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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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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的第一本書

《啊,上海男人!》結集成書了,才發現,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
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在《文匯報》發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
載」。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
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佔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
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台灣;
1995 年以後,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台灣,四十給中國大
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範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
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遊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
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風格。
1995 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
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 世紀,生命
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
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裡有三場論戰,分別發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
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
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
的上海話!這裡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台灣以及法國、
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並不曾解決任何
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於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
這裡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了在不同文化氛圍裡的人們對
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麼程度。大陸人和台灣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彙:解放、
女權、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而
有著巨大的差異。這場關於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
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徵。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之後,一位當
地作家說,一夜之間「龍應台變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文字能使一個人成
為「人民公敵」,還真是對文字的高度讚頌。新加坡人和中國大陸人、台灣
人、香港人以及留美華人都加入了這場論戰,每一個人都因為見證過不同的
歷史而對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處在相對閉鎖
的社會裡,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識,我們如何形成判斷?一個人若對自己
毫不懷疑;他又如何能傾聽別人、與別人對話?可是認知不同豈止限於文化
與文化之間?畫家何懷碩與我同屬一個社會,而且是朋友,卻也可以爆發一
場小小的辯論。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制和一個民主體制裡,佔有非常不同的
地位,發揮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英雄;在後者,他
覺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間悖論在於,英雄時代的他本來就致力於社會由專
制轉向民主,轉向成功之後,他卻悵悵然找不到自己!我們之間的爭執多多
少少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經驗的價值變遷。

沒有一場爭論是我事先設計、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場爭論對我個人
都有一個震撼:如果沒有理性和知識作為基礎,任何討論都只是口沫橫飛的
幼稚爭吵而已。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知識程


度來衡量吧。有一個念頭總使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沒有
能力看見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涼的,除非你在裡頭恰好碰上幾
個可愛的人。《文匯報》的《筆會》為我打開一片繁花似錦的世界——在一
個寫作者的眼裡,醜陋也是美麗的——我為這樣的機緣覺得謙卑而感謝。

第1 節 初識——給上海讀者

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湖南來
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著《野火集》。
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第二次,是
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裡。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
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台灣讀者,我當然熟
悉得很。一次新書發佈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
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
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髮蒼蒼的
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
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
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
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
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
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讀者常
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
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
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
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
市既厭惡又深愛不捨,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
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
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
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裡喝酒;在書店裡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
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
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 月1 日
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
印象裡,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
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


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
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我說:「我知道。」他彎身
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
花給擠壞了..」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像記者正拍著別處,
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年輕人
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我仍舊捧著鮮花,
看著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
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
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
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
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
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
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
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我很懷疑他的
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
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
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
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裡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
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麼又看見了什麼?他們害怕著
什麼又追求著什麼?他們有什麼樣的幻滅又有什麼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
起成長,我無從想像他們生活裡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
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
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
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麼看見了什
麼,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
回時有一樣的歎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歷史的長廊裡,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
潦繞。

(原載1996 年6 月19 日《文匯報·筆會》)讀者來信(一)龍應台女
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
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
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
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
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
的關係,現在看什麼都容易忘。只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
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麼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


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裡很窮,想看書時
只是去新華書店櫃檯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麼小,連住人都
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
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
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
一趟上海市裡。儘管還有些這方面的靈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只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
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裡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永遠前進寶冶讀者1996.6 讀者來信(二)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 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
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
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
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
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
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
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
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陸的男讀者憋悶得慌。掃視大陸文壇,數十年來,少有能挺著脊樑、
亮著喉嚨、坦然說話的,總是不得已說些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不知所云的
話。我們很少讀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悶得慌!除了數
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陸女作家中大氣的作品似也少見。一個女子走
出學校,走出家庭,面向社會大聲說話,慷慨陳詞,怎麼能過多推崇「小女
人的文章」呢?

第2 節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從俄羅斯到南非,
從以色列到菲律賓,全走遍了;以為這世界上能讓我真正驚訝的事情大概已
經沒有了,直到我認識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開始閱讀大陸文學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難、十
年浩劫什麼的,而是:咦,怎麼小說裡下廚燒飯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
我的書架,隨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倆要請客了,「13 日一早,周敏
起了床就在廚房忙活。」這周敏可是個男人。

「因為臨時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處旅館租借了三個碗、十個盤子、


五個小碟、一副蒸籠、一口砂鍋。」周敏緊接著開始剖魚,他的女人就試穿
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妝打扮。這樣的情節在台灣的小說裡可難找到,
台灣作者要編都編不出來。

社會主義教出來的男人還真解放,我記得自己暗暗驚歎。

在海外見到的大陸女人,說得誇張些,個個抬頭挺胸、驍勇善辯,沒
有人認為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業。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諺語,「每個
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溫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陸女人身上;她們昂首闊步
地走在前頭,不在男人的陰影中。相形之下,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
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儀態舉止上仍講究「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業一不小心太順利時,還覺得對男人不起,太「僭
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還沒有投票權。德國的女人,婚前也許雄心勃勃,
一旦有了孩子就發現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只上半天課,下午她就得留守家
中做保姆、清潔婦、廚師、司機兼園丁,而這些工作又全是無給職,她變成
一個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費的配偶。德國女人是歐洲有名的賢妻良母,為丈夫
子女犧牲自己的事業不僅不被當作美德,簡直就是女人應盡的義務。走過德
國的小村鎮,你可以看見一戶一戶的女人在曬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
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家來誇獎。

所以我對大陸男女關係的平等是有心理準備的,只是沒有想到上海男
人在大陸男人中還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只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麼,大概
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走進安徒生的家鄉,你會聽見人們竊竊私
語小美人魚如何受父權壓抑,不讓她追求愛情。走進格林兄弟的小鎮,你會
聽見人們如何議論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後母。走進李昂的「殺夫」小村,你會
聽見人們耳語婦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強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話或寫
實,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兒童和婦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兒童被虐史,《列女
傳》是一部婦女自虐記。但是在20 世紀末的中國上海,你說奇怪不奇怪,
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趕了出去,在黃浦江邊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單位發
的,所以女人指著門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頭有了情人,妻子便讓他
每天趴在地上拖地,來來回回地拖,直到他一隻手脫了臼;沒關係,裝回去,
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發現他的寫字桌、書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門外,
像丟垃圾一樣。某人想離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著手腕威脅自殺,男人遂不
敢再提離婚,但女人從此每晚強迫男人向她求愛..「男人——」我小心翼
翼、結結巴巴地問,「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強迫嗎?」我並沒有那麼無知,
可是我們是在談上海男人,情況也許特殊些。

「怎麼不可以?」親戚輕蔑地白我一眼,繼續說,「小張每天都像死人一
樣去上班,再也沒力氣要離婚。他老婆還揍他呢!」哦!那麼上海男人和瑞
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國外的報上曾經讀到一份聯合國發出的文件,說是瑞典
男人被妻子毆打的情況普遍,呼籲瑞典人成立保護男人組織,拯救被虐男人。

在歐洲,瑞典的男女平權被認為是最進步的,可是為什麼當女權得到
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
一種權力的鬥爭?我來不及深究,因為眼前這個上海男人正興高采烈地告訴
我他怎麼怕老婆。


我愛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說起來眉開眼笑。旁
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講講講,講你怎麼上廁所。他就說,老婆愛乾淨,不准
他用身體去碰馬桶,所以他總是雙腳蹬到馬桶邊緣去辦事的。有一次,一個
打掃廁所的老太婆,從外頭往下看,哎呀,他腳不見了,就一面叫罵,一面
用拖把打門;他不為所動,老婆的命令,不下來就是不下來。

和一個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螞蟻湯之後,他開始吐露一點婚
姻上的苦惱。「你別看我在外面好像還是個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額頭的汗,
「在家裡呀,我什麼都不是。」第二天我們要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我老婆叫
我提早趕回家去買菜做飯,她有個親戚要來看她。」他搖搖頭,憤憤地說:「我
才不趕回去呢!是她的親戚,你瞧瞧。」第二天,會還沒完他人已不見。別
人不知他到哪兒去了,哈,我知道。

接著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飯。我當然要她別麻煩,出去吃好了。
不麻煩,不麻煩,她說。到她家時,飯菜已熱騰騰擺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
來吃,廚房卻仍乒乓作響,是誰在做菜呢?端著熱湯走出來一個年輕男人,
表姨介紹,是她將來可能的女婿,一個工程師,剛巧從外地來訪,所以要他
下廚。果真不麻煩。

吃過飯之後,是這個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廚房。

清洗之後,他陪我們兩個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時候,他跟在我
們後頭,手裡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個下午。

「你說嘛,這種情況,」回到台北,我問一個在大學裡教書的朋友,「在
台灣可不可能?」她並不回答,卻若有所思地邊想邊說:「我想起來了。我
在上海借住在一對不怎麼熟的夫妻家裡。有一天出門回去的時候,發現男主
人把我換下來的內褲都給洗了,晾在陽台上。

我大驚失色。」「現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來,「上海男人嘛!」我也
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
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
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
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
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髮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才是真正海闊
天空的男人!我們20 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
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歲的上海讀者翻起白眼,一臉不屑,「長
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
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我憐憫地看著她光滑美麗
的臉龐,很想告訴她:年輕的女郎,為這大男人氣概,你可得付出昂貴的代
價,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發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寶貴的男人就在你的身邊呢。

我沒說,只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
嗎?不見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碰來碰
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裡,
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裡。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
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只是淺淺的一層表面,
舉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歲的女郎對大男人的嚮往,並不是輕易可以嗤之以鼻的。
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所寫的《鐵約翰》成為暢銷書,可能是因為他提出了


一個令許多男人女人困擾的問題:解放的男人、溫柔的男人、不以幫女人洗
內褲為恥的男人,當他們發現女人竟然開始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的時候,何去
何從?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褲,跨著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與他
並肩開闢天下,當她們發現男人竟然開始嫌她們不夠女人味的時候,又何去
何從?在上海,被男人養著玩兒的「金絲雀」和小女人又開始出現了,好像
歷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兩性之間究竟是否脫離得了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模
式?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究竟是什麼呢?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
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心裡有點兒憂鬱?(原載1997
年1 月7 日《文匯報·筆會》)後記:此文在上海《文匯報》刊出後,引起
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
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也說「上海男人」——陸壽鈞龍應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讓我驚
訝的是:作為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怎能以地域劃分來籠統地評說人!

我向來不贊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個特徵
來進行褒貶評說。

我們應該面對事實:每一個地域的人,每一個地域的男人與女人,在
性格、處世特徵上並非都是劃一的,也不可能是劃一的。上海男人與外地男
人一樣,有婆婆媽媽的,有窩窩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業性極強的,
很難用一個劃一的說法去概括他們的特徵。我想,台灣人,台灣的男人和女
人也是如此。龍應台說:「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
恭儉讓,樣樣具備。」對此,我只能報之以一笑。且不說台灣報刊上天天都
有與此相反的報道,就拿一開頭就聲明「我是一個台灣女人」的龍應台來說,
倘若果真「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的話,就不會到上海的報紙來「橫掃」
上海男人了!

龍應台以在上海的所見所聞,舉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
是本地人戲稱的「氣管炎」(妻管嚴)的毛病,我也只能報之一笑。誠然,
這些事例雖不免在傳說與行文時有所誇大,應該說還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
存在的,但絕不能就把它劃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產」了。就在這些事
例中,龍應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
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只是他們在夫妻
關係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與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
些人一樣,有他們的複雜性。

龍應台「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當
然是個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舉了上海男人做家務、不與老婆爭高
低等等「特色」後,仍然覺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其實,在男女平
等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與女人早已不把這些當作一回
事了,為什麼家務事必須都是女人做呢?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什麼要落到去
與自己的老婆爭高低呢?上海輿論衡量一個男人有沒有男子氣,主要還是看
他在社會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並不在於在家中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
老婆逞強。看來,龍應台的「解放」與我們的解放還是有區別的,或者說,
我們的解放已越過了她所理解的「解放」。當然,在上海的男人與女人的關
系中,不免還存有某些陰暗之處,但絕對不是如龍應台看作的「好像歷史又
往來時路倒著走」。絕大多數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對男女平等、
互敬互愛的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龍應台似乎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一段話:「上海的男
女真平等嗎?不見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
—碰來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
公領域裡,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裡。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
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只是淺淺的
一層表面,舉世皆然。」我們暫且不去廣泛地列舉,也暫且不去理會「所謂」
兩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來說吧,用一句上海話來說:女作者、女記者、女
導演、女學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還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並不能就此
斷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並不是個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麼多年,才對上海人,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我想,龍應台如能多來幾次上海,
她的看法會真正深入下去的。

歡迎您,龍應台,多來幾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吳正通常,我的創作習慣是只執著於自我感受而很
少遭到外界什麼因素干擾或者引誘的;然而,這次的例外是在我讀了龍應台
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繪聲繪色之
中的某一個,但有一點應無疑義,那便是:我就是個地道的上海人——上海
男人。我笑瞇瞇地對自己說,也來一篇吧,作為對龍女士嬌聲一呼的某種回
應,充當回音壁。當回音壁有時是很有樂趣的。

雖然,拎帶魚騎單車回家的形象並不適合於我,但畢竟,我們都是流
動著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傳統加上三十來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
的教育會造成一種什麼樣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順從,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
紀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紀中適應社會轉型、世紀末重新投身開放熱潮的種種
不尋常經歷終將把它鑄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性別種族。經濟地位、江南性格以
及文明熏陶,這是構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鮮明的性格光譜,所謂小男人只是一
種膚淺不過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
節來滿足他們的所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
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處?我們很可能缺乏偉岸的體魄、疊疊的肌
塊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髮的胸脯來證明其存在價值」時的那種聲嘶
力竭,但我們卻有強大而安靜的內心境界。上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
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只有傻瓜
才會將性別視作為什麼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東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
便是女的兩種性別?這便是我們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

然而,我相信龍女士也是理解這一切的。她是個幹練和充滿了男性化
果斷和機敏作風的女人。我與她有過若干次興致高漲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
聚會的飯局上,她談興熱烈真摯而開放,與她筆下的那位有著光滑美麗臉龐
的、芳齡二十五的、說是希望將來能嫁個北方大男子漢的汪汪女子大相逕庭。
當然,嚮往外形上的陽剛與偉岸,這是每一個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龍女
士所言,為著這種單一的追求,日後的你會不會因而付出昂貴的人生代價?
外國究竟如何咱不敢說,單在中國,男人盤腿炕頭飲酒喝茶鬥雞玩蟋蟀閒扯
瞎聊打老K,而讓老婆下田餵豬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換好小孩的
尿布再炒幾碟小菜端上桌來侍候他們,一旦幹不好,還可以揪著女人的頭髮
來個興師問罪的北荒南鄉之地至今還有不少。這種令上海男人們瞠目之後外
加搖頭的原始以及不開化絕不是單以「民俗」兩字的解釋便可以一筆加以抹


煞的,這正是該類區域在能見的將來還不能那麼快地摘去貧困之帽的標幟之
一。然而,上海不是這樣,在這座文明與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中,男女性別都
等值在同一水平線上,各盡其職。龍女士已細緻觀察到了所謂文化菁英仍以
男性居多的事實。其實,「武化」還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種性別為
主,這是在兩性單獨相處相悅相濡之時發揮出來各自的性別特長。在一個文
明合理先進的社會中,凡強者,不論男女,都有競爭至社會最前列的權利,
美國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於是便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
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在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
而別緻的人性軟性?——我想,這是龍女士的一句並沒有說出了口的肯定。

其實,最深刻瞭解上海男人的還是上海的女人。她們是她們男人們的
一種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灣避風港。她們在生活細碎上所表現出的「昂首
闊步」只是她們間接順從的一種變奏,她們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與事業
拍檔。在上海,懼內不會被人真正地笑話(上海人的一句口頭禪是:「怕老
婆發財格呀!——」),而相反,欺妻與虐妻倒被公認為一種恥辱,一種外燙
內寒的懦夫行為。上海夫妻的恩愛秘訣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動以及精神體貼
——諸如那段替老婆洗內褲的細節,不論龍女士添此一筆的色香味的內定搭
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現了上海男人對於愛情以及兩性相處藝術上的某
個特殊視角與思維,因為愛,有時是需要帶點兒「肉麻」的。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
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
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
親啦。於是,對於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
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那
天,已經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隻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來的電
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
的也是你們那同一種人..」「什麼?——同什麼一種人?」「我說的是,她
也嫁了個上海男人!」其口吻之興奮猶若撿到了一件意外的寶藏一般。電話
掛斷之後,妻子如實地告訴了我她們通話的內容,她的神情平靜且充滿了理
解。「我們送她一份厚禮吧。」我點點頭,並不太有要將話頭說出口的意圖,
因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著:所以,不是我說,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也
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沈善增有朋友來電,說龍旋風刮上門來,
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鬚眉一筆橫掃。於是我去找那篇文章來看。
原以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卻讀到了一篇很纏綿徘側的祭文。龍女士
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
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因為從理論上說,「20 世紀追求解放
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
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覺得這樣的
男人「不夠男子氣」。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於是她「只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
開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
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後面提出了一連串的困惑,很有點像祭文裡此岸的人向彼岸的
靈魂發出無望的呼喚。

譬如她有意無意地將男人下廚(大陸叫「圍裙丈夫」)與懼內(她叫做


「男子被虐」)混為一談。

男子下廚,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
工同酬)及生活習慣(以飲食為生活主要節目,以烹任為生活主要藝術)造
成的有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形式,與女子是否佔有家庭及至社會的話語權,
或從男子方面說是否「懼內」是兩回事。下廚的男人不一定懼內,懼內的男
人不一定下廚。下廚是主動盡責,懼內是被動受壓這一點,龍女士一上來是
分得清楚的。她認定上海男人「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就因為她覺得上
海男人不僅下廚而且懼內。但說著說著,她又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了。這也
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太需要證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懼內,是個歷史悠久的話題,比男人下廚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
世紀的「女權主義」運動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東獅吼」一語典出北宋,
不說世界,至少中國士大夫懼內是有優秀傳統的。如果說「20 世紀追求解
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製的女性話語權等種種理論,不如乾脆嫁到中
國來,即使在中國女人纏小腳的時代,還不乏懼內的大老爺們。所以龍女士
驚訝地發現夢寐以求的男人原來在上海,這實在是她的一廂情願的錯愛。難
怪聰明的她後來又要追問:「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真正懼內的男子,一
般都未能修煉到超然物外、不以其為恥的水平;而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
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面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因為他覺
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賞懼內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難說沒有
些「肉麻當有趣」的成分。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
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龍女士遊歷過世界,見多識廣,按理不應該被這些從
古到今男人慣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說她是情願受騙。

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
懼內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國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不是沒有,
但自成一格被尊為「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則是龍女士有意無意的虛構。
虛構這樣的「上海男人」,是為了向她自己證明些什麼;但因為內心的矛盾,
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麼,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於斯,長於斯;入芝蘭之室,久
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借龍女士的眼光旁觀一下,我覺
得上海男人在適時求變,不受傳統的乃至陳腐的觀念束縛方面,自有其優越
之處。上海男人不會脫離現實環境,去追求幾千年一貫制的「大丈夫」價值,
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會因為20 世紀末的新新
女性又轉而欣賞「大男人氣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
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髮」的男人看齊。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不為
傳統觀念而硬撐,不為討好女人而強扭。認準黑格爾老頭說的至理名言:「凡
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現存的都是會改變的。」以一顆平常心處世居家過日
子,所以多數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點也沒察覺到自己已變成世界稀有
品種,奇貨可居。龍女士在文章最後對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騎著單車、拎
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男女平等、互敬
互愛的前景——筆者注),心裡有點兒憂鬱?」一般來說,那期許是要落空
的。在大多數上海男人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成其為問題,他們則實在太忙,
沒工夫去操這份閒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們真是捧不起的劉阿斗啊!

說「橫掃」——關於「上海男人」的是非——馮世則在《筆會》上先


後拜讀龍、沈兩位關於「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計來插上幾句話。

恕我直白:兩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個忌諱——以偏概全。沈先生筆
下尤其多一點兒情緒。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我猜想龍女士手中並無統計資
料,那又何以認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數乃至過半數?——都下廚房
呢?而且,人人吃飯,男人也吃。既要吃,為什麼就不作興下廚房或也下廚
房呢?沈先生解釋男人下廚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
我以為這「酬」字別有一點說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養家活口,
於是只得「同工」(婦女解放的大問題此處不論);而這「工」也別有一點說
道:我們幾十年來的傳統不是家務勞動社會化而是社會勞動家務化。近些年
來雖很有改善,從而也給改革記分,做飯自然複雜而費時間,所以既需同工
於社會,又需同工於廚下也。否則,一頓晚飯吃到什麼時候去?此為龍文之
偏。

沈文也偏:「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
樣較為普遍。」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大半是鄉村;那兒的男人下廚房的
「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嗎?我也是沒有統計數字的,但猜想
情況恰好相反:肯去廚下「同工」者恐非多數。

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見。

這裡且岔出一筆,請求討厭「老婆」一詞的女士先生們理解:我無法
說「打愛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於「心疼」,「打」和「愛人」弄
到一起,豈不荒誕?而且「愛人」一詞無性別,竟不知誰打了誰也。

沈文以下繼續「總而言之」說:「上海男人不會..。上海男人也不
會..。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無確數
又無約數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體了?那可能嗎?所以我以為沈先生有點動
情緒了。

我以為說話作文,切忌「一筆橫掃」,以免誤導。去年某報刊文,說西
部某市婦女特愛濃妝艷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結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
反感,連編輯先生似也陪著做解釋。這可為一例。眼前的爭論也可為一例吧?
再一例:稚年讀過一本書,叫《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於今思之,不覺
憫然:叫我怎麼看呢?沈文剪貼在手邊,所引有據;龍文卻沒有。《筆會》
辦《龍應台專欄》,我以為是個好主意,不但讀,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張報
紙多次剪得支離破碎,這個專欄是原因之一。這次卻未剪貼,因為——讀者
真誠反饋,龍女士不以為忤吧?——該文雖也寫得漂亮,卻有些我不贊同的
東西,但因此也就無法詳引了,就此一併說明。

亂談「上海男人」——張亞哲上海男人的淺笑的確是尷尬,上海男人
的憤怒如陸壽鈞對龍應台也始終挽不回如三絲春卷皮似的顏面,即將欲說還
休的矜持墮落為怒髮衝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無力。怪只怪「上海
男人」這有些驚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間話語如陸壽鈞的紳士措辭,清淡得無法察覺微瀾死水。龍應台女
士能惠顧上海男人這溫柔雅趣確能證明男人之於上海,上海之於男人,總有
那麼些汗漬於奶漬,奶漬於血漬,是不可脫離了干係而春夢了無痕的。

想起這個陰盛陽衰得很有些無所謂的城市,想起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
王安憶筆下的陳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蒼涼人世的淚可垂,情婦無
恨的氣可歎。倒突然覺悟湧動在上海螻蟻般巢穴的清潔臉面,發油可鑒的男
人,步態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嚮往的帶力士香皂味


道的男人,無可選擇地追尋著執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際花盛開之際
無聲無息地萎頓,這令人可憐的嬌滴滴精緻的男人是將被水性的上海蝕了腰
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異口同聲(連龍應台女士也聽到了)的氣管炎的咳
嗽聲中強做歡顏。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廢氣喝入城市廢水最多
的上海男人痛苦並快樂著。無言,無聲,無笑。不論佳麗坐擁一夜開五十瓶
XO 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縮於風中、流汗於陽光中,穿越過城市擁擠道
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積攢自尊,每時消弭孤獨每刻想逃避責任。城市目擊的
文章寫得太濫了,花團錦簇的上海女人們冷眼望江淮,這《後庭花》的歌糜
廢得令人垂淚。燈紅酒綠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為霓虹燈下的哨兵,為世界上
唯一一塊毋需女權主義刺耳噪聒的淨土默默耕耘。

聽廣闊中國大地許多女人談論上海男人艷羨是明擺著的,這或許也是
某種龍頭作用。這座20 世紀中國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溫曾經脂粉猩紅
的浪漫歲月,不但創造著對三姨太四姨太下跪,為五姨太六姨太剪腳趾甲的
商界巨賈,還有那些做「阿詐裡」做長工做癟三隻為博紅顏一笑的男人。上
海這個城市的積塵太厚了。每一種埋沒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
失卻了鐵血原則就無尊嚴可言。迷霧穿透的上海無疑是等待著某種復興的。

龍應台女士對於上海男人的讚許是相比較其耳聞目睹的賢妻良母的其
余世界。不是每個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經歷,深夜被趕出家門的男人或許
正無憂無慮地走向情人的單身公寓,而家裡河東獅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歎
命苦或其他卻死惦著灰溜溜走出家門的男人。諸如後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
或會不會去找別的女人。整個世界為這一場景會感動得啞口無言,然而生活
的代價卻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許因為那嘴中同時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
革命。我只談論的上海男人,看著罵遍千山萬水的龍女士的話,在每一個被
賦予面子的快樂瞬間盡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飛煙滅了。那是
誰也不能想像的事。

龍應台與周國平——李泓冰龍應台在上海的報紙上對上海男人評頭品
足了一番,讓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眾目睽睽下,無端地成了一盤
烤得透紅的龍蝦。各地副刊編輯們則興奮於找到了熱點,將龍應台端出的這
盤龍蝦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為「龍旋風」的龍應台呢,
早已坐在瑞士美麗的家中,欣賞並記錄著她的兒子安安的如珠妙語,我們這
裡關於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渾不關那個家中的痛癢。

我讀著龍應台的自選集《女人與小人》(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是用女
權主義的肝膽、憐愛與自得交織的慈母心腸熬成的一鍋滾湯。嫁了德國丈夫
的龍應台,時時有意無意地褒揚西方男性而對東方的偉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對住在大洋彼岸享受著西方、又對東方恨鐵不成鋼的同胞存著
幾分腹誹。真有責任感,何不回國盡忠盡孝?隔著天窗,說著亮話,總讓吃
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難以下嚥。

龍應台這顆遙遠的酸葡萄,嚼在我嘴裡原是過癮得很的。那會兒和同
學們都是壯懷激烈、以天下為己任的年紀,初入社會,事事都有逆鱗之痛,
凡重擊中國人積弊的文字,如龍應台的《中國人,你為何不生氣?》之類,
均覺如飲狂泉。重讀龍應台,對那種俯拾即是的偏激、張狂、武斷、自以為
是,卻覺得觸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輕時真是幼稚,竟看不出來!


扔下龍應台,拾起周國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離》(東方出版社)。
如果說龍應台是「旋風」的話,周國平是潤物無聲的「細雨」,或者說像二
三老友端坐於書齋,把著淡酒浮出的細語。平和、寬容、有味,不疾不徐,
從容古今,從容情感,間或也有些淺淺的憂鬱。讀了不會讓你有激賞的衝動,
只是些微的歎服。周國平生於上海、學於上海,在廣西度過十年的深山歲月,
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長於斯的學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真
傳,個中感受真是我們這些一同走過時代風雨的人才冷暖自知。從容與寬厚
掩住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對自己人則不必說,全能心領神會;所以周國
平索性這樣標題:《為自己寫,給朋友讀》、《生命本來沒有名字》..讀周
國平,像讀中國古代哲人的書一樣,讓人沉靜,讓人出世。讀龍應台,讓人
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

本來書架上這兩位的書早就擱在一起,也不曾起過衝突,有過比較。
最近恰巧前後腳地閒讀龍、周,就對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對龍前恭後倨,而
對周卻網開一面?我警覺到,真是上了年紀了,開始將擊劍長嘯、白眼看人
視為膚淺了。

驚後反省,得了一個結論:今天的東方,其實更需要的是龍應台,而
不是周國平。對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會下決心去根治,我們還沒有到享受
從容的時刻。周圍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結;可是,東方獨多
周國平,龍應台卻遠嫁西方,所謂「橘逾淮為枳」。

雖然仍是私心不以龍應台為然,還是決定,從此多讀些「旋風」文字,
少讀些周國平。

梁啟超早就呼喚「少年中國」,幾代人又過去了,總得更多一些中國人
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啊,上海男人!——王戰華——1——上海有一份大報在去年曾發表了
一位頗有些名氣的「台灣女人」龍應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龍作家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當中炸開了,有實力的「大手筆」便接踵
而至地發表高見。

我先後讀過《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說「上海男人」》和《理解
上海男人》。

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說是龍旋風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
上的鬚眉一筆橫掃。卻原來「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
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
想」。

虛構「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雖有意無意,但卻「因為內心
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麼,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一個並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卻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認為,自己向
來不贊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個特徵來進行褒
貶評說。他正因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對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
來的。因此,雖然龍作家去了那麼多地方,屬「非常解放的女人」,卻看不
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著「怕老婆」,實際是夫妻關係
的一種善意「謀略」。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何非要去與自己老婆爭高低呢?
上海衡量男子氣的主要依據並非在於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為
此,他設想,龍作家倘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於偏頗。

一位與龍作家有過「若干次興致高漲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則闡明,上


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
性格內質不無關係。該文直截了當地指出,上海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
「迷人」的城市,難道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緻
的人性軟性?他想,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當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

——2——老實說,對見多識廣的龍作家的這番文字,我並沒有產生「驚
訝」,抑或她大作中確有「虛構」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時更集中、
更典型了吧!因此,對此,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倒是「謀略」之說更為精彩些。不與老婆「爭高低」的男子漢,難道
不更具有大丈夫氣概嗎?也許確切地說,在上海這「迷人」的都市中還應包
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緻的「人性軟性」之說,更能包涵出一種具有文
化韻味的特色。

然而,我們似乎覺得如上這些文字,確實是將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們
的視角點上,由於受視角所限,而沒有在與上海男人同構成一幅風景的女人
方面進行挖掘。不錯,龍作家的一段文字相當精彩:「在公領域裡,社會的
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裡。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
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在為這段文字喝彩的同時,我認為龍作家似乎還
未能深入一下來瞭解上海女人。其實,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
人給熏陶出來的。

記得有統計說,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
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
存、斡旋的本領。

前不久,上海曾有統計說上海婦女有60%佔據家中的主導地位,上海
女性的平均工資在全國僅低於廣東肇慶。在被調查的婦女中有66.6%的人
認為「男女平等」,19.4%的人則認為「女性更優越」。這種比例比全國平均
數分別高出7.6 與2.14 個百分點。上海婦女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滿意,
其滿意的程度從國際上比較也僅次於瑞典,高於法、英、美等國。同期的一
則調查表明:上海女子對男子的心理需求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既能主內,
又能主外,事業家庭兩不誤」。這種近於挑剔的衡量標準,反映在當今男子
在事業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佔的地位時,上海女子便說男子缺乏陽剛之
氣了。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態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嗎?有什麼樣的
女子,便會有什麼樣的男人,這是個至理名言。時在40 年代,謝冰瑩就在
文章中寫道:「有人說上海像洋場少婦,杭州是大家閨秀,蘇州是小家碧玉,
重慶是半老徐娘。」事實上,上海女子的一個重要特色,不同於廣東的「靚」,
也有別於老北京話中的「俊」、「俏」,這就是「嗲」。一個「嗲」字,風情萬
種,能將上海女子本質中的柔軟一面盡數展現。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與風情萬種「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個「作」
字。許多異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釋,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則
是肯定能領教的。(大約「作」字可解釋為「胡攪蠻纏」吧?)隨著婦女地
位的提高,「嗲」字逐漸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風情只怕是今日回憶,
或只能在天真爛漫的小女孩那兒還留有痕跡吧?可能正因為龍作家對這些深
層的風俗意義上的問題認識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圖解。這本
也怨不得人家,畢竟來說,「台灣女人」不同於「大陸女人」,更不同於「上
海女人」。不過,其文還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厲害的一面。對此曾作過研究的
一位先生說,上海男子在文明的進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識的養料,學


會了忍耐和顧全大局;而女子則停留在原地。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本人則
認為,龍作家的「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
者?」提示,雖以瑞典呼籲成立保護男人組織為例,倒確應引起上海女人思
索。

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

為上海男人說句話——楊長榮報章雜誌及天南地北的雜談閒聊,時有
對上海人、特別是對上海男人的評論,往往帶貶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
般不太把這當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辯解、駁斥。一部電視劇,被認為是寫了
一群敢做不敢當、親生孩子都不敢認的上海男人,引來一片非議譴責聲,也
不見有什麼上海人跳將出來理論一番。這回龍應台對上海男人霧裡看花地評
了幾句,卻是引起了一點反響,甚至有一兩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擊
了。或許因為龍應台來自台灣?或許因為她是女性?對異性的評價看得更重
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個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東,在內蒙古、北京轉
戰多年,近幾年才拿著浙江的俸祿來上海工作。據我的觀察,倘若一定要以
地域為背景來評判,比較優秀的男人,還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過女人看男人。說上海男人優秀,首先就
是因為上海女人是中國女人風景畫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認真
地坐了半天,給各地女人打分。有說大連、青島女人漂亮的,有說新疆、雲
南少數民族女人別有風情的,我則說,看看三四十、五六十歲的女人仍有女
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細細擺比一番,給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國
有中國的國情,女人是「半邊天」,摩拳擦掌、拳打腳踢在社會的大舞台上,
社會角色不斷強化,性別意識不斷弱化,細細體味,有多少女人已經少有女
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樣撐起了「半邊天」,但仍保留著不少的嬌、妖媚和
嗲樣,瞧著還像女人樣,這實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勞!

對上海男人的貶,往往集中在「懼內」呀、做家務呀,等等,以證明
其全無男子氣。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變得不像女人的地
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男子漢。上海男人幾十年來裡裡外外極
細心又極耐心地呵護關愛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們、幫她們拎菜籃、提掃
把、下廚房,才使同樣在社會戰場上摸爬滾打的老婆還像個女人樣,這才是
有底氣、有力度的男子漢的表現。相反,袖手看著自己在外謀一份生計的女
人蓬頭垢面回家後,接著再做一份老媽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漢!
不會憐香惜玉,還算什麼男人!

所以我說上海的男人們,你們實在不必聽到一個叫龍應台的台灣女人
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沉不住氣了,還是一如你們既往的態度:一笑了之或
一哼了之,然後,繼續當你們的男子漢。

對了,我家有女快長成,我還真希望她能帶個上海女婿回家呢。

龍應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胡妍熱衷社會文化批評並對婦運
抱同樣熱忱的龍應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轟動。龍女
士以台灣女人的身份和在歐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閱歷,在一篇題為《啊,上海
男人!》的錦繡文章裡,不無驚喜地發現: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自成一格,
「是一個世界的稀有品種」。龍女士盛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
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
賤..」,「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 又坦蕩的男人嗎?」龍女


士之作如是觀,是由於長年來,她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生活,看到
她們每一步的邁出都連帶了痛苦的掙扎。她以為,在這個當口,「上海的男
女關係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卻並不那麼「海
闊天空」、「溫柔坦蕩」,面對龍女士的讚譽,上海男人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
龍捲風刮上門來了!

上海男人並不「受寵若驚」,也不「知遇圖報」,反倒有些「恩將仇報」
的意思。他們寧願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們說: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
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普遍,而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如男人下廚,「與
女子是否佔有家庭乃至社會的話語權」,「是兩回事」。他們很不屑「稀有品
種」——哪怕是「世界級」的——或「男女平權先鋒」等等的桂冠和讚譽。
本來,龍女士在感歎上海男人的「溫柔坦蕩」和「稀有」的同時,對上海男
人的「遭遇」是懷了由衷的關懷顧惜的,或者按龍女士更明確深刻的表達,
她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
者?龍女士之如是想,是因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務,「溫柔、坦蕩」
進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話來說就是嚴重的「妻管嚴」。龍女士的
本意是要說:「妻管嚴」雖無關主義或原則,但如果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
明,恐怕是曲解了婦女解放。龍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過了頭!

龍女士的想法當然不無正確處,但她的擔憂卻幾乎是多餘的。關於「妻
管嚴」,最有發言權的應當還是上海男人,不如來聽聽他們的說法:「在人前
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面來顯示自己的紳
士風度,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
餌。」(以上及以下有關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
人」》。)龍女士當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關係其實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
謂的菁英圈裡,碰來碰去都是男人,社會資源和權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裡,
凡此等等);但她從上海男子的「溫柔坦蕩」和大陸、上海女人的「抬頭挺
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變化,甚至看出了「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
隱患——想不到這次卻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懼內」是花招,是技巧,
是風度。又如龍女士說:「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
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務,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溫柔坦
蕩」的緣故,或上海的風俗就是比別處平等、開放而使然。當然,一方水土
養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這地方講現實,上海的男人也比較
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
等是應當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一
如他們「務實」地心知肚明的,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
的: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
就不太好說了!

龍女士曾說,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只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
些什麼,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現在,龍女士知道上海這個
城市的特質了嗎?或者說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嗎?「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
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失敗。」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務,可
以比別地的男子「溫柔坦蕩」..,然而,他不可以被你這樣說——換句話
說,這一切,你不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尤其是說他「受虐」,還是
被女子——別的「虐」猶可受,女子的「虐」則萬萬不能受!因他終究是男


人,是中國的男人。儘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
彎豆芽」。在這一種「男人的氣概」上,上海的男人從來是一點不比別地的
男人差的。

這裡,龍女士的另一個解說或許也是應當記取的:說上海的男人女人
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說中國人勤奮,意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
樣,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龍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這座城市裡,「流
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們,或龍女士稍稍地移
動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聽到的或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男性雄
風」的「流言」呢!

我抗議編輯先生:這是一封海外讀者的抗議信。

從最近一期1997 年5 月16 日全球中文電腦期刊《華夏文摘》上讀到
你報發表的台灣龍應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種被人侮辱的感覺。

《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竟公然在
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的文章,不僅有失
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時也深深地傷害
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報深表失
望!並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
匯報》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

新聞和寫作一樣具有高度自由性,但報社辦報也是一種商業行為。你
報不顧讀者感情,發表這種不友好的有辱滬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會遭到更
多讀者的不滿和唾棄!有鑒於此,本人及周圍許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滬
家屬停止訂閱下一季(年)度的《文匯報》,也許對你們官辦的已擁有千萬
訂戶的報紙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則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你報最大不滿!並
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本人不會再看《文匯報》,同時相信許多讀者會
跟我一樣如此做,因為任何讀者不會去買去看一份曾經傷害過他們感情的報
紙..順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國內的絕大多數上海男人一樣,很
努力也很優秀。他們非常關注、熱愛家鄉上海。為什麼你報不多報道這些素
材呢?最後建議你報向讀者作一次公開的道歉,為了你們的嚴重過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 康議(寄自加拿大蒙特利爾市)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我在法國看到龍應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時,已是1997
年的5 月。據說此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必定是有過一番熱鬧的爭論吧?結果
如何我不知道,但作為一個地道的大陸女人,並且有過國外生活經歷的我,
對於龍女士對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評,我不敢苟同。

作為「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龍女士真的是「旁
觀者清」啊!

她不知道台灣女人可以「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德國女人可以舒
舒服服地做「賢妻良母」,可是大陸的女人做不起。大陸女人的事業犧牲得
起,那份工作和工資卻是犧牲不起的。對於千百萬普通的大陸家庭而言,光
靠男人的收入是難以支撐得起一個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況沒有
工作的女人,沒有勞保,沒有醫療,沒有組織可以依靠,你那個男人,靠得
住嗎?龍女士從來沒住過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沒有廚
房,沒有廁所,沒有浴室。所謂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就
這間集體宿舍還是女人厚了臉皮賴來的。沒有洗衣機,根本就不可能裝得下。
電壓不夠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為孩子洗尿布,洗乾淨的尿布夏天掛在房


間裡往下滴水,地板上鋪著一塊塊乾毛巾,天花板上,因為不斷上升的水氣
而長了斑斑點點的綠霉。

女人每天去買菜,在菜市場和人討價還價,她不精明點就會吃虧上當。
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黃臉婆模樣,怎麼看也不溫柔。早晚上下班的時
候就更不能溫柔了,否則甭想擠得上高峰時的公共汽車。

龍女士誇讚德國女人的溫柔,為了丈夫的事業可以拋棄工作,留守家
中,甘做主婦。現在德國失業嚴重,最先丟工作的總是女人。好在丟掉工作
並不等於丟掉飯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讓一家人過上舒適的日子了;
而這沒有工作的女人因為發達的社會福利和保險制度,無論出現什麼情況,
生病得癌症也好,由於種種原因沒了男人也好,她總是有依有靠,不會不踏
實。何況,這主婦也做得體面。

早上開車送走兒子和丈夫,一個去上學,一個去上班。主婦接著去俱
樂部做有氧運動,然後穿著高跟鞋,光鮮亮麗地開著汽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她推了一輛購物小車進去,新鮮的水果蔬菜雞鴨魚肉都明碼標價,價格適中。
她很快採購齊備,碰見女人聊了會兒天,又去喝杯咖啡,再開車回家。回到
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來誇獎」。

她沒有聽說過尿布,家裡總是洗衣機和洗碗機,她手上抹著漂亮的指
甲油,沒有汽車不會走路。她從不會和人爭吵,不會風風火火地奔跑。她溫
柔而賢惠。

可大陸女人不行。在搖晃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她得抱得動孩子;在丈夫
不在的時候,她得扛得動煤氣罐。她溫柔不得,粗糙一點才做得了大陸女人。

逢著女人靠男人討飯,男人自然也神氣起來,何況他有工作有房子有
汽車,而沒有分房子憑職稱等錯綜複雜的頭疼事讓女人有機可乘地指責他,
他又如何男人得起來?女人不工作在家裡把家務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國的
男人們也決不會像龍女士筆下的上海男人一樣「低下」地買菜燒飯拖地,「卑
賤」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無可選擇。女人工作家庭兩頭跑,和他一樣,所以他無論如
何也不能袖手旁觀,菜要買,地要拖,他無法不分擔,即使這女人不溫柔。
女人頂著一頭灰臉在哭罵:工作十五年了還沒分到房子,這狗窩還是我搞來
的!舊房子要拆遷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滾蛋。我們往哪裡去?是男子漢,要
老婆孩子,就該有地方養老婆孩子!窩囊廢!

本來分房子該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給誰的後門擠了下去。他也有氣啊!
女人可以因此而罵他是窩囊廢,他卻不可以去罵單位領導是混蛋東西王八
蛋。

他又如何男子漢得起來!守大門的老頭同志,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小
姐,托兒所的小阿姨們,樓上樓下左鄰右舍,上級下級同事領導,他都小心
翼翼得罪不起;群眾關係,鄰里關係,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攪得他難以
招架,啊!一個關係處理不好他都會倒楣。夫妻關係上他不以退為進,再跟
自家人過不去還有什麼意思?你讓他鼓著胸肌揍女人出氣以顯示男子氣概
嗎?事實上每日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上海男人們也根本沒有時間和精
力去錘煉胸大肌,無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樣拚命運動賣弄肌肉以顯示
雄性魅力。上海男人們知道壓在他們身上以及他們妻子身上的生活擔子有多
重。他們和千千萬萬個大陸男人一樣整日為生活奔波忙碌。他們忍耐堅強,
包容體貼,懂得分擔。上海的女人們,你可懂得珍惜?舉辦男孩節,培養男


子漢——陳建軍1997 先鋒的榮譽。文章中,龍應台盛讚上海男人可以買菜
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上海男
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20 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龍應台
沒有想到,素以溫柔與懼內聞名於世的上海男人們立即群起斥之,辯論的結
果以龍應台敗北而收場。1997 年8 月14 日,委屈的龍應台又寫了一篇《「我
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書時改名《上海男人:英國式》——編者注),希
冀告訴人們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溫柔的男人。

1998 節,旨在徹底改變上海男孩中較為普遍的軟弱、膽怯、豪氣不足
的弱點,塑造男子漢應有的陽剛美和社會責任感。

領著兒子來參加活動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擔心兒子成不了男子漢已不
是一天兩天了,同時,對於男孩節能夠把兒子培養成男子漢心中無底。於先
生自己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由於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來淘好
米,放在小飯盒中,給自己和上幼兒園的弟弟帶去蒸飯,然後,肩上背著兩
只小書包,一手拎著飯盒,一手牽著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兒園,自己再去上
學。放學後,領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爐上燒飯,隨後一邊做功課,一邊和弟
弟玩。

有時父母上夜班,就獨自領著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兒子讀小
學五年級了,每晚都要等他睡著了,大人才能離開他的房間,不然就哭著喊
怕;打雷的晚上,不擠在父母中間就根本不敢睡。兒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
表妹小他兩歲,處處卻表現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讓兒子自己來參加男孩節
活動,好話說了幾籮也無濟於事,直到兒子眼淚滾到腮邊了,在妻子的嘟囔
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頭正忙著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說,孩子們舉辦的活動,超過一半的主持人是女
孩子。記者看到,主持男孩節的是兩個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選出來的主
持人,年齡小也應該有一點游刃的功底,但他倆不時會緊張得說漏了嘴,而
上台祝賀男孩節開幕的四個女孩子,面對著頻頻爆出的閃光燈,沒有一點過
敏的症狀,手勢和動作優雅嫻熟。

男孩不只在表達能力上遜色於女孩子,組織能力上同樣如此。據不完
全統計,上海市少先隊小隊幹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舉辦全市性的男孩
節,早已形成了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上海一些中小學紅紅火火開展的
「尋找男子漢工程」活動,目的就是要解決男孩子們普遍缺乏陽剛之氣的問
題,在男孩子中倡導男子漢精神。

體育運動是男子漢倍出的最佳場合,社會學家們說,落一葉而知天下
秋,體育競技上的陰盛陽衰表明並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們缺少陽剛之氣。

給男孩子們設立「男孩節」,上海市此舉在全國尚屬首創,社會學家鄧
偉志教授說,男孩子陽剛之氣的缺乏,同他們的精神導師關係密切,上海的
母親們存有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孩子們絕大多數是由母親帶大的;在教養過
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對男孩子的溺愛,而男孩子成長過程中需要的「營
養」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師比例嚴重失衡,一些堅守崗位而沒有流
失的男教師,終日被女同事包圍著,逐漸表現出被同化的症狀,弄得男孩子
們娘娘腔十足。

瑞典來信應台兄:剛讀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聽羅多弼
說,你推薦我讀此文,因我也是從上海來的,大概屬「上海男人」一類。不
過,我讀後並未像你說的那類「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覺得你寫的是實情,


其實,現在很多「中國大陸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國文化需要「壯陽」
一說,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馬公司」,因為「海馬」是一味壯陽之
中藥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見多怪,或是多見別種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
類異種。

真正有意思的其實是「上海女人」或「中國女人」,即你文中寫的那種
出了國「目中無男人」的現代女性。如不是討她們喜歡,「上海男人」何至
於此?古云「女為悅己者容」,如今卻是「男為悅己者下廚房」。從這一點來
說,婦女之地位確實不一般了。中國女人從來不講公共的權力。皇帝讓男人
做,最多「垂簾聽政」,其實.聽不聽政也無所謂,這才叫「實際的解放」。
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歐男人吧,以為到東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為
他們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語),結果卻沒想到要回一個「上
海女人」,是個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飯,桌上就有這麼一對夫婦,
瑞典男人向我訴苦,說他自從娶來一位「上海太太」,從此家裡只能吃中餐,
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風!

羅多弼看你寫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頗不以為然,認為無中生有。看來
「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會不高興。你說的聯合國報告我不知道。不過,
瑞典的平等部長確實發表過文章,說瑞典男人堪稱世界典範。1995 年北京
開聯合國婦女大會,瑞典拿到了「平等獎」,這位男平等部長(現已下台)
也去了,提出了開「世界男人大會」的動議。「瑞典男人」也真是可愛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邊,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第3 節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簡單地解讀為「橫掃」上海鬚眉的文章,倒是令
我訝異。

有些是不需要辯解的。說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當然是一種誇張的以
偏概全,就好像人們說中國人勤奮、意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
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魯曉夫的眉毛,突出愛因斯坦的鼻子,
求的不是科學的吻合而是藝術的神似。

有些是字義的誤會。在上海接觸「所謂」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謂」
兩宇,有人解釋為:我顯然不把我在上海認識的教授作家學者們當作文化菁
英,何其不敬。

這個理解錯了。「所謂」兩宇是為「菁英」而加的。在社會價值越來越
多元化的今日,我對「菁英」這樣的字眼不敢輕易使用,因為它可能膨脹了
知識階層在一個社會裡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謂」文化菁英、「所謂」
高級知識分子、「所謂」名作家。在職業一欄,從來不填「作家」,因為那「一
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個「作者」,那就沒有「所謂」了。

至於說,必得長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對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覺得未
必。我不可能寫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
長期的熟悉使人對身邊的環境見怪不怪,失去敏銳的觸覺。身在其中的觀察,
也因為缺少必要的距離,往往見樹不見林,看不見全貌。對一個群體或城市
的理解,那初識的驚訝來自最新鮮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視往
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夠取代的。多去幾次上海,我將漸漸失去這最原始新鮮的


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談上海男人特質的遊戲文章,但是所謂
男人的特質當然得由他對女人的態度來界定。文章裡實際的核心其實是兩個
嚴肅的問題: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從社會主義的模式出發,男女平等、互
敬互愛的前景又是什麼?我自己沒有答案,自私地想聽聽上海人的看法。陸、
沈、吳三位先生對上海男人的特質多所著墨,吳正的解析尤其精闢有趣。他
們對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盡同意,但是對男女平等的問題倒有一點兒一致
性:吳正覺得上海和美國、香港一樣,男女競爭機會均等。陸壽鈞認為「絕
大多數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對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還是
十分樂觀的」。沈善增則斷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問題,只有「吃飽了
飯沒事幹」的男人女人才會製造出這樣的問題來消遣時間。

是這樣嗎?我們可以看看另一個中國社會。台灣也是一個,用陸壽鈞
的上海話來說,「女作者、女記者、女導演、女學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
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這些表面現象不應該使我們忘了審
視那眼睛看不見的地方。台灣也有各式各樣的法律保護兩性的平權,實際情
況與法律條文之間卻有極大的距離:——雖然有同工同酬的規定,女性平均
工資只有男性的68%。

——雖然憲法寫著「國民受教育機會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學教育的
比例是女性的8.6——雖然遺產法規定子與女權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
分遺產給兒子;在剩餘的20%中,8%的家庭給予兒子較多的遺產。

——雖然有「職業婦女福利」的政策擬定,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只有

44.89%(美國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雖然有「落實托育服務增進婦幼福利」的專案,台灣六歲以下的
幼兒能夠進入幼兒園的只有總數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70%以上的兒童留
在家中由母親全天照顧。91.7%的殘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
照顧者呢,80%是女性。

——雖然有「兩性就業平等法」的討論,在台灣十五歲到六十四歲有
能力勞動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殘障親人的女性有兩百六十一萬,是
全部非勞動女性的73.2%。

——民法雖然寫明「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是台灣的職業婦女每週
工作六十五小時,男性工作五十小時。其中婦女在燒飯作菜家務事上每週花
二十一小時,比男性多十九小時。亦即台灣職業婦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個
月加兩天半的工。(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這些冷冰冰的數字為我們構
出什麼樣的圖畫?那些與男人平起平坐、意氣風發的「女作者、女記者、女
導演、女學者」在整體的婦女群中只是少數。那沉默的大多數,在我們看不
見的地方,卻只有她屬於女人的命運:如果只有一個孩子能上大學,那個機
會多半給予她的兄弟。做女兒時,她幫助母親操勞家務;結婚之後她要照料
夫家父母;生產之後她得養兒育女;兒女成長之後她也許得看護生病的丈夫
同時當孫輩的老保姆。台灣男人的壽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結婚年齡男人
又長女人三歲。也就是說,女人做了一輩子的保姆、母親、媳婦、看護之後,
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憊而孤獨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數字背面啊,我
聽見暗夜的歎息。

不要以為台灣的情況是特殊的,台灣婦女與歐美多數國家的婦女只有
程度的不同,而沒有實質形態的差別。


婦女運動這幾年來在台灣前所未有地蓬勃發展,而且從大都市逐漸深
入草根階層,有它的歷史成因。每一項權利都是婦女在有了自覺之後組織力
量爭取而得到的。這種發展形態和歐美國家的婦女相近:她們要爭取的是走
出家庭、走向社會的自由和權利。

在這個關口,大陸的婦運工作者和台灣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卻出現了
一個「雞同鴨講」的有趣局面。同樣在談解放和女權,可是字面下的真實意
義卻正好相反。大陸人覺得西方婦女「落後」,因為後者所要的工作權是他
們早就有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一開始就讓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
負重、培養男兒的志氣。多少四十歲這一代大陸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風氣
中啟蒙成長的。大陸的婦女先進現在要爭取的,反而是重新成為女人的自由
與權利。她們想從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價值觀束縛中衝出來,重新體認
女人的氣質,肯定女性本身的尊嚴。

台灣和西方婦女卻也覺得大陸的婦運「落後」;「女人」的角色是他們
早就看破了而試圖擺脫的,正是所謂女人的氣質、女人的尊嚴、女人的特質,
使女人長期處於「第二性」的劣勢。婦運怎麼能往回走?過度簡化地來表達,
就是說,台灣和西方婦女想從家庭走進社會,而大陸的婦女想從社會走回家
庭。前者試圖從女性的窠臼走向泯滅性別差異的中性,後者試圖從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別差異分明的女性。因為出發的位置就不一樣,方向也截然不同。
「雞同鴨講」,一團混亂。

在這種交織錯雜的背景中,我認識了上海的男性。看見他們心甘情願
地、熟稔地操持家務,我第一次具體地理解了中國的婦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於馬克思主義。台灣婦女、西方婦女痛苦掙扎了一百年而仍舊無法獲得
的權利,在社會主義中國卻是最基本的實踐。陸壽鈞說:「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當一回事了」;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
轟烈烈的大成就。

然後呢?男人煮飯拖地之後,從此就和女人過著幸福快樂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烏托邦已經締造,如沈善增所說,「吃飽飯沒事幹」的人才去追問?
對不起,我很懷疑。說這種話的人是否讀過任何一本關於婦女處境的書?河
南大學李小江寫過:「中國婦女是兩面性的。正面是一個獨立的人,權利平
等,經濟自立,是新中國的主人;背後卻扛著一個沉重的家,依然是傳統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隸?女人把正面展示給社會,社會因此顯得更加文明
進步;她把背面留給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裡。兩面夾攻下,有新生的,
有傳統的,唯獨仍然看不見女人自己——女性主體意識淹沒在社會和家庭雙
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顯然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姊妹們和我們
資本主義結構中的婦女一樣有雙重負荷的問題;負荷的包裝和名目也許有
異,重量,卻沒什麼不同。不堪負荷的職業婦女利用上班時間趕做自己的家
務,並不令人意外。(據盧漢龍:《來自各體的報告——上海市民生活質量分
析》,《社會學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於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權
和教育權,法律與實際之間是不是沒有距離?在南通市,一些企業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僱員工的70%,為什麼?1988 年,中國學齡兒童未入學的
有83%是女孩子;三百萬中途綴學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為什麼?全
國平均每6 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文盲,而婦女卻平均每4.5 人中就有一個
文盲。(據《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這又代表了什麼?曾
經是「假小子」老三屆的李小江回顧她成長的過程,滿腹辛酸:「我們這一


代女性,曾經經歷過無美也不能放縱愛情的青春。我們曾經在尋求解放的道
路上丟失了性別,最終丟失了自己。因此,我們有權利:以殘破的青春的名
義,以失落的女人的名義,向歷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們自己發難。」
我在上海街頭也看見老三屆女性隱約的身影:那開計程車來養小孩的司機,
那兜售靈骨塔脾位的推銷員,那剛剛離了婚想嫁個外國人帶孩子遠走高飛的
飯店會計。每個人都抱著一個殘破的青春、沉重的負擔,努力地往前邁進。
有誰又真正想理解她們「丟失了性別,丟失了自己」的傷痛究竟是種什麼樣
的傷痛?我也收到過七十歲的老婦人寄自上海的來信,解釋為什麼在我的簽
名會上可以見到老先生卻絕見不到年紀大的女讀者:「..我們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做完工作回家還有小孩和家務。現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帶孫子。像我們這樣的人,出門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我已經
很久沒出去了..」長年來。我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掙扎,每一步的邁出都伴著猶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關係為我開拓了
新的視野;當我在談女人處境的時候,我其實同時在談男人的處境,因為,
如果女人覺得她被雙重負擔壓得透不過氣,如果她覺得丟失了性別和自我造
成了心靈和情感的殘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憊不堪、力不從心,那麼
與她共處的男人,下廚也罷,不下廚也罷,怎麼可能生活在幸福快樂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廚與「懼內」(對不起,不是我說的),可能解決了一種問題但
同時開啟了另一種問題。當人人看見女人的「權力」高漲時,就忽略了「權
力」不等同「權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於相對互惠的「權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脹的「權力」。「妻管嚴」是個人冷暖自知的事,無關主義或原則;作
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反而證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變形了的婦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載1997 年3 月3 日《文匯報·筆會》)

第4 節 上海男人,英國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發酵。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
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著多重的文化意義,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灣刊出,頭一通電話來自寫詩的女友,大聲抗
議:「我們家這個東北男人就是你描繪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麼能嘲諷他們?」嘲諷?我怎麼會嘲諷他們?我是在讚美上海男人。

「是嘲諷,不是讚美。」女友堅持著。

一個台北的「上海男人」說:「有一天搭計程車,司機一聽我是上海人,
就說,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飯拖地洗廚房,什麼都做。我嚇一跳,怎麼台
灣開車的都對上海男人有這個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這個刻板印象。」我答
應好朋友們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檢討一下,但心裡覺得有點兒委屈:奇
怪,我明明想說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溫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為
什麼意思被讀倒了?問題出在哪兒?」上海讀者的反應就更直接了。遠在加
拿大的上海男人來信:「(《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
的報紙,竟公然在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
的文章,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


同時也深深傷害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
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匯報》
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不覺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
人當然也有。德國的大陸學人組織邀我演講,談的題目無關上海男人,但在
發問時,《啊,上海男人!》又成為一個話題。在場有許多上海男人,紛紛發
言。態度溫文爾雅,言語平和有禮。幾乎每一個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
上海男人是這樣的」,然後試圖解釋這個現象的種種社會成因。在和諧的談
話進行中,有另一個聲音突起,標準的北京腔:「咱們北京男人可不這樣!」
聲音清朗而傲慢。

同時,《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發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 邀我上
電台朗讀《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對英國國內聽眾,一次對國際。不同的
電台主持人,都是英國女性,在讀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時的第一個反
應是:「嗄,上海男人那麼好,那麼先進啊?」我楞了一下。這正是我曾經
預期的反應,也是我寫《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終於有人「讀對」了這
篇文章!但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為什麼中文讀者的反應完全相反?這
與預設立場有關嗎?英國人發現《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
的問題如此複雜而重要,朗讀不夠,還要在朗讀後進行討論。討論的主題就
是文章的主題:當男性真的解放成溫柔的好男人時,女性是否反而認為他們
失去魅力?這種矛盾怎麼面對?除了我之外,BBC 還請到一位專門研究阿拉
伯社會的女學者,從回教社會的角度看問題。為了平衡,還想找一男性參與
討論,而這位男性最好持與我相反的論點,也就是說,他認為男人必須是孔
武有力、強悍陽剛的,否則女人心底會瞧不起他。「你認識什麼這樣的男人
嗎?」製作人在電話中問我。

「哦,」我回答,「這樣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顯然不少,德國更是滿
街走;但是為了錄音方便,你還是找個倫敦男人吧!」距離約好的錄音時間
只有一天了,製作人從倫敦來電話,有點兒氣急敗壞:「應台,糟了,政治
正確在倫敦太厲害了,我找不到一個英國男人願意代表那個大男人立場的!」
有這種事?我握著電話驚異不已,這世界真的變了。倫敦可是另一個上海?
錄音時間到了。我坐在法蘭克福的BBC 錄音室,其他的人坐在倫敦BBC 的總
部。最終也沒找到一個「大男人」。出席的男性,傑夫,是倫敦《男性健康》
雜誌的總編輯,英國人。

製作人先放我朗讀《啊,上海男人!》的錄音讓他們聽,再請與會者對
文章發表感想。我聽見叫傑夫的男人用標準的倫敦腔英語說:「我太吃驚了。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上海男人』!龍應台描寫的根本就是我嘛。我
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個記者,比我還忙。我什麼都做:買菜、燒飯、
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當然洗她的內褲。我從來就沒覺得這是女人的事,
她也認為天經地義,並不因此認為我是什麼特別的好男人。」「做『上海男人』
我覺得很舒服,怎麼說呢?因為我沒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種壓力,所以輕
松多了。我事業可以失敗,我可以懶惰,可以不拼著命上進,可以不競爭,
可以哭,可以軟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瀟灑。做大男人,多累啊!」「看看
周圍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樣什麼家事都做。我簡直不能想像那只是女人的
事。

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歡。」節目終了,製作人讓我們聽一段
錄音——她終於找到了一個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我不可能去


煮飯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會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
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頭來。不不不,那我們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 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

我沒想到,《啊,上海男人!》會變成一篇「後設小說」,文章正文所描
繪的現象是一個故事;不同文化、不同處境裡的讀者對文章的懸殊反應是另
一個故事。究竟是我寫倒了,還是讀者讀倒了?為什麼讀者之間差異如此之
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讚美,最根本的大概還在於我們心中原
已深植的價值觀吧。

不過,以後上海灘上若是多了英國女人,我倒不驚訝。

(原載1997 年8 月14 日《文匯報·筆會》,當時標題為《「我也是上
海男人」》)日本來信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譯。

看完《我的不安》這本書之後,忍不住提筆寫信給您。我的中文還寫
得不大好,請原諒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訴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見您的名字就是在《亞洲週刊》的新聞,內容關於新加坡,
很有意思。從那時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總算有機會買到了。對
日本女人來說,《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國女性一樣,我真是覺
得「上海男人那麼先進」。住在到處都有「所謂」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
「令日本女人很羨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來了一件事。從前跟上
海來的男人一起吃飯,他把菜分盛到我們女人的小碟子裡。您大概覺得這是
應該做的,其實,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連台灣人都一樣,但是日本
男人絕對覺得這事是女人應該做的,所以,我們日本女人都大吃一驚,也有
非常感動的:「中國男人多麼勤快啊!!」可惜,您的上海讀者的反應跟我不
一樣,和「面子」有關係嗎?他們的文章透露出優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謝您寫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後,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
一位亞洲人認識「日本人這個亞細亞的孤兒有很多種」。Yes,哪國人有很多
種,國家和個人不可混為一談。我們都應該迴避Stereotype 的魔鬼。「×× 
人就是這樣..××人還是那樣」,這樣的說法太無聊。

不用說,承認歷史,反省壞的事,不可缺少。

認識您的作品,我非常快樂。

太感謝您了!

三千惠1998 龍應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孫康宜自從去
年龍應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後,整個上海像「龍旋風」橫掃過
一樣受了震撼。各種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員)紛紛向發
表該篇文章的《文匯報》提出抗議,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
上海男人乃為真正「大丈夫」云云。

有趣的是,這陣龍旋風終於吹向國際的領域,《啊,上海男人!》的英
文版在BBC 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並引起與中文讀者完全不同的反應。
西方聽眾的大致反應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進。」是怎麼樣的文章會引起
如此矛盾而眾說紛紜的反應?就如一位讀者所說,「讀龍應台,讓人入世,
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李泓冰:(龍應台與周國平》)。在她最近的
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
個結論,那就是:龍應台是個充滿了「不安」的文化批評者,因此她也會帶
給讀者各種各樣的「不安」。


就是這種字裡行間的「不安」帶給《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戰性與
複雜性。實際上該文是稱讚上海男人體貼太太,而且從買菜、燒飯、洗碗到
洗衣,什麼都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
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
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讀者卻從上下文中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大男人主義」的影
子:作者再三強調,這樣百依百順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
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歲的上海小姐的話:「長得
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
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儘管龍應台本人不一定贊同這
位「小女人」的觀點,但她那傾向於不做主觀判斷的筆法使得上海讀者將作
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為一談了。許多上海男人覺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
的是,一些喜歡從事心理「研究」的讀者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分析起龍應台
的心理狀況了。我認為,在許多讀者反應的文章中,尤以這種心理分析最引
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
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為,在
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
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
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換言之,沈君
以為龍應台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吳正在他的《理解
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當然,
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
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
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
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
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有趣的是,諸如此
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至
於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
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著多重的文化意
義,令人玩味。」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別對這種「誤
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

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隨個人的文化背景
及價值觀而定。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
反應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
而是上海女人。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 
等同於「權利」(right) 。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
味得意於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她們不但
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
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
分享,而非在控制對方的「權力」上。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麼當女權
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
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並不關切兩性平等的問題。對他們
來說,實際生活的需要比理論上的考慮來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讀者所說,


「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
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
基礎』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

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胡妍)另外有些讀者則把上
海男子的務實視為求生存的一種謀略:「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
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只是他們在夫妻關係
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
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
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
存、斡旋的本領..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王戰華)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來滿足他們的所
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這,不就正是上海男
人的高明之處?」(吳正)最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有關「上海男人」的
言論好像是在描寫與我結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嫁了個
「上海男人」。對我來說,「上海男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好男人」類型,
它不再受限於上海或任何一個地區。據我個人的觀察,這樣的男人確是最務
實的人;他看見他的女人比自己還忙,就心甘情願地幫忙家事,因為他知道
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這樣的男人有時或許會顯得太認真或頑固地
追求完美,但絕不是「小男人」。他們下廚,有時是為了造就女人,有時是
為了個人的興趣,但無論如何,做家事絕對不會抹煞了他們的大丈夫氣概。

這樣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採取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的哲學。
與一般所謂的「大男人」不同,他們擁有極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瞭解「知
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們知道,婚姻生活比純粹的愛情要複雜得多;
成功的婚姻在於日常生活中兩性之間的合作與妥協,它需要無比的耐力與胸
懷。雖說他們無意在家庭中取得「權力」,但由於他們凡事照顧對方的「權
利」、凡事以溫柔忍耐的態度照顧對方,結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個家庭的主
權。

老子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是這個道理。我始終認為,「權
力」是極其微妙的——愈是以強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
若以虛心和「為天下谿」的精神來對付一切,則權力自然會到手。

「上海男人」的複雜性乃在於他具有「以柔勝剛」而獲取權力的本領。
若把這樣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則是一種嚴重的文化誤解。我想這也是令
龍應台極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別關係上,中國的新女性往往有意無意地
扭曲了「兩性平等」的意義;她們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圖取得控制對
方的「權力」。結果是,她們不但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爭取女權的
層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這或許是由於多年來階級鬥爭所造
成的影響,也可能是對現代西方的權利概念的誤解。

龍應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對中國女權運動的重新關注,而她所提出
的「文化誤解觀」更觸發了我對文化問題的反思。其實「誤解」有時比輕易
的「瞭解」還要來得深刻,因為「誤解」常常顯示出個別文化的不同價值觀。
如何從誤解進到瞭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這也正是我多年來
研究深思的重點。

很巧,不久前龍應台在北大演講「文化的誤解」這一主題時,我正在
北京。當天晚間我與朋友提早一小時抵達北大,因恐臨時找不到座位。誰知


會場早已擠滿了人,連會場的入口都走不進去。最後幸而有人領我們爬到「外
國來賓席」上,才勉強能坐下來。

我知道,「龍旋風」又吹到了北京,不知這次演講又會激起怎樣火辣辣
的文化對話呢?1998 寫於耶魯大學

第5 節 上海的一日

我以為我與上海相識是近兩年的事;在此之前,我與這個城市沒有任
何關聯。

直到我去龍華看古寺,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古寺旁據說是烈士公墓,
我從偏門進去。庭園空蕩寂靜,新植的小樹在風裡簌簌作響。淡淡的晚午陽
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著一層紅暈。

驀然看見柔石和胡也頻幾個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腳步。龍華?我
難道沒聽過「龍華」的名字嗎?1975 第一次接觸到不受國民黨控制的文字,
但是也只需要那麼一次,國民黨在我身上所灌輸的整套政治神話系統全部崩
潰。二十三歲的我,在台灣嚴格的思想管制中長大,對左翼文學和歷史還沒
有任何理解,但是龍華事件對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國民黨對異議文人迫害
之殘酷,一方面是國民黨對我這知識青年的有計劃的欺騙——我在台灣可不
曾讀過這段血淋淋的歷史。那也是一個秋天的午後,我合起書本望向窗外,
窗外白楊樹的葉子在風中千千萬片翻動,片片金黃耀眼,映著北美藍得深邃
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後,我回台灣寫《野火集》。人們問我的政治「覺醒」始於何時何
地,我想想,說,「在美國,1975。」但我真正想說的是,「在龍華,1931。」
可是龍華在我腦中一直是一個歷史事件的名字,從來不曾想過那是一個具體
的地方,在中國地圖上有一個角落。直到1997 年的秋天,午後陽光暫時停
格在一方冷然無聲的石壁上,漫步來看龍華古寺的我彷彿大夢初醒:啊,這
個龍華,就是那個龍華。

原來我的政治啟蒙,始自上海。

那個安靜得只有風聲的墓園,那片夕陽斜照的石壁,其實一直在那兒,
等著我逐漸走近,最後發現於一剎那。生命裡隱藏著脈絡,脈絡浮現了,你
才知道,許多以為是偶然的東西,背後竟深埋著千絲萬縷的因緣。

我不斷撞見那深埋的因緣脈絡,譬如認識了音樂學院的陳鋼。傍著一
架鋼琴,我問他是否知道30 年代一首老歌叫《永遠的微笑》:「我不能夠給
誰奪走僅有的春光/我不能夠讓誰吹熄心中的太陽/心上的人兒/你不要悲
傷/願你的微笑/永遠那樣」那是我母親愛唱的歌。當我只有兩個醬油瓶那
麼高,拉著她裙角跟她上菜場時,她唱這支歌;到現在她白髮蒼蒼我得牽著
她的手帶她過馬路了,她仍舊唱這支歌,唱的時候眼睛閃著我所熟悉的年輕
的光芒。這樣的一支歌,隨時隨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淚來,它使我想起母親的
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梔子花香少年時。

陳鋼兩手搭上琴鍵,音樂像雨點打進池塘一樣淌開。他說:「當然知道,
這是當年我父親寫給我母親的曲子。」他低著頭彈琴。我難以知道他心情的
流動,但是鋼琴聲使我暈眩,如立深淵邊緣:一支歌,像一條河,也有它的
流域。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越海峽,穿過半個世紀的冉冉光陰、穿過深不可


測的歷史漩渦,我竟然來到這支歌湧動的源頭,在上海一架鋼琴邊。

於是我知道,我會認識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
像我走向龍華的腳步,廿年前就已開始。每個城市有它的履歷。這個城市,
處在古老的泥土上卻面對著大江大海,永遠有豁出去的氣魄;這個城市,挾
著西洋的骨架卻又緊緊繫著中國的胸懷;這個城市,時時趕著現代的步伐但
怎麼邁出也總帶著傳統的負重。我愛上這個城市,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履歷
如此相像?而上海會接納我這域外遊子,又何嘗只是偶然?在20 世紀的中
國文學史中,這個城市一直是個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無數出類拔萃
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無數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區哪個裡弄裡
租下一個「亭子間」開始過起日子來,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上海的美好,
就在它氣度的開闊,開闊中蘊藏著無限的可能、瘋狂的夢想的可能。

所以我對上海有著憧憬。30 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徵文中,文
化人曾經有過種種夢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這個樣子:就說是
某一年的2 月26 日吧!這一天的上海晴間多雲但無雨。梧桐已紛紛抽出新
葉,空氣裡有春天的氣息。人行道上賣花攤子不少,攤子邊有賣樂的藝人,
也許拉著二胡,也許是小提琴。行人走過,聽一陣,丟下幾塊錢。

這一天,有上千個外國學者在大學裡講課,有更多的外國研究生在這
裡求學。外國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談,外國畫家在畫廊裡看畫,外國音樂家
在演奏廳裡表演,也有外國人在這裡開各種各樣的餐館小吃。街上走著各色
人種,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們也自覺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

這一天,有好幾場新書發佈會,來自各地的作家與讀者見面。這一天,
上海有兩百場演講在進行,從繡花到烹飪,從莊子的和諧觀到韋伯的基督教
倫理,從同性戀文學到死亡學的探討,不同的題目吸引不同的觀眾。同時,
幾十家劇場在演戲:地方戲曲、現代話劇、實驗新劇、日本能劇、希臘悲劇..
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龍裡擠滿了人;文藝青年在朗誦他半生不熟但絕對前
衛的詩,半裸的觀念藝術家在宣傳他警世駭俗的構想,即將成名的哲學家在
高談闊論尼采「一切價值的重估」。這一天,好幾個創新的雜誌正在排版,
兩個對抗的先鋒藝術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將震驚文壇的詩集正在簽約,一
篇科學論文馬上要改變世界。

這一天,一場公開舉行的政治辯論使教育會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這一天,某個報紙的社論抨擊時事尖銳兇猛,編輯室電話響到半夜。

這一天,有幾個作家得了獎,他們的《得獎感言》刊在報紙上。他們
很高興,雖然知道那頁報紙馬上會被拿去包油條或鞋子。

這一天,我從裡弄出來,在巷口「永和豆漿」買了個粢飯團——包了
肉鬆搾菜的,邊走邊吃。晃到福州路,走進一家七層樓的書店,那書店門楣
上有個木牌,上面刻著漂亮的草書:「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
等著。

(原載1998 年2 月26 日《文匯報·筆會》)

第1 節 吵架

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
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


——回台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
又是外國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裡塞著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
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
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
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
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
別的需求,不是嗎?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湧動的人潮裡——因為是德航班機,乘
客多半是德國人。

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
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
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
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洩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
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
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
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
「怎麼啦安安?」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
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
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
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
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
對?」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
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可
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哦!孩
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著高台後坐著的警察,更靠近我,
怯怯地說:「媽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呢?」我想了想,親了一
下他的頭髮:「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
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著孩子的手臂。
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沖沖地對司機——一個戴著墨鏡、穿著時髦的年輕女
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
聲地回答:「沒看見。」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裡?行李非常
沉,朋友艱難地推著,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

—「喂——你——過來過來——」又是我嗎?「就是你——怎麼不聽呢?過
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真是衝著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孩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

「為什麼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您要我帶著兩個孩
子,用手拎著三隻大皮箱走過去?」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乾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麼說!」「你
為什麼對人這麼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
生氣!

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
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著逛著,看攤子擺出來的蔬
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著一樣蔬菜:「同志,
這叫什麼菜呀?」同志,是個穿著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
冷冷地說:「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
笑著。

同志抬頭,冷笑著:「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我再仔細看著這個年
輕的男人——他為什麼一肚子氣?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著看玩具,
我忙著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那該怎麼稱呼呢?」
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
前,說:「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
說:「學了再來。」「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你晚上來,
我教你。」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牽
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這樣子對待外地人,
您真丟北京人的臉!」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跟
我去市場嗎?」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安安憋著什麼,猶豫了半晌,皺著眉說:「我很想去,
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吵架?我驚愕地
看著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著他纖弱的臉龐,「媽媽只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你
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原載1993 年
10 月31 日《文匯報·筆會》,同年12 月10 日《北京晚報》第一版轉載)《北
京晚報》讀者來信談《吵架》《北京晚報》編者的話北京——偉大祖國的首
都,竟給一位「台灣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實在令人遺憾!文明禮貌是我們
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我們北京人特別是服務於窗口行業的北京人,理應做得
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來稿請寄《北京晚報》總編室。

(原載1993 年12 月10 日《北京晚報》第一版)改善社會風氣先要改


「髒口」編輯同志:讀完貴報12 月10 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興。
無論如何也想把這喜悅的心情向貴報訴說一番。

使我高興的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僅是這位台胞文章的內容,而是我們
北京人自己的報紙上能夠這樣在一版上登出「罵」北京人的文章,可見北京、
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為此類問題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認為不是問題的大問題。

我以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領導做起,從輿論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會風氣,首先要改變不好的語言素質。

肖冰編輯同志:早就從龍應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個愛「生氣」、好「吵
架」的女人了,如今剛到北京下機伊始就又是故態復萌,接連生氣與吵架。
其實許多北京人在讀龍應台這篇《吵架》時,都會搖頭的,都會感到她的「氣」
生得不值當,她的「架」吵得不值當。

不知怎麼那麼巧,龍應台短短兩天聽到的這些語言,她一寫出來就讓
人感到那麼熟悉。

恐怕許多人都已是司空聽慣的了,而且對這些話語早已是生不起來氣
了,更談不到吵架了。

「顧客是上帝」,這話聽著挺順耳,其實又玄又虛。為「上帝」服務的人
根本不信「上帝」,那顧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野心想當什麼「上帝」,那想當什麼呢?或者說
應該把顧客——服務對像當作什麼呢?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
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當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當個「大」點兒的,
不過也用不著當「上帝」。

段寶文(原載1993 年12 月13 日《北京晚報》第一版)我代表首都 我
代表中國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現不文明的原因之一。總感到自己
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處首都,環境優越,「見多識廣」,你外來賓客
都得聽我的。這種「老大」思想不解決,說文明禮貌只是一句空話。

游明信老北京,最講個「禮」兒,最好個「面」兒,我們應該發揚這
個好傳統,不管你從事什麼工作,不管你是幹部、工人還是學生,都是展現
首都風貌的一個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

維護首都榮譽是每一個北京人的職責,要始終牢記:我代表首都,我
代表中國。

計萍看了《吵架》,我為北京的窗口行業而臉紅。建議在首都各行各業
制訂標準的語言和對人、對事的標準形態,能讓中國人自己感到合適,外國
人看了也認為中國人有風度;要下工夫培訓,並進行考核;不能一陣風,堅
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業會給人們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岡稔民航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外國人看中國的窗口,
透過這個窗口可以看到中國的變化。恰恰是這個窗口使許多許多的外國朋友
感到了失望。關於神秘而美麗的新中國的傳說被這些壞印象蒙上了陰影。

丁憲民建議首都機場、日壇市場的管理部門對照《吵架》一文,認真
地檢查一下存在的問題,切實地提出改進措施,並舉一反三。如確有誠意,
應向台胞龍應台女士道歉。

張家駒(原載1993 年12 月14 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第2 節 蟬鳴


盛夏,整個北京城響著蟬鳴。穿短褲球鞋的媽媽騎著自行車穿梭大街
小巷,到市場買菜、聽北京人捲著舌頭說話、和小販吵架,看起來她在做這
個那個事情,其實她心裡的耳朵一直專注地做一件事:聽蟬鳴。那樣驕縱聒
噪的蟬鳴,整個城像個上了發條的鬧鐘,響了就停不住。僅只為了這放肆的
蟬鳴,媽媽就可以喜歡這個城市。

媽媽一個人逛市場。買了個烙餅,邊走邊啃,發覺北京的茄子竟然是
圓的,蔥粗大得像蒜,番茄長得倒像蘋果,黑糊糊的東西叫炒肝,天哪,竟
然是早點;調羹不叫調羹,叫「勺」,理髮師傅拿著剃刀坐在土路邊的板凳
上等著客人——她突然停住腳步。

有一個細細的、幽幽然的聲音,穿過嘈雜的市聲向她蒙繞而來。

不是蟬。是什麼呢?她東張西望著。

一個打著瞌睡的鎖匠前,懸著一串串拳頭大小的細竹籠,聲音從那裡
放出來。媽媽湊近瞧瞧,嘿,是蟋蟀——蟈蟈!

打瞌睡的人睜開眼睛說:蟈蟈,一塊錢一個,餵它西瓜皮,能活兩個
月。

媽媽踏上自行車回家,腰間皮帶上繫著兩個小竹籠,晃來晃去的。

剛從動物園回來的孩子正在說熊貓。「媽媽,」安安說,「有一隻熊貓這
樣——」他把兩隻手托著自己下巴,做出嬌懶的樣子。

「這是什麼東西?」飛飛大叫起來。

「安安,」媽媽解下竹籠,擱在桌上,「你說這是什麼?」兩兄弟把臉趴
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籠裡端詳。

「嗯——」安安皺著眉,「這不是螳螂!因為螳螂有很大的前腳,這不是
蚱蜢,因為它比蚱蜢身體大,這也不是蟬,因為蟬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
嗎媽媽?」「對,」媽媽微笑著,「北京人叫蟈蟈。」「叫哥哥?」飛飛歪著頭
問。

黃昏出去散步,兄弟倆胸前脖子上都圈著條紅絲線,絲線繫著個小竹
籠,竹籠跟著小兄弟的身體晃來晃去。

入夜,小兄弟閉上眼睛,濃密而長的睫毛覆蓋下來,使他們的臉龐甜
蜜得像天使。蟈蟈開始叫,在安靜的夜裡,那叫聲蕩著一種電磁韻律。小兄
弟沉沉地睡著,隔著的媽媽卻聽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後,兄弟倆又晃著竹籠出門。經過一片草坪,三兩個小孩和大人
用網子正捕捉什麼。小兄弟停下腳步觀看。

「外國小孩好漂亮!」手裡拿著網子的一個媽媽踱近來,「您是他們的阿
姨嗎?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傭人的意思。媽媽笑著回答:「是啊,
我是他們的保姆,也是傭人,還是他們的清潔婦、廚娘。」「來,送給你一隻。」
一個大一點的孩子對安安伸出手,手指間捏著一隻碩大的蜻蜓。

安安卻不去接。這麼肥大的蜻蜓他可沒見過,他猶豫著。

「我要我要——」飛飛叫著。

「不行,」媽媽說,「你會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過蜻蜓,像小時候那樣
熟稔地夾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後,媽媽說:「你們看夠了嗎?我們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痺了。掙扎了一會,它才飛走。孩
子的眼睛跟隨著它的高度轉。

「媽媽,」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籠,「我要把我的蟈蟈也放了。」他蹲在路
邊,撕開竹籠,把蟈蟈倒出來。蟈蟈噗一聲摔進草叢,一動也不動。安安四
肢著地,有點焦急地說:』「走啊!走啊蟈蟈!回家呀!不要再給人抓到了!」
蟈蟈不知是聽懂了,還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來開始邁動,
有點艱難,但不一會兒就沒入了草叢深處。

安安如釋重負地直起身來,轉頭對飛飛說:「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
它好可憐!」「不要不要不要——」飛飛趕緊兩手環抱竹籠,拚命似的大喊。

第3 節 電梯小姐

電梯小姐將鑰匙插進孔裡,電梯就晃蕩晃蕩地上升。五樓?您好。麻
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
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裡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
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
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暄客套的人。
甚至於在社交場合裡,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
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
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麼在乎社會習慣。

可是我是個禮貌的人,見到電梯小姐總覺得該四目交接,點下頭,道
聲謝。幾天之後,當我發覺只要有電梯就得有電梯小姐的時候,我簡直支撐
不住了。不行,我的禮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過這個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獨
就要受到威脅。

麻煩您。謝謝。對,回來了。還好,北京很好。五樓,對,謝謝您。
晚安,再見。

對不起,又要麻煩您。單車太沉了,提不下去。謝謝您。不用了。請
等一會兒。行。謝謝了。再見。待會兒見。哪裡?我開始有點兒驚慌。她不
是擱在電梯裡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個按鈕。對凳子和按鈕我可以
視若無睹,凳子和按鈕對我也無所要求;可是這個人,這個不斷地為我做舉
手之勞的人,用她閃動的眼睛看著我,使我不斷地消耗那一點點禮貌存量。
最不公平的是,她雖不是凳子按鈕,卻和凳子按鈕一樣地永遠嵌在電梯裡。
只要我用電梯,她就在那裡,在那裡吸取我微薄的禮貌存量,使我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

我開始用腳爬走樓梯。五層階梯上去,五層階梯下來,把寒暄和禮貌
的消耗降到最低。

幾天之後我才赫然發覺:北京城幾乎所有的電梯裡都有個電梯小姐,
像凳子和按鈕一樣安裝在電梯裡,用閃動的眼睛看著你進來,看著你出去,
看著你上去,看著你下來。


我簡直大驚失色。

我踏進這個狹窄的電梯。「小姐」是個頭髮蒼蒼的老婦人。

「麻煩您到三樓。我找蕭乾先生。」「三樓不停。」她面無表情地。

「那——」我遲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 年見到的行動困難的蕭老,「老
人家怎麼辦?」「老人走路啊!」電梯「小姐」不太耐煩,顯然覺得我的問題
有點兒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電梯小姐坐在大門口和別棟樓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
樣,她們的手裡總有一把頭梳,時不時梳理著剛剛洗過還潮濕的頭髮;膝上
總擺著一份讀皺了的《北京晚報》。她們坐在台階上,望著門外夜幕漸攏的
天空,交換生活裡點點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裡的水果挺沉的,我踏進大門。您好。麻煩您。

「沒轍啦!我說您看著辦吧!」她們的話音一點兒也不被我的出現打斷。
兩個人像上了電池似的同時起身,往電梯平行挪動,頭梳和晚報也跟著浮進
電梯。「你知道小劉昨晚見到誰了嗎..」五樓。謝謝你。

「我還以為她早出了國,原來呀,婚沒結成,人家回澳大利亞去了..」
語音、身體、頭梳、《北京晚報》,又像幽浮一樣緩緩飄下。

望著電梯漸漸合攏的門,我突然徹悟:在她們的眼裡,我才是凳子和
按鈕,我才是那嵌在電梯裡的時明時滅的燈,她們對我是徹底視若無睹的。
不把我當「人」看,她們才活得下去。

我鬆一口氣。

五樓!

第4 節 打架

從定陵一出來就聽到他們憤怒的聲音。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著架,脖子
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兩人之間還站著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裡握著罐要
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著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著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
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著吵,各幫
各的男人,只是四個人同時扯著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板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嚇了一跳。小販黑虎
著臉,兩手高舉板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
步一步退,眼睛盯著板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眾還來不及喊「哎呀」
的時候他已憤然將板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著板凳追,兩
個人就圍著飲料攤子這麼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
呼天搶地廝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
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幹就幹哪;他們的臉上帶著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
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著我手的安安鬆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
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他們怎麼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將我毫無心
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
憶角落裡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美國
的八年?沒見過。

台灣?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著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
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
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
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著花布裙提著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前面..
前面有人打架..」「哪裡?哪裡?」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
—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沓地趕
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只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打架
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裡那樣拳
腳生風,只是我抓你頭髮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
流著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眾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
打架的人也鬆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當小販舉起板凳時,
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著冰棒手裡捲著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
驚詫地看大人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裡有一份驀然回首的驚
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悵,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著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
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前幾天我看見兩個
人從公車裡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於是我說,五六
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台
灣人才不會這樣。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
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 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
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
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曾經對我做過一個比喻:中國文
化好比一個工具箱;北京人打開箱子所需要的東西,和移民海外的台灣人、
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東西,由於地理歷史環境的不同,會相當不
一樣;但是儘管拿出來應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樣,工具箱可還是那一個。

90 相當大的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不同的氣質和個性。我對北京的認識
極為浮淺,可是,浮淺有浮淺的優點,因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
用嶄新的眼光,更鮮明地感受一個都市的性格。1993 年8 月的北京給我這
個陌生人員立即、最深刻的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壓抑極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瞭解形成這個城市的種種什麼社會、文化、政治背景,
你只要經驗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後從雲頭往北京縱身一躍,在
市井中溜躂幾回,和賣菜的、理發的、踩三輪車的、開「面的」的、上班的


聊幾句,你就會感覺到那份抑鬱,像黑壓壓的雲頭,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來,
卻又老不下雨。於是每個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種打開工具箱卻遍尋不著所需工具的苦惱,或者說,
他不必打開箱子其實就知道箱子裡頭沒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
以壓抑,所以焦慮地等待。

90 裡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滿意,但是他可以隨時打開箱子換幾樣零件,
不高興時對著箱子踢上幾腳也賠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夠用,日子也
還過得去。因為他對自己的工具箱掌握著某一個程度的自主權,他因此顯得
豁達。

如果說這就是群體個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許是對的;可是我畢竟比
他多了十年的記憶,幼時的打架街景歷歷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灣人並非
一向都如此輕鬆豁達的,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
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則有它必要的社會條件。

兩個騎單車的人相撞,車撞壞了。兩個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單車只是車主所擁有的財產中極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說,單車之
外他還有兩輛汽車、三輛越野自行車等等,那麼他們有可能只是揮揮手:哎,
沒關係。

如果兩輛車都有保險,也就是說,修車或買車的費用都由保險公司負
擔,那麼車主也可能只是交換一下彼此的電話號碼,很文明地握手道別。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單車有如駱駝祥子丟了他的車,生計馬上陷入困
難——你能不吵嗎?三十年前,台灣人買了個壞的貨品,他得回到店裡去吵
架,因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顧客又承受不起損失,吵架,甚至於打架,成
為避免不了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過消費者運動十幾年的努力,在1994 年
1 月,「國會」正式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保障了業主和消費者的公平權益。
有了法章的調節,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從吵架到不吵架,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人(馱著他特有的工
具箱)走了多少艱難的歲月?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同時又以相當公平的
規則來保護個人的權益,這個社會就減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這是
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台灣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異;這個差
異,與其說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說是發展階段的落差。

那麼,是不是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就看不見臉紅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
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麼處理他和他背上馱著的工具箱之
間的關係吧!不過,我只是個過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1 節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訴你為什麼。

9 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
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
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
在裡面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
洲的文化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


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
麼不對嗎?表面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只是冷戰後的幾年;
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算起。風
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
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我們亞
洲人的價值怎麼樣怎麼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他們亞洲人的價
值怎麼樣怎麼..」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
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什麼時候,李光耀變成了我的代言人?鞭打美國人的案件剛過去,新
加坡在9 月吊死了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已經廢除死刑的歐洲人議論紛紛。我
並不特別同情這個荷蘭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沒有理由因為他是
歐洲人而對他法外開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至少,它沒
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而我可是個道地的亞洲人。

我不贊成死刑。我不贊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不喜歡看到丟紙
屑的人被警察當眾羞辱作為合法的懲罰。我不喜歡人家來規定我能不能吃口
香糖。我不願意買不到想讀的外國雜誌。我不願意任何人告訴我我能看什麼
書不能看什麼書。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麼想,怎麼說,怎麼活,怎
麼做愛生幾個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為比我聰明的人告訴我我的文化
價值是什麼。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
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不只我一個亞洲人。日本,韓國,台灣..
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國內也很多,只不過我們外面的人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罷
了。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麼樣的
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但是拜託,下次再有什麼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說「我
們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這一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
由的「亞洲人」包括進去。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載1994 年10 月10 日台北《中國時報》)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
人——梅子不久前遇到一位來自緬甸、在本地工作數個月的醫生,聽他訴說
離鄉背井之情懷,也談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據悉,獲准出國的緬甸人
向來受到嚴格限制,近年來政府比較開放,獲准出國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
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緬甸人近千人,多數是工程師、醫生。可惜他們的專業資
格未受到國際承認。因此,他打算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準備報考美國的醫
學士學位,然後在該地發展。他認為這裡有理想的學習環境,他不但修讀英
文,也學會不少簡單的方言。

新加坡給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潔公正。比較起來,這裡的人
民非常幸運,他不明白為何還有那麼多人有那麼多的牢騷?他認為這麼好的
政府,這麼有條理的國家,人民安居樂業,還有什麼好埋怨的呢?我們是生
長在一個平穩的社會中,如溫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人們都會
覺得不尋常而作出反應。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或批評都是
出自內心的關切,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態度太過情緒化,
卻未必有惡意的動機。人們提意見,特別是書面形式,都應當成有誠意的關
心和交流,讓人們把心中的疑慮,開誠佈公地提出來討論,使政府部門或首


長有機會瞭解有關課題在民間的反響。這方面,報章等大眾媒體扮演著溝通
橋樑的角色。這些年來,我們的國家領導層更能聽取和容納不同的意見,報
章和媒體的過濾也顯得更有伸縮性,這是可喜的現象。相信也是這個原因,
我們有機會讀到原載台北《中國時報》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
(見《聯合早報》1994 年10 月14 日《言論》版)。

龍應台的論調,使我想起最近一位來訪的留日本選修社會學的台灣學
生所作的談話。針對新加坡的生活,她認為生活費高、物價貴,令她覺得負
擔重之外,她還是很羨慕我們。雖然新加坡是那麼一個蕞爾小島,物資都靠
外來供應,但是,我們的獨立自主,社會的和諧,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的
日本留學生,她的同學,當被詢及國籍時,都能大聲地說我是新加坡人。台
灣的學生卻常遇上尷尬的局面,許多時候她報上的台灣籍都被改為中國籍,
使她覺得難堪。不知尊嚴何在!她的一席話,使我倍覺我們所擁有的主權,
是得之不易,是應該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們不時在電視螢光屏、報章上看到有關台灣境內政治斗
爭,在國會中或公開集會上大演鐵公雞,甚至發生流血事件的報道,不知那
些是否龍應台所謂「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國度所常發生的事?我很慶幸
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小葉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國土後,面對新加坡花園般的城市、高科技的
管理、齊備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愛上了她!雖然我也多次去過東南亞各國,
但我最喜愛的還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裡,我連續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
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內閣資政李光耀。他親自掀起了「中國熱」,使我們中國
人有機會瞭解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中國人也有更多機會到
新加坡來和新加坡人做貿易,對新加坡有進一步的瞭解!

在短短的時間裡,新加坡獨立地將自己國家建設得這麼好,這在整個
亞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論!中國雖然人口多土地闊,但「向新加坡學習」的
口號已提出幾個年頭。只要你到中國做生意,你可以問任何一個做國際貿易
的中國商人:「你最喜歡哪個國家的商人?」我估計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
加坡商人!」並不是說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錢賺,但和新加坡商人
做生意的風險就相對比較小。

筆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去年7 月一個偶爾的機會,認
識了一個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筆生意。雖然利潤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
的嚴肅作風給我們留下極深印象!

從此我們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就多了起來!

筆者辦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雖已在深圳上市股票,
最近又計劃在新加坡上市,並獲新加坡有關當局批准。我曾問他們:「為什
麼不選擇在歐美國家上市股票?」他們說:「還是新加坡好!」為什麼?「因
為新加坡的人好」,這一句話涵義十分之深!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
人情、法律和制度!這對一個多次來過新加坡的我來說,深深理解這句話的
內涵!也十分讚歎這家公司的選擇!

但是,當我看到《聯合早報》10 月14 日轉載了台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標題時,倒吸一口冷氣,細細看下去,覺得這個
龍應台的話缺乏正常的邏輯。我始終想不出來「新加坡在9 月吊死一個販毒


的荷蘭人」和「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之間有什麼內在關連。我不知
道龍應台指責新加坡政府「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這句話所指的新加
坡政府何時何地要去代表這個台灣人去說話!

恕我直言,龍應台的話實在不能讓人服氣!但是,字裡行間流露的文
才確是不凡,我周圍欣賞過這篇佳作的同事,都異口同聲讓我寫文章建議龍
應台再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或許是本土本鄉本情寫出來更能感人!

當然,龍應台也想不到她這篇文章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了,更想不到新
加坡人立即進行了反駁!連中國人也要來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
龍應台肯定想不通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喜歡新加坡!但我還是要告訴她:我愛
新加坡!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人)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一得遠適歐
洲的台灣女人龍應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卻選擇在台北報章對新
加坡大放厥詞。居心何在,令人費解。

這個以舞文弄墨為專業的女人,首先對新加坡領袖冷嘲熱諷一番,指
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全體亞洲人(包括她這個道地亞洲人在內)發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評得一文不值,聲言:「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
自由與尊嚴。」最後,她還以挖苦的口吻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
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儘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寫了這麼一篇
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會去把她抓來五花大綁拍照或打屁股,
道地的新加坡人卻不會輕易放過她,如樂子與梅子兩位青年寫作者便對她作
出了強烈反應,連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陳敏明也站出來說公道話。

自稱「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的龍女子,慶幸自
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亞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
感慶幸。

理由很簡單:她既不喜歡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歡迎這麼一個極端個人
自由主義者。

如果她不幸生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終老於斯的話,她顯然只有兩
條路可走:要嘛忍氣吞聲,挨受連嚼口香糖都沒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
麼做愛生幾個小孩的無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幾時便會活活悶死。

要嘛積極從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組織新政黨,或加入現成的反對黨,
或以獨立人士身份參加競選。一旦進入國會,便可聲嘶力竭地為全體新加坡
人爭取自由。必要時還可脫下高跟鞋當武器,以期打出一個自由天地來。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林義明台灣作家龍應台最近在台北《中國時報》
寫了一篇題為《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無權代表亞洲,
沒有傲慢的權利,沒有資格代表她這個台灣人」。本報上星期轉載這篇文章,
結果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一些讀者立刻撰文表達他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
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人和香港人。

其實,台灣人公開對新加坡表示不滿,已不是什麼新鮮的事。前幾年,
就有一個台灣歌星表示他「來新加坡後有被閹割的感覺」,結果許多新加坡
人大為憤怒,紛紛撰文攻之。

這裡,我要表明一個立場,我不是想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來
和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禮,也沒必要舉出一大堆論據證


明「我不贊成金權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歡看到議員在立法院裡打得頭破血
流,甚至在電視機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對方沒資格提出批
評。這最終會演變成情緒化的謾罵,對引導龍應台「這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
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瞭解真相,將無助益。

龍應台似乎對新加坡有許多不滿,她最不滿的是「新加坡代表亞洲說
話,尤其是代表她說話」,原因在於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姑且不討論
龍應台是否是以一種「大中華正統文化繼承人」的姿態來批評新加坡,因為
這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認為,讓所有的人瞭解龍應台所說是否屬實,不
讓這種論調混淆視聽更為重要。

整個邏輯很簡單整個邏輯很簡單。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部分,新加坡
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把聲音
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
國家。儘管如此,新加坡從來不敢以整個亞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
己是個小國,但小國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構成外國人阻止它說出心裡
話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價值現強加在亞洲國家身上,以及籲請西方應該學習
尊重亞洲國家的不同,點,並不是新加坡獨創的言論。事實證明,在許多國
際場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亞洲國家都不斷提出
同樣的言論;就連很需要美國照顧的日本和韓國,也在必要時提醒西方,亞
洲價值觀必須受到尊重,而韓國和日本正是龍應台所謂「很多人想法和她一
致」的國家。

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所以,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新加坡從來沒想過
要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說話。如果龍應台因新加坡沒在發言支持多數亞洲國家
的立場時,考慮她的想法,而一廂情願地指責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
過於自我膨脹。新加坡當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說話,湊巧的是,這也正是許多
亞洲國家要說或已說過的話;如果龍應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亞洲的情況,以致
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說:「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
說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亞洲說話,企圖抹殺新加坡人以亞洲人身份說話的權
利。

其實,新加坡的總理、內閣資政和部長在國際場合發言時,談論亞洲
價值現的機會不多,多數時候是大力籲請西方國家到亞洲投資。由於新加坡
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已贏得西方國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資金引導到亞
洲國家的角色。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對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貢獻
深表感激,它們不可能反對新加坡為亞洲進行宣傳,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或許龍應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訓」歐洲人,卻不知道(也許她
「選擇」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勵歐洲國家到亞洲投資的事實,否則,她就
不會一股腦兒地指責新加坡以亞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給新加坡套上「亞
洲經濟代言人」這個稱號。

除了不滿新加坡「代表」她講話之外,龍應台還有一個非常不滿新加
坡之處。她說:「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
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事實真是如此嗎?她說,有這種想法的亞洲人在台灣「多的是」。可是,
事實真是如此嗎?讓我們看看台灣權威性雜誌《天下》最近對新加坡國情提
出的客觀評價,就不難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認為台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


因為「大多數台灣居民共同的夢,是乾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
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共同的夢)是社會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
多的自由和民主」。

論調恰恰和《天下》相反龍應台也許更應該撰文指責《天下》憑什麼
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講話,因為她的論調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
大多數台灣居民所要的乾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
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謂的「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在龍應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並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她
認為,新加坡國內有很多和她一樣想法的人,還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結果,她再次犯上一廂情願的老
毛病。

這讓我想起《莊子》中「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故事。龍應台一開始
就認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也許這是她自
己的猜測,也許這是她從一些西方報章或台灣報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卻不知
道多數新加坡人其實都不這麼認為,他們都為治安良好所帶來的人身自由,
以及作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嚴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沒有「那一點點自
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報章上拜讀龍應台的文章,並向她提出自己的看
法。

估計錯誤不免貽笑大方許多亞洲國家都瞭解,只有在經濟成長持續,
社會紀律得以維持,人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人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和
自由。假設龍應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寫出這樣的文章,則如果真有「不好
玩」之處,那恐怕就是她一廂情願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計錯誤,最終不免貽
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亞洲人說話——郭生前幾天的《聯合早報》(10 月14
日)轉載了龍應台女士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龍文的主要論點有
兩點,一是新加坡沒有資格做亞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個人尊
嚴與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訓西方人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

我認為,凡是亞洲人,無論他來自富裕的日本,還是來自貧窮的柬埔
寨還是老撾,當他面對一個或一群歐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著自己的胸脯說,
我們亞洲人是怎樣怎樣的,這個並不過分。關鍵要看場合,一個主權國家的
領導人,在一個國際場合,說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的,甚至「教訓」歐洲人,
我認為是理直氣壯的行為,並不存在資格不資格的問題。

如果他跑到台灣,說我們亞洲人應該怎樣怎樣,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對亞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這應當是允許的。

亞洲本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大區域,不同的人從各自不同的歷
史、人文角度出發表達不同的亞洲文化觀,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人表達亞洲文化價值現
的機會比較多一些,也比較方便一點。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個
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新加坡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良好的英語教育,用
英語表達個人思想見解比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經濟取得長足的進步,
被稱為新加坡奇跡,令很多世人矚目。

新加坡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於歷史、人文的原
因,作為亞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較容易與西方人相處,西方人面對新加坡人的
時候,不太會像面對其他亞洲人那樣建立「心理壁壘」(因為新加坡人口中


有歐洲人,也因為新加坡比較國際化)。如果一個中國大陸的官員一開口講
話,西方人第一個反應是,他是共產黨,接下來的邏輯是共產黨即專制,心
理上早已嚴陣以待,很難心平氣和地討論文化差異這樣的話題。他們至今仍
把今天的中國與統一前的東德等同看待(如指責中國運動員服食禁藥,他們
不明白今天的中國已不需要靠運動員的優異表現來支撐國際威望)。中國與
西方國家建立的關係,充其量只是利害關係,即貿易與防務。文化交流限於
民間層次。意識形態方面的敵對還沒有消除。

關於這一點,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優勢,西方人面對日本人的時候,
心裡,總是嘀咕,日本人說的「yes」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至於台灣,由於
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來就不便在國際社會中「拋頭露面」,像水底下的魚,
只要露出水面,就會有被強按下去的危險。

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麼其他亞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灣人喜用「肢體語言」和「街頭打鬥」來表達個性尊嚴與自由這種
「民主」的表達方式,實在是丟盡了全世界華人的臉,給人強烈的印象是華
人就不應該享有民主。

龍女士發此論,大概是因為新加坡在國際社會中比較「搶鏡頭」(搶
眼)。

對西方社會大聲地宣揚亞洲人的文化價值現,應該是每個亞洲人的義
務和職責。只要有機會,有適當場合,就應該大聲地講。因為,時至今日,
亞洲人與西方人的文化價值現差異還很大,西方人對亞洲人還是不理解。他
們認為處死一個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們卻認為,讓一個孩子出生在
一個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對孩子的人格形成和發展
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規模的戰爭才會造成這種結果。

民主,個性尊嚴和自由是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相互理
解的基礎上的,容忍別人與自已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觀點,這是最起碼的。

(作者是中國大陸人)如此生活,夫復何求?——雅瑤南來移居獅城
不覺已足七年之久,雖然還不是「紅登記」的持有人,但感覺上這裡已是我
的家。偶爾遇上親朋戚友,總被問及一些大同小異的問題,例如新加坡好嗎?
是不是管得很嚴?會不會很悶?不沖廁所真的要罰款嗎?曾讀過一本外地雜
志,似用嘲笑態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罰」。近日也在報上讀到某些針對本地
內政的意見輿論,這倒給我一個啟示,什麼是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認為只有親身經歷,才是最佳見證。

我不懂政治、經濟,對文化、價值觀等的東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
是一個負責煮飯燒菜、帶孩子、做家務的平凡家庭主婦,沒資格去評論、分
析以上有關的課題,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確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
油鹽」的生活在這個國度裡,所以理所當然地可以談談我個人的生活體驗及
感受。

新加坡擁有「花園城市」之美名,得來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統有計劃
並持之恆的政策;為這美好名聲奠下穩固的基礎,當然刻苦耐勞,盡忠職守
的清潔工人,居功不淺,在此衷心謝謝他們。一張紙屑,微不足道,如果全
國大多數人都輕視丟一張紙屑的後果,情況肯定糟透,慘不忍睹,為了防範
未然,政府立法請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潔工人,也滿合理的。為了不致淪
為被「羞辱」的對象,不隨處亂拋垃圾,是最實際的行動。唯傳媒沒必要過
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膠(註:即口香糖),對我而言沒什麼損失,我還
有許多別的選擇,那又何須介懷?為了維護國家的形象,保障多數人的利益,
國人應體諒及支持「有選擇的閱讀」政策。

近日報上能讀到批評新加坡的文章,足見政府的過濾選擇,仍是寬容
的、理智的。

公共廁所內並沒有裝上紀錄儀器,沒有干擾民眾。所謂罰款,目的是
給閣下一個警惕、一個告誡。如廁後沖水,理所當然,違法受罰,沒啥奇怪,
無須小題大做。

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人口的變化對國家的前途有極大的影響力,
政府經過仔細研究後訂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據,況且愛生
幾個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結婚,並無強行下旨,強迫受范,人民仍有最
後的選擇權,並沒有牴觸個人自由與尊嚴。

總結而言,本地某些政策,並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贊同附和,這
裡還未達到人人夢想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的標準。即如考試制度,雖然仍
存在不少漏洞、缺點,但當還沒有出現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時,它仍然是
大家認可的衡量標準。近似的道理,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時少不了犧牲
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靈活變通乃維持、保障生
存能力的策略。

鐵一般的事實是最佳的見證,這裡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動不動的示威
鬥爭,沒有嚴重的交通阻塞,沒有令人吃驚的通貨膨脹。這裡有的是清廉、
有效率、態度嚴明的政府、穩定的政治、高經濟成長、整潔的市容、良好的
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樂業。如此生活,夫復何求?相信許多人
在觀賞國慶日表演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被熱情雄渾的歌聲、飄揚舞動的旗幟、
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動,我也不例外。然而這感覺只是瞬間
躍過,始終覺得這悉心營造的氣氛顯得有點人工化,並遙不可及,真正牽動
心弦的倒是去年當政府介紹新加坡體操運動同時推出的宣傳片時,螢光屏出
現各階層、各年齡的人都在參與體操運動,儘管他們的動作生硬,不太純熟,
但臉上卻堆滿笑容,個個樂在其中,享受運動的樂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銷他們的功績、威信,而是以父母師長關懷之
心,誠懇地推介保健強身之法,頓時覺得畫面異常的溫馨、美好,一股暖流
緩緩透過心頭。融洽和諧的氣氛告訴我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一家人。10
月20 日的《早報》報道,新加坡在未來幾年內將投下巨資發展各種基礎設
施。看來我們未來的生活質素將作更進一步的提升。至於這種生活算不算自
由。是否會失去尊嚴,其中是苦或是樂,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愛吾土——李玨熱愛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實在無須氣惱龍應台女士《還
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 月14 到了中國北京和上海,從飛機場的公務
人員到菜市場擺攤位的菜販,都令龍女士深深地不滿,因此地寫了《吵架》
(原刊於1993 年10 月31 日上海《文匯報),後轉載於1993 年12 新加坡的
國民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國家的瑕疵,並不是不知道這裡仍不是十全十美,但
試問哪一個國家是?龍女士可能無法想像為什麼我們多數國民卻仍熱愛這塊
土地。我是一名過了四十而應當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
地說,我也是一個看到新加坡國旗升起時會流幾滴熱淚的人。客居過美國,
也到過其他國家旅行,我的心從未嚮往過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為我生
於斯,長於斯,一生受惠於斯。


80 的美國老師和美國同學卻努力地學叫我的本名。)有些台灣朋友則問
為什麼「不留下來?」但來自新加坡的同學或朋友初次在異地見面時卻總是
先直問「計劃什麼時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熱,但愛家濃惰難於稀釋!

這種相屬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婦相屬之道:愛彼此的美,也同時接
受對方的不美,卻又不絕望於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為更好。
結束之前,願敬贈龍女士一首筆者為此暫意譯的歌,作詞的是LloydStone,
他的譜曲取自西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吾國天空藍過海洋,陽光普照松林但在別的土地上亦陽光四
射,且天色也藍啊!萬國之主,請聽我的和平禱歌為著我的家園為著別的土
地同樣獻上還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勁草假設我能活到九十四歲,
上半段的歲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會環境裡度過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來到
新加坡,甚至將全家人的前途,交給這個世界知名的嚴謹統治模式的社會。
然而,移民的抉擇,那份悲痛感受,看來龍應台是幸運地不必去體驗的,但
她可有想到過,人在陌生的環境裡,竟能夠「不勞而獲」地受到歡迎,那種
奇妙的感覺,絕非局外人能夠體會的。

若說這裡的人和善可親,抑或說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話,
倒不如說:因為這裡的繁榮進步速度較緩慢,未發展到令人民煩躁不安,這
裡的政府給予人民照顧得很周全,國民極普遍地沒有近憂,發牢騷的話,重
點著意於投標擁車證的價格太高;要購買房產的話,政府管不住高價上漲。
我回讀者一句話,大家可曾有親身感受過「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認為,要合理地辯論一個社會的優缺點,首先應知道我們的基本目
標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見過有哪個國家領袖,可以
採用空泛的理論來辦事,就可享有興盛的國家。我們在談論時,只不過將不
同制度的優缺點拿來比較,看誰具備更可取之處,有哪些難題需要不同的方
法去解決。直到今天,我還未見到有誰能說有任何治國方法是放諸四海皆准
的。

我自己就有一個夢想:華人的起居飲食世界裡,沒有一處的生活方式,
能比得上香港那麼自由灑脫,但是政府對犯罪者的寬容態度,使人難以容忍。
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現有的良好社會治安方式,協助使香港繼續繁榮
興旺下去,確保在鄧小平之後,維持香港的經濟奇跡,這對整個亞太地區的
發展都有好處。

但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要告訴大家:「還好我是一個新加坡籍的香港
華人!」

第2 節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前言:慎思明辨我在《中國時報》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 
年10 月10 日),經由獅城的(聯合早報》轉載後,好像一枚引發的炸彈。《亞
洲週刊》說,那篇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反應」。
新加坡專欄作家劉培芳說,「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時,客座於新加坡大學的美國教授林格爾,
因為在《國際論壇先鋒報》上批評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門來,
訊問了九十分鐘。林格爾立刻辭職回美,事後對媒體說,他不敢留在新加坡,


怕被逮捕。

林格爾所引起的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官方反應,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卻
顯然是新加坡的「芸芸眾生」,民間反應。其反應之激烈,據《亞洲週刊》
的觀察,似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反應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國媒體上以英文寫成的批評新加坡的文章並
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轉載,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讀
者對逆耳的英文評論並不陌生。華文讀者卻沒有這個經驗,就如專欄作家劉
蔥霞指出的,「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新加坡)本國報章上發表的,
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本來就不習慣看見以華文寫成的批評文字,更何況一出現就是像《還
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樣尖銳鋒利的文字風格,新加坡讀者猛然覺得受不了,
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對我的批評的反應,讓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時代的台灣。
他們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處,可是彼此之問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野火」
前的台灣人對當時政治現狀之不滿已經幾乎到飽和狀態,只是還欠缺最後一
股勇氣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騰的反應中,各種看法、各種聲音都有,從極
左到極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現的反應,儘管激烈,卻有相當一致的基調:我們國
家是進步的、政府是大有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國家利益超出個人權利..
在二十餘篇反應中,只有一篇例外。

這個現象可以有兩個解釋: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
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之下,不同基調的聲音根
本還不敢冒出來。

兩個解釋可以同時存在,並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別為新加坡人寫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這篇文章,刊
在《聯合早報》。

想說的是,何必對我生氣?該討論的是議題本身。對新加坡而言,重
要的不是我這個外人的批評,重要的是這些議題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識分子之
問的慎思與明辨。

1991 執著,都令我感動。不是為了他們,這些文章我根本不會去寫。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許多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知識分子帶著他們本身
並不自覺的中華主流文化優越感來到東南亞,然後發現,東南亞的華人極不
欣賞他們的優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後,才學到教
訓:他們是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顧」的「華
僑」。

謹受教,我說,低下頭覺得很慚愧。

在提筆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時,我曾經停筆思索:是不是用辭
要客氣些,婉轉些?然而轉念一想,我在批評中國人時,並不曾想到要客氣、
婉轉,為什麼對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標準?我必須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國人一
樣,禁得起尖銳的批評。在華文的大世界裡,我們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麼資格批評新加坡?問題應該倒過來:誰沒有資格批評
新加坡?文化批評像作文比賽,只問誰寫得好,不問誰有什麼資格。我可以
用德文批評德國,用英文批評美國,用華文批評中國、新加坡。重要的是我
批評了什麼,而不是我是什麼。


於是有《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以下簡稱《還好》)。

文章的主題,不在於新加坡有沒有足夠的自由、該不該有更多的自由
——不曾在新加坡生活過,我倒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這個問題下結論。文章
批判的對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這個政府有許多做
法是我這個個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亞洲人」代表
自居。它有充分的權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視與它價值觀相左、無法
由它收編的不同的亞洲人的存在。

當然不是由於新加坡小,就說它沒有權利代表亞洲。如果由中國的總
理或者日本的首相來對西方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
嚴重的事情。當亞洲人自己將自己單一化、集體化的時候,我們同時加強了
歐洲人對亞洲的傳統偏見;「亞洲人站著都能睡覺」,「亞洲人能吃任何苦」,
「亞洲人不重視人命」,「亞洲人不懂得個人隱私」..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
洲多種文化之間的豐富差異,用以支持他們對亞洲的整體刻板概念。如果亞
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單一化、刻板化、集體化,你哪能要求歐洲人超越他們膚
淺而平面的亞洲認識?《聯合早報》所刊出的種種反應,一方面在我意料之
中,一方面令我驚訝。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讀者對我的不滿;驚訝的是,反
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在我寫《還好》
的時候,我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在諸多對我的反
話中,我發現,這個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對《還好》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我
的問題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嗎?或者,不同的聲音出不來?我承認我傷了新
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會去傷它,也是因為,身為一個華文世界裡的知識分
子,對一個華語國家畢竟多一份關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關心,可是我的
文章裡有沒有值得他們關心的東西呢?——「歐洲人注重自由與個人人權,
亞洲人強調和諧與集體利益。」這是不是一個蓋棺論定的真相?誰蓋的棺?
誰定的論?符合誰的利益的真相?——即使真的蓋棺論定,它應該是、必須
是新加坡人(或亞洲人)繼續追求的前景嗎?為什麼應該是、必須是?為什
麼不應該是、不必須是?——文化的詮釋權操在誰的手裡?應該操在誰的手
裡?不應該操在誰的手裡?——新加坡為什麼扮演了它現在扮演的角色?它
的殖民歷史是不是同時塑造了並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觀?——自由與安全是否
絕對矛盾?——在西方與新加坡的頻發爭執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動著什麼較
深層的因素?國家主權與文化衝突是否足以解釋一切?Lingle(林格爾)的
事件與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幾乎發生在同時(我可是在今天,10 月24 日,
才看見Lingle 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應是:「我很小,可是我
不怕。」多幾個人聚在一起,大聲多說幾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敵愾同
仇的激情就要出來了,激情掩蓋了真正的題目,也淹沒了真誠但是冷靜的討
論。

如TheStraitsTimes(《海峽時報》)所說的,新加坡可以沒有我這種台
灣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沒有誠實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作真誠、冷
靜、尖銳的討論嗎?1994 龍應台文章引起的五個問題——柯清泉細讀龍應
台的兩篇文章之後,我認為其中的確有些令人不滿之處,我要提出以下的疑
問:一、尖銳批評說不過去龍應台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批評不需要婉轉與客
氣,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龍應台畢竟與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脫離不了的淵源是
其一;中國大陸經歷多次重大的政治變動,開放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以及


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無法與經濟強勢並行前進導致許多的社會弊端是其
二。

由於情況不同,對新加坡提出尖銳的批評是不恰當的,除了從龍應台
的行文中得知她對新加坡只有片面瞭解,但卻提出不客觀的議論。新加坡目
前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處雖然存在,但已成為許
多國家學習的典範。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也要受到「尖銳
的批評」,這似乎說不過去。龍應台若是稟著高級知識分子的真誠與冷靜,
應該是以較負責任、較有善意的態度提出意見,不應該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
手法來引人注意。

二、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龍應台行文中特別強調「給我再高的經濟成
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
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文章的含義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連「那
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也沒有。

龍應台下筆時缺乏謹慎,傷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龍應台把上述的言論
當成「關心」新加坡人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

三、為什麼槍口一致向外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批評與政府的自我批評時
常能在輿論上見到,只不過龍應台在這方面不甚清楚和沒有適當的瞭解。「統
一的護國之聲」會令龍應台感到驚訝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龍應台行文上的
魯莽和與觀實不符。新加坡人又怎會如此的氣憤呢?新加坡人一向老愛在嘴
裡批評政府的各種嚴厲的政策,一旦從國外旅遊或公幹回家,或從新聞報道
中得知世界許多地方紛亂不安,大家都覺得新加坡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國家。
一個移民組成的小國能在短時間裡培養國人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確是一項了
不起的成就。

槍口向外是絕對正常的。

四、龍應台的文章有沒有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詳細分析龍應台的文
章,可證明她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真誠且冷靜的知識分子。首先,她在答覆
回應時,提出了六七個她認為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而事實上,涉及範圍這
麼廣的論題,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得到結論的,況且在她千多個字的行文中,
內容完全沒有針對值得關心的東西發表意見。譬如,她並沒有談及亞洲與歐
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贊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
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裡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
綁拍照。龍應台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
風;再者,我們的警察並沒有當眾羞辱丟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台的文章似
乎有意在製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制
的權力,這並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台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
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
那麼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龍應台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
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麼錯誤。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
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台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從
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麼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
易被羞辱的尊嚴。龍應台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


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於錯誤的政策,也
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對龍
應台的批評,我們也應採取同樣的態度。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陳敏明東南亞並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
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
嚴謹有理性。查良鏞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台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
覺墮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裡——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說《聯合早報》讀
者對她的反駁是「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可以
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假思索地
作出反應呢?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
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
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
思索嗎?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
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
府。可是又是誰說「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
——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裡呢?龍女士覺得
奇怪,為什麼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我
只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
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確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態度,
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
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只是對這種惡意攻訐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
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麼樣的印象呢?不
難想像如果他相信《還好》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政府指定國民怎麼
想、怎麼說、怎麼活、怎麼做愛生幾個小孩」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我
因業務關係,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
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准國民打麻將?」『新加坡喝可
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准賣干炒牛河?」等等。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
好氣,還是好笑。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並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
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
那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
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致。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只要是基於事實,任何人都可以
批評。《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並不
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
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
這都可以拿來討論。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於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
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
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只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
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譁眾取寵的歪曲言論。
拜託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劉蕙霞雖然龍應台的批評只是附和
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瞭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
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台的作品,我只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
看過有關龍應台的一篇訪談。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
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致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台灣,就
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接著又
說:「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的一切。」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
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 月14 日)文章後,不禁
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台灣人,不在台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台
灣;現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麼就有資格批評新加
坡?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接著在10 月28
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
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
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麼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麼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
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台灣刮過一陣「龍
應台旋風」。當時,她以一系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台灣種種不
合理的現象,引起了台灣人的關注。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
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然而,
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龍女士的作風,也許台灣人能夠接
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台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
踢的醜態,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歷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龍
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台灣、香港的
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別,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
察到?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裡,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
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裡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瞭解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裡普遍(包括英
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她並不了
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內,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在20 世紀初,
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
說:『我是土耳其人!』」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
地說:「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歷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
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
加坡認同。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經不
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
自然而然作出的適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態問題。
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誌內,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
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也許華文讀者


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龍女士沒有在這裡住過,也不瞭解本國國情,她的觀
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
下評論。我想她的所謂「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
觀點罷了。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隨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對中國歷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 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
分離出來的企圖。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
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至於
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
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這些複雜的列強對中國
欺壓的歷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於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裡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面之
詞。假如她在這裡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同的
意見。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
者們看了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麼過不去。在
咖啡店內,研討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裡,也常常聽到公開的
批評。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
也並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
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讚賞的,
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
美的地步。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還有許多應該改
善之處,對於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
地步。

至於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
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嘗不
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
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不過,我還
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
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龍捲風」過後的省思——劉培芳龍應台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大事,搞得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我去翻看舊
報,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麼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我看了《還好》
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台執筆時有點急躁和衝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
加坡的一些問題。而她接著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台在文
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台有點瞭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
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台灣,正是由於
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我還記得80 年代中期的一次世
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許多
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台灣採辦。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


讚歎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台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龍捲風」,吹到新加坡。龍應台
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
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儼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感
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並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
多她個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餘,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
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台沒料到《聯合早報》
隨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
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
和馬來西亞人。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傑出成
就而辯護。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龍捲風」刮得好猛,爭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週刊》
的「亞洲焦點」。我不想在這裡爭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台
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討論。我只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
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討。

龍捲風捲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風過後,大地恢復平靜,我們是否
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自然現象中的龍捲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
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台捲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它警
醒我們,別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我
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著耳
朵不聽別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
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
法和言論。如果別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
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
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於我們改進、有
利於我們成長的激素。誰又能忍受別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
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面的、積極的
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四平
八穩、面面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台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她還問:「不同的聲音
出不來?」龍應台在1991 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討論,
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面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瞭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
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雖然新
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
路也不算太平坦。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
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
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只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只要我們擁有一個
主旋律,那麼,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
聽呢?這是「龍捲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蔡再豐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


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討的。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
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討論,甚
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討龍應台女
士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眾多新加坡人的心
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裡,我們是平等的,既
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學術探討,「真理」
爭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賭氣」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衝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
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產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
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也沒有必要爭論以何種標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
較懂得明哲保身。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
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並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裡新加坡能有
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
的創造、無比的鬥志。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並不需要「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
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
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讚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批評、忠
諫,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
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
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別人學習,取長補短,求
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別人,傷害別人或企圖征服別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麼?爭取的是什麼?追求的又是
什麼?這也有不同點。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
財寶,還有親情..統治者用什麼法則治理廣大的群眾?什麼法則更適合?
什麼是對與錯?歷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號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
災難也如明日黃花。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污的醜聞,還有毒品氾濫
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飢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
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龍應台女士畢竟是一
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只要問誰寫得好,還有,
誰「寫得真」、「寫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徐宗懋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麼
讀者的基調相當一致。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
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


音不敢冒出。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將國外刊物對新加坡
的批評轉載,並接著刊登國內讀者來信的反駁。編輯負責人心裡很清楚,在
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內心的深處,能激起廣
泛的共鳴,甚至產生某種顛覆效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
在內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讚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
編輯們對於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致憤怒的反應,是真
實的。如果比較瞭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
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
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面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
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
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他們敢
這麼做,是因為心裡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內部毫無殺傷力,其外
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於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
至於面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
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拼錯。『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
新加坡,態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陞官跟他老爸有關係,隨
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
的謙虛態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在這一點上,李
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凶。你到咖
啡店聽聽那裡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Tax 大吐苦水,醫療費用
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

政治方面,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
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徵,至於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
壽煽動群眾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
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躂的照片。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
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敘述這段黃色經歷。佐菲利違反
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著腰笑到肚子痛..。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
嗎?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
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
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麼時候不小心把別人的捐款放在自己
的口袋裡,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
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面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
麼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
則一場譭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
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著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
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
風俗的認同。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


哪來的一致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污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
就徹底完蛋了。人民行動黨上台,頂住了局面,但內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
大,1964 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
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
做出一些限制,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麼傲,但犯了一
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這整整
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麼深,以致還有這麼多人仍懷著受
委屈的恨意。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
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制達成的轉變帶來莫
大的心靈掙扎和痛苦。

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
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
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只是空空洞洞的
軀殼而已。沒有文化的連繫,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麼叫做日軍的「大檢證」,
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麼關係?60 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
會」滿懷壯志的口號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繫認識自己過去
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
加坡的希望在哪裡?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
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
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只有這麼做,
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內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扎,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
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制過嚴,缺乏這個
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內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
使這個新生國家免於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批評的內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
致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
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
威信。

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
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裡外都會打起來。西方媒體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
社會頑強的鬥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歷史太短,明年才滿
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如果這一刻把西
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內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這一部分應該體
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制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於生活層面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
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
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
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內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於那些明顯激怒
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
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水至清則無魚——看龍應台在新加坡點火—
—劉紹銘舊聞新鈔:「10 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
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
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


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亞洲週刊》,11
月6 日)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驚動台灣朝野的「女
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
指著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
自居。

為什麼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
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
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這塊原是英國
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櫛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贏得亞洲公園之譽,
殊非僥倖。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週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麼關鍵性的幾
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
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
麼用的!」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
義的姿態。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份,「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
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
價值系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單說歐洲人吧,
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
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
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
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
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系統的取捨。新加坡國泰民安、豐
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 年後一舉取代香港,
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標,只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麼獅城
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
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
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
向不含糊。他歷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
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
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標準是相對的。如果要我在「文革」
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捨,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獅城的政治
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空間。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
朋友就是。再說,毒販殺無赦,確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在這方面,我和
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1991 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
半年,就萌去志。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態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
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飢餓、疾病這種種人類
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歷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


脾氣與情慾,也可由藥物調製。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免於飢餓和
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後表態說,二者之間他寧可選擇飢餓、
疾病和情慾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
指水過於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
活。..人對於別人如果事不論鉅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
來。」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麼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
質。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只有思無邪輩能生存。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
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
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
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
反駁,並反譏台灣的亂象。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10 我
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
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
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
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並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
話,口氣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怎麼
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
價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
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
點。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更
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
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沖
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爭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
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
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
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
也對《亞洲週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
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麼不對?」詩人陳松沾認為龍應台沒
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瞭解它們的實用價
值。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
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她對《亞洲週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
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新
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
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爭議。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
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
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制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
自由」。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


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標籤,然後加以
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
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 年代震動台灣,
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 異議,只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
見。

在這場爭論中,確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現任東南亞研
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並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
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
值觀並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進
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例
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並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長
馬紹爾就公然表態,反對政府過度干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生孩子的問題,
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干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
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
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11 月號)為何只有一種聲音?台灣作
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
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週刊》專訪,
以下是訪問摘要: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很高興,
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討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
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應中,不是
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討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
為什麼只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內容有何反應或反駁?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
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只代表自己,在台灣,
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誌,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
看法,譬如我。兩種看法都屬於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
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麼關係?台灣有
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並不是這篇文章要
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
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
強烈。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
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
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板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
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
的整體刻板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著重大
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瞭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
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麼不同)。

至於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討論的題
目。我只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當新加坡人
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
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為什麼你認為新
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我覺得新加
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份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
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對他將亞洲人一元化、集
體化,同時在這裡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
體。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
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
麼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讚新加坡的成就,並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
何看法?不只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讚新加坡為好榜樣。大陸的我管不
著,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
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
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
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
的司法制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你對
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將是誰?(原
載香港《亞洲週刊》1994 年11 月號)

第1 節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歐洲大寒,凍死了許多流浪漢。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
仗繼續打著。

不知其數的人死於溝壑,暴屍荒野。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著看1997 年
的徐徐開展。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踏著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
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歷史。這一年,
是台灣解嚴的十週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
主如影隨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爭。對台灣這個社會,十年回
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
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
人。

台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
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


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態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
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只台灣人。1989 年冷戰結束之後,
歐洲人以為日子將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
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
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著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
的生活,只能歎一口氣吧。

人類的進步,不論是科技發明或思想制度的創新,極少沒有副作用的,
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過了「進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紀的
我們所目睹的許多災難都和「進步」有關:醫學發達導致壽命延長、人口膨
脹及饑饉問題;對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戰後的自由使他們陷入大混
亂,因為人們無力承擔自由所相對要求的責任。僅只翻閱20 世紀,我就難
以相信歷史是一條「進步」不斷的直線發展。

從80 年代的直接參與到90 年代的距離觀察,我在台灣這個民主實驗
室中看出了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經體驗過的。自
己蛻了一層皮才認識的「真理」,其實只是歷史的老生常談;然而親身「悟」
出來的道理當然不是歷史可以傳授的,譬如一個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燙過、痛
過,才確切明白火和燙的真實意義。

有了90 年代,才發覺80 年代是多麼單純的敵我分明的時代。敵,就
是那個專制政權;我,就是所有反對強權、追求自由的人。壓抑已久的社會
也有一個共同的默契:我們要民主;但是當民主真正到來時,我們似乎都傻
了眼。在新的組合裡,原來專制陣營中出現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來反對
陣營中,一旦掌有權力,就出現了行事獨裁的人。原來千夫所指、萬民唾棄
的國民黨「老賊」突然顯得高風亮節,因為民選出來的新一代「國會議員」
貪婪無厭、粗鄙不堪。究竟誰是我,誰是敵呢?傻眼的同時,我們理解了原
來當時只有一個敵人,就是統治政權;民主之後,敵人就在「我」的身邊,
好大一串:財團形成利益團體收買政客,政客為了鞏固選票結合黑道,黑道
為了充實地盤賄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職權勾結派系..,一切,都在
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而由於民主的結構,這一切都經過了「我」的默許與合
作,我,就是自己的敵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應該義
憤填膺嗎?什麼義憤,什麼填膺?他們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出來
的。義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這種諷刺,哪裡是當年關注民主運動的我們所能預見的呢?可是嚴肅
的歷史劇演變為荒唐鬧劇是有前例的。1912 年1 月1 日民國成立,孫中山
意氣風發:「..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
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
之速也。」十一年之後,他有了新的體認:「..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
程功,不得不自認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墮廢,乃生無數專制
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使國人遂疑
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此則目前情形無可諱者也。」「革命不
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對不見得能治國,這個教訓我們在台灣的
民主實驗中親身經歷了。為什麼反對者——我指當年向威權政體挑戰的知識
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一旦掌有權力,卻不見得更有能力?這種情
況在今日東歐幾乎是個定律。我想和反對者的本質有關。


我們在80 年代抨擊國民黨時,很少人說是因為國民黨的經濟決策或交
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夠完善而加以反對。我們所反對的不是那個體制沒有效
率,而是那個體制沒有正義。當然,很可能沒有效率的體制也必然沒有正義,
但重點是,有沒有效率是實務問題,有沒有正義是道德問題;而異議分子,
不論是純潔的理想主義者或不怎麼純潔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傾向於以道德訴
求作為奪權的基礎。「弔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從道德出發。

革命成功之後,反對者,尤其是遭受過迫害的反對者,頭上便有一圍
道德光環。

然後問題就緊接著出現了。如果從前最迫切的是有沒有正義的道德問
題,那麼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有沒有效率的實務問題。頭上有道德光環的
人卻不一定能處理經濟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嚴重的挑戰還在於,凡有道德光環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潔癖:我純
潔,你骯髒,因此我正確,你錯誤。在抗爭強權時,他也許曾經是那純潔的
正確的,但是在改變了的環境裡,他不一定仍舊是那純潔的正確的,可是多
年來他已習慣地信任自己的純潔正確。波蘭前總統瓦文薩訪台,讓台灣人充
分見識到他作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蘭人提到他時,卻要面露輕
蔑地說:「哦,那個傻瓜呀!」他們覺得瓦文薩的反對者魅力和工人知識已經
不足以應付龐雜深奧的國家難題,但是瓦文薩對自己仍舊信心滿滿。

反對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會的前面而不拖在後面?反對者是不是保
留了批判力,像從前檢討別人一樣地檢討自己?他是否不因權力而腐化,不
為奪權而墮落?在短短十年中,我們所目睹的「議會現形記」、官場中儼如
宮廷政治的權力鬥爭和交易,以及知識分子的輕易收編等等,顯示的是反對
者文化素質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確!

至於「民族不足以有為」,則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學家卡爾·波普(1902~
1994)在50 年代觀察歐洲在戰後所建立的搖搖擺擺的民主時,曾經提出過警
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傳統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
原則,如何實踐則必須看一個文化本來的傳統是什麼性質。

台灣的選舉熱熱鬧鬧開展時,我常在鄉下看見同鄉會和宗親會的拉票
活動,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話。民主的形式我們是贏得了,但是它與我們什麼
樣的文化傳統結合而實踐呢?布袋鄉的人選布袋鄉的,姓李的選姓李的,歪
嘴的選歪嘴的。哇,傳統文化果然決定民主的實質內容!在這種結合下,十
年中所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雞摸狗的竊賊,有偷
窺女人內褲、口說髒話的下流痞子和財大氣粗、目中無人的土霸王;自由選
舉出來的總統費盡心思打擊異己,擴充自己的權力。你和我,覺得驚訝嗎?
在十年實驗中,我對「民意」這個東西也有了新的認識。在威權統治下,民
意受到壓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壓迫的都是崇高的」這個定律,民意也戴著
道德的光環,成為民主時代最受歡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為武器打擊對
手,社運人士以民意為後盾推銷理念,報紙老闆以民意為理由廢掉副刊。在
民意的統治下,不同意見的聲音自動消音;這是個民主時代,民意至上的時
代。

太奇妙了。在強人政權下,反對蔣家王朝、推動閩南語、鼓吹女權運
動、贊成同性戀等等都是被壓抑的聲音。民主之後,這些被長期壓抑的聲音
一一躍為主調,很好,可是在同時,不合乎主調的聲音卻變成了新的被壓抑
者。民意張開一張「政治正確」的大傘,沒有多少人敢大聲地讚美蔣家父子,


敢大聲地支持兩岸統一,敢大聲地批判閩南文化的新沙文主義之可能,敢大
聲地批評女權運動或大聲地宣佈自己不喜歡同性戀。讓我暫用「自由」和「保
守」這兩個並不精確的字眼。如果說十年前是保守派當道的日子,自由派受
到打壓,那麼十年後便是自由派掌權,而保守的言論受到抑制。我們從「什
麼都不可以」的時代走進「什麼都可以」的時代,而反對「什麼都可以」的
卻不可以。

換了一批人,換了一套思想作為主流,可是壓抑異議的機制依舊。只
是這一回,壓力不來自一個強權政府,而來自一個強權的「民意」。不,這
不是我在80 年代所想像的公平開放、理性辯論的民主環境。

而民意的強權並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
可信賴。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
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弔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闆以
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
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斷力
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做假的空
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歷史上的例子不
勝枚舉。希特勒是靠著民意上台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於民
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民意如果不
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
當然得來自少數人。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
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
「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
暴力卻往往隱於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於那多數而不察
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
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 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 年代竟會談
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
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
不譁眾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
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
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
是個謙卑的開始。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瞭解不夠
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
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
健全。太著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
畢竟也才只是十年罷了。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歷史。

第2 節 反省之可疑


有許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結論,深思起來,其實可疑。

只要提到戰爭責任,不論是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多半會走到一個
結論:德國人懂得反省自責,日本人死不認錯,民族性差別甚大。

表面上在客觀地談民族性,真正蠢動的是中國人對歷史不平的憤懣,
像餘燼在冷卻的壁爐裡兀自閃著火光。

我對這個簡單的對比非常懷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這個論調裡,
有多少是客觀的現象,有多少是我們主觀的認定?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
日本政府將教科書中的「侵略」改成「進出」,並且為之義憤填膺,但是有
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為了教科書這種改動而控告日本政府,訴訟鍥而不捨進
行了一二十年?我們也都知道哪一個日本官員又到靖國神社參拜去了,並且
為之大大抗議,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 月發生在日本愛媛縣的事情?愛媛
縣政府在1981 至1986 年間,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國神社大祭的「玉串費」和
慰靈大祭的供物費。愛媛縣民認為這種公款支出違背了日本憲法二○·八九
條「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對縣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萬六千日圓。
案件經過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到最後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
比例判定愛援縣政府違憲,必須抽回公款。

錢的數目非常小,但是判決的意義非常大。顯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種:
有人藉著靖國神社的慰靈來閃避與歷史的尖銳面對,也有人不為靖國神社所
代表的民族意識所惑,堅持政教的分離;然而為什麼中國人只記得前者而忽
視後者?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是不是反映了中國人的主觀意願?選擇出來的
細節當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證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強了我們
對日本人原有的成見?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令人反感有一個重要原因:
在他筆下,好像所有台灣人都是精通日語、懷念日據時代、喜愛日本文化的。
我們知道那只是台灣人的一種。司馬缺少一個文化觀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覺:
他的採樣選擇是否受他主觀情感和意願的影響?他的採樣有多大多廣的代表
性?當我們說「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時候,我們的採樣是否客觀?我們在說
哪一種日本人?這一種日本人在他的整體社會中佔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
和愛媛縣民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個人或團體不同意官方的歷史觀?他們又有
多大影響?我們是否充分認識日本社會裡的多元性?也許日本人不知反省是
一個事實;但是在我們能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能驟下斷語。畢竟
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結論都是可疑的,不是嗎?「德國人懂得反省」又是
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我覺得不那麼簡單。

對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德國人的反應是屈辱與不平。後來希特勒的崛
起與戰敗德國人希望重新振興國威的心理很有關聯。二次大戰後,所謂反省
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學生運動開始向傳統挑戰之後才能展開。也就是說,日
耳曼人對戰爭的反省與其說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態度,不如說是歷史條件的
促成。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就是一個歷史條件。由於原子彈所造成的人
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時成為受創深重的
被害者。要一個單純的兇手懺悔容易,要—個兇手兼被害人懺悔,就困難了,
因為他覺得「我固然負了別人,別人也負了我」;歷史的罪與責他不能輕易
釐清。

德國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個層次複雜的東西。當一個德國人對自己的
過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撻時,他可能是一個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


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個戴著面具的文化沙文主義者;當他說德國人

的罪行舉世無雙時,他沒說出口的話是:德國人的文明高度是舉世無雙的。

他的反省看起來謙卑,其實是傲慢。

歷史條件更少不了政治現實。德國人懺悔對象是猶太人——戰後團結
起來聲大勢大的猶太人。同樣被屠殺幾近滅種的吉卜賽人卻鮮有人提及。誰
都知道「六百萬」這個數目,可是誰知道吉卜賽人被害數目?吉卜賽人沒有
組織、沒有勢力、沒有聲音。反省,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可能
更是種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產物。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人自己有太多現成的例子。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
什麼得到平反?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為什麼還得不到補償?因為前者
配合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後者還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當我們看見李登輝率領官員在二二八紀念碑前鞠躬致敬時,我
們能下什麼結論——台灣人能反省?台灣人不能反省?恐怕什麼結論都不能
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後隱藏著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歷史、政治的條件牽
制。在看清這層層的牽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國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結論。
表面上,我們看見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的墓前獻花下跪,也看見日本政府對戰
爭索賠和慰安婦的控訴躲躲閃閃;相比較,中國人更是憤憤不平。我倒是覺
得,在憤怒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將憤怒的對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閃,作
為一種文化行為,應該如何詮釋?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成因為何?我們自
己的行為是否為成因之一?「德國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
麼簡單。

第3 節 崇明島在哪裡?

翻閱文匯出版社印行的《20 世紀上海大博覽》,在1940 年9 月的那一
頁讀到這樣的新聞:「8 月上旬,堅持抗日的游擊隊襲擊駐崇明的日軍,激
戰二小時,殲滅日軍十餘人。日軍敗退,向上海求援,援軍又中游擊隊埋伏,
被殲一百餘人..日軍惱羞成怒,對崇明無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殺死自衛隊
的(汪政府)偽軍一百餘人。繼之對強明鄉、日新鎮、大橋鎮等地壯年男女
實行屠殺,除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六歲的幼童外無一倖免,『總計被殺七百餘
人。所有的房屋被澆上汽油焚燒。頓時島上火光沖天,哭聲遍野,慘絕人寰。
近日逃離崇明來滬的難民達一千餘人。」歷史何其相似。1944 年3 月23 日,
一個二十二歲的意大利共產黨游擊隊員打扮成清潔工人的模樣在羅馬街頭掃
地,就在德國納粹總部門前。他點燃了引線。這一場爆炸,炸死了三十三個
納粹士兵。

死一個德國人,要十個意大利人來賠。德軍需要三百三十個本地人。
他們從監獄裡拖出三百二十個「犯人」——反抗納粹統治的地下工作人員、
違反了宵禁時間的十七歲的少年、七十三個猶太人,還有一個容許猶太人進
到自己餐館來吃飯的餐館老闆。還差十個人,德軍就到街上民宅裡去拖出。

三十一歲的納粹連長,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對著三百多個意大利人,
核對手裡的名單點名;點到一個就用筆在名字上勾一下。名點完了,發現事
實上多出了五個人。這五個人如果放走,就變成證人。於是三百三十五個人


一起,最年輕的十四歲,最年長的七十四歲,兩手反綁,跪下,機關鎗掃射,
死亡。仍是3 月23 日。

人死,還有滅跡的工作。德軍將屠殺場所引爆,一瞬之間,所有的屍
體埋在瓦礫之下。

幾天之後,惡臭開始流到羅馬大街上,德軍便將一卡車一卡車的垃圾
拖來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屍臭。

歷史也許相似,現實卻相差極遠。日軍在崇明的報復屠殺不再有人記
得,不再有人提起,德軍在羅馬的暴行在半個世紀之後,卻仍是歐洲報紙的
頭條新聞。

一張老人的臉孔,臉上佈滿老人斑。當年下令開槍的納粹連長,現在
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紳士」了。五十二年來,他改名換姓住在阿根廷,經
營肉鋪生意,設立德國學校。今年5 年被害人的家屬。普瑞布可進場時,旁
聽席上一陣騷動,「兇手!」有人大喊。

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婦人在庭外說,「我恨不得用我這雙手把他掐死!」
1944 年,當她的丈夫被衝進來的納粹士兵拖走的時候,他們結婚還不到三
個月。「他們連十幾歲的孩子也不放過。普瑞布可現在說他老婆病重,需要
他照顧;要我來說,他就是活該離開他老婆到意大利來死!我孤孤伶伶活了
五十二年,五十二年來就等著今天!」普瑞布可為自己辯護說,他也只是奉
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會被處死。為了駁倒這個說法,柏林一位軍事
歷史學家,一個德國人,專程來到羅馬作證:就他的研究來看,沒有人因抗
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實可以不讓三百三十五個人槍斃;他確實是個劊
子手。

為納粹連長進行辯護的反倒是個意大利律師。他對柏林的軍事學者嗤
之以鼻:這一代的德國人熱心過頭地追剿納粹,其實是在以懲罰上一代來清
洗自己的良心,讓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民族情緒被這場歷史的審判給煽熱了;在羅馬人熱切的街談巷議中,
柏林歷史學家是「好」德國人,普瑞布可是「壞」德國人。難得有幾個人像
愛維亞那樣想。愛維亞是「解放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她在庭上描述當年的
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腳踢,「但是,」她說,「我也認識一些納粹士兵悄
悄將犯人從後門放走。評判人要評判個別的個人,不能以整個族群來論斷,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8 過了法律上的追訴期限,普瑞布可無罪釋放。作
出這個判決的意大利法官絕對是個為了原則不怕死的人。羅馬市民衝進了法
院,四處打砸。法官拒絕沒有尊嚴地從後門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
保護。普瑞布可在層層警衛的護送下,邁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德國法務部。在聽說他被判無罪
開釋的同時,立即發出了通緝,要求意大利警方將普瑞布可引渡德國受審;
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當天又將普瑞布可送回監獄。等候下一步的發展。

八十三歲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獄裡,躲不掉歷史的審判。在電視上
我卻看見另一張也是佈滿老人斑的臉孔,是一個日本人。普瑞布可槍斃意大
利人的時候,這個日本人和他的部隊正進入菲律賓的叢林裡,迷了路。好不
容易找到了一個土著的村子,卻尋不到任何食物。

日本兵開始殺人;殺了土著父母,然後要被殺者的子女將父母的屍身
剁塊煮熟。日本兵自己飽食之後,便強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訪問的一個土著老婦人說,「我只有十幾歲,我吃


了就一直嘔吐,我們是不吃自己父母親的。」電視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
下頭說,「我很懺悔我們的過去。我在戰後變成一個基督徒。」日本老人的臉
孔和普瑞布可的臉孔疊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舊看不清罪與罰的脈絡。

我曾經認為懲罰一個生命臨近終點的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一個社會,
即使是一個受了重創的社會,要懂得寬恕的人生哲學。可是當我一再地看見
獨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殺別人的族群,殘暴的歷史一再地重複
又重複,我認識了讓普瑞布可老死獄中的沉痛意義:他的下場必須讓所有未
來的和現在的暴虐者引以為鑒。當我們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過歷史的
終極審判時,他在下手前或許要靜思片刻。那個片刻,要決定光明與黑暗。

日本老人的懺悔,對那些被殺害的人來說,未免來得太遲,未免來得
太廉價。

而崇明島的居民,誰還記得他們嗎?他們可還記得自己?崇明島在哪
裡?(原載1996 年10 月8 日《文匯報·筆會》)

第4 節 懵懂的時候

——1——街道是空的,空下來讓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擠在兩旁,
踮起腳尖,伸長著脖子,眼睛望向遠伸的空街,充滿興奮。頭上烏雲密佈,
暴雨急打下來。

十六歲的瑞典少年夾在情緒緊繃的德國人群裡:「沒人在乎那暴雨,所
有的熱切、所有的光榮,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車上,慢慢駛進
廣場。他看著那大聲呼喊淚流滿面中了魔似的群眾..他踩過紅地毯,步上
講台。突然之間整個安靜下來,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聲。領袖,說話了。」「我
從來沒見過那樣強烈的情感爆發,」瑞典少年說,「我和別人一樣大聲歡呼,
一樣舉手行禮,一樣感動地大哭,一樣愛死了這一切。」這是1934 年的德國
古鎮魏瑪。

瑞典少年帶著滿腔憧憬烏托邦和偉大的激情回到故鄉,發現他身邊的
人和他一樣地雀躍。長他數歲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納粹黨,身為牧師的父親以
投票支持。他的老師每年夏天趕到德國去參加黨衛軍開會,他的親戚長輩們
在茶餘飯後熱烈地討論納粹德國的美好。

十多年之後,當人們終於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時
候,印格瑪還固執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等到證據堆積如山,多到他
啞口無言的時候,他就陷入一種絕境:他開始懷疑所有曾經信仰過的東西,
而且對他自己,充滿了蔑視。

——2——印格瑪出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裡。牧師將他宗教信仰中人臣
服於神的關係直接運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於父的關係。犯錯、處罰、懺
悔、贖罪,是印格瑪的烙印。

若是濕了褲子,小小印格瑪得整天穿著一條小紅裙作為一種羞辱。犯
了錯,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塵的籐條。孩子脫下褲子,趴在地上一個墊子
上,被按住頭和手腳,然後由父親施刑。籐條過處,皮開肉綻,再去上藥。
較輕一點的懲罰有多種形式:不讓吃飯、打手、撕頭髮、禁聲禁足。

或者,被關進一個漆黑的壁櫥裡。傭人告訴孩子,櫥裡藏著一種專門
吃孩子腳趾的動物。印格瑪恐懼得全身發抖,死命地攀著頭上的衣架,蜷起


雙腳;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裡。

印格瑪的哥哥個性倔強,做父親的遂以最堅強的毅力粉碎兒子的抵抗。
孩子幼小時毫無自衛能力,常被打得頭破血流;長大時,就試圖以自殺逃避
壓力。印格瑪的妹妹深受溺愛,這種溺愛又使得妹妹完全放棄自己的意志,
以之博取父母歡心。

印格瑪自己?「我的應付辦法是把自己變成一個騙子。我外表是一個
人,內在是另一個人,兩者之間沒有一點關聯。」為了應付父母的極權統治,
印格瑪製造出一個替身,讓這個替身去說謊、欺騙,使印格瑪的內在自我得
以躲在一個較安全的角落裡。

大約在這個時候,印格瑪發現了電影這個東西。從完全的虛幻中,光
影交錯可以織出真實的人物和動作。幻想與現實、替身與真身之間的分野更
模糊了。還沒有人知道,這個老把幻想當真、真當幻想的孩子,印格瑪·柏
格曼,日後要成為20 世紀最重要的舞台劇和電影導演之一。

——3——我在思索為什麼柏格曼的自傳如此令我震動。他所呈現的人
生美麗得令我發熱而真實得令我發冷。真實,是把骨頭敲碎了讓你看裡頭骨
髓的紋路。美麗,你不能不承認在那樣深刻的真實裡美是自然迸發的存在。
七十歲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個錄影機,不帶一絲感情。跟著鏡頭走,
彷彿在看一個法醫解剖一個路死者的屍身,喏,這兒是血管,那邊是腿骨。

能夠這樣美麗而又冷酷地觀看自己的人,我渾身發涼地想,必定是一
個對自己毫無好感的人吧。

蔑視,對自己的蔑視,記得嗎?當替身印格瑪在說謊的時候,真身柏
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說謊。當柏格曼拋棄一個生病的妻子時,他對自己
說:你本來就是個不懂愛和責任的壞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愛任何人,
不缺任何人。」作為孩子的印格瑪不曾經驗過胸襟開敞、流動自然如春風的
愛,我不奇怪他成長之後缺乏愛的能力;他非但不能愛別人,他甚至無法愛
自己。那麼,啊,我明白了。

——4——和愛一樣,自由也是一種胸襟敞開、自然流動如春風的東西
吧?許多年許多年後,柏格曼突然想通了為什麼他和他的家人會那樣擁戴希
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
體系裡,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柏格曼推開門,走了出去。有一次,他
的父親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說:「別打,你打的話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
親一拳揮過來,做兒子的三拳兩腳就將父親打倒在地,從此離家。

在封閉的空間裡,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動原則。走了出去。
嘗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門裡去。

帶著輕蔑的眼神,他終生不談政治。

——5——不會消失的。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
大的那些事情——在群眾裡流下的眼淚、被堵死的令人心口發痛的渴望、壁
櫥裡看不見的齧齒動物的蠢動——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
分,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自不自覺。

單向思維或逆向思維、怨恨或深愛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脈絡,在我
們懵懂的時候。

(原載1997 年4 月9 日《文匯報·筆會》)

第5 節 金錢,使人腐敗?


在上海見到一個「下了海」的文化人。幾個還在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
他所經營的飯店裡,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餚,大談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
竟是老闆。他苦著臉,指責自己越陷越深,離原有的文化理想越來越遠;金
錢,使人腐敗。

他的憂鬱與自責使我想起大陸傳媒上對商品經濟所帶來的貪婪風氣的
種種批判。文人從商,以「下海」稱之,就像從前人說良家婦女「下海」伴
酒一樣,是斯文掃地,是自甘墮落。

我向來理解權力使人腐敗,金錢,卻是一個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東西。
一個人有了錢,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識,可以在國內國外遊走,可以使家
人豐衣足食。因為他有錢,他可以不斤斤計較,可以不鑽營奉承,可以不小
頭銳面。資源的充分,使他比較容易成為一個教養良好、寬容大度、體恤弱
者的人。當他行有餘力,他可能在鄉里間鋪橋修路、救濟貧苦;當他飛黃騰
達,他可能在社會上成立各種基金——殘疾基金幫助照顧殘疾,文化基金鼓
勵藝術創作;他也可能在學校裡設置獎學金,策勵學子,為國育才。

一個國家有了錢,它就比較容易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人福利、失業救濟、幼兒培育、殘障孤
兒的照顧,都需要金錢的促成。有了財富的基礎,一個社會比較可以達到「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境界。

現在對經濟狂潮大加鞭撻的憂國之士不妨看看歐洲的心路歷程。我們
現在看到的歐洲,是一個環境優美舒敞、人文氣質高尚的地方。公園池塘裡
的天鵝優遊自在,無人打擾。路邊野生的紅艷蘋果自開自落,無人擷取。搭
地鐵公車進進出出全憑個人誠實購票,不需檢查。

生了病去看醫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療,賬單以後寄來。張
賢亮和朋友在歐洲餐館吃飯,忘了付錢。走出餐館了,侍者才追來提醒,態
度婉轉客氣,毫無猜疑的神情。

這樣的雍容大度,對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實是經濟的塑造。
如果張賢亮在50 小孩在大街上搶美國大兵從吉普車上丟灑下來的巧克力
糖,滿臉鬍髭的潦倒男人在馬路上彎身撿拾煙蒂,年輕的女人千方百計接近
英美大兵以換取絲襪和口紅。

馬歇爾經援計劃實施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復甦。錢,使人們活動起來。
經濟發展所帶來第一個狂潮是「吃潮」。人們拚命買吃的東西,談吃的話題,
作吃的計劃。文化批評家們在報章雜誌上也就拚命批判國人的貪吃醜態,「斯
文掃地」。但是當然,評者自評,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 年代初,
緊接著湧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裝得下好幾天的吃食而且保
持不壞,舉國為之瘋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積極向上,不為救國救民卻為
了掙夠錢去買個大冰箱。文化人或農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談靈魂上的事情,
卻和左鄰右舍比較冰箱的品脾。報紙上則充滿義正言辭的道德指控:精神污
染、文化失落、道德淪喪,德國知識分子們沉痛地問:西方文化往哪裡去?
四十年之後的德國,是一個連最底層的掃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國度假的國
家。於是你看見他們的孩子彬彬有禮,他們的公車司機會等到最後一個乘客
都安穩落座才再度啟動,他們的餐館侍者,見你沒付賬走了出去,還對你和
顏悅色。你也看見他們的國家撥出大筆大筆的錢給飽受戰亂的波希尼亞難


民,給非洲因飢餓而瀕臨死亡的兒童,給民生困頓、政治不安的俄羅斯。他
們的大學,對全世界的學生開放,不收一文學費。

這種百川不拒的寬鬆,與民族性格關係少,與有錢沒錢關係大。錢,
當然不會憑空而來,它必須透過勞心勞力的掙取;如果這個勞心勞力掙取財
富的行為叫做「貪」的話,那麼「貪」有什麼不好?它根本就是一個經濟動
力,使一個個人,不倚賴國家的豢養,以自己的力量求溫求飽求物質的豐足;
沒有這個動力,社會的經濟是停滯的,停滯在貧窮中。你說金錢使人腐敗,
我說貧窮使人腐敗,匱乏使人墮落。「倉廩足而後知榮辱」倒過來說就是,
貧窮的壓迫使人顧不及榮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淪喪呢。

在經濟狂潮中我們所看見的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欺詐、勾心鬥角,究竟
是來自對金錢的追求,還是來自對金錢追求的機會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
之爭,後者,卻勢必釋放出一個人對社會最深最痛的怨憤;集合無數個個人
的怨憤,那就是一股動盪不安的毀滅力量。孫文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卻
覺得,在某個發展階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遊戲規則是公平的,財富的
追求可以推動社會,使它在物質不乏之餘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遊戲規則是
不公平的,傳統價值的解體崩潰恐怕是無法避免的噩夢。

我多麼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闆能歡欣鼓舞地經營他的餐館,
大賺其錢。然後有一天,他的錢實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個鄉鎮圖書館基金
會,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兒童圖書館;他設置了一個以他自己為名
的文學大獎,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競技;他組織了一個翻譯中心,使中
文創作譯成全世界都能讀到的各種文字..唉,錢的好處太多了。

有一天,當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比比皆是時,誰知道,中國說不定還
要經援美國和德國呢。

腐敗不腐敗在於公平不公平;金錢,倒是無辜的吧。

(原載1996 年7 月18 日《文匯報·筆會》)

第6 節 版權所有,請尊重

——1——美國《讀者文摘》的中文版要節錄轉載我一篇文章,從香港
傳真到德國來徵求書面同意。節錄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談台灣人移民性格
的彈性。文章從「3 月,德國大學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灣的時候」開始,
敘述二哥用福特車載我們穿過大漢溪爛泥河床的一段經歷。

回了同意函之後,傳真又來了。《讀者文摘》所刊文章屬紀實作品,所
以緊接著是編輯部的「查證階段」。針對這一千字的敘述,問題還真不少:
一、當事在哪年發生?二、當時到復興鄉看什麼工地?三、當時同行者幾人?
是誰?四、「二哥」的真實姓名?五、可否提供「二哥」聯絡方法,讓他過
目所錄文章?六、文中所述「德國大學」是哪一所?德國大學寒假一般維持
多久?七、大漢溪橋是否即大溪橋(位於大漢溪)?我一邊作答,一邊暗自
心驚:我不會捏造故事,但是大漢溪分上中下游好幾段,我走過的那一段是
否確實如我寫的叫大漢溪呢?是不是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最嚴格的查證?一
個月後回到台灣,二哥馬上提及《讀者文摘》已和他求證過文章細節。

「有錯嗎?」我問他。

「都對。」他說。


——2——《讀者文摘》的求證是否吹毛求疵?當然是的,但我覺得問
題可以倒過來問:一個紀實作品是不是應該經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證?如果經
不起,紀實作品的根本價值何在?英美將出版品分成「虛構」和「非虛構」,
德國則分為「美文學」和「事實書籍」兩類。虛構的或者美文學著重人的想
象;我們對出自想像的美文作品,詩、小說、抒情散文,不能以乾燥的事實
去計量。有人抒發「昨夜微雨」的心情,沒有必要去查證「昨夜」是日曆上
的幾月幾日幾時,沒有必要去追究那個時辰是否確有微雨而微雨又是幾分鐘
內幾厘米的雨量。

非虛構的作品建築在一個基礎上,德文表現得斬釘截鐵:事實(SACH)。
「昨夜微雨」必須經得起幾月幾日幾時幾分鐘幾厘米的查證,因為紀實作品
如果有任何道德訴求的話,它全部的雄辯力量都在它所呈現的「事實」裡。

紀實作者往往有具體使命:他想通過對一個事件的挖掘給讀者傳達一
個訊息。關心環保的作者也許敘述熱帶雨林的破壞,關心少數民族的作者也
許書寫一個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部落情況,關心弱小的作者也許報道一個被
強權欺凌的鄉下農民。

然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作者的使命感超過了他對事實的忠實。為了聳
動的效果,把雨林砍伐的面積稍稍說大一點:把部落中酗酒犯罪的比例稍稍
說高一點;把鄉下農民的傷口稍稍說深一點。這添加出來的「一點」被讀者
看穿的時候就是紀實寫作破產的時候。讀者要問:如果這「一點」是假的,
我怎麼知道其他部分是真的?對紀實作者,我們有一個不可通融的要求:因
為我們要相信你的白紙黑字,而相信很可能釀成行動與後果,所以我們要求
你給我們百分之百、不摻水的事實!當你所呈現的事實不是百分之百,不論
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我們對你的信任已瓦解為零分之零。

不少地區都有報告文學;報告和文學摻在一起,容易產生矛盾,因為
兩者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彼此牴觸;一個深度報道固然可以寫得
「美」,但它的「美」絕不能以「真」為代價,事實的真,幾月幾日幾時幾
分鐘幾厘米的真。在西方,報告文學因此不屬文學而屬新聞;在新聞學裡,
對報道內容嚴格查證是基本專業道德。實際上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可是
這個認知已是約定俗成的常識。在新聞無法發展的社會裡,深度報道以「文
學」的面貌出現,有迫不得已的苦楚。但是在迫不得已中,寫作的人如何維
續讀者對白紙黑字的信任不滅?《讀者文摘》的吹毛求疵或許應該是紀實作
者對自己的基本要求吧。

——3——被《讀者文摘》節錄的那篇文章其實已經賺了好幾批的酬勞:
當發表時的稿費、成書後的版稅、被編人別人書中的轉載費、報刊雜誌的多
次轉載費。《讀者文摘》為一千字付出四百美元。

轉載費都這麼多,太容易了?對不起,我不這麼想。容不容易要看所
得與投資成本的比較。我從六歲讀書讀到三十歲;二十四年中父母不知投下
了多少教育經費,我自己在書房中不知白了多少頭髮。你到一家個體戶麵店
叫一碗陽春麵,看那老闆一身油膩、滿頭大汗把面端來,你心甘情願地付錢,
還對老闆說聲「辛苦啦」。他做一碗麵也許需要三十分鐘,從洗菜切蔥算起;
我寫一篇文章可花了我三十年的醞釀和準備。為什麼你付面錢覺得理所當
然,對我做出來的「陽春麵」——我的文章,卻覺得可以拿了就用,招呼都
不打?稿費、版稅、轉載費,都是寫書人應得的「面錢」,不是嗎?文章不
得同意而轉載,在國外是法律事件;轉載而不付作者酬勞,是對作者智慧財


產的掠奪。誰也不會想到衝進麵店裡搶一碗熱騰騰的面拿出去賣,賣得的錢
塞進自己的口袋裡;但是為什麼雜誌會轉載作者文章,向讀者收取雜誌訂費,
卻不給作者報酬?為什麼出版「大系」或「精選」的出版者會收入許多作者
的文章,賣書所得卻又不與作者分享?搶了面拿去賣的行為我們稱之為搶劫
或欺詐,搶了文章拿去賣的行為,唉,叫什麼呢?我的文章在大陸刊物上轉
載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過異議。原因呢?一方面多年來兩岸溝通不易,而
且編者轉載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廣,多半不在謀利。另一方面——容不容
許我誠實地說呢?多年來心裡總覺得似乎應給尚未上軌道的「第三世界」某
種不遵守規則的「特權」,無庸計較。近兩年來和大陸接觸多了,就發覺了
自己的輕浮。客觀上,大陸沿海地區的經濟成長和整體出版業的發展早巳不
是「第三世界」。文史書籍涵蓋壯闊,尤其令台港學人趨之若騖。主觀上,
基於對大陸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須糾正自己的態度,對大陸出版界
提出和外面同樣嚴謹的要求:轉載文章,請先取得作者同意。

請註明文章出處,以示對原編者尊重。

請勿更動文字或標點符號,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請付轉載費,以示對作者知識財產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個人的例子中,因為稿費郵匯海外不便,請將所有轉載費以作者
名義匯入上海希望工程辦公室,並請將副本寄我保存。

讀書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牆,但是他能畫出藍圖,藍圖看起來只是
一張薄薄的紙。一個懂得藍圖重要的社會才懂得如何去愛護它的讀書人,也
才知道,藍圖上每一條線、每一個字,都是有代價的。版權所有,請尊重。

(原載1997 年5 月13 日《文匯報·筆會》) 

第7 節 論公共空間之必要

一腳踩進去,大吃一驚,馬上想回頭就走,但是諾大的黃土高原上,
到哪兒再去找一個廁所?於是猶豫不決地就站在那兒打量。

沒門的廁所不是沒見過,但是眼前這個結構嘛,非但沒門,在坑與坑
之間只有一堵矮牆,也就是說,蹲著的人一偏頭就可以看過去一排人頭,當
然都屬於別的正蹲著的人。若是不偏頭直視前方,就得準備隨時和那進進出
出的人打個照面..當然是人家站著你蹲著,人家穿著衣服你半裸著,人家
從高處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雞皮疙瘩。怎麼辦呢?只好
面對著牆壁,低下頭來。至少在三面牆的環護之下,有被掩蔽的錯覺;而且
也避免和別人四眼相對。我像一隻縮頭縮尾的病鴕鳥蹲在那兒。然後就聽見
有人走進來;是新加坡來的作家。她叫了一聲「哎呀!」就停在那兒不動。
過了一會兒,發現了我,遂也走了過來,默默地作了我的鄰居。

在我們離開時,看見另外兩個坑上也已有了人;兩位來自河北的作家,


正蹲著聊天。那兩個人是把背對著牆壁,臉向外蹲著的。這時候我們才知道,
我們兩個海外人蹲錯了方向!

「可是,為什麼臉朝外呢?」我們邊走邊研究,那坑的結構極簡單,沒
有什麼非要人朝外的科學理由;那麼,「難道我們的鴕鳥心理這兒的人沒有
嗎?」恰好一個上海朋友走過來,我們問他,他露出聽天方夜譚不可思議的
表情說,「那當然臉朝外啦!否則豈不是把光光的後面給別人看嗎?」新加
坡人反駁得也快:「沒道理呀!依照這個邏輯,那麼臉朝外,豈不是把光光
的前面給人看了嗎?」出來遊山玩水的作家們亂哄哄笑一陣,這個不怎麼適
合紳士淑女的笑話也就過去了。

但是對我這個喜歡對文化現象胡思亂想的人卻沒有過去;在笑話的裡
層一定有一個文化的合理解釋,一定有的。

離開西安,回到我寧靜的書房裡,終於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贈書好好
讀讀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麼寫西安。賈平凹的《西安這座城》寫得
深情款款,突然有幾句話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輕視了靜坐於酒館一角
獨飲的老翁或巷頭雞皮鶴首的老媼,他們說不定就是身懷絕技的奇才異人。
清晨的菜市場上,你會見到手托著豆腐,三個兩個地立在那裡談論著國內的
新聞,去公共廁所蹲坑,你也會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的內
容..」有意思了!他把酒館,巷頭,菜市場與公共廁所並列起來,顯然表
示公共廁所是一個現代的所謂「公共空間」..和今天的酒吧,廣場,演講
廳;從前的水井邊,大廟口,澡堂和茶樓一樣,是市民交換意見、形成輿論
的場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戶戶都有自用的衛生設備;馬路邊的公共廁所不
為居民所設,使用者是真正內急的過路人。過路人互不相識,解完手繼續上
路,沒有在廁所裡說三道四的慾望和必要。廁所只有機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
能。在這種情況下,各人關起門來辦各人的事兒最簡單便捷,誰也不打擾誰。
門,是必要的。

可是當公共廁所是相屬某一個社區的設施時,它不可避免地就擔負起
交流的任務。都是街坊鄰居,在廁所裡碰面能不聊幾句嗎?若是和暖的春天,
人們可以在村子裡頭大樹下邊抽煙邊談話;若是螢火蟲猖狂的夏夜,人們可
以抱著自己的凳子到廟前廣場上邊趕蚊子邊論天下;到了寒氣侵人的冬日
裡,反正不能下去,難道公共廁所不是個頗為溫暖的去處?至少那兒遮風擋
雨,那兒瀰漫著人的氣味,那兒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
兒的人在排完胸中塊壘之後通常神清氣爽,無所鬱結,容易挺直了背脊暢所
欲言。再說,廁所裡一目瞭然,不會有密探埋伏,竟也是個說話有豁免權的
自由天地。

老農蹲在大樹底下聊天時,肯定個個把背對著樹幹,臉朝外。臉朝外,
才好左顧右盼,呼朋引友。在這種地方若有一個傢伙臉朝著樹幹,把背給別
人看,顯然是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廁所既然和大樹一樣是個互通氣息、
發表意見的公共空間,哎,我當然蹲錯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間,有門不如沒門吧?我們能否想像將咖啡館的座位
一一間隔起來用門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龍性質的咖啡館了。我們能否想像
將一個城市的大廣場切成小塊用一扇又一扇的門關閉?當然能的;從前的君
主們為了不讓市民聚集論政,曾經在廣場上建築起七七八八的設施,用以抵
消廣場的公共空間作用。但是市民「街談巷議」的慾望是堵不住的;人們遂
流向公園,流向老廟,流向..公共廁所。倫敦有海德公園,台北有龍山老


寺;而「文革」期間,多少人在交代不出來的時候脫口而出:「是廁所裡聽
來的」?如果是個有高牆厚門、誰也聽不見誰望不見誰的廁所,賈平凹又怎
可能在蹲廁時「聽到最及時的關於聯合國的一次會議內容」?而且,我也絕
不會聽到這麼精闢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禮多話。上公共廁所時,一個
說:「真巧啊,您老也上廁所呀!天這麼冷,幸好這廁所離得近。您先請先
請..」那另一個就說:「你也來啦!身體好嗎?老爺好嗎?大嫂幾時..」
臨走時,兩個人還得再來一回合:「你老尿完啦?好嗎?您..」而內向寡
言的陝西人據說是這樣對話的:「尿?」「尿!」「完啦?」「完啦!」因為沒有
防堵的門,所以市民對國事的看法得以交換而集思廣益;人們對鄉里的情感
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濟,個人更因為胸腹中無所鬱結而得以充分發洩個性才
情。作為一個責任重大的公共空間,公共廁所之有門無門朝裡朝外,差別大
矣!

(原載1997 年12 月18 日《文匯報·筆會》)

第8 節 有什麼副刊,就有什麼社會

——1——常常聽見國內的評論家說,西方報紙沒有副刊。在這裡,英
文又被當做西方唯一的語言了,因為英文報紙確實沒有副刊,但是在德文報
紙裡,副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而在首屈一指的《法蘭克福匯報》

(F.A.Z)裡,副刊更是自成一霸,舉足輕重。
副刊和正刊一樣,是獨立的一整疊,平常的日子裡每天有三四個全版
和兩個半版。要瞭解德國的知識階層對什麼事情關心、有什麼樣的品位,《匯
報》副刊是一個標幟。

抽出7 月15 日的副刊:首頁頭條是一篇文化評論,對魏瑪城的古跡維
修加以批評。同樣大篇幅的是一篇藝術評論,討論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
作品,加上一張主題照片。另外兩篇短文,一篇討論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
悼一位剛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這四篇文章、兩張圖片。

第二頁總共有五篇文章:兩篇書評,一篇電視節目批評,一篇廣播節
目介紹,一篇小說連載。幾個月來每天連載的是葡萄牙作家
AntonioLoboAntunes 的《異端審判者手記》。

副刊編輯推測1997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落在Antunes 身上,有意在
這段期間連載他的小說。

除了連載長篇小說之外,副刊也經常有詩的刊出。一首詩往往與那首
詩的一篇短評並肩出現。所佔篇幅大約是一個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灣副
刊上長篇連載是每天一千字的話,在德文《匯報》副刊上大約是每天四千字
的小說內容。

兩篇散文出現在第三頁,附有插圖。為了抵抗暴力、吸毒、競爭、排
外等等不健康的社會氣氛,有人在柏林組織了通宵達旦的「愛的大遊行」;
上百萬的人走在柏林街頭歌頌愛,歡呼愛,要求愛。兩個散文作者表達對群
眾激情的不以為然。一夜之間,動物園裡多了七十五萬噸的人尿,死了三千
株灌木和幾百株樹,草地被數百萬隻腳踩扁了,土質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
無法呼吸而死亡,一時的浪漫激情換得的是自然的破壞。

另外兩篇長文分別是建築美學評論和戲劇評論。前者追溯一個16 世紀


建築師的心路歷程,後者評介希臘悲劇《美狄亞》在斯圖加特劇院最新的公
演。

第四頁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別評介土耳其的電影、科隆博物館展出
的60 年代美術、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藝術節。角落裡有一則文化消息,澳洲
聲樂家得了維也納歌唱獎。

訃聞佔了第五頁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兩篇文章:
一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爭議,一篇評論歌劇。

第六、七頁都只有半版:評介一個攝影展、討論「網絡中的藝術與人
生」,還有兩篇非虛構新書的批評。

——2——相當於每天五個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種內容:評論、創
作、文化消息。評論佔了三分之二:文學批評、書評(分文學類和非文學類)、
戲劇評論(舞台劇、歌劇)、藝評、影評、樂評、建築評、攝影評、博物館
評..,加上對社會現象、大眾文化、政治事件、國際關係、歷史設釋種種
的社會批評。創作則以連載小說為主,詩其次,散文又其次,而週日副刊必
有一兩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說,一次刊完。

一個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見文章篇幅之大、字數之多。文章又以評
論為主,可見議題之嚴肅、討論之深入。一個習慣了英國報紙風格的人,讀
《法蘭克福匯報》副刊可能要大驚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塊大磚
頭,可以將人砸死。相反的,《匯報》副刊讀者會覺得最嚴肅的英國報紙都
太花哨、太浮淺、太主觀。

德國的評論者忌諱用「我」這個字。對一個事件發表批評。雖然是「我」
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觀、最無我的筆觸寫出。所以德國報紙,尤其是《匯報》,
沒有英國報紙上猖狂的專欄作家——談國家大事的文章裡可以以「昨天晚上
我在廚房餵狗的時候」這樣的句子開頭。

德國人看重客觀的信實穩重,英國人欣賞主觀的個人魅力。

和台灣報紙副刊的輕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國《匯報》副刊是長大厚重。

可是我還沒說完呢。《匯報》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個全版之外,還出一
年四次的文學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頁全版。每個星期六有文學畫刊,
前後六個全版,用昂貴的光面紙印刷。譬如一個全版就刊一篇長文:《白鯨
記及其插圖歷史》,或者《毛姆的再發現》。一個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
再加上《人文科學》版,以兩三個全頁討論哲學、宗教、美學、文化方面較
複雜的問題。

從輕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長大厚重的《匯報》副刊簡直就是一份隨著
日報每天刊出的高級人文雜誌。它沒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讀者甚至作者可
以進入的園地。寫稿人有三種: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
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擺著菁英姿態。它在德國掌有決策
權的中產階級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閃亮的銅脾,充滿權威。我每
有一篇文章在《匯報》刊出,德國鄰居們會紛紛來電話恭喜,好像得了什麼
文學獎似的。

我卻覺得《匯報》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國人的幽默;
讀副刊得正襟危坐在書房裡,全神貫注地「做功課」,而不是邊喝咖啡邊吃
煎蛋還穿著睡衣漫不經心地「看報紙」。作為《匯報》副刊的作者之後就發
現:嚴肅深刻的文章可以給《匯報》,輕鬆的、挑釁的、另類的,就必須給
別家報紙。《匯報》副刊風格有點兒像德國哲學,讓人深到靈魂裡去而絕對


笑不出來。

但我滿腹疑問:這樣菁英取向的副刊怎麼生存?為什麼副刊讀者不因
影視媒體的氾濫、電腦網絡的暴起而減少?為什麼大眾的流行品位不威脅精
致品位的市場?首先要發掘的其實是:什麼樣的文化機構能生產出如此豐厚
紮實的副刊來?——3——副刊,占《法蘭克福匯報》整整一層樓,有三十
三位編輯、九位秘書、十五位副刊派出的專任駐外記者。在三十三位編輯中,
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個編輯其實都是作家兼執行編輯,獨當一面。與中文報紙副刊非
常不同的是,每一個編輯都以寫作為主;管建築美學的編輯也許是建築博士,
專為副刊寫建築評論;管視覺藝術的編輯也許是藝術史專家,就得常寫藝評。
駐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記者也許應編輯之請寫些當地的建築與藝術評論;有
特別需要,編輯會請報社外的專家執筆。也就是說,三十三位編輯各有各的
領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組稿的主編,也是執筆的「撰述
委員」或「資深作者」。

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
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
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 年還
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
了我的編輯。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裡,我們一邊討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
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
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別的編輯討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
的鑒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有時候
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別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
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
——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
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於它與正刊的關係;它與正刊的關係就是:
沒有關係。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
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裡?首先,《法蘭克福匯報》沒有一個報老闆,它屬
於《法蘭克福匯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利益。掌有
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
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
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
是財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五
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
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
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於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可能,
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財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副刊的獨立性其實只
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4——身為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的銷數只有四十


萬份,在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裡,這四十萬讀者多數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
產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很明顯的是社會中掌有知識、決策權和影響力
的讀者群。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
他的年齡和閱歷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
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凌亂,
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我們副刊
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麼迎合大眾口味。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
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我們只有高標準,沒有低標準。」1989 列德國頂尖知
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討,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
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
響力因而極大。

《匯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態存在,一方面
固然是由於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
為這個社會裡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
刻嚴肅的文化副刊。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於財閥、報閥、政客、
政黨的報紙?為什麼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
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道文化消息?為什麼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
為什麼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麼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
麼變遷,不管後浪怎麼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
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
面的詩和詩評?——5——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還沒有消失的,
承擔著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眾品位看齊。大陸
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面臨同樣的問題。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憂色:副刊沒
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
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裡,社會的焦灼
以文學的面貌出現,寄身於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於它的種種任
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於它的種種異彩,回到
它的本位,寧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我倒覺得
是新階段的啟始。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眾」社會,
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
就只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眾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
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別忘記,這是常態。

副刊在新階段中面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
麼階層什麼年齡什麼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面貌。在一個多
元的社會裡,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
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
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將雅俗摻雜,只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
馬,個性盡失,要嚇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標。社會有


多麼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麼成熟深刻。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
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
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著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
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於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
會。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標桿,一大
步跨在社會的前面。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麼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麼成熟深
刻。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跡上衝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盪,刺激社
會前進。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盪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

(原載1997 年9 月17 日《文匯報·筆會》)讀者來信編輯朋友:你們
好!

《筆會》推出龍應台《腦力激盪的磁場——談副刊》一文第注節 ,
讀後真解氣,眼前豁然明朗。

作為讀者,我不是報人、編輯,也不是文化人,對這篇文章說三道四,
似乎與自己市井小民的身份「不搭界」。不過,這篇文章確實給讀者及副刊
編輯、撰稿人及專家學者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故,斗膽建議,此文應
該收入九七筆會文粹集中。

這篇文章說它好,是有益於《筆會》改革之借鑒。讀者企盼《筆會》
能成為報界雅副刊而異軍突起。這面旗幟能扯起,將雲集一大批中華知識精
英..近年文化界、新聞界等方面亦喊「改革」,並標榜自己這個圈子「深
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讀者並不買這個賬,不會去上
當受騙的。唯一牴觸,就是不讀不看這些講空話、講假話、十足新八股味道
的陳詞濫調。讀者這點自由確實運作得不錯,他們決不會從牙縫中省出那點
錢去買臉色看,甘受愚弄。

《筆會》之所以在全國報業中影響極大,是因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
來自獨立的思考與見解構成的獨特的文風。下一步,《筆會》能做到龍應台
文章中闡述的那樣,將是更大的進步。真正做到開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會
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頁。

這一天目下看來似乎遙遠,不過,《筆會》在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刊登
這篇文章,我們這些真正的讀者確實看到副刊復甦的希望之光在閃爍,為之
興奮,為之歡欣鼓舞。

唉,有點自作多情了,說這些幹嗎?《筆會》編輯同仁比我們站得高
看得遠。

由衷地感謝《筆會》把這篇好文章奉獻給讀者。

今晚是農曆八月十六,人們還沉浸在中秋佳節的喜慶氛圍中;可是室
外下著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燈下無聊亂翻報,一輪皎潔的明
月從心中升起..《筆會》給了我欣慰和溫馨。

袁政煜注:(有什麼副刊,就有什麼社會)在《文匯報·筆會》發表時
題為《腦力激盪的磁場——談副刊》。

如果沒有龍應台——冰清提起龍應台,人們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
火集》、她的《龍應台評小說》、她的對於台灣社會及文壇的種種抨擊..然
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她的文章愈來愈練達,風格愈來愈成熟,,思想愈
來愈深刻。


她對待慣存的、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能夠透過生活表層,揭示出文
化的內蘊,如《論公共空間之必要》(載於《筆會》1997 年12 月18 日)對
世俗觀念造成的弊病及陋習,予以大膽地、無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價
值,強調人在文化中的主導作用,像《腦力激盪的磁場》(載於《筆會》1997
年9 月17 日);讀她的文章,你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不凡的氣勢、戰鬥的精
神及洋溢著的英雄氣概,其文字簡潔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暢的
文風,精湛的筆觸,飽含的哲理,每每披讀,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罷不能;
她將傳統文化、現代意識、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煉出人或思之、
卻未言之的思想結晶,表現了一個為文者所背負的責任、道義與使命;她的
說教不是空洞的、抽像的,亦非憑空而來,而是建立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之上,
以深思熟慮的思索作前提,引發出關於時代、歷史、民族、文化等種種啟人
心智的道理、結論或識見。

龍應台作為學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諸如哲學、史學、文學、宗
教等多門學科,以學識見長;作為作家,她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世態及社
會,觸及一些亟待推進的、敏感的現實問題。在她的作品中,不難讀出一種
大我的存在。

當然,人們並不見得要認同她的全部見解,甚或也一樣持否定態度;
但是,對於她的深刻的批評、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質、獨立的人格,卻不
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思考。
如果沒有龍應台,那麼,學界就少一分思維,文壇就少一分銳氣,社會就少
一分關注;龍應台現象是個標識,也是個啟示,它標誌著國內思想界的寬鬆、
活躍、民主和開放,啟示著眾多知識分子為中國邁向21 世紀的繁榮昌盛獻
計獻策,為當代文化的建樹與導向發揮才智。

第9 節 致命的星空

——1——在黑沉沉的夜裡獨自驅車回家。風很大,枯葉從四面八方搖
落,紛紛扑打著車窗,不及落地,又被吹得滿天飛舞。星星不知怎麼垂得那
麼低,低到剛好綴滿了後視鏡兩側,使我兩眼迷離,不由自主要馳向那星光
燦爛的深處。

無法繼續開車;這樣黑的秋夜這樣眩目的星空,會讓我車毀人亡。

於是將車駛進公路邊的停車場,索性把星星看個夠再上路。停車場傍
著樹林,落葉在風裡簌簌作響,冷肅荒涼。推開車門,像舞檯燈光乍亮,驀
然滿天繁星綻放,華麗了整片夜空;一顆一顆搖搖欲墜,似乎隨時可以掉下
來,滾進那幽暗甜美的山谷。

——2——仰望星空,人怎麼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像莽莽地平線上一
粒黑點,獨對彎蒼。黑夜的深邃沉寂使人心靜神凝,而星光的輝煌壯麗使人
震動驚詫。宇宙的奧秘有最奢華艷麗的演出。想必也是在這樣無邊無際的星
空照耀下,詩人激動不已:「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只要有機會站立在星空下,只要在星空下立得夠久,人的腦子裡不得不充滿
了天問吧?——3——伽利略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仰望星星。他的眼睛穿透奢
華艷麗的星光直逼宇宙奧秘。1640 年德國的湯若望,也是一個看星的人,


把伽利略所看見的銀河介紹給中國人:「古人以天漢非星,不置諸列宿天之
上也..今則不然,遠鏡既出,用以仰窺,明見為無數小星。」同樣是星光
燦爛,歐洲人看見的是「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
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聞」。

歐洲的天文學家來到17 世紀的中國,得知中國天文學之落後而感覺奇
怪。發現行星運動三大定律的德國科學家開普勒聽說中國人在四千年前就已
經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馬星座尾端觀察到二至點,非常驚異,特別寫信請
留駐中國的傳教士發掘更多中國的天文知識。萊布尼茲對中國人看星星的智
慧也充滿期待。當他知道17 世紀的中國人其實對星星沒什麼認識時,他說:
「他們是不是因為要編撰一個完滿的天象故事,而無法對天體進行觀察?」
那是1689 年。其實,如果萊布尼茲知道湯若望是怎麼死的,他也許自己可
以回答為什麼中國人無法對天體運轉進行科學觀測。

——4——1644 器和知識經由實驗證明了中國天文學的落後。順治對知
識的尊重使得湯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禮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時憲歷取代
了行之已久的大統歷和回回歷。

二十年之後,楊光先指控湯若望謀反,證據是湯氏用的明朝曆法為順
治皇族帶來災禍。

湯氏弟子南懷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驅逐出境。湯氏本人亦面臨凌遲
酷刑。一場及時的地震使他倖免予死刑,但他已飽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學,在中國卻屬於政治學。私自學習天文者在
唐朝要處兩年徒刑,在宋朝是斬首罪。宋太宗曾經搜捕了三百五十一個天文
學者,讓其中考試合格的六十八人為國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
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島」。湯若望為星星而喪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獨。

——5——湯若望死後七十年,1735 年巴黎皇家科學院院長仍舊想知道
為什麼在「中國那麼美麗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學如此先進,而現在這門科
學毫無進步?本身是科學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許多看法:中國人「只顧眼前
實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麼新發現」,此其一。

中國的天文學家害怕發現新現象,因為天上任何新現象都有政治意義,
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埃及和希臘的天文學家卻沒有這種顧慮,他們得到國家的保護和鼓勵,
此其二。如果有一個欽天監積極進取,他馬上會成為眾矢之的,「眾人頑固
地一致要求維持現狀」,此其三。欽天監內外都缺少競爭,此其四。「要在中
國發展科學,不光是需要一個皇帝,」巴多明寫著,「而是需要好幾個皇帝鼓
勵搞研究和付之實踐的人搞新發明。設立足夠的基金..解除數學家們的衣
食之憂,使他們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會區分是疏忽還是操作錯誤,還是
原則錯誤的人的指責。」巴多明的批評寫在1735 年。

在巴多明的時代,中國的欽天監其實用的都已經是歐洲傳教士了。但
是我們看見,再過六十年,當馬嘎爾尼率人馬來晉見乾隆時,乾隆的首席天
文學家傳教士可憐兮兮地哀求英國使團把英國歷書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沒有
足夠的天文知識,而法國鬧革命又斷了後繼的法國歷書。天文學家面臨著湯
若望的命運。

即使換了歐洲人來作天文研究,改變了的不是中國的科學環境而是使
歐洲人陷入與中國人同樣的處境。思想與科學,仍舊為政治、為統治者、為
習慣服務。


——6——1948 沉寂麻木。他認為,政局雖亂,中國科學家卻仍然應該
有所建樹,至少在思想上應該閃著火花。他的說法馬上遭到反駁。一位科學
家譏諷地說,如果美國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著籃子、帶了身份證上街排隊
買米的話,結果可能和中國一樣。「科學事業的造就和成功,是社會秩序進
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結果,和火車必須在軌道上行走一樣。」沒有軌道,火
車何從?從巴多明到張君勱,這「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軌道啊,磕
磕碰碰了兩百年,輾轉到了1997 年。

1997 人則議論紛紛:他若在中國的環境中生長、求學,可不可能有此
成就?為什麼中國的科學研究者總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異彩?為什麼中國人
對非功利實用的基礎科學不感興趣?為什麼為什麼..?奇怪,難道不知道
為什麼?——7——今天,1997 年11 月6 日,被稱為「當代英國哲學界真
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寫過深刻動人的馬克思評傳,提倡過兩種自
由的界定,對當代西方歷史做過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記得的,卻
是他與伊朗學者亞罕的一小段對話:亞罕:你認為當今哲學家的任務是什麼?
柏林:我不認為哲學家有什麼特別任務,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哲學..提
出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對哲學目的的一種誤解..就如同你問我當今藝術的任
務是什麼,愛的作用是什麼一樣。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本身。同樣,愛的目
的就是愛。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亞罕:那麼哲學的目的呢?柏林:哲學的目
的就是哲學。

——8——仰望繁星萬點,人啊,怎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相對宇宙的
無限;是對那宇宙的激動和探索使人的渺小進入無限。「日安不到?燭龍何
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
言?」星空下脫口而出的天問,是知識的開始,可是,得為了天問而天問,
才可能真正地認識星空吧,不管是透過詩的美學還是天文科學。

第10 節 人真的很髒

在一個警察國家裡,對付異議分子有許多套招:把他殺了或監禁起來
往往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結果經常是,異議分子反而變成群眾的英雄或者
自由的象徵。把他驅逐出境,他也許在國外大聲嚷嚷,破壞當權者的名譽。
最聰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對者「搞臭」:設計一個女人,一個旅館房
間,一個暗藏的攝影機,幾個拿著對講機等在門後的秘密警察。當反對者疲
憊地從偵訊所出來時,他會發現所有的人都以閃爍詭異的眼光看著他:人們
心裡充滿繪影繪形的異色想像和義憤填膺的衛道激情。本來也許代表了理想
正義的政治異議分子突然變成一個齷齪下流的色情狂。沒有任何辯解的機
會,他已經被判了不需要判決書的「褫奪公權」。東德解體之後,安全部的
檔案全部公開。人們在裡頭讀到一則又一則的「搞臭」記錄。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有政治立場的公民是否就沒有這種威脅?剛剛在
西班牙爆發的政壇大「醜聞」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馬德里的權力精英們——皇室貴族,政府首長,教會人
士,法官律師,新聞記者——全從郵差手裡得到一個郵件,是一支神秘錄影
帶。誰擋得住好奇心呢?錄影效果很差,暗濛濛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


一女的作愛實景錄像,可能是從衣櫥門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沒入
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軀體上卻緊裹著
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絲襪。女人不斷以淫穢的私語挑逗男人,男人發出各
種令人面紅耳赤的叫聲。

一個拍得極沒水準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郵件的人,目瞪
口呆地,都認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報
「ELMundo」的總編輯!不到五十歲,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馬德里政界炙手
可熱的人物;他所寫的政見和社論咄咄逼人,勢若雷霆,往往影響西班牙政
局。他更是現任總理阿茲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總被印在最重要的國家
議題上,他的臉孔總出現在最嚴肅的電視討論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見領袖,
社會賢達。現在,人們看見了他赤裸扭動的身體,聽見了他激情昂奮的叫喊。

出賣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錄影機藏在窗簾後面,
錄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愛的鏡頭。被警方逮捕時,她的供詞更是驚人。是
因為有人出了兩百萬美金的價錢促使她布下陷阱出賣情人。錢從哪兒來呢?
誰的錢呢?拉裴爾·威拉出的錢!拉裴爾·威拉又是什麼人?在西班牙,人
人都知道,威拉是社會黨執政時代的內政部長。

人們的記憶由於威拉這個名字又醒了過來;是的,80 年代社會黨的
Gonzalez 任總理時,曾經用特攻隊去對付巴斯克主張獨立的恐怖分子,殺
了二十八個巴斯克人然後又試圖掩蓋謀殺的事實。把這個以暴制暴的案子揪
出來而且指名要內政部長負責的正是拉米雷斯的報紙。社會黨在連續執政一
十三年之後,留下不少貪污腐敗的污跡,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擊揭
露;社會黨失去政權,保守黨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黨最能倚重的社會
資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幫她租房間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
一個頭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個市長..。

拉米雷斯仍舊寫他尖銳辛辣的社論,但是避免在公共場合出現——報
紙上不再有他的照片,電視上不再有他的臉孔。他顯然受不了人們閃爍詭異
的眼光。在那個眼光裡,他永遠是個沒穿衣服的人!沒有判決書,他已經被
褫奪了參與公共聚會的權利。

這麼說,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有什麼差別呢?差別,當然是有的。同
樣的強揭隱私,在警察國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國家行為,在民主國家卻是
必須懲罰的犯罪行為。除此之外,在警察國家裡,被統治者傾向於單一的、
不容忍異端的道德態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認統治者定下的價值標準,也
使得統治者輕而易舉地可以把一個反對者「搞臭」;相對之下,民主國家的
特色是價值的多元。某一個黨認為是「臭」的別人不見得同意。拉米雷斯能
夠倖存有一個重要原因:許多西班牙人會認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
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會黨人。也幸虧他活在一個已經民主的國家時,拉
米雷斯不會「臭」了,只是「糗」了。

糗得夠嗆夠難堪,但並不致命。韜光隱晦一陣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
是一條好漢。

警察國家和民主國家絕對相似的地方卻是:唉,人真的很髒,不管在
什麼制度下。為了爭奪權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顯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並不使人變得乾淨一點點。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認人真的很髒而
以監督和制衡來防止髒的絕對擴散。儘管如此,若沒有這個最低保障,我們


用什麼來維繫人的脆弱的尊嚴呢?總編輯們,請保重!

第11 節 清清楚楚的個人,在群眾裡

國際知名的德國漢學家WolfgangBauer 今年去世時,執德國輿論牛耳
的《法蘭克福匯報》發了一篇文章。作者說:Bauer 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
將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
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著: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
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
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裡想著:
這怎麼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
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標準。最荒謬的是
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別於伊斯蘭教民族,
有別於中國人,有別於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標
准,放諸四海皆准。中國人是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
「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著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
螞蟻」,唱著一樣的歌曲,笑著一樣的微笑。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
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
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裡全掛著白色的半
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那個因為無書
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
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
者——他們都穿著制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制服裡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
命運掙扎、妥協、反抗。所有屬於「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
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產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
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
因寂寞而死亡。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學者蕪爾一笑,是的,
確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於糧食不夠。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
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他笑著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綠燈一亮,
群眾,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
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麼叫「面貌
模糊的群眾集體」。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眾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
異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匯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並不是為了來求取群眾的體溫和慰
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單位裡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
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係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


園裡、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

群眾裡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干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內心
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眾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
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眾裡頭更孤獨、更寬敞。

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漫步走進文廟。老人聚集在院落裡,有的下棋,
有的練拳。橋拱上肩並肩坐著一整列老人,無所事事地低頭打盹或仰臉曬著
太陽。若用鏡頭攝起來,這又是一個「集體圖」:幾百個老頭,剪著一樣的
平頭,穿著一樣的藍布褲,臉上有一樣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裡的一個老頭。齊景公到麥丘遊玩,碰見一
個八十五歲的老人。

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
曰:「善哉!

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
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
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
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
誰又敢說那文廟「集體圖」中的老頭兒們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個人呢?我們
坐在一個餐館裡頭,兩個朋友辯論起來。陳說,他覺得國家很有希望,已經
允許私人律師開業。

「這有什麼意義你知道嗎?」他略帶酒後的興奮,「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
控告政府不法,律師可以為他辯護。這是法治的基礎呀。」王卻搖頭:「美則
美矣——」他開始分條列舉實行上的種種困難。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
來。

我們在餐館外的人行道上告別。街上依舊人潮洶湧。暮色中,朋友們
沒入群眾,不一會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個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眾裡。

而那根本不是什麼「傑出成就」。唯一的條件是你必須和「非我族類」
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視他的眼睛,認出他獨特
的個人面貌。WolfgangBauer 所為,不過如此。

後記:對歐洲人的批評,我想,用歐洲人的語言寫,比較有對話的可
能。本文原為德文,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中文版為適應國情,稍
有修飾。

(原載1997 年7 月31 日《文匯報·筆會》)·德國讀者迴響·中國人
以為西方就是美國——赫曼·哈特曼龍應台對德國人亞洲觀的批評當然有一
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僅只批評德國人就未免片面了。對於異族文化的無
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我們若知道許多中國人,甚至教育水準高的中國人,
怎麼看德國人,準會極不愉快地大吃一驚。

我在台灣讀書和在中國大陸旅行時就發現,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裡,美
國是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起源,而所有
西方國家都或多或少依附於美國。

把整個西方簡化為美國這個概念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
少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學生深感受挫。

這當然也不必苛責。只有在有了實際接觸之後,認識到對方的煩惱和
願望、夢想和期盼之後,我們才能看見群體中的個人。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


無知和經濟上的優越感結合時可能產生的後果。在「市場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必須尊重文化的平等。

遺憾的是,許多在德國公司裡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國人一方面要承受
德國人指摘他們「忠誠不夠」,一方面要防禦來自中國人的同樣的批評。文
化的誤解很難釐清。

第12 節 一本書的背後

數字是能洩露秘密的。譬如說,在人口八千萬的德國有兩千一百零九
家出版社(包括前東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國大陸有五百六十四家,台灣
登記著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書以上的其實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 德國有四千六百七十家書店,1996 年總營業額是九十六億美元,
相近於中國大陸的七十億美元和台灣的三十二億美元。

把小說和詩製成錄音帶或CD 的有聲書,德國人放在汽車裡,一開車就
聽一段。每年有三千萬美元的有聲書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淨得工資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書
報上。男性中有47 二個人願意買一本價值超過二十美元的書,在東德,卻
只有十三個人願意付這樣的高價。

德國的作家和台灣作家一樣,靠寫作是不能謀生的。詩人出版詩集一
般只印個五百冊、一千冊。散文和小說初版通常是五千冊;能賣到一萬冊的
書,就可以稱得上是「暢銷」書了。

數字勾勒出一個輪廓,但是無法表現一個社會的實質。我的朋友克勞
斯花了三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托瑪斯·曼傳記。在最後定稿之前,出版社的
責任編輯和他「閉關」到一個旅館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閱稿。編輯本身是個
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作者的內容取捨、文字風格、章節編排等等提出全面
批評,與作者推敲討論,最後才算定稿。

克勞斯的書總共有一萬多個註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編輯,負責將這一
萬多個註解逐條檢驗:不只是檢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誤植,還要翻找出每一
條的出處,證明註解的翔實確切。

編輯代表著出版社的信譽和品質,他必須保證這一萬多條註解不是作
者有意杜撰或無心濫植的。

這家出版社還不是一個學術機構,只是一個面對大眾的出版社。克勞
斯的托瑪斯·曼傳記也不是專業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題書,兩千
頁,面對一般讀者。

兩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數量罷了。出版社擁有什麼程度的編
輯、如何對待它的作者、如何製作它的成品,是質量的問題,從數字裡可看
不出來。

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時時在檢驗自己的德國人這幾年又開始憂心文學
的前途了。暢銷小說全是美國作家的天下。德國作家是不是「嚴肅」過度、
與讀者脫了節?評論家不斷在質問。而數字,又告訴人們文學的領域越來越
小:1963 文學書。

1993 純文學書。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中,純文學在整體比例中縮減了大約30%,幅度


不可謂不小,難怪文化評論者痛心疾首:純文學不再有大眾,只有小眾、分
眾了。

可是數字有撲朔迷離的面貌。純文學比例降低了,然而總數卻仍是增
加的。1963 年德國出版的純文學書是5243 種,1993 年卻是9303 種,人口
當然還是那麼多。樂觀者可以說,雖然電視電影光碟電腦攫取了人們大量的
時間與注意力,德國人閱讀的文學書竟然還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異哉。

我倒不驚訝;在這麼一個喜歡安靜、崇尚深沉的國度裡,文學啊,絕
對死不了。德國人性格裡的認真,在我看來,簡直就像豹皮上金黃的斑點,
走到哪兒亮到哪兒;是擺脫不掉的胎記。深秋的一個夜晚,我去法蘭克福聽
一場作品朗讀。晚上的節目嘛,不管是音樂會、電影或演講,兩個小時也就
結束了吧。可是這場文學作品朗讀會,使我終生難忘。在一個小小的畫廊裡,
來了大約三十個觀眾,其中有幾個嬰兒像袋鼠一樣趴在年輕母親的胸上。該
朗讀的作家、作家的翻譯者、作家的評論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還超過三
十人。

朗讀從6 點開始。8 點,我覺得脖子酸了。9 點,腿坐麻了。10 點,吸
收能力開始下降,聽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堅持著;我要看看這德國的文學
愛好者,能耗到什麼時候!

11 用他低沉單調的聲音念一段小說;我兩眼發直,頭昏腦漲。

清晨1 點,我逃離現場,心裡充滿恐怖感:愛文學可以愛到這種地步,
饒了我吧!

他們究竟是幾點鐘散的,我當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個一萬七千人口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
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的,隨人進出,免
費借書。三家書店規模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聯線系統,任何在
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
再冷僻的書,二十四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七十三萬種書可以購買,
書名全在書店裡的電腦螢幕上。

在小鎮中心的表演廳每週節目不斷:話劇、舞蹈、音樂會..。作家
朗誦更是不可少的活動。在這個崇智的社會裡,作家依舊有他特殊的光環。
小鎮居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作家的海報,於是折進書店買一本他的書——買
不到就訂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帶著那本書,在講廳前排坐
下,專心地聆聽作者朗誦書裡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裡床上自己看那本書,
但是他一定要來這裡看見作家的容貌、聽見他的聲音。最後,他也排到隊伍
裡去,等作家在他的書頁上簽下名字。這本書,對他,似乎就有了特別的意
義。

第13 節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後離開歐洲,從越洋電話中卻可以繼續得知春天的發展。「花苞尖
尖像陀螺的那個叫什麼花?」六歲的飛飛聲音清脆,像冰過的梨。「叫木蘭。」
「對,木蘭開花了。很大朵,粉紅的。」那是暮春三月。接著是滿樹雪白的
梨花,風吹起來的時候,細細的花瓣飄下來,把池塘的水蓋住了。然後是粉


白中帶點緋紅的蘋果花。「人行道都變粉紅色了,」電話那頭說,「可是你回
來的時候,媽媽,大概花都開完了。」不會的,我說,五月初回去,野地裡
的蒲公英還在,而且雛菊馬上要冒出來;藍色的毋忘我也一定還開在牆角。
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嗎?還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五月初如約地回到歐
洲的家。飛飛和哥哥正在院子裡挖蚯蚓。丟下鏟子,奔跑過來,滿手黑泥,
爭相擁抱,嘴裡卻繼續報告季節的消息:」陝點來看,媽媽,竹子開花了,
好漂亮!」竹子開花了?放下行囊,我們走向花園西角的竹叢。啊,真的開
滿了花穗,鼓脹地包在紅褐色的苞片裡。早晨淡淡的陽光灑在竹叢,升起一
點薄霧的感覺。我摸摸那仍舊滑綠的竹竿,發現地上已經落了一園枯乾捲起
的竹葉。

孩子們不可置信地聽我的解釋:怎麼會怎麼會呢?蘋果花梨花年年落、
年年開,花開結果,果子又變花,這竹子怎麼會開了花就死?我也不明白。
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開花死亡嗎?這叢與玫瑰花比鄰的竹子才
來我們家三年,來時還是一叢年紀輕輕的嫩竹,園丁說的,不是嗎?那麼青
蔥精神的竹子,怎麼會未老先衰呢?塵埃洗盡之後,我終於可以就著一杯熱
茶,坐在五月的陽光裡翻看過了時的報紙,完全沒有預料到,一翻開就是竹
子的新聞:歐洲竹子全面開花,瀕臨死亡。

原來歐洲的竹林來自一根竹子。1907 年,英國人威爾遜從中國湖北用
船運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國,並且以他鍾愛的女兒之名為竹子取名:Muriel。
原本無竹的歐洲從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兒」。德國大約就有五百萬叢
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園裡頭,在九十年後的今天,默默地開了花。

我丟下報紙,匆匆往竹叢趕去,彷彿追趕一個對自己生死交關卻即將
失之交臂的人。我在離竹叢三步之遙停下來。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
然和我來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蘋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較起來,簡直粗糙
得像雜草一樣,可是,它醞釀了幾幾乎一個世紀才開花,醞釀的過程該是如
何的精緻細密?曇花在夜裡偶放,就使人們驚歎不已;這竹花一世紀才綻現
一次,就在我的院子裡啊,我覺得驚心動魄。

從匈牙利到英國,從瑞典到西班牙,千萬叢的竹子,在我駐足凝視的
此刻,點點滴滴綻開了花穗;每一粒花穗裡埋藏著種子,每一粒種子裡埋藏
著時間,回走的時間裡埋藏著1907 下的嫩竹,雖然年紀極輕,雖然竹葉新
綠、竹竿初挺,但是它已經承繼了1907 年以來的歲月,一日亦不稍減。即
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開花的時辰。原來每一粒種子裡不
只埋藏著過去,還隱藏著未來。

剪下幾枝竹花,插在瓶裡,放在案頭。孩子們追逐嬉鬧的聲音隨著風
飄進來,使5 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爛漫的歡快。孩子與竹花之間,一
定存在著一種關係;讓我在這竹花前坐上幾分鐘,我可以聽見極其細微的遙
遠的聲音。

1907 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
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跡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爭中俘
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
人提著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兩年前,他們陶醉於對俄的勝利,至
今猶狂喜不已。」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
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19071900 上野公園所流的眼淚,無數個近代中國
知識分子都流過,是感時憂國的眼淚。那些眼淚,原來早就埋藏在他出生當


日的啼哭裡。或者更老:1874 年日軍犯台、1860 年英法聯軍陷北京、1840
年鴉片戰爭..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蔣夢麟、魯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淚其實那
樣蒼老。他們的感情承繼了自己族人一脈相傳代代累積的憂結;二十歲的生
命背負了一個世紀的重量。

也是1907 年,二十六歲的台灣人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見梁啟超。閩南
語與廣東話不能溝通,兩人以中國文字筆談。林獻堂問:「我們處異族統治
下..,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
啟超感慨無限:「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
遇,誠非偶然。」不,當然不是偶然的。台灣林家的優秀子弟和來自廣東的
進步分子會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裡發抒共同的感歎,誠非偶然。他們的感歎裡
深深埋藏了背後整個世紀的痛苦和掙扎。

星移物換,我們走到一個世紀的盡頭,和蔣夢麟、魯迅、林獻堂、梁
啟超仍是同一個世紀。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來的,那
台北、台南來的,走在紐約、東京、墨爾本的街上。當他們在某一個公園裡
獨自流下眼淚時,那世紀末的眼淚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紀初的淡淡的軌跡?所
謂基因啊,不過是文化和歷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飄洋過海到異鄉,在歐洲的陽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
萬萬株的竹叢。世紀末的時辰到了,彷彿一個私定的終身,千千萬萬叢竹子
同時開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為死亡?花穗中蹦出種子,種子
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將衍生出另一片千千萬萬的蔥綠竹叢,在另一個世紀之
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將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種;歐洲的土壤將是他們此生不
渝的故鄉。

死亡,竟是新生。那麼文化和歷史的所謂宿命,當新的種子落下,新
的思想抽芽,難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嗎?街上,孩子的歡聲不
斷。

第14 節 嚮往

老朋友瑪格特來訪,從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來破舊不堪的德文書,興
致勃勃地說:「和你的孩子一塊兒讀,是寫兩個德國小孩在北京的故事。」我
接過書翻翻;1903 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寫1900 年8 月的北京。插圖
上有拖著辮子的中國人。

我沒說話。

晚上,瑪格特像老祖母一樣戴上老花眼鏡,捧著書,擱起腿,讓兩個
孩子簇擁在燈下說起故事來。我就在花園裡把抽長了的葡萄籐繞到欄杆上;
月光裡的葡萄葉子綠得發亮。

就寢前,十歲的孩子來到床邊道晚安,說:「那義和團的書很有意思,
我們已經講到第十頁了。」他停下來,思索了一會兒,又說:「可是,我覺得
有點兒奇怪——裡面的中國人,媽媽,都是壞人呢!」我看看他,多麼美的
臉龐,明亮的眼睛裡有對整個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會來,我知道你
會問,孩子,可是我該從哪裡和你開始呢?也許該從1792 年大英帝國派往
中國的使團開始。五艘船載了近七百個人,包括喬治國王的特使、畫家、音


樂家、科學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個月之後抵達了天津,在承德覲見了
乾隆。

英國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館以保障本國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
我獨尊的中國人卻還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謂對等關係。乾隆對馬夏爾尼之不願
行叩頭禮極為不悅:「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
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
外藩之道。」「朕意甚為不愜」的乾隆不知道在這「英吉利外藩」所屬的世界
裡,法國大革命已經發生,《人權宣言》已經公佈,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戈得溫的《政治自由》等
等著作已經出版;乾隆也不知道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經發明了蒸
汽機、蒸汽船,已經發現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馬夏爾尼的使團中,
有人仔細觀察了中國的船艦和火炮結構,發現它們遠遠地落後歐洲。

自滿的帝國內部缺少自我懷疑和自我更新的機能。英吉利國的龐大船
隊來了又去了,中國的大門並不因為使團的叩門而打開。這個深鎖的大門便
在四十多年後被炮火轟開,是英吉利人的炮火。歷史的巨輪輾過中國,呻吟
聲至今可聞。

或許也可以從《北京五十五日》這部影片說起?1993 年夏天我在北京,
想看一部以北京城為背景的電影,增添一點歷史感。在外國朋友家中看《北
京五十五日》的錄像帶,卻像吃了一碗摻了沙子的稀飯。老是演英雄的查爾
登·希斯頓這回又是英雄——騎著馬,披戴武器,雄赳赳氣昂昂地踏進1900
年的北京。電影裡中國人愚蠢而且殘忍,更典型的是,中國人像螞蟻一樣以
群體作為襯托英雄的背景出現,絕對沒有一張個人的面孔。電影的製作者毫
無掩飾地呈現出他對另一個文化的完全無知和對自己文化的絕對狂妄。這是
50 年代美國好萊塢世界的「朕意甚為不愜」。

或許更應該從LizzieAtwater 這個女人說起?被派來中國傳教的Lizzie
在1900 年8 月初寫家書回美國:「我不後悔來到中國,只是遺憾成就那麼少。
我過了兩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現在,我們要一起死..」這封信發出兩個星
期後,已經懷胎九月的Lizzie 和丈夫女兒,以及其他幾家傳教士和他們幼
小的兒女,被誘騙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著的中國士兵將他們一一射殺,
剝光了屍體。被謀害的是十個美國人、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伕。

這些傳教士早在義和團的騷動中預見自己的死亡,但是他們的信仰給
予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力量。然而他們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時代的大景
中看來,卻顯得荒謬。傳教士在追求個人信仰的實現時,一點兒也不知道自
己其實同時是帝國侵略主義的一隻爪牙。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在
歷史的大漩渦裡,卻變成一個欺凌的、不公不義的集體。

不可思議的是,那義和團拳民本身,又何嘗不是許許多多自覺無私的、
奉獻的、崇高的個人,背上「扶清滅洋」的重任,視死如歸。可是在歷史的
大漩渦裡,他們給自己的民族帶來意想不到,彌補不了的劫難。

在山西遇難的傳教士大多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有名的奧柏林學院。1903
年,校園上建起了一座紀念他們的石柱拱門,刻上了死難者的名字。每一年
的畢業典禮,奧柏林的學生要從拱門下莊重地穿過。年年穿過,一晃又到了
世紀末,這是20 世紀的90 年代了。

距離義和團騷動,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後一百年,我們的世界流行起
所謂「後殖民論述」。奧柏林的應屆畢業學生開始拒絕從紀念拱門下穿過;


前輩的「光榮犧牲」,對這一代人代表的其實是可恥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
侵略主義。「為什麼只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
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每年夏
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
(EdwardW.Said)將「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
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當非洲殖民地在二
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 的字眼——勉強
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
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詮釋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
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麼新興的Negritude 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
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

中心和邊緣位置的重新調整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一個核心概念。薩
意得關於「東方主義」的著作發表之後,「後殖民」的種種術語進入了亞洲
知識分子的日用辭彙。自覺被推擠到邊緣去了的亞洲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可
以幫助他們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當從前趾高氣揚的西方知識分子現在低頭
作自我檢討的時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似乎突然有了對話的可
能。在奧柏林校園裡靜坐示威的學生很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在
1949 年後剷平了汾州傳教士的墓地。

可是剷平墓地容易,調整兩百年來盤根錯節的邊緣與中心關係多麼不
容易。高聲抨擊西方文化霸權的亞洲人,我們,哪一個不知道:你的概念來
自西方學者,你的術語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語言,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真正聽
到,必須是西方的語言。你根本沒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陰影。但是儘管如此,
有些人已經覺得可以輕鬆一點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擺脫了專制和貧窮的台
灣人,比從前更能夠心平氣和地與西方人交往;因為不那麼自卑,於是也就
不那麼自大。

可能是由於美國學者亨廷頓對於文化衝突的預警。他認為第三世界對
西方積怨已深,冷戰期中意識型態的對峙會演變成文化與文化間的仇視與沖
突。亨廷頓警告西方要對其他文化群湧來的挑戰及早戒備。他的備戰意識令
人不安。也可能是由於從阿爾及利亞傳來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裡被
殺害,商人與傳教士,老弱與婦孺。我們驚訝地發現,一方面,「後殖民」
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義和團式的殺戮重新上演。我們的孩子將要面對
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寫《白鯨》的麥爾維爾曾經寫過一則寓言小說。
在一條船上,主人階層虐待奴隸。經過一場喋血叛變,奴隸英勇地起來推翻
了主人。接下來的發展,我們閉著眼也能想像:奴隸成了新的主人之後,開
始暴虐地壓迫新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不曾經驗過與別人平等地往來,他們只
能遵循過去的弱肉強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後果?德國人是知道的。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人覺得
屈辱。這種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來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強
的德國,「凌駕一切」的德國,有它的群眾基礎。但是當德國不再自覺屈辱,
富而強起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被四國瓜分
佔領,歷史最惡質的循環又回到可悲的原點。

我不喜歡這本1903 年寫「中國人都是壞人」的書,我也不喜歡《北京
五十五日》這部表現西方人無知卻又屈尊的電影。那麼我喜歡什麼呢?做兒


童的時候,教育我的人告訴我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歷史也告訴我,在追求「富強」的路上,多少國家從屈辱中走出,向橫
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創傷下頹然倒下。不,我寧可嚮往一個「富
而有禮」的國家:我們受過長時的欺凌,卻不願老背著「被害者」的包袱做
滿眼血絲的復仇者;我們曾經是那被壓在船底的奴隸,做了主人卻不願再壓
迫別人做我們的奴隸。當世界文化的強勢和弱勢,邊緣和中心在重新組合時,
我們一方面大聲批判別人的霸權,一方面不忘記警惕自己不成為另一種霸
權,不論是對外國人,或者是對自己人。

「富而有禮」,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強」。

我當然沒跟孩子說這麼多;許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發現。我們閒扯
了一會兒,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卻又在門邊回頭輕輕問道:
「有一天,中國和德國打仗了你怎麼辦?「我怎麼辦?你才怎麼辦呢!」我
心裡想著,可是嘴裡說,「那我就寫一本書,用兩個中國小孩的眼光寫德國
人吧!」(原載1996 年10 月18 日《文匯報·筆會》)

第15 節 蘇州的識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剛好有朋友甫自西湖歸來,便問他:「怎
麼樣?西湖還可以去嗎?」他沉吟片刻,只說:「得挑人少的時候去。」我就
明白了。第一次看見長城,是在人堆裡被推擠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嘩啦啦
流在城牆上;播音器以鋪天蓋地的聲音或者警告你別隨地吐痰或者強迫你聽
一段國樂。第一次看見紫禁城,是夾在旅行團和旅行團的中間,進退不得,
只好跟著流。嚮導一手持旗,一手抓著喇叭,用你聽得懂和聽不懂的語言高
八度發音,她的聲音必須蓋過別的導遊才算稱職。

可是西湖怎麼能不識?唯一的辦法是給自己一點思想準備:做最壞打
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舊美好。更何況,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
也不是一個幽靜的地方。晚明張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經「酒多於水,肉高於
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簇為樂」。

到了西湖,果然擠擠挨挨;後頭想向前穿過的人得縮肩弓背,兩手往
前合併作游泳撥水狀,才能撥開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滿意:湖畔竟然沒有張
牙舞爪的現代水泥建築,竟然沒有假兮兮雕龍畫風紅紅綠綠的仿古架構。湖
面上竟然沒有囂張的摩托艇,水裡頭竟然沒有養肥的鴨子邀遊客用氣槍打
殺。空氣裡竟然沒有刺耳的喇叭聲,沒有卡拉OK 的巨響。

我太喜歡西湖了,這個世界果然照舊美好。我幾乎是帶著感激的心情
眺望湖面上翻動的荷花荷葉。「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裡總要散了吧?張
岱曾經在大雪夜裡獨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唯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發現
亭中已有兩人對坐喝酒,於是三人同飲。舟子說:「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
相公者。」我在湖邊問20 世紀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遊湖。他看我的眼
光使我覺得自己荒唐透頂,「晚上?晚上怎麼可以?有規定的。」對於嚮往已
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跡,逐漸就形成了三種態度。一種是死心死意的迴避。衡
陽的石鼓書院已經變成了歌舞廳;好,你可以做歌舞廳,我可以不去,打死
也不去。廬山上已經建滿了橫七豎八的房子,挖得滿目瘡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見廬山真面目」。

另一種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猶豫不決。譬如蘇州河。做小女孩的時
候在母親裙邊繞來繞去,聽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蘇州河畔》。對蘇
州河的聯想是幽幽的水光映著月色,溫柔的櫓聲裡有輕輕的人生的歎息。到
了上海,人們說:「蘇州河,臭來兮!」臉上作出噁心的表情,使我膽顫心驚。
走到黃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轉個彎就是蘇州河,但我停住了腳步,停住了
腳步。

我還沒見到蘇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種,就是想去、怕去、不得
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為什麼一定得去呢?不是因為吳王闔閭葬在那裡,下葬三天,有
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講道。我不能不去虎丘,
是因為兩個前輩曾經用最美麗的中國文字對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說,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遊人如織,到
中秋,蘇州人傾城而出,從「衣冠士女」到蔀屋貧戶,穿上最好的衣服,帶
著蓆子毯子和美酒,從千人石上至山門,鋪排開來,「如雁落平沙,霞鋪江
上」。

然後,一個顯然未經過組織,完全自動自發的音樂演唱會就開始了。
每個角落裡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結果「聲若聚蚊,不
可辨識」。漸漸地,歌者的競技心起,變成音樂比賽,音色較差的就被自然
淘汰。當「明月浮空,石光如練」時,「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
才三四輩」。

上千的聽者,凝神傾聽。夜更深時,只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
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到最後「月影橫斜,荇藻凌亂」
時,整個虎丘上「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
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張岱在
多年之後也盤坐千人石上,傾聽到三鼓,看見「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
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
點頭。」比張岱晚三百年的我來到虎丘,虎丘的盆景老樹鬱鬱蒼蒼,栽培的
杜鵑花豪華絢爛。如織的遊人在石塊間跳來跳去,苦苦尋找擺姿態攝影的地
點,盡盡「到此一遊」的義務。

我站到遠處,想將那宋朝的斜塔盡收眼裡,卻突然聽到公雞啼聲,就
在身後。三隻比人還高顏色斑斕的大公雞正扯著喉嚨喔喔叫,雞頭隨著電流
控制一節一節地對人點頭。每隔幾分鐘就啼叫、點頭。原來滿山都是電動的
巨型雞鴨魚兔,當然也少不了轉來轉去的米老鼠。

「中秋夜有音樂會嗎?」我問蘇州人。

蘇州人不知道,「沒有吧?」他說。

走到出口,發現蘇東坡老先生像個測字先生一樣坐在路邊為人蓋章;
電流操縱的蠟人蘇東坡僵硬地抬起手腕,僵硬地在我的門票上蓋下「到此一
游」的證明。

要離開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實不為看風景古跡,而為了看一個文
化,一個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個月光燦亮的夜晚,蘇州人不約而同來到山
頭賞月品酒聽曲。有那麼多的民間音樂家即席演唱,而「聽者方辨句字,藻
鑒隨之」,人人都是有點兒素養的評鑒家。當最精湛純熟的歌者吐音時,千
人石上肅靜無聲,聽者神馳,只能默然點頭或者慨然淚下,歌聲餘音在明月


山岡裡裊裊不絕。這是藝術欣賞至高的境界。張岱忍不住歎息:「使非蘇州,
焉討識者?」蘇東坡傻瓜兮兮地笑著,對所有離開虎丘的人機械地點頭;他
的眼睛突出像人工培殖的變形金魚。我從他電動的手掌下取回門票。蘇州古
城已毀。花了兩千年時間沉思琢磨而成的歷史風貌只需要兩年的時間就可以
徹底消除,不留一點痕跡。蘇州的識者啊,到哪兒去了?(原載1996 年l1
月19 日《文匯報·筆會》)

第16 節 乾杯吧,托瑪斯·曼!

眼神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我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結束之後,聽
眾紛紛前來握手。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
「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
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著他們的眼睛時,
我理解他們的眼神。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揶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
是嘲笑。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
是狐疑還是肯定。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隱藏的厭
倦。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
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只於眼神。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
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
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態、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
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別時握手或擁抱的剎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
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
身體語言與她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裡,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90
年代的種種,用不同於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
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臨別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
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只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
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他是誰?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
出。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里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
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張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
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
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
只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著腔
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註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
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


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
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她哪裡能想像,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
初到美國時,曾經感歎:「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瞭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
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只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
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與胡適
分手時,兩人望著有霧的河面,「..彷彿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
中國的張愛玲寫著,「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
不開。」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悲風從十萬八千里的深處
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大將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為她不認
得屬於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沉默還是自
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週遭的世界突然斷了
溝通的可能。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
—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
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將自己的回憶與他人
共享的語言。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
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
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

人來人往,摩肩接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因為你的頭髮、
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於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
的實體的人們。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失
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楊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
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只能旁觀),
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
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
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
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兒都不在,人們對你視而不見。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語言的人。

貧血的向日葵遷徙他鄉不見得就是放逐,因為放逐不是身體所在的異
動,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改朝換代時閉門讀書的人,雖然足不出戶,是典型
的自我放逐;乘著五月花號駛向「美國夢」的人,即使飄洋過海,卻未必能
稱為放逐。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
緣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著貧血的臉孔,節節轉動
朝向一個太陽——那十萬八千里外的客觀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
個中心,有許多的名字:民族記憶、舊朝天子、血緣文化、母語故鄉..張
岱年輕時極愛繁華,好精舍美婢,鮮衣美食,華燈煙火。五十歲那年明朝覆
亡,他「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斷炊..,
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這份隔世之感,和楊煉幽明斷絕的鬼語無寧是
一種跨代的呼應。「身雖死泉下,心猶念本朝」的張岱選擇作為一個永遠的
邊緣人。


可是沒有邊緣,又哪裡有所謂中心?每一場或大或小,或急劇或和緩
的改朝換代裡,都有一群人躍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邊緣。半世紀前國民黨
來到台灣,大陸人掌握主流,台灣本省人銷聲匿跡。在日據時代家庭小康、
剛想在文壇上起步的葉石濤,突然發現,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漢文寫作的他,
竟然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50 年代,我是徹底的旁觀者,因土地改革
而失去土地的沒落地主家庭,變成日無隔宿之糧的窮苦人家..,我的文學
生命似已結束。我被社會所遺棄。..經常住在被一片廣大的甘蔗田所圍繞
的農舍裡,靠酒精爐燒飯煮菜,晚上點油燈..,這樣度過了被人踐踏,爬
在泥土上的苦日子。」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陸人啊,竟是另一種邊緣
人,你看餘光中的詩: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
發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在冰凍的
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國的眼睛饕餮地
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多愁善感的詩人在動亂中來到
小島,他馬上化為一株向日葵,引頸望向失去的中原。鄉愁不經意地成為詩
人創作的源泉,但是時代對葉石濤那一輩人就比較寒冷;那些無法從失語症
恢復的人,就自邊緣墜落至遺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記得。

哈,托瑪斯·曼!

寫作人最恐懼的噩夢,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遺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遺
忘。

托瑪斯·曼初初流亡美國的時候——那是1938 年,他的德國被納粹占
領——他是多麼的充滿自信。美國記者問他,放逐是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 」我托瑪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
兒。

夠狂吧?他的意思是說,即使流亡,他也不會變成邊緣人,因為他托
瑪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裡。

在1938 年,膜拜他的美國讀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著與自負;
畢竟他才在1929 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歷史轉動的力量可能總要大於個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個偉大的
人。曼的英語並不十分好,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隨著年
月增加,他對美國的疏離感越來越深。在一次歐洲之旅結束後回到紐約,海
關的美國官員問他是否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托瑪斯·曼;是的,我就是。興
奮的美國人說:「Welcomehome! 」歡迎回家!

曼給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這一段,然後說:「家,是什麼?我早就不
知道了!」還沒回家十天,他又寫著:「我喜愛這房子和花園,但是要死吧,
我還寧可死在瑞士!」為什麼要死在瑞士呢?後來我們知道,因為瑞士是個
屬於德語文化的國家。曾經有人將托瑪斯·曼和法國的PaulClaudel 比較,
說曼受美國的禮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辯道:「我的日子也許
過得不錯,可是他的際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他的作品被人
以原文閱讀;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個譯本,影子一樣的存在,而且我的族
人連一行都沒讀過。」托瑪斯·曼對自己小說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
出現時,他卻字字計較,坐立難安。

托瑪斯·曼終於如願以償埋葬在瑞士,在德語的氛圍裡。哎,不是說,
你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嗎?為什麼又苦苦趕回來的路?巨大如托瑪
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托瑪斯·曼無法以美國為家,但是他幸而有個瑞士;他的墓誌銘
總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夠傳達屬於他的「民族記憶」的文字。和他一樣運
氣較好的,是餘光中。「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的餘光中以及他的同儕
(托瑪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條萊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他們的
瑞士。詩人從美國回到台北的廈門街;「回來多久了?」菜市場裡發胖的老
板娘秤著白菜問提籃的妻,跟班的我詩人大概心裡暗暗一驚:這一切,不就
是所謂的家嗎?當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毀了,中國瘦了..只流下
這九月靜靜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陽裡半醒半寐讓我從從容容地走在巷內..即
使此刻讓我回江南..究竟有幾個劫後的老人還靠在運河的小石橋上等我回
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飯呢?原來想葬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詩人,突然發現故
鄉已全非舊時,而那自己一向無意當做家的地方其實才是真正可以擁有的
家。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衝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標天旋地轉起來;他
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
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餘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
能稱之為幸運。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們在邊緣
掙扎,掙扎著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
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
剎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
其實都是死,死於遺忘或死於記憶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世界日
日從你身邊滑過,在眾目睽睽下失傳。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空空如也
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
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
余但向蝶窟岑跡,蘧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
的人生內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西湖夢尋》七
十二則,對自己、對別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於孤絕,漸
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
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
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
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匱書》?
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艷》?如果不是為了
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
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於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蹌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
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
予邊緣新的詮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墮落,放逐,迫
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
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將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
己,那才是生命裡不可承受的輕..譯本我?我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是說,


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
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我不必對
著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著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別快。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
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別溫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
——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可是,在十萬八千里外的那裡,我
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那是一股澎
湃洶湧激盪迴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捲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於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廳裡吃飯。吃飯就免不
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
政爭。一個模稜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
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

我站在街頭,看見木棉花從樹梢落下,「噗」一聲打在柏油路面。這是
汽車橫衝直撞的大馬路,熱騰騰噴著油味的引擎轟轟響著,我竟然聽見了木
棉花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或許我以為我聽見了?穿過馬路,走向大安公園。
一個遊行的隊伍正橫過馬路,搖旗吶喊著;旗子被幾輛龐大的公車遮住,看
不清上頭的字。大安公園的人行道上種著一種矮矮的灌木,顯然是接木的品
種,同一株灌木上竟然開著藍花與白花,看起來異樣地美麗,卻也透著一種
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來,細細地看著那纖巧的花瓣。遊行隊伍走到哪裡
去了?竟然沒注意。

走在藍白小花相間的人行道上。一個人走著,沒碰見熟人,也沒被碰
見。鞋跟在紅磚路上清脆地敲著。走著走著,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
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著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難道說,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個隱晦的譯本?乾杯吧,托
瑪斯·曼!

1996 放逐與自我放逐——何懷碩龍應台女士《乾杯吧,托馬斯·曼!》
一文用到「放逐」兩字,大有分教。

「發配滄州」、「流放西伯利亞」或「貶謫潮州」等不同情況的「放逐」,
都有某些共同本質。放逐是掌權者對仇人、異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懲罰之
一種,由不得被懲罰者選擇,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後邊鄙,便是蠻
荒鳥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專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為才人志士,受
人崇敬。歷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遭
受放逐的命運。

在「放逐」與「自我放逐」之間,還有一種半被迫、半自決的情形,
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壓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護的流亡之地
或可由自己選擇。納粹時期與早期蘇俄許多思想家、藝術文學家與科學家,
多以美、法等富強發達國度為依棲。只要現實環境許可,他們念念不忘希望
回到母親的國土,托馬斯·曼是一例。索爾仁尼琴不情願地在美國自由享受
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歲月,但在蘇聯解體不久,他便回去擁抱他苦
難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與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讚美歌頌。
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種:一種是個人追求某種崇高的志業不見容
於本國社會,無可奈何逃離故土,遠走異鄉,繼續奮鬥。另一種是有感於人
類社會的不公與殘缺,對苦難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與犧牲奉獻的
熱忱驅使下,拋棄原有的優裕,到最痛苦無助的地方去默默從事拯救靈魂、
濟助肉體的工作。此兩種「自我放逐」出於自願奉獻,當然更值得欽敬。

此外,如果一個有成就、有貢獻的人,因為後來對他所歸屬的現實社
會非常失望,但其志趣與所能不在改造社會的工作上,於是飄然遠引,另覓
桃源,不再過問世事,離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
的第三種。即是在前面兩種堅苦卓絕之外,超逸自適的一派。因其人之傑出,
志行之高潔,與世無名利之爭,也令人欽佩。

若非上述種種,老實說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來魚目混
珠。

半世紀以來,吾族中人為了避禍、生存、安寧、發展、深造、事業、
致富等等不同動機,通過種種不同途徑,出奔或移居外國者,人數為歷史上
所空前。人往「佳」處走,無可非議。尤其在此地球村的當代,異國通婚,
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擇木而棲,何況聰明透頂的人類。棄貧陋而慕富
美,厭落後而趨先進,捨憂患而求安樂,也是人性之常。不過,我們許多成
為外國人的「中國人」(其實只能說是「華裔」)有些不尋常。比如說有所謂
「僑選立委」。既為外國人,卻仍可當本國民意代表,參與國政決策。每逢
選舉,海外華裔外國人爭相表態支持或反對某黨某人,這不啻外國人干政。
這些華裔外國人回國,或稱「僑領」,或為「旅美、旅歐學人」。他們自己與
本國人都忘了他們「外國客人」的身份,而且好像是更「高檔」的「中國人」。
他們回來指指點點,聲音都特別響亮。平心而論,在外國深造學有所成而歸
化外籍的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確比國內芸芸眾生優秀;他們
對本土某些貢獻不應忽視而應感謝;他們對本國社會、文化的批評也常令人
折服。不過,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大肯面對。那就是:本民族最優秀的人都厭
棄落後與憂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怎能先進安樂得起來?他們既不肯在
本國土地上與本國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國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國專
家嘉惠落後國家那樣的往來之外,其他的「利益」又豈能伸手攫取而毫無自
疚?但是我們多的是這種佔兩種便宜的「高級華人」。

既選擇各方面最好的國家去認同,又不肯與世無爭,常常回來做高檔
的「中國人」,名利雙收,來往儘是本國的名流顯要,到處有掌聲相隨,就
因為許多羨慕的眼神爭睹先進文化的中文「譯本」。但是,中國人的苦難不
是「譯本」所能解除。而當本土災難的時候,「譯本」又將還原為先進國的
「文本」。放逐者的行列裡從來沒有這樣的精明與「高檔」。自稱「放逐」,
那是笑話。

「我托馬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我們不禁要想:中國人的靈
魂都在外國先進文化的「譯本」那兒嗎?這些「譯本」代表著中國人的良心
忍受著「放逐」的煎熬嗎?我要學龍應台的名作標題(她有《中國人,你為
什麼不生氣?》一文)對所有的中國人說:「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兄
弟之間還要製造民族的苦難?」但願所有認同中國文化,願為創造明日有希
望的中國文化,願意在中國的土地上(包括兩岸)奮鬥的同胞,攜手共同革
除中國文化社會新舊的積弊,追求全民族的進步與光榮,捐棄成見,以兄弟


相待。我們如果挑起戰爭,中華民族將又成新世紀世界主流文化的邊緣,我
們又要損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譯本」,而使多少中國人永遠自感低
人一檔。

(原載1996 年台北《中國時報》)

第17 節 中國人,你為什麼自卑?

懷碩老友:讀你批評我的文章,有時光錯亂之感,好像回到寫《野火
集》被攻訐的時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懷碩,你沒長進。

先談你對我人身攻擊的部分,所謂「外國人干政」云云。你應該知道
我只有一本護照,沒有任何其他國籍。當我給李登輝先生寫公開信的時候,
我是以一個百分之百的台灣公民的身份出發的,沒有什麼「外國人」或「華
裔」的問題。但這並不代表我有特別的愛國情結;未入美國或德國籍,只是
因為我懶得去填表蓋章排隊。如此而已。

被迫這樣的披露自己,使我覺得尷尬而愚蠢。你知道這是什麼時代了
嗎,懷碩?你談的還是「擁抱苦難的人民」、「使命感與犧牲奉獻」、「改造社
會」..這完全是中國知識精英的語言,從古時的士大夫到五四運動到80
年代中期的台灣。這種語言所反映的是知識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覺與身
分:人民是苦難而無能的,而掌有知識權力的精英必須去「擁抱」、「犧牲奉
獻」、「改造」人民。但是90 年代的台灣社會已經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
知識權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難無能,知識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
誰需要誰的「擁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擁抱吧!

一個民主寬裕的社會不需要它的知識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國救民。知識
精英和社會階層各行各業一樣,踏實地做好自己的專業,就是奉獻,自然的
正常的奉獻,不是熱血奔騰、歇斯底里的犧牲。台灣的發展已經超越了那個
等待英雄拯救與擁抱的階段。

你還認為,「在本國土地上與本國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當的報
國方式。對不起,懷碩,一個民主寬裕的社會應該無所不容;即使是一個對
報國毫無興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報國的人更有無限的可能。托瑪
斯·曼對德語文化的付出超過千百個他的同儕;但是托瑪斯·曼入了美國籍,
他正是你所指責的「外國人」!

至於微小的我,在這篇文章刊出時,正在飛往台灣的半路上,我不屑
於告訴你這是什麼「共赴國難」;我不是個愛國紅衛兵。我為私人的理由去
國,也為私人的理由歸國。我的歸國,如果僅僅只是為了想念黑巷裡的茉莉
花香和清晨街頭的油條燒餅,也不見得比什麼「擁抱苦難的人民」來得不崇
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後都無非要為卑微而平
凡的個人服務。

誰說回饋社會只有一個模式?一個健康而自信的社會應該可以告訴它
的人民:「海闊天空,發展去吧!」回饋來得自然,無需強求。只有極度貧乏
而自卑的社會才會在自己周圍建起圍牆,劃清我族異類,以為只有這樣才能
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來,中國人只要爭氣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圍牆內。
已經開闊了胸襟的台灣人,更沒有自卑的理由。


你說呢,好朋友?應台(1996 年)龍應台,幹嗎生氣?——何懷碩十
年前,龍應台《野火集》特大暢銷。因為裡面選了我一篇小文,自感與有榮
焉。後來又承邀寫了一篇表達肯定的文章收入她的《野火集外集》中。為她
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後,我對她《談放逐中的寫作》有點議論批評,龍應台立刻聞過
則怒說:你沒長進。我有點錯愕。如果要「有長進」,大概只有鼓掌不斷。
不過,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長進」呢?什麼叫「人身攻擊」?
龍應台當然不會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擊卻反指別人如此,這算什麼?拙文
談「僑選立委」及華裔外國人介入台灣選舉或不當的政治表態,說那「不啻
外國人干政」,不對嗎?其人既不與本土人民共禍福,又不納稅,憑什麼伸
手涉足?憑什麼支持這,反對那?至於並無政治野心、純粹做文化與社會批
評者,只要有根據,說得中肯,即使是當年批評有人情味而沒公德心的那位
真正的外國人我們還不是讚賞感激?《野火集》不是大為暢銷嗎?有誰說過
「外國人」就不准批評?何況龍應台到現在仍是中國人。

「擁抱苦難的人民」,如索爾仁尼琴;「使命感與犧牲奉獻」,如史懷哲;
「改造社會」,如胡適、梁漱溟等等。也許他們都自以為是,但我們沒有責
難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說過,人若厭倦現實,而志不在改造社會,自覓桃源,
只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嗎?龍應台怎麼把「改造社會」說成「改造人民」
呢?假如要好好回應龍應台《中國人,你為什麼自卑?》一文,恐怕要寫好
幾千字。該文太情緒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實在沒耐心逐句來反駁。我想龍
應台以及有心的讀者,若肯比對從《乾杯吧,托馬斯·曼!》到《自卑》三
篇文字,當會曉得,龍應台的態度實在不大公道。

事實上,拙文重點在真「放逐」與不算「放逐」兩者的分辨。龍應台
不滿拙文所言,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個人意願與選擇
而居外國的人也可稱「放逐」?《自卑》一文避開我所討論的「放逐」與「非
放逐」,豈非另一個不公道?媒體英雄以其本事名利雙收,並無不對不妥。
回到掌聲所在地來做點公關,也無可非議。但若說這只為台北的燒餅油條而
回來那樣單純癡情,便太矯情。至於說自己若想入美國或德國籍,是易如反
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為我懶得去填表蓋章排隊。如此而已。」這樣的大
話,實在更不應該說。

龍應台得天獨厚,聰明慧敏。她過去十年的寫作,不論社會批評或文
化批評,其感性之筆,時有振聾發聵之功,非常可佩。她對台灣的關心與愛
心,絕不是只為「卑微的個人服務」;「使命感」、「奉獻」..不正是你使我
們拍痛了手的原因嗎?你說呢,龍應台?

第18 節 詩人剛走,馬上回來

我生活在一個傳統無所不在的國家。在這裡,兩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
好像只是出門到巷口買個報紙,馬上回來;他桌上的茶還熱著呢。

1997 萊》詩被舒柏特譜成歌曲,連中國的孩子都會唱。1997 年,德國
人用一整年的時間在紀念詩人兩百歲的冥誕:海涅朗誦節、海涅學術研討會、
海涅音樂會。

1997 上,在書店的玻璃櫥窗裡。舒柏特的傳記被製成書籍、錄音帶、CD、


廣播劇、電影。整個德語世界從城市到鄉村的音樂廳裡,響著舒柏特的小夜
曲,交響樂,民歌。1997 年是舒柏特兩百歲的冥涎。

1998 是這位劇作家一百歲的冥誕。他的劇本在大大小小的劇場巡迴演
出,他的作品在一場又一場的研討會中讓專家們爭來辯去,他的生平軼事占
據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與布萊希特有關的書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國際書展
中去佔一個特別尊貴的位子;中文讀者對他當然不陌生,布萊希特的《四川
來的好人》在世界文學裡太有名了。

1999 日,比慶祝海涅、舒伯特、布萊希特都要認真而隆重:明年是歌
德兩百五十歲冥誕。法蘭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將是張燈結綵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經撥下約一百萬美金預算,覺得還不夠,轉向企業界募款。
德意志銀行馬上捐出六十萬美金,商業銀行也貢獻了十幾萬。別的捐款源源
而來。明春4 月,「歌德的散步」開始慶典的序幕;人們從歌德的老房子出
發,沿著萊菌河,踩著歌德當年的腳印,走到他愛去的「磨坊」酒館。古意
盎然的酒館就在河邊,有老樹垂柳圍繞,幾乎一石一木仍是舊時顏色——好
像歌德離開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買份報紙罷了。散步途經的延綿
數公里,會有一路的戶外雕塑展和畫展,還有歌德詩歌的即興朗誦。

兩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個大旅行家了,坐在馬蹄達達顛簸不堪
的驛車裡,遊藝歐洲。1999 年的「詩人之旅」將由火車把歌德的崇拜者從
法蘭克福載到歌德曾經雲遊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蘇黎世、意大利的佛倫
那..。8 月28 日,歌德的生日,是整個慶典的高潮;「歌德文學獎」要頒
發,朗誦會要舉行,法蘭克福要變成一個歌德城。事實上,一整年都是歌德
年:社區圖書館會舉辦各種歌德講座和詩歌朗誦,博物館有各形各色與歌德
有關的特展,現代美術館預備把整棟建築的外表畫成歌德風格,其他美術館
將聯合起來展出「1770 年的歐洲」,把歌德時代的藝術、音樂、文學、服裝、
建築、傢俱,也就是說,把兩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個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現
出來。

平常,有學問沒學問的德國人就喜歡動不動背上幾句歌德的格言作為
教養的裝飾,玻璃書櫃裡當然得擺著精裝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煩
死人了,舉國上下都要談歌德,談他的情詩和抒情詩,談他的妻子和情人們,
談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厭煩呢,還是嫉妒?讓我想想,
和歌德同時代的中國文學家有哪些?紀曉嵐、袁枚、姚鼐、龔自珍、李汝珍
(《鏡花緣》)、陳端生(《再生緣》),然後,當然還有吳敬梓和曹雪芹!他們
的冥誕有誰記得有誰慶祝呢?難道他們不是到巷口去買報紙,茶還熱著?我
承認我嫉妒,而且有點兒莫名的辛酸。

(原載1998 年4 月14 日《文匯報·筆會》)

第19 節 小城思索

——1——是一個蕭瑟的秋天,我決定出去走走。帶著一個破舊的行囊,
到了法蘭克福火車站。火車站裡熙來攘往。年輕人歪坐在地上,背靠著塞得
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著行李車;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們緊抓著
手提箱和當天的經濟新聞。二十個月台,數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漢堡、柏
林、維也納、布拉格、羅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車正在開動,我急奔


過去,攀上車門。好極了,兩個小時以後就下車,不管它停在哪裡。

坐定了才知道,這是開往柏林的列車。

兩個小時之後,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下來。

我這樣發現了魏瑪。

——2——1770 國,各有各的軍隊和法律、公爵和農奴,彼此還玩著遠
交近攻的遊戲,戰亂連連。國與國之間交通不方便,貨物來往得重重繳稅,
連時間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國和英國已經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的隱隱地
震,講德語的這些小國家還在山坳坳裡繼續著保守的封建傳統。作物歉收時,
成千上萬的人要死於饑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裡,半數的孩子活不到十歲。
成人的平均壽命也不超過四十五歲。格林童話裡那麼多後母和孤兒的故事,
不過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時代反映。

閱讀人口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為了對付這百分之五,統治者還
得有各種控制手段。詩人舒巴特寫詩抨擊貴族的荒淫無度,被符騰堡的公爵
驅逐出境,後來又誘他回國,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騰堡被禁止寫作,「亂
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發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維持的煩惱」在萊比錫
被稱為「毒草」而上了禁書名單。但是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的箝制只是他權力
的一小部分罷了;想想看,他還能夠將他的屬民賣給外國當炮灰,每戰死一
個兵他可以賺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當時的社會:「政府的搜刮,商業
的不景氣.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出版自
由,沒有社會輿論..一切都爛透了..」在這樣暗淡的天空下,魏瑪小城,
人口不過六千,究竟怎麼變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語文化的各邦菁英,使
山坳坳裡的德語文學突然提升成氣勢磅礡的世界文學?1770 年,維蘭德來
到魏瑪。1775 年,歌德來到魏瑪,1776 年,赫爾德來到魏瑪,1779 年,席
勒來到魏瑪。

維蘭德是洛可可文學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國第一個重要文學雜誌「德
意志信使」,寫出了德語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啟蒙小說和第一個不押韻的詩
劇,第一個大量翻譯了莎土比亞的作品,給德國文壇帶來極大震撼;他的翻
譯直接影響了赫爾德、歌德、席勒的寫作。赫爾德可以說是狂飆突進文學運
動的理論導師。他提倡對舊格律和舊形式的打破重來,讓形式去配合自由的
思想;他主張任何偉大的世界文學都必須先植根於民族本士。作為康德的學
生,赫爾德承繼了啟蒙主義的理性,但是他對情感的強調和對古典主義的批
判又醞釀了狂飆突進文學與浪漫主義的發芽。在斯特拉斯堡時,一個修法律
的學生每天來和他討論文學與思想,他對年輕歌德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
維蘭德和赫爾德都是德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舉足輕重的人物。

來到魏瑪的歌德才只26 歲,一個有法學博士頭銜的暢銷小說作者。前
一年才出版「少年維持的煩惱」轟動了歐洲;意大利教會買了所有的譯本,
放了把火成堆燒了。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抱著書,穿著維特式的衣服,做出維
特憂傷的表情,去自殺。1775 年攜至魏瑪的行囊裡,已經藏著浮士德的初
稿,詩劇「普羅米修斯」和劇本「鐵手騎士」。歌德當然不會知道,他將在
這個小城裡生活五十七年,歌哭於斯死於斯。而街上引車賣漿的老百姓和宮
廷裡附庸風雅的貴族們,恐怕也沒認識到眼前這年輕作家將成為德語文化的
火炬,將重寫德國文學史。

席勒逃離獨裁專制的符騰堡公國,成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戰國」
狀態還真是個幸福美好的時代,對作家而言。席勒離棄了一國,還有兩百多


個同文同種的德語國家讓他擇枝而棲,待價而沽;如果碰上個中央集權大帝
國,那可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思考縝密的席勒在史學和美學上都有重要
著作,1794 年到了魏瑪,與比他年長10 歲的歌德開展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
爛的古典時期;1797 年,兩個人都有劃時代的敘事長詩發表,使得這一年
被文學史家稱為「敘事詩年」。

——3——獨自坐在公園裡一張長椅上,展讀魏瑪史,陽光把晃動的樹
影投在書頁上,搖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讓我眼花撩亂的可不是陽光啊!給
我一個小城,給我一個年代,讓韓愈、劉勰、關漢卿、曹雪芹一塊兒發出光
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嗎?1770 半;突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
過程並不複雜。「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個女人」,安娜·阿瑪麗雅嫁給魏瑪
公爵時,將她對文學藝術的愛好也帶來了魏瑪。兒子少年時,她把維蘭德聘
來做家庭教師,同時大力推動劇院,藝文沙龍和圖書館的建立。深受母親影
響的卡爾王子執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來,以1200 塔勒的年薪,
花園豪宅,還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個戰死的士兵才值600 塔勒,歌德的薪
資顯然是可觀的。緊接著歌德把赫爾德引進成為宮廷牧師,把席勒找來發展
劇院。思想的開放,人文氣息的濃厚,對文人藝術家的厚愛,使魏瑪小國成
為18 世紀德語世界的文化大國。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促成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章的,是
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而且胸襟開闊的封建貴族。有他沒有他,歷史就
是不一樣。曹雪芹過了十幾年「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不堪的日子,五十
歲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個山坳裡,「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
置暝」。如果他有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統治者的支持,中
國文學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別燦爛的一章?啊,對不起,我知道,在歷史
裡說「如果」是件無聊透頂的事。曹雪芹的時代已經有它不容「如果」的史
實:1724 年禁市賣「淫詞小說」,禁喪殯時演戲;1728 年郎坤因《三國演義》
而革職;1738 年禁「淫詞小說」;1753 年禁譯《水滸傳》和《西廂記》;1764
年,禁五城戲園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淒涼荒村裡。雍正和乾隆寫的
是一部不同的歷史。

可是那是君主專制時代,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歷史。那個人也許是英雄,
也許是暴君,席勒在符騰堡因暴君壓迫而失語禁聲,在魏瑪則因英雄賞識而
才華奔放。為了避免人治的不穩定,20 世紀的我們終於走到了所謂法治的
地步:從前的農奴、工匠、市民、學者,現在都成了「選民」,以投票來決
定誰是自己的「統治者」。問題是,這個代表民意的總理或總統或總裁或主
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呢?問題是,假設在1775
年,卡爾公爵已被推翻,魏瑪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聘請歌德和席勒,投
票的結果會是什麼呢?——4——經過巴赫的故居,經過歌德的圖書館,從
他手植的一株來自中國的銀杏樹下穿過,經過托瑪斯曼和托爾斯泰住過的大
象旅店,經過李斯特的舊宅,折向西北,沿著一條安靜的老街行約20 分鐘,
找到洪堡街36 號,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 年搬進這屋子,三年後在這
兒去世,一個飽受痛苦,精神錯亂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隻棕紅松鼠在大樹間跳躍穿梭。也許在尋找乾果。

沒想到房子裡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個訪客都沒有,管理員百般無
聊地坐那兒,好像已成靜物陳設的一部分。歌德故居裡擠著一堆又一堆的學
生和遊客,揚揚沸沸,解說員滔滔不絕。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尼采的自述


曾經讓我在寒夜孤燈下笑出聲來。在自述裡,他解釋「我為什麼這樣智慧」,
「我為什麼這樣聰明」,「我為什麼寫出了這樣的好書」,用一種狂妄的藝術
姿態睥睨傳統社會,重估一切價值。我不能不愛他叛逆的徹底。他對自己民
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國勢力所及之處,文學就會遭到摧殘,瓦
格那在德國人中間純粹是個誤解,我也是這樣,並將永遠如此..首先得有
二百年的心理和藝術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預言,有一天,人們
會成立特別的講座去研究《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但是「今天還沒有人聽
取,還沒有人懂得接受我的東西,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
理所當然的。我不想被人誤解,因此,我也不要誤解自己。」難道尼采,在
他曠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將如何地被他最蔑視的人所扭曲誤解?難道
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劇的誕生」?住進洪堡街36 號的尼采已經是個
無法與人溝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發上睡覺;午夜,來探看他的好友卻
聽見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裡用全身的力氣狂吼。第一個「誤解」尼采的是
尼采的妹妹伊麗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編
撰,修改,重寫。很不幸的,伊麗沙自是個德意志種族沙文主義者,而且有
著庸俗不堪的品味。這個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來自世界各
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裡觥籌交錯時,她還戲劇化地把一個大布簾
突然拉開,讓大家「瞻仰」坐在輪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滯的病人。墨索裡
尼贈她以鮮花禮物,希特勒親自三度來訪;即將躍上權力舞台的納粹在尋找
使其政權正統化的理論支柱,伊麗沙白熱切地提供了經她烹煮的美食,尼采
的思想變成納粹的國學。洪堡街36 號成為一個文化殿堂。

1945「法西斯」哲學家尼采成為禁忌。他的資料仍存在屋子裡,但在東
德的歷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個擦掉。偶爾有外國學者來看檔案,
計程車司機必須把每一個前往洪堡街36 是整整半個世紀的遺忘,使那松鼠
如此大膽自得,縱橫來去,彷彿它才是這裡的主人。

尼采死後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為官學,後五十年被貶為偽學。官學
偽學當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藝術的訓練,我
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的黑色預言聽起來傲慢無比,卻準確地道出了歷史
的真相。歷史的真相,或者說,歷史的沒有真相,令人黯然神傷。

那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魏瑪,是死在誰的手裡?——5— 

— 希特勒的權力也是人民大眾所賦予的,不是君權神授,爵位世襲,當人民
大眾取代了封建貴族掌權的時候,文化,又怎麼樣呢?1919「Bauhaus」。
Bauhaus 的原意是建築工地上暫時設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為象徵,推
出自己的藝術理念:「視覺藝術的終極目的在於建築。美化建築曾經是美術
最重要的任務..建築師、雕塑家、畫家,必須回到工匠的園地..我們要
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建築,在其中建築設計、雕刻、繪畫渾為一體。」把美
術從冰冷的畫廊裡帶出,帶進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裡去,是葛氏的美術哲學。
很少人料到,Bauhaus 將影響整個20 世紀的西方美學和建築。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藝術家來到魏瑪,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 和
Kandinsky。頭四年裡,瑞士的JohannesItten 影響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禪
宗的啟迪,祟尚美的訴諸直覺而排斥理性分析,並且以禪院裡師徒相授的方
式教學,每堂課由打坐和音樂開始。

LaszloMoholy-Nagy 把結構主義的想法帶來,試圖結合藝術與現代科
技。20 世紀最前衛的藝術實驗就在小城魏瑪展開。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


它的鋒芒。

魏瑪的居民開始覺得不安;Bauhaus 藝術家的穿著不符常規,他們的設
計光怪陸離,事事背離傳統。魏瑪的父母們要恐嚇啼哭的孩子時就說,「再
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 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藝術家們不是民族主義
者。一次大戰的慘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使20 國藝術家,而且他們的藝
術理念是世界性的,於是沒多久,魏瑪的大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攻擊文字;
「不以民族為本位的藝術就是對祖國的謀殺。」發動攻擊的是魏瑪本地的作
家和藝術家,挾著市民的支持。

這裡,高漲的本土意識向Bauhaus 的國際意識宣戰了。諷刺的是,反
對先鋒藝術的人多半以文化傳統的衛道者自居,而他所捍衛的文化傳統就是
歌德席勒所代表的傳統。奇怪啊,席勒的作品裡有多少批判現狀、挑戰傳統
的叛逆,歌德的思想裡有多少對寬闊的世界文學的嚮往,到了衛道者的手裡,
全變成了死傳統,像泡在福爾馬林防腐劑裡的偉人屍體需要士兵的捍衛!唉,
德國人與中國人怎麼這麼相似。

1925 於失去了最後一次發光的機會。

——6——沒有光,只有濃煙滾滾,從大煙囪裡呼呼噴出,遮蓋了魏瑪
的天空。

1919 德國共和國——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也選擇了魏瑪來開國
會,作為民主的烏托邦;是為「魏瑪共和國」。共和國的結局是悲慘的。在
亂局中人心求治,強人一呼百諾,魏瑪支持納粹的比例特別高。1937 年,
納粹設置了一個集中營,殺人滅跡的煤氣爐、焚化爐,一應俱全;地點,又
是魏瑪。

地面上屍橫遍野,天空裡濃煙滾滾。這是哲學家與詩人的國度,這是
掙脫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時代。

我在20 世紀末見到魏瑪,一個安靜樸素的小城,商店裡賣著各形各色
歌德和席勒的紀念品。沒有劍將出匣的隱隱光芒,沒有蠢蠢欲動的躁熱不安。
看不出,它曾經撼動世界。

——7——推翻了帝王貴族,我們得到獨裁者。推翻了獨裁者,我們得
到大眾,同時得到最貼近大眾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當年,如果要公民投
票來決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來決定瘋子尼采的命運,平庸主義恐怕是最後
的勝利者;民主的傾向就是向平庸看齊、靠攏。但是,一個以平庸的標準為
標準的社會,能思索什麼,創造什麼?平庸主義以大眾之名對菁英異類的壓
抑和符騰堡公爵對席勒的壓迫有什麼根本差異?我痛惜那飽受糟蹋、百年孤
寂的尼采,我遺憾Bauhaus 藝術家的壯志未酬。也不在乎大聲地說,我對民
粹精神非常疑懼,對平庸主義絕對反感。如果大眾的勝利意味著文化的失敗,
這個勝利只能是虛假的,因為,缺少思索和創造的社會絕對走向停滯;在一
個停滯的社會裡,還有誰是勝利者呢?大眾只能擦亮前人的紀念品在黃昏裡
過日子罷了。

嚴復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時,說到他自己對自由的理解:「只是平
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其實不只如
此啊,嚴復,還得加上「三不為群眾所惑」,才是真正的獨立自由吧。

準備離開魏瑪,在旅店付賬的時候,掌櫃的告訴我:「那當然共產黨時
代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大家都是好朋友。現在呀,有了自由就沒有安
全,這種自由太可怕了。」我抬頭仔細看看他,是的,日爾曼先生。請問往


火車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條路?(原載1998 年6 月4 日《文匯報·筆
會》)

第1 節 秋天

讓我告訴你,初秋是怎麼轉入深秋的。

初秋的天空是藍色的,沒有雲的遮擋,噴射機恣意地在天幕上劃下白
線。陽光揮霍瀑灑,刷亮了所有的樹葉,樹葉是千萬片的紅黃金紫,在空中
風中絢爛地翻動。

我們到森林裡尋找栗子。栗子有兩種,圓滾滾、滑溜漂亮的,可以玩
不可以吃。尖頭澀皮不好看的,可以吃不怎麼好玩。栗子藏在劍拔弩張的青
色刺球裡,非常扎手。可是到了初秋與深秋的中間,刺球熟得忍不住了,隨
著一陣風就脫離了枝幹,像巨大的雨點劈哩啪啦打向地面;接觸地面的一刻,
刺球炸開,像所有成熟的東西把自己豁出去的那個剎那。

已經炸開的青青刺球,只需要用腳蹂踩幾下,裡頭的栗子就迫不及待
地蹦了出來,孩子的手,將它擲進籃子裡。

森林潮濕而柔軟的地面上到處長著蘑菇,有些雪白可愛,有些艷麗得
令人害怕。栗子樹幹上有磨擦的痕跡,那是野豬在夜裡磨搓它的白牙。凹凸
不平的泥徑上浮著腳印,較大的是鹿蹄,較小的是狐狸的前腳;蹄肉的印子
較深,腳趾的印子較淺。只有人類留下的足跡不是原始的接觸,看不見腳趾
和腳跟的肉痕,只有橡皮鞋底各種機器輾出來的花紋。

又是一顆刺球嗎,在路邊?但是那邊站著的分明是株橡樹,不是栗樹。
而且這顆刺球不是青色,是褐色的;體積,也太大了。

它動了一下。是只刺蝟哩!一發現它是刺蝟,又覺得它太小,這是一
只初生的幼兒刺蝟呢,幹什麼孤孤單單地守在路旁?我們蹲下來,靜靜地看
著它。它全身披蓋的刺,隨著呼吸微微地起伏,可是它不走,就在幾叢白色
的蘑菇旁邊。它受了傷嗎,媽媽?我不知道。這小傢伙一身是刺,我們也不
能將它像小鳥一樣放在手掌裡翻過來看一看。

天色已暗,是回家的時候了。

天色暗下來,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濕雨打下了滿山斑斕的葉子。第二
天人們醒來,發現天空陰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葉子都在腳下。深秋了,
只是一夜之間。

水汽蒸發了之後,地上的葉子因為乾燥而捲起來。葉子層層疊疊,蓋
佳了人們的腳。走過來走過去的腳涉在葉子裡發出嘩啦嘩啦的干葉聲,聲音
脆而響亮,使得邊走邊談的人要提高說話的音量。

樹空了,露出枝椏間一團一團鬆鬆的鳥窩,映著背後的天色,特別明
顯。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鳥兒現在要開始探訪人家的陽台;陽台上,人們灑了
些玉米粒,幫助鳥兒過冬。

蘋果樹上最後一個蘋果也終於掉了下來,噗噗一聲,滾到池塘邊。池
塘裡的睡蓮葉子早已枯黃,只是仍舊漂在水上,紅色的金魚仍舊不時從葉沿
冒出來。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魚的體溫也一天比一天低,它得在結冰的
池裡過冬呢。

深秋,萬木搖落,我到收割後的玉米田里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


揮霍乾淨之後的蕭索淒清,令人低頭不想說話。

但是野地裡有落下來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黃的葉夾裡;撿了幾
根,紮在一起,想帶回去掛在廚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遠。

第2 節 訃聞

我喜歡讀訃聞。尤其喜歡在一天的開始,在早餐桌上,邊喝咖啡,邊
讀訃聞。

在這個陰霾的深秋,波希尼亞烽火連天,有些人匆匆走了,看不見戰
爭的結束:法朗克·路根,今年六十二歲,死於癌症。在訃聞的左上角,有
兩三行大概是法朗克自己選的最後的贈言:對喜歡我的人們,我告辭;對我
無意中得罪過的人們,我請求原諒。

訃聞的下方,則是未亡人的話了:葬禮將在12 月7 日下午舉行,朋友
們若是除了鮮花之外還希望有所表示,最能安慰死者的莫過於,您將贈款匯
入秘魯的孤兒院,帳戶號碼8035959 和法朗克一塊兒走的,還有六十一歲的
赫斯特·舒曼。他是怎麼死的,訃聞沒說,但是在訃聞的右上角,你看:什
麼東西都有它的時間天空底下任何事情有它的時辰生的時辰死的時辰訃聞
中,舒曼的家屬說:「請朋友們將買鮮花和花圈的錢捐給兒童癌症協會,帳
戶81828 留下人間的繁華,獨自走進黑暗的,還有七十二歲的卡爾·魏林格。
魏林格是個作家,也是個被摯愛的丈夫、父親、祖父。是他自己的心意吧?
是走的時候了/我走向死亡,你們向生/我們之間,究竟誰的運氣較好/那
只有上帝能決定。

這不是蘇格拉底的話嗎?一個特別小的方塊裡,有三句乾淨利落的話;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個別緻的離婚告白呢:「我不再希望/我不再恐懼/我
自由了!」是死亡的獨白。

旅行的時候,我會為一個墓園特別下車。譬如上個月,在德法邊境,
荒涼的小路上,突然看見一個畫著十字架的木脾:「德國軍人公墓」。在法國
的德軍公墓?就好像在中國撞見一個日本皇軍公墓一樣,非找到不可。

公墓在一個安靜的綠色山坡上,巨大的栗子樹搖晃著顏色斑駁的葉子,
長著刺的栗子從坡上滾下來,鋪了路面,被車輪碾碎。

安靜得只有風聲。

好幾百個石碑,整齊地豎立。墓碑上刻的日期,有生的年月日;死的
日子,卻只是一個籠統的1918。步兵,騎士,炮手,軍官,甚至還有一個
伙夫,在戰火中倒下,沒人知道在哪一天,哪一個月,1918 是他們共同的
命運。全是二十二三歲的大孩子。

北角有一個花圃。花圃邊上一個黑色的石碑告訴你,這不是一個花圃。
在花圃下面,埋著兩百九十個不知姓名、不知來歷的士兵,不知生辰,不知
死期,不知他們的父母兒女,不知他們最後的願望。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也
是二十二三歲的年輕人。

墓園的出口有一個本子:《訪客留言》。大多數的訪客寫上幾句戰爭如
何如何愚蠢等等,只有一個人,筆跡潦草,像來自一隻顫抖年邁的手:這麼


多年之後,我終於在這裡找到了小叔的墓,安息吧,我親愛的叔叔!
我喜歡讀訃聞,我喜歡在墓園裡散步。面對死亡,不清醒也不行。

第3 節 共行一段

——與周天健先生告別在人生的行旅中踽踽前行,一路上和形形色色
的人或者牽手終身,或者擦身而過,或者共行一段,或者驚鴻一瞥。大多數
的人,像傳真紙上的黑墨一樣,當時鮮明,後來憫然,墨跡再濃也抵不過時
間的消滅。有些人,即使是吉光片羽的交會,卻納入了記憶的盒子。盒子在
歲月裡塵封,但並不消失。它只是等待,等待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盒子,
裡頭的東西,所有你以為早已忘懷了的東西,撤了出來,清清楚楚在眼前,
消失的竟然是時間。

大學剛畢業的我提著行囊到新竹的交大去報到。院長室隔成兩間,裡
間是院長——其實也就是校長,那時交大只有工學院的辦公室,外間是秘書
室。兩張極大的原木桌並在一起,一張屬於院長的資深中文秘書,一張屬於
新聘的英文秘書。我只能假想在1974 年9 月的那一個日子裡。周秘書怎麼
看那踏進門來二十二歲的女秘書。她竟然像學生一樣還穿著不怎麼乾淨的牛
仔褲和涼鞋,顯然還不懂得社會有社會的規矩。她短髮齊耳,年輕得可以,
臉上既是懵懂,又是好奇。她大概很禮貌地和長輩周秘書打了招呼,坐進了
旋轉椅,然後問有什麼事情可以讓她做。

周秘書捧過去一大疊公文,「練習蓋章吧!」他說。

她蓋了一上午的章,不知道蓋的是些什麼東西。周秘書抽著煙,很有
興味地看著她一頁一頁翻著蓋章。不寫英文信件,不招待外國客人的時候,
她就幫著蓋章,蓋章,蓋章。

她蓋章的時候,他就抽著煙講故事,講文學上的典故、講鄉野傳奇。
一天下午,他不知說什麼說到十隻狐狸精,「..只見它一隻尖嘴巴,一束
大尾巴,一溜煙就不見了。」語言太傳神,小秘書從公文堆裡猛然抬頭,仿
佛尋找狐狸的影子,他瞪著眼,「真的,一點兒也沒騙你。」他寫詩,舊詩。
小秘書求著要看,他就給了她一卷一卷的手稿。二十年後的今天,他詩中的
一句,毫無來由地,仍舊留在她短淺的記憶裡:「起引茶缸坐向晨」,寫的是
失眠,寫的是與孤獨相對的苦茶和香煙。他的孤獨,二十年之後她才恍然,
是一種遺民的孤獨吧!他的詩稿,小秘書能領略其中情懷者不過十之一二。
她不知道周秘書曾是「江西九江小神童」,不知道他曾是「江西才子」,不知
道他「詩可成家」。讀了外文想出國留學的小秘書,即使知道眼前這位長輩
是一代才子,「才子」在台灣的現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她或許反而要問。

粗枝大葉的小秘書丟三丟四的,最重要的信件都會被她歸檔而歸得不
知去向。周秘書從來不曾批評過她,卻總以一種帶點驚訝的,研究的,覺得
饒有趣味的眼光看這個年輕一代的種種作為。然後有一天,正埋首批改期末
國文試卷的周秘書突然抬起頭來,說,「我過來看看這個。」他的學生之一在
期末考卷的底端多寫了幾句話:很仰慕周老師對面那位英文女秘書,可是害
羞,請老師介紹云云。周老師的眉批是用紅筆寫的,彼姝出國在即云云,大
意是說,反正人就要走了,勸你還是另找目標吧。

「彼姝?」我是「彼姝」?「哈,」周秘書笑著,吸一口煙,「你知道『姝』


的意思嗎?」小秘書搖頭。

「《邶風·靜女》傳曰:姝,美色也。」他得意地念著,「總不能稱『該
女』吧?」「彼姝」出國,走上了不可預見的旅程,和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擦
身而過,或者共行一段,或者驚鴻一瞥;忘記了大多數的人,可是,不清楚
什麼原因,她一直記得坐她對面的周秘書。她對他瞭解如此之少,不知他家
中有誰,不知他是個什麼樣的丈夫,父親,朋友,不知他正直或虛偽,道德
或不道德。但是在時光的河流裡,她一直記得他,記得他的雍容大度,記得
他的溫煦善良,記得他寫詩的熱情與孤獨。好幾次,當她從海外回來,她想
找找他,不為什麼,也許就問問他知不知道當年他蓋的是些什麼章。

我當然不曾去找過他;像人生裡許多其他的事情,願望與夢想,憎惡
與歡喜,都是電光火石,從指縫間流走,憫然不知,能握住的本來極少。漫
漫二十年,不曾給過他一個字;今晨偶翻報紙,知道他走了,在江西老家。
啊,難道,當年「起引茶缸坐向晨」的徹夜不寐還有詩以外的原因?周先生
不知道他在一個小秘書的旅程上留下了一點足跡,就譬如我不知道我的腳印
留在哪個偶然的交錯的蹊徑。也沒什麼遺憾,這趟旅程本來就無從規劃。

第4 節 軟枝黃蟬

「你也流亡嗎?」他們索性笑出聲來,一點兒也不掩飾眼中的訕笑和嘲
諷。

12 裡開始。

我則繼續干我的活;在廚房裡和孩子們烤蛋糕,在市場裡找某一種牌
子的洗衣粉,在教室裡和學生談台灣文學。一個有丈夫、有孩子、有職業的
女人,你可以說她擁有整個世界,但她失去了時間。我沒有時間去問自己是
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來一盆花。

「這是什麼花,」他笑盈盈地說,「我都不清楚。只是覺得它漂亮。」幾朵
蓓蕾像細小的海螺似的層層窩捲著,只有一朵盛開著。不必伸出手,我也知
道那花瓣的質感類似最柔軟的金絲絨布;花瓣的蒂處呈深杯型,裡頭剛好容
得下三隻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閉著眼,給我一百種花我都喊得
出:這個,這個就是軟枝黃蟬..給花徐徐澆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鵝黃金
絲絨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竄爬。

我開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麼叫流亡呢?不過是迫不得已地離鄉背井,身不由己地
進入一個語言文化都屬陌生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個人的生存意義成為一
個孤島。如果我不曾流亡,為什麼又四十年來一直此身若寄?對身邊的玩伴
們,我有著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個學童,大約只有一個「外省人」,五十
九個本省人。什麼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鎮裡
頭大街上的香鋪、雜貨店,或者是鄉下田陌中竹林圍繞的農舍,那些房子都
屬於他們,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祖父母。你瞧,他們的房子裡面,牆上總有
一幀又一幀癟著嘴的老人的畫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
太公的。院子裡頭不是有棟玉蘭,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開著奶油色的花,
發著包不住的濃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裡。然後小夥伴


不經意地告訴你:「那含笑啊?三叔公種的,他小時候種的。」簷下牆角,總
坐著一個黑衫黑褲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摟著花貓打著盹或呼嚕呼嚕抽著旱
煙。屋子裡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著因年代久遠而烏黑發亮的櫥櫃;那是
祖母帶過來的嫁妝。

沒有誰和我一樣,住在「公家宿舍」裡。公家宿舍,就是別人的房子。
前任搬走了,你們搬進去。前任可能是夫妻倆,你們卻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
個。臥房反正只有一間,於是那作母親的,將廚房後牆打通,搭出一個克難
間,走廊裡再添一張雙層床。女兒若大了一點,就在某個角落裡牽上一根麻
繩、披上一塊布簾,作為閨房。

公家房子,所以牆上都是釘子,有的生了銹,有的還新亮,這是不同
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這兒一塊那兒一塊的框痕,曾經掛過什麼人的什
麼照片或獎狀。現在又拆走了。而你們能掛上去的,頂多不過一張全家福,
或許竟有父母在逃難前有預感似的補拍的一張結婚照。其他就沒有了;總不
能把奶奶臨走裁的一隻布鞋底掛在牆上吧?牆,國家說是窮,長年不修,殘
破不堪。牆裡頭破棉絮似的乾裂土塊不時紛紛落下,睡覺時,落得你一頭一
臉。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裡——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話,也不會有什麼長得
大、會開花的樹;屋子裡的人兩三年一換,種子尚未抽苗,人已遠離;誰去
種樹?為誰種樹?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節有墓可掃的人。時節雨紛紛,行
人欲斷魂,我們念。水光瀲灩的稻田邊,就是墳場。孩子們幫著大人抱著錢
紙提著食籃,氣喘喘走在狹窄的田埂上。整個田野都是晃動的忙碌的人影,
拔草、掃墓、焚香、祈禱、跪拜、燒紙..一霎時,千百道青煙如絲如縷卷
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間,青煙像一隻隻渴求到達、渴求觸摸的
柔弱無骨的手臂。

墳場外,沿著公路有一排木麻黃。一個小女孩倚著樹幹,遠遠看著煙
霧繚繞裡的人們。

本省人,也是那時不時會請喪假的人。請了喪假的孩子好幾天不出現。
出現時,著卡其制服的臂上別著一枚素色的小絨花。老師蹬過去摸摸他頭,
告訴他不必當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親戚的人。阿嬸一家人住在
烏日,我們要坐火車去,火車坐了還要換台車,小玩伴說,所以明天不能跟
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著阿嬸家整個曬穀場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
妹還有叫不出輩分的小蘿蔔頭們。小玩伴的媽媽在一旁打點東西,掐著指頭
計算她應該備禮的人頭:阿嬸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兒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
公..。一塊大花布攤開在木床上,剛出籠的紅稞等著要包。兩隻鵝已經腳
對腳地綁在廚房柱下,不時發出拍動翅膀的聲音。

木麻黃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沒有關聯,對那活著的人也覺得陌
生。玩伴口中的嬸叔舅姑甥孫等等最親呢的呼喚,於你只是空洞而抽像的名
詞。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課本裡的東西,而課本裡的東西都帶點假。
玩伴對你揮揮手。「怎麼他們親戚那麼多?」你不瞭解自己的情緒,只是百
般無奈地回到自己那別人的家去。

難道,公家宿舍裡就沒有和你一樣孤立的孩子嗎?有是有,可是,不
知怎麼的,那些孩子,總是有的剛來,有的剛走;剛來的還不熟悉,剛走的
已永遠走出你的人生,雖然你還懵然無知。而你自己,也總是剛從某個地方


來,或者馬上要離開這裡到某個地方去。和公家宿舍裡的誰剛剛交換完「我
永遠和你好」的信物,剛剛勾過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
個孩子走得更離奇。考上了初中沒錢交學費,作基層警員的爸爸跨上摩托車,
帶著孩子去四處借錢,被火車撞上,聽說孩子的頭倒插在柔軟的稻田里。他
就這樣走了。

年紀小小的,你就發現,原來「永遠」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樣,還沒吃
就要溶化。年紀小小的,你已經覺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條飄蕩的小船,找不
到停靠的陸地。所有以為是陸地的東西,其實都會突然漂走,連聲招呼都不
必打。

所有的陸地其實都是孤島。

你不理解為什麼永遠是你,兩耳發熱、兩眼發直,被一個莫測高深的
老師帶到大眾面前:「同學們,讓我們歡迎新同學..」你是永遠的插班生。
孩子們用好奇而熱烈的眼光盯著你。趁著老師轉身寫名字的時候,有人大膽
而俏皮地喊了一聲:「外省仔!」你還沒開口,他們怎麼就知道了呢?孩子沒
有惡意,只是再度提醒你,你和他們之間有一種你們彼此都還不理解的距離。
而他們如此龐大,如此的彼此熟悉,你卻渺小,孤單。不過,你以為所有的
「外省仔」都是孤單的,直到有一天,你發現了一個村子,名叫眷村。

外省孩子竟然有他們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圍牆、自己的雜貨店、中肉
麵館、腳踏車店;竟然有這麼一所學校,裡頭全是「外省仔」,沒有祖宅和
田地、沒有喪假和親戚的外省孩子。他們都說著和你一樣利落的國語,還有
好多你沒聽過的辭,譬如「屌」。他們的爸爸不說「干你娘」而說「操你媽
個B」。他們的媽媽穿著旗袍,臉上紅紅白白的化著妝,坐著打麻將。他們
也說:「哼!我媽說這算什麼古董!拿給她家餵狗都嫌太粗,我媽說的,在
大陸的時候。」我竟然是屬於他們的嗎?你驚訝的自問,然而語音未落就已
發覺,眷村自成一個孤島,你不住在那家「老家牛肉麵」的方圓五里之內,
就是孤島外的孤島。

眷村的男孩子穿著汗衫球鞋一天到晚打籃球,或打架;眷村的女孩子
騎著屁股翹得極高的自行車,穿著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不是趕舞會就是
談戀愛。你覺得他們的男孩子流氣,女孩子俗氣,哎,還真不如本省孩子的
土氣,你覺得自己比較清高,有點兒不屑;看著眷村的孩子狐群狗黨、目中
無人地呼嘯而過,你退閃一邊,不說話,感覺就像目送一列你該搭上而未搭
上的火車棄你而去,載著滿車快樂的人群。

回到那土氣的鄉下孩子身邊,插班生一會兒也就有了自己的朋友。有
時候,你和他們是一體的,一塊兒在溪裡撈蝦,在田里烤蕃薯,一塊兒翻牆
偷闖戲院。有時候,你只能退到木麻黃樹下,一旁看著:看他們擺小兒的滿
月酒,看他們穿孝服辦喪事,看他們上墳掃墓、進廟燒香。

鎮上要作醮了,整個小鎮騷動起來。大人把褲管捲上膝蓋,大碗喝酒,
爭論誰該是下任爐主。小孩興奮莫名往大廟和武術館中奔跑。敲鼓打鑼的、
抬神與踏火的、進香的捐貢的..鎮上的顏色憑空多彩起來,鼓樂聲激動著
人的臉色,赤足的老人三三兩兩蹲在廟前交頭接耳。這是節慶。什麼節慶?
慶祝什麼?激動的人為什麼而激動,祈禱的人為誰而祈禱?廟門為什麼靈魂
而開,王船為誰的鬼魂而燒?你不知道,也沒人會告訴你。

春去秋來,看著神轎和鑼鼓從你窗前一陣一陣流過,隊伍裡頭有你熟
悉的臉龐,他們的興奮的臉龐。人們說這是民間信仰,但你顯然不屬於這個


「民間」。疏離,造就了你一雙冷眼。

有時候,你深深地驚訝自己竟然真是在這兒出生成長的人。

去國經年,總不免有人問起:「你思鄉嗎?」我猶疑,不知從哪裡說起。
思鄉總得先有鄉可思,我的鄉在哪裡?是那遍佈全省一處又一處的公家宿舍
嗎?我的鄉人是誰?那不是剛來就是剛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嗎?還是那在水光
天色之間焚香的人?還是那在鑼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過的人?我認識他們他
們又認識我嗎?思「鄉」,如果沒有一條熟悉的路,沒有一盞認得的燈,沒
有一條用腳板測過深淺的小溪,如果沒有一個叫得出的名字、一個記得起的
青梅竹馬,沒有一個依稀認得出你面孔的老者——還能稱「鄉」嗎?我似乎
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為何會在異國的燈下聽窗外的風聲。

如果你是個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會出國求學;即使出
國求學也不致長期浪蕩;即使長期或也不致結異國婚姻;即使結了異國婚姻
或也不致永遠地成為異鄉人。祖宅、田地、世代相傳的人脈網絡,可以有千
百種出乎意料的線索牽絆住一個遊子旅人,猶如晶瑩細韌的蛛網緊緊托住一
只蜘蛛。即使從大網上掉下來,也還有一條絲牽著它。既然本來就沒有這樣
一張屬於「鄉」特有的蛛網,你的浪跡天涯實在就不令人意外了。從前便是
孤島,現在仍舊是;現在是邊緣人,從前也未嘗不是。

這個佈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腳踩上渡海大輪的那一剎那,就已經
決定了吧!

然而我還是有鄉可思的。譬如那些個不需要解釋就能原諒你的朋友,
譬如眼前這一株乳鴨色的軟枝黃蟬。童年的種種感覺,像花香一樣襲來,令
人恍惚。

花,婉轉開在籬笆上,開在牆頭,開在鐵軌旁,熱熱烈烈地開著比太
陽還溫暖的黃色。

鐵軌旁有塊空地,空地上有個鐵皮搭起來破倉庫似的大房子,裡頭隔
成無數個小間,擠著無數個人家。下起雨來,空地上泥濘一片,倉庫裡頭熱
鬧極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裡,啼哭的嬰兒坐在霉濕的床上,女人四處找瓢
盆鍋碗接漏水。我緊緊抱著剛採來的黃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著雨水滴在嬰
兒頭上。

多少年後,才知道那倉庫裡住的是比我們還晚到的大陸人;年幼的我
沉浸在軟枝黃蟬純潔完美的世界裡,還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嬰兒和自己已
經行走在飄零的軌跡上,漸行漸遠。

第5 節 南部來的女孩

……寒風細雨中,想到這一代知識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獨之感湧上心
頭,久久不去。台南的夥伴們都好嗎?我們一個個走上自己選擇的路,希望
最後大家都能碰頭,為真理而再度結合在一起。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 年我們是誰?90 誰」這個根本問題。
可是歷史有那麼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麼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
相。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面上
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 年代。楊澤說,


那是「蓄長髮、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
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舒國治
這個70 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將,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
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凌晨。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
電台。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 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
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她戴著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
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 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
他們在說什麼呀?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面上,我想,
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1966 的中學生包圍著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 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夏夜,人們捲起褲腳坐在屋前板凳上乘
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我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
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鹹腥昧,空地上晾著干魚和鯊魚翅。

車輪在昏暗裡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是一隻肥大的黑
毛母豬閒適地躺在路中心。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裡吮著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
撞來撞去,晃著細細的尾巴。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餵奶的豬,我們推著車走,到了海灘。漁船歇在沙灘上,
漁網攤開來晾著。

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
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鯤鯓,
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
每月六百元新台幣(四十元新台幣等於一美元)。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蕃薯,
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寧可到台南工廠做工。蛤成熟時,
大批婦女及兒童被僱用剝蛤殼。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
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鯤鯓》,NormaDiamond,1969 年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鄰居們
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裡閃著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
「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將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
妝。」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鐲;星
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將手鐲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闊嘴嬸自
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著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纍纍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天還濛濛未亮,已經背著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
對面等候台南客運。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一車子的中學生,
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車裡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
學生個個戴著近視眼鏡。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著站著,但是連站著的學生
也在看書——一手緊抓著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著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
背生字。

車子經過二層行溪畔的灣裡。溪岸上總有什麼東西在悶燒,一卷一卷
的黑煙白煙挾著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誰在燒,不知道是燒什麼,也不知道
是什麼氣味,也沒人問。我們都習慣了。如果搭高雄客運線,我們會經過湖
內、太爺、車路、仁德。哪一個村子不發出一種奇怪的辛辣的化學臭味?我


們從口袋裡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車子一會兒就駛過去了。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
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裡,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裡的小商人焚燒
電纜,使灣裡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你又為什麼不生氣呢?——《中
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1984 年11 月過了灣裡,視野就開闊起來。天
也亮了,我把書本合起,歡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風光。水塘一望無際,波光映
著天色。不時會瞥見一尾肥魚躍出水面,又「潑刺」一聲摔進水裡。清晨的
水面上還飄著一絲薄薄的白霧,有一隻鷺鷥飛起。

水塘主要養殖鰱魚和草魚。草魚不能在塘內繁殖,故必須向香港或菲
律賓購買魚苗。一尾魚苗約八毛錢至兩塊錢。魚苗必須養殖一年方可食用。
一尾食用草魚售價介於五十至六十元台幣間。

——《鯤鯓》客運車顛簸得厲害,因為那是一條千瘡百孔、坑坑洞洞
的公路。尤其是雨後,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個坑裡都是黃濁的泥水。
戴著斗簽騎著單車的路人無處閃避,就被噴得一頭一臉。泥人倒也不發怒,
用袖子抹抹臉,繼續騎車。

到了台南市中,發現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沒什麼了不起。苑裡初中的
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苗栗縣的老幾,可我這轉學生來到這裡照樣名列前茅,
說明苑裡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學校呢,是不是?黃昏,我帶著插班生的
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運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鹽埋那一站,上來一堆
嘰嘰喳喳的女工。她們興致高昂地和同伴們呼來喝去,學生卻被書包壓得委
頓安靜。我疲倦地把頭靠著窗,腦後有個人嘴裡像唸經一樣地在背中國朝代
的順序。高中聯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颱風。狂風挾著暴雨,好像天上破了個大洞;而這是濱海,
還有海嘯和海水倒灌這我不曾聽過的東西。在狂風暴雨中,中國的好青年依
舊背著書包上學去;開始淹水了,才讓我們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車門打開,
我一跤跌進水裡,原來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樣浸漬
起來。

我從街上游泳回家,一路上漂著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們拿著臉盆在
撈魚蝦;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嗎?幾千畝水塘裡的魚蝦螃蟹都流到街上來
了,也流進住家的臥房和澡盆。黑鼻叔撐著竹筏滑過來,筏上有三隻濕淋淋
的黑毛母豬,他正準備將它們堆到屋頂上去。

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躂一陣,
發覺褲腳雖濕卻不骯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表示地下
排水系統與都市計劃配合得相當密切,這大概是個先進國家。如果一場大雨
使你全身濘泥..店家的茶壺頭梳漂到街心來,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鍋子撈
魚,這大概是個「開發中」國家。

——《人在歐洲》,1988 年颱風過後,所有的椰子樹都死了。葉子垂下
來,樹幹浮著一層白白的海鹽。衛生所派出的清潔隊員已經清過陰溝,黑色
的污泥翻上來,在陽光下發出陣陣的臭味。淹死了的豬和狗躺在街邊;要開
始噴消毒劑了。父親帶著手下幾名警察,挨家挨戶地去檢查清潔。

晚上,做完功課之後,就聽見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聲;嚼著檳榔的少
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躂。鄉里除了一個髒兮兮的戲院之外沒有任何去
處。海灘,對漁民而言,只是個工作的場所,而且那兒有嗜血的蚊子。少年
郎喀啦喀啦地過來,少年郎喀啦喀啦地過去。十八年之後我到了日本,才恍


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腳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灣就這樣保留著斑駁

的殖民地遺風。

「我們做什麼呢?」我問另一個十五歲的女孩。

「我帶你去四健會。」她說。

我們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結漁網。她把三個女
兒都賣到高雄市政府後面的「菜店」去了;賣掉了第三個女兒,她就起了這
棟樓房。

三樓廳裡已經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輕的女孩子。為首的一個稍微年長,
正在談毛衣編織和白毛豬黑毛豬的優劣;見到我來了,便向我介紹什麼叫四
個「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記了。她的意思是,美國的四健會可
以幫助我成為一個手腳勤快、身體健壯的婦女來促進農業生產。

要等到十年之後我到了美國,才知道這四健會和美國新聞處一樣是美
國大帝國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觸角。

十二歲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學習規矩了。坐時兩腿緊並,睡時只能側躺,
兩腿合攏。鯤鯓的母親如果發現女兒睡覺時張開大腿,女兒馬上要挨打或挨
罵。女孩子說話要輕聲,笑時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輕男女穿上他們最
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躂。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體和群體之
間也許會勇敢地交談一兩句,但男女單獨約會卻絕不可能。

——《鯤鯓》我的母親也開始編織漁網了。她雖然是警察「大人」的
妻,雖然講的閩南話有濃厚的外省腔,她卻和駝背嬸、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
一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手腳麻利地結網。

當繳學費的日期接近的時候,她清晨4 點起床,給孩子們準備好早點
和便當盒,就開始打漁網,一直打到夜裡12 點。每天編織近二十個小時,
密集地連續編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張完整的大網,工錢是八十塊錢新台幣。

「我手快,一天可以賺八塊錢呢,」她得意地說,接下我的書包,「駝背
嬸一天只賺三塊錢。」她的女兒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幾張漁網的錢才能繳清
學費。

9671967……全國各地武鬥愈演愈烈..5 月15 日,宜賓進行大規模武
鬥,成都萬人支持;重慶也進行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用高射
炮平射朝天門碼頭..武漢從1967 年6——《大崩潰》,李遜著,1996 年在
柏林,二十歲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個救援東德逃亡者的地下組織,
潛入東柏林。他和同夥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裡挖地道。快挖通的時候,公安
來了。那是1967 年9 月,杜恩在東柏林的監獄裡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
之後,他是德利銀行派駐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 諄告誡要如何做一個端莊嫻靜、彬彬有禮的「淑女」。

我其實已經是一個「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達愛慕的信寄到
學校裡會被老師拆開、大聲朗讀、公開羞辱。我最驚心動魄的「愛情」是在
十六歲那年接受了一個十七歲的茄萣少年送來的一隻黑貓,貓脖子上有一張
小卡片:「讓這隻貓替我陪著你。」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是我所受過的最美麗的
禮物。十七歲的少年後來也離開了茄萣,成為台北大醫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規蹈矩,頭髮不敢長過耳垂。一個天生卷髮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
「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我沒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
煙,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我不懂什麼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
會只教了我跳土風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


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
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
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麼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風箏極普遍,但我沒
見過買的風箏: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
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制的。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
的對孩子的懲罰。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嚇要把孩子送
給別人收養。自從我在村子裡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
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鯤鯓》但是,我總會做什麼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余
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我們讀羅素、卡夫卡、
王尚義。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面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
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裡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裡白雲的浮
動。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真
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
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內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產行門口等車。路的中線有欄杆擋著,不讓行人穿
越馬路。我無意識地望著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將發現告訴
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
向。」我指向右邊。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面去
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在五福特
產行裡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引我注
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
緊緊箍著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嚇,那竟是黑人的
頭髮!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
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歷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
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1968 年,
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
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
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裡,沒聽說過「布
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
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著腿掉眼淚。

970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 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
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沿海一帶因土質
過鹹,除蕃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
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夏季並不酷熱,
因有海風、颱風及夏雨所致。

——《鯤鯓》1970 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聯考志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
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願。我的英文考了九十
多分,數學卻只有十分,第四志願也算公平吧。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
而居。

1970 國。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系事件、成大


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 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 年,「文
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爭更趨激烈。

我呢,騎著一輛單車,逛到光復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
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著想心事。晚上
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著民族路的夜市場推著車回家。週末和
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
的各種育樂活動。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著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
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
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內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我和土木系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
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裡和學生以英語交談。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
路底去撳人家的門鈴。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藉故不去。有一天,賴世聲
就跑到育樂街住處板著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
將來能為國家做什麼大事?」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那是台
灣的70 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
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適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
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
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
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釗,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麼深信
不疑:今天在大學裡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
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 世紀末回顧70 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
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 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 年代的台
灣社會。這一個世紀的足跡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討
論會。賴和我都考上了。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
開這個討論會有什麼意圖?」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台南美新處在半
年前,1970 年1 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
無所知。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帝國主
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他畢竟
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
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只有那麼一
種。

——《野火集》,1985 年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
為台北市「捷運局長」。媒體說他是受益於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
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捷運」沉痾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
媒體說他涉嫌貪瀆,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說,觀人要觀他
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
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裡的念頭像迎面的清風一樣乾淨。主持私人書院的
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誌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內向,但也由於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

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於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
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裡,裡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
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只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麼表
現不記得了,只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
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
那麼——」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
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裡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麼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寢室。早上起床後,
我在十五分鐘之內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保養品化妝品
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
一會兒是膏。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
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鐘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
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當她將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
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裡,我的室友穿著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
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髮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我坐在角落
裡,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麼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我們三兩個好朋友總是騎車到
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闆娘」為我們裁衣服。老闆娘是個瘦小
的寡婦,帶著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裡。房間的一
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面,擺著
縫衣機和布料。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誌,告
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麼時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頭縫著裙邊或釘上扣子。一點點
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著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五歲的孩子倚在
她腳邊玩一個她縫製的破布球。

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顏色已黃。

我穿著老闆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系的男朋友約會。約會做什麼?
也不過牽著手到東寧路安靜的巷子裡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
裡如果有梔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
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特
殊的氣質」,和我一樣。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一
到台北,奇怪,什麼都走樣了。為什麼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髮?為什麼我
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麼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
只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成大古典
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
幾次古典音樂欣賞。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
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
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1972
年,成大學生由於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
十年以上的徒刑。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
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只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
黨。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製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吶喊,為主義流血流淚
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只剩下一個最低的要
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只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 年1991 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
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可是,我有一筆
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責。
《新新聞》不久前才報道,還有一個礦冶系的許武華從1972 年被囚禁到現
在。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
時給成大校長去信:只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歷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著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
鬧」的九重葛。九重葛沒有了。「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唉,
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
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拼圖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
狂。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
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裡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
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說是讓我們
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拼圖吧,怎麼台北那一塊越拼越大,布袋、雲
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再這麼拼下去,21 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
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他向我發表幾天相
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麼那麼——那麼——」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
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麼那麼——天真?」我不懂他的意思,只好不動聲
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
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裡。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
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
鈍。我只是沒有想到,在浪跡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
女孩」。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髮裡。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
孩子上中學。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污染問題嚴重。村民在討論海灘是否可改
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漸漸地,鯤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鯤鯓》

第6 節 彼黍離離


通常發生在晚上,大約10 點左右。這個時候,電話鈴不再響起,孩子
們發出嫩嫩的鼾聲,壁上的鍾滴答滴答走著,異樣清楚。這個時候,如果有
一隻不知為什麼遲歸的烏鴉突然從葉叢中竄起,你可以聽見它翅膀伸展拍打
的聲音從而想像它腋下羽毛的溫暖。窗戶向花園敞開,這是夏夜。

敞開的窗戶流蕩著茉莉花的氣息。北國的茉莉花叢如此龐大旺盛,密
密實實地覆蓋了一整面的籬笆。正是花開時節,風動,千百朵白花像海浪泡
沫翻滾,香氣一波一波推湧進眉眼鼻息。你忍不住閉上眼睛,對窗微仰著臉,
讓兩頰去感覺花香的波動。花香牽引著你,恍惚陷入一個隔世的時光:你穿
著白衣黑裙,短髮齊耳,正經過一條熟悉的巷弄;你突然止步,在人家的竹
籬邊。從口袋裡掏出一方折疊整齊的白色手帕,在掌心展開。你摘下幾朵竄
出竹籬的茉莉,排在手帕中心,包好,再放回自己黑裙口袋裡去。沒有人知
道你的口袋裡有一方白色的手帕,手帕裡藏著幾朵綻開的茉莉;你穿過安靜
的巷子,走向浮動喧囂的世界。

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風裡吹散了,捉摸不住,理不清頭緒。只是那花香
熟稔若此,帶著時光的密度和生命的重量,幾乎令你承受不住。你在窗前微
低著頭,不經意間,就聽見了它的呼聲;一隻野鴿子,似乎隱藏在極濃極密
的樹叢裡,咕咕叫起,從最遙遠最深邃的林子裡幽幽傳來,遙遠深邃像來自
莽莽洪荒,一隻野鴿子探索的渺茫的呼聲。

總是在這個時候,大約晚上10 點左右,你匆匆穿上球鞋,繫好鞋帶,
拉上門,往草原的方向走去。你踩著極大的步伐,好像趕路能稍稍排解胸中
那不知是什麼引起的鬱結。兩盞路燈之後右轉,栗子樹下再右轉,就已到了
草原的碎石路頭。路旁夾道的青草裡透著星星點點粉藍色的點綴,走近看,
原來人家籬笆內所種的藍色毋忘我一叢一叢已經長到了籬笆外。

風將種子吹遠,這已是綿延一路野生的毋忘我。

碎石路在麥田開始的地方彎進一條兩米寬的柏油小路,你放慢了腳步。
清新的空氣流動像山中最乾淨的泉水。白天下過雨,雨水打在地面上的略略
敲響大概驚動了地面下的世界。

黑色的無殼蝸牛和暗紅色的蚯蚓紛紛爬上了柏油路面,迷失了方向。
當你和孩子一起散步時,你就讓他們用細細的樹枝將蟲兒攔腰挑起,往路邊
奮力一甩,蝸牛和蚯蚓便又回到鬆軟的泥土家鄉。現在,你跨過它們的身體,
向前方一個豎著的小木牌走去;木牌上貼著一張什麼告示。

「我們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在這個牌子右邊種了一排樹苗。這些樹苗
大約在七年後會長成一片茂密的樹籬。草原上的刺蝟就可以在樹籬中築巢。」
是了,就是在這木牌豎起的地方,你曾經看到一隻刺蝟。你起先以為是一粒
肥大的干松果,可是干松果微微動了一下,竟是一隻找不到家的幼兒刺蝟。
刺蝟需要巢的遮蓋,但這裡是一片望之瀰漫的雜草,人類的幼兒在裡頭鑽進
鑽出。撲蚱蜢、追逐蝴蝶,刺蝟時時在危險中;你看見的那隻小小刺蝟,一
感覺你的迫近就捲成一團,彷彿也知道這世界雖大,它無處可逃。

七年之後,樹籬成蔭,刺蝟成群,那植樹的孩子也將成人。你別過臉
去看草原東角聳立的一叢樹,那是野兔出沒的地方,啊,你心裡突然明白了:
原來那叢樹也是人種下的,讓大耳野兔有藏身之處。那兒想必也曾經立著一
個木牌,寫著孩子稚氣的筆跡。那些樹叢枝幹虯結,樹齡蒼老,當年植樹的
孩子又在哪裡呢?北國的夏夜如此明亮,在這個時辰,你還看得見麥穗的芒
刺怒張,像花、像劍。黃色的麥浪翻疊起伏,由近而遠;有幾塊地方塌陷下


去,那是麥子成熟到極限,為自己生命的飽滿而傾倒。你離開柏油路面折進
草原小徑,小徑只有一隻鞋的寬度,覆蓋著濕潤的草葉。你的鞋子沒一會兒
就潮了,濕氣滲進棉襪,浸涼了皮膚。你行到曠野中央,停下腳步,回過身
來。

這是一片廣大的草坡,以地陷東南的架勢傾斜,傾斜深處就是一線山
谷。這時候,你注意到,山谷裡的燈火全亮了,穿過草氣氤氳,晃動閃爍,
映出一戶一戶的人家。山谷的陰面是松樹林,顏色如墨,襯得燈火明燦。剛
剛行過的小徑將草原劃成兩半,一半是離離麥田,一半是綿綿綠野。野地裡
青草怒長,白色的雛菊和鮮紅搶眼的罌粟花大把大把地雜在其中,揮霍地一
徑開到天際,晚雲俯下的地方。

你這才看見了天際的月亮,怎麼剛剛一直沒發現?一枚又圓又大的月
亮,像新剝進碗裡的蛋黃,油油濃濃的,懸在大地傾斜、雛菊罌粟與晚雲交
接的線上。因為有了月亮,夜才深沉起來。麥田已經變成一片模糊暈黃;天
色暗下,好讓你感覺那月色輕灑在草原上翻起一層淡淡薄薄若有若無的微
光。風吹過來,你的目光隨著滾動的麥浪和草浪一起一跌地推到遠方山谷的
盡頭。

「彼黍離離——」是誰?你想問,也曾經走過這樣一片曠野中的田禾,
心裡湧起了哀傷。「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誰呢?行在深深草木中,憂
傷社稷的頹倒。他又在哪裡呢?草原驀然暗下,浮動的黑雲遮了半片月亮,
天空裡佈滿了形狀詭譎的雲片。你獨自立在空曠的草原中心,燈火世界退在
最遙遠疏離的邊緣,夜風自耳邊掠過。有那麼一瞬間,你彷彿突然失憶,茫
茫然不記得自己的來處和去處。你什麼也不想,只感覺到地在運轉、花在開
落、麥子在醞釀、月亮在升起、蚯蚓蝸牛在泥裡翻身、刺蝟在醒來、黑雲在
頭上行走;在這麼偉大的運轉和壯麗的永恆中,你竟然有擋不住的眼淚,在
黑暗中沁沁流下。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你往來時路折回,「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
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恆河,一恆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
劫,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你是恆河沙粒,你是電光石火。你是
那路過宗廟宮室、彷徨不忍去的周朝大夫,你是那歡欣鼓舞植下樹苗的稚齡
孩子。今晚,你走在一隻鞋子寬窄的草原小徑上。微雨飄打下來,濕了你的
頭髮。你聽見自己的腳步在草叢裡簌簌作響,四野無人。

第7 節 蜜蜂和狗如何爭辯玫瑰的顏色

玻璃鰻全身透明的鰻魚。那身體不知怎麼回事,像個玻璃管,裡頭的
骨骼內臟纖毫畢露,歷歷可數。一種沒有秘密的魚。

玻璃鰻的國籍,不,該說海籍,頗難確定。它出生在墨西哥灣,但是
一出生就離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出發時,母魚大概剛死,小鰻那柔
細如水草的身體還擋不住浪的翻騰,但是它往一個方向游去;所有初生的玻
璃鰻都往一個方向游去:北方的大西洋。大西洋在數千里之外,數千里的茫
茫水域裡有狂風巨浪。當玻璃鰻游進大西洋時,它的身體已經粗大如人的手
腕,體色稍黑,但晶瑩剔透如故。


從大西洋的鹹水海域,玻璃鰻轉進歐洲大陸的河流。所有的大江歸納
於海,所有自海入江的旅程都是逆流。玻璃鰻在江海匯合處開始它的逆旅,
由鹹海游向鹹水河,由鹹水河游向淡水河。淡水河在下游多半浩浩蕩蕩,水
深流靜;越往上游湍流越多,無數的玻璃鰻在湍流裡耗盡了精力,氣竭而死。
遇到瀑布,玻璃鰻用身體去撞那轟然射下的水箭,試圖翻越;那翻不過去的
便被水沖走,沒入水草,化為泡沫,那奮力翻過去了的,便繼續逆流而上,
上到水的源頭:也許是一灣人可以一躍而過的小溪,也許是一條孩子們勾身
放紙船的田邊水渠,也許是一個野草叢生、蛙聲聒噪的池塘,也許是沼澤裡
一窪野豬和糜鹿踩踏出來的爛泥潭。

玻璃鰻在歐洲的水域裡留居十五年;十五年後,它開始尋找回頭的路。
得尋找,因為,它也許正置身於一窪爛泥潭裡,從一窪沼澤地裡的爛泥潭怎
麼找到溪,然後找到河,然後找到江,然後找到名為大西洋的海。牧羊人在
村子裡說,他們在呼喚走失的羊群時,差點兒踩到一條滑溜溜的透明的蛇。
牧羊人怎麼知道,那是一條玻璃鰻,忍不住身體內如滾水沸騰的衝動,正竄
出泥潭,狂奔大江大海。如果泥潭離河水太遠,它便要在陸上干死。但是啊,
它顯然別無選擇。

浮沉輾轉數千里,尋尋覓覓,玻璃鰻從歐洲的淡水河游入大西洋,穿
過冷暖相異的海潮,越過深淺不一的海溝,又回到了星光閃爍的墨西哥灣,
玻璃鰻出生的地方。在這裡,它交配,懷孕,生產;當初生的玻璃鰻用它們
柔細如水草的晶亮的身體向一個方向劃開時,它已死去。玻璃鰻。

扁虱扁虱一有了生命形體,據說,就緊緊貼在一根樹枝下面,開始等。
等什麼?等一隻熱血的哺乳動物從它棲身的那根樹枝下面走過。冷血動物,
譬如蛇,就不算數,因為扁虱只飲熱血。當一隻四條腿的渾身暖呼呼的動物
經過時,這扁虱看不見,它是個瞎子。可是它的身體能感應溫度;一感覺到
溫度,它就一躍而下,八隻腳攫住獵物的皮肉,把頭深深埋入,痛飲一番。

這有什麼奇怪?哪個虱子不吸血?不,這個虱子不一般。它並不像別
的虱子蹦來蹦去尋覓可飽食的對象;它貼在一根樹枝下之後就一生一世不再
動彈。這位老兄等著,等著某一隻暖呼呼的哺乳動物剛好從它那根細枝下面
走過。

這個幾率有多少呢?德國的昆蟲學家逮到的一隻,他們說,已經貼著
一根樹枝等了十八年。在十八年中,這只扁虱像冬眠一樣不飲不食不動不死,
只是等待,等待一隻哺乳動物經過。

十八年後的某一天,若是剛巧有只胖嘟嘟的狐狸懶洋洋地晃過來,激
動了扁虱的測溫器,扁虱撲上去,吸血吸個飽。唉,生命裡竟有如此酣暢狂
歡的時刻!

然後呢?換一根樹枝?回到棲了十八年的樹枝?當然不是;飽餐一頓
之後,它要交配;交配之後就死亡。初生的扁虱跳上一根樹枝或葉片,開始
等待。

水蠆最好在一攤藏污納垢的死水上看水蠆(恥寨切,chai)。孑孓的卵
黏在石頭潮濕的底部,腐草爛葉浸泡在水裡。連風都不吹過,死水幽黑一片,
表面似一層光澤無礙的皮,緊緊包著一汪水。在這個光澤無礙的弧形鏡面上,
水蠆飄忽行走,急速如風中蓬草。它的身體只有一丁點兒。腿卻細長得不成
比例,細如人的髮絲,張開像坦克車一樣跋扈。看那橫行水上的架勢,你以
為這傢伙必定和所有的水蟲一樣可沉可浮,昆蟲學家卻發現水蠆竟然不會


水;把那緊繃的水皮劃破,水蠆掉進水裡就得淹死。

不知道為什麼,自水蠆的眼睛所看出去的世界全是平面的,只有二度
空間。它既看不見水皮下正張嘴想吃它的魚,極靜者又哪裡知道極動者的韻
律?水蠆的眼睛看見平面,我的眼睛看見立體,怎麼知道我眼所見才是萬物
本體?狗的眼中世界一片灰,我的視野景觀繁花繽紛,怎麼知道狗眼所見不
是宇宙真象?老鷹和鼠要如何品評風物,交換意見?蜜蜂和狗要如何爭辯玫
瑰的顏色?所以呢,「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
知其辯!」莊子從本質上就不會是個暴君,他的思想也不會被統治者所用。

可是王陽明對生物的物理結構可能已經有所認識,知道蜜蜂和狗各自
看花不是花,於是才想出另外一種看花的可能。朋友質問:你說無心外之物;
這巖間花樹在深山裡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回道:「你未看此
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在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
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以肉眼看花,那麼肉眼有單眼複眼的差別,色盲不色
盲的相異。但是以心看花,則不論是對狗還是蜜蜂,那花的顏色都可以「一
時明白起來」;狗追逐粉蝶,蜜蜂擇枝探蜜,人彎腰去嗅一簇初放的紫羅蘭,
不都只是「明白」而已?我我有兩對眼睛。不戴眼鏡所見是一個世界,朦朦
朧朧隱隱約約的世界;月亮是一點淡黃,松樹是一抹墨綠,遠處的人是晃動
的影子。戴上眼鏡所見赫然是另一個世界,一個焦距對準了、顏色調亮了、
線條清清楚楚的世界;我驀然發現葉叢中有鳥,鳥嘴中有蟲,蟲身上有毛,
毛如細刺劍拔弩張。

我在生命裡等候,不知在等候什麼;我同時在急急追趕,不知在追趕
什麼。我已萬里跋涉,天涯走盡,但是存在的本質並不曾飛越亙古的軌道,
其不動不移一如那從唐朝起就不曾敲響的古銅鐘。

老鷹和鼠是我,蜜蜂和狗是我,水蠆是我,扁虱是我。當月亮從海上
升起,剎那間照亮了正在翻身的藍鯨的背脊,我就明白起來:我也是那玻璃
鰻,不知所以地往一個方向奔去,死生以赴。



<<啊,上海男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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