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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品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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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學者挑刺易中天:清算品三國 作者:天行健     
  《清算品三國》前言及目錄   
  前言:叫好與挑錯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現象」 
  一年以來,特別是近半年以來,圍繞著易中天《品三國》所展開的爭論,堪稱是我國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奇觀。報刊和網絡上搞得沸沸揚揚,一方面是好評如潮,另一方面又是噓聲不斷。我瀏覽了網絡上和報刊上的一些言論,數量雖然很多,但多是相似的重複。千條萬條,概括起來,也不過那麼幾條。觀點方面的,主要是對曹操的評價是否恰當;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的提法,是否會對世道人心有消極影響等等。方法方面的,不外乎這種講法是否有失教授的尊嚴、有失學術的品位?還有什麼庸俗化、娛樂化、粗俗化、娼妓化等一大堆帽子扣了下來;對學術與商業,學者與電視的關係等命題,也都見仁見智,各說各話。 
  有人問我:你對易中天現象及其《品三國》的看法如何?我的回 
  答有兩條:一是叫好,二是挑錯。這就劃清了兩條界線:一是劃清了與「易粉」、「乙醚」的界線,他們是光叫好,不挑錯,這有失理性。二是劃清了與「反易」人士的意見,他們是光挑錯,不叫好,這有失公正和厚道。 
  為什麼叫好?因為易中天對普及歷史知識做出了貢獻。把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從追捧影星、超女、歌星、玩電子遊戲、看無聊的肥皂劇的現場拉到「百家講壇」來。能多瞭解一些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總比拿著個螢光棒在台下起哄、迷失自我強得多。人人爭說易中天,人人 品三國,總比人人爭說那些娛樂明星、人人去關注「超女大賽」有文化品位。 
  為什麼挑錯?因為我在拜讀了《品三國》之後,發現它在內容上還有許多瑕疵,心中感到不安。這書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很多青年人影響更大,不能用錯誤的歷史觀點、歷史文化知識來誤導他們,所以我要義無返顧地來挑錯。易中天在《品三國》中說:在赤壁之戰以前,魯肅、諸葛亮和周瑜,幫助孫權算了三筆賬:政治賬、聯盟賬和軍事賬;現在我要幫助易中天算四筆賬:學術賬、知識賬、邏輯賬和語言賬。 
  有人斷言:「我想易中天之所以會『火』,本身就說明他的歷史知識至少不會有『常識性錯誤』,是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易中天,史學界的超女》,重慶出版社:《為易中天補牙》,39頁。) 
  但在我看來,易中天的要害之處,不在於他的講史方式如何,而在於史學觀點和史學知識方面不時出現錯誤,甚至在解讀、翻譯古書方面,也有些底氣不足。有人說:易中天不是學歷史的,就不該在電視台上講歷史。我以為不然,史學界這一畝三分地不是禁區,應該歡迎任何人來玩,不管你娛樂化也好、商業化也好、借鑒於評書、 
  相聲的手法也好,凡是有利於普及歷史知識的做法,都應該受到歡迎。但不要把科學的歷史觀點搞亂了,不要把歷史知識搞錯了,不要把古文資料翻譯擰了,邏輯上不要欠通。這是一個底線,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正因為易中天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問題,所以我要挑錯,要幫他算賬。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每個人都需在不斷地清算自己、否定自己的過程中完善自己。「百家講壇」也好,易中天也好,都需要不斷地有所改進、有所提高,作出更好的節目,寫出更好的書來,為普及文化知識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為易中天叫好,也給易中天挑錯。叫好不忘挑錯,挑錯是為了再叫更大的好。當然,希望易中天先生和廣大讀者也給我挑錯,說得文雅一點,就是提出寶貴意見。至於叫好,那就不敢奢求了。 
  天行健     
  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現象」   
  1 滿樹的棗,先紅了一個   
  電視,好像從來就是明星的天堂。打開電視,不管頻道有多少,除了新聞及專題欄目外,幾乎都是影星、歌星、體育明星、超女、名模在那裡作秀;有幸在觀眾席上拿螢光棒又搖晃,又歡呼,給被他(她)們想得神魂顛倒的「夢中情人」捧場的,大都是「追星族」(聽說「追星族」這個詞已經宣告死亡,或者至少是奄奄一息,現在時髦的名詞叫「粉絲」。我說「幾乎」都是明星的天地,當然不是「全部」。除了新聞和時事性,文化性的專題節目之外,有文化品位、知識含量的節目,實在是太少了。央視有一檔節目,好像叫「發現之旅」吧,很有知識含量和文化品位,頭幾年我看過兩三期,頗有「開屏有益」之感。但我後來就不看了,因為那節目安排在午夜,白天還不重播,以年過古稀的衰老之軀,深更半夜,點燈熬油的,實在是受不了。這麼好的節目被打到邊緣又邊緣的時段,而在黃金時段或准黃金時段,對不起,那主要是娛樂時間,吃的是快餐,喝的是可樂,要想品位陳年老酒嗎?也給你安排了,要等到人家都酣睡時,你再打開電視機,但不要把別人吵醒了。總之,現在的電視,娛樂性太強了,文化品位太低了,知識含量太少了,儘管頻道不斷增多,但再多也是貧礦,沒有多大的開採價值。 
  曾幾何時,在央視的十套裡,《百家講壇》欄目異軍突起,有幾位名家,在那裡講漢代人物,講三國,講紅樓,講清代人物,他們大多用通俗有趣的語言,富於啟迪性的敘述方式,再輔以評書、相聲等手法(表現的並不突出,只是稍有痕跡),以其知識性與趣味性相結合的特點,傾倒了一大批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其中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易中天的《品三國》,以其內容生動、有時代感、語言風趣而更為走紅,真像俗話所說:「滿樹的棗,先紅了一個。」且說這易中天的節目,收視率節節攀升,還出現了許多粉絲、易迷。文字版的《品三國》出書後,易中天到處講演、簽售,所到之處,雖然不是萬人空巷,也堪稱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竟至一書難求。在網絡上,易中天熱不斷升溫,粉絲們的讚頌仰慕之詞,紛至杳來,甚至有的人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號。不僅此也,據媒體披露:文字版的《品三國》問世後,經濟收入也頗為不菲,不僅易中天「一夜暴富」,出版社也都得到了一大包沉甸甸的銀子,其商業運作也是非常成功的;出版物的策劃、出版、營銷的流程,也開創了一種新的模式。 
  對於這種前所未有的「易中天現象」,不僅人們在茶餘飯後唧唧喳喳,也成為各種媒體的熱門話題,尤以網絡上更為活躍,出現了「人人爭說易中郎」的奇觀。 
  人們都說了一些什麼?那可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不能按照「語錄」和「主旋律」統一認識。除了粉絲們那種虔誠狂熱的「一邊倒」傾向外,質疑、批評、嘲諷、拷問之詞也不絕於耳。什麼如此「品」法,算是學術嗎?是「品」三國還是「嚼」三國?是通俗化還是庸俗化?過分的趣味化,是否會褻瀆學術的尊嚴?是否會使學術異化?還有人提出這是學術的商業化,娼妓化等等,甚至有的歷史學者對於易中天闖入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頗有微詞,說易中天是學中文的,怎能讓這樣的外行來講歷史?至於易中天的高額收入,人們除了震驚之外,也難免有人吃醋,有人覺得「不平衡」。當然,以上那股熱鬧勁兒,多來自粉絲和一般觀眾,學界中人只有少數人上陣,發了言,多數人還沒有出來表態,媒體的說法是「冷眼相對」。真是「於無聲處聽驚雷」、「此時無聲勝有聲」啊。那些「喜怒不形於色」的、資深的、重量級人士還沒有殺出來呢! 
  寫到此,性急的讀者可能會問:你嘮嘮叨叨說了這麼多,你對「易中天現象」是怎麼看的呢?好吧,下面我就分段闡述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談不到一家之言,不過是一孔之見耳。   
  2 學術的通俗化,趣味化,娛樂化(1)   
  學術,從來就被認為是嚴肅的、崇高的、高深的,只是少數專家學者的禁臠,芸芸眾生是不能靠近,不能染指的。近現代以來,提倡學術大眾化的聲浪此伏彼起,但時至今日,學術仍然未能很好地從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頭。拿歷史學來說,大眾化沒有什麼顯著進展,卻被影視界糟蹋得不成樣子,人們從電視熒屏上接受了許多「戲說」式的所謂「歷史劇」,它們嚴重地乖離了史實,把歷史知識完全搞亂,在熒屏上出現的武則天、唐明皇、雍正、慈禧、特別是反覆被改編,版本眾多的康熙、乾隆二帝,都遠不是他(她)們的歷史本來面目,只是編劇和導演主觀意志的形象化。請看下面這則不算笑話的笑話: 
  甲:雍正和乾隆都是誰的兒子? 
  乙:…… 
  甲:你連這個都不知道?雍正是康熙的兒子,乾隆是雍正的兒子啊! 
  乙:不,他們都是編劇和導演的兒子。 
  為什麼史學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原因很複雜,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史學知識的普及程度不夠,歷史上真實的武則天、康熙、乾隆等等,「長在深閨人未識」,就讓那些胡編亂扯者鑽了空子。毛澤東說過:文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要去佔領。」我們可以套用一下:「史學不去佔領,胡編亂扯者就要去佔領。」這就給史學家和史學工作者提出一個要求,必須加快史學知識普及化的步伐。 
  學術誠然是非常嚴肅的東西,但我們說它嚴肅,甚至可以說它神聖,是說我們研究它的時候,要有嚴肅的、嚴謹的、認真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但一旦產生了成果,除了要用專業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寫成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或專著公諸同行,同好之外,還應該用通俗的形式、把它向廣大群眾、芸芸眾生進行傳播,否則你的成果(比如史學成果)就不能產生社會效應,就不能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和思想水平。由於個人的取向和條件不同,你可以不搞普及工作,而是坐在象牙之塔(研究室、書齋)裡搞你的純學術,這也是一種分工,總是有人要搞這項工作的;但你不能反對別人以通俗的方式傳播學術的成果,不能認為誰那麼干就是「不學術」,就是破壞了學術的尊嚴,破壞了學術的崇高神聖,就應該率領你的「小子們」(研究生、本科生、助教之類)「鳴鼓而攻之」(出自〈論語〉,孔老夫子就這麼幹過)。你歌你的陽春白雪,他唱他的下里巴人。儘管你是美聲唱法,他是民族唱法,但你不能阻止人家趕歌會,錄影碟啊。在當今社會,如果從書齋裡走出來一位穿長袍馬褂的史學家,對人們說:「學術是不能隨便碰的,你想搞史學嗎?那就請先熏香沐浴,剃頭更衣,然後向藏有《二十五史》、《十三經》、《明清實錄》等古書的書庫磕幾個響頭,這才叫對學術的嚴肅態度。」人們必然以為他是瘋子。 
  除了所謂學術的嚴肅性之外,反對易中天如此「品三國」的人,還提出了庸俗化、娛樂化、商業化、異化、娼妓化等問題,我們不妨進一步分析一下。 
  什麼叫庸俗?《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 :「平庸鄙俗,不高尚。」什麼叫「平庸鄙俗」?什麼叫「不高尚」?這可很難界定,而且庸俗化和通俗化往往是難以區分的。我們不妨這樣說:那些為了取悅觀眾,提高收視率而胡編亂扯的所謂「歷史劇」(其實是以某一朝代為佈景,以歷史人名為符號的劇),應該算是庸俗化吧?還有相聲《歪批三國》中,從「既生瑜,何生亮」,「無事生非」的說法中,引申出周瑜的姥姥家姓紀(既生瑜),諸葛亮的姥姥家姓何(何生亮),張飛的姥姥家姓吳(無事生非),這當然更是庸俗化了。但相聲是允許這種庸俗化的,沒有人能誤會這是學術上的結論。有人批判易中天把學術庸俗化、娛樂化,根據主要是用現代化的語言或事物來比擬古人,以追求娛樂效果。如說諸葛亮是「帥哥」(按:此例出現多次,如說周瑜、孫策、袁紹、劉表都是「帥哥」);把劉備說成是「績優股」,袁紹是「垃圾股」;把三國各軍事集團的首腦人物稱為「老闆」等。這是易中天講史的一個特點。我以為不能以偏概全,發現有幾處不合適之處,就說全書都庸俗化了。關於用現代化的語言或事物來比擬古人,我在下面有專章來討論,這裡就不具體展開了。 
  關於娛樂化。把大眾化等同於娛樂化,當然是不對的;但若說大眾化不允許有一定的娛樂成分,這就不對了。我們普及歷史知識,在內容方面要尊重歷史,這是一個前提;但在表達形式方面,加上一些娛樂性的成分(比如借鑒評書、相聲的表達表演方式,做一些合適的古今名詞,事物對比等),以吸引觀眾,增加傳播知識的效果,寓教於樂,有何不可?問題是:要把握適度,做到樂而不淫,幽默而不庸俗,人們看到的是教授在講史,而不是教授在說相聲。 
  關於商業化。中國古代社會多採取輕商政策,視商業為末業,稱商人為「賤丈夫」(孟子語),士人多看不起商業和商人;但在眼下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學術和商業也絕非「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以理工科為例,可以有一部分人搞基礎研究,在實驗室裡埋頭苦幹,生活由國有的或民營的科研部門來承擔(通過工資、獎金或提成的方式取得),不必親自去闖市場。另一部分人則搞應用科學,把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和商業利益。文史科學隔行不隔理,也有這麼兩部分人:在象牙之塔(研究室、書齋)裡搞提高的,和在十字街頭搞普及的。後者當然可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取得一定的效益,包括個人的收益在內。從政治經濟學的道理來說,這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所必需的。易中天和電視台、出版社的合作,當然也包括了商業運作在內。不過,這需要有一個原則,就是學術是學術,商業是商業,學者不屈從商業利益,商業也不能片面強調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學術異化。這樣就不是學術的異化、奴僕化,或者危言聳聽的娼妓化了。當然,學術和商業二者並不是沒有矛盾的,商業要求最大的利潤,學術則以科學求實為先,如果一味屈從商業利益,那就是賣身投靠,說是異化或娼妓化,豈非不幸而言中?   
  3 內行與外行(1)   
  易中天在電視上講史走紅,但易中天出身於中文系,在大學講的是文藝學,在歷史學家的眼裡是外行,因而有的內行便說:讓一個搞文學的人來講歷史,這怎麼行!其實,所謂內行和外行是相對的,有時外行也可以超過內行。在京劇界的老前輩中,有個言菊朋,文化水平較高,當過縣長,卻迷上了京劇,由票友下海,自成一派,稱為言派。這派在唱法上獨闢蹊徑,非常委婉動聽,是京劇中非常高雅的一派。再如魯迅,本是學醫的,卻成了大文豪。出身於文學系的易中天,與史學相距並不遠,由涉獵而專攻某個朝代或某些專題,從而達到專業的水平,怎麼就不行呢!其實人生苦短,科班出身的歷史學人,也不可能每個朝代,每個專題都精通。 
  學術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能把某一學科視為禁臠而不許別人染指。不看出身看水平,不論門派比武功;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是好貓;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但內行和外行,一般來說,畢竟難免有些差距,這也是應該承認的。有的人會通過努力,來趕上這個差距,變得比內行還內行,有的人則永遠難以彌補。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學醫的魯迅成為文豪,無論在國學根基、文學知識和寫作技巧方面,都是佼佼者。而言菊朋卻不同了,不是科班出身,從小沒有練過武功,用內行的話來說:「身上沒有東西」(包括武功和做功都不行),儘管創造了優美的唱腔,自成一派,享譽菊壇,卻只能唱一些文戲。像科班出身的李少春那樣,既是很不錯的俞派老生,又是出色的楊派武生,既能演以唱功見長的《借東風》、《將相和》,也能演非常吃功夫的武戲,甚至連猴戲都能演,言菊朋能辦到嗎? 
  回過頭來說易中天。在我看來,他講的三國,不是象蘇文茂《歪批三國》那樣滿嘴跑火車,至今也尚未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謬誤;拋開那有爭議的講述方式不談,從學術的層面看,還基本上是持之有故的。 
  但話又說回來,易中天畢竟不是科班出身,從更高的學術角度看,他研究和講述三國史,難免會出現底氣不足的現象,也難免會出現一些瑕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運用資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別是清代樸學家王先謙、趙一清、何焯、王鳴盛、錢大昕、沈欽韓、潘眉、侯康、梁玉繩等人的註釋考證以及叢書、類書中有關三國史的資料等等還沒有充分利用。上述的資料,有許多是零金碎玉,搜集起來頗費功力,但專攻三國史的人,這項工作必須要做。此外,今人之著作,采擇面也比較窄,史家和書名太多,恕不一一列舉。 
  第二. 文中有不少硬傷及註釋翻譯欠妥之處,我在後文中將一一指出。 
  第三. 有些邏輯思維方法和學術見解不無需要商榷之處。 
  第四. 易中天的歷史觀點有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他的史觀只是強調人性、制度、文化等等,而沒有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辨證關係來看問題。現在有些青年人對馬克思主義冷漠了,連自稱通讀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儘管不是全集)不算太年輕的易中天在央視上講史,也讓馬、恩二公靠邊站了,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最近看到一條信息,易中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採訪時說:「我是外行講給外 
  行。首先我是中文系教授講歷史,所以同其他中文系教授、歷史系教授都不是同行。其次,我講三國主要講給喜歡歷史的非專業人士聽的,說白了,就是外行講給外行聽。我蒸出來的饅頭並沒有請專家吃啊。別人在吃,你非要在旁邊說這饅頭不好吃,幹嗎呀!」(《中國青年報》06年12月29日) 
  有人說:易中天隨著聲名的如日中天,變得越來愈牛氣,越來越霸道了。確實如此。我雖然不是「易粉」、「乙醚」,但我對「易中天現象」基本是持肯定態度的,聽了易先生的這番話,也不能不感到吃驚。 
  首先央視的《百家講壇》是什麼地方?請的人不可能都是各學科的外行,而是在各學科中有成就的人。易先生雖然是出身於文學專業,但人家還是按照內行的要求請你的,認為你對史學的瞭解不比一般的內行差(當然也不能要求你有大師的水平),這個講壇的宗旨怎能是「外行講給外行聽」呢? 
  其次,難道摘了「內行」帽子,講史就可以隨便講嗎?講錯了可以不負責任,可以免去別人的批評嗎?以蒸饅頭為例,我們可以把專家和一些有見解的受眾比喻為質量檢查和監督部門。你蒸出的饅頭,廣大的消費者說好吃,卻不知道還有質量問題:裡面有雕白塊,防腐劑超標,還是用硫磺熏的,賣饅頭的能對質檢部門這樣說嗎?「我蒸的饅頭也沒請你吃,你幹嗎呀!」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余秋雨先生要求摘去作家的帽子,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易先生也要求摘去「內行」的帽子,你們幹嗎呀?   
  4 怎樣看易中天的一夜暴富   
  原來在報紙上看到:易中天《品三國》一書出版的版稅收入是180萬元,最近又聽央視《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爆料說:易中天《品三國》的稅前收入是262.5萬元,央視得到了37.5萬元。但我們不知道央視所得的這37.5萬元是否包括在易中天所得的數額之內。揣摩萬衛的語勢,好像不包括在內。那就是說:易中天的個人的稅前收入是262.5萬元,央視另外還得到了37.5萬元,加在一起整整是300萬元。最近聽說由於書的印數不斷增加,易中天的收入也不斷上升。對此我們不必深究,我們不是易中天的經紀人,管那些幹什麼!反正結論是「易中天一夜暴富」,這是新聞媒體以顯著的版面登出的一個大字標題,有很大的震撼力。於是人們在下面竊竊議論起來,但在公開的場合(如報紙、網絡)議論的並不多見。 
  人們在下面的竊竊私語,歸納起來,不過是短短的兩句話:一曰:值嗎?二曰:合理嗎?對此我的回答也是乾脆的:值!合理! 
  為什麼?我們不妨鏈接一下周圍的背景材料: 
  一個女孩子,嗓子好,會唱幾首歌,長的漂亮,又會作秀,有幸選上了「超女」,其經濟收入主要是廣告、形象大使、出場費等等,何止200多萬,恐怕要以千萬計了。 
  一個歌唱演員或影視演員,因為唱紅了幾首歌(有的是一首),或演了幾部電影、電視劇(有的是一部)走紅,收入也要遠遠地超過易中天。何況她們的走紅,還有幕後的許多的隱秘,也並非全憑實力。 
  一個小孩子(不過是小學的學生),編出幾部離奇古怪的童話,自稱獨立完成,沒有爸媽的事,(儘管他爸還是當編輯的,)因為戴著「神童」的桂冠,成為暢銷書,版權還賣到外國,其收入也不是易中天能望其項背的。 
  一個體育明星,因為得了世界冠軍,國家獎勵、地方獎勵、社會賢達(多為港人)獎勵,這還是個小頭,大頭在廣告收入上,誰也不知道他們一共收入多少錢,恐怕超過易中天多少倍。 
  如果要問:這些都值嗎?合理嗎?我的回答是:體育明星的暴富,值,合理。因為體育明星能夠在世界上奪冠,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還要勤奮,有超人的毅力,最後結出了碩果,為國家爭了光,為民族爭了氣。他(她)們是國家的瑰寶,民族的驕傲,讓他(她)們富起來,人們服氣。而且他們取得的成績,是在公開、透明、眾目睽睽之下取得的,沒有走後門,沒有拉關係,沒有給評委送紅包,所以太值了!至於其他那些暴富者,恕我不敢恭維。但這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想必有它的道理,只是老朽過於冥頑,不能理解罷了。 
  我們書歸正傳,且說十載寒窗(這是套話,其實不止十載),鐵硯磨穿,啃過多少書,費過多少腦,寫過多少字,講過多少課,熬了多少夜,點了多少油,現已年近花甲的易中天,由於時來運轉,上了電視台,在給電視台,出版社創造了豐厚收入的同時,得了那幾百萬塊錢,難道不應該嗎?我看是應該的,和那些「超」字號、「星」字號的高額收入對比,一點也不虧心。在易中天那裡,學術升值了,這是所有知識分子都要說一聲「同喜同喜」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有知識分子的份了。我們希望:這是學術升值的一個信號,他代表的不僅是一片綠葉,一朵小花,而是整個知識界、學術界的春天!   
  作者天行健答網友的信   
  《清算〈品三國〉》作者天行健對於廣大網友的公開答覆拙著《清算〈品三國〉》已由現代出版社出版,最近在新浪網《讀書》頻道連載,引起了廣大網友的熱議。其中支持肯定者有之,批評者有之,謾罵者亦有之。這都在作者的意料之中。我在此要向廣大網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賞光點擊閱讀,感謝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也感謝對我的批評。說到底,批評也是一種支持,是支持的另外一種形式。對於謾罵者,有網友說得好:「罵人者,自貶其人格耳。」 
  「用不首罵來罵去的,反而顯得自己素質差。」(本文所引網友的話,多源自新浪網《讀書》《清算〈品三國〉》(連載)的留言。除另有出處者外,後面皆不再加注。)為了回應網友提出的意見,特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與廣大網友探討。 
  一、名人不能批評嗎? 
  百家爭鳴是文化學術工作的方針,批評是文化學術發展的動力,我想這無需討論,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的。 
  一位學者成了名人,還能批評嗎?這似乎也無需討論,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涉及到批評名人,那就好像捅了馬蜂窩,麻煩可就大了。有那麼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位名人的粉絲),認為他們心中的偶像是不能批評的,哪裡有個風吹草動,便一哄而上,對批評者群起而攻之。最近我在新浪網上的遭遇便是這樣,有的網友就乾脆稱之為「圍攻」。 
  但名人真就不能批評嗎?我看愈是名人,有錯就愈應該批評。;比如一般作者出書,賣上個一兩萬冊就不錯了,而易中天和於丹二位教授的書,一賣就是幾百萬冊(通過電視聽講的人還遠不止此數)。如果普通作者和名人--暢銷書作者的書中都有錯,哪個誤導面更大呢?哪個更需要趕緊澄清呢?這是不言而喻的。 
  被捧紅了的名人,不僅有風光無限,名利雙收的一面,還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要承擔更大的社會 責任,在學術質量方面接受全社會(包括文化學術界)更嚴格的監督。 
  二、「粉絲八段錦」粉絲反對批評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慣用的手法是向批評者打棍子,扣帽子。鐵桿的粉絲一般文化層次都較低,講不出像樣的道理,多數人只能翻來覆去地重複著這麼幾個概念:1、誰出名就批誰;2、看人家出名,你嫉妒了;3、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或者稱為酸葡萄心理);4、為了賺錢,跟風炒作;5、紅眼病;6、借別人的名而出名;7、文人相輕;8、有本事你也上來講(或:有本事你也寫一本);此外還有一些,而這八種說法出現的頻率最高,可以稱之為「粉絲八段錦」。他們並不能有的放矢,而是先把屎盆子扣在你的頭上,噁心你一下。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使人有口難辨。我說你嫉妒,你就是嫉妒;說你是紅眼病,你就是紅眼病;說你想出名、想賺錢,你就是想出名、想賺錢;這不是一種極端和專斷的態度嗎? 
  你怎麼知道人家是這個目的?你是未卜先知,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這種說法,名人就不能批評了,就不能沾邊了。在廣大粉絲的保護下,名人就理所當然地壟斷了話語權,樂意怎麼說就怎麼說,樂意怎麼寫就怎麼寫。他說煤球是白的,那就是白的;說兔子比象大,那就是比象大,誰若是牙崩半個說不字,那就是嫉妒、紅眼病、想出名等等。這樣下去,還有百家爭鳴嗎?還有言論自由嗎? 
  可見,把這「粉絲八段錦」做為法寶,是毫無意義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不要先問批評者的動機,只能就事論事,根據人家的具體言論進行論難。他哪一點批評得不對,可以有理有據地進行反駁嘛!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並沒有道理好講,那就閉上嘴,聽聽別人講道理,對你也許還能有些好處。 
  三、為偶像做辯護的種種歪理1、非學術說。有些網友認為「易中天不是學歷史的,他的《品三國》,不是學術專著,不是科研報告,不是大學講義,他是「品」三國,而不是「教」三國,因而沒有必要提高到學術的水準來要求他,批評《品三國》沒有學術意義。甚至有的網友說:「老百姓就是圖個樂,管他講得對錯呢?」而這些說法,又和易中天教授本人的說法是如出一轍的。易中天教授在去年年未聲稱:「我是外行講給外行聽。我做出來的饅頭,並沒有請專家吃啊。別人在吃,你偏要在旁邊說這饅頭不好吃,幹嗎呀?」 
  (《中國青年報》06年12月29日)我雖然寫書批評了易中天,但我對「易中天現象」基本是持肯定態度的,是為易中天叫好的。看過書的人,都明白我這個基本態度。但聽了這話,卻不能不使我感到吃驚。 
  央視的《百家講壇》是個什麼地方?請的都是各學科的外行嗎?即或你不是研究歷史的,是個外行,人家也以為你對史學的瞭解不比內行差,在一些基本的學術觀點、常識性的文史知識方面,總該不出大問題吧?難道當初央視請你去講,其初衷就是「外行講給外行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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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科普工作,所傳播的知識都是學術成果,不過是用通俗的語言、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來傳播罷了。不管你講得怎樣通俗,講的應該都是學術的東西,而不是東拉西扯地侃大山。無論是學術專著,大學講義、科技報告還是用通俗的方式傳播知識,都是離不開學術的,一些常識性的知識,說到底也是學術的沉澱。只不過學術專著、科學報告等要求學術上的創新,而科普式的傳播只要求把知識(包括形成共識的基本觀點)講對了就行。如果講錯了,別人指出就要糾正,而不能以外行、非學術為理由、不接愛批評。 
  2、無對錯說。 
  有人認為歷史記載本來就不可靠,因而誰也不能肯定自己講的就是真實的歷史,企圖用這種說法來為易中天的硬傷進行辯護。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歷史就是不可知的了,各高等學校的歷史系和各種歷史科研機構,所講的都是偽科學了。 
  歷史真是不可知的嗎?我們分幾個層次來談。第一,人們把歷史的真實過程稱為第一歷史,史學的記錄稱為第二歷史。第一歷史不會重演,我們現在研究、學習歷史,只能根據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由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真實性。但你不能因此就說:第二歷史是完全不可靠的。有些歷史情況,各種史書和古典文獻的記載完全一致,歷史學家也沒有提出過什麼異議,如今已成為常識性的知識,這是不必懷疑的。第二,有的問題古書上的記載有矛盾,經過古今學者的研究,其中的某種說法合情合理,又有資料的支持,為史學界所認定。除非又有了新的資料出現,可以推翻原來的結論,否則就應該承認它,這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第三,有些歷史情況大的脈絡清晰,具體情節不太全面,那就知道多少講多少,疑者闕(缺)之。總之,第二歷史具有相對性,不完整性,但並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也不能因此就說歷史沒有對錯,誰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有一位網友說: 
  「天行健依據歷史資料挑了易中天的一些錯誤,有人就說:歷史資料往往有許多錯誤,以此來為自己的偶像辯護。難道天行健所依據的資料都錯了?易中天沒有資料依據的說法,對資料理解不正確的說法倒是正確的?!還有人用一家之言來為易中天辯護……錯誤就是錯誤,不能用「一家之言」做擋箭牌。「 
  3、勿糾纏細節說。 
  有人說:易中天的《品三國》,大多數人認為歷史情節基本符合事實,對某些細節糾纏不休,就沒有道理了。 
  我們知道:歷史事件是由若干細節組成的,很多細節講錯了,就應該嗎?指出細節錯誤的人怎麼算「糾纏不休」?怎麼算「沒有道理」?難道講錯了反而更有道理嗎?何況易中天講錯的也不完全是細節呢! 
  4、非硬傷說。 
  有人竟認為:我所挑出的許多錯誤,都不是硬傷。那麼什麼是硬傷呢?非得把三國鼎立講成六國鼎立,劉備講成諸葛備、諸葛亮講成劉亮,才叫硬傷嗎?瞪著眼睛不認賬,這種粉絲實在是太有才了。有消息說:某地的一位教授對易中天講韓信就挑出了40多處錯誤,在這些粉絲們看來,當然這也不算是硬傷了。 
  此外,粉絲們的歪理尚多,因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列舉,讀者們自行留意好了。 
  四、什麼叫「清算」? 
  有的網友對「清算」二字很有意見,現在我來解釋一下: 
  查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編的《現代漢語辭典》,「清算」有二解:1、徹底地計算、清算賬目。2、列舉全部罪惡或錯誤並做出相應的處理。我用的是第一個意思,也是「清算「的原意。我在《前言》中說: 
  「易中天在《品三國》中說:在赤壁之戰以前,魯肅、諸葛亮和周瑜,幫助孫權算了三筆賬:政治賬、聯盟賬和軍事賬。現在我要幫助易中天算四筆賬:學術賬、知識賬、邏輯賬和語言賬。這就叫做『清算』。」 
  這說的還不夠清楚嗎?有的人為什麼偏要往壞的方面牽扯呢? 
  06年未收看鳳凰衛視的《網羅天下》欄目,主持人梁文道說:「要清算本欄目一年來的工作。」他所說的「清算」,也是算賬的意思。 
  我們過去經過太多的政治運動,有一根太敏感的神經,有一些詞語被賦與了特定的政治色彩。「清算」一詞,曾長期與「鬥爭」聯繫起來,於是人們聞「清算」而色變。這種情況還要維持多久?「清算」二字應該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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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粉絲兩面觀   
  粉絲,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三國人物中,諸葛亮就做過准粉絲,張飛就做過粉絲。不信,有史書為證。 
  據《三國誌·劉巴傳》及裴注引《零陵先賢傳》記載:劉巴,「少知名」,是個名士。在家鄉零陵郡(治所零陵縣,今廣西全州西南)做了戶籍史主簿(相當於現在民政廳的一名幹部。)曹操進攻荊州時,他做了曹操的掾屬,為曹操招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不久曹操在赤壁戰敗北歸,劉巴與曹操斷絕了聯繫,便想遠赴交趾。諸葛亮當時還在督管臨烝(今湖南衡陽東),他仰慕劉巴的大名,想要讓劉巴留下來,便派人去追,但劉巴沒有回心轉意,還是到交趾去了。後來劉巴北返,做了益州牧劉璋的參謀人員。劉備攻成都,向軍中下令:有殺害劉巴的,誅及三族。劉備定蜀,用劉巴做了左將軍西曹掾(相當於人事局長)。張飛仰慕劉巴,前去拜訪,要在劉巴處留宿,以便徹夜長談;而劉巴根本就不理張飛,甚至竟不屑和張飛談話,不用說留宿了。張飛憤憤而退。諸葛亮勸劉巴說:張飛雖然是武人,但仰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足下應該稍微屈就一些)劉巴說:「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我怎麼能與大兵交談呢?)東吳方面知道了這件事,張昭對孫權說:「劉巴太狹隘了,不應當拒絕張飛。」孫權說:「如果讓劉子初隨波逐流,取悅劉玄德,交非其人,怎麼能稱得起高士呢?」以上的故事說明,諸葛亮仰慕劉巴,但還算不上是粉絲,只能算是准粉絲;而張飛卻可以稱得起粉絲了。 
  另據《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注引《吳錄》:當時有個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孫策因為一場誤會,把他囚禁起來,要殺了他。他的朋友和「時人」(當時的士人、百姓等)在孫策的官邸前靜坐請願,孫策登樓眺望,見人群填滿了街巷,長達數里。孫策「惡其收眾心」,竟把高岱殺了。易書《品三國》裡也談到了這件事。看來這麼多的「時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絲。而東吳的粉絲,已經遠遠地超過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規模了。 
  粉絲是什麼?在我看來,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衝動的虛擬滿足方式,明星成了「夢中情人」,追星實為一種愛戀的衝動,這方面我不想多說。我要說的是另一種情況, 粉絲是一種崇拜狂,崇拜某個公眾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辯是非,把崇拜對像神聖化、偶像化、理想化、絕對化。 
  拉拉雜雜寫了這些,實在因為粉絲(原來叫追星族)在我腦中盤旋了許多年,如骨鯁在喉,不得不吐。現在回到正題,我聽說易中天也有許多粉絲,在網絡上出現了「易粉」「乙醚」等名號。我的態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標題所揭示的,要做「兩面觀」。 
  一方面,兩害相權取其輕。一部分人的崇拜對像轉移到學者頭上來,總是粉絲族文化層次提高的表現,崇拜知識、崇拜學者,總比拿著螢光棒在台下為娛樂明星狂呼亂叫強得多,起碼可以學點知識,遠離無聊。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種粉絲的出現,又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學術是理性的、平實的、又是嚴肅的,豈能照搬娛樂界的一套運作方法?何況娛樂界的粉絲現象也不算正常?粉絲現象在社會上的蔓延,既或不算這個社會得了重病,也算是傷風打噴嚏,不可取法也。學術要的是獨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現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場上說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議):易中天拒絕粉絲! 
  不叫粉絲叫什麼?叫學生、學員、學友、同學、弟子。按照古代習俗,親身傳授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為門人。另外還有徒弟、門徒、門下、門生、學子……名詞多著呢。     
  第二章 切磋30題   
  6 戲說與趣說   
  從語義上來講,戲說與趣說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但近年由於《戲說乾隆》等「戲」字號的電視劇的出現,「戲說」已經有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解釋,就是專指那些脫離歷史實際、胡編亂扯的作品而言。於是戲說有了特定的含義。 
  我是反對脫離歷史實際的文藝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國演義》在內。我承認《三國演義》是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現在已經成為民族的瑰寶;但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它卻起了一個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說《三國演義》七實三虛,現在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這個說法並不太準確。如果從大的歷史框架來看,說它「七實三虛」是可以的,甚至說它「九實一虛」也未為不可。但從具體的故事情節來看,又何止「三虛」!書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戰中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舌戰群儒、智激周瑜、群英會、蔣干盜書、草船借箭、龐統獻連環計、苦肉計、借東風等,全是沒有史實為根據的。其他如關羽的斬華雄、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會斬蔡陽、華容道放走曹操、斬車胄、玉泉山顯聖等等,或無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歷史上的實事。中國朝代眾多,人們最熟悉的還是三國,而人們對於三國歷史的認知,主要是從《三國演義》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得之於史書,這樣就把歷史知識搞亂了,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一堆本來不是歷史,卻誤認為是歷史的三國故事。至今在若干旅遊景點中,有許多假的三國遺跡,是根據《演義》附會而來,而人們卻當做真的遺跡來瞻仰,就是《三國演義》及其所派生的戲曲、評書等所形成的誤區。當然,不僅三國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為題材的作品,也多有這種現象;尤其是近些年來,清史的劇目迭出不窮,僅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許多不同的版本,編劇和導演可以隨心所欲地製作(就是瞎編),把人們搞得暈頭轉向。在人們的頭腦中,清史成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塗,觀眾都成了「小糊塗仙」、「小糊塗神」了。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是堅決反對戲說的。我要大聲疾呼:編劇先生、導演閣下:題材多得很,你們不要再拿歷史開涮了,這麼繼續幹下去,人們頭腦中還能有真的歷史觀念嗎? 
  那麼,歷史題材就不能用了嗎?不,尊重歷史,恢復歷史原貌(當然是相對的),有文化品位的歷史劇儘管拍,有一些藝術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離「歷史」這個坐標太遠。好的歷史劇,是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戲說」是個內容問題,那麼「趣說」就是一個形式問題了。我認為:在不違背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可以採用一些生動有趣的語言來敘述,甚至借鑒一些評書、 
  相聲的手法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有人批評易中天講三國是「戲說」,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按照我們在上面所界定的標準,他是「趣說」,紀連海講清史人物也是「趣說」。易中天好在講史中混入一些現代名詞、現代事物,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濫,不能造成古今觀念的混淆和誤導,這就需要有所選擇,應該有個度。至於何者說說無妨,何者不可濫用;怎麼說?造成一個什麼語境?我在後文中還要和易先生商榷,這裡就不多說了。 
  。   
  7 兼容並蓄,不拘一格   
  由於易中天在電視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現了一種說法,好像講史都應該像易中天這樣講,否則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學生聽了易中天講三國,便不愛聽歷史老師的課了,說是講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書店裡遇到有關三國歷史的書,翻看了幾頁,便不屑地說:「哪有易中天講的好!」在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說到底,是一種狂熱的崇拜心理。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色彩繽紛的世界,各種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價值,人們的選擇和愛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話說:蘿蔔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愛打拳,他好游泳;你愛喝熱茶,他愛喝冷飲;你愛聽越劇,他愛看二人轉;你愛看書,他愛上網,怎能強求一致?拿講史來說:易中天的講法,只是其中的一種風格,而且還是一種有爭議的風格。我們撇開這些爭議不談,也不能因為有了這種風格的講史,就把其它風格的講史都廢除了,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易術「。為什麼呢?因為各種講法都有其各自的優點和不同的功用,適合於不同的人群。你喜歡某種講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講法。 
  我在電視節目上,看到一個女孩子說:「易中天比我們老師講的好」時,真想告訴她說:孩子,你們的老師和易中天沒有可比性,在中學的課堂上,像易中天這樣講是不行的,中學教學有教學大綱,首先是有時間的限制。易中天講赤壁之戰,加上前因後果,一共講了五集,相當於五個課時,而在中學課堂上,整個的三國史就只能講一兩個課時,赤壁之戰頂多能講上15分鐘。就是在大學課堂上,拿歷史學專業的中國古代史課程來說,赤壁之戰也只能講一個課時。像易中天那樣的講法,在時間上就不允許。同時,中學是普通教育,所講授的各科知識必須是已有定論的、沒有歧義的基礎知識;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麼四個版本的《隆中對》呀,曹操是「可愛的奸雄」呀,袁紹是「垃圾股」、劉備是「績優股」呀,諸葛亮要找的「好老闆」是劉備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學的課堂上講的。如果這樣講的話,會有不少麻煩,如會考、高考等怎樣答題?學生的成績不好,歷史老師還能繼續講下去嗎?或者被炒了魷魚,或者被「提拔」為教導幹事或後勤人員。 
  在央視的屏幕上,還有一些講史或講古典名著的學者(如講明清歷史,講《紅樓夢》、講《聊齋》等等),他們風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評。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講《明亡清興六十年》,風格嚴謹、平實,語言精煉,不緊不慢,娓娓道來,沒有廢話,也沒有什麼噱頭,絲絲入扣,聲聲入耳,帶給觀眾的不是什麼娛樂的效果,而是知識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儘管思想不是跳躍式的,沒有易中天那樣活躍,但所傳播的歷史知識卻基本上是翔實的,因而也受到了對明清歷史有興趣的許多觀眾的歡迎。聽他的講史好像喝了一杯白開水,雖然喝不出可樂和果汁的味道來,卻也不必擔心防腐劑的含量會超標,可以保證是有益無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閻崇年和易中天作什麼對比,他們二人風格迥異,適應的人群也不盡相同,是沒有什麼可比性的。還有劉心武講《紅樓夢》、紀連海講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點,也不能簡單地比較。我只是說:不同的風格,各有其存在的價值,應該歡迎其共存共榮,取長補短,互相借鑒。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不同風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於學術普及工作的發展。 
  拿出版物來說,道理也是一樣。以歷史讀物為例,專家學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讀者也根據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學術價值較高的專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讀物,有的出於興趣,有的專門獵奇,有的志在秦漢,有的鍾情唐宋,豈能完全雷同?說到底,人們的愛好不同,追求各異,只有採取兼容並蓄、不拘一格的方針,才是正確的做法。   
  1 三國的年代(1)   
  先討論一個對廣大觀眾(讀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枯燥的年代學上的問題。要研究三國的歷史,這個問題儘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決的。 
  從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漢建立魏國開始,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馬炎篡魏建立晉國為止,是三國時代,共45年,這是傳統的說法。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把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歸入《漢紀》,算是漢朝;這以後歸入《魏紀》,算是三國;直到公元265年,司馬炎篡魏建立晉朝,才歸入《晉紀》中。也就是說:司馬光認為公元220-265年,是三國時期。以後中國的史書大都遵循這種劃法,解放前後出版的大中學教科書以及各種歷史年表,也大多沿襲這種劃法。這是以漢朝皇帝的在位與否為根據的。 
  但當代史學界多認為這種劃法有問題。自漢靈帝中平無年(公元184)黃巾大起義爆發以後,東漢政權已經逐漸名存實亡,國家分裂,皇帝逐漸成為權臣的傀儡,這個政權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三國開始的年代,不應以曹丕篡漢為標誌,而應以東漢政權實際上的崩潰為標誌,因而這個年代應該提前。而且如果三國從公元220年開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說。例如:人們通常認為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是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而官渡之戰發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戰發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戰發生在公元221-222年,豈非只有夷陵之戰才算三國時期的戰爭,官渡、赤壁 
  二戰都不是?再拿人物來說:呂布死於公元198年,公孫瓚和袁術都死於公元199年,袁紹死於公元202年,郭嘉死於公元207年,劉表死於公元208年,周瑜死於公元210年,荀彧死於公元212年,龐統死於公元214年,魯肅死於公元217年,夏侯淵和關羽都死於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於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漢建立魏國是在曹操死後;如果說以上這些人(包括曹操在內)都不是三國時代人,那三國還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講? 
  那麼,根據史學家們的意見,三國史的年代究竟應該怎樣劃分呢? 
  三國史有個上限和下限的問題。關於上限的劃法,史學家們意見不一,大體上有以下的一些劃法: 
  1. 漢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黃巾大起義後一年,東漢政權已經衰落。 
  2. 漢獻帝永漢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關東群雄起兵討董卓,軍閥混戰開始。 
  4. 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漢獻帝定都於許縣,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是魏國政權的開端。 
  下限主要有兩種劃法: 
  1. 公元265年:司馬炎篡魏,建立晉朝。 
  2. 公元280年:晉滅吳,三分歸一統。 
  易書以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為三國 
  時期,長度是90年。但這種劃法雖然在史學界早有人這樣主張,卻是有缺點的。 
  先說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這年關東群雄以討董卓為名紛紛起兵,而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人真正與董卓的軍隊交戰,卻為了爭奪地盤而自相火並,拉開了軍閥混戰的序幕。但這還不能算是新朝代的開始,因為新朝代的開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1. 舊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實亡; 
  2. 新王朝已經誕生或事實上已經誕生。 
  用這兩條標準來衡量,公年190年,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當時 
  小皇帝漢獻 
  帝(只有10歲)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還只能算是一個軍閥,還沒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於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吳,這時還沒有一點影子。曹操還是奉袁紹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軍事力量;劉備率一小股軍隊還在地方上遊蕩,上不了檯面;孫堅還依附於袁術,沒有成為完全獨立的軍事力量。漢朝儘管已經奄奄一息,日薄西山,畢竟還沒有嚥下最後一口氣。 
  到了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獻帝定都於許縣,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是魏國政權的奠基。這時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漢獻帝而是曹操,包括漢獻帝在內的整個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麼,漢獻帝是第二把手嗎?不是,連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線人來擺弄,並沒有獨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這個時候,漢朝已經名存實亡,皇帝僅僅是一個符號,毫無實際內容;而魏國的太祖曹操,已經為新政權奠了基;所以應該以這一年作為三國時代的開始。 
  再說下限。公元265年,司馬炎篡魏,建立了晉朝。在兩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國已經滅亡,到這時,三國鼎立的局面,變成了晉、吳南北朝對峙。因此隨著新王朝的誕生,就標誌著三國時代已經結束了。 
  易書以公元280年作為三國的下限,也是沿襲了已有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認為:這時已經「三分歸一統」,標誌著三國時代已經結束。在這以前,還有吳國的存在,不能認為三國結束。但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很多王朝,如東漢、唐、宋、明、清等,在建國之時,國家並沒有完全統一,以後經過若干年(長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國的統一(例如清朝到入關後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時,才基本上實現了統一)。所以我們不應以統一之年作為三國時代的結束,而應以晉朝建國之年作為結束。 
  總之,易書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為三國時代的上下限,雖然是沿襲了舊說,其實這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對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劃法要更合適一些。這樣說來,三國歷史的長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應該是69年了。 
  事實上,漢末、三國和晉初的歷史共有100年左右,這百年歷史存在著有機的聯繫,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歷史時期,即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個歷史時期,講三國史的人(包括《三國演義》)都是把這百年歷史聯繫起來講的,只有這樣,才能始終連貫,首尾分明。但從年代學的角度來說,又需要劃幾條線,把漢朝、三國(魏)、晉朝明確地分開。   
  2 歷史的三種形象(1)   
  易中天說:「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他又說:「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還原』,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的。二是要『比較』,就是看看這三種形象究竟有什麼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為什麼會變成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我們希望通過這三項工作,來為大家品讀三國」。(9頁) 
  三種形象是客觀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還原、比較、分析,立意也很好。這樣來品讀三國,自然可以使問題更加深入,對讀者可以大有啟迪。不過,在這三件事中,「還原」和「比較」還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我們畢竟有些史書和古代資料可以作為憑據,可以在「還原」的基礎上進行比較。例如:《三國誌》中所記載的曹操和諸葛亮是歷史形象,小說《三國演義》中所描寫、以及戲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諸葛亮的形象為文學形象,(稱之為文藝形象、似乎涵蓋面會更寬一些)。我們按照《三國誌》的記載,就可以和演義小說以及舞台上的文藝形象進行比較,二者的差異就顯現出來了。於是我們會發現:曹操的歷史形象並不像文藝形象那麼壞,諸葛亮的歷史形象也不像文藝形象那麼神。當然,這種復原只是相對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難收,歷史不可能完全復原。我們綜覽易書,發現歷史形象和文藝形象的復原與對比工作,還是做了不少,這形成了易書的特點之一。當然,這兩件事做起來也並不太難。 
  最難的是「分析」。所謂「弄清歷史形象究竟為什麼會變成文藝形象和民間形象」,這問題是不好解決的。就拿《三國演義》的許多故事來說,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說: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羅貫中主觀編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傳承的,他是在傳承的基礎上加工改編的。那麼,從什麼地方傳承來的呢?除了史書之外,我們現在只能從比《三國演義》成書更早的《三國誌平話》以及元曲(元雜劇)保留到現在的少量劇本中得到一些信息。於是我們知道:《三國演義》中的許多故事,如桃園三結義、王允巧使連環計、美髯公千里走單騎、古城會、諸葛亮博望燒屯、諸葛亮借東風、關雲長單刀赴會、陸遜被困八陣圖等等。在元曲和《三國誌平話》中就有了。而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國誌平話》也應該是有所傳承的。但我們再往上推:宋金戲曲、唐宋傳奇……可惜由於古代文獻的大量佚失,我們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於零了。這件事,應該通過思想史、文學史、戲劇史、俗文學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來進行研究。但既然沒有資料,誰也難作無米之炊,怎麼個研究法? 
  至於民間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過是一個籠統的概念,純屬於理論層面上的東西。比如曹操,我們通過史書,可知其歷史形象;通過《三國演義》和戲曲,可知其文藝形象;但誰又知道曹操的民間形象是什麼樣子的?現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個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壞得不能再壞的大白臉,其實也是從說書唱戲中得到的印象,歸根結底還是文藝形象,並非另有一個民間形象。據我所知,民間關於關羽和周倉的傳說甚多,在傳說中,周倉是一條莽漢,關羽則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倉折服,周倉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領導。這應該算是關羽的民間形象吧,但這形象竟與那個剛愎自用、有勇無謀的關羽的歷史形象大相逕庭,和關羽的文藝形象也相差甚遠,似乎只是一種土生土長的傳說,與歷史形象,文藝形象並沒有什麼關係,很難說有什麼演化的痕跡。 
  總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種形象的還原、比較和分析,分析是弱項,民間形象也沒有什麼著落。當然,分析歷史形象怎樣變成文藝形象和民間形象,只能靠資料來說話,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測。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資料實在太少,除了有待於考古新發現以外,還可以從浩如煙海的古書中去發掘,那工作比沙裡淘金還難,成本高、費力多、收益少,不用說像我這樣年屆八旬的人難以辦到,就連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計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貧、甘願為學術作出犧牲的年輕的仁人志士出來,在國家或某一大財團的贊助下,來幹這件事,也許一生中翻爛了古書,會找出幾條來(不會太多)。 
  現在的問題是:比較這三種形象有什麼用?對我們有什麼現實意義?易書在這方面語焉不詳,我不妨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與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個歷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應為歷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說,應與這歷史形象沒有太大的出入。後來有人編成了文藝作品,就有了文藝形象(或文學形象)。在歷史形象和文藝形象的輾轉流傳過程中,人民群眾根據自己的理想、好惡、審美情操等,對歷史形象和文藝形象不斷地豐富、發展、修正甚至異化,便出現了民間形象。當然,也有原生的民間形象,不是來源於歷史形象和文藝形象,而是由民間通過約定俗成的方式、自發地形成的。如解縉、徐文長、唐伯虎、劉羅鍋(劉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間形象。而三國人物的民間形象,我們至今還所知甚少。可能是因為《三國演義》的影響太深了,把以前的民間形象給沖淡了。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這三種形象呢?目的應該是: 
  第一,恢復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提高人民的歷史知識水平,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和創造新生活的借鑒。 
  第二,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為歷史學、文學史、戲劇史、俗文學史、民俗學等提供素材。 
  第三,對當今歷史小說、歷史劇的寫作提供素材和借鑒。我心目中的歷史題材的新的文藝作品,不應該是三種形象的異化,而是三種形象的和諧統一。就是說:文藝形象不能歪曲歷史形象,而應該使歷史形象更充實、更豐滿、更具有感染力。至於民間形象,隨著歷史普及工作的深入開展,應該基本符合歷史形象。三種形象和諧統一局面的出現,也就是我們民族歷史知識水平,文化素質提高的具體表現。   
  3 歷史的三種讀法   
  易中天說:「其實,正如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也有三種讀法。一種是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歷史意見』;一種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時代意見』;還有一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個人意見』。任何人講歷史,都不可能不涉及這三種意見。」 
  但究竟怎樣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看歷史?怎樣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怎樣站在個人的立場上看歷史?易中天沒有解釋,恐怕錢穆先生提出的也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就說「歷史意見」吧,古人多矣,立場並不相同,究竟岳飛的意見算「歷史意見」,還是秦檜的意見算「歷史意見」?至於曹操、諸葛亮、孫權、司馬懿等人,他們的觀點也不可能一致。就說歷史學家吧,陳壽以魏為正統,習鑿齒以蜀為正統,意見也是大相逕庭,誰的意見算是「歷史意見」? 
  但是仔細考慮一下,似乎又不能這樣認識問題。今人有個人意見,歷史人物也是有個人意見的。岳飛、秦檜、諸葛亮等人的意見,誰也不能代表「歷史意見」,而只能算是「歷史人物的個人意見」。現代人的不同意見,則只能算是「時人的個人意見」。 
  那麼,什麼是「歷史意見」呢?我認為可以分兩方面: 
  第一,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考慮問題,而不是把今人的觀念強加於古人。例如:諸葛亮才華橫溢、德高望重。劉備死後,他沒有篡位,而是扶保懦主阿斗,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用現代觀念來看,他是「奴才哲學」 、「頑固的保皇派」;而用當時的道德觀、價值觀來衡量,卻是高風亮節、是忠臣的典範,而為人所景仰。 
  第二,用當時通行的歷史觀點來看歷史。例如:易書中常常徵引的陳壽、裴松之、孫盛、傅玄等史學家的觀點,便可以代表當時的「歷史意見」。儘管他們的觀點互有出入,畢竟還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這些意見在今天看來未免陳腐,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卻是為人們所接受的主流意識,是符合當時的價值觀念的。 
  但我們用「歷史意見」來看待歷史,只是為了正確認識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人物活動的理念,瞭解歷史現象存在的合理性;而科學地認識歷史,還得站在時代的高度,來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這就需要「時代意見」。具體地說: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來認識過去的歷史。而在歷史觀點方面,我們今天不宜太強調「個人意見」,而應將個人意見統一於唯物史觀中,不然豈不成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史觀,可以易書所徵引的張升的詞為代表:「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三國演義》卷頭詞:「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也是這個意思。這大約就是中國的「無是非史觀」,也可稱之為「閒話史觀」,「笑談史觀」,既然歷史成為「閒話」,「笑談」,還有什麼凝重、嚴肅的品格?還有什麼啟發借鑒作用?   
  4 「真小人」與「偽君子」(1)   
  易中天在講到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時,根據孫盛《雜記》的記載,說他發現自己殺錯了人,說了一句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寧可我對不住別人,不能讓別人對不住我。)」這句話由裴松之收在《三國誌》注中,又由《三國演義》渲染成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於是千載以來就成為曹操的一大罪狀。毛宗崗說「讀書者至此,無不詬之詈之(詈,音立、罵的意思)、爭欲殺之矣。」(毛宗崗:《三國演義》批語)毛宗崗接下來又說:「不知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於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寧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卻是步步私學孟德二語者。則孟德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易中天也和毛宗崗的意見相同,並引申說:「他是真小人,不是偽君子。」毛宗崗和易中天的意思是:「真小人」比「偽君子」好,如果只有這兩種選項,那就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易中天認為:作為「真小人」的曹操,他是蠻可愛的。可愛之處就在於他不虛偽,說真話,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就是小人,我就是殺了呂伯奢一家,我就是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你能把我怎麼的? 
  小人說真話也可愛,真是匪夷所思。假如在一個長途大巴上,有幾個歹徒劫持了司機,把住車門,手持尖刀,對乘客說「我們是歹徒,也就是劫匪,我們要搶諸位的錢和值錢的東西,請諸位配合一下,把錢、手機、珠寶首飾都拿出來孝敬我們,隱匿不交的或者敢於反抗的,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他說的是真話嗎?是。可愛嗎?你說呢? 
  又假如: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正在發表「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言論,碰巧呂伯奢回來了。(因為據《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世語》:曹操殺人時,呂伯奢沒在家)他看到曹操殺了自己的一家,又說出這一番話來,會覺得曹操「可愛」嗎?那麼,說曹操「可愛」、「過人」,恐怕不可能是「歷史意見」,也不可能是「時代意見」,更不可能是呂伯奢的「個人意見」,只能算是毛宗崗和易中天的「個人意見」吧。 
  易中天在寫曹操殺呂伯奢一家這樁公案時,實在是費盡了腦筋,又運用了咬文嚼字的技巧。據孫盛《雜記》記載:曹操發現自己因為誤會錯殺了呂伯奢一家,「繼而淒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淒愴,悲傷之意。易中天從這兩個字裡發現了曹操的「人性」,發現了曹操還有一部分「善心」,並沒有為自己殺錯了人而理直氣壯。但我們卻不明白:如果曹操還有一點「人性」,一點「善心」,那麼他發現自己殺錯了人,就應該有點負罪之感,起碼是抱歉之感,就應該說:「我負人矣!」怎麼還會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樣霸氣十足,毫無悔改之意的話來呢?易中天是這樣解釋的:「(曹操的)意思是:雖然我錯殺了人家,對不起人家,但現在也沒有辦法。我現在走投無路,也只好是寧肯我對不起人家,不要讓人家對不起我了。」(《品三國》15頁)易中天不但口才好,文字功底也不錯,這是大家所承認的。但在這個地方,卻令人覺得文字竟是那樣蹩腳,道理也講得蒼白無力,為曹操所做的辯護詞,實在是太勉為其難了。 
  其實,孫盛《雜記》的這段文字是有問題的。用「淒愴」的語氣說出那麼霸道的話,總使人覺得感情和語氣無法調和。我試驗著表演過,總是很彆扭,有點違反表演規律,就像是「難過地笑著說」、「高興地哭著說」,你怎麼表演?合理的解釋似乎應該是這樣:曹操發現自己錯殺了人,一開始有些難過,接下來把心一橫,換了一付猙獰的表情說:「錯就錯了,有什麼大不了的!老子就是這樣: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曹操有兩重人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一剎那間,這兩重人格幾乎是同時顯現了,終於還是魔鬼那一面佔了上風。 
  至於所謂「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這個命題也很蹩腳。你只提出了「真小人」和「偽君子」兩個選項讓人家選,這立項本身就有問題。就好像你問人家:用槍殺人的強盜和用刀殺人的強盜哪個好一些?包養二奶的貪官和到澳門豪賭的貪官哪個好一些?你叫人家怎麼回答! 
  有人說:「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好些,因為「偽君子」之所以偽,是還有一些顧慮,還考慮道德底線。但我雖然不同意易中天的「真小人」比「偽君子」好的看法,也不同意「偽君子」比「真小人」好的看法。「真小人」和「偽君子」都是小人,至於誰更壞一些,那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時「真小人」更壞,有時「偽君子」更壞。「真小人」由於其無所顧忌,心安理得地在做壞事,有時確實表現得更加兇惡,如董卓就是一個「真小人」,其暴行令人髮指,從來就不加掩飾,又無意節制,只能壞上加壞;而「偽君子」由於其含而不露,可以精心策劃出一些大罪大惡來。「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在舊史家看來,王莽就是一個「偽君子」(儘管從現代視角來看,他還是個改革家),作出許多假象來爭取人心,最後卻篡奪了西漢的政權。司馬懿也是一個偽君子(儘管他在歷史上有一定貢獻),此人外表沉靜老練,實際上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有時「真小人」竊的是鉤;「偽君子」竊的卻是江山社稷。 
  當然,我們還不能說曹操是「真小人」,曹操這個人要複雜得多。是不能簡單地用君子、小人的概念來加以界定的。   
  5 曹操好說真話嗎?(1)   
  易中天認為曹操的可愛之處是好說真話,「想什麼就說什麼」。「曹操是真實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詐、狡猾、殘忍、暴虐,都表現得從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誠而坦然。」(《品三國》20頁)這裡出現了悖論:奸詐怎麼會是真實的、本色的?殘忍、暴虐怎麼能用「從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誠而坦然」來形容?這對殘忍、暴虐是批判還是欣賞?古有嗜痂之癖、逐臭之夫,還沒聽說有欣賞殘忍、暴虐的! 
  易中天為了說明曹操的真實、本色,舉了很多例子。但那只能表明:曹操在某種特定的場合,對某些人說的是真話,而不能說明他不說假話或少說假話。下面我也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證明曹操說假話。其中的例子易中天也講過,只是說明的問題不同罷了。 
  例一:據《三國誌· 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曹操少年時放蕩無度,他的叔叔經常向他父親曹嵩打小報告,曹操當然會因此受到父親的責難。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見叔父,裝作口斜臉歪的樣子,叔父問他怎麼了,他說中了邪風。叔父趕緊向曹嵩報告,曹嵩喚來曹操問道:「你的叔父說你中了邪風,已經好了嗎?」曹操說:「我並沒有中邪風,只因失愛於叔父,所以叔父才說我的壞話。」此後,叔父再向曹嵩報告曹操的事,曹嵩便不相信了。曹操因此便更加肆意而為了。 
  可見曹操從小就撒謊。 
  例二:建安二年(公元197),張繡投降了曹操,曹操納了張繡守寡的嬸母,「繡恨之」。張繡有個貼身的衛士胡車兒,勇冠三軍,曹操暗中拉攏胡車兒,送給他金子。為了這兩件事,張繡降而又叛,把曹操打了個措手不及,曹操中了流矢,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和貼身的愛將典韋都戰死了。事後曹操對諸將說:「張繡投降,我錯在沒有取他的家屬作人質,以致於打了敗仗。我知道為什麼失敗了,大家可以看到:今後我再也不能打敗仗了。」(見《三國誌· 武帝紀》和《張繡傳》) 
  曹操的話是言不由衷的,他為了顧全自己的面子,並沒有如實說出張繡降而復叛和自己打敗仗的根本原因。他的「真誠」在哪裡?「實話」何在? 
  例三: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入鄴城,祭祀了袁紹的墳墓,還哭了一場。(見《三國誌· 武帝紀》)晉代史學家孫盛認為曹操是在作秀。他說:「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脫)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克制自己的怨恨與人家友好,是古代哲人引以為恥的;遇到故人之喪而停車弔祭,沒有假哭的道理。如果走不到一起,友情破裂了,哭個什麼勁兒!)(《三國誌· 武帝紀》裴注引) 
  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如宋代學者唐庚說:「劉、項(劉邦、項羽)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為盟主,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不因為私恩掩蓋公義),亦不以義廢恩(也不因為公義廢除私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怎麼算是做得不對呢?)(《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 ·唐庚:《三國雜事》捲上) 
  唐庚所說,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曹操和袁紹雖然過去是朋友,又共同起兵討董卓,畢竟兩個人已經反目為仇,雙方已經打得難解難分,還有什麼友誼可言?曹操不是作秀是什麼?其目的很明顯,不過是演給冀州人看,以此來緩解冀州人對他的反感,消除冀州人的觀望懷疑心理,以便更好地吸收冀州的官僚士大夫繼續為自己幹事,使冀州百姓服從自己的統治,如此而已。不久,曹操下令:免除河北(冀州)今年的賦稅,禁止豪強兼併百姓土地,於是「百姓喜悅」。(《三國誌· 武帝紀》)這和哭祭袁紹陵墓加在一起,是爭取河北官僚士大夫和人民的一整套措施。 
  曹操在政治上需要作秀,哪有那麼多的「真實」與「本色」! 
  例四:曹操在征討袁紹之子袁譚時,河渠中的水結了冰,命百姓出勞役去鑿冰。同時規定:逃亡者不許自首,抓到一律處死。後來有的逃亡百姓到曹操那裡自首,曹操說:「不處分你吧,算是違令;殺了你吧,你又是自首的。趕緊回去躲起來,不要讓官員抓到你。」百姓感激垂淚而去。但後來還是被官吏捕到殺死了。(《三國誌· 武帝紀》) 
  看來曹操只是許了一個空頭人情,他放走了百姓,只是虛晃一招,百姓並沒有逃脫被殺的命運。根據這件事,你說曹操是「真小人」,還是「偽君子」? 
  例五:建安十五年(公元210)12月,曹操讓出了陽夏、柘、苦三縣的食邑兩萬戶,只留下武平縣的一萬戶歸自己享用。他為此下了一道令,公開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簡稱《述志令》)。在這道令文中,他述說了自己起兵以來的經歷和自己的志向。如說:有人教自己讓出兵和權力回到自己的武平侯國去,這是不行的。為什麼?恐怕自己交出了兵就要為人所害。為子孫著想,也為國家著想,我都不能這樣做,不能「慕虛名而處實禍。」 
  這大約是肺腑之言。 
  同時他又聲明自己沒有「不遜之志」,也就是沒有篡奪皇位之心。這是不是實話?有不少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我個人也認為這並非實話。這個令文寫在赤壁之戰以後,由於他統一中國的希望已成泡影,三國鼎立之勢已逐漸形成,他不得不放慢了篡奪皇位的步伐。正如清人黃恩彤所說:「始知大物不能驟致(這才知道國家政權不能一下子到手),利器又不可假人(兵權又不可交給別人)。於是豪奪之計,一變而為巧偷矣。(豪奪是篡位稱帝,巧偷是逐漸盜竊國家權力,為自己或兒子的篡位做準備。)(《三國誌旁證》卷二引文)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也就是曹操逝世的前一年,孫權上書稱臣,並「稱說天命」(說曹操是天命所歸,勸他稱帝),曹操「以權書示外「,把孫權的書信廣為宣揚,讓大家都知道,目的是聽一聽群僚的意見。曹操說:「這小子是想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啊!」接下來,群僚果然反應強烈,侍中陳群、尚書桓階以及大將夏侯惇紛紛勸進。(《三國誌· 武帝紀》裴注引《魏略》。另據同書同紀裴注引孫盛的《魏氏春秋》記載:夏侯惇勸進之後,曹操說了幾句耐人尋味的話。他說:「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有歸,吾為周文王矣。」按:「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語出《論語》,是孔子的話。意思是:把我的主張落實到政治上去,就是起到了當政的作用。言外之意是:我現在雖然沒有當皇帝,實際上是起了皇帝的作用。如果天命歸於我曹氏,我就作周文王吧。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還沒有推翻商朝,到他兒子周武王時,才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曹操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他的子孫篡漢自立準備條件,打下基礎。 
  用以上的資料來解讀《述志令》,可以表明曹操並不是沒有篡位稱帝的野心,只是他認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篡位會在政治上造成麻煩,成為眾矢之的,就像被放在爐火上烤一樣。他已經成了實際上的皇帝,為什麼非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不可呢。位還是要篡的,那就要留給兒子來干了。由此可見,曹操在《述志令》上說自己沒有「不遜之志」乃是謊言,而且不是一般的謊言,乃是欺世盜名的彌天大謊! 
  例六:曹操馬踏麥田,以發代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這故事出自《曹瞞傳》(《三國誌· 武帝紀》裴注引)易書也引用過,是做為正面的例子來引用的,說曹操的法令不僅是約束士兵的,自己也在遵守。其實這也是在做秀,如果你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叫「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精神,為什麼不砍掉自己的腦袋?易中天認為:「其實割發在古代也是一種肉刑,叫髡(音昆)。後來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見也不完全是輕描淡寫,裝模作樣。」(《品三國》114頁)髡刑是全剃,周圍留一圈,俗稱「鬼剃頭」,樣子非常難看,以表示對人格的侮辱。而曹操割發,割多少?資料未提,但肯定不是「鬼剃頭」,估計不過是割下幾根,做做樣子罷了。用今天的話來講,不過是象徵性的而已。《曹瞞傳》作者(不知姓名)的結論是:「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但他似乎說得有點重了。「以發代首」雖然不是「徹底革命」,但在古代將帥中還是很難得的。當時其他的將帥未必能做到,就是象徵性的也未必能做到。但現在我們的節目不是「 
  今日說法」或「法制在線」,我們討論的是曹操是否常說真話?是否真實、本色?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說曹操是在作秀。 
  曹操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他也說真話,也在一定的場合,對一些特定的人,說一些肺腑之言。但不能因為他說過真話,而忽略他也說假話,而且有時還是彌天大謊。在易書中,曹操說真話的資料很豐富,幾乎是搜羅殆盡。而對於曹操說假話、不本色、作秀的一面卻忽略了。因此我補充了幾個例子,反其道而行之,這樣就比較全面了。在《三國誌· 武帝紀》之末,陳壽有一篇評論,其中有「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的提法。什麼叫「矯情任算」?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充分運用自己的謀略。換句話說:他為了運用謀略,就要作秀;所謂「不念舊惡」,也是作秀。其本質不是真實的,而是虛偽的、造作的,絕非本色的。有實有虛,有真情有假意,有出自內心的,有徒具形式的;作為政治軍事統帥的曹操,在三國那種極其複雜甚至萬分殘酷的環境中,不這樣行嗎?   
  6 曹操的複雜性格(1)   
  關於曹操的性格,易中天說「 
  「他可能是歷史上性格最複雜、形象最多樣的。他聰明透頂,又愚不可及;奸詐狡猾,又坦率真誠;豁達大度,又疑神疑鬼;寬宏大量,又心胸狹窄。可以說是大家風範、小人嘴臉;英雄氣派、兒女情懷;閻王脾氣、菩薩心腸。看來,曹操好像有好幾張臉,但又都長在他身上,一點都不矛盾,這真是一個奇跡。」(《品三國》20頁)其實,這也並不奇怪,也不神秘,人性中本來就有善與惡兩種成分。用西方人的話來說,叫做「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過易中天上面所概括的卻更加生動有趣。 
  問題在於:只是把曹操的複雜性格,通過故事展現出來,並沒有什麼意義,反而會增加人們的困惑。重要的是:對於這種複雜的性格,應該怎樣解釋?它是怎樣形成的?根源在哪裡?易中天在書後附錄《我的歷史觀》中說: 
  「我『品三國』,講到最後,將會回答這些問題。我在前期,是想把這段歷史盡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來,結論是放在後面的。」(《品三國》224頁) 
  可惜他的「品三國」下卷,現在還沒有出版。對此我想先發表一些個人看法,與廣大的讀者(觀眾)共同思考,也許對易先生會有一些參考作用。 
  易中天在《我的歷史觀》裡談到了人性善惡的問題,我就以此為切入點,開始直抒己見。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在歷史上爭論了兩千多年,毫無結果。直到近現代,由於資產階級啟蒙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出現,才使人的思維方式有所更新,另闢蹊徑。但嚴格說來,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 
  人性是善還是惡?我認為:人作為一種動物(儘管是高級動物),最初並沒有社會學意義上的善惡,而只有本能,這種本能和其它動物是沒有區別的,其目的是維護本身的生存和種的繁衍延續。老虎吃羊,對於羊來說不是好事,是殘暴、是惡(姑且借用這些名詞),而對於老虎來說,是本能的需要,最正常不過了,無所謂善惡。原始人吃魚、吃動物,甚至在原始社會對同類的以強凌弱,都是本能,都是生存的需要,無所謂善惡。原生態的本能(包括人和獸)有什麼特點?那就是:自私、個人主義(頂多是親族主義)和生存競爭,這不是惡,也不是善,是維護生存和繁衍後代所必需的。孟子把「赤子之心」作為善的開端,不是的。所謂「赤子之心」反映的就是本能,是自私的、個人主義的。把幾個一兩歲的孩子放在一起,在他們都飢餓的時候,你扔下一塊點心,保證他們會搶奪起來,而且還有可能打起來。這就是本能。所謂孔融四歲讓梨,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後天教育的結果,已經不是原生態的「赤子之心」了。 
  但人與其它動物不同,是社會的動物,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人們組成了社會(氏族、部落乃至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協調人們的相互關係,保障全社會的利益,就產生了本能以外的社會規範(習俗、制度、道德、法律),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當人們服膺於社會規範,自覺地抑制本能、抑制個人主義膨脹的行為,就叫做善,反之就叫做惡。自從人類社會產生那一天起,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雖然創造了許多社會規範,使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本能意識逐漸讓位於社會意識,但本能中的惡的一面(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並沒有消失,在很多情況下,大公無私實為大公有私。試問:有多少人不考慮自己的經濟收入、工資、職稱、行政級別、汽車、房子的?個人主義和自私之心誰都有,但發展嚴重了就成為惡的根源。本能的自私心理和社會規範的矛盾,是人性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克服了人性之惡,做到「從心所欲不逾距」,便是聖人;有的人雖然仍有自私之心,但能以社會規範為先,便是君子;能保持社會規範的底線,不做損人利己的事,便是常人;無視社會規範,我行我素,損人利己,便是小人。聖人和小人畢竟是少數,真正稱得起君子的,人數也不算太多,大多數人是常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性中有善有惡。既矛盾,又統一;既一分為二,又合二而一。 
  歸結到曹操,在他的複雜的性格中,便體現了善與惡兩種因素的矛盾與統一。而由於他的性格是敏感型,開放型的,地位又比較特殊(易中天說他是准皇帝,我看他是太上皇,比皇帝還皇帝),處於一種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地位;而他的政治利益(主要是爭奪地盤、篡權竊國),又經常面臨著嚴竣的、激烈的挑戰,就使他的惡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而隨著權勢的不斷膨脹,愈往後便愈惡。從另外的方面看,他讀了很多書,是個學識淵博的人,詩文寫得很好,頗有才華,也很富於感情。所以他人性中的那個天使,出場時光彩煥發,極富魅力,往往非常動人;而他人性中的那個魔鬼,顯現時又異常猙獰,其壞無比,常常令人髮指。這既是人性上的問題,也是制度上的問題,當然,制度後面還有更深的根源。因篇幅關係,不便展開討論。 
  曹操為什麼有時善,有時惡?對什麼人善?對什麼人惡?有時似乎很難理解,其實是有蹤跡可尋的。大體上有這麼幾種情況:一個是對自己有害的;一個是對自己有益的;一個是出於策略上的需要;一個是由於感情的衝動。 
  曹操對於保皇派很殘酷,心黑手辣,剪草除根。如對所謂「衣帶詔」一案的處理,對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一案的處理,都充分顯示其惡。對於楊修,說殺就殺,絕不手軟,這是因為怕以後干預曹丕和曹植之間的嗣位之爭。許攸和荀彧 都對自己有大功,但曹操竟也翻臉無情,除掉了他們。這都是認為對自己有害的,那就對不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了。 
  陳琳替袁紹作檄文,把曹操罵了個狗血噴頭。但曹操卻沒有殺陳琳,還讓他進了自己的寫作班子。這是因為陳琳有才,對自己有用;同時也可以通過寬恕陳琳一事作秀,讓冀州人看到;像陳琳這樣的人我都不殺,你們還怕什麼?不管你為袁紹幹了什麼,我都可以許可他重新做人(與之更始)。可見這也是策略上的需要。當然,這有一個前提:要認定陳琳是無害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量陳琳也不會興風作浪。 
  魏種是曹操最信任的人,但他卻去投了張邈。曹操非常恨他,聲言不會饒了他。但魏種被俘後,曹操說:「惟其才也。」(他是個人才啊)「釋其縛而用之」。別駕畢諶因為母親、弟弟、妻子都被張邈劫持,逃到張邈那裡去。後來被俘,曹操因為他是個孝子而寬恕了他,還用他做了魯國相。因為他們都是老部下,原來對曹操很忠誠,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投了張邈,現在張邈已經一敗塗地,不會再起來了,魏種和畢諶對曹操都是無害的,寬恕了他們既可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樹立一個好的形象,在策略上是大有好處的。至於邊讓的被殺,是因為他有才不為曹操所用,留他只能便宜了別人。 
  曹操屠徐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最黑暗的一頁,也是他的魔鬼的嘴臉暴露得最為淋漓盡致的一個例子。他打著「復仇東征」的旗號,頗有血親復仇的色彩,但其深層次的原因,是由於爭奪地盤的需要。不發生曹嵩一家被殺事件,曹操也是要爭徐州的,不過是這件事使他找到了借口而已。他屠徐州,當然和感情衝動有關,但這恐怕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應該是:這時曹操既要對付呂布,又要爭奪徐州,他的兵力和物力都比較緊張,屠徐州是為了削弱陶謙的人力物力(因為徐州百姓既是兵源、役源,又是賦稅的來源),然而他卻因此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善,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惡。善惡有憑,功過昭然。曹操的複雜性格其實也不難理解。 
  像曹操這樣心黑手辣的人,竟然在《遺令》中不談軍國大事,寫出「分香賣履」那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話來,這是為後人所難以理解的。然而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卻發現了其中的奧秘。據明人孫能傳《剡溪漫筆》記載:司馬光對他弟子劉元城(劉安世,號元城)說: 
  「昨看《三國誌》,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漢朝皇帝把天下禪讓給曹氏)?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 
  司馬光的意思是:曹操故意這樣做,其實是把天下遺留給子孫,自己則享有「漢臣」的名聲。這樣看來,如果司馬光的發現是對的,那麼曹操的《遺令》不過是虛晃一招,用婆婆媽媽、兒女情長的閒言碎語轉移人們的視線而已,可謂欺世盜名了。哪裡還有什麼真實?怎麼能算是「說實話」?   
  7 能臣·英雄·奸雄·奸賊(1)   
  曹操去見汝南「月旦評」的壇主許劭,大約是在他十八九歲的時候。曹操想讓許劭給自己下一個評語,以便炒作,在當時的官僚士大夫階層中取得一些名聲。但許劭一開始不想給曹操下評語,由於曹操威脅他(用什麼手段威脅,今已不詳),他便只好開口了。這個評語傳留至今的,有三個版本: 
  1. 孫盛《異同雜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2. 《後漢書》:「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3. 《世說新語》:「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 
  這三個版本,實際上是兩個版本,《後漢書》和《世說新語》基本相同。它們何者為真,後人看法各異。張作耀先生認為《後漢書》為準,易中天則認為《異同雜語》較勝。我個人也認為《異同雜語》應為正版,因為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曹操想一下,在治世做個「能臣」固然很好,在亂世做個「奸雄」也沒有什麼不好。亂世嘛,你不「奸」也雄不起來。何況「奸雄」和「英雄」也沒有什麼涇渭之分,人嘴兩扇皮,怎麼說的都有。失敗了,可以落個「奸雄」之名;成功了,誰又能說他不是「英雄」?曹操大約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聽許劭說完後,便大笑而去。 
  這評語的本意應該是:處在治世,就是「能臣」;處在亂世,就是「奸雄」。但易中天還有另外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為:「治理天下的能臣,擾亂天下的奸雄」。……至於是成為能臣還是成為奸雄,則要看他是處在治世還是亂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還是想擾亂天下。」(《品三國》25頁) 
  我覺得後一種理解是與文勢不合的。這三個版本雖屬傳聞異詞,但文勢是一樣的。如果「治世之能臣」可說成「治理天下的能臣」,那麼「清平之奸賊」能說成「清平天下的奸賊」嗎?「治理」是一種動作,「清平」是一種狀態。而且「想擾亂天下」云云也不合理,只能有人要治理天下,哪有人要擾亂天下的?就是有人真的在擾亂天下,他也不會公開承認是在擾亂天下啊。 
  在我看來,能臣、英雄、奸雄、奸賊等四個概念,在曹操的身上是可以相通的,這恰恰是他的複雜性格的具體體現。 
  曹操是「能臣」嗎? 
  是的。在年輕時做雒陽北部尉,執法如山,不避權貴。任濟南相時「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奏免其八。」「奸宄逃竄,郡界肅然。」(《三國誌·武帝紀》)好厲害呀,這是說濟南國十幾個縣的縣令,縣長(漢制: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因為阿附貴戚,貪污腐化的,被曹操奏報朝廷,罷免了八個。濟南國的不法之徒,紛紛外逃,境內的秩序非常良好。 
  曹操在朝廷中任司空,加強法制,廣招人才,興屯田,通河渠,使朝廷的直轄區(畿輔)秩序井然。 
  曹操不是「能臣」是什麼? 
  曹操是「奸雄」嗎? 
  是的。按照易中天的解釋,「奸雄」是「奸」而「雄」者。曹操用盡奸謀獨攬朝政,挾天子以令諸侯,消滅了二袁、呂布等軍閥,當然算是又「奸」又「雄」了。 
  曹操是英雄嗎? 
  是的。自己吾起兵直到病逝雒陽,三十多年來,南征北戰,統一北方。當然算是英雄了。 
  曹操是奸賊嗎? 
  是的。他挾持了天子,專斷了朝政,在漢室老臣的眼中,是一個竊國大盜。據《後漢書·伏皇后紀》說: 
  「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曹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現在解釋一下:自從獻帝隨曹操定都許縣以後,僅僅守著那個皇帝的虛位,毫無實權。宿衛宮殿的禁軍,都是曹操的黨羽和親戚。議郎趙彥,曾經向皇帝陳述時策,曹操犯忌把他殺了。其餘內外之人,被殺的很多。後來曹操有事到殿中朝見獻帝,獻帝不勝憤怒地說:「你若能輔佐我,就應該待我寬厚一些,不然的話,請你開恩捨棄了我吧。」曹操聞言大驚失色,沒過多大一會就告退了。按照漢朝的老規矩,三公領兵來朝見皇帝,要由禁軍架成刀陣,朝見者從下面穿過。曹操鑽出了刀陣,看了看左右,已是汗流浹背。從此以後,便不敢再朝見皇帝了。 
  從這裡可以看到:曹操挾持皇帝,皇帝有如囚徒,他實在受不了啦,便請求曹操「垂恩相捨」。但那像匪徒劫持人質一樣,豈能輕易放你?在《述志令》中,曹操說自己並無「不遜之志」,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問題,更不用說殺死有身孕的董貴人以及害死伏皇后時,連她所生的兩個皇子也被殺死了。 
  曹操最殘暴的行為是以報父仇為名血洗徐州。此案共殺了多少人?史書記載不一。《三國誌·武帝紀》說是「多所殘滅」來個障眼法,顯然是有意回護。《三國誌·陶謙傳》說是「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 《水經注·泗水注》說:「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為之不流。由是數縣人無行跡。」 《後漢書》說是殺了數十萬人。《資治通鑒》參考了《後漢書》及它書,說是「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之不流。」又說:「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我們去了一個最高分(數十萬),去了一個最低分(萬餘),取其中間值也不下十萬之多。從這些記載來看,曹操給徐州人民帶來多大災難!「三光」政策也許不是曹操發明的,但至少他是個執行者。 
  曹操還大量屠殺戰俘。官渡之戰袁紹失敗,過黃河逃走。「餘眾偽降,盡坑之。」 《三國誌·袁紹傳》但「偽降「之說,似乎不大可信。當時袁紹和重要將領已經退走,樹倒猢猻散,群龍無首的幾萬降卒竟是「偽降」,誰組織的?怎麼個組織法?幾萬人怎麼就這麼心齊?這件事實在是太蹊蹺了。若說有一小部分忠於袁氏的死硬分子偽降,還是可能的;若說全是偽降,只能是曹操屠殺降卒的借口而已。或者是發現一小部分偽降者,就罪及全體,藉機殺之。曹操未免太殘暴了。 
  曹操坑殺了多少降卒?不太清楚。張璠《漢紀》說:「 殺紹卒凡八萬人(《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而《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獻帝起居注》則說:「凡斬首七萬餘級。」上面所說的「八萬人」或「七萬餘級」,是把在戰場上殺的人包括在內的。坑殺的降卒雖然沒有準確的數字,大體上也應該有數萬之多。 
  曹操挾持皇帝,迫害后妃、殺皇子(包括肚子裡的皇帝子女),屠徐州、殺降卒,還不算是奸賊嗎? 
  總之,正像曹操的性格非常複雜一樣,他的為人也同時扮演著幾個不同的角色:既是能臣,又是英雄,又是奸雄和奸賊,一身而四任焉,反正什麼都沾邊。易中天用「革命階段論」的思維方式,說「能臣」和「英雄」、「奸雄」都是曹操的選項。他最初想當「能臣」,後來「能臣」之路行不通了,便做了亂世中的「英雄」,又因為種種原因,後期又做了「奸雄」。但我不這樣看,我認為曹操的為人同時就具有多面性,只是因為時機不同,表現的程度不同而已。   
  8 曹操的四「可愛」(1)   
  易中天在《奸雄之謎》這一集裡,把曹操的「可愛」之處歸納為四個方面。我們不妨也來品嚐一下他這四杯愛酒,看看能否愛得起來。 
  一曰生活中的曹操很可愛。 
  他列舉了曹操的衣著打扮不考究,會見賓客時風趣隨和。這些當是事實,可以說明曹操平易近人。但世界上這樣的人多得很,平淡無奇。如果不是對曹操有特殊的粉絲情結,似乎也說不到有什麼「可愛」。 
  在曹操的私生活中,玩弄女人應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我說「玩弄」,而不是說愛呀、情呀,就是因為作為「奸雄」的曹操,給人的印象是色魔,而不是情種。曹操有多少女人,已經無法統計,因為遺留至今的資料很不全面。從《三國誌·后妃傳》的記載中,我們知道曹操最早有丁夫人、劉夫人、卞夫人(後來拜為王后)。另從《武文世王公傳》中,知道還有環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儀、孫姬、李姬、周姬、劉姬、宋姬、趙姬。這些人所以能載入史冊,是因為她們(丁夫人除外)一共給曹操生了25個兒子,沒生兒子的女人,當然還有。曹操在《遺令》中說: 
  「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雀)台。於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 
  這裡解釋一下。婕妤(音捷予),帝王妃嬪的稱號。曹操為魏王,他的妻妾除王后之外,下有五等: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這裡把婕妤與伎人並稱,表示婕妤以下,地位卑賤,與藝伎差不多少,而藝伎除歌舞之外,也是曹操的洩慾工具。上述王昭儀以下的孫姬、李姬等共六個姬,都是婕妤以下的小妾。銅爵台,即銅雀台、爵、雀二字在古代通用。朝晡(音不),指古代的兩頓飯。古人採取兩餐制,第一頓飯稱朝食,在辰時吃(上午7-9時);第二頓飯稱晡食,在申時吃(下午3-5時)。脯(音府)、肉乾、果干之類。糒(音備)、干飯。這段話的意思是: 
  我死之後,我的婕妤與藝伎都住在銅雀台。在銅雀台的大廳上放一張八尺的床,掛上帶穗的帳子、朝食和晡食都要供奉乾肉、乾果、干飯之類,初一十五,要朝著帳子歌舞。 
  對女人的這些遺言,流露的是他對生活的眷戀和對她們的感情。所以陸機(西晉人)在《吊魏武帝文》中說:「留曲念於閨房」,「惜內顧之纏綿」。但仔細想想: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女人們,可能有幾十人,也可能上百,孤孤單單地住在銅雀台上,每日兩餐都要向那張空床上供,初一十五還得對著那張空床歌舞。生活有困難,可以編點絲帶草鞋之類的東西去賣(這是防止政治上有變故,正常情況下不會這樣)。活著,你們要陪我;死了,你們也得守著那張冰冷的空床。這表現的是眷戀還是自私?是纏綿還是沒有人性? 
  但曹操生前有這麼多女人,還要不斷地采擇野花供其玩樂。易中天說曹操「生活上是比較隨便。他吃不講究,穿不講究,長期在外行軍打仗,對女人大約也只能將就,不能講究。」(《品三國》34頁)其實不然,在戰場上他也不將就,吃的也是白菜心。 
  例如:呂布部下秦宜祿之妻生得非常漂亮,被關羽暗戀著。曹操和劉備圍呂佈於下邳時,關羽曾幾次對曹操說:希望城破之後,能把這個女人賜給自己。曹操爽快地答應了,正如易中天所說:曹操是「豁達開朗,大氣磅礡」的。但城破之後,曹操發現「這個女人不尋常」,竟把她納為己有了。美髯公的心情如何?天知道!(見《三國誌·關羽傳》裴注引《蜀記》,並說「《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 
  還有,在宛城(今河南南陽市),曹操發現張繡的嬸娘(張濟的遺孀)長得漂亮,便納入帳中,逼使張繡降而復叛。好色之徒曹操被打敗,自己中了箭,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愛將典韋都戰死了。何苦來的!你對得起誰! 
  我們不能用現代觀念去苛責古人,但也不能用現代觀念去美化古人。古人對男女關係,對愛情的理解不可能和現代人一樣,尤其是古代帝王的思想感情更不能和平民相比。白居易的《長恨歌》和洪昇的《長生殿》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的詮釋,失之於把帝王平民化;而易中天對曹操及其眾多女人的感情的詮釋,則既把帝王平民化,又把古人現代化了。 
  女人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如何?下面引證兩個小故事來說明。 
  據《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有一愛姬陪曹操午睡,曹操枕著愛姬,對她說:「過一小會兒叫醒我。」她見曹操睡得很熟,便沒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來,發現自己睡過了頭,便怪罪愛姬,把她活活打死了。 
  另據《世說新語·假譎類》:曹操常說:「我睡覺的時候,你們不能隨便接近,有人接近我,我便要砍人,我自己也沒有知覺,左右之人必須小心謹慎。」有一次,他在假寐,有一愛姬給他蓋被子,他馬上便把這愛姬殺了。 
  以上所說,未必完全屬實,但卻是可能發生的事,絕不屬於情理之外。帝王總是要防備有人害他,而且這種人根本就不尊重婦女的人格甚至生命。 
  生活中的曹操可愛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曰戰場上的曹操很可愛。 
  戰場是什麼地方?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一不小心就得人頭落地。每個人一到戰場上,就像凶神惡煞一樣。即或是指揮戰鬥的將領或主帥,到了那裡也得聚精會神,高度緊張。即或平時是溫文爾雅的人,在金戈鐵馬的環境裡也不能再有多少柔情蜜意了。 
  曹操與呂布戰濮陽,中了濮陽大姓的反間計,誤入城中,又頂煙冒火退了出來,從馬上墜下,又傷了手掌。虧得司馬樓異的救駕,才得以脫險。眾將領的反應如何呢?《三國誌·武帝紀》的說法是「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都擔驚受怕。 
  另據晉袁曄(音夜)的《獻帝春秋》說:曹操敗逃時,呂布的騎兵追到曹操,卻不知是曹操,問道:「曹操何在?」曹操說:「那個騎黃馬的便是。」於是對方捨棄了曹操,去追那個騎黃馬的去了,曹操得以乘機逃脫。不要以為這件事有趣,接下來就應該是一樁命案。敵人都去追那個騎黃馬的去了,那人的腦袋還能長在脖子上嗎? 
  延津之戰,曹操利用餌敵之計,以不滿六百的騎兵,擊潰了文丑與劉備的六千名騎兵,又斬了文丑。那是玩命,曹操玩命的事多了。 
  通過上述的例子,曹操的軍事生涯給人的印象是恐怖,驚險與尷尬。 
  易中天說曹操在戰場上可愛,只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曹操西征馬超、韓遂,韓遂的士兵爭著看曹操,曹操大聲說:你們是想看曹操吧?告訴你們,和你們一樣,也是個人,並沒有四隻眼睛兩隻嘴,只不過多了點智慧。易中天接下來評論說:「這話說得很實在,也很可愛,還很灑脫。」(《品三國》27頁) 
  這故事出於《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的確,話說得很風趣,算得上是戰場上的一個花絮。但怎麼這就「可愛」了?我左思右想,覺得這件事與可愛不可愛不怎麼沾邊。 
  三曰作為朋友的曹操更可愛。 
  易中天舉了曹操祭祀橋玄的例子,講了隻雞鬥酒之約。這很風趣,如果曹操對所有的朋友都是這樣,說是「可愛」是可以的。可惜並不是這樣。《曹瞞傳》說曹操「酷虐變詐」,陳壽在《三國誌·武帝紀》卷末的評語中說曹操「矯情」(克制感情,就是虛偽),都說明曹操並不像易中天所說的那樣「真誠,本色」。 
  《魏書》說:成皋的呂伯奢是曹操的「故人」,就是朋友,但他因為誤會,竟殺了其家人。作為朋友,這「可愛」嗎? 
  陳留太守張邈,原來是曹操最好的朋友。汴水之戰,張邈派衛茲率兵幫助曹操。曹操征陶謙,臨行前對家裡人說:「我若是回不來,你們去投靠孟卓(張邈的字)。」後來曹操平安地回來了,與張邈「垂泣相對」。曹操以東郡太守出任兗州牧,全靠張邈和他弟弟廣陵太守張超以及自己的部將陳宮為他活動。可是後來張邈、張超、陳宮等又都背叛了他,迎來呂布作了兗州牧,差一點把曹操逐出兗州。這件事實在很蹊蹺,對他那麼忠心耿耿的陳宮,和他那麼要好的朋友張邈,怎麼說變就變了呢?而且迎來的還是名聲很臭,「輕狡反覆,唯利是視」(陳壽語)的呂布。難道他們以為曹操比呂布還壞嗎?答案是肯定的,那些人就是認為曹操比呂布還壞。因為那時曹操殺了名士邊讓,特別是他幾次血洗徐州,使人們忽然發現:阿瞞這小子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呂布不過殺了丁原和董卓,而董卓是國人皆曰可殺,殺了他反而是一大功勞。他們可能認為:就算呂布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吧,但也比殺得徐州泗水不流、雞犬皆盡的曹操好多了,而且武藝高強,是個英雄。張邈背叛了曹操還有一個隱情:當時袁紹是盟主,曹操與袁紹聯合。袁紹有驕矜之色,張邈批評過他,他懷恨在心,而且還聽說呂布和張邈關係很好,曾「把手共誓」,便慫恿曹操殺張邈。雖說曹操並沒有照辦,但張邈會想:曹操這個殺人魔王毫無信義,早晚會殺了我的。後來曹操殺了張邈全家,張邈被自己的士兵所殺。陳宮後來為曹操所殺。 
  這件事很複雜,應該說雙方各有是非,我不想加以評論。我只想說:通過這件事來看,朋友認為他是不可愛的,所以和他反目為仇。 
  據《三國誌·崔琰傳》:許攸「少與袁紹與太祖善」,和曹操是朋友。曹操擊敗了袁紹、許攸起了關鍵的作用。儘管許攸得意忘形,語言放肆,畢竟罪不當誅。而曹操卻殺了他。從這件事來看,曹操作為朋友,可愛嗎? 
  曹操和韓遂是年輕時的朋友。在與馬超、韓遂的交戰中,曹操在陣前與韓遂敘舊,引起了馬超的猜疑,二人失和,導致作戰失敗。當然,兵不厭詐,從軍事上說:曹操的作法無可非議。我只是想問:作為朋友,曹操可愛嗎? 
  據《三國誌·崔琰傳》裴注引《魏略》:有個叫婁圭的人,「少與太祖有舊」,是曹操年輕時的朋友,在曹操手下為大將。有一次,曹操與諸子出遊,婁圭也隨從前往。他對左右說:「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這爺幾個,看今天那個高興勁兒!)」有人把這話報告給曹操,曹操認為婁圭「有腹誹意」,於是便治了他的罪。 
  「腹誹」,在心裡誹謗,猶後世之所謂「思想犯」。但思想犯是把思想說出口來,而「腹誹」則不必說出口,我認為你那麼想,你就是那麼想,純屬一種「莫須有」的罪名。但婁圭說了這麼一句話,怎麼就算是「腹誹」?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倒是同傳裴注引《吳書》,說得更明白些:南郡人習授與婁圭同坐一車,看到曹操父子出遊,習授說:「看他們爺幾個那個高興勁兒!」婁圭說:「人生在世上,應當自己幹出個樣子來,怎麼能只是觀望別人呢!」習授把這話報告給曹操,曹操便殺了婁圭。曹操殺老朋友,大約是因為覺得婁圭有野心,話裡話外,有取而代之的味道。(當然這是撲風捉影,無限上綱。)隨著曹操權勢的日益膨脹,他更加疑神疑鬼了。 
  我們還是不禁要問:通過這件事,曹操作為朋友,可愛嗎? 
  總之,由於曹操特殊的身份與地位,他一生中朋友是不多的。年輕時和橋玄的那段忘年之交,或許有些可愛之處,但那只是孤證特例。從他一生中總的情況看來,他未必是交友的典範,而由於種種原因,他和別人的友情,大部分都破裂了,在這方面,我們只覺得現實是嚴峻而充滿變數的,用「可愛」二字來概括,不是太小兒科了嗎? 
  四曰曹操最可愛之處是說真話。 
  關於所謂曹操說真話的問題,我在上面已有專節討論,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9 皇帝這張牌(1)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把顛沛流離、窮途潦倒,年僅16歲的漢獻帝劉協從雒陽迎到許縣,開始打起了皇帝這張牌。易中天用長達三集的篇幅講述了皇帝問題。仔細讀來,主要是闡述了三個問題。下面我們便依次對這三個問題討論一下。 
  第一個問題:董卓、袁紹和袁術三個人,在皇帝問題上都犯了錯誤。 
  董卓是廢立。廢掉了少帝劉辯,扶立了陳留王劉協為帝,歷史上稱為獻帝。獻帝是謚號,是死後才得到的稱號,生前史書上稱為帝、天子等等。臣僚們則稱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們現在講史,則常常稱呼他的謚號獻帝,這是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區別。 
  袁紹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紹和冀州牧劉馥等要立幽州牧劉虞為帝,由於關東各路諸侯意見不一,特別是劉虞本人堅決拒絕,這個計劃便流產了。 
  袁術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術於壽春(今安徽壽縣)稱帝,自號仲家。 
  易中天認為:對待皇帝問題的這三種錯誤態度,是董卓、袁紹和袁術在群雄角逐的鬥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我認為:實事求是地說:這三種情況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對皇帝問題不能估計太高、言之太重。 
  從大的背景來說:當時漢室凌遲、皇權衰落,並沒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當回事,皇帝這張牌,並不那麼靈了。拿孫策來說,他過江作戰,把江東看成好像是無政府的蠻荒之地, 
  揚州刺史劉繇、會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華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員,而孫策敗劉繇、捉王朗、降華歆,並未考慮到朝廷的因素,絲毫也沒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這幾個朝廷命官,也沒打過朝廷和皇帝的旗號,他們和孫策之間似乎只是軍閥之間的爭鬥,憑的只是實力,揚州、會稽和豫章等州郡,給人的印象都是獨立王國,和朝廷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現實,皇帝的因素實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軍閥之間的角逐也無不如此。就說官渡之戰吧,袁紹有搶皇帝之心,曹操也時時提防皇帝被他搶走,但這僅僅是名義之爭,並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曹操能夠以少勝多取得勝利,並不是因為他手裡有皇帝(這和打撲克不同,打撲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為燒了袁紹烏巢的軍糧和許多其它因素。 
  現在我們就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廢立和袁紹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廢立。儘管當時人們出於維持現狀的心理而表示反對,袁紹還因此和董卓鬧翻,「橫刀長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還是一意孤行,廢了少帝劉辯,立陳留王劉協當了皇帝,是為獻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們照樣三呼萬歲,人們還是接受了。當袁紹要另立冀州牧劉虞為帝時,曹操還表示「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見《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們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劉虞,我還是西向長安尊奉當今的皇帝(獻帝)。」可見曹操承認了董卓廢立的事實。人們反對董卓不是因為他廢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動地由劉辯當皇帝,還是廢了前者由劉協當皇帝,人們都照樣反對他。反對他是因為他控制朝廷,專斷朝政,是因為他的跋扈和殘暴。在人們的心目中,「廢立」這個因素,並不佔什麼太重要的位置。 
  袁紹的另立。袁紹、韓馥等人提出後,串連沒有成功,計劃流產了,因而在政治上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如果成功了呢?袁紹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這只是嘴皮子上的東西,並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軍閥之間的混戰,憑的是實力,要的是硬件,手裡有個皇帝,也嚇不倒誰;別人反對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許大家會因此吵一陣子,雙方都拿皇帝說事。但吵歸吵、罵歸罵,最後還得用武力來裁決。 
  袁術的自立。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當時人們的正統觀念還很嚴重,很多人只能承認由劉邦傳下來的那一支姓劉的人來當皇帝。劉辯、劉協、劉虞他們誰上誰下,人們並不那麼在乎;而由姓袁的出來稱帝,人們就無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麼樣?「八世三公」也不行!於是袁術便成為眾矢之的,呂布打他,曹操打他,劉備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陳蘭也不收留他,終於在顛沛流離之中死於江亭。 
  看來在易中天所舉的廢立,另立和自立三種錯誤做法中,廢立和另立影響並不太大,實際的負面作用也不是那麼明顯的;只有袁術的自立卻遭到現實的報應,使他自取滅亡。看來這在當時是一條高壓線,是隨便踩不得的。無怪乎曹操把自立稱帝形容為「放在爐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問津了。 
  第二個問題:易中天關於皇帝問題的論述,特別剖析了「奉天子」和「挾天子」的本質區別。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說法是「奉天子」。毛玠說:「奉天子以令不臣。」賈詡說:「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紹方面的說法則是「挾天子」。沮授說:「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田豐說:「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進一步分析說: 
  「實際上,這事從一開始曹操就高了袁紹一頭。高在哪裡?高在格調,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維護;挾,是挾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實現國家的統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是要實現個人野心。一個光明磊落、一個鬼鬼祟祟,豈能同日而語?毛玠說得對,『兵義者勝』。不義,氣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國》71頁) 
  這些話乍讀之下,似乎令人覺得滿有道理。但仔細琢磨起來,似乎問題也並非這麼複雜,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虛之感。其實,袁紹方面所說的「挾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說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義說事,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過「奉天子」說得客氣一點,隱蔽一點,「挾天子」說得直截了當一點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讚曹操說真話的精神嗎?不是說曹操「真實」、「本色」嗎?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曹操方面說的不是真話,反而袁紹方面更為真實、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挾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強,皇帝淪於權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劉邦、武帝劉徹那樣,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辦事,那就會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諸侯」了,就不需要權臣這麼幹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權臣之手,他就是傀儡,還有什麼獨立意志可言,還有什麼尊嚴可言! 
  第三個問題: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認為:在皇帝問題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麼,曹操從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易中天說: 
  「曹操迎奉獻帝遷都許縣後,不但沒有損失什麼,或受制於人,反倒撈到了不少實惠。他得到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關中地區的人民也紛紛歸附(收河南地,關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撈到了一大筆政治資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漢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對派都置於不仁不義的不利地位。從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擴大地盤,還是討伐異己,打擊政敵,都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再不義也是正義的。」(《品三國》71頁) 
  這話說得很對。這就叫取得了政治優勢,迎奉皇帝確實有一些好處。但這話也不能說得太絕對了,這些好處是相對的,有時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說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麼太靈了。 
  在書的另一處,易中天又說: 
  「不要以為你掌握了個小皇帝,當了個大將軍,天下就是你的了。沒有的事! 
  事實上,袁紹不聽他的,袁術不聽他的,呂布、張繡這些小軍閥也不聽他的,更不用說遠在天邊的劉表和孫策了。皇帝的旗號並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還得靠拳頭打出來。」(《品三國》68頁) 
  這話也說得很對。但和前面的觀點相對照,則是矛盾的,起碼在分寸上相差甚遠。前面的說法把奉迎皇帝的好處絕對化了,這一說法則相對化了,甚至說曹操手裡有皇帝也沒有人聽他的,打天下還得靠武力。 
  易書有這樣一個特點,有的論點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使人覺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裡卻不是矛盾的,這裡說過了頭,那裡又拉回來,正反都有理,但卻使讀者糊塗起來,你的意見究竟是什麼? 
  易中天又說:「任何說法和決策都是雙刃劍。毛玠和荀彧為曹操設定的這個「政治正確」和「正義旗幟」,給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給曹操戴上了緊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無私和弘揚正義這三大綱領,全方位地遏制著曹操的個人野心……使他終其一生都不敢取現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稱帝。」(《品三國》74頁)這話不對。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為給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於給曹操上了緊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曹操是不會這麼想的,曹操不是孫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觀世音,他們是不能給曹操戴上緊箍咒的。 
  若說是雙刃劍,另一方面應該是:奉迎皇帝也給曹操帶來了政治包袱,落了個挾持天子,專權竊國的惡名。在那個年代,挾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輪番上演著: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後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來皇帝又相繼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楊奉手中,曹操迎獻帝都許,人們認為也是換湯不換藥,事實上也確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挾持皇帝的人有政治頭腦,可以利用皇帝的名義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漢朝官員的眼裡,曹操是一個奸臣,甚至是奸賊,他們的反抗此伏彼起,從來沒有間斷過。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帶詔」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醫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諷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殺了很多人,很多家庭被誅滅。皇帝的妻子(董貴人、伏皇后)、兒子(伏後所生的二皇子)也不能倖免。看來曹操並不那麼善良可愛。易中天說什麼他不是「挾天子」,而是「奉天子」;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野心,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不是為了「利」,而是為了義;品位、格調高等等,使人很難置信。 
  在這個問題上,易中天還來了一個「革命階段論」,說曹操在前期是真心實意地「奉天子」,並無個人野心,後來又從「奉天子」轉變為「挾天子」了。這話又怎能令人相信呢!其實曹操對皇帝的態度是始終一貫的,一開始就是想用天子的名義實現個人的野心,不過是後來隨著權勢的增長,越來越霸道而已。   
  10 「衣帶詔」事件(1)   
  關於這個事件,易書在第七集《先入為主》和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都有論述。易中天在第七集中說:「這件事《三國誌》和《後漢書》都有記載,當是事實。」(《品三國》75頁)又說:「不過這事也很難講,因為正史所載也未必是實。陳邇冬先生就說:「『衣帶詔』事件實千古之疑案」,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也表示懷疑。」(《品三國》75頁)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把《三國誌·先主傳》的一段記載抄在下面,並譯成白話。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譯文)先主(劉備)沒有離開許都時,獻帝的岳父董承自稱接受了皇帝藏在衣帶中的密詔,應該誅除曹操。劉備參與了密謀,但並沒有發動。這時曹操從容地對先主說:『現在天下的英雄,唯有你劉使君和我曹操而已,袁紹之流,是不能算數的。』這時先主正在吃飯,聞言大驚,嚇得把小勺和筷子掉了下來。於是便和董承和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共同謀劃誅除曹操的事。碰巧被曹操派遣到徐州去堵截袁術,這事便沒有發動起來。後來事情被發覺,董承等都被殺了。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有沒有「衣帶詔」這件事。 
  按照上引的《先主傳》,說「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辭受」,是自己說接受了「衣帶詔」,別人並沒有見到這種東西。 
  袁宏的《後漢紀》說:「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被誅。」 
  這裡僅僅談到董承等人要謀殺曹操,並沒有提到「衣帶詔」的事。《三國誌·武帝紀》也談到了「董承被誅」,但沒有說因為什麼被誅。 
  言之確鑿的是《後漢書·董承傳》:「帝忌操專逼,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 
  《後漢書·獻帝紀》中也說:「(董承)受密詔誅曹操。」 
  但《後漢書》成書較晚,不僅大大晚於《三國誌》,比《後漢紀》也晚了50多年,資料的原始性是遜於二書的。到了北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沒有採用《後漢書》的說法,而是採用了《三國誌》的說法,寫道:「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 
  把《三國誌·先主傳》中的「辭」字改為「稱」字,意思就更明確了,是說董承自稱接受了「衣帶密詔」,別人並沒有見到原件。 
  綜合各種記載,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董承為了誅除曹操,自稱接受了皇帝的密詔,與劉備、王服(王子服)、種輯、吳子蘭等人秘密結盟,策劃誅除曹操。由於劉備被派往徐州堵截袁術,沒有發動。事情暴露後,董承等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夷滅了三族,並殃及了董貴人,多年後還殃及了伏皇后,她和二皇子都因此遇難。至於漢獻帝,看來並沒有搞過什麼密詔。在曹操的嚴密控制之下,這個性情聰慧的小皇帝,是不會冒這個風險的,董承不過是假借皇帝的名義而已。 
  易書引呂思勉《三國史話》的話說:「董承本來是牛輔的餘孽,哪裡是什麼公忠體國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會付託董承呢?這話怕靠不住吧?」(《品三國》122-123頁)但我們知道:這時候董承的女兒已入宮為貴人,董承是獻帝的岳父,就算他不是「公忠體國」的人,也應該為女兒和女婿著想啊。儘管他沒有受到皇帝的托付,卻自發地搞了一個反曹的小同盟,那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個問題:劉備加盟和出走的經過。 
  對於這件事,《三國誌·先主傳》和《資治通鑒》的敘述是一致的。《資治通鑒》應該本之於《三國誌》,不過有些環節說得更得清楚一些。按照二書的資料,我們可以把整個過程排列一下: 
  1. 建安四年(公元199),董承對劉備說:自己接受了獻帝的衣帶密詔,要 
  與劉備共同謀劃誅除曹操。劉備答應了,但沒有馬上發動。 
  2. 劉備與曹操共食(所謂「青梅煮酒」是《三國演義》的說法,史書上只說 
  劉備「方食」(正在進食),曹操說了一句:如今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二人,嚇得劉備失落勺子和筷子。 
  3. 劉備堅定了誅除曹操的決心,便與董承、種輯等人正式結成同盟。 
  4. 曹操派他去徐州攔截袁術,他這一去就沒有回來。殺了徐州刺史車胄, 
  背叛了曹操。 
  5. 董承等事發被殺。 
  綱目既明,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展開討論了。 
  易中天說:「董承受獻帝密詔謀殺曹操,劉備原本是沒有參與的。」(《品三國》123頁) 
  證據是:《先主傳》的開頭,有「先主未發」四個字。但「未發」不是沒參加,而是沒有發動。就是說:董承和他談了「衣帶詔」之事後,他答應共同去幹,但並沒有正式發動。下面還有一句:「會見使,未發。」是說與董承、種輯等「同謀」(共同謀劃)後,碰巧派劉備到徐州去堵截袁術,所以還沒有發動就走了。如果「未發」作「未參加」解,那麼劉備既己與人「同謀」,結盟已成,為什麼還說「未參加」呢!大約因為這兩個「未發」的寓意有些模糊,容易造成誤解,所以《資治通鑒》都刪去了。 
  劉備東征袁術,是曹操派他去的,還是主動請纓?易中天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如果是劉備主動請纓,劉備的人品卻變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會盟,立券書名,賭咒發誓要消滅曹賊保衛皇上嗎?怎麼才見了根井繩,就像見了蛇一樣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萬歲爺的安危重要,還是你劉備的性命重要?你劉備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嗎?你應該奮不顧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應該留在首都觀望一陣,看看還有沒有機會,怎麼能只顧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於不顧呢?」(《品三國》123頁) 
  易中天發了一通議論之後,下結論說「恐怕是劉備請纓,曹操批准的。證據是:《三國誌》董昭、程昱二傳說:劉備走後,二人都對曹操進行勸阻,曹操回答董昭說:「吾己許之矣。」「許之」二字證明劉備是主動請纓,曹操允許,他才去的。而程昱勸阻後,曹操的反應是:「悔,追之不及。」 
  但據我看來,這裡並沒有主動請纓的意思,而且這段話前面還有「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的話,你怎麼不引證?明明說的是「遣備」,派劉備去的呀!何況《三國誌·先主傳》中,先說「曹公遣(注意這個「遣」字)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接下來又說「會見使」,既說「遣」,又說「見使」,說得多明白呀。所以「許之」二字,不能機械地理解為「他要去,我准許了。」而是董昭要求把劉備追回來,曹操說:既然我讓他去了,怎麼好去追呀!「許之」可以理解為「讓他去」。 
  由此可見,劉備與董承等人密謀後,碰巧曹操派他去徐州攔截袁術,他就走了,也就將計就計,沒有回來。並不是不顧別人,先跑了。 
  易中天覺得這事可疑。說是本來劉備沒有參加(他把「未發」解作「未參加」)謀殺曹操之事,碰巧曹操說他是英雄,他就參與了。又碰巧被曹操派遣東征袁術,這才沒有捲入此案。這麼多的碰巧,不可疑嗎?(《品三國》123頁) 
  我們說:歷史的必然性是由許多偶然性體現出來的,沒有「碰巧」,就沒有歷史。拿官渡之戰來說,袁紹的一萬多輛糧車碰巧由草包將軍淳於瓊押運;碰巧許攸來投,提供了信息;碰巧袁紹決策錯誤,未派重兵支援烏巢;碰巧曹操率兵偽裝袁軍率輕騎偷襲,一路上騙過了袁軍……如果沒有這些碰巧,曹操能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嗎? 
  第三個問題:曹操為什麼不殺劉備,卻放走了他?這不僅是易中天的困惑,大約也是許多史學家和讀史書者的困惑。其實,我們後人研究歷史,主觀推理的成分太多,未必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如果我們不要無限地上綱上線,用一種平常的心態來看待這段歷史,沒準那實際情況會是這樣的:當初劉備投靠曹操時,程昱就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曹操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見《三國誌·武帝紀》從曹操的話來看,他不殺劉備,一是因為要「收英雄」,使劉備為其所用,二是怕影響不好,但第一點還是主要的。曹操雖然認為劉備是個英雄,但當時還沒有把劉備看做是與自己爭奪天下的對手。劉備當時還是一個流浪漢,還看不出將來有稱王稱霸的可能。雖然他對劉備難免要提防一些,可也沒有把劉備太當回事。論實力,他都不如袁紹的一個大姆腳趾頭,拿他當回事幹什麼!那天與劉備共同進食,難免要喝點酒。大概曹操是喝多了,談起天下英雄,順便說了一句「唯使君與操耳」。曹操不過是自我陶醉,順便也恭維劉備一下,未必是「敲山震虎」或「火力偵察」。《華陽國志》敘述此事有一句話:「公亦悔失言。」(曹操後悔自己失了言)(《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竟觸動了劉備那根敏感的神經,嚇得丟了勺子和筷子。劉備畢竟反應快,竟拿打雷來自我解嘲。據《華陽國志》說:當時外面下著雨,正趕上打了一個響雷,劉備說自己丟了勺子和筷子,是「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這事過去後,劉備那根敏感的神經卻沒有恢復常態,竟正式與董承等人結盟,共同謀誅曹操。(史書上雖無更多的記載,但應該有歃血為盟,共飲血酒之類的舉動。)但曹操還被蒙在鼓裡,還把劉備當作可以依靠的力量。為了堵截袁術,把劉備派往徐州,給他調撥了兵,還給他配備了朱靈、路招兩員大將共同前往。可見曹操這時對劉備並沒有猜忌之心,而是放心地委與了重任。直到董昭、程昱二人提醒了曹操,曹操才後了悔,但已經來不及了。碰巧(又是碰巧)袁術走到了徐州,並沒有強行通過,而是又折了回去,劉備並沒有打過什麼仗。於是他殺了徐州刺史車胄,公開地叛變了曹操。 
  從這件事來看,曹操並沒有對不起劉備,而不顧哥們兒義氣的倒是劉備。看來此時抱著「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理念的,倒不是曹操,而是劉備了。   
  11 官渡曹兵知多少?(1)   
  易書在第九集《一決雌雄》中,開宗明義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曹操雖然擁有政治上的優勢,軍事力量卻明顯地不如袁紹。那麼在這場戰爭中,曹操是怎樣出奇制勝,以寡敵眾、以弱勝強呢?」(《品三國》85頁)官渡之戰是一場「以寡敵眾、以弱勝強」的戰爭,是迄今為止,史學界的一個共同看法。但再具體地說:袁、曹之間的兵力究竟相差多少,卻是一個歷史之謎。易書在《勝敗有憑》一章中說:「袁紹精兵悍將十萬人,曹操的兵力卻不過萬餘(當然裴松之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品三國》99頁)對於雙方兵力對比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看來易中天基本上採取了一萬對十萬的說法,但這是大有問題的。 
  先說袁紹的兵力。據《三國誌·袁紹傳》:袁紹的總兵力是「眾數十萬」,在這次戰爭中,出了「精卒十萬,騎萬匹」。而《世語》卻說:「紹步卒五萬,騎八千」,總共不到六萬人。孫盛評論說:「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並及青州乎?紹之大眾,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按照孫盛的推論,只是冀州就可以有三十萬兵源,再加上幽、並、青州,兵源應該不下五十萬,官渡之戰出兵十萬,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曹操方面能有多少人呢? 
  官渡之戰時,曹操有一度失去了信心,給留守許都的荀彧寫信,說出了想退兵的想法。荀彧給曹操寫了回信,建議曹操不可退兵,必須要堅持下去。信中有「公以十分居—之眾,畫地而守之」的話。這表明曹操的兵力只有袁紹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萬。《三國誌·武帝紀》說:「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說的也是一萬左右。上述荀彧給曹操的回信中,還有「公以至弱當至強」的話,表明二者的兵力相差懸殊。 
  再看袁紹方面的說法。田豐說:「曹公……眾雖少,不可輕也。」沮授說:「北兵(袁軍)數眾而果勁不及南(曹兵)。」(皆見《三國誌·袁紹傳》)都說曹操的兵力少。不過,對於曹操「兵不滿萬」的說法,裴松之卻提出了質疑。下面我們把它翻譯成白話,介紹如下:「魏武(曹操)初起兵之時,已有兵五千。以後百戰百勝,打敗仗只佔十分之二三而已。僅僅是破黃巾那一次,就接受了降卒三十餘萬,此外所兼併的兵力不能全記。雖然在戰爭中會有損失,但剩下的不該如此之少啊。結營相守和交兵決戰是不同的。本紀說:『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用兵雖然變化莫測,謀略世間少有,怎麼能以數千之兵和十萬大軍長期去對抗呢?從道理上講,我以為是不會的。袁紹的營盤東西數十里,曹公能夠分兵紮營和他相敵,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這是一。袁紹若是有十萬大軍,理應形成全面包圍的形勢,使出入斷絕;而曹公派徐晃去攻擊他的運糧車,又自己出去攻擊淳於瓊等,揚幡而進,竟沒有遇到阻攔,說明袁紹是力不能制,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這是二。諸書都說曹公坑殺袁軍八萬,或說七萬。八萬人逃跑,不是八千人所能抓到的,而袁紹的大軍卻都拱手就戮,是什麼力量能制服他們呢?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這是三。這大約是記事的人想要以少見奇,並不是實錄啊。根據《鍾繇傳》所說:『曹公與袁紹相持,鍾繇為司隸校尉,送馬二千餘匹以供給軍隊。』本紀和《世語》都說曹公那時有馬六百餘匹,鍾繇的馬在什麼地方呢?」(《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另外,裴松之又在《三國誌·荀彧傳》中有關曹操與呂布作戰的部分註釋說:「當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卻說有兵十萬之眾,雖然是誇大之詞,畢竟表明不是兵力寡弱。更足以證明官渡之戰,不能說是兵不滿萬啊。」 
  清代學者何焯說:「上面已經談到分兵紮營相敵,那麼這是專指曹公自己率領的親兵,但也必然有一二萬人。說是兵不滿萬,並不是實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六) 
  根據裴松之和何焯的分析,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思考,當時曹操的兵力少於袁 
  紹,但也不會太少。所謂「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除了指雙方在前線的兵力有差距之外,也是指總的兵力(加上後方的)和總的實力(特別是供應糧草的能力)而言。據《三國誌·武帝紀》:袁紹在前線依沙堆紮營,東西數十里,曹操也紮營與之相敵,這需要用上很多兵力。裴松之和何焯都注意到這一點,以此來證明曹操的兵力不能太少,是很有見地的。這些守營之兵像釘子一樣被釘在那裡,機動性很差,曹操手裡能夠機動靈活運用的兵,數量就不多了。何焯認為所謂「兵不滿萬」,僅指所率的親兵,實在是一個偉大的發現。而且他還認為:就是親兵,也不止這麼多。愚意以為:袁紹出動十萬大軍,曹操至少也得有五六萬甚至七八萬人。但儘管用在前線上的兵力不會太少,雙方總的實力卻是相差懸殊的。假如袁紹的總兵力是三十萬人,曹操的總兵力是十萬人,人家用十萬人上前線,後方還有三分之二的後備力量;曹操用五六萬或七八萬人上前線,儘管不算傾巢而出,後方也是相當空虛了。何況大部分兵力都被釘在東西數十里的營盤裡,手頭的親兵還不太多呢!所以這次曹操實在是孤注一擲,是玩命、是哀兵。所說的「以寡敵眾、以弱勝強」,如果這樣來理解,大概就符合或接近真實情況了。雖不中,亦不遠矣。   
  12 曹操取勝為哪般?(1)   
  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取得奇跡般的勝利,因其以寡敵眾、以弱勝強,而為歷代史家所關注。易書第十集《勝敗有憑》,用了很大的篇幅來闡述這個問題,但其中並無新意。因為對於曹操戰勝的原因,從曹操的謀士荀彧、郭嘉起,直到現在的各種歷史書籍(包括大中學教材)都是著重從政治層面和個人素質方面給袁紹和曹操作鑒定,而很少把著眼點緊扣戰爭的實際。曹操手裡有皇帝,有「政治優勢」,就一定能打勝嗎?曹操知人善任,能傾聽僚屬的合理意見就一定能夠打勝嗎?也未必。政治和個人素質方面的問題,只有和戰爭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我們首先是上了曹操的謀士荀彧、郭嘉等人的當。這些人很有謀略,但也很會拍曹操的馬屁,有時使曹操都覺得不好意思。他們對曹操的讚頌,當然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但總是忽悠得太過分了,而且有的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我們不應該把這些視為經典,而應該理性地看待。如果他們吹捧曹操的話完全符合實際,那曹操就不是「奸雄」,甚至也不是「能臣」、「英雄」,而是「聖人」了。在無限拔高曹操的同時,他們又大力貶抑袁紹。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紹確實不是一個好的軍事統帥(用易中天的話來說:不是一個好老闆),但也不至於孬到那種程度。如果袁紹一直是個垃圾股,從來沒有升過值,怎麼能在群雄角逐中佔有了幽、冀、青、並四州,實力那樣強大,以巨無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儘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說袁紹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那是給部下上政治課的,他心裡是個什麼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後代讀史的人有時糊塗罷了。 
  從政治層面上看,曹操的謀士們所說的曹操勝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問題上。關於皇帝問題,他們說:曹操手裡有了皇帝,就有了正義。誰若是攻打曹操,就等於是攻打皇帝,使自己處於虧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勝,袁紹有十敗。曹操是道勝、義勝、治勝、度勝、謀勝、德勝、仁勝、明勝、文勝、武勝;其中的第二項「義勝」,談的就是皇帝這張牌;「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傅子》)在這以前,荀彧曾說過:「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三國誌·荀彧傳》)所以郭嘉所說的「奉順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裡有皇帝。袁紹的謀士們,有時為了刺激袁紹一下,也拿皇帝說事。如沮授說:「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是不正義的)」( 《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獻帝傳》)易中天基本上沿襲了這些說法,說袁紹發動這場戰爭,是「政治上失利,道義上失理」,關鍵是在於皇帝問題。然而,皇帝這張牌真那麼關鍵嗎?其實也未必。上面談過,這是一把雙刃劍。曹操方面聲稱自己「奉天子」是正義的,但人家也可以說你挾持天子,是個篡權竊國的奸賊,人人得而誅之。陳琳為袁紹寫的那篇討伐曹操的檄文中,說曹操「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挾持皇帝遷都許縣),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員),敗法亂紀,坐召三台(尚書、御史、謁者),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想殺誰就殺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蒙顯誅(在公眾場合說曹操壞話的,被公開處死),腹議者蒙隱戮(內心裡不滿的被秘密處死),道路以目,百僚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見皇帝問題不單純是往臉上貼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臉上抹黑,並不是「一抓就靈」的。至於這個問題與曹操的勝利有什麼關係,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還看不出來。 
  至於在用人方面,袁紹剛愎自用,嫉賢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這與曹勝袁敗確實有重要的關係。因為戰爭是由人來指揮的,主帥不能採納正確意見,就難免在決策上犯錯誤,影響戰局。反之,能吸收正確意見,就可以形成科學的決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 
  從曹操和袁紹的個人素質來看,荀彧和郭嘉的說法概括起來,主要有袁紹優柔寡斷、決策遲緩,曹操當機立斷,應變靈活;袁紹裝腔作勢,沽名釣譽,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虛套;袁紹繁禮多儀,曹操體任自然。從治軍的層面上來看,袁紹治軍不嚴,法令不立,曹操法令嚴明,賞罰必行;袁紹不懂兵法,好玩虛招,曹操以少克眾,用兵如神。當然,荀彧和郭嘉所說有許多誇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點,我們打折的來看就行了。 
  不過,給主帥的為人作出鑒定,並不能代替軍事方面的總結。在官渡之戰中,曹操為什麼能夠取得勝利,還得緊扣戰爭的實際來分析。 
  據《三國誌·武帝紀》: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紹派郭圖、淳於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今河南滑縣東20公里),袁紹自己也引兵進至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劉延。他接受了荀攸的聲東擊西(實為聲西擊東)之計,不去白馬而進軍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紹上了當,趕緊馳援延津,曹操突然帶領一小股(說是不滿六百)輕騎兵奔襲白馬,由關羽斬了顏良。曹操然後循河西撤,袁紹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餌敵之計,以不滿六百的騎兵擊潰了文丑與劉備率領的五六千騎,斬了文丑。若說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戰勝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敵人,這個延津之戰是這樣的。 
  延津之戰後,袁紹進軍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八月,袁紹在陽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之間,依沙堆修建營盤,東西綿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帶「分營與相當」,當然也得綿延三十多里(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個證據)。袁紹又向前推進到官渡,起土山地道進攻。又構築高櫓(瞭望樓)向曹營中射箭。這時對於曹操來說,戰爭非常艱苦,士卒疲憊不堪,糧食又出現了危機。他有點堅持不下去了,給留守許都的荀彧寫信,提出來要退兵。虧得荀彧回信激勵他堅持下去,他才沒有退兵。 
  接下來,曹操採用了荀攸之計,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滎陽東北)燒了袁紹的糧車幾千輛。正在曹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的時候,許攸背叛了袁紹,來投靠曹操。按照許攸之計,曹操親自率步騎五千人,火燒烏巢糧車一萬多輛。在這個關鍵時刻,袁紹手下的大將張郃,高覽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紹軍心動搖之時,全軍出動,圍攻袁紹軍的營盤,一舉將其擊破。於是袁軍一潰而不可收拾。袁紹和兒子袁譚過河逃走,餘眾投降,都被曹操坑殺了。 
  從整個戰爭的過程來看,曹操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關鍵的,從軍事層面來看,許攸和張郃的投降,特別是許攸的投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本是兩個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條件下,偶然會轉化為必然。如果沒有這兩個事件,特別是沒有許攸的來降,曹操不燒了袁紹的一萬多車軍糧,這些軍糧安全地運到官渡前線,袁軍吃飽了肚子就不會崩潰;而且曹操不到烏巢去燒糧,張郃、高覽也不會來投降,只要再過幾天,頂多用不上半個月,「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的曹操(曹操對許攸說糧食可支一月,那是謊言),就會支持不住,被迫退兵,袁軍就要追擊曹軍。飽漢子追擊餓漢子,餓漢子受得了嗎?不打就得趴下。到那時,曹操手裡有皇帝呀,曹操知人善任呀,曹操治軍有方呀,曹操的個人素質比袁紹強呀,什麼都沒有用了。荀彧和郭嘉所忽悠的「四勝」、「十勝」云云,豈非都成為千古笑談!曹操是險勝,是僥倖取勝,是偶然性變成了必然性。在中外戰爭史上,偶然事件竟能決定戰爭的勝負,也並不少見,官渡之戰是其中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但我們反過來看,把雙方的地位顛倒過來,曹操換成袁紹,袁紹換成曹操,比如說:曹操方面有人投降了袁紹,向袁紹獻上了燒糧之計,「多謀少決」的袁紹沒有及時行動,錯過了良機,他能夠取勝嗎?在這種情況下,偶然性就不會起什麼作用了。所以我們還應該看到:這個偶然性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還需要有許多其它的條件。 
  第一,曹操主意正、膽子大,沒有被袁紹那個巨無霸所嚇倒,敢於面對強敵,奮勇應戰,而且在眾寡不敵的情況下,還是瘦驢拉硬屎,對部下說什麼袁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那恰好都是孝敬我的)當然,曹操說這話,是為了安定軍心而作秀,大約他的心裡也在打鼓。但他的骨頭畢竟是硬的,如果他是一個草包,早就嚇得不戰而降,向袁紹俯首稱臣了。 
  第二,曹操很有謀略,也能信任身邊的謀士,言聽計從,在關鍵時刻採納他們的正確意見,自己也能採取出奇制勝的戰術取得勝利。如開局的白馬之戰,曹操如果不採取荀攸的聲東擊西之計,挫敗了袁紹的鋒芒,延津之役,曹操如不用餌敵之計,以不滿六百騎勝五六千騎,來了個開門紅,一開始就被袁紹打趴下,整個戰爭的後果就很難設想了。 
  第三,曹操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來了。如果他不聽荀彧的勸告,中途退了兵,那就會像荀彧所說的那樣:「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曹操非死即逃,以後還有戲好唱嗎? 
  第四,曹操在聽到許攸的情報後,馬上行動,甘冒風險,出奇制勝地在烏巢打敗淳於瓊,燒燬了袁紹的一萬多車軍糧,為擊敗袁紹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如果曹操錯過良機,該出手時不出手,不是也沒有戲了嗎? 
  第五,袁紹剛愎自用,自己沒有謀略,又不能接受身邊謀士的正確意見,在戰術上一錯再錯,因而也就成全了曹操。真是「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如果把袁紹換成了臥龍,鳳雛,或顧曲周郎、吳下阿蒙,曹操豈不仍然是沒有戲嗎? 
  總之,以上的這些條件,既是偶然性的,也是必然性的,無數的偶然性合在一起,在一定條件下,就成為必然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   
  13 曹操的用人之道(1)   
  易書第十一集《海納百川》和第十二集《天下歸心》,專門論述了曹操的用人問題。單從這兩個題目,就可以看出他對曹操的用人,給予了高度的甚至是頂級的評價。本來曹操在用人方面有其獨到之處,是古今史家和學者都承認的,但與易中天不同的是:古往今來的論者大多用理性的、分析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而易中天則是用粉絲的癡情和文人的浪漫一路在唱讚歌,把曹操的胸懷比喻為廣納百川的大海,其社會效果則是「天下歸心」,令人頗有頂禮膜拜的感覺。 
  陳壽在《三國誌·武帝紀》的卷末評論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運用謀略,征服海內)。攬(總括)申、商之法術,該(具備)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根據能力,授與官職。)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終於能夠全盤掌握重大的機遇),克成洪業者,唯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易書也引用了這段話,但沒有加以說明。這裡談到了曹操在群雄角逐中成功的秘訣,重點是用人之道。最後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是對曹操的高度評價。但他在總結曹操的用之道時,有兩個地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個地方是「攬申、商之法術」。申、商指戰國時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他們都是法家,在君臣關係方面,主張運用君主的威勢,以權術來駕馭臣下。另外一個地方是:「矯情任算」。矯情,是克制感情、故意做作。任算,是運用權術。 
  清代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說: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見其心跡也。」 
  趙翼所說的「劉備以性情相契」,就是以真誠來團結臣僚,如他對於關羽、張飛、法正等。「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就是用感情來相處,如孫策之對周瑜;孫權之對魯肅、周泰、呂蒙等。而曹操的「以權術相馭」,則沒有真情可言,用趙翼的話來說,就是「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和易中天所說的曹操真實、本色,恰恰是相反的。毛宗崗在《三國演義》批語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話,雖然其反曹情緒甚濃,但我們只要不為他的過激情緒所影響,冷靜地考慮他的合理成分,還是會有所啟發的。他說: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真為慈悲乎?假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批語) 
  如果我們從易中天的思維中跳出來,從古代學者的上述一些觀點(權術、矯情、飭偽)來考慮問題,那麼有關曹操在用人方面許多做法的奧秘,便可迎刃可解了。 
  那麼,曹操在用人方面,都用了哪些權術呢? 
  第一,廣泛搜集人才。每打下一個地方,必然把當地的名士、宿儒,當過官的老幹部,沒當過官的潛在人才都挖出來,加以利用。從敵人營壘跑過來的,要用;背叛過自己又回來的,也用;罵過自己的,要用;打過自己的,不打不成交,照樣用。這就是陳壽所說的「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上述各類人才也有被他殺掉的。 
  第二,知人善任,因材使用,能把人用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其特長。這就是陳壽所說「官方授才,各因其器。」 
  第三,用人不拘一格。有德的,用;有才的,用;有才無德的,包括盜過錢、偷過嫂子的,也用。總之,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不管你是什麼人,能給我幹活就行。 
  第四,用人觀其大節,不拘小過。史稱郭嘉「不治行檢」(品行不好),但曹操不聞不問。看來在曹操那裡不搞「生活檢討會」之類的活動。 
  第五,賞罰分明。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賞起來絕對大方,不小氣,不摳門兒,常常使被賞之人「過其所望」。 
  第六,不埋沒臣僚的功勳,時時把它掛在嘴上,寫在奏章、教令上,使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說得當事人心裡美滋滋的,覺得領導心裡有一本賬,我沒有白干。如對荀彧、荀攸和郭嘉的功勳,不知說過多少次,僅僅在史書上可以查到的便有數次。當然,史書所著錄的,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第七,御人有術。曹操都用了一些什麼方法監控下屬,我們還所知甚少。從史書所透露出來的信息來看,至少有三招。 
  一招是嚴刑苛法。 
  犯錯誤、犯罪的(有時是被認為犯錯誤、犯罪的),決不輕饒。有個何夔(音奎),被曹操任命為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三國誌·何夔傳》)這是說:曹操對下屬很嚴厲,掾屬在公事上出了錯,往往要打板子(打脊背或屁股)。何夔經常帶著毒藥,準備到該打屁股時便吃下去,以免受辱。其實,在曹操手下做事,打屁股不過是小菜一碟,殺頭或滅三族的事也時有發生。 
  一招是讓將領和掾屬的家屬集中住在鄴城或許都,實質上是扣留人質。建興六年(公元228)冬,諸葛亮進行第二次北伐,把魏將郝昭包圍在陳倉。諸葛亮派郝昭的同鄉靳詳勸說郝昭投降。郝昭說:「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意思是:魏國的法令,你是知道的;我的為人,你也知道。我受國恩很重,而家裡的人口很多。你不用說了,我只有必死而已。這是說:按照魏國的法律,投降是要殺全家的,我家那麼多人口,寧死也不能投降呀。這是魏明帝(曹操之孫)時的事,曹操已死去數年,但這種規矩是從曹操時就立下的。我們查閱史書,發現曹操的部下很少有叛逃的,可能與此有關。 
  再有一招是加強監察力度,偵察文武官員。曹操為丞相後,在府內置右刺奸掾和刺奸內史,相當於監察機構。曹操還設立了類似特務機構的校事官。「上察宮廟(皇宮)、下攝眾司(監察一切官員)、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上十六字是說校事官的職權沒有範圍,隨心所欲,什麼都管。)」(《三國誌·程昱傳》) 
  總之,曹操的破格用人,是一種權術,是一定時期的政治上的需要。而當曹操地位鞏固,羽翼豐滿時,他對人才的態度便有了變化。正如趙翼所說: 
  「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廿二史札記》) 
  曹操殺了一些什麼人才?難以統計。據《三國誌·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公 
  元218),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造反,進攻許都。《三輔決錄注》記載了事情的經過,說是吉本的兒子吉邈率領家僮及雜人(臨時拼湊起來的雜七雜八的人)攻擊丞相長史王必,燒了王必的軍營,王必受傷,十多天以後死去。另據《山陽公載記》說:當時曹操在鄴城,聽到了這個消息,遷怒於朝廷的百官,把百官都押到鄴城審問。曹操問他們:「賊人燒王必軍營時,你們幹什麼?」有人說:「我們去救火。」曹操說:「好吧,救火的站在左邊,不救火的站在右邊。」眾人認為救火的必然沒有罪,便都站在了左邊。曹操說:「不救火的並沒有幫助亂黨,救火的其實都是賊人。」於是把百官都殺了。有人也許會覺得這件事太離奇,未必可靠。但這時曹操殺人畢竟還找到了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他父親被殺,是陶謙手下將領幹的事,與徐州百姓無干,不也遷怒於百姓嗎?這時遷怒於百官,殺了他們,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從當時的背景看,曹操統治地區的官員,在名義上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朝廷的官員,稱為「漢官」,一部分是由曹操直轄的丞相府和冀州的官員,曹操稱魏公、魏王后,稱為「魏官」。有的漢官不滿曹操的統治,有時鬧點事,但那只是一小部分,而曹操卻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了大清洗,這又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吧。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殺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字文舉,是孔子的二十世孫。他認為自己是漢官,不買曹操的賬,經常說些三七、四六的疙瘩話,還戲侮曹操,曹操羅列罪名,殺了他。 
  建安十七年(公年212),董昭及列侯諸將建議曹操進位為魏公,荀彧持有異議。曹操派人給他送去食物,打開食器一看,裡邊是空的,於是他便自殺了。這種做法古代稱為「隱誅」。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尚書崔琰被曹操「賜死」(令其自殺),原因是根據崔琰的一封信而無限上綱,說他「傲世怨謗」、「意指不遜」,簡直就是「莫須有」的罪名。尚書僕射毛玠也因為這件事的牽連被罷了官,險些喪了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丞相主簿楊修以「漏洩言教,交關諸侯」的罪名被殺。楊修是個才子,曹操原來很賞識他。當時曹丕和曹植弟兄二人爭做太子,楊修站在曹植一邊為謀士。曹操指定曹丕為接班人後,怕楊修日後會慫恿曹植鬧事,這是殺楊修的真正原因。 
  總之,重才、愛才、惜才的是曹操;輕才、毀才、滅才的也是曹操。實則曹操不是大海,士人也不是滔滔東去的江河,所謂「海納百川」,不過是黃粱一夢而已。至於所謂「天下歸心」,那更是談不到的,曹操並不能和「握發吐哺」的周公相比,他的名聲並不那麼看好。   
  14 劉備鞭打督郵   
  易書在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討論了劉備是不是英雄的問題。他的結論是:劉備是英雄,因為他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氣、英雄之魂、英雄之義。在論證劉備的英雄之氣時,他舉出了劉備鞭打督郵的例子。但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鞭打督郵就是大兵撒野打人,不是什麼英雄行為,而是無理取鬧。 
  若瞭解鞭打督郵的事實真相,根據《三國演義》是不行的,因為《三國演義》不僅是移花接木,把打人的兇手換成張飛,而且事情的真相和性質也被歪曲了。 
  據《三國誌·先主傳》說:劉備討黃巾有功,拜官安喜縣尉。(安喜縣在今河北定州市東)。督郵因公事到縣,劉備去拜謁,門下不給通報,劉備直闖而入,捆綁了督郵,用棍棒打了二百下,解下了印綬,掛在督郵的脖子上,把他綁在拴馬樁子上,棄官逃亡而去。 
  《典略》也有記載,在情節上與《三國誌》略有出入,而且要詳細一些。說是州郡接到朝廷的詔書,凡是因軍功而作了地方長吏的,都要淘汰,劉備聽說自己也在被淘汰之內,劉備聽說督郵住在傳捨(驛站),想要求見,督郵稱疾不肯接見。劉備懷恨在心,回到了衙門,率領手下吏卒又到了傳捨,突然闖了進去,詐稱:「我奉府君(太守)密令,收撲督郵。」說著便從床上把督郵捆綁而去,押解到中山國的邊界(安喜縣隸屬於中山國),解下印綬,掛在督郵的脖子上,把他綁在樹上,鞭打一百餘下。想要殺了他,督郵苦苦求饒,方才住手而去。 
  根據以上的史實,我們不禁要問:劉備鞭打督郵,有其合理性嗎?就是說:是否打得有理?督郵到縣,是奉了朝廷的詔命,來解除劉備的縣尉之職的。同時被解職的,一定還有另外一些人,分散在各地。上命差遣,公事公辦,督郵本人並沒有決策權,僅僅是執行命令而已。何況當時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已經逐步形成,朝廷要淘汰武人出身的地方官員,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劉備恨督郵的原因,是本想見督郵,走走後門,打通關節,而督郵卻稱疾不肯見他。這從消極方面來說:督郵有官僚架子,盛氣凌人;而從積極方面來說:也有堵住後門,不徇私情的意思。當然,從督郵的角度來看,見一見劉備,做一些解釋工作,緩解一下矛盾,也未為不可;而從劉備的角度來看,只因為人家不接見你,便把人家打得死去活來,未免太過分了。這適足以表現他作為一介武夫的囂張氣焰,打得不算有理。 
  根據史書記載:劉備和他當代的一般統治者相比,確有仁厚寬宏的一面。但此人「喜怒不形於色」,很內向,有時也流於狡猾。在處境不利時,深明韜晦之道;而在機會到來時,出手又很毒辣,並不是一個婆婆媽媽的老好人。在當時群雄角逐的環境中,如果他僅僅是一個老好人,恐怕早就被逐出政治舞台了。作為一個「不甚樂讀書」的武人,在他還沒有發跡的時候,有過動手打人的「前科」,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但若說這是英雄之氣,那就不沾邊了。就算劉備是個英雄,總不能說他所作的任何事情都是英雄行為吧?   
  15 劉備是英雄嗎?(1)   
  易中天說劉備有「英雄之義」,這提法不夠嚴謹。在他的當代人中,袁紹說他「弘雅有信義」(《三國誌·先主傳》裴注引《獻帝春秋》)而呂布的部下卻說他「反覆難養」(同上書·裴注引《魏書》),前者說他有信義,後者說他沒有信義,是互相矛盾的。其實,無論是古人或今人,每個人都具有兩面性。而作為群雄角逐中的一「雄」(不管說他是英雄也好,梟雄也罷),就更為複雜一些了。他究竟有沒有信義,還得從他的行動中來考察。腳上的泡,是自己走的。 
  在前期,他沒有地盤,或者有地盤也未能保住,主要是寄人籬下,借地生財。易中天說劉備「五易其主」,是指其犖犖大者,其實要更多一些。我們算算:1. 最初跟隨校尉鄒靖討黃巾。(《三國誌·先主傳》)2. 在平原人劉子平的推薦下,跟隨了史失其名的青州從事。(《三國誌·先生傳》裴注引《典略》)3. 投靠大將軍何進的都尉毌(音貫)丘毅。(《三國誌·先主傳》)4. 投奔幽州公孫瓚。(同上)5. 與公孫瓚的青州刺史田楷屯兵齊國(今山東淄博市),受田楷節制。(同上)6. 離開齊國投歸徐州牧陶謙。(同上)7. 陶謙死後,劉備領徐州牧,旋被呂布擊敗,投降呂布,屯兵小沛(今江蘇沛縣東)。(同上)8. 被呂布打敗,投歸曹操。(同上)9. 在徐州被曹操打敗,投歸袁紹。(同上)10. 離開袁紹,投歸劉表。(同上)真是不數不知道,一數嚇一跳。在赤壁之戰前,劉備竟十易其主,比易中天所說翻了一番。這麼頻繁地改換門庭,今天是許大馬棒的人,明天又是座山雕的人,反覆無常,算是「英雄之義」嗎?當然,有幾次易主,是形勢所迫,但最重要的幾次,如離開田楷、離開曹操、離開袁紹,都是主動跳槽的。離開曹操時,還拐走了人家的兵,殺了人家的徐州刺史車胄,可把曹操坑苦了。想當年,人家曹操待你不薄,「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好吃好喝的供著,還給你評了個高級職稱—「天下英雄」,這名額只有兩個,比現在的院士檔次還高呢。誰想你這大耳朵哥們兒竟翻臉不認人:這算是義氣,信義嗎?當然,正如易中天所說:劉備對於自己的下屬(如關羽、張飛等)是「弘雅有信義」的。但那只是內部問題,範圍很小,秦檜還有三個好朋友呢。從當時的社會現實來看,可謂「春秋無義戰」。在群雄角逐中,講的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誰還講什麼信義、義氣?劉備坑了曹操一把,還算是輕的。後來進入了益州,名義是幫助劉璋討張魯,劉璋對這個本家弟兄,別提有多麼重視了,出成都360里去歡迎,相見後「歡飲百餘日」(《三國誌·劉二牧傳》)麻辣燙不知吃了多少。結果怎麼樣?劉備竟奪了人家的益州,把引狼入室的劉璋趕到荊州去過窩囊日子,那才叫慘呢! 
  那麼,劉備是不是英雄呢?易中天說是,我也說是,其實古往今來的人都說是。我只是不同意「英雄之義」的提法,那不正確;「英雄之氣」和「英雄之魂」也不提為好,那概念模糊,不好界定;只有「英雄之志」的提法,還比較平實和明確一些。 
  劉備為什麼是英雄呢?很簡單,因為劉備成功了,跨有荊益,三分天下,你能說他不是英雄嗎?大凡我們後人看待古代歷史上的事,往往用的是逆推法,某個人成功了,稱王稱霸了,在歷史上有了地位和名聲了,於是我們審視他一生的所作所為,甚至包括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就都有了歷史意義了,就都是英雄本色了。你失敗了呢?就是把天捅了個窟窿,史官不記,也不會有人知道。即或有一些記載,儘管是很露臉的事,人們也解釋成是失敗的徵兆或前提。 
  成功了的劉備,為什麼是英雄呢?這個題目好作,資料不少,俯拾即是:第一, 時人稱他為英雄。 
  曹操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三國誌·先主傳》)」 
  他還說過:「劉備,吾儔也。」(《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山陽公載記》)儔、同類,不相上下。 
  程昱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三國誌·武帝紀》)他又說:「劉備有英名。」(《三國誌·程昱傳》)或謂太祖曰(不知是什麼人說的):「備有英雄志。」(《三國誌·郭嘉傳》裴注引《傅子》)劉曄說:「劉備,人傑也。」(《三國誌·劉曄傳》)魯肅說:「劉備,天下梟雄。」 (《三國誌·魯肅傳》)周瑜說:「劉備以梟雄之姿……」 (《三國誌·周瑜傳》)上面所說的英雄、英名、雄才、人傑,意思都差不多。東吳的魯肅和周瑜說是梟雄,那也一樣,在那個時代裡,英而不梟,也英不起來。 
  異口同聲,輿論所歸,可見劉備是英雄的說法,已經形成為那時的「時代意見」了。 
  第二, 有人對劉備特別看好。 
  曹操,除了自己外,只承認劉備是英雄。 
  中山大商張世平和蘇雙,以金錢資助劉備,使他拉起了一支隊伍。 
  在曹操屠戮徐州的危難關頭,徐州官員根據陶謙死前的遺言,把徐州讓給劉備。 
  在劉備被呂布擊潰的關鍵時刻,麜竺以家資助軍,帶來奴客二千,還把妹妹嫁給劉備。劉備的軍隊得以復振。 
  第三, 劉備有英雄之志。 
  劉備從小就做過皇帝夢。他家房子的東南角有一顆大桑樹,高五丈餘,遠遠看去那樹冠就像一個小車蓋。劉備兒時與同宗的小夥伴們在樹下玩耍,發話說:「我定要坐這樣的羽葆蓋車。」(車蓋以翠鳥羽毛為裝飾的車,這樣的車只有皇帝才能坐。)他的叔父急忙制止說:「不要胡說,這是要滅門的。」(《三國誌·先主傳》)曹操的謀士董昭說過:「備勇而志大。」(《三國誌·董昭傳》)劉備在荊州,從劉表的坐上起身上廁所,回來時流著眼淚。劉表怪問之,他回答說:「過去常常身不離鞍,大腿裡側的肉都消瘦了。時光如同奔馬,不覺老之將至,而功業無成,所以感到悲哀。」(《三國誌·先主傳》裴注引《九州春秋》)在三顧茅廬時,劉備對諸葛亮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奸臣竊奪了皇權),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使我遭受挫折),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三國誌·諸葛亮傳》)「欲伸大義於天下」和「志猶未已」這些話,正好給劉備的「英雄之志」作個註腳。 
  總之,劉備的意志是堅強的,雖然屢遭挫折,到赤壁之戰時,已經48歲,出道已經二十多年,仍然沒有寸土,但英雄之志猶存。真是「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啊! 
  以上不厭煩瑣,拉雜寫來,只是為了一個目的:訂正和豐富一下易中天的有關論斷,共同完成一個命題:劉備是英雄。當然,正如上面所說:主要是劉備成功了,否則劉備便要在歷史上靠邊站,我們也用不著浪費筆墨了。   
  16 諸葛亮與郭嘉比較(1)   
  易書第十四集《天生奇才》,用了很大的篇幅,對諸葛亮與郭嘉作了比較。說他倆都是同一量級的人物,對劉備、曹操同樣重要,兩個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怎樣相似呢?易中天認為:第一, 他們都是少年天才,出山時都只有二十六七歲。 
  第二, 他們都「審於量主」(謹慎地選擇主公)。 
  第三, 他們都「謀功為高」。 
  第四, 他們都忠心耿耿、競競業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第五, 他們和曹操、劉備的關係,也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如魚得水」,甚至確有一些情意。 
  但我覺得:二人雖有若干相似之處,如上述之一、二、四項,但不同之處也不少。嚴格說來,在某些重要的層面上,二人是不能相比的。 
  首先,說郭嘉「謀功為高」是可以的,對諸葛亮卻不能這樣說。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幾乎劉備所有的政治、軍事活動,都有諸葛亮的出謀畫策,所有的戰役都離不開諸葛亮的參謀。他智計多端,料事如神,劉備無不言聽計從。關、張之輩開始是嫉妒、吃醋,後來就變成服服帖帖地接受領導了。但我們查閱史書,在劉備的有生之年,諸葛亮在軍事上多是靠邊站的,對劉備並沒有起到郭嘉對曹操那樣的作用。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去見孫權,促成了孫劉聯盟的形成,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以後就跟隨在周瑜水軍的後面,回到了劉備的駐地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三國演義》上所寫的那些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等情節,都是小說家之言,並不是史實。火燒戰船是周瑜和黃蓋謀劃的,並沒有諸葛亮參與謀劃。當然,劉備方面作為聯軍組成部分,也配合作戰了,但我們在史書上並沒有見到諸葛亮提出過什麼奇謀佳策。接下來諸葛亮和趙雲隨劉備出征荊州南部四郡。因為這四郡原為劉表的地盤,又有被劉備推舉為荊州刺史的劉表的兒子劉琦的文書,進軍出奇地順利,幾乎是兵不血刃,四郡皆降。這時諸葛亮才第一次有了官職,被劉備任命為軍師中郎將,督管零陵、桂陽、長沙三郡(郡治分別為今湖南永州、郴州、長沙等市,諸葛亮住在臨烝,今湘南衡陽市東),一住就是二三年。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劉備進川,把龐統、法正帶去當參謀,諸葛亮與關羽、張飛、趙雲等留守荊州。只是到了取蜀戰爭的後期,才調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入川,諸葛亮並沒有起到多大的參謀作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劉備進兵漢中,帶去的參謀是法正,又不是諸葛亮。章武元年(公元221),劉備大舉伐吳,史稱夷陵之戰。這時龐統、法正已死,劉備仍然沒有帶諸葛亮前去,而是自己悍然率兵前往。總的看來,在劉備生前,除了早期的赤壁之戰和作戰不多的進軍荊州南部四郡,以及取蜀戰爭趕個末班車之外,諸葛亮基本上是遠離戰場的,怎能和郭嘉相比?在郭嘉生前,曹操所打的重要戰役,如戰呂布、破袁紹、討二袁(袁譚、袁尚)、征烏丸等,都把郭嘉帶在身邊。郭嘉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死於征烏丸途中,曹操非常難過,在表章中說:「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成,嘉輒成之。(我的計策還沒有形成,郭嘉便幫助我形成了)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三國誌·郭嘉傳》)曹操在赤壁之戰中慘敗,歎息著說:「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而劉備在夷陵之戰慘敗,被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諸葛亮也歎息著說出了類似的話:「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法正若是活著,就能制止主上,讓他不要東征;即或還是要東征,也必然不會打敗仗的。)」 (《三國誌·法正傳》)可見劉備在軍事上所信任和依靠的,不是諸葛亮,而是法正。如果非要從劉備集團中拿出一個人和郭嘉相比的話,那並不是諸葛亮,而是法正。當然,這是指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至於在謀略方面,法正是要遜郭嘉一頭的。 
  為什麼劉備信任諸葛亮不如曹操信任郭嘉?主要是有兩個原因:一是劉備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並不看好。諸葛亮用兵謹慎,不出奇招、險招,這和郭嘉正好相反。劉備求功心切,不大欣賞這樣的謀士。所以劉備把他定位為相才,而不是帥才。劉備出兵時,常把他留在後方作為後勤部長。正如《三國誌·諸葛亮傳》所說:「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當然,這只是說諸葛亮的軍事思想是穩健類型的,不表明他沒有軍事才能,劉備對他的使用是不正確的。如果夷陵之戰把諸葛亮帶在身邊,用諸葛亮的穩健來糾正劉備的狂躁,肯定不會敗得那麼慘。 
  二是劉備對諸葛亮並不那麼信任,這大約是和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在吳官居要職有關。我們讀史書時發現: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孫權派諸葛瑾到成都來討荊州,從此以後,直到劉備逝世,劉備就再也沒有給諸葛亮佈置過軍事方面的任務,使他遠離了戰場。這內中應該有隱情,不一定就是巧合吧!關於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讀通鑒論》中有一篇論述,摘要譯述如下:「諸葛公之心,是一定要存漢的,一定要滅曹的。不交結東吳,則要受東吳的牽制而難以興起北伐之師。……而先主的心志則與此不同了。先主開始時想自強,後來則想自立為王,這種雄心不改,便與關羽合拍了。所以他信任諸葛亮不如信任關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任子瑜(諸葛瑾)。懷疑諸葛亮與東吳的交誼太深,而且還懷疑他與子瑜相勾結……先主不死,吳禍不止,北出祁山的軍隊也走不出來啊……」 
  在諸葛亮初出山時,劉備和諸葛亮相處得過於親密,引起了關、張二人的不滿。劉備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三國誌·諸葛亮傳》)人們根據這個記載,多認為劉備和諸葛亮是魚水關係。但不知這話僅僅適用於「蜜月」期間,過了「蜜月」,便未必如此了。那麼,郭嘉和曹操的關係是不是魚水關係呢?也許一個時期是這樣的。但如果不是郭嘉英年早逝(死時38歲),再活上若干年的話,事情就難以預料了。荀彧功勳不亞於郭嘉,最後還不是因為觸犯了曹操,而死於非命嗎?也許另外還有一個空的食器是給郭嘉準備的呢!   
  17 何為《梁父吟》?(1)   
  易書說:「除了耕作和讀書,諸葛亮還有兩個愛好。一是喜歡『抱膝長嘯』(此為《魏略》所云),二是『好為《梁父吟》』(此為本傳所云)。嘯,大約是一種氣功導引之術;《梁父吟》則是一種悲涼的葬歌,或者由葬歌發展而來的樂府詩。」(《品三國》140頁) 
  嘯,古今辭典都解釋為蹙口(或撮口)發出悠長的聲音,就是打口哨,並不是什麼「氣功異引之術」。據《三國誌·阮藉傳》:阮藉曾經游蘇門山(在今河南輝縣西北),蘇門山有個隱士,稱之為蘇門生。(《晉書·阮藉傳》則稱之為孫登)。阮藉對他談論太古無為之道和五帝三王的思想,(《晉書》說還對他談論導引之術),而蘇門生很冷漠,不用心聽。「藉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等到阮藉不嘯了,「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看來古人有打口哨的習慣,有些人的技藝還很高超。阮藉和蘇門生好像進行一場打口哨的比賽,得金獎的應該是後出場的蘇門生。 
  至於何為《梁父吟》,至今還說不太清楚。姚寬在《西溪叢語》中說: 
  「《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道,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此吟,恐取此義。」 
  姚寬是宋人,他先說:「《梁父吟》,不知何義。」足見早在宋朝時,人們已經不知《梁父吟》是怎麼一回事了。但他提出了一個假設:是否就是張衡的《四愁詩》呢?我們就以此為切入點,來解釋一下。 
  東漢大文學家(也是大科學家)張衡《四愁詩》的第一段是: 
  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淚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路遠莫至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譯文:我所思念的在泰山,想要前去又怕受到梁父的阻攔,側身東望,淚水沾濕了我的筆管。美人(譬喻君王)贈給我金錯刀(一種金屬貨幣),何以相報,只有那美玉瓊瑤。路途遙遠送不到,倚門失望,心中無限煩惱。) 
  要理解這幾句詩,必須要明白梁父是怎麼回事。上面所引姚寬的一段話,他引用注文作了解釋。但文字過略,有些事現代的讀者不容易理解。下面我就把它重新演繹一下。 
  古代有「封禪」制度,秦漢帝王多好「封泰山」和「禪(音善)梁父」,簡稱「封禪」。當時認為泰山最高,到泰山頂上築壇(土台)祭天,稱為「封泰山」。封,堆土之意,築壇必須要堆土。梁父,又寫作梁甫,是泰山東南面一座低矮的小山,被看作是地的代表。祭完天之後,再在梁父開闢場地祭祀地,稱為「禪梁父」。禪,原寫作墠,是開闢場地的意思。而古人有時又把泰山比做君王,把梁父比做君王身邊讒佞的小人。張衡《四愁詩》中「泰山」和「梁父」,就是這個意思。這首詩是和當時諸葛亮的心情相契合的。他覺得世事昏濁,小人當道,堵塞了自己的忠君報國之路,因而他有時悒鬱低吟,有時抱膝長嘯,用以抒發自己的壯志難酬的心情。他吟嘯的曲調,大概就是《梁父吟》。 
  清代學者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說: 
  「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侯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蔡中郎就是蔡邕(音雍),字伯喈(音皆),是蔡琰(音演,即蔡文姬)的父親,官至左中郎將,人稱蔡中郎。越裳,國名,在今越南境內。西周成王時,周公輔政,越裳國王曾向周成王進貢白雉。所謂「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是說《梁父吟》的曲調很悲愴,內容大約是緬懷西周盛世,萬邦來朝。而如今漢室傾危,天下大亂,何時再能出現一位周公,撥亂反正,天下大治,再出現越裳國貢獻白雉的盛事呢!「武侯之志,其有取於此乎!」是說諸葛亮的志向要追蹤周公,陪王伴駕,興復漢室,統一華夏。而何焯所說的「今所傳之詞」,見《藝文類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諸葛《梁父吟》,明言為諸葛亮所作。其詞曰: 
  「步出齊東門,遙望蕩蔭裡,裡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譯文:走出齊國的東門,遠遠地看到了蕩蔭裡。裡中有三個墳,堆土纍纍很相似。若問是誰的墳?墓主是田開疆、古冶子。他們勇力過人,既可推倒南山,又能毀滅地基。一旦受到讒言的誣陷,便釀成了「二桃殺三士」的悲劇。誰搞的這個陰謀?乃是齊國的國相晏子。) 
  這裡所說的「二桃殺三士」的故事,見《晏子春秋》。春秋時期,齊景公養了三個勇士:田開疆、古冶子和公孫接。他們力能搏虎,很受到景公的重視。因為他們傲慢無禮,得罪了國相晏嬰。晏嬰對景公說:「這三個人,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幼之倫,有顛覆國家的危險,應該把他們除掉。」齊景公同意了,晏嬰就想出了一個計策,讓景公賞給三個人兩隻桃,要他們「計功而食桃」,比一比誰的功勞大,最後總要有一個人被淘汰了,吃不到桃子。於是三個人互相爭功,因為互不服氣,又都感到憋氣,都自殺了。 
  何焯認為此詞不是諸葛亮所作,現代學者也多持此觀點,認為這不過是古代齊地的一首民謠。但此吟雖然不是諸葛亮所作,它傳自唐朝以前,其形成應該是有來頭的。就是說:《梁父吟》的形式應該是五言,是樂府體,而不是騷體或七言。這樣,張衡的《四愁詩》就可以排除在外了。 
  《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寫劉備二顧茅廬時,遇到一個風雪天,恰遇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騎驢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吟詩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劉備說:「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黃承彥說:「老夫在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為尊客所聞。」 
  以上所說,我們當然不能認為這是三國時的名士黃承彥的說法,而只能認為 
  這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的說法。按照這種說法,《梁父吟》是一部樂府詩集,其中有詩歌多篇,句式為五言,可以用一定的曲調來吟唱,「騎驢過小橋」 
  與上述「二桃殺三士」格式相同,自可用這種曲調來吟唱。但這部題目為《梁父吟》的樂府詩集,並不見古目錄書的著錄,更沒有聽說過有這種古書傳世,恐怕這只能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梁父吟》的一種主觀的理解了。 
  總之,《梁父吟》的真相如何,現在雖然還是一個謎,但我們通過以上的引錄與分析,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它是一種樂府的曲調,旋律悲愴,歌詞的形式為五言。像宋代的詞牌一樣,可以隨便填詞。傳世的「二桃殺三士」的歌詞,不過是其中的一首,並不是諸葛亮所作。諸葛亮所吟的《梁父吟》,內容不詳。但梁父攔路,周公悲歌等說,比較符合諸葛亮當時的心情。蔡邕與諸葛亮是同時代人,年齡比諸葛亮為長,他的說法應該更接近事實。至於易中天說《梁父吟》是一種葬歌,這種說法早已存在,也並非他的獨出心裁。但「悲歌」和「葬歌」畢竟是兩個概念,悲歌可以悲而壯,可以哀而不傷,葬歌就太消極了。令我們不太好理解的是:胸懷大志的諸葛亮,常常唱葬歌幹什麼?這是抒發的哪一門子情懷?   
  18 諸葛亮為何選擇劉備(1)   
  諸葛亮高臥隆中,待價而沽時,曹操、孫權也在廣收人才。他本來可以北上投曹,也可以東行仕吳(而且他的哥哥諸葛瑾還是東吳的高幹),為什麼卻選擇了當時還沒有一塊自己的地盤、正在寄人籬下的劉備呢?易書提出了一些看法,雖然也都言之成理,但有些看法總覺得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易中天說:「劉表太差,曹操太強,孫權的空間又太小。」(《品三國》142頁)我們就先考察一下這種提法。 
  說因為劉表太差,所以諸葛亮不去投靠,這當然是對的。諸葛亮與劉表有姻親關係(劉表是諸葛亮妻子的姨父),住的地方離襄陽又很近(現在隆中就在襄樊市區內),他的朋友龐統就在劉表手下做了南郡功曹,諸葛亮到劉表那裡混個一官半職是最方便的了。而諸葛亮卻始終沒有邁出這一步。他在《隆中對》中說荊州是「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可見他認為劉表無能,保不住荊州,在此人手下做事毫無前途,怎麼會去投靠呢? 
  但不到曹操那裡去,是否因為「曹操太強」呢?這似乎不太好理解。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不願意投靠實力強大的主公呢?舉現代的例子來說:你大學或研究生畢了業,一個「世界五百強」的企業要你,一個「皮包公司」的小老闆也要你,難道你不到「五百強」那裡去,卻要到「皮包公司」那裡去嗎?易中天的理由是:曹操那裡人才太多,去了以後沒有好位置,斯則謬矣!人才是在競爭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如果你真是個非常優秀的人才,到哪裡也會脫穎而出的,似乎不必專在犄角旮旯裡找冷門。 
  「孫權的空間又太小。」照易中天的說法,和前邊的意思差不多。也是說孫權那裡人才太多,而且關係密切。「任憑諸葛亮能力再強,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東吳,權位也只能在張、週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魯肅。這顯然是諸葛亮所不願意的。」(《品三國》143頁)這能是諸葛亮的想法嗎?如果他出山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是先考慮到那裡去能當幾把手,能混個什麼級別,什麼職稱,我能不能凌駕於其他同事之上,能不能全閉了他們?那還是諸葛亮嗎?豈非和現在的跑官要官之徒劃了等號?不是太庸俗了嗎? 
  那麼,諸葛亮為什麼不北去投曹,東去歸孫(捎帶著和自己的哥哥團聚),卻選擇了劉備呢?根據我個人的意見,同時也採納了易書中的合理部分,我覺得原因應該是這樣的。 
  第一,這是和諸葛亮的政治抱負分不開的。諸葛亮志向遠大,自比管樂(管仲、樂毅),想要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而他的政治抱負是興微繼絕,以平定四海,興復漢室為己任。他有封建正統觀念,他所選擇的主公,只能是興復漢室的人,最好是皇帝宗室中人。當時皇帝宗室中人:幽州牧劉虞已被公孫瓚殺掉了,剩下的益州牧劉璋軟弱無能,只有劉備是一個英雄。正如習鑿齒所說: 
  「方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續。」(《周魯諸葛論》,見《太平御覽》) 
  第二,劉備的素質,具有幹一番大事業的條件。主要是性格剛毅,思想堅定,雖然屢遭挫折,但雄心不改,壯志猶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志猶未己」(《三國誌·諸葛亮傳》)同時諸葛亮也指出他「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同上)這是難能可貴的,使諸葛亮發現了希望之所在。 
  第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篡權竊國,在政治上和諸葛亮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諸葛亮豈能和他同流合污?同時諸葛亮是琅玡郡人,當年曹操血洗徐州,曾打到諸葛亮的老家琅玡郡各縣(琅玡郡屬徐州,郡治開陽,今山東臨沂北),殺人如麻。當時諸葛亮13歲,這件事在記憶上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作為徐州人,他對於曹操有天然的仇恨,怎麼會去投靠他呢? 
  最後,易書還提出了三件事,是需要加以辨析的。 
  一件事是:據《魏略》記載:諸葛亮的朋友汝南人孟建(公威)要北歸鄉里圖謀發展,諸葛亮說:「中國(中原地區)饒士大夫(當官的太多),遨遊何必故鄉耶?」易中天認為:這可以證明:諸葛亮不去投靠曹操,是因為曹操方面人才太多,「這至少是諸葛亮的想法之一。」(《品三國》142頁)但針對《魏略》的說法,裴松之說: 
  「說諸葛亮為孟公威著想是可以的,若說他同時也為自己這樣說,可說是沒有洞察諸葛亮的內心了。……諸葛亮以興微繼絕克服為己任,豈能在邊鄙之地(指非正統政權)出任就算了呢!」(《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另一件事是:諸葛亮伐魏出隴右,聽說石韜(廣元)在魏歷任太守,典農校尉,徐庶官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諸葛亮歎息說:「難道魏國人才太多嗎?他們兩個人為什麼沒有被重用呢!」易中天說諸葛亮:「可見,見用不見用,總還是要考慮的。」(《品三國》143頁)再一件事是:赤壁戰前,諸葛亮到柴桑見孫權,張昭想要讓諸葛亮留在東吳,諸葛亮不肯留。人問其故,諸葛亮說:「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量(但是看他的度量,他能看重我諸葛亮,卻不能讓我發揮全部的才能),吾是以不留。」(《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注引《傅子》)易中天認為:在劉備三顧茅廬前,諸葛亮沒有選擇孫權,恐怕就是這個原因。 
  這三件事的性質是差不多的,都是說:在曹操和孫權那裡,如果不是人才那麼多,諸葛亮能夠被重用,讓他發揮全部的才能,那麼諸葛亮也會投靠曹操或孫權的。但我不同意這個觀點,裴松之對此有充分論述,我在前面也談了很多,不想再重複了。總之還是那句話:諸葛亮沒有選擇曹操和孫權,主要是政治原因,其它都是次要的,主要的癥結還是諸葛亮的政治立場問題。用官場上的庸俗眼光來看待諸葛亮,便失之遠矣。   
  19 三顧茅廬縱橫談(1)   
  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一直膾炙人口。它見於正史《三國誌》的《諸葛亮傳》;諸葛亮自己在《出師表》中也談到過這件事。但在史書中還有一個不同的說法,說是曹操平定了河北,諸葛亮估計荊州在下一步就要受敵,而劉表不通曉軍事,難以抵禦曹操,便到樊城去拜見劉備。劉備和諸葛亮原先沒有什麼來往,又看到他很年輕,便沒有怎麼重視他,對待他和普通青年士人一樣。等到座上的賓客都告辭而去,諸葛亮單獨留了下來。劉備坐在那裡用犛牛尾編織「毦」(音耳、毦是一種用羽、毛編織起來的裝飾品,多用來綴在旗幟上。)也不問諸葛亮留下來想要說什麼。諸葛亮主動地上前對劉備說:「明將軍應當更有遠大的志向,怎能光是編織『毦』呢!」劉備回答說:「這是什麼話!我不過是借此排遣憂悶罷了。」諸葛亮說:「將軍估量劉鎮南(劉表)能比得上曹公麼?」劉備說:「比不上。」諸葛亮又說:「將軍估量自己如何?」劉備說:「也不如。」諸葛亮說:「如今都不如曹公,而將軍的兵力不過數千人,用這個來對付敵人,不是毫無把握嗎?」劉備說:「我也為此而犯愁,應該怎麼辦呢?」諸葛亮說:「現在荊州的人口並不少,而登記戶口的人並不多。如果只是按照戶籍徵兵,必然會引起在籍百姓的不滿。可以對鎮南說:,命令境內所有的游戶,都自己呈報戶口,便能從中招收大量的士兵,補充自己的兵力。」劉備接受了他的建議,兵力大為增強。由此知道諸葛亮有謀略,便以上客之禮待之。 
  這段記載出自《魏略》和《九州春秋》。《魏略》為三國魏人魚豢所撰,《九州春秋》為晉人司馬彪所撰。後者比前者成書較晚,應是取材於前者。裴松之把《魏略》的記載引入《三國誌·諸葛亮傳》注中以後,馬上便批駁說:「臣松之以為:亮表(指諸葛亮《出師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降低身份,枉駕屈尊),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拜會)備,明矣。雖聞見異詞,各生彼此(雖說聽到和看到的說法不同,彼此之間有分歧),然乖背至是(但錯誤荒謬到這種程度),亦良為可怪(實在是很奇怪)。」 
  裴松之的論點是很有說服力的。長期以來,讀史者受裴注的影響,也出於自己的理性思維,對於《魏略》的自薦說,並沒有多少人相信。但近年以來,又有人對「三顧茅廬」說提出了挑戰。撰文者前後不下數人,論點大同小異,基本上是炒《魏略》的冷飯。易中天引述的劉曉的《三顧茅廬質疑》,是其中的一篇。 
  劉曉肯定了《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自薦說」,認為「三顧茅廬」的邏輯結論,實在叫人難以接受。(引自易書150頁,我手頭沒有劉曉的大作)但我們知道:研究歷史是要用經過科學考訂的史料為根據的,只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下結論是不行的,所以劉曉的「邏輯結論」,我們也是「難以接受」的。 
  好吧,你玩邏輯,我也玩一把邏輯;你搞推理,我來個反推理。我們就用空對空、虛對虛的方法來抬抬槓。(這不是討論歷史問題的正確方法,只能算抬槓) 
  第一. 劉曉說:諸葛亮是一定會要出山的,而劉備則是他最願意選擇的老闆(這好像是易中天的話)。如果一定要等劉備三顧茅廬才肯出山,豈非等於說:「你劉備不來請我三次,我這輩子就在南陽耕地算了。」這是不通的。我說:你怎麼知道諸葛亮一定要出山?有遠大政治抱負的人沒有遇到好的機會,不一定非要出山不可,終老在家的人多著呢。就是不終老在家,有的人因為機會來的晚,不也出道很晚麼?孔子50多歲才當了司寇(公安部長),姜子牙70多歲才遇到了文王。諸葛亮才27歲,還小呢!諸葛亮很矜持,有個知識分子的窮酸架子,正像徐庶所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三國誌·諸葛亮傳》)如果劉備不來請三次,他也可能終老在家,也可能晚些時候再出來。這沒有什麼新鮮,那年頭,出來做官也未必是知識分子的首選,諸葛亮隱居時的忘年之交龐德公和司馬徽(水鏡先生)不也到老也沒有出仕麼?那水平也不比諸葛亮低。如果諸葛亮夠得上博士,人家還相當於博導呢! 
  第二. 劉曉說:劉備雖然急需人才,但在遇到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即一群「賢臣」,並不一定非得是誰不可;而諸葛亮需要的卻是一個人,即一個「明君」,那就是劉備。諸葛亮的選擇餘地更小,甚至別無選擇。(《品三國》150頁) 
  我說:說劉備在遇到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賢臣」,並不一定非得是誰不可,這是對的;但諸葛亮怎麼非得就是劉備不可呢!諸葛亮認為劉備是自己最好的「老闆」,那是「三顧」以後的事,「三顧」以前未必心裡有數,怎麼就非他不可呢!諸葛亮在沒有和劉備促膝談心之前,還真不知道這位自稱「皇族」的人是不是「注水豬肉」,怎麼竟會癡心到非他不嫁的程度呢!就算是「一見鍾情」,也得「一見」啊! 
  第三. 劉曉說:以諸葛亮之敏銳,他發現劉備應該比劉備發現他早。既然機會對於他只有一次,他又豈肯在隆中坐等「三顧」?何況當時形勢急如燃眉,哪裡還有在隆中擺架子的時間?(《品三國》150頁) 
  我說:諸葛亮和劉備誰先發現誰,我們現在並不清楚,這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清楚了。你怎麼知道諸葛亮先發現的劉備?有什麼考古新資料?「敏銳」就應該先發現?別說當時交通閉塞,信息不靈,就是現在住在一個樓門的人,還有互相不認識的呢!劉備在荊州不過是駐守在新野的衛戍司令,那名聲也未必比臥龍鳳雛還響亮,諸葛亮為什麼就應該先發現他?就算諸葛亮先發現了劉備,就應該主動去見劉備嗎?如果像現在大學生求職一樣,在招聘會上排隊等候叫號,那就不是諸葛亮了,也就沒有「三顧茅廬」的千秋佳話了。你說機會對諸葛亮只有一次,那不過是我們後人研究歷史所得出的結論,因為事隔一千七八百年以後,那段歷史已經沉澱了,我們才能得出這個結論。而當時在諸葛亮的前途上,還有許多未知數,他怎麼知道「機會只有一次」?至於說「當時形勢急如燃眉」,那也是事後之言,也是我們在歷史沉澱之後得出的結論,當時諸葛亮怎麼會預測到曹操何時來攻打荊州?如果公元208年赤壁之戰以前,曹操得頭風病死了呢?還會發生赤壁之戰麼?歷史是有很多變數的,不能用事後之言來規範歷史人物的行動。 
  總之,我認為:既然「三顧茅廬「之說見於正史《三國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自己也加以證實,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也說:」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三顧「說的。另外,《黃陵廟記》也說:「遂蒙劉氏顧草廬」。《黃陵廟記》一文,相傳為諸葛亮作,但學者考證乃是南宋以後的偽作。不過至少可以說明:南宋以來的古人是相信「三顧」說而不相信「自薦說」的。 
  有的學者考證:《魏略》一書的作者魚豢。生卒年代不詳。他寫此書的時間,應在魏齊王曹芳嘉平年間(公元249-254),是記載魏國歷史的專著。裴松之注《三國誌》,共採用《魏略》160多條,有關蜀事的只有12條,其中7條是記載與魏國人有關的事,5條記載蜀國人事(包括這條諸葛亮自薦),多與正史有出入,經不起推敲。(《諸葛亮研究會資料彙編、諸葛亮與三國》第一輯,張雲軒文)所以我們研究「三顧茅廬」事,根據《魏略》是靠不住的。 
  我們研究完了劉曉的文章,再研究一下易中天的說法。易中天說: 
  「看來,《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說法,也是輕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時又不否定《出師表》和《三國誌》,就只有一種可能,即兩種說法都是事實,而且「登門自薦」在前,「三顧茅廬」在後。也就是說:諸葛亮先去找劉備,劉備也接受了他的建議,但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於是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劉備意識到諸葛亮的價值時,只好親自出馬「三顧茅廬」,重新把諸葛亮請了出來。正因為有前面那個曲折,這才需要親自出馬,也才需要「三顧」而不是「一顧」。這可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說法,但這個猜想是不是太大膽了一點呢?」(《品三國》151頁) 
  我們說:確實是太大膽了一點。兩種說法,一個出於魏人的「異國傳聞」,一個出於諸葛亮的自述和有「良史」之稱的陳壽《三國誌》的記載,怎能和稀泥、摻和在一起?這種和稀泥的說法,和比較可靠的一些記載來對照,是不通的,那就會把這段歷史搞得亂七八糟,簡直是愈理愈亂了。 
  為了展開下面的討論,我們把幾條有關的資料抄錄在下面: 
  《三國誌·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注引《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通過上述資料,我們發現了什麼問題呢? 
  第一. 劉備先是聽到了徐庶和司馬徽(德操)的推薦,才去拜訪諸葛亮的。如果諸葛亮自己早就跑來見過劉備,二人是老相識了,徐庶和司馬徽還向劉備介紹諸葛亮幹什麼?豈非多此一舉嗎? 
  第二. 司馬徽說這裡有伏龍(即臥龍),鳳雛,劉備還不知道這兩人是誰;另外從徐庶「將軍豈願見乎」的話頭來看,劉備在以前是沒有見過諸葛亮的。 
  第三. 如果諸葛亮以前見過劉備,劉備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諸葛亮又回去了,這回劉備醒了腔,又去登門拜訪,徐庶和司馬徽就應該這樣說:「將軍過去對孔明沒有重視,使人家前來投奔的熱情受到了打擊,現在諸葛亮還在隆中等著你,看你是否提高了認識。將軍不要猶豫了,趕緊備好禮品去看看人家吧!」 
  第四. 先前劉備的不重視,已經傷了諸葛亮的心。好馬不吃回頭草,我若是諸葛亮,別說你「三顧」,就是「八顧」我也不出來。惹煩了我,我還要報警,說你騷擾我的正常生活呢! 
  第五. 從諸葛亮「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的話來看,諸葛亮是感激劉備的「三顧」才出山的,如果先前不重視,現在又來回訪,諸葛亮能這麼感激麼? 
  第六. 陳壽對劉備的評價是:「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三國誌。先主傳》)如果對送上門來的諸葛亮都看走了眼,不予重視,讓人家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還算什麼「知人待士」有「英雄之器」? 
  還有一個問題:劉備「三顧茅廬」,是見了三次,談了三次呢?還是見了一次,談了一次呢?史學界對此看法不一,易中天參照尹韻公的說法,認為是見了三次,談了三次。他的理由有三點,我以為都是站不住腳的。 
  第一. 他說:諸葛亮的《出師表》和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一則說:「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一則說:「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都是去了三次,見了三次的意思。但我認為:三顧是去了三次,但不等於見了三次。因為《三國誌·諸葛亮傳》的「凡三往,乃見。」是去了三次,只見了一次的意思。 
  第二. 他又說:「至於《諸葛亮傳》說『凡三往,乃見。』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見到。這個『乃』和『乃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的『乃』一樣,是『於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見。』應該翻譯為:一共去了三次,就見面了。」但你不覺得這麼翻譯太彆扭了嗎?哪有這樣說話的?應該翻譯為「去了三次才見面」。這和「我找了三個地方才找到你。」「我來了三回才見到你」的語勢是一樣的。 
  第三. 易中天引用了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句:「三顧頻煩天下計」,說劉備多次光顧隆中,向諸葛亮「再三」、「頻繁」地請教當世之事。不過,這如果是諸葛亮自己做的詩,倒可以說明劉備來了三次,談了三次(或來了多次,談了多次)。但這是唐朝人的詩啊,距離三國已經四、五百年,怎能當作三國時期的史料用呢! 
  在沒有其他證據之前,我還是寧肯相信《三國誌》的「凡三往,乃見。」去了三次,最後一次才見面。只有這樣,才能和後面的《隆中對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然有許多問題便不好解釋了。例如:既然常來常往,劉備在《隆中對》前面的那一番開場白豈不顯得多餘?《隆中對》是在哪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其它兩次談話的內容為什麼一句也沒有傳下來? 
  研究歷史和寫小說不同。小說要求細節的細膩生動;研究歷史則首先要求真實。有的問題史料非常豐富,能做到細膩生動當然更好;但大部分問題的記載卻是簡單籠統的。你硬要把它細膩化、具體化,並沒有史料支持你,那就只能用推理的、附會的、想當然的方法得出邏輯性的結論,恐怕那就要失去真實性了。因而我們在描述某些歷史事件時,是宜粗不宜細的,不能分解的太煩瑣了。因為客觀上並沒有那麼多資料,你非要設置那麼多的問號,誰能解答得了?如果硬要解答,那就不可避免地就要混入主觀的東西,爭論起來會無盡無休,一萬年也解決不了。這樣的爭論,只能是浪費精力,糟蹋筆墨和資源,是毫無意義的。就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而言,是「三顧茅廬」或「自薦」,涉及古代用人政策以及知識分子風度形象的方方面面;而見了幾次、談了幾次,並沒有太大的意義,而且研究起來又難得要領,似乎不必太鑽牛角尖了。   
  20 所謂《隆中對》的四個版本(1)   
  在易書第十七集《隆中對策》中,說是《隆中對》有四個版本。除了諸葛亮的《隆中對》之外,還有曹操版的《隆中對》、袁紹版的《隆中對》和孫權版的《隆中對》。現在我們就把諸葛亮《隆中對》以外的三種版本抄錄如下:1. 曹操版:初平二年(公元192)(毛)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三國誌·毛玠傳》)2. 袁紹版:興平二年(公元195)沮授說紹云:「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托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獻帝傳》)3. 孫權版:建安五年(公元200)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指劉邦)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三國誌·魯肅傳》)這三段談話內容,稱之為《隆中對》,是帶括號的,是一種風趣的比方。但發言的主體是毛玠,沮授和魯肅,所以稱之為毛玠版、沮授版和魯肅版就更合適了,這樣可以不侵犯人家的署名權。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說那三個人的發言是不同版本的《隆中對》?總該有個標準才是。那標準既要符合「對策」的一般特點,也要和諸葛亮《隆中對》的特點大體上相仿。因此我們提出了這麼幾條:1. 對策,簡稱對,是下屬對上級、臣對君所提出的有關時政、策略等問題的回答,類似考試中的問答題。有問才有答,有咨詢的主體才有對。凡是不針對咨詢而主動地提出建議或上書言事,便不叫對,而叫議、奏、疏、表等等。 
  2. 《隆中對》所回答的是策略問題,是未來發展的根本大計。 
  3. 《隆中對》包括分析形勢、估計實力、提出任務、規劃策略、瞻望未來等五部分內容,其中核心問題是規劃發展策略。 
  4. 事後應該大體上付諸實施,對發展過程有指導作用。如果是馬耳東風,說完拉倒,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用以上的標準來衡量,那麼毛玠版不符合第一條,那是「玠語太祖曰」,是毛玠主動提出建議,而不是回答曹操的提問。沮授版也不符合,那是「從事沮授說紹曰」,也是主動發言,不是回答袁紹的問題。只有魯肅版符合第一條。《三國誌·魯肅傳》說:眾賓客退出之後,孫權單獨地與魯肅「合榻對飲」,二人「密議」,孫權提出問題後,「肅對曰」。有問有對,這才是真正的對策。 
  我們暫時放下這個硬槓槓不談,再拿2-4條來對照,那麼,毛玠基本符合2-4條;沮授符合2條,3條不全,4條談不到。魯肅1-4條全符合。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有魯肅的發言完全符合,說是魯肅版的《隆中對》是可以的。沮授的話既不是對策,內容也不完善,而且「紹不能用」,說了是白說,可以排除。至於毛玠所說的一席話,從策略層面上完全符合,曹操也採納施行了,雖然在形式上不算是「對」,但和《隆中對》的思想和作用是可以比擬的,我們也可以勉強地稱為「毛玠版的《隆中對》」。 
  總之,我的意思是:研究歷史還是嚴謹、平實一些為好,蘿蔔就是蘿蔔,白菜就是白菜,不要肆意標新立異,把不同的事物隨便歸類,擾亂人們的文化歷史知識。如果有人再搞出什麼張三版的《出師表》、李四版的《述志令》、王二麻子版的什麼什麼來,豈非愈搞愈亂嗎? 
  魯肅的所謂的《隆中對》,比諸葛亮的《隆中對》早了7年。7年前上市的商品,怎麼會冒充人家7年後才上市的商標呢?這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這且不提。我們感興趣的是:諸葛亮和魯肅的《隆中對》,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一. 都提出了「鼎足三分」的設想。不過:正如易中天所說:諸葛亮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孫權、劉備;魯肅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孫權、劉表。 
  第二. 都把荊州和益州納入自己立國的藍圖中。諸葛亮的話是「跨有荊、益」;魯肅的話是「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當然包括荊、益在內。 
  易中天對諸葛亮的《隆中對》倍加讚頌,這當然也是歷史學家的共識。不過,我們仔細研究起來,諸葛亮的《隆中對》卻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客觀上和魯肅的《隆中對》撞了車,而諸葛亮在規劃中並沒有給以重視,當然也沒有提出什麼解決的辦法。這個致命的問題,在《隆中對》中竟是一個空白,他只談到聯合孫權共抗曹操的一面,對於雙方在荊、益特別是荊州方面的矛盾與鬥爭、它的影響和處理方針,竟沒有一語涉及,這不能不說諸葛亮當時的政治頭腦還嫩了一些。從三國的歷史來看:孫、劉兩家的關係非常微妙,既是盟友、又是冤家,這是由當時的具體形勢所決定的。為了要對付強大的曹操,兩家必須聯合起來,而兩家又都把荊、益二州(特別是荊州)畫入自己的立國藍圖中,就天然地成為冤家。不管魯肅有那一席話也好,沒有那一席話也好,這是東吳君臣的共識,是一點也不能含糊的。魯肅逝世較早,(死於公元217年,終年46歲)在他生前,他還是力主維護孫、劉聯盟的;但在他死後,孫、劉兩家在荊州問題上的矛盾便逐漸升溫。東吳方面又是討荊州、又是奪荊州,竟至攻佔了荊州,殺了關羽。劉備憤而東征,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從此荊州完全歸了吳國。《隆中對》中有一個統一華夏的遠大理想:「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能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諸葛亮所規劃的兩路進軍的計劃,確實很鼓舞人心,但如果失去荊州怎麼辦?《隆中對》中沒有寫,當時諸葛亮大約沒有想到還有這種可能性。結果呢?蜀漢恰恰就栽在荊州問題上,荊州已失,兩路夾擊曹魏的設想成為泡影,諸葛亮臨死的前幾年,只好率兵徘徊於秦隴的邊緣地帶苦撐苦熬了。可以說:《隆中對》所忽略的孫、劉兩家在荊州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對蜀漢政權的未來命運關係至巨,《隆中對》的光芒也因此暗淡不少。所以我們對《隆中對》應該抱著一種理性的分析態度,不應該僅僅是讚頌。諸葛亮畢竟不是神而是人,而且當時還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軍事經驗的27歲的青年人,怎麼會絕對正確呢! 
  總之,給我的感覺是:易中天講述《隆中對》有些淺而碎,那種對文章咬文嚼字,大卸八塊的講法,雖然看似深刻,其實並不可取。對文章開頭所講的「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十二個字,用了一百六七十個字來講述,然後又用「說明情況,宣示決心、表達誠意、提出問題」來概括下面的文字。好像是中小學教師在「深挖教材思想的內涵」的基礎上在歸納段落大意。葛紅兵批評易中天不是在「品」三國,而是在「嚼」三國,我覺得第十七集《隆中對策》,「嚼」的痕跡最濃。   
  21 孫策二三事(1)   
  1. 孫策人稱「小霸王」? 
  孫策人稱「小霸王」,是《三國演義》的說法。《演義》第十五回,就有《太史慈酣鬥小霸王》的回目。但史書上並無「小霸王」的提法。而易書卻說:「吳郡太守許貢上書朝廷的時候,也說他很像當年的西楚霸王項羽(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所以人稱『小霸王』,也就是『小項羽』的意思。」(《品三國》166頁)這件事情的出處,見《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江表傳》:「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 
  意思是:孫策這人勇猛雄烈,和霸王項籍(就是項羽)相似,應該把他召回朝廷,用高官厚祿來籠絡他。他若是接到詔書,就不得不回朝。若是放在外邊,必然成為世間的禍患。 
  孫策截留了這份表章,後來抓到許貢,便因此殺了他。許貢只是說孫策「與項羽相似」,並沒有「人稱小霸王」的意思。稍後易書又引《江表傳》說:孫策過江作戰,「人們一聽說『小霸王』來了,都魂飛魄散。」(《品三國》168頁)但《江表傳》的原文是:「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明明說的是「孫郎」,易中天卻李代桃僵,換成了「小霸王」。又稍後,易中天敘述孫策要偷襲許都劫持皇帝,因被刺受傷而沒有出兵時說:「如果孫策當真是去劫持皇帝而且得手……至少,孫策就不再是『小霸王』,而是『大霸王』了。」(《品三國》169頁)其實,在三國時代,人們常常用項羽來說事。例如:郭嘉在和曹操談到袁紹時就把袁紹比做項羽,把曹操比做劉邦。說:劉邦和項羽力量不能相抵,但劉邦卻以智謀戰勝了項羽。(《三國誌·郭嘉傳》裴注引《傅子》)按照易中天的說法,袁紹豈非也是「人稱小霸王」了嗎?劉備死後,魏國老臣華歆、王朗等給諸葛亮寫信,勸他舉國稱藩(就是向魏國投降)。諸葛亮寫了一篇題為《正議》的文章回答。文章的開頭說:「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世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過去項羽起兵,靠的不是德義,雖然處於華夏之地,端著帝王的架勢,終於像自投於開水鍋一樣而敗亡了,成為後世永遠的戒鑒。魏不以此為鑒,如今就是第二個項羽啊。)(《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注引《諸葛亮集》)從這幾句話來看,人稱「小霸王」的,不外是曹操或他的繼承人曹丕了。(時曹操已死)而據《三國誌·魯肅傳》:魯肅初見孫權,就說過「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可見說曹操是「小霸王」,還不是孤證呢。 
  不過,若是依此類推下去,那麻煩事還多著呢。《三國誌·諸葛亮傳》說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雖然「時人莫之許」,他的朋友崔州平和徐庶卻「謂為信然。」諸葛亮豈非應該人稱「小管仲」,外加「小樂毅」? 
  另據《三國誌·呂蒙傳》:江夏太守蔡遺曾向孫權告呂蒙的狀,後來呂蒙卻推薦蔡遺做了豫章太守。孫權笑著說:「你想做祁奚嗎?」按:祁奚,春秋時晉國大臣。告老歸家時,推薦仇人解狐接替了自己的官職。那麼呂蒙豈非「人稱小祁奚」? 
  講史可以風趣一些,但運用史料一定要嚴謹,講三國歷史更要切忌把《演義》與正史相混淆。 
  2. 孫策、周瑜與二橋孫策、周瑜與二橋的婚事,久已成為一段歷史佳話,用這故事改編的戲曲劇目,在舞台上也久演不衰。在國人的心目中,這大約就是中國版的白馬王子與白雪公主吧?而且外國的是一對,中國的卻是兩對。易書對此也有所敘述:「據《三國誌·周瑜傳》及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孫策為自己和周瑜分別迎娶了江東美女大橋和小橋。當時孫策和周瑜都只有二十四歲,又都是成功人士,所以孫策對周瑜說:橋公這兩個女兒雖然顛沛流離,但能夠有我們兩個人做老公,也還是很開心的事。這可以算是佳偶。」(《品三國》170頁) 
  但這件事儘管傳說的故事不少,舞台上的《鳳凰二橋》等所編織的故事情節也很動人,卻都是沒有史實根據的,也絕不會那麼充滿浪漫色彩。 
  那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孫策和周瑜二人乘廬江太守劉勳移兵進攻海昏(音敏,今江西永修東)之機攻下皖城(今安徽潛山)。「時得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三國誌·周瑜傳》) 
  請注意:先說「得橋公兩女」。為什麼說「得」?因為二橋是戰利品,被他二人得到了。古代攻城掠地,女人也是戰利品。被打敗了的城主和官員、將領的妻女以及城中的名門閨秀,要歸戰勝者所有。有時要被強制地集中起來,供戰勝者挑選,就像電影上的「唐伯虎點秋香」一樣,點著誰就把誰領走。主帥和文武官員選剩下的,就賜給士兵了。孫策和周瑜當然要先挑選,把國色天香的二橋先掐了尖子了。然後呢?一個人領走一個,二橋從此就成為兩個帥哥的性奴隸了。是否舉行婚禮?一般是不需要的,所以說「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納」比「娶」更為廣義一些,娶是明媒正娶,「納」是收入房中的意思。過去有「娶妻納妾」之說,妻是一定要娶的,沒聽說有「納妻」的;而「娶妾」的說法也很少聽到。這如果也算是婚姻的話,那是強迫的,女人根本毫無自由意志可言。如果事先已經有相好或者丈夫,那就只好忍痛分離。孫策、周瑜與二橋的結合,就是這種性質的。 
  另據《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說: 
  「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易中天對孫策的話翻譯為: 
  「橋公這兩個女兒雖然顛沛流離,但能夠有我們兩個人做老公,也還是很開心的事。」 
  按:在這裡把「流離」翻譯成「顛沛流離」,是不正確的。二橋在皖城跟隨了孫郎、周郎,以後共同回到根據地吳縣(今蘇州)生活,一直很安定,有什麼顛沛流離可言?就是有時到前方去服侍孫郎、周郎,也只能算是戰地生活,也談不到顛沛流離。流離,還有一解,就是淋漓,水下滴的樣子,在這裡是形容女人的漂亮,水凌凌的,水汪汪的,嬌媚欲滴的樣子。正如東北人所說:「那個姑娘長的真水凌。」從孫策的話來看,二橋跟隨了孫郎、周郎,是美女配帥哥,雖然開始是強迫性質,但既然互相很般配,日久生愛,也就開心了。不過,畢竟俘虜等同於奴隸,是以屈辱和不平等為基礎的,和通常意義上的佳偶,畢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孫策死於公元200年,終年只有26歲;周瑜死於公元210年,也不過只有36歲。孫策和大橋僅僅生活了二年,周瑜和小橋生活了十二年。兩個美女年輕守寡,是這樁婚姻最不幸的地方。 
  古代的橋姓,本來就寫作「橋」。相傳是黃帝之後。因為黃帝死後葬於橋山(在今陝西黃陵),子孫或群臣守陵不去者,便姓了橋。南北朝北周時才去掉了木旁,寫作「喬」,取其高遠之意。所以〈三國誌〉中寫作橋,保持了原來的寫法,〈三國演義〉便改寫作「喬」了。 
  3. 孫策「陰欲襲許」? 
  《三國誌》有三處說孫策在死前「陰欲襲許」(暗中謀劃要襲擊許都),因為被刺客刺死,才沒能實現。 
  一處是《孫破虜討逆傳》說:「建安五年(公元200),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獻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另一處是《武帝紀》說:「孫策聞公(曹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 
  再一處是《郭嘉傳》說:「孫策轉斗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 
  易中天說:「孫策講政治,有兩件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一件是反對袁術稱帝,另一件便是「陰欲襲許,迎獻帝」這件事。易書接下來引述了史學家呂思勉的意見,認為這件事情不可靠,孫策北上是去打陳登的。但易中天又說: 
  「如果孫策當真是去劫持皇帝而且得手,那麼,『挾天子而令諸侯』的,還真不知道是誰,歷史也可能要改寫。至少,孫策就不再是小霸王,而是大霸王了,因為他在政治上 比項羽強。」(《品三國》169頁)說來說去,他還是同意「陰欲襲許」的說法,所以才把這件事作為孫策「講政治」的一個例子。但易中天所說的「講政治」,有些概念模糊,界定不清。什麼是政治?具體地說:「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都是政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可見不僅孫策反對袁術稱帝和要到許都去搶皇帝是講政治,曹操、袁紹、劉表……等割據政權的一切內政、外交活動,無一不是政治,軍事活動也是政治的繼續,你說孫策講政治,誰不講政治? 
  但孫策「陰欲襲許」這件事,其實是有問題的。比呂思勉早一千多年的晉代史學家孫盛在《異同評》(此書又稱《異同雜語》或《雜記》)中說:「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插入他的腹地),且深險強宗(深山險要之地強大的宗族集團),未盡歸附;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豈能有空暇時間)遠師汝,穎(汝水和穎水,指許都一帶),而遷帝於吳越哉!(吳越指江東)……伐登之言,為有證也。(討伐陳登的說法,是有證據的。)」(《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按:所謂「伐登之言」,出於《江表傳》。說是廣陵太守陳登,郡治在射陽(今江蘇寶應東北)。孫策去討伐陳登,率軍走到丹徒(今江蘇鎮江東南),因為等待軍糧,便在這裡屯駐下來。孫策出去打獵,被原吳郡太守許貢的奴客射傷,因此喪命。(《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資治通鑒》採用了《江表傳》說法。 
  但裴松之卻不同意孫盛的說法。他說:「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裴注)他的意思是:孫策出兵,不僅僅是指向陳登,打敗了陳登,還可以順路北上嘛! 
  不過,這僅僅是裴松之的一個猜測,因為孫策如果不死,他打完陳登後,是否還會繼續北上攻許都,這是無法知道的。 
  據《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記載:孫策彌留之際,「請張昭等謂曰:『中國(中原地區)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孫策對顧命之臣張昭等人以及繼承人孫權的遺言,後世用「保江東,觀成敗」來概括,是非常合適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雖然當時「中國(中原)方亂」,但孫策並沒有北上征雄的企圖,他審時度勢,以為「保江東,觀成敗」是當前應該採取的策略。既然這樣,所謂「陰欲襲許」,便不可能是事實了。   
  22 誰是草包?(1)   
  易書第十九集《必爭之地》,專門談荊州和劉表問題。他有一頂帽子,叫做「漂亮的草包」,先輕輕地給劉表扣在頭上。聲稱:「如果說曹操是可愛的奸雄」,那劉表給人的印象,就可以說是「漂亮的草包」。(《品三國》173頁)但說著說著,又把袁紹揪了出來,又聲稱:「如果說他是『漂亮的草包』,不算很冤;劉表就有些冤枉了。」(《品三國》179頁)一開始有些「擴大化」,現在又給劉表摘了帽,卻把帽子給袁紹牢牢地戴在頭上。 
  易中天的定性是否合適?為了慎重起見,我們不妨再複查一下。 
  先說劉表。《後漢書》說他是魯恭王之後,易中天認為:「劉表這個『帝室之胄』,大約是真的,不像劉備那個『皇族身份』,可能是『注水豬肉』。」(《品三國》173頁)但我以為不然,劉表這個皇族身份,也是可疑的。如果說劉備是「注水豬肉」,僅僅是質量不好,份量不足,但總還是豬肉;劉表則有可能連豬肉也不是。為什麼呢?《後漢書》雖然說他是魯恭王之後,《三國誌。劉表傳》卻僅僅說他是「山陽高平人也」,皇族之事,隻字未提。《三國誌》的成書早於《後漢書》,而且運用史料比較嚴謹,比《後漢書》更具有原始性和可信性,如果二者發生抵牾,一般應以《三國誌》為準。也許有人會認為:陳壽世稱「良史」,文字簡練,沒寫劉表的皇族身份,不過是為了節約筆墨吧?實則不然。在《劉二牧傳》裡,就說劉焉是「漢魯恭王之後裔」,又說「以宗室拜中郎」(因為是皇帝的宗室,拜官中郎。)可見劉焉及其子劉璋的皇族身份是確鑿無疑的。幽州牧劉虞,《三國誌》雖然沒有為他立傳,但《公孫瓚傳》談到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時說:「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同傳又談到劉虞當過宗正,這個官職是九卿之一,管理皇室親族事務,只有皇族才能擔任。所以,不用查《後漢書。劉虞傳》,僅僅根據《三國誌 》的記載,劉虞的皇族身份也是確鑿無疑的。而據《後漢書》和《吳書》,他是東海恭王之後。 
  至於劉備的皇族身份,《三國誌·先主傳》赫然大書「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在《諸葛亮傳》等傳中,他的皇族身份也常被提起,如諸葛亮在《隆中對》裡便說:「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而劉表呢?無論是本傳記載,還是別人的稱述,都見不到他的皇族身份的任何影子,能說這是偶然的嗎? 
  當然,劉表是不是皇族,和他是不是草包沒有關係。易中天除了敘述了劉表的缺點之外,還以一定的篇幅肯定了他的優點,如「單馬入宜城」,鎮撫宗賊等,經過他幾年的努力,不但平定了荊州七郡,而且廣開疆土,「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把荊州建設成為一個亂世中的樂土。儘管曹操說他是一個「自守之賊」,不適應群雄角逐的現實,但畢竟不是「草包」。何茲全先生說:劉表是「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易中天同意這個提法,我也認為很恰當。所以對劉表這人,不宜扣「草包」的帽子,那就「怕斯」吧! 
  再說袁紹。關於他的缺點,易書已經表述得淋漓盡致,不必再來重複,問題是:他是不是還有優點?當然有。據《三國誌·袁紹傳》:袁紹年輕時,「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在宮廷中除去宦官這個毒瘤,他的貢獻很大,雖然有濫殺無辜之嫌,但畢竟把這個毒瘤割掉了。以後起兵討董卓,各路諸侯以他為盟主,足見他聲名不小。後來奪冀州、滅公孫瓚,敗黑山軍,佔有了幽、冀、並、青四州,在官渡之戰前,成為北方最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連曹操都望而生畏。這能算是「草包」嗎?後來雖然由於他主觀上犯了許多錯誤而失敗了,但也只能算是失敗的英雄。項羽自刎於烏江,拿破侖敗於滑鐵盧,我們能說他們兩個人是」「草包」嗎?對袁紹也不能有雙重標準,所以愚意以為:袁紹也應該」怕斯「。 
  那麼,在三國時代有頭有臉的人物當中,誰算是「草包「呢?我看袁術可以當之而無愧。據《三國誌·袁術傳》:袁術在年輕時,」以俠氣聞「,大概就是霸道。在南陽當軍閥,「奢淫肆欲,征斂無度,百姓苦之。」後來在淮南稱帝,成為眾矢之的,被曹操、呂布等人打得焦頭爛額,終於走投無路,死於道路之上。陳壽在卷末評論說: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沒能保住榮耀),自取之也。」 
  而裴松之卻認為這個評論沒有到家。他說:「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沒有絲毫的功勞,沒做過一點好事。)而猖狂於時,妄自尊立(稱帝),固義夫之所扼腕(實在使正義人士憤怒),人鬼之所同疾(活人死人都痛恨);……而評但云『奢淫不終』(而陳壽的評語僅僅說『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不足以表現他的大惡)。」 
  看來袁術毫無可取之處,是個地道的「草包」。但人們心目中的「草包」,都是窩窩囊囊的。而袁術既不漂亮,也不窩囊,卻非常兇惡,所以可以稱之為「兇惡的草包」。 
  在三國人物中,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地道的「草包」,那就是曹操手下的大將夏侯淵。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夏侯淵被蜀將黃忠斬於漢中定軍山下。夏侯淵是怎樣被斬的?《三國誌》的各記傳說法不一,《曹操集》中載有曹操的一篇《軍策令》,應該算是比較原始的資料,《軍策令》說: 
  「(譯文)本月賊兵(指蜀兵)燒了夏侯淵的鹿角(軍營前的障礙物),鹿角離大本營十五里;夏侯淵率兵四百人到鹿角那裡去,使士兵修補。賊兵在山上看到,突然從山谷中衝出來,夏侯淵率兵與之戰鬥,賊兵繞到他的後面,退兵時夏侯淵沒有回來,甚為可悲。」 
  夏侯淵是曹操手下的一名重要將領,經常身負重任。但為人勇而無謀,在軍中被人私下裡稱為「白地將軍」。白地,是沒有才能,沒有智謀的意思,也就是「草包」。他雖然常打勝仗,曹操對他還是不那麼放心,常常對他說 :「作一員大將,也應該有怯弱的時候,不能光靠勇敢啊!大將當然應該以勇為本,但要與智慧,計謀相結合,有勇而無謀,不過是匹夫之敵而已。」(《三國誌·夏侯淵傳》)曹操在長安,聽說夏侯淵戰死,心中非常悲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軍策令》中要求諸將以夏侯淵之死為教訓,要注意保護自己,指揮人員的安全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令文中說: 
  「夏侯淵本來就是不善於用兵的,所以軍中稱他為白地將軍。作督帥的尚且不應當親自作戰,何況是修補鹿角呢!」 
  夏侯淵人稱「白地」,但又非常勇敢,所以可以稱之為「勇敢的草包」。   
  23 劉表為何讓荊州?(1)   
  據《三國誌·先主傳》裴注引《魏書》,劉表在病重時,曾經「托國於備」,說是「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沒有能力)。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劉備婉言推辭了。而《英雄記》卻說:「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攝」和「領」都是兼管、代理的意思。但這兩條記載,內容頗有分歧。《魏書》是說:「劉表在口頭上要把荊州讓給劉備,《英雄記》則說:劉表已經上書朝廷,推薦劉備領荊州刺史了。很顯然,這後一種說法不可能是事實,我們姑且置而不論。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前一種說法:劉表真要把荊州讓給劉備嗎? 
  首先要搞清一個前提:真有這麼一回事嗎?易中天有一個設想,就是既然劉表的長子江夏太守劉琦回來探病,被蔡瑁,張允擋了駕,那就表明劉表臨死前已經被控制了,劉備是見不到劉表的,怎麼能聽到劉表說出那樣的話呢?但我以為:這推測是未必符合實際情況的。蔡瑁、張允可以利用詭計擋劉琦的駕,但他們再跋扈,也不會把劉表控制起來,不許別人探視的。而且劉表死前神志正常,如果他要召見劉備,蔡瑁、張允二人能抗命嗎?易中天認為二劉在最後關頭不可能見面,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另據《三國誌·先主傳》裴注引《漢魏春秋》,說劉備曾對人說過:「劉荊州臨亡托我以遺孤。」可見說劉表在死前向劉備「托國」或「托孤」,還不是孤證呢!至於「托國」和「托孤」在性質上有區別,恐怕就是傳聞異詞了。所以,我們大體上可以肯定,這件事應該是有的。 
  但裴松之卻認為:劉表夫婦平日偏愛劉琮,早已定下了捨嫡立庶之計,怎麼會在臨死前把荊州授與劉備呢?「此亦不然之言。」(《三國誌·先主傳》注) 
  易中天說:「我也認為靠不住。」(《品三國》182頁)但他又說:「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劉備說了假話。……第二種可能,是劉表確曾「托國」於劉備。但並非真心,而是試探。」(《品三國》183頁) 
  這後一點,不僅是易中天,歷來持此說者不在少數。 
  但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我們不妨把視野開闊一下,從大的背景上來俯視一番。 
  在三國時代,臨終前表示把政權讓給別人的,時有所聞。 
  第一. 陶謙臨死前,要把徐州讓給劉備,說是「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他死後,別駕麋竺等人便率州人迎接劉備做了徐州牧。(《三國誌·先主傳》) 
  第二. 孫策臨死前,對張昭說:「若仲謀(孫權)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三國誌·張昭傳》裴注引《吳歷》) 
  第三. 劉備臨死前,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誌·諸葛亮傳》) 
  以上三例,加劉表一例,共四例。三國魏、蜀、吳,除魏之外,吳、蜀都發生過這樣的事;再加上徐、荊、兗三大州的諸侯;可見絕非個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分析起來,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陶謙讓徐州,這是真讓。當時徐州經過曹操的幾次屠戮,已經殘破不堪。陶謙有兩個兒子:陶商和陶應,但《吳書》說他們「皆不仕」(《三國誌·陶謙傳》裴注引)。沒有出仕的原因,或者因為年齡小,或者因為不成器。這時陶謙的想法應該是:曹操是不肯善罷甘休的,徐州官員和自己的兒子根本就抵抗不了,與其落個滅族絕嗣的下場,還不如把徐州這塊燙手的山芋交給別人。在這種情況下,權力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與滿足,只能給他們帶來災難,為什麼不讓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想法,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所以讓徐州絕不是賣關子,而是真心實意的。 
  兗州的情況也和這相似。初平二年(公元191),青州黃巾軍百萬人入兗州,兗州刺史劉岱戰死,濟北相鮑信與州吏萬潛等共同迎接東郡太守曹操做了兗州牧。劉岱的兒子為什麼不繼承父業?兗州的官員為什麼不覬覦這一把手的位置?道理很簡單,兗州也是一塊熱山芋,人人都怕燙手,誰也不敢去拿,只有讓給實力較強,不怕燙手的曹操了。 
  而其它的幾種情況,卻與此不同。 
  孫策,劉備臨死時,他們的統治地區並沒有發生危機。劉表臨死前,雖然曹操正向荊州進兵,但他既已苦心孤詣地廢嫡立庶、廢長立少,安排少子劉琮做了接班人,絕無再把荊州讓給別人的道理。但他們為什麼在臨死前說出這樣的話?是試探?是激勵?是對別人不放心?是在使用權術?是詭詐之言?看來都不是。如果說:劉表對劉備這樣說,人們也許會認為有一些複雜的內涵,但張昭對孫策、諸葛亮對劉備卻是忠誠的,孫策、劉備對他二人也是信任的,他們臨死前賣這個關子,豈非大煞風景?豈非反而會引起被委託人的反感?那麼,這究竟怎樣解釋呢?解釋只能有一條:這是當時的風尚如此,是托孤、托國時所用的一種套話,是對被委託人一種絕對信任的表示,說你篡位我都支持,還有什麼信不過你的呢?但既然是一種風尚性的套話,說者也只是說說而已,聽者也只是聽聽而已,誰也不會當真,誰也不會琢磨其中有什麼涵義。例如:按照我們當代人的習俗,客人告辭時,主人往往會說:「吃了飯再走吧!」這也是一種套話,主人並沒有真留你吃飯的意思,你也不必當真。而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會覺得主人虛偽。為什麼呢?套話嘛,大家都是習慣這麼說的。又例如:在老年間(現在已經不同),家長把孩子托付給老師,往往要說:「請老師給我好好管教,該打就打,打死也沒關係。」這也是一種套話,當然家長不會希望孩子真被打死;老師也知道:真把孩子打死了,家長是不會饒了自己的。但大家都是這麼說說、這麼聽聽的,誰也沒有真當一回事兒。 
  聚訟千載的孫策、劉表和劉備的死前托孤之詞,如果像這樣淡然視之,也就不必再費什麼筆墨來爭論了。   
  24 劉玄德攜民渡江辯析(1)   
  曹操進攻荊州,劉備率軍向南撤走時,有很多人跟著劉備一同走。《三國誌。先主傳》說:「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易中天覺得很困惑,說是「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很有一些人跟著劉備走了。」(《品三國》186頁)那麼,都是一些什麼人呢?易中天先是說:「當地許多士人、百姓、包括劉琮的部下都跟著南撤。」(《品三國》185頁)後來又說:「此時古風尚存,士人和官員遷移必是拖家帶口舉族而行的,因此人數極多。」(《品三國》186頁)前面還談到百姓,後面只強調士人和官員「拖家帶口舉族而行」,又把百姓淡化了。其實這十多萬人中,大部分是攜家帶口的老百姓——戰爭難民。上引之《先主傳》明明說「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琮左右」就是易中天所說的「士人和官員」及其家屬;那麼,「荊州人」呢?應該大部分是老百姓了。易中天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多數是老百姓呢?那是因為:在易書中,曹操被定位為「可愛的奸雄」,如果說老百姓並不「愛」他,一聽說他來了,就捨家拋業、扶老攜幼地跟隨劉備去逃難,似乎有損曹操那「可愛」的形象。因而他不願意對此事深究,用「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就把事情掩蓋過去了。但他還是不放心,又站在曹操的立場上做了欲蓋彌彰的解釋說:「襄陽地方有那麼多人跟著劉備走,也未必是因為在他們眼裡劉備是好人曹操是壞人,更未必是要跟著劉備打江山,不讓曹操得手。呂思勉先生說得好,」老百姓只要飽食暖衣、安居樂業,誰來管你們爭天奪地的事情?」(《品三國》186頁)他引呂思勉的話,是否斷章取義?他自己心裡明白。 
  易中天雖然淡化了老百姓的存在,但他知道這事終究是繞不過去的。於是又說:「有人說襄陽士民追隨劉備,是害怕曹操屠城,這也是不確的。沒錯,曹操是幹過屠城的事。興平元年(公元194),曹操征徐州,『所過多所殘戮』。這事影響極其惡劣,荀彧就批評了曹操,曹操後來也接受了教訓,我們以後還要再說。反正,自徐州事件後,曹操已經明白屠城這種野蠻行徑並不利於自己一統天下的事業,何況劉琮已經不戰而降,有什麼必要濫殺無辜呢?曹操還沒有蠢到這個地步。」(《品三國》186頁)看,易中天以曹操的辯護律師的身份出庭了。但他的辯護詞,本院經過研究之後,還是未予採信。為什麼呢? 
  第一. 易中天不得不承認曹操幹過屠城的事。證據呢,是曹操征徐州,「所過多所殘戮」。這資料引自《三國誌·武帝紀》,因為是曹操的本傳,所以對他的屠城之事避重就輕,輕描淡寫,用「所過多所殘戮」六個字一帶而過。而《三國誌·陶謙傳》則說:「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後漢書·陶謙傳》則說殺死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數字可能有所誇大,反正人數是不少的。《曹瞞傳》則說:「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他的罪行令人髮指,豈是「所過多所殘戮」六個字所能概括的? 
  第二. 所謂荀彧批評了曹操,曹操接受了教訓,與事實不符。我們反覆查閱了《三國誌》有關各紀傳,並沒有發現荀彧批評曹操的記載。只是在《荀彧傳》裡提到:陶謙死後,曹操要先取徐州,後定呂布。荀彧不同意,認為徐州不太好打,還是先定呂布為是。他說:「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這只是委婉地談到屠戮徐州的影響。屠城不說屠城,叫做「威罰實行」,因為你有罪,我才懲罰你。「其子弟念及父兄之恥」,是說徐州子弟念及父兄被殺的恥辱,這裡也有意地迴避了屠殺,屠戮的字樣。至於影響,那就是徐州人民必要堅決防守,沒有投降之心,你就是打敗了他,他也不會歸附的。 
  這叫什麼批評?頂多算是婉言建議不要先打徐州,並未涉及到屠徐州的是非問題,也沒有勸諫曹操不要再干的意思。而且把敏感的、帶有血腥味的名詞都取消了。至於說曹操接受了教訓,則根本沒有記載。在曹操的所有言論中,沒有一句話談到對屠徐州的認識,正反兩方面的認識都沒有,就更談不到接受教訓了。我們只知道:過了幾年之後,曹操在官渡之戰打敗了袁紹,又以「偽降」為借口,抗殺降卒七、八萬人。人民,特別是徐州人民頭腦中的傷痕,是短時期內難以平復的。 
  為什麼有那麼多老百姓跟著劉備跑?只有一個解釋:怕曹操屠城,這個問題是迴避不了的,而且也沒有必要為之回護。曹操有屠城殺降的記錄,老百姓聽說他來了,便紛紛逃難,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再說,就在這年春天,孫權進攻黃祖,就「屠其城」,可見屠城之事在當時並不新鮮,孫權這麼幹了,誰知道曹操會不會故伎重演呢?畢竟當時荊州百姓還不知道曹操這麼「可愛」,如果知其可愛,也就不跑了。何苦呢!   
  25 孫權被拖下水?(1)   
  易書在講述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見孫權,孫權權衡在當前的形勢下如何決策時,提出了一個觀點:說這次戰爭原本是曹劉之戰,與孫權並沒有關係,孫權是被拖下水的。 
  易中天說:「孫權的決策並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他要在曹操和劉備之間做一個選擇。」(《品三國》189頁) 
  選擇什麼呢?易書列出了三項。一為論親疏,二為論強弱,三為論感情。所謂「論親疏」,就是孫權和曹操是姻親,曹操的侄女嫁給了孫權的弟弟孫匡,曹操的兒子曹彰娶了孫權的侄女。這都是孫策時的事,在《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上有記載。「不像劉備,非親非故,八竿子打不著。」至於論情感,易書說:「孫權對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狀,對劉備這個天下梟雄則談不上喜歡不喜歡,至少犯不著去管他的死活。」 
  易書接下來說:「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覬覦的地方,孫權是不高興的。何況這次被消滅的是劉備,下一步就會輪到自己。至少,佔據荊州的計劃就會落空。這種唇亡齒寒的感覺,孫權不會沒有;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孫權也不能不考慮。」(《品三國》189頁) 
  但易中天說孫權對於曹操進攻荊州有「唇亡齒寒」的感覺,這畢竟還是間接的影響問題。曹操的進攻,是否有直接針對孫權的涵義呢?易中天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曹操的進攻,只是針對劉備,和孫權並沒有什麼關係。諸葛亮到柴桑遊說孫權,是「把孫權拉下水。」(《品三國》191頁)是給孫權惹來麻煩。(《品三國》192頁)「曹操發動的這場戰爭,原本就不是衝著孫權來的。《三國誌·武帝傳》說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劉備。公至赤壁與備戰。』也就是說:這場戰爭,也包括後來的赤壁之戰,原本是曹劉之戰,孫權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劉備,奪的是荊州,並不關孫權什麼事,孫權又怎麼可能僅憑諸葛亮一席話就捲入這場是非,去趟這汪混水?」(《品三國》195頁) 
  事情果然如此嗎?我們不妨認真地研究一下。 
  這場戰爭,一開始既不是指向劉備,也不是指向孫權,而是指向劉表的。《三國誌·武帝紀》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秋,七月,公南征劉表。」《三國誌·荀彧傳》說:「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但劉備當時是劉表的部下(準確地說,是賓客),屯兵樊城,當然伐劉表也包括劉備。不過曹操針對的首先是劉表,「擒賊先擒王」嘛。後來劉表死去,劉琮投降,而劉備卻不肯服軟,裹帶很多難民向南逃去。曹操率五千精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在當陽之長阪趕上了劉備,劉備的「人眾輜重」都被曹操俘去,妻子也失散了(甘夫人和阿斗被趙雲救回)。劉備、諸葛亮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魯肅,然後斜趨漢津,一路向東,逃至夏口(在今湖北武漢市漢口對岸)。曹操則沒有繼續追擊,進軍到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停了下來。這是戰爭的第一階段。 
  曹操在江陵呆了兩個多月,然後便順江東下了。這順江東下,僅僅是為了打劉備,而和孫權不相干嗎?我們還是用史料來說話吧! 
  據《三國誌·賈詡傳》說: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漢水之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飧吏士(如果利用舊日楚國之地的豐富資源來供養官吏和士兵),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 
  但裴松之卻認為賈詡出的是餿主意。這麼大好的時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將要等到何時呢?)」由此可見,曹操進軍的目的是「江東稽服」,不過在策略上有快慢之分,賈詡主張先鞏固在荊州的統治,以後不用作戰便可達到這個目的;而曹操則要馬上順江東下,解決問題。怎麼能說曹操光打「八竿子打不著」的劉備,而不去打自己的「親戚」孫權呢!事實很明顯,單憑劉備一個羈旅之客,兵不多,將不廣,連一塊自己的地盤也沒有,曹操就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了,殺雞之事,焉用牛刀!使曹操最發生興趣的,還是據有江東六郡的孫權。當時曹操驕兵自恃,趾高氣揚,覺得統一天下的美夢就要實現了,豈能輕易地放過孫權?而孫權君臣也不是一群草包,他們也都看透了曹操的目的。據《三國誌·吳主傳》說: 
  「是時曹公新得表眾(新收降了劉表的軍隊),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多勸孫權迎接曹操。就是投降。)《三國誌·周瑜傳》也說:「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害怕)。權延見臣下,問以計策。議者鹹曰:「……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可見,如果這事只是曹劉兩家之爭,與東吳無關,東吳君臣害什麼怕?為什麼很多人嚷嚷著要投降?易書說:諸葛亮到柴桑見孫權,孫權處於兩難之中。怎麼個兩難呢?幫助劉備不是,不幫助劉備也不是。「幫助劉備,無異於引火燒身;不幫助劉備,則等於助紂為虐。反過來說也一樣:不幫助劉備,唇亡齒寒;幫助劉備,養虎遺患。」(《品三國》190頁)其實,當時讓孫權兩難的,不是幫不幫劉備的問題,而是戰與降的問題,只能從中選擇其一。如果要降,則拒絕與劉備聯合;如果要戰,就要聯合劉備。儘管劉備兵力不強,總還能出兩萬兵馬,比沒有幫手要強得多了。所以,並不是沒有孫權的事,卻要拉孫權下水的問題。孫權並非超然物外的旁觀者,而是當事者。不是要不要幫劉備,而是要不要和劉備聯合。不僅要幫助別人,還要請別人幫助自己。和劉備聯合,不是抱打不平,而首先是為了自救。 
  在這個問題上,易中天又來了一個「革命階段論」,說在曹操給孫權送來恐嚇信之前,只是曹劉之間的戰爭,沒有孫權的事,孫權管也行,不管也行,不必非下水不可。接到信以後,就變成孫權自己的事,就只有降與戰的選擇了。而如果要戰,就要聯合劉備了。(《品三國》199頁)其實,從一開始,曹操只要佔據了荊州,接下來是必然要打孫權的,所以孫權君臣嚇得要命,惶惶不可終日,還分什麼階段?只是他們看到恐嚇信以後,怕得更厲害而已。 
  上面我們說過,易中天講史寫書有一個特點:他自己花很大力氣樹立起來的一個觀點,不定在什麼地方,又由他自己來否定與修正了。這不,在201頁,我們驚奇地發現了這麼一段話:「其實,就算曹操不寫這封信,東吳方面也十分緊張。因為單是曹操在荊州的凌厲攻勢,就已經使他們『望風畏懼』了。而且,不管怎麼說,曹操」順江東下「,矛頭所指,不是孫權也是孫權。也就是說:不管曹操寫沒寫這封信,江東諸臣的感受都是大禍臨頭。這才會有投降曹操的主張。如果曹操只是要滅劉備,他們投什麼降?」 
  這才是明白話,再明白不過了。但如果易中天一開始就這麼明白,他也不會翻來覆去地說了那麼多話,讀者(或觀眾)也就不會感到困惑,我也不會費這麼多筆墨了。   
  26 孫權決策,誰是頭功?(1)   
  易中天提出了一個問題:孫權為什麼最後決定聯劉抗曹?究竟誰使他作出了這個決定?易中天說:「在一般人看來,扭轉了乾坤的當然是諸葛亮。這顯然是受了《資治通鑒》和《三國演義》的影響。……《三國演義》是小說,且不去管它。《資治通鑒》是正史,就不能不討論了。」(《品三國》190頁)其實,關於孫權決策的過程,《資治通鑒》並沒有利用什麼新資料,都是照抄《三國誌》的吳主、魯肅、周瑜、諸葛亮等傳及裴注引《江表傳》等。只是《三國誌》是紀傳體,時間順序有時不夠清楚;《資治通鑒》是編年體,按時間先後把事件串了起來,這就出現了編排是否合適的問題。易中天不滿意《資治通鑒》的編排,諷之為「春秋筆法」。在這個問題上,《資治通鑒》把諸葛亮勸說孫權放在最前,其次是魯肅,再其次是周瑜。他認為:「如果諸葛亮在前,那頭功就是諸葛亮的;如果魯肅在前,那頭功就是魯肅的。」但由於《三國誌》記載模糊,《資治通鑒》的排列難免有主觀成分,這幾個人發言的前後,我們已經難以搞清了。但如果我們能仔細地琢磨,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三國誌·魯肅傳》說:「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下面是魯肅勸說孫權抵抗曹操的話。)這段記載先說諸葛亮隨魯肅出使柴桑。「肅亦反命「是說魯肅回來後,拜見孫權,向孫權交差。那麼,他是自己去見孫權呢?還是帶諸葛亮共同去見呢?按理說應該是帶諸葛亮共同去見,既把帶來的客人介紹給孫權,自己也同時交了差。那麼,諸葛亮既然見了孫權,就應該和孫權談話,既有重要的使命在身,就應該涉及實質性的問題。《諸葛亮傳》上「智激孫權」的那一番談話,應該是在這個場合提出的。後來,「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恰值孫權得到曹操要順江東下的消息),便開會與諸將商議對策。大家都勸孫權投降曹操,只有魯肅乘孫權更衣(上廁所)的機會,向他提出了抗曹之議,又建議孫權把周瑜召回共議大事,周瑜回來後,又在軍事層面上進行了分析,更加堅定了孫權抗曹的信心。 
  這樣看來,勸說孫權的次序,應該是諸葛亮第一,魯肅第二,周瑜第三。《資質通鑒》的編排,應該是合乎實際情況的。但以諸葛亮為首功,不僅易中天不同意,連一千多年前的裴松之也有意見。他在《三國誌·魯肅傳》注中說:「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兩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爭著宣傳本國光榮的事),各取其功。」 
  但所謂誰是首功的問題,也不能簡單地以發言次序為準,而要看實際的作用。裴松之說:孫權聯劉抗曹的決策,是魯肅的本謀,這是對的。我們仔細研究《三國誌》吳主、魯肅等各傳的記載,發現魯肅和孫權早就有聯合荊州,共抗曹操的策略。《魯肅傳》說:劉表的死訊一傳到東吳,魯肅就對孫權說:聽說劉表已死,我請求以弔喪的名義到荊州去看看,「慰勞其軍中用事者(慰勞荊州軍中當權的人物)及說備使撫表眾(並且勸說劉備安撫劉表手下的人們),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如果能夠成功),天下可定也。」 
  這是魯肅的主意,孫權並沒有提出什麼異議,看來君臣二人早就統一了思想。魯肅前來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聯合荊州「軍中用事者」和劉備,「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說得多麼明確啊。但魯肅到荊州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曹操的大軍猛撲過來,有如泰山壓頂,劉琮望風而降,荊州的「軍中用事者」已經趴下,聯合的對象就只有劉備了。 
  《魯肅傳》又說:魯肅到了當陽長阪,和劉備相會。「宣騰權旨(傳達了孫權的意見),及陳江東強固(又陳述了江東的強盛和穩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江表傳》有一條記載,基本與此相同。說魯肅在當陽遇見劉備時,問他要到哪裡去?劉備說要去投靠蒼梧太守吳巨。魯肅便勸他「自結於東,崇連合之好。」可見在諸葛亮到柴桑見孫權之前,魯肅已經代表孫權,主動地來勸說劉備和東吳結盟了。因此諸葛亮到柴桑去,並不像易中天所說的那麼困難,而是孫權和魯肅早已有了結盟的願望了。 
  但有了願望,還不等於馬上可以拍板定案。因為當時主張投降的人太多,對孫權的壓力太大,孫權一時產生了猶豫。但經過魯肅、諸葛亮的勸說,孫權終於最後打消了顧慮,砍案發誓,決計聯劉抗曹。至於說動孫權誰先誰後呢?從整個過程來看,應以魯肅為先,因為在諸葛亮入吳之前,魯肅就幫助孫權確定了這個政策。飯基本上做熟了,以後諸葛亮、周瑜等人又加了一把火。誰先誰後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就算是眾人捧柴吧!而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孫權自己的內在原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是一個死木頭疙瘩,別說是魯肅、諸葛亮和周瑜,就是蘇秦、張儀、酈叟復生,再把天下名嘴都找來,也不會起什麼作用吧!正如易中天所說: 
  「諸葛亮這次行動的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外交才能,而在於江東集團的政治利益。」(《品三國》196頁) 
  這才是最明白的明白話!   
  27 且莫冷落了劉郎(1)   
  赤壁之戰是三國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史上著名的戰役之一,但也是一個疑雲密佈,迷霧重重的戰役,有不少問題至今仍然弄不太清楚,從而史家的爭論至今也沒有平息過。易書在第二十四集《赤壁疑雲》中,對各種不同意見進行了梳理,參照各家之說並結合他個人的意見,對赤壁之戰的過程作了一番描繪。因為與我所見略同,所以我就不再囉嗦了。我只是再強調一點,在讚頌周郎的蓋世奇功的同時,且莫冷落了劉郎。 
  赤壁之戰是孫劉聯軍齊心協力打敗曹操的。後人描述赤壁之戰時,往往過於強調周瑜的作用(《三國演義》則過分強調諸葛亮的作用,因為多是沒有史實根據的,姑置而不論),而淡化了劉備方面的作用。這種傾向至少在唐代就出現了。膾炙人口的杜牧的《赤壁》一詩說: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另一唐代詩人胡曾詩云: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開國虎爭時。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 
  至於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赤壁懷古》,更盡情地讚頌了周瑜的曠世奇功: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後世的史書,從宋代的《資治通鑒》直至近現代的各種歷史著作,寫赤壁之戰都按照周黃定計、黃蓋詐降、東南風起、火燒戰船、曹操敗走華容道這一框架來寫,主要取材於《三國誌·周瑜傳》及裴注引《江表傳》。我們知道:紀傳體史書通常有一個特點:一般極力宣揚傳主的事跡及功勳,有時甚至與其他紀傳相抵牾。這種「各說各話」的現象,有時難免不太客觀,常常使讀史的人困惑。但這也沒有什麼,我們既然知道有這種特點,就應該不偏信某一種說法,特別是當本傳與其他紀傳有重要分歧時,應該審慎地加以考訂,要博采各紀傳以及其他史書和古典資料,進行對比研究。就以赤壁之戰而論,《三國誌·周瑜傳》和《吳主傳》的說法就不盡相同。《周瑜傳》描繪了周瑜與黃蓋定計,黃蓋詐降、火燒戰船的經過。然後說,曹軍敗退,「備與瑜等復共追。」 
  《吳主傳》說: 
  「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曹操)燒其餘船而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這裡與《周瑜傳》不同的是:1.「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正視了劉備的作用。2.說曹操自己燒了余船。3.強調了饑疫的嚴重性。按:「饑疫」似應為「疾疫」,原書有誤。 
  《先主傳》說: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武帝紀》說: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兵還。備遂有荊州江南數郡。」 
  如果我們把《周瑜傳》放在一邊,光看其他紀傳,也包括東吳方面的《吳主傳》,我們就發現,似乎劉備的地位與作用,比周瑜還要大,至少是不比周瑜差。《吳主傳》的「與備俱進」,沒有忘記了劉備的存在。《先主傳》說周瑜、程普等「與先主併力」,起碼也是平分秋色。最值得注意的,《武帝紀》說在赤壁「與備戰,不利」竟絲毫也沒提到周瑜。《山陽公載記》說: 
  「公(曹操)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和我不相上下)但得計少晚(只是計謀慢一些),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我們便沒有剩餘了。)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不久劉備前來放火,但已經來不及了。)」 
  這條記載,也是說劉備是曹操的主要對手。 
  若是按照這些說法,赤壁之戰就是曹劉兩家的戰爭,根本就沒有周瑜什麼事。這當然也是不對的,與其它的記載是相抵牾的。但曹魏方面的史官為什麼這麼說呢?恐怕是出於一種對周瑜的蔑視。54歲的曹操竟被34歲的周瑜打敗,死要面子的曹操是不肯正視這件事的。據《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事後曹操甚至給孫權寫信說: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江表傳》的作者虞溥解釋說:這是因為周瑜「威名遠著」,曹操想要「疑譖之」(離間周瑜與孫權的關係)。 
  當然,貶低周瑜的作用是不對的,但貶低劉備的作用也不對。我總是覺得:長期以來,劉備在赤壁之戰中的作用,是被邊緣化了。而這是與史籍的記載不符的,當然也與事實不符。當時孫劉結盟共拒曹操,周瑜、程普率兵三萬人,劉備方面共有兵兩萬人(包括劉琦的江夏兵一萬人)可見孫劉兩家的兵力相差並不懸殊,能說劉備方面毫無貢獻嗎?曹操方面把劉備說成是與他們交戰的主要對手,也是有根據的。我們今天來描繪赤壁之戰,僅僅根據《三國誌·周瑜傳》是不行的,還應該廣泛的參考其他傳記,給劉備方面一個適當的地位。就是《周瑜傳》,雖然極力渲染周瑜與黃蓋火燒戰船之事,但也有「與備併力逆曹公」,「備與瑜復共追」的話,也沒忘了還有劉備的軍隊,而且在寫追擊的時候,還把劉備放在周瑜前面。 
  劉備真是因禍得福,通過這場戰事,成了暴發戶。當曹操撤回北方,周瑜圍曹仁於江陵時,劉備和諸葛亮等帶兵南征,取得了荊州的江南四郡,表明劉備是有一定的軍事實力的。後來孫、劉兩家因為荊州問題翻了臉,魯肅與關羽單刀相會時,關羽在會上說: 
  「烏林之役(就是赤壁之戰),左將軍(劉備)身在行間(身在軍隊之中),寢不脫介(睡覺時不脫掉鎧甲),戮力破魏……」(《三國誌·魯肅傳》裴注引《吳書》) 
  這是劉備積極參加赤壁之戰的寫照。 
  總之,赤壁之戰之所以至今迷霧重重、疑問甚多,是因為各種記載具有片面性,像瞎子摸像一樣。我們必須把大家所摸到的各個部位正確地拼湊在一起,才能知道全像是個什麼樣子。   
  28 兩個「空城計」(1)   
  三國歷史上究竟是否有過空城計,還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易書在附錄《心平氣和說空城》中,重點討論了曹操的「空城計」;同時他也透露:有一位叫「紅茶楊威利」的網友,否認曹操與呂布乘氏之戰那件事是所謂「空城計」,卻認為文聘使用過「空城計」,趙雲使用過「空營計」。現在我也來湊湊熱鬧,談談「空城計」的問題。 
  諸葛亮的「空城計」是最典型的「空城計」,但那毫無史實根據,只能算是一個民間故事,所以我不想再談它。趙雲用過「空營計」,見《三國誌·趙雲傳》裴注引《趙雲別傳》,這確實是「空營計」,人們似乎沒有什麼爭議,所以我也不去談它。我所要談的是兩個「空城計」,就是易中天所認同的曹操的「空城計」,和網友「紅茶楊威利」所認同的文聘的「空城計」。 
  曹操的「空城計」,見《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先把原文抄在下面: 
  「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音皮),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疑,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裡,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 
  這段文字有的地方不太好理解。我結合《武帝紀》的正文,試著講解一下。 
  這是興平二年(公元195)的事,呂布和陳宮率一萬多人從東緡(今山東金鄉)到乘氏(今山東巨野西南)來打曹操。曹操的部隊大部分收麥子去了,留守的不到一千人,營盤不鞏固。於是曹操「命婦人守陴,悉兵拒之。」我們講到這裡,就講不下去了,出現了疑問。 
  疑問之一:說是「屯營不固」,曹操的軍營在乘氏城內還是城外另有營盤?「陴」是城上的女牆,營盤不是城,哪來的女牆?如果說營盤就是城,為什麼不說城不鞏固而說「屯營不固」?為什麼又說「屯西有大堤」,而不說「城西有大堤」? 
  疑問之二:「悉兵拒之」,易中天解釋為「所有的兵力也都用上」。但把兵用上幹什麼?是和婦女一同守城(守營),還是都去迎擊敵人?既說「拒之」,該是這不足千人之兵都去迎擊敵人。 
  好了,我們再往下講。軍營(城?)的西邊有大堤,堤南樹木幽深。呂布懷疑大堤裡有伏兵,對左右說:「曹操很狡猾,不要中了他的埋伏。」便向南後退十餘里。大概呂布琢磨了一夜,愈想愈不甘心,第二天又來了。這時曹操方面定是割麥子的兵已經回來,曹操早已把兵隱藏在堤內,有一半兵暴露在外面(以示其少,同時可使敵人產生堤後沒有伏兵的錯覺。)呂布靠近了一些,利用輕兵挑戰。兩軍相交之後,伏兵便從堤後衝了出來,步騎並進,大破敵軍,繳獲了他們的鼓車(載鼓之車),追到他們的兵營而還。 
  古人為文,敘事簡略,有一定的模糊性。對於當時的環境,我們只有採取城屯合一的假定,才能講得通。就是曹操的軍營是一個堡壘式的小城,當時稱為塢或塢堡,除了軍事堡壘之外,很多豪門大院也是這樣構建的。呂布來攻時,曹兵不滿千人,於是曹操便命婦女守城,不足千人的士兵完全出城迎擊敵人。呂布見城西大堤的南面樹木幽深,產生了懷疑,便退兵了。第二天,呂布又來了,曹操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 
  我們可以壓下第二天的事情不表,單說這第一天,算不算空城計?那就得看所謂空城計的標準是什麼。易中天說: 
  「(空城計)最基本的要素和內核,那就是公開示弱示虛,讓對方不知深淺不知虛實,進而因生疑而不敢進攻甚至撤退。」(《品三國》223頁) 
  他又引用了錢鍾書先生的三個標準,就是「偃兵開城門」、「開城門延賊」、「開門以待之」,都和城門有關。本來嘛,既曰「空城計」,就不能離開「城」這個主體,僅僅是「公開示弱示虛」,而和「城」沒有關係,那就是「弱兵計」,怎麼是「空城」計呢? 
  針對乘氏之戰這件事,我們結合易中天和錢鍾書的標準,可以認定: 
  第一. 曹操並未偃旗息鼓,隱兵不出,也沒有大開城門以待,而是把不足一千人的全部兵力都去迎擊敵人了。用婦女守城,是被逼無奈,臨時抱佛腳,反正有人總比沒人強,若是敵人用雲梯攻城,婦女扔下滾木擂石來砸,也滿可以抵擋一陣子。如果有意示人以弱,使敵人生疑而不敢進攻,便應該大開城門,城上空空的,連婦女也不用,城樓上頂多有兩個童兒伺候曹操飲酒撫琴(曹操不出來表演也可以);這不足千人的士兵也不應該暴露出來,而應當隱藏在適當的地方。總之,你表現得愈弱、愈虛、愈不設防,敵人心裡就愈嘀咕,就愈不敢貿然進城。像曹操這樣,說空城不是空城,說實城又不是實城,只能算是拚命三郎,破罐子破摔,算什麼空城計? 
  第二. 呂布生疑退走,是因為看到大堤和樹木幽深之處生疑,與空城實城沒有關係。這時那不足一千的曹兵衝上來和呂布的一萬人拚命,呂布可能想:曹操不止這麼一點兵啊,藏到哪裡去了呢?噢!那大堤和密林裡能藏兵,曹操詭計多端,不要上他的當,還是退走吧!當然這不是曹操精心設計的,只是呂布疑心太重,曹操才僥倖地渡過了一關,真是歪打正著,出乎意料之外。 
  《武帝紀》的正文說: 
  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這說的是那場伏擊戰,而在這以前的所謂「空城計」,卻為正史所不載,因而《魏書》的記載是值得懷疑的。如果真有那第一天的所謂「空城計」,那也算是曹操一樁神謀奇計,正史為什麼沒有一個字提及呢!易中天埋怨《資治通鑒》刪去了第一天的所謂「空城計」,是司馬光的「貓膩」,其實這恰恰是司馬光的嚴謹之處。至於說《考異》上沒有,那也並不奇怪,本來《魏書》上只是一個孤證,而且又和正史對不上號,那又有什麼「異」可考呢? 
  再說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黃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孫權乘魏國大喪之機,進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陸西南)。據《三國誌·文聘傳》裴注引《魏略》說:孫權率領數萬士兵進攻石陽(今湖北應城東南),當時下了大雨,城牆崩壞,還沒有來得及修補。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陽,聽說孫權來了,心想:「莫若潛默(潛伏、沉默),可以疑之。」於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拋頭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裡不起來。孫權果然產生了懷疑,對左右說:「北方認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於他。如今我來了,他卻不動彈。如果他不是內有密謀,就是外有救兵。」於是便不敢進攻而退走了。 
  這個記載雖然沒有說是否大開城門,但既然說城牆已經被大雨沖壞,那就等於是對敵人敞開了城門。文聘對孫權故意示弱示虛,把城內的兵力都隱藏起來,又對損壞的城牆不加設防,目的是讓敵人生疑而不敢進攻,而他的目的達到了,這應該算是一個空城計了。不過,這件事情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這條資料注於《三國誌·文聘傳》以後,緊接著便說了一句話: 
  「《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為什麼相反呢?《文聘傳》說: 
  「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可見,根據正史的記載,孫權進攻石陽時,石陽城牆並沒有被雨毀壞,孫權圍攻了二十多天沒有攻下,便退走了。哪裡有什麼空城計的影子?所謂「不動」,是文聘堅守陣地、城地巍然不動,並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裡不動彈。所以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條錯誤信息,絕不是在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空城計。   
  29 為司馬溫公鳴冤(1)   
  易中天對北宋史學家、《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因為他被封為溫國公,人稱司馬溫公),頗有非議。他說:「……我們不可迷信《資治通鑒》。這本書其實是有傾向性的。我們知道:作為歷史學家,司馬光不可能編故事,但他可以選故事,還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於曹操、或者不利於劉備的史料,就被他刪除。孫權對魯肅說的『此天以卿賜我也』這句話,也被刪除。曹操和呂布的『乘氏之戰』,則被他從兩天改成了一天。《資治通鑒》的『貓膩』如此之多,我們怎麼能不多一個心眼?」(《品三國》202-203頁)作為司馬溫公的同行,我以為易中天對他的態度是不公允的,我頗為他鳴冤叫屈,少不了要為他辯白幾句。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的史學名著,堪稱是我國古代史學、甚至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瑰寶。司馬光有感於古代史書卷帙浩繁,學者難以遍覽,便立志編一部編年體史書,攝取各種史書(主要是十幾部正史)的精要,側重於政治軍事方面的史實,著重展示歷代君臣的治亂成敗,作為後世治理國家的借鑒。編這樣一部史學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歷時十九年,稱得起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編撰過程共分三個步驟。第一步,搜集資料,編成叢目,就是列出題目和提綱。第二步,考辯史料,進行編寫,對史料進行粗加工。這部分文字數量很大,稱為「長編」。以上兩個步驟,都是司馬光領導助手們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馬光對「長編」進一步考訂和大力刪減,寫成定稿。此書問世後,對史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震動很大,堪稱是一部具有典範性的史學著作。這不僅是因為他在史書的體例上,使編年體的寫作模式趨於成熟,更重要的還在於它的思想性強,對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能起到鑒戒作用,有經世濟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對我們現代人也有很大的啟發性。史學大師顧頡剛在其著作中曾談過:毛澤東主席在案頭最常讀的兩部書是《資治通鑒》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是清人,此書是軍事地理學著作)。可見《資治通鑒》的思想精髓,對今天的革命和建設,仍然有滋補作用。 
  作為一部膾炙人口,影響幾十代人的史學巨著的作者,司馬光的修史態度是嚴謹和公允的,絕不像易中天所說的那樣,存在著許多「貓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 他對正閏的觀念比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統觀念,認為在同一時期並立的國家,有的國家是正統,有的國家是閏統。拿三國史來說,西晉人陳壽寫《三國誌》,以魏為正統,所以魏國皇帝的傳記(包括曹操在內),便稱為紀,如《武帝紀》、《文帝紀》等等;吳、蜀之主則稱為傳,如《先主傳》、《吳主傳》等等。而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寫《漢晉春秋》,則以蜀為正統,其它史書參差不一。而溫公在《資治通鑒》的史評中則認為:像周、秦、漢、晉、唐這樣的朝代,都曾經使國家統一過,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臨天下,其它「地丑德齊」(地盤的大小相類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間本來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但在天下分崩離析之時,不能不有一個統一的年、時、月、日的觀念,以記載事情的先後,那就應該用一個國家為標準來紀年。由於「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所以用漢、魏、晉的年號來記各國之事。也就是說:這純屬技術問題,是為了記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按照這種說法,司馬光雖然用魏來紀年,曹丕篡位之後,稱為《魏紀》,但對於蜀,吳的君主也沒有岐視之意,只是稱呼(符號)上有區別,並沒有「正閏之辨」。易中天抱怨溫公對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權來記年,雖說對魏、蜀、吳一視同仁,我總覺得魏比蜀、吳風光得多了,有什麼不公平的? 
  第二. 記事秉直而書,用史料說話,並沒有故意地抑此揚彼。用司馬光自己的話來說:「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 就拿對曹操的記載來說,始於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於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們把《三國誌.·武帝紀》以及有關的列傳、雜史等,和《資治通鑒》對照來看,凡是曹操露臉的事,只要經過考證認為可信的,基本都記上了,並沒有重要的遺漏。例如: 
  曹操一出世,就記載了太尉橋玄和名士何顒讚頌曹操之言。橋玄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顒說:「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給曹操來了個開門紅,挑簾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討董卓後,濟北相鮑信讚揚曹操說:「夫略不世出(有謀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亂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啟乎。」 曹操在酸棗,見到名為討董卓的各路諸侯每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對他們進行了批評,並為他們做了軍事規劃。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勝、袁紹有十敗,大長曹操威風的長篇談話,司馬光也照錄不誤。此外類似的言論還很多,就不煩引錄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長處,曹操出奇制勝的軍事謀略(如延津之戰的餌兵之計,焚燒鳥巢軍糧等等),也都披露無遺。一些有利於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刪除了? 
  當然,司馬溫公善惡皆書,一些不利於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筆直書,並沒有曲意回護。如屠徐州,坑袁紹降卒,收撲董貴妃、伏後等逼宮之慘狀等。 
  對劉備亦然。劉備圍攻成都時,曾與諸將相約:「如果攻下成都,府庫中的財物,都分給將士,我不干預。」 及至進入成都,士卒們把倉庫搶光。以致使軍用不足。還有人建議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賜諸將,由於趙雲的反對,才沒有剝奪百姓的田宅。這些事原來記載在《三國誌·劉巴傳》和《三國誌·趙雲傳》裴注引《趙雲別傳》中,這都是一些對劉備不利的記載,使他的所謂「仁義之師」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資治通鑒》還是照書不誤的。 
  《資治通鑒》利用了大量的史書、浩澣的資料,但為了簡化易讀以及突出「資治」、「鑒戒」的主題,對資料作了大量的刪削。上面提到:開始時所作的「長編」,份量很大,最後定稿時,則去其繁複,取其精華,因此才使此書成為一部史學名著。易中天孢怨《資治通鑒》刪去一些有關曹操的資料,其實這不是對曹操抱有什麼成見,而是出於編纂上的需要。不僅曹操的資料有所刪削,劉備、孫權方面的資料又何嘗是有聞必錄的?依我看來,有關曹操的資料,被刪削的並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東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為惱火的,是把乘氏之戰從兩天改為一天,把他所說的曹操的空城計改得無影無蹤了。其實是因為所謂曹操的「空城計」出於《魏書》,《魏書》的記載與《三國誌·武帝紀》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馬光採用了正史,而不用《魏書》,這是他的嚴謹,而不是什麼「貓膩」。這件事在前面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過多地重複了。 
  另外,在赤壁戰前,孫權和魯肅談話,刪去了「此天以卿賜我也」 這句話,易中天也以為不妥。那麼,我們且查查《三國誌》的記載是怎麼回事。 
  《魯肅傳》寫魯肅向孫權獻策後,孫權最後以歎息的口吻說了一句:「此天以卿賜我也。」 而按《周瑜傳》:周瑜從鄱陽回來向孫權獻策,孫權最後又用歎息的口吻說了一句:「此天以卿賜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贅,所以司馬溫公刪去了對魯肅說的那句,而保留了對周瑜說的那句。這是文字的風格與技巧問題,並沒有什麼深意。 
  第三. 紀傳體史書的缺點是:人自為傳(或紀),有時看不出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和次序;而編年體史書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這個要求。司馬光在北宋時代編寫《資治通鑒》時,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數量浩瀚,遠遠超出正史的記載範圍,他把許多重要內容,編入了《資治通鑒》,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歷史,《資治通鑒》很有史料價值。而在他那個時代所能看到的三國史資料,卻和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種古書,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傳了。所以《資治通鑒》所用的史料,我們在《三國誌》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治通鑒》對於研究三國史來說,史料價值並不高。它對於史料的時間順序的排列,可作為我們的重要參考。這種編年,有的在《三國誌》的正文和注文所引書中有明確的說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據一些資料進行推理,推測,把它放在一個較佳旳時間段裡。因此可以這樣說:《資治通鑒》對三國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處的,有的是推論出來的,具有相對性,只能說這件事大致發生在哪個時間段裡,而不是確指。但儘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證工作,對於我們讀史還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說: 
  「司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捨上做文章,還在時間的順序上做手腳。……誰先誰後,也就變成了一種『春秋筆法』。」(《品三國》203頁)這主要是指孫權聯劉抗曹決策的過程說的。按照《三國誌》的諸葛亮、魯肅、周瑜各傳,這三個人都勸說過孫權聯劉抗曹,究競誰先誰後,《三國誌》的記載並不那麼明確。《資治通鑒》把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見,認為是搶了魯肅的頭功。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現在不再重複。 
  最後我要談的是:易中天認為司馬光偏袒劉備,事實並非如此。《資治通鑒》在寫到公元221年劉備武擔山稱帝一事時,司馬光緊接著便寫了一篇很長的史評來談正閏問題(我們在上面引述過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對劉備的漢朝宗室血統的懷疑。他說:「昭烈(劉備在歷史上稱昭烈帝)之於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及晉元帝(東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睿)相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這完全是一種客觀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立場,怎能說他偏袒劉備呢?   
  30 試析易中天講史的特點(1)   
  在品讀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國》的過程中,我發現易中天的講史有許多特點,其中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值得學習借鑒;而所謂的缺點,也許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和一孔之見,謹提出來與易先生及廣大讀者商榷。 
  一是風趣幽默。 
  通過現代視角講史,有時也穿插一些現代語言或者和現代事物相比附。這可以觸動不同讀者的某一根神經,使之啞然失笑。例如:說關羽、張飛、趙雲對諸葛亮的話「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品三國》7頁)說袁紹想當皇帝.」 人還在, 心不死」(《品三國》57頁)。說劉備自已還是光桿司令,「給諸葛亮封個『上校團副』之類的頭銜,有什麼意義?」(《品三國》160頁)這些都是文革那個特定的年代非常通行的語言,可以觸動50歲以上的人的神經。而對於50歲以下的人來說,則淡而無味,不知所云,就幽默不起來了。 
  再有,有一些時尚性的東西,可以引起青年人的共鳴。如說關東諸侯起兵討董卓,「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整天開派對,泡酒吧,玩 
  電子遊戲。」(《品三國》46頁)還插入一些民間諺語。如說官渡之戰時,劉備從袁紹那裡開溜,「很可能是已經預感到袁紹的失敗。劉備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輪上的那些耗子一樣,知道這條船會不會沉。」「他之於袁紹,就像年三十的涼菜,有他過年,沒他也過年。」(《品三國》89頁) 
  還有,易中天還常用一些現代商業上的語言,以比附古人古事。如把某一政治軍事集團的領袖人物稱作「老闆」,說當時士人出仕都願意找一個「好老闆」。又把劉備比作「績優股」,把袁紹比作「垃圾股」。(《品三國》132頁)總之,易中天調動了多種幽默風趣的語言形式,以增加節目的可看性和書的可讀性,使人興趣盎然,不致犯困或改變頻道。這是他走紅的原因之一。但搞得太多太濫,就是庸俗化和過度娛樂化。這些問題我們在下面有專章進行討論。 
  二是薈萃眾說,思想活躍。 
  三國史上有許多難解之謎(其它朝代的歷史也無不如此),有一些問題歷來就在學者中間爭論不休。易中天能夠薈萃眾說,加以考證、對比,然後作出自已的結論或者存疑待考。他用力較勤,思想很活躍。他的講述是開放型的,可以引導受眾思考問題,起到一定的互動作用。這也是他走紅的原因之一。 
  三是化簡為繁,故弄玄虛。 
  搞學問需要深入,應該有創見,不能墨守成規,人云亦云。但深入和有創見,不等於譁眾取寵和故弄玄虛。具體地說:不能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把具體問題細碎化。 
  例如:皇帝問題,當時確有一定的複雜性;但也不是那麼太複雜,好像沒有必要用大量的篇幅翻來覆去地、多側面、多角度地來敘述這個問題。表面看來,似乎把問題引入一個空前的高度,跨上學術的頂峰,實際上,對一些本來並不複雜的道理,有必要搞得那麼複雜,玩那麼多的花樣嗎?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對儒家經典的研究逐漸煩瑣化,有人解釋《尚書》的「堯典」兩個字(那是一個篇名),就寫了幾萬字,至今成為文化史上的笑談。易中天在解釋諸葛亮的《隆中對》和到東吳遊說孫權之辭時,就有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具體問題細碎化的傾向。特別是諸葛亮對孫權所說的開頭的一句話:「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就解釋得過於叮嚀備至,好像諸葛亮所說的每一個字,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都可以奉為經典。我們知道: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以及赴柴桑和孫權談話時,當時並沒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場面,那都是史家事後的追憶之詞,大致的意思可能是那樣,沒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死摳,只能「觀其大略」,宜粗不宜細。否則就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虛。 
  再如:易中天提出了《隆中對》的四個版本以及劉備的英雄之志,英雄之氣、英雄之魂、英雄之義,前者概念模糊;後者名詞煩瑣,彼此之間也不好界定,英雄之志與英雄之魂有什麼區別?英雄之魂與英雄之氣又有什麼區別?如果名詞越多越表示深刻,越表示水平高,那麼我們還可以一口氣再說上一串:英雄之魄、英雄之心、英雄之道、英雄之德、英雄之才、英雄之膽、英雄之度、英雄之情、英雄之智、英雄之威……;有人也可以借鑒易中天的那種方法,提出五個版本的《出師表》,八個版本的《述志令》,豈不是把本來簡單的問題,搞得更複雜了嗎?那後果恐怕不會是驚世駭俗、振聾發聵,而成為學術界的奇聞與話柄了。     
  第三章 糾錯70條 
  四是見解游移,自立自破。 
  易中天為了樹立某一個觀點,可以不惜筆墨與精力,運用大量的資料,佔用大量的篇幅,翻來覆去地來論證這個問題,使它終於能夠自圓其說(即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也許是幾頁之後,也許是幾集之後),往往又會冒出一段話,把先前的說法修改或否定了。我把這種現象叫做「見解游移,自立自破」,例如:在皇帝問題上,袁紹的謀士提出了「挾天子而令諸侯」,曹操的謀士則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易中天認為:「實際上,這事從一開始曹操就高了袁紹一頭。高在哪裡?高在格調,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維護;挾,是挾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實現國家統一,『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目的是要實現個人野心。一個光明磊落,一個鬼鬼祟祟,豈能同日而語?毛玠說得對:『兵義者勝』。不義,氣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國》71頁)「那麼,曹操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還是要『挾天子而令諸侯』呢?曹操的謀士們顯然是主張前者的。(《品三國》72頁)「在公元196年這個時候,曹操基本上還是想做『亂世英雄』的,也是主張尊奉現任皇帝,維護國家統一的。「(《品三國》74頁)「曹操遷都許縣以後,便悄悄地開始由『奉天子』變成了『挾天子』。……反正曹操越來越不把皇帝當皇帝,皇帝自己也越來越覺得是從『被尊奉』變成了被軟禁……」(《品三國》75頁)現在我們就來整理一下易中天的思路。一開始,易中天說袁紹是「挾天子」,曹操是「奉天子」。「挾天子」壞透了,「奉天子」好極了。接下來又說:曹操及其謀士,在公元196年時,基本上是「奉天子」,是「尊奉現在的皇帝的。」但可惜好景不長,後來曹操變了心,高的「格調」、高的「品位」,又都沒有了。什麼時候變的呢?按照易中天的邏輯,曹操在196年以「高格調」、「高品位」在實行「奉天子」的策略,但在這一年又變了心。說來說去,所謂「奉天子」不過是一個「蜜月」。好比一對新婚夫妻,丈夫在蜜月裡很愛護妻子,過了蜜月就拳打腳踢起來,變得這麼快,能說原來是真心嗎?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接下來易中天又說了一段話:「其實,『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挾天子而令諸侯』,並不矛盾。因為要維護國家統一,就必須剷除導致國家分裂的諸侯,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須消滅異己。目的雖然不一樣,事情和結果卻是相同。這事在曹操那裡就更不矛盾,因為他個人的野心已經和國家的統一大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實現個人野心,就得實現國家統一;只有實現國家統一,他才能實現個人野心。因此,在戰略上,在大庭廣眾之下,他必須『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裡,則不妨『挾天子而令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號,是旗幟;『挾天子而令諸侯』是手段,是牌。什麼時候舉旗,什麼時候打牌,什麼時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麼時候『挾天子而令諸侯』,他心裡清清楚楚,而且做起來游刃有餘。」(《品三國》75-76頁)這才是明白話,這才合乎邏輯!但既然是這樣,你前面兜了那麼大一個圈子幹什麼?.如果你一開始就說:其實「奉天子」和「挾天子」是一樣的,曹操和袁紹方面的提法並沒有那麼大的區別,曹操名為「奉天子」,其實也是在「挾天子」,該有多麼乾淨利落!也省得讀者跟你走了那麼一程冤枉路。 
  再如:易書寫曹操南征荊州,諸葛亮到柴桑去會見孫權,易中天在前面亮出了一個觀點:這場戰爭乃是曹劉之戰,曹操打的是劉備,和孫權沒有關係,孫權是被諸葛亮拖下水的。(語見易書195-198等頁)但他繞來繞去,在200-201頁談到曹操寫恐嚇信時說曹操針對的就是孫權,不管曹操寫沒寫那信,曹操的矛頭所指就是孫權。這件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現在就不多徵引了。 
  這種自立自破的寫法,前後矛盾,不斷地偷換論點,既浪費筆墨,也擾亂了讀者的思維,何苦來哉!但易中天為什麼好這樣說話呢?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產生了兩個印象。一是他對自己的某些觀點信心不足,不能用響噹噹的、義無返顧的態度來支持自己;二是態度圓滑,左右逢源,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我都說了,從哪個角度來說,我都是無懈可擊的。但都說了,也等於全沒說,只是引導讀者(觀眾)同你走冤枉路而已。 
  五曰偏頗化,情緒化研究歷史要有一個嚴謹、公正的態度,居高臨下,站在客觀的角度來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一不向潘,二不向楊」(河北梆子《潘楊訟》台詞),既不可偏袒某一集團和人物,也不可夾雜自己的個人情緒來敘述歷史。從已經播出(出版)的這一部分內容來看,給人的印象是有偏袒曹操、邊緣劉備、醜化袁紹、拔高諸葛亮的傾向。而且研究問題和敘事過於情緒化,什麼「可愛的奸雄」、「漂亮的草包」等提法,都是他偏頗化、情緒化的表現。而且為了給曹操多積分,竟遷怒於我們尊敬的老前輩司馬溫公,說《資治通鑒》有許多「貓膩」。也許是因為老夫孤陋寡聞,鼠目寸光吧,直到如今,還真沒聽說誰把大史學家司馬光及其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貶低到這種程度的!不管是內行、外行、還是准內行、超內行,對待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還是平實一些為好。   
  1 三國歷史並非撲朔迷離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品三國》1頁) 
  易書在開宗明義第一章《開場白·大江東去》裡,就以「撲朔迷離」的字樣,給三國歷史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三國歷史是否「撲朔迷離」?答曰:也是,也不是;歸根結底,不是。 
  為什麼說「也是」?逝去的歷史時光,對後人來說,有一定的模糊性。不僅三國歷史如此,所有朝代的歷史無不如此。因為歷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能完全復原的,你想要把一切問題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過去有「燕瘦環肥」的說法,說五代的趙飛燕,是個瘦美人,唐朝的楊玉環 (楊貴妃),是個胖美人。於是有人就研究楊貴妃究竟有多胖,體重多少斤。研究來研究去,浪費了許多時光,也只能是徒勞無益。這種研究不僅毫無意義,而且也不可能得出什麼結論。其實,我們不僅不知道楊貴妃體重多少,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包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誰又能知道他們體重多少?不僅此也,現在的許多歌星、影星、球星、超女,誰又知道他(她)們體重多少?(有的明星公佈「個人檔案」,說自己是多少斤,但大部分是個謎。)往大處講,歷史事件的許多細節,今天你硬要都搞清楚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不用說一千多年以前的三國時代,就是你個人的歷史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我們要追求歷史的每一個細節,那三國史確實是撲朔迷離的,任何朝代的歷史,都是撲朔迷離的。但如果我們不過多地追求那些沒有記錄,難以復原的細節,而著眼於研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掌握一些基本史實,那就像許多朝代一樣,三國的歷史也並非那樣撲朔迷離。儘管我國古籍散佚的情況非常嚴重,保留到現在的古書,連原來的十分之一也沒有,但畢竟還有許多史書和其它古籍可供我們參考。僅以研究三國史的主要資料來說,據我不完全的統計,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便有《後漢書》、《後漢紀》、《三國誌》、《華陽國志》、《晉書》、《資治通鑒》,以及《三國誌》裴松之注引錄的140多種古書的片斷(原書大部分失傳),還有諸葛亮、三曹、孔融、嵇康、王粲……等人的詩文集以及散見於類書、叢書中的零星資料,所以我們至今對於三國歷史不僅能樹立起來一個完整的框架,也能知道主要的歷史情節和歷史人物的概貌,三國歷史並非那麼「撲朔迷離」。我們反對歷史不可知論和歷史虛無主義,也反對把基本清楚的歷史時代說成撲朔迷離。當然,三國史上不能確知的事確是不少,如:劉備有多少個老婆?劉備的孫夫人回吳後下落如何?諸葛亮到柴桑後都和東吳方面的什麼人會過面?諸葛亮的岳父是黃承彥,他的岳母是誰?諸葛亮還有大姨子、小姨子嗎?和誰是一擔挑?周瑜死後,小橋(喬)是守了活寡,還是改嫁了?……這許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做出回答,確是撲朔迷離的。但哪個朝代不如此?但是,框架完整,事實基本清楚的歷史,就不能算是撲朔迷離,切不可在這個問題上危言聳聽。   
  2 孫權稱帝,不在公元222年   
  「孫權稱帝,是在公元222年。」(《品三國》1頁) 
  按:在魏、蜀、吳三國中,第一個正式稱帝的是曹操的兒子曹丕。 
  公元220年正月,66歲的魏王曹操病逝。當年10月,曹丕以「受禪」(接受漢獻帝的禪讓)為名,篡漢稱帝,國號魏,改元黃初,歷史上稱為魏文帝。 
  第二個稱帝的是劉備。他在第二年,即公元221年4月,在成都武擔山之南登極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改元章武。劉備在歷史上稱蜀昭烈帝。 
  孫權在最初,對稱帝之事是比較低調的。因為在這以前,孫權奪取荊州,殺害關羽,和蜀國處於交戰的狀態中。為了取得魏國的支持,便投靠了魏國,名義上是魏國的藩屬。據《三國誌·吳主傳》:在劉備稱帝這一年(公元221年)的11月,魏文帝曹丕封孫權為吳王,名義上仍然是臣服於魏國。公元222年,孫權開始脫離魏國而獨立,建立了黃武的年號。但這年並沒有稱帝,名義上仍然是吳王。到了下一年,即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夏4月,「權群臣勸即帝號,權不許。」(《三國誌·吳主傳》)一直到了公元229年,就是曹丕稱帝9年之後,劉備稱帝8年之後,孫權才正式稱帝,改年號為黃龍,孫權在歷史上稱為吳大帝。 
  看來在魏、蜀、吳三國中,孫權因為曾一度投魏,和魏國有臣屬關係,懼怕魏國的征伐,在稱帝問題上是最克制的。由於孫權的稱帝,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才最後形成了。   
  3 讒言怎能變讚歌?   
  「周瑜的氣量是很大的。《三國誌》對他的評價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開朗,氣度寬宏。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也很高。劉備說他「器量頗大」,蔣干說他「雅量高致。」(《品三國》3頁)在《三國演義》上,周瑜是一個心胸狹窄、嫉妒成性的人,最後竟被諸葛亮氣死了。這與歷史上的周瑜是不符的。正如易中天所說:歷史上的周瑜氣量很大,上引之「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等,都是形容周瑜氣量大的。但劉備所說的「器量頗大」,卻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事,劉備為了向孫權借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荊州市江陵區。)地盤,到京城(今江蘇鎮江市)去見孫權。周瑜向孫權上疏,說劉備是個梟雄,不應該借給他地盤,應該把他軟禁於吳,用美女玩好消磨他的意志。(見《三國誌·周瑜傳》)孫權沒有軟禁劉備,但也沒有把南郡借給他。另據《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劉備返回時,孫權乘坐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多人共同相送,在船上大擺酒宴,為劉備餞行。在孫權與劉備單獨交談時,談到了周瑜,劉備歎息著說:「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度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這是劉備向孫權進讒言、挑撥孫權和周瑜的關係,說的是「器量」而不是「氣量」。說周瑜「器量」廣大,是說他野心很大,理想很高,恐怕不能長久地做別人的臣子。當然,孫權很信任周瑜,並沒有聽劉備的話,劉備說了算是白說。但劉備是在說周瑜的壞話,並沒有為周瑜唱讚歌,則是應該加以辨析的。   
  4 郎,不是帥哥   
  「周瑜……也是一個漂亮之極的英雄。他的「帥」,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 
  《三國誌》說他「長壯有姿貌」,還說「吳中皆呼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為郎,帶有讚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帥哥。同時被呼為「孫郎」的孫策,則是孫帥哥。」(《品三國》3頁) 
  郎字有多種解釋。一解:指帝王的侍從官。原來的職務是護衛、陪從、備顧 
  問及差遣。有議郎、侍郎、郎中等名。郎字,即古廊字,指宮殿裡的走廊。郎官要在走廊裡守衛或待命,或常在走廊裡來來往往,故稱郎(廊)官。二解:對一般男子的稱呼,不一定專指青少年男人。在湖北石首市西北有個劉郎浦,傳說為劉備娶孫夫人處。劉郎,指劉備。那是公元209年,劉備已經49歲了。又:唐代大詩人李賀在其《金銅仙人辭漢歌》中,有「茂陵劉郎秋風客」之句,劉郎指死去的漢武帝的鬼魂。在這兩個例子中,郎字都是一般男子的通稱。 
  三解:家中兄弟的排行。如大郎、二郎,有多至十一郎、十三郎,甚至更多。(那都是同一祖父或曾祖父的孫子或曾孫的大排行)。《水滸傳》中有武大郎、武二郎等。日本有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等。這個風氣是隋唐以後傳入日本的。 
  四解:妻妾對丈夫或女人對所愛男人稱為郎或郎君。 
  五解:對從事某種職業或具有某種身份的男人的稱呼,如賣油郎、貨郎、狀元郎、讀書郎等等,也有稱乞丐為「花郎」的。 
  六解:指青少年男子,如周郎、孫郎等,相當於東北人稱為「小伙」,西北人稱為「後生」。郎字是個中性詞,本身並沒有「漂亮」、「帥」的意思,即或生得很醜,也可以稱之為郎。杜甫《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這是帥哥,因為已經指明坐在馬上的是「白面郎」(小白臉兒)。史稱周瑜「長壯有姿貌」(《三國誌·周瑜傳》;孫策「美姿顏」;《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蔣干「有儀容」;(《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所以可以稱他們為帥哥;並不是僅憑郎字就可以稱他們為帥哥的,你能說武大郎是帥哥嗎?   
  5 蜀漢有史官嗎?   
  「……劉備的那個蜀漢,還沒有官修史書。《三國誌》中的有關記載,竟是「耳聞目見」加「道聽途說」。這樣一來,我們又只能寄希望於歷史學家的考證。然而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漢政權「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是誣蔑不實之詞,謂之「厚誣諸葛」。這可真是越來越說不清。」(《品三國》5頁)說蜀漢沒有史官,是陳壽在《三國誌·後主傳》的卷末評語中提出來的,他說:「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那麼,蜀漢是不是有史官呢?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論證這個問題。 
  第一,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曲筆篇》中說:《三國誌》中記有蜀國災異之事,如「黃氣見於秭歸(見《先主傳》章武2年),群鳥墮於江水(見《後主傳》裴注引《漢晉春秋》)之類,「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劉知幾又說:「《蜀志》(即《三國誌·蜀書》)稱王崇補東觀(做東觀郎,東觀就是史館),許慈掌禮儀。又卻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益州)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參考資料並不缺乏),屬辭有所矣(寫作有根據了)。而陳壽評雲蜀不置史官者,得無厚誣諸葛乎!」(不是嚴重地污蔑了諸葛亮嗎!)第二,據《三國誌·後主傳》記載:「景耀元年(公元258),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景星,古人又稱為瑞星、德星,就是客星。認為景星的出現是吉祥之兆,所以要大赦,改年號。這是明確記載了蜀漢有史官。 
  第三,至今見於著錄的三國兩晉人所著的有關蜀國歷史的史書有譙周(三國蜀人)的《蜀本紀》,陳術(三國蜀人)的《益部耆舊傳雜記》,王隱(晉人)的《蜀記》,陳壽(晉人)的《益部耆舊傳》,王崇(晉人)的《蜀書》,孫盛(晉人)的《蜀世譜》、習鑿齒(晉人)的《漢晉春秋》,常璩(晉人)的《華陽國志》等。說明有關蜀國的歷史資料並不是一片荒蕪的。 
  因此,關於蜀漢是否有史官的問題,並不是像易中天所說的那樣:「越來越不清」,而是大體上可以說清的。那就是:有。   
  6 「空城計」的邏輯   
  易書在《開場白·大江東去》中,說諸葛亮的「空城計」不是事實,不合邏輯。為什麼「不合邏輯」呢?他說:「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麼,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麼,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來他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麼,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於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品三國》6頁)我認為:除了裴松之已經言之在先的第三條以外,就一、二兩條而言,易中天也是「不合邏輯」的。 
  第一,派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不行!城中兵多也罷,兵少也罷,司馬懿派去的那一隊偵察兵,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的,怎能安然回來向他報告?當時又沒有手機,怎麼和外面聯繫?就是帶著手機,不等你呼叫成功,早被人家繳獲了。諸葛亮城中的兵雖然少(郭沖說有一萬人,《三國演義》說有兩千五百人),但對於一小隊偵察兵來說,還是佔絕對優勢的。 
  第二,你就是有神箭手,也不能把諸葛亮射下城樓。因為城樓的空間很大,諸葛亮不會一頭從城樓上栽下來,達不到「擒賊先擒王」的目的。就是你把諸葛亮射死或射傷,你既然懷疑城內有埋伏,也不敢貿然進城啊。何況諸葛亮及其左右發現有人在城下射箭,就會啟動當時的「導彈攔截系統」—盾牌以避之,或者乾脆就躲起來,你也奈何他不得。 
  當然,由郭沖首倡,又被《演義》和戲曲改編了的所謂諸葛亮的「空城計」,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我所要辨析的不過是一個邏輯上的因果關係而已。說的不是事實上的合理不合理,而是邏輯上的合理不合理。   
  7 「火燒博望」史無其事   
  「火燒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劉備所放(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沒聽說有諸葛亮什麼事。」(《品三國》6頁)根據《三國演義》的說法,火燒博望坡發生在諸葛亮出山以後,說諸葛亮利用火攻之計,打敗了曹兵,是諸葛亮的「初出茅廬第一功」。但這與史實不符。據史書記載:此役發生在諸葛亮出山之前,《三國誌》上沒有絕對的年代,根據《先主傳》,相對年代在建安五年(公元200)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之間。《資治通鑒》把此役編排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就是劉備投靠劉表的第二年,諸葛亮出山的前五年。這個戰役的經過,《三國誌·先主傳》和《李典傳》都有記載,詳略有所不同。《先主傳》說:「(劉表)使(劉備)拒夏侯惇、李典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李典傳》說:「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本深,不可追也。』 惇不聽,與於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裡,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那麼,根據史書所記,有沒有「火燒博望」這件事呢?答曰:沒有。劉備確實是放了一把火,但那是「燒屯偽遁」,是說劉備燒了自己的營盤,假裝向南退走,把曹兵引入道路狹窄、草木繁茂的地方,伏兵大出,打敗了敵人。燒燬自己的營盤,是古代退兵時常用的辦法,免得營盤被敵人利用。至於「燒屯」的地點《先主傳》說是在博望(縣名,縣治在今河南方城縣南),《李典傳》卻說是在葉縣(今河南葉縣西南),劉備在葉縣境內燒了自己的營盤以後,向南退到博望境內的草木叢深之處,出動伏兵打敗了曹兵,此說較為合理。 
  總之,從這個戰役看,第一,放火之處不在博望,而在葉縣。第二,燒的是自己的營盤。第三,這不是一場火攻,而是一場伏擊戰。別說是燒屯的地點在葉縣,就是在博望,也和《三國演義》所說的「火燒博望坡」不是一個概念。可見,此役是不能稱為「火燒博望」的。   
  8 火燒赤壁怎能與諸葛亮無干?   
  「火燒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將黃蓋的主意與功勞,也沒諸葛亮什麼事。」(《品三國》6頁)根據《三國演義》的描寫,諸葛亮是赤壁之戰的男一號主演,諸葛亮不但幫助周瑜完善了火攻之計,而且還給他借來了東風;否則你周瑜再有本事,黃蓋再熱血沸騰,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刮東風誰也沒轍。當然,這不是史實,諸葛亮不可能有呼風喚雨的本領。火燒戰船是周瑜及其部將黃蓋所策劃與實施的,這沒錯;但若說「沒有諸葛亮什麼事」,也未免失之偏頗與片面。 
  從史書記載的蛛絲馬跡來看,諸葛亮到柴桑取得了孫劉結盟、共抗曹操的外交勝利後,便跟隨在周瑜水軍的後面,回到劉備營中(當時在樊口),以後劉備與周瑜一同進軍,與東吳的水軍相配合,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那麼,火燒戰船是否也有劉備的一部分功勞呢?答案是肯定的,劉備也配合著燒了曹操的一部分戰船,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有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問題是:諸葛亮是否也起了作用?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作為劉備的謀士,不可能是白吃飽,整天搖著羽毛扇,什麼事也不幹,是應該幫助參謀與指揮的,能說火燒赤壁沒有他的什麼事嗎?儘管《三國誌·諸葛亮傳》行文簡略,在這方面沒有明確的記載;我們至今也沒有發現諸葛亮的「從軍日記」之類的文件,但從道理上講,他不可能是毫無貢獻的。   
  9 錯批唐詩話東風   
  「就算有「借東風」這事,也該是周瑜去借(民間傳說便有說周瑜借東風的),若不然杜牧怎麼會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品三國》7頁)從史學的角度看,民間傳說往往是離譜的,所以有關周瑜借東風的民間故事,我們就沒有必要討論了。問題是:杜牧的《赤壁》詩,怎麼竟和周瑜借東風之事聯繫起來了?這可是易中天的驚人發現,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杜牧的《赤壁》詩還能這樣詮釋! 
  諸葛亮借東風的傳說由來已久,宋元以來就廣為流傳。成書早於《三國演義》的《三國誌平話》中就有這個內容。元曲有王仲文所撰的《七星壇諸葛祭風》,《三國演義》又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改編,內容便更加豐富了。 
  但借東風的故事,究竟還有沒有更遠的源頭呢?比如說:在宋元以前的唐朝時,是否已經產生了借東風的故事,或者有了一些雛形?由於文獻資料的湮滅,我們至今還不能論定。至於杜牧的《赤壁》詩中的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我們只能看作是詩人的藝術聯想,由東風聯想到火燒赤壁的戰事和二喬的命運。這給與周郎以方便的東風是自然發生的,還是什麼人借來的,從詩句的本身並找不出什麼明確的答案。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我們還不能認為這裡邊就有什麼「借東風」的信息。假定唐朝已經出現了借東風的故事或者有某些雛形,那也應該是諸葛亮借東風,而不應該是周瑜借東風。為什麼呢?傳說故事往往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前後有一個一脈相承的關係。既然宋元已經有了諸葛亮借東風的故事,它的源頭就應該在唐朝甚至更早。如果在唐朝流傳著周瑜借東風的故事,到了宋元以後,主角怎麼會變成諸葛亮呢?當然,我們只是根據易中天的奇思異想作一些邏輯上的推論,杜牧的詩句絲毫也不能證實有所謂周瑜借東風的事。   
  10 諸葛亮不是傑出的軍事家?   
  「實際上諸葛亮是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傑出的軍事家。他的軍事成就是有爭議的,他的軍事才能也不像後世傳說的那麼玄乎。……諸葛亮也不像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說的那樣迭出險招。愛出險招的是郭嘉。而諸葛亮的特點,無論是史家的評論,還是他的自我評論,都是『謹慎』。陳壽說他「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就是說:諸葛亮是蕭何,不是張良和韓信。」(《品三國》7頁)關於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確實是有爭議的。但至今為止,大多數人已經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共識,爭議並不是太大的。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詳論。我僅僅從四個層面,引證成說,兼及己意,簡單地亮出一些基本觀點。第一, 在演義小說和民間傳說中,諸葛亮被神化了。易書說:「他的軍事才能不像後世傳說的那麼玄乎」,這說法當然是對的。但是諸葛亮並非沒有軍事才能,並不能否定他是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 
  第二, 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提出異議,主要是來源於《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的幾句評語。一則曰:「然亮才,於治戎為長(治理軍隊是他長處),奇謀為短;理民之干(治理百姓的能力),優於將略。」一則曰:「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對此,很多學者認為:陳壽是晉國的大臣,晉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祖父司馬懿是諸葛亮伐魏時在戰場上遇到的主要對手。陳壽如果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就是貶低司馬懿,所以陳壽只能唱低調。 
  第三, 吳人張儼說(以下是譯文):「孔明起於巴,蜀之地,佔有一州的土地,與魏國這個大國相比,他的戰士和人民,僅僅有九分之一。卻向我大吳進貢(這是站在吳人的立場說的大話,實為與吳國聯合),對抗北方的敵人。至使農業與軍事井然有序,刑法整齊,率領步卒數萬,長驅直入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的志向。仲達(司馬懿)據有天下十倍的土地,憑借他兼併而來的士卒,據守堅固的城池,擁有強盛的軍事力量,卻沒有打敗敵人的意向,僅僅想要保全自己而已,使得那諸葛亮來去自如。若是諸葛亮不死,用盡機謀,剋日進兵,則涼,雍二州(主要指今甘肅,陝西地區)就會兵不解甲,中原地區馬不離鞍,勝敗的局勢,也就決定了。昔日子產(春秋時人)治理鄭國,諸侯不敢加兵,蜀相諸葛亮和這是相似的。」(《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又:清代學者黃恩彤,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有一個全面的論述,摘要譯述如下:「陳壽說諸葛亮短於用兵,是因為他沒有詳細地閱讀他的本傳。(按:諸葛亮的本傳就是陳壽寫的,豈能說他沒有詳讀?如上所述,陳壽是因為所站的立場不同,下筆有顧慮而已。)建興六年(公元228),武侯進攻祁山(今甘肅西和東北),因為馬謖違反節度而失敗,但還是乘機遷移西縣(今甘肅天水西南)百姓千餘家於漢中。這年冬天,又出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因為糧盡而退兵,斬了魏將王雙。九年(公元231),又出祁山,因為糧盡退兵,射殺了魏將張郃。可見自從出師以來,多因為軍糧不繼,以至挫傷了軍隊的鋒芒。但每次退兵,往往能擒斬敵人的上將,全軍振旅而還,不能說他短於用兵啊。」 
  (引自《三國誌旁證》22卷)這兩位古代學者的評論,應該說是公允的。 
  第四, 諸葛亮一生謹慎,治軍也謹慎。不打沒有準備的仗,不走險棋,不出險招,但根據具體情況,出奇制勝的情況也不少。這只能說諸葛亮用兵屬於這種風格,而並非不善用兵。形成這種風格的原因有二:一是和他縝密審慎的性格分不開的。二是形勢使然。蜀國國小勢弱,和強大的魏國抗衡,不能出差錯,也拼不起。 
  通過以上的分析,能說諸葛亮沒有軍事才能嗎?能說他不是個傑出的軍事家嗎?   
  11 曹操未曾用過「錦囊妙計」   
  「錦囊妙計」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發生在曹操身上。這事記載在《三國誌·張遼傳》裡,時間則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品三國》7頁) 
  「錦囊妙計」的故事出自《三國演義》,說的是劉備過江招親,他本來不想去,已經預料到周瑜會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而諸葛亮則堅決讓劉備去,推薦趙雲保駕,授與「錦囊妙計」。劉備和趙雲到江東後,遇到疑難之事,就依次打開「錦囊妙計」,無不迎刃而解,化險為夷。當然,故事是虛構的,歷史上並沒有諸葛亮用「錦囊妙計」的事。 
  易中天所謂曹操的「錦囊妙計」,說的是他的「密教」。事情發生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據《三國誌》的《武帝紀》和《張遼傳》記載:孫權乘曹操赴漢中進攻張魯的時機,親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當時張遼、李典、樂進等率七千人屯守合肥。曹操早在去漢中以前估計到孫權會來進攻合肥,便寫了一道「密教」(密封的指示),交給護軍薛悌,封皮上寫著「賊至乃發」(等到敵軍到來時,才可以拆開看)。等到兵臨城下時,薛悌當著眾將的面拆開了「密教」,只見那上面寫著:「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曹操這樣安排的用意是:張遼、李典非常英勇,所以讓他二人率軍去作戰。樂進為人持重,所以讓他守城;薛悌是個文吏,所以不讓他去率軍作戰,免得他瞎指揮,貽誤軍情。張遼等照此辦理,終於經過一番拚搏,以少勝多,打退了孫權的進攻。 
  曹操的這一做法為什麼能夠成功呢?晉代史學家孫盛對此有過評論。大意是:「合肥之守,魏軍寡弱而無援。專任勇敢的將領,便會因為好戰而失敗;專任怯弱的將領,便會因為畏懼敵人難以守住城池。所以魏武在選擇守城將領時,把具有不同特點的人搭配使用,使他們互相制約,事先寫了一道「密教」,戰爭到來時,他的預測完全應驗了,像符契一樣相合,真是太妙了。」(《三國誌·張遼傳》裴注引) 
  諸葛亮的「錦囊妙計」是虛構的,曹操的「密教」卻實有其事。二者一假一真,本來不具備可比性。如果我們姑且比較一下,那就是二者都具有預測的性質,但它們卻有很大的不同。 
  所謂的諸葛亮的「錦囊妙計」,是把劉備過江以後的全部過程都作了預測和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變化多端的,各個環節的變化不可能與預測完全相同,如果不管某一環節是否會發生變化,卻硬要按照事先規定的辦法去做,豈非要吃教條主義的大虧嗎? 
  曹操「密教」的內容僅僅是事先策劃的一種人事安排,並沒有事先規定作戰的具體步驟。所以它並不是什麼「錦囊妙計」,不具備全程的預測性。而所謂諸葛亮那樣的「妙囊妙計」,除非是神仙,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它只能屬於傳說和 
  神話的範疇,並沒有任何現實的可行性。我們不要把一假一真,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物混淆在一起。   
  12 曹操殺呂伯奢一家?   
  「董卓入京後,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曹操拒絕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陽,抄小路回家鄉。路過朋友呂伯奢家時,把他們一家都殺了。……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是沒有問題 
  的。」(《品三國》14頁) 
  這事為《三國誌》所不載,而是見於《魏書》、《世語》、孫盛《雜記》等書,裴松之都引入《三國誌·武帝紀》的注中。 
  《魏書》說:曹操帶領數騎到成皋(縣治在今河南滎陽市西北),拜訪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同搶劫曹操,掠取馬匹和財物,曹操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說:曹操拜訪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極盡賓主之禮。曹操自認為背棄董卓之命,懷疑他們要謀害自己,在夜裡手提寶劍殺死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說:曹操聽到食器聲,以為要謀害自己,便在夜裡殺害了呂家人。 
  三書所記,可以概括為兩種說法。按照《魏書》所記,曹操在呂家殺人,是因為呂伯奢的兒子劫奪他馬匹和財物,過錯不在曹操。而按照後二書的說法,則是曹操因為疑心而殺人。呂家盛情款待曹操,好心沒有得好報,實在是太冤枉了。 
  我不想辨析究竟哪種說法符合實際,也不想對此事進行評論,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我只是想要糾正易書的兩處瑕疵。 
  第一,無論按照哪種說法,呂伯奢都沒有被殺,因為呂伯奢不在家中。易書說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是不嚴謹的,起碼還有呂伯奢一個倖存者。 
  第二,易書說:曹操所聽到的「食器聲」,「應該不是洗鍋碗的聲音,是磨刀子的聲音。曹操這才疑心,才殺人。殺了以後,才發現人家是準備殺豬宰羊款待自己,誤殺了好人。」(15頁) 
  按:孫盛《雜記》只說是曹操「聞其食器聲」(應是刷鍋洗碗聲)而生疑,至於「磨刀子」、「殺豬宰羊」等等,那是《三國演義》和京劇《捉放曹》中的情節,不應該和史書的記載混淆在一起。   
  13 曹操對許攸說的全是假話   
  「據《三國誌·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紹決戰於官渡,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剛一坐下,許攸開口便問:請問貴軍還有多少糧食?曹操猝不及防,隨口答道:起碼還能支持一年。許攸毫不客氣地說:不對!重講!曹操又改口說:還可以支持半年。許攸冷笑一聲: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敗袁紹吧?怎麼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講實話?曹操是聰明人,他知道許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報,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瞞是瞞不過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講真話,就難以取得許攸的信任和幫助,於是笑笑說:剛才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實打實地說:頂多只夠一個月了。許攸見曹操實話實說,便將自己對戰局的分析和解決的辦法和盤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紹再也翻不過身來。」(《品三國》16頁) 
  以上這段話,易中天雖然標明是引自《曹瞞傳》,但我們只要和《曹瞞傳》的原文對照一下就會發現,他並沒有客觀地、如實地譯述原文,而是加入了許多自己的想法和語言。如:在許攸和曹操第二輪問答之後,許攸就說曹操「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講實話」,這時只有「一而再」,哪裡來的「再而三」?又如:許攸第三次發問後,曹操回答說:糧食頂多只夠一個月,許攸便認為曹操是「實話實說」。這都是易中天加上去的,原文並沒有這些內容。 
  我認為:關於糧食問題,曹操的三次回答,不僅一、二次是假話,就是最後說的「其實可一月」,也是假話。 
  何以言之? 
  第一, 據《三國誌·武帝紀》說: 
  「公(曹操)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雖然常常在交戰中斬殺對方的將領),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 
  這是許攸來降前不久的情況,可見曹操軍中的糧食已經用盡,怎麼還能維持一個月?曹操不是說謊是什麼? 
  第二, 根據上引之《曹瞞傳》,許攸聽曹操回答糧食可用一個月之後,馬上 
  說: 
  「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 
  可見許攸並沒有相信曹操糧食可用一個月的謊話,而是立刻說他「糧谷已盡」,揭了他的老底。 
  許攸不愧是曹操的老朋友,很瞭解曹操的為人,沒有上當受騙。   
  14 鬧洞房事件   
  「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說:有一次,一家人家結婚,曹操和袁紹去看熱鬧,居然動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倆先是躲在人家的園子裡,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聲大叫:有賊!參加婚禮的人紛紛從屋裡跑出來,曹操則趁亂鑽進洞房搶走新娘。匆忙間路沒走好,袁紹掉進帶刺的灌木叢中,動彈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聲:賊在這裡!袁紹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來。」(《品三國》23頁)這是曹操少年時所幹的一件調皮搗蛋的事,見《世說新語·假譎類》。但易書的理解,與原文有出入,因而就講不通了。易書說:曹操和袁紹把新婚家的人(包括親友在內)騙出來之後,鑽進了洞房,搶走了新娘子。兩個年齡不大的少年,就算是手裡有刀,也不容易搶走一個青年女子的。是背著走還是拉著走?當時新婚之家的人很多,正在四處抓賊,兩個孩子拖著一個新娘子能跑得了嗎?再說了,他倆準備把新娘子搶到哪裡去?回家嗎?肯定不行。找個地方佔山為王嗎?也不是小孩子幹的事情,那太離譜了。這一系列問題都是解釋不通的。 
  《世說新語》的原文說:曹操與袁紹把新婚之家的人們騙出來之後,「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枳,音紙,也稱枸(音勾)橘,有刺的小灌木。)看來這個「劫」字,不是搶劫,搶走的意思,而是劫持,威脅的意思。用刀相威脅,使新娘失去自由,然後戲弄一番,也不排除做些動手動腳的惡作劇。然後「與袁紹還出」,就是和袁紹共同跑了出來。袁紹迷失了道路,掉進帶刺的灌木叢中,曹操大叫一聲才把他嚇了出來。這時他們手裡有新娘子嗎?肯定沒有。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說得通。因而此事並不是「搶新娘事件」,而是「鬧洞房事件」。   
  15 許劭是鑒賞家嗎?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今河南平輿)人。是當時最有名的鑒賞家和 
  評論家。他常在每個月的初一,發表對當時人物的品評,叫「月旦評」,又叫「汝南月旦評」。無論是誰,一經品題,身價百倍,從此進入上層社會。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許劭的好評。」(《品三國》23頁) 
  當時的士人,得到許劭的好評,不僅可以進入上層社會,還是做官的捷徑。 
  兩漢和三國時期,選拔官吏是通過「察舉」和「征辟」的辦法進行的。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級高員或王國的侯向朝廷推薦人才,經過朝廷考核後授與不同的官職,叫做「察舉」;朝廷直接聘用官員稱為「征」;三公、州郡直接聘用官員稱為「辟」。士人為了通過「察舉」和「征辟」的道路做官,必須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夠有個機會宣傳炒作自己,所以有些有威望的名士便從事評議人才的工作。許劭的「月旦評」便是最有權威的一個平台,其作用類似於現在人才測評機構的評級打分,他的評議為社會所公認。誰若是得到了他的好評,立刻便聲名鵲起,為自己的入仕鋪平了道路。到了曹丕篡位建立魏朝之後,曹丕採納了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了「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中正官由各地官員兼任,把當地的士人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個等級,由朝廷的吏部按級授官。這樣一來,類似現在的人才測評工作,便由民營改為官營,像許劭那樣的民間評議方式便吃不開了。 
  那麼,給曹操下過「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的許劭,到底算是什麼家呢?這項工作,當時叫做「人倫臧否」(音癖)( 《三國誌·許靖傳》)或「敘人倫」(《三國誌·王植傳》)。按:人倫,人的品級、流品;臧否,好壞、優劣。 
  由此可見,易中天用今天的視角,稱他為「鑒賞家和評論家」,並不太合適。鑒賞,一般指藝術品、文學作品、文藝節目以及珠寶古玩的鑒別與欣賞;評論的涵義又太廣泛了。古今事物不同,難以勉強類比,如果一定要用現代的名詞來表示的話,我以為許劭可以稱之為「人才測評專家」或「人才品評專家」。   
  16 真話·假心及其它   
  「曹操最可愛同時也最遭人嫉恨之處,是他說真話。本來,搞政治鬥爭,在官場上混,是難免要講些假話的,至少要講官場套話,何況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講真話,或講得像真話,不做官樣文章。」(《品三國》27頁) 
  這段話實在不太好理解,我們的疑問是: 
  第一,「講得像真話」的話,是真話嗎? 
  第二,「講得像真話」的話,和官樣文章有什麼區別? 
  易中天有關曹操說「真話」的論述,還有更精彩的呢。請看: 
  「……他天性愛講真話,說實話。即便這些實話後面也有虛套,真話後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東西,也隱藏得很自然,不露馬腳。甚至哪怕是說假話,或者說一些半真半假的話,或者是把假話藏在真話的後面,也講得坦蕩,講得流暢,講得理直氣壯。可以說,曹操這個傢伙,就連撒起謊來,都是大氣磅礡的謊。」(《品三國》28—29頁) 
  這段話的意思,更是不好理解。我們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疑問: 
  第一, 後面有虛套的「實話」,是不打折扣的實話嗎? 
  第二, 真話後面能有假心嗎? 
  第三, 有假心怎麼會說真話? 
  第四, 「有不可告人的東西,卻隱藏得很自然,不露馬腳」,這樣的話是真話嗎? 
  第五,易中天說曹操是「真小人」,而不是「偽君子」,那麼,「有不可告人的東西,卻隱藏得很自然,不露馬腳」,你說他是「真小人」還是「偽君子」? 
  第六,「說假話,或者說一些半真半假的話,或者是把假話藏在真話的後面,也講得坦蕩,講得流暢,講得理直氣壯」,你說他是「真小人」,還是「偽君子」? 
  第七,撒謊也撒得大氣磅礡,是為彌天大謊,這樣的人能愛說真話嗎? 
  總之,易中天的思維和語言,我們實在是越聽越糊塗,越想越頭疼。易書的封底上有「運用三維結構」之說,不知這是幾維結構?   
  17 太監的孫子殺太監的叔叔   
  曹操為洛陽北部尉之後,造五色棒,執法不畏權貴,打死了漢靈帝寵信的宦官小黃門蹇碩的叔叔。易中天為這事感歎地說:「太監的孫子殺太監的叔叔,這事讓人想不通。」(《品三國》33頁)曹操是太監的孫子,也就是大長秋曹騰的養子曹嵩的兒子。因為太監已經去勢,不能有子,所以曹騰也不可能有親孫子。不管曹操是不是曹騰的親孫子,他若是殺了曹騰的叔叔,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想不開的事。但曹操所殺的蹇碩的叔叔,與曹家非親非故,八竿子也打不著,有什麼想不通的?別說太監的親屬殺太監的親屬,就是太監殺太監的事也時有所聞。張讓、趙忠等所謂「十常侍」,不是逼死了正直的太監呂強嗎?(見《後漢書·宦者傳》)本來並不希奇的事,好像換一個說法就稀奇了。本來極為簡單的事,好像換一個說法就複雜了,就讓人想不通了。若是這也算希奇,那希奇的事還多著呢! 
  東郡太守臧洪出身於官僚世家,父親臧旻當過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是個官員的兒子。而袁紹的父親袁逢當過三公,他祖父、伯父、叔父等都當過高官。袁紹殺了臧洪,豈非可以說:官員的兒子殺了官員的兒子;或:官員的孫子殺了官員的兒子;或:官員的侄子殺了官員的兒子?可這又有什麼想不通的?(見《三國誌·臧洪傳》)又:五斗米道首領張魯的祖父張陵和父親張衡,都是五斗米道的首領。後來張魯在漢中殺了另一個五斗米道首領張修。豈非可以說:五斗米道首領殺了五斗米首領;或:五斗米道首領的孫子殺了五斗米道首領;或:五斗米道首領的兒子殺了五斗米道首領?(見《三國誌·張魯傳》)再有: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過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當過豫章太守;馬謖的哥哥馬良為侍中。諸葛亮斬了馬謖,豈非可以說:官員斬了官員的弟弟,或:官員的兒子斬了官員的弟弟;或:官員的侄子斬了官員的弟弟?(《三國誌·馬良傳》)以上諸例,乍聽之下,似乎有些危言聳聽;但瞭解內容之後,方知不過如此。現在諸事講究炒作,看來同樣一件事,換一個匪夷所思的提法,就可以化平淡為離譜,化腐朽為神奇,也算是一種炒作方法呢!   
  18 何進屬於什麼集團?   
  「公元189年,靈帝駕崩,留下十四歲的兒子劉辯和九歲的兒子劉協, 
  根本控制不了局勢。以大將軍何進為首的士人集團和以「十常侍」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在宮廷鬥爭中兩敗俱傷,政權落到了西北軍閥董卓的手裡。」(《品三國》38頁)「靈帝去世後,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雙方都大開殺戒。」(《品三國》43頁) 
  董卓入京以前,宮廷裡的鬥爭是什麼性質的?是什麼集團和什麼集團的鬥爭?我們還得從東漢政權內部鬥爭的源頭說起。 
  東漢自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之後,外戚、宦官交替專政,外戚和宦官兩大政治集團的鬥爭日趨激烈。所謂外戚,就是皇親國戚,是后妃的家庭成員,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舅父、表兄弟、岳父、內兄(大舅子)、內弟(小舅子)等等。宦官就是太監,這不必多做解釋了。到了桓、靈二帝統治時期,又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異軍突起,便是官僚士大夫集團,其中包括在職或下野的官僚士大夫、海內名士,以及他們的子弟太學生。他們往往與外戚結盟,把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宦官集團。宦官集團把這些人視為眼中釘,誣稱他們為「黨人」。古人認為「君子不黨」,「黨人」的涵義就是結黨營私,要造反的人,是宦官集團送給官僚士大夫集團的一個惡號。 
  公元166年,桓帝在宦官的示意下,下詔在全國搜捕「黨人」,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被捕下獄,由於外戚大將軍竇武上表營救,桓帝才下詔將「黨人」赦歸故里,但還是要「禁錮終身」。這裡所說的「禁錮」,並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指禁錮他們的仕進之路,終生不許出來做官。這就是東漢晚期歷史上的第一次「黨錮之禍」(黨人被禁錮的災禍)。公元169年,在靈帝統治時期,又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所謂的「黨人」被處死或被徙、廢、禁者達六七百人。黃巾大起義爆發之後,「黨人」才被解禁。 
  董卓入京之前,宮廷裡的鬥爭,仍然是這種鬥爭的繼續,就是外戚集團與官僚士大夫集團結盟,共同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大將軍何進,是靈帝何皇后的哥哥,是屠戶出身,沒有多少文化,怎麼會是「士人集團」的代表人物?作為皇親國舅,他是外戚集團的代表。而西園八校尉中的中軍校尉袁紹、典軍校尉曹操以及尚書盧植等,則是官僚士大夫集團的代表人物。這個集團的骨幹力量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員,所以只能稱為「官僚士大夫集團」,而稱為「士人集團」是不準確的。 
  當時外戚集團分裂了,何皇后之兄大將軍何進擁戴皇子劉辯(即少帝);靈帝的母親董太后之侄驃騎將軍董重則擁戴皇子劉協(獻帝),兩方進行了窩裡鬥,嚴重地削弱了外戚集團的力量;又加官僚士大夫集團掌握不了多少軍隊;而手握重兵的大將軍何進又優柔寡斷;所以在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兩敗俱傷,官僚士大夫集團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作出了引董卓入京的錯誤決定,使政權落到了西北軍閥代表人物董卓的手裡,掀開了中國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頁。   
  19 軍閥割據不等於地方自治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中央政權失去控制之後,擁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王。帝國境內,開始了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諸侯兼併。」(《品三國》39頁) 
  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東漢政權被起義軍打得焦頭爛額。黃巾軍主力失敗後,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鬥爭的背景下,董卓進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關東各州郡以討董卓為名紛紛起兵,實際上是軍閥混戰的開端。他們逐鹿神州,烽煙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挾獻帝定都於許縣時,全國軍閥割據的形勢,大體上是這樣的: 
  曹操:佔據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區,以許都(今河南許昌市西南)為中心。 
  袁紹:佔據冀、青、並三州,以鄴縣(今河北臨漳西南)為中心。 
  公孫瓚:佔領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縣西北)為中心。 
  袁術:佔據 
  揚州的淮河流域,以壽春(今安徽壽縣)為中心。 
  孫策:佔據江東,即揚州的吳郡和會稽郡(今江蘇、浙江、上海一帶)。 
  劉表:佔據荊州,以襄陽為中心。 
  呂布:佔據徐州,以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為中心。 
  馬騰、韓遂:佔據關中(今陝、甘地區)。 
  公孫度:佔據遼東郡,以襄平(今遼寧遼陽市)為中心。 
  劉璋:佔據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為中心。 
  那麼,這種軍閥割據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說,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屬制度,而沒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現代的政治制度,雖然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國家,具體內容不同,但大體上都有這麼幾個共同的特點: 
  一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權的領導。 
  二是重大問題由中央統一管理和實施,如外交、對外戰爭、重大工程等。 
  三是國家有憲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辦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項,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在這些特點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中央領導和依法辦事。而古代的軍閥割據(近代的軍閥也一樣),軍閥就是草頭王、土皇帝,我行我素,說什麼算什麼,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既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法制精神,怎麼能說得上地方自治?連藩屬制度也夠不上。因為藩屬制度還要承認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權威,還要年年進貢、歲歲來朝,重要的事情還要和宗主國或中央政府溝通。軍閥連這些也是辦不到的。   
  20 橋瑁沒有發矯詔   
  「聯軍成立這事,《三國演義》說是曹操發起的,謂之『發矯詔諸鎮應曹公』,怕是抬舉了曹操。曹操當時恐怕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發矯詔的事確實有,但那是東郡太守橋瑁干的,與曹操無關。」(《品三國》42—43頁)我查遍了《後漢書》、《後漢紀》、《三國誌》及裴松之注以及《資治通鑒》等有關史書,並沒有發現橋瑁發矯詔之事,只見到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這件事,大概易中天指的就是這件事吧?這事見《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英雄記》:「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陳述董卓的罪惡),雲見逼迫(說是受了董卓的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希望各州郡能發來義兵),解國患難。」 
  易書在45頁也提到了這件事,但沒有說這就是所謂「矯詔」。不過,除了這一條資料外,似乎也不會再有別的資料了。 
  「矯詔」是假傳皇帝的詔書、聖旨;而「詐作京師三公移書」是假冒京師中三公的文書,二者有本質的不同,豈能隨便混淆? 
  在封建社會裡,皇帝的詔書具有無上的權威(當然在三國那樣亂世裡,要大打折扣),其它任何文件都不能稱為詔書,其權威是不能和它比擬的。矯詔的罪過很大,甚至可以有滅門之罪,所以橋瑁鬥著膽子,也只能「詐作京師三公移書」,還沒敢發矯詔欺騙各州郡。   
  21 袁紹在何處誅殺宦官?   
  「何進被謀殺後,袁紹帶著軍隊在京城捕殺太監,看見不長鬍子就一刀砍將過去,許多年輕人只好脫褲子,『驗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國》44頁)袁紹是在什麼地方誅殺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說法:是在京城裡殺的。皇宮區以外稱為京城,為百姓和商賈聚居之處。那就是說:袁紹殺宦官,不是在皇宮殺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長鬍鬚的男人不在少數。除了年輕人,成年人也有不長鬍鬚的,現在北方人稱為「老公嘴」。如果官兵來到大街上,以有無鬍鬚為標準一路殺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誤殺多少人;而且也會出現爭著脫褲子,亮出鎮家之寶的壯觀場面,豈非成為千古奇聞!再者說:宦官都在皇宮裡,你殺宦官跑到大街上來幹什麼! 
  從《三國誌·袁紹傳》來看,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在哪裡殺的宦官,但按照情理來推論,那肯定是在宮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後漢書·何進傳》卻有一個明確的說法:「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撲宦官,無少長皆殺之。」 
  可見,並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宮中殺的。《資治通鑒》的記載相同,當是取材於《後漢書》。   
  22 屯田製表述五誤   
  「曹操在公元196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接受謀士們的建議,開始實行屯田制。當時,由於連年戰爭,許多土地已成為無主田畝。曹操就將其收歸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給軍士和黃巾降卒耕種,名為軍屯;一部分招募失地農民耕種,名為民屯;耕牛和農具則由政府提供,同時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這就叫『屯田』。所謂『屯』,就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可謂當時的『生產建設兵團』,曹操的軍政府變成了農場主。」(《品三國》47頁) 
  易書關於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錯誤就有五處。現在根據《後漢書》,《三國誌》及裴松之注,《通典》,《晉書》的有關記載,糾謬如下: 
  第一,易書說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搞屯田制,分為軍屯和民屯。實則先搞的是民屯,軍屯則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為魏王后,由軍司馬司馬懿提出而實行的,前後相差了二十年。 
  第二,易書說:曹操將無主土地「收歸地方政府」,用來屯田,這種表述是錯誤的。曹操在實行屯田制時,自上而下地設立了一套典農機構,類似今之農懇系統。最高的領導機構是中央的大司農;郡裡設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縣裡設典農都尉;以下是基層的生產單位屯司馬,每個屯司馬轄屯田客50人。屯田機構獨立於郡、縣行政系統之外,農官和郡守、縣令不相統屬,屯田客也不編入地方的戶籍,不歸地方官管轄。所以這些無主的荒地,不可能「收歸地方政府」,而應該是收歸典農機構管理。 
  第三,易書說屯田的「耕作方式集體化」,這也是不對的。屯田客並不是集體耕種,而是每一家都從屯田機構租來一定數量的土地,由一家一戶分散耕種,與原來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沒有什麼區別,收成後給屯田機構交納地租。開始是「計牛輸谷」,就是按照屯田客租賃官牛的頭數納租。後來改為按畝數和產量納租,變成分成租。實際上,他們的身份是國家的佃客(佃戶)。 
  第四,易書說:耕牛和農具由政府提供,也是不確的。屯田客可以租賃屯田機構的牛,也可以用自己的私牛。改成分成租後,使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的比例分成;使用私牛的,則是對半分成。 
  第五,易書說屯田「可謂當時的生產建設兵團」,這個表述也是不確切的。古今情勢不同,有些事情很難比附。如果一定要勉強比附的話,那麼我看:當時的「軍屯」,可以比做現在的生產建設兵團;而民屯則有點像北大荒那種大型的國營農場(原來是集體耕種,現在也轉為分戶承包)。因為前者是軍事性的「且耕且守」,一旦有戰爭,就可以拉出去作戰。而後者雖然也是重要的兵源,青壯的屯田客也是後備的軍事力量,而且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軍事化色彩,但他們畢竟不是軍人而是農民,他們的基本任務是生產糧食而不是衛戍或作戰。   
  23 韓馥不是被袁紹幹掉的   
  「那邊西北軍還在肆虐,這邊關東軍已經火並。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了 
  東郡太守橋瑁,後是渤海太守袁紹幹掉了冀州牧韓馥,再是袁紹和袁術兩兄弟互相拆台。」(《品三國》48頁) 
  在這段文字中,有關韓馥之死的表述是不確切的。 
  據《後漢書·韓馥傳》:韓馥原為冀州牧。初平二年(公元191),時任渤海太守又是關東聯軍盟主的袁紹,施用陰謀詭計,脅迫韓馥讓出了冀州,自領冀州牧。以韓馥為奮威將軍,只給了他一個空頭銜,手下既沒有一兵一卒,也不給他配置官屬。韓馥在冀州呆得又憋氣,又窩火,便離開了冀州,到酸棗(今河南延津西南)去投靠陳留太守張邈。臨行前,袁紹會聚百官,在鄴縣的南門外為韓馥擺酒餞行,並派出一支騎兵,護送韓馥及其家屬。張邈與韓馥有舊交,對韓馥到來甚表歡迎,對他的全家做了妥善安置。 
  過了一些日子,袁紹有公務去會見張邈,恰巧韓馥也在座。袁紹和張邈商議一件軍機秘事,互相耳語了幾句。韓馥起了疑心,以為他二人想要除掉自己,便托稱更衣(上廁所),在廁所裡以書刀自殺了。書刀是一種小刀,當時雖然已經出現了紙,仍然常常在竹木簡上寫字,如書寫有誤,便用書刀刮去,然後改寫。所以官員和士人都隨身帶著這種東西。 
  從韓馥之死的整個過程來看,是與袁紹有關的。你不奪了人家的冀州,幾乎把人家逼到絕路上去,人家也不會死。但袁紹並沒有殺韓馥之心,也沒有那個必要,韓馥是由於自己起疑心而自殺的,並不是被袁紹「幹掉的」。從法理上來講:韓馥丟掉冀州,罪在袁紹,在因果關係上有必然聯繫;而韓馥之死,則與袁紹沒有必然聯繫。 
  令人不解的是:易書在54頁竟又冒出這麼一段話來: 
  「韓馥讓出冀州後,始終在驚恐中度日,最後自殺在廁所裡。」 
  那麼,韓馥是怎麼死的呢?是自殺的呢?還是被袁紹「幹掉」的呢?為什麼前後的表述如此矛盾?   
  24 董卓軍隊便裝出城?   
  「董卓這個人,野蠻歸野蠻,卻也狡猾。據《三國誌·董卓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董卓初進洛陽的時候,兵馬其實只有三千。董卓怕鎮不住,就讓他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裝出城,第二天再大張旗鼓地進來,一連四五天,天天如此,結果人人都以為他有千軍萬馬。」(《品三國》52頁)這段表述是否與《九州春秋》原著的意思相符呢?我們就來對照一下:「《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大張旗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對外張揚說:西北兵又進入洛陽來了。)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對照之下,我們發現:所謂「讓他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裝出城」的內容,原文是沒有的。古代物質條件匱乏,漢末三國時期尤甚,讓三千士兵都換上便裝是有困難的。為了掩人耳目,只能在夜間偃旗息鼓,從四個城門分散出城,如此而已。   
  25 玉印何來?   
  「據《三國誌·武帝紀》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書》,為了說服曹操,袁紹還在『促膝談心』的時候,悄悄出示了一顆玉璽(大約是袁紹私刻的),意思是說你看天命在此了。……於是曹操就大笑著說:我可不聽你的,我就不聽你的!但在暗地裡,在心裡面,而且就在這一天,曹操已經把袁紹認定為背叛國家的奸賊,一個厚顏無恥的竊國大盜,列入了必須予以消滅的黑名單(益不直紹,圖誅滅之)。」(《品三國》54—55頁) 
  按《三國誌·武帝紀》的原文,本來是說袁紹得了一枚「玉印」,易中天卻改為「玉璽」。印和璽是有很大區別的,只有帝王的印才能稱為璽,而印的範圍卻非常廣,官員和百姓的印章都可以稱為印。 
  不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不去管它,單說這玉印,是從何而來呢?原文沒有說,易中天卻加上一句:「大約是袁紹私刻的」。當然,他不可能有什麼證據,這只能是他的一個猜測而已。 
  清人趙一清卻另有一說。他根據《後漢書·徐璆傳注》,說這枚玉璽就是孫堅所得的傳國璽,是孫堅死後袁術從他妻子那裡搶過來的。舉著玉璽給曹操看,是袁術的事,《三國誌》錯寫成袁紹了,弟弟的事當成了哥哥的事,這是「陳承祚(陳壽)之疏也。」(《三國誌注補》卷一) 
  當然,這也是一種猜測。而且趙一清也混淆了印與璽的區別,原文說的是印,而不是璽。 
  那麼,這顆玉印,是袁紹私刻的呢?或者就是那顆傳國璽呢?還是另有來歷呢?由於文獻不足,我們已經無從論定了。疑者缺之,不求強解,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還是不要妄自猜測為好。   
  26 二袁高下辨   
  「其實袁術用不著看不起袁紹,他們這哥倆實在是半斤八兩,其共同特點,是出身高貴,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頂,而且一個比一個牛,一個比一個蠢。」(《品三國》55頁)這裡需要向年輕的讀者解釋一下「半斤八兩」的問題。我國舊式的秤是十六兩一斤,八兩就是半斤,所以半斤和八兩是一樣的。這種秤現在在華北的一些偏僻地區還沒有完全絕跡。 
  袁紹是一個失敗的英雄,他也有過自己的輝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這裡不再重複。袁紹比袁術強得多,他倆不是半斤八兩,如果袁紹是半斤,袁術連四兩也不夠。 
  易書在這段話的前面,還有一段話:「事實上,袁紹雖然是庶出,甚至可能是婢女所生,但他的素質卻比嫡出的袁術好,在政界的威望也比袁術高,人緣自然也好得多。」(《品三國》55頁)這不又是以易中天自己之矛,攻易中天自己之盾嗎?怎麼剛剛說過就自食其言?看見綠燈剛一邁步,怎麼就立刻變成了紅燈?我們只能說:匪夷所思也!   
  27 袁術讓什麼?   
  「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夏天,走投無路的袁術終於發現他這個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決定把那傳國玉璽讓給袁紹……可是,就連這個想法,袁術也不能如願,因為曹操已派劉備在下邳(今江蘇省睢寧縣)截擊,單等他送死。袁術沒有辦法,只好又掉頭回淮南。逃到離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八十里的江亭時,終於一病不起,嗚呼哀哉,只當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還是假的,沒人承認。」(《品三國》57頁)現在的問題是:袁術要去找袁紹,向他讓什麼?易中天說「決定把那傳國玉璽讓給袁紹」,這與史書的記載是不符的。史書說是要讓帝號。《三國誌·袁術傳》說:「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三國誌·袁術傳》裴注引《魏書》說:「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絜(天子是受人擺佈的傀儡),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分裂國家疆土),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兵力強大的才能兼併別人)。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加以袁氏受天命應該稱帝,祥瑞的徵兆非常明顯)。今君擁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論強大和德高望重,沒有人能與之相比)。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曹操想要扶助衰弱的漢朝,拯救快要滅亡的朝廷,怎麼能辦得到呢?)」這大約是袁術的讓位詔書的節錄,從這裡也只能看出讓的是帝號,並沒有涉及到轉讓傳國璽的問題。 
  袁術北上未成,中途死去。如果袁術的設想能夠實現,他在讓帝號的同時,還應該讓出皇帝的御璽。如果傳國璽還在他的手裡,也許會一併讓給袁紹。但最重要的還是讓帝號,所以我們在史書中還沒有看到讓傳國璽的明確說法。   
  28 貂蟬的來歷   
  「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聯合呂布發動宮廷政變,謀殺了董卓。這件事情,在《三國演義》裡面說是王允施了美人計和離間計。這當然是小說家言,貂蟬這個人也是元代的戲劇家編出來的。元代雜劇《連環計》說:貂蟬姓任,是任昂的女兒,名叫紅昌,因為在宮裡管貂蟬冠,所以叫貂蟬。」(《品三國》62頁) 
  易中天斷言:「貂蟬是元代戲劇家編出來的」,此說不妥。我從兩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 貂蟬的名字雖然不見《後漢書》和《三國誌》及裴松之注所引諸書,但她的原型是存在的。《後漢書》和《三國誌》都說:董卓有一個侍婢(又作傅婢,就是陪房丫環)與呂布私通,呂布「恐事發覺,心不自安」,這是他殺董卓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件事易書中也提到了。 
  第二,有一部叫做《漢書通志》的佚書,其中有一條記載說:「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刁蟬,就是貂蟬,古代刁、貂二字通用,刁、貂為一姓。《通志·氏族略》說:刁氏,齊大夫豎刁之後。《風俗通》說:齊襄王時有貂勃,貂氏是貂勃之後。 
  總之,貂蟬可能確有其人,根據上面所引佚書的說法,她最初是由曹操獻給董卓的。元雜劇《錦雲堂美女連環計》(作者佚名)在原來貂蟬故事的基礎上進行了改編,情節有了許多改動,後來《三國誌平話》和《三國演義》又作了進一步的改編,用易中天的話來說,就是「歷史形象」變成了「文學形象」,儘管情節迭有變化,但董卓、呂布、貂蟬的三角關係以及呂布因此而殺董卓的基本情節並沒有改變。總之,貂蟬是有來歷的,並不是元代戲劇家憑空編造出來的。   
  29 誰是大將軍?   
  據《三國誌·武帝紀》:建安元年(公元196),漢獻帝任命曹操為大將軍,袁紹很不滿意,於是曹操只好把大將軍一職讓給袁紹。 
  這事在易書第67頁有記載。易書在下面又敘述了建安三年(公元198)的一件事:袁紹讓曹操殺死了前太尉楊彪、少府孔融等人,曹操沒有照辦(見《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易書寫道:「不過,袁紹這麼一鬧,也讓曹操清楚地意識到: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不要以為你掌握了個小皇帝,當了個大將軍,天下就是你的了。沒有的事!」(《品三國》68頁)前面已經申明曹操把大將軍之職讓給袁紹,怎麼過了兩年,還說曹操「當了個大將軍」?這時究竟誰是大將軍?真把人鬧糊塗了。   
  30 沮授未曾見利忘義   
  關於對待皇帝的態度問題,易中天認為:曹操方面主張「奉天子」,袁紹方面主張「挾天子」,二者有高下之分,本質不同。其實,這只是易中天的主觀想法,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這裡就不再重複了。現在補充一個問題,就是易中天分析了曹操方面的荀彧和袁紹方面的沮授對於皇帝問題的主張,作出結論說:「如果比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說辭,則品位和格調的高下就一目瞭然。荀彧著眼於「義」,沮授著眼於「利」。荀彧始終緊扣一個主題:捍衛現任皇帝,就是維護國家統一,這是「大義」。沮授則反覆強調一個策略:掌握現在皇帝,就能擁有政治資本,這是「大利」。」(《品三國》73頁)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先看一看沮授的說辭:「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三國誌·袁紹傳》)沮授何曾不講「忠義」? 
  又:當初袁紹出兵時,沮授表示反對。他說:「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三國誌·袁紹傳》引《獻帝傳》)短短的30餘字,就出現了三個「義」字:一則曰:「謂之義兵」;二則曰:「兵義無敵」;三則曰:「於義則違」。誰說沮授不講「義」? 
  再有上引之《獻帝傳》,記載了沮授與郭圖、淳於瓊的論辯之辭,沮授說:「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 
  沮授所說的「至義」,與荀彧所說的「大義」,有什麼區別?如果說有區別的話,恐怕「至義」比「大義」層次反而更高一些。 
  易中天說沮授強調「大利」,但我們從有關資料中,始終沒有發現沮授在什麼地方談過「大利」。他只是談過「大計」,就是策略方針。再者說:孟子說「王何必曰利」,那是迂腐的觀點,哪個政治軍事集團不考慮本集團的利益?易中天所說的幾個不同版本的《隆中對》,不都是從本集團的利益出發的嗎?無論是曹操集團也好,袁紹集團也好,骨子裡都離不開一個「利」字,只是都把「義」掛在口頭上罷了。我不認為談「利」就一定庸俗,談「義」就一定高尚;我只是較這個真,本來人家沮授未曾見利忘義,你為什麼硬給人家扣帽子?尤有甚者,沮授本來說了「今迎朝廷,至義也」這樣的話,你卻撇著嘴說人家是「輕描淡寫」。同樣的話,出自荀彧嘴裡就是濃墨重彩,出自沮授嘴裡就是「輕描淡寫」,這公平嗎?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應該公允,不能帶有任何偏見。   
  31 許·許縣·許都·許昌   
  「袁紹集結了十萬精銳部隊,向許昌方向挺進,而曹操的軍隊也在兩個月前駐紮官渡,一場決定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即將打響。」(《品三國》84頁) 
  這段表述,有兩處不妥。 
  第一,官渡之戰是一場為統一北方而戰的戰爭,赤壁之戰是關係到統一全國的戰爭。曹操在官渡之戰取得勝利後,便逐漸在基本上統一了北方。如果他在赤壁之戰中再取得勝利,就可以進而統一全國了。而由於他的失敗,便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因而說官渡之戰是決定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戰爭,是不夠確切的。把「中國」二字改為「北方」就對了。 
  第二,官渡之戰時,還沒有許昌這個地名。今河南省許昌市一帶,春秋時為許國。秦改置縣,即許縣。古代稱呼某縣,在習慣上不冠以縣字,只稱為許,縣令也只稱為許令,而不稱許縣令。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漢獻帝定都在這裡,所以又稱為許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漢建立魏朝,以洛陽為首都。改許縣為許昌,寓有「因許而昌」的意思,從此才有了許昌之名。以洛陽、長安、許昌、譙、鄴等五縣為五都。 
  因此,說公元199—200年之間,袁紹的軍隊「向許昌方向挺進」,是錯誤的。   
  32 曹操為什麼遷徙百姓?   
  在官渡之戰的序幕—白馬之戰中,曹操採取荀攸的聲東擊西之計,偽攻延津,突襲白馬,淪落在曹營的關羽,斬了袁紹的大將顏良,為曹操立了一項大功。然後曹操率兵撤離白馬,還遷徙了一批百姓。易書寫道:「曹操解救了白馬以後,料定袁紹絕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反撲,也一定會拿白馬的老百姓出氣—屠城。於是帶著白馬人民沿著黃河往西走(人們都知道劉備撤退的時候帶著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這樣的)。」(《品三國》86頁)曹操撤退時帶著老百姓,易中天的解釋是:怕袁紹屠城。果真如此,那曹操的遷徙百姓,就是愛護百姓的人道主義精神了。可惜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此事見於《三國誌·武帝紀》。原文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 
  原來在古代戰爭中,如果不能佔領這塊地盤,往往在撤兵時,強制把老百姓遷到自己的地盤上去,也就是武力移民。當時除了要爭奪土地,還要爭奪人民,因為人民是兵源、役源和賦稅之源,雙方都是要爭奪的。這個問題我在上面己經講過了。 
  據《三國誌·蔣濟傳》:建安十四年(公元209),也就是官渡之戰九年後,揚州別駕蔣濟在譙縣(今安徽毫州市)會見曹操時,曹操提起了這件事說:「過去我與袁本初對陣官渡,遷徙南燕(今河南延津東)和白馬(今河南滑縣東)的百姓,百姓沒有跑掉,敵人也沒敢過來搶奪。我現在想要遷徙淮南的百姓,行嗎?」 
  蔣濟回答說:「那時候兵弱敵強,不遷移百姓,必然會失掉他們。自從擊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拱手服從,威震天下,百姓已經沒有其它選擇。但百姓懷戀土地,實在不願意遷徙。如果要遷民,必然會引起不安。」 
  但曹操沒有聽蔣濟的話,還是動手幹了。而江淮間的百姓卻驚擾不安,都跑到吳國那邊去了。後來曹操又見到蔣濟,大笑著說:「本來想要百姓避免被吳人搶走,反倒都把他們驅趕到吳國那邊去了。」 
  由此可見,那時的軍事性的強制遷民,對百姓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災難,百姓並不擁護這種做法。   
  33 劉備和關羽是君臣,還是兄弟?   
  「就在曹軍歡慶勝利的時候,關羽封存了曹操所有的賞賜,留下一封書信,悄悄離開曹營,尋找他那個跑得比兔子還快的哥哥去了。」(《品三國》87頁)這段話有受《三國演義》影響的痕跡。說關羽去找劉備是去「找哥哥」,這個觀念分明是從「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來的,但那是小說家之言,不可相信。據《三國誌·關羽傳》說:劉備初起時,與關、張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在人多集會的場合)侍立終日。」這裡所說的「恩若兄弟」,是形容劉備與關、張關係密切,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則是君臣關係的典型寫照。《張飛傳》上又說「少與關羽共事先主(劉備),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共事先主」,是說共同做為劉備的部下,事奉劉備;「飛兄事之」,是說張飛把關羽當做兄長來事奉。在社會生活中,把比自己年長的人當做哥哥來看待,稱呼某人為「哥哥」、「大哥」,這是古今都有的事,並不一定非得是拜把子兄弟才如此稱呼。關羽被東吳人殺害後,魏文帝曹丕詔問群臣:「劉備是否會出兵伐吳,為關羽報仇?」侍中劉曄回答說:「劉備和關羽『義為君臣,恩猶父子』,關羽被殺害,如果劉備不能為他報仇,對關羽的恩義就不算全始全終了。」(《三國誌·劉曄傳》)在這裡,從魏國人看來,劉備和關羽的關係又是「恩猶父子」了。古人有「君臣如父子」的觀念,所以這個說法並不值得奇怪;同時也可以反證:劉備和關羽的關係並不是把兄弟,他們的當代人對此是很清楚的。如果說:關羽和張飛雖然不是拜把子兄弟,但「飛兄事之」,說明兩個人是稱兄道弟的哥們兒;而劉備和關羽則只能是君臣關係,除了初起時可以沒大沒小,「恩若兄弟」外,在平生的大部分時間段裡,是不能稱兄道弟的。 
  關羽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而生年不詳。元代有一位學者叫胡琦,考證了關羽的年齡,結論是:他生於漢延熹二年(公元159)左右,比劉備還大兩歲。另外,在清朝康熙年間,關羽的故鄉解州(山西運城市)有人在掘井時,掘到了關羽祖墓的墓碑,上面鐫刻著關羽的家世。有一個名叫朱旦的官員據此寫了一篇《關侯祖墓碑記》,在文中說關羽生於漢延熹三年(公元160),與胡琦的考證相近。按照這種說法,比劉備大一歲。如果二人以兄弟相稱的話,那麼劉備反倒是弟弟了。   
  34 燒糧車還是燒糧庫?   
  火燒烏巢是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取勝的關鍵所在,而這又是許攸的一大功勞。許攸在最關鍵的時刻投歸了曹操,向曹操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促成了曹操的成功。易書說:「許攸一到曹營,就為曹操出了『火燒烏巢』的計謀。曹操也當機立斷,親自率領輕騎兵直奔烏巢。烏巢是袁紹的糧庫,卻沒有派重兵把守。曹操化裝成袁軍,人銜枚,馬縛口,趁夜色,抄小路,急行軍奇襲烏巢,一把火燒光了袁紹所有的軍需物資和後勤設備。」(《品三國》89—90頁)現在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在烏巢燒的是糧庫嗎?這裡沒有重兵把守嗎?我們且看有關的記載:《三國誌·武帝紀》:「冬十月,紹遣車運谷。使淳於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 
  《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許攸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燒)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三國誌·袁紹傳》:「會紹遣淳於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 
  這些記載都說得很清楚:袁紹有一萬多車輜重,其中主要是糧食,還包括一些其它軍用物資,從北方啟程,向前線發運。袁紹怕發生閃失,派大將淳於瓊等五人率兵一萬多人迎接與護送。走到烏巢(今河南封丘西北),離官渡還有四十里,在那裡宿營休息。曹操從許攸那裡獲得了信息,乘淳於瓊戒備不嚴的機會,出輕兵打敗了淳於瓊,燒了輜重車。被燒的多為糧食。一則曰:「遣車運谷」;一則曰:「輜重有萬餘車」;一則曰:「北迎運車」;可見淳於瓊等人的任務是護送輜重車,不要讓糧食和軍用物資受損失,而不是保衛糧庫。曹操燒的是以糧食為主的輜重車,而不是糧庫。   
  35 一個「糧」字了得!   
  官渡之戰,從白馬和延津之役算起,一共經過了八個月(公元200年2—10月),而雙方在官渡對峙,就有兩個月(8—10月)。雙方相持不下,後來曹操方面軍糧不繼,士卒疲乏,曹操感到有些難以支持,曾一度產生退兵的想法。但到了最後,袁紹卻一觸而潰,曹操有如摧枯拉朽一般大敗袁軍。原因在哪裡?易書總結說: 
  「劉備開溜,袁紹失了外援;許攸叛逃,袁紹丟了智囊;張郃反水,袁紹折了臂膀。所有這些,都說明了袁紹大勢已去,接下來只能是全軍覆沒,土崩瓦解。」(《品三國》90頁) 
  這些當然都是袁紹潰敗的諸因素,但都不是關鍵之所在。 
  劉備開溜,袁紹失了外援:溜就溜吧,反正他手中並沒有多少兵,而且此人盡打自己的小算盤,對袁紹三心二意,有什麼大用?易中天說得好:「就像年三十的涼菜,有他過年,沒他也過年。」 
  許攸叛逃,袁紹丟了智囊:叛逃就叛逃吧,這智囊就像瞎子戴眼鏡,他就是在袁紹身邊,袁紹也不聽他的,有等於沒有,去和留都一樣。 
  張郃反水,袁紹折了翅膀:張郃確是好將,失去太可惜了。袁紹在白馬之役失去了顏良,延津之役失去了文丑,現在又失去了張郃,當然在軍事上都有很大的影響;但袁紹人多勢眾,其他將領也足以抵擋一陣,還不至於因此就馬上垮台。 
  那麼關鍵之處何在呢?是一個「糧」字,是因為曹操在烏巢燒了袁紹數量龐大的糧食(一萬多車輜重,主要是糧食)。沒有糧食,軍心動搖,鬥志陡降,想到也許不久就會餓死,還有什麼心思作戰?於是便在曹操的凌厲攻勢下,一潰而不可收拾了。 
  易書對袁紹潰敗原因的分析,恰恰就忽略了,或者說淡化了這個畫龍點睛的「糧」字。在敘述火燒烏巢時,說是「一把火燒光了袁紹所有的軍需物資和後勤設備」,也沒有提到「糧」字。當然,「所有的軍需物資」應該包括糧食在內,但畢竟對糧食強調得太不夠了。 
  許攸叛逃,確是袁紹潰敗的關鍵,但問題不在於「袁紹丟了智囊」,而在於他向曹操提供了糧車到達烏巢的信息,使曹操把快要到達前線的這批救命糧食付之一炬。 
  說一千,道一萬,一個「糧」字了得!   
  36 公孫康未設鴻門宴   
  袁紹在官渡之戰失敗後,退回了冀州,二年後死去。後來曹操又打敗了袁紹的兒子,袁紹的兩個兒子袁熙和袁尚逃到烏桓部落中去。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北征烏桓,在柳城(今遼寧朝陽南)擊敗了烏桓,二袁逃到遼東太守公孫康那裡去,被公孫康殺了,傳首於曹操。關於擒拿二袁的過程,易書說:「據《三國誌·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典略》,當時公孫康設下『鴻門宴』,將袁尚和袁熙一舉擒拿。」(《品三國》91頁)此說不確。我們先看看《典略》是怎麼說的:「(公孫康)乃先置其精勇於廄(馬棚)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 
  這是袁熙、袁尚到遼東後,初次和公孫康相會時的事。公孫康先在馬棚裡設下伏兵,然後請二袁進來,二袁一進來,伏兵就出來捆綁了二袁,把他們放到外面的凍地上。《資治通鑒》也記載了這件事,說二袁進來之後,「未及坐」就被擒了。(這是本之於《後漢書·袁紹傳》。)哪來的「鴻門宴」?別管酒菜好壞,「鴻門宴」總該有個宴會作樣子,這僅僅是賓主之間的初次相見,屁股還沒有坐下,就被捉拿了。   
  37 卞氏是曹操第幾任夫人?   
  「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品三國》105頁) 
  此說不確。據《三國誌·后妃傳》裴注引《魏略》說: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 
  又:《三國誌·后妃傳》說: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後(卞氏)為繼室。」 
  根據這兩條記載,曹操的第一任夫人是丁夫人,第二任夫人是劉夫人,劉夫人生了曹操的長子曹昂,字子修,因為她早死,曹昂由丁夫人撫養。後來丁夫人與曹操離異回家,卞氏便被立為正室了。 
  可見,卞氏至少是曹操的第三任夫人,根據記載:在她之上除了丁夫人之外,還有一位劉夫人,至於沒有記載的,我們便不得而知了。 
  又:《三國誌·武文世王公傳》說: 
  「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 
  把卞皇后排在劉夫人之前,是因為卞氏是皇后,而且是皇帝之母,又是皇太后;早死的劉夫人不過是夫人。這是以尊為序,並不表示卞夫人嫁給曹操比劉夫人還早。   
  38 女官敢讓王后請客嗎   
  「然而卞夫人出身雖差,人品卻非常好,為人處世也很低調。《三國誌·后妃傳》說:曹丕立為太子後,身邊的人開玩笑要卞夫人(按:此時已不是夫人,而是王后)請客。卞夫人說:我沒把孩子教壞,就心滿意足了。」(《品三國》105頁) 
  按:《后妃傳》的原文是: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後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後當傾府藏賞賜。』(下面是卞氏的話,茲略。)」 
  長御是皇后或王后身邊的女官,有左、右長御。這是長御向王后道喜,希望王后能對下人頒發賞賜,而不是要求王后請客。那時等級森嚴,尊卑有別,女官們誰敢要求王后「請客」?有時她給你一點吃的,那也叫「賜食」,而不能稱為請客。就拿現在的官場上來說,雖說上下級間都是同志關係,下屬也不敢隨便要首長請客啊,你請他還差不多,但那也常不給面子。易書說:這是「身邊的人開玩笑」,這提法未免太現代化了,那時女官敢和王后開玩笑嗎?沒大沒小,反了你了!   
  39 德才兼備不是曹操的用人政策   
  關於曹操的用人政策,易中天說:「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品三國》105頁)這個概括是錯誤的。儘管曹操也很讚賞一些德行高尚的臣僚,如說崔琰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三國誌·崔琰傳》),對毛玠的儉樸、正直加以肯定(《三國誌·毛玠傳》)。但他所公開宣揚的用人政策,強調的卻是唯才是舉,而不是德才兼備。也不是德才兼備加唯才是舉。《三國誌·武帝紀》記載了兩個《求賢令》,所貫徹的都是唯才是舉、不問德行的精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令文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因為齊桓公以管仲為相,得以稱霸,而管仲卻不是廉士)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外面穿著粗布衣,胸裡懷有美玉一般的才能,卻在渭水之濱釣魚。指西周的姜子牙)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與嫂子私通,接受金錢賄賂,指西漢丞相陳平。是魏無知把他推薦給劉邦的。)二三子(你們幾位臣僚)佐我明揚側陋(幫助我舉用出身卑賤之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注意:這裡提的是唯才是舉,而沒有指德才兼備。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十二月乙未的《求賢令》說:「夫有行之士(有行,就是有德)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有道德),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救助弱小的燕國)。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士人在德行方面有缺陷),庸可廢乎!(怎麼能廢棄不用呢!)」另外,《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載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的《求賢令》,指出:「負污辱之名(名譽不好)、見笑之行(行為不檢點),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在這三份《求賢令》中,強調的都是才,而不是德。偷嫂子、受賄賂、沒有德行,不守信用的;行為不檢點的,被人見笑的,不仁不孝的,都沒有關係,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就可以,哪裡有一句話強調道德?何曾說過「德才兼備」?易書對曹操的《求賢令》和唯才是舉精神作了充分的介紹和論述;但不知為什麼,卻說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要知道:二者是矛盾的,要求「兼備」,怎能「唯才」?要求「唯才」,如何「兼備」?這不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嗎?   
  40 不是「貓論」是「狗論」   
  「《魏略》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曹操有個老鄉叫丁裴,愛貪小便宜,居然利用職權用自家的瘦牛換公家的一頭肥牛,結果被罷了官。曹操見到他,故意問: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裡去了?丁裴也嘻皮笑臉地說:拿去換大餅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過頭來對隨從說:毛玠多次要我重罰丁裴,我說丁裴就像會抓老鼠又偷東西的貓,留著還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屬實,大約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貓論』了。(《品三國》107頁) 
  這個故事見於《三國誌·曹爽傳》裴注引《魏略》。按照原文,所謂「會抓老鼠又偷東西的貓」,應為「有盜狗而善撲鼠」,說的是狗,而不是貓。是偷嘴吃而又善於抓耗子的狗。此事如果屬實,大約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狗論」了。「不管是黑狗白狗,還是偷嘴的狗,抓住耗子是好狗。」但這樣一來,「狗咬耗子,多管閒事」的諺語便不成立了。   
  41 呂布被俘後的表現如何?   
  「據《三國誌·呂布傳》和《後漢書·呂布傳》,當時在白門樓下,呂布雖然做了俘虜,卻意氣風發。他興高采烈地對曹操說:好了,過去的事都了結了,天下也安定了……」(《品三國》108頁) 
  被縛後的呂布是個什麼德性?史書並沒有明確的記載。易中天用「意氣風發」、「興高采烈」來形容被緊緊捆綁著的呂布,總使人覺得太離譜了,哪有當了俘虜還像得了什麼金獎或頭彩那麼高興的?別說呂布是個小人,就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樣的民族英雄,被俘後也只能用「大義凜然」或「浩然正氣」來形容,也不能用「意氣風發」和「興高采烈」來形容啊。古書行文樸直,往往對人的情緒、神態沒有多少描寫。但我們從《後漢書》、《三國誌》以及裴注所引的雜史《英雄記》、《獻帝春秋》等書的記載中,通過呂布與曹操、劉備的對話,對他被俘後的情緒、神態,還可以略見一斑。 
  呂布一見曹操,首先說:「捆綁得太緊了,能不能鬆一下?」曹操說「捆綁老虎不能不緊啊。」呂布接下來又和曹操套近乎,問曹操:「明公怎麼瘦了?」曹操說:「我所以瘦,是因為不能早日和你相知啊!」呂布一聽有門兒,便說:「明公的憂患,不過是我呂布。如今我已經降服了,天下就不足憂了。明公率領步兵,命我率領騎兵,天下是滿可以平定的。」他知道曹操重視人才,正在千方百計地搜羅人才,所以把這個問題作為自己活命的一個突破口。曹操果然有些被打動了,出現了猶豫不決的表情。呂布又向劉備哀告說「玄德:你是坐上客,我是階下囚,你不能替我求求情嗎?」不料劉備卻幫了倒忙,對曹操說:「明公不見呂布是怎麼事奉丁建陽和董太師的嗎?」這話提醒了曹操,終於縊殺了呂布。 
  從整個對話過程來看,呂布表現得一點骨氣也沒有,和陳宮的剛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並沒有感受到什麼「意氣風發」和「興高采烈」,感受到的只是一付搖尾乞憐的奴才相。是臨死前的掙扎,是毀滅時的無奈和悲哀。   
  42 誰說劉備沒有消滅一個軍閥?   
  「劉備還沒有像樣的戰功。……事實上,諸侯混戰的時候,沒有一個軍閥是被他消滅的。」(《品三國》125頁) 
  這說的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劉備離開曹操重返徐州的時候。至此為止,劉備確實還沒有什麼像樣的戰功,但若說沒有消滅過一個軍閥,那就錯了。李傕的餘部楊奉,就是被他消滅的。 
  興平二年(公元195),獻帝被李傕所控制。楊奉叛變了李傕,與原白波軍(黃巾餘部)將領韓暹共同護送車駕到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第二年又把車駕遷到洛陽,然後自己率兵屯駐在梁縣(今河南汝陽臨汝鎮東)。曹操把獻帝從洛陽遷到許縣時,以瞞天過海之計騙過了楊奉,曹操又出兵進攻梁縣,楊奉戰敗,南投袁術,後來又背叛袁術,與呂布結盟。軍隊在呂布那裡吃不飽,又和劉備聯繫,要共同攻擊呂布,劉備假意答應,誘其前來,把他殺掉了。這件事,《三國誌·先主傳》、《董卓傳》都有記載。《董卓傳》裴注引《英雄記》說: 
  「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殺之。」 
  《資治通鑒》也有記載: 
  「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因於坐上執之。」 
  看來劉備是設了「鴻門宴」。 
  這時劉備被呂布打敗了,正屯兵沛郡的郡治相縣(今安徽濉溪西北),與曹操聯合,準備進攻呂布。殺楊奉是他獻給曹操的一件重要禮物。 
  當然,楊奉不算是一個太大的軍閥,但畢竟也是軍閥啊。怎能說劉備到這時還沒有消滅過一個軍閥呢?   
  43 關羽「千里走單騎」,史無其事   
  「關羽和張飛,可都是當時一等一的人才。而劉備呢?不但一無所有,而且半生坎坷,很長時間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這兩個人卻一直死心塌地地跟著他,忠貞不渝,至死不悔,關羽甚至還來了個『千里走單騎』。」(《品三國》127—128頁)美髯公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一直膾炙人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也是戲曲、曲藝、年畫、寺廟壁畫中常見的題材。這個故事見於《三國演義》,其情節有的出自《三國誌平話》,有的則是在此基礎上的改編與虛構,並無史實根據。元雜劇有無名氏的《霸陵橋曹操賜袍》一劇,亦名《關雲長千里獨行》,可能也為《三國演義》所借鑒。 
  關於關羽離開曹營,投歸劉備的時間與地點,史書上有不同的記載。 
  據《三國誌·先主傳》說:建安五年(公元200),曹操正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軍劉辟等叛變曹操、應袁紹,袁紹派劉備率軍到汝南郡(治所在平輿,今河南平輿北),與劉辟等會合,在許都以南開闢了第二戰場,對曹操形成了南北夾擊的形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關羽亡歸先主」。《三國演義》就是採用了這個說法,演繹了一出生動曲折的「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戲劇來。但《關羽傳》卻有不同的說法,說是關羽斬顏良以後,「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就是說:關羽不是長途跋涉,到汝南去找劉備,而是就近到袁軍中去找劉備的。那麼,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呢?《三國誌·武帝紀》說得非常清楚:「夏四月……公(曹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 
  兩相對比之下,還是這種說法比較合乎情理的。當時曹操屯兵官渡,袁紹屯兵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兩軍隔河遙相對峙,相距不遠,是關羽投歸劉備的最近距離和最佳時機,他是不會錯過這個時機而捨近求遠的。那麼,關羽既是在官渡前線就近投歸了劉備,並沒有跋涉千里,當然也就無須過關斬將了。從時間上來說:關羽到陽武投歸劉備是在四月,劉備下汝南是在八月,二者相差了四個月。 
  《三國演義》說被斬的六將是孔秀、孟坦、韓福、卞喜、王植和秦琪,而這幾個人都不見史書記載,連名字也是虛構的。他們的出場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挨關老爺一刀。   
  44 「宜早為之所」應作何解?   
  劉備被呂布打敗,離開徐州,來投曹操,有人主張應該殺了劉備,郭嘉說殺不得;曹操派劉備到徐州去截擊袁術,郭嘉又說放不得。那麼,既不能殺,也不能放,曹操應該怎麼辦呢?郭嘉的主張是「宜早為之所」。(見《三國誌·郭嘉傳》裴注引《傅子》)。易中天說: 
  「所謂『宜早為之所』,只不過是要早作安排,未必就是要殺了劉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周澤雄先生的觀點。周澤雄認為:郭嘉的意見,是既不能殺,也不能放。怎麼辦?軟禁」(《品三國》138頁) 
  但我認為:軟禁也未必符合原意。人家來投奔你,你把人家軟禁起來,形同囚徒,還不如給他一刀,反而更痛快一些。其實,所謂「早為之所」,就是早日予以適當的安排。怎麼安排呢?言外之意,用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叫做「控制使用」。你可以給他很高的頭銜:太傅、侍中、將軍等。開會時可以高高在上,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人講話時,先提一句:「今天參加會議的有太傅劉公」。什麼國宴啊、開幕式啊、剪綵啊、頒獎大會啊,凡是風光的事都少不了他,每月拿俸祿也不少,房子也是花園別墅式的,就是沒有兵權,也沒有任何實權,遠離機要之地,什麼工作會議也不請他參加。出國沒有指標,出行要派專人率兵「護送」。遇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謀略問題,可以向他咨詢幾句,說不說在你,聽不聽在我,本來就沒指望你能做多大的貢獻。 
  郭嘉是個聰明人,但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算盤卻打錯了。劉備是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永遠作他人的政治花瓶?早晚他會找機會衝出樊籠,龍歸大海虎歸山的。   
  45 隆中怎麼會有襄陽、南陽之爭?(1)   
  「諸葛玄去世後,諸葛亮便『躬耕壟畝』於隆中。隆中這個地方,一直有襄陽、南陽之爭。據說清代有個名叫顧嘉衡的,是襄陽人,卻被派到南陽做知府。於是南陽人就讓這個身為南陽知府的襄陽人表態,說清楚隆中到底在襄陽還是在南陽。顧大人兩邊都不能得罪,沒有辦法,只好撰得一聯云:『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算是擺平了這場官司。」(《品三國》139頁)隆中,因為在隆山之中而得名,距離襄陽城西20里,現在在湖北襄樊市市區內。隆中在襄陽附近,古人並沒有什麼異議,這是客觀事實,大山就在那裡屹立著,誰也沒有辦法把這座大山搬到南陽去。這有什麼可爭的!從一開始,由於易中天理解的錯誤,就把大前提搞錯了。事實上,爭的不是隆中在襄陽還是在南陽,而是諸葛亮的隱居躬耕之地在哪裡?是在襄陽附近的隆中呢?還是在南陽郡治宛縣(今河南南陽市)的臥龍崗?(臥龍崗在縣西南七里,今在南陽市區內)。 
  這個爭論的出現,一是因為古書的記載具有模糊性,二是因為兩地都以諸葛亮隱居於自己家鄉為榮。大約爭論從元代便開始了,一直相持不下。我們簡單談論一下爭論的焦點。 
  《三國誌·諸葛亮傳》先是寫道:「(諸葛)玄卒,亮躬耕隴畝。」後來寫到劉備三顧茅廬,也只是寫「由是先主遂詣(拜訪)亮,凡三往,乃見。」並沒有明確指出諸葛亮的茅廬在什麼地方。後人對此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是在當時南陽郡治宛縣的臥龍崗。這主要是根據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說的:「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現在南陽臥龍崗有諸葛草廬,武侯祠等遊覽勝地。 
  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在明代以前的正史中,從來沒見過南陽臥龍崗的記載,這個地名最初見於清朝編寫的《明史·地理志》,是後起的地名。至於南陽武侯祠等眾多的古跡,不過是附會性和紀念性的建築,不足為憑。諸葛亮的隱居躬耕之地應該在襄陽城西的隆中。這是根據晉人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該書記載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注引)持這個說法的人們認為:隆中當時屬於南陽郡鄧縣(今湖北襄樊北)管轄,諸葛亮自稱「躬耕於南陽」,是泛指郡名說的。當時南陽郡管轄的二十多個縣,都可以泛稱為南陽。正如今天河北省所轄各市縣的人,都可以自稱為河北人;黑龍江省所轄各市縣的人,都可以泛稱黑龍江人一樣。 
  在前些年,國內學術界曾集會對此事展開過討論,絕大多數人都認為習鑿齒的說法是可靠的,諸葛亮的隱居躬耕之地應該在隆中,基本上已成為定論。不料現在易中天竟又冒出了一個新問題:隆中在什麼地方?是在襄陽呢?還是在南陽呢?問題實在提得稀奇古怪!如果帶著這個問題,來體會顧嘉衡當年那付和稀泥的對聯,彷彿那位顧大人是在說:「隆中在哪裡,我也搞不清,反正諸葛亮名高天下,這就夠了,至於隆中在襄陽,還是在南陽,我也糊塗著呢!」這叫什麼話!若是這類故事積累多了,倒可以編一部現代版的《笑林廣記》了。 
  易中天接下來在下面又說:「其實隆中地理位置在襄陽城外二十里,行政區域卻屬於南陽郡的鄧縣,所以說襄陽、南陽都對。何況當時襄陽、南陽都屬於荊州,也原本就沒有問題。」(《品三國》139—140頁)這段話,可以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說隆中在襄陽、南陽都對。隆中在襄陽城外,所以說隆中在襄陽是對的;隆中屬於鄧縣,而鄧縣是屬於南陽郡的,所以說隆中在南陽也對。但我要再一次提醒易先生:你的腦筋還沒有轉過彎來,問題的大前提不對,不是問隆中這個地方在襄陽還是在南陽,問的是:諸葛亮的隱居躬耕之地是在襄陽以西的隆中呢?還是在南陽郡治宛縣(今南陽市)的臥龍崗呢?諸葛亮沒有分身法,在隆中就不能在宛縣,在宛縣就不能在隆中,怎麼能說「都對」呢? 
  第二個層次,就更匪夷所思了。同在荊州,就不必弄清楚在哪裡,而是「都對」嗎?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都在荊州,你不加分析,說陸遜燒的是曹操的連營,周瑜燒的是劉備的戰船,那行嗎?   
  46 未聞隱居的諸葛亮,與高官有交往   
  「諸葛亮當時雖然隱居草廬高臥隆中,卻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和他有關係或者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品三國》142頁)說諸葛亮的草廬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不一定太確切;因為諸葛亮和《陋室銘》的作者劉禹錫所處的環境不同,劉禹錫是官僚士大夫,所接觸的都是官場中人或文人墨客,可以「往來無白丁」;而諸葛亮是「躬耕壟畝」,處在山村的環境,難免會與下層勞動人民接觸。 
  諸葛亮常與名士交往,那是載於史冊的。龐德公,司馬徽(德操)、黃承彥,不都是名士嗎?但說他與高官交往,卻沒有什麼佐證。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以及裴注所引各書中所談到的和諸葛亮常常往來的人士中,除了上述三位名士外,還有徐庶、龐統、石韜(廣元)、崔州平、孟建(公威)等等,這裡並沒有一個人是高官。古代等級制度森嚴,高官有高官的架子,怎能到深山的草廬中來拜訪諸葛亮?如果那裡有高官常來常往,劉備的三顧茅廬便不稀奇了,也不會成為千古佳話了。那麼,諸葛亮是不是常到高官的家中去造訪呢?憑他的思想和氣度,他也不會這樣。如果諸葛亮在未出茅廬前,就常常巴結高官,趨炎附勢,還談得上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嗎?   
  47 劉備的形象比曹操好嗎?   
  「劉備七尺五寸(合一米七二點五)的身高,兩耳垂肩,手長過膝(《三國誌》的說法是「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的形象,也比曹操好。這在當時,都算優勢。」(《品三國》145頁) 
  劉備的這個形象,見於《三國誌·先主傳》的記載。陳壽寫作的目的,是說劉備的形象與眾不同,是帝王之相。既是帝王,一切都應該特殊,相貌也是越奇特越好。但這種形象,其實是有點對不起觀眾的。論個頭,一米七十多,平平無奇。論肢體,垂手過膝,像黑猩猩和長臂猿一樣,很難看。論五官,耳朵大得出奇,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耳朵,大概有點豬八戒式的,也很不雅觀。另外,據《三國誌·周群傳》披露說:「先主無須」,是個「老公嘴」。古人很重視鬍鬚,認為這是陽剛之美。《三國誌·關羽傳》說:關羽「美鬚髯」,到了《三國演義》就有了「美髯公」的雅號。而劉備沒有鬍鬚,作為一個男人,就遜色不少。現在,我們就總結一下劉備的形象:個頭中等,兩條胳膊特長,和長臂猿差不多,忽扇著兩隻豬八戒式的大耳朵,嘴巴光光的,不像帝王,倒像個太監,沒有男人氣質。如果當年袁紹的士兵殺宦官遇到了他,沒準會給他一刀。而且「喜怒不形於色」,臉上毫無表情,像木雕泥塑一樣。 
  至於曹操的形象,史書中沒有什麼記載。《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說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就是說:他個子短小,卻精神煥發,透著精明能幹的氣質,並沒有劉備那種奇特之相。除了個子矮一些之外,其它方面應該比劉備順眼。 
  怎麼能說劉備的形象比曹操好呢?   
  48 「集體推薦」說質疑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高臥隆中的諸葛亮,這是劉備集團的一件大事。但事先是誰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呢?《三國誌·諸葛亮傳》說是徐庶;裴注引《襄陽記》說是司馬德操(司馬徽)。但這並不矛盾,一般認為應該是司馬徽在前,徐庶在後,徐庶推薦後,劉備便付之於行動,「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三顧茅廬的故事,便這樣發生了。 
  易中天也介紹了司馬徽和徐庶向劉備推薦諸葛亮之事,但他又忽發奇想說: 
  「這應該看做荊州士人集團的集體推薦。」(《品三國》153頁) 
  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謬誤,畫好了蛇多加幾筆便是「添足」,易中天多加了這一句,就荒腔走板了。 
  當時群雄角逐,天下很不太平,在一個時期裡,荊州卻比較安定。劉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三國誌·劉表傳》裴注引《英雄記》)。所以荊州士人甚多,學風也盛。但這些士人們如同一盤散沙,並沒有「士人協會」、「士人聯合會」(或「聯誼會」)之類的組織,也不存在一個有形的「士人集團」,怎麼能集體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怎麼醞釀的?怎麼決定的?司馬徽推薦就是司馬徽推薦;徐庶推薦就是徐庶推薦;並不等於是「集體推薦」,也不能「看成是集體推薦」。 
  當然,諸葛亮那裡是有一個小圈子的,見於著錄的有那麼七八個人。退一步說:是不是這個小圈子的集體推薦呢?看來也不是。司馬徽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是因為劉備前來拜訪,向他詢問「世事」,他才乘機介紹了伏龍、鳳雛。徐庶的推薦是因為徐庶已經到劉備那裡去做事,在上班的時間向劉備推薦的,也都不算是小圈子的集體推薦。   
  49 赤壁戰前的劉備「身無分文」嗎?   
  易書在第十七集《隆中對策》中,說劉備這時「身無分文,要啥沒啥。」(《品三國》158頁)那麼,當時屯兵新野的劉備,果真困窘到這個程度嗎? 
  誠然,這時劉備沒有自己的根據地,只能寄寓在劉表處,為人家看守北大門。若說劉備沒有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對的,但不等於像叫花子一樣「身無分文,要啥沒啥」。 
  那麼,劉備都有什麼家當呢? 
  第一,有兵。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到柴桑見孫權,對孫權說:「豫州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這是在潰敗以後收集殘兵還有一萬人,那麼戰前會更多的。 
  第二,有糧食和軍資。這麼多的兵,當然不能喝西北風生活,也不能沒有盔甲和武器、車、船等。據《三國誌·先主傳》說:從當陽撤退時,有「輜重數千輛」(輜重車是裝載糧食和軍用物資的),關羽的水軍「乘船數百艘」。這時劉琮的部下和很多荊州人跟著他走,劉備會新得到許多物資,但也應該有一部分是老本兒。 
  第三,有一批文臣武將。如關羽、張飛、趙雲、麋竺、麋芳、孫乾、簡雍……等等,有了一個基本的幹部隊伍。 
  當然,這時劉備的力量,比起曹操、劉表、孫權來,是薄弱的,但也不能說「身無分文,要啥沒啥」啊。如果是那樣,諸葛亮所投靠的,豈非是一個「皮包公司」嗎?再者說,如果一點軍事力量也沒有,怎麼能和孫權聯手共同打敗曹操呢。   
  50 太史慈不是劉繇的部下   
  「孫策的大氣和聰明使他英氣逼人,充滿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英雄惺惺相惜,比如劉繇的部將太史慈。有一次孫策和太史慈狹路相逢,兩個人短兵相接,搏鬥中孫策搶到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搶到了孫策的頭盔,最後不分勝負。」(《品三國》167頁)易書關於太史慈事的這段敘述,有錯誤。據《三國誌·太史慈傳》說:「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 
  這是說:太史慈和劉繇都是東萊郡人,二人是同郡的老鄉。(東萊郡治掖縣今山東萊州)。)太史慈到曲阿(今江蘇丹陽)去看望劉繇,在那裡做客的期間趕上孫策率兵來進攻。有人勸劉繇任命太史慈為大將軍,劉繇覺得太史慈年輕,怕用這樣的人作大將軍會讓善於品評人物的許劭(字子將)見笑。只是給他一個任務,讓他出城去偵察一下敵情。 
  可見,這時太史慈只是在劉繇那裡作客,並不是他的部將,出城偵察敵情,是屬於幫忙性質。 
  易書說:「最後不分勝負」,表述也不確切。按照《太史慈傳》的說法:太史慈出城時只帶一名騎兵,孫策帶了十三騎,雙方的部隊都沒有到,二人扭打在一起,不可開交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就是說,正趕上兩家的部隊都開到了,便把他二人衝開了,並不是二人打到最後還不分勝負。   
  51 關於孫策殺人的矛盾說法   
  易書在第十八集《江東基業》中,比較項羽和孫策說:「孫策對人比項羽好,他的軍紀也比項羽好,不像項羽,所到之處,不是燒宮殿、坑降卒,就是屠城池,殺無辜。」(《品三國》168頁)但接下來又說:「不過孫策也有與項羽同樣的毛病,那就是意氣用事,喜歡殺人,而且說殺就殺。」(《品三國》169頁)下面還說:「我們實在要慶幸孫策沒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否則,他殺的人恐怕比曹操還多。」(《品三國》170頁)這就使我們糊塗了。易中天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孫策到底是好殺人,還是不好殺人?頭一段話,說孫策不像項羽那樣「殺無辜」。第二段話,又說和項羽的毛病一樣,喜歡殺人。第三段話,又加重了語氣,說孫策一旦得手,比曹操殺人還多。 
  真是前後矛盾,邏輯混亂,不知所云。其實,易中天說:「孫策對人比項羽好,他的軍紀也比項羽好」,這是對的;說他好殺人,也是對的。在古代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別管是英雄也好,梟雄也罷,哪一個不殺人?令我困惑的不在於孫策殺人不殺人,而在於易中天前後論斷的矛盾和邏輯上的欠通。   
  52 劉表有幾個兒子?   
  「劉表有兩個兒子,長子叫劉琦,次子叫劉琮。」(《品三國》178頁)其實,劉表不止有兩個兒子,見於記載的還有一個劉修。據《三國誌·陳思王傳》裴注引摯虞《文章志》說:「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東安郡治在今山東沂水西南)。著詩、賦、頌六篇。」 
  這個劉修還好批評別人的文章。曹植在給楊修的信中說:「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音擠直)利病。(劉季緒的文才趕不上作者,卻好譭謗別人的文章,批評其得失。)」楊修給曹植回信說:「季緒瑣瑣,何足以雲。」(劉修絮絮叨叨,不值得去理他。)看來這個劉修是劉表的小兒子,比劉琮還要小,所以沒有介入劉琦和劉琮爭奪嗣位的鬥爭。後來長大後在魏國做了官。 
  這樣,劉表最少有三個兒子。   
  53 張飛「長阪坡一聲吼」,不是實   
  「張飛『長阪坡一聲吼'也是實,但並沒有「吼斷了橋樑水倒流」,那橋是張飛拆掉的。」(《品三國》186頁) 
  「當陽橋上一聲吼,喝斷了橋樑水倒流」,這是京劇《甘露寺》中喬國老的唱詞。不管根據唱詞,還是根據史實,張飛「一聲吼」之處都是在橋上,而非長阪坡。 
  長阪坡是一個綿延數里,高約百米的一個緩緩的土坡,在湖北當陽市東北35公里處。另外,在今湖北漢口至宜昌公路與遠安至當陽公路的交匯處,有一塊石碑,上刻「張翼德橫矛處」六個大字,據說那裡便是張飛據水斷橋,橫矛大吼的地方。所以張飛並非在「長阪坡一聲吼」,而是劉備的軍隊在長阪坡被打敗,撤離到此橋時,由張飛斷後,才在橋上來了這麼一嗓子,竟成為「千古絕吼」了。 
  這座橋,史書上無名,《三國演義》稱為長阪橋,恐怕不實,後人稱為「當陽橋」,是因為它在當陽縣境內,也未必是原來的橋名。 
  長阪坡原稱長阪,並沒有那個坡字,因為阪(也寫作阪)就是坡的意思,長阪就是長坡的意思。後人稱為長阪坡,倒成了「長坡坡」了。至今都約定俗成地這麼叫,其實是不通的。   
  54 關羽的水軍哪有一萬人   
  「但是,劉琦手上,只有一萬人馬;關羽手上,也只有一萬水軍。這兩萬人合起來,能抵擋曹操的泰山壓頂嗎?」(《品三國》186頁)赤壁之戰前關羽有多少水軍?《三國誌·先主傳》和《關羽傳》都沒有明確的記載,易書以及有些書上說關羽有水軍一萬人,大約是根據《三國誌·諸葛亮傳》上諸葛亮對孫權所說的一句話:「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 
  但這話的確切意思是:現在我方的兵力不下一萬人,其中包括「戰士還者」,就是步兵,騎兵被擊潰四散後又回到部隊中來的,以及關羽的水軍,都是精兵。可見這一萬人不單純是關羽的水軍。在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加在一起共有五萬兵力,其中東吳方面三萬人,劉備方面兩萬人,這兩萬人包括劉琦的江夏兵一萬人,剩下劉備的一萬人,如果這一萬人全是關羽的水軍,那麼劉備、張飛、趙雲等人豈非全是光桿司令嗎?《三國誌·先主傳》《關羽傳》都說關羽的水軍「乘船數百艘」,以當時劉備集團的實力,不會有太大的艦船,假如是500艘船,每艘船上平均十人,那麼就共有水軍5000人,另外的5000人,便是步兵與騎兵了。這個估計當然並沒有什麼史料作根據,但無論如何,關羽手下沒有一萬水軍,是可以論定的。 
  易書在下面又談到了這個問題,一次說「剩餘部隊加上關羽的水軍,也還有一萬人馬」(《品三國》194頁),這說法是對的。但下面又說:「關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萬人」(《品三國》219頁),又把正確變成了謬誤。前後矛盾、思路混亂,是易書的一大特點。   
  55 《資治通鑒》不是「正史」   
  「《三國演義》是小說,且不去管它。《資治通鑒》是正史,就不能不討論了。」(《品三國》190頁)在史書的類別方面,「正史」一詞原來涵義很廣,沒有嚴格的界線。乾隆中期,編輯《四庫全書》時,才規定只有經皇帝御定的紀傳體史書,才可以稱為「正史」。這個觀念,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說:被稱作「正史」的史書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在體例方面,必須是紀傳體的,而編年體(如《左傳》、《資治通鑒》等)、紀事本末體(如《通鑒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未》等)、典制體(如《通典》、《文獻通考》等)、就不算「正史」了。二是要經過皇帝批准。這樣的「正史」,到清代為止,共有二十四部,稱為「二十四史」,就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1921年,北洋軍閥政府下令,把近人柯紹忞所著的紀傳體史書《新元史》納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 
  本來,「正史」是一個特定的說法,並不表示它比非「正史」(如《資治通鑒》)就一定高明,有些未被納入「正史」的史書,就一定比「正史」差。但「二十五史」畢竟還是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最基本的資料寶庫;而且相對來說,要比雜史、野史等要嚴謹、可靠一些;所以還是不能忽視的。   
  56 田橫不是匹夫   
  易書第二十一集《臨危受命》,寫諸葛亮智激孫權,對孫權說:「如果江東能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兩斷。如不能,就應該偃旗息鼓,俯首稱臣。」但孫權卻反唇相譏說:「既然如此,你們劉豫州怎麼就不投降呢?」易書接下來寫道:「諸葛亮卻大義凜然地回答說:想當年,齊國壯士田橫不過是個匹夫,尚且不肯投降,何況劉豫州!「(《品三國》193頁)這話見於《三國誌·諸葛亮傳》。核對原文,諸葛亮僅僅說:「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並沒有說田橫是「匹夫」。易書卻既稱「壯士」,又稱「匹夫」。匹夫指平民百姓,而田橫卻不是平民百姓。他是齊國的貴族,秦末起兵,稱齊王。劉邦建立了漢朝,他與部眾五百人逃居海島。劉邦命他到洛陽朝見,他不願意向漢稱臣,在途中自殺。留居海島的五百人,聽到這個消息,也都自殺,史稱「田橫五百士」。可見田橫不是匹夫,諸葛亮稱他為壯士,是因為他是一個壯烈的、有血性的男子漢,與社會身份無關。 
  據《三國誌·程昱傳》裴注引《魏略》,程昱與曹操談話時,就提到了田橫之事:「昔田橫,齊之世族(貴族),據千里之地,擁百萬之眾,與諸侯並南面稱孤。」這樣的人,儘管逃到了海島,手下還?span class=yqlink>性感爛奈灝僮呈浚蹌芩閌瞧穎?/p>   
  57 劉備的「皇叔」身份於史無據   
  易書裡幾次提到「劉皇叔」。第十五集說:「劉備為帝王之胄。他是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今皇上還要叫他一聲『叔』。」(《品三國》144頁)第二十一集說:「何況我們這位『劉皇叔』,可歷來就是能屈能伸的。」(《品三國》193頁)第二十四集說:「孫權恐怕就會這樣說:瑜哥呀,你先打著試試看。打得贏就打,咱撈一把;打不贏就回來,咱不管那『劉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國》214頁)在這三處敘述中,第一處明言「皇叔」之說是根據《三國演義》,而第二處、第三處雖然加了引號,卻又言之鑿鑿,大體上是一種半信半疑的態度,這就需要澄清一下了。 
  劉備的皇族身份,是見於史書記載的。如《三國誌·先主傳》說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諸葛亮也說他是「帝室之胄」。(《三國誌·諸葛亮傳》)。儘管古代史學家如裴松之、司馬光、胡三省等對此有所懷疑,但畢竟是見於史書的明確記載,和劉備同時代的人,大體上也承認。至於他的輩分是否是「皇叔」,則不見史書和譜牒的證實,就只能是小說家之言了。當然,此說並非始於《三國演義》,比《三國演義》成書大約早30-50年的《三國誌平話》,就有「劉皇叔」之說。《演義》在此基礎上,為了突出劉備的正統地位,便特別強調他的皇叔身份了。   
  58 「始作俑者」的典故,不能這樣用   
  在易書第二十二集《力挽狂瀾》中,評論魯肅說:「建議劉備聯合孫權的,是魯肅;說服孫權聯合劉備的,也是魯肅。魯肅是孫劉聯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孫劉聯盟的第一功人。」(《品三國》204頁)「始作俑者」,語出《孟子·梁惠王上》。引用的是孔子的話,俑,是偶人,古代用木製或陶制的俑來陪葬。孔子反對這種做法,說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開始用俑來陪葬的人,不是要斷子絕孫嗎!)孔子為什麼反對?是因為「像人而用之」(用人的形象作成俑來陪葬)。古代帝王和貴族有的用活人來陪葬,孔子認為這是不人道的,不僅反對用活人殉葬,連用俑來代替,他也反對,認為在骨子裡也是不人道的表現。後來用「始作俑者」的典故來比喻第一個做某種壞事和開創某種壞風氣的人。是貶義詞組,對於做好事的人是不能用的。對於孫劉兩家來說,魯肅首倡孫劉聯盟是一件好事,怎能說是「始作俑者」呢! 
  不久以前,台灣的領導人陳某,在講話中曾用「罄竹難書」來形容義工們作了很多好事,引起全島輿論嘩然。「罄竹難書」出自《舊唐書.李密傳》:「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是形容罪行纍纍,砍盡南山的竹子,也寫不完他的罪惡。這個典故只能作貶義用,不能來形容做好事。「始作俑者」的典故和這是一個道理。     
  第四章 古語今言   
  59 周瑜和孫策並非「從小一起長大」   
  「《三國誌·周瑜傳》告訴我們,周瑜是孫策的『鐵哥們』,從小一起長大,而且『獨相友善』,已達到『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的程度」(《品三國》209頁)孫策和周瑜是年輕時的朋友,這不假;但說「從小一起長大」,卻是不確切的。 
  孫策是吳郡富春縣(今浙江富陽市)人,周瑜是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二地相距遙遠,古代交通又不方便,二人「從小」是不可能相識的。《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和《周瑜傳》都說:孫堅初興義兵,討董卓,把家屬遷徙到舒縣,從此孫策才和周瑜相識,而且成為好朋友。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捨策(周瑜把道南的大宅院給孫策全家住),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周瑜傳》)。這年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孫策和周瑜都是16歲,相當於現在高中生的年齡,二人何曾「從小一起長大」呢?   
  60 赤壁戰前,關羽到過江陵嗎?   
  「當時劉琦在夏口,手上有一萬人;關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萬人。劉備兵敗當陽後,無法再去江陵,遂『斜趨漢津』(漢津是一個渡口,在今湖北省荊門境內),和前來接應的關羽會合,渡過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劉琦,一起到了夏口。」(《品三國》219頁) 
  這段表述有錯誤。綜合《三國誌·先主傳》、《關羽傳》和《魯肅傳》的記載:劉備從樊城渡過漢水後,另派關羽率水軍乘船數百艘沿漢水(又稱沔水)向江陵方向進發,約定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市江陵區)會師。劉備在當陽之長阪被曹操的輕騎擊潰,向江陵的方向退走。途中遇到東吳的魯肅。魯肅勸劉備往東吳的方向靠近,以便與東吳結盟,共抗曹操。於是劉備改變撤退路線,斜著向漢津進發,到了漢津,恰好和關羽的水軍相遇,渡過了漢水,又遇到劉表的兒子江夏太守劉琦率兵一萬餘人前來,於是共同到了夏口。 
  易書說關羽在江陵,大約是對《三國誌·先主傳》和《關羽傳》的記載解讀錯了。《先主傳》的原文是: 
  「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關羽傳》說: 
  「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城將南渡江(漢江,即漢水),別譴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二傳所說的「使會江陵」、「會江陵」,是說派關羽率水軍沿漢水(沔水)前進,目的地是江陵,劉備計劃與關羽在江陵會師;並不能理解為關羽已經到了江陵。但劉備遇見魯肅後,改變了計劃,不向江陵進發,而是「斜趨漢津」,向夏口的方向退走。「適與羽相會」(《先主傳》),「適與羽船相值」(《關羽傳》),是說劉備走到漢津,恰恰遇到了關羽的船隻。這時關羽正走在路上,便與劉備相會了。於是關羽便不再向江陵前進,率水軍與劉備、劉琦等共同到了夏口(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蛇山北側)。 
  由此可見,開始時關羽率水軍想要去江陵,但在漢津遇到劉備後,便改變了方向。易書說:「和前來接應的關羽會合」,是說關羽到了江陵,又回來接應,豈不是瞎折騰一氣!事實是:關羽在去江陵的路上,就隨著劉備急轉彎了,何曾到了江陵?   
  1 面目全非(1)   
  ——古文翻譯糾誤之一 
  1.「劉氏種不足復遺」 
  「董卓打算廢少帝(即劉辯),立陳留王(即劉協)時,曾經找袁紹來商量,並且說:『劉氏種不足復遺』。也就是要徹底顛覆大漢王朝,結果當場遭到袁紹反對。」(《品三國》43頁) 
  這件事見《三國誌·袁紹傳》。董卓所說的「劉氏種不足復遺」,不能翻譯成「要徹底顛覆大漢王朝」,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 
  遺,在這裡音「位」,是交付、給予、贈與的意思。劉氏種,指皇帝的劉氏宗族,「劉氏種不足復遺」,意思是:在他們老劉家這一族人當中,只有劉協還好一些,不能把帝位再給予其他人了。 
  裴松之注引《獻帝春秋》說: 
  「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暗),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 
  這條資料可以做上述文字的註腳。「皇帝沖闇」,是說少帝劉辯年幼愚昧,因而在「劉氏種」中「陳留王猶勝」(陳留王劉協還好一些),可見其他人就「不足復遺」(不配給予帝位)了。 
  這時董卓入京不久,他雖然要廢立皇帝,人選還只能在「劉氏種」中選擇,怎麼會說出「要徹底顛覆大漢王朝」的話來呢! 
  2.「車駕旋軫,東京榛蕪」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決定迎奉天子,許多人有疑慮,荀彧和程昱堅決支持。《三國誌·荀彧傳》記載了荀彧的話,其中有「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的句子,易中天翻譯為:「天子在顛簸,洛陽一片破敗「(《品三國》73頁),這譯文是錯誤的。 
  車駕,是皇帝外出所乘之車,引申為外出的皇帝,或皇帝的代稱。軫,車後橫木,也代指車;旋軫,掉轉車頭返回。榛,是一種落葉的小喬木,果實就是榛子;榛蕪,是草木叢生,一片荒蕪。「車駕旋軫」,並不是「天子正在顛簸」的意思,而是說:天子的車駕已經回到了洛陽;「東京榛蕪」是說洛陽一片荒蕪,並不是一片破敗的意思。雜草叢生是荒蕪,滿目斷瓦殘垣是破敗,二者有所不同。儘管當時洛陽是既荒蕪,又破敗;而從原來的詞意來說,應該是荒蕪。 
  這年7月,16歲的漢獻帝在軍閥楊奉、韓暹的護送下由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回到了一片荒蕪殘破的洛陽,處境仍然非常困難,所以曹操有奉迎天子的想法,與手下的謀士商談此事。如果天子還在軍閥的控制下在外面顛簸,曹操才不去淌那汪渾水呢! 
  3.「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渤海太守袁紹和冀州牧韓馥等人,要另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曹操表示反對。易書寫道: 
  「曹操悲憤地說:『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說:『你們到幽州去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個人西進長安,到那裡保衛當今皇上去!』」(《品三國》74頁) 
  這件事見於《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原文說是「太祖答紹曰」,是口頭回答還是書面回答,不詳。易書寫為:「曹操悲憤地說」,而「悲憤」之意,為原文所無。這件事,只是一個基於本集團利益的口水之爭,曹操並不是與現任皇帝有什麼真情實感,也不是真正意義的「勤王」,有什麼可以「悲憤」的?易中天添加一些情緒上的東西,往往會失去歷史的真正韻味。而最主要的是:對「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翻譯是錯誤的。北向,是面向北方,尊奉那個幽州的皇帝劉虞;西向,是面向西方,尊奉長安那個皇帝劉協;並沒有讓袁紹等人到幽州去朝拜新君,曹操本人西進長安去保衛現任皇帝的意思。說的是「北面」和「西向」,並不是「北上」和「西進」。 
  據《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先賢行狀》的記載: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克鄴城,袁氏的守將審配被俘,曹操有意不殺他,而他始終沒有說一句服軟的話。臨刑時,面向北方而死,說是「我君(袁尚)在北。」說明古代的忠臣義士,以國君或主公所在的方向為貴,有大事時要向那個方向禱告或跪拜,臨死時也要朝著那個方向死去。我們看史書,這種例子很多,可以作為「北面」和「西向」的註腳。 
  4.「分野」與「奔北」官渡之戰,袁紹慘敗北逃,沮授被俘。易書說:「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說: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沒想到我們在這裡見面。沮授說:袁公失誤,窮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力量和智慧都用完了,活該做你的俘虜。」(《品三國》98頁)這件事見《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獻帝傳》。原文是:「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擒)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擒)耳。』」易書對這段文字的翻譯,主要有兩處錯誤:第一. 「分野殊異,遂用圮絕」,易書翻譯成「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是錯誤的。分野,本指古代分封諸侯的疆域,後來與星象家的觀念相結合,把天上星象的位置與地上諸侯國的政區相對應。圮,音癖,毀壞破裂之意。圮絕,意為分裂隔絕。「分野殊異,遂用圮絕」的意思是:我們由於處在不同的政治陣營中,因而造成了分裂與隔絕。 
  第二.易書把「以取奔北」翻譯成「窮途末路」也是錯誤的。北字的本義是二人相背,軍隊打敗仗要背向敵人逃跑,所以稱為「敗北」。而「奔北」是臨陣脫逃的意思。袁紹在官渡潰敗後,與兒子袁譚單騎渡河逃走,所以說他臨陣脫逃。 
  5.掇、輟有別易書在第十二集《天下歸心》中,介紹了曹操的《短歌行》。其中把「明明如月,何時可掇」,翻譯成「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輪,不知何時才中斷他的運行。」(《品三國》117頁)把掇翻譯成「中斷」,是和「輟」的意思混淆了。掇,音多,不音綽(chuo四聲),是拿、拾取的意思,而不是終止、中斷的意思。這句詩應改譯為:「你的明亮好像那天上的玉輪,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捧在手心?」 
  《短歌行》全詩抒發了曹操渴望招納人才的情懷,把人才比作天上的明月,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抓在手心中,他怎麼會希望那美麗的玉輪停止運行呢! 
  6.益眾、自實易書第十六章《三顧茅廬》,引用了《魏略》的諸葛亮自薦說。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後,和劉備有一番對話。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易書寫道:「諸葛亮說:將軍度量一下,劉鎮南(指劉表)和曹公相比怎麼樣?劉備說:比不上。諸葛亮又問:將軍自己呢?劉備說:也比不上。諸葛亮說:都比不上,就等著人家來宰割嗎?劉備說:我也發愁,那你說怎麼辦?諸葛亮就給他出了個主意,讓劉備建議劉表鼓勵遊民自力更生,並登記在冊,這樣就可以增加荊州的實力了。」(《品三國》149頁)這段譯述與原文的意思大有出入。我們且把《魏略》的有關原文抄在下面,然後加以辨析糾正。 
  「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耶?』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 
  兩相對照之下,易書的譯述有兩處關鍵性的錯誤。 
  第一. 諸葛亮向劉備獻策的主要內容是如何擴充兵力問題,而在易書的譯述中,這個最關鍵的問題卻不見了。為什麼呢?因為有三個「眾」字(這裡的「眾」是兵的意思)沒有翻譯出來,把這個最關鍵的字漏掉了。原文一則曰:「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二則曰:「益眾」(增加兵力),三則曰:「眾遂強」(兵力便強大起來了)。易中天的譯述只泛泛地談到「增加荊州的實力」,而一語未及「兵」,「兵力」的問題。雖然「實力」也包括「兵力」在內,但人家強調的畢竟是「兵力」,而不是泛言實力。原文中幾次談到「眾」,即兵、兵力的地方都被忽略過去,不能不說這種譯述既不「信」,也不「達」。若說易中天不懂得這裡的「眾」字作何解,那可能會冤枉了他;但對這個幾次出現的關鍵字竟視而不見,一滑而過,就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了。 
  第二. 「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易中天翻譯成:「讓劉備建議劉表鼓勵遊民自力更生,並登記在冊,這樣可以增加荊州的實力了。」這是把「自實」翻譯成「自力更生」,把「錄」翻譯成「登記在冊」,把「益眾」譯成「增加荊州的實力」了。除了「錄」的翻譯之外,其他都不正確。 
  自實,是讓遊民自己申報戶口,不是鼓勵遊民自力更生。「益眾」是增加兵力,前面已經講過;而且諸葛亮給劉備出主意,是想辦法增加劉備自己的兵力,而不是「增加荊州的實力」,那是劉表的事,劉備和諸葛亮才不操那個心呢! 
  總之,《魏略》原文的意思是:諸葛亮鑒於劉備兵力單薄,建議他設法增加兵力。當時荊州人口很多,但多屬遊民,正式在籍的太少,如果從在籍戶中徵兵,已經無兵可征,會引起在籍戶的不滿。讓劉備向劉表建議,命游戶自己申報戶口,然後從中征發士兵。劉備照辦,果然兵力大增。但由於易中天忽略了三個「眾」字,又把「自實」解釋錯了,所以他的譯述變成一塌糊塗,看不出來有上述那些意思。   
  2 似是而非(1)   
  ——古文翻譯糾誤之二1. 田豐的說辭在官渡之戰以前,袁紹的謀士田豐,反對袁紹去和曹操打這場戰爭。易書寫道:「據《三國誌·袁紹傳》:田豐曾對袁紹說:『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因此他提出,應該打持久戰和游擊戰。首先,應該發展壯大自己。一是要站穩腳跟(據山河之固),二是要擴大地盤(擁四州之地),三是要建立統一戰線(外結英雄),四是要加緊擴建備戰(內修農戰)。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品三國》92頁)易書對田豐說辭的翻譯,是似是而非的。「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地」,並不是「要站穩腳跟,擴大地盤」的意思,而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塊很大的根據地,據有冀、幽、青、並四州,山河險固,易守難攻;在此基礎上,要「外結英雄,內修農戰」,與曹操相周旋。易中天把「內修農戰」,翻譯成「加緊擴建(軍)備戰」,是不妥善的,因為只翻譯出一個「戰」字,卻丟掉了「農」字。應該翻譯為「在內部發展農業,加強軍事建設」。古代的兵家、法家,常常把「農戰」二字並稱,因為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軍事應該以經濟為後盾,特別是軍糧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軍糧的供應,都要通過發展農業來解決。如果丟掉了「農」字,「戰」字又如何說起? 
  2. 「賦役方殷」據《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獻帝傳》:在袁紹將要南征時,他的謀士沮授和田豐進諫說:「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 
  其中,「賦役方殷」一句,易書翻譯為「稅費有增無減」(《品三國》95頁),不夠確切。賦役,不單純是「稅費」,而是包括「賦」和「役」兩方面,賦是賦稅,譯成「稅費」尚屬勉強(古之賦稅與今之稅費有很大區別);但役呢?怎麼丟掉了?古代人民所承擔的役,包括兵役和徭役(勞役),比賦稅的負擔還要沉重。「賦役方殷」,是說頻繁地徵收賦稅和征發兵役和勞役,不單純是「稅費有加無減」而已。 
  3. 「愴然」與流淚據《三國誌·文聘傳》:劉表的大將文聘投降曹操時,「欷歔(音希虛)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易書翻譯為:「文聘痛哭流涕,曹操也跟著流淚」(《品三國》109頁)按:愴然,是悲傷的意思,愴然淚下,是悲傷而又流淚;光說愴然,並沒有流淚的意思。文聘是個忠義之士,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投降了曹操,感到對不起故主,所以才痛哭流涕。曹操不過是被他的情緒所感染,也感到悲傷而已(或者是在作秀),他哭個什麼勁兒! 
  4. 「矯情任算」「《三國誌》在評價曹操用人之道時,說了十六個字:『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就是上一集講到的『招降納叛,盡釋前嫌』。」(《品三國》112頁)在這段文字中,「不念舊惡」和「盡釋前嫌」的意思差不多,可以勉強通過;但「矯情任算」怎麼可以翻譯成「招降納叛」呢?如果「招降納叛,盡釋前嫌」捆綁在一起,都是翻譯「不念舊惡」的,那麼「矯情任算」的譯文何在?總之,無論怎麼看,「矯情任算」的意思讓易中天弄丟了。 
  矯情,是克制感情。《現代漢語詞典》說:「故意違反常情,表示高超或與眾不同。」這正符合曹操的心境,看來這個詞的涵義,古今是一致的。任算,是充分運用心計、謀略。也就是說:矯情是一種權謀,一種策略。有些人,比如降而又叛的張繡,他所指揮的軍隊,在戰場上殺死了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和愛將典韋,曹操在感情上是憎恨他的;但從策略的層面上看,接受張繡的再投降,既可以使這個武將和謀士賈詡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得到一個寬宏大量的名聲,特別是當時正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張繡來降割斷了他與劉表的結合,免得腹背受敵,作用非同小可,總之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對曹操都非常有利。所以才克制了感情,破瞋為笑,接受了張繡的投降。矯情是為了「任算」(充分達到策略上的目的),這是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過人之處。但不容置疑的是:這裡面有虛偽的一面,而且是大奸大偽。 
  5. 「遂用猖蹶」、「志猶未已」根據《三國誌·諸葛亮傳》:劉備三顧茅廬,去請諸葛亮,二人在草廬中談論天下大事,劉備的開場白是:「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其中,「遂用猖蹶」,易中天翻譯成「我現在情況不好」;「志猶未已」翻譯成「人還在,心不死。」(《品三國》157頁)猖蹶,跌倒、傾覆之意,引申為失敗、挫折,「遂用猖蹶、至於今日」,應該翻譯為「一直到現在都在受挫折」。易書翻譯成「我現在情況不好」,雖說有那麼一點意思,但與原文並不貼切。至於「志猶未已」翻譯成「人還在,心不死」,雖然意思差不多,但語言的情調並不對頭。這種話,年紀稍大一些的人都很熟悉,是文革時期的流行詞句,都是在批判某人時,說他「人還在,心不死」,寓有「賊心不死」、「死不悔改」的意思,是貶義的,不能濫用,劉備怎麼能說「我人還在、心不死呢」! 
  6. 「西據楚關」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甘寧獻策於孫權,其中有一段話,出於《三國誌·甘寧傳》。原文是:「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易書的譯文是:「黃祖一滅,就打開了一個口子,也就能乘勝西進。那時,我們的天地就廣闊了,就連佔領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品三國》163頁)令我們非常困惑的是:「西據楚關」這句關鍵的話,竟沒有在譯文中體現出來,好像原文並沒有這句話。按:楚關,一名扞(音汗)關,在今重慶奉節東,是進入巴蜀的咽喉要地。甘寧的意思是:只有「西據楚關」,才能「漸規巴蜀」。你把楚關弄丟了,從哪裡西進巴蜀呢? 
  7. 兩個「弗當」據《三國誌·劉表傳》說:曹操率大軍進攻荊州,蒯越、韓嵩、傅巽(音訓)等人勸劉琮投降。在傅巽的說辭中,有這樣的話:「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國家(疑漏字,請作者核實),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 
  易中天的翻譯是:「以人臣對抗人主,是以逆抗順;以地方對抗中央,是以弱戰強;以劉備對抗曹操,是以卵擊石。」(《品三國》183-184頁)我們和原文對照一下,基本的意思是近似的,但譯文和原文對不上口,具體的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原文的兩個「弗當」(不合適)不見了,卻添加了「以弱勝強」、「以卵擊石」之類的話,為原文所無。在利用古代資料時,把古人的話和自己的話混在一起,都當古人的話來介紹。我們說:這也是「弗當」的。 
  8. 髒刀與丟人劉琮向曹操投降後,先是不肯告訴劉備,很晚才派宋忠去對劉備講。劉備在盛怒之下對宋忠說了一番話,見《三國誌·先主傳》裴注引《漢魏春秋》。其中有這樣的話:「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 
  這話的原意是:我就是砍斷了你的頭,也不足以解恨,作為大丈夫,在臨別時殺了你們這些人,我也覺得是可恥的。 
  易中天的翻譯是:「於是拔出刀來對宋忠說:我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不過不想弄髒了我的刀,也不想丟我的人!」(《品三國》184頁)顯然是與原文不符的。如果說「丟人」可以和原來的「恥」字掛鉤,那麼「髒刀」又和原文的哪句話掛鉤呢?反覆檢視原文,沒發現有這個意思。何況把「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翻譯成「也不想丟我的人」,也和原文意思相距甚遠呢。 
  9. 卿、仁兄赤壁之戰前,魯肅建議孫權抵抗曹操。孫權歎息著說: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見《三國誌·魯肅傳》)易中天翻譯為:「只有仁兄這一番話,才是深謀遠慮,正和我的想法相同,這是上天以仁兄賜我啊。」(《品三國》202頁)廓開大計,指開拓性的大計謀,與「深謀遠慮」的意思沾邊,但不貼切。這且不談,單說把「卿」翻譯成「仁兄」,就不合適。卿是你的意思,多用於君對臣或夫對妻的稱呼,在這裡是君對臣的典範稱呼。但把「卿」翻譯成「仁兄」,則聞所未聞。古代等級森嚴,禮儀考究;當時孫權和魯肅是君臣關係,他是不會稱呼魯肅為「仁兄」的。 
  在易書第二十四集,還有一個與此類似的例子。易書寫道:「如果這回曹操當真打的只是劉備,孫權恐怕就該說,瑜哥呀,你先打著試試看。打得贏就打,咱撈一把;打不贏就回來,咱不管那『劉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國》214頁)這當然只能是易中天的話,而不可能是孫權的話。根據史書的記載來看,孫權稱周瑜為「卿」、「君」、「公瑾」等等,而沒有稱呼過「瑜哥」、「瑜兄」,因為君臣之間是不能以兄弟相稱的。儘管孫權的母親吳夫人曾對孫權說過:「公瑾與伯符(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汝其兄事之」,是要孫權看待周瑜像哥哥一樣,但不等於說二人就可以兄弟相稱了。   
  3 添字解經   
  ——古文翻譯糾誤之三在講解經典著作時,講解者把自己的話夾雜在經典的原文中,都作為經典來講解,前人稱為「添字解經」,是做學問之大忌。但這不等於說:解經時不能發表自己的看法,當然可以發表,而且與原著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現象。但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意見和原著嚴格地區分開來,而不能把它混雜在原著中,使人誤以為都是原著的意思。易中天在行文中就有這個毛病,下面就是其中一部分例證。 
  1.「一而再,再而三」據《三國誌.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在官渡之戰的關鍵時刻,袁紹的謀士許攸叛投曹操,一見面就問曹操軍中還有多少糧食。曹操說:「還可以支持一年。」許攸說:「不對,重說!」曹操說:「可以支持半年。」許攸說:「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這後一句話,易中天翻譯為:「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敗袁紹吧?怎麼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說實話?」(《品三國》16頁)這「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添字解經,是原文沒有的。而且這說法也不正確。到這時為止,許攸只是問了兩次,曹操也答了兩次,這是「一而再」哪裡有「再而三」? 
  2.頭上撒尿曹操奉迎天子於許縣後,自任大將軍,又以皇帝的名義任命袁紹為太尉。袁紹因為自己的地位在曹操之下,非常氣憤,大發牢騷。原文是:「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三國誌·袁紹傳》裴注引《獻帝春秋》)易中天翻譯為:「曹操早就死過好幾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現在反倒跑到我頭上撒尿來了,什麼東西!難道他還想『挾天子以令我』嗎?」(《品三國》67頁)把譯文與原文對照,我們很容易地便會發現:「現在反倒跑到我頭上撒尿來了,什麼東西!」為原文所沒有的意思,這不是袁紹的話,而是易中天夾帶的私貨。 
  3.三帖膏藥曹操和袁紹在官渡相持時,賈詡勸張繡投降曹操。他闡明理由說:「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主之志者,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三國誌·賈詡傳》)易書在翻譯這段文字時,逐條都在後面加了點東西。第一條加了個「有理」,第二條加了個「有利」,第三條加了個「有安全」。如果是以小注的面目出現,不管與原文是否貼切,作為一家之言提出來,自然是無可非議。但那是和賈詡的話混在一起,作為賈詡的話而出現的,那就大成問題了。   
  4 古事今講要有遊戲規則(1)   
  古事今講,或雲通過現代視角講史,是易中天講史的一大特點,是他走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我們是現代人,我們看待歷史,不通過現代視角,難道應該仍然停留在陳壽、裴松之、孫盛、司馬光的水平嗎?那當然是不行的。因此,通過現代視角來看待歷史,自然沒有什麼錯。所謂現代視角,主要是觀點問題,前面已經談了很多;現在則主要是談語言問題。在這方面,求新、求活、求可聽性、求可讀性,甚至求趣味、求娛樂,都是無可厚非的,不必以抱殘守缺的態度橫加指責。但也不能語無遮攔,也要有一個遊戲規則。下面提出我個人的幾點看法:第一. 站在主講人的立場,從客觀的,第三者的角度來敘述或評價古人古事,運用現代語言,比擬現代事物,只要貼切、合適,就是可以的。易中天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扣住了現代人的心弦,特別是引起了青年受眾的共鳴。例如:說諸葛亮「粉絲如雲」(《品三國》6頁);說諸葛亮也是一個「高幹子弟」(141頁);說少年曹操是一個「問題少年」(22頁);說曹操所任的洛陽北部尉是「副縣級公安局長」(41頁);說在皇帝問題上,董卓廢立、袁紹另立、袁術自立都是「成本高、風險大、效益低」(61頁);說曹操不能給楊奉當「後勤部長」(66頁);說古代的「君擇臣、臣亦擇君」觀念是「雙向選擇」(144頁)等等。 
  易中天還善於用民間俗語、諺語、歇後語等語言資源。如說劉備對於袁紹「就像年三十的涼菜,有他過年,沒他也過年」(89頁);說曹操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桿——自己抬自己」(22頁);說曹操剛剛踏入官場還是「出生牛犢,生瓜蛋子」(35頁)。說劉表不圖進取,「就是守住自己這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176頁);說袁紹得了傳國璽,野心膨脹起來,「耗子腰裡別了把槍,就起了打貓的心思」(56頁)等等。易中天還利用文革時期通行的一些語言,如「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7頁);「站錯隊」(36頁);「上校團副」(160頁)等等。 
  以上那些語言,絕大部分都是很鮮活生動,饒有風趣;有的(如文革時流行的一些語言)則因為打上了特定時代的標誌,而別有一番風味;這都給易中天的講史增加了許多魅力,使人喜聞而樂見。有人說這是娛樂化、庸俗化,其實有點娛樂成分,使人樂於接受,也沒有什麼不好。通俗化也不等於就是庸俗化,深入淺出,通俗一些,使廣大的觀眾(讀者)都能夠接受,對於普及歷史知識,又有什麼不好?如果總是板著陰冷的面孔講歷史,史學怎能從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頭? 
  第二. 要尊重歷史,不能反歷史。歷史人物說現代的話,做現代的事,便是反歷史。下面舉幾個例子:1. 易中天認為古代的議郎,相當於現代的調研員(其實未必恰當)。「曹操當了議郎,心想:調研員就調研員吧,要好好調研。」(《品三國》36頁)那時曹操只知自己當的是議郎,怎麼會想自己當了調研員? 
  2. 「《三國誌·袁紹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說:袁紹年輕時候就在京城廣交豪俠,經常在那個豪門大院裡開派對、辦沙龍,迎來送往……」(《品三國》103頁)三國魏人王粲所著的《英雄記》,能有「開派對、辦沙龍」的話嗎? 
  在另一處,易書寫道:「關東軍十幾萬人,按兵不動,諸侯們『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整天開派對、泡酒吧,玩電子遊戲。」(《品三國》46頁)這種寫法是可以的。因為這是站在主講人的立場,從客觀的、第三者的角度來敘述或評價古人古事,明白地指出:「用今天的話說」如何如何;而上一種寫法則說袁紹是在「開派對,辦沙龍」,那就是反歷史了。 
  3. 關於曹操在赤壁之戰失敗的原因,易書寫道:「有學者認為:曹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遇到了『非典』或『禽流感』,只好自己把船燒了撤退。這是有曹操的話為證的。」(《品三國》212頁) 
  好麼,這可是醫學史上的最新成果,原來「非典」或「禽流感」在三國時期就有病例了。但究竟是哪位學者說的呢?易書沒提,我們也無從對證。好在還有「曹操的話為證」,那話是寫在《三國誌·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上面的,那上面寫著「赤壁之役,值有疾病」,《武帝紀》說是「大疫」,《先主傳》說是「疾疫」,疫是瘟疫、即流行性傳染病。但究竟是什麼傳染病,至今尚未搞清,恐怕不會有什麼學者會認為是「非典」或「禽流感」吧?當然,這不過是在調侃,但如此混淆古今事物的調侃,是不合乎遊戲規則的。 
  第三. 以現代事物比附古代事物,有時是可以的,我上邊舉了一些例子,就比較恰當。但這方面必須慎重。古今事物不同,有些事物又不能強行比附。例如:易中天好把古代的君臣關係與現代企業老闆與員工的關係來比附,還常用現代市場經濟的事物來比附古代事物,如說諸葛亮要找一個「好老闆」,劉備是「好老闆」『袁紹是垃圾股,劉備是績優股;諸葛亮要把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讓劉備出大價錢把自己買斷等等,不一而足。這種寫法,偶爾用之尚可,可用得過多過濫,滿紙「好老闆」、「壞老闆」,這個股,那個股,又是「買斷」,又是「營銷」的,就會沖淡講史的氣氛,而使人覺得不倫不類了。現在有一些書,用三國或其它古代歷史故事、古典小說、古代策略思想、哲學思想、兵法等等作為素材或切入點來講商業策略、人際關係、營銷學、人才學等等,有的書名就叫《孫悟空是個好員工》(對不起,我沒看內容)。那些書不是講史的,是利用歷史或古代文化來講其它問題的,怎麼講,怎麼比附,甚至是生拉硬扯,都不干歷史學的事。但《品三國》就不同了,是在講史呀,張口「老闆」,閉口股票,還有什麼歷史的味道?講史好比做菜,不放點調味品不行,但放多了也不行。在網絡上,有人為此叫好,打氣、助威,但千萬不要認真。林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樹立自己的品位與風格,不能太「媚俗」了。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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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品三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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