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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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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自序

    寫詩寫久了總被人家斜眼,後來開始寫散文似乎才得到寬恕。我堂妹事先聲明:「你的詩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來再送我。」寫詩的因詩歌的異端而受牽連,被認為神經有毛病;寫散文的知書達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國是個現在進行時的散文大國,那浩浩蕩蕩的報紙專欄休閒雜誌文化網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萬。要說散文比較符合我們的國情,和廣闊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關,和商業化有關。四川的茶館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車是散文;學府師爺的宏論是散文,白領小姐的手機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學寫作文,常得到董靜波老師的好評,並拿到班上宣讀。記得當時我的心砰砰亂跳。那是一種公開發表的初級階段,甚至可以說,董老師是我的第一位編輯與出版者。近半個世紀後,我去看望董老師,她身體尚好,但由於腿腳不便終日臥床。我帶去了我的台灣版的散文集。她眼鏡後面那慈祥的笑容如舊。我像一個夕陽中的孩子,惶恐而溫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態的折射,與荷爾蒙、血壓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關。就像一個下山的人,需要調節呼吸,放慢步伐,「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懷舊在所難免,那是對氣喘噓噓的爬山過程的回顧,對山的高度以及風險的再認識。    
    散文與漂泊之間,按時髦說法,有一種互文關係: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內,我住過七個國家,搬了15次家。這就是一種散文語境。這些日子你都去哪兒了?幹了什麼?這是詩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語言中漂流,死亡的樂器充滿了冰。」(《二月》)「必須修改背景,你才能夠重返故鄉。」(《背景》)詩歌最多能點睛,而不能畫龍,畫龍非得靠只鱗片爪的勾勒連綴才成。    
    我是因為生計開始寫散文的,茫然中動筆,稀里糊塗寫到第六篇《艾倫·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讚許,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寫作的起點。金斯堡這個「跨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個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為,我行我素,完全沒被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正確」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識,萍水相逢而已,若沒有後來的漂泊,就不可能成為朋友。意猶未盡,在他逝世週年,我又寫了《詩人之死》,文章是這樣結尾的:「詩人之死,並沒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什麼,雖然他的墓碑有礙觀瞻,雖然他的書構成污染,雖然他的精神沙礫影響那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    
    正是由於漂泊,我結識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羅姆、布萊頓巴赫等其他國際知名作家,也結識了象芥末和於泳這樣隨風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悅在台灣版《午夜之門》的序言中寫道:「細揣摩,這親切的特殊之處來自那種流浪者與流浪者的相伴相隨。也就是說,書寫流浪者故事的過程成為一種與之為伴、與之相隨、同飲同行的過程。」    
    我得感謝這些年的漂泊,使我遠離中心,脫離浮躁,讓生命真正沉潛下來。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我在一次採訪中說過:「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經歷無邊的虛無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義。    
    我女兒田田在這本書裡扮演了個重要角色,雖然她並不常出現。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錨,又是推動我寫作的潛在讀者。我有時給她讀一些片斷,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會終有所悟。我想給她講一些我親身經歷的故事,其中有歷史面具上一個人的淚,有權力破碎的神話及其敵人;而我們會超越這一切¾在延伸到國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還有很多人。    
                                                                                       2004年2月29日    
                                                                                       於美國戴維斯    
    


第一輯  空山艾倫·金斯堡

    一    
    艾倫得意地對我說:「看,我這件西服五塊錢,皮鞋三塊,襯衣兩塊,領帶一塊,都是二手貨,只有我的詩是一手的。」    
    提起艾倫·金斯堡,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位美國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誦他的長詩《嚎叫》一舉成名,成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捲美國的反越戰抗議浪潮和左翼造反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他,這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就會像一本缺頁的書,難以卒讀。    
    我和艾倫是一九八三年認識的,當時他隨美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訪問。在我的英譯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們在他下榻的旅館見面,在場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對那次見面的印象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只是我的異類色彩。    
    再次見到艾倫是五年以後,我到紐約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詩歌節。剛到艾倫就請我和我妻子邵飛在一家日本餐館吃晚飯。作陪的一位中國朋友用中文對我說:「宰他丫的,這個猶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倫有什麼過節。對我,艾倫彬彬有禮,慷慨付賬,並送給我一條二手的領帶作紀念。但在席間他明顯地忽視了邵飛。都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誰也沒在意。贊助那次詩歌節的是紐約的襪子大王——一個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動作遲緩,但挺有派頭。據說艾倫的很多活動經費都是她從襪子裡變出來的。艾倫總是亦步亦趨、點頭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後,像個貼身僕人,不時朝我擠擠眼。我真沒想到,這傢伙竟有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後見面機會多了,開始熟悉起來。九○年夏天,我們在漢城舉辦的世界詩歌大會上相遇。艾倫總是衣冠楚楚(雖然都是二手貨),跟那些南朝鮮的官員們談釋放政治犯,談人權。讓組織者既頭疼又沒轍: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會上,大小官員都慕名而來,跟他合影留念。艾倫總是拉上我,躲都躲不開。有一回,一個地位顯赫的官員,突然發現我正和他們分享榮耀,馬上把我推開。我從來沒見過艾倫發這麼大的脾氣,他對著那個官員跳著腳大罵:「你這個狗娘養的!你他媽知道嗎?這是我的好朋友!中國詩人!」官員只好賠理道歉,硬拉著我一起照相,讓我哭笑不得。再碰上這樣的場合,我盡量躲他遠點兒。    
    我問艾倫為什麼總是打領帶。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們談人權;再者呢,他狼狽地一笑,說:「不打領帶,我男朋友的父母就會不喜歡我。」    
    在漢城,會開得無聊,我們倆常出去閒逛。他拿著微型照相機,像個間諜似的到處偷拍。一會兒對著路人的腳步,一會兒對著樹梢的烏鴉,一會兒對著小販做廣告的粘滿蟑螂的膠紙。走累了,我們在路邊的草地上歇腳,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餓了,鑽進一家小飯館,我們隨意點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卻怎麼也說不清楚。我乾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寫下來,有不少朝鮮人懂漢字。老闆似乎明白了,連忙去打電話。我們慌忙攔住:喝茶幹嗎打電話?莫非誤以為我們要找妓女?但實在是太渴了,我們又去比劃,作飲茶狀。老闆又拿起電話,嚇得我們撒腿就跑。    
    晚上,我們來到漢城市中心的夜總會。這裡的陪舞女郎纏著艾倫不放。沒呆上十分鐘,他死活拉著我出來,說:「我應該告訴她們,我是個同性戀。」我們迎面碰上一群美國留學生。他們一眼就認出了艾倫:「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倫馬上問,「這附近有沒有同性戀俱樂部?」眾人大笑。其中一個小伙子為他指路。但我聲明絕不進去,艾倫在門外轉了一圈,只好作罷。    
    艾倫很念舊。在紐約他那狹小的公寓裡,他給我放當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盧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錄音,臉上露出悲哀。他講起克盧雅克,講起友誼、爭吵和死亡。他歎息道:「我那麼多朋友都死了,死於酗酒、吸毒。」我告訴他,我們青年時代為《在路上》著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讓我感動的是,艾倫和死者和平共處,似乎繼續著多年前的交談。我甚至可以想像,他獨坐家中,反覆聽著錄音帶,看暮色爬進窗戶。    
    前車之鑒,艾倫不吸煙不喝酒,除了偶爾有個把男朋友,他過著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個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時候雇了三個半秘書。他們忙得四腳朝天,給艾倫安排活動。艾倫反過來對我說:「我得拚命幹,要不然誰來養活他們?」這純粹是資本家的邏輯。艾倫告訴我,他是布魯克林學院的終身教授,薪水不錯,佔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稅和朗誦費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來自他的攝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書鮑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倫的腦子。他滿世界應承,自己什麼也記不住。最後都得我來收拾。」    
    從艾倫朗誦中,仍能看到他年輕時驕傲和野蠻的力量。他的詩是為了朗誦的,不是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澤西的詩歌節上,艾倫和我一起朗誦。他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他事先圈圈點點,改動詞序。上了台,他就像瘋狂的火車頭一樣吼叫著,向瘋狂的聽眾奔去,把我孤單單地拋在那裡。以後我再也不敢請他幫我讀詩了。    
    去年他過了七十歲生日。他身體不好,有心臟病、糖尿病。醫生勸他不要出門旅行。最近他在電話裡告訴我,他常夢見那些死去的朋友,他們和他談論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長詩《嚎叫》裡的頭一句:「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二    
    下午有人來電話,告訴我艾倫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腦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給蓋瑞·施耐德打了個電話。蓋瑞的聲音很平靜。他告訴我最後幾天艾倫在醫院的情況。醫生查出他得了肝癌,還有三五個月可活。艾倫最後在電話裡對他說:「夥計,這意味著再見了。」    
    我記得曾問過艾倫,他是否相信轉世。他的回答含混,幾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蓋瑞的影響,東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靈魂安靜下來,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彈。他家裡掛著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師指點,每年都到密西根來參加禪習班。他和蓋瑞不一樣,信仰似乎不是通過內省獲得的,而是外來的,帶有某種強制性的。他的禪習班離我當時的住處不算遠,他常從那兒打電話,約我過去玩,或溜出來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納堡(Ann Arbor)有個喇嘛廟,住持是達賴喇嘛的表弟,艾倫的師父。他在喇嘛教裡是個自由派,比如重享樂,主張性開放,受到眾多喇嘛的攻擊。我想他的異端邪說很對艾倫的胃口。艾倫請我去聽他講道。這是我有生頭一回。說是廟,其實只是普通的房間佈置成的經堂,陳設簡樸,地板上散放著一些墊子。艾倫是貴賓,我又是艾倫的客人,於是我們被讓到顯要的位置,席地而坐。聽眾四五十,多是白人,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住持方頭大耳,一臉福相。他先介紹了艾倫和我,然後開始講道。那是一種東方的智慧,講的都是為人之道,淺顯易懂,毫不枯燥。艾倫正襟危坐,雙目半閉。    
    東方宗教有一種寬厚的力量,息事寧人。再說對像艾倫這樣西方的造反者來說,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傳統挑戰。而艾倫在東方又恰恰選擇了一種邊緣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塊粗獷而神秘,充滿再生能力的土地與文化結合起來。    
    艾倫的眼睛裡有一種真正的瘋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隻眼看你,用另一隻眼想心事。他送過我一本他的攝影集。在這些黑白照片裡,你可以感到他兩隻眼睛的雙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夥伴們,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渙散,即使笑也顯得很疲倦。在艾倫試圖固定那一瞬間的同時,焦點顯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隻想心事的眼睛。聲音沉寂,色彩褪盡,他讓人體驗到消失的力量,一種真正的悲哀。有一張是艾倫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盤腿坐著,面對浴室的鏡子,相機擱在兩腿中間。他禿頂兩邊的濃髮翹起,目光如炬。這張照片攝於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嗎?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倫是我的攝影老師。九○年在漢城,他見我用傻瓜相機拍照,就嘲笑說:「傻瓜相機把人變成了傻瓜。」他建議我買一個他那樣的手動的Olympus微型相機。他告訴我,這種相機輕便小巧,便於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獲得你想獲得的效果。但現在已不生產了,只能買到二手貨。他警告說,千萬不要用閃光燈,那會破壞空間感,把景物壓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膠片解決曝光不足的問題。第二年春天在紐約重逢,我真買到了一個那樣的相機。艾倫問我在哪兒買的。這位二手貨專家在手裡把玩著,對新舊程度和價錢表示滿意。接著他教我怎樣利用光線,以及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夾緊雙臂,屏住呼吸,就這樣——卡噠卡噠,他給我拍了兩張。    
    艾倫總是照顧那些窮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夥計們。據說他多年來一直接濟詩人科爾索(Gregory Corso),買他的畫,給他生活費。我在艾倫的公寓裡見過科爾索。他到之前,艾倫指著牆上幾幅科爾索的畫,一臉驕傲。科爾索很健碩,衣著隨便,像紐約街頭的建築工人。我們坐在方桌前喝茶。艾倫找來我的詩集,科爾索突然請我讀一首我的詩,這在詩人之間是個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詩,讀了,科爾索咕嚕了幾句,好像是讚歎。艾倫坐在我們之間,不吭聲,像個證人。然後他請我們去一家意大利餐館吃午飯。路上科爾索跟艾倫要錢買煙,艾倫父親般半信半疑,跟著他一起去煙攤,似乎怕他買的不是香煙,而是毒品。    
    艾倫極推崇科爾索的詩歌才能,建議我把它們翻成中文。他專門帶我到書店,買了本科爾索的詩選《思想場》(Mindfield)送給我,並把他認為重要的作品一一標出。我與朋友合作譯了幾首,發表在《今天》雜誌上。艾倫很興奮,讓我馬上寄一本,由他轉給科爾索。    
    走在街上,艾倫常常會被認出來,有人就近在書店買本詩集,請他簽名。他只要有時間,會幾筆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襯的佛像,佛爺還會發出哈的一聲,不知是祈禱,還是憤怒。艾倫對我說:「我簽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個簽名也就值兩塊錢吧?」兩年前,艾倫以一百萬美元的高價,把他全部手稿和來往信件賣給了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成了一大新聞。艾倫告訴我,如果把他的每張紙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塊錢。再說這筆錢繳稅後只剩六十萬,他打算在附近買個大點兒的單元,把他的繼母接過來。    
    艾倫曾為藏傳佛教在安納堡搞過一次捐款朗誦會,四千張門票一搶而空。這件事讓我鼓起勇氣跟艾倫商量,作為我們的顧問,他能不能也為一直入不敷出的《今天》雜誌幫個忙。艾倫痛快地答應了,並建議除了施耐德,應再加上佛林蓋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邁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誦會定於去年十月初,那時「垮掉一代」的幹將雲集舊金山,舉辦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沒想到艾倫病了,沒有醫生的許可不能出門。蓋瑞轉達了艾倫的歉意,並告訴我,醫生認為他的病情非常嚴重,隨時都會死去。    
    說來我和艾倫南轅北轍,性格相反,詩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訴我,他看不懂我這些年的詩。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詩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寫什麼。但這似乎並不妨礙我們的友誼。讓我佩服的是他對權力從不妥協的姿勢和戲謔的態度,而後者恰恰緩和了前者的疲勞感。他給我看過剛剛解密的五十年前聯邦調查局對他的監視報告。我想這五十年來,無論誰執政,權力中心都從沒有把他從敵人的名單抹掉。他就像個過河的卒子,單槍匹馬地和嚴陣以待的王作戰,這殘局持續了五十年,而對峙本身就是勝利。    
    此刻,我端著杯酒,在紐約林肯中心的大廳遊蕩。我來參加美國筆會中心成立七十五週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單上有艾倫,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麼孤獨,不認識什麼人,也不想認識什麼人。我在人群中尋找艾倫。    
    


第一輯  空山詩人之死

    艾倫·金斯堡死於去年四月五號,中國的清明節。據說當時他已處於昏迷狀態,而病房擠滿了朋友,喝酒聊天,亂哄哄,沒有一點兒悲哀的意思。那刻意營造的氣氛,是為了減輕艾倫臨終的孤獨感:人生如聚會,總有遲到早退的。正當聚會趨向高潮,他不辭而別。我琢磨,艾倫的靈魂多少與眾不同,帶嘶嘶聲響和綠色火焰,呼嘯而去。我想起他的詩句:女士們,抓住你們的裙子,現在準備下地獄啦……    
    今天是艾倫去世一週年。    
    我到紐約上州的一所大學朗誦,路過紐約。陽光明媚,能在汽車聲中聽見鳥叫。我穿過時代廣場,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這是沒有艾倫的紐約。    
    行人被紅燈擋住了。他們膚色年齡性別不同,但眼睛極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視。偶爾有幾個東張西望的,沒錯,準是外地人,如我。綠燈亮了,他們急匆匆的,連狗都得跟上那步調。艾倫的詩用的正是紐約的節奏,他像個瘋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動的、轉瞬即逝的都織成詩行。現在終於歇了。人們把這梭子收進抽屜,再釘上。這是個不再需要詩歌的時代。很多年了,他的憤怒顯得多餘。久而久之,那情形有點兒尷尬。他死的那天,蓋瑞·施耐德在電話裡對我說,平時有意忽略艾倫的媒體,這回可要來勁了。果然,不過在這一點上,媒體體現了民意:美國人紀念,是為了盡快忘掉他們的過去。    
    我住在安納堡時,他常深更半夜來電話,聲音沙啞:「我是艾倫。」他跟我東拉西扯,談夢,談最近的旅行,談他的男朋友。我不屬於他的圈子,這種閒聊對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電話錄音機留言,聲音氣急敗壞。原來有個住波士頓的中國人被同行打了,狀告到艾倫法官那兒。他得到的情報相當具體:鼻青臉腫。「為什麼要打得鼻青臉腫?」    
    他在電話裡怒吼,似乎馬上要發表一個關於鼻青臉腫的聲明,再讓媒體相互打得鼻青臉腫。    
    「為什麼鼻青臉腫!」他又問。我試著幫他理清那鼻青臉腫的歷史,沒用,他越聽越糊塗。    
    中國人的事他是永遠弄不清的。    
    艾倫有過中國男朋友,是個來自雲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筆名。我在艾倫家見過他。他個頭不高,很精明,在國內大學讀英文專業時,他寫信結識了艾倫。艾倫早就告訴我,他要為一個中國小伙子做經濟擔保,讓他來紐約讀書。我當時還納悶,他老人家哪兒來的這份兒慈悲心腸?小伙子一到就住進艾倫家,管家、做飯,兼私人秘書。艾倫很得意,不用下館子,天天吃中國飯。那天我去艾倫家,只見小伙子手腳麻利,一轉身,四菜一湯。艾倫也待他不薄,除了給他繳學費,還另付工資。幾年後,小伙子攢夠了一筆錢,回國辦喜事。艾倫告訴我,那小伙子是個雙性戀,他詭秘一笑,說:「他什麼都想試試。」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誦是個好機會。他怒吼時八成兩眼沒閒著,滴溜溜亂轉,尋找獵物。等到售書籤名,搭訕幾句,多半就會上鉤。我想同性戀之間的信息識別系統並無特別之處,也少不了眉目傳情。有個小伙子在等待簽名時告訴艾倫,他也寫詩。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詩太差,不可救藥。」說到此,艾倫歎了口氣,「他太年輕了,只有十九歲。」聽起來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兩本艾倫的傳記。按他的說法,一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問他覺得怎麼樣?他搖搖頭,「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從不問艾倫的私生活。他說,我聽著。一天夜裡,克盧雅克喝醉了,在艾倫家借酒撒瘋,和別的客人大打出手。忍無可忍,艾倫把他趕出去。他砸門,在外面叫喊,引起鄰居的抗議,再放他進來,他更瘋了……那真是災難,艾倫歎了口氣。那夜是他的傷口,一輩子也癒合不了。    
    生者與死者往往有一種複雜的關係。艾倫和我並非莫逆之交,但死後,他的影像總是揮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種排隊,艾倫排前頭,眼見著他的大腦袋搖來晃去,他忽然轉過身來,向我眨眼。    
    記得艾倫來安納堡看我,在我住處門口,他摟著我,用濕漉漉的厚嘴唇猛親我腮幫子。站在旁邊的李點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頭子是不是喜歡上你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東密西根大學,在英語系做客座教授。那時我剛從歐洲過來,英文結結巴巴,只有聽課的份兒。一個沉默的教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為大學開個朗誦會。我向艾倫求救,請他撐腰,他一口答應。這,等於請神仙下凡,把小廟的住持樂壞了。但經費有限,而艾倫的價碼是天文數字。艾倫很痛快:「為哥們兒,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書鮑勃氣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沒經過我同意。」    
    禮堂擠得滿滿的,不少聽眾坐在台階上。那天艾倫精神特別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擴音器。他那些俏皮的髒字把學生們逗得哄堂大笑。我發現他近些年的詩中,對器官的重視遠遠超過政治。結束時,我們一起按中國的綠林傳統,向觀眾抱拳致意。    
    九○年夏天,漢城。上午開會,艾倫把我拉到一邊,叮囑我晚上別出門,有人來接我們,還有俄國詩人沃茲涅辛斯基。記住,別告訴任何人,他把食指貼在厚嘴唇上。    
    艾倫積幾十年地下鬥爭之經驗,巧妙地避開了盤查,把我和沃茲涅辛斯基領上汽車。一個中年漢子跟我們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來越荒涼,最後在夜色中的住宅區停下。一幫孩子嘰嘰喳喳,把我們擁進一家臨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個人影應聲出來,雙手合十。據中年漢子介紹,這是朝鮮有名的廟外高僧。    
    高僧家眷在院子裡支起小桌,端來飯菜,斟上家釀米酒。我們席地而坐,中年漢子做翻譯。那高僧黝黑,結實得像砍柴的。他從不唸經,娶妻生子,能詩善畫,還出過不少書。有些畫,是把毛筆綁在「那話兒」上作的,可見其野。艾倫平時滴酒不沾,也跟著眾人乾杯。沃茲涅辛斯基開始發福,總樂呵呵的,跟想像中的那個解凍時期憤怒而尖刻的俄國詩人相去甚遠。月朗星稀,酒過三巡,我們的話題散漫,從中國古詩到朝鮮的政治現狀。    
    回旅館路上,艾倫毫無倦意,大談野和尚。他就是這樣,凡是跟當局過不去的、驚世駭俗的、長反骨的、六指的,還有鼻青臉腫的,統統都是他的朋友,恐怕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會面的主要原因。    
    艾倫死前的最大願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盤算了很多年,最後把時間鎖定在九六年夏天,跟旅遊團混進拉薩。年初他跟我叨嘮此事時,又決定西藏之行後,秘密訪問北京、上海。他問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輕詩人見見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沒收了他的計劃。    
    詩人之死,並沒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什麼,雖然他的墓碑有礙觀瞻,雖然他的書構成污染,雖然他的精神沙礫暗中影響著那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    
    


第一輯  空山蓋瑞·施耐德

    蓋瑞請我到他的寫作課上去講講。他告訴我,只要天氣許可,他的課幾乎都在戶外。我們來到戴維斯(Davis)植物園的一片草坪上,同學們把兩張野餐桌並起來。那形式有點兒像野餐,不過吃的是詩。蓋瑞坐在中間,他問誰最近寫了詩。大家互相看看,一個胖乎乎的女孩子舉起手,開始背誦,聲音有點兒緊張。一首情詩,關於愛人的眼睛。蓋瑞閉眼傾聽,他請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勵,深吸了口氣,這回聲音舒展,很動情。蓋瑞點點頭,作了簡短的評論。然後輪到我。    
    對於教寫作,蓋瑞傾向於一種東方式的師徒傳授關係。如果那位師傅恰好是大學教授,徒弟算是找對門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學生是帶著這種東方式的隱秘衝動來拜師的,我懷疑。大學就是大學,按艾倫·金斯堡的極端說法,大學的功能只是在「編目錄」。蓋瑞對我說:「當然,靈感在大學裡是不能教的。」他寧可讓學生們夏天跟他進山幹活,獲得靈感。    
    蓋瑞有一張令人難忘的臉。深深的皺紋基本上是縱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嚴厲的。但他很愛笑,笑把那些縱向皺紋勾聯起來,像個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總是瞇縫著,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來眺望的,屬於水手和守林員。    
    他和艾倫的性格正好相反。艾倫瘋狂、任性、好動,像火;蓋瑞沉靜、寬容、睿智,像水。按理說,水火不相容,但他們倆卻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誼持續了近半個世紀。蓋瑞跟我講起他和艾倫的頭一次見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園的自行車鋪,他正在打氣,艾倫走過來,作自我介紹。算起來,那時他們才不過二十出頭,震撼美國的「垮掉一代」運動還沒有開始。    
    蓋瑞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在大學混了一年,他作為水手出海了。上岸後,他在西北山區當守林員。再下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東方文學,翻譯寒山的詩。然後隨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幾年,其中出家三年,削髮為僧。最後師父讓他致力於佛經翻譯,於是還俗。也幸虧還了俗,美國詩歌才獲得新的聲部,環境保護運動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國後,在北加州的山區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見到他和艾倫時,他給我看他和朋友們在山上自己動手蓋房子的照片。那次見面是秘密的,大概由於我神經緊張而引起錯覺,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當時掠過一個念頭:他們準是瘋了。    
    從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盤算著去山上朝拜他的這座「廟」,想看看他們到底是怎樣開始「瘋」的。但陰錯陽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實在不便打擾。據蓋瑞描述,他的「廟」和一般的美國農舍相比,除了禪堂,沒有什麼特別的。他不拒絕現代技術,家裡有煤氣,有電視,有電話電傳,甚至還有電腦網絡,不過他們的廁所是原始的。他講起一對夫婦做客的故事。那來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從原始的廁所裡躥出來,驚呼:「裡面有蜘蛛!」她在那兒完全不能進行必要的循環。她問蓋瑞,最近的一家帶沖水設備的廁所在哪兒?蓋瑞告訴她有三十英里,在一個加油站。於是他們開車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廁所。    
    不知艾倫是怎麼被說動的,也在蓋瑞家附近買了塊地。那個因現代文明發瘋的詩人,絕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來,那樣只能加重他的病。艾倫跟我提起過這塊地,說他將來要在上面蓋房子,請朋友來玩。他試著用自己的聲調講蓋瑞的故事。對他來說,那恐怕是一種投資,至少是對友誼的投資。在漢城,他講起如何跟蓋瑞一起打坐。提起蓋瑞,他充滿敬意,那是極少見的。他信喇嘛教顯然受到蓋瑞的影響,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還是比佛教來得「野」點兒。    
    蓋瑞信佛教是知識分子式的,重實質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並蓄,絕不極端。他告訴我,他年輕時也曾為馬克思主義著迷,至今認為某些部分還是有道理的。我問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馬克思主義融合起來。「不,」他堅決地說,「佛教遠比馬克思主義智慧得多。」接著他談起,「先鋒」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而這個概念在發生變化。起初「先鋒」是指工人階級;到了中國指的是農民,得靠他們奪取政權;六十年代又轉成學生,好讓他們造反;最後法國的哲學家們實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鋒」就成了他們自己。    
    蓋瑞在這裡的英文系教寫作,每年只教一個學期,總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開車過來,在城裡的小旅館住三宿。他是個大忙人,除了教書,參加系裡會議,為學校安排詩歌朗誦會,還有眾多的朋友、同事、學生、徒弟、詩迷、記者等著見他。忙裡偷閒,我們有時聚在一起吃頓飯。這頓飯得在他排得滿滿的小記事本上擠出一道縫來。我們常去的一家法國式餐館叫「索嘎」(Soga's),乍聽起來像日本髒話。其實那裡環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國貴族標準,壓低嗓門。    
    蓋瑞有一種讓人心平氣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聲音,似乎在引導你,跟隨他前往一個超越人間煩惱的去處。但一位美國朋友對我說,蓋瑞表面的平靜下,必有一種瘋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蓋瑞結了三次婚,第一個妻子是美國白人,生了兩個兒子。後面兩位都是日本人。不過現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國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統一起引進加州。他們還領養了一個朝鮮女孩,和我的女兒同歲。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對美國詩歌史是個轉折點。在艾倫和蓋瑞等人籌劃下,他們在舊金山的一家畫廊舉辦了首次朗誦會,此後朗誦在美國蔚然成風。按蓋瑞的說法:「……剛開始,他們烏鴉般地從天上降落到咖啡館,然後才漸漸被大學所接受。」次年,蓋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時期的活動他大都沒趕上。他曾否認自己是其中一員。待多年後他從日本回來,給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帶來了精神食糧。    
    蓋瑞自己的精神食糧除了佛教和東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話。在他看來,人們並未真正發現美洲。他們像入侵的流寇,佔據了這塊土地,卻根本不瞭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面對美國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種亞文化群,反對壟斷,重視交流,回歸自然。按他的說法,亞文化群深深地植根於四萬年的人類歷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種病態的幻象。他的詩集《龜島》(Turtle Island)的題目,就是印第安人對美國的最早的稱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讓人們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龜島》獲一九七五年普利策獎,這是反學院派詩人第一次得到這個由學院派控制的獎金。    
    一九九七年對蓋瑞是個壞年頭。艾倫的死對他是個沉重打擊;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華盛頓做第二次手術。我們約好,待卡柔身體復原,我開車上山去他家做客。這是個很渺茫的承諾,但我們每個人都會珍藏它。這承諾已存在了四萬年。    
    


第一輯  空山紐約騎士

    艾略特(Eliot)是個懷疑主義者。即使不吭聲,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勢也會對周圍的一切提出質疑。這也難怪,他是典型的紐約人。紐約人就是紐約人,而不是美國人。像紐約這種大都市早已和美國分離。別的不提,單是它的噪音就特別,那晝夜不停的警笛聲,逼得外來人發瘋。一個紐約人必須有極其堅韌的神經,並靠懷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紐約,長在紐約。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醫院。當然不是同時,他們相識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紐約是他們的介紹人——你是紐約人嗎?對,你呢?當然啦。艾略特告訴我,除了紐約,他不可能住在美國任何地方。    
    格林威治村在曼哈頓下城,是藝術家的聚集地,現在成了旅遊點。附近的西十二街卻相當安靜,樹木稀疏但很重要,只有它們顯示季節的變化。紅磚樓房被生銹的防火梯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寫生畫的敗筆。這種排房在英國和荷蘭很多,體現了一種都市中產階級的思維方式。進門,是客廳和廚房,廚房門外是天井式的小院。窄窄的樓梯通向孩子們的臥室,再往上是主臥室,最後來到一間相當寬敞的閣樓,四壁是書,一扇天窗開向紐約骯髒的天空。書房的主人艾略特在抽煙,煙霧和他的冥想一起上升。我很喜歡這種煙,像小雪茄,但味道很淡,戒煙後我有時也無法抵抗它的誘惑。    
    艾略特一直勸我搬到紐約,就像牧師勸人搬到天堂。除了種種好處外,他特別指出紐約其實很安全,人們純粹是被好萊塢電影所蒙蔽。直到一天傍晚,賊從天而降偷走了他的傳真機,他才閉嘴。要是他當時在場,並和他的煙卷一起冥想,天哪,真正的傷害恐怕是心理上的:賊偷去的是他的靈感。    
    我認識艾略特是一九八八年秋天,在紐約,金斯堡主辦的中國詩歌節上。我們只是匆匆打了個招呼,我的印象是他憂鬱而敏感。    
    再次見面是一年後,在美國筆會中心。那是轉變之年,對我,對很多中國人。艾略特請我和幾位中國作家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文化討論會。那天聽眾很多,正好在紐約的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歐·帕斯及夫人也坐在其中。艾略特從十九歲起就是帕斯詩歌的英譯者。會後,艾略特、帕斯夫婦、多多和我,還有討論會的口譯文朵蓮一起去吃晚飯。有帕斯這樣的大詩人在場,話題多半圍繞著南美的詩歌與政治。搖曳的燭光下,艾略特話不多,抽煙,眼鏡閃光,偶爾一笑。他的笑有點兒奇怪,短促而帶有喉音。他和文朵蓮是大學同學,也學過半年中文。他用中文陰陽怪氣地說:「我不會說中文。」    
    艾略特和我同歲,比我大六個月。我們有很多經歷相似。比如,都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我當紅衛兵時,他成為嬉皮士,在耶魯大學只讀了一年,就跟著造反了,後來再也沒回去。他在美國的造反派中是溫和的,按我們當年的標準應算「逍遙派」。他四處遊蕩,借浩蕩之東風,抒個人情懷。    
    九四年春天,我們去位於長島的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朗誦。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遊蕩到這兒,臨時頂替朋友在一家學生報紙當編輯。故地重遊,他感慨萬千,為發現青春的舊址而驚訝。經過圖書館時,他的臉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當年造反派正準備焚燒圖書館時,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熱的學生們宣講書的重要,終於撲滅了那場烈火。很難想像,懷疑主義者艾略特當年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樣子。在他保衛紐約大學的圖書館時,我正和朋友爬進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圖書館偷書。姿勢不同,立場卻是一致的。    
    我曾向他建議,作為同齡人,我們應合寫一本書,按年份寫下各自的經歷。    
    大概出於對大火的記憶,他對革命有一種本能的戒備。兩年前,在以革命和詩歌為專題的討論會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詩人在演講中,盼望著革命大火為詩歌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駁說,革命大火只能燒死詩人,摧毀良心,製造血腥的悲劇。他舉了俄國和中國的例子。為此艾略特受到眾多的攻擊。一般來說,美國詩歌界派系雖多,但各自為政,很少染上我們中國文學圈子以罵人為生的毒癮。算艾略特倒霉,這恐怕和他的懷疑精神和冷嘲熱諷的態度有關。四年前他編了一本反學院派的美國當代詩選,很多詩人都認為這是美國詩歌界的大事。而一個他過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擊他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還罵他心胸狹隘,企圖摧毀美國詩歌傳統等等。把正戒煙的艾略特氣得七竅生煙。他在電話裡對我說:「種族主義者?這在美國是他媽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我和艾略特屬於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紐約,我們的老闆「狐狸」(Fox)女士總是請我們共進午餐。那在紐約是難得的閒暇時光。我們通常坐在窗口,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閃爍,刀叉叮噹作響,我注意到紐約某些不變的東西:同一時間,同一家飯館,同樣的甜點和話題。飯後,艾略特總是約我到他家坐坐。從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幾個路口。他的活動半徑約一英里,買報紙、散步、看朋友、去飯館,都大致在此範圍。他是我惟一見過不在大學混飯但生活悠哉的美國作家。他的上層建築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經濟基礎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製造商。尼娜溫柔、漂亮,在《紐約時報》搞攝影。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參加詩歌節。有一天朋友開船帶我們出海,遠離都市,在一個小島附近拋錨,再搭舢板來到一片白色沙灘上。那天風和日麗,我和艾略特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撿貝殼。他突然對我說:「一個好父親不可能是個好作家,而一個好作家不可能是個好父親。」他給我舉了些例子,頭一個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愛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試著反駁他,因為反證也很多,但一時記不起來了。我想在他內心深處大概一直有這種焦慮,恐怕也是每個作家的焦慮。其實孩子與作品,父親與作家有某種對應關係,而且恰好在寫作邊界的兩邊。孩子與父親在一側,作品與作家在另一側。一旦交叉,如孩子與作家、父親與作品在一起就會產生某種緊張。    
    我昨天在電話裡告訴艾略特,我正在寫他。他警告我說:「別說我壞話,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們雖相識多年,對我來說他還是有點兒神秘莫測。他很少談自己。對於一個生命,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時覺得他像個舊時代的騎士,懷舊、多疑、忠誠,表面玩世不恭,內心帶有完成某種使命的隱秘衝動。    
    艾略特,紐約人,生於猶太家庭,上到大學一年級。他寫作、翻譯和編輯。他不信教,戀家,反對革命。    
    


第一輯  空山克雷頓和卡柔

    我們乾杯。克雷頓半敞著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們這幫傢伙吃喝玩樂,老子苦力的幹活,晚上還得教書!」他笑瞇瞇地說。我們相識三年多,卻好像相識了一輩子。剛到美國,就是他們兩口子到機場接我。最初的同事關係很快變成友誼,後來差不多算得親戚了。克雷頓今年六十二,長我十四歲。按輩分該算我的「美國叔叔」。後來我搬到加州,他們很難過,直到現在還對別人抱怨:「北島為了加州的陽光,拋棄了我們!」    
    克雷頓是詩人。美國不少當代詩歌選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國,要說你是詩人,別人都會離你遠點兒,那意味著貧困和神經有毛病。不過現在境況有所改觀。自七十年代起,美國的大學紛紛增設創作課,就像張大網,把社會上漂游的一幫詩人撈上岸來。一條「魚」名叫克雷頓,九年前成了東密西根大學的詩歌教授。有人批評這一制度,認為這樣會毀掉美國文學。「胡扯!」克雷頓瞪起眼,「說這種風涼話的家裡準有遺產。沒有創作課,我他媽現在得在洛杉磯開出租車。」    
    克雷頓生於印第安納州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在屠宰場工作,母親操持家務,生活與文學絕緣。他還記得有次過生日,母親問他想要什麼禮物?他想了想說,一本詩集。母親大吃一驚,但還是照辦了,買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書。他至今還記得母親拿著詩集那惶惑的表情。懷著對詩歌的嚮往,克雷頓離開了母親,上大學,寫詩,翻譯,辦雜誌,教書,參加反越戰運動。懷著對詩歌的嚮往,他離開了美國,浪跡天涯,在秘魯、墨西哥、日本和法國住過。    
    克雷頓年輕時長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館共進晚餐。待賬單送來,比他們預想的要貴得多,原來魚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們和老闆吵了起來。克雷頓突然說:「好吧,你們竟敢欺騙吉米·卡特的侄子,咱們走著瞧!」老闆一聽大驚失色,連忙道歉,並找來貴賓簽名簿。克雷頓簽名時,那位捷克朋友嚇得臉色煞白。    
    卡柔則是個地道的紐約人,而且是在紐約的工人區布魯克林長大的。她年輕時的瘋勁是我從他們對話中的隻言片語猜到的:離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愛的「左派幼稚病」。卡柔風韻猶存,一看就知道她過去是個美人。她學過美術,搞過廣告設計,做過首飾,現在幫克雷頓編雜誌。卡柔聰明、敏感、有主見。但這麼說很難概括她。她是個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麼都不幹,也用不著干,並對一切都百般挑剔,從詩歌到小吃。幸虧克雷頓混上個教授,可讓卡柔慢慢地品嚐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於室內,一到戶外總有麻煩。不是扭傷了腳,就是跌斷了指頭。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帶我的女兒出去買冰淇淋。剛經過草坪,她就被一隻大黃蜂螫傷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後更加強了足不出戶的決心。    
    他們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此前雙方都經過婚姻的失敗。卡柔告訴我,克雷頓頭一次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會上,他拎著一塊淌著血汁的烤牛肉穿過雪白的地毯。依我看,這一印象純粹是審美的,像克雷頓在白紙上寫下的一行詩。    
    享受生活,佳餚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們請我在紐約的一家高級餐館吃晚飯,點了俄國魚子醬和法國香檳酒,三個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點兒把我這個平時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兒。輪到我請客,他們也絕不會客氣,點得我心驚肉跳。當然,教授的薪水怎麼也頂不住這樣的開銷。於是他自立爐灶,跟菜譜學藝,法國菜、意大利菜,幾乎樣樣精通。    
    我剛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是他們家常客。傍晚時分卡柔掌燈,克雷頓繫上大圍裙,在他們家設備齊全的廚房裡忙開了。程序之複雜,一點也不亞於中國飯。在他們的感化下,我的中國胃,也終於能欣賞別的飲食文化了。我有時提前打電話,告訴他想吃某一道菜,他乾脆答道:「我這不是飯館,沒有菜單。」    
    喝葡萄酒可是一門學問。年份、產區、廠家之類的都可以從書本上學到,但品嚐就得靠經驗與悟性了。我跟他們專門去了趟加州著名的產酒區——那帕嘗酒。嘗酒是免費的。他們兩口子滿臉虔誠,一邊和酒廠的專家用複雜的術語大談顏色、味道和口感,一邊把酒含在口中,唸經般咕嚕良久才吐掉。我學著他們的樣子,卻一口嚥了下去,嘗不了幾種酒便天旋地轉起來。    
    如果說克雷頓是個酒鬼,應該不算過分。尤其有朋友來,他總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開下去,越喝話越多,越說越沒邊,進而轉向肢體語言,放上他喜愛的爵士樂,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牆上轉動,像動盪的夜。他們也常帶我到別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來在車上,克雷頓總是發表關於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富於哲學性的演講,每次都被我的鼾聲打斷了。    
    克雷頓脾氣不好,說話太直,朋友多,敵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詩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蟲》,後來變成《粉蝶》,苦心經營了十五年,被認為是美國最重要的詩歌刊物之一。他口無遮攔。比如在退稿信裡勸你改行,這無異於勸一個自以為天下第一的詩人去自殺。好在美國詩歌界營壘雖多,但中間地帶開闊,極少互相交火,詩人之間最多老死不相往來,用不著惡語相向。    
    讓我佩服的是美國作家普遍的敬業精神。克雷頓除了教書,餘下的時間都用來寫作、翻譯、編輯和做研究,從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詩歌的重要譯者,曾因翻譯秘魯詩人瓦耶霍的作品而獲國家圖書獎。瓦耶霍的詩以晦澀著稱。克雷頓為此專程去秘魯,花了三年的時間譯完瓦耶霍的長詩《垂爾西》。    
    我和克雷頓酒後常玩語言遊戲。我的英文不好,往往會聽錯他的意思,這反而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們從一個詞跳到另一個詞,從一種含義轉成另一種含義。有一次,我請他幫我們雜誌的英文選集起個名字,他順口引用了美國詩人龐德《詩章》裡的句子:「惡運與豐富的酒。」「豐富」(abundant)在英文中發音和「放棄」(abandoned)很接近。讓我給聽錯了,將錯就錯,這本選集就成了《棄酒》。    
    待書出來了,我送給他一本。卡柔喜歡這個名字,他不。總而言之,那是隱喻。在現實世界中,我們都同意,酒是不該放棄的。我們乾杯。    
    


第一輯  空山異鄉人邁克

    我剛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說:生命是墳墓上的舞蹈。讓我們相見。你的美國叔叔邁克(Michael)。」明信片是張帶有懷舊情調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著一朵野菊花。上面印著英文「地球書店兼咖啡館」。典型的邁克風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這家英文書店,呷著咖啡,在黑白的憂鬱情調中等待他絢麗的情人。    
    我和邁克是一九八五年在荷蘭鹿特丹詩歌節上認識的。那是我頭一回出國,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把我搞得暈頭轉向。但邁克憂鬱的眼睛讓我記住了他的話,他邀請我第二年春天到倫敦朗誦。我果然如期來到倫敦,在市中心最熱鬧的考文特花園的一個小劇場朗誦。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羅馬尼亞的女詩人,可在最後一分鐘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邁克站在聚光燈下,挑選著詞句,委婉地批評了齊奧塞斯庫政府,他不想給這位女詩人帶來麻煩。散會了,邁克把我帶到酒吧,介紹給他的同行們。後來我才知道,為了湊夠請我來的經費,他就像卡夫卡小說裡的主人公,去敲開一扇扇官僚機構的門。    
    邁克長我三歲。他七十年代初從美國搬到倫敦,安家落戶,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倫敦腔。為什麼離開美國?他在一次訪問中這樣回答記者:為了尋找詩歌上的精神家園,像前輩詩人龐德、艾略特那樣。可大英帝國並未向這位孤軍奮戰的美國騎士致敬。    
    他請我到他家做客。他們的生活,按英國人的標準得算十分清貧了,但仍保持著一種讀書人的尊嚴:書在家中佔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區圖書館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強養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漢娜是波蘭人,精明能幹。小兒子剛出生,大兒子嘎比四五歲,有著同齡的孩子沒有的謹慎。我想這個小邁克多少反映了他父親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職員的生活來捍衛他的詩歌世界。談起詩歌,他的眼睛濕潤了,言辭也變得犀利起來,這無疑才是當年來倫敦闖天下的邁克。    
    與英國有緣,贊助這次活動的英中文化協會請我到杜倫大學做一年的訪問學者。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和妻子帶兩歲的女兒來到英格蘭東北部的幽靜的大學城。這裡低頭看書,抬頭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時去倫敦辦事,順便看看邁克。出於中國人的禮貌,我也請邁克有空到杜倫來玩。沒想到邁克竟全家出動,應聲而至,讓我們有點驚慌失措。我們比他們更窮,甚至沒有一張像樣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窮人間並不嫌棄,沒床就打地鋪。離開倫敦,離開那個臨時圖書管理員的位置,邁克變成一個可愛的夢想家,他有很多關於詩歌的計劃,向我這個惟一的聽眾娓娓道來。在邵飛兩次做飯的間歇,也被他拖進夢想的行列。他堅持要邵飛為他的第一本詩集配畫,一家愛爾蘭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誕生。那昏天黑地的詩歌的夢想穿插著孩子們的哭喊。第三天早上邁克一家走了,我連書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離開英國,我們又去了美國,回到中國,接著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斷了和邁克聯繫。    
    一九九○年春天我到英國朗誦,在倫敦試著給邁克打了個電話。邁克愣了一下,驚呼起來:「我的孩子,你在哪兒?我一直在找你!」對一個在街頭電話亭無家可歸的漂泊者來說,這話的份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淚。我們約好在一家餐館見面。邁克又是全家出動。坐下,他緊緊盯著我,眼鏡後面聰明而憂鬱的眼睛佈滿血絲。他明顯發福了,看來年齡和家庭壓力正在逼他就範。不,另一個邁克在說話。他憤世嫉俗,大罵英國詩歌界的墮落和勢利,讓我吃了一驚。    
    我問起邵飛為他配畫的那本詩集,更讓他生氣:出版社毀約了。看來這個世界成心要毀掉一個詩人。我們這對難兄難弟在傾瀉了對世界的所有怨恨後,突然沉默了,喝著杯中的殘酒。我看著他的兒子,提議去買兩本書給他們作禮物。進了附近的一家書店,邁克的表情變得明朗起來,像被內心的燈照亮。他為他的兩個兒子各挑了一本書,讓我簽名。他叮囑嘎比要好好保存,彷彿這不是本書,而是他的精神遺囑。嘎比抬頭看看父親,看看我,輕輕地說了聲:謝謝。    
    一別又是幾年,我偶爾收到邁克的明信片,都是簡短的,跳躍式的,像詩歌筆記。他的字跡小得幾乎消失。我請他用打字機,他最後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憤怒和絕望詩意化——詩越寫越好,每個詞都獲得了重量。    
    九三年我在荷蘭,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興奮地說,應該熱愛生活。接著告訴我他不在圖書館裡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國際書展的主任,公司設在倫敦,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也就是說,他下海了。我真心為他高興,這也許能讓他在吞噬靈魂的官僚體制外透透氣,至少他可以用「公家」電話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國,早上總是被來自倫敦的免費電話吵醒。他的話題跳來跳去。除了詩歌,他開始抱怨工作,抱怨老闆和同事,然後轉而抱怨他的老婆。漢娜幾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寫作。我聞出家變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邁克堅持要我參加他主辦的布拉格國際作家節,但又無法負擔路費。我有生頭一次自費去朗誦。能看得出來,邁克真心地喜歡布拉格。幾乎每天晚上他帶我去迪斯科舞廳,但我嫌太吵。在心驚肉跳的節奏中,邁克告訴我,他在倫敦暗戀上一個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濕潤了。他又告訴我,國際書展的主辦權已被捷克人奪去,他們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裝展覽。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從巴黎坐火車通過海底隧道去倫敦,正趕上邁克的生日。他請我參加他的生日宴會。我帶著一條法國名牌領帶和一瓶波爾多紅酒,和住在倫敦的詩人胡冬一起赴宴。邁克已經和老婆分居,等著辦離婚手續。他在倫敦北郊的富人區租了一個相當舒適的公寓,後窗臨湖,晚霞鋪在水面。家中並沒有別的客人,孤獨的邁克。我們打開一瓶紅酒,為他的生日乾杯。酒後他的話多起來,抱怨漢娜通過離婚搶走了嘎比,還要進一步敲詐他。在我們去飯館前,他給嘎比打了個電話。他告訴兒子,北島在這兒。我又想起我這個精神遺囑執行人的角色。    
    邁克失業了,他決定搬到布拉格去。這從美國出發的旅行,經過倫敦,最後終於抵達歐洲的中心,歷時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遠遠趕不上跨國資本對夢想的覆蓋速度。布拉格已經越來越商業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說,嘎比怎麼辦?    
    前年年底,我和邁克在邁阿密海濱的遮陽傘下喝啤酒。這是我們頭一次在美國見面。他的老父親就住在附近。我突然問:「你不想搬回美國嗎?」「不,這不再是我的家。我沒有家,像你一樣。」他笑了。    
    


第一輯  空山上帝的中國兒子

    飛機開始降落。我從窗口看見鹽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塊塊不同顏色的土地。飛機的影子在上面滑過,像對不准焦距。後艙有人合唱聖詩,而我和其餘乘客各懷鬼胎,降落到摩門教的聖地——鹽湖城。    
    旅館面山,窗外落滿準備過冬的蟲子。我找出英文講稿,對著那些蟲子練習朗讀。猶他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藍納(Lanner)講座,本屆主講人是喬納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純屬陪綁,參加討論。臨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講稿,我匆匆寫了篇回應,電傳給朋友,譯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喬納森有個中文名字,叫史景遷。他是英國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國籍。按他的話來說:「我為什麼要背叛莎士比亞?」他在耶魯教書,是十幾本書的作者。這些關於中國歷史的書,幾乎本本暢銷,並被譯成多種文字。說實話,我對歷史學家心懷偏見。他們多少有點兒像廢車場的工人,把那些亡靈汽車的零件分類登記,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貪圖便宜的司機。而喬納森似乎不屑與他們為伍,他更關心歷史中個人的命運,並對他們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寫的大都是傳記。如關於帝王心路歷程的《康熙自剖》,傳教士的傳奇故事《利瑪竇的記憶迷宮》,一個普通的鄉下婦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個曾漂流歐洲的教會守門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問》。依我看,與其說他是歷史學家,不如說他是個作家更貼切。再說,歷史本來就是個故事,就看我們怎麼講了。    
    今晚是我的朗誦會。我在旅館大廳碰見剛到的喬納森和夫人金安平。喬納森長得極像007扮演者康納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訴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攔住,要求簽名合影。不知康納瑞是否有過類似的遭遇,被人們攔住問:「你是喬納森·思班斯?」    
    我朗誦時,喬納森表情嚴肅,像康納瑞在《以玫瑰的名義》裡扮演負責辦案的神父,坐在聽眾中間。我躲開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藥塗在經書上的人。難道詩是一種毒藥?    
    九一年春天,我應一家國際慈善組織Oxfarm的邀請,到波士頓參加為非洲難民舉辦的捐款朗誦會。他們請喬納森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朗誦會頭天晚上,他的學生文朵蓮請我們吃晚飯,在座還有文朵蓮的女兒和艾略特。喬納森來了,抱著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們頭一次見面。他堅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國式的幽默。據文朵蓮說,多少耶魯的女學生為之傾倒。那天晚上,惟我獨醉。醒來,大家興致未盡,有人提議去看末場的電影《菊豆》。散場後,我醉意未消,哈佛廣場像甲板在我腳下搖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劇場朗誦時,酒精仍在我腦袋裡晃蕩。我那困難的表情大概被聽眾們誤讀成流亡之苦,和喬納森翩翩風度及典雅的英國口音恰成對比。就在我們向非洲難民象徵性地致意時,美軍成千上萬顆飛彈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開車從紐約去波士頓,路過紐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喬納森。他正經歷婚變,住在市中心的一個小公寓裡。家徒四壁,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還有一台小錄音機——不真實,像小劇場的後台。我們的主角喬納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兒,正幕間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館吃牛肉麵時,喬納森講起他去廣西的經歷。他正著手寫一本太平天國的書。我似乎看見他頭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當地農民的行列,一起走進那本書《上帝的中國兒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為他們的一員。    
    紐海文是個令人沮喪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漢,若有人領頭,恐怕也會揭竿而起。喬納森領我們穿過街上那些絕望的手臂,來到一間空蕩蕩的芭蕾舞練習廳,再鑽進隔壁小房間,這就是他的書房。我環顧那剝落的牆皮和窗戶上粗粗的鐵欄杆,不禁感歎道:「這真像監獄。」「哦?」喬納森吃了一驚,「我還一直以為我把別人關在外邊呢。」    
    鹽湖城之夜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冷清,街上人影攪動著燈光。朗誦會結束後,我們來到一家私人俱樂部「紐約人」用餐。一個政治學教授用張戎的自傳《鴻》糾纏我。他的手勢特別,中指和戴著一顆碩大金戒指的無名指分開,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斷我的思路。晚餐時,他坐在喬納森旁邊,那把「剪刀」伸向喬納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絡腮鬍子。    
    第二天,我們驅車去附近的滑雪勝地——花園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過午飯,我們沿著寂靜的街道散步。陽光閃耀,屋頂上的積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們兩口子手牽著手,像初戀的情人。喬納森和我談起詩歌。他和安平最喜歡的美國詩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開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喬納森歎了口氣,說:「我有時真厭倦了歷史,想多讀讀詩歌。」    
    九四年春天,喬納森邀請多多和我去耶魯大學朗誦。他結束了幕間休息,進入第二幕。場景變了。他們在紐海文郊區買了一幢帶歌特式窗戶的樓房,花園裡還有一個中國亭子。我頭一次見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學院教中國古代宗教史。她並不算漂亮,但有一種東方女人的魅力。她總是瞇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嚐甜食。喬納森忙著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卻被安平的一舉一動所牽拽。    
    從花園城回到旅館,匆忙更衣。我根本不會打領帶,在鏡子前面抓住領帶掙扎著,就像一個不小心釣到自己的漁夫。今晚是喬納森的壓軸戲,他像他的領帶一樣鎮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訴我,每次喬納森演講,其實都緊張得要命,甚至連上課時也難免。在舞檯燈光下,喬納森的臉顯得有點兒蒼白。他講得很好,講皇權思想,從乾隆、康熙到現在。    
    晚上,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一講到他的老師房兆楹,喬納森顯得有些激動。當年他進耶魯時,他的導師芮瑪麗(Mary Wright)讓他先在圖書館泡泡,再確定研究方向。在圖書館泡了一個月,他從書堆裡認識了房先生,於是寫信到澳大利亞拜師。沒想到房先生只是個普通的圖書管理員,回信說他從未帶過學生。喬納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亞。不僅房先生的學問,也包括其為人之道,引導他踏入中國歷史之門。後來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師。     
    夜深了,喬納森握著安平的手,背誦十六世紀法國詩人隆薩(Pierre de Ronsard)的詩。他先用法文,再一句句譯成英文。那首詩是關於暮年之戀。    
    第二天清晨,我和喬納森夫婦一起乘出租車去機場。司機是個矮小的老太婆。她怎麼也打不開一瓶「雪碧」,遞到後座問我們:「誰是超人?」我幫她擰開瓶蓋。她從兜裡掏出一把藥片,就著「雪碧」倒進嘴裡,「我六十五了,還總以為自己三十五。瞧,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帶上這傢伙了。」她抄起一架帶變焦鏡頭的照相機,一邊開車,一邊對準那輪蒼白的滿月。我嚇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歎了口氣。喬納森說,「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關鍵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車拐彎,和月亮分道揚鑣。老太婆放下照相機,吹起口哨。    
    


第一輯  空山約翰和安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彥冰開車從紐約出發,北上,經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進入美國最北部的緬因州。風捲積雪,打在車窗上;偶爾有幾個舊招牌向我們打招呼。從州際公路換地區公路,再上顛簸的土路,路標越來越不正規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義;我擔心在某一終點,會變成孩子猥褻的圖畫。一座殘破的鐵橋在車輪下唱歌。彥冰告訴我快到了。森林深處,一家農舍冒煙。敲門,沒人。門沒鎖,無留言。水壺在鐵爐上嘶嘶響,蒸汽翳暗了窗戶。在兩隻蒼蠅的環繞下坐了很久,終於傳來汽車聲,主人回來了。    
    約翰(John)結實能幹,像守林員。他正經是個文學教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學院教書。他五十出頭,絡腮鬍子及鬢角花白,頭頂還是黑的。我跟他開玩笑,說他自下往上被凍結。安(Ann)人高馬大,比約翰年輕多了。她原來是約翰的學生。在美國大學,嚴禁師生之戀,但他倆墮入情網。約翰被校方逐出伊甸園,安就像帶著紅字,穿過鄙夷的目光,又熬了一年多才畢業。她講起當時的壓力,委屈地笑了。    
    晚飯前,我們去散步。到處是冰雪,但泥土變得鬆軟,春天就在腳下。一條小河衝進陰鬱的森林,在窪地滯留成一片湖泊,召來幾隻野鳥戲水。約翰和安忙碌著,搬開橫在路上的枝幹,辨認動物的蹤跡。他們擁有一百多公頃的森林。走了一個小時,都未出其領地。約翰告訴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買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錢,就盡量擴充地盤,並鼓勵周圍的朋友也這樣做,以對抗毀滅森林的惡勢力。那想必是一種相當絕望的鬥爭。    
    他倆都能迸出幾句中文。安八九年在復旦大學教英文。六四後,外國老師展開激烈爭論:撤走還是留下?誰也說服不了誰。安決定留下。不久,約翰也從美國趕來。教書之餘,他們和上海的青年詩人有來往,並翻譯了一本當代中國詩選《煙民》(Smoking People)。彥冰就是那時認識他們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個叫墨西哥的小鎮上。那極像個中國社會,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條街,這家的故事傳到那頭再傳回來雖走了樣,但沒耽誤功夫,正接上故事的發展。我們一下車,親戚們探頭探腦。安忙著打招呼。這是個典型的工人區,房子矮小,毫無特點。走進客廳,所有傢俱擺設,帶有一股塵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親在看電視,他轉過頭來,跟安說起母親的病情。母親從廚房出來,臉色泛紅,嘴唇蒼白。她說話很快,不易聽懂。半年前,她被發現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療。她體質虛弱,笑著,有一種對命運的無力感。父親插話,但緊盯著電視。安就在這兒和四姐妹一起長大。我好像聽見地板上紛亂的腳步聲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領我們到河邊。一群難看的水泥建築群,就是母親的病源。這個造紙廠建於本世紀初,帶有所有資本積累的血腥味道。這本鎮居民惟一的生活來源,又是終生折磨他們的噩夢。它在血緣關係上,又加上階級關係、工作關係和男女關係。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鎮的癌症發病率極高。安年輕時在廠裡打過工,吃過苦,也戀愛過。她是個講故事能手,那些天,一個個血淚的幽靈糾纏著我們。大概以前起過誓,她正用造紙廠的白紙寫下一段被湮滅的歷史。    
    約翰,作為一個例外被安的親戚們接受。起初,人們用疑惑的目光打量這位勾引女孩的大學教授。約翰默默不語,用雙手證明他還有別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時間,把森林深處的破敗農舍翻修成像樣的家。    
    約翰每天只睡5個小時。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種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強充上電。不管我何時睜眼,約翰總是抱著杯咖啡,精神抖擻地坐在桌前。他正義務幫朋友校對一本厚厚的書信集。電源到底哪兒來的?咖啡公司應該拿他做廣告:看,永不疲倦的約翰!請注意本廠的標誌「約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們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車,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學。鋪著白桌布的長桌擺著各種早點。桌後是緬因州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高矮胖瘦,繫著圍裙在「為人民服務」。他們倒咖啡,端點心,慇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費。政客們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選民會為了頓早飯投票。一位眾議員到我們桌來作陪。約翰介紹這是中國客人,他並不介意我們兜裡沒選票,討論起美國的對華政策。    
    安有時在一所小學教亞洲孩子說英文。她很適合當老師,樂觀而有耐心,能看得出來,孩子們喜歡她,但她更想成為小說家。她正在寫那個夢魂縈繞的造紙廠,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筆才能除掉。那曠日持久的寫作使她佔據家中惟一一間書房,因此而獲得某種中心地位,像一顆恆星,約翰得圍著她轉。約翰四月開車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學教書,十月回來,陪安過冬。    
    想想都讓我不寒而慄。整整六個月,安獨守空房,在老林深處寫作。即使約翰冬天回來,這天涯地角也只是兩個人的世界。緬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門,只能困守家中,面對爐火,度過漫漫長夜。我在這些年的漂流中,雖有過類似的經驗,但就承受能力,遠不能相比。在說笑聲中,我意識到他們的內心磨難,遠非我能想像。而他們自甘如此,毫不畏懼,在人類孤獨的深處扎根,讓我無言。我默默向這兩個迸濺火花的寂寞靈魂致敬。    
    安和約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無意聽到。安想要養個孩子,或至少養條狗。我當然能理解她內心的軟弱。她在暗夜裡嚶嚶哭泣。但轉過臉來,她又笑了,跟我們講起他人的悲慘故事。    
    約翰的女兒來了,和男朋友開車從波士頓來度週末。她小巧玲瓏,是約翰熱愛德國文學的結果。約翰年輕時翻譯裡爾克的詩,從德國帶回譯稿和妻子。他女兒剛在波士頓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開始。能看得出約翰由衷的高興。但房子太小,他堅持讓女兒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帳篷過夜。兩個年輕人倒十分樂意,酒足飯飽,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個小生命駛離父母,就本質而言,既殘酷又自然,誰也無能為力。我在床上輾轉不眠,聽外面風聲。那帳篷在風中鼓脹起來,像船一樣駛離。約翰的女兒驚恐中轉身,緊緊摟住她的情人。    
    


第一輯  空山美國房東

    如果我憑記憶給拉瑞畫幅肖像:禿頂,肥碩的鼻子,眼鏡後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結實,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頭一個美國房東。九三年秋我剛從歐洲搬到美國,在東密西根大學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錢不少。負責接待我的美國教授事先給我寫信,說幫我找了住處,在他家附近,離大學也不遠,有自己的臥室和衛生間,可使用房東的客廳、起居室和廚房,租金300美元。聽起來不錯,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機場來接我。先在他們家共進晚餐,佐以法國紅酒。酒足飯飽,他們開車帶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來,這是棟普普通通的木結構房子,兩層,主人住在樓上。我的臥室緊挨著樓下的客廳,小衛生間裡老式澡盆的水龍頭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條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說的,只是所有的設備都很陳舊。地毯磨穿,壁紙發黃,沙發吱吱作響。只有一台9英吋的黑色電視,擺在廚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個月,沒什麼可抱怨的,於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開冰箱想找點兒飲料,忽然感到背後的目光,轉過頭去。「嗨,」拉瑞坐在沙發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鏡後面審視我。我有點兒尷尬,像賊被抓住似的。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學的劇場當電工。他四十歲,生在這兒,長在這兒,在密西根大學畢業。一年前離了婚,前妻帶兩個孩子也住在這鎮裡。他抱怨前妻貪婪,離婚時分走了不少錢,只剩下這座祖傳的房子屬於他。    
    我們所在的小鎮葉普斯蘭梯(Yipsilanti),混居著白領工人和大學生,和鄰近的密西根大學所在的城市安納堡相比簡直像個窮弟弟。這裡市政建設落後,治安差。我曾在夜裡聽見過槍聲。第二天看報,醉漢火並,死一人。沒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議員。他說起這事時,我們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著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當當本市的市長或州議員。我問想不想當州長甚至美國總統,他搖搖頭。    
    他很現實,市議員每年能拿兩千美元的津貼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錢花精力競選。」他說。不過他又承認,競選的費用大部分是捐來的。常看到他在電腦前忙碌,然後把幾百封宣傳資料寄給選民。有一次,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是否去過本市的脫衣舞廳?他連連否認說:「我哪能去那種地方?要是被我的選民看見就完蛋了。」美國人對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發現拉瑞喜歡中國飯。於是我每次做飯就多做一份,一個人吃實在無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晚上要來一位女客。我連忙下廚,備了四菜一湯。女客正點到達。我發現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認識。她一進門東張西望,好像在給拉瑞的房子估價。席間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車公司的高級技工,年薪五萬(嚇了我一跳,美國人是從來不談工資的。) 接著她開始盤問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氣,應答自如。飯後我看兩人繼續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夜裡我被他們做愛的聲響吵醒了。看來事情進展順利,我為拉瑞終於結束了單身生活而高興。    
    第二天我問拉瑞是否關係已定。他含糊其詞,暗示那位女客不會再來了。沒兩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門,戲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給他們做飯了。我終於忍不住問拉瑞到底怎麼回事。原來他參加了一個單身俱樂部。俱樂部把諸如人種、年齡、身高、體重、愛好等個人資料及電話號碼發給每個成員,大家可以通過電話自由結合。我這才明白為什麼拉瑞每天回家直奔電話錄音機。拉瑞坦白說,他根本不想再結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單身漢的自由。    
    拉瑞很吝嗇,一般吝嗇的人總是抱怨沒錢。他下了班常常不歸,找一些雜活幹。比如幫別人粉刷房間、安裝電器、佈置花園。後來發現他並沒有那麼窮,他另有一處房子租給了學生們。    
    剛到時我想多看電視,既學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書般大小的電視實在讓我束手無策,這玩意兒十幾年前在中國就被淘汰了。我建議拉瑞買台新的,拉瑞馬上攤開手表示,他還欠銀行的債。其實在美國幾乎人人都欠債。我又提出新的建議:如果他肯買電視和錄像機的話,我願負擔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三個月後東西歸他所有。他起初還是說不,出門轉了個彎,終於算過賬來,馬上催我一起去電器商店。我們選了電視和錄像機,又去租了錄像帶,回家舉杯祝賀中美合資的偉大成果。但一到週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兩個圓滾滾的兒子過來,把電視開得山響,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難。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產生意的,見到她,我才明白為什麼拉瑞會歡呼單身漢的自由。她有拉瑞兩個那麼胖,而且看起來極有主意。我能想像她在離婚時卡著拉瑞的脖子,讓他把錢交出來。    
    我搬走時,拉瑞握著我的手說:「真高興與你相處了這麼一陣子。」我盯著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誠,我有點兒被感動了。如果我是他的選民,說不定會投他一票呢。    
    


第一輯  空山帕 斯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車停在過夜停車場,再搭機場班車前往候機廳,總算趕上了班機。夜裡沒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電震暈了的鳥。一下飛機就轉了向,得虧有路標指引。汽車站,旅客動作緩慢,魚一般游來游去。我登上輛麵包車,開車的高個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沒人答理。他見怪不怪,說:「歡迎來芝加哥。」正是尖峰時間,一路堵車,堵得個個面目可憎。在旅館櫃檯,我拿到鑰匙和一個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給過小費,關上門,打開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來和你一起朗誦,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說,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歐·帕斯(Octavio Paz)是現代主義文學最後一個大師,他的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帕斯,在西班牙語意思是和平。而他生於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那年,人類從此就沒和平過。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參加共和國保衛戰,在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會上,結識了聶魯達、阿爾貝蒂等作家。隨後他捲入了巴黎的超現實主義運動。    
    他家裡有很多有名的現代畫家的畫和各種藝術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誼與遊歷的見證,結果前兩年毀於一場大火。帕斯從此一蹶不振。他從家裡搬出來,住進旅館和醫院。最後墨西哥總統借給他一套官邸,並派軍人們護理他,那跟軟禁沒多大區別。艾略特告訴我,帕斯變得沉默寡言,連老朋友的電話都不願意接。美籍華裔女作家湯婷婷跟我講述過她類似的經歷。一場山火吞沒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麼也沒留下。「我沒有了過去。」她悲哀地說。    
    我頭一回聽說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時在圈子裡流傳著一本葉維廉編選的外國當代詩選《眾樹歌唱》,可讓我們開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別引人注目:「又長又靜的街。/我在黑暗中走著,跌倒/又爬起來,向前摸索,腳/踩著沉默的石頭與枯葉:/我身後有人緊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轉身:沒人……」我後來重譯過。原文中的Nobody在《眾樹歌唱》中被譯成「空無一人」,我改譯成「沒人」,這樣更短促,更具突然性。這首詩是有點兒讓人悶得慌。那會兒大家見面開玩笑,「我轉身:空無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雞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國筆會中心在紐約為中國作家舉辦了一場討論會,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紐約,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譯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聽眾中間。散了會,一幫老朋友聚在門口,看來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婦、艾略特、多多和我,還有在討論會上擔任翻譯的文朵蓮。我們在一家意大利餐館坐定。我連菜單都讀不懂,請文朵蓮幫忙。帕斯發福了,比照片上顯得要老。他微笑著,帶著老人的威嚴。我們談到拉丁美洲的文學與政治,多多問起他和博爾赫斯的爭論。不,沒這回事,我們關係一直不錯。也許你指的是和聶魯達吧?我後來在一篇訪問記中讀到,帕斯認為聶魯達的斯大林主義僭越了政治與道德的準則。    
    九○年十月,帕斯獲諾貝爾文學獎。當天夜裡,帕斯接受鄭樹森代表台灣《聯合報》的電話採訪時說,我已經躺下了,剛吃了安眠藥。那是不眠之夜的開始。    
    再見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爾摩一起開會。我還記得議題是「困難時期的嚴肅文學」。那是我的困難時期,幾乎什麼也聽不懂,冒充嚴肅文學坐在那裡。最後一天,布羅斯基作總結報告,報告後的討論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聽眾,帕斯也跟他嗆了幾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時不時借助法文。讓我記住的是他的姿態:像頭老獅子昂起頭。    
    一天早上,我和女兒在旅館餐廳吃早飯。帕斯從街上走過,看見我們便拐了進來。我給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別好,恐怕和港灣的新鮮空氣有關,也許再加上輕鬆感——媒體的注意力已轉移到新的獲獎者頭上。    
    他從提包掏出我剛出版的英文詩集《舊雪》,讓我吃了一驚。他說他喜歡,飛機上一直在讀,我們在美國同屬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書,簽名送給我,是剛出版的論文集《另一種聲音》。可惜這本書在漂泊中遺失了。    
    直到很多年後的今天,我才讀到此書的中譯本,被他的博學和雄辯震住了。他把文學與現代性的關係講得很清楚,並糾正了歐美學術界對「現代主義」歷史的嚴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當嚴謹的理論闡釋中體現了「批評的激情」,這正是他另一本論述詩歌的書的書名。    
    用瑞典文寫詩的李笠來電話,約我晚上和幾個年輕的瑞典詩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橋上,我碰到帕斯,問他願不願一起去,他滿口答應。周圍行人湧動,買東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與詩無關。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陽光下,披著黑呢大衣,像個退休的將軍。傍晚,我打電話到帕斯住的旅館,他改變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聲音乾巴巴的,有氣無力,「你知道,這類的聚會太多了……」我當然知道,他這一年所受的名聲之累,是要折壽的。    
    也巧了,我們下一站都是巴黎。    
    一周後的晚上,尚德蘭(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館的大廳等了一會兒,帕斯夫婦下來了。他夫人瑪瑞朱絲(MarieJose)是法國人,比帕斯至少年輕二十歲。我提議去中國餐館,帕斯有點兒不放心,叮囑我說:「可別亂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樣的。」終於在附近找到一家,還真不賴。我們吃火鍋,喝黃酒,聊唐詩。帕斯翻譯過李白、杜甫和王維的詩,他還跟艾略特合寫了一本書《讀王維的十九種方法》。我多喝了幾杯,變得傷感,大背李煜的詞,把幫忙翻譯的尚德蘭害苦了。在燭光下,帕斯寬容地笑了。    
    臨出門,他被一對法國夫婦認了出來:你是帕斯?    
    二    
    帕斯當過多年外交官,在法國、日本、瑞士和印度等國任職。由詩人作家當外交官,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傳統。一九六八年,帕斯為抗議墨西哥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辭去了駐印度大使的職務,他在歐美漂流了三年,直到七一年才回國。    
    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爾裡亞(Morelia)參加一個國際環保會議,這個會議請的都是科學家和作家。貧富懸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縫橫貫墨西哥。我忘不了跟著汽車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們眼睛中有一種深深的絕望。我們到山林中的一個蝴蝶巢穴考察。上千萬隻蝴蝶,每年從這裡出發經美國飛到加拿大,再返回這裡過冬,行程幾千英里。坐在樹林中,只見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發出轟鳴。    
    開完會回到墨西哥城,我給帕斯打了個電話,是瑪瑞朱絲接的。她用法語大聲呼喚帕斯,能聽見房間裡的回聲。帕斯接過聽筒,問我住在哪兒,什麼時候有空,他要請我吃頓午飯。美國小伙子若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過帕斯的秘書,母親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語跟英語一樣好。我一直問他為什麼沒有女朋友,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跟一個古巴作家同居。    
    餐館在郊區的山坡上,外觀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於花園中。若貝托去查訂位名單,沒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會兒,帕斯和夫人來了,他戴了一頂遮陽便帽,蓄起滿臉花白的鬍子,像戴著毛皮面具。    
    那一陣子墨西哥偏遠山區正鬧游擊隊。話題像蒼蠅飛來飛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貝托爭論起來,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臉,用手指打了個榧子,厲聲喝道:「你美國佬懂什麼?滾回家去!」若貝托閉住嘴,臉憋得通紅。我趕緊把話題岔開。    
    那天帕斯情緒不對勁,跟我也爭起來。說起英國詩人奧登,我不認為他有什麼原創性,帕斯急了:「要是奧登都沒有原創性,你說誰有?」    
    國際環保會議閉幕了,在墨西哥城舉辦了告別宴會。宴會開始前,我注意到記者們在門口焦急地等著什麼。達官顯貴並沒怎麼引起他們的重視,而帕斯一出現,強光燈全亮了,所有的鏡頭都對準他。當天的晚間新聞播放了他對游擊隊的看法,我認識的幾個墨西哥朋友都在搖頭。後來聽說帕斯後悔了。    
    帕斯的名聲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報刊上跟人打筆仗,打得飛沙走石。艾略特告訴我,鬥爭使帕斯年輕。畢竟歲數不饒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國做了心導管手術,不久又發現癌症,而大火得寸進尺 ,吞沒了他的過去。    
    就在帕斯去世前一個多月,艾略特趕到墨西哥城,參加帕斯基金會的開幕式。帕斯坐在輪椅上,極少說話。當人們頌揚他的成就時,他向前揚揚手,那疲倦的姿勢在說:讓這一切都過去吧。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壽。僅僅四年前,他容光煥發,步履穩健,毫無病痛和大火的陰影。美國詩人學會在大都會博物館為他舉辦朗誦會,請來約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和馬克·斯特蘭德(Mark Strand)等美國詩壇的大明星,也請了我,濫竽充數,據說是帕斯的提議。我找來帕斯的詩集,不知為什麼,竟有些失望。在我看來,是他追求宏大敘述的野心毀了那隱秘的激情,這在被稱為現代文學經典的《太陽石》等長詩中尤其明顯。我選來選去,還是選中那首他早年寫的《街》,仍有初讀時的新鮮感。    
    在一次採訪中,他回答說:「每分鐘我們都是另一個。現在講著他者的人與一秒鐘以前講著他者的人不同。那麼什麼是他者?我們是時間,為了成為時間,我們從來沒有結束過生活,總是將要生活。將要生活?那是什麼!我不知道。在一問一答中間勃生某種改變我們的東西,它把人變成一個不可預見的造物。」    
    在美國,為一個外國詩人如此隆重的祝壽,恐怕歷史上還是頭一回。那天票是免費的,大都會博物館劇場擠得滿滿當當。朗誦會開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選朗誦的詩,他突然慌了神,對艾略特說,「我該念什麼?它們都不怎麼樣,真的……」此時此刻,帕斯成了另一個,更接近我通過閱讀認識的那個《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來。最後還是艾略特穩住了他。朗誦結束了,觀眾的掌聲經久不息。    
    那天我朗誦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無門。/重重拐角出沒/總是把我引向這條街/沒人等我,沒人跟我,/我追趕一個人,他跌倒/又爬起來,看見我說:沒人。」    
    


第一輯  空山藍 房 子

    一    
    藍房子在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小島上,是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別墅。那房子其實又小又舊,得靠不斷翻修和油漆才能度過瑞典嚴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爾摩開會。會開得沉悶無聊,這恐怕全世界哪兒都一樣。臨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約好去看托馬斯。從斯德哥爾摩到托馬斯居住的城市維斯特若斯(Vasteras)有兩個小時路程,安妮卡開的是瑞典造的紅色薩巴(Saab)車。天陰沉沉的,時不時飄下些碎雪。今年春天來得晚,陰鬱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藍色調為主,光禿禿的,隨公路起伏。    
    安妮卡當了十幾年外交官,一夜之間變成上帝的使者——牧師。這事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兒不可思議,好像長跑運動員,突然改行跳傘。安妮卡確實像運動員,高個兒,短髮,相當矯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認識她時,她是瑞典使館的文化專員。西方,那時還是使館區戒備森嚴的鐵欄杆後面一個相當抽像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見面,先打電話約好,等她開車把我運進去。經過崗樓,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吃飯。下車時,她給我一包東西,說是托馬斯最新的詩集《野蠻的廣場》,包括馬悅然(G ran Malmqvist)的英譯稿和一封信。馬悅然在信中問我能不能把托馬斯的詩譯成中文,這還是我頭一回聽到托馬斯的名字。    
    回家查字典譯了九首,果然厲害。托馬斯的意象詭異而輝煌,其音調是獨一無二的。很幸運,我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相比之下,我們當時處於一個很低的起點。    
    八五年春天,托馬斯到北京訪問。我到鼓樓後邊的竹園賓館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讓人咋舌。坐進出租車,我們都有點兒尷尬。我那時英文拉不開栓,連比劃帶迸單詞都沒用,索性閉嘴。最初的路線我記得很清楚:穿過鼓樓大街,經北海後門奔平安裡,再拐到西四,沿著阜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兒來著?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於是那輛豐田出租車開進虛無中。只記得我緊張地盯著計價表上跳動的數字:兜裡錢有限。    
    沒過兩天,我又陪托馬斯去長城。那天作家協會出車,同行的還有《人民畫報》社瑞典文組的李之義。他把作協的翻譯小姐支走,小姐也樂得去買買衣服。李之義是我哥們兒,沒的說,除了不得不對司機保持必要的防範。那年頭,我們跟托馬斯享受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坐專車賞景,還在長城腳下的外國專家餐廳蹭了頓免費的午餐。    
    那天托馬斯很高興,面色紅潤,陽光在他深深的皺紋中轉動。他觸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遊的刻字,對人們如此強烈的要被記住的願望感到驚訝。我請他轉過頭來,撳動快門。在那一瞬間,他雙手交叉,笑了,風掀起他開始褪色的金髮。這張照片後來上了一本書的扉頁。那書收入托馬斯詩歌的各種譯文,包括我譯的那幾首。    
    快到維斯特若斯,安妮卡用「大哥大」和托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ka)聯繫,確認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線。托馬斯住在一片灰禿禿的沒有性格的排房裡——我緊跟攥著門牌號碼的安妮卡東奔西突,在現代化的迷宮尋找托馬斯。    
    他出現在門口,扔下拐棍,緊緊摟住我。那一瞬間,我真怕我會大哭起來。莫妮卡說:「托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們的托馬斯,要不是這兩天感冒,簡直像個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頭髮全白了,但氣色很好,眼睛恢復了中風前的鎮定。    
    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得到托馬斯中風的消息,馬上給莫妮卡打電話。她哭了,「托馬斯是個好人……他不會說話了……我能做什麼?」莫妮卡是護士,托馬斯中風後她辭了職。九一年夏天我來看望他們,托馬斯顯得驚慌而迷惘。他後來在詩中描述了那種內在的黑暗:他像個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著網眼觀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癱瘓,語言系統完全亂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誰也聽不懂。只見莫妮卡貼近托馬斯,和他的眼睛對視,解讀他的內心。她也常常會猜錯,托馬斯就用手勢幫助她。比如把時間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減少,微妙有如調琴。「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在托馬斯和莫妮卡的現實中是真的,他們跨越了語言障礙。    
    如今托馬斯能說幾句簡單的瑞典話,常掛在嘴邊的是「很好」。托馬斯,喝咖啡嗎?——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彈鋼琴?——很好。這說明他對與莫妮卡共同擁有的現實的滿意程度。我給托馬斯帶來一套激光唱盤,是格林·高爾德(Glenn 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鋼琴協奏曲,他樂得像個孩子,一個勁兒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請求下,他用左手彈了幾支曲子,相當專業。彈完後他揮揮手,抱怨為左手寫的譜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譯」得準確無誤。    
    女人們去廚房忙碌,我和托馬斯陷入頭一次見面的尷尬中。我說了點兒什麼,全都是廢話。我剝掉激光唱盤上的玻璃紙,把唱盤交給托馬斯。放唱盤的自動開關壞了,用一根黑線拴著,托馬斯熟練地把唱盤放進去。在高爾德演奏第一協奏曲的前幾秒鐘,他突然大聲哼出那激動人心的第一樂句,嚇了我一跳。他兩眼放光,讓位給偉大的鋼琴家和樂隊,自己摸索著坐下。音樂給我們沉默的借口。    
    茶几上,那團成一團的玻璃紙,像朵透明的花慢慢開放。    
    二    
    藍房子裡掛著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畫,是托馬斯的祖父畫的。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歷史了。由於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戶小小的。沿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托馬斯的小書房,窗外就是樹林。托馬斯的很多意象與藍房子有關。    
    我頭一回見到藍房子是八五年夏天,即我陪托馬斯游長城的半年以後。    
    托馬斯笑呵呵地在藍房子外迎接我。在場的除了馬悅然和夫人寧祖(她去年因癌症過世)、還有他們的學生碧達(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來晚了,她剛從北京調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時光是部影片的話,我非把它倒回去,讓那個時刻放得慢一點兒,或索性定格。那時托馬斯愛開玩笑,壯得像牛;寧祖活得好好的,大笑個沒完;安妮卡年輕得像個大學生,精力過人,好像直接從北京游過來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鍾停擺——陽光無限。坐在藍房子外面,我們一邊喝啤酒,一邊嘗莫妮卡做的小菜,話題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兩個聲調。兩種語言起伏應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別多,逆光下呈霧狀,揮之不去,讓人心煩意亂。而托馬斯坐在蚊子中間若無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驅趕,似乎達成了一個秘密的和平協議。    
    托馬斯給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詩作《上海》(題目後來改成《上海的街》)。開頭兩句是:「公園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讀著。/我愛這菜白色,像是真理撲動的一角。」這意象來自他上海的經歷。從北京到上海,沒人陪同,使館要他把所有發票都保存好。發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著看倒著看都沒用。那上海閒人多,估摸這奇怪的動作招來看熱鬧的,於是發票變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讀著。    
    托馬斯是心理學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這職業和詩歌的關係最近,詩歌難道不像個少年犯嗎?在二十三歲那年,托馬斯靠他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把瑞典文壇給鎮了。即使現在看,那些詩也近於完美。他寫得很慢,一輩子只有一百多首詩,結成了全集也不過一本小書而已,但幾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跡。    
    我們又回到一九九八年,在晚飯前喝著西班牙開胃酒。我問起托馬斯的寫作。他從抽屜裡找出兩個八開的橫格本。九○年十二月是個分水嶺,以前的字跡清晰工整,中風後改左手寫字,像是地震後的結果,凌亂不堪。一個美國詩人告訴我,當年托馬斯來美國訪問,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詩句的紙條塞進他住過的房間,再找出來,宣稱是偉大的發現。他們要能看到這原稿,還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時代潮流的托馬斯受到同行們惡狠狠的攻擊,罵他是「出口詩人」、「保守派」、「資產階級」。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生不生氣。「我倒想說不,可我能不生氣嗎?」如今時代轉過身來,向托馬斯致敬。他接連得到許多重要的文學獎。莫妮卡告訴我,前不久,他倆去斯德哥爾摩美術館,被一個導遊認了出來,他大聲向觀眾們說:「這是我們的托馬斯!」全體向他們鼓掌。    
    一九九○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爾摩一住就是八個月。八五年那個令人暈眩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著窗簾,跟自己過不去。若沒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瘋了。    
    那年我常和托馬斯見面。    
    一張托馬斯在花叢裡的照片上標明:九○年八月四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輪船直奔藍房子,結果坐過了站,被拋在另一個島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幾個鐘頭。李笠說服了一個住在島上的老頭,用汽艇把我們送過去,老頭說什麼也不肯收錢。    
    那天布羅斯基也在。他七二年離開俄國,再也沒回去過。幾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爾摩住一陣,據說是因為這兒的環境氣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頭一眼就不喜歡他,受不了他那自以為是的勁頭。此後又見過面,都改變不了這第一印象。布羅斯基對托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實實承認,他的某些意像是從托馬斯那兒「偷」來的。    
    我們坐在陽光下喝啤酒,懶洋洋的。大家倚在藍房子的扶手台階上,用Polaroid照相機輪流拍照。他們的小女兒瑪利亞(Maria)幫忙收拾杯盤,她長得很像莫妮卡。他們有兩個女兒,都住在斯德哥爾摩。    
    李笠、布羅斯基和瑪利亞趕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爾摩,我留下來,住在藍房子旁邊的一棟小木屋裡。那夜,我失眠了。樹林裡的貓頭鷹整夜哀號。    
    算起來,從那時到托馬斯中風只剩下四個月。只有托馬斯自己,在七四年發表的惟一一首長詩《波羅的海》預言了這場災難。八月初,我從瑞典搬到丹麥,臨走前跟托馬斯夫婦來往最頻繁。他們一到斯德哥爾摩,馬上打電話過來。和中國人在一起,飯局是少不了的,幾杯酒下肚,托馬斯總是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麼高的中國人。」    
    十一月初,我在丹麥奧胡斯(Aarhus)剛落腳,托馬斯就跟過來朗誦。我像傻子一樣,坐在聽眾中間。現在想起來,那是天賜良機,在托馬斯即將喪失語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點兒沙啞,平緩的聲調中有一種嘲諷,但十分隱蔽,不易察覺。他注重詞與詞的距離,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塊塊石頭上。朗誦完了,聽眾開始提問。有個禿頂男人和托馬斯爭了起來。我還是像傻子一樣,頭在瑞典語和丹麥語之間扭來扭去。我從來沒見過托馬斯這麼激動過,他臉紅了,嗓門也高了。    
    朗誦會後,主持人請我們一起吃晚飯。問起剛才的爭論,托馬斯只說了一句:「那傢伙自以為有學問。」我想為一起來聽朗誦的同事安娜討本詩集,他把手伸進書包,孩子似的做了個鬼臉——沒了。沒了?我有點兒懷疑。沒了!他肯定地說。    
    一個月後,他拒絕再和任何人爭論。聽到他中風的消息,我很難過,寫了首詩給他,聽莫妮卡說他看完掉了眼淚:「你把一首詩的最後一句/鎖在心裡——那是你的重心/隨鐘聲擺動的教堂的重心/和無頭的天使跳舞時/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托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飛回美國,得早點兒動身回斯德哥爾摩。晚飯吃得早,有魚子醬、沙拉和烤魚,餐桌上點著蠟燭,刀叉閃閃。燭光中,托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時不時握握他的手,詢問般地望著他。飯後,我們回到客廳,打開電視,正好是晚間新聞。政客們一個個迎向鏡頭,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來,而托馬斯表情嚴肅,緊盯著電視。一會兒,莫妮卡關上電視,端出她烤的蘋果餡餅。我們正有說有笑,托馬斯又用遙控器把電視打開。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覺得有責任監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一九九○年夏天,我的確在藍房子過夜時失眠,莫妮卡證實了這一點。那麼第二天早上幹什麼來著?對了,我跟托馬斯去採蘑菇。我們穿上長筒膠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員。走著走著下起雨來,林中小路更加泥濘。托馬斯走在前頭,用小刀剜起蘑菇,擱嘴裡嘗嘗,好的塞進口袋,壞的連忙吐掉,說:「有毒。」    
    


第一輯  空山空 山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國,住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名叫「孤獨」的城堡裡。在此期間,我跟我的德文譯者顧彬(Wolfgang 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誦。從慕尼黑回來的路上,我們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爾斯比爾(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鎮,沿著老房子上標明的建築年號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紀。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鎮邊上。附近的池塘野鴨嘎嘎叫著,有力地扇動著翅膀,似乎想掙脫這近乎黏稠的寧靜。顧彬的弟弟是醫院的麻醉師,從早到晚奔波於麻醉與清醒之間,    
    他太太代表了那個清醒的世界——家庭。    
    顧彬是那種不知疲倦的人,剛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門我都犯怵。那哪兒是什麼散步,完全是一種德國式的急行軍,我得緊追慢趕,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牆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棧勾連。我只聽見自己風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顧彬話不多,皺著眉頭大踏步前進。他堅持要帶我去看一個中世紀劊子手的故居。據說當年幾乎每個城鎮都供養這麼個職業劊子手。我們爬上爬下,拐彎抹角,足足找了一個多鐘頭。我兩腿發軟,差點兒就要在找到劊子手之前求饒了。    
    我認識顧彬是八一年九月,在友誼賓館。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請我們到她家吃晚飯,她丈夫給我們斟上香港帶來的「金門高粱」。顧彬第二天就要離開北京了。我對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記得他的笑容很特別,如同一個疲倦的人在鏡子前無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們又在頤和園後湖見面了。記得那天我沒睡好覺,又忘了刮鬍子,渾身不自在,好像剛從地裡刨出來的土豆。顧彬掏出個德國微型相機對準我。我覺得我們倆之間竟有點兒像,都不愛說話。他那天心不在焉,瞇縫著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讓他分心。他長我三歲,我們那時還年輕。    
    那是顧彬剛完成他的教授資格論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學涉獵甚廣,包括哲學、日爾曼學和漢學,但他主修的是神學,本來順理成章顧彬該做牧師的。我最近讀了《空山》一書的中譯本《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在此書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顧彬終於給了我們一點線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成了他告別福音新教而轉向漢學研究的誘因。如果一個人因一首詩而改變一生,其中必有某種神秘的召喚,且多半來自於血液中。    
    顧彬生在德國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農民。他父親是柏林人,母親維也納人。父母相識後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雖然同屬於日爾曼種,但維也納人很不一樣,多愁善感,所以能產生像特拉克爾和裡爾克這樣的大詩人。八五年夏天,我頭一次跟顧彬從柏林去維也納。這旅行是從他父親這邊出發,到達他母親那邊,帶有某種血緣考查性質。柏林的刻板和維也納的閒散恰成對比。我們坐有軌電車,匡當當穿過中午昏睡的街區;去維也納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對朋友說「夢將解釋一切」的地方駐足;晚上到郊區貝多芬經常光顧的酒吧,喝剛釀出來的葡萄酒。在維也納,連街頭藝人演奏的約翰·斯特勞斯的圓舞曲也與眾不同,染上那兒特有的憂傷。    
    顧彬最喜歡帶我去墓地。剛到維也納,我就跟他拜訪了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師,傾聽那寂靜的音樂。墓地本身是一種文化,包含了歷史、宗教、建築、語言等諸多方面。每塊墓碑都會說話,主角消失了,故事並沒有結束。進入墓地,顧彬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了,改變了平時行進的節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皺著眉頭讀完碑文,扭頭走開。我真跟他在墓地學了不少東西,最重要的一條是體驗死亡的寧靜。    
    說實話,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李白那麼首簡單的詩,會讓他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二    
    穗子警告我說:你可別把顧彬寫得那麼憂鬱。你看,有人表面挺樂觀的,結果扭頭自殺了。我們顧彬看起來憂鬱,但沒事兒……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顧彬的夫人,她原來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顧彬去那兒,為剛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補充資料,由穗子和另一個工作人員接待。一回生二回熟,這位平日目不斜視的德國准牧師直奔穗子辦公室,兜裡揣著兩張《阿Q正傳》的話劇票,惴惴然,到了也沒敢把票掏出來,只好單獨跟阿Q約會。人跟人的化學反應真是奇妙,酸鹼中和——正好穗子話多,填補了顧彬那沉默的深淵。不,顧彬糾正我說,是穗子的夢多。    
    當年顧彬常來北京,騎著輛破自行車滿城飛。憑他那體力,要是有便衣跟蹤,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訴我,他在圖書館有個戀人,但不是書。那陣子涉外婚姻還是有麻煩,約會好像打游擊,出沒不定,更添了層浪漫色彩。    
    記憶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隨意性,比如,為什麼單挑某個細節而放棄別的?那麼在當事人之間,記憶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顧城死後,顧彬寫了一篇文章《片段》:「我跟顧城的第一次見面該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島來到天安門的國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騎車一會兒就到了他的住所:幾個人在包餃子,北島的妻子、畫家邵飛,我記得頗清楚,還有顧城,但另一個是誰,就不大真切,或許是謝燁?北島去幫忙幹活,顧城和我便坐在一張沙發上,開始了我們的第一次談話……」    
    我還是為顧彬的記憶感到吃驚。他好像個巫師,用魔法召回某個蒼茫暮色中眾多的細節。我們住在崇文門西打磨廠街,離天安門很近。為什麼選在國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顯的標誌了。那天黑得早,空氣冰涼。我以一個酒鬼的敏銳,注意到掛在他車把塑料袋裡的半打丹麥嘉士柏啤酒(肯定是友誼商店買的)。趁著夜色,我帶他匆匆穿過五進院,一股冬儲大白菜的霉爛味道。把車支在家門口,推門,燈火輝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們家並無長沙發,顧彬顧城對坐在兩張包紅布的小沙發上。起初顧城像個膽小的動物,怯生生的。顧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個鼓勵,他開始談文革,談法布爾的《昆蟲記》,口若懸河,一發不可收拾。那天謝燁肯定在,她一邊包餃子,一邊讚許地看著顧城。那天除了丹麥啤酒,我還跟顧彬干了好幾杯「衡水老白干」……    
    八九年後我在北歐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顧彬,他總是用白酒款待我。顧彬會做一種麻辣豆腐湯,熱氣騰騰的。我和顧彬相對無言,頻頻乾杯。這時候好心腸的穗子插進來,她擔心我有一天漂泊結束回國找不到工作,建議我學開車,將來當個出租司機,要不好好學英文,當個導遊什麼的。    
    顧彬穗子兩口子在編一本名叫《袖珍漢學》的德文雜誌,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學圖書館的經費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買書訂刊物。他們住處的空間越來越小,書越來越多,鋪天蓋地,洪流般席捲一切,最後湧向樓道。我就睡在書堆中,跟那些書一起做夢,硌得我腰酸腿疼。    
    顧彬是個真正的清教徒,雖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對自己苛求到了極點。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點鐘他肯定坐在桌前寫作備課。他扛著箱子送我去火車站,累得呼哧帶喘,但從來不叫出租車。更別提散步了,他用兒童車推著兒子大踏步前進,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麼是苦盡甜來:在這長途跋涉的盡頭,我們坐在萊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後來他連酒也戒了,只喝牛奶,為了有更多的力氣著書立說,養家餬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讀大學,穗子又生了兩個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單元被書佔領,只能上資本主義的圈套,分期付款買房子。一個教授的工資緊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飲,十分無趣。喝得醉眼朦朧,見顧彬又去辟里啪啦打字,無奈,長歎一聲,便倒頭昏然睡去。    
    三    
    德文原書《空山》的副標題是「中國文學中自然觀之發展」。顧彬認為早在六朝時代,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國文學就有了自然觀的完美表露,人們把風景看成是獨立的部分,從而探求把握其美。他把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而這種自然觀的發展又與貴族的生成密切相關。他在書中旁徵博引,見解精闢。讓我驚奇的是,一個老外居然能把中國的家底理得頭頭是道。《空山》這書名來自王維的五言絕句《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聲。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劉小楓跟我聊起顧彬的《空山》,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們倆是好朋友:一個從西方走向東方,一個從東方走向西方。依我看是殊途同歸,一個人往往要遠離傳統,才能獲得某種批判能力。    
    九七年十二月我在巴黎開會,轉道去波恩大學朗誦。顧彬帶我到附近山坡上的墓地去散步。那天天色陰沉,含雨未落。穿過墓地的小路濕漉漉的,蜿蜒向前,引導我們這些迷途的生者。    
    墓地的階級界限分明,對死亡的態度完全不同:有錢人到死都在炫耀財富,把墳墓蓋得金碧輝煌,而那些作家藝術家的墳墓簡樸自恃。    
    我們的談話斷斷續續。顧彬把哲學家、表現主義畫家、被納粹殺害的牧師一一介紹給我。我問起顧彬的信仰問題。他盯著他那雙向前甩動的大皮鞋好一陣,抬頭望了望炭筆畫似的黑色枝條,慢吞吞地告訴我,他還應算個新教徒,禮拜天常去波恩大學的小教堂,聽神學系教授的演講。劉小楓說他自己是個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想顧彬也是如此,信仰與內心的痛苦有關,並不注重外在的形式。但我的疑問是:他真的是迷途知返了呢,還是繼續向東方的「空山」逃遁?我沒問,有些事兒是不能刨根問底的。    
    顧彬是個詩人,詩人有權利不解釋他的作品。我讀過他早年的詩,簡短而節制,富於哲理。他的詩集今年年底就要出版了。他為我寫過三首詩,但找不到合適的人翻譯,至今留在我不能進入的德文之夜中。    
    去年春天,顧彬在美國中西部的一所大學教書,其間帶全家到我們這兒來做客。他們的倆兒子跟我女兒很合得來,樓上樓下瘋跑。穗子不再勸我去當出租司機或導遊了,工作八字沒一撇,眼看著該退休了。她還是對我的生活憂心忡忡,問這問那,東張西望,查看其中有沒有什麼裂縫。    
    我還是順應穗子的美好祝願,既當司機又當導遊,帶他們一家去舊金山。在某些方面,顧彬是個典型的德國人。比如,他事先買好德文的導遊書,不僅仔細讀過,而且堅信此書的權威性——你看,舊金山有三顆星,沒錯,我們就去那兒。還有一點,他對博物館、植物園,甚至路邊的每塊牌子絕不放過,從頭讀到尾,貪婪得像美國胖子對所有炸鍋裡撈出來的東西一樣。    
    我發現,自打我跟顧彬認識以來,我們經歷的時間似乎不是直線的,年份與私人事件、媒體與孤獨、友誼與暴力全都交織在一起,倒更接近東方式的循環。以致我有一種錯覺,好像我們一直坐在一起,對已發生或未發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他弟弟家的最後一夜,顧彬帶我到丁克爾斯比爾市中心。每天晚上九點半,從教堂出發,一個古代裝束的守夜人,扛戟掖著牛角,帶領浩浩蕩蕩的看客,在飯館酒吧之間巡遊。這是個古老的傳統,保存到今天變成了旅遊節目。他先吹響牛角,再扯起嗓子按古老曲調唱歌,歌詞是即興編的。侍者應聲端來一杯葡萄酒,先由守夜人嘗嘗,再讓大家分享。記得在等待守夜人出現以前,我跟顧彬坐在教堂邊的石凳上,默默地觀望燈火明滅的小鎮。除了汽車電燈,這一景致幾百年沒多少變化,消失的是那些進進出出的人,也包括我們這些所謂的旁觀者。    
    我忘了那小鎮的名字,打電話問顧彬。第二天早上他發來傳真。紙上除「丁克爾斯比爾」外,只有他的中文簽名「顧」。那白紙好像空山,他就在其中。    
    


第一輯  空山鮑爾·博魯姆

    找名片是件頭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個深藍色塑料盒裡挨個翻一遍。當那些名字匆匆掠過,你會發現,刨去那些你壓根兒就不認識的大多數,你討厭的人遠多於你喜愛的人。找名片有點兒像參加個熱鬧非凡的聚會,人們在辨認、呼應、迴避、勾心鬥角……當然必要的話,你可以把那些討厭的傢伙撕碎,扔進垃圾箱——這絕不僅僅限於理論上。你還會發現,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說來這不奇怪,我們遲早都要從自己的名字後面隱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鮑爾·博魯姆(Poul Borum)都從人群中擠出來,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樸實無華,淡藍色的名字下面印著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電話。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麥奧胡斯大學教了兩年書。奧胡斯雖說是丹麥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國的縣城大不了多少。那兒的海永遠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麥文的詩集《霜降時節》出版了。我那天下課回家,在門口碰見房東烏拉夫,一個離婚鰥居的退了休的建築師。他告訴我,今天報紙上有篇關於我的新詩集的書評,約我晚飯前到他那兒坐坐。烏拉夫住一層,客廳寬敞明亮,半開的玻璃窗映著金紅色樹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正播放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他先斟了兩杯西班牙開胃酒,找出報紙,把書評逐句翻成英文。他過高估計了我的英文水平,我聽得稀里糊塗的,但大意是表揚,這從烏拉夫的臉上就能讀到。他為有我這麼個既能上報紙又能按時繳房租的房客而驕傲。    
    第二天,我的老闆兼丹麥文譯者安娜(Anne)告訴我,書評的作者是博魯姆,丹麥詩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寫詩翻譯,也搞評論拍電視片。他曾在報紙開了個專欄,把丹麥以至北歐的詩歌徹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詞尖刻,以詩劃界,把大多數詩人掃地出門。這專欄被人叫做「博魯姆法庭」。安娜還告訴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譯的《北歐現代詩選》中包括博魯姆的一首詩,還有他前妻英格爾·克裡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當時除了中文這個隨身行李外,我一無所有。    
    兩個星期後,安娜轉達了博魯姆的問候,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我戰戰兢兢撥通電話,好像對方是上帝。「我是博魯姆,」他說,聲音平和,略有點兒沙啞。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讓我結巴。這種語言上的不平等,勢必造成嚴重的心理障礙。幸好他的態度真誠友好,否則我們大概永遠不會見面。    
    哥本哈根跟奧胡斯不一樣,是個國際都市,成了我逃避現實的最後一站。我當時護照簽證都有問題,不能離開丹麥邊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錯了火車。我膽兒還挺大,竟睡著了,「夢裡不知身是客」,差點兒坐到德國。幸虧檢票員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機器中間不可。    
    博魯姆先生著實把我嚇了一跳。他方頭大耳,禿瓢,大耳環在右耳垂上晃蕩;他身穿帶穗及金屬紐扣的黑皮夾克,腰間繫著寬板帶,腳登銅頭高統靴。整個一個黑手黨教父。這裝束是打哪兒來的?我認識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來他是那種拒絕根據場景更換服裝的人。    
    博魯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棟古老建築物的三層,複雜得像個迷宮。下午五點半,哥本哈根早已進入夜晚。幾盞檯燈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細節:電傳機、紙條、唱盤、文件夾等。昏暗的燈光把我們引向一個開放的空間。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私人圖書館:書架縱橫排列,所有書名輸進電腦,按字母順序。博魯姆告訴我,他有五萬多冊藏書,絕大部分是詩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幾本瑞典文和丹麥文的譯本。有個小伙子正幫他整理圖書,交代了幾句便告辭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魯姆東拉西扯,忙這忙那,但能感覺到他在審視我。他看看表說他在飯館訂了座位,於是打電話叫出租車。我跟他穿過一串兒房間,開後門,鎖上,再踏上個狹窄的老式電梯,好像是通往地獄似的。電梯慢吞吞的,吱嘎作響。我們像母腹裡的雙胞胎擠在一起。一盞小燈照在博魯姆的禿瓢上,他顯得表情古怪。電梯終於停下來,沒有地獄,外面的空氣又冷又新鮮。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國餐廳,我假裝內行,點了一瓶波爾多紅酒。侍者顯然認識博魯姆,畢恭畢敬,為他點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車頭一樣開動了,環繞著我們的話題。他告訴我,我的很多詩都看不懂,但他喜歡。說起我們共同的朋友艾倫·金斯堡及其他美國詩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國住過很多年,參加過「垮掉一代」的活動。兩杯酒下肚,博魯姆先生變成鮑爾。仔細看,他長得慈眉善目,但有威嚴,像個廟裡的方丈,這跟他傳遍北歐的兇惡名聲不相稱。其實我們都生活在誤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這種誤解罷了。他喝酒謹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說我酒膽比酒量大。我們又要了一瓶,我漸漸有些不支了,一陣暈眩,他的聲音消失在吐出的煙霧中……    
    待我睜開眼,鮑爾正關切地盯著我。你沒事吧?他說。    
    怎麼,我睡著了?    
    你睡著了,睡了半個來鐘頭。    
    對不起。    
    這沒關係,你累了。    
    我他媽居然在異國他鄉在飯桌上當著主人面睡著了,這可真是種本事。我擦擦額頭,把自己的杯子斟滿。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車裡睡著了。    
    再見到博魯姆已是冬天。我們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廣場旁的一家酒吧裡,看窗外風雪。他還約來他前妻英格爾·克裡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詩人。鮑爾向我保證,英格爾是丹麥最好的詩人。我願意相信。英格爾一看就是那種絕頂聰明的女人,這種女人如今已經不多了。但得承認,我跟英格爾不太合得來,她對男人的頑劣有一種天生的戒備。鮑爾和英格爾依舊是好朋友,時不時交換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練就的默契。吸取教訓,我這回喝得很節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佈在電腦時代書很快就要消失,可並沒嚇倒誰。英格爾撇撇嘴,咕嚕了幾句,大意是這種危言聳聽沒什麼意義。博魯姆不吭聲,在煙霧中寬厚地笑著。英格爾提醒我,我講英文時「詞」(word)跟「世界」(world)永遠分不清。我還挺矯情,反駁說「詞」跟「世界」本來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來,我和鮑爾見面越來越少。他約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為了要把「詞」跟「世界」的關係搞清楚,可惜時間總是湊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蘭後,跟鮑爾失去了聯繫。後來從安娜那兒聽說,他得了癌症。我幾次想打電話給他,又放棄了。我能說些什麼呢?「詞」跟「世界」的確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寫信告訴我,鮑爾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們給他過了六十五歲大壽。此刻,我想找出鮑爾的名片——他和我最後的聯繫。我在那喧鬧的人群中穿行,可連個影子也沒有。他離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說再見。    
    


第一輯  空山布萊頓·布萊頓巴赫(1)

    一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頂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塵封的表面濕漉漉的痕跡。在這建築物以外的黑暗空間裡有亮著燈的窗戶,若視力延長,你可以看到人們在窗簾後面移動,專注於他們每夜的工作和夢幻,每人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慾望、儀式和愛好的小小的繭裡。」    
    這是南非作家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憶錄《一個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實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簡稱《自白》)第一章的開頭。    
    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獄,這本書記述了他的被捕和獄中的歲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一個持法國護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剛要登上回歐洲的班機時被捕。被捕前他衝進廁所,吞嚥了張紙條。當他被帶到機場的一個房間,南非安全局的斯納克上校讓他寫份簡歷,他憑作家的想像力,編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會關係。上校的助手從旅行袋裡搜出個煙斗。上校讓他握住煙斗,突然用南非語說,「算了吧,布萊頓,遊戲該結束了,我們知道你是誰。是不是想讓我們帶你哥哥來見見?」後來才知道,與此同時,南非總理結束訪問回國,達官顯貴到機場迎候,其中有布萊頓的哥哥。    
    我最近在讀《自白》。布萊頓在這本書扉頁上寫著:給我親愛的朋友和歌伴北島,致以最美好的祝願,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簽名,還用拼音註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延博。    
    九四年秋天,國際作家議會在里斯本開理事會。一天晚上,我們結伴去里斯本市中心聽「法度」(Fado),一種悲傷的葡萄牙民歌。如今連悲傷也能賣高價,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飯館酒吧貴得嚇人,門口有人專拉外國遊客。由布萊頓挑頭,帶著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脫離了大隊人馬。布萊頓不愧是搞地下工作的出身,他和別人聊著天,使眼色讓我們溜進小胡同,再尾隨過來。他根據事先畫好的路線圖,在小巷深處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裡煙霧瀰漫,擠得滿滿的。歌手是個小伙子,非要唱盡人間苦難不可。「法度」讓我想起山西梆子,淒厲高亢,讓人抓心撓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場了。餘興未盡,我們留下來喝酒。    
    回旅館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們三個哼起歌來,在暗夜傾訴各自的憂傷。不知怎地,不同國度的酸曲最後匯成《國際歌》。布萊頓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協調,好像我們一起排練了一輩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華的大街上,我們昂首闊步,扯起嗓子,高唱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麼時候認識布萊頓的,我記不太清了。十幾年前我們肯定在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見過。那時我剛出國,誰也記不住,人物與日子像撲克洗在一起。我們真正相識應該是八九年以後的事。一九九○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萊頓突然閃現出來,像個黑桃K。他有一種受難者的威嚴。皮膚黑黑的,絡腮鬍子花白,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憫人,既熱又冷,且帶鉤,女人得特別小心才是。他長得有點兒像神職人員,但絕不是那種普通的牧師,更不是紅衣主教,對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愣了一下,「我?」然後呵呵笑了,反過來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的決策人之一,幾乎年年都去,是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媒體和聽眾隨時樂於洗耳恭聽。他話鋒犀利,得理不讓人;我本來嘴就笨,加上說英文,說得我理屈詞窮。我屬黃花魚的——溜邊,倒時不時能碰見布萊頓——在他厭倦公眾的時候。跟他在一起很放鬆,開開玩笑,一來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白》是他三卷回憶錄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nson in Paradise),是關於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後的第一次回國旅行。那是七三年,他得到了三個月的簽證。九一年曼德拉獲得自由後,布萊頓再次回國三個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 Paradise)。這三卷回憶錄可看作當代南非的個人編年史。我手頭只有這第二卷,好像從緊急出口處進入他的生活,從「現在」的位置看他的過去和未來。但丁《神曲》中有三個階段,從地獄、煉獄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煉獄,是布萊頓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納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結束時出現過。一天晚上,由他當警官的哥哥出面,請來兩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納克上校。那種談話是一種炫耀,讓他看看他們對他有多麼瞭如指掌。兩年後在機場,斯納克上校讓他握住煙斗,突然說,「遊戲該結束了。」布萊頓抽煙斗是出了名的。化名進入南非後,他改抽香煙。有一天,他穿過開普敦的露天市場,經不住烤煙香味的誘惑,買了煙斗煙絲,回到旅館偷偷抽起來。    
    布萊頓寫道:「看看他們如何挖掘一個人的過去,設計他的未來,修改他的現在。我沒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們手中;他們對我知道的比我自己還多。他們有檔案,有電腦。他們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屬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園——不管是政治的還是性的……」    
    和布萊頓相處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種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這琴弦被風暴狠命彈奏,未斷,那真是奇跡。而奇跡又往往源於苦難,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二    
    今年五月,我從美國去南非德班參加詩歌節。在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轉機時,聽見擴音器在廣播:「布萊頓巴赫先生,請盡快到十八號登機門,飛機就要起飛了……」二十三年前,另一個布萊頓巴赫先生就在這兒,在登機前幾分鐘被捕。    
    到了德班,在旅館放下行李,我被領到一家意大利飯館。布萊頓迎上來,和我緊緊擁抱,說:「夥計,歡迎到非洲來。」我們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見面,這回可終於到他家來做客了。布萊頓一定不同意我的說法。如今他四海為家,大部分時間住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來南非三個月,在大學教寫作,協助組織非洲詩歌節。這時間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沒有祖國,屬於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種「中間地帶」的人。    
    今晚是他的畫展的開幕式,可惜我晚到了兩個小時,剛好錯過。作為畫家的布萊頓和作為詩人的布萊頓的是兩面鏡子,而布萊頓本人正從中隱形。    
    我提到在約翰內斯堡機場的另一個布萊頓巴赫。他說,這個名字在南非極少,很可能是他的親戚。最早的布萊頓巴赫家族來自德國,在非理性的遷徙途中,有荷蘭人、黑人、馬萊人的血液匯入,血緣關係複雜得像塊調色板。他祖父是雇農,到父親這輩日子好過些,按中國的階級劃分大概算得上中農,自己動手挖渠、耕種、採礦。布萊頓哥仨,還有個姐姐。大哥即他在機場被捕時正迎候南非總理的那位,是反游擊隊特種部隊的准將指揮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聞記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萊頓是個寫詩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關係。「還行,只不過在一起從不談政治。」他告訴我,在巴黎流亡時,大哥來出差,哥兒倆從一個酒吧到另一個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這本書中,布萊頓的傾訴對象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檢查員先生」,有時又管叫他「眼睛先生」、「我先生」,語調充滿了調侃挖苦。依我看,「檢查員先生」是個雙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謀,又是他身處絕境的內心獨白的惟一傾聽者。布萊頓若是基督的話,「檢查員先生」就是上帝。「啊,檢察員先生,你認為我有罪嗎?是的,我有的是倖存者的罪。」他寫道。    
    秘密警察頭子漢廷頓是個病態的傢伙。有一次布萊頓被召到監獄門外,漢廷頓把他正讀師範的侄女介紹給他。那個女孩子是他的詩歌迷,發誓要用淚水幫他脫離苦海。漢廷頓還請他到家裡做客,帶他參觀花園。後面就是山,周圍似乎無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還是陷阱,在逃跑時把他擊斃?兩個小女兒請他簽名留言。午餐快結束時,電話鈴響了。漢廷頓接電話回來,問他要不要用他的衛生間洗個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過請他原諒,他們該送他回去了。漢廷頓把他帶回監獄辦公室時,布萊頓的妻子蓮坐在那兒。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萊頓夫婦請我到一家中國館子吃午飯。五月的南非已進入冬天,但一點兒都不冷,像加州的夏天,陽光明媚。孩子們在海上玩帆板。中國餐館緊挨著一個大飯店。布萊頓坐在那兒等我。他放下報紙,目光探尋著,似乎想知道我對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剛寫了首詩,是給他的:「……你釋放的瘋狂/是鑄造寂靜的真理/驕傲如內傷閃爍/使談話暗淡……風在閱讀車轍/向藍絲綢以外的疼痛/致敬。」他問起我中國的變化,我告訴他算卦的說我明年就能回去了。他微笑地盯著我。在一個飽經風霜的老流亡者面前,我還嫩了點兒。他回贈一首詩給我,提到算卦的和鄉愁,詩中充滿了溫情。    
    蓮來了,她個頭不高,言談舉止優雅。我們從未謀面,僅在電話裡說過話。她是華裔越南人,不會中文。他們的婚姻當時在南非是違法的,由於沒像中國那樣查三代,布萊頓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種結婚。布萊頓坐牢時,蓮為他全世界奔走呼籲。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布萊頓動盪生活的陰影在蓮的臉上留下痕跡——淡淡的哀愁。蓮看布萊頓時有一種憐愛和無奈,好像他是個惹事生非的大孩子。蓮告訴我,按漢語她應姓「黃」,全名是黃蓮。我一驚,沒敢告訴她中文的含義。    
    老闆娘是上海人,風風火火。我點了醉雞、清蒸魚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萊頓喝著青島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萊頓在,我們總是去十三區的一家名叫「大家樂」的廣東館子。那是難得的閒暇時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變了。他盯著街心花園的孩子,笑出聲來。    
    審判開始了。布萊頓寫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時多麼軟弱無力——眼睜睜慶祝它自己的死亡。」鑲木板的法庭,大概過去是個猶太教堂,令人壓抑。審判日復一日,證人進進出出,父親坐在聽眾席上,呆呆的。布萊頓被判處九年徒刑。    
    漢廷頓把他帶到辦公室,好像對這一嚴厲的判決既惱火又震驚,而他的部下紛紛進來祝賀。有人甚至把布萊頓帶到廁所,給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為了共同慶祝一個重要節日。最後漢廷頓把他帶回牢房,戴著墨鏡坐在對面。他提起他年輕時的幼稚,家境的貧寒,以及他如何從總統的保鏢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講述中,他臉色蒼白,得到了某種類似性高潮的滿足。在布萊頓坐牢期間,漢廷頓甚至把他獄中的詩稿拿去出版,但條件是布萊頓必須把詩集獻給他。    
    


第一輯  空山布萊頓·布萊頓巴赫(2)

    三    
    讀布萊頓的書不是件輕鬆的事。他的詞彙豐富,還攙雜了法語和南非語,像兇猛的河流;我像過窄的河床,氾濫成災。有時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謂潛在的讀者,性急地跳了出來,參與他的寫作。    
    「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萊頓,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實,在踏上我的祖國的那一刻,我已經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護照在羅馬申請簽證時,網已經張開了。我刮掉絡腮鬍子,改變髮型,戴上寬邊眼鏡。在飛往南非的飛機上,我結識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給了我電話號碼。    
    過海關很順利。頭幾天我東遊西蕩,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與政治無涉的老朋友,然後和地下組織取得聯繫。被捕後漢廷頓告訴我,他們甚至在清潔工打掃旅館房間以前,取走我喝過的每個酒瓶。    
    安娜打電話到旅館約我看戲。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拋棄了她。她開車帶我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景點去玩。她外出飛行時,我搬到她的單元去住。    
    我來到開普敦,在平靜的海角鎮住下,經常和地下組織的人見面。有一次,他們開車來,發現被一輛白色福特車跟上了。我們東繞西拐,到開普敦市中心,我跳車鑽進商場地下室,脫掉風衣,戴上毛線帽,從另一個出口衝出去。下午,搭公共汽車溜回到旅館,沒開燈,我從窗口看見那輛白色福特車,有兩個傢伙在車裡抽煙。風急雨驟,海浪拍打著水泥墩。我整夜在銷毀文件。凌晨,我從旅館的後院翻牆,搭上輛公共汽車。到了市中心的終點站,剛下車,那輛白色福特車出現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絆絆,沿著空蕩蕩的水果攤位。那場面多少有點兒像三流影片。    
    我居然逃脫了,躲到一個老朋友家。傍晚他開車把我帶走,在另一個城市上了火車。回到約翰內斯堡,找到安娜,她正要和朋友們去爬山,我加入了進去。沒想到我自投羅網,安娜本人就是個秘密警察……」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中國詩人,對我這段故事特別感興趣。他竟然要替換我,不僅用第一人稱,還要把幾十頁的內容壓縮成這麼一小段。    
    布萊頓,因為我相信,逃跑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個不願與權力認同的人都在跑。此刻,我回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南非最大的海港城市德班的市政廳裡溜躂,這裡正舉辦布萊頓的畫展。展廳裡人不多,一位老先生對他的畫不滿地搖頭,嘟嘟囔囔。布萊頓畫的多是自畫像,充滿了自我嘲諷。他任意把自己變牛變馬。有時他頭上頂著條魚,那是基督的標誌。他的畫裡充斥著男女生殖器。    
    他坦率地告訴我,他出獄後為女人發狂,不斷更換女朋友。他曾在巴黎和一個黑女人同居,還生了一個孩子。感情糾葛像張網緊緊纏著他。蓮接受了這個現實,把那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女兒。    
    我們都不是聖徒,無權對他人的經驗作道德上的判斷。獄中生活之刻骨銘心,是我們這些有幸站在高牆外邊的人無法體會的。我在讀《自白》一書時常做噩夢,驚醒時喘不過氣來。有時不得不略過一些章節,好像唱針在黑色的舊唱片上跳動。    
    在南非監獄,剛被判刑的人先要單獨監禁三個月,作為「觀察期」,而布萊頓的「觀察期」拖了近兩年。那種絕對的封閉對人的摧殘是最深的。布萊頓和螞蟻說話,與自己下棋,因飛進高牆的鳥而狂喜……    
    八二年冬天,布萊頓獲釋回到巴黎。我聽說他頭半年,每天早起,到他家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光著腳,繞著圈小跑,邊跑邊哭。他心理上並沒有離開那堵高牆,仍按獄中的作息時間表:每天早上放風半小時。    
    布萊頓在國際作家議會擔任過司庫,也就是掌管經濟命脈的。國際作家議會的核心成員包括一些法國的思想家,諸如德裡達、波杜。布萊頓特別討厭空談。九四年秋天在里斯本開會,他接受一家法國電台的訪問時說:我們應從法國沙龍式的語言中解放出來。事後他告訴我那是個很小的電台,又是上午的節目,聽眾不會超過一百個,居然被德裡達聽到了,找他來質問。布萊頓反唇相譏:我有權這麼說,如果你還承認我們生活在自由國度的話。    
    在法國政府、國際筆會等方面的壓力下,南非當局不得不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提前釋放了布來頓。釋放是突然的。按原計劃蓮同一天飛回巴黎,臨走前準備再見上一面。十二月一日早上,布萊頓被帶到城裡,在一家高級旅館的房間,南非當局的某個頭面人物見了他。回監獄路上,押送者經過海邊時減慢車速,讓他把車窗搖下來,呼吸一下帶鹹味的海風。當天夜裡布萊頓給蓮寫了封信,準備第二天見面時交給她:「……我不知道那個時刻是否已到來。我對今天的一切不敢抱希望。……這些年你離我更近了,更珍貴了。和以往相比,我現在對你所知甚少,你如此的堅強對我來說是個謎……」第二天蓮未能如期來探監。布萊頓照常出工。直到中午,他被帶到監獄辦公室,監獄長宣佈了釋放的決定。他什麼也聽不見,站在窗口,看見一朵白雲在山頭追問寂靜。    
    布萊頓似乎從來沒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他會講南非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他現在是法國公民,又持有塞內加爾的外交護照。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得意地說,塞內加爾總統是他哥們兒。他答應給我也弄這麼個護照,或者嘛,把我派到塞內加爾駐北京的使館,當個文化專員什麼的。我還認真了,再細想,人家塞內加爾恐怕清一色黑人,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黃臉親戚?    
    《自白》接近尾聲,我已筋疲力盡,要想跟上布萊頓的步子不容易。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到處打電話,都找不到他。按時間算他應該在南非。這哪兒說得準?他滿世界飛,現在多半正在路上。    
    書是這樣結尾的:「起飛。在大地的上空。小心斟滿更多的香檳。個人的致意。非洲在腳下滑走,我的愛。餐盤端來時的困惑:不記得怎麼使用刀叉,還有菜的順序。只有勺,這麼久。這麼久。沒有一個字,沒有。第一夫人黃蓮和我握著手。她睡著了……我們二十一點四十分將抵達戴高樂機場,那裡下雨。完了……」    
    


第一輯  空山依薩卡莊園的主人

    一    
    傑曼·卓根布魯特(Germain Droogenbroodt)是比利時詩人。他經商多年,主要是把德國汽車倒賣到台灣,加速了那兒的現代化和空氣污染。十二年前他把公司賣掉,在西班牙亞利山大港附近的小鎮阿爾梯亞(Altea)建起莊園,君臨地中海。莊園叫「依薩卡」(Ithaca),這名字來自希臘的一個小島,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的家鄉。奧德賽在外漂流了十年,歷盡滄桑,終於回到依薩卡。傑曼自比奧德賽,下海二十年,沒回比利時,而是在他的精神家園——西班牙定居。    
    自詡為藝術家的商人我見多了,個個都有這樣的夢想。但錢這玩意兒跟權力一樣,欲罷不能。傑曼是個例外,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真正買到了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國際筆會在荷蘭的馬斯特利赫特(Masstricht)開會,我參加了在那兒同時舉辦的一個朗誦會。    
    散了會,傑曼開車帶我和羅青去比利時的布魯日(Brugge)。那是個古老的小城,運河縱橫,石橋勾連,許多中世紀的建築保存完好。我們坐在遮陽傘下,喝比利時黑啤酒,看過往遊客。傑曼很健談,問這問那,看來他讀過不少關於中國的書。他面色紅潤,眼睛很亮,下巴蓄著精心修剪過的鬍子。傍晚,我們來到布魯塞爾,羅青飛回台北,傑曼住朋友家,我在一家小旅館過夜。那房間在二樓,緊挨公路,車一過,玻璃窗叮噹作響。    
    六月在柏林,一場噩夢。我整夜死盯著CNN的新聞,喝得爛醉。    
    我極度苦悶,給傑曼打電話,他第二天就從西班牙趕來,在我那兒住了三天。他一到,我又有點兒後悔,英文不靈,再說也沒聊天的心思。    
    當晚他請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點過菜,他提到某個意大利葡萄酒的產地和牌子,把侍者嚇了一跳,趕緊叫老闆。老闆過來先用意大利語攀談,然後下地窯,找來一瓶六九年的陳酒,親自開瓶,先給傑曼斟上。只見他不慌不忙,先聞聞,再晃動酒杯,呷一口,搖唇鼓舌,良久,隨喉結翻滾落肚。還不壞,他終於說。老闆吐了口氣,喜上眉梢。    
    傑曼的莊園有個酒窯,藏有五千瓶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上等葡萄酒。說明此人有理性,懂得節制和積累,要是像我這樣的酒鬼守著酒窯,還不喝死?他告訴我,酒是可以賺錢的,關鍵是懂行。他看中一種普通的法國葡萄酒,味道醇厚,買進四百瓶。兩年後這酒晉陞成一級,價格飆升,出手,海賺一筆。    
    傑曼天生是個享樂主義者,全世界的享樂主義者都一樣,都有共同的主題——美酒佳餚愛情。他本來該好好活著,卻偏偏愛上了詩這苦澀的玩意兒。他有時跟我抱怨:「你看,我躺在地中海陽光下,喝意大利酒,吃法國菜,就是寫不出詩來。」依我看,干寫詩這行的,要不命苦,要不心苦,兩樣都不沾,難。    
    除美酒佳餚,他還滿世界自費旅行。哪兒有詩歌活動,哪兒就有傑曼的影子。    
    1990年夏天,我和傑曼參加了漢城的世界詩人大會,艾倫·金斯堡和俄國的沃茲涅辛斯基也在。艾倫風風火火,一到就拉上我舉行記者招待會,要求南韓當局釋放被關押的詩人。我口拙,英文差,只能急流勇退。傑曼在一邊瞇起眼睛,搖著山羊鬍子,好像在練書法。他認為艾倫對南韓的政治缺乏瞭解,這樣做太草率。他們倆剛認識,就爭起來。傑曼有相當固執的一面,和艾倫這樣的人爭論需要勇氣。艾倫嘴一歪,氣得眼珠子鼓起來。    
    我們還是一起去見了一個地下詩人。那人蹲過多年大獄,說話聲音很低,好像隨時防範跟蹤或竊聽。在一家飯館,他告訴我們更多獄中詩人的情況。    
    我必須得在國際詩人大會上發言,可會務組不負責提供翻譯。沒轍,我結結巴巴把大意告訴傑曼,他連比劃帶猜,加上他的語氣和觀點,竟用英文寫了滿滿兩篇紙,並代我在大會上宣讀。英文中有句成語「瞎子領瞎子」(A blind leads a blind),沒錯,一個比利時瞎子領著一個中國瞎子,穿越光明。    
    我對傑曼充滿了感激之情。在我流浪的路上,特別是在北歐的冰天雪地,傑曼的信,總是帶來地中海溫暖的問候。他幾乎每次都在信尾這樣寫道:「親愛的朋友,記住,依薩卡就是你的家,歡迎到依薩卡來!」    
    二    
    九二年冬天我住在荷蘭,從那兒來到依薩卡。事先跟多多約好,他帶荷蘭女友先我一步,早到了兩天。荷蘭的冬天淒風苦雨,沒有陽光。我們常去室內游泳池,在太陽燈下烤烤,其實那跟烤雞沒多大區別。塞足硬幣烤上半個鐘頭,把自己烤得半生不熟。    
    我一下飛機就咧嘴笑了——地中海遍地是陽光。傑曼開著奔馳車來接我,在亞利山大港兜了一圈,上了付費的高速公路。由於收費高,車輛稀少。丘陵起伏延伸,仙人掌在太陽下打盹兒,一片被雷電燒焦的樹林閃過。到了阿爾梯亞,沿盤山道三轉兩繞,來到依薩卡莊園。鐵柵欄門自動打開,女主人利麗安(Liliane)大呼小叫,拉住三條黑狗。只見她忙上忙下,把傑曼侍候得像皇帝。看傑曼時,她的目光充滿了崇敬。享樂主義者除了有錢有閒,還得有這樣的老婆才行。    
    三隻狗屬於最兇惡的那類,脾氣暴躁,翻臉不認人,當地人一見就篩糠,有效地阻止了賊對傑曼財富的惦念。它們相貌醜陋,對眼,腱子肉在皮下抽動。最好別多看,否則對上眼,上來就是一口。    
    這裡的確需要惡狗看家護院。依薩卡莊園佔地十多公頃,光各種果樹就有好幾百棵,包括中國的荔枝。花輪著班開放。傑曼在信中說,任何季節,隨手可摘到果子吃。非妄言也。房子是根據傑曼的意圖造的,以西班牙風格為主。到處是真假古董,有希臘柱頭,印度佛像、中國花瓶、非洲木雕,顯得有點兒雜亂。沒關係,這就是傑曼的風格,他全世界旅行的結果。在山坡上有個巨大的鳥籠,環繞著一排椅子。傑曼每天早起爬坡,坐在鳥聲中看報。倒是挺浪漫,倘若鳥屎落在頭上,豈不敗壞了一天的心緒?    
    地中海的冬天,中午到攝氏25度。我光膀子趴在陽台上曬太陽,驅趕骨頭縫裡的荷蘭潮氣。正昏昏欲睡,傑曼笑瞇瞇地出現,拉我去幹活。他管我叫「八月的夢遊者」,這是我一本詩集的名字。    
    傑曼又是個工作狂。除了寫作翻譯,他還辦了個小出版社,每年出五到十本詩集。傑曼的書房是依薩卡的「正殿」,面對湛藍的地中海。我們合作把米戈爾·赫爾南德茲(Miguel Hernandez)的一組詩翻成中文。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詩人之一,身世悲慘,病死在佛朗哥監獄中。傑曼通曉多種語言,他把原作和英文、德文、荷蘭文翻譯對照比較。有時為了一個詞,我倆在屋裡轉磨,直到夜色流淌出來。    
    利麗安做了一桌好菜,銀器和水晶杯相輝映。傑曼搓搓手,到酒窯選來幾瓶好酒。待三杯酒下肚,他痛斥當代詩歌的無病呻吟,提及葡萄牙詩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所倡導的「感覺主義」(Sensationism),嚷嚷著要搞一場新的詩歌運動,多多和我齊聲響應,於是「新感覺主義」(New Sensationism)在依薩卡莊園誕生了。說幹就幹,傑曼準備宣言,找來筆墨和日本紙燈籠,讓我把這旗號寫在上面。一激動,他又奔向酒窯,拎回兩瓶二十多年的陳酒,舉杯祝賀。我有些不支,周圍的菩薩天使旋轉起來。    
    第二天一早,傑曼開車上路。我們先去奧爾威拉(Orihuela)——赫爾南德茲的故鄉,離依薩卡不遠。這多少有點兒祭祖的意思。他的故居家徒四壁,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照片顯得突兀。他只活了三十二歲,短促的一生充滿苦難,卻寫出輝煌的詩篇。    
    一路往南,我們直奔哥拉那達(Granada),那是洛爾迦的故鄉。「綠啊,我多麼愛你這綠色。/綠的風,綠的樹枝。/船在海上,/馬在山中……」由於戴望舒的翻譯,洛爾迦成了我們那代人的啟蒙老師,對我們一生都有重大影響。他和赫爾南德茲是同時代人,命運相似,一九三六年被右翼長槍黨殺害。他的故居是個小博物館,有很多實物、照片和音樂。洛爾迦的目光敏感而憂鬱,越過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苦難盯著我們。    
    在那兒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奇特融合。哥拉那達是來自北非講阿拉伯語的摩爾人於八世紀建立的,他們統治長達五百年之久。代表摩爾文明的阿爾漢巴拉(Alhambra)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的宮殿之一。有多少摩爾幽靈繞開遊客,穿過迴廊水榭,消失在秘密的石門中?    
    弗拉明寇(Flomenco)民間歌舞,服裝艷麗,節奏明快,充滿了激情,是吉卜賽、摩爾和安德露西亞文化的結晶。我們混進一個社區俱樂部,舞蹈者在台上旋轉時,全體觀眾跟著用手掌的不同部位擊出複雜的節奏。    
    「看,我為什麼要搬到西班牙?」傑曼得意地說。他鼓動我也搬來,在依薩卡附近買棟小房子。我還真動了心,掰指頭算了算自己的經濟實力。    
    「新感覺主義」詩歌運動不能就此罷休,傑曼有更多的計劃,盤算著在依薩卡辦個詩歌節。他把我帶到海邊的一個圓形小廣場,台階環繞,驚濤拍岸。這就是舞台,聽眾在前,夕陽在後,加上音樂伴奏,怎麼樣?典型的傑曼式的浪漫主義。    
    我還以為他說說而已,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沒想到這位老兄拿出推銷汽車的本事,敲開所有官僚的門,哄騙他們掏錢。三年後,即九五年春天,我再次來到依薩卡,「海岸國際詩歌節」(La Costa Poetica)真的由傑曼自己拉開了帷幕。這回可把利麗安忙壞了,她身兼秘書、會計、司機、採購、廚師、導遊。由兩口子辦的詩歌節,恐怕全世界絕無僅有。    
    詩歌節結束了,利麗安兩眼發直,傑曼笑聲空洞。    
    傑曼總是花樣翻新。去年他發起了所謂「行星意識」的國際詩歌計劃,並建立了「反污染」詩歌網站,我眼看著跟不上趟了。如今這年頭,能把詩歌看得這麼重的人還真不多。    
    我剛收到傑曼的信,他告訴我去年是個詩歌的豐收年。他六月去了荷蘭鹿特丹詩歌節,接著是意大利。八月在捷克參加世界詩人大會,一位愛爾蘭詩人請他去都柏林詩歌節。他的詩集《道》(The Road)及配畫,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書展上展出,十天內他朗誦了七次。然後又去了維也納……    
    信的結尾處他談到美國克林頓公司的蠻橫,並引用了自己的詩句:「沒有影子/比它的光線更長。」他最後寫道:「依薩卡的太陽在等待你……」    
    


第一輯  空山馬丁國王

    一    
    頭一次見馬丁(Martin)是八五年六月初。我們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緊接著來到他的鹿特丹國際詩歌節。他五十出頭,身材敦實,肚子凸起,頭髮正在嘩變——脫落退色,那是轉變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種持久的樂觀態度。他於一九七○年創辦的鹿特丹詩歌節,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詩歌節。馬丁樂呵呵地穿過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像的開闊地——何止是詩歌節主任,他簡直就是詩歌界的國王。    
    我們住的那家小旅館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戰聯軍轟炸中僅存的幾棟建築物之一,仍保留著戰前的風格。牆上掛著多桅帆船的油畫和黃銅的舵輪。大廳的皮沙發笨重而舒適。門房認識每一個客人,跟他們閒扯。每天晚上朗誦後,詩人聚在旅館的酒吧喝一杯,煙霧瀰漫,與各種語言混在一起。    
    馬丁專門派了個翻譯小姐給我,有人開玩笑說:「北島整天被只花蝴蝶圍著。」那位小姐調皮任性,高興時翻兩句,要不然乾脆顛覆文本,你說東,她偏說西。我那時英文差,和馬丁對話只能通過她。交流與否倒不要緊,可別無緣無故把人家臭罵一頓。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馬丁一直在笑,毫無保留地笑。    
    詩歌節結束了,馬丁留我在他家過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機場。那天晚上,馬丁夫婦開車帶我和翻譯小姐到一個城堡去喝啤酒。他興致很高,談到他未來的計劃。如果翻譯正確的話,他要請更多的中國詩人來,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荷蘭讀者。他臉色紅潤,在這個年紀上可是個危險的信號。說完某句話,他會突然愣住,似乎在傾聽自己的回聲。那是我頭一回出國,什麼都新鮮。記得我們坐在酒吧外邊,頭上是梵高畫中燃燒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頭轉不過彎,跟著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來,搖搖晃晃去找廁所,那一張張放滿酒杯的桌子漩渦般漂走了。    
    漂泊海外,我請馬丁再帶我去那個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麼也記不起來了。    
    八七年我們一家住在英格蘭北部的小城杜倫(Durham),我在大學教中文:「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馬丁。」馬丁來電話說,他和助手尤克(Joke)要到倫敦出差,想過來看看我。那是八八年春天,英格蘭北部依舊很冷,天陰沉沉的。火車晚點一個多鐘頭,害得我苦等時,把十英鎊塞進吃角子老虎機。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著米黃色風衣,像獸醫和他的護士。我終於可以結結巴巴跟他們對話了。馬丁說英文帶濃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藥。他們要搭當天的火車趕回去,只能待兩三個小時。我們圍著一壺茶坐下。尤克屬於那種典型的荷蘭女人,紅臉蛋高顴骨,在馬丁的帶動下倉促地笑著。她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實人很嚴肅。他們提議看看邵飛的畫。畫一張張攤開,英文的讚歎中夾雜著荷蘭文的嘀嘀咕咕。最後馬丁鄭重宣佈:請邵飛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詩歌節期間為她舉辦畫展。    
    那年夏天來得早,有幾張我女兒的照片為證。她那年只有三歲。一張在風車前,她穿著藍白相間的連衣裙,皺著眉頭;一張在鹿特丹港口的遊艇上,幾位詩人正逗她玩;還有一張是邵飛抱著她在梵高美術館裡,她齜著門牙,像個小兔子……當然,這些生活細節與馬丁國王無關,他是屬於大家的,屬於被稱之為詩歌那塊聖地的。詩歌節開始了,馬丁像個活動靶子頻頻移動,嘴咧到耳根,眼睜睜的誰也看不見,向有人沒人的地方揮手說哈羅。我知道,這純粹是給累著了。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幾十號難纏的詩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聽眾。當年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也只不過揮揮手,絕不敢走得太近。    
    那年請來的中國詩人除了舒婷和我,還有馬高明,他跟荷蘭漢學家柯雷(Mighiel van Crevel)合譯的《荷蘭現代詩選》剛出版。不知為什麼,馬高明最後一分鐘才拿到簽證,帶著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貴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機,一下子花掉兩萬多瑞士法郎。這兩張機票拿到詩歌節,誰碰燙誰的手,引起組織者內部激烈的爭吵,把夢遊的馬丁驚醒了,他憑第六感官,一見中國人就躲得遠遠的。我要找馬丁說點兒事,他離我五十米遠就拐彎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強調詩歌與政治的密切聯繫,是馬丁國王的基本國策。作為一個荷蘭人,這無疑是對的:從西方人道主義出發,關懷人的聲音,與禁錮這聲音的勢力作鬥爭。可惜並沒有所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問題是在被營救者看來,真正的反抗也許恰恰是讓詩歌疏離政治,疏離國家話語,從而擺脫歷史的惡性循環。這種東西方的錯位有時候是一種默契,有時候又是個殘酷的玩笑,曾令雙方都很尷尬。    
    此刻我坐在書桌前,試著回憶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來,我參加過四次詩歌節,一次小說節,又在荷蘭住了十個月,而馬丁給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歲以後我才認識他,沒有任何他曾年輕過的證據。再說,詩歌節期間不能算數,馬丁被公眾包圍,六親不認。即使只有我們倆在一起,他也不談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後面,當大幕拉開,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觀眾致意。    
    我記起這樣的場景:在鹿特丹下火車,穿過車站廣場,在高樓大廈中拐兩個彎,來到空蕩蕩的劇場。詩歌節辦公室佔其一角,堆滿海報和小冊子。馬丁國王迎出來,跟我緊緊擁抱。他的擁抱是法國式的,非得把腮幫子兩邊都啃到才罷休。我個兒高,不得不彎下腰,還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詩歌節還沒開始,馬丁頭腦清醒,談笑風生,關鍵是他能看清我是誰,這對客人來說比什麼都重要。問過我的家人和中國後,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篇紙。他要在北京組織一個規模龐大的詩歌節觀光團,專程來鹿特丹搖旗吶喊。馬丁囁嚅道:「他瘋了,他瘋了。」但能看得出來,他打內心裡讚賞馬高明。沒有這種瘋狂,他當年也絕不可能辦起這麼個詩歌節。    
    馬丁與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是詩歌節成功的鑰匙。請他們在開幕式上致詞,讓出最顯要的位置,陪酒陪飯陪笑臉。但馬丁也有自己的原則,比如他雖然穿西服,但從不打領帶,這是一種身份標誌,表明他是站在不修邊幅的詩人這邊的。荷蘭女王要接見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須穿戴整齊,包括領帶。被馬丁一口回絕。後來女王知道了,頒發特許令,才有幸和不打領帶的馬丁國王見上一面。    
    寫到這兒,我突然有一種衝動,翻箱倒櫃,找出馬丁的電話號碼。「哈羅,」他的聲音微弱。我讓他猜猜我是誰,聽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驚呼著,好像他家突然著了火。「北島?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幾句,他又講起那個老掉牙的故事。「……當時我問那個中國老詩人,北島在哪兒?他回答,北島根本不存在,因為他不在我們的系統裡。你看,我還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種發現的快樂。我把話岔開,問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難的事,我又建了個叫『各民族詩人』(Poets of All Nations)的基金會……今年六月我們去了哥倫比亞。那兒很窮,可一場朗誦有八千個聽眾!簡直難以置信。」馬丁國王越說越來勁兒,詩歌是他生命的動力。他告訴我,他下個月去中國,在北京會見到馬高明。「他正在編一本厚厚的《國際詩歌年鑒》,由我們基金會贊助。當然,我還記得那兩張機票,對我們也是筆大數目。是啊,他還是照樣喝,這沒關係,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對馬丁來說是塊心病。我找到兩年前他發給我的電傳:「你也許知道我已離開國際詩歌節了,因為年齡的緣故。去年第二十七屆詩歌節以後,我六十六了,在這個國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裡行間一步一歎息。    
    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蘭的萊頓大學做駐校作家。這職位是專為流亡作家設置的,馬丁是推動者之一。從萊頓到鹿特丹坐火車四十分鐘,按美國標準,等於住在同一個大城市。可我不常見馬丁,一來他是個大忙人,再說那陣子我整天跟自己過不去,根本沒串門的心思。我們多半打打電話,馬丁有一套程式,總是先問起我的家與國,再談正事。    
    記得九三年春天,我專程去看馬丁,並約好一起吃午飯。我們去了一家相當地道的廣東館子,就在詩歌節辦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臉像月亮反射著馬丁的陽光。我們邊吃邊聊。說到得意處,馬丁又拿出馬高明的信給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證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車。太陽暖洋洋的,經歷一冬淒風苦雨的荷蘭人在車站廣場散步。馬丁突然說他老了,還患有糖尿病。我說你該退休了。馬丁轉過頭來,驚奇地揚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鬍渣從粗大的毛孔鑽出來。他盯著我,似乎在察看有沒有什麼陰謀。「是啊,這是個好主意,」他苦笑著說,「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說退了休,我能幹什麼?」是啊,國王怎麼能退休呢?    
    馬丁國王在位二十七年,於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廢黜。    
    關於此,有很多傳聞,我寧可不聞不問。接他班的是個年輕女人,有個俄國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訴我,這名字是她父親熱愛普希金詩歌的結果。兩年前我們在巴黎詩歌節見過面。她是那種新型的職業婦女,精明強幹,生氣勃勃,和馬丁的作風完全不同。馬丁國王是被民主制度廢黜的,大勢所趨,也是沒辦法的事。聽說馬丁不服氣,要另搞一個國際詩歌節,分庭抗禮。我真為馬丁難過,想寫封信,勸他放棄復辟的企圖。可這年頭,誰又能說服誰呢?    
    「所有權力都有腐蝕作用,絕對權力有絕對的腐蝕作用。」這是幫我做翻譯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對我來說像個繞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詩歌節上。    
    在馬丁國王執政的晚期,早已出現種種不滿,起初聲音微弱——幾隻蒼蠅,漸漸變成轟鳴。我相信,馬丁既聽不見也看不見。詩歌節期間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獨。」讓我想起芬蘭女詩人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的詩句。    
    在每屆詩歌節前的例會上,馬丁的演講越拖越長,儘是陳詞濫調,加上發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兒子全都捲入詩歌節,從義務工作開始,一步步接近權力的中心。還有一種批評,認為馬丁請來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詩歌節搞得像個家庭聚會。這麼說來,我也算個受益者。其實這是馬丁創建詩歌節的宗旨之一,讓某些詩人重複出現,通過時間展現他們的變化。    
    提起那些名詩人,沒有他不認識的,誰誰當年還是個愣小伙子,誰誰死了,誰誰得了諾貝爾獎、誰誰剛來看過他……山高不過馬丁的腳,不少詩人都是他發現的。他從來都說別人的好話,除了沃爾克特(Derek Walcott)。「他詩寫得還不壞,但為人太傲慢。」馬丁跟我說。    
    有一年詩歌節,他的兒子馬克(Marc)去機場接他。為方便起見,馬克把車停在旅館停車場。而沃爾克特卻堅持讓他把車開到旅館門口,並為此大發雷霆。    
    我真想認識一下青年時代的馬丁,做國王以前的馬丁。比如他當年頭髮的顏色,他的笑聲,他的詩歌夢想。我認識好幾位荷蘭老詩人,都是馬丁多年的朋友。我應該去找他們問問,關於那個年輕的馬丁。恐怕是眾說紛紜,甚至包括頭髮的顏色在內。要說馬丁的閱歷可算是相當豐富了,他當過夜校老師、出版社僱員、書店經理、文學雜誌編輯、報紙評論員,翻譯了不少德國文學作品,編過好幾本國際詩選。六九年,他進了鹿特丹藝術委員會,觸到權力開關,打開詩歌節的大門。其實連履歷也是值得懷疑的,一個過程而已,與生命本身並無多大關係。    
    我跟柯雷在長途電話裡聊起馬丁:「回過頭看,馬丁做了那麼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著說服我,他的功績我們全都知道……」柯雷有點兒不耐煩。    
    「不,我是想說服我自己。」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彭 剛

    一年多前,國內的朋友來信求證一個消息:彭剛自殺了。可無人知其行蹤。只知道,他八二年來美,就讀於匹茨堡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再無下文。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    
    七三年年初,彭剛和芒克在北京街頭,花一毛錢分享了個凍柿子後,宣佈成立「先鋒派」團體。彭剛家和北京火車站僅一牆之隔。他倆心血來潮,翻牆,跳上一輛南行的列車。頭天晚上,彭剛去圖書館偷書,摔壞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親吵翻來找他,他扯掉繃帶,上路。他們在信陽和武漢兩度被趕下火車。錢花光了,只好變賣隨身衣物。彭剛讓芒克用僅剩的五分錢去洗把臉,然後找個漂亮姑娘乞討。最後還是個好心的女幹部幫他們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認識彭剛的。從彭剛家的後窗能看見那堵灰色的磚牆。火車駛過,震得玻璃嘩嘩響。我得承認,那是一種誘惑。後來我的免費旅行也是從那兒開始的。    
    彭剛的畫讓我震驚。我當時就我有限的人生經驗判斷: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瘋子。他的畫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記:表情冷漠的乘客、陽光下燃燒的田野和東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讓我隨便挑選,我捲了幾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剛長相怪,有點像畢加索藍色時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見的表情是嘲諷,眼睛細長,好像隨時向這世界瞄準。說話正是瞄準後的射擊——快且準。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單衣,影子般瑟瑟穿過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們很快熟絡起來——截然不同的性格剛好互補:我正尋找烈酒般的瘋狂;他呢,他的瘋狂需要個容器。    
    他把日記給我看。他父親是個工程師,死於迫害。在得知父親死訊的當天他寫道:我要有顆原子彈,一定和這個世界同歸於盡。另一篇是他兩年前自殺時寫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藥,再用刀子把大腿劃開。字體變得歪斜,描述卻極其冷靜:血滲出來,從白花花的傷口,並不太疼……看來死亡就那麼回事……日記中斷,他突然想活,掙扎著衝進附近的醫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歲。    
    時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殺衝動,不得不讓人佩服。    
    一天回家,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過電話,嚇我一跳,趕緊打回去。他嘿嘿笑著,聽起來絕非在陰間。因為他多半用英文,談的又都是美國現實:錢、電腦和工作壓力。你知道,這兒,錢就是權力。他是從圖書館的電話簿上找到我的。自殺?誰?我沒功夫自殺。他住的離我不遠,開車只要兩個小時。見面?當然,哎,最近太忙……    
    想當年我們三天兩頭見面。他是個惡作劇的天才。在飯館吃飯,他順手把盤子和茶壺塞進書包;或旁若無人,從副食店牽走個西瓜。我們去白洋澱的小鎮趕集,只見他拎著籃子,沿一個個攤子晃過去,邊跟老鄉攀談問價,邊把蔬菜瓜果裝進籃子,讓對面的老鄉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對,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從北京搭火車混到保定,出站時被抓住。我們聲言在白洋澱插隊,沒錢。警察不信,挨個搜身。彭剛耍貧嘴,被搜得最徹底,連鞋都脫了。我顯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錢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們那時一個個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鬥狠。當然總有些美好的時刻。記得我和彭剛、芒克划船去縣城打酒,是那種最便宜的白薯酒。回來起風,越刮越大,高高的蘆葦起伏呼嘯。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輪流奮力划船。第二天,在邸莊插隊的朋友那兒過夜。趕早集,彭剛竊得瓜菜一籃,做成豐盛晚宴。酒酣耳熱,從短波收音機中調出搖滾樂,彭剛和陳加明欣然起舞。兩個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樣盤纏擺動,令人叫絕。入夜,餘興未盡,盪舟於澱上。水波不興,皓月當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遠行?    
    今年春天,一位當年的老友來訪。我們給彭剛打電話,他用英文驚呼見鬼,開著紅色的尼桑新車,帶來法國香檳和愛爾蘭啤酒。他從畢加索的藍色陰影中走出來,比以前寬了一倍。臉上多肉,很難再召喚早年的嘲諷。眼睛也已倦於瞄準,說話照舊很快,夾雜英文,像散彈,射向噩夢般的工作壓力。    
    要說他在美國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轉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實驗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電腦,在硅谷找了份不錯的差使,正步步高陞。也怪,他竟沒回過國,十五年了。    
    彭剛當年在北京的圈子裡是有名的瘋子。除了生活放縱,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詭譎多變的畫風,和官方控制的藝術潮流完全背道而馳。有一回,他也試著參加官方的畫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畫的是個菜市場的女售貨員,醜陋兇惡,一手提刀,一手攥著只淌血的禿雞,池子裡堆滿了宰好的雞鴨魚肉。負責選畫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問:「這是你畫的?」他點點頭。「念你年幼無知,這回就饒了你。還不快滾!」    
    他擅長講故事,不少是美國電影。我還記得《第六棵白楊樹》,他講了一個半鐘頭,連比劃帶口技,加上即興配樂,聽得我熱淚盈眶。其實他並沒看過,也是聽來的。據說前邊那位更絕,講了兩個半鐘頭,比電影還長二十分鐘。我來美國到處找這片子,竟沒人知道,它說不定只是漢語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趙一凡被捕入獄,他是地下文學作品的收藏家。風聲緊,我開始轉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別,做好隨時入獄的準備。找到彭剛,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拉我到新僑飯店的西餐廳,幫我分析案情,傳授他兩次入獄的經驗。出來,北風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沒多說,黯然走開。拖了幾個月,竟沒警察上門,我又開始活動。    
    我和彭剛之間出現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厭倦。我們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那是從朋友處出來,搭二十二路末班車,坐在車中間的連接器上,我們隨之顛簸轉動,窗外的光影變幻不定。    
    此後我們很少來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創辦時,彭剛已考上北大化學系。他偶爾到編輯部坐坐。我提醒他,這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別忘了那次喝酒時的承諾。他咧嘴一笑,說:「有個人跟每個朋友許願:我要有條船,一定把你帶走。後來他真的有了條船。但太小,只能坐倆,不可能帶走所有他曾許過願的人。他只好上船,向眾人揮揮手,再見啦。」不久,彭剛隻身來了美國。    
    十八年後,我給他打電話,再次提醒他別忘了給《今天》寫稿。他這回不再提那條船了。「太太剛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開了個公司。沒轍,有項專利嘛。老實說,睡覺的功夫都沒有。嗨,過日子,得還清房子貸款,得給兒子攢學費。以後吧……」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波蘭來客

    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我們開車回到過去。他一上車就要抽煙。無奈,只好開窗,煙縷在風中急劇抖動。屈指一算,我們認識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學同學唐曉峰神秘地告訴我,他的鄰居是地下藝術團體「先鋒派」的「聯絡副官」, 這兩個稱號具有同樣的吸引力。老劉在工廠當鉗工,但文質彬彬,像個舊時代的文人。他剛從大獄裡放出來,仍像個犯人,縮在雙層鋪和小書桌之間,給我講獄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寫出來。經他介紹,我認識了「先鋒派」的「猴子」——也就是後來的芒克,又通過「猴子」認識了彭剛,其實「先鋒派」也就這兩位,再加上聯絡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劉繫上圍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給我們做飯。他在波蘭開了家中國飯館,生意興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轉戰波蘭。詩人一平,跟我講起在波蘭的奇遇。街上問路,他正好問到一家中國飯館。有人應聲,從地下推開扇窗戶,爬了出來,滿臉煙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劉。先有免費打工的鋪墊,才有後來的發展。他攢錢,在大學區盤下家小館子,當起廚師、紅白案、採購、會計,兼老闆。    
    老劉的變化讓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們這幫人裡,頂數他日子過得滋潤。他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紀錄片,賺些外快,購置了電器和羅馬尼亞傢俱。要說不在錢多少,而是一種態度:人生難得幾日閒。他經常備上酒菜,請朋友聚聚。他說話和時代節奏成正比。起先慢條斯理;商業浪潮來了,帶有間歇性停頓;他捲起鋪蓋上路了。    
    和老劉相比,實在慚愧。在國外,除了靠獎學金,靠母語在學校混混,我還能幹什麼?所謂先生存,後發展。文人自己種稻做飯,自然不必「為五斗米折腰」。    
    對美國,老劉最初的反應是謹慎的。他仔細比較價錢,從生薑到汽車;他收集飯館的菜單,留意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我終於從他眼睛裡看到了什麼。我也從歐洲過來,知道一個中國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語狀態,知道那隨經濟浮動的排外情緒,也知道新大陸呈現的種種幻象。老劉想和他的美國夢一起留下,但美國移民局的答覆是:您留下夢,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劉常結伴出遊,去過白洋澱、五台山等地,沒想到如今可走遠了,遠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乾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親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劉上了五台山。那頹敗的廟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陽中,呈淒涼之美。我們認識不少和尚,多是農家出身,質樸可親。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學生。為何出家?必有一段隱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線下,她滿臉褶皺,目光清澈。談得投緣,我們把一本任繼愈關於佛家思想的書送給她。最後錢用光了,我們經大同扒火車回北京。快到北京時,我們為在哪兒跳車吵了起來。老劉執意要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目標太大。倆人臉憋得通紅,怒目相視。最後還是在北京站下車,翻牆逃脫。拐進前門一家澡堂子,泡了個熱水澡,躺在鋪板上,抽煙,望著天窗,我們才開始說話。    
    話說回來了,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老劉的兩次婚姻都失敗了。現任妻子和他在一起開飯館,僅僅因為在國外手續複雜,離婚一拖再拖,拖得兩人都沒脾氣,只能將就。情人節快到了,我女兒偷偷問我:「為什麼劉叔叔買了兩張情人卡?」我怎麼解釋?一張給妻子,出於習俗和生活慣性,另一張是給波蘭房東的女兒,那是真情。老劉請我把他的題詞譯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連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蘭飯館用語外,他用什麼來表達?但這畢竟是他僅有的陽光,在煙熏火燎的異地他鄉。    
    老劉生性溫和,知書達理。按一平的話來說,他是個毫無侵略性的人,在此傷天害理的年月實屬少見。祖上是河北農民,若無革命,他很可能是個鄉下秀才,度過平靜而儒雅的一生,時代改變了臉,讓他入大獄,做苦工,險些病死在鐵欄杆後面。而這獄中經歷成了他的命運。好不容易消停兩天吧,逼得他遠離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線給遠房親戚們生火做飯。母親病重,那些窮親戚在路條上百般刁難,竟沒讓他回去見上一面。直到最後一刻,母親仍盯著門口。    
    「我現在是贖身。」老劉酒後伸出指頭,「十萬!只要攢夠十萬美元,就告老還鄉了。」他臉色紅潤,一掃剛來時的晦氣。掙錢贖身,回家,回鄉下,買房置地,讀書寫作,過老秀才的生活。這倒是他一輩子理想。自打認識,他就一直叨嘮這事。可何為以後?    
    那天乘遊船在舊金山灣兜風,金門大橋像把尺子在我們頭上翻轉,好像在測量我們有限的一生。我們在它下面合影,為二十五年的友誼,其實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劉到的前兩天,我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電話。莫非是那個二十五年前「先鋒派」的彭剛?果然,他來美國多年,前兩年搬到聖荷西(San Jose),離我這兒不遠。我給他打電話,說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劉接過電話,自報姓名,悠悠然。彭剛驚呼見鬼,風馳電掣而來,拎著香檳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對年輕的不算什麼,上了歲數就明顯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時,不免感歎:眾人星散,看來「聯絡副官」這些年有點兒玩忽職守。    
    老劉要回去了。那邊飯館告急,加上簽證也到期了。臨走,我陪他去採購。他買的都是飯館所需,大到蒸鍋,小到姜蒜,塞滿一個大紙箱。我打電話為他訂位時,發現由於班機銜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機場待整整一晝夜。我拉他去法國領事館辦過境簽證,不肯,他要為贖身省錢。結果在機場遇到麻煩。櫃檯後面漂亮的小姐皺著眉頭,一邊翻著護照,一邊打量著大紙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絨服,她堅持老劉必須得辦法國簽證。好說歹說,又找來上級,才放行。    
    別後,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正當搬運工人倒騰那個大紙箱時,老劉縮在柱子後面,睡著了。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胡金銓導演

    早上八點,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館醒來,撿起從門縫塞進來的當天報紙,回到床上瀏覽著,沒有重大新聞。略過那些因冷酷而堆滿虛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著煙,在攝影機前和女演員交談,看來他籌劃已久的《華工血淚》終於開拍了。我再看標題,心裡一驚:名導演胡金銓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時在冠動脈硬化手術時逝世的,享年六十六歲。要說我已見過太多的死亡,但胡導演的離去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心情惡劣,我給洛杉磯的老顧打了個電話,他也知道了。我們沒有多談,我的聲音哽咽了。    
    我和胡導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磯認識的。我這些年四處漂泊,時間、地點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卻還清楚地記得那次見面的環境、氛圍和談話細節。那是由原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穆曉澄夫婦,在一家相當典雅的江浙餐館「錢塘春」請客。我實在孤陋寡聞,既沒有看過他的電影,甚至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發福;和身材相比,腦袋顯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沒有經過革命風暴的污染的京片子,會讓人喚起一種比鄉愁更加悠遠的記憶。    
    他離開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時候:一九四九年。當時他高中畢業,在同班同學的慫恿下,想去香港試試運氣。他去找剛接管北京的當區長的親戚幫忙,被狠狠訓了一頓,可沒過兩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證被批准了。    
    在《他鄉與故鄉》這篇散文中他寫道:「也是在『舊社會』,有這麼個說法:世界上有兩個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這兩地方住上幾年,就不想搬了。說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這兩個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體會,時間長了,你就愛上她了。越陷越深,終於老死斯土。這種說法是對『外地人』而言,像我這種在北京土生土長的人,並沒有這種感覺,而且很厭倦那種死氣沉沉的環境,時時想衝出去。」    
    他從小好讀書,在香港找到的頭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廠當校對,這多少還算有緣份。可校的頭一本書竟是香港的電話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佛經。他幹過的工作五花八門,在美國新聞處打雜,在廣告公司畫畫,在電影公司當佈景師,當演員,終於熬成了導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俠》,一炮走紅。接著又轉到台灣拍了《龍門客棧》,在香港創國語片的賣座紀錄。隨後他花了三年時間拍《俠女》。《俠女》獲一九七五年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獎」。權威的英國《國際電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選為國際五大導演之一,在亞洲導演中,他是繼日本的黑澤明之後第二位獲此榮譽的。那是胡導演的鼎盛時期。    
    他是個完美主義者。拍《俠女》時,有一場戲要古宅空庭的蕭瑟效果,可他嫌蘆葦不夠高,寧可再拖幾個月等蘆葦長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計成本,必然會和老闆發生衝突。連著幾部片子不賺錢,就沒人再找他拍電影了。這十年來,他只拍了《畫皮》,都是好編劇、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認識胡導演,正趕上他走背字。也許正因為此,才和我們這些社會上的閒雜人員來往。我常路過洛杉磯,每次和朋友們聚會都少不了他。    
    聽胡導演聊天,是一種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細節都能娓娓道來,妙趣橫生。他聊起天來從不知疲倦,且不容別人多嘴。周圍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絕不會掃他的興。據說有一回,一個不懂「規矩」的毛頭小子多說了幾句,竟惹得胡導演大怒:「你,你怎麼不讓我說話?」而我天生就是個聽眾,所以和胡導演挺合得來。九五年初,我經過洛杉磯,住在老顧家。一天晚上台灣的資深記者卜大中要請我和胡導演吃飯。那天早上我剛醒,就接到胡導演的電話,要先過來和我聊聊。從九點一直聊到中午一點,接著胡導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館點了麵條、蔥油餅和醬牛肉。連吃帶聊到兩點半,我有午睡習慣,明顯感到體力不支了。看這架式胡導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頓飯局。回老顧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惡習。    
    「午睡?」胡導演吃了一驚,樣子顯得很失望。但接著說,「哦,那是福分。行,咱們晚上見。」    
    胡導演在香港影藝界是有名的怪傑,這指的是他脾氣古怪,戲拍得不多,不務正業,著書,開畫展,講學。他收藏的書多得沒地方放,一部分捐給了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據他的前妻鍾玲講,他生平最大的樂事就是不務正業,而一拍電影就頭疼,因為得拚命地幹活,沒時間看閒書、喝酒、跟朋友吹牛……    
    說起來,胡導演那四海為家,他鄉當故鄉的瀟灑勁兒特別讓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過,後來和我一樣,流浪美國。有人問起他的故鄉是哪兒,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磯,單單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顧和穆曉澄相約從洛杉磯開車到我這兒來玩,胡導演知道了,也要一起湊熱鬧,結果反倒是他的興致最高。穆曉澄在電視台幹活,太忙,時間老是湊不到一起。胡導演等得不耐煩了,嚷著要和老顧搭「大灰狗」長途汽車過來。最後未能成行,兩個月後,我陪父母去洛杉磯,胡導演已去了台北,我們錯過了最後見面的機會。    
    胡導演死後兩袖清風,膝下無後。人們忙著為他選擇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會,沸沸揚揚,而我只有一個願望:去看看他的片子。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單線聯絡

    於泳是假名。這樣免得美國移民局或中國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煩。其實,我根本沒見過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東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飛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我叫於泳,你可能沒聽說過我。我爹和你媽是小學同學,這樣我得到了你們的電話。」接著他零亂地講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鄉做過期貨,到外地倒過盤條,發了點兒小財。去年到加拿大談生意,未果,於是潛伏下來,從長計議,為了有一天打開海外的市場。沒想到加拿大經濟不景氣,手頭越來越緊。有人勸他,美國好掙錢。「他媽的美國,比加拿大強不到哪兒去。」他說著說著來了氣。邵飛問他現在何處。「舊金山。我的加拿大簽證過期了。邊境上不是沒什麼人管嗎?」最後他才說明意圖,希望能到我們這兒來,想想辦法,給他找份工作。「要說幹啥都行,我能將就。」邵飛要他留個電話號碼。「我沒電話,現在我在街上用的是電話卡。」看來還只能單線聯絡。    
    我們剛有一段不愉快的經歷,實在沒有勇氣再接待一個八竿子夠不著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過,更讓人敬畏。於泳卻以他特有的方式固執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他作為單線聯絡的上級,並不常來電話,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轉折時刻。有人說紐約好掙錢,他到了紐約。「這兒也不咋樣,」他對紐約作了如下評論。「汽車擠滿街,樓房黑黝黝,空氣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險。工作可不好找,沒工卡,老闆理都不理。」他傳遞的情報越來越簡短,看來形勢變得很嚴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錢。「這美國是待不住了,」他結巴起來。「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點兒路費?」邵飛找我商量。可正趕上我們手頭拮据,預購了夏天出門的飛機票,還清信用卡賬單和每月的房屋貸款,賬戶所剩無幾。我知道,一個人開口借錢必是萬不得已,再跟邵飛商量。但我們的上級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舊金山街頭遊蕩,迎著海灣的落日,鬱鬱寡歡,兜裡揣著和世界最後的聯繫——一張電話卡。    
    三周後,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先是英文機器的聲音:「這是對方付款電話,如果你願意接的話,請按三,否則……」其中突然夾雜著於泳絕望的叫喊:「邵飛,請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個溺水者終於浮出水面。「我進大獄七天了。這裡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擠在一屋,伙食又差。他們今天才還給我電話本。」他在一家中國餐館刷碗時,遭到移民局官員的突然襲擊。老闆被重罰;他鋃鐺入獄,關在西雅圖,緊靠加拿大邊境。「我在美國只認識你們。借我四千美元的贖金,我一定還。」從幾百美元的路費升到四千美元的贖金,我們到哪兒去找?「那、那,趕快給我父親打電話,讓我弟弟匯給你們,你們再用現金支票寄給我,務必在本月二十九號以前,那天法院開庭,我繳了贖金就可以申請政治避難了。」接著他提起在溫哥華有哥兒們,可以幫邵飛辦畫展。這話說得實在不是時候。再問他的電話號碼,他說牢房有台既沒撥盤也沒號碼的電話,只能打對方付款,看來聯絡方式不變。    
    此刻我在東京的成田國際機場轉機回美國,在頂樓的快餐廳要了碗日本牛肉麵。旁邊是兩位台灣小姐,正在討論美元和日元的匯率,計算在免稅店給老爸買的XO法國白蘭地。另一邊是看來久居美國的華人夫婦,正在訓兩個小不點兒。「說實話,是誰推的桌子?」媽媽厲聲問。父親捅捅她,「用英文。」媽媽用英文重複:「是誰推的桌子?」我們的目的地都是美國。移民是否合法,取決於時間、親友、金錢,還有機遇和對法律解釋等多種因素。美國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過有個先來後到的問題。說到天賦人權,其實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遷徙自由。於泳卻為了追求這自由而鋃鐺入獄。    
    從於泳發出呼救信號到開庭只有一星期,邵飛連夜打電話給他父親,不通。只好通過我岳母設法轉告。第二天一早,老父親終於來了電話,一口蒼涼的東北腔。    
    四千五百美元終於從東北匯出,但路上要好幾天。於泳幾乎每天來電話,這種對方付款電話非常貴,據說是普通電話費的五倍。但總得讓溺水者上來透透氣吧。正趕上邵飛動身去馬來西亞辦畫展,這營救的重擔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開庭的頭天下午,我在提款機取錢時發現那筆匯款到了。立即趕到銀行買下一張現金支票,再衝到郵局,用快遞寄郵。郵局的人保證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櫃檯後的亞裔小伙子,掃了一眼這只有信箱和宿舍編號的地址,疑惑地抬頭問:「你肯定他能簽名嗎?否則快遞會退回。」他們見多識廣。於是我簽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簽名的選擇。    
    回家於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來電話沮喪地說,支票還沒收到。同牢房的中國人走了,他不會英文,跟獄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讓我等一下,他試著去找個獄卒來接電話。過了好久,一個濃重的俄國口音出現在電話線另一端。我直納悶,這美國監獄莫非被俄國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證,支票肯定到了,請他馬上去查查,快點兒釋放於泳。他告訴我,他無法照辦。我火了,你們到底誰管?再換回於泳,他解釋說,沒找到獄卒,只好請同牢的俄國人來聽電話。這都哪兒和哪兒。我從俄國人那兒得知,贖金不是四千,而是兩千五。「嘿,太棒了,現在有錢比啥都強。」他興奮極了,轉而問我:「你剛才看了NBA的決賽了嗎?人家芝加哥公牛隊還是厲害……」    
    這張支票一個星期後才落到於泳手裡。我不能去告郵局,他們遞進去的是另一個世界;更不能告監獄,因為我根本不認識於泳,那樣會作為蛇頭的嫌疑折進去,正好和他掉換位置。這期間,於泳經常向我傳達他的焦慮和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餘,也為這個月的電話賬單擔憂。    
    又過了十天,於泳終於獲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圖的唐人街用電話卡給我打電話。兜裡揣著兩千美元,說話有了底氣。「咱哥兒倆有緣分,將來得好好在一起嘮嘮。」我問起他今後的打算,他說開庭推到兩天以後,辦政治避難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後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簽證過期沒關係,」他的口氣中有股久經沙場的味道,「邊境上不是沒什麼人管嗎?」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師 傅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我在建築業干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鐵匠,到了都沒當上師傅。歲數熬夠了,但技術不熟練,一直是二級工,連工資都沒長過,誰管你叫師傅?當過我師傅的可不少。事實上,除了學徒的,幾乎人人都是我師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報到,跟行李一起裝進卡車,拉往河北蔚縣的工地。我們的任務簡單明確:開山放炮,在山洞裡建發電廠。    
    我頭一個師傅叫向桂林,他是個六級木匠,領著一幫知青和當地的民工干雜活。向師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實,話不多,總是笑呵呵的,牽動滿臉善良的皺紋。他從前在礦上幹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厲害。我們這幫知青,上班總是扎堆聊天。向師傅經過,一聲不吭,自己動手幹起來。    
    下放的會計張胖子和「阿驢」跟向師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全班人馬擠在他們小屋抽煙打盹兒。這回知青來了精神,輪流讀書讀報,聲音高亢。向師傅不識字,在馬克思的哲學概念前有點兒慌亂,兩隻粗手捲著「大炮」,一點火,臉頓時被煙霧蒙住。    
    「阿驢」是我的初中同學。他眼鏡厚厚的,個兒高高的,走起路來三道彎。那架式哪兒有防人之心?他帶來一台紅梅牌半導體。有一天被貼了大字報,說他偷聽美國之音。向師傅知道了,跳著腳大罵,從未見他生那麼大的氣。工地來人調查,他作證說:「根本沒這麼回事。」「阿驢」總算過了關。    
    幾個月後正式分工種,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見到向師傅,他帶著「阿驢」放線。我挖溝,向師傅蹲在溝沿抽煙,背後是天空。他突然劇烈地咳起來。兩年後,在宿舍聊天,突然聽到向師傅死於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場的師傅們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陣風,是不留痕跡的。    
    孟慶君,山東人,小個子,黧黑,金魚眼,滿嘴髒字。他那時候快五十了,可別的師傅都管他叫小孟。我們班長劉師傅整天拿他開心。他當年的笑話可多了。剛解放,小孟從山東來北京,頭一回坐火車。買了票一轉身,火車開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著火車破口大罵:「火車,我日你奶奶!」來到北京,他想往老家寄包裹,問別人火車快還是電線快,回答電線快。    
    他爬上電線桿,把包裹綁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見了。    
    在蔚縣工地,小孟在洞裡當安全員,後來轉到我們班組。那天上夜班,我們把拆開的鐵支架扛到另一個山坡上去。小孟突然來了氣,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罵開了:「呸,三孫子,瞎他媽指使人,這活兒不是白幹?」他往地上一蹲,罷工了。班長只好忍氣吞聲,繞著他走。這情況有點兒像政界元老,罵兩句,皇上也得聽著。    
    不久我們搬到北京遠郊的東方紅煉油廠,小孟正式成了我師傅。我們倆整天穿著大膠靴,拖著震搗棒,在剛澆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種沒有終點的比賽,裁判是死亡,看誰在這樣的行走中先耗盡生命。他對我的勞動評價挺高:「不怕髒,就怕累」。我晚上看書看得晚,他每天早起衝我嚷嚷:「晚上耍夜貓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衝我女兒這麼嚷嚷。樓蓋多了,我們的住宅條件有所改變,從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進尚未裝修粉刷的宿舍樓。我、孟師傅和另一個人住一屋。那簡直是一種奢侈。工地開大會,指導員大叫大喊,挨家挨戶砸門。我把門反鎖,躲在屋裡看書,孟師傅翻著金魚眼幫我打掩護。    
    他說話特損。夏天中午午休,我們一幫朋友到水溝游泳,每人穿著游泳褲,外邊裹著橡膠雨衣。孟師傅看不慣,嘿嘿笑了,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別害羞,下回再少穿點兒,乾脆就戴個避孕套算了。」    
    孟師傅從內蒙弄來一堆生駝毛線,準備給自己織條毛褲。他先向女工取經,學習針法,回來再一點點兒琢磨。每天晚上我讀書寫作,他戴上老花鏡,一針一針地織起來。坐在爐子上的水壺嘶嘶響。從秋天一直織到第二年開春,冬天過去了,眼看著他老人家沒穿上。更不幸的是,褲腿織到一半,毛線用完了。再細看,那毛褲又粗又硬,戳在地上能立住,像古代鐵甲。我管它叫「孟師傅的毛褲衩」。    
    七四年我調到三工區的鐵工班,跟閻師傅打鐵。閻師傅叫什麼,我忘了。他又瘦又小,最小號的工作服也顯得太大。一頂破帽子汗漬斑斑,帽沿耷拉下來。他少言寡語,有時咕嚕幾句,誰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們師徒倆的對話多半都在那鐵砧上。他的小鎯頭叮噹一響起,我的十四磅大錘就得趕緊跟上,輕重緩急,聲起聲落。鐵塊轉暗,不再迸濺火花,我一身虛汗,眼冒金星,正是兩錘聊得更歡時。小鎯頭一停,閻師傅揮揮手,讓我回宿舍。他知道我有個愛讀書的毛病。這工夫,他忙著淬火、打磨、收拾烘爐。有時看書看忘了,他來宿舍找我,叫聲「小趙」,轉身就走。    
    不久,給我調來個師弟。小王原來是架子工,從七步架上掉下來,把脊椎摔壞了。他膀闊腰圓,比我壯實多了。兩個大錘和一個小鎯頭之間的對話,真是有些驚心動魄。小王一直惦記著用大錘換那個小鎯頭,借打鐵和閻師傅討論。大錘砰砰地追問:我何時才能當師傅?小鎯頭斬釘截鐵:沒門兒!    
    淬火是鐵匠活兒的關鍵。有時閻師傅不在,由小王執掌小鎯頭。結果剛修好的鐵鎬,因淬火不過關,卷刃斷裂,很快退了回來。小王背後罵罵咧咧,怪閻師傅保守。師徒之間,既是權力關係,又有感情因素,技藝承傳並不簡單。閻師傅幾次想教我,我沒興趣,他悶悶不樂,背手揚長而去。    
    他準是這樣嘟囔著:「讀書,哼,讀書管屁用?不好好學技術,喝西北風去吧……」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芥 末

    鄭某,大款也,外號「芥末」。他進美國賭場登記,問他叫什麼,他搖搖頭——不懂,人家順手給他取個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譯成一種頗有個性的佐料。「這名字不賴,」他跟我說,「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來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說我倆在生活上完全沒有共同點:他做生意,我寫字;他揮金如土,我兩袖清風;他佔山為王,我滿世界奔走。誰承想四年前,我們同時搬進這個美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鎮。    
    芥末東北人,個不高,瘦,寸頭,一對招風耳挺喜慶。他生長在山東膠東半島的小村子裡,八歲那年跟爺爺去東北找當林業工人的父親。那童年的貧困刻骨銘心,按他的話來講:「我十五歲以前沒穿過線褲。」初中畢業後留在林場,開大卡車,在林區小火車燒鍋爐。給他評工評成二級,少拿五塊錢,開始鬧情緒。那天早起上班,他說他病了,師傅不滿地搖著頭,拿他沒轍,只好讓副司機燒鍋爐。他躺在火車頭和煤車之間的平台上睡著了。小火車在過橋時突然出軌,車上的圓木衝向火車頭,把兩位師傅活活頂死。他小子命大,從夢中直接掉進結冰的河上。爬起來,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報信,到了場部才發現右胳膊摔斷了。    
    後來當兵,父親給連長打了個大立櫃,換來為首長開車的美差。他在林場拉圓木拉慣了,可得小心點兒,別把首長顛著。七十年代末,他考上政法學校,畢業後進了公安局,成了跟蹤和竊聽專家。這可是門真本事,要不怎麼能跟上七十二變的時代呢。    
    他對數字過目不忘,車一過,他準能記住車牌號碼。但他堅決不學英文,遇事手一比劃,再蹦幾個英文單詞。去年他跟我去買輛舊車,人家開價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個指頭,嘴也還跟得上:「Four dollar!」愣把車價還成四塊美元。那賣車的墨西哥人差點兒氣瘋了。    
    英文不靈,總會有點兒小麻煩。有一回去自動提款機取錢,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輸進兩百美元的數目,沒想到竟吐出一堆郵票,原來是台售郵票機。芥末不愛寫信,這兩百美元的郵票夠他用一輩子了。    
    要說芥末不會英文也不對,凡賭場用語,從錢數到紙牌的顏色等級組合以及比賽規則,他全都一門清。他的手勢特別豐富:沮喪、躊躇、憤怒、咒罵,老美都懂,特別是凱旋時啪地一拍桌子,讓輸家心驚肉跳。芥末有一陣天天去賭場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開有賭場,我跟芥末去過一趟。一進門,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瞇瞇地揮手致意。發牌的更是對他畢恭畢敬。他在賭場有自己的賬號,吃喝免費。他有一種大家風範,輸點兒錢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見他揮手之間輸了八百塊,於是諄諄教導我說:「賭博其實跟做生意是一碼事,敢輸才能贏錢。」    
    去年開春,他在印第安賭場贏了五百,加上兜裡原來揣的七百,回到我們小鎮,欲罷不能,過家門而不入,租了輛車,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諾(Reno)——美國第三大賭城。沿途多是山路,趕上下雪,必須要加防滑鏈。這是美國法律。他一聽六十美元,立馬退貨,對那工人說:「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這意思很簡單:老子車開得棒,用不著這玩意兒。人家如數把錢退給他。可沒開出多遠,一輛警車呼嘯而來。警察可不管他怎麼比劃,刷,一張八十美元的罰單,還用步話機召來一輛吊車。那司機熟練地運用大鉤子和鋼纜,連車帶人吊起,再綁在吊車平台上。芥末來美國還從來沒這麼風光過,高高在上,視野開闊,前有警車開道,後有司機護駕,真有點兒國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車沒開多遠,在一家商店門口停下,除了吊車費,還得照樣花錢買防滑鏈,外加安裝費。到了雷諾,又花錢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兒。還沒進賭場,裡外裡已經被宰了兩百多。蒼天在上,眼見著芥末走背字,沒過多久全部輸光,只剩下九塊錢。出門再去裝防滑鏈吧,不夠。他用手指頭戳著皺巴巴的紙幣,拍拍口袋,一攤手。人家在賭城幹活,什麼樣人沒見過,得,好歹幫他裝上了。可這九塊錢的安裝有問題,回租車公司一查,防滑鏈把漆皮打壞了。沒買保險?賠。沒現金?好辦。女職員押著他去銀行提款。可這還沒完,五百美元不夠,又寄來一千二的修車費。更倒霉的是,芥末從此上了這家公司的黑名單,永世不得翻身。    
    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賭博經驗。沒想到他居然還喜歡詩,要去我的一本詩集。有時他冷不丁背出我的詩句,嚇得我一激靈,以為我那隱秘的聲音是被他竊聽到的。    
    正寫到這兒,電話鈴響,是芥末。我們有半年多沒聯繫了,聽說他在國內做生意做砸了。這邊既要養家餬口,為了辦綠卡,還得繳足美國的苛捐雜稅。於是兩口子雙雙去餐館打工。我約他過來聊聊,說到就到。他手上有刀傷,裹著膠布,再捲起袖子,胳膊上滿是燎泡的痕跡。人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他在餐館什麼都干,洗碗、炸鍋、紅白案,有時還掌掌勺,每天干十二個鐘頭,能吃能喝,倒頭就著。    
    中午我請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國館子吃便飯。他是干一行愛一行。進了餐飲業,他對諸如點什麼菜乾淨,烹調程序以及什麼樣餐館賺錢全都門清。來美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沒辦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願意回去了。說到將來,他準備打工攢錢,自己盤下個餐館,東山再起。    
    他告訴我,他金盆洗手不賭了。有時半夜開車帶餐館的黑工們去賭場,每人收五塊錢汽油費,他躺在車裡睡大覺。偶爾跟著進去看看,支支招。贏了,問他是否會賭,他搖搖頭走開。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如果天空不死

        
    我是臨回北京時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識的確切時間記不清了,應該是八七年夏天。那時我們一家住英國,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遊。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貧困但閒散。記得在熊先生夫人當時辦的旅行社開過個座談會,有畫評家陳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隨後王克平還開車帶我去拜訪熊先生。他那時住巴黎近郊。後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滿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隻鐵皮烏鴉和用多層紙板黏合成的魯迅頭像。克平告訴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國畫壇非常活躍,在不少法國及歐洲的大展上得過獎。    
    後來才知道,熊先生不僅是雕塑家,也是詩人、書法家、學者、哲學家。他為人謙和,不計功利。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在最好意義上的結合,是自五四以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謂通才,不僅指在學問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對歷史人生的徹悟和關懷。與通才相對應的是專才,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謂專家們。他們專業越分越細,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識純粹用來混飯的。再看看當今統治世界的技術官僚們,正是這種專才在權力層面的延伸,從上到下,幾乎個個懂行能幹,但就是沒有靈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過,以後常來常往,但和熊先生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他後來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開不了車,很少進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約我到他家小住幾日,要好好聊聊,最後還是沒去成。悔矣。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就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    
    熊先生住得遠,來去匆匆,難得有時間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總是清茶一杯。茶帶來的記憶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這也恰似熊先生的為人。熊先生很健談,路數多變,或曲徑通幽,或海闊天空。記得有一回他對我的詩委婉提出批評,我和他爭了起來,且相當不敬,而他只是寬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請我讀一首近作,結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歎說,這句讓他想起他的青年時代。我當時不知道這聯想是怎麼來的,現在終有所悟。這詩句其實有種悖論式的緊張:說來年輕時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虛擬語氣對此提出了質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紀最後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舉辦了巡迴展《熊秉明的藝術——遠行與回歸》。這題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條路線圖,和歷史事件和戰亂和內心騷動有關。他一九二二年生於南京,父親熊慶來是著名數學家。二七年父親到清華教書,舉家遷到北京。七七事變後,又隨父親搬到昆明,四四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然後越走越遠了,走出了國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費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國,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紀。他父親已死於文化革命中。此後他開始往回走了,回國辦展覽講學出書。遠行和回歸,甚至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上的,也是他的心路歷程。他不久前提到,雖然在法國住了五十多年,他並不覺得有融入法國社會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應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他從不用法文寫作。我想其實他骨子裡有一種驕傲,中國文化的驕傲,這驕傲陪他遠行,也伴他回歸。    
    熊先生走了,這個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們去面對死去的天空——一個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時代。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怪人家楷

    我弟弟來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帶來大大小小十來條精緻的小魚,由琺琅和金絲鑲嵌而成,搖頭擺尾,若不是重了點兒,放在水中多半能遊走。這是他太太開的工廠生產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過中學同學認識大中。他在中專教書,口才好,喜歡抽雪茄,滿肚子學問隨煙霧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學評論家,可惜那年頭無書可評,只好就湊合著把他精心裁剪過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理論外衣套在樣板戲《海港》和電影《春苗》身上。誰知道連這類文章也和地下文學同命運,無處發表,還得掖著藏著。    
    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時透露,家楷是他中專同學,喜歡我的詩。一天夜裡,我正鑽被窩看書,有人敲門。只見一個人風風火火衝到我床前,滿嘴酒氣,唾沫星子亂濺。我吃了一驚,再細聽,才明白來者正對我的詩讚不絕口,說我比他崇拜的當今大詩人吳三元(何許人也?)還棒。那時候年輕,哪兒經得住這麼誇,誇得我直頭暈。還沒定下神兒,他又像來時那樣突然消失了。    
    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過去了,他長我五六歲,眼見著奔六十了。我至今還記得他當年的模樣:個兒不高但結實,頭髮蓬亂,眼鏡腿纏著膠布,笑起來嘴角朝下,似乎隨時都能轉成嚎哭。他爹慘死於文化革命中。說到此,他兩眼發直,一臉殺氣。自打我們認識,他已經是個酒鬼了,借酒澆愁,動不動酒後大哭一場。他管喝酒叫吃酒,可見其量。吃醉了,除了上天無所不能。當年跟人打賭,他光著腳頭頂鞋襪,正步穿過王府井。    
    他住什剎海,離我家不遠。那是一棟破敗的小樓,夾在當時體委兩位高官的豪宅之間。他住二樓,僅一間半小屋,隔門縫可窺視鄰居的姑娘。他是北京第二機床廠的技術員,泡病號吃勞保,嗜酒如命,只好變賣家當,最後連椅子都沒了,僅剩一床一桌一鍋一碗。    
    有一回,我倆在地安門一家酒館吃酒,隔壁桌子兩男一女,年輕單純,一看就是幹部子弟,不知怎麼搭上了話,甚是投機,轉而坐到一起吃酒。餘興未盡,家楷請他們到家裡坐坐,推開門,他大聲說:「前面是李清川,後面是陳步雪,中間便是鄙人寒舍。」那三位來自豪門,被這一貧如洗的「寒舍」驚呆了,相視而笑。家楷實在好客,沒椅子,就把客人往桌上讓。待兩男一女在桌上坐定,別說無茶待客,連個杯子都沒有。主人和我戳在旁邊依著牆,一聊聊到半夜。劉禹錫在《陋室銘》怎麼說來著:「孔子云:『何陋之有?』」    
    有天早上我來找他。他光著膀子,枯坐床頭。我約他出去轉轉,他執意不肯。何故?他指指掛在屋當中鐵絲衣架上濕漉漉的破舊藍制服——只此一件,無襯衫無背心,非等干了才能體面上街。我只好奉陪。那年頭人有耐心。好在天熱,我們等一縷縷無形的水氣慢吞吞蒸發。    
    過了中午,他終於穿上那件半濕不幹的衣服跟我出門。    
    家楷憤世嫉俗,但滿腦袋糊塗思想,尤其吃過酒,更是謬論連篇。我想是恨毀了他。社會的壓力過大,必怪人多,其內心世界苦不堪言。很多人受不了——瘋了。得虧有酒,救家楷於水深火熱之中。    
    他單身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找到小駱,那真是他的福份。小駱通縣人,純樸寬容,否則怎麼受得了家楷?    
    他們結婚前不久,家楷來找我,聲稱他自己配不上小駱,極力勸我當新郎。氣得我暴跳如雷,差點兒把他趕出家門。我豈能奪人之美,再說這種事哪有先人後己的?我越是生氣,他越是哈哈大笑。真沒轍。    
    家楷終於搬進通州府駱家大院,做起小地主來。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他酒醒了,磕磕絆絆也跟上時代步伐。大概是缺衣少穿不愉快的經驗,他竟成了裁縫,而且是好裁縫,特別是褲子,成了通州府頭號權威。再進軍北京城,開了裁縫店,當了某服裝中心的顧問。    
    但酒還是要照吃的,天還是要照罵的。    
    我離國十多年,和家楷斷了聯繫,偶爾能從親友處聽到他的點滴音信。只知道小駱響應鄧小平號召,自己開工廠,先富了起來。家楷不再做褲子了,閒在家裡吃酒。    
    想當年,小駱還是縣辦工廠的工人,從廠裡「順」了幾條歸為殘次品的小魚,經家楷之手送給朋友。這本算不了什麼,就像我是建築工人,拿兩塊磚回家當枕頭那麼天經地義。可沒想到趕上運動,廠方四處追查——事關國家外匯儲備之流失,嚇得小駱直哭。家楷瘋了似地滿城奔走,尋找小魚。與此同時,官方正在追查反革命謠言。家楷大概總共給我五條,我轉手送給女友表妹,她們再送人。幾經轉手,要想找回來小魚就像追查反革命謠言一樣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回兩條。家楷那陣子天天哭喪著臉。    
    很多年過去了,小魚又從茫茫人海中游了回來。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劉伯伯(1)

     一    
    劉伯伯是我妻子的繼父,可自打我認識他,就管他叫劉伯伯,叫了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不挑理。我搞對像那會兒,他也正跟我岳母談戀愛——我們像兩顆行星同時進入一個家庭。今年三月,他們老兩口來美國探親。幾年沒見,他的背更駝了,頭髮鬍子全白了,牙也快掉光了。他是個樂觀派,只要有酒,日子總是美好的。他閒不住,要麼在後院種菜澆水,要麼騎車滿城轉悠,馱些減價的菜回來。在美國住了這麼久,我都不知道這兒的大店竟和北京農貿市場一樣,菜不新鮮也撮堆賣。他愛釣魚。聽說附近河溝裡有魚,我們先去視察了一趟。他手背在身後,像首長在河邊溜躂,笑瞇瞇的,可見心裡有數。買了釣魚證,備好魚竿,我一早開車送他過去。頭兩回不是斷線,就是連魚竿都拽跑了,可見魚大。換上粗線,那些美國傻鯉魚可算遭了殃,一條跟著一條被拉到我們家的餐桌上來。他牙齒數目有限,只能抿些軟食。待白酒下肚,眼睛生出些光輝。酒後他喜歡講故事,多是他的親身經歷。    
    他爺爺是廣東茶農。一個俄國商人想在高加索開茶場,把中國茶引進俄國。他到廣州召募了七個中國人,包括爺爺在內。這班人馬折騰到高加索,水土不服,全都得了瘧疾,死了倆,跑了四個,爺爺奄奄一息。俄國商人把他接到莫斯科治療,氣候變了,竟又是一條好漢。否極泰來,茶場日見興隆,爺爺種的茶還得了巴黎博覽會金獎。沙皇紅了眼,於是茶場易手。這茶剛沏上,趕上十月革命,沙皇升天,茶場歸蘇維埃政權,新官僚接過茶杯一飲而盡,爺爺獲紅旗勳章。    
    劉家族譜上有格外榮耀的一筆。大兒子八歲來俄國,送到彼得堡讀書。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他一介書生,無黨無派,竟成了第三國際的中國代表。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成立,毛澤東還在橘子洲頭長歎。他先行一步,是為了營救困在俄國的華工。列寧接見了他,並寫信幫他疏通渠道。護送華工回國的途中,他在哈爾濱被張作霖扣押,幸虧有中國駐俄武官作保才獲釋。他留在哈爾濱,在中東鐵路局工作,很快升任監事長。他在兩種語言的邊界上搭過革命列車,其終點是他編的《俄漢大辭典》。    
    小兒子即劉伯伯的父親,一生沒有這般光彩。他中學畢業後被爺爺留在身邊,養馬種地,照料茶場。十九歲那年,他和茶場的格魯吉亞管理員的女兒墮入情網。在女方父母的反對下,他們秘密結婚。    
    劉伯伯原名劉傑,一九二三年生在俄國巴統。他有一半格魯吉亞血統。這有好處,天生就是俄語教授;也有壞處,趕上文化革命這樣的非常時期,天生就是「蘇修特務」。    
    劉傑六歲那年,他們全家搬到哈爾濱,父親在中東鐵路局做事。九一八事變,再搬到北京。父親先在故宮抄寫古老的俄國文件,東北大學內遷,他成了俄文教授。七七事變,書又教不成了,索性到蘭州去做生意。劉傑跟同學一起去救護傷員,在死亡中翻滾。母親不放心,湊了路費,讓他去找父親。那年他十五歲,初中還沒畢業。    
    今年夏天,我們一家開車上山,在聶華達山脈的太浩湖(Lake Tahoe)邊野營。山頂積雪,煙波浩渺,紅木參天。據說這是美國最清的高山湖,清得能看見水底的藻類。傍晚我們在帳篷旁邊升起篝火,抵禦陣陣寒風。劉伯伯負責管火,他拾來樹枝和松果作燃料,燒水烤肉。夜深了,岳母、妻子女兒都睡了,只剩下我們倆,圍著篝火,分享他那廣口玻璃瓶裡的伏特加。松果扔進火裡,吱地冒出白煙,辟里啪啦燒起來,很快變成灰燼。火勢變化無窮,百看不厭。    
    劉傑輾轉找到父親,在蘭州一家汽車修理廠當徒工。父親常外出,為商行收購皮毛。那時,蘇聯的軍事援助車隊經哈薩克斯坦、新疆到蘭州、西安,再奔重慶。車隊一來就是一二百輛,前面車上架著機槍。沿途專門設了招待處,提供食宿翻譯和嚮導。劉傑如魚得水,常跟著蘇聯車隊東遊西蕩。那些俄國大兵遠離故土,聽到純正的鄉音,驚喜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回他搭車去安西找父親,途中得了盲腸炎。蘇聯車隊的衛生員,只有止疼片。到了安西,疼得更厲害了。安西是個破敗縣城,只有一條街,既無藥鋪也無大夫。他整天躺著,疼痛減輕時到街上走走,曬曬太陽。安西有個蘇聯飛機加油站,有時飛機在去蘭州途中停下來加油。站長保證,一旦有飛機,即使是戰鬥機也會把他捎到蘭州。他每天盯著天空。三個月過去了,他只好忍著劇痛,搭長途車回到蘭州。    
    蘭州剛經歷大轟炸,到處是廢墟和屍體,醫院根本沒床位。他找到打排球認識的蘇聯航空大隊的人。俄國衛生員撓著頭皮說,他原理懂,但從沒做過盲腸手術,除非能找個有經驗的護士。老護士找來了,可語言不通,還得找個翻譯。他找來姑姑的同事,一個懂俄文的中年婦女。手術在一個被炸毀的醫院的手術室進行。肚子剛一剖開,翻譯立馬暈了過去。劉傑只好自己翻譯。可這位「蒙古大夫」怎麼也找不到盲腸,翻來翻去,傷口越開越大。再加上嗎啡是黑市上買的,攙了假,很快就過了勁。劉傑劇痛難忍,破口大罵,拒絕再翻譯,只盼一死了之。「蒙古大夫」終於找到了盲腸,好歹和老護士齊心協力把傷口縫上。傷口整整疼了兩年才完全癒合。    
    那年秋天他再到安西,父親出門了。離縣城七里外的龍王廟改成俄國車隊接待處,父親的幾個學生在那兒工作。正趕上中秋節,他們請他過去吃晚飯,有酒有肉。夜深了,主人們留他過夜,但他執意要回縣城。外面很冷,他們找來件老羊皮襖給他。月光朗照,荒草瑟瑟,小路把他引向河邊,河水嘩嘩地穿過一座木橋。走到橋中間,心裡一驚,迎面一對螢綠的眼睛閃爍,顯然是只孤狼,也要過河。聽老人說,見狼不能往回跑,否則會從背後咬住喉嚨。他急中生智,脫下羊皮襖反穿,一邊向前跳躍,一邊學藏狗吠叫。狼倒退兩步,夾著尾巴逃跑了。    
    二    
    劉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沒半斤白干,這日子是過不下去的。按美國標準,他早該進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難時期,找不著酒,他什麼代用品都喝過,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麼滋味,那要打個酒嗝,可夠嚇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結婚,我岳母總是攔著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把酒藏在醬油瓶醋瓶裡,一邊做飯一邊喝。嗨,那還擋得住喝?讓他喝吧,一醉解千愁。    
    劉傑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教育系。屬他年紀小,英俊瀟灑,被女同學們圍得團團轉。他喜歡運動,是校排球隊隊長。有一回比賽,他一記猛扣得分,發現小指頭上的金戒指沒了。裁判宣佈暫停。隊員們撅著屁股,在球場的黃土面裡摸來摸去,一無所獲。回到宿舍,在夥伴們的追問下,他講述了這個金戒指的來歷。    
    蘭州由於是蘇聯軍援的集散地,成了日本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當時蘭州的警報系統相當完備。日本飛機從山西運城起飛不久,先是預備警報;一過平梁,發正式警報;待敵機迫近才是緊急警報。    
    那天凌晨三時,響起預備警報,他跟著人流擠出城門上了山。防空洞多在半山腰,其實只是些三四米深的窯洞,無任何支撐。他躺在洞外。無風,幾縷薄雲,星星碩大耀眼。緊急警報如公雞報曉,天濛濛亮,高射機槍射出紅紅綠綠的曳光彈,甚是好看。他剛退進防空洞,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突然一黑,洞塌了,哭喊聲連成一片。依求生本能,他拚命用手向前刨土。哭喊聲停了,空氣越來越稀薄。他突然觸到另一雙手,一雙女孩子的小手,左手無名指上戴著個金戒指。原來他和隔壁的防空洞挖通了。黑暗中,他們倆緊握在一起,喃喃地說著什麼。    
    醒來,劉傑已躺在防空洞外面,營救人員還在土堆裡尋找生還者。他看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坐在那兒發呆,她粉襖綠褲,辮子又長又粗,手上戴著個金戒指。他們的目光碰到一起。是你?女孩子高興得直蹦。她叫小芳,是跟姨媽去訂親的。    
    你還訂什麼親?乾脆嫁給我吧。劉傑半開玩笑說。    
    那敢情好,俺倆是生死之交。這婚事,俺本來就不樂意。    
    硝煙瀰漫,孩子哭大人叫,擔架隊正把傷員運走。他們倆竟不顧周圍的戰爭,緊緊握在一起,海誓山盟。小芳臉上有一層細細的絨毛,劉海整齊,眼睛充滿淚水。她撲哧笑了,說:俺姨還躲在前面那片戰壕裡,俺去去就回來。    
    那片戰壕不遠,最多四五百米。小芳剛消失在其中,第二批日本飛機來了,炸彈正好落在上面,硝煙騰起。他發瘋似地衝了過去,在土堆裡搜尋,最後僅找到一隻戴金戒指的小手。他埋葬了小手,把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嗨,不說了,劉伯伯歎了口氣。我們倆坐在「薩德沃」(Sudwerk)酒吧的後院喝啤酒。這是我們小城惟一一家自己生產啤酒的地方。現在客人不多。陽光繞開遮陽傘,落在劉伯伯臉上。他喝的是一種帶苦味的黑啤酒。我的健身房就在隔壁,平時我去鍛煉,總是把他拉到這兒喝啤酒看報紙。他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人在酒吧的鋼琴上彈奏爵士樂,通過擴音器傳到後院來。    
    他在大學一年級認識了林琳,她是來自福建的流亡學生。學生宿舍是過去考試的貢院,緊挨城牆根,石階磨損,廊柱褪色,高大的梨樹颯颯作響。劉傑的小屋挨著醫學院的停屍房,隔著個小過道。兩邊的窗戶紙都破了,他常跟剛運來的死屍打照面。林琳是醫學院的學生,常獨自到停屍房解剖屍體。有一回,她坐在高凳上抱著屍體檢查,不知動了哪根筋,那屍體的胳膊竟摟了過來。她高呼救命。就這樣,他們在停屍房認識了。    
    那是春天,梨花正在盛開,開得耀眼。這對他倆都是第一次。他們常常一起爬上皋蘭山,追逐嬉戲,論天下而望未來。    
    四三年二月,眼看快畢業了,雙方都忙於應付考試,有一陣子沒見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學,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趕到醫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發著高燒。他把林琳送到蘭州最好的醫院,找來最好的醫生。燒了整整一個月,林琳的身體似乎從衣服中漸漸消失。    
    昏迷了三天,她終於在劉傑的懷裡醒過來了。    
    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語。    
    搬到哪兒?劉傑很詫異。    
    搬到皋蘭山上去。    
    半夜她在劉傑的懷裡嚥了氣。值班醫生讓他把屍體送到停屍房去。他抱著林琳,穿過醫院幽暗的後花園。一個老頭打開停屍房的門。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離去。老頭以為他走了,噹啷一聲把門鎖上,黑暗中,他握著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    
    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劉傑把她埋在皋蘭山上。    
    鋼琴曲告一段落。人聲嘈雜,周圍的桌子都坐滿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別好。劉伯伯沉默不語,他瞇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歷史迷霧。我注意到一滴細淚停在他左臉頰上,不動。    
    林琳死後,劉傑每晚一瓶燒酒,才能入睡。畢業後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織毯廠找了份差事,而他對一切早已心灰意懶。一天夜裡,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對窗外明月,舉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扣動扳機。竟是顆臭子,看來命不該死,他把手槍扔出窗外。    
    


第二輯  如果天空不死劉伯伯(2)

    三    
    從太浩湖一路下山,峰迴路轉,開得我心驚肉跳。錄音機裡放的是法國作曲家薩蒂的鋼琴曲。坐我旁邊的劉伯伯睡著了,腦袋搖晃,不時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緊抱的那台索尼攝像機快成了古董,取景器還是黑白的。從不太嚴格的意義上,他算個攝影愛好者,不論走到哪兒,總是哆哆嗦嗦地端著攝像機,好像那是他觀察事物的一種方法。我跟他開玩笑,說他出門看到的永遠是二手的黑白風景。更讓人佩服的是,他不計成敗,把拍好的錄像帶扔在一邊,極少再碰,體現了一種大家風範。    
    有時我懷疑,這位劉伯伯和那個年輕的劉傑是同一個人嗎?是誰在講述誰呢?聽起來似乎不是他在講述過去,而是過去在講述他。在一個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長的夢中,劉傑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嚨,緊緊摟住攝像機,給我一些必要的指點:拐彎前要點一下腳閘,然後輕踩油門;最重要的是,彎道上絕不能煞車。    
    上大學前,劉傑當過兩年司機,開貨車幾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時還不到十八歲。車一拋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他差遣徒弟搭車回蘭州買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個月。他一個人帶著獵槍上山,餐風飲露,夜裡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開車到彬州,劉傑跟一夥司機在酒館賭博,玩的是Show Hand,賭注越下越大。最後一輪,只剩下他和一個車行老闆。他兜裡沒錢,仗著牌好,順手把車鑰匙壓上。這車可是他租來的,一翻牌歸了人家。他問能不能再讓他開三個月,贏家竟答應了。他拚死拚活,拉了三個月的貨,把車錢掙了回來。「那年月,司機是老爺,運貨搭客,倒買倒賣。除了飛行員,就屬司機掙得多。」他說。    
    他還真差點兒成了飛行員。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雙流的空軍航校,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敗有關。林琳死後,在極度的苦悶中,他匆匆成婚,不和。開飛機既能打日本,又能逃離家庭。可他暈高,航校的訓練大都和高度有關,特別一上天橋,他兩腿發軟。日本一投降,內戰開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憤然離開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銷了半年皮貨。正趕上他父親過去的同事、中國駐塔什干總領事需要個翻譯,他成了塔什干領事館僱員。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駐蘇聯大使溜號了。任代辦的表妹夫,把他調到莫斯科使館管總務。四八年底,剛上任不久的劉傑,出差採購,去斯德哥爾摩、巴黎等地轉了一圈。    
    記得八十年代初,飯後茶餘劉伯伯常講講歐洲見聞,讓我們大開眼界。他說人家歐洲,家家戶戶單有根管子,一擰龍頭,是新鮮啤酒,敞開喝。起先我有些懷疑,但想想人家畢竟見多識廣。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隊打啤酒了。直到幾年後我自己去過歐洲,才明白那不過是一個酒鬼的夢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劉伯伯帶女兒到巴黎來看我。舊地重遊,劉伯伯感慨萬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著巴黎郊區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記憶和毛衣織在一起。前總務老錢還活著,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間小屋,常弄幾個小菜,找劉伯伯去喝酒。他身體不好,極瘦,眼睛鼓鼓的。聽他們說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誰誰死了,誰誰活著,誰誰病重了,那談話如同命運的運算,加減乘除,還剩下些什麼?離開巴黎頭天晚上,劉伯伯喝醉了,半夜鑽進廁所,哭了好幾個鐘頭。    
    臨回北京的頭天早上,劉伯伯又去河溝裡釣魚。我中午開車接他,他竟連一條也沒釣著,這還是頭一回。他顯得有些困惑有些迷惘,收完竿,駝著背立在河邊發愣。跟他一起去釣魚的老關,原在建委工作,後來去了香港,現在退了休搬到美國。他以往運氣不佳,這回竟釣到七條巴掌大的太陽魚。我建議放生,而且得由劉伯伯來放。只見他把水筒一歪,鱗光閃閃,    
    魚撲通撲通躍入水中。他轉過身來,嘿嘿笑了。    
    


第三輯  烏鴉烏 鴉

    一    
    我住的小城名叫戴維斯。它實在沒什麼特點,看看這兒的明信片就夠了:難看的水塔、大群的牛羊,農貿市場,要不就是城市的標誌——老式自行車,前輪大後輪小,達·芬奇設計的那種,它用鐵管焊成,戳在城市的主幹道第五街上。要說特點也有,烏鴉多。    
    在美國,人們一般不看天空。上班埋頭苦幹,開車跑步逛商店,視線都是水平方向,有個把漂亮女郎經過,也絕不會像夏嘎爾畫中的那樣升起。趕上颳風下雨,看天氣預報,打傘出門。烏鴉叫聲特別。開車的聽不見,跑步的戴著耳機,拒絕接收自然頻道。於是烏鴉拉屎,用墨綠灰白的排泄物輪番轟炸,人們終於注意到它們的存在。冬天的樹上,驟然飛起,呼啦啦一片,遮天蓋地,如地獄景象。我進城提心吊膽,盡量不把車停樹下,還是免不了遭殃。若糊住擋風玻璃,用雨刷刮,視線更模糊。烏鴉糞腐蝕性極強,不及時沖洗,會留下永久痕跡。    
    據說市政廳規定,殺一隻烏鴉,罰五百美元。誰沒事撐的,想吃烏鴉炸醬麵?    
    小城有小城的思路。鋪開地圖,當我們和烏鴉處於同一視角,即可看清。帕幽塔(Putah Creek)河代表歷史,從城南流過;兩條鐵路交叉處構成等邊三角,如文明的困境。市中心經緯分明,以字母ABCDE和數字12345交叉,像學齡前教育——識字和數數。隨歲月向外延伸,思路趨於複雜。美國總統、印第安部落和樹木加入街名。還有戴維斯最早的居民,他們縱橫躺下,變成街道。查爾斯側臥在鐵路和八十號高速公路旁,不得安寧。    
    查爾斯(J.B.Chiles)上校為什麼決定遷移到加州來?對我來說還是個謎。也許這是天性,有人像家雀兒,不願意挪窩;有人像候鳥,永遠在路上。自一八四一到一八五四年,在老家密蘇里和加州的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河谷之間,上校七次橫跨大陸。這麼折騰,胃准有毛病。他極瘦,鷹眼勾鼻,像林肯總統。他的祖先瓦爾特(Walter Chiles)也是只候鳥,一六三八年駕多桅帆船從英格蘭來到佛吉尼亞。    
    這些天陰雨連綿,帕幽塔河一定漲得滿滿的。    
    我很少出門,隔日去趟健身房,順便借兩盤錄像帶。我在研究我們小城的歷史。起先很枯燥:年代、數字、面積、事件、生死,一旦深入進去,景致發生變化,人物由靜到動,好像被凍僵了,在陽光下慢慢復甦。我和他們熟絡起來,並建立了一種複雜的感情。久而久之,要想區別事實和想像反倒很困難。我不得不在與想像有關的部分加上括號,以正視聽。    
    所謂卓克(Sir Francis Droke)爵士一五七九年首次發現加州的說法,現在聽起來有些可笑。最新考證表明,早在公元四五八年,晉代高僧法顯已在西雅圖附近上岸,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了一千年。另據徐松石教授的說法,印第安人的祖先,大部分來自中國。四五千年前由於黃河發大水,他們從中原出發,經西伯利亞、白令海峽、千島群島、伊留申群島,進入北美大陸。這個說法也值得懷疑,印第安人的純樸和中國人的精明成鮮明對比,莫非是在另一塊大陸走出漢字的格局?不管誰是誰的祖先,直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印第安人逐水草而居。帕特文(Patwin)部落就駐紮在帕幽塔河兩岸。    
    若歷史學家是法官,那麼烏鴉就是人類遷徙的目擊者。但再怎麼過堂,也還是問不出來的。    
    從一八四○年起,東部人開始向西遷移。那有點兒像現在的旅行團,三五十人,有人領隊。查爾斯上校加入最早的移民行列。那時候旅行慘了點兒,乘馬車,沒道,顛簸不說,一上山只能棄車保卒。從密蘇里出發,兩千英里的路走了半年。    
    沒有人給上校寫信。他長相凶,別人都有點兒怕他。一八四一年秋天,在路上跋涉了五個月,他們在險峻的聶華達山脊(Sierra Nevda)上過夜。他想念孩子們,特別是最小的女兒瑪麗(Mary),她只有六歲。妻子在瑪麗出生後不久病故,拋下了四個孩子,上校決定不再另娶。出發時他把孩子托付給親戚。夜降臨,他回帳篷,睡下。一夜風聲。    
    一個人變成一座城市,這事有點兒不可思議,我說的還不光是命名。    
    J·C·戴維斯西行,是被地形考察隊召募去的。要說錢不少,又開眼界。上路時,心情平靜,沒什麼可留戀的。他在俄亥俄州的農場長大,厭倦了那裡的冬天和地平線。身為長子,他很早「下海」,做買賣、開旅店。中西部的氣氛保守,直到二十三歲他完全沒有戀愛經驗。他口訥、實幹,對生活不存奢望。關於加州,有很多說法,比如遍地是黃金,他懷疑。    
    戴維斯於一八四五年底來到薩克拉門托河谷,在帕幽塔河邊定居。第二年秋天他服了兩個月兵役。這一點,官方文件和家族記載有衝突。家人認為他從軍的時間長得多,看來當兵光榮。那時候地便宜,一點二五美元一公頃,不到現在一盒煙錢。父子倆購置了兩萬公頃地,其中帶圍欄的佔七千多公頃,有兩千頭牛、兩百匹騾馬,六百隻羊和一百五十口豬,於一八五八年被評為加州最好的農場。    
    (烏鴉開始落在他們家樹上。)    
    二    
    我感到煩躁。    
    我到B街的商會兼遊客中心。鈴鐺一響,一位小姐迎出。我說明意圖,她指著花花綠綠的架子,讓我隨便挑選。都是垃圾。再問。「問得好,」她打開電腦查找,很快,搖搖頭說,「對不起,我們沒有本市的歷史資料。」我回聲般的作了刪節:「沒有歷史。」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對戴維斯是個轉折點:加州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火車在這裡通車。最初在圖紙上,鐵路從戴維斯農場西邊四英里處擦過。終成人間正道,除了父子倆施加的影響,恐怕主要還是出於地勢上的考慮,避開窪地。歷史有時是由空間決定的,否則戴維斯只是人,而不會變為城市。    
    J·C·戴維斯請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鐵路公司的客人中,有個留小鬍子的最討厭,帶紐約口音,不停地說下流笑話。戴維斯知道,他是決策人。小鬍子喝得爛醉如泥。臨走,戴維斯往他口袋裡塞了個信封,其中數目他從未告訴任何人。    
    我開車去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老城的火車博物館。那些擦得錚亮的蒸汽火車頭——現代古董,吸引著參觀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兩個留長辮的華人在山上搬運石頭。但所有文字說明都沒有提及,華人是當年修鐵路的主要勞力,歷史學家在度假,多少悲歡離合,烏鴉看到了,不說。    
    鐵路給戴維斯帶來迅速的繁榮,當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鎮整齊,五百餘人。橄欖街是主街,建得較密,木結構,多為一層。小鎮有木料場,車鋪鐵匠鋪,商店髮廊,三家旅社,一個飯館,還有馬棚鞍具店和幾處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小鎮因J·C·戴維斯得名。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加州,糧食代替了黃金,成為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像戴維斯農場這麼大塊地,誰在上面幹活?最初的勞力是印第安人,逐漸被華人取代。鐵路修成了,趕上下崗,工轉農,正好。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三萬華人在薩克拉門托和聖華金河谷當苦力,占加州農業人口的87.5%。    
    (J·C·戴維斯學會了幾句中文「你好」、「吃飯」、「幹活」,還有中式英文「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見」,甚至會用中文點菜「炒碎」。)    
    我注意到語言交換的結果。在週末的農貿市場上,常見到在青紗帳潛伏了好幾代的華人來賣菜,除了不會說中文,他們跟北京街頭的鄉下小販沒什麼兩樣。    
    J·C·戴維斯開了全縣第一家乳酪廠,又和查爾斯上校等人在河上建起纜繩擺渡,如日中天。    
    他付給船夫托馬斯十六美元的夜班費,搭船從薩克拉門托過美國河到北岸的查爾斯上校家,這筆開銷傳出去,令人咋舌。去幹嗎?上校有三個女兒,戴維斯是眾多的追求者之一。戴維斯頭一次在上校家見到小女兒瑪麗,她還是個孩子。沒幾年工夫,讓人另眼相看。上校對女兒們管束極嚴,他很少有機會跟瑪麗說話。在上校家的一次舞會上,他請瑪麗跳舞。他多喝了幾杯,動作笨拙,逗得瑪麗直笑。他們溜到後花園。瑪麗的笑聲引起了查爾斯上校的注意。他對戴維斯的印象不錯,話不多,精明強幹。他派人調查過,僅擺渡一項,每月收入近萬元。    
    戴維斯於一八五○年和瑪麗結婚。據一八五○年人口普查上記載,戴維斯二十七歲,來自俄亥俄州,乳酪製造商;瑪麗,十五歲,密蘇里人。    
    其實烏鴉和人有一種共生關係,它們熱愛人類,循其足跡,蹭吃蹭喝。有人類的弱點,怕孤獨,呼嘯成群。它們肯定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只不過人對此沒有耐心罷了:天下烏鴉一般黑。    
    從統計表來看,本市人口,一八九一年七百,一九一七年近千,一九四○年一千六,一九五○年突變到九千,現在翻了幾倍,約五萬。繼鐵路出現後,一九○六年開辦農業學校,又轉成加州大學的分校,這是人口急劇增長的原因。    
    我貪杯,在黑暗中,像吞吃了爛果子的烏鴉,搖搖晃晃。我們的主角被遺忘了。我敢說,本市居民,很少有人知道他——J·C·戴維斯,他的一生,他的悲歡離合。    
    (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陽光閃耀在帕幽塔河上,風車轉動。)    
    J·C·戴維斯和瑪麗的獨生女,三歲的阿美利亞(Amelia),和父親在磨坊玩耍時,摔成重傷,不治。心碎的父親發瘋似地拆掉磨坊。瑪麗告訴別人:「孩子死後,我們做父母的再也沒有成功感了。」    
    連年的乾旱和病蟲害,加上內戰後的高稅收,農場開始走下坡路,J.C.戴維斯把地陸續賣掉,搬到薩克拉門托。他晚年擔任公職,官拜街道專員(相當於我們的街道居委會主任)。他死於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    
    我得承認,到目前為止,研究進行得不順利。原因很多,比如缺乏史料,我英文不好。更主要的是,死者拒絕敞開內心。我的嗓音有點兒異樣,帶有烏鴉叫聲中的煩躁。我自以為可以獲得烏鴉的高度,那完全是一種錯覺。    
    


第三輯  烏鴉貓的故事

    十幾年前我們在北京的大雜院養過隻貓,叫黃風。它總是居高臨下,從房頂俯視我們人類卑微的生活,總是驕傲地豎著尾巴,像一根旗桿。記得那天我從辦公室用書包把它帶回家,洗完澡,它一頭鑽進衣櫃底下,最後終於探出頭來,我們不禁打了個冷戰:一個世界上最小號的鬼。黃風祖籍不可考,必是野貓無疑。它從不戀家,吃完飯掉頭就走,不餓絕不回來。我們住的說是五進院,其實早被自蓋的板房擠壓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廚房恰好蓋在那胡同的頂頭。夏天做晚飯時,只見黃風豎著比它高數倍的尾巴大搖大擺地回來,檢閱著分列兩邊半裸著乘涼的人們,那些搖動的蒲扇讓人想起古代的儀仗隊。最終黃風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棄我們而去。    
    我的女兒田田對巴黎的狗品頭論足,都不甚滿意。最後在一家美容店門口碰見條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繫著粉色蝴蝶結,讓田田看中了。那狗邊叫邊打噴嚏,憤怒得像個搖頭風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撫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帶田田從巴黎到美國,她媽媽也從新加坡趕來,我們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維斯團圓,安家落戶。狗仍是田田的主要話題。我帶她去寵物商店,查閱報紙,向朋友們打聽。待我從英國出差回來,田田擋在門口,再讓開,竟是兩隻剛出生的小貓。寵物商店的一張領養廣告像命運,把這兩隻小貓帶到這來。從狗跳躍到貓,大概就像從猿進化成人,總有某些連上帝也無法解釋的疑點。這是孩子的特權,誰也跟不上他們的思路。    
    這兩隻小貓雖是兄妹,卻毫無共同之處。哥哥奇相,全身淺褐色,但小臉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裡偷喝過墨汁。妹妹則是只普通的帶黑色條紋的灰貓。我和田田給它們起名字,絞盡腦汁。最後把田田常掛在嘴邊的動畫片《獅子王》裡的咒語「哈庫那瑪塔塔(Hakunamatata)」拆開並簡化:哈庫和瑪塔。    
    哈庫生性敦厚,富於冒險精神。它對人很傲慢,愛搭不理,窮極無聊時也會躥到你身上,純屬好奇,看看你怎麼吃飯、寫作或與人交談。瑪塔膽小、警覺,見人喜歡撒嬌打滾,但隨時準備逃竄。它的尾端有個彎勾,大概出生不久被門夾傷過,這不愉快的童年經驗將伴其一生,可沒有一個心理醫生能跟它說清楚門是怎麼回事。    
    有了貓,我們租的單元永遠門窗緊閉。哈庫和瑪塔天天闖禍,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紙簍,在新買的意大利皮沙發上磨爪,防不勝防。我只好充當警察,關門打貓,沒有證人,總不至於被防止虐待動物組織告到法庭。每當我狂怒地向貓撲去,田田總是攔著我,又哭又喊,讓貓兒們及時逃脫。有時轉念一想,貓若大一百倍就是虎,田田得反過來,得為我求情。    
    不久我們買了房子,哈庫和瑪塔獲得解放。我們請人在大門上裝了個小門,為貓。它們對自由的試探最初是謹慎的,轉而變成狂喜。我們院子後面是一片開滿野花的曠野,金燦燦的。哈庫和瑪塔在其中跳躍,像犁開處女地的最初的溝隴。    
    自由當然也有代價。朋友說貓在戶外一定要打防疫針。動物醫院就在附近。哈庫和瑪塔對醫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讓它們戰慄、哀號。回到家,它們的目光充滿更多的敬畏和焦慮。幾個月後又作了去勢手術,這更加痛苦的記憶,讓它們悄悄繞著我走。我像獨裁者一樣孤獨。    
    起初,哈庫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常常失蹤。幸好在它的脖子上掛著銅牌,寫明通訊處。電話往往在我們絕望時響起,原來哈庫走累了餓了,乞討到別人的門下。哈庫的路線越走越遠,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傷,它大概會像黃風一樣消失。那天早上是田田發現的,它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塊,露出滲著血珠的白肉。哈庫一聲不吭,舔著傷口,並領悟了那隻狗傳達的信息:我們的世界是凶險的,哈庫從此不再遠行。有時跟我們散步,只要聞出異己的味道,撒腿就跑。    
    去勢後,哈庫和瑪塔更加百無聊賴,除了每日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腳朝天,有時會突然對貓的生活充滿嫉妒,惡意地把它們弄醒。它們瞇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圖,翻個身,又呼呼睡去。若把它們和黃風相比,大概還是黃風更幸福些。北京胡同獨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風土人情都給貓帶來無窮的樂趣。吃的也沒有人造貓食這麼單調。我們當年總是專門給黃風買小魚,精工細作。而哈庫和瑪塔對魚最多聞聞,然後轉身走開……    
    它們的味覺已經退化。更重要的是它們完全被剝奪了談情說愛的權利。北京的貓大多不去勢,夜半時分,叫春的聲音此起彼伏。再有當年北京不許養狗,貓的世界安全得多。    
    不過哈庫和瑪塔也會找樂,它們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鳥甚至老鼠,作為戰利品向我們邀功。它們的叫聲變得很奇怪。這殘酷的遊戲,得由我們來收拾殘局。一天早上,我發現地毯上有只雛鳥,嗷嗷待哺。田田把它裝在鋪著毛巾的小盒裡。鳥媽媽就站在後院的電線上像高音C淒厲地叫著。田田舉起小盒,對鳥媽媽說:「你的孩子在這兒呢。」我們找不到鳥窩,卻又發現另一隻受傷的雛鳥,身上有貓的齒痕。我們決定試著養活它們。它們的模樣真可憐:翅膀禿禿的,尾巴上有幾根毛,長腿緊縮,眼睛緊閉,但稍有動靜,大嘴就像朵黃花盛開。田田驚歎道:「真醜啊,醜得太可愛了!」我們挖來蚯蚓,居然被吞了進去。看來確實有一線希望。田田的臥室成了病房,緊關著門,怕貓來騷擾。晚上,一隻鳥呼吸急促,田田哭了。第二天兩隻鳥都死了。我們舉行了葬禮,把它們埋在一棵小葡萄樹下。那幾天沒人搭理哈庫和瑪塔。    
    我從窗口看見哈庫趴在後院的板牆上,向遠處眺望。拖拉機平整著土地,突突的煙霧消散在空中。市政廳在修建公園。而公園必召來更多的人遛狗,那些大大小小的狗將一起轉過頭來狂吠,進入哈庫的惡夢。    
    


第三輯  烏鴉女 兒

    田田今天十三歲了。準確地算,生日應在昨天,這兒和北京有十六個小時時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麵條,給她斟了一小杯紅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問,「我現在已經出生了嗎?」我看看表,十三年前這會兒,她剛生下來,護士抱來讓我看,隔玻璃窗。她頭髮稀少,臉通紅,吐著泡沫。    
    十三歲意味深遠:青少年,看PG13的電影,獨自外出,隨時會墮入情網。讓父母最頭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開始。心理學家認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歲左右——行動上獨立,第二次在十四五歲左右——思想意識上獨立。    
    我還沒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變化已有跡可尋:她開始注意穿戴,打耳洞,塗指甲,留披肩發,和全美國的女孩子們一起,迷上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男主角。她們個個會唱主題歌。為了順應潮流,避免沉船,我給她買來《泰坦尼克號》的音樂磁帶。    
    在音樂上的對立早就開始了。平時還行,關門各聽各的。去年聖誕節開車去拉斯維加斯,她的范曉萱嗲聲嗲氣,磁帶像丟了轉,何止影響駕駛,簡直讓我發瘋。倘若有一天警察用范曉萱的歌過堂,我立馬招供。換上我的革命歌曲,她堵著耳朵,大喊大叫。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溝通。音樂是植根於人的生理本能的,我一聽《春節序曲》,嘴裡就有股爛白薯味。五八年冬天志願軍從朝鮮回來。堆在我們家陽台上的白薯正發霉。這兩件本來不相干的事讓《春節序曲》給連起來了:當我坐板凳上啃白薯,電台播個不停。    
    中國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獨,那深刻的孤獨。人家自打生下來就懂,咱中國人得學,這一課還沒法教,得靠自己體會。    
    上沒老人,下沒弟妹,父母夠不著,在中年雲霧裡忙碌。怎麼辦?放了學,田田旋風般衝進來,自己弄點兒吃的,就地臥倒,開電視,看脫口秀(talk show)。那是媒體用大量廢話,變成笑料,填充人與人之間沉默的深淵。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那個電視上快樂的黑人小伙兒,眼見著成了我們家一員。田田一邊做功課,一邊跟著他咯咯地樂。    
    她最愛看的還是《我愛我家》。這個一百二十集的電視連續劇,她至少看了幾十遍,幾乎都能背下來。這是她在尋根,尋找北京話耍貧嘴的快感,尋找那個地理上的家,尋找美國經驗以前人與人的親密、糾葛與纏鬥。    
    去年田田暑假回北京,那個地理上的家。回來我問她,若能選擇,你想住在哪兒?    
    她閃爍其詞,我知道我問了個愚蠢的問題。在國外住久了,你愛哪個家?這恐怕連大人也答不上來,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標明為家的地點之間。    
    我帶田田去寵物商店,讓她選個生日禮物。她轉來轉去,竟看中了只小耗子。我堅決反對,理由一:她媽媽最怕耗子;理由二:耗子最怕貓,我們家有惡貓兩隻,隔著籠子,也會嚇出心臟病。給耗子做心臟手術,我們負擔不起。    
    三個星期前,她媽媽回北京辦畫展,我跟田田在家。我們的時間表不同:她出門早,我還沒起床;她放了學,我剛睡醒午覺;她開電視,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課,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該上床了。田田開始抱怨,抱怨我睡懶覺、貪玩、在家時間少、電話多。    
    我跟田田分開了六年,從她四歲到十歲。我滿世界漂流時,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這個錨,才能讓我停下來。有一天,住在英格蘭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鄉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難以置信。他還找來照片:歪斜的石頭房子和開闊的田野。這成了我的夢,我願客死他鄉,與世無爭,只求做麥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帶大。    
    昨夜驚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著眼睛,嘟嘟嚷嚷。她做了噩夢,夢見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夢見過那幢石頭房子。她告訴我,她總是在夢裡飛翔,自由自在。看來事與願違,她想遠走高飛,留下無邊的麥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親。    
    田田上初一,功課多,我得幫她做功課。我對數學一竅不通,只能磕磕絆絆帶她穿過歷史。歷史課本相當生動,我也跟著上課。最近我們一起進入中世紀的黑暗:黑死病消滅了歐洲人口近三分之一;聖經譯成英文前,僅少數懂拉丁文的牧師掌握解釋權,這是導致教會腐敗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告訴我,歷史老師宣佈:考試成績前五名的同學每人交五塊錢,分數可再提高。其餘同學都傻了,繼而怒火中燒。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議的行列。我跟著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們全都上了當。原來這與歷史課本有互文關係。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錢給教會,殺人放火,照樣可赦免上天堂。老師略施小計,讓學生外帶個跟班的家長體會一下當時窮人的憤怒。    
    田田胸無大志。問她今後想幹什麼?她懶洋洋地說,找份輕鬆的工作就行。這好,我們那代人就被偉大志向弄瘋了,扭曲變態,無平常心,有暴力傾向,別說救國救民,自救都談不上。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惟一的,且自詡為風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這成了我們的文化傳統。比如,憶苦思甜,這自幼讓我們痛恨的故事,現在又輪到我們講了。田田還好,走開。我朋友一開講,他兒子用英文驚呼:Oh, my God! (我的天哪!)    
    下一代怎麼活法?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那天,午覺醒來,大雨撼動屋頂。看表,三點十分,田田正要下課。開車到學校,找不到停車位,開緊急燈,打傘衝進去。學生們正向外湧,一把把傘迎風張開。我到處找田田那件紅絨衣。男孩子五大三粗,女孩子嘰嘰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樓空。我轉身,雨停,天空變得明朗。    
    


第三輯  烏鴉夏 天

    醒來,遠處公路上的汽車像劃不著的火柴,在夜的邊緣不斷擦過。鳥嘀咕,若有若無,破曉時變得響亮。白天,大概由於空曠,聲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陽光的濁流。鄰居的風鈴,時而響起。今年夏天,我獨自留在家中,重新體驗前些年漂泊的孤獨。一個學習孤獨的人先得有雙敏銳的耳朵。    
    大學生們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蕩蕩。這是一年中難得的時光。酷暑只虛晃一槍就過去了。無雨。剛寫完這一行,天轉陰,下雨了。這是入夏頭一場雨。    
    我每隔一天去鍛煉身體,三年來,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健身俱樂部在城東,我住城西,城小,開車不過十分鐘。這家俱樂部設備齊全,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開門。不一會兒功夫,我已大汗淋漓,環顧天花板上巨大的通風管道、四周的落地玻璃鏡和珵光瓦亮的健身器械,還有那些在重力擠壓下縱橫移動的少男少女。看來人的精力總得有個去處,特別是在二十郎當上,否則革命、暴動或犯罪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槓鈴前,又加了十磅,連舉幾下。有人跟我搭話,是個高大結實的白人小伙子,他自我介紹,叫喬(Joe)。而我的名字太難,在他的舌尖上滾了幾下,滑落。「你練了幾年了?」他問。「三年。」「從多少磅開始的?」「一百。」我注意到他胸前的牌子:私人教練。「你現在只舉到一百三十。」他搖搖頭。「你想不想塊頭大點兒?」「當然。」「你閉上眼,」他作了個催眠的手勢,「想像自己會有多壯。」我遲疑了一下,閉眼,想像變成他那樣。    
    我剛睜眼,他又說:「再閉上,把你想像得更壯些。」這回閉眼,我把自己吹得更鼓些,有點兒變形,像健美畫報上的明星。「好了,你準能成為想像的那樣。」他拍拍我的肩膀。「在這兒,我是最棒的,可以給你提供免費的訓練。」    
    我有一張不太嚴格的時間表。早飯後,讀一小時的英文雜誌,然後開始寫作,到中午。午飯很隨便,用冰箱裡的剩菜煮碗麵條,就著啤酒以及當天的報紙郵件一起順下去。這樣會導致消化不良,尤其是報紙上的那些壞消息。於是午睡。這在美國,是生活在「體制」外的人的特權。下午或去健身房。或讀讀英文小說。我正讀的這本叫《壞的愛情》。那的確很壞,和愛情無關,講的都是犯罪心理。帶著這種犯罪心理做的晚飯,別有滋味。天黑前,得花點兒功夫在院子裡,剪枝、澆水、拔草。玫瑰今年開得發瘋,那似乎是一種抱怨,被忽視的抱怨。我小心繞開蛐蛐和蝸牛,別踩著它們。小時候令我癲狂的蛐蛐,如今橫在路上,趕都趕不走。晚上最輕鬆,我幾乎每天去租盤錄像帶,這是美國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國人,只有經過充滿驚嚇、誘惑、欺騙、折磨的地獄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國。    
    我按約定時間,在俱樂部轉了一圈,不見喬的蹤影。他遲到了半個小時,氣喘吁吁地向我解釋:「堵車,你知道,可怕,總是這樣……」沒關係,再約時間,第二次我遲到了二十分鐘,氣喘吁吁地向他解釋:「上學,你知道,沒轍,得通過英文考試……」好,現在開始。先做準備活動,再趕鴨子上架。舉重從一百二十磅開始,最後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個檸檬被徹底搾乾。不停地喝水,無濟於事。喬用盡英文中最美好的詞來鼓勵我,讓我受寵若驚。同時也警告我:「我最恨別人說我做不了。」在最艱難的時刻,我咬緊牙關,也沒敢說出這句聽起來挺有人情味的話。最後他握著我的手,說:「你行,看見沒有?你舉的超過了你體重的三十磅。」    
    他把我帶到用隔板隔開的辦公桌前,問我對訓練有何感想。我也用盡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詞。他點點頭,拿出一張訓練計劃,問我是否願意繼續下去。我說當然沒問題即使赴湯蹈火……    
    我突然煞住,這玩意兒別又得掏腰包吧?他翻過訓練計劃,背後果然是價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經太晚了。他申明大義,曉以利害:我鼠肚雞腸,斤斤計較——最後達成妥協,他慷慨大方,在原訂六次的訓練計劃上再加兩次,這兩次是免費的:我財迷轉向,攥著一張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據出了門,半天才找到汽車。    
    天空是一本書,讓人百讀不厭。我喜歡坐在後院,看暮色降臨時天空的變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爾摩,在一個老畫家和他學漢語的女兒家做客。傍晚,他們突然把我領到窗前。天空吸收著水分,越來越藍,藍得醉人,那是畫家調不出來的顏色。為捕捉這顏色,上世紀末在瑞典形成了著名的畫派「北歐之光」。老畫家很得意,似乎給我看的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人們經歷漫長的黑暗與冰雪,對夏天有一種真正的狂喜。這狂喜讓我感動,我拉開住處幾乎一年沒拉開的窗簾,面對那轉瞬即逝的夏天。    
    「準備好了嗎?」喬今天顯得特別高興,不停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的選民。他告訴我,週末他的女朋友從洛杉磯過來。他們去Subway吃晚飯,又看了史泰龍(Stallone)的新片子《警察帝國》(Copland)。我告訴他,我去看了《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看來我們都是好萊塢動作片的愛好者,也許正是為了這,我們才走到一起來的。他再次跟我握手。    
    他說話開始出現漏洞,小小的,無傷大雅。比如,他告訴我他家住在附近,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車,和上回堵車的托詞有矛盾。不過總的來說,喬是個挺純樸的美國小伙子,笑起來像這兒的夏天,毫無遮攔。他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三年級的學生,主修生物化學。靠打工養活自己。按他的說法:「像我這樣的白人,年輕、健康、聰明,誰會給你獎學金?」除了在這兒當教練,他還在酒吧彈鋼琴。他媽的,中學老師不是說他考不上好大學嗎?他掰著手指頭數給我聽,哪些名牌大學同時錄取了他。「我最恨別人說我不行。」他接著承認,他一下好過了頭,幾乎無所不行。體育就甭提了,他有自己的爵士樂隊,薩克斯管、雙簧管、鋼琴,樣樣精通。他天生有種過目不忘的本事,甚至通讀過百科全書。對了,他還會德文,他的「選民」中就有一位德國姑娘,他準是用德文中最美好的詞鼓勵她。    
    從鏡子我看到卡在器械中的我,齜牙咧嘴,頭髮被汗水浸透,貼在前額。我的教練正聲嘶力竭,讓我做最後一個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動作。鏡子一角是被俱樂部茶色玻璃過濾的天空,夏天正在那裡消失。    
    


第三輯  烏鴉紐約一日

    早上五點,我被直升飛機吵醒。它飛得很低,擦窗而過。我想起電影《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頭,噩夢中直升飛機的螺旋槳轉換成頭頂的風扇。駕駛員怎麼能在早上五點保持清醒,穿過摩天大樓中變形的黎明?直升飛機剛消失,警車又響起。先是一輛,緊接著第二、第三輛,好像獨奏在召喚樂隊。這音樂往往配在動作片的結尾處,警車呼嘯,字幕升起。一聲歎息,我起身,是狗飛飛,趴在我腳下。在二十七層的鋼筋混凝土空間,一隻狗的歎息意味著什麼?    
    我拉開窗簾。早安,紐約。    
    女主人咪咪正準備早餐。她和我同歲。離婚寡居,兩個兒子在讀大學,像撒出去的鷹,偶爾回來落落腳。咪咪在聯合國工作,認識好幾年,我都沒弄清她打哪兒來的。總不至於生在聯合國吧?後來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語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語便是湖北話,再就是廣東話、普通話,「一捏捏」上海話。她在聯合國做了多年的同聲傳譯,除了英語法語,還會西班牙語、俄語、意大利語。想想都讓我發瘋,我學了二十年英語,到現在只相當於高小程度。    
    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來了。迪馬,莫斯科人,聯合國臨時譯員。他掙足了美元,忙於採購,準備回家過聖誕節。咪咪家成了免費的國際旅館,招待八方來客。吃中國飯,喝法國酒,又沒語言障礙,何樂而不為?    
    一線陽光鑽過樓縫,經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鋼琴上呈扇狀,最後觸到狗的眼睛,閃爍。傳統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醃鮭魚,加新鮮水果。迪馬和我坐下,咪咪居間,這有點兒像兩個超級大國首腦的工作早餐。迪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間之顯得煩躁,我表示理解。    
    迪馬上街採購,咪咪去聯合國上班,飛飛激動了一陣,歎氣,趴在門口。    
    我給老A打電話。我們認識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傳奇,情節曲折,且不斷有新的進展。他十三歲成反革命,跳河自殺,得救。隨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間,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為上——到處流浪,要過飯。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過事,當美術編輯。在海外,先風水大師,後軍事專家。    
    「我這些天睡不著啊,」老A歎了口氣。「你想想,還剩下不到兩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輝腦子有問題,不是傻,是腦子有問題。台灣獨立,大陸絕不能坐視不管,美國必然會介入。軍中的少壯派可是主戰的。那太平洋裡的核潛艇頭一顆就對準紐約,就等於對準我們家。    
    你說,我們剛買了房子……搬家?打起來就不止一顆嘍,至少幾百顆。往哪兒搬?」據說他上次對台灣海峽危機的預測,得到五角大樓和日本防衛廳的證實。    
    掛上電話,老A描述的世界末日景象,讓早飯難以消化。下午兩點半,艾略特來了。在世界末日到來前,我們還得去朗誦。    
    下樓,上第三大道,過四個路口,即中央火車站,乘R線,奔皇后區。和地鐵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紐約有關的回憶。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閒扯。他說起很多人每天都吃興奮劑墨西哥總統派軍人們照顧病重的帕斯紐約最大的好處是在街上觀看行人裡根毀掉了美國的福利制度冰島簡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學……到站了,我們搭出租車,來到紐約市立大學的皇后學院。    
    今天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在電腦前,試圖描述我兩個多月前在紐約的一天。重新建構時間是一種妄想。特別是細節,作為時間的形態,它們早已消失。所謂事實,是當事人假定的,帶有某種共謀性質。我給咪咪和艾略特打電話,像罪犯串供:「那天早上我們吃了什麼?」「不,不是俄國早餐。」「那個教授叫什麼來著?」    
    對,他叫阿米爾·奧利雷(Ammiel Alealay)。校園由西班牙風格的紅磚建築物組成。幾個女學生懶洋洋地在門口抽煙,帶有紐約人特有的冷漠和疲倦。奧利雷教授突然出現,斜穿小徑,好像他一直埋伏在某個樓角。他有著肖像速寫中潦草的輪廓,鬍子花白,眼神茫然,顯得睡眠不足。他的辦公室裡貼滿了各種圖畫,有他孩子的,也有學生的。他偏好視覺藝術,也很容易成為其對象。有的老師生來就是為了讓學生畫的。    
    他和艾略特曾鄰居多年,鄰居們懷舊的話題全世界都差不多,若翻成北京話大致如此:挨煤鋪的三間半北房?拆嘍,蓋大飯店,把日頭都遮了。你瞧上的那丫頭片子仨孩子,早過景了。東院二大爺?嗨,那叫福分,不咳嗽不喘,一覺沒醒來……    
    朗誦會只有二十來個聽眾,估計要麼是學校脅迫的,要麼是為免費的紅酒點心的。院長坐鎮,哪個敢溜?我念中文,艾略特念英文翻譯。聽眾像是二十來部雖聯網但全部切斷電源的電腦:拒絕任何信息。我和艾略特交換了一下眼色,草草收場。    
    奧利雷教授代表校方請客,由四位同胞作陪。我們緊跟教授去找車。起初方向明確,行百餘步,他有些遲疑,瞻前顧後,聲東擊西。終於找到車,可鑰匙不見了。他自我搜身,深刻反省,滴溜溜圍著車轉圈,像個業餘車賊。下雨了,我和艾略特縮在房簷下。教授顯得更加潦草,無奈,只好叫出租車。    
    在中國餐館坐定,奧利雷教授被中國菜感動了,不再慌亂,臉上的線條變得肯定。那把車鑰匙注定在某處黑暗中等他。其實他並非普通的教書匠,而應屬於聯邦調查局感興趣的那類人物。他是猶太人,卻站在巴勒斯坦一邊。文學興趣也是反主流的,研究塞爾維亞詩歌,編巴勒斯坦詩選。艾略特告訴我,除了幾大西方語種外,他會塞爾維亞語、希臘語、希伯萊語和阿拉伯語。沉迷在那些古老語言的迷宮中,怪不得找不著鑰匙呢。    
    晚九點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約。我從飯館趕到她家,整整晚了四十分鐘。她約我出去吃晚飯,也讓我忘了。吃了?她目光中有一種驚奇。吃了。某些交往總是陰錯陽差。    
    去年春天美國筆會中心的酒會上,她一進門,立即成了中心,閃光燈追趕著黑髮中的一綹綹白髮。席間,她過來自我介紹,約個時間見面。我一時慌亂,借口忙推辭了。後來將功補過,寄書,她又沒收到,這叫沒緣分。    
    蘇珊的單元很大,在頂樓。從她的客廳可以看見哈德遜河。一隻遊艇駛過,展示了河水在黑暗中的質感。她告訴我,她喜歡在廚房寫作。    
    蘇珊並非傳說的那麼驕傲,她打開瓶法國紅酒,和我閒扯。其實在我和蘇珊及很多西方作家的交往中,都有這麼個微妙的心理問題:一個作家在失語狀態中的尷尬。您高小程度的英文,能和人家討論什麼?    
    起身告辭,我喝得有些搖晃。蘇珊讓我把一包錯遞的郵件還給門房。門房是個墨西哥人,蓄著小鬍子,睡眼惺忪。我琢磨,這份差使我幹得了。    
    攔了輛出租車,司機是個土耳其人。他一路大叫大喊:「……這世界就要玩完了。你還沒聽說?南北極正他媽融化。哈哈,水位上升,俄國、歐洲,就要被淹沒了。」他邊說邊掏出個扁玻璃瓶往嘴裡灌。天哪,但願不是酒。「你從哪兒來?中國?中國跑不了,我們土耳其也跑不了,統統餵魚。上帝?上帝也沒用。別著急,紐約頭一個。哈哈,這些大樓就要沉到海底下啦……」    
    


第三輯  烏鴉後 院

    一    
    起風了。我站在窗前發愁,眼看著後院四棵橘子樹和從牆外探進身來的三棵野樹的所有樹葉,都要落進我家游泳池裡了。那意味著絕望的勞動,剛撈起一撥又來一撥,要是魚或者美元倒也罷了,與天奮鬥的結果竟是一堆爛樹葉。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喜歡後院,與前邊草坪相反,它代表了某種私人空間。依我看,在每家門前鋪草坪,準是聯邦調查局和建築商串通好的——標準美國公民的思維方式肯定與這有關。沒有一丁點兒懷疑的陰影。其實草坪之間有一種對話關係,正如處在英文環境的外國人,永遠理屈詞窮。當你家草長高變黃,平整碧綠的草坪和主人一起譴責你。你得趕緊推著割草機,呼哧帶喘。特別是三伏天。一轉身草又躥得老高。我家那台割草機是二手貨,點火有毛病。我卯足了勁,猛拉數十下,紊絲不動,汗早順著脖子流下來。脫光膀子,再拉,割草機終於咳嗽了一聲,突突吐出黑煙。不過想必那姿勢相當絕望,鄰居們准躲在窗簾後邊看熱鬧。    
    我有時坐在後院的木搖椅上看搖蕩的天空。四年前我們搬進來時買的這搖椅,費了好大勁兒才裝起來。圓木支架的木紋隨年代旋轉,在陽光下閃耀。戳在那兒,怎麼看怎麼像個嶄新的絞刑架,坐在上面多少有點兒不安。如今這搖椅被風雨染黑,落滿塵土,很少再有人光顧。當初買這房子頭一眼看中是游泳池,清澈碧藍,心嚮往之,連第二棟都沒看就拍板成交了,這恐怕在本城房產交易史上還是頭一回。誰想到這個游泳池可把我治了。除了入冬得撈出七棵樹上的所有樹葉,還得撈出無數的螞蟻飛蛾蜻蜓蚯蚓蝸牛潮蟲。特別是蜻蜓,大概把水面當成天空了。這在空軍有專業術語,叫「藍色深淵」,讓所有飛行員犯怵。除了天上飛的,還有水下游的。有一種小蟲雙翅如槳,會潛水。要是頭一網沒有撈著就歇著吧,它早一猛子扎向池底。雖說有水下吸塵器可幫忙打掃游泳池底部,但任何機器都得有人跟班。比如要掏空吸塵器網袋裡的髒東西,清洗過濾嘴,調整定時器,及時檢修動力及循環系統。另外,水要保持酸鹼平衡。先得測試,複雜程度不亞於化學實驗室。用大小兩個試管取水,再用五種不同顏色的試劑倒騰來倒騰去,最後根據結果在水裡加酸兌鹼。這道程序還省不了,否則就給你點兒顏色看看——變綠,綠得嚇人;變混,混得看不見底。池壁上長滿青苔,蟲孽滋生。前不久出門兩周,由我父母看家,回來游泳池快變成魚塘了。    
    我們後院有一個巨大的螞蟻王國,時不時地攻打我們房子,特別是淒風苦雨天寒地冷的冬天。先派偵察兵進屋探路,小小不言的,沒在意;於是集團軍長驅直入,不得不動用大量的生化武器一舉殲滅。有一種螞蟻藥相當陰損,那鐵盒裡紅果凍般的毒藥想必甜滋滋的,插在蟻路上,由成群結隊的工蟻帶回去孝敬蟻後——毒死蟻後等於斷子絕孫。這在理論上是對的。放置了若干盒後,我按說明書上的預言掰指頭掐算時間,可螞蟻王國一點兒衰落的跡象都沒有,反而更加強盛了。我估摸蟻後早有了抗藥性,說不定還上了癮,離不開這飯後甜食了。    
    人的同情心有限,沒聽說哪兒成立了保護螞蟻協會的。就社會屬性而言,螞蟻跟我們人類最近。看過動畫片《螞蟻奇兵》(Antz)後,我還真動了惻隱之心。可緊接著螞蟻大軍殺將進來,只能鐵下心來。    
    和螞蟻相反,蜘蛛代表了一個孤獨而陰鬱的世界,多少有點兒像哲學家,靠那張嚴密的網吃飯。它們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在犄角旮旯房簷枝頭安身立命。那天來了個工人檢修游泳池,他打開池邊的塑料圓蓋,倒吸了口涼氣,狠狠地用改錐戳死了個圓蓋背後的住戶。他翻過來讓我看,那蜘蛛腹部帶紅點。他說這叫「黑寡婦」,巨毒,輕則半身不遂數日,重則置人死地。    
    二    
    冬來春去,我們後院來了對燕子做窩,這還是我女兒發現的。隔著玻璃拉門,只見房簷下大興土木。兩隻燕子加班加點,銜來泥土草根,用唾液黏合在一起。這和我們吃的燕窩類似,不同的是,正宗的燕窩是在海邊絕壁上,建築材料都是小魚。忙乎了一個星期,窩落成了。我是建築工人出身。出於同行間微妙的競爭心理,我圍著它轉悠,不得不肅然起敬——這純粹是嘴上的功夫。雖說從建築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陽台而已,還得靠人類的屋簷遮風擋雨。    
    孵化過程是靜悄悄的,就像寫詩,得克服不良的急躁情緒。和那燕窩只一窗之隔,我伏在電腦前,卡在破碎的詩句中。突然我女兒叫我下樓——兩隻小燕子孵出來了。父母又忙乎起來,銜食物飛上飛下。小燕子閉眼張著大嘴,淒聲尖叫。    
    真正威脅它們存在的是我們家的兩隻貓哈庫和瑪塔。算起來,這兩隻貓折合成人的壽命——正好「三十而立」。胸無大志,再說也無鼠可抓。這個沒有老鼠的世界是多麼無聊啊!美國貓聚到一起,準是一邊打哈欠一邊感歎。幾代下來,大概遺傳基因早就蛻變了,見老鼠不但沒反應,說不定還會逃竄呢。哈庫和瑪塔整天呼呼大睡,有時也出門溜躂溜躂。它們有自己的小門,嵌在人的大門上。當人被防範之心阻隔時,它們則出入自由。    
    要說它們才是後院真正的主人。在草坪如廁,在泥土裡打滾,到游泳池邊喝水照鏡子,上板牆眺望日落。這兩年哈庫發福了,不再靈活。而瑪塔身手不凡,只輕輕一躍,就上了一人高的板牆,再一躍就上了房。頭兩年,他們經常叼回小鳥、蜻蜓、螞蚱之類的活物邀功請賞,但迎頭就是一頓臭罵,甚至飽以老拳。大概在貓的眼裡,人類是毫無理性的。此後省了這道手續,自個兒在外邊吃點兒喝點兒算了。後院常發現麻雀羽毛,即是證明。美國麻雀傻,一點兒也不像它們的中國同胞。記得當年在北京西郊,百步開外,我一舉氣槍,麻雀從電線上呼啦啦全都飛走了。    
    而美國燕子不同,畢竟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它們先勘測地形,把窩建在貓爪根本夠不著的地方。夏天來了,小燕子長大了,跟父母出門學飛。眼見著這「陽台」對四口之家過於擁擠。一天早上它們全家出門,再也沒回來,大概去尋找更暖和的地方。我回到書桌前,心空空如也。    
    女主人出門了,由她照看的二十來棵玫瑰緊跟著枯萎了。我本以為玫瑰是生命力極強的植物,開起來沒完沒了。突然間,她們像燈一樣全都熄滅了,整個後院暗下來。我每隔一天拉著水管子澆水。除了澆水,還要剪枝施肥噴灑殺蟲劑,總之得關懷備至才成。我本來就不喜歡玫瑰——刺多,開起花來像謊言般可信,一不留神劃你道口子,疼得鑽心。我常遭此暗算,盡量躲遠點兒。    
    玫瑰熄滅了,後院又被四棵橘子樹照亮——滿樹橘子黃燦燦的。不知是品種不好,還是照顧不周,太酸,酸得倒牙。只好讓它們留在樹上,隨風吹落,那些頑強的一直能熬到第二年夏天,和下一代橘子會面。其實四棵樹中有一棵是柚子樹,一點兒也不張揚,每年只結兩個大柚子,像母牛碩大的乳房。剝開,裡面乾巴巴的,舊棉絮一般。    
    後院西南角種了棵葡萄樹,眼看快把支架壓垮了。葡萄秧是朋友給的,隨手插在角落,沒當回事。誰想到悄然無聲的,兩年的工夫竟如此這般。我擔心有一天它順著支架上房,鋪天蓋地,把我們家房子壓垮。再細看那些葡萄鬚子,如官僚的小手,為攀升而死死抓住任何可能。生長的慾望和權力相似,區別是權力不結果子。葡萄熟了,一串串垂下來,沉甸甸的,根本沒人吃,讓它們在樹上爛掉。我想起三十年前背誦過的食指的詩「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    
    天色陰下來。隔著窗戶,我看見哈庫正在後院轉悠。他太胖,腹部垂下來,但走起路有老虎般的威嚴,昂首闊步,微微抖動皮毛。一陣狂風,七棵樹前仰後合,樹葉和橘子紛紛落進游泳池,嚇得哈庫一哆嗦,轉身逃走。    
    


第三輯  烏鴉鄉下老鼠

    一    
    美國有這麼個童話故事:一個鄉下老鼠請城裡的老鼠到鄉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飯後城裡老鼠不吭聲,只是請鄉下老鼠到他那兒去做客。有一天,鄉下老鼠進了城。讓他驚訝的是,城裡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乾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裡老鼠驚呼:「快逃命,惡貓來了!」四爪狂奔,剛逃過一劫,又差點被滿街飛跑的汽車軋死。最後,鄉下老鼠喘著氣說:「我還是在鄉下過太平日子,總比這好吃好喝可處處擔驚受怕的生活強。」    
    我就是這麼只鄉下老鼠,整天仰望藍天白雲。五年前終於搬到加州的小鎮,定居下來。每回到城裡做客,好吃好喝,還是惦記鄉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們小鎮正算得鄉下了。五萬來人,除了一家西紅柿加工廠,無任何工業。四周全都是農田,一馬平川,遠處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馬。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學院在全美國數一數二,由於用動物做實驗成了綠色和平組織攻擊的重點。市內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本地報紙無新聞,每天公佈的空氣污染指數表低得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鳥叫聲中醒來的。仔細聽去,兩隻紅嘴山雀之間的調情過於誇張,一隻喜鵲呱呱地說單口相聲,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搖過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兩點准醒。對面酒吧關門,酒鬼被轟出來,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點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車吵醒,趕緊用枕頭堵住耳朵,沒用。那車重如坦克,轟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橫行直撞,似乎要直接開進屋裡,把我也裝走。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對面就是家紡織廠,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廠房上的窗戶統統開著,就像一百個喇叭朝我們喊話,用的是最單調的語言。每星期五廠休,靜得倒讓人受不了,夜裡翻來覆去睡不著,盼著人家趕快開工。    
    要說這和紐約的噪音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前兩年某日,我住紐約曼哈頓中城的一個朋友家。半夜三點,一陣清脆的槍聲,緊接著是警車呼嘯而至,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兩傷。你跟紐約人提這個,人家嫌你少見多怪。    
    別忘了紐約的人是在槍林彈雨中長大的,有極其堅韌的神經。據說要是街上有人開槍,多數紐約人像游擊戰士那樣經驗豐富,最多低頭哈腰,避開危險。他們隨後會罵幾句髒話,彈彈灰塵,舒展一下腰肢,繼續奔向各自的戰場。    
    我在巴黎被搶過,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點多鐘,朋友開車送我,在東站附近的臨時住處下車。我發現兩個男人尾隨在後,一高一矮。矮個子緊走了兩步,和我並排,用蹩腳的英文說:「錢!我們有槍!」我往後掃了一眼,大個子把手揣進懷裡,那架式不像有槍,倒有可能是個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剛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奪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過附近酒吧,看見那兩個業餘強盜正用我的錢喝酒呢。    
    我認識個丹麥漢學家。他頭一回去紐約,拿著地圖在曼哈頓街頭東張西望,突然一個黑人親熱地摟住他,刀尖頂在腰眼上。沒轍,他只好從上衣口袋往外掏錢,本想五塊十塊打發打發算了。可美元的顏色尺寸全一樣,一不留神,他抽出張一百美元的鈔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罵美國的種族歧視。黑人樂了,打了個折扣降到八十塊。他接著大罵當時的總統裡根,罵得狗血噴頭,黑人拍拍他肩膀——哥們兒,你真夠意思,降到五十吧。臨別,漢學家和強盜互相握手,難捨難分。    
    能碰上這麼通情達理的強盜,那是運氣,當然最好是別碰上。自八十年代初起,大批大陸留學生湧進美國大城市,窮,只能住最差的地區。面對危險,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紐約見過個大陸留學生,他打扮特別:黑呢大衣、墨鏡,黑禮帽壓得低低的,歪叼著煙卷,兩手揣兜,螃蟹般橫著走路——典型的好萊塢電影裡三四十年代聯邦調查局探員。雖說這打扮有點兒過時,可還是讓惡人心裡犯怵,盡量躲著他遠點兒。    
    大理是我的中學同學。他在紐約讀了四年書,住哈雷姆——紐約最危險的黑人區。他問我他橫刀立馬於亂軍之中,何以毫毛未損?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搖搖頭,掰著手指頭,總結了三條經驗:第一條,見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過馬路繞著走;第二條,若躲閃不及,要盯往其中可能是頭目的眼睛,讓他知道你記住了他,以減少犯罪行動;第三條,也是最關鍵的一條,一旦有人尾隨過來,要馬上衝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東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樂,要是你比他還窮,搶你幹嘛?    
    二    
    俄國著名的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vich)說過,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這話在理。你想想,那些城裡老鼠整天疲於奔命,就像上了發條,除了睡覺,哪兒有歇的時候?其實生命過程就是一種體驗,若無清閒,哪兒來的體驗?時間被填滿了,壓縮了。一年短如一日,唰地過去了。    
    我們有娛樂,城裡老鼠總是這樣說。其實娛樂是跟空虛綁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樣也是時間的填充物,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清閒。人們是為了懼怕孤獨才聚到一起去的。再說如今想看電影用不著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風雅,為頭一輪電影打破頭,第二天上班會友總算是有了談話的資本。讓我最受不了的是城裡人精心打扮去聽古典音樂,又不是參加婚禮舞會,那純粹是花錢受罪——忍住咳嗽憋著尿還不敢大喘氣,一不留神打了個盹兒,被掌聲吵醒跟著起立歡呼,非得讓人家再來一遍,否則絕不罷休。這不是有病嗎?聽音樂本來是私人的事,應該關起門來,用不著搞得那麼轟轟烈烈。    
    而我們鄉下老鼠……    
    我的紐約朋友艾略特(Eliot)反過來嘲笑我說:「什麼鄉下老鼠,你是郊區老鼠。」    
    郊區(suburban)在美國是一種很特別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都市郊區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及與此相連的文化意識形態。一般來說,他們玩命工作,開豐田(CAMRY)汽車,吃快餐,為住好社區勒緊褲腰帶,貸款買房子置地,割草養花,跑步遛狗,關門看電視吵架自找麻煩,再花錢看心理醫生。有部電影《美國美》(American Beauty)諷刺的就是這種郊區生活。    
    仔細一想,在美國真正的鄉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區老鼠,幾乎個個也都是工作狂,比城裡老鼠強不到哪兒去。據統計,全世界數美國人工作時間最長,甚至超過在這方面名聲惡劣的日本人。所謂美國人的富裕,我看其實也不過是個數字而已,整天撅著屁股追著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掙了錢又怎麼樣,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佈局結構,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郊區,一眼望去,大多數房子像一個模子裡翻出來的,毫無個性。久而久之,住在裡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學教書,發現美國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異,讓我大吃一驚,再看到郊區那一排排標準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時想,這種現代化的洗腦,比集權主義更可怕,因為人們完全喪失了反抗意識,認為這一切是天經地義的。    
    美國人最熱愛的概念是「空間」,越大越好,從大房子大汽車大電視,到大吃大喝大塊頭。郊區胖子多,這和垃圾食品有關。每逢週末,我開車加入美國人購物的行列。那個名叫Costco的連鎖店大得像個飛機庫,裡面的貨物也像是剛從飛機上卸下來的。食品都是大包裝的:牛肉十磅,雞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處個個滿載而歸,喜氣洋洋,把汽車塞得滿滿的。    
    我的一個南非朋友來美國,他驚訝地告訴我說:「美國人得胖死。」我琢磨這話包含兩重意思:其一,美國胖子多半來自廣大勞動人民,「飢不擇食」;其二,是指美國飲食文化的粗鄙傾向。這大概和清教徒的傳統有關,其後又恰好成了暴發戶,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進行商業化包裝靠廣告打遍全世界。「麥當勞」和「肯德基」這類美國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厭精」的中國站住腳,可見其厲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鎮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雲集。我覺得那是商業化陰謀中最險惡的一部分,正如鴉片,讓那些貪食的人欲罷不能,直到胖死。    
    寫到這兒,我不禁打了個冷顫。郊區生活真的有那麼可怕嗎?我想郊區老鼠至少文質彬彬。早上出門散步,一路上人們都招手致意,「哈羅」、「早安」沒完沒了,這總比城裡老鼠橫眉冷對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據說一個鄉下孩子頭一次到紐約,下了長途車跟過往行人挨個打招呼,可沒一個人理他,沒走多遠他只好放棄了。也許在大都市,人們對孤獨有更徹底的領悟,用不著裝模作樣。要不賈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細得像竹竿一樣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紐約是個瘋人院。我前兩天去紐約,到一個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來已經半夜了。紐約的夜生活才開始,車水馬龍,燈紅酒綠,讓我目瞪口呆。一個年輕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來隔著停在路邊的車輛跟一個男人說話;一個老頭八成剛從監獄放出來,在原地轉圈跑步;一個半裸的醉漢站在路邊自言自語;一個瘦高的黑人邊走邊扭屁股,兩手隨著他內心的韻律扭動……    
    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真的成了鄉下老鼠,很難再適應這種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間,我的生活出現了某些變化。我這只鄉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紐約——那讓我深惡痛絕的地方。我必須做好準備,習慣空氣污染和噪音,忍受驚嚇,得以倖存下來。    
    


第三輯  烏鴉午 餐

    一    
    中午十二點半,我在曼哈頓第八大道八十號十九層「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門口按響門鈴,佩吉(Peggy)迎出來。每次來紐約,她都和格瑞瑟達(Griselda)一起請我吃午飯,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兩男兩女,用一張公司專用的綠色「美國特快」信用卡付賬。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這頓午飯,事先沒打招呼,到了紐約一頭扎進茫茫人海。誰想到在大都會博物館紀念帕斯的朗誦會散場時,佩吉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不由分說,約好一起吃午飯。    
    佩吉五十多歲,家姓狐狸(Fox),無從考證,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愛爾蘭的獵狐人。佩吉是我的責任編輯,也是「新方向」的副總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從後窗能看到蘆葦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過客。她丈夫鮑普(Bob)是個退休的文學教授,在家寫小說,做飯,熱衷於社區政治。聽佩吉的口氣,鮑普的小說永無完成之日,也沒指望發表。說來那才是真正的愛好。飯後我們沿哈德森河散步,來到一個小碼頭。木結構的棧橋伸向哈德森河,橋頭釘著塊牌子。二次大戰期間,多少美國小伙子在這兒跟情人告別,再也沒回來。    
    「新方向」出版社的創辦人是詹姆斯·勞夫林(James Laughlin),可惜我無緣見上一面。當年他認識龐德時,只是個家境富有的文學青年。龐德對他的詩評價不高,倒是勸他辦一家地道的文學出版社。由龐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來成了美國出版業的奇跡:不以賺錢為目的但又能自負盈虧,而幾乎所有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都源於此。勞夫林兩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闆和主要編輯幾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雞,孵養著我們這個時代相當男性化的文學。    
    艾略特遲到了。作為帕斯的英譯者,這兩天他忙得四腳朝天。在紐約和華盛頓舉辦盛大的紀念帕斯的活動,最後以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朗誦會達到高潮。按字母順序,艾略特排最後一個。他坐在我旁邊,急躁但克制,準是渾身都能劃著火柴。整個朗誦會由美國桂冠詩人品斯基(Robert Pinsky)穿針引線,最後以艾略特打結:他給艾略特極高的評價。在讀帕斯的長詩《太陽石》最後一節前,艾略特動情地說:「三十年前,就在離這兒幾個街口,我跟帕斯開始一起朗誦……如今人已去,詩還在……」他的聲音哽咽了。    
    格瑞瑟達終於出現了。她七十多歲,剛從腦血栓的打擊中恢復,腳下還不太穩。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闆,掌管著「美國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齡正逼著她退休。她父親斯蓋勒·傑克森(Schuyler Jackson)是詩人兼文學批評家。大約六十年前,英國的名詩人羅伯特·格瑞夫斯(Robert Graves)和夫人勞拉·瑞定(Laura Riding),來美國和他們一家共度夏天,結果她父親和勞拉墮入情網。勞拉把她媽媽逼瘋了,在神經病院一住幾十年。格瑞瑟達那年只有十二歲,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親和勞拉搬到弗羅裡達的一個葡萄園隱居,至死在一起。其間四十年,他們共同編寫一本英文詞典,每個定義只用一個詞,既未完成也沒出版。自那個夏天以來,格瑞瑟達再也沒見過父親。    
    我們一行四人,從十九層樓降到地面,過馬路,再拐個彎,直奔那家名叫「布魯塞爾」的飯館。十年來,我們也試過別的幾家,都不甚滿意。看來實驗歸實驗,傳統就是這樣形成的。最後一次嘗試,是家剛開張不久裝潢時髦的小館子。那天艾略特點的漢堡包,他剛咬一口眉頭就皺起來。結賬時,侍者禮貌地問我們覺得飯菜怎麼樣。「你要我說實話嗎?」艾略特從眼鏡上面瞥了他一眼,「這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差的漢堡包。」    
    「布魯塞爾」的基本色調是暗綠色,古色古香,有股歐洲戰前的味道。這裡氣氛輕鬆而節制,沒有年輕人和酒鬼,我估摸來這兒的都是老顧客。沿窗擺下的四張桌子,隨外面變幻的光線轉動。我們多半都選那張把角的桌子,似乎為了某種穩定感。陰天下雨,這四張桌子好歹才安靜下來。夏天的陽光被窗戶過濾,不再那麼暴躁;到了冬天,陽光影影綽綽,成為某種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禮但又不誇張,隨時準備消失。    
    二    
    在紐約竟有某些不變的東西。十年來,我們同樣四個人,來同一家飯館,坐在同一張桌子,談同樣的話題,連口味也越來越趨於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達點烤鵝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點的是鴨絲色拉。而飲料嗎,四個人全都要冰茶。照慣例,再加兩份炸薯條。用炸薯條蘸番茄醬,有滋有味的。    
    先說起紀念帕斯的朗誦會的盛況。由於會場早就滿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門外,其中包括贊助者、墨西哥參議員。佩吉說她也被攔在門口,幸虧來了墨西哥的一幫政要,她趕緊聲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於是文學被政治裹挾進會場。    
    我說,是帕斯,是他的個人魅力,把平時互不來往的美國詩歌界的各路人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來了。朗誦會就像一個和解中的家庭聚會,只有我和另一個瑞典詩人是外人。「你在他們中間簡直是個嬰兒,」格瑞瑟達插話說。她告訴我,那個一頭白髮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別顧問。「真神了,快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居然還活著,」格瑞瑟達感歎道。於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見了鬼。    
    「人們永遠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場,」艾略特吞進一根炸薯條,說,「其實很簡單,按美國的標準,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標準,他得算右派,因為他反共,反卡斯特羅,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羅的朋友。」    
    佩吉告訴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兩卷本的詩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譯和編輯。他們還打算出顧城的詩集,要我設法和他姐姐聯繫,得到版權許可。    
    鴨絲色拉上來了。廚房就像潛台詞,躲在文學和政治後面,出其不意。我們的胃突然被喚醒,激動有如心臟。好一陣,只聽見刀叉叮噹作響,大家不再吭聲,專心於鴨子的滋味、菜葉的質感和調味油的色澤。汽車聲和腳步聲漏進來,窗上有人影滑過。陽光閃耀。其實,陽光才是紐約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個法國攝影記者給我拍照,帶我滿街追趕陽光。我通過攝影家的眼睛看到紐約的陽光,在樓群之間摸索、折射,轉瞬即逝。四個胃留在黑暗中蠕動,意識的曙光在上升。    
    我問起艾略特紐約的治安。剛到紐約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萊克辛頓大道和東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館喝咖啡看中文報紙。有一則消息:馬友友的大提琴在紐約失而復得。他下出租車時,忘了拿後備箱的那把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大提琴。報警後,全紐約的警察出動,幫他找那輛出租車,四個小時後,大提琴回到馬友友手裡,沒耽誤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讀這條消息時,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腳邊的書包。說時遲,那時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佩吉和格瑞瑟達趕緊摟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飛。艾略特眼睛一翻,搖搖頭,責怪地說,「這是紐約。」是啊,只能怪我這個鄉下人,在引導城裡的正人君子犯錯誤。    
    說起紐約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現象,除了美國經濟好轉外,還和從十五歲至二十八歲這一高犯罪率的年齡層的下降有關。    
    我問他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怎麼看。    
    「他整個一個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頓根本就他媽沒法停車,我今年吃了六張罰單。連到公園烤肉,超過五十個人必須得到批准,等於禁止集會遊行。更別提布魯克林那檔子事了。」在布魯克林美術館正進行的展覽中,一個黑人畫家把大象糞和聖母像塗在同一塊畫布上,引起了爭議。朱利安尼威脅美術館若不摘掉這幅畫,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撥款。    
    杯盤撤去,我們四個人都要了咖啡。話題轉向美國明年的大選。艾略特歎了口氣,說這回他不知該選誰了,戈爾真讓他失望。他跟我解釋說,堪薩斯州最近通過了教育法案,否定了進化論,在中小學的課堂上以基督教的創世說為基礎。按基督教的說法,世界只存在了一萬年。「那化石該怎麼解釋?」艾略特聳聳肩,「荒謬透頂。」而信奉高科技的戈爾為了贏得當地選票,竟對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達連連點頭。這些美國左派對民主黨也厭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樣暗淡。    
    我問佩吉為什麼在美國沒有第三種勢力。    
    「現在冒出個改革黨,但也不太可能構成第三種勢力。這也許恰恰說明美國選舉制度本身有問題。」 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紹了美國大選的過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這麼個結果。    
    「為什麼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律師?」我又問。這就是局外人的特權,不恥下問,百無禁忌。佩吉和格瑞瑟達掰著指頭把本世紀的美國總統挨個撥拉一遍,果然讓我言中。    
    「是不是律師這行當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在影響美國的政治?」我說。    
    「絕對沒錯。他們借用法律語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間接的方式達到目的。」 佩吉說。午餐結束了,我們在門口告別。陽光明媚,這是晚秋最後的黃金時光。不知怎麼,我忽然想起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實這幅畫和我們在「布魯塞爾」飯館的午餐毫無關係。    
    


第三輯  烏鴉杜 倫

    一    
    一九八六年春,我到倫敦參加詩歌朗誦會,然後由英中文化協會的尼古拉(Nicola)小姐陪同,北上杜倫(Durham)。杜倫大學東亞系為我安排了活動。是夜,在大學客房留宿。和東亞系講師司馬麟(Don Starr)、尼古拉共進晚餐時,我隨便說了一句「要能在這兒多住幾天就好了」。這本是一種感歎,沒想到兩位懂中文的英國主人認真了。    
    一年後,我拎著箱子,在杜倫長途車站探頭張望。那天陰冷,大教堂的鐘聲突然敲響。那正是我漂泊生涯的起點。從八七年三月,刨去八八年底我回北京住的四個多月,到現在整整十三年了。此時,我坐在緊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小公寓回首,多少有點兒幸災樂禍,好像那個在長途車站的中國人跟我無關。    
    司馬麟把我接到他家。他們住在鄉下的農舍,古舊高大。他的太太吉爾(Jill)是小學老師。有三個孩子,一男兩女。英格蘭北部的早春跟冬天沒多大區別。房子大,用不起暖氣,冰窖一般。人家天生就經凍,孩子們穿得少,一個個小火爐似的,冒著熱氣。我把能穿的都穿上了,還是不停地發抖。    
    五天後我搬進大學,就住在一年前我住過的客房。這裡有暖氣,我像棵凍蔫的植物緩了過來。一個月後,邵飛帶女兒來了。我們在客房住了一個多月,然後搬到離市中心不遠的一棟排房,樓上樓下,有電燈沒電話。日子清貧,但總算是安頓下來了。    
    馬先生是華商,在澳大利亞當工程師,退休後到杜倫定居,家離我們很近。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哮喘病。他每禮拜天上午去附近的大城市紐卡索(Newcastle),義務教那些華人說英文。他總是開車捎上我,把我卸在中國城,下課再來接我。紐卡索是個衰敗的城市,尤其禮拜天,大部分商店都關門,更加荒涼。我的任務是買豆腐,這中國人得以倖存下來的主要蛋白來源。在那兒總共呆兩個小時,我還挺忙乎——在街上溜躂,逛跳蚤市場,去吃角子老虎機店試試手氣,不行趕快撤,別把豆腐錢搭進去。上了車,馬先生總是問我都幹了什麼。買豆腐,我說。只買豆腐?他疑惑地瞥了我一眼。只買豆腐。    
    馬先生跟一個叫朱麗(Julie)的英國女人結婚了,把房子賣了,搬到夫人家去住。他們請我們去做客。朱麗家的花園很大,滿是花,開得熱烈。馬先生不再是我們鄰居,禮拜天也不再去教英文了——「從此君王不早朝」,於是買豆腐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朱小姐是東亞系的中文老師。其父是國民黨空軍駕駛員,在訓練中失事喪生。是母親把她帶大的。她母親住香港,但似乎一直想牽住這個飛得太遠的風箏。朱小姐待我們很好。我們到大學洗衣房洗衣服,常到她那兒歇腳。她總是微笑,眼睛裡卻有一種莫名的憂傷。朱小姐很漂亮,但感情生活不順利,單身多年,和一個叫凱文(Kevin)的小伙子好了一陣,又吹了。最後嫁給一個上歲數的英國紳士。    
    卡洛蘭(Caroline)也是東亞系老師,人高馬大,口直心快。剛到不久,她開車帶我們去附近海邊野餐。那一帶是產煤區,岩石光禿禿黑乎乎的,海水渾濁。她告訴我,她喜歡教書,但不喜歡做研究寫文章。提起正要建造的海底隧道,她不滿地搖搖頭說,我可不信任法國人,二次大戰就把我們出賣了。這回有隧道倒好,俄國人乾脆開著坦克過來。    
    卡洛蘭找了個男朋友。正準備辦喜事,可男朋友在商場被一個持刀的瘋子給殺死了。她鬱鬱寡歡,最後辭退了大學的工作。那是我們離開杜倫好幾年以後的事。這不幸遭遇,讓我想起那次野餐和骯髒的海。海底隧道建成了,俄國人的坦克沒有開過來。    
    跟我們來往最多的還是司馬麟。他工人出身,有著來自英國下層社會的學者那種質樸和機智。他長我幾歲,開始禿頂,頭髮也花白了。教書的壓力實在大,每週要教二十多個鐘頭,一直沒空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論文,因而也就甭想當教授。他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史。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司馬遷他弟弟。他說話慢條斯理,帶一種英國人的那種「干幽默」(dry humor)。和一般幽默相比,恐怕就像果脯和水果的區別。    
    司馬麟看我拉家帶口,獎學金低,幫我在系裡找了個語言助教的差使,臨時工,但總算是份收入。我高中都沒讀完,就直接走上英國大學的講台。每天早上頭一堂課是在語言實驗室,幫學生們把舌頭捋順。一個學期好歹教下來,沒想到校方想賴賬,要按小時而不是按學期開支。麻煩的是,當時只是口頭協議,並沒簽正式合同。那天在我家吃午飯,司馬麟皺著眉頭,沒吭聲,第二天帶來封英文信,讓我簽字。原來是給校方的最後通牒:口頭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應,若不履行的話,法庭見。    
    兩天後校方乖乖把錢如數奉還。    
    二    
    杜倫是個幽靜的小鎮,有條小河從市中心穿過。橋上總是有個流浪漢拉手風琴,一條老黃狗趴在旁邊。他神色安詳,若有所思,似乎只專心於腳下的河水與琴聲。他來自何處又將前往何方?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想知道。腳步匆匆,有人停下來,在空罐頭盒裡投枚小錢,是為了可憐那老狗的,流浪漢點點頭代他的狗致謝。    
    和北京相比,這裡人少街空,天高雲淡。除了教書,我滿街窮逛。進商店,看香水減價,一試,結果噴嘴拿反了,噴自己一臉,熏得我差點兒暈過去,連忙用衣袖擦。我盡量躲人遠點兒,溜出門,迎面撞上司馬麟和另幾位英國同事。我神色慌張,倒退著打招呼,借口家裡有事,撒腿就跑。    
    田田剛到杜倫時只有兩歲多,我們把她送進托兒所。早上九點鐘邵飛把她送去,十二點接回來。這兒的托兒所跟中國的作風大不相同。阿姨帶著孩子們一起瘋,連蹦帶叫,三個鐘頭下來,孩子們精力發洩了,也踏實了。去托兒所路上,滿街都是上街買菜的英國老太太,圍著田田誇個沒完,用盡天下好詞。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樣被寵壞了,一見老太太索性站住,等誇完了再走。    
    在杜倫,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應。特別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開得耀眼,喚醒過冬的人。吃過晚飯,我們一家常去散步,穿過草坪奔植物園。鳥入林,咕咕聲漸漸轉弱。月亮升起來,花草的氣息越來越濃重。田田獨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動。    
    在我班上有個美國學生叫內特(Nate),大個兒,一臉憨笑。我們約好每星期二下午他來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於雙方水平都差,就像兩個剛會說話的孩子湊在一起。你幾歲了?我住在美國。你喜歡讀報紙嗎?中國很大。下午四五點是英國人喝茶的時間,雷打不動,那是一種社交儀式。入鄉隨俗,我們也跟著沏茶,擺上幾塊餅乾。「在中國喝茶嗎?」內特問。我心想廢話,嘴上說:「在中國喝水,把茶賣給外國。」他孩子般笑了。我們是語言邊境兩邊的野蠻人。內特後來成了文學評論家,常在美國報刊上發表文章,居然為我的一本英譯詩集寫過書評《在語言水平上》(From Language Level)。    
    我要去倫敦參加活動,利大英(Gregory Lee)和他的法國太太開車從利物浦趕來。我們是八五年在北京認識的。他生長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國血統,比別的漢學家更懂得中國。女人們做飯拉家常,我跟大英一頭鑽進酒吧。英國人平時橫眉冷對,一下班就衝進酒吧,如啤酒泡沫般親密無間。    
    第二天我們一早出發。大英剛買了輛二手的白色英國車Rover,據說是英國警察開的,很神氣。離倫敦一百多英里,因修路兩道合併,大英仗著年輕跟另一輛車搶道,撞上一排塑料路障,差一點衝到對面路上去。結果擋風玻璃粉碎,又趕上下雨,什麼都看不見,大英把頭探出車窗開車,總算到了車鋪。田田說:「咱們別坐車了,走著去倫敦吧。」我們及時趕上一班火車,才沒誤了事。    
    顧城夫婦來杜倫,住我們家。顧城極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個鐘頭。等他醒了,我們聊天散步逛街。看見街頭藝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問,怕人家跟他要錢。在大學朗誦後,顧城把自己複印的照片送給學生。我說你瘋了,怎麼像毛澤東一樣?謝燁在旁邊幫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說過,他不聽。臨走頭一天,顧城給我們烙煎餅,吃完飯我們都去午睡,起來看他還在那兒烙,煎餅堆成山,夠我們吃半個月的。我把他臭罵一頓,顧城不吱聲,把手伸進他那高帽子裡抓抓頭髮,跟著嘴一歪,笑了。    
    我們簽證到期的當天,一位移民局官員來訪,問何時離開。每次外出旅行回來,入境都得被問個底兒掉,就差查三代了。堵在後面的旅客開始抱怨。以後我們盡量等人散盡,再接受大英帝國的致意。    
    冬日下午,我在杜倫住所的樓下沙發上讀書。天陰,下著小雨,風掀動白色的薄紗窗簾。我打開老式的落地檯燈。暖氣嘶嘶響。樓上田田跑來跑去,腳步咚咚。一隻蒼蠅在屋裡飛來飛去,像歷史那麼讓人心煩。    
    


第三輯  烏鴉搬 家 記

    一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國十五家。得承認,這行為近乎瘋狂,我差點兒沒搬出國家以外。深究起來,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種更隱秘的衝動。我喜歡秘魯詩人瑟塞爾·瓦耶霍(Cesar Vallejo)的詩句:「我一無所有地漂流……」    
    頭一站西柏林。住處在最繁華的庫當姆大街附近,是德國學術交流委員會(DAAD)提供的。我昏沉沉地穿過紀念教堂廣場,所有喧囂被關閉在外。一個「朋克」雞冠狀頭髮鮮紅似血,他張開嘴,卻沒有聲音。那年夏天,牆還在,西柏林與世隔絕,像孤島。我把從墨西哥買來的繩床吊在陽台上,躺在那兒眺望柏林搖蕩的天空。我前腳走,柏林牆跟著轟然倒了。接著挪到挪威首都奧斯陸,住大學城。我有時去市中心散步,狂亂的內心和寧靜的港灣恰成對比。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回不了家了。    
    住下沒兩天,邁平就開著他那輛老爺奔馳車,幫我搬到另一處學生宿舍。這回,箱子成雙。繩床怎麼也塞不進去,正好撈些鍋碗瓢盆,拖進新居。我和五個挪威小伙子共用廚房。頭疼的是,剛塞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在挪威啤酒太貴。得,我順嘴喝乾剩下的半瓶,把另一瓶拎回屋裡。我帶多多到一個教授家做客,主人用自製的啤酒招待我們。那啤酒有股怪怪的肥皂味,沒喝多少,我倆沉沉睡去。教授氣得四處打電話:我、我的中國客人怎麼都睡著啦……    
    冬天到了,北歐終於給我點兒顏色看看:漆黑。一個專門倒賣舊電視的中國同學,看我可憐,勻出一台給我。我喝著溫啤酒看電視。那挪威話還挺耳熟,帶陝北口音。    
    在挪威呆久了,邁平得了失語症。每天晚上,我倆一起做頓飯,對影成四人,無言。放寒假,他去外地看老婆。大學空城,我孤魂野鬼般遊蕩。鑽進一家中國餐館,除我,還有一人。他自言自語,動作古怪,目光瘋狂,充滿強烈的暗示性。慌張中我丟下碗筷,撒腿就跑。過了九○年元旦,我把繩床留給邁平打魚,搬到瑞典斯德哥爾摩,住進一家相當寬敞的公寓。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我實際只用廚房,有時去客廳和餐廳遛彎,順便照料花草。一群住在外地難民營的中國流亡者來借宿,帶來各自的逃亡故事。他們中有工人、商人、大學生,到天涯上孤獨的一課。我們在黑暗中互相借光。冬天的斯德哥爾摩讓人沮喪。太陽才爬起來,沒升多高,就被黑暗之魚一口吞下去,吐出些泡沫般的燈光。我日夜顛倒,索性整天拉上窗簾。三個月後,花草奄奄一息,主人回來了。一位好心的中國餐館老闆借我個小單元,更符合孤獨的尺寸。有人從英國帶來瓶蘇格蘭威士忌,讓我一口喝光。我把自己關在屋裡,發瘋尖叫,在鏡子前嚇了自己一跳。    
    我常和李笠泡酒吧。他用瑞典文寫詩,出版了好幾本詩集。他是個拈花惹草的老手,滿街跟姑娘們套近乎。在斯德哥爾摩,幾乎每個酒吧都有賭桌。我們輸光兜裡的錢,喝得醉醺醺的,搖搖晃晃走在大街上,李笠會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    
    春去夏來,我照舊拉著窗簾,遮擋喧鬧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麥第二大城市奧胡斯(Aarhus)教書,一住兩年。安娜幫我在郊區租了間可愛的小廂房。兩位女房東是女權主義者,一位心理學家,一位婦女博物館館長。她們帶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臨下,審視一個倒霉的東方男人。夜半,三盞沒有性別的孤燈,遙相呼應。小院緊靠鐵路,火車常闖入我夢中。驚醒,盯著牆上掠過的光影,不知身在何處。我父母帶女兒來探望我。我臨時借點兒威嚴,住進丹麥海軍司令家隔壁的小樓。我們住二層,窗外是海和丹麥國旗。一層是老建築師烏拉夫,地下室租給年輕的女鋼琴家烏拉。他倆並無血緣關係,名字近似,像歡呼,自下而上,不過多了聲歲月的歎息。烏拉夫寡居,有種老單身漢的自信,僅用台袖珍半導體欣賞古典音樂。我有時到他那兒坐坐,喝上一杯。他特別佩服貝聿銘,做中國人,我跟著沾光。不過蓋房子是給人住的,而詩歌搭的是紙房子,讓人無家可歸。輪到我割草,烏拉夫也會板起面孔,驅趕我推著割草機在後院狂奔。烏拉獨身,靠教課及伴奏維生。她的眼神茫然,好像看多了海平線。她對我經常外出十分羨慕,夢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紐約那樣的大都市找到工作。她彈得真好,但琴聲永遠被門緊緊關住。    
    父母和女兒走了。圖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區。外出的房主是一對中國老人,隨兒子享受丹麥的福利。那單元特別,以廁所為中心,所有房間環繞相通。我心情好時順時針溜躂,否則相反。那恐怕正是設計者的苦心,要不怎麼籠中困獸或犯人放風總是轉圈呢。    
    九二年十月初,從丹麥搬到荷蘭,送的送,扔的扔,我還是坐在行李堆裡發愁。沒轍,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他從柏林租了輛麵包車,開到丹麥,裝上孤家寡人,再經德國開到荷蘭的萊頓(Leiden)。    
    萊頓的住處實在太小,根本沒地方溜躂,我成了那些陳舊傢俱中一員。房東瑪瑞亞住二樓,是個神經兮兮的老寡婦。她有個兒子,極少露面。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療。這位眼見要全瘋的老太太,這回可抓住我這根稻草,一逮著機會就跟我東拉西扯,沒完沒了。我盡量靠邊走。瑪瑞亞有種特殊本事,只要開道門縫,她准站在那兒等我,唱個法文歌,背首德文詩,要不然就講述她的噩夢。不管怎麼著,我絕不讓她進屋,否則就成了我的噩夢。瑪瑞亞摳門。冬天陰冷,我夜裡寫作,不到十二點暖氣就關了。第二天早上請示,不理。哆嗦了三天,再請示,恩准。她把定時器調到夜裡兩點——在妄想與噩夢之間。    
    我請瑪瑞亞到附近的中國餐館用餐。她精心修飾,早早坐在那兒等我。大概很多年沒人請她吃飯了。飯館生意冷清。瑪瑞亞顯得有些拘束,話不多。她講起戰時的荷蘭和她的童年。回來的路上,她的高跟鞋橐橐響著,那夜無風。    
    臨走她請我上樓喝茶,我留了地址。她的信追著我滿處跑。我搬家速度快,卻還是被她的信攆上。她每次都附上回郵信封。我鐵石心腸,扔掉。這世上誰也救不了誰。孤獨的瑪瑞亞!    
    二    
    來美國前,在巴黎住了三個月。先寄居在我的法文譯者尚德蘭家。她離了婚,帶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郊區的小鎮上。她自己動手蓋的房子,永無竣工之日。每次來巴黎,她指給我其中的變化;新裝修的廁所、樓板上剛踩漏的洞。她喜歡抱怨生活,但不止於抱怨,而是英勇地奔忙於現實與虛無之間:教書、做飯、翻譯、割草。我有時擔心,萬一出現某種混亂怎麼辦?比如把書做成飯,把草譯成詩。她喜歡跳舞,芭蕾舞。無疑,這有效地阻止了混亂。我沒見過她跳舞。可以想像,在練習廳,她深吸一口氣,踮起腳尖,展開手臂,旋轉,保持平衡……    
    我父母和女兒來到巴黎。宋琳一家去度假,把鑰匙留給我們。他家在市中心,五樓。旋轉樓梯像受傷的脊椎吱吱作響,通向巴黎夜空。我媽媽腿腳不好,爬樓梯是件痛苦的事。這和我的噩夢連在一起——是我在爬沒有盡頭的樓梯。夏天,巴黎成了外國人的天下。我幾乎每天陪女兒去公園遊樂場。我拿本書,在長椅上曬太陽,心變得軟軟的,容易流淚,像個多愁善感的老頭。書本滑落,我在陽光中睡著了,直到女兒把我叫醒。    
    那三個月,像跳遠時的助跑,我放下包袱,灌夠波爾多紅酒,卯足勁,縱身一跳。    
    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帶著蓋有移民傾向標記的護照,混過海關,灰頭土臉地踏上新大陸,毫無哥倫布當年的豪邁氣概。先在密西根州的小城葉普斯蘭梯落腳。第一任美國房東拉瑞,用狡黠的微笑歡迎我。他是大學電工、市議員、民主黨人、離婚索居者、兩個孩子的父親和一隻貓的主人。他除了拉攏選民,還加入了個單身俱樂部,在政治與性之間忙碌。這一點他是對的:政治是公開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拉瑞很少在家。我常坐在他家的前廊看書。在東密西根大學選了門小說課,每週至少要讀一本英文實驗小說。英文差,我絕望地和自己的年齡與遺忘搏鬥,讀到幾乎憎恨自己的地步。把書扔開,打量過往行人。深秋,金黃的樹葉,鋪天蓋地。晚上,大學生喝了酒,顯得很誇張,大叫大喊。那青春的絕望,對我已成遙遠的回聲。    
    拉瑞的黃貓不好看,毛色骯髒,眼神詭秘——這一點實在很像拉瑞。它對我表示公然的漠視。餓了,也從不向我討食,完全違反貓的天性。以一個流浪漢的敏感,我認定這是拉瑞私下教導的結果。白天,一隻黑貓常出現在窗口,窺視著黃貓的動靜。有了房子的保護,黃貓不以為然。兩貓對峙,斗轉星移。我把黃貓抱出後門,黑貓包抄過來,低吼著,聲音來自白色腹部。黃貓毛髮豎立,躥到台階下,背水一戰。黑貓雖佔優勢,但也不敢輕舉妄動。此後,黃貓知我狼子野心,不再小瞧,盡量躲著我遠點兒。    
    九四年初,我搬到十英里開外的城市安納堡。不會開車,我在商業中心附近找了個住處。那片紅磚平房實在難看,但在由快餐店、加油站和交通信號燈組成的現代風景中卻恰如其分。我頭一回動了安家的念頭,折騰一禮拜,買傢俱電器日用品,還買了盆常青籐植物。由於這些物的闡釋,「家」的概念變得完整了。收拾停當,我像個賊,在自己家裡心滿意足地溜躂。    
    我很快厭倦了同樣的風景和鄰居。而旅行仍讓我激動,每次坐進火車和飛機,都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激動。一個美國姑娘告訴我:她最喜歡的地方是航空港,喜歡那裡的氣氛。其實,旅行是種生活方式。一個旅行者,他的生活總是處於出發與抵達之間。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持未知態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對,一無所有地漂流。    
    我開始迷上爵士樂,想搬往昔日的美國。徐勇幫我查報紙,打電話,一家家逛去,終有所得。那條小街僻靜荒涼。木結構的小樓多建於二十年代,門臉頹喪,油漆剝落,但與爵士樂的情調相吻合。那天晚上看房的人很多,中意者按先來後到,我排第五。前面四位猶豫不決,讓我得手。    
    寫作往往是個借口,我坐在窗前發呆。松鼠從電線上走過,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樹在遠處燃燒。前廊有個木搖椅,坐上,鐵鏈吱嘎作響。    
    我住二樓,房東老太太住一樓,卻未曾謀面。收垃圾的日子,一摞摞紙飯盒堆在門口。一日,我坐搖椅閒蕩,只見側門推開,探出一根拐棍,夠著地上的報紙。我連忙彎腰遞上。老房東太老了,恐怕已年過九十。她說話極慢,詞兒像糖稀被拉開。我突然想起她年輕時在搖椅上的身影。    
    她的律師兒子告訴我,母親得了中風,多次住院,但死活不願搬家,不願離開這棟自打她結婚時買下的房子。我這個搬家搬慣了的人,對此深表敬意。    
    她兒子的深宅大院藏在樹叢深處。太太和氣,烤得熱騰騰的餅乾,一定讓我嘗嘗。他們有多處房產出租,卻堅持自己割草。每到週末,兩口子出動。戴草帽,備口糧,揮汗如雨為何忙?那勞動熱情讓我費解。    
    九五年秋天,我和家人團聚,在北加州的小鎮定居,先租公寓,後買房子。我有時坐在後院琢磨,這些年恐怕不是我在搬家,而是世界的舞台轉動。我想起瑪瑞亞。她在這舞台上孤獨地奔跑,舉著那些地址不明的信,直到信被冷風刮走,消失在空中。我頭一次想給她回封信:親愛的瑪瑞亞,我還好。你呢?    
    


第三輯  烏鴉開 車 記

    我的車壞了,半路直冒煙,一位懂車的朋友看了看,估計是散熱器漏水。今天一早他幫我請了個美國人來修車。這車是一年前買的,八六年的奧迪。當時幫別人找車,結果讓我一眼看上了。那富麗堂皇勁兒,讓我想到德國人的驕傲和冷漠。在路燈下,它近乎完美。特別讓我動心的是坐在真皮的座椅上聽激光唱盤,十個喇叭環繞著像十個歌唱的天使。我心想,就是車開不動,放在家門口當書房兼音響室也值了。不過它的方向盤有問題,你得不停地向左轉,車才走直線——這有點像某些統治者的思維方式。車主是個美國人,他那輕描淡寫的態度不可信。但開價實在不高:2650美元。我這個致命的音響愛好者,無心討價,以2600美元成交。開回家,等第二天太陽出來,才看到毛病。除了方向盤的問題外,車身有傷,皮座磨損,天窗打開關不上。我送進車鋪,取回,車價翻了一倍。    
    我想我和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男同胞一樣,都有一種對速度的熱愛。那是來自一個農業帝國童年的夢想。七十年代初,美國的暢銷書《海鷗喬那森·利文斯頓》譯成中文,讓不少人著迷,我弟弟甚至把它全部手抄下來。作者是退役的飛行員。他借一隻海鷗飛行的故事,大談速度的美。在空曠的高速公路上開快車會讓我想起這故事,特別在日落時分,讓人賞心悅目,如果再能有我這樣的音響的話。    
    可很多年來我一直拒絕學開車。主要原因是我嚴重的神經衰弱,一坐車就會昏睡不醒。在歐洲沒問題,那兒的公共交通發達。我搬到美國,嘗盡了沒車的苦頭,處處要搭車。當時我在另一所大學兼課,離住處只有七英里,可步行加倒車來回得在路上折騰好幾個鐘頭。我一咬牙買了輛八六年的福特Tempo。我是在報紙的廣告欄裡看到的,價錢、裡數、新舊程度都合意。和車主電話約好,一位朋友帶我去看。車主竟是個大陸留學生。其實車外表很舊,前燈還瞎了一隻。他說撞死了頭馬鹿。開價1950美元,討價壓下300,雙方似乎都舒了口氣。我們先開到車鋪洗刷一通,頓時生輝。然後又跑遍廢車場,配上車燈。我每天早起直奔我的老爺車,擦擦這兒,弄弄那兒,再繞著它轉幾周,才捨得離去。    
    學車主要得克服心理障礙。上了點兒歲數,反應慢,加上我本來就分不清東南西北。我按部就班,先在停車場上練。記得頭一回上街是晚上,四周車燈晃眼,喇叭齊鳴,我一下慌了神,車像浪峰上顛簸的船。嚇得坐在旁邊的朋友大叫,差點兒要從車裡跳出去。    
    當地中國人學車都有一套,根本用不著上駕校。筆試可用中文,現成答案三套是世代相傳的。只要花上兩個鐘頭,保準過關。為了避免懷疑,最好能錯上兩道題。我筆試不小心得了個滿分。考官掃了我一眼:「你以前開過車吧?」我矢口否認。當地的考車路線也是固定的,至少有十年沒變過,就像條傳送帶,把一撥撥中國司機輸送到危險的公路網上。路考前,我的朋友領我按既定路線練上三遍。考官是個年輕的黑女人,挺漂亮。我得小心才是,漂亮的女人都是危險的。最後她指出我路上開得太慢,拐彎的速度又太快。我心裡一沉,沒想到她那描得很細的眉毛一揚,說:「通過了。」    
    買舊車就是買心病。我的那輛車底盤低,有一回練車蹭在石頭上,車暴躁得像坦克,且濃煙滾滾。趕緊送到車鋪,原來是汽化器壞了,換新的連工帶料得五百。換了汽化器,接下去那位人高馬大的美國師傅可不松嘴了。他告訴我連排氣管在內的全部呼吸系統統統得換,因為中西部冬天公路撒鹽,都被腐蝕壞了。我咬牙跺腳,只好認倒霉。車修好了,美國師傅開出長長的發票,加在一起剛好和這車的價錢相等。開著這輛不咳嗽不喘但其貌不揚的車回家,別提多憋氣了。    
    這類不愉快的經驗,我想每個大陸來的留學生都有過。初來乍到,急著開車打工,錢少哪有你挑的份兒?我的朋友老郭,十年前剛到美國時花兩百塊美元買了輛小貨車,練了一個半鐘頭就上了高速公路。正暗自得意,突然發現腳閘失靈,又趕上下坡,一閉眼撞在一輛巨型貨車的屁股上。好在人沒事。貨車司機過來,見老郭既不懂英文,又開著輛早該報廢的破車,便罵罵咧咧地揚長而去。我兩年後見到老郭時,他仍在打工,但日子好過些了。他花435美元換了輛日本的HONDA。車的性能不錯,只有一個毛病:點火困難。他的經驗是就坡停車,利用勢能。發動時先掛二檔,一腿跨出車外,用肩頂門,卯足了勁兒,連推幾步,待點著火,再躍入車中,必是真功夫才行。我在的那幾天,這推車的活就讓給我了。起初還好,推上百十米,車就突突地冒出歡快的青煙。但每況愈下,有時竟要推上一兩里地才能點著。在風雪中奔跑,大汗淋漓,倒真有股革命豪情。去機場前在他家吃飯,我求他萬萬不要熄火,生怕誤了班機。    
    在美國買車可是門學問。最好事先多請教行家,不可輕舉妄動。有一種汽車拍賣會,廣告做得轟轟烈烈。那些車來路可疑,但價錢便宜,吸引了不少大陸留學生。車在場上開一圈,你一舉手,別人沒動靜,車可就歸你了。我認識一個南京來的小伙子,一激動開回輛車。大家圍它轉圈,都琢磨不透怎麼這麼便宜。最後恍然大悟,原來倒車檔壞了。這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在美國混久了,找到工作,買輛好車算不了什麼,但也往往失去了新鮮感。想想當你頭一次合法地坐在方向盤前,打火,掛檔,輕踩油門,車身向前躍去,景物如行雲流水,只有紅燈和警察才能攔住。    
    


第三輯  烏鴉賭 博 記

    一    
    今年聖誕節,全家去拉斯維加斯。開車先到洛杉磯過夜。翌日晨,上山滑雪。下午,翻過洛杉磯山,進入茫茫沙漠。日落夜深,十五號公路上,車燈連成一線,直奔賭城。今天是聖誕節,這些罪孽深重的人啊。    
    九點到拉斯維加斯。這建在人類弱點之上的城市,其輝煌,讓你突然感到無力。據說張愛玲晚年曾動過念頭,要搬到這兒來。我信。只要讀讀她的小說,很容易找到和這座城市的某種對應關係。    
    進大門,聲色犬馬一起奔來。得虧有定力,我隨手餵了幾枚小錢,才殺開一條路。預訂的房間客滿,我們免費升級,升到二十七樓的豪華套房。晚飯後,妻女累了,要在臥室的旋水浴池裡泡泡。我說去弄點兒零花錢,只一會兒。    
    我自幼好賭。父親抽煙。我把煙盒拆開,疊成三角,勒邊,向下微弓。孩子們湊在一起,先鑒定,牌子差或殘破的,一律靠邊站。扇三角要落點好,會用巧勁兒。我從小動作協調性差,縱身躍起,用盡吃奶的勁兒掄出,對方的紋絲不動。而人家肩膀一抖,我的三角就翻過來,歸他所有。那賭博如原始交易,以物易物。    
    我後來迷上彈球。孩子們撅著屁股,在五個小洞之間移動。我還是協調性的問題,球出手無力,沒準頭。高手架式就不同:直腰,平端,單眼調線。一聲脆響,我的心縮緊,球准又多了個麻坑。心狠手毒者,甚至用瓷球石頭球來擊碎玻璃球。上中學,午休時彈球,我每次輸掉一張做數學題的白紙。晚自習課,只好到處去借。    
    困難時期,我家鄰居採用糧食均分制,小京和他哥哥各分一千五百顆黃豆。哥倆彈球,小京技術差,每回輸五顆。輸到四十顆,快夠他哥哥美餐一頓時,我們慫恿他一次賭四十。再敗,賭八十。翻到一千二百餘顆,終於蒙上,他鹹魚翻身。    
    八五年底到深圳開筆會,我頭一次遭遇吃角子老虎機。沒投幾個就中了。鈴響,叮叮噹噹掉出港幣。同行們急紅了眼,哄搶,紛紛去投。再開會,人手一個微型輪盤機。文學開始走下坡路。    
    八六年春天,我從斯德哥爾摩乘船到赫爾辛基。輪船上到處是老虎機。我住二等艙,窗含陽光大海。我求勝心切,認準一台老虎機,先握手,再過招,可不到半個鐘頭,兩百瑞典克郎,折合兩百個肉包子,有去無回。取出晚飯錢,繼續跟那吃人「老虎」算賬。這回倒好,連骨頭都沒吐。甲板開始搖晃。我兩腿發軟,眼冒金花。回頭是岸?突然想起還有出國兌換的三十美元。取來兌換再投,眼睜睜,看它吞掉我最後一個攥出汗的克郎。趁沒人,我狠狠踹它兩腳。回艙房,窗黑,我吞下塊硬幣般的巧克力充飢,那是免費的。    
    在英國北部住了一年,有時去倫敦。那些老虎機店響聲震天,老遠讓你熱血沸騰,好像那是全世界金錢的漏斗。裡邊東方面孔多,儘是中國飯館的打工仔。老闆大廚敢下賭海,他們只能拿零錢打打水漂。    
    英國人把老虎機叫做「獨臂賊」(one arm thief)。聽這名字,必有殺人越貨的真功夫,虧吃多了,我不敢戀戰,一般在和別人約會前二十分鐘去轉一圈,尚有可能小贏,事關信用和友情,不得不急流勇退。和「獨臂賊」搏鬥,得小心裡應外合。有一回,我沒防身後,被雙臂賊麻利地摸走了一百八十英鎊。    
    在英國認識郭氏兄弟。他倆原在國內某樂團,一個吹笙,一個吹嗩吶。這兩樣淒厲的玩意兒,把婚喪嫁娶的複雜感情帶到倫敦,可把自以為見過世面的英國人唬住了。郭氏兄弟靠街頭表演維生,極受歡迎。賺的錢總得有個去處。哥倆都是賭徒。具專業知識有豐富經驗持之以恆為之終身奮鬥者,才能得此稱號,絕非等閒之輩。    
    一晚,大郭在老虎機店輸了百餘鎊。剩十便士,投,先吐兩鎊,再投,吐四鎊、八鎊。轉身進賭場,在輪盤賭押紅黑兩色,到八十鎊。於是上桌,勢不可擋,到天亮贏到九千鎊。說到此處,大郭目光炯炯,歎了口氣,想必是轉折點。早上在賭場用餐,叫出租車,先到朋友家,請他代寄兩千鎊回京,孝敬老母。再去電器店,買錄像機。到家,洗了個熱水澡,返回賭場。走背字,六千鎊倒流回去。叫出租車,趕到朋友家,錢還沒寄。嗚呼,兩千鎊沒等老太太聽個響,就煙消雲散。當夜,九千鎊全部奉還,又搭進四千鎊。    
    大郭的老婆是英國人,鬧到賭場,老闆無奈,只好取消了他的會員資格。    
    那是八八年春節,我和郭氏兄弟在曼徹斯特表演。我念詩,沒人在意。他們哥倆可把老華僑吹得熱淚盈眶。會後,在唐人街找了家飯館,點了幾樣經濟實惠的小菜。酒足飯飽,大郭講起這故事——他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說到結局,他並不服氣,狠狠說:「我他媽深知其中訣竅。只要再有一萬鎊,我準能撈回來。」我想這正是賭場老闆樂得聽見的,這種復仇心理,才是賭場致富的秘訣。    
    我後來去英國,打聽郭氏兄弟的下落。據說還在街頭表演。那淒厲的中國民樂,必含有那一晝夜的悲歡,更加撲朔迷離。    
    二    
    說起中國人在海外賭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國人好賭,我想這和我們民族的非理性傾向有關:信命運不信鬼神。加上漂流在外,文化隔膜,語言不通,又不想跟自己過不去。怎麼辦?    
    賭場起碼人多,五湖四海,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沒有語言與文化上的障礙。您只要一比劃,誰都懂。再說賭博至少給人以希望,今兒輸了還有明兒呢。撞上大運,那就是一輩子榮耀。    
    九五年夏天,我從巴黎搭車去德國看朋友,認識了開車的小趙,一個純樸小伙兒。他原在德國一所大學讀書,覺得無聊,轉到一家肉食公司的冷庫打工。工資高,但德國人不樂意干,都包給第三世界的弟兄們。要說這活不難,一接提貨單,立馬穿棉襖進冷庫,半扇豬,五隻雞,扛上就走。可千萬別磨洋工,否則自己也給凍上了,得等到下張提貨單才會被發現。下班沒事,小趙跟著去了幾趟賭場,把細節看在眼裡,在冷庫幹活時暗自琢磨,終於悟出輪盤賭的關鍵所在。    
    我在德國那幾天,他辭了冷庫的差使,改去賭場上班。賭場比冷庫溫暖多了,不必接觸動物屍體,還有人侍候。他每天回來,神采飛揚。數完馬克,跟我們一起吃晚飯。他分析當天的案例,畫出曲線,總結規律,除了個別誤差,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眼見著人類賭博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就要到來了,我勸他每次不要贏得太多,否則讓賭場盯上,列入黑名單。這擔心是多餘的。三個星期後小趙又回冷庫幹活,欠了一屁股債。    
    其實賭場是不怕你贏的。十年前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家賭場,有個老頭拉聯網老虎機,中了三十萬美元的大獎。賭場的人過來祝賀他,給他開支票。老頭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要支票,要繼續玩下去。三天後,他不僅把三十萬全部輸掉,還得到一張兩萬多美元的稅單,只好回去變賣家產。對賭場這是最有效的廣告,當時就見了報。    
    手氣這玩意兒,像命運,的確難以捉摸,連開賭場的也不得不信。玩二十一點,莊家連輸幾把,馬上換人,其實就是換手氣。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一種場,相生相剋。若莊家是個悍婦,橫眉立目,玩牌於兇猛的股掌之中,讓你先涼了半截,哪敢有求勝之心?太老的男人則有成精的嫌疑,更令人生畏。有一回我在雷諾玩二十一點,正連連得手,莊家換人,換上個老頭,連眉毛都白了。論歲數,他二十年前就該退休了,必是賭場的鎮山之寶。他勉強站穩,哆哆嗦嗦地發牌。我二十點,他准二十一點。我逃得慢了一步,三下五除二,桌上所有賭客的錢被一掃而光。    
    歐洲的賭場,大體是節制的、半隱蔽的,甚至帶貴族味道,拒絕解救平民心靈的苦悶。我九二年冬天去法國南方,順道去摩納哥的蒙蒂卡羅,誤入賭場。說誤入,是指我高估了自己的實力。    
    我受到貴賓的禮遇,有點兒受寵若驚。有將軍氣派的守門人開門,有白髮長者領路,有小姐標準的微笑。在登記處,我繳出護照和五十法郎,被記錄在案。步入宮殿式大廳,繞著高大的柱子,尋尋覓覓,除了幾張輪盤賭桌,根本沒有老虎機。人不多,看來都是常客,衣著講究,細聲慢語。我湊到賭桌前,想小試身手。檯面上標明:最低籌碼五百法郎。而我只帶三百五,連個籌碼都買不起。一婦人正下注,攥著三塊一百萬法郎的牌子。我微微出汗,退後幾步,點煙。此刻攝像機大概正對準我,電腦迅速和國際刑警局或各國銀行掛鉤,查這個中國大款的有關資料。    
    美國賭場的氣派完全不同。頭一次去大西洋城,嚇了我一跳。那陣勢,像個未來世界的祭壇:上千台老虎機電閃雷鳴,眾人被施了魔法,動作僵硬,兩眼發直。那是場群眾性的宗教活動。我們賭累了,出來透氣。只見一個巨型管道,凌空從賭場伸到海邊,把沙灘上的散兵游勇,包括我們,全部吸了回去。    
    此刻,當我從二十七樓降到大廳,正是受到那魔法的召喚。    
    先換二十美元的硬幣,和「獨臂賊」單練。天昏地暗,約百十回合,我明顯不支。一時找不到兌換的小車,我乾脆把鈔票直接塞進老虎機,讓它自動轉換。天助自助者,我終於中了,鈴聲大作,老虎機嘔吐不止,吐出四百個。我用目光邀請周圍的人來分享這份喜悅,他們反應遲鈍,視而不見,最多點頭而已,這些人真沒見過世面。    
    我把硬幣裝進小桶,剛要收攤,裸著長腿的女郎送酒來了。付了小費,又要一瓶。這回有酒壯膽,欲罷不能。夜深了,有人夢遊,多是中國人,鄉音漂來浮去,時近時遠。再看大廳有霧,想想不對,怕是我有些恍惚。斜對面的一個美國女人中了,她得意地轉過頭來。我懂,趕緊揮手致意。    
    凌晨六點,我塞進最後一個硬幣,穿過大廳,迷了路,問服務員,才找到電梯。叮噹一響,門關上,電梯上升。    
    


第三輯  烏鴉朗 誦 記

    一    
    在小學我是靠說相聲出名的,後來改行朗誦,背的是高士其的詩《時間之歌》。只記得操場塵土飛揚,前有全校同學,後有老師督陣。我站在磚台上,扯起嗓子:時間啊——時間刷地過去了。    
    文化革命好像集體朗誦,由毛澤東領讀,排在後面的難免跟走了樣,變成反動口號。再說按中央台的發音,聽起來有問題:好像全國人民一句句糾正他老人家沙啞的湘潭口音。我在學校宣傳隊打雜。幕後比前台有意思,像隱喻。隱喻太狡猾了,看不見摸不著,但掌握最後的解釋權。    
    上山下鄉時,我當上建築工人。工地上幹活,忍不住來一嗓子。晚上,我們幾個同好爬到樓頂,對著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詩詞,背的是賀敬之的《雷鋒之歌》:「人應該這樣走,路應該這樣行!」老師傅認為我們有病:「這幫小子,八成找不著老婆,看給急的。」    
    七○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頤和園後湖划船。康成站在船頭背詩:「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如果命運真是這樣的話,/我情願為野生的荊棘放聲高歌……」這是郭路生的詩。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動了。    
    九年後,我見到郭路生。都說他瘋了,一點兒看不出來。大概惟一的根據是,他往返於家與精神病院之間。朋友在一起,他會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給大家念首詩?」沒人反對,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請提意見。」他用舌頭把活動假牙安頓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謙遜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聲音雖抑揚頓挫,但相當克制,和我們當年的革命讀法不同。    
    所謂革命讀法,就是把殺雞宰羊的聲音與觸電的感覺混在一起。那時代的標準發音,趕上這會兒,準以為神經有毛病。看來郭路生挺正常,是我們和時代瘋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編輯部舉辦朗誦會,在玉淵潭公園。我們事先向公安局申請,沒答覆,就算是默許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測地形。林中空地有個土坡,正是舞台。黃銳把床單畫成抽像幕布,繃在兩樹之間。老鄂忙著接蓄電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確實是爆破,炸開個缺口:四九年來這樣的朗誦會還是頭一回。那天大風。聽眾比預計的少,有四五百人。若從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顏色:以聽眾為中心,灰藍土綠;然後外國人,花裡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陳凱歌參加朗誦,他當時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來》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讀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獻詩》,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語。    
    八四年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我領教了四川人的瘋狂。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票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聽眾衝上舞台,要求簽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我和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關燈,縮在桌子下。腳步咚咚,人們衝來湧去。有人推門問,「顧城北島他們呢?」我們一指,「從後門溜了。」    
    當時有個小伙子纏著我。他大連人,辭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著道路糾葛在一起的狂亂。他跟了我好幾天,傾訴內心痛苦。我說我理解,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他二話沒說,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濺血,轉身就走。    
    那是由於時間差——意識形態解體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錯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捲走面具,打碎鏡子,這誤會再也不會有了。    
    八五年夏天,我頭一回出國。規模最大的荷蘭鹿特丹詩歌節,像某個異教的小小分支,不過絕無我在成都所見的狂熱。聽眾手腳乾淨,沒人帶刀槍,挾詩人以自重。他們花錢買份節目單或詩集,安分守己,必要時鼓鼓掌,絕不會喊出「萬歲」之類的口號。對詩人,則像測謊一樣,先要試音,別想嚇著觀眾。也別想佔領舞台,朗誦時間受到嚴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時乾脆關上喇叭,讓所有歇斯底里傾向的詩人變成啞巴。總之,其運作有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確性。    
    詩人多跟社會過不去,又無生存能力,免不了待業受窮有神經病嫌疑,被劃入另類。不管怎麼著,朗誦給詩人提供了證明自己不聾不啞、免費旅行和被世界認知的機會。    
    其實這類活動也隨民族性格而異。巴塞羅那詩歌節就開得不拘小節,熱熱鬧鬧,像個狂歡節,似乎主要是為了頌揚時光美酒愛情。對西班牙人來說,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點活動結束,正趕上當地人的晚飯時間。詩人們來了精神,挺胸疊肚,浩浩蕩盪開到港口。侍者如雲,杯光碟影,有吉普賽人跳舞唱歌。幾杯酒下肚,在現實世界做詩人的晦氣一掃而光。    
    二    
    朗誦有時也得冒點兒風險。九三年春天,我參加英國文化委員會組織的文學之旅,來到貝爾法斯特。那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城市。北愛爾蘭共和軍(IRA)在爆炸前十分鐘通知當局,以免誤傷自己人。我們下榻的歐洲旅館,進門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後,我從電視看到它被炸成廢墟)。女主人帶我們步行去飯館。路上,她看看表說,再過幾分鐘,有顆炸彈在附近爆炸。我剛要臥倒,見女主人談笑風生,只好緊緊鞋帶跟上。    
    我和翻譯汪濤路過電影院,那天上演《愛國者遊戲》(Patriot Game)。裡面總共四五人。一開場,我倆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愛爾蘭共和軍的片子。在人家大本營,放這玩意兒,豈不找死?我們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鑽進戰壕,只露眼睛,以防銀幕內外的炸彈爆炸。那是我有生以來看過的最驚險的電影。    
    朗誦會在一個小劇場,周圍有手持機關鎗的大兵巡邏。聽眾以年輕人為主,成分複雜,想必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有。朗誦開始了,他們專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邊的戰爭。我聲音有些異樣,但絕不僅僅是恐懼。在這樣的地方,詩歌才是重要的。    
    比這更危險的是另一種情況。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參加哥本哈根詩歌節。那天大雨,我們趕到郊區,在泥濘中跋涉,終於找到那個大帳篷。這哪是什麼詩歌節?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間歇,可憐的詩人一個個竄上台,耍猴般,姿勢困難,模樣絕望,被喧囂所湮沒。再細看,聽眾們喝啤酒,抽大麻,東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給大眾審美趣味的一記耳光。」    
    詩人的第六感官靈敏,能否和聽眾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車場,知道有多少輛進來,停在什麼位置,哪兒撞傷了,是否漏油。有時一片空蕩,車全繞著彎走。    
    某些語言天生就是為了朗誦的。俄國詩人個個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會被那聲音的魔力所懾服。要說我們也有吟詩唱詞的傳統,可惜早已中斷,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能想像照此傳統吟唱新詩呢?那山野間的呼嘯,不但嚇走聽眾,還會召來警察或城裡的豺狼虎豹。俄國詩人嗜酒如命。九○年鹿特丹詩歌節的焦點是俄國詩歌,請來了十幾個俄國詩人。組織者吸取教訓,不得不把他們旅館房間的小酒吧關掉,那也擋不住喝。他們聚在一起,在朗誦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瑪杜琳娜六十年代以寫情詩出名,是我當年崇拜的俄國女詩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見她搖搖晃晃上台,勉強站穩。但一開口,聲音非凡,整個大廳被照亮了。那瞬間,僅僅那瞬間,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愛情。    
    約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是紐約詩派的代表人物。九○年春天我在斯德哥爾摩聽他朗誦,他完全喝醉了。腿腳本來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厲害,好像在踩地雷。女主持人也跟著出了問題,她脫下高跟鞋走路。他們之間有場莫名其妙的對話——你幹嗎脫鞋?這樣比較容易跟上您的詩。四年後,我和艾什伯瑞等著上台朗誦,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來我在這方面名聲不好。」說完,又給自己斟了一大杯。    
    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朗誦時像指揮,兩隻手忙個不停,好像聽眾是龐大的樂隊。他又像個摘果子的,爛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體胖,眼鏡閃閃發光,樂天達觀,這倒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權主義形象。我們在瑞典南方的馬爾默參加詩歌節。朗誦結束,我帶他到賭場,教他玩二十一點。他回美國來了封信:「寫詩就像玩二十一點,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點。」    
    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把他的不少詩配上譜子,邊唱,邊用吉普賽人的小手風琴伴奏。他是靠朗誦起家的,沒有朗誦,就沒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個音韻和節奏的大師。英語雖不像俄語那樣富於歌唱性,但多變的節奏配上豐富的俚語土話特別適於罵人,特別是罵政府,讓無權無勢的平頭百姓出口惡氣。我和艾倫在東密西根大學同台朗誦時,能看得出來他對聽眾的控制。那是一種催眠術:艾倫成了上帝,滿嘴髒話的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見過一個真正的行吟詩人,來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輩子,在舞台上只給他二十分鐘。他在休息廳席地而坐,用披風把自己遮得嚴嚴實實的,口中唸唸有詞,忽高忽低,估計取決於風沙的大小。他隨身帶個小牛皮口袋,裝的不是詩,都是些咒語護符,恐怕是為了對付那個把其生命限制在二十分鐘之內的魔鬼社會的。他的詩多寫在沙子上,被風抹掉,留下的是聲音,和風一樣經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國詩人馬德升,朗誦的那首由一百多個他媽的組成的詩,把巴黎給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們去郊區小鎮的一家咖啡館朗誦。那天下雨,聽眾二十來個,不少。這樣的夜晚適合朗誦,酒和雨聲都有催眠效果。    
    最後一個朗誦的是法國詩人。他歎息,竊竊私語,背景音樂斷斷續續——都是金屬的破碎聲。他從口袋掏出個紙包,層層剝開,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來。他用生牛肉在臉上擦拭,轉而咆哮,通過麥克風,震耳欲聾。我趕緊堵耳朵,仍能感到陣陣聲浪。幾個年老體弱的女人轉身逃走,免得耳聾中風。他開始試著吞嚥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擔心他會不會衝過來,把那塊他吞不下去的生牛肉硬塞進我嘴裡。朗誦在聲嘶力竭的吼叫中結束。他滿頭大汗,臉憋得像生牛肉。我拒絕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聲音是對他人存在的侵犯。    
    兩年前,《紐約時報》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諷靠朗誦混飯的美國詩人。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國的大學系統與歐洲不同,設創作課,並有系列朗誦會配套成龍。詩人就像和尚,先得有個廟立足,再雲遊四方,一瓶一缽足矣。就我所知,游離在「廟」外的美國詩人極少。連艾倫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統所收編。科爾索混進去,行為不軌,又被趕了出來。對詩人來說,死還是活,這是個問題。    
    有時面對聽眾,我會突然心生倦意。我們先人怎麼朗誦來著?把酒臨風,應答唱和,感懷贈別,生死無限。    
    


第三輯  烏鴉飲 酒 記

    一    
    夜深了,我關上燈,在辟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打開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聲看熊熊烈火。    
    這是我一天最放鬆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個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法會完全不同。當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統轉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酒區那帕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慣簡化了。可譯可不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類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幹嗎去?後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制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飢餓有關。三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涼菜。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矩:賣一盤涼菜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於北京平安裡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塗成淺藍色,髒兮兮的,店裡只有兩張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櫃又高又大,擺著幾盤涼菜。我把一卷柔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涼菜,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軟,怎麼也走不成直線。當時並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於飢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盪,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於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的猥瑣生命的局限,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只要有床或沙發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飛去內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做客。那裡民風純樸,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後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現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蕩的聲帶揮發而去,不易醉。如法炮製,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地可算得奇恥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伙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湧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只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鑽進吉普車,呈水平方向。    
    二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宴招待。那小鎮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地風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作陪的朋友和當地幹部眼巴巴盯著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連乾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罰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罰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敬酒」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麼都沒有。如今只剩下「罰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刑罰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說來那是門鬥爭藝術,真假虛實,攻防兼備,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麼大個兒。」多麼樸素的真理,這真理顯然是被酒鬼們重新發現的。    
    八三年春,我參加遵義筆會,跟著眾人去「董酒」廠參觀。午餐很豐盛,每桌都有個姑娘陪酒。作家們起了歹心,紛紛跟那陪酒女乾杯。起初她們半推半就,繼而轉守為攻,挨著個兒干,先一杯對一杯,後三杯對一杯,最後那些想佔便宜的男人紛紛求饒,出盡洋相。一打聽,這都是酒廠專門挑出來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從不會醉。酒廠設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願,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發那漫漫長夜。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卷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發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著燈。我住學生城,和五個金髮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制。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只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制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匡當當,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週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專制下,那些游擊戰士倒也沒什麼遠大抱負——「但願長醉不願醒」。    
    我看過一部有關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後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於一種因發酵而引起的化學反應,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於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乾的,結果學法國文學學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乾,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種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後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濛濛,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麼一種狀態,從現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酒醉只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著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    
    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只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後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西根大學英語系創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納堡(Ann 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餚當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於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牆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著我們……    
    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目總也上不去,有時只剩下百十來瓶。於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開一個多鐘頭。老闆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現,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致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著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裡,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空酒瓶排成隊,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台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別。    
    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麼也插不進鎖裡。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現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南 非 行(1)

    一    
    從紐約到約翰內斯堡,飛機整整飛了十四個小時。    
    我坐窗口,一個大塊頭白人卡在我和一個黑女人中間。他先跟那女人閒聊,然後轉向我。他是南非的銀行職員,住在約翰內斯堡。他對九四年南非政權過渡後的情況並不滿意,「你知道,還是同樣的危機。」問到我,他說,「你準是和這位女士開同一個會。」他倒吸氣,騰出空間讓我們說話。那女人叫羅娜(Lorna),寬臉闊嘴,長得十分喜慶。我一邊喝南非紅酒,一邊查看詩歌節的資料。羅娜在牙買加,牙買加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地球上,地球在天上……    
    我醒來時感到窒息。大塊頭睡著了,他的一身肉鬆弛下來,溢出座位。我趕緊打坐入定,抗拒幽閉恐懼感。    
    到了約翰內斯堡,轉飛機還要等三個多小時。我在小吃部遇見羅娜,她喝茶,我喝芒果汁,我們累得找不到話題。我問她是否注意到旅客中黑人極少。羅娜說,黑人們只待在地上。而牙買加的羅娜飛來飛去。她不住在牙買加,住美國,在密西根大學教寫作。我也在那兒待過。她突然忘了某個熟人的名字,愣住了,眼睛茫然。她保證,只要好好睡一覺,她肯定會想起來。    
    到德班(Durban)天已黑了。德班是南非最大的港口城市,一百多萬人。搖曳的棕櫚樹和英國殖民風格的建築,那是午夜帝國的熱帶夢。沿海岸是全世界哪兒都能見到的那種大飯店。我們住在「藍水」旅館。從窗戶望去,層層白浪在黑暗中推進。組織者警告我們,晚上不能單獨上街。據說,南非的犯罪率是紐約的六倍。我回到大廳,羅娜也下來了,我們被帶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    
    我的老朋友布萊頓緊緊摟住我。我管他叫「基督」,不僅因為長得像,更主要的是他那雙鎮定而悲天憫人的眼睛。他在這塊土地上坐了七年半牢,又在巴黎流亡多年。作為詩歌節的策劃者,現在終於輪到他當家做主人了。他既是詩人,又是畫家。今晚是他畫展的開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一步。他把我一一介紹給在座的詩人。    
    一個又高又瘦的黑人衝過來,是哈瓦德(Hawad),撒哈拉沙漠的行吟詩人。我們十年前在鹿特丹詩歌節見過。他那時穿披風,在休息廳席地而坐,招魂驅鬼。如今一身短打扮——中式對襟的藍布褂子。他英文很差,指指那褂子:「巴黎,我買,很便宜。」接著用法文侃起來,我根本聽不懂。這是他的風格——和駱駝一起呆久了。    
    我坐在加拿大詩人派垂克(Patrick)旁邊,再過去是荷蘭詩人儒爾(Jules),對面是派垂克的companion,加拿大女詩人羅娜(Lorna),另一個羅娜。英文companion指的是長期同居者,中文很難找到相應的詞。    
    派垂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他作為加拿大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中國時,總是被人圍觀,指著鼻子喊:「白求恩,白求恩。」他真有點兒像白求恩,前額很寬,禿頂,不過眼神不同。和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相比,他少了些熱情,多了些懷疑,是原子時代的倖存者「白求恩」。在北京,他厭倦了官方的安排,很想找到我們這些「離經叛道」者,可作協的人閃爍其詞。到了西安,在翻譯的安排下,他終於見到了幾位當地的青年詩人。    
    加拿大的羅娜和荷蘭的儒爾爭得面紅耳赤,為的竟是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羅娜全面否定:「陳詞濫調,煽情,毫無價值……」「什麼?」儒爾像公雞昂起脖子:「那是激情!當男主角站在船頭,」他挺胸展臂,作飛翔狀,「懂嗎?生命的激情!」我這才注意到他的模樣:長臉,嘴角倒勾,油亮的黑髮緊貼頭皮,向後滑去。他一身黑——黑鏡黑西服黑領帶,一個不銹鋼箍扣住領結,簡直像個意大利黑手黨。    
    我決定詩歌節期間盡量躲他遠點兒。    
    第二天吃早飯,我跟羅馬尼亞女詩人阿娜(Ana)坐在一起。說起來,我們錯過了一次見面的機會。八六年春天,在倫敦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的一個小劇場,主持人邁克宣佈,由於某種不便說明的原因,阿娜得不到出國的許可,不能來參加朗誦會。    
    在旅館休息廳碰見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國人,這有點兒讓他惱火。我,沒有國,只有家——薩哈拉沙漠。他媽的,我的沙漠被四個國家給瓜分了。他許願,有一天他要避開四國的警察,帶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那乾瘦的胸膛。記得十年前他也這麼說過。    
    「撒哈拉人」從一個帶紋飾的皮口袋裡掏出鋼筆,邊畫,邊用複雜的手勢和幾個英文單詞描繪他的種族。他們柏柏爾族(Berber)是回教分支,過著遊牧生活,總是被戰亂驅趕,所以沒有祖國。而他們的祖先,來自中國西北的戈壁灘。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東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納悶。甭管怎麼說,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詩就是用這文字寫的。他寫給我看,果然有點兒像漢字,我開始相信我和這個瘋狂的鬈發黑人有某種血緣關係了。下午五點半,我們在旅館大廳集合,乘車來到那塔爾(Natal)大學的劇場。    
    在劇場休息廳寬敞的露台上,「撒哈拉人」坐下,伸出長臂,口中唸唸有詞。我問擔任翻譯的法國姑娘瑪德(Maud)他在召喚哪路神靈。瑪德聳聳肩:他用的不是法語。和十年前相比,「撒哈拉人」明顯衰老了,大概沙漠之神受不了法國的溫文爾雅,已棄他而去。以前他從來不歇著,呼風喚雨,精力無限。    
    牙買加的羅娜大叫我的名字,然後咧嘴一笑,並沒什麼要說的,看來她已經緩過勁了,連我的名字都讓她愉快。    
    鐘聲響了,劇場座無虛席。一群黑人小伙子呼嘯而上,拍著腳背跳舞,這是非洲人好客的表示。在急驟的節奏聲中,第二屆非洲詩歌節開始了。    
    二    
    詩人們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團。每天出門上車,可以看到這種非理性的分化組合,多半以語言為界。我們的交通工具是兩輛紅色豐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語翻譯瑪德開的白色小車。英語集團包括「白求恩」兩口子,荷蘭的「黑手黨」、南非女詩人英格瑞德(Ingrid),還有我。     
    我們這輛車總是塞得滿滿的,羅馬尼亞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錐(Rendra)夫婦也時不時地擠進來。法語集團只有三個,法國詩人伯納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詩人兼小說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語中遊牧的「撒哈拉人」,窩在那輛小車裡。這多少反映了在語言霸權的爭奪中法語的尷尬地位。    
    我理解法國人的驕傲。在他們眼裡,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他們拒絕講別的語言,特別是英語。在家還行,出門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這世界為什麼跟法國人過不去。恐怕這事兒還怨不得誰,風水輪流轉,說不定有一天全世界還都得講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九○年在舊金山的國際作家會議上見過。詩歌節開幕的那天晚上,我試著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邊。我端著酒杯,進退兩難,乾脆用我惟一記住的法語說:「早安。」轉身走了。    
    輪到開會發言,可就沒別人插話的份兒嘍。法語集團個個口若懸河,而且特別富於哲理。在一個人權討論會上,塔哈賦予個人主義最新的含義,「撒哈拉人」呼籲用無政府主義來對抗美國文化入侵。坐在聽眾席的伯納德衝到台上,發表一個長長的關於自由的聲明,用的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的敘述策略:一個詞被另一個詞所消解,就像某種掩蓋足跡的動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發點。我私下叫他「哲學家」。只見他臉色蒼白,激動得手直抖。我這才明白,法國出哲學家一點兒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館的雄辯,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討論會的最後五分鐘給我。我厭倦了人權的空話,對天生的無政府主義的「撒哈拉人」表示贊同。散了會,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證有一天帶我回沙漠,我也答應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灘看看。    
    我設法避開「黑手黨」,但沒轍,我們被綁在同一集團,雖然英文都不是我們母語。    
    除了晚上朗誦,我們白天還得到中學去。接連兩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裡講究得有點過分,帶英國貴族味道。女學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長笛撥豎琴唱聖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種族問題已退居二線: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幾百年殖民統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一個過於簡單的結尾。當老師吩咐一個上了年紀的黑人工友搬幻燈機時,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幾百年的惶惑。    
    我們上天堂那工夫,另一撥詩人下了地獄——德班一個貧民區的圖書館,他們的聽眾是些破衣爛衫的黑孩子。「白求恩」告訴我,最奇怪的是,那圖書館居然沒有一本書。    
    第二天,我和加拿大的羅娜、印尼的阮錐夫婦去為另一群天使朗誦。我和羅娜打頭陣。羅娜天生是個好老師,學生馬上喜歡上她了。她的詩大都關於男歡女愛,用詞之大膽,讓我都臉紅。她得過加拿大所有重要的文學獎,但許多學校禁止用其詩作教材。我警告她,千萬別在這兒讀那些色情詩。她讀了首詩,是關於洋蔥頭的愛情。隨後,由阮錐壓軸。他聲稱,在印尼,詩人相當於巫師。他朗誦果然有作道場的架式。他妻子精瘦,話不多,一直用攝像機緊緊盯著她丈夫,好像生怕他從巫術中消失。最後阮錐把妻子請上台,倆人面對面摟著,含情脈脈地對唱起情歌來。舞檯燈光轉暗。    
    我認識了南非詩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個來自偏遠地區的小伙兒,晚到了兩天。「基督」告訴我,他開車去機場接哥特。小伙子有點兒驚慌失措,「我,我簡直不敢相信,像您這樣的大人物來接我……」「基督」笑著回答,「詩人中沒有等級制度。」    
    我和哥特上街。他鬍子拉碴,穿粗布小褂,露出結實的臂膀。我逛商店時,他坐在咖啡館給女朋友寫信。這是他頭一回出遠門。他在地圖上指著他的家——南非腹地的小鎮,請我下次來一定去看看。「那兒的生活很不一樣,」他說。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別,瞇縫著眼睛,直勾勾的,有點兒狡黠,有點兒迷惘。    
    我們在一家印度快餐店吃午餐。他當過跑堂、守門人和酒吧保鏢——「我表面很壯,其實膽小如鼠,在緊急關頭,隨時準備逃跑。」他的英文短促含混,不易聽懂。這兩年,他作為歌手開始走紅,出了激光唱盤。今年夏天,鹿特丹詩歌節要請他去朗誦。說到此,他眼睛中出現了短暫的空白。    
    詩歌節進展順利。朗誦前詩人們互相買酒,開玩笑。英語集團和法語集團交叉走動,不會出現偏差。我突然想起R·S·托馬斯的話:如果這個世界的人們從沒有互相發現,日子會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開他們。也許他是對的,交流引起新的爭鬥——由於新的支配慾望,這自然是很痛苦的事。    
    牙買加的羅娜把我拉到一邊,神秘兮兮的,她正忙著湊份子,給詩歌節的組織者買禮物。「撒哈拉人」在露台上,面對黑暗發表演講:該死的美國文化,用美元佔領了全世界。我的家鄉啊——他聲嘶力竭地叫喊。「黑手黨」換了副墨鏡和一條白色領帶,對「撒哈拉人」做出如下評論:「他把他的沙漠理想化了。他為什麼住在法國,從來不回到他那可愛的沙漠去?」「基督」皺皺眉頭說,「這恐怕也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困境——把自己的過去理想化。」    
    「黑手黨」在舞台上比在現實中容易理解,他的詩是黑色的,與穿著一致。    
    「白求恩」的詩跟他的companion羅娜一樣,充滿了色情的意味,有許多關於器官的描繪。    
    他們倆把詩當成臥室的鏡子。    
    「哲學家」在朗誦前,發表了一個關於詩的聲明。    
    哥特抱著吉他上台,他用一個特製鋼架把口琴固定在嘴邊,邊彈邊吹邊唱。他的聲音放鬆,略有點兒沙啞。同時,投影機把一組照片打在銀幕上,其中有家庭合影,有伸向天邊的鐵路,有城市的燈火。那是關於一個鄉下小伙兒淡淡的憂愁和離開家鄉的惆悵,還有對遠方的嚮往。    
    我們在一家印度飯館進餐。我喝多了,為阮錐夫婦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為阿娜唱了羅馬尼亞民歌《喬治參軍》,為「白求恩」唱了加拿大民歌《紅河谷》,和「基督」合唱了《國際歌》。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南 非 行(2)

        
    三    
    由於時差,我很早就醒了,打開電視,看CNN早上六點鐘的新聞。印尼的政局動盪,學生運動隨時有被鎮壓的危險。憂心忡忡的阮錐夫婦,成了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他們打不通電話,五個孩子都捲入了,一個還是小頭目。而阮錐本人,被認為是當地的精神領袖之一,他回去有被關押或拒絕入境的可能。    
    牙買加的羅娜告訴我,她打算買一束玫瑰送給組織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說那是西方食物的問題。我不知道他在法國吃什麼。他變得少言寡語,一臉沮喪,搖著長食指:No good。    
    我們乘車經過墓地時,「黑手黨」突然講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時還小,頭一回見到從南非來看我們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壯,一對大奶子。她使勁摟住我,差點兒沒把我憋死。打那時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個部位。我媽讓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東瞧瞧西看看,我姐屋裡貼滿了爵士樂明星的海報。她突然從中竄出來,大聲尖叫:『你們打哪兒弄來這麼多黑鬼?』我媽氣得大罵:『你以為你是誰?沒尾巴的野獸,給我滾!』安妮表姐被趕了出去,再也沒回來,誰也不知道她的行蹤。這麼多年了,說不定已經埋在這兒了……」    
    我們到一個窮人區參觀。在國外住久了,很多東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讓我感到震驚:驕陽、塵土、鐵皮窩棚、衣不遮體的孩子和簡陋的墓地。兩棟沒有顏色的舊樓分別住著單身男女,他們來自偏遠地區,到城裡謀生,相當於我們的盲流。第三棟樓晾滿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幟,為絕望的生活帶來溫情。嚮導正介紹時,一頭牛走到路中間,拉了泡屎,甩著尾巴懶洋洋地走開。    
    僅幾里開外,是一塵不染的現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國」(New Germany)。「啊哈,我喜歡這個名字,」「黑手掌」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媽被德國救火車撞上,滿臉是血,到現在襯衣還沒洗乾淨。」    
    不知為什麼,我開始喜歡他了。我發現在他黑手黨式的外表下,有顆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麼說,他是個少見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張爵士樂唱片,是那種七十八轉膠木的,還有八十副墨鏡和五十套黑西服。他雖然戴墨鏡,對人對事的判斷卻相當準確。我問他幹嘛晚上戴墨鏡。他不假思索地說:「用不著看太清楚。我們判斷人不是根據他的表情,而是動作。」    
    我們來到一家貧民區的圖書館,五間平房空蕩蕩的,僅左廂房有十幾架書,裝在牆上的電視機正播放中國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顧病痛,又開始抨擊美國文化:看,媒體無所不在,靠的是什麼?美元!他媽的,我們的家園被美元毀掉了……    
    一位當地的黑人作者告訴我們,六年前這裡的書架空蕩蕩的。他和幾個朋友四處募捐,和官僚交涉,才有了現在的規模。他們朗誦了自己的詩。「撒哈拉人」跟著跳起來,叫喊著,掄胳膊跺腳,有點兒像文化革命的造反舞。在我的請求下,加拿大的羅娜背誦了她在私立學校讀過的那首詩,關於洋蔥頭的愛情。「黑手黨」讀了他黑色的詩。    
    八九個黑人小姑娘在院子裡更衣。進圖書館時,我給她們照相,排後面的提起裙子,學明星的樣子搔首弄姿。鼓聲響起,領舞者高呼,眾人應和。她們踢腿翻跟頭疊羅漢,動作難度極大。南非女詩人英格瑞德告訴我,非洲舞蹈中有很強的競技性,甚至練到殘酷的地步,有時候比舞等於拚命。鼓聲戛然而止,指導一招手,全體舞蹈家跟著擠進一輛小車,伸出的胳膊好像兩排木槳。    
    我們回到了「文明世界」,在一家旅館草坪的遮陽傘下,喝著啤酒,眺望起伏的非洲青山。同桌的阿娜,被隔壁的三個羅馬尼亞人認了出來,拉去合影留念。阿娜告訴我,她在布達佩斯不敢上街,否則寸步難行。    
    天色轉暗,一場暴雨來了,在把所有詩人趕進旅館前,先被淋成落湯雞。    
    第二天早上我遇見阮錐夫婦。形勢並不明朗,警察和學生在街頭對峙。蘇哈托中斷了國事訪問,匆匆趕回雅加達。軍隊在調動中,但總司令表示絕不會鎮壓群眾。總司令是他的忠實讀者,阮錐有些得意地透露。是的,他強調,很多人盼著他回去。    
    牙買加的羅娜,穿紫色長裙,抱著一大束紅玫瑰,喜氣洋洋,讓大家在一張卡片上簽名,上面有對組織者的美好祝願,好像她不遠萬里,就是為了完成這一神聖使命的。    
    「基督」一早飛往津巴布韋,參加那兒的一個文化活動。他留下一首詩,是寫給我的,請「白求恩」代他朗讀。    
    今天是詩歌節的閉幕式,每個詩人都要登台。但組織者強調,每人一首,越短越好,不得超過三分鐘。詩人們魚貫上台下台。輪到摩洛哥的達哈,他在朗誦前,用純正的英語說了幾句話,把我和「白求恩」嚇了一跳:達哈會英語!語言竟如暗器一般,可乘人不備。    
    最後一個是阮錐。他持厚厚一摞手稿,聲稱他近日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有詩為證。頭一句用英文O fantasy(噢,幻想),剩下的統統是印尼文。他像個真正的巫師,讀一頁,順手把這頁手稿拋向空中。除了偶爾重複fantasy外,在座的恐怕無人能懂一音一字。他嗓音嘶啞,眼睛燃燒。我琢磨,國家興亡,把可憐的阮錐弄瘋了,把我們當成雅加達廣場上的狂熱的群眾。他讀了二十分鐘,手裡還攥著把沒撒出去的咒符。我和「白求恩」決定退席,剛出門,聽見有人喝倒彩,阮錐草草收場。    
    牙買加的羅娜終於把玫瑰獻了出去。    
    幕布落下,夜的舞台轉動。我們在一家餐館坐定。明天只有少數人留下,去野生動物保護區,大部分人要回家了。    
    餐館一角,有歌手演唱。加拿大的羅娜跳起舞來,一直跳到街上,帶動著幾個認識不認識的年輕人。「黑手黨」領來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她是詩歌節頒發給中學生的詩歌獎的落選者。簽名時,「黑手黨」邀請她和我們一起共進晚餐,她高興極了。女孩的父親皺著眉頭上下打量他,最後由我們幾位作保,才勉強同意。「黑手黨」彬彬有禮,鼓勵女孩子寫作,領她跳舞,他身子筆直,用右臂帶著女孩旋轉,像影子攪動光明。    
    「白求恩」和法語集團的「哲學家」舉行會談。當然,是通過翻譯。達哈不再會說英語,他用餐巾紙堵著耳朵,四處溜躂。他跟我用手比劃——太吵。瑪德告訴我,達哈在台上說的那幾句英語,是她事先寫好,念了很多遍才記住。    
    我們點了賽蒙(Simon)和嘎分寇(Garfunkel)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如《沉默之聲》(The Sound of Silence)、《煩惱流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撒哈拉人」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大叫:「這些美國垃圾,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    
    「白求恩」告訴我,他跟「哲學家」聊得很投機,若無語言障礙,他們或許能成為好朋友。    
    這是英語集團與法語集團和解的開始,但可惜太晚了,明天大家又要回到自己的領地,被大片的水域隔開。    
    四    
    早上在櫃檯結賬,見到「黑手黨」。他和我握手,臉色陰沉:「我不用給你留地址,你來鹿特丹,總是能找到我的。」說完匆匆走開。「白求恩」告訴我,他們告別時,「黑手黨」竟落淚了。法語集團的首腦們到旅館門口送行,那場面竟弄得有點兒難捨難分。    
    我們一行九人,分乘兩輛吉普車。出了德班先沿海岸開了一陣,再向西北深入腹地。我們這輛車上有我、「白求恩」兩口子、瑪德和詩歌節經理古拉姆(Gulam),由古拉姆開車。他是印度後裔,三十多歲,小個子,精明強幹,經商,兼操辦各種文化活動,包括每年一度的德班國際電影節。    
    瑪德被「撒哈拉人」折磨得已不會說英文了,上車便呼呼大睡。瑪德年紀輕輕,才二十六歲,來自里昂附近的一個小鎮,在大學主修非洲文學,自願為詩歌節當翻譯。她性格有點兒古怪,或者是我有問題,總之,每次說話都岔著,南轅北轍。    
    魯魯威(Hluhluwe)離德班280公里,位於土著祖魯人的領地。它建於一八九五年,是南非最老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其實Game,在英文原意是狩獵。當年讓野獸休養生息,是為了更好地瞄準。如今詞意隨時代潮流變了,好在野獸們不必為人類闡釋的困境發愁。    
    進入保護區,瑪德醒了。我們屏住呼吸,四處搜尋。羅娜的眼睛最尖,先看到一隻長頸鹿,優雅地吃著樹葉。我們把車開到它身邊,它一動不動,能聽見它咀嚼的聲音。一群黑斑羚穿過道路。幾隻野豬在樹叢裡拱動,我用英文管它們叫「丑先生」(Mr. Ugly)。古拉姆對動物瞭如指掌。他指給我們大象的足跡,獅子糞便中的骨粉和犀牛洗澡的土坑。我們終於見到了兩頭犀牛,很近。它們動作遲緩,除了吃草,似乎對一切都無所謂,看起來像深刻的思想家,不過絕不跟人類分享。    
    夜宿山頂旅館。這裡很安全,四周絕壁,通道入口處用鐵管鋪成,有一定的間距,野獸蹄子會在上面打滑,或卡住。旅館是一排排草頂小房子,圓圓的,像蒙古包。裡面還算乾淨,只是沒有廁所。我們在篝火前烤牛排,喝紅酒。「白求恩」兩口子幫廚,我做了三道中國菜,眾人齊聲叫好。酒酣耳熱,我和「白求恩」一起唱起《紅河谷》。    
    論經歷,我和「白求恩」有不少相似之處:沒上過大學,當過多年的建築工人。他和羅娜同居了二十年。按「白求恩」的說法,「沒有合同,每天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兩口子像孩子,一會兒鬧彆扭,一會兒又挺黏糊。奇怪的是,他們從來沒有照相機,按羅娜的說法,「照相機的記憶太有限了。」    
    幾匹斑馬不知怎麼混進來的,在我們周圍吃草。看起來夜還是有危險。去廁所的半路撞上獅子怎麼辦?    
    只有我帶了鬧鐘。早上四點半,我挨個敲門。大家無言,喝過和夜色一樣寡淡的速溶咖啡,到旅館服務台門外集合。等著等著,只見一個背著長槍的漢子出現,把一張張紙發給大家。再細看,是生死合同。上面寫得明明白白,凡是被野獸叼走的,概不退賠。頓時大夢初醒,但也無奈,只好簽字劃押。    
    嚮導叫艾略特,祖魯人,個兒不高,很壯實。他把子彈一顆顆壓進槍膛,朝我們掃了一眼,作了簡短說明:大家要魚貫而行,不能出聲,必要時以打榧子作聯絡暗號;遇猛獸要鎮靜,要按他的手勢或倒退或躲到樹後或散開……他讓我想起那個帶領我們穿越精神荒原的T·S·艾略特。    
    我們一行八人,緊跟嚮導,沿獸路而行,亦步亦趨,生怕落在後面。以前對「緊跟」一詞有理解上的困難,比如「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現在恍然大悟,緊跟多半出於生理本能——恐懼。獸路與人路就其險惡程度有相似之處,絕不能有任何閃失,否則沒有好下場,處處屍骨糞便,即證明。    
    我頭一回體會穿小鞋的痛苦。前兩天,我在德班逛街,揀了雙便宜球鞋,問過尺寸,說正好。回來一試,生疼,估計小了兩號。本來以為腳能把鞋撐大,幾日下來,才知道鞋的厲害,尤其在此生死關頭。    
    艾略特作了個手勢,讓大家停下來。風聲颯颯,什麼也沒有。行幾百步,驀然看見三頭犀牛。隨他的手勢迂迴前進,再站定,只剩下十來米。我們屏住呼吸,和犀牛對峙。犀牛大概從記憶深處得知,還是人厲害,於是落荒而逃。我們剛鬆了口氣,隊尾的兩個比利時女人報告,有頭犀牛緊緊跟著我們。艾略特擺擺手,沒關係。    
    我們來到林中的小湖邊。幾匹斑馬正在飲水,對我們的到來並不介意,直到喝夠了,才慢吞吞進入叢林。幾聲怪叫打破寧靜,令人毛骨悚然。抬頭什麼也沒看見,大概是禿鷲。在這兩個鐘頭,我穿著小鞋,攥著生死合同,起初聞風喪膽,到後來竟然慢慢習慣了,在後面壓陣,方顯出英雄本色。    
    回到旅館,謝過救命恩人艾略特,有一種再生的喜悅。中午和瑪德、「白求恩」兩口子在旅館餐廳點了紅燒馬鹿肉,尖牙利齒,體會到獅子的兇猛。飯桌上,「白求恩」問起瑪德的家庭。「我媽一個月前死了,」瑪德平靜地說。「白求恩」探尋地盯著她。瑪德舔舔嘴唇,她是自殺的。    
    下午睡過午覺,古拉姆開車,把我們拉到一個觀察站。高高的圓木圍牆,如同古老的營寨。開門,穿過空場,鑽進長長的圓木長廊,上面覆以鐵網。終端是個封閉的建築,像碉堡,木牆上有一尺寬的小窗。窗外是池塘,極靜,襯著灰綠的樹林。一對野豬夫婦,帶著四五個野豬娃兒來飲水。只見父親在訓斥一個調皮搗蛋的兒子,它吱吱吼著,用長長的獠牙攆得兒子滿處跑。    
    一個穿橙色襯衫的男人進來,用法文打招呼,發現瑪德是同胞,激動得說個不停。我們全體,包括瑪德向他發出警告的噓聲。他坐了一會兒,自覺無趣,悻悻走了。    
    黃昏來了,靜得只能聽見鳥的翅膀撲動和蟲鳴。一群羚羊飲過水,消失在林中。三頭犀牛慢吞吞走來,折斷叢林的枝條。一隻紅嘴巴小鳥坐在犀牛背上,好像沉重的思想中的一點兒靈感。    
    回旅館路上,紅色的滿月升起來。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午夜之門(1)

    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    
    						                ——題記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機在特拉維夫國際機場的停機坪停穩。我們搭乘交通車到邊檢入口處,排隊的黑壓壓一片。無望中冒出個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員,把我們的護照斂齊,消失又出現,我們魚貫而行,尾隨著他從特別出口溜出來。我剛鬆了口氣,就被個精幹的小伙子攔住,顯然是便衣警察。他說出於安全原因,我必須如實回答問題。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說我是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成員。他把代表團(delegation)聽成審問(interrogation)。什麼?國際作家審問?他耳朵警惕地支起來。不,不是審問,我連忙擺手,叫來我們的秘書長薩爾蒙。可他只會法文,三個人越說越糊塗,鬧不清到底是誰審問誰。幸好來接我們的法國駐以色列總領事館的代表及時出現,總算解了圍。便衣警察用兩個指頭碰碰太陽穴,用法文說了聲再見。    
    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八名成員,來自四大洲八個國家,包括國際作家議會主席美國小說家羅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說家胡安·高伊蒂索羅(Juan Goytisolo)、國際作家議會秘書長克裡斯蒂安·薩爾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說家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亞詩人劇作家沃裡·索因卡(Wole Soyinka),還有我。昨天下午六時,我們在巴黎書展大廳的法蘭西廣播電台專櫃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巴勒斯坦和平呼籲書」,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五百多個作家,包括好幾個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簽了名。     
    我們一行外加十來個隨行記者,登上機場門外法國總領事館的專車,於四點四十分出發。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來越荒涼。這基本是塊不毛之地,砂石堆積成丘成山成陰鬱之海,灌木野草雜陳,讓人想起戈壁灘。    
    九○年春,我和多多參加耶路撒冷國際詩歌節。其間被大轎車拉來拉去,那時從語言到時空全轉向。只記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來後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鬧著玩的。以色列是個准軍事化的國家,到處是這樣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槍,一手摟著女朋友,滿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談起中東危機,他們既對右翼政客不滿,但又無能為力。說到未來,幾乎個個目光游移,滿臉沮喪。我們去過以色列和敘利亞邊境,那兒的囤墾區讓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蘇邊境上的建設兵團。    
    一晃十二年,整一輪了。這回我要到邊境另一邊去。    
    進入九十年代,和平本來是有指望的。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賓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簽署了自治協議。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們又簽署了第二個自治協議,緊接著以色列從西岸撤軍。同年兩人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阿拉法特結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賓被極右翼學生刺殺,為和平進程蒙上陰影。歷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時間箭頭或許會指往另一個方向。也正是這偶然之手從芸芸眾生中拎出布什和夏隆,讓他們粉墨登場,給世界帶來多少變數。二十一世紀正是在這樣的變數中開始的。    
    白日孤懸,緊貼著我們腦後,像無聲的槍口。一隻鷹翻飛,似乎想在大地上打開自己折疊的影子。哨卡出現了,大兵端著槍,檢查車牌和通行證,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著機槍。反方向的道路堵滿車輛。嚮導告訴我,這條公路根本不許巴勒斯坦人的車輛通行。而這邊的道路之所以暢通,說來很簡單,我們的目的地是拉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鎮的圍城。    
    天色漸漸暗下來,風景變了。先是一個緊挨著陰森森的兵營的哨卡,旁邊停著坦克,前方是炮樓,射擊孔像空洞的眼窩。車門吱地打開,總領事館的代表拿著以色列國防部的特別許可證,跟大兵交涉。攝影師扛著攝像機跟過去,聚光燈刺眼。只見那個大兵又叫來他的上司,估計是個排級幹部。他用步話機向上級請示。他先索去我們的護照,又上車一一查對。他很年輕,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無表情也是一種表情,好像在說:你們這幫傢伙吃飽了撐的,來這兒找死?他又用步話機聯絡,等了好一陣,總算揮揮手放行。車沒開多遠,又是一個哨卡,這回耽擱的時間較短。繼續向前,一個穿藍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現,他一招手,停在路邊的警車啟動,閃著藍色頂燈在前面開道。我們終於進入拉馬拉。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 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當代最優秀的詩人。我們是應他的邀請而來的。在記者問及我們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時,索因卡答得好:「這很簡單,我是應被圍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達維什之邀。大家兩度盼著他去領取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獎金,並和其他作家交流。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遲,然後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這次翻越邊境的機會是大遺憾。由於達維什不能來,我們應該去找他,就這麼簡單。」    
    花園大酒店相當豪華,大理石光可鑒人,侍者彬彬有禮,在圍城拉馬拉多少帶有某種超現實意味。達維什圍了塊白絲巾。他是那種很難判斷年齡的人。我想苦難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時也會抹去歲月的痕跡。他有個樂觀的鼻子,看起來總是笑瞇瞇的。他生於一九四一年。七歲那年,他們村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襲擊。達維什逃到了黎巴嫩時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兒。一年後他回到故鄉,那兒已夷為廢墟,色列人建起他們的定居點。他在小學開始寫詩,由於「政審」不合格,不能上中學。他蹲過班房,並多次被軟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們一起步行去參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門略有涼意,明月升起來,滿地清輝。遠處是燈火通明的耶路撒冷。這三大宗教的聖城,歷史上招來多少災難,且都是以神的名義。說來宗教作為一種想像活動,恐怕源於對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懼。與詩歌不同,那是源於集體的想像,勢必與權力發生關係,從而被權威化制度化甚至軍事化,一旦和另一種集體想像遭遇,非鬧得兵戎相見,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不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個人體驗,「道不同不相與謀」,不行乾脆就「立地成佛」。再說,想像需要空間,這空間在中東特別是在聖城極有限。而想像的傳播和反饋往往導致更複雜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中的頭一次,如鬧劇。那想像首先和企圖統一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羅馬教皇的野心掛鉤,又把一個法國修道院打瞌睡的隱士喚醒。他煽風於地下,點火於基層,在萊茵河畔糾集起八萬貧農,向東進發。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諾是動力,可他們連聖城在哪兒都鬧不清,又沒補給,沿途打家劫舍,最後慘敗於突厥人手下,倖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飯菜顯然帶有兼容性,豐富味重且細膩。讓我吃驚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產的。我端著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馬拉夜景。一位優雅的中年婦女走過來,她叫塔妮婭(Tania)。她說她是女高音,是業餘的;我說我是詩人,也是業餘的。她笑了。她講到她母親,講到圍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帶圍牆的建築物,告訴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點,它不斷擴張,常無緣無故向這邊開槍,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個禮拜前,這兒滿街都是坦克。達維什插話說,在拉馬拉總共有一百四十輛坦克。塔妮婭在坦克的轟鳴中練聲。不知為什麼,這個意像一直糾纏著我。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午夜之門(2)

    早上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一縷陽光從窗簾後溜進來。記得我去舊金山以色列領事館辦簽證時, 一個猶太小伙兒在門口盤查我。我說我去巴勒斯坦。他說沒有巴勒斯坦。那口氣平靜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種受過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否認的悲劇性。    
    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嚮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麼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教授指給我們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毀壞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經修復,但斑駁可辨。牆上到處張貼著一組組肖像照片,像我們當年的勞動模範光榮榜。在眾多小伙子中有個秀美的姑娘。一問,原來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訴我,那姑娘一個月多前死的,僅二十八歲,是第一個「女烈士」。    
    我們步行到文化中心。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詩人、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一次大戰期間還因庇護波蘭猶太人而坐牢。這是個典型的巴勒斯坦傳統建築,建於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馬拉市長的住宅。穿過精心規劃的花園,進拱形門廊。一層正舉辦畫展,二樓是辦公室,包括達維什主編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樓梯把我們引向三樓的會議廳。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們相對而坐。由巴勒斯坦駐法國的總代表雷拉(Leila)介紹代表團成員。她是樂觀的胖女人,喜歡開玩笑。介紹意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encenzo Consolo)時,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電視支架或儀表盤,相當物質化;她又把重音往後移,意思就變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對,安慰先生。    
    首先由達維什講話,他先提到「這個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說,你們勇敢的來訪就是一種突圍。你們讓我們感到不再孤立。「我們意識到有太長歷史和太多先知,我們懂得多元環抱的空間而不是牢房,沒有人可以獨霸土地或神或記憶。我們也知道歷史既不公平也不優雅。而我們的任務是,作為人,我們既是人類歷史的犧牲又是它的創造。」最後他說,「而我們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將讓這兒恢復其原意:愛與和平的土地。感謝你們和我們一起背負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確是個包袱。三天後,以色列軍隊再次佔領拉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區。這個文化中心也未能倖免,美術作品和辦公設備全部被搗毀,連電腦的硬盤也被拆走。    
    接著是在巴勒斯坦傳媒中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薩爾馬戈成為焦點。從巴黎出發前他就一語驚人,把以色列當局和納粹相比,使用了奧斯維辛(Auschwitz)和「大屠殺」(Holocaust)這樣的詞。代表團的多數成員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論會影響此行的目的。我倒覺得薩爾馬戈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又不是政客,用不著那些外交辭令。一個作家有權使用隱喻,若能警世,正好說明語言的效用。再說,他的話如預言,被隨後發生在傑寧(Jinin)等地的屠殺證實了。以色列並不擁有奧斯維辛和大屠殺這些詞的專利權。過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今天的暴君。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報的黑暗,讓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過這黑暗的旅行者。    
    在發佈會上,我提到除了種種圍困,還有另一種圍困,即仇恨話語的圍困。散場時,坐在我旁邊的胡安說,他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可能因為西班牙和中國有過相似背景,語言問題就變得更為重要。    
    我們應伯爾澤特(Berzeit)大學校長的邀請,和教授們一起共進午餐。伯爾澤特大學在拉馬拉西北郊。我們乘坐的大轎車突然停下來,前面被水泥路障攔住。所有人必須步行穿過大約五百米的土路,然後到路的另一頭再搭車。我問塔妮婭為什麼。我剛知道,她就是校長夫人。她聳聳肩說:「他們就是讓我們生活不方便。」她告訴我哨卡原來是設在路邊的,後來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擊手可射殺任何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這無形的威脅更讓人得慌。    
    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我們下了出租車,穿過校園。這和世界上別的大學沒什麼兩樣。學生們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後的陽光。女學生似乎很開放,都不帶蒙面紗巾。伯爾澤特大學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於一九二四年,那時只不過是個小學,逐漸升級,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為正規大學。這些年來,有十五個大學生在遊行示威中被殺害。以色列當局經常強行關閉大學,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時間是被關閉的。最後一次是八八年一月,關閉了長達十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校方秘密在校外組織臨時學習小組。即使如此,很多學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學業。    
    可惜沒邀請學生代表參加,午餐會有些沉悶。校長致歡迎詞。羅素談到校際之間,比如與他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訴我,因為圍困,很多學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來在樓裡轉悠。大廳陳列著學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讓我震驚:一個鳥蛋放在由銹鐵釘組成的巢中。這想像讓人心疼,只能來自受過戰爭創傷的年輕人。    
    我們從大學乘車去拉馬拉的一所難民營。所謂難民營,其實就是為被逐出家園的人所建的臨時住處,說臨時,好幾代過去了,擁擠不堪。我們先來到難民營的文體娛樂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門,滿地紙片碎玻璃,電腦樂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設備無一倖免。中心的負責人抱歉說,沒有一把好椅子能讓我們坐坐。他攤開雙手問我們:你們說說,這就是恐怖基地嗎?    
    幾乎每堵牆上都有個大洞,貫穿家家戶戶。這是以色列新發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門而入麻煩,索性穿牆越壁。看來,這種新技術帶來新的串門方式,正在改變人類的禮儀傳統。我們來到難民營小巷深處的一家住戶。「客人」串門時,不僅毀了電視機,還傷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語, 而他們手勢表情中的那種絕望與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點,阿拉法特要接見我們。這並沒寫在時間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們的雷拉說,會見只有半小時,隨後阿拉法特要召開內閣會議。由警車開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時,天已擦黑。大轎車進入大門穿過空場,停在一棟外表普通的樓房門口,有荷槍實彈的警衛把守。雷拉帶我們上樓時,多數記者被攔住。我們被帶到一個休息室,大家聊天開玩笑,自由散漫慣了,不習慣這種正式場合的壓力。大約十分鐘後,我們被帶到對面房間,阿拉法特站在門口,由雷拉介紹,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帶著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個子比想像的還矮小。小個子自有他們對付大世界的辦法,一般來說,他們更自信更頑強更務實更富於挑戰精神。以色列當局的那些戰略或心理專家大概沒想到這一點。    
    這顯然是阿拉法特的辦公室兼會客廳。一頭是辦公桌,旁邊立著巴勒斯坦國旗;另一頭是一圈沙發,茶几上放著一盆嬌氣的睡蓮。阿拉法特和我們頭頭羅素坐中間。按事先說定的,這次會見不對外公開,故所有記者都被趕了出去。羅素首先代表國際作家議會說了幾句話,表示對巴勒斯坦獨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別強調說我們是來看望達維什的。阿拉法特指著達維什開玩笑說:「他是我們老闆。」每個成員都說了幾句話,由雷拉翻譯,但阿拉法特時不時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說,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衝突寫進教科書去。阿拉法特做了個堅決的手勢,說:「絕不會的。我們甚至相反,太不關注對歷史的描述了。」說到仇恨,他感歎道,小時候他家就在哭牆附近,他整天和猶太孩子們一起玩。如今這幾乎是不可能了。最後輪到我。我說,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歲月和重重困難,你是否還保持著當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動地跳起來,指著他身後的廟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別是那醒目的鍍金圓頂(Dome of the Rock)和旁邊的猶太教寺院。廟山不僅是伊斯蘭教,也是天主教和猶太教聖地。基督曾在這兒布道,希伯萊人的祖先亞伯拉罕的第一個祭壇也在這兒。阿拉法特用指頭劃了個大圓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處,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個會用隱喻的人,那是一種能力,觀察和解釋世界的另一種方法另一個向度。很難想像他的對手沙龍使用隱喻,沙龍的語言倒是直截了當,那就是坦克。三天後,他的坦克衝進阿拉法特官邸。    
      會見大約一小時,超過了原定的時間,內閣會議不得不推遲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來跑去,拿來二○○○年伯利恆(Bethlehem)巴勒斯坦發展計劃的畫冊和紀念章分送給每個人。布萊頓請他在畫冊上簽名。臨走,調皮的布萊頓走近阿拉法特的辦公桌,衛隊長想攔住他,他閃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放進嘴裡。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午夜之門(3)

    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下面擠滿了聽眾。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好久都沒有搞這樣的文化活動了。首先由達維什朗誦。從台下會心的讚歎聲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他的詩讓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詩歌節上見到過他。他們倆的詩中居然有某種相似的音調:在詞語中的孤寂狀態,與現實的無奈和疏離,對大眾喧囂的畏懼,試圖以自嘲維護的一點點最後的尊嚴。我不知道他倆是否見過面,也許這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若兩個民族都能真正傾聽他們的詩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說的,詩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種聲音。這聲音,並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許多少能起到某種緩解作用。    
    就在今夜,詩歌在突破仇恨話語的圍困。    
    第二天一早,我們要離開拉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開電視。CNN六點鐘新聞,頭一條就是阿拉法特接見我們的鏡頭,接著巴勒斯坦發言人宣佈:阿拉法特決定不去參加正在貝魯特召開的阿拉伯高峰會議。我不明白這兩件事的關聯,但這決定顯然就是在內閣會議上作出的。兩個意象的疊加會讓人有非份之想。是國際作家的支持讓他堅定了鬥爭到底的決心?    
    從昨夜起,每層樓都派了兩三個武裝警察,持槍守衛。聽說是由於薩爾馬戈的激烈言論驚動了葡萄牙總統,他親自打電話給阿拉法特,希望能確保他的安全。     
    達維什等人來旅館送行。塔妮婭送給我她在巴黎演唱會的錄音帶和她編的書。她最後說:「和加沙相比,這兒就得算天堂了。」    
    從拉馬拉到加沙的路並不遠,但走走停停,開了近三個小時。進入加沙前,我們在邊境檢查站換了聯合國的專車,由聯合國駐加沙援助總署的負責人陪同。行李要特別檢查,和人分開,乘別的車輛過關。我們的護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個多鐘頭,才出來個以色列官員驗明正身。雷拉告訴我,我們的運氣好,若沒有聯合國幫助,很難進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無特殊許可,則永遠不能離開那裡。    
    進入加沙比預定時間晚了倆鐘頭。一過邊境,車就被焦急等待的當地記者團團圍住。但時間緊迫,說好暫不接受任何採訪。雷拉打開車門,先解釋,轉而大發雷霆,記者們只好悻悻離去。她雙手插著腰對我們說:「他們以前都很乖,說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鬧的,打破腦袋往裡鑽。哼!」    
    這時上來一個中年男人,他叫羅基(Raji),巴勒斯坦人權中心的主任。他開始禿頂,腦門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種明顯的焦躁,詞像彈殼般彈跳。他律師出身,從事人權活動多年,被以色列當局監禁過。車在行進,他站在車門口向我們介紹加沙的情況。    
    加沙走廊是塊沿地中海展開長四十六公里寬六至十公里的狹長地帶,約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萬巴勒斯坦人佔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點軍事基地及隔離區,而以色列猶太移民僅六千人,占加沙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園的難民及後代。    
    橫貫加沙的惟一一條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專供以色列軍車和猶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擠在土路上,連這土路還被兩道哨卡切割,下午五點以後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時間簡直是災難,哨卡前面排著長龍。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們眼前,一輛卡車翻在路邊。坐我旁邊的聯合國駐加沙的副代表卡倫(Karen)是個美國女人。她告訴我,以色列怕自殺式的汽車爆炸,規定在加沙每輛車必須坐兩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說連她開帶有聯合國標誌的汽車,還是盡量讓她兒子坐旁邊,以防不測。    
    車轉彎,沿海邊道路行進。藍天白浪綠樹,總算讓人喘口氣。羅基告訴我們,前不久一個西班牙代表團來訪,被他們地中海鄰居的赤貧嚇壞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權,巴勒斯坦漁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內的海面打魚。經過一片草莓地。羅基說,很多歐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加沙的草莓得先運到以色列,在那兒包裝並貼上他們的商標再出口。更甚至的是,連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輸送回來,賣給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剝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著掖著,准讓全世界的資本家眼饞。    
    我們來到海邊一個以色列定居點附近。這就像剛打過仗。道路坑窪,周圍建築大都被摧毀,廢墟上彈痕纍纍。高牆圍住的定居點有炮樓守望。這是加沙十九個定居點之一。羅基告訴我們,僅在這個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議示威時死在槍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與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鐵絲網團團圍住。依我看,除了經濟上壓搾,就是讓巴勒斯坦人自生自滅。他們不僅沒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連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嚴格限制。如果說加沙是大監獄,那麼這些定居點就是小監獄,是監獄中的監獄,被仇恨團團圍住。猶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觸,出入都靠軍車護駕。到底什麼人願意搬到這兒來住?卡倫指指腦袋。「怎麼,是神經有毛病的?」卡倫笑著說:「不,他們是被廣告騙來的?風景好,房價便宜。多半是美國的猶太老人。」    
    我問布萊頓,這與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是否有一比。他感歎說,以色列當局的高效率恐怕誰也不是個兒。這一切似乎是用電腦精心策劃的:怎麼才能剝削得最多,怎麼才能帶來生活上最大的困難。    
    我們繼續向前,來到加沙盡頭與埃及比鄰的拉法(Rafah)省。下車前雷拉警告說,這是極危險的地區,以色列大兵隨時可能開槍,大家要盡量集中,別走散。在一幫孩子的簇擁下,沿破敗的街道向前,盡頭是一大片廢墟,堆滿殘磚碎瓦玻璃碴。邊境牆就在五十米開外,以色列的炮樓和坦克虎視眈眈。    
    羅基告訴我們,為了在邊境建隔離區,以色列軍隊在這一帶先後摧毀了近四百棟難民的房屋。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棟民房被推倒,兩天後又毀掉四十棟,一千七百個難民無家可歸。輕則給四十分鐘的時間,讓難民取走隨身物品,重則根本不事先警告。這時人們讓開條路,走過來個中年婦女(看起來像老太婆),通過雷拉翻譯,她講述了當時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兩點,沒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機隆隆開過來,大人叫孩子哭。她連滾帶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個孩子救出來,而全部家當都埋在磚瓦下。接著是一個老漢的控訴。他聽說羅素是美國人,便聲嘶力竭地喊:「為什麼你們美國給以色列飛機坦克?誰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憤怒到極度虛弱的地步,一個人往回溜躂,路上遇見索因卡和胡安,我們一起默默走著。前面不遠,高音喇叭播放音樂和口號。胡同口的橫幅上有張肖像照片,估摸是個新「烈士」。屋裡人影晃動,大吃大喝,沿牆坐著幾位老人在抽煙。這像我們中國北方農村辦喪事,喜氣洋洋的。一個小伙子攔住我們,往裡請,看我們不懂阿拉伯文,又叫個人來用英文說:「歡迎。」索因卡指指手錶說:「多謝,可我們馬上得離開。」他們有些掃興。    
    回到汽車旁,雷拉大叫大喊:「你們這些傢伙,讓我好找。我們必須四點半以前趕到哨卡,否則就過不去了。」一個六七歲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讓我給他照相,他蹲在汽車旁,做了個V字手勢。    
    途經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這兒緊挨聯合國駐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裝直升機的導彈擊中,房子掀了頂,門窗殘缺。省長聞風趕來。但我們要趕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辭。    
    趕到哨卡,聯合國專車走特殊通道,也還是得排隊。而另一邊通道擠得滿滿的,一眼望不到頭。羅基擦了擦腦門上的汗,說:「我活了四十八年,從來沒這麼絕望過。人倒不怕窮,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過哨卡就是一種侮辱。」    
    布萊頓指著窗外一個在羅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說他準是中國人。一問,果然不錯。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國的中國人,父母來自台灣。他已經不太會說中文了。小伙子高挑個兒,長得挺帥,聰明伶俐。他在哈佛讀社會學時,到印度做過義工。去年大學畢業後他來這兒實習,原計劃三個月,一拖再拖,打算過了夏天再回哈佛讀碩士。他說,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擔驚受怕的。我答應他回美國給他父母打個電話,讓他們放心。他一邊跟我聊天,一邊跟幾個巴勒斯坦小伙子說笑。他的阿拉伯語似乎很流利。我為他驕傲,沒多少海外華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樣脫離主流文化走出物質生活的邊界。    
    說起自殺爆炸。他說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幹的,因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這裡很難接近定居點。當然也還是有玩命的。他認識個巴勒斯坦小伙子,剛結婚不久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到海濱的一家旅館歇腳。我和布萊頓明天一早要坐飛機離開,今晚必須趕到特拉維夫,在那兒的旅館過夜。雷拉說好,晚上十點半找人開車把我們送過去。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還要在以色列待兩天,和當地作家及反戰組織的人見面。    
     我和布萊頓都累了,相約到樓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蕩蕩的。問侍者,他說不賣酒,因為Intifada。我不懂。布萊頓告訴我這詞專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沒轍,我們去敲羅素的門,他還剩半瓶上好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房間的窗戶面對地中海。天色陰沉,海水呈灰黑色,捲起層層白浪。    
    二十分鐘後,我們在樓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權中心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薩爾馬戈再次成為採訪的焦點。他用法文說,有人不喜歡我使用這樣或那樣的詞,但無論如何我們得承認,這是反人類的罪行。    
     隨後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談。大概蘇格蘭威士忌起作用了,羅素一反他的審慎,激動地說:「我大半輩子都是在錯誤的地點和時間中度過的,但這回我是選對了地點和時間……」    
    巴勒斯坦作家幾乎個個講得精彩。一個年輕的本地作家說,他剛從朋友那兒得到一本薩爾馬戈的長篇小說,正在讀。他住得遠,為了趕來參加這個活動,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為道路已關閉。他把這本譯成阿拉伯文的書送給薩爾馬戈。    
    晚八點,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風格的旅館舉行招待會。拱形大廳,迴廊環繞,到處燭火搖曳。因為Intifada,沒有酒。我在柱子之間繞來繞去,碰見法國文化電台的馬德蘭(Madeleine),盧旺達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種族仇殺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國際作家議會在里斯本開會時,作為目擊者,她陳述了屠殺後的可怕景象。說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覺得這比當年盧旺達更可怕。和大屠殺相比,這是一種日常性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更無助更痛苦。    
    出發時間快到了,我到處找布萊頓。有人說看見他在樓上。我轉了一圈連影兒都沒有,於是回旅館取行李。聯合國的吉普車已停在門口,我請開車的芬蘭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萊頓。他終於出現在門口,步子有點兒不穩。我問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貼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邊防檢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機把車停在專門檢查汽車的水泥槽溝上。一個年輕女兵正跟兩個大兵調情。我們拖著行李進入房間。一個戴眼鏡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點兒沒耽誤人家執行任務,把我們翻個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幾乎沒有車輛。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維夫的旅館已經十二點半了。雅艾爾(Yael)在櫃檯等我們,她大約四十歲,猶太人,自己開一家小出版社,自願幫國際作家議會安排在這邊的活動。我和布萊頓早上五點半就得起床,雅艾爾堅持陪我們去機場。我請他們倆去喝一杯。先到旅館的酒吧,有爵士樂隊演奏,太吵,於是到我的房間打電話訂了瓶紅酒。雅艾爾告訴我們,薩爾馬戈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紅,一本小說賣到六萬冊,在以色列可算得暢銷了。    
    我問雅艾爾怎麼看自殺爆炸。她聳聳肩膀,眼鏡片在燈光中一閃。「我喜歡紅酒,喜歡書,」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該。」她用的英文詞deserve比「活該」重,有罪有應得的意思?她願為他們民族的選擇承擔後果。    
    我只睡了倆鐘頭,就爬起來,和布萊頓在大廳會合。雅艾爾姍姍來遲,把布萊頓急得團團轉。幸虧有雅艾爾,用希伯萊語跟機場的安全檢查人員打了招呼,對我們算客氣多了。盤問我的是個其貌不揚的姑娘。因為護照上敲了圖章,我不能否認去過拉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當,或旁敲側擊,問題雖複雜但概括起來倒也簡單: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可把我問傻了,這是我自己永遠也鬧不清答不上來的。事後我跟布萊頓串供。幸好他沒把阿拉法特招出來,否則我們吃不了兜著走。    
    大地在腳下一動。我們乘的是英航飛往倫敦的班機。我打開當地的英文報紙《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見我們的報道和以色列駐葡萄牙前大使致薩爾馬戈的公開信。其中這樣寫道:「你選擇使用一個我們不能接受的隱喻,而更難以讓我們接受的是一個知道詞語權力的人……」    
    二十四小時後,以色列軍隊大規模入侵西岸,圍攻阿拉法特官邸。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巴黎故事(1)

    一    
    頭一次遇見Y是一九九一年春,我在蓬皮杜中心朗誦。散場後,他帶著女友找我在書上簽名。我一時轉向,把他當成另一個搞攝影的了,硬拉著人家下館子。好在他處變不驚,給了我一次將錯就錯的機會。    
    一九八九年以前,他在國內某出版社當攝影編輯。九○年他應邀來巴黎,在法國《競賽》畫報和美國《時代》週刊上發表了一組圖片,得了國際新聞攝影大獎。    
    他早年幹過野外考察這一行,在中國西南的荒山野地摸爬滾打了八年。巴黎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窄小太文雅。他開著一輛巴黎最髒最破的「寶馬」(BMW),在大街小巷穿行。在巴黎定居下來,和廣大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溫州人做皮包做出了名,幾乎壟斷了法國的皮包市場。皮包好壞全得靠廣告宣傳,正和他專業對口。那些從陰暗的地下工廠傳送出來的皮包,在和美女勾肩搭背前,先得過他這一關。    
    「卡嚓,兩百法郎:卡嚓,兩百法郎。」他得意地描述他的生產過程。其實,這活兒要複雜得多累得多——打燈光、沖膠片、輸入電腦、修版配文、送印刷廠、校對調色……最後一道工序才是數錢。    
    二    
    我住威尼斯街(rue de Venise)七號。威尼斯街兩米來寬,百十米長,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緊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廣場的一道褶皮,不易察覺,很少有遊客鑽進來。而我們這些居民卻獲得了某種類似虱子的隱蔽視野,比如,從胡同深處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電視屏幕,好像鄉下人對現代化的窺視。附近有不少小酒吧。酒鬼們在夜間出沒,大呼小叫,常把我從夢中驚醒。    
    每回去三區的溫州街買菜,必經廣場。陽光在玻璃和金屬管道上閃耀。蓬皮杜中心像個巨大的機器胃,遊客被吞吐著,好像消化不了的殘渣。依我看,蓬皮杜中心是法國政客對未來的一個承諾,除了為自己建造紀念碑外,這種承諾具有某種遊戲性,不可認真。而正是這種遊戲性成為法國文化的要素之一,從法國電影、時裝表演到哲學思辨。    
    巴黎是我最早熟悉的外國城市,我是從俄國作家艾倫堡(Ehrenburg)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認識巴黎的。他十月革命前因參加地下工作而亡命巴黎,一住幾十年。那時的巴黎三教九流,雲集著來自各國的藝術家、作家、流亡者、夢想家、沒落貴族。這套四卷本的黃皮書,幾乎成了七十年代中國地下詩人的聖經。人年輕時候讀什麼書,往往沒道理,餘生卻被其左右。讀《人·歲月·生活》的遍數多了,以致我竟對一個從未到過的城市產生某種奇異的鄉愁。    
    八五年七月,我頭一回來到巴黎。那是個令人暈眩的夏天。我按艾倫堡的「地圖」的大街小巷奔走。故國仍在,只是朱顏改。我發現,那些書中轟轟烈烈的生命,竟未留下多少痕跡。在蒙馬特高地,一不留神,竟和一幫日本遊客為伍。待我在一家咖啡館坐定,用跟朋友借來的一張兩百法郎的鈔票要了杯可樂,笑容狡黠的侍者只找了我四十。    
    三    
    Y開車帶我去看X君。X君在巴黎遠郊買房置地,過著半隱居生活。我和Y先去中國城買了蛋糕,趕上堵車,好不容易才出了城。法國高速公路比美國的窄得多,一般只有兩道。而法國的路牌實在有點兒非理性,這八成跟葡萄酒有關,你總不能對酒後行為有過高期待吧?我正對前進方向表示疑惑,Y不耐煩地揮揮手說:「放心,我是老巴黎了。」我們果然迷了路。在幾輛巨型卡車的圍追堵截中,用手機跟X君聯繫,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小鎮。    
    X君迎出來。他的頭髮花白,如今這年頭君子實在不多了。他厚道,見多識廣,一肚子學問,又善言,本來是該安安穩穩當教授的。他曾花了六年工夫翻譯薩特的巨著《存在與虛無》。若干年後,在薩特幽靈的冥冥引導下,來到巴黎並從此定居。他似乎是為一個哲學命題遠道而來的,並以自己的生命為證:流亡既是虛無又是被迫選擇,如同存在與虛無的約會。    
    九一年我來巴黎演講後,和朋友小聚。頭一次見到X君,話不多,卻甚是投緣。次日,他約我到他家小酌。X君的性格中有一種迷人的東西。他對逆境叢容不迫,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並以自嘲化解。依我看,沒多少中國文人懂得自嘲,故非重即輕。X君正悶頭寫書,是為了自己,把這些年在海外的沉思默想用白紙過濾一遍。    
    他夫人比他年輕得多,是他當年的學生。他們接連得了倆閨女,加上他夫人的弟弟、弟媳婦和兩位老人,濟濟一堂。X君做得一手好菜。只見他掀動大圍裙,叮噹五四,變得一桌子佳餚,斟上二鍋頭,讓人心頭一熱。    
    可以想像當年他在北京授課的風采。如今他遠離文化中心,忙於生計,難得有我們這樣忠實的聽客。他咂著白干,掰開大拇指,古今中外那點兒事,被他一一道來。酒過三巡,最後說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    
    我們告辭出門,夜涼如水。    
    四    
    「我愛你,萬惡之都。」波特萊爾(Baudelaire)是第一個專寫巴黎的詩人,其詩是對巴黎的咒語。他一生在巴黎搬過四十二次家,從出生的拉丁區奧特弗伊街(rue Hautefeuille)十三號,直到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公墓。我雖如此熱愛搬家,也沒到波特萊爾那近乎瘋狂的地步,尤其在一個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準是有什麼東西讓他不得安寧。    
    也許是光線。巴黎自有其特殊光線,這和天氣變幻、河水折射、街道曲折及獨特的燈光效果有關。我估摸,波特萊爾準是長期失眠,又無特效安眠藥,他只能夜裡滿街道溜躂。那時還沒有電,煤氣燈加重了他詩中的鬼魅氣氛。第二帝國的貧富懸殊及城市的迅速擴建,讓詩人難以適從。他拍案而起,參加了一八四八年的一月革命。    
    如今階級問題似乎被福利制度掩蓋起來了。其實一個巴黎人只要說出地址,就差不多說出了一切。九五年夏天,我父母女兒來巴黎看我,我在七區租了一個單元。那兒有種時光倒錯的感覺。每天早上滿大街都是珠光寶氣的老太太,她們眼珠子往上翻,一步三搖,用軟綿綿的貴族口音互相打招呼。而我到近郊的朋友家作客,在那些標準化的第三世界樓群裡,各種膚色的孩子呼嘯成群,他們精力無限,法語短促刺耳,隨時準備接管這座城市。    
    我從紐約到巴黎,Y來戴高樂機場接我。他攤開中文報紙:昨天巴黎市長競選,左派獲勝。據說這是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來,第一次由左派執掌巴黎的市政大權。    
    五    
    我一到巴黎,馬上給N打電話。人不在,在錄音機留了話。她晚上打了回來。「你老兄總算到了。」她笑著說。    
    她曾在富人區的閣樓上住了多年,狹小陰暗,沒有洗澡設備,是過去僕人的房間。她生長在廣西,在香港上學教書,八九年到巴黎攻讀博士。她是為了追隨愛情而走遍天涯的。男朋友是法國人,有家室,不能離婚。我給她帶來哈金的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    
    「這是個好主題。說來一切是個過程,有時想想,目標反倒不重要了。」她歎了口氣,對我說。    
    她請我們到她家吃午飯。拿到博士後,她在中世紀博物館工作了一陣,終於在大學找到份教職,生活寬裕些,她搬到拉丁區的一個時髦地段,離薩特常去的咖啡館很近。房間小而溫馨,書佔據了大部分空間。沒有廚房,爐灶在一個小吧檯後面。她像酒吧女侍,端出一道道菜來。    
    早春多雨,潮濕的風從窗戶吹進來。在巴黎的中國文人圈裡有一種舊式溫情,這在別的地方少見。雖也閒言碎語,但不會反目成仇。我猜想這大概和巴黎氣候的陰柔曖昧及法國文化中的寬容傾向有關。    
    Z來遲了。他去年拿到法國社會學博士,一時找不到工作,在家帶孩子。當年那個愣頭小伙子,如今面有菜色。剛好Z的救命恩人H也在。他一臉絡腮鬍子,會唱露骨的陝北酸曲。酒盡人散,N陪我去附近書店買書。巴黎的書店樸素內斂,和美國大書店俗氣的陳設及推銷方式絕然不同。顧客們和書的關係輕鬆親切。    
    從書店出來趕上暴雨,我們躲進法蘭西學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這是作家和出版商常光顧的地方。傍晚時分,燈亮了。N談到中國的死刑和人類繁衍本能對女人生育的召喚,談到她自己的研究項目和生活。我面對玻璃窗,看那些雨中驚慌的行人。一張張鮮艷的傘在風中翻開,像折損的花朵。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巴黎故事(2)

        
    六    
    我沿著賽納河漫無目的地溜躂。那些沿河排開的小書攤都關了,木箱上著鎖,大概要等週末或夏天再開張。我納悶,這古老行業是怎麼延續下來的,換個國家早就絕跡了。這恐怕和法蘭西民族懷舊、追求閒暇的傾向有關。而閒暇是一切創造的必要條件。如今閒暇正消失,據說是為了追求所謂物質上的舒適,其實閒暇正是舒適他祖宗。在現代化暗夜中,人們忘記了光源。    
    我拐進盧浮宮(Louvre)內的小廣場。時間尚早,沒有幾個遊客,貝聿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閃著幽暗的藍光。這座宮殿誕生於十一世紀未,是奧古斯都(Philippe Augueste)國王在十字軍東征時,為保住自己的王位下令修建的一座城堡。後來每個皇帝都按自己意志頑強地改造它,以致面目全非,沒什麼個性。說實話,我不怎麼喜歡這宮殿,讓人壓抑。依我看,作為法蘭西驕傲的同時,它也多少反映了這民族的弱點——虛榮和誇張。    
    在溫州街的小吃店點了春卷、敲魚面和青島啤酒,邊吃邊喝邊看中文報紙。飯後回住處睡午覺。我被吵醒,有人在街上高喊我名字,我睡意朦朧地大聲應和,此起彼伏,像在兩個山頭上對歌。有人砰砰砸門,是Y。我睡前把電話掛斷,門口的對講機又壞了,他在車裡等得不耐煩,喊上門來。    
    他總拎著鼓囊的塑料袋。我問他整天拍皮包是不是到了憎恨的地步。「沒有的事兒,那是老子的飯碗。」他擺擺手,手中煙捲上的灰散在桌上。    
    拍包是週期性的,活忙時幾個月連軸轉。一旦完了事,則跟金魚一般悠閒。他那消磨時光的方式特別:中午起床,先買份中文報紙,進咖啡館從頭讀到尾,然後去下圍棋。有個四川飯館離我住處不遠,他整天泡在那兒。黑子白子中,我猜他多半執黑子,代表夜,與白天纏殺。而在棋藝上他毫無長進,如今連他徒弟都讓他四子,他還不一定能贏。    
    一個朋友從德國打電話給Y,說到他的處境:「你他媽的這不是跟歷史開玩笑嗎?想想看,一個朝代好幾百年,一個人能活多久?最多幾十年。你這麼一折騰,哪輩子才能熬到頭……」Y嘿嘿笑著,不答。依我看,他就是要跟歷史開這個玩笑,這是他的命。他消磨時光的方式肯定與此有關。    
    七    
    C是我的法文譯者,在巴黎七大教中國文學。她多年前離了婚,獨自把兩個孩子拉扯大。她是法國人,多年前嫁給了中國人,故有個中國姓氏,離婚後仍保留下來,好像是她跟中國的最後聯繫。    
    我們一起出去吃午飯。太陽像手電筒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天又陰下來。漫長的冬天過後,巴黎的春天簡直像開玩笑。她那身講究的毛料外套,是從露天市場上廉價買來的。按她的話,「都是大裁縫做的。」說這話時她眼會發亮。她沒有法國職業婦女那種虛榮。家中大多數傢俱是她從街上撿來的,不配套但還算和諧,好像由孤兒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種悲劇性,而這種悲劇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瑣碎無聊掩蓋了。總的來說,這個世界對女人極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敗往往就會毀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種完美主義者。我從未見過她的中國丈夫。他們的戀愛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連在一起的。他們厭倦了暴力,搭車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講起這故事,她臉上會泛起紅潮。    
    我以前來巴黎常住她那兒。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鎮一條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靜小街上,院中有花壇和一棵大柳樹。當年她買的房子很小,由於孩子們對空間的需要,房子不斷擴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雙手,由於經費短缺,不得不經常停工待料。女兒長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轉眼已空蕩蕩的。    
    這條街並沒給人多少希望。兩年前的颶風把大柳樹連根撥起;接著由於連年乾旱地基傾斜,房子出現了巨大的裂縫。雖說有保險,但加固工程曠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歡跳芭蕾舞,可兩條腿拒絕合作。左腿膝蓋的半月板剛做過手術,她像只受傷的鳥連蹦帶跳好幾個月,右腿又出現類似麻煩……    
    如今她坐在危樓中備課翻譯。她本來就是那種緊張型的人,這世界又偏偏跟她過意不去。但她自有辦法,除了跳舞,她還寫詩搞攝影。至少在審美的意義上,她表達了對命運的抗辯。    
    八    
    兩年前一個夏日早上,一個住巴黎的朋友帶我們去散步。在通向巴黎聖母院的橋上,興之所至,他用手機給住在附近的O打了個電話。O正好在家,約我們上去坐坐。她年近七十,第二代白俄移民,寡居,本人學過中文,曾是聯合國《信使報》主編。我們一起在朋友家過過新年。她反對著書立說,認為寫作本身多少帶功利色彩,而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是不見諸於文字的,比如基督和孔子的思想。    
    她家緊靠賽納河,水面折射的陽光映在玻璃上,動盪不安。她穿著睡衣,花白的頭髮披散著。她說她病了,把我們讓進臥室,拿出幾個高腳杯,斟滿粉紅色香檳酒。她家像個小型的人類學博物館。臥室桌上放著骷髏,茶几是一塊緬甸古墓的棺材蓋。    
    待我們坐定,她說起上週末的一個插曲,手舞足蹈。她不久前接到邀請,請她去看俄國僑民演的高爾基的話劇《在底層》。拎著兩瓶香檳酒,她好不容易在一條小街找到那個廢棄的地窖。    
    「它叫天堂街(rue du Paradis),多有諷刺意味。」O怪笑著說。    
    住在裡面的俄國人,衣衫襤褸,眼珠子緊盯著她手中的兩瓶香檳酒。她這才發現她是惟一應邀的觀眾。沒有舞台沒有燈光,幾乎每個居民都是演員。他們走來走去,台詞脫口而出。那哪兒是什麼話劇,正是生活本身。    
    演出結束了,她留下來跟他們一起吃飯,只有麵包和鹽。她帶來的高級香檳酒剛打開蓋,頓時被喝得精光。那些眼睛在昏暗中轉動。「很多年沒喝過這樣的好香檳了。」有人咂巴著嘴說。坐她旁邊的是個年輕妓女,她用身體和男人交換麵包。那些人在俄國幾乎個個都是專家教授,居然有人用中文背王維的詩,有人用希臘語援引亞里斯多德的話。    
    最後O花兩千法郎買下《在底層》的道具,那是個用從垃圾箱裡撿來的材料加工而成的斗篷。O摟著它,在屋裡踱來踱去,講述那插曲的最後部分。分手時竟有點難捨難分,她那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貴族口音讓他們著迷。他們盼她再來作客,最好能多帶上幾瓶好酒。說著說著,她突然把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像個古老的俄國精靈。    
    九    
    巴黎是個很難描述的城市。那些敢於描述巴黎的人八成都是遊客。他們像牛一樣被導遊或旅遊書牽著鼻子走,因為時間短又不懂法文,自由放牧的可能性很小。旅遊正在成為一場人類災難。單說這旅遊文化,就比口蹄疫之類的傳染病都厲害。如同戲法,它把假的變成真的,歷史變成現實,遊客變成居民,白晝變成黑夜,哭變成笑,或者剛好相反,依我看,旅遊多少有點兒像我們當年的大串連,只不過背後操縱的是資本。要說資本這玩意兒,看不見摸不著,但鬧心。據說若有一天中國成為中產階級社會,每人都盤算到巴黎走一遭的話,那麼巴黎每天要額外接待兩千萬遊客。    
    我從住處出發,穿過市政廳廣場和賽納河,穿過城中之城塞特(Cite)島,到達左岸的拉丁區。北京和巴黎同是皇城,但少有相似之處,而巴黎倒是讓人想起上海。也許正如法國這個詞(France)是陰性的一樣,巴黎帶有一種陰柔之美。    
    其實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記憶深處,氣味甚至比視覺更持久。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然而,當人亡物喪,往日的一切茫然無存之時,只有氣味和滋味還會長存,它們如同靈魂,雖然比較脆弱,卻更有活力,更為虛幻,卻更能持久,更為忠實,它們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廢墟上的回憶、等待和期望,在它們幾乎不可觸知的小滴上堅韌不拔地負載著回憶的宏偉大廈。」    
    在海外久了,對故鄉的記憶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抽像,而北京那獨特的氣味時不時浮現出來:冬儲大白菜、煤球爐子的濃煙味、榆樹開花時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魚腥味、胡同裡廁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氣味完全不同:處處飄散的咖啡香味、街頭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樹葉的怪味、讓人頭暈的女人香水味、地鐵裡流浪漢身上的酒臭味……    
    Y這兩天反覆跟我說,他是畫畫的出身,他要買個寬敞的單元,重操舊業。有一天拍不動皮包了,他能靠畫養活自己。說此話時,他會激動地揮揮拳頭,鼓勵自己。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巴黎故事(3)

    十    
    M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後分到區黨校,再轉到某編輯部當編輯。一九八四年他編了內部讀物《新詩潮詩選》,這套書的出版影響深遠,幾乎就在此後,「今天派」詩歌得到了社會公認。    
    我認識M是在這套書出版不久,他約我去坐坐。他的單身宿舍在區黨校那簡陋壓抑的建築物三樓,潮濕昏暗,充滿塵土味。他父親是鐵路工人,家在湖南一個偏僻的山溝裡。我猜想,正是鐵路給這個鄉下孩子以夢想,並把他帶向遠方。他小個子,圓圓的腦袋,塑料眼鏡纏著布。他說話快,字疊在一起,有時還會忽然臉紅起來。    
    M八九年來到巴黎。九O年春我們在奧斯陸開會,決定復刊《今天》,他也從巴黎趕來。這生離死別的重逢,大家都很激動。但很快就發現,彼此之間變得陌生了。他總是處於亢奮狀態,思路跟他的眼神一樣渾濁。九一年初我到巴黎,M請我和另幾個朋友去作客,在他台灣女友租住的單元裡。聚會不歡而散。不久前法國《解放報》採訪他,他說了些不該說的話。在別人的嚴厲指責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時,他臉上滿是未干的淚水。    
    此後我只在巴黎地鐵裡晃了一眼,沒打招呼,只見他敦實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關於他的消息斷斷續續: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頭,到處跟朋友借錢;幾位好友湊錢幫他租了間房子,而他整夜把錄音機開得山響,洗澡水溢得滿地,沒幾天就被房東趕了出來。很多年沒了音信,據說他漂流到羅馬,又回到巴黎。也許有一天會在巴黎街頭見到他。    
    十一    
    L老闆個不高,溜肩膀,臉色紅潤;唇鬢和頭髮正變白,好像剛從一場大雪中歸來;眼睛瞇縫,在眼鏡後頭頻頻牽動笑意。他在巴黎中國人的文化圈是號人物。他開的那家中餐館在巴黎算得老字號了,名聲在外,主要是本店老闆熱愛文化——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喜歡請客,每年中秋節的螃蟹宴,一請百十口子。凡路過巴黎的中國人,只要跟文化沾邊,都會被他請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國文化。孰不知,多數文化人其實和文化沒什麼關係,飯碗而已。    
    他溫州人,自幼喪母,父親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讀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闖天下,先廚師後老闆。老闆娘是他表妹,親上加親,夫唱婦隨,生意一度紅火得很。他這輩子本來和別的餐館老闆沒什麼兩樣,但八九年的事件改變了他。他跟著熱鬧起來。但熱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兒。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結識了滯留在巴黎的一幫中國文化人。要說文化和餐飲業素無緣分,雖然文人也得吃飯,餐館也得靠書畫妝點門面。沒想到文化竟把L老闆搞得五迷三道,欲罷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談天說地。餐館衰敗了,就差桌子長出草來;老婆怨言無聲,捲鋪蓋跟他離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會。眾人皆醉,惟他獨醒。凌晨,他開車送我回家。巴黎滿街是等車的人,湧來湧去,像潮水一般。他靈活轉動方向盤,繞開那些企圖攔車的。茫茫長夜,何處是岸?話鋒一轉,他突然長歎道:「你說人這輩子是怎麼回事?一夜間,錢財對我沒意義了。到我這歲數,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條路,再換一種生活方式……」    
    每次聚會,L老闆總是要等餐館關門,拎著兩瓶上好的法國紅酒開車過來。進門,打招呼,坐定,嘗酒菜,給予應有評價。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對這套語言系統不僅不陌生,還能穿針引線。有時碰見新來高手,他沉默不語,品酒,瞇瞇笑。    
    十二    
    我打電話到新加坡找S。一個菲律賓女傭用英文說:「我們老爺睡了。」我一聽來了火:什麼老爺?快叫他起來。「我不敢,」女庸吶吶說。    
    十五年前S到北京開會,在我家小坐,他那時英俊小生,話不多,既驕傲又謙和。    
    他發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獄書》獨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獎。由於消息閉塞,當一位坐過牢的羅馬尼亞詩人代他領獎時,他正騎車在上海的弄堂裡鑽來鑽去。緊接著他和法國姑娘麗麗墮入情網,搬到巴黎來。麗麗有一部分中國血統,會講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趕上他們的婚宴。那天麗麗的親朋好友老師同學浩蕩如雲,代表著巴黎人健康的社會關係;而男方只有我們幾個朋友,多少說明了一個東方漂泊者的尷尬處境。    
    依我看,S是個真正的詩人。如今這年頭,詩人大都張牙舞爪裝瘋賣傻心懷叵測,像S這麼溫雅沉靜的,不多。他用一雙憂鬱的眼睛傾聽別人,專注而充滿信任,而他說起話來像個夢遊者,似乎隨時準備用夢糾正現實。    
    他們婚後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麗麗不得不放棄讀博士,去中學教書。S一邊學法文,一邊靠教中文賺點兒零花錢。他的頭髮脫落,背駝了,精神日漸恍惚。我那時住荷蘭。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開,竟是空的。我趕到巴黎,約他到一家咖啡館見面。我們喝著啤酒,從下午一直到夜色來臨。他目光渙散,心情沮喪,似乎隨時會從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勸他,更主要的是一種內在衝突——兩種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見面,他精神好多了,像經過冬眠的獾,眼睛雪亮。他寫了一組關於巴黎的詩,無疑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是啊,他用夢糾正了生活。    
    麗麗在法國外交部找到份差使,全家要搬到新加坡住幾年。在為他們慶幸的同時,我又擔心,在那金魚缸似的城市裡,怎麼能得到足夠的氧氣?他再次流亡,從他的第二故鄉巴黎。    
    我琢磨,一個中國詩人和巴黎必有某種對應關係:氣質與寬容,孤影與光源,夢與時間,異國情調與本地口音,漢字與放射性街區。    
    十三    
    Y朝我臉上連著打了兩個噴嚏。他拍皮包累壞了,好幾天沒怎麼睡覺。他宣佈,從今天起他兩個月沒活,要在棋盤上好好廝殺一番。正趕上午飯時間,他手腳麻利,轉身端出二菜一湯。飯後我睡午覺,他躺在另一張床上看報,很快打起呼嚕來。對我來說,Y是個神秘人物,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除了拒絕時間,也拒絕溫情。上次他送我去機場,神色慌張,做賊似地塞給我個大錢包,原來是件禮物。    
    我出去散步。穿過新橋(Pont Neuf)時,不禁探頭看了看河水。好幾年前一個美國作家朋友來巴黎,我們一起帶孩子到盧森堡公園玩。田田和他女兒一樣大——八歲,他兒子僅五六歲。穿過新橋時,我提到鮑爾·策蘭(Paul Celan)跳塞納河自殺的事。孩子們吃驚地睜大眼睛,問什麼是自殺。後來這個美國作家告訴我,他的孩子纏了他很久,還是弄不懂為什麼人會自殺。    
    我過橋轉了個彎,回到巴黎聖母院廣場。大群鴿子在遊客頭上翻飛。一個野孩子衝過去驅趕它們。不,這是記憶中的片段。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帶田田來這裡。她聚精會神地用麵包喂鴿子。我對好焦距,按動快門。一個野小子朝鴿子群跑過去,把鴿子嚇得滿天飛。田田皺著眉頭,風吹起她帶五彩斑點的藍色風衣。這一瞬間得以保存下來,背景是巴黎聖母院。    
    鴿子有鴿子的視野,它們總是俯視巴黎的屋頂;狗有狗的視野,它們看的最多的是鋪路石和行走中的腳;蚊子有蚊子的視野,它們破窗而入,深入人類生活的內部,直到嘗到血的滋味。    
    我忽然想起來本雅明(W.Benjamin)的話:「舊地圖——在愛情中,大多數人尋找一個永久的家園。但還有少數人則尋找永遠的漂泊。後一種人屬於憂鬱者類型。」記得九一年春在蓬皮杜中心朗誦後回答問題時,主持人問我是否喜歡巴黎。我說我喜歡漂泊,而並不太在意途經的地方。我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在法國人眼裡,巴黎是至高無上的。散場後,Y帶著女友找我在書上簽名。我一時轉向,把他當成另一個搞攝影的了,硬拉著人家下館子。好在他處變不驚,給了我一次將錯就錯的機會。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1)

    一    
    邁克在電話裡叮囑我:「別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個籃球運動員……」果然,一出海關就看見了,他舉著牌子,頭在人群之上浮動。他又高又瘦,一臉疲倦而溫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樂家,幫布拉格作家節接送客人。我們坐進他那輛老掉牙的斯克達,點火,車連咳帶喘地出發了。他英文差,問我會不會德文。我說不會。他說他月底要到德國演出。我問他用什麼樂器。他說了個德文詞,用手比劃。鋼琴?不。管風琴?他拚命搖頭。我問他一般都在哪兒演奏。他說主要是為病人。醫院?不。療養院?他拚命搖頭。但願不是殯儀館,我心想。我放棄了對他生活中兩個重大細節的好奇心,看窗外風景。    
    這是我第四次來布拉格。    
    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邁平夫婦開車從奧斯陸出發,把我捎上,再穿過東德進入捷克。過了邊境,開進頭一個捷克城市吃午飯。女服務員不會英文,我們用國際語言加俄文單詞,點了可樂和匈牙利牛肉湯,好歹填飽了肚子。一結賬,我們樂了,幾乎等於是免費的,頭一回體會到西方遊客的優越感。    
    越過伏爾塔瓦河上的橋進入布拉格市區,天已擦黑了。我們把車停在繁華大街上,邁平給一個叫奧爾卡(Olga)的漢學家打電話。她丈夫說奧爾卡帶孩子去鄉下度假去了,歡迎我們到他家住。他是個建築師,對布拉格瞭如指掌。我們晚上出去喝酒遊蕩,他帶我們看老城廣場邊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們腳下有個巨大的礦脈。布拉格的美獨一無二,特別是夜裡,古老的街燈引導夜遊者迷失方向。燈光下,陰影轉動,回聲迭蕩,似有幽靈出沒。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說竟如此真實,真實得可以觸摸。那正是藍絲絨革命前夕。馬丁(Martin)是奧爾卡在布拉格大學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學刊物《手槍評論》(Revolver Review)的編輯。他當時正忙乎著秘密串連搞聯名信,要把前國王的侄子推出來,恢復帝制。他也找我們簽名,我不喜歡帝制,拒絕了。    
    四年後,《手槍評論》請《今天》在歐洲的編輯到布拉格開討論會。我們先在《手槍評論》編輯部開討論會。臨走頭天晚上,在一個中世紀的地窖為我們舉辦了詩歌朗誦會。散場後,突然一個天仙般的女人出現,馬丁介紹說,這是《手槍評論》新任總編輯。她落落大方,在我們桌旁坐下,引起中國文學的一次騷動。她說她正在寫一篇戲劇評論。李歐梵的腦門兒發亮,對捷克戲劇給予高度評價;張棗搶過話題,猛烈抨擊美國霸權文化的入侵。只有邁平瞇瞇笑,話不多。我忘了我說什麼了,肯定語無倫次。其實這美女的丈夫就坐在旁邊。我琢磨,一個由美女領導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極高。若她向李歐梵約稿,必應聲而至,用不著像我那樣得磨破嘴皮子。    
    三訪布拉格是九五年春天,我那時住巴黎,應邁克的聲聲呼喚自費參加布拉格作家節。邁克是我老朋友,紐約人。為了尋找詩歌的精神家園搬到倫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貧不說,保守的英國詩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倫敦的卡夫卡。九一年他創辦了布拉格作家節。那時邁克在一家英國公司聽差,那公司主辦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國際書展,捎帶著個作家節。那些人看起來個個都是邁克的老闆,頤指氣使,支得他團團轉。    
    我們幾乎每天晚上出去鬼混。他總是帶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讓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輕人,感受一下青春氣息。可那音樂實在讓我肝兒顫,震得連酒杯都端不穩。那時邁克正鬧婚變,又受盡那些英國商人的氣,在強光燈的閃射下,他哭喪著臉。我歎了口氣,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這回把他逗樂了。他用濃重的倫敦腔罵道:「我他媽的成功?成功個屁!」    
    二    
    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於布拉格老城廣場旁的一棟樓房裡。雖然他們幾次搬家,但離他的出生地都不遠。他的西伯萊語老師引述了卡夫卡對他說過的話:「這是我的中學,我們對面的那邊的建築是大學,左邊再過去一點兒,是我的辦公室。我一輩子」——卡夫卡用手指畫了幾個小圓圈——「都局限在這小圈圈裡。」    
    卡夫卡出生的樓房於一八八九年毀於大火。一九○二年重建時,僅有部分保留下來。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這房子外面的牆上。作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終於被捷克當局接受了,稱之為「資本主義異化的革命批評家」。    
    在卡夫卡出生頭一年,卡夫卡的父親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廣場北邊開了個小雜貨鋪,先零售,後批發。卡夫卡在一封未發出的給父親的信裡寫道:「……而自從你讓我處處害怕,對我來說店舖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個好去處了。首先讓我又羞又惱的是你對僱員的方式……而你,我見識了你在店裡叫喊、詛咒、大發雷霆,在某種意義上,我當時就明白了,這世界上到哪兒都無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後德國人,再就是猶太人,全面淘汰,最後除了你誰也剩不下。對我來說,你為莫名其妙的事大發脾氣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個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九三年間,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r the Minute)的樓房,他的三個妹妹都出生在這兒。後來這三個妹妹都死於納粹的集中營。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國小學。很多年後他在給朋友的信裡記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時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給一個坐在老城廣場和小廣場間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這恐怕是乞丐大概從未得到過的粗暴的數目,而我要做這麼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會多麼羞愧。於是我把六便士換成零的,先給那女的一便士,沿著市政廳建築群和小廣場的拱廊轉了一圈,像個社會改良家再從左邊出現,給了另一便士,又走開,這樣興沖沖地反覆了十次(或許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離開了)。總之,最後我無論身體和道德上都垮了,趕回家大哭,直到母親又給了我六便士。」    
    在給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裡,卡夫卡講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學校的細節。「我們的廚娘,一個又小又乾又瘦,尖鼻塌腮,蠟黃結實,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領我去學校。」上學的路上,廚娘總是威脅要向老師告狀,歷數他在家的「罪行」。同樣的威脅重複了差不多一年。他覺得去學校之路如此漫長,什麼都可能發生。「學校本來就是一種恐怖,廚娘非要雪上加霜。我開始懇求,她搖頭,我越是懇求越是覺得我懇求的價值更大更危險;我賴在那兒不動乞求寬恕,她拖著我走;我威脅要通過父母報復,她笑了,在這兒她是至高無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門框基石,在得到她寬恕前不肯動。我拖著她的裙子(這也給她造成麻煩),但她一邊拖著我,一邊發誓告狀時罪加一等。眼看晚了,聖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鍾敲響八點,可以聽見學校鈴聲,其他孩子開始跑,我最怕遲到,我們也跟著跑,『她告狀,她不告狀』這一念頭糾纏著我;事實上,她從沒告過狀,但她總是掌握似乎在不斷增長的機會(昨天沒告狀,而今天我肯定會的),她從未打消這主意。有時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氣得跳腳,一個女煤販子常湊在旁邊看熱鬧。米勒娜,多麼愚蠢,我怎麼屬於你,與廚娘、威脅及無數塵埃在一起,這三十八年塵埃飛騰,落在我肺裡。」    
    三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廣場附近,九五年來布拉格時我就住在這兒。房間還算乾淨,設備陳舊結實,電話最遠只能打到樓下櫃檯,讓人想到藍絲絨革命前的社會主義歲月。看門的老頭顯然是打那時候過來的,昏昏欲睡,帶著過渡時期笨拙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樓,斯坦尼斯拉夫在門廳等我。我們交流有障礙,他比劃說要去哪兒哪兒,我點頭說是是。我們穿過老城廣場,他停住腳,悄悄說斯克沃瑞基(Josef Skvorecky)在那兒,一臉崇敬。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捷克小說家,住在加拿大,星期四晚上和我一起朗誦。我被領到市政廳,出示請帖。一進門可傻了眼,人家全都衣冠楚楚——男的西服革履,女的長裙粉黛,只有我蓬頭垢面,皮夾克牛仔褲球鞋,還扛著個大書包,像個逃難的。沒處躲沒處藏,只好硬著頭皮跟著上了三樓,來到大廳。市政廳是布拉格一景,可上溯到十三世紀。七百年了,經歷了多少朝代多少生死。    
    市長大人講話,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拿邁克的小個子開玩笑。邁克接過這個玩笑,和他剛出版的詩集《消失》(Disappearance)連在一起。消失,多好的主題,在這個呈現的時代,恐怕沒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義。他的女朋友、作家節副主席伏拉斯塔(Vlasta)站在他旁邊。她四十來歲,很苗條,熱情外向。邁克提到捷克詩人塞弗爾特(Jaroslav Seifert)。今天晚上就是紀念他的專場朗誦會。邁克講話時昂著頭,閉上眼睛,好像在緬懷消失的詩歌和死者。散場後,邁克跟我緊緊擁抱,並把伏拉斯塔介紹給我。我對邁克說:「你看,我早就說過了,你不是真的很成功嗎?」    
    我喜歡在布拉格街頭閒逛。往返於招待所和劇場,必經老城廣場。正值復活節前夕,露天舞台圍滿了遊客,攤販在推銷彩蛋、傳統的木製玩具和水晶器皿。我去服裝店,給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為對付每天晚上各國使館的招待會,免得再丟人現眼。和五年前相比,布拉格變了不少,越來越商業化,到處是跨國公司名牌產品的廣告。但看得出來,捷克人還是有一種自信,沒在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完全轉向。滿街都是漂亮的捷克姑娘,讓我眼花繚亂。她們有一種不諳世故的美,這在美國西歐早就見不到了。現代化首先消滅的是這種令人心醉的美。    
    讓我吃驚的是,那麼多美國年輕人住在布拉格,甚至有自己的報紙刊物。邁克跟我解釋說,這兒生活費便宜,他們可以逃避美國的生活壓力。再說,布拉格像三十年代的巴黎,有人說是來尋找藝術靈感的。「可我怎麼就沒見著一個成氣候的?」邁克搖搖頭,說。    
    他帶我去看看他的辦公室和家。我們離開旅遊區,街上人很少,彎彎曲曲的小巷讓我想起北京的胡同。邁克抱著一堆書,夢遊似的邊走邊說:「你看,這個世界上只有伏拉斯塔愛我……我在布拉格根本找不到能深入談話的人。在今天,誰還需要深入的談話?一切都是表面的,光滑的,假裝快樂的……捷克作家多半都是民族主義者,不喜歡一個老外當作家節的頭頭。到哪兒我都是老外。英國人更可怕,勢利保守自以為是。要說紐約是我老家,可家沒了,我怎麼住得起那兒的旅館……」    
    我從節目單上看到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字,她要和另兩個美國小說家威廉·斯泰因(William Styron)、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作家節「紐約,紐約」的節目中亮相。我跟蘇珊有幾面之交。她請我到她家做客,並約好出去吃晚飯。陰錯陽差,讓我給誤了。    
    早上我查地圖,終於找到「地球」(Globe)書店,每天上午在這裡召開新聞發佈會。書店以英文書為主,附帶咖啡廳。幾台電腦沿牆排開,是供顧客上網發電子郵件的,沒有椅子,顧客只能像鳥一樣站著,免得賴在那兒不動。我抽空鑽過去,也想試著跟上這新時代,欲不知道怎麼用。請教旁邊的美國小伙子,他麻利地用光標把我引進迷宮,一下卡住了,進退兩難,頓時一身冷汗。    
    一個掛滿照相機的人跟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紹他叫若薩諾(Rossano),是作家節的指定攝影師。他毛髮蓬鬆,眼睛跟鏡頭一樣亮。他要給我照相,只能從命,跟他滿街跑。他照相的方式特別,要不讓我站在教堂前的石墩上像個受難者,要不把我關進電話亭像個囚犯。他來自佛羅倫薩,是個典型的意大利人,熱情爽朗。為什麼住布拉格?很簡單,他娶了個布拉格姑娘,剛生了孩子。說到這兒,若薩諾長歎了口氣。    
    記者招待會快結束了。咖啡廳擠得滿滿的。蘇珊·桑塔格坐在主席台上,被記者的各種問題圍追堵截,從科索沃戰爭到全球化問題。她剛下飛機,看起來一點兒倦意都沒有,詞鋒犀利,得理不讓人。等邁克宣佈散場,我過去跟蘇珊打招呼。好極了,她用手撥開滑到前額的一綹白髮說。你看明天晚上怎麼樣?就我們倆,吃飯聊天,沒有記者,沒有採訪,沒有照相機。一言為定。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2)

        
    四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讓我們走。這個媽咪有爪子。人必須得排好隊,或者,我們必須在維瑟荷德(Vysehrad)和城堡兩處點火,然後我們或許才能離去。」    
    ——摘自卡夫卡給奧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爾斯大學創建於一三四八年,是中歐最古老的大學,一八八二年分成德國大學和捷克大學。卡夫卡於一九○一年在德國大學註冊,他學習成績平平。學法律對他來說是權宜之計,猶太人只能選擇法律和醫學這類務實的專業。    
    在給友人的信裡,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經驗:「那時我們住在澤特納嘎斯(Zeltnergasse)。對面是一家服裝店,賣衣服的姑娘總是站在門口。我二十剛過,不停地在屋裡走來走去,為應付頭一次全國通考,整天忙於我看是毫無意義而且傷神的死記硬背。那是夏天,熱極了,難以忍受。我在窗口,討厭的羅馬法歷史總是在我牙齒間。我們終於通過手勢聯絡上了,晚上八點我來接她。可我到的時候,另一個男人已經在那兒。唉,總是如此,我怕整個世界,也怕這個男人。而那姑娘從男人那兒抽出胳膊,做手勢讓我跟著。我們來到斯楚策寧瑟爾(Schutzeninsel),在那兒喝啤酒,我坐隔壁桌子。接著繼續溜躂,我尾隨在後,到了那姑娘在跳蚤市場附近的家。那男人離開了,姑娘消失在房子裡,我等了一陣,直到她又出來。然後我們去了克雷恩薩特(Kleinseite)的一家旅館。到旅館以前,這一切迷人激動令人作嘔,在旅館裡也沒有什麼兩樣。    
    凌晨,依然又熱又美,我們穿過查爾斯橋回家。我,當然幸福,這幸福的含義僅僅在於我那呻吟的身體終於平息了。而最主要的,這幸福在於整個事情並沒有更令人作嘔,更骯髒……」    
    一九○四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卡夫卡開始寫《一次鬥爭的描述》的初稿。他在當時給朋友的信裡寫道:「一本書必須是我們中間凍結之海的斧子。我相信這一點。」在這本書裡,我——敘述者描述了他在夜裡的漫遊,和一個同學一起,穿過寒冷荒涼的布拉格。而他別的作品都沒有像這本書那樣,布拉格扮演如此中心的角色。卡夫卡通過夜遊所涉及的布拉格的名勝古跡,除了少數毀於戰火,和今天人們目睹的幾乎沒有區別。    
    查爾斯橋(Charles Bridge)是布拉格最古老最著名的橋,跨越伏爾塔瓦河,連接著老城和對岸。這橋的前身毀於洪水和解凍的冰流。一三五七年,查爾斯四世責成建築師建起這座橋。    
    除了一八九○年有兩個橋洞被洪水沖垮外,它從歷代的戰火災害中奇跡般地倖存下來。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和奧特拉(Ottla,卡夫卡的妹妹)一起。她的英文老師領著她。過碼頭,石橋,馬拉·斯特拉那(Mala Strana)新橋,回家。查爾斯橋上的令人激動的塑像。橋在夜裡空曠時奇特的夏夜之光。」他在致友人的信裡寫道:「每人心中的魔鬼在把夜啃垮,無所謂好壞,這就是生活:若無魔鬼,你不可能活下去。故你詛咒自己的是你的生活。這魔鬼是物質(從根本上極美妙的那種),已經給與了你,你現在非用不可……在布拉格查爾斯橋上,在一座講述你的故事的聖像下面有一種解救。這聖人驅趕著魔鬼耕地。當然魔鬼依然狂怒(因此有了過渡時期;只要魔鬼不甘失敗),他露出牙齒,用扭曲陰險的表情回望它的主人,痙攣地縮回尾巴,而它被軛具所治服……」    
    五    
    我站在牛奶餐廳(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燈火閃爍的查爾斯橋近在咫尺。這個咖啡廳過分奢華,有一股暴發戶的味道。我在讀一本英文版的書《弗朗茲·卡夫卡與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薩弗爾那(Harald Safellner)。書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約翰那斯·烏茲迪爾(Johannes Urzidil)的話:「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個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們,他的朋友們,『幸福的一小撮』,……我們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節進展順利。作家一個個上台下台,聽眾掌聲起落,劇場擠得滿滿的又一下子空蕩蕩。如果卡夫卡還活著,一定會覺得作家節是件可笑的事,說不定會為此寫部小說呢。今天整個的活動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說家斯克沃瑞基同台朗誦。我怎麼被歸入捷克作家的行列?這是邁克的主意。他告訴我,他原計劃是安排我和哈維爾一起朗誦。為此他前往總統府,而哈維爾的顧問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發走了。    
    下午在國家電台接受採訪時,主播人告訴我,六八年蘇聯軍隊佔領布拉格後,我們所在的這個第九號播音室由於位置偏僻,仍在發出反抗的聲音。俄國人花了兩天的工夫,最後才找到這兒。    
    今天晚上座無虛席,聽眾是衝著斯克沃瑞基來的,他在捷克比米蘭·昆德拉名氣大得多。六八年蘇軍入侵後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倫多,在大學教書,並協助他太太辦了一家「六八出版社」,專門出版在捷克的禁書。一個捷克學者告訴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後,為捷克做了重要貢獻;而米蘭·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國,自認為是法國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後台,不停喝白蘭地。他對我說,他老了,不適合長途旅行。他上了台,一邊喝白蘭地,一邊先用母語後用英文朗誦他的小說《低音薩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聲雷動,有人高叫著什麼,捷克人在向他們的英雄致敬。下半場輪到我,先由邁克講幾句話。他像鳥一樣閉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蘇珊·桑塔格「約會」,沒想到還成了事件,傳得沸沸揚揚。蘇珊的名氣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層神秘色彩。攝影師若薩諾讓我幫他說情,給他個拍照的機會;瑞典使館的二秘讓(Jan)托我轉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說他是蘇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帶著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館大廳等候。九點四十,蘇珊才從電視台接受採訪回來。「哎,這些愚蠢的問題,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餓壞了。」    
    我們坐出租車去一家名叫「中國城」的飯館。我發現司機不開計價表,並在城裡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價比應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讓蘇珊先下車,把要價的一半塞給他。他用捷克語破口大罵,好在聽不懂,否則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轉達了意大利人的請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蘇珊接過名片,歎了口氣說,每回我接受邀請時,總是忘了那些沒完沒了的媒體。提起哈維爾,蘇珊說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評他,而她總是為他辯護。上次她來布拉格,哈維爾請她單獨到一家飯館吃飯,旁邊坐著幾個保鏢。她真想問哈維爾一些真實想法。    
    「你知道,那樣的場合,我問不出口,」蘇珊說。    
    「讓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說,「作為作家,怎麼可能忍受這樣的生活?那比監獄強不到哪兒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時分,我們走在繁華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燈跟布拉格之夜調情。蘇珊突然說:「是啊,沒人再想恢復舊制度,可難道要的就是這種『空洞』(emptiness)嗎?」我建議再去喝一杯。拐進酒吧,要了兩杯啤酒,我們東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說起我女兒、美國的學校和青少年問題;蘇珊說起她的學歷史的兒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蘇珊回旅館,布拉格的街燈讓我們迷了路。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紐約變奏(1)

    一    
    我是因為一場大火搬到紐約的。當然,大火只是個形象說法,是指生活的某種非常狀態,比如革命。到紐約的第二天,我一覺醒來,才凌晨四點,從十九層樓的窗戶望去,紐約好像著了大火,高樓大廈燃燒,千百塊玻璃呈血紅色,黑烏盤旋,好一幅末日的景象。原來是我的鬧鐘仍走著加州的時間,差三個鐘頭,紐約只不過正日出而已。    
    那天見著紐約的月亮,也嚇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兩棟高樓之間,其大其亮,怎麼琢磨怎麼不對。如果讓紐約的孩子畫月亮,多半不圓,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邐歪斜。    
    曼哈頓這個長十三英里、寬二點五英里的岩石島,最初是荷蘭總督於一六二六年以價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從印第安人那兒買下來的。十九世紀末由於鋼筋混凝土的廣泛應用,人們才開始發瘋似地往高空發展。以致有一天,紐約人發現他們自己像鳥棲息在水泥森林裡。    
    紐約人是不會想到地平線的,這事兒生來就和他們無關。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維方式是橫向的話,那麼在這兒肯定是縱向的。當電梯把我從地面帶到十九樓,我的思想還會繼續沿著慣性上升,直到藍天。按人口比例,紐約人信教的很多,我琢磨肯定和電梯有關。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兒還會有什麼關於天堂地獄的神秘感?從某種意義上,電梯成了紐約人思維的原動力。若停電他們被卡在中間,那非瘋了不可。    
    我到紐約的第二天就滿街溜躂,琢磨紐約人。其思路除了縱向性外,還有線性這個特點。比如,他們約會從來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兩街和百老匯之間。久了我才明白,其實他們是棋盤上的棋子,路線幾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們的手是錢,是命運,是線性邏輯。這麼說,可別以為紐約人直來直去一根筋。與地貌街道相對立的是內心迷宮和九曲迴腸,是權力的轉彎抹角和股票市場的曲線,這勢必造成紐約人靈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頭一回到紐約。我們是從倫敦過來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國相比,這兒有股滿不在乎的勁頭,北京人叫「愣頭青」,但朝氣蓬勃。剛下飛機, 我表妹的男朋友就開車帶我們去兜風,隔東河觀望曼哈頓的摩天大樓。那是黃昏時分,燈火通明,氣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鐵進城,我差點兒被尿臊味熏暈了過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頭土臉。再抬頭一看,那些高樓髒兮兮的,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好在天熱還能擋擋太陽。    
    我們到東村去找W。當年我頭一本油印詩集就是他手繪的封面,我和邵飛也是通過他認識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國,在紐約一住七八年,黑了下來。這黑和黑還不一樣,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魚得水。要說紐約可比哪兒都改造人。這個當年電影學院動畫專業二年級的好學生,整個變了個人:他眼神陰暗,肥頭大耳,一身短打扮,滿口紐約土話。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過來打招呼,滿臉崇敬。那時東村是流浪漢、酒鬼、毒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應聲,話不多,拍拍這個肩膀,摸摸那個禿頭,奇跡一般,那些狂暴的靈魂頓時平靜下來。    
    他告訴我們,兩天後的晚上,窮苦兄弟們要在華盛頓廣場示威,反對市政當局驅趕流浪漢的決定,警察肯定會戒嚴。他為此花高價買了台可連拍的閃光燈。當馬隊衝進示威隊伍警察掄起警棍那一瞬間,他連續按動快門。照片發在本地報紙上,電視新聞也報導了示威場面,作為目擊者他講述了警察的暴行。儘管頭部鏡頭被遮擋,還是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發現肯定會報復。可他滿不在乎。    
    問他以何為生,答街頭畫像。說罷他取下畫畫工具,攔了輛出租車,拉我們到西四街的繁華地段,那兒已有不少中國畫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運氣不佳,等了兩個鐘頭無人問津。有人提議去大西洋城賭一把,他立馬收了攤,揚長而去。    
    他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混得廝熟,艾倫會很誇張地呼喚他的名字。剛到紐約,艾倫請我們到一家日本館子吃飯,由他作陪翻譯。他用中文拿艾倫開涮,艾倫瞪著眼珠子咧嘴直樂,好像全聽懂了。他把警察戒嚴的消息告訴艾倫,艾倫立即發表聲明。在紐約有各式各樣的秘密社會。而W自甘與那些社會邊緣人為伍,伸張正義,說明他天生反骨,這大概是他當年加入「星星畫會」的內在原因。紐約作為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發洩的可能。    
    後來聽說他回國了,發了財,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這倒也不稀奇,商業化最終會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場肯定也是個秘密社會,以他在紐約練就的膽識,足矣。    
    三    
    邁克(Michael),紐約人,現在住布拉格,前兩天來紐約出差,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步龐德和艾略特後塵,他搬到倫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幾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國際作家節請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參加,作為作家節主席邁克得親自出馬。於是由英國《衛報》(Rhe Guardian)和布拉格市政廳資助、美國國際快遞公司(DHL)包郵遞、全球化電訊(Globalone)免費提供手機、瑞士航空公司(Swiss Air)出機票,把一個老紐約包裝好,送回故鄉。    
    他要我幫他訂旅館。紐約旅館貴得離譜,而他的預算有限。找來找去,那點兒錢只能住在家庭旅館(B+B),位置不錯,在格林威治村。    
    我搬到紐約後,邁克曾在電話裡說,「你的住處離我出生地只有兩三個路口,你應該去看看我的搖籃。」丁零一響,邁克到,帶著他那典型的微笑。他從布拉格帶來六個粉紅色水晶小酒盅送給我,還帶來本屆作家節的小冊子,封面是捷克畫家的半抽像油畫,由大大小小的圓圈組成,全都是墳墓。邁克歎了口氣,隨後指著後排的一個小圓圈說,那是他的。    
    兩天後的下午,我們約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個地方坐坐。出了地鐵站,我打電話讓他下來。邁克出現在濛濛細雨中,黑呢大衣,頭髮稀疏蓬亂。「看,這是我的紐約。」他張開雙臂說。其實這早就不是他的紐約了。他多愁善感,在緬懷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紐約人拒絕溫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證人。他告訴我住處還行,主人挺熱情,只是他的臥室沒有窗戶。沒有窗戶。我想像他面壁獨坐黑暗中,紐約在牆後大放光明。    
    我們在一個咖啡館坐下來。這裡陳設古樸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顧客多是本地人,一個女大學生在旁邊桌上做功課。「紐約變了。以前紐約的人是不談錢的,」邁克呷著濃咖啡,閉著眼睛說,「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訴我,他在紐約沒有親人,跟在邁阿密的繼父也不再來往。他母親死後,他寫信給繼父,只想要母親喜歡的鍾作紀念。他繼父卻偏偏把那鍾賣了,寄給他一筆賣鐘的錢。    
    我給他的女友買了件咖啡館自己的T恤衫,並在一張夢露的明信片上給她寫了幾個字。我知道,邁克喜歡這方式。出門我不禁打了哆嗦。一個以淚解鄉愁的紐約人,四處漂泊,卻連個代表過去的紀念品都沒有:好不容易回到故鄉,居然住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    
    四    
    紐約出租車全都包給第三世界特別是來自戰亂貧困地區的弟兄們,他們開得像打仗應在情理中。科索沃戰爭期間,那天讓我趕上的司機是剛從前線下來的塞爾維亞人。只見他貓著腰,急速轉動方向盤,躲來閃去,顯然在避開炮火。那是戰爭經驗的延續。他兩眼發直,臉上既焦慮又得意,準是有種深入敵後的感覺——直插美帝國主義心臟。    
    有的出租車司機目標很具體。有一回坐車,司機是從土耳其山溝來的中年農民,從後視鏡能看見他憂鬱的眼睛。他的最大願望就是攢錢買輛好車,衣錦還鄉。他仔細向我打聽各種車的性能和價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車行老闆。虧得我也愛車,趁機賣弄我那點兒知識。他暗自撥拉一遍小算盤,斷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國了。他恨紐約。他咬牙切齒地說,紐約是地獄。    
    跟紐約出租車司機聊天要避免捲入政治宗教之類的話題。那一天頭上包佈滿臉鬍子的印度司機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東拉西扯。他來自孟買,在紐約開了十五年出租車,全家老少都搬到紐約。他說他的收入相當體面,都是現金,沒有稅務的問題。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個被伊朗追殺的印度小說家,以為是他們民族的驕傲。他一聽這名字破口大罵,用盡所有的英文髒話。他準是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我及時閉嘴,否則非得被他趕下車去。    
    我有個美國朋友是個老紐約。有一回搭出租車去甘迺迪機場,隨口問司機從哪兒來。司機一下火了,用濃重的外國口音說,從哪兒來從哪兒來,每回人都這麼問,可等他說出自己國家,沒一個知道。我的朋友說讓我試試。司機說那好,我說出國名你說出首都,這趟算我的,否則加倍收費。成。司機說阿爾巴尼亞。他不僅說出首都地拉那,還提到阿爾巴尼亞一個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機樂壞了,下車時怎麼也不肯收費。    
    前兩天我去華盛頓廣場附近的小劇場綵排,攔了輛出租車。司機是個白人,儀表堂堂,像即將離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羅維斯(Lovis),話劇演員,是六七十年代活躍在紐約的街頭戲劇的骨幹。他對中國一往情深。父親是抗戰期間美國「飛虎隊」的隊副,但不許他去中國旅行。說到大選,他罵布什是白癡,代表美國軍火的利益;說到紐約房租,他罵市長是黑社會老大,這個黑社會由三種人組成:律師、銀行家和房地產商。下車時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他最後告訴我,等他從革命大潮退下來,發現這社會已無他容身之地,只能開開出租車,偶爾客串一下。「你還沒醒過來,這世道他媽的早就變了。」他說。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紐約變奏(2)

    五    
    田田不喜歡紐約。她前不久到紐約來看我,住了半個月。一個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在加州鄉下小鎮住了五年——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畢業,去年夏天又轉回北京上高中,其內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時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這孩子念舊,她想念加州的同學,但並不喜歡美國,她將來要搬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十六歲是一個苦悶的年齡,再加上跨國遷徙、文化位移、家庭震盪、青春躁動,要處處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大概由於時差或對紐約的拒絕,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來了精神,上竄下跳滿屋飛,讓我眼暈。客廳的櫥櫃上有個老座鐘,想必停擺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銹死。田田從來不戴手錶,大概在北京和紐約之間獲得某種參考時間,她沒事兒就去鼓搗那座鐘,撥動時針搖晃鐘擺,可走不了幾下就停了。    
    在我看來,到紐約就要登高。我要帶她去帝國大廈。她反問:「為什麼帝國大廈?」「那兒高。」「還能比山高嗎?」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園。「為什麼中央公園?」「那兒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劃半天,最後找出紐約地圖。「才這麼丁點兒。」她蔑視地吐了氣說,「算了吧。」最後我只能陪她逛蘇活(Soho)。一進那種青少年的服裝店,嫌我丟人現眼,她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幾句話把我打發走。    
    我們帶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彼特(Peter)是德國猶太人,全家死在納粹集中營裡,只有他逃出來。他在紐約做了多年的心理醫生,可每週還要自己花錢去看心理醫生。他們住中城東邊的一座現代公寓樓。一進門,大理石光可鑒人,門房穿戴如將軍,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鏡子中。他們家一塵不染,雪白的沙發雪白的地毯,聚光燈投射在牆上一幅幅抽像畫上。    
    「簡直像個五星級賓館。」田田吐吐舌頭說。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彼特的腦門奇大,像個老壽星。他會怪腔怪調地說幾個中文短語,比如「拉關係」,嘲笑自己「搭錯了筋」。我們帶來兩瓶法國紅酒,喝得提心吊膽,生怕滴在腳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飯後,彼特取出他們最近在中國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須戴上橡膠手套才能看相冊。我正給田田照相,她伸出一雙手,同時捏著橡膠手套裝成另一雙手,向我揮動。    
    英雄所見略同:彼特提議帶田田登高去看紐約的夜景。她後來告訴我,樓頂中央有個露天游泳池,天氣冷,上面蓋著帆布。她想走過去看看,「搭錯筋的!」老彼特突然在背後大喝道:「不許動!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個普通的漢族姓氏,因祖上滿族正黃旗,為維護正統,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據說上兩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衛戍區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數幾代,我猜則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要不他怎麼當年能從北京直奔荷蘭,又從荷蘭殺到美國,南征北戰,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喚。    
    他是「星星畫會」最年輕的成員。他那時年僅十八歲,眼睛明亮,一臉憨笑。記得「星星畫會」在北海公園辦畫展,他幫大家掛畫,話不多,忙上忙下。當年那個明朗的北京小伙兒,待八八年秋天在紐約重逢,一晃變成了陰鬱的紐約人。他儼然以東道主的身份,開車陪我們到康州的海邊去玩,逛哈雷姆區,在中國城請客吃飯。    
    我九三年搬到美國,G的故事有點兒離譜了。在畫畫搞試驗電影的同時,他投身華爾街,搖身變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據說他同時有兩個老婆,不久又生了兩個閨女,年齡相差沒幾天。我打電話去問,他一樂,不置可否。依我看這也沒什麼,古已有之,再說那不正是多數男人的夢想嘛。讓我奇怪的倒是,怎麼以前從未覺察到他的瘋狂。    
    自打我搬到紐約,我們週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歡蘇格蘭威士忌,不兌水不加冰塊,干喝。微醺時他總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話題,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說糊塗了為止。他笑起來挺費勁兒,多半是未完成的,支離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對立的東西。他既瘋狂又自我壓抑,厭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誠懇又過於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裡是地道的中國人。他無疑是個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紐約那林立的高樓之中。前兩年他搬到與曼哈頓隔岸相望的新澤西州。這一回可搬壞了,其紐約人的內心受到了重創。這多少在他的一組畫中反映出來:形同廢墟的建築物夢幻般地呈現在平塗的單色背景中,無限寂寞。他開始在家裡養魚,而且專找那些醜陋古怪的熱帶魚,養在自己心頭,韜光養晦。    
    他最近畫風大變,畫了一批瘋馬,橫眉立目,鬃毛倒捲,猶如他本人的自畫像。我很喜歡,從中選了一張做我英文詩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識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諸多方面南轅北轍,但也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內心的瘋狂。在某種意義上,瘋馬的對應物就是天涯。這麼說來,我們在紐約相逢不是沒有緣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開車到曼哈頓捎上我,過橋進入皇后區,上四九五號高速公路。不少紐約人去長島度週末,車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鎮(Qater Mill)已中午一點。我用手機先通風報信,S站在路的盡頭,那頭灰白頭髮像信號旗在飄揚。    
    我們是在一本國際刊物的發佈會上認識的。我早到了一個鐘頭,孤魂般在大廳轉悠。終於有人出現,斜插過來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從未謀面。我請他幫我朗誦我的詩的英文翻譯。會後我們應邀共進晚餐。分手時互留地址,他約我到他的鄉下別墅做客。對紐約人的這類承諾不必認真。一個月後他打電話來:「還記得嗎?對,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鷗鳥齊飛。他的夫人詹(Jane)隨和善談,是退了休的社會學家。S七十多歲,詩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藝術收藏和交易。他專門經營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畫,和各個博物館打交道。我問他是否靠家族遺產。他搖頭說,他是從零開始的,最初的知識得自於以前的女友,她是個意大利畫家。說這話時,我們坐在客廳,夕陽平射在他臉上,他瞇起眼睛,滿面倦容。長時間的沉默,直到陽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樓時他在畫房。他說他五點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蟲學的畫。    
    一周後又接到S的電話,這回是在他家設宴。他住河谷鎮(Riverdale),離曼哈頓僅十幾英里,是有錢人躲避都市喧囂的好去處。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遜河邊,視野開闊。從陽台望去,在變化微妙的光線中,天空河水丘陵層次分明。他家是個小型博物館,幾乎都是文藝復興的名畫,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國桂冠詩人庫尼茲(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別坐在長桌兩頭。S雇了幾個人打下手,由他親自掌勺。坐在庫尼茲旁邊的是個患艾滋病的女詩人,眼神撲朔迷離,但有一種正視死亡的堅定。我和S坐在庫尼茲夫人兩側。她九十五歲,說起話來像個孩子,天真不連貫。她請人在她的紅酒裡兌點兒水。「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對我說,「我看這兒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聲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談,從意大利人的性格講到昆蟲的生活。他認為昆蟲有自己的世界,做愛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種幸福,人類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來,發現兩隻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愛。「我怕蝙蝠。」老夫人說。S又講到蛇的愛情,老人扮了個鬼臉說:「我怕蛇。」    
    八    
    去邁阿密曬了半年太陽的老夫婦馬上要回來了,我們得從他們的單元搬出,臨時住到朋友家去。要說這單元還算寬敞,但慘不忍睹。棕黑色傢俱醜陋笨重,好像跟隨老夫婦多年後決心長在那裡;兩個並排面對電視的單人沙發,加上那停擺的座鐘,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牆上掛滿廉價的商品油畫和旅遊明信片,如窺視浮華世界的大小窗口。我們不得不用色調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從畫家朋友那兒借來的畫盡可能地覆蓋一切。    
    這個單元在上城中央公園西側的一棟三十二層公寓樓裡。住在裡邊的都是窮人,若無政府的住房補貼,誰也不可能留在這寸土寸金的曼哈頓。我們的鄰居多半是黑人。在電梯那狹小的空間和短短的升降時間裡,打聲招呼,最多三言兩語,說說狗、天氣和孩子,然後目光錯開。別瞧紐約人直眉瞪眼,其實什麼都沒耽誤,僅一瞥,點點滴滴在心頭。若碰見話多的肯定有毛病,最好躲遠點兒。    
    在紐約,街區(neighborhood)是個重要的概念。這讓我想起老北京。哪個飯館實惠啤酒沒兌水,哪個副食店的肉好菜新鮮,哪個居委會老太太最刁鑽,以及去哪個煤鋪拉蜂窩煤到哪個派出所領糧票,全得門清。在紐約也差不多。我知道哪個看門人和氣,哪個服裝店售貨員漂亮,哪個路口車少,哪個小鋪的啤酒種類多且便宜……紐約自有它的方便之處,各行各業均有二十四小時服務。可以想像有相當那麼一撥夜貓子,晝伏夜出。    
    流浪漢也多半跟街區共命運。每回去銀行,拉門的總是同一個老頭,彬彬有禮,外加美好的祝願;而副食店門口永遠戳著同一個惡煞,若不給錢,必招來一頓劈頭蓋腦的臭罵。好在人們習慣了政治家的讚美和老闆的詛咒,見怪不怪。每回晚上我經過百老匯和七十八街之間,幾乎都能見到那個瘦瘦的男人,躺在路邊的鋪蓋上,掌燈夜讀,用的是個鋼筆手電筒,周圍大包小包估摸塞滿撿來的書。那精神讓我慚愧。    
    我出門基本有條固定路線,先去八十六街和百老匯拐角的花旗銀行(Citibank)取錢,順手在旁邊報亭買份報紙,沿百老匯走到八十三街左拐,穿過一個路口進郵局,辦完事在那街角買束花,沿阿姆斯特丹大道折回,在八十五街的副食店買菜,再到隔壁酒店拎上兩瓶紅酒,然後經過一個紅磚教堂回家。趕上颳風下雨,我會躲到馬路對面去——整個路口都被腳手架覆蓋。    
    九    
    我們搬到西村。西村是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也是其傳統意義上的心臟。E和家人住在那種紐約典型的排房裡,獨門獨院,樓梯嘎嘎作響,勾連著三層樓及地下室,後院窄小,有竹林搖曳。建於一九二九年,作為這條街最古老的房子,曾是分割成四十個鴿子籠般的寄宿宿舍,幾易其主而翻修改建,十四年前被E買下,融入他的性格和趣味。他每天早起頭一件事就是把塑料喂鳥器裝滿,再掛回樹叉上,鴿子麻雀已在竹林撲騰,躍躍欲試。然後他就著咖啡讀《約紐時報》,雷打不動。這時鄰居家的女高音在麻雀聲中高歌,怪嚇人的,尤其那音階練習好像攀登雲梯,讓人提心吊膽。    
    荷蘭人當初買下整個曼哈頓島時,這裡還是片鳥飛獸走的林地。英國人佔領後,英軍艦隊司令買下三百英畝煙草種植地,在哈德遜河邊安家落戶,他臨死前命名其莊園為格林威治。一八二二年,瘟疫橫行,人們為了河邊新鮮的空氣搬來,這個偏僻村落漸漸變成繁華的市鎮。十九世紀末,趕時髦的有錢人急忙奔新興的中上城,途中的格林威治村被遺忘,荒下來。於是藝術家和反叛者搬進來,而當地信教的意大利、愛爾蘭和德國移民,被他們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及異端邪說嚇壞了。    
    一九一六年某天,一幫年輕人在酒吧喝了個通宵,爬到華盛頓廣場的拱門頂上,大叫大喊,宣佈成立自由共和國——新波西米亞。他們說什麼也不肯下來,直到市長答應了這一要求。格林威治村曾一度以「小波西米亞」風靡全國。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垮掉一代」的詩人從各地而來,形成第一波的衝擊。到了六十年代,波普藝術、先鋒戲劇和搖滾樂接踵而至,加上大麻,構成了波西米亞生活最後時光。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被以同性戀自我認同為標誌的性革命所取代。八十年代裡根的經濟政策使房價飛漲,藝術家被逐到東村和別的地方。    
    中午E從頂樓的畫房下來,我問他的寫作進行得怎麼樣,他講了個福樓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飯,福樓拜走出畫房,客人如是問,他說他只寫了個逗號;晚飯時客人再問,他說他把那逗號塗掉了。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紐約變奏(3)

    十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西村的西十一街十八號發生爆炸,「氣象員」地下組織(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名成員在製造炸彈時不慎引爆,被當場炸死。另兩個姑娘倖存下來,赤身裸體跑到隔壁的電影明星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家,跟他妻子借了衣服,躲進地鐵,在地下生活了很多年。其中一個後來自首,從輕發落;另一個再次捲入別的地下組織的生活,被捕後處以重刑。    
    「氣象員」來自美國著名歌手鮑普·迪蘭(Bob Dylan)的歌詞,「你用不著氣象員告知風往哪兒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它的前身是一個全國性組織「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DS),成立於一九六○年,隨著美國的人權運動和反越戰的抗議示威發展壯大,也越來越傾向暴力。一九六九年由於觀點分歧,它分裂成若干團體,其中最激進的就是「氣象員」。該組織在紐約的成員主要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他們是激進分子,主張通過武裝革命來打消美帝國主義的氣焰。    
    E告訴我,他有個同學就是「氣象員」的成員。後來成了英文教授。在他們看來,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甚至連衣物都會導致私有觀念。他們進屋全要脫光,衣服集中在一個大紙箱裡,出門時隨便穿一件。可每個人尺寸不同,穿戴必然很怪。由於「氣象員」在英文中屬陽性,和婦女解放相牴觸,後改名為「氣象地下組織」(Weather Underground)。    
    從一九六九年「氣象員」成立以來,其成員紛紛被捕送上法庭。一九七○年六月九日,即在西村的事故後三個月,紐約警察局被炸;七月二十七日,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在紐約的分支機構被炸,「氣象員」發表新聞公報,承認是他們所為……    
    五月應是綠肥紅瘦,卻乍暖還寒。和一個從德國來的朋友約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濛濛細雨,穿過曲折小街,先去了迪蘭·托馬斯喝死的那家「白馬」酒館(White Horse Tavern),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戀書店,今天週末,要等中午才能開門。我們來到華盛頓廣場。西北角有幾張鑲棋盤的石桌,多數空著,有個老頭擺好棋子,拿出計時器,等待對手的到來。穿過廣場,沿第六大道拐進西十一街,終於找到十八號。    
    這棟三角形的現代化建築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夾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種不協調。這是個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個父親在門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別。有誰還會記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氣象員」中,死者永遠年輕,生者和我年齡相仿,都來自六十年代的造反運動,並留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如今,風向早就變了。我想起鮑普·迪蘭的歌:「你用不著氣象員告知風往哪兒吹」。    
    十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輪停靠在費城德拉河(Delar River)碼頭卸油,見習船員X和夥伴乘出租車到附近的小鎮,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機換了輛自己的車,一直把他們拉到紐約。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灣屏東南州,自幼愛畫畫,在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謀已久,是為了到紐約闖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會上認識他的。他小個兒,黝黑,但眼睛特別,直愣愣的,有一種藏得很深的憂傷。陪他一起來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頭。他們靠著牆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紹給我,說他是著名的觀念藝術家。高個女人糾正說,是世界級大師。你好,大師。酒盡人散,大師要開車送我回曼哈頓。他開的是輛後車廂加蓋的小卡車。那女人後我下車。於是窩進窄窄的後座,手腳支出來。    
    X車開得穩,不像剛出道的藝術界的怪人。當時作為畫家的家屬,我也跟著嘖嘖稱奇。    
    我們約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車,那女人被解放出來。先進一家酒吧,女侍態度惡劣,每人非得買兩杯才能坐下,豈有此理。又換了一家,坐定。他相當內向,自有一套語言系統,不易進入。我琢磨一個人獨處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虛無之牆的投影而已。    
    到紐約後,他邊打工邊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殘傾向,比如跳樓鑽糞坑,把腿都摔壞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終於開了竅,他連續做了四個為期一年的作品。    
    從七八年至七九年,他自我監禁在一個十平米見方兩米多高的籠子裡。一年期間,不交談,不讀寫,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他進籠子那天由律師貼了封條,出來時再啟封。每日三餐是由一個朋友送的。對伙食不滿,他只能摔碗抗議。他以床為家,到餘下的地盤散步算作出門。他每天在牆上畫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畫了還不行,剩下的時間顯得太漫長。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籠子,只是往往意識不到而已。    
    從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關進同一個籠子,穿著工作服,每小時打卡一次,持續了一年。為了精確,他買了台日本打卡機,和手錶和高音喇叭串連,每小時差三十秒響一次。和頭一年那種半冬眠狀態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說,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變得自然而然。在他看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謂時間是無限的,在打卡時他強烈感覺到生命與時間的荒謬關係。    
    第三件作品是從八一年夏天起在戶外生活一年,不進任何建築物、地下道、洞穴、帳篷、汽車、火車、飛機、船艙等。他背著個睡袋,與紐約街頭的流浪漢為伍。比流浪漢強的是他兜裡有錢,能填飽肚子,但不能像他們那樣鑽進地鐵、橋洞或廢棄建築物睡覺。那年紐約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會被凍死。人比自然更惡。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廠附近喝茶,老闆連打帶罵趕他走,他掏出護身用的三節棍。警察來了,他拿出報道他的報紙,矇混過去。不久那老闆在街上看見他,又叫來警察。這回可不管什麼藝術原則,先關十五個小時,還要判刑。他花錢找來律師。開庭時,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師的鐵嘴銅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後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個小時,他孤狼般在戶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類文明的旁觀者。    
    從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即美國獨立日那天起,他和一個美國女藝術家林達(Linda)用根八英尺長的繩子互綁在腰間一年,雙方身體不能接觸。洗澡上廁所在一起,出門遛狗接受採訪會見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來比較麻煩。有一回他正洗澡,林達發脾氣要衝出去,差點把他光屁股拖出門外。和平共處時,他們倆一起打工掙錢,一起去教書,一起坐飛機到別的城市演講。由於完全沒有隱私,在八四年獨立日分手時,兩人幾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從八五年到八六年,他堅持不做藝術、不看藝術、不談藝術一年。從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號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間,他雖然做藝術,但不發表。在我看,這後兩個聲明是多餘的:將軍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戰事。他結了兩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訴我,他現在忙著裝修他在布魯克林的房子,準備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來免費居住創作。    
    十二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號地鐵到賓夕法尼亞火車站(Penn Station),先買一份《紐約時報》,然後搭乘十二點十五分開往長島的郊區火車。在車上我把報紙翻過來掉過去,被另一種語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響,我戴著花鏡衝出車門,一片茫然,再隨眾人湧上另一輛日本造的雙層火車,爬到二層,把報紙扔在一邊,看窗外風景。離開紐約,空氣越來越新鮮,到處是樹林、坡地、溪流和一閃而過的白房子。下午兩點五分到達石溪(Stony Brook)。    
    搬到紐約不久,經朋友介紹,我稀里糊塗找份工作——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Stony Brook)分校英文系教一個學期的詩歌創作課。由於交通不便,課都集中在星期三。我就這英文水平,若讓我反過來當學生肯定不夠格。我心想,在美國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再說詩歌本來就說不清,用另一種說不清的語言也許更好。頭一天上課,我真有點兒上刑場的感覺,頭皮發麻,身上冷颼颼的。    
    我的課從四點到六點,外加三個鐘頭的輔導課,說得我理屈詞窮,累得我靈魂出竅。在美國大學,老師比學生更怕性騷擾:辦公室永遠敞著,相隔一米,還得盡量提高嗓門兒。送走最後一個學生,鎖上門,我裹緊大衣,哆哆嗦嗦穿過樓群和停車場,好歹趕上八點四十開往紐約的火車。除了換車時買包土豆片充飢,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學生多是本地人,沒有紐約人的那種精明和神經質。要說也怪了,這兒離紐約不到一百英里,不僅地貌甚至連人種都變了。邁克(Michael)赤紅臉膛,滿臉絡腮鬍子,頭髮蓬亂,潦草得像一張未完成的肖像速寫。他嗓門大,一會兒叫我「教授」,一會兒叫我「船長」。每回課間休息,他高喊著「熱狗的時間到了」,衝出門去買熱狗。他告訴我,他剛跟女朋友吹了,現在有兩個候選人。聽那口氣他本人就是白宮,看哪位候選人有資格進來。他每週在報亭打工三十個小時,比美國總統對世界的局勢還瞭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詩一樣混亂。    
    安娜(Anna)是個白淨的女孩子,一說話就臉紅,在課堂上總是靜悄悄的。她起先成績平平,到後來竟寫出一些驚人的句子,讓我這個當老師的頗有些沾沾自喜。克裡斯蒂娜(Chistina)是個五十多歲的職業婦女,是這兒藝術系某教授的夫人。她來上課,純粹是因為熱愛寫作。她無疑是全班最勤奮的學生,一首詩往往改上十幾遍,可進步不大。她是那種富於幻想的女人,詩歌正好幫她飛翔,飛向美國中產階級那單調刻板的生活以外。我們之間似乎沒有性騷擾的問題,可以關起門來無話不談。    
    冬去春來,通往火車站的小路從積雪中顯露出來,被陽光曬乾。我理直氣壯走著,迎風用手機滿世界打電話。    
    十三    
    紐約人的內心其實是極孤獨的,只要看看他們眼神就知道了。一般來說,除了神經有毛病的,他們從不直視別人,在人口密度這麼高的地方,也真難為了。比如在地鐵車上,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們要不看書看報,要不閉目養神,要不乾脆把目光懸浮在空中,夢遊一般。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練就出來。當然要有個把絕色美女出現,男人們會醒過來,混濁的目光像霧中的燈一閃。但絕不像我這樣的鄉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餘光悄悄跟蹤,漫不經心,甚至有點兒倦怠。好像在說,那又怎麼樣?別煩我。    
    曼哈頓的單身貴族特別多。這道理很簡單,單身是保持了孤獨的最佳方式,沒配偶沒孩子,省得囉嗦。除了訪親會友,他們會多半在家一個人吃晚飯。打個電話到附近中國餐廳訂外賣,一份咕老肉外加酸辣湯;要不乾脆對付對付,就著乾酪,啃著昨天的乾麵包。目光像蒼蠅在四壁遊蕩,一不留神落進牆角的蜘蛛網裡。偶爾也說說話,跟自己。據說在紐約吃抗憂鬱藥的比例特別高,這也難怪。    
    若兩個孤獨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煩。有一回從甘迺迪機場飛巴黎。一上飛機,我就發現自己的尷尬處境:正好坐在一對紐約夫婦中間,女的鄰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馬上提出換座位,人家不幹。起初我還以為感情有問題,拿我作擋箭牌。沒有的事兒,老兩口親熱得很,一口一個「親愛的,我的甜心,我的寶貝兒」,讓我直起雞皮疙瘩。男的給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說,噓寒問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費紅酒,留給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讓我不解的是,兩口子竟隔著我侃起來,從紐約的天氣到巴黎的旅館,從親戚間的糾紛到股票投資。我再次提出換位子,遭到一致反對。我這才明白,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選好的,讓我為孤獨作證。    
    其實孤獨並非與寂靜對應,它有自己的聲音,這聲音在紐約則被無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車救護車救火車,為引起足夠的注意,不斷提高音量,高入雲霄。而那些單元裡快憋瘋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為了向另一隻狗致敬,非得用整個腹腔吼叫。輪到紐約人,要想再表達點什麼,得多不屈不撓才行——他們扯直嗓門,說到一半被警笛打斷,張著嘴,只好把話嚥了回去。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紐約變奏(4)

    十四    
    W大姐在紐約中國文化圈是個中心人物,那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有人打破腦袋撒遍錢,名片印十八個頭銜也沒用。文化圈既有形又無形,不存在權力結構,故也不認一般意義上的權力。沒有頭頭,只有中心人物。    
    曾幾何時,紐約人才濟濟。一九八八年我頭一次來紐約,趕上個聚會。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鵝的、反彈琵琶的、話劇演正角的;還有紅衛兵大款、文化掮客、舌頭打結的僑領和半老半瘋的業餘女作者,外加身份不明者——如我。要說誰誰都面生,但全認識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熱鬧,攬天下閒事,會八方來客;她辦文學社,為詩歌刊物撐腰,組織朗誦會,收容流浪文人,穿針引線於撕碎的紙片之間。    
    她自打年輕時就寫詩,又是個美人,台灣詩人群起追之。塵土飛揚中,被一個不言不語的台灣留學生得手,成婚,眾人傻了眼。    
    糊塗可算得她優秀品質中的一部分了,對化解大都市的勾心鬥角和人生的千古憂愁,百利而無一害。在美國留學,她稀里糊塗捲入美麗島事件,上了國民黨黑名單,流亡了二十年;她稀里糊塗當上北美某中文報紙文藝版主編,招攬天下長反骨的,這報紙後被切斷財源,不得不停刊;好不容易歇兩天吧,她又稀里糊塗被我裹挾進《今天》,當牛做馬。    
    她大事糊塗,小事更糊塗。給外州讀書的兒子寄隱形眼鏡,到了郵局,順手把剛買的漢堡包塞進紙盒。回家路上猛醒,趕緊給兒子打電話,再三叮囑,千萬別吃那個會變質的漢堡包。有一回,她滿心歡喜到舊金山看朋友,下了飛機沒人接,給誰打電話都不通。問警察,才知道自己坐錯了飛機,飛到洛杉磯,離目的地差四百英里。她早上永遠睡不醒,到曼哈頓時上班基本上處於夢遊狀態。若有熟人招呼聲,她會大聲警告說:「我還沒醒,現在認不出你是誰!」    
    W大姐的微笑特別,在表達對人世間無奈的同時,又展示了某種寬慰,像護士在照料垂危的病人。和她在一起,不說什麼,心裡也會踏實多了。在某種意義上,作家都是病人,正需要這樣的護士。    
    他們兩口子當年在蘇活(Soho)買了一層舊廠房(Loft),數年後翻了好幾番,賣掉以輕心,搬到紐約上州。這一離開曼哈頓,想回來可就不容易嘍。每回她都得掰著指頭掐著表趕郊區火車。當年仗著年輕倒不怕,晚就晚一趟。如今大家興致正高,她起身告辭,誰攔也攔不住。眼見著紐約中國人的文化圈衰敗了,肯定和這郊區火車的班次太少有關。    
    十五    
    在紐約一住半年多,沒有老A的消息,聽說他回國做生意去了,他那些故事倒常有人提起,那是紐約傳說的一部分。老A上輩子肯定是個說書的,其杜撰演繹繪聲繪色的天賦,無人出其右。若在太平年代,故事就是故事,說書的和故事保持足夠的距離,台上台下共享敘述的快感。而他投胎於亂世,故事和自身經歷攪在一起,說書的和聽眾兼於一身,忙得他上竄下跳,顧此失彼。    
    我是九七年認識他的。那時我剛調進一家雜誌社,跟他同事。他十三歲那年在天津被打成反革命,跳河自殺未果,跟父親一起被發配到新疆,又成反革命,到處流浪。在西安要飯時,結識了公安局長的千金。據他說,每天都從那官邸後窗遞出一張張熱騰騰的烙餅,有一天突然變成火筷子,劈頭蓋臉——原來是局長大人發現了。    
    我認識他沒多久,他的舌頭得罪人了,遭到暗算,左眼被打得半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是我家常客。他的故事每回都有新發展,跌宕起伏,關鍵處他大笑,一抹嘴,戛然而止,起身——且聽下回分解。我們請他幫個女孩找對象,先讓他過過目。經不住當天下午一陣神侃,那女孩成了他老婆。    
    他有種處變不驚的本事。大年初一,他跟老婆鬧彆扭,隻身到我家。我們剛買了只燒雞準備過年,端出來招待客人。只見他一邊訴苦,痛不欲生,一邊抓住燒雞麻利地啃著,津津有味。我們眼睜睜的——燒雞不見了,在悲慘世界的終點剩下一堆雞骨頭。    
    那年我在紐約見到他,他都長橫了,油光滿臉,半瞎的左眼球鼓出來。但在表面的亢奮狀態中,我發現他其實有某種焦慮:在那些顧客中他只是個說書的。錢倒是掙到了,但既沒參與感,故事也沒新高潮。總之,紐約缺了他也行。    
    這一面很快就翻過去。我有一天在《世界日報》看到一篇台海局勢分析文章,署名是軍事評論家A。接著又在電視的中文頻道看見他,正在一個兩岸軍事專題討論會上慷慨陳辭。他告訴我,中南海和五角大樓都跟他秘密接觸過,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能避免,就看他了。    
    從風水先生到軍事專家,其實不僅沒有一般意義上的鴻溝,對我來說,甚至是順理成章的,從古到今,先禮後兵:從八卦圖到導彈封鎖,和為貴。說書的不耐煩了,直接進入故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十六    
    紐約有個和高層建築相對應的地下世界,如同影子之於巨人,黑夜之於白天。我想起首流行歌曲的題目「白天不懂夜的黑」,原不以為然,再細想其實很有道理。若對紐約進行精神分析的話,這地下世界無疑是個關鍵。    
    和地面混亂不堪的交通相比,地鐵代表了秩序,那是紐約極其堅韌的神經系統。只有下去走一遭,你才會明白,這個國際大都市為什麼沒發瘋。在曼哈頓,其實地鐵只有兩方向:上城或下城,按道理連傻瓜都不該迷路。在城面再糊塗,到地下就全都門兒清了。這有點兒像美國的兩黨制:民主黨——下城,共和黨——上城。大多數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單向度的,目標明確,黑白分明。有時候想跟美國人說清楚中國是怎麼回事,可真把我難壞了。你說得越認真,他臉上越困惑,冷不丁問一句,能把你鼻子氣歪了。沒轍,「白天不懂夜的黑」。    
    紐約第一條真正的地鐵建於一八七○年,是發明家比奇(Beach)先生設計的。他異想天開,用風作動力——大風扇照著封閉的管道狂吹。模型先在一個博覽會展出,引起轟動。再把模型變成真正的交通工具可就難了,除了技術問題,更大障礙是人,是操縱紐約政界的黑手——外號「大老闆」。他不點頭,沒戲。於是比奇下決心用地下方式進行。他租了個服裝店的地下室,工人們晝伏夜出,把挖出來的泥土在天亮前運走。神不知鬼不覺,只用五十八個夜晚,這長312英尺的風力管道地鐵建成了,還居然帶個120英尺長的豪華候車室,包括油畫、鋼琴和噴水池,目的是讓幽閉症患者安心。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比奇先生舉行了隆重的通車儀式,把紐約震了。他接著宣佈了他的計劃:先通過一個公共交通法案授予他建造權,再私人籌資五百萬美元,修建長達五英里每天運載二十萬乘客的專線。紐約州眾參議院通過了這一法案。「大老闆」急了,這直接影響到他從每輛公共馬車獲得的抽成。他的傀儡州長,想方設法否決了交通法案。這官司打了兩年多,最後以比奇先生的失敗告終,他只好把自己的地鐵封起來。直到四十年以後,即一九一二年,工人在市政廳附近修地鐵,無意中打通了那個靜悄悄的候車室……    
    十七    
    M祖籍湖北,香港出生長大,到巴黎讀書,考進聯合國做口譯,先在日內瓦,後搬到紐約,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她會說六七種語言,其中三種能同聲傳譯。她做意大利飯,喝法國酒,讀英文報,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有時候我納悶,中文在她心裡到底佔多大份量?文化歸屬往往在潛意識中,比如,用什麼語言數數罵人說夢話。說到底,凡在精神上說不清血緣關係的,都應通通算作「文化孤兒」。據說紐約一半外國人,其子女又佔了四分之一——整個一個孤兒院。故「愛國」在紐約人的語調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紐約是相遇的地點,把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經歷的人湊在一起。十年前,一個朋友帶我到M家去吃晚飯。她住曼哈頓中城東邊二十七層的一個玻璃牢籠裡。一隻鸚鵡居高臨下打量著客人。鸚鵡叫「魯克」(Look),它不停地用英文重複:「Look wants peanuts. (魯克想要花生)」。那一晚,美酒佳餚鋼琴曲外加黃色笑話。男人們幾乎都在抽煙,女主人打開窗戶,讓風把一縷縷濃煙帶走……    
    字母M在英文絕對是陰性的:小姐(Miss)、夫人(Madam)、母親(Mother)。她正兒八經是按傳統路線一步步走過來的。如今很多女人要不省了某道程序,要不倒著來,要不乾脆鬧革命了——脫離這套系統。可惜我只見著做母親的M。她離婚多年,獨自把兩個男孩拉扯大了。在紐約這樣的城市,青少年猛於虎,何況還倆,想想我都替她發愁。直到多年後,倆孩子都離開上了大學,有一回我請她看電影,隨便撿了個,沒想到是關於青少年吸毒和暴力問題的。開演不到五分鐘,她就受不了,說什麼也得走。一路上她雙手勾著雙肩,怕冷似的。    
    我跟M同歲。我們經歷完全不同,有一點相似,都是屬候鳥的——熱愛旅途中的生活。有那麼幾年她像發了瘋,一得空就滿世界飛。在聯合國本來出差機會就多,但還嫌不夠,自己掏腰包孝敬旅行社。紐約成了航空港中轉站,她家成了旅館,隨時準備出發。她甚至會去巴黎度週末。星期五乘夜班飛機到巴黎,兩個白天加秉燭夜遊,累得半死,但沒耽誤星期一早上的班。    
    她一直盤算著提前退休,搬到佛羅倫薩去。誰成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她升了官,成了聯合國口譯中心的總頭,手下管著好幾百口子語言天才。說來我們每個人往往都事與願違。我想起她家的鸚鵡:「魯克想要花生……」    
    十八    
    飛機正點降落在紐沃克(Newark)機場。今天星期二,即9·11事件後的第三周。通道上,幾個荷槍實彈的國民警衛隊大兵,陰暗地打量著乘客。我拉著行李,到客運櫃檯買了張票。在汽車站等車的人沉默不語,似乎各有各的心事。車終於來了,連咳嗽帶喘在機場兜了一圈,撈起些散客。除了後視鏡中那司機的半張歪臉,全都是乘客的後腦勺。曼哈頓出現了。夕陽西下,世貿大樓像兩顆門牙被拔掉,豁口處濃煙滾滾,直入雲霄。我在四十二街的長途車總站下車,迷了路,終於攔輛出租車,直奔東村。    
    紐約人似乎一如既往,該幹嘛幹嘛,但細看去,他們臉上蒙了層陰影。到了晚上才自在些,大概是夜的陰影更重,讓人喘口氣。我們在街上散步。天氣悶熱,瀰漫著一股焦糊味。街角或燈柱旁的一個個小祭壇,燭光搖曳,有失蹤者照片和文字,散亂不經意。    
    我在紐約總共住了六個月,不長不短,算得上我生命途中的一站。我得承認,在這告別時刻,我多少有點兒喜歡上紐約了。這是個消耗精力的城市,年輕人喜歡它,是因為他們有的是精力,需要釋放——在最小的空間蹦跳衝撞擠壓流汗放血;老年人喜歡它,因為懷舊。我大概只能算後者了。精力消耗大必變化快,更新快變舊更快。要說紐約是個真正懷舊的去處,好像開車——朝前看,別回頭,讓心懸在那兒,對身後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今年春天,我和一個黑人女詩人在曼哈頓一起朗誦。記得她有著關於紐約鴿子的詩,給我印象很深。要說鴿子,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但鴿子和鴿子的命運截然不同。比如巴黎的鴿子就舒坦得多。古建築優雅開放,從遊客的麵包到餐館的垃圾,應有盡有;而薩拉耶佛的鴿子則飽受驚嚇,除了炮彈就是槍子兒,好不容易消停兩天,還得忍饑挨餓,個個需要看心理醫生。紐約的鴿子處境不同。首先是地勢險惡,萬丈深淵要先學會垂直起落,這打生下來就得學,沒保險。還有那無數的玻璃陷阱,得學會識別閃避,否則一不留神非撞死不可。再加上廢氣、噪音和沒長眼的汽車輪胎,雖說不愁吃不愁喝,但它們因其環境變得狹隘冷酷,並極有侵略性。其實鴿子本來就是相當凶殘的鳥類,好勇鬥狠,弱肉強食,自有其權力系統,和人類很像。但除了食物鏈相關外,它們和人類生活基本是平行的。它們是旁觀者。當一隻鴿子和你隔窗相視,它只是好奇,兩隻眼睛在迅速聚焦,捕捉你的尷尬表情,但它並不願進入你的生活。    
    一天早上,兩隻金屬大鳥先後插進曼哈頓兩棟最高的大廈,引發了一場大火。巨響和熱浪,讓棲息在樓頂的鴿子驚呆了,它們呼啦啦起飛,在空中盤旋。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1)

    一    
    頭一回見到D是五年前。我和一位美國女詩人在我們小鎮的書店朗誦,由D主持。按慣例,朗誦會後大家一起到附近酒吧喝一杯。D坐在我斜對面。我們歲數差不多,而他像個青少年,正做牙齒矯正,滿嘴鋼箍,笑起來難免有些猙獰。人跟人相識往往靠機緣,有時只是一個詞,像暗號對上了。D提到他家新鋪石板上的魚化石,我很好奇,於是他請我到他家做客。    
    由於魚化石,我被捲入他的生活。每週二晚上,我跟他到加州首府薩克瑞門托(Sacramento)的一個老年中心,參加由他主持的詩歌工作坊。那都是些身處社會邊緣的散兵游勇,因為熱愛詩歌走到一起來了。由D掌控時間流程,儼如法官。每個人輪流讀自己的新作,讀完由大家評點,任人宰割,最後才輪到作者說話。有人忍不住提前辯解,只見D口中一亮,喝住。散了會,大家到附近一家名叫卡柔斯(Carrow』s)美國餐館,其飯菜可怕,無論點什麼都得後悔。有人提議換家館子,但由於價格距離和慣性的左右,使我們依然忠實於卡柔斯。那兒的最大好處是空曠,以及因空曠帶來的自由輕鬆的氣氛。我們聊天與聊詩,直到夜深。那多少像個秘密團體,準備語言的暴動。大概由於遠離中心,加上老弱病殘,恐怕FBI都懶得記錄在案。    
    他父親是銀行家,十多年前病故。他不少詩是寫給他父親的,有一首詩寫的是生死臨界處的父子情。他告訴我,二戰期間,他父親在美軍潛水艇服役,常躺在魚雷發射管裡睡覺。若戰友使壞,一按電鈕,他就會從夢中射向大海。奇怪的是,那幽閉恐怖症竟會遺傳,跟潛水艇一起深入D的潛意識,再呈現在他的詩中。人的經驗是不可重複的,但卻會通過別人的體驗得以延伸。我猜想,D的夢境多半在深海,而他的情人就是潛望鏡中的敵艦。    
    在他看似光滑的生活中,死亡是個巨大的陰影。他家哥兒五個,他居中。倆哥哥一個弟弟都是因病先後去世。最近的死亡是他大弟弟,住聖地亞哥,去年感恩節還開車來看他,回去就不行了。對D來說,死亡好像是個謎語,而謎底是現成的。    
    D是上高三因失戀開始寫詩的。他在被迫選修的數學課上寫詩,被老師發現。他跟老師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協議:老師容許他課堂上寫詩,但不給學分。他年輕時生活混亂,大學沒畢業,更換工作也更換女友。裡爾克在《秋日》中寫道:「誰沒房子,就不要建造房子。/誰孤獨,就永遠孤獨……」D反其道而行之,沒房子就非得建造房子,最後還成了建築商;孤獨卻偏不甘孤獨,近四十年和B結婚。B在州政府工作,專管捕魚和狩獵。她是那種有定力的女人,像錨,把他這隻船留在港灣。    
    他是個現在進行時的美國建築商,我是個過去時的中國建築工人。建築是男人的行業,語言粗魯直率,但挺有人情味。若要蓋棟房子,他先把小算盤撥拉一遍,再把活分派給各種小公司承包,既得懂專業又得懂人情。有時候跟他到工地轉轉,他跟師傅們打招呼,僅三言兩語,什麼都在其中了。待一天的活安排妥了,他溜回家,關起門來寫詩打瞌睡。    
    他是我認識的惟一一個寫詩的共和黨人。兩年前,我們到舊金山度週末。在外面先喝了一圈,街道和路燈開始搖晃起來。我們像難兄難弟,互相攙扶,回到旅館的酒吧接茬喝。他趁醉慷慨解囊,請坐吧的每個人喝一杯。電視正在播放總統大選的進展。我問D支持誰。他一下酒醒了,嘴一歪,露出閃閃的鋼箍。他嘶嘶地警告我說,別在這兒問,周圍的人會殺了我。原來舊金山是民主黨們大本營。    
    今年D五十歲。生日那天,我們到一家意大利餐館吃晚飯。D的牙箍終於摘掉,露出雪白的牙齒。他告訴我,他弟弟病危,活不了幾天了。他強作歡顏,笑容是一寸寸展開的。他眼角有一滴淚,不易察覺。    
    二    
    一個城市對於一個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於其大小、地理位置重要與否。這就好比每個國家出版的世界地圖都把自己置於中心,好在地球是圓的,用不著為這打架。北加州的小鎮戴維斯(Davis),對我來說,就是世界的中心。這道理也簡單,無論我飛到哪兒,最後都得回來——我家在這兒。    
    如果戴維斯是中心的話,那麼我的活動半徑就是本文所涵蓋的範圍。依我看,在這個汽車時代,人的活動半徑應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開車往返應在三個小時內,這意味著對於上班族來說每天可以回家。按速度比例,常年在北京騎車,活動半徑是二十公里——我最遠騎車到香山的工地上班。舊金山正好在活動半徑內,可算作戴維斯的衛星城之一。    
    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是為工作而搬到戴維斯來的;不同的是,我並沒有因失去工作而搬走。從九五年秋天起,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了兩年書。最後老閭找我談話,她神色凝重,鼻子上有一道深深的橫紋。我竟對她產生同情,好像被解雇的是她而不是我。我琢磨,她在說這番話前,內心得經受多大的折磨。    
    由於家庭事故,我在外晃蕩了一年多。女兒回北京讀書,我們把房子租了出去。在此期間,有一次我到灣區出差,從機場租車開回戴維斯,下十八號公路轉一一三公路,再沿拉索大道(Rusell Blvd)出口。一進入戴維斯,暮色蒼茫,華燈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鄉愁襲來,我強忍淚水。戴維斯於我意味著什麼?這個普普通通的美國小鎮,就是我的家,一個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對於漂泊者來說,它是安定與溫暖的承諾;對於流亡者來說,它是歷史之外的避難所;對於父親來說,它是守望女兒的麥田。    
    當年我師傅常對我說:「哪兒的黃土不埋人?」這話雖說是人的無奈,但也包含了一種絕對真理。說實話離開故鄉久了,家的概念變得混亂。有時我在他鄉的天空下開車,會突然感到納悶:我在哪兒?這就是我家嗎?    
    我家,在不同的路標之間。    
    戴維斯坐落在加州首府薩克瑞門托(Sacramento)以西十二英里處。一八六八年,當鐵路穿過一望無際的麥田,在這裡停留,連車站帶小鎮得名於本地農民兼財主戴維斯。命名的過程至今是個謎。當一個人成了一個城市,這城市必然會塞進那人的性格。我仔細研究了有關戴維斯本人和這小鎮的記載,發現有不少共同點。比如,這小鎮正如戴維斯其人,重農輕商。這兒有全美最好的農學院,但市中心一點兒也不繁華,我女兒常抱怨沒商店可逛。還有,由於繼承農民戴維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傳統,除了外來的大學生,幾乎全體居民都得了嗜睡症,一到晚上九點,家家戶戶都關門熄燈。    
    我家住在戴維斯西邊的帝國大道(Imperial Avenue)。但願這街名別給人非分之想,這和紐約那些大道毫無共同之處。本街的居民,多是些對世界漠不關心而過分禮貌的帝國主義者,大家準是被噓寒問暖這一套禮儀折磨得疲倦不堪,盡量縮在家裡,毫無向外擴張的野心。這是條相當僻靜的小街,一眼就能望到頭;草坪像綠色補丁錯落有致,縫補著灰色的道路;我家和鄰居的貓穿來穿去,互相串門。七年前我們搬進來時,這裡還處於城鎮邊緣,後院面對另一種歷史——風吹草低見牛羊。    
    我去信箱取信,鄰居家的兩條狗像往常那樣狂吠。我站在帝國大道上,望著冬天蒼白的太陽,歎了口氣。    
    三    
    開車去舊金山。過海灣大橋,陽光明媚,無風也無通常沿海灣湧來的濃霧。十二點整到F家。通過內線電話,女主人請我們到樓下稍候,他們馬上下來。見面時難免擁抱握手,由於男女有別,內外有別,局面一時有些混亂。若男人抱拳,女子道萬福,則會免去不少麻煩。這方面最繁瑣的是法國人,見面分手都得左右貼三次腮幫子才肯罷休,助長了流行性感冒的氣焰。    
    我推坐輪椅的F到附近的餐館。F是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的教授,是中國歷史的權威,曾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和美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夫人H是上海人,意大利文學博士,她心直口快,凡事愛刨根問底。    
    進德蘭西(Delancey)餐館,坐定。H告訴我們,這家餐館是由監獄辦的,從侍者到廚師都是服刑的犯人。這真是個好主意,為他人服務改造自己,表現好的減刑,讓他們最終融入社會。F提到上次陪他父親進餐,一時找不到大衣,問侍者,答曰被偷了。這種犯人的自嘲倒應該廣為提倡,尤其在知識圈,他們犯了罪卻不自知。    
    F的表情像孩子,眼睛濕潤,時不時閃著調皮的光。他話並不多,而突然爆發的大笑能震碎杯子。H對丈夫情意綿綿,那是令人心動的愛情。她說起一次聚會上,朋友們讓F交代他倆的戀愛史。沒想到見過大世面的F,拿著麥克風突然哭起來……    
    我們點菜時,F打開送給他們的詩集,翻到頭一首詩《歲末》。「白金尺,」他念叨著,像調音師在尋找絕對的辨音力。他是那種很特別的智者。他一生坎坷,涉獵極廣。其實知識也是一種權力結構。F既在這種權力結構的頂層,又同時置身其外。漢學只不過是為他人提供了一種向度,並未覆蓋一切。依我看,不少漢學家毀就毀在這兒:漢學既是飯碗,又反過來主宰其精神世界;這種互相佔有的結果,使他們失去了「白金尺」。    
    說到真實(truth),引起一番爭論。說來真實是由交叉小徑組成的花園。一個人的真實,只在某一點和他人的真實交叉。    
    F講起他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也寫過詩辦過詩刊。有一天,詩友戴維(David)拉他去拜訪佛羅斯特(Robert Frost)。他們找到他家,敲門。佛羅斯特出來了,他七十多歲,身體硬朗。戴維壯膽說:「我們也是詩人,特地來看望您。」 佛羅斯特搖著食指說:「你們不能管自己叫詩人。」他倆愣住了,轉身撒腿就跑。    
    午後時光慢下來,甚至停頓了,杯中的殘酒即證明。H提議我們換一家咖啡館坐坐。起身出門,時間又繼續流動了。    
    我們穿過一片相當豪華的住宅區,全都屬於勞改局,犯人們就住在裡面。這可是舊金山寸土寸金的地段,連一般中產階級都負擔不起。咖啡館和那家餐廳一樣,都屬於勞改局。裡面很大,兼賣書。桌椅大小高低不齊,有沙發縱橫,可立可坐可臥可打盹兒做夢。我們點咖啡和紅茶,F要了杯白葡萄酒。H告訴我們,在這裡服務的犯人是屬於戒毒中心的。我不禁犯嘀咕,他們自己戒毒倒不要緊,可別順手給我們下點蒙汗藥什麼的。    
    說起前兩天哥倫比亞太空飛機的爆炸,H告訴我們,F這兩天為此很難過;而他的中國學生認為,那是典型的美國式思維,是人類無限自我擴張的結果。    
    我說,若生不平等的話,在死亡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那七位宇航員至少是自願去死的,而炸彈下的阿富汗農民和飢餓中的非洲兒童則沒有選擇的餘地。F又提到白金尺。他說,人的很多努力是非實用的,但有意義。他的話有道理。但我接著說,這種死亡是被美國媒體無限誇大了,成為民族國家神話的一部分。這樣做,起碼是不尊重死者應享有的寧靜。    
    F又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時間不早了,我們還要到唐人街辦事。H提議再坐一會兒。在F上廁所的時候,她突然哭了,她為她丈夫的身體擔擾。    
    回家的路上,我記起我那首詩的結尾:「這是並不重要的一年/鐵錘閒著,而我/向以後的日子借光/瞥見一把白金尺/在鐵砧上」。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2)

    四    
    戴維斯人民公社成立於若干年前,這和合作開荒發展農業或與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集體謀反都沒關係,而是一些住在戴維斯的中國人為了鞏固友誼消磨時光而湊成的鬆散團體,自認為「人民公社」。主要活動是吃中國飯喝白乾嗑瓜子閒聊熬夜打牌鑽桌子。X是專家兼美術設計,憨厚正直,助人為樂。他們兩口子好客,加上房子大,順理成章成了公社的據點。每到週末大家先打電話,破門而入。滿屋歡聲笑語,通宵達旦。    
    B是一家複印店的老闆,可算是本地首領了。他為人和善,笑容可掬,說話有時吞吞吐吐,故得「保密」的雅號。他身為老闆,克勤克儉,盡買些二手複印機自己翻修。拆裝擦洗中,總會多出些零件來,他順腳踢到一邊,只要複印機運轉就行了。要是人的生活在拆裝擦洗後能還原就好了,而那多出的零件正是感情中未知的部分,閒置時有潛在的危險。B表面上滿不在乎,內心必有瘋狂之處,要不怎麼好端端信了「天功」,還成了本地骨幹。他自以為有了魔法,可呼風喚雨,讓外星人調節室內光線,但每回表演都以失敗告終。    
    L曾一度領導戴維斯中國女性時裝的新潮流,後來搬到硅谷,眼見著這裡女社員們花一般全都蔫了。逢年過節,她回娘家似的風風火火趕回戴維斯,一身時髦打扮,照亮了我們黯淡的生活。她是那種天生不發愁的人,永遠樂呵呵的。有人說過,幸福是一種能力。果然如此,她原來那份工作讓我羨慕不已——在實驗室砸核桃,既輕鬆又不費神,還能順手吃倆補補腦子,外加各種福利保險。可人家一甩袖子把那活兒辭掉,轉身生孩子去了。    
    J來自北京軍區大院,可一點兒也沒染上那頤指氣使的傲勁。五年前她來戴維斯考查美國生活,想順便找個如意郎君。於是公社作為一項重大任務佈置下去——網舉目張。當時領導潮流的L正在善於保密的B的複印店招工,引起中國小伙兒H的注意。可L名花有主,於是提到待字閨中的J。這一網就撈了條小尾巴魚。他倆雖住在同一小鎮,可先通了三天三夜的電話,昏天黑地訂了終身,然後再見面約會。說來也巧,這位在美國長大的H用英文寫詩,報考加大戴維斯分校是衝我來的,可還沒等學生到老師已被解雇了。他邊讀書邊打工鋪地板,花錢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債,滿腦子烏托邦夢想。有一回,我們一起去海邊野營,他邊喝啤酒邊開車。他對我說,他要建一座城,把我和別的藝術家養起來……    
    一石激起千層浪。幾年前,從北京來了個跟我們沾親帶故的女人,先住在我們家,後搬出去自立門戶。她耐不住這小鎮的寂寞,於是開始勾引公社的男社員,一度幾乎讓主婦們人人自危。要說她人並不起眼,打哪兒來的魅力?後來才明白,她在公社分配浪漫夢想。用諸如溫莎公爵的故事和巴黎溫柔之夜的承諾,拉攏腐蝕革命幹部。等大家猛醒把她掃地出門,才意識到,我們這兒缺的就是夢。    
    去年感恩節,公社社員從美國各地匆匆趕來,男女老少共二三十口子,只能打地鋪。這回除了多年的革命傳統外,還增加了新節目,由X為女社員拍藝術照。只見個個濃裝艷抹,風情萬種。X忙乎了三個星期,用電腦修版配背景,那些玉照最終製成掛歷,或賣或送,為新的年景增色,一時傳為佳話。    
    五    
    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敲我們家的門。首先是上帝的黑衣使者們,多半在週末,隨門鈴丁零一聲現身,他們彬彬有禮,誠懇耐心。久了才知道他們來自不同門派,有天主教、福音新教、摩門教、基督見證人,還有些邊緣化的神秘邪教。    
    他們不僅帶來各種語言的宣傳材料,而且有聯合國才具備的眾多翻譯人才。有一天是劉伯伯開的門,他被黑衣使者說懵了。我趕來解圍,說他不懂英文,只會中文和俄文。那人伸出食指問,哪種語言更好?我順口說俄文。本以為糊弄了事,沒想到下個週末人家真帶來個俄文流利的教友。我估摸,若說只懂斯瓦西利語,他們也準能從非洲派個黑人牧師飛過來。    
    一般來說,跟他們談話無趣,讓我想起文革期間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中大都溫文爾雅,只是規勸我跟他們一起上天堂。也有極少數猙獰的,嘶嘶地用世界末日嚇唬我,可哪兒知道我就是從世界末日那邊來的。我這人心軟,從不敢讓他們進門,否則每個週末我非得跟他們跪下來一起禱告不可。而東方宗教就沒有這樣的侵略性——信不信由你。    
    再就是比世界末日更可怕的推銷員。五花八門,賣什麼的都有:從雜誌到廚刀,從遊艇到殺蟲劑。他們說得天花亂墜,一不小心就得中圈套。有一回,我被一個模樣和善的小伙兒說動了,花七十美元買了一本優待券(coupon book)。光是其中一張就把我樂壞了:終生免費洗車。    
    我第二天一早興致勃勃開車到那家車鋪,一頭鑽進機械漩渦中,但還沒等烘乾,指示燈就把我趕了出來。我衝進辦公室,要討個人間公道。只見那胖子在優待捲上啪地蓋了個「一次使用,作廢」的圖章,說他們從來沒給任何人永久洗車的特權。這下把我氣瘋了,發誓不揪住階級敵人絕不罷休。我按優待券上的電話號碼打來打去,最終發現全都是空號。    
    去年春天,我貪小便宜,放進推銷吸塵器的壯小伙子,他說可以免費給我洗地毯。我家地毯髒極了,何樂而不為?他讓我取來我家的吸塵器,和他帶來的吸塵器肩並肩。他拿出一袋細沙,揚手撒盡,再用手拍進地毯。我暗自叫苦。他先用我的吸塵器來往數遍,然後再用他的一帶而過,奇跡般,細沙都聚集到那玩意兒透明的肚子裡。隨後他像劊子手,把電線繞在我家吸塵器的把手上。他對我說,在西部牛仔時代,這樣的笨蛋是該絞死的,還不趁早扔了。我雖羞愧萬分,但想想這吸塵器是剛買的,真有點捨不得。    
    接下來他用他的吸塵器表演洗地毯。他邊說邊演示,前後折騰了兩個多鐘頭,大汗淋漓,像剛從海裡撈出來的水雷。我心悅誠服。當他開出價碼來,嚇了我一跳——兩千四百五十美元,夠買輛汽車的。在我猶豫之間,他痛心疾首,一減再減,似乎他因破產而跳樓,剛要開支票,我女兒衝過來,堅決反對。她說我要買,就一個禮拜都不跟我說話。這比什麼都管用,我只好謝絕了。    
    那推銷員像洩了氣的皮球,悶坐在那兒喝可樂。我過意不去,跟他攀談起來。他說到自己時為之一振。我倆角色開始掉換,我不再是那個能承受昂貴消費品的有錢人了,而是他。他說,他從十四歲起就當推銷員了。如今他開好車,穿名牌,吃香的喝辣的。再過幾年他就是百萬富翁了。我想起《推銷員之死》,看來這齣戲該改改了,得有個喜劇的結尾。    
    六    
    我家來了個房客。去年秋天,我要去威斯康辛教書,只剩下田田一個人在家,不放心,於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P。初次見面印象不壞。她四十出頭,看起來挺文靜,細皮嫩肉的。她在大學的生物實驗室工作,每天跟細菌打交道。她丈夫另有新歡離棄了她,於是分家賣房子。她臨時租了個小單元,居住條件差,空調不靈,每天晚上都一身大汗。我動了惻隱之心,讓她馬上搬過來,說好先不收她那個月的房租。    
    待我教書回來,為感謝她對田田的照顧,我從巴黎給她帶來手繪的絲綢圍巾作禮物。她眉飛色舞,轉眼和圍巾一起飄然消失了。    
    她是踩著鐘點生活的:下午五點半下班,晚九點半睡覺,早上七點半起床,差一刻九點騎車上班。我算了算,加上中午打盹兒,她每天睡十一個鐘頭,按她自己的說法是「昏吃悶睡」。週末她倒忙起來,把十歲的兒子接來住,圍著他團團轉。她兒子踢球,幾乎每週末都有比賽,她場場必到,為兒子吶喊助威。    
    我們一起做晚飯。我掌勺她切菜洗碗,配合默契。我說話,她會像回聲般應和,就是拖長了點兒。「這菜挺新鮮。」我說。「可真新鮮,你說它怎麼那麼綠呀。」她說。「進來只蒼蠅。」我說。「一隻大蒼蠅,它還會飛呢。」她說。「下雨了。」我說。「這兒雨下個沒完,天上地上全都是水。」她說。    
    要說她可算好房客了:從沒人來串門,她手腳麻利,愛乾淨。她輕如風,走路悄悄的,魂兒一般出沒,有時怪嚇人的。她開起自己房門,毫無動靜,好像下決心從此消失了。我琢磨她要麼打坐,要麼坐在我桌前向外張望。    
    她雖住在書房,可沒見她讀過一本書。有時我跟田田看錄像,她會探頭探腦,可一見暴力鏡頭,她就大呼小叫,落荒而逃。她更怕我們家的兩隻貓。一天早上,田田看見P帶領兒子像兩個蜘蛛人緊貼牆壁,躡手躡腳側行。屏住呼吸,滿臉恐懼,原來是哈庫四腳八叉躺在過道呼呼大睡。    
    她有一天興致勃勃喊道:「北島,你來看。」原來她從北京拍了一本藝術照。她燦若明星,令人刮目相看。她不停說:「你看看,這多像我,跟別人的藝術照就是不一樣。」    
    我問起她的愛好。她自豪地說:「我嘛,最喜歡古典音樂和芭蕾舞。」可她既無錄音機也無隨身聽,對我那幾百張古典音樂唱盤不聞不問,來美國十好幾年了,甚至連場音樂會都沒去聽過。「票太貴了,好幾十,你說那玩意兒誰聽得起呀?」她解釋說,「趕明兒吧,我回北京去看芭蕾舞,那什麼氣派;再不,買唱盤回來好好享受享受……」    
    我發現有兩個問題是碰不得的。一是嫁人。「美國人只知道SEX,好可怕喲!」她眼鏡片憤怒地閃亮。我說那就回國找吧。她跳起來,臉憋得通紅,縮著肩膀,脖子往前伸,鬥雞般怒斥道:「沒門兒,那些人動機不良,利用我來美國,休想!」再就是房子。因地價攀升,我勸她早點兒買房子。她嘴角倒勾下來反駁我,好像我在跟房地產商串通起來給她下套。    
    若田田不在家,晚飯變得越來越安靜,能聽見廚房掛鐘嘀噠走動和那只總也打不死的蒼蠅嗡嗡盤旋。我對她產生某種同情。她的世界又小又封閉:沒有朋友,除了兒子就是住在北京的父母,外加那離棄她的丈夫。「不管怎麼樣,」她對我說,「我認為他永遠是我丈夫。」    
    今年年初,P從北京探親回來,因房租問題變得暴躁。她整個變了個人,頭上頂雷腳下帶火,動輒拍案而起,嗓門兒大,跳著腳跟我們嚷嚷。最後不歡而散,她搬走了。我回到我的書房,會見那些久違的中英文書籍。我坐在書桌前,忽然想到P和她的寂寞。從這兒望去,綠樹紅瓦在閉合的百葉窗後隱隱閃爍。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3)

    七    
    C和夫人、女兒一起來我家做客。他夫人漂亮高雅,有四分之一中國血統,還有墨西哥和白人血統,是混血中成功的例子。C在波士頓的賽佛爾(Zephyr)出版社工作,出過我的散文集《藍房子》英譯本和《今天》的英文選集。其實這家出版社就他這麼一位專職編輯。Zehpyr 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西風。這西風從俄國詩歌刮向中國文學,於是C從編書進入我的生活。    
    午飯後,我們開車去薩克瑞門托。老城沿薩克瑞門托河散開,碼頭與火車站相連,當年忙於向外輸送黃金和小麥。那昔日的繁榮,折射在西部電影中常見的老朽的木頭房子和艷俗的旅遊紀念品上,顯得有點兒淒涼。    
    我們直奔老城邊上的加州鐵路博物館。這是我保留節目之一,但來的次數太多,以至於到了痛恨的地步。    
    十九世紀的高科技無疑是火車,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地理和文化的概念,使東岸的美國人開始往西眺望了。那時從東岸到加州,乘船要五個月,乘馬車日夜兼程也要好幾個禮拜,且路不好,非顛得半死不可。    
    一八五四年,當朱達(Theodre Dehone Judah)收到信,請他去設計加州第一條客運鐵路時,他年僅二十七歲。他有個夢想,有一天成為貫通第一條洲際鐵路的工程師。同年五月,他和他夫人安娜(Anna)長途跋涉抵達薩克瑞門托,一到馬上開始投入工作。第一段鐵路從薩克瑞門托向東,鋪到聶華達山脈腳下。而聶華達山脈是鐵路通向內地的主要屏障,下一步可就難了。    
    一八五九年,朱達前往華盛頓尋求支持。他和妻子在國會山佈置了一間展覽廳,展示各種圖表草案和調查報告,向議員和官僚們解釋太平洋鐵路的重要性。但他的提案最終擱淺。一年後他無功而返,回到加州。    
    朱達進山勘測。當地居民都認為在山裡修路根本不可能,只有他的好朋友,住在荷蘭平台(Dutch Flat)小鎮的藥材商支持他。他們倆一起翻山越嶺,實地考查。有一天,他們和風雪搏鬥,從山上扛著設備回到荷蘭平台,疲憊而興奮,他們終於確定了鐵路過山的路線。    
    帶著勘測報告,朱達開始在舊金山和薩克瑞門托尋找投資,但他的遊說往往被嘲笑。甚至有人說,朱達發瘋的巨大鐵路計劃將會消失在聶華達山脈的雲端。他一再碰壁,終於出現轉機。在一次小規模的演講會上,他以最快的回報及最小的風險說服了在場的薩克瑞門托的商人,六人同意組成加州中太平洋鐵路公司,其中四位實力雄厚,被稱為「四大亨」(Big Four)包括兩年後當上加州州長的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學就是他用鐵路賺的錢建的。    
    一八六一年十月,朱達再次來到華盛頓的國會山遊說。太平洋鐵路方案終於通過了,由林肯總統簽字生效。貫通州際鐵路的慶祝典禮在薩克瑞門托河邊的泥濘的岸邊舉行,很多市民都來參加,朱達也在其中。他準是在暗自微笑——在奮鬥了七年後,他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    
    但在修建過程中,朱達看不慣資本家的貪婪做法,據理力爭,最後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公司辭退,他只拿到十萬美元的股份。一八六三年十月,他和安娜乘船離開。四天後,中太平洋公司第一輛火車頭「斯坦福州長號」卸在薩克瑞門托的碼頭。經過巴拿馬運河時,朱達染上黃熱病,幾周後死於紐約。當他下葬時,鐵軌正沿他設計的路線深入聶華達山脈。    
    進博物館不遠,有三個留辮子的華人泥塑在峭壁上運送一桶炸藥,他們正準備炸開聶華達堅硬的花崗岩,為火車開道。因勞動力短缺,當時主管建築的老闆打算用失業的中國礦工來填補,遭到他助手的反對,理由是他們沒有開山造石的經驗。老闆反問道:「他們建造過長城,對吧?」事實證明華工吃苦耐勞,出勤率高,工資待遇低。那時的月薪只有三十到五十美元,還不管吃住。華工曾一度占修築鐵路勞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幹的是最苦最危險的活兒。據統計,自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八二年,有三十萬華工在美國修鐵路。在鐵路帶來的美國的繁榮後面,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一些數字,還有這三尊泥塑——無名無姓。    
    八    
    田田的笑那麼清純自然,會讓人驚奇。不,我是說讓我驚奇。    
    她十八歲了,生日正趕上週末。星期五晚上,她要請朋友來聚會,希望我迴避。當天中午,我請芥末幫忙做壽司,買來酒水鮮花氣球。佈置停當,老父告辭了,到一個美國朋友家過夜。我每半個鐘頭給她打電話,已確保無酗酒吸毒火災之意外。當聚會順利進行,有一刻田田躲進自己房間。「真無聊。」她在電話裡歎了口氣,對我說。    
    田田從我這兒繼承的是流浪的命運。她三歲就隨我們到英國住了一年,並去了歐洲八國。過海關時她總是昏睡不醒,對國界基本沒概念。九五年全家團聚,她從北京搬到美國。她那年十歲,英文一竅不通,在學校的喧囂中沉默了一年半才開口,沒想到初中畢業她竟拿到總統獎。緊接著家庭破裂,她隨母親回北京,上了兩年國際學校,去年夏天再搬到美國,和我在一起。    
    去年夏末,我從機場接她回家,她坐在廚房爐灶旁巴噠巴噠掉眼淚,想念北京和那兒的同學朋友。兩天後她和朋友到伯克利過夜,喝得酩酊大醉。我正要去中西部教兩個月的書,不禁憂心忡忡。每天打電話回家,她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待教書歸來,果然雲開霧散,她笑盈盈圍著我團團轉。她已有不少新朋友,功課也跟上了。    
    她很久不彈鋼琴了,這回從北京帶來一首電影主題歌《星語心願》的琴譜,有空就反覆練習,只彈這一首。乍聽起來這是首挺歡快的曲子。她彈得遍數多了,我都能背下那旋律。    
    我樂觀得太早了。我們聊天時,她對人生意義提出懷疑。我想起我們年輕時,外在壓力大,反而緩解了內心焦慮。我給田田講我們時代的故事,似乎離她的現實太遠。在她看來,毛澤東得算古代人物了。有一天,她坐在桌前望著窗外發呆。樹影搖曳,午後的陽光閃爍。我摸摸她的額頭,她淒然一笑,指指電腦上的一首英文詩。寫的是季節轉換與生死,紅葉與青春血液,風與虛無。我問誰寫的,她不好意思地點點頭:「我。」    
    我琢磨是田田的天性救了她。我正讀星相學的書。說到田田,那位隱身的星相學家忍不住讚歎:「世界上沒有比O型雙魚座更好的人了。」「雙魚座女性擁有流水般柔軟且純樸的性格……適應力好到令人吃驚的地步。」我信。    
    田田的朋友圈幾乎清一色亞洲人。問她怎麼回事,她說在北京的朋友倒有不少歐洲白人,但就是受不了美國人。這不是種族歧視嗎?在她看來,除了在國外住過的,美國人腦袋總體出了毛病。美國病的主要症狀是感情膚淺表面化,視野狹窄,極度自我中心。她說她自己就得過美國病,不自知,兩年前回北京被朋友們一通修理才治好。最近在學校討論課上,大多數美國同學都支持打伊拉克。「美國就是要當超級大國!」「為了石油流點兒血也是值得的。」田田真想大喝一聲:要是把你們都送上戰場就不會這麼說了。    
    友情可替代家庭的溫暖。田田的朋友遍天下,但在戴維斯,她的友情尺度不得不重新調整。L是個皮膚黝黑的日裔女孩子,她生活中最大變化是從四十英里外的城市搬到這兒。她倆一起開車上學吃飯逛商店,形影不離,但幾乎天天吵架,都是為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她至今還沒有男朋友,理由是他們又醜又沒意思。我跟她開玩笑說:「你這輩子可別嫁不出去了。」    
    自田田出生到現在,我們分開的時間加起來有八年,今年秋天她就要上大學了。心中難免慼慼然。我開車送她上學給她做飯熨衣服。有朋友說:「女孩子就是要慣的。」此話有理,當然也不能過頭。最近我開始教她燒菜,逼她學開車,把我寫的東西念給她聽。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美國報考大學可謂人生大關,其程序之複雜之繁瑣,讓人發瘋,更何況對一個生活巨變中的孩子。我硬著頭皮讓那些城磚般的參考書,跟她一起徹夜填表,請懂行的美國朋友做參謀……我自幼不喜歡上學,跟高等教育更是絕緣,可傳統正召喚我帶女兒回到人間正道上來。    
    我剛擺好飯菜,田田突然跳到我跟前,用她的小啞嗓朝我高唱《星語心願》「……怪自己沒有勇氣/心痛得無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跡/眼睜睜看著你卻無能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盡頭/找不到堅強的理由/再也感覺不到你的溫柔/告訴我星空在哪頭/那裡是否有盡頭/就像流星許個心願/讓你知道我愛你。」    
    九    
    O馬上要搬回上海了,臨走前我下廚掌勺為他餞行,另請了幾位朋友作陪。席間我打開瓶「五糧液」,他滴酒不沾,今晚破例,讓我斟上小半杯。他抿了一口,歎息人生短促,老之將至。說到此,在那風吹日曬的黝黑臉膛閃過一絲無奈的自嘲。    
    他原是上海造船廠的工程師。九六年搬到薩克瑞門托,和表妹表妹夫合開了一家生物切片公司,但生意不好,他們只好各幹各的,湊錢納足美國的苛捐雜稅,以營造公司正常運轉假像,為了合法居留,盼著有一天能拿到綠卡。表妹夫無一計之長,去餐館打工;表妹學過中醫,在一家中國人的診所紮針灸;O則是能工巧匠,又身強力壯,從鋪草地到粉刷牆到修汽車跑單幫,從上房揭瓦刨地三尺到自動化發明精密儀器設計,他無所不能。    
    我們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在美國買房子置家產負債纍纍且不說,維護它比治國還難。單安裝椅子就把我治了,那說明書看似簡單,越琢磨越糊塗,顛來倒去,不是螺絲擰歪了,就是腿裝反了……O成了我們家的上帝,幾乎所有比安裝椅子更複雜的活兒全都包了,只見他揮手之間,萬物各就其位。    
    可每回結賬都鬧得面紅耳赤:討價還價是反向的——我堅持多付他非得少要。三年前,他買房子時有兩個月無處住,我正好出門,請他和表妹來看家。此後收費就更難了,有時只好自己動手,對付對付算了。    
    他雖腦力勞動出身,卻是那種毫不惜力的人:早出晚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休息。九年來他只歇了三天,在朋友裹挾下去了趟迪斯尼樂園。我估摸,那瘋狂過山車讓他對美國的印象更加暈眩。留在國內的妻子和女兒都以為他在公司上班,衣冠楚楚,哪兒想到他整天日曬雨淋苦力地幹活。他和家人分開了九年,這離愁別緒會平添多少白髮。幸好這世上有電話且美國電話費便宜,他們彼此越洋呼叫,甚至連女兒做算術題都要由他指點。    
    女兒是我倆生活的共同主題之一:我跟我女兒分開了六年,他跟女兒分開了九年。每回他笑談起他女兒,我的心都會緊縮。他表面上是個樂觀的人,總笑呵呵的,恐怕內心苦不堪言。他說他現在什麼都信,無論何方神聖。    
    勞累之餘,他縱身投入股票市場,把錢壓在電子股上。在股市上揚的好年景,他日進斗金,每天出門幹活前打開電腦,暗喜。誰能知道其凶險深不可測。轉眼間美國泡沫經濟衰微,首先始於電子股,只見他買的股票直線下跌。其中一家讓他熱血沸騰的公司,從六十多美元一股的高峰先跌了一半,喘了口氣,再一路下滑到每股五十美分的谷底,最後索性倒閉,血本無歸。那陣子他每回上網都兩眼發黑,一身冷汗。有時一天損失五千美元,幹活掙得那點兒錢連零頭都夠不上。碰到摳門壓價的,他乾脆說今天義務勞動,分文不取,讓人家目瞪口呆摸不著頭腦。後來他不敢輕易上網了,偶爾為之,要先服鎮定劑,打坐運氣祈禱,免得犯心臟病。    
    再就是美國移民局和律師的「合謀」。移民局明知道這類小公司的困境,卻照收苛捐雜稅。他為了辦綠卡,不得不請號稱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名律師,但費用昂貴,每小時二百五十,連打電話咨詢都掐著表。終於熬到和移民官員面談那一天,律師坐商務倉住高級賓館好吃好喝好招待,費用計算精確,連打噴嚏在內,那一趟總共花了近萬美元。最後移民官員搖搖頭,讓他回家等信。這一等就是半年多,稅照繳不誤,律師費一分不少。最後律師出主意,讓他再花五千美元向最高法院上訴,訴個公道。三個月後被駁回,他只好捲鋪蓋回家。    
    那天在一家日本餐館吃午飯,我們相對無言,像兩台舊蒸汽機對著歎氣。美國是許願的土地,但對多數受苦受難的人來說卻不肯兌現。當馬丁·路德說「我有一個夢想時」,他內心充滿了絕望。O也有一個夢,就是在美國合法留下來。我想所謂命運,都是一種對失敗者結局的合法化解釋,其中包含強權的意志。O是個真正的發明家。由他設計的家庭自動音樂噴泉很受歡迎,完全應申請專利;他邊幹活邊通過電話指點在美國造船廠的上海老同事,幫他解決難題……關鍵是他沒有合法身份,只能處於地下狀態。他告訴我,這些年他在美國損失了五十萬美元,那都是按鐘點掙來的血汗錢,如今兩手空空,無顏面對父老鄉親。    
    酒酣耳熱,他說臨走前會把我家草地的噴水系統修好,另外他有個聚寶瓶傳給我,叮囑我多扔些硬幣進去會帶來財運。臨近啟程的日子,我多次打電話,只有他怪聲怪調的英文錄音:「這是某某生物切片公司,我暫時不在……」    
    那天我回家,一個聚寶瓶立在我家門口。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4)

    十    
    戴維斯的歷史有很多疑點。比如,一八五○年,當J.C.戴維斯娶了J.B.查爾斯上校的小女兒瑪麗(Mary),有多大成份是政治與經濟的聯姻。從照片上看,瑪麗可以說相當丑。來自俄亥俄州的戴維斯,僅十來年的工夫已成了本地首富之一。除了上萬公頃的農場,他開了本縣第一家乳酪廠,又和查爾斯上校等人經營過河的纜繩擺渡,僅此一項,他每個月所得近萬美元。纜繩擺渡使他跨越了階級界限,成了查爾斯上校的座上客,轉而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瑪麗。但不幸接踵而至。他們的獨生女三歲早夭;連年的乾旱和病蟲害,加上內戰後的高稅收,逼他陸續把地賣掉,搬到薩克瑞門托,晚年當了個小芝麻官,鬱鬱而終。    
    戴維斯有一種農民的純樸和狡猾,這兩者在某些關鍵時刻相得益彰。但可悲的是,他即使爬到他家後院那棵最高的樹上,也無法看見地平線以外——乾旱病蟲害南北內戰,還有老年的孤寂。    
    我在市中心溜躂,琢磨一個人和一個城鎮的關係。自J.C.戴維斯在這兒定居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由於鐵路,戴維斯從一個人成為村落;二十世紀初,由於教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農場變成農學院),戴維斯從村落成為小鎮;從五十年代至今,由於美國戰後經濟的繁榮,戴維斯從小鎮成為城市。而戴維斯本人早就被遺忘,在人口急速而盲目的流動中,歷史正被消解。    
    寫到這兒,我上網打開郵箱,有一封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姆伯基(Mbeki)先生的電子郵件,標明為商業機密。最近我交了財運。電子郵箱儘是非洲來信,有前總統的侄子,流亡將軍的寡婦,被迫害的民主鬥士的女兒。在悲慘故事的結局都有筆巨款,要通過我過戶轉到美國來,提成比例高達四分之一。暈旋之餘,我也有些含糊。眼前這位發信人是津巴布韋黑人農民的長子。由於慕加貝(Robert Mugabe)總統推行的土改政策,很多富裕農民被殺害,他父親也在其列。不知怎麼回事,姆伯基先生現在跑到荷蘭政治避難。他告訴我,死前父親帶他去約翰內斯堡,在一家私人保安公司存入畢生的血汗錢,折合為兩百三十萬美元,這筆錢將用來在瑞士購置農場。看來只要我點頭配合,就能發筆橫財。    
    這封信就這樣進入我的寫作——一個被謀殺的黑人農民試圖取代我的J.C.戴維斯。而連接兩者的是歷史的虛構性:一個是美國西部開發時代的老掉牙的傳說,一個是非洲動盪政局外加金錢誘惑的電子版演義。若戴維斯當年收到這封來自非洲同行的信的話,他肯定會上當受騙的。有意思的是,電腦這個虛擬空間讓J.C.戴維斯和我,外加個身份不明的國際騙子聚首,而戴維斯的版圖也因而擴展到非洲和歐洲,而政治避難國際資金流動正改變土地這傳統話題。    
    我因分神而苦惱,也為某種共時性的幻覺而激動。可能的話,我想給戴維斯本人寫信,問問他娶查爾斯上校的小女兒的動機。    
    十一    
    蓋瑞·斯耐德(Gery Snyder)在我們小鎮的索嗄斯(Soga』s)餐館門口等我們。他剛從日本開會回來,坐了十幾個鐘頭的飛機,卻毫無倦意。待坐定,女招待旋來轉去,展示她那美好的身材。蓋瑞先聲明今晚由他請客,他在日本掙了一大筆日元。他知道,中國人會為爭搶付賬恨不得打起來。我說了聲「好吧」。    
    當年在北京的旅館房間頭一次見到他和金斯堡,屈指一算快二十年了。記得他們行色匆匆,一個小時後要去機場。談話是通過我的英譯者杜伯妮(Bonnie S.McDougall)進行的。翻譯是過濾,使對話變得像純淨水般單調乏味。他和艾倫有一種互補關係:艾倫好奇多動,像水銀;蓋瑞沉靜自恃,像水銀容器。    
    沒想到自九五年起,我竟和蓋瑞成了同事——在同一所大學教書。我們可算得君子之交,打電話寫信寄書致意,偶爾見見面。當我九七年夏天丟了飯碗,他拍案而起,聯合其他英文系的教授上書給校長,未果。    
    他多次約我到他家做客,卻一直未能如願,首先是山高路遠我沒方向感不認地圖;再就是我們倆都是世界旅行者,很難找到重合的時間;接著他夫人得重病,不便打擾。這七年前發出的邀請至今有效。    
    蓋瑞從這次的日本之行講到《論語》,說到他最近重讀時的感受。他說他年輕時就迷上了《論語》,其影響甚至超過了佛教道教。「那是一部偉大的書。」他感歎說。他是在西雅圖祖父的奶牛場長大的,每天除了擠奶,就是面對單調的風景線。他對東方宗教感興趣完全是偶然事件。十二歲那年,由他親自餵養的小母牛生病死了,他悲痛欲絕。去教堂問牧師,小母牛能不能上天堂?牧師搖頭說,動物是不能上天堂的。他很生氣,既然小母牛不能上天堂,他也不想去了。而聽說佛教強調眾生平等,於是他轉向東方。他自幼喜歡爬山。當看到幾幅中國古代山水畫時,他大為震驚:中國人畫的山水才是最真實的——大概是由於西雅圖的山和中國的山相似。    
    他大學畢業後,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人類學和日文。在那兒結識了艾倫。一九五六年春,他在「垮掉一代」運動趨向高潮時急流勇退,告別了女友,東渡日本,在京都削髮為僧,一待就是十二年。他本想去中國,但中國當時不開放,後聽說日本仍有辯經的傳統,這一點深深吸引了他。傑克·克盧亞克(Jack Kerouac)以他為原型寫了本小說《佛法遊蕩者》(Dhama Bums)。    
    女招待出現了,問是否可以收走盤子。她面無表情,塗紅的嘴唇像冰雕一般。若她讀過《佛法遊蕩者》不知會有何感想。    
    說起那些窮歡樂的日子,他瞇縫的眼睛亮了。去日本前不久,他和艾倫一路搭車從伯克利向北。到了西雅圖,他們走進華盛頓大學英文系,向在場的教授說:「我們是詩人,想為你們免費朗誦。」幸好那教授聽說過他。朗誦會來了三百多人,艾倫朗誦了他的《嚎叫》。那時候除了年輕,他們什麼都沒有——身無分文。朗誦全都是免費的,好歹學校管飯,有熱心人安排住處。第二年春天,他和艾倫又去印度朝聖。他從日本乘客船,艾倫從埃及搭汽艇,在龐培匯合後他們一起前往尼泊爾等地……    
    問他為什麼不再當和尚。他神秘一笑,說:「我太喜歡女人了。」他在京都和一個日本女人結婚還俗,師傅為他取名「聽風居士」。搬回美國,他們在聶華達山上自己蓋房子建禪堂,生活多年後離異。前妻和他的好友結為連理,就住附近,一直還有來往。他和一個美國女人的婚姻沒維持多久。在禪堂打坐時他認識了卡柔(Carole)——美國出生的日本女人,終成眷屬。卡柔不僅信佛,且喜歡爬山,可謂志同道合。他倆經常打背包上山數日,餐風飲露,聽八面來風。    
    問起他是否有出世入世的困惑。他搖頭否認說:「這是中國文人的問題。」看來「遠來的和尚好唸經」這話是有道理的,他不會受限於經文與社會傳統之間糾葛不清的互文關係。他是本地反砍伐林木運動的倡導者,經常開會演講談判,把那些私人木材商送上法庭;同時他也是國際環保組織的發言人之一。在他看來,環保是個全球性的問題。「全球化不僅破壞每個角落的生態平衡,也在消滅所有的區域性文化和弱勢文化。」他警告說。他從日本給我帶來禮物,是一塊長方形的布,上面印滿帶鳥字部首的漢字。「天空鳥飛絕」,我想其中很多鳥已絕種了,這是篇悼文。    
    女招待閃現出來,問要不要甜點。這回她極力推銷,好像她是那冰冷世界派來的代表。我們選了塊巧克力蛋糕一起分享。    
    說到中東危機,他認為「只有時間可以溶解(dissolve)仇恨,只有通過一代代人的共存才能達到和解。而現任的美國政府是愚蠢到家了,他們只相信武力。」    
    最後說起他的青年時代——革命、性和毒品。我講到自己抽大麻寫詩的經驗,當時覺得挺棒,醒後發現什麼都不是。蓋瑞笑著說:「大麻狡猾狡猾的。看來你是個好詩人,沒上當;而大多數抽大麻寫詩的人醒後照樣自以為了不起。」    
    餐廳空了,只剩下我們和幾個坐在旁邊嘰嘰喳喳聊天的女招待。門外,燈光與夜交融。我說好這個星期天上山到他家做客,以踐七年之約。    
    十二    
    我跟S是在漢娜(Hannah)家認識的,那是九六年夏。女詩人漢娜曾做過鋼琴老師。由她召集的詩歌小組,平均一兩個月在她家聚一次。後來不知打哪兒來的加速度,大家都越來越忙,很難湊上合適的時間,只好散伙了。    
    S是那種一見難忘的人。她眼神堅定,面部線條明確生動;她說話快,似乎為證明語言的局限。她的詩中混合女人溫情和傷痛。    
    詩歌小組解散後,我和S的聯繫如虛線般斷斷續續,但卻有所指向——我們在互相辨認中老去。她長我兩歲,轉眼已滿頭花白。去年春天我參加代表團去看望圍困中的巴勒斯坦作家,隨後她代表一個國際詩歌網站採訪了我。我女兒報考大學遇到危機,絕望中我想到S,她做過私立學校的學生顧問。頭一次她跟田田談話,僅三言兩語,就解除了孩子心理上的緊張狀態。我和田田都被美國大學的表格嚇壞了,在S的引導下,我們終於走出了迷宮。    
    那天下午我們說完田田的事,S講到家世,讓我想到她那些讓人心疼的詩句。秋天陽光沒有穿透力,停留在我家白紗窗簾上,隨風飄蕩。    
    她父母相遇在舊金山,婚後第二年S出生了。父親剛從歐洲戰場回來,因戰爭創傷開始酗酒。S出生後不久全家搬到夏威夷,和一些畫家住在一起。自然風光與畫的互相投射,加上家庭危機的陰影,構成了她早年幻覺的來源。「那兒甚至有個茶樓(Tea House)。」她突兀地說,顯然那是她童年生活的高光點。她後來成了畫家,無疑與這一經歷有關。    
    他們搬到南加州。因經濟犯罪,父親帶全家逃往奧克拉荷馬,那年S僅八歲。警察找上門來,押送父親回加州服刑。保釋出獄後,他在一家電台工作。母親改嫁,弟弟跟父親住在一起。父親酒後越來越狂暴,追打虐待弟弟。當時剛上大學的S趕去,堅持要把弟弟帶走。父親威脅說,如果把弟弟帶走,他就會死。S還是把弟弟帶走了。一個月後,父親因心臟病去世,年僅四十九歲。    
    說起父親,S的臉被痛苦與驕傲的雙重光芒照亮。「不喝酒時,他是個了不起的人,聰明能幹。他沒受多少教育,卻創辦了加州第一個脫口秀。」她轉而感歎道,「我們家有那麼多災難和噩夢。」她父母雙方都有家庭精神病史,那是個巨大的陰影。    
    也許是自強不息的個性拯救了她。由於家庭動盪,從小學到中學她轉了十三次學。六五年高中畢業,她先上社區學院,再轉入大學,半工半讀,直到七七年才大學畢業。又花了十年工夫,當她拿到英文與創作的碩士學位時,已四十歲了。她成了她家族頭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後,S在一家書店打工時結識了樓下開餐館的D,他們很快就結合了。他們家庭和睦美滿,一兒一女,已長大成人。「可就在結婚兩周後,我年輕的丈夫患心肌梗塞,做了搭橋手術。」S補充道。    
    他們住在薩克瑞門托市中心一個安靜的地段。那是個美國普通人的住所,陳設簡單舒適。讓客廳生輝的是S的畫和雕塑。她畫的是那種稚拙畫,多為人物肖像,由響亮的平塗色塊構成。這或許是再現童年經驗的努力——重返半個世紀前的夏威夷,讓那個在茶樓觀景看畫的小姑娘沉湎於奇妙的幻覺中;或許是她內在的光明,使她最終能過濾苦難的重重陰影。    
    D人高馬大,慈眉善目。我們喝加冰的蘇格蘭威士忌,佐以飯前開胃小菜。D是一家廚具公司的經理。他總是笑呵呵的,能看得出他對S的百般呵護和由衷欣賞。他說他是「藝術的守護人」,這話是三十年前結婚時跟S說的。由於對藝術女神的愛,這三十年前的諾言至今有效。在他的支持下,S辭去了私立學校的工作,致力於寫作畫畫,並照顧母親。五年前她母親中風,住進老人特護中心。S是我見過的最孝順的美國人,她每天早晚兩次去醫院陪母親。    
    S為女為妻為母,養家寫詩畫畫攻讀碩士,其性格堅韌可想而知。我想是她從父母的悲劇中認知,必須保護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轍。那是歷盡苦難的女人的心——寬厚堅強而無私。    
    「我有個秘密,不想帶到墳墓裡去。」她突然壓低聲音對我說,「孩子們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今年聖誕節他們回來度假,我打算告訴他們。」她顯得有點緊張。我勸她說,孩子們會理解的。    
    今年除夕,我請S夫婦及其他朋友在中餐館吃飯。我悄悄問她是否透露了那秘密。她眼睛一亮,徐徐舒了口氣:「他們真偉大,一點兒也沒責怪我。」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5)

    十三    
    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個小鎮舉辦一場靜悄悄的婚禮。這婚禮是必要的,因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約翰·薩特(Johann August Sutter),兒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薩特那時只有二十三歲。他曾在出版社做學徒,熱愛書籍華服和各種娛樂。後來做乾果布匹生意,都失敗了,因債台高築而面臨牢獄之災。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過邊境進入法國,再乘船到美國,留下債務、老婆和五個孩子。    
    他在新大陸到處闖蕩,尋找機會。偽造了個軍銜,他轉身成了「薩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達現在的舊金山,那時還只是個小村子。墨西哥總督會見他時,被其殖民夢說服了,把方圓幾十英里未開發的土地許給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薩克瑞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逆流而上,在與美國河(American River)的交匯處落腳。接著他用土地為信貸,買下一家快要倒閉的俄國皮毛公司,連同牛馬槍炮一起運到定居點。為防範持敵意的印第安人,他決定建造要塞,並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國為新瑞士(New Helvetia)。    
    我們一行三人來到薩特要塞(Sutter』s Fort)。四年前德國的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一家來做客,他的德文導遊書把我們引到這兒。顧彬把解說詞咀嚼一番,長歎一口氣。顧彬歎氣是常事,但那回特別。我琢磨,準是老薩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虛榮心讓他惱火。說來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個中國的地主宅院。土坯圍牆約摸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麵包爐、鐵匠鋪、木工房、酒窖、馬棚。午後的陽光讓人睏倦。我們最後進入位於要塞中心的三層樓房,這裡是制高點。    
    老薩特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是個殖民時代的夢想家,其夢想是遼闊的疆土。在鼎盛時期,他佔地近五萬公頃,有牛馬羊無數。他慷慨大方,為那些新移民免費提供食宿,派人上山營救困在風雪中長途跋涉的隊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卻掙扎在貧困線上,沒任何資助。他感到內疚,以長子的名義要求擴充地盤。戰亂爆發了,他為墨西哥出錢賣命,從冒牌上尉搖身一變成了民兵將領,總督賞給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戰敗。一八五五年,美國聯邦土地局起訴他,沒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薩特午睡後正在寫信,只見他派去建鋸廠的馬索爾(James Marshall)匆匆趕來,神色怪異。他把一包金礦石放在桌上,說是在挖漕溝時發現的。老薩特叮囑他千萬保密。但這消息不徑而走,於是浩浩蕩蕩的淘金大軍從四面八方湧來。    
    那黃金照亮的瞬間,成了老薩特一生的轉折點。這種稀有礦石,本來能讓他成為加州首富,最後卻毀了他。轉眼間,剛建立的帝國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紛紛辭職去淘金,外來者任意侵佔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輸送礦工的中轉站和各種交易的集市,人們順手牽羊偷走他的財產。    
    同年九月小薩特抵達,目睹了席捲大地的淘金熱。在被遺棄了十四年的兒子面前,老薩特感情複雜,讓他羞愧的是其王國的衰敗。他債台高築,當年向俄國皮毛公司借的錢一拖再拖,對方要求以土地抵債。他不得不把其財產轉給小薩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價賣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個孩子從瑞士來,全家團聚。老薩特決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農場(Hock 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們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由於淘金熱,薩克瑞門托河的碼頭附近日趨繁華。小薩特接手父親的產業後不久,動了修建城市的念頭。他出售土地,開始著手城市規劃,大興土木。他本想命名為薩特市(Sutterville),遭到另一地產商的反對後隨即放棄。一八四八年年底,這未來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薩克瑞門托市。    
    消息傳來,退隱農場的老薩特氣壞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國——薩特市,因為這個不爭氣的兒子而煙飛灰滅。他試圖從中作梗,但為時已晚。為此他一直不肯原諒小薩特。    
    小薩特不斷出售土地以還清債務。他和父親一樣毫無商業頭腦,不知道夢想與現實的界限。他的律師和地產商合夥坑騙他。病困交加中,他離開薩克瑞門托,在墨西哥一個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過律師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陳述,說明他和父親是怎麼上當受騙的。它六十年後得以發表,描述了淘金熱中那些骯髒的交易,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老薩特去華盛頓告狀,想索回被剝奪的土地,並試圖得到因當年幫助移民的某種補償。這位殖民主義的冒險家,離開加州時一名不文。他和家人定居在華盛頓附近的小鎮。這場官司曠日持久。一八八○年六月十六日,國會休會,並未通過薩特法案。兩天後,他死在國會山附近的小旅館裡。六個月後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薩特的遺孀帶女兒到薩克瑞門托。小薩特的女兒寫道:我和母親作為墨西哥革命的難民回到薩克瑞門托,這實際上由我父親創建並得益於他捐贈公園的城市,不僅沒有對我們的某種認可,甚至可以說對我們關上大門。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從紐約來伯克利開會,我們一起去舊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離金門公園不遠的住宅區,相當僻靜。G長我一兩歲,小個兒,蓄著鬍子,說話快,多少有點兒神經質。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詩人,雍容大方,有一種難捉摸的美。那是兩室一廳的單元,陳設簡單,有一種匆忙的痕跡。原來他們剛搬家,書還沒來得及拆包。聊了一會兒,我們去附近一家上海館子吃午飯。G送給我他剛出版的詩集,以及他翻譯的D的詩集。    
    一個多月後,我接到G的電話,他們夫婦來戴維斯朗誦,約好一起吃晚飯。我們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飯館見面。由大學請客,連主賓帶學生外加我們跟著蹭飯的,滿滿一長桌。一個尼加拉瓜女學生坐我身邊,對D充滿景仰,說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興未盡,我請他們夫婦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錯中,只見他倆眉目傳情,心有靈犀,要說歲數可不小了,竟有年輕人一般的戀情。那一晚,從美國底層生活到詩歌,從越戰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詞語跳躍閃爍,在昏暗中拉開一幅歷史的長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個工人家庭。爺爺是鋼鐵工人,因工傷失去了兩條腿,卻未得到賠償。父親是運送冰塊的卡車司機,自幼他就常跟著父親幹活。他是個夢想家,常去博物館、圖書館閒逛。有一天,他從圖書館架上抽出一本綠色封皮的書,裝幀精美,讓他歎為觀止。這是十九世紀版的惠特曼的《草葉集》。就這樣,一個大詩人和一個窮孩子相遇,前者把後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間,他決定以後做個詩人。    
    由於跟父親關係不好,他十二歲離開家。頭兩年還時不時回家看望母親,以後就慢慢斷了聯繫。他露宿街頭,靠干各種苦活維生,但一直堅持上學。他常常泡在圖書館。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開始寫詩。十八歲那年他決定去當兵,這是繼續受教育改變命運的惟一出路。    
    作為醫務護理員,G先在利比亞的美軍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轉到越南的野戰醫院。剛一到他就對那場血腥的戰爭充滿厭惡,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國家的謊言是多麼蒼白無力。這厭惡很快轉變成行動:從秘密張貼反戰標語開始,到拒絕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年年初,他被送上軍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國出兵跨過自己國界,這戰爭從來就沒停止過,從媒體到政治家謀略,模式相似,但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殘酷。」G感歎道。    
    他在軍事法庭上贏了。退伍後,他回美國上大學,最終拿到文學碩士,他搬到舊金山。他熱愛東方文化,從中國古詩詞到日本俳句,又從日本俳句轉向武術。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師習武一年,靠教英文為生。後來日本一家基金會請他去做訪問學者,又是一年。    
    除了寫詩教書辦文學刊物,他還從事一項龐大的計劃,即把詩歌貼在全美十六個城市的十四萬輛公共汽車上。我就參與過這種集體閱讀活動。由於車廂擁擠一旦你被卡在某個角度,那非讀不可。    
    六年前,G在一個詩歌活動上遇見D,墮入情網,使兩個傳奇故事連在一起。    
    D出生在馬那瓜(Managua)的一個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員幾乎個個對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響。她是在天主教學校那保守刻板的氣氛中長大的,十七歲剛上大學她就捲入政治漩渦。在反對索摩查(Somoza)獨裁統治的革命期間,作為民族解放陣線的戰士,她一直從事地下鬥爭,最後成為流亡的山第諾電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員。 革命勝利後,她進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長。「那時我們的內閣成員大都二十多歲,每次出國開會都讓人眼睛一亮。」她驕傲地對我說。    
    她在任期間,和當時的文化部長、著名詩人卡丹泰爾(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負責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藝術,開展全國性的識字運動。他們組織各種詩歌工作坊,甚至連拳擊手都在學寫詩。這一傳統持續至今。    
    他們告辭了,平行的車燈在黑暗中摸索。此後都忙,除了寄書寫信發電子郵件,一直無緣見面,直到前不久,我們在愛爾蘭的詩歌節上重逢。我朗誦詩,由G介紹我並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我們一起泡酒吧,在喧囂中乾杯。    
    我路上正好帶著D的英譯本詩集《兇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這書是他倆合譯的。G在序言中這樣寫道:「D和我在本書互相轉換,幾乎可以說融化在一起,以至於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們相遇之前,我們已有交融藝術理想的特殊經驗。當我們相遇,詩歌成為我們雙方生命的基礎動力……」    
    


第四輯  他鄉的天空他鄉的天空(6)

    十五    
    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Berdkeley)分校教了一個學期的課,用中文教中國當代詩歌。三十來個學生多是華人子女,僅四五個美國人,都是學中文的研究生。據說伯克利分校亞裔已超過一半,而華人又佔亞裔中的大多數。我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漩渦中掙扎;這回改用母語教書,踏實多了,像在浴缸泡澡。    
    我每週開車去伯克利兩趟,課集中在週二、週四,去時順,回來因高峰時間堵車。倦意襲來,我掐大腿擰耳朵都無濟於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園西門總是熱鬧非凡。一路排開各種攤位,從環保宣傳到反戰呼籲,從學生會競選到同性戀團體搖旗吶喊。大門外臨街處,每天都有個瘦小枯乾的中國人,像個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訪者。他站在凳子上,摟著個糊滿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頭支架,聲嘶力竭地用英文重複叫喊:「Happy O Happy!」細聽下去,讓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國加入聯合國主辦奧運會,故伯克利理應多用中文授課。常有個美國流浪漢跟著湊熱鬧,指鼻子破口大罵。但「上訪者」罵不還口,繼續為幸福呼喊。要說這類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帶,以上歲數的白人為主,或演講或唱歌或自說自話。在我們辦公樓前的草坪上,幾乎每天有兩個老頭,用類似智力遊戲的圈套把旁觀者捲進去,樂此不疲。我估摸,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後果,那些在新時代找不著北的人無所適從,最後瘋了。    
    美國政治主流總體來說是溫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種激進的傳統,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學生運動即證明。六十年代是美國歷史的重要轉折。美國隨著戰後國家秩序的重建而進一步體制化,使年輕人在物化世界的壓力下尋找內心資源。而大學生的成份也發生了變化。五十年代末,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費上學的二戰老兵,他們有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從事課外活動,關注社會與政治,內心騷動開始向外尋找出路。矛頭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視,示威者們衝擊舊金山的大百貨公司,和警方發生衝突。一場波及全美國的人權運動開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顧校方嚴禁政治結社的規定,一個名叫言論自由運動的組織(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個原伯克利學生傑克·溫伯格(Jack Weinberg),拒絕從學校行政大樓前的一張桌子上離開,被校警逮捕。於是上百名學生包圍了警車,雙方僵持到第二天晚上,溫伯格被困在警車里長達三十二個小時,最後校方和SFM的談判代表達成了協議,主修哲學的學生馬瑞奧·薩維歐(Mario Savio)作為SFM的發言人,站在警車頂上讓示威者「平靜地站起來,有尊嚴地回家」。    
    不久,由於校方勒令SFM的領袖停課而導致新的衝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號召下,上千名學生湧進行政大樓靜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長命令清場,六百名警察把學生一一抬出來。接著SFM號召罷課。十二月七日,校長在全校和解大會的講話後,學生領袖薩維歐衝向講台要求發言時被校警攔住並架走。第二天,校方放棄了嚴禁集會結社的禁令,SFM贏了這一仗。    
    造反運動開始從校園轉向社會。作為電視時代的第一代人,他們懂得如何用這種媒體。比如他們的集會通過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深入人心,而傑克·溫伯格那句名言「絕不信任三十歲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one over thirty),也是通過電視廣播而家喻戶曉的。    
    一九六五年,約翰遜總統決定出兵越南。反戰把伯克利的學生運動推向高潮。示威者們湧向奧克蘭(Oakland)軍事基地,要給那些即將上前線的官兵上課。與此同時,黑人運動從南方農村向全國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張。    
    與政治對抗相伴隨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輕人提出用「性、大麻和搖滾樂」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運動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這無疑與詩歌的影響有關。自五十年代起,舊金山就成了「垮掉的一代」的大本營,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鄧肯和克盧雅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還是在伯克利相識的,那時蓋瑞·斯耐德是伯克利東亞系日本文學研究生。    
    由學生積極分子、露宿街頭的嬉皮士和黑豹黨成員共享的領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園,這塊屬於加州大學的空地,臨時用作停車場。一九六九年春,一份當地最有影響的學生報紙,號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類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園四周被攔了起來。響應學生領袖的號召,大家出發去佔領公園。衝突中,一個圍觀者被警察開槍打死,上百人受傷。當時的州長裡根宣佈在伯克利戒嚴。五月三十日,大約兩萬五千人參加了盛大的和平集會。那更像狂歡節,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鮮花插在士兵的槍口上。我在一部記錄片中,看見蓄著大鬍子的金斯堡在那遊行隊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義者創建了一系列免費服務項目,造福於社區。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費診所(Free Clinic),一直持續至今。人民公園一案多年懸而未決,如今成了流浪漢的棲息之地。    
    進入七十年代,造反運動開始退潮。大多數學生積極分子畢業後成家立業,重新加入美國中產階級行列。「性、大麻和搖滾樂」所代表的是一種在資產階級內部的波西米亞式的反抗,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其後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調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於今天新一代的資產階級形象,都帶有六十年代經歷的痕跡,融合了波西米亞人生活的風格與品味。這種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裡是相當保守的。當鐘擺朝激進一方擺動時,它將會成為未來反叛的目標。    
    十六    
    早九點我和D開車出發,沿八十號州際公路轉四十九號公路,過幽巴河(Yuba River)穿聶華達城(Nevada City),在山裡繞來繞去再上土路。按他事先傳來的手繪地圖和指示,還是迷了路。里程表顯示為一百零五英里,即使刨去彎路,也超出了原定的範圍。但蓋瑞·斯耐德是例外,他生活在常人的想像以外。    
    蓋瑞身穿牛仔褲棉坎肩,正在掃地。他夫人出遠門看女兒去了。這是棟木質結構的日本式房子,周圍是附屬性建築,諸如劈柴棚、工具間、洗衣房和廁所。近有池塘,遠有穀倉改建的書房。他說他有一百頃林地。「那麼誰來照管呢?」我不禁問。「自然本身。」他說,再用中文重複,「自——然——」。    
    他把我們讓進屋,以茶待客。老式火爐燒著木柴,辟啪作響。室內高大寬敞,房頂呈圓形,是用紅松圓木搭建而成的,光從天窗漏進來。D是建築商,對其結構歎為觀止。這房子是一九七○年夏天他和幾個朋友親手建的,當時他們住帳篷生篝火做飯。五年前這房子翻修擴建,加出兩間臥室和現代化浴室廁所。蓋瑞領我們參觀。卡柔患癌症多年,她的書桌上懸掛著各種顏色的紙鶴,共一千隻,是她的親戚們疊的,祝願她早日康復。幾幅唐卡十分醒目,主臥室掛的是藥師王。他對唐卡中的每個人物及細節都瞭如指掌。    
    出門,細雨潤無聲。一種石蘭科灌木含苞欲放,是最早的信號。穿過樹林,我們來到一棟日本式的禪堂。脫鞋入內,寬敞明亮,可容百餘人打坐。多是本地人,也有遠道來的。這禪堂二十年前由大家義務勞動建成。    
    蓋瑞走到香案前,燃香,雙手合十,盤坐,擊磬搖鈴敲龜殼,唸唸有詞。他用日文背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完畢起身,再用英文解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form is exactly emptiness/emptiness exactly form/sensation, thought, impulse, cosciousness are also like this)    
    我們來到由穀倉改建的書房,擺滿書架。他的書桌井然有序,中間是筆記本電腦。蓋瑞有五本書的計劃,把我嚇了一跳。他說每本書幾乎都是靠長期不間斷地寫筆記完成的,前兩年出版的長詩《無盡的山河》(Mou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先後花了四十年工夫。    
    我們參觀了金斯堡當年蓋的房子。和蓋瑞的相比,簡直像個小土地廟。八十年代初,這小廟剛蓋好後艾倫還常來小住。後來他從師於一位喇嘛,每年夏天改去克羅拉多州包德爾(Border)修行,於是連房子帶地轉賣給蓋瑞。現在他兒子D總問起他為什麼會當年選中這塊地方。一九六六年春,他、金斯堡和另一朋友開車上山,到這裡轉了一個鐘頭,當場決定由他們三個人共同買下這塊地,每公頃僅二百五十美元。    
    回到家中他準備午飯。我們圍坐在火爐旁,吃火腿三明治外加朝鮮辣白菜,喝我帶來的德國啤酒。說到即將來臨的戰爭,他那飽經風霜的臉蒙上層陰影。他寫了反戰的詩,參加了東京的反戰遊行。但顯得多少有些無奈,這畢竟不是六十年代了。我提到女兒對美國病的診斷,他完全贊同。    
    談到美國詩歌,他認為有兩個傳統,即理性的幻想(rational fancy)和詩意的想像(poetical imagination)。前者傾向於智力遊戲,較抽像,使用文雅的書面語,從T.S.艾略特到紐約詩派;後者往往處於邊緣,時不時捲入政治,挑戰正統與權威,使用活生生的口語,從布萊克(William Blake)、龐德(Ezra Pound)到鄧肯(Roberrt Duncan),也包括「垮掉的一代」。說到時髦的語言派(Language School),蓋瑞認為他們先寫理論再寫詩,其理論比詩有意思。    
    他剛退休不久,我問起他的教書經驗。他告訴我說,即使他在學院裡教書,仍是旁觀者,英文系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教授不理他,他倒也無所謂。他上創作課先告訴學生,別把寫作當成職業,那最多只是張打獵許可證而已。    
    蓋瑞說到東岸人和西岸人的區別,首先是地理位置。由於離歐洲近,東岸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受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影響大,尤其在新英格蘭,以中產階級的白人為主,教育程度高,注重書本。而西岸和墨西哥接壤,與亞洲隔岸相望,受西班牙和東方的影響大,移民多,再加上印第安人,帶來文化風俗上的多樣化。再就是由於空間廣大地勢起伏,耕種採礦伐木等各樣的體力活,使西岸人更注重和土地的關係。    
    他走到一張大幅的加州地形圖前,從腰間抽出一把折疊刀,用刀尖引導我們從地處平原的戴維斯出發,最終深入到他那隱藏在大地褶皺中的家。聶華達山脈像人腦的溝回般展開。那刀尖又往重重高峰上移動。他和卡柔經常打背包爬山,到人煙絕跡的地方去。    
    臨走,他送給我和D各一本他的選集。他先認真試筆再簽名,字體蒼勁有力。他說當年做守林員獨自在望台時,自己研墨,苦練中國書法。翻開這本厚厚的選集,扉頁的英文題記來自《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附錄遊歷,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

    采 訪 者:《書城》雜誌社  翟DI    
    被採訪者:北島    
    時    間:2002年11月    
    地    點:美國波士頓    
    詩歌正成為一種大腦遊戲,和心靈無關    
    翟: 前不久,你獲得阿格那國際詩歌獎(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詩歌第一次翻譯成阿拉伯語,據我所知,中國詩歌被翻譯成阿拉伯語的很少,請談一下這個獎的情況。    
    北島:這個獎是由摩洛哥詩歌之家,即卡薩布蘭卡國際詩歌節的組織者頒發的。這個詩歌節是從九六年開始辦的,每兩年一次。今年是他們首次設獎,以後隨詩歌節一起,每兩年頒發一次。Argana是一種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樹,生長在摩洛哥南部的盆地。它乍看起來像橄欖樹,果子搾成油,可作調料也可按摩潤膚。按授獎詞的說法,這個獎頒給其獨創性得到國際公認的詩人。    
    翟: 他們為什麼選中你?    
    北島:我也不知道。我想一個詩歌獎除了是對詩人創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強調詩歌在當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詩人只是得點名得點錢,沒什麼意義。在這個充滿暴力的時代,詩歌可以傳遞另一種信息。帕斯說過,詩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種聲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滿暴力色彩,而詩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種族文化之間的樊籬。     
    翟: 你得了不少國際獎,怎麼看待這些獎?最看重哪個獎項?    
    北島:首先,作家不會因為得獎不高興,這當然是種榮譽。但榮譽也可能是個圈套,自己可別往裡鑽。寫作不因為得獎而變得重要,也不因為不得獎而變得不重要。    
    翟: 也包括諾貝爾獎?因為你是中國呼聲最高的候選人。    
    北島:對。諾貝爾獎只不過是十八個人選出來的一個獎,獎金多點,名聲大些,它只代表十八個人的看法,而且被種種因素所左右。諾貝爾獎的重要性也許是對非商業化文學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讓人們注意到文學的存在;但隨後商業化對獲獎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義。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個百年情結,所以有中國人得獎挺好,讓大家解了這個結。    
    翟: 你在摩洛哥的受獎發言中提到,「詩歌正在成為中產階級的飯後甜點,是種大腦遊戲,和心靈無關。」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    
    北島:我現在在美國大學教詩歌創作。從五十年代末至今,美國大批詩人進入大學教寫作,詩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生活有了保障,漸漸變成中產階級的一部分,想像力變得貧乏蒼白。而學生那邊也有問題。寫作本來需要原始衝動,是反對權威的,學生得緊跟隨教授才行。寫詩變成了個生產過程,好像詩是可以製造出來的;學生產生幻覺,覺得詩人也可以被製造出來。由於這種誤導,產生了眾多平庸的詩人,因為沒什麼好寫的,大家開始講故事。現在美國詩歌主流叫做敘事性詩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瑣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頭老大媽聊天沒什麼區別。    
    翟: 你不喜歡關注生活細節、來自日常生活題材的詩歌,對嗎?    
    北島:不一定在於寫什麼,而是在於怎麼寫。生活細節也好,宏大題材也好,很多東西都可以入詩。但詩得有激情和想像力,得有說不清的力量和讓人暈眩的東西。    
    翟: 現在國內的一些詩人也在寫類似的「敘事性詩歌」,這些詩人裡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現在的所謂「第四代」。    
    北島:中國的詩歌現狀和美國的還是不太一樣。一方面,中國詩歌的這種傾向,多少也和中產階級化的社會轉型有關;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影響的焦慮」,即第三代詩歌要避開「今天派」的影響,另尋出路。美國詩歌專業化後,有點像我們的作協,對創作沒好處。雖然美國詩歌中有不同聲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紐約詩派」,但其主流詩歌是非常保守的。    
    翟: 你是這個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比如經常參加美國各大學詩歌朗誦會什麼的。    
    北島:一般有創作課的大學,都有朗誦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龍,組成了專業詩歌生產線。大學的詩人教授們互相請來請去。對,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請去朗誦。但由於非正式教職,又是外國人,我享有誤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權。這種特權是:其一,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們的遊戲規則;其二,你不在其中,由於距離,保持足夠的清醒和批判意識。    
    翟: 你是用英文還是中文朗誦?    
    北島:用中文朗誦,然後請美國詩人或教授朗誦英文翻譯,一首對一首,有時加字幕。我從不用英文朗誦,一是英文沒那麼好,二是我喜歡中文的音調,喜歡那種它孤懸於另一種語境中的感覺。說白了,我念錯了,沒人能聽得懂。    
    翟: 聽眾的反應怎樣?    
    北島:當然不一樣。在歐洲,一般來說,不會有聽不懂的問題,尤其像北歐國家,有理解晦澀詩歌的能力,他們自己就有很多這類的詩歌。而美國重的是敘事傳統,聽詩費點勁兒。有時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詩,朗誦前再說幾句話作引導。其實朗誦就是一種表演,你總不想跟聽眾過不去吧。    
    翟: 你遊歷了很多國家,結識了很多詩人和作家,說說這種交遊的感受。    
    北島:遊歷其實從最初寫詩就開始了。先是串門,從北京胡同串來串去,然後串到白洋澱,甚至更遠的地方。從八五年起變成了世界範圍的遊歷,認識了各種各樣的詩人和作家。我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再屬於某個特定的民族和文化,遊歷久了,變得身份不明。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語言文化都拉開了距離,游離在中間地帶,這種現象實際上在改變世界文化的景觀。這次到摩洛哥開會,我順便去看望一個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說家胡安·高蒂薩羅(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們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覺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離正好,足夠他觀察國內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國內的糾紛。他經常在西班牙的報紙上談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交往,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作為西方的造反派,他的困境在哪裡,為什麼他會選擇喇嘛教這種很邊緣的宗教為後盾。我作為一個流浪者,因為不屬於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種說話的特權。比如巴以衝突,我明確站在巴方,公開譴責以色列當局。在參加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聲援巴勒斯坦的訪問活動中,我更切身體會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難。但歐洲和美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巴以問題上保持沉默,這和猶太人在歐洲的歷史有關。那是個禁區。而葡萄牙小說家薩爾馬戈(Saramago)挑戰了這一禁區,他受到很大的壓力。    
    翟: 《書城》曾採訪了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Mahammed Darwish),他說喜歡你的詩集《零度以上的風景》。    
    北島:今年春天訪問巴勒斯坦,就是應他的邀請。很多被壓迫民族的詩人會變成純粹政治型詩人,只有一種簡單的聲音——反抗的聲音。而達維什詩中的音調很複雜,他讓我想起已故以色列著名詩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他們的詩有共同之處:對暴力對口號的厭倦,試圖以自嘲來維護最後一點點人的尊嚴。    
    


附錄詩歌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東西

    翟: 有些問題不好問但還是得問,比如,你覺得什麼是好的詩?    
    北島:我們也許只能用排除法排除那些壞詩,剩下的就是好詩。看來要想說清什麼是好詩並不容易,因為詩就是試圖言傳那不可言傳的東西,這悖論正是詩的由來。    
    翟: 怎麼看國內的詩歌現狀?    
    北島:我在國外待的時間太久了,沒資格說三道四。但我總的印象是中國的詩歌處於低潮,這和中國新詩的災難性歷史以及脆弱特質有關,也和突如其來的商業化的壓力有關。所謂低潮高潮必須有參照系。我的參照系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是世界詩歌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產生了多少大師。那時的戰爭、離別、痛苦,為詩歌提供了豐富的源泉。在我看來,詩歌是一種苦難的藝術。自五十年代後,詩歌在世界範圍內開始走下坡路。這並非意味著苦難不復存在,而是人們不願再正視它,越來越繁榮的電視等聲像媒體,正迎合甚至創造了這種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這不僅僅是中國詩歌的問題。    
    翟: 那像我們這些喜歡讀詩、又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不是很悲觀?    
    北島:你可以往後看,讀上個世紀那些大師的作品。閱讀並沒有時間性。我就從來不鼓勵我的學生讀美國當代詩歌,離他們的現實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覆轍。    
    翟: 你向學生推薦哪些詩人?    
    北島:俄國的曼傑斯塔姆(Mandelstam),英國的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德國的特拉克爾(Georg Trakl)和鮑爾.策蘭(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爾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讀這些大師的作品才知道詩的高度在哪裡。我不認為詩歌總是在進步,某一時期它會產生巨大的倒退。    
    翟: 亞洲詩歌的聲音很弱。          
    北島:這和英語的強勢文化有關。亞洲詩人也常參加國際活動,但占的比例很小,多半都是點綴。日本有不少重要詩人,如大岡信,吉剛正造,谷川俊太郎等。若再加上阿拉伯語世界的詩人,亞洲詩歌的聲音一點兒也不弱。比如,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詩人安東尼斯(Adonis),還有我們剛才提到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和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都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詩人。    
    翟: 很多在海外的詩人,像多多、楊煉、張棗,他們境況怎樣?    
    北島:除了張棗,別人的情況我並不太清楚。我想在海外的詩人和國內的相比,虛無的壓力超過了生存的壓力。國內太熱鬧了,而海外又太孤寂了。我想對寫作來說,還是孤寂好。    
    翟: 怎麼看第三代詩人?    
    北島: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詩人。不像我們那樣,他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還有,作為文化革命後成長的一代,他們沒有我們這代人的歷史負擔。他們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嘗試,比如試圖建立和中國古代文體的對話關係,比如張棗的《鏡中》,柏樺的《在清朝》《蘇州記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國大學用這些詩作教材。    
    翟: 你對第三代的描述,讓我想起國內詩歌界關於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界定和爭議。    
    北島:在我看來,這種爭論沒什麼意義,是詩人之間爭奪話語權的結果。你說柏樺是民間的還是知識分子的?很難界定。我不想讓這個話題進入今天的談話。依我看,大家先把詩寫好了再說。    
    翟: 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人都寫詩,詩人地位很高,現在少有人讀詩,承認自己是詩人會被笑話。前段時間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復興詩歌,把詩貼在公共汽車上,讓它們滿街跑。我一直在想,詩和社會之間,怎樣的關係才算和諧?    
    北島:帕斯說過,讀詩的人數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人在讀。中國的知識分子圈裡,還是有人在讀詩,這就很重要。中國走了兩個極端。八十年代初,詩歌過熱,一是正好處於話語轉變期,年輕人找到了自我表達的方式;二是由於錯覺,以為人人都可以當詩人。到現在倒好,沒人讀詩了,很多詩人放棄寫作。這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業化敗了詩歌的火,因為商業化更急功近利。詩歌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東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熱鬧相比,也許目前詩歌的處境更真實。    
    擺脫革命話語的影響,是我們這代人一輩子的事    
    翟: 剛開始寫詩時,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北島: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幾個朋友到頤和園划船,一個朋友站在船頭朗誦食指的詩,對我的震動很大。    
    翟: 「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是這首詩吧?你的《朗誦記》裡提到過。    
    北島:對。我被他詩中的那種迷惘與苦悶深深觸動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們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無疑問,他是自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人。    
    翟: 你什麼時候開始寫詩?    
    北島:七○年,就是那年春天聽了食指的幾首詩後。在這之前我寫舊體詩。    
    翟: 中篇小說《波動》是七四年寫的吧?    
    北島: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長江文藝》上發的。    
    翟: 為什麼沒繼續寫下去?    
    北島:後來寫過一些短篇。停止寫小說有幾個原因,一是那時沒怎麼看過小說,膽大,敢寫。到了七十年代末開始,大量翻譯作品出來,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覺得差距太大,乾脆放棄。    
    翟: 以後還會寫小說嗎?    
    北島:不會。詩人和小說家是兩種動物,其思路體力節奏以及獵物都不一樣。也許寫散文是我在詩歌與小說之間的一種妥協。    
    翟: 我讀了你的散文集《藍房子》和《午夜之門》,很喜歡,風格和你的詩完全不同,你傳遞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隨筆的方式講故事。我更願意叫它們隨筆,散文聽起來有點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針尖,乾淨利落地劃過皮膚。為什麼開始寫散文?    
    北島:最初是偶然的。當時和老闆關係不好,把在大學教書的飯碗給丟了,只好靠寫專欄養家餬口。慢慢體會到其中的好處,寫散文對我是一種放鬆,寫詩久了,和語言的關係緊張,像琴弦越擰越緊。另外,詩歌所能表達的畢竟有限,比如對日常生活以及對人與事的記錄是無能為力的。    
    翟: 現在寫詩的速度是怎樣的?    
    北島:我在有意放慢速度。過去這十來年,寫得太多了,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自我重複。    
    翟: 你怎麼看自己早期的詩歌?    
    北島: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候我們的寫作和革命詩歌關係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是一輩子的事。    
    翟: 你覺得自己現在的詩和出國前的詩有什麼不同?    
    北島:我沒有覺得有什麼斷裂,語言經驗上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麼變化,可能現在的詩更往裡走,更想探討自己內心歷程,更複雜,更難懂。有時朗誦會碰到中國聽眾,他們說更喜歡我早期的詩。我能感到和讀者的距離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這種距離?    
    北島:不介意。    
    翟: 遠離母語,遠離熟悉的環境,對寫作有影響嗎?    
    北島:我不同意關於「文化的根」的說法。從年輕時代開始,我們吸取的營養就是來自不同文化的,那時寫的詩就受西方詩歌的影響。作為作家,確實有文化認同的問題,而中文寫作本身就確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國詩人。像哈金用英文寫作,他就是美國作家。在語言上的忠誠和在文化上的反叛,會形成一種緊張關係,這又恰恰是寫作的動力之一。    
    翟: 在你離開中國的十年裡,語言變化很快,新詞層出不窮,第一次回去,有沒有新鮮感或距離感?    
    北島:現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網絡語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詩歌語言和日常語言沒有關係,它是語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會受太多影響。    
    翟: 那怎麼看那些用現在日常語言寫詩的人?他們是不是相當於你們當時用革命話語寫詩?是不是說明日常生活和詩歌在從前和現在都有著密切關係?    
    北島:其實用所謂日常語言寫詩,進入詩歌後已經不再是日常語言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正如革命話語進入我們的詩歌,也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革命話語,它早被我們的寫作顛覆了,雖然還保留著某些陰影。日常生活和詩歌當然有關係,但絕不是物體和鏡子的關係。    
    


附錄沒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靜

    翟: 現在想起北京,還是像你書裡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嗎?    
    北島:嗅覺比其他感官的記憶更持久。剛開始連做夢的背景都是北京。時間一長,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氣味。在外邊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復存在,也就是說,我再也找不到那個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十三年後我第一次回北京,連家都找不著了。冬儲大白菜不見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記憶裡,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記》描述了在歐洲的四年裡,換了七個國家,搬遷十五次,我從中讀到的是你的苦悶和無奈。當時靠什麼力量扛過來的?    
    北島:我們這些作家當年被批判也好被讚揚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備受矚目。突然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什麼也不是。這種巨大的反差,會特別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關。慢慢的,心變得平靜了,一切從頭開始——作一個普通人,學會自己生活,學會在異國他鄉用自己的母語寫作。那是重新修行的過程,通過寫作來修行並重新認識生活,認識自己。    
    翟: 有沒有絕望的時候?    
    北島:當然有。我喝酒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在北歐喝很多威斯忌,有時覺得這晚過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來,鬆口氣——總算又熬過了一夜。    
    翟: 持續了多久?    
    北島:頭兩三年。加上北歐氣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處遊歷、搬家,一直帶在身邊的,最珍愛的東西是什麼?    
    北島:中文。這是惟一不能丟的行李。    
    翟: 你走了這麼多國家,覺得哪裡最適合詩人生存和創作?    
    北島:哪兒都不適合詩人生存。如果不談詩人,作為移民,在美國生活要容易些,歐洲比美國排外得多。美國雖有很多問題,但好處也多。比如,像我這樣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國大學教英文寫作,這在歐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歡什麼職業?    
    北島:沒有喜歡的職業,但這話得看當時的歷史條件。我當建築工人時,最羨慕的活是燒鍋爐看水泵的,因為有時間讀書寫東西,但一直沒輪上我;後來當編輯,夢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願。    
    翟: 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說,生活在美國的好處是,他不必向給他錢的人道謝,詩人和學者都是乞丐,但他們把乞討的苦差推給了校長。    
    北島:但問題是,詩人和學者因為不用親自乞討,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業精神,用不著流浪,有吃有喝的,轉而成了施主,傳教授業,居高自傲。這種階級成份的轉換,必有後患。    
    翟: 說說在美國大學當駐校詩人的事情。    
    北島:我嘴笨,不適合當老師,但總比刷碗強。我在美國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所私立學院Beloit當駐校詩人,每年在那兒待兩個月,教詩歌創作和中國當代詩歌。創作課分兩部分,一是分析大師的作品,二是討論學生自己的詩。當場討論他們的作品,對我是很大的挑戰,往往會因為一個詞不懂而卡在那兒。我要求他們提前把詩交給我,我先查字典把詩看懂了再說。混久了就好多了,一個詞不懂也沒關係,大概知道他們在寫什麼。    
    翟: 現在有沒有來自生活的壓力?    
    北島:像我這樣的第一代移民,面臨很多壓力:父親病重,孩子要上大學,加上美國經濟不好,教職不穩定。我曾做過很多工作,比如在紐約和一個舞蹈團合作,在加州為法庭的中文口譯出考題,給BMW汽車寫頌詞,等等。我沒什麼可抱怨的,現在這個工作收入還行,雖沒有醫療保險和養老金,好處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數時間屬於自己。    
    翟: 你早期寫了些情詩,後期不再寫愛情了,你的感情經歷和詩歌真的分開了嗎?    
    北島:寫情詩大概只能在青年時代。那時,生活經驗和寫作很密切,到了一定歲數兩者逐漸分開,變得曲折隱秘了,沒有年輕時那麼直接。    
    翟: 以後會再寫愛情詩嗎?    
    北島:不知道,生活和寫作都是不可預測的。    
    翟: 現在誰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島:女兒。我對女兒有負罪感,我生活的動盪以及婚姻上的問題,對她影響很大。我離開她時她只有四歲,十歲來美和我團聚,十五歲又回到北京,十七歲再搬回美國,像個小流浪兒,在該得到父愛時沒有父愛。記得剛和女兒分開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變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聽見孩子哭,一聽見就跑,實在受不了。    
    翟: 她讀你的詩嗎?    
    北島:很小的時候會背一兩首,長大了就不讀了。    
    翟: 我喜歡你寫給女兒五歲生日的那首詩,你女兒認同你的詩人身份嗎?    
    北島:她沒這個意識,有時還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讀國際學校時,她的中文老師和英文老師都要教我的詩,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讓我吃驚的是,她最近開始寫詩了。那是青春期騷動跨國遷徙和文化震盪所致,倒是很自然的,應該和我沒什麼關係。    
    翟: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麼安排的?    
    北島:上午寫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讀書學英文,給女兒做飯,晚上租個錄像帶看,算是休息。    
    翟: 現在讀中文多還是英文多?    
    北島:當然還是讀中文多。但出於生存需要,強迫自己讀《紐約時報》,其英文簡潔明快。另外讀點英文小說什麼的,出於工作需要,有時也讀讀英文詩。總之,平時犯懶,一到關鍵就得臨陣磨槍。    
    翟: 什麼時候最想寫詩?    
    北島:很久沒寫的時候,有種恐慌,就像學業荒廢的感覺之於讀書人一樣。    
    翟: 喜歡和身邊的人談詩嗎?    
    北島:不喜歡,詩是不能談的東西。      
    翟: 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麼?    
    北島:失去親人。我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時才二十三歲,我二十七歲。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覺得,後來寫詩辦刊物都和這事有關。兩年後我和朋友創辦了《今天》。     
    翟: 如果讓你現在給「幸福生活」下個定義,會是什麼?    
    北島:記得年輕時讀普希金的詩:沒有幸福,只有自由與平靜。我一直沒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歲月風霜,才體會到其真正含義。沒有幸福,只有自由與平靜。    
    


附錄北島創作年表

    北島創作年表    
    1949年	生於北京。    
    1966年	因文革中斷高中學業。    
    1969-1980年	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工人,其中混凝土工五年,鐵匠六年。    
    1970年	開始寫作。    
    1974年	完成中篇小說《波動》初稿。    
    1978年	完成第一部詩集《陌生的海灘》,自己油印出版,印數    
    	一百本。    
    	同年年底,和芒克、黃銳創辦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其    
    	早期詩作、短篇小說和《波動》首次發表在這裡。    
    1979年	《波動》定稿。    
    1982年	完成詩集《峭壁上的窗戶》。    
    1983年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波動》及英譯本。    
    1986年	完成組詩《白日夢》。    
    	廣州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北島詩選》。    
    1987年	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歸來的陌生人》。自1987    
    	年至1988年,在英國杜倫大學做訪問學者並教書。    
    1988年	初次訪美,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訪問作家。    
    1989年	四月到舊金山開會,應德國DAAD邀請在柏林住四個    
    	月,再到挪威奧斯陸大學任訪問學者。    
    1990年	獲瑞典筆會圖卓爾斯基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居住九個    
    	月。完成詩集《舊雪》。自1990至1991年,在丹麥奧爾    
    	胡斯大學教書。    
    1992年	在荷蘭萊頓大學任駐校作家。完成詩集《走廊》。    
    1993年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詩集《在天涯》,收入《舊雪》    
    	和《走廊》。應法國文化部邀請在巴黎翻譯法國詩歌,同    
    	年八月搬到美國,在東密西根大學任傑出客座教授。    
    1994年	在密西根大學國際中心任訪問藝術家。參與創建國際作    
    	家議會並擔任理事。    
    1995年	搬到加州戴維斯,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系任客座    
    	教授兩年。    
    	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午夜歌手·北島詩集  一九七    
    	二·一九九四年》。    
    1996年	完成詩集《零度以上的風景》,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被美    
    	國文學藝術院選為終身榮譽院士。    
    1997年	參與籌備第一屆香港國際詩歌節。    
    1998年	完成詩集《開鎖》及散文集《藍房子》,由九歌出版社出    
    	版。獲美國古根漢姆獎金。    
    2000年	完成散文集《午夜之門》。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任訪問    
    	藝術家。自同年秋天起在美國威斯康辛柏洛伊特學院英    
    	文系教創作課,並任駐校詩人至今。    
    2001年	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任客座教授。    
    2002年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大學東亞系任客座教授。獲摩洛哥詩    
    	歌之家阿格那國際詩歌獎。    
    2003年	為柏洛伊特學院組辦第二屆國際詩歌節。    
    2004年	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英語系任客座教授。

<<失敗之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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