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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兩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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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兩極 作者:葉辛 
生命的兩極,指的是承載作者生命、為作者創作提供取之不盡的源泉的兩塊熱土--生活了21年的貴州山區和童年、中年生活工作的上海及江南水鄉。對兩極的自然風景,民俗風情、歷史典故等的描述,是真情的流露,毫無雕琢浮華之弊病;書中的「說說《孽債》」,講述了這部人們喜聞樂見的作品背後的故事及由此而引發的文化現象;不管在何時何地,「兩極」都在作者的胸中湧動,給他創傷的靈感。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罕見的屯堡奇觀(1)   
  難抵安順 
  這是深藏於我心中,久已想寫的一篇文字。 
  說起來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插隊落戶的山鄉修文縣久長,古時候的名稱叫狗場壩。插隊的時間長了,我漸漸發現,在蠻荒偏遠一點的大山裡,現在還有不少地方仍叫貓場、雞場、蛇場、羊場什麼的。可能是久長離公路近一些吧,一些文人雅士嫌這個名稱過於俗氣,依諧音給改了久長。 
  久長這地方,屬於貴州省的安順地區。我們一幫外來的知識青年,很快就發現,省會城市貴陽,離我們要近一些,相反,地區所在的安順,卻離我們很遠。好多知青貴陽已去過多回,安順還一次都沒去過。 
  我是直到插隊第二年的秋收以後,才得到機會去安順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季節,「文革」中的武鬥已逐漸平息。我在貴陽坐上了一輛卡車,去往安順。說是坐,其實是站著。卡車的車廂裡並沒有座位。但這卡車卻又是賣票的,貴陽到安順的客車票原本是二塊二角,只因是卡車,他只收我們一塊五角。說是打折。那麼長途客車呢,原來前幾年的武鬥,客車時常被用來橫在馬路上擋道,全都開不得了。現在剛剛恢復交通,只能徵用一些工廠的卡車暫時用著。 
  這卡車交通也不正規,要開就開,要停就停,開開停停地折騰了三個多小時,在離開安順還有十幾里的地方,則死活不願往前開了。說安順就在前面,十幾里路,走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你們就走著去吧。 
  同車的旅客自然不依,和司機、售票員爭執。爭了一陣子也不起作用,卡車調過頭,鳴了幾聲喇叭,揚起一片塵土,開走了。 
  於是乎我們就順著貴黃公路往前走。貴陽到安順,照理應該叫貴安公路,為什麼要叫貴黃公路呢? 
  那時候年輕,我什麼都覺得好奇,什麼都要問。一問才知道,原來舉世聞名的黃果樹瀑布就在安順的前面。公路一直修到黃果樹瀑布,故而就叫貴黃公路。 
  到貴州快兩年了,對貴州的山水土地,我已慢慢地熟悉。在敞篷卡車上眺望遠近山野時,我已經發現,車開過平壩縣的時候,這裡的山野村寨,帶著一點秀氣,也帶著一點雅氣。和貴州其他地方的景觀有點兒不同。下車以後走不多久,看得更加細了,果然有了驚人的發現。 
  奇怪的「京」族 
  一路走過去,只見公路邊,兩旁的田埂上,遠遠近近的村寨里外,男子都穿著長袍和尖頭釘鞋,女子更是清一色的古裝。 
  日常的穿著打扮,顯然和我們不一樣。 
  貴州是個多民族的省份,我認定他們是少數民族無疑。只是,他們肯定不是我已見過的苗族、侗族、布依族。 
  他們屬於哪個民族呢? 
  迎面就時有擔著空水桶去井邊挑水的姑娘和婦女,我不由頗有興味地暗自對她們細細地觀察著。她們身穿天藍色的左衽布大袖長袍,領子和袍袖的邊沿鑲著紅艷艷的花邊。同行的知青不由笑著調侃道,你們看,「文化大革命」盛行的紅色,都傳到少數民族的服飾上來了。 
  但是行不多久,我就發現,紅色的花邊只不過是她們選擇的眾多花色中的一種花色而已,在一路我們遇見的婦女身上,除了紅色花邊,各種彩色的花邊都能見到。她們的腰間還繫著真絲的黑色寬帶,綴有烏黑發亮的絲羅帶。 
  一路走著的貴州人告訴我們,識別迎面而來的女子已婚和未婚,只要瞅髮式就行了。未婚姑娘往往是長辮過膝,不挽髻。已婚的就要挽髻,插著銀製或是玉製的十字。還包有頭帕,老年婦女包黑色帕子,中年婦女往往包的是白帕。 
  邊行邊看,我還有兩個發現,一是我們眼前看到在幹活的,無論是去水井邊挑水的,還是在遠近田土裡幹活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子,幾乎沒見 
  男人在像模像樣地幹活。二是這些人的說話口音,和我們逐漸熟悉起來的貴州話不一樣,聽她們遠遠地和人揮手打招呼、尤其是拖長了聲氣吆喊的嗓音,很像是北方某地的方言。 
  正是這兩點和我插隊的砂鍋寨農民迥然不同的地方,使我產生了疑惑,我不由得問一路同行的貴州老鄉,這是哪個少數民族。 
  貴州老鄉說:「他們呀,是京族。」 
  於是我就記住了他們是京族的說法。走過離公路邊較近的村寨,我還細細地打量著「京」族人的生活環境。和卡車開過的平壩相似,「京」族的寨子往往都建在挨著山坡腳的平順地勢。青山綠水,綠蔭掩映著青磚的瓦房,縷縷炊煙飄散中,那水色、那情調,恰似我熟悉的江南水鄉風光。比起我插隊的寨子來,明顯地要強一些。 
  回到砂鍋寨,我翻開從上海帶到鄉下的新華字典,進一步的疑惑產生了。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是有京族,但是字典上寫得明明白白,這京族在廣西防城縣的三座小島上,一共只有五千多人口。以後又查書籍,我發現廣西京族不是我見到的「京族」,不但服飾不一樣,就連生活習俗也大不相同,那麼,貴州安順附近的所謂「京」族,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戲劇的活化石——地戲 
  徹底解開這個謎,是遲至20世紀80年代的事了。   
  罕見的屯堡奇觀(2)   
  況且事情還有一點偶然,那純粹是從我開始觀看奇特的地戲演出引起。 
  地戲復甦於80年代初期。那個時候,貴州鄉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經濟開始好轉,鄉民們有了飯吃,手上有了活錢,身上的服飾自然多多少少地講究起來,我插隊期間看慣了的補巴疊補巴的破爛衣裳,逐漸消失。豐收以後,尤其是逢年過節,農民們已不滿足於燃放鞭炮歡吃狂喝一頓。他們要樂,他們也要有文化生活,表達他們人生的存在和喜悅的心 
  情。 
  於是地戲演出就在鄉間復活了。 
  那時候我已在貴州省任《山花》雜誌的主編,我辦公室的隔壁,就是貴州省音協主席的辦公室,休息閒聊的時候,他幾次熱情地要我去鄉村裡看一看地戲,他說現在地戲可了不得,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們競相前來研究,被稱為是戲劇的活化石。說話間,劇協的主席也跟著來幫腔,說劇協要和音協組織的侗族無伴奏大歌一起,讓安順鄉下屯堡演出的地戲,到法國去演出。這兩樣原汁原味的藝術樣式,是喜歡古樸藝術的法國人指名邀請的。 
  這麼好的東西,不看當然是很遺憾的。 
  於是乎,候准了季節,在去安順的時候,我就去看了幾次地戲的演出。 
  所謂地戲,實際就是在平地上演出的戲劇。但是在貴州的鄉間,要找一塊徹底平順的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看到的地戲舞台,僅僅只是山坡、寨子中央的曬穀坪、及相對平順的壩子上的演出。觀眾大多站在壩子四周的山坡上,或是村寨團轉的木板房上、樹上、壩牆上,裡三層、外三層地圍著觀賞。那氣氛很像城市路人圍觀「猢猻出把戲」那麼一種情景。只是氣氛要熱烈得多,大人喊、娃兒叫,姑娘們穿上花衣衫、小伙子往往蠻橫地搶佔著最好的地形,唯恐在觀看中漏掉了精彩的一招一式。 
  地戲的演員們不像一般戲劇中那樣須臉部化妝,而是穿著一色的藍黑雙色的長衫,黑面白底布鞋。同其他戲劇不同的是,每個演員都戴著一隻木雕的面具。形象生動,神態各異,雕刻的手法十分誇張。考究的面具必然連著頭盔,油刷得金碧輝煌,給人以神采奕奕之感。面具雕出的形象,便是劇中人的身份。扮演者都十分自由,男人可以演女角,反之,女人也可以演男角。戲演出的過程中,有唱、有打,也有對白。對白的聲音又使我想起似曾聽到過的北方話,對白的韻律總讓我想起上海弄堂裡曾經在孩子們中間盛行一時的繞口令:「蜜蜂叮瘌痢,瘌痢背洋槍,洋槍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細細地聽著繞口令一般的對白,讓我有了新的發現。 
  就如同現代地方戲劇中的對白不易聽明白、聽懂一樣,地戲的對白必須入神細聽,才能聽出點兒道道來。 
  當我奮力擠到前頭,聽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類話語的時候,我就露出了會心的微笑,我曉得後面還要說些什麼了。果然,那幾句我熟悉的吟誦從演員的嘴裡吐了出來: 
  前面擺起三條劍, 
  後面架起九叢矛。 
  前面來者劍上死, 
  後面來者矛上亡。 
  這韻律,這節奏,是我插隊期間從砂鍋寨娃娃們嘴裡經常聽到的呀。 
  地戲中最精彩的莫過於武打了。 
  地戲的武打是任何現代戲劇舞台上都沒有的表演程式,俗稱「套路」。一旦戲演到高潮,矛盾尖銳、武打激烈時,那套路便一一變幻、有板有眼地轉換起來,就像是千軍萬馬在那裡死命地廝殺。 
  最令我看得出神並終於開竅的,就是這廝殺。因為無論哪個名稱的套路都得跳,跳得激烈之處,演員們全都進入了角色,鑼響、鼓也齊,壩子裡地坪上的塵土跟著飛速踢踏騰跳激越的腳步輕揚起來,那情景活似硝煙瀰漫的戰場。圍得密密實實的觀眾群自然更是鴉雀無聲,一起進了戲。一場戲結束,必報以熱烈的掌聲。 
  讀者諸君可能已經明白,這轟動一時的地戲演出,少不得打,少不得跳。故而在當地,演地戲也叫跳地戲。 
  正是在看了幾出地戲後,我終於恍然大悟,如果它真是戲劇的活化石,那麼在我插隊落戶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經看過。只不過那時候這玩藝兒不叫地戲,叫「跳神」。 
  有一回,是寒冽的臘月間了,隔鄰寨子上死了一個近九十歲的老人。有人說他家是四世同堂,有人說如果把剛出生不久又只會哭不會說的那個小孫孫一起算上,他家這是真正的五世同堂了。 
  這麼一位有身份的老人離開人世,總是要熱鬧一番的。四鄉八寨的親屬趕來參加弔唁,人多得一個小小的寨子上住不下,不少客人因此住到了砂鍋寨來。我那時在大隊耕讀小學裡教書,有個學生就是死者的重孫,於是也跟著寨子上的小伙子們冒著冷風細雨,去看了一陣子熱鬧。奇怪的是,老人家中並沒有多少悲傷氣氛。圍著火塘而坐的人中,不時地還有人在唱歌。我正是在那一次,真正地體會到民間稱死人是「白喜」的情形。坐了一陣,夜深了,我就告辭想回去,那個學生勸我不要走,他湊近我的耳朵說,等大隊和公社的幹部們走了,還要演戲,好玩得很!你從來沒見過的。我問他演什麼,他神秘地讓我不要聲張,說到半夜時分,還要玩「跳神」。   
  罕見的屯堡奇觀(3)   
  跳神! 
  那不是在搞封建迷信嗎?但我沒有吭氣,那年頭我仍在癡迷地做著作家夢,已經在悄悄地寫小說。我知道寫小說就要觀察各種各樣的人生現象。特別是現在看不到的東西,所以那一晚我就留了下來,看了一次「跳神」表演。而且把跳神的人唸唸有詞道出的咒語一一記了下來。 
  已經被炒得如此熱、如此紅火的地戲,我說它是跳神,是曾經被批倒批臭的封建迷信,實在是有點不合時宜。要這麼說,我多少得找出一點依據來。 
  「京」族之謎 
  依據不好找,除了當地老百姓把跳地戲叫作跳神之外,康熙年間編的《貴州通志》上,有一幅「土人跳鬼圖」。其畫面和現在的地戲表演十分相似。 
  是不是據此就可以說,古人還把地戲叫作跳鬼哩。我必須把這一片鄉土挖得更深一些。 
  頗有興味地去安順看地戲時,我已經感覺到了,演地戲的那些個村落,都叫屯或是堡,也有叫哨或是關的。很少叫寨子。在貴州插隊多年,我早就瞭解,小至貴州一個省,大至雲、貴、川諸省,村子大多數被稱為寨子。唯獨這一帶,為什麼偏偏要叫屯堡呢?原先存在心底關於「京族」的疑惑,重新浮上心頭。 
  80年代中期,省裡面讓我牽頭,寫一個描寫貴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的長紀錄片腳本。到安順的時候,我們一頭扎進了一個一個叫作屯、叫作堡、叫作哨的村子,連續幾天,約談了很多文化人士和鄉間老人,終於揭開了所謂的「京族」之謎。 
  當地這些穿著富有特色服飾的農民,並不是少數民族,而是漢族。只不過他們是遠方遷來的漢族。和我們交談時,他們中不少人指著我說,我們的祖先其實和你一樣,也是從江南一帶來的。 
  追溯歷史,則要講到六百年前了。朱元璋在劉伯溫、徐達等文武大臣輔佐之下,打走了元順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卻不料元朝還有一個梁王盤踞在雲南。自恃天高皇帝遠,你朱元璋奈何我不得,不服他的管,把他派去的官員一個個都殺了。氣得朱皇帝親自部署征雲南,派出了以傅友德大將軍為首的三十萬征南大軍,一路沿江西、湖南、貴州殺將過來。 
  這一段歷史,在貴州、雲南的很多地名上也留下了痕跡。諸如「鎮遠」「貴定」「清鎮」「普定」「普安」「鎮寧」「威寧」「宣威」等等,包括「安順」這一地名,也充分顯示了三十萬大軍過處,威風八面,一路鎮壓敢於反對者,「諸蠻」紛紛望風而降的史實。 
  我在貴州二十餘年,始終不能明白,安順這地方,明明地處貴州的中部,為什麼總要被稱作「黔之腹、滇之喉」?原來出處也在這段歷史,朱元璋認為,安順這一帶,是進軍雲南的「襟喉」之地,十分重要。 
  雲南被傅友德平定,那個梁王是被殺了,可雲貴高原畢竟是山也遙遠,水也遙遠,路途更是十分地遙遠啊。勝利了的軍隊一撤回來,又冒出了一個什麼王,或者就是當地的土司,不服明朝管了,怎麼辦呢?如何統治這塊土地呢,苦思冥想,朱皇帝命令傅友德的三十萬遠征軍沿著交通要道,就地駐守下來,封官許爵,穩定雲貴。軍隊不打仗了,仍然要吃飯。於是就讓駐守下來的軍隊設立軍屯,墾荒種糧,解決吃飯問題。 
   
   
  光是吃飯還不夠。軍人也要成家立業,也要過太平生活,生兒育女,於是乎,這些屯軍的地方。漸漸地就變成了一個個叫作屯、一個個叫作堡、叫作哨或是關的村寨。有了軍屯,隨之出現了商屯、民屯。三十萬征南軍人,來自當時的江蘇、浙江、還有朱皇帝的原籍安徽以及江西等地。他們的後裔,經歷了幾百年的滄桑,很多東西可能都已經有了變化。惟獨穿著的服飾,一代一代流傳下來,還保留著明朝的色彩和特點;惟獨一些人家裡的家譜,一代一代還在書寫著自古而來的演變。並且顯示出相對的集中,相當的完整,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現象。於是乎,也便有了我們今天稱之為屯堡景觀、屯堡文化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奇事。似乎該歸功於那一片鄉土的偏遠和閉塞了。 
  我問過很多安順的屯堡人來自哪裡,他們往往回答說,我們是京族,老祖宗是聽了朱元璋的話,從南京開拔征戰而來,南京族。 
  幾百年了,這話聽來有點懸,卻是很有道理的。去年秋冬,我到雲南的宣威去採訪宣威火腿的創始人浦在廷的事跡。談起浦家的老祖宗,也正是跟隨明朝的大將軍傅友德一路打過來的,因戰功卓絕,被授予武德將軍,在設立衛、所、軍、屯、鋪、堡的同時,就地駐守和屯墾,世代定居下來。 
  我順便還瞭解了一下,明朝派往西南諸省的軍隊,駐守下來的時候,以衛所為單位組成軍屯,一衛有560人,一所則翻一倍有1120人。除了駐守屯堡,朱元璋的軍隊還在當地開築道路,設立驛站,方便通郵,修復古驛道,以60里為一驛,一直修到貴州的安順。這固然是大明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為,卻也在客觀上給偏僻閉塞的雲貴兩省,帶來了江南地方較為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及生活方式,促進了西南雲貴高原的經濟開發和發展。直到上個世紀初的一百年前,雲貴兩省有追求有志向的青年,要走出「走不出去的雲貴高原」,很多人依靠的還是這一條古驛道。   
  罕見的屯堡奇觀(4)   
  到了浦在廷這位第十八代的後裔,趕馬幫積攢了財產、經營宣威火腿發跡之後,他遵照古訓,不遠萬里,經雲南繞道越南、香港、南通,終於來到祖籍的故鄉南京,尋找《浦氏族譜》上記載的老家山陰縣柳樹灣石門壩。費了好大力氣,終於弄明白今天的南京中華門外,就是幾百年前的石門壩。可任你怎麼查尋,在這一帶也找不到浦氏族人。最後還是經人點撥,告訴他,明朝時候,這一大片都是兵營,修族譜的老祖宗一定是誤把南征出發地的兵營,記作了故鄉。浦在廷這才只得無奈地作罷。 
  由此也就明白了,安順屯堡人說的「京族」,指的是南京族,因為他們的祖先從南京而來,決不是廣西的那個京族。 
  很多土生土長的貴州人以肯定的語氣對我說,地戲就是朱皇帝的軍隊調北征南時帶過來的。只要看看屯堡農民們表演時的衣著打扮,就不難作出判斷了。你看他們身穿土布長衫,腰間圍著繡了花的戰裙,背上則像武打京劇中常見的那樣插著靠旗,臉上蒙著黑紗,額頭上戴著各種各樣彩色面具,頭頂上插著野雞毛,在昂揚頓挫、模擬戰場廝殺的鑼鼓聲中載歌載舞,表演著劇情。 
  地戲演出所報出的劇目,也基本上是征戰故事。諸如我們都很熟悉的《三國演義》、《封神榜》、《說岳全傳》、《楊家將》等等,正因為明朝的軍隊是朱元璋調北征南一路打過來的,所以他們自然就會喜歡這一類和自己的經歷十分相似的征戰題材。而且歷經幾百年,年復一年,樂此不疲,一代一代地往下傳。就是到了極「左」思潮氾濫得那麼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還不曾斷絕過。像要我在白喜場合留下看跳神的那個學生,在文革年頭,其實並沒看過幾回地戲,但他興趣之濃烈,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民間文化特有的傳承渠道,在文化傳播中的巨大的作用。 
  地戲和軍儺 
  由於地戲表演主要以征戰題材為主,蜂擁而來研究地戲的專家學者們就作出判斷,認為它是從軍儺演變而來。 
  這個「儺」字,一度是個難讀難認的字,也是一個多義字和假借字,更是從原始社會一路帶過來的古字。 
  起源於原始社會的「儺」,是古代人類面對很多自然現象諸如雷電、洪水、地震等等災禍迷惑不解的產物,用於避邪驅災、感恩酬神。 
  這一起源和宗教的起源實有相同之處。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以後的兩三年間,貴州鄉間掌壇主持儺儀的法師,一律都被稱為魔公或是「老魔公」,帶有明顯的貶義。80年代以來,儺戲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獲得重新評價,專家學者們把它作為學術來研究以後,老魔公的稱呼也隨之從生活中消失,而被稱為儺師。但在貴州鄉間,人們嫌這個「儺」字不好認也不好念,大多還是恢復了原來的稱呼:法師。 
  由最早面對困惑不解的自然現象而跳的「儺舞」、「儺儀」,逐漸演變為儺戲。儺戲又漸漸細分為民間儺、宮廷儺和軍儺多種。我也相信,貴州屯堡一帶的地戲,極有可能是從軍儺發展演化而來,隨著明朝軍隊的屯守,入鄉隨俗。在數百年間同西南山鄉的地方戲劇結合,有故事、有情節、有人物,保留了從說唱形式向戲劇過渡的民間樣式。 
  把它作為一種神奇古樸的文化現象研究,實事求是地說,儺儀之中,確實含有封建迷信的成分。貴州鄉間,歷來就有沖儺還願之說。所謂還願,指的就是在舉行儺儀之前,要有一個專門儀式稱之為「許願」。 
  在我插隊的村寨上,在廣為流傳的民歌中,在我搜集到的儺師唸唸有詞的儺儀文中,在鄉間就是娃娃都能朗朗上口地念的儺師咒語中,都不難尋找到祈願的痕跡。 
  做生意的人祈願發大財,奔仕途的人叩願升做大官,病人盼望自己恢復健康,出門要坐船的人指望江河上風平浪靜,種田的農民酬良願,離不了五穀豐登堆滿倉。財主做夢也在盼財寶。所謂:橫掃金,豎掃銀,金銀財寶全掃進。鄉間最為普遍的,則是沖壽儺。給已上了年紀的老人許個願,身體好的願他長命百歲,身體差的給他沖沖喜,添庚加壽。 
  這一種儺還願的方式,其實和我們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拜菩薩有幾分相同的意思。只不過我們見到的拜菩薩形式簡單得多,而設儺壇做儺儀形式上要複雜一些罷了。 
  只要完整地去屯堡看過幾場道地的地戲表演,就不難發現,地戲在開演之前,結束之後,都會有一些特定的儀式,在這些特定的儀式中,是不難看出其濃郁的迷信色彩的。只是隨著近年來的進步,這些儀式簡化或取消了。人們關注的,是地戲本身。 
  地戲的演出場地簡陋,劇情單一,化妝也很簡單,年復一年,演的還都是老套子。那麼它為什麼還會這樣地吸引著屯堡的鄉民們歷經幾百年不敗地看下去呢? 
  問題看上去很複雜,實際上卻不難回答。 
  貴州全境,高原和山地面積佔了將近百分之九十,自古以來,群山連綿、溝壑縱橫,老百姓的村村寨寨,幾乎都分佈在崇山峻嶺的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壩旁。山川阻礙,偏遠閉塞,使得長期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不易和外界廣泛的接觸,甚至於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觸。但是對於眾多的自然現象,對於人一輩子都要遭逢到的種種困苦、災難及不可理解的事物,生活在這裡的鄉民們也需要得到解釋。   
  罕見的屯堡奇觀(5)   
  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那就是作為人,他們也像生活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一樣,期待更為美好的生活,嚮往過上更加幸福的日子。他們的願望需要發洩,他們也巴望著有朝一日真正能過上好日子。可是他們真的不曉得怎麼做才能迎接到這樣美好的未來。於是他們就只好求助於儺儀這樣一種自古流傳下來的形式。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安順屯堡一帶的老百姓喜歡地戲,年復一年,年年都像過節一般地 
  歡樂,就那麼有限的幾堂戲,歷經幾百年而不衰落,世界上都恐怕沒有幾個劇種有這麼強盛的生命力。 
  原因何在?就在於他們內心深處的許願的心態,在於他們內心永遠存在的祈盼吉祥避邪驅災的精神需求。 
  到了過大年的日子,到了稻穀揚花季節,到了哪家、哪一個寨子表演儺戲的那天,他們呼群結伴地趕了去,不僅僅是去看個熱鬧,不單單是為了娛樂。而是伴著強烈的許願心理,帶著內心深處的祈盼,帶著美好的願望。 
  跳過一次地戲,看過一次地戲,熱鬧過那麼一回,他們就會很高興,就會感覺到這一年很有希望、很有盼頭,心情也格外的舒暢。反之,這一年如果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而沒有跳成地戲,他們就會覺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一旦在這一年中遇上了大小災禍,或是屯堡裡出了意外,諸如山洪暴發、房屋倒塌、哪家的娃娃突發疾病猝死等等,分析原因時,總會有人歎息說,只怪今年沒有跳成地戲。遂而馬上就會有人附和,並且大聲地說,明年無論如何,是一定要安排一堂地戲來跳了。 
  地戲是明朝的軍隊調北征南的時候帶進貴州安順一帶來的,這一點看來是沒有疑義的了。但是,隨著對儺文化深入的研究,人們發現,早在朱元璋調北征南之前,貴州山地的古代先民中,就有沖儺還願的儀式存在。於是乎,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是古代夜郎國就存在的儺儀影響了地戲呢,還是地戲影響了原本有的儺儀。 
  我感到這個問題其實不消多爭論,用小說家的想像就能解決。 
  儺戲面具 
  在前面的行文中,我已經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偷偷看「跳神」的一小節文字。但仍得實事求是地說,儘管即使在那種年頭,地戲也沒有滅絕,但是畢竟是在那樣特殊的年月,決沒有人公開地談及「地戲」或是「跳神」的。在我插隊的十年歲月中,也有人大起膽子悄悄地跳過,結果被公社幹部發現了,硬是被拖去辦了「學習班」,還陪著專門騙人錢財的「迷信頭子」挨了鬥。 
  事情奇就奇在這裡,一旦說要跳地戲,恢復傳統的民間娛樂形式,馬上就有人將苦心冒險保存下來的面具獻出來。 
  有了原始的面具樣式,早就縮手不幹了的能工巧匠又挺身而出,重新雕出式樣各異的種種面具,供寨鄰鄉親們選用。 
  當地人把這一類面具稱作「臉子」或「臉殼」、把雕臉子的漢子稱為「雕匠」。隨著出訪法國和歐洲,儺戲大盛,一時間,雕匠頓時也跟著聲名遠揚,大受歡迎,被四鄉八寨的老百姓請了去,酒肉款待是不消說的。他們也便紛紛發揮著自己的聰明才智,盡力創造著新的品種和樣式。於是乎,用白楊木、丁香木雕刻而成的醜鬼、道人、女將、小軍、忠臣良將等等千奇百怪的臉子就在方圓數百里內的村村寨寨傳了開去。 
  有了臉子,講究的地戲班子,喜歡攀比競爭,遂而就逐漸配齊了包頭的黑布或是黑紗,黃花背旗野雞翎,大紅繡花的背板和水紅上衣,淺綠的戰裙,黑底繡花腰帶,甚而至於扇袋、香包、銀鈴鐺、竹骨扇,一應齊全,披掛整齊。 
  有了配備齊全的行頭和五顏六色的「臉子」,就可以演地戲了。 
  開演地戲,封箱的「臉殼」在開箱之前,必須得依照幾百年傳下來的規矩點蠟燭燒香,供滴血雄雞。進了場,還須「掃開場」,演出之後還得「掃收場」,連帶著祭土地,給村寨上的家家戶戶招財進門,所謂「日落黃金夜落銀,牛成對來馬成群」。並保佑全屯堡的良民百姓平安富足,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如此重大的場面和活動,豈能不造成聲勢和影響?只消哪個屯堡的地戲一開鑼,四鄉八寨都有人趕了去湊熱鬧,就如同城裡人看燈會、廟會、逛小吃街的心情一樣。 
  安順的地戲如同出土文物一般揚名於世界。在鄉間的地戲紛紛揚揚越鬧越紅火的那幾年中,安順附近的黃果樹瀑布、犀牛洞、天星橋和龍宮等等引起世人矚目的景點,正被有計劃地闢為西線風景區,吸引眾多省內外、國內外的遊覽者。先是那些被一股一股西洋風吹得暈暈乎乎的美術界人士對「臉子」發生了興趣,其中一些頗有見地的美術家們被那些返璞歸真的「臉子」所吸引,忽覺得那不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寶貝嘛!於是乎仿造者有之,受此啟發舉一反三運用於砂陶、雕塑、繪畫創作中有之,很快地攜自己的美術新作衝向世界藝壇的也有之。 
  最大量的,則是在全國各地的旅遊景點,都能見到各種各樣的「臉子」在出售。滿街比比皆是,四處氾濫。這一現象,究竟是喜是憂,我也說不清了。 
  屯堡景觀 
  地戲的話題還可以說上幾遍,比如說地戲與日本北上川市鬼劍舞的關係,比如說「臉子」上的畫法有什麼講究——不過越往下說越說不完,乾脆我就打住,讓有研究興趣的人去深挖細探罷。   
  罕見的屯堡奇觀(6)   
  隨著地戲的名聲越來越大,去屯堡看地戲的人越來越多,屯堡的景觀也開始引起世人的注意。人們對屯堡的歷史、對屯堡的文化、對屯堡的生存方式、民俗信仰,都產生了濃郁的興趣。 
  除了地戲,屯堡還有其他幾種民間的藝術樣式。前面我提到過的,在白喜場合有人在唱歌,就是一種樣式,在當地叫作唱書。傳說洪武年間最初在屯堡住下來的「京」族老祖宗們 
  ,看到附近村寨上的少數民族在那裡喝酒唱歌、邊歌邊舞,覺得自己的生活,和他們相比之下十分枯燥,格外想家。於是就將在家鄉學過的說唱詞,憑記憶記錄下來,邊哼邊唱,自娛自樂,逐漸地形成了唱本。再根據唱本上的內容,改編成地戲來演。 
  和唱書形成對照的,就是當地的唱山歌。可以說,一到貴州,最早吸引我的民族風情,就是唱山歌了。貴州的少數民族,無論人口多少,居住在水邊還是山地,幾乎每一個民族都有唱山歌的傳統。依照他們的說法是,見子打子,見什麼就唱什麼。唱情歌的時候,更是顯示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本領的時候,隨機應變,越是能唱的小伙子和姑娘,越能得到情人的青睞和眾人的尊重。 
  屯堡一帶的山歌,具有江南民歌的韻律和色彩,但已經吸收了貴州少數民族山歌的活潑、多變、奔放、自由自在的特點。 
  這種既有江南風味,又和當地特色融合的文化現象,隨處可見。 
  我第一次深入瞭解的一個屯堡村寨,叫作「放鴿哨」。乍一走進寨子,看到村邊的小橋流水,看到村子中央的池塘,看到房前屋後的竹叢,看到房屋的門洞,還有呈明顯江南格調的四合院,裡頭有朝門、堂屋、廂房。院子裡有水井,包括門窗上雕刻的花紋圖案,我久久地站在那裡,恍然感覺自己走進的是江浙一帶的村莊。 
  直到我在街巷間走久了,看得更細了,我才逐漸發現了這些屯堡中和江南水鄉的一些不同之處。比如江南水鄉的民居,往往稱之粉牆黛瓦,那一片片瓦都是黑顏色的。而在屯堡,雖然也有蓋瓦的房子,但大多數房屋,蓋的都是頁岩石板,大大小小,鋪蓋得錯落有致,遠遠望去,既是白花花的一片,但又不覺得枯燥,那有彎有斜、有豎有橫冰紋般的紋路,映襯在青山綠水之間,別有一番情趣。被不少外國人稱之為中國典型古城堡的屯堡村寨,既保存著明清兩朝的遺風,又融合著西南和江南各自的特色,非常耐看。 
  至於過大年的時候,家中不許掃地,說是怕把財寶掃走了;五月端午,要吃粽粑,掛菖蒲;生了娃娃,要吃滿月酒;等等等等生活細節,則同我們孩提時代經歷過的幾乎一樣。只是講究的程度不同,江南一帶漸漸淡化了的民俗,在屯堡卻還完整地保存著。要說差別,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說是體現在伙食上,今天的屯堡人,已經和所有的貴州人一樣,特別愛吃辣,辣子豆腐、辣子雞、糟辣椒炒肉片,已是安順屯堡人的名菜,可以說是無辣不成菜了。 
  奇特的風情,悠長的歷史,古樸的藝術,別緻的生存環境,構成了罕見的屯堡景觀。這就是我曾經生活了整整21年的那一片鄉土,時常在夢境中縈繞不去的山地。把它寫下來,也算是我一份心意罷。 
  (2001年9月)   
  九寨溝之旅(1)   
  葉田修完高三的學業,結束了一次又一次考試,我們決定要到九寨溝去。 
  九寨溝,九寨溝,近些年裡,畫報、影視、光碟、文字,不知對它的風光有過多少報道了。還有那些已經去過的遊客,他們眉飛色舞的渲染,更對這一旅遊資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致整天迷戀於電腦和影視片的葉田,一聽說九寨溝,也欣然答應同往。 
  於我來說,80年代初期,已經失去了一次機會,這一次便不想再失去了。那一回因為從成都去九寨溝,需要兩天路程,還得防備泥石流沖毀路基;那一回還因為葉田年幼,家中無人照顧,我得盡初為人父的責任。如今,一晃十七八年過去了,葉田已成長為一個大小伙子,而我也已年近五旬,再錯過機會,又一個十七八年過去,我就爬不動山了。 
  那真是山啊,車過都江堰,進入羌族聚居的汶川,成都平原就被逐漸地拋在身後,川西北的山勢就逐漸地險峻起來。山野也變得好看起來,變得如文人們喜歡形容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山間公路旁,一條水流湍急、浪跳波笑的江河始終伴著我們。一問,才知這水就是大名鼎鼎的岷江。 
  但行一聲呼,高峽出平湖。 
  過了茂縣,山路彎彎,盤旋而上,翻山越嶺爬去的,正是石大關。我想石大關該是「十大關」的諧音罷,車到高處,俯首望去,細細一數,呵,曲裡拐彎的險道,還不止十處。 
  海拔明顯地高上去,不僅人不適,進口的豐田車也像在喘息著爬行。我請郝師傅停車,他掛上最高一擋,車子直馳而去,一直爬到懸崖邊的彎道上,才把車子停下。 
  這是拐上懸崖的高原公路,風似要把人掀翻。我站在路邊,放眼望去,不由一陣駭然,陡峭的山崖如同被巨斧劈削一般,直達水波漣漪的一個巨大的海子。稀奇的是,在山腳下還是激流洶湧的岷江,流經海子,卻變得溫順、馴服,偃沫息珠,彷彿一下子凝鑄於寬大的河谷之中。周圍雄峻偉岸的座座大山,一座一座全像被巨斧劈削過一般,挺起玄武岩鋼灰色的胸膛,任憑溫情脈脈的碧水撫慰著自 
  己粗蠻的身軀。海子口上,平靜的岷江水悠然而至,軟如綠緞般平滑地伸展而去。 
  風吹來,我不由打一個寒噤,回身問郝師傅,這是什麼地方? 
  「疊溪海,」郝師傅說,「1933年,松潘大地震震出來的海子,遠近聞名。」 
  怪不得景觀如此奇特。我再細問,郝師傅告訴我,他也講不分明了。他是在新疆長大的,前些年剛調來西南交大,他說他也沒鬧明白,松潘離這裡還有一百多公里呢,為什麼要叫「松潘大地震」? 
  後邊的路側設置著一些簡陋的小攤,小攤上有牛角梳、小藏刀、犛牛尾巴等一些紀念品賣,我走過去,一邊詢問藏刀價格,一邊打聽松潘大地震是怎麼回事。 
  幾個攤主你一言我一語,將六十六年前的那場浩劫,給我講清楚了。 
  疊溪古城,原稱蠶陵,公元前就已設縣制。震前的古城,坐落於高出江面二百多米的疊溪台地上,城中有繁華街道,茶樓酒肆,有旅社有飯館,甚至還有駐軍一個連和城隍廟。原屬茂州(即今茂縣)管轄。 
  1933年8月下旬,一場大地震在瞬間發生,山崩地裂,河谷易容,驚天地動鬼神,疊溪古城頃刻下陷,筆直地跌落下去,城周圍二十餘羌寨亦全部毀滅。四面的山峰撼動著崩塌滾落,堵塞岷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十一個堰塞湖。 
  遂而一個半月以後,地震形成的海子蓄水日久,又加上岷江源段大雨傾盆,大震之後的餘震、小震搖撼江堤,江水驟增,咆哮奔騰,堵江堤壩抵擋不住,倏然崩陷,三海暴潰,洪水激浪排空,傾海湧出,頓時怒濤滾滾,吼聲震天,十里百里聲可聞。大水所到之處,無論江上索橋、江岸房舍民居,悉數全被吞噬,掃蕩殆盡。遠在樂山的大佛,拍岸雲水也已洗到腳面。 
  8月、10月兩場災難,死傷共八九千人。 
  我聽得目瞪口呆,風撲上顏面,捲起一陣一陣塵沙。身旁公路上,車前掛著成都—九寨溝的旅遊專線大巴、中巴、考斯特,滿載著乘客呼嘯而過。車上可有人留意這懸崖公路下的海子?車上可有人知道眼前畫卷般的風景系大震的遺跡? 
  我忙叫葉田過來聽。這孩子,正捧著大伯伯給他的攝像機拍攝遠近的風光。他是在貴州的大山裡長大的,從小看慣了各種山的風貌,一般的山勢山景,吸引不了他。到了這地方,想必也感覺到這景致有其獨到奇特之處。 
  目斜蒼山遠,峰巒映湖面。柔波漣漪上,有野鶴拍翅飛過,於水面翻飛點水。清靜的溪 
  流,溫順的海子,雄武壯偉的大山,六十六年的歲月重又使河山顯出一派蒼翠豪放。 
  郝師傅在催促上路,我胡亂向爭相給我訴說往事「擺古」的男女攤主買了幾把小藏刀,匆匆登車趕路。 
  車拐著彎躍向峰巔,狹窄的路面旁,緊貼著筆陡的懸崖,豎著一塊厚實的牌位,上書四個遒勁的大字:神龍牌位。一人高的牌位上披紅掛綠,裹著綢巾。幾個慓悍的漢子,有的點香,有的作揖,有的虔誠地跪拜在地。他們是在祭奠自己的祖宗,還是在求助神龍莫要發威? 
  離開嵯峨雄峙、壯美奇崛的疊溪海山水風光,順岷江峽谷,沿茂松公路,一路前行,直驅九寨溝口。   
  九寨溝之旅(2)   
  岷江峽谷,古無公路,崎嶇小道彎曲盤旋,攀壁逾巖築起的窄窄棧道上的路人,如蠶叢小徑,時常擔憂崖頂有飛石墜落,腳下有滑坡之危,路塌之險。 
  我們的車子一路駛去,雖然坦蕩平安,但岷江水依然澎湃激盪,如雷貫耳,沿途所見,險灘密佈,植被疏落,頭頂上的懸崖峭壁,時而飛沙走石跌落、堵塞半截路面,風捲塵沙撲面而來,蔽眼障目。河灘地上,昔日的泥石流滑坡裹挾而下的枯枝、朽木、巨石、風化的變 
  質岩,雜亂地散佈著,像未經清掃的廝殺過的戰場。兩岸河谷山坡上,羌寨鱗次櫛比,伴以過江的索橋,高原的碉樓、關隘、古堡、棧道,時又近黃昏,給人的感覺是奇險蒼涼,如入又一個世界。 
  葉田的鏡頭始終對準這一切尚未見過的景觀。到了藏寨附近的草原上,犛牛群散落於高坡低谷,他乾脆要求停車,貪婪地拍攝著眼前的一切。我站在一旁望著他,發現他把鏡頭久久地對著遠方,不由抬頭望去,哦,晚霞輝映中,雪峰在遠處的山巒之上閃爍著銀亮的光輝,懸巖峭壁上,亮崖裸露,那是海拔四五千米之上的寒冽風化所致,大量的巖屑、石塊墜積於陡崖的下面,真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郝師傅說,他已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雲遮霧障,把遠山籠罩得看不清楚。沒想到,今天卻讓我們撞上了。 
  千年歲月的催化擠壓,萬載風雲的裂變腐蝕,巍然高山才會顯現出這麼一副難得一見的風貌。 
  對比沿途所見的雄奇險壯,第二天進入九寨溝,分外感覺到,我們走進了人間仙境。 
  還在成都為西南交大人文學院講課時,就曾聽說,九寨溝旅遊,今年起實行了新的管理措施。 
  到了旅遊旺季,九寨溝的接待能力,是每天五千人。可去年夏天,蜂擁而至的遊客,最多的一天達到五萬人。很多客人無處住宿,只得蜷縮在車上過夜,窘相可以想像。光是開來的旅遊車輛,從溝裡排到溝外,在公路上整整排了八公里長。新開來的車子要進溝,遊覽完的車子要出溝,正在遊覽的車子要在溝內的景點轉悠著趕時間,沒車的遊客則只能步行。整個九寨溝的夏季,成了一個喧鬧的擁塞的聲浪鼎沸的夏季。 
  汲取去年的經驗教訓,九寨溝自今年3月以來,實行了新的管理制度。所有開來的車輛,一律不准進溝。進溝的遊客,全都得乘坐九寨溝管理區的綠色觀光旅遊巴士。這種特製的車輛,廢氣的排放量僅佔一般車輛的四分之一,大大減弱了廢氣的污染。更令人欣慰的是,九個寨子中僅存溝內的札如、荷葉、樹正、則查窪四寨的近三千名藏民,亦將按計劃搬出溝外,真正地做到「溝內游、溝外住」的良性旅遊環境。 
  也許正是這一系列措施開始初見成效,也許是下了一夜的雨,到我們進溝時雨還沒停。坐在旅遊巴士上一路沿著丫字形駛進溝去,只見萬山流翠,煙雨縹緲,飛瀑瀉玉,黛綠流瑩,銀練般的溪流在如畫的山澗中跳躍閃動,連樹正寨的九層白塔,也像浸染在澤國的水色中。恍惚間,我彷彿置身於一片水晶的世界。渾身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歡欣和喜悅。用感慨,用讚歎,都不能形容我此時此刻的心情。走遍大江南北,真正令我由衷地發出讚美的,一是煙雨漓江,一是貴州黔東南大山腹地的波峰浪谷森林。而九寨溝,是我第三次出自肺腑地深為驚歎的地方。 
  都說到九寨溝來是看水的。那些從高高的雪山、茂密的森林中淌出來的溪水,是流動的珍珠,是翻飛的雪沫,陡起陡落,淙淙潺潺,穿林過灘,彎彎曲曲,隨地形的起伏自然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海子。當那水靜寂時,海子則波平如鏡,藍天、白雲、雪峰、綠樹盡納湖中,色澤艷麗,景色奇幻。時而會覺得「鳥在水底飛,魚在天上游」的妙趣。有風從峽谷深處拂來,湖面光華微微閃爍,層層彩影隨波晃動,清亮水底頓顯色彩,動靜交錯,變化萬千。當那水歡騰競躍時,那晶瑩奪目的水花,飛珠濺玉,漫灘翻滾,琅琅有聲,山澗為之歡喜雀躍,時而晶簾懸瀉,時而群瀑墜灘,水聲喧動,激濺起無數的雪沫水霧,太陽照來,更顯道道綺麗的彩虹。 
  都說到九寨溝來是看山的。青蔥嫵媚的群山,有了豐盈水源的養育,愈加鬱鬱蔥蔥,千姿百色。時見古樹黛綠沉穩,又見紅葉流丹盈目。遙遠的雪峰高聳潔白,有人瞅著那寒氣逼人、冷峻清高的模樣,說它很像是一把銀色的巨劍刺向藍天。可偏又有人相傳,說它是美麗女神的化身。這女神便是色嫫,故而九寨溝有一座色嫫山,色嫫是因為和達戈相愛才來到九寨溝的。他們兩人相愛,他們兩座山也遙相呼應,世世代代相對凝望。哦,登上山去瞅一眼吧,你會寧願相信那美麗的傳說是真實的故事。莽莽林海和繽紛的草甸在連綿起伏的山巒間交相輝映。走進山上的林子,頓覺一股浩淼幽遠的神秘氣氛,使人感覺濃綠陰森、撲朔迷離。 
  一路走,一路觀賞,看著水在林中汩汩地流,瞅著樹在水中長,我逐漸明白過來。為什麼九寨溝的水被稱為海子,為什麼九寨溝的山也被稱為翠海。這正是九寨溝山繞水、水偎山的顯著特徵。 
  葉田捧著攝像機,拍下了山清水秀、湖瀑一體的景致,但他無從捕捉九寨溝中山林使水色更加嬌艷,水色使山林分外蔥蘢的神韻。盆景灘、諾日朗、五彩池、火花海、珍珠灘、五花海……人在一天中,怎能飽覽如此美不勝收的景致;小小的攝像鏡頭,又怎能把大自然斑斕奇幻的美妙悉數拍下。葉田終於關閉了機子,自己跑進這絢麗多彩的景色中,要求給他也留下幾張照片。   
  九寨溝之旅(3)   
  進入人間的仙境九寨溝,自然也會不辭勞苦翻越五千五百米的峰巔,去人間的瑤池黃龍再觀賞一番,如果說九寨溝的景致鋪展在丫杈形的溝谷裡,那麼,黃龍的景觀則斜臥在長坡上,是我們國家海拔最高的風景名勝區。正因海拔高,要看遍罕見的彩池、飛泉、溶洞、雪峰,則非得有強健的體魄才能攀上峰巔。 
  飽覽清麗碧瑩的湖光山色,面對眼前如夢似幻的童話世界,很難想像,所有這一切,正 
  是已逝的千百年歲月裡,駭人的地震引發兇猛的巖崩,帶來狂暴的泥石流、肆虐的山體劇烈滑坡所造成的奇觀。 
  生命在歲月的長河中消融著大自然的災難,忍受著苦難,又悄沒聲息地創造著眼前令世人驚歎的奇跡。 
  葉田似懂非懂地聽著我的嘮叨。我極力想使他明白,我們的旅程不僅僅是度假。九寨溝之旅,我們在阿壩高原上宿了三個晚上。九寨溝、川主寺、汶川,三個晚上都在岷江之畔留宿。窗外是奔騰不息的江水,拍岸的江水日夜都在咆哮。岷江河谷兩岸,遼闊的高原牧場,深深的峽谷和壩子,隨處可見辛勤勞作的藏胞、回民和羌族百姓,還有他們居住的帶有民族特色的房子、碉樓、石堡和伸展到嶺腰間去的棧橋、過江索道…… 
  這一切彷彿都在無言地敘說,敘說著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敘說著生活在祖國大地上的各民族人民,都是從那歷史的長河中跋涉而來,而且是還將繼續跋涉前行…… 
  踏上歸途,回到成都,電視裡播出昨天我們剛剛駛過的那條山間公路上,泥石流吞沒了一個村莊,道路堵塞…… 
  (1999年8月)   
  貓跳河的激流(1)   
  貓跳河是一條讓人難忘的河流。 
  貓跳河畔是我插隊落戶的地方。 
  在我很多作品的末尾,都書有一行小字:「草於貓跳河畔」或者是「完稿於貓跳河畔」。 
  我在貓跳河畔偏遠蠻荒的鄉村裡生活了整整十四個年頭。我的青春歲月,我艱辛繁重的勞動生涯,我年輕時代的追求、憧憬和嚮往,我最初在煤油燈光影裡寫下的那些稿子,甚而至於我的初戀,都是在這裡開始的。我的人生之路,正是在貓跳河畔山野的崎嶇小路上,一步一步邁出來的。 
  接到去接受再教育的通知,第一次在地圖上看到「貓跳河」三個字,我想像著這一定是條河谷狹窄得一隻貓也能聳身跳過去的河流。 
  誰知真的來到貓跳河畔,我頓時被它那駭人的景象驚呆了。 
  一條浪濤翻滾、水流湍急的河流,在崇山峻嶺間奔突著、衝撞著、喧囂著往深深的河谷裡氣勢磅礡地急瀉著。 
  河谷兩岸,是巍然聳立的高山,是石屏一般的懸崖陡壁,是指天戳雲的座座山峰,層層疊疊、連綿無盡;莽莽蒼蒼,氣象萬千。 
  山峰半腰,時有白練懸空一般的泉水垂瀉。河谷上空巖鷹拍翅繞著陡崖飛翔。多雨時節,乳白色的蒙紗霧茫茫無垠地漫上來,千姿百態的座座山嶺,頓時漂浮於雲海之上。恍惚間常常給人一種浪湧峰浮的仙境之感。 
  大自然的景觀如此壯美秀麗,可險惡的山勢地形,也時常給貓跳河兩岸帶來災難。狂暴的泥石流和肆虐的滑坡,時常造成兇猛的巖崩山塌,吞噬山寨和牲畜。山路的崎嶇,關隘的險要,溝壑的縱橫,使得貓跳河谷兩岸的交通十分不便。村寨上的老鄉,自古以來就有「兩山喊得應,走攏要半天」的感歎。 
  偏僻閉塞,窮困落後,又加上匪患猖獗,使得沿河兩岸的各族百姓,歷朝歷代生活在幾近赤貧的水深火熱之中。我插隊那些年裡,寨上的老農,時常指著陡岸臨空絕崖之下黑黝黝的山洞告訴我,解放前那裡是有名的匪窩。幾百年來都沒剿滅過匪患,是1950年解放軍清匪反霸,徹底剿滅了匪徒,這才讓老百姓過上了安生日子。 
  我瞅著夾岸高山聳峙的峰巔灌叢頑生、岩石怪異,荊棘叢中的野杜鵑盡顯殷紅,如火如荼,似有火焰燃燒的景致,極力去想像土匪盤踞在險山惡水之中,是如何為非作歹、魚肉百姓的。哦,滔滔貓跳河,漫漫長夜中,湍急的河水伴著的是飢餓的啼號,山野的荒涼,塵世的嚴酷和冷漠,載去的是窮人受盡屈辱的淚水,捲著的是愚昧落後的漩渦。河谷兩岸的密林中,常有猛虎出沒,在狹窄的河岸深崖之間跳來躍去,傷害百姓。直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地的老百姓,稱老虎為「大貓」,「貓跳河,貓跳河」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曾幾何時,多情多姿、多災多難的貓跳河,鑲嵌上了六顆閃閃放光的明珠,奔騰急瀉的河水被一次又一次攔腰截斷,築壩堵流,建起了六座寶殿般的梯級電站,形成了一個一個波光瀲灩的風景區。 
  正是由於電站的開發建設,我原先的戀人、今天的妻子由一個知青,先是被招工到三級電站當學徒工,以後又去四級電站實習,到六級電站時,她已是個帶徒弟的小師傅了。我們最初建立的小小的三口之家,就設在山高谷深的六級電站旁的叢林中。命運使得我們和貓跳河結了緣,故而對貓跳河上的一座座電站,我們也充滿了感情。 
  以紅楓嶺得名的紅楓湖一級電站,開發建設於20世紀50年代,如今已是和黃果樹瀑布一樣的著名的風景區了。紅楓湖兼有西湖的美和漓江的秀,它的湖面坦蕩形成難得一見的豪放氣派,它那湖中有山、山上有洞、洞裡有水的奇趣常令遊人一驚三歎。遇到山上杜鵑盛開的時節,遼闊深遠的湖水光華閃爍,天淨水靜的時光,泛舟湖中,如行天上。山上爭奇鬥妍、光彩迷人的花兒一朵一朵全都映在湖中。夕陽之下,水天更是一片輝煌,使人忍不住想要吟詠王維的詩句:「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 
  60年代開發形成的二級電站百花湖,則像它的美名一般,娟秀幽藍。一灣湖水展示著山山嶺嶺之間一片新奇的天地。湖面上白鶴翻飛、野鴨戲水,漁舟剪破微蕩的漣漪,槳聲伴著動聽的漁歌。湖中那八仙過海、美女梳妝、仙鶴搶蛋、九龍盤江、爐嶺歸雲的一個個離奇景觀,常使來此度假的客人遊興大發,心曠神怡。當年設計建造電站時,看到如此美景,曾設想由一百名女工管理,故而為其命名「百花湖」。 
  三級河口電站,離開我插隊的修文縣城僅六里山路,翻過高高的山埡口,只見群山環抱著一湖碧水,湖面上輕波微蕩,湖岸上蔥綠蒼翠,濃重的林蔭順著峭陡如削的座座山嶺,遮蔽了整片山野。真個是「常年濃翠終年鳥,一湖清水半湖山」。更令人新奇的是,山嶺間電站職工的幢幢小樓,全建成尖頂的歐美風格,乍一眼望去,疑是走進了林間別墅。 
  四級窄巷口電站,四周層巒疊嶂,湖灣無數。每一道湖灣都是一幅別緻的風景畫,有的閒適恬淡,有的幽雅清冷,有的竹梢垂地,有的山奇樹茂春花兒美。亮嗓大吼一聲,千百隻飛鳥瞬間騰空而起,拍翅繞著湖畔屏風般的山巒飛翔,令人瞠目結舌,嘖嘖連聲。   
  貓跳河的激流(2)   
  山路彎彎,河谷深深。五級江林電站坐落在更為幽僻的群山叢中。漫步湖畔,人會不辨此是塵世,還是瑤池。只見一片靜謐伴著幽靜安寧的湖面,水色湛藍,波平如鏡,空氣清新,不染塵埃。湖岸的山坡,層層疊疊,林木蔥蘢;霧紗隨風輕散,野花漫山罩地。嶺間古柏長得青翠蒼綠,掩映著星散的農家村舍。奇木怪石密佈的山巔之上,時有雀鳥的鳴囀,猿猴的啼叫。 
  六級紅巖電站,是我生活最為長久的地方,也是交通最為不便和閉塞的山谷。它坐落於修文和清鎮兩縣交界的轎子山麓隘口上。河谷深處,水聲澎湃,雷鳴聵耳;陡崖臨空,驚濤拍岸。一座巍然大壩,堵隔奔瀉的河水,形成彎彎一池紅巖湖,晴日澄碧透亮,像一幅清麗的水粉畫;雨天更顯嬌媚,近嶺遠山,迷迷濛濛,濃淡相宜,層次分明,猶如一卷旨趣高雅的水墨畫。 
  四級窄巷口、五級紅林、六級紅巖電站,都是我們去插隊落戶以後,眼看著一座一座建起來的。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六座水力發電站,就像六顆熠熠放光的鑽石,鑲嵌在 
  貓跳河谷的一個又一個隘口上。變水患為水利,造福於河谷兩岸的各族百姓。 
  路長谷深,鳥道盤旋,在幾座電站工作的職工們,常年生活於山高水遠的河岸邊,遠離城鎮,遠離現代文明相對集中的都市,不免有寂寞、冷落之感,但他們「身在山溝,胸懷世界」,安心在深山老溝裡把光明源源不斷輸送出去。 
  令人喜悅的是,從80年代後期開始,電站已實行自動化管理,原來每座電站需要一百來個職工,自動化後,一百多職工悉數住回省城、近郊,每月只需要二三十名職工輪流值班,就能把整座電站管理得井然有序。更讓人高興的是,去年我重返貓跳河,職工們充滿自豪地對我說,貓跳河梯級電站的遙控管理,已經實驗成功。在新的世紀來臨之際,偏遠的電站完全可以實現科學的全封閉遙控操作,再不需要人呆在那山也遙遠、水也遙遠、道路也是十分遙遠的電站上值班了。哦,貓跳河,目睹你半個世紀的巨變,遠方的我願意衷心地為你唱一支祝福的歌。 
  (2001年3月)   
  寫作《蹉跎歲月》的日子(1)   
  十·一將臨,50週年國慶前夕,《新中國舞台影視藝術精品選》系列光盤推出,電視劇欄目中,有《蹉跎歲月》。今年春天,廣東旅遊出版社彙編出版了《葉辛知青作品總集》七卷本,其中第三卷,亦選入了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印了一萬套。 
  二十年來,《蹉跎歲月》幾乎年年都在重印,我手頭保留的版本,就有七八種之多。至於印過的次數,我都記不清了。 
  看著新印出的版本,我情不自禁會回想起當年寫作《蹉跎歲月》這本書時的情形。 
  記得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棲居在山高谷深,偏遠蠻荒的貓跳河畔轎子山腳下。是7月24日罷,繼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之後,我又完成了另一部小說《風凜冽》。連天連天的伏案寫作,實在很累了,我決定要休息幾天。 
  屈指算一算,我一共可以休息七天。也就是說休息到7月底。從8月1日開始,我要投入另一部小說的創作,這部小說就是《蹉跎歲月》。 
  其實那些年裡,我的身份還是知識青年,住在偏僻閉塞的山嶺中,沒有任何人來管我。沒人管工資,沒人管糧票,也沒人管我休息不休息。我想休息,盡可以一天一天休息下去。那年的元月份,我已經結婚,妻子在貓跳河谷的水電站上班,有一份工資,日子是能應付過去的。況且她已懷上了我未來的孩子,身旁需要一個人照顧。我盡可以每天在山嶺間的石頭房子裡煮飯、燒菜,讓她營養營養,吃得好一點。 
  可我不能那麼做。我要寫,多少年了,我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重新開筆寫一部新的書,一定得選一號那天動手。 
  8月1日開始寫《蹉跎歲月》,就是這麼定下來的。 
  餘下來的五天裡,我盡情地放鬆,盡情地做一切與寫作毫不相干的事,甚至盡情地玩。我去中寨趕了一次場,買了雞,買了很多蛋;我到貓跳河畔的六個村寨上都去走了走,看寨子裡的風土人情,看山路彎彎通向白雲深處的人家;我還爬上了高高的轎子山頂,在高處又喊又唱地吼了半天,我以為整個山谷裡的人都聽見了我的嗓門,下山來一問,人們說根本沒聽到我在叫些什麼。 
  8月1日,正是夏天裡最熱的季節。但是在貴州的貓跳河畔,氣候卻是極為涼爽的。 
  吃過早飯,妻子照例到廠房去上班。我則在三屜桌上攤開稿子,寫作《蹉跎歲月》的第一章。 
  這第一章的內容早就爛熟在我的胸中了。在其他談及創作的文章裡,我寫過《蹉跎歲月》第一章是怎麼得來的過程。總而言之,除了午餐時休息半個小時,到了下午的三點多鐘,第一章就寫完了。 
  稿子順,人的情緒就出奇地好。我還在旁邊的本子上,把第二章開頭的情緒和節奏寫下了幾句提示自己的話。 
  時間還早,我為晚餐做了精心的準備。那年頭,肉還是定量的,不過雞蛋和雞,在墟場上可以隨時買到,況且十分便宜。一隻童子雞,一斤半左右的,只要一塊錢。 
  晚餐後,我們照例端上兩把椅子,坐到平頂的石頭房子上去,一邊和人聊天,一邊看著暮靄逐漸低垂下來,河谷深處的霧氣,漸漸地瀰散開來,連綿無盡的小山巒,終於籠罩在夜幕中,高原上的夜,是寂靜而又深沉的。 
  不用說,夜間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大早,水電站工地上的擴音喇叭,把我們喚醒了。 
  於是,新的一天又在水電站工地和水電站上同時開始。 
  妻子還是準時去上班,我照例在那張油漆斑駁的三屜桌上攤開稿紙,寫作《蹉跎歲月》的第二章。這一天仍然寫得很順。 
  天天如此,日子由夏入秋,三屜桌面上完成的稿子一天一天地厚起來。 
  入秋以後,在貴州的山裡,雨霧天越來越多,晴朗的日子真是難得一見了。 
  我們居住的石頭房子泛了潮,屋裡屋外都是潮乎乎的,站在屋頂上,眺望看熟了的整日裡被蒙紗霧籠罩著的山野,情不自禁會有一種沉悶感。 
  電站上一位老醫生,姓周,正是他的一句話,使我找準了《蹉跎歲月》的開頭。他讀完了我的前一部小說稿《風凜冽》,對我說:「稿子是很好看。不過,我擔心,你這稿子不能出版。」 
  一瓢冰水澆在我的頭上。 
  我拿已寫完的《風凜冽》給他看,一是對他甚為信任;二是他身為長者,會給我提出中肯的意見;第三呢,我暗暗地還巴望著,他會誇我幾句。那一年,雖然我已出版了《高高的苗嶺》,《深夜馬蹄聲》和《巖鷹》(和別人合作)三本書,由《高高的苗嶺》改編的電影《火娃》業已上映,但是對於我來說,在創作上太需要突破了。哪曉得周醫生看完稿子,會對我這麼說。 
  為此我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時值初秋,天天有雨,是貴州山鄉里綿綿無盡的霏霏細雨。我照樣一天一天往下寫著,寫得辛勞卻也順暢,每天要寫完一章,時常都得寫到夜半三更。怕影響妻子,我在檯燈罩子上常常要遮兩層報紙。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我收到了《收穫》雜誌的一封短信,信上通知我,去年秋冬時節,我送到即將復刊的《收穫》雜誌的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已定於刊發於1979年的第五、第六期。   
  寫作《蹉跎歲月》的日子(2)   
  哦,這對於我無疑是一個喜訊。對於陷入創作困頓與迷惑中的我無疑是最大的激勵。我寫作《蹉跎歲月》的信心更足了,筆勢也大膽地放開了許多。 
  到了9月底,三十萬字出頭的《蹉跎歲月》寫完了。這樣,我的抽屜裡已經放著兩部長篇小說稿:《風凜冽》和《蹉跎歲月》。那年頭還沒見複印機,生怕郵寄遺失,我仍舊像鄉下人一樣,決定把稿子親自送到編輯部去。 
  1979年的國慶節要到了,妻子的預產期是11月份。國慶有假期,我們決定把國慶的假日和探親假、產假合在一起,回上海去。 
  出於對《收穫》的信任,我把《蹉跎歲月》交給了他們。 
  同時,《風凜冽》給了重慶的《紅巖》雜誌。 
  第二年,1980年,《風凜冽》發表於《紅巖》的第三、第四期;《蹉跎歲月》發表於《收穫》的第五、第六期。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孩子葉田出生。在他逐漸逐漸長大的日子裡,我時常對他講插隊落戶的歲月,講貴州多霧多雨的山鄉,講山寨上的農民,講寫作《蹉跎歲月》的默默耕耘、潛心創作的日子。 
  值此建國50週年的喜慶日子,葉田恰好步入大學,我把這段往事寫在這裡,對於他和今天的文學青年們,也許不會是無益的罷。 
  (1999年9月)   
  二十年的蹉跎村(1)   
  雲南電視台約我去昆明,做一個「人生」節目。他們看到我的一本小書《半世人生》,覺得我的半輩子,多多少少和雲南有一點關係,要我就這點關係談一談。 
  節目間隙,有半天空閒時間,旁邊一位小伙子建議,去蹉跎村看一看吧,我們帶一隻機子,順便拍一些鏡頭,也好穿插在談話節目中用一用。 
  阿拉蹉跎村,就在昆明去石林的大路邊上,不堵車的話,二十分鐘就到了,很近的。二十年前的1982年春天,電視連續劇《蹉跎歲月》在雲南拍攝,插隊知識青年在湖邊寨的戲,主要選了兩個景點,一個在澄江、江川、華寧三縣交界之處的撫仙湖畔,那主要是取的湖景;另一個就是阿拉彝族鄉,簡稱阿拉鄉的。 
  由於這裡樹木蔥蘢,一條河流繞村而過,河岸上架起一座高高的石拱橋,風光十分秀麗,和我插隊的貴州山鄉里的村寨十分相像。還有一個具體的原因,使得劇組下決心在這裡拍了一個來月的戲: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初,可要在省城昆明近郊,找到一處像我插隊在貴州偏僻山鄉里的泥牆茅草屋,已經是很不容易了。而在阿拉鄉的小村林子與河流之間,恰恰找到了獨門獨戶的一幢泥牆茅草屋,茅草發灰髮黑了,泥牆龜裂了,和當年我下鄉時的知青屋相像極了。一問,這幢泥牆茅草屋早已廢棄不用了。原來,它是阿拉鄉的牛圈,土地聯產承包以後,集體的耕牛也已分歸各戶餵養,牛圈用不上了。所以它連門也沒有!更令人驚喜的是,與阿拉鄉的村幹部一聯繫,他們說,只要二百元,這幢牛圈就能盡劇組使用,需要用多久就用多久。於是乎,劇組當即付了二百元,然後根據我的意見,在屋頂上請農民工加蓋了一些茅草,最主要的是,又花幾十元請當地彝族農民編了一扇竹笆門,在門上敷滿牛屎,權作知青屋的門。這麼一改造,簡直就同我插隊時的知青屋沒甚兩樣了。這以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蹉跎歲月》中知青們在知青點上的戲,在村寨上的戲,在寨子附近樹林子、小河邊、拱橋上的戲,全部都是在這裡拍攝的。成本低不說,還真正起到了情景交融、形象生動逼真的效果。飾演杜見春的肖雄當時就對我說過:不知為什麼,一走在山道上,從石橋上那麼大步走下來,我就會找到你們下鄉時的感覺。 
  好事多磨。磨到1982年的秋天,是十月,《蹉跎歲月》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遂而這部電視連續劇逐漸又在各個省台重播。二十年前,好多省台自己還沒開始製作電視劇,於是他們不斷地重播比較優秀的劇目。據我所知,我生活的貴州電視台和雲南電視台,就不止一次地重播過《蹉跎歲月》。對於貴州來說,我是省裡的作家,這個劇是我寫的,他們播的次數就多一點。而對於雲南來說,則完全因為這個劇是在雲南拍的,雲南的觀眾看了自有一番親切感。 
  從《蹉跎歲月》開始播出,昆明城裡就有一些人,自發地找到拍攝地阿拉鄉去玩,去實地看一看。一傳十、十傳百,昆明人都曉得了。阿拉彝族鄉里,還有這麼個漂亮的小村寨。 
  到了1984年,阿拉鄉乾脆打出「蹉跎村」的牌子,吸引城裡的遊客來玩耍。村裡的彝族老鄉,準備一點茶水、飲料、瓜子、花生,搭起簡陋的棚子。而城裡來的遊客,則把塑料布鋪在橋頭河邊,把吃的、喝的放在塑料布上,他們在河邊散步,到村寨上遊逛,特別是小樹林裡,時常傳來他們的歡聲笑語。 
  1989年,我在北京學習,同班幾個雲南來的學員,都告訴我,「蹉跎村」成了昆明人自發去的最為踴躍的一個小小旅遊點。去得最多的,是一對對青年男女,他們時常雙雙騎著自行車,一呆就是一整天。 
  1994年,一個下海經商積累了點資本的老知青肖培榮,也看中了這塊地方。他投資四百萬元,沿著小河邊的荒坡,修建了一排二層樓的鄉間別墅,別墅裡的客房一律裝修成賓館式樣,還有餐廳。小河上架起了橋,河畔小路鋪設了石子。穿過別墅區,沿著彎彎拐拐的小路,就能走進鬱鬱蔥蔥的樹林子。 
  別墅區正式對外打出了「蹉跎歲月度假村」的牌子。 
  千萬別以為配備了現代化設施,就是蹉跎村的特色了。 
  蹉跎度假村主要的特色,在於別墅區旁邊,還建起了一座知青紀念館。紀念館門口書著兩行紅字對聯。紀念館櫥窗內的陳設,全是當年的知識青年捐獻的實物:有上山下鄉通知書,有和通知書一起發的乘車證,有紅袖章,毛主席像,還有當年知青們用的搪瓷碗、筷子、軍用水壺、草帽,有插隊落戶時的勞動工具,鋤頭、鐮刀、扁擔、水桶、竹篾籮筐,和一盞盞知青們自製的小油燈。當然少不了很多陳舊的黑白照片,學習過的毛澤東選集,各式開本的毛主席語錄,最為難能可貴的,這裡還有當年知識青年記的日記,畫的素描。 
  我一一看過去,翻閱著到過這裡的老知青們寫下的隨想錄和感慨萬千的語錄,驚訝地發現,這些對於逝去的蹉跎歲月充滿感情的老知青,寫下的一段段話不但帶著思辨、帶著反省,還帶著人生的感悟和哲理。不少人還為辦好這個紀念館、這個度假村主動捐了錢,少的五十、一百,多的八百、一千,看了不得不使人動容。 
  不過促使我下決心再訪蹉跎村的,不是想去回憶往事,也不是想到那裡再去獲取什麼靈感。而是雲南省的同志告訴我,由昆明通往石林的高速公路正在拓寬,蹉跎度假村也在拓寬的範圍之內,即使像小樹林、古石橋沒劃在拓寬的路面中,其周圍的三千畝土地,也被統一規劃成一片景區了。   
  二十年的蹉跎村(2)   
  換句話說,我若是明年再來雲南,就見不到蹉跎度假村了。同行的雲南電視台小彭望著我說:「看著以你的長篇小說書名和電視連續劇命名的度假村從眼前消失,葉老師,你有沒有一點傷感?」 
  我笑了。 
  二十年的蹉跎村,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正如我們已經進入了新的世紀、新的千年一樣,蹉跎歲月那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我應該為蹉跎村的消失而高興。 
  但願我們的歲月不再蹉跎。 
  但願蹉跎歲月永遠成為我們的歷史。 
  (2002年8月)     
  第二部分   
  巧合   
  龍虎山之奇,在於三絕。一絕為融合了道教天師派文化的道都仙府;二絕系發源於福建光澤縣犬源官山的瀘溪河,逶迤飄落,碧水環繞丹霞地貌的座座山峰;三絕是最為引人的崖墓群落。 
  崖墓葬,也稱懸棺葬,即是將棺槨懸於陡峭的山崖上,所選的山崖勢必險峻難行,刀削斧劈一般。在我插隊的貴州岑鞏一帶,也曾見過。只是較為分散。起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龍 
  虎山巖墓群,卻相對集中,多達百餘座。其文物之珍貴,位置之險要,造型之獨特,均為世所罕見。從墓中發掘出來的紡織機、絲織品、十三絃琴、陶器等等文物,為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特別是龍虎山本身的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 
  但是,望著崖壁光滑少草木,今人利用現代化工具也難以攀援的巖洞,人們怎麼也想像不出,我們的古人是如何將懸棺放進洞穴中去的。於是乎,自古以來,瀘溪河畔就流傳著這麼一個民間傳說:古時,龍虎山下有個心術不正的棺材老闆,因其劣跡斑斑,觸怒了神仙。天神伺機要懲罰他。有一次,老闆把幾十口棺木裝在船上,沿著瀘溪河順流而下,運往外地去販賣。一路之上,只見河灘呈白、遇潭現綠,兩岸茂林修竹,河水清澈純淨。正走得順暢,忽見河上狂風大作,把黑心老闆船上的數十口棺木全都刮進了懸崖上的巖洞中。所以,多少年來,這一片崖墓一直被稱為「仙棺巖」。 
  到了改革開放的今天,人們當然再也不會相信巖棺是大風吹上去的了。隨著旅遊事業的發展,龍虎山景區綜合了專家的考察意見,懸賞三十萬元,徵求古人是如何把棺木吊進巖洞之謎。同時,他們又根據當地村民們的口頭傳說,利用了滑輪和自行車輪子,創造性地推出了一個旅遊項目:仿造古人將棺木徐徐吊進巖洞。由於這一節目獨出心裁,一時間大受歡迎,幾乎所有的旅遊客人,都要親眼一睹此奇觀。為圖吉利,這一節目起名「陞官」。話說大貪官胡長清,時任江西省長助理,也分管旅遊,到了龍虎山,自然要看一看這個旅遊項目囉。 
  這一項目自推出以來,一直強調安全第一,平均每十天就要對酒盅粗的繩子逐節檢查,從未出過任何事故。偏偏在胡長清來看這一節目時,繩斷人落,兩位表演者當場墜落深潭而亡。事後打撈屍體時,竟又打撈出三具死屍。那第三具,還是個女屍。 
  當時,這一事故就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播開了。有說剛檢查過四天的繩子怎麼會斷?有說太不注意安全措施了!也有人說,這不是個好兆頭,胡長清這人的官運,會在突然之間夭亡。在那時,這樣的傳聞自然被斥之為胡說八道,特別是胡長清升了副省長之後,人們只敢在私底下悄悄說一說,傳一傳。但是,胡長清最後的結局,世人都已知道了,這一傳聞便在整個旅遊區變得家喻戶曉,差不多每個外來的遊客,都會聽說這事兒。 
  聽過之後,人們時常付之一笑。卻也有人說,如此盛傳,不是有點封建迷信嗎。 
  我卻覺得,這不過是個巧合而已,但這巧合,不也引人深思嘛。 
  (2001年10月)   
  神奇彝家太陽女   
  也許是《蹉跎歲月》的關係,當年昆明市郊的拍攝地三路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成了旅遊景點「蹉跎村」。 
  抑或又是《孽債》的關係,每次來到高原上這塊彩雲之南的紅土地,我都能見到更多的笑容,都能感受到各族人民更深的一片真情。 
  我不是彝族,但是這一次彝家兒女評選他們心目中神聖的太陽女,卻把我聘為名譽主任。於是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隨著中國作協西部大采風的腳步,第一次來到了這裡。 
  這裡,雲南高原的中部,一個叫楚雄的地方,是一片紅色的山地。這裡發現的恐龍化石可以堆做「山」;這裡出土的元謀人「牙齒」號稱中國之「最」。這裡聳立起的泥巴能夠成為「森林」;這裡生長的牡丹花被譽作「中國最大」;這裡的人們唱得最好聽的歌是「祝酒歌」;這裡好客的民風,充分地體現在那一句歌詞中:你喜歡也要來,不喜歡也要來! 
  這裡生活著的彝家和其他民族,自豪地稱這片土地為「神奇彝州」,正如他們吟唱的: 
  彝家的文明如金子一般輝煌 
  彝家的民俗像圖畫一樣絢麗 
  彝家的文化如大海一般精深 
  彝家的民風像火焰一樣熱情。 
  自古以來,楚雄彝州的土地上,就流傳著一個關於「太陽女」的動人傳說。 
  看見哀牢山裡那三座高山了麼,山峰像竹筍般,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秀麗。這就是遠近聞名的三尖山。 
  清晨,三尖山捧出一輪火紅火紅的太陽。知道麼,這三座山,就是彝家太陽女的化身啊!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七個太陽。大地一片光明。陽光似乳汁般哺育著世間萬物。那時候,風調雨順,樹木常青,鮮花不敗,莊稼一年中能收穫七次,牛羊一年中能懷七胎。彝族人民豐衣足食,生活美滿,日子過得比蜜汁還香甜。 
  突然,哀牢山裡出現了一隻生性喜歡黑暗、懼怕光明的夜貓精。夜貓精怨恨太陽,它變成一個無比高大的鷹嘴鐵人,攀上高山,拔下身上的羽毛當箭,惡狠狠地射向太陽。它一連射下了六個太陽,第七個太陽躲著再也不出來了。 
  天上沒有了太陽,於是大地一片黑暗,災難降臨到人間,莊稼不成熟了,牛羊長不大了,草木死了,花也敗了。人們知道,只有一個太陽躲過了這場劫難,他們向著天空哭訴,巴望太陽出來。可是太陽始終沒有出來,夜貓精卻得意地大笑。 
  為了尋找光明,很多勇敢的人踏上了不歸之路。白族選去的人沒有歸來,傣族選去的人也沒了蹤影,苗家選去的人也杳無音信。漢族的英俊小伙倒是回來了,可他已是滿身傷痕,只說了「夜貓精」三個字就倒在鄉親懷裡死了。 
  怎麼辦呢?正在人們焦慮不安的時候,哀牢山裡三個像馬櫻花一樣美麗的姑娘,點起火把踏上了尋找太陽的征途。她們鼓動起各族寨鄰鄉親,紮起成千上萬的松明火把,每人一支舉了起來,把山山箐箐照得通明雪亮。「夜貓精」怕光更怕火,沒處藏身,被人們堆起的火把燒死了。 
  三個彝家姑娘在鄉親們的期盼聲裡,又往深山老林中趕去。她們翻山越嶺,歷盡千難萬險,從春天一直找到立秋那一日,終因精疲力盡,氣息奄奄地倒在山谷裡。臨終之際,她們動情地呼喚著:「太陽啊!快出來吧,你離開了我們,莊稼就不會熟,牛羊就不會壯,鮮花也不會開。太陽啊,快快升起來吧。」 
  三個彝家姑娘死了。但她們並沒有倒下去,在她們立腳的地方,突兀地長出了三座高高的山峰。一輪紅彤彤的太陽被三座尖尖的山峰托了出來。 
  人們歡呼著迎接太陽。他們說是三個姑娘的真誠感動了太陽,大地重見了光明,人間又恢復了往日美好的生活。 
  直到今天,每逢立秋那一天,三尖山下,成千上萬的彝家兒女會擁來趕街,街子上蘆笙嚶嚶,弦子錚錚,三跺腳的舞曲把大夥兒送進歡樂的海洋。大夥兒仍在紀念為人間找回太陽的三個姑娘。 
  這是多麼美好的民間傳說。「太陽女」從此成為彝家姑娘勇敢、善良、美麗的象徵。 
  根據這一古老的傳說,在楚雄城郊新建成的中國彝族十月太陽曆史文化園裡,那雄偉的主雕頂端,三個彝家少女托舉著一個球體,球面上金黃色的浮雕,象徵著燃燒的火焰。這就是栩栩如生的「三女找太陽」形象。 
  「太陽女」的精神,激勵著彝族人民追求光明、追求美好的未來。 
  就是本著這一宗旨,楚雄彝族自治州,這一次在全國首次推出2000年的「太陽女」選拔活動。展示新千年中國彝家的風采,民族風情,向全國乃至世界推介古老神奇而又豐富多彩的彝族文化,推動民族交流,促進民族團結。貴州畢節地區的彝家來了,紅河、大理、麗江、臨滄、昭通的彝家也來了,幾百萬彝家推選出了他們心目中的太陽女。難能可貴的是,參選的彝家姑娘們紛紛說,重要的不是入選,而是參與。通過這次參與,使彝族的兒女們走出大山,走向全國,向世界充分展示我們的形象,用我們的實際行動和自身的風采,參與西部大開發。 
  哦,神奇彝家太陽女,你們多姿多彩的彝家服飾,你們出神入化的動人舞姿,你們用草編的手鐲,你們表演的煙盒舞、葫蘆絲,還有那清泉般響徹山間的歌聲,展示的不正是紅土地上最濃郁的民族風情嗎。   
  山寨四季(1)   
  冬 溪 
  冬季日短,風更顯凜冽。收穫過的包谷土、門前壩的洋芋土,全栽上了小季。那是來年春天要收的一季莊稼,麥子、胡豆、油菜和漫坡栽的洋芋,還有蕎麥。 
  種子是下了,卻還沒出苗,總要等到有一些春的氣息,山野才會顯出綠來。 
  風從峽口那裡吹來,喜於在山野間咆哮,清掃殘葉,顫抖著嶺巔山腰間的雲杉、柏枝和梓木。 
  冬溪遲緩,乍一眼望去,似凝滯不動。只在風穿行於原野時,那皺起的水面一晃一亮,才有丁點兒生氣。 
  冬晨寒冽,冷霧籠罩著寨子,在溪水上空抹一筆柔柔的乳白。點水雀兒嘰喳啁啾著掠過水面。棲落在光禿的枝椏或橋欄上,呼喚夥伴。覓食的麻雀最為活躍,飛來掠去地在溪水上下嬉戲,遠遠地有穿著厚實的漢子走來,幾聲喧嘩,一聲吆喊,驚得麻雀「哄」一聲騰空而起。冬溪邊一片寂然。 
  過石橋往山上去的,是勤勞的農家。忙碌一年,冬日本是歇息的時節,他們活動慣了,還要上山去,多半是鑽進煤洞挖煤,或是挖烤火的大樹疙鬥,呼群結伴而行的,興致更高一些。那是去樹林裡打獵的,碰上個野兔、果子狸、麇子什麼的,歡歡喜喜地回來。恰巧遇上了野豬,不僅驚險、有趣、鬥智鬥勇,圍獵回來,滿寨的男女老少燒起篝火,又唱又跳,火光映著笑臉,又嘗著野豬肉的奇香,總要聚到月上竹梢,夜半三更,才盡歡而散。 
  冬陽溫暖,照耀山川田壩,溪水邊是最熱鬧的去處。「三個女子一台戲」,此時此刻,二三十位女子也不止。有老、有少、有新媳婦,東家長、西家短,偏遠蠻荒鄉間的「新聞」,也便在這一場合傳遍整個寨子。洗淨了的衣裳、墊單、被子順便就晾曬在溪水邊的枯草荊棘叢間,讓風掠過,讓陽光曬上一股熱烘烘的氣息。 
  冬天的暮色來得早,山野寂然,村寨寂然,遠山近嶺都成了濃淡相宜的水墨畫。靜謐的畫面上,活動著的是遲歸的牛群,不需人吆趕,悠長的牛角號自會通知它們。在田埂、坡土上散放的川馬,也叩擊著青崗石級寨路,回到高低錯落的農舍裡去。 
  上山的漢子也在擦黑前趕回家來。進寨子之前必然在冬溪邊停留片刻,洗淨勞作一天的雙手,洗淨農具和砍刀上的泥巴草屑,用冰冷的溪水抹一把臉。關心自己相貌的,還對著清澈的溪水凝神片刻,看一看倒影中的臉龐上是不是沾了泥點,頭髮是不是蓬亂得不成樣子。 
  在我插隊落戶山寨的十年中,地處西南的冬臘月間,只下過兩次雪。偌大的雪被白茫茫地將連綿無盡的山野、將遠近的樹林和草坡、將大大小小的一個一個寨子全都覆蓋成銀色的世界時,卻還能在崖腳的巖縫和彎樹下,看到一股一股涓涓的溪水,給人增加意外的驚喜,讓人生出無限的想像。 
  冬日的一切是沉寂的,大山沉寂著,顯示它的冷漠威嚴;樹林沉寂著,更讓人時時想著它吼嘯的可怕;寨子沉寂著,以便春天到來時變得分外活躍。唯淙淙潺潺的溪水始終不動聲色地流淌著,白天展示它的秀色,夜晚顯示它的溫存。星星閃爍的冬夜,溪邊清冷的月色裡,時有飛歌飄搖傳播,細細諦聽,有男也有女。 
  哦,冬溪的可愛還是有人會發現。這隔溪相對的歌聲,孕育著的無疑是愛情。而愛情孕育的,不就是對於生命,對於嫵媚春天的期盼麼。 
  春 潮 
  也許這都是春天的腳步,春天的跡象罷。 
  對於山寨上的人們來說,春天的信息是由氾濫的春潮帶來的。 
  山鄉的春潮是嘈雜的、是喧嘩的。 
  一夜之間,雨不知不覺下大了。常常又是在夜半三更,或是黎明時分,驚天動地的雷聲把人的好夢喚醒,仄耳聽罷,只覺得滿世界全都是水聲。 
  雲壓得低,風刮得猛,天也亮得遲。雷聲遠住,雨聲也便淅淅瀝瀝下得親切起來。 
  天朗開的時候,一家一戶的朝門打開了,窗戶捅開了,娃崽歡叫著,跳到水塘裡去跺水,濕透了的院壩裡,姑娘少婦尖聲拉氣地吼著,用掃帚將積水掃進下水溝去。走出寨子,呵,溪河裡、溝渠裡的水都快滿出來了,半坡的龍洞裡在噴吐著水,山水溝裡嘩嘩地淌著水,田缺口裡在湧著水,山塘裡也蓄滿了水。遠遠望去,屏風般的崖壁嶺腰間,白練一般懸掛下來的,是長長的飛瀑。高低錯落、連綿無盡的山山嶺嶺,經過雨水盡情的沖刷,顯得面目一新秀色盡露。 
  春回大地,也是要敲鑼打鼓的吧。雀躍著、歡叫著撲向田野的寨鄰鄉親們,眉宇神色間絲毫也沒雷電驚夢的抱怨,瞧吧,他們的笑臉像雨後的陽光一般燦爛。 
  所謂「雷聲震天響,春水滿田壩」。 
  滿滿一田壩的春水,換來的將是滿滿一田壩的莊稼啊。農人們能不歡喜雀躍、笑得合不攏嘴麼。 
  最能顯示春潮氣勢的,是在河邊。有捷足先登者,早在小小的河灣裡網起養了一冬的肥魚。翠鳥輕掠河面,在河岸的樹叢間啁啾啼鳴。河水不知什麼時候漲得滿滿當當,把河岸一夜間抬得高高的,不會水的看到湍急的水流只能佇立在橋欄邊觀望。會水的早撲進了水中,在裸露的石頭巖縫間嬉著水。山鄉里的溪河,水大的時候就把河床張得很開,那白色的雪浪般的水花,在岩石縫隙間躍動歡笑,順著河流彎彎拐拐地淌進更深的峽谷裡去。遇到前方的河床陡地跌落,形成一個自然的跌宕,萬千水流水沫水柱推搡著、奔湧著全匯攏過來,轟然往下落去,那股氣勢才叫驚心動魄。   
  山寨四季(2)   
  春潮湧動,大地山野全給滋潤全都染了綠。 
  天藍了,百年老樹虯曲的枝椏上吐露了新芽。雪亮的犁鏵翻起沉寂了一冬的泥土,把綠絨絨的秧田,把金黃金黃的油菜花兒,陪襯得愈加色彩斑斕。 
  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田土,全蓄滿了水。明鏡似的映著雄峻的,奇秀的山巒,映著劃 
  破水面催犁的農家,映著年年春天都會神不知鬼不覺飛回來的白天鵝。沒有人明白它夜間棲息在哪棵大樹上,沒有人知曉它何時又會離去,也沒有人為它的出現大驚小怪。 
  唯獨我,在年年春潮氾濫的日子看見它,一邊追隨著它在空中自由地飛翔,一邊總要忖度著:冬天它躲到哪裡去了呢?盛夏時節,它又飛往哪裡去了呢? 
  終於忍不住,在杜鵑溫柔地催促著「布谷——布谷——」的又一個春天,我問了一個老農。誰知他忿忿地斜了我一眼,擺著手道:「噯,問不得。它若不飛來,這一年就準定旱。」 
  哦,我恍然大悟,農民們喜春潮,是因為怕春旱。春季遇上大旱,則意味著秋後的歉收,夏季的煩愁。 
  春潮不至的年份,白天鵝也不會飛來。 
  夏 泉 
  濃綠闊長的包谷葉子,抹了油一般的滋潤,在盛夏的太陽照耀下,泛著誘人的光澤。 
  風徐徐拂來,包谷葉搖曳晃動著,那光澤閃爍著綠波,甚是悅目。 
  那是欣賞山野的風景時,常有的感觸。 
  鑽進包谷叢裡薅草,感覺就決然不同了。油綠的包谷葉子不是晃觸著眼睛,就是劃破了臉頰,揮動鋤頭的動作稍猛一些,手臂上就會割破細條細條的口子,留下深深淺淺的血痕。頭頂著灼人的烈日,包谷林裡悶熱難熬,勾著腰,低著頭,時間一久,人累得腰酸腿疼。 
  薅包谷是夏日裡的苦活。比這更苦的,是在薅谷秧時遇上針氈草。這草看去細細密密的,嫩綠中透出金黃色,一根根像針似地立在稻田里。手抓上去,明明感到是揪住它了,一把拔起來,往往只有稀稀疏疏的幾棵。再拔,還是一樣。必須細心地,扯眼睫毛般一棵棵地拔,才能將它連根拔去。費時耗力,勾腰蹲在水田里受不了,只得把雙腿跪在田里,讓稻田水泡得膝蓋泛白,才能慢慢地往前行。這時候,千萬不能往前看,朝前望去,只見一窩一窩的谷秧之間,金黃嫩綠的一片,連接到田邊,全是針氈草!人準得絕望得暈過去。如果偷懶,攪混了水,打著漂往前衝過去,算是把田薅過了,也可以。到秋後就見分曉了,薅淨了草的水田,每畝能產八九百斤谷子。胡混偷懶的那塊田,只能打起二三百斤谷。針氈草是最吃肥的。 
  比這兩樣農活更苦的,則是進磚窯搬磚瓦,進煤洞挖煤了。力出得多,汗出得大,一天干下來,一身上下全是灰、全是煤,只有眼珠子在轉,笑起來的時候露出一口白牙。收工那一刻,最大的需要就是跳進溝渠裡、堰塘中,徹底地進行清洗。 
  夏季裡,比髒比累更難耐的,是口渴。烈日下待久了,汗出多了,嗓子眼裡直渴得像冒煙。一聲哨響,喊歇息,男女老少不約而同地就會蜂擁而去找泉眼。 
  山寨的田土邊、嶺腰間、山腳下、巖縫邊、大樹旁,這裡那裡,都有一些泉眼。老鄉們隨手撕一張包瓜葉,或是採一張荷葉,折成瓢兒狀,舀起泉水來喝。 
  哦,一口清冽的泉水,真如甘霖般甜美,還有葉子的清香。那股舒暢的滋味兒,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 
  喝暢喝夠了,人們就在泉水旁就近坐下來。有的舀起泉水抹一把臉,有的掬起泉水滋潤一下曬紅了的皮膚。勤快的農婦拿出鞋墊來繡,貪睡的漢子拿草帽蓋住臉打瞌睡,小伙子們掏出牌來「爭上游」。什麼都不幹的人,也會倚著樹幹、草坡,發呆一般休息,這是真正的休息。 
  有泉水的地方,必然陰涼,空氣也爽潔清新。坐上多久也不會嫌時間長。 
  山寨上的泉水,不少就在彎彎拐拐的山路上。遠行趕路的人,看到泉眼邊上坐滿了歇息的人,也受到感染,會情不自禁停下腳步,喝一口泉水,歇上一陣,擺幾句「龍門陣」。 
  多少次呆坐在泉邊,冥思遐想間,我會驚奇於夏泉無形的魅力。你看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勤扒苦掙的農人們,你看那些挑擔背簍、匆匆忙忙趕路的遠行者,在勞累困頓感覺疲乏時,自會在泉眼的周圍停靠下來。作一番休整,以便再次撲進生活中去,再去趕路。 
  泉水旁成了生活的驛站。 
  人生其實也是需要驛站的。在另一篇短文中,我曾把泉水比作大自然的眼睛。其實泉水那晶瑩透明的清澈,也像大自然一面小小的鏡子。在這一小小的人生驛站上,沉吟片刻,想一想我們的奔忙勞作,究竟是為了啥,我們所做的一切,到頭來都是為了什麼。泉水能映照出我們身上的塵土,泉水能映照出我們心靈上沾染的世俗之氣。我們將它們撣一撣、拂一拂,不是會將未來的人生之旅走得更踏實一些麼。 
  夏日的清泉,默默地躺在大自然不起眼的懷抱裡。 
  秋 水 
  農民們喜秋。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穿過平順的田壩子,谷米的香味瀰散在空氣中,總叫人有一種陶醉感。連麻雀子都來湊熱鬧,一群群的,在娃崽和姑娘們尖聲脆脆的吆趕中,「囈」地一下騰空而起。   
  山寨四季(3)   
  坡上的包谷土,曾是那麼油亮滋潤的包谷葉子泛了白,粗大的包谷棒棒,露出了一排排誘人的大白牙。 
  莊稼成熟了,豆莢桿拔起來了,連高山嶺巔上的野果子,也都水汪汪地懸掛起一串串的果實,野葡萄、紅子檬……摘一顆嘗嘗,嗨,甜的。 
  金秋的收穫季節,最怕的是雨。已經成熟的莊稼,逢雨就要推遲收割。勉強收上來,又沒乾透,堆在倉房裡就要捂熱、發霉、變質。尚未熟透的莊稼,遇雨便會影響成熟。雨多了,無論是谷,是豆類,新鮮的收上來,也不好吃,水渣渣的。 
  秋雨是纏綿的。 
  秋風是涼爽的。 
  秋陽是明麗的。 
  在西南山鄉,自古以來流傳著這麼一句俗語:「四川的太陽、雲南的風,貴州落雨當過冬。」 
  再沒有比我在偏遠閉塞的寨子上對這句話有更深切體驗的了。 
  秋雨落下來,雨腳長長的,風把雨簾吹得斜斜的,不疾不慢,不慌不忙,從早落到黑,又從夜間落到清晨。一落就是十天半月,落得天地之間灰茫茫的,籠罩在一座座山頭上的雨霧,像壓在人的心頭般沉甸甸的。人呆在屋頭,聽到的聲音全是雨,「滴滴答答」響個不停的屋簷水,「咕嘟咕嘟」輕響的簷溝水,「嘩嘩啦啦」的山水溝裡日夜在驟響,河谷裡的水起了濤,「呼隆呼隆」的有些駭人。即使走遠一點,戴著斗笠,披上厚厚的蓑衣,走進山林裡,靜寂之中,也能聽到細密密的雨聲落到葉子上,「細刷刷細刷刷」的。 
  最長的一次秋雨,整整地下了近四十天。下得人心慌,下得老農們愁眉苦臉,下得田壩坡土上成熟的莊稼倒伏在地裡,下得已收起的谷子捂得發了霉。那一年,山寨上欠收。 
  秋雨是淒惶的。當天終於朗開的時候,人們都長長地吁了口氣,看著風把籠住山頭的蒙紗霧吹散,看著林嵐呼吸般在陽光裡徐徐升騰,人們的情緒也高漲起來。有小伙子長長地舒展雙臂吼了一聲:「再落下去,人都要發霉了!」 
  在更多的日子,秋天在山鄉里還是可愛的。 
  天抬得高了,風把淡淡的朵朵雲吹到這兒,又吹到那兒。一會兒給這塊田壩遮下了一塊蔭涼,一會兒給那塊坡地遮下一塊蔭涼。山上山下,田頭土邊,撻谷聲聲,此起彼伏。包谷土裡傳來姑娘朗朗的笑聲,挑著滿擔滿擔谷子的漢子,歇息的時候都要爽爽快快地吼幾聲。連拴在田埂邊的川馬,都不甘寂寞地昂首長嘶著,表示著它的舒暢和快意。 
  太陽落坡了,叢林先變得鬱鬱蔥蔥地深色一片。崇山峻嶺在落霞的映照下,勾勒出清晰的山影。收工早的農家院壩裡,小桌小凳置放在中央,清風對綠茶,藍花煙濃辣的香味,飄散到近鄰的農舍裡去。從那秋水淙淙的溪河邊,傳來精力充沛的小伙子,長聲吆吆地歌唱:「八月想妹是中秋,中秋月亮圓溜溜。哪年和妹河邊坐,同看月亮樂悠悠。」 
  聽著這深切地表白心跡般的歌聲,老漢會含蓄地一笑,年輕的小伙會發出故意張揚的大笑聲,已是過來人的中年漢子,則會閃爍出會心的眼波。唯待字閨中的姑娘,則會放快腳步,疾疾地閃身走去。 
  溪河裡的秋水,涼爽清冽,勞累一天的寨鄰鄉親們,在這裡清洗農具,抹去腳背上的泥巴,蹬踢著雙腿,濺得水花雪浪般四散。明明早已洗淨了,卻仍要嬉戲到天擦黑。這是秋日裡最快活的時光。 
  直到山寨上亮起燈火,這裡那裡的窗戶,都閃起朦朧的光,這才戀戀不捨地走回家去。飽飽地吃一頓晚餐,舒展四肢睡下,做一個好夢。 
  秋夜靜靜,秋風徐徐,秋水涼涼。豐收了的喜悅在夢裡都會感染農家。讓已經說定未婚妻的青年在九九重陽去給老人家送上禮品,讓還沒對上象的小伙子充滿憧憬地見到一位美麗的姑娘,和她同在秋水邊歌唱:「採了杜鵑采芙蓉,十月還有花油茶。只要蜜蜂勤來采,鮮花朵朵任你摘。」 
  秋水那絲絲涼意,誰還在乎呢? 
  秋水是相思的。 
  霧 嵐 
  哪裡的山嶺都有霧氣,哪裡的森林中都見得著林嵐。不知有多少文字寫到過霧嵐,在散文中,在小說裡。 
  不過我還是要說,貴州大山裡的霧嵐,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霧嵐是不一般的。 
  聽說過「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千古諺語嗎? 
  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這句話是用來形容貴州的。殊不知,這句話包含著人們千百年來的一個錯覺。 
  一說起天無三日晴,人們就會聯想到綿綿無期的雨日,聯想到晦暗煩愁的老陰天。其實,在貴州的山嶺裡,伴著老陰天的,往往就是霧日。霧日不是晴天,卻也不落雨。 
  輕柔地飄悠而來的,山裡的農民們形象地稱之為「蒙紗霧」。 
  乳白色雲靄一般的,鄉間的老百姓直白地叫作「米霧」。 
  海潮般奔湧著瀰散開來,漫遍田壩,浮進寨子,飄入院壩的,寨鄰鄉親們會驚呼:「稠霧來了!」 
  頭一次讓我領教濃稠霧氣威力的,是插隊第一年的深秋。感覺上只是剛剛吃過晌午飯,天卻迅疾地晦暗下來。寨子外頭的山山嶺嶺,漫山遍野一片浩浩渺渺的煙雲,樹林見不著了,溪河看不見了,遠山近嶺全都籠罩在飄去浮來的陣陣霞煙中。整個世界彷彿全都被霧氣罩住了。那個年頭我習慣於作氣象日記,於是乎站在老鄉的朝門口,凝神屏息地細觀著稠霧變幻的形態。浪濤般的濃霧是看得見,摸不著的。只見那霧氣翻騰著,飄飄悠悠地漫進朝門,逐漸地把整個院壩的角角落落全都塞滿填盡,似還不甘心,還要躍上台階,掃進堂屋,滿屋子鑽。屋裡暖和些,霧氣一進門,便四處瀰漫,往廂房、灶屋、臥室裡散開去。   
  山寨四季(4)   
  貴州鄉間把霧叫作罩子,或者叫霧罩。那是相當形象的,大霧氾濫的日子,寨子裡外團團轉轉出奇地寧靜。靜得人感覺似乎要出一點什麼事兒。其實人間的一切都還醒著,然而卻不約而同地默默無言。雞不啼、狗不咬、牛馬安寧地呆在欄圈裡頭,連尾巴也都懶得甩一下。彷彿偌大的世界都給一個罩子給罩住了。 
  乾旱季節的霧是淡若輕煙的,好像剛剛留神它的形態,日光一照,就悄沒聲息地消失了 
  。 
  綿綿秋季的霧氣是膩人的,它總是和雨日相伴。雨停了,霧升騰而起,不知不覺間,也就不見了。 
  夜霧是隨著黃昏的來臨升起來的,夏日的傍晚,這一幕會看得特別清晰。霧氣從河谷深處柔柔地漫上來,漫到嶺腰間,漫進峽谷,漫到寨子四周,和寨鄰鄉親們作伴。 
  冬霧是凝滯不動的。凌晨早起,從寨子裡望出去,河谷上空、田壩裡、杉樹林邊上,真的像畫筆抹上去一般,全是灰藍白淨的霧嵐。那時候你會由衷地感到,霧是美的。 
  大山裡最好看的霧,往往是連綿多日的雨季近了尾聲,才出現的。細刷刷的雨聲洗淨了屏風般的山崖,樹木愈加蔥綠了,草坡上這兒那兒,星星點點地拱出了五顏六色的花朵,晶晶瑩瑩的,煞是好看。天朗開了一角,輝煌燦爛的陽光,眼看著就要從厚重的雲層裡揮灑出來。霧氣浮動著,霧色出奇地白,一座座千姿百態的山峰,從浩浩淼淼的霧嵐裡拱了出來。這時候來了一陣風,你看吧,眼前頓時出現一幅浪湧峰浮的巨大畫面。 
  哦,古往今來多少潑墨寫意的大家畫過山嶺霧色,但我從沒見過如此動人心魄的美麗景色。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常常令傑出的藝術家也只能瞠目結舌。 
  霧嵐是多姿多彩的,像我們的生活。 
  (2001年12月)   
  上海四季(1)   
  雪 冬 
  雪冬在上海是不多見的,漫天紛飛的白雪滿世界落下來,這景象就更為罕見。故而一旦下起大雪,上海的弄堂裡,人行道上,大大小小校園的操場上,就會有一股喧囂歡騰的氣氛。 
  上海飄落的雪花,多半是那種濕雪。眼看著她飄悠著、飛舞著、顫巍巍地落下來,落在瓦上,落在馬路上,頃刻間就化了,怎麼也凝結不起來。人們盼望的,那種偌大的雪被把整個城市籠罩起來的銀白的世界, 
  往往要盼好久才能盼了來。瞧吧,下雪的日子,高高低低的樓房窗戶,沿街面的那些不高的二層、三層的老式窗玻璃後面,就會有貼著窗玻璃的一張張男孩、女孩盼望的臉,和臉上期待的眼神。每當這時候,大人們就會勸,睡吧,雪夜是好入夢的,一覺睡醒了,整個世界都白了。其實,大人們往往也同孩子一樣在盼,要下就下大一點,要落雪就爽爽快快地落個徹底,千萬別稀稀疏疏地落一陣就停下來。 
  上海的雪,落下來之前往往會有明顯的徵兆。這預兆不是狂風大作,這預兆也不是冬雨,而是一股陰冷,連續陰了幾天,而且越陰越冷,寒氣襲人。老人們就會邊添衣裳邊告誡家人:要落雪了。 
  我永遠也忘不了1968年的冬天,這是我離開上海去西南山鄉插隊落戶之前,最寒冷的一個冬天,那個冬季裡的雪天特別多。前前後後一直持續了整整十七天。從蒙古吼嘯著刮過來的西北風,往常帶來的是乾燥、寒冽和冬陰。但是不知為什麼,在那一年會有這麼多雨夾雪的日子。很多建於40年代、30年代、20年代甚至更早的老式房子外頭,自來水管早早包好了稻草,但在每天早晨,水龍頭總是擰不動。於是人們用開水去燙龍頭,用熱水袋去捂龍頭,或者乾脆,懶得去等龍頭裡的水了,直接跑到老虎灶去,把一瓶瓶、一壺壺熱水拎回家。 
  和雪冬伴隨而來的,是漫長而寧靜的夜晚。在雪冬,人們回家早,鄰居們串門也少,就是有電影、有戲、有應酬,不是非去不可的,大多數人也婉辭了。上海人不烤火,上海人也沒暖氣,在過去的日子是早一點鑽被窩,用熱水袋、湯婆子暖和自己,而進入90年代,則以空調和取暖電器提高室溫。 
  雪冬添出來的,是每天早晨的掃雪。在那些很少的雪日,比如1958年、1962年只有兩天的雪日,掃雪成了一場歡騰的勞動。鏟的鏟,掃的掃,既活動了身子,又清掃了道路,還打破了一夜的寂靜。連續落了多日的厚實的雪,晶瑩潔白,氣溫又在零度以下,屋簷下結的冰凌又硬邦邦的,那就只有等待天氣回暖,再來清除它們。 
  飄灑雪花的日子,上海人記得起去公園拍雪景,上海人也想得到去外灘,看漫天皆白如何抹上萬國博覽會。但沒有人想得起到市郊去看大地和原野,沒有人想得起去看水鄉澤國的雪景是一番怎樣的風光。上海人如今都住在都市的樓房裡,可是上海人的根卻是在澱泖湖蕩邊的青浦。50年代發掘的崧澤古文化遺址和80年代探明的福泉山遺址,告訴我們上海這地方成陸已有七千年的歷史,上海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棲息繁衍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為生存而勞作著,為自強而辛勤著。從這一意義上說,上海不僅僅是一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國際性經濟大城市,上海還是一個有著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的大城市。 
  冬季的雪日,如果來到澱泖湖地區,面對冰封雪野,眺望煙波萬頃碧,雲水生遠思的湖色天光,會驚愕地看到古詩中描繪的景象竟是如此地逼真:「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落進湖裡都不見。」 
  不信?在落雪的冬日,親眼去看看。 
  春 天 
  春天,一個多麼令人神往的季節。 
  春天,一個多麼美好的字眼。 
  只因為春天的風帶著暖意,只因為春天的山野充滿生氣,只因為春天淙淙潺潺的溪水似在輕吟低唱,只因為春天的一切都預示著蓬蓬勃勃的希望。 
  古往今來,有過多少關於春天的文字,有過多少關於春天的詩詞歌賦。隨著春天的來臨,和春天有關的散文和散筆,是我們書報雜誌上年年經久不衰的欄目。 
  講到春天,人們總會寫到垂柳,寫到鮮花,寫到綠茵大地,寫到春風春雨。所有寫到的這一切,在高樓林立、馬路縱橫、車流如梭的大都市上海,其特徵都是不明顯的。 
  上海春天的特徵,在哪裡呢? 
  上海的春天,似乎是從人們感覺到陽春的氣息開始的。有時候一過春節,寒冽的西北風大大削弱,溫度回升得很快,雨量也明顯增多,一切跡象顯示,彷彿春天已經來了。其實不,暴熱幾天過後,很快就進入暴冷,甚至進入倒春寒。春天還遠著哪! 
  春天的氣息逐漸濃烈,過去是在市區的操場上,公園的草坪裡,市中心的人民廣場,有幾份閒情的老人和少年,會出來放風箏,讓寄托著自己心情和希冀的紙鶴,在晴空間翻飛,在藍天白雲間飄搖。現在這一景觀已經很少見了,放風箏則得到瀕臨海濱的市郊去,讓氣球和彩旗伴著風箏高飛,讓歌聲和笑語隨著春歸大地歡騰。 
  江南有一句古諺:「六九五十四,再冷沒意思。」說的是冬至過後,要連過六個九天,大地才會萌動春的暖意,迎面拂來的風裡,才會充滿春的氣息。   
  上海四季(2)   
  總要拖到4月裡,隨著清明時節晴雨相間的天氣結束,陽春時節才會真正來臨。 
  季節上顯示得不充分,那麼,作為一座正在向著國際化邁進的大都市,上海春天的特徵,究竟體現在哪裡呢? 
  告別千禧龍年,迎來新的世紀。 
  2001年的春天,是從冬月裡聖誕老人的笑容上顯示出來的,是從上海人矯健的步履中體現出來的,是從你、從我、從他……從大家充滿自信的眼神裡感覺到的。 
  曾幾何時,人們議論著上海樓房的陳舊,歲月的風雨洗刷著一條條長長短短的弄堂,還有馬路上擁塞的車流,公共汽車的擁擠,石庫門住宅裡的「七十二家房客」,煤球爐、馬桶、公用水龍頭……凡此種種,似乎上海正在無可奈何地老去。 
  可是上海沒有時間老去,她正在萬國博覽會的基礎上煥發青春,河流變得清澈,大地鋪展著綠茵,高樓愈加多姿,道路逐漸通暢。所有這一切,都是當代上海人以他們的勞動和智慧創造的。 
  就如同上海人時常在隆冬季節感覺到陣陣暖意,上海的春天,是在上海人的自信、上海人的精神風貌上體現出來的。 
  這就是上海的春天。 
  2001年的春天。 
  黃 梅 
  在上海,春天過去了,夏天即將來臨,其間還有一個時節,那就是梅雨時節。 
  上海人把梅雨時節,叫作黃梅天。 
  記得在我初寫小說的時候,有一回我把這一時節寫成「黃霉」天。 
  責任編輯用紅筆把它勾了出來,問我,你為什麼這樣寫? 
  我說,在我的記憶裡,黃霉天裡衣物、書籍特別容易發霉。而過了這一時節,上海進入盛夏,居民們就會把皮衣、毛衣、毛毯等等,拿到烈日下曬上一二天,曬去霉斑、霉跡,或者說曬去一點霉氣。 
  責任編輯笑了,把「霉」字改成了「梅」。我問他何故,他只說這是約定俗成的寫法。 
  當我寫另一部書的時候,又一個責任編輯把「梅」字勾了出來,說不該用這個字,而應寫成「黃霉天」。 
  我給鬧糊塗了,到底該寫哪一個梅(霉)字呢?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吧,年年黃梅,我特別留意關於它的話題。 
  黃梅天是上海及周邊地區特有的一個時節。 
  黃梅天也是江南水鄉特有的一個時節。 
  東北地區,大西北地區,就沒有黃梅天。有的地區,春夏之交,也下毛毛細雨,比如我長期生活的西南山鄉,比如「天無三日晴」的貴州,綿綿細雨下起來,時雨時晴,有時候延續的時間比上海的黃梅天還要長,但是那裡的人們仍然不把這一時節叫作黃梅天,而只把這種時節叫做「忙腳雨」,老是下不停。 
  漸漸地,回歸上海的時日長了,江浙一帶水鄉去得多了,我終於弄明白,原來,江南一帶,尤其是長江三角洲的代表性城市上海及其周邊的澱泖湖地區,進入夏季,正是梅子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往往雨多、雨期長,而且由於春夏的轉季,風去風來,雨也便時下時停,形成特別的梅雨時節。 
  能夠為我這一觀點佐證的是,自古以來,在江南水鄉,流傳著這樣一句農諺:「行得春風,必有夏雨。」這裡的春風,特指偏東方向吹來的風,也就是上海人時常說的:東南風。 
  農諺中的夏雨,不是說夏天落的雨,而是專指梅雨。 
  這句農諺先是被寫進上個世紀60年代創作的滬劇《蘆蕩火種》;遂而又被移植到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的「智斗」一場戲中。由於《沙家濱》的全國性推廣和普及,由於至今仍有不少人喜歡「智斗」這一場戲,就是在唱「卡拉OK」時,也常點出這段戲來唱,「行得春風有夏雨」這句唱詞,亦唱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這裡所說的「夏雨」,是專指「梅雨」而言呢! 
  一般地來說,上海的梅雨時節開始於6月中旬,結束在7月的上旬,持續期約二十多天。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有些年頭,比如歷史上有記錄的1897年,梅雨只有6月8日、9日、10日三天。我小時候的1958年6月27日、28日、29日,也只有三天。老百姓把這樣的年頭叫作「空梅」年份。 
  有「空梅」,必然有長長的梅雨期。1954年的6月5日到8月2日,梅雨期長達五十九天。剛剛過去的20世紀90年代,全國發大水的那一年,梅雨期也格外長。 
  梅雨時節來後,初期溫度明顯上升,濕度很大。但是整個梅雨期,最高溫度一般不超過三十度。而當梅雨時節一過,往往就會有暴熱天氣。有的年頭,上午出梅,下午的氣溫就升到三十五六度。 
  很多上海人,由此便時常把梅雨時節的長短,作為判斷當年的上海盛夏炎日的依據。 
  梅雨時節還有一些特殊的風景。上個世紀的60年代,我曾在黃梅天裡登上南京路的一幢高樓,從窗戶往繁華的路人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望去,哈,只見整條南京路上,全都是一色的黑布傘!三十多年以後的梅雨時節,我又登上了這幢高樓,不經意地往下望去,呈現在我眼前的,是色彩繽紛的花傘的河流。 
  梅雨時節,是有滋有味的,梅雨時節,是春與夏之間的一個過渡。   
  上海四季(3)   
  季節是這樣,人生不也一樣嘛。 
  盛 夏 
  黃梅過後,就是上海的盛夏了。 
  對於夏天,上海人總有一種期待、一種迎接的心理。這不是迎接佳節,不是盼望親人來臨的那種喜悅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種習慣,這習慣彷彿是與生俱來的,細細究來,卻還是有原因的。這原因就是伴隨著夏季而來的,是長長的暑假。 
  今天的上海人,誰沒有度過暑假呢。嬰幼兒時期進托兒所、幼兒園的娃娃不用說了。上過小學、中學、乃至進過大學的青少年,都曾經有過暑假。 
  暑假裡可以睡懶覺,可以去盡情地游泳,可以全身心放鬆,可以相對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情。 
  上海的盛夏,多的是晴熱的天氣。超過35℃的天氣,年年都有。少的年頭是八九天,多的年頭是二三十天,一般也有個十幾天。 
  在我的記憶裡,總還留著盛夏時節特有的景觀。太陽西斜了,上海人紛紛開始沐浴。有條件的人家跳進浴缸,沒條件的人家往往備有浴盆,為了防止使用時漏水,往往都在夏季來臨之前,都已經浸過水,讓木頭充分地「漲發」過了。還有不少小伙子,嫌使用木盆麻煩,乾脆就在公用水龍頭邊,打起一盆一盆水往身上澆。沐浴過後,時近黃昏,有的是晚飯前,更多的是在晚飯後,帶一把蒲扇,端一把椅子,還有拿著棋子、撲克、茶壺的,選擇合適的地方,乘風涼去了。這合適的地方,有的是在陽台上,有的是在高樓底下,也有的就在行人道邊上。路燈下,或是有日光燈的店舖旁,往往是設「棋攤」和「牌攤」的最佳位置。但是最多的,還是在弄堂裡,想必弄堂裡總有穿堂風。 
  我居住在浦西徐匯區和在市中心黃浦區讀書的時候,夏日的晚上去找同學玩,走過一條一條弄堂口,隨便朝弄堂裡望進去,只見長長短短,寬寬窄窄的弄堂裡,都是粗粗細細,胖胖瘦瘦的手臂和腿腳。有的白皙一些,有的紅潤一些,全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稍走得慢一些,還能聽到乘涼的人聲氣昂揚頓挫的高談闊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熱浪中,「一隻繡花鞋」、「梅花黨」等等故事,照樣在這樣的氣氛裡傳播。聽眾無不津津有味。 
  隨著空調走過千家萬戶,盛夏時節這樣的「乘涼景觀」是一去不復返了。跟著這一景觀漸漸消失的,還有我們小時候用得最多的痱子粉,還有調皮的男孩子最怕生又最易生的「熱癤頭」。還有…… 
  也許,生活就是這樣悄悄地變化著的吧。 
  溽暑蒸人的盛夏,連續多日的高溫天氣,常常引發人們聳人聽聞的預言,說地球將越來越熱,上海將一年比一年熱。 
  姑妄言之的預測,不妨姑妄聽之吧。曾幾何時,不過是廿多年前,也有人引經據典、信誓旦旦地預測,上海將逐漸變冷。結果怎麼樣呢?我們今天不正經歷著嘛。 
  台 風 
  小時候,颱風曾給我留下很駭人的印象。 
  是夏天,家裡卻將門窗緊閉,屋裡頓時顯得特別的熱。問大人,這是為什麼?回答說,颱風來了。 
  果然,颱風說來就來了。狂風大作,把陽台上的晾衣竹竿刮在了一處,還互相擠碰著「嘎嘎」作響。繼而就是驟然而至的大雨,給我的感覺,彷彿天上有人在揮舞著一把巨帚,有節奏地把滂沱大雨灑落到人間來。風吼嘯著似要掀翻一切,窗戶在抖動,門在晃,雨點子砸在瓦片上,好像要把瓦都擊穿一般。 
  夜裡睡得也不安寧,幾次醒過來,都能聽到雨在下,風在呼嘯。 
  第二天醒來,大人們說話的聲音似乎都不一樣了,一個個大驚小怪地,說長樂路陝西路一片都是水,說水漫進了大樓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那些人家可苦了,一夜沒睡不說,現在正在把水往外潑呢! 
  雨住了,風仍在刮,不過不像昨夜裡那麼大了,我從家裡跑出來,一頭就往陝西路趕。沒見地下室的住戶有多少動靜,倒是看到路邊粗大的梧桐樹倒了,倒下時長長的枝桿掛斷了電線,有供電局的工人們在移開大樹,重新架起電線來。 
  再往前走,果然看到地勢低窪的馬路上,一片汪洋。騎自行車的人費勁地推著車子,在水裡過的車子很少。倒是有一些人家,把家裡洗澡用的木桶、長澡盆、橢圓形的木桶漂在水裡,玩得正樂呢!讓我覺得很有趣。 
  最讓人心驚的消息,還是大人們在弄堂裡說的,郊區什麼地方,颱風把一家農戶的屋頂刮走了,屋裡的東西全吹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有力氣的大人們是抱緊了粗柱子,才免遭了厄運。小孩可慘了,被颱風刮到空中,也不知刮掉在哪裡了。 
  聽得我心裡一陣陣發冷發抖。故而從小,聽到颱風我就覺得恐怖。長大了寫小說,有一本長篇小說,是寫「文化大革命」的,我提筆寫下的書名,就是《恐怖的颶風》。 
  後來,我才發現,其實很多的人,並不像我一樣害怕颱風。相反,我倒覺得,一到夏天,一到連續多個高溫日的酷暑炎夏,很多人還有點兒盼望颱風。他們一面抱怨著高溫不退,一面會情不自禁地說:「颱風怎麼還不來?」 
  年年都會有颱風光臨上海,就像一位不請自到的客人。有的年頭來得少一些,有的年頭來得多一些。前些年裡,颱風一次一次光臨,都給編了號。每年第一次刮颱風,叫第一號颱風。第五次光臨,叫作第五號颱風。不少年頭,都有十一號颱風、十二號颱風吹來。颱風頻頻的這個年頭,上海的盛夏往往是涼爽好過的,也就是說,颱風在給人類帶來災害的同時,多少也恩賜一點福音。這能不能也說成是辯證法?今年以來,中國颱風也跟國際接軌了,不再叫七號颱風、八號颱風,而是也給每次颱風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麼的,名字挺新鮮的,可我反而記不住,今年來過幾次颱風了。   
  上海四季(4)   
  颱風來的時候,狂風大作,一切都似在風聲裡發顫,排山倒海,遮天沒地,怒號的大風在生氣地撒著野,風聲之大,猶如萬馬奔騰,地動天搖,勁風呼嘯著,咆哮著,聽著像馬嘶也像狼嚎,如若挾帶著暴雨,那情景,就更讓人驚駭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颱風伴著雷雨,我是在紐約的電視新聞裡看到的。那幾天,一邊坐在電視機前關切地看故鄉上海颱風掠過後的災情,一邊又在熒屏上觀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遊艇上度假歡娛。很快,上海的颱風刮過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卻在我心頭留下了颱風橫掃般的印象。 
  也許,大自然的天有不測風雲,和人世間的世事難測,確實是有著某種聯繫的吧。 
  哦,颱風。 
  (2002年12月)   
  永留記憶的旅途   
  這一天,有三個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們必須在早晨九點以前趕到公路邊,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車,去往紫雲縣城。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傍晚之前,趕回貴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順。 
  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是我,26歲;還有一個是後來頻頻在國際上獲獎的著名導演謝飛,33歲。那個時候,他僅是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青年教師;另一個人是嚮導,公社派他為我們 
  帶路,保證我們在九點之前趕到山區的公路邊。如果走大路的話,三十六里地,我們絕不可能按時趕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確保我們在九點以前趕到。再有兩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當天我們不能到達安順,謝飛就會誤了回北京的飛機,而我,還不知道哪裡去過元旦呢。 
  我們是在清晨七點三刻,吃完早飯上路的。因為時差關係,此時,在四大寨,也只不過是天濛濛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個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遠了。這地方地勢險惡,到處都是高山陡坡,懸崖絕壁。我們去那裡採訪、體驗生活,主要是因為那裡有一個土皇帝小羅山設在狗場屯上的王宮廢墟。那一個多星期,險峻大山裡的安寧、靜寂、廢荒的滋味,我們可是嘗夠了。 
  沿著七彎八拐的茅坡小路,我們腳下一點也不敢鬆懈,跟在嚮導後面,疾如旋風般走著。一個小時十五分鐘,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緊張的。 
  緊趕慢趕,我們終於在九點過二分趕到了公路邊,等了十幾分鐘,也不見招呼車開來,卻被一個牽牛扛犁的布依族漢子告之,招呼車九點沒到就開過去了。怎麼辦呢?嚮導完成了任務,要回四大寨去。而我們,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達紫雲。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間公路,得走四個多小時。不走也得走,我們就上路了。大約走了二十分鐘,身後來了幾輛運送谷草的馬車,我們和馬車伕一商量,如釋重負地搭上了馬車。 
  坐上了馬車,倚躺在鬆軟的谷草上,軀體舒展了,但我們的心情都是不輕鬆的。謝飛這次專程從北京來插隊的山鄉找我,是讀到了我的處女作《高高的苗嶺》,想把它改編成電影。消息傳出去,卻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寫一部電影是多麼重大的事,怎麼能讓葉辛來改編。謝飛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他們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寫出了劇本初稿,而且一齊跑到四大寨來了。這件事的結局如何,還沒定論呢!躺在谷草上,我又憂鬱地提起了這一話題,謝飛安慰我說,這部電影總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們的馬車到達紫雲;傍晚,客車把我們送到安順。第二天來到省城貴陽,我們就分了手,各奔東西了。 
  儘管謝飛很樂觀,在1975年朔風凜冽的嚴冬,電影終究還是沒有拍成。《高高的苗嶺》最終改編成《火娃》搬上銀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過去以後的故事了。但是和謝飛一起,從四大寨趕出來的那段旅途,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願在山鄉   
  每當我在電影院裡看到山區的畫面,每當我在電視屏幕上看見雲罩霧繞的山嶺,每當我在畫報上欣賞到鬱鬱蔥蔥的山巒,每當我在小說中讀到對山鄉的描繪,我的身心都會在瞬息間油然升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感情。是依戀、是感慨、是驚喜、是悲歎……可以說什麼都有一點,也可以說什麼都不是。原因很簡單,只因我的青春歲月,我從青春步向中年的整整二十年春秋,是在雲貴高原的大山裡度過的。那千山萬嶺盤繞迴旋的景象,那無數支嶺支脈組成的山的世界,同樣有春潮、夏泉、秋雨、冬溪織成村寨上的四季。而世世代代棲息在大山世 
  界裡的村民們,同樣有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他們日出而作,他們日落而息,他們看似無所求,可他們一年四季都在默默地耕耘。求得只是風調雨順,求得只是秋後的收穫,以把人世間的這一份日子,打發得稍稍順當一些。但是老天爺彷彿特別愛同他們開玩笑,命運也好像特別愛作弄他們,多少個世紀以來,苦難總是陪伴著他們,貧窮總是陪伴著他們。三十年前,我去插隊落戶的年月裡,他們孜孜以求的,就是兩個字:溫飽。三十年後的去年初春,我又走進了大山的腹地,我又踏上了山寨的土地。在高高的山巔上,眺望那萬千山峰指天戮雲而激濺起來的大海,我既為這一片土地初步脫貧而感到欣慰,又為它那明顯地閉塞、蠻荒造成的落後憂鬱…… 
  哦,在告別20世紀的時候,在告別人類的第二個千年的時候,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讓這一片土地盡快地擺脫貧困,讓這一塊浸染著各族人民無數汗水和血淚的土地,盡快地富裕起來。 
  從80年代開始,富於幻想的雲貴高原上的人們,就曾在報刊、廣播、電視裡呼喚過建設「公園省」、「公園高原」的理想。在新的世紀、新的千年來臨的時候,在全國上下都形成開發西部共識的時候,我覺得這一理想正是付諸實施的時機。由於職業的關係,我曾去過瀕臨熱帶的馬來西亞山地,去過朝鮮的金剛山和妙香山,去過斯里蘭卡島國的山區,去過日本北部的山谷,去過北美加拿大和美國西部的山區,在觀賞世界各國的壯麗景觀時,我在讚歎之餘,總還隱隱地有著一股似曾相識、故地重遊的感覺。這一感覺是怎麼來的呢,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原來世界上的山山嶺嶺雖說千姿百態,卻又百變不離其宗,山和山之間,總是相像的。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由衷地感到,「公園省」,「公園高原」不僅僅是雲貴高原的理想,它還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新的世紀可以看到的現實。 
  我的心願在山鄉,在高原上未來的伊甸園。 
  (2000年12月)   
  流動的青春河(1)   
  不知不覺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整整三十年了。 
  近年來,不斷地有人發來請柬,讓我參加編撰和知識青年有關的叢書;不斷地有人來約稿,希望我寫一些和當年的上山下鄉有關的文字;不斷地有人送來一厚疊的電視劇本,讓我讀一下這些準備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寫的都是知識青年們的故事。僅近半年多,光這樣的本子,我就拜讀了近百集。 
  有關知識青年當年的故事,有關知青返城後的沉浮,有關美麗女知青坎坷命運及戀人的故事,有關知識青年的子女們和他們的父母間的故事,還有側重寫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裡闖蕩的故事。 
  一切跡象都在提醒我,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國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並沒有從人們的記憶裡抹去。有些劇本和叢書的編撰者則開宗明義地宣稱,他們今天提起筆來描繪充滿苦澀和辛酸的往昔,就是為了紀念插隊落戶三十週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彈指一揮間。 
  讀著這些充滿感情的文字,看著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歲月的劇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捫心自問:是啊,這一段歷史是翻過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經很難理解我們經歷過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過幾次電話採訪,問出的一些話題,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個問題是,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究竟有多少人數?為什麼有的說一千四百萬,有的說一千八百萬,有的則號稱三千萬?又比如還有一個問題是,描繪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為了迎合今天市場的賣點? 
  當然,提出這些問題的記者很年輕。但是,時間僅僅只是過去了一二十年,事實卻令人產生如此大的誤解,這一現象本身就讓我愕然。除了盡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釋,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麼,這一段難以忘懷的歲月,究竟留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呢?重複地、喋喋不休地有時甚至是不厭其煩地去回顧以往,在今天究竟還有些什麼樣的意義可以探討呢? 
  有人說:知識青年,是20世紀中國史冊上一個無法抹去的凝重印記。 
  有人說:沉浸在知識青年們的如煙往事中,是一輩子也走不出那條青春河。 
  有人說:頻頻回首風雨人生中知青們的故事,是在努力尋找青春的足跡。 
  有人說:知識青年的自省、懺悔和反思,是我們民族自省、懺悔和反思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這一代人正在成為社會的中堅…… 
  有人說:什麼中堅啊,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一代人正在退出歷史舞台。 
  有人說…… 
  各種各樣層出不窮的話題和議論,搜集攏來幾乎可以編成一本大書。 
  我也曾是一個知青。和成千上萬的同時代人,經歷了「文革」中那段長達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見耳聞了許許多多夥伴和同時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為自己當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對於那段生活,對於同時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慮,我都有較為深切的體驗。即使時間過得再久遠,我也仍記得,自己曾是一個莫名的知識青年。我也想忘卻,但難以忘卻。 
  正是因為難以忘卻,我會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第二故鄉去。特別是在2001年的夏天,我又和當年也是知青的妻子一起,帶上已是大學生的兒子葉田,又一次踏上這塊土地,又一次看了我們當年生活和勞動過的地方。 
  在和讀者的見面會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簽名售書的那些城市,只要對方告訴我說他當年是一個知青的時候,我總是這麼回答他們。當他們希望我說些什麼和寫些什麼的時候,我往往就重複這句話。 
  我總覺得有這句話就夠了。 
  我在偏遠蠻荒的貴州山鄉整整呆了十年又七個月的時間,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對於這麼一長截漫長的日子,我能說些什麼呢? 
  能說的我都已寫進了那些小說。插隊十年,直接描繪知識青年命運的長篇小說,我一共寫了六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風凜冽》、《蹉跎歲月》、《在醒來的土地上》、《愛的變奏》、《孽債》。還有一些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隨筆。匯聚攏來竟有七大本。1999年的8月15日,氣溫高達39.4度,是上海有氣象記錄一百年以來最熱的日子。貝塔斯曼書友會邀我去,給讀者做「從《蹉跎歲月》到《孽債》」的演講。由於天氣太熱,德方總經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氣太熱了,這是事先沒料到的,很可能聽眾會較少,請我原諒。可是到了時間,七百多人的場子座無虛席!連他也發現,那天的聽眾不像以往他們舉辦的講座。場上氣氛熱烈,秩序井然。來的聽眾和我年紀相仿的較多,青年男女來得格外集中,講演完畢,書友們懷揣著以往歷年來購買的我的一本本新新舊舊的書,排著長隊讓我簽名。其中有一位帶了滿滿一書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經出版的四十幾本書中,他幾乎買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還是遺憾地對我說:他是一個知青,很想買齊我所有描繪知青的書,可惜一直沒搜齊。 
  在這些書裡,我說過我希望那樣的日子再也不要回來了;我說過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我的愛情,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我說過就是在那樣的歲月裡,我才真正瞭解了棲息在祖國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他們渴望過上基本達到溫飽、祥和美滿的生活,但他們的願望實現起來往往又是那麼困難。   
  流動的青春河(2)   
  更多的時候我不是說而是在回憶,默默地靜靜地回想那些已經逝去的卻又是那麼清晰地留在我腦海中的畫面。粗獷的遠山連綿不斷地展示著古樸原始的高地,蒼茫的雲空中有鷹在盤旋,從綠得悅目、綠得誘人的山林裡,傳來小伙子奔放的時而又是逗人的歌聲,傳來姑娘們嘹亮得飛甩到谷地深處的歌聲,這歌聲和恢弘的大山,和輕柔的蒙紗霧,和鬱鬱蔥蔥的大樹林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撩撥著人的心情,攪動著人的思緒。 
  哦,多少文思就在這樣的冥冥中湧現出來。 
  我在一篇創作談中寫過:創作,是我生命意味的體現。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樹林村寨組成的大自然中。我對大自然的情愫,對生活於廣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鄉的插隊落戶歲月裡從切身的體會中培養起來的。 
  (1999年1月)   
  戀愛豆腐果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同返貴州。住在酒店裡,早餐是免費的。可當我起床後,卻怎麼也找不到葉田了。 
  直到用完早餐,回到客房裡,才見葉田和他媽媽興沖沖地趕回來,手裡還提了一兜點心。打開一看,卻是貴州有名的小吃:戀愛豆腐果。原來他們一早趕出去,就是嘗小吃去的。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生活在貴陽時,每逢週日,葉田起床後,就去廚房拿好加蓋的搪瓷碗 
  ,催著我們上街去吃早點,嘗腸旺面和戀愛豆腐果。 
  小小的戀愛豆腐果,為什麼如此誘人呢?我們離開貴州已有十二年了,為什麼一回去,他們就急於要去嘗一嘗呢?原來,戀愛豆腐果確有它的獨特之處。 
  貴州人的飲食習慣是重鹹鮮,喜香辣。戀愛豆腐果是切成長方形小塊的白豆腐,經適量鹼水發酵後,放在有眼鐵片上烤制的。而它的烤制方法有許多學問。烤豆腐果燒的是糠殼而忌用煤。煤火烤東西火力不均且帶有煤焦味,用糠殼則避免了上述弊病又降低了成本。烤豆腐果時,應不斷翻動,以免烤糊,而翻動中須加小心,以不損壞豆腐果外表為佳。生意人都帶有小鏟,他們用小鏟翻動豆腐果,並不時在鐵製的烤床上抹一點油,既為防止豆腐果粘連,又能使其表面光滑,色澤黃亮。每當顧客光臨時,生意人就用一塊極薄的竹片或用小刀將烤得滋滋作響的豆腐果當腰剖開,填進辣椒、生薑、香蔥、蒜泥、折耳根、麻油、醬油和醋配製成的佐料,這時趁熱吃下去,鹹辣爽滑,滿口噴香,不失為一種享受。 
  1939年2月4日,築城被日機空襲後,貴陽地區警報頻繁,百姓一夕數驚。市郊東山、黔靈山、彭家橋一帶成了人們躲警藏身之地。而在警報解除之後,成千上萬的躲警者從樹林裡、山洞裡出來,這些地方又往往出現一種短暫的熱鬧,畸形的繁榮。當時彭家橋有名叫張華峰的老漢,同老伴擺攤為生。他們根據躲警群眾腹中饑,時間緊,圖簡便的特點,把自己的住屋辟成店舖,用糠殼燒火,烤豆腐果賣。由於他們的豆腐果成色金黃,外焦內嫩,佐料齊全,風味特殊,且價格低廉,便於攜帶,很快打開了銷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許多人來吃豆腐果是為瞭解饞或充飢,往往是吃了便走。唯有那些戀愛中的青年男女,似乎藐視炸彈的威力,他們買一盤豆腐果,蘸著辣椒水,細嚼慢品,談笑風生,一坐就是半天,倒把老倆口的雞毛小店變成了談情說愛的場所。一些人見了,便在背後開玩笑說這些年輕人在吃戀愛豆腐果。此話傳到老倆口的耳朵裡,兩位老人倒也開通,順風吹火,把自己的產品定名為戀愛豆腐果。一傳十,十傳百,貴陽全城都曉得彭家橋有一種名叫戀愛豆腐果的小吃。至今六十多年,張華峰老倆口早已作古,那小小的戀愛豆腐果鋪也蕩然無存,可烤豆腐卻成了一些人的職業。延續到今天,貴陽賣豆腐果的攤子遍佈大街小巷,少說也有三兩百家。 
  小小的戀愛豆腐果,不但名稱奇特,它還讓人經久難忘呢。 
  (2002年4月)   
  等水的日子   
  這是將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回憶起來,我仍然記憶猶新。 
  1982年3月,我由偏遠、蠻荒的貓跳河峽谷搬進貴州省的省城貴陽,開始學做一個省城裡的公民。從1969年3月離開上海市中心的家,我遠離喧囂的城市生活整整十三年了。 
  那時候的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樣,住房處於緊張狀態。我是幸運的,在一個 
  招待所小小的客房裡和妻子熬了一個多月後,承蒙省文聯照顧,給我們分配了五層樓上的一套兩間半的房子,真是讓人喜出望外! 
  搬進新居的頭一天,看到滿屋的泥屑、灰塵,我們興沖沖地打開水龍頭準備清洗。誰知,怎麼擰那只水龍頭,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來。於是,便去向先搬進來的鄰居打聽。他們告訴我,這裡叫石板坡,地勢高,白天水壓低,自來水根本上不來,只有等到夜深人靜,全城的大多數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來一點點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圍幾幢七層樓的屋頂都在我們腳下。 
  於是,我們住進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鄰居們一樣,砌一個小水池,等下半夜來水的時候,把小水池裡的水蓄滿備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過去。 
  由於夜間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將水龍頭大開著,等待「水龍王」「嘩嘩」來臨。這種等待是極難熬的,但是,一家人無水便難以維持最基本的生計,難熬也得等。我便一邊等待一邊寫小說,在那幾年發表的小說後面,往往有「寫於貴州黔靈山麓」一行小字,有讀者給我來信說,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讀後,我只好一笑了之。 
  當專業作家的時候,這樣的日子還能勉強打發過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補睡一會兒。到了1984年7月,我調《山花》編輯部任主編,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貴州人說的「惱火」事。可再「惱火」,還得等水,還得熬夜。 
  說老實話,那些日子裡,上半夜能夠如願等來「水龍王」的次數是極其有限的,可憐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來等水,等來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輕手輕腳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還得去上班,還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換三次車,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個小時。那時她常對我說,上了公共汽車就怕有座位,因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覺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為在車上打瞌睡她坐過了站,趕到工廠遲到了,便要挨批評。 
  可能正因為這樣吧,我們的小日子過得格外地和睦安寧。相互體貼、關心著,打發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們的孩子也在這種氛圍裡一天天地長大了。那年頭,我已是一個作家,時常接到來自全國各地、天南海北各種各樣筆會的邀請,很多筆會都是在我從來沒去過的風景名勝區舉辦,與會者又都是全國文壇的名流,我真想去開開眼、湊湊熱鬧啊,但我一次次地婉辭了那些盛情相邀,只因為我想到家中需要等水,沒有水,連最普通的日子也難過…… 
  哦,那些等水的日子! 
  (2002年3月)   
  大路   
  山鄉的安寂寧靜,全是被打破的。 
  大路上駛來了汽車,準定是來了貴人,而且必然是不會在山寨上住宿的。於是乎細娃嫩崽們呼喊著、歡叫著跑到大路上去,圍住了汽車,問這是什麼車,看來的是怎樣的貴人。如果客人下車後信步走去,娃崽們準會自始至終簇擁著客人,客人去看水庫,娃兒們會跟到水庫;客人走進寨子,娃兒們會跟進寨子,並且主動地介紹,這是張家,那是陳家。還提出警 
  告:這家的狗凶。 
  只因大路上進來的車子實在太少。偏僻、閉塞的寨子上,來一位公社的書記,來一位打著背包找隊幹部安排住宿的縣上幹部,老百姓就把他們當成是通天的官了。 
  坐車子進寨子來的,不是貴人又是誰? 
  況且這大路不是為開車子修的,那是專為山寨上通馬車修的。1965年,「四清」運動結束的時候,為了顯示運動的成果,帶動了生產,所有下隊的幹部,發動了鄉里的勞動力,修了這條大路,同時給沿途的寨子,配備了馬車。路修成之後,由兩匹川馬或是三匹川馬拖著廂斗的馬車,就在山鄉里出現了。 
  馬車把山鄉里產的無煙煤拖出去賣,馬車到車站、工地攬生意、拖石頭、拖沙子。一天干下來,能賺好幾十塊錢,抵得上一個強勞力在寨子上整整干一個月。 
  拖馬車的漢子,自然成了寨子上受人尊敬的漢子。不說別的,單是趕場那一天,男女老幼擠上車子,揮起鞭子,一聲喝,馬車一陣小跑,不到半小時,就能跑到街子上。比人走快得多了。 
  指揮修路的幹部中,肯定有那麼一二位,是有預見的。說的是修馬車道,但他們堅持要把路兩側,多修出一米的寬度。於是乎,路修成以後,汽車也就能開進來了。記得第一輛汽車開進寨門口,那八九十歲走不得路的老農,拍著車廂蓋問司機:「這玩藝兒,一天要餵它吃多少飼料?」 
  大路真正當作汽車道來用,是在我離開山鄉的前一年。那一年,斗篷山腳下發現優質煤的信息不知怎麼被外界曉得了,於是乎,老鄉們冬季裡挖來用不完的煤炭,全被收買了。那些堆在煤洞口「狗向伙」人字小窩棚旁邊的煤,全都變成了一疊一疊的票子。怎不惹人眼紅啊! 
  那些原本善於挖煤的,在煤洞裡日夜加班,挑燈夜戰。那些原來勉強挖一點煤來充作家用的,也上了山。磚瓦窯停了火,只因用煤炭燒製了磚瓦來賣,還不如直接賣煤來錢。很多戲文就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上演出了。最能號煤脈的曾家老大,挖煤挖瘋了,沒日沒夜呆在洞子裡掄十字鎬,把自己的眼珠子挖了出來。事後,當他瞎了一隻眼睛從醫院回來後,對圍住問他的鄉親說:「我蹲在窄小的洞子裡,眼前看到的,哪是煤啊。全是票子,是一張張的拾元大票子啊!」 
  我也擠在寨鄰鄉親們中間,聽到這話,不禁駭然。再看看四周,那一些挖出大堆大堆煤炭待賣的農民們,拚命地奉承司機,賄賂司機,把自己捨不得吃的雞蛋,把菜園裡的新鮮蔬菜,把雞鴨,塞進司機的駕駛室。巴望司機早一天把自家的煤拖出去,好換來票子。拖司機回家吃飯,司機喝醉了酒,調戲鄉里妹子的事情,傳得紛紛揚揚,更有甚者,留宿的司機睡了自己的婆娘,漢子知情後,竟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大路帶來的豈止是喧囂的汽車喇叭聲,它把安寧靜謐的山鄉攪得沸騰起來。 
  商品經濟莽撞地闖進四季安然的寨子,給人上的第一課就是嚴酷的。 
  盤山繞谷的大路修進山鄉,修到寨門前,越嶺翻山地修到白雲深處的人家,習慣於在原始傳統狀態下生活的善良人們,做好了大路修來的準備了嗎? 
  (2001年8月)     
  第四部分   
  買得青山只種茶   
  「茶。雲腴,靈芽。出生地,古華夏。芳齡幾何,五千歲華。三皇神農氏,嘗草識茗芽。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剋星苦茶。雲貴巴蜀是故鄉,人傑地靈育GAFD1詫。」 
  上面這首一至七言詠茶詩,是茶文化研究專家舒玉傑先生所做,他對茶的形狀、出生地、年齡、來歷、特性以及其故鄉等,作了簡短而精彩的描述。這首詩裡的「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剋星苦茶」兩句話,使我想起了插隊落戶時的一件事:當地有一農民外出勞作時,風雨 
  交加,雷電狂作,不慎被雷電擊死。 
  按照鄉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把他的屍體抬進寨子的。人們把他的屍體放在寨子外面的茶樹底下。第二天,死者復生。據當地人講,是由於雨水經過茶樹葉子滴在死者身上,而使死者復活的。死者是不是被茶葉水澆活的,我至今不敢肯定,但從那時開始,我愛上了喝茶,一喝竟喝了二十多年!當然,愛喝茶,卻是不懂茶道的,看陸羽的《茶經》,感興趣的不是裡面講到的各款茶具和繁雜的煮茶、飲茶過程,而是裡面記載的一段話:「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陝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我們現今看到的茶樹,一律矮矮的,高不及人。而古代,茶樹高至「數十尺」,這是不是一種傳說呢?當然,傳說也有,但實際上兩人合抱之茶樹也不少見。在我國雲南,古老的茶樹最多,有四十多個縣野生大茶樹,素有「雲南山茶甲天下」之說。故人們把雲南看做是「自然茶寮」。《封氏聞見記》載:「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茶由南向北而來,其味也似乎由濃到淡。雲南、貴州、江西乃至福建一帶,茶味偏重偏濃,而到了江浙一帶,茶味就淡,這可能跟地域環境有關。 
  茶從原先的講究實用,到了後來的講究風雅,是一個過程,實際上這個過程是人類文明的演變過程。直到茶成了一種文化之後,其實用價值處於次要地位,很為某一層次的人做了風雅之事,特別是讀書人家或愛茶的文人,總要在壁間掛一些與茶相關的書畫。像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盅,寄與愛茶人。」中國古代文人中,大多是愛酒的,人生不得意,借酒澆憂愁。曹操就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也有憑借酒力來創作的,像李白,「李白鬥酒詩百篇」。而讓茶酒在詩壇中並駕齊驅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鐺酒杓不相離」的,「看風小榼三分酒,寒食深爐一碗茶」;「舉頭中酒後,引手索茶時」;「起嘗一碗茗,行讀一行書」;「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等等。以茶助文思,用茶來醒腦,倒是非常適合我的,我不好酒,也不能喝酒,無法像李白那樣「鬥酒詩百篇」,只能效白居易之法,「飲茶一盅,吟詩一章」。 
  我喝茶的歷史是不短了,但仍未養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細緻,更不懂茶道,不過,我愛聽僧家那句斗機鋒時常用的話:無事麼?喝茶去!我從這句話中當然是悟不出什麼高深的禪理的,但我會非常開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來,寫作。我這一生,喝茶的歷史和寫作的歷史是一樣長的。寫作和喝茶幾乎同時進行。 
  古人說:買得青山只種茶。信然!識得此中滋味,覓來無上清涼。不種茶樹又種什麼! 
  (2001年9月)   
  共和國50年   
  50是個吉利的數字。 
  50週年當然是個喜慶之年。 
  當國慶50週年的日子走近我們的時候,我的眼前歷歷在目地浮現出已經逝去的那些個大慶之年的情形。 
  國慶10週年的時候,我10歲,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可舉國歡騰、普天同慶的熱烈氣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我擠在歡樂的人群裡看大遊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藝節目,記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麼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獨具風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懷著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開在夜空中的禮花。那年頭,我已不知不覺地愛上了文學,雖說在念小學,但我已經不知天高地厚地讀了很多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讀過的《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烈火金剛》、《青春之歌》、《戰鬥的青春》、《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等長篇小說。像許多男孩子一樣,熱衷於議論著這些小說中「戰鬥」的場面和革命的經歷。 
  國慶20週年的時候,我已是貴州山鄉里的一個知青。過節那幾天,正是秋日裡難得的晴天。寨子上宣佈,為搶節氣,收穫成熟了的莊稼,一律堅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產」的具體行動,慶祝國慶20週年。那一天,從清晨到傍晚,我和山鄉里的農民們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擔一擔尚未乾透的谷子,從田壩上挑回曬穀坪上。大約是隊長聽了我們幾個知青一整天的嘮叨,在太陽落坡之前,總算讓我們幾個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許是從一天繁重的勞動中解脫了出來,也許是想到回去後總算可以殺雞、煮肉打一頓「牙祭」過節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麗。棲居山鄉,天天沉浸於農事的勞作之中,翻來覆去讀的,就是我下鄉時帶去的那幾本我特別喜歡的書:《羅密歐與朱麗葉》、《貝姨》、《紅與黑》、《父與子》、《貴族之家》、《契訶夫小說選》、《杜布羅夫斯基》……在當時,這些都屬於禁書。幸好無論是山寨上的農民,還是周圍的知青,誰都不曾去打過「小報告」。 
  國慶30週年的時候,我仍生活在那個叫「砂鍋寨」的地方。不過文學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書《高高的苗嶺》、《深夜馬蹄聲》、《巖鷹》。根據《高高的苗嶺》改編的電影《火娃》已在全國上映,它竟然還在我插隊落戶的山鄉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長篇已趕在十·一前出版的當年第五期《收穫》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願僅花半年時間寫出的《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貴州作協將遵照省裡指示把我調去當專業作家,我在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風凜冽》的創作之後,又完成了《蹉跎歲月》,我的孩子也即將出生。但我無意沉浸在這一片喜悅之中,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重新出版的大量的書籍,有「文革」之前出版過的,也有新翻譯進來的,還有無數新湧現的中青年作家們創作的,我深知文藝春天的來之不易,我珍惜命運賜予我的這一珍貴的時期。以後的好些年裡,我婉辭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謝絕了幾乎每個月都能收到的「筆會」請柬,我日以繼夜地寫著、寫著。今天寫作,明天寫作,後天還是寫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過。所幸的是,那些年裡寫出的幾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書。 
  國慶40週年的時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許是年齡的關係,生活在內地省城,到了過節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鄉上海。恰巧又逢我母親患了眼疾,她盼望著我這個遊子歸鄉,我正式向貴州提出了調回上海工作的請求。一邊一次一次地去找領導,申訴調回的理由,一邊在家中構思著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孽債》。我在省城生活已經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對省城的生疏、不適應到漸漸地融入省城社會。根據省城生活的體驗,我寫下了三部長篇小說《省城裡的風流韻事》、《家庭的陰影》與《眩目的雲彩》。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我和同時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們一起回顧著新時期文學十年的歷程,思考著又一個十年的文學路子該怎麼走。不論是傳統的作家還是前衛的作家,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國的文學還需要創造更燦爛的輝煌。 
  國慶50週年就這樣來到了我們跟前,新中國50年的文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新中國50年的文學也和祖國的命運一樣經歷了曲折和坎坷。五十週年大慶,和世紀之交聯在一起,回顧百年滄桑,喜看50年巨變,展望輝煌前景,中國的文學事業,一定會伴隨著共和國前進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們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闊步地邁向新的世紀。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時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裡,整天接觸的是弄堂裡的夥伴,看慣了弄堂裡青磚和紅磚的樓房牆壁。走出弄堂,是不寬的兩條馬路,和馬路上的商店,如糧店、醬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髮店。我特別對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為班上一個同學就是皮鞋店的「小開」,大人們說,他家父親的皮鞋是手工做的,賣得特別貴。上學的時候,他穿著皮鞋來,我們一幫穿球鞋、布鞋的同學,就要圍著他,看他腳上的皮鞋。他呢,有時候漫不經心,不大願意回答我們好奇的問題;有時候會翹起鞋底,給我們看他皮鞋的質量,不無自傲地說 
  :這是真正硬幫皮底的。除了弄堂、馬路、學校的教室和操場,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煙囪,天空中的雲彩。此外,要走幾站路,才能到熱鬧的淮海路;要走很遠很遠的路,才能到外灘,看黃浦江。那時候,總以為世界都是由弄堂、馬路、樓房、商店組成的。 
  後來從書本上瞭解到,我們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還有鄉村;不但有平原,還有山區。而且不斷地從電影、照片和畫片上,看到山的樣子。 
  可是,總有些問題在困惑著我:山,真是像畫出來的一樣麼?山上怎麼會有水,有樹林,還能建房子?山上有馬路嗎,山上能開電車嗎,山上有電影院嗎?腦子裡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於是,我就在紙上畫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說,大山畫出來,也沒法解答我的問題。水往低處流,那麼高的山,哪兒來的水?沒有水,人怎麼生活,樹木花草怎麼成活?想來想去,想成了一團亂麻,也解不開大山的謎。 
  我開始更入神地看書。連環畫是不用說了,那上面畫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馬路有商店有電影院的。 
  長大一些了,跟著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進朵雲軒,那裡頭掛了一張一張山水畫。奇怪,山上明明沒有水,這些古代和現代畫家,怎麼都把山和水畫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還不止一處。影影綽綽的,亭子裡還有人坐著。高高的白雲深處,還畫著幾間房子,亭子裡的人,想必住在那種房子裡。可他們吃什麼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遊,去長風公園,公園裡有山。我興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鐵臂山,還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頂上,眺望遠近景致,激動了好一會兒。我總算真正地爬過一次山了。 
  小學快畢業了,又是一次春遊,要去佘山。大家都說,佘山是上海地區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雖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們議論了好久,期盼了好久,總算成行了,總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總算走進天文台參觀了。哦,山上的房子原來是這麼建的,山上的人並不愁吃穿,他們也像上海城裡的人一樣生活著。 
  不過,還是有很多問題橫梗在我的心頭,山,對我仍有著許多不解之謎;山,在我心目中總帶著幾分神秘。我也始終不能真正地說清楚,山究竟是什麼。 
  萬萬沒想到,上山下鄉去插隊落戶,我會到雲貴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懷抱裡,看夠了山勢、山野、山巒的景致;後來,我提起筆來創作,無論寫到知識青年的生活,還是農民們的形象,都離不開他們棲息的山寨環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瞭解了山區,對千姿百態的山峰,連綿坦蕩的大山胸懷,雄峙挺立的山體,屏風般的山脊,還有山鄉里常見的霧嵐、清泉、飛瀑……都有了真切的體會,深切的感受。特別是山鄉里的路,崎嶇的小路,歷經歲月滄桑還殘存的古驛道,馬車道,砂礫公路,柏油馬路,高等級的公路,每條路都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那時候,回想起童年時代對山的困惑和煩擾,我會不由自主地啞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結…… 
  (2002年7月)   
  教育與希望   
  插隊落戶的歲月裡,我曾經教過幾年書。那不是正規的學校,那只是偏僻小鄉里的耕讀小學。任命我當耕讀小學教師之前,大隊裡對我說,我們這所學校,辦是辦起來了,可是學校缺課率很高,娃娃們特別是女娃娃們,要來就來,不願意來就不來。師資也缺乏。現有的教師,只會教語文和算術,副課都不開。好幾年裡,已經沒有一個小學畢業生進入公社的農中了。言下之意,對我去任教,充滿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巔的廟上小學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間大教室,兩間蓋著瓦的,不少開著天窗。另一間和教師的辦公室,都蓋著茅草。原來在這教書的老師說,四間房都是漏的。作為操場的大院壩裡也是一片狼藉,到處是絆腳的石頭、碎磚、枯枝、落葉,環境很差。和我插隊落戶山鄉秀麗的風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開學了,和很多的耕讀小學的教師一樣,除了教語文和算術,我還主動開出了體育課,唱歌課。要上體育課就要清掃作為操場的大院壩,我發動了全校師生的義務勞動,只用了半天的時間,大院壩裡清掃得一乾二淨,排隊做操再不會絆腳礙事了。我根據自己的記憶,簡化了廣播操的動作,教給偏遠山鄉里的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還讓另一位老師找來繩子,讓他們舉行拔河比賽,賽得這些孩子們前傾後仰,覺得這樣上課太好玩了。那年頭天天晚上的廣播電台裡有一檔兒歌教唱節目,諸如「我是公社小社員」、「小小螺絲帽」等等,我先跟著廣播學,邊學邊記歌詞,學會了又教給學生們。這些兒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們一學就會。教了大半年書,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們的弟妹學做操,到了山寨寧靜的夜晚,一幢幢農舍裡會傳出陣陣兒歌聲。鄰寨鄉親們見了我,都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誇我「得行」。農閒時節,一幫農村漢子自發地來到小學校,翻蓋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戶上沒玻璃,他們也給配上了薄板子,說到了颳風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擋一下風雨。 
  一年後,我教的五年級,有好幾個學生考上了公社的農中。 
  三十年以後,我又來到當年插隊落戶的砂鍋寨,看到已經從山巔上搬到平壩裡來的小學校整齊的教室,意外地見到了我當年教過的學生。他現在也在小學校教書,我問及其他一些成績較好的學生的情況,他樂呵呵地告訴我說,他們都在教書,有幾個還是縣裡的優秀教師哩。他由衷地對我說:葉老師,我們幾個碰在一起,就會講起你教我們的情形,你給我們講高爾基小時候的故事,你說人若不受教育,你們的未來就沒有希望。我們不但牢記著,現在也對學生們這麼說。今天的孩子們再不缺課逃學了。 
  看著初步改變面貌的山鄉環境,聽著當年學生的話,我笑了。是啊,人生如果放棄了教育,就意味著放棄希望。 
  (2002年11月)   
  小小老照片   
  這張小小的照片,可以說是真正的老照片了。 
  那是我插隊落戶第二年的夏天拍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一年了。 
  比起這以前拍下的照片來說,經過了一年半的勞動,我身上的文弱之氣少卻了很多;而增加了一些健壯感。天天出工,挑灰、運磚、擔肥、挖土、鏟護田埂、犁田耙地,繁重累人 
  的農活,逐漸強健了我的筋骨。細細地看,還能看出我的身上沾染了一股山野之氣。幹的是重體力活,整日裡沐浴山裡的風,山裡的雨。農忙時節,經常是身上出了透汗,一場大雨下來,身上的外衣又淋濕了,外面潮,身上粘,那股滋味真不是好受的。好不容易歇下來,在火塘邊烤乾了衣服,火辣辣的太陽又露出臉來,把人曬得頭暈眼花。 
  非得戴上草帽,幹活時才會覺得合適。日復一日,天天如此,歲月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它的痕跡,那才是一件怪事呢!這張小小的照片,是當年流行的一寸報名照。但我卻不是為了報名去拍的。說實話,在這蠻荒的山鄉,在整日勞作只為了解決最基本的溫飽要求的歲月裡,人是想不到拍照片的。記得那一年,我們集體戶裡一位知青的舅舅,趁到貴州來出差的機會,坐了火車坐汽車,坐了汽車又坐馬車,從馬車上下來還走了好長一截路,來到山寨看望自己的外甥。這位舅舅隨身帶來了一隻照相機,給我們每位知青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至今還留在我記憶裡。不過,我的這張照片不是那一次拍的。這張照片是我到省城貴陽拍下的。農忙過後,牙齒劇痛難忍,我請了假去貴陽看牙齒。治療了牙齒以後,回山寨的火車是夜間八點鐘的。我閒著無事,就在街上逛來逛去,那年頭,貴陽的武鬥剛剛平息,物資匱乏,商店裡沒有什麼東西,書店裡的書少得可憐。從大十字走到噴水池,又從噴水池走回到大十字,我突然發現一家開間很大的照相館。不知怎麼的心血來潮,走進去,花了七角幾分錢,開了一張票,拍了一張最便宜的報名照。 
  照相館很大,直到開票時,我才知道它叫「阿麻照相館」,是一個頗奇特的名字。十多年之後的80年代,我在貴陽生活了整整八年,才知道這「阿麻照相館」還是貴陽城裡歷史悠久名氣最響的一家照相館。 
  儘管如此,拍一寸報名照卻沒有什麼講究。持票上樓,攝影師瞅都沒有瞅我一眼,就叫我坐到前面去。他開了燈,連燈光都不作任何移動,就朝我舉起一隻手說:「抬起頭,望著我。對,就這樣,不要這麼嚴肅嘛,板起臉幹啥子?笑一笑。」 
  攝影師說的是一口地道的貴陽話,和我插隊鄉間的貴州話,發音有些區別。我一聽他的口音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卡嚓」一下拍完了照片。 
  大約十天之後,我在砂鍋寨上收到了這張照片,打開一看,大家都說拍得不錯,難得我有這樣的好心情,沒有什麼事也會走進照相館拍照。我卻頗有些自得;看看,我還是鍛煉出來了吧,身上增添了土氣和野氣。在和同學通信時,我就把照片給他們寄去,還把底片一起寄給了上海一位會放大照片的同學,請他得空時給我放幾張。自己就留下現在這一張照片。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小小的一張照片,卻也能勾起我對那段歲月的回憶,這大約就是照相最大的意義了吧。 
  (2001年6月)     
  第五部分   
  讀書的煩惱   
  寫過幾篇讀書得益的文章。 
  今天這一篇要寫的是,讀書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惹出不大不小煩惱的事情。 
  記得是在讀初中的時候,我經常光顧學校的圖書館,根據自己的喜好,借來大本大本的小說閱讀。由於自小愛好文學,在小學高年級時,我差不多把國內流行的長篇小說都瀏覽了 
  一遍。進入初中以後,同學們互相之間傳閱的書,已經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從圖書館中借閱的,大多數是由國外翻譯過來的長篇小說和一些新華書店櫃檯上已經消失了的書籍。在十三四歲的年頭,我總認為,讀書越多,對自己的好處越多;讀書越多,知識面越廣;讀書越多,我將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當一位作家,基本功就越紮實。總而言之,多讀書,不至於會妨礙什麼人,也不至於會惹得什麼人不快。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家長、老師們是時常這樣教導我們的,書本、雜誌還有那些個大學者、大作家都是這麼說的。 
  誰知,事實遠不是那麼回事。 
  有一回,趁著午間休息,我又去圖書館借來了厚厚的五六本書。由於我的作文成績比較好,寫的作文在學校得過獎,因此借書的時候可以破例多借幾本。 
  當我捧著一堆書,正在津津有味地翻閱時,坐在我身旁的女同學突然主動對我說話了(這實在是破天荒的事兒,以至她的話講完了,我才意識到她這是在對我講話)。她說:「看你呀,盡借這種書看!」 
  正埋首於書本的我直到她講完了,才吃驚地抬起頭望著她,朝她連連眨著眼睛:「你說什麼?是在說我麼?怎麼啦?」 
  她伸出手來,指點著我正仔細端詳的扉頁上的作家肖像說: 
  「就是說你。借的儘是這種書……」 
  「這種書怎麼了?」 
  「書頁泛黃。寫書的人,不是大背頭,就是禿頭,要不就是大鬍子,戴眼鏡,」她滔滔不絕地說,「總之,全是封、資、修的書。你讀了有什麼好處?小心中毒。」 
  我望著她激動的神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有什麼好說的呢,她是小隊長,又是班上的活動積極分子,還在聽團課,爭取入團。我當著她的面把書合上了,封面是豎排的五個大字《柔石小說選》。 
  我想她看到書的封面,大約會感到自己說錯了。但她不,她還在說:「再這樣讀下去,你就永遠不會進步!」 
  我不願再搭理她了。柔石的那張肖像,戴著一副眼鏡,長長的稀疏的頭髮往後梳得整整齊齊,這是他年輕的生命旅程中留下的不多的幾張照片之一。是的,我蠻可以站起來重新翻開書大聲對她說:「你再仔細看看這是誰!」但我沒這麼做,因為我還借了另外幾本書,留著大鬍子的托爾斯泰,留著小鬍子的高爾基,禿頂的岡察洛夫,臉色憂鬱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她的眼裡,這些人全是外國佬,讀他們的書,就會中毒。 
  我把書塞進了抽屜,離座走開了。 
  我以為躲開她,事情就完了。事實卻不是這樣,當我讀完這些書,去圖書館歸還,並且又開出一批書單遞進去的時候,圖書館管理員只遞給了我兩本書,並且說:「不要借那些書了,你就讀這兩本吧。」 
  我一看他遞給我的兩本書,一本是《把一切獻給黨》,另一本是《老共青團員》。 
  我愕然地瞪著圖書館管理員,很不幸,他也是一個禿頂。而且我第一次來借書時就聽說了,他是一個右派! 
  我想告訴他,這兩本書我在小學裡就讀過了,我還做過讀書筆記。 
  但我望著他的一雙緊緊盯著我似有什麼話欲說的眼睛,什麼也沒說,拿起兩本書就走了。 
  不久,班幹部正式找我談話,我的鄰桌陪伴在側,她們鄭重其事地要我端正學習態度,幫助我樹立為革命而學習的信念,奉勸我千萬不要再讀那些封資修的文學作品了。 
  儘管我對她們的幫助表示感謝,但到了學期結束,老師給我的品德評語,仍說我學習的態度不端正,有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的思想,需要到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中去鍛煉鍛煉,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 
  直到我插隊落戶多年,真的在邊遠蠻荒的貴州鄉下鍛煉並且在勞動中真正開始理解一些生活,寫下最初的一些作品時,仍還有人說:這個人的成名成家思想還沒克服,你看他不但讀,而且自己還寫起來了。為此,真的還曾惹出很多的麻煩哩!讀書,確曾給了我很多的東西。可實事求是地說,在我的青少年時代,讀書,還真的給我惹出了不少的煩惱。但願那樣的情形,永遠別再復返了。 
  雖然青少年時代讀書給我惹出了不少煩惱,但我仍然真心愛書,並受益終生。 
  (2000年5月)   
  家的感覺   
  靜下心來,坐到桌前,提筆寫下一點東西,在我,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希望室內的光線柔和一些,甚至稍顯晦暗。如果白天的陽光太強烈,我則會拉上窗簾。夜晚,我不喜歡在日光燈下寫作,書桌上的檯燈,我選用的是淡黃色的25瓦光的燈泡。 
  千萬別以為這是我的怪癖。這實在是十多年的插隊落戶生涯養成的習慣。 
  插隊的那些日子,我開始試著往紙上寫下最初的作品。山寨上沒有電燈,我只能點一盞煤油燈,守著騰躍閃爍的光焰,一行一行往下寫。久而久之,我習慣了這樣一種寫作方式,我的思緒也會在這樣的氛圍裡,顯得分外活躍。換一個環境,條件顯然更好一些,我反而會覺得不習慣,進入不了狀態,也寫不出東西。 
  這樣一個習慣,也就決定了我對住房、對家的要求。 
  這要求有點苛刻,卻是不高的。 
  細想起來,從插隊落戶期間的泥牆茅屋,到後來水電站的石頭房子,青磚的樓房,進省城以後的小招待所,石板坡的房子,處長大樓,直到回歸上海,我搬了十幾次的家了。搬家搬得多,對家就有一種隨遇而安的感覺,從沒興師動眾地想過,要十分講究地裝修一番再住進去。在省城裡搬家,我都是直接搬進去住下。日子似乎也過得很順當,沒起什麼大的波瀾,小說也照寫。回到上海,同學聽說我不準備裝修就搬進新居,吃驚地向我提出「抗議」。於是我只得入鄉隨俗,跟上時代潮流,把房子裝修一下,再實行搬家的計劃。 
  要裝修,人家就得問,你有什麼要求,要達到什麼檔次,這問題是非回答不可的,你不答,施工就無法進行。 
  我認真地作了思考,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簡潔。線條要簡潔,色彩要簡潔,書房更要簡潔,簡潔到盡可能地容納下越來越多的書。而且還要保證,我時常翻閱的書,我經常拜讀的書,我搜集的和寫作相關的材料,要隨時能找得到。 
  這要求是不難達到的。對裝修的設計和施工人員來說,似也很簡單。 
  進而的一個要求是隨意。設計人員盡可能根據我的解釋畫了草樣,施工人員還是覺得困難。於是我和他們一起商量,把一間屋子的地板整體抬高十五公分,我在上面鋪了一張大地毯,擱上幾隻大墊子,寫作累了,我就坐在地毯上,靠著墊子讀書;讀得累了,我橫下身子就睡覺。睡醒了抓過書來就能讀。有時候要同時查一批書,桌面上根本攤不下,我就把所有要翻閱查找的圖書資料全攤在地毯上,真是既隨意又方便。而且,工作完了收拾起來也簡單,一會兒就可以把雜七雜八一大攤書籍資料,收拾得乾乾淨淨。 
  當然,這樣的住房條件,自然是談不上豪華和典雅的。那也不是我追求的。 
  在貴州的二十一年中,到荒蠻偏遠的山鄉,我多次見過住在山洞裡的農民。對於他們來說,家就是山洞。稀奇的是,他們竟然也告訴我,住在山洞裡冬暖夏涼。「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寫「草房禮讚」的散文中,不也歌頌過茅草屋的冬暖夏涼嗎?北京市郊的延慶縣,在一條幽靜的峽谷中,發現過一處古代先民在陡峭的巖壁上開鑿的巖居洞穴,在一百一十七個洞穴中,居然也有客廳、套間、複式住宅。看來,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對「家」就有著一些共性的追求了。 
  家應是舒適的,家應是美的,家更應是有利於我們的休息、放鬆和工作的。千萬別讓過於講究的家,束縛了我們的情緒和手腳。 
  寫作的時候,我仍喜歡柔和的光線,現在的家再大、再寬敞,也改變不了我的這一習慣。 
  (2001年1月)   
  陪伴老年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西南山鄉的省城貴陽,搬進一幢老同志集中居住的樓房。天天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於不知不覺中觀察著他們的生活。比如我樓下住著的那位曾任過部長的老同志,他的生活極有規律,每天早餐後,他就優哉游哉跑一趟菜場,每天午休後他又去一趟。早上他從菜場提回一棵大白菜,下午他會拎回一塊肉。他去菜場從來不帶菜籃子,回來也永遠只是拿一樣東西。 
  相鄰久了,他的老伴兒告訴我,我每天都有意識地少買一兩樣東西,給他派任務,讓他有點事兒干,也好活動活動腿腳,不要老是待在家裡讀書看報。 
  樓裡還有一位老同志,離休之後每月都要出一次差,每次出差歸來,他總要對我暢談一番貴州的奇山異水。原來他是和省顧委的老同志們一起,在為開發貴州的旅遊資源做先期的調查研究、宣傳鼓動工作。 
  日子久了,在家門口、在樓道裡、在院壩大樹下,天天遇見的都是老年朋友。這些老人,雖說性格迥異,度過晚年的方式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大多臉容慈祥,神態安然,無不以自己的言傳身教,影響著他們的子孫。 
  我在這樣的小區環境裡生活了幾年,從未聽說哪家吵過嘴,打過架,也從沒發生過一起盜竊、鄰里糾紛。 
  湊巧的是,回到上海後,我又搬進了一處這樣的社區。小區裡住著一百幾十戶人家,全是離退休老同志和他們的家屬。電梯裡上上下下,經常遇見拄著枴杖、坐在輪椅上的老人。逢年過節,出入大門口的,都是各個單位來給老同志、老領導問候致意的男女。哪家的花盆不慎從高處摔落下來,雖然沒有傷著人,馬上就會有老人提醒大家,請各家各戶檢查一下自己的花盆,杜絕相同事件發生。 
  有一戶人家的水管在上班時間爆裂了,躺在床上的老人不知覺,自來水漫溢在樓道裡。這戶人家很快在電梯門前貼出一張向全樓住戶道歉的信,語氣十分誠懇,以求眾人諒解。其實大樓裡誰都沒對這戶不幸進水的人家有過議論和微言。相反不少人還同情他家進了水,一定添了不少麻煩。 
  風和日麗的日子,小區的庭院裡、草地上、健身器邊,都有老人在活動。有的舞劍,有的做操,有的隨著音樂的節奏在跳慢步舞,有的僅是拄著枴杖在來回散步,滿眼裡看到的是一派祥和安然的生活景象。 
  居住在這樣的小區,陪伴著上下左右的老年朋友,我時常會聯想到自己的晚年。而看著這些老年朋友身旁蹦跳嬉戲的小孫子們,我又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自己的童年時代。繼而由人的幼年想到人的老年,人生的這一過程,實在是耐人尋味和充滿了劇情色彩的。 
  時常地這樣想一想,我的心態會格外地平和,我又會時時感覺到「時不我待」,得抓緊還有時間、還有精力的年頭,寫一些真正留得下去的作品。 
  我,陪伴老年,意味濃郁。 
  (2002年5月)   
  時尚如風(1)   
  當某一件事物成了時尚的時候,它其實已經遠離了該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和特性。當然,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沒有時尚的流行,就不會有歷史階段中的亮點。可以說,時尚是推動歷史的一種小小的催化劑,起點綴的作用。 
  許多朝代均有自己獨特的時尚,漢代以女人瘦弱為時尚;魏晉時代以吃藥清談、品鑒人物為時尚;唐代又以女人肥美為時尚;五代之後卻以女人的「三寸金蓮」作時尚;明代則流 
  行時曲小調,上至廟堂,下到市井,人人會唱這種時調……等等等等,其實,每一個朝代所崇尚的東西多了,並不會只止一件兩件。我拈點出這些片斷,無非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時尚是歷史的一個影子。這話雖有些過了,但它確實是現實後面的影子。 
  到了眼下,流行的時尚之物就更多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 
  「時尚」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著,我永遠趕不上時尚的步伐。其實,我對這一切不感興趣。時尚像長了翅膀一般,總在現實面前飛翔著。但它的翅膀又好像是紙做的,禁不得風吹雨淋,時尚的東西往往是一陣風,刮過就算了。然後再刮來一陣風,風涼一段日子,又過去了,如此不斷地循環往復、往復循環,讓你覺得時尚總在那兒畫圓圈,畫得歪歪扭扭的,不規則的,但卻是常畫常新,追隨時尚者換了一茬又一茬,大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勢。 
  說實在的,我對時尚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的。時尚的東西發生在我身上印象最深的是皮包。早在十多年前,我去開一個會,手裡拎了一隻比較「勞保」的皮包,旁人見了,嫌它土了,說應該換一隻。我覺得它挺好的,並不覺得它有多土,仍舊使用著。有一次,我的一個好朋友實在看不下去,替我去買了一隻皮包,三十元一隻,在當時來講,這樣的價格算高的,因為那時的薪水還未增加。我想拒絕接受,但朋友好意又不能辜負,只得愧而受之,但一直放在家裡沒有拿出來用。一半是珍藏的意思,一半也想等手頭的這只包不能再用了,再去用新的包,也許這是我插隊落戶時養成的習慣,回到上海後,一直改變不了。我是個不太懂得奢侈的人。前段時間,我把好幾年前,朋友送給我的那只包拿出來使用,自己覺得還不錯的,誰知到了公共場合,沒有一個人說好的,都說過時了,拿著它有失身份。說它與時尚的皮包相比,有天壤之別! 
  時尚的皮包怎能去比呢!我倒是看到過許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都背一隻方方正正、寬寬大大的皮包,單肩掛著的,像女人背皮包一樣背著,當初看到時,覺得很彆扭,這種包男人背著,總覺得與女人背包的姿勢太接近。不過,時間一長,背的人一多,也就見怪不怪了,我若在怪,別人會說我背時、落後了。我也就裝作很時尚的樣子說:「嗯,這種包背起來,很有個性的。」如若要叫我去背這樣的包,我是肯定不會的。 
  有一次出訪到香港,見一位同行的女士背著一隻非常別緻的皮包,由衷地讚歎道:你這只包非常漂亮。她問我:「你猜猜看,這只包多少價鈿?」我脫口而出:「大概百來元錢吧。」她笑了起來,說:「要四千港幣呢!」我聽了倒是有些吃驚,這樣的包好是好看,怎麼會貴到這種地步。轉而一想:貴,總歸有它的道理在的。只要質量上乘,貴一點也值。最怕的是:樣子好看,質量經不住考驗,那就慘了! 
  我現在用的那只包,有些價格的,皮質與手感都好,外人看了也都說好的,但我覺得它不實用,沒多少東西好放。我想要的包,最好是大一些的,可以放一些書或文件或雜誌報紙之類的東西,可我手頭的這只包,只能放一隻錢夾、一隻手機、一隻商務通,最多還可以加一本小筆記本,除此而外便放不下任何東西了。 
  有戲劇效果的是:我拿著這只包時,朋友們都說我時尚起來了,講究起來了。 
  其實,時尚離我很遠,而且時尚對我來說並不實用。時尚的東西有時候會讓人覺著美,美在哪裡?美在它的不切實際和不甚實用。比方說,T形舞台上模特小姐穿的服裝看上去很美的,如若在生活中穿起來,就讓人覺得難受;又譬如前一陣子流行的唐裝很時尚了一陣,不分男女老幼,呼啦啦都穿上了唐裝,看起來似乎有些美的,但時間一長,問題出來了:不便洗滌。據說一般的燙洗店是吃不消洗的。故而沒多少時間,街頭巷尾就不大看得到人們穿唐裝了。 
  時尚,是幻美的。你要把它當作一個夢,它才會有價值。如若要把時尚當作現實生活中的一個真實場景,那麼,有時候會顯得十分尷尬。有一則笑話:說有個男士愛上一個女孩子。人家問他愛女孩子什麼?男士說:她的單眼皮非常特別,比林憶蓮的單眼皮還要好看。可女孩子覺得:自己什麼都不錯,就是一雙單眼皮太難看了,就自說自話去趕了個時尚,去做了雙眼皮手術。手術做得很成功,看上去確實比原來的單眼皮要漂亮多了。但她的男友提出要跟她分手。原因非常簡單:她把自己的美——即讓他覺得最滿意的地方給破壞了。 
  是呀,割眼皮也是一種時尚,這種時尚的流行時間還算是長的,一風行便是好多年,至今仍有人樂此不疲。與此相類似的時尚還有整容、改裝、隆胸、抽脂等等。想想都可怕,人們在追求時尚的時候,實際上是在丟棄原有的美好與本真。人們心甘情願地讓時尚把自己放逐出去,而讓所謂的時尚滲透到自己的生活中來,弄得本末倒置,本源不分。   
  時尚如風(2)   
  時尚如風,亦如夢。時尚的步子永遠匆匆太匆匆。追求時尚的人,都是一些敢於做夢的人,是一些勇敢的人,我除了敬佩還是敬佩,可我自己無法與時尚成為莫逆。 
  我願意站在時尚的邊緣看人生風景。我常在想:什麼時候,人們離時尚遠了,那麼,接近真實與平淡就近了。 
  「真實」與「平淡」是人生中最有價值的兩味藥,一味能夠降風去火;一味可以平心靜氣。 
  而時尚,是永遠入不得藥的,它只是用文火煎「真實」與「平淡」這兩味藥時,從窗口隨風而來的那一縷塵煙。 
  (2002年6月)   
  「天上街燈」串起璀璨景   
  共和國50週年的大慶,不僅是個舉國歡騰、普天同慶的大喜日子。就是對於我們小小的三口之家來說,歡慶之餘還有著一層特殊的意義。 
  記得去年國慶前夕,葉田還是一個背著書包走進課堂的高三學生,今年的9月,他已經成了一個去校住宿的大學生了。離家去大學報到的時候,我對他說,今年的國慶非同尋常,休息的日子也多,你和同學相約組織什麼有意義的活動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抽出時間,和我 
  們一起去觀燈。 
  葉田一口答應下來。 
  國慶節觀燈,是我們一家人的傳統,更是我從小就有的愛好。記得國慶10週年大慶的時候,我恰巧十歲,才是一個剛上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但是聽說南京路上有綵燈;儘管家住得離南京路很遠,我還是跟著弄堂裡上中學的幾個大孩子,去南京路上擠了一圈。呵,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流動的燈的世界,是一個漂游著的光的天地。後來,我們家搬得離南京路近了,幾乎年年國慶,我都要和同學和表兄妹們相約著,到南京路形成的那一條燈河中去來來回回地走一趟。在插隊落戶的歲月裡,思念故鄉上海的時候,常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南京路上節日之夜的燈光。葉田年幼時,我們生活在山高水遠的貓跳河畔的峽谷裡,節日的夜晚,電站上雖也有燈光,卻是極為單調且不成氣勢的。那一個節日前夕的晚上,我帶著他去省城,看到十字街頭樓房上下的綵燈,他歡樂地在我的肩頭又跳又嚷:「紅的、綠的、紅的、綠的……」看著他那綻開笑容的臉龐,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在偏遠蠻荒的深山峽谷中住得太久了,要是他見到上海南京路節日之夜的燈光,還不知歡成一個什麼模樣呢! 
  90年代,這一願望終於實現了。幾乎每一個國慶之夜,我們全家人都要走上街頭去觀燈。迸濺著斑斑異彩的燈光輝映,像是浮泛著粼粼星光的湖波,宛如春天飄飛著的亮晶晶的雨絲。一眼望去,眼角被那閃閃爍爍的燈光激動得興奮不已,只感到人整個地置身於一片明輝之中。身前,是炫人眼目的光的瀑布;順著馬路望去,是喧囂的流瀉的時緩時疾的光的河流;放眼回顧,則是動盪起伏著的光的海波。哦,這飛霞瀉彩、遍天遍地的燈光,將高低錯落、廣廈萬間的樓宇,統統映照得通體透明,恰似那掛滿珠簾繡幕的水晶世界。 
  年年走進萬家燈火的夜上海,年年觀看火樹銀花的不夜天,且隨著喧聲如潮的人流邊行邊看,我們感覺到的豈止是興奮,豈止是歡樂,而是輝煌的華燈勾勒映照出的大上海的巨變。 
  我叮囑葉田,50週年大慶之夜的燈光,一定會比我們看過的任何燈河燈海瑰麗多彩。只因在8月的試燈之夜,我已經去飽了一回眼福。 
  瞧那是掛於空中的明燈,五彩繽紛,天花亂墜。 
  看那密佈於地上的綵燈,爭奇鬥艷,光芒四射。 
  讓我們相約,在今年的國慶之夜,一起步入五光十色、星光燦爛的街頭,去感受人間銀河的美景。 
  (1999年9月)     
  第六部分   
  百年老店邵萬生(1)   
  1843年,上海開埠了,成為東海之濱重要的對外開放通商口岸。 
  四面八方的人湧入上海,使得上海很快地成為一個八方雜處、百業紛陳的大都市。 
  在各地來到上海的人中,浙江人佔了很大的比例和份額。為什麼?浙江緊挨著上海,坐上火車、搭上汽車、擠進低矮的烏篷船,熬過一兩天、兩三天就到上海了。在棲身上海的浙 
  江人中,寧波人和紹興人又佔著最大的比例,這比例至少多於杭州人、多於嘉興人。寧波的一位旅遊局長曾十分自信地對我說,我做寧波的旅遊,主攻方向就是上海。因為四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寧波人。一千六百萬上海人,祖籍寧波的有四百萬。這些寧波人和他們的親戚朋友,只要四年回一次故鄉,寧波每年就有一百萬上海客人。說完他哈哈大笑。 
  我沒有具體統計過生活在上海的寧波人和紹興人。但在小時候,幾乎每條弄堂,我們讀書的每一個班級裡,都有綽號叫「老寧波」「小紹興」的夥伴。至於平時交往中,寧波話和紹興話,更是耳熟能詳,時常往耳朵裡灌的。開玩笑的時候,模仿能力強的同學,時常會惟妙惟肖地說幾句寧波話、紹興話,逗得大夥兒捧腹大笑。 
  可以說,寧波人、紹興人是伴隨著上海的開埠進入上海灘的。他們也像其他各地的人到達上海時一樣,不僅帶來了他們的口音,他們的風俗,同時帶進來的,還有他們多姿多彩的吃的風味。 
  我想,一百五十年前,邵六缽頭就是隨著這麼一股人流,從故鄉來到上海的。 
  上海灘的田地變成了馬路,他依靠什麼才能生存呢?那個年代,上海灘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傳奇,關於洋人們和買辦們發跡的故事,在大街小巷裡傳播。邵六缽頭是個聰明人,而且有離鄉人共有的懷鄉情結。他一定還知道,像他這樣懷念故鄉、思戀故鄉風味菜餚的人不在少數。一路上來到上海,他必然碰到很多像他一樣到上海來的家鄉人。 
  於是他在虹口開辦了一家南貨店,名叫邵萬興。邵是他的姓,萬興是他的願望,希望他新開辦的店舖能興旺,能發達,能一興而起。這是清朝的咸豐二年,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還拖著辮子。也就是1852年。 
  還是我小時候,就有人告訴我,邵萬生是一家百年老店。在上海灘,以精製糟醉食品聞名。他們按照寧波、紹興的鄉土風味,自產自銷四時的糟醉食品。我一位同學,自小在山西路上長大,又是紹興人,每當大家聚在一起閒聊,說起衣食住行,他就會眉飛色舞地給我們介紹新鮮的河蝦子醬油、沈家門認姆渡黃泥螺、蝦子鯗魚、糟青魚、鰣魚、醉蟹、醉蚶、糟雞。只要他一說開,就像無軌電車開出來,剎不住車。我們一個個都要被他說得口水流出來,他也不肯罷休。還要介紹什麼宣城蜜棗、金華醬腿、北京彩蛋。我們忍不住問他,這些東西你都吃過嗎?他會連連點頭說:「怎麼沒吃過,從小就吃的。」 
  於是我就曉得,邵萬生這家百年老店,開在山西路、南京路口。多少年以後也還記得清清楚楚。上世紀80年代在貴陽工作時,有同事來上海出差,請他們帶邵萬生的黃泥螺,總還要特地叮囑:「你逛南京路時,走到山西路口,就找到這家店了。」 
  非常湊巧的是,和我在同一個知青點集體戶插隊落戶的知青小李,家住在寧波路河南路口的弄堂裡,他的父親是40至50年代的邵萬生職工。插隊落戶的歲月裡,生活清苦,經常用辣椒、豬油淘飯吃。大家更願意想像上海的美食,舉行「精神會饗」。每當這時候,小李就會如數家珍地介紹邵萬生的食品。所謂「春有醉蚶,夏有糟魚,秋有醉蟹,冬有糟雞」。除了介紹食品,順便他還會給我們講一點邵萬生的歷史。最早開在虹口的邵萬興,到了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搬到南京路上來了。只因隨著上海的百業興旺,人氣飆升,南京路愈加繁華和鼎沸,生意更好做了。這一點更加深了我對邵六缽頭這個人的印象,他不但是聰明的,還是隨機應變的。搬到南京路的邵萬興更名為邵萬生,意思是取其生生不息地往前發展。 
  春天,河網密佈的江南水鄉,新鮮的河蝦大量上市,邵萬生的前店後工場,就精製蝦子醬油。選料採用舟山裕大抽油,蘇州鄉間活河蝦剝子焙烘配製,故而一下子打開銷路,美名遠揚。上海人爭相購買味道鮮美的蝦子醬油來嘗。 
  夏天,氣候炎熱,上海的居民大多忌食油膩,邵萬生就抓住時機,趁著黃泥螺、鮮魚的市場供應量大,就糟制黃泥螺、青魚、鯉魚應市。同時還不忘寧波老人們特別青睞的「三臭」,滿足人們的需要。俗稱「三臭」的臭冬瓜、海菜梗、臭黃豆,是標準的「聞聞是臭的,吃吃是香的」傳統飲食,適時推出,亦廣受歡迎。 
  秋天,大閘蟹逐漸應市,就鹵制醉蟹。說起醉蟹,又要講起創始人邵六缽頭了。陽澄湖大閘蟹用船運進蘇州河,碼頭上的蘇州阿三就會挑著「只只活」的大閘蟹,到邵萬生來推銷。邵六缽頭在店門口放一隻籠子,一隻隻地過堂,過小的自然不要,過大的他也不要,只要三兩左右的,而且必須只只是雌蟹。「九雌十雄」啊,誰都曉得農曆九月的雌蟹似乎最為鮮美的。選出來做醉蟹,那味道怎能不美。在門口看到這一幕的行人回去之後口口相傳,邵萬生的醉蟹名聲遠播,起了活廣告的作用。   
  百年老店邵萬生(2)   
  冬天,雞鴨肥壯,蛋品也大量應市,邵萬生就大批量製作糟雞、糟鴨、糟鵝。近年來推出的糟烤鴨,在傳統的基礎上運用了電烤技術,深受顧客歡迎。邵萬生的辣油鹹蛋,也是遠近聞名,蛋黃色紅油濃,看去活似辣油。 
  故而,邵萬生的四季應市糟醉食品,被人盛讚為: 
  春意盎然上銀蚶, 
  夏日炎炎食泥螺, 
  秋風蕭瑟出醉蟹, 
  冬雲漫天品糟雞。 
  祖籍寧波、紹興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在外地工作的遊客,對邵萬生的糟醉食品也是情有獨鍾。造船大王包玉剛年年來邵萬生選購適時的黃泥螺、醉蟹,被傳為美談。連那些初次嘗到糟醉美味的食客,也會喜歡上邵萬生。他們誇道:「中華糟醉席上珍,眾口皆碑邵萬生。」 
  百年老店,歲月滄桑。 
  一百五十多年的滄桑歲月,邵萬生也不是一帆風順、乘風破浪的。 
  抗戰時期,日本人的炸彈扔到上海灘,敵偽勢力猖獗。邵萬生一度貨源斷檔,營業困難。這時有人瞄準了他這塊品牌,提出要以三萬枚「袁大頭」買「邵萬生」的招牌。當時,國難當頭,商店老闆、職工同舟共濟,寧肯自己和家屬節衣縮食,決不出賣金字招牌。 
  文化大革命中,南京路是一個大字報的海洋。我就讀的中學在外灘,每天要在南京路上來回走一趟。就連我們這些天天走過南京路的學生,也被每家商店櫥窗貼滿的大字報弄糊塗了,買帽子的走進了鞋店,買扇子的走進了筆莊。邵萬生的店堂直接面對南京路,不設玻璃櫥窗,店面也就封不住,不能把大字報貼在食品上。不過,他們的銷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那時候的邵萬生,店堂是標準的南貨店模式,色彩要深沉一些,味道要濃烈一些,購買方式和營銷方式,包括包紮、包裝技術,也要傳統一些。 
  在邵萬生一百五十年店慶之際,邵萬生已和滬上同樣享有知名度的三陽南貨店、大豐土產食品商店、川湘土產食品商店組合成邵萬生商貿合作公司,成為上海食品雜貨行業唯一保持完整公司建制、擁有較高市場份額和盈利能力的企業。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馮麗華告訴我,企業今後的發展,主要有三條:一是以知識經濟搭建新的發展平台,經營高附加值產品。二是以傳統老字號的特色商品搶佔市場制高點,如川湘發展香辣食品為主的品牌,同樣創設於清咸豐年間、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的三陽南貨店則在傳統糕點不斷創新上下功夫。三是在外延上走新路。正如邵萬生南貨店現任經理范粉小所說:要以我們的特色商品留住固定客,要以休閒旅遊食品吸引旅遊客。比如常年經銷的金華火腿,「邵萬生」深入產地,瞭解到「金華火腿在東陽,東陽火腿在上蔣」。上蔣村的火腿才是真正的好腿、精腿,邵萬生就直接從上蔣進貨,保持金華火腿的品牌優勢。 
  新的世紀,邵萬生今天的店堂已是面貌煥然一新,深沉暗淡的色彩已一掃而光,代之而呈現在南京路、山西路口上的,是明亮通透的店堂,潔淨雅致的購物環境,工場設在離店面不遠的市區,而生產工廠已設到空氣清新的城郊結合部康橋。一連串往上攀升的數字,說明了邵萬生還在創造著新的輝煌。 
  但是,超市和大賣場的不斷湧現,使得邵萬生也深感挑戰和機遇,必須以市場化的法則,參與到競爭中去,才能使百年老店真正走出一條新路。 
  作為一個始終關注著邵萬生的顧客,我衷心地祝願邵萬生在南京路上成為全市、全國、全世界都矚目的亮麗的「風景」。我願在范經理的兩句話後面,再加上兩句: 
  以立足全國的胸懷,推出各地獨特的風味食品。 
  以放眼世界的目光,弘揚烹飪之國別緻的飲食文化。 
  邵萬生的明天,定將更美好。 
  (2003年4月)   
  街頭的風景   
  非典襲來,在辦公室和書房呆了一二十天,只覺得疏遠了綠色和大地。 
  非典逐漸離去,遇到了一個明媚的雙休日,走上街頭,只見一片透明的空氣裡溢滿了清新的味兒,天剛剛在熱起來,滿街的年輕人已經是涼爽的夏日裝束了。別說多彩多姿的姑娘們幾乎是約好了一般穿出爭奇鬥艷的休閒衫了,就是平時印象裡無甚分別的牛仔褲,也都讓青年男女們穿出了個性,穿出了特點。瞧啊, 
  有大褲腿的,有窄褲管的,有挽起褲管的,有齊腳背的,迎面走來的一個小姑娘,牛仔褲上縫著幾片醒目的葉子,還有一對女孩,乾脆把牛仔褲膝蓋以下剪去,作為中褲穿。那一個更絕,不但把褲管剪短了還開了衩。式樣真是多種多樣,配上紅色的、橙色的、黑色的、條紋的、雪青色的;花色的一字領、無袖衫、T恤、吊帶衫、小褂……熱鬧的十字街口,整個兒是一道道令人眼花繚亂的風景。陽光熱烈但不刺眼,風兒輕拂送來陣陣音樂,正在過馬路的那個姑娘露出瘦瘦的肩,身旁走過去的露出的是後背,嗨,剛過去一位露出上半截背的,又迎面過來一位穿著露臍裝的。每個人都是走得悠閒自在,每個人都顯得輕鬆休閒。沒有人大驚小怪,更沒有人會傻乎乎地盯住一個姑娘看。 
  一路散步過去的我,欣賞著這流動的變幻的都市裡司空見慣的風景,不知怎麼的,就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久遠的往事和不很久遠的往事。 
  四十多年前的上世紀60年代,復興路上走著三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她們穿著花色醒目的短衫,一個穿了件圓領衫,一個穿著一字領,還有一位胸前的雞心領,開衩開得低了點,外加上她們的髮式燙得較為時髦,一個剪著齊耳短髮,一個披著大波浪,還有一個把所有的頭髮紮起來,挽在頭頂上,顯出幾分別緻和風趣。誰知她們剛走過上海電影院門口就遭到一幫人的圍觀,三個姑娘害怕了,放快了腳步疾疾離去,哪曉得跟隨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不知哪個人先叫了一聲:「女阿飛!」緊接著,一聲聲女阿飛直追三個姑娘,嚇得她們臉變了色,撒腿跑起來。可追著她們的大人小孩,仍不罷休,歡叫一聲也放快腳步奔上來把她們團團圍住。直到馬路上的警察聞訊趕來,把三個姑娘領進派出所,風波才漸漸平息。 
  二十多年前的1979年,丹麥的文化代表團到上海來,舉行安徒生作品展。上海作協給了我這個來自貴州的年輕作者一張請柬,讓我參加國際飯店的開幕酒會,酒會間隙,站在國際飯店十四樓孔雀廳的窗口,我俯身朝著南京路上眺望。南京路上湧動著潮水一般的人流,絡繹不絕。我定睛瞅了一陣,陡地發現,這股不息的湧動著的人流,全是以上青和鐵灰為主的深顏色。鐵灰色是風行全國的滌卡,上青色是正流行的呢子中山裝。人流中也有幾個穿著過時的軍裝的,穿著其他色彩服裝的女同志,全都淹沒在這一大股深色的服裝組成的河流裡。 
  可能我是第一次登上國際飯店的十四層樓,可能是這一眼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幅畫面久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上海街頭的風景,已經完全變了。變得連我也要時時驚歎感慨了。 
  哦,街頭的風景,展示的何止僅僅是時尚,對於我來說她展示的還是時代的變遷和風情俚俗的演變。 
  (2003年7月)   
  春天的新茶   
  春天隨著春風的輕拂,春雨的飄灑,親朋好友的禮尚往來之時,少不了的一道風景,是奉上春日裡的新茶。 
  過去上海人喝得最多的新茶,是西湖的龍井和太湖的碧螺春。喝得多了還有講究,說龍井只是統稱,細分起來則有浙江龍井、西湖龍井,還有梅家塢龍井。當然,最高級、最上品的,是梅家塢龍井,其次是西湖畔的、杭州的、浙江的。 
  碧螺春茶也同樣,最好的碧螺春,望去是毛茸茸的一片白,那樣要茶農用去三個早工,採摘六萬個以上的茶尖,才能得到一斤茶葉。 
  曾幾何時,這些老的名茶喝不到了。茶罐上標的明明是碧螺春和龍井,喝過以後,說這不是真的,真的很難尋覓。六萬個以上的茶尖製成的一斤碧螺春,賣到好幾千元一斤,沒人買得起。而龍井,則大多數變成假的了。說是那些販茶人,從內地購來嫩茶,打上龍井標牌,賣高價。就是真的龍井,也被人測出什麼物質超標,報紙上一登,很多人不敢喝了。我插隊落戶的山鄉也產茶,農民告訴我,這些山裡的茶,年年都給賣到浙江去,標上龍井的品牌出售給你們上海人。我黯然。心裡說,怪不得在杯子裡泡過一夜的茶,都成深褐色,原來不是真龍井。 
  但是且別急,老名茶喝不著了,新的名茶推出來了。 
  不是說龍井假的多嘛,浙江開化縣推出了龍頂茶。龍頂就是產在山巔上雲霧中的,沒有污染,清香撲鼻。第一年推到上海市場,還是紙盒裝的,隨著品牌意識的增強,罐裝的,密封的一年比一年設計得漂亮,茶葉質量也越來越上品。現在很多上海茶客碰到一起,就會說,我們不喝龍井喝龍頂。 
  同樣也是浙江,不過是在湖州的安吉,近幾年裡精心推出一種茶苑奇葩,叫「白茶」。只因這茶在春天冒出的茶芽,呈綠脈白葉,捎帶些淡黃,故簡稱白茶。前些年,去莫干山小住,我也曾喝過白茶,觀賞過它的葉子,沒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近年來,經過茶農改進加工技術,白茶泡來,滋味鮮爽,還帶有一股特殊的芳香,一年喝出了滋味,來年春天一到,就會思念那股難得的茶香哩。 
  我插隊落戶山鄉的「柳勻毛尖」,原本就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只因茶味濃郁,苦澀勁大,沖泡一杯,往往可以續十來次開水茶味也不淡,上海人覺得它苦,喝不慣。這幾年裡,貴州山裡的茶農也與時俱進地改變了加工方式,使得它茶味濃郁,茶香經久,淡雅清甜,並作了精心包裝,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在國內市場頓時大受歡迎。 
  江蘇溧陽天目湖畔,山青水秀的茶坡上,近年來推出一道新茶名「碧波翠柏」,聽到茶名,就令人想到波光瀲灩的湖光山色,乍一上市,就被人稱作「茶中極品,非同一般」。 
  春天的新茶,春天的新品種,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開水泡來,茶色清澄,茶香四溢,茶葉漂浮如有靈性,茶湯碧嫩,令人心嚮往之。 
  青春歲月裡,我在茶山裡種過茶。我愛茶鄉碧綠的山野,我更愛春天裡的新茶。 
  願春天的新茶樹立新的品牌,願春天的新茶茶香四溢。 
  (2003年5月)   
  上海人的「軋鬧猛」精神   
  上海在我的眼前已經變化了五十多年。 
  前三十年她變化得比較緩慢,比較遲滯,特別是在市政建設上,在我們天天行走的馬路上。 
  後二十年的上海變化得快起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上海的變化更令人欣喜異常,眼花 
  繚亂。我的一位俄羅斯朋友,聖彼得堡的漢學家羅季奧洛夫先生,1994年在復旦大學學習,自認為對上海是相當熟悉的。今年又來上海,他對我說:我已經不認識上海了,她太美了,她變化得太快了。 
  五十年來上海也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上海人喜歡軋鬧猛的風氣。喜歡熱鬧,喜歡去人多的地方,可以說是很多中國人的追求。但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像上海這樣為「軋鬧猛」提供一個舞台,經久不衰的舞台。在中國所有的大中城市,幾乎都有一處或幾處公眾的娛樂和休憩場所。沒有一個場所能像上海的大世界那樣著名。在我小時候,外省市或是農村裡有親戚朋友到上海來做客,家裡人、鄰居們、弄堂裡的熟人們見了,都會問一聲:大世界去白相過GAFD2?去過,那很好。沒有去過,哎呀,你怎麼連大世界還沒去?快去啊!好玩得很。大世界裡有什麼,有哈哈鏡,有各種各樣的劇種演出的戲,錫劇、甬劇、滬劇、評彈、京戲、昆劇、越劇……二角五分一張票,可以看這麼多的戲,你還不去?其實細想想,安心坐下來,你只能看一齣戲。要是每個劇種都看,那你什麼都看不成。 
  什麼也看不成也沒關係。關鍵是鬧猛、是人多、是既能吃零食,又能嘗點心,還能看耍雜技。玩了一天回來,人人都稱心滿意。 
  現在的大世界已經成了昨日黃花。但是上海人愛軋鬧猛的風氣,勢頭一點也沒減弱。第一八百伴在浦東開張的那天,顧客們蜂擁而至,人多得連自動電梯也開不動了。後來有人說,在去的人中,三分之二都不是去買東西的,他們是去軋鬧猛的。去了回來後,逢人便說:第一八百伴我去過了,你去過嗎? 
  豈止是第一八百伴,地鐵,過江隧道,世紀公園,金茂大廈,中央綠地,凡是有新景觀,有新花樣,新氣象,新展覽,上海人都會蜂擁而至,所以新天地建成後各種各樣人士有各種各樣評介,但不要愁沒有人去。大劇院的票子賣到八百元、一千元一張,不要愁票子賣不出去。 
  喜歡軋鬧猛,到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來是圖新鮮、看稀奇。其實內心深處,蘊含著上海人迫切希望開闊眼界、開拓視野的心理。 
  到處看新東西,追求新玩藝,究竟有什麼好處。況且看到的東西和玩藝,大多數和你的專業、和你的本職工作並不相干。其實不然,俗話說,見多識廣。見得多了識得廣了,就知道我們自己哪些方面還有差距,還需要迎頭趕上。 
  上海要發展經濟,要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要培育新的城市精神,要提高廣大市民的文明素質。其實最大的文明就是創新,在創新求變中完成新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在求變創新中全面提高上海人的素質。 
  80年代時,紐約人說要永遠搶在上海前面十年,東京人說要使上海始終落後日本十五年,目的就是要賺上海人的錢,賺中國人的錢。把上海和中國作為他們最大的取之不盡的市場。 
  對不起,上海人不但要迎頭趕上,和紐約與東京並駕齊驅。還要超過他們。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上海精神。 
  (1999年5月)   
  愛神花園的白玉蘭   
  愛神花園是我們作家協會的別稱。 
  有朋友從我的第二故鄉貴州來,走進我們的愛神花園,看見我,說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你辦公的地方真好,像個花園。 
  我就說:這兒本來就是愛神花園。 
  去年,西部十二個省份的名作家看東部,走進我們的作家協會,陝西的陳忠實對我說:「你生活在天堂裡。」重慶的黃濟人也對我說:「這個花園有味道。」貴州的李發模則對我說:「老兄,你回上海回得對。」其實當年我調回上海時,他是不贊成的。他對我說:你一定要走,我就要罵哩!現在他不罵了,反說我走得對。 
  這都是因為愛神花園的魅力。 
  我喜歡愛神花園裡春、夏、秋三季茂茂盛盛的爬壁籐。年年開春以後,爬滿牆壁的綠葉把一個個窗戶和一條條陽台欄杆包圍起來。回上海第八年的春天,我站在辦公室外的小陽台上,照了一張相。這個小陽台也很有講究,英國來的作家對我說:「羅密歐熱戀中的朱麗葉,就站在這樣一個離地面不高的小陽台上,和情人相對垂淚傾訴衷腸。」 
  照片上,小陽台沐浴著明媚的陽光,被包圍在爬壁籐織成的濃綠中,我也佇立在一大片綠葉之中。看到這張照片的人問我:「你的目光在望著什麼?」 
  我說:「我正眺望著花園裡的愛神。」 
  愛神是一座石雕。春夏之際的陽光下,愛神石雕亭亭玉立地站在小池塘的中央。池塘裡的水是清碧的,有魚。四個小天使,懷抱著四條小金魚。有中外作家來訪時,我們打開水龍頭,四條小金魚就會伴著四周的噴泉,嘩嘩嘩地噴灑著雪白的水花,銀亮亮的萬千水珠簇擁著雙手高高舉過頭頂的愛神。愛神沐浴著陽光、雨露,怡然地瞅著樹梢,眺望著藍天,顯得格外地自在和瀟灑。 
  哦,她的目光還有些神秘,七十多年的歲月裡,她都看見愛神花園裡發生了些什麼呀? 
  三十七年前的1966年,我還是一名中學生,憑一張學生證,可以走進作家協會靜靜的庭院裡來看大字報。那時我和幾個同學,都沒見到愛神石雕,只看到魯迅先生的銅像,在花園一側的角落裡,不過腦殼頂上也被打破了。好多年以後,我才聽說,愛神石雕被花園裡的花師傅埋在地底下,藏起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直到作家協會重新恢復,愛神石雕才重新出現在花園裡。 
  愛神花園裡原來還有幾棵櫻花,那是日本作家送的。每年的4月下旬起,幾棵櫻花樹就次第開了,花兒開得盛,繁艷艷的,把愛神花園裡的風景都奪了過去。不過櫻花開得時間短暫,一場春雨過去,花瓣兒全被吹落了。後來櫻花樹樁裡爬滿了螞蟻,出了蟲子,只好割愛了。我一直感覺有些可惜。 
  不過,今年的愛神花園,出現了一道令人矚目的景觀,庭院東北和庭院西南面的兩棵玉蘭樹,正怒放著繽紛的白玉蘭。一朵又一朵,一批又一批,常開不敗,常放不謝。我寫著這篇短文時,窗外的白玉蘭,還送來陣陣馥郁的香氣,還像一群騰空而起的白鴿般,迸然開放著。 
  五·一以前,我就發現這兩株玉蘭樹開花了。心裡說,過了五天長假,再來上班,花就謝了罷。開在假期裡,沒幾個人欣賞,可惜了。 
  過了五·一,一走進愛神花園,奇了,兩棵樹上,油綠的玉蘭葉叢間,一朵朵盛開的白玉蘭,正開得旺呢!盛開的玉蘭花瓣,張開了十來片潔白的花瓣兒,足足有一隻海碗那麼大。嬌羞的半開半閉的花瓣兒,正在露出它的臉來,常讓人想起含羞帶嬌的少女。花瓣兒裹得緊緊的蓓蕾,總讓人想到明天,想到希望,想到要不了多久,當它的花瓣兒悄然張開的時候,怒放在前頭的花兒,已經凋謝零落了。 
  每天上班步上樓梯,我要站在樓窗邊,對美不勝收的玉蘭花端詳幾眼;午間休息時,我會站在陽台上,久久地瞅著越開越盛的玉蘭花,留神著它和昨天的變化;黃昏下班時,我仍然看了這一株的玉蘭花,又去看那一株的玉蘭花,比一比哪棵樹上的花兒開得多,哪棵樹上的花瓣兒更誘人,哪棵樹梢頭的花香更幽雅。 
  一晃,五·一過後又是四十多天了。愛神花園裡的白玉蘭,仍在盛開著。我請教了園藝師,園藝師說,白玉蘭的花期過去了,愛神花園裡的玉蘭花仍開得這麼盛,是一件奇事。你要我解釋,我只能說,你們作家協會的風水好罷。 
  我笑了,望著愛神花園的白玉蘭,我不由在心裡吟哦了一句:願春天,在愛神花園長駐。 
  (2003年6月)     
  第七部分   
  水鄉朱家角(1)   
  (一) 
  朱家角水鄉的印象,還是在童年時代就留下的。那時候到朱家角,出了徐家匯不遠,記憶裡就都是農田了。和別處農田不同的是,滿目裡綠色的莊稼之外,農田和農田之間,縱橫交錯地躺著一條一條大大小小的河流港汊。這情景,離青浦越近,越是普遍。於是我就在作文裡寫下,「青浦朱家角,河網密佈,鳥語花香。」河網密佈是真實的體會,鳥語花香則是 
  我的願望,只因為到了青浦朱家角的老街上,聞到的儘是魚香味。古樸的老店裡,幾乎家家都有時令鮮魚烹調出售。而我自小厭魚,心裡就不由忖度:怎麼儘是魚,沒花香鳥語啊? 
  再次到朱家角,則是在插隊落戶的歲月裡,那時我回上海改稿,趁著稿子送交編審的空閒,由電影廠編輯一同來到水鄉。我的小說稿子寫的是貧困的西南山鄉,編輯讀了,說我在偏僻的窮地方呆得太久了,寫出的東西不足以反映中國的現代農村,得補充一點「生活」,並且聯繫了水鄉的養殖場,和我一起下去。這一回我算是真正地看到水鄉的風貌了。養殖場裡,一個一個波平如鏡的魚塘,塘坎上這裡那裡架著漁網。時有漣漪輕輕隨波撥散。有一天我順著窄窄的田埂,一直走到魚塘的盡頭。呵,偌大的一個水天一色的湖泊,撲面而來地鋪展在我的眼前,正是多雨時節,水面掠一層若有似無的水汽,漂浮著,悠蕩著,勻勻的,淡淡的,一直伸展到遠方,和灰濛濛的天際連接在一起。近岸邊一葉漁舟,慢慢剪破綠綢一般的湖面。 
  我明白,這就是當地人稱作「甜水湖」的澱山湖了,足足有十一個西湖那麼大哩! 
  也許是幾天裡生活在魚塘,看夠了一小塊一小塊的水面,我貪婪地瞅著碧波蕩漾、遼闊無邊的澱山湖,久久地佇立在湖邊,感受那浩淼的湖水,隨輕浪拍擊擴散到極遠極遠的澱山腳下。 
  從那以後,說起朱家角,我就把它和澱山湖聯繫在一起。九十年代回歸上海以來,只要有機會,我總是要去朱家角的古鎮上走一走,去澱山湖邊看一看。 
  (二) 
  不過朱家角沒有小吃總匯。 
  只是我心目中覺得這個好地方應該有一個小吃總匯。 
  令我產生這一突發奇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江蘇溧陽有個天目湖。幾年前我去溧陽參加和讀者的見面活動,主辦者拉我到了天目湖畔,一定要我嘗嘗天目湖的沙河大魚頭。我自小厭魚,興趣不大。但是盛情難卻,勉強坐下來品嚐。誰知那魚頭無一絲兒腥味,魚湯更是美味無比,嘗後讓人經久難忘。那時我奇怪,這麼好的沙河佳餚,為何不打到南京或是上海去。從前年開始,沙河魚頭打進上海,漸漸贏得一點名聲。今年夏天,江蘇省文聯舉辦研討會,地點就在天目湖畔。他們讓我去講課。一到那裡,天目湖畔的變化之大,令我大吃一驚。只見原來冷清的湖邊,現在沿著翠綠的山坡建起了一片賓館、別墅和度假村,還有插滿了各色彩旗的娛樂設施。即使到了夜間,臨湖的舞台上還有人在那裡表演。喧嘈的聲浪,歡樂的歌唱,絡繹不絕的人流,都告訴我,這裡近年來發展成了一個旅遊名勝景點。 
  主人介紹說,還是天目湖這塊地方,我們靠著沙河魚頭這道名菜,一下子把當地的旅遊抓起來了,現在這裡的客房,一到週末都是滿的。 
  我聯想到了朱家角。回上海十年來,往朱家角不知跑了多少次,眼見得朱家角的旅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也在發展起來。老街更古樸了,市河兩岸的街道更潔淨了,課植園、放生橋,還有遠遠近近的太陽島、大觀園,組成了很有特色的一項旅遊項目。近年落成的陳雲故居紀念館和練塘古鎮,更添上了絢麗的一筆。但是我想,朱家角還應該有一個小吃總匯。 
  正因為去的次數多了,在朱家角品嚐小吃的次數也隨之增加了。老街上的扎肉,用水田的稻草扎來蒸食,清香撲鼻。老街上的粽子,糯香味醇,別有風味。還有老街上滿條巷子裡飄香的熏青豆,咀嚼良久,回味悠長。巷街上的一亨麵館,供應的各種麵條,更是讓人食後覺得別處無法嘗到。特別是彈性十足、清鮮湯濃的鱔糊面,令人叫絕。一亨麵館的鋪名,也起得可逗人一笑,說是你人走進去,就變成了大亨。小餛飩和鮮肉小籠包子,在江浙一帶算不上特色小吃,但是朱家角有一家小餛飩,皮子薄如蝶翼,潔白晶亮。小籠包子彷彿透明的一般,味兒也十分地道,真正的價廉物美。還有形如核桃幾可亂真的核桃酥,還有紅豆糕,還有莧菜塌餅,樣樣來自民間,樣樣獨具水鄉古鎮特色,樣樣經過提煉,全是小吃中的精品。 
  於是我便想到了小吃總匯。在我原先生活的貴陽,也有些頗具特色的小吃:豆腐圓子、「戀愛豆腐果」、腸旺面、羊雜碎、娃兒糕、花江狗肉、破酥包、羊肉粉……貴州省各地的名小吃,會聚到貴陽,開了一家小吃總匯,生意興隆,人聲鼎沸,廣受歡迎。同樣的小吃總匯,在成都,在秦淮都有。 
  朱家角也會有一家。只是粽子要像城隍廟徐波廊一樣縮小,麵條得用小碗來裝,熏青豆只要一小碟就行了,扎肉也要切得小巧誘人……讓每一個旅遊者,花不多的錢,在坐進小吃總匯之後,能嘗到朱家角大部分的名小吃,並留下美好的記憶。   
  水鄉朱家角(2)   
  (2001年8月)   
  七寶茅台   
  中年以上的上海人都曉得七寶大曲。 
  七寶大曲賣得最好的年頭,上海大小商店裡都能見到這種酒。還在我不會喝酒的時候,我就曉得七寶大曲了,比曉得七寶鎮更早。我知道七寶大曲是烈性酒,喝起來酒味很沖,酒性很大。第一次喝七寶大曲,是在我的青春時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風暴刮得最凶那一年。 
  弄堂裡幾個青工,幾個當逍遙派的大中學生,乘涼乘得晚了,肚皮都有點餓,先是有人提議吃點心,後來有人說,吃點心不如喝酒。時近半夜,喝酒需要下酒菜,熟食店都已關門了,到哪裡去買酒菜?一位朋友說,把錢湊出來,買的任務交給我。 
  他去推自行車出來的時候,眾人把錢湊出來了,一元兩元,三角五角,湊了五六元錢。 
  這位朋友果然能幹,去了沒多久,酒菜全買來了,菜是花生米、開花蠶豆、炒黃豆和一包蘭花豆腐乾,全是乾貨,卻也能算下酒菜。酒呢,就是一瓶七寶大曲,酒精度甚高的,瓶蓋頭打開,一股濃烈的酒氣瀰漫在空氣中。人人都說這酒太凶了,喝下去肚皮裡會燒起來,不敢多喝。但酒已經買來了,每人多少得喝一點,二塊六一瓶,在當時那個年頭,是很貴的。我也喝了一小盅,酒味很重,直衝喉嚨,辣得我連忙嚼了一塊豆腐乾。酒下了肚,肚皮裡頓時熱烘烘的,在盛夏的夜晚,渾身上下直覺得熱。有幾位膽小的,見我們幾個先喝的都說酒太凶,不敢喝了,只勉強用筷子頭蘸一點,也算嘗過了。 
  正是這一番經歷,讓我永遠記住了七寶大曲。後來我去了貴州,後來我又從貴州返回上海。貴州馳名中外的茅台酒,出在我插隊落戶的黔北高原茅台峽谷。從那裡回上海的時候,我突發奇想,把茅台酒的釀製方法和七寶大曲結合起來,給上海創造一種名酒,就叫七寶茅台。茅台多麼出名,前面再加上七種寶貝,這個酒名該多有魅力。看到的人都想買來喝。 
  但是我一打聽,說七寶大曲沒有了,酒廠已經停止產酒了。 
  我的七寶茅台夢破滅了,我非常失望,碰到七寶人我就問:七寶大曲為什麼沒有了? 
  近幾年七寶古鎮重新修繕,老街上恢復了古色古香的風情,我去過幾次,發現鎮上產一種小瓶的酒,我當時迫不及待喝了一小盅。一起喝的文人有的說味道不錯,有的說酒味尚差,我當時只顧高興,連聲說好,我說好的意思是講,這種名叫七寶老酒的酒,終於又面市了!我又可以做一做七寶茅台的夢了。 
  七寶老酒的質量可以提高,首先得有一股好水,還得有好的窖泥,老窖泥更主要的是引進酒師,好的酒師,茅台酒廠的酒師。我們樣樣東西都可以從海外引進,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引進國內最好的酒師。 
  有了這幾樣基礎,再加上七寶原有的釀酒技術,七寶茅台還是會有希望的。 
  七寶茅台,七寶茅台,願我的夢境成為現實。 
  (2002年5月)   
  形態萬千看彩雲   
  從年輕的時候第一次坐飛機,我就喜歡透過機窗眺望高空中的雲彩。 
  經常,那雲彩是潔白的,像無數堆疊成山巒的棉絮。那棉絮白得像雪,白得像漫坡散放著的羊群,有時候太陽光穿透了雲層,萬丈光芒的感覺就那麼形象地出現在眼前。飛機在航行,風在吹,時常會把雲彩吹散成變幻莫測的形態。一會兒雲層在翻捲,一會兒浮雲在飄動,一會兒白得耀眼的雲層裡透出了橘黃色,一會兒彩雲鑲上了金邊。 
  天氣不好的時候,飛機穿行在雲層裡。這時候的雲彩呈現稠稠的米湯色,肉眼看不遠,只覺得一團團、一簇簇、一堆堆的濃雲在向你撲來,感覺到有些駭人,感覺到飛機彷彿也飛得慢了。 
  而當飛機奮力地穿過濃重的雲層,躍上一個新的高度,人有一種再次騰空而起的感覺。這時候,漫漫長空彷彿都在飛機的下面,空中一碧如洗,尤似白綢般閃著光,天邊是恬靜的淺藍,純淨得令人想起無邊的大草原,想起波光粼粼的大海洋。 
  離開西雅圖回國的時候,我在飛機上看見過美加邊界雪峰上空的白雲;在祖國的大西北航行時,我見到過祁連山巒的雪峰雲;飛往俄羅斯訪問時,我凝視著西伯利亞上空的厚實的雲層驚歎;在雲南上空飛行時,我時常能看見一朵又一朵浮在藍天上的輕雲,迎面向飛機拂來,我看著飛機在輕雲中飛過,我感覺到浮雲伴著飛機在飄浮,我還能透過柔絲般的雲朵,看見雲貴高原綠色的崗巒。哦,高雲中的雲彩,有時候面紗般籠罩著一座座山峰;有時候又是玫瑰色的晚霞,令人產生無盡的遐思。 
  但也有幾次,雲彩向我露出猙獰的面目。一片火燒雲過去,飛機前方出現了一片烏雲。明明是白天,可是光線明顯地晦暗下來。坐在前排的靠窗位置,能清楚地感覺到飛機在繞開烏雲飛行。那片厚重的烏雲體積是那麼龐大,飛得越近,雲層越黑。陡地,一道閃電劈開烏雲,像一把長劍般灼眼地掠過,繼而又在瞬息間消失了。烏雲張牙舞爪一般,向著四面八方瀰漫開去,這時候,機身上往往還能聽到沙沙的雨點聲。這是在提醒乘客們,航行途中遇上了狂風暴雨。而我們最先看到的,卻是烏雲的駭人面貌。 
  飛機遠離雨雲時,憑窗遠眺,還能看到那一團團一簇簇濃黑的烏雲,和不時騰躍橫掠的閃電。每當這時候,我往往會由衷地感慨著,神威無限的大自然,創造著一切,時不時也會以它的災難,瞬息之際毀滅一切。 
  (2003年8月)   
  放棹西湖月滿衣   
  讀到「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詩句時,我還沒有到過杭州,更沒有游過西湖。但在我的夢中,始終有「西子」湖的倩影,那湖邊的柳,湖中的船,船中的歡聲笑語和絲竹笙簫,都成了我消解不去的一個心結。 
  自古以來,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美稱,這話絕不虛妄。古代的西湖是美的,大量留下來的記錄西湖的詩文詞章,不光光說明西湖是美的,還有人們對西湖的眷戀和依賴 
  以及它在人們心目中的不可替代。 
  天下西湖三十六,最好的最愛的卻是杭州的西湖!元初,馬可·波羅到了杭州,他遊歷過世界各地的許多名城,但他認為杭州是最繁華美麗的城市。在他之前,就有柳永的《望海潮》詞風行大江南北:「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光是讀這首詞的上闋,就夠令人嚮往的了。難怪金國的國主亮聽說西湖有這麼美,便想「立馬吳山第一峰」了。據載:「初,亮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密寫臨安之山湖以歸,亮令圖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有南窺之意,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皆錢塘景物,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如果西湖不美,金主何以會千里迢迢要南征呢? 
  我對於西湖的嚮往,實在沒有多少私意,無非是想聞聞秋桂之香,賞賞夏荷之艷。有一陣子,聽說雷峰塔始終沒有修復起來,心裡頗有些悵然,南屏晚鐘乃西湖著名的一景,少了南屏晚鐘這一洗滌塵俗,剪空而來的清音,到底少了不少意趣。近聞雷峰塔業已修復竣工,又可聞聽到消杳了好久好久的「南屏晚鐘」了,甚慰。又從媒體上得知,杭州要建錢江新城,還要造地鐵什麼的,當然,這還不是我最感興趣的,我感興趣的是聽說杭州的南山路一線將辟成免費公園。這一線路我是熟悉的,浙江省作家協會辦公地址早先就在那一條線上,原來有老年公園、柳浪聞鶯、兒童公園、長橋公園等處,沿著西湖,長長的一段,如果將它們連成一片,闢為公園,倒不失為大手筆呀!那時候的西湖不知要羨煞多少中外遊人呢! 
  我總是對那一次的「秋夜泛西湖」念念不忘。那一天,我們應邀去杭州,晚上有一個夜遊西湖的安排。我倒是從未在晚上游過西湖,這一次倒遂了心願了。傍晚,月上柳梢頭。我們到了岳墳附近西湖邊,一艘仿南宋的畫舫泊在那裡,微微地在水中晃動著,看過去像一幅畫。畫船精緻,像是畫出來一般,讓人不忍心踏上去,怕踏壞了它。晚飯就在畫舫裡吃的,畫舫就在不知不覺間游動了起來,這種「動」是人感覺不到的。已經遊走了一些距離了,尚不知畫舫已經在開了。飽腹之後,坐在舫頭,憑欄臨風,滿眼是迷人的夜景,一邊是湖濱路一帶的霓虹變幻閃爍之景,另一邊是蘇堤六橋之上的幽幽綵燈一燦一燦地點綴於桃柳之間,看上去恍恍惚惚的,不甚真實。所有的燈光映在湖中,隨著湖水的波動,碎碎地醉醉地蕩漾著,人的那顆心也一起晃起來,再向身後看去,寶石山上的保俶塔也閃爍著燈光向我們致意。白堤上的桃柳之間,氤氤氳氳的霧成一片,人行其上,疑在天庭。到了三潭印月附近,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湖中有了許多的月,交相輝映,月醉如銀,霎那間,人就像到了月宮一樣,潔白如洗了。隱約之間,似乎還能聽到吳剛的斫桂聲,嫦娥的勸酒聲。「三潭印月」如不是親眼所見,誰會知道有這個妙處呢。因了船的浮動,眼睛所及之處,都是虛虛幻幻的,不久,人的思緒便也晃起來,浮起來,也不知身在何處了,就是夢中也沒有這樣的好景致。我希望這樣的夜遊活動多持續一些時間,但不知怎麼的,在畫舫中過了兩個小時,似乎才過去了二十分鐘。結束夜遊回到賓館躺在床上之後,我的心仍在畫舫中恍著,西湖的夜景仍在心中瀰漫著、絢麗著,拂之不去。才知道明代董斯張的《夜泛西湖》這首詩寫得一點也不誇張:放棹西湖月滿衣,千山暈碧秋煙微。二更水鳥不知宿,還向望湖亭上飛。 
  每次到杭州,路過西湖時,總在想:能生活在西湖邊該是多麼幸福!許多湖都位於城外或城郊,惟獨西湖就在城中。倚湖而居,要多詩意就有多詩意! 
  西湖的過去是美的,西湖的現在是美的,西湖的將來也會美的。我一直有一個念想:那就是在西湖邊上悠閒地生活著,哪怕就那麼一段日子也好!晨晨昏昏,日日夜夜,能在西湖的懷抱中休憩那顆日漸疲乏了的心,夫復何求! 
  (2002年10月)   
  金秋的雷峰夕照   
  四十歲以前,我從未去過杭州。青少年時期是因為沒有條件;長大了遠在雲貴高原插隊落戶,難得回一次上海,有親戚朋友相約去杭州玩,但我珍惜短暫的探親時間,從沒有去過。 
  不過這一點也沒影響我知道西湖、知道雷峰塔,儘管雷峰塔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四十歲以後,我回到上海居住。年年有機會去杭州,竟然對西湖有了一股迷戀之情。彷彿那醉人的湖光山色,是我的一位「情人」,不去會一會她,不在春光秋色裡泛舟湖上一番,心裡癢癢的,總像欠了她什麼一般。 
  年年去杭州,年年在湖畔散步,年年在讚歎西湖之畔的景物時,都要談到雷峰塔,說起西湖三塔只剩了六和塔、保俶塔,唯獨不見了雷峰塔,實是可惜。說起1924年9月25日下午,雷峰塔忽然傾圮,引得以魯迅為首的一批「五四」文化人陣陣歡呼。他們是把雷峰塔視為壓迫人的法海和尚的象徵,封建惡勢力的象徵的。以至我還特地去看了一趟雷峰塔的遺址,只見一片破磚荒草,很難想像昔日雷峰塔的雄姿的。 
  今年裡,我是第四次去杭州了,一次是在早春時節,一次是在非典剛過的6月中旬,第三次則是在盛夏7月。第四次去,我一點也不嫌多。正是金秋10月,典型的小陽春時節,秋陽明麗,徜徉於新辟的南山路上,和風輕拂,遊人的臉上都有著自在的神情,湖面上瀰散著淡淡的霧嵐,使得西湖的景致更帶了幾分委婉秀麗。波光漣灩的湖面上,有遊船在陽光下悠然來回。西斜的太陽移到南山頂上了,給偌大的西湖撒下了一片碎銀般的光芒,有點爍人的眼。 
  我抬頭望去,雷峰塔那麼清晰地映入我的眼簾。初夏來的那一次,我已和妻兒上過新落成的雷峰塔,這回來,不想登塔了,只想遠遠地瞅一眼。不料這一看,感覺卻比登臨塔樓還要好。我陡地想起了四個字:「雷峰夕照」。在西湖十景中,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花港觀魚、斷橋殘雪、蘇堤春曉、南屏晚鐘、柳浪聞鶯、曲院風荷、虎跑問泉,我不唯獨無緣一見雷峰夕照的傳統美景嘛!我預感到今日將有幸一睹金秋裡的雷峰夕照,不由欣欣然走進了湖畔新辟的聞鶯閣茶室。 
  時近黃昏,南山路上的遊客已漸少漸稀,原先的歡聲笑語,也為燈光樹影裡對對情侶的喁喁細語取代。茶室裡只剩不多的幾位茶客,我們選取了一個最佳的座位,坐在廊亭裡,眺望著湖光山色,頓覺心曠神怡,美不勝收。南山的山巒在夕照之下,如同畫筆幾抹淡淡的勾勒。挨近南山西巔的夕照,已成了柔和的橘紅色,渾圓渾圓的,分外悅目地映襯著雷峰塔的金頂。短短的幾分鐘時間裡,落日漸漸地害羞般地隱入南山的懷抱,那返照卻仍不甘示弱地射入雲層,雲空之中,縷縷彩霞映著蕩漾的湖光。頓時,塔影、波光、晚霞、夕陽組成一幅艷麗媚秀的畫卷。剎那間,夕照隱入山後;也幾乎是在同時,燈光勾勒出的雷峰塔又映入我的眼簾。南山腳下,湖畔的亭台樓閣,也一一忽閃忽閃亮了起來。 
  金秋的雷峰夕照,為西湖璀璨的夜景取代了。哦,此時此刻,我才恍然頓悟,為什麼世人給雷峰塔編織了那麼多美麗的傳說,為什麼雷峰塔的倒掉和修復,會引來那麼多人的關注。 
  (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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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分   
  寧波的水   
  我們是在雨天裡出發去寧波的,這是不是預示著,從一開頭,我就要寫一篇《》。 
  在車上,望著車窗外的滂沱大雨,我說真是不巧,我第一次到寧波,天氣就不好。同行的上海人都露出不相信的表情,有的還說:「怎麼可能……」 
  是啊,他們中間到寧波次數最少的,也有兩次了。我想告訴他們,我有整整二十一年生活在西南山鄉,偶有回上海的機會,老家都呆不夠,哪還有閒心遊歷上海附近的地方。但是瞅瞅周圍人的臉色,我把到嘴邊的話嚥了回去。我解釋什麼呢?上海和寧波的關係太密切了,密切得幾乎難以區別。可以說,凡是上海的單位,大至一個工廠、一所學校,小至一個車間、一個班級、一個處室,甚至一個小小的精簡後的機關,都會有寧波人。別的地方可以不去,寧波卻是早就去過的。 
  我活了五十歲,第一次到寧波,並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不過初到寧波,也有初識寧波的新鮮之處。同行的上海作家、杭州作家,都用過來人的口吻熟悉地給我們介紹著寧波,寧波的菜餚、寧波的服裝、寧波的古跡、寧波的文化、寧波的海港……我細瞧他們的表情,對曾經見過的一切,他們情不自禁有一種熟視無睹的神色。而我,則帶著一雙充滿興趣的目光,饒有滋味地觀賞著寧波的一切。幾天時間裡,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寧波的水。 
  寧波這兩個字,和上海一樣,是和水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一到寧波,最吸引著我的,就是寧波的水。 
  站在三江口的大橋上,看著初夏時節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的豐盈潮湧的景觀,我恍然覺得,寧波城彷彿就是給三條江的水托起來的。 
  姚江牽扯出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遺址文化,牽扯出千古絕唱的梁祝文化公園;奉化江和從溪口流來的剡溪相連,流經溪口全鎮的剡溪,不但以自古相傳的溪口十景著稱,更以蔣氏故里名聞遐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剡溪牽扯著的,還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現代史。 
  如果認為寧波只有順江而下的流水,那就錯了。 
  寧波的水是立體的水,是秀美的水,是坦蕩的水,是奔騰不息的水,是多彩多姿、光華閃爍的水。幾天時間裡,寧波的水在我眼前展現幻化出的,是泉水、是瀑布、是靜潭、是湖泊、是大港、是江河。 
  剛驚歎過凌空飛雪的千丈巖瀑布,又會為循崖直瀉的徐鳧巖瀑布駭然,轉過彎來,隱潭三瀑則讓我感受到浙東山水的幽險奇秀。站在溪口鎮武嶺門前,眺望滔滔而來的剡溪之水又潺潺淌去,自會聯想古人為何會盛讚這地方是「海上蓬萊,陸上天台」。而到了四面環山的東錢湖畔,自覺那煙波浩渺、水天一色的景色,無限的遼闊、無限的寬廣……誰能想像藏書的天一閣伴著一池一池的水,誰不感歎天童、育王寺廟旁伴著清澈見底的湖水。還有那上林湖的水,九龍湖的水,四明湖的水,七星湖的水,亭下湖的水。 
  說盡寧波的水,不能不提到寧波的山。看過四明山的蔥綠蒼翠,穿過天童山連峰連嶺的綠色屏障,我由衷地感到,寧波的水之所以如此地秀、如此地奇、如此地令人感慨,就是和連綿無盡的山嶺上莽莽蒼蒼的林海、濃翠豐滿的植被、千姿百態的蒼勁古木分不開的。 
  至於山水相映、山環水、水抱山的迷人景致,我就不一一描繪了,留下一點空白,讓人去揣度、去遐思、去想像,恐怕更有一些滋味;留下一點空白,也讓像我一樣初識寧波的客人,倍添幾分身臨其境的遊興。 
  寧波的水,確實令人留連忘返。 
  (1999年7月)   
  揚州感言   
  「煙花三月下揚州」這一千古麗句,道盡了揚州的好、揚州的妙。好在二十四橋四季春,好在花撲酒帘月隨歌。好在瘦西湖風景名勝區內,蓮興寺白塔、雲山閣、五亭橋、釣魚台、太湖石、隋堤柳、徐園、太明寺、平山堂一路信步游來,一路上都有歷朝歷代的文人雅士留下的詩詞歌賦可供欣賞,一路上都有亭台樓閣撰刻的楹聯佳句讓人品味咀嚼。 
  到過一次揚州,人會久久地思戀揚州的風光。思戀那匯聚了唐、宋、元、明、清,從古 
  看到今的街市,思戀那淡淡的青山,依依的垂柳,月色朦朧的二十四橋,思戀那隱藏在巷子深處的富春包子。怪不得唐詩詠不盡揚州、宋詞詠不盡揚州,八怪還是詠不盡揚州。 
  人們詠揚州的月,揚州的柳,揚州的煙波,揚州的二十四橋,揚州的美女,揚州的花。 
  流傳民間的一首首竹枝詞裡,還生動形象地吟詠揚州的小吃、揚州的朝山進香,揚州的村舍、揚州的鬧市街頭,甚而至於揚州的澆頭面,也被惟妙惟肖地寫進了詩裡。 
  我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地一一道來, 只是想說, 名勝佳景也好, 文人足跡也好, 千古絕句也好, 古色古香的古城遺址也好, 都是因了人的興旺, 才引出了古都的繁華。沒有歷朝歷代文人們的遊覽吟詠, 春風十里的揚州城, 二十四橋的明月夜, 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名聲。 
  四十四年前,上海的文化名人豐子愷,帶著一雙兒女,坐火車到鎮江,住過一夜又搭輪船過江,再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特意來游揚州,尋他的揚州夢,了卻心中的懷古之情。他一心要訪問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橋」,可是好幾個年輕人都對他搖頭說不知道,只有一個年紀大點的人告訴他,那邊不大有人家,在西門外,是一座小橋。豐子愷堅持要去,車子走了半個多小時,在「小河上的一爿小橋邊」停下,駕車人告訴他,這是二十四橋,豐子愷直是不信,接連問了兩個當地人,一位是農民,一位是橋旁小屋門前做針線的老婆婆,這才相信,他見到的小橋,真的是二十四橋。不由得大失所望。大家都知道,豐子愷的畫很有特點,他畫下了當時見到的「二十四橋」,回到上海還寫了一篇隨筆「揚州夢」。 
  我讀過這篇文章,相信他寫下的全是實情,所畫更是以所見為準而作。 
  今天我們見到的猶如山水畫卷般的景區,和豐子愷四十四年前所見,是截然不同的了。相信這都是改革開放以來,重新修建恢復起來的。 
  若再追溯一點久遠的歷史,我們不難知道,清瘦秀麗的「瘦西湖」,原是縱橫交錯的河流,經過多次的疏浚溝通,並融入了傳統的造園藝術,因地制宜建造了風光園林,才有了今天我們認為天然如此的「瘦西湖」。 
  而瘦西湖的美,瘦西湖的絕,正是因為來了千萬聞名而至的遊客,才得以聲名遠揚。 
  (2002年8月)   
  電及其他   
  自小生活在上海,從來沒有感覺到無電的痛苦。彷彿電是與生俱來的。到了晚上,天黑下來,屋裡就要打開電燈,人們也便照樣讀書、寫字,做他們該做的一切。 
  到了偏遠的鄉間,才真正地感到了沒有電的煩惱。記得當年插隊落戶,雖然準備了蠟燭,好像思想上也做好了一點防備,但是終究覺得不方便。收工之後,趁著天黑下來以前,總要搶著把事情做完。到了晚上,雖有電筒、有蠟燭和煤油燈,可是認真做一點事情仍會礙手 
  礙腳。 
  在回憶我插隊歲月學習寫作的文章中,我不止一次講過這麼個細節。白天要勞動,晚上安靜下來,點上一盞煤油燈,掀起褥子,以床當桌子,我坐在小板凳上,就著床沿,在煤油燈閃爍的光焰裡寫下青年的思索。那年頭的煤油質量差,搖曳的燈光晃悠著,把我那頂雪白的帳子熏出一道一道濃黑的污跡,擦多少肥皂,無論怎麼使勁搓洗,帳子都洗不白。 
  久久地習慣了在黃昏的煤油燈光焰裡寫作,直到今日,我還不習慣在特別明亮的日光燈下寫東西。沒有電的麻煩,豈止是不方便我學習寫作。即使是在遙遠的村寨裡,谷子、麥子收上來,要把谷子打成米,把麥子磨成粉,都需要電啊!我插隊的寨子沒有電,打米就要挑到其他寨子上去;磨面更要把麥子挑到公社所在地去。山路彎彎,挑著擔子,爬坡上坎,翻山越嶺,一趟總得準備一天時間。逢到下雨,山路泥濘,那滋味兒更難受!插隊的後幾年,村寨上有電了,生產隊裡逐漸添置了打米機、磨面機,還進了一套做麵條的機器。機房就安在知青點的茅草屋旁邊,我不嫌機聲隆隆喧嘩吵嚷,得空就往米機房裡鑽,沒多久,就學會了打米、磨面、軋麵條,還自以為掌握了一門與電有關的技術呢! 
  自從有了電,我落戶的寨子就增添了幾分熱鬧。每天天濛濛亮,四鄉八寨到米機房來的鄉親們,就背著背斗、挑著籮筐,把曬乾的谷子、麥子送到大院壩來,換著個兒排隊,等著打米磨面軋上幾斤麵條。他們往往一邊等候,一邊大擺龍門陣,講村寨上發生的奇聞逸事。漢子們咂著葉子,婆娘媳婦們有的打毛線,有的繡襪墊。那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說實話,電線牽進山寨,開頭幾年,還惹出不少事故。由於山鄉貧困,輸送電進寨子的都是架在電線桿上的粗鐵絲,只在架進寨子以後,才換成包皮的電線。逢到雷雨天氣,電線桿倒塌,粗鐵絲掉在山坡上,時常電倒上山去割草的農民和上學的孩子。有一回,我們隔壁的楊柳大隊電線擊倒了一個九歲的娃娃,氣得寨子上村民們拉斷電閘,砍倒電線桿,捲起電線,整整三年沒再用電。 
  和電有關的往事真是說也說不完。說到這些往事的時候,我時常會聯想起電腦剛剛走進我們生活時的情形,記得有的作家歡欣鼓舞,有的作家始終拒絕電腦,形成極大的反差。可是,電腦的升級換代卻一如既往地以令我們眼花繚亂的速度進行著。 
  一百二十年了,電的發展,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未來歲月裡,電還將給我們創造更多的奇跡。據說,在網上,可以看到地球上的一條光帶。人們就依據這條光帶的明亮度,來判斷一個城市、一個地區或是一個國家的繁榮發達程度。 
  讓我們的地球佈滿一條條五光十色的光帶。 
  讓電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為美好的未來。 
  (2002年9月)   
  彩票是一顆話梅   
  近幾年來,「彩票」一詞的使用率比較高,這從日下流行的一些時髦語中可以看得出來:「彩票彩票我愛你,好比老鼠愛大米」;「彩票,你從哪裡來,我的朋友」;「彩票,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彩票,千年等一回」;「彩票,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彩票,你的故事我願意聽」;「彩票,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等等,甚至有人把「彩票」當作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這開門七件事後的第八件事。 
  目前,世界上有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發行彩票,而且各國對彩票的定義也各有千秋。但我最喜歡法國人對彩票所作的定義,他們以其獨特的幽默感,對彩票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政府發行彩票是「向公眾推銷機會和希望」,把公眾認購彩票說成是「微笑納稅」,如此一來,淡薄了公眾認購彩票時的名利心,而突出了公眾所貢獻的愛心——微笑納稅。 
  我對彩票的概念比較淡薄,也從未去摸過什麼獎,倒是有心想貢獻一點愛心的,無奈,有時候雜事一多,就錯過了機會。也有朋友對彩票比較熱衷,摸了好多次,也沒見他們中過大獎,但他們仍然信心十足,一心想把摸獎事業進行到底,還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至少我們還有夢」。我是非常佩服他們這種勇氣的。但我覺得,把買彩票當作一種發財的機會或一項事業顯然是欠妥的,畢竟,中獎的概率太小了。它是一種用較小的代價去獲取很小概率的中大獎機會的一種消費行為,如果把它當作一種慈善消費倒是很好的,這比「微笑納稅」還有意思。可人們的普遍心理是:要中個大獎,藉此來改變今後的人生!人們愛在彩票面前想像未來的美好生活:我要是中了大獎,就如何如何,卻從不想一想,彩票與其他事情一樣,也該講究個緣分,有緣大獎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彩票這個東西是非常玄妙的,絕不會像梁山好漢那樣「要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哇」,你有就意味著我沒有了,我有就意味著你沒有了,不可能大家都會有!有人稱彩票是「天使」,有人把彩票叫做「惡魔」。天使與惡魔永遠都是孿生姐妹。 
  彩票面前要講一點平常心。適當地花一些錢,買幾張彩票,中獎了,固然是好;不中獎也沒有關係。有一位外國老太太,從小受父母影響,一生熱愛買彩票,但一次大獎也未中過。臨終前,她又買下最後一期彩票,並留下遺囑,倘若中獎,將全部獎金捐獻給當地孤老院。果然,那張彩票中了個幾百萬美元的特等獎,當然,她的遺願也實現了。如果這位老太太沒有這份平常心,那麼,她不會持之以恆地買彩票,也不會留下這樣一份遺囑。對於她來說,買彩票是人生裡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使她快樂,中不中獎並不重要。 
  有人說,彩票是一顆話梅,吃前想著它甜,吃後又嫌它太鹹。如若嫌它鹹,一口吐掉就是了!如果覺得這種鹹味尚能消受,那麼,就繼續把這顆話梅含在嘴巴裡,直到味淡,再吐掉梅核。如果有一天,覺得嘴巴沒味道了,再去含一顆話梅在嘴裡,是甜是鹹,自己心裡清楚。這情形與僧人悟憚有些相似之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2002年10月)   
  牧牛和牧牛圖   
  插隊落戶在山鄉里的十年歲月中,有過一段放牛的日子。故而對大足石刻寶頂大佛灣南崖兩端的牧牛圖,我就看得分外的仔細,特別的有味。在這一組巨幅石雕面前,逗留的時間也格外長。 
  看到牧童曳韁繩,瞪起雙眼和昂頭怒吼的牯牛憋勁時,我忍不住露出了會心的微笑。記得,最初放牛的那些日子,當那些心性蠢強的大牯牛倔倔地瞪著我時,我的情形不正是這樣 
  麼。有多少回,我強拉韁繩,揮著鞭子,做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恐嚇一頭頭倔強的不聽調教的牯牛,經常和牛處於相持不下的境地。 
  有時候牛要去往危險的懸崖,我就只得站在牛前,擋住它的去路;有時候牛在下坡那一刻跑得太快,我就只得不顧一切地扯住牛尾巴,迫使它放慢四蹄,等等後面的夥伴;有時候狂風大作,雷雨滂沱,風吹歪了我的斗笠,被驚雷嚇著了的牛群四散亂跑,我就只得張開雙臂,和它們比賽快跑,狂呼亂吼著,逼它們躲到岩石下面去。那個年頭,牛是集體財產,傷著一頭牛,摔死一頭牛,價值千元,我一個窮知青可擔待不起。 
  在長篇小說《蹉跎歲月》中,描寫到主人翁柯碧舟放牛的那些段落,我充分地運用了這一時期的生活積累。 
  但是,牛終究是人類最好的夥伴。沒多久,一整個寨子的牛群就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不但能調教它們,而且幾乎曉得了每一頭牛的習性和脾氣,那一頭頭的大牯牛、老水牛、黃牛、小牛犢,乍一眼看去幾乎沒甚差別,可我和它們處久了,一下子就能分辨出它們之間的不同點來。 
  哦,這正是第五組巨雕中塑造的情形:牧童和牧童相依相偎坐在山坡的石頭上,邊說著村寨上哪一家的趣事,邊和夥伴露出怡然自得的笑容,臉上眼神,全然沒有顧及周圍牛群的意思。 
  妙也正是妙在這裡。放牧的主人彷彿將身邊的牛群忘了一乾二淨。吃飽喝足了的牛卻站在了牧人的右邊,大睜著牛眼,豎起耳朵傾聽著兩個牧童的談話,幾乎入了神。 
  這一幅組雕題為「馴伏」,真是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記得我放牛的那一座斗篷山上,綠茵茵的草坡鋪滿了山嶺,山腳下的鴨子塘水波粼粼,牛們悠閒地在草地上吃草,在大水塘中嬉戲沐浴,陽光很燦爛,空氣中瀰散著草香和濕潤的氣息,輕風拂過來,催人昏昏欲睡。時常,當我抵擋不住瞌睡,終於在藍天白雲照耀下的草坡上睡著時,是調皮的牯牛和黃牛,用尾巴把我輕輕地拂醒,而當我從瞌睡中驚醒,利索地坐起身子時,身旁站著的牛,不是側轉了牛腦殼,裝作啥也不曉得,就是瞪起一對牛眼睛,那神態似乎是在說:你是該醒了麼! 
  牛和牧童,情景交融,青山綠水,林泉寂靜,觀賞著這一風趣盎然卻又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牧牛石刻」,我忍不住忖度著,創作「牧牛頌」的楊次公楊傑,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曾經在山野裡放過牛呢?看來不可能,在封建社會裡,他是官拜禮部員外郎的朝廷官員,著有《無為集》十五卷。他的「讓道牧牛頌」,是題前代名畫之作。 
  大足石刻中的牧牛圖組雕,實是借用牧人馴牛的過程,以牛比心,以牧人喻作修行者,從初時的心猿意馬,最終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看到第十組巨雕的「雙忘」,我不由想起了幾年前,在《放牛的日子》那篇散文中寫的文字:「……眺望著連綿無盡,千姿百態,氣象萬千的山山嶺嶺,傾聽著從峽谷那邊傳來的悠長的時常還是透著蒼涼的山歌,人會靜下來,青春的躁動的心會安寧下來。」這時候,我時常會覺得大自然是如此的博大、壯美、和諧,而置身於自然景物裡的我,又是如此渺小,如此地微不足道。蜜蜂在嗡嗡叫,蝶兒在草叢裡飛,陽光爍著人的眼,牛甩著尾巴,不慌不忙地驅趕叮咬它的牛虻、飛蚊。每當處於這樣的環境裡,我就會想到人生的意義,想到勞動和人的關係,想到白天和黑夜,想到大自然的風雨和人世間的滄桑,想到人的有為和無為……想得累了,就環顧遠近的山巒欣賞高原的風光,遠遠的山澗裡飛泉像白練一般無聲地懸掛著,清溪的流水輕吟低唱著從高處淌來又向山谷裡淌去,傾瀉無盡的陽光燦爛地照耀著,輕拂而來的風裡有著草木的芬芳。周圍是那樣的靜謐而又安寧,生活是那樣的清貧卻又平靜。而時光的流逝,幾乎慢得可以用手觸摸得到。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我想通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有時又是深奧的道理,這樣的思考使得我能豁達而平和地對待人生,對待世間的矛盾和紛爭,這樣的思考也使得我後來堅持不懈地拿起筆來寫下最初的一些小說…… 
  大足石刻的牧牛圖,為什麼能使我想得這麼多呢? 
  莫非,古往今來,歲月滄桑,文人間的心態,多少是有著一些相通的地方罷。 
  (1999年10月)     
  第九部分   
  釣魚山上釣魚城(1)   
  獨釣中原一小城 
  城市真的很小,小得僅有25平方公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她連內地的一座縣城都無法比,最多只能算一個小小的鄉鎮罷了。 
  但她確實是一座聞名中外、歷史悠久的小城。正如陳毅元帥詩詞中所抒:釣魚城何處? 
  遙望一高原。 
  小小的釣魚城屹立於重慶合川縣境內的釣魚山上,位於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匯之處,峭崖拔地,突兀地聳立在三江之水的環抱之中。 
  春夏之交,中國作家西部采風團的一幫文人,是坐著快艇抵達渡口,攀崖涉澗登釣魚城的。到得山下,只見懸崖聳立,猶如刀削斧劈過的一般。我們佇立的地方,正是巨石壘砌而成的水軍碼頭。歲月悠悠,滄海橫流,築有三層平台、堅如磐石的水軍碼頭,無論三江之水潮漲潮落,都不會受到影響,照樣可供船隻停靠。 
  釣魚城在當地,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名勝景點,著名的薄刀嶺、天泉洞、三龜石、古桂樹……附近老百姓給你一一道來,如數家珍。尤其是每年夏初和秋冬季節,三江之地的綿綿細雨,將釣魚城塗抹在淡淡水墨般的朦朧之中,恰似一幅意境曠遠的寫意圖。而當細雨又和如輕紗似流雲般的霧嵐交織在一起,濃淡相宜,瀰漫四散,實給人以太虛幻境、仙山瓊島之感。 
  所謂「釣魚山上釣魚城,煙雨空濛路不明」,寫的就是這樣的景致。 
  如果僅僅只是景色秀麗,風光旖旎,釣魚城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景點而已。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之間,「上有流雲生煙,下有碧水揚波」的人間勝景,不說數不勝數,卻也是比比皆是。 
  釣魚城的出名,主要原因在於它是我國歷史上的英雄名城。 
  從公元1243年至1279年,也就是南宋淳祐三年到祥興二年,整整三十六年時間,四川合川軍民在名將余玠、王堅、張玨的率領之下,以釣魚城僅25平方公里面積的彈丸之地和獨特地形,抗擊了蒙古鐵騎,前前後後歷經二百多次戰鬥,浴血鏖戰,先將蒙古總帥爺汪德臣以漫天飛石擊中,死於重慶市郊北碚附近的縉雲山縉雲寺;繼而又將元憲宗桓肅皇帝蒙哥大汗重炮擊傷,死於軍中。從而使南宋半壁江山得以支撐。 
  釣魚城之戰,是繼歷史上的成皋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以後又一以少勝多、以弱制強的著名戰役。故而被人讚為獨釣中原一小城。 
  一邊拾級而上,一邊聽著發生在釣魚城古代之戰的細緻介紹,一一瀏覽著城牆、城門、天梯、武道衙門、軍營、天池等等古跡,我們到了山頂。只見燦爛的陽光下,由北而來的嘉陵江,在山北面的渠河咀和東北而來的渠江匯合後,沿著山腳西瀉到合川縣城,再與西南面的鴨咀和西面而來的涪江匯合,繞經釣魚山南,滔滔東去,浩浩蕩蕩地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江流,儼然似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塹。 
  這道足有二十公里長的天塹,江石崢嶸兀立,水情凶險奔騰。可以想像,當年攻城的蒙軍,有多少人葬身於漩渦四起、波濤洶湧的水流之中。 
  再看山下江岸,溝壑縱橫,丘山起伏,蜿蜒鳥道,猿猴難攀。實在是易守難攻的一處險要。 
  站在這古戰場遺址上,撫今追昔,憑弔先烈,自然會生出壯烈英雄之氣,為凜然千秋的古人業績讚歎感慨。所謂「幾回夜雨驚波浪,疑是當年起哄聲」矣。 
  誰知,就在這獨釣中原的小城遺址上,我們這一幫文人,卻為釣魚城之戰的那一幕尾聲,起了爭執。讀者諸君如有興趣,請讀我的下文:「女人·禍水或功臣?」。 
  女人·禍水或功臣 
  這個既與釣魚城之戰的結束有關,又惹起爭議的女人叫熊耳夫人。像封建社會的很多女子一樣,人們只知道她姓宗,稱其為宗氏。 
  宗氏是釣魚城的最後一位守將王立的義妹。 
  在釣魚城名將張玨調任重慶的四川制置使以後,原統制王立升任釣魚城主將。他按照張玨的佈置,嚴加守備。先後率領軍隊,四處出擊,討伐鄰近各州縣已降元朝的守將,攻取果州、青居諸城,——收復了遂州全境。公元1277年,釣魚城抗戰進入第三十四個年頭,元軍再次雲集釣魚城下,王立率釣魚城軍民堅持誓死抗戰,致使元軍不得進壁壘半步,只能隔江望城興歎。 
  應該說,到這個時候,王立還是有功的。王立和熊耳夫人宗氏的關係,對外說是義兄義妹,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罷了。其實際情況是關係曖昧,熊耳夫人類似於王立的小妾或是一名非正式的外室。 
  但這位宗氏決非一般的小妾或是外室,她還是時任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輝的同母異父之妹。 
  她利用自己的這一雙重身份,策動王立投降。1278年春天,重慶被趙安出賣而破,民族英雄張玨督師巷戰,終於不支而走,為元軍在後追及,在被執送往京師途中,於今天的陝西西安市趙老庵中,解弓弦自盡。熊耳夫人趁此時機,動搖王立的信心,說釣魚城經歷三十五年的戰火,已經傷盡了元氣,幾輩子老少百姓,把所有的時間精力,財力物力都放在了抗戰上。特別是近兩年來,合州已連續發生秋旱,釣魚城糧草無存,火藥軍械漸少,城中軍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況且南宋大勢已去,跟著其陪葬還有什麼意思。李德輝系異父之兄,宗氏可讓他保證降後不傷官兵軍民性命云云云云。   
  釣魚山上釣魚城(2)   
  到了公元1279年春天,也就是祥興二年的正月間,合州安撫使、釣魚城主將王立,終於被熊耳夫人說動了心,派出儒生楊獬前往成都,向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輝獻上降書。 
  至此,釣魚城軍民浴血抗戰守城三十六年的光榮歷史,宣告結束。與此同時,陸秀夫、張世傑於廣東新會縣南的崖山,被元軍所敗,陸秀夫負幼帝趙昺蹈海而死,南宋政權滅亡。 
  從那以後,和結束釣魚城之戰密切相關的熊耳夫人,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大多數人都認為她和王立是叛徒,是民族敗類,是禍水!應該遭到唾罵。郭沫若先生題寫的詩句中,還將他二人與秦檜夫婦相稱,予以痛斥。但也有人覺得這個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痕跡的女人,應該得到正確的評價。或者說,她至少算不得罪人。說不上有功,卻也無多大的過。她只是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個妥協的方案而已。 
  這一爭論延續了幾百年,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延續到我們這一撥上山的文人中,同行中一位有名的女詩人忿忿不平地對我道: 
  「難道她這樣做不是為了釣魚城,為了合州百姓著想?難道非要她當南宋腐朽的小王朝的陪葬品,才稱得上是英雄?」 
  我笑道:「爭論由來已久,我們還是看看歷史上是怎麼回事吧。」 
  步入忠義祠,一切都記載得明明白白。 
  釣魚城之戰結束二百多年以後,明朝消滅了元朝,已到了弘治五年,也即公元1492年春天,在朝中當官的合州人王璽,回家鄉守孝期間,約了一位同鄉、時在貴州當官的陳揆,一起登山,同游釣魚城。上得山來,他們感念釣魚城名將王堅、張玨的忠烈,絲毫不亞於在「安史之亂」中堅守睢陽城的唐代將領張巡、許遠之下,然而卻沒有給他們建祠留存後世。甚是遺憾!於是乎,王璽回朝,上奏孝宗皇帝,皇帝恩准,於弘治七年,也就是1494年,初建成王張祠。以後的二百六十多年間,王張祠幾經破敗,幾經修復,直到清王朝乾隆二十四年,又將其修整一新,請進了釣魚城之戰中有功的余玠、王堅、張玨、冉璡、冉璞五個人的牌位。 
  有趣的事情來了。改名後的忠義祠完工不久,江蘇蘇州人陳大文當了合州知府,他執意在忠義祠內加進了王立、熊耳夫人甚至李德輝的牌位。當官的說了話,這三個人也就在忠義祠內被供奉了一百多年。陳大文回顧歷史,認為這三人,尤其是引人矚目的熊耳夫人宗氏,對合州百姓還是有功之臣。 
  到了清光緒年間的1892年,貴州遵義人華國英任合州知府,在募資興修忠義祠廊捨以後,又堅決地將這三個人移出了忠義祠。並且怒斥陳大文之舉為「不知何心!」申斥王立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後人的瞻仰祭祀。 
  為充分顯示自己的觀點,華國英還在廳堂楹柱上,正氣凜然撰寫下一副對聯: 
  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走出忠義祠來,同行的文人們對熊耳夫人的功過是非,又激烈地爭論起來,雙方各執一詞,已到面紅耳赤地步。哦,古人對於歷史,對於活躍於歷史舞台上的人物種種不同的認識和評價,一直延展到了2000年的今天。看他們爭得那麼熱鬧的架勢,以後肯定還會爭論下去。 
  我佇立釣魚城山巔之上,極目遠眺,飽覽陽光下古城的雄奇和迷人的三江合流之秀色,只見浩浩煙海,萬井耕桑,哪裡還有當年慘烈的戰鬥之烽煙? 
  「山下江流山上城,閒來懷古不勝情。」 
  悠悠然滄桑歲月中,多少千古風流人物,多少如熊耳夫人般有爭議的人物,淹沒在釣魚城撲朔迷離的晨煙暮雨之中。 
  這彷彿就是歷史! 
  (2000年8月)   
  遭妒忌的劉基   
  浙江青田的第一個風景名勝是石門洞。 
  樹木蔥蘢、群峰環拱的石門洞,果然名不虛傳,無論是垂天飛瀑,還是清幽的洞宇,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青田人對劉基(劉伯溫)的讚譽。這裡有劉伯溫的讀書處,有劉文成公祠堂,青雲梯右側的一塊巨石,則被傳說為劉基當年藏天書的地方。那裡還有形象逼真的鎖孔,說得活龍活現。劉基在石門洞讀書時,經常和這裡靈佑寺 
  的長老交往,兩人時常下棋喝茶,賦詩論文,探討時事,關係非同一般。甚至青雲梯邊的鶴溪中,還有劉基來石門洞讀書時經常系小船的地方。而最令遊人們興趣大增的,則是劉基常躲上去睡著讀書的國師床。說夏天睡在那裡真是涼爽舒服,說比現在的空調妙得多了。還說「女人睡,桃花開;男人睡,好運來;孩子睡,長智慧;老人睡,活百歲。」傳得這麼神乎其神,我也爬上去睡了一睡。這一睡卻睡出疑惑來,那國師床上,涼爽確實涼爽,光線卻並不好。睡在那裡讀書,眼睛肯定是很累的。 
  儘管如此,今天的石門洞人,今天的青田人,對劉基的崇敬,則是無疑的。 
  其實這也無可厚非,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曾提到過劉基,誇過劉伯溫啊!元代的大畫家王冕,《題劉基青田山房》,開頭兩句就是:青田劉處士,瀟灑好山房。連郭沫若的《題石門瀑布》,一共四句,也不忘寫到劉基:橫過石門渡,劉基尚有祠。建立了大明皇朝,坐穩了皇帝寶座的朱元璋,在劉基61歲告老還鄉時,也作了御詩道:先生此去歸何處?朝入青山暮泛湖。朱皇帝自己在京城裡坐江山,卻勸輔佐他打下江山的劉伯溫留連於山水之間,歸隱故鄉。 
  後人是如此地盛讚劉基,人們是如此地厚待劉基,劉基九泉之下有知,也該在數百年的沉夢中笑出聲來罷。 
  在所有談到劉基的光輝業績中,幾乎沒人講到劉基的遭妒忌;在所有寫到劉基的文字中,人們也往往對他的被人忌恨視而不見。只強調他的博覽群書,智慧過人,天文地理兵法無不通曉,多才多藝,只強調他的為人正直剛毅,襟懷坦蕩。卻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在世時遭人妒忌,活得憂憤不得志的一面。 
  中書省部事李彬犯貪污罪,時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的劉基,奏請朱元璋斬李彬。卻不料遭到丞相李善長的惡毒攻擊,並為李彬求情。朱元璋信了李善長等人的話,對劉基亦產生不滿。這才是劉基真正歸隱山林的原因,而不是什麼功成身退。宣揚劉基的功成身退,告老還鄉,其實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掩蓋了事實真相。 
  即使回歸鄉里,隱居山林,整日裡閉門謝客(主要是各級官員,不是一般客人),飲酒弈棋,吟詩作畫,不談政事,劉基這樣的人物,仍然要受到丞相胡惟庸的誣陷。 
  那年頭地處浙閩交界地的談洋,有鹽梟聚集。劉基讓大兒子劉璉上奏朱元璋,請求專設巡檢司查守。胡惟庸乘機唆使御史上奏,詭稱談洋有王氣,劉基想將其占為墓地,因當地百姓反對,劉基這才請求設立巡檢司,用意是在驅逐百姓。 
  朱元璋雖然沒直接問罪於劉基,但他顯然對才華過人的劉基懷有戒心,一下子剝奪了劉基的俸祿。連退休養老的錢都沒了,劉基能不慌嗎? 
  他十分害怕,急忙趕進京城請罪,為表示自己並無異心,留居在京城內。不久,就憂憤成疾。胡惟庸即派太醫來治,劉基服藥後只覺得腹中似有拳頭大的石塊,遂而病情轉重。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特使護送劉基回歸故里。四月,劉基就在故鄉死去。終年六十五歲。比活了七十歲的朱元璋少活了五年。但從這段經歷來看,劉基在世時,活得實在是並不瀟灑的。相反卻有點誠惶誠恐。 
  他是活在遭人妒忌的氛圍裡。把這一節真實的人生,補充在石門洞發展旅遊文化的介紹中,對今天的遊人,也會是頗有意味的罷。 
  (2001年7月)   
  陳圓圓歸隱之謎(1)   
  事情的緣起 
  如果僅僅為了吸引人,我會把題目寫成「陳圓圓死亡之謎」。但是,作為一代名女,絕代名妓,陳圓圓最終的歸宿,不僅僅只是她的死亡。時至今日,她死在何處,她的墳墓在哪裡,要麼語焉不詳,要麼記載含糊,對於世人始終仍是一個謎。 
  事情得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說起,那時候,我剛從插隊落戶十多年的鄉間調進貴陽,住在黔靈山麓的石板坡。那裡離省政府很近。有一天晚上,省政府一位多年從事信訪工作的老宋到我家來,興沖沖地說要給我講一件大事。 
  那個時候我已有一點名聲,經常碰到一些受了冤屈的人找到省作家協會,向我申訴冤情。我僅僅只是一個作家,初進省城,人生地不熟,然而看到那些遭受冤屈的人的目光,我又不忍心不管,於是就把這些人留下的材料,轉給省政府的信訪接待處。我就是這麼和老宋相識的,處理過幾件事,我對他的人品相當信任,漸漸地就成了忘年交。這天晚上他來到我家,我料想他又是來和我談有關案情的。哪曉得剛一入座,喝了一口水,他劈頭就對我說:「你曉得嗎?陳圓圓的墳,在我們貴州岑鞏縣水尾鎮鄉間發現了!」 
  看到他喜滋滋的神情,不由得引起我一陣好奇。在上海讀書時,我曾聽說陳圓圓就是蘇州附近的昆山人,她的墓地葬在蘇州。下鄉勞動時,又聽說陳圓圓死後葬在松江,蘇州和松江,離得較近,還說得過去。現在怎麼一跳就跳個幾千里,陳圓圓的墳會在貴州岑鞏發現。岑鞏地處貴州、湖南交界的山水間,那麼偏遠,她,一個人們廣泛談論的人物,怎會葬在岑鞏鄉下? 
  老宋按捺不住興奮地對我說:「是真的。就在馬家寨發現的。有墓碑,是她的十一世孫吳永鵬,十二世孫吳能江親口說出來的。」一代一代口傳秘授家史、族史的事,在中國閉塞的鄉間農村是常有的事。我在插隊期間就聽說,貴州一些偏僻地方的寨子上,很多村民自傲而神氣地宣稱,自己這一支是遠征西南的明朝「傅大將軍」傅友德的後代,是沐國公沐英的後代。還時常被知識青年們譏誚:窮得這個樣子,還自稱是皇親國戚呢! 
  見我一臉不信任的神情,老宋又說:「是真的呢!你看著吧,有關文章,陸陸續續都要發表出來,我也寫了一篇呢!」 
  話果然被他說中了,此後的1984、 1985年,國內很多報刊雜誌,登載了這一「發現」的消息。引得史學界議論紛紛,爭執不休。事關貴州,我一邊頗有興味讀著這些文章,一邊也不由得回想起和陳圓圓這個名字有關的一些往事。 
  天台山的傳說 
  說真的,聽說陳圓圓這個歷史上的名女人,和貴州那一片遙遠的鄉土還有關係,是在我插隊落戶初期,現在算起來有三十多年了。 
  從我插隊落戶的修文縣到地區級城市安順去,要路過平壩縣。在平壩縣城13公里處,滇黔公路的南側,有一處號稱「黔南第一山」的著名景點天台山。天台山的峰巔古寺,建得極富特色,老遠的地方望去,那依山貼壁,錯落參差的壘石建築,和周圍山鄉里村寨上的景色,截然不同,給人一種突兀地聳立在雲空之中的感覺。每次路過,非同尋常的景觀總是吸引著我們這些初初來到這塊土地上的知青,極想爬上去看看。特別是走到山腳下,三棵至少需三個人方能合抱的參天銀杏屹立在道旁。昂首望去,只見山上古松倒掛,石壁嶄截,蔓籐牽附,還有極具誘惑力的摩崖石刻「大觀在上」四個大字,令我們男女知青們見了就躍躍欲試。特別是有一回,一個腳快的男知青眼尖,發現濃蔭之中,竟然還有一條蜿蜒的石級山道,隨著他一聲歡呼,我們就不顧一切地沿著山道跑上去了。 
  走到半山,遇到一位老農,他讚許地對我們笑著說:「上頭好看得很,看細緻些,特別是不要漏看陳圓圓洗澡的地方。」 
  鄉間農民,話是說得直率一些,卻驚得我們這幫小青年直眨眼睛。什麼,陳圓圓這個歷史人物,怎麼會到這近乎荒坡野嶺的山巔上去沐浴? 
  上到山巔,只見古寺院落的主體梁架粗壯高大,氣勢頗顯宏偉。其山牆石壁,多用當地山石堆砌,屋面亦用當地盛產的巖板覆蓋,冬暖夏涼。古寺順著山勢巧建各種亭台樓閣幾十間,一間間看去,竟是層次分明,結構嚴謹,上下層迭,構思奇巧。有的飄出崖沿,蕩於輕風煙靄之中,宛若鷲嶺高騫,蜃樓飛架,蔚為大觀。山中各處都有歷代詩碑題刻,我當時抄下一首自認為是最妙的對聯:「雲化天出天然奇峰天生就,月照台前台中勝景台上觀。」天台兩個字,三次巧對在聯中。雖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看山人還是給我們介紹,吳三桂去雲南途中,曾在此住過幾宿,並留下他的遠房叔叔鎮守此山,還留下了三件寶:清代官服、象牙朝笏和寶劍。本來還有一把吳三桂打仗用過的大刀,「文革」開始時,被山下的鐵匠鋪子化成鐵水,打成鐮刀、鋤頭了。看山人還鄭重其事把我們帶到內室後面一個類似地下室的房間,虔誠地說,隨吳三桂去雲南的美女陳圓圓,就在這間屋裡洗澡。 
  環望四壁,巖板鑲得嚴絲密縫,稜角分明,恰像一個現代的浴室。大家便覺得,這也是可能的事情。   
  陳圓圓歸隱之謎(2)   
  走上古寺望月台遠眺,只見四面群山環抱,林木蔥蘢,如朝如拜之姿,美不勝收。讓人頓有心曠神怡之感。 
  如今傳出陳圓圓的墳墓在貴州發現,我心裡說,跟著吳三桂走遍雲貴高原的陳圓圓死後葬在貴州的山林裡,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數次途徑貴州時,貴州神奇的大自然風光,一定也曾給這位多愁善感的美女,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吧。 
  陳圓圓其人 
  陳圓圓之所以成為絕代名妓,她的名聲之所以高出歷朝歷代的女子,以至在批臭批倒一切「封、資、修」糟粕的文化大革命中,農民們一跟我們這幫小青年提及這個人,無須多問,大家都曉得她是何許人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陳圓圓的出名,是和明末清初的一段歷史有關係,是和明末清初的詩人吳偉業所寫的《圓圓曲》有關係。 
  從歷史來說,陳圓圓原姓邢。因家貧無以為生,遂跟養母改姓陳,名沅,字畹芬。生於明天啟三年(1623年),18歲時,「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精於舞樂,且能詩會畫,傾倒了無數江南風流名士。不少戲文說她和如皋才子冒辟疆有一段情史,想必是從她這段經歷演繹而出。隨後她被為窮途末路中的崇禎皇帝選美的周奎買走,送給皇上。皇上因國事日危,未予接納,遣還周府。時吳三桂奉命出征山海關,周奎設宴為吳三桂送行。席間吳三桂為陳圓圓美色所傾倒,陳圓圓也為吳三桂英名所動心,兩人遂成姻緣。吳三桂出征山海關,陳圓圓住在三桂父親吳襄府中。不多久,李自成兵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明朝覆亡,陳圓圓為李自成大將劉宗敏俘虜。吳三桂驚聞陳圓圓被擄去,大怒,遂引清兵入關,從而導致李自成敗亡和大清帝國的建立。這一段歷史,明史、清史稿及甲申傳信錄都有記載。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明末清初的詩人吳偉業在《圓圓曲》中,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詩「衝冠一怒為紅顏」,則一下子使得陳圓圓異軍突出於同時代的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寇白門、萵嫩娘、紅娘子等輩,也一下子使得陳圓圓不同於歷朝歷代的風情才女薛濤、班超、蘇翠、李清照等等人物。 
  吳偉業所創作的《圓圓曲》,總共七十四句。後人記得起背得出來的,往往是《圓圓曲》的前四句: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 
  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而更為人們傳頌並所知的,就是「衝冠一怒為紅顏」七個字。圍繞著這七個字,三百多年歲月中,不知多少文人墨客,做了名為圓圓傳,後圓圓曲等等文章和不計其數的戲文。就是到了當代,逛逛市店,也能找到不同作家所寫、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多部長篇傳記小說《陳圓圓傳》。儘管嚴謹的史學家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一個女子,無論她長得如何嬌艷絕世,在她被奪之後,居然會引起幾十萬大軍的拚死作戰,決定一個國家和朝廷的命運,決定幾千萬人的命運,實在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千古名句,道盡明亡清替時期社會大動盪中的一樁公案還會流傳下去。陳圓圓的故事,還會被一代一代的人們傳下去。由此,也不能不令人驚歎文學所具有的影響。 
  難怪陳圓圓的經歷吸引人,作為一個美艷動人的女子,她見識過江南的風流名士,見識過大臣和皇帝,還見識過李自成、吳三桂等人。跌宕的生涯使得她的身世格外誘人。當她追隨吳三桂之後,應該說也曾過上了一段安定享受的日子。吳三桂反清、稱王、病逝的命運,造成了與吳三桂關係極為密切的陳圓圓死亡之謎,那麼,陳圓圓是怎麼死的呢?她死以後,又葬在何處呢? 
  死亡之謎 
  陳圓圓是怎麼死的,從來就沒一個準確的說法。 
  我手頭搜集的幾本陳圓圓傳記小說,說法就大不一樣。 
  有的說她察覺了年邁的吳三桂又生反叛清廷之心以後,料定他必敗無疑。於是勸告不成,就跑到峨眉山去出家。《後圓圓曲》說,陳圓圓是在吳三桂病死之後,投身蓮花池自盡的。說她投水而死的版本較多,我幾次去金殿遊覽,幾次都有不同的昆明人指點著池水告訴我,這是陳圓圓投水處,也有的說她是在商山寺附近投水而死。 
  寫過長篇小說《李自成》的老作家姚雪垠則說:陳圓圓早早地死於寧遠,其他一切都是後人編造的。他這說法一出,頓時遭到一片反對之聲。一謂正史記載陳圓圓已被李自成等俘虜,她怎會在寧遠。二謂和陳圓圓同時代的詩人吳偉業又寫道:「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紅經十度霜。」這些詩句敘述了吳三桂從1644年復得圓圓,到1656年征討川陝,1658年率軍入滇,陳圓圓都是隨身不離的情況。吳偉業比陳圓圓早死三年,如若陳圓圓死在他之前,他絕不可能特意為已死去的人編上這麼一段身世。 
  另有一說,也頗有故事性。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認為自己羽翼已豐,起了另立國號當皇帝之心,特把已出家的陳圓圓請進府打招呼。陳圓圓聞訊大驚,趁難得進官府之際想最後一勸,不料吳三桂仍不納忠言,陳圓圓只得長歎一聲悄然退去。不料吳三桂的反清計劃被身邊的滿族王妃得知,派人密奏北京。清廷立即下撤藩之旨,召吳入京。吳三桂明知事已洩漏,遂自己稱帝,挺進湖南,在衡陽建帝都,立國號為周。陳圓圓聞訊,喟然長歎,在一個風雨之夜服毒自盡。   
  陳圓圓歸隱之謎(3)   
  除此之外,還有關於陳圓圓因吳三桂不聽她勸,絕食而死說;昆明城被清軍攻破後上吊自盡說,版本很多。我想,就如同國內關於西施是何處人、諸葛亮的臥龍崗在哪裡、李白捉月處有好幾個地方一樣,這些傳言,不過也是後人的猜測加想像罷了。倒是不少稗官筆記中的十個字,說的比較實在:「滇南破,邢(指陳圓圓)出走,不知所終」。當代昆明的好幾個文人,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去昆明開會,就曾聽說:陳圓圓是聰明人,察覺吳三桂的反心之後,便在城周圍建了十餘座尼姑庵,現存的妙法庵、白衣庵、金蓮庵、紫衣庵都是當年她讓建的。建成之後,陳圓圓挑選貌美又和自己相像的女子,入庵當住持。她自己呢,今天到這裡,明天去那裡,久而久之,每個尼姑庵都說陳圓圓住在她們那裡,但誰也弄不清,誰是真正的陳圓圓。 
  這一傳說,至今仍在昆明城裡流傳。不知為什麼,看了多本描繪陳圓圓的詩書,我心裡也覺得,像她這種性格的女子,這一說法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何處埋艷骨 
  正因為陳圓圓是怎麼死的,至今沒有搞清楚,所以陳圓圓死後究竟葬在何處,一直也是個謎。 
  其實和陳圓圓這個名字聯在一起的,還有好多謎。比如關於她出生於哪一年,就有從1621到1627年多種說法;比如陳圓圓出家,究竟是當了尼姑還是做了道士,也是眾說不一;比如選陳圓圓進北京城的外戚,到底是周後家的周奎,還是田妃家的田畹(田宏遇),也是各種人按照自己的理解下結論,各說各的一套,各編各的戲文和故事。 
  故而,多少年來,陳圓圓死後艷骨葬於何處,同樣也有多個版本。 
  一個版本說葬於四川的峨眉山。峨眉山確是一座名山,陳圓圓也曾去過,可山上根本沒有陳圓圓的墓。 
  另一個版本說陳圓圓死後葉落歸根,葬在她的故鄉江蘇武進市。只是在武進,人們發現只有後世人為她建造的圓圓庵,也不見有墓。順便說一句,關於她的出生地,曾經提及她出生於昆山、蘇州、常州說,其實皆因蘇州、昆山離常州較近造成的錯覺。而今天的武進市,過去的武進縣,就緊挨著常州市郊。改革開放以後,武進撤縣建市,市區和常州市連在一起,分不清了。故而,現在基本認定陳圓圓系常州武進奔牛裡人。簡稱常州人,是不會錯的。家鄉人說陳圓圓的墓在他們那裡,情有可原,可惜也不是真的。 
  第三個版本就是我小時候聽說的,陳圓圓葬於松江。很多人覺得松江就是上海的一個縣(區),籠而統之地說成上海。我還讀過一個陳圓圓傳記,說陳圓圓在戲班學藝初成時,曾被搶到上海華山路總兵家中云云……那簡直就是胡言亂語了。要知道,17世紀的上海,除了老城廂裡設有縣衙,哪來的華山路上海總兵府。 
  陳圓圓葬地傳得最多的一個版本,是葬於春城昆明。說的有鼻子有眼的地方,也有三處:其一在商山寺旁。其二在曇花庵側的歸化寺後面。1937年6月10日,美國女作家溫賽德到昆明考察,看到歸化寺一處寂靜的荒丘後,認定是陳圓圓的真墓,感慨萬千,欣喜至極,當即捐款重修,也增加歸化寺說的傳播色彩。其三就是昆明人說得很多的蓮花池畔。今天的蓮花池(在雲南民族學院內)有陳圓圓的衣冠塚。但衣冠塚終歸只是衣冠塚,它寄托了人們良好追念的願望,仍不是真正的墓地。由於史料的缺失和沒有陳圓圓的墓葬的文字記載,中外文史工作者長期來為探尋這位一代尤物的蹤跡和魂歸之處,作了許許多多努力,其結果仍是「茫茫一片都不見」,陳圓圓似流星一般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成了一個難解之謎。 
  正是因為以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形持續了相當久,始終沒個定論,所以當80年代初傳出陳圓圓的墓址在貴州省岑鞏縣水尾鎮馬家寨被發現,馬上就引起了關注和轟動。先是在當地議論,繼而傳到省城貴陽,又由貴陽通過媒體傳到全國,引得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作家教授、文人雅士們紛紛顧不得路途的遙遠,都往岑鞏跑。 
  那麼,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魂歸之地 
  岑鞏縣位於貴州東部,屬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東北角。地處武陵山苗嶺山餘脈向湘西丘陵的過渡地帶。風光綺麗的龍鰲河由西北向東南橫穿而過。 
  這條又名藍巖河的流水,全長八十多里。由龍鰲河隘門逆流而上,只見兩岸峭壁高懸,玉泉飛瀑到處可見。一路之上,形成了山青、石奇、水飛的景觀,還可一一觀賞到懸棺葬穴、絕壁古屯、勒城相花、茂馬飛水的風光;順流而下呢,更可以見到仙人守隘、龍鰲飛水、鐘乳壁樓、蜂洞瀑布、碧岸翠竹等景點。特別是龍鰲飛水,氣勢磅礡,從高五十米處巨大的湧口飛流而下,隨四季水大水小,景色變化無窮。春夏洪水之際,瀑布如銀龍出洞,鱗波閃爍,嘯聲震天,令人驚心動魄。謂為龍鰲河奇觀。 
  龍鰲河兩岸滋潤的山水田土,世稱龍鰲裡。龍鰲裡有座獅子山,獅子山對面有一個寨子,叫作馬家寨。相傳就是陳圓圓當年避難創建的寨子。獅子山是馬家寨的墳山,寨鄰鄉親們也叫風水山。80年代初期,陳圓圓的墓就在獅子山上被發現。   
  陳圓圓歸隱之謎(4)   
  其實,說陳圓圓的墓在獅子山上,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60年代。縣委宣傳部一位幹部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到馬家寨,和寨鄰鄉親們朝夕相處,引為知己,聽說了這一隱情。當時將信將疑,把獅子山上一大堆墳前的墓碑看了一遍,也沒見陳圓圓的墓碑。直至1983年,這個幹部又約上一位文化幹部專訪馬家寨,費了很多功夫,見到了第十一、十二代傳人吳永鵬、吳能江。他們才慢慢吐露隱情:陳圓圓死後葬在馬家寨對門獅子山,但馬家寨上,吳氏家族歷朝歷代都守口如瓶。只因吳三桂反清被剿滅之後,清廷對吳三桂滿門抄斬,誅滅九族 
  。即使到了乾隆年間,聽說貴州古州傳有吳三桂的後代,清廷仍然派兵去搜剿,不分青紅皂白,真偽曲直,到了古州格殺勿論。正是基於這種恐懼,當時陳圓圓和吳三桂的另一兒子吳啟華及三個孫子,帶了一些貼身心腹和隨從,悄然隱身到龍鰲裡,死後葬在獅子山上。 
  這一事實,馬家寨吳氏也不是盡人皆知,而是每代只傳一二個人。至今傳到十二代。口授秘傳,雖說古已有之,說得頭頭是道,有根有據,畢竟空口無憑。一再動員之下,吳氏後人把人們帶到寨西繡球凸他們稱之為「始祖陳老太婆墓」前。並說,見了墓碑,也須經他們解釋才能明白。 
  可是除了一堆墳土,墓前什麼也沒有,正在眾人詫異之際。吳氏後人就在墓前掘出一塊深埋在地下二百多年的墓碑。 
  終究深埋在地下二百多年了,原碑已有漫漶,但是雕鑿的字跡仍清晰可辨: 
  故先妣吳門聶氏之墓位席 
  右邊刻著子孫姓名: 
  孝男吳啟華 媳塗氏 孝孫男仕傑 楊氏 
  曾孫大經、大純孝玄孫朝達朝選 
  這是怎麼回事?口口聲聲說的陳老太婆陳圓圓之墓,怎麼變成了吳門聶氏之墓,又是什麼位席? 
  好好的一塊墓碑,不立在墳前,而深埋在土裡,和吳家墳山周圍的一百七八十座墓混然不同,這一反常現象本身,就令人感覺奇怪。 
  而好不容易將墓碑挖出來了,碑上刻的又不是陳圓圓,而是吳門聶氏。 
  尤其是這個「聶」字相當怪。聶的簡體字寫成「聶」。而二百幾十年前,根本還沒簡體字這一說法。又作何解。 
  馬家寨的後人是這麼說的,這正是吳家口傳秘授的要點之一。在清廷追殺吳氏家人的恐怖中,碑刻好以後還是怕有人會破解,故而埋於地下。貴州山鄉的碑石鑿刻了字跡,深埋地下也不會浸蝕,這是我在插隊期間就知道的常識。上個月貴州遵義為紀念沙灘文化,讓我寫了一副對聯。將對聯刻鑿到厚實的青崗石上去的石匠告訴我:「今天蓋起的磚木結構的房子,只能管到一二百年,就要坍塌破損。但刻到石碑上頭的字,三五百年都不會變。」二百幾十年前「聶」字並沒簡化,不能把那時的「聶」當成「聶」姓來解,只能作雙耳解。陳圓圓本姓邢,後因家貧跟了養娘改姓陳,二姓都有耳朵旁,故曰:雙耳。至於聶氏之前的「吳門」二字,既點明了陳圓圓嫁與吳氏家族,又說明了陳圓圓來自蘇州,成名於蘇州。很多文章說陳圓圓是蘇州人,皆是因為這一原因。恰恰就把她原出生地常州而忽略了。也有一種說法,在古時關山阻隔交通不便的西南山區的人們看來,江南蘇錫常一帶,古來就有東吳一說。是蘇州也好,武進也好,常州也好,統稱吳門沒錯。至於墓碑上最後出現「位席」二字,實為罕見。不但吳家墳山的其他碑上沒有這種稱呼,就是貴州其他地方的墳山古碑,也沒這一寫法。岑鞏當地文人認為,這「位席」指的是正妃之意;這種解釋馬上遭到人質疑。說陳圓圓只是吳三桂的一個妾,從未做過正宮娘娘。貴州省裡的學者認為,這位席二字,無非是表示其地位尊崇而已,並非專門指名就是皇后。我倒覺得,吳三桂雖有妻妾無數,但後世的人們記得住名字的,只有陳圓圓一個。於吳三桂死後五十年刻下這塊墓碑的吳氏後人,把陳圓圓視為吳三桂的妻,也屬情理之中。 
  在陳圓圓墓旁的獅子山吳家墳場,還有兩座墓,也是秘授的重要內容之一。一座墓是吳三桂之子吳啟華之墓。刻的是「清故二世祖考吳公諱啟華老大人之墓」。另一座是「清故上壽先考明公號公玉老大人之墓。」這是保護陳圓圓和吳啟華等到龍鰲裡來隱居的吳三桂手下大將馬寶墓。說的似鐵板上的釘釘,實打實,像真的一樣。 
  不料這一說法,於1984年公之於眾後,頓時遭來一連串的反駁。理由是,史料明記,吳三桂的兒子是吳應熊、吳應麒,屬「應」字輩。哪來的「啟」字輩。吳三桂的大將馬寶,在清軍攻破昆明時投降,後給獻俘押致北京被殺。皇室及史籍中均有記載,他怎麼可能護送陳圓圓來到龍鰲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種種疑惑 
  俗話說:真理越辯越明。 
  而歷史上撲朔迷離的很多現象,時常如迷霧重重,有時會越說越不清楚。 
  一代梟雄吳三桂娶了妻妾無數,共有幾個兒子,史料沒有詳細地一一記載。但史書上有記錄的,確有吳應熊、吳應麒兩位。馬家寨吳氏後人明確地說,吳應麒就是吳啟華。 
  關於吳應熊的記載,最為清晰詳盡。吳三桂因擒殺南明永歷皇帝,將其趕出雲貴,逃往緬甸,一舉平定了西南,立下大功,被清廷封為平西王,奉命永鎮雲南,兼轄貴州。由於他兵精將壯,實力雄厚,威震朝廷,為清廷所忌。於是多爾袞為媒,將皇太極的女兒和碩公主下嫁吳三桂兒子吳應熊,封他為「和碩額駙」,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銜。頭銜是不少,不過必須長留在北京,實際是作為人質,挾制吳三桂。反清前夕,吳三桂曾派密使到京,準備接回兒子。不料吳應熊不肯回昆明,並把康熙將提前削藩之策通告吳三桂,還讓使者將大兒子吳世璠秘密帶出京。故而吳應熊和次子吳世琳均被康熙謀殺。史書記得明明白白。   
  陳圓圓歸隱之謎(5)   
  吳三桂的另一兒子吳應麒,也是知名人物。吳三桂在世時,吳應麒率馬寶等將領轉戰貴州、廣西、湖南、四川。吳三桂死後,吳應麒隨繼位的侄子吳世璠退守昆明。7月盛夏回到昆明之後,《東華錄》、《清史稿》等史籍上再沒有關於吳應麒的記錄。這就有了疑問,清廷關於吳氏家族斬盡殺絕的聖旨,通令全國。吳氏家族中有頭有臉的人物的結局,一一都有記錄交代。唯吳應麒就此消失蹤跡。 
  馬家寨人對此解釋說,吳應麒在歷史上消失時,正是他化名吳啟華入思州龍鰲裡隱居的時間。吳氏家族自知大勢已去,唯恐兵敗後遭受滅門之災,為保佑吳氏一脈香火,吳應麒改換名字,帶上侄子,和陳圓圓一起,潛身於比雲南更為偏僻閉塞的龍鰲裡來避難求生。 
  這就是為什麼吳三桂的兒子不是「應」字輩而是「啟」字輩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吳三桂的孫子輩該是「世」字輩,吳啟華的兒子則是吳仕傑、吳仕龍。古往今來,中國的漢語同音字拿來改換名字的,實在太多了。吳氏族人為避人耳目故意把輩分上的字改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可以作為佐證的一個有趣的證據,在吳啟華和馬寶的墓碑上,分別還清晰地刻了兩句墓聯,吳啟華碑上刻的是:「隱姓于斯上承一代統緒,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馬寶墓碑上刻的是:「重壘土塋人祖即己祖,復修石台若翁如我翁。」我們可以用一個反問句:毫無名聲可言的吳啟華、吳仕傑、吳仕龍之流,有什麼必要隱姓埋名的入葬呢? 
  正因為要躲避殺身之禍,才需要「隱姓于斯」,「藏身在此」。 
  今日吳姓聚居的馬家寨,距岑鞏縣城61公里,離開另一縣城玉屏24公里。已有公路可通汽車。而三百多年前的馬家寨,還是龍鰲裡區域內的一片原始山林,山雄水秀,頗顯氣勢。吳氏後人說,之所以選中這麼一塊地方來隱居,主要有這麼幾個考慮。其一,1673年,吳三桂帶兵北上,路過鎮遠時,思州知府李敷治前往迎接,殺豬宰羊犒勞官兵,是吳三桂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其二,謂古思州庵堂寺廟多,全國最著名的四大寺院,思州就佔了兩處:鰲山寺,天庵寺。躲藏在此,便於隱身。其三,這一片山水土地是古苗夷之地,可避開塵世間的是非,相對安寧平靜。其四,水陸交通通暢,信息來得快,萬一有個風吹草動,躲避起來,行動方便。其五,環境優美,草豐水秀,樹林繁茂,適宜於吳氏家族的繁衍生息。經過多少年的開墾和耕耘,一棟棟迥然不同於當地農戶的磚木結構的青瓦房,錯落有致地出現在山谷裡,一棟棟建築疏密適宜,既有吳氏宗祠,又有牌坊。更讓人不解的是,起名馬家寨,而三百多年來,全寨沒有一個姓馬的,155戶人家,除一戶之外,全為吳姓。 
  老宋找過我不久,關於陳圓圓葬在馬家寨的文字,果然一篇一篇發表出來,在1984、 1985年兩年裡形成高潮。文章剛一發表,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對此表現出強烈興趣者有之,不屑者有之,反對者也大有人在。 
  不屑者和反對者的主要論點,有這麼幾點。 
  第一,歷史上有無陳圓圓這個人,都是一個謎。姑蘇歌妓陳沅,不見得就是陳圓圓。 
  第二,說「衝冠一怒為紅顏」,只不過是封建文人們最喜歡彈的「女禍」濫調的反映,是文人們下流意識的反映,一會兒說陳圓圓和江南名士們眉來眼去的調情,一會兒說她和冒辟疆有戀情,一會兒說她被周奎(田畹)所佔,一會兒又說她屈服於劉宗敏的淫威,甚至於說她投入李自成的懷抱,還和崇禎皇帝睡過覺……編織一套又一套的情史、艷史,無非是一個結論:「紅顏禍水」。 
  第三,這件事正如各地在爭李白墓地、西施故里、諸葛亮臥龍崗的真跡在哪裡一樣,其實都是今人從現實利益出發,或為開發旅遊故意引出「名人爭奪戰」的無聊之舉,沒多大意思。 
  筆墨官司打得熱鬧,爭得熱烈,幾年時間裡,也沒一個確切的定論。但是,洋洋灑灑的文章四處發表,倒吸引了另外一撥人的注意。 
  1989年,消息傳到我生活的省城貴陽,馬家寨獅子山上「吳門聶氏墓」被盜。事發之後,震驚的人們只看到一具女性骨骼,36顆牙齒完好無損,排列得均勻細密,棺木朽失,裡面的隨葬品被劫取一空。人們聞聽之際,連歎遺憾,瞠目結舌。還有人自作聰明地說,我們為什麼只顧在那裡爭論不休,早知要被盜,還不如用科學的方法開棺驗屍哩。 
  馬上有人說:正常的開棺驗屍,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今天生活在馬家寨的所有老少鄉親,都自稱是陳圓圓的子孫。有誰敢去觸犯眾怒,挖他們這麼多人的祖墳? 
  悠悠龍鰲河 
  壞事似乎也能變成好事。「吳門聶氏墓」被盜,使得考古工作者們失去了考證墓主究竟是誰的物證,但墓裡埋著的,卻實實在在地是一具女屍,那是不容置疑的。同樣,這具女屍就是立碑的吳啟華之母,也是沒有疑問的。 
  那麼,她是不是陳圓圓呢? 
  馬家寨的吳氏後人們,一口咬定她就是陳老太婆,是他們上千人的祖宗。為向世人明示這一點,1994年春天,他們集資立了一塊「陳圓圓墓說明」碑,豎在那裡。我將碑文中最主要的一句話抄錄如下:   
  陳圓圓歸隱之謎(6)   
  陳圓圓究竟魂歸何處數百年來眾說紛紜,有雲南說上海說蘇州說等等,馬家寨吳氏說陳圓圓墓就在這裡,我們千餘人都是她的親子孫,如若不信請進馬家寨親自問問他們 
  讀了這段話,我認為馬家寨的吳氏後人沒有冒認吳三桂和陳圓圓為祖先的利益動機。首先,這種事情在整個清王朝統治時期,代代以口相傳是可信和合理的,為了避免殺身之禍,卻又要使家史不至於因歲月更迭而湮沒在俗世中。其次,陳圓圓雖然名聲很大,幾乎婦孺皆 
  知,但是,究其身份,終歸是個妓女。在正統社會裡是遭人貶損、受人鄙夷的。這個世界上,想沒有一個人會冒認一個妓女為祖先的。況且現在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寨子的上千人認為她是自己宗族的祖先。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件事最初透露的年份,是在我去貴州插隊落戶的前兩年。正是抓階級鬥爭為綱抓得最緊、查三代、查祖宗十八代查得最嚴的1967年。馬家寨吳氏不會不知道,吳三桂是歷來被斥為「逆賊」、「漢奸」的,吳氏後人為何偏偏要在這個年頭稱自己是吳三桂和陳圓圓的後人呢?還有一點也不可忽視,幾乎所有去水尾鎮馬家寨的訪問者發現,吳氏後人都能把吳三桂及其他手下的兒子、侄子、女兒、女婿及重要將領的事跡講得頭頭是道,還能完整地講出他們的姓名。至於陳圓圓的傳說,其中的細節,在馬家寨也是流傳得家喻戶曉,不能不說也是一件奇事。有人提出疑義道,就是在偏僻鄉間,有些秀才之類的人物,從古書演義中看來些傳奇,茶餘飯後在群眾中傳播,也是常有的事。 
  貴州的學者則反駁道:不然。比如他們能說出胡國柱、夏國相為吳三桂的女婿。胡國柱、夏國相在歷史上並無甚知名度,也沒啥業績,野史演義中很少涉及,不像《三國》、《水滸》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們怎麼可能記得如此清晰。不是家族秘授,怎麼可能講得清十一二代祖先的名稱。社會上隨便找一個學問淵博的人,請他講一講十一二代祖先的名字,恐怕誰也講不上來。且別說,文化大革命中,馬家寨上還藏有吳三桂的皇傘和兵器。 
  從1984年開始,不時有文章披露陳圓圓歸隱在貴州岑鞏縣水尾鎮馬家寨獅子山繡球凸,爭鳴的文章發表了不計其數,始終沒個結論。 
  一晃至今已近二十年了。作為自始至終的一個關心者,我想,有時候我們何不化繁為簡地來思考一下問題。既然清軍攻破昆明城,恢復其統治以後,一直久尋不見陳圓圓的蹤跡。難道聰明如陳圓圓這樣的女子,她就不會在預見到局勢的危急之前,找一塊僻靜而又風光優美的地方作為自己的歸宿嘛。聯想到她追隨吳三桂統治雲貴的多年中,曾到過龍鰲裡,並深深地為龍鰲裡物華天寶的環境和優美的風景所吸引,她是極有可能歸隱到這裡來的。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陳圓圓葬身在貴州岑鞏馬家寨也是可能的。風光之美被譽為天上人間的悠悠龍鰲河,河水環繞鰲山流向東南,匯入GAFD3水,它從上古時代流來,還將流向未來,滔滔不絕地流了千百年,它能向世人揭開這一謎底嗎? 
  (2003年9月)   
  震中在日月潭   
  6月6日,台灣一派酷暑炎夏的氣候。 
  中國作家代表團抵達台北的當晚,主人就請我們定奪6月10日以後的路程。他們說,離開台北到台南去,有兩條路線可行。第一條線,是經新竹到台中,遊覽阿里山和日月潭,在那裡住一晚,遂而經台南到高雄,離開高雄回大陸。第二條線是新線,那就是走台東,經宜蘭到花蓮,路途中遊覽太魯閣公園。又由花蓮經台東市抵達知本溫泉,在溫泉住一晚,再直驅 
  墾丁森林公園,最後也由高雄飛回香港。 
  我們這個代表團的大多數成員都是第一次到台灣,很多作家對阿里山和日月潭的美景充滿了嚮往。而且這條路線是傳統的旅遊線,從大陸去台灣的,幾乎都走這條線。於是,有兩三個人就表示了想去日月潭和阿里山的願望。 
  主人解釋說,這原不是問題。往年來的作家團、詩人團,我們也是安排的這條線路。今年之所以推出第二條線路,是由於「9·21」大地震的影響,況且自那以來,餘震不斷。我們實在是從安全出發。在台灣,這一時節是雨季。風吹椰林,大雨說來就來。即使不震,連續暴雨也會造成山體滑坡,形成土石流。 
  台灣人所說的土石流,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泥石流。從熒屏上看,那奔瀉的景觀還是很駭人的。 
  但是,主人又強調說,我們只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如實介紹,究竟怎麼走,還得聽客人的,於是幾位作家就讓我表態。 
  說實在的,我也十分盼望能去日月潭風景區,並在阿里山上的別墅裡住一晚,小時候歌裡唱的:「台灣島啊我的故鄉,多麼美麗的地方。阿里山森林,一望無邊,就像大海洋。蔗糖甜呀稻米香,日月潭啊好風光。」那動人的旋律至今仍耳熟能詳。 
  但轉念一想,主人已明確表示,這麼考慮是從安全出發,總有他的道理。我們只在台灣訪問十天,既不想遇上土石流,也不願碰到地震。於是我說:客隨主便。安全第一,我們還是走東線吧。 
  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沒想到,6月10日晚上,準確地說是6月11日凌晨2點23分。我正處於酣睡之中,同屋的徐教授驚呼道:「地震,地震了!葉辛,快起來。」 
  我從夢中驚醒,只覺得床在搖,那感覺就如同火車急剎車時劇烈晃動的車廂。我的神經頓時抽緊了,華華大酒店的走廊裡傳來尖聲尖氣的呼叫。我抽身坐起,並將背脊緊貼著牆,牆也在顫動。那一瞬間有恐怖的念頭襲上來……遂而一切平靜下來,客房裡又像平時一樣安靜。 
  但我們卻是怎麼也不能入睡了。又靜待了一陣,確信地震已然過去。我走近窗戶,朝窗外望去。台北下半夜的馬路沐浴在街燈的柔光裡,人行道上闃寂無人。 
  徐教授說:「這一定是去年「9·21」大地震的餘震。震中仍在日月潭所處的台中一帶。台北只是波及。」 
  雖是波及,對於我而言,已是這輩子遇到的最大一次身臨其境的地震了。 
  清晨6點鐘,我們打開電視,第一條就是地震消息,震中果然在日月潭、阿里山一片的南投縣。阿里山上,有近千人被困…… 
  全團作家聚集在酒店大廳的時候,已一致認定,我們選擇走台東一線,是明智的決定了。 
  當日下午進入太魯閣公園,抬頭仰望陡峭壁立的山峰,俯首細觀深谷中奔瀉的河水,恍惚之間,彷彿感到我又走進了西南山鄉奇峻的貓跳河谷和烏江天險。懸崖上飛瀉而下的瀑布,溝溪裡翻滾著白浪的河水。還有那到了午後仍是那麼濃烈的霧嵐。所有這一切為何如此相像,讓人似曾相識?我知道,西南山鄉的很多奇麗景觀,是地震所致。難道眼前的一切,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 
  果不出所料,前方道路上,有山崩的殘跡。醒目的標誌提示路人車輛,行走務必小心。而立在一旁的路碑,則告之旅人,如此大自然鬼斧神工之傑作,正是地球上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板塊撞擊形成。而台東立霧溪的植被和美景,因此也倍受世人矚目。 
  一路前行,我們感受著台灣豪雨,並通過電視關注著中部震區的消息。「6·11」大地震後,連續的大雨暴雨,使得日月潭、阿里山一帶,潭水暴漲,道路坍塌,阿里山公路五十七公里以上有多處塌方,似柔腸寸斷。多處橋樑岌岌可危,森林鐵路為巨石阻路。有些山裡居民,只能等直升機運糧。而十一縣的大片農田與牧場,都被雨水和泥石流淹沒。即將上市的西瓜、香瓜等果蔬,更是損失慘重。 
  十天的台灣之行,我們感受著炎熱潮濕,感受著一陣一陣大雨豪雨,也遭逢了「6·11」大地震。離開台灣的時候,在報上讀到,據台灣地質所調查,地震造成的潛藏著的山崩滑坡等危險處,竟達數萬個之多,且這樣駭人的隱患,要經過十年左右時間,才能逐漸趨於平靜。 
  我在想,大自然如此活躍的撞擊崩塌,處於震中的日月潭和阿里山一片,歷經十年,又會碰撞出一個什麼樣的景觀來呢? 
  (2000年7月) 
   
       
  附錄:說說《孽債》   
  情債難償(1)   
  還是在《孽債》出版的第二年,澳大利亞紅公雞出版社的休·安德森先生來到上海。他是個粗通漢語,能簡單會話的澳洲人,見了我的書,他便問及我「孽債」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那時候《孽債》還沒有改成電視連續劇播放,一同參加座談的老翻譯家任溶溶先生思忖片刻,用英語給他作了回答,並且對我道:「這是不大好翻的。漢語豐富的含意,靠直譯是很難達到那種準確性的,更別說意境了。只能解釋成『難以還清的債』。」 
  我補充說:「感情債。」 
  他點頭,又對安德森先生用中文和英語分別說了一遍:「難以還清的感情債。」 
  安德森先生沉吟著點頭,似乎是明白了。 
  沒幾天丹麥研究中國的蓋·瑪雅女士來訪,也曾提過這一話題。幸好已是答過一遍的老問題,我就用「難以還清的感情債」作了回答。她的漢語水平比粗通問候語的安德森先生好,能用流利的普通話和我們交談,理解得也更快些。 
  在字典或辭海上,「孽債」這兩個字的解釋還要複雜一點。不過,「難以還清的感情債」卻是比較清楚地解釋了我的書名。 
  電視連續劇改編前以及改編定稿過程中,拍攝以及拍完播放以後,這個題目仍然被一次一次地提出來討論,情形和當年我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改編成電視劇時幾乎一樣。我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於是便表了一個態:你們要怎麼改都可以,但改出的題目一定要比我這個好,我才能同意。記得當年嚷嚷著要給《蹉跎歲月》改名字時,我也是用這句話回答的。 
  後來好像還是沒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孽債》也便用原名播出了。 
  正如同當年我敢於堅持用《蹉跎歲月》這個題目一樣,我之所以敢於堅持用《孽債》,只因為這本書的創作,源始於我那漫長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於那段生活本身。 
  記得二十一年前,我接到調令,由鄉間調到貴州省作家協會去當專業作家。經過十年又七個月的插隊生活,山寨上已沒有什麼東西再值得帶往省城去。況且進了省城,我沒有住房,只能暫時在小招待所裡棲身。故而我只將兩箱書整理出來,用馬車拖著去托運。十年當知青的日子,是這兩箱子書陪伴著我,度過了無數個夜晚和雨天。書頁都發黃了,我還捨不得丟掉。馬車拖進街子,那一天正逢山鄉里趕場,人很多。一個女生叫了我一聲,我看著她從人堆裡擠出來,一手拉著一個娃娃,另一隻手挽著提籃,顯然也是來趕場的。在人群中一擠,她的臉漲得通紅,因為懷著身孕,肚皮腆得高高的,她還喘吁吁的。她曾是我同一大隊另一個寨子上的女知青,後來和一個相貌英俊的山寨小伙子戀愛結婚,插隊期間就出嫁了。我離開寨子以後,她就是這個公社留下的最後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訴她,我要去省城裡報到了。她說,已經聽說了。望著她略顯黯然的神情,我不由問她:你怎麼辦呢?她愣了一下,說:我也要走的。我點了一下頭,想說願你走成功,又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最終一句也沒說出來。想想一起從上海來到這塊土地,一共六十個人,現在走得只剩下她一個人了,說什麼也是多餘的。馬車拐出鄉場,我回過頭去,望著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著:她要走,走得了嗎?眼看著她又要生第二個娃娃了,她走了,這兩個孩子怎麼辦?如果她真走成了,兩個孩子長大以後,問及自己的母親在哪兒?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情形? 
  可以說長篇小說《孽債》的最初構思,該是起源於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識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回歸的火車上,我聽說過幾個類似這樣的故事。只是,那年頭城市的誘惑力是那麼地強大,誰也沒往深處去思考這一問題。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這些孩子將來和生身父母之間會演出什麼樣的悲劇和喜劇來。 
  但是,創作的構思往往是這樣,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會不斷地提醒你,催促你,撞擊你。 
  那是80年代的一個夏天,我在回上海探親時,又聽說了附近弄堂裡的這麼一件事:一個寧波農村的中年漢子帶了兩個孩子,到上海來找當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歸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後,早已重新嫁了人,並有了新的孩子。於是乎,一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孩子的故事,頓時成了弄堂新聞:有人說女人離開農村時根本沒辦妥正式離婚手續,謊騙男人回歸上海之後還將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說第二個男人根本不曉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說你們知道什麼呀,這件事從一開頭就是個騙局,說好的是假離婚,後來弄假成真了;有人說兩個男人打起架來了,這個家庭熱鬧非凡有戲文可看…… 
  我沒去窮盡這個故事的結局。但是這件事情那麼有力地撞擊著我。我覺得這會是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我把它記了下來。連續好幾天,我衝動得都想趕緊伏案寫作。 
  但是我沒有寫,往往到了真想寫的時候,又覺得無從落筆。幾個月以後,我讀到了一個短篇小說,五六千字,名字也記不得了,能記得的只是這篇小說的內容,幾乎同我聽到的弄堂新聞相差無幾。我還特意留神了小說的結尾,作者仍沒交代出這一家人究竟怎麼處理了那個難纏的矛盾,只說那一家人鬧得不可開交……   
  情債難償(2)   
  乍聽這個故事時的震驚、生動和由此產生的聯想,全沒有了。讀過這個小說以後,一切竟變得淡淡的了。這件事也給了我一個啟示,即使是一個好的素材,貿然去寫,仍然是寫不好的,藝術的感染力也是出不來的。 
  我暫時放下了這個題材,當真正提筆寫《孽債》,是幾年以後的事了。 
  (2001年1月)   
  神奇的西雙版納(1)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城大潮中發生的一些故事,我身邊的一些人和事,雖然是可以構思小說的素材,但是離《孽債》的具體醞釀,還早著哪。 
  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在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 
  記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了,我正在讀長篇小說《愛的變奏》的校樣,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關的長篇小說。一位相熟的朋友來訪,聽說又是一本和知青有關的書,他忍不住說:你就不能寫寫別的嗎? 
  我說是啊,我在鄉下整整呆了十年,現在寫出了五本長篇小說,我也對得起那段生活了。這本書出版以後,我想考慮寫一點別的了。 
  但是,當年知識青年的命運,總是牽扯著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為我一本一本地寫了些和知青有關的書,有些人也總是願意來找我,把他們生活中真實的經歷告訴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兩個山鄉里的中年婦女找到省城貴陽來。她們簡樸得幾近寒傖的衣著、她們拘謹的神態、她們的言談舉止,幾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農婦模樣了。不是她們開口講上海話,很難相信她們曾經是上海知青。她們到省城來是為求一個工作,是來訴苦的。知識青年由城市到達鄉村時,從來都是聽農民們憶苦思甜、講述舊社會的苦難、虔誠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幾何時,她們自己卻向人們訴起苦來。日子,對她們來說實在是過得太艱難了。是生活,逼著她們走到今天這一步來的呀:她們全是當年嫁給村寨農民的知識青年,其中一位還是優秀知青,她當年開創一代新風,同山鄉農民結婚連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跡,曾經在《下鄉上山》刊物上登載過。這本刊物是免費發放的,我清楚地記得,這本刊物傳到我們集體戶時,大家對她的事跡還足足議論了半天。現在這兩個當年與山鄉農民相結合的典型,一個死了丈夫,拖著三個娃崽;一個丈夫雖還健在,但拖拉著兩個娃娃,身處窮鄉僻壤,日子也難過。她們來到省城,只是希圖通過一定的渠道,為她們呼籲一下,在當地求得一個工作。 
  由於省裡領導同志的關注和干預,這兩位上海女知青在幾個月以後,終於在偏遠小縣城的一家工廠裡落實了工作,算是得到了歸宿。但是她們的形象和經歷,久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時常想,其他知識青年呢,有沒有落到生活的底層而無人問津的呢? 
  回上海探親時,有人指著某個女子的背影告訴我,她也曾是知青,當年下嫁了當地人,掙扎著回到上海老家,棲居在住房緊張的娘家,沒一份像樣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戶口進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檢點。 
  在我插隊的那個縣裡,還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兩個知青在山鄉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個小孩,考慮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後永遠也不能抽調;再說,孩子一生下來,就面臨著營養及生計,根本養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紹了省城裡一對結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婦,收養了這個孩子。而這一對知青,回到上海以後,卻又各奔東西,並沒結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聽說了這麼一件事:在西雙版納的一條街子上,有位從北京來旅遊的中年女子,始終在屋簷下徘徊,嘴裡喃喃自語著失悔和懊惱一類的話語。原來這女子是當初來版納的北京知青,回城時離了婚,遺下一個孩子給自己的前夫撫養。她走得很輕鬆,回歸北京之後落實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間的事情有時經常陰差陽錯,二度婚姻之後她再沒生育。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越來越思念遺留在西雙版納和前夫生的兒子。終於她徵得現今丈夫的同意,趕到版納找兒子。她記得版納的山,版納的水,版納的道路,她恰恰忘記了這裡的農民世代都有遷居的習俗,她照著知青歲月記憶中的地址尋去,再沒找到她渴念的兒子。於是乎她便有些失態地踟躇在趕場的街子上,逢到人詢問,便講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頗為曲折的經歷…… 
  這件事傳到我耳裡已經多人轉述,但聽來仍讓人悲傷。 
  吸引我的不僅僅只是這個故事,而是這個故事提供的地域:西雙版納。哦,這是一塊多麼美妙無比的土地!那裡的風情習俗和上海相比,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氣候,西雙版納是旱濕兩季的山地氣候;上海眾多的人口和擁擠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雙版納的家家戶戶都有一幢寬敞的庭院圍抱的干欄式竹樓;上海有那麼多的高樓和狹窄的弄堂,而西雙版納滿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綠的水;上海號稱東方的大都市,而西雙版納系沙漠帶上的綠洲,是一塊沒有冬天的樂土,既被稱為「山國」裡的平原,又被形容為孔雀之鄉、大象之國,它有那麼多的神秘莫測的自然保護區和獨特珍貴的熱帶雨林;上海開埠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孕育了海納百川的上海人,而西雙版納由偏遠蠻荒、瘴痾之區演變為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的百年史,更富傳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議論成精明而不高明、聰明而不豁達,而西雙版納的傣族兄弟姐妹,謙和、熱情、纖柔、美麗,無論是在電影裡和生活中,他們的形象都給人遐思無盡……對比太強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結婚、離婚手續比較簡單,恰巧當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於差別的巨大而更為相互吸引,在插隊歲月中有過戀情、愛情和婚姻的雙方,到了大返城時知青的離異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雙版納(2)   
  在昆明的那個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這些年裡聽說的知青情變故事,一一浮上心頭。最初的構思逐漸在我心頭萌動著,一些人物開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這全都是西雙版納這塊神奇的土地帶給我的。直到今天我還和西雙版納保持著聯繫,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納州人民政府授予我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榮譽州民」,說我的創作對西雙版納州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殊不知,《孽債》的創作本身,也從西雙版納這塊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養料。說著說著似乎離題了,至於《孽債》具體的藝術構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著談。 
  (2001年2月)   
  《孽債》最初的「單線條」(1)   
  這是一個取單線發展的故事。 
  從一開始,我只想將這一題材寫成線型結構的長篇小說,並且可以寫得一點兒也不拖泥帶水。 
  可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貴州,接觸過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內的眾 
  多少數民族;尤其是在民族節日期間,少數民族的姑娘們穿上精心縫製的服裝,戴上頭飾,去街子、花場上跳蘆笙、趕街的時候,我常常會突發奇想,要是這麼一個純情樸素的姑娘,走進上海市民擁塞的弄堂,走進一個平靜的三口之家,會是怎麼一個情景? 
  也許是多次這麼想過,到構思《孽債》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這樣俏麗的一個小姑娘,到上海來尋找她的生身父親的情節。 
  這是長篇小說的「核」。 
  所有的亮點都隨著這一個「核」在閃爍,在躍動。 
  以後所有的故事和情節的展開,都隨著這一個「核」在轉動。 
  有了這一點想像,其餘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夠騰躍起來,能夠飛起來。 
  小姑娘到上海,尋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呢? 
  是沈若塵這樣的父親。他曾經在版納呆過,和美霞的媽媽有過戀情,有過婚姻,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過去。也正因為此,才有了美霞。他現在是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是一位雜誌社能幹的編輯。為什麼恰恰是編輯職業而不是其他職業呢?原因只有一個,我對這個職業的工作很熟悉。當作家之前,當了作家之後,我一直在與各個年齡層次的編輯打交道。整個80年代的後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學雜誌社出任主編,和各式各樣的編輯們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塵當的是一本社會型雜誌的編輯,這樣便於「他」更多地和社會各方面的人士接觸和打交道,為的是在行文時更加自如一些。長篇小說的寫作總是這樣,不可能構思得面面俱到,寫著、寫著,會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東西冒出來,把自己筆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緊,反而會束縛了手腳。《孽債》已經是我的第21本長篇小說了,不敢說有多少經驗,失敗的教訓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親沈若塵,必須還得給沈若塵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樣,安排一個家。也就是說,他回上海以後,又結了婚,有了一個兒子,寶貝兒子。於是就有了梅雲清和兒子焰焰(電視劇中為叫起來爽口改成了「揚揚」)。 
  在產生最初構思的同時,我就想過,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寫成是社會上的好人,或者說是正常人。決不把一些不好的習性和脾氣按在某個我不喜歡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壞人」是我們這一代人從小看電影時就養成的欣賞習慣。社會上確實是有好人和壞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壞的壞人。但在文學作品中,讀者更希望讀到的是具體的人,活生生的人。簡單地說,即使是寫好人和壞人,也得寫出他為何好,或是為何壞。 
  設想梅雲清的時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灘上聰明能幹的、勤儉持家的、美麗善良的但又是有著自己喜怒哀樂的現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說的第五章我寫到她失身於始終癡癡地愛著她的李爽,這是我產生構思的時候就預見到會發生的事(電視劇中為了人物的完美和觀眾的認同沒讓她和李爽走到這一步)。即使這樣,她還是一個好妻子。焰焰就是我們最常見到的獨生子女。 
  來自遠方的、自小在西雙版納長大的美霞,要走進的就是這樣一個三口之家。她要和他們朝夕相處,一起吃飯,一起入睡,一起打發長長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現是一個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個導火索,更是一顆炸彈。 
  就是炸彈。在想像美霞走進生身父親的家時,我腦子裡最清晰的一個概念,就是要讓美霞的出現,像在家中扔了一顆炸彈。這顆炸彈在冒煙,在絲絲發響,隨時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這樣的尷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會展露無遺。焰焰的反應當然是最直接、最不會掩飾的。他也不需要掩飾,但他本能地意識到,美霞是他厭惡的對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現會奪去他的父愛。這就是人,儘管他還是孩子。梅雲清是位中年婦女,她的反應自然要比自己的兒子複雜得多,但她還是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問題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這個家。這樣的矛盾放在一個人物面前,這個人物必然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像很多自視甚高一帆風順的女性一樣,梅雲清同樣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來,她認為自己是追求到了,結果不是這樣!她怎能不傷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進一步地認識世界,認識「人」本身,她才能越過人生的這一溝坎。而沈若塵面對一個叫他「阿爸」的美麗女孩,面對一個他過去愛情的結晶,能做些什麼呢?他只能無奈地、疲於奔命地、顧此失彼地盡可能地維持他不能放棄的親情,他愛妻子,愛兒子,他也愛女兒,但要把這幾種愛融合在一起是有衝突的……小說和電視劇問世之後,有人說,只有上海男人會這樣處理。我倒要反問一聲,豪氣十足的男人該怎麼面對這一切?你請指教。 
  有人問,怎麼讓你想出美霞這麼個小女孩來的?你怎麼把握這麼個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講到我插隊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過很多山鄉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許多孩子,漢族的或是少數民族的孩子,從小生活在大山的懷抱裡,使得他們非常渴望瞭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興的時候,他們會睜大一對喜悅的眼睛;痛苦的時候,他們會睜大一對噙著熱淚的眼睛;震驚的時候,疑訝的時候,恐懼的時候……他們最常有的表現,就是睜大著一對眼睛望著你。美霞是我想像出來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許許多多山鄉孩子的綜合。另一個原因是,當我寫作《孽債》的時候,我本人正調動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歲,我時常觀察自小隨我在山鄉里長大的葉田,對上海這個大都市的反應。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談,希望他能較快地融入上海這座城市的節奏。我發現他對上海有著很多誤解,他對山鄉有著自己的一份懷念,他要在身心上進入上海得有一個過程。我和他媽媽都是上海人,我們自小在上海長大,孩子也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都需要時間慢慢融進上海,別說像美霞這樣的少數民族孩子了。   
  《孽債》最初的「單線條」(2)   
  對了,小說就得從美霞進入上海寫起,她為什麼要來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後各式人等的反應,她自己如何面對著種種壓力生存下來的,我要她的到來攪得所有的人為之心動,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蹤,要她在上海出一點事故……想像使得我時時處於亢奮狀態,恨不得拿起筆來直接進入寫作。但是,再進一步想像下去,我發現了取單線條發展的不足,有許多我想表現的東西無法表現,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人物關係也會稍嫌單調。特別是一部長篇小說,反映當代題材的長篇小說,社會面過於狹窄,也會給人以「杯水風波」之感。我該怎麼 
  辦呢? 
  《孽債》的構思進入了停頓階段。 
  (2001年3月)   
  《孽債》出爐前(1)   
  但是《孽債》的構思並沒停頓很久。 
  天天想著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構思上的突破點。 
  在《孽債》之前,我寫下了五部知識青年題材的長篇小說。在每一部書裡,我都有一組對應性的人物。由這一組對應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帶動起來。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這樣的人物。 
  《風凜冽》中的葉銘和高艷茹,同樣起著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歲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見春,也是貫穿全書的男女主人翁。 
  隔開幾年後寫下的《愛的變奏》中,我乾脆以矯楠和宗玉蘇一對男女主角的不同視野,來展開敘述。 
  《在醒來的土地上》裡的嚴欣和鄭璇,也是這麼一組相互對應的人物。 
  《孽債》如果僅僅只把沈若塵和美霞父女對應著來寫,顯然過於單薄了。 
  知識青年們已經回歸到都市,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已不像在鄉間和農場一樣,共同在集體戶、知青點和農場宿舍裡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後,他們已經融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後,他們重新在都市社會的起跑線上,開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為我寫下了前面所說的五部知識青年題材的長篇小說,我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們的來信。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們在書信中對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評頭論足,他們給我講述天南海北的插隊知青們的故事,特別是悲劇;他們時常在書信中宣稱要將自己經歷過的真實的人生故事和體驗告訴後代,他們認為這是20世紀即將進入21世紀最好的饋贈;他們說我們命中注定要遭遇這樣的時代,我們有責任把這一時代的真實記錄下來;他們覺得在這一過程中尋找人性,尋找良知,就是尋找我們這一代人自己。不論他們在書信中說什麼,最後他們都會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寫一寫知識青年們回歸都市之後的生活。說回城之後的生活同樣精彩,同樣有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篇章,同樣有著這個時代的生活原生相。 
  讀著這些來信,我時常為之感動,為之陷入沉思。當了作家之後,走南到北,出差開會時,也會時常遇見當過知識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個外事場合,某個專業性甚強的學術會議上,也會有人悄悄告訴我,他曾經下過鄉,他也是在內蒙古大草原放過羊的。會後餘暇,往往就會有人找到客房來,講一講對於那段生活的感悟及與今天生活的關係。 
  不斷地感受來自這些同時代人的信息,我心底深處時時湧動著表現他們今天生活的願望。構思《孽債》的時候,我逐漸明白,僅僅寫好沈若塵與美霞的關係,不能充分展示知識青年們回歸上海後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達我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感受,要想寫一寫不同個性、不同命運的知識青年回到上海以後的遭遇,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繪的家庭。 
  想明白了這一點,我起先只想增加兩個和沈若塵有關係、有聯繫的知青家庭。但是構想下來,仍覺得意猶未盡,覺得不過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經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態,正在並且即將發生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著當代人的價值觀、倫理觀和人生觀。社會生活的氛圍變了,糧票、肉票、蛋票、油票從我們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東西包括感情領域,正在產生更多的令人驚訝也令人困惑的東西。 
  滄海桑田,文思更應神遠。於是我下了決心,來寫作五個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層次的家庭。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經當過知青,都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往事。而今天,他們卻又在上海,代表著不同的生活層次和階層。無情的歲月和時間已把當年還是以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由於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對於找上門來的孩子,自己親生的骨肉,他們的態度也必然是不同的。這麼一想,創作的視野頓時豁然開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湧上心頭。他們聯繫著西雙版納的昨天和今天,他們也聯繫著上海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與今天之間,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經歷。對於我這個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許正是這一點,我曾在西南山鄉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體驗,我還因寫作的關係潛心入神地研究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差別和他們獨特的風俗。同時我畢竟出生在上海,在這個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後又因出差、開會、改稿不時地回歸故里,興味濃郁地以一個遊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見到了上海那些年裡的變化。於是乎新的構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當把這些人物放在西雙版納和上海的各個層次上展現時,多少藝術的亮點閃爍起來。 
  前面我提到「下了決心」四個字。在形成構思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下決心呢? 
  原因是極為簡單的。那就是在沒寫之前,我已經看出了這一構思的缺陷,儘管成千上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過類似的故事,儘管有的故事本身還要悲慘,但是五個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孩子,約好了一同到上海來尋找他們的生身父母,這樣的故事是不存在的,這樣的巧合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產生在我的構思之中,只能發生在我的小說裡。   
  《孽債》出爐前(2)   
  這只是虛構。 
  既然知道這一點,我為什麼還要下決心這樣構思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樣的構思來自於生活的真實。儘管生活中不可能會發生相同的事,但是這樣寫出來,讀者是會認同的,這恐怕也在間接地回答了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 
  之間的關係吧。 
  構思已經形成,我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開始寫作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 
  (2001年4月)   
  《孽債》和老謝(1)   
  提筆寫作《孽債》這一本書的時候,正逢我面臨著奉調回上海作協工作。誰都知道,調動和搬遷帶來的是多少繁瑣不盡的具體事兒,我整個人都處在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適應之中。但我還是分兩次將這本書寫出來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孩子10歲了。他是在山鄉里出生、在省城裡長大的。那裡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夥伴和習以為常了的一切。他對我們執意要回歸是不理解的,當然我們在省城裡的生活條件比較優越,他曾經幾次鬧過情緒。他不止一次地問過我:為什麼非要回到上海去?我為了說服他還真傷了不 
  少腦筋。 
  但是傷這些腦筋是值得的,在寫作《孽債》時我也面臨著那些到上海尋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問出的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答不好,小說就無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體驗,在寫到這樣的感情領域時,我把握住了小說。另一個題目是當年那些知識青年們今天怎麼樣了?他們回歸了城市之後,今天已散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今天的社會各個階層,已經令人眼花繚亂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價值倫理觀念、新的交際領域、新的感情生活。無情的歲月和時間本身已把當年互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我在寫作他們的今天時,必須把這個題目做好。做不好這個題目,那麼很可能將把這部小說寫成個陳舊的倫理故事:沒有歷史的縱深感、沒有寬廣的社會面、沒有時代氣息。 
  我做到了嗎? 
  小說上半部分剛剛在上海的《小說界》雜誌上發表一兩個月時間,親朋好友們都關切地詢問那幾個跑來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麼樣了。在為賑災簽名售書的那天,人頭簇擁的讀者中冒出一張臉來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書中的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人收養。甚至一些同樣在搞創作的同行也問「那些孩子後來將怎麼生活?」彷彿我構思的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為令人驚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報》上刊出了一篇真實的通訊報道《孩兒找媽淚花流》,寫的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尋找父母的真實事件。我的一位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真稀奇……」 
  那麼,《孽債》這一部書,為什麼上、下兩部分,會隔開一年多的時間,才在《小說界》雜誌發表的呢?只因為這部書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貴州寫成的。而下半部分,則是我在調回上海一年半之後,才寫出來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獲知貴州方面已同意調動,手續正在辦理之中時,我趁著貴州的工作已經交代出去,而人還沒回到上海的這一段空隙時間,起筆寫作《孽債》。 
  稿子帶到上海,怎麼會在下半部分還沒寫出的情況下,先發表出來了呢?這就不能不提到老謝了。寫下本篇文字的時候,正逢老謝猝然去世一週年。這一年裡,我時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來,好好地寫一篇文章,來紀念老謝。現在,請原諒我稍稍多佔一點篇幅,寫一寫和老謝交往的那些日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屈指細算,這已經是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記得,那是1973年冬天,已是我插隊在鄉間度過的第五個冬天了。不知是特定的地域氣候造成了氣溫驟降,還是心情使然,我只覺得,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難熬。 
  我所任教的耕讀小學眼看要放假了。山寨裡的老鄉在準備著過年,殺豬、宰雞鴨、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個,不曉得怎樣打發日子。放假以後,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麼樣呢?看著家人、同學、朋友、鄰居上班,自己還不是無所事事……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來信,信不長,字跡很工整,大意是說我寄去的一部長篇小說稿有修改基礎,希望我收信後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滬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趕到出版社去。笑瞇瞇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歲的老編輯,微胖,他說他姓謝,叫謝泉銘,老謝。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稱他老謝,一直稱到現在。他呢,叫我小葉,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幾乎沒有同我談稿子,只是問了些關於我的情況及創作的經過,然後讓我回家去好好休息,過一個節,兩個星期之後再去。 
  兩個星期以後,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滿了編輯的辦公室裡。這回是認真地對我的小說談意見了。儘管有一些思想準備,我還是沒有料到意見是那麼多、那麼細緻,甚至連一些細節、一些對話的語氣,也都談到了。越談下去,我越覺得沮喪,這麼多的缺陷,我還能在短短兩個星期裡改好嗎? 
  老謝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對我說:「不要怕時間不夠,我們可以以出版社名義,替你去函向你插隊的公社請假。先請兩個月。」 
  這一住下來,就整整地修改了兩年半的時間。起先是住在家裡改,後來因家裡干擾大,搬進了打浦橋科技出版社後院的作者宿舍。 
  這是一幢門字形的老式樓房。宿舍供應熱水,食堂就在後面花園裡,很方便。就是在這裡,我和江西回來的知青小鮑一起,度過了兩年難以忘懷的日子。 
  這正是十年動亂的最後兩年,塵世間紛紛擾擾,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車的剎車聲,不時地越過高牆傳進來。一無所有的我卻在這裡潛心閱讀,修改稿子。更為重要的,是在老謝指點下,在閱讀和改稿的實踐中,摸索創作規律,學習著把我們感受過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適合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也是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和老謝之間建立起了深長的友誼,真正走上了文學之路。   
  《孽債》和老謝(2)   
  記得,剛在作者宿舍住下來,老謝就替我們幾個插隊知青的作者辦了一張借書卡。憑這借書卡,可以從資料室裡借閱當時在社會上根本不見蹤影的書籍。他常對我們說,一邊修改作品,一邊借閱一些名著,可以從中汲取養料。我說好多書過去讀過,他說今天再讀,體會是不一樣的。我的心裡很急,心思不在讀書上,急於想針對提出的意見作全面的修改。老謝卻不讓我們馬上動筆,他讓我和合作的小鮑先靜心坐下來,共同提出一個修改的提綱。當提綱初見眉目之後,他幾乎每天下午從紹興路的辦公室步行到打浦橋來,對我們的提綱提出種 
  種問題,從總體構思、主題、章與章之間的銜接,一直談到每章的寫法,入筆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筆,乃至細節改造和運用等等等等,迫使我們往深處去思考、去商量。那時候,我和小鮑都有些不習慣這種方式,與其說是沒有耐心,不如說是實際情況逼的。記得小鮑即將分配到街道工廠去上班,而我呢,沒有工資收入不說,雖然請了假,到上海改稿,貴州農村由於糧食緊張,不在生產隊勞動的人當然不可能給口糧,心裡更是焦急萬分的。 
  老謝瞭解到這種情況以後,一方面給我們辦理誤工補貼手續,一方面又把自己家裡節省下來的糧票送我。當時看過我們稿子的老編輯李濟生,後來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的陳向明同志,聽說了我的情況,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糧票送給我。誤工補貼是依據我所在生產隊的具體工值計算的,那兩年我插隊的那個貴州砂鍋寨,每個勞動日值是四角,一年到頭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錢。現在說起來,有點像寫回憶對比文章似的了,但當初,我正是依靠這點誤工補貼和出版社幾位老編輯輪流給我湊糧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漸把心安下來,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寫作上的。 
  由於提綱寫得細,總體結構得比較合理穩固,到進入真正寫作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嘗到了甜頭。儘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有時難免返工;卻沒有在結構上出現過大動的現象。老謝呢,對我們寫出的每一章稿子,都進行細緻詳盡的審讀,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時地給我們提出來,重新寫;要是覺得還可以寫得更好,他就讓我們在原稿上進行修改潤飾;要是他覺得大致滿意,便直接拿起紅筆,在稿紙上具體編改起來。編改完以後,他又讓我們細細看一遍。有時,我們的稿面很乾淨。但有時候,稿面上紅槓槓、紅道道縱橫交錯,像一張作戰地圖。遇到這種情況,他就讓我們坐下來,具體商談為何寫得不夠理想的原因,同時講一些對話、細節、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領。我常常對小鮑說,對我們倆來講,在作者宿舍的兩年,就是出版社和編輯老師悉心培養我們的兩年;我們雖然沒有進入大學,但這兩年比在大學文科讀書收穫還要大。現在講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是幾十萬字的一本書,逐字逐句地編改、潤飾,勞動量真是相當大的。 
  從聽取我們的提綱開始,到小說的全部定稿,兩年多的時間裡,只要沒有會議和社會活動,老謝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來,從午後的一二點鐘,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點鐘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電車走,老謝與小鮑家住得較近,他倆就結伴步行,走四十分鐘路回去。相處日子久了,我們對老謝逐漸熟悉了,那時候老謝的愛人在黑龍江,他的兩個女兒都在讀書,他沒有家庭的拖累,卻也沒有時間過問女兒的學習。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養我們這些年輕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謝對我們呢,也開始熟悉起來。他不但曉得我和小鮑在創作上各自的短處和長處,而且還知道小鮑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氣;當時黑龍江知青張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長篇小說《分界線》,由老謝當責任編輯。作者宿舍裡還住著另外一些從農場來的改稿者,像孫顒、楊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經常針對我們幾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點、缺點和優勢,要我們取長補短,互相學習,不僅僅是在創作上,而且在為人處世上。他常對小鮑和我講,學習創作,眼光要放得遠一些,你們都有各自的生活積累,不要盯在眼前這一本書上,以後你們還要好好地寫呢!所以現在更要將基本功練得紮實一些,基礎牢固一些,力爭將來寫大作品。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很多小道消息,不時發生著一些奇怪的事件,從偏遠山鄉回到上海的我們,和所有的插隊知青一樣對此牢騷滿腹,也常常互相打聽傳播些小道新聞。在花園裡散步,在晚飯後閒聊,我們不由得會講起這些話題,有時不免表示出對祖國命運的憂憤,怪話也不少。我們不知道老謝對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們決沒因為他是長者,是出版社編輯,是我們的老師而對他有所隱瞞。老謝只是聽我們講,往往不說什麼話,也不明確表態。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老謝把報紙拿進我們的宿舍,指著那篇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手擊著桌子,表示了極大的義憤。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老謝和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裡,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飯晚飯後,我們仨總要到乒乓室去打半個小時的乒乓,冬夏春秋,風雨無阻。我和小鮑的球藝都不行,最初的時候,常常以懸殊比分敗在老謝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幾個月裡,我們不但在創作上有了長進,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幾乎可以同老謝對壘了。   
  《孽債》和老謝(3)   
  其二是吃點心。老謝微胖,每頓飯僅吃二兩,菜餚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後三四點鐘,他總要跑到街上去買些點心進來,小籠包子、鍋貼、煎餅等,拿進來讓我們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所有這一切都變成了往事。我也由一個小青年逐漸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協會工作。 
  上班沒幾天,老謝就來看我,問我寫了什麼新作沒有? 
  我告訴他,剛上班,事情多,對上海作協很不熟悉,況且生活還沒安定下來,妻兒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親身邊,沒時間寫東西。他又問我,回來之前寫了一些什麼?他是我的老師,我就據實相告,我寫了一部叫《孽債》的長篇小說,但是只寫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說:「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裡。我取出來交給他。 
  三天以後,他打來電話說:「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說的樣式發表。後面的寫出來,再註明是長篇。」 
  過程就是這麼簡單。《孽債》在沒寫完全篇的情況下發表出來,第一功是老謝的。也正因為發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才督促著我,盡快地把下半部分寫出來。 
  就讓我以這篇回憶性的文字,作為對老謝逝世一週年的紀念罷。 
  (2001年5月)   
  《孽債》和另一位責編(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參加七屆四次全國人代會。會議期間,《人民文學》的老編輯王扶來看我,並向我約稿。我告訴她,近期沒有寫出中、短篇小說。她即問我,那麼你在寫什麼長篇小說。我心想她是雜誌編輯(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不會要長篇,於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寫作一部叫《孽債》的長篇小說。剛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慮下半部分的創作。 
  這本書寫些什麼?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問我。 
  我三言兩語把《孽債》的故事講了。 
  不料她鄭重其事地向我約這部書稿,同時說明,她是受江蘇文藝出版社委託,代他們約的,希望我不要推諉。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時期文學蓬蓬勃勃發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識。在貴州工作時,只要她從北京到貴州來組稿,她總還專程來我家或我工作的編輯部坐一坐。她如此認真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動。回上海以後,我就把先在《小說界》雜誌發表的《孽債》上半部分寄了過去。大約一個月以後,我接到過她的一個電話。她說這本書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雜誌給江蘇文藝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寫完的《孽債》下半部分,盡快複印出來。 
  沒多久,我上班的作協辦公室走進一位年長我幾歲的中年人。他說他姓周,叫周鴻鑄,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專程出差來上海,取《孽債》下半部分的書稿。 
  初次相識,我對他說,上半部分我是寄給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過我,但她沒說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說讀完上半部分,社裡已決定盡快出書,故而特派他前來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來寄去了。 
  我想這也很有道理,但作為朋友,我總得給王扶打個招呼。 
  於是就在辦公室給北京打電話。中午時分,第三個電話打過去,總算在家裡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應讓我把稿子交給老周。 
  周鴻鑄拿了書稿,一點也沒耽擱,匆匆就趕回南京去了。 
  一個多星期之後,他給我來了信,說書稿他已全部讀完,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裡的領導也都會這麼認為,待他們看完,他就會把出書合同什麼的,一起給我寄來。讓我吃驚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寫道:這本書出版以後,一定會有影響,並且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會獲獎。 
  我想這話我自己是不敢說的。 
  但我仍十分高興他能對我的書稿說這樣的話。 
  從這以後,我就和《孽債》單行本的責任編輯開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來,《孽債》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書了。每本書有一個責任編輯,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種性格的責任編輯,都打過不少交道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孽債》在編輯、發排、設計封面、校對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收到老周來信或是來電。每次有信息傳來,他都是極為細微地告知我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的進度。進而就針對我書稿中寫到的西南風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語作進一步的探討。讓我深為感動的是,有時候為了一字或字眼,他會翻查幾種字典和辭典,然後在電話裡一一把幾種解釋講給我聽,最後和我商量著,確定該用哪一個詞。當書稿製版印刷時,他對我說,他敢保證這本書是不會有一丁點差錯的。我想如果他沒有為書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決不會這麼說的。幾年以後,《孽債》出現了大量的盜版本,裡面錯別字連篇,標點符號亂點,老周氣得話都講不出來,一再地說,抓到了盜版者一定要繩之以法,繩之以法。那年南京判決了一個盜版者,他高興地把刊有審判盜版者的報紙給我寄了來。 
  《孽債》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數是二萬冊。在1992年長篇小說印數處於低迷時期,有這樣的征訂數已經不錯了。他卻在電話裡給我說,遠遠不夠,不夠。過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萬冊…… 
  讀者諸君可以看出,在頻繁的書信往來和電話交談中,我們已經逐漸地熟悉起來。1994年秋天,當他得知我在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眩目的雲彩》時,幾次打來電話,讓我繼續把書稿交給他,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說,在出版之際,他們會為之宣傳。第二年秋,《眩目的雲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萬冊。 
  由於整整地當了十年知青,根據知青生涯的深切體驗和親歷,我寫下了六部和知識青年有關的長篇小說。我很想把這六部書集中起來,統一格式、統一裝幀設計推出。當我把這一想法和幾個出版社商談時,幾家出版社都怕舊作重印,銷路不佳,造成誰都不願看到的虧損。而當我把這一想法給老周說時,他從一開始就表示積極支持,但他又說也得從實際出發,瞭解一下市場的情況。經他和社裡同志商量,並作了預測以後,修訂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編為電視劇並有廣泛影響的代表作。於是乎,《蹉跎歲月》、《家教》、《孽債》三部書,作為「葉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書稿發排,1995年春季書印出來時,恰逢《孽債》電視連續劇在全國各地播出並引起轟動,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萬套,仍供不應求。這一次,老周又不失時機地代表出版社主動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書印出20多萬冊,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經他和社裡領導商定,決定給我出版10卷本的《葉辛文集》。   
  《孽債》和另一位責編(2)   
  這消息於我無疑是天大的喜訊。一個作家,還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興的事嗎? 
  於是我專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簽訂了出版《葉辛文集》的合同,和老週一捲一捲地擬訂了文集的具體內容。回上海以後的那些天裡,我天天夜裡重讀和修訂近二十年來陸陸續續出版的那些作品,從近30本書稿中編選出一套文集來。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連續幾個月時間,我自己都奇怪身體竟然也挺過來了。 
  一年之後,10卷本的《葉辛文集》印了1.3萬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眾化的平裝本,還印了精裝本,紅、白兩色的豪華珍藏本。凡是看到書的人,都說這書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訴我,為了保證書的質量,他除了自己埋頭校改、跑印刷廠、叮囑美編之外,還發動自己的老伴老楊同志(也是一位編輯),和他一道來看校樣。兩雙眼睛校改,總比一雙眼睛更為細緻罷。 
  老周不但是一位認真負責、充滿責任感的編輯,還是一位熱心於學習,孜孜不倦的知識分子。他年紀比我大,但卻比我早學會了電腦。還把他初識電腦以後打印得十分漂亮的書信、合同文本及他業餘寫作的小說,寄給我看。鼓勵我也盡快地掌握這一新的表達方式。 
  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出版社發行科應各地新華書店的邀請,安排我去往全國各地大中城市與讀者見面並簽名售書有十幾次。幾乎每次都是通過老周和我商量,並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開,他也總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書店的同志一起佈置店堂,叮囑他們該注意的事項和安全措施。簽書過程中他則不時充當攝影師拍照,接受記者的採訪,幫助維持秩序,徵求讀者對書籍的意見。同時他也做一個有心人,記下很多感人的瞬間。回南京以後,寫下一篇又一篇見聞和隨想,受到讀者的歡迎。 
  對於我來說,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無錫之旅,盛夏時節的大連、瀋陽、常州之旅,都是難以忘懷的美好的回憶。 
  一晃,我們之間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編出了我的兩部書《煩惱婚姻》和《風雲際會宋耀如》。不知不覺間,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責任編輯。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周也會像很多老同志一樣,離開他熱愛的編輯崗位,退休養老。就讓我這篇短文,作為對我們之間交往和友誼的一個見證和紀念罷。 
  願天下的作家們都能像我一樣遇到周鴻鑄這樣的好編輯。 
  (2001年6月)   
  《孽債》的電視劇本改編(1)   
  還是我在貴陽剛提筆寫作《孽債》時,雲南電視台派了一位叫楊凱的編導專程出差來貴州,找到我,詢問我正在寫什麼東西。 
  楊凱到我家時,已近中午,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招呼他就在家裡吃飯。他見我妻子飯桌上準備了好幾個菜餚,卻執意再三推托,不願坐下來吃。在我們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實情,說他正在拉肚子,一點也吃不下。希望我們給他下一碗光麵條,不要有 
  油水,有一點蔥花和菜葉子就行了。 
  正是這一細節,深深打動了我。我想他生著病,還坐夜車到貴陽來組稿,很不容易。於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說發表出來,一定首先給雲南電視台選擇。 
  楊凱回到昆明,不久就寫了信來,說把我正在寫的《孽債》向孫副台長作了匯報,孫副台長表示,這個小說發表出來,我們就請葉辛改成本子拍攝。 
  似乎為了證實楊凱的信,沒幾天我就接到了孫恆恬副台長的電話,他熱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說發表,就請我進入劇本的改編。 
  他還沒讀過小說,就對我寄予這麼大的信任,也感動了我。 
  所以,在小說全文發表以後,我首先把作品寄給了他們。在得到他們的確切答覆之後,我就一頭進入了劇本的改編。 
  在決定改編劇本時,我已回到了上海。為了使得改編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雙版納。在瀾滄江畔的傣族寨子裡,逗留了半個月時間,捕捉當年知識青年們生活的足跡,感受今天西南邊陲的風貌,和至今還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們聊天。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時回到出生的城市,後來又因牽掛尚留在版納的妻兒,重又二度來到這裡的。通過這次旅行,對於展現連接昨天和今天的這塊風光如畫的土地,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筆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還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於其中的變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麼多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天天在展現她、挖掘她的方方面面,稍有點新鮮的東西或是新玩意兒,很快就被人寫出來了。似乎很難找到更新的東西。 
  作為我這個從西南山鄉剛剛回歸不久的上海人,又該怎麼準確地表現當代上海的蓬勃生機和實實在在的當代上海人呢? 
  改編之前,我細細地把小說回味了又回味。 
  嚴格地說來,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樣式。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而電視劇則是視聽藝術。小說是提供給人閱讀和想像的,而電視劇則是直接把畫面和聲音推到觀眾的面前。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摯的感情。 
  真摯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這個字眼是港台傳過來的,一下子就在我們的報刊上氾濫成災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導演、演員們拚命煽出來的情,那只能是嘻嘻哈哈、嘰嘰喳喳、哭哭啼啼、嘶聲拉氣,因此也注定了大多數港台片只能停留在那麼個檔次上。 
  《孽債》不是我本身的生活體驗,我當過長達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鄉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沒有《孽債》這本書裡寫到的那些感情經歷。當藝術的構思初步形成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是憑藉著我往常的生活積累而想像出來的。想像在創作中具有其難以言說的魔力。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於一點:如果我處於故事中人物這樣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這樣的事,我本能的反應將是怎麼樣的,我理智的反應會是怎麼樣的,我周圍那些好友、同事、鄰居們會怎麼看待和議論這件事?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心裡就是清楚的,要通過五個外來孩子的目光,展現今日上海各個社會階層的形形色色,各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說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貴州寫成的。那時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記憶和合理的聯想。屬於藝術的想像部分佔大多數。在改編劇本時,我對天天置身於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許許多多的感性認識。如果僅僅只是一般化膚淺地描繪當代上海人擠公共汽車的窘迫,自行車匯成的洪流的壯觀,樓群的聳立,霓虹燈的多彩,或者說是住房的逼仄——那彷彿也是現實,但絕對打動不了人。這樣的鏡頭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影視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當代上海人真實的心靈世界,要展現真正的當代上海人的風采,除了縱情謳歌,除了大開大合的方式之外,還應該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那就是從良知、從親情這麼一種人類所共有的細縷但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當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又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家庭裡時,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忌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面就在父與女、母與子、過去的夫婦和今日的夫妻之間展開了。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幕幕戲啊!於是乎,所有那些藝術的光點就這樣閃亮起來,連綴成篇,成了一本書。在進入改編的時候,我還得盯住這麼一個找準了的角度,往深處開掘。同時我應根據電視藝術有世俗一面的特點,盡可能為廣大的觀眾著想,為那些老太太或者說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著想,刪去橫生出去的枝蔓,然後把小說語言描繪感情的部分,相對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場景和畫面上,提供給導演、演員們,讓他們在二度創作的時候有充分的施展餘地。   
  《孽債》的電視劇本改編(2)   
  在我們人人都在打發的那一份日子裡,在我們人人都在經歷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父與子、母與女以及夫妻之間,天天都有著濃濃的、或是淡淡的感情的抒發。那是很實在的關係,那也是很實在的幾乎是可以觸摸的感情。當在這樣簡單明瞭的親族關係中突然摻進了個活生生的原先你不知道的前夫或是前妻生的孩子,你會怎麼樣呢?你的心靈裡,你的感情中,會有些什麼反應,會產生些什麼樣的波動,會做出些什麼反常的行為呢?人的高尚和卑下,人的坦然磊落和自私忌恨,人的委曲求全和自暴自棄,都會是瞬間或是壓抑得過久而爆發出 
  來——這一切的一切,就都是真摯的感情的基礎。 
  從真摯的感情出發,描繪了人性的深度。那麼,這感情裡自會蘊藏有深厚的社會和歷史的內涵。我想這一點就不用我來多囉嗦了。 
  我就是以這麼一條主線來改編電視劇本的。 
  該補充一句的是,儘管電視劇本最早是給雲南電視台的,但陰差陽錯,後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雲南電視台並沒接拍,我只得把劇本交給了上海電視台拍攝。 
  (2001年7月)   
  《孽債》播出前後(1)   
  20集的電視連續劇《孽債》,是在1994年的初冬拍攝完成的。我改編完成的文學劇本,是23集。而黃蜀芹導演的電視連續劇,則拍成了20集。她壓縮的三集戲,主要是我的回敘性文字。在我,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必須要交代今天的這些孩子,究竟是怎麼來的。在長篇小說中,這些描繪佔去了約五分之一的篇幅。在改編本子時,我適當地保留了這些內容,諸如沈美霞和梁思凡是沈若塵、梁曼誠與傣族女子愛情的結晶,而盛天華則是俞樂吟苦澀婚姻的結果等等。黃導則覺得,一進戲以後,觀眾更加關心的,是這五個孩子今天的命運。不斷 
  地回憶,會分散戲路。再說拍攝的經費也不允許整個劇組的大隊人馬在西雙版納滯留,那樣開支太大。在這一點上,黃導的取捨顯然是對的。電視劇播出以後,在眾多的議論中,誰也不曾問及,這些孩子當時是怎麼來的。看來我是過慮了。 
  記得樣片是在1994年的12月裡看的,與會的記者們在挨近肇嘉濱路的一家餐館裡整整呆了兩天,他們把原定三天的看片會縮短成了兩天,一口氣把20集戲完整地看完。我去聽意見的時候,記者們紛紛說,很久沒見上海有這麼好的電視劇了,他們很感動,不少人掉下了眼淚,報紙上說他們哭濕了手絹。 
  1995年的元月,《孽債》開始播出,從那以後,整整半年時間裡,全國各地的報刊上,刊登了數百篇報道和評價《孽債》的文章。強烈的反響波及全國,僅我自己搜集到的評論,有200餘篇。現在讀一下當時來自各地的反映,也是頗有意味的。 
  黑龍江人在報紙上開闢了專欄「從《孽債》看到了什麼?」是這麼說的: 
  我想不到《孽債》竟如此動人!作為一個老知青,《孽債》裡所反映的生活是再熟悉不過的,經歷了返城大潮的知青,他們回城後的生活狀況怎樣?這已有不少作品來反映了,不外是富起來的貴起來的,沉淪的掙扎的,成就赫然的和平平淡淡的,偶爾也有「超凡脫俗」的,可是沒有一部作品像《孽債》那樣,從一個獨特而又最為真實的最為具象的視角,淋漓盡致地反映了現今知青們的真實狀況,而且它把20多年前的知青生涯和當下的現實,渾然天成地扭結在一起,並且揭示出當下的狀況是怎樣地由過去發展而來的!我覺得這一點是特別有意義的,別的作家都沒做到,可是葉辛的《孽債》做到了!這無疑是創作深化的一個標誌。 
  這部作品一掃過去傷痕文學的矯飾、自艾自憐等弊病,它不張揚不呻吟,它以五個被遺棄的知青孩子進城找爸爸媽媽為出發點和切入點,顯得別開生面,也把知青題材的創作引向一個新的層面。《孽債》在手法上是從一個側面來寫的,既機巧,又新穎,還比許多正面寫回城知青的作品要深入得多。 
  當年的知青,不論他們現在的社會地位如何,他們無一例外地人到中年,他們上要承擔老的,下要撫養小的,而且被時代耽誤了整整10年。一句話,他們比別人更艱難!《孽債》匠心獨具地讓你去咀嚼這份苦與難。 
  《深圳作家報》以「從廣闊天地到現代都市」為題,評價道: 
  近來,因為一部電視連續劇,一股後知青文藝熱迅即挑起一個遙遠的話題。知青,作為特定歷史時期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已經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鐫刻了太多的荒謬和悲愴。雖然昔日熱血融化著幼稚的知識青年如今已人到中年,但關於他們的話題,以他們為主人公的文藝作品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身邊。 
  電視劇《孽債》引起的熱烈反響,以及以老三屆為主題的音樂會、專題片、回憶錄等文藝作品的不斷湧現,我們發現又一次的「知青熱潮」正在悄然湧動。當然,90年代的「知青熱潮」有許多不同於以往的內容和品質。從內容上講,上一次「知青熱潮」是以文學為傳播媒體的,《蹉跎歲月》、《今夜有暴風雪》等小說風靡一時,然後才有人琢磨著把它們改編為電視劇。十幾年過後,再度的「知青熱潮」卻要靠電視這種現代化的傳播媒體才能完成轟動效應的製造。還是那個寫《蹉跎歲月》的葉辛,寫出了《孽債》,小說出版並依此拍成電視劇,引起廣泛關注,文學作品也由此變成印數幾十萬的暢銷書。 
  一代知識青年在《孽債》中面對的是新的難題,他們如何處理事業與家庭的矛盾?90年代的受眾對這些問題更感興趣,於是這類文藝作品就蔚為一種文藝熱潮。 
  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是一種向後看的文學,無論是描述狂熱的還是展示傷痕的,都是帶著一種「懷舊」或者說是「傷舊」的情結去做過去時的描寫。還是那一代知識青年,但他們的背景已經從「廣闊天地」變成了現代都市,他們為自己營造「後知青時代」的家庭氛圍和社會群體。知青們的人生軌跡在延伸,「後知青文藝」好戲正在後頭。 
  而《孽債》在北京,亦成了熱門話題: 
  北京電視台播出《孽債》滬語版,中央電視台第三套播出它的普通話版,已在北京城形成了收視熱,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新話題。 
  北京人所以歡迎《孽債》,是喜愛這部片子有「不侃、不長、不假」的藝術特點。這「三不」反映出當今人們收看電視劇的心理狀態。「不侃」者,當然不是一概反對「侃大山」,而是在厭倦了「海侃神聊」之後,對平實樸素、貼近生活的藝術風格的呼喚;「不長」是對量體裁衣、篇幅適當的好評,儘管《孽債》中間部分仍有稍嫌拖沓之感;「不假」則是對其生活質感的肯定,也是對生編硬造、刀痕斧跡的作品施以白眼。《孽債》並非完美之作,但它基本上符合於這「三不」,而能進入北方,走向全國,其中經驗,頗堪品味。   
  《孽債》播出前後(2)   
  天津的《今晚報》則以「渾厚、悲壯,知青題材的魅力」為題說道: 
  曾經深愛過/曾經無奈過/曾經流著淚/捨不得……李春波一曲撼人心魄的片頭曲與被遺棄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喊聲把電視機前的億萬觀眾帶進了《孽債》的氛圍中。 
  知青題材電視劇以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強烈的平民意識,巨大的社會涵蓋面受到群眾的 
  偏愛,顯示了知青題材特有的魅力。 
  知青題材為什麼受到觀眾如此厚愛?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覆蓋了整個中國的城鄉。每個城鎮家庭幾乎都能攤上一個至幾個下鄉知青。從那時起,知青的命運就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在了一起。在這一人生逆旅中,產生了亢奮與痛苦、迷惘與彷徨、孤獨與歡樂,演繹出無以計數的故事。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喧囂歸於沉寂,記憶漸漸變得朦朧與淡忘了。然而對那些家庭與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記憶永遠是說不完也寫不盡的故事,永遠是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通的社會熱點。前不久首都體育館以及全國各地的知青聚會告訴人們,他們沒有忘掉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這是一種懷舊心理,而且隨著社會的變革,這種心理會越發變得強烈起來。 
  這就是反映知青題材的影視劇與小說一問世極易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的原因。這不由我想到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敲》、描寫買賣奴隸的黑人遷徙小說《根》,以及《辛德勒的名單》、《南京大屠殺》。儘管時間已過去幾十年或一個世紀,人類依然能夠從中獲得啟示與警醒,得到理解與接受。歷史不會衰老,可怕的是人們自己變得衰老與健忘。 
  在出版「葉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和《葉辛文集》十卷本的江蘇南京,報上幾乎天天在刊登和《孽債》有關的文字,其中一篇頗有意思地以「遺棄與重逢」為題談及: 
  《孽債》不期而至的成功和轟動,很大程度取決於作品本身。遺棄與重逢,是文學藝術創作中恆久不衰的世界性題材,是藉此展示人性變異的富礦和良港。已經成功地操練出諸如《蹉跎歲月》等知青題材作品的葉辛,既不想重複自己,也不願重複別人。他以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從良知,從親情這麼一種細縷而又強烈的感情關係中去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而且通過他們,營造了一種自然熨帖的生態心緒及氛圍,折射出當今大上海的世態人心。 
  把感情扭曲了給人看,是葉辛在把握遺棄與重逢這個大命運時最成功的操作,也是《孽債》打動人的主要原因。「孽債」本來只屬於沈若塵、梁曼誠、吳觀潮他們,而不屬於孩子。五個尋親的外來孩子千里迢迢走進一個個陌生而又有著血緣關係的上海家庭,他們並不是來尋討或索取,只是為了親情,為了想念,為了那一絲觸摸不著的血脈的相連。這本是純潔而又真誠的情感,然而,他們卻像做錯了什麼,整日惴惴不安,懂事地注視著「親人們」的反應和臉色。當情與理、情與愛、情與恨、情與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動的場面不合時宜地展露在他們本應單純的生活空間時,他們只能抱著愛心而來,受著傷害而去,這怎能不叫人心酸難禁?這樣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無動於衷?孩子們代大人們,代他們尚不知曉的那個年代承擔「孽債」,這對一切有良知人的心靈世界的撞擊無疑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眾多報刊評論中的零星幾篇文字,說的都是好話。我想,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也應該客觀地寫一寫當時好評如潮中的一些批評意見。想必這也是今天的讀者所關心的罷。 
  (2001年8月)   
  對於《孽債》的批評(1)   
  在一片叫好聲中,隨著《孽債》電視連續劇的熱播,也出現了一些感覺不足的議論和批評。 
  最先提出不滿足的,還是上海的觀眾。他們認為:編導在這個劇中寫了五種類型的家庭,筆墨用得較為平均。有時某一個家庭的戲剛剛看出一點味兒來,又跳到另一個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幾個點上能寫得更集中、更深一點,也許會更有看頭。 
  還有觀眾認為,在某些段落和語言節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緊湊一些。 
  讀到這樣的批評意見,我本人覺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觀眾則比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債》,透著假的模式。那撥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點吧。那時的孩子怎麼說也該十八九歲了吧。還有,一邊看演員表演,一邊還要死盯著字幕,兩集看下來真讓人累得慌。我不喜歡他們說上海話。 
  不喜歡在熒屏上聽上海話,是來自外地觀眾很集中的一條意見,而且相當的普遍。我想在「《孽債》滬語版引發的爭論」這篇文章中,再來細說。 
  專業人士也在《孽債》熱潮中發表了觀感。一位導演說:這部戲開頭幾集抓人,敘事節奏和情緒節奏恰到好處。但是戲到中期有些拖沓,尤其是片頭太長,讓人有些坐不住。 
  在大連,兩個台爭相播出《孽債》,在眾多讚揚聲裡,也有不同的意見和批評。一位女士很不理解地說:看完《孽債》之後,簡直讓人目瞪口呆。我本人就曾是黑龍江兵團的下鄉知青,我們老三屆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為人樸實、正直、正統,有事業心、責任感。下鄉時正值16到22歲,別說棄子,就是處對象也不多見,哪有這麼多棄子鋪天蓋地而來。如果說在什麼地方確有其事,也絕屬偶然。這些人不計苦累,不計個人得失,看在他們幾經波折、坎坷的傷痕上,請不要再抹鹽了吧。 
  這條意見在《大連晚報》上引發出同感,有人說:這種事存在,是真實的,但不典型。反映知青題材中的這個側面,消極多了點。更有人直截了當地說:《孽債》不能代表知青生活。我們也是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老三屆知青中沒有不負責任的人。即使有,也不典型,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把這種事集中在知青身上,根本沒有代表性。如果有這種事兒,不是知青也可能有。為什麼要集中在知青身上呢?這不公平!如果為了獵取觀眾的好奇心而創意的,這不能不說創作者不理解我們這一代人!看這種電視劇有一種壓抑感,一種沉重感。那個年代已經把人們折騰得可以了。這部電視劇名叫《孽債》,難道是知青當年作的孽而留下的債?這種表達是同情知青命運還是譴責知青行為?我不理解。 
  在一篇《說不完的「孽債」》中,除了好話,意見還有: 
  「這就是大上海人的心胸嗎?看了不舒服。」 
  「這個片名我覺得不太合適,這不是哪個人作的『孽』,留下的一筆債。而是那個時代、那個特殊的環境造成的。」 
  「這樣的電視劇少拍點,軟綿綿的上海話聽起來特難受。片子看完後感覺特累。」 
  「過於寫實,動人卻不動情。」 
  「平均著力,人物形象模糊。」 
  「《孽債》不是完美的,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缺憾。」 
  「結構形式略顯呆板,沒有一點變化,更不用說蒙太奇式的跳躍、符合生活邏輯的變異和詩意的幻化了,顯得有些刻板。」 
  …… 
  由於《孽債》最早是在上海以滬語首播的,上海播出之後,逐漸逐漸在各省的電視台播出。到中央台三套在白天安排播出《孽債》時,已經是1995年的4月份,離開上海首播整整三個多月了。在全國各地播出之後刊登的評論文章中,凡是批評性的意見,我都盡可能地保存和搜集起來了。以上摘錄下來的,就是幾乎全部有代表性的批評了。我得實事求是地說,這些批評意見,絕大多數是以觀眾觀後感的方式登在報刊上的。沒有一篇超過1000字。有不少就像我前面摘下的,只有一兩句話。 
  但惟一的一篇超過1000字的批評文字,是在上海的《新民晚報》上發表的。標題做得很大的黑體字寫著:「上海女性,你在《孽債》裡怎麼啦?」這篇批評文字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亭子間」你到底反映了什麼。在列舉了幾位居住在亭子間裡的女性助人為樂的事跡之後,文章說:……有多少女性在那些動人的故事中唱了主角。可是這幾個找到自己的爸媽,卻又被拒之門外的孩子,使人對上海女性油然而生一種憎惡感,上海的女人怎麼都那麼自私那麼冷漠。第二部分:那個時代的女性。同樣在舉例子說明了那個時代的女性富於同情心、善解人意、有責任感以後,批評說:別說今天這些孩子找上門來認親人,就說這些做父母的,生活相對穩定以後,難道不會想念當年的親生骨肉嗎?這實在是將這一代女性寫淺了。是有一些女性心胸狹小、眼光短淺,但是更多的女性、母親是最富同情心,具有博大胸懷、無限愛心的。 
  第三部分:《渴望》與《孽債》。在盛讚了《渴望》中的劉慧芳以後,批評《孽債》裡的母親們說:國際大都市裡的女性,應該如同這座城市一樣,是開放的,是一座包容性的城市。上海接納了幾百萬的外來民工,上海的千家萬戶住進了20多萬知青子女,上海人抱養孤兒、收養孤兒,溫暖了多少孩子的心。《孽債》讓我們女性感到心中有一塊鉛堵著,將上海女性醜化了。最後一個部分:假如。在記錄了《孽債》播出以後普遍流傳的那個笑話「你有孽債嗎?」以後,文章提供了一系列的信息。其一,現在觀念開放了,就是丈夫有這樣的事情,也已過去10多年了,夫妻間的共同生活,應該可以理解對方在那種特定環境下所發生的事情。其二,如果是一個像電視劇中那麼乖的孩子來到我們家,太開心了,獨生子女,正缺哥哥姐姐,一定留下他。其三,我婆婆說,隔壁鄰里都能互相幫助,自己家裡來一個人,怎麼能不接受呢?其四,一部《孽債》,使人感到那一批人,怎麼男的都是無奈於負責任的,女的又都是以自己利益為重,缺乏母愛的。文章的最後一句又重複道:上海的女性,你在《孽債》裡到底怎麼啦?!   
  對於《孽債》的批評(2)   
  …… 
  作為長篇小說的原作者和電視劇的編劇,我感謝這些批評意見。一部作品,在有讚揚的時候,總會伴隨著批評意見。這才是正常的。 
  (2001年9月)   
  由《孽債》引發的故事(1)   
  隨著《孽債》在全國各地的熱播,不時地引發出一個又一個與《孽債》有關的故事,一些熱心的素不相識的讀者,就把這些故事通過書信轉告我,或乾脆就把報紙剪下來寄給我。 
  1995年5月23日的《中國環境報》上,登載了一條消息:蝴蝶王國的悲歌。副標題則是:《孽債》引發版納旅遊熱,標本生意興隆。消息報道說: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們由西雙 
  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驅車40公里,來到瀾滄江畔的一個名叫橄欖壩的小鎮。車剛停,一大群服飾艷麗的傣族婦女和姑娘蜂擁而至,她們手持大疊大疊五彩斑斕的蝴蝶標本向遊人兜售。一番討價還價之後,1枚美麗的蝴蝶標本竟會以1元錢低價成交。 
  自從電視連續劇《孽債》播映之後,京滬等地興起了一陣西雙版納旅遊熱,遊客大增。版納堪稱「蝴蝶王國」,於是遊客們又都喜歡購買價廉物美的蝴蝶標本當作紀念品,或饋贈親友,或裝點居室。據估計,單橄欖壩一處,蝴蝶標本的日銷量不下於1萬枚。 
  由於生意興隆,更刺激了當地村民大肆捕殺蝴蝶,製作標本出售。據行家介紹,這種「標本」因未經專業技術處理,根本無法長期保存。而買主帶回家後,觀賞不了幾天標本就會腐爛或風化成粉末,只能當垃圾一丟了之。惜乎?然而濫捕會使這些「會飛的花朵」終有捕盡殺絕之日,因它們的自然繁衍有個生長週期,遠遠跟不上被捕殺的速度。 
  遭亂捕濫殺厄運的野生動物遠遠不止蝴蝶。譬如珍稀罕見、繁殖能力低、屬我國一級保護動物野生大象便是一例。這種大象名為亞洲象,現僅存於西雙版納原始森林等少部分地區,而且為數不多。在橄欖壩的集市上常見有象牙、象骨製成的飾品和象皮腰帶出售,在景洪的某些飯店的門口,赫然張貼著「本店有象肉」的告示,看了讓人心顫!允許飯店明目張膽地出售象肉,讓嗜好獵奇的食客一飽口福,簡直不可思議! 
  讀到這樣的報道,我真是瞠目結舌。事情怎麼會是這樣?這可不是我寫作《孽債》的初衷啊!《孽債》歪打正著地引發出版納的旅遊熱潮,倒是確確實實的。據版納州旅遊局長(當年也是上海知青)告訴我,1994年,西雙版納的旅遊者,全年一共是24萬人次。《孽債》播出以後的1995年,全年躍升至124萬人次。以後的1996年、1997年,逐年遞增,到1998年,已超過了200萬人次。為此,西雙版納州還為我頒發了榮譽公民證書。 
  1997年春天,我應西雙版納州的邀請,重返版納訪問。到了橄欖壩的旅遊品市場上,同樣目睹了報紙上報道的情形:整版整版的彩蝶標本,仍在那裡低價出售。我當即給州里陪同的同志指出了這一點。 
  在《孽債》播出過程中,還發生了這麼一件事,那是《孽債》正播到一半的1995年1月19日,《新民晚報》登了一則消息:安徽來滬打工的男青年劉定海看了電視劇《孽債》,來到楊浦區控江新村派出所,請求民警幫助尋找自己的生身父親張某。 
  張某於1962年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教,轉場時同當地劉姓農家有了來往,並和劉家姑娘關係密切。之後劉家姑娘生下一子,當地農民經常戲稱劉特別像張某。轉場後的張某於1980年平反回滬,結婚成家並有一個孩子。劉定海對民警說,母親臨死前告訴他生身父親的姓名,並說他住在上海楊浦區的控江路上,關照他一定要來上海找到爸爸。 
  站在派出所裡的劉定海和張某的臉型確實有點相像。張某還掏出300元錢給劉定海補貼生活。張對民警說,如果親子鑒定兩人有血緣關係的話,他肯定要這個兒子。民警對記者說,親子鑒定將爭取安排在春節前進行。 
  比起南京少女陸寧來,安徽小伙劉定海的故事是令人寬慰的了。在1995年的4月13日,南京的《服務導報》以「超重的《孽債》」為題,用整整的一版篇幅,報道了18歲少女陸寧的故事: 
  南京少女陸寧,18歲,父母住在邯鄲市,她隨著南京的爺爺奶奶長大。讀到高三時,無論是農村戶口或是城市戶口,她都沒有。高考在即,沒有戶口,陸寧將失去高考的資格。天下竟有如此不負責任的父母。消息見報後,引起南京市民議論紛紛。 
  《孽債》在東方電視台播出後,在上海引起轟動的紀錄片《不了情》、《情未了》兩片的男主人翁,西雙版納回滬知青夏興德向《勞動報》記者表示:「我不敢看《孽債》,往事一件件,太觸目驚心了。」他還給記者談了自己回上海後的生活現狀。 
  而在上海市文聯組織的「我看《孽債》」座談會上,上海的一批作家朋友紛紛為演員吳冕叫「屈」,認為她在劇中出類拔萃的表演沒有得到新聞界的肯定。 
  《孽債》隨即被廣西有線電視台盜錄播出。 
  上海電視台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經法院查明,原告上海電視台於1993年10月與作家葉辛簽訂了協議書,致使原告取得了將小說《孽債》製作成電視連續劇的合法權。被告廣西有線電視台未經許可,擅自在上海陸續轉錄了電視連續劇《孽債》,並於當年2月17日開始在南寧地區播映。 
  據悉,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於當年3月31日發出民事調解書,雙方當事人已達成協議:(1)被告廣西有線電視台未經許可,擅自播放原告電視連續劇《孽債》,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被告願意向原告賠禮道歉;(2)被告主動撤銷在上海的錄製點,並保證在上海不再犯擅自轉錄的錯誤;(3)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9萬元,並承擔訴訟費8110元。   
  由《孽債》引發的故事(2)   
  在《孽債》的播出過程中,上海的各大報紙也在介紹評論《孽債》的同時,連續報道了一些和《孽債》有關的花絮。《勞動報》在1995年1月18日和19日分別以「停播一天,牽動萬人心」和「《孽債》連播兩集,上視損失不小」為題,報道說:真實反映老百姓生活的20集電視連續劇《孽債》,在本市播放數集以後,已在廣大觀眾中引起轟動,白天談論《孽債》,晚上在熒屏前坐等看《孽債》,已成本市各行各業議論的「熱點」。 
  上周星期天,上海電視台因播出「群星愛心演唱會」節目而使《孽債》停播一天,儘管事先電視台多次打出字幕說明,但上了「癮」的觀眾抑制不住欲看《孽債》的強烈渴望,不少觀眾打電話詢問電視台,並說明再晚播放也沒意見;還有不少老同志打電話到市委宣傳部,表示當天想看《孽債》。鑒於觀眾這種熱情已多年未見,上海電視台及時調整播放集數,每晚播兩集,「飢渴」的觀眾才稍稍過了點「癮」。 
  另外,本報刊登的「上海知青談《孽債》」幾篇文章也引起讀者很大的反響。這兩天,本報不斷收到當年插兄插妹的來信來電,有的動情地抒發對那段知青生活的感想,有的激動地讚賞上海拍出了一部老百姓愛看的電視佳作,也有的觀眾感慨地敘談類似《孽債》的親身經歷。 
  在整個電視劇市場「只愁沒廣告,不嫌廣告多」的情況下,上海電視台為滿足觀眾日益高漲的觀看《孽債》的熱情,決定將原每天播放一集的《孽債》改為每天播出兩集。這樣,該電視劇製片商——上視,要損失整整200萬的廣告費。而上視寧可少賺這筆巨額廣告收入,也不「欠」觀眾一分「債」。 
  據上視有關人士透露,這筆廣告收入的損失,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孽債》所簽訂的是黃金時間8點檔的廣告合同,現在每天放兩集,後一集播放時已不是黃金時間,因此這部分的廣告價格落差自然要電視台退回;二是原簽訂的廣告合同是從第一集做到最後一集,現因每天播兩集,縮短了整部電視劇播放的天數,廣告播放的天數也相應減少,因此,當然要退還餘下天數的廣告餘額。電視台雖然損失,但得到了觀眾的讚許。 
  《新民晚報》在1995年1月18日的生活熱點半月聚焦中以「申城女性為《孽債》淚濕衣襟」為題,報道說:當初上山下鄉,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一批女性,這些天,為《孽債》流了不少淚。一些女性認為,時代造成的悲劇不僅使當年的知青又一次帶來感情上的衝擊,而且又延續到下一代人。她們說,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對我們的過去瞭解太少,只看到父母做了經理,當了廠長,提要求無止境,這五個孩子的遭遇對他們是個教育。 
  自從《孽債》播出以來,寫過多篇跟蹤報道的《新民晚報》記者俞亮鑫在播完全劇後,又以「《孽債》受寵殃及《三國》,收視率創近年來上海最高紀錄」為題,總結報道說:20集電視連續劇《孽債》在申城引起熱烈反響,據全市收視率調查顯示,《孽債》收視率創下近年來上海電視收視率的最高紀錄。而同期播映的《三國演義》在其衝擊下,由15%降為8.6%。連日來,市文聯、作協、視協和團市委、廣播電視學會等一些部門團體分別舉行《孽債》研討會,對《孽債》在上海引起的轟動展開熱烈討論。 
  與會者認為,《孽債》之所以轟動上海,一是因為拍得真實,展現了上海人實實在在的生活,這與前一陣出現的一些都市言情片、商戰片的浮華虛假形成了對比。二是因為此片呼喚真情,這適應了商品大潮衝擊下人們的心理需求。三是此片描寫了令人關注的人物命運,出情出戲,比較好看。 
  討論會上也對《孽債》的某些不足提出了意見,如幾戶人家在接納這些知青子女時顯得有些猶豫有些難堪,心理反應形式有點單一。又如對幾位知青當年拋棄子女的生活過於淡化,使有些觀眾感到難以理解。對於上海話的運用,大家在肯定其嘗試成功的基礎上,也提出了需要過濾個別粗俗的切口的意見。 
  上海《解放日報》的兩位記者,則以「母子情深」為題,報道了演員吳競和雲南小演員羅振華的一段「戲外戲」:在劇中扮演母親的上海電影演員劇團的吳競(劇中楊紹荃的扮演者),真的認雲南哈尼族孩子羅振華(飾楊紹荃的兒子安永輝)為兒子,關心他的成長,成為一段佳話。屬牛的吳競顯然對這個「兒子」情有獨鍾,談起此事,一口一個「阿拉你子」、「阿拉你子」,舐犢之情溢於言表。吳競說:羅振華今年15歲,是雲南西雙版納一個普通初中學生,雖從未演過戲,但小振華純樸、有靈氣、有感情,在一起拍攝《孽債》的時光,成了他倆感情交流的好機會。「不知怎麼搞的,我真的喜歡上小振華了。」在雲南拍戲時,吳競又特地拜訪了小振華的父母,在父母面前,小振華也甜甜地叫吳競為「上海阿姨」。在《孽債》拍攝完直到如今,吳競和小振華還經常有書信來往,儼然是一對情深意篤的母子。 
  至於社會上借《孽債》這個題目,引發的種種話題,更是層出不窮,一個接一個。諸如:虹口區法院和「肯德基」聯手,請來《孽債》中的三位雲南小演員,開展了「同齡說《孽債》,同心話未來」的活動,在聯歡的同時,設立了「青少年保護中心」,給回滬知青子女更多的關愛。   
  由《孽債》引發的故事(3)   
  港商在大陸包二奶,也被報紙以「一個男人幾個家,《孽債》增多」加以報道。連美國名演員施瓦辛格被私生女告狀一案,也被稱作外國「孽債」,而眾多嫁給回城知青的女性,看完《孽債》,紛紛以各種玩笑的形式,盤問今天的丈夫,有沒有「孽債」,有的話快點從實招來。一時成為各種場合的趣談延續良久。 
  出版《葉辛文集》十卷本的南京,則在《孽債》播完之後,在江蘇電視台二套節目中, 
  重播了我的另兩部代表作《蹉跎歲月》和《家教》,受到觀眾歡迎。 
  《孽債》引發的話題、趣聞和故事還有許許多多,播出多年後,仍在成為人們特別是當年的知青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並且勾起一個又一個當年插隊的故事。就在我寫這篇文字中間,我去北京懷柔參加中國作協的主席團會議,會後有半天的候機間隙,就和幾位作家去了長城,陪同我們前去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袁曉麗,跑到我面前來,主動要求道:「葉老師,我能和你握個手嗎?」隨後她告訴我,看《孽債》那年,她還在初中讀書,每天晚上看了電視,就要哭一陣。隨後她由衷地說:「哎呀,今天我真沒白來,能見到你,可太好了!」 
  望著她真摯的臉,我竟感動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是啊,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得到眾多讀者和觀眾這樣的回應,我還指望什麼呢? 
  (2001年10月)   
  《孽債》滬語版引發的爭論(1)   
  寫下這個題目,當年圍繞《孽債》滬語版引發的爭論,似還歷歷在目。 
  在回憶這場有趣的爭論之前,我想先講一件與此有關的小事。今年春天,我收到「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王維周同志寄來的一篇論文:「《孽債》現象與語言立法」。 
  這是一篇很長的學術論文,作者寄給我的僅僅只是中篇第五節及以下的部分內容。他從 
  滬語版電視連續劇《孽債》講起,講到《孽債》現象,講到《孽債》與方言的關係,繼而探討了方言與文化,方言會不會長期存在等等語言學上的問題。我饒有興味地讀了這些文字,覺得作者的研究和探討很有意思,不但對語言專家會有啟示,就是對作家的創作,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關於《孽債》滬語版引發的爭論,其實在「對於《孽債》的批評」這篇文章裡,我已提及一二。記得,滬語版《孽債》剛在北京播出,就有人說:「同這部長達20集的連續劇在上海播放時曾出現萬人空巷的火暴局面,創下了電視劇收視率最高記錄相比,北京的觀眾反應比較溫和,其間的重要原因是聽不懂上海方言。」許多北京人說,上海話「阿拉阿拉」的像外語,一句都聽不懂,雖說下面有字幕,可效果畢竟不一樣,讓人乾著急。還有的北京人對用方言來表現上海人生活的「原汁原味」不以為然。他們舉出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外國電影一律用普通話配音,卻不會讓人感到不是原汁原味。 
  在中央電視台決定播出普通話版的《孽債》時,天津《今晚報》特地報道:《孽債》雖好,滬語難懂,此是非吳語地區觀眾看滬語版《孽債》之憾。為此,上海電視台求索製作社趕製了普通話版,3月底完成,中央電視台將從4月12日起,在第3套節目8點檔黃金時間向全國播放《孽債》普通話版,以後還將在5頻道播放。 
  北京、天津兩地區的觀眾反映,在其他地區的觀眾中也有同感。可以說,在不講上海話和聽不懂滬語的省市的報紙版面上,幾乎都有類似的批評意見。可能也正是這種批評來得較為普遍和直率,劇組聽到了這一反映,及時製作出了普通話版,供中央電視台和各地省區台選用。 
  但是,看過普通話版的上海觀眾,則普遍反映普通話版不如滬語版生動、過癮。導演黃蜀芹在報紙上專門就此介紹說:「以往,滬語出現在影視中只是偶爾說幾句,點綴一下,大規模地採用滬語這次還是首次,目的是想表現上海人實實在在的生活,真實地再現上海人的生存狀態,甚至原生狀態。演員們經過一周的努力才漸漸適應,而且興趣越演越濃。運用上海話,還幫助演員更真實準確地找到感覺。《孽債》中的演員表演幾乎個個到位,這與運用上海話有關。」 
  在上海,滬語版《孽債》得到的是一片讚譽之聲,有人說:「聽《孽債》中上海人的滿口上海話,不禁想起六十年代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及《滿意不滿意》,這兩部以滬語為主的方言喜劇片,後來也製作了普通話版本,兩種版本我都看過,感到滬語版的藝術感染力要強一些。這次《孽債》用滬語,又有新的突破,效果更佳。」 
  還有人反映說:「目前使用居多的『滬語版』引發了一股學說上海話熱。而滬語的使用,使不少渴望瞭解上海的外地觀眾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連上海本地33家外資銀行的不少人也都希望通過此劇學說上海話,以求商戰中的不時之需,外地觀眾學說上海話也就不是什麼稀奇事了。」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孽債》滬語版的意外收穫了。 
  還有報紙以「贊浦東阿奶」為題,專門評說了這一劇中並非主要人物的老人,之所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利用了上海話的優勢,活龍活現地演出一位真正的上海市井老太。 
  上海的《采風》雜誌,在滬語版引發爭論的高潮中,在1995年第4期上,做了一欄「熱門話題」——從《孽債》看上海話的魅力。 
  編者說:電視連續劇《孽債》在上海播出後,其轟動程度是驚人的,遠遠超出當時的《渴望》與《編輯部的故事》。關於《孽債》的討論,一些報刊已有刊載,本刊從語言民俗學的角度邀請各界人士對《孽債》進行探討。 
  俞亮鑫(《新民晚報》記者)說:我記得要搞滬語影視片是三年前由謝晉提出來的。當時謝晉提出後,很多名作家提出反對意見,感覺不美,以為滬語只能達到滑稽戲水平,而滑稽戲只能拍出輕喜劇,插科打諢,不大可能拍出上乘的東西。當時覺得要拍上海的母語片,語言是個關鍵,上海的語言優勢沒有發揮出來。真正體現出滬語魅力的作品倒是《孽債》,《孽債》為了生活化,是用語言的陌生來展現環境的陌生,沒想到效果會這麼好。這次《孽債》成功我有幾點感想:首先,劇中許多話如用普通話講,上海演員就有裝腔作勢之嫌。現在是原生態的東西,滬語的間接效果使演員拍到後來,自己有了創作欲。演員真正進入了狀態,並且是愈演愈有勁。其次,使用上海話關鍵是能否將劇中本身的主題及人物行動表現得恰如其分。大規模使用,《孽債》屬首次,這將對以後上海影片的走向很有影響。語言表現的好壞不在於語言本身的形式,而更在於真實性。劇中許多話只能用原汁原味的滬語講出來,才能有魅力和韻味。   
  《孽債》滬語版引發的爭論(2)   
  《孽債》用滬語表現人物性格是非常傳神,非他莫屬的。如吳冕演的角色有句話:「儂哪能放心得下啊?」表現出其善良的特性;還有馬老闆的那句:「儂放只碼頭給我跳跳,我也拎得清。」非常符合他的身份,用普通話就難以達到好的效果。 
  葛明銘(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滑稽王小毛」編導)說:看了《孽債》,最令我開心的就是大量運用了滬語。普通話在上海推廣失敗,是因為上海人講上海話的根基很 
  深,但為何在文藝領域裡人們反對用滬語,我覺得可能是滑稽戲作為舞台藝術沒有弄好的緣故。 
  電視劇《孽債》完全反映的是生活的願望。電視劇在語言處理上有特色,就易產生共鳴。劇中表現上海的生活非滬語莫屬,細微的表情只有在講上海話時才能表現出來。比如吳冕演的角色中,有一句「怪勿啦?」說時就有一種特殊的表情,是上海人的語言表情、動作,別人不一定能學得像。因為劇中運用滬語的恰當,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上海人獨特的氣質、表情與精神風貌。 
  《孽債》沒有媚俗,是生活化的藝術,因而獲得了語言上的成功。我有種感覺:《孽債》中的滬語運用不但沒有過分,有的甚至沒有到位。《孽債》開了一個運用滬語非常成功的電視劇先例,使人們更加樹立起上海人講上海話的信心。 
  巢宗祺(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孽債》中的角色使用的方言與人物的環境、文化背景吻合,因而使人物更豐滿,更有層次感。 
  我們對使用方言要有信心,但也要慎重,不要在興奮當中濫用,語言要提煉,更要恰當地運用。希望《孽債》帶來的成功作為一個契機,將滑稽戲也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帶動海派文化提高到更新的層次。 
  錢麗芳(上海金沙江大酒店總經理)說:看了《孽債》把胃口吊起來了,我作為普通觀眾談些想法。使用滬語不是獵奇,而是突破。如葉辛所說,當初上海話作為密碼使用,為了怕雲南孩子聽懂,但到後來,產生了親和力。我感覺嚴曉頻演的梅雲清的三場感情衝突戲,滬語的魅力極佳,一是得知丈夫隱瞞了過去事實時,二是與李爽在一起,差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三是終於想明白,去陽台晾曬衣服。特定的感情都展示了出來。比如那句「價長價大的一個小囡來了」,如翻譯成普通話:「突然之間,又高又大……」味道全不對了,而且只能她講,別人代替不了她。 
  當然滬語也有缺點,南方話和北方話不一樣,北方話有豪言壯語之勢,戰爭片就不能使用滬語,譬如《高山下的花環》就不行。 
  語言是一種載體,載體要與內容相結合。《孽債》有感情戲,使用滬語能抓住觀眾,滬語容易出感情,引起心靈共鳴,但不能因《孽債》中使用滬語的成功,就出現一窩蜂的現象,濫用是要失敗的。 
  一晃眼,自滬語版《孽債》於1995年元月在上海首播,已是第七個年頭了。記錄下關於滬語版引發的爭論和不同看法,也還是頗有意味的罷。 
  (20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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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兩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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