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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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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歷史一個公道: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這是一本「令魯研界汗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作者韓石山有「文壇刀客」之稱,近年來韓石山潛心於現代文學研究,本書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 
  主要講述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爭論,揭示以魯迅與胡適為代表的,兩大文學陣營之間的衝突與鬥爭。再現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與熱鬧場面,從「撤稿事件」、青年必讀書的爭鬥、女師大學潮中的鬥爭、閒話事件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對兩大學術陣營所代表的思想性進行了分析研究。重現了當年活躍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間矛盾與鬥爭。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出版                  
  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韓石山的新作《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10月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正式出版。這是一本作者稱之為「令魯研界汗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 
  本書作者韓石山以小說成名,後又寫散文、文學評論,有「文壇刀客」之稱。近年來韓石山潛心於現代文學研究,本書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雖然在書中作者觀點尖銳,可是行文卻文字卻平和、從容不迫。作者力圖用史實說話,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是簡單的歸類,而是從史實的翔實考證中得出他的觀點。這種資料的引用並非截首鋸尾,一葉障目式的自言自語,總能找到事實的幫襯。 
  本書主要講述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爭論,揭示以魯迅與胡適為代表的,兩大文學陣營之間的衝突與鬥爭。再現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與熱鬧場面,從「撤稿事件」、青年必讀書的爭鬥、女師大學潮中的鬥爭、閒話事件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對兩大學術陣營所代表的思想性進行了分析研究。重現了當年活躍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間矛盾與鬥爭。書中並客觀分析了魯迅如何從一個作家、學者如何發展為黨的文化領袖這一歷程。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次直面魯迅前期歷史的專著。   
  序:還歷史一個公道   
  研究魯迅,對我來說是一次學術訓練。 
  我不否認我有事先的看法。相反,我還很尊重我事先的看法。因為它是從平日的閱讀和思考中得來的。 
  但我也絕不固執事先的看法。從這點上說,我更尊重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科學的方法。你認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學的,即便得出的結果與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棄成見而承認這最後的結果。這個科學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八分材料不說十分話。一切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不誇大也不遮掩,盡量還原歷史,呈現歷史的本來面貌。 
  作為一個過去時代的人,魯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複雜的,有過堅守也有過轉變。他有他的光榮,也有他的悲哀。 
  有兩點是要先作說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魯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個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個大的歷史時期站在什麼立場,起過什麼作用。二是我把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後魯迅已兼具革命戰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範圍。 
  還有一個考慮,也不能不說。過去因為尊崇魯迅,以為魯迅從來是正確的,把跟他有過爭論或對立的人,全貶為落後或反動,這樣做太對不起歷史了,也太對不起那些曾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過貢獻的個人了。 
  還魯迅一個公道,也是還歷史一個公道,還歷史上許多人物一個公道。 
  作者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潺湲室     
  胡適和魯迅同時來到歷史的交叉路口   
  要不要把胡適趕出北大課堂(1)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學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裡,後來成了著名歷史學家的顧頡剛,與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正在商談,是不是要將一個叫胡適的新教授從北大哲學系的課堂上趕走。 
  兩人雖住在同一宿舍,卻不是一個系的,顧是哲學系,傅是中文系。這一年顧二十四歲,傅二十一歲,同是二年級學生。他們不知道他們後來的事業,更不會知道他們商談的事情,將決定北京大學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顧頡剛說,他們系這一學期來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適,是美國留學生,原先的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這位新教授卻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同學們都說這是割斷中國哲學史,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北京大學講哲學史呢。同學們想將這位教授趕走,他自己倒是覺得胡先生講課還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對方去聽聽課,做個評價,以決定是不是將這位新教授趕走。 
  同是二年級學生,僅是學科不同,且顧還要長傅三歲,為什麼顧要如此鄭重地向傅請教以做定奪呢? 
  這就要說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極高,十一歲時讀完十三經,許多篇章都能背誦。在北大預科三年,已顯出不凡的才學。和他同年級,後來成了著名文史學家的毛子水曾說過:在北大讀預科時,傅曾對他說過:「張皋文在清代學者中,文章和學問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對傅所說的第一的含義雖不甚明確,但頗驚駭他誦讀的廣博,見解的卓異。其時北大預科尚是桐城派經學大師的天下,如此深厚的舊學功底,自然受到老學究們的青睞,新學生們的欽羨。此後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舊學,只是治學方法有所不同。這樣一來,入本科後傅斯年又交了好運,很快便成為劉師培、黃侃、劉漢章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門生,尤其黃侃,更是視其為高足。傅斯年在學生中的聲望,較預科時更其彰顯。 
  再則,傅斯年在學生時期,就表現了極強的組織能力,是鬧學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說在後幾年的五四運動中,此人是集會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就在跟顧頡剛談話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趕教授的壯舉。據北大同學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說沒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審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負,聽了顧頡剛的話,同意去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不是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課堂趕走。認真地旁聽了幾次課之後,傅斯年對那些要趕走胡適的同學們說: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當然了,胡適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不能說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對於一個剛剛回國的留學生來說,若是一出馬便失了前蹄,從馬上栽了下來,對日後事業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個莫大的障礙。可貴處還在於,傅斯年從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沒向胡適說過。傅斯年去世後,胡適在懷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無動情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聽過胡適的課之後,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景仰,從此之後,便疏遠了黃侃等太炎門生,投奔到胡適麾下。不時趨訪,請教學問,縱論時局。正是在胡適的家裡,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而不在一個系裡的羅家倫。在上引的文章中羅說: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瞭解,卻在胡適先生家裡。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要不要把胡適趕出北大課堂(2)   
  顧頡剛勸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否將胡適趕走,在其起始,確實算不得大事,但誰又能料到,後來會有這一連串的結果呢。小事中每每隱匿著大的歷史事變的開端,可惜這樣的見微知著,常是許多歷史學家事後的聰明。 
  胡適晚年也談到了北大的新舊兩派。在與胡頌平談到清華出身的張蔭麟時,胡頌平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胡適說:「不,北大裡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是出於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後來還有馬敘倫。馬敘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胡適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63頁)還有一件小事,也頗能說明當年北大新舊兩派之間的對峙與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羅家倫響應新文化運動,辦起《新潮》雜誌,陳獨秀對他們仍是心存疑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新潮》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錄》第376頁)傅斯年的轉變,其意義在於,肇始了太炎門生在北京大學地位的衰落,開啟了北大學術史上的一個新紀元,那就是留學英美的一批自由主義學者,終將成為北京大學真正的主宰。而這批自由主義學者,和太炎門生的抗爭,也必然會越來越激烈,其中有學術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見解的歧義,有私人間的意氣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糾紛。就大勢而言,卻是先進文化思想與傳統文化思想的抗爭。起初是學術的抵牾,後來便演變成思想認識的衝突,最終便是社會立場的異途。 
  當然,兩派明火執仗的對立與打鬥,是在多年之後。歷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著一次大的事業,暫時需要他們同心合力來做,之後才會讓他們分其道而揚其鑣。 
  這件大事,便是兩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創建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繁榮景象。   
  北京大學學術流派的變遷(1)   
  利用這個間隙,讓我這從未窺過北大門牆的村儒,來談談北京大學文科學術流派的變遷。 
  北京大學文科學術的變遷,從建校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致經過三個時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學家稱霸的時期,一是太炎弟子稱雄的時期,一是英美留學生風光的時期。太炎弟子稱雄的時期,也可以稱為留日學生稱雄的時期。之所以不給出精確的時間界限,是因為這三個時期只是相對而言,它的特徵是明顯的,它的過渡又是從容的。大體說來,從北大創辦直到民國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學家稱霸的時期。民國建立,蔡元培執掌教育部之後,便開始了太炎弟子稱雄的時期,這一時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之後,仍在繼續著,但同時也開始了英美留學生風光的時期。 
  也不是不可以給個確切的分期。北大創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學家稱霸就不用說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錫祺被委任為文科學長,此時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發展的力量。此後近十年的時間,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門生的天下。隨著歸國的英美留學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門生的不可依仗,遂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適為北大教務長,可說是正式開啟了英美留學生風光的時期。這種風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個北大。 
  於此可知,太炎門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稱雄時期之長。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師大風潮之後,太炎門生的勢力才衰微下去,逐漸為歐美留學生所取代,成為北大學術力量的中堅。從此之後,北京大學才走上了現代大學的途程。以中國這樣一個老大帝國,以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傳統根基深厚的舊式大學堂,能歷經多次巨大的時局動盪,用短短二十幾年時間走上現代大學的途程,也可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了。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捲上,刊有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的《職員名錄》,我們且將文科學長以下,文預科教授以上的教員名單開列如下。兼職教授不計,後面的留學國別是我加的。 
  文科學長陳獨秀四十安徽懷寧留日文本科教授賀之才三十三湖北蒲圻留比文本科教授顧兆熊三十京兆留德文本科教授黃 節四十一廣東順德未留學文本科教授徐寶璜二十五江西九江留美文本科教授張相文五十三江蘇泗陽不詳文本科教授葉 瀚五十七浙江杭縣未留學文本科兼預科教授朱家驊二十六浙江吳興留德文本科兼預科教授關應麟四十三廣東南海不詳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主任又兼國文英文二門研究所教員胡 適二十八安徽績溪留美文本科教授兼哲學國文二門研究所教員陳漢章五十四浙江象山未留學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教員陶履恭三十一直隸天津留英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教員陳大齊三十四浙江海鹽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教員康寶忠三十三陝西固城不詳文本科教授兼哲學國文二門研究所教員馬敘倫三十四浙江杭縣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教員章士釗三十七湖南長沙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學門研究所教員朱希祖四十浙江海鹽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黃 侃三十三湖北春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錢玄同三十二浙江吳興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周作人三十五浙江紹興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吳 梅三十九江蘇吳縣未留學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劉師培三十四江蘇儀征留日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門研究所教員衛而遜二十八留美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門研究所教員辜湯生六十二福建同安留英文預科教授馬裕藻四十一浙江鄞縣留日文預科教授楊敏曾六十一浙江慈溪不詳文預科教授朱宗萊三十八浙江留日文預科教授沈兼士三十二浙江吳興留日文預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主任沈尹默三十六浙江吳興留日以上文本科和文預科教授共二十九人,除衛而遜和辜湯生為英文門教授外,共二十七人。其中留學日本的十三人,太炎弟子十人,留學歐美的六人。再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是,留學歐美的年齡大都在三十歲以下,年齡最大的陶履恭不過三十一歲,年齡最小的徐寶璜才二十五歲。還有一個不用統計也能看出來的特徵是,年齡越大的有留學經歷的越少,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桐城派的遺存了。比如楊敏曾,六十一歲,雖未查出他的履歷,怕只能作如是觀。朱宗萊即前面羅家倫提到的朱蓬仙。 
  這樣,北京大學文科學術變遷的歷史,也就大致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了。像傅斯年這樣的優秀學生,捨棄黃侃這樣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適的麾下,也就不難理解了。 
  要特別強調的是,留日學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對北大學術發展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們取代桐城派老學究,可說是北京大學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們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學術地位,為北大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尤其是國學門研究所,其組建之正規,成績之紮實,多少年之後,仍引起後輩學人的關注。台灣學者陳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就是一本這方面的研究專著。從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國學門研究所的主任是沈尹默,教員即研究員有胡適、陳漢章、馬敘倫、黃侃、錢玄同、周作人、吳梅、劉師培。除了胡適、吳梅等人之外,幾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   
  北京大學學術流派的變遷(2)   
  對北大學術歷史的源流,對太炎弟子的歷史功績,陳以愛有精到的論述:20年代主導北大文科的太炎門生,多是浙江人。他們具有相當濃厚的舊學根底;又因留學日本,對西學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批學者於辛亥革命前返國,靠了同門的關係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學任教。1913年後,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學者為了打擊桐城派的舊勢力,將這批太炎門生相繼延攬到北大,使他們頓時成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證之學也因而成為文科的主要學風。當1916年底,章太炎的舊交、同樣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太炎門生的地位益形鞏固。陳獨秀、胡適在北大鼓吹新文學時,也因為得到不少太炎門生的響應支持,在《新青年》踴躍投稿,才使文學革命的聲勢大張,新文化運動得以席捲全國。曹聚仁謂太炎弟子是新文學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術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是有根據的說法。(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不光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國學研究的倡導者,此中原委,陳以愛是這樣說的:1917年被聘為北大教授的留美學生胡適,在初進文科時,對這批太炎門生也表示相當的尊重。胡適治中國哲學史,對章太炎的相關著作十分熟悉,這使他與其他同事相處時,具有學術交流的共同語言。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國學」的研究價值與發展前景這些核心而關鍵的問題,引起學者的熱烈討論。面對西學的強烈衝擊與挑戰,胡適提出今日當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以期在乾嘉考證學的基礎上,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的科學方法結合起來。胡適的這種融和中西的主張,獲得大部分同事響應,「整理國故」立時成為傳誦一時的學術新口號。(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對太炎門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門生對胡適的態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說,從進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門生對胡適其人就是有成見的。原因很簡單,胡適是陳獨秀向蔡元培力薦之下才來到北大的。在太炎門生們看來,陳獨秀連當北大教授的資格都沒有,竟當了文科的學長(文學院院長)。一九一九年四月,陳獨秀辭職,表面看是因為私行不檢,以致受到輿論與同事的攻擊,不得不離開北大。實際上,驅陳最力的,乃是太炎門生的中堅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陳獨秀與同是安徽籍的胡適結為一體,預知必然對浙江籍的太炎門生們不利,必欲驅之而後快。正好陳獨秀私行不檢點,授人以柄,其去職也就成為必然。胡適學歷高,人緣好,要下手就不那麼容易了。但胡適也分明感覺到了來自太炎門生的壓力,他所以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正是為了在陳獨秀去職之後,能在北大站住腳跟。若不是他表現得這麼優秀,真說不定下一個被驅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適了。看看胡適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處境,也就可能想見,日後如果得志,胡適會對太炎門生持何種態度了。陳以愛說:事實上,在整個20年代,這些留日的太炎門生不僅主導了國學門的發展方向,而且透過控制北大評議會,他們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較之下,胡適雖曾出任《國學季刊》的主任編輯,但隨著新文化運動以後胡氏在知識界聲望的日漲,他和沈兼士等人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在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胡適在國學門逐漸被視為圈外人,對國學門的事務實際上是無法置喙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82頁)有人或許會說,這些太炎門生也太霸道了,品質上也太差了。不能這麼說。時代的更遞,舊與新的不睦,本是歷史的必然,不是誰的品質好,誰的品質不好所能改變得了的。 
  這樣,就把新文化運動初期,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早期留學東洋歸來的太炎門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終導致破裂的原因也說清楚了。綜合兩個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為什麼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五四」之後沒有幾年,就起了紛爭,最終分道揚鑣。 
  近世以來,留學熱潮和中國政局的變革,思想文化的嬗遞,其中的關係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幾乎可以說,每一次大的留學浪潮,過後都會在中國本土引發一次或幾次大的社會變革。現代的社會理念,是中國本土產生不出來的。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麼去做官從政,要麼去研究學問,被逼得沒辦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過是參與民間的起義,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會想到以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去取代舊的社會制度。只有學習了西方的社會理論,才會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會有廢除專制獨裁,實現民主政治的舉措。大體可以這樣說,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發了辛亥革命,繼而引發了民國初年的憲政運動。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運動為高潮的新文化運動,則可以說是以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主發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三位主將級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陳獨秀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這三個人不同的出處,絕不能說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順便提一下,從出生年份上說,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陳獨秀一八七九年,胡適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歲。從功名上說(假設學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進士,陳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主要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的參與。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後,這批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上層的改組,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學學術流派的變遷(3)   
  凡事都不是絕對的。就是五四運動之後,也還有留日的潮流,只是與留學英美的潮流比較起來,已大為遜色了。 
  留學英美的浪潮,若不說更早的國派留學,可說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華學校設立後,隨著一批批清華學生的放洋,社會上也就掀起了一個新的留學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中說:「清華學校成立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而美國退還庚款則始於一九○九年,故在清華未成立及未有畢業生以前,於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舉行三次甄別試驗,所考之科目皆准當時中學畢業入大學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數,計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後繼續派送該校學生,至一九二四年已達六百八十九人。」胡適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學生名額而去了美國的。徐志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費去美國的。梁實秋是一九二三年清華畢業赴美留學的,與梁實秋同船赴美的有謝冰心、吳文藻、許地山、顧毓等數十人。正是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學生的歸來,將已然掀起的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推到一個新的高潮,一個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預示著桐城派的沒落。 
  英美留學生的歸來,也就必然預示著留日學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歷史就是這樣更替的,誰也阻擋不了。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朱紅大門裡,走出了一個矮個兒、蓄著濃濃的如隸書一字黑鬍鬚的中年人,他就是後來在大陸編寫的現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地位最高,聲名最大,非議也最多的周樹人先生,筆名魯迅者是也。   
  魯迅的幸與不幸(1)   
  從教育部出來,魯迅回到位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獨自一人住著三間房子,他叫它補樹書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錄古碑帖來打發時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搖著蒲扇坐在院裡的槐樹下,仰頭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蟲每每冰涼的落在他的額頭上。 
  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魯迅已是三十六歲的中年人了。此時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奏了效,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 
  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時期的好朋友,同為太炎門生的錢玄同來訪,談到夜半時分始離去。兩人有這樣一番對話: 
  「你抄這些有什麼用?」錢玄同翻著魯迅古碑的抄本。 
  「沒有什麼用。」魯迅說。 
  「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這番對話,後來魯迅把它寫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裡。接著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在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僅沒有人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幾番交談之後,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這便是轉年四月間寫的小說《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出了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 
  這是魯迅的幸。若沒有《新青年》的創辦,沒有較早參與《新青年》編務的錢玄同的督促,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譯出版《域外短篇小說集》的老文學青年,會在抄古碑的日子裡銷蝕下去。 
  正是這些短篇小說,奠定了魯迅最初的聲名。 
  魯迅是教育部的僉事,這是個不小的官兒,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參與新文化運動,保持一種局外人的心態,也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的麻煩了。 
  魯迅的不幸在於,後來以兼職的身份進了北京大學教書,這就把他拖進是非的漩渦裡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魯迅引進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魯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從南方叫到北京,進了北大。初來時,因是四月間,只有美學課需人,此外便是預科的國文,這些課周作人說他都不能勝任。當時國史館剛由北大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元培讓他去做編譯員,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轉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學期的課程,系主任馬幼漁想讓周作人開一門叫中國小說史的課,每週兩小時,周作人答應了。回家和魯迅說起,覺得哥哥去教更為合適,魯迅說去試試也好。魯迅的本事,馬幼漁是知道的,自然不會見怪周作人的舉賢不避親。八月六日晚間,馬幼漁便將北京大學的聘書送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交到魯迅手上。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現任官員,屬兼職,按北大的規定只能聘為講師。當年的講師和教授,沒有學術資格上的差別,只是專職與兼職的區分。 
  如果說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學,蔡元培剛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種改革措施紛紛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門生的矛盾還不怎麼彰顯的話,經過五四運動,隨著更多的英美留學生進入北大,這種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鬥爭,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為北大老人中,還有一部分是留學法國的,而這些留學法國的,和留學日本的,有著同一淵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後去法國),因此有些書上,將英美派與太炎門生的矛盾,擴大一點稱作與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點,也可說是新派與舊派。 
  魯迅一進入北大,以他的留學出身,師承,還有籍貫,很快便和太炎門生們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門生。對新派人物取怎樣一種態度,也就不難想見了。其時北大舊派的勢力還是相當大的,只能說新派對舊派造成一種心理上的威脅,卻不能說新派主動對舊派施以攻擊。至於舊派對新派的攻擊,周作人晚年談到蔡元培時是這樣說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裡邊先有人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排斥舊的意思,舊的方面卻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裡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文的緣故,便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了。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罵,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直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給蔡孑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個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知堂回想錄》第523頁) 
  新派對舊派心理上的威脅,最典型的例子該是劉半農的留法讀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記述: 
  現在要講劉半農,這也與胡適之有關,因為他之成為法國博士,乃是胡適之所促成的。我們普通稱胡適之為胡博士,也叫劉半農為劉博士,但是很有區別,劉的博士是被動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憐憫的性質。胡的博士卻是能動的,純粹是出於嘲諷的了。劉半農當初在上海賣文為活,寫「禮拜六派」的文章。但是響應了《新青年》的號召,成為文學革命的戰士,確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於位,遂想往外國留學,民九乃以公費赴法國。留法六年,始獲得博士學位,而這學位乃是國家授與的,與別國的由私立大學所授的不同,他屢自稱國家博士,雖然有點可笑,但這是可以原諒的。(《知堂回想錄》第358頁)   
  魯迅的幸與不幸(2)   
  這兩則資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書,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對胡適的態度不能不受時局的影響,他本人是太炎門生,筆下不會不有所倚側。稱劉半農為博士是同情和憐憫,稱胡適是嘲諷,這心態先就不對。除去這兩點,應當說所記基本是實情。至於說英美派紳士即胡適等人,看不起劉半農且明嘲暗諷,怕言重了。心裡看不起,臉上或許會不屑,言語上怎樣傷害,想來不會吧。他們的存在,他們與日俱隆的聲譽,對劉半農這樣沒有留學經歷,且與太炎門生們過從甚密的教授,無形間就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再就是,劉半農不前不後,恰於「民九」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學,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運動的熱鬧勁兒過去了,要在北大這樣的學術重鎮生存,憑靠的不是一時的痛快,而是學術上的建樹,這樣的情勢之下,劉半農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資歷了。就是英美派紳士不明嘲暗諷,自己還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嗎?只能說劉半農是個有上進之心的人,是個能與時俱進的人。這一點,他比那些太炎門生們,要高明多了。這與他當時年齡不太大也有關係,劉半農當年不過二十九歲,與胡適同年出生。 
  黃侃的心態就是魯迅的心態,劉半農的處境就是魯迅的處境,還沒有進入北大,魯迅的心態和處境,已大致確定了。這是我們事後的分析,當時魯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經過四個月的準備,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高高興興地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講堂,講起他精心準備的中國小說史了。 
  這就是魯迅的不幸。沒有趕上昔日的輝煌,卻恰好承擔了今天的艱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負與才學讓他一時還感受不到歷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更讓他興奮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時矣。只有當豪華落盡之際,才會感到歲月的無情,人生流轉的無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個大的時代,對魯迅的處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   
  這就要說到中國了。 
  中國學術界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說什麼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這些概念,就沒有明確的定義,至少它們的異同,各自的起止時間,就沒有準確的界定。還有的,一說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運動包含著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又超出了五四運動的時間,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應當是一個概念,只是說新文化運動時省略了「五四」兩個字。 
  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海外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大都有所涉及。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研究所的周策縱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六○年出版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被譽為「一本材料翔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 
  他認為一九一七年陳獨秀辦《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把五四運動的終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運動終止的時間,應當比這要晚些。 
  香港學者陳萬雄寫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陳獨秀辦《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認為,五四運動廣義上包括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陳萬雄的書,不是一本成體系的著作,是本論文集,沒有確定新文化運動的終止時間。 
  美國學者J.B.格裡德的《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對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給了明確的界定。他說:「我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前後大約是十二年,即從處於政治分裂和軍閥主義邊緣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一年中國至少名義上重新統一在自稱為早期革命繼承者的國民政府之下。」(第235頁) 
  止的原因他說了,始的原因,他說是因為這一年年底,袁世凱「發動一場運動復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共和被強姦,但使袁的帝制陰謀最終受挫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敵對軍閥和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凱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軍閥割據,全國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就連他的政府曾經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隨著國家的分裂而不復存在」。(第236頁)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各界人士,便起來尋求救國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這場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是一九一五年還是一九一七年,差別不大,承認五四運動是它的高潮就行了。關鍵是,這位美國學者給了個終止的時間,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我以為,還是將一九一七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較為恰當。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九一七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到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這十年的時間。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五四」之後,經過兩三年的一個平穩的過渡時期,大體上說,到了一九二四年,就進入它的後期了。 
  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期,魯迅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此後,因為與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個一個接連鬧翻,對新文化運動也就取一種疏離、厭惡乃至敵視的態度了。     
  胡適:如今我們回來了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1)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這是胡適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寫在日記上的一段話。註明是《伊利亞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從該書中摘錄的。日記中說,英國十九世紀的宗教改良運動未起時,其未來的領袖紐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將其所作的宗教詩歌合為一集,紐曼取荷馬詩中這句話題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日記中又說,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多年後,胡適又一次重譯這句話時,作了稍許的改動。那是他為清華二十週年校慶的題辭:「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並加了注說:「當英國『牛津運動』初起時紐曼取荷馬此句題他和幾個同志的詩集,我現在也用這句話來祝清華二十週年紀念。」 
  還是後來的翻譯,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適離開綺色佳(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起程回國。回國前三個月寫在日記中的這個名句,可說是胡適彼時對所有留學生的期許,也可說是對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國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隨後又發表多篇詩文,胡適已是國內文化界矚目的新銳人物了。正因為有此聲譽,前一年年底剛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延攬這位剛剛畢業的留美博士,為他正在銳意改革的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一個未曾謀面的留學生,僅憑看過幾篇文章,便聘之為教授,這在北大乃破格之舉。未回國之前,胡適已然知曉北京正在開展的新文化運動的局面。他這樣說,該是多大的氣魄。 
  是這樣說了,後來也就這樣做了。 
  胡適回國後十多年的作為,這裡就不說了。要說的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或者說應給他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美國學者J.B.格裡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 
  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適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力作。書名中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指的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書中對胡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公允翔實的論述。在該書第三章《文學革命》中,說到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用,還有他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 
  20世紀最初10年的後期,這場生機勃勃的反傳統運動之物質的與精神的中心就是國立北京大學。1917年秋,胡適入北大文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1916年年底以後,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長,他為把北大提高到其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傑出地位做了重大貢獻。他的願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學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觀點的學校。由於他本人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激進派,一位轉向革命的古典學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懷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陳獨秀(1879—1942),這位受過日本和法國教育的《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和主編,被任命為文科學長。李大釗(1889—1927)與陳獨秀一起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早期中國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來入法學院。教授語言學的錢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漢語語言學家,章炳麟的門徒,他自稱自己是「錢疑古」。他也是最早湧現出來的和最熱情的新文學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員中還有受過英國訓練的社會學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過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還有,既在北大教書又是與北大集團來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氣的兄長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是位相當有才華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間芸集北京的正是這批非凡的青年人。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他知道,無論他說什麼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那些日子裡——也會得到人們恭敬的聆聽。(《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85—86頁) 
  這個稍嫌冗長的敘述,畫出了一幅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將帥圖。蔡元培是當之無愧的主帥。對陳獨秀的作用,雖著筆不多,將他列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卻是恰當的。《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這兩個身份點到了,也就足以說明他的作用。李大釗、錢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魯迅,一個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而胡適,卻是這個「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或者說是主要責任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曾有過一次沒有交鋒的論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文化界發生過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將參戰的文章輯為一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成書前請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陳序寫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寫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時兩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陳的序後,有不同意的地方,寫了篇《答陳獨秀先生》讓陳看了,陳寫了篇《答適之》,這兩篇小文章,作為「附註」附在兩篇序文的後面。相互辯駁的文章,一個最大的遺憾是,若不能無休止地辯駁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總會佔點便宜。這次的情況恰是這樣。為書寫序,書出來了,就等於辯駁停止了。陳獨秀的《答適之》寫在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之後,就佔了這樣一個便宜。文中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2)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這樣的話,胡適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書出來了,辯論停止了,也就沒辦法了。這不受用存在心裡,總有一天要了結的。胡適這個人,只要他認為有道理的,遲早總要說出來。他要說的道理,總有地方可以說。 
  不到一年,機會來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為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寫導言時,便把他的這股不平之氣放了出來。文中引用了陳獨秀上面那段話之後,接著說:獨秀這番話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的立場上說的。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可以解釋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臨濟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門徒們,在他們的禪林裡聽講,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種生辣痛快的白話文來記錄他們老師的說話,就開創了白話散文的「語錄體」。這件史實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相干!還有明清以來一些文學流派的發達,也和產業的發達與否,人口的集中與否,沒有什麼因果的關係。於此可知,文學史上的變遷,「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語),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而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的。 
  在分析了白話文運動起來的各種原因之後,胡適一點也不抹煞個人在這一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陸九淵的一句話,說是:「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靜、陸子敬,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意思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大點兒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有他胡適的參與和沒有他胡適的參與,是不一樣的。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離開美國前,在日記中引用前人的話所表達的心志:我們這次回來了,事情就不一樣了。 
  說過上面的話,接下來說: 
  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來記載一個思想產生的歷史。這個思想不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從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到凱約嘉湖上一隻小船的打翻;從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哲學,到一個朋友的一首打油詩;從但丁(Dante)到卻叟(Chaucer)馬丁路得(Martin-Luther)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國語文學,到我兒童時代偷讀的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種種因子都是獨一的,個別的;他們合攏來,逼出我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來。我想,如果獨秀肯寫他的自傳,他的思想轉變的因素必定有同樣的複雜,也必定不是經濟史觀包括得了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17頁) 
  上面提到的幾組事件,每一個相對應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兩件與胡適自己有關。毋需一一詮釋了。單說「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和「凱約嘉湖上一隻小船的打翻」吧。 
  胡適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文章一開頭就說,提起當時討論「文學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時清華學生監督處的一個怪人。那個人叫鍾文鰲,是一個基督教徒,受了傳教士和青年會的很大影響,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做書記,職務是每月寄發各地學生應得的月費。鍾想利用他發支票的機會來做一點社會改革的宣傳,便印了一些宣傳品,和每月的支票夾在一個信封寄給留學生們。他的小傳單有種種花樣,大致是這樣的口氣: 
  「不滿二十五歲不得娶妻。」 
  「廢除漢字,取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支票是留學生們每月渴望的;可是鍾文鰲先生的小傳單未必都受他們的歡迎。留學生們往往拆開信,把支票抽出來,就把這個好人的傳單拋在字紙簍裡去。 
  「可是鍾先生的熱心真可厭!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總照樣夾帶一兩張小傳單給你。」胡適平時是厭惡這種青年會宣傳方法的,總覺得他這樣濫用職權是不應該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張傳單,說中國應該改用字母拼音;說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適一時動了氣,就寫了一封短信去罵他,信上的大意是說:「你們這種不通漢字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工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 
  這封信寄出去之後,胡適就有點後悔了。等了幾天,鍾文鰲先生沒有回信來,他更覺得不應該這樣「盛氣凌人」。心想,這個問題不是一罵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說鍾先生不夠資格討論這件事,夠資格的人就應該用點心思才力去研究這個問題。不然,就應該受鍾先生的訓斥。 
  那一年恰好美國東部的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適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他就同趙元任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元任專論「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胡適的題目是「如何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3)   
  當時胡適並沒有明確的改良中國文字的主張,只是覺得這個問題應當討論。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開始和梅光迪等人討論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問題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話文的理念已基本確立。而一件小事的發生,又將他逼到決心試做白話詩的路上去。 
  這年七月八日,任叔永、陳衡哲、楊杏佛等人在美國凱約嘉湖上搖船遊玩,近岸時小船翻了,又遇著大雨,雖說沒傷著人,大家的衣服全濕了。任叔永做了一首名為《泛湖即事》的四言長詩,寄給在紐約的胡適看。經過一番書信往還,胡適故意要氣氣這位好朋友,便寫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詩回答他。此為胡適做白話詩之始。 
  趙家璧找人分頭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各集時,找的都是在這方面最為權威的人士。新文學的「建設理論」,當然非胡適莫屬了。胡適也不客氣,全集收文五十篇,他自己的就有十九篇,連上那篇序言,就是二十篇了,佔了少一半。而那篇敘述他在美國怎樣思考改革中國文學語言的《逼上梁山》,列為全書的首篇,且單獨作為一輯,名為《歷史的引子》。於此也就可知胡適對自己在新文學理論建設上的自負了。 
  他的這種自負,歷來研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學者,也都是承認的。美國學者J.B.格裡德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分析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說: 
  胡適這篇標題謙謹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陳述了這場準備就緒的運動的意義。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與此相關的頑強的自我保護,是胡適個性中的固有特徵。對他奉行的價值觀的堅定信心,對歷史變革進步目標不動搖的樂觀信念,使胡適不僅成為知識分子堅定信念的表達者,而且也成為一個個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賴的人。在許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識分子的典範,一個成功戰勝早年逆境的青年,一個未受中國社會及政治崩潰精神打擊的倖存者,新文化時代出現的名星之一,善於表達,富於創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說服力的倡導者。(《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第261頁) 
  同是這位J.B.格裡德先生,在他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則乾脆說:「胡適一直為他作為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驕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種種努力來,這點也是尤應值得人們紀念的。」(第84頁) 
  就是陳獨秀,後來也改變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說過:「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現在可以說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主將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三個人。若有個區分的話,應當說,蔡元培是一位統帥,陳獨秀和胡適兩位是這位統帥帳下的兩員主將。 
  說統帥未免虛幻。若論戰功,這三個人都是主將。同是主將,他們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學校長,沒有他的到來,沒有他對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麼一大批優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兩年後引發五四運動。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他引進北大的,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環境,才有他們後來的發展。陳獨秀是輿論陣地的創建者,沒有他辦《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的聲勢,就不可能起到開啟民智、號召民眾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適的參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胡適提倡白話文而肇其端的。胡適是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這個方面軍的當之無愧的主將。沒有他率先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文化運動總要遲上好多年,也不會有那麼明確的指向性。 
  可以這樣說,蔡元培是一位韜略深遠,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將,陳獨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將,而胡適則是一位勇於除舊布新,注重建設的主將。正是他們三人的積極配合,互相欣賞,各自發揮各自的最大的能力,這才造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初期那種生機蓬勃的浩大局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1)   
  胡適在寫信。給陳獨秀寫信。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為的是晨報館被燒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先是《社會週刊》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接著《晨報副刊》發表了張奚若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正式引發了「蘇俄仇友」的大辯論。其中張奚若的觀點最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中,張氏坦言:「我在這篇文章中不但要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且還要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 
  其時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的方針,對《晨報》是什麼態度也就不言自明瞭。這年十一月底,在國民黨人組織領導之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動達到高潮,約五萬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大遊行。部分遊行群眾,激於義憤,搗毀並焚燒了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 
  事後的一天,陳獨秀和胡適在一起談起來,胡適說了自己的意見,陳獨秀反問: 
  「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幾天後,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長信。先說:五六天以來,你的這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接下來寫道: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燬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5頁) 
  為了能打動陳獨秀的心,胡適還舉了當年的一個例子: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最後說: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勢力的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蔑。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7頁) 
  陳獨秀和胡適的不同,有各自性格的不同,有社會處境的不同,更大的怕還是教育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教育背景,就會有不同的思想訓練,也就會有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同的社會理念。這之中,最重要的,該是不同的思想訓練。這一點,在他們最初的交往中,就顯示出來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刊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時,胡適尚在美國。四月九日收到雜誌後,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信,其中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有自己的主見,同時又容許他人提出不同意見,共同討論,明辨是非,絕不以己意強加於人。二十七歲的胡適,已然有了這樣豁達坦誠的態度。只能說,這是受美國民主教育與思想訓練的結果。 
  且看陳獨秀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接信後陳即覆信,信中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吾輩實無餘閒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堅定是夠堅定的了,也正說明了思想訓練之不足。陳獨秀後來經歷了那麼多的坎坷,能說與他的這種固執己見、不容他人質疑的性格沒有一點關係嗎?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2)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胡適給陳獨秀的信,在胡適的思想發展史上,是一份重要文件。他的許多關於民主、自由、平等、容忍等人生理念與社會理念,在這封信中已彰顯出來。這些理念,可說是一生恪守,未曾更易。有的還有發展,比如關於自由,晚年更進一步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對胡適的民主自由的思想,不可作簡單的理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周質平先生,寫過一篇論文《胡適對民主的闡釋》,對胡適的民主思想有較為系統的概括與評價。茲撮錄如下: 
  胡適晚年,對民主一詞下過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千言萬語,歸根只是一句話,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價值,人人都望可以自由發展」。他又將這種生活方式歸結為「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個人主義,很多人都理解為利己主義,不是的,這是一種積極的個人主義。用胡適的話說,就是:「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若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成器。」這是胡適一九一八年寫的《易卜生主義》中的一句話。 
  胡適所說的個人主義的精義,可以概括為「獨立自主,參與奮鬥」八個字。民主的生活方式,就個人來說,是獨立的,是有充分個人自由的;但就整體來說,是參與的,是有一個共同理想的。獨立而不參與固然無法達成這個理想,參與而不獨立,也會失掉個人的價值。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中國人所最需要的是參與而不黨同,獨立而不避世的精神。 
  胡適還說過,民主只是一個過程。換句話說,民主永遠不會有實現的一天。無論現在的社會是如何的民主,我們總可以盼望一個更民主的將來。我們必須不斷地在獨立和參與之間努力奮鬥,才能一天一天地讓我們的生活方式接近民主的理想。 
  胡適談民主時,常與自由並舉。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一物之兩面,不容分割。將民主落實到一個制度上時,胡適說這個制度「只是要保障個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殘,不受群眾壓力的壓迫」。他又說:「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現,好像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實他的最精彩的一點是多數不抹殺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壓迫少數,毀滅少數。」(《胡適手稿》) 
  「少數服從多數」是「參與」,而「多數不抹殺少數」是承認「少數」的獨立。這樣相互尊重的關係是建立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上。 
  五四運動前後,對中國思想界起過巨大作用的知識分子當中,始終主張民主自由的人並不多,胡適是這少數人中的重要一員。 
  在《胡適對民主的闡釋》一文的開篇,周質平先生有一段話,可說是對胡適一生思想主線的概括: 
  胡適從他留學時代開始,直到1962年去世,半個世紀當中,民主自由始終是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也是他堅持努力的一個方向。終其一生,他確信民主自由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他從不曾因為世界政局的改變,而動搖過這個信念。(《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29頁)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主線且恪守不渝,胡適一生的為人行事,常常受到時人與當局的非議與非難。北洋政府時期,他主張過好人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他發表《人權與約法》,挑起人權論戰,矛頭直指國民黨政府的立國之本。「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戰激情高漲,他參與「低調俱樂部」,主張暫時的妥協退讓,增加國力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些,在常人看來,都是不合時宜的,胡適卻坦然地去做了,無怨無悔,也無憂無慮。 
  胡適的這種超越時代局限,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獨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現。對此,J.B.格裡德是很欣賞的: 
  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諾言波及甚廣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運動」聞名的變革潮流的工具。對於胡適來說,這些年中,他對白話始終保持著最大的熱情,但是他所關切的事情遠非是使書面語言恢復活力……在他論述文學革命的觀點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了他探討這些引起廣泛問題的某些特點。當別人是武斷的時候,胡適總是保持著暫時性、嘗試性的觀點。當別人號召的革命是對過去的否定時,胡適總是盡力把它視作通向未來的一個過渡階段。當別人把革命說成是一次突發的毀滅性的劇變時,胡適總是在更緩慢、更少破壞性的進化過程的前後聯繫上來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著這樣的信心:只要引導得當,這種「有意識的進化」將會實現它希望的目標。 
  這些使胡適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氣質特徵,一方面不是總與他的朋友們的觀點相一致的,另一方面與他的時代特徵也不是常常和諧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97—98頁)   
  給社會一點清涼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適和高夢旦一起去滄州旅館看望趙元任夫婦,出來已十二點多了,高夢旦邀胡適去消夏別墅吃飯談天。不知怎樣話題一轉,談起了胡適的婚事,高說,據他所知,許多舊人都恭維胡適不背棄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適,這也是一個條件。胡適自然知道,這是因為他的夫人江冬秀沒有文化,又是小腳,他留美前與之訂婚,回來後仍按約結婚不曾嫌棄。此時距胡適結婚不過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腳太太還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話題。聽了高夢旦的話,胡適反問: 
  「這一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 
  「這是一件大犧牲。」高說。 
  胡適聽了說:「我平生做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 
  高問何以最討便宜,胡適說道: 
  「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裡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佔便宜了。最佔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讚許,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佔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 
  事見胡適當天的日記。 
  「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是胡適無意中說的一句話,不管這話在這兒有沒有勉強的成分,就胡適一生來說,尤其是就他初回國的那些年的為人行事來說,這句話可說是他的一個人生準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踐行自己的人生理念與社會理念。 
  好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個說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這麼看,文人對社會盡其責,說也是一種做。至於這個說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有時說就說了,並沒起什麼作用,有時說了還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評判的標準,那是勢利者的護符,非是盡責者的擔當。敢說和不敢說,是不一樣的。還有的人認為,胡適只是談論政治,而沒有實際從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沒道理了。 
  所以造成這樣的印象,或許與胡適本人的一些說法不無關係。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國後,胡適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實際上,胡適的一生,幾乎沒有停止「談政治」。他主編的《努力週報》,和幾個朋友辦的《獨立評論》,都是時政刊物,他在上面發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談政治的。 
  胡適確實說過他「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的話。梁實秋在《懷念胡適先生》文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某一時期,有些人想推舉胡適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的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梁文中接下來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有好追問下去。 
  這裡的「實際政治活動」,不是指對時局的建言,而是指從事政治運動,只能說他沒有這個興趣,不能說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是要始終保持自己獨立不羈的身份,不願糾纏進實際政治的是非中去。 
  國家或社會,每遇大事,胡適都能挺身而出,發表自己對時局與事件的看法,在這點上,他是從不考慮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與幾位朋友一起發表的《爭自由的宣言》,最能說明胡適的這種精神。胡適領銜,簽名者還有蔣夢麟、陶履恭、王徵、張祖慰、李大釗、高一涵等共七人。開篇便說: 
  我們本來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自辛亥革命直到現在,已經有九個年頭。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經驗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變遷,這黨把那黨趕掉,然全國不自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樣。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我們現在認定,有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故把他提出,讓我全國同胞起來力爭。(轉引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第410—411頁) 
  《爭自由的宣言》明確提出如下六條: 
  一、民國三年三月二日所公佈的治安警察條例應即廢止。 
  二、民國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佈的出版法應即廢止。 
  三、民國三年四月二日所公佈的報紙條例應即廢止。 
  四、民國八年所公佈的管理印刷業條例應即廢止。 
  五、民國三年三月三日所公佈的預戒條例應即廢止。 
  六、以後如果不遇外患或戰爭開始的時候,不得國會、省議會議決,或市民請求,不得濫行宣佈戒嚴。   
  給社會一點清涼作用(2)   
  針對以上六條,宣言中特別重申,下列四種自由,不得在憲法外更設立限定的法律:1言論自由;2出版自由;3集會結社自由;4書信秘密自由。另外還提出,應即實行《人身保護法》,保障人民身體的自由,行政機關和警察機關不經法庭審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懲罰每一個公民;組織選舉監督團,杜絕選舉中的舞弊現象。 
  在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下,敢於公開提出這樣的政治主張,應當說是有勇氣的。 
  大事是這樣,小事也是這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時事新報》上有位新猛先生發表了一篇《胡適之與王正廷》,攻擊《努力週報》第二十七期上胡適所寫的社論,說胡適不該替王正廷辯護。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氣」,說「王正廷是什麼一種人,胡君還要和他說話,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卻更因此而懷疑胡適之了」。 
  胡適在第二十九期《努力週報》的《這一周》專欄撰文給以反駁,義正辭嚴地說:「我若因為怕人懷疑而不敢說話,那就不成胡適之了。我在山東當面對山東朋友說的話,在北京當面對山東代表說的話,和我在《努力週報》第二十七期上說的話是一樣的。」「我是不怕人懷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說公道話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處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實說罷,這是小人的心理,這是可以亡國的心理!」 
  無論是對國事,還是對朋友的事,胡適的立場是鮮明的,態度是嚴肅的,有時言辭也是尖銳的,但他的持論卻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狹的看法。這是因為,胡適始終認為,一個文化人的言論,必須是符合法理的,必須是對國家對社會負責的,必須是對人民有積極的引導作用的。多年後,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辦《獨立評論》時,他寫過一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其中說: 
  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一九二九年胡適在人權論戰中寫的幾篇文章,對國民黨的批評是相當尖銳的,曾不客氣地指出,「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蔣介石先生,應當「入塾讀書」,從頭學習民主政治。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約定的時間範圍,就不詳細說了。 
  說到這裡,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那就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究竟是左派,還是右派?多少年來,我們的腦子裡,早就形成了胡適是新文化運動右翼的鐵定看法。如果能對這一段歷史多增加些瞭解,這種看法至少到了該懷疑的時候了。這裡且提供一個看法供參考。周質平在《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一書中說: 
  如果以左派與右派來代表激進與保守,胡適在文化上,毫無疑問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評傳統的貞操觀念,主張無後,婦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輸入西方文化,提倡懷疑的精神,批評的風氣。在在都顯示出他是一個革命黨,一個激進派;可是一談到政治,胡適的立場往往由左偏右,一變而成了持重溫和。 
  以文學來說,胡適主張在「自然的演進」上,加上人為的「一鞭」,使演進加速,成為革命;在政治上,胡適就沒有這麼果決的加上「一鞭」了,而是主張在現有的基礎上,做一點一滴的改良。在文學上,胡適要以白話來徹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無論政府多麼腐敗,他從不曾說過要推翻某個政權,而由另一個政權取代之。 
  胡適對政治的態度,充分地顯示了他的理性與冷靜。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憤的時候,不為所動;在民氣最高漲的時候,潑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適走的絕不是「群眾路線」,相反的,他的主張往往是反群眾的。他有的是「冷眼」,而不是「盲目」。(《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88—289頁) 
  周質平對胡適的整體評價是:在民國史上,能以一介書生之力,不與槍桿子結合,而隱然能造成清議的,胡適是第一人。幾十年來,胡適對中國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義」,也不在他的「知難,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點清涼作用。   
  《白話文學史》的失誤(1)   
  胡適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話文嗎?白話誰不會說,白話文誰不會寫?就是現在,到了白話文運動興起八十多年後,還有人說這樣的話。 
  說這樣的話,真是沒有一點歷史的常識。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之大,是怎麼估量都不過分的。《論語·憲問》裡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按楊伯峻的翻譯,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假若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民族了。仿照這句話,也可以說:「微胡適,吾其披髮左衽矣。」若不是胡適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話文,我們現在還處於蒙昧不開化的狀態。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遽然而起的變革,只能說是改變了國家的體制,卻不能說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國民,一個新的社會。新國民、新社會的造就,還有待數年後起來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則是白話文的提倡與實施。 
  這樣的功效,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來解釋,是很好理解的。傑姆遜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中說:「在過去的語言學中,或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個觀念,以為我們能夠掌握自己的語言。語言是工具,人則是語言的中心;但現代語言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當我們說話時自以為自己在控制著語言,實際上我們被語言控制,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換句話說,用什麼話語,就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有什麼樣的社會理念。也就是說,用文言,就是舊人,用白話,才是新人。用文言,社會永遠停滯不前,用白話,時代才會更新,社會才會進步。 
  要根除舊社會的遺害,要造就新時代的公民,就必須用白話文;嘴裡說著「之乎者也」的人,你別想讓他接受民主自由這些現代觀念。沒有這些現代觀念的人,絕不能說是一代新人。沒有新的人,也就不會有新的社會。 
  胡適對白話文運動的認識,也是逐漸加深並明確起來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學改良芻議》,只能說是一種平和的改良的建議。倒是陳獨秀的認識,比胡適還要激進,還要徹底。是陳獨秀將這個「芻議」,一下子提升為「革命」。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刊於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陳獨秀的呼應文章刊出,逕直就叫《文學革命論》。其中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又說,「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這裡,已把文學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聯繫起來了。陳獨秀是個革命的鼓動家,真正要將白話文推為一個社會的運動,還得胡適做腳踏實地的工作。 
  不用別人開導,胡適很快就認識到,白話文的運用,絕不是一種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場社會意識與社會規範的改革。白話文,是文學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會的利器。任何陳腐的觀念和窳陋的習俗,都將在白話文的攻勢下潰敗與消亡。在前面引用過的《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作者說:「在後來的論爭中,胡適的新創見是,白話文必須取代文言文,而不僅僅只作為文言的補充。」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同一作者對這一點說得就更為明確了:「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可以說,將白話文不僅是作為書寫的工具,而是作為改革社會的利器且終其一生身體力行,乃是胡適對中國文化事業,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的貢獻。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海內外許多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代的孔夫子,「微胡適,吾其披髮左衽矣」。 
  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白話文的意義,也是為了給自己的理論找到更為堅實的史實根據,胡適在倡導白話文的同時,就開始寫他的《白話文學史》。最初是他的講義,也不是叫這個名字。據《白話文學史·自序》上說,一九二一年教育部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他去講國語文學史,他在八個星期之內寫了十五篇講義,約八萬字。這部講義叫《國語文學史》,只寫到南宋的白話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開學校講演,晚上住在旅館,忽然想到要修改這部講義,當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刪改,歸並為三篇。仍不滿意,次日在旅館裡又擬了一個大計劃,定出新的綱目。不久辦起《努力週報》,後來又病了,沒有工夫實行這個大的計劃。直到五年後從海外回到上海,時局動盪,難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來。待到和徐志摩等人辦起新月書店,在朋友們的勸說下,才決定把這部文學史修改出來。說是修改,實則是重寫。「從漢初寫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頁,不滿二萬五千字;在新改本裡卻佔了近五百頁,約二十一萬字,增加至九倍之多」。預計全書寫完,大概有七十萬到一百萬字。實際上,只寫到唐代就停止了,約二十一萬字,叫做《白話文學史》上卷。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也只寫了上卷,終其一生,這兩部書都沒有寫完,只有上卷沒有下卷,因此有人說他是「上卷先生」。 
  《中國古代哲學史》沒有寫完的原因,故且不論,《白話文學史》沒有寫完,按他的說法,是沒有時間,太忙,顧不上。怕不完全是這樣。胡適寫作的速度之快,常人難以想像。白天應酬不斷,晚上回來,燈下寫幾千字不是難事。八萬字的《國語文學史》寫了八個星期,不過兩個月。《白話文學史》上卷是為新月書店寫的,書店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寫書當在此後。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跟新月的幾個朋友鬧起彆扭,要抽回自己的書稿,說「我的《白話文學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頁,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請諸公准我取回紙版,另行出版」。每頁四百二十字,三百五十頁約十五萬字。六七個月之內,寫了這麼多,且是邊寫邊發排,夠快的了。下卷已有綱目,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幾個月的時間不是抽不出來。鑒於此,只能說他後來的興趣淡了,不想寫了。若是非做不可的事,縱然忙,縱然興趣淡了,也會強打起精神抽出時間完成的,因此,這忙與淡中,怕也有無此必要的成分。   
  《白話文學史》的失誤(2)   
  以我之見,確也無此必要。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他說,他所以寫這樣一部文學史,「老實說罷,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於是他便撮錄了歷代詩文中白話的詩句與文句,反覆強調,說這就是其時中國文學的精髓之所在。這樣說,多少有附會的成分。中國詩文的歷史,向有「俗語入詩」、「俗語入文」的傳統,找幾首有白話意味的詩,找幾篇有白話意味的文,不是難事。若據此便說這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適自己也不會相信。漢代的賦,唐代的詩,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詩文,絕不會是白話的詩文。他最為推崇的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應當說是釋家的偈語,難說是什麼白話詩。再就是,他寫《白話文學史》,原本是為白話文運動張目,要那些反對者與懷疑者相信,白話文乃中國文學的中心所在,精華所在。寫白話文,乃中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與歸宿。唐代以前,是最沒有白話文可言的時代,唐以下,話本起來了,小說起來了,白話文的材料滿眼都是,也就沒什麼史可寫了。再寫下去,就會違背他寫史的初衷。一條河水淌下來,就該著白話文了,你胡適先生又做了場何事?既無初創之功,又未竟賡續之業,胡先生何以建樹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適寫此書,其思路也是錯的。他寫的是「白話文學史」,重點在「白話」,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話文」。白話是古已有之的,白話文卻絕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說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字,活文學,要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話文在歷朝歷代都佔據文學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時文學之精華,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從文學史上找白話文的地位,應當寫的是「白話文文學史」,而不是「白話文學史」,可以說,胡適一開始寫作,就把自己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了。這才是《白話文學史》寫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嚴格說來,不是什麼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而是他對漢語語法的研究,而是他對白話文的自覺自如的運用。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1)   
  在「五四」那一茬作家與學者中,胡適是最早關注現代漢語語法,且長期從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個人。可惜對這一點,後人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現在知道了,胡適到北大代課之初,除了教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之外,還上過語法課。 
  且看他的日記上的記載。一九一八年沒有日記。一九一九年有《日程與日記》,從十一月十六日開始。這是種格式化的日記本,每天從早八時到晚十時都有格子,又分作「預算」與「實行」。若預算了而沒有實行,也要標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預算是「作《傳》」,沒有實行,則註明「談天看書誤了」。茲將十一月與十二月裡,關於編文法講義的記載抄錄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預算,下午二時到五時「編文法講義」;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七時到九時「文法講義」;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實行,下午六時到十時「作『的』字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實行,下午十時「答仲甫論『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九時到十時「作傳或編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預算,下午八時「作文法講義」;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預算,下午八時到十時「編文法講義」。 
  直到一九二一年,還不時有關於編文法講義與研究語法的記載。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這樣的記載:「當注重文法的研究,用歸納的方法,求出『《詩》的文法』。」 
  上面抄錄的日記中,寫關於「的」字的文章,及與陳獨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適最早的語法研究成果。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報副刊》的編輯,將一篇談「的」字的文章送給胡適看了,作者的主張是「把的字專給術語去用,把底字來做助語用」。胡適覺得,這個辦法雖然比現在《晨報》上一律用「底」的辦法好一點,仍不夠精細,還有改進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來討論這個「的」字,因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論「的」字的一篇札記《「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編輯將信與文一併刊出,名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張是「其實一個的字儘夠用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分開用作「的、地、得」的,只須用一個「的」字就行了。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記《「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關「的」字的種種語法現象,比如「天所殺」改變為「天殺的」之後,他說:「在文字史上,此種文法變遷,乃一種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興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登載。上面的日記就是從這天開始記的,可見在此之前,已展開了關於「的」字的討論。胡適說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寫的一段札記,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說早在一九一六年,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就注意到這個在中國法語上,跟改朝換代一樣重要的問題了。 
  胡適的文章發表後,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寫了文章與他討論,胡適又寫了《再論「的」字》,這就是上面日記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書」,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報副刊》登載。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論『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為《三論『的』字》。在這兩篇文章中,胡適的主張稍有改變,他認為,「底、的、地」三字的發音太相近了,說話時還是沒有分別。「底」、「地」在紙上雖有分別,在嘴裡等於無分別。狀詞的「的」字不容易發生混亂,不發生困難,盡可以不區別。遇有必要區別時,可用「之」字。其好處是,發音有別,筆畫簡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說,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國語法區別於歐印語系語法的一大特質。 
  對自己的語法研究,胡適有著絕大的自信。就在寫《「的」字的文法》這天,他在日記中說:「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寫一部很好的文法出來。」他這裡說的「文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語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給錢玄同的信上說: 
  國語文法竟還沒有講義,真對不住你討「救兵」的希望。我狠想於這一二十天內發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寫成,未教的也寫成。簡單一點,就叫《語法大綱》。 
  這本書後來寫成了,不叫《語法大綱》,叫《國語文法概論》,三萬多字。第二年七八兩個月在《新青年》上刊載,年底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中。這是胡適的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對語法的規律論述不是太多。規律性的東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書出版前,中國已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他的同時代人有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和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對《馬氏文通》,他還是讚賞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國古文的文法。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馬建忠的大缺點在於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變的只有那用記誦模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至於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歷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適文集》第二冊第334頁)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適認為,現在國語文法學最應該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現在雖有一點古文的文法學,但國語的文法學還在草創時期,要想預備做國語的文法學研究,就應該從方法上著手。建立國語文法學,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絕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們學一種科學,若單學得一些書本裡的知識,不能拿到怎樣求得這些知識的方法,是沒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這些書本裡的知識都忘記了,也還不要緊,我們不但求得出這些知識來,還可以創造發明,添上許多新知識。文法學也是如此。中國現在還沒有一部很好的國語文法書,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書,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學的方法,這書終究是死的。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是很可鄙的態度。眼下我們提倡學術的人要做的,應該先把「金針」送給大家,然後讓他們看我們繡的鴛鴦,然後教他們來繡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鴛鴦。 
  研究國語文法的方法,在胡適看來,不外三種,一是歸納的研究法,二是比較的研究法,三是歷史的研究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種即歸納的研究法。 
  此後還寫過一些關於語法的文章,多是就一些具體的語法現象作分析,很少再寫這樣綜論式的著作。有時一些很小的語法現象,也能引起他的關注。那種認真和執著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適在濟南作過一次演講,題為《中學國文的教學》。那天上午開會時談到開會規則,演講中舉例子時,就以開會規則為內容舉了一個例子:「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他說,這句話是不通的,應該改為:「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理由是:上半句用了「除非」,下半句就不能用肯定的語氣。 
  演講稿發表後,一位叫吳檢齋的先生看了,給他寫信,說原例不錯,倒是胡先生改錯了。吳先生還舉了京劇戲曲的一句唱詞為例:「要相見,除非是,夢裡團圓。」說「非」是否定,「除」也是否定,「除非」猶言「非非」,「非非」即等於「是」。胡適不同意這個觀點,說京劇裡的這個唱詞,是從《琵琶記》裡套來的,原句是:「要相逢,不能夠,除非是夢裡暫時略聚首。」句中否定的「不能夠」,被做京劇的人刪掉了。他還是堅持應當說:「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或是「必須有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 
  他據此寫成文章《「除非」的用法》,在《晨報副刊》(九月二十九日)發表,末後不無得意地問道:「讀者以為是嗎?」 
  這下子捅了馬蜂窩,招來了許多人的「討伐」。先是吳檢齋在《益世報》上著文,說「除非」實在是一個肯定的連詞,並不是否定的連詞。《京報》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文章,不久又登出徐凌霄先生的文章,來信商討的有陳元恭先生,口頭討論的有陶行知、黎劭西等各位先生。他這才知道,這個詞兒的用法,並不像他先前說的那樣簡單。幾天來,他尋出十來個舊例,仔細比較研究,終於讓他明白,大家所以反駁他,確是有理由的。他又將這一問題作了更為深入的研究,終於明白他自己和各位先生的說法,都不曾說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於是綜合各位朋友的意見,加上自己獨立的探究,寫了一篇《除非》,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努力週報》上刊出。一開頭先作檢討,說他當初說「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應改為「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這句話實在說得太鹵莽了,現在看來,是不對的。接下來一一分析各位的意見,又分組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研究後的結論。最後說: 
  以上是我個人研究這個問題的結論。我很悔第一次討論時太粗心了,不曾細心研究這個問題的疑難究竟在那一處。我現在很高興的認錯,並且很虛心的把我近來改正的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評斷。我很誠懇的感謝加入討論的各位先生們。(北大版《胡適文集》第四冊第539頁) 
  在《胡適著作年表》中,還可以看到許多這類的文章,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間,還在《申報·文史》上發表《論「於」「以」的兩封信》。此後,忙於他事,就很少有關於語法研究的文章發表了。直到晚年,胡適仍很關心語法研究,一些小的地方,最能說明胡適對語法的敏感與精細。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記著這麼一件小事: 
  先生又談起藝文印書館影印的《皇清經解》,說:嚴一萍應該找一部有標點的影印,銷路一定多些。標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尤其是書中的引號。子曰的「曰」字,云云的「雲」字,大概都是當時的引號,「曰」字怎樣變成當作「說」字解,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想「雲」字也是如此。先有引號,到後來才有句讀。(《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48頁) 
  同是這本書裡,作者還記錄了和胡適的一次談話,時間是一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時胡適已六十九歲。這天胡適與胡頌平談起詩,順手從字紙簍裡揀出一份他人油印寄來的詩稿,遞給胡頌平。於是有了師徒二人如下的對話。 
  胡適說:「你看,這也叫做詩!他們不曉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來寄給人家看。這樣的人很多,像紐約的華僑報紙上,菲律賓……各地的報紙上,常有這樣不通的詩。還有些老輩做的詩,也往往有不通的。在這個時代,再用陳舊的詩的格調,再也做不出好的詩了。」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3)   
  胡適又說:「怎麼叫做通?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達出來。作詩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胡頌平問:「先生過去寫的舊詩,收在《四十自述》裡及《留學日記》裡的那些詩,不是很好的舊詩嗎?」 
  胡適說:「那是我已讀通了文法,所以沒有不通的地方。如某君的『天道循環之』的『之』,絕對不通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不通,他還送我兩本呢。」(《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63頁) 
  「所謂文法,就是後人從活的語言中分析出來的東西。」在上述談話十天之前,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這天,胡適對胡頌平說的這句話,可說是胡適關於漢語語法的不刊之論。 
  不光是提倡新文化運動,而且身體力行,寫白話詩,寫《白話文學史》,還這麼認真地研究現代漢語語法,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可說是當之無愧了。這一點,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其他人物難以比肩的。     
  魯迅,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   
  魯迅的耳光扇給誰(1)   
  魯迅對自己到底怎麼看,大概我們永遠不知道了,但有一點也許可以肯定,倘若魯迅此刻從地下坐起來,第一個耳光自然要扇給那些吃魯迅飯的人臉上,第二個耳光就要扇給那些「活魯迅」、「二魯迅」們。 
  這話是一位叫王朔的小說作家說的。文章叫《我看魯迅》,載二○○○年《收穫》第二期。同期發表的還有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正是這兩篇文章,引發了一次關於魯迅的再評價。 
  王朔的文章中,還有一些精闢的話。比如:各界人士對魯迅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什麼時候到了能隨便批評魯迅了,或者大家把魯迅淡忘了,我們就進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還有個「精神自由之神」。這些話,都是針對那些吃魯迅飯的人說的。王朔不光小說寫得好,文章也寫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國作家中,他能夠放言無忌,保持一種精神上的自由。 
  談論魯迅,必然要涉及魯迅研究的狀況。由王朔的話切入,可說一步即登堂奧。 
  在中國,確實有一大批「吃魯迅飯的人」,靠研究魯迅獲得職位、職稱、聲望,獲得安身立命、揚名顯身的本錢。俗稱魯研界,就是魯迅研究界的簡稱。這是中國一個特殊的學術領域,也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學術團體。研究《紅樓夢》的叫紅學,也可說是紅學界,研究錢鍾書的叫錢學,也可說是錢學界,都是以研究對像命名的,獨有研究魯迅的不是這樣,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說,他們已經脫離研究對像而自成一體了。 
  從機構上說,北京有個魯迅博物館,出版《魯迅研究月刊》。上海有個魯迅紀念館,出版《上海魯迅研究》。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裡,有個魯迅研究室,沒有刊物,主要職責是編輯魯迅研究資料。此外,好些大學裡,還有各地的社科院裡,也聚集著一批專門研究魯迅的人。 
  上面說的三個機構,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魯迅紀念館,做的考證比較多些。比如他們把魯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幾十年後拿出來讓醫學專家論證,看魯迅當年得的是什麼病,病到什麼程度,該不該那麼早就死了。這是很有意義的。社科院的魯研室,主要做資料整理的工作。在張夢陽的主持下,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五大冊及索引一冊。可說是魯迅研究資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成為魯迅研究的必備之書。張夢陽近來又出版了三大冊《中國魯迅學通史》,從史的角度對魯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這都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和它出版的《魯迅研究月刊》,是魯迅研究的大本營,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關的地方。不光代表著魯研界的水平,也代表著魯研界的品質。 
  新時期以來,魯迅研究不斷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答〈魯迅研究年刊〉記者問》。文中說:「魯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學,把魯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魯迅歪曲了。魯迅最反對別人神化他。他想不到他死了以後,人家把他歪曲成這個樣子。(《魯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卷) 
  因質疑魯迅研究而釀成事件的,則有《青海湖》文學雜誌因刊發《論魯迅的創作生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而受到批判,刊物編輯部作了公開的檢討。批判者陳漱渝在《不要恣意貶損魯迅》一文中說:這是「朝魯迅身上大潑污水」。並斷言出現這種狀況,「海外某些錯誤觀點的滲透,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近年來對魯迅研究質疑最為激烈,且最具個人特色的,還要數小說作家王朔。在前面提到的《我看魯迅》一文中,王朔說: 
  像所有被推到高處的神話人物一樣,在魯迅周圍始終有一種迷信的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他是作為一個不可言說的奇跡存在的。在我讀過他的大部分作品並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後的很長時期,仍不能擺脫對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覺得他的偉大是不證自明的。如果說他的作品不是很過硬,那他還有過硬的思想,那個思想到今天還閃爍著鋒利的光芒,照耀著我們黑暗的自身。 
  王朔的文章發表後,魯研界可說是一片嘩然,一片驚慌。回應文章很多,大都集中在一點上,就是魯迅被專制利用了,被褻瀆了,你們看到的魯迅不是真正的魯迅,真正的魯迅是怎樣的高風亮節,大義凜然,怎樣的愛國,怎樣的為民,怎樣的掮住了黑暗的閘門,怎樣的呼喚著進步嚮往著光明。也有一些學者,還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為何來。大多數是氣憤,是無奈,叫喊著要回應挑戰,要捍衛魯迅。這些文章大都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戰》。文中說:這些現象的本身算不了什麼,背後的東西卻是值得重視。人們反感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魯迅,那個魯迅是不是真正的魯迅?事實上一些人並不瞭解魯迅,既沒有系統地讀過魯迅的書,也談不上瞭解魯迅的為人。顯然他們所反感的並不是那個真正的魯迅,而是那個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魯迅。李新宇所說的背後的東西,用他的話說,是幾乎席捲了世紀末的中國文壇和學界的文化潮流,正是這種文化潮流構成了對魯迅的挑戰,真正導致了魯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機。他說的文化潮流,有兩種,一種是新保守主義,一種是中國特色的後現代主義。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反對思想鉗制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魯迅的耳光扇給誰(2)   
  前面說過,在魯研界,張夢陽是個在資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對解放後魯迅研究的水平,該是心中有數的。二○○○年王朔的文章發表後,他也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說得就比較客觀,比較真實。文章名叫《我觀王朔看魯迅》,發表在當年第四期的《文學自由談》上。文中引用了他過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1995年在張家界開全國魯迅研究學術討論會時,有同仁要我談談歷時九年、編撰《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終吐真言:「八十餘年的魯迅研究論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話、假話、廢話、重複的空言,頂多有百分之五談出些真見。」話一出口,全場嘩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臥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責者有之。林非先生為照顧大局,說我發言欠妥,我也表示數量統計有誤,暫時收回。後來經再三統計、衡量才發現,我所說的真見之文佔百分之五,並非少說了,而是擴大了,其實佔百分之一就不錯,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見就謝天謝地了。試回想,我們多少學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進化論到階級論轉變說模式中重複啊!是一味詮釋、演繹別人的觀點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時,竟有那麼多的學有素養、功底頗厚的學者在魯迅世界觀轉變時間上爭論不休、浪費著自己寶貴的才華和只有一次的青春與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陳腐的奴性原則和傲然的「一瞥」來封殺指出其中奴性的語者!長期以來,只知演繹、詮釋、重複他人觀點的奴性研究模式與思維方法,給魯迅研究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失,給魯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紀末的魯迅論爭》第146頁) 
  文中提到的林非,當時是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副會長。 
  張文中還說,到如今,也就是到寫文章的二○○○年,魯研方面的文章少說也有一萬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談出了真見。 
  看了這些數字,只會讓人感歎,真是禍國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這一百篇,也還是個誇大了的數字。就算是一百篇吧,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寫的,比如張定璜的《魯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現代評論》上發的。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寫的。解放後最好的一部魯迅傳,是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可惜不是在大陸寫的,是在香港寫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陸出版。要是把這些都除過,解放後五十年裡,一年還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萬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後寫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見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經刊物上發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個學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個學者。這將近一千六百個學者,幾乎全是做了無用功。 
  這就是我們的魯研界。 
  朱正先生是個嚴謹的學者,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也是寫過魯迅傳的。我們50年代寫魯迅傳,的確是把魯迅放進一個模式中去的。我當時是怎麼寫魯迅傳的呢?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著作中提到魯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來發揮。(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第10頁)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這樣。還是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話之後,緊接著還說了一件事。他寫《魯迅傳略》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還沒有出版,他聽說當年評美國政府白皮書的那幾篇社論是毛主席寫的,就找來看了。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說伯夷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他就按這個意思來分析魯迅的小說《采薇》。分析一篇歷史小說的思想內涵,也要到毛澤東著作裡去找依據,一點都不敢有自己的見解,可見那個時候的學者們小心到什麼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澤東的那幾句話倒好了,反正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從哪兒來的,也就不會有大的謬誤。可惜不是。這些學者總要吃飯,總要顯示自己的學術水平,怎麼辦呢,又不能跟毛澤東擰著來,那就只能是順著竿兒往上爬了。毛澤東說偉大,他一定要說更偉大,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說比鋼還硬,比金剛石還硬。有些話這樣說了只是程度的不同,還離不了大譜。有些話這樣往大裡說了,就離了大譜,就成了荒誕不經。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1)   
  讓我們做個智力測驗。不要思考,全憑直覺回答這下面的問題:當今中國,諸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中,誰的地位最高,名氣最大? 
  魯迅,魯迅,還是魯迅。 
  我敢保證,十個人裡有九個會這樣回答。唯一那個不這樣回答的,不是他心裡另有一個地位比魯迅還高、名氣比魯迅還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個魯迅。 
  這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事實,就說它肯定是對的。 
  長期以來,在大陸民間和學界,都把魯迅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號人物。有的說是統帥,有的說是領袖,有的說是主將。有一個時期,誰要是對魯迅有所非議,那是會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讓人鄙棄的。王朔在《我看魯迅》一文中說的這段話,可視為中國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時候,魯迅這個名字是神聖的,受到政治保護的,「攻擊魯迅」是嚴重的犯罪,要遭當場拿下。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東西,仍有捅婁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感覺。人們加在他頭上無數美譽:文豪!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主將!骨頭最硬!我有一個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齊天大聖」。 
  學界也是這樣看的。只是沒有王先生說的那樣直白。以張夢陽為主編的《1918—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魯迅研究學術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說:「魯迅是中國近代史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他作為五四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和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上創立了奇跡般的功績。」 
  王富仁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魯迅是這樣說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始終是在以魯迅為主將的新文學先驅們所開闢的文學空間中進行創作的。」(《世紀末的魯迅論爭》第108頁) 
  這話就更傾向於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說法了。新文學先驅們的主將,還不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嗎? 
  無論民間還是學界,對魯迅的評價,都可說其源有自。 
  這個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主席對魯迅的歷次評價。 
  現在我們來看看,魯迅究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呢,還是僅僅是中國文化新軍的主將,或者說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請注意,這裡的文化新軍和文化革命是一個概念,和新文化運動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新文化運動的涵蓋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軍、文化革命則專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隊伍,和這方面的革命行動,或者說是革命運動。 
  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早在多少年前,就做過精闢的論述。 
  毛澤東評價魯迅,大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的會上說的,發表出來的文章叫《魯迅論》。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裡,有兩大段專門談魯迅。 
  細細地看看這兩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澤東是怎樣評價魯迅的了。 
  在《魯迅論》裡,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沒有後來高,只是分三個特點,概括了魯迅的精神。第一個特點是政治的遠見,第二個是鬥爭精神,第三個是犧牲精神。在說這三個特點之前有個總的評價。原文是: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曉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成功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自由而鬥爭。 
  這段話,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確定了評價的範圍,是「在中國革命史上所佔的位置」,而不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史。二是確定了魯迅年齡的時間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來」才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為真理自由而鬥爭。 
  當然在文章中,毛澤東還說了一些評價性的話,比如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還說,魯迅「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革命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說魯迅是聖人,是個比方。說魯迅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很革命很老練的先鋒分子,該看作是毛澤東對魯迅的中肯的評價。 
  當時魯迅去世不過兩年,這樣的評價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更高了。 
  共兩大段。第一大段,先說,「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這支文化生力軍是怎麼來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下來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話了: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2)   
  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說,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在兩條戰線上與敵人作戰,一個是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一個是粉碎敵人的文化「圍剿」。在這兩條戰線上,中國共產黨人都取得了勝利。接下來就說到魯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麼?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從以上概述與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下的。魯迅的業績,是貢獻給這支文化生力軍、文化新軍的。他是這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無論是作為偉大的文學家,還是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魯迅在這支文化新軍中的貢獻而言的。說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說他是中國這支文化新軍進行文化革命的主將。如果說第一大段中毛的話還不太明確的話,第二大段中毛澤東的話就很明確了,正是在反對敵人的文化「圍剿」中,魯迅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這是就中國革命歷史而言的。 
  就魯迅的年齡而言,不管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還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主要說的是魯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這不到十年的時間。這一點,和毛澤東在《魯迅論》中的說法是吻合的。 
  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毛澤東是清楚的。他是一個親歷者,也可說是一個參與者,辦過刊物,寫過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楊昌濟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後,他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過職員。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怎樣發起的,當年的風雲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給胡適寫過信,還去胡適家裡拜訪過。一九三六年同斯諾談話時,說他「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魯迅在當年是個什麼地位,有多大的影響,他有基本判斷,不會說出格的話。他對於魯迅的評價,不管多高,總是緊緊地把握在文化新軍、文化革命這個範圍內,總是確定在魯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同時領導著武裝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兩個方面的革命,確定魯迅為文化革命的主將,是有戰略意義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夠高了,但這只是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在毛澤東作出這樣的評價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對魯迅作出很高的評價。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去世之後,中共中央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名義,發表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這三個文件,對魯迅的評價,一點都不比毛澤東的評價低,從某種程度上說,還要更高。於此也就可以看出,魯迅在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地位,和魯迅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貢獻。這三份文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剛到陝北不久,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以電報的形式發出的。直到國共合作後,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載,時間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 
  噩耗傳來,中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偉大的巨星魯迅先生隕落於上海。當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張牙舞爪,挑撥世界大戰,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魯迅先生的死,使我們中華民族失掉了一個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使我們中華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蘇維埃中央政府對於魯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鬥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文人的模範。他的筆是對於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鏡,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和被壓迫的大眾站在一起,與那些敵人作戰。他的犀利的筆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戰鬥的精神,使那些害蟲毒物無處躲避。他不但鼓勵著大眾的勇氣,向著敵人衝鋒,並且他的偉大,使他的死敵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懼怕他。中華民族的死敵,曾用屠殺、監禁、禁止發表魯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販賣魯迅一切著作來威嚇他,但魯迅先生沒有屈服;民族的死敵想用「赤化」、「受蘇聯津貼」等捏造的罪狀來誣陷他,但一切誣陷都歸於失敗;民族的死敵,特別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語來離間他離開大眾的救亡陣線,但是魯迅先生給了他以迎頭痛擊。魯迅先生在無論如何艱苦的環境中,永遠與人民大眾一起與人民的敵人作戰,他永遠站在前進的一邊,永遠站在革命的一邊。他喚起了無數的人們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著青年們使他們成為像他一樣的革命戰士,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起見,決定在全蘇區內:(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拾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已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南京政府要求:(一)魯迅先生遺體進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號召全國民眾及全世界擁護和平、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來,要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南京國民政府執行上列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號召全國民眾,尤其是文學界,一致起來繼續魯迅先生的光榮事業,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為中國大眾的解放而奮鬥,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轉許廣平女士鑒:魯迅先生逝世,噩耗傳來,全國震悼。本黨與蘇維埃政府及全國蘇區人民,尤為我中華民族失去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的非凡的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而同聲哀悼。謹以至誠電唁,深信全國人民及優秀之文學家必能賡續魯迅先生之事業,與一切侵略者,壓迫勢力做殊死的鬥爭,以達到中國民族及其被壓迫的階級之民族和社會的徹底解放。 
  肅此電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南京國民黨政府公鑒:噩耗傳來,魯迅先生病歿於上海。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上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竟爾隕落,此乃我中華民族之大損失,尤其當前抗日運動的大損失。魯迅先生畢生以犀利的文章、偉大的人格、救國的主張、正直的言論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奮鬥,其對於我中華民族功績之偉大,不亞於高爾基氏之於蘇聯。今溘然長逝,理應予以身後之殊榮,以慰死者而示來茲。敝黨敝政府已決定在全蘇區內實行:(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與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十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魯迅紀念碑;(五)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貴黨與貴政府為中國最大部分領土的統治者,敝黨敝政府敬向貴黨貴政府要求:(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立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收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貴黨貴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揚魯迅先生正所以表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敝黨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獲得貴黨貴政府的同意。特此電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知道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知道了中共中央對魯迅的評價,知道了魯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就不必在魯迅的後十年上費什麼筆墨和口舌了。 
  幸虧有個契機給我們留著,那就是魯研界公認的「轉變說」,即魯迅的一生中,曾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既然有此轉變,那麼,轉變前的功過是非還是可以談論的。這也就給我們探討魯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這也就是我要說,做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研究,或是做魯迅的單獨研究,不必談後十年的原因。不光對魯迅的後十年不談,對胡適一九二七年之後的事兒也不談。這樣,我們就可以較為公允地比較兩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過是非了。   
  前後不同的兩種評價(1)   
  中國共產黨對魯迅的評價,也正是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兩者是一回事。 
  毛澤東對魯迅做出這樣高的評價,好多人是不理解的,這恰是毛澤東的英明之處。在政治上,在軍事上,毛澤東本人是當之無愧的領袖,在文化上,他認為自己還擔當不起這個責任。而文化方面,對共產黨奪取政權來說,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戰線。這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幾經權衡,便選定了魯迅。時間在一九二八年,當時魯迅剛到上海不久,正處於創造社、太陽社的圍攻之中。這兩個文學團體都是受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地區的黨組織領導的,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對魯迅的攻擊。魯迅也欣然接受了共產黨的這一委任或者說是委託。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託呢,想來是有的。黨組織怎樣和魯迅聯繫,在許多回憶文章裡都寫到。但這些不能說明有什麼正式的決定。魯迅去世後過了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中國共產黨感到,在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缺少了魯迅這面旗幟,對革命事業不利,便決定將剛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樹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樹郭沫若為領袖,為旗幟,則是有正式決定的。從這兒可以旁證,當年樹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領袖,黨內是有決定且通知了各相關黨組織的。當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過的吳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一文中曾說過:1938年夏,黨中央根據周恩來同志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同志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新文學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最能說明魯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確立的,是創造社、太陽社突然停止了對魯迅的攻擊。 
  創造社和太陽社怎樣攻擊魯迅的,張夢陽編的《中國魯迅學通史》第三編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發表的攻擊魯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這一年,全年發表的關於魯迅的文章四十七篇,從篇名上能看出來是攻擊、批判魯迅的有二十四篇。這二十四篇中,發表在創造社、太陽社辦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這兩家辦的刊物計有《文化批判》、《創造月刊》、《太陽月刊》、《我們月刊》等,這麼多刊物發起攻擊魯迅,可見火力多麼猛烈了。其中最厲害的是這樣幾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時代》……錢杏《死去了的魯迅》……錢杏《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李初梨《除掉魯迅的「除掉」》……彭 康《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石厚生(成仿吾)《又一個Don Quixote的亂舞》……韓侍桁《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杜 荃(郭沫若)應當特別說一下最後這篇文章。好長時間,人們不知道這篇文章是郭沫若寫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後,幾經考證、調查,才確定是他寫的。當然,還是為他作了種種解釋。我們來看看,當年郭沫若是怎樣評價魯迅的。他說魯迅的那篇《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可憐只像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訴」。魯迅和陳西瀅、高長虹的論戰,在郭沫若看來,不過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一個猩猩」。這是一篇長文章,末尾一節,郭沫若說了他的全部的看法:魯迅先生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完全錯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接到黨內的指令後,還是這些人,對魯迅的攻擊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轉為歌頌,很快就一起組織起左翼作家聯盟,一起對著國民黨反動派英勇地戰鬥了。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總得有個過程。不管怎麼說,到後來,還是這個郭沫若,對魯迅的看法就完全變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後,郭氏的一篇文章《不滅的光輝》中,對魯迅是怎樣評價的:這遺產的接受,同時怕也就是繼續魯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門。「魯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傳著的,但這精神的真諦,不就是「不妥協」的三個字嗎?對於一切的惡勢力,魯迅的筆似乎不曾妥協過一次……我們民族所應受的兩重的敵人,內部的封建餘孽,外部的帝國主義,這是魯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著的東西。魯迅先生提著筆為我們全民族在前線戰死了,我們應該加倍地鼓起我們的敵愾,前仆後起地,繼續著奮戰。這才是紀念魯迅的最上的途徑。而這樣替我們民族「報仇」,也就完成了魯迅替我們遺留下來的責任。 
  當時上海有個日本人,郭沫若說是「一位有名的集納主義者」,不知是什麼意思。這個人和魯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說法是,在上海和魯迅喝過幾次茶。這個日本人在紀念文章裡,說魯迅對他說過這樣兩句話,一句是「我對於馬克思的著作不曾讀過一頁」,一句是「蘇聯幾次請我去,我都沒點頭,我倒很想到日本去遊歷」。郭沫若跟魯迅,連這樣的交情也沒有,只好說:「這話有點令人礙難相信,即使有,也怕是臨場的一個煙幕。」   
  前後不同的兩種評價(2)   
  抗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樹為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的一面旗幟之後,他對魯迅的評價就更高了。從他寫過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難看出這一點,比如《魯迅並沒有死》、《魯迅和我們同在》、《魯迅和王國維》等。不管是剛死了以後說繼承魯迅的精神,還是抗戰中說「魯迅和我們同在」,郭沫若的評價都是跟著毛澤東的評價來的。 
  對這種截然的轉換,曾任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的陳獨秀,是不以為然的。他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彷彿魯迅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我對於魯迅之認識》)這段話是一九三八年說的,當時陳獨秀尚是自由之身,還沒有被國民黨政府羈押,他說的這些話應當說是可信的。 
  從郭沫若對魯迅前後評價的不同,就可以證明陳獨秀說魯迅轉變前後的話,沒有說錯。   
  魯迅的思想資源(1)   
  魯迅究竟是個怎樣的人,這就不能不說到魯迅的思想資源,或者說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會的人,行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則受身世、教育、社會環境的影響。魯迅也不會是例外。魯迅的思想資源約略說來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變故的烙印,二是從少年時代起接受的中國傳統經典的訓練,三是在日本留學時受到的西方思潮的熏染。 
  自幼受到的家庭變故的傷害,用魯迅的一句話說就是:「有誰從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這句話反過來講,就成了有誰從小康之家陷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瞭解自己思想的變化。少年時從小康之家陷入困頓的遭際,如同一個難以驅散的魔魘,一直伴隨著魯迅的終生。只是不同時期,其內容有不同的變化。青年時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時期是與胡適、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則是與周揚等左派人士的齟齬。仿照前面的句式,這些事情均可變為他心中的長歎: 
  有誰有這樣不幸的婚姻麼,正在青春年華,滿腹學問,卻只能攤上這樣的妻子…… 
  有誰有這樣不幸的時運麼,正當人到中年,事業有成,卻遇上這麼多留學英美歸來的新派人物…… 
  少年時所受的中國傳統經典的訓練,是任何一個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既蒙其澤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過在魯迅身上表現的更其突出罷了。其澤惠一為中國舊文人的耿介,一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在魯迅身上更有其明顯的發展脈絡,成年後可以接續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輯校《嵇康集》《會稽郡故事集》等。這一影響,成為他狷介的個性的主幹,也成為他判斷人事的基準。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鑄成他文章的風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說的「魏晉文章」。 
  以上兩點,或深或淺,見智見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闡述。現在我們要探究的是,作為一個清末的官派留學生,魯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獲得哪些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對他回國後從事文化事業,有哪些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日本的魯迅研究者,有過細緻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魯迅赴日本留學時,正當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適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熱」處於巔峰之際。在他留學的年代裡,日本文學中尼采熱逐漸減退,不久即迎來自然主義的全盛期。但是,作為一個清國的留學生,深知國事多艱,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還是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從另一面說,也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東京時期和魯迅最為親近的周作人就說過:「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考慮到說這話,是在解放之後,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說,民族主義是一種放大了的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是一種縮小了的民族主義。 
  伊籐虎丸在《魯迅早期的尼采觀與明治文學》一文中說: 
  魯迅基於對「個人主義」這一西歐價值觀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優越性的深刻認識,當然對與之「如同水火」般相異的傳統思想予以嚴厲的批判。徹底否定傳統,激烈嫌惡庸眾,對本國國民的民族陋習刻薄地譏諷,是魯迅與尼采的共同點之一。(《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第70—71頁) 
  在魯迅接受尼采思想這一基本事實上,日本學者竹內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獨創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轉向」。回心,原是佛教語,意思是懺悔過去的罪惡,信奉佛教,從而達到悔改自新。轉向則不同,是改變或轉換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場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轉向」一語本來指上世紀三十年代中,由於政府、警察的壓制和壓迫,迫使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或者受其影響的青年文學者,拋棄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現象。回心和轉變,都意味著「改變」,在這一點上沒有差別。但是,回心是通過「抵抗」而後改變的,而轉向是無媒介地(趨向有支配性、權威性的思想)改變的。在竹內好的論述中,「抵抗」也是一個獨特的概念,就是「固執(堅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內好的這些獨特的概念,下面伊籐虎丸這兩段剖析就不難明白了: 
  他(指魯迅)掌握最根本的歐洲精神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正是其自身通過內在的國粹精神的「抵抗」才開始成為可能的嗎?前文所述他對歐洲近代精神的「異質性」的驚愕,不正是這「抵抗」的一種表現麼?由此可見,魯迅的尼采觀與同時期日本文學的尼采觀之間,似乎沒有理由不承認在本質意義的深刻的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而產生這種差別的根本的理由,我認為也在於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於領會接受」和魯迅的強韌的「內在國粹精神」之「抵抗」性兩者間的差異吧。 
  「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而轉向無須媒介」。魯迅的尼采觀或他對歐洲近代文明的傾倒,並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轉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這一點,從他對「輕易的融合」、折衷、無批判地輸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強調了歐洲精神的異質性裡面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他的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也應當稱之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學」,關於這一點,已有很多的論述。(《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第71—72頁)   
  魯迅的思想資源(2)   
  總之,伊籐虎丸的結論是,必須指出,魯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時期」也已具雛型,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已成為貫穿他整個作家生涯的主導。這裡說的「前史時期」,是指魯迅的留日時期。也就是說,伊籐虎丸認為,魯迅回國後從事的文化政治活動,都可在留日時期尋找到思想的脈絡。 
  這樣說,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覺得,日本的研究者,還是過分強調了日本文化對魯迅的影響。不管在日本期間,尼采的思想對魯迅有多大的影響,要尋找魯迅思想的脈絡,都不能離了前面提到的那兩個方面的影響。只有這三個方面的綜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說是組合成了魯迅思想的整體。僅僅任何一個方面的思想資源,都無法包容魯迅思想的豐富性或特異性。 
  魯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憑他早期的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所說的那些話,如《文化偏至論》中所說:「尼之所希冀,則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寫,則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鬥,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論》,還有《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人之歷史》等,也就是收入《墳》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論文,我們都要辯證地看待。不管怎麼說,對這幾篇作品,魯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該書的《題記》中說過: 
  這是我做的嗎?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是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 
  有人說,這是魯迅的偉大的謙虛。我不這麼看,細讀這幾篇文章,作者說的這些毛病確實存在。比如冗長,比如生澀,比如怪句子和古字,歷歷在目。尤其是《摩羅詩力說》這篇,不是簡直是生湊,而是就是生湊。至於文章中的幾個詩人,先前怎樣讓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來,總得尋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緊接上文,魯迅又說:「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這話怕也說得太過了,比如「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確。我不知道,魯迅說的這幾個詩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譯鄂戈裡)、拜倫(他譯裴倫)、雪萊(他譯修黎)、濟慈(他譯契支)、荷馬(他譯鄂謨)、彭思(他譯朋思)、普希金(他譯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從五四運動到魯迅寫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這六七年間竟沒有人提起過這些詩人中的一個。 
  既然說這「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個,便可知其立論的不實。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報副刊》上載有仲密的文章《詩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萊,也即魯迅譯作修黎者也。《摩羅詩力說》中對雪萊的介紹,較之其他詩人為多,整整一節(第六節),不足兩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約三千字,不僅介紹了雪萊的生平和思想,還譯了雪萊五六節詩(有的是詩劇)。關於雪萊,周作人不光寫了這篇介紹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還登載過他譯的雪萊詩《與英國人》。 
  雪萊、濟慈這幾個詩人,徐志摩、吳宓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那麼多英美留學生回國了,只要一寫談英詩的文章,怎麼會不提雪萊、濟慈、彭思這些大詩人呢。真不知道魯迅寫序言那會兒是怎麼想的。不敢說心態不正常,至少也是慮事不周吧。 
  再就是,這篇《摩羅詩力說》,無論是篇幅還是寫法,都像是一篇「雜湊」的文章。一下子論述了七八位歐洲的著名詩人,說是對他們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寫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受尼采思想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僅此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就決定了魯迅後來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時政的雜文中,還是與對手的論戰中,都提不出什麼系統的明確的社會理念。「個人主義」、「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裡,是說不出口的。那麼他就只能是從少年時看過的書上,古代的人與事上,親歷的世事中,尋找實例的證明。所謂的理論,不過是舊文人常說的民生多艱、家國一理、修齊治平那一套空話、大話。最明顯的是,對人的評價,總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別,頂多變個法兒,把本來要斥之為小人的,反諷為「正人君子」罷了。 
  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與貧乏。說來說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過是他的話說得絕對些罷了。你說封建時代有人吃人的事兒,他就說一部中國歷史都寫著「吃人」二字。你說「人心險惡」,他就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有的意思,別人早就說過了,到了他那兒,不過變了個說法。比如吳稚輝一九二四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五週年所寫的文章中就說過:「古書是無價值的糟粕,應該把它們從學生手上扔到茅坑裡去!」(《科學週報編輯話》)魯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讀書》中就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迅的思想資源(3)   
  總之,在魯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執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統的社會理念。這一缺憾,使魯迅在與英美留學歸來的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爭論中,常常顯得窮於應付,他的長處在冷嘲熱諷,潑辣恣肆上。這一招,對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來說,只能是無言也無招以對了。 
  對自己的這一手,魯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與怯懦。終其一生,魯迅很少寫對社會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寫分析社會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這裡。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委託,統率起中國文化革命的新軍之後,魯迅主動學習了馬列主義的社會學理論與文藝學理論,情況才有所改變。這一來,讓魯迅很是振奮,覺得自己雖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傳,比那些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類的人云亦云的東西要強多了。多少年無法與英美留學生抗衡,這回可得到了法力無邊的武器,看你們往哪兒跑!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晚年服膺馬克思主義,服膺階級鬥爭學說,還是有幾分真誠的。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1)   
  嚴格地說,魯迅是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只能說,他的運氣還不壞,正當沉寂之際,趕上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他的巨大的創作才能,寫作了一批優秀的短篇小說,成為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一位傑出的作家。 
  把魯迅和黃侃作一比較,或許能得到一點啟發。兩人均為早期的留日學生,又都出自太炎門下,從年齡上說,黃侃還要比魯迅小幾歲。魯一八八一年生,黃一八八六年生,小魯五歲。黃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前面已經說了,魯又能高明多少呢? 
  或許有人會說,各人的情況不一樣,思想基礎不一樣,這樣的比較未免太簡單了吧。 
  那就看魯迅的表現吧。 
  胡適和魯迅起初的相處,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閱書籍,彼此可說是很欣賞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適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談,魯迅飯後回寓見了,三人一起暢談甚久。這天胡適回到家裡,在日記中記下這樣的話:「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和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大概這天的暢談中,魯迅知道胡適正在研究《西遊記》,他是治中國小說史的,對這方面的資料知之甚詳,隔了三天,便將自己知道的有關資料,抄了五頁紙寄給胡適。同信中還說,你若有同文局印製的關於《品花寶鑒》考證的書,「便中希見借一觀」。胡適肯定滿足了對方的要求,同時將自己的《五十年來中國文學》一書的稿本送給魯迅請指正。二十一日魯迅回信說:「大稿已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胡適對魯迅的著作,也是讚賞的。在《白話文學史》的自序中說: 
  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嚴謹,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這種友誼,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魯迅就開始攻擊胡適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魯迅到師大附中校友會演講,題為《未有天才之前》,演講中就不指名地批評了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此後兩人之間再沒有通信、借書這樣的事情了。 
  兩人是怎樣鬧翻的,魯迅沒有明確的說過。後人大都把這當作是兩人思想的不同,魯迅的思想先進,胡適的思想落後,道不同不相與謀。怕不會這麼簡單。魯迅沒有明說他們之間的隔閡,或許有某種顧忌,是可以理解的。對陳西瀅、徐志摩二人,魯迅就沒有這樣的顧忌了,有什麼說什麼,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樣說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爾在北京時,接待方曾為他舉辦過一台祝壽的晚會,演出泰氏的英文劇《齊德拉》,魯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見過陳西瀅,兩人握手問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魯迅在《「公理」的把戲》一文中,提及此事時說:「擷英館裡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與陳源雖嘗在泰戈爾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說及的女師大風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陳西瀅當作異類了。 
  這是為什麼呢,對陳西瀅也不好說什麼,對徐志摩可就不客氣,直言不諱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說,「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待到稱為詩人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無論如何,徐志摩該是個優秀詩人吧,這樣的詩人出現了,本該喜歡才是,怎麼反而更不喜歡了。只能說魯迅不光不喜歡徐志摩的詩,更不喜歡徐志摩這個人。他寫《我的失戀》,諷刺的不是徐的詩,確乎是徐這個人。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來的。 
  魯迅為什麼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還有他那種雖說痛苦,卻十分美好的婚戀生活,都讓魯迅看著心裡不舒服。徐志摩剛回國的時候,他對徐志摩還是不錯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剛出版,還送給徐志摩一本。這些都是我們的解釋,實際上,人不喜歡人,是很難解釋清的,不喜歡就是不喜歡,見了就反感。對徐志摩如此,對胡適、陳西瀅,能有好感嗎?後來果然一個一個都鬧翻了。 
  至於以魯迅為首的太炎門生們,怎樣最後和以胡適為首的留學歐美的自由知識分子最後絕裂,自立營壘,視同敵國,後面的章節中還要詳細敘述,這裡就不多說了。 
  那麼,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是個什麼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員大將,是一員健將。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胡適說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後,胡適曾給以熱烈的讚揚,高度的評價,說他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一九二二年胡適寫了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有一部分,回顧了五四運動前後的小說創作,說這一年多來,小說創作成績最好的是魯迅,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說數量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適還是這個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適已六十七歲了,這年五月,胡適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仍然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2)   
  大將、健將,跟主將有什麼不一樣呢?大將,不說健將了,就說大將吧,大將是聽命於主將的。主將是統帥,或者說是統帥之一,大將是帶兵作戰的,或者說是某一方面的首領。主將是號召者,大將是實施者。胡適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倡導者,魯迅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實施者。這一點,在新文學運動初期,魯迅是心甘情願的,也是引以為榮的。一九二二年底,魯迅為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吶喊》作序時,說了他怎樣加入新文學的戰陣。他說,在寫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前幾年,他是消沉的,絕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紹興會館自己房裡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是他的朋友,已參與了《新青年》編輯的錢玄同來訪,用話激他,才答應寫東西,支持《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還是這篇自序中,魯迅說了這樣一句話: 
  ……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他本人已是一員大將了,「須聽將令」,當然是聽主將的令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就直稱提倡白話文,發起新文學運動者為「主將」了。 
  就是「轉變」之後,時時跟胡適這些人過不去,魯迅仍不改變這個看法。一九三二年編《自選集》時,在《自序》裡說:「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這一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又說,那時他所以寫作,並非全是出於自己的熱情,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的同感,這些戰士,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於是他受到了感染,「也來喊幾聲助助威吧」。為了和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便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的亮色。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那時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和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寫作,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雖是在新文化運動已經起來之後才參加進來的,因為他的寫作的才氣,他的舊文學的功底,很快就成為新文學寫作的一個大將,一個健將,建樹了卓著的功業。從一個教育部的默默無聞的僉事,一躍而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對魯迅與胡適在這方面的關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周質平先生,有一個很中肯的評價。他說: 
  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如果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那麼,魯迅是否能成為日後的「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很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是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3頁) 
  根據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一員大將,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主將。 
  魯迅後來是「轉變」了,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這個轉變是怎樣完成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一般的說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後,跟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人接觸之後,在黨的指令下,創造社、太陽社停止了對他的攻擊,過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了。 
  其實,如果說在魯迅的一生中,對新文化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人物,態度或者說是立場有所轉變的話,不是去了上海之後,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經完成這個轉變了。 
  嚴格地說,也不叫什麼轉變,只能說是跟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運動陣營鬧翻了。可以這樣說,跟胡適、陳獨秀他們一起辦《新青年》時,是那個魯迅,鬧翻了還是那個魯迅。後來到了上海,跟共產黨走到一起,成了共產黨在文化戰線的主將,也還是那個魯迅。只是時勢不同,氣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魯迅。怎麼可能呢。魯迅是個很有個性的人,那麼大歲數了,誰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願意那麼做,是他需要那麼做。 
  前面說到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將時,我加了「前期」這個詞兒。這是非常重要的。 
  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大將,意思是說,到了後期,他已經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將了。他跟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人物鬧翻了,也就脫離了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如果此後他只是當他的官,當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與謀,各自相安無事,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人各有志,不能說當官不是為社會服務,純粹搞學問不是為國家作貢獻。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3)   
  這一點,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們,幾乎都沒有發覺,美國學者J.B.格裡德幾乎是輕易地就看出來了。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他說: 
  從一開始,魯迅在氣質上就是個局外人,最終他成了一個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第318頁)     
  「青年必讀書」中的暗鬥   
  孫伏園敲響了開場鑼鼓   
  孫伏園不愧是個辦報的高手。 
  在晨報社辦《晨報副刊》,辦得生龍活虎。到了京報社,等於是投奔了敵對陣營,更要盡心竭力,要不京報老闆會認為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掙京報的薪水不給京報辦事。這是從消極的方面說。 
  從積極的方面說,離開晨報是出於無奈,也可說是一種屈辱,京報老闆邵飄萍接收了他,等於是給了他一份榮耀。你晨報不用我嗎,別的報紙還請我來呢。既然來了,就要露一手。作為一個辦報的老手,雖說年齡不大,經驗還是足夠的。他知道,要辦好《京報副刊》,必須一炮打響,而要一炮打響,就必須一創刊就引起轟動,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們的關注。最重要的是爭取讀者。當年的讀者,全是讀書人,讀書人聚集的地方,當然是學校了。學校裡有教師,也有學生。學生的人數肯定比教師多,那就得在學生身上打主意了。 
  學生最關心的是讀書。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還有社會其他界別的學者。 
  於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報副刊》上,便有了這樣的廣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 本刊之二大徵求 
  Δ青年愛讀書十部 Δ青年必讀書十部 
  說明: 
  一青年愛讀書十部是希望全國青年各將平時愛讀的書,無論是那一種性質的或那一個方面只要是書便得,寫出十部來填寫入本報第七版所附卷內,剪寄北京琉璃廠小沙士園京報社副刊部收。如果舉不到十部,則十部以內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佈徵求結果。 
  二青年必讀書十部是由本刊備卷投寄海內外名流學者,詢問他們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書是非讀不可的。本刊記者耳目容有未周,熱心學術諸君如有開列書單賜下者更所歡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佈徵求結果。 
  為了更廣泛地宣傳這次征答,也是為了讓世人更準確的理解這次征答,孫伏園還有意與他人通信,在報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報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與他的通信。 
  汪震,後來成了一位修辭學家,當時還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信中說,他對於這一次徵求不明瞭的地方就是「青年」。你們所謂的青年是指的哪一個時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劃分,大約自十三歲到三十歲以前為止,這個時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國有一點不同,他在青年會裡看見的青年,有許多是嘴上長了黑漆漆的鬍鬚,額角上露出斑白的鬢髮,他們的年齡大約快到六十了。現在把這些六十歲的青年縮短成五十三歲,這青年的期間是自十三歲到五十三歲——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時期豈非佔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風風雨雨,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經驗,在這一個時期必須讀的十本書,在另一個時期果然也是必須讀的嗎?須知,「一個人的醬油是另一個人毒藥!」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來是想寫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問,請你在副刊上答覆吧。 
  孫伏園回信說: 
  我的本意,「青年愛讀書」是希望全國的中學生大學生和與大中學生年齡相近的人來投票,「青年必讀書」是希望熱心教育的學問家著述家和全國的中學教員大學教員投票的。所以我的青年定義非常簡單,就是中學第一年和大學末年級的年齡以內或相近的人。但是年近六十的老青年投票也並不拒絕,好在票上有年歲一項,計算時可以特別提開的。「青年必讀書」,這個觀念在無論那一個教員的腦筋裡大概都有罷,而且或者已經時時對他們的學生說過罷,現在我就想把他們各家的意見彙集起來,使全國的青年學子知道。「必讀書」與「愛讀書」,在從前舊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衝突的,現在不知怎樣。我所以同時徵求,希望將來求得的結果,能給全國的教育家和青年們一個參考。汪先生,你一面是大學研究生,一面是中學教員,就你分投兩面罷。 
  以上可說是這場好戲的開場鑼鼓。 
  它現在和魯迅還沒有關係,往後就有了。   
  還得往前推溯(1)   
  推溯到哪兒呢? 
  一九二三年春天。 
  這年年初,清華學校的學生胡敦元等四人,給胡適寫信,怎樣在短時期內得到國學的常識。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學習國學的時間不多,畢業後都要赴美留學,他們覺得有必要補上這一課。胡適是個好為人師的人,他自己就是清華畢業的,知道學生們的要求是真誠的,就很認真地寫了一份必讀書目。在序言中說: 
  這雖是一個書目,卻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法研究」。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我起初也學著老前輩的派頭,勸人從「小學 」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我近來懺悔了——那種話是為專家說的,不是為初學人說的;是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音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經驗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老實說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那些國學有成績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幹出來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會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著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台灣版《胡適作品集》第七冊第127—128頁) 
  這份目錄甚長,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工具之部」,計有《書目舉要》、《書目問答》等十四種。 
  第二部分為「思想史之部」,計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二十二子」、《四書》等九十三種。 
  第三部分為「文學史之部」,計有《詩經集傳》、《楚辭集注》等七十八種。 
  共計一百八十五種。 
  千萬別以為這只是不到二百本書,下點工夫會看完的。有的書,說是一種,實則是一種彙集,比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看看這書名,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個容量了。 
  須提請注意的是,這個書目裡有兩部胡適自己的著作,一部是排在「思想史之部」之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部是排在「文學史之部」最後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如果說「工具之部」只是介紹做學問的工具不能算是學問的話,那麼,可以說這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是以胡適起,又以胡適終的。再就是,這個近二百種的書目裡,除了胡適是活人外,其餘都是死人,且是死了百十年以上的死人,也可說是古人。 
  於此可知胡適的自信與自負。 
  不光自信自負,還很負責。他覺得他的這份書目,不光可以讓青年在短時期內補上國學這門課,「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 
  胡適的文章怎能只給幾個學生看看,在《清華週刊》上發表就完事呢。那就要在正式報刊發表了。小報小刊還不行,要發就得發在大報大刊上。《東方雜誌》是當年影響最大的雜誌,胡適便將這份書目取名《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寄了去。胡適的文章自然是一去就發,不會拖延的,於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上就登出來了。 
  上海的刊物登了還不算,胡適還把它拿到自己辦的《讀書雜誌》(《努力週報》增刊)上發表。與《東方雜誌》相差不到十天,登在三月四日出版的第十七期。這可是件大事。公佈自己推薦的書目,是袒露自己的學術根底,也是對青年的一種無形的號召與指導。 
  也有人不服氣。 
  誰? 
  梁啟超。 
  在梁啟超看來,這是自己的拿手好戲,怎肯讓胡適獨領風騷! 
  他倆是好朋友,那就商榷吧。 
  好在那幾個清華的學生,當初也向他征答,大概他當時沒當一回事,現在胡適的書目出來了,不免有點著急。其時正在京郊他的「碧摩巖攬翠山房」休養,顧不得回城中書房翻查,僅憑記憶,就開列出一個書目。從六月十四日起到二十三日止,分五次在《晨報副刊》登載。 
  顯然看得出來,這個書目比胡適的那個要精粹些,也易於使用些。 
  且盪開一筆,讓我們看看梁啟超先生做學問的風采吧。梁先生的文章名為《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前面有個小序,是這樣的: 
  兩月前,《清華週刊》記者以此題相屬,蹉跎久未報命。頃居翠微山中,行篋無一書,而記者督責甚急,乃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書名篇名亦憶錯誤者,他日當更補正也。 
  今人讀到此處,千萬不敢糊塗,以為真的會「書名篇名亦憶錯誤者,他日當更補正」。「錯誤」云云,只是客氣話,真要有錯,梁先生是不會拿出手的。梁任公之博聞強記,絕非常人可比。 
  真正的書目,前三期就登完了,後兩期登的是附錄三篇。其三便是《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也可以看出,他是在看到胡適的書目後,才開列自己的書目的。他認為胡適的這個書目不是一點不妥當,而是很不妥當,可說是「文不對題」。致錯之由,一是不顧客觀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胡適自己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借的資料。殊不知一般青年,並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裡頭的書十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讀這些書又是不夠了。   
  還得往前推溯(2)   
  第二個誤點是,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 
  第三點,也是最讓梁先生詫異的是,在胡的書目中竟將史部書一概摒絕! 
  做中國的學問,不讀史部書,還能做成學問嗎?胡適真是太荒唐了。 
  兩人都是中國第一流的學者,但卻不是一代的學者。梁是前一代的人了。在這方面,梁還是很大氣的,在給《晨報副刊》編者的信中說: 
  內附錄「評胡」一段,刪去不登亦可。因《清華週刊》曾登胡氏原目,故不得不一辨,並非要彈摘胡氏也。若必欲並登,似宜將「胡目」一併登出(《努力》曾登過),否則令讀者納悶矣。 
  於是六月二十三日梁先生的書目一登完,《晨報副刊》第二天就開始登載「胡目」,分三期載完。這樣一來,胡目就登過四次了。 
  兩個第一流的學者,為書目起了爭端,這在當年的學界,可說是一宗熱鬧事了。 
  當年編輯《晨報副刊》的恰是孫伏園。 
  這次搞「青年愛讀書十部」和「青年必讀書十部」征答,說不定正是一年多之前,登載梁啟超和胡適的書目且引起爭論,啟發了他。   
  徐志摩的「跑野馬」   
  孫伏園的判斷有點失誤。 
  來稿(投票)的情況並不理想。「青年愛讀書」來稿甚多,而「青年必讀書」來稿甚少。孫伏園心裡清楚,前者再多也是白搭,只有後者多了這次活動才能說是成功。眼看就到宣佈的日期了,學者們的來稿還寥寥無幾,孫伏園不免著急。一月二十九日在報上登出《啟事》催促:「青年愛讀書」投票已於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戰事影響,寄遞遲緩者,在二月十日以前仍一律收受,發表期改在二月十日以後。又,「青年必讀書」僅收到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諸先生等數票,全國熱心教育諸公,無論收到本刊的公啟與否,務望從速選填賜下,不勝盼禱。伏園敬啟原定二月十日起就開始宣佈應徵稿件,推遲一日,從二月十一日起,還是刊出了。 
  第一篇是胡適的書目,特意標明「以收到先後為序」。二月十二日刊出梁啟超的書目。十三日是周作人的,十四日李小蜂,第五篇是徐志摩的,二月十六日刊出。 
  徐志摩不是簡單填了設計好的票,而是寫了一封長信給孫伏園,刊出時標題為《再來跑一趟野馬》。 
  文中說,胡適定下的那個書目,他也曾大膽地看過一遍。「慚愧!十本書裡有九本是我不認識他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裡,他問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點點頭說不錯,唔,不錯!我是頂佩服胡先生的,關於別的事我也很聽他話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書目用功,那就好叫我生吞鐵彈了!」生吞鐵彈的意思,該是吃槍子吧。 
  這是什麼道理呢? 
  徐志摩說,讀書的上策是不讀書而能「開竅」,但是這不讀書的受教育比讀書更難。一般人是做不到,也難有這份自知之明。比如明知畫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畫,能畫成狗也就不壞,最怕的是你畫老虎偏像狗,有心畫狗又不像狗了。中策是,讀書但不傍靠先生,自己去冒險,喜歡讀什麼就讀什麼,必然有大的收穫。下策,他打了個比喻,說是學生好比一條牛,先生好比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哪裡,山邊的草青,還是河邊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童哥就會牽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一領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盡可以選一個陰涼的樹蔭下做好夢去,或是坐在一塊石頭上掏出蘆笛來吹他的「梅花三弄」。我們只能羨慕他的清福。至於他的朋友的口味,它愛咬什麼,鳳尾草團邊草,夾金錢花的青草還是夾狗尾巴的莠草,等等,他就管不著,也不用管。就是牛先生大嚼時有牛虻來麻煩它的後部,也自有它的小尾巴來照拂,再不勞牧童哥費心。 
  接下來勸告孫伏園,你這次徵求來的意思當作探問各家書獃子讀書的口味倒是很有趣的,至於於青年人實際的唸書我怕這忙幫不了多少;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寧波人喜歡打破醬缸不怕口高,貴州人是很少知道鹽味的,蘇州人愛吃醋,杭州人愛吃臭,湖南人吃生辣椒,山東人咬大蒜,這一來看你多難,叫一大群張著大口想嘗異味的青年朋友跟誰去「試他一試」去? 
  說到自己,徐志摩是這麼說的:我不是個書蟲;我也不十分信得過我自己的口味;竟許我並不曾發現我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卻自喜我從來不曾上過先生的當,我寧可在黑弄裡仰著頭瞎摸,不肯拿鼻孔去湊人家的鐵鉤。你們有看得起我願意學我的,學這一點就夠了。 
  乾脆說吧,他不主張開什麼必讀書的書單子。 
  雖說不主張開書目,文末,他說,「趁高興我也把我生平受益(應作受感)最深的書開出來給你們看看,不知道有沒有十部」。話是這麼說,還是開列了十部。這十部書是:《莊子》(十四五篇)《史記》(小半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湯麥司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尼采的「Birth of Tragedy」柏拉圖的《共和國》盧騷的《懺悔錄》華爾德裴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George Henry Lewes 的《葛德評傳》結尾是:「夠了。」 
  別人都是老老實實,正兒八經地開出自己的書目,就他玩起了花活。乾脆就不主張開,開出的十部中,只有兩部是中國書,其餘八部是外國書。就是那兩部中國書,也不是全書,《莊子》是十四五篇,《史記》只有小半部。 
  這是輕慢吧? 
  可你又能說他有什麼不對。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1)   
  下來該著魯迅了。 
  不是說徐志摩完了就挨著魯迅。孫伏園不會這麼安排的。是說,徐志摩的登了,後面的應答者之中,有一個是魯迅。 
  無論是作為學生,還是作為一個好編輯,孫伏園都會請魯迅來參與其事的。看《魯迅日記》,這些日子孫伏園常來魯宅,來了或許有別的事,說完別的事不會不說到他正在辦著的這檔子事。就是專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這天,魯迅的投票登出來了。且看這是一個怎樣的書目: 
  青年必讀書: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魯迅全集》第3卷) 
  這是從魯迅自己編定的《華蓋集》上抄來的,不是從《京報副刊》上抄來的。 
  不妨推測一下魯迅寫此文時的心態。 
  一九二三年春夏間胡適與梁啟超的那場書目之爭的熱鬧,不會記不得。兩大營壘的對立,不會感受不到。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戀》引發的不快,「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更不會忘了。想到胡適、梁啟超們的又一次張揚,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們的不滿,他是再沒有什麼好心境來湊這個熱鬧了。寫什麼鳥書目呢! 
  怎麼又寫了呢?也不難理解。孫伏園是學生,又是他促成進京報編副刊的,如今有了事來求他,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不想寫又得寫,那就跟這幫「正人君子」開個玩笑吧。於是便有了上面那麼一個奇異的「書目」。 
  題名《青年必讀書——答〈京報副刊〉的徵求》,是編入《華蓋集》時起的名字,當初給孫伏園時,就是那麼一個表格。 
  必須承認,這樣的回答,最能見出魯迅的個性。 
  魯迅為文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應當說,這次他是做到了。 
  這一應答,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什麼樣的反響呢? 
  先看魯迅是怎樣說的。年底編《華蓋集》時寫的序中說:「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 
  寄給他的,別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發表在報刊上的。 
  且看別人是怎麼說的。下面是趙倚平《魯迅與〈青年必讀書〉》中的一段話: 
  許多攻擊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有人說魯迅這是「偏見的經驗」,「是不懂中國書,不瞭解中國書」,「冤枉了中國書」。質問道:「假使中國書是僵死的,為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有人說魯迅的話「淺薄無知識」,「大膽武斷」,認為「魯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只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甚至淺薄地反詰:「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並攻擊說,魯迅的話「貽誤青年」,有位「學者」還說:魯迅先生「讀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第178頁) 
  有兩篇當時刊於《京報副刊》的反駁文章,後來作為附錄收入了魯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見的經驗》,附於魯迅的《聊答「……」》之後,一篇是《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附於魯迅的《報〈奇哉所謂……〉》之後。魯迅的兩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遺》,可參看。 
  王世家在《「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說明中說:應徵書目刊出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大論爭,尤其是魯迅先生的答卷發表之後,爭論趨於白熱化,各種觀點的論爭文章達六十篇之多。」(《魯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這樣的回應,只會讓魯迅氣餒。 
  論開書目的氣派,是無法跟胡適、梁啟超一年多前的舉動相比的,人家一開就是一長串,一登就是幾期連載。尤其是胡適,這兒登了那兒登,再三了還能再四,真可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行事之瀟灑,是不能跟徐志摩相比的。這回人家根本就不主張開書目,雖說開了十部,誰都能看得出來,那是應付,不過是他那篇長文章的一個小尾巴。但這小子多會來事兒,明明是應付,你還不能說他什麼。人家畢竟開了,還是十部,還有那麼多的外國書,且有些就是直接用外文寫的。 
  錯了,我不該將魯迅與徐志摩相比。魯迅的投票是二月十日填的,徐志摩的文章是二月十六日刊出的。也就是說,魯迅填票的時候,徐志摩的文章還沒有發表出來,徐志摩又絕不會寫好之後給魯迅看,那麼,說徐志摩的瀟灑影響了魯迅的心境,就是誣陷了。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2)   
  但願如此。然而,又未必如此。 
  先看《華蓋集》上《青年必讀書》一文後面署的「二月十日寫」是否確實。為此事,我寫信問《「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王世家先生,王先生回信如下: 
  有關「青年必讀書」資料,是全部從《京報副刊》上抄錄的,各則均為原貌(即初刊本),後魯迅將自己的意見輯入《華蓋集》中,做過修訂:1加了副題;2將「——但除了印度——書時」改作「……讀外國書……時」,即將「書」字前移;3最後一句將「呢」字刪除;4填加「(二月十日)」。 
  也就是說,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魯迅在編《華蓋集》時「添加」的。王先生用的是「填加」。 
  為什麼要添加呢?不外兩種可能,一,魯迅寫文章大都署日期,這篇當初沒有署,編集子了就添上;二,有添加的必要。同是《華蓋集》中的文章,隔了兩篇的《論辯的靈魂》更像是一篇文章,就沒有添。可見,並不是所有的文章收入集子時都要添加日期的。那麼,給《青年必讀書》添上日期,只能說有此必要了。 
  什麼必要呢?只能說是,為了避開什麼。 
  避開什麼呢?避開讓人說他是「憤激之辭」,說他是針對胡適、梁啟超、徐志摩他們的。 
  避開的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說他的文章,是寫於胡適、梁啟超,甚至徐志摩的文章發表之前。《京報副刊》是二月十一日開始刊登應答書目的,第一篇就是胡適的,那麼只有說是「二月十日」了。也不能太早。因為孫伏園一月二十九日的《啟事》中說「僅收到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諸先生等數票」,刊登是「以收到先後為序」,魯迅文章發表的序號是「十」,這就不能說的太早了。 
  《魯迅全集》的編注者們,不查原件,或是查了原件也不注,全信了魯迅的添加,又從《魯迅日記》裡找到佐證的根據。《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條下有「夜作文一篇並寫訖」,注文為「即《青年必讀書》。後收入《華蓋集》。」 
  全集的編注者太糊塗了。且看魯迅這幾天的日記是怎樣記的: 
  八日 曇。……夜伏園來,托其以校正稿交寄小峰。 
  九日 晴,風。午後往女師校講。晚寄李小峰信。夜向培良來。 
  十日 晴。……下午寄伏園信並稿……夜作文一篇並寫訖。 
  十一日 晴。……夜伏園來,取譯稿以去。 
  接連四天,孫伏園來了三次。提及稿子的共四次,兩次是譯稿不論,文章稿子兩次,均在十日。全集的編注者,將「下午寄伏園信並稿」給了《咬文嚼字(二)》,「夜作文一篇並寫訖」給了《青年必讀書》。 
  這樣做對嗎?顯然是不對的,至少也是有紕漏的。先看這些日子魯迅究竟寫了幾篇文章。 
  查《魯迅全集》,這幾天之內,魯迅共寫了三篇文章: 
  一、《看鏡有感》,文末署「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載《語絲》。 
  二、《青年必讀書》,文末署「二月十日。」載《京報副刊》。 
  三、《咬文嚼字(二)》,文末署「二月十日。」載《京報副刊》。 
  從文稿的長度,與交寄的時間上看,《日記》中說的「下午寄伏園信並稿」的稿,是《看鏡有感》。可這篇文章是《語絲》上刊出的,怎麼會寄孫伏園呢?這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已在兩年前失和,兄弟兩人從不照面也從不通信,而《語絲》辦起不久,孫伏園即離開去辦《京報副刊》,接替者是周作人。原先的稿子都是孫伏園辦理,現在仍寄孫伏園,周作人接到後自然也會照章辦理。要不就沒有辦法解釋,孫伏園這些日子幾乎天天來魯迅家,魯迅為什麼還要寄給他稿子並寫信呢。再就是《看鏡有感》是篇較長的稿子,只會是九日寫起,十日寄出。於此可知,十日「下午寄伏園信並稿」的「稿」,不是編注者說的《咬文嚼字(二)》。 
  再看十日《日記》中說的「夜作文一篇並寫訖」,是篇什麼稿子。編注者說是《青年必讀書》,肯定不是。一,《青年必讀書》是填寫的,不能說是「文」;二,《青年必讀書》是填寫在現成的表格上,不必先「作」出來再「寫」。魯迅也有一次完稿的時候,只說「作文」,不會再說「寫訖」。比如同年一月三日有「夜為文學週刊作文一篇訖」,一月十四日有「夜成短文一篇」,一月二十八日有「夜作《野草》一篇」。「作」了還要「寫訖」的,肯定是一篇正經文章,那就只能是《咬文嚼字(二)》,而絕不會是《青年必讀書》。 
  這裡沒有《青年必讀書》的寫作時間。 
  那麼《青年必讀書》是什麼時候寫的或填的呢? 
  我的看法是,只會在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間的某一天。 
  查《日記》,二月十六日即徐志摩《再來跑一趟野馬》刊出的當天,「夜……伏園來」。第二天,「下午伏園送來譯文泉卅」,十八日「下午寄伏園信並稿……夜伏園來」。而三天中,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以常情推斷當是,十六日徐志摩的文章出來,孫伏園晚上來到魯迅家,催他填「青年必讀書」的票,魯迅沒有當即填寫,十七日送譯文的稿費時又催了一下,魯迅答應明天一定填起,這樣十八日晚孫伏園來了就拿上了填起的票。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3)   
  再一個確鑿的證據是,徐志摩在《再來跑一趟野馬》中說,「我想起了胡適之博士定下的那一十本書目……碰巧那天我在他那裡,他問我定的好不好」,「十本裡有九本是我不認識他的」。也就是說,徐志摩是在看到胡適刊出的書目之後才寫他的文章的。胡適的書目二月十一日刊出,徐志摩的文章最早也是二月十一日下午以後寫的。考慮到徐文中的口氣「我想起了……」,還應當再遲兩三天才對。這麼晚寫出的文章,「以收到先後為序」發表,排為「五」號,二月十六日刊出。魯迅的答卷排為「十」號,二月二十一日刊出,其寫作時間怎麼會比胡適的答卷刊出的日期還早呢?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上添加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可以肯定,是在看了胡適、梁啟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後才寫的。看了那些答卷,情緒上就不會不受影響。 
  魯迅填寫的那些話,既然是衝著胡適、梁啟超,甚至徐志摩來的,就不能說不是意氣用事,不能說不是「憤激之辭」。當時就有人指出這一點,參看前面提到的那些指責文字不難明白。 
  對這樣的指責,魯迅是很在意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在廈門,聽說他的雜文集《墳》在北京印到一半的時候,特意寫了一篇《寫在〈墳〉後面》寄去,作為該書的後記。其中說: 
  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魯迅全集》第一集第286頁) 
  於此可知,所以添加那樣一個日期,正是要避開這個「憤激之辭」的指責。   
  魯迅真的反對讀中國書嗎(1)   
  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讀中國書長大的,他的學問也是讀中國書得來的。平日買書,也是買中國書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書賬: 
  共買書七十八種。其中中文書寫,所涉又是中國事的四十八種。日文書,包括譯成中文的日本書,二十五種。英文書一種。以百分比來說,中國書占65%,外國書占35%。若考慮到外國書一種是一冊,而中國書一種常是數十冊,比如這一年他買的《別下齋叢書》一種就四十本,《佚存叢書》一種就三十本,中國書占的比例還要更高些。 
  買了書總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備覽的。 
  怎麼能說他不看中國書呢? 
  自己這樣執著地看中國書,怎麼能勸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 
  是不是他真的不給人開書目? 
  也不是。 
  有這樣一件事,最能說明魯迅是給人開書目的。許壽裳是魯迅幾十年不渝的好朋友,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 
  吾鄉風俗,兒子上學,必定替他挑選一位品學兼優的做開蒙先生,給他認方塊字,把筆寫字,並在教本面上替他寫姓名,希望他能夠得到這位老師品學的熏陶和傳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長兒世瑛五歲,我便替他買了《文字蒙求》,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魯迅只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面上寫了「許世瑛」三個字。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系,因為眼太近視,只得改讀中國文學系,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麼書,他便開示了一張書單。(《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第286—287頁) 
  經查,許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華大學。 
  也就是說,在說了青年不必讀中國書數年之後,他就開出書單了。 
  還要注意,許世瑛恰恰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和胡適開書目的對象是一個學校。 
  據此我們只能說,魯迅是給人開書目的。只給自己的好朋友的兒子開,不給別人開,更不肯開給那些願意學習國學的青年看。 
  這就不厚道了。 
  現在再來看,魯迅給這位中文系的清華學生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書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國書? 
  下面是《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揭載的書目: 
  計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 
  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 
  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胡應麟明人《少室山房筆叢》(文雅書局本,亦有石 
  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 
  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 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 
  《抱朴子外篇》 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 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 王(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不妨跟胡適和梁啟超的書目比較一下,看有什麼不同。《胡適文存》第二集中,載有胡適和梁啟超的書目,細細對照,就會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是相同的。 
  魯迅開的嚴可均《全上古……隋文》,全名應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沒有「隋」文。胡適的書目裡有此書。 
  魯迅開的《全上古……隋詩》,是丁福保編的,胡適在「文學史之部」開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註明「丁福保編」,想來該是同一本書,只是書名稍異罷了。附帶說一下,寒舍藏有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中說,逯先生所依憑的是近人丁福保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可見胡適開的書名是準確的,魯迅開的書名只能說意思是明白的。不管全名叫什麼,這本書裡沒有「隋」詩是真的。 
  吳榮光的《歷代名人年譜》,胡適開的書目裡有。 
  魯迅開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胡適開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只能說是一簡一繁,不能說是兩本書。梁啟超開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胡適同。 
  魯迅開的《世說新語》,梁啟超開的書目裡有。 
  魯迅開的《論衡》,胡適開的書目裡有,梁啟超開的書目裡也有。 
  魯迅開的《抱朴子》,胡適開的書目裡有,梁啟超開的書目裡也有。 
  也就是說,魯迅開的書目,和胡梁二人開的書目,並無質的不同。公道地說,魯迅開的書是很精闢的,針對性很強,很適合一個剛上大學中文系的學生的閱讀量。而胡適的確實是太濫了,若說是針對廣大青年學生,還是梁啟超的好些,量不是很大,針對性也還不偏。   
  魯迅真的反對讀中國書嗎(2)   
  在「青年必讀書」應答中,我們只能說魯迅的心態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氣用事的成分。 
  這種事不能開了頭,一開了頭就沒法收拾了。回過頭來反省的可能很小,只會越來越往極端裡走。沒辦法,人生就是這麼複雜,這麼微妙。     
  閒話事件中的糾纏   
  周作人首先發難(1)   
  一九二六年春天發生在北京文壇上的「閒話事件」,魯迅並不是主力。 
  主力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其時兄弟已經失和,但在對付英美派上仍是同心協力的。 
  再大的事件,也多是由小事引起的。這次事件也不例外。閒話事件是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一篇《閒話》引起的。 
  陳是《現代評論》的編輯。從創刊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就在刊物上寫一種隨筆類的文章,很隨意,當下有什麼話題就說什麼,沒有當下的話題,就談點往事,羼雜點朋友間的交往什麼的。有時一篇之中分成三兩段,一段談一個話題。 
  最初還是有篇名的,比如創刊號上的就叫《「非列士第恩」》。「閒話」這個總括性的題名,也不是他先叫的。是張奚若先叫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九期上,首次出現《閒話》的篇名,署名奚若,就是張奚若。張接連寫了三期,到第二十二期,同是《閒話》,署名就成了西瀅。從此以後,這個總括性的題名,就成了一個欄目,由陳西瀅獨自寫下去。每期也不再起什麼題名,就直筒筒地叫《閒話》。 
  寫了半年,越寫越油了,過去還多談時政,大概接受了魯迅攻擊的教訓,盡量避開時政,寫些較為輕鬆的東西,談談藝術啦,人性啦什麼的。該出事的時候,還是要出事的,怎麼避都避不開。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五十七期上,有篇《閒話》,是談法國文學家法朗士的,後來出版《西瀅閒話》時就改叫《法朗士先生的真相》。這是一篇專談法朗士(France)軼事的文章,寫得很滋潤,也很風趣。比如談法朗士的文字風格和他是怎樣修改文章的: 
  法郎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葉上露珠的皎潔,是近代公認為一時無兩的。他的功夫可大了。孛封(Buffon)的名言「天才是無限的耐心」,法郎士雖然對白郎教授談話的時候竭力的否認,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極好的證據。他同孛崔生說他同雷南(Renan)一樣,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說:「想像力我是沒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沒有的。」「我很少得到靈感的助力。我的筆沒有抒情的力量。它不會跳,只會慢慢的沿著道兒走。我也從不曾感到過工作的沉醉。我寫東西是很困難的。」他寫了一些東西便付印,付印後得校對五六道,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餘的字句,然後他用剪子把所有的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著練耐心的玩意兒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來配對,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單一節文章他就造起了三十遍。末了他喊道:「勝利了!收尾的句子現在變了開頭的了。」 
  這樣的話,自然引不起什麼爭論,別人一評論就出事了。 
  評論的是徐志摩。他在自己編的《晨報副刊》上寫了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一九二五年春天女師大風潮中的論戰,徐志摩沒趕上,他到歐洲去了。這年八月初才回到北京,不久又去南方,直到九月間才回來,一回來就接手辦《晨報副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刊載西瀅《閒話》的《現代評論》出版,一月十三日的《晨報副刊》上,他的文章就登出來了。 
  這篇文章得細細分析。一起首先說: 
  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五十七期的「閒話」裡寫了一篇可羨慕的嫵媚的文章。上帝保佑他以後只說閒話,不再管閒事!這回他寫法郎士:一篇寫照的文章。一個人容易把自己太看重了。西瀅是個傻子;他妄想在不經心的閒話裡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準則。他想用譏諷的冰屑刺滅時代的狂熱。那是不可能的。他那武器的份量太小,火燒的力量太大。那還不是危險,就他自己說,單這白費勁。危險是在他自己,看來是一堆冰屑,在不知不覺間,也會叫火焰給灼熱了。最近他討論時事的冰塊已經關不住它那內蘊或外染的熱氣——至少我有這樣感覺。冰水化成了沸液,可不是玩,我暗暗的著急。 
  應當說,「他妄想在不經心的閒話裡主持事理的公道」這樣的話,是諷刺魯迅的。還有一段,也大可考究。是這樣的: 
  西瀅的法郎士實在講得不壞。你看完了他的文章,就比是吃了一個檀香橄欖,口裡清齊齊甜迷迷的嘗不盡的余甘。法郎士文章的嫵媚就在此。卡萊爾一類文章所以不耐咬嚼,正為它們的味道剛是反面,上口是濃烈的,卻沒有回味,或者,如其有,是油膏的,膩煩的,像是多吃了肥肉。西瀅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寫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對女性的態度,那是太忠貞了,幾乎叫你聯想到中世紀修道院裡穿長袍喂鴿子的法蘭西派的「兄弟」們。法郎士的批評,我猜想,至少是不長進! 
  這一段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後面再說。 
  徐志摩的文章是十三日刊出的,想來周作人當天或第二天就看到了。據《周作人日記》載,這幾天他有點發熱,十七日「上午不睡寫小文」。這篇小文便是後來刊出的《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寫好後便寄給徐志摩,附信說讓他看看,「要登也可以」。 
  十八日這天,徐志摩出城到清華去了,晚上回來正愁下一期的稿子,見了周作人寄來的文章,「好不叫我開心:別說這是罵別人的,就是直截痛快罵我自己的,我也捨不得放它回去,也許更捨不得了」。於是當晚便將稿子編起。當然,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文章惹下了禍,同時寫了篇《再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與周作人的文章,一起在一月二十日的《晨報副刊》上刊出。   
  周作人首先發難(2)   
  且不說周作人的文章,先說徐志摩的文章。 
  徐在文章中,首先承認了自己的孟浪。 
  他檢討自己那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中的過失。外國作家中,他也很喜歡法郎士,去年十二月,曾寫過一篇《法郎士的牙慧》,載十二月三十日《晨報副刊》。說是去年,不過是十幾天以前的事。那天晚上,為下一期刊物湊稿子時,「本想再拾一點法郎士的牙慧的」,碰巧前一天晚上,臨睡時看了西瀅那篇談法郎士的《閒話》,「實在佩服他寫得乾淨,玲巧,也不知怎的念頭一轉彎,塗成了一篇『西瀅頌』」。當晚發了稿就睡,心裡也沒什麼「低哆」。第二天起來才想起,昨晚寫的文章中,至少有一句話是不妥當的。 
  哪一句呢,就是「唯一的動機是憐憫」這句。他覺得,拿這句話給法郎士,不免遭到「此話怎講」的責問,若說西瀅,那簡直有些挖苦了。再下一天,北大同事江紹原,也挑他這個毛病,「那實在是駢文的流毒,你仔細看看全句就知道」。 
  現在我們來看看,江紹原指出的,可真的是徐志摩寫文章的毛病?徐文中這句話是:「他還是他的冷靜,攪不混的清澈,推不動的穩固,他唯一的標準是理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這裡,實則關係到中國文人寫文章的一個內在規律。漢語寫作,要想文辭優美,句子舒暢,一個不二法門便是對仗,詞的對仗,句子的對仗。句子的對仗,就是駢體。像徐文中的這句話,就有兩個對仗的句子。一個是「攪不混的清澈,推不動的穩固」,一個是「唯一的標準是理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會寫文章的人,都免不了這個毛病。不是毛病,而是深諳漢語句子的規律。對仗本身沒錯,只看你對得好與不好。深諳漢語這個規律的人,有時也就免不了湊句子,這就是以辭害意了。應當說,徐志摩這兩個對仗句子,都還是不錯的。前一個尤其好。後一個,就是徐志摩自己說的,有點勉強。不是說句子不好,句子是好的,只是他覺得,這樣的話用在法郎士身上不那麼恰當,用在陳西瀅身上就更不恰當了。可惜他第二天起來,只是那樣想了想,若是要改還是來得及的。到再一天江紹原提出來時,已不可更改了,刊物已印出來了。 
  再就是,他的文章中說陳西瀅對女性的忠貞,並無別的什麼深意,「我也只想起他平時我眼見與女性周旋的神情,壓根兒也沒想起女師大一類的關係」。 
  這是徐志摩的自責。應當相信,還是真誠的。他承認自己對西瀅的評價有不妥之處,但不明白周作人為何會生這麼大的氣。 
  現在再來看看,陳西瀅的這篇文章,還有徐志摩對陳西瀅的評價,怎就一下子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 
  周作人的文章,起因於徐志摩對陳西瀅的誇獎,卻無意跟徐志摩糾纏,僅只說:「徐志摩先生是超然派的人物,是專門學文學的,自然很可靠了,我們理當洗耳恭聽,好知道那閒話的真價值」。幾句話帶過,便氣勢洶洶地撲向陳西瀅: 
  現在中國男子最缺乏的實在是那種中古式的對於女性之忠貞……忠貞於一個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對於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種犬儒態度罷。結果是筆頭口頭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愛妻或情人其實也就糟蹋在裡頭。我知道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榆而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兩位名人是誰,這裡也不必說,反正是學者紳士罷了。其實這種人也還多,並不止這兩位,我雖不是紳士,卻覺得多講他們齷齪的言行也有污紙筆,不想說出來了。總之許多所謂紳士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怡然自居於正人之列。容我講句粗野的話,即使這些東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認他是一個人。像陳先生那樣真是忠貞於女性的人,不知道對於這些東西將取什麼態度:譏諷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是個平和的人,平日為文,雍容有度,偶爾來點小幽默,也很少傷及對方的情面。像這樣火氣沖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說是僅有的一篇。「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等於說現在的女學生都是娼妓,暗示陳西瀅說過這樣的話,身為大學教授,說這樣的話還叫人嗎! 
  是什麼使周作人這樣惱羞成怒呢,對世事的憤慨麼?幾個月前北洋政府教育當局迫害學生,他也沒發這麼大的火。是忌恨這班留學西洋的同行麼?以他在文壇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齡(他四十一歲,陳三十歲),似乎也犯不著。再就是,他和陳西瀅兩人,雖在女師大風潮中處於對立的地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衝突。此前一直相處的不錯,互有借重,也還融洽。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擊,從人之常情上說,就有些乖張了。不管陳說沒說過這樣的話,周在這裡說出來,都讓人有卑劣乃至下流的感覺。 
  話又說回來,既然這樣說了,總有他非說不可的道理。 
  會不會是別的什麼東西,觸到了周作人的痛處? 
  陳西瀅的文章專談法郎士,沒有說別的,那就得在徐志摩的文章裡找了。果然有。且看這幾句: 
  好容易他有了覺悟,他也不來多管閒事了。這,我們得記下,也是「國民革命」成績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對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頭人家來燒我們的家,怎麼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東西」,閒話先生回答說,「點清了開一個單子給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後你倒來問我阿哥報虛賬!」   
  周作人首先發難(3)   
  這段話,好多人看了不會明白,以為不過是為了將文章做足,涉筆成趣,加以渲染,才來了這麼兩句嗲裡嗲氣的話。不是這麼回事。這些話都是確有所指的,極有可能確有其事。一是,去年的女師大風潮中,真的發生過學生焚燒章士釗公館,並使圖書受到損失的事。這樣,「回頭人家來燒我們的家」就不能當作是玩笑話了。二是,這些日子,陳西瀅的身邊,確有這麼一位阿妹。這便是燕京大學英文系學生,正與北大英文系主任陳西瀅熱戀著的凌叔華。徐和兩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陳說這樣的話,陳會告訴徐,或許就是當著徐的面說的。熱戀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叫叫不是什麼稀罕事。 
  癥結就在這裡。也只能在這裡。 
  事件正在進行中,該說話的人反而不便說什麼,只能一任事件發展下去。   
  陳西瀅緊追不捨(1)   
  陳西瀅也不會想到事情出在徐志摩的這段話上,只當是周作人對他有多大成見似的,便寫信給周作人,要個說法。信是一月二十日寫的,全信如下: 
  豈明先生:先生今天在晨副罵我的文章裡,又說起「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何以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裡,而且語氣裡很帶些陰險的暗示。因此,我雖然配不上稱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餘的讀者一樣,有些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裡面,雖然我又拿不著把柄。先生們的文章裡常有「放冷箭」,「卑劣」一類的口頭禪,大約在這種地方總可以應用了吧?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可是一個被罵的人總情願知道人家罵他的是什麼。所以,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回我兩句話:(1)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說的兩位人裡面?(2)如果有我在內,我在什麼地方,對誰揚言了來?陳源,一月二十日。 
  周作人是個很自負的人,此時認為自己勝券在握,丟人敗興的只會是陳西瀅這個黃口小兒。第二天就寫了回信。 
  通伯先生:來示敬悉,承問兩項,奉答如左。 
  一先生在不在那兩位名人裡邊,只請先生自省一下,記得說過那句話沒有,就自然知道。這第一項我答得如此含胡,因為二那句話我是間接聽來的,如要發表說話人的名字,必須要得那位中間的見證的允許。所以請再等我兩三天,俟問過那位之後,再當明白奉答。至於捏造先生的事實,則吾豈敢。一月二十一日,周作人。 
  意思是只要一問清了,就有你的好看。當天或是第二天,他便跟中間見證的那個人見了面,訂正一番。見證的人叫張鳳舉,也是北大的教授。要麼是張鳳舉說的情況不是那麼回事,比如這話不是陳所說,而是陳轉述之類,要麼是張鳳舉和陳西瀅的關係也不錯,不願做這種證人,反正是周作人覺得自己是孟浪了些。二十二日又給陳西瀅寫了一信: 
  通伯先生:前日所說聲言女學生可以叫局的兩個人,現經查考,並無先生在內,特此奉復。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 
  大概意識到,這樣的回答陳西瀅絕不會善罷甘休,不如預作逃循之計,便將此事寫了篇小文章,叫《陳源先生的來信》,在他們的同仁刊物《語絲》發表。二月一日刊出。先說,前些天見《晨報副刊》上徐志摩先生的一篇《「閒話」引出來的閒話》,誇獎陳西瀅先生的態度神似法郎士,他不免有點懷疑,覺得不很像,便另寫了一篇《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因為牽涉著徐先生,所以在發表之前先寄給一看,卻被徐「綁住」了,在《晨報副刊》上登出來了。這倒也沒有什麼要緊,他反正是預備發表的,到了第二天便接到陳西瀅先生這樣一封信。接下來引用了陳信的全文。然後又說,他當初聽人家傳說過叫局的話,都是紳士與學者,現經陳先生來查問,他便再去調查,得到的結果是這樣的: 
  一個A君,我們間接從B君聽來的,但B君現在往歐洲去了,無從再去問他。一個X君,C君聽D君轉述他的話,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說已經記不起了。A君與陳源先生是別一個人,X君的姓名雖然忘記,惟據C君說也不是陳先生。所以我就於二十二日寫一封信給陳先生,告訴他在所說的兩個人裡面查得並沒有他。至於他別的話我覺得無反唇相稽之必要。 
  這種小把戲怎麼可能矇混過關呢。 
  陳西瀅很快查明這話是張鳳舉傳給周作人的,或者乾脆就是他想起了那天說這話時,在場的只有張鳳舉跟周作人要好,肯定是張傳過去的。不管怎樣,現在留下的文字是,在接到周作人信的同一天,陳西瀅給張鳳舉寫了封信。 
  先說了周作人屢次罵他說過那句話,今天來了封信,雖說不是指他,但那口氣分明還是指他,且無任何道歉的表示。不過是不願連累見證人罷了。他想起來了,女學生可以叫局這句話,他是聽過的,不光聽過,還聽過兩次。一次A君說時,只有他一個人在場,現在不用提。再一次是B君說的,在西山臥佛寺,在場的有先生和丁西林,還有他。這樣要是周作人先生沒有捏造,那麼周所指的想來是這一次了,既是這樣,張先生你當然是所說的見證人了。接下來說那天談話的情景和他的看法: 
  B君說起了這話,我說我也聽A君說過,不過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B君說他的朋友親自看見的,某飯店就可以代叫。我說,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學生的名字罷了。大家討論一會之後,我說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飯店叫一個來,讓我們考她一考,證明她是女學生,我總不能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差不多這樣的意見,先生記得吧? 
  總之,這一晚我們都是立於懷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並沒有怎樣的肯定。至少,他說的不過是「有些女學生可以」,斷不是「女學生都可以」。他也不過對兩三位朋友在閒談時偶然說起,並沒有「揚言於眾」。要是偶然說起就是「揚言於眾」,那麼先生轉述這話給周先生時——姑且假定這話是先生轉述給周先生的——先生也是「揚言於眾」了。據我所知道,「揚言於眾」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周先生自己,他一次兩次三次的在報紙上宣傳著;說「女學生都可以叫局」的也只有一個人,那也就是周先生自己,有《晨報副刊》為證。並且B君與「新文化新文學」絲毫無涉,周先生自己倒又是「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   
  陳西瀅緊追不捨(2)   
  張鳳舉接到信之後,知道事情鬧大了,他跟這兩個人的關係都不錯,誰也不願得罪,只好馬上過陳西瀅這邊一趟,推心置腹地跟陳談了一通。回信,還是要寫的,不寫陳西瀅這邊不會答應。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回一封短信: 
  我們昨天的談話我已經告訴周豈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來想去,我別無他話可說,要說的全對你說了。不過我要向你道歉,因為這次事完全是我誤傳的結果,與別人絕不相干。你的原信送還,請檢收。張鳳舉,二六,一,二五。 
  現在輪到陳西瀅反擊了。他將自己給張鳳舉的信,和張鳳舉的回信,一併差人送給周作人。並且說,昨天張鳳舉來的時候,帶來了你給他的第二封信,說你起先相信這話是我陳西瀅說的,現在知道自己錯了。張鳳舉也不承認他說過有什麼人「揚言於眾」,或是什麼人說「女學生都可以叫局」。我當時就要寫信給你,張鳳舉勸我等兩天,他願意把這意思轉達給你,我也答應了。現在他的回信既然沒有提起先生的答覆,想來他是失敗了。所以我不得不寫這封信,再對先生進一忠告。主要有這麼幾句: 
  先生因為不高興我,就相信而且就竭力的傳佈無論什麼人譭謗我的話,甚而至於人家並沒有說我,先生卻因為自己要那樣想,便以為人家說的是我——這不過是代先生曲為寬恕的話——就據為事實罵起人來,那是不是「傳佈流言」? 
  明明並沒有什麼人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而先生因為要故入人罪,硬說有人「揚言於眾」,而且「揚言」的是「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那是不是「捏造事實」? 
  先生這一次的「放冷箭」,「傳佈流言」,和「捏造事實」的「結果是筆頭口頭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愛妻或情人其實也就糟蹋在裡頭」,誠如先生所說。可惜「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者,正是先生自己,而且只有先生一個人。 
  先生自己又說過,這樣糟蹋女性的人「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即使這些東西是」先生「的娘舅」先生「也不認他是一個人」。現在既然證明了「糟蹋了天下的女性」的正是先生自己,先生應當很鄭重的向「天下的女性」謝罪,就不說向被誣蔑的人道謙。要不然,先生真不愧為「娘舅」的「外甥」了。   
  凌叔華暗中求情(1)   
  在周作人與陳西瀅唇槍舌劍地論爭著的時候,有一個端莊俏麗的女子正默默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她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可對誰都說不出口。她祈禱這一切快快過去,同時也知道,真到了必要的時分,該她出馬的時候她必須出馬。 
  她就是前面提到的凌叔華小姐。 
  此事為什麼會與凌叔華這個小女子有關? 
  這,外人就不知道了。 
  凌叔華當時已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小說家了。但這名氣的最初的獲得,卻是得益於周作人的提攜。她的最早的兩篇小說,是周作人介紹給孫伏園,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 
  凌叔華在燕京大學上學期間,跟周作人來往很密切。周作人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同時在燕京大學兼課。凌叔華在燕大先上的是動物學系,後來愛上文學,要轉到外文系。轉系要加一門副修的外語,凌叔華少年時在日本待過,有一定基礎,想以日語作為副修的外語。當年燕大尚無日文科,凌叔華求周作人輔導,周作人非常痛快地答應了。周作人素來是很小氣的,但對這位女弟子一點也不小氣,輔導期間贈她三四尺高的日文書。這恩情,周作人不會忘記,凌叔華也不應當忘記。 
  至於凌叔華後來跟陳西瀅相戀,相戀後跟周作人沒什麼來往,周作人是能夠理解的。畢竟陳西瀅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留英歸來的博士,又是風華正茂的年紀,而他,只能算個老留日學生,且已四十出頭年紀。不來往可以,若是惡語相加那就不行了。 
  前一年十一月,女師大風潮中,學生曾衝進章士釗的公館,燒燬了部分書籍。女師大風潮,出面支持的教師雖說不少,影響最大的還要數周家兄弟。當年外界就有流言,說章士釗免了魯迅的職,周家兄弟遂唆使學生燒燬了章士釗的公館。 
  「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頭人家來燒我們的家,怎麼好?」若凌叔華真說了這樣的話,等於是在譏刺周作人(雖說是無意的),等於是在自己情人面前挖苦過去的老師。說得嚴重點,這就是背叛師門,恩將仇報了。 
  真要這樣,也就難怪周作人要惱羞成怒,要寫文章予以還擊了。 
  這還擊的力度是很大的,也是十分惡毒的。等於是明告凌叔華,你挖苦我嗎,那就看看你的情人是個什麼東西!他說「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他不知叫過多少次局了,玩弄過多少女學生了,你不過是個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怎麼會和這樣的偽君子,這樣的衣冠禽獸走到一起呢? 
  接著前面的說。經過一番往還,周作人自知理屈,收回了這句話,並致信陳西瀅說:「前日所說聲言女學生可以叫局的兩個人,現經查考,並無先生在內」。 
  話是這樣說了,周作人的氣並沒有消。就是從說話的口氣上,也能聽出,是無奈的,並沒有饒恕了對手。一有機會,他還會殺上前去的。 
  一月三十日,陳西瀅經與周作人、張鳳舉等人查證,證實自己沒有說過那樣的話之後,將所有來往信件在《晨報副刊》上全部刊出。計有: 
  (一)西瀅致豈明(即周作人教授) 
  (二)豈明致西瀅 
  (三)豈明致西瀅 
  (四)西瀅致鳳舉 
  (五)鳳舉致西瀅 
  (六)西瀅致豈明 
  (七)鳳舉致西瀅 
  (八)西瀅致鳳舉 
  (九)西瀅致志摩 
  附錄:西瀅致半農(即劉復博士)、半農致西瀅、西瀅致半農 
  以上總共是十二封來往書信,總題為《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徐志摩在前面加了按語,題為《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這一期的《晨報副刊》,時人稱作「攻周專號」。 
  所謂的「攻周」,不獨是周作人,連周樹人即魯迅也包括進來了。 
  周家兄弟一定會做出強烈的反應。這是誰都知道的。一場大戰馬上就要開始。 
  周作人果然很快做出反應。 
  一月三十日,見到這期《晨報副刊》的當天,周作人立即致信徐志摩,仍巧言狡辯,沒有一點悔過的意思。信中說:他在《語絲》六十四期發表陳西瀅先生的來信,聲明那兩個說女學生可以叫局的人裡沒有陳在內。但是陳先生不相信,說他捏造事實,為說真話起見,也願意遵教訂正如下: 
  一,那兩個人並不「揚言於眾」,也未必說「都」,大約只是對了他們朋友說女學生可以叫局,隨後就傳了出來,雖然照字義說來他對了三個朋友說那也就可以說「眾」。 
  二,A先生說這話是在一九二三年,與女師大風潮無關,他所指的或者是山東某地的情形,聽說當時京報上還曾有記述。 
  三,X君是誰,這問題,我仍舊還是信用C君後來告訴我的話,說忘記了,但不是陳源先生。我還想追加一句,替別的朋友表明:這也不是現代評論社的別的各位。 
  至於陳先生說我傳佈這個流言,侮辱中國女性,大有非謝罪不可之勢,我覺得別無回答之必要,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權力。楊蔭榆章士釗那樣亂說的時候,陳先生在哪裡? 
  此信在二月三日《晨報副刊》上刊出,名為《關於閒話事件的訂正》。徐志摩把它放在最後一頁一個偏僻的角落。畢竟這是徐志摩辦的報刊,他有權做這樣的處置。   
  凌叔華暗中求情(2)   
  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又一連致徐志摩兩信,繼續實施他的色厲內荏的反擊計劃。周作人可以暗中向張鳳舉承認錯誤,絕不會公開向陳西瀅之流承認一點錯誤。這是他的尊嚴,也是他的底線。他也不愁沒有他的理由。一個老留日學生,怎能敗於一個新來的英國留學生的手下?這是上午的事。 
  雖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載,我們可以想像,一直在陳西瀅身邊,與徐志摩來往也很頻繁的凌叔華,一定在關注著事件的發展。這些信息,隨時可以知道。 
  她不會不知道周作人的這股子氣,是衝著誰來的。 
  她未必不想插手,只是苦於沒有機會。一面是自己的業師,一面是自己的情人,這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一個年輕女子的幽怨,分外讓人愛憐。 
  正好這時發生了一種傳聞,是關於凌與陳的婚約問題的。有人在文章中約略提及。既然已牽涉到自己,凌叔華就可以說話了,便給周作人去信,請求不要把她拉在裡面。說的是一件具體的事,也可以說是為的整個事件。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認錯,才能平息這位心胸狹窄的業師的怒火。 
  下午凌叔華的信到了。《周作人日記》載:「下午品青、小峰來,五時玄同來,十一時去。得凌女士函。」 
  事情馬上就起了變化。周作人不反擊了。當即給徐志摩去了本日的第三封信。想來這些信,都是派僕人送過去的。不然不會一日之間三發其信。徐志摩在回信中說: 
  對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覆……關於這場筆戰的事情,我今天與平伯、紹原、今甫諸君談了,我們都認為有從此息爭的必要。擬由兩面的朋友出來勸和,過去的當是過去的,從此大家合力來對付我們的真正的敵人,省得鬧這無謂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話。我已經十三分的懊悵。前晚不該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為老兄竟能持此溫和的態度……你那個《訂正》我以為也沒必要了。現在就問你的意見,如其可以不發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虞坤林編《志摩的信》第243頁) 
  徐志摩還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豈是可以隨便扯了的。明明一連去了兩信,其中一信還是《訂正》(此《訂正》二月三日刊出),怎麼突然又去信講和呢。此中情由,徐志摩是絕不會清楚的,只有周作人和凌叔華兩人知曉。 
  周作人回了凌叔華的信沒有? 
  回了。《周作人日記》:「二月一日,上午寄凌女士函。」 
  信上怎樣說的? 
  直到晚年(一九六三年),才在《幾封信的回憶》一文中說了信的內容: 
  我只好覆信說,我寫文章一向很注意,決不涉及這些,但是別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負責,因為我不是全權的編輯,許多《語絲》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減的。(《飯後隨筆》下冊第254—255頁) 
  翻檢周作人後來的文章,火氣確實小了,也確實沒有提及凌叔華。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還是很給面子的。周作人畢竟是個憐香惜玉的人。事實上,他也知道他發的是無名之火,火氣一出,也就沒事了。幾乎可以說,凌叔華的信一到周作人的手裡,這場由閒話引起的糾紛中,關於「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一部分,就消弭於無形,不再對陳西瀅的人格造成什麼傷害,反而變成了周作人是不是真的無恥的討論了。這樣周作人只有辯白之力,而無反駁之功了。 
  周作人可以沒事,魯迅是不會沒事的。 
  這也是因為,陳西瀅雖然與周作人起了這麼大的爭論,但他總覺得,周作人還是個可以相處的人,只是誤信讒言才發了這麼大的火。於是在《西瀅致志摩》一信中,說了幾句可以原諒之類的話,就輕輕地把周作人放過,而將批評的利刃向魯迅甩了過去。開頭的兩段是這樣的: 
  前面幾封信裡說起了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裡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枉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是捏造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說了這兩句話,不能不拿些證據來。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裡出來——手邊卻沒有。只好隨便舉一兩個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證據,要是你要看的話。 
  陳西瀅竟敢說這樣的話,怎能叫魯迅袖手不語? 
  閒話事件後來的發展,幾乎是魯迅獨自一人在不依不饒地抗爭,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關於「剽竊」的辯駁(1)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是陳西瀅所舉的眾多例子中的一個。 
  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剽竊」的辯駁,成為閒話事件中繼「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之後的一場格局不大的論戰。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這句話是另有所指的,並非是對緊接在後面的例子的概括。既然是「常常」,那就不止一次了。 
  這話說來就長了。 
  前一年九月下旬,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要在十月一日正式出版。時間太緊迫了,他想換個新刊頭,找了幾個人都不太理想,便去找擅長繪事的凌叔華想辦法。在凌家,凌讓他看了琵亞詞侶的畫冊,共同選定了一幅揚手女郎圖。徐要撕下這頁拿去,凌不肯,當下描了一幅讓徐帶走。十月一日新版出來,上面有凌叔華的小說《中秋晚》,後面有徐志摩寫的一個小跋,就兩句話:「為應節起見,我央著凌女士在半天內寫成這篇小說,我得要特別謝謝他的。還有副刊篇首的廣告圖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併致謝。」想來徐志摩後一句話的意思,是說這個圖案是凌叔華提供的,但這樣說確實容易讓人理解為這是凌叔華畫的。 
  果然就有人叫板了。十月八日《京報副刊》上登出重余(陳學昭)的文章《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明確指出這是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作品,凌叔華難脫「剽竊」的嫌疑。徐志摩一看出了事,當天便寫信給《京報副刊》編輯孫伏園,聲明全是自己一時疏忽,連累了凌叔華。用了幾期,就把這個圖案撤了,換上聞一多畫的一幅圖案。 
  過了一個月,又出事了。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發表了凌叔華一個短篇小說《花之寺》。同月十四日《京報副刊》上有發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則,指責這篇小說是「抄竄」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在消夏別墅》,並反問道:「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嗎?」這類指責,在陳西瀅看來都是魯迅授意的,或許就是魯迅化名寫作的。 
  這回陳西瀅不能不說話了,小說是在他辦的刊物上登的,凌叔華是他熱戀中的情人,這兩種身份,都讓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也不能說得太明確了,畢竟是在為情人辯白嘛。此前已有過表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五十期上,寫了篇《閒話》,後來成書時定名為《剽竊與抄襲》。其中說:「剽竊」、「抄襲」這樣的罪名,在文學裡,只可以壓倒一般的蠢才,卻不能損傷任何天才作家。為什麼蠢才一壓便倒呢,因為他剽竊來的東西,在他的作品裡,就好像馬口鐵上鑲的金剛鑽,牛糞裡插的鮮花,本來就不太相稱,你把金剛鑽和鮮花拿走,只剩了馬口鐵和牛糞。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說到這裡,還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裡關於戰爭的描寫,就有整篇的抄襲,比如莎士比亞戲劇裡的事件佈局,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借自別人的。最帶情緒的是這樣一段話: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體,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麼?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總之這些批評家不見大處,只見小處;不見小處,只見他們自己的宏博處。 
  「思想界的權威」,顯然是指魯迅。 
  加上本節前面引用的《西瀅致志摩》中那段話,陳西瀅就是兩次指責魯迅「剽竊」了。第一次是暗指,第二次就是明指了。 
  暗指的那次,魯迅沒有還擊,既然明指了,就不能不說話了。 
  《西瀅致志摩》是一月三十日在《晨報副刊》上登出來的,二月一日魯迅便寫出了他在這次論戰中最長的,也是最厲害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嗎,我的就叫《不是信》。載二月八日出版的《語絲》週刊第六十五期。從行文的流暢,用語的峭拔,感情的激憤,可以想見魯迅眉頭緊皺、握管疾書時的樣子。全文近六千字,在魯迅平生所寫的雜文裡,也要算長的。 
  文中論列命題甚多,關於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與日本鹽谷溫的《支那小說概論講話》的異同,魯迅是這樣說的: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他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圖系》,也是根據他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裡;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份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29—230頁)   
  關於「剽竊」的辯駁(2)   
  後世的學者,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總是說陳西瀅多麼的無理,多麼的可恥,很少有人從陳西瀅這邊考慮。不必看鹽谷溫的著作,僅從魯迅在這裡的供認,再參閱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也不能說陳西瀅的話全是錯的。 
  其一,魯迅承認鹽谷溫的書,確實是他的參考書之一,而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初版本上,沒有任何文字的說明。至少這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 
  其二,魯迅對鹽谷溫的書的使用,已超過了通常的參考,他說:「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他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圖系》,也是根據他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據鹽谷氏的,不用說了,而《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中,一字未提鹽谷氏。「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圖系》」即《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等於是又一篇。也是一字未提。無論是按照中國古代的學術規範(魯迅是有這個訓練的),還是按照現代的學術規範(魯迅是受過現代學術規範教育的),這些地方是應當註明的。不能說「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就不註明了。 
  其三,到一九三○年十一月《中國小說史略》重印時,魯迅在《題記》中也只是說,鹽谷氏重新發現了什麼材料,仍不提鹽谷氏的書曾是他寫作時的「參考書之一」,書中有兩篇是「根據他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替魯迅設想,這時就是想註明也不敢了,注了豈不恰恰證明先前曾抄襲過鹽谷溫嗎? 
  有以上確證,怎麼能說陳西瀅的揭發沒有道理,全是錯的呢?為賢者諱,為聖人諱,也不能諱到這個地步吧。成就是成就,絕不能因其成就的偉大,而諱言其不符合學術規範的地方。至於是參考、引用,還是剽竊、抄襲,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該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說什麼都不能說是對的。近日閱報,美國哈佛大學有位教授在講課時,講到某個學術觀點,正好到了下課時間,沒來得及說出這一觀點的出處,好像他自家研究所得似的,學生向學校當局報告,這個教師二話不說,只有辭職了事。不是他想辭職,而是他若不辭職就開除了。 
  有人或許會說,不是胡適也為魯迅辯護,說陳西瀅的話不對嗎? 
  這件事是這樣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蘇雪林曾對魯迅有過尖銳的批評,十二月胡適給她寫了一封信,說「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能忘此仇恨!」「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說這樣的話,也是不對的。說「整本」的抄襲,當然是陳西瀅錯了,連魯迅也承認自己書中有兩篇是「根據他的」,就可證明陳西瀅並沒有全錯。在這裡,不存在什麼誤信小人之言。張鳳舉是留日的,也是北大的教授,平日與周家兄弟又來往甚勤,只有他才能知道鹽谷氏的書是什麼樣子,也只有他才能知道魯迅「根據」到什麼程度。 
  抗戰前夕,胡適的名望如日中天,對什麼事情都要做持平之論。這是中國名人的一大毛病,所謂不「過甚其辭」,不過是中庸之道罷了。就在這封給蘇雪林的信裡,在談到魯迅的問題時,也是先來一通持平之論才說到這個話題的。他是這樣說的:「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別人看了,尤其是那些讀書不多的人看了,會說,胡先生多麼公道呀!實際上,胡適對魯迅的看法是什麼,讀書稍多點的人是知道的。不用遠處找證據,就在這封信裡,就在上面所引的這段話的前一段,胡適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狺狺是犬吠,都把魯迅對他們的批評視作狗叫了,還說什麼「持平」,還說什麼「惡而知其美」!真要公道,就不該說陳西瀅對魯迅的批評全錯了。魯迅全書二十八篇,有兩篇是根據鹽谷溫來的,至少沒有出注,就應當說陳西瀅說對了十四分之一吧。 
  有一點胡適是說對了,那就是,因為陳西瀅揭發了魯迅學術著作中有抄襲的嫌疑,這讓魯迅與陳西瀅結下死仇,也和現代評論派結下了死仇。現代評論派的一彪人馬大都參加了新月社,魯迅也就和新月社(新月派)結下了死仇。 
  直到十年之後,魯迅的這個氣還沒有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裡再次舊事重提,雖歷經十年之久,魯迅的仇恨卻是歷久彌新,沒有一點減弱的意思。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我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50—451頁)   
  關於「剽竊」的辯駁(3)   
  再怎樣辯白,再怎樣義憤,不說明,不出注,總是不對的,至少也是欠妥的。從這樣的仇視上,也可看出魯迅對這件事是怎樣的在意。 
  在《西瀅致志摩》中,還有幾句讓魯迅大為惱火的話。可說是戳到了魯迅的痛處: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子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話是難聽了點,但和魯迅後來多次標榜過的自己寫作的宗旨也還相差不大。魯迅不是常說自己怎樣勇於解剖自己,怎樣要引起療救的注意,在給尤炳圻的信中曾說「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解剖自己,揭發自己的缺點,不就是把自己的缺點昭示給世人,以為警誡嗎?陳西瀅說「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不過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或者說是一種嘲諷的說法。 
  面對這樣善作婉諷,而實則如利刃錐心的對手,魯迅也不能示人以弱。 
  在《不是信》中,他是這樣說的:這一段意思很瞭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多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做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倖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做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裡滿是這樣的貨色。 
  從取喻的簡捷,用語的生動上說,還是陳西瀅的嘲諷殺傷力大些。魯迅的反駁則顯得力不從心。只有末後一句「雖然滿肚子都是這樣的貨色」,還有一點往日的俏皮。 
  從論戰的角度說,陳西瀅還有幾句話也是很可賞玩的: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在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再看魯迅是怎樣反駁的。他說,這是根據了三個例子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夢裡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麼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嘗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並非閒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 
  這樣的反駁,顯得冗繁、蒼白,力不從心。 
  後世的論者,多說在這場駁難中,陳西瀅始終處於被動挨打,沒有還手之力的地位,這是過分看重魯迅的戰鬥力了。若陳氏真是這樣窩囊的對手,魯迅也就不能說多麼高明了。前面曾引過胡適一句話,說「魯迅終身不能忘此仇恨」,雖是指抄襲事件,卻不能說與陳西瀅在整個論戰中給魯迅精神上造成的損傷沒有一點關係。公允地說,說抄襲固然應當結仇,但仇結到後來那個地步,只要一提起陳西瀅就咬牙切齒,毋寧說整個論戰中陳西瀅對魯迅的震憾力、衝擊力和殺傷力太大了。 
  在魯迅一生的論敵中,陳西瀅不說是略高一籌了,至少和魯迅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1)   
  閒話事件中的閒話,不是閒話,是時局的反映,也是品格的反映。這裡要談的關於薪水的閒話,是真正的閒話。較之上一節關於剽竊的駁難,格局顯得小了些。因為關係到魯迅對新文化人物的心態,也放在這裡作一介紹。 
  仍是由《西瀅致志摩》信中的舉例引發的。但陳西瀅提起此事,只是為李四光抱不平。要說真正的起因,還得歸到魯迅身上。 
  這就要說到前一章裡寫過的女師大風潮。 
  先介紹一下李四光其人。 
  李四光的經歷是很輝煌的。湖北黃岡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原名仲揆,字福生,後改名四光。一九○四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一九○五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七年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一九一○年畢業回國。一九一一年九月到北京參加辛亥第六次遊學畢業生考試,十月授工科進士。武昌起義爆發,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民國元年,先在臨時政府任職,後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湖北同盟會書記。一九一三年赴英國留學,入伯明翰大學,一九一八年獲自然科學碩士。一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一九二二年一月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副會長。十一月兼任國家京師圖書館副館長。 
  以上簡歷是從《民國人物大辭典》上抄錄的。「一九二二年一月」當為「一九二五年一月」之誤。這樣李四光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就該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事了。 
  這場紛爭,可說就是由他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引發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女師大風潮鬧得正熱鬧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公理」的把戲》的文章。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云「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登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66—167頁) 
  順便說一下,對王世傑反對北大教授在他校兼職,僅在女師大兼系主任的就有五位之多,魯迅在同一文章中反駁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可以獨攬大權」,是站不住腳的。「向來」,時間多長?楊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就任女師大校長的,此前的教員肯定不是她聘任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免職,此後的教員也肯定不是她聘任的。而她的前任就是魯迅的同學,同為太炎弟子的許壽裳,北大的教員像馬裕藻、周作人、鄭奠、徐炳昶,包括魯迅自己,肯定是許壽裳任上聘為女師大教員的。楊是正兒八經在美國學教育出身的,擔任校長後,要整頓的就是這種名為國立大學,而少有專任教員的狀況,怎麼能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是楊為了「獨攬大權」呢?少有專任教員的校長,等於光桿司令,哪個負責任的校長願意這樣做? 
  魯迅的這篇文章題為《「公理」的把戲》,說到李四光時,又說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卻不是無中所有,乃是有來由的。 
  這就要說到李四光在女師大風潮中的表現了。 
  李四光的夫人許淑彬,是無錫人,與楊蔭榆是同鄉,當時在女師大附中任教。女師大風潮起來後,和陳西瀅一樣,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維持會」的一員。按說也是普通的一員,不應引起外界的什麼非議。不幸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這天,楊蔭榆動用巡警強制女師大學生離校時,他恰好在場,於是被激進學生視為支持楊氏的「三勇士」之一。具體描述是,「楊氏率打手及其私黨蕭友梅、李仲揆、夏蓮芳洶湧入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事件過後,李四光覺得太委屈了,便寫了篇《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雖是科學家,他的文筆還是很好的。這也是那一代學人共有的一個特點。整篇文章,雖是訴委屈,抒憤懣,也盡量讓自己的心態平和些,文筆輕鬆些。一開始,先說北京人的看戲。聽說北京老聽戲的大爺們有一個特別的習慣,那就是他們必要到什麼梅蘭芳王鳳卿出台的時候,才到戲園;那些名角唱完的時候,恰是戲曲完場的時候,也恰是大爺們戲癮過足了的時候,那是何等的暢快。而這些日子,北京女師大正在上演著一場「新劇」即女師大風潮,這麼好的戲,怎麼能不去看一看呢。 
  接下來說,恰好有一天晚上,已經被學生驅逐了的校長楊蔭榆打來電話說:「女師大的問題現在可以解決。明早有幾位朋友到學校裡參觀,務必請你也來一次。」他當時問楊如何解決,楊說:「現在在電話裡講不清楚,一定請你明天到學校裡參觀,我並預備叫一輛汽車來接你。」他當時想到,楊和自己不過見面兩次,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像江亢虎那樣犯復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楊的話屬實,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也許演到最後一幕。時乎不再來,為什麼不學北京大爺們的辦法去得一點經驗?所以便應充了楊的邀請,並且聲明北京的汽車向來與他這樣騎自行車的人是死對頭,千萬不要客氣。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第二天早上,小雨紛紛,景象黯然。天然的佈景,已經給了他一個極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師大前門的時候,只見了若干名卸除武裝的巡警,或坐或站,擠在廊下。門役領他到一個灰塵滿地的客廳,待了四五十分鐘,忽然聽著門外的汽車聲,嘈雜聲,罵聲,叫聲,「楊蔭榆來了……楊蔭榆來了……」這是他所見的第一幕。 
  辦了幾種手續(如傳遞名片,學生的檢查等等),護校的學生放他進去了。在一間熱極的小房子裡,見到了楊蔭榆,只見有幾位學校的教職員,並無所謂參觀的人士。嚇得像狗一樣的聽差不斷的向楊校長報告,一會兒說某某門已經被學生把守了,一會兒又說外間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來搗毀學校。謠言蜂起,議論風生。校長、職員、聽差連開了幾次聯席會議,好容易才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門關上。這些人忙亂的時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見那些「保護」的巡警站在門前,你一聲,我一聲,在那兒張開大口換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學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許多不甚雅聽的口號。這樣過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過去了。他們在那裡做戲做不出來,似乎並不十分著急,可是他這個看戲的人卻急死了。 
  他再三向楊校長告辭,終不得允許。待到下午三點多鐘,實在忍耐不了,就紅著臉皮說了幾句對不住主人的話,楊校長連聲回答說:「我現在要辦了,請你再待一會兒。」 
  這樣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實的一幕和他的感歎: 
  確實不虛,那時楊先生彷彿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准動手,一面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詳細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為官僚及一班反動者所利用。可憐我們平時最敬愛的青年淑女,為什麼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聲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聽,那是怎樣一回事。原來是楊先生申明要由雜務課升到校長室辦公!這可算是我所見的第二幕。 
  這種戲我再不要看了。所以無論如何,要求了楊先生放我出去。楊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彌陀佛!我竟逃脫了苦海。可怕的是那無限風波,無量劫數,要到何時才可了結。 
  朋友們說,有人以為我是「楊先生的死黨」。無論就私交,就職務說,這個頭銜,我真不配。我並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閒工夫去幹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師大有了職務,或者是一個「教育家」,或者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可是楊校長已經死了,問題已經變更了,我不過為那位校長先生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完了,還有什麼話說? 
  這是一個科學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現場。跟學生們的描述,跟魯迅等人筆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們是該相信這個無辜的科學家呢,還是該相信那幾十個情緒激動的學生,還是應當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場的魯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這話是多麼沉痛。 
  不管後來的事態怎樣發展,不管後世的歷史學家怎樣記載,至少李四光的記述,可以作為一種參照,多少修正一下我們的偏見吧。 
  有了這檔子事,又讓學生那樣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難逃擁戴楊蔭榆的干係。既是楊蔭榆的死黨,也就必然是魯迅的死敵。這樣魯迅在文章中順便諷刺一下也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諷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瀅致志摩》上來。看陳西瀅是怎樣為李四光抱不平的。當然,他舉這個例也是為了說明他的那個看法,即「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罪狀」。信中談到李四光時是這樣說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們相識人中一個最純粹的學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國立京師圖書館聘他為副館長。他因為也許可以在北京弄出一個比較完美的科學圖書館來,也就答應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雖然許多教授兼二三個以至五六個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卻向校長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內不支薪。他現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課。他的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幾個肯這樣幹。然而魯迅先生卻一次再次的說他是「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李四光看到《晨報副刊》上的「一束信」,知道陳西瀅談到了自己,此前也一定看到過魯迅對他的嘲諷,便給副刊的編輯徐志摩寫了封信。一則是為了準確說明他在京師圖書館擔任副館長的薪水問題,再則也是忍不住要說說魯迅對他的誣蔑。 
  他說他今天看到貴報副刊《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中,有一段記載與他個人有關係,所以不得不有所聲明。他答應到國立京師圖書館去供職以前,曾經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當面商量,向學校請假一年。蔣先生也表贊同,以後又正式具請假公函說明此事,這封信現在還在蔣先生手裡。魯迅說他是以北大教授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一層,絕對與事實不符。 
  接下來談到他的薪水。說他初到圖書館的時候,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方面,曾通過一個議案,議決副館長薪水每月五百元。當時他曾再三向委員會委員長說明:他個人的生活簡單,不需要那個數目。但是此事已經議決,並且副館長是機關中的一部分,他未必永久是副館長,在未經正式的手續以前,不便立刻變更決議案,以至牽動全盤的計劃。所以他當時想出一個辦法,只受半數,其餘一半,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並且正式作函通知委員會。前天陳西瀅先生匆忙中問他在圖書館拿多少薪水,他答道:「只拿二百五十元。」魯迅先生未曾詳察事實,竟然寫出「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一句話,他實在不敢承認。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3)   
  說魯迅的幾句話是這樣的: 
  我聽說魯迅先生是當代比較有希望的文士。中國的文人,向來有作「捕風捉影之談」的習慣,並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罵,我都能忍受,不答一個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實,知道天下人不盡像魯迅先生的鏡子裡照出來的模樣,到那個時候,也許這個小小的動機,可以促魯迅先生做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功夫。也許中國因此可以產生一個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貢獻! 
  李四光的這封信,徐志摩擬了個題名《李四光先生來件》,在二月一日《晨報副刊》上登載。 
  當天魯迅就看到了這期的《晨報副刊》。或許他這天正在寫回擊陳西瀅的文章,即那篇《不是信》,順便也就談到了這個話題。比如對李四光說他是當代比較有希望的文士,他就很反感。不過,主要的,還是談李四光的薪水問題。還是領略一下魯迅辯論的風采吧: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另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麼時候才有,但欠賬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賬,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頁) 
  揭發這件事,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這些法日派留學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難理解現在英美留學生的個人情操,以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間永恆的律條。給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傻瓜?既說薪水,就是個人所得,既然個人沒有得到那麼多,就該承認這個基本的事實。不能說,因為一時制度的不允許,採用了一個權宜的辦法,便懷疑對方的誠意。李四光的考慮是無可指責的,他不能光考慮自己,副館長這個職務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麼多,不能說將來的繼任者也不需要那麼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發出,李四光就後悔了,怕自己陷進這種無謂的糾紛中去,第二天又給徐志摩寫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發排了,隔一天就見報了。 
  李四光的這封信上說,昨天他動筆時,沒有顧上讀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寫了那封信。魯迅先生罵他的那些話,雖然大部分都是誤會,但也未始沒有幾分捕風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說什麼呢,等事實明瞭的時候,他的事完了,用不著多說話。接下來說,自己也是涵養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閒話,與徐志摩發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於事實上也沒有何等的用處,請徐替他刪去。 
  隨後又以極其誠懇的態度,對參與論爭的幾個人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說他與陳西瀅相識有年,陳的天才和熱心他向來是很佩服的。可是陳那枝筆,的確有時覺得太尖。周家兄弟,他是久仰的,一向沒有相識。周作人先生他曾在街上遇見幾次,很像一個溫和的君子。他認識周,恐怕周不認識他。雖說周曾無故的罵過他一次,他對周還有相當的諒解。文人都不免有那種毛病,不能因為周罵了自己一次,就菲薄他的文學。希望有一天能和周見面談心。下面是專說魯迅的: 
  魯迅先生我絕對的沒有遇見,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許有他特別的興趣。任我不懂文學的人妄評一句,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筆來,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弄到人家無故受累,他也管不著。但是只要我們能極力的容忍,天下想無不了之事;況且現在我們這個中國,已經給洋人軍閥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導青年的人,還要彼此辱罵,製成一個惡劣的社會,這還不是自殺,什麼叫做自殺? 
  他知道像魯迅這樣的人,你說得再誠懇,也不會買賬的。信的末尾,為了表示他的誠心,特別鄭重聲明,「對於一切的笑罵,我以後決不答一辭,僅守幽默就罷了」。他不知道時間已來不及了,還說,他覺得他的這封信與當前的社會有點關係,希望能跟前一封信一起發表。 
  收到李四光的這封信,徐志摩覺得李四光的態度很坦誠,很理性。此時徐志摩也覺得,這場原本還有點小意思的論爭,越來越惡俗不堪,便回了封信,擬了個總題《結束閒話,結束廢話!》一併在二月三日的《晨報副刊》上登出。徐志摩在回信中說,與你同感想的人不止我一個,前天我們一些人在一起聚餐時,大家一致認為這場惡鬥有快些結束的必要。兩邊的朋友,不消說都已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當事人,除非真有神經病的,也應分有了覺悟,覺悟到這類爭論是無所謂的。為了說明事情的嚴重,確有息紛的必要,還引用了哈代的一句詩:「有了經驗的狗,知道節省他的時間,逢著不必叫的時候就耐了下去。」可見他對這場紛爭厭惡到什麼程度。最後一段,他大聲疾呼: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4)   
  帶住!讓我們對著混斗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讓我們對著我們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聲。假如我們覺得胳膊裡有餘力,身體裡有餘勇要求發洩時,讓我們望昇華的道上走,現在需要勇士的戰場正多著哪,為國家,為人道,為真正的正誼——別再死捧著顯微鏡,無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氣! 
  再聲明一句,本刊此後再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 
  魯迅哪是個善罷甘休的人。同一天,便寫出了他在這次論戰中,雖不是最凌厲,卻多少帶些總結性的《我還不能「帶住」》。載二月七日《京報副刊》。 
  仍揪住李四光不放。文中說,李四光教授先勸他「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他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麼「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了這樣的巨罰之後,還要他叩謝天恩麼?還有,李教授以為他「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他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他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為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才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十五期上答覆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寫完這些話,魯迅繼續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頁)這回忘記徐志摩了麼?不會的。全文快完的時候,斜刺裡蕩出一筆,又說到了徐志摩:「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併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裡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頁)徐志摩遵守自己的諾言,不再反駁,也不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載這類文字。   
  閒話事件的餘波(1)   
  餘波分兩種,一種是事件正在進行之際,斜逸出去的那種波。一種是事件已基本結束,因慣性的作用,還在往前蕩漾著的那種波。 
  先說前一種,這種一般來說,比較有趣。 
  劉復,劉半農,剛從法國留學回來幾個月,一回國就和語絲派的人攪在一起。他本是上海灘上鴛鴦蝴蝶派作家,當時的名字是劉伴儂,一個極香艷的名字。原先沒有留學經歷,自慚形穢,一九二○年教育部公派出國,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回國後便趾高氣揚,以大人物自居。前一年還在巴黎時,就著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與魯迅配合,嘲諷徐志摩。回國後,趕上女師大風潮,自覺地站在魯迅、周作人一邊,成了語絲派的一員戰將。 
  語絲社同仁,每當集稿時,必有飯局。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在東安市場太和春飯館樓上一次飯局中,談起陳西瀅等人對語絲派的攻擊,自恃才高的劉半農,吃完飯,「拿起局票的紅紙,提起一支法國自來水筆,把吃飯時大家談笑的材料信筆直書,外國臭蟲一般大小的字足足寫了五張局票」(林語堂)。後經一個本名叫章廷謙,筆名叫川島的北大畢業留校做助教,也是語絲派小兄弟的青年的整理,在《語絲》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十三期發表了。題名就叫《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這是一篇極其無聊的文字,意思是,中國的某人,已被吹噓成外國的某人,可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沒有記載。比如徐樹錚,不久前被對手殺害,就該視作中國的林肯,比如徐志摩,人稱詩哲,可與印度的泰戈爾相媲美,比如陳西瀅是中國的法郎士,而中國現代文學史卻沒有寫上,所以稱之為冤獄。 
  也是在飯桌上,劉半農還寫了一篇《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也登在第六十三期的《語絲》上,署名劉復。這更是一篇污穢不堪的文章。先看看全文: 
  從前我很失望,說中國近數十年來,不但出不出一個兩個驚天動地的好人,而且出不出一個兩個驚天動地的壞人,如名盜名賊名妓名優等。 
  後來可漸漸感覺到我的謬誤了。一九二○年在倫敦,就聽見有人說,我們監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國的司各德還好(注意這不是賣魚肝油的,乃是英國第一個歷史小說家Walter scott)。接著是聽說上海灘上,出了一個大詩人,可比之德國的Goethe而無愧。接著是又聽說我們中國,連Wilde也有了,Johnson也有了,Tagore也有了,什麼也有了什麼也有了……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當初何以如此糊塗,把中國人看得半錢不值。 
  最近,可又聽說我們北京同事中,出了一個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學教授(附註)陳源先生,即署名西瀅的便是。 
  陳先生的英文,據說比Dickens更好。同時他還兼了三個法國差使,他既是Voltaire,又是Zola,更是France。 
  這等的話,都是見於經典的,並不是我信口胡謅。我現在對於陳先生,歡喜讚歎之餘,敬謹把他介紹於《語絲》的六千個讀者;這件事,亦許是褻瀆了陳先生,因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陳先生的人:至少總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代陳先生憤憤不平,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國文學史,沒有看見陳先生的名字。這些編文學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陳先生不但應在英國文學史有地位而已,他既是Dickens- Voltaire-Zola-France四個人的合體,那便是無論那一種世界通史中都應該大書特書的,然而我竟孤陋寡聞,沒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說,法國Institut面前,至少也該把他們貴法國的Voltaire-Zola-France的合體,大大的造起一座銅像來,然而我離開法國時,好像還沒有看見,許是還沒有完工,然而那班Institut的老頭兒,可真是糊塗到萬分以上了。再退一萬步,H.G.Wells的那部《通史大綱》好像也沒有陳先生的名字。這真是有些古怪了。 
  Wells是陳先生的好朋友。我記的有一次他寫信與陳先生,不寫Dear Mr.Chen而寫Dear Chen,陳先生便高興的渾身搔不著癢處,將原信遍示友朋。無如Wells竟糊塗到萬萬分,著書時把個極重要的人物,而同時又是他最親密的朋友,竟輕輕地忘去了。好像我在雜誌上,看見許多歷史家說Wells不配做歷史書,因為他將許多的史事弄錯了。我不是歷史家,不能評判這些評論對不對。現在就這件事上看起來,卻要說Wells的挨罵,真是活該。 
  我代陳先生憤憤不平,我除痛罵這班歷史家瞎眼而外,更無別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這一件事。先,你該知道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人替我們中國繃繃場面,你還不趕緊添設「陳源教授之研究」一科麼? 
  (注)「北京大學教授」六字,就當譯作「A teacher of the Pec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 」,這是一九二○年三月某日,陳源教授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上倫敦橋畔說的。 
  同一期上還有林語堂的一篇《寫在劉博士文章及「愛管閒事」圖表的後面》,也是將無聊當有趣的下流文字。其時林語堂回國不久,根基不深,自恃還有點國學底子,整日和這般人廝混,算是語絲派中惟一一個有留美經歷的學人。這時他還意識不到這班法日派的厲害,待到在廈門大學真的和魯迅打過一回交道之後,他就知道什麼是人以群分了。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他方知只有徐志摩這些人才是他的真正的好朋友。還是看看林語堂當年的這篇文章吧。   
  閒話事件的餘波(2)   
  林語堂的文筆是很流暢的。先說劉半農怎樣用飯館的「局票」,三下五除二便寫了一篇好文章。實際上哪是什麼文章,不過是一些人名的堆砌罷了。然後說,一位叫「愛管閒事」者(即川島)把這些材料集成了一張《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學史冤獄圖表》,大家的意思,誰有話儘管「寫在後面」。不拘一句兩句都好,務必達到湊成三四千字的目的而止,為的是要補本期的空白,因為來稿實在太沉悶了。他現在想多說些空頭話亦有湊成字數之嫌,與財政總長髮空頭支票,湊足五成薪俸用意相同。最可惜的,就是他們的「大老闆」今天不到會,不然一定有佳句來給他們欣賞的。林語堂說的「大老闆」極有可能是指魯迅。 
  接下來說,「愛管閒事」君將圖表給他看了之後問他意見如何,請他也將意見寫在後面。他看中國現代文壇有這麼好的景象,有這麼許多位站在狄根司水平線以上,夠得上列名《大英百科全書》或《世界通史》,自然是很可喜的一個景象,前途甚可樂觀似的。對於大家所擬的,他有贊同的,也有不贊同的。贊同的如:林肯被弒而死,徐樹錚亦被弒而死,故徐樹錚即林肯,這種邏輯,誰也不能否認。不贊同的如章士釗比Dreyfus,他絕難予以同意,理由是Dreyfus不曾做過法國教育總長,也不曾執掌過法國農大,這樣一比擬,難免要叫不懂法國文學史的人誤會。其餘的,他沒什麼意見,為的是這些文學界主人翁的文章,有的不曾看,有的不想看,有的不上看,不便遽爾發表意見。再有一種是原文方面尚未看過,難知所擬到底是否切當,但是如果所擬切當,原文也就不想看,而且大可以不看了。到底他的文學鑒賞力還太幼稚,總還是以在狄根司水平線以下作家的文章為有趣,好像鄉下人喜歡吃西湖龍井不懂鐵觀音的口味,這卻只能怪他自己。他活了三十年,到現在還是如此,此後大概不會十分長進。但是他也有抗議之處,水平線以上所擬,若是當做一種玩意兒可勿論,若是當做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先先生考訂文學史的材料,即除如張耀翔,陳大悲,山東張神童,成績卓著,眾所共仰者外,於事實未詳者,仍須加以一番考證工夫。且須定一條原則,此後凡欲補充在水平線以上者,皆須由語絲社同人「公擬」。其為文士自擬,或有私人關係而擬者,概勿與照錄。第二條就是比例須較嚴格才行,不然中國文壇進步的太快,亦是不佳之象。你想新文學運動胚胎時代還未到,已有了葛德,若單有了一位葛德,我輩已大可放下筆回去耕田,何況於不到十年之內於葛德之外,又有了佛朗西,又有了蘇格拉底。其餘若送朋友婚禮,訂婚或成婚都包括在內,也須老老實實,掏出錢來買點東西,勿信手拈來,以大人物頭銜相贈,便算盡了友誼。這樣一來,文豪就要長的比雨後的草蘑菇還快,亦是不吉之兆。等會兒他跑到講堂上,看見他的學生這邊是杜甫,那邊是李白,那位不及格的是羅素,那位麻子是約翰生,那位曲背羅鍋兒是Pore,那位猶太鼻子的是Renan,他的休息室聽差是項羽,倒便壺的是蘇子瞻,這樣一來可就真正糟盡天下之大糕,過去的文學大家也就沒有趣味去讀了。現在姑就他對於該表的幾點意見寫上。這不是已有一千多字了嗎? 
  全文大致如此,流暢是夠流暢的了,但無聊也真夠無聊的了。 
  劉半農的文章《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登出來,陳西瀅見了,不依了,你劉半農在法國留學時,曾在英國待過一段時間,咱們是在一起的,你那點底子我還不知道嗎?你留學時已快三十歲了,背著北大教授的名聲,那副裝模作樣的醜態,我還不知道嗎?你嚇唬誰!毫不客氣地,陳西瀅便給這位劉博士寫了封信。那時的風氣好就好在,只要對方來了信,不管喜歡不喜歡,總要登出來的。於是二月一日第六十四期上便有了劉半農的《奉答陳通伯先生》並將陳的信附後。先看陳西瀅是怎樣質問的。主要是這樣一段: 
  大作裡說起「陳源先生的英文據說比Dickens更好」,這句話,後面的圖表指出,是「阿哥的妹妹擬」的。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麼地方對了什麼人擬過。請先生給我一個回答。要不然,無緣無故的欺負一個弱女子,就是五六年前的半農先生也不好意思吧。先生在「注」裡提起我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上倫敦橋畔說」過什麼話。我想先生也許記錯了,不是倫敦橋畔吧?還是英國博物院的中國圖書庫吧?那天我介紹先生和傅孟真去看英國博物院的中國圖書,事先先生叮囑我千萬不要說先生是Professor,我介紹先生給Giles博士時,已經說過了Professor,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話,連忙改口說Something of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第二天孟真告訴我先生很生氣,因為先生覺得我的那句話是有意輕視先生。這真是冤哉枉也。現在過了五六年先生還記得那句話,足見先生對於那件事的記性真是很好的。不過地點還是記錯了吧? 
  再看劉半農是怎樣回復的。先說他回國已五個半月了,未曾見到故人是怎樣的忙碌,有了他的這篇無聊遊戲文章,讓他們有可通信的機會,也就不勝可喜之至了。接下來就陳西瀅提出的主要質問,作一番流里流氣的回答: 
  你問我的一句話,我可以這樣回答:我並沒有說你妹妹說你的英文比Dickens好。上期語絲中所登第一篇文章是我做的,次一個表是「愛管閒事」君做的,再次一篇文章是林語堂做的:這本已寫得明明白白了。但我還要聲明,我那天在太和春吃過了飯,我是寫完了一篇文章就走的,後來如何有人列表,又如何的鼓動了林語堂的興趣,也大做而特做其文章,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是直到語絲出了版,才知道我的大文之後竟有了一個大表,還再有一篇大文。那麼,你若要把表裡的話也當作我的,豈不是等於要把「漢」朝人的四書註疏中的話,也當做了孔老先生的話麼?我做文章,一向喜歡用真名,不寫劉復就寫半農,除五六年前做事,有時寫寒星二字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外號。「愛管閒事」究竟是誰,我至今還沒有知道。我將來查出了,還要同他(或她)到地方廳去打官司,因為他表題中用了我的姓,顯然是影戲商標的行為。   
  閒話事件的餘波(3)   
  但你的誤會也是在情理中的,因為我文章裡也說到了Dickens的名字。這句話是根據於一個朋友的報告;但他說是你的姊姊這樣說,並沒有說你的妹妹。我因為相信這位朋友不說謊,等於我相信你陳通伯不說謊一樣,所以才大膽的寫上;至於妹妹二字,乃是語絲出版之後才發見的。 
  其實呢,我也並不知道你有沒有姊姊或妹妹,更不知道你的姊姊或妹妹是強女子或弱女子。但你意識中,既然以我為有了「無緣無故欺負一個女子」的嫌疑(你欺負的負字,大概是侮字的筆誤罷?因為欺侮與欺負,是大不相同的),我對於多年的老朋友,豈可不特別出力,特別聲明乎哉?於是我乃鄭重聲明曰: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陳通伯的妹妹並沒有說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這樣,在語絲中只登了一次的阿哥與妹妹,現在加料又加料,聲明了三次,你總可以不動氣了吧! 
  最後才解釋他所以寫那篇文章的用意: 
  現在要同你談談那篇文章的用意了,我以為朋友們互相標榜,黨同伐異,本是與世界一樣長久的事。但標榜也得有個分寸。若說我家有個大雞蛋,說他和鴨蛋一樣大可也,說他和鵝蛋一樣大亦可也,即推而至於說他和駝鳥蛋一樣大,也總還可以勉強。不料現在人一說就說他和地球一樣大,再一說就說他和太陽一樣大,這不要叫人笑歪了嘴巴麼? 
  胡亂的比擬,結果是雙方不討好的。譬如把志摩去擬太哥兒,一方是唐突了太哥兒,因太哥兒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幾十年來的修養與努力做成的;現在竟有人發明了速成法,把人家的幾十年縮成了幾個月或一二年,不是太哥兒本人,就變做了一錢不值麼?同時對於志摩,也唐突的可以。太哥兒的成績,大家已經看見的了;他要長進,也不能再進多少的了。志摩的事業,卻正在開場,又安見他將來只值得一個太哥兒而不能超過了他做太哥爺,太哥娘,又安見他不能超過了十倍八倍而太哥公,太哥婆……這不是胡亂比擬的人唐突了人家,自己還全不覺得嗎? 
  不幸的是你的頭銜太多了,所以我那篇屁文中,把你做了個最大的目標。實際我對你個人有什麼過不去之處呢?那真是絕對的沒有。我對於你人格和學問的敬愛,還是和當初我與孟真二人將你推薦與蔡先生時一樣。便在昨天,有一位校長到我家裡,問我能不能推薦一個教英國文學史及英文修辭學的教員,我還極誠懇的說:就我所知,擅長此二學者,只有陳通伯徐志摩兩位,不過現在他們的聲價很高,能不能請教的動,你且去試試看罷。 
  和劉半農這樣的人是認不得真的,陳西瀅的目的,不是要和劉半農怎樣的較真兒,只是提個醒讓他往後不要胡說八道就行了。 
  如果說劉半農和陳西瀅的書來信往,屬於那種斜逸出去的餘波,那麼,下面將要談到川島與王子欣的通信,還有周作人給川島的信,就屬於那種因慣性的作用,還在往前蕩漾著的餘波了。 
  川島是個很活躍的人,正年輕,好表現,或許他是《語絲》的編輯吧,總要不斷地在刊物上製造出些事端來。下面是他與太原一位叫王子欣的朋友的通訊。這位王子欣先生,看來是服膺語絲社諸君子的,卻裝作半憨不精的樣子,提了一些正中川島下懷的問題,於是川島便作出一副諄諄教導的樣子,給以不著邊際的回答。來往信件都登在三月一日《語絲》第六十八期上。先看王子欣的來信: 
  我讀語絲,也讀現代評論,昔者我臆斷這兩種刊物是水和火,或者是神和魔;從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之後,我們局外人處處看出來你們的不相容,這一點你們不至於諱言罷。新近在六十五期語絲上看見魯迅先生的《不是信》,我便到圖書室找晨報副刊來看,看了許多張,才知道原是如此一回事。說不定因為我是有成見,有嫌惡走狗式的現代評論和欽佩你們的成見,覺得叫局問題,既有張鳳舉向西瀅先生承認誤傳並且道罪,西瀅不該羅實豈明,誅連別人,在那裡罵街。就是要洗刷自己有張鳳舉的一封信僅夠,何須「一束」?可是奇怪,奇怪!經西瀅先生一頓臭罵之後,只是魯迅出來招架,算是有一點微小的迴響,表示其不含糊。最重要的一點——叫局問題,周豈明仍是吞吐其辭,沒有說出來源,而且越來越含糊曖昧了。莫非真如西瀅所說張鳳舉要成全周豈明,所以出來攬擋使這事消於無形嗎?這叫我們失望,如何看得過去!可憐呀人!人類!竟這樣的使我不可信呀!我真想不到我曾看做神似的語絲社的人竟會用這樣的方法來作攻擊對手方的武器!大家揭穿了假面具罷!左右我們已夠失望,悲哀,你們所謂的「天鵝絨」了。 
  從北京大學來的朋友和我說,從前章士釗曾每月津貼現代評論社二千元,還有張嘉聽說也津貼不少。如此言不假,則西瀅與現代評論社諸公之為章士釗吶喊,捧場,當是天職。但要捧章士釗,何必說女學生可以叫局呢,這明白的是風馬牛。就是我,佩服你們——格外是魯迅先生和豈明先生的我,也不無疑義。可是豈明真會捏造事實嗎?!這又使我猶豫了。 
  川島自以為是事中人,無所不知,尤其是這樣一個可以顯示自己在語絲派裡地位的機會,怎肯輕易放過。信較長,前後都有許多話,主要是回答這樣兩個問題:   
  閒話事件的餘波(4)   
  一叫局問題——我也聽說是陳源教授所說。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後六點的時節,北京什剎海會賢堂樓窗口張鳳舉先生和我說的,同時聽見這話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這一天正是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出版的一日,因為說道「流言」問題,張先生順便和我談起西瀅對於女師大學生的態度。這一點豈明先生已經在晨報副刊說明「不是現代評論社的別一位」說的,大概還是在指西瀅,或者因為「此公」在裝紳士,局外人看來神似曖昧。本來這種文句只有豈明先生自己有些「刀鋒」脾氣才能看懂。 
  二津貼問題——據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至於張嘉是否也津貼則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銀行每月送點廣告費是有的,張嘉是中國銀行的,你弄錯了。不過我也是耳食之言,兩千元倒是不止的。據說,章士釗經手一千元之外,國民黨亦曾津貼一千元,還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學校長送的。那麼,1000+1000+200=2200。 
  這樣的話本來是為《語絲》張目的,不料周作人看了,還覺得不過癮,又給川島寫來信,在《語絲》六十九期刊出。前面先說,那個「閒話……閒話」事件,自從徐志摩高呼「帶住!」以後,他以為已經完結了,現在因為令友的懷疑又引起討論,這是出於他意表之外的。關於川島的答問,他有兩點要說明一下,因為都與他略有關係。他是這樣認為的: 
  一、關於「刀筆」的話。我聲明「不是現代評論社的別一位」說的,因為這是替陳源先生以外的人辨明,是由我負責說的,我始終沒有聽到關於他們諸位的流言。替陳源先生辨明的話,則是根據C君後來告訴我的話。我不能將陳源先生和別的各位同樣地代為聲明,所以分別言之,倘若以為這裡有陷害良善之意,則未免冤乎枉哉也。 
  二、語絲的廣告。我做了那個廣告之後,屢次聽人家非難,說有指斥現代評論的嫌疑。現代評論進款二千元的流言我也早已聽到,不過我也並不留意;這干我屁事呢?用別人的錢的期刊天下多著哩,況且這是一種北京所多的「流言」。不過語絲之不用別人錢卻系事實,不妨拿來發表,不管人家用不用或用的多少。我的意思像那打拳的一樣,只是吹吹自家的法螺,推銷堆在面前的跌打損傷膏藥,並不是在罵人,這一點要請王君諒解。但是因為我是刑名事業的同鄉的緣故,我的文章裡都有陰險的暗示,以致得罪了人,那麼這也是沒法,將來或者只好將廣告改過。 
  畢竟是周作人,不管什麼時候,他的風度和理性,真是同樣的好極了。接下來說,你說我在裝紳士,這或者是對的。我絕不是紳士,但是有一種錢玄同式的「端午吃月餅,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氣,有時候喜歡學學紳士,雖然不擺架子,卻想擺身份。日前讀《獨步病床錄》第二卷,有一節是這樣寫的:「不恥敵多,但須選為敵之人。如有卑鄙之敵,即此已是敗北,已是恥辱了。」這雖是老生常談,卻令我很是佩服。我寧願人家疑我是造陳源先生的流言,而不願再吵鬧下去。這是我所以做偽君子的緣故。落款時間是十五年三月一日。 
  應當說,周作人這種雖敗猶榮的樣子,還是令人敬重的。放在魯迅身上,連這樣護面子的話,都不會說,什麼時候都是理直而氣壯。這或許是兄弟兩人最大的不同。   
  胡適來信調停(1)   
  這一段時間,胡適在外地,不在北京,但他一直關注北京的這場「閒話事件」。當時的胡適,聲望已經很高,他是有大志的人,覺得要在中國來一場文藝復興運動,不管是陳西瀅、徐志摩,還是周家兄弟,都是可借用之才。現在這樣劍拔弩張的,不利於將來的文學大業,有必要勸說一番,讓他們化干戈為玉帛,團結起來,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不要在枝節問題上傷了和氣。他剛從南方回到天津,還沒有到北京,就在天津的裕中飯店裡,給魯迅、周作人、陳西瀅三人寫了一封信。 
  這是一封精心構思的信。他清楚,魯迅和周作人,都知道他和陳西瀅是好朋友,抬頭先將周氏兄弟放在前面,將陳西瀅放在後面。再就是,這三個人裡頭,魯迅是最不好說話的,便以剛剛看過的魯迅的《熱風》裡的話做引子。一開頭先說,昨天在天津旅館裡讀魯迅的《熱風》,在第三十三頁至三十四頁上讀到這樣一段: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我又願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尼采說: 
  「真的,人是一個濁流。應該是海了,能容這濁流使他乾淨。 
  「咄,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海,在他這裡,能容下你們的大侮蔑。」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裡擲來;幾滴穢水,任他們從背後潑來就是了。(《魯迅全集》第一卷第325—326頁) 
  然後說,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他很感動。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時劉半農同他談的話。今天再也忍不住了,所以寫這封信給你們三位朋友。下面才是他要說的話: 
  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們三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誼之戰;所以我不願意追溯這戰爭的原因與歷史,更不願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78頁) 
  因為朋友們這樣的一個狀況,弄得他在外面也很尷尬。他十月到上海時,一班少年朋友常來問他這幾個人爭的是什麼,他那時還能約略解釋一點。越到了後來,你們的論戰離題越遠,不但南方的讀者不懂得你們說的什麼話,連他這個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們用的什麼「典」,打的什麼官司了。我們若設身處地,為幾千里外或三五年後的讀者著想,為國內崇敬你們的無數青年著想,他們對於這種「無頭」官司有何意義?有何興趣? 
  接下來說,他覺得大家現在應該做的事業多著咧。耶穌說得好,「收成是很豐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國內只有這麼一些可以做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還怕幹不了千萬分之一的工作——我們豈可自己相猜疑,相殘害,減損我們自己的光和熱嗎? 
  又說,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他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他深深地感覺這場筆戰裡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為了能打動魯迅,說到這兒,又引用了前面引過的「這便是海」到「任他們從背後潑來就是了」幾句話。最後語重心長地說: 
  敬愛的朋友們,讓我們都學學大海。「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他們」的石子和穢水,尚且可以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子誤解,一點子小猜嫌呢? 
  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從今以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頭去睬那傷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頭來自相踐踏。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我寫這信時,懷抱著無限的友誼的好意,無限的希望。(《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79—380頁) 
  落款是:適之,十五,五,廿四。即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實際上,這時候閒話事件已近於尾聲了,不想結束也要結束了。 
  但是這個結束,是意味深長的。胡適的良苦用心,不是沒有收穫。他讓大家都給了他一個輕易而來的體面。魯迅心裡怎麼想的不知道,至少從表面看來,在往後的文章裡,他沒有就這件事挖苦過胡適。 
  周作人一直還是敬重胡適的。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麼一個愛惜自己文字的人,後來結集出版這一時期的文章時,幾乎把所有與陳西瀅論辯的文字全刪了。   
  胡適來信調停(2)   
  陳西瀅更不用說了,他知道他的胡大哥是為他好。     
  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   
  胡適的文風(1)   
  這一章說說魯迅和胡適兩人的文風與社會理念的不同。先說文風。 
  不管兩人的留學背景有什麼不同,思想品質上有著怎樣的差異,也不管他們生前身後有著怎樣的遭際,作為後人,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文章,想學的和不想學的一切,也都包含在他們各自的文章中。換句話說,他們的文章寫的怎樣,能從中學到些什麼東西,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要在不長的篇幅裡,全面地談兩人的文風,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擇其大端,略加論列,有個大致的判斷就行了。為了保持論述的公允,每人只選兩篇文章,且都是前期的。 
  先談胡適,以便談魯迅時有個比較。 
  什麼是文學,或者說什麼是好文章,胡適有固定的看法,終其一生沒有什麼改變。 
  一九二一年年底編輯出版的《胡適文存》,後來稱做第一集,收有一篇《什麼是文學》。一開頭便是,他曾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接下來說,怎樣才是好與妙呢,這就很難說了。他曾用最淺近的話說明如下:「文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 
  這是篇文章,也是寫給錢玄同的一封信。原信沒有署年月日,《胡適文集》的編者註明,此信寫於一九二○年十月十四日。信中引用的那句話「語言文字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云云,就更早了,是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的。該文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可說是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品。 
  這些,可說是胡適關於文學與文章的最初的主張。 
  一九五九年,胡適已六十八歲,眼見就是古稀之齡了。五月十六日這天,有台灣大學的六名僑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來拜訪胡適,這些學生組織了一個海洋詩社,還帶來了他們的刊物《海洋詩刊》。交談中,胡適說: 
  「大部分的抽像派或印象派的詩或畫,都是自欺欺人的東西。你們的詩,我胡適之看不懂,那麼給誰看得懂?我的《嘗試集》,當年是大膽的嘗試,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詩表達出來;如果朋友們都看不懂,那成什麼詩?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律詩,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價值。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適和胡頌平聊天時說起,過去有一位朋友請他吃飯,這位朋友的兒子寫了一些詩,說是新詩吧,又帶些舊詩的樣子,已排印好,預備出版了。主人夫婦對他們的兒子很誇獎,要他看一看。他看了之後,發現這孩子寫的詩,全是不通的。他在他們家裡,他們又預備了很好的飯菜請他,怎麼說好呢?這讓胡適很犯愁。只好說,這是孩子的老師不好,不肯好好地指點孩子的錯誤。又對主人夫婦說了下面一段話: 
  「無論詩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謂通,就是通達。我的意思能夠通達到你,你的意思能夠通達到我,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張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後,你的意思才能夠通達到別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達到別人,別人受了你的感動,這才叫力量。詩文能夠發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做美。」 
  這兩件事,都記在胡頌平整理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將近三十年後六十八九歲的人,和三十年前三十八九歲時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 
  不光對寫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這樣。胡適晚年曾在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提到律詩和京劇,斥為下流。座中喜歡律詩和京劇的人聽了大為驚愕,事後梁實秋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確也是的,無論是對文學藝術,還是對社會政治,胡適的許多觀點,一生幾乎沒有什麼改變。這有淺的一面,也有執著的一面,常人是難以做到的。 
  胡適平日談論他人的詩文,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最愛用的一個術語是「通」字。仍以《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的事情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對胡頌平說:「韓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學生皇甫、孫樵等,沒有一個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寫通了,元微之也寫通了。在唐宋八大家裡,只有歐陽修、蘇東坡兩人是寫通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適看過《張蔭麟集》,上面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其中一條是:張蔭麟說他的譯文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對書中譯筆不通的地方,都劃上了紅槓。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無論如何是不通的。」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頌平抄錄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後,胡適說:「中古時代,從三國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許多文章是不通的;因為活的文字已經死了,用死的文字來寫活的語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適本人的看法,再看別人對他的文章是怎麼看的。溫源寧的《一知半解》書中有篇《胡適博士》,談到胡適的文筆時是這樣說的:   
  胡適的文風(2)   
  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受到應得的讚賞,正是文如其人。我們一想到赫克爾的文筆那麼清清爽爽,於是,可以依據物質、力和遺傳的習性來說明的簡單的宇宙機構,一下子在我們心目中出現了。我們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筆那麼清清爽爽,於是,人類一下子成了一種容易理解的很簡單的動物。我們一想到約翰·司圖阿特·米爾的文筆那麼清清爽爽,於是,我們一下子認識到,思想過程要靠三段論法和命題來形成。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值得讚賞,他的信條清清爽爽,更值得讚賞,這跟赫克爾、赫胥黎和米爾不是有些關係麼。(《追憶胡適》第103—104頁) 
  胡適去世後,陶希聖在《胡適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談到了胡適寫作的特點,是連帶思想一起說的: 
  適之先生的思想與寫作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問題搞清楚,把事實弄清楚,把話說清楚,這就是他思想與寫作的態度和精神。他是平實溫和的人,但是他對待一個重大事件,立場堅定,態度明白,語意清晰和嚴謹,斷乎沒有一點含糊。他無論什麼場合,一片談話,一篇演講,輕鬆時有意義,有興致;嚴重時也有立場,有風骨。昨天中央日報社有這樣的話,「胡先生在學術上不立異,不苟同;不自立門戶,亦不沿門托缽」。我以為是恰當的。今天要評判胡適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學和哲學大師,說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濫的標榜,或是籠統的攻擊,尤其是歪曲的附會。(《追憶胡適》第119—120頁) 
  梁實秋在寫文章上是很自負的,獨獨對胡適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來,能用那樣輕鬆的白話文,把道理說得那樣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幾乎可說並世沒有第二人。 
  這樣看來,清楚,明白,通暢,可說是胡適文章的顯著特點。確也是的,讀胡適的文章,給你的感覺是,沒有說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沒有表達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沒有的。這樣的文章,看起來容易,實際是很難的,沒有紮實的知識,沒有清晰的思想,沒有對自己的自信心,沒有對社會的責任心,是寫不出來的。當然,也不必諱言,胡適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實秋在《談志摩的散文》中對兩人的文章做過比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於思想處多於散文藝術方面;志摩的用心,卻大半在散文藝術方面。」 
  還是看看胡適的文章吧。《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胡適的一篇名作,發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釗等人的質疑,後世受到的非議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屬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一開頭先說,不久前他在《每週評論》裡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在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這些話,引用的是《每週評論》上的原文。 
  接下來說,他的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的幾家安福部(一個親日的政治派別,也叫安福系)的報紙上,還有日文的《新支那報》上,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他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可分三層說,便是: 
  第一,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辦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頁) 
  他的看法提出來了,怎樣論證呢,這就看出胡適思想的清楚了。他說,這三條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影響,呈現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它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了一個抽像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像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一個抽像名詞所能包括。這樣一來,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都可用這個抽像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胡適的文風(3)   
  於此可知,胡適並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只是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空談主義,一定要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的社會問題。至少他的「少談些主義」,不是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那個時期,國門剛開,湧進來的各種主義,真可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為了盡量充分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胡適又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好多人都常掛在嘴上的「過激主義」。他反問道: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表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胡適給別人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說完這些可笑的事情,胡適自己也笑了: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前面說的這些,可說是少談些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時弊呢,胡適提出了他的那個著名的觀點: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這樣也就知道,這篇文章的題名雖然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的完全的意思,實在是「多研究些實際的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有待解決的實際的社會問題太多了,空談主義,是解決不了這些實際問題的。有哪些問題呢,且看: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說到這裡,由不得發了一通感慨:面對這麼多的緊急問題,我們的輿論家,也就是評論家和研究家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適這篇文章最為有力的地方,不在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也不在羅列了這麼多的社會實際問題,而在尖銳地指出,那麼多人熱衷於空談主義,不願意多研究些實際問題,根本的原因是畏難求易,是思想上的懶。他是這麼說的: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的《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1頁)光說空談主義的人懶是不夠的,光說要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也是不夠的,還要教給他們研究問題的方法。在胡適看來,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的辦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定為自己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是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考慮到以上的說法,會造成不必要的誤會,認為自己只注重研究實際問題,而不注重學說與主義的作用,接下來又特意強調: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的「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最後又重申了自己的主張:   
  胡適的文風(4)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52頁)上面幾乎全文抄錄了胡適的這篇文章,有的是轉述,有的是摘錄,目的是讓讀者看清胡適這篇文章的全貌。清楚,或者「通」,是不用說了。還有三個特點也應當注意到,一是說理的嚴密,二是分寸的恰切,三是語氣的肯定。 
  說理的嚴密,表現在論證的步驟上。提出過去的看法,眼下又有了新的情況,讓你更深一層地看待這個問題。由此引出三條教訓。這三條教訓總括地說,空談主義是有害的,無助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於是得出了他的結論,那就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為何會有這樣的弊端發生,關鍵在於中國的輿論家們不願意下工夫,做研究,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不能光指責,還要教給研究問題的方法。怕讀者會有誤解,又特意強調了學說與主義的重要作用。這樣一步一步地推論下來,最後的結論讓你不能不服氣。 
  分寸的恰切,表現在態度的誠懇上,不諷刺,不挖苦,平等討論,不傷和氣。是論爭的對手,卻不是情感的仇敵。即以對安福部的態度為例,這些人,有親日的背景,剛剛過去的五四運動就是反日的,按說大加嘲諷,甚至謾罵,都不能說有什麼不對。胡適不是這樣,文章中也說了「有許多人自然嘲笑」,而他不嘲笑,只是由此引起感想:「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就是對那些高談主義的人,也沒有任何的不敬之辭,只是有理有據地論證,只是苦口婆心地勸導。既無冷眼旁觀的嘲諷,也無高高在上的倨傲。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就不是胡適了。更為難得的,是他對自己提出的論題的自信,是他談論這一論題時語氣的肯定。這是胡適文章的一個極為鮮明的特色,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話文,文章的語氣跟他說話的語氣是一致的。看看他說話的語氣,也可以印證他的文章的這一特色。梁實秋的口才好,也擅長演講,他對胡適說話的語氣,很是欣賞。在一篇文章中,說到胡適常寫的一副對聯時,順便說到了胡適說話的語氣。原文是這樣的: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的說。聖經裡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梁實秋懷人叢錄》第194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載《每週評論》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裡,是《問題與主義》題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此文原載《國民公報》,是跟胡適討論的,原文約七千字,胡適把它刪到五千多字,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三期上發表了。編《胡適文存》時,又收了進來。第三篇是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是李給胡的一封信,或者說是以信的方式寫的一篇文章,載《每週評論》第三十五期,編《胡適文存》時也收了進來。第四篇是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第五篇是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前一篇是反駁藍志先和李大釗的,後一篇是談輸入學理的方法的。為什麼在自己的文集裡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為附錄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這場討論是朋友間進行的,他們的文章當初發表時,就是這麼初論、再論、三論、四論排下來,若不將藍志先和李大釗的文章一併排在正文裡,胡適的三論和四論就莫名其妙了。 
  說理的嚴密,分寸的恰切,語氣的肯定,這三個特點,在駁論文章中有著最為顯著的體現。說到這裡,順便看看當年胡適和李大釗是怎樣辯論的。李大釗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創始人,胡適後來和國民黨站在一起,後人就以為他們之間的爭論多麼的對立,多麼的尖銳,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一來當時共產黨還沒成立,李大釗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也只是從學理上研究,還未到實施的階段,二來李大釗一直是敬重胡適的,他只是在學理的層面上和胡適商榷,並非是怎樣的疾言厲色。 
  李大釗的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縣老家寫的,一開始就說,他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的那篇論文,發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胡適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李大釗和胡適商榷的問題共四個,在第一個問題中李大釗說: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62頁)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胡適引用了上面這段話,接下來說:   
  胡適的文風(5)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更偏重平等;在英國更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能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句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的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頁)即使我們的感情更多地傾向於李大釗,也不能不承認,胡適的反駁,無論是論證的充分,說理的嚴密,態度的誠懇,與語氣的肯定上,更勝一籌。 
  說理的文章是這樣,紀事的文章也是這樣。《四十自述》是胡適的自傳作品,也可說是個長篇散文作品,最能看出其敘事的本領,因為是一九三三年寫的,這裡就不再評述了。還是從《胡適文存》第一集中選一篇吧。我選了這篇《歸國雜感》,不光因為它是一篇紀實的作品,還因為它是胡適早年寫的,時間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距他回國不過六個月。 
  一開頭說,他在美國要動身回國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勸他,你離開中國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他當時是笑著對他們說,列位不必擔心,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留學生回國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此刻說不定他正回頭等著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回國之後的情形,恰恰是這樣。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他是在上海上岸的,初到上海便遇見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台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台三個字豈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裡面的座位和戲台上的佈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台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裡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佈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台上的佈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傑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的時候,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台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佈景,卻偏要做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幅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胡適文集》第二卷第469—470頁)這只是一例。此外看到的還有,回到老家徽州,居然有了「三炮台」紙煙;撲克牌比麻將還多。上海的書店裡,找不見一本像樣的哲學書。文學書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還可看,有的只是《九尾龜》一類的色情書。西文書籍也不容樂觀,不過是些先前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舊書,新書一本也找不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學校的教育,更是糟糕。有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竟會問他:「聽說東文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他已大為詫異了,忽然又問:「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他便生感慨: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結尾處寫道:但是我卻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新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474頁)胡適此類敘事文字的特色,除了前面提到的議論文字的特色外,還應當加上筆調平實,觀察細緻,不故作偏激之語。按說一個剛留學歸來的洋博士,罵罵中國的落後,該是很痛快的,也是很時髦的。可胡適沒有這麼做,他看出了中國社會的落後,他要說,但中國確實也還在進步,他也看到了,更不能不說。胡適自己說他沒有多少文藝的才華,我們權且承認,一個人的文藝才華的大小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只要他的筆調能曲折有致,敘事能清楚明白又能觸動人心,也就夠了。從這點上說,胡適的這篇《歸國雜感》,不愧為一篇紀事的好文章。若說缺陷,只能說紀事駁雜了些,感情不是那麼沉鬱,也就減了幾分感人的力量。   
  胡適的文風(6)   
  胡適的文風,就談到這裡。   
  魯迅的文風(1)   
  魯迅是文章大家。也選他一篇早期的名文吧,還數《記念劉和珍君》最能代表他的文體風格。所以選這篇文章,還有個原因,就是前一章講了的三一八慘案,正是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不用再作什麼介紹了。 
  不愧是寫文章的老手,一下筆便是一種沉鬱悲愴的氣氛: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73頁) 
  怎樣與劉和珍相識的,在第三節中是這樣說的: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74—275頁) 
  全篇之中,就這兩段是敘述性文字,自己親歷的事情的敘述。第五節中還有一段敘述性文字,不是親歷的事情,是轉述,轉述劉和珍死難時的情形。此外的文字,除了偶有一半句是敘述外,幾乎全是激憤之語,警策之句,有的是感慨,有的是詛咒。且選幾句看看: 
  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的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他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是沉默中滅亡。 
  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73—277頁) 
  說這是一篇敘述性的文章,莫若說是以事件為依托寫的雜感性的文章更為恰當。這一時期,魯迅的文章,大體說來都是雜感。所以不多寫敘述性文章,也是因為他還有別一種手段,那就是寫小說。許多敘述性的材料,稍加改造或虛構,寫成小說了。 
  從這類雜感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魯迅文風的一大特質,就是深厚的古文功底,嫻熟的古文筆法。其表現,一為多用古語,多用單字;二為其文句多是由古文骨架衍化而來。 
  魯迅的這一文風特質,世人多有論述。孫伏園在《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雜感二則》裡說過:從前劉半農先生贈給魯迅先生一副聯語,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當時的朋友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對。 
  托指托爾斯泰,尼指尼采。這副聯語,換成白話說就是:思想來自托尼,文章師法魏晉。也可說成:托尼式的思想,魏晉式的文章。意思都差不了多少。思想不說了,單說文章。魯迅是如何受了魏晉文章影響的,孫伏園的看法是:   
  魯迅的文風(2)   
  魯迅先生研究漢魏六朝思想文藝最有心得,而且他所憑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學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說、碑文、器銘等等。尤其對於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說是南北朝現在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豐富。而且工作態度最為精審,《寰宇訪碑錄》和《續錄》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過,改正許多差訛以外,還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寫作上,特別受有魏晉文章的影響。(《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1913—1983)》第三卷第700頁)研究什麼就受什麼的影響,這說法是簡單了點,卻很直接。應當說,總是他的心性裡,有與魏晉時期的文風相契合的東西,才會喜歡上魏晉時期的人物,也才會喜歡上魏晉時期的文章。喜歡才會研究,研究了更加喜歡,一來二去,積久成習,筆下便帶上了魏晉人的風致。孫伏園的話,直白地說,就是魯迅的古文底子是很好的,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典雅、最見性情的那種古文的底子。 
  曹聚仁談到這一點時,是把周氏兄弟一起說的。他認為:周氏兄弟,他們對於中國古書古文的研究,可以說是已經修煉成仙,吐納天地之精華,脫抬換骨的了。魯迅的文章,從莊子楚辭中來,但他是消化了諸子百家的文辭,並不為屈原莊周所拘束,所以他並不要青年們步他的後塵。(《魯迅評傳》第244頁)具體地說,他是怎樣多用古語、單字,其文句又是怎樣一種古文骨架呢,從上面徵引的段落中挑選一些詞句細細分析不是難事,只怕別人不會服氣。還是引述名家的高見吧。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一書中,對魯迅的行文特徵有絕妙的辨析,他是讚揚的,這讚揚中也就包含了魯迅行文的這一特質。 
  李氏說,誰都知道魯迅的雜感文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倘若說出來,就是他的筆常是擴張又收縮的,彷彿放風箏,線鬆開了,卻又猛地一提,彷彿放開水流,卻又預先在下游來一個閘,一張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種快感。讀者的思想,先是隨著馳騁,卻終於兜回原地,也即是魯迅所指定之所。這是魯迅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卻也是他佔了勝利的地方。接下來,李氏自問自答:他用什麼擴張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雖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竟」,「不過」,「譬如」……他慣於用這些轉折字,這些轉折字用一個,就引人到一個處所,多用幾個,就不啻多繞了許多彎兒,這便是風箏的松線,這便是流水的放閘。可是在一度擴張之後,他收縮了,那時他所用的,就是:「總之」。(《魯迅批判》第132頁)這是從好的一面說的,從另一面說,就是多用古文句式了。接下來,李長之還舉了三段文章做例子,是從收在《華蓋集續編》裡的《記「發薪」》中選出來的,就是從「然而那是盛世的事」到「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那三段文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己找見看看。李氏是為了說明自己的卓識,所找的例子不免是刻意的尋求。讀者會說這是特例,或者說是例外。且從前面所引的《記念劉和珍君》的幾段文字中選幾句,看看這多用古文辭,多用古文句式,是不是魯迅行文的一個特點。 
  「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於泣下」一句中,「慮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於泣下」就是典型的古文句式。 
  「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一句中,「然而」可證上面李長之的說法不謬;「以……僅使……」是古文句式。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只要多吟詠兩遍,就能體味出其中的古文的調子了。 
  最能說明魯迅這一行文特質的,該是《記念劉和珍君》中,前面沒有引用的這樣一段文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75頁)且將其中的實詞剔去,只剩下骨架,看看它的本相:但……竟至於……向來……然而……也……竟……況 且……更何至於…… 
  這樣的分析,絕沒有貶斥的意思,只是要探討魯迅文風的本質特徵,給世人一個交待,還魯迅一個公道。文章是好文章,只是想說,這樣的好文章,它好的地方,不在別處,而在這種古文辭的隨意的鑲嵌,這種古文句式的嫻熟的周轉。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我曾在一次演講中說過,像《記念劉和珍君》這樣的文章,是由文言文向現代白話文轉化途中的產物,文言文的痕跡是很顯著的。這樣的文風,貫穿了魯迅的一生,說魯迅是一位白話文大師,莫若說是中國最後一位古文大師更恰當些。 
  僅以一篇半敘述半雜感式的文章,來評價魯迅這一時期的文風,顯然是不公道的。誰都知道,魯迅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成績不是雜感,而是他的那些短篇小說。要選也要選最好的。李長之是位長於藝術分析的評論家,在《魯迅批判》中說,「倘若讓我只舉最完整的創作的話,則我覺得這一共二十五篇創作的兩個結集裡,有八篇東西是我願意指出來的」。他說的八篇,是指《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和《離婚》。又說,到了完整的藝術,就是不能再分高下了。   
  魯迅的文風(3)   
  那麼還是選擇《風波》吧。對它的藝術的分析,仍以李長之的話為憑據。李氏說,《風波》以從容勝,看了讓人覺得作者有千鈞的力量似的,卻只小試身手,看他能扛鼎吧,但卻只踢一踢毽子。《風波》的技巧,可說是不苟。當人物到了全出場的時候,作者對任何一個人物並不冷淡,使她或他都恰如其分地在那裡表現各自的性格。說到這裡,李氏抄錄了《風波》中的幾段文字: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著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丑麼?況且衙門裡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著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糊塗的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拿了空碗,伸手去嚷著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紮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裡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著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撿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著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著「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了,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著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裡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卻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繞出桌旁,接著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著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72—473頁) 
  之後是這樣的評價:這麼綽有餘裕的筆墨,在不苟之外,又「以從容勝」。 
  《風波》寫的是一個農民在共和告成後,剪去辮子,不久傳言皇上又坐了龍廷,於是在這個村莊裡便起了一場風波,後來又傳來消息,說這傳言是假的,於是這風波很快就過去了。它的本事,不用說,是張勳扶助溥儀復辟的那場短暫的歷史鬧劇。這事是魯迅在北京經過的,農村會有怎樣的反應,就是沒有見過,也不難想像。可以說,這篇小說,是先有了「主題」,然後借助想像完成的。這一類的小說,佔了魯迅為數不多的小說的大半。研究者認為思想性強,社會批判力度大的作品,大多屬於此類。比如《狂人日記》、《藥》、《一件小事》、《阿Q正傳》、《端午節》、《肥皂》、《示眾》、《離婚》等。這樣說,並不否認其中有些仍是優秀之作,比如《阿Q正傳》,因為用筆的輕慢,心態的平和,那樣大的歷史變局,卻以風趣幽默的筆致出之,反而成了魯迅小說作品中的一個異數,成為他最獲好評的作品。 
  撇開思想性不談,僅從藝術性上說(我是這樣說了,但我從來是反對這種分析辦法的,因為兩者是不可剝離的,這裡所以這樣說,只是為了照顧普通讀者的情緒,我不想走得太遠),魯迅小說的缺陷主要有兩點。 
  一是主題的直露。這種直露,不能完全歸諸前面提到的主題先行。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主題和材料是互相發明,互相借重的。主題調動了生活積累,生活積累加深了主題的挖掘,只要最後成為渾然天成的作品,誰也不能再多說什麼。而主題的直露就不同了,無論再充足的理由,都不能說那種論證式的、說教式的小說,是真正的藝術品。比如《狂人日記》中最為人稱道的這句話: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25頁) 
  就是在當年,這也不是什麼超卓的識見。理教殺人,理教吃人,明清以來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們,早就有這樣的認知,早就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在這裡,不過將它極而言之,擴大到整個中國歷史罷了。 
  二是語言的瘦勁,或者說是瘦筋。瘦勁這個詞,不知別人用過沒有,若沒有,且算做我的發明。它的意義,可說是瘦而勁,瘦削而有勁。從反面說就是不飽滿,不滋潤。在魯迅的小說裡,你很難找到一處感情飽滿,描寫細緻,意象豐盈的段落。他的那些社會批判意識強的作品,說是小說,毋寧說是文章,借助人物形象寫成的社會雜感文章。這種寫法,決定了他對筆下的人與事,總是寥寥幾筆,達意即止。不可能做精心的刻畫,也不可能做細膩的描述。他的感情是外在的,也就達不到人物的肺腑,也就寫不到事情的肌理。 
  有幾篇確也不錯的寫世俗生活的小說,比如《孔乙己》、《故鄉》、《社戲》、《祝福》,從體裁上說,更像是散文而不像是小說。這些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說是多麼的高多麼的大,更多的是後人精心的闡發,很少是作品本身的固有。只有在一些小的細節描寫上,一部分人物對話上,確能顯出作者藝術的才情。這樣的細節與對話,在作品中占的份量不是很重,雖說也能讓人眼前一亮,終是亮點太小而亮度不大,難以照徹整個作品搭建的藝術空間。也如同不多的血肉,難以豐滿如柴的骨骼,撿來的幾枚小錢,總不會顯得多麼闊綽。   
  魯迅的文風(4)   
  所以造成這種讓人尷尬而難以信服的局面,一則是作者對社會人生缺少溫情的體驗,多的是冷眼旁觀的憤懣。鄙薄多於賞鑒,鞭笞多於撫弄,也就不能用平和的心態,從容的筆調來書寫自己的體驗。再就是,他的那種「魏晉文章」式的筆法,也不允許他做細緻委婉的描寫,留連難捨的詠歎。他是有才能的,這個誰也不否認,但最後的判斷不是有沒有才能,或是推測出的才能有多大,而是實際表現出的才能有多大。對魯迅因論敵太多,情緒激昂,難得閒適,未盡其才的悲哀,李長之有他獨到的見解。是在談到魯迅僅有的幾篇抒情性散文時說的: 
  這種抒情的文章之少,小半的原因是因為魯迅碰到要攻擊的對象是太多了,他那種激昂的對於社會的關懷使他閒適不得。即是他的雜感,也每每不大從容,然而遇有從容的筆墨,卻一定是優美的筆墨。這也是一切藝術的特質吧,必須和實生活有一點距離,所以和愛人吻著的時候大抵是不會寫情詩的,如周作人所說。藝術的創作究竟是有閒的,鑒賞亦然,這是事實。不過我以為這並不壞,一如有的人卻以為不好。好壞就是價值問題了,價值是因觀點不同而異的,不如事實那麼沒有變動。無論如何吧,魯迅在生活上的餘裕太少,至少是心理的感覺上,所以純藝術的作品不是很多。我所謂純藝術,並不是說它毫沒有別的作用,乃是說它的作用乃是放在創作欲之後的,並且它的形式,是完整的藝術的,與其說它純藝術,或者不如說是「非純作用」。可是雖然如此,魯迅頗有少數的完整的藝術品,並且我們據這少數的完整的藝術品看,魯迅的的確確有這方面的才能,沒使他充分發展了的,只是機會。(《魯迅批判》第51—52頁) 
  瘦勁的例子就不舉了。看看魯迅的小說,幾乎每一節都那麼寥寥幾行,句子都那麼短,就不難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再一個反證是,既然說魯迅的小說那麼好,評論鑒賞的文章鋪天蓋地,入選中學大學課本的又那麼多,幾乎到了普天之下(中國大陸)無人不讀魯的程度,可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沒有一個作家是學魯迅學到家的,甚至連個像的也找不見。它的藝術性,來自深厚的古文功底,不是學不來,一學就露了丑。這樣一來,人們就只有讚歎而難以師法了。換句話說,現當代凡寫小說的,都是用白話文寫的,你去學一個用魏晉筆法寫作,學一個幾乎是從文言文脫胎出來的作家的作品,南其轅而北其轍,如何能上得了路呢?   
  魯迅的社會理念(1)   
  前面第三章裡,談到了魯迅的思想資源。一個人的思想資源會影響他的社會理念,卻不等於他的社會理念。思想資源更多的對他的人生理念起作用,未必全部表現在他對社會的認知與追求上。一個自負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只要他在追求社會主義事業的實現上,信念堅定,勇於實踐,我們就得承認他是一個優秀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上頭,個人品質上的瑕疵,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就是我們談論魯迅的是非功過時,很少論及魯迅個人品質的原因。 
  但是,對於魯迅這樣一位被視為中國文化革命新軍的主將式的人物,對他的社會理念,卻不能不做一番考察。往常人們談這個話題,總是舉出他的一些經典性的言論,說他怎樣狠批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怎樣掮住了閘門放孩子們到光明的地方去,怎樣讚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怎樣讚美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寄托了人類的希望。嚴格地說,這些並不能說明魯迅的社會理念,有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的是在政治鬥爭中的堅定的立場。要探究魯迅的社會理念,最好是用統計學的方法加以驗證。比如,可以用電子計算機,算出魯迅著作中使用什麼樣的社會學的術語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類的詞語多,我們就可以認定他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個有現代社會意識的人。如果他用的還是中國士大夫千百年來慣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傳統詞語,我們就應當認定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多少先進的社會理念。 
  要對魯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這樣的檢索,不是不可能,只是這樣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這樣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個較小的範圍裡,做一次這樣的檢索並得出我們的評價。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既然全部詞語的檢索有這樣的功效,那麼隨機性的抽查,只要夠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正好手邊有本《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是一位叫趙倚平的先生編的。趙先生在深圳某國家單位供職,編這樣一本書,完全是他個人的愛好,並非受什麼機構的委託。香港公元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也可以說是趙先生自己印製贈送朋友的。趙先生在書中一篇類似後記的文章中說,魯迅一生都在致力於中國國民性的改造,然而魯迅關於國民性改造的一個傑出的思想,即作者所說的「改造國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張」,卻沒有得到世人的重視。作者編選此書,就是為了弘揚魯迅的這一思想。也就是說,這是一本體現魯迅社會理念的語錄選編。 
  我們的辦法是,先設定一個選擇的程序,從這本書中篩選出若干條語錄,再找出那些與社會理念有關的詞語,看什麼樣的詞語出現的頻率最高,也就可以大體看出魯迅的社會理念了。 
  全書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標題及選取語錄的條數如下:一、論中國社會 九十七條二、論中國社會的改造 七十一條三、論中國的國民性 六十六條四、論中國國民性的改造 四十五條五、人生與生活 八十二條六、青年、未來、希望 六十四條篩選的程序是,從每一部分中選取第一條和中間的一條。所以選第一條是因為作為這一部分的第一條,編者應當是很慎重的。所以選取中間一條,是因為它的隨意性最大,不會是有意的安排。中間一條的選法是,末尾是偶數的,除以二所得的數字即為應選的條目;是奇數的,加一再除以二即為應選的條目。當然不一定選中間的一條,也可以隨意定一個數字,比如第三十五條,只要每一部分都選第三十五條就行了。 
  現在我們將每一部分的第一條和中間的一條共計十二條語錄,抄錄如下: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樑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吶喊·頭髮的故事》)「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花邊文學·運命》)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閒集·無聲的中國》)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閒們的不滿而停運的……(《集外集拾遺·引玉集後記》)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華蓋集·補白》)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華蓋集·忽然想到》)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且介亭雜文·論毛筆之尖》)   
  魯迅的社會理念(2)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華蓋集·這個與那個》)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華蓋集·北京通信》)中國是古國,歷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裡,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誣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譬如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政府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狹小。 
  單是一些無聊的事,就會化去許多力氣。但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但我還是要照先前那樣做事的,雖然現在精力不及以前了,也因學問所限,不能慰青年們的渴望,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書信·致蕭軍、蕭紅》)我早就很希望中國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華蓋集·題記》)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再看這十二條語錄中,有哪些體現社會理念的詞語,和它們出現的次數。電腦選詞的結果是:中國——九次,中國人——三次,運命——三次,青年——三次,我自己——三次,國民性、文明、仇恨、凶險、謠言、猛士各一次。 
  據此可以說,魯迅是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是常說運命的,是關心青年的,也是經常考慮自己的。國民性、文明,這類理性化詞語,他是用的;仇恨、凶險、謠言、猛士,這類情緒化的詞語用的更多。 
  實際上,也可以變通一下,把這十二條語錄當作一篇文章來讀,那麼這就是一篇體現了他的社會理念的宣言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要改造這個社會的,但這個社會改造起來太難了,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有時到了讓人氣餒的程度。縱然這樣,還是要改造下去,希望在於青年,在於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就是魯迅對他所處的社會的看法,也是他對這個社會實施的改造方略。 
  這樣的社會理念,只能說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正義感,對社會進步的最起碼的認知。他的理念,沒有超出一個舊時代的士人對社會的認知,所採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來有志於社會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沒有新的社會認知,也沒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適就不同了,他是學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為只有這一套才是改革中國社會的惟一利器;只有這一套,才能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眼下腐敗落後的狀況,建成一個文明的社會,建起一個現代的國家。 
  據此我們基本上可以這樣說,胡適和魯迅,無論在文風上,還是在社會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們的不同,在文風上不是白話程度的不同,在社會理念上不是徹底程度的不同,總括起來說,是新潮與傳統的不同,創新與固守的不同,說到底則是今與古的不同。也就是說,魯迅的文風,仍未脫中國古文的樊籬,他的社會認知仍未脫中國古代士人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類的命題。沒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沒有新的社會理想。後期思想的變化這裡就不說了。胡適則不同,他是在用一種全新的文風寫文章,表達的也是一種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會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寬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為人行事中。   
  胡適的社會理念(1)new   
  還得用這個辦法檢驗一下胡適的社會理念,要不就沒有對比,也不公道。再說一遍,這個辦法說不上多麼嚴密多麼準確,在沒有找到更嚴密更準確也更簡便,又是統計學的辦法之前,還得承認這總是個辦法。 
  那就得找一本胡適的語錄體的書。手邊有本台灣李敖編的《胡適語粹》,文匯出版社二○○三年七月出版,大體符合我們的需要。一,編選者是為了全面展示胡適的思想與人格,不是為了拔高他也不是為了詆丑他。二,編選者絕不會想到有人用它做一種統計學的檢測,也就不會在條目上做什麼手腳。這就保證了我們的檢測的隨機性。 
  全書共分十個部分,與社會理念相關的是第四、第五、第六部分。這三個部分的名稱和條目數如下:第四部分 東西文化 三十一條第五部分 中國前途 二十七條第六部分 社會·經濟 二十三條選取每部分的頭一條與中間一條。第一條好說,中間一條的選法,若整節是偶數不必說了,若是奇數可用加一除二法,得出第四部分選第十六條,第五部分選第十四條,第六部分選第十二條。排列如下:一個民族的文化,可說是他們適應環境勝利的總和。適應環境之成敗,要看他們發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進步就基於器具之進步。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鋼鐵時代、機電時代等,都是說明文化發展之各時期。各文化之地域的發展也與歷史的發展差不多。東西文化之區別,就在於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來西方之進步遠勝於東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發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戰勝自然。至於東方雖然在古代發明了一些東西,然而沒有繼續努力,以故仍在落後的手工業時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機械與電氣了。 
  這才是東西文明真正的區別了。東方文明是建築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築在機械力上面的。有一個美國朋友向我說:「美國每個男女老幼有二十五個以至三十個機械的奴僕替他當差,但是每個中國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機械奴僕替他服務。」還有一個美國的工程師說:「美國每人有三十五個看不見的奴僕替他做事。美國的工人,並不是工資的奴隸,而是許多工具的頭目。」這就是東西文化不同之處。它們原來不過是進步之程度不同,後來時日久遠,就變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了。(《東西文化之比較》)但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詞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智識階級,決不會產生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者一個郭霍(Koch)。巴斯脫和郭霍完全是十九世紀科學最發達時代的人傑,是不用說的。佛薩利司和哈維都是那十六七世紀的歐洲一般文化的產兒,都是那新興的醫科大學教育的產兒,他們都是意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學出來的。那時候,歐洲的大學教育已有五百年的發展了。那時候,歐洲的科學研究早已遠遠超過東方那些高談性命主靜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實東方文化的落後,還不等到十六七世紀,到了十六七世紀,高低早已定了,勝敗早已分了:我們不記得十七世紀初期利瑪竇帶來的新天文學在中國已是無堅不摧的了嗎?我們的科學文化的落後還得提早兩千年!老實說,我們東方人根本就不曾有過一個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胡適留學日記》)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方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David Star Jordan)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份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污是更明目張膽的了。(《中國評論週報》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污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大仇敵。(《我們走那條路》)我特別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一個名詞,因為我要避掉「社會主義」一類名詞。「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就是要顧到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經濟制度。最近幾十年的世界歷史其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就是無論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或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了。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切經濟制度的基本條件。美國、英國號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但他們都有級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前四年的英國所得稅,每年收入一萬鎊的,稅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鎊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稅。同年美國所得稅率,單身人(沒有結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萬元的要抽八十九萬九千五百元,等於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這樣的經濟制度,一方面並不廢除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一方面節制資本,徵收級進的所得稅,供給全國的用度,同時還可以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為「社會化的」。此外如保障勞工組織,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用國家收入來救濟失業者,這都是「社會化」的方法。(《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   
  胡適的社會理念(2)new   
  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為吾國舊俗辯護,略云:吾國舊婚制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偶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媚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於人,或不甘媚人者,皆有相當配偶。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聞人道其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為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為之欣喜。男子對其未婚妻,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於名分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胡適留學日記》) 
  第四部分第二條和第六部分第一條,都太長,只選了前面的一段。 
  對上面抄錄的文字,用電腦選詞,得出的結果是: 
  文化——十三次,稅——九次,社會——八次,美國——八次,制度——六次,東方——六次,所得稅——六次,西方——五次,文明——四次,進步——四次,中國——兩次,英國——兩次,社會主義——兩次,資本主義——兩次。 
  從所選文字中能看出,胡適舉例,很少引用中國古書上的話,幾乎全是外國的人物與事件。並非不關心中國的事情,而是隨時將東方與西方做比較,從中得出自己的看法。注意引用具體的數字說明問題,很少空泛的、大而不當的議論。當然,也不必迴避,在某些事情上,胡適的看法並不見得高明,比如對中國舊的婚姻制度的看法。 
  如果把這幾段文字連起來看做一篇文章的話,能明顯地看出,胡適是讚美西方文明,主張以西方的社會理念來改造中國社會,而要實現這種改造,必須注重制度建設,這才是學習西方文明的根基。 
  把魯迅與胡適作一比較,看的就更為清楚了。魯迅是個舊文人,他的用語與文風,都是舊的;胡適是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他的用語與文風,都是新的,文是全新的文,人是全新的人。尤其是他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理念,是向上的,是建設性的。沒有偏狹,沒有仇恨,只有誠懇的勸導,切實的擘劃。魯迅則不然,氣憤,怨恨,詛咒,嘲諷,無所不用其極,偶爾也會說些「光明」一類的詞兒,不是言不及義,就是大而無當。在他那裡,是看不到什麼建設性的改造社會的建言的。 
  中國若不打算走向現代化則罷,若打算走向現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選擇一個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傳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適而不能是魯迅。   
  中學課本裡的魯迅作品(1)new   
  這是本書的最後一節,該著談談中學課本裡的魯迅著作了。 
  不必一一翻閱眼下通用的中學課本了,手邊有兩本段崇軒、傅書華合著的《初中語文名篇雙解》、《高中語文名篇雙解》,據作者說所選篇目均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行中學語文課本,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部頒教材。經查對,初中高中課本上,還有五篇未選。現將未選的篇目補齊,這樣現行中學課本上所選的魯迅著作就都有了。 
  初中課本上的篇目是:《社戲》、《故鄉》、《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籐野先生》、《阿長與〈山海經〉》、《「友邦驚詫」論》、《魯迅自傳》、《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高中選的篇目是:《藥》、《祝福》、《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吶喊·自序》、《拿來主義》、《燈下漫筆》。 
  以上共是十七篇。也就是說,一個少年人,從初一到高三六年中,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學得最多的就數魯迅了。這個多,不是相對的多,可說是絕對的多,其他作家,能選這個數字的零頭,都可說是很多了。鑒於此,說中學語文課本上,主要是魯迅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 
  當然,以上篇目,並非一成不變。我上過中學,也教過中學,一九五九年上初中一九六五年高中畢業,一九七○年到一九八○教中學語文。在我的記憶中,還學過、教過《一件小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文學與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雜誌社問》等篇。前面所列的現行中學課本上的許多篇目,我上中學時就學過,比如《社戲》、《故鄉》、《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籐野先生》、《「友邦驚詫」論》、《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藥》、《祝福》、《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可說幾十年來改動不是很多。鑒於此,說幾十年來,我們的中學生在語文課上主要是學習魯迅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 
  我不是說魯迅的作品,一篇也不要上中學語文課本,若是像郁達夫、朱自清那樣,選上一兩篇,是可以的。就說是個優秀的作家吧,選上三四篇也說得過去,像現在這樣一選就是十幾篇,是怎麼都說不過去的。更為奇怪的是,所選篇目又集中在《吶喊》這本小說集裡。這本小說集,連上《自序》,共收入十五篇作品,而中學課本上選入的有六篇。 
  中學課本上,這樣大量地選魯迅的作品,魯迅先生地下有知,怕也不會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是適宜中學生讀,還是不適宜中學生讀。前面提到過,在《不是信》一文中,魯迅曾說,「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過」。 
  仍說《吶喊》。這個小說集,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新潮社印行的,到了年底,因為銷量好,新潮社要印第二版,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遲遲不肯同意,當然後來還是同意了。這遲遲不肯同意的原因,孫伏園知道了,便以「曾秋士」為筆名,寫了篇文章在他編的《晨報副刊》上披露。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刊出,題為《關於魯迅先生》,其中第三節專談此事: 
  魯迅先生對於《吶喊》再版遲遲不予准許的原因聞有數端。一,聽說有幾個中學堂的教師竟在那裡用《吶喊》做課本,甚至有給高小學生讀的。這是他所極不願意的,最不願意的是竟有人給小孩子選讀《狂人日記》。他說「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子看的書雖然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吶喊》」。他說他雖然悲觀,但到今日的中小學生長大了的時代,也許不至於「吃人」了,那麼這種凶險的印象給他們做什麼!他說他一聽見《吶喊》在那裡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吶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他絕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這一類小說的必要。我說,《狂人日記》末了明明寫著「救救孩子」,那麼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看《狂人日記》的資格,孩子自身何必看他。 
  二,他說《吶喊》的暢銷,是中國人素來拒絕外來思想,不愛讀譯作的惡劣根性的表現。他說中國人現在應該趕緊讀外國作品。鄭振鐸是已經投降了群眾了,說譯作至少要做到「看得懂」,其實「看得懂」的定義很難下,凡看不懂譯作的人大概是一輩子看不懂的,不看可也,硬看亦可也,去牽就他做什麼!他的譯作《工人綏惠略夫》,他的譯作《桃色的雲》,他的譯作《一個青年的夢》,都是極好的作品,但聽說可憐都只銷了數百部。 
  《吶喊》的再版聞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絕無希望的了。 
  從這幾段文字可以看出,魯迅不願意讓他的這本小說集做中學的課本,只舉了《狂人日記》的例子,絕不限於這一篇。其原因,他說是因為自己對人世悲觀,不願意這悲觀的情緒影響了中學生的健康成長。沒有說出的原因,我們還可以推測出對人世的冷漠,甚至絕望。此其一。再一個是,他知道他的小說從藝術上說,不是多麼成熟,不過是學習了一些外國小說的技法。《吶喊》之所以暢銷,獲得世人的讚賞,實在是因為「中國人素來拒絕外來思想,不愛讀譯作的惡劣根性的表現」,一旦思想開放,多讀譯作,他的這些技巧,也就不足為奇了。讀讀可以,若作為中學課本,說不定會貽笑於後人。應當說,魯迅在這點上是清醒的,是對社會負責,也對自己負責的。   
  中學課本裡的魯迅作品(2)new   
  有人會說,這不過是魯迅的謙虛,怎麼可以當真呢。除了魯迅,誰還能寫出這麼好的小說。 
  這樣說,是不知道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歷史。現代意義上的小說、詩歌和劇本,這幾種文學樣式,是新文化運動初期,才傳入中國的,或者說,才有中國作家嘗試寫作的。其技法,都可說不很成熟。在眾多的嘗試者中,只能說魯迅會借鑒,有新意,寫的比較好,不能說他的小說藝術就達到了純熟的地步。這是從新文學的嘗試一面說的。另一面,魯迅的小說用的是魏晉筆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的小說,借鑒外國小說的立意多些,而借鑒魏晉小說的筆法多些。寥寥幾筆,刻畫出人物的言行,生動傳神,止於達意,就行了。這樣的小說,說是新小說,實際上舊小說的成分是很大的。 
  這是單就小說而論,其他樣式的作品,如散文、雜文,也都有不宜入選的理由。下面談談我對這些作品的看法,供讀者參考。 
  《社戲》,這篇作品,是作為小說選入的。可以說,它就不是小說。說是散文,都有些勉強,只能說是隨筆,只是後半部分寫孩子們晚上去看社戲的情節,也還生動傳神罷了。全文五千五百字,前面寫在北京看京劇的部分,佔了將近三頁,約兩千字,三分之一強。這樣的比例,對一篇小說來說,先就是大忌。若說是一篇散文,也還勉強說得過去。先寫在北京看戲,再過渡到在故鄉看戲,是自然的聯想,也是強烈的對比。對京劇的不滿,有兩次失敗的實例,對社戲的回憶,由日本書上的讜論來引發,筆墨自然地落在了少年時看社戲的趣事上。若說是篇隨筆呢,那就更妙了。有實例,有引證,還有生動的記憶,興之所至,筆亦隨之,可說是隨筆的佳作。然而,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小說,小說就是這樣寫的,這不是荒唐嗎? 
  《故鄉》的缺陷和《社戲》相似,也就是像散文而不像小說。長處是對人物的刻畫比《社戲》好,刻畫出了閏土的形象,少年時的天真,成年後的麻木,既合情合理,又入木三分。寫楊二嫂,雖寥寥幾筆,也還傳神。失敗處在小說的末尾,「我」帶了母親和侄兒在離開故鄉的路上,無端地發了那麼多的議論,又是對新的生活的嚮往,又是「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麼」,又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哪有這樣寫小說的!小說的結尾,應該是留給人思考的,而不是作者借了人物發感慨的。 
  《孔乙己》是魯迅最為欣賞的一篇小說。他曾對人說,他最喜歡這篇,因為用那麼短的篇幅,寫了一個人的一生。這也恰恰是這篇小說的失敗之處。事實上也並非寫了這位教書先生的一生,只不過寫了他晚年的窮酸與落魄罷了。只能說時序拉的比較長。這麼長的時序裡,要寫好一個人物,就免不了過多地交待過程。應當說,這是一篇最為典型的魯迅式的小說。不多的筆墨,敘述了幾個生動的情節,人物形象就出來了。在所有入選的作品中,這篇是說得過去的。 
  《藥》這篇小說,主題是深刻的,革命者的犧牲,並未喚起民眾的覺醒,不過是給愚昧的民眾做了治病的藥物。這是另一種更為慘酷的「吃人」。但它的寫法,卻是十分直露的。連場景都沒有寫出來。只有壓抑而沉悶的筆調,只有幾個鬼魂似的人物飄來飄去,在說明著作者的主題。最後瑜兒墳上的花圈,作者已說明所為何來,就不必提了。 
  《祝福》,這是魯迅最好的小說了。一個好的短篇小說應具備的因素,幾乎全部具備了。最重要的是,通篇充溢著對婦女命運的關懷,對兒童猝死的憐惜,沒有鄙棄,沒有嘲弄,一切都是出於至善至誠。這在魯迅的作品中是十分難得的。缺憾還在他的語言的通病,就是過多的轉折語,過多的「魯迅調」,讓人在閱讀時能體味一種特殊的節奏,又不勝其煩。比如這樣的句子:「雖是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裡。」比如這樣的段落: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裡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為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阿Q正傳》,收入課本是節選。沒有結構的嚴謹,也沒有思想的深沉,純粹以幽默甚至輕慢的筆調出之,不經意間便寫成了這麼一篇名作。但它極不宜收入課本,做中學生的教材。它寫的是一個農村的流氓,調戲婦女,偷人財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頑不靈,說是怎樣的深刻,怕都是評論者的附會,難說就是閱讀者的體味。這樣的小說,從情操上說,無熏染之必要,從技巧上說,無師法之可能,僅僅因為是魯迅的名作,便入選中學課本,實在沒什麼道理可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此篇寫舊時私塾學童生活,天真未鑿,趣味天成,最宜入選中學課本。 
  《籐野先生》,平常。若是從敦睦中日邦交出發,選它還說得過去。 
  《阿長與〈山海經〉》,寫一個醜婦人的顢頇與仁慈,毫無美感可言。作者對這位兒時的保姆,是懷念的,但這懷念中有鄙棄的成分,顯得很不厚道。最不應當入選的是,此篇中有一段話,對婦女是人格的慢侮,對少年是心靈的戕害。且看下面這段文字:   
  中學課本裡的魯迅作品(3)new   
  「那裡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麼?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樣污穢的文字,你讓教員在課堂上當著那些少男少女怎麼講?勉強講了,你讓那些少男們對他們的少女同學發生怎樣的感想?僅僅因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將此篇選入初中語文課本的人,其無兒女乎? 
  《記念劉和珍君》,前面分析過了。僅僅「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這一句話,也不應當入選中學課本。 
  《為了忘卻的紀念》,這是一篇好文章,只是太散漫了,對中學生來說,沒有任何可師法之處。欣賞還是可以的。 
  《「友邦驚詫」論》,作為魯迅的雜文,這篇不是很好的,要選雜文,也不該是這篇。全篇正文不足千字,全是激憤之語,時有謾罵的句子,是這類文章中的大忌。如: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擺什麼「驚詫」的臭面孔呢? 
  魯迅的這類雜文,影響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文風。不可否認,有正面的影響,那就是說理透闢,辭鋒凌厲,也有負面的影響,那就是強辭奪理,尖酸刻薄。中學生要學講道理的文章,即便是批判,也要走分析、說理的路子,不能走這種通篇斥責甚至謾罵的路子。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和《拿來主義》,想來是為了振奮民族精神,汲取外國的先進經驗,才入選中學課本的。若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應當選胡適等真正對西方先進文化有理解,有研究的人的文章。選魯迅這樣的文章,不是很合適的。 
  其他的就不說了。我認為,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中學課本上選魯迅的文章是應當的,只是不應當選這麼多,更不應當選那些不宜入選的作品。要叫我說,中學六年,初中選兩篇,高中選兩篇,就行了。就現有篇目,初中可選《百草園和三味書屋》、《孔乙己》,高中可選《祝福》、《為了忘卻的紀念》。頂多再選一篇充分說理的雜文。像現在這樣一選就是十幾篇,是沒道理的。選上幾篇,把魯迅當一個正常的作家看待,知道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這麼一個作家,有這麼一種寫法就夠了。把他作為一個正常的作家看待,反而能引起中學生的敬重,勾起往後閱讀其作品的慾望。現在這種「漫灌式」的辦法,幾乎是強制地讓中學生接受魯迅的思想觀念,學習魯迅的文章筆法,只會讓他們厭煩,甚至反感。 
  為了糾正時下的偏頗,我要說: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需要解釋的是,我這裡說的少不讀魯迅,不是說絕對的不讀。現在的少年人讀得太多了,已有了負面的影響。不讀是極而言之的說法,可理解為少讀,至少不要強制他們讀。老不讀胡適,是說胡適的書,適合少年讀,老了就不必讀了。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這句話可反過來理解,那就是少年時要多讀胡適,老年時再讀魯迅不遲。魯迅是一位獨特的作家,他的尖銳的觀察,深刻的體驗,刻薄的用語,蒼涼的情感,都是常人難以比肩的。年邁之後,再讀這樣的文字,會有更為深切的體味,也會有更為獨到的心得。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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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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