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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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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呼喚新聞監督法出台

    王維忠    
    人大代表是為人民大眾說話的。自從我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後,就經常有老百姓因為冤屈和不平找上門來。我想,這對於任何一位代表來說,都是很正常的事,只是我沒有想到,新聞記者也會有自己的冤屈,也有因為投訴無門而不得不為自己的案情而四處上訪投訴,這位記者就是石野。石野是從央視有關節目上看到我為當前的新聞輿論監督立法的提案而找到我的。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我與石野兩次見面,為他的那宗全國首例新聞記者自訴案,也為當前許多記者的人身安全,我們就誰來維護輿論監督的問題進行了探討。石野是一名政法記者,多次因採訪而遭到採訪對象的打擊、報復和誣蔑,無奈之下,多次不得不走上法庭,不但有民事,更有刑事。    
    這就不由令我又一次陷入深思之中……    
    誰都明白,腐敗官員多由權力失控而貪,執法者則以徇私枉法而吞,掌權者多由權錢交易而中飽私囊,還有那弄虛作假,中傷造謠,誹謗誣陷喪盡天良者,都是無惡不作之徒,諸此種種均惡之伴侶,醜陋之表。有惡必有善,善惡交加必有衝突。作惡者侵犯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紀國法豈能容之?黨內腐敗、司法腐敗、社會腐敗等,腐蝕的是國家的大梁,侵害的是人民的利益,這些貪贓枉法者是人間的最大之惡。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黨早就提出了治理腐敗、反腐倡廉的英明決策。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更成為新一屆黨的領導班子的響亮口號。    
    老百姓平時總要這樣問:高官的權力由誰來監督?黨內的腐敗由誰來監督?回答是肯定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大眾,還有被喻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是的,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種種監督,鑄成一股強大的合力,令各種腐敗望而卻步,心驚膽顫。其中的輿論監督,無疑是當前對各種腐敗進行制約的一把利劍,正因為如此,那些貪官污吏,那些醜惡行徑,見到新聞記者就唯恐避讓不及。但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那些敢為民執言仗義,那些鐵肩擔道義的新聞記者,卻常遭受到各式各樣的阻力、恐嚇威脅,甚至於生命危險。    
    對於這些遭遇,本書的主人公、政法記者石野都有過切膚之痛。正因為如此,他以新聞記者的責任感和正義感,寫了三本書,這就是他的輿論監督報告文學三部曲,這也開了中國新聞記者的先河。其中的第一本《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推出後,馬上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界的重視,被數十家暢銷報紙連載。本書是第二部。如果說第一部是作者的歷險過程,這本書則是石野記者的成長過程,亦是他十年記者生涯中以筆為刀、為民請命,為弱者仗義執言的艱難歷程實錄。    
    石野的經歷頗有些傳奇:他出生於貧困的鄂東南農村,因家中失火而被迫輟學打工,後來又應徵入伍到中國海軍陸戰隊當兵,退伍後,他曾四處流浪,為了生存,他做過民工、下過礦井,做過保鏢,他靠自己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名為民請命的政法記者。軍人出身,養成了他疾惡如仇愛打抱不平的剛強性格,也由於他出身社會底層,令他更深諳平民百姓的冤屈和不平,所以他採訪的對象絕大多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弱者,寫的報道大都是帶有深刻批評性質的,也正因為如此,石野的筆端就得罪了許多權貴人物及執法部門。    
    石野是我所見到的少有的極富正義感的記者,他的故事讓我很感動!他以軍人的果敢和正直,以一名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的膽略和身手,以筆為槍,為弱者執言仗義,多次深入「虎穴」臥底暗訪:為揭露廣州銀河村治安員的暴行,他被黑幫叫囂「30萬元買人頭」;為了向黑惡挑戰,他斗膽在《南方都市報》上刊登頭像「叫賣」自己的人頭!為了躲避黑道的追殺,他曾在黑夜中跳入寒冷的滔滔珠江中;為了揭開廣州火車站附近的特大黑惡團伙,他臥底王聖堂出租屋時被黑幫當作便衣警察,兩支黑槍頂著他的腦袋;當他的記者身份暴露時,數把長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為揭開廣州客村的黃色毒瘤,他在暗訪時遭受黑道追殺時被迫從三樓跳下逃生;因寫批評報道,他曾收到黑幫寄來的子彈頭……他采寫了大量激起社會強烈反響的獨家報道。廣東的幾家電視台、多家報刊及港澳媒體都曾關注和報道過他的事跡。他被人稱為「打虎」記者,被譽為中國第一臥底記者。    
    我認為,石野的遭遇很有代表性,他因執言仗義而招惹出的民事和刑事官司,在中國新聞界更是罕見的,這對於一名年輕記者而言壓力是很大的。從石野記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國新聞輿論監督的艱難,更看到中國新聞立法的迫在眉睫。    
    眾所周知,新聞輿論監督難以發揮實效,記者的知情權、合理懷疑權、言論自由權、新聞報道權、安全保障皆因缺少法律保證而得不到充分保護。醜惡最害怕大眾知情,最害怕暴露在陽光之下,所以那些有權有勢的腐敗分子會膽大妄為地對記者施加壓制、阻攔和抵毀新聞報道;「阻撓,封殺」成為了他們手中不該有而可用的權力。誣陷記者報道失實,可讓記者手中的筆失去揭露邪惡與腐敗的權力。更有甚者,一些腐敗官員總是製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嚴重侵害那些敢於為正義而戰的記者們。    
    這些不平的「待遇」在石野的身上表現得很充分:為了替一個年僅8歲的外來小學生伸張正義,他被廣州市那家金雁小學誣蔑為「企圖敲詐學校10萬元」,石野成為原告又成為被告;因為受報社領導的指派報道了不該報的「敏感案件」而被廣州有關部門戴上手銬非法關押十多天;為了替遭人遺棄的打工妹母子討公道,石野慘遭那個道德敗壞的新聞同行鄧世祥長達五、六年的誹謗和誣陷,以致他不得不以自訴的方式將之告上法庭,從而引發出了國內首例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    
    在這本書中,最令我這位人大代表震驚的,就是他因替弱女子討公道而引出的那宗記者自訴案,其過程之曲折,訴訟之艱難、社會影響之巨大,中國新聞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我奇怪的是,對鄧世祥這樣一個道德敗壞而又劣跡斑斑的小記者,怎麼還敢如此囂張?到底是誰在背後作他的保護傘?我更奇怪的是,對於石野的這宗自訴案,白紙黑字的證據有那麼多,北京法院為何不依法開庭審理呢?關於此案,早已有國家法官學院的張泗漢、北京大學的陳興良和中國人民大學的韓玉勝等著名刑法專家都作過案情論證,北京的司法部門又怎麼會對此置之不理呢?這就不由讓我想起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之所以發生這麼多新聞記者在實施輿論監督過程中發生挨打受罵的事,是不是也有地方司法部門的推脫和冷漠?個別的新聞記者品行惡劣,有關主管部門又如何來清潔新聞隊伍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儘管到目前為止,這宗被人為地拖了幾年的案子還沒有開庭審理,但我們相信,神聖的法律肯定會為石野討回公道的。    
    幾年前,我早就在「兩會」上提出:中國一定要對新聞進行立法!新聞監督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社會的進步,標誌著我們的文明程度。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我看很有必要出台《新聞監督法》。在這部法律中首先要規定新聞媒介和記者的義務和權利。我覺得記者應該享有四種權利:知情權、無過錯合理懷疑權、批評報道權和人身安全保障權。同時,對拒絕採訪、暴力抗拒採訪的人或單位,要作出處罰,對記者不能實事求是報道,甚至對當事人及其單位進行誹謗和誣陷,給當事人及其單位(或企業)造成政治、經濟損失的,據情節輕重,追究記者的法律責任。    
    是的,如果輿論監督根本無法可依,有關法律滯後,都會使當前的輿論監督舉步維艱。    
    2004年春,《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出台了,其中還特別以單獨的章節對輿論監督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這對於新聞界來說,是件大喜事。我相信,新聞監督法很快就會出台了。我更相信,如果真的有《新聞監督法》作為中國近80萬名新聞記者的保護傘,記者不會因採訪而挨打受罵,不會因受打擊報復流血而又流淚;我們社會中的腐敗會無處可遁,社會中的文明會更加昌盛,人間的善良會隨處可見。    
    可是,我們的《新聞監督法》還是沒有出台,這就使我不得不提及的是:誰來維護新聞記者的人身安全?誰來維護新聞媒體的合法權益?    
    目前,石野的合法權益還沒有得到合法的保護,在全國各地更有許許多多像石野這樣的新聞記者,他們實施輿論監督的合法權益至今得不到有效保護,中國新聞記者的維權之路甚是艱難。    
    寫至此,我在憂慮石野記者的處境同時,也格外關注他未來的路。我堅信,像石野這樣主持正義的記者,無論阻力和風險是多麼巨大,無論批評對象是如何的強大和狂妄,他是決不會向邪惡低頭的,他是絕對不會放下手中這枝筆的。    
    是為序。    
    2004年春於長春    
    (王維忠,男,吉林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教授、博士導師,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2004年兩會期間提出的「中國出台《新聞監督法》,很有必要!」在社會各界引起極大反響。)


序社會需要這樣一把明錚錚的利劍

    何建明    
    石野是我們這個還不怎麼安寧、不怎麼乾淨的社會的一把利劍。我這樣稱他是因為這位年輕的小伙子滿身充滿了一股正義的銳氣,儘管有時是顯得某些需要繼續成熟的「傻氣」。    
    第一次他來找我時,我沒有將石野這樣的青年人放在眼裡,以為他也是一個「文學青年」。但他不是。他是抱著書稿來讓我為他這本書的出版寫序的。不知小伙子看中了我什麼?大概也是當兵出身?又有許多年的記者生涯?不管怎麼說,石野是認定了我。這讓我有些為難——只有對別人瞭解時我才願意作序,我對他說。那我就讓你瞭解吧!石野指著書稿,也指著自己的胸口。    
    這是一個心頭燃燒激情的小伙子。有點與我一樣。    
    石野是個不安分的人,從他的簡歷裡看得出他從沒有安分過。他出生於湖北大冶農村,是父母的長子,由於家庭屢遭不幸,他小時候很苦,高中沒有念完就去打工。務過農,做過磚瓦廠工人,下礦井挖過礦石。後來當兵。再後來到地方,開始與公安和法制方面的工作和部門聯繫,當保安與當保鏢,更多的時間是當報社記者一類的工作。當記者時仍然不安分,忽一會兒在南方,忽一會兒又到北京。    
    這一點有些像我——年輕時大概都喜歡不安分的生活。    
    但我知道這種不安分中更多地反映了一個奮發向上的年輕人的真實心態。那是一種不甘命運的表現,那是一種追求更高更好的方式。石野屬於這樣的年輕人。而且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記者當得不錯,並且越當越野——甚至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惜。    
    我沒有問過石野這名字到底是筆名還是真名?不過,一個「野」字可以看出這位小伙子的全部性格與追求。    
    石野野得出奇,能根本不顧家人還是否惦記著他。漂泊的生活已經很少讓他想起回到那個生養他的貧困小山村。    
    石野野得很歡,能想入非非地跟與他毫不相干的黑社會黑勢力的「老大」較勁。自然苦頭也吃了不少,但更多的是那份讓我敬佩的收穫和獨特的經歷。    
    石野野得可愛,能讓自己略帶魯莽的勇敢影響許多喜歡獵奇的漂亮女孩子狂追。這一點特別能說明他這個現代青年的性格。是的,像他這樣一個既有文才又具武藝,而且更富有正義感的俠客記者又哪能不討得美女的芳心呢?    
    石野的野,是他的人格的特徵。是他的血脈顏色。是他的生命追求。    
    當過兵的人都有同樣的人生標準:是男人就該有些野勁。當兵的人把鑄造自己滿身的野看做成熟和魅力的終極追求。當兵的人因此讓人喜愛,也因此被人說成「粗魯」——我自己總願意保留這種「粗魯」,因為這個世界男性變得太奶油,所以一個「石光榮」的出現讓全社會感到特新鮮,這不知是悲還是喜?    
    石野比「石光榮」的野勁少了些,但卻多了不少精明。這是不同時代的當兵人的變遷。    
    職業愛好,使石野的野變得有些豪情和傳奇。他是以記者的目光和「野孩子」的性格,來對待身邊的世界的。我想如果離開了上面的兩點原因之一,他石野就不可能做出那種令人心驚肉跳的到黑社會裡的黑老大那兒臥底暗訪,最終配合公安部門全殲黑窩,給受難的人以正義,給醜惡以曝光……    
    我也當過十幾年的記者,也曾經歷過驚心動魄的匪穴生活,知道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事。但事到那份兒上時,一切膽怯早已置之度外。總想讓所有罪惡能在自己的手上根除乾淨。這種精神在石野這個年齡時特別地飽滿——現在似乎退化多了。真要有這樣的事也會左思右想。可我知道石野現在幹這樣的事絕對不會左思右想的,他甚至在需要付出生命代價時也會毫不猶豫。這一點石野也有些像我——十幾年前的那個還穿著軍裝、當著記者的我。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有人曾經這樣問過我:你這幾年寫的如《共和國告急》、《落淚是金》、《中國高考報告》和《根本利益》等作品,為什麼都是帶著強烈的批判性呢?為什麼揭露黑暗面的特別多呢?我還真沒有認真想過。過去寫這樣的作品時,純粹是憑著一股激情和真誠,當看到某些社會現象非常痛心或壓抑我時,就去揮筆急就,一說痛快而已。可此刻我猛然醒悟:這大概跟我過去喜歡冒險,喜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和氣質有關吧!    
    可不是嘛!    
    石野啊石野,你是不是在重複另一個人的人生軌跡?    
    不不,石野就是石野。他還年輕,還處在探求階段。他的路仍然不是太明確。不過有一點我能相信:作為一位政法記者,石野走的路,石野付出的勇氣,石野投入的熱情,正是我們當今這個社會極其缺乏的。我之所以稱他是一把明錚錚的利劍,是因為在一個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裡,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善良與憎恨的東西同時存在著,一些十分猖獗的醜惡社會現象還很嚴重,得有人去管,有人去勇敢地面對和揭露。需要像石野這樣的鬥士去戰鬥,才能使得我們的這個世界少一些惡瘤滋生。    
    石野做過的事很讓人敬佩,也非常有價值。讀他的戰鬥經歷,就像讀一部驚險的小說。人們有理由像我一樣相信,揮舞戰刀的石野,一定會在未來的生活中不僅有勇氣,而且充滿智慧,因為鬥爭的嚴酷性需要每一位戰士學會聰明。    
    石野會更好樣的。人民需要這樣明錚錚的利劍。時代需要這樣明錚錚的利劍。    
    (何建明,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曾兩次榮獲魯迅文學獎,現為《中國作家》副主編。主要作品有:長篇報告文學《共和國告急》、《落淚是金》、《根本利益》、《中國高考報告》等。)


序自序:刀尖上的舞蹈

    邪惡是最深的黑暗。我的十年政法記者生涯就像是十年抗戰。一次次鋌而走險的揭幕猶如殊死的搏殺。十年,我生命的青色被滲透太多的色彩,這應該是有別與其他人的。十年,我默默而又固執地抗爭和奮戰,為那被青春的熱血點燃的夢想。獨自承載的壓力和苦悶,彷彿是無止盡的——那是墜入黑暗深淵的黑。    
    我沒有文憑沒有背景,面對陌生而喧嘩的城市,赤手空拳打天下,夢想過上美好而體面的生活,也想讓自己的青春和夢想更加絢麗,但除了熱血和憧憬,除了心頭那揮之不去的美麗夢想,我一無所有。幾經掙扎和拚博,我這個從沒進過大學門的農家子弟終於成為一名為民請命的政法記者。在弱勢面前,我奔波;在冤屈面前,我呼籲;在邪惡面前,我舉筆,可我最終卻一敗塗地。驀然回首,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和悄然風乾的淚痕,還有內心深處的不甘和抗爭。    
    過去的一切和正在發生的一切,就像燃燒過的時間,留下的只是輕煙和灰燼。是的,我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只不過是一個從不被人關注的流浪記者,只不過是一個被各式各樣的誣蔑和謠言所包裹的局外人。在繁華的都市,在貧乏的鄉土,我的努力和堅持只是希望人世間的冷漠、懦怯、愚昧、醜陋和邪惡隨風飄逝,我的呼籲和奮鬥只是希望弱勢群體能享受公平得到善待。    
    永不妥協的批評態度源於弱勢群體痛苦悲憤的呼聲和求助,源於他們冤屈的靈魂。只要你是一個有良知的新聞記者,當你參與並經歷,你不得不沉重。    
    2004年春,江蘇的一位讀者曾在我的手機上留言:石記者,如果沒有你的執言仗義,我苦難的日子不知何時見到天日。是你的關心和幫助溫暖了我生命的亮色……    
    為了這樣的話,我寧願在刀尖上舞蹈,危險而又疼痛。沒有比這種優美擁有更深的殘忍。    
    個別傳媒和記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權錢所湮沒,虛假、媚俗、「吹喇叭、抬轎子」、溜鬚拍馬,見「趙公元帥」就拜,甚至顛倒黑白、誹謗、誣蔑……這些可怕的邪氣像幽靈一樣腐蝕著一小撮無良記者。忽視平民和弱勢群體成為當前中國傳媒界的可怕現實。不久前,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曾對此嚴厲指出:「記者的高尚在哪裡?就是站在最廣大的公眾利益、弱勢階層一邊!」風雲記者王克勤為此也曾痛心疾首:「錢蟲和官蟲是當今傳媒界的兩大弊端。傳媒應該維護社會良知!」    
    真正的傳媒人絕不會因為一兩隻蒼蠅而迷失新聞方向。因為說了真話,揭露了黑幕,儘管我曾遭受過自己的報社和個別同事的打擊、報復、誣蔑,儘管我被迫以自訴方式走上法庭,但面對邪風腥雨,我從來就沒有妥協過。我的使命和責任就像彩虹一樣橫亙在雨後的天空。「中國記者的責任感、職業良心和使命感不會因為個別記者的違法亂紀行為而消磨。我們會忠於自己的職業理想,為社會正義做出努力。」揭開山西繁峙礦難黑幕的《中國青年報》首席記者劉暢道出了我們的心聲。    
    我站在刀尖上,開始一種銳利;我站在風口上,開始一種審視。對待一個包「二奶」的同事,也是如此,以至對方惱羞成怒採取極為惡劣的手段攻擊我,還有他後面那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黑手。誹謗,像箭一樣刺痛我;誣陷,像毒草一樣糾纏我,連同我那勞作於鄉土的慈善父母。我在這惡魔般的網裡苦苦掙扎了五年之久,經受著苦難的折磨,為自己抗爭。這就是我的那宗全國首宗記者自訴案。它留給我的憂鬱與沉痛,無奈與憤慨,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這則曾被傳得沸沸揚揚的官司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遭受到如此多的謾罵和誣蔑,在中國新聞史上更是史無前例的。    
    面對邪惡,逃避是最可怕的。    
    我既是親歷者又是受害者。個人的自尊,記者的名聲,法律的神聖,特別是,那被侮辱和被欺凌的求助無門的陳氏母子,那個有恃無恐、至今逍遙法外的同行鄧世祥,更加堅定我一定要打贏這場新聞官司的決心。我像那些我所採訪過的無數的冤屈者一樣,沒有放棄用法律討個說法——為我自己,更為真正的受害人。忍耐是種怯弱,抱怨絕無出息,想下地獄就可能抱怨太黑暗。這時,我才深切地理解,何建明的作品裡為什麼總是帶著強烈的批判性,為什麼揭露黑暗面的特別多;盧躍剛的作品裡為何總是充滿憂患意識;巴金老人的筆下為何總是直面人生,在調查報告中融入魯迅式的悲憤;新聞前輩范長江為什麼總是稱自己是一名戰士……這些文化戰士,這些新聞戰將,為什麼如此看重新聞記者的人文意識,批判意識和精神意識……    
    面對社會上的「險風怒號,濁浪排空」,稍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都會有范仲淹的「憂讒畏譏,滿目蕭然」之憂傷感;面對日甚一日職務犯罪的猖獗,記者當然不可能像俠客義士那樣,尋一劍封喉,將那些為非作歹之徒斬於馬下,記者只能舉起手中之筆,義無反顧地用黨和人民所賦予的監督權力對之進行監督和批評。    
    因為揭開了一些黑幕,因為替弱者說了一些真話,我曾被人稱之為俠客。但我慚愧、汗顏和彷徨……    
    五年前,當我因為揭露了太多的黑幕而遭受南方有關部門的打擊,當我遭受到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同行惡意的傷害和誣蔑,當我帶著滿身傷疼被迫流亡京城時,我依然沒有能夠掙脫那由黑白道編織的網。    
    新聞記者不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瞭望」,他們「瞭望和監測」的不是一馬平川,而是激流險灘,更多的是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具危險性的事件。    
    以新聞的責任,為老百姓搖旗吶喊,是有危險的,這也就使我在十年新聞之旅中多次歷經了威脅、侮辱、封殺、誣陷、流亡、追殺和非法拘禁,讓我透徹地感受到了末路狂奔的孤獨和淒涼。然而,我沒有停滯不前。作為記者,面對黑暗和醜惡,除了犀利的出擊,我別無選擇。    
    有人說,反腐反黑是「刀尖上的舞蹈」,實施輿論監督的一線記者們,當他們穿梭於新聞第一現場時,記者的職業就在刀尖上開始了。    
    去年記者節期間,《北京青年報》在一篇題為《干記者原來挺危險》的調查報道上稱,據京滬穗三地展開的統計結果,58.4%的被訪者認為記者行業屬於高危職業;65.5%認為保險公司有必要推出「記者險」。在當今世界,記者是僅次於軍人和警察的高危職業。是的,也許「記者險」能保證記者的醫藥費,但誰又能保障他們免遭心靈摧殘?    
    記者挨打受罵早是家常便飯,記者因寫稿而遭受牢獄之災也不是新聞:《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因舉報假水利工程而得罪了當地權要,被羅列了多種罪名而判刑12年;《鄭州晚報》記者殷新生因幫助一被拐賣兒童重返家園,而冤陷圄囹,被中國記協負責人稱之為「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最嚴重的、最典型的打擊迫害記者事件!」;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社的蔡金海因報道了瑞安山區有「種植罌粟」,而被判入獄中……    
    從去年冬起,從中央到地方,相關政府部門都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來維護民工的合法權益,這當然是順應民意的大好事,但是,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人來關心新聞記者呢?為什麼至今沒有出台專門維護記者合法權益的法律呢?    
    2004年初,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以專門章節的形式確立了輿論監督的重要地位;2004年9月21日,北京市正式發紅頭文件要求各級政府不能對新聞記者說「無可奉告」;最近,國家也正草擬「政務信息公開法」,提出如果媒體記者正常採訪被拒可告官。但這些是否意味著新聞媒體和記者實施輿論監督時就能夠暢通無阻呢?    
    針對輿論監督的艱難狀況,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打罵記者,阻撓採訪,是那些腐敗官員最常用的手段,因為他們最怕自己的醜陋和罪惡被暴露,就以愚蠢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新聞記者!為此,他更是多次在兩會期間發出這樣的呼籲:中國出台新聞監督法,很有必要!    
    我奢望著,憧憬著,我的心靈深處被一束神聖的強光照耀著。    
    世界一片朗然。    
    石野    
    2004年金秋於京郊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1節 懷揣83元闖廣州(1)

    1994年初夏,當我背著背包從中國海軍陸戰隊走出來時,我背負著美麗的夢想和憧憬,決定闖蕩羊城,以圓我的記者和作家夢。    
    無法想像之後的十年間,從南國到北國,從羊城到京都,我的新聞之旅竟會是如此的跌宕起伏,雲波詭譎。我在刀光劍影和驚心動魄中演繹著我的職業人生。    
    那時,剛從部隊出來的我並不知道,在這羊城繁華世界的燈紅綠影下,也隱藏虎穴。自從我踏上這塊被成千上萬的外來工淘得熱火朝天日新月異的羊城馬路,我的生命就開始經歷許許多多的風風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從湛江走出來的我身著一套陳舊的海洋迷彩服,將全部家當裝在背包裡,坐上了開往廣州的列車。那個時候我愛上了地方上一位畢業於某高校、其父是當地富翁的女孩子。癡心妄想地愛上後,無情的現實卻一下子擊碎了我的愛情夢。生性倔強的我不顧他人的勸告,決定以流浪的方式來忘卻失戀的憂傷。    
    其實,廣州對我而言還不算是完全陌生,早在我當兵前的那年暑期,我在一位老鄉的哄騙下曾來到這裡「淘金」,那廝在「幫助」我花光了本來就很可憐的一丁點兒血汗錢後,就來了個腳底抹油,悄悄溜了,扔下一個舉目無親、手足無措的我,害得我甭說回家的路費,就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走投無路之餘,我只好找到了民政部門,對方回答道:那你就進收容站吧。懵懵懂懂的我當時還真不知道收容為何物,居然還真的攥著對方開的一張請求收容的條子來到了附近的收容所。一打聽,幾個面無表情的工作人員瞪著眼睛告訴我:收容與進看守所差不多,既沒有自由,還要受到人身限制,在裡面要幹活,直等到你掙到一定數目的錢以後,才會用一個破舊的火車皮拉你回去。一個露著滿嘴大黃牙的廣東佬歪著頭看著我:個傻×,你還不如跟我們一起混,保你有錢花,有飯吃。出門在外,我最怕挨上那不光彩的事兒,只好另想辦法。於是,我徑直朝廣州火車站走去,決定偷偷地扒火車回去。最後,我到底還是爬上了一列開往武昌的直快車,一路上想方設法躲避查票,揣著一顆咚咚咚直跳的心,終於踏上了湖北的土地。    
    四年之後的今天,我像一條魚,又一次游入了廣州這座城市。跟隨著一大群男男女女,渾身臭汗的我好不容易擠出了火車。我東張西望地來到附近的公共汽車站邊,不知所措。人海茫茫,我整個人也茫茫然。此時我除了身上這一套舊軍裝外,包裡僅揣了83元錢!這是我徹底拋開湛江那位千金小姐的愛情後身上僅剩的現金了。我相信,憑著我在部隊發表的那一大疊作品和那些立功獲獎證書,還有一張老家湖北省黃石市作家協會會員證,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不過,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得找一個暫時的棲身之地。    
    此時,頭頂上的那輪太陽像個巨大的火爐,把我面前的世界炙烤得像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流花火車站附近的行人熙熙攘攘,各式各樣的大小汽車如過江之鯽。我知道,我的這雙腳一踏上羊城這塊土地,就注定了要過著露宿車站的流浪漂泊的生活。此時此刻,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很快先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一大群操著四川口音的民工從我背後的出站口洶湧而出,他們很快就把正在躑躅不前的我裹挾在人流中。我看到這些背著大包小包、灰頭土面的民工們,將滿是淘金的希望綻放在他們淨是汗水和灰土的臉面上,讓頭頂上的太陽炙烤得閃閃放光。他們在一個小頭目樣的小個男人的帶領下,儘管一個個讓背上沉重的包袱壓得佝僂著腰身,他們卻一個個興奮異常,彷彿來這兒不是靠血汗和苦力掙一塊塊的錢,而是來這兒的土地上撿錢似的。    
    他們滿懷希望和憧憬的表情感染了我。我看到他們前呼後擁地上了一輛「廣州火車站——中山大學」的公共汽車,不知是他們上車的熱情吸引了我,還是就這輛車人少,反正,鬼使神差,我也跟著上了車。一直到了新港路的中山大學,也就是終點站,我又跟隨著這伙四川民工下了車。    
    下車後,我又是一片茫茫然,不知應該往哪兒去。在我的對面就是聞名遐邇的中山大學,大門頂上孫中山先生親筆題寫的校名,在陽光照映下,顯得熠熠閃光,令我這從沒有進過大學門的外地人汗顏。我想,要是我也能在這兒念上幾年書後畢業出來,也許找起工作來要容易得多了。    
    在車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我早已是又乾又渴了。我跑到旁邊的一家報亭買了幾份報紙,又買了一支大雪糕,幾口下去,還是不解渴,乾脆買了一瓶礦泉水,灌了大半瓶下去,才算止住了渴。我順著中大的正門,像只無頭的蒼蠅,沿著新港西路往西走去。    
    剛走不遠,無意中我發現有三個流里流氣的小青年老在我的後面跟隨著。只見他們時而湊在一塊竊竊私語,時而又分開在我的後面跟蹤著。奇怪,他們為何要跟蹤我呢?此時我正走到一家技校門口,正要歇口氣,剛停住腳,那三個小青年就一下子圍了上來。他們那不懷好意的眼睛直盯著我上下打量著,其中一個還嬉皮笑臉的,似乎我的身上有什麼值錢東西似的。我看到他們衝我不陰不陽地笑,我就也衝他們笑笑。誰知看到我有了反應,其中為首的一個胖子呼的衝上來,一把拉著我的衣領,怪聲怪氣地問道:「喂,你身上這套迷彩是從哪兒弄來的,不會是偷的吧?」「這肯定是偷來的!一個鄉巴佬哪裡有這種迷彩服?老實交待,是從哪裡偷來的?」另一個傢伙說話的口氣更加粗暴。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是看中了我身上的這套海洋迷彩呀!這套海洋迷彩服,一般的部隊是沒有的,當時絕大多數部隊只有那種常見的略帶草綠色的戰地迷彩服,而我們這種迷彩服只有海軍陸戰隊才有;就是海軍陸戰隊,也並非每人都有,只有兩棲偵察隊的,或是前往南沙西沙執行任務的官兵才能擁有。這種海洋迷彩服,樣式雖然與普通的迷彩服差不多,顏色卻截然不同。海洋迷彩服,顧名思義,它的色彩與海洋極為相近,是那種天藍色。守衛海疆時,敵人一般很難發現。由於這種海洋迷彩服色彩鮮明,做工精巧,只有特種部隊的官兵在執行特種任務時才擁有,所以,平時甭說一般的老百姓,就是一般的軍人看來,也都是夢寐以求的奢侈品。據說,以前官兵在退役轉回地方時,就像要上交軍銜、軍徽、軍章一樣,按規定這套軍服也是要上交的,後來才允許同軍裝一起帶回家去。只是,像這種迷彩服4年兵役期間才會發一套。現在,我穿著這套迷彩服除了告訴別人,我是一個兵,還有就是旅途上方便,透汗性能比一般的衣服好,而且還很耐髒。    
    沒想到,這三個流氓看中了我身上這套海洋迷彩服,也想掠去穿上威風威風。聽到他們夾雜著廣東話的普通話,看著他們那神氣活現的樣子,我知道,他們此時就是想欺侮我這個外來的打工仔。但我怎麼可能給他們呢?這可是我的心愛之物!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2節 懷揣83元闖廣州(2)

    那三個小流氓還以為我會識相,乖乖地脫下衣服拱手相讓,沒想到好半天了我還是無動於衷。那個小胖子火了,見威脅不成就上前準備動手脫我的衣服;另一個上前揮拳就打!我趕緊閃身躲開,此時我還不想還手,畢竟人生地不熟的。這時候,過路人都圍上來看熱鬧。我想走走不開,想跑也跑不掉。索性放下身上的背包,學著影視裡那些走江湖的樣子,雙手抱拳,小心翼翼地說:「朋友,真對不起,我只是一個退伍軍人,是來廣州找戰友的,不知在哪方面得罪了你們,請……」誰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兩個傢伙就從兩側向我撲來。我雖然躲得快,左腿還是挨了一下,我剛想回擊,但還是又忍著了。我抓起地上的背包,準備避開。見我想走,一個傢伙罵了一句髒話,一把抓住我的背包扔在了滿是灰土的地上。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還沒待他的拳頭打過來,我迅速抓住他的右前臂順勢往後一拉,只聽一聲怪叫,那個笨重的身子往前一躥就撲倒在了地上。沒想到這個大塊頭的傢伙只不過是只紙老虎。看到他倒地,就更激起了我好勝的性子。說真的,初來乍到的我,在此人生地疏的,從沒想要在大街上闖禍。誰知他們得寸進尺,逼得我實在沒有退路了。見同伴吃虧,另兩個傢伙呲牙咧嘴、張牙舞爪地向我撲來。我趕緊往後一退,馬上雙手出擊,手快腳快,來了個「撲腹撂檔」,一下子就將其中一個打翻在地;然後,我又反轉身,閃開那個「老鷹掏拳」的傢伙,趕緊一側身,順應他的撲式,從他的兩腿和下部反擊。突如其來的反擊令那傢伙痛得呲牙咧嘴,哎呀一聲趴在地上。剛從地上爬起來的那個胖子,看到兩個同夥也都倒下了,雖然不停地用廣州話罵我,手腳亂晃著,但卻已嚇得倒退兩步。我本想再上前教訓他們一下,又怕闖出大禍,到時有理無處申就麻煩了。    
    其實,早在我上小學時就開始跟村中大人練拳腳,還玩過龍燈獅子。平時我更是在莊稼地裡摸爬滾打,很早就開始了艱苦的體力勞作;高二那年,因家中突遇大火,被迫輟學的我又去建築工地提灰桶,挑磚上樓,鍛煉出一身好力氣;特別是,我又經過了幾年部隊生活的操練,海軍陸戰隊的艱苦訓練,使得我早練就了一身錚錚鐵骨,一出手打翻面前這幾個叫得凶而只不過是花拳繡腿的小流氓,還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三個傢伙見我的身手如此迅捷,也不敢輕易上前,再說他們又都是尋釁滋事,已受到圍觀路人的指責;他們看到我一副不怕死的樣子,終於知道我這個退伍兵不但力氣大,而且根本不怕打架,於是,他們互相使了個眼色,扔下幾句嘰裡呱啦的廣州話,衝我威脅了一通,悻悻地走了。    
    打跑了三個小流氓,我也不想在此久留,趕緊沿著新港西路向前走去。走了半里路,看看背後無人,便向右邊的一個小巷拐進去。不遠處就是一家省級技校的後門。此時已是日落黃昏時分,天就要黑了,甭說找工作,能找一個便宜的住處就算不錯了。奔波了一天,我從早上到現在,只吃了一個盒飯。路過這兒的幾家大排檔時,從那兒散發出來的飯菜香味,誘得我不由連咽幾下口水,我這時才知道肚子早就餓得咕咕直叫了。我直奔附近一家小食店,花3元錢要了一大盤素炒粉,又花2元錢要了一碗餛飩。這才混了個大半飽。    
    飯後夜幕已經降臨,我趕緊四處找住處。前面百多米遠就是一家技校。我決定去學校裡面的招待所看看。一般來說招待所的價錢不會貴,不像外面價目嚇人。我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到門口的門衛室,見裡面有兩個保安一邊在抽煙,一邊正在熱火朝天地下象棋呢。為了辦事方便,我特意買了一包湖南產的「白沙」香煙。我走上前去,很客氣掏出兩支煙,笑容可掬地向他們一人發了一支。我的這一招還真見效,那兩個保安馬上停止「戰鬥」為我讓座。兩人一胖一瘦,年紀都不相上下,瘦的老成些,姓王,叫王保衛,湖北咸寧人;胖的是湖南人,雖然長得牛高馬大,但滿臉憨厚。他慢吞吞地自我介紹說,他叫雷振。這響亮的名字有些如雷貫耳的味道,馬上讓我想到了《高山下的花環》小說中那位一身正氣、剛直不阿的老軍長雷振。不過,彼雷振非此雷振也。他們看到我這一身打扮,都不約而同地問道:「喲,老鄉,是剛從部隊出來的吧?不過你這一身迷彩服還真夠彩的,我也只是在電視裡見過,還沒穿過呢。」沒想到,這兩個保安都是從部隊出來的,這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們的距離,我們馬上就親熱地交談起來。王保衛聽說了我的情況後,馬上說:咱們都是當過兵的,戰友戰友親如兄弟麼!有困難大家要幫助。如不嫌棄,你今晚就在我們這兒湊合一晚上吧,正好有個同事去天河那邊看他媳婦去了。    
    雷振忙不迭地幫我放東西,為我倒來一杯白開水:你先歇口氣,等下我們一起去前面沖個涼吧,晚上餓了,我們這兒還能煮麵條的。    
    我簡直是受寵若驚,高興得連連致謝。    
    在兩位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痛痛快快地洗了個澡。洗好衣服後,我心懷感激地陪兩位新朋友上班。正坐著說話,一位面目慈善的老師走了過來。他姓洪,是保衛科的負責人。他仔細地瞧了瞧我,突然說道:「呀,你不就是下午在新港路被人圍攻的那個小伙子嗎?怎麼樣,後來那三個傢伙沒找你的麻煩吧?」我一聽,暗叫不好,怎麼在這兒還有人認識我,而且還知道我與人打架呢?這下完了,說不定人家要趕我走呢。誰知,當這位姓洪的老師獲知我打架的經過後,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對我讚不絕口,連誇我的身手不錯。王保衛和雷振見狀,更是高興,一連說了好多稱讚我的話,還說他們想留我在這兒住一個晚上。洪老師滿口就答應了。大家一邊抽煙,一邊很開心地說了一會。老洪又說,那個陝西保安在上班時不是老睡覺嗎,我看乾脆把他炒掉,就讓這個小伙子來幹吧。他不是要找工作嗎?明天我找學校說說。    
    我與王保衛和雷振已混熟了,他們剛才還在談及幫我找工作的事呢,沒想到老洪竟主動說出來了。這真令我高興至極。王保衛樂呵呵地說: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成同事了。雷振笑嘻嘻地說:「石野呀,你好、好運氣,這真是打瞌睡……睡時有人給你送……送來了枕頭……」雷振一激動,說話就有些結巴。    
    第二天,老洪還真「炒」掉了那位上班時總是吊兒郎當的陝西保安,讓我頂了他的位子。只是,當我看到那小青年耷拉著腦袋,捲著被子悻悻地離開學校時,心裡很是過意不去,如果不是我,也許他不會這麼快被「炒魷魚」。    
    學校一共有6名保安,其中像王保衛等三人是由附近的派出所直接分過來的;另外像我和雷振就是學校內招的,也叫內保。6個人輪流分守前後校門口和學生宿舍大樓。工作是三班倒,每天8個小時。我們除了值夜班時睡在各自的崗位上外,平時都統一住在學校後面自行車棚裡面,不是樓房,也不是平房,而是鐵皮房。30多平方米的小地方,放著三張上下兩層的鐵架床,擠著五六個大老爺們,真夠難受的。每到週末,王保衛的老婆和一個四川保安的老婆就會準時過來,這兒又無處可去,只能在這小房裡將就過一兩夜。我和雷振等三個沒成家的,儘管總被弄得很難堪,但時間一長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而最難受的是這裡面太熱。在這個火爐一樣的夏天,由於鐵棚子裡除了一扇鐵門,四周都密不透風,一到白天,頭頂上的太陽烤得裡面熱得像個正在燃燒的鐵爐子。有時白天我們熱得受不了,就拉一根長水管,將自來水嘩啦啦的直往鐵棚頂上澆,但那鐵皮涼得快也熱得快,水一干,那火氣就又在頭頂上燒騰起來了,根本不管用。學校領導一直說要為保安們改造住房,但口頭「解決」了好久,一直到我後來走時也沒見「解決」。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3節 懷揣83元闖廣州(3)

    這是一家省級技工學校,有3000多名學生和100多位老師。學校有前後兩個大門,白天則只需一名保安看守,夜裡就得要兩個人。另外我們還要輪流看守學生宿舍的大門口,防止有人混進去偷東西。平時工作倒也不算累,只是得把每天的8個小時守到點。    
    一個月後,老洪調離了保衛科,去了其他的單位,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姓李的胖子。他個子不高,滿臉橫肉,大腹便便,上下一般粗,整個人像極了一隻煤氣罐。我們後來都偷偷地叫他「煤氣罐」,那些學生也是這麼稱呼他。「煤氣罐」是廣州人,初中文化,據說他父親曾是這家學校的老領導,早在幾年前死了,他就接了他老爸的班,成為了一名老師。他先是到體校去進修了兩年,出來後做了一段時間的體育老師,但由於上課老是出差錯,學生們總愛起哄,沒辦法,就讓他到了保衛科負責學校的保衛工作。這位老李外表看上去笑瞇瞇的,對人也很熱情,但心眼卻很小,愛記仇。以前在這兒的好多保安都是因為與他搞不來而離開的。後來他被調到後勤部,老洪接管保衛科,可沒想到只半年時間,他又來到了保衛科。    
    因為「煤氣罐」和老洪一直搞不到一塊兒去,儘管老洪已調離,但他還是對老洪招的人都有成見。除了一個校內保安是「煤氣罐」安排進來的外,王保衛和兩個貴州保安是轄地派出所分過來的,而雷振和我則是老洪招聘來的,所以他一直對我們心懷成見。我和雷振當然鬥不過這個保衛科的領導,最後終於還是我倆先後離開了這裡。    
    先離開的是雷振。雷振身高1.84米,鐵塔般的塊頭,來自湖南農村,當過三年陸軍。他很老實,也很講義氣,就是說話有些結巴。我一直在想,他的被「炒魷魚」,與他平時說話結巴有著很大的關係。    
    那是臨近暑假的一天晚上,快上晚自習了,一位學生突然發現他那輛新買的自行車的後輪胎不知被誰刺了一個洞。於是他就氣呼呼地跑來問正在學生宿舍大樓門口值班的雷振:「我的車輪胎被人給刺了滾大洞,你坐在這兒難道沒有看到嗎?」    
    如果是他的自行車在這兒丟了,那還真是保安的責任,但像這種車輪胎被人刺了個眼之類的事情,如果都往值勤的保安身上推,還真有些說不過去,但偏偏這個學生是個學習差勁、沒碴找碴的愣頭青,就衝他發起火來,好像他的車輪胎就是雷振刺破似的。起先,雷振只是解釋,還沒有想到要與一個學生發生衝突。偏偏這幾日雷振失戀了,他那位在老家的女朋友因為他一下子拿不出兩萬元錢的彩禮,堅決與他分手了,弄得重感情的雷振兩眼紅紅的難受了好多天。這個晚上,心情鬱悶的他連晚飯也沒吃就來上晚班了,沒想到一來就被這個學生給弄得下不了台。雷振一急就顯得更結巴起來,不知是那學生成心作弄他呢,還是真的跟他過不去,見雷振結結巴巴地說不出幾句話來,他就更來勁了。嗓門一大,就吸引了一大群正準備上晚自習的男女學生,大家圍在那兒看熱鬧。那個惟恐天下不亂的學生見來了這麼多人,又欺雷不善言辯,就乾脆咬他態度不好,還先罵人,就對他破口大罵,他的幾位同班同學也跟著過來,對雷又罵又推的。見這小子無事生非,故意當這麼多人的面侮辱自己,雷終於也忍無可忍地與他們發生了推拉。但吃虧的卻是雷振,對方人多,他不但身上挨了幾下,還被人推倒在地上。本來就窩了一肚子火的雷一下子氣急了,就一把抓住那個小子搧了幾下。    
    我和王保衛獲知後趕緊跑過來勸架,好不容易才將他們勸開。不過,這下就把事情弄大了。不管誰是誰非,但學校裡的保安打學生,一下子壞影響就出來了,結果一直鬧到了校長那兒。在弄清楚原因後,校長最後雖然只是訓了雷振一頓,但「煤氣罐」卻很生氣,認為他剛從後勤部調過來當保衛科長,就鬧出了這樣一件在群眾中影響惡劣的事來,很讓他的面子過不去,當晚下班後就讓雷振寫檢討。這個時候,成為風箱裡老鼠般的雷振氣得在一邊直生悶氣,我怕他傷了身子,為他倒了一杯水,又拿來半包沒有分完的「白沙」煙,竭力安慰這位受了一肚子委屈的老兄。    
    第二天夜晚,快下晚自習時,「煤氣罐」跑來問我雷振的檢討書寫好沒有,明天就得交給學校裡。我說,我看到他早寫好了,不過他現在正在學生宿舍門口值班。他讓我一起過去看看。我們快到學生宿舍門口時,透過昏暗的夜燈,我老遠看到苦著臉的雷振爬在值勤的那張小桌子上,他的旁邊正好有幾個學生圍著,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那場風波,還有人在問,那只自行車輪胎到底是誰弄的。誰知,這時候,沉悶了半天也沒寫出一個字來的雷振突然氣嘟嘟地用他那夾雜著濃濃鄉音的普通話叫喊道:「還在問,我沒瞧見麼!我……沒瞧見……沒……看見……麼……媽的……」雷振的普通話本來就很不標準,平時總是帶有一種濃濃的地方口音,他這一結結巴巴地發牢騷,如果不仔細聽,還真像是「煤氣罐……煤氣罐……媽的……煤氣罐……」我正在這樣胡思亂想的時候,沒想到我身邊的「煤氣罐」氣得用廣州話話衝著前面惡狠狠地罵了句:「丟你老姆,這臭小子竟敢背地裡這樣罵我……」還不待我回過神來,「煤氣罐」三步並作兩步地衝了上去,指著雷振的鼻子大罵道:「你上班動手打學生,還死不認錯,現在又背後裡敢罵人!你現在就收拾好東西,給我滾蛋……」    
    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起來!大家只是看著「煤氣罐」在那兒唾沫四濺,衝著茫然不知所措的雷振暴跳如雷地叫罵著。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就是再解釋也沒有用了。受了一肚子氣的雷振,第二天天還沒有完全亮,就拎著個破舊的大皮箱,淒淒涼涼地走了。我和王保衛儘管很難受,但又無可奈何。最後,我跑到校內的小賣部賒了兩包「白沙」煙,塞到他的包裡。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4節 懷揣83元闖廣州(4)

    雷振走後,只過了兩個月時間,我也與「煤氣罐」鬧翻了,離開了這家學校。我之所以離開這兒,與兩件事有關。    
    第一件事,我介紹過來的一個所謂的北京大學高才生原來卻是一個江湖騙子,騙走了學校電話亭的1000多元電話費。那個騙子姓金,江蘇人,名叫金國華(這名字估計也是假的了),是我在中大門口認識的。他中等個子,長著付小白臉,衣著很時髦,戴著一副金邊近視眼鏡,能說會道,能喝酒又能抽煙。他說是來廣州看望他的姐姐的,聊著聊著就熟了,臨分手時我給他留下了門衛室的電話。金的年紀與我差不多,後來經常過來玩,一來二去,就與學校裡的人混熟了。當他得知學校有一個專為學生服務的收費電話沒人管後,就要求接手管理。這電話也是由保衛科管的,當時「煤氣罐」要求我作金的擔保人,就像我當時是由王保衛作擔保時一樣,如何萬一有什麼事,好找到人。我就擔保了,當時學校支付金的月薪也是500元,與我們幾個保安的一樣,只是上下班時間長一些,要日夜守著。但這小子不知用什麼手段在計費器裡搞了名堂,每個月從中貪污電話費。一個月後,他拿了2000多元的電話費逃之夭夭了。結果承擔責任的當然是我,保衛科後來就扣了我半個月的工資。    
    另外一件事,我們村子裡來了五個南下尋工的年輕人,他們在羊城受騙,身無分文,我讓他們在學校裡住了兩個夜晚,當時「煤氣罐」雖然表面上答應,但私下裡卻是不滿。    
    我們村裡那三男兩女,小的只有14歲,大的也只不過20歲。他們交了500元勞務費,說是可以去珠海某電子廠工作的,誰知卻從湖北被人騙到廣州火車站後就無人管了。這些身無分文的年輕人後來費了好大力氣找到了我。我馬上為他們尋找落腳地,四處借路費。經過好說歹說,「煤氣罐」到底還是讓他們住在了學校裡,但不能超過三天。我從學校廚房裡借來一隻大電飯鍋,自己賣來米面,為這些來自家鄉的難兄難弟們做飯。當天晚上,我在學校大門口值班,因大雨下個不停,我讓其中一個身體孱弱的小老鄉睡在門衛室裡,結果被「煤氣罐」知道了,他將這雞毛蒜皮的小事故意來個借題發揮,竟當著兩位同事和幾個學生的面指責我不該讓陌生人睡在門衛室裡。這事我本來已與他打了幾次招呼,只差沒點頭哈腰了,沒想到他還是如此故意找我的碴。我也火了,馬上與他頂了起來,並說月底發了工資就走人。我當時還想,像我這樣一個從海軍陸戰隊裡出來的軍人,在偌大的一個廣州城裡還找不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做麼?我本來就是抱著記者作家的夢想而出來的,保安不過是我的臨時過渡。那小子還以為我打算在這個破地方幹一輩子保安,真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第二天,早已是捉襟見肘的我東借西挪,好不容易為我那幾位小老鄉湊齊了回家的路費,把他們送上了返鄉的火車。    
    到了月底,我就向「煤氣罐」正式辭職。看到我真的要走,他竟竭力地挽留我。畢竟,在這幾個月時間裡,我雖然根本不滿意這份保安工作,但我以軍人的作風,對工作兢兢業業,從沒出過什麼差錯,從不像王保衛和雷振他們一樣,上班時不是高卷褲腳、趿拉著雙拖鞋,就是抽煙喝酒下圍棋;雖然那一身灰不溜秋的保安服看起來就像舊時的偽軍服,遠沒我們的那幾套藍白交替的海軍軍裝好看,但我在上班時都穿得整整齊齊。同時,我與這裡的學生關係處得都不錯,在師生中口碑很好。    
    「煤氣罐」見我去意已定,只好罷了,但他在結算工資時,居然多支付了我半月的工資。我也沒客氣,就收下了。臨走時,「煤氣罐」往我手裡塞香煙,有些戀戀不捨地說:「石野,你這人什麼都好,就是性子太直,不過,我也知道你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在這兒做一個小保安還真是委屈你了。有些事情,因為是工作,還望你多包涵。以後有空,你可以隨時來這兒,也可以繼續住在保衛室……」    
    好馬不吃回頭草,我當然不可能再回到這兒借住了。當我一年後重新回到這兒時,我是以《南方都市報》記者的身份上門採訪。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5節 我給香港富婆當保鏢(1)

    離開那個技校後,我像只斷線的風箏,在羊城街頭四處飄蕩。白天,我四處為工作的事而奔波;夜裡,我就住到每月花300元錢租下的農民屋裡長吁短歎。雖然當時廣州的報刊也不少,但南下的人才也實在多,所以,對於我這個既無文憑又無後門的退伍兵,要想進入報社做記者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儘管我明白困難重重,但我從來沒有氣餒,沒有斷過記者夢。夢想是美麗的,但要想實現自己的夢想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    
    報社一時進不了,我得先找一份工作謀生,一邊讀書寫作,一邊等候時機。一天,我通過報紙上的廣告,尋到了位於濱江路的愛群大酒店。這是一家建於解放初的老牌五星酒店,是早年間羊城最豪華的大酒店,也是當時羊城的一景。這兒有一家文化公司在招文員。當我擠上去應試時,一位小姐問我是什麼文憑,我趕緊靈活地撒了個謊,回答是本科的。對方問:「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畢業證呢?」我忙說道:「我是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的……但畢業證我不小心給弄丟了,喏,這就是我在部隊時發表的作品……」那位小姐認真地翻了翻我的作品,又看了看我拿出的幾張獲獎證書,說:「本來我們這兒是一定要查看畢業證原件的,不過,我們也不是太古板,我們香港公司主要看能力;只要是人才,一定會用你……我看你的詩歌和小說寫得還不錯。這樣吧,你填完表後趕緊做試題吧,時間一個小時。到時我們再決定是否錄用你。」    
    說罷,這位小姐拿出了幾份現成的試卷,讓我和同來的20多人一起做。那上面全是有關心理學的問答卷,比如:「如果你在上下班途中碰到有人正在偷你的東西,你將會如何做——」下面就是四個答案:A、你會馬上大聲喊叫「抓小偷」;B、你不敢吭聲,裝作什麼也沒發生的樣子;C、你想叫但又怕惹是生非,所以乾脆轉過身子去;D、你會馬上抓緊你的錢包,並會對他怒目而視。還有的題目是要求你針對現實生活的事例,進行想像和創作,比如:「李先生一天突然發現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情,如果你是他,你將會如何處理此事呢?」後面沒有答案,要求應答者自己完成。還有一些試題夾雜著一些英文,我雖然不大懂,但連猜帶推測,倒也能猜著七八十。    
    我平時愛讀書看報,更閱讀過不少中外文學名著,這些試題對於我來說還不是很難。我只花了40多分鐘,就答完了所有的題目。在部隊做文書時早就練習就的那一筆還算不錯的楷書,加上我的答案都很貼近現實生活,讓兩個專門現場閱卷的小姐很快就給我打了一個高分。一位女主管過來與我面談。我口若懸河,對答如流,聲音洪亮,對方當場就拍板錄用了我。由於需要大量的文稿,他們當天下午就要求我上班。我就像打瞌睡時撿到個枕頭一樣,自然喜不自禁地答應了。    
    我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結合現實生活編寫一些有關心理學方面的小故事和問答卷。然後主管把訂好的稿子發到香港,再由那邊出賣給有關報刊,或是編成小冊出售。    
    剛開始幾天我很賣力,做得很起勁,但很快,我的心裡就有了疙瘩。因為在這兒工作儘管還不是很累,但很壓抑。主要是因為那個香港老闆管理太苛刻,對員工極不尊重。老闆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每週來這兒看看,我也只見過他兩次。公司有50多名員工,每天上午8時必須準時報到,工作時不准隨意說話,更不准交頭接耳。上廁所時,小便不能超過3分鐘,大便不能超過10分鐘,違反者每次罰款20元,超過3次就得被「炒魷魚」。那個長鼻子老闆雖然人在香港,但卻像幽靈一樣,無時不在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誰在上班時打了一個呵欠,誰多說了一句話,誰在吃口香糖,甚至誰放了個響屁招來一片嘻嘻哈哈的笑聲,他馬上就會知道。那個時候雖然辦公室裡還沒有安裝探頭之類的東西,但老闆卻有辦法「透視」。    
    記得有一次,一位從華師大剛畢業到這兒工作的林姓小姑娘,因為她生性活潑,愛說愛笑,上班時不是見縫插針地與人說上一兩句話,就是嘻嘻呵呵地樂上兩句,儘管她寫的東西很不錯,但她為此常遭到老闆的呵斥。一次,小林因為趕著上班而沒有吃早餐,她借上洗手間之名,偷偷地躲到開水房裡泡方便麵吃,結果,她的面還沒有完全泡好,就被遠在香港的老闆知道了,讓她馬上就去接電話,並讓她馬上扔掉方便麵。氣得小姑娘兩眼紅紅的,最後只好將那剛泡好的方便面扔到了垃圾桶裡。    
    當然,工作上嚴格些我們大都還沒什麼意見,但老闆在一些細小事情上的做法卻總是不尊重我們,隨意侵害我們的尊嚴。公司沒有食堂,平時的午餐都是我們自己解決。午餐和午休時間加起來也只有一個半鐘。所以中午我們在極有限的一個半小時內,必須吃完飯。當時,在愛群大酒店一帶大都是比較豪華的大酒店,大排檔和小食店還很少,要想買到10元錢一份的盒飯得跑好遠一段路。    
    一天中午,我和幾位同事一起吃了便宜的盒飯後,感覺肚子裡不舒服,到了上班時,肚子裡就翻江倒海般的難受起來。按公司的規定,這個時候是不允許我們外出看病的,於是只好忍著,拚命地往肚子裡灌開水。水一喝多了,腸胃就更不舒服,同時害得我們每隔不多久就得往洗手間跑,來來往往地自然影響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們幾個人都受到主管極為嚴厲的呵斥。那個徐娘半老的女主管更是對我們不客氣,臨下班時把我們幾個叫到她的辦公室裡罵了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罵了個狗血噴頭。我氣急了,當即頂撞她:我們都是吃壞了肚子,你以為你公司的洗手間是廚房呀?也太不把我們當人看了吧?這話當然把這主管惹火了,於是她摞下別人不管,就把矛頭直指向我,並當場宣佈扣除我半個月的工資。我氣呼呼地罵了她一句:去你媽的,你們這樣不尊重人,老子不幹了!你馬上給我結算工錢,老子現在就走人!    
    在我的據理力爭下,女主管最終還是沒有扣除我的工資。但在背後把我說得一無是處。幾個早就有怨氣的同事,看到我帶頭與老闆作對,都興奮地激動起來,就許多不合理的規矩紛紛向公司提出抗議。我和一位曾在日本留過學的福建人趁熱打鐵慫恿大家:我們每天工作都超過了10個小時,一定要向老闆要求增加工資才行,當然還有這兒的那麼多臭規矩,簡直太沒人味了,還不如一起炒了他的魷魚,大家一起走人……結果,幾個本來就對公司不滿的員工,決定跟隨我倆離開。這一招出其不意,弄得好多工作沒法繼續,一些必須交的稿子一下子就斷線了,使得公司那本來就是流水線作業的東西全給打亂了。氣得那個匆匆從香港趕過來的老頭子差點沒吐血!    
    結束了這為期兩個月的白領生活,我又成為了一名流浪者。    
    好在此時我的手頭還有1000多元錢,這比起我剛從湛江來廣州時好多了。要知道,那時我出來流浪時身上只有83元錢呢。我像只斷線的風箏一樣,在廣州滿世界轉,想重新尋找一個工作。可是,我削尖了腦袋在招聘的人海裡轉了十幾天,還是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就是連保安員這樣的工作,也是一個職位往往引來幾百人應聘,而且其中不但有復員軍人,還有來自武術之鄉如少林寺呀、河北滄州呀、天津靜海霍元甲家鄉呀的應聘者,一律身材高大,身體壯實。而且保安的工資待遇都很低,除了一些大酒店大賓館裡的保安工資高一些外,其他的都只不過是五六百元,雖然包住,但不包吃,如果除去吃飯,每月就所剩無幾了。連這些條件都很低的保安員都是僧多粥少,別說像新聞記者編輯之類的高級人才了。我轉悠了十幾天,身上那點錢就消失過半,儘管我每天都是精打細算地過日子。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6節 我給香港富婆當保鏢(2)

    廣州不行,我決定去深圳走一走。早在當兵前的那年,我曾懷揣發財的夢想去過一趟深圳,可是還沒等我雙腳跨入特區的大門,就被邊防檢查站的武警給擋回來了。因為我沒有邊境證。    
    我聽說同村的兩個小學同學高中畢業後就來到深圳,在外企裡打工,每月都有好幾千元錢的收入。我在部隊時還曾收到其中一個叫繼發的同學來信,勸我趕緊退伍,早點回地方打工掙錢,絕對比當兵強。當時還真說得我心裡直癢癢。據說人家早發了,不但在我們那個窮村子裡蓋起了三層鋼筋水泥屋,還娶了一個很美的媳婦,現在夫妻都在深圳,每月都有近萬元的收入呢。我還聽說,我們陸戰旅的好多戰友,現在也在深圳和珠海給人做保鏢,每月收入很不菲,有人還被香港老闆帶到香港和國外去做私人保鏢,那收入更高。我現在只是一個人,是單槍匹馬闖世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闖蕩。我出來前受那些文學報刊的影響,都以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幻想著一邊打工,一邊寫作,像當時南方的打工作家安子、周崇賢等那樣,圓自己的作家夢。但很快發現那只不過是黑夜裡的烏托邦。現在自己在外轉了這麼長時間,直歎外面的世界真是太無奈呢。這現實生活還真被那個長髮披肩的台灣歌星齊秦唱出了人生的真諦。    
    當天下午,我從廣州火車站上了一輛開往深圳的公共汽車,黃昏時分到達了深圳寶安的邊防檢查站。當我看到那位威風凜凜的武警官兵,暗叫不好:我怎麼又忘記了,進特區是需要辦理邊境證的呢?5年前,懵懵懂懂的我就是因為沒有邊境證而被攔載在這兒的;5年後,我又忘記了辦理證件。我難道又會因為邊防證而無緣進入深圳嗎?幾名全副武裝的武警上車來查證了。這時,一高個武警走到我面前,我趕緊站起來,告訴他:我剛從部隊出來找工作,來不及辦理邊境證,但我絕對不是壞人。就在我正要從袋子裡掏出我的退伍證和有關證書給他看時,誰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我們都是當兵的人,一看你是個老兵——你這海洋迷彩服是海軍陸戰隊的吧?我×,真漂亮!我們穿的都是那種土得掉渣的迷彩服。」然後,他很友好地說了聲:出門在外,咱們當過兵的人都是戰友呀!祝你早日發財!    
    真沒想到,僅憑身上的這身海洋迷彩服我就過關了!我還沒來得及向那位不知名的戰友致謝,他早跑到後面車上檢查去了。    
    深圳對於我,除了車水馬龍的大街,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令人眼花繚亂的各色廣告牌,就是一片茫茫然。第一次踏上深圳這片熱土,那感覺還真有些像偷渡到美國淘金的人,剛踏上美國時一樣,激動而新奇。下車後,我趕緊買來一份深圳地圖和幾張當地的報紙,然後找了個牆旮旯,一邊啃著麵包,一邊翻看報紙上面的招聘信息。沒有招記者編輯的,我就找保安的。    
    還好,我很快看到一則招聘保安的廣告,地址就在寶安區的觀瀾鎮。一打聽,那地方離這兒很遠。我一手拿地圖,一路打聽,轉了幾趟車,三個小時後才尋到那兒。當我趕到那家電子公司的大門時,已是黃昏時分了。這個時候人家肯定早下班了,今晚看來只好在這兒住下了。心裡雖然這樣懊惱地想著,但我還是抱著僥倖的心理走進了那家電子公司的大門。    
    我來到三樓,剛進入辦公室的大門,看到有兩個年輕人正從那裡面走出來,他們經過靠門外的一張辦公桌時,其中一個不小心將桌子的一份報紙帶到了地上,但那個青年人卻視而不見,眼皮也不抬一下,就揚長而去了。我見狀,趕緊彎下腰身將那張報紙撿了起來,放到了桌子上。一個中年男人問我:「我們都要下班了,你還進來做什麼呀?去去去,有事明天再說吧……」說罷,揮手就想將我趕出門外去。我正要開口,忽然嗅到一陣沁人肺腑的清香,只聽一個女聲對那男人說道:「阿明,這兒沒有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接著,從裡面的辦公室裡走出一位年輕女人來,問我:「先生,你有事嗎?」我趕緊回答:「我是來應聘的,不知……」「我們上午人就招滿了,不再招人了,你快點走吧。」那個右腋下夾著小黑包,正要離開的中年人衝我說了一句,但看到那女的沒有立即要我走的樣子,只好嘟嘟嚷嚷的先離開了。    
    真是令人洩氣,我跑了那麼遠的路,沒想到卻撲了個空,這兒人早就招滿了。我移了移背上沉重的背包,用手背擦拭額上的汗水,還是有些不甘心地問道:「請問老闆,我是退伍軍人,最能吃苦耐勞。你這兒還有其他的工作嗎?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呀?」沒想到,這女人笑了,並很客氣地伸出手,示意我坐在旁邊的那個真皮大沙發上,然後又讓一個文員給我打了一杯水,說:「我們這兒只招4個保安,這幾天卻湧來一百多人,要的人早就招好了。」她的話使我大失所望,這女老闆都說招滿了,看來今天真沒戲了。不過,我看到她對人的態度還不錯,不像別的老闆總是一副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樣子。我趕緊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問:「請問老闆,你這兒還有別的工作嗎?我今天下午從廣州趕到這兒來的,看到報紙上面的廣告,就趕緊找過來了。」這女老闆向後背著兩手,在我的面前踱了幾個方步,然後揚著頭問:你以前是做什麼的?有什麼特長?會不會武藝?會不會開車?為什麼要來深圳特區?以後有何打算?她像放連珠炮一樣,一連問了好幾個問題。    
    我連忙站起來,像在部隊時回答領導問話一樣,聲音洪亮地一一做了回答。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後,她又仔細地翻閱了我隨身攜帶的那些作品,還有我的部分獲獎證書。我悄悄地觀察到,這女老闆的臉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直到這個時候,我才仔細地打量了對方:她大約30歲,中等身材,腰身很苗條,是稱得上「楊柳腰」的那種;留著一頭披肩長髮,瘦長的脖子,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顯得很有神,是那種風情萬種的女人的眼睛;只可惜膚色稍黑了一些、而且臉上還長著幾個小疙瘩。與這兒的白領女性一樣,她也化了很濃的妝,口紅塗得像我們家鄉那熟透了的西紅柿,誰碰一下,也許會立馬流出紅紅的液汁來。剛才那一陣濃濃的香水味,就是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的。    
    「沒想到你一個當兵的還能詩會文呀。」我窘得連擺手:「老闆過獎了,愛好文學只是我的夢想,不能當飯吃。不過,我當過兵,從小是在農村裡長大的,力氣還是有的。我沒有文憑,只能做一些力氣活罷了……」就這樣,我們坐在辦公室裡談了半個多小時,裡面的幾個文員早就離開了。待我看到外面夜色已降臨,華燈初上時,這才回過神來:只顧說話,沒想到天早黑了,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還八字沒有一撇呢!看到我焦急的樣子,那女人笑著說:「沒想到你還是特種部隊出來的,也沒想到你這個當兵的還真能吹。這樣吧,時間不早了,我請你吃飯去吧。」我忙推辭道:「不行不行,我的工作還沒有著落呢,我得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明天還得去找工作……」沒想到,她哈哈大笑起來:「你這人真可愛,話到這兒,你還不明白嗎?我已錄用你了!要不,哪有老闆會輕易請手下員工吃飯的……」這真是踏破鐵履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樂得差點跳起來!沒想到,我這麼容易就找到了工作。更讓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面前這位女老闆還請我吃飯!    
    晚餐是在離公司不遠的一家小酒店吃的。女老闆讓我點菜,我就點了一個蒜茸油麥菜,她笑了笑,又點了一個基尾蝦,一個清蒸螃蟹,還要了一個老母雞燉湯和兩聽珠江純生啤酒。在交談中我瞭解到,這位女老闆姓鄧,叫鄧玲,她要求我今後就叫她玲姐。她老家在廣州,她後來隨父去了香港,嫁了一個台灣人,生有一子,現在香港讀書。公司是她和老公合夥開的,主要經營電動機、電子管等設備,深圳和東莞各有一個電子廠。那個阿明是她老公的弟弟。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7節 我給香港富婆當保鏢(3)

    我一聽說那麼大年紀的中年人都是她老公的弟弟,心想她老公一定不會年輕了。她告訴我,她一個女人在外忙生意常會碰到這事那事的,所以一直想找一個保鏢,得知我是海軍陸戰隊出來的,又能寫些文章,對我很滿意。她還告訴我,我剛進門時,她看到我彎下身子去撿起掉在地上的報紙,說明我是個心細的人。看到我風塵僕僕地四處闖蕩,看得出我是一個膽子較大的人。沒想到,我那一個細小的動作,竟給她留下了那麼好的印象。其實,這些只不過是我在部隊裡所養成的一個習慣而已。    
    初次相逢,這位老闆不但給了我工作,還如此盛情款待我,實在讓我這個流浪者受寵若驚。為了對她表示感謝,我趁她上洗水間時,咬牙跑去買單。誰知一結張賬,就這麼四菜一湯,竟有300元!就在我用哆嗦的雙手從裡面掏錢時,鄧玲早搶先付了錢,她不高興地瞪著我說:「告訴你,以後跟老闆一起出來吃飯,你不要充大,更不要付什麼賬!」嚇得我倒吸一口冷氣。乖乖,囊中羞澀的我本來是打腫臉充胖子,只是出於感激才想請她吃飯的,誰知對方根本不買我的賬。    
    第二天,我就開始在這兒上班了。我是老闆的私人保鏢。我的工作時間不固定,也不算累。平時總是跟著老闆,稱得上形影不離。上班時,我就坐在老闆外面的辦公室裡,還可以看看報紙,但不允許在裡面抽煙喝酒;如果有客人來談生意,我就得保持警惕守在門外,四處走動;如果老闆外出,我就得緊跟隨其左右,同進同出。    
    老闆的辦公室在三層,裡面裝飾得很豪華。我們在一個大套裡辦公,老闆在裡面,我和三個女文員在外面的大廳裡,那個叫阿明的中年人則在老闆相鄰的一間大房子裡,會計和出納各據一間。後來我才知道,那個阿明是老闆的親戚,是財務主管,那3個文員,一個是文秘,一個是打字員,另外一個是業務主管。我們這家公司的總老闆住在香港,平時很少來,只是有時偶爾來個電話詢問公司的情況。    
    我第一個月的工資是2000元,食宿都由公司裡包。由於我盡心盡職地保護著老闆的安全,跟上跟下,還常搶著打掃衛生,幫文秘寫些材料,得到大家一致好評,連那個總愛橫挑鼻子豎挑眼的阿明也對我轉變了態度。我與上上下下都相處得很融洽。但是,朝夕相處不多久後,這位女老闆的真實面目漸漸露出來了。儘管她平時見外人總是一副笑臉,但對手下人卻總是拉著臉,還動不動對人發火,發起火來更像一個母夜叉;她還愛罵人,罵起人來有時髒話連篇,弄得辦公室裡幾個人除了埋頭工作,都不敢多說一句話,連那個一向牛皮哄哄的老男人阿明也是對她噤若寒蟬。    
    第二個月,我的工資一下子就長到了3000元。可是,就在這時,我卻與這位女老闆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一天夜晚,我陪著她去深南大道的一家大酒店請客戶吃飯,在對方幾個人的車輪戰術中,不勝酒力的鄧玲喝得醉爛如泥。為防出事,我和司機一起把她送回公司。一路上,女老闆一直伏在我的肩膀上,醉語喃喃,酒氣醺天,還吐了我一身。到了她的住處後,她又要我端茶送水。忙碌了大半天,我一看時間已是深夜1時多了,就想回宿舍睡覺。我們都住在同一幢樓,老闆和阿明住在三樓,我和幾個保安住在一樓,不過我是單獨一個房間。    
    就在我要走時,醉眼矇矓的老闆一再要求我為她倒一杯牛奶;我端過去後,她又要求我餵她喝。由於她是躺在床上,我只好扶她起來喝。扶著她穿得薄如蟬蛻、散發著酒氣和汗味的身體,我不由一陣心慌。還沒待我放下杯子,她噴著酒氣,突然一下摟住了我。我嚇得一個激靈,條件反射似地躲避開了,結果一不小心,失手把大半牛奶灑在了老闆身上,還讓她滑倒在了地板上。她「哎呀」叫了一聲,我手忙腳亂地想扶她起來,但又覺不妥,只好跑到外面喊保姆過來服侍主人。她見狀,氣得用廣東話罵了我幾句。我嚇得不敢再吭聲,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趁機溜之大吉。    
    第二天,她很快就好了,但一看到我就怒目而視,不是吹鬍子就是瞪眼睛,弄得我一整天都無法安寧。以前我在餘暇看書寫作時,她看到了從沒有反對,還會湊過來品評幾句;此事發生後,她一看到我看書就來氣,總會找借口打斷我,想方設法佈置給我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有一次,當她看到我利用午休時間正在辦公樓裡寫作時,竟然當著幾位男女同事的面諷刺我說:我這兒可是做生意的貿易公司,不是讀書寫作的場所,我每月花費幾千元錢,你可得明白工作的重要性,不要整天把心思都放在讀書看報上,更不要總時做著什麼作家夢呀記者夢的……    
    她的所作所為與我們剛相識時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其實,再蠢的男人也知道這個女人的心思,只是,我是一個很看重感情的人,儘管我此時早已失戀,但那時我的生活和青春一直讓湛江那個美麗的倩影所佔據著,不可能讓其他的女性輕易進入我的心靈。再說,我對她根本不感興趣,儘管她也算是一個長相不錯的年輕女人。在這一個多月時間內,我看到了她性格上的一些不健全的東西。同時我也獲知,她以前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打工妹,後來與那個幾乎都可以做她爺爺的老闆搞上了,並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說白了,她只不過是對方的一個「二奶」。那個台灣老闆的老婆已60多了,他們的外孫都快30歲了,平時很少讓老頭子過來,也不讓這女人回去看她的兒子。她一個人在深圳,總是被那個阿明看守著,儘管她可以自由支配數百萬元的流動資金,但卻沒有人身自由,活得沒有尊嚴,內心一直是很無奈和寂寞的。所以有時她總是背著那個阿明,偷偷地去找男人。據瞭解,她在深圳的情人就有三四個,在我之前的那個保鏢據說也做過她一段時間的情人。不知是玩厭了,還是他們真的合不來,總之最後是鄧玲出了一筆錢將他打發走了。這件事以後,每次我跟她一起外出辦事時,總有些提心吊膽的,像防母狼一樣防著她。同時,我也不可能將我的寶貴青春和時間浪費在這裡,只不過是想在這兒過渡一下,等積攢了一些錢,還是想回廣州去。深圳這個地方報紙不多,發展空間也不大,還是省會廣州好得多。當然,這兒是中國最大最富有的經濟特區,要想打工賺錢,這兒自然比其他地方好,但在我的心目中,早日實現自己的夢想,比賺錢要重要得多。    
    鄧玲老闆也許沒有料到,像我這樣一個四處漂泊的窮小子,居然會如此不給她面子,這就使極為惱怒。發生那事以後,她就常對我冷嘲熱諷,我雖然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心裡卻窩火透了,心想,拿到這個月的工資,我就炒她的魷魚。    
    誰知幾天後,又出了一件事。一天中午,我跟隨著冷若冰霜的女老闆來到了附近一家五星級酒店請幾個台灣商人吃飯。我實在不願與這些人一起吃喝,就守在包間外面。可能是又怕有人灌她的酒吧,老闆再三讓我陪著一起吃,只是吩咐我盡量少說話。    
    席間,幾個肥頭大耳的台灣商人,用那不標準的普通話高談闊論海峽兩岸的有關情況。談著談著,其中一個胖子竟說不希望台灣回歸祖國,還是獨立好,說大陸有著十多億人口,又窮又落後,一回歸台灣就會變窮;另一個傢伙也隨聲附和著說:就是就是,我也反對回歸。我瞪了這兩個傢伙一眼,忍無可忍地站起來回敬道:「你是中國人嗎?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就要回歸了,澳門也要收回主權了,台灣省很快也會回到母親懷抱的,這是祖國的統一。你們說出這樣的話不覺得丟人嗎?世界上哪一個炎黃子孫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早統一?」鄧玲見我愈來愈激動,生怕得罪了客人,慌得急忙朝我使眼神,並用腳尖從桌子底下踢我。我沒有理睬她,繼續指著那兩個商人的臉罵道:「既然你們不希望自己的祖國統一,那你們為什麼還跑到深圳來做生意呀?你應該與那些洋鬼子們去做呀?」我一番慷慨激昂的話,把那兩個傢伙罵得張口結舌。見他們滿面通紅地不再吭聲,我這才氣嘟嘟的扔下碗筷揚長而去。    
    當我的女老闆氣呼呼地跑過來要我回去向她的客人賠禮道歉時,我氣得朝她凶狠狠地罵了一聲:「去他媽的!我沒揍他們就已經是便宜他們了!告訴你,我不幹了!」    
    當天晚上,我背著背包離開了公司,結束了我的第一次保鏢生涯。後來,在我的幾位戰友介紹下,我還到過南海和中山做過保鏢,但時間都很短。現在,我還有不少從陸戰旅一起走出來的戰友在南方給那些有錢人做保鏢。而我認為,給有錢人做保鏢,儘管收入不菲,但卻是一種受罪的差事。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8節 我是民工(1)

    我辭去保鏢的工作後,沒有直接返回廣州,卻突然一陣頭腦發熱,決定外出流浪去。於是我從深圳直接坐火車去了貴州和雲南,在貴高原轉悠了兩個多月,邂逅了一份不成熟的愛情,直到花光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這才回到了羊城。    
    我暫時借住在一位流浪記者朋友家中,便又開始了找工作的行程。其間,儘管我也曾混入一家小報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但那根本不是正規的報社,除了寫些花邊新聞,還逼你四處拉廣告,特別是,工資總是拿不到手。我很快就走人了。雖然正規一些報社的記者和編輯工作比較難找,但我並不氣餒,我相信凡事都有一個過程,這過程也許就是曲折和磨難。    
    在那些不正規的小報裡根本學不到什麼,好的報社又難進入,那門檻也太高。做其他的事吧,我又沒有任何特長,繼續做保安吧,但此時早對那份工作厭倦了。是的,人生的路有千萬條,但哪一條屬於我呢?苦悶之餘,我忍饑挨餓地讀書,想從書本裡找到生活的真諦,找到能慰藉靈魂的真理,使漂泊不定的心有一個安靜的棲身之地。我是一個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呀,但我的夢想卻總是這麼難以抵達彼岸。肚皮餓,肉體累,也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但心靈的飢餓,思想的空洞,對於一個正在四處尋夢的年輕人來說,那才是最為可怕的。苦悶之餘,我決定換一種獨特的活法。    
    我決定重返生活的最底層,以一種苦難來磨煉自己,洗禮自己困惑的靈魂——當然,這也是現實生活帶來的無奈。我從報紙上獲悉,在廣州這地方,單在建築工地做苦力的民工就有幾百萬人。那些不怎麼識字的民工都能在廣州生存下去,難道說我就無法活下去嗎?好多民工不是通過奮發圖強,成為成功人士麼?我就不信這個邪!儘管我從沒有跨入大學的門檻,但在特種部隊當過兵,在軍級政治部做過文化宣傳工作,還在軍地多家報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最重要的是,我是懷揣著記者和作家的夢想跑出來闖世界的。我既不能世俗,也不能氣餒。如果即使我真的一無所有了,我還有力氣,更有夢想。一個身上有力氣心中有夢想的年輕人還有什麼事做不成呢?眼前的不順利也許是暫時的,自己認準的路就得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就像我前不久突然想出外流浪一樣,我決定暫時不再找報社,先去建築隊賣苦力。對,我這就去建築工地賣苦力去!我要一種獨特的方式磨煉自己的意志,用一種獨特的方式來閱讀和思索生活。    
    我打通了一位在羊城某工地打工的朋友的傳呼,他在電話裡獲知我想跟他一起去建築工地上打工時,當即在那頭樂得哈哈大笑:「我說石野呀,你在開什麼玩笑呀,你是一個文化人,又是特種部隊出來的,雖然一時找不到記者做,但你隨便在廣州找個什麼工作都要比在建築工地裡強得多呀?你不要吃這苦頭了,民工是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民工是最被人瞧不起最苦最累而又最危險的職業呀!如果不是出於無奈,我想這世界上還沒有人真的會願做民工……這樣吧,我手頭還有幾百元錢,你先拿去花,以後等你做記者賺到了錢再還給我吧。」    
    朋友當然無法理解我的心情。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我現在就想找一家建築工地做事。我不相信做一個建築工地的民工也要找什麼熟人。我攜帶著簡單的行李,帶著幾本愛看的書,就坐車來到了白雲區的新市鎮。那個時的新市還沒有現在這麼繁華,正處於大興土木階段。這兒四處都是高高聳立的高腳架子,到處是轟轟烈烈的建築場面。此時正是九月份,南國的天氣還是炎熱的時候。下車後,我隨意拐入路邊不遠的一家機器轟隆的建築工地。這裡四處塵土飛揚,嗆人的灰土捲著熱風撲面而來。建築工地的樓房已建了一半,幾百個頭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烈日下熱火朝天地忙碌著。聽說我是來找工的,幾個滿面灰土的民工操作四川口音說:「前面那個門口掛著木牌子的就是老闆的辦公室。」我來到那個用磚木搭起來的簡易屋子,裡面正有幾個人在說話,其中一個留著短髮的青年人看到我進來,連忙直起身子問我的來意。他個子不高,滿面和氣,穿著一件樣式新穎的襯衫,領上滿是黑乎乎的灰塵,儘管如此,他的前胸還打著一條紅色領帶。當他得知我是來這兒找工作做時,似乎有些驚訝,因為儘管我也是身體結實,肌肉發達,這個時候也被南方的太陽曬得黑乎乎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是那種在建築工地幹活的人。    
    我見他態度和藹,立即把自己的經歷和目前的情況做了一番介紹。他翻看了我的有關證件後,說:「瞧你這結實的肌肉,你有力氣不用懷疑,只是這建築工地的活兒,是最苦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受得了的……」我笑著說:「我也是從農村裡出來的,現在又當了幾年兵,什麼苦活兒我都做過,以前我就做過泥工的學徒。什麼樣的力氣活我都能做。」對方看到我這麼大的決心,也不好再說什麼,就遞給我一支煙,與我攀談起來。在交談中,我打聽到這位小個子老闆姓羅,四川農村人,以前也是靠在建築工地上做泥工為生,後來在廣州的建築工地裡混的時間長了,也就認識了一些包工頭和老闆,自己就做起了小老闆來。從事建築的投資,動則是百萬千萬的,小羅當然沒有這麼多錢投資,但他從那些大老闆手中承包一些活來幹,自己再從家鄉或外面找人來做,這樣所得的錢遠比賣力氣來得多了。    
    我還瞭解到,這個建築工地有大大小小的老闆十幾個,他只是其中專門負責粉刷內外牆的,比起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面做牆的泥工師傅,這兒還算是輕的活。如果在這兒做小工的話,一天也就15元錢,主要工作就是篩沙、運沙、和泥、提灰桶。每天至少工作10個小時,有時夜裡還要加班。我問:「這兒什麼樣的活兒最累,什麼樣的活工資高?」羅老闆撓了撓頭皮,說:「在我們這種地方再多也多不到哪兒去呀,掙的都是一些苦力錢喲!要說最累的活兒,我看只有扛水泥了,一包水泥可是整整100斤呢?」我連忙問道:「你這裡是計時工,還是計件工呢?扛一包是多少錢?」「這種活兒太累,都是計件的,扛一包水泥5角錢。」1包5角,10包5塊,100包就是50元錢。如果我能扛上一個月,就可以掙到1000多元了。雖然累一些,可這樣做掙的錢多,比起每天15元的計時工來說,強多了。儘管我此時不只是為了掙錢,但能多掙一分錢,對於我這窮光蛋而言終究是一件好事。我拍了拍胸部,對羅老闆說:「你就讓我扛水泥吧。你放心,人家能扛多少,我也能扛多少。」    
    就這樣,我從當天下午開始,就在這家工地上扛起了水泥。當了幾年兵後,我從保安到文員,從文員到保鏢,現在又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靠出賣汗水和苦力的民工。    
    我本來就是農民,我的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鄂東南大冶大箕鋪的那個叫石應高的貧窮村子裡。他們老實本分,任勞任怨,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在鄉村勞作。從我懂事起,我就開始跟隨著父母在土地上翻滾。我的出身和我所生活的環境早就決定了我從小就得吃苦耐勞的秉性。不說日曬雨淋的辛苦,不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其實早從十多歲開始,我就下地做農活;讀高一那年,因為家中失火,使本來就貧困的家裡更加一貧如洗,還欠下一大堆債,我只好輟學打工還債,為了生計不得不像村裡的莊稼漢一樣去出賣自己的苦力。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9節 我是民工(2)

    為了修繕被燒燬的房屋,家裡欠下了一大筆的債,我只好輟學回家,四處打短工還債。也就是這年冬天,我和鄉鎮裡100多名青年男女一起,背著行李來到了大冶梁子湖邊的黃金湖鄉的一家大型農場。這兒是大冶和鄂州市交界地,三面環水,湖水一望無際;空氣新鮮,魚肥菱美,有的是米飯吃。正像電影《洪湖自衛隊》裡韓英所唱的那樣:「四處野鴨和蓮藕,秋收滿帆稻滿倉」。這兒儘管水土資源豐富,環境清靜,但路途遙遠,交通偏僻,經濟不發達,需要大量的勞力來耕耘。這兒有一個大型國營農場,有一萬多名職工。後來地方有關部門為充分利用這兒的資源,就地取材,辦起了一個佔地近千畝的大型紅磚廠。縣裡就從我們這個鎮招了一批初高中畢業生,來這兒開發土地。剛開始時,據鎮裡的有關部門稱,這個磚廠是國有的,可以農轉非的,聽說每月還有固定的工資和勞保福利,就像我們那時縣城裡的工人一樣,生老病死都由國家包了。當時我們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就是衝著能吃上商品糧,能轉為正式工人而來尋夢的。    
    幾輛汽車把我們拉到這裡時,就像當年城裡的知青來到偏僻的鄉里。一到農場,我們這些身體壯實的年輕人就受到了領導和職工的熱烈歡迎。當分場的一位黨委書記知道我能寫會畫,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後,很高興地找我談話,並任命我為紅磚廠的團支部書記;那兩個廠長看到我個子雖然不是牛高馬大,但臉膛黝黑,渾身肌肉發達,是塊做力氣活的好料,當場任命我為制坯車間的主任,工資比其他職工每月要多30元錢,還可以獨立睡一個房間。    
    這兒的泥土很好,大部分是紅色的,一眼望去,滿眼是紅土地,很是好看。這紅磚廠有兩個車間,一個叫制坯車間,一個叫燒成車間,顧名思義,制坯車間主要是挖土運土,然後用機器將這些用水和勻的土送到制磚機裡製成一塊塊的紅磚坯,然後用人工將這些製成的磚坯碼成垛子,上面蓋上厚厚的稻草,等風吹乾後,再送到燒成車間;燒成車間是專門負責看爐火燒成磚的,我們把風乾的磚坯送到煤窯裡面燒製,3天3夜(當然還得看火候)後,那土色的磚坯子就成為了磕磕響的紅磚了。製作過程看起來很簡單,但要想將一砣泥製成合格的紅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我每天頂著烈日,指揮著我的那一批老鄉們挖土,抽水,踩泥,將一車車上好的紅土用板車拖到卷揚機中加工成均勻的泥,然後再加工成一塊塊的紅磚。磚成型後,要馬上拉到外面早就做好了的土垛上一排排的碼好,磚與磚之間,既不能太緊,也不能太鬆,太緊會使磚不容易風乾;太鬆,又會使這尚未風乾的磚垮塌下來。一排一排的碼上幾米高後,再在上面蓋上稻草,以防太陽直曬,出現裂口而成為廢品。    
    誰知,現實很快就打破了我們的夢想。我們辛辛苦苦地幹了一個多月後,農場裡卻不按時給我們發工資。吃的伙食又差,做飯的人是廠長的親戚,在做飯和買菜時經常做手腳,弄得我們這些人怨聲載道,後來此事一直鬧到農場領導那兒。由於這裡工作實在太苦,那所謂的「農轉非」原本就是子虛烏有。領到工資後,大家再也不想什麼城鎮戶口了,都一哄而散,回到了各自的村裡。    
    由於家中有著一大筆債等著要還,我趕緊又加入到銅錄山、龍角山、馮家山等處的私營礦井中,做起了下窯底挑礦石的苦力。學過中國地理的人大都知道,地處鄂東南的大冶礦藏豐富,銅鐵礦在全國居前列,遍佈了星羅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各類礦物質,主要有金礦、銀礦、鐵礦、銅礦和鋁礦,其中以銅鐵礦最多。大冶銅錄山鎮的銅錄山古銅礦遺址的發現和開掘,是世界冶金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大冶的採礦冶煉技術時間之早、規模之大、技術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這兒的大大小小礦區隨處可見。當時大冶除了國有的銅鐵礦外,更多的是私營的小銅鐵礦。就像河南山西那些地方的大小煤礦搶佔國有煤礦一樣,這兒的許多農民就自己投資或以鄉鎮的名義投資開採,所以在80年代,鄂東南一帶山脈隨處可看到轟轟烈烈的開採礦產的場面,到處可見滿目瘡痍的礦石。由於銅鐵礦礦石的價錢遠比煤礦高,如果機遇好能碰到品位高的富礦,那麼老闆就會一夜成為百萬或千萬富翁。正因為採礦的利潤極大,所以許多唯利是圖的老闆常不顧工人的死活,只要測到哪兒有銅鐵礦,都會恨不得馬上把整個山脈掀開,把裡面那些金光閃閃光彩奪目的礦石直接裝到大車裡。加了趕時間,他們常僱用遠近農村裡的青壯年勞力來炸石、採礦,拚命地往外拉礦。當然真正的高品位礦石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有時要橫向縱向的挖掘開好多石頭才能見到,有時挖了幾個月也是一場空。這就更需要大量的勞力來完成這一浩大的工程。    
    對於那些從地底挖掘出來的石頭或礦石,都要從深深的地底下運到地面上來。對於那些投資大的老闆來說,即使是使用機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大多數資金不多而又不願投資的小老闆而言,更是一件頭疼的事,而這一浩大的工程,往往都是靠人工像螞蟻搬家一樣,一點點地地底下搬出來。這也就為附近農村那些富餘勞力提供了掙錢的機會。但由於下到地底下拉礦,危險性極大,生命如同懸在一根線上,稍有不慎都會命斷地下,成為地下冤鬼,所以不是特別需要錢用的話,一般的農民是不大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險的。    
    但為了早日還債,我還是選擇了下礦井。我們在3000多米的地底下用鐵絲做成的苑兜,挑著七八十斤重的礦石,從地下沿著那流著臭水、四處濕漉漉的碎石路,一步一個印,一步一串汗,像一條負重的老牛一樣慢慢爬上來。我有時一天可以挑一噸多礦石,即使是這樣,累死累活一天也就掙二三十元錢。每到夜晚,我的雙腿就像灌了鉛一樣沉重,渾身疼痛,特別是浸著汗水挑擔子的雙肩,磨破了皮,滲出了血,一天下來,總是腫得老高。有時傷處會把我從睡夢中疼得醒過來,我只好呲牙咧嘴地用一塊生薑敷在那上面揉呀揉呀,就這樣又在麻木和疼痛中枕著濕漉漉的枕頭昏睡過去。由於這玩命的活兒太苦、太累,當時正在長身體的我實在沒法與那些身強力壯的成年人相比,我一般是挑一天就歇一天。做這樣玩命的苦力活,我還不敢讓家裡人知道,如果母親知道了,說什麼也不會讓我這樣做的。    
    下煤礦是經常死人的,下窯挖礦石死的人更多。與我們一起下礦的工人,經常有人是立著走下去,躺著被抬出來。所幸的是,我雖然也出過幾次危險,比如說思想開小差、路滑、擔子打閃而差點掉下窯洞下的深淵,但我每次都是化險為夷,要不,我那絢麗的青春和夢想,也許早就化成半縷青煙,成為真正的地獄底下的冤魂了。    
    正因為有了這些用汗水和血跡塗寫的獨特經歷,加上我後來在部隊時的幾年鍛煉,使得我對於在江湖上流浪的艱難險阻,從來都沒有當一回事。當然,我也沒有想到,在革命隊伍裡混了幾年後,我卻沒有混出什麼名堂,卻又會重新轉回到出賣苦力的隊伍中。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10節 我是民工(3)

    在這家建築工地裡,包好的水泥被汽車運到工地大門口後,需要人力一包包的從車上扛下來,放在一邊碼好,然後,再一包接一包的扛到工地的倉庫裡去。車後門打開後,沿著拖斗放上兩塊厚厚的木板,四個人站在車廂裡頭,兩個人一組,從上面抬起一包裝得結實的水泥往扛背上一扔,然後就負著100斤重的水泥沿著木板走下去,扛到目的地碼好。來回路程有好幾百米遠。雖然天氣很熱,但我們這些扛水泥的,得穿上一件外衣,或是在肩膀上墊一條厚毛巾,這樣既可以防止身上的汗水把水泥袋浸濕,又可以保護肩上的皮肉不受磨損。對於我來說,肩上扛著百斤重的東西倒還沒事,最難受的是,我的那兩個夥計從車上抬起水泥往肩膀上一扔時,那一瞬間的重量可不是100斤了,而是150斤,是200斤!直砸得你眼冒金星,全身每個毛孔都打顫。如果體力不好,腳底下沒勁或是腰板沒力的人,還真是吃不消。剛開始時,我還能承受,但一連扛了二三十包後,我的雙腿僵直,全身酸疼,渾身每一塊骨頭就像遭小蟲噬一樣難受。到了晚上,我雙腳僵直,全身酸疼,累得連晚飯也沒吃就一下子倒在床上,很快就進入了夢鄉,那情景,真有點像新兵連剛開始軍訓那樣,一到夜晚,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馬上上床睡覺。    
    第二天,我真累得差點起不來了。羅老闆也看出我很累,就勸我不要再扛了,以防累壞了身子。但我不可能就這樣敗下陣來,便又咬牙上工了。幾天過去後,我的腰身不再像第一天那樣酸痛了,很快就適應了這種負重的勞作。畢竟我以前就經常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呀!    
    我們這種活兒雖然很累,但不是天天都有干的,有時工地的進展需要加快了,就不停地有大貨車裝著水泥進來,每逢此時,我們幾個人就會累得氣喘吁吁臭汗直流。最多的時候,我一天曾扛過260多包。如果沒有貨來,我們就從倉庫裡將放好的水泥又一包包地扛到那些小板車去不了的地方。沒有水泥扛時,我們也可休息,也可幫別的組做一天15元的計時工。我在順應了這兒的艱苦生活後,只要一有空,我就埋頭讀書;到了晚上,我不再是早早睡覺了,而是挑燈夜讀和寫作。    
    後來,那位好心的羅老闆見我這樣愛看書,就特意照顧我,給我分了一間單獨的小房間,裡面有電燈,有一個小電扇。這樣,我在夜裡再也聽不到工友們那雷鳴般的呼嚕聲了,再也聽不到那些工友在半夜裡和著老鼠的吱吱尖叫發出的那種刺耳的磨牙聲和夢囈聲了。白天我拚命地幹活,夜裡我就埋頭看書。老捨的《駱駝祥子》、《二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名著,就是在這個時候看完的。    
    由於出的汗水多,消耗的體力大,我的飯量也像新兵連時在北部灣「海訓」時那樣,陡然大增,一頓飯可以吃五六個大饅頭,吃好幾大碗米飯。那種沒油少湯的菜,或是那種浮著大肥肉的加餐,我都會毫不眨眼地吞下去。很快,我的皮膚又曬得黝黑了。這個時候的我,哪像是曾在部隊大機關裡耍過筆桿子的兵?我又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成為了一個靠出賣自己苦力的民工。    
    我在這家建築工地幹了一個多月後,懷揣用辛勤的汗水掙到的2000多元錢又返回到羊城。我在石碑村租了一個小房子,每天就是跑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場,就是買回好幾份報紙,尋找那上面的招聘廣告。    
    我又開始編織我的記者夢了。    
    這個時候,我已在羊城流浪了一年多的時間了,我也不想再做什麼保安,更不想從事其他的工作,我那時就只有一個念頭:進報社做記者。我的這種心境,就像曾榮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西班牙詩人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所說那樣:要麼是個詩人,要麼什麼都不是。此時的我除了民工的身份外,什麼都不是。但是,我這個從沒有邁進大學門檻的復員軍人,早就有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夢想,那就是通過自己的拚搏成為一個記者作家,而此時我最大的理想是:我要成為一名新聞記者。是的,要麼我就做一名記者,要麼我什麼都不做。    
    一年多後,那位好心的四川羅老闆也從新市來到天河員村的一家建築工地。一天他從當日的《南方都市報》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小羅有些似是而非地打了一個電話到報社,好不容易找到我的電話,當他問我:「請問你這是真名還是筆名呀?」我回答說:「是真名還是筆名都不重要麼,反正我是石野。」「呵,我以前也有一個朋友叫石野,他當時跟我們一起在新市的建築工地做事時,他就特別好學,最想做記者……」我一聽,這不是那個好心的羅老闆是誰呀?我不由樂了,衝著話簡大叫一聲:「羅老闆,我就是你認識的那個石野呀!」羅老闆高興極了,他在那頭連叫道:「呵,石野,原來你真的做了記者呀?!我現在有一場院官司,我得請你幫我呀……」他當即駕駛著摩托車,飛也似地來到廣州大道中的南方日報大樓與我見面。我們兩個馬上擁抱成一團。    
    經過一年多的打拼,小羅不但從市郊搬到了城裡,而且在員村租了一個兩居室的房子,還把老婆小孩從四川老家接了過來。為了來往方便,他還特意購買了一輛新的摩托車。沒想到,小羅剛到員村這家建築工地不久,就因為工程款的問題與當地一個財大氣粗的包工頭發生了經濟糾紛。要錢,人家不給;打官司,又怕打不過人家。就在他一籌莫展時,他從《南方都市報》上看到了我發表在頭版頭條的那篇《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新聞。    
    中午,我帶著羅老闆來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裡,一邊喝酒,一邊敘別後之情。後來,我在深入瞭解關情況後,幫助他寫了一份起訴書,將那位故意拖欠一百多名四川民工工錢的那家公司的包工頭告上了天河區法院,並拿回了他們應得的工錢。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1節 羊城初圓記者夢(1)

    無論生活如何辛苦,如何顛沛流離,我從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夢想。我總是對自己充滿了自信。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在文字方面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的人。是的,我從沒有進過大學校門,沒有什麼文憑,但我相信自己是有寫作才能的。如果我真的是不愛讀書不愛寫作,如果我真的是一個不著邊際只是編織肥皂泡般夢想的人,那麼我也許早就放棄記者作家夢了。但這個美麗的夢在我上學時開始就在我的心靈深處扎根了,這縈繞著我青春和生命的夢想一直伴隨著我成長,就像一棵永不枯萎的長青樹一樣,在我的心頭枝繁葉茂。我在學生時代一次次的作文獲獎,我那一篇又一篇變成鉛字的文字,都證明了我的成績;尤其是在部隊那幾年,我的作品更是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並在中央級報刊發表近百篇文章,有的還獲過獎。那些篇什雖顯幼稚,但畢竟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是我在漫漫文學征途上一步一個腳印的軌跡。我甚至對自己充滿了這樣的自信:我目前的成績雖然算不上什麼,但是,從寫作基礎和目前的成績來說,肯定不會亞於那些從正規大學中文系、新聞系畢業出來的大學生。    
    也許有人要這樣問我:不就是一個文憑嗎?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假文憑隨處可見,南方做假文憑不是更容易麼?你為何不做一個假文憑呢?說心裡話,當我一次又一次因為沒有文憑而被人拒之於門外時,我不是沒有動過做假文憑的念頭。那時的羊城街頭小巷五花八門的做假廣告隨處可見,只需花個幾百元錢,就可以拿到一個名牌大學的紅本子,別說專科本科,就是碩士博士文憑也是隨時可以炮製出來的。但這種髒亂的念頭很快就隨風而逝。我是軍人,誠實是做人最起碼的本質,我不願做假,也不可能去做假,同時我也明白,這種行為是一種違法的劣行。高爾基、狄更斯、傑克‧倫敦、高玉寶等,這些寫出了激動人心作品的中外作家不是從沒有上過大學沒有什麼文憑嗎?他們有的連一天校門都有沒進,不也是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而寫出了一本本傑作嗎?我就不相信,沒上過大學就不能圓自己的夢想!我不相信,沒有文憑就不能進報社做記者!我相信,只要不懈地努力,只要腳踏實地地去追求,好的機遇肯定會像凌波仙子一樣,冉冉地降臨到奮發圖強的醜小鴨身上的。    
    第一次機遇終於來到,儘管是那麼不盡如人意。那是我離開新市的建築工地之後的第三個月,一天上午,當我滿頭大汗地從廣州先烈中路一家大型的人才市場失望地走出來時,忽然看到十幾名滿面生輝的年輕人,一看就是剛從大學出來找工作的大學生。他們正緊緊跟隨著一位戴著眼鏡的中年人從裡面走出來。我發現那領頭的中年人一手捏著一疊簡歷,一手正舉著一張廣告牌,那上面幾個大字吸引了我的眼光:《健康某某報》招聘編輯記者。上午我在這家人頭攢動的人才市場裡擠了幾個來回,也就看到兩家雜誌在招兵買馬,但對方開出的條件很高很苛刻,我只好識趣地走開,但沒有看到有報紙在招人。看到這些汗水涔涔的年輕人跟著人家往外走,我猜他們肯定是去面試的。不管結果如何,我也跟著去一趟,就是進不了人家的大門,也好去認一下門,日後說不定還可以投稿。    
    我一聲不響地跟隨著這夥人,在那位中年人的帶領下,很快就來到了附近的一家省級科研機關。報社在三樓。面試的都在外面的一間會議室裡等候。由於這裡面透氣不好,沒空調、電扇,光線又不好,我就隨手拿了幾張那份《健康某某報》跑到走廊外面看。這是一家由某公司與廣東省某科研所合辦的一家專業報,主要是宣傳健康,宣揚健康元素方面的週報。看了一會兒,一位眉清目秀的高個青年人走了過來,問我:你是應聘的吧,怎麼不跟在後面等待呀?我說:那兒人太多太擠,不如等人家面試完了我再去。我先看看報紙還可以多瞭解一些情況。隨後我又問道:請問你是在這兒上班嗎?他點了點頭。幾句話下來,我們馬上就聊了起來。他叫劉靚,比我大兩歲,江西人,是這兒的採訪部主任。劉靚翻了翻我的作品說:你的文筆不錯呀,也發了不少文章,憑你的條件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我趕緊告訴他說:我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文憑。劉靚撓了撓頭皮說:搞文字工作的,應有悟性,與文憑沒有多大的關係。他的這句話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接著他悄悄地告訴我說:我看你這人好實在。我們的社長是部隊出來的,也在部隊做過宣傳工作。你到時可如實把你的情況告訴他。接著,他又提醒我在面試時什麼樣的話該說,什麼樣的話不該說。    
    等那些大學生面試完後,我在劉靚的帶領下走進了社長辦。社長姓張,三十五六歲,戴著一副金邊近視眼鏡,顯得文質彬彬。一聽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經歷後,馬上就顯出很欣賞的樣子。在看完我的簡歷和資料後,他說道:我們這兒都要求應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況特殊。我也是從部隊出來的,當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勞。這樣吧,我就破格錄用你吧,試用期3個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後視成績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聽這麼快就被錄取了,很高興。儘管我在應聘時經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規的報社,有私人辦的,有與人合作的,有的是打著報社的牌子實際上是拉廣告的,名義上是記者,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拉廣告的廣告員。有的不但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定金,還常拖欠工資。當時像那樣的小報在羊城有好幾十家。我還曾經受過一次騙。這家報紙雖然我也是此時才聽說過,但看到他們的辦公條件還可以,起碼也是在省級的科研大院裡面,我剛才也從採訪部主任劉靚那兒瞭解了不少情況,看來不會是那種騙人的小報。我很高興,不僅是因為我這個當時連表都沒填的人現在終於成為3名錄取者之一,而且這次終於能圓我的記者夢了。    
    當時報社還沒有什麼記者證,採訪時就開介紹信。報社給每人都印製了名片。當我拿到兩盒名片時,捧著名片仔細地端詳了半天,在我名字後面的那記者編輯幾個字,更是令我備感溫馨,它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這回我真地成為了一名記者。記得當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進入縣文化館搞專業創作,進入縣報社做一名記者。現在,我終於成為了一名記者,儘管這家報紙名不經傳,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級報紙,這樣說來,比起我家鄉的那縣報不知好多少了。    
    剛開始時,社長只是讓我寫新聞,抓好的社會新聞。我也一連發表了好幾篇稿子。儘管在試用期間,社長許諾每月只有600元工資,其他的什麼補貼都沒有,但我每天幹得十分起勁,每天都趕到報社報到。當時與我同進報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後就自行離開的大學生外,還有一個叫閔紅松的小伙子。我們在劉靚的帶領下除了採訪就是編稿。與我們一個辦公室的還有一位叫張艷的高個子姑娘,她來自大西北,畢業於蘭州大學外語系,白膚白皙,身材高挑,長得很漂亮,是塊做演員的好料子。本來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樣,愛好文學,總想圓記者作家夢,就屈就進入了這家報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編稿和畫版式。    
    可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後面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記者夢。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2節 羊城初圓記者夢(2)

    我從建築工地掙來的那筆血汗錢很快就沒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資了。為了節約錢,我從不敢跟同事們一起去吃什麼盒飯,中午不是啃一兩個饅頭,就是買個麵包湊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裡煮麵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發工資的日子,誰知報社卻說由於效益不好,發不出工資了;這還不算,那個張社長還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要寫新聞稿子,稱那種雞毛蒜皮的社會新聞根本下不出蛋,賺不來一分錢,還得白佔版面,一再要求我們出去拉廣告,特別是醫藥和保健方面的廣告。這個月,劉靚和張艷沒有拿到工資,我和小閔兩個新來的自然更是沒有領到一分錢。在堅持了半個多月後,報社除了發給每人幾大包某藥品公司用來抵廣告費的「神仙草藥茶」外,還是沒錢。這下不單是我們新來的,就連劉靚都不幹了。一天下午,劉靚因為工資的事和張社長在辦公室裡吵了起來。原來,劉靚本來在郊區的花都一家報紙做部門主任,是被這個張社長許諾以很高的待遇才過來的。第一個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錢的工資,但隨後幾個月連起碼的工資都拿不到,只是拿到過兩次廣告的提成費。我還瞭解到,這家報紙原來是某部門承包給張社長的,掛的是報紙的牌子,其實主要是做藥品和保健品生意。報紙雖然每週都出版,但發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誰出錢在上面做了廣告,這期的報紙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來張社長說好賺到錢後按比例給劉靚提成的,但後來卻總不兌現,沒想到後來連基本工資也不給了。    
    我和小閔得知這個情況後,心裡一下涼了半截,沒想到這個軍官轉業的上司也搞這種騙人的把戲。這天下班後,上午還在對人大發脾氣的張社長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問長問短,大大誇獎我工作努力。接著,他付給了我400元錢。我問他這是什麼錢,他攤著雙手頗為無奈地對我說:這是我第一個月的工資,因為報社這幾個月老是虧損,實在是沒錢,等下個月一定給我補上。他還悄悄對我說,劉靚已無法勝任他的工作了,他準備讓他走人。同時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聽他的話,好好跟著他幹,那個採訪部主任的職位以後肯定是我的。我聽得心裡直打鼓:我只是想做好一個記者,在報社裡好好的學一些真本領,此時還沒有想到要去做什麼主任。自己的業務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揮別人?在這兒做記者編輯的誰不是大學出來的呢?當時我不置可否,也沒把這話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長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個月就把我的工資從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時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也不好爭什麼,隨手就接過來了,這畢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工資呢。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社長只是付了我一個人的工錢,而其他的都沒支付分文。    
    由於「談判」破裂,第二天劉靚提出辭職,並要求張付清所拖欠的工資,兩人又在辦公室裡吵了起來。此時劉靚妻子阿芳正好趕來,見狀急忙上前護著老公,並氣得衝過去怒罵張社長。這樣一來,雙方吵著吵著,就推搡了起來。我和小閔趕緊跑上前去勸架,沒想,報社的編輯部主任老於、財務主管小潘以及那個保衛部主任老李(當然只不過是一個看門的保安)都聞聲衝了進來。這夥人二話不說,圍著劉靚夫婦就拳打腳踢。張艷和幾位女記者早嚇得花容失色,愣在一邊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閔見劉靚夫婦要吃大虧,趕緊衝上前去阻攔對方。小閔戴著近視眼鏡,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幾下。那個平時臉色清高、掌握報社財經大權的矮個子小潘和那個保安不但當眾毆打劉靚夫婦,而且對勸架的小閔動手,我幾次要衝上前去,但都被滿臉怒火的張社長用眼神嚴厲地阻止住了。但是,當我看到劉靚夫婦已被他們幾個按倒在地,見義勇為的小閔也被李保安卡著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實在忍無可忍了,於是猛地衝上前去,對那幾個恃強凌弱的傢伙連拖帶拉,並沖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幾腳。對方自然沒想到我會在此關鍵時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將他們幾個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會張社長氣急敗壞的神情,一邊對幾個行兇者怒目而視,一邊護著劉靚夫婦和小閔趕緊往外撤。    
    這一鬧,在那個省級科研大樓裡弄得影響很壞。我們將那個社長的惡行向上級主管部門作了反映。後來,劉靚和小閔的錢雖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畢竟都要到了手。我們仨辭職後,張艷和幾位同事也憤而離去。據說一下子弄得那家小報差點兒癱瘓。    
    剛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我又失業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幾乎是分文不剩了。獲知我的窘境後,劉靚夫婦當即邀請我前往他家住,並說他們雖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廳裡為我擺張小床。他感激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關鍵時候幫了我,我也沒什麼感謝你,以後我們就是朋友。我經濟狀況比你好些,今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們住的就有你住的……」就這樣,我隨同劉靚夫婦從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暫時和他們住在了一塊兒。    
    石碑村位於廣州天河區的東南邊。由於那幾年聚集在那兒的流浪記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魯迅文學院附後的「中國作家村」、圓明園附近的「流浪畫家村」、北京通州宋莊的「流浪藝術家村」一樣,那時的石碑村被我們這些人戲稱為「中國流浪記者村」。因為在這兒居住過的記者前後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記者有曾華鋒、劉靚、譚海清、南島、閔紅松、李志、詹政凱、傅星、羅斯文、傅東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間,我認識了大批流浪記者。後來,我在《廣東法制報》、《中國引進報》、《廣州紅綠燈報》做記者期間,曾先後都在這兒居住過。雖然時常搬家,但搬來搬去還是在這個小村子裡。直到1997年春節後,我因無錢交房租,無法忍受那個長得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樣的女房東逼債,就在一個黑夜裡搬離了那個小窩,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崗一帶。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3節 1塊8毛錢的春節(1)

    隨著20世紀90年代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前散佈在羊城四周的近郊農村,都很快被各種高樓大廈所包圍,那些昔日貧困的村莊很快融入廣州城區內,變成了「都市裡的村莊」。這些地方當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那些有了錢的村民們紛紛建起了高高的樓房。他們除了在本地的企業分紅外,大多就是靠出租這些房屋了。租住在這些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的房子裡的,幾乎全都是來自外地的打工族。當時在羊城比較出名的「都市村莊」有石牌村、冼村、員村、楊箕村和客村等。從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開始像昔日的地下游擊隊一樣,曾先後在這些地方租住過,而其中的石碑村,由於當時居住的流浪記者較多,則成為我在羊城的一個重要棲身地。    
    我在劉靚家小住期間,進入了《廣東法制報》。雖然我也發表了不少作品,但新聞作品不多,又沒有文憑,因此我前往應聘時,領導還是稱我還不具備做記者的條件,只是讓我做了一名總編助理,即幫助接電話、收發來信、挑選來稿,所有雜事,我都得干,而當時的試用期工資只不過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報社時還要低。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不管做什麼,總而言之是在報社裡;不管讓我做什麼,只要有機會我還是能寫稿子的。果然,我後來采寫了好多篇稿子,經過當時一位從羊城晚報退休後來此做老總的老報人的審核,都發了,而且還讓我署上「本報記者」字樣,有的稿子還上過顯著位置。    
    我已在劉靚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決定搬到外面住。再說我現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錢的收入,我應該自己租房。為了省錢,我在一位老鄉的介紹下,認識了此時在《廣東人口報》做編輯的曾華鋒。此前,他剛離開《廣東法制報》。曾華鋒來自湖南邵陽某煤礦,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憨厚老實,謹小慎微,是一介文弱書生,加上我們的年齡相仿,都出自貧困家庭,都有著共同的夢想,學歷都不高,因此一見如故,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他在法制報時,也像我一樣每月只拿350元,後來他因這兒工資太低辭職出來。曾華鋒來穗時曾在企業工作過,收入不錯,略有存款,但也沒有什麼錢,總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當時也是單身漢,一人住一間房,每月房租300元,當然不包括水電費。聽說我在找房後,他當即邀請我與他合住,所有費用一人一半。這樣說來,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錢就可以解決棲身大事,餘下的錢,我完全可以對付其他的生活費用了。當時,我們窮得連張床也賣不起,只好從外面檢回一些舊紙箱殼外加幾層報紙,然後上面就放一張薄薄的涼席,權且當床。碼幾本書放在床頭做枕頭。    
    我們租的房子,是頂層的6樓,夏日的太陽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當頭照曬。我搬到這兒時正是7月份,那懸在頭頂上的太陽總是把我們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爐,一個小電扇總是開到最大檔,日夜不敢讓它停歇。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熱得難耐,就只好捲著涼席跑到外面的陽台上睡。那上面總是橫七豎八的躺著十多個男女,都是在這裡租住的外來工。外面蚊子太厲害,只要一出來,那嗡嗡亂叫的蚊子就會歡快地向我們那汗津津的皮肉衝過來,咬得人渾身奇癢難熬。    
    後來劉靚夫妻也搬了過來。此時劉靚進入了《廣東勞動報》做記者。瘦弱的閔紅松由於有本科文憑,運氣比我好,很快進入了《廣東公安報》做記者。他弟弟出國後,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華鋒所住的這幢樓裡。在這兒住的,還有另外兩名流浪記者。我們在這兒住了大半年,後來雖有人搬動,但大體上都是在石碑村範圍內,相距的不是很遠。這樣,我們有時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圍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機」,聚在一起打邊爐(南方的一種火鍋)。儘管我們都沒什麼錢,在玩撲克時我們也下賭注,一角兩角的,但到了最後,誰贏的錢多,就全拿出來請大家去外面吃夜宵。那個時候,大家雖然都很窮,但玩得還是很開心的。    
    後來,住在石碑村的那些流浪記者都各奔東西。我則又選擇了流浪。骨子裡崇尚流浪的我決定去一趟古樸秀美的湘西。於是,我背著一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和《沈從文散文選》,帶著我的瑰麗的文學夢,沿著我所崇拜的文學大師沈從文生活過的足跡,沿著湘江、沅水,從湘西首府吉首出發,來到了鳳凰,來到了這座沈先生家鄉的美麗邊城。這兒碧綠的江水清澈見底,繞過古老的城牆腳下蜿蜒而過,疊翠的南華山麓倒映江心,真像誰用碩大無朋的神筆揮就的「一幅濃墨淺彩的中國山水畫」,美得令人心醉。後來,我又到了歌唱家宋祖英的故鄉古丈,路過風景名勝張家界,儘管我知道這兒的景區內有多達三千多座巖峰拔地而起,直聳雲天,八百條溪流蜿蜒曲折,是一個融峰、林、洞、湖、瀑於一體的人間仙境,是被人譽為「中國山水畫的原本」的聖地,但我知道去那樣的景點,沒有錢是寸步難行的,最後,我只能是坐在長途車上望「景」興歎了。我從賀龍元帥的家鄉桑植進入龍洞,經桃源、石門到常德,最後到達長沙。在湘西那塊奇異的土地上流連了40多天,一路流浪,風塵僕僕,但覺收穫很大。兩個多月後回到羊城時,我自然又是身無分文了。    
    每流浪一次,我的生活就貧窮一次,但我的學識會增長一籌,我的眼界也會開闊許多。沒錢了,我就回南方打工,一邊打工掙錢,一邊繼續尋夢。這次重返羊城後,我雖沒錢租房,但幸而有一幫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朋友,特別是流浪記者朋友幫我,所以有段時間,我總是像地下游擊隊一樣四處打游擊,直到我重新找到報社後才租了房子。不久,我考進了由廣州交警支隊主辦的《廣州紅綠燈》報社,做起了主要採訪交通安全和交警生活的記者。儘管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由於這是一家專業性較強的報紙,除了寫一些不痛不癢的稿子,根本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我在那裡只做了三四個月就辭職了。很快,我又迎來了南國的又一個冬天。    
    我這一次辭職出來時,身上還有1000多元錢,但一下子交了兩個月的房租,還了一些零碎賬,只不過餘下100多元錢了。就是這100多元錢,對於我一個人來說,過年也還算是過得去的。這兩天羊城正在下雨。我來到附近的超市,欲購置一些食品,權當年貨。誰知,就在我挑選好一些食品排了老半天的隊準備付款時,我一摸衣袋,不由冷汗直冒:我那僅有的100多元錢,不知何時不翼而飛了!在售貨員異樣的目光中,在身後那一大群顧客嘲笑的竊竊私語聲中,我趕緊扔下那一袋東西,真像被人撞見的小偷一樣,狼狽而逃。    
    我衝回到屋子裡,氣急敗壞地翻箱倒櫃,掏遍所有的衣袋,好不容易才從一件舊衣服裡摸出了1.8元錢。這1.8元錢能過年麼?不管如何,在此關鍵時候,我還有1.8元錢呀,如果是身無分文呢?    
    此時,已是大年三十的上午10時多了,再過一會兒,外面大大小小的店舖都會關門大吉,所有發了財的和沒有發財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人家都會關上大門迎接新年了。我用熱汗漉漉的手心緊緊地捏著那僅有的1.8元錢,趕緊往外走。    
    我來到附近的一家小賣部裡,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挑選了一斤1.4元錢的大米。這可是這裡面最廉價的大米了,要知道,這裡面最好的大米是據說來自泰國的香米,要6元錢一斤哩!我左挑右撿,拿了一包四川搾菜。從包裝看,這種搾菜很有可能是假貨,因為平時搾菜最少也得買5角錢一包,而這兒只要4角錢。看到我在這個時候只挑選了一斤最便宜的大米,只買一包搾菜,那位同樣是從外地來的小老闆還是顯得很熱情,仍然笑容可掬地將我的這獨特的「年貨」裝在一個小袋子裡。    
    我三步並作兩步回到小屋,將一斤米一股腦兒全倒進電飯煲裡,煮了滿滿一大鍋米粥。這就成了我這個春節的年夜飯——不,是我春節幾天的全部食品了。當然還有一包搾菜……    
    我記得,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是和同在廣州郊區的妹妹一起過年的,當時雖然我們過的也是一個窮年,但那時我身上還有幾百元錢,還能像別人一樣置辦一些簡單的年貨。再說,我那時身邊還有個親人作伴。今年春節妹妹的那個鞋廠由於要趕貨,不放假,但此時妹妹似乎比我要幸運,因為她的身邊有十幾名來自同村的鄉友,有100多名工友在一起過年。然而我呢?我形影相吊,我惟有自己的影子做伴了。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4節 1塊8毛錢的春節(2)

    南方的冬天本來不會太冷,但由於連日陰雨綿綿,特別是罕見的寒流從北方洶湧而至,幾十年不遇的一次寒流從西伯利亞經黃河長江流域抵達南方,使得一直溫暖如春的南方突如其來地籠罩在一片極為罕見的寒冷之中——儘管這樣的寒冷對於久居北方的人根本不算什麼,但對於一直生活在亞熱帶氣候裡的南方人而言,可謂是災難性的了。這年的冬天,南方各大小報的頭版都是當地政府向人民群眾號召防寒防凍、領導為貧困市民送溫暖、氣象部門如何對大家提倡防冷的種種新聞,在香港還出現過幾例老年人不慎被凍死,或是當地有人因受寒而引發其他疾病而死亡的新聞。其實,這年冬天南方的最低溫度只不過是2℃而已,但這已足夠令極少經受寒冷的南方人受的了。就是從這個冬天開始,我開始了冷水浴,用當時南方的話叫做沖涼。沖涼本來是一相對於夏天的口頭語,但用在這個特殊的冬天的南方,似乎是再合適不過了。後來,我到了天寒地凍的北方。冬天,我還是堅持用冷水來鍛煉身體,這個良好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    
    窗外傳來肯尼基薩克斯的悠悠樂曲聲,時斷時續,憂鬱而又抒懷;燉雞的濃香陣陣飄來,饞得我貪婪地吸了一下鼻子。而我的這間冷淡的小屋裡,只有一股從電飯煲裡散發出的焦糊味,那是因為一鍋粥反覆地在裡面加水煮的緣故。隨著陣陣寒風,從窗外飄來煙花爆竹嗆人的煙霧,此時此刻,這種污染環境的煙霧對我而言卻成為了一種獨特的香味,這可是春節的味道呵!    
    此時,在我遙遠的鄂東南家鄉,在湖北大冶那個叫石應高的窮山村,我的父老鄉親們,早該屋裡屋外燃起了歡慶的爆竹了吧?今年的春節我依然不在家,此時,家中是誰點燃鞭炮呢?是呀,家中再窮,但過年總歸是熱鬧的。鞭炮是要放的,魚和肉及各式各樣的年貨是一定要籌備的,一家人都圍坐在一起,濃郁的親情在香氣縈繞的團圓飯菜上歡欣而甜蜜。    
    這個春節我不在家裡,也不在呼喊聲震天響的軍營裡。當兵那幾年,我的春節都是在軍營裡度過的。那個時候,嚴肅的軍營裡也總是張燈結綵,載歌載舞,戰友們個個都是高高興興的,就連那些剛入伍的新兵,也很快會被這種特別的快樂氛圍所感染。春節時的軍營是多麼快樂呀!我們以連隊為單位,全連官兵手拉著手,大家用軍人特有的大嗓門,在歡欣的歌舞聲中跟著時間的腳步高聲地、整齊地數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後,100多雙手高舉著100多個大茶杯,在震耳欲聾的「啊呵」聲中,啤酒泡沫四濺,歡樂的迎春大宴就驚天動地地開始了。    
    此時此刻,歡樂的叫喊聲是從窗戶外傳進來的,那是過年的小孩們唱出的;歡樂的叫聲是從樓上傳出來的,那是房東一家三代同堂地正在舉杯歡呼。歡樂的歌聲是有的,但那是從窗外,從樓上,從左鄰右舍傳來的。歡樂的歌聲不屬於我,但歡樂的歌聲像魔鬼一樣誘惑著我。我的小房子裡沒有歌聲,但我的心中有一首歌,那是一曲孤獨而感慨的歌。此時,歌聲在我的小屋裡幻成了一種實實在在食慾的味道。我這兒只有半鍋糊米粥和半包捨不得一次吃完的搾菜,那兒散發出的一絲淡淡的酸辣味,混合著從外面洶湧而至的各式各樣的歌聲、歡呼聲、鞭炮聲,陶醉著我的靈魂。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個時候,家人都正在為春節而忙碌了吧。父親此時是不是正在聚精會神地寫春聯呢?母親此時又該是飽含著思念兒子的熱淚,正在默默地帶著全家包餃子吧?莊稼人平日總是精打細算,但此時總會傾其所有,在大年三十的八仙桌子上擺出十個菜,意為十全十美,一家人興高采烈地吃團圓飯;除夕夜,全家人高高興興地飽餐一頓後,都會痛痛快快地洗個熱水澡,換上早就準備好的新衣服,然後,或是看春節聯歡會,或是圍著火爐,一邊品嚐著自家種的瓜子花生、蠶豆、爆米花,一邊討論著新年的計劃。    
    現在我們都長在大了,不再像小時候那樣做夢都想穿新衣服了,但兒時的溫馨又襲上心頭。只是,那濃濃的鄉愁,竟又像突然襲擊的洪水,怎麼也無法擋住。是呵,不安分的我,為了心中那個瑰麗的夢想而流浪,像一葉浮萍一樣,至今還在隨風飄浮,隨波逐流。    
    除夕晚上,獨坐在空蕩蕩的小房子裡,看著外面繽紛的綵燈,聽著別人團聚的歡笑聲語,心裡說不出的憂傷。我從窗戶看不到天空,看到的只是一堵又一堵的厚牆,只好讓縷縷的思念隨風飄向空際。是呀,身在異鄉,心會變得格外的敏感,一個不經意的表情,一個簡單的動作,一句隨意的話,都可能在心湖裡頭激起層層漣漪。漂泊的酸楚,流浪的苦澀,像夜空裡飄蕩的煙霧一樣,冉冉而升,在空中盤旋,久久無法散去。    
    屋裡屋外都是寒冷,我縮在冰冷的地鋪上,伴著孤燈,又想起了母親。每年的除夕夜,母親總會為我們鋪上一張烤得暖烘烘的厚棉被,讓我們穿上剛做好的厚棉鞋。母親白天在田地裡忙碌,到夜深人靜時,總是就著油燈趕做棉鞋,作為孩子們新年的特殊禮物。母親做的鞋,我們不叫棉鞋,都稱為「曖鞋」,每到深秋,母親總要用濃濃的米漿,用那一塊塊剪下來的布角、一片片的碎布條,小心翼翼地粘門板上曬乾,揭下來就是一張五彩繽紛的布坯子。母親用靈巧的雙手,用自己種植出來的白棉花,夾在兩層燈心絨布裡,不知要拉斷多少枚鞋針,不知要拉斷多少根細棉繩子,不知要在煤油燈光下熬過多少個寒夜,總之,每到過年時,母親總會用她那佈滿裂口的雙手為全家人趕做出一雙尺寸合適的暖鞋。在歡叫的爆竹聲中,在除夕夜的爐火歡樂的辟剝聲中,在大年夜香噴噴的餃子的熱氣騰騰中,我和弟妹們總能穿上這充滿母愛的暖鞋,總會體會到濃濃的母愛。    
    在部隊時,儘管我們都實行供給制,但母親每年總要親手為我做幾雙新鞋。剛入伍的那年春節,正在新兵連裡集訓的我收到了母親千里迢迢寄來的一雙棉鞋。當晚,在北部灣畔的海邊,在陣陣拂面的海風中,我一邊讀著母親的來信,一邊雙手捧著那雙新鞋,心情就像身邊的大海一樣,怎麼也無法平靜下來。後來,我寫了一首題為《親情》的詩,發表在家鄉的報紙上,至今我還記得一部分:……讀母親的信/讀得每個字/都生長成海岸的綠葉/四季翠綠著我的思念/手捧鞋墊/深看母親/我看到家鄉的山樑上/有裊裊升起的炊煙/染白了慈母頭髮/母親無聲的淚珠/母親默默的牽掛/裝滿了沉甸甸的親情/總是壓彎我/思念的枝幹……    
    時光荏苒,轉眼間七八年過去了。此時,當我端坐在我的那台二手電腦前敲出這些文字時,2004年的春節又伴著北方的嚴寒即將降臨。此時的我,早已從南方流浪到了北方。在京郊一間矮小的平房裡,我又一次重新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之中。然而,此時我仍然是一無所有。我的命運似乎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改變什麼,除了歲月的風霜在我的額頭上留下一道道未老先衰的細密皺紋,除了時間的足跡在我的頭髮中撒下細碎的白髮,除了世事的滄桑在我疲憊的心靈結出許多難言的感慨和憂鬱,我依然是那個六年前的我:貧困、困惑、彷徨、痛苦和憂傷。從南到北,從一個失學的鄉村少年成為共和國的一名海防戰士,從一位四處漂泊食不果腹的民工成長為多家中央級、省級報刊的政法記者,我想,無論是從時間而言還是年齡上來講,我應該算是成熟了。早該是成家立業撫養父母的時候了,可是我仍然像以前一樣,除了寫下一些新聞以外,似乎還是一無所有,想來不免慚愧至極啊……成長的隱痛何其漫長呵,但是,我現在已成長為一個男子漢了。從貧困的家鄉走到繁華的大城市,從鄉村跨進南海邊陲的軍營,從溫暖如春的南國走到雪飄四野的京城,我早就從一個激情澎湃、豪情萬丈的幻想少年,變為一個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男子漢。    
    現在,1997年春節,那個痛苦的春節,從我的身邊流逝已有好幾年了,但我至今記憶猶新。我至今都不情願用往事的回憶去觸及我的心疼,用傷感的思緒去觸及我那孤獨的成長過程。是的,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抑或是明天,都沒有人可幫我,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懂,也沒有人讓我懂。如果我成熟了,我就知道了——流浪的青春,流淚的青春,流血的青春。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5節 我是沒有文憑的記者

    1997年春節很快就過去了。春節過後,我四處找工作,但這個時候是一年之中最難找工的時候。從各地洶湧南下的尋工隊伍,裹挾著百萬的民工大潮,一浪又一浪地襲擊著羊城。儘管我每天都奔波於羊城的大小報社,但每天都是抱著美好的希望而去,拖著失落而歸。我從一位朋友手中借來兩百多元錢,很快就花得差不多,又面臨那種山窮水盡的生活。一天吃一兩個饅頭麵包倒還沒什麼,最擔心的是,又快到了該交房租的日子。春節前我雖也交了部分房租,但還欠著人家一個月的房租呢,滾到現在,有兩個月的租金了。這對於我這個窮要面子的男子漢來說,真是一件難堪的事兒。此時,我又能上哪兒去弄錢呢?    
    看到那些同住一樓的人都按時交房租,惟有我一個人遲遲不敢上前。為了躲避房東討債,在交房租的那天,我一大早就跑到了外面,又故意拖到晚上11時後才回來。第二天天剛亮,雖然我困得要命,還想倒在床上多睡一會兒,但因為害怕那個胖房東向我討債,一大早就強忍著連天的呵欠,趁他們還沒有起床時,趕緊溜出門去。    
    俗話說,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正月十五這天晚上,儘管我回來得老晚,但剛一進門,那個胖嘟嘟的女房東就和她兒子把我堵在了門口。聽到他們的敲門聲,我滿面大窘,但此時又處可躲藏,只能硬著頭皮,滿面訕笑地開了門,紅著臉告訴他們:現在沒有錢,能不能等到下個月一起付……女房東立即粗著嗓門叫喊開了:「啊呀,我說你這是怎麼搞的麼?上個月就欠了我的房租,怎麼這個月還要拖著不給呀?這可不行,你今天就得付……」橫在在她身邊的那個又白又肥、肥得像廣州動物園裡頭那隻大熊貓一樣的小子,接過他媽的話茬,衝我喝道:「你還是做什麼記者的呢?怎麼窮得連兩個月的房租也還不了呀?你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在我家裡住下去了。」「是呀,交不起房租就不要再住這兒了。」那胖女人鼻子哼了聲:「哼,除了我這兒,在廣州這個地方,量你也沒有地方去了!有種你就離開這兒……」這母子一句接一句,在我面前聲討了十多分鐘,惹得樓上樓下幾位住戶紛紛探過頭來偷看,窘得我恨不行找個地縫一頭鑽進去。最後,見我實在沒錢,那對母子只好悻悻地離開了。臨出門前摞下一句:再等你一周時間,如果沒錢你就得離開這兒……    
    儘管受了一頓奚落,但我卻沒有理由怨別人,我只能怨自己。要是當初自己不隨便跑到外面去流浪,要是不總是想找一家理想的報社,我也許到不了這種地步。哪種工作不養人呢?但是,不管怎麼樣,我決定不再在這兒住下去了。兩個月的房租共600元錢,我是不可能在7天內還清的。反正都是欠著。我以後再還他們。我再也無法容忍這種寄人籬下的日子了,無法忍受隨時都可能發生的羞辱!剛才這對母子不是說我沒有地方可去嗎?去他的,我就不相信我真的沒有地方可去!    
    十五的月亮是滾圓滾圓的,但這個時候,天空上的明亮不屬於我這孤獨之人,不屬於我這落魄之人。月亮被密密麻麻的高樓擋住了,那皎潔的光輝根本照不到我的面前來。仰望明月,我無處團圓,我心中只有孤獨和苦悶。此時十五的月亮屬於別人,連同這個萬家燈火的城市。    
    我快速尋到外面一個小賣部,給朋友小劉打了一個電話,他此時正在海珠區一家小工廠做保安。我讓他想法幫忙找一個保安的工作。小劉答覆說:這段時間來找工作的人太多,他們單位早就滿員了,工作的事只能等等看,不過可以讓我搬過去與他一起住。我一聽馬上說:好,現在只要能找個住處就行,工作邊走邊看吧。我想今天晚上就過來,你過來接我吧。小劉還真夠義氣,半個小時後,他就騎著自行車從海珠區的江南大道趕了過來。    
    我簡單地清理了一下東西,把我的那些書刊和從部隊帶出來的舊軍裝等有用的物品打包好,拿不動的全當作垃圾扔小房裡。那個女房東和他的兒子不是說我沒有地方去嗎?他們不是嘲笑我除了他家裡就沒有別處住了嗎?我這就走。明天,那一對胖得連路都快走不動的母子突然發現我不辭而別後,心裡也該難受幾天吧——當然只是因為不知上哪兒去找我追討幾百元錢的房租而難受。    
    當我在小劉的幫助下,用自行車推出我的所有家當時,我意識到:我這是在逃債呀?是的,我這是逃債,就像當初的楊白勞在大過年時躲避黃世仁和穆仁智那樣,沒想到我這位流浪記者也在現實生活中扮演了一回「楊白勞」的角色。現在,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早成為我青春期中的特殊烙印。我當時這樣做,是迫於無奈,是為了尋找一種新的活法。也許,世上再也沒什麼能比一個大男人為躲避幾百元的債務,而在夜深人靜倉皇而逃更丟人的了!    
    半年後,當我親自把那600元錢還給了房東,並多付她200元作「利息」時,她不好意思地推脫了一會,最後到底還是收下了。當我再三要請她和家人吃頓飯,以表昔日逃債的歉意時,她怎麼也不肯去。在此前,當我打電話告訴這位房東:我不會賴掉那筆賬的,肯定會還,當然還有利息。她忙不迭地說:知道,知道,我就知道當過兵的人是最有出息的。你是文化人,哪會賴這點錢呢?看看,現在你不是省報的大記者嗎?哈哈哈……我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你的大名呢?    
    嘿嘿嘿!我也笑了。    
    這個時候的我,通過自身的努力已成為廣州地區報業界黑馬《南方都市報》的一名主力記者。此時,我每月都有三四千元錢的收入。    
    在小劉的幫助下,我當晚就住到了他那兒。當時他已從新港西路到了位於珠區江南大道的一家個體鋸鋼廠當保安,每月工資600元,住在工廠宿舍裡,但伙食自理。這個時候的我,可真謂一無所有了,就是能進入報社做記者,也不可能當月就能拿到工資,每月的各類日常開支至少也得好幾百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我只能暫時將我的記者夢塵封心中,就像在部隊打背包一樣,將所有的夢想打包進心底深處。待到夜深人靜時,才能讓自己的夢想像鴿哨一樣,輕輕伴著詩情畫意,在朦朧夜色中悄悄放飛。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6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1)

    我的運氣還不錯。10多天後,該工廠有位保安家中有急事而離開,我頂了他的缺。就這樣,我又成為了一名保安。工作也是三班倒,這兒的住宿條件與那個技校大同小異,只是鐵皮房變成了低小的平房,而且由於是工廠,加工車間就在身邊,每天輪流轉的各種機器的喧囂聲,像針一樣直往你的耳膜裡鑽,刺激得你渾身直起雞皮疙瘩,讓人心跳不止,六神不定,吵得渾身每一個毛孔都漲大。剛開始那幾天,我被那日夜不停的尖銳機器聲吵得根本無法入眠,加上心事重重,一直處於失眠狀態。直到幾天後,我終於逐漸適應了這裡的環境,下班後,我也能像別人一樣,身子一挨床就呼呼進入夢鄉了。    
    由於這兒是私營企業,那個整日板著臉的老闆不但對工廠裡的工人苛刻得要命,對我們這幾名保安員也終日虎視眈眈,上班時不能做其他的事。除了值班時要不停地手拿警棍要圍著廠房四周巡邏外,就是像廟裡的菩薩一樣守在門口紋絲不動。不過,有一個好處是,我們之間可以自由換班。我們都是三班倒,小劉他們最愛上白班,都不喜歡上夜班,而我為了爭取到白天的時間,就乾脆將所有的夜班一人撈了,這樣儘管夜裡少睡覺,但我白天卻完全自由,可以帶著自己精心編訂的求職報告和相關材料,去羊城大大小小的報社和雜誌碰運氣。    
    這天上午,我在一家小賣部門前休息時,隨手從大門旁邊的報亭裡買了幾份當日的報紙。我突然看到當日的《南方都市報》上又刊登出招兵買馬的消息,在招聘編輯記者。雖然這消息令我很是振奮,但是,那上面的「要求所有應聘人員必須具有本科文憑」的條件,又讓我黯然失色。我長歎一聲:要是這個時候我有文憑該多好呀?哪怕是大專的!可是我沒有。如果我有文憑,憑我在部隊時的幾份獎勵證書以及在軍內外報刊發表的百多篇作品,我想我應該是能進去的。但是,由於沒有文憑,我的這些東西人家還是不屑一顧,認為我是一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什麼文化底蘊的人,最多也只能算是個半路出家的。    
    此時的我,已經在羊城幾家報紙操練過,在新聞寫作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自信自己一定能勝任記者的工作,只是,我要找到一家能發揮自身特長,做起來得心應手的報紙。此時剛剛由週報改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無論是在辦報方針和風格,還是發展趨勢,無疑當時是最適合我的。儘管明知硬件不行,我還是決定再去《南方都市報》碰碰運氣。    
    為了做好充分的準備,我還特意打電話給幾位在《南方都市報》工作的朋友。他們告訴了我一些新情況。其中一個朋友還特意告訴我,現在負責都市報採訪部工作的是從《南方週末》來的朱德付。他是個很愛才的人,也是個很有眼光的人。雖然我從沒有與朱德付見過面,但這個名字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我經常在報刊上看到他發表的報道。古人云:「為人為文,文如其人」,儘管這個候我還沒有見過朱德付,但我看過他的許多文章,我相信他是一個熱心的人,一個能打破常規的人。    
    其實,早在一個月之前,我曾去過《南方都市報》應聘。當時去的人很多,他們有很多是外地來的新聞從業人員,更多的是本科生。儘管我知道,招聘的硬件除了有發表的新聞作品外,還得有文憑,至少也得有大專文憑,但我還是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在擁擠的招聘人群中將我的個人簡歷和有關資料遞上前去。一位負責人翻了翻我的資料後,對我說:你的文筆還不錯,但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新聞作品太少,再說你連一個大專文憑都沒有……    
    1997年1月,《南方都市報》由週報改為日報後,我幾乎每天都要關注那上面的新聞,雖然它的版式和風格就像六月天的孩兒臉一樣老是變,但在廣州地區中還是很有特色的。我很自信,那上面的新聞,自己也能寫出,並且肯定能超過他們中的許多人。只是,那些記者都有文憑,有工作經驗,而我,而我只不過是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的退伍兵,一個沒有文憑的打工仔。就因為這些,我連報社的大門都進不了。    
    我坐上了前往廣州大道方向的公共汽車。我想,不管結果如何,我還是要去試一試。凡事都得靠自己去爭取。如果自己不去努力爭取,又怎麼可能奢望成功呢?我自信自己就是一匹千里馬,但要緊的是讓那慧眼識馬的伯樂能在廣州這人才濟濟的大潮中發現你。否則,哪怕伯樂具有孫悟空一樣的火眼金眼,我想他也是很難在塵土飛揚的民工群中發現這匹與眾不同的馬兒。    
    南國春來早。此時已經是1997年的2月中旬了,正是南方的陽春之季。本來是綠意盎然的樹枝和綠化帶叢,在一場春雨淋浴過後,又悄然露出了許多柔嫩的細芽,使得羊城更加生機勃勃。早春秀麗的景色使人心花怒放,心曠神怡。我就這樣一路欣賞著路邊的如畫風景,很快就來到了位於廣州大道中的南方日報大樓。    
    我乘坐電梯直上到16樓。本來,那廣告上面早就寫得清清楚楚,招聘人員直接與辦公室人員聯繫,但我卻特意繞開負責招聘的辦公室,直接找到了上面懸掛著「副主編」辦公室的牌子。那兒門正大開著,彷彿正在專門等候我進去似的。裡面坐著一位30多歲、戴著一副玳瑁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的青年人,他正埋頭寫什麼。我鼓起勇氣,輕輕地敲了敲門,接著像在部隊時那樣,脫口而出地喊了聲「報告」。沒錯,這就是朱德付,因為我早在《南方週末》上看到過他的照片。朱德付馬上抬起頭來,和顏悅色地說了聲「請進」。我剛一進去,用洪亮的聲音作了簡短明瞭的自我介紹後,就將自己的材料遞交過去。沒想到,聽到我的介紹後,朱德付不但沒有推辭,反而為我倒了杯水。他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我平時很喜歡與軍人打交道,沒想到你還是海軍陸戰隊員呀!」他的這一句話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膽怯。就這樣,我們在歡快的氛圍中交談了半個多小時,末了,朱德付打趣地問我:「你不直接去辦公室應聘,怎麼一下子衝到我這兒來了呢?你不怕我怪你越級來訪嗎?」我笑了笑:「朱總,不瞞你說,我上次就來過一次,但人家沒有錄用我。因為我沒有文憑。這次我是特意衝你來的,希望朱總能給我一個機會,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成為南方都市報最好的記者。沒文憑的人並不一定比那些本科生差的……」朱德付聽到我這話,高興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這才像個軍人說的話!他微笑地看著我這張由於東跑西跑而被南國灼熱的太陽曬得黑黝黝的面孔,看著我此時由於急促的趕路而正從額頭涔涔流下的汗水,說道:「看得出,你是一個特能吃苦的人,也是個誠實的人。這樣吧,石野,你的材料我先看看,由於這幾天前來應聘的人太多,我要與辦公室的人商量一下再答覆你。」當他獲知我連聯繫電話都沒有時,又叮囑我:「你明天上午10點打電話給我,我會給你答覆的……」    
    朱德付和藹的態度令我心情很是舒暢。為了能在第二天外出,我當即與人換了夜班。夜裡值了一整夜的班,直到早上8時許我才上床睡了兩個鐘頭。我揉著惺忪的雙眼,懵懵懂懂地爬起來時,從那只廉價的電子錶看到,此時已是上午9時40分了。我胡亂地洗漱了一番,就準備到外面去給朱德付打電話。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好晴天,我特意換了一件從沒有穿過的白色短袖海軍夏服,把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我照了照鏡子,發現兩隻眼睛由於過度熬夜而佈滿了血絲。但我毫不在乎。我用開水泡了兩大包方便麵,飽餐一頓後就出門了。我來到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前,看了看鐘,離我們約定的時間還有10多分鐘。我買了幾份當天的報紙,站在馬路邊瀏覽著。眼看還差兩分鐘就是10點了,迫不及待的我就撥通了朱德付辦公室的電話。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7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2)

    聽到我的聲音,朱德付在電話那頭高興地說:「你提前了兩分鐘呀!不過,我很欣賞你的這種時間意識。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筆很優美,寫作水平不錯。我剛才已把你的情況與辦公室的負責人協商了一下,決定破例給你一個機會。你馬上帶著相關證件到報社來辦理一下手續……」這個遲來的喜訊,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陽光一樣,一下子驅散了很長時間壓抑在我心頭的那層陰影,溫暖的陽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從沒有感覺到羊城的天空是這麼的潔淨和高爽,我周圍的各色風景物是那樣的美輪美奐,綠色花叢是那樣香氣迷人。我,一個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的鄉下人,一個平時摸槍扛炮的退伍兵,一個在建築工地灰頭土面地扛水泥的民工,現在終於成為了省委機關報的一員。    
    我還瞭解到,這次都市報招人,主要是副刊和體育版,而採訪部當時就招了兩個人,一個就是我,另一個是魏東。魏東也是一名軍人,他是廣州軍區副團級軍官轉業,上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系,擅長攝影,文字功夫也不錯,是都市報當時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寫的記者,他與我在同一間辦公室。    
    這個時候的我從部隊出來後,雖然也做過保安、文員、保鏢,也在《廣州紅綠燈報》、《廣東法制報》等報紙做過記者,小試牛刀,在《廣東法制報》時我還曾得到過原羊城晚報總編周文韶老生生的幫助,但那大體不固定,說起來是一種不穩定的流浪生活。為什麼流浪?是因為我無法找到一家能讓我得心應手的報社。在外流浪了許多年後,我極想選擇一家能適合我又能供我鍛煉的新聞單位,元旦剛改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無疑是我最熱衷的陣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戀一樣,對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備加珍惜。    
    《南方都市報》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在短短的幾年間成為中國新聞界的一匹黑馬,與早期朱德付的嘔心瀝血和大張旗鼓的改革是分不開的。當時的都市報無論是在投資資金、人才資源、辦報經驗、廣告策劃上等都可以說是毫無經驗可談,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剛剛走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採訪工作中,他排除干擾,勇於改革,把他在《南方週末》做記者時勇於執言仗義、義無反顧的冒險精神用到創辦都市報上。關於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中有過詳盡的記錄。    
    我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由於帶頭在都市報內進行改革,朱德付的鐵面無情、剛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在將一位違規的女記者清除出採訪部後,對方和家人草擬了長達10多頁的告狀信,四處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懼。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時能與記者們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個極為嚴謹的人。記得有一次,我為了趕稿子,沒有深入現場採訪,只憑借電話採訪,就匆匆地寫了一篇社會新聞,第二天發在了報紙上。到了本周的周會上,朱德付毫不給我面子,當著採訪部幾十名記者的面,將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並宣佈我的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發稿任務,扣除有關稿費。這是我進入報社以後第一次當眾挨批(當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給我很大的觸動,也同時給採訪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動,因為誰都知道平時朱德付很關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採訪部的,也是他當時大力培養的重點對象。從此以後,採訪部的記者們,再也不敢只憑一個電話,或是不深入採訪就匆匆地發那種「打擦邊球」的新聞稿件了。    
    這個時候的我,雖然已成為了《南方都市報》的一名政法記者,但當時還不敢輕易辭去那家電鋸廠裡的保安工作,因為此時我不但還背負著600多元錢的債務,而且囊中更是羞澀,幾乎是身無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債過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廠裡還好辦些,因為吃飯時我還可以在工廠食堂裡賒賬,而現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廠裡等飯吃,我必須每天外出採訪,尋找新聞線索。那時,我所認識的朋友當中,除了生活都不穩定的流浪記者外,其餘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窮光蛋。因此,我從小劉那兒借來100元錢後,買了一輛半新的自行車花去了50多元,其餘的得用來吃飯、打電話用。不過因為有了自行車,使我每月可以節約一大筆車費錢了。就這樣,就像我當初在《廣州紅綠燈報》時一樣,夜裡我身著保安服在工廠裡巡邏,下班後我就埋頭大睡兩三個小時,然後,用冷水洗澡,揉著發困的佈滿血絲的眼睛,騎著那輛除了車鈴不響什麼都吱吱響的破自行車,滿廣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處尋找新聞線索。從進入南方都市報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對自己立下了規矩:除了開會,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聞,每天9時之前,一定要寫出二三篇新聞稿。儘管我知道,我的試用期是3個月,但我又給自己立下軍令狀,在頭一個月內,我不但要按時完成任務,還要超額發表稿件,多上頭條,成績一定要居前幾名。    
    為了省錢,我每天最多也就吃兩頓,中午經常是躲藏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偷偷從包裡掏出一個早變得又冷又硬的饅頭來,就著一杯白開水,三下五除二地塞進肚子裡。到了晚上夜班時,我就趕緊跑回工廠裡吃上一頓熱乎乎的飽飯;有時因為寫稿子回去晚了,錯過了開飯時間,我就一邊上著夜班,一邊從附近的小賣部裡賒來兩包方便麵吃。當然,這樣長期下去,我的身體吃不消,但我必須通過這種無奈的方法,先對付完一個月再說,怎麼著也得熬到月底發工資,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當時打工的那個小工廠很少有人看報紙,再說當時的都市報還是剛改為日報,一般的老百姓還沒有多少人關注,要不,老闆看到我兼職,肯定得炒我的魷魚。    
    也許是由於經常睡眠不足,也許是長期營養不良,也許是因為連日的勞累過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無血色,一付面黃肌瘦的樣子。這些,一般同事是很難發現的,因為那個時候採訪部要求每個記者必須見報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個頭版頭條。不管是正式的還是招聘的,大家都為了完成任務而四處奔波;就是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除了開會外,平時都難得見上一面。但是,我的這些細微的變化沒想到卻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個炎熱的中午,正是午餐時候,大家都拿著飯碗前往報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辦公室無人之機,關上大門,正一邊喝著白開水,一邊啃著一個又涼又硬的大饅頭時,沒想到,我的這一難堪的樣子,被突然推門而進的朱德付無意間看到了。雖然當時窘得我很是臉紅了一陣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雲外去。第二天下午,當我剛從外面採訪回到辦公室時,朱德付打電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剛一進去,他就將門關上,先是不經意地與我談了一下這幾天的採訪工作和發稿情況,然後他對我輕聲說:「石野,我聽別人說,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顧了,丟失了不少東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時間經濟比較困難。是真的嗎?你現在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員了,我們大家都是朋友,都應該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助,有事你也不應該瞞著我呀……這樣吧,你先從我這兒拿點錢去用著,就算預支這個月的工資了。你工作很努力,見報稿子不少,但年輕人可不能空著肚子工作呀?這樣弄壞了身體怎麼行呢?你是軍人,更應懂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呀……」說罷,他從抽屜裡掏出了500元錢,不由分說,硬是塞到我手中……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8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3)

    後來,儘管朱德付在半年後離開了都市報,但他一直對我的工作和生活很關心。記得在他從都市報調至南方日報出版社做副總時,都市報在五羊城附近的紅高粱酒店設宴為他送行。朱德付當著眾人的面,特意拉著我和魏東來到當時兼管採訪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觸地說:「石野和魏東是我親自挑選進來的,他們都是軍人出身,工作積極,吃苦耐勞,他們的成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現在把他倆托付給您啦,請幫忙照顧好他們……」    
    兩年後,我因報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殺人案,被廣州有關部門重點「照顧」,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離開了《南方都市報》。後來我又離開了廣州,北上求學,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記者。魏東運氣比我好,他很快調入報社,成為有編製的正式記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將要離開《南方都市報》時,此時正擔任著南方日報機動記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後兩次為我擺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離開《南方都市報》前,他帶著南方日報的女記者金杜在廣空醫院的一家酒店裡請我喝酒;第二次,是我離開南方都市報的第三天,他和魏東一起拉著我到了天河東一家湘菜館裡,我們仨人喝了幾瓶度數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後,我們又一次在京城成為了同事。2001年春,時任廣州《信息時報》總編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報》主管發行工作的副主編譚軍波一起被從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華時報》的副總編輯。得知他來京城創業,我不顧別人的勸告,馬上辭去那家正幹得不錯的報社,加盟了其中。經過嚴格的考核,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層層競爭,我也最終憑著自己的綜合實力成為該報的機動記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張凌,一位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憑實力成為該報的文化部主任。後來,我因為在《工人日報》、《深圳法制報》等報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報同事鄧世祥長期玩弄女性,並以欺騙手段使其中兩名河南農村女子先後為其生下4個子女的醜行,而遭到對方長達多年的瘋狂誣陷和誹謗,我以刑事自訴到北京朝陽區法院。因為這場官司困擾著我,當年6月,我辭職南下為我的官司取證。有關詳情請見本書後面有關章節。    
    臨近港澳的廣州一直處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這兒的媒體發展和新聞競爭都是不同尋常的。在這個沒有硝煙的大戰場中,經常有新的報紙和雜誌衝出來,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報刊悄悄地倒下去。那時,廣州地區的報業界還是處於一種「三國鼎立」的狀態,即由廣東省委機關主辦的《南方日報》、由省委機關直轄的《羊城晚報》以及由廣州市委主管的《廣州日報》,這三家黨報,成為當地的老大,當時除了《羊城晚報》在辦報方針上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發行量、廣告收入、社會影響力方面大體上都處於一種平穩的狀態,各自佔有自己的市場。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報業界開始出現了熱火朝天的改革。很快,激烈的競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此時在廣州地區和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數《羊城晚報》,發行量超過了百萬份。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後的《廣州日報》對報紙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但完全改變了版式,更大大增加了新聞量。加上該報上上下下加大發行的力度,報社領導還多次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帶著員工前往珠三角的幾個重要城市進行上門向讀者徵求意見並征訂報紙,很快就使報紙發行量直線上升,以致後來的《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及《南方都市報》都利用週末時間,派出各自的員工紛紛效仿。我記得這年夏天,我也隨著都市報的一些同行曾先後往深圳、珠海、順德等地進行報紙的上門推銷和宣傳,取得了不錯的成效。1997年12月,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極具市場眼光的《廣州日報》出其不意地在這一日策劃了日出百個大版的大動作,使當天發行的百多萬份報紙被搶購一空。後來又連連加印多次,仍出現羊城市民排隊購買報紙珍藏的鏡頭,從而也使該報的發行量超過了《羊城晚報》,成為廣州地區報業界的龍頭老大。《廣州日報》的這一重拳,使得整個羊城報業界受到極大的震憾。當然其他報紙也不願落後,總是想方設法、絞盡腦汁地出招進行競爭。    
    當時,在羊城地區除了以上三家大報,還有各自又創辦的新報,如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在擁有《南方週末》、《花鳥世界報》、《南方農村報》和《南方樓市》後,又不惜投資巨資將創辦三年的《南方都市報》由週報改為大型日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除了收購《粵港信息報》,於1997年的4月1日創辦了廣州地區惟一的一份全彩色的都市報——《新快報》;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也推出了《信息日報》。其他的還有《新聞人物報》、《廣州青年報》和《廣州法制報》等等。正因為地方報紙眾多,一些地方政府部門除了只買《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和《廣州日報》的賬外,對其他的報紙大都是不冷不熱,以至其他報社的記者平時上門採訪時都處一種難堪的地步。    
    正因為如此,那幾家大報也就是黨報的記者們出門採訪時,有關單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們出門也很風光。然而作為一份剛改版打入廣州市場的新報,《南方都市報》在那時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間的擠兌和輕視,有關部門和一些讀者也對此不屑一顧。就是《南方日報》的有關記者,也常常是不屑與我們這「小報」記者為伍,因此,我們這些剛加盟到《南方都市報》的年輕記者的採訪經常受到各種外力的阻撓,顯得困難重重。    
    憤怒出詩人,激情出新聞。沒有激情是當不好記者的,也寫不出好新聞。我這個沒有文憑的退伍軍人、從建築工地走出的民工,現在能進入省級都市報做政法記者,真有些天賜良緣的滋味,儘管當時正處於創業階段的都市報各方面條件都不怎麼樣,自己的生活條件也極差,但我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特別是對記者這個職業更充滿了熱愛。我的激情更源於一個歷經坎坷的年輕人對火熱生活的熱愛,對美好明天的幸福憧憬,對自己青春夢想的小心呵護和祈盼。    
    進報社後,我被分到了政法組,成為一名政法記者。由於我來得要晚一些,一些諸如省公安廳、市公安局、省市檢察院、省市法院等線路都被人搶走。後來,採訪部總算從別人不想要、不願跑的線路中,分給了我交警和消防兩條線。這兩條線雖然也有不少新聞線索,但誰都知道,這兩條線路是最勞累的,一有火災、車禍,就得趕赴事發現場。剛開始時,幾乎所有的記者大都騎著一輛自行車外出採訪,經常被人拒之門外。一些地方部門召開新聞發佈會也不會通知你,全靠各線路的記者自己去想方設法去尋找新聞源。    
    西方新聞界有句諺語:一名記者幾乎就等於自己的消息來源。新聞線索獲得的多與少,完全取決於記者本身。而任何一篇報道的質量取決於消息來源質量。在此情況下,我首先以電話四處尋找新聞線索。因為電話是從事事實報道的一種基本工具。對於記者而言,當然不可能坐在辦公室裡以電話為主,經常上門與我所負責的有關線路的部門加強感情聯繫更是重要,我總是盡量深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去。與此同時,我又獨闢蹊徑,不依靠主線路,不是坐著辦公室等人家的新聞發佈會,等人家寫好了的通稿,而是自己積極四面出擊,經常前往廣州火車站、火車東站及附近的一些醫院急診室等經常出新聞的地方。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9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4)

    對於任何一位記者來說,眼睛是其獲取新聞事實最直接的「攝像機」,記者是各種新聞事件的第一目擊者。這就要求記者對每一新聞事件進行直接而細緻地觀察。所以記者更應像特工和偵察員一樣,在日常生活中練就一雙火眼金睛。正如海倫‧凱勒在她的名著《假如給我三天光明》中說:「如果我是個大學校長,我就要設置一門必修課『怎樣利用你的眼睛』。那裡的教授必須指導學生認真地觀察他們眼前經過而不被注意的景物來豐富他們的生活。」我國著名記者南振中也說:「眼睛像一架精密的自動攝像機,隨時隨地攝取瞬息萬變的生活場景」。我深深懂得,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在平時的生活中,更要像那些特工和偵探一樣注意觀察自己周圍的生活。我除了常往人多的車站碼頭、醫院門診、大商場等眾多公共場所外,還利用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的機會,處處留意身邊的新鮮事和稀奇事。我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獨家新聞:《丈夫門外裝鬼妻子當頭一鋤》、《無錢還賭債當街買親女》、《父親高拋失手嬰兒腦漿迸裂》、《瑤台鬧市上演此醜劇下跪讓人撒尿抵賭債》、《失了女友失了理智火機點燃美女長髮》、《父子一旁望風母女上前行竊》等,都是我外出或採訪途中,留意觀察生活或是偶然發現,並挖掘出來的。這些時效性強、可讀性強的社會新聞極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一些新聞同行更是對我能經常抓到這樣的活新聞而奇怪,常有人問我:「你這些稀奇古怪、三教九流都有的新聞是從哪兒得來的?」程益中有次當眾笑呵呵地對我說:「石野呀,你可真是個抓獨家新聞的高手呀,這些稀奇古怪的新聞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找到的?我真服了你……」    
    1998年6月,世界盃足球賽在法國舉行,不僅吸引了世界各地眾多球迷的眼球,更成為全世界新聞煤體角逐新聞的良機。南方的媒體更是暗暗迸足勁想趁機比拚一下足球新聞。《廣州日報》、《足球報》、《羊城晚報》和《南方週末》等強勢媒體更是不惜巨金特派記者飛往法國採訪,而此時剛剛在廣州市市暫露頭角的《南方都市報》無論在財力和人力上都無法與其他強勢媒體比拚,但儘管如此,在程益中、莊慎之、李多鈺等人的主持下,南都體育部的年輕編輯郭其龍、龔曉躍、張曉舟等人卻別出心裁,棋高一著,他們從世界盃開始,精心編輯世界觀杯的所有新聞和精彩圖片,更配以妙趣橫生的評論,特別引人注目的上,《南方都市報》每天都用四個彩色的體育版,將新聞版塊包裹其中,在每天一大早新鮮出爐,將有關世界盃的最新消息第一個送到羊城讀者面前,這一妙棋果然吸引了羊城及南方數百讀者的眼球,更緊緊抓住了各地球迷的心,使得都市報的銷量大增。    
    我不是體育記者,平時對世界盃也不大關心,但我意識到這不只是體育記者的事,我們這些政法記者也該關注出此引發出的有關新聞。我估計在世界盃後面,在身邊的生活中,肯定有許多出彩的社會新聞。於是,我騎著我的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在羊城街頭,特別是醫院的急診室、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等公共場所轉悠;同時,我積極與熟悉的軍地醫院及有關部門的通訊員取得聯繫,要求他們要留意這方面的訊息。就在世界盃開始的第三天夜時裡,我獲悉廣州市白雲區龍歸鎮一名老球迷因看「世界盃」比賽,與愛看電視劇的妻子急搶電視頻道而發生口角,一怒之下砸壞了新買的價值不菲的「松下」大屏幕彩電,並將年近花甲的老妻打得鼻血直流。我認為這是一條不可多得的好新聞,當即趕往事發地和有關醫院採訪,瞭解到了有關情況後,我用最短的時間趕寫出一篇引題為「世界盃賽戰正酣,花甲夫妻打內仗」,主題為「搶頻道怒砸彩電」的千多字的社會新聞,當時負責頭版的編輯是崔向紅,她慧眼識珠,認為此稿新聞點很好,又是獨家採訪,她當即以最快的速度編好上了1998年6月15日的頭版頭條。結果此稿社會反響很好,一些讀者紛紛來電對這樣的時效性強又有熱點的社會新聞表示讚賞。隨後的十幾天內,我帶著我的實習生李雪亮和左志紅又先後采寫了一系列與世界盃有關的獨家社會新聞,如:1998年6月17日的《花甲球迷昨晨猝死》、1998年6月18日《眾球迷齊聲拍掌喝彩五齡童受驚栽下樓梯》、1998年6月23日《看球啖荔枝被噎興奮球迷遇險情》等數十幾篇獨家社會新聞,受到讀者們的好評。    
    我國著名記者穆青就十分注重與採訪對象的交際,建立感情。名記者范長江交際的朋友更廣泛,「上至軍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有來有往,即使不是採訪的時候也要保持一定的聯繫。」他交朋友「什麼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聞來源越多,越能寫出有份量的報道。」對於一個記者而言,如何與人交往,如何與讀者保持友好的關係顯得尤為重要。    
    一個記者要想寫出好文章,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首先在心目必須將讀者放在第一位,正如羅曼羅蘭所說:要撒播陽光給別人,必須自己心中有陽光。其實,記者的採訪過程實際上就是交際過程,建立通訊網絡獲取新聞信息是「新聞記者的基本建設之一」。工作一開始,我就特別注意與社會各界的人士交朋友。一些位居政府重要部門的人固然重要,但分佈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更為重要。我當時交往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門,只要不是那種道德敗壞作惡多端的人,我都願意與之交往。我還經常與附近的保安員保持溝通,讓他們經常與其他的同行間保持溝通,有什麼新發生的事情就趕快通知我。這些散佈於基層派出所和街道村巷的保安員,每天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突發事件,他們為我提供了不少好的新聞線索。為了便於大家聯繫,我在四處散發名片的同時,還特意配了一隻價格便宜的數字傳呼機,這樣,不管我人在哪兒,只要有人找,我就能及時回信兒。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我這種尋覓和擴大新聞源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天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反映到我這兒。這樣雖然勞累,但容易抓到好的新聞,更能發現許多獨家新聞。這樣,我就主抓社會新聞,四處留意本地的一些諸如火災、車禍及大小醫院裡的急診情況。同時我還積極地與各單位通訊員建立良好關係,認真留意兄弟媒體的見報新聞,分析他們的追蹤動向。    
    記者履行採訪職責僅有勇氣和熱情是不夠的,還應具備過硬的採訪本領,運用靈活多變的採訪方法,掌握堅實的寫作技巧。在採訪時,不管是正面報道還是批評報道,我總是以虛心的心態,謙遜的態度處之。對不同的新聞,我靈機地採用不同的採訪辦法,根據當時情況隨機應變。邵飄萍說主張「探究事實,不欺閱者」,倡導新聞記者要研究對方的心理,講究採訪方法和技巧。孔子在《論語‧裡仁》中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其也,義之與比」,意為:治理天下的人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規定要怎麼幹,也沒有規定不要怎麼幹,只要怎麼幹合理恰當,就怎麼幹。    
    為了提高自己的採訪和寫作技巧,我平時很少看那些出自新聞系課堂的所謂教材,而是積極向國外著名記者普利策、詹姆斯等人學習,向國內的新聞老前輩,特別是范長江、邵飄萍、穆青及戴煌等名人學習,學習他們的愛國情操,學他們的做人準則,更學習他們的經典名作和采寫經驗;向身邊的一些老編老記虛心求教;還有,就是直接向報紙學習。每天上午,我都要擠出時間看羊城地區的幾家主要報紙,學習那上面一些重點報道的寫作特點。特別是,對於頭一天羊城發生的一些大事或突發性事件,我總會將《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及《廣州日報》上的相關報道拿出來認真對照著觀摩,對於同一事件的報道,從標題、導語和寫作手法,對比著分析,看哪位記者寫得好,誰的標題做得吸引人,誰會抓新聞。看得多了,自然會悟出其中的門道來。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20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5)

    新聞價值蘊藏在新聞事實中,具有不確定性,需要記者深入採訪挖掘才能發現。而要發現好的新聞,記者首先得熱愛生活,從生活中去發現和尋找。    
    我本來就有較好的寫作基礎,也在軍內外多家報刊發表過百多篇作品,加上自己平時一直沒有放鬆讀書寫作,總是勤學多練,虛心學習,博聞強記,特別是進報社後更增加了我的採訪實踐機會,更使我如魚得水。綜合多方因素,從沒有系統學習過新聞採訪的我,采寫水平突飛猛進,很快就得到了長足的提高。    
    另外,我每天都得強迫自己至少完成兩篇稿件,爭取一篇見報。進入報社後,我就很快完成了本月的發稿任務。    
    由於我的成績突出,很快就度過了試用期,與報社簽下了聘用合同。在此後數月間,我和眾多才華橫溢的同事在工作上相互學習的同時,也形成了激烈的競爭。我以自己的吃苦耐勞和兢兢業業的實幹精神,成為都市報後第一個創下月見報量50篇、60篇、80篇記錄的記者!受到同事和領導一致稱讚。    
    因為生活太痛苦,我除了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以外,只要有空,我就讀書寫作,而讀和寫又給我帶來許多新的苦惱。    
    因為生活太不完美了。我的心緒有時處於昏天黑地,淒淒艾艾。我陷入嚴重的憂鬱狀態。是渾渾噩噩的那種極致狀態。我過得極其狂躁,我揮金如土,我揮霍無度。我無視別人在我的眼前或背後大放厥詞,我只顧讓我的心靈一味地流浪,放任自流。流浪一直是我的摯愛,彼岸之物,他山之石,別人的故鄉,一直使我心神蕩漾,心馳神往。到遠方去,到遠方去,風景在遠方,遠方有風景。有一段時間我也像校園的少男少女一樣,哼著三毛、瓊瑤的歌曲,翻著汪國真的詩歌,四處尋找青春的浪漫。我沉浸在看不見的流浪思潮裡。在青春期普遍膨脹自我,像突然打開的啤酒,「砰」的一聲漲出好高的泡沫來。    
    我意外地發現,青春有時像陽光一樣燦爛,像花兒一樣芬芳,但青春有時更像沼澤一樣泥濘,像梅雨一樣陰沉。我每抵達一個陌生的地方,好久找不到和這個地方的關係,內心的沉淪與動盪在另一條道上隔山隔水,無聲無息。頻繁地聽到死亡的消息,我的心情陰冷潮濕。有時想到生活如同行屍走肉,想到那麼多的事情無法報道,想到那麼多的報道出來了也是很難為我的採訪對像解決問題,我恨不得早早瘋掉。    
    我獨自在四處遊歷。這期間,我在去了一趟山清水秀的湘西後,又去了貴州和雲南。到了昆明,又去了玉溪,還去了附近的紅塔山。那個時候網絡還是稀罕物,還沒有網友,但當時筆友很流行,我早在部隊時因在南方一家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散文,在文章後面留下了我在部隊的通訊地址,結果結交了許多全國各地的筆友。這不但讓我這好交朋友的年輕人擁有了各種各樣的誼情,更在我困難的流浪途中,得到了他們熱心的幫助。時光荏苒,那顛沛流離的時光雖已過去十多年,但以下這些朋友們對我的幫助至今令我記憶猶新,只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已無法與他們取得聯繫。他們是:在廣東番禺打工的江西青年胡海和在東莞的小曾、雲南昆明的王瑩、雲南雲溪某中學的老師王玉萍、湖南商學院的魏宏、湘西洲某電大的老師宋微、湘西永順縣醫院的王春梅等朋友,如果他們能看到我的這本小書,請他們能及時與我聯繫,我一定要寄還當初幫助我的錢或物,在此更對這些熱心的朋友說聲「謝謝……」    
    在坎坷的流浪途中,我在不同的地方遙望我的家鄉,此地像夢,彼地也像夢。在一個孤獨的冬季的燈下我又一次重新開始想像我和我的周圍世界,我和他人,我和我自己。幾年後,身居京城的我,聽到北風的呼嘯聲從門縫裡、從天上從地上,席捲而來,在風中被多方向的誇大了,而燈光,冬天的燈光更幽藍,更橘黃,比平時傳得更遠,更明。這個時候,我總是會突然想起早年間曾在社會上很流行的那首《流浪英雄》裡的這樣幾句歌詞:「有些行為和舉動,他有張和我們差不多的面孔。春去秋來,日出日落,時代快速又瘋狂,我們好奇又健忘,前腳跟著後腳,早報接著晚報,新的英雄淘汰舊的英雄,每天的歷史上都有個新的英雄,在我們心裡僅僅佔據了八分鐘……」    
    一個人無法讓自己活得更好一點是可恥的,無法讓自己的親人活得更好一點是更可恥的。一位外國作家說得好:「如果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且還有薪水可拿,太好了。如果還得到了額外的獎金,則是更幸運的事。」    
    從我與報社正式簽下勞動合同的那時起,我就把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都準備隨時為之奉獻。我在這兒不分黑夜地做著我喜歡做的新聞採訪,寫著我自己非常樂意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同時我還能拿到能足供我吃飯、住房、賣書的所有生活的費用。我的心裡不由得心潮起伏,洶湧澎湃。    
    我的耳畔又響起一支不知名的歌曲:「……一個男人要跋涉多少路,在他成為一個男子漢之前?一隻白鴿要飛過多少海,她才能在沙丘裡安眠?……」是啊,此時的我已跋涉了多少路呢?從貧困的鄉村,帶著美麗的夢想走出來,走過千山萬水,我現在是一個成熟的男子漢了嗎?我要飛過多少海水才能尋覓到屬於我的彼岸和沙丘呢?我將要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尋找到我的安樂窩呢?現在,我成為了《南方都市報》的記者,這兒是我永遠的棲身之地和安樂窩嗎?    
    我不得而知……    
    但是,令我沒想到的是,自從我踏上新聞事業這條坎坷大道之後,在所謂的花環背後,不僅佈滿了叢生的荊棘,更充滿了驚心動魄的險峰。


第三章 我是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第21節 魂縈夢繞軍旅路(1)

    2004年2月20日,新華社記者查春明發表了一篇《「三棲雄兵」顯身手》的報道:2004年2月19日,在中國海軍陸戰隊某大型綜合訓練場,數百名身穿海洋迷彩服的男女海軍陸戰隊員使用多種兩棲作戰武器,為56國駐華武官進行了帶有戰術背景的實戰軍事演練。隊員們精湛過硬的軍事技能受到56國駐華武官的稱讚。中國海軍陸戰隊是一支濃縮了共和國武裝力量精華的特種作戰部隊,是被譽為「陸地猛虎,海上蛟龍,空中雄鷹」的三棲雄兵,有「軍中之軍」之稱。    
    這則消息和有關圖片像塊磁鐵一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關注,同時更吸引了我的注意。讀到這些文字,我不由心潮起伏,情感澎湃,我這位在南方和北方流浪了十年的記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曾是這支特種部隊的一員……    
    1990年12月底,我們一批來自湖北大冶的新兵,背著背包,懷著美好的憧憬,滿腔熱血地來到了位於粵西雷州半島附近的一個特大的訓練營裡,成為了中國海軍陸戰旅的一批新兵。    
    我們這些新兵,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93%以上為高中學歷,60%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記得我在家鄉報名參軍時,體檢要求極為嚴格,當時有2000多名適齡青年報名應徵陸戰隊,但經層層把關,最後只有100人入選。    
    北部灣是南海西北部的一個半封閉海灣,灣頂(北面)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東面為廣東省的湛江市(雷州半島)和海南省(海南島),西面為越南,面積約12.93萬平方公里。我們海軍陸戰隊的新兵訓練地就在風景秀麗的雷州半島上。    
    中國海軍陸戰隊隸屬於中國海軍。中國海軍是一個多兵種組成的武裝集團,擁有水面艦艇、潛艇、航空兵、岸防兵和海軍陸戰隊共五大兵種。其中的海軍陸戰隊更是一個具備綜合作戰能力的兵種,由陸戰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反坦克導彈兵、兩棲偵察兵等多種專業組成,是一支能在近海進行水陸兩棲作戰的特種部隊。    
    據有關資料記載,世界上最早的海軍陸戰隊是1537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建立的,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1624年英國也誕生了自己的海軍陸戰隊,後來荷、法、俄、美等國的海軍陸戰隊也相繼成立。到現在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海軍陸戰隊。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海軍陸戰隊從來就是勇猛和無畏、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代名詞,其中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更是成為全球軍人最為矚目的亮點。    
    海軍陸戰隊是一支諸兵種合成的能實施快速登陸和擔負海岸、海島防禦或支援任務的兩棲作戰部隊。海軍陸戰隊作戰地域複雜,作戰行動殘酷激烈,往往需要渡海作戰、背水攻堅、孤軍深入、協同打擊,它是應付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的拳頭,又是聯合進攻行動的「尖刀」,在現代戰爭中舉足輕重。    
    1980年5月5日,中國海軍陸戰隊在五指山腳下的龍洲河畔正式宣告誕生了。它意味著中國從此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兩棲登陸作戰部隊。此次組建的海軍第一陸戰旅,被編入南海艦隊,有著艦艇部隊和航空兵部隊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特點。艦艇和飛機能去的地方他們必須去,海上編隊和航空兵無法去的地方,他們也能夠去,是一支兼三軍之所長、避三軍之所短,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銳之師!    
    中國海軍陸戰隊雖然還很年輕,卻是一支被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的軍事家歎為觀止的部隊,更被中國人讚譽為「海上蛟龍、陸上猛虎」的部隊。但是,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還必須經過各種形式的嚴格的訓練。而新兵集訓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訓練方式,是任何一名陸戰隊員必過的難關。新兵連苦,海軍陸戰旅的新兵在軍訓時更是苦上加苦。從一個普通百姓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從一名普通百姓到一名合格的海軍陸戰隊員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民到兵是一個脫胎換骨的全新過程,從兵到陸戰隊員更是必須經過一番脫胎換骨般的煎熬與磨煉!     
    「立正!」,「稍息!」「向右看齊——向前看——向左轉——向右轉——向後轉——齊步走——一、二、一——跑步!」    
    潮濕的海風,掠過混濁的海面,襲向海岸邊上那一望無際的甘蔗林。海潮洶湧,蔗林低吟。在粵西的北部灣畔,幾百多名身著藍色海軍作訓服的新兵,正在熱火朝天,喊聲震天響地進行嚴格的新兵軍訓。    
    當過兵的人都會對新兵連記憶猶新,那是因為,在這兒是任何一個革命軍人發生巨大變化的必經過程,更是從民到兵的必經之路。愛好文學的人,80年代也許讀過當時很出名的中篇小說《新兵連》,作者就是不久前因創作了小說和電影劇本《手機》的著名作家劉震雲。我當兵前就讀過這篇《新兵連》的小說,當時很是激動;當兵後重讀,又有一番獨特滋味湧上心頭。雖然那裡是描寫60年代的新兵生活,但那種近乎瘋狂的軍訓,那內心深處的難以言狀的孤獨和憂鬱,還是很能呈現我們所有新兵的生活狀態的。幾乎沒有一個士兵不對自己的新兵生活記憶猶新,因為那也許是軍旅生涯最苦的一段不同尋常的歲月。    
    我們海軍陸戰隊大型特種訓練場位於北部灣畔。1983年,美國海軍陸戰隊最高指揮官凱利上將參觀這一訓練場地後,曾經慨歎:「這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訓練場!」    
    為了提高新兵軍訓質量,我們一進軍營就被送到特殊的練兵場進行新兵集訓。除了必需的隊列和戰術外,最多最苦的就是體能訓練。體能包括伏臥撐、仰臥起坐、單雙槓、5000米長跑、10000萬米長跑、600米障礙,1000米武裝泅渡,20米低樁鐵絲網,30米天橋,30米爬桿或軟梯,還有單槓、雙槓、木馬、伏臥撐等,每達標一項,都得咬牙切齒地流幾身苦汗,經過幾個月時間的磨煉後才能成功。    
    就說單雙槓,一般的部隊只要求新兵能達到標準的三練習就可以了,但我們至少要達到6練習以上,有的要達到8練習,那種訓練,就是體操王子李寧也許都會望而生畏。就拿單槓的一練習來說,一般的連隊只要求能做到引體向上8次,但我們新兵必須得完成20次以上!    
    美國巴頓將軍曾說:「一品托的汗可以節省一加侖的血」。為了達到快速反應部隊高標準的戰鬥力,從新兵集訓一開始,我們在班長的帶領下,幾乎不分白天黑夜苦練基本功。當時幾個新兵連隊的訓練日程表是:每天早晨10000米武裝越野;上午開課前,伸展雙臂握磚繞營區跑兩圈;中午練拳術半小時;下午開課前做伏臥撐150次,負重下蹲100下,蛙跳300米;晚上睡前,頭、肘、膝、掌、拳、腿各擊沙袋、牆壁100次,仰臥起坐200次,伏臥撐200個。    
    新兵在完成體能和基礎科目訓練後,就開始特種專業訓練,即按照特種作戰的要求,突出在特殊條件下對特殊設備、特種技術和特種戰術的訓練。    
    在新兵營裡,帶兵的連長、排長和班長都是海軍陸戰隊的精英,是各基層連隊的訓練標兵,他們的各種綜合素質都是頂呱呱的。新兵軍訓剛開始時,我們每個班的班長們大都會給我們講美國「三角突擊隊」招募隊員的條件,以兵貴精不貴多來激勵我們成為一名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的自豪感和榮譽感。


第三章 我是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第22節 魂縈夢繞軍旅路(2)

    我們每天在進行緊張的體能訓練和戰術訓練的同時,還要進行抗眩暈、海訓、武裝涸渡、野外生存等一系列高難度的訓練。這是對海軍陸戰隊員身體素質的最基本要求。    
    抗眩暈訓練。任何一個海軍陸戰隊員都要被送到海上鍛煉,藉以增強抵抗海上眩暈的特殊能力。第一次面對大海,我不由心潮澎湃。在中學時,我就讀過許多有關大海的詩。其中西班牙著名詩人文森特‧阿勒克桑德雷,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曾在著名的《海的大地》中指出,初對陌生的大海,人有時會產會恐懼感,但一旦你熟悉了大海,感情和魂魄將會與海水融化為一體了:夜裡它睡得很熟/而我整夜未眠/當我看見它時/我一向都以為/那是風吹岩石/沒有樹木……但此時的大海,在我們面前卻早沒有了那種詩情的浪漫,有的是瘋狂和殘酷。    
    軍艦就像一片片落葉在波峰浪谷中沉浮。我們這些身著水兵服、肩扛列兵軍銜的新兵,絕大多數來自山區丘陵平原,不少人還是第一次見到大海。剛來到大海,海面的遼闊就像夢一般清新而美麗,我們都被迷住了,爭先恐後地跑上甲板,個個樂得手舞足蹈,有的呵呵亂喊。    
    在海軍陸戰隊與戰友們在一起(前排左一為作者)但隨著海面上風浪越來越高,隨著我們腳下的軍艦顛簸得越來越厲害,每個人的身體都突然變得像一片羽毛,隨著一陣強烈的胃痙攣,裡面的食物從口腔和鼻孔中同時噴瀉而出!一個人吐了第一口,眨眼間便是一大片。於是,大多數人也像受到感染的病人一樣,都痛苦萬狀地伸長了脖子,張大了嘴,哇哇哇地對著海風大叫起來。然而風浪還是有增無減,軍艦還是搖搖欲墜,沒吐的人全吐了;正在吐的人更加激烈了,那些吐得厲害的已經開始吐膽汁了,個別戰友甚至嘔出了鮮血。最後,我們這些新兵蛋子個個都吐得趴在甲板上,像極了一隻隻甲魚。幾名久經風浪的指揮官笑逐顏開地說:「別急,這是我們每一個海軍陸戰隊員必經的風浪,又叫水兵舞,只有在這個時候,你們才像個海軍的樣子呢。」幾經反覆後,絕大多數人都會適應。一個月後,幾乎不再可能看到有人嘔吐。    
    「首戰用我,用我必勝」這是激勵我們行動的口號,也是我們的目標。作為一支擔負兩棲作戰的快速反應部隊,兩棲訓練、諸兵種的合成訓練,是陸戰隊訓練的最高形式。而每年三個月的海練,就是這種最高形式的最好表現。    
    8月末9月初,中國南海氣溫最高,100多輛軍用汽車把千多名陸戰隊員拉到了北部灣的海灘上,進行每年一次的海訓,也就是海練。    
    海練通常選擇在偏遠的海島、海岸地帶進行。吃、住和訓練的條件都異常艱苦。高強度的海練,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高溫訓練。因此,每年海練抗高溫訓練、適應訓練,是海軍陸戰隊員們的主要訓練科目,其標準是每天能在烈日下能頂住三到四個小時的暴曬。    
    這個時候正是颱風最為肆虐的盛夏。颱風到來之前,天氣悶熱得似乎劃根火柴就能點著。我和戰友們在滾燙的沙灘上練戰術動作,一練就是兩三個鐘頭。我們進行的都是大難度、大強度甚至超難度、超強度訓練,比如體力、體能訓練,耐熱、耐寒、耐寂寞、耐孤獨訓練。誰都知道,海軍陸戰隊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敢死隊」,別人不能去的地方,我們得去;別人攻不下來的陣地,我們得上。但是我們的兵員卻和普通步兵沒有絲毫區別,要縮小兵員素質和陸戰隊標準這兩者間的距離,我們只有一句話:「在訓練中,難些,再難些!」在這兒訓練時,我們每一個官兵都嚴格要求自己,都努力向國外第一流的訓練高手看齊。    
    武裝泅渡訓練。陸戰隊是個兩棲作戰部隊,除了陸上的一些科目以外,海上的也要具備。要到島上作戰,海上作戰,必須瞭解海,這樣泅渡訓練成為最基礎的科目。在泅渡訓練中,新兵要達到6000米,老兵要達到5000米,全副武裝負重20多公斤要游300—500米。泅渡訓練中,新兵要達到3000米,老兵要達到5000米,全副武裝負重20公斤要游300米。達到這些指標,老兵不在話下,而新兵不知要喝多少海水。海軍陸戰隊隊員說,「掉血掉肉就是不掉眼淚,因為眼淚換不來勝利」。    
    我從10多歲時開始,就和堂弟石建(石志城)下大冶湖游水,從小就練就了一身好水性,所以來到部隊後,我沒有喝進多少海水,就掌握了各式各樣的游水技巧。在所有的軍訓中,我最熱衷的就是下海泅渡。因為水性好,我下海的第一天就能與老兵們一起放開訓練了。1998年元旦期間的那個午夜,當我因連續披露廣州銀河村治安員傷人的暴行後,我在廣州大橋遭到三個黑幫分子的追殺,危急關頭,我跳入了滔滔珠江之中,良好的水性和超強的耐力使我最後得以逃生。    
    訓練強度和難度最大的要數野外生存訓練了。對我們來說,吃、住、走、打、藏是基本能力,野外生存訓練是必不可少的。提到野外生存,還不如說是海島上的野外生存。如果我們的訓練是在一般杳無人煙或偏僻的荒山野嶺,那就像現在的城裡人跑到鄉間野林度假獵奇。我們的野外生存訓練,選擇的往往是茫茫大海中間的一個熱帶孤島上。每年的七八月份,經過幾天幾夜航行,登陸艦將我們這些隊員送上一座荒無人煙的孤島。    
    張目望去,幾個面目猙獰、陰森恐怖的骷髏,正齜牙咧嘴的映入我們的眼簾,特別是那些不知名的野獸出沒,各種熱帶的毒蛇穿梭而現,令人毛骨悚然。    
    在遠離大陸的荒島上,每個人只有5斤大米,3兩食鹽,裝在防潮袋裡的一盒火柴,一支槍,一把匕首。糧食用完後,只得靠抓老鼠、捕毒蛇、挖草根、採野果充飢……為了吃上飯,我們撿來乾柴,點著了篝火,然後用臉盆,或者鋼盔,或者罐頭盒子,實在不行,海灘上還有那麼多的海螺貝殼哩,其中一種叫磲的大海蚌,直徑足有半米,用來弄飯真不錯。我們像原始人一樣挖野菜,掏鼠洞,搗蜂窩,尋找礁盤上被海浪打碎的麒麟菜,這就是我們的美味佳餚了。    
    我們的排長是江西人,姓吳,畢業於南京炮兵指揮學院,是當時我們炮連裡學歷最高而又最年輕的指揮員。第一次野外生存訓練時,我們就碰到了下雨,火柴被水淋濕了。雨過天晴後,排長從身上摸出一隻放大鏡和袖珍望遠鏡,這裡的太陽一年到頭都幾乎是垂直照射的,有時候我們都感覺頭髮要燒焦了皮膚要燙熟了。亮晶晶的小太陽凝聚在乾燥的茅草上,茅草冒煙了,點燃了,飄動的篝火終於呼呼笑起來。如果沒有火,那我們就只能吃生東西了,至於說生米生菜,那是家常便飯;如果連米都沒有了,那我們就生吃蛇、海魚和螞蟻。    
    直到一周後,才有艦艇將我們這些曬得面如黑炭的官兵們接回去。


第三章 我是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第23節 魂縈夢繞軍旅路(3)

    艱苦的野外生存訓練,不但鍛煉了我的筋骨和膽略,更增強了我的意志。這我為以後以記者身份進行臥底暗訪時,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在海軍陸戰隊時的這段特殊經歷,我不可能有那種不顧生命危險而深入廣州王聖堂、客村立交橋、地下賭場等危險地帶進行臥底暗訪,也不可能有我這十年記者生涯中種種風起雲湧和波雲詭秘,更不可能在那刀光劍影中屢戰不敗。    
    海軍陸戰隊員更要勤練槍。左手平伸,槍托抵住右肩……眼睛瞇成了一條線。每個人先發10發子彈,只要你打夠了90環,便可以再得到10發,依此類推。    
    頭一次上靶場,那靶子老在我們的槍口上亂晃,一扣槍機,子彈連靶子邊都沒擦著。教員說是臂力不行。於是又強迫苦練:舉啞鈴、練單槓,還在手槍槍柄上吊上塊磚頭。集訓結束時,我10發子彈連中90環,按規定,我這次獲得了一個營獎。如果連打10環,就可以立一個三等功。    
    我們海軍陸戰隊還有兩棲偵察隊,那兒的超強度訓練更為殘酷。我們曾多次在全旅的訓練會演中多次目睹過隊員們在油膩的鋼絲繩上攀登,五塊紅磚在掌下齊嶄嶄地折斷;一隻醬色的啤酒瓶在頭頂綻開成為碎片;躍起如錘似的足尖踢斷一塊半尺厚的花崗岩石碑!兩棲偵察隊的官兵,人人勇猛果敢,身懷絕技。他們當中98%的人掌握了5套以上的拳術、劍術和捕俘基本功,80%的人具備了對打、武裝泅渡、3種車輛駕駛和5種輕武器射擊技能,3年兵以上的隊員都達到了「上天能跳傘,下海能潛水,深山能攀崖,遇水能泅渡」的「兩棲」偵察本領。    
    新兵訓練結束後,我們這些海軍陸戰隊員們大都經過超強度超難度的體能和技能訓練,攀懸崖如履平地,萬米泅渡勝似閒庭信步,全副武裝10公里越野,臉不變色大汗不出,還有10厘米寬的獨木橋,20厘米高的低樁鐵絲網,再加上兩米高的固體障礙、軟梯、纜索、吊桿……    
    幾個月的艱苦卓絕的新兵集訓結束後,我被分到了陸戰旅中赫赫有名的陸戰二營的炮連,成為了一名肩扛40餘斤重的八二無後坐力炮的主炮手。分到了連隊,各種綜合訓練比新兵連更厲害。作為海軍陸戰隊中的惟一一個炮兵連隊,我們的訓練更特殊。特別是作為一名扛著炮身前進的主炮手,比一般的人更要多付出一份苦力和耐力。拆卸、裝置、瞄準、扛著炮筒5公里長跑、10公里長跑、登陸搶灘等,一系列高難度的動作,常把我累得氣喘如牛,但更加鍛煉了我的各種綜合應戰能力。    
    後來,我又調到了營部任文書,再後來我又到了艦隊,成為了一名專門從事文化宣傳的戰士。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曾在南中國海某灘頭進行了一場以現代戰爭為背景的搶灘登陸作戰演習。當時有中外數十名新聞記者參加現場採訪,央視還曾此進行了報道。這天上午10時,隨著一聲號令,剛才還靜寂無聲的海灘上炮彈橫飛、火光沖天、硝煙瀰漫。後方炮兵以密集的火力對這兒進行了地毯式轟炸。    
    15分鐘後,海軍航空兵的戰機飛抵陣地上空,再次對「敵」殘餘目標實施毀滅性打擊,並空降突擊隊深入「敵」後。    
    地面炮火一停止,陸戰工兵和「蛙人」部隊迅速出擊,對「敵」灘頭地雷和水下障礙實施破壞引爆,掃清前沿工事。    
    海面上風高浪急,眼前是無遮無攔的大海,對岸是負隅頑抗的強敵,登陸難如登天。    
    突然,一陣激昂的衝鋒號響了,廣闊的海面上,一艘艘登陸艦迅速逼近岸灘,「匡當——匡當!」巨大的鐵門緩緩落下。轟隆隆……!一輛輛水陸兩棲坦克從門廳內疾駛而出,一條條浪跡白練般鋪向海灘,「噠噠噠……嘟嘟嘟……轟!」硝煙瀰漫,水柱沖天,吼聲震耳,一面鮮艷的戰旗在煙霧中若隱若現,一支身著藍色迷彩作戰服的特種部隊分乘水陸兩棲坦克、乘坐衝鋒舟和氣墊船,似一柄利刃直插敵陣,一舉將灘頭陣地撕開一道口子;他們似遠天上刮來的一陣藍色迷彩旋風,向前推進、推進……搶灘登陸、背水攻堅。只見潮水般湧現的陸戰隊員乘77式兩棲裝甲輸送車登陸、跨越灘頭障礙、直撲敵陣。在陸戰隊官兵裡應外合的強大攻勢下,「敵」軍節節敗退,我陸戰隊官兵僅用了30分鐘便打了一場漂亮的登陸作戰,將紅旗插上了海岸的最高山頂上。這正如《孫子兵法‧軍爭篇》中寫到的那樣:「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1993年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度的江澤民同志在湛江視察時,特意看望了陸戰旅的軍兵們;不久,軍委副主席張震將軍也專和陸戰旅視察和慰問。至今,我們這支精銳的兩棲特種作戰部隊曾先後為60多個國家的來賓進行過軍事匯報表演,成為各國瞭解中國軍隊的特殊「窗口」。美英兩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代表多次參觀中國海軍陸戰旅的駐地。他們高度評價了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的訓練水平。在西方,美國海軍陸戰隊這支「海豹」大名鼎鼎;在東方,中國海軍陸戰隊威名赫赫,被國內外稱為「東方海豹」、軍中利刃。    
    1989年10月,英國皇家海軍參謀長斯特夫利上將訪華,在觀看了中國海軍陸戰隊表演的中華武術硬氣功後,這位上將不由蹺起了大拇指:「ChinaMarineCorps,Verygood!」(中國海軍陸戰隊,非常棒!)    
    2000年4月6日,來自48個國家的駐華武官走進了中國海軍陸戰隊飛鵝嶺綜合戰術訓練場,在觀看了海軍陸戰隊員們搶灘登陸作戰表演後,武官團團長圖馬尼上校說:「你們是一支完全有能力捍衛國家尊嚴的優秀部隊!」澳大利亞將軍在留言簿上寫道:中國海軍陸戰隊是一流的特種部隊!    
    1998年初,我和當時《湛江晚報》的女記者羅小雯前往遂溪公安局採訪時,當時的公安局長莫振聽說我以前就是從海軍陸戰隊出來的,高興得一把緊緊抓住我的雙手說:好呀,沒想到你們海軍陸戰隊也出你這樣的秀才呀!實話告訴你,我在當兵時最嚮往的部隊就你們海軍陸戰隊呀!陸戰隊員真是厲害。去年我們這兒抗洪救災,請的是他們;我們這兒來了颱風,搶救險情的是他們,後來我們公安局的要搞特殊行動,不是請武警,而是你們身著海洋迷彩服的海軍陸隊員……    
    「海上蛟龍、陸地猛虎、空中雄鷹」。中國海軍陸戰隊這支精兵勁旅,博得「天下第一旅」的稱號,享譽世界。海軍陸戰隊成立至今,先後被中央軍委、國務院評為「全國搶險救災先進單位」;被國防部授予「預備役訓練先進單位」;被三總部授予「全軍裝備正規化先進單位」;被廣東省政府、廣州軍區評為「擁政愛民標兵單位。」    
    從海軍陸戰隊退伍回鄉的隊員們,絕大多數被省、市公安系統招聘為特警隊員,有的則被人高薪招聘為貼身保鏢,我的一些戰友被一些港台老闆及南方的大富豪們以高薪請去,至今還在南方給人做保鏢呢。    
    中國海軍陸戰隊是人民軍隊的驕傲,中國海軍陸戰隊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我很自豪,我自己曾經是一名中國海軍陸戰隊隊員。


第三章 我是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第24節 我與駐穗部隊的親密接觸(1)

    從採訪的本質看,採訪的目的是發掘人世間的真、善、美,激勵人們去爭取更加美好的生活,即使是對一些假、丑、惡的採訪,記者也是為了匡扶正義,鞭笞黑暗。所以說,新聞記者不管是對正面報道的採訪,還是對負面報道的批評和揭露,都是帶有一定情感的。情感既有熱愛和敬佩,也有反感和厭惡。情感是記者體驗生活的重要依據,情感也是聯結和密切記者與採訪對像關係的紐帶。    
    作這一名共和國軍人,我對部隊充滿了無限的感激之情。在部隊這個特殊的大熔爐裡,不但鍛煉了我的筋骨,陶冶了我的思想,還讓我深深體會到人間的真情和溫暖。    
    正因如此,所以,作為當時《南方都市報》的政法和軍事記者,我曾數次深入駐穗海陸空及武警部隊,投入他們的火熱生活,采寫了大量報道,至今令我想起來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1998年12月5日,羊城寒凝大地,氣溫驟然降至11℃,儘管如此,天空中的太陽還是穿過厚厚的雲層金燦爛地照耀著大地。這天上午10許,莊嚴的共和國國徽高懸在法庭後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幾位法官,神情嚴峻,對站在被告席上的香港大盜張子強及其多名同夥做出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終審判決。戴著手銬腳鐐的張子強絕望地低下了那不可一世的頭顱。    
    午11時許,隨著一陣刺耳的警笛嘶鳴叫,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公安民警、武警官兵押著張子強等出現在市郊某刑場。11時15分,隨著「叭叭叭……」幾聲槍響,縱橫粵港澳、罪惡纍纍,被香港黑道稱為「大富豪」的張子強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此時,擔負著看守案犯的任務、歷經100多個晝夜的數百名武警官兵才稍稍鬆了一口氣。曾親自指揮偵破此案的廣東省委副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陳紹基高度評價武警官兵做到了「萬無一失」;武警廣東總隊總隊長洪少虎少將望著精神抖擻的官兵,臉上也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在港澳等地製造了多起綁架案的張子強在廣東江門落入法網後,他的生死一直成為國內外新聞媒體,特別是港澳媒體的關注焦點。數百名記者雲集羊城,企圖得到有關張子強的看守和審判情況。廣州地區幾家主媒體的專跑法院和省公安廳的政法記者也成為了那些苦於找不到消息的港澳記者的香餑餑,他們都想從他們身上獲知自己想得到的消息。當時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的我是幾名政法記者中線路最窄、最少的記者;說線路窄,是因為我分到的線路都是平常沒人願意去跑的交通、消防及一些偏遠的公安分局如芳村公安分局、天河公安分局及廣州白雲、廣州邊防檢查站等不為人注意的單位,有時,遇到重特大的會議或新聞,由於要由有關部門統一召開新聞發佈會,這等輕鬆而又容易的好事一般都會被那些有後台、跑重要線路的記者搶先而入,而一些諸如現場火災、車禍等既苦又累且危險性較大的新聞,除了當時跑120的記者外,大多就是我們這樣的記者了。當時有關張子強的案情,我根本沒法得到任何消息。但負責部隊和武警新聞的我,早就將目光放在了看守張子強的廣東省武警身上。當然,直到張子強被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後,我在當時廣東省武警總隊的宣處幹事、通訊員宋瑞等人的幫助下,才找到機會採訪看守張子強的武警官兵們。走進關押張子強等犯罪集團的廣東省某看守所,我們看到這裡手槍、衝鋒鎗、防暴槍到處都是,牆內牆外官兵高度警惕,可謂是壁壘森嚴,鐵壁銅牆。據宣傳處同志介紹,早在1998年上半年,因工作需要他們曾3次到中隊調查,想採寫一篇有關看守「香港大盜」的新聞,但看守官兵不肯透露半點風聲,直到12月5日張子強等執行槍決後,武警廣東總隊一支隊副支隊長劉建軍才肯揭開這裡的「看守之謎」。    
    看守張子強等犯罪集團的佈防是空前的。18個哨位構成3個嚴密的警戒圈,監倉內5個哨位對張子強等5名要犯實施面對面看守,以便及時掌握人犯變化動態,防止人犯自殺;監倉上3個哨位對整個監倉進行全方位監視,防止人犯逃脫;大院外圍的幾個哨位,監視外界動向,防止敵特襲擊。116名看守官兵分3個點駐紮,構成一個三角形,做到無論哪個點上有情況,都有部隊以最快速度「處突」。據瞭解,張子強黨羽先後多次來廣州探情,但對戒備森嚴的看守現場,只能是望門興歎。    
    這天,一輛形跡可疑的麵包車剛進入望遠鏡的觀察視線,哨兵迅速將情況報告了中隊。頓時,指揮小組和各個哨位立即進入戰鬥狀態。對方見勢不妙,掉頭就跑,公安民警迅速追擊。雖然人跑掉了,但為公安部門偵破張子強在內地的黨羽提供了重要線索。之後,又有2名大陸同案犯被抓獲歸案。    
    高度戒備的戰士對犯人的一舉一動,哪怕是一個極小的細節都不會放過。1998年7月26日,戰士祖丕羽上哨時,發現張子強吃的蘋果像用什麼東西削過似的,便及時報告中隊,中隊立即同看守民警進倉檢查,發現了張子強用金屬牙膏皮疊在一起磨成刀片用來削蘋果。這小小刀片既可削蘋果也可用來自殺。看守所當即予以沒收,並根據中隊的建議將犯人用的牙膏由金屬皮統統換成了塑料皮。    
    一天深夜,天刮著6級大風,辟辟啪啪的雨下個不停,風聲、雨聲使這天的夜顯得不那麼平靜。就在這時,張子強突然從夢中驚醒,做出接應劫獄的動向。哨兵陳新建見此情景,馬上向前來查哨的劉建軍副支隊長報告。情況就是命令,劉副支隊長準確地發出了執行2號方案的信號,駐紮在2、3號點的56名官兵「閃電行動」,僅用2分鐘時間就到達預定地點,山下的十中隊也已全部做好待命準備。雖然只是一場虛驚,然而劉建軍說,通過這次行動,證明我們的看守官兵是合格的、反應迅速的、有戰鬥力的,誰膽敢劫犯,成功機會只能是零。    
    採訪中,武警廣東總隊參謀長李功民大校還告訴我們,他們根據看守情況制定了防逃跑、防襲擊、防暴亂和停電時情況處置等4種方案,堅持每週演練2次,使每個官兵都熟悉方案中信號規定、處置情況的原則方法和兵力部署,保證一旦需要,能夠做到遇事不驚,臨陣不亂,打有準備之戰。    
    68個不眠之夜,武警官兵以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和無限忠誠,譜寫了一曲南粵衛士的頌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後來,這篇有關省武警總隊官兵看守香港大盜張子強的新聞,由我和通訊員宋瑞、李文道一起,以《廣東武警看守大盜張子強168天》為題,發表在1998年12月9日的《南方都市報》頭版上。    
    從進入《南方都市報》開始,我憑著對部隊的獨特感情,分別與廣州軍區、廣東省軍區、廣東省市的武警部隊、邊防部隊、海軍廣州基地及省市的消防部隊都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采寫了近兩百多篇(幅)的新聞,單在《南方都市報》上,我與部隊的眾多通訊員發表過的報道就有百多篇。我還先後與省武警總隊宣傳處吳天鵬(現為北京武警某部軍官)、宋瑞等人多次深入採訪駐守亞洲最長隧道的武警官兵,深入葉劍英元帥的故鄉梅州等貧困山區採訪那兒的駐防武警,與韶關市武警支隊的黃雄、梅州市武警支隊陳興良等都因採訪而成為很好的朋友。


第三章 我是中國海軍陸戰隊員第25節 我與駐穗部隊的親密接觸(2)

    由於我是從海軍陸戰旅出來的,在採訪部隊官兵時很容易與之溝通,採訪也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阻攔。因為我曾在海軍的政治部門從事過文化教育宣傳工作,還為基層部隊寫過許多宣傳教育的學習材料,所以對於部隊的新聞哪些是能報道的哪些是應該保密的,心中都比一般的地方記者要懂得多,在採訪時心中都有桿秤。而我勇往直前的敬業精神,吃苦耐勞、任勞任怨、腳腳踏實地的採訪作風更受到部隊官兵們的讚揚。從進入《南方都市報》開始,當時負責採訪部工作的副主編朱德付就把採訪駐穗部隊的新聞任務交給我。    
    1997年5月,從化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駐穗部隊的官兵都投入了抗洪大戰中,而作為駐地惟一一支海軍的南海艦隊廣州基地的官兵,在洪水面前更是表現出了一心為民不惜犧牲的大無謂革命精神。我曾跟隨我們海軍兄弟的救護艦艇前往洪災現場採訪過。1997年5月12日,我和廣州基地宣傳幹事陳啟正、通訊員江智聰合作,在《南方都市報》的頭版頭條以題為《海上先鋒抗洪鐵軍》為題,報道了海軍廣州某基地抗洪突擊隊在洪水中連續搏鬥20小時,從激流中救起20多名遇險群眾,為3000多名被困群眾送去10噸食品的感人事跡,當時的從化市市長朱炳烈對他們的英勇行為激動地稱讚:你們不僅是海上先鋒,也是抗洪為民的鐵軍。    
    199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接管香港,我首批駐港部隊從深圳進駐香港。在朱德付的批准下,我到深圳採訪駐港部隊;1997年11月,我採訪過因勇鬥持刀歹徒的而受傷的廣州軍區女戰士邱玲;兩次采過在西沙海戰中光榮受傷的老英雄麥賢得;採訪過南沙守礁英雄龔允沖;多次採訪現為廣州海軍基地某營級幹部、因勇救五名農村兒童而失去一隻右手的英雄劉志艷,我還在《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上發過他那特別的「無手的軍禮」照片。    
    1988年9月19日上午,廣空醫院星源激光中心與吉林某藥業公司聯合舉辦一場學術交流培訓會議,當時來自烏克蘭國家的英捷爾法勒公司代表、醫學專家魯比佐夫尤里彼得絡維奇先生正在給在場的30多名中外專家講課時,突然十幾名自稱是廣州某法制處的人衝進來威脅辱罵在場的與會者,使會議被迫中斷,一位醫藥代表的手也被弄傷。事發後,廣空通訊員聶長江當時通知了廣州幾家新聞媒體,但據說由於對方來頭很大,結果大家都不敢採訪。我聽說後,當即帶著實習生左志紅前行採訪,深入調查採訪,瞭解到事情的經過後,不顧阻力,於第二天在《南方都市報》頭版頭條上以《狂徒大鬧空軍醫院》為題,獨家披露了此惡性事件,受到了廣州軍區、廣空,尤其是廣空醫院有關領導的高度讚揚,當時的廣空醫院院長還親自致電向我表示感謝。    
    1998年10月25日,我還採訪過廣空一級飛行員金江柱駕駛著殲擊機正在高空中進行試飛訓練時,在機座艙蓋突然發生爆破,接著發動機出現停車,機身急劇下落的緊急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終於從1.4萬米高空駕機安全著陸的英勇事跡。    
    23日上午,廣空殲擊航空兵某團正緊張地進行著高空試飛課目訓練。上午9時01分,該部一級飛行員金江柱駕駛著殲擊機呼嘯著直插蒼穹。9時11分,當飛機升到1.4萬米高寬時,細心的金洪柱警覺地聽到「彭」的一聲爆響,緊接著,機艙外攝氏零下60多度的高壓氣流直往座艙灌入,強大的氣流把他按在座椅靠背上動彈不得,他一直往前推動的油門也被往後關閉了。此時,金洪柱才意識到飛機座艙蓋爆破後飛掉了!寒冷的高壓氣流使他雙眼無法睜開,耳機裡的聲音均無法聽到,這令他無法再操縱飛機。失控的飛機猶如脫韁的烈馬,猛地改變了飛行狀態。機身急劇抖動並下落。身體緊緊貼在座椅上的金洪柱明白自己的處境極其危險,此時只要他輕輕按動跳傘機關,就馬上可以逃離死神的威脅。但是,他只想到:捨命也要挽救飛機!    
    9時12分,金洪柱急中生智,他拚命彎下身子,雙手緊抓住座椅扶手,迅速將腦袋拱到前艙擋風玻璃下。待他睜開眼仔細觀察座艙儀表時,發現發動機溫度為零,飛機已在1.4萬米高空中雙發停車!在此緊要關頭,金洪柱雙手緊緊地握住操縱桿,拚命地控制著飛機,努力嘗試重新開車。當飛機掉到8000米高空時,金洪柱突然打開了空中點火電門,飛機發出一陣巨大的轟鳴聲,空中開車一次成功!9時14分,在空中驚險搏鬥3分鐘的勇士金洪柱終於駕駛著受傷的戰鷹安全著陸了。    
    1998年10月24日上午,廣州軍區空軍有關領導前往廣空醫院親切慰問了從1.4萬米高空駕駛座艙蓋突然爆破的戰機安全著陸的勇士金洪柱。同時,北京空軍有關領導也特意致電表示祝賀和慰問。聞訊後,我趕到廣空醫院對正在接受檢查的金洪柱進行了採訪,仔細地瞭解了他在萬米高空中到底是如何獲救,並安然無恙駕機著陸的原因。    
    金洪柱笑呵呵地告訴記者,是代償服救了他的命。據他介紹,飛行員飛行前都要穿特製的代償服。代償服是在飛行員飛入高空時,為了防止飛機座艙密封性能不好,起到保護身體作用。因為在高空壓力下,人體血液容易出現氣泡。代償服裡面裝有暖管,暖管連接在飛機一個裝置上。當座艙蓋出現意外事故(比如爆破飛掉後),代償服就會自動供給氧氣,一定程度後,就會自動關閉。當高空氣壓侵入座艙時,代償服會及時收壓,把人體擠壓住,起到保護作用。金洪柱安全著陸後,立即被送往空軍廣州醫院作全面檢查,令在場醫生驚訝的是,金洪柱身體毫無損傷。    
    我寫了一篇《金洪柱談毛髮無損原因——是代償服救了我》的獨家新聞,將兩篇稿子放在一起,以兩個不同的標題同時發表在第二天的《南方都市報》上。事後,好多讀者紛紛致電我說,這事廣州的幾家報紙都刊載了,惟有都市報的與眾不同,面面俱到。    
    我長期關注部隊的各種建設及許多感人的英雄事跡。正因為如此,我的奉獻我得到了回報。1997年12月至1998年4月間,我因獨家以連續近20篇的跟蹤報道,披露了廣州市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因吃霸王飯而打傷無辜市民黎世冬等人的惡行後,曾多次遭受威脅、恐嚇和追殺,有人公然叫囂要以「三十萬元」買我的人頭,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駐穗部隊的官兵們得到知我的正義之舉受到黑惡分子的威脅和報復時,廣東省軍區政治部的湯曉榮軍少校、廣州海軍基地的吳志剛幹事、廣空醫院宣傳處的聶長江幹事及駐港部隊的劉幹事,還有廣東司法學校的法學莫德升教授等,都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意見,強烈譴責了對方的惡行,對我的正義之舉進行了大力的聲援和支持。更令我感動的是,廣州軍區某部經常關注我這位記者戰友的官兵們,獲知我的處境後,聯名向《南方都市報》主編關健發來了一份傳真,內稱:因為這篇報道,我們喜歡上了《南方都市報》。因為石野先生的勇敢,我們愛上了都市報。石野先生這樣有正義的記者,如果有社會敗類膽敢侵害他,我們一群官兵,將全力以赴保護他。向石野先生致以崇高的軍禮!    
    看到這則來自軍營的聲援,我不由心潮起伏,激動萬分!當天下午,廣東省武警部隊兩位不願意留下姓名的戰士,用他們極為微薄的津貼費,為我購買了一大箱水果,特意送到報社來,對我表示慰問與敬意。正是這些來駐穗部隊戰友們的大力支持,令我更加勇氣陡增,信心百倍。最後,在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天河警方抓獲歸案,打人兇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當然,也正因為有了我的這些親如兄弟的戰友們及全社會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廣州的執法部門和嚴明執法,那些叫囂買我「人頭」的黑惡分子,終究沒有取走我的人頭,也使我繼而在南方和北方前後做了十年的政法記者,利用輿論監督的力量,為更多有冤屈的受害人,為更多的弱勢群體伸張正義。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26節 36名學員報社投訴(1)

    嚴格上講,我是在進入了《南方都市報》後,才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記者的。在都市報做記者期間,我做得最出色的新聞就是策劃和采寫了一大批具有強烈社會反響的社會新聞;我做得最出名的,就是經常和同事一起深入羊城各有關場所臥底暗訪,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驚心動魄的危險,揭開了一個又一個的黑幕。    
    所謂社會新聞是指「關於個人品行,以及同個人日常生活更為接近的社會活動、社會事件、社會問題和自然現象的新聞。」(據《宣傳論學大辭典》),社會新聞一般都用顯性採訪。社會新聞在任何一家報紙中都佔有重要的位置,而相對於都市報和晚報而言,尤其顯得重要。    
    追求事實的真相,是記者義無反顧的責任。顯性採訪固然是絕大多數新聞記者最多採用的採訪方法,但隱性採訪近年來更成為廣大媒體記者最常用的一種方法。顯性採訪,顧名思義,就是公開的、不加任何掩飾的面對面的採訪;所謂隱性採訪是記者在遇到採訪對像不配合、不支持、阻攔等情況下,記者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無奈辦法。這也是以勇於探索、追求真實為天職的新聞記者另闢蹊徑,為將採訪進行到底而開闢的「第二戰場」——隱藏記者身份,喬裝改扮,以親臨新聞現場進行切身體驗,從而及時揭開事實真相。從新聞採訪學的角度說,隱性採訪又被稱為隱性體驗式採訪,是指記者不向採訪對像公開自己的記者身份、不告之自己的採訪目的,通過模擬某種社會角色或化妝成特殊身份接近採訪源,獲取新聞事實的一種非常採訪手段,故也被稱為「暗訪」、「臥底」、「私訪」「偷拍」、「偷錄」等。此種方式,相對廣播電視媒體而言,是「偷拍」和「偷錄」。因為廣播電視媒體一般都帶有偷拍機或微型錄音機,能及時從現場獲取「人贓俱獲」和「鐵證如山」的證據,不但大增強新聞的可信度,而且能使被批評對像啞口無言,低頭就範;但對紙媒體的記者而言,此種採訪方式也叫「臥底」或「暗訪」,習慣上統稱為「臥底暗訪」,此種採訪行動無疑帶有極大的風險性。相對而言,紙媒體記者比廣播電視的記者風險性更大,因為他們無法隨身攜帶偷拍機,更不可能公開地拿出相機開拍,只能用眼睛和思維記錄,以親身經歷寫稿子。正因為紙媒體記者缺少鐵證,一些被批評對像常常是狗急跳牆,死不認賬,有的還來個豬八戒翻牆頭,倒打一耙,對記者進行誣蔑,有的還公然大搖大擺地走上公堂「討公道」。基於此,像央視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新聞30分鐘」等名牌欄目,儘管經常揭露社會生活中的醜陋現象,曝光了一些地方官員的違法違紀行徑,但他們很少被那些批評對像告上法庭,而紙媒體記者由於採訪條件的限制,常常是有理有據也會被人推上被告席。出現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怪現象,除了批評對象的狂妄外,還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尚未出台《新聞監督法》,沒有合適的法律條文來保護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    
    是的,對於情況複雜、事件重大、阻力重重、採訪時間較長的暗訪,不僅是要求記者以不同身份像路人一樣一晃而過,更多的時候是要求記者花很長的時間,隱瞞真實身份,喬裝改扮成各成角色,冒著挨打受罵、被關黑屋、生命威脅等各式各樣的危險深入虎穴,與狼共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臥底暗訪」。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對「臥底」一詞的解釋很簡單:埋伏下來做內應。我們平時也是從影視書本及報紙雜誌中獲知,從事臥底的人,大多是英勇無比、膽量超人、身懷絕技的特工、間諜、偵察員等具有特殊性身份的人物。他們不僅經受過長時間的艱苦卓絕的特別訓練和培訓,而且還有強大的政府機構作後盾。而記者的臥底儘管與他們意義相近、目的一致,但其使用方法卻又大有區別,而且所擔負的危險更大。這種方式完全是新聞記者為了人間的真理,為了大眾的正義而冒險為之的一種採訪方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臥底的稱呼,不僅是警察為了更好地打擊違法犯罪,潛入犯罪團伙老窩,或犯罪現場進行偵察,而更多地用於新聞界了。新聞界的臥底暗訪最先始於西方。19世紀末,美國紐約《世界報》著名女記者勒麗‧蓓蕾獲知某瘋人院虐待精神病人,侵犯人身權利,但由於當局控制極嚴,外人無法搞清真相。在普利策的支持下,她一改以往的採訪方式,裝瘋混入裡面生活了幾個月,終於瞭解到全部內幕,並設法逃出,將其中的黑幕公之於眾,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政府和院方不得不進行整頓,改善患者的待遇。這就是新聞史上著名的「裝瘋採訪」。美國白人記者約翰‧格裡芬為揭開種族歧視,用照射紫外線和化裝等方法使自己的皮膚變得如同黑人一樣,然後深入社會生活,觀察和體驗美國黑人備受種族歧視的屈辱生活,並據此寫出了反映黑人生活的暢銷書——《像我一樣黑》。    
    在我國新聞史上,隱性採訪的使用,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實施。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新聞界使用隱性採訪進行輿論監督更是方興未艾。其中的央視名牌節目「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欄目更是頻繁使用:1994年10月,焦點訪談記者喬扮成「倒蛋分子」與走私分子評「龍」品「蛋」,討價還價,偷拍下了非法交易內幕,並及時曝光,使恐龍蛋化石得到了及時保護,並促使當地有關部門及時打擊非法分子;2002年中秋節前夕,「新聞30分」的記者化妝成月餅工人、經銷商等,以臥底方式潛入南京冠生園月餅廠,暗訪到對方為了牟取不法利益竟然使用過期月餅回籠做新月餅的不法行為,一經曝光,舉國震驚,使當年的月餅市場受到很大的震盪。央視記者由顯性採訪改變為隱性體驗式採訪,包括採訪計劃、採訪步驟、採訪對象的改變等,不但成為各地電視台學習的榜樣,更成為全國紙媒體特別是時下為大眾喜愛的都市報和晚報的記者經常使用的方法。而用此種方法得到的新聞,很多是獨家的,是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重、特大新聞事件,極受各地老百姓矚目。即使如此,「焦點訪談」在行使輿論監督過程中,還是面臨著種種困難,促使他們不得不增加設備,增加臥底暗訪。2003年底,該欄目製片人梁建增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現在有關單位的應付能力也在增長,常常是記者到了當地,當地已經得到消息,封鎖事件現場,追查舉報人,威脅證人,這樣記者工作的難度也在增加。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採訪中運用一些科技手段,採購一些新的設備,增加暗訪和臥底查訪,為的是把事實調查得更加清楚。」    
    臥底暗訪,在國內紙媒體中,特別是在南方早就有好多記者採用。如深圳的「女俠」塗俏、重慶的羅俠,《新快報》的於任飛等,都是目前國內較有名的臥底記者。只不過,我到了《南方都市報》後,成為了當時最多採用此法的記者之一,這也許與我曾是海軍陸戰隊員,與自己平時喜歡冒險有關吧。    
    眾所周知,隱性採訪是帶有風險性的,有時是極大的風險。因為隱性採訪大多是用於揭露和批評性報道,其對像有的是大權在握的官員,有的是財大氣粗的富豪,有的是劣跡斑斑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是殺人如麻、作惡多端的黑社會團伙。為了獲得真實情況,為了使違法行為更快地得到法律的懲罰,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記者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喬裝打扮,深入虎穴,隨時有被發現的可能。所以,為了使暗訪更好地完成,在行動前的策劃顯得尤其重要。俗話說,不打無準備這仗。在獲得消息源、分析出其中的新聞含金量後,暗訪記者對採訪過程必須進行統籌安排和周密部署,面對著無法估計的情況,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最好能在採訪前制定出採訪計劃,擬定採訪對像、採訪範圍、採訪重點難點及應變措施等,做到合理安排,科學計劃,有備無患。央視《每週質量報告》的一位製片人曾說過:我們採訪成功率比較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每一次採訪前,都要進行方方面面的調查和策劃,把所能想到的情況都提前設計好。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27節 36名學員報社投訴(2)

    暗訪畢竟不同與平時的顯性採訪,此種採訪都是在報社的安排和組織下進行的。一般來說,在採訪前,暗訪記者都會由組織審定選題、組織審定採訪方案、遇到危急情況及時向組織報告、事後及時匯報採訪情況等,這樣才可以及時糾正各種偏差,及時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更能大大地使暗訪記者避免採訪風險,保護其人身和生命安全。我在都市報期間,和同事以臥底暗訪方式所揭開的黑幕主要有:1997年9月廣州華才職校騙人事件、1998年3月廣州芳村花地明珠大酒店地下大賭場事件、1998年4月1日廣州王聖堂特大黑惡團伙利用色情搶劫事件等,特別是其中的暗訪王聖堂事件,如果不是事先報社有關領導進行過多次的周密計劃和安排,後果將不堪設想。儘管如此,我還是在此事件中遭受到手持刀槍的黑社會團伙的劫持,曾兩次差點成為刀下鬼……    
    其實說起來,我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時的臥底歷險生涯,最先是從揭露廣州華才職校利用虛假廣告騙人錢財之事開始的。通過對此達一周的深入採訪,我才算真正開始了我的臥底暗訪生涯。    
    1997年8月31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一輛滿載煤氣罐的貨車行至廣州海珠區某電池廠職工宿舍大門附近時,突然著火並發生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3人受傷。聞訊後,我當即和兩位同事奔赴現場,對此進行深入採訪。在一片狼藉的爆炸現場,嗆人的濃煙尚未消失,肇事貨車癱在路中間,成了一堆廢鐵,而肇事貨車司機事發後已逃跑。路上散落的煤氣罐有的已經被炸成一塊捲起的鋼片,附近住戶一樓的鐵門、鐵窗被炸得變了形,地面上到處是燒焦的電線、粉碎的玻璃。我們到現場後不久,最後一輛消防車剛離開,隨後又來了幾輛警車,幾名交警馬上投入事故原因的調查之中。    
    當我們拖著疲倦的步子回到報社時,夜幕已經降臨了。到了晚飯時間,由於要趕稿子,我像往常一樣,用兩包方便麵對付了事。忙完回到我的出租屋時,已是午夜時分了。    
    儘管頭一天我忙碌到深夜才回家,但第二天一大早就從床上爬了起來。像往常一樣,我匆匆地在路邊吃點早點,就騎上自行車往報社趕。那個時候的我精力充沛,渾身是勁,對新聞事業是如此的熱愛,哪怕每天都忙碌到午夜,我都是樂此不疲,再累我也很開心。除了睡覺,我每天一大早就往報社跑,聯繫工作,尋覓新聞線索,騎著我的那輛破自行車隨時出擊。那個時候的我對前途和未來總是塗抹著玫瑰色的憧憬,從來沒有對後來接二連三的災禍和不幸有任何的預知,整天都是樂呵呵的。    
    此時正是南方酷暑之季,上午還不到9時,頭頂上那火辣辣的太陽就把羊城炙烤得像個大火爐,悶熱異常。我騎著自行車剛來到南方日報大門口,就在我推著車子剛進入大院時,站在門口的兩位保安衝我大聲地喊道,「有一群學生到報社投訴,他們指名要找你,已在接待室裡等候一個多小時了,你趕緊來看看吧。」我一聽,趕緊將自行車推到一邊,逕直來到報社大門邊的接待室。進去一看,好傢伙!坐在裡面等我的竟有30多人呢!聽說我就是石野,這群青年學生忽啦啦全站了起來,不約而同地衝著我招呼道:「石記者你好,我們是廣州華才職校的學生,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向你反映一下,希望能得到你的幫助。」「這是家私營學校,位於華南大學附近。我們是坐了一個多小時的車才趕到這兒的」。其中的一個高個子學生邊說著邊向我遞過來一大疊他們早就準備好的投訴材料,氣呼呼地說:「石記者,學校在欺騙人!我們交了那麼多錢,什麼都沒有學到,更別說校方以前的種種許諾了。」在他們爭先恐後、七嘴八舌的憤怒話語中,從他們所遞交給過來的簽名投訴信和有關票據,我瞭解到了如下有關情況:他們是華才職業學校第10期學員班的學員,大部分來自偏僻的清遠、陽江、湛江等貧困地區,也有少數來自外省。不久前,他們從有關報紙和電視廣告上獲悉,由廣州市老工程師協會主辦的華才職業學校,長期與深圳、珠海、東莞經濟發達地區的電子廠合作,培訓高技術無線電維修人才,學員畢業後可全部推薦進廠工作,每月工資900—3000元。頗具誘惑力的廣告上還稱,為了減輕學員的經濟負擔,凡來該校培訓的學員,均由廠方負責支付學員學費,對個別未過關的學員,可免費再學,直至能進廠工作為止。    
    這麼誘人的條件,自然令這些年輕人心動了。一周前,當這群來自全省各地的青年男女,陸續前往位於廣州市五山華師科技大樓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報名時,幾名工作人員滔滔不絕地說:「我們這所學校是專門為社會服務的,不像別的學校一樣亂收費,我們的主辦單位與市委市政府關係不錯,是廣州市教育部門的指定辦學單位。不瞞你們說,我們學校其實就是與華師大聯合辦學的,只是對外我們不願這麼宣揚而已。不相你們看看,我們的學校就在華師大裡面,一切條件均為廣東省一流……」    
    雖然招生處的幾名辦公人員說得唾沫四濺,吹得天花亂墜,但還是有人對此半信半疑。當有人提出想先到學校看看時,卻被對方一口回絕。幾位男女工作人員又巧舌如簧地說:實話告訴你們吧,由於我們這兒來的人太多,招生名額有限,所以對外一律不開放,只有辦了報名入學手續的才有資格進入我們學校,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們也就不勉強啦。反正我們這個學校不愁沒人來學習的……有人提出,如果學校裡面不像廣告上面所說的那樣好時,是否可以退學呢?幾個工作人員馬上不約而同地回答:「你們就一百個放心吧,我們這是政府部門辦的學校,是很講信用的,如果你們認為條件不好,學不到真正的知識,學校可以隨時退錢的。」    
    見他們信誓旦旦,幾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也就沒再懷疑什麼,趕緊按要求將所有學費一次性交到指定銀行,辦理了進校的有關手續。可是,當他們要求對方出具正規的發票時,對方卻稱發票進校後才有,現在只能開收據。一位小姐還說:「瞧你們這些人,就是給你們發票你們也沒有地方報銷呀?既然真的是來學習的,就不要再在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囉嗦了,那收據上面不是蓋有我們學校的大紅印章嗎?」接著對方大聲要求每個學員在上面簽上「本人同意一律不退款」的字樣,否則就不發學校路線圖,也不退錢。報名過程中,當有學員詢問畢業後是否發有效畢業證書時,對方卻含糊其辭,支支吾吾。    
    因為已交了學費,他們都只好忍氣吞聲。在得到一張到校路線圖後,好不容易尋到位於一家汽修廠附近的學校時,這才知道校部根本不是在什麼華師大校園裡。在這所毫不起眼的學校內,教學設備差,連一台普通的電腦也沒有,所謂學習多媒體電腦維修只不過是紙上談兵。上了幾節課後,他們又吃驚地發現這兒的教師素質都很低,有時連一個簡單的問題都錯漏百出,還有的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據以前的學員透露,這些教師並非什麼老工程師,大都是從校外聘請過來的,有的還是上屆留校學員。這個學校的教學速度之快令大部分學員難以適應。更令學員們吃驚的是,當他們想與外界聯繫時,卻發現該校居然沒有具體的地址和郵編,學員通信只能寄到廣告上所刊登的報名地址,即「華師大科技大樓2樓253室」。學校還規定:學員一周只發一次信件,外面來信要遲幾天甚至十幾天才能到學員手中。同時,這批新學員們從多方面瞭解到,所謂的「廠方支付學費」也只不過是從學員的工資中扣除,學校在學員入學時根本沒有與學員簽下任何協議。這使他們意識到:畢業後的工作根本沒有任何保障,而且,他們在這兒也學不到什麼真正的技術。    
    一位黃姓學員告訴我,他們這批100期6個月班的學員有近70人,於7月15日報到時,每人均交各種費用6358元,一個多月過去了,他們什麼也沒學到。前些日子,他們幾十名學員聯名要求學校退款,但被校方以各種理由推脫。該校某位負責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揚著手對要求退學的學員惡狠狠地威脅說:「如果誰再要求退款,就叫校保安送到派出所關起來!」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28節 36名學員報社投訴(3)

    上當受騙後,學校人員態度又如此惡劣,幾個學員只好離校。由於沒錢回家,他們不得不跑到廣州郊區去打工,個別的還流浪街頭。幾個經常看報的學員,在走投無路之餘決定向新聞媒體求助,希望記者能揭露這個華才學校的騙人黑幕,並能追回他們的學費。在眾多報紙之中,他們選擇了《南方都市報》,並特意找到了我求助。    
    這些神情憔悴的學員氣呼呼地說,他們準備於下周集體罷課,強烈要求學校退款,並要求校方給予一個明確的答覆。    
    我立即著手對此進行調查。發現學員們的投訴基本屬實。同時,有關這家華才職校的種種劣跡似乎還遠不止這些。當天晚上,根據有關採訪情況,我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報道,送到了編輯部。編輯部看到我的這篇獨家報道後,本來要上頭版頭條,但由於已有定好的稿子,加上到夜裡近9時才交稿,於是就決定放到第四版的廣東新聞版上。    
    當時的第四版的責任編輯是崔向紅。崔向紅是從南方日報派到南方都市報來的,她中等身材,外表祥和,很有佛像,在都市報做記者期間,我採寫的好多篇在當時社會上激起較大影響的新聞報道均是由她在幕後盡力做好「嫁衣」後推出的,如《韶關強姦賣供花女案》、《金雁小學女教師揮鞭抽打小學生》、《深夜查房嚇死打工妹》等。她和夏逸陶、莊慎之、李多玨等是都市報編輯水平和綜合素質非常高的編輯。其中的李多玨才華橫溢,更能寫一手好文章。崔向紅看到我的這篇稿子後,當即決定撤下早已編好的頭條新聞,而上我的這篇獨家新聞。我們經過策劃,決定對此事進行連續報道,第二天由我深入華才職校,對有關黑幕進行臥底暗訪,然後再將真相公佈於社會。崔向紅表示,每天第四版將留下專門的版面,報道和跟蹤此事的進展,直到校方和有關主管部門對此事有答覆為止。    
    第二天,正好是9月1日,這天是全國各地學校開學的日子。這個日子對於大多數學子來說本應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日子,然而,對於華才職業學校第10期學員班的幾十名學員來說,他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這一天,對於我這個記者來說,也是一個記憶深刻的日子,因為當天的一大早,南方都市報第四版頭條以《學員投訴:廣州華才職校廣告有假》為題,以較大篇幅刊登出了我的文章。報道一出籠,當即引起了廣大讀者的關注。我手中拿著一張散發著油墨香的報紙擠在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人中,趕往華師方向,一邊看著報紙,一邊尋思著如何才能混入華才學校。一路上我還對隨時都可能出現的危險情況做了一番分析,並就想好了有關對策。    
    其實,我早在頭天的下午就趕到設在這兒的招生辦周圍瞭解過有關情況,只是由於當時時間太晚,加上還沒有準備充分,我沒有冒然而入罷了。一般來,我們新聞記者大都是先有暗訪後才有報紙上的相關報道的,而今天卻是先有報紙上的報道再去進行暗訪調查,因此不僅難度大,而且危險性更大。一路上,我心裡一直在尋思:今天我在這個時候進去,他們是否會已經看到我的報道而倍加防範呢?這家華才職業學校到底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學員們在該校的遭遇到底如何?我只有混進學校裡面,才能一探究竟。    
    為配合我的採訪,採訪部特意派了攝影記者李向新隨往。10時20分,我們在華師大門口碰頭。在酷熱的陽光下,我們來到了到了位於華南師範大學西門的五山路華師科技大樓253室。我剛走進去,一名戴眼鏡、年約二十五六的小青年用很警惕的目光審視了我們一番後,連連問我是做什麼的,來這兒找誰。我沒有理睬他,只是故作奇怪地自言自語道:「真怪,那些報紙上的廣告不是說招生辦就是這個地方嗎,怎麼對不上號了,難道我走錯了。」說罷,我又故意裝作要退出來。那小青年和裡面的一位年輕女人交換了一下眼神,趕緊叫住正要出門的我招呼道:「你一定是來報名的吧?沒錯沒錯,我們這兒就是華才職校招生辦……」「咦,原來我沒有走錯地方呀?不好意思,我一直以為招生辦就是在華師大裡面呢?」經過一番搭話,對方幾個人終於放鬆了警惕,馬上換了一副笑逐顏開的面孔來迎接我,於是就與剛才那個小青年有了下面的一番對話:    
    記者:請問貴校是不是就在華師大裡面呀?    
    答:以前在裡面,不過現在由於新近搬了教學大樓,我們已換到附近新址。    
    記者:怎麼廣告上不見貴校的具體名稱?    
    答:你一聽不就知道了嗎?    
    記者:能否先給我一張「招生簡章」或有關學校的介紹資料呢,我想先看看。    
    答:(不耐煩地)我們這兒沒有什麼「招生簡章」,具體內容都在廣告裡不早就登出來了麼?怎麼還這麼麻煩呢?如果你想成為我們的學員,就請趕快報名。    
    記者:如果我不是想報名學習的,我這麼遠還來這兒做什麼呢?現在廣州的各式各樣的學校太多了,騙子也不少,我們都是從鄉下來的,帶的都是血汗錢,我們能不問清楚嗎?    
    儘管我並沒有交學費,但還是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儘管他們滿臉的不高興,但最後還是給了我一份有關該校情況的資料。    
    離開「招生辦」,我和外面的李向新會合,然後橫穿馬路,步行近200米,才找到該校本部,發現這個就在「附近」的校址,與「招生辦」相距約3公里。    
    這是一幢很普通的3層樓房,下面大門沒上鎖,為了防止對方看出破綻,我讓李向新等在外面,決定自己先進去,如果真的有什麼新情況,我再向他發信號。李向新望了望面前那戒備森嚴的學校大鐵門,不無擔心地再三叮囑我:你一定要倍加小心呀,一有情況,就趕緊出門,我用摩托車帶你離開這兒。我感激地點了點頭,對他說:「你放心,我會提高警惕的。」我故意揚著手中的那一大疊招生資料,向大門口的兩位虎視眈眈的保安員說明來意後,就走入了學校的大門。只見一樓有宿舍,但裡面顯得很陰暗,廚房地上污水橫流。我走上二樓時,卻發現這兒的大鐵門被嘩的一聲拉上,一名滿臉橫肉、手持警棍、穿制服的保安衝我喝問:「你是誰?來這兒有什麼事?拿出你的身份證來!」我強作笑臉,一邊笑嘻嘻地回答著他的話,一邊對他說:「老鄉,我是退伍兵,很想學個一技之長,去找個好工作做。嘻嘻,我是看了報紙和電視的廣告後,慕名來學習高科技無線電維修技術的……」我的這番話,使得那保安果然態度好多了,但他還是要求出示身份證,登記後才允許進去。    
    我走上二樓後,一位自稱是陳主任、戴著近視眼鏡的中年男子走進來。當陳聽清我的來意,並得知我還有好幾位朋友均想來該校實習時,高興得連連讓座,並指著辦公室牆壁上掛著的十多面高懸的大紅錦旗,滔滔不絕地介紹說,學校培養的人才已遍及廣東全省,好評如潮,該校正準備擴大規模,面向全國城鄉招生哩。陳主任隨後拿出一張蓋有「廣州教育委員會社會力量辦學辦」大紅公章的辦學證書說:「我們是由廣州市老工程師協會主辦的,是社會團體力量辦學,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我們絕對不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小學校……」接著,陳主任又很熱情地拉我坐下,一定要我現在就觀看有關該校的資料錄像,說罷他笑嘻嘻地按開了在這間辦公室西北角的一台佈滿灰塵的彩電,熒屏上出現了該校在新學員開學時熱火朝天的剪綵鏡頭。我佯作很欣賞的樣子,饒有興趣地耐著性子看了近十分鐘的電視。隨後,我又故意指著報紙上的廣告,與陳進行了下面的一番對話。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29節 36名學員報社投訴(4)

    記者:看了這麼多東西,我感覺這學校還是不錯的,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怎麼在這些廣告上找不到學校的具體地址和名稱呢?這讓我們這些想來學習的人不是很難找到目的地嗎?    
    陳主任:這個麼,這個麼,嘻嘻,還是保密一點好。也許你不知道,我們學校名氣大了,全國求學的人太多,以防蜂擁而至,到時不好辦。    
    記者:(故作奇怪地):學生多是好事呀;學生多,他們所交的學費也就多,這樣學校收入不也就多了嗎?    
    陳主任:我們是靠社會力量辦學,適當是要收些費用的,但我們的宗旨是多為社會輸送有特殊技能的人才,為國家減輕負擔,所以我們不像別的學校一樣,只看錢而不注重學習質量。    
    記者:陳主任,貴校在廣告上稱,凡來本校培訓的學員,均由廠方負責支付學費,但我聽到好多人說,實際上你們卻要求學員們一次性交幾千元費用,這使我有些不明白,你能講講嗎?    
    陳主任:(有些不高興地):看你像個聰明人,怎麼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懂呀?這個麼,我們的學員畢業後,主要有兩種方式安排就業:一種是學校自辦工廠,安排學員就業;一種是學校根據學員的成績和特長,向廣東省內各地電子廠推薦就業,而且從我們學校學成後出去的學員工資都是很不錯的……    
    記者:我也聽說學校的校辦廠不錯,現在麻煩陳主任帶我去你們附近的校辦廠看看好嗎?    
    陳主任:(立馬沉下臉來):你急什麼,你現在又不是我們學校的學員——不是我們學校的學員我們一般是不會輕易讓人去參觀的,這也是我們的商業秘密呀,再說,我們校辦廠大多是在深圳、珠海特區,主要與外商合作,廣州目前還沒有。不過,我們下半年準備辦廠。    
    記者:陳主任,剛才我進來時,好像聽人說學員的宿舍裡沒有電扇,而且還聽說學校不讓學員自己買電扇,這大熱天,怎麼受得了呀!    
    陳主任:我們的學生大都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學好一技之長走到一起來。大家主要是來學習的,條件差些,應能克服,這更能鍛煉人。俗話說得好,不吃苦中苦,難成人上人呀。想當年紅軍長征時多艱苦呀,他們哪還有電扇呢?他們最後還不是靠吃苦打敗了敵人麼?再說,我們宿舍裡是上下鐵架床,安裝吊扇容易出危險。    
    見我還想問什麼,陳主任指著我後面的一個保安使了一個詭秘的眼神,然後以先有點小事為由,趕緊走開了。    
    見後面沒有人跟蹤,我趕緊拉著其中一名劉姓學員往教室後面的宿舍走去。閃身溜入裡面後,只見在一間2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裡,密密麻麻地擠著9對兩層的高架床,住有18個人,室內沒有電扇,也沒有其他插頭。兩位曾到報社找我投訴的學生,一看到我出現在面前,顯得既激動又高興,馬上迎上前來握住我的雙手。幾個學生紛紛說,這樣的大熱天,校方不允許他們自己買電扇。在這間悶熱的室內只有兩個小窗戶,而且還被對面一幢高層建築堵住,真是密不透風。幾個學員說,這段時間天氣過於炎熱,好幾個學員因為中暑病倒了。有的學員因而堅決要求退學,但被校方拒絕,幾個回家的學員,沒有得到校方分文退款。    
    儘管我們的聲音很小,但還是被人發現了。幾分鐘後,陳主任就在兩個保安的陪同下,砰的一把推開門,虎視眈眈地盯著我,一改剛才的熱情和溫文爾雅,指著我的鼻子尖聲叫道:「呵,我還真以為你是學員呢,沒想到你是專門來搗蛋的!我問你,你到底是來做什麼的?想達到什麼目的?好,你不說?你不說你就走著瞧,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走出我們的大門!」隨後,這位陳主任讓那兩個保安看住我,轉身衝著那些學員又叫又罵,好不容易驅散了學員,喘著粗氣的他又趕緊和後面的一個保安一把拉住我的雙手,連推帶拉的把我「請」到了剛才放錄像的那間辦公室。我裝作很委屈的樣子,氣呼呼地問道:「如果不是想來這兒學習,我才不到你們這個地方來呢!沒想到你們就這樣對待前來學習的學員,我看以後還有誰會來這兒……」但他們毫不理睬,把我推到裡面不讓出門。    
    就在我思忖對策時,外面突然傳來學生的喧嘩聲。原來是幾個認識我的學員見保安對我動粗,擔心我受到傷害,於是趕緊聯合其他的上百名學員一起提出抗議,樓上樓下的眾多學員齊聲呼應,抗議的聲音震天響,使猝不及防的陳主任和保安慌了神,他們馬上衝出去對付學生。如果這個時候我趁機跑出門,自然是安然無恙,但這樣一來,就更會令校方產生懷疑,我的採訪目的就會半途而廢。    
    看到陳主任和保安馬上衝下樓驅趕學生,為了目睹有關情況,我也趁機離開辦公室,站在樓道上觀看陳主任與那群年輕人們打口仗。    
    我正欲走出校門時,突然後面「呼啦」又追上來五六十名學生,他們當中有幾個人大聲叫喊著:「石記者,你不要走,我們還有許多證據要給你看呢!」守在大門口的兩個保安見狀根本不敢向前阻攔,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走出大門。    
    這些群情激憤的學員,紛紛向我呈上各自簽名的投訴書和聯名簽字信。一個瘦個子學員背來一大包該校發放的所謂教材。這些印刷粗糙、字跡模糊的教材,有北京版、廣州版、深圳版的,還有上海版的,在發黃的封面上一律標有「內部教材,嚴禁外傳」字樣。我隨手翻了翻,一本只有13頁紅的教材,竟標價18元,最厚的教材達35元一本。同時,我還從幾名學員手中拿到一份華才職校的收費標準,現摘錄如下:《電視機看的方法,維修技巧》上中下冊,共93元,一本只不過51頁的《收音機維修技巧》竟收費共30元;3個月班各種費用加起來共有3391元/期;6個月班收實習、書籍、校務、證書、水電、學位、住宿費、床上用品押金等總共有6758元……    
    就在我和李向新離開華才職校時,我看到,那位陳主任和五六名手持警棍的保安正吆喝著把那些聚集在門外的學員們往裡趕,想必此時他們已知道了我的真實身份,看到門外還有我的一位同夥,又看到這麼名學員都聚在這兒,只好悻悻地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離去了。    
    更令校方和這位陳主任沒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我這位「不速之客」和同事又一次光臨該校,而且還與他們面對面的交了一次鋒。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30節 公開採訪遭受「禮遇」(1)

    9月3日,《南方都市報》四版頭條又以《本報記者華才職校探營》為題,以較大篇幅報道了我在該校隱名探訪的全過程。報道一出來,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讀者都來電來信發表看法。我決定繼續深入該校進行調查。儘管我知道,昨天我離開時校方有關人士和幾個保安早就對我惱怒至極,如果我自己送上門去的話,說不定是凶多吉少。但因為此事還只是進行了一半,我不想半途而廢。最主要的是,那些學員們的血汗錢還沒有拿到手。作為一名記者,我不能滿足於只在報紙上發表幾篇報道,而應起到輿論監督的真正作用,徹底揭開其中的內幕,並能夠促使有關主管部門對此事進行調查,讓那些學員們拿到血汗錢,並杜絕騙局的重演。    
    第二天,我決定再次去華才職校,當然這次去再不可能像昨天一樣「偷偷摸摸」了,這次我是公開記者的身份前往。雖然我對可能出現的種種危險作了估計,但是此次校方所對付記者的高招的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上午10時許,我和另一名同事魏東到達華才職校大門口。昨天那位曾推搡並扭我胳臂的保安,一見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他張大著嘴巴,半天也沒回過神來。他也許想不到,我這個不識相的「學員」居然此時自己又送上門來了!我趁他一愣神的機會,趕緊朝魏東使了一個眼神,快速地從他面前一晃而過。就在他叫喊著想阻攔時,我們早三步並作兩步衝到了二樓的台階上。    
    聽到大門外保安的叫喊聲,從二樓辦公室裡迅速衝出幾個神情緊張的男人來,其中就有陳主任,還有一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但令我頗為奇怪的是,他們見「敵人」來到面前,除了怒目而視,也不搭話。只見那位陳主任手腳麻利地轉向辦公室,然後扛著一個笨重的、紅燈閃爍的機器直往我倆面前晃著衝過來。他那樣子就像我在部隊操練過的「八二無後坐力炮」。由於樓道裡光線較暗,我一時還沒有看清是什麼東西,以至我還誤以為對方是拿滅火器之類的玩藝來對付我們呢。起先,我和魏東還真嚇了一跳,待仔細一瞧,又不由差點笑出聲來:原來對方扛著的是攝像機!他們原來是要對我們攝影「留念」。這位陳主任一聲不吭,肩扛攝像機,神情嚴肅地對著我們兩人從不同方向錄像。看到他以此種怪招來迎接我們,我當即大聲抗議。但對方根本不理睬,依然對我倆強行錄像。與此同時,一位瘦高個子也拿出一部照相機,從不同角度,「卡嚓、卡嚓」地為記者「留影」,我衝他們大聲地抗議道:「我們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是有採訪權的。告訴你們,你們這樣的作法是錯誤的……」但對方根本不理睬,那位陳主任一邊錄像,一邊還氣嘟嘟地叫嚷道:「誰不知道你們是記者呀?記者有什麼了不起?哼,小報記者!你們對我們學校有不軌行為,我們就要給你們留下身影,讓派出所去調查你們……哼!」我一看對方如此囂張,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憤怒地朝魏東大叫一聲:「快拍,快拍!我們拍照是合法的,他們這種行為是非法的……」我的話音未落,曾為廣州軍區某部新聞幹事的魏東,早飛快地打開鎂光燈,接連搶拍了好幾個鏡頭。看到我們也對著他們拍照,校方不肯干了,幾個人呼啦就將我倆包圍起來,又推又罵,企圖搶奪魏東手中的相機。眼看我們就要吃大虧,我趕緊急中生智地大聲叫嚷道:「住手!你們憑什麼這樣對待我們新聞記者?再不住手我們就報警了!」我的喊叫聲當然對他們沒有多大的威懾,但我的聲音卻馬上激起眾多學員們的怒火。這些早就窩了一肚子火的年輕人,看到校方以如此粗暴的手段對待記者,憤怒地從樓上樓下衝過來,一下子就將陳主任和幾個保安圍在中間,他們憤怒地叫喊道:「不許你們圍攻記者!」「不許搶相機!」「我們都不上學了,快退還我們的血汗錢!」「我們要退學!」「我們要退款!」在一陣陣怒聲責罵和討伐聲中,學員愈來愈多,早就把我們圍了個水洩不通。顯然,這幾位責任人做夢也沒想到會出現這種場面。見眾怒難犯,他們嚇得慌了神,趕緊停下。我也急忙招呼大家,儘管我對校方眼前的行為極為反感和憤怒,但畢竟不是來打架鬧事的,只是瞭解情況。在我的大力阻止下,這些憤慨的學員們總算沒有做出過激的行為來,但他們一直圍護在我倆的身邊。    
    一場一觸即發的風波終於平息下來。    
    我和魏東鬆了一口氣。見這些怒髮衝冠的學員終於退下去,校方幾名負責人和保安也不由鬆了一口氣。畢竟,他們在這節骨眼上最害怕的是學員們鬧事。儘管他們仍心有怨氣,但此時再也不敢使用那樣的「禮節」來對待我們了。他們一邊嘟嘟囔囔地叫喊著,一邊把我們「請」入室內,但把那些學員擋在門外。    
    陳主任和幾個領導用疲憊但陰陽怪氣的聲調連聲責問我:「你到底是幹什麼的?為何總跟我們這個學校過不去?」我也沒好氣地回答道:「我現在很懷疑你到底是不是這個學校的領導?一個教書育人的地方,怎會用如此粗暴的手段來對待我們新聞記者呢?你不是說這兒的老師的素質是很不錯的麼?」「好好,我們先不在這個問題上扯皮了,我再問你,你就是寫文章搞我們的那個石野嗎?」我也故作大大咧咧的樣子,反問道:「是呀,我就是石野,《南方都市報》的政法記者。你剛才不是已認真地查看過我的證件麼?」「好,你有種!算你們做記者的口才好,我知道說不過你們!我想再問你,到底是幹什麼的?你如果是採訪,那麼前天為什麼要欺騙我們,為什麼不公開身份?你不知道你的行為是違法行為嗎?」我不由被他這話逗笑了,說:「你如果還對我們的身份有懷疑,現在就可以打電話到南方日報社去問麼?我可以告訴你,採訪時公不公開身份是我們的自由;如果你認為我們這種行為是觸犯了法律,我歡迎你們學校隨時到法院起訴我,不過,我也想問一句,剛才你對我們的行為是不是有些過分呢?」他一下子被我問得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時門外傳來打門聲,陳主任開門看了看,不耐煩地沖外面叫道:「你們這些不懂事的學生,又想做什麼?去去去,我們正在和記者談話……」說罷,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31節 公開採訪遭受「禮遇」(2)

    陳氣呼呼揚起了兩份最新的南方都市報,指責我道:「你看看,你這個做記者的寫的是什麼玩意兒?你這是憑空捏造!你這是故意敗壞我們學校良好的社會聲譽,我們要把你這個不知好歹的記者送到派出所去!」面對他這副橫蠻樣,我也毫不示弱地回敬道:「陳主任,我希望你冷靜,如果你認為我們的報道有冒犯的地方,我們可以法庭見的;如果你真的想把我送到派出所,那麼請你現在就打電話報警吧!」    
    見我不吃他那一套,這位滿頭大汗的陳主任氣得直喘粗氣,半天不說話了。當我問陳主任,都市報的報道在哪些方面憑空捏造時,陳氣呼呼地責問道:「你在報紙上說我校連一台電腦也沒有,這是真的嗎?我們學校有好幾台電腦,現在正在教室裡擺著呢!」這時,十幾個一直等候在門外面要向記者反映情況的學員聽到這句話,立即不約而同地在外面叫喊道:「那幾台電腦是前天晚上9點鐘才用車拉回來的,你不要再騙人了!」「你們是在看到報道後才特意這樣做秀的,以前從來就沒有什麼電腦……」陳又滿面通紅地拉開門,惱羞成怒地揮動著雙手好不容易將學生趕開,然後又急急地回過頭來對我說:「告訴你,我們的電腦一直存放在倉庫裡,要等到11月份才拿出來讓學員學習……」    
    這時,門外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打門聲,陳和兩名保安氣得猛地拉開門,正要發火,卻是幾位來自外地的學員家長。其中的一位甘先生說,他是特意為兒子過來要求學校退款的。陳主任先是不讓他們進來,但見對方態度堅決,只好說,「你們做家長的要明辨是非,那報道是人家瞎寫的,你不要相信麼。好好,我們正在開會,你等下進來吧,有話好商量……」。但甘先生使勁把著門,堅決要求退款,並當著大家的面質問陳:「你們在廣告上說,如果發現你們的教學質量低於省內同類電子學校,則賠償學員一切經濟損失。你們學校質量太差,《南方都市報》都曝了光,你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你們到現在為何還不退款?」    
    面紅耳赤的陳氣得回過頭來,惡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然後反問道:「你有沒有搞錯呀?你憑什麼說我們質量差?」說到這裡,陳趕緊讓校保安拿出一大疊材料說:「這都是歷屆學員和現在的優秀學員對本校師資和教師質量的讚美之詞,你們可以好好看看。」他又對記者和幾位家長說:「退款不是隨便可以的。無正當理由不退,有正當理由才退!」    
    我連忙追問道:「請問陳主任,何謂正當理由?何謂不正當理由呀?」。    
    陳乾脆硬著脖子說:「正當理由是:學生應徵入伍、生病,或國家指令性調動工作,生病的得有醫生證明才行。」    
    兩位學生家長當即回敬他說:「你們學校的環境污染太厲害了,吃的又不好,這麼大熱天連電扇都沒有,我們的孩子早就在這裡生病了,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出醫生證明……」說著,就從隨身攜帶的包裡掏出了各自的病歷來。陳哪還敢正眼去看,只是一味地保持沉默,半天不語。據學生們反映,前幾天,一位年已57歲的老學員因病要求退款無果,只好傷心離去。    
    陳所謂的不正當理由是:學生學習不認真,目的不明確`,朝思暮想,心猿意馬,無心學習。一位來自汕尾海豐的第99期學員李小敏當即質問他:「你知不知道我們學生為何無心學習?這裡條件實在太差!吃的不衛生,住的像牢房!這大熱天,我們打一壺開水還要收4角錢,一杯水要收1角錢,宿舍連風扇都沒有,又不准我們自己掏錢買,這樣的條件我們能有心學習嗎?」可陳主任不聽,當著我們兩位記者的面叫校保安硬拉小李出去。    
    陳說:「這主要是怕學生不適應集體生活要求退款。我們學校教學質量沒問題。就是不退!」    
    在我倆的正當交涉下,這位陳主任和學校的另一位負責人終於表示:他們會盡快處理好此事。當然,這個陳主任最終沒有把我們兩個「胡編亂造報道」的記者真的送到派出所去,臨走時態度己有所改變,還一再向記者解釋說:剛才攝像、拍照主要是為了留下資料,因為廣州的記者太多了……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32節 華才職校被迫退款(1)

    所幸的是,儘管當時遭受到校方有關人員的圍攻,但我和魏東沒有受到傷害,而且魏東的相機始終沒有離手,他當時搶拍的那些鏡頭都還保留著。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在頭版導讀和四版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我們在採訪華才職校時所遭受到的「禮遇」,同時還發了三幅校方有關人員圍攻記者並對記者強行拍照的圖片。我的這一系列報道,當即引起了廣州市有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那麼,這個華才職校到底是否具備社會力量辦學的條件呢?第二天,我電話採訪廣州市教育委員會社會力量辦學辦有關人士時,一位鄧先生告訴我說:由廣州市老工程師協會主辦的華才職業學校在辦學時,的確是由該辦頒發的許可證。但當時有關領導前往該校檢查其辦學條件時,發現他們辦學條件尚欠成熟,不太符合有關辦學標準,曾要求對方盡快改善辦學條件。一周前,曾有幾位學員前往市教委投訴華才職校的有關問題,早就引起他們的重視,當時一位負責此項工作的科長當即打電話到華才職校,要求退款給學員,但對方具體行動如何,他們目前不是很清楚。    
    相對教委部門模稜兩可的說法,廣東省工商部門、廣州市消委會及廣州市勞動部門則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明確地表明了他們對此事的態度。    
    9月10日下午,廣州市勞動局職業技能開發處主管社會辦學的何科長特意致電我說:廣州華才職校刊出的廣告有明顯的誤導作用,而且本身存在一定的欺騙性。就其「廠方支付學費」等有關問題,勞動部門曾多次追問校方是否確有其事,對方還編造種種事由應付。據我們事後調查,校方實際上強行要求所有入學的學員先行交納學費。就是畢業後,他們也從沒有實現這一諾言。他們這種作法已觸犯了有關法律和法規。何科長說,這家華才職校實際上是由廣州老工程師協會主辦的,學校有關辦學事宜是兩年前申報的,當時勞動部門只批准其設立3個月無線電維修班,經有關部門考查和審核,該校當時還不具備舉辦6個月無線電維修班必要的條件。但是,華才職校沒經政府部門同意,就擅自設立6個月班,且公然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面向社會廣為招生,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針對華才職校存在的問題,廣州市勞動局職業技能開發處社會辦學管理部門已於日前做出如下決定:1責令該校馬上撤除私自設立的6個月無線電維修班,並退還6個月班學員的有關費用;2華才職校既然在招生廣告上申明「廠方支付學費」,那麼勞動部門有權要求校方退還學員所交的學費;3對該校學生中目前所存在的意見,校方應妥善就地解決好;4勞動部門已要求該校迅速改善教學條件和學生的住宿條件,對思想素質較差的有關人員應進行處理,並要求該校將整頓方案盡快上報勞動部門審核。勞動部門將派出有關人員深入該校進行全面監督檢查。    
    何科長最後說:如果華才職校不按政府部門的要求辦事,還繼續利用廣告向社會招生的話,有關部門將暫停該校招收新學員,並停發有關證件,同時會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    
    廣州市勞動局有關人士也明確表示:華才職校的有關廣告存在著很大的欺騙性!該校在廣告說的所謂培訓技術人才是根本說不通的。因為他們所涉及的培訓內容是最初級的培訓,只有經過高技術培訓的人才,核查合格後,才會由勞動部門頒發高級技術證書。在考核高級證書前,首先得經過初級考核,獲取中級證書後,才有資格考高級證書,每個級別的考核,都有一定的規範和標準。他還指出,由於無線電維修技術是較綜合的一門技術,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學員根本不可能掌握。一般來說,勞動技術培訓的初級班,需要150個課時,校方還得有較好的教學設備和教員隊伍,並結合良好的辦學和實驗場地,但按照華才職校的條件和設備,目前根本難以保證初級培訓班的質量。    
    這位負責人指出,他們尚未審批過諸如華才職校所謂培訓高技術無線電維修人才的有關報告,根據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條例,華才的相關廣告應該經審批,收費得上報審批備案。最後,他表示,如果華才職校在勞動技術培訓方面存在有違法行為,他們將會按有關法規對其作出嚴肅處理,同時也會將校的不法行為移交給當地公安部門處理。    
    廣東省工商局消委會宣傳部的江副主任也嚴厲指出:原則上講,「社會力量辦學」性質的學校,是一種經營行為,因此應該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約束。這家學校在廣告中說:「學費進廠後從工資中扣」,但又說:「廠方支付學費」,而實際上,學員報名時校方就收取了費用,這實際上是一種虛假廣告誤導消費者的行為,也可以說是一種欺詐行為,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9條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的規定。    
    廣州市消委會趙科長在接受採訪時也指出:華才職校方在發票上註明「本人同意一律不退款」,是不公平的,也是無效的,損害了消費者利益。如果協商不成,學員們完全有理由去法院起訴校方。


第四章 臥底揭開華才職校騙局第33節 華才職校被迫退款(2)

    針對華才職校以招生為名欺騙眾多學員血汗錢的事,我不顧來自各方的壓力,連續發表了十幾篇有關此事的獨家報道,在《南方都市報》的輿論監督及眾多學員和部分家長的強烈要求下,9月10日,這家廣州華才職校迫不得已,終於答應退學退款,前後有幾十名名學員辦理了退學手續,獲得了部分退款。    
    從9月1日起,我連續多天披露華才職校的有關問題,並最終使有關關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好的反響。報紙在靠近華才職校不遠的天河棠東的一個代銷點,那幾日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候尚未上市的《南方都市報》。由於每天的報紙一到就被人搶光,以致還有的學員特意乘車到市內的天河區售報點或到本報編輯部求購報紙。在有關部門的關注下,該校第100期、101期和102期的6個月維修班的學員共10多人已獲准退學,同時也得到了部分退款。臨回家前,這些學員紛紛致電報社,感謝《南方都市報》對他們的關心和支持。同時,那些滿懷感激的學員紛紛給我寫來了感謝信。    
    儘管還是有相當部分學員的退學要求被校方拒絕,但由於廣東省和廣州市有關主管部門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對華才職校進行了大力整改,使得其他的還在校內學習的學員利益得到了保障,他們的學習條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但每個宿舍裡安上了電扇,學校每天還免費為學員提供開水,他們的伙食也得到了改善。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在揭露華才職校騙局期間,我就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壓力,經常有電話來威脅我。但更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最大的壓力卻是來自報社的內部。因為這家華才職校是一些很有來頭的老幹部為了搞創收與人合作辦的,聽說他們也賺了不少錢。為了賺更多的錢,他們抓住一些人相信刊登在報紙上的廣告的心理,大肆做一些誇大其辭的甚至是虛假的廣告,就在他們做著發財夢的時候,沒想到卻被我這個多管閒事的小記者給壞了好事,於是不甘罷休的他們就四處活動,想方設法整我。    
    就在這個9月底,也就是中秋節前夕,幾個創辦華才職校的老幹部手持列舉了我的眾多「罪狀」的告狀信,特意跑到南方日報社來告我的黑狀,要我當面向校方賠禮道歉,被我嚴詞拒絕。後來對方又幾次三番地找到報社,要求處理我,同時揚言要將我告上法庭。而令我心寒的是,某位主管領導還真的想趁機處理我。因為當初我進入《南方都市報》時,這位領導根本就不同意,因為我平時不愛拍他的馬屁。他總是挑我的毛病,說我只是一個退伍兵,根本沒有任何學歷,又沒什麼新聞採訪經驗,還老是給報社惹是生非。幸而,當時負責採訪部工作的副主編朱德付設法保護了我。在校方告我黑狀時,朱德付特意找我瞭解當時的有關採訪情況,經過一番認真的調查和瞭解,他確信我是清白的,於是就設法頂了回去。朱對那位主管領導說:石野是我親自招進來的,他的確沒有高校文憑,也沒什麼新聞採訪經驗,但這小伙子有一般的年輕人所缺乏的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就看好他。他現在已是成熟的記者了,每月的發稿量都排在前幾名,他的許多報道社會反響相當好。他的成績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朱德付的大力保護下,我終於保住了飯碗。當然這只是暫時的,兩年後,當身為副主編的朱德付突然被「調離」《南方都市報》後,我還是被某個視我為眼中釘的領導,以「採訪祈福新村血案失實」為借口,終於將我「開」掉。當然,這是後話了。    
    儘管在以後的新聞生涯中,我曾先後四次歷經死裡逃生,數次遭受到黑惡分子的威脅,遭人誣蔑和陷害,幾次被迫走上法庭與採訪對像展開訴訟之戰,做過原告也做過被告,同時還被迫進行刑事自訴,但是,從真正的意義上講,這次暗訪華才職校的經歷,可以算得上是我這十年政法記者生涯中一個良好的開端。如此說來,華才職校的採訪經歷和事後遭受到的壓力,在我的記者生涯中,也是富有紀念意義的。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4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1)

    披露了廣州華才職校有關騙局後,我又做過一系列社會反響較大的社會新聞,從而在人才濟濟的都市報立下了足。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期間,我曾採訪過數起有關保安員違法亂紀事件,在社會上產生過較大反響的有:「獵德村治安員持槍銬人」、「獵德村治安員深夜破門查證」、「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事件」、「深圳保安員圍攻巡警」、「深夜查房嚇死打工妹」等。其中,我獨家策劃並深入採訪的廣州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傷無辜市民黎世冬的惡性事件,使我在羊城的新聞事業陡地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我採訪其中黑幕時所遭受到的一系列的危險,更令我至今想起來毛骨悚然。    
    1997年12月9日凌晨2時許,在天河區梅花園紅旗站綜合市場附近一家「大家樂餐廳」的大排檔門前,36歲的黎世東和工友李興旺、謝景明吃完夜宵正準備結賬時,忽然聽到鄰桌那伙圍著吃火鍋的七八人當中有人大喊老闆快來給火鍋加水,他們叫了幾聲不見人來,竟端起火鍋扔到地上,接著又一腳將桌子掀翻,準備揚長而去。緊挨著他們桌子坐的黎世東身上被滾燙的油湯弄髒了,這個生性耿直的漢子當即忍不住嚷了一句:「你們身為治安員,吃了東西也不給錢……」話音剛落,兩個身著迷彩服的正欲對老闆發火的人立即衝上前來毆打黎,其餘的人紛紛操起碗碟、椅子甚至小煤氣罐等「武器」,圍住三人一陣猛打。黎顧不得傷痛,趕緊向對方道歉並求饒道:「真對不起,都怪我說錯了話,請不要打他們兩個……」這夥人毫不理睬,在將李、謝二人打得跪在油湯四溢的地上後,又對黎一陣猛打。一個穿制服的用皮鞋踩著黎世東的頸部,另幾人用碗、碟、椅狠擊他的胸部、下身。四周圍觀的人見是當地的治安員在打人,沒有一人敢上前勸止。    
    然後,這幾個人又逼著渾身是血的黎世冬寫下了一張帶血的字據後,又當著圍觀者的面從黎身上掏出了一沓百元人民幣,並從中抽出一疊說:「你砸壞了人家的東西,現在拿出500元賠償損失!」但事後,黎卻發現身上不見了1700多元現金,左手戴的一枚金戒指也不見了。餐廳的桌椅、碗碟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直到凌晨3時許,這夥人(其中兩人著迷彩服,兩人穿無警號警徽的制服,手中還拿著對講機)才悻悻地開著一輛車牌號為粵A-26410、車頭前印有「銀河」字樣的五十鈴農用車,在圍觀者驚異的目光中揚長而去。    
    黎世東被送至附近的白雲區醫院後經搶救脫險,經診斷,其頭部嚴重受傷,並伴有較嚴重的腦震盪,腦後幾處有破裂傷口;胸肺嚴重挫傷,呼吸困難;門牙脫落4顆,無法飲食;睪丸嚴重挫傷、無法排尿;手足難動。李、謝二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傷。    
    案發後,當事人單位即向天河光華街派出所報案,但一直沒有一個答案。    
    12月17日,當我和攝影記者黃皓及《新聞人物報》記者劉華來到白雲區醫院採訪了傷者黎世東後。次日下午,我和劉華又來到事發現場,採訪當時的有關目擊者。令我們沒想到的是,這些人一聽說是採訪治安員打人之事,不是避而不談,就是四處躲藏,有的人還好心的勸告記者最好不要再問這件事。    
    當天下午4時45分,我和劉華前往銀河村治保會瞭解治安員打人事件時,一位胖胖的中年人站在治保會門前大聲地阻擋記者上前,並耀武揚威地說:「我們治安隊員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打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們不接受採訪!」另一位聞訊趕來的青年人也說:「打架是很正常的,不能都說治安隊員不對。」    
    當我們問及有關車牌號碼是否治保會車輛時,對方搖頭不語,那中年人說:「不要在這裡再囉嗦了,有本事你們儘管查去!」    
    第二天下午,我和劉華又特意來到事發地的光華鎮派出所採訪有關此案的處理情況。直等到晚上6時許,我們才獲准進入。一位姓曾的民警得知記者來意後說:「這件事我們已查清楚了,但具體情況我們得經過上面有關部門的同意,才能公開。」隨同前往瞭解案情的受傷者黎世東的兩位領導忙說:「我們報案已經好幾天了,現在特意過來瞭解有關情況。」但此警官支吾著不說話。    
    過了一會,旁邊一位年輕幹警說:「治安員打人是不對的。此事我們希望雙方都能妥善地協商處理好。」黎的上司表示同意,同時要求派出所讓對方過來共同協商賠償事宜。誰知,正在此時,一名40餘歲的中年民警(未佩戴警號)突然氣勢洶洶地沖記者喝道:「你們這是沒事找事幹!不要在這裡影響我們辦公!」    
    這位警察還明目張膽地說:「我們才不怕你們向公安部門反映,在這個地方,我們說了算!」說罷,惡言粗語地將記者一行拒之門外。    
    經過幾天的艱難採訪後,1997年12月17日,我在《南方都市報》頭版頭條以近一整版的篇幅,以總標題為《吃霸王飯 打無辜人》,小標題分別為《目擊者:不要問這件事》、《治保會:我們不接受採訪》、《派出所:三種態度》,以公正、客觀而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詳細地披露了12月9日凌晨這起惡性事件;同時,我還披露了這一令人髮指的事件發生後,有關主管部門冷漠甚至是蠻橫無理的態度,以及受害人黎世東上告無門的情況。在報道顯著位置,特意配發了一幅黃皓所拍的大照片,上面被打重傷的受害人黎世東躺在病床上依賴妻子餵食的鏡頭。    
    報紙上市後,在羊城激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無良保安的惡行激起了讀者們的公憤。眾多讀者強烈指責治安員的暴行,並呼籲有關部門應依法嚴懲。從當天上午開始,眾多讀者或致電、或傳真、或親臨報社,強烈指責治安員的暴行,並呼籲有關部門應依法嚴懲違法亂紀的治安員。這天,我和編輯部同仁先後接聽了一百多位熱心讀者打來的電話,收到多份傳真,並接待了多位來訪讀者。    
    讀者們除了用電話和傳真等方式對無良保安的惡行表示痛恨,對記者表示聲援外,更有眾多讀者從不同的地方向我發出了一封封的來信,我先後收到各地讀者來信達一百封。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5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2)

    1997年12月26日,沙河街保安員顏學東先後兩次給我和報社來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我看到記者石野以實事求是、公正、不怕種種威脅,連續報道了銀河村治安員毆打無辜者事件後很受感動,石野記者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讚揚。    
    1997年12月22日,佛山市幾家律師事務所的幾名律師寫來了一封聯名信,他們寫道:正義的人們實在不願看到這些惡人逍遙法外。我們希望黎世東向法院起訴,我們將聯合全省律師為他提供法律援助。同時他們對我的義舉給予了聲援。    
    一位寄自深圳的小吳讀者寫道:石野先生,讀了您關於治安員打人的系列報道後,好像有很多話向您說,您是記者中最令人佩服的人。    
    銀河村治安員的惡行,不僅在地方百姓激起了公憤,也在駐穗部隊中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一些部隊官兵和法學專家紛紛以不同方式對惡治安員的暴行給予了譴責。    
    基於社會各界對此事的反響,從12月23日起,《南方都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不惜以較大的版面,分別以《無良保安激起公憤》、《不處理不足以平民憤》和《我為你們鼓掌》等為題,相繼發表後續報道。    
    12月21日,主編關健特意寫了篇題為《有恃無恐》的評論文章,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他不僅披露了這些治安員藉著執法的幌子,做起了百姓頭上的土皇帝之實,而且中肯地分析了對方之所以如此囂張地執法犯法,主要是因為地方有關部門對其督管不嚴。此文既表明了他本人對此事的態度,亦表明了整個《南方都市報》的嚴正立場。    
    我的報道終於引起天河區公安局的有關領導及興華街派出所的高度重視。與此同時,態度一直蠻橫的銀河村治保會在巨大的社會壓力面前,終於也坐不住了,他們開始有了動靜。    
    12月22日上午,銀河村治保會的兩名負責人在天河區興華街派出所3名民警陪同下,第一次前往白雲區人民醫院,慰問躺在病床上的黎世東。警方表示:一定要早日破案,給傷者一個滿意的結果。為首的有關警官稱,治安員打人是不對的。經過警方的大力偵查,目前打人兇手已基本查清楚。他還向黎世東及其家屬解釋說,派出所辦案有個調查取證的過程。    
    銀河村治保會有關負責人也誠懇地向黎世東致了歉意,並說治安隊員打人是百分之百不對,他們今後一定引以為戒。    
    當派出所及銀河治安會有關負責人向黎世東徵求有關意見時,傷熱依然嚴重的黎世東強烈要求公安部門秉公執法,依照有關法律嚴肅處理打人兇手;要求對方賠償其醫藥費、誤工費等有關費用,並要求追回其被搶去的1700多元現金及金戒指。    
    當天夜晚10時許,負責處理黎世東一案的興華街派出所有關警官特意致電我說:感謝新聞界對此事的關注,派出所一定會給傷者一個滿意的答覆。他稱,該案案情極為複雜,派出所經過多日認真偵查,已掌握了有關情況。得等待法醫對黎世東等3人的傷情作全面鑒定後,警方再根據受害者傷勢的嚴重程度,對當事人做出處罰。    
    接著,此警官請求我這個記者出面幫助調解此事,多做黎世東的思想工作,最好讓治保會方面多賠償一些錢,讓黎多得些實惠的東西,這對他本人及家庭均有好處。最後,他一再要求記者不要報道此類事件,以免影響不好。    
    我的連續報道,也引起了天河公安部門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12月25日,天河區公安分局的有關領導對此事明確表明了他們的態度:迅速破獲此案,依法嚴懲行兇者!    
    但是,我還是無法輕鬆,來自各方的壓力像大山一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隨後而至的種種威脅更令我提心吊膽。     
    在受到社會各界及眾多熱心讀者的大力支持的同時,從報道見報的第二天起,我也開始不斷收到匿名電話的騷擾、恐嚇及威脅。    
    次日上午,有一青年男子以匿名方式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語氣極其不友善:「別以為你們這些臭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你們不就是會寫幾篇沒人看的爛文章嗎?我今天只是好心提醒你,識相的別再提治安員的事兒,再不要報道這件事了,否則叫你後悔也來不及!」    
    說著,對方「啪」一聲掛上了電話。    
    隨後,一操蹩腳普通話、滿口粵語腔的中年男子氣呼呼地在電話裡叫道:「你們記者當時又不在現場,誰能證實治安員打人?就是打了又能怎麼樣?你們亂寫亂說是要付出代價的!」稍後,另一男子在電話裡再三對我循循善誘,請我不要聽信一面之詞,並徵詢我能否按其意思做些正面報道,聲稱願意支付所謂勞務費。我拒絕,追問對方是何人,誰想,該男子不陰不陽丟下一句「×佬,我是經常殺人的,最近正好手癢癢!」然後啪一聲扔掉了話筒。    
    第三天,又有一個粗聲大氣的男人在電話裡對我吼道:「你這個小記者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誰敢跟我們過不去?《南方日報》又算××!我們早聽說你是騎單車的,修理你還不如捏死只蛤蟆?有膽你就再給老子繼續寫下去,老子先砍你一雙手,叫你一輩子寫不成東西,再砍一雙腳,叫你想爬也爬不成……」    
    當天夜晚8時許,我與一位同事正在看稿子,桌上電話驟響,我剛拿起話筒,裡面不緊不慢傳來一個男性低沉的聲音:「我要找石野——」我以為是讀者,於是很客氣地答道:「我就是石野,請問你……」    
    誰知,對方突然破口大罵:「聽說你小子很牛×呀?老子跟你說,買你人頭老子上不封頂!最多30萬,就叫你腦袋搬家!」    
    報社的一些熱心同仁聞之此事後,也不禁氣憤地譴責對方是齷齪小人,只敢躲在暗處叫囂。後來,我應報社領導要求,如實寫了篇新聞稿,但由於種種原因,編輯部並未將我原文照登,而是刪去了相當一部分,終以《匿名電話威脅記者毫不懼怕》為題,發表在1998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報》的頭版顯著位置。    
    有人公然威脅我的報道見報後,又一次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眾多讀者紛紛以各種方式對我表示聲援。尤其令我感動的是,當天下午,駐穗某部一群官兵從軍營發給主編一份傳真,對我表示聲援:    
    《南方都市報》主編先生:    
    貴報自12月20日以較大篇幅連續報道了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之事後,在讀者群中引起較大反響。我們非常感謝石野記者不畏強暴,敢為民執言仗義的大無畏的精神。因為這篇報道,我們喜歡上了《南方都市報》;因為石野先生的勇敢,我們愛上了都市報。石野先生這樣有正義的記者,如果有社會敗類膽敢侵害他,我們一群官兵,將全力以赴保護他。向石野先生致以崇高的軍禮!    
    同時,通過這件事的報道,我們已自費訂了近十份都市報。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6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3)

    看到了來自軍營的聲援,我心潮起伏,激動不已!當天下午,廣東省武警部隊兩位不願意留下姓名的戰士,用他們極為微薄的津貼費,為我購買了一大箱水果,特意送到報社來,以對我表示慰問與敬意。這些來自綠色軍營的支持,怎不叫我沒齒難忘?我曾是他們中的一員,在我心中,這些樸實可愛的戰士,永遠永遠是我最忠誠的兄弟和戰友啊!    
    1998年1月2日,銀河村一群村民送來一封至關重要的舉報信。信很短,但他們以現場目擊者的身份,將那些參與打人的所有治安員姓名與背景特意向我舉報,後來此信發表在1998年1月5日的專題新聞上,題為《何人無法無天證人提供姓名》。    
    關於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及其後一系列相關報道,不僅在廣州地區激起陣陣反響熱潮,同時波及香港、澳門、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圈,當地華文報紙也紛紛轉載。    
    12月中旬一日,泰國惠來同鄉會總幹事、泰國惠來青年公會組委謝崇通先生從海外回到廣州探親時,讀到相關報道後,深感氣憤。當天上午,他特意致電我,對我的義舉表示聲援。12月25日,當謝先生獲悉銀河村打人事件不僅沒有得到妥善解決,而且作為報道此事的新聞記者,我的人身安全已深受威脅時,極富正義感的謝先生當即拍案而起:「石先生,你根本不要怕,全社會都會支持你,我們這些海外愛國僑胞們更要支持你!」    
    這位義憤填膺的僑胞向我表示,他將出面向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廣東籍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海外僑胞發出號召,以我採寫銀河村事件而有可能遭到的意外情況為範本,以我個人名譽為保證,集資成立以《南方都市報》為中心點的國內首家「新聞記者見義勇為基金會」,募來的金額全部用以獎勵那些不畏暴力強權、堅守職業道德的廣東新聞記者。    
    關於此事,同事曾華鋒經過採訪後,在1998年1月5日《南方都市報》頭版的顯著位置,以「本報記者」為名,發表了一篇題為《本報一則追蹤報道引發僑胞設立基金》的報道。    
    謝先生提議設立「新聞記者見義勇為基金會」一舉令我由衷歡欣,這在國內史無前例,雖然其操作或許不易,然而一旦順利實施,我相信,廣東記者們將更勇於說實話。人間正道是滄桑。我願意以我個人的名義,給我視正義與良知為生命的同行兄弟姐妹們平添些許保障,減少他們的後顧之憂。但令我遺憾的是,當我將此事上報報社後,由於各種原因最後沒能成功。    
    儘管有關恐嚇電話經常接到,但我每天還是堅出門採訪。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在此後不久,我先是在南方日報社附近的五羊新城遭受到一位彪形大漢的攔路威脅和恐嚇,接著在隨後的一個午夜,我騎自行車路過廣州大橋時,竟然又會遭受到三個傢伙刀棒亂的圍截,最後被迫從珠江大橋跳入濁浪滔滔的珠江水逃生。有關詳情,已在我的第一本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中有較為詳盡的記錄,在此不再重複。    
    在我堅持不懈的跟蹤報道下,在南方都市報和社會各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在廣大讀者的強烈呼籲下,銀河村治保會終於承認打人兇手系治安員所為,並再三向世東等人致歉。與此同時,興華派出所亦通過不同方式讓傷者指認兇手,並表示一定及時嚴懲有關責任人。    
    我對銀河村事件長達十多天的跟蹤報道,社會反響極為強烈,這種聲勢《南方都市報》是史無前例的;同時,在廣州地區能用如此大的聲勢,用如此長的時間,不惜用這麼多版面報道治安員違法事件,也是聞所未聞的事。    
    雖然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已於《南方都市報》上持續刊載了十幾天,銀河村治保會也迫於壓力終於承認錯誤並道歉,有關主管部門也表明態度採取了行動,但那幾名打人兇手還是沒有落入法網,而且受害人的損失也未得到相應賠償。就在這個時候,報社的幾位領導認為《南方都市報》有關此事的報道已持續了這麼多天,社會反響極為強烈,各地讀者的強烈的反映更是大振人心。李民英、關健、程益中及任天陽等有關領導經過研究,決定再作一次集中的報道,以對此事做個總結。同時,對於一家剛走上市場的都市類報紙來說,抓住這樣一宗獨家的而又能引人注目的好新聞,不但能在社會公眾和各地讀者面前擴大社會影響,而且更能大大提高報紙的良好形象,說得通俗一點,那就是能趁機對自己的報紙進行一番炒作。    
    1998年1月4日下午,經過商量,編輯部整理出社會各界讀者關於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的大量來信和情況反映,決定盡快做成一個專題。    
    這天晚上,我又接到幾個恐嚇電話,忍無可忍之餘,我當即向主編關健提出建議:在發專題的同時,請把我的照片也刊登出來?現在不是總有人要買我的人頭嗎?他們不是老在報社門口向保安打聽我的長相嗎?那麼這次,就乾脆把我的人頭'懸掛'在咱們的報紙上吧,誰敢要,就讓他們儘管來取吧!當時,有領導認為這樣做太冒險了,稱本來對方不認識你,如果這個節骨眼兒上你卻把照片亮相讓所有仇家看清楚,豈不是給他們提供便利?    
    我主意已定,坦然地向關心我的領導表示:如果真的有人要來報復我,我是很難躲開的。與其這樣躲躲閃閃,還不如我表明立場,通過自己的報紙,正式向天下所有不法之徒宣戰!    
    第二天,即1月5日,《南方都市報》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發了同事曾華鋒以「本報記者」之名、題為《本報一則報道引發僑胞設立基金》的報道。編輯部同時在此文的後面對第六版的相關專題報道作了導讀。在當日的第六版,編輯部用整版作了此次新聞專題報道,以《保安員違法事件備受百姓關注》為總標題,以「本報《吃霸王飯打無辜人》追蹤報道反映強烈」為副題,就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之事,發表了七封各地讀者對此事的強烈反響的來信,分別以《媒介要敢於向邪惡勢力開火》、《清理保安敗類刻不容緩》、《何人無法無天證人提供姓名》、《官兵支持本報激濁揚清》等小標題,發表了駐穗部隊官兵、沙河街保安員顏學東、銀河村村民向記者的舉報打人兇手的來信以及署名為「佛山全體正義律師」等有關讀者的來函來信。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7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4)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一整版報紙的右面,不但刊發了我在這一晚臨時花了半個多小時趕寫出來的一篇有關此事的採訪後記,同時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    
    眾多讀者早已從相關報道瞭解到我當時身處受人威脅追殺之境,現在又見我將自己的照片如此赫然刊登在報紙上,不由紛紛來電表示驚訝與慰問:早就有人在找你麻煩想讓你消失了,你現在卻讓自己在全社會曝光,難道真的不怕他們對你下毒手嗎?我的這種冒險做法,更使那些一直關心我的朋友們為我大捏一把汗,心懸到嗓子眼兒,責備我不該如此冒險。我的斗膽之舉,在社會上又一次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熱心的同事們更為我的行為捏了一把汗。在報紙上市的第二天,攝影記者王景春(現已調入《南方週末》)特意來到我辦公室,用手指著我的腦袋驚歎道:「我說石野呀,現在四處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居然還把自己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你真是一個不怕死的記者!」    
    其實,說句心裡話,不是我不怕死,我也是血肉之身,我其實並不是一個不怕死之人。但不是任何時候我都會想到怕死而畏手畏尾。我想世界上還沒有真正不怕死的人,主要是看他如何面對死亡。話說回來,「怕」又有什麼用?除了嚇唬自己,難道恨我入骨的對方會因我的示弱而網開一面,放你一馬嗎?    
    作為一名行使輿論監督的新聞記者,當你聽到僅僅因為一句公道話即招來一夥人暴打,並打至遍體鱗傷仍被迫跪地爬行的淒慘情形時,你能無動於衷嗎?你的良心能安靜下來嗎?如果不敢對那些知法犯的法頑劣之徒予以曝光,那麼還能叫做輿論監督嗎?    
    歸根結底,一個新聞記者平時手中的筆應該怎麼寫,寫什麼,平時敢不敢為弱勢群體執言仗義,自己敢不敢為老百姓說真話,不僅僅局限於其敢闖敢幹,不僅表現於其怕不怕死,而主要取決於他身上是否有一股浩然正氣。一句話,這個記者是否具有正義感。    
    關於記者的正義感,在同一天,我以《記者的正義感》為題,在1998年1月5日的《南方都市報》的第六版,附在照片後寫了一篇採訪後記,全文如下——    
    記得去年11月29日,福州一位叫顧偉的青年記者因連續披露了該市一種叫「老虎機」的賭博電子遊戲機事宜後,使當地有關部門及時對之整頓取締,從而斷絕了「老虎們」的財路,結果作者遭受以黑槍警告,使具有正義感的顧偉成為眾所稱道的「打虎記者」。與此相隔不足一月時間,我經深入採訪,連續跟蹤報道了廣州天河區銀河村一夥治安員吃霸王飯毒打無辜市民黎世東及其兩名同事的文章後,在廣大讀者中激起了強烈反響,我深深地感受到來自各界讀者們的厚愛和支持的同時,亦如顧偉一樣,幾次遭受到「有關人士」的辱罵、恐嚇和威脅。    
    其實,類似此樣的事,對於我來說,早已不是第一次。去年9月初,我因連續披露廣州華才職校以虛假廣告欺騙眾多學員學費後,不但受到來自有關方面的壓力和阻力,且在現場採訪時竟遭受到校方攝影、錄像的「禮遇」,對方還氣急敗壞地列舉了我的「罪狀」欲將我推上法庭,但終因他們理虧而悄然隱退。9月底,我與本報同仁魏東「斗膽」同日在《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同時披露了天河獵德村治安員因收取停車費竟然持槍捅人,並使用手銬非法銬人的事端後,次日亦即遭受匿名電話的辱罵和威脅。對這些躲藏在陰暗角落裡叫囂的小丑,我早已習以為常,總是一笑了之。    
    是的,記者不是手握大權的政府官員,我無權懲罰社會邪惡,亦無權處理百姓間的糾紛矛盾,但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尤其是一名政法線上的記者,我認為在具備良知的同時,自己身上首先就得有一股強烈的正義感,有一腔獨特的浩然正氣,這樣我才能夠更好履行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才能更真實地、公正地、客觀地及時反映老百姓的呼聲,以媒體的力量維護讀者們的正當權益。我相信,一家報社的記者如果能及時關注百姓疾苦,勇於反映百姓心聲,敢於揭露生活中的弊端和陰暗面,那麼,這家報紙一定會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喜愛。    
    如果把記者手中的筆當作一桿槍,那麼,我的每一個文字便是一粒粒子彈,作為一名特殊的持槍者,只要見到生活中的真善美,我會為之朝天鳴槍叫好;對社會中的假醜惡,無論條件多麼惡劣,處境多麼危險,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衝鋒陷陣,將正義的子彈,射向他們罪惡的心臟。    
    與顧偉遭受黑槍威脅一樣,銀河村治安員打人案情仍沒有突破性進展,但我們相信,在有關部門的監督下,在社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新年伊始,藉著虎年的春風,我向關心我的各位領導,向支持我的各界同仁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隨後,廣東省有關部門出台了《廣東省保安管理條例》。    
    1998年4月,天河區公安分局將銀河村9名行兇打人的治安員悉數抓獲歸案了。隨後,廣東省有關部門出台了《廣東省保安管理條例》。    
    1998年4月7日,就有關治安員打人賠償一事,銀河村治保會與黎世東在醫院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經雙方協商由銀河村一次性賠償黎世冬9萬元醫療費用,(其中已付1萬元),另8萬元於簽字後3天內一次支付,今後雙方互不追究任何責任及醫療費用。5天後,也就是1998年4月13日,銀河村治保會終於將8萬元賠償金送到了病床上的黎世東手上。    
    我跟蹤了大半年時間的廣州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一案,至此,終於塵埃落定。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8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5)

    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的跟蹤報道,在羊城新聞界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廣州社會各界的影響更是空前的。我這位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不但以敢為老百姓執言仗義而受到各界讀者的好評,以寫別人不敢寫的新聞而備受新聞界同行們的刮目相看,更受到了《南方都市報》同行們的讚歎。同時也得到了《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領導的好評。1997年底,時任《南方日報》社長的李孟煜在報社年終的表彰大會上曾當眾表揚了我,令我備受鼓舞。    
    1998年4月,《羊城晚報》旗下《新快報》創刊。由於在此之前我採寫的大量批評報道。雖然在廣大讀者群中激起了很大反響,但我的行為卻引起有關部門對我的責難,報社個別領導也對我頗有微詞,實行打擊和排擠。恰逢此時,《新快報》為了更好地與其他報紙競爭,正式向社會進行招兵買馬,同事曾華鋒和劉虹等人都先後加入了《羊城晚報》報業集團。身心疲憊的我此時也不由想換一個新的環境。在當時的《新快報》主編許挺裴等人的盛情邀請下,滿腹委屈的我向《南方都市報》委婉表達了辭職的意思。獲知我的意向後,幾位同事竟表示願與我一同前往《新快報》,共同進退。時為《南方日報》社委成員、負責分管《南方都市報》的李民英等領導再三挽留,找我單獨談話。雖然由於工作方面所遭受的一些不順利讓我有了壯志未酬的感慨,但當我面對報社領導們一番推心置腹的挽留之辭時,又不由深受感動了,同時更是念及《南方都市報》千千萬萬羊城讀者們對我一如既往的支持、鼓勵和信任,經過內心艱難的取捨,我終於決定繼續留在《南方都市報》。至今,我都在問我自己,當初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呢?如果在這個時候我離開了這家我提著腦袋奮鬥了三年之久的《南方都市報》的話,還會有以後的事情發生嗎?但不管怎樣,我是熱愛《南方都市報》的,畢竟我和那一批創業的年輕同事們一起,為之灑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而且還幾次為之差點兒將自己寶貴而又年輕的生命付出。我們與《南方都市報》一同成長,而我的人品和業績在同事們眼中有目共睹。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我曾多次向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那些因得不到工錢或遭受過各種不幸的外來工,伸出援手慷慨解囊,還曾多次拒絕過當事人的各類紅包。    
    有關這些情況,由《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黨委辦的《南方報人》,1998年4月28日第3版的「記者新風贊」欄目中,發表了曾與我一起在廣州王聖堂歷險的同事鄧世祥采寫的一篇名為《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的文章,全文如下——    
    本刊訊經《南方都市報》政法記者石野披露並得到解決的「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新聞背後有新聞,記者石野三次拒收受害人黎世東酬謝的紅包。    
    今年去年12月,石野曾連續披露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的過程。銀河村治安員於4月7日一次性賠償黎世東等人醫療費、誤工費及精神損失費共計9萬元整,其中黎世東獲有關損失賠償8萬元,謝景林、李興旺各獲賠償5000元,另外,涉嫌行兇打人的其中7名治安員被天河警方抓獲歸案。    
    4月21日,石野及時將處理結果采寫見報。見報當天晚上,黎世東一家人前往報社探望石野。為感謝石野,黎世東在獲賠的8萬元中,抽出1萬元給石野作「辛苦費」,被石野婉言拒絕。他對受害人說,為民仗義執言,是《南方都市報》的辦報方針,是黨報記者的責任。    
    據受害人黎世東介紹,他們全家都視石野為恩人,自從結識石野後,他們天天看《南方都市報》。黎先生坦承,他在醫院養傷期間,曾兩次委託其弟將裝有5000元的信封遞給石野,均遭石野退回。    
    石野說,作為一名記者,就應浩然正氣,自己取得的成績都與《南方都市報》的栽培與教育分不開的。    
    石野是海軍南海艦隊復員軍人。在《南方都市報》當記者一年多來,外出採訪總是騎著一輛破舊單車,吃苦耐勞,仗義執言,采寫了大批可讀性較強的社會新聞。    
    當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之事終於有了結果——那幾名行兇打人的治安員均依法受到法辦後,1998年4月底的一天,傷癒後的黎世東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將一面紅絨燙金字、上寫有「仗義執言」的錦旗送至《南方都市報》社。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當時因為我向報社提出了有關辭職之事,為了竭力挽留我,那天上午,李民英正在苦口婆心地勸我留下;當獲知黎世東此時正是特意為我送來大紅錦旗時,李興奮得滿面生輝:「我說石野呀,你看看,讀者都給予了你這麼高的評介,你怎麼還要走呢?要知道,這一切都離不開《南方都市報》呀?!」    
    我心裡默然了。    
    「仗義執言」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讓我在一瞬間濕了眼睛。是呵,雖然我曾受到這樣或那樣的不公平的待遇,但那些熱愛我的讀者們是如此的關愛我,我又有什麼理由不感到滿足呢?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9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1)

    在10年的政法記者生涯中,我曾多次暗訪過地下賭場、地下歌廳、黑惡窩點等危險場所,其中種種險象環生的景象使我今天想起來仍心有餘悸,感慨萬千。在我的臥底暗訪中,我曾經經歷過四次死裡逃生,而其中的廣州王聖堂的暗訪歷險中,我經歷了幾次性命攸關的時刻,成為我採訪生涯中最為驚心動魄的回憶……    
    而有關此次採訪的新聞線索,則是因為我獨家連續在《南方都市報》上披露了銀河村治安隊員「吃霸王飯,打傷無辜市民黎世東」後,讀者王正特意給我寫來舉報信。    
    1998年2月1日下午,曾在廣州白雲區礦泉街派出所保安的讀者王正(化名),滿懷信心地從他的山西老家給我發來了這封長達數千字的舉報信。    
    他在信中稱:位於廣州火車站附近的華南影都、省婦幼保健院一帶,活躍著多個有組織性的黑惡團伙。他們有內線、外線,作案手法很狡猾,有很高的反偵查能力,加之,他們用金錢和女色,不惜代價拉攏地方個別司法人員,萬一出事時,能幫助他們,所以很少落入法網。他們像一個組織嚴密的單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每天收入按比例分成。班子裡主要人物有老闆、經理、保安、打手、保姆和小姐。他們同時租有幾套房子,「做事」的房子一般租在瑤台、王聖堂、三元裡一帶,另一套租在棠下、新市、羅沖圍、石井、橫窖一帶,供他們住宿,因為這樣很安全,每天早上八至九點從郊區乘車到華南影都「上班」,下午五點「下班」回郊區住。    
    拉皮條的負責把客人送到房間後,找客人要幾十元小費就走了,接著客人與房內一小姐「做事」,床底下躲著一人乘機把客人衣服和包內的錢偷光。如被客人發現或者有的客人不想做要走時,小姐和床底下的人就拉住客人,故意大聲說話,這時門外的幾「保安」就破門而入,把客人打得跪地求饒,然後對之劫一空。有的人甚到被當場打死。    
    這些人心黑手狠,殺人如麻,他們已在這一帶活動了十多年,不知背下了多少人命案……    
    他說,這是他花半年時間才掌握到的內部情況和活動規律,這事如查到底,要牽連一串子人。為防不測,他的姓名、電話、住址請務必保密。    
    看完這封舉報信後,我頭皮不由一陣陣發麻,身上也打了幾個寒戰。像信中所提及的醜惡現象,僅僅通過這舉報的文字,就足以令我感到十分震驚。    
    我馬上與遠在山西的王正取得了聯繫,在向他特意表示感謝的同時,我還保證將有關情況向報社反映並盡快對此進行調查採訪。    
    第二天,我舉報信向當時的採訪部主任任天陽作了詳盡匯報,當即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任天陽認真看了幾遍,連連說道:「這可是一條不可多得的重大新聞線索!」他當即用大紅筆在此信第一頁頂端寫上了「重點線索」幾個字,隨後複印了好幾份,連同我的採訪計劃報告分別遞交給報社的幾位主要領導審閱,以便我盡快地進行採訪。由於此事重大,報社主編關健,《南方日報》社委會成員、當時負責主管《南方都市報》全面工作的李民英,《南方都市報》主管新聞的副主編程益中等幾位領導還特意將我們叫到會議室裡,對有關採訪進行了策劃,並決定成立一個以我為主的採訪組,由任天陽直接負責。    
    由於當時已臨近春節,像此類負面報道不大好發出來。直到1998年3月底,報社才決定對王聖堂的舉報事情實施行動。經過再次商討後,決定由我成立一個特別行動小組,報社特派攝影記者魏東配合,司機軒慧駕著採訪車同往,並負責聯絡工作;同時,報社還特意讓重返採訪部不久的同事鄧世祥一起配合我這次行動。    
    我們的行動最後敲定在1998年4月1日啟動。    
    以前我曾與同事深入客村立交橋一帶的黃色群落進行過暗訪,並進入到芳村地下賭場進行暗訪,但那是在公開場所,而且是在有線人作內應或從旁協助的情況下,隱瞞身份進行的。然而,今天的採訪,是在廣州地區社會治安最為混亂、案發率最高、最令人提心吊膽的地方,是殺人、搶劫、強姦、吸毒販毒等各類惡性案件的高發地,而且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夥已有多宗命案在身的窮凶極惡的亡命之徒。    
    在廣園西路的華南影都附近轉悠了一陣,已將近中午12時。我們一行四人就在王聖堂附近進了家「毛家菜館」。飯後,大家決定由司機開車帶著攝影記者近距離跟隨,多拍些照片。我和鄧世祥則下車步行,根據情況隨時調整暗訪計劃。    
    為了便於行動,我讓鄧世祥將手機和採訪包全部留在了車上,我則背上了採訪包。當然,此時的我做夢也沒有料到,這一無意識的建議,竟會為後來命懸一線的我們留了一條生路。    
    司機駕駛著採訪車將我和鄧世祥送至華南影都附近,車窗外到處張貼著剛剛榮獲奧斯卡大獎的美國大片《泰坦尼克號》的巨幅廣告,令人眼花繚亂。    
    臨下車時,我和鄧世祥伸出手與魏東、軒慧緊緊地握在一起,車廂方寸之間盈溢著同事信任與鼓勵的目光。大家最後重重一擊掌,互道珍重。    
    鄧世祥是河南新縣人,膚色白皙,衣著很新潮,平時總是全身名牌。他雖然比我年長一兩歲,但除身體微胖外,個頭與我相差無幾。而從外表看,我還要顯得比他大一點。他以前就是都市報的記者,後來因故被辭退,此次是他第二次進入都市報。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此次暗訪,我們成為了生死兄弟,但很快又成為生死冤家。有關詳情,請見後面章節。    
    我們經過商量,決定以表兄弟相互招呼,以便於相互掩護。由於鄧世祥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顯得文質彬彬,正好可以冒充一名大學生,而我則假稱為他的表哥,是一公司的工作人員。有了明確又不惹人注意的背景,我叮囑鄧世祥切忌不要相互喊對方的名字,更不要涉及與記者職業有關的話題,統一口徑。    
    當我們來到廣園西路的十字路口時,正好碰到幾個身著大紅色旗袍,肩披金色緞帶的漂亮小姐正在笑容可掬地向來來往往的路人散發廣告單。見到我們,一位小姐緊迎上前來,將兩份廣告單塞到我們手中。這是一份名為「華南沐足保健中心」的廣告紙,上面用大紅方框印了蠱惑性文字。神差鬼使地,這兩張廣告紙我們都沒有像以往一樣扔掉,居然一路伴隨我們深入虎穴狼窩,在關鍵時刻成為了我們的一根救命草。    
    13時24分許,我們來到華南影都門口,採訪車正在身後不遠處慢慢尾隨。在我們那輛子彈頭型採訪車裡,魏東正用長鏡頭抵著茶色玻璃窗,一路跟在我們背後隨時準備偷拍有關鏡頭。從車裡面可以清晰地將外界景物盡收眼底,而想要透過茶色玻璃望見裡面有人正在拍照是不可能的。隨後,魏東偷拍了一大疊歹徒在街頭拉客的照片,其中就有後來落網的「黑老大」與同夥在馬路邊的鏡頭。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0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2)

    剛走入這一片「紅燈區」,我們馬上就發現附近到處都是拉客女們晃來晃去的身影。隨著一陣嬉笑,我和鄧世祥立即成了一群畫著濃眉、嘴唇血紅的女人獵獲的目標。    
    我們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直在人群裡晃。不多久,一個塗脂抹粉、梳著兩根油光水滑的長辮子女人走上前來與我們搭訕。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們最終以30元帶路費與之成交。    
    見「生意」初步做成,雙辮女馬上面露笑顏,一邊滿口答應,一邊甩開大步向前帶路。一路上,身邊此起彼伏響著「要不要漂亮小姐,幾十元就可以開心個夠」的拉客聲不時在耳畔響起,似乎是在牲畜交易市場販賣騾馬。我強忍內心的厭惡,一邊與她周旋說話,一邊趁機觀察周圍的情況。    
    我們從華南影都出發,路經省婦幼醫院,很快來到那一塊高高聳立在街道邊,頗有氣勢的王聖堂牌坊前。王聖堂是一個村莊的名字,離此不到兩里遠,就是在清代抗英戰爭中聞名遐邇,早已載入中國近代史冊的三元裡村。但誰也不願相信,在這塊被先人熱血染紅過的地方,如今卻成為了藏污納垢的之所。    
    我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向四周掃了一眼,發現身後總有幾個神情詭異,鬼鬼祟祟的男人,不用說,這肯定是王正信中所說的「打手」和「保安」了。我們早就進入他們的視線,自然也就會成為他們盯梢的目標。    
    進入王聖堂牌坊前,我一邊趁機穩住雙辮女,一邊讓鄧世祥及時向報社告知了我們目前的進展和位置。    
    進入王聖堂後,我們穿過一個人來人往、嘈雜聲不絕於耳的集市場,向右轉了一個彎兒,拐進一條窄窄的小巷後,又鑽入一個交叉口。雙辮女領著我們拐進了另一條小巷,接著又七拐八拐,在一條極窄極窄的小巷深處,她忽然在一個陳舊的防盜門前站定後說:「這不就到了,怎麼樣?不算遠吧?」她一邊笑嘻嘻地說著,一邊從手提包裡掏出了一大串鑰匙,稀里嘩啦聽來格外刺耳。我們留意到,這銹跡斑斑的防盜門頂端一塊早被風雨腐蝕了顏色,上書「王聖堂某巷27號」字樣的門牌。    
    就在她拉開左側鐵門,示意我們入內時,突然,在我們的身後另一出租屋地下室虛掩的防盜鐵柵欄也「嘩啦」一聲被人粗暴拉開,一位身著黑衫、陰沉著臉的青年男子大搖大擺走了出來,掃了我們兩人一眼,隨後又轉過身去,一聲不吭地橫在那門口。    
    我心裡不由一沉,暗暗思忖:這人是誰?為何我們剛一來到此處,他就開門?為何他開了門後,又一聲不吭地橫在這門口?難道他是這個女人的同夥麼?如果他們是一夥的,那麼他們為什麼不相互打招呼?如果不是同夥,那麼這個神秘的傢伙為何用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看著我們呢?    
    我緊張地望了對方一眼,並趁機飛快地朝前後打量,心底倏地一緊:就在我四處偵察的一瞬間,突然發現前面小巷盡頭有兩個似曾相識的黑影在拐角處閃了一下,很快又不見了。    
    我明白,如果此時跨進這間殺機四伏的出租屋,必然凶多吉少!怎麼辦?是進是退?如果現在轉身逃跑的話,我們至少有一人能衝出去。但那樣一來,我們豈非前功盡棄,功敗垂成?既然接受了任務,我們就一定要全力以赴。但此時此刻,我又不可能開口說話,無法將想法告知鄧。當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我也看到了他的眼神驚疑不定,他也在等候著我拿主意。我故意裝著東張西望的樣子,看了腰間皮帶上的BP機顯示屏一眼,此時剛好是下午的2:40分。    
    雙辮女似乎也看透了我們的遲疑,忙訕訕地笑著:「快進去吧,兩位小老鄉。樓梯間的電燈壞了,小心碰著頭呀。」    
     我們兩人剛踏進去,只聽「嘩啦啦」一聲,對方已身手敏捷地將防盜門拉上,鎖了個結結實實。上到三樓,雙辮女拉開一個小鐵門推著我倆進去後,又手腳麻利地將門反鎖。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大客廳,大約二三十個平方米的面積。屋裡空空蕩蕩,連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都沒有!整個屋子裡安靜得令人窒息。就在此時,裡屋裡突然響起了BP機的呼叫聲音。按常理,一般BP機在接收到訊號時,如果沒有人為中止,應連響8至10聲,但剛才只響兩下,便不知被什麼人及時中斷了。毫無疑問,這屋子裡面肯定有埋伏,他們早已聽到了我們上樓的腳步聲,他們也沒料到攜帶的機子會在此時尖聲響起。很顯然,剛才對方為了不讓我們聽到機叫聲而趕緊人為地掐斷了。這裡面肯定是有人正手持BP機在等待外面的同夥傳送有客人到來的「佳音」。    
    危險就在眼前!此時要想退出去已經來不及了!我和鄧世祥同時用警惕的目光四處探尋:只見這客廳盡頭的右後面,有一個小門,那是連通客廳惟一的房間;房間小門的一角掛了塊與牆面顏色不易區分的破布簾,直垂到地板上。    
    雙辮女邊說著話,邊用手掀起了布簾,又敲了敲緊閉的房門,大聲叫道:「小妹,有客人來了,你準備好了沒有呀?」    
    門開了,雙辮女將我和鄧世祥一前一後朝裡一推。裡間的小房約有10多平方米,在我們的正前方是一個小窗戶,但早被木板和塑料布封得嚴嚴實實,一點風也不透。在窗戶的左側,還有一扇緊閉著的小木門,外面吊著一把很小的鎖。很顯然,這裡面還有一間小房子。右側靠牆壁擺放著一張單人小床,一個年輕女人坐在床邊上。一看到這張單人床,我的心不由地發毛起來。因為王正在他那封信中多次提到,這些可惡的傢伙,一般都躲藏在房間的床底下,以便伺機偷取床上客人的財物。坐在小床上的女人見我們進去後,立即站了起來。只見她年齡二十五六歲,身高約1.65米左右,身著無袖碎花的低領連衣裙,紮了根長長的馬尾巴。很顯然,這就是所謂的「小姐」了。此時,這女人見到了我倆也不說話,只是笑瞇瞇地輪番打量我們。大功告成的雙辮女要求我們先付給她領路費50元,再付給面前這位小姐小費80元。見我並不爽快,她伸過一隻汗津津的手來,伸向我的襯衫口袋,就要掏錢。我手一揮,說,「急什麼嘛,錢我們是一定會付的……」我再次飛快地環顧了這個小房間,尤其多看兩眼小床對面那令人疑竇叢生的掛有小鐵鎖的神秘小房。隨後我又將目光停在那張小床上。只見那上面有一張捲起來的被蓋,卻沒有枕頭,不像是有人在此睡覺的樣子。尤其令我膽戰心驚的是,眼前那鋪在小床上的髒兮兮的舊床單,很寬,有一大半直垂到地面,將那床底遮掩得嚴嚴實實。    
    此時,儘管我無法將那床單掀起來看看裡面到底是否有人,但眼睛一落到那兒,我的心緊張地怦怦直跳。直覺告訴我:這床下肯定埋伏有人!    
    這個時候,外面的兩張大門早已被兩把鐵鎖封閉住了,就是想逃也已經沒有退路了。眼下,我們只能靜觀事態的發展,然後才能想方設法盡快離開這個恐怖之地。為了驅逐心中的緊張,我故作輕鬆地問:「老鄉,你剛才在路上不是說有好多小姐讓我們挑選的嗎,怎麼這兒就只有一個小姐呀?我主要是帶我表弟出來見識一下的,現在我們有兩個人,這不太合適吧。」我故作不滿意地說,「這裡面太熱了,沒有其他地方嗎?再幫忙換個地方吧。我們要找小姐多一些的,這樣才有挑選的餘地。」雙辮女說:「我們剛才走了這麼遠的路,肯定有些熱了嘛!不過這兒就只有一個小姐,前面的屋子裡倒還有的是。等下,我可以帶一個人去。」    
    我又連連向鄧世祥使眼色,暗示他趕緊找借口離開,險情一觸即發!現在能出去一個就算一個,也好通風報信,否則我們兩個只有坐以待斃了!    
    心領神會的鄧世祥忙說:「大姐,你快點帶我出去再找一個吧。」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1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3)

    她一聽,居然很爽快地說了聲:「好吧,那你就把錢都交給我的妹妹吧。給誰都是一樣的。」這時,臉上有痘痘的獨辮女笑瞇瞇地開了口:「我先跟這位老闆聊聊,大姐,你就帶這位小表弟出去看一看吧。」    
    雙辮女連連答應,一把拉著鄧世祥的手退出房間。    
    「老闆,你怎麼半天不說話呀?往裡面坐一點麼。」雙辮女見我眼睛總是往門外看,伸出一隻手拉了我一把。一挨近,對方身上散發出一股廉價的面油和劣質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怪香,那刺鼻的怪味直往我鼻孔鑽來。我豎起耳朵,聽到鄧世祥和那女人已走出了大廳。    
    就在我正思忖著下一步該怎樣對付這年輕女人,如何順利走出這間小房時,突然,令人驚悸的事情發生了!只聽床對面那扇緊閉的小木門「嘎」的一聲響,那扇明明掛了把小鎖的門此時居然被人拉開了。在這安靜的房間裡,拉門聲顯得驚天動地!緊接著,從那不知深淺的小房中,接連跳出兩個氣勢洶洶的鐵塔壯漢。只見他們一個留著一頭雞窩亂髮,滿臉橫肉,蓄著八字鬍,膚色黝黑,上身一件青色絲綢短袖襯衫;另一個膚色較白,圓臉,塌鼻子上架著一副墨鏡,上身穿藍色「蘋果」牌襯衫。    
    更令我驚恐萬狀的是,他們每人手中竟都握著一把殺傷力較強的手槍。就在我張大嘴巴,還沒有回過神來時,他們早一個箭步衝到我面前,兩把黑森森的槍口左右開弓頂在了我的腦袋上,一齊怒聲喝道:    
    「不許動!快把你的槍給我交出來!否則,老子就一槍崩了你!」    
    兩把冷冰冰的槍用力戳在我的太陽穴上。我的頭皮一陣陣生疼,一股直透心骨的冷氣猛往我全身裡躥。汗水頃刻浸透了我的脊背。    
    槍支對於我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我面前這兩支槍,肯定是兩隻真槍!從那槍口口徑和槍筒來看,這種槍的性能好,殺傷力很大。面對著眼前這兩支槍,我的整個身心都被一種徹頭徹尾的驚恐完全籠罩住了!我的心差點飛出嗓子眼兒,顫聲叫起來:「我……我哪有槍……槍呀……」    
    「他媽的,你還敢裝蒜?你是幹什麼的?以為我們不知道?快把槍交出來!」    
    另一個傢伙朝那女人叫道:「你快搜他的那個黑包,看看裡面是否有槍!」接著,兩個傢伙一邊用槍頂著我的太陽穴,一邊各騰出一隻手,和那個女人一起,快速地在我腰間、上下衣服的衣袋亂抓一氣。同時,那女人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搶去我手裡的採訪包,一把拉開,雙手在裡面一陣亂摸。    
    他們為什麼懷疑我有槍?我的心臟突突突狂跳不止,奔騰的血液沖漲了我全身每個血管。我只好緊咬牙關,閉上眼睛,任他們在我身上亂抓亂摸。    
    見我單薄的身上並沒有什麼東西,這兩個傢伙又趕緊問那女人:「黑包有什麼?」那女人折騰了半天後說:「包裡也沒有槍,可能他不是公安局的,」    
    聽了那女人的話,我這才恍然大悟:這幾個傢伙以為我是公安局的。原來他們把我當成便衣警察了!    
    聽到我的採訪包裡也沒有什麼武器,這兩個傢伙頓時鬆了口氣,這才把槍收回。隨即,他們各騰出一隻手使勁地扭著我的胳膊,盯著我,連連喝問:「快說,你到底是幹什麼的?是誰派你來的?你來這兒幹什麼?」    
    我連忙辯解道:我是外地來打工的,現在一家公司裡上班,今天是特意陪我那位表弟出來玩玩。    
    他們半信半疑,再次惡狠狠地逼問我:「他媽的,你今天一上午都在華南影都轉來轉去東張西望,不是便衣是什麼?」    
    我歎口氣說:「找小姐這種事,既怕警察抓到,又怕熟人撞見,誰不擔心呀……」    
    見他們又用槍頂著我的太陽穴連逼問我,我只一口咬定:「我是做生意的。」    
    「剛才那個戴眼鏡的真是你表弟?他是幹什麼的?他媽的,還不趕快叫他上來?快叫他上來!否則,他走不出這大門就得躺在這屋子裡。」另一個也陰森森地怪笑道:「在我們這裡,是進來容易,出去可沒那麼容易!」    
    我又不由一驚,一時還沒有弄明白他們的葫蘆裡到底裝的是什麼藥,但我知道這伙亡命之徒,為了自保,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我也知道,我這位「表弟」平時嘴巴雖然很伶俐,但他根本受不了什麼驚嚇,萬一激怒對方,因懼怕風聲走漏而背後使暗槍,他不但逃不出魔掌,反而會不明不白在此丟掉性命。我此時惟一能做的就是將他叫上來,回到我身邊,兩個人配合或許還有生還的希望。    
    於是,我急急高喊:「表弟,表弟,你快上來!」外面兩道門都已上了鐵鎖,此時他們剛走出二樓那道門,快到大門口的鄧世祥自然不知道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聽到我的喊叫聲,當即應了一聲,然後又慌不迭地往回趕來。    
    聽到下面轉身的腳步聲,兩個殺氣騰騰的持槍歹徒又用手槍衝我眼前晃了幾下,一個狠狠搡我一把,另一個把槍口再次對準了我的心窩,壓低聲喝道:「先給我老老實實地好好呆著,否則就死路一條!」    
    接著,他們收起槍,對那小姐關照了聲:「你先看著他,等那戴眼鏡的上來後,你們自己搞掂!」    
    說罷,他們又朝我瞪了一眼,便迅速閃入對面那間小房子裡,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順著這響聲偷偷放眼望去,這才發現剛才那門鎖是松的,整個是裝飾品,乍一看去,誰能夠發覺這其中的奧秘?我至今也沒弄清楚,那裡面的小房中到底藏了幾個歹徒。    
    鄧世祥一邊喊著「表哥」,一邊拉開布簾小心翼翼地探頭進來,看到我雖然毫髮無傷,但是臉色難看極了,四肢僵硬地呆坐在床沿,弄不明白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場面,甚至還有些莫名其妙。是啊,不曾見到剛才那一幕絕處逢生的場面,哪能理會我大難不死的心情呢?「大哥,是你在喊我麼?你……沒什麼事吧?」鄧世祥見我臉色蒼白,半天不說話,也不由恐慌起來。「沒事,沒事,在我們這個地方還能出什麼事呀?」獨辮女笑嘻嘻的招呼鄧世祥坐下,一臉體恤和誠懇。鄧世祥雖然沒見我有大的異常,但他已警覺到事態有些不妙,用略為緊張的口吻提示我逃命:「這兒太熱了,我們還是先出去……透一下氣吧……」    
    我張了張嘴,正想用眼神暗示他此時的危險時,心有餘悸的我差點沒驚厥過去:就在鄧世祥的背後,就在他剛才進來的門口邊,突然從那掛著長溜布簾的房門外探進來一隻爬滿粗黑卷毛的手臂,緊接著,一個腦門上同樣爬滿粗黑卷毛的男人腦袋,像一隻烏龜頭樣,慢悠悠地伸了進來。又一張陌生面孔!只見來者年約二十五六歲,面孔瘦長,顴骨高聳,長著一副瘦長的馬臉,鷹鉤鼻上架一副墨鏡。見我發現了他,他乾脆悠閒地雙手叉腰靠在門旁,一隻腳蹺起來,用冷冰冰的目光直盯著我倆。    
    我有些失態地張大了嘴巴。鄧世祥見我一副吃驚的樣子,不由順著我的視線轉過頭往後一看,當他看到那個瘦高個男子時,慌忙對著裡面,也不知是問我,還是問那個女人。「他、他……他是誰?他是怎麼進……進……來的呀……」    
    這裡外緊鎖著兩道門的出租屋裡,突然不知從何處冒出一個像鬼魂一樣的男人來。驚恐不已的鄧世祥先是目瞪口呆,半天回不過神來,繼而不由慌亂起來。因為害怕,他的雙腳都軟了,人也矮下去一截。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2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4)

    獨辮女看到他緊張的模樣,狡黠地笑了笑,還不緊不慢地用安慰的口氣對鄧世祥介紹說:「別擔心呀,這是我的男朋友。」    
    她的話音未落,我忽然很明顯地感覺到坐著的床板底下有人在動,這次我馬上意識到將會有情況出現。果然,只見一把寒光閃閃的長刀先從床底下順著我的一隻腳後跟伸了出來,越伸越長。隨後,一個瘦個子男人從床底下呼的一下滾了出來。只見這傢伙來了個鷂子翻身彈跳起來,白光懷閃,刀尖便直抵我脖子上。我不由「啊」地發出一聲驚叫。天啊,看來這次真的只有死路一條了。我為自己的冒然闖入而後悔不迭。這傢伙高個頭,年約30歲,面龐清瘦,鼻上也特意戴了一副墨鏡,只不過他的下巴顯得出奇的尖。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的鄧世祥早嚇得魂飛魄散,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嘴裡也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叫:    
    「媽呀,這……這到底是咋回事呀……」    
    可能是由於太緊張的緣故吧,他見勢不妙,撒開腿就企圖往門外跑。當他剛低著頭從門口那傢伙伸在門框上的手臂底下衝到房門口,早就被守在門旁的那男人一伸手揪住了頭髮。只見這個傢伙一邊怒罵著,一邊順手朝他的左臉上「啪」的就是一巴掌,又朝他的小腹就是一腳,鄧世祥一下子癱在地上,渾身瑟瑟發抖,再也不敢動一下。    
    此時,我試圖想衝過去拉他一把,但我的腰部已被面前這個「尖下巴」那一柄長刀頂住了,哪還敢動一下。    
    「站好!不許亂動,小心老子先宰了你。」    
    那粗黑卷毛的傢伙抽出一把匕首,連推帶逼,像踢皮球一樣,把鄧世祥踢回了房間,推倒在床邊。    
    鄧世祥望著我,半天沒有愣過神來,好像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此時,我反而沒有原來那樣害怕。我雖然無法動彈,但還是不停地用眼光示意同伴不要過分緊張,要鎮靜。就在這時,對面那扇緊閉的房門又被猛地一下拉開,我一驚,以為又是剛才那兩個持槍的傢伙,誰知,這次竄出來的卻是另一個,這傢伙身高1.75米左右,40來歲,上身穿一件短袖黑色綢緞襯衫,下著一件黑色絲綢褲子,腳蹬一雙圓口黑布鞋,全身炭黑,那模樣,十足電影中30年代上海灘的黑社會老大。他的長相恐怕就更像位黑老大了,大臉正中央安置著只秤砣鼻,上唇留著一撮黑短鬍子,手中揮一柄長鋼刀,刀片厚而銳利,殺氣騰騰地衝了出來。來者與剛才那個從床底下鑽出來的男子一起,一左一右,兩刀相對,將我逼到床上坐下來。那位一直對我們笑瞇瞇的年輕女人,此時已不再是柔情萬分了,也不知她從何處抽出一把匕首,與剛才這兩個同夥一起,從背後拿刀尖直抵著我的後腰身。那個看守鄧世祥的「長馬臉」,一邊用尖刀頂著鄧世祥的咽喉,一邊氣勢洶洶地喝問道:    
    「快說!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不說就先宰了你!」    
    那個從床底下鑽出來的「尖下巴」,一手抓緊我的衣襟,一邊故意用手中那把長刀敲打著鐵質床沿,彭彭直響。他透過墨鏡射出兩道凶殘的光來,大聲向我質問道:「快說,不說實話就是死路一條!」     
    「我們今天是到附近辦事,路過這兒,才……」「……大哥,我……我們是……是……聽說這一帶的小姐長得漂亮,我們才……來……來的……」鄧世祥聽到我說話,也趕緊跟隨著說了一句。「去你媽的,誰問你話了?」「尖下巴」狠狠地瞪了鄧世祥一眼,又衝著他罵道,「你的身份證呢?快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否則,老子一刀砍死你!」    
    誰知,這傢伙一番面目猙獰的恐嚇,精神高度緊張的鄧世祥竟然信以為真了,他當即迅速撲倒,衝著門外狂呼了一聲救命,喊得聲嘶力竭,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一時竟將屋裡面幾個歹徒給震懾住了。「他媽的,快給老子閉嘴!你他媽的再喊一聲,老子一刀子捅了你!」守在門口的「長馬臉」慌忙一把揪住鄧世祥的衣領,用兩手卡著他的脖子,又一腳將他踩翻在地,啪啪地一連扇了他幾巴掌。那獨辮女見狀,也衝了上去,她竟有那麼大的力氣,將鄧世祥一把從地上提拎起來。先是短刀刀片在他臉上正一下反一下地拍,又比劃過他的喉嚨,說,「你給老娘放明白點,小心一刀叫你見閻王!」    
    誰想,鄧世祥的呼救聲竟又招來兩個人,從裡面那個小房間旋風般衝出,其中一個是剛才持槍威脅我的黑臉大漢,此時他手中只拿著一把鋒利的尖刀;另一個持刀的壯漢年約40歲,面頰異乎尋常突起,刀削樣的鼻子,膚色黝黑,鞋抽似的下巴,又方又尖,戴了副淺色墨鏡,滿臉凶相。只見他們走上前,一個把刀子頂在我的喉管上,一個把刀橫在鄧世祥胸膛,惡狠狠地在他的肚皮上踩了一腳,厲聲喝問道「他媽的,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快把你們的身份證拿出來!」說罷兩隻手飛快地在鄧世祥的全身搜索起來。不好,他們要求我們出示身份證!我的身份證這次雖然沒有帶出來,但我記得很清楚,我的記者證就在我的採訪包裡面,而鄧世祥的記者證就在他的身上,因為他沒有帶採訪包。如果在這個時候被他們發現,我們的麻煩就大了。我慌忙回答他們說:「我們都沒有帶身份證……我們今天只是路過這兒的……」就在這時,「尖下巴」的雙手在鄧世祥的褲子後面的衣袋裡摸到他的記者證,這傢伙當即吼道:「他媽的,這是什麼東西?快老實交待,不然就一刀捅了你!」幾位劫匪一齊打開記者證一看,不由大驚失色地叫起來:「啊!是記者證,他們是記者!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言畢,幾把尖刀齊刷刷地圍住了我倆。屋子裡的空氣陡地像凝固了一樣,寂靜得連掉下一根針也能聽得出來。    
    「快快殺了這個臭小子!他是記者,要是讓他活著出去,我們就完蛋了!」    
    「殺了他,快殺了他!」    
    兩把明晃晃的刀忽地直逼向早已近昏暈過去的鄧世祥的身體要害處,眼看我的這位生死同仁就要命赴黃泉。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拼著全身的力氣,猛地掙脫開身子,聲嘶力竭地突然大聲喊叫道:「你們千萬不要殺他,他不是記者!他不是記者!那個記者證是假的……」那舉刀的兩雙手剛一遲疑,我又趕緊大呼小叫道:「大哥,請你們千萬要高抬貴手,不要殺我的表弟!他根本不是什麼記者,那個記者證是假的,真的是假的呀!」我這一連串聲嘶力竭的慘叫,把這幾個歹徒一下子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們面面相覷互相丟著眼色,手中的長刀刀尖朝下了。    
    「什麼?這記者證是假的?你他媽的再說一遍?」    
    「快說!那上面明明還蓋有《南方都市報》的公章,還能有假嗎?你小子是不是想讓我們先送你去見閻王爺麼?」幾個傢伙一邊衝我咬牙切齒地叫罵著,一邊又使勁將我按倒在床上,使我也無法再動一下。我看到那兩把冷嗖嗖的尖刀對著鄧世祥喉管和胸部的,此時已經離開了,就知道剛才我的這一招起到了明顯的作用。於是我又不顧一切地喊道:「剛才我表弟那個記者證真的是假的,是我們花500元錢買來的。不信,我這兒還有一個,跟他的是同時買的。兩個假證一共花了我們1000元錢……」鄧世祥身上的記者證已經被搜出來了,我們的身份此時已暴露無遺了!眼下,他們肯定會繼續搜我的身和我的那只黑色採訪包。與其坐等他們搜身,還不如主動說出,這樣既能顯示出自己很主動配合他們,又能證實剛才所說話的真實性。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3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5)

    「黑老大」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果然,只聽黑老大叫了一聲:「快搜查一下他的身上和那個黑包,看他身上是不是也有記者證……」他的話未落,又有兩個傢伙持刀圍住了我,其中「尖下巴」的長刀更是從鄧世祥胸口頂在了我的脖子上。此時此刻,我們兩個的性命都已是懸於一線了!我緊張得一時透不過氣來……我非常清楚,在這個性命攸關的關鍵時刻,我們只要稍有一絲的反抗,肯定會死於非命。於是我非常配合,任由他們把我全身搜刮了一遍又一遍。見沒能搜出什麼,獨辮女就一把抓起我那個早被他們扔在小床上的黑色採訪包。她似乎深諳其道,直接拉開幾個夾層中的拉鏈,然後倒提著包,將裡面所有的東西一股腦兒全部倒出來。手腳麻利的獨辮女終於還是很快翻出我的記者證和一整盒名片,還有3000多元現金——那是我今天上午臨出發時從報社領的上個月的稿費和獎金,由於忙著採訪,我根本沒有來得及存入銀行。這些錢倒還沒什麼,但我的記者證和名片是否真的能在這伙詭計多端的歹徒眼皮底下矇混過關呢?……    
    「黑老大」一把從那女人手中奪過我的記者證,急急地翻開看了看,又一次張大嘴尖聲驚叫道:「記者?媽的他真的也有記者證,都是《南方都市報》的!」    
    「他媽的,這記者證說不定就是真的,假的哪有做得這麼漂亮的?」幾雙有力的手一齊將我死勁按在小床上,只差點沒有把我揉爛。我不由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聲。    
    「尖下巴」一把摘下墨鏡,緊緊捏著剛搜出的記者證,翻開來從頭到尾瞪著一雙牛眼湊上去仔細地看,然後又重重摔在了鄧世祥的臉上,狂怒地伸出那雙黑乎乎的大手,一隻緊緊揪著鄧世祥的衣領,一手死死扼住他的脖子,窮凶極惡罵道:「記者!記者!你們他媽的是記者!你們居然敢來調查老子!」我不由在心裡連連叫苦:真是該死!我們怎麼忘記放下身上的記者證呢?怎麼就在這節骨眼兒上讓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證件呢?在行動前,我將所有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基本設想到了,就是沒有想到要將我們身上的記者證藏起來。    
    「唰」的一聲,寒光閃閃,前後五把刀陡然逼上前來,我和鄧世祥一閉眼,幾乎要雙雙癱倒,但我死死咬著不鬆口:「大哥,這兩個記者證都是假的,請你相信我們!只要有錢,在廣州什麼樣的證件買不到呀?大哥,我們真的不是什麼記者……」聽到臨死前還這樣嘴硬,幾個傢伙也不由對我的話相信了。遲疑了一會兒,竟沒有一個人先動手。「尖下巴」一把攥住我的衣領惡狠狠地問:「嘿!快告訴老子,你們跟蹤我們有多長時間了?這次到底是誰派你們來的?如果不說實話,哼,那就別怪我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了……」「別跟他們廢話!那記者證明擺著還有假?他們一出去,還有我們的西北風喝嗎?不要再拖泥帶水了,幹掉他們!我們不能栽在他們這號人身上!」鄧世祥自然做夢也沒想到記者證會被搜出,以致暴露了真實身份。本來早已不堪重嚇的他,此時更是驚恐欲絕,他的衣服早已被抓得凌亂不堪,那副高度近視眼鏡不知何時下來,以至於他費力地睜著視力模糊的雙眼,像是四處尋找著逃生的機會。他的臉色煞白,大顆大顆的汗珠爬滿了額頭。    
    「尖下巴」見鄧世祥此時早已被他們這架勢嚇得面無人色,四肢篩糠,都不由樂了。這一樂,自然一下緩和了剛才還殺氣騰騰的氛圍。我心頭不由一熱,我的努力終於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看到鄧世祥已被嚇成這個樣子,他們就乾脆一把丟下他,又轉過頭繼續審問我。雖然我坐在床沿上,但三把鋼刀頂著我身體,既無法站立又不能坐穩。「尖下巴」對我發動攻勢,另幾個傢伙一齊把我團團圍住,惡狠狠地逼我交代。    
    「大哥,我們真的不是什麼記者,我只是想找小姐,早就聽說這兒的小姐很多,我們想玩一玩嘛。」    
    「媽的他一句實話沒有,再不說實話就宰了你們!老子連警察都敢動,還以為我們不敢殺你們區區兩個小記者?最後給你們一分鐘,不說就殺了你們!」    
    「殺了這兩個小子,免得留後患!」    
    「對,老大,趕緊動手吧!」    
    幾個殺手的話音未落,那兩把一直頂我腰部的尖刀和另一把直逼我咽喉的鋼刀,頂得我皮膚一陣陣鑽心的疼。我只覺得天旋地轉。頓覺時間馬上就要凝固了。這時,那位手持長殺豬刀的「尖下巴」抬起一腳將鄧世祥的記者證狠踩一下,用髒話罵了一句:「丟你老母,你們以為是什麼東西!一個破記者證還能把爺們嚇住?弟兄們,不要再等什麼了,殺了這兩個小記者,就等警察來為他們收屍吧!」說罷,這傢伙一手卡著鄧世祥的脖子,一邊舉起那把寒光閃閃的長刀,對著鄧的脖子比劃著,一邊還不時用狡猾的神情直盯著我看。我能明顯感覺到,雖然對方還是罵得很凶,手中的刀子一直都沒有放鬆,但他們的口氣和動作比起剛才來要小心得多了。他們之所以還要這樣做,很可能還是為了繼續試探我們。我一定要將假戲做到底,絕不能鬆口。我竭力裝作極為害怕的樣子,苦苦地求道:    
    「大哥,請千萬不要動刀子,你們真是太冤枉我們啦!我們的記者證都是假的!真的是假的……」    
    我聲嘶力竭的話果然又起到了作用。幾個傢伙又不由面面相覷起來。「尖下巴」和「黑老大」閃到一邊耳語了一番,又重新撿起我們倆的記者證,目不轉睛地認真查看了一遍,半信半疑地說:    
    「可惡!你這證件上明明是記者證,上面不但有你們的照片,還有《南方都市報》社的鋼印,怎麼又是假的?」    
    「黑老大」也揚著從我的採訪包裡搜出的一大摞名片,不解地邊啐邊罵:「你這名片上印的也是記者,混蛋,這怎麼解釋?    
    我趕緊搶過他的話茬說:「我要是記者就好了,哪裡還要跑到外面來拉廣告呢?您說是吧,大哥?拉廣告的有多辛苦……」    
    「什麼拉廣告?你們是拉廣告的?你們不是報社的記者?」    
    「他媽的,你還敢在老子面前說謊?你們不是記者,那這記者證是怎麼來的?呸,拉廣告的也有記者證?」    
    「對!你們既然是拉廣告的,那為什麼要印個假記者證?快說!」「尖下巴」手中的鋼刀在我的心窩頂了頂,疼得我眼淚差點掉下來。    
    「我們是報社的廣告業務員,平時的工作就是外出四處拉廣告,我們做個假記者證,也是為了跑廣告方便點,客戶相信你是記者,不是耍嘴皮子的,廣告不就來了?提成自然也有了……」我趁他們稍微鬆懈,趕緊拾起我的採訪包,裝模作樣地在包裡面一氣亂翻,像是要尋找什麼鐵證給他們看一樣,他們果然個個張大嘴巴在等待。    
    忽然,我緊緊盯著了隨手從裡面翻出的一張印刷得花裡胡哨的彩色紙張,雙眼不由一亮,緊繃的心狂喜起來:那張不經意留了下來的廣告紙此時正好能派上用場!真是天不亡我呀!我趕緊抓起那頁廣告紙,獻寶一樣遞給他們:「各位大哥,我們剛剛拉到這單生意,我表弟那裡也有,你們對一對就知道了,我們總不可能連這也是裝在身上用來欺騙你們的吧?」我早就發現,在鄧世祥的手中,也還捏著那張花裡胡哨的廣告紙。我又趕緊說道:「大哥,你快看看,我的表弟手中不也是拿著一張麼?跟我的這一張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不是拉廣告的,我們怎麼會同時手中拿著同一樣的廣告紙呢?」    
    「我……我們真的是……是拉廣告的……我剛跟……我……我表哥做這工作……」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4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6)

    鄧世祥一聽到我的話,也一下子機靈起來,一邊哀求著,一邊忙把他那張舉起來對了對,的確是一模一樣。我又趕緊說道:「我們哪有能耐當記者,我們就是這個報社的廣告業務員,人家說辦個假證好辦事,我和我表弟就一起辦了,混口飯吃,誰也不容易,大哥……」    
    「黑老大」聞言冷嘲熱諷起來:「原來你們這些小子也敢做起假記者來了,有膽!有膽!不怕被人識破了?」他拿橫在喉嚨上的刀做了個切割的動作。此時,那種舉刀相向的殺戮氣氛開始逐漸緩和。    
    歹徒一看老大鬆了勁,有的就把鋼刀放下,我頸項上架著的刀尖也悄悄橫過來,我頓覺輕鬆了許多。我和鄧世祥彼此感激地互望一眼,我相信這番雙簧已經成功打消了對方不顧一切殺人滅口的念頭。我們也許能死裡逃生!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張廣告紙在這生死攸關的節骨眼兒,竟成了救命稻草!    
    誰料,「黑老大」突然一步衝上前揪住我的衣襟,惡狠狠地扭頭招呼同夥:「他媽的,讓他們出去對咱們肯定沒好處!幹掉他們!以絕後患!特別是這個傢伙!」他指向我厲聲說。    
    三把利刀直逼向我。「尖下巴」早已將尖刀再次頂住了鄧世祥的喉管。我一看這架勢不由得心中一沉,怒火驀地直朝嗓子眼兒竄。此時,我已全然忘了恐懼,好話說盡,求了又求,隨怒火升起的,還有我心底最後剩下的一個信念,死,也得幹掉他們一個,不賠不賺,剛好夠本。我已經找到了最佳對手——「尖下巴」。對,就是他。先對準他的下巴盡可能重重出擊,趁勢奪下他手中的刀。憑我在海軍陸戰隊時練就的功夫,殺他一個不算難事!    
    就在我打算出手的一刻,我看到鄧世祥揮舞著四肢,喉嚨被卡得說不出話來。理智忽然使我清醒了許多,假如我不顧後果出手,鄧世祥必然先遭此劫。此時此刻,不能鬥勇,惟有智取。    
    我裝出結結巴巴的可憐模樣,用哭音歎息道:「我做夢也沒想到,好色會送掉性命啊!我真後悔啊,大哥……」    
    緊接著,我又向「黑老大」乞求:    
    「大哥,請你們行行好,饒了我們吧,出去以後,保證絕對不會向外人說半句,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兩眼盯著為首的「黑老大」,見他略有反應,慌忙又說:「幾位大哥,我知道你們在外混也的確不容易,大家都是為了多掙幾個錢過日子,你們要殺我們太容易了,請大哥放我們一馬吧,我願意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留給你們,要我們脫衣服也行,我都脫下,只要讓我穿著褲衩出去就可以了。我的兩位同事還在華南影都裡面等我們……大哥如果嫌少,我還可以馬上回家去取,我在單位裡還有一張1萬多元的存折,我願意全部交給大哥……請大哥放我們走吧……」    
    我裝著渾身發抖,一副極為害怕的樣子,又可憐巴巴地說道:「大哥,大哥,出門在外,都是為了弄幾個錢,大家實在都不容易呀,你們得了錢,何必還要背上命案呢?何況我們又跟你們無冤無仇……」我一邊向他們求著,一邊飛快地掃了他們每個人一眼,從這些傢伙狐疑的眼神中,我知道這番話語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於是,我趕緊又趁熱打鐵:    
    「大哥,我們的地址,工作單位,連電話號碼你們都知道了,把柄在你們手上,我請求你們千萬別給我們單位打電話,如果單位領導知道我們來這兒找小姐了,我們一切就都完了,我們兩人不光名譽掃地,肯定會受到單位處理,到頭來會弄得連飯也沒得吃……到時候要飯說不定還得來找你們要……」鄧世祥掙扎著連聲稱是。    
    我的這番哀求引來一陣狂笑,「黑老大」笑得厲害,肩膀節奏感極強地聳個不停。從他那陣怪笑裡,我感覺到對方已不會殺我們。    
    手握殺豬刀的「尖下巴」一邊翻弄著我們的名片,一邊對猶豫不決的黑老大說:「這樣,我拿著名片去打個電話到報社問問,如果他們真的是《南方都市報》記者,我們只有幹掉他們,否則對我們絕對沒好處。」「黑老大」瞪了我們一眼,點了點頭,同時把手中的BP機一起交給他,說:「要得,仔細查一查他們的底細,問清楚情況早去早回。」    
    「尖下巴」從老大手中抽出兩張名片下樓了。黑老大又假惺惺地擺出張語重心長的面孔警告我們說:    
    「只要你們保證出去不亂漏風聲,咱們就相安無事。從此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但是,如果叫我們知道你倆小子不那麼規規矩矩,我就上你們單位告你們嫖娼,告你們強姦婦女!這種事情你們是滿身長嘴也說不清楚的。你們還有大好前程,不像我們,我們這樣做只不過是混口飯吃!」    
    聽見「尖下巴」下樓的腳步聲,我心急如焚。如果那傢伙通過報社打電話核實了我們的身份,我們必死無疑了!剛才沿途走進來時,我就注意到,公用電話一直要走到靠前面的菜市場旁邊的小賣部才有。「尖下巴」來回最快也得15分鐘,我們必須搶在這一有限的時間裡爭奪生機,一定要在他回來之前脫身,否則只有死路一條。聽到黑老大的話,我和鄧世祥忙點頭,一個勁地說是是是。我還趕緊說願意把身上帶來的這些值錢的東西全當送給他們,大家交個朋友。只求各位老鄉開恩,放條生路。    
    「黑老大」長刀敲著床沿,陰惻惻地再次警告說,「說出來你們可能還不信吧?我們都是犯過命案的,天下再大,也沒有人能奈何得了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想殺誰就殺誰!」這傢伙大概是想炫耀一番,證實此言非虛,竟特意將手上那把長刀湊到我眼前,讓我隱約能看到刀面的褐色污跡。他得意洋洋地說:「不是老子吹牛,老子用這把刀已經親手宰掉了十來人,至今還從來沒人找過我們麻煩呢!在廣州這地方我們殺個人跟就像宰隻雞一樣容易!如果你們兩個敢跟我們過不去,我們可以隨時殺掉你們,然後將你們的屍體扔到珠江去餵魚,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不信讓你聞聞,這刀上還有股人血味,怎麼樣?這上面的味道是不是很好聞呀?」    
    面對這腥氣逼人的鋒利長刀,我又一次不由得毛骨悚然,冷汗直流!    
    「黑老大」又清理了一遍從我們身上搜刮下來的財物,像是最後權衡了一番,與同夥交頭接耳幾句。我心口一塊大石頭終於落地,從這幾個傢伙的口氣來聽,他們暫時打消了要殺害我們的念頭。我鄭重其事地望了鄧世祥一眼,意思是叫他放寬心,八成我們能揀回一條命。鄧世祥偷眼看看「黑老大」,衝我點點頭。    
    「黑老大」吆喝說:「聽好了!給我記住,出去以後你們必須做到三不准!第一,不准報案;第二,不准告訴任何人;第三,絕對不准去找我老鄉的麻煩!否則,就憑你們單位那兩個電話,你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都有本事把你們挖出來,馬上讓你倆徹底消失!」「黑老大」所說的老鄉應是今天從「華南影都」將我們帶到此地、騙進魔窟的雙辮女,但此時她早已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我和鄧世祥又忙不迭地點頭稱是是是。    
    這時,他們才得意地收拾起各人的刀子,準備放人了。我慌忙上前緊緊握著「黑老大」的雙手,故作感激涕零地說:    
    「謝謝大哥,你們說什麼我都會答應,我們一定按大哥們的要求去做,我們馬上以最快的速度離開這兒,不過……」我做出膽戰心驚的樣子不安地說,「我們現在身無分文了,請大哥給我們幾塊錢,我們馬上坐摩托車離開這兒……」    
    一直繃著臉的「黑老大」聽到我的話,樂得不由笑出聲來,爽快地說:「好,我就給你們20元吧!」說罷,他從口袋裡掏出兩張十元錢的人民幣胡亂塞到我手裡,我這次再也沒有假意推辭,一把接過錢,一邊忙不迭的連連稱謝。    
    我和鄧世祥剛要抬腿,「黑老大」一步橫在門前,粗聲大氣再次對我們威脅說:「不許向後看,5分鐘內坐摩托車離開王聖堂!否則,只能是死路一條!」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5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7)

    押送我們出去的是「長馬臉」和黑老大,他們一人手持一把刀不情不願開了鎖。我趕緊讓鄧世祥先走。我自己則故作虛脫的樣子,放慢了腳步。我知道,如果此時我們兩個人剛一出門就飛跑,必然會再次引起他們的懷疑。在此緊要關頭,一定得鎮定,不能露出絲毫馬腳來,否則又是前功盡棄了。鄧世祥一腳踩到門外的地面,立即沒命地往前跑去。我見他眨眼就跑出了10多米遠,就暗暗思忖著自己如何盡快脫身。但是,我又實在不甘心這樣跑掉。因為擔心剛才這麼一嚇沒記准門牌號,就故意回過頭去朝門後看了一眼。誰知「黑老大」看透了我的心思,見我回頭,揚著刀子向我頭上殺來,我急忙把頭一偏,急急掩飾說:「我……我都找……找不清方向了……」    
    說罷,我慌忙轉身,故作鎮定地慢慢向外走去。    
    當我們跑到第二條小巷子時,正好迎面碰上剛打完電話回來的「尖下巴」,由於鄧世祥只顧低著頭拚命朝前跑,當他從這傢伙身邊衝過時,對方一時還未看清他的樣子,但我緊隨其後東張西望查看地形,目光正好跟他撞個正著。一眼認出我來的「尖下巴」既恐慌又震怒:「站住!你們怎麼出來的?是誰讓你們出來的?」我趕緊撒謊:「我把所有東西都押在這裡,現在去銀行取錢。我存折上還有1萬多元,很快就回來……」此時我身在屋外,人在小巷中,別說一個手無寸鐵的「尖下巴」,就是兩個我也不再像剛才一樣恐懼和害怕了。這傢伙不知是相信了我的話,還是在外不敢太放肆,他疑疑惑惑地放我過去了。我快步穿過幾條又窄又長的黑暗小巷。這些巷子竟沒有看到一個行人。不對勁!這裡還不安全!我不自覺又加快了腳步,鄧世祥求生心切,早已在前面小跑起來。當我們來到王聖堂10巷一個交叉路口時,對面幾名髮廊妹和快餐店老闆夫妻,正用一種驚疑萬分的目光瞠視著我倆。令人揪心的是,他們在看我們時,還伸長脖子向我們身後觀望著什麼。我不由回頭一望,心臟猛又竄到了嗓子眼。    
    原來,氣勢洶洶的「黑老大」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手握長刀,帶著「尖下巴」和「長馬臉」追殺上來了!    
    「快跑!」我猛拉一把鄧世祥,沒命似的向前奔逃。    
    「站住!他媽的,你們給老子站住!你們給老子馬上站住……」只聽「黑老大」在後面追著喊。    
    我拖著鄧世祥亡命般地猛跑。我知道,這個時候的「尖下巴」與後面的同夥碰了頭,必然已核實了我們的身份。因為這次暗訪只有報社領導知情,而報社其他人員根本不知道我們此時的處境,當有人打電話詢問我們的情況時,自然會將我們的記者身份如實相告。後來我才瞭解到,我和鄧世祥剛走的同時,「黑老大」把玩我們的呼機,上面顯示報社正在尋找我們的留言。他們看到後不由心驚膽戰,殺心頓起,一致決定豁出去也不能留我們活口。    
    跑步對於我來說是強項。當年我在海軍陸戰旅時,艱苦的體能訓練中,我們每天至少要保持一個10公里和5公里的負重長跑訓練。後來這個長跑的習慣我又堅持了多年,所以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長跑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還真難以與我相比。我迎著陽光跑去,對溫暖與生命前所未有的極度渴望使我萌發了無窮無盡的動力。當我一鼓作氣衝出王聖堂村牌坊,一眼發現鄧世祥正坐在街沿上喘粗氣。    
    「站住!快給我站住!」我還沒來得及回答鄧世祥,「黑老大」帶人追蹤而至,大砍刀揮舞著。我來不及停下,憑借慣性拽上鄧世祥向馬路狂奔。    
    我們衝出了王聖堂牌樓,接著又跑到了人流細密如織的廣園西路口。這時,一輛從白雲區瑤台開往廣州華葆公園的189路公共汽車正好迎面駛來。此時的我真像溺水的人突然撈到一根救命繩子一樣,我拉著鄧世祥的手,什麼也沒多想,還沒等司機將車開到站牌前停穩,我們就向車門撲過去。    
    我想也沒想,就將身上僅有的兩張10元紙幣統統塞進了投幣箱,這20元錢正是臨出門時黑老大給我們作路費的。隨著公共汽車大門啪的一聲關緊,我和鄧世祥緊懸著的心終於才放下來。    
    接著,我們這兩位死裡逃生的年輕人,情不自禁緊緊擁抱在一起,眼淚奪眶而出。鄧世祥緊握著我的雙手,哽咽著對我說:「好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沒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從現在開始,我們是生死與共的兄弟,我們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見到我們熟悉的南方日報大樓,重新沐浴到這春日明媚的陽光,我像一個剛從地獄裡逃出的囚徒,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著南國四月新鮮無比的空氣,我這個時候才深切地感受到陽光是如此的溫暖!活著真好!    
    獲知我們的驚心歷險後,報社幾位領導先讓我和鄧世祥休息兩天,同時也讓我們合作寫出一份有關此次採訪的全部經過,報社準備以兩個整版的版面發表這篇獨家報道。    
    4月5日,根據報社領導的決定,採訪部主任任天陽帶領著我、鄧世祥、魏東和一位當時負責省廳新聞的同事,前往位於廣州市黃華路的省公安廳,匯報我們在廣州王聖堂採訪時的遭劫情況。    
    省廳的有關領導獲悉《南方都市報》記者因為暗訪黑窩而歷經九死一生的情況後,極為重視,馬上在我們的反映材料上作了批示,指示廣州市公安局和白雲區公安分局有關部門,要加緊力度,破獲此案,徹底清除這一無法無天的黑惡團伙,為羊城人民除去一大害。隨後,廣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隊和白雲區公安分局成立了聯合專案組,負責偵破此案。    
    4月13日上午,我和鄧世祥隨同專案組的幾名便衣民警繼續在廣園西路一帶蹲守。為了便於抓捕,專案組還特意將一部吉普車摘去警方牌號,停在馬路邊。    
    上午10時20分左右,我和鄧世祥正在華南影都附近的一家服裝店大門前轉悠,一個似乎熟悉的身影悄悄跟在了我的身後。我警惕地看了那傢伙一眼,似乎很面熟,儘管此時他沒有再像上次一樣戴上墨鏡,但那凶狠的模樣,那尖尖的下巴,那走路的架勢,早已像烙印一樣深深印在我的頭腦中。我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我們等候了3天的魚兒今天終於出現了!    
    此時的鄧世祥也發現了後面有人在跟蹤我們,他緊張地捅了捅我的背,用驚愕的語氣小聲對我說:「快瞧瞧,那人是誰?我們好像又被跟蹤了!」    
    我猛一回頭,和鄧世祥幾乎同時喊起來:「黑老大!」    
    這個時候令我驚詫的不是有人在跟蹤我,而是在轉眼間的功夫,那跟蹤我們的人竟然由「尖下巴」變成了「黑老大」!從這傢伙躲躲閃閃的情形看他顯然已經認出我們。他和那個「尖下巴」不知盯上我們多久了。我趕緊捏了一下鄧的手心,暗示他此時千萬不要緊張。    
    我拉著他不露聲色地向前走去,同時向相隔不遠的便衣警察發出了「蛇已出洞」暗號。我的手勢剛收回,真正的黃雀從天而降,只見兩個手腳利索的便衣分別從不同的方位衝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快地撲上前去,一把將猝不及防的「黑老大」按倒在地,緊接著,只聽卡嚓一聲,一副珵亮的手銬死死咬緊了那雙骯髒的黑手。還沒等這傢伙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兩雙大手早就一把將他像雞一樣拎了起來,砰地扔進早停在路旁的那輛不起眼的吉普車裡。但我既興奮又揪心,因為那個陰險狡猾的「尖下巴」此時卻趁機溜了。    
    經審訊,當日被抓獲的「黑老大」正是這個「幫」有名的頭目,姓于,41歲。王正曾揭發過。還有另一個「老闆」,叫李××,他在家與「黑老大」同一單位上班,是湖南某煤礦人,下崗後在單位共帶出7名職工,來廣州從事搶劫犯罪活動,並成立了兩個犯罪團伙。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46節 廣州王聖堂歷險記(8)

    歷險歸來後,我和鄧世祥合作寫了一篇有關暗訪的長稿子。這篇署著我們兩人名字的長約七八千字的文稿,由任天陽交到報社幾名正副主編認真審閱後,送到了頭版編輯案頭上。    
    當時我在編輯部看到,這篇稿子的題目為《記者暗訪王聖堂出租屋被黑幫劫財後險遭滅口》,在文前還特意將王正的那封長達好幾頁的舉報信,以「讀者來信冒險大舉報」為標題,摘錄了近千字,當時程益中和任天陽還親自寫了「編者按」。    
    起先,我們以為報社肯定會在近幾天發出全文,沒想一直拖了好幾天,還是不見動靜。後來,在任天陽的大力幫助下,我們的歷險被香港一家媒體刊登出來,但《南方都市報》對此固守沉默,一直不見任何要發稿子的動靜。    
    時間很快過去幾個月了,眼見自己的報紙發稿無望了,在任天陽的協助下,鄧世祥特意拿著稿件幾次找到《南方日報》的內參部,希望作為省委黨報的《南方日報》能夠將這篇文稿以內參的形式刊登出來,好讓省委及省政府的有關主要領導能看到,並對此作出批示,以便廣州有關主管部門能加大力度打擊那伙作惡多端的黑惡團伙,徹底剷除這個長期盤踞羊城的大毒瘤,為民除害。    
    又是一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還是音訊全無。這篇稿子《南方日報》的內參到底也沒能發出來。直到後來的8月上旬,《南方日報》將這篇未能發出的稿子遞還給我和鄧世祥,在原稿的附件上,還有一份時任《南方日報》總編輯的范以錦同志的親筆批示。直至現在,范總的這份情真意切的親筆批示還小心地保存在我手中。這位原《南方日報》社總編輯、現任《南方日報》社社長的范以錦同志親筆批示如下——    
    鄧世祥、石野同志精神可嘉,多次不怕艱險采寫有價值的新聞。不過,我覺得此次採訪太冒險了。這些場所不是不能採訪,但深入虎穴,在發現有人跟蹤的情況下繼續冒進,太危險了。而且萬一給掃黃專業隊抓住,也無法說清楚。儘管你可以辯解經領導同意,但人家還會反過來懷疑領導當保護傘。我們的優秀記者差點成了刀下鬼,看了這份材料令我心驚肉跳了好久。    
    這份材料內參也不能發,上級領導看了之後反而會指責我們的採訪方法不對。可考慮直接向公安機關報警。    
    范以錦    
    1998年8月8日    
    1999年1月份,廣州公安部門在位於廣州火車站附近的華南影都和三元裡、王聖堂一舉搗毀了一個有黑社會性質的色情搶劫團伙,並在廣州白雲區的新市鎮及芳村區、荔灣區的有關出租屋裡抓獲了近20名團伙成員。因為這是警方的主動出擊,是他們戰鬥的成績,當然要向全社會公佈。接著,廣州公安局特意邀請了廣州地區的主要媒體《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廣東省電視台等新聞單位參加了新聞發佈會,通報了這一情況,並向所有新聞媒體提供了一篇通稿。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此次新聞發佈會惟獨沒有通知《南方都市報》……隨後,廣東主要媒體紛紛在各自的顯著位置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但我至今無法知道,在此次落網的這些歹徒中,是否有「黑老大」的同夥?那幾個和「黑老大」一起圍攻我們的惡徒,他們是在此次落網人員之中,還是繼續在我們的生活中為非作歹呢?因為我們清楚,在廣園西路一帶,像上面所落入法網的歹徒一樣的團伙,有好幾個,人數也絕非只有十幾人……     
    1998年5月初,我在廣州臥底歷險的事情還是傳到了我的家鄉,我的父母親知道後一直為我的安全擔心,並多次為我寄來了沾滿淚水的家書,再三叮囑我不要歷什麼險了,最好是回老家的報社工作。為了寬慰父母的心,此時一直在外流浪,已有幾年沒回家的我於6月初風塵僕僕地回到了久的家鄉。到家後,我又像往常一樣,趕往距離我的村莊60多公里的殷祖鎮文化站,探望了我的文學老師、此時已患癌症臥床不起的殷顯揚先生。老人是我中學時期的文學啟蒙老師,與我感情甚篤,幾十年來,他在擔任文化站長的同時,一直擔任大冶南山頭革命館和紅八軍紀念館的館長,任過地方政協委員,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和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黃石市作協副主席。由於他一生筆耕不輟,成績驕人,還曾入選「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一職。此時,我已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見到他了,心中很是牽掛。躺在病床上的殷老師獲知我在廣州王聖堂死裡逃生的歷險經歷後,為我的敬業精神連連叫好。老人拉著我的雙手說:「在如今這金錢至上的世界,為老百姓主持正義,與邪惡作鬥爭,能做到不惜以生命相搏,實在不易呀!我為你感到自豪……」一生視寫作為生命的老人,當即不顧病痛,表示馬上要對此進行採訪,為我寫一篇報告文學。他不聽我的勸說,不顧病痛,硬是向家人要來筆和紙,拉著我的手,在病床上對我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採訪。    
    老人又通過電話採訪了遠在南方的鄧世祥。聽說湖北的老作家要為我們的歷險經歷寫篇報告文學,鄧也非常高興,因為他與我一樣,對《南方都市報》一直不發表有關報道而心裡不痛快。現在聽說有人採訪此事時,趕緊積極地為老人提供有關資料,同時還樂呵呵地將自己的幾張照片親自寄給殷顯揚老人。很快,這篇在病床上完成的作品,以《臥底記者歷險記》為題,於1998年6月13日起開始在四川的《華西都市報》上以新聞連載的形式刊載了十幾天,隨後《華商報》、《重慶晚報》、《黃石晚報》等多家報紙紛紛轉載,在此文中,王聖堂歷險的過程佔了較大篇幅。《華西都市報》刊發了我幾張照片,6月25日亦刊發鄧世祥一張戴著近視眼鏡的相片,那上面的圖片說明是:這就是「表弟」鄧世祥。以致後來好多讀者來信向我表示敬佩之情的同時,還特意向我的這位「表弟」問好。後來,國內暢銷雜誌《家庭》、《文摘報》等也介紹過我的歷險經歷。    
    寫完這篇長文後,被癌症折磨了近兩年的殷老師不幸於1999年4月病故。這位黃石地區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在自己離世後,竟然會被別人誣諂為:「寫手、是長期練法輪功的……」;而更令人無法相信的是,誣蔑他的人,就是他生前曾撰文稱讚過的那位新聞記者鄧世祥。有關祥情,請見本書後面有關章節。


第六章 打工仔吐血死亡第47節 「你是記者」!(1)

    1998年4月1日,我和鄧世祥在廣州王聖堂暗訪死裡逃生後不久,我們又一起共同經歷了一場轟動羊城和港澳的新聞官司。    
    1997年5月29日《南方都市報》頭版發表了由我和鄧世祥共同采寫的題為《女教師揮鞭抽打學生》(副標題為《鮮血染紅了8歲小朝林的校服》)的報道,將一起「六一」兒童節前發生在廣州市海珠區金雁小學的女教師傷害小學生的嚴重事件曝光。誰知,此稿子卻招來一連串的麻煩:先是該教師所在的廣州市金雁民辦學校向廣東省一些黨政機關及媒體不斷投訴,稱記者「捏造新聞,歪曲事實,企圖敲詐10萬元」,接著一家《廣州商報》也從斜刺裡殺出,公然寫假新聞為校方搖旗吶喊。金雁小學邵海強等人的誣蔑行為,激怒了我和《南方都市報》的所有同仁,1998年6月7日,《南方都市報》在頭版頭條用大號標題,刊出《金雁小學公然誣告,本報記者憤起反擊》對此進行了反擊;6月9日,又在頭版發表了社會各界對此事的反響情況;6月14日,《南方都市報》在頭版的顯要位置刊出了本報記者盧嶸和鄧世祥署名「回敬」的文章——《金雁小學捏造事實廣州某報推波助瀾》,用鐵的事實對金雁學校和助紂為虐的《廣州商報》進行反擊。    
    此後,我們共接到來自社會各界的各種電話近千個,收到各種新聞線索數百條,重大新聞線索十幾條,其中有後來曾轟動全國的陽江市「死人」曾傳耀夫婦狀告公安局的特大新聞,就是當事人特意致電給我請求施以援手,我深入陽江採訪後,以新聞連載的方式,在《南方都市報》連續8天刊載了這宗題為《惡兒媳婦謀財害命七旬公婆活人變死人》的長篇報道,影響巨大。有關詳情,請見後面有關章節。    
    1998年6月10日,我在廣州著名青年律師朱小斌的陪同下,以侵犯名譽權為由,一紙訴狀將邵海強(廣州海珠區金雁小學董會主席)、區寶瓊(廣州海珠區金雁小學校長)、梁禧顏(廣州海珠區金雁小學教師)、廣州商報社及李樹森(廣州商報記者)等五名被告推上廣州市東山區法院的被告席,並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償精神損失費;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我在起訴書中認為:被告邵海強、區寶瓊、梁禧顏捏造事實,歪曲真相,顛倒黑白,誣蔑陷害,其行為已侵犯了我的名譽權;被告《廣州商報》及李樹森的行為不僅是在助紂為虐,而且也完全喪失了一個新聞單位和新聞工作者的起碼的職業道德,並且編造假新聞造謠中傷原告,也嚴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為此,特提出上述訴訟請求,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依法維護新聞記者輿論監督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    
    獲知我將他們告上法庭後,1998年6月23日,金雁校方也對我及報社進行了反訴,並將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南方都市報、我和鄧世祥分別列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    
    1998年7月13日,廣州市東山區人民法院依法公開審理了此案,時間長達一天。因為這是廣東省首宗新聞記者狀告採訪對象的官司,經眾多新聞媒介的傳播,在羊城社會各界激起了巨大反響,儘管我為小學生蔡朝林執言仗義的義舉得到了無數讀者的高度讚揚,但我當時卻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當然不全是來自那些不明真相的人,還有來自報社內部的無形壓力。按道理,對於這樣一宗本報獨家報道,而且在社會上激起了如此強烈反響的新聞事件,報社理應大力支持我這位記者,我也是多麼希望報社領導給予我大力支持,給予我勇氣。但令我失望的是,個別領導因為迫於來自陰暗處的阻力,早將正義的天平傾斜。本來,報社是準備發表大量的報道對此事進行聲援的,誰知,在開庭結束後,事情起了微妙的變化,當班的領導突然決定不發稿子了。到後來,還是在頗有正義感的責任編輯崔向紅再三堅持下,7月14日的《南方都市報》才在頭版的右下角發了一篇題為《本報記者石野狀告金雁小學開庭》的不足100字的簡訊。    
    港澳媒體大力聲援我令我感激的是,儘管當時我所供職的《南方都市報》個別領導對此冷漠,但時任南方日報總編輯、現為南方日報社長的范以錦同志對我的此宗官司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不但打電話安慰我,還特意兩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認真地瞭解有關情況,並為我打氣。他還指出,這不僅是你個人的官司,也是我們整個南方日報社的官司。相對南方都市報的冷漠,上層領導能以這樣的姿態對待我,我受傷的心自然得到了一定的慰藉。這場鬧得沸沸揚揚、令廣東新聞界密切關注的新聞官司,我後來多次打聽有關判決結果,但一直無果。直到第二年7月份我離開《南方都市報》,接著又離開廣州時,我還是沒得到有關此案的消息。    
    我與金雁小學的官司受到數十家廣州地區和港澳地區的媒體大力聲援與支持:廣東商業電視台、廣東省電視台《珠江檔案》(後更名為「社會縱橫」)、廣州電視台、《信息時報》、《廣州法制報》、《法律與生活》、《中國改革報》以及港澳地區的《東方日報》、《明報》和《澳門日報》等全國各地共計數十家新聞媒體都對我表示了旗幟鮮明的聲援。    
    其中的香港《東方日報》,於7月14日報道了有關官司的庭審過程時,還特意配發了一張我在庭上身穿短袖黑白條紋T恤的照片,就是這張發表在該報的彩色照片,使我在一周後欲隱名深入東莞美而進紡織廠暗訪一宗新聞事件時,突然被那位香港老闆當場指認出來。    
    這就是我現在要講的湖南打工仔劉晃棋,因連續加班,被累得吐血死亡的惡性事件……    
    7月20日上午,我正在辦公室裡寫稿,副刊部同事寧佐勤帶著一位神情悲傷的陌生青年急匆匆地來跑過來找我說:「這是我的一位老鄉,叫劉景棋,7月3日,他的弟弟劉晃棋在東莞的一家香港人辦的紡織廠裡因工作時間長,給活活的累死了……但老闆只願陪一萬元了事……老兄,這是一條重大的新聞線索,我看在南方都市報非你莫屬,一般的人可能真搞掂不了……希望你盡快出馬。」    
    小寧稱,近幾天由於我一直在忙著與金雁小學打官司,他便沒有過來打擾我。前天,他曾和攝影記者南島趕到東莞對此事進行調查,誰知卻遭受到港方老闆和有關人員的大力阻撓,還差點搶走了相機。老闆根本不承認劉晃棋的死與工廠有關,最後態度極為橫蠻地將他們兩人拒之門外。    
    小寧怎麼也嚥不下這口氣:一條年輕的生命就因為廠方的無止休加工,最後活活累死在機器旁邊!而面對一條消逝的年輕生命,那香港老闆居然如此的冷漠!小林決定多約上幾家媒體記者再赴東莞,一定要為屈死他鄉的劉晃棋討個公道,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跟在小林身後的那位神情憔悴、滿面哀容的青年就是劉晃棋的哥哥。    
    我聽完劉景棋的哭訴,不由義憤填膺,馬上將有關採訪計劃報向主編程益中和當時主管採訪部的任天陽做了報告,當即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由於第二天報社的採訪車一時安排不過來,程益中還特批我從廣州包車趕往東莞,所有費用均由報社承擔。    
    隨後,小寧先設法通過採訪部的任天陽找到了香港《東方日報》的記者劉志誠。劉志誠我不陌生,因為我們早在1997年底就認識了,而且是採訪部主任任天陽親自介紹認識的。由於朱德付的大力推薦,加上我平時工作一向努力,采寫了許多篇具有社會影響的獨家新聞,任天陽也對我刮目相看,待我也不錯。一天下午,任天陽對我說:「東方日報的兩位記者想與我們加強聯繫,我們一起去認識一下吧。」隨後,他帶著和另一位男同事打車來到位於海珠區客村的大江苑海鮮酒家,與正在等候我們的劉志誠和老馮見了面,當時還有後來跳到《家庭》雜誌社去的女同事翟永存。他們兩人主要抓廣州地區的突發新聞。後來,劉志誠每次來報社看任天陽時,都會到對面的辦公室與我聊上幾句,也沒有什麼深交往。因對方是香港老闆,小寧特意想找他一起去幫忙。


第六章 打工仔吐血死亡第48節 「你是記者」!(2)

    小寧隨後又找到了當時從《南方都市報》跳槽到《羊城晚報》的昔日同事曾華鋒。接著,我和小寧又聯繫到了《廣東勞動報》記者劉靚。大家通過電話約定,決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從廣州出發,趕往東莞。    
    一路上,我們瞭解到,他們家系湖南邵陽地區一個貧困而又偏僻的山村,因為家中人口眾多,生活困難。兄弟倆一起南下打工,來到這家由香港人辦的美而進紡織廠打工。工廠老闆很苛刻,經常無限期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節假日根本就不放什麼假。他們經常超負荷地勞動,但工錢從來沒有增長過,反而常受到剋扣。如果要跳槽,老闆卻故意扣壓著員工的身份證和其他的有關務工證件,同時更會剋扣拖欠著的工錢。就這樣,他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再苦再累也不敢輕易跳槽,只好忍氣吞聲地在此工作下去。近段時間,由於廠方要趕貨,於是老闆就強迫工人加班加點。廠方不顧工人死活,加班時間過長,導致身體虛弱的劉晃棋勞累過度,咯血不止,經醫院搶救無效於7月13日1時許死亡。劉景棋哭著說:弟弟死得太可惜了,他今年才年僅23歲呀……他認為,弟弟以前的身體一直很好,他是活活被累死的。弟弟的死亡完全屬於工傷死亡事故,他要求廠方按有關規定上報勞動部門進行裁決賠償,但廠方最後卻只願意一次性給付1萬餘元的賠償。    
    7月13日一早,我和寧佐勤、劉靚、劉志誠、實習生小謝及曾華鋒等人在廣園西路碰頭後,乘兩輛出租車直奔東莞。    
    我們來到位於東莞市大朗鎮楊湧管理區的美而進毛織廠時,果然如我們所料,保守在大門口的幾名保安聽說是記者採訪,根本就不讓我們進門。    
    我們見一時進不了門,於是決定採取迂迴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們退到附近一家用用雨布搭建成的簡陋大排檔內,大家利用吃中午飯的機會,又進行了一番商議。最後決定由我以應聘保安為名先混入廠裡,然後讓會講一口流利粵語的劉志誠再尋機進去。這天,我上身穿著那件幾天前與金雁小學對簿公堂時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記者劉志誠和馮木青發表在《東方日報》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著這件衣服。當然,連我自己也沒想到,就是這張發表在《東方日報》上的照片,使我在這次採訪中起到了很好的幫助作用。    
    就在我們幾位記者在簡陋的大排檔裡吃飯時,6名剛從這家美而進毛織廠辭工出來的打工妹找了過來。一見到我們,這6名不堪忍受美而進毛織廠繁重的工作量而辭工的打工妹,就紛紛控訴起廠家的可惡之處來。由於廠方拒付她們六、七月份的工資(每人1000多元),她們早就花光了可憐的那點積蓄,此時已是身無分文欲走不能。    
    當獲悉記者來到該廠採訪劉晃棋之死事件時,這6名來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記者哭訴她們的不幸。一個叫蔣付珍的打工妹流著淚說:「我們從來沒有假日。每天從早上7時15分上到中午11時45分;下午從1時15分上到5時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則加5個小時,多則從下午6時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時。」另一個打工妹氣憤地說,「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他們(指廠方)卻只在晚上12時30分給我們一碗5角錢的快餐面吃,還要我們在合同書的伙食費上寫上2元,並威脅我們說:『你們要是不會填,我們幫你們填。』」又一個打工妹哭訴道:「有一碗麵吃已不錯了,我記得5月10日、11日我們連續加班兩天兩夜,中間只吃過一次東西。」記者問:「你們加班每小時多少錢?」「一小時只有3角錢。」她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答道。記者驚詫之餘又問:「你們為什麼不拒絕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曠工,曠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們瞭解到,7月初,已在這家工廠裡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劉晃棋因長期加班累病了,但廠方不讓請假。7月9日,已連續加了兩個通宵班的他請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虛弱的劉晃棋兩次吐血後,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鎮醫院,工廠裡只送來1500元錢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廠裡打工的哥哥劉景棋急忙把他轉至東莞市人民醫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於工廠已拖欠工人兩個多月的工資,分無分文的劉景棋只好向工廠求助,但遭拒絕。後來好不容易才四處湊出了這筆錢,但此時病人已昏迷兩天了。據守候在劉病床前的劉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稱,13日凌晨1時許,年僅23歲的劉晃棋心臟停止了跳動。在彌留之際,他只留下這樣一句話:「還有兩分鐘,不要攔住我,我還要打卡……」然後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時許,我又一次來到了美而進紡織廠。當幾名保安攔著我並高聲喝問是做什麼的時,我不慌不忙地從包裡拿出一包早就準備好的「白沙」牌香煙,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來應聘的,聽人說,這兒還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過保安,聽說這兒工資待遇不錯,想來試試……」其中一名滿臉長著青春痘的高個子保安對我虎視視眈眈地看著,另兩個保安顯然已相信了我的話。雖然我曾來過大門,但由於是好幾個在一起,此時還沒有人認出我來。正在門口登記時,那位直盯著我看的保安突然開口說:「我看你最好就不要進去了,因為我們這兒的工資很低的……」另一個保安也接過話茬,壓低著嗓門說:「我們每天都得守在門口十幾個小時,沒有假期,每月工資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們就有兩個保安就因為工資太低、工作太累而辭職了。」我竊喜:原來這些保安也對自己的老闆有怨言呀!我故作無奈的樣子,攤開雙手說:「老兄,咱們這些打工的做什麼不累呀?沒有法,工資再低也得找碗飯吃呀?現在南下尋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幹,很快就有人來幹。如果不是當了幾年兵,我這個時候還真不知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呢……」見我態度如此堅決,一個小個子保安說:「你在這裡肯定做不長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過話茬答道:「再累,也不會累死人吧?」聽到我的這句話,另一個正在為我做入廠登記的保安脫口而出:「誰說沒人累死呀?前不久我們廠裡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現在人家還在扯皮呢……」說到此,對方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緊張地張望了一下,見沒有人,這才縮了縮脖子,趕緊不再說話了。一個高子保安打通廠辦的電話後,一名辦公室人員又詢問了老半天,最後對方終於派一長得牛高馬大的中年男子過來把我領了進去。    
    剛進入裡面,我就聽到後面的廠房傳來一陣陣機器的轟鳴聲。依廠房而立有一棟四層高的大樓,其餘三面都建得較為簡陋。我隨著那名男子來到掛有「美而進紡織廠毛織廠」大牌子的辦公室外面,看到裡面一位神情木然的女工在打掃衛生,不見有他人。那男人用廣州話沖樓上大聲喊叫了幾聲後,交待我先在門外等幾分鐘,說是負責人很快就到了,隨後就離開了。我趕緊以上廁所為由,就往機器叫得震天響的車間內靠近。廁所就在位於車間不遠的一個低矮的後牆下面。見無人注意,我又轉過身,快速繞到車間旁邊,並循聲而入。此時正是上班時間,裡面幾乎還真沒有其他閒人,我一閃身溜入了車間,一股夾雜著塵土、棉絮灰的污穢空氣撲鼻而來,雖然我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但還是沒有想到這裡面的空氣是如此的污濁,如果不是緊捂著嘴,我肯定會咳出聲來。100多名男女工人正在各自的崗位上埋頭苦幹,不知是由於這裡的機器總是如此震耳欲聾,還是工人們平時的工作就是如此的專注和麻木,反正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這個不速之客。車間面積不大,看上去擁擠異常。儘管外面正是烈日高懸,但裡面卻是一片昏暗,亮著一排排佈滿灰塵的白熾燈。在這機器轟轟隆隆的車間內,雖然上面吊著十多隻老掉牙的大風扇,幾個大窗戶都大開著,根本沒有多少空氣流動,加上裡面人員較多,機器散發的熱量不斷,還是炙熱難耐。我剛進去就出了一身的臭汗。在這樣污穢惡劣的環境中,別說長時間地工作,就是什麼事也不干在裡面呆上半個小時,也受不了。難怪年僅23歲的劉晃棋會累得吐血而倒在機器旁邊。為了防止有人懷疑,我轉了幾分鐘後,就趕緊又從廁所邊繞到了廠辦前。


第六章 打工仔吐血死亡第49節 「你是記者」!(3)

    剛進入廠辦,我看到一位留著短髮、保養很好、自稱是該廠老闆娘的馬某在探頭探腦地尋找我。這女人一見到我,就用那雙小眼睛盯著我看了半天,突然冷不防地問道:「你不是來應聘保安的嗎?怎麼到在這兒四處亂跑?有證件嗎,快拿出來看看!」我裝模作樣地拉開包翻看。    
    這時,忽然從樓子傳來一陣吭吭的咳嗽聲,我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身材矮胖、戴著一付寬邊玳瑁近視眼鏡、穿著一件啡咖色進口T恤襯衫的、年約50來歲的男子,一邊用極為警惕的目光盯著我看,一邊慢悠悠地從二樓走下來。原來從這間辦公室可的右側還有一個建造得很精緻的花崗石樓梯,直通到二樓。    
    沒等他開口說話,只聽到門外又傳來一陣大聲嘈雜聲,其中就有劉志誠的音聲,很可能是他要進來採訪而被大門口的保安攔住了。聽到嘈雜熱鬧聲,姓馬的女人趕緊向外跑去。我鬆了一口氣,於是迎著那位已走到我面前的男人的審視的目光,大搖大擺地坐在了廳裡面的沙發上。    
    突然,那男子滿面通紅地指著我喝問道:「你是誰?來這兒想做什麼?」我忙說是來應聘保安工作的。他毫不理睬,一邊用狐疑的目光死盯著我看,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動作麻利地拿起牆角落裡的一隻報夾上的報紙,嘩嘩地翻起來。只見他頓了頓,用審視的目光直盯著我看。我正暗自思忖。突然,這個胖男人推了推眼鏡,怪聲怪氣地尖聲叫嚷起來:「我知道了,你是記者!你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你的名字叫石野,你是從廣州來的!」我被對方這突如其來的尖叫聲著實嚇了一跳!心裡不由直打鼓:這真是奇怪了,剛一見面,這個傢伙怎麼會認出我,並且能叫出我的名字來呢?在這種地方怎麼會有認識我的人呢?一時真令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努力地搜索我的所有記憶,怎麼也記不起來我曾在哪兒見過面前這個人。    
    見對已方識破我的真實身份,我覺得沒必要隱藏什麼了。我騰地站起身子,拿出我的記者證,回答道:「真沒想到在這兒還會有人認識我。老闆沒說錯,我就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石野,是特地從廣州來瞭解一劉晃棋的死亡情況的……」他愣住了,隨後又一把抓過我的證件,拿在手中翻來覆去地看,似乎要從中看出什麼名堂。當他獲知我是因為劉晃棋之死而來的,本來就不高興的臉顯得更陰沉了。他口口聲聲說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我聽到外面劉志誠的聲音,忙對他說:「你如果不知道,就請讓廠方的負責人出來吧。要知道,我們一共有好幾家報紙的記者,還有一位來自香港《東方日報》呢。」「怎麼連《東方日報》的也過來了?又不是什麼天大的事,你們這些記者也真是……」「好端端的人都在你們廠裡活活給累死了,這還能算小事嗎?我只是來調查一下劉晃棋的死亡原因……這樣吧,老闆,還是快讓門外的記者進來吧,我們只是來瞭解一下有關情況,何必對我們這麼不友好呢?」胖老闆這才氣嘟嘟地拉長著臉,極不情願地用手機通了幾句話,然後氣呼呼地看著我。    
    幾分鐘後,背著沉重大攝影包的劉志誠大踏步走進來,他的後面緊跟著劉靚、曾華鋒和小謝,那位自稱姓馬的女人滿臉怒氣地跟在後面。在我的再三追問下,那女人這才介紹面前這位胖子就是周老闆。    
    見一下子來了好幾位記者,他們的臉色極不自然起來,馬上要求我們拿出記者證。那個姓馬的女人還讓辦公室文員將我們幾個人的證件拿到裡面去複印,當即遭到我們的抗議。那女人拉長著臉說,「我不複印,誰知道你們的真實身份呀,我也好有個證據。」    
    在我們的要求下,他們避重就輕,根本不願說什麼。磨蹭了十幾分鐘後,那肥胖的周老闆提出要與記者交朋友,然後,他伸出兩隻肉嘟嘟的胳膊,動作肉麻地摟著我的脖子,不斷地與我套近乎。緊接著,他又向我提出了一個要求:「石野先生,你是廣州地區的名記者呀,我早就久聞你的大名,我們從此以後就是朋友了!我現在想與你合張影,怎麼樣,這個小要求你不會拒絕我吧?」說罷,他竟不由分說地緊靠著我,要求劉志誠為我們拍照。我一時還真不知他的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本想拒絕,但轉念一想,我又不是什麼明星,合影就合影吧。在這個時候還是少得罪他為好。見我如此爽快,周高興地從抽屜裡取出了一個上面有他頭相的廠牌,掛在脖子上,只等著照相。我們到這時獲知面前的這對男女是一對夫妻,男的叫周埠樟,是總經理,女的姓馬,是廠長,今年已58歲了。    
    見我沒反對,這個周老闆更親密地摟著我,不停地要求劉志誠拍照。儘管我對他的動作直起雞皮疙瘩,但還是硬著頭皮讓劉拍了一張;但他說一張太少,想多來幾張,接著又坐在沙發上要求摟著我的脖子再拍幾張。我強忍著內心的反感,捏緊拳頭真想朝他腦袋順勢來一下,但理智使我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沒想到,劉志誠在那一瞬間拍下了我當時的神態。如今幾年過去了,劉志誠拍的那幾張照片大都不知弄到哪去了,惟獨這張還夾在我的一本書裡。雖然這些年我一直處於流浪的狀態,從南到北,不停搬家,顛沛流離,遺失了不少珍貴的東西,但沒想到這張照片倒還保存下來了,沒想到,在事隔幾年後成為了我的這本書的「經典」插圖之一。    
    拍完照後,這位周老闆從剛才放下的報紙上拿來一張7月13日的《東方日報》,指著上面那篇關於我和金雁小學對簿公堂時的那張彩色圖片,嘻嘻哈哈地說:其實你一進門時,我就一眼認出你就是那位在我們港澳地區赫赫有名的石大記者!我說石記者,你今天能光臨我們的這家小工廠,實在是我們的緣份呀,希望我們以後能成為朋友……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傢伙也是通過報紙上的照片才認識我的呀!難怪他剛才會像看怪物一樣審視我老半天,並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聲呢!對於這樣一個只顧賺昧心錢而不顧手下員工的生死的老闆,我又怎麼能與他成為朋友呢?


第六章 打工仔吐血死亡第50節 打工仔吐血死亡

    當我們問及解劉晃棋吐血死亡的有關情況時,這對男女不是支支吾吾,就是以種種借口來搪塞記者。直到馬某打電話到報社再三確認了我們幾個人的真實身份後,他們這才立即換了一副笑嘻嘻的面孔,馬還頗為熱情地從冰箱裡給我們每人拿出一罐冰鎮的可口可樂來。儘管天很熱,我們也渴得很,但我們幾個都不約而同地拒絕喝他們的可樂。一路上,我們曾聽小寧說,上次他和南島一起來採訪時,就是這對男女,對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避而不談,反而拿出可樂要他們喝,當時小寧火了,指著這位馬姓女人的鼻子怒罵道:「你平時會讓你的那些工人們喝這樣的冰鎮可樂嗎?這麼年輕的生命,在你們那空氣不通、條件惡劣的環境下累得吐血而死了,你們管過嗎?我們怎麼喝得下這樣的可樂?」他們隨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當然是廠方不買他們的賬,叫來幾名保安將他們驅逐門外。為了避免再次發生爭執,小寧此次就在附近的那家大排檔等候,沒有進來。    
    直拖到半小時後,在記者的強烈要求下,這位香港老闆周埠樟及廠長馬某這才把另一個負責車間工作的黃廠長喊出來,讓他先向我們介紹情況。    
    記者問:「劉晃棋是否由於廠裡加班時間過長導致勞累過度死亡的呢?」周當即矢口否認,並說:「死個把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人都有一死麼?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們忍不住責問他:「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像劉晃棋一樣,年紀輕輕的就累死在你們工廠裡頭?」周連連打著呵呵說,他不是這個意思,他也沒想這個青年員工會突然得病死去。其實他們都很難過,大家畢竟在一起共事這麼長時間。不過,他承認該工廠屬家庭作坊性質,為趕貨加通宵班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但一般最多加班到晚上9時30分,並按工付酬。他們工廠從沒有超長加班,這都是有上班卡記錄的。為了更好地實行多拿多得,他們都實行打卡制。周說自己是在劉晃棋死後第二天才知道的,他是病死的,絕對不可能是累死的。當記者問道:「你口口聲聲說劉是病死的,那他到底是得什麼病死的?是急性的還是慢性病?」周支支吾吾,半天回答不上來。站在一旁的馬某嘟嘟嚷嚷地回答:「他肯定是得急病死的,這得去問醫院裡的人才能知道,我們只是辦企業的人,又不是什麼醫生!反正此事與我們廠裡沒多大關係,我們已接規定賠了錢,早已做到仁至義盡了。」不過,在鐵的事實面前,那位周老闆終於歎了口氣說:不管怎麼樣,我們有一定的責任,我們也不想把事情鬧大,能夠私下解決最好,所以後來我們徵求死者家屬的意見,並按照國家規定一次性賠償給死者家屬,一共付了一萬九千元,這樣的數目,對這樣的小工廠已是相當不容易了,別人的工廠一般也就賠付幾千元。    
    為了表示他們的做法是合法的,周還讓黃廠長出示了賠償依據——《廣東省企業職工假期規定》。來自廣東省勞動廳、深諳各種勞動條例的劉靚,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有些牛唇不對馬嘴,因為劉晃棋是在加夜班期間吐血之後死亡的,並非是放假之際,此規定怎麼能適用呢?說著,他還特意從包裡拿出一份文件,當場向周及廠方有關負責人出示了這份蓋有廣東省勞動廳大紅公章的有關條文。周等3人接過來看了半天,長歎一聲後,只好默不作聲了。    
    關於劉晃棋的死因,周不是支吾就是避而不答,問得不耐煩了,又幾次肆無忌憚地喝令記者離開。    
    臨離開美而進廠家時,我們又就那6名離廠的打工妹反映的問題,問周:「聽說昨天你們這兒又有6名女工辭職了,請問廠方為什麼不付給六名女工工資呢?」周埠樟振振有詞地稱:「如果是我炒她們的魷魚,我就立即付工資;但問題是,現在是她們自己要走的,是她們主動離開的,所以我就不可能給錢啦……」其中一位記者問道:「你們如此對待這些為你們廠家流過汗水的員工,就不怕他們去當地勞動部門告你的狀嗎?」周聞聽此言哈哈大笑,揚著肥胖的腦袋說:「是呀,咱們中國不是早頒布了《勞動法》嗎?我也希望有人去告我,這樣我是很歡迎的,但可惜的是,至今還沒有聽說有人去告我的狀呀!這說明了什麼?這不就說明了我們這個廠子是依法辦事,根本不存在什麼這樣那樣的問題呀?」    
    直到晚上7時10分,才算是結束了這次非同尋常的採訪。當記者一行剛走出美而進大門時,幾十名早已等候在此的員工圍住了記者。    
    他們氣憤地說,劉晃棋生病請假時,廠方只准他在廠裡休息,根本不讓他外出,不借錢給他上醫院。在他生病的前兩天,又連續加了兩個通宵的夜班。7月9日,劉在車間裡大咯血,後又在衛生間咯血……幾名女工哭著說,忠厚老實的劉晃棋身體一向健康,這次死亡,完全是廠方強迫加班、疲勞過度而引發的。    
    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在頭版頭條以引題為《連續加班兩個通宵生病請假未獲批准》、主題為《打工仔吐血身亡》披露了此事。同時,我還以《6名打工妹控訴美而進》為題,披露了該廠幾名打工妹的不幸遭遇。同一天,《東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媒體也披露了此宗惡性事件。    
    我們的報道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反響。數百名讀者以不同方式強烈譴責港方無良老闆,對劉晃棋家屬及幾名打工妹表示同情和關心,並想知道事件的進展情況。    
    我們的報道很快驚動了東莞市和大朗鎮政府,有關部門當即為此召開了安全生產會議,並成立了由鎮政府、鎮勞動、工會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入美而進進行調查。    
    7月27日上午,大朗鎮政府主管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李副鎮長特意約見《南方都市報》、《羊城晚報》等媒體的記者,《廣州日報》、廣東電視台等新聞單位的多名記者也趕來採訪。李副鎮長對我公佈的調查結果是:美而進毛織廠嚴重違反了《勞動法》的有規定,沒有與工人依法簽訂合同,加班時間多,加班時間超長。經查實,劉晃棋3至6月加班時間分別為675、615、53、70小時,其中的7月1日他加班到凌晨3時許,已超出國家有關規定。劉病故後,被診斷為消化道出血休克,主要死亡原因為呼吸循環衰竭。其死亡原因是否與加班時間過長有關無法確定,因為屍體已火化。在眾多媒體的監督下,最後工廠與劉晃棋家人達成協議:由廠方一次性賠償死者家屬35萬元(包含已支付的18970元),雙方不再申請勞動仲裁,家屬也不再提出起訴。    
    8月13日,當廣東省人大有關人員再次前往這家美而進進行執法檢查時,卻意外地發現,廠方對當進政府部門提出的有關整改方案,置之不理,各種部題依然嚴重。後來《羊城晚報》記者杜英又對此時行了曝光。    
    其實,在採訪此宗打工仔吐血死亡惡性事件的一個多月之前,我和寧佐勒還採訪過一宗轟動全國的「深夜查房嚇死打工妹」事件,當時在社會各界、特別是打工一族中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反響。由於此案已在我的第一本新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中》有過詳細記錄,在此不再贅述。    
    「打工仔吐血死亡」、「深夜查房嚇死打工妹」、「女教師揮鞭抽打小學生」、「吃霸王飯打無辜人事件」及我後面提及到的「打工仔慘死女友父母拳腳下」等事件,因為都直擊了老百姓極為關注的尖銳事端,受害對象都是生活在南方的打工一族,因此在社會各界激起了級為強烈的反響,社會效果是巨大的,也使我的新聞生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今,只要一提及以上的報道,許多讀者都會記起我這位政法記者的名字。這些新聞報道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自《南方都市報》創刊以來,除了後來的那一宗引起全國轟動的「孫志剛事件」外,還很少有報道能超過他們的影響。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1節 打工仔慘死(1)

    我們幾位記者為採訪「打工仔吐血死亡」事件,有了順利的時展,特別是香港老闆的態度也不像以前那囂張,自然也鬆了一口氣。為了慶賀我們的這次採訪勝利,四天後,也就是7月25日,在好玩的小寧的提議下,我們幾個人又決定找個地方娛樂一下。我們都提出實行AA制,因為大家當時的收入都不高。但寧佐勤決定要請大家的客。當大家決定去哪兒時,我突然大聲提議:就去天河區的那個「蝙蝠俠」歌廳吧!沒想到,大家對我的意見一致叫好。也許是因為這個歌廳在當時的羊城還真有些名氣吧。其實,我在這之前從來沒有進過這家歌廳,我之所以突然提出去那兒,是因為我想趁機再來次暗訪。    
    早在一個多月前,就有好幾個廣州讀者來信來電向我反映:位於天河區冼村附近的「蝙蝠俠」歌廳,是一家新開張不久的娛樂場所。為了招徠顧客,這兒每到週末都有從泰國來的「人妖」表演,還有一位被人稱為「性感受王老太」的妖冶女郎表演脫衣舞,以各種下流手段誘惑男女客人上台同演低級下流的舞姿,常常把個歌舞廳搞得烏煙瘴氣,嚴重毒害了社會風氣,附近群眾對此意見很大,但一直沒有人管。    
    剛開始時,由於我整天忙著與金雁小學打官司,實在抽不出時間前往。從東莞回來後,一連發表了好幾篇比較有份量的稿子,雖然依然忙,但畢竟稍稍輕鬆一些。就在昨天,又有讀者向我反映此事。現在,我們如果趁著娛樂之機,深入此處,既能放鬆一下,又能趁機明察暗訪一番,豈不是一箭雙鵰?    
    一位女記者聽我們要去那兒,連連叫好,說早就聽說這個「蝙蝠俠」的節目很前衛,有很多新招,遠近的年輕人都愛往那兒鑽呢。此時正好是週末,正是每週精彩的表演時間,同時,明天我們都可以在家裡睡在懶覺。我們幾個人一起在外吃完晚飯後,在寧佐勤的帶領下,我和曾華鋒及其女友,還有一位女記者,一行5人就開始了出發了。    
    晚飯後,我們一行人來到位於黃埔大道西冼村路段的「蝙蝠俠」迪斯科歌舞廳,看到其大門右側張貼著招徠著特大字號的廣告:「猛、爆、騷、狂歌勁舞等候你;王老太再次光臨蝙蝠俠,特邀名模精彩登場表演;錯過此夜,枉過一世。」晚8時30分,我們一行進入了地下3層近千平方米的歌舞廳內。剛開始,那裡面的人還不算多,那台上也只不過是上演一些三流歌手的歌舞,並沒有見到什麼猛歌勁舞,可能還沒到時間吧。    
    晚上9時許,隨著一陣激烈的舞曲聲,一位留著「包菜頭」、身材豐滿、穿著黑色無袖連衣裙的人妖挽著一位上身穿露臍裝下穿透明喇叭褲的小個子人妖,搖搖擺擺走將出來,在司儀叫嚷不休的聲音中,在觀眾們的怪聲起哄中。我通過多種途徑獲悉,這兩位來自泰國的人妖就是所謂聞名全世界的名模。只見這兩位怪物般的人影在光怪陸離的燈光下,伴著狂勁的搖滾樂,扭著瘦小的屁股,在台上跳了40餘分鐘的勁舞後,「包菜頭」人妖還翻到弧形舞台的前沿,雙手攀著中央的一根鐵柱子故意裝作搔首弄姿的怪樣子,尖聲叫嚷著向觀眾不時掀開連衣裙,做著各種令人噁心的下流動作。半小時後,喇叭褲人妖出來。兩人在台上又蹦又跳,又叫又嚎,輪流表演,直至10時後才退回台中,繼續與一些奇裝異服的人表演。    
    夜裡11時許,司儀頗為激動地對觀眾叫道,「朋友們,最激動人心的表演即將來臨,下面歡迎我們的性感女郎王老太小姐做最精彩的表演!」隨著台上幾聲怪叫,一位30歲左右的肥胖女人,一搖一擺地登上台來。只見她故意裸露左上半身,用手抖著肥乳,張著塗滿腥紅唇膏的大嘴,怪裡怪氣地向觀眾擠眉弄眼。像剛才那兩位人妖一樣,這位被人尊稱為王老太的胖女人,雙手攀著舞台中間位置的鐵柱子,向觀眾展示其肥碩的乳房,扭著肥厚的屁股,並掀開超短裙向四周觀眾做出各種淫穢下流的動作,令人不堪入目。在她的極力挑逗和蠱惑下,幾名幾乎失去理智的男青年忍不住跳上台去,與之擁在一起怪叫起舞。在強勁的樂曲聲中,這場「性感」表演推向了高潮。    
    我觀察到,在前後的演出過程中,一位穿白襯衫打著紅領帶,經理模樣的中年男人,不時來到台上悄在指揮演出。同時,我亦看到,舞池四周幾百個座座無虛席,整個地下大廳被擠得水洩不通。幾十名濃妝艷抹,身段婀娜,香氣四溢的年輕女子,不時在人海裡擠來擠去,並與一些男人搭訕,一番耳語之後,便成雙成對地走入裡面包房,或離開地下歌舞廳出去。    
    據此處咨客小姐和服務員稱,這兒每週末晚舉行一次這樣的表演,自幾個月之前至今,從來沒有什麼人來查過。    
    次日凌晨2時許,被噪聲弄得頭昏腦脹的我們一行5人,終於離開了這家烏煙瘴氣的「蝙蝠俠」。    
    7月28日,我同時在《南方都市報》頭版和《南方日報》上分別以《泰國人妖春光乍洩蝙蝠俠性感受老太猛爆騷狂歌舞廳》、《蝙蝠俠歌舞廳大演醜劇》為題,披露了此事。稿子發出後,立即引起了天河公安局的高度重視。當天晚上,當地的派出所出動幾十名民警突然襲擊,一下包圍了這家正在上演狂歌勁舞的「蝙蝠俠」,並當場扣留了30多人。經警方調查,這兒的所謂泰國人妖,原來卻只不過是本地的一個下崗工人扮裝的;那個表演色情節目的「性感王老太」也是一個冒牌貨,是該歌舞廳裡的一個員工男扮女妝。警方當即查處了這家歌舞廳,並對其中的幾名當事人及老闆進行了行政拘留的處罰。後來,當時的工商、文化部門也對之作出了處罰。    
    儘管劉晃棋的處理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我們畢竟為死者討回了應有的公道,為他的家屬爭取到一些經濟上的補償,同時,有關部門對美而進的大力整改,也多少打擊了有關責任人的囂張氣焰。另外,幾家媒體的報道,也使全省各地勞動部門對一些私營企業所存在的問題開展了相關檢查。    
    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在珠江三角洲各種各樣的企業多如牛毛,外來工也就比其他地方多得多。所以當地的媒體對外來工的關注一直也是最多的。一些外來工不但會受到所在單位的壓迫,因勞動時間過長而引發各式各樣的疾病,甚至死亡,而且有的還會成為殘餘封建思想的犧牲品。    
    就在我對銀河村治安員進行深入報道的前幾天,我和實習生左志紅又採訪了一件這樣的案子:已與女友相戀5年之久、時年剛滿25歲的潮陽仁城鎮農村青年韓少波,在獲悉女友因與他相戀遭到家人強烈反對,且被其父母看管起來時,即前往探望並欲相攜私奔,不料被女方家人發現,最後,這名可憐的多情男兒竟被女友的父母及兩名叔父當場活活打死。    
    這條獨家新聞線索是廣州讀者老謝提供給我的。老謝比我年長10多歲,系汕頭地區的潮州人,是少有的熱心讀者。他為了向我多提供新聞線索,不但自己經常騎著摩托車在羊城四處轉悠,而且只要一有機會他都要求身邊的親戚朋友留意生活中的新聞線索。那個時候尚未有「新聞線人」的叫法,他為報社提供的線索也很難得到報酬,但他依然樂此不疲。他每天都要購買好幾份報紙,然後分析上面的一些老百姓所關注的新聞,時間一長,他發現新聞的能力絕對不會亞於一般的記者。正因為如此,在我與老謝交往的3年多時間裡,他先後為我提供了20多篇獨家的新聞線索,如《謝家收到數百離奇來信》、《這個市場火災隱患多》等。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2節 打工仔慘死(2)

    得知我即將前往潮陽採訪,熱心的老謝又提出陪我們同往。他說,我們那個地方的人雖然很會做生意,對人也不錯,但比較亂,再說那兒都說潮州話,而潮汕話在粵語系中是最難懂的。他是當地人,可為我的採訪提供很多方便。我當然很希望他與我們一起去,我再三拒絕的原因主要是不想耽擱他的生意,更不想讓他白花錢,因為像這樣的遠地採訪,別說像老謝這樣的通訊員,就是像小左這樣的實習生報社也很難報銷出差費,而僅靠工資和微薄的稿費生活的我,又不可能為他報銷路費,這筆錢都得他自掏腰包。但老謝卻一笑了之,他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做記者的是為老百姓說話,我這個老百姓為你帶一下路,出點路費又算得了什麼呢?再說,我是做小生意的,錢不多,但總比你們拿工資的好多了。    
    為了趕時間,當天夜晚,我帶著實習生小左隨著老謝一起坐上長途大巴車,連夜趕往潮州。經過6個小時的顛簸,第二天早上5時許,天剛剛濛濛亮,我們就趕到了死者家中。在這個房屋顯得很破舊的家裡,由於死者的遺體尚在驗屍中,韓家老小正圍著一副空棺材和死者的放大遺像悲嚎。特別是死者父母親和祖父祖母,此時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令人備感淒慘。屋內香燭煙霧縈繞,四處哀樂聲聲,哭聲揪心,親友們都為這年輕的生命突遭橫禍而悲傷不已。    
    死者的父母緊拉著我的雙手,悲痛欲絕地哭訴道:「我的兒子就這樣被他們活活給打死了,還有的兇手現在沒有抓到,記者先生,你可要幫我們的兒子伸張正義呀……」    
    韓少波的弟弟、今年21歲的韓少偉紅腫著雙眼向我們哭訴了有關經過。    
    1998年12月3日晚上10時20分許,他正在普寧市占隴鎮下鄉某肩墊廠宿舍看書時,突然聽到外面傳來幾聲慘叫聲,並聽到有人在不停地高喊「救命啊,快來救命呀」。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即與幾名工友跑到外面一看,不由呆住了:原來正在外面大喊救命的人竟然是他的哥哥韓少波!只見他在女友巫雪屏的家門前正被巫的父親巫瑤龍、母親陳楚珠按在了地上,那對夫婦一人揪住頭髮,一人抓著他的衣服,不顧他的求饒,揮舞著拳頭對哥哥又打又罵。巫瑤龍邊打還邊罵道:「媽的,老子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這個小流氓,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勾引我的女兒……」    
    巫的叔父巫瑤武及另一個還在村裡擔任治保會主任的叔父巫瑤彬也聞聲趕了過來,他們看到哥嫂行兇,不但不上前勸阻,反而也一同衝上前去抓著跪在地上哭著求饒的韓少波毆打,其中巫瑤彬還手持棍子往韓少波身上亂打。    
    可憐的哥哥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只是雙手抱著頭,慘叫不已。哥哥一邊大聲向四周呼喊救命,一邊向巫家連聲求饒。少偉急忙衝上前去勸阻,並企圖救出哥哥,可是他自己也被巫家幾人拉住毆打,巫雪屏的母親陳楚珠一把揪著他的頭髮,其父親巫瑤龍擊了他一拳。隨後他與哥哥一起被亂拳打翻在地……    
    就在此時,嫁到該村的韓少波的姑姑聽到呼救聲也聞訊趕來,看到巫家這麼多人正在對兩個已倒在地上的侄兒如此毒打,嚇得趕緊跑上前去哀聲求情,可打紅了眼的巫家人毫不理睬。巫瑤武見她上前阻擋,還回過身來一腳將她踢倒在地,惡狠狠地威脅道:「你再敢上前摻乎,老子就連你也一起打,打死你們一家人也沒人敢管我們……」見對方如此猖狂,她哭叫著向圍觀的村人求救,並跪地向巫家求饒。但無人理會,更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勸阻。    
    約20分鐘後,直打得韓少波仰在地上一動不動了,對方這才悻悻地住手。    
    身上多處受傷的韓少偉顧不得自己身上的疼痛,趕忙與哭叫不止的姑姑一道抱起了已被打得渾身青紫、七竅流血、早已昏死過去的哥哥。他見哥哥生命危急,嚇得哭著向四周大喊救命。在兩名好心的村裡人幫助下,渾身是血的韓少波被送到了附近的普寧市人民醫院。雖然值班醫生大力搶救,但韓少波的瞳孔已經散大,心跳、呼吸已停止,背部已出現屍斑,醫生診斷:傷者入院前已死亡多時。    
    就這樣,僅僅因為與女友相愛,因為不願與女朋友分手,時年僅25歲的韓少波竟被女朋友家人活活打死。    
    獲知侄兒慘遭不幸後,韓少波的叔父急忙趕到附近的占隴派出所報案。當天夜裡,普寧警方出動多名民警,先後將兇手巫瑤龍、陳楚珠、巫瑤武等三人抓獲歸案,而另一名主要兇手、時為村治保會主任的巫瑤彬卻不知跑到哪裡躲起來了,雖然事後有人看到他躲藏在親戚家裡,但卻沒有人去抓他。直到第二天上午,獲知有廣州的記者來採訪此事後,躲在附近村子裡的巫瑤彬這才被抓獲歸案。這樣,4名致人死亡的兇手全部落入法網。    
    當日上午,當我和左志紅前往普寧占隴派出所瞭解情況時,負責該案的有關負責人說:這是一起極為罕見的故意致人死亡案,在四周村子裡影響極為惡劣,群眾反響很大。此事發生後,當即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視,四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入法網,目前均被刑事拘留。對方稱,我們絕對不會因為巫瑤龍是村治保會主任而對他網開一面,相反更會要求有關執法部門更加嚴懲,因為他身為村治保會主任,知法犯法,後果嚴重。為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擴大,警方在大力做好死者家屬的工作同時,亦對屍體進行了法醫鑒定,發現死者胸部骨折,頭部及身上有多處挫傷的腫塊,證實死者生前系遭暴力毆打致死。死者屍體目前仍在妥善保存中。    
    那麼,巫家為何要對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年輕人下如此的毒手呢?說起來,這都是戀愛惹的禍。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3節 打工仔慘死(3)

    時年25歲的韓少波,身材高挑,外表清秀,是一個長得很帥氣的小伙子,雖然只有中學文化,但他生性活潑,心地善良,聰明好學,還會一些吹拉彈唱,因此很受周圍人的喜歡。因為姑姑家在這個村子,他從學校出來後就來到這兒的一家私營工廠打工。雖然附近的一些女孩子也頻頻向他暗送秋波,但小伙子大都是一笑了之。其實,這位小伙子之所以要來此地打工,主要是因為他愛上了本村的一個名叫巫雪屏的女孩子。由於他以前常來這兒看望姑姑,很快就與巫雪屏相識並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們開始相識時,韓少波只不過20歲,而那位比他要小六七歲的女孩子當時還不滿14歲。但隨著兩人年齡的增長,他們很快成為一對傾心相愛的小戀人。    
    情竇初開的巫雪屏雖然正念初中,但在同齡人中顯得很成熟,出落得很秀麗。她不但學習成績好,而且還像韓一樣,愛好文藝,兩個人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話題。雖然兩個人的戀愛是偷偷摸摸的,但世上沒人不透風的牆,他們的戀情很快就被巫的家人發現了,自然遭到全家人的激烈反對。巫的父母認為,女兒此時年紀尚小,目前還只是一個連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學生,馬上又要參加中考了,竭力反對女兒在這個關鍵時候戀愛;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經濟條件很好的巫家,根本看不起這個來自外地的打工仔,認為這樣有損他們的面子。剛開始時,巫先是對自己的女兒再三警告,同時又多次找到小韓,不讓他再找他的女兒,否則後果自負。但兩個早被戀情燒著了頭腦的年輕人,根本聽不進巫家人的阻止和勸告,反而比以前更加相近了。    
    儘管巫家多次當面警告過韓,但對方就是不願與其女兒分手。見這個外來工態度堅決,巫家夫妻不由火了,他們威脅著說:「我女兒的事我們管定了!她還小,不懂事,都是你這臭小子在勾引她。我的女兒很快就要中考了,你這個壞小子以後如果再敢糾纏她,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但對女友一往情深的韓少波根本沒把他們的話當回事,還是像以前一樣,只要有機會,就偷偷地與女友跑到外面去約會。    
    有一次,他們的來往又被陳楚珠發覺了,氣得陳揪著韓少波的衣領,狠狠地打了他幾巴掌。見巫父母的態度如此惡劣,年紀稍大的韓知道再這樣下去,他們肯定沒辦法相處下去了。他當即向女友說出了心中的憂慮。巫雪屏年紀雖不大,但很早熟,她見男友一籌莫展,於是向她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既然我的父母如此強烈地反對我們,還不如我們跑到外地去,可去深圳珠海打工。反正我這個時候也沒心思讀書了,我們在外面可以打工過日子。」韓少波早已是無計可施了,現在見女友主動提出願意與他一起逃到外面去,大為感動,於是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兩人經過長時間的商議,決定先由巫雪屏回家偷偷地收拾好一些必備的東西,而韓少波則於第二天夜裡十時許前往巫家附近接她。他們沒有想到,這次幽會,巫雪屏的行蹤就被一直跟蹤她的父母親發覺了。震怒之餘,巫瑤龍夫婦當即將這個不聽話的女兒關在家裡,再也不讓她出門。    
    獲悉女友被其父母關在家裡,心急火燎的韓少波說什麼也等不及了。當天夜裡,他趁著夜色趕往巫家附近,並繞過大門口跑到後面的窗戶中與被關在屋子裡的女友取得了聯繫。韓少波藉著夜色的陰影,正要幫助女友從窗戶逃出時,誰知,兩人的行蹤被巫雪屏的父母發覺了。在一陣大呼小叫中,巫瑤龍和妻子陳楚珠一把抓住他們,在先將女兒押回家中關起來後,夫妻倆人就把所有的怨氣全發洩在了韓少波的身上,抓著他就是一陣拳打腳踢。接著這對打紅了眼的夫妻,也不顧小韓的求饒和哭叫,又招來巫瑤龍的兩個兄弟,手持棍棒,在眾目睽睽之下竟將這個與女兒相戀了五年之久的小伙子當場打死。    
    案發後,韓少波的女友、那位仍在普寧某中學初中三年級唸書的17歲少女巫雪屏,在得知男友竟然被她的四位親人用亂棍給活活打死後,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昏死過去。當這位癡情少女被搶救過來後,像木頭一樣,一連幾天都不吃不喝,身心遭受受到巨大刺激。由於她的幾位親人都被刑事拘留,為防止再出現意外,目前警方只好派專人護理她的生活。    
    12月10日,我以《男子慘死女友家人拳腳下4名兇手已被潮陽警方刑事拘留》為題,在《南方都市報》頭版上發表了這篇獨家報道,引起了廣大讀者的高度關注。    
    沒想到,幾天後,《廣州日報》的珠三角新聞版擅自「借用」了我的這篇獨家新聞。稱其「擅自」採用,是因為該報是在根本沒經過我和報社同意,又沒有像其他報紙一樣標明此稿是轉自《南方都市報》,只在後面署上了作者姓名,搞得當時報社有好多人認為,是我自己為了賺稿費擅自將稿子投到了該報。甚至連當時此稿的責任編輯莊慎之也以為是我背地裡投給對方的呢。搞清楚事情經過後,這位當時的編輯部主任、現任《南方都市報》主編的莊慎之忍不住在《南方都市報》上的「編輯手記」欄中,寫了一篇「新聞共享」的文章,特意對該報擅自「借用」都市報記者獨家采寫的新聞的手法進行了一番調侃。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4節 冤死的保安員(1)

    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恐怕只要一提到保安,一般的人都會皺眉頭,因為在大家的生活中,在見之於媒體的報道中,保安員的形象實在不佳:打人罵人,隨意搜身,好像壞事都非他們莫屬,加上當時有關管理部門未出台一部合適的管理條例,這些大多來自城郊治安員、來自外地的保安員,法制意識談薄,文化素質偏低,也就形成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違法的基因;他們大都是隸屬於地方派出所管轄,一旦發生了事情,往往總有人出面保護他們,這些無疑助長了個別素質低劣的治案員和保安員屢教不改。在南方和北方從事新聞工作的這十年間,耳聞目睹的不說,單我本人親自採訪過,並見之於報端的有30多篇。在我的第一本新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中,我曾在專門的章節中記錄過有關詳盡過程,其中有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事件、廣州德村治安員銬人惡性事件、治安員深夜破門抓走女發行員、深圳保安員圍攻巡警、東莞保安員砍斷孕婦四手指、北京某商場保安員打死民工等等,都是在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並激起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惡性事件。    
    1997年至1998年間,由於我連續採訪了多起在社會上激起巨大反響的保安員違法亂紀事件,所以,在當時的廣州,許多讀者只要碰到類似的事件,往往總會找到我,要求我出擊採訪,將他們的惡行曝光,好讓他們及時受到有關主管部門的懲罰。還有一些新聞同行找上門來。有時,在一個月時間內,我會接到省內外的各類保安違法違紀的投訴線索多達50多條。有一段時間,我都幾乎成為專門披露保安員劣跡的新聞記者。    
    1998年9月21日,我和《新聞人物報》及《廣州電視台》等媒體的同行,前往白雲區棠溪治保會採訪治安員持槍抓人打人,非法關押並長時間毒打幾名無辜外來工的惡性事件時,我們不但在治保會吃了「閉門羹」,還在眾目睽睽之下,遭遇到管轄地新市派出所值班民警冷言惡語的「禮遇」,我們在接待廳裡被一民警當著十幾名辦事群眾的面轟出門外。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在頭版以《民工無辜被打記者採訪被逐》為題披露了此事,廣州的幾家媒體同時也對此作了報道。但是事後,有關部門一直對此不加理睬。據說,治保會的那些人不屑一顧地說:《南方都市報》只不過是家小報,就是上了中央電視台,上了焦點訪談又能把我們這些人怎麼樣?其狂妄和無知也就可見一斑了。如果背後沒有人為他們撐腰,小小的治安員真的敢如此囂張嗎?    
    1998年12月13日,我和南方日報記者項仙君一起,又採訪了發生在廣州市白雲區石井鎮黃石舊貨市場內因檔口間的生意競爭,保安隊長率眾群毆無辜外來工的惡性事件。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此處的商品實際上大部分是從日本走私到香港再偷運到內地的,進貨渠道十分神秘,經營證件不全。第二天,《南方都市報》和《南方日報》以《保安隊長率眾打人》為題,在顯著位置披露了此事。可就在這個月底,我們再次回訪該市場,發現它依然未作整改還引出了這個舊貨市場裡頭的有走私的嫌疑。12月14日,我們又以《黃石舊貨市場我行我素大賣走私電器不懼曝光》為題對此再次進行了曝光。後來,這家市場終於得到有關部門的大力查處。這家市場公然違法,根本不怕媒體監督,他們所招聘的保安自然也就不可一世,「雞犬升天」了。    
    保安員違法亂紀時常發生,但這並不是偶然的,除了地方有關主管部門管理不力,執法不嚴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目前還沒有一條統一的有關管理和處罰保安的條例和法規。    
    2003年10月,就全國各地頻繁出現眾多保安員和治安員違法亂紀情況,我特意採訪了中國保安協會的有關人士。對方指出:只有合法的保安才能配合公安機關行使執法權。合法的保安是指經當地公安部門審核批准,經過一定時間的正規培訓,在各項要求都完全達標後,才可以上崗。公安部門對保安的體質、身高、文化程度以及思想素質均有嚴格的要求,在培訓期間,對其政治知識和文化學習均有較高要求。保安是一項服務行業,只是作為公安機關的輔助力量,以防範安全。保安沒有執法權,保安只能是經過公安機關授權後才能協助警方工作。一般要求有警察在場的情況下,保安才能對來往行人檢查,比如查驗證件、檢查行李、對可疑人員進行盤問等等。但是社會上的一些部門比如各種各樣的公司,一些民辦團體、民營企業、民辦學校等,大都是私自從社會上招聘社會閒雜人員充當保安,這些未經公安機關審查把關的人員,往往情況較為複雜,素質參差不齊,所以會出現態度惡劣、打人罵人、隨意搜身,甚至非法拘禁等違法亂紀的事。這些保安又稱為「黑保安」。這使本來就不合法的保安員為了保住飯碗而受人指使,加上個人素質偏低,法制意識薄弱,他們往往會做出一些令人憤慨和不恥的傷害人的行為,嚴重地損害了那些合法保安在人們心目中的好形象。    
    由於目前全國至今沒有一部有關保安的管理條例和法規,所以公安部有關主管部門正在加緊制定有關全國保安管理的統一條例,以取代各地制定的條例。    
    針對全國各地聯防治安員經常出現違法亂紀,在人民群眾當中頻頻造成惡劣影響的現象,2004年9月3日,公安部向全國公安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對聘用的治安員隊伍進行專項清理,並要求,從即日起,各經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從社會上招聘治安員。    
    通知要求,對於現有治安員,要按照「只出不進,逐年減少,徹底取消」原則,用3年時間陸續從公安機關清退出去。2008年1月1日以後,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留用治安員。    
    據瞭解,此次專項清理的對象是各地公安機關聘用的治安員,包括聯防隊員和協警員等用於協助開展治安保衛工作的鋪助人員,不含由地方人民政府組建和保障,派駐到公安機關協助維護交通秩序的交通協管員隊伍。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治安聯防隊伍最早出現於上世紀60年代,這些從社會上招聘的治安員,包括協警員、輔警等其他稱謂的人員,在協且公安機關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貫徹實施,國家和人民對公安工作和公案隊伍建設的要求日益提升,治安員隊伍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在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甚至成為影響警民關係、敗壞公安機關形象的一大頑症。為此,公安部部署對治安員隊伍進行專項清理。    
    公安部要求,各地要以縣級公安機關為單位,在調查摸底的基礎上,對治安員隊伍區別不同情況處理。對於不符合條件的,一律清退;對遵紀守法、努力工作且有全法穩定經費保障的治安員,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組織進行為期1周的教育培訓,培訓結束時組織考試核,合格人員將續聘1年,不合格者予以清退。對留用的治安員,要加大教育培訓和管理監督力度。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5節 冤死的保安員(2)

    如果以偏概全,把所有的保安員都當成過街老鼠,一律喊打,那當然是不對的。我個人認為,除了那些黑保安和少數文化素質低劣的保安外,大多數的保安員還是應該受到肯定的。我本人流浪羊城之初,就曾做過一段時間的保安員,對這份工作有著切身體會。這些為數眾多,遍佈全國各地的保安員,在地方警方不足的情況下,能兢兢業業,盡忠職守,協助當地警方工作,為維護地方的社會治安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功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他們當中,有的因與邪惡做鬥爭而挨打受罵,有的流血受傷,至獻出自己寶貴和生命,像這樣的類子舉不勝舉。    
    其實,在保安當中也有不少人是受害者。這些從外地出來尋夢的保安員,本來也是千百萬外來工的一員,他們在受人聘用時,有的連自己的合法權益都得不到保護,有的人甚至為此而付出生命。    
    我在走南闖北的十年記者生涯中,見過不少這樣的事例。其中一名叫焦廣霞的保安的悲慘遭遇,雖然已過去六七年了,但在他被害後,他的妻子抱著其幼小的女兒,身戴黑紗,前往報社求援的悲慘的鏡頭,至今還在我的眼前搖晃,刺痛著我的神經……    
    那是1997年10月,也就是我剛結束華才職校有關問題的報道不久,我和幾名同事共同採訪了這件保安員不幸被人殺死後,遭到單位的遺棄,最後變成了無主冤魂的悲劇。    
    1997年10月8日晚,在廣州市白雲區石井鎮大郎村金朗大廈一樓停車場,發生了一起食客間發生爭執而導致2人被殺、1人重傷的惡性案件。正當公安部門全力緝拿疑犯時,卻出現其中一名被害人的工作單位無法確認的咄咄怪事。    
    10月8日21時左右,大郎村一合資企業紅霞製衣廠(下筒稱「紅霞」)保安李江為慶賀自己的生日,邀請同事及親友共10人前往金郎大廈二樓「聚龍酒店」就餐,23時左右開始切蛋糕,李江等幾名年輕人開始相互往對方有上抹奶油,後有3名「紅霞」的保安進入酒店衛生間洗臉。其中一名保安楊志根在洗臉時與同事潑水嬉鬧,不慎將水灑在當地一名食客劉某(主要疑犯)身上,引起了劉某的極度不滿,並辱罵楊志根。李江當時見狀便趕緊上前去賠禮道歉,但劉某仍不解恨,猛推了楊一掌。    
    李江認為楊已道歉,劉某不應再出手推人,雙方僵持不下。酒店負責人何某之弟前來勸說,酒店另一保安焦廣霞因與李江是好友也前來勸阻。後劉某拂袖而去,並用手機召集同夥。李江等人以為事態已平息便回到座位上。    
    當夜23時30分左右,李江等人離開酒店,準備乘坐「紅霞」的麵包車回廠時,突然從四周衝出20來個手持鋼管、刀等凶器的身份不明的歹徒,見人又打又砍,手段極為殘忍。其中幾人將李江拖出10米遠毒打,並在其大腿上狠狠刺了一刀。正在值勤的焦廣霞在後面送「紅霞」的人下樓,見前面發生毆鬥,趕緊跑上前來阻止,同樣遭到對方的圍攻,他躲避不及,大腿上不慎被刺了一刀,當即血流如注而倒地。    
    幾分鐘後,接到報警的公安人員迅速趕到,但那一夥歹徒均已逃離現場,不見蹤影。    
    幾名傷者被送往附近的江村醫院。當晚12時左右,李江、焦廣霞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死亡。另一傷者脫離危險。    
    案發後,當地公安部門當即全力緝兇,可是,一件令焦廣霞的家人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當他們從家鄉趕來,並要求聚龍酒店支付有關工資和死者安葬費時,對方卻拒不承認焦廣霞是其保安,焦成了「無主冤魂」。儘管死者家屬多次上門討說法,但都被酒店方拒之門外。    
    無奈之餘,死者的遺孀、一位來自江西新余的年輕女子彭聖英,在其老父攙扶下,神情淒切、兩眼紅腫地來到《南方都市報》找到我,哭訴其丈夫焦廣霞的悲慘遭遇。    
    當日上午,身著素衣、臂戴黑紗、懷抱著兩歲女兒的彭聖英,悲憤地向我哭訴:當她驚聞噩耗後,連夜從婆家的山東老家趕到聚龍酒店,欲徵詢焦的善後事宜時,竟被該酒店拒之門外。當時該酒店老闆何某說:「焦廣霞根本不是我店員工!焦只是試用期,並沒有簽有關合同,又沒有正式錄用,他的死與酒店無關!」彭聖英當即憤怒地質問:「我丈夫從10月3日開始已在你們酒店上班了,他身上一直穿著酒店的保安服,你怎麼能說不是酒店員工?」何說:「我們酒店保安不准隨便下樓,焦是在樓下停車場跟人打架而死的,不在我們管轄的範圍之內。」另一名負責人魏某也說:「焦身上穿的服裝不是我們酒店的。你們有什麼東西能證明他是我們酒店員工?」    
    彭聖英說,10月6日去酒店看望丈夫時,看到酒店其他保安身上的著裝與焦所穿的衣服無異,當時焦還對妻子和幾位老鄉說,他們保安不但負責二樓安全,還得管好樓下停車場一帶,否則就是失職。彭說,她丈夫進酒店上班,紅霞製衣廠有好多人知道。奇怪的是,血案發生之後,聚龍酒店卻以停業整頓為名,將與焦一起共事的幾名保安「放大假」,有關知情人也不見蹤影。    
    彭聖英悲愴地說:她今年24歲,1995年在廣州打工時,與來自山東的焦廣霞相識相戀而結婚,現有一個已兩歲的小女兒。誰知,今年31歲的丈夫竟遭此厄運離她母女而去。丈夫家在山東貧困地區,家裡人口眾多,她娘家經濟也一直拮据,他們結婚時的有關債務至今仍未還清。如今,丈夫已死去10多天了,她和家人因無錢交納醫院的有關費用,還沒有看到丈夫的遺體。    
    那麼,這位在值勤時忠於職守並見義勇為的焦廣霞到底是否「聚龍」保安呢?    
    當天上午,我和同事魏東、杜衛東等人當即趕到白雲區石井鎮的聚龍酒店進行深入調查。瞭解到案發現場的有關經過後,又趕往聚龍酒店採訪。酒店負責人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第七章 援手伸向外來工第56節 冤死的保安員(3)

    聚龍酒店何老闆很肯定地說:焦廣霞不是我們的保安。10月3日焦經人介紹,準備到我們這裡做保安,因為酒店正準備招收保安人員。但是,沒有我的簽字是不能上班的。我們也沒有和他簽過任何用工的字據。事件是發生在食客之間的,酒店沒有責任。因為酒店在二樓,案件發生在一樓,我們的停車場並不收費,因此我們沒有賠償義務。這件事發生後,再也沒有人敢進來吃飯了,我們的損失很大,酒店每天要損失4000元,因此決定停業整頓,員工和保安就讓其放大假,至少一個月以上,重新開業再回來上班。    
    離聚龍酒店不遠的「紅霞」總管祝壽明則馬上戳穿了酒店方所說的假話,他說:今年9月底,聚龍酒店何老闆要我幫忙為他物色保安,我便推薦了焦廣霞。10月初焦去上班後,何曾對我說焦廣霞還真不錯,為人老實,工作很認真,適合做保安班長。但在事發後,何某及其經理魏某卻幾次跑到廠裡,再三要求我統一口徑,不要告訴任何人焦廣霞是聚龍酒店的保安,免得他們家裡來人找麻煩……這可是傷天害理的事呀?我不能做。於是我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10月14日,何、魏兩人又到我廠要求協商,我認為不能歪曲事實,再次拒絕,雙方不歡而散。    
    為了證實他的話,祝還特意向我們出示了由魏簽名的出入登記單,因為他們這兒有個嚴格的規定,不管是誰,進出工廠都必須填寫此單。那上面果然寫明14時10分進廠,15時35分離廠,由魏親筆簽下的字樣。    
    同時,「紅霞」保安張實成也氣呼呼地告訴我們:10月2日晚,因焦不知道聚龍酒店的具體位置,祝總管就讓我帶焦去聚龍酒店。到了以後我在二樓大廳等焦,他去辦手續。他出來時,告訴我手續已辦好,第二天就可上班。10月8日事發當日我去現場,看到焦身著迷彩服,他告訴我正在當班。誰說焦廣霞不是他們酒店的保安呢?如果他不負責任的話,哪會出事呀?現在人為酒店的事死了,酒店竟然不承認他是員工,太不應該了!現在只有你們這些記者來為他主持公道了……    
    如果焦廣霞確是聚龍酒店的保安,那他是在為制止食客間的毆鬥而殉職,若他僅僅只是上班5天、手續仍不齊全的保安,聚龍酒家是否不負有任何責任呢?    
    當天下午,我們一行又來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距離聚龍酒店不遠處的廣鐵公安大郎車站派出所黃所長說:「10月8日晚的兇殺案,是由一民事糾紛引起的,這樁血案,已引起了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我們已抓住其中2名犯罪嫌疑人員。經法醫鑒定,兩死者均是被利刀刺破大腿靜脈流血過多而亡,兇手應為同一人。」    
    黃隊長告訴記者說:「經公安部門縝密調查,主要兇手劉某(即與李在洗手間發生糾紛的青年)現年23歲,未婚,廣州人,系無業人員。他們這幫人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經常聚眾鬥毆鬧事。案發後,公安部門迅速出擊,追捕兇手,後在石井鎮一個養雞場裡,抓獲了兩名犯罪嫌疑人,劉某等目前尚未抓到,公安機關已為此發佈了有關通緝令。」    
    1997年10月9日,《南方都市報》以《保安員冤死聚龍酒店》為題,獨家披露了此事。看到有關報道後,廣東省勞動廳及廣州市勞動局有關負責人高度重視。有關人士對此事發表了看法,認為焦廣霞不管是否與酒店方簽過用工合同,只要他在該酒店裡上了一天班,哪怕是一個小時的班,他們之間都形成了事實合同關係,酒店理應為他的後事負責任,並按勞動法的有關規定,支付焦廣霞的有關工資、勞保福利及其他有關費用。後來,在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焦廣霞家人拿到了有關費用,雖然某些方面不盡如意,但畢竟通過新聞媒體的呼籲討回了應有的公道。    
    在南方的一些外來工中,有的會像湖北女孩姚莉那樣,因為查房的被嚇身亡;也有像湖南小伙子劉晃棋那樣,因為老闆的加班而累得吐血死亡;也有像保安員焦廣霞一樣,在上班時被人殺死而得不到最起碼的補償。這些外來工的死,沒有人願意負責。5年後,即2003年4月,來自湖北的大學生孫志剛,因此外出時沒帶身份證和暫住證,被廣州天河區的兩名民警收容,隨後又在廣州收容所裡被幾名暴徒活活毆打而死,姚莉和孫志剛死亡的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暫住證而引發出的。不過,如果他們在天有靈,可以告慰他們的是,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呼籲下,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力支持下,那個令所有出門在外的外來工朋友都不寒而立的收容制被徹底廢除了。收容被廢除了,還有比收容更為令人頭疼的,比如暫住證至今還沒有取消,還有為數不少的公私營企業仍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又有多少人不會遭受到像劉晃棋在美而進那樣的苛刻待遇呢?他們勞動權益時常會受到各方面的侵害隨著社會的發展。但我們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特別是務工人員文化素質的提高和法律意識的增強,加上地方各級政府部門溫和意識的增長,外來工的待遇、工作和生活環境及各種生存條件日益得到好轉。    
    據最新資料顯示,廣東現有外來工1280多萬人,約佔全國跨省流動就業人員總數的1/3,佔全省從業人數的近1/3,是全國外來工最多的省份。廣州東省委、省政府實施的「十項民心工程」中,就有「依法維護外來員工的合法權益」這一項。     
    其實,像這些外來工的合法權益和生命安全受到侵害的問題,在珠三角地區屢有發生。一般來說,他們因此而引出的醫藥費和賠償問題總是得不到及時解決,最後往往是在新聞媒體和地方有關主管部門的介入之下才會勉強得到解決。只是,這樣的事,能受到新聞媒體關注的又有多少呢?有時就是新聞媒體及時曝光了,也很難得到妥善的處理。    
    發生類悲劇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而這些悲劇的受害者絕大部分是外來工。但是,像這樣的悲劇又何時能杜絕呢?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57節 惡兒媳謀財害「命」(1)

    就像我在前面所寫的「深夜查房嚇死打工妹」、「打工仔吐血死亡」等離奇新聞一樣,1998年7月,地處粵西的陽江市爆出這樣一樁離奇事:年逾古稀的父親曾與二兒子合資建有一幢樓房,誰知兒子病死後其房屋卻被法院突然查封,老人在討公道的過程中,又驚異地發現二兒媳婦為謀奪公婆的房產夥同其情夫不擇手段,最後竟在前年弄出一份公公婆婆已經去世的蓋有派出所公章的死亡證明,從而順利騙到財產;直到1998年6月,依然健才的公公婆婆才知道,那個可惡的二兒媳婦早已把倆老人給「弄死」了!    
    我接到曾傳耀老人的投訴時間是當年的6月底,當時我正與金雁小學較量,並在《南方都市報》上公開了聯繫方式。後來,因為被金雁小學的官司所糾纏,同時還要寫稿,每日忙得不亦樂乎,實在抽不出時間外出採訪。但是,曾傳耀卻一直在等候我,也沒有再向其他的新聞媒體投訴,只是每隔幾天就來一次電話。    
    1998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來到陽江採訪此案。當我們首次在陽江長途汽車站見面時,這位歷經風霜的七旬老人緊緊握著我的雙手,高興地說:「石記者,我一直在等候你的到來啊,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我在《南方都市報》上看到你採寫的報道,好多是為民執言仗義的。我就認準了你。你是個有正義感的記者呀,你所採寫的那些獨家新聞,不是其他的記者都能做得到的,這令我刮目相看。我和老伴都一致認為,像我們這種向公安和司法部門叫板的官司,只有你才有這個膽量做好,相信你會真心實意地幫助我倆,我相信我們的眼光……」我一時被這位素不相識的老人這番話感動得熱血沸騰,是的,還有什麼比面前這樣的一位老讀者如此信任自己更令人感動的呢?    
    經過連續幾天的深入調查,我終於弄清了這宗曠世奇聞的來龍去脈。    
    時年72歲的曾傳耀老人,是一位老共產黨員,曾任陽西某供銷社主任,現已退休。他與妻子許秀英育有兩子,長子曾國慶,現在陽江某國營單位工作;次子曾國強從小體弱多病,隨父母生活,高中畢業後一直沒有工作。    
    1987年10月,由曾傳耀夫婦出資,以大兒子曾國慶的名義,以每平方米90元的價錢從陽江市購買到赤崗2街3巷1~2號宅基地100平方米,前後共花了9000元人民幣。該宅基地東邊由長子曾國慶出資興建了50平方米的樓房,門牌定為1號;西邊則由曾傳耀出資建了50平方米,門牌定為2號。在建房前的1986年,曾的次子曾國強與女青年孫秀珠戀愛。由於孫出生於農村,文化程度不高,平時又好逸惡勞,名聲不大好,加上兒子沒有工作且又體弱多病,他們的結合太不現實,因此兒子的婚事遭到了老兩口的反對;他們的態度也使得孫後來懷恨在心。見父母親不同意自己的婚事,曾國強就與孫在鄉下同居生活,第二年,孫生下了一個男孩兒。事已至此,曾傳耀夫婦只好同意孫秀珠及孫子進入家門。1992年秋,曾國強攜帶妻兒回到陽江市區,與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    
    就是在這個時候,曾傳耀夫婦見新建的2號樓只有一間屋,無法安置兒子、媳婦及幼小的孫子同住,只好賣掉老房子及所有宅地,決定在現有的宅基地上改建新屋。他們將賣房子所得的資金,加上東借西湊的幾萬元錢,吃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於1992年拆除了原有的小屋,並在原基礎上將2號樓擴建至三層半。當時,2號樓未申領房屋所有權證,只領有以兩個兒子的名字置辦的50平方米的國土使用證兩份,但是1號樓和2號樓均早於1983年10月27日在地方主管部門報建,報建面積為300平方米,至今有存檔。2號樓新房擴建後,曾傳耀和老伴住頂層,其餘的均讓給二兒子一家居住。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1992年5月,就在2號樓施工的時間內,曾國強不幸突患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死亡。新房子尚未建成,兒子竟然撒手人世,兩位白髮老人滿懷悲痛,送別了兒子。老兩口為了照顧二兒媳及幼小的孫子的生活,忍受著喪子之痛,想方設法將原在陽西鄉下的孫秀珠及孫子曾偉裕的戶口遷入陽江江城區赤崗街2巷2號,與他們共同生活。後來,在曾傳耀的努力下,孫秀珠被安排到陽江日雜公司上班,收入也不錯。兒子雖然過世,但現在他們畢竟建起了新樓房,擁有了愛孫,兒媳婦也有了一個好工作,一家人生活得較為和睦。    
    但此時寡居的孫秀珠卻不是省油的燈。1995年春,她嫌單位收入不高,辭職進了陽江一家大酒店當了服務員,在此期間認識了在市區做生意的陽西人黃某。儘管她明知黃某是有婦之夫,但還是與他打成一片。從此以後,孫不但經常找借口夜不歸家,還開始故意找茬與公婆鬧矛盾,並多次提出要分家單過。兩位老年喪子的老人此時不願再失去兒媳,更不願與尚在幼年的孫子分離,因此堅決不答應分家。曾傳耀還多次語重心長地勸告她:「國強不在了,你現在是獨身,我們也同意你再找一個人,但一定要找一個老實勤快、對你和孩子都好、有責任感的男人,你怎能與那個有婦之夫在一起呢?」氣急敗壞的孫不但聽不進公婆的好言相勸,反而更加就變本加厲的藉故辱罵他們,把一個原來安寧的家搞得雞犬不寧。從此,兩位老人的生活一直沒有安寧過,他們常常只能擁抱著幼小的孫子偷偷抹淚。    
    兩位善良的老人做夢也沒有料到的是,更大的打擊會接二連三地降臨到他們頭上……    
    1996年7月,孫秀珠藉故與公婆大吵一場後,不聽親戚朋友的勸告,狠心地扔下年幼的兒子,大搖大擺地搬到外面與情夫黃某公然姘居在一塊了。為了佔有公婆的新房子,她還多次向公婆索要鑰匙,遭到拒絕。    
    老年喪子本來已是痛上加痛,曾傳耀做夢也沒想到,眼下這個無良兒媳的所作所為更會給他們老夫妻雪上加霜。幾天後,正在單位上班的曾傳耀忽然接到大兒子曾國慶的電話:「孫秀珠帶著她的娘家人,趁家裡無人,砸爛了新房的門鎖,正在搬東西……」曾大驚失色。待他急急忙忙地趕回家中時,果然老遠就發現大門和3樓的門鎖均已被砸爛,孫秀珠他們早不見了人影,但她搬走了一些值錢的物品,還將一些家什扔到門外。    
    此事發生後不久,1996年7月29日凌晨零時許,正在睡夢中的曾傳耀夫婦突然被門外一片叫罵聲和打門聲驚醒。他和老伴慌亂中爬起來一看:只見孫秀珠和其兄弟、母親一幫人正氣勢洶洶地大叫開門,見公婆開了門,橫眉怒目的孫指著公公的鼻子尖聲罵道:「老東西,快把房子的鑰匙拿出來!這房子是屬於我們母子的,根本不是你的,你不能再在此住下去了,否則就別怪老娘不客氣……」曾傳耀氣得渾身直發抖,他馬上回敬道:「這房子都是我們老兩口賣了所有家產,借了一大堆債務才好不容易建起來的,怎麼是你的了?你自己沒有工作,窮得連小孩子的奶粉錢都沒有,你哪來的錢建房子呀?我兒子死了,但我們並沒有否認你和孫子還有共同的繼承權,我也沒反對你再找對象,你,你為何說出這樣的話來?」誰知,孫秀珠不等老人說完,就指使跟隨的幾人把睡床、沙發等全套傢俱強行搬到外面。在此過程中,跟隨孫前來的一名身穿警服、身高1.60米左右、年紀約20歲的青年惡狠狠地對曾傳耀父子威脅道:「我是公安局的,我們都知道這新房是屬於孫秀珠的,請你們早日滾出去,否則別怪我不客氣……」之後,這幫人不顧鄰居和曾國慶的阻攔,把兩位痛哭流涕的老人趕到一邊,在眾目睽睽下強行搬走了大部分家產,裝上車後揚長而去。    
    此事發生後,使曾傳耀那平時與人為善的膽小老伴受到極大驚嚇,當天就躲到了大兒子家中,怎麼也不敢再住在這裡了。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58節 惡兒媳謀財害「命」(2)

    8月初的天夜裡,孫秀珠又帶著幾個男女突然破門而入,其中還有兩個身著警服的青年。他們強行搬走了一些東西後,又用一把大鐵鎖將大門鎖死,根本不讓公婆進門。就這樣,被惡兒媳驅逐出家門、無家可歸的曾傳耀老人在大兒子家借住幾天後,只好向自己工作的單位申請借了一間20平方米的廢品舊倉庫,以作棲身之地,一直住到現在。    
    這對失去家園的老夫婦怎麼也沒想到,其實,這位頗為心計的孫秀珠早在與公婆共同生活期間就趁機偷走了家裡的那份《國有土地使用證》,又於1995年12月27日背著公婆,以個人名義寫了一份《授權書》,並連同偷出的《國土證》一起交給黃某,擅自授權其處理。1996年4月22日,黃因做生意缺乏資金,向陽江馮某借了7萬元現金並與之簽訂了一份《借款協議書》,以孫秀珠所提供的房產作抵押。借款期滿後,黃在還給馮5000元後就無力償還,在多次追討無果的情況下,馮將黃及孫秀珠上訴到陽東縣人民法院。    
    法院經認真審查後做出了如下判決:原、被告約定的以第三人孫秀珠坐落在江城區赤崗2街2巷2號樓房一座作借款抵押的協議無效;被告黃某尚欠原告馮某借款65000元及利息(從1997年2月5日起計至付清款日止,月息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計算),限在本判決生效後10日內付清;第三人孫秀珠對被告黃某償還原告馮某上述借款本息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本案訴訟費2610元,其他訴訟費883元,由被告負擔。    
    獲悉以上事實後,曾傳耀夫婦在譴責無良兒媳的卑鄙行為的同時,亦為法院的正確判決感到寬慰,他們當時還很感激地想,如果不是法院明察後做出了公正的判決,他們的房子就被人拿去抵債了。可是,這兩位老實憨厚的老人高興得太早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同是這家陽東縣人民法院,在幾個月後做出的對另一宗牽涉到他與兒子的共有房產案的判決時,卻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這不啻於晴天裡響起的驚雷,一下子將他們擊懵了。    
    1997年10月的一天,陽東縣法院執行庭有關執法人員突然查封了曾傳耀的房子,並在大門貼上了蓋有法院公章的封條和封房公告,曾見狀,還以為自己是在大白天做噩夢!驚異之餘,他慌亂地拉著幾位正在貼封條的法官,連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時,對方沒好氣地回答:「你不要在這兒妨礙我們執行公務,你最好自己去法院問吧……」當他氣喘吁吁地跑到陽東法院四處尋找人詢問有關情況時,法院裡的有關負責人地稱:赤崗2街2巷2號樓房的真正房主是孫秀珠,因為她有申領取得的合法房屋所有權證。孫以此房屋為抵押,於1996年11月份借貸了陽東大溝信用社10萬元現金,交給黃某做生意,之後到期遲遲不肯還貸,對方起訴到法院,法院依法查封抵押房產。曾傳耀辯稱:房屋是我當年以二兒子的名義置下的,所有的錢是由我出的,只能算是是我們共有的財產啊,現在怎麼成為了孫一個人的了?我兒子死後,孫也只能算是其中之一的合法共有者,現在怎麼成為她與我孫子兩人共有了呢?但院方稱,孫手頭有合法的房產證,那是最有力的證據。曾據理力爭地說,我至今還沒辦房產證,她怎麼會有呢?再說,孫就是有房產證,也是非法的呀,至少我們兩位共有人還不知道此事。見對方不予理睬,曾傳耀只好向法院有關領導一一反映情況,此後他還多次向有關部門打聽有關情況,但均未果。直到1998年5月,曾意外地從《陽江報》上看到一則陽江市財產拍賣通告,上面公開向社會拍賣其「赤崗2街2巷2號房屋,混合3層,佔地面積50平方米,建築面積180平方米」的共有房產。直到此時,他才知事情變得更為嚴重了!投訴無門的老人,最後憤然請了律師,決心用法律手段來起訴陽東法院有關人員。    
    在律師的大力協助下,曾傳耀又一次來到陽東縣人民法院,強烈要求法院對此事進行調查。法院幾位辦案人員稱,孫秀珠有房產證,是合法的繼承人,法院只是公事公辦。最後他們都讓曾自己到房產局去查詢有關情況。在陽江市房產局,律師查出孫秀珠所持的房產證存根號與曾以前申報建房的號數一樣。儘管年事已高,但曾傳耀依然記得很清楚,那房屋是他們出資以兒子的名義親手建造的,因各種原因未向有關部門申領房屋所有證,只領有50平方米的國土使用證,當時是以死去的二兒子的名義署名的。另外,1~2號樓房均於1988年10月27日已經到江城區建委報建,且依法交納了有關費用,至今,曾一直未領證。誰料到,現在兩位老人共有的房產一下變成孫秀珠與孫子兩人共同了!這其間蹊蹺到底何在呢?    
    陽江市房產局有關人員解釋說:我們是依法辦事的,是根據陽江市公證處所出具的公證書以及城東派出所出具的一份死亡證明,才根據房產繼承人孫秀珠及兒子的共同申請辦理了有關證件。當時,由於對方不願出示有關資料,那份所謂的公證書和不知所云的「死亡」證明,又一次讓曾傳耀墜入雲裡霧裡。    
    一份離奇的死亡證明    
    當百思不得其解的曾傳耀與律師匆匆趕往陽市公證處查詢時,誰知,聽說他就是曾傳耀,幾位正在上班的工作人員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還不停地揉著眼睛,懷疑地指著老人叫道:「什麼?你就是曾傳耀?你原來還活著?!」「天啊,曾傳耀不是和他老伴早死了嗎?」「什麼?你們說什麼?誰說我們死了?!你們是堂堂的司法機關,說話可要負責任呀?」曾傳耀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氣呼呼連連拍打著自己的胸部,大聲回敬道:「誰說我死了?我這是『死人還魂』討公道來了……」公證處一位負責人在極其尷尬之餘,到底還是向曾出示了一份陽江市江城區城東派出所出具的有關死亡證明,曾傳達室耀和律師急忙抓過來一看,那上面幾行蓋有大紅印章的文字,氣得老人差點沒有當場倒下!    
    只見那上面有這樣的文字:我轄區曾紀強別名曾國強原住江城區赤崗2街2巷2號,於1993年8月26日在江城因病死亡,父親是曾傳耀,其妻是孫秀珠(編者按,原為真名),母親是許秀英,他倆在1989年及1990年相繼去世,特此證明。陽江市城東派出所,1996年10月15日。在那一字跡工整的文字後面,還赫然地蓋有一枚圓形的「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城東派出所」的公章。那一行行黑字,像一條黑色的鞭子,抽打得老人渾身疼痛;尤其是那後面的大紅印章更是像一把鋼刀一樣,直刺得老人心裡直流血。    
    天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陽江市公證處就是根據這惟一的一份證明,在沒有做任何調查瞭解的情況後,於同年的10月16日為孫秀珠出具了公證書的。    
    曾傳耀和律師看到這份蓋有陽江市公證處大紅印章的(96)江證內字第211號公證書上寫道:    
    查繼承人孫秀珠被繼承人曾國強的妻子,是繼承人曾偉裕的母親,被繼承人曾國強於1993年8月在陽江城因病死亡,死後在陽江市赤崗2街2巷2號留下有房屋遺產,死者生前無遺囑,死者的父親曾傳耀,母親許秀英,均先於他死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的規定,被繼承人曾國強的遺產,應由繼承人孫秀珠和曾偉裕共同繼承。特此證明    
    陽江市公證處(蓋章),公證員:黃登科。    
    1996年10月16日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59節 惡兒媳謀財害「命」(3)

    這真是曠世奇聞!這種只有在《天方夜譚》和《拍案驚奇》上面才有可能看到的奇聞竟然就發生在這位不幸的老人身上!兩位身體健康的老人,現在就活生生地站在人們眼前,竟然有人敢出具其早已死亡的證明!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樣的權威證明居然是出自當地派出所和公證處!如果不是跟隨的大兒子曾國慶在一旁趕緊攙扶著,七旬老人曾傳耀早被氣昏倒下。    
    曾傳耀還獲悉,有了公證書後,陽江市某建築公司於1996年10月16日即為孫秀珠報建房屋,並出且了陽江市城建房屋所有權(臨時)證明書,證明書字第0000434號;也就是在同一日內,陽江市房管局即為孫申請並領取了房屋所有權書粵房證字第1918515號,並證明為1996年繼承得來二人(孫秀珠及其兒子曾偉裕)共有房產。    
    就這樣,從1996年10月15日城東派出所出具死亡證明,到陽江市公證處、市房管局、市某建築公司等職能部門,孫只用短短的兩天時間迅速辦理好了有關房產繼承手續。    
    獲悉以上令其震驚不已的詳情後,曾傳耀趕緊跑到其戶口所在地——陽江市江城區漁洲派出所,找到派出所領導講明了有關情況,並懇求對方證明其夫婦的生死問題。漁洲派出所領導在驚奇之餘,覺得事不宜遲,趕緊派人作深入調查,在鐵錚錚的事實面前,他們迅速出具了一份「曾傳耀出生於1928年9月12日,老伴許秀英出生於1928年7月2日,兩人仍然健在」的證明。同時,曾長期工作的單位陽江物資回收公司亦出面作了有關證明。    
    曾傳耀強烈要求城東派出所、陽東市公證處等有關單位立即改正錯誤的有關證書,並一再要求陽東法院解封其被錯誤查封的房產。    
    同一天,即1998年6月10日,陽江市公證處終於在出具的「關於撤肖(96)江證內字第211號證書的決定」上稱,「經查,本公證處出具的(96)江證內字第211號公證書,因當事人提供假證據,隱瞞繼承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有關規定,現決定以予撤銷。自即日起該公證無效。」    
    6月22日,城東派出所經過認真調查後,趕緊重新出具了一份證明,內稱:「我所於1996年10月15日出具的曾傳耀、許秀英的死亡證明,現經查實曾、許兩人仍健在,原出具的曾傳耀、許秀英的死亡證明與事實不符,特此更正。原證明作廢。」緊接著,陽江市房管局立即宣佈他們以前為孫秀珠所頒發的房產證作廢。    
    上述單位的負責人均就他們的「失誤」向曾傳耀及其老伴作了口頭道歉。    
    但是,對於「死而復生」的這對七旬老夫妻來說,僅有口頭道歉就能慰藉他們心靈上的苦痛嗎?    
    1998年9月,當我前往陽東縣人民法院採訪曾傳耀家產被查封一事時,卻沒想到遭到對方的百般阻撓。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先是說有關負責此案的法官不在;後又稱我的記者證不一定能表明我的記者身份,要求我出具由省高院特發的採訪介紹信。在我的再三交涉下,法院終於勉強同意接受我的採訪。    
    隨後,院方找來了該法院經濟庭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方說:我院是在接到陽東大溝信用社起訴孫秀珠借貸10萬元人民幣逾期不還後,才根據其申請,按照有關法律程序查封了其房產,隨後依據有關程序準備委託市拍賣行拍賣房產還貸。我們都是按法律辦事的。後來曾傳耀跑到法院交涉,聲稱他和老伴亦是房屋的共同繼承人,法院不應查封他們與孫所共有的房產。我們認為,只有依據房管局的房產證,才可明確是誰的房產。隨後,曾又將此事起訴到江城區法院,並向陽江市有關部門反映。城東區法院認為曾傳耀夫婦對房產有共同繼承權,要查清後再執行。後來,根據有關財產分割情況,我們決定只執行應屬孫的那一部分房產。    
    我問道:你們當時查封房產的依據是什麼呢?就憑孫秀珠所出示的房產證嗎?對方理直氣壯地答道:差不多是這樣。我在出示了1996年陽東法院所公開的民事判決書後,又問:「1997年5月份,孫曾以與曾傳耀夫婦共有的國土證及其個人立下的授權書,付予黃某抵押借款,後法院判決其無效,同時,孫亦在庭上再三聲稱抵押的房屋屬其丈夫與公婆共同建造;曾國強死後,房產證亦非其獨有,這在你們法院所出具的判決書上寫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法院在執行有關事宜時,應該清楚地知道,房屋產權應是孫與曾傳耀夫婦共有的,那麼,請問法院為何還要查封呢?這是否與第一次的判決自相矛盾?」對方支支吾吾地搪塞道:以前那件案子是別的法官辦的,我們怎麼知道呢?我們只能負責自己辦的案子……    
    同時,此人又稱,法院只要孫秀珠出具了合法的房產證,其中還有公證部門的權威公證,就可以依法執法。法院辦案只認證據……    
    對方還再三向記者解釋:我們依法查封房產時,沒有看到曾傳耀在場,只看到孫秀珠,封房時居委會的人也在場。當時我們也不知道其中有房產糾紛,是執行後曾傳耀跑到法院提出才知道的。法院考慮到孫隱瞞了事實,持的是假證明,為了保護曾傳耀夫婦的合法利益,法院決定暫緩執行;至於在查封房產時,曾傳耀的房屋裡有多少家產,價值多少錢,對方一會兒說不清楚,一會兒又說在搬遷東西時在場有幾個人聯合簽名,他當時只是對有關賬物扣押移交,並把鑰匙交給拍賣行保管。在採訪期間,這位執法人員幾次對記者解釋稱,因為房產系孫與曾傳耀夫婦共有,在查封時期,法院已明確可以讓曾傳耀使用,只是不允許轉賣,但老曾一直不願再住進進去。    
    曾傳耀氣呼呼地告訴我說:1998年11月初,他又一次跑到陽東人民法院索賠其房屋被查封期間家產被法院搬走所造成的損失。令人奇怪的是,該院一位副院長竟然還不知道此事。對方當即傳呼回負責此案的李某,當面追問此事是否屬實。李回答曾經駕車搬走了電風扇、組合櫃等部分家產,並說當時有居委會的有關工作人員在場作證,還開列了清單。他們最後總算答應如數退還東西。曾當即又要求道:除傢俱和家電外,房屋的所有鋁合金窗共18扇全被人盜走了,現屋內空無一物,請求法院派出工作人員一起開門進屋勘察現場。對方勉強答應,但之後一直未見有人行動,扣押的財物也未見退還。    
    1998年11月26日,曾又來到陽東法院,追問對方,為何至今未接到解封通知呢?也沒人口頭通知呀?負責處理此案的工作人員答道:通知早已發出了,當時因找你不著,就讓你的一個親戚轉交。直到1998年12月26日下午,歷經滄桑的曾傳耀終於從別人手中輾轉拿到了法院於1997年7月26日就已發出的「民事裁定書」。    
    在陽江市房管局,一位負責人接受了我的採訪。他說:孫秀珠的丈夫死前,沒有辦理產權證,在他死後孫秀珠以她和兒子兩人的名義,向我們申請補辦有關手續,因為房屋以前不是她的,其丈夫已亡,再由孫的兒子作為法定的死亡證明,但同時也假報其公公婆婆也死亡,由於公證處當時沒作調查,就為她出了公證,我們對司法部門出具的文件也就沒多問。對方同時還向我解釋道:按照有關規定,辦理房屋產權證書時,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有效條件,必須有國土證和有房屋報建證,另外還得出示申請者本人的戶口本、身份證等有效證件,在明確無誤後,才能辦理。以上條件,當時孫均具備,但我們的確不知道她會捏造事實,我們是在確認她達到繼承條件後,才先發臨時產權證,以此證明房產是誰的。最後,這位人士對記者稱,孫領的房產證已宣告作廢。今後他們在工作中一定會吸取教訓,引以為戒,絕對不能再出現類似的差錯。這位負責人還指出:他們主要是根據陽江市公證處的公證來辦理的,所以責任不在他們身上,而應由公證處和出具「死亡」證明的派出所負主要責任。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60節 惡兒媳謀財害「命」(4)

    那麼,陽江市公證處對此事作如何解釋呢?公證處有關責任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頗為委屈地訴苦:說起來,我們也是有苦說出,這事怎麼能怪我們呢?如果不是有派出所的那份證明,我們能出具這樣的公證嗎?要怪只能怪派出所,因為我們主要是憑派出所出具的證明,並在驗證孫秀珠其他合法證件無誤後才出具了房產公證,所以有問題也只能找城東派出所解決。不過,對方承認,他們當時沒有認真對有關材料進行核實調查,這是不對的,是工作上的疏忽。但他們在瞭解事實後,已撤銷了公證。    
    據瞭解,作為司法部門,公證處在進行房屋公證時,應按照規範的程序,首先應憑房屋所有權證、繼承者所在居委會的證明、死亡者原戶口所在地派出所證實死亡都屬實,同時公證處應到實地做認真的調查瞭解,力求規範完備,最後才能做出公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公證處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明,認為不具備或有疑義時,有權通知當事人作必要的補充或者向有關單位、個人調查,索取有關證件和材料,有關單位和個人有義務給予協助。」但陽江市公證處憑當事人提供的一份不真實的證明材料,不做任何調查,就草率地做出財產繼承的行政書,以致造成曾傳耀夫婦的房屋被非法繼承,難道能推脫其有關責任嗎?    
    我曾特意就曾傳耀夫婦的戶口問題採訪了其戶口所在地——江城區漁洲派出所。該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說:曾傳耀夫婦的戶口一直屬我所管轄。他們的生死證明應該由我所出具才有效,而其他的任何一家派出所都無權出具這樣的證明。這位負責人稱,居民死亡後,首先得有醫院的證明以及民政部門和居民所在街道辦事處出具的死亡證明,然後再由死者親屬親自往所轄派出所辦理有關手續,最後,派出所必須派專人前往調查,經屬實後才能辦手續,進行戶口吊銷。像這樣的事情關係到公民的生死問題,應特別慎重。同時,這位負責人還特意指出:城東派出所所出具的那份「死亡證明」不是使用派出所的戶口專用章,而是行政印章,即使曾傳耀的證明是由他們出具,這個印也是無效的。    
    很顯然,此事的「罪魁禍首」應是派出所出具的那份「死亡」證明,那麼,派出所又會有怎樣的回答呢?城東派出所一位負責人對我稱,那份證明的確出自他們派出所,但是到底誰寫的目前還不知道。他稱此事發生後他們極為重視,的確是他們出現的錯誤,他們當即就迅速出具了新的證明。這位負責人還稱,他是1997年3月後才調到該所的,那份證明出來時他不在,所以對當時的有關情況真的是一無所知。他說,是不久前曾傳耀的律師來電詢問此事時,他才獲悉此事,當時,他很吃驚,並拿回複印件進行認真核查,證實「證明」真的是出自派出所。這說明以前的工作的確存在問題,他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向市局的主要領導作了匯報。市局局長、政委、紀委書記等有關主要領導同志很重視,指令迅速調查清楚,妥當處理好此事,讓當事人少受損失。    
    當我舉著那份「死亡」證明上的字跡問:既然這的確是出自城東派出所,而且上面還有派出所的大紅印章,請問這上面的字跡到底是誰的呢?對方慌忙轉過頭,很是難堪地走開了。當我還想問及其他的具體事宜時,對方忙稱其他的事不便多說,最好到分局去找領導採訪。    
    那麼,誘發了以上那一連串奇特而又可笑事端的派出所證明到底出自誰人之手?那上面的城東派出所「公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1999年12月27日上午,我頂著寒意逼人的海風,在陽江市江城區公安分局採訪了有關負責人。這位負責人稱,此事發生後,市公安局和區分局領導均很重視,並通過多種途徑妥善處理好了曾傳耀夫婦的問題。隨後,市局將那份「死亡」證明上的「城東派出所」公章上交市公安局技術部門,後又送往廣東省公安廳技術部門鑒定。經省廳有關專家認真鑒定,證明上的公章確係城東派出所公章無誤。但此證明上的公章,是城東派出所的行政專用章,不是用來吊銷戶口的專用章。區分局立即成立專案組,公安局紀委對城東派出所全體民警以及有關聯防隊員進行集中調查,經市局對相關字跡材料進行筆跡檢驗,證實「證明」上的字跡不是城東派出所相關人員所為。    
    既然這份蓋有派出所大紅印章的神秘證明不是派出所有關人員的手跡,那麼到底又是誰的呢?那位神通廣大的孫秀珠到底是從何種渠道得來此「證明」的?這位負責人經過分析後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個別民警外出辦案過程中不慎遺失了蓋有公章的空白便條,被外人撿到後充分利用;第二,也不能排除個別素質差的民警,利用工作之便,私自開出蓋有公章的空白證明,偷偷地交給了犯罪嫌疑人孫秀珠,從而使其能夠大膽妄為地從事非法活動。至於那張判了曾傳耀老夫妻「死刑」的證明到底出自何人之手,此事究竟是誰人在背後一手操縱,對方稱只能在抓到孫後才能見分曉,但在案發後,這個孫秀珠早就潛逃到外地藏匿起來了。    
    據瞭解,陽江警方曾多次派專案組前往深圳等有關地方追捕與情夫黃某一起潛逃的孫秀珠,但至今未果。不過,對方承認,發生了這一連串奇怪的事,主要是由那張「證明」引發的,這是因為派出所印章管理不嚴,給壞人鑽了空子。    
    調查至此,引發出這一連串稀奇事的罪魁禍首顯然就是這份蓋有城東派出所大紅印章的「死亡」證明了,但令人奇怪的是,現在居然連江城區公安局和城東派出所都不知道這神秘的證明出自何人之手,至今對此案都是束手無策,那麼又有誰人能知曉其中蹊蹺呢?也許正如警方所言那樣「一切只能等到抓獲始作俑者孫秀珠才能見分曉了」……    
    真沒想到,這宗本來就錯綜複雜的離奇案,到了這裡又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當我問道:「公安局因為此事而成為被告,而且此案經法院兩次公開審理後,已判決城東派出所和江城區公安局一審敗訴,請問你們對此有何看法呢?」這位負責人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曾傳耀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此事的最主要責任應該是陽江公證處,其次是陽江法院,我們頂多也只能承擔次要責任……」但對公安局一審敗訴之事,對方總是避而不答,直到最後才無奈地說:「我至今還沒有看到法院判決書,因為那事不是我負責的……」    
    因為一份派出所的證明,兩位均依然健在的老人卻被莫名其妙地判定「死亡」。接著,傾其畢生積蓄建造的房產又被公證為無良兒媳繼承、房產被查封、老夫婦被趕出、有家不能歸棲。曾傳耀和許秀英這兩位白髮蒼蒼的古稀老人,多次上門討說法時,派出所、公證處、房管局和陽東法院均是各自推諉,互推責任,致使兩位可憐的老人精神和身心遭受到了巨大創傷。    
    1999年2月23日,忍無可忍的曾傳耀老夫婦一紙訴狀憤然將城東派出所及其管轄單位江城區公安局以及陽江公證處、陽江司法局推上了被告席,並強烈要求法院判令賠償其因名譽權受到侵害造成的損失人民幣20萬元,由以上被告承擔連帶責任,並由被告向其公開賠禮道歉。    
    1999年4月4日和6月22日,陽江市城區法院兩次開庭審理了此宗在整個陽江市鬧得沸沸揚揚的離奇官司。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61節 「死人還魂」討公道(1)

    採訪結束後,我回廣州寫了一篇長達萬餘字的新聞連載。像這樣一宗錯綜複雜、天方夜譚般的曠世奇聞,如果像平時一樣只用特稿方式,顯然還不足以說盡有關事情前前後後、曲曲折折的過程,我決定以新聞連載的方式來報道此事。看到我的稿件後,當時一版編輯非常高興,認為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獨家新聞連載。1998年12月22日,《南方都市報》以《兒媳謀財「害」命公婆活人變死人》為大標題披露了此事。當時此稿的責任編輯莊慎之還特意在文章的前面寫了一個編者按:陽江市近日爆出一樁離奇事:一位兒媳婦為謀奪公婆的房產不擇手段,最後竟在前年弄出一份公婆已先後去世的蓋有派出所公章的死亡證明,順利地騙到了房產;直至今年6月,依然健在的公公婆婆才知道,兒媳婦早已經把他倆給「弄死」了!欲知此曠世奇事的來龍去脈,敬請留意本報的獨家新聞連載。    
    《南方都市報》在隨後長達8天的時間內連載完畢。新聞連載,是新時期新聞發展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是對一些重、特大新聞報道的最好詮釋,使廣大讀者能及時地、詳盡地瞭解相關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1995年春節期間,《羊城晚報》曾以此種方式報道過幾宗新聞事件,很受讀者的歡迎;1996年春,朱德付在當時的《南方日報》上也以此種方式報道了江西胡雪梅事件,曾轟動一時;1997年1月,《南方都市報》改為日報時,在朱德付的精心策劃下,推出了記者譚智良的長篇新聞連載《變性麗人的情愛悲歌》,成為都市報的重拳作品,後來這個欄目成為《南方都市報》的經典欄目之一,譚智良也成為當時國內都市報中第一個開辦新聞連載專欄的記者。由於新聞連載的採訪比一般的新聞更需要記者深入挖掘,採訪時間長,寫作技巧較高,花費的精力和心血也更多,所以不是一般的記者所能駕馭的。我在都市報期間,曾發表過兩次新聞連載,這宗活人變「死人」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我的這篇新聞連載後,湖北、山東的幾家都市報均向我約稿。1999年3月4日,當時在全國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華西都市報》以《「死人還魂」討公道》為大標題,在特稿部以整版篇幅刊載了此稿。    
    曾傳耀的案子開庭後,令人頗感蹊蹺的是,當他多次跑到江城區法院探詢有關判決結果時,對方不是躲躲閃閃,就是支支吾吾。直到他從律師方面已明確獲悉,判決結果早已於10月8日出來……    
    1999年12月16日,地處南海邊緣的廣東陽江市經受了少見的寒冷之後,氣溫終於由3℃升為10℃上。這天,我又一次來到了陽江市,對曾傳耀夫婦離奇「死亡」之事進行深入調查。也就是在這一天,經過長達3年多的風雨磨礪,滿身風霜的曾傳耀老人終於通過正當途徑拿到了本應早於兩月前送達到他手中的這份姍姍來遲的民事判決書。當他吃力地用顫抖的雙手,固執而堅決地在這份早已於1999年10月8日就已出具的(1999)城民初字第232號的陽江市城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書上簽上「1999年12月16日收簽」字樣時,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像個孩子似的忍不住當眾縱聲大哭起來,辛酸的淚水很快就將面前這份與其訴訟請求相差甚遠的判決書沾濕。那上面的判決結果如下:被告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陽江市司法局在本判決生效後10天內分別書面向原告曾傳耀、許秀英賠禮道歉,內容由本院審核;被告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陽江市司法局在本判決生效後十天內賠償20000元給原告曾傳耀、許秀英;被告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區分局、陽江市司法局對上述款項相互負連帶責任;本案受理費1500元由被告負擔。    
    老人氣呼呼地告訴我,就是這份與他的訴訟請求相差甚遠的判決書,他也是花費了很大周折才好不容易得到的。當時,他又一次跑到江城法院索要判決書時,有關工作人員經請示領導後,才極不情願地拿了出來,但對方再三要求曾傳耀在判決書上簽上:「1999年10月簽收,被滿腔憤怒的老人斷然拒絕,隨後,他在上面鄭重地簽上了收到這份民事判決書的確切日期:1999年12月16日。    
    在冬日略帶寒意的海風吹拂下,老人本來就瘦弱的身子更顯得弱不禁風。拿著這份判決書,儘管一審法院已判決自己勝訴,但滿身滄桑的曾傳耀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他認為一審判決的賠償數額太低,有失公正;原判的2萬元數額尚未涉及到連帶賠償責任。1999年12月29日,他又憤然向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要求二審法院依法維護原告提出的賠償20萬元的訴訟請求。頗令人費解的是,2000年1月5日,被告之一的陽江司法局、陽江公證處、江城區公安分局和城東派出所亦不服一審判決,同時向陽江中級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撤消一審法院的錯誤判決。    
    曾的代理律師指出,一審法院原判的2萬元數額尚未涉及到連帶賠償責任。因為兩被上訴人均為國家行政機關,是地方執法部門,卻知法犯法。兩被上訴人的錯誤行為,不僅使兩上訴人身心遭受重大損失,更直接導致了其價值30餘萬元的房產遭受嚴重損失。作為兩被上訴人負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應連帶賠償上訴人的有關損失。區區2萬元的判決,何以賠償上訴人所遭受重大的精神損失和房產損失呢?    
    2000年7月10日,我從京城又一次來到了陽江。這已是我第三次來陽江了。這時我正在由北京一家中央報紙做採訪部主任和首席記者,主持著一個法制專欄。雖身在北京,但我一直關注著曾傳耀的案情。    
    幾天前,當我得知曾傳耀的上訴案即將在陽江市中級人民公開開庭審理時,作為獨家披露此案並一直關注案情進展的記者,我對後面的結果極為關注。所以儘管路途遙遠,但我還是千里迢迢地從京城趕到陽江來。但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後面所出現的一切更對老人不利。    
    11日上午,這天地處南海邊緣的陽江狂風大作,烏雲密佈,突降暴雨。我們在上午8時就趕到了陽江市中級法院第二審判庭,等候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雖然大雨傾盆,法院旁聽席上仍擠滿了二三十名聽眾。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決定先不向法院方公開自己的記者身份,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參加旁聽。    
    雖然開庭通知書上說明在8時30分開庭,但直拖到9時20分才正式開庭。幾位法官面無表情地走了進來。我奇怪地發現,在這市中院的第二審判庭中,根本分不清哪是原告席,哪是被告席,因為那上面均無掛牌標明。負責本案的是一位表情嚴肅的青年法官和一位女書記員,兩位執法人員均沒有穿法官制服,加上裡面只不過是擺了一些陳舊的桌椅,又沒有任何標示,真難讓人相信這裡就是莊嚴的法庭。    
    在庭審中,陽江司法局和公證處的代理人所持理由基本與一審時一樣,再三強調一審法院審理程序錯誤、公證處不能成為本案被告,稱追加司法局為本案共同被告無法律依據。城東派出所和江城區公安分局的代理人則辯稱,派出所的證明雖然錯誤,但已及時更改,且出證明者並非派出所有關人員,使曾傳耀受到傷害及財產損失的應是陽東縣法院,所以把派出所作為原告是錯誤的,把派出所的上級領導單位作為被告更是沒有理由的。本案主要責任應該由曾的兒媳孫秀珠承擔,並追加她為本案原告才算公正。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聽審雙方辯論時,法官有意把時間留給兩家被告,而曾傳耀的代理律師進行辯論時,法官不是避重就輕,就是阻止律師發言,法官的言行引起了旁聽席聽眾的不滿。    
    在激烈辯論中,傷心至極的曾傳耀和老伴不由老淚縱橫,失聲痛哭。而法官的言行舉止亦使旁聽席中的老市民極為不滿,紛紛向法官提出抗議,要求法官秉公辦案,依法辦事,以還七旬老人曾傳耀夫婦一個公道。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62節 「死人還魂」討公道(2)

    直到11時25分,滿臉不高興的主審法官宣佈休庭,判決結果待日後再公開。說完他朝地上旁若無人地吐了一口痰後,拂袖而去。    
    上午庭審結束後,我隨即來到法院的一位主管院長的辦公室,出示證件後說明了來意,對方一口回絕:「我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你就等待我們的判決結果吧。」隨後他就說要外出開會,讓我走人。當我趕到負責外宣的一間辦公室時,對方兩位正在看報的法官態度冷漠地說:「要採訪此案,必須經陽江市領導特批才行。你們的報道已對我們陽江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們不歡迎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    
    當日下午,我隨曾傳耀及其長子曾國慶又一次來到了位於江城區赤崗2街2巷2號的那棟3層的樓房面前,只見銹跡斑斑的大門上面,昔日陽東法院所張貼的封條仍然殘留,只是字跡已模糊,一樓大廳空空如也,牆旮旯裡佈滿了蜘蛛網。沿著塵土飛揚的台階上至二樓和三樓時,老鼠和蟑螂隨處可見,二樓大廳裡堆放著殘缺不全破爛不堪的陳舊傢俱。我看到,一樓至三樓的所有窗戶玻璃全部消失殆盡,連以前安裝的鋁合金門窗也被人撬走,代而取之的是幾塊破舊塑料布,看上去滿目瘡痍,尤其是三樓門簾上不知何時貼上去的那張早讓風雨剝蝕得字跡模糊的「幸福之家」字樣的橫聯,此時正在夏日海風中顫抖,更令人備感辛酸。    
    佝僂著腰身的曾傳耀咽哽著向我哭訴:「我這一輩子只造了這一棟屋子,卻被弄成眼前這個樣子,至今無法入住,真是有苦無處申呀……」曾國慶也傷心地說:「我父母都70多歲了,本應在家裡歡度晚年,誰知卻經歷了這樣的遭遇,我也沒有辦法,只奢望法律的幫助了……」    
    目前,曾傳耀夫婦帶著那早已失去母親的孫子相依為命,一家三口棲身於江城區馬洲街單位的一個廢品倉庫裡,全靠他每月400元的退休工資維持生計。為了打官司,白髮蒼蒼的曾傳耀又只好佝僂著身子到一個單位打工。我看到眼前的居住地低矮狹窄,陰暗潮濕,面積不足30平方米。在這擁擠的小旮旯裡,一大堆早已被翻捲了書角的各種各樣法律書刊引人注目。曾傳耀悲憤地拉著我的手說:「兩個大活人硬是被人判死了,可對方還再三說沒有過錯,沒有侵犯我們的名譽權和人身權!作為執法部門,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老人說,現在整個陽江市都傳出了他們夫婦死亡的事,甚至有的熟人一看到他都會驚恐地叫起來「不是說你們死了嗎?!」連在外地工作的幾位親戚也紛紛來電查詢有關詳情,致使兩位老人的身體和精神受到巨大的傷害。因為此事的長久奔波,使這個本來貧困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經濟負擔。    
    由於當時法院並沒有判決結果,我在瞭解到有關情況後就回京了。    
    2000年3月15日,曾傳耀又向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國家賠償申請書,請求陽東縣人民法院賠償因錯誤查封、拍賣造成申請人及第三人的經濟損失人民幣3萬元,公開賠禮道歉。2000年7月2日,陽江市法院以陽東法院對該房屋的查封並不違法,而申請人請求賠償無理為由,駁回了他們的國家賠償申請。    
    這宗轟動全國的曠世奇聞引起了全國廣大讀者的關注,更在陽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當我採寫的報道第一次在《南方都市報》上以新聞連載的方式披露了此則奇案後,那幾天的報紙在陽江一上市就當即告罄,不但使都市報一時洛陽紙貴,更使發行量一路上升。老百姓對此議論紛紛。陽江市人大有關人士指出:曾傳耀這宗案子,孫秀珠固然可惡,但如果她背後沒有人操縱和幫助,怎麼可能從派出所開出公婆已死亡的證明?又怎麼能憑一張假證明蒙騙幾個政府部門,並在短短的兩天時間裡輕易拿到房產呢?更令人費解的是,現在此案已發生好幾年了,作為此事的始作俑者孫秀珠為何至今還未捉拿歸案呢?    
    直到2000年10月25日,遠在北京的我收到了曾傳耀的一封來信,連同一份2000年9月30日由廣東省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2000)陽中民終字第58號民事裁定書,上面做出了以下裁定:1撤銷江城區人民法院(1999)城民初字第232號民事判決;2駁回原告曾傳耀、許秀英的起訴;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100元均由原告曾傳耀、許秀英負擔。    
    已經受了長達4年折磨的曾傳耀哪能接受這份所謂的判決書呢?此時,除了繼續向上級部門上訴,他已無路可走了。    
    2000年11月2日,《南方日報》發表了記者丘劍華題為《誰該對他倆的「死」負責?》的文章,對此事做了進一步的披露。在編後語中,編者寫道:「在這宗奇案中,曾傳耀夫婦明顯是受害者,卻得不到公正的處理,錢又花光了,他倆還能做什麼呢?法院的判決是否確有道理?相信讀者看完這篇報道後,也會像編者一樣提出同樣的問題。歡迎讀者來信,討論此案。」    
    當我在遙遠的京城看到一直對此保持沉默態度的《南方日報》終於關注此事時,我很高興。雖然在此前,經我獨家報披露並多次在全國百多家暢銷報紙報道後,此事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新聞媒體只是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雖然被稱作「黨和人民的喉舌」,但畢竟不是司法機關,對於一些明顯的錯案、冤案及一些司法部門的司法腐敗行為,新聞媒體只能是及時將有關真實情況,公正客觀地報道出來。我當時還以為,對於這宗早就在全國引起巨大轟動的活人變「死人」的奇案,儘管3年前的《南方都市報》已報道過,儘管2000年的《廣州日報》也以整版的篇幅也全文轉發了我發表在中央級黨報《工人日報》的相關報道,當時又一次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但陽江有關部門一直不理不睬。現在,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南方日報》又披露了此事,我想,對於這樣一宗案情非常明顯的案件,當地有關部門再也不會對此沉默下去了吧。我一直靜觀該報對此的後續報道,尤其是社會各界對此的討論。可是,一直等到了好多天,別說有關此事的後續報道,就是當時編輯部在此稿的後面特意向全社會徵集討論意見的文字也沒見到隻言片語。我感到奇怪。經過多方打聽,原來,此稿剛一出籠後,編輯部即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壓力,以致他們最後也無可奈何地默默地取消了這次討論,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懸念。    
    稍後,2001年2月4日,當地的《陽江日報》也以整版的特大篇幅,以《人為真理而活》為題,報道了發生在本地的特大奇聞。2001年10月,廣東省電視台「社會縱橫」節目也報道了此案。有關律師對此案的評論是:1陽江市中級法院適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適用法律不當。2公安部門和公證部門都不是行政行為,首先曾傳耀和妻子的戶口並不屬於東城區派出所管轄,他們是明顯的侵權行為。3該案子不能單用經濟慰問去包涵,政府部門慰問平民百姓困難戶是順理的,但用經濟包涵這種案件是對社會風氣不利的。然而有關部門仍然保持沉默。    
    此案經我獨家在《南方都市報》、《工人日報》、《深圳法制報》等百多家新聞媒體曝光後,不但引起了陽江市人大對此案的關注,更引起了省政府及省人大等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但是時間至今已過去了四年,此宗在社會各界激起了強烈反響的案件還是沒有一個結果。但在這些年間,我與曾傳耀老人一直保持著通信和電話聯繫,他更是把我當成了親人,時常寫信給我。從1999年至今,老人已經先後給我寫了50多封信,現將其中的幾封與本案有關的摘錄如下,讀者也可從中看到有關此案的一些情況:


第八章 一對七旬老夫婦的離奇遭遇第63節 「死人還魂」討公道(3)

    石野記者:    
    您好!久未見面了,常在掛念中。我寄給你的材料不知收到沒有?本月13日,我又一次到陽江市委,找市委書記林華景同志,他親自接見我。談話約15分鐘,我將我的不幸遭遇簡明扼要地向他反映了,在場的一位黃科長把近日《南方日報》的報道給他看,他說都看過了,知道了。林書記說,他要找法院及有關部門去瞭解情況,然後做出處理!    
    本月20日,我又去了陽江市人大,市委督察室的蘇玉均主任曾打電話告訴:林書記已經對我的事做出了批示,要求江城區公安分局徹底查清所有情況,向他報告,再作出處理。我把這些話都如實的通報給你。關於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問題,我正在找當地的律師,寫好後我再寄給你看,請您幫我參考。餘事後敘,祝您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曾傳耀上    
    2000年11月24日    
    又及:近日,市政府的黃科長在市黨校聽法制課時,前中院老院長指出,陽江市中院這樣處理案子是錯誤的。石野記者:    
    您好!    
    今天接到您的來信十分歡喜!在接到您的來信之前,我曾給你去過幾封信,同時還有一份《陽江日報》報道了我的案子,不知您收到沒有?我常想念您,今天收閱您從北京寄來的信(真是)歡喜之極了。    
    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春節後約2月20日,陽江市委派來朱秘書長和市委督察室的蘇玉均主任親臨我的住處,向我和老伴表示慰問,同時送了500元的慰問金。幾天後,江城區政府和江城區法院派人也來了,把上次多收我的訴訟費5400元送還我,稱這是退還不應該收的訴訟費,另外也是表示關懷,祝我們要保重身體。對地方政府的關心,我和老伴一一表示感謝,    
    上星期二,即4月10日,陽江市督察室的蘇玉均主任來電通知我到他的辦公室。我按時到達。蘇主任和朱秘書對我說:林書記很重視您的申訴,說對方被告都承認了錯誤,他們的經濟都很困難,現由他們籌到人民幣2萬元,作為慰問金,給您補償損失。並讓我不要再上訴。還說像我這樣的年紀,再拖下個3年5年不划算。我認為這區區2萬元無法接受。提出最好用法律途徑來解決。    
    石野記者,您給我無私無畏的援助,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請您還是要給我出點子。我曾給以前那位李律師去過信,但沒有回音,很是失望,曾幾夜難眠。今天接到您的來信,心頭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下,深深的感謝您。我只是個退休老工人,處於弱勢,無職無權,更無錢,訴訟雖難,但我不怕,我要堅持到底!希望您在百忙中幫我出個點子,最好也能幫助我寫一份上訴書,更希望您能幫助我到底。不勝感謝!    
    等候您的回信。    
    曾傳耀上    
    2001年4月15日石野記者:您好!    
    久未見面常在思念中,祝你在新的馬年裡萬事如意,身體健康,馬到成功,步步高陞,    
    我遭遇到的這場院官司,您是惟一的採訪記者,也是目前一直在幫助我的惟一的知心人。在您的幫助下,取得了廣大輿論的支持,這使我感恩不盡,永世難忘。但時至今日,陽江有關部門還是推三磨四,不肯辦理我的房屋土地使用證和房產所有權證,案子也不見結果。我也就只好苦等待下去了。我的上訴狀早送到了省高院,但沒消息。我曾找市人大,請求加大監督力度,也沒有什麼效果。    
    石野記者,您對我倆的關心和支持,我永世難忘,再次說聲感謝。    
    等候您的來信。    
    此致    
    敬禮    
    曾傳耀    
    2002年2月20日    
    此事到底結果如何呢?我們只能真是拭目以待了。只是,今年已76歲高齡的曾傳耀夫婦,從70歲開始,就與公安局、派出所、市司法局及公證處等司法單位叫板了長達7年時間。7年哪,如果是一般的年輕人,這寶貴的7年時間也是多麼的不易,而這漫長而又淒苦的7年,對於這樣一對早過花甲之年的高齡老人而言,那其中的萬般酸楚和痛苦,我想,又有誰能能夠解其中味呢?    
    2000年1月8日,我在《科學時報‧今週刊》上以整版篇幅又一次披露了這對老夫婦的不幸遭遇後,同時還配發了這樣一篇採訪札記——    
    一對年逾古稀的老夫妻,本該是沐浴著絢麗的晚霞,端坐於家中頤養天年的,誰知從天而降的厄運頻頻地擊來。老年喪子,白髮人送黑髮人,本就已使他們的晚年生活陡增悲痛,但屋漏偏逢連陰雨,偏偏讓老人又碰上了心如毒蛇的孫秀珠(編者按,原文為真名),那惡兒媳婦偏偏能堂而皇之地弄到一張蓋有派出所大紅公章的證明,而且竟能順利地顛倒黑白地將公婆「弄死」,隨後又能順利地通過幾家執法部門騙取了房地產,從而使法院「依法」查封了公婆賴以棲身的安樂窩,從而使兩位可憐的老人被迫棲身於老鼠穿梭的一個破爛倉庫裡面,終日與門外一個垃圾堆為鄰……    
    我相信,任何一位讀者,都會為曾傳耀老夫妻的不幸遭遇震驚不已,不忍卒讀;作為連續多次採訪此事的記者,無論是睜著眼睛還是閉著眼睛,我都難以迴避老人那佝僂著腰身、飄揚著滿頭白髮、手持一疊又一疊投訴材料、在曲折途中艱難上訴的揪心情形。不幸的老人縱橫著老淚,為了自己的聲譽,更為了法律的尊嚴,在冷風苦雨之中,在炎炎酷暑之中,苦苦地上訴,上訴……    
    老人的每一聲哭訴,像一條條粗壯的鞭子,抽打著我的心扉;老人的每一次哀求,像一塊塊沉重的巨石,壓迫著我的靈魂。「死人還魂」討公道,兩位七旬老人在坎坷曲折的「公道」路中從上世紀末艱難地跋涉至21世紀,就這樣上訴了漫長的3年,至今尚未能如願。我們在為曾傳耀和許秀英老人的厄運感受到可悲的同時,更為陽江市那些本應為老百姓熱誠服務,主持正義的執法部門真正感到深深的悲哀!作為執法機關,他們本應起到尊老敬老的楷模;作為執法部門,他們理應做到知法執法的典範,可是法律卻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戲謔百姓的道具。    
    新年的鐘聲已敲響,一個嶄新的千禧年伴隨著人類的祈禱和祝福降臨人間。只是,在新的世紀裡,那兩位遠在粵西的老人,他們的奢望不知何時能如願以償?我們的法律到底何時才能還他們一個「公道『呢?    
    曾傳耀之案,在我十年記者生涯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此案是迄今為止我採訪時間最長的,從1998年開始到現在,時間長達6年;是我採訪次數最多的,我曾5次親臨陽江對此調查採訪,其中3次是特意從遙遙的京城趕過去的;此案也是我發表的報紙最多的,從1998年12月開始,在長達6年的時間裡,我先後在《南方都市報》、《工人日報》、《廣州日報》、《深圳法制報》、《長江日報》、《齊魯晚報》等全國百多家暢銷報紙以整版的篇幅披露了此事,在全國廣大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但是,令我這個小記者汗顏的是,此事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結果,兩位高齡老人至今仍沒有討回他們的公道,他們佝僂著腰身,揚著滿頭白髮,邁著艱難的步履,仍然在漫漫的訴訟途中毫不屈服地用法律手段爭取著他們應得的公道。    
    現在,2004年的春節又過去了,曾傳耀夫婦何時才有盼頭呢?這對可憐的老人能夠在他們極有限的有生之年討回自己的公道嗎?他們的這場已拖了7年之久的漫長官司何時才能有一個滿意的結果呢?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4節 兩類謀殺(1)

    1999年6月7日,受3號颱風登陸的影響,廣州地區突降暴雨。午後,隨著一陣電閃雷鳴,市郊的番禺市(現改為番禺區)風雨交加,位於番禺鍾村鎮的全國最大住宅小區之一——祈福新村,此時更是雨霧籠罩,排列成一行行的西班牙式別墅若隱若現。    
    突然,「砰」、「砰」、「砰」……從其中一座裝修考究的三層別墅裡接連傳來了幾聲槍響,但這驚悚的槍聲很快就湮沒在暴風驟雨之中……    
    2男5女遭受暴徒開槍射殺,當場喪命!一宗震驚省內外、震驚港澳地區、震驚國內外的特大慘案發生了!    
    這是廣州地區建國以來被殺人數最多的特大兇殺案!    
    回顧我在南方的幾年記者生涯,我無法迴避這個祈福新村,不可能不提及這宗兇殺案。此宗兇殺案不僅使7名死者命赴黃泉,而且,作為眾多參加採訪此案的廣州地區記者之一的我,也因此而慘遭某些掌權者的「謀殺」,從而使我在《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生涯也被無情扼殺,成了眾多採訪此案的記者中惟一被「追究責任並受到嚴肅處理」之人。令我痛心不已的是,關鍵時刻,策劃全盤採訪事宜的有關領導為了推脫責任,竟也眼明手快將我推上替罪之席。    
    現在,時隔5年之後,當我再次追憶此案的前後過程時,我執筆的手仍在顫抖,我受傷的心靈仍在悲歌,如果我將採訪此案的事實真相又一次從頭說起的話,又會有一次掘墓鞭屍的痛楚感覺。    
    至今記憶猶新,案發當天,我接到兩位居住在案發地的香港讀者報料。隨後,同事張蜀梅也打來電話告訴我,說她已就此事向社領導請示過,但有關領導遲疑著尚未拿定主意,因為害怕挨批。同時她還說,現在羊城多家新聞媒體早已聞風而動。我還是向負責採訪工作的某位領導作了報告,問是否前往採訪此事。該領導說,最近上級有關部門不讓再報道陰暗面的案子……他遲疑了半天,最後還是讓我趕往現場看看再說。見領導批准,我不顧傾盆大雨,以最快的速度趕往了案發現場。    
    在祈福新村門口,我看到案發現場早已被封鎖,我和其他先到一步的記者們一樣,被警方設置的警戒線遠遠隔離在案發現場之外。經過多方打探,我瞭解到案件的大概情況——    
    7日下午4時許,業主伍某的司機王某駕車回到位於祈福新村第7街B區靠路口一棟3層別墅,發覺屋裡靜悄悄。他推開門,頓時嚇得魂飛魄散:一樓客廳滿是血跡,屋主伍某等6人橫七豎八倒斃在沙發、地板上,死狀恐怖。王某驚叫一聲,慌忙打電話報警。不久,警車呼嘯而至,大批荷槍實彈的公安民警趕到案發現場,將現場周圍的道路封鎖。同時,警方還在番禺各主要交通要道設卡,檢查過往車輛。廣州市公安局接到報告後,緊急從刑警支隊調派刑警、技術員到現場協助偵察。    
    技術員在勘察時發現,一樓客廳的沙發上倒臥著2具屍體,地板上躺著4具屍體,在二樓的一個洗手間內,又發現了一具男屍。經法醫檢驗,7名死者均是被人近距離開槍擊中頭部死亡,7具屍體身上共有近20個彈孔。技術員在現場撿獲5個小口徑子彈殼,估計為同1支手槍發射。在一樓客廳的麻將台上,擺放著手機和一疊疊現金。公安機關確認,兇手使用小口徑手槍作案。民警在向現場周圍的住戶瞭解情況時,住戶稱,下午正颳大風下大雨,雷聲也很大,所以沒有聽見槍聲。    
    經查,死者為:屋主伍某,伍母親、姐姐,其女友李某及其母親,伍某的司機之妻張某,在二樓洗手間內的屍體為伍某生前好友龔某。伍某的司機王某反映,6日晚,伍某等人在別墅打麻將,案發當天上午,他們到廣州飲茶,然後返回祈福新村。下午1時許,王某駕車離開別墅到市裡洗頭,之後接了兒子回別墅,在4時許發現這宗慘案。    
    此案不僅令當地的警方忙碌異常,也令我們這些新聞記者極為關注!對於這樣一宗影響巨大、當地百姓極為關注的特大慘案,作為地方新聞媒體,我們沒有理由不關注。因此,此案立即成為當地及港澳所有新聞媒體極為關注的焦點。    
    這宗慘案馬上驚動了高層。廣東省委副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陳紹基和廣州市委常委、原廣州市公安局長鄭國強,以及省市公安機關負責人在案發後趕到現場指導偵破工作。公安部得知案情後,當即派刑偵局有關人員到廣州協助破案。    
    祈福新村的樓價雖然在本地價格不菲,但較香港低,因此購買者多為香港人。這兒的保安檢查一向嚴格,外人進入小區內必須出示入住證,來訪者要登記後由保安帶領才能進入。而且小區內設有不少保安亭,閒雜人員無法進入。那麼,兇手是如何入內作案?為何將別墅內的7人全部殺死?兇手作案動機是什麼?這些謎團當時一直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焦點。    
    通過努力探聽,我們獲悉,死者伍某為香港人,其中一人為外籍華裔。伍某的公開身份為生意人,據說其生前靠經營汽車貿易起家,後從事多種經營性買賣,家財頗豐,近年來常進出澳門賭場。關於其死因眾說紛紜,一時有「殺人劫財」、情殺、仇殺等等揣測,無所不包。此案就像1998年12月30日發生廣州天河天成大廈的廣東電視台著名女節目主持人陳旭然被害案一樣,立即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熱門話題,在羊城引起的轟動效應不同尋常。那幾日,羊城內外提及頻率最高的一詞也是「祈福新村」。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5節 兩類謀殺(2)

    由於警方及當地政府部門對此案嚴密封鎖,記者們多日全力以赴的連續追蹤仍收效不大,但各家媒體記者對此事件的熱情一路高漲。儘管無法深入現場採訪,儘管警方對所有新聞媒體拒之門外,但我還是想方設法瞭解到了有關情況,寫了一篇小稿。但是第二天,我的稿子並沒有發出,因為報社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在案子未破之前,不允許地方媒體報道。    
    此宗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特大新聞,畢竟還是有媒體敢「頂風作案」的。第三天,先是《新快報》以最快的速度在當日的頭版首次公開了這一重磅新聞。緊接著,下午的《羊城晚報》也發出了同樣的報道;第四天,《廣州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以主題《祈福別墅7人被槍殺》,副題為《此為廣州迄今死亡人數最多的兇殺案警方全力偵察》,更全面披露了這一駭人聽聞的特大案件。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南方日報》像對所有敏感事件一樣,小心翼翼地對此保持沉默,但其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對此卻無法保持沉默。見廣州地區的幾家媒體均對此案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一向以搶獨家新聞著稱的都市報自然也坐不住了,報社編委會一連幾次為此事商量對策。最後,為了彌補這一重大遺憾,報社領導決定派記者魏東和女記者王均帶著司機軒慧駕駛採訪車前往案發現場採訪,企圖抓到有關猛料,但他們忙碌了一天無功而返。    
    案發的第四天,我在報社領導的指示下又一次趕往現場,希望能抓到一些有關新聞。此時案發現場已是冷冷清清,雖然附近的人們仍然佈滿驚疑不定的神情,但居住在祈福新村的人們早已恢復到正常的生活狀態。這時我聽說,有關受害者的遺體此時早已轉移到番禺殯儀館。我又隨著廣州地區媒體的幾名記者趕往前去。這兒雖然沒有荷槍實彈的警察守衛,但還是有威風凜凜的保安和三三兩兩的身著便衣的男子守衛在四周。後來,我設法打聽到,原來這一天,警方正在此對有關受害者的遺體進行屍檢。我趕緊把有關情況告訴了那位主管採訪工作的副主編,他馬上在電話裡頭再三叮囑我說:「一定要想法摸清有關情況,最好能偷拍到有關照片……」但報社的攝影記者不敢輕易上前,而我又不是攝影記者,平時採訪一般是隨身攜帶那個自費的輕便小相機。這種無法調焦的「傻瓜」照相機,只能搶拍到三四米內的鏡頭,根本無法遠距離拍攝,更何況,廣州警方對此案一直採取嚴密封鎖,別說是有關現場,就是與此有關的任何消息都不願透露。最後我只好雙手空空返回報社。我匯報了採訪過程,該副主編顯得一籌莫展:「我們這次報道落在人家後面,所以我們一定要比別人做得漂亮,要是配上一幅照片就更好了……這樣吧,我們自己弄不到,就向香港的媒體借吧,我先與他們聯繫……」    
    我不斷打電話給參與此次採訪的廣州新聞媒體的記者朋友,希望他們能幫助提供有關照片,但他們除了拍到祈福新村外面的有關鏡頭外,都由於事發突然且準備不夠充分,採訪中又重重受阻,根本無法拍到與案情有關的照片;退一步講,就是有人拍到,又有誰願意向別的報紙供稿呢?    
    第二天,該副主編來到我辦公室,當著同事曾華鋒和張蜀梅的面對我說道:「這次關於祈福新村的案子,其他報紙都及時作了報道,惟獨我們的不見動靜,這早就令我們很被動了。現在一定要想法抓到獨家的東西,這樣才能扭轉被動局面。」接著他又當著這兩位同事的面叮囑我說:「……我和東方日報的朋友說好了,咱們就從他們那裡拿一張照片對付對付,保證誤不了發稿。王均的那篇稿子太散,你趕緊綜合一下,快把稿子寫出來……」    
    儘管我覺得從香港報紙拿照片來「對付對付」有些不妥,但這是報社領導的旨意,我也不好多說什麼。與此同時,主管都市報的一位南方日報社委會成員也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協助該領導搞好這次不同尋常的報道。    
    在該副主編的幫助下,我從一位香港東方日報同仁手中拿到了幾張有關當天警方驗屍的照片,後經他挑選,最後選擇了其中一張。    
    由於那幾天廣州地區的其他報紙幾乎都報道了祈福新村的這宗特大慘案,但都市報卻沒有隻言片語,遭到一些讀者的質疑和指責,面子顯然過不去。在報社各層領導的頻頻催促下,後來由我執筆寫了一篇300餘字的消息。    
    6月12日,《南方都市報》在第三版刊發了此篇由我和同事魏東、王均共同撰寫、署名本刊記者、已不算「新」聞的新聞,同時配上了從香港記者處淘來的一張照片。圖上是兩名著警服的幹警和3名身著便服的偵察人員正在驗屍的情形。稍有攝影知識的人都能看到出,這張照片是遠距離拍攝的,畫面顯得有些模糊,有明顯的光暈。    
    但令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就是這張普普通通的照片,會給我帶來了一連串的災禍……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6節 第八個被「謀殺者」(1)

    記者的職業表現為,從屬或服務於一定的新聞傳媒,這也是記者履行職責的憑證。記者是站在一定的立場,代表一定的政黨階級或集團的利益,經一定的新聞機構授權(記者證或介紹信)後才能履行採訪職責,所以這樣說來,記者的採訪行為實際上也是他所在報社或集團的行為。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及的金雁小學糾紛一樣,在我起訴校方後,校方也對我進行反訴,而校方要起訴我,按法律的有關程序,他們必須先把我所供職的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都市報》分別作為第一、第二被告,然後才能追加寫文章的我和鄧世祥為第三被告。如果有關部門對記者的採訪行為不滿,按常理也得先找報社有關主要領導、部門領導,然後才能找記者。記者的採訪行為從外表看似乎是一種個人行為,而實際上又是一種集體行為。記者採訪行為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大眾傳播。採訪是新聞記者為大眾傳播而進行的搜集新聞素材的職業行為。    
    在我看來,輿論監督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使社會大眾及時享受知情權,是為了促進有關問題的解決。通過新聞輿論監督,幫助公眾瞭解真實情況、緩解情緒、化解矛盾,增強扶正祛邪的信心和勇氣,引導受眾提高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然而羊城記者們對於此宗命案鍥而不捨的追蹤採訪激起了有關部門的強烈反感與牴觸。他們的理由是,記者們的報道嚴重干預了廣州警方的正常破案。    
    因為發表了一幅有關「祈福新村命案」現場的照片,廣州市某部門對此極為不滿,並利用特權不停地給報社施加壓力,最終迫使《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領導只好對此進行「調查」。隨後,南方日報社委會駐都市報的常務副主編李民英、副主編任天陽和報社有關領導,多次特意把我找去詢問有關此案的採訪過程,還多次問及關於祈福新村兇殺案中那張照片是如何拍到的,當時還有誰能證明,云云。    
    據悉,由於此案沒有經過有關部門「批准」,廣州幾家媒體均「擅自」予以公開,引起了有關部門特別是警方的強烈不滿,對方當即要求各報社對有關記者和責任人進行處分。幾家刊發此案消息的報社認為,他們只是真實客觀地報道了有關情況,忠實履行責任深入現場採訪報道的記者們並無任何違法違紀或是瀆職行為,自然也不應予以處分,所以其他報社均以各種理由,積極採取措施保護自己的記者。但是,至今我不明白,儘管此稿是在報社多位領導的再三指示下採訪的,儘管此次採訪還有另外幾位同事參加並共同寫稿,但由於我是主要作者,特別是那張「獨家」照片是「出自」我手,我就這樣成為了最大的受「審」者。一些領導的態度令我心寒,我被迫停下手頭的工作,不停地接受問話,寫檢討。我不明白,他們為何要這樣對待我?本來是受報社領導指派的工作,本來是有好幾名記者共同參與的採訪,為何我成為惟一的例外?!憤怒之下,我寫了一份辭職書貼在那位要求我寫檢查報告的副主編辦公室大門上。無可奈何的我只能這樣選擇辭職。    
    6月30日,報社編委會的幾名領導經過一天的開會研究,最終決定:「按上級有關部門的批示,嚴肅處理涉嫌發表虛假報道的石野……」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報社編委會經過一天的緊急磋商,把所有的責任全推到我一個人的身上。《南方都市報》在給我的一份處分決定中,稱我在「……祈福新村命案報道中,採訪不深入,報道不實,導致嚴重不良後果……」我至今不明白,這篇報道哪有「不實」之處?我的採訪何謂「採訪不深入」?這「嚴重不良後果」到底是指什麼?退一萬步而言,即使這篇稿子真的有什麼問題,那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呀!這是三個記者在報社領導指派下採訪的,為何出了問題就讓我一個人承擔?特別是策劃和組織此事的有關領導為何沒有一點責任了?這張早已發黃陳舊、紙頁變脆,蓋有《南方都市報》紅印的「處罰書」至今仍被我壓在箱子裡。我的許多同事在獲知後一個個目瞪口呆。幾位知曉事情內幕的同事均為我而感到憤憤不平:有關祈福新村案子的照片,其實國內的其他報紙早就發表過,而且有好多,他們為什麼不敢去找人家的麻煩?這樣的照片也算國家機密麼?那我們這些記者以後還敢報道什麼?再說都市報是從別人已發表的照片中「借用」來的,這只不過是一種很正常的手段,他們不過是以此為借口而已……另一位女同事也說:誰都知道,這種案子都是在報社領導的指示下我們記者才能去採訪,否則怎能輕易發表出來?怎麼現在一出了問題都往記者身上推呢?這太不公平了,即使我們記者的稿子出了問題,最大的責任人首先就是有關值班領導,其次是部門領導,然後是有關責任編輯,最後才能是記者的……現在他們怎麼能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所有的問題都推到記者一人的身上了?更有人為我打抱不平:有關祈福新村的報道是報社領導出面組織的,當時有幾個記者參加採訪,現在出了事,怎麼全推到石野一個人的身上?    
    更令我心寒的是報社有關領導對此事的冷漠和推脫。那一兩天,我們這些平日和顏悅色、笑容可掬的領導,見了我個個惟恐躲避不及,好像我就是一患有「非典」的病人;只要有人見到我,除了不好意思地向我露出尷尬的笑,就是像躲避瘟神一樣溜之大吉。不過令我感到一絲安慰的是,在有關領導幾次三番地要求我寫所謂的檢討時,當時最清楚這次事情內幕的採訪部主任楊斌(現為《新京報》副主編)幾次為我說情,他還特意陪我到李民英(2004年6月15日因貪污受賄罪被判刑)辦公室如實陳述採訪經過;當報社決定對我一個人進行處罰時,他滿懷歉意地對我說:「石野,這其實不是報社領導的事,是上面有關部門對報社的壓力太大了……」為了表示他的歉意,他幾次要請我吃飯,為我送行。我謝絕了。在當時的緊張和冷漠環境中,他能這樣對待我,已實屬不易了。他當時的話語,真可謂「良言一句三冬暖」!楊斌是一個正直有良知的人。我至今對他心存感激。    
    後來,當我找到南方日報的一位平時對我讚譽有加的主管領導時,他雖也為我不平,但後來也只能對我說:這都是南方都市報的事,作為主管領導,他們也不好插手此事……仰望天空,我不由悲哀長歎:在我幾年的政法記者生涯中,沒有倒在黑幫的屠刀和棍棒下,最後竟然被自己人用冠冕堂皇的手段,將我無情地「謀殺」了……這也正像我們這些平時經常寫批評批報道的記者擔憂得最多的一樣:我們不怕什麼黑社會,不怕黑暗中的刀槍,怕就怕白道的打擊報復,特別是黑白道的聯手報復……    
    更令我心寒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也就是因為此張廣州部門認為「嚴重失實」的照片,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幾天後,據說又被香港的另一家報紙原封不動地轉用了,廣州某部門竟然以此對我立案調查了長達三年之久!    
    不僅僅如此,三年以後,當浪跡京城的我重返羊城,與因被我在國內多家媒體揭露其惡行的鄧世祥對薄公堂時,我居然又因此事被廣州某部門以「涉嫌出賣國家情報」為名而強行戴上冰涼的手銬押入黑屋。詳情請見後面的有關章節。    
    對於像祈福新村這樣的案子,地方新聞媒體難道真的不能報道麼?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一些地方的相關部門,為了自家的所謂利益和形象,他們常利用黨和人民所賦予他們的權力干涉新聞單位的正常工作,而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我們的一些新聞單位的領導,為了明哲保身,為了一己私利,好多時候也會無視道德良知,在一些部門面前唯唯諾諾,點頭哈腰;如果記者采寫了引起社會轟動、特別是當地領導稱讚的新聞時,那些領導又總是會把第一功勞毫不臉紅地記到自己的頭上;記者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臥底暗訪,他們則總是在後面指手畫腳,還可以隨時找個借口槍斃你的稿件。如果新聞單位不受地方官員的干預,能獨立行使自己的輿論權力的話,輿論監督也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7節 第八個被「謀殺者」(2)

    我的遭遇以及此後一幫同事的相繼離去大都指向一個方向:實施輿論監督首先受到衝擊乃至傷害的是記者個人。其實這是一個極端不合理的現象,然而在報社領導所謂顧全大局的和稀泥心態下,記者的權益直接受到侵害,甚至這種侵害被冠以「採訪不深入,報道不實」的堂皇名義,對於一名為他所熱愛的新聞事業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的一線政法記者而言,不啻為莫大的恥辱!    
    眾所周知,一些重特大案件、突發性事件的發生,往往會給社會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如果當地政府部門不通過新聞傳媒介紹事實的真相,以正視聽,勢必引起社會的猜測甚至是「傳聞」四起,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對於「祈福新村」這樣的特大兇殺案,難道不會引起當地群眾的極大關注麼?對慘案的有關情況、發生原因以及警方對此的偵破情況,難道群眾沒有知情權麼?廣州有關部門又為何對此噤若寒蟬?對於新聞記者的採訪和報道為什麼要加以壓制,甚至不惜利用行政權力加以封殺和控制?    
    公安部曾明確指出:重大案件要及時通報媒體確保群眾知情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公安部部長助理張新楓2004年6月1日在公安部舉行的繼續推進「命案偵破專項行動」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上講話中強調說:對一些影響大、危害大的案件的發案和破案情況,要及時向媒體通報,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確保群眾知情權。    
    公安部這一舉措在全國激起了極大反響,也引起了有關法學專家的關注。海南大學法學院講師王琳在《新京報》上撰文指出:「在不破不報」慣例仍為大多地方公安機關所遵循的大背景下,公安部將「發案情況」與「破案」情況一同列入向媒體通報的內容,及時公開案情信息,這是種進步。    
    王林認為,知情權利,是公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決策、政府的重要事務有及時、準確地瞭解和知悉的權利。公安部對「確保群眾知情權」的特別強調,背後似乎有著一定的新聞背景。從前些年北京「敲悶棍」事件,到南充系列殺人案,再到近期黃勇案、楊新海案,這些轟動一時的血案告破之後,都伴隨著對重大案件知情權的廣泛討論和反思。而與此相對應,馬加爵案因案件信息公開及時和群眾舉報而告破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發案情況也是公共信息,將危險信息通報社會,並不必然會造成「社會恐慌」。相反,隱瞞甚至阻止發案情況的正常傳播,則不可避免會造成小道消息的流傳,從而將使本可得到遏止的危害繼續擴大,本不會造成的恐懼蔓延並加劇。    
    是的,我們應當看到,人們的恐懼往往來源於未知,而並非來源於已知。特別是當一些影響大、危害也大的案件發生時,更應滿足人們對信息的知情慾,並保證正常的信息流通渠道暢通。也只有讓公眾及時「知情」,客觀地「知情」和充分地「知情」,方可有效地堵住小道消息肆意滋長的空間。    
    另外,任何一位公民都明白,發案情況通報也有利於促進警民間的相互信任,進而促使警民間的互動與合作,可以更好地增進公眾對公安工作的監督,促使辦案人員更嚴格地依法辦案,並恪守職業道德。    
    我記得,早在1998年間,北京石景山區曾發生過一宗震驚京都的特大兇殺案。8名打工妹在一夜間全被殺死,當時,北京地區及中央所有的新聞媒體及時向全國報道了此事,引起了國人關注,後來案子很快告破,兇手也受到應得的下場;2002年11月,香港富商林漢烈在一茶樓裡被兇手當眾槍殺,全國所有大小媒體均以較大篇幅報道了此案;2004年春,震驚中外的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因生活瑣事而殘殺了同宿舍4名同學後而四處潛逃,一度引起社會各界的種種猜測,但公安部和雲南警方沒有封鎖消息,而是及時向全社會公開案情,發出A級通緝令,終於使剛逃到三亞的兇手被一開三輪車的司機發現報警而落入法網……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按照廣州有關部門對祈福新村一案的有關做法,是不是這些最先報道這一事件的有關記者都是洩露國家機密呢?他們是不是也應受到「處罰」呢?    
    我不得而知……    
    離開廣州前,我聽友人提起,在我離職後不久,香港一家報紙的記者獲知我的遭遇後,發表了一篇為我鳴不平的文章,雖然對於我的悲涼心境於事無補,然而我仍要對這位善意拳拳的新聞界同行報以感激的一笑。    
    1999年7月1日,我離開了《南方都市報》,在我拖著沉重的步履,離開曾經幾次差點為之付出了生命的《南方日報》報業大樓的那一刻,我第一次體會到,何以「出師未捷身先死」成為千古義士哀中之哀!不由愴然……    
    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我始終以一名新聞記者的良知和正義行使自己的輿論監督權,為老百姓搖旗吶喊,為弱者執言仗義。我採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其中有很多稿件在社會各界激起極為強烈的反響,為眾多弱者主持了正義,維護了法制的尊嚴,宣揚了正氣。我在這裡發表了大大小小的文章數萬字。直到現在,我可以毫不臉紅的說:我是《南方都市報》在廣州擁有讀者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記者之一。我對名利一直很淡薄。我熱愛記者這個職業,如同熱愛我的生命。正因為熱愛,所以我一直用我的青春和熱血去寫我所關注的對象,去揭露公眾所痛恨的醜陋。一個以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正氣去寫新聞報道的記者,只要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受到了大多數讀者的擁護和好評,尤其是,他所做的一切能使那些有苦無處訴說、有冤無處申訴弱勢群體走出困境,我想這才是最大的獎勵和榮耀。    
    在《南方都市報》在這個供我成長和戰鬥了3年的地方,在這個我曾多次為之以生命換取新聞的地方,在這個我曾四次為之經歷九死一生的地方,在這個給我留下了諸多創傷和永遠的疼的地方,我的感慨太多太多。在這兒,我們這些沒有正式編製的記者編輯,每月只有800元的工資,沒有勞保福利,沒有醫保,沒有房租補貼,更不要說什麼分房;平時按規定分發的過節費,我們這些招聘人員都只能拿正式員工的一半,每當看到南方日報那些員工們,尤其是那些擁有正式編製的清潔工、接待員等,不但平時的工資、獎金比我們多,而且他們的任何一個節日的獎金要比我們多出一倍時,心裡真像打翻了五味瓶,什麼滋味都有。就是連我們每天進出報社大門時的胸牌都不一樣,連在報社閱覽室借讀圖書的權利都沒有。一些工作時間沒有我們長,成績也不如我們的同仁一個接一個調入了報社,成為正式員工,而像我、曾華鋒和羅斯文等這些曾為報社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前線記者不但得不到應得的公正待遇,而且還受到諸多的責難和打擊。在我走後不久,羅斯文也憤而辭職;一年後,正在複習考研的曾華鋒也被剝奪了「兵權」,還扣除了他的萬多元的年終獎,使他那年的考研遭受很大打擊,他後來也以深沉的筆調記錄了與我同樣的悲憤而淒涼的心境。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8節 第八個被「謀殺者」(3)

    記得,那次我在廣州王聖堂歷險後,就有好多人這樣問我:「你們這樣的記者真是太危險了,報社一定早為你們買過人身保險了吧?」我笑而不答。我無話可答。有誰會想到給我們買人身保險呢?我們雖然是一名新聞記者,但我們只是南方報業的一名招聘人員呀?不過,令我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我前一位領導受邀在廣東廣播新聞台做訪談時,他竟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報社曾出巨資為石野等暗訪記者買過保險……無須說買什麼保險,就是我們這些聘用記者在工作中出現了一點差錯,都會受到批評,被迫作檢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臨被「炒魷魚」的危險。因為我們還不是南方報業集團的正式員工。如果我們是南方日報的正式員工的話,很可能有關王聖堂歷險的報道不會不明不白的胎死腹中了。就在此之前,《南方日報》攝影部的梁有祥師傅也像我一樣前往廣州火車站偷拍了一組有關吸毒者的鏡頭,當即被報社領導當成了英雄,不但《南方日報》不惜用大幅版面來報道此事,其下面的兩份子報《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均一起上陣助威,轟動羊城,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有關領導對報道大力批示,各有關部門迅速行動,一下子就解除了這個長期盤據在廣州火車站的大毒瘤。這位默默無聞的梁師傅一下聲名大震,不但受到各式各樣的獎勵,而且很快由報社出資出版了一本記錄此事的書,報社總編輯更是親筆作刀寫序。這無論是對梁師傅本人還是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梁師傅的義舉令我們更加敬佩,因為作為同行,我們已經有更多的歷險和體會。只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樣是在報社有關領導的組織和指派下採訪,同樣是廣州火車站一帶的敏感問題,我們和梁師傅同樣是以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正義感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這些佈滿雷區的危險地帶臥底暗訪,為什麼他能得到有關領導和地方部門的讚許,而我們在王聖堂的暗訪以及祈福新村兇殺案的採訪卻是揭露「廣州的醜陋,敗壞廣州良好的形象」而無端受到責難呢?難道僅僅是因為我們不是南方報業的正式員工麼?!還有一次,報社的一位有編製記者,於1998年的9月19日在都市報的頭版頭條位置上發表了一篇「到東山區法院狀告東山區法院」的新聞,不知是錯得太離譜是迫於有關部門的壓力,結果第二天,都市報又不惜版面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道歉告示」,而這位記者不但一點事也沒有,後來據說還當了官。舉這個例子並非我對這位同事過不去,我只不過是借事說事而已。不難看出,之所以在這家省級新聞單位老是出現這些咄咄怪事,不能不說與報社領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樣是南方報業的員工,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同樣是記者,我們相同的採訪結果卻會有如此大的差別!當我們這些新聞記者不顧威脅恐嚇,不顧生命危險,為弱者執言仗義,為社會激濁揚清,為民眾的利益大聲吶喊之時,又有誰來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呢?    
    1999年8月底的一天,我收拾行裝,踏上前往首都的火車,從次竟一去不再回頭。那一天,當我帶著滿身的傷痛離開羊城時,曾在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中大力聲援我的泰國僑胞謝先生,得知我要離開南方北上求學後,特意派他在廣州工作的弟弟謝崇宣先生為我送行。在廣州火東站,忠實的讀者黎世冬在他的弟弟黎世軍的陪同下,也特意趕到車站為我送行。這時我才獲知,由於那次在銀河村被治安員打傷後,他已落下了終身的後遺症,已無法像以前一樣從事體力勞動,而只好做起了摩托車拉客的生意。在火車站,面對這幾位前來為我送行的朋友,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    
    2002年3月4日的一天夜晚,華燈初上。正在北京長安街頭匆匆行走的我突然接到遠在南方的昔日同事、此時正在出租屋裡複習考研的曾華鋒的電話,他在那頭頗為感慨地對我說:「石野,我們雖然都離開了南方都市報,但報社沒有忘記我們這些人,同事們沒有忘記我們……」此時正在複習考研的他,也像我一樣,經常在晚飯後外出散步,這一天,他在廣州天河街頭散步時,像往常一樣買了一份當天的《南方都市報》,時值《南方都市報》改為日報後的五週年紀念日,在由老同事譚智良以「西涼」的筆名發表的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想起來了,下面的人不得不敬:石野、曾華鋒、羅斯文。想當年,你們也曾風裡來雨裡去,寫下不少有影響的報道。《南方都市報》是個大舞台,只要盡情表演,就會獲得掌聲。你們謝幕離去後,是否有過留戀的時分?……」當曾華鋒在電話裡將這段話念給千里之外的我時,我忍不住熱淚雙流……三年來,這可是我離開報社後第一次流淚!那是百感交集的淚水!    
    是呀,誰說我們不愛自己的報社呢?誰又說報社不愛我們呢?想當初,當我和我的那些年輕的同事們,懷揣著美麗的夢想,沸騰著青春的熱血,不計報酬,不講名利,有的更是滿懷委屈和痛楚,為了新聞事業,不惜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儘管挨打受罵,儘管流血流淚,甚至幾乎丟失自己寶貴的生命,但他們像我一樣無怨無悔。那裡雖然有難言的缺憾,但也有我們奮鬥的艱難和戰鬥的快樂,有我們尊敬的師長,更有我們並肩作戰的親如兄弟姐妹的同事們。雖然時過境遷,雖然供我們成長又給我們留下了永遠傷痛的地方已成為昨日黃花,但她卻早在我們青春的道路上長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我不能忘記。我不會忘記。


第九章 廣東最大謀殺案的新聞背後第69節 記者的合法權益

    在廣東新聞界誰都知道,1999年秋,《南方都市報》有個叫石野的記者因為祈福新村那宗特大兇殺案而遭到當地有關部門的嚴肅處理;我自己則心知肚明。說到此,又不得不提起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保護問題。作為一名從南到北、在新聞戰線上戰鬥了十年的政法記者,經歷的風風雨雨可謂是太多矣,不但遭到不同地方的威脅、圍攻、毒打、誣陷、誹謗和非法拘禁,多次歷經法庭上的訴訟,更遭受到來自新聞單位內部某些人的打擊報復。這不由讓人深思,為什麼至今沒有出台一部專門維護記者合法權益的新聞法呢?    
    其實,我早在1998年7月與金雁小學對簿公堂時,就曾多次考慮這個問題,對於記者的合法權益遭到侵犯的切膚之痛,我本人有著獨特的感受。關於我的那場曾在南方傳得沸沸揚揚的新聞官司,當時的新華社廣東信息社社長張才龍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我在新華社干了20多年的政法記者,也可以這樣說,我這20多年的時間,也是時時被新聞官司所困擾的20多年,為新聞報道打官司,對我來說早已成'家常便飯'了……我認為,石野與金雁小學的這場官司本身並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是,我們要看到在這場新聞官司的背後所隱含的深遠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民主與法制建設進程也在不斷地完善與進步。但是,這種進步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比,總顯得滯後,因此也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中國新聞從業隊伍是一個龐大群體,與世界其他國家上比,我國的新聞從業者的人數也最多。但令人感到失望和遺憾的是,面對這麼龐大的社會群體,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相關的法律,這無疑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因此,我更認為,呼喚為中國新聞盡快立法已成當務之急,為新聞立法,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誌。今天,我們正處世哲學由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刻,加快中國新聞立法工作,更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    
    是的,加快中國新聞的立法目前早已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    
    儘管現在尚未有新聞法出台,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很關注新聞發佈工作的發展狀況。2004年2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改進和加強國內突發事件新聞發佈工作的實施意見》,會議指出,改進和加強國內突發事件新聞發佈工作,有利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有利於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有利於社會穩定和人心安定。各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建立和完善新聞發佈制度,配合新聞宣傳部門,及時、準確地做好新聞發佈工作。    
    得悉此消息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喻國明教授表示:作為一種公共權力資源,信息已經成為每個現代社會成員生活的必需品。而信息質量的好與壞、全面還是片面、及時還是滯後也成為關乎社會成員生活質量及至生命健康的在事。及時、公開、完備的信息發佈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營造一種我們一直渴望的生存環境。他認為,政府要成為一個明確責任的現代政府,讓每個公民都成為決策的主體,那信息的公開就是它向公民所履行的首要的也是關鍵的責任。    
    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政府要及時把真相告訴老百姓。像祈福新村這樣的特大別墅小區,居住人數幾萬,不但有本地居民,更有眾多的港澳居民,突然間發生了這樣的特大慘案,人家還不為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而驚惶失措嗎?這樣特大的消息能通過特權手段封殺得了本地的新聞媒體,但你封殺得了近在咫尺的港澳新聞媒體嗎?他們能利用職權和強權迫使當地的新聞單位處理參與採訪的記者,但他們能處理那些關注此事的廣州市以外的新聞媒體,特別是港澳的媒體麼?紙能包得住火麼?本地發生了如此特大的慘案,作為向百姓傳播信息的媒體向本地的百姓真實報道了事件難道有錯嗎?如果真的等公安局破獲了此案子,再通過新聞發佈會的形式發一個通稿,人民公安如何勇敢神速終於破獲了此案的話,是不是太遲了呢?其實像這樣的事情舉不勝舉,其他的不說,單拿1998年廣東電視台著名女主持陳旭然被殺案,當時有關部門也是對此事諱莫如深,直到一周後才發了一篇不足百字的通稿,而在此前,此案早在百姓當中傳得沸沸揚揚。    
    當然,人們也許能理解地方政府部門的苦心:那就是,此案如果曝光,會使人認為這兒的社會治安惡劣,使他們的面子上無光。正因為有如此病態心理,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某某地一旦發生群死群傷、發生重特案,地方不是積極及時地在第一時間向社會發佈真相,而是想方設法、不擇手段地上遮下掩,企圖掩蓋事情真相,這樣的做法結果往往總是適得其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一個又一個以百姓利益為己任的新聞記者得罪了有關部門受遭受到各種排擠,當一個又一個為弱者執言仗義的記者因揭露真相而受到威脅時,當記者流血而流淚時,人們不禁要問:誰來維護輿論監督?誰來維護記者的合法權益?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0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

    2003年12月15日,湖南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莊嚴的法庭上,一個身著囚服、戴著手銬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審判。這位時年41歲中等身材、滿面沮喪的中年人就是原《婁底日報》政法記者、新聞敗類伍新勇。當天,法院對他做出了一審判決:有期徒刑19年。    
    經法院審理查明,伍8次共詐騙財物總價值106萬餘元,夥同他人挪用公款238萬元,非法持有鋼珠槍兩支、六四式手槍子彈5發。同時伍還是一個道德極為敗壞的流氓,他用不義之財,先後找了十幾個情人。伍新勇也許是近年來中國新聞界名聲最惡劣的新聞記者,雖然他的身份是邵陽日報政法記者,但他卻聚黃、賭、嫖、毒等於一身,是個無惡不作的黑道人物。    
    伍雖然不可一世,但當一旦走上法庭,他最終還是在法律面前低下了那顆罪惡的頭顱。本應是為民執言仗義的新聞記者,卻淪落成為了黑道人物。人們在痛定思痛的同時,也不由對他長期橫行霸道的所作所為陷入沉思。    
    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新聞界還有類似伍新勇那樣披著記者外衣的人嗎?回答是肯定的。我早在五六年前就遭遇到這麼一位。這個至今仍在廣州新聞界混跡的人叫鄧世祥。    
    說起來,我和鄧世祥的交往還是從暗訪王聖堂時開始的。    
    1998年3月初的一天,我忽然發現相鄰的同事羅斯文的辦公室新來了一位中等個子、圓臉、白胖、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的青年。幾位同事告訴我說,這人就是有兩個老婆的鄧世祥。我當時很吃驚:這個叫鄧世祥的風流記者不是在1997年初因為同時與兩個女人各生一個兒子而被報社開除了嗎?這個時候,他怎麼又進報社做起記者了呢?!儘管我與鄧是第一次認識,但像廣東省新聞界眾多新聞同仁一樣,對於他的大名和風流韻事早已是耳熟能詳。    
    鄧是河南光山農村人。1994年初,他在北京打工期間,認識了來自同鄉的打工妹陳良琴,兩人同居後生有一子。後來鄧南下在羊城某雜誌做了記者,又與一位來自河南信陽農村的女子李某在廣州同居。李生下一子後,這才獲知鄧的「真實情況」。後來由於鄧一直與陳保持關係,李在忍無可忍之餘,於1997年1月的一天,抱著他們尚在襁褓中的兒子憤然來到《南方日報》控訴「夫君」的風流韻事。隨後李又攜子前往《羊城晚報》、《廣東法制報》等報社投訴。查明真相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都市報》很快就將鄧開除。雖然後來鄧設法沒有讓羊城的有關媒體對此事進行曝光,但此宗「風流記者包二奶」的醜聞還是不脛而走,旋即傳遍了整個廣東省新聞界。    
    現在,時隔一年後,當我看到這個曾被開除的鄧世祥又能重新返回這家報社做記者時,感到十分驚詫和納悶的是,這種人怎麼還能從事神聖的新聞工作呢?令我深為奇怪和不解的是:又是誰在幫助這個包「二奶」的鄧世祥重新回到了報社呢?    
    由於當時《南方都市報》采編人員經常像走馬觀花似的頻繁更換,所以對於鄧的到來,儘管很多知內情的同仁都對此深為不解,但從無人過問。    
    採訪部的辦公室在南方日報大樓的第16層,我的辦公室和時任採訪部主任的任天陽的門對門,和鄧世祥羅斯文兩個的辦公室緊相鄰。儘管我與鄧的辦公室離得很近,但我平時極少與之來往,碰到時也只不過是點下頭而已。    
    由於對鄧世祥的行為很是反感,儘管我與鄧的辦公室相鄰,但我平時極少與之來往,碰到時也只不過是點下頭而已。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在報社的安排下,我和他一起前往王聖堂臥底暗訪,更經歷了一次死裡逃生的歷險。就是這次歷險,使我對他徹底打破了偏見,還與他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有關這起當時轟動全國的兩記者王聖堂暗訪險遭黑幫滅口事件,已在本書第五章有著詳盡的記錄。    
    鄧世祥此後常去我在客村大江宛的簡陋出租屋,他也多次熱情地邀請我去過他的家裡玩。我們經常在一起合作採訪,並常聯名發表文章。後來,我們還一起前往潮州惠來採訪,並多次合作共同署名發表文章。兩個月後,我們因共同合作采寫了一篇有關海珠區金雁小學女教師揮鞭抽打小學生之事,引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聞官司,我是原告,我同時也是被告,結果鄧世祥和《南方都市報》及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都做了被告。    
    1998年4月3日,鄧主動邀請我去他家玩。那天下午,當我搭乘鄧的摩托車來到他家時,一進門我就看到了李某。在鄧家,我不但見到了已經有兩歲的鄧與李生的非婚兒子鄧龍,接著我又在他們的臥室裡面見到了一個七八個月大小的女嬰,後來我獲知這是鄧和李生的女兒,取名鄧鳳。在這之前,我只知道鄧先後與陳良琴和李某都生了一個兒子,沒想到他們已經生下了兩個小孩子。見我露出驚訝的神情,鄧馬上笑嘻嘻地告訴我,他與李某在河南老家生下兒子後,又偷偷生了這個女孩子。還稱他太愛小生命了,以後只要有機會,還想多生幾個。鄧拉著我的手,再三稱這是他的隱私,要求我不要告訴別人。我的心裡儘管覺很彆扭,但還是出於好心不客氣地向他指出:……你這種想法和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你千萬要迷途知返呀!弄不好將會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的……    
    最後,我出於朋友的禮節,還是按照南方的習慣,掏出了4張百元大鈔,為這兩個首次見面的孩子各封了一個紅包。    
    由於我們的傳呼機在此次歷險中被搶,報社領導經過特批,決定從財務中撥出錢來為我和鄧各購買一隻新的中文傳呼機。    
    1998年4月8日上午,我和鄧各購了兩隻長城中文傳呼機,並特意選了一個連號,鄧的呼號為25970,我的呼號為25971;為了紀念我們的這次生死臥底,我們都將密碼定為8888,以示前途無量之意,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之間以後再以沒有什麼秘密。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因為這次購買了傳呼機,我竟意外地獲悉了一系列令我目瞪口呆的實情。這些事實徹底改變了我們這對生死兄弟的人生。    
    4月10日,我的傳呼接連響了好幾次,一看顯屏,卻是北京的一個叫陳良琴的女子。見我不理,對方繼續幾次呼我,且毫不客氣地留言罵道:再不回話,我就帶兒子來廣州找你算賬!這下更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我從未結過婚,當時連女朋友都沒有,哪來兒子呢?我趕緊回電話。誰知電話一通,我就聽到一個操河南口音的女子氣呼呼地說著,問了半天我才弄清楚:原來對方把我當成鄧了!我只聽說過鄧的第一個老婆和兒子在北京,但對其他情況一概不知。    
    對方遲疑了一會,不好意思地連連道歉:「真對不起,沒想到我打錯了。」當我得知我的名字後,連說知道我,因為鄧把我們一同歷險的事告訴了她。就在我要掛上電話時,陳良琴再三地懇求我:「你不要這麼快掛電話好嗎?我有好多話要說……真的,作為一個女人,我太苦了,特別是我的小孩子……」說著說著,她忍不住在電話那頭傷心地哭泣起來。我心一顫,這個時候哪還能掛電話?「你是他的好朋友,我,我沒有別的意思……只希望他對孩子好一點……你是他的同事,是他的好朋友,說不定他會聽你的……求求你,你就勸勸他吧……」    
    從陳良琴的口中,我吃驚地獲知了鄧的許多真相:原來他根本就沒有與陳脫離關係,不但常去北京「探親」,而且還常背著李某將陳母子接到廣州租房同居;為了不失去李某又不失去陳,鄧在長期與李在廣州生活的同時,以各種手段控制著陳;春節後,陳良琴提出要與鄧世祥斷絕來往,並提出有關兒子的撫養問題,鄧怎麼也不答應分手,也不再支付兒子的費用……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1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2)

    突然得知這些令我震驚的實情後,我的心情複雜極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什麼滋味都有。    
    同時,我還瞭解到,鄧世祥只不過是高中畢業,後來成為了北京某城建公司的一名臨時工,在那兒和陳小琴哥哥陳洲是同事,他的這份工作還是陳兄幫忙找到的。他從來沒有上過什麼大學,而在此前,鄧世祥總是毫不臉紅地在同事和有關領導面前信口雌黃,稱他老家是紅色老區,中央為了照顧他們這些先烈後代,特意保送他到北京上大學的;而李梅也根本不是什麼大學生,更不在什麼廣州軍區企業裡做會計,她只不過是一個來自貧困農村的初中生。來廣州後她和鄧世祥的妹妹鄧素芳一起在廣州多家娛樂場所做打工,是經鄧妹介紹才認識當時剛到羊城不久的鄧世祥,並與之同居的,等等。對於這些情況,一年後,我去北京學習,從陳良琴的大哥及父母親處都得到了證實。    
    四年後,也就是2003年夏天,已在北京做記者的我前往河南信陽採訪一宗黑社會雇兇殺人案件,採訪完後,我心中牽掛著被鄧拋棄、此時一直寄養在外婆家的小鄧珂。於是,我又特意從信陽轉車到光山縣的潑河鎮,探望好長時間不曾見過面的小鄧珂。當時和我一同採訪此案的《華夏時報》記者文潔也只好隨我前往光山鄧的老家中。當個子已長高的小鄧珂欣喜地從我手中接過一大堆吃的和玩的禮物時,我這才將有關內情簡單告訴了文潔。他驚訝不已,說:沒想到你對待「死對頭」的兒子這麼好,這真不容易呀……我苦笑著,說道:不管我與鄧如何打官司,但鄧珂是無辜的,他只是一個被親父遺棄的不幸的小孩子,我怎能不盡力去幫助他呢?    
    第二天夜裡,我到鄧家中把他叫出來,告訴了他陳與我通話之事,並責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編造那些謊言來騙我?誰知,他竟然不以為然,好像早就知道我們已經通過話似的,連連說陳的文化素質太低,她的話不可聽,他其實早與之脫離了關係,之所以還經常與她聯繫,那是因為放心不下兒子。接著他又愁眉苦臉地向我訴苦,稱現在他和李梅生活了好幾年了,還生了兩個小孩子,一家的負擔很重,他確實有點不堪忍受了,並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我竟也信也為真了,最後只能是好言相勸了一番。    
    1998年12月初,陳良琴又在電話中向我哭訴:兒子鄧珂病了,沒有錢住院,但鄧不理,後來是在親友的幫助下才將孩子送到醫院,為此欠下了千多元的債務。她讓我勸勸鄧多關心兒子的病情。    
    我獲知小鄧珂因病而沒錢醫治時,趕緊又勸告鄧世祥,並忍不住指責了他一頓。為了徹底挽救他,我還找到了我們的直接領導任天陽。任時任採訪部主任,是鄧世祥的老鄉,而且以前和鄧世祥都是老同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也許只有他能勸說他。以前因李梅的控告而被開除的鄧能第二次重回報社做記者,任和李民英幫了很大的忙。誰知,第二天,陰沉著臉的鄧世祥責怪我不該打聽他的隱私,不該管他的家事,更不應該將這事告訴領導,同時他還還用極為粗魯的語言咒罵陳良琴。見鄧仍然不當一回事,我只好氣呼呼一跺腳就離開了。此後,我又找了他幾次,還是苦口婆心地勸說他,但鄧還是未置可否。    
    1997年11月11日,廣州一位「影視歌三棲紅星」、女演員李怡青因在羊城一家報紙頭版花10萬元「徵婚」,當時創下全國之最,引起各路媒體關注。當時《南方都市報》幾位記者采寫了一個版的新聞,對此進行了批評,結果李怡青認為有關文章使侵犯其名譽權而起訴至法院。一周後,香港《東方日報》攝影記者劉志誠來到報社,找到當時的採訪部主任任天陽瞭解情況,想對此進行採訪。由於在這之前,我們經任天陽的介紹而相識,而任天陽的辦公室正好與我的辦公室門對門,當劉志誠要求與他一起去珠影採訪李怡青時,我說:對演藝界這種八卦新聞我不感興趣。此時在我隔壁辦公室的鄧世祥聽說後,興味盎然地跑了過來,他當即要求這位香港同仁帶他一起去採訪那位漂亮的女演員。    
    鄧世祥的本事還真不小,第二天晚上7時許,從外面採訪回到辦公室的我,正看到任天陽辦公室裡有一個衣作時髦的年輕女子正在說笑呢。後來我知道,這女子就是李怡青。當時剛出道不久的李怡青沒想到那場10萬元徵婚的作秀會引來這麼多喝倒彩,尤其是《南方都市報》用了很大的版面來報道此事。鄧世祥笑逐顏開地告訴我,他跟隨劉志誠採訪李後,馬上與其近乎,並口若懸河地表示他有能耐幫她擺平此事,能為她在《南方都市報》重新寫一篇正面的報道,以便為她「正名」。李怡青如約到報社,在鄧世祥的指引下與負責採訪工作的任天陽見面。事後不久,神通廣大的鄧世祥還果真在報紙為李怡青發了一幅頗有風采的彩照,不過是發在都市報的副刊上,題目就叫「都市麗人」。之後,鄧世祥以此為資本,竟在我和一些同事的面前肉麻地吹噓,李怡青是他的女朋友;對那些不知內情的人則吹噓,他和李怡青認識好久了,關係非同一般。不久,李怡青狀告報社侵權的案子勝訴。    
    1999年秋,我在北京獲知李怡青進入中戲進修,並出了一本新書。2003年,我從《知音》上獲悉李怡青當年之所以願用10萬元徵婚,其實是被人利用來炒作的,她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沒有看過她主演的的影視,也沒聽她演唱的歌曲,但有關她的新聞還不少,後來還看到她在京出的一本新書。不管別人對她的評介如何,我還是認為這位李怡青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努力向上的演員,是一個善於改變自我追求藝術的女子。我一直想與她聯繫,想瞭解一下有關當時鄧世祥是如何「採訪」她的,她到底是否像鄧所吹的那樣,是他的女朋友,和她的關係是否真的非同一般,但後來由於我太忙,也沒有刻意的去尋找她。現在,不知李怡青能否看到我的這段文字,不知她願不願與我作證。    
    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讓大家能看清楚,當時擁有李梅和陳良琴的鄧世祥,竟然還是「花心」不改。當然,鄧世祥的風流韻事絕對不僅次於是這一點兒事,也絕不止這一次。在幾年後,我終於與他走上訴訟之路並四處取證時,我又吃驚地發現,我的一位天真無邪的女實習生小青(化名)就曾經被他欺騙過。這是後話。    
    1998年10月,以前在一位小報認識的朋友小黃跑到報社找我,並請我到客村的一家海鮮城吃飯,當時只有我們倆人,我認為兩個人去酒店吃飯未免太浪費而不願去。黃就讓我約上要好的同事一同前往。我就叫上隔壁辦公室的鄧世祥和同事羅斯文,四人一起到了客村。在飯時,鄧獲知這位小黃來自潮州,家中很有錢後,當即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但借花獻佛,頻繁地向他敬酒,對他稱兄道弟,很快與他打成一片。當他得知小黃也想進入《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時,誇誇其談的鄧世祥竟然還當作我和羅斯文的面,吹噓自己與報社領導關係很好,可以幫他搞惦。儘管事後我再三提醒黃:鄧喜歡誇誇其談,他的話最好不要當真,如果你真的想進報社,你完全可以憑自己的文章去辦公事應聘,根本沒有必要找誰開什麼後門。可惜,這位仁兄竟還是對鄧的那一番海口不生疑,事後此人還真花錢托鄧找人幫忙,為了感謝鄧,還不惜將自己的一個新手機借給鄧使用了一段時間,還給了他一些錢財。當然此君後來到底沒能進入報社,但鄧世祥還多次以此事在我的面前吹噓,我極為反感地疏遠了他。    
    還有一次,那時我們的關係還不錯,鄧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天河員村從事職介所的外地老闆。事後對方悄悄告訴我,鄧世祥在那兩年時間內沒少向他要錢。因為在這之前,也就是鄧第一次被《南方都市報》開除後,鄧進入了廣州某報的「求職廣場」版做了一名寫稿兼拉廣告的工作人員,他常以記者身份四處深入羊城那些遍佈寫字樓、賓館和大街小巷的職介所老闆,常常以要曝光為由向對方索要紅包。我這時候才知道,鄧世祥為什麼有錢可在白雲區購買新房子了。也許其中的玄機就在此!    
    作為同事,我還是好言勸告他,但他總是當著耳邊風。他還是經常以記者之名四處搞有償新聞,大賺錢財,雖然常有人向報社反映,但他卻依然顧我。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2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3)

    1998年底,鄧拉我一起去江門市採訪一個經濟糾紛,還說早已與當事人說好,有紅包拿,被我拒絕,同時我還是苦口婆心地阻止他這麼做。誰知鄧世祥不但不聽,反而膽大妄為地假冒採訪部一位領導的名義,騙取報社的司機軒慧駕著採訪車與他一起趕到江門。他們在接受了那家建築公司,也是投訴方的3000元現金後,又收了被投訴方5000元,結果很快就被雙方識破,他們人還沒回到廣州,就被雙方當事人一起告到報社。當時報社責令他退出所有贓款後,又對二人進行了嚴厲批評。當時由於李民英和任天陽的緣故,還有那位司機也是任的親戚,兩人這次並沒有被開除,在兩人寫了檢討後,最後有關領導對鄧記大過處分。此事報社所有員工均知道。    
    由於鄧世祥在報社有靠山,加上他在做新聞時很會動腦筋,生財有道,在購買了樓房後,很快他又開上了輛新車子。在當時南方都市報的幾十名記者中,能賣車子的人極少,當時採訪部也只有魏東賣了小車,因為他是廣州軍區的團級轉業幹部,其妻也是收入很高的白領。鄧世祥在1998年底購買了價值近10萬元的新車後,每天春風得意地駕駛著那輛夏利小車來報社上班,更是四處向人吹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憑鄧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他是絕對賣不起車子的,因為,第一,都市報的記者雖說當時在廣州市新聞界的收入還是很高的,除了中層幹部外,採訪部記者的工資都是固定的,但記者每個月的收入與他的發稿量是成正比的,而每個記者每月的稿件見報量,稿件質量,不但都有專人統計,還每月向全報社公開,所以每個記者的正常收入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而當時鄧世祥的發稿量一直不多:第二,鄧世祥剛購置了新房子,這是一筆數目不菲的支出。第三,與他非法居的李梅長期沒有工作,而且他們當時已經生育有兩個小孩子,憑鄧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支付家人的有關生活費就已是捉肘見襟了。那麼鄧世祥又是如何有錢來賣房賣車呢?個中緣由,讀者也許自有分明了。    
    1999年7月,我因為「祈福新村」特大兇殺案的採訪,惹了大禍。我這只「出頭鳥」被突然剝奪了採訪權,被迫離開曾經幾次差點為之付出我生命的《南方都市報》。痛定思痛的我,身心傷痕纍纍,一邊閉門反思,一邊認真讀書解悶。    
    就是這個月底,陳良琴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我:她決定在近日南下告鄧。因為他們的兒子五歲了,已經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但鄧世祥已有一年多時間不給兒子寄錢,他們的生活都很困難。向鄧要錢,鄧不理。陳突然問我:鄧說你因為違法亂紀而被人抓起來了,這是真的嗎?他還再三警告我不要與你打電話。陳還頗為奇怪地問我:每次她傳呼我的時間鄧怎麼都記得那麼清楚呢?她的話一下子提醒了我。憑我對鄧人品的瞭解,我意識到,鄧肯定一直在背後利用密碼查詢我的行蹤,而他的密碼說不定早就更改了。我一查,果然發現鄧的密碼變更了!直到此時我才明白:鄧早就對我心懷芥蒂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每天的行蹤,包括我的所有隱私,鄧都通過查號台獲知!難怪每次陳良琴與我聯繫他都知道呢!    
    1999年8月,陳良琴攜帶著鄧珂來到廣州,到報社找鄧要錢,沒想到被拒之門外;找報社有關領導,無人理睬;陳攜子去省婦聯及其他單位投訴,但因涉及省委機關報的南方日報社而無人理睬。就這樣,陳良琴一連幾天在羊城四處投訴,卻毫無結果。    
    8月7日,走投無路的陳良琴又一次在電話裡向我哭訴道:「石記者,我真沒想到他會打罵我……沒想到也會如此對待他的親生兒子……他怎麼配做記者呢?我怎麼辦呀?我找了幾個領導,他們都不管這事。你就行行好,快幫我們母子一次吧……」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訴,實在讓我的良心不安!其實,來到羊城的當天,陳就要求見我,但我沒有答應,只是提醒她最好是與鄧當面協商,妥善處理好孩子的事情,好說好散。    
    這個時候的我處於深深的矛盾之中:從道義上講,作為一名新聞記者,鄧的所作所為理應受到社會和法紀的懲處,我與其他同行一樣,對他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從感情上講,我實在不忍心鄧再一次被報社開除,更不願陳母子去有關部門告發他,畢竟我們曾經也算是生死兄弟,對於這些「私事」報社領導都不管,我又何必因此去得罪他呢?再說,此事只要我一出手,得罪的不僅是鄧一個。那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只要我一介入,將會給我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另外,我那一向與人為善、謹小慎微的女友,也多次勸我不要管人家的這種事,就讓他們自己解決去。    
    我答應與她們母子見面,並約好由我和我的女友請她們母子吃一頓飯。    
    我在女友的陪同下見到了陳良琴。她個子不高,外表清秀,穿著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一看就是那種很本分善良的女性。她和鄧世祥的兒子此時已五歲了,長得虎頭虎腦,很可愛,很快就與我混熟了。飯中,面對我們特意點的一桌子菜,滿面疲憊的陳良琴卻難以下嚥。    
    我知道,此時的鄧絕對不是省油的燈,加上他有自己的幾位後台,自然不可能將軟弱無能的陳放在眼中。他第一次因為李某的投訴而被開除後,又能再次進入這家報社做記者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面對這對投訴無門的可憐母子,但我又能做什麼?我默默地從身上掏出1000元錢遞給她們母子,善良的女友也塞了500元錢。    
    兩天後,陳攜子找鄧不但無果反遭到打罵。走投無路的陳良琴又找到我跪在我面前哭泣著說:「石野,我們母子已經是走投無路了,如果你再不幫我們,我就只好帶著兒子跳珠江……」為防不測,儘管我十分不願意,最後我還是撥通了鄧的手機,抱著一線希望將陳的有關情況告訴了他。誰知,他在電話中罵我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的女人呀?現在我成全你們,你不正好可以把她帶到你家裡去嗎……    
    我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鄧的所作所為激起了我的憤怒。此時,我的憤慨和怒火擊碎了我的膽怯和顧慮。特別是陳良琴那揪心的哭訴,小鄧珂那含淚的憂鬱的眼神,使我的心顫抖了,更令我出離憤怒了!做人的良知,記者的職責,使我下決心管管這事。不管出現怎麼樣的後果,我都一定要為這可憐的母子討回公道!    
    我幫忙聯繫到廣州東山區148法律服務中心,一位頗有正義感的陳律師當即決定為陳良琴提供法律援助,並以「解除非法同居關係和支付兒子的有關撫養費」為訴訟請求,將鄧起訴到白雲區人民法院;與此同時,陳良琴親筆寫給廣東省委有關領導同志的血淚控訴,馬上引起領導的高度重視,並很快作出了親筆批示。1999年8月底,鄧第二次被《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開除。此時距鄧世祥接手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的採訪線路不到一個月時間。    
    本來,對於這樣一宗極有新聞性的事件,我這個時候完全可以采寫一篇稿子,公開在新聞媒體上,但我當時只想幫助走投無路的陳良琴母子討回一個應得的公道,只是想讓可憐的小鄧軻能拿到有關撫養費,從而能像其他學齡前孩子一樣享受到他的受教育權利。所以,我這個時候根本沒有想到要在新聞媒體上給他曝光,更不忍使他身敗名裂。    
    但我沒有想到,我的援助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麻煩和災難。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從此以後,鄧開始對我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誹謗和誣陷……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3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4)

        
    1999年9月初,我懷著受傷的心情,抱著重新尋夢的奢望,抱著對文學的狂熱追求,背著簡單的行李,進入了北京魯迅文學院青年作家進修班。也就是此時,我獲悉,第二次被《南方都市報》開除的鄧世祥,居然手持時任報社副主編的任天陽親筆出具、並蓋有《南方都市報》大紅印章的證明,大搖大擺地也來到了京城,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新聞。    
    然而,陳良琴的訴訟卻不順利。就是這個9月底,我從陳律師那兒獲知,鄧世祥害怕在廣州打這場官司,正在四處投訴他。原來,向法院遞交訴訟狀時,粗心的小陳用的是一張隨身攜帶的臨時身份證,雖然上面是她本人的頭相,但上面用的名字由於筆誤寫成了她的二姐陳良華的名字,而且這個臨時身份證的截止日期剛好過期。於是,精明的鄧世祥抓住這一誤差,如如獲至寶,馬上趕回河南光山縣,從當地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關陳良華已婚且已有三個子女的證明,同時他又精心泡製了一份假材料,要求白雲區法院撤訴。法院當即要求陳良琴提供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證明。誰知,當陳良琴趕回老家,手持她戶口所在地的村委會為她出具了有關證明,前往當地派出所辦理臨時身份證時,可派出所有關人員卻說她的戶口不在這兒,沒辦法辦理;當她要求對方為她出具一份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書面證明時,派出所也拒絕了。令陳良琴當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一個大活人,怎麼會變成沒有戶口了呢?    
    到了法定時間,白雲區法院見作為原告的陳良琴遲遲拿不來能證明她身份的合法證明,只能根據有關規定讓她撤訴了。    
    後來,我通過多種渠道瞭解到:原來駕著那輛剛購買的小車的鄧世祥回到了家鄉,緊緊抓住那張身份證大做文章,四處活動,不惜花錢,不但弄到了那張陳良華是已婚婦女的證明,還想方設法的讓地方派出所不給陳良琴出具身份證明。不僅如此,為了打擊報復這個已為他生了兒子的女人,1999年9月6日,鄧世祥還來了個惡人告惡狀,以請求「判決確認被告陳良琴(芹)之子陳軻與原告的親子關係」為由,竟然跑到河南省光山縣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起訴書,上稱——    
    ……原告在1994年元月份在北京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陳良琴,建立了戀愛關係,但由於雙方不適合,1994年4月25日,原告離職到廣州工作後,雙方也就停止了戀愛關係。大約1994年5月中旬,被告打電話給原告,說已懷了原告的孩子,原告感到很突然,堅決不同意要這個孩子,並極力勸她去做人工流產,不要違反計劃生育,但她執意要生下來,到1994年10月上旬,被告又電話告訴原告,她是跑到陝西與河南交界的地方生下了孩子。之後,陳以孩子名義經常不斷地向原告要錢,原告雖然不知被告所生的孩子(名叫陳軻)是否是原告的孩子,但考慮到雙方曾有過一段戀愛關係,因此,被告向原告要錢,原告都想盡辦法滿足她,幾年來,累計大約已有數萬元,由於被告貪得無厭,原告不得不起訴被告,又由於原告從被告當地瞭解到,被告與原告戀愛的同時,先後有多個男朋友,因此原告請求貴院對陳良琴之子陳軻進行親子鑒定,以確認陳軻是否原告親生的非婚子。    
    如果鑒定結果是原告所親生,原告願意承擔撫養費,或者由原告撫養,如果不是,也可    
    制止被告無休止的糾纏。(後面為鄧世祥的親筆簽名)    
    我看到鄧的這份顛倒黑白的起訴書後,不由義憤填膺!這位新聞記者不但完全否認了與陳良琴同居且生了一個未婚兒子的事實,還一口咬定他當初親筆取名的兒子成為「陳軻」了;他不但指責陳「貪得無厭」,還污辱與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陳良琴「與其談戀愛時,有多個男朋友」,而早在那次陳良琴向我控訴鄧的惡行時,她曾交給我幾份鄧世祥親筆寫給她的情書,其中有兩封是妊娠期的陳良琴住在鄭州市大姐家等候分娩時,鄧世祥從廣州寄出的。    
    為了更好地讓讀者們瞭解真相,現不妨將這兩封信摘錄如下——    
    芹:    
    你好!並向大姐全家問好!    
    近日甚忙,讀你的來信很認真仔細,只是回函遲了兩天。    
    廣州很熱,本地的水土令人不服,肥胖的變成精瘦,我也瘦了一點。    
    這兩天祈盼著好運的到來,包括事業、家庭,如若上天恩賜,過一段時間我會有更好的工作。那時令你既驚又喜。我深信,有一種神的力量在助我。    
    孩子的名我已取好,叫鄧軻。「軻」音K□,古代哲學家孟軻,「軻」又有另一種意義即「憾軻」同「坎坷」。此乃新穎。當地絕無雷同。古有「孟軻」,今有「鄧軻」。女孩的名留你取,在此提請注意。你別一味想過把取名的癮。竟一心一意想生個女兒。那可不合算。    
    如果你打電話太麻煩,可經常寫信,寫信也是很好的交流方式。你該多鍛煉身體,多吃    
    蔬菜,否則會長黑斑影。這星期上夜班,從6月27日—7月4日至,晚12︰00以前早晨8︰10以後我都在家。    
    家裡到現在沒給我來信,可能做大生意的父母太忙了。你現在是不是很孤單?經常和大    
    姐聊天會(或)許好點的,當地飯菜吃不慣,可上市場購點。這個時候,千萬別苛刻自己的伙食,否則會影響「鄧軻」的身體!    
    我現在想家,鄧軻可能長得稍醜陋,因為他發揮不了我們的傳統特點,沒有什麼好看的美麗讓他繼承,實在難為他了。但是,他絕對是聰明的,這是我抱以信心的。「矮子」是「一肚子眼」的前提具備條件。    
    我給你郵的錢收到了吧!每月我都會考慮的,在廣州,我也好辛苦,除了成天想你,就是想錢。    
    ……留在北京。我該多慘啊!當然,今後為了事業,我倆的意見仍有很多分歧,請你以我為重,這是你愛我的表現。    
    我想混出個人樣,剛起步,任大而道遠啊!做人難矣!今年是轉折點,我努力幹出樣兒。    
    順附信封、郵票,留你回信用。    
    順祝    
    禮    
    祺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4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5)

    鄧世祥於廣州    
    1994年6月27日    
    芹:    
    你好,代向大姐全家問好!    
    來信收到。你的處境我都有所領悟。收到這封信的同時,我將給你郵200元錢,錢居然少,因為剛領10多天的工資。在大姐家,諸多麻煩,我不知怎樣感謝她一家人,今年是你我難熬之秋,也是沒得辦法。既然地方有禁忌風俗習慣,我想那最好易風移俗,你可提前租房子,一定要租個環境、條件好的。你有個生活沒規矩的壞習慣,吃飯、休息應科學安排。不能將就,到頭來,坑及後代。    
    你該注意營養了,女性妊娠期間最易起雀斑,那對你是可怕的,務必保養,因為你的外表形象對我很重要。    
    我根本沒有回家的打算,將在你算計好的日子來鄭,假期不可能太長,香港管理,關係好的話,還要有假期規定可言。請你算好日子,便於充分利用時間,當然,若能請動假,我盡量請半個月的了。    
    我一直明白自己活著的意義,懇(肯)定一是為別人活著,特別是你。現在的一生基本就如此了。注定平淡,缺少心跳的感覺,但我不能後悔,因為有你如此癡心的愛我,也很可貴。正因如此,也讓我現實的多了。    
    我認識你後,變得自己似是而非了。相當沒勁,愛情對我來說是精神食糧,而我卻在年    
    紀尚輕的時候死要把它結束,這是多麼的嚴酷啊。我雖祈盼著你會將給我新的語言,幽默、思想、愛撫。而你會(或)許將變成一個現實十足的村婦,我會突然想到,我剛長大,怎麼就老了。    
    為此,我們最大希望是下一代了,而你我智商平平(你還聰明些了),你要經常鍛煉身體,目前還可能拯救孩子的質量,切莫(叫)小東西連我的兩下子也沒有。至少我的體重,還湊齊了120斤,人睡著了還不老實。    
    照片隔兩天時間,再拍照郵過來。成天沒功夫做樣子了,不累,時間上沒空。你的照片不妨郵來了。要好點的,沒有就不要了,因為勞民傷財,不值得。    
    寄信的地方、方法、信封下邊的安排,在電話中已交將清楚,不多談及。    
    自己的事情多長雙眼,孩子的事情重大,應有必要警惕保密,你我都不能看別人在作三    
    峽工程施工訊息似的新聞傳播。更不能告訴你村裡那些到鞏義來買磚瓦機零件的父老鄉親。世風上下,人心不古,嘴是親吻的工具、也是咬死人的武器。活著,就得悠著點。    
    收到此信後,請讓大姐為你熬一罐肉吃。望大姐賞臉。我會在電話在簡中聞出對方的生活標準。專此布達順頌怡樂。    
    鄧世祥    
    1994年6月20日    
    面對鄧世祥的這些親筆信原件,我不由充滿了莫明的悲哀!如果對方是一位目不識丁的山村野夫,我倒也罷;如果對方是一個發了財的暴發戶,也倒罷,而令我難受的是,對方卻是一名新聞記者!現在竟敢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認,還如此侮辱自己的親骨肉!敢把「鄧珂」硬指為「陳珂」,同時還對善良的陳良琴如此侮辱。我強忍著心中的怒火,當即讓陳向法院提出做親子鑒定。在陳良琴和好哥哥陳州的再三請求下,我以鄧世祥曾經的同事的身份,向光山縣法院出具了一份鄧世祥在廣州與李梅長期非法同居生有一兒一女,有房有車,有固定收入的證明,希望法院能根據事實能妥善地處理好鄧軻的有關撫養問題。看到我的這份證明後,鄧世祥當然氣得七竅生煙,他後來還自以為是地將這份證明與陳良琴的起訴狀貼在一起,遞交給花都法院,作為控告我的一份「罪狀」。    
    在此期間,鄧世祥為達到威脅和恐嚇陳良琴的目的,駕著他那輛夏利小轎車,招搖過市,好不風光。2000年10月1日,他還特意把光山縣的幾名辦案法官請到北京玩。陳良琴還以為鄧世祥此次真的要做親子鑒定呢,誰知,鄧施計騙走了與陳一同前往的哥哥陳州後,又在離人民大學不遠的一家酒樓宴請位法官,讓陳過去。當陳良琴趕過去時,對方卻又告訴她:親子鑒定不做了,因為現在鄧世祥不想做了,願意撫養鄧軻,還說願意調解,問陳一次到底要多少錢。並警告陳良琴再不要四處亂告了,更不要找什麼記者。不知他是看到了我為陳出具的那份證明,知道有人在背後幫助她,還是他此時真的良心發現,隨後,鄧世祥又變更了訴訟請求,承認鄧珂是他的親生兒子,並願意支付撫養費。    
    9月10日,義憤填膺的陳良琴向前來家中調查取證的光山縣兩名法官詳細地陳述了她與鄧之間的事情經過,並出示了兒子出生前,鄧在廣州親筆寫來的情書。在這封鄧的親筆信中,展示了鄧給兒子取名「鄧軻」的過程。    
    9月16日下午,陳良琴接到法院傳票後,趕到法院。當陳再一次出示廣州法院受理的訴訟狀及有關憑據,並再三申明此案早已在廣州白雲區法院受理時,法官未加理睬,倒向陳提出,只要她願意去廣州撤訴,鄧願意一次性出4萬元的撫養費。陳良琴拒絕了。    
    10月14日下午,河南省光縣人民法院以「解除非法同居關係」為由,開庭審理了原告鄧世祥訴被告陳良琴一案,並於2000年1月23日,以原告現離職就讀無固定收入為由作出了如下判決:1解除原告鄧世祥與陳良琴非法同居關係。2原被告非婚生兒子鄧軻由被告陳良琴撫養,原告承擔撫養費每月100元至鄧軻18週歲為止,計款15600元,於判決生效後3日內付清。案件受理費600元,原告和被告各承擔300元。    
    然而據陳良琴說,他們母子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那份判決書成了一紙空文。這期間,陳良琴曾幾次趕到廣州,找到鄧與李某居住處。今年2月初,神情憔悴的陳良琴找到廣州的謝律師,請求再次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與兒子決定第二次在廣州起訴鄧世祥,除了要求他依法支付小孩子的有關費用外,還要讓這條惡棍受到法律的嚴懲。而此時,從北京進修回廣州的鄧世祥又以「保羅」的化名混入了廣州另一家報社做記者。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5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6)

    聞知上述情形後,忍無可忍的我決定對他的醜行進行曝光。我和青年作家劉晴首次在2001年1月《知音—打工》下半期披露了此事;2月22日,《工人日報》在頭版頭條以顯著位置刊登了這篇題為《只能眼睜睜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一位弱女子艱難訴訟之路》的報道——    
    一位年輕漂亮的河南打工妹,在8年前慘遭一名同鄉強暴後被迫與其同居,並生下一個未婚兒子。但就在她待產期間,那位已經混入南方做記者的風流「丈夫」,竟又與另一女子非法同居且先後生育了一個兒子。    
    在她獲悉真相後,這位老鄉不僅與「小妾」共同購買了樓房和10多萬元的小車,還生下了第二個孩子,並一直以各種借口拒絕負擔孩子的相關撫養費。這位飽受欺凌和折磨的弱女子忍無可忍,一紙狀詞將負心郎告上了法庭。最後,法院僅僅判決他們的非法同居關係解除,判決男方每月支付人民幣100元孩子的有關撫養費,但至今她和兒子一分錢都沒拿到。同時,面對於這位弱女子所遭受的巨大傷害的痛苦,這位惡男人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至今逍遙法外……    
    寒夜失身,弱女產下未婚子    
    陳良琴至今也無法忘記那個給她帶來終生屈辱和痛苦的寒夜:在昏暗的燈光下,戴著近視眼鏡的鄧世祥,喘著粗氣,像餓狼一樣撲到正在床上熟睡的自己身上……事後,鄧跪在地上指天發誓,保證會一輩子對她好。鄧的家人也輪番做痛哭不止的陳良琴的工作。    
    這是1993年冬天,河南省光山縣河鎮鄧世祥家中。一日,鄧家邀來親朋好友,按當地農村風俗擺了訂親酒席。無奈之餘,軟弱的姑娘只好與他守志了夫妻生活,之後又跟著鄧到北京租房同居。當她幾次要求鄧世祥去辦理結婚手續時,都被鄧以年齡尚小為理由拒絕。這一年,陳良琴年僅20歲,鄧世祥23歲。    
    1994年4月,陳良琴突然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幾次提出要打胎,但都被鄧世祥攔住。懷孕期間,陳良琴和家人曾多次催促鄧辦理結婚手續,但都遭到鄧的堅決反對。    
    由於鄧在京混得不好,就決定去南方發展。他先騙挺著大肚子的陳良琴到鄭州市陳的大姐家中待產,自己隻身南下廣州,進入了廣州一家報社工作。    
    1994年10月在大姐家偷偷生下兒子鄧軻。鄧在南方獲悉後自己有了兒子,異常高興,立即寄回半個月的工資,讓陳哺育兒子。而對陳讓其來鄭州看兒子的催促,鄧世祥卻總是以各種借口推辭。    
    其實,此時的鄧世祥已被另外一個女人迷得神魂顛倒。這個女人叫李梅。李與鄧的妹鄧素芳當時在廣州市某娛樂場所打工,也是河南農村人,其家與鄧家相距只有幾十公里。這兩面三對男女一拍即合,很快就租房同居起來。    
    風流記者,重覓新歡又生子    
    1995年春節前夕,思「夫」心切的陳良琴抱著襁褓之中的幼兒,在大姐的陪同下,南下廣州尋夫。鄧得知陳來廣州後,趕緊連騙帶哄地將李梅偷偷的送回河南老家。一邊又在廣州郊區租了偏僻的農民屋,將陳良琴母子接到那兒住下,每天工作之餘,還情意綿綿地陪著陳母子逛街散步,重新獲得了陳的信任。    
    直到1995年4月底,陳良琴突然接到大姐電話,要她們母子馬上返回鄭州。陳趕到鄭州大姐家中時,看到她的父母親和二姐一家都在這兒,親人們個個都愁眉苦臉,長吁短歎。最後,他們不得不告訴了她一個可怕的消息:鄧世祥一到廣州就又另找了一個叫李梅的女人,這個女人年紀與她相仿,是河南信陽農村人。李已經懷上了鄧的孩子,此時正住在鄧的老家。鄧有兩個老婆的消息,現在早已在四鄉里傳開了。距離鄧家只有五里路的陳良琴父母和家人都被鄉間的各種言語壓得喘不過氣來,雖然女兒和鄧世祥沒有去民政部門登記,但按千古不變的家鄉風俗,鄧世祥早應該是陳家的女婿了。如今那個道德敗壞的「女婿」竟然公然娶回另外一個老婆,實在是他們的奇恥大辱!陳良琴只覺得天旋地轉,氣得當場暈到在地。    
    第二天一早,陳良琴母子從鄭州趕到光山潑河鎮鄧世祥家剛一進門,就看到挺著大肚子的李梅正在喝雞湯。李梅此時也被弄懵了,因為她壓根兒就不知道鄧有「老婆」和兒子。    
    情知不妙的鄧世祥慌忙趕回家裡。他先平息李梅的怒氣後,又找到陳良琴母子,假稱他還是真心愛她的,更愛他們的兒子。他遲早會與李梅分手,與她結婚。生性軟弱的陳良琴又一次相信了他。    
    就這樣,待李梅在鄧家產下一個兒子後,鄧世祥立即攜帶著李梅母子趕回到了廣州,公開地過起了愜意的「夫妻」生活。而被他拋棄在家的陳良琴則身無分文,生活無著,還多次遭受到鄧世祥父母的打罵。無奈之餘,傷心至極的陳良琴只好在娘家人的幫助下,被迫攜子到北京打工。    
    鄧世祥在與李梅同居的同時,並沒有放過軟弱的陳良琴。在1997年至1998年間,鄧世祥又以撫養兒子為由多次將單純的陳良琴騙至廣州,與她租房同居。他在與李梅巧妙周旋的同時,又三天兩頭溜到陳身邊溫存一番,致陳良琴又先後3次懷孕。    
    直到1999年5月,陳良琴獲悉鄧不但從沒有與李梅分開,而且早於1997年8月初又生下一個女兒時,這位生性軟弱的女子終於徹底從長久的噩夢之中清醒過來。此時,孩子已經5歲了,陳良琴為了讓孩子早日接受教育,她每月以400元的高價送兒子進了京郊一幼兒園。為了生活她不得不夜以繼日,同時打兩份工作。以每月過度的勞動,微薄的收入,苦苦支撐他們母子的一切費用。由於她堅決不同意與繼續與鄧同居,鄧拒絕付錢給他們母子。為了讓孩子受到教育,又氣又恨的陳良琴決定先到報社去揭露這個無良心的男人。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6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7)

    對簿公堂,法院判決成空文    
    可是當她找到鄧世祥供職的南方某報反映鄧的醜惡行徑時,有關領導卻對此置之不理。陳又獲悉,早在1997年元月,李梅因發覺鄧祥繼續與陳良琴同居時,一怒之下抱著孩子跑到報社告狀,鄧世祥當即被開除;可是令陳良琴怎麼也想不明白的是,事隔一年後,鄧又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這家南方某都市報做起了記者。    
    1998年8月24日,忍無可忍的陳良琴一紙狀詞將道德敗壞的鄧世祥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解除雙方的非法同居關係,判令鄧以每月750元按月一次性支付完兒子鄧軻至18歲的撫養費和教育費,並向其當面賠禮道歉。同日,廣州白雲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在律師的幫助下,陳不但查到鄧世祥早在廣州市白雲區同和鎮東平廣州花園2棟東梯308房購有二房一廳,與李梅生有一子一女的具體事實。還掌握了鄧世祥購買有價值十多萬元的小車等情況。    
    接到陳的血淚控訴後,1999年9月初,主管廣東省宣傳和計生工作的有關領導親自作了批示,要求報社的主管部門迅速查實,並嚴肅處理。很快,鄧世祥又一次被報社開除。說起來頗令人費解的是,早在1997年1月,李梅因發覺鄧世祥背著她繼續與陳良琴同居,一怒之下抱著小孩子跑到報社告狀,鄧世祥當即被開除,可是事隔一年後,鄧又堂而皇之地進了這家報社做記者。    
    被報社第二位開除的鄧,得知陳在廣州起訴他們後,慌忙將李梅和兩個孩子轉移到他處隱居,又將位於白雲區同和鎮東平廣州花園2棟東梯308房的鐵門緊鎖,之後跑回河南光山縣老家,並於9月6日居然將陳良琴推上當地法庭,要求「判決確認陳良琴之子陳軻與原告的親子關係」。鄧在起訴書裡拒不承認兒子是他的,還故意將「鄧軻」說成是「陳軻」,請求對「陳軻」進行親子鑒定。    
    在調解無效下,法官最後對陳良琴說,1999年10月1日在北京做親子鑒定。    
    1999年10月1日,義憤填膺的陳良琴向前來家中調查取證的光山縣兩名法官詳細地陳述了她與鄧之間的事情經過,並出示了兒子出生前,鄧在廣州親筆寫來的情書。在這封鄧的親筆信中,展示了鄧給兒子取名「鄧軻」的過程。但此時,法官卻對陳良琴說:鄧世祥已承認孩子是他生的,並願意支付兒子的撫養費。    
    過幾天,法院就會為他們辦理有關手續,解除非法同居關係,並當面支付撫養費。陳良琴聽了法院的話後,只好又重新帶著兒子回到河南老家。    
    9月16日下午,陳良琴接到法院傳票後,趕到法院。當陳再一次出示廣州法院受理的訴訟狀及有關憑據,並再三申明此案早已在廣州白雲區法院受理時,法官未加理睬,卻向提出,只要她願意去廣州撤訴,鄧願意一次性出4萬元的撫養費。陳良琴拒絕了。    
    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法官最後對陳良琴說,10月1日,陳良琴帶著孩子來到北京,法官去告訴她鄧世祥已承認小孩子是自己的,並願意支付有著撫養費。於這幾天,法院將為他們辦理有關手續,解除關係,並立即支付撫養費。    
    1999年10月14日下午,河南省光縣人民法院以「解除非法同居關係」為由,開庭審理了原告鄧世祥訴被告陳良琴一案,並於2000年1月23日,以原告現離職就讀無固定收入為由作出了如下判決:1、解除原告鄧世祥與陳良琴非法同居關係。2、原被告非婚生兒子鄧軻由被告陳良琴撫養,原告承擔撫養費每月100元至鄧軻18週歲為止,計款15600元,於判決生效後三日內付清。案件受理費600元,原告和被告各承擔300元。    
    然而,據陳良琴說,他們母子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那份判決書成了一紙空文。而此時,從北京人民大學進修回廣州的鄧世祥又以「保羅」的化名混入了廣州另一家報社做記者。    
    文章發出後,立即在社會各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法學專家、社會學專家及律師,紛紛就此案發表了有關看法——    
    北京朝陽律師事務所崔蓮英律師認為:鄧的兩次婚姻行為不僅是道德敗壞的表現,更是一種嚴重違法行為不僅應受到道德法庭的譴責,更應受到有關法律的制裁。根據我國《刑法》關於重婚罪的定義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夫妻相稱,公開同居時,時間超過6個月的,應當認定為重婚罪。」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後發生的夫妻名義非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重婚定罪的批復中指出:「有配偶的人和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由此可見,構成重婚的法律要件是:當事人未履行婚姻登記手續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而鄧與陳、李二女不但均同居半年以上,而且均生育了子女,特別是鄧腳踏兩隻船,同時與兩名女子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他的行為實際上已構成了重婚罪。河南光山法院在明知鄧已購有房子和小汽車的情況下,只判決其每月承擔100元的撫養費顯然有失公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婚姻家庭研究所王振宇副主任認為:因為我國《婚姻法》、《計劃生育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條文體制不健全,實際發生某些問題特別不好確定,不易歸類。鄧正是鑽了這個空子,致使被害人陳良琴不能享受法律公正全面的保護,同時他自己又僥倖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鄧所生的幾個子女都是無辜的,但這些孩子均無戶口,屬「黑戶」孩子,嚴重地破壞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    
    3月12日,《深圳法制報》以《無良記者風流成性包二奶不幸女子未婚生子遭遺棄》為題,以整版篇幅又發表了此文。同時,該報編輯阿愚以《無效婚姻的背後》就此寫了一篇雜評,對鄧世祥的醜陋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抨擊——    
    打工妹陳良琴的遭遇令人同情,透過她辛酸的淚水,讀者能夠感觸到一個女人背負的屈辱。與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中女主人公同樣被玩弄被欺凌的感情相比,陳良琴的不幸更多的是「事實婚姻」帶給她的傷害。    
    7年前她就與男方以夫妻名義同居並生下了孩子,雙方家庭和親友都認可和接受這樁事實上的婚姻,儘管他們沒有去民政部門登記結婚。這種情況在農村並不少見。據去年4月全國婦聯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民眾意願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已婚而未辦理登記的人占已婚者的46%,而在農村,這種情況占75%。    
    結婚不登記的後果顯而易見。我國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明確規定:「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係無效,不受法律保護。」事實證明,一旦這種關係出現問題,受損害的往往是女方和子女的權益。雖然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但陳良琴至今也未領到孩子那點可憐的撫養費。而陳良琴自己呢,又如何主張她的個人權益?7年的青春,如花的歲月,一次生育,三次墮胎,還有將伴其終老的心理陰影。    
    風流記者鄧世祥的行為極其令人不齒,他以卑劣的手段欺騙兩位婦女與其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並生兒育女,其行為不僅應受道德的譴責,更應受到有關法律的制裁。近一段時間,關於包二奶而被妻子告以重婚罪判刑的案件開始見諸媒體。像鄧世祥這種一次也沒有履行結婚手續的情況,是否也一樣構成重婚罪呢?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隨著新《婚姻法》的修訂和出台,相信有類似此種無良男人者被繩之以法的日子將為期不遠。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7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8)

    隨後,南京的《現代快報》、山東的《濟南時報》、《齊魯週刊》及《法制文萃報》等全國數十家報刊紛紛轉載了我採寫的長篇報道,幾家報刊均同時還配發了鄧世祥與陳良琴一起的親密合影、痛哭流涕的陳良琴及正在居住的破爛平房前及傷心哭泣的小鄧珂等有關圖片。    
    一些讀者在讚揚我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敢於揭露新聞界的醜惡現象、敢於對記者的職業道德進行監督且勇於為弱女子伸張正義的同時,亦對受害的陳氏母子表示了極大的同情。    
    儘管我知道,鄧是一個不會輕易低頭認錯的人,但是我沒料到,這位同行竟會對我及有關人員進行了瘋狂的誣陷……    
    就在《工人日報》上的文章刊登出來不久,我突然獲悉:此時化名為「保羅」混入《新快報》做記者的鄧世祥,以《羊城晚報》和《新快報》的名義,以傳真和郵寄的方式,分別向中央有關部門、全國總工會領導、工人日報總編、保衛科等有關部門,發來了他親筆編造的大量攻擊我的數十張材料,誣稱我「是廣東警方所通緝的身負重案的在逃犯、長期假冒工人日報記者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廣州詐騙錢財、騙財騙色……」他親筆泡製的所謂材料長達30多頁。    
    3月15日,也就是《深圳法制報》相關文章見報的第二天,鄧急忙用傳真和快件提供了長達數千字、令人觸目驚心的狀告我的材料,並在電話中一再要求《深圳法制報》在頭版刊登更正和道歉啟事,否則他將會打官司!隨後,鄧以《羊城晚報》和《新快報》的名義,振振有詞地向報社附近的廣州東山區黃花崗派出所報假案誣稱:「石野曾在2001年春節期間多次敲詐我12萬元,如果不給,就要寫假新聞搞我……」    
    責任編輯劉瑜和報社領導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但是,經過幾個電話的詢問和核實,鄧所羅列的罪狀全部不攻自破,皆屬子虛烏有。特別是這一大疊材料上,許多事實和時間漏洞百出,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大家對此也就嗤之以鼻,不再理會了。    
    其實,這篇文章早已於2001年1月份的《知音—打工》雜誌和2月22日的《工人日報》刊出。《深圳法制報》直到3月14日才刊出此文。我又怎麼會是因為「敲詐勒索鄧12萬元不成」而發此稿的呢?    
    美國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的品質就像一棵樹,名聲就像樹的影子,影子可以隨我們的意志所動,但樹永遠不動。我想,身正不怕影歪。我石野是個什麼樣的人,在新聞界早已有目共睹,不可能讓這些胡編亂造和惡意誣蔑改變我的品質。    
    但從此以後,鄧不斷地通過電話、傳真、信件及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數十份誣蔑我的材料給《深圳法制報》及深圳有關主管部門,同時更對有關編輯進行威脅和恐嚇。    
    隨著鄧對我的誣蔑愈來愈猖狂,我決定南下。我想當面澄清事實,這樣既可以減輕報社尤其是編發此文的責任編輯的壓力,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穿鄧的本來面目。    
    《深圳法制報》是一份在國內外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綜合類法制報,更是目前國內惟一的版面最多、發行量最大的地區性法制類報紙。自1998年開始,我先後在該報的「零度新聞」上發表過《七旬「死人」還魂討公道》、《13歲少女失身洗浴中心》、《85名消費者狀告中國電信》、《假戒毒藥騙了百萬元》等二十多篇特稿,與該欄目的責任編輯譚建偉、劉瑜、吳建升等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我向深圳法制報社的同仁們出示了鄧世祥幾年前在陳良琴妊娠期間寫給她的多封情書,其中更有他親筆為兒子取名為「鄧軻」的全過程;有陳良琴親筆寫的多份血淚控訴信,有鄧惡人先告狀狀告陳良琴的起訴書及其變更訴訟請求文字,有河南法院解除兩人非法同居判決書;有我與鄧在報社共同采寫的多篇見報文章……    
    看了這一大疊鐵錚錚的事實,《深圳法制報》的同仁們既驚又氣。為了徹底調查真相,該報馬上成立了由記者和律師組成的調查組,曾先後兩次前往廣州,對有關內容進行全面調查和核實。結果他們發現,我所採寫的稿件的內容沒有失實,我的這篇稿子沒有虛假和誇大的成分,所披露的事實均是客觀公正的。報社經過研究,決定不再理睬鄧的無理糾纏;如果他想上法庭,報社隨時奉陪。    
    就在我在深圳取證的同時,廣州《家庭》雜誌社的編輯翟永存忽然在電話中急急地告訴我:「有人以匿名信和電話的方式控告我收了你4000塊錢才刊登了那篇有關你的文章,領導正在調查此事!我還從單位領導那兒看到了兩封狀告你的匿名信……」不用說,這肯定是鄧世祥的所作所為!    
    2001年4月《家庭》雜誌社在下半期,刊登了一篇題為《記者暗訪黑窩歷險記》的文章,報道了我1998年4月臥底暗訪時遭到手持刀槍歹徒圍困,並最終憑機智和勇敢逃離虎口的經歷。這是翟永存親自采寫的。翟永存是我在《南方都市報》的同事。她早知道我的歷險經歷,於是有次趁我回廣州之機在客村一家小酒店採訪了我,隨後編發了此稿,同時還配發了我的一張照片;而文中所提及的同事小李就是鄧,但因為翟永存深知鄧的為人,只以小李代替,不屑再提及鄧世祥的姓名。此文發出後即被《文摘報》以整版篇幅全文轉載,國內的多家報紙也轉載。    
    誰料,鄧見到這期的《家庭》後,惱羞成怒,不但誣告該文責編翟永存是收受了我4000塊錢後寫的假新聞,還先後以南方日報社辦和保衛科的名義,於2001年4月4日及4月7日兩次向《家庭》雜誌社領導對我大肆誣告,再三誣稱我是假記者,還誣陷我是「新的靳如超(2000年3月在石家莊製造了致80餘人死亡的罪犯),多次夥同不法分子要炸毀北京天安門及南方日報大樓」!同時,鄧還在《家庭》等雜誌上刊有我文章的複印件上,親筆撰寫文字,污蔑我花錢發文,以此來「騙財騙色,從來不是南方日報記者……」在這兩封內容極為惡毒長達近20餘頁的「舉報材料」中,鄧均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筆跡。    
    4月10日,我趕到了位於珠江畔的《家庭》雜誌社,找到負責人王寇清先生,向他出示了鄧劣行的有關證據。富有正義感的王先生當即在這兩封留有鄧世祥筆墨的誣告信上出具了有關證明,並蓋上了雜誌社公章,成為我起訴鄧的有力證據之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鄧在不擇一切手段貶損我的同時,又在同時附上一些吹捧自己業績的有關「證據」,如,在一本「南粵記者自述」書中有如下文字:1998年4月1日,我在廣州王聖堂出租屋暗訪時險被黑幫劫持遭滅口;而他在親筆致有關領導和新聞單位及發佈在網絡上的文章中,卻再三誣告我「是去王聖堂找暗娼,後被白雲區公安局抓到了……」真不知他對此又能做何解釋?    
    鄧還以同樣的方法,對《工人日報》政法部主任吳琰、記者周興旺等進行誣告;獲悉我走上訴訟之路後,他竟然又泡製了一份材料寄到北京市司法局,對我的代理律師進行大肆污蔑……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8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9)

    我還驚悉,鄧世祥不知通過一種什麼樣的途徑,竟然從《南方都市報》辦公室裡得到了我在該報工作時提供的身份證複印件、個人簡歷及家庭有關資料,不但將我的身份證複印件複印數份四處誣告,更對我遠在湖北大冶的家人進行誣陷,多次以舉報信形式向大冶市有關政法部門誣告我父母住處「藏有槍支炸藥,他家的房子是詐騙的錢建成……」地方有部門對我父母住地進行調查,信中所控告均屬子虛烏有。此後,大冶市政法委特意為我出具了有關證明。1999年10月,有關部門在我家鄉政法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曾於1999年10月1日前後,三次親臨我老家進行調查,使我父母及全家蒙上陰影,我的老父親氣得幾次昏倒在地,2001年6月份,我父親經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後診斷為「心臟病」;調查也使我四叔之子,我的堂弟石夢在報名參軍,各項體檢均合格後政審時,卻因為「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應徵資格;有關部門的多次調查,導致村人對我及全家誤會頻頻,議論紛紛,在四鄰鄉里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就在我南下四處取證的同時,北京和廣州等地的幾名朋友紛紛告訴我:在互聯網上有個署名鄧世祥的人四處發佈誹謗我的有關材料。我趕緊上網查看,果然又是鄧泡製的「傑作」!那網上的所有內容與我在《深圳法制報》、《工人日報》及《家庭》雜誌上的如出一轍。我從網易上點擊出有關誹謗文字的同時,且還從其他151家網站中查到了鄧四處張貼的其他誹謗文字。    
    由於鄧在網上的所謂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電話和傳呼,以致許多不明真相的網民紛紛來電對我大加指責和咒罵,令我有口難言。為了保全這些網上的證據,我於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證處進行了公證,以便更好地保存證據。    
    其實,早在1999年秋,鄧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學習之機,開始對我進行惡毒攻擊,四處誣陷我「是間諜,現潛伏在京,企圖竊取國家領導人在『國慶50週年』檢閱三軍的重要情報」。    
    2001年初,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一年新聞返回廣州的鄧世祥以「鄧子龍」和「保羅」的化名混入《新快報》。2001年3月,當有關媒體披露其醜惡行徑後,廣東省委宣傳部紀檢部門及《羊城晚報》又一次將之除名。隨後,神通廣大的鄧世祥又以欺騙手段化名為「鄧子龍」進入了另外一家《信息時報》。他一邊繼續大搖大擺地在廣州做著記者,一邊利用該報的傳真和電話,藉以南方某日報社辦和保衛科的名義繼續對我進行誣陷。甚至只要他發現有關報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會追蹤寄信誣告。    
    見多次「投訴」無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鄧以侵犯其名譽權為名,將《深圳法制報》兩位文章作者以及該文責編一併推上法庭,並獅子大開口地要求同賠償其巨額損失100萬元。    
    當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萬言的民事訴訟狀時,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鄧世祥這次竟然在致廣州花都區人民法院的起訴狀和附件中,又一次顛倒黑白,胡編亂造,有恃無恐地製作假證,並對我進行攻擊和誹謗。    
    面對鄧世祥的狂妄和有恃無恐,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這樣沉默下去了!如果我再沉默,只會更加助長鄧的囂張氣焰。我決定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用法律來嚴懲這個肆無忌憚、目空一切的同行!我決定採取刑事自訴的方式將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門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且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就在我向北京朝陽法院遞交自訴狀不久,鄧也以我和《深圳法制報》侵犯名譽權為由向花都區法院提起訴訟。我在進行答辯準備的同時,決定對鄧世祥進行反訴。    
    2001年6月30日,我從北京供職的一家報紙辭職,決定南下與鄧打這場官司。在開庭前幾天,鄧世祥還讓人在電話裡公然威脅我:你是廣東公安通緝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處找你,廣州某某部門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如果敢出庭,警方會當場抓你!11月15日開庭這天,我不但從北京特意趕到廣州出庭,而且作為重要證人的陳良琴也出庭為我作證了!開庭前的十多分鐘,我終於又見到了鄧。只見他背著一隻很講究的採訪包,與他的代理律師、南方日報法律部主任劉祥武昂首闊步地跨入法庭。從1999年7月,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鄧,誰也沒想到,我們的相見竟是在法庭上。    
    我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不由朝近在咫尺的這位特殊對手看了看,這位我昔日的同事,我曾經一起歷經過生死的朋友,在長達兩年多時間內四處對我進行肆意誣蔑,曾經多次企圖置我於死地。只見他上身穿著一件深色襯衫,外罩一件黑色的保暖背心,下身穿一條灰色仔褲,腳蹬一雙擦得油光雪亮的黑色皮鞋。他除了臉上有少許的憂愁外,臉色還是像往常一樣白皙,臉型還是像以前一樣圓乎而富態。他的怨恨的目光透過厚厚的近視眼鏡,向我睨了一眼,見我正盯著他,趕緊避開了我直視的目光。    
    8時30分,法庭準時開庭了。審判長張文益和兩位女法官及一位女性書記員分別進入法庭就坐。由於原告和被告都是新聞記者,同時在旁聽席上參加旁聽的公民中,大都也是來自新聞單位。進入法庭時,一位法警對每一個入庭的人都進行了嚴格的檢查,不讓帶相機、錄音機和攝像機等。緊靠被告席的,是特地從深圳趕來的《深圳法制報》的七八位同仁;靠原告那邊的,是鄧特意帶過來的幾名記者,除了一個叫王道春的記者我認識外,其餘的都是陌生面孔,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我的敵意。    
    庭審開始了。審判長讓原告向法庭申請訴訟請求及事實和理由。鄧沒有開口,而是由代理律師劉某慢條斯理照本宣科地宣讀了漫長的訴狀。然後就是作為第一被告的《深圳法制報》進行答辯。第一被告的兩位代理人均為報社的兩位領導,一個是趙龍,一個是劉剛強,兩人不但是記者編輯,而且都是資深律師,對法律知識非常熟悉。    
    我接著也進行了答辯,並針對原告的所謂事實進行了反駁,並向法庭遞交了一大堆證據。經向法庭提議,被告方的主要證人陳良琴滿面淒涼地走上了法庭。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當陳良琴進上法庭時,鄧的臉色一下子顯得很蒼白,兩腿也不由發抖起來,他的代理律師劉祥武也露出了極為不自然的表情。    
    陳不但指證了當年鄧是如何利用老鄉和其兄的同事關係騙取了她的信任,將她從北京騙至鄧家、並趁夜深人靜之機強暴了她,她又是怎樣頂著壓力含辱生下了她和鄧的非婚兒子鄧珂;以及目睹鄧帶著臨產的李某公然回到老家生下他們的兒子,並花言巧語地多次欺騙她。同時,陳還當庭出示了鄧和李某的多張親密合影以及鄧在幾年前親筆寫給她的多份情書原件。面對陳的血淚控訴,強作鎮定的鄧世祥雖然幾次不得不低下了頭,但還是聲嘶力竭地狡辯道:我從不認識一個叫李某的女人,那照片上的女人只不過是他以前的一位女同事;我和陳良琴以前只談過短時間的戀愛,但從沒有和她同居過,更沒有和陳良琴生過兒子。當審判長把他幾年前在廣州寫給在京城的陳良琴的幾封親筆情書拿到鄧的面前,質證那上面的內容是否為他親筆所寫時,鄧顯得手足無措,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只好小聲地承認,信是他寫的,因為那個時候他與陳談過幾天戀愛;當法官指著上面他為尚未出生的兒子取名的有關內容問他時,他只好低下頭去,嘴裡還是不服氣地嘀咕:我從沒有與她生過兒子,我至今還是未婚。為了證實他的未婚,他的代理律師還特意向法庭出示了鄧目前的戶口所在地花都區某街道辦事處出具的一份有關他的未婚證明。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9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10)

    作為主要證人,陳良琴特別就本案的兩件事進行了證明:第一,關於《深圳法制報》文章中所涉及的鄧世祥當初強暴陳良琴的問題,陳良琴在法庭上再三證實,當初她根本不喜歡鄧,是他以欺騙手段將她騙至家中,並利用半夜無人之機,強暴了她。第二,鄧世祥是否欺騙過她的感情並與她同居且生過兒子。陳良琴向法庭出示了鄧世祥當初和她在一起的親密合影、鄧和兒子的有關相片,提供了1994年鄧在她妊娠期間,親筆寫給她的情書,其中有鄧世祥當時為尚未出生的兒子親筆起名的多封情書原件。第三,陳良琴特別證實,她和石野的相識是通過鄧告訴的傳呼機,她只是把她和鄧之間的有關情況告訴了我,好讓我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勸告他;1999年8月份,她帶兒子來廣州後才第一次見到石野,當時還有石野的女友;她當庭痛斥了鄧世祥的誣蔑之辭,並用鐵的事實表明,她和石野絕對沒有像原告鄧所指的「有同居關係、有不正當關係」,這完全是鄧世祥的惡意誣蔑。    
    第二個出庭作證的是我的女友。女友在法庭上作證:第一,被告石野每次與陳良琴母子見面我都在場,我和石野只是出於同情和義憤幫助他們母子,並援助這對可憐的母子;第二,在此期間我和石野一直是戀愛關係,他絕不可能與其他的任何異性有同居關係或不軌行為,這只不過是鄧因石野在媒體上揭露了他的醜行而對石野進行誣陷而已。    
    在第一被告答辯完畢後,我當即對原告所訴訟的有關事實進行了一一答辯。同時,我當庭對鄧世祥進行了反訴,並要求其賠償我的精神損失費及其他有關損失共人民幣10萬元。法院當即受理了我的訴訟請求。但當另一被告《深圳法制報》對鄧進行反訴時,法庭以「應回深圳羅湖區起訴」為理由,沒有同意。後來,報社在羅湖區將鄧世祥告上法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後來花都法院卻對我的反訴一直置之不理,同時,鄧的代理人——身為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法律部主任的劉祥武,竟法庭上矢口否認鄧世祥曾被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兩次開除過、鄧從來沒有與李梅和陳良琴生過小孩、鄧至今是未婚,云云……    
    隨著法庭的對有關事實的調查,事情的真相早就浮出了水面。鄧帶來的那幾名記者,在鐵的事實面前,怎麼也坐不住了。下午的庭審剛開始,他們都先後離開了法庭。儘管如此,鄧在法庭上還是面不紅心不跳,他的言行舉止激起了眾人的憤怒。在庭休時,《深圳法制報》的一名姓王的年輕編輯忍無可忍,指著鄧的鼻子怒罵其「真是丟盡了中國新聞記者的臉面」!    
    最後,法官向原、被告提出是否接受調解時,鄧馬上表示願意與我調解,但要我賠他一筆錢;而我則堅決拒絕調解。    
    鄧當然做夢也沒想到,一向老實的陳良琴會在關鍵時候南下出庭為我作證,他雖然氣急敗壞,但也無可奈何。就在當天晚上,住在招待所的陳良琴,多次接到鄧的威脅電話;隨後,又有一個自稱是鄧朋友的男人打通陳良琴的手機,指責她太無情無義,罵她不該出庭為石野作證,還稱鄧再不好,也是你兒子鄧珂的父親。半小時後,陳良琴又接到一個陌生男人的威脅電話,本來就生性膽小的陳良琴,說什麼也不敢再在那個小招待所呆下去了,趕緊向我和女友打電話求援。我和女友當即坐出租車將她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安頓下來。為了防止萬一,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深圳,然後從深圳直接坐火車北上。    
    2001年11月6日,《深圳法制報》也對鄧進行了反訴,並要求鄧賠償有關損失50萬元。    
    中國行為法學會新聞侵權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遼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谷遼海就此案特別指出:首先,依據法院生效的民事判決書及多次調查採訪的證據所認定的事實進行報道,不構成名譽侵權。《深圳法制報》報道法院的生傚法律文書的特許權應給予保護。《無良記者風流成性包「二奶」》(下簡稱「無文」)一文的作者主要是根據河南省光山縣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作為基本素材,報道了陳良琴是如何與鄧認識、同居、生育,後來鄧又是如何喜新厭舊,最終致使母子受到遺棄的悲慘遭遇。在生效的民事判決沒有被推翻和否定之前,文章中所反映的主人公「長時間的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的撫養」等事實都是非常確定和真實的。因此,作者和報社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實的行為,主觀上沒有過錯。《無》文的主題思想以及報社的編後語是伸張正義、保護弱者、鞭撻醜惡、扶正祛邪,告誡人們引以為戒,從而達到普及和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的目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8的9月起施行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明確規定,新聞單位享有報道國家機關公開文書和職權行為的「特許權」。《無》文屬於批評性新聞報道,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原告所認為的侮辱其人格的內容,也主要來自於生效判決。因此,本案不構成名譽侵權。其次,原告的隱私權不應該受到保護。如果原告和文章中的女主人公是正常戀愛或同居關係,可以認為是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私事,即使受到行政處分,傳媒也不宜報道;但事實上,本案原告鄧世祥公然違背社會公德,道德敗壞,長期與兩位女子非法同居,並與她們生兒育女的畸形狀況,是一種醜陋的行為,更違法行為,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和法制的尊嚴,報紙和社會大眾予以公開批評、譴責,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原告在訴狀中認為侵犯其隱私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如今,時間已過去了三年時間,也不知何故,我們的那個案子,至今都沒音訊。    
    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將滿面憔悴的陳良琴安全地送上了北上的火車後,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下了地。但是我沒有想到,更大的災難卻在後面等待著我……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0節 十一天牢獄生活(1)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我與鄧在花都區法院對簿公堂後的第三天夜晚,災難突然降臨:我被廣州市警方以「出賣國家情報罪」為由,強行戴上手銬押上警車,自此遭到非法拘禁長達11天……    
    當晚10時35分,心情複雜的我正在家裡看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阿來寫的《塵埃落定》。我非常喜歡這本書的標題,也許是它此時太符合我的期待心理吧。我想,我的自訴請求一定會受到法律的支持的,只要法院在規定的時間內公開開庭審理我的案子,我的官司也會很快有一個結果的,就像此時我手中拿著的這本書名一樣,一定會塵埃落定的。    
    誰知,就在我看書累後進入衛生間沖涼時,突然停電了!我摸索到一隻打火機打著火一看,牆上的掛鐘此時是10時過43分。這個時候怎麼會停電呢?    
    女友見突然停了電,趕緊摸黑爬起來給物業打電話求援。還好,物業有人在值班呢,對方答應十分鐘後就到。家中沒有蠟燭,屋裡一片黑暗。我的心裡也是一片黑暗。我馬上意識到,這電似乎停得有些蹊蹺!想到這兒,我跑到前後的窗戶看了看,果然,外面根本就沒有停電,許多住宅的窗戶都透著燈光。我又拉開笨重的防盜門,看到我的左鄰右舍都沒有停電,其中的一家鄰居那兒還有人正在聲嘶力竭地唱卡拉OK呢。我用手電筒查看了一下門外面的電表箱裡的保險絲,那兒也沒有什麼問題。這說明停電不是偶然的。怪事,哪有停電就單單停我一家的呢?我趕緊關上門。為了不讓女友受到驚嚇,我輕輕地拉著她的雙手,裝作若無其事地說:「今晚這電停得有些蹊蹺,你還是早點休息吧,我等電工來……」    
    說話間,我們聽到外面傳來腳步聲。    
    來了兩個人,是物業的電工。只見他們手中各自拿著一隻特大號手電筒,很客氣地與我搭著話,其中一個高個說:「我們得檢查一下室內的所有電路,看看是哪出了問題……」說罷,他們兵分兩路,一人在在廳裡的電表箱裡搗鼓,一個手持那只特大號手電筒在我們這個小二居裡照來照去,見臥室的房門關著,那位高個子很客氣地說:「這裡面我們也得查看一下,裡面有人嗎?」還沒待我回答,早已穿好衣服的女友已開門走了出來。我發覺那人極仔細地用手電筒掃了掃,見整個室內只有我們兩人,就趕緊湊在一塊「檢修電路」。僅僅只用了三四分鐘,室裡的燈就亮了。他們一邊說著抱歉的話,一邊趕緊離開了。    
    我特意抬頭看了看鐘,此時時針正指向10時53分。    
    女友見電已修好,又趕緊催促正在凝神沉思的我說:「都快11點了,你趕緊休息吧,明天你還有好多事要忙呢。」接著她又頗為奇怪地說:「真怪,在這兒住了兩年多了,電路還從沒有出過問題呢。不過這麼快就修好了,我也就放心了,這家物業還真不錯……」此時我哪還有睡意?這電停得太奇怪了。為什麼整個大樓裡只有我們這一戶停電呢?打電話後,電工稱10分鐘就到,但為什麼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而且還這麼快就上到了6樓呢?要知道,物業離我們這兒有近兩里路呢,他們接到電話後,要取工具,就是騎自行車趕到這兒最少也得10分鐘,然後停車,從1樓上到6樓,至少也得20分鐘,而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很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我這兒的電根本不是什麼故障,而是被人故意停止的。    
    其實從停電那會兒起,我就想到了鄧那次威脅我的話:廣州一定會有人找你麻煩的。是的,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的確采寫了不少給地方政府部門「抹黑的」事,更采寫了令某些部門大動肝火的揭露性報道,特別是我三年前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期間,所採寫的本地批評性報道還真是不算少,我在經常地受到來自黑道的威脅的同時,也受到過廣州市有關部門的封殺,也聽說過有關部門正在四處收集我的「黑材料」。是的,我也明白,對於像我這樣的寫批評報道的政法記者而言,除了來自黑道外的威脅、打擊報復外,還可能有來自白道,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門用他們所掌握的大權對你打擊報復,有的同行就是因為他們所強加的罪名而丟了飯碗,遠走他鄉。    
    2001年底,剛從北京回廣州過春節的我獲知:原南方都市報同事曾華鋒在考研時突然被某副主編等人強迫「辭職」。為替朋友打抱不平,我署名親往廣東省委有關部門及南方日報社當時的社長李孟昱(現已退休)和總編輯范以錦(現為南方日報社社長)那兒舉報這位副主編昔日的各種違法亂紀行為。誰知,他在第三天竟然在《南方日報》保衛科有關人員的陪同前往距離《南方日報》(《南方日報》所在地為東山區梅花街派出所所管轄)很遠的海珠區赤崗派出所報案,公然稱我和曾華鋒「企圖敲詐勒索他」,結果在一個夜晚,幾位警察將曾華鋒強行帶進派出所並作了所謂的筆錄,並問我住在哪兒,最近情況如何,等等。對方在「收繳」了曾的有關採訪證件後,才放了他。此後,派出所又幾次三番的跑到華鋒家裡找麻煩,弄得這位老實巴交的同事趕緊搬離此地才了事。當曾憤而向有關部門投訴時,警方後來稱:「當時有人報案說你們敲詐勒索,後經查無此事」。警方不是我在自訴案論證會上還向曾特意詢問過我的有關情況,打聽我回廣州後住在哪兒嗎?我還聽說,赤崗派出所的有關民警後來又多次在我以前的居住地搜尋,但幾次「追捕未果」……鄧不是早說過,廣州某部門要找我的麻煩嗎?那些消息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憑我的感覺,今晚肯定有事!剛才的停電和那個電工的行為早就證明了一切。    
    事不宜遲,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準備最要緊的事。我急匆匆地從隨身攜帶的採訪本上撕下一張白紙,沙沙地寫下了幾位與我關係要好的媒體記者、海軍廣州基地的戰友、有關政府部門等地的朋友以及我的代理律師名字和電話。我剛寫完,正要對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的女友作必要的交待時,突然外面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這麼晚了,是誰敲門呢?」雖然有我在身旁,女友還是不由緊張起來。此時我心中早就有底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女友滿懷狐疑地通過貓眼,隔著防盜門問了聲。然後,她急急地跑進來,緊張地對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看到門外站了好幾個穿警服的,他們說是要進來查房……」    
    我心中徹底有數了。我也知道等候我的是什麼。但是我一點也不驚慌。我知道這一天肯定是會來的,無論我怎樣躲也躲不掉的。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1節 十一天牢獄生活(2)

    我把那個寫好的字條塞到女友手中,輕輕地安慰她說:「不要怕,他們肯定是為我而來的。記住,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都不要怕。我沒做任何違法的事,這肯定與鄧世祥有關。你明天一大早就向這些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們實情……」女友被我的這一番話嚇呆了。她花容失色,嚇得一下撲到我的懷裡,緊緊地摟抱著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剛打開防盜門,五六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立即蜂擁而入。隨後還有三個身著便服的男子,其中一個戴著近視眼鏡,另有一個身子壯實的漢子和一個瘦高個子。為首的一個中年警察嚴厲地對我們說:「我們是派出所的,現在對你們這兒實行查房。」然後,幾個人又衝著我說,「你叫什麼名字,你的身份證呢?」我從包子裡拿出了我的身份證。我的這張身份證是兩年前廣州市花都區公安分局辦理的。我想,我的身份證是本地的,你們不可能以查暫住證為借口而為難我吧。在認真地查看了我的證件,證實了我的身份後,那位為首的警察對我喝道:「我們有點事情想向你瞭解,請你現在跟我們去趟派出所!」我問他們是以什麼理由,並要求他們出示相關證件和手續時,那個為首的警察早就不耐煩了,朝我喝道:「你還囉嗦什麼,叫你走你就走,否則就不要怪我們不客氣了。」我知道此時說什麼也是多餘的,就問道:「好的,我跟你們走,但等我收拾幾件衣服帶走吧。」那個戴眼鏡身著便衣的對我說:「不用帶衣服了。」我說:「那我要帶上我的有關材料……」他們不是因為有人「反映」我有問題而來帶我的吧?那麼我得帶上這些證據,鐵錚錚的事實就在上面呢!這些明天正準備遞給有關部門的證據正好可以做個證明。我帶著我的那個破舊的採訪包,被幾個荷槍實彈的警察圍在中間,押著我就要出門而去。    
    女友突然「哇」的一聲哭開了,她伸出柔弱的雙手一把攔住我,對這些警察哭叫道:「他沒有犯法,他從沒有犯過法,我太瞭解他了,你們憑什麼帶他走?這是有人在誣陷他……」那個為首的警察不耐煩地說:「他犯沒犯法,到我們派出所一說不就清楚了嗎?快讓開!」女友只知道攔阻無用,只好咬著下唇無聲地哭了。突然,她伸出雙手,沖這伙警察大聲地說,「你們要把他帶到哪兒去?我也要跟你們一起走!我也要跟你們一起到派出所去!」女友平時是個謹小慎微、老實憨厚的人,此時此刻,她能在這些威風凜凜的警察面前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勇敢的舉動來,實在不易。她對我的摯愛,至今還溫暖著我的靈魂和生命。    
    我被這些身著警服和便衣的人前後挾持著向外走去。小區的樓底下,果然停著兩部警車,由於這兒比較窄,我看到兩輛車子停在門外的馬路上。他們把我挾上了其中的一輛掛有警燈的小車,兩個警察讓我坐在中間,左右挾持著我,生怕我這條已落法網的「大魚」隨時溜掉。    
    警燈閃爍,警笛長鳴,幾部大小警車押著我很快就來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我記得,這家三年前成立的派出所,當時與海軍基地搞軍民共建時,我還為他們發表過有關表揚報道呢,沒想到,此時我竟會是被人以嫌疑犯的身份押至此接受訊問。一進派出所的大門,就看到裡面幾十名神情黯然的男女或坐或站,或倚或立,他們也許是查夜時沒有暫住證的外來工。    
    我被帶到二樓的一間審訊室裡。滿面淚痕的女友自然被擋在門外。一位中等身材、印堂發亮的中年男子與那個戴著近視眼鏡、身材較高的青年男子耳語了幾句就離開了。隨後,又走進來一個長方臉年約二十七八的瘦高個子。這個時候,「眼鏡」衝我說道:「我告訴你,我們是國家××單位的,只要你老實交待出你的問題,我們就會對你做出寬大處理,很快就可以放你出去;但是,如果敢與國家對抗,哼,那就後果自負……」然後就開始對我進行訊問。    
    經夜風一吹,我緊張的情緒早已過去了。我只是一個農民,只是一個普通的復員軍人,只是在南方做了幾年政法記者,後來又到了北京。平心而論,別說做出對祖國有害的事,就是一般的違法違紀之事我也從沒做過,平時就是連那些諸如打麻將,抽煙、大吃大喝等不良行為,我都從不沾邊。但是,在我這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流浪記者身上,又有什麼事情能驚動有關部門來對我大動干戈呢?很明顯,那就只有別人對我的誣陷,最大的可能就是鄧對我的長期「舉報」。是的,對於那個傢伙以多種的方式對我的惡毒攻擊,我早從那些五花八門的「控告信」中看到過,並且早已對此進行了證據保存,那些相關單位都為我出具了強有力的證明。作為一個做了多年政法記者的人,我對法律還是有一定的瞭解的,對於鄧的行為我早就以刑事自訴向北京的法院遞交訴訟狀了,並且就在兩天前,我已得到了北京法院已正式立案的消息。如果我的所作所為哪怕是觸犯了其中的一點,我也就是觸犯刑法了,我早就是犯罪了!問題是,我從沒有做過任何違法犯罪的事呀?我的行為怎麼談得上危害國家安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痛苦萬分!    
    見我半天不吭聲,訊問我的「眼鏡」早就不耐煩了,催促我快說。頭頂上的那只明亮的白熾燈發出嗡嗡的聲,就像夏日樹上蟬兒的鳴叫,雖然這叫聲令我煩躁不已。兩位審訊人員一個與我面對面地坐著,兩眼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一個就坐在我的側面桌旁邊,拿出一支筆和一本厚厚的審訊記錄本,等候我如實招來。    
    我問道:「我到底犯了什麼法呢?你們能不能告訴我?能不能出示一下有關手續……」「眼鏡」哼了一聲,猛地拍了一下桌面,把我嚇了一跳。只聽他大聲喝道:「哼,我剛才不是已說過嗎?我們為什麼找你難道你心中還不明白嗎?不要再在我們面前裝模作樣了,快老實交待問題!你與國家對抗是死路一條!」老實交待問題?我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呀?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也知道,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不是像過去影視裡我看到過的那些從海外潛伏回來的敵分子搞破壞嗎?天呀,活到三十歲,除了在當時《南方都市報》採訪部主任的帶領下認識了兩個《東方日報》的記者,還有後來,我因與金雁小學對簿公堂時,前來採訪的一位香港《明報》的記者外,我從未與任何一個境外人士接觸過,更無任何外國朋友;再說,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記者,關注和採訪的絕大多數是生活中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機密性的東西,我又如何危害國家安全了?    
    到了下半夜,在他們的再三提醒下,我這才明白他們是要我交待我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與香港記者的交往情況,他們的意思很明顯,我曾把屬於「國家機密」的東西提供給了他們。這都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絞盡腦汁地回憶著,竭力把自己當初與兩位香港記者交往的情況一一說出。我告訴他們,我只是與兩位香港記者有過業務來往,當時還是在都市報採訪部主任任天陽的介紹下認識的,當時還有另兩位記者,以後也有過交往,但都是業務往來關係,除了交流一些新聞經驗,從來沒有向他們投過稿子。    
    此時天已濛濛亮了,他們見我說不出個所以然,先是指著我的鼻子大罵了我一通,就要帶我走。我堅決要求對方出示合法手續。直到此時,「眼鏡」這才冷笑著拿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的「拘傳證」,那上面一行「涉嫌出賣國家情報罪」,刺得我的眼睛生痛。天啊,沒想到我現在竟然真的成了「間諜」!對方強行要我簽字。我沒理睬,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兒,半天也不動一下。見我拒不簽字,那位派出所所長高聲叫道:「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我們有的是辦法。」    
    然後,一個胖胖的著便衣的男子在「眼鏡」的示意下,強行給我戴上了手銬。然後,趁著天還沒有完全亮,他們用一塊厚布蒙上我的雙眼,把我押著上了警車。    
    約40分鐘後,隨著一路的顛簸,他們把我押到一個二層樓裡才打開手銬,鬆開我的眼睛。面前是約60平方米的一居室。除了大門有人看守著外,幾個窗口都被厚厚的窗簾遮蓋得密不透光。外面的小廳擺著一張審訊桌,對面放著一個小圓板凳,那自然是專給犯罪嫌疑人坐的。那裡邊的房間擺著一張沙發和一張大床,中間的門被去掉了,後來我還發現連洗手間的門都被去掉了,這些跡象無一不在告訴我,我在這兒的一切,都會有眼睛盯著。    
    他們為我送來了早餐,被我憤怒地拒絕。到了當天夜晚,幾個拒不向我公開身份和姓名的便衣,又威風凜凜地向我宣佈:鑒於我的態度惡劣,不老實交待問題,從現在開始,決定對我執行「監視居住權」,地點就在這間他們用來審訊我的小屋子裡。「眼鏡」還冷笑著警告我:如果不老實交待問題,我們可以關你一輩子!    
    士可殺而不可辱!我一個普通記者,從來沒做過任何違法違紀的事,為何受到如此的侮辱?我想大聲疾呼,但又有誰能聽到我帶血的呼聲?我決定絕食。他們先是警告我,見無果,也就聽之任之了。為避免激怒他們,我只好稱胃痛,吃不下飯,他們倒也特意叫人為我做了稀飯,還不時對我加強審問,有時夜裡還要進行加班,要求我老實交待出賣國家情報的問題。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2節 十一天牢獄生活(3)

    連續四天時間,我拒絕進食,只是喝水。見我的胃部痛得痙攣,他們又趕緊為我送來了胃藥。他們沒想到我會如此對抗。於是先後來了兩個領導模樣的人,對我大講政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第四天了。我被關入這間小房子裡面已經是第四天了。我絕食也第四天了。這天早上,他們又對我進行審問。在他們的提醒下,我才意識到,我的所有問題的結症,原來就在關於番禺「祈福新村」那宗七人被殺的案件中。我在前面講過,當初我離開《南方都市報》也正是因為那次採訪,是因為那張照片,廣州市有關部門指令報社領導對我進行了嚴肅的處理……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三年後,又因為此事,居然落到如此結局。    
    我把所有的採訪經過如實作了「交待」……    
    第七天的時候,我的所有「問題」都按照他們的要求「交待」清楚,但他們仍然不放我。為了早日出去打官司,我向兩位審訊人員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強烈要求他們放我出去。第九天,那位中年領導又來了,對我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問話,不過這次他們的態度好多了。    
    第十天,雖然有人看管我,但沒有人再像前幾天那樣審問我。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們也不敢真的對我怎麼樣,但是仍然不放我。我從感覺上知道,這兩天,他們雖然沒有審問我,但肯定在四處從與我相識的人那兒瞭解我的其他情況,看看我所說的這一切是否屬實。我想,在這幾天中,他們肯定會去我的老家調查我,看我是否有犯罪記錄,更會去找我的女友,問她關於我的有關問題。    
    第十一天下午,那位曾見過我一次並諄諄教導過我的身著黑西服的中年領導終於過來看我了,我知道,他的到來對我的去留起著決定的作用:我要麼繼續在此被關押,要麼我很快就可以從這兒走出去。果然,他用一種很和藹的語氣告訴我:經過對我的審查,特別是鑒於我有重大立功表現,決定對我免於刑事起訴,今天就可以放我出去。但是至今令我這個政法記者無法明白的是,三年前,我根據領導的指揮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那張照片,怎麼會是出賣國家情報呢?如果我真的觸犯國法了,為何直到三年後,在我回穗與人對簿公堂時才對我這個嫌疑人採取行動呢?我不明白……    
    獲知自己即將獲得自由,我沒有絲毫的激動,只是很麻木地坐著,聽著。我知道我會出去,因為我心裡比誰都清楚,我沒有做什麼違法犯罪的事。    
    下午3時許,「眼鏡」又要我寫一份所謂的保證書,我實在不知應該保證什麼,只好讓他「指點」。說是指點,倒還不如說是聽從他們的口授。經過三次認真修改和領導審核後,他終於表示同意過關了。我至今還記得,那上面的內容有保證不向外人,不向新聞媒體,特別是港澳媒體透露本人曾被審問的事;保證在法定日期內,把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的三年間,收取有關當地政府、公安部門等邀請我開會時對方送的禮券紅包等,共三千餘元的「贓款」上交有關部門……    
    在我臨離開前,沒想到他們又強行要求我接受拍照存檔,我知道,他們這樣做就把當成了曾經的「犯罪嫌疑人」了。我的這段恥辱經歷不但會像烙印一樣永遠地烙在我生命的記憶中,而且還會留在他們的所謂檔案袋裡。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後來憤而向中央有關部門和多位人大代表投訴過。    
    晚上7時許,他們威嚴地向我宣佈,從現在起,我已被解除「監視居住權」。滿腹狐疑的我,再三向他們提出:國家執法部門審問了我十幾天,按有關法律程序,也應該向我這個當事人出示有關書面的文件吧?但他們對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其中一位執法者還振振有詞地稱:我的行動是保密的,現在放你出去已是不錯了,還向我們要什麼手續?接著,「眼鏡」夜色和瘦高個子又拿出一塊黑布為我蒙上了雙眼。兩男一女,把我帶上一輛早就停在外面的小車中,向外駛去。    
    此時已是華燈初上的夜晚,幾縷枯黃的路燈搖著路旁電線桿的黑影,把我消瘦的剪影拖到地上。    
    得知我終於回來了,眼望欲穿的女友撲入我的懷抱,喜極而泣。儘管這時候的我已是十一天沒有刮鬍子,鬍子長得像一束亂草,像個小老頭子。在這十一天裡,我沒有見到陽光,此時此刻,我是多麼希望能見到陽光啊,五彩繽紛的陽光!可是,此時只是黑夜,我所面對的還是朦朧夜色。我滿面木然。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剛回家的第二天,鄧世祥就打來了電話:你不是很牛麼?怎麼樣,被審訊的滋味很好吧?接著,我被審訊的事在新聞界傳遍了。同時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脅,經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的住處附近游動。    
    這次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得身體一直強壯的我大病一場,我的胃部還曾出現過咯血。但我只在家中休息了兩天,就決定回北京。我要早點趕到法院讓我的自訴案早日公開開庭審理。我相信法律會給予我一個公正的結果。通過這場靈與肉的折磨,我更加堅定了一定要打勝這場官司的決心。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一位法學專家得知我在廣州的真實情況後,馬上嚴厲地指出:他們這是非法拘禁!你完全可以起訴他們!    
    是的,任何一位新聞工作都明白,在採訪工作中遵紀守法是前提,特別是新聞傳播不得洩露國家秘密。我國的《刑法》、《保密法》、《安全法》均有明確的規定。《保密法》第8條還明確地規定了保密的內容及範圍。我國《安全法》第28條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洩露國家安全工作的秘密的,由國家安全機關處15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398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洩露國家秘密,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我實在不明白,我在採訪「祈福新村」案的前後過程中到底在哪方面觸犯了「國家的機密」?我的有關祈福新村的正常採訪到底是否構成「出賣國家情報罪」呢?廣州國安為何只在我的身上找碴呢?其中的緣由,也許只有天知道了!    
    我這位政法記者也明白,他們的此種行為早在中國的法律規定得很清楚,我國刑法第238條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那麼,新聞記者到底能不能與港澳新聞媒體正常來往呢?還是讓我引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章程》第十二條中的有關規定吧,該規定明確表明: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加強同香港特別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團體的瞭解和合作。做好港澳台來祖國內地採訪記者和港澳媒體常駐內地記者的接待、管理和服務工作。增進同海外華僑、華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團體之間的友誼、交流與合作……    
    再說,1998年6月人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那張有關祈福新村兇殺案的照片,是在報紙公開發表後,香港某報再轉用的,這樣的一張照片又怎麼能算是「國家情報」呢?退一萬步講,如果我真的向香港媒體投稿,我最多也只是算違返了有關新聞紀律,因為這樣一個眾所矚目的特大兇殺案,早就被數家新聞媒體所報道:香港是屬於中國的香港,怎能又與國家安全和利益沾上邊呢?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涉嫌犯罪」的不僅是我這個小記者,而應該是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領導、南方都市報的領導及有關編輯了……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3節 法學家為我做論證(1)

    我和律師通過多種途徑收集到了鄧誣陷我的有關材料後,首先於2001年9月底,以個人名義在京召開了一次新聞發佈會,向新華社、《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北京晚報》及《北京電視台》等三十多家報社的政法記者公佈了鄧對我進行瘋狂誣陷的所有證據,並決定通過刑事自訴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著名法學家楊敦先對此事極為關注,他指出:「鄧的惡行令人髮指,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理應受到嚴懲。作為新聞記者,應該勇於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根據石野記者目前所掌握的有關證據及所受傷害的程度,我認為他完全可以以誹謗罪前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也可以以誣陷罪前往公安機關進行刑事公訴,使作惡者被繩之以法。」    
    我的代理律師劉月楚認為,從鄧的主觀心理狀態來分析,鄧編造並到處散佈虛假事實的主觀意圖不僅僅是想使自訴人石野受到刑事追究,而且也是為了使石野身敗名裂,從而達到損害他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的目的。劉律師說,由於誹謗罪侵犯的是名譽權、人格權,遭受損害的客體的標誌是無形的,因而在本案中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受到嚴重傷害的事實是難以用金錢來計量的。    
    2001年9月28日,《工人日報》在第三版以《為批評報道遭誣陷記者維權刑事自訴訟——此為國內首宗記者刑事自訴案》為題,第一次向社會作了披露,全文如下:    
    9月27日,一起關於新聞記者被迫採用刑事自訴來維護自己權益的案件的新聞發佈會在京召開。據悉,記者刑事自訴目前在我國尚屬首宗。    
    今年2月22日,本報新聞週末頭版在顯著位置刊登了署名石野、題為《只能眼睜睜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的長篇報道,披露了原《南方都市報》聘用記者鄧世祥以欺騙手段迫使姑娘陳小芹(又名陳良琴)與其未婚同居且生育一子後,又同時在廣州與另一名叫李某的女子非法同居,並生育了一子一女的事件;3月14日《深圳法制報》及《現代快報》等數十家媒體紛紛發表或轉載了此文。令人遺憾的是,鄧世祥以報假案、寫舉報匿名信等不同手段,向中央領導及有關部門投信,稱石野「私藏槍支,為黑幫頭目;長期在京搞恐怖活動;詐騙巨額錢財、為廣東警方追捕的負案在逃犯」等等,致使石野身心遭受巨大傷害。在此期間,石野曾多次受到鄧的威脅,幾次受到不明真相的公安部門的立案偵察。經過咨詢國內法律資深專家及有關法官,針對鄧的行為及其對石野造成的嚴重後果,石野決定刑事自訴,以便更好地維護一名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    
    中國行為法學會新聞侵權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谷遼海指出,根據我國新刑法第243條「捏造事實陷害、誣告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6條「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的規定,鄧的行為令人髮指,已觸犯了刑事犯罪,理應受到嚴懲。    
    隨後,國內多家報紙對此進行轉載,此宗因記者寫批評報道引出的全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由此拉開了帷幕。在此案中,作為原告的我是一名在南北新聞戰線上奮鬥了七八年的政法記者,而作為被告的鄧也是一名新聞記者,因此,此案公開後,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起了中國記協及國內眾多新聞單位的注目。    
    儘管我早知道打起這場官司肯定會有許多阻力和麻煩,但我沒想到,我的這條訴訟之路會如萬里長征一樣,佈滿了荊棘,充滿了險惡……    
    2001年11月8日,中國第二個「記者節」,這是全國80萬新聞工作者值得慶賀和紀念的喜慶日子。可是這個節日對於我這政法記者而言,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11月7日,我向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庭遞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自訴書,在這份刑事自訴書中惟一的訴訟請求就是:被告人犯誣告誹謗罪,請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這份刑事自訴書中唯一的訴訟請求就是:被告人犯誣告誹謗罪,請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我的事實與理由如下——    
    ……1998年4月,自訴人與被告人同在《南方都市報》任記者。被告人在社會上以記者之名玩弄女性,並以欺騙手段同時與其中兩名河南女子陳曉芹(又名陳良琴)和李梅長期同居,使陳為其生下一子,李為其生下一子一女。1997年1月和1998年7月,事情暴露後,被告人因道德敗壞被報社兩次開除,此時,被告人對自訴人的好言勸告不但不聽,反而懷恨在心,繼而大肆散佈謠言攻擊自訴人。2000年12月,自訴人作為政法記者,獲悉河南光山法院判決被告人與陳曉芹解除非法同居關係後,遂對此進行了深入採訪和大量調查工作,以記者的角度,對被告人觸犯《婚姻法》、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惡惡劣行為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其中2000年1月,知音系列〈打工〉雜誌以長達6000字的篇幅,2001年2月22日《工人日報》頭版頭條登載了自訴人的文章「只能眼睜睜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一位弱女子的艱難認訟之路」,2001年3月14日《深圳法制報》登載了自訴人「無良記者包二奶」的文章,並先後被數十家中央、省級刊物轉載。自此,因自訴人恪守工作職責,導致了被告人對自訴人長達兩年的瘋狂人身攻擊和大肆誣蔑。    
    1999年9月,被告獲知自訴人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地址朝陽區八里莊南裡27號)進修的消息後,以署名信方式,向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及北京市有關部門誣陷自訴人「身藏炸藥槍支,即將於國慶節成立50週年之際,搞恐怖活動、搜集情報提供給境外反華勢力……」,此時正值50週年國慶之際,致使國家有關部門成立專案組深人魯迅文學院和自訴人家鄉湖北黃石市委、市文聯及大冶市有關部門多次調查。有關部門在自訴人家鄉政法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曾於1999年10月1日前後三次親臨自訴人的出生地湖北省大冶市大萁鋪鎮石應高村進調查,使自訴人父母及全家人的生活蒙上陰影,家父幾次氣得昏倒在地,並誘發了嚴重的心臟病(2001年6月,經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後診斷為心臟病);調查也使自訴人的堂弟石夢在2000年10月報名參軍,各項體檢均合格後政審時,卻因為「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應徵資格;有關部門的多次調查,導致村人對自訴人全家誤會頻頻,議論紛紛,在四鄰鄉里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2001年3月,被告人先後多次以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工人日報》(地址東城區安定門外六鋪炕甲61號)總編室、保衛科誣稱自訴人「冒充工人日報記者,多次敲詐勒索鄧世祥和他人,並在廣州騙財騙色……」「石野系廣東警方抓捕逃犯,敲詐南方日報社及南方都市報主編錢財」,「石野是因為敲詐鄧12萬元未果,才於今年2、3月份在工人日報、深圳法制報編造假新聞報復」等等。被告人編造的大量不實犯罪事實,在報社造成了難以想像的惡劣影響,迫使報社有關責任人承受各種壓力,在事實真相尚未調查清楚之前,    
    作為工人日報社新聞週末部特聘政法記者的自訴人,只好被迫辭職。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4節 法學家為我做論證(2)

    2001年4月底,自訴人進入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京華時報社(地址朝陽區左家莊百靈大廈5層)工作,並在公開競聘中,競選為該報機動記者部主任。被告人聞知自訴人在京華時報社工作後,從5月份開始,連續多次將大量誣陷、誹謗自訴人的材料寄至人民日報社和京華時報社領導,致使不明真相的有關領導對自訴人進行調查,使自訴人的正常工作嚴重受阻,並於6月份又再次被迫辭職。    
    2001年10月,被告又以「緊急舉報」形式向《法律與新聞》雜誌(地址朝陽區花家地甲1號)編造假案,誣稱「假記者石野靠在異地投稿勒索為生計,已多案在身,廣州市東山區法院尚有石野敲詐民辦金雁學校10萬元一案……」,而此事純屬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事實是,1998年「六一」前,自訴人本著客觀、公正的原則,報道了廣州海珠區民辦金雁小學老師梁某打傷一名8歲小學生蔡朝林的真相後(此新聞報道系與被告合作),受到校方的惡意誣陷,自訴人將校方告上法庭,後來校方也將自訴人及被告連同南方都市報一起告上法庭,而且被告也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報道揭露過有關真相。    
    此外,2001年3、4月,被告人還向《深圳法制報》、廣州的《家庭》雜誌對自訴人大肆誣蔑,編造虛假事實。2000年4月,被告誣稱自訴人「在南方日報社強姦多名女實習生」,    
    「在王聖堂暗訪時嫖娼,編造假新聞,向境外媒體投稿醜化廣東警方形象……」。而事實是,1998年4月1日自訴人與被告在報社組織策劃下,一起前往廣州王聖堂暗訪時,遭到黑幫刀槍圍攻,危急關頭,自訴人以軍人的良好素質先救助被告脫離危險,後自己也脫險。此事曾經在1998年6月13日至28日《華西都市報》、《華商報》及《黃石日報》《大冶日報》刑登,當時被告人還提供了自己的照片工親筆寫作數千字的報道,但報社無法發表,被告又想以內參形式刑登出此文,但被南方日報社總編輯范以錦拒絕,並於1998年8月8日就此事作了有關批示。總之,只要自訴人在某家報社雜誌社工作,在某家刑物上發表文章,被告人的誣告陷害信就會隨之而至。    
    在被告長達兩年的誣告陷害中,自訴人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一名政治過硬的復員軍人,屢屢遭人誤解,不斷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數次失去正當的工作機會,往來於南北取證,經濟上負擔沉重,負債纍纍,致使心力交瘁,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同時,自訴人全家也因此而蒙上可怕的陰影,老父氣得患心臟病,老母親終日以淚洗面,弟妹常遭人非議。    
    在此,請求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3條關於誣告陷害罪的規定,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和第171條的規定,對被告人的行為進行審判,維護自訴人的合法權益……    
    我還在後面附上了我收集到的數址份確鑿的證據。    
    當我獲知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後,令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後面的經過更會是那樣的曲折和漫長,最終的結果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2001年11月6日,我以刑事自訴的方式向北京朝陽區法院立案庭遞交了狀詞。在等候了二十多天後,一直沒有消息,我以為北京的法院不願受理我的案子。無奈之餘,我決定利用與鄧世祥在花都法院開庭之機南下廣州,向鄧世祥工作的所在地海珠區人民法院遞交自訴狀。沒想到,就在我和鄧對簿公堂的第二天,我獲知:我的案子朝陽法院已經以「誹謗罪」依法立案。他們已於12月向我下達了立案通知書。就在我和鄧世祥在花都區法院對簿公堂後的第三天,我又接到朝陽法院刑一庭法官逯某的電話。他稱,我的自訴案已受理,法院領導讓他負責我的案子,讓我盡快到法院來一趟,他有話要當面問我。當他得知我此時還在頭羊城時,就催促我趕快回京。隨後,他又連續三次下發「誹謗罪」的書面通知至我的代理律師處。而此時的我正好被廣州某部門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11天,根本無法脫身。「我無罪釋放」後,馬上與北京的逯某取得聯繫,對方在電話裡很惱火,根本不聽我解釋,並揚言我再不在指定的時間內到庭,就要我撤訴,並要求我馬上坐飛機趕回北京談話。我不顧身體虛弱,立即借錢坐飛機趕回北京,並在規定的時間內趕到法庭。逯法官中等個子,三十多歲,說話嗓門很大,態度很不好。我第一次到庭時,還是被他當著一位女書記員及我的代理律師的面大罵了一頓。之後,這位逯艷光法官還再三警告我:沒有他的同意,不允許就此案接受新聞媒體的採訪,更不能隨意寫報道。    
    剛開始時,逯某對我這宗案子還是很重視的。到了2002年4月底,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才決定南下取證。4月28日,逯某把我叫到法庭,問我有沒有空,能否跟他一起去一趟南方,最好是坐飛機去,這樣方便他調查。我想了想說,我沒錢去,我現在因為打官司借了很多債務,不過我可以把有關單位和人的名單、住址電話均提供出來,以方便調查。逯某還是暗示我最好能一起去,後來見我實在是無錢去,只好作罷了。    
    5月初,逯某一人去了廣州、深圳和我的老家湖北黃石、大冶等地調查取證。但令我奇怪的是,逯某此次去廣州調查時,竟然又一次去「訪問」本案被告鄧世祥。逯某去深圳前,還讓我提前電話通知與案情有關的《深圳法制報》有關部門負責人不要外出,最好在單位等他;後來的一天夜晚,他還用深圳的電話打我的手機,向我詢問有關情況,但當我向報社特稿部主任趙龍、責任編輯劉瑜等人詢問時,他們說,我們一直在等,但根本就沒有法官來他們調查!而根據案情及我提供的證據,深圳法制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取證處。此後,逯某雖然也到了我的老家,但他根本就沒認真取證,比如,他駕著不知從哪弄來的一輛小車在大冶政法委的有關同志陪同下去我村子裡調查時,根本就沒有找到當時知情的村支書石教法,而是隨意找了一位早已退休、且對有關情況毫不知情的另一位前村支書石義生作所謂的調查,十幾分鐘後就趕回去吃飯了。當村支書石教法從田地間趕回時,得知對方已離去,他不解地說:這位法官大老遠從北京趕來,為什麼就不能多等我一會呢?我這幾天一直在家裡等他呀?無奈,他只好在事後為我出具了一份書面證明。    
    我不明白,逯某花了法院如此多的費用前往廣東和湖北調查,在最後為何漫不經心呢?同年7月,在我的的案情論證會上,陳興良、張泗漢等幾位刑法專家指出:「其實像石野這種證據齊全而且事實確鑿的誹謗案,法官根本用不著去作調查,只須作一個筆跡鑒定就可以了……」    
    5月9日,我應逯某的要求來到了北京朝陽法院7樓,我滿以為這次他肯定是通知我開庭時間的,誰知,結果卻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見到我後,他先用委婉的口氣勸告我:打官司是很累的事,而且弄不好是兩敗俱傷,最好不要打了。又嚴肅地對我說:這次我去南方取證回來後,有些事情對你不利。我問是什麼事情對我不利,他又避而不答,只是一再要求我撤訴,我自然沒答應。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5節 法學家為我做論證(3)

    5月17日,我第二次應法官之約來到了朝陽區人民法院。沒想到此次他一見面就強烈要求我撤訴,而且態度出奇的惡劣!為了不傷了和氣,同時我顧及這是在莊嚴的法庭上,沒有牴觸他,更沒有與他爭論,只是認真地聽他在喋喋不休地訓話。最後我只是明確表明我的態度;鄧世祥的惡行已嚴重侵犯了我的權益,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我希望法院能給我一個公正的說法;這是刑事案子,法院早已以「誹謗罪」立案,我不撤訴!我強烈要求法院依法開庭,公正審理!要求法律給予我一個公道!    
    我還說,如果法院認為本案在哪些地方有不妥,你們可駁回我的起訴,到時我可以提出上訴,但我不可能撤訴。但他堅決不同意:你做沒做什麼,你自己也清楚;再說你真的像鄧世祥所說的那樣,那我們這些法官幹什麼去了?還不早就將你扭送到公安機關去了?正因為你沒有做什麼,所以你根本就不要怕麼。鄧世祥雖然也寫過那些信,但都沒對你造成什麼大的影響?他告你是正常的,如果你認為我有問題,也可以儘管向我們的紀檢部門告我麼?我一聽這話就來氣了:如果我真的像鄧所咬那樣有「非法」行為,豈能還坐在這兒?正因為我一身清白,所以我才決定要打這場官司。逯某惱怒地稱罵我: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我讓你撤訴,主要是為了你好!同時也對鄧世祥也有好處的。同時他還特意指出:你和鄧世祥以前是哥們,是很好的朋友,為什麼要打官司呢?兩人能混到今天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如果再弄下去對誰也沒有好處,你是被有關部門調查過的人,如果你這次撤訴,對你是很有好處的;否則,對你大大不利。我說,鄧世祥對我的緋謗社會影響很壞,至今網絡上還有鄧署名寫的大量誹謗文稿,我怎麼能輕易撤訴呢?逯某答道:這次我在廣州已經警告過鄧世祥,他答應以後再不會寫了。我說,他的行為早已觸犯了法律,所以我要求法律還我一個公道,給予我一個清白。如果我撤訴,那不就意味著我自己承認了鄧世祥所誣蔑的一切了?我以後還怎樣在新聞界裡立腳?沒想到,這個逯某忽然發火了,破口大罵起來,並衝我又拍桌子又瞪眼睛:如果你不撤訴,你的日子更不好過!我可以告訴你,不出半年,你就會在新聞界混不下去!只要我將一些事情告訴你的單位,你們領導定會開除你!我不亢不卑地回答說:我單位領導支持我打這場官司,還為我出具了有關證明;再說,我打官司與我的單位無關,只是我的個人行為。逯某見我這樣不識相,竟指著我的鼻子惡狠狠地罵道:你不要不識好歹,如果你不聽我的話,不撤訴,鄧世祥可以反訴你緋謗他,你就得坐牢了!這可是刑事案子!我們給對方發的傳票可是犯罪嫌疑人,這影響可是大的,你可要明白的?!鄧世祥的行為其實根本不構成犯罪,你這案子根本不該立,當初是我們立案庭的人不懂業務,才糊塗地立了你的案子……逯某的這一番話不由令我目瞪口呆!一名共和國的法官怎麼會在法庭上說出如此無知話來?這與他以前的態度簡直是判若兩人!如果構不成犯罪,那麼逯某為何又幾次以「誹謗罪」為由向我下發談話通知呢?那上面的「緋謗罪」幾個字可是他親筆寫下的呀?而且在立案後,他不但很積極地多次打電話給我,並三次將有關通知發送到我的代理律師谷遼海那兒。為何這位法官大人的態度在南下取證與鄧世祥進行了一次「親密接觸」後變化如此大呢(在此前,逯某曾傳訊鄧來過北京某法院)?鄧世祥在幾年間對我的瘋狂誣誣,已經有這多單位為我出具了證明,那上面都是白字黑字的有力證據,現在他怎麼能說不是誣陷呢?其中的原因早已是不言自明瞭!    
    見我堅決不肯撤訴,最後,這個身材不高但火氣不小的法官只好作罷。然後約我21日上午再去找他。    
    5月21日下午,又是這位逯某一個人在法庭上等我,一見面還是問我對撤訴的事考慮清楚沒有?我不可能撤訴,但我也尊重法庭的意見,可以考慮調解,法院能否讓鄧世祥來這兒,當面作一個調解?我只要求他當面向我認錯也就罷了。誰知,逯某又對我橫眉怒目道:我不可能叫鄧世祥特意來北京為你這小事作什麼調解!我現在明確地告訴你,你只能撤訴訟!我真沒想到,此時竟連我提出調解的要求也被這位法官拒絕了!令我奇怪的是,這位法官每次約見在法庭見面談話時,都是他一個人在場,只是到最後一次才叫了一個身著便服的人坐在一邊……    
    在多次要求我撤訴不成下,惱羞成怒的逯某艷光終於2002年6月22日,以「本案誹謗地不在北京」為由駁回了我的自訴。    
    我這宗半年前法院就以「緋謗罪」立了案的自訴案,最後還是被法院駁回了,遠在南方的鄧世祥自然喜不自禁,更加有肆無恐了!在此前,當鄧得知我將他自訴到法院後,曾有半年時間不敢對我有任何「動作」,打電話公然威脅我,並又開始了對我的瘋狂誣陷,致使我在京城的生活和工作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中!    
    但我相信,我的這宗自訴官司,法律遲早會給予我一個合理的說法。對於有關法官的態度和作法,我更相信,在其他的法院不可能再重演。2003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國家法院學院對參加第二期新任高、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培訓班的學員上指出:我國法院隊伍廉政建設的重點是要抓各項制度的落實,努力形成一套包括「不願為」的自律機制、「不是敢為」的懲戒機制和「不能為」的防範機制在內的廉政建設制度體系;法院隊部廉政建設還必須進一步加大法官違法亂紀行為的查處力度,繼續嚴懲法官隊伍中的少數腐敗分子。肖揚指出:在法院隊部中還存在極少數、極個別的敗類。他們的行為是對正義的玷污,如不及時有效地遏制,將會摧毀公民內心的法律信仰,動搖法制的根基。儘管我對某位法官的行為大為不解,但作為一名在南北政法界奮戰了十年的新聞記者,我相信人民法院總有一天會給我一人公證的說法。我更相信我們的法律是公正的。    
    我不服一審法院的裁定,決定上訴。為了向上級法院提交更多更新的證據,我又特意來到北京市公證處,請求公證部門對鄧世祥早於一年前就公佈在一百多家網站上的誣告文字進行了公證。幾位公證員看到那些觸目驚心的文字,也不由義憤填膺地說:我們還從沒有看到有人敢在網絡上對一個如此中傷緋謗!這種人不受到法辦,實在是對中國法律的褻瀆!    
    在我的律師的幫助下,我一邊按照法律的有關程序繼續向上級有關部門申訴的同時,我也學著那些從全國各地來的許多有冤枉和委屈的老百姓一樣,曾先後多次前往北京市政府、市人大等部門上訪。一些上訪的老百姓知道我的遭遇後,大都驚歎地說:怎麼連你們記者也來上訪了?難道你不能借助新聞媒體曝光嗎?    
    我無言回答,只能苦笑而已。    
    2002年6月26日,在報社有關領導的支持和幫助下我將有關鄧的誣陷證據及材料遞交給中國記者記協維權處。有關領導接到我的投訴後,對此高度重視。    
    由於此案早已在京城新聞界傳得沸沸揚揚,並受到多位法學專家的關注,在幾位政法記者和有關律師的建議下,我決定以個人名義舉行一場專家論證會。當我把有關案情和證據分別寄給了我國著名的刑法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陳興良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韓玉勝先生及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先生後,當即受到他們的的高度關注,表示願意為我伸出援助之手。特別是陳興良先生,為了幫助我,他幾次推遲了出國講學的機會,開會的當天上午,他又將定好的出國時間推遲。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86節 法學家為我做論證(4)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我以個人名義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一場備受社會各界矚目的國內首宗記者刑事自訴案專家論證會。    
    這天上午,第一個來到會場的是陳興良先生。接著,張泗漢先生以及韓玉勝先生早早地來到了會場。這場論證會也吸引了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等30餘家新聞媒體的政法記者。    
    幾位專家分別圍繞著本案的程序問題,本案的實體問題以及本案的意義等幾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證。中國三位著名的刑法專家嚴肅而認真地對我的這宗自訴案發表了論證意見。    
    上午9時,論證會在我的朋友、中國現代文學館著名詩人北塔的主持下開始了。年逾六旬的國家法官學院老教授張泗漢先生是第一位發言的專家。他認為:朝陽法院駁回起訴是否有法律依據,程序問題是前提。《刑事訴訟法》第24條以犯罪地管轄為主,如果被告所在地適宜亦可。由被告所在地受理,這是例外的情況。犯罪行為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結果發生地兩種。本案中,被告人以文字誹謗的形式,發生地在廣州,但結果地在北京。所以,北京和廣州都可以認定為犯罪地。1998年6月29日對犯罪地的司法解釋規定為一般原則,犯罪結果地僅指財產犯罪,故司法實踐中產生了歧義。法官是否認為廣州管轄適宜,裁定書也沒有表達。本案中,法官可能考慮被告人如在北京訴訟,會發生累訴,故從這點說法院也不能說沒有法律依據。實體上鄧世祥構成了誹謗。在客觀上鄧世祥不僅捏造而且散佈了虛假事實,其對象是指向特定的具體人——石野。主觀上鄧世祥是直接故意,目的是達到詆毀石野的人格,破壞他的名譽,也企圖使他受到刑事處罰,後果是嚴重的,社會影響很壞。鄧的行為已完全構成誹謗罪。理應受到刑法的處罰。具體到鄧是否構成誣告陷害罪,要看其主觀目的是否是意圖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關鍵要看是否有這方面的證據。    
    陳興良教授發言說:本案的程序問題我同意張教授的觀點,下面主要從實體問題的角度來談談。從實體上講,本案符合誹謗罪的構成要件。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鄧世祥客觀上有捏造事實的行為,並對原告的名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二、鄧對其所捏造的事實進行了廣泛的散佈;三、鄧的主觀上具有誹謗的故意;四、鄧的誹謗動機屬於情節嚴重。這主要表現在:誹謗的動機是比較惡劣的,所捏造的內容在性質上也是比較惡劣的,並且散佈時間較長。所以,本案符合刑法第246條之規定,構成誹謗罪,應當追究鄧的刑事責任。    
    韓玉勝教授認為:從程序上,稱誹謗罪是很籠統的,但從刑法本身講,犯罪地包括行為地和結果地。因此,朝陽法院的作法雖然不能說違法,但卻有點不合情理。相反,受理此案卻比較切合實際。實體上,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既有捏造事實的誹謗問題,又有捏造犯罪事實的誣告陷害問題,因此,鄧的行為又構成了誣告陷害罪,符合誣告陷害罪的特徵,而不論石野是否受到了刑事追究。從鄧的主觀心理狀態來分析,鄧編造並到處散佈虛假事實的主觀意圖不僅僅是想使自訴人石野身敗名裂,從而達到損害他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的目的,而且企圖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鄧的誹謗方式不僅有電話、電傳、書信,更有能流傳全球的網絡,手段極為惡劣,社會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幾位專家獲知了朝陽法院那位法官的所作所為後,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像這樣的誹謗案,都是白字黑字,根本沒有必要去南方調證,只須將有關誣告材料上的字跡作鑒定,就可以了。    
    最後,與會專家最後一致認為,本案從程序上講,朝陽法院駁回石野的起訴,雖然不能說違法,但卻明顯不合理。因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條之規定,法院以犯罪地管轄更為合適,而本案的結果發生在北京,所以北京朝陽區法院受理此案更合適。    
    為了能讓人民法院更好地聽取他們對此案的具體論證意見,三位專家特意讓兩位來自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法學碩士、我的同事王洪坤和白潔將有關意見整理成文字,並在打印稿上當眾慎重地簽上了他們各自的名字。    
    第二天,北京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北京晚報》以圖片新聞的形式,以《國內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即將開庭》為題,向全國披露了此案。隨後,《中國稅收報》在法制週刊欄目上,以《一篇報道三年麻煩三場官司》為題報道了案件的全過程。稍後不久,國內著名雜誌《知音—打工》也以《SOS,援助打工妹的記者慘遭誣陷》為題,以長達6000字的篇幅更為詳盡地披露了這宗全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引起了全國新聞界的矚目。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自訴案現案情論證會現場    
    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同時重新補充了新證據——由北京市公證處公證的權威證據,以及三位著名法學專家的對本案的論證意見。但令人遺憾的是,2002年10月28日,北京二中院刑事庭還是做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的決定。    
    2002年7月3日,我依有關程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申訴後,立案庭依法立案,有關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師作了調查,如今,又是一年多時間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時間裡,我一直在靜靜地等候法院的消息。2004年6月,當我的律師多次向北京二中院負責此案的法官詢問案情時,對方卻稱早就發出裁定結果了!還說收沒收到已與他們無關……後來,直到2004年10底,還是代理律師周劍英上門索要了一份,此時,這份遲到的法律文書已與法定時間相距近兩年了。我知道,這場官司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早就下了決心,不管訴訟之路如何艱難,一定要將這場官司打到底。否則,對新聞記者這個神聖的職業就是一種褻瀆。    
    2004年春節期間,在又一次搬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電話通訊錄。這是一本印刷精製的小冊子,裡面全是當時整個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及所轄部門的工作人員名錄和通訊電話。就像一個久在外面漂泊的流浪兒在遙遠的江湖突然見到家鄉的某種物品一樣,我的心頭陡然湧出一股複雜的感情,儘管那其中有諸多的辛酸和苦澀。此時從窗外正鑽入一股凜冽的寒風,我不顧刀鋒樣的寒風刮得雙手生疼,為了看得更加清楚,特意打開了電燈。我擎起手來從頭開始,一頁一頁向後翻,那上面有多少我曾經耳熟能詳的名字和電話呀!尤其是《南方都市報》的通聯:魏東、劉慶、邱小紅、曾華鋒、王青草、羅斯文……    
    突然,我從那一長列熟悉的名字和電話中,又看到了我和鄧世祥的名字,更看到了在我們的名字後面的那個傳呼機號碼:石野,傳呼,95961——25971;鄧世祥,95961——25970。我又不由仰天長歎,百感交集!唉!如果不是那次報社領導安排我們前去暗訪,如果不是我們經歷了一次生死歷險,如果不是在暗訪中我們的傳呼被搶,如果不是我們一起去配置了中文傳呼,如果我們當時不共用一個密碼,如果鄧世祥沒有告訴陳良琴我們的傳呼號碼,如果陳良琴沒有打通我的傳呼,如果我不去多管閒事,也許我走的會是另一條路,我過的也許是另一種生活……    
    我這樣做對嗎?我經常在黑夜裡痛苦地詰問我自己:我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幾乎每天都在反思這個問題?但答案總是在黑夜裡,在我的噩夢之中……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7節 流浪京都(1)

    就像當年巴黎成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園一樣,作為國人首都的京城早成為追求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尋夢、圓夢、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這一方厚重而熱烈的土壤,自古以來總是令尋夢者趨之若鶩,更讓我這落魂者牽夢縈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當時因家庭極度貧困而不得不輟學的我,一邊在建築工地裡辛苦地勞作,每天以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代價換取5元的微薄工資,同時我像擠牙膏似的從牙縫間好不容易擠出了一筆錢,報名參加了北京《人民文學》雜誌主辦的「文學創作函授班」。我太熱愛文學了,極度貧困的生活和痛苦壓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學作為全身心的寄托。作為函授班學員,我的兩篇小說得到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馮夏熊先生的青睞與賞識,這年9月,我被通知參加《人民文學》在北京西山為函授班優秀學員舉辦的一次小說筆會。當我懷揣著母親東借西湊來的一筆血汗錢,從老家千里迢迢趕往京城。到京後不久,職我突然發現夾在一本《閱微草堂筆記》裡幾張薄鈔不見了。我大驚失色,這筆微不足道的錢,不但有我回去的路費,更有我這7天的伙食及住宿費用呵!為期七天的筆會結束,我在北京舉目無親,不由心急如焚。    
    這時,時任《人民文學》雜誌社總編室主任、負責此次筆會的王勇軍老師,獲知我的窘況後,當場掏出200元錢交給我,說:「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學》就是你的家,有困難我們都會幫助你的,這錢拿著作路費吧。只要你努力奮鬥,日後一定大有作為的啊……」我接過錢,一時竟無語凝噎。    
    在王勇軍老師的幫助下,我順利返回家鄉。一個月後,正好碰到南海艦隊來我家鄉徵兵,我積極報名應徵,並於當年12月穿上了蔚藍色的海軍軍裝,懷著一腔報效祖國守衛邊疆的沸騰熱情,來到南海邊陲的北部灣海防,從此開始了我畢生難忘的軍旅生涯。    
    1997年冬回鄉探親時,我無意中得知,王老師當初這200塊錢竟遲遲未還!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廣州,就趕到郵局將錢款匯出,心中仍然慚愧萬分。是的,這區區200元也許那位遠在京城熱心而又寬厚的王老師早已不曾記懷,因為他總是像幫助我這樣時常幫助那些家境貧困的文學青年,這樣的事對於他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因此與王勇軍老師成為了好朋友。    
    9年後,魯迅文學院成為我第二次到京城時的首個棲身之地。魯迅文學院是50年代國家為了培養寫作人才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也是目前為止國內惟一的一所專門培養作家的學校。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稱為中國作家的搖籃,其首任院長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蔣子龍、王安憶、莫言、劉震雲、余華、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過。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所國內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學象牙塔也向全社會招起了自費生。剛開始,據說很嚴格,後來,由於人員不多,社會上的一些文學愛好者,有的僅憑在地縣報刊上所發表的作品,交上幾千元的報名費,也能輕易進入這所學院的大門,感受這裡的文學氛圍。但文學畢竟是神聖的事業,不是僅限於閱讀幾本文學書籍,寫出幾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就能成為作家的,當時的學員難免魚龍混雜。不過,我們那一屆學員中還是出了幾位文學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溫亞軍、王繼明、馬坊、邵麗、黃羲瑤;青年詩人谷禾、汪渺等。從去年開始,中國作家協會又對學院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進入此處學習的學員必須是中國作協會員,限定名額,每年由當地的省作協和省文聯推薦當地最優秀的文學人才來此深造。風水輪迴轉,魯院又成為一般的文學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聖殿」。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這些路程,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正是因為對文學與生俱來的熱愛與追求,在夢想的驅逐下一路狂奔。記得90年代初,我剛剛穿上蔚藍色的軍裝跨入軍營時,上海復旦大學與《人民文學》雜誌聯合舉辦的「青年作家進修班」錄取通知書也寄上家門,如果此時我不是在部隊的話,我想當時哪怕是砸鍋賣鐵,我也會想法奔赴上海求學。魯院坐落北京八里莊的在一條街道中段,兩扇綠漆大門之內兩排常青樹木夾道而立,操場邊沿爬山虎鬱鬱青青,將五層教學樓一整面外牆佔據,紋絲不透,蔚為壯觀。我到來的應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時段,教學樓前的青草地上開放著一株株金黃的菊花,迎風搖擺。有時蜂飛蝶舞,有時蟬鳴蛙聲,頗有一派田園風光。    
    我和西北青年詩人汪渺及東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這裡,我雖然未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各類文采飛揚的作品四處飛,但因為我只是抱著來修身養性的恬然心態,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麗的各色文字世界裡,盡情地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放飛。我就這樣讓文學來撫慰傷痕纍纍的身心。也許,此時只有文學才是最能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吧。    
    1999年冬,我從魯院出來後在北京又成為了一個流浪記者,主要以采寫新聞為主,同時也偶爾給一些時尚雜誌和報紙寫些稿子。這樣說來,我也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像古清生和莊曉斌那樣的自由寫作者,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了    
    在這之前,當我看到有人辭去公職開始自由寫作生涯的時候,大多數人抱以同情、遺憾、觀望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即使體制內生存有一千條不好,起碼不會帶來生存之憂,那些超脫體制的人自不必說,只說體制內的生存者,如果他們的命運同樣是經過選擇的結果,那麼,同樣可以認定他們是自由者,除非他們隨波逐流,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    
    其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傳統的大夫體制,獲得一種獨立地位,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不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依附於權力,而是依靠著述、講學、編輯、翻譯等專長,獨立地生存。在身份趨於獨立的同時,經濟上也逐漸自立。有專家對魯迅的經濟能力算了一筆賬稱:「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的戰鬥』的經濟基礎。」但那畢竟是陳年老賬,是曇花一現的舊夢。    
    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寫作者,面對的困難很多,他們的收入沒有固定,平時經濟的壓力僅僅是生存壓迫的一個方面,他們還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所以,像王小波、王躍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劉晴等,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辭職的寫作者,其意義在於提供了另外一種生存範本,同樣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寫作的快樂,儘管清貧和寂寞在所難免,但是這些代價無法與收穫相提並論。    
    以《黃金時代》、《東宮西宮》和《我的精神家園》等名著震動國內外文壇的王小波去世後,著名學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銀河曾對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小波作了自由人後的感覺非常強烈,就是覺得太好了,是那種自由了的感覺。接下來不是有人將自由撰稿人乾脆就簡稱為自由人嗎,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用不著按點上班,用不著去處理人事關係。在中國哪個單位都有這些事。小波這個人也不是太擅長人際關係的,所以從他這個人的個性和他需要的時間、需要的生活狀態來說,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這大概可以概括許多自由寫作者的心理感受。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環境的寬鬆,自由寫作者越來越多,如小說界的王躍文、鍾晶晶、韓東、吳晨駿、李馮、趙凝、王莞、陸離,散文界的止庵、車前子、龐培、祝勇、張遠山、余傑等。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8節 流浪京都(2)

    文化繁榮、資訊發達的北京城早在80年代起,不僅成為演員、歌手、詩人趨之若鶩的風水寶地,也很快成了賣文為生者——即「自由撰稿人」的集散地。久居京城的自由撰稿人,著名的除了伊夫、李大衛、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莊曉斌、九丹、喻塵、劉晴等人。無論家居何處,大家都面臨著如何拓展生存空間的問題。    
    迫於生計,魯院結業後,我進入中關村的一份某中央機關辦的週刊做採訪部主任、首席記者。在中關村租房而居的日子裡,我還結識了一幫流浪文人,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過著一種飄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裝瘋胡言亂語,甚至像孩子一樣手舞足蹈號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語,掛著淚痕沉沉入夢。我的心是傷感的,在與現實顛沛流離與磕磕絆絆中,像打了層層補丁,將閃爍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來流浪的路上,愛與溫情都是易碎品。    
    由於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無聞的我在北京,在新聞界漸漸小有名氣。    
    幾年間,我先後在《科學時報‧今週刊》、《首都公安報》、《文化時報》、《工人日報》、《京華時報》《法制日報》等新聞單位供過職。但我還是熱衷於流浪,同時靠自由撰稿為生。    
    那幾年,全國各省市的各式各樣的雜誌雖如雨後春筍,但那些共青團、婦聯、社科等系統辦的綜合性文化休閒類刊物,正常稿費標準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當然也有像《知音》、《家庭》雜誌,千字千元,好稿更高,多的每篇達到萬元的。其他的如平時也向我約過稿的雜誌如《深圳青年》、《打工》、《戀愛婚姻家庭》等,好的也有千字600元的。報紙稿費高低懸殊太大,高的除了有名的《華西都市報》,其他還有《南方日報》、《南方週末》、《楚天都市報》、《齊魯晚報》、《濟南時報》和《深圳法制報》等,我當時一般的稿子每篇可基本拿到500—800元的稿費。雜誌只能一稿一投,而報紙對於好的新聞除了《華西都市報》外,可以一稿在每個省市發一家。當然有的稿費很低。我還曾經收到內蒙古一家報紙寄過來5元錢稿費——儘管太低,但總比那些發了你的稿子又從不給你稿費的好多了,就是你索要了,還不給你。也有人指責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報紙新聞如果一個省投一家的話,我認為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投,讓人家轉載了,不但不給你稿費,而且連你的大名也給去掉了。我記得2001年間,廣州某報接連從《工人日報》的頭版頭條上轉了我兩篇長稿,都沒署上我的名字,稿費也不給。    
    也許有人會說,賣文為生者也有買房買車的。有一次,我去劇作家吳霜家玩時,她對我說:北京的伊夫以前也是做記者的,後來他就獨立撰稿,專寫演藝圈子裡的新聞,這幾年早就發了,他不但開上了車,買了房子,還配上了秘書。如果你覺得在報社做記者不是很順心,其實憑你的實力和軍人的作風,你完全也可做一個自由撰稿人的。    
    京城賣文為生者眾生相早被許多大小報刊不同程度地報道過,他們的生活狀態曾為國人所關注。在京城眾多的自由撰稿人中,生活最為動盪不安,最令人心酸的,恐怕要數古清生和莊曉斌了。    
    在京城,如果提到自由撰稿人的話,我相信誰也不會繞過古清生。儘管現在的京城又應運而生了許許多的自由撰稿人人,但無論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古清生都是一個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客家人,祖籍江西,出生於湖北大冶。曾從事地質勘探、宣傳等公職,1994年辭職到北京從事職業寫作。其以地質隊員的姿態步入流浪寫作,流浪、生命、寫作溶於一體,創造出奇特的充滿個性化的行走文學文本。曾經出版長篇小說《追殺索羅斯》、《2038》及散文《黃河彎黃河長》、《漂泊京都》、《左燒烤右煨湯》等十幾部。    
    雖然我和老古同為大冶人,但我們直到1999年,我來京前往魯院後才與他相識。早在90代初,古清生便從我們老家湖北大冶扛著一台386電腦來到北京,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賣文為生生涯,成為了京城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之後,他參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撰稿,狠狠地火了一把。更多的時候,他默默無聞地在北京簡陋的出租屋裡碼字,賺稿費。    
    記得1999年秋剛到北京時,我就與古清生取得了聯繫,當時他住在豐台。他在電話裡鼓勵我平時要多讀些好書,勤寫作。在魯院快結業時,應他的邀請,我從十里堡趕往豐台。我雖然和老古同為大冶人,也早知道他是大冶很勤奮而且很有才氣的一個青年作家,但我們在這之前,還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我們一見如故,大有相見恨晚之意,無所不談。我們倆在附近的一家四川小酒店裡,一邊吃著川菜,一邊很開心地隨意吹牛。我們從中午一直吃到夜晚8時許,可見我們的談興是多麼濃了。    
    老古得知我在在南方的臥底歷險經歷好後,連連擊掌叫好,當即鼓勵我趕快動筆把這些故事寫成本書。他說,你是從中國海軍陸戰隊走出來的,又從來沒有上過什麼大學,但終能在人才濟濟,競爭極為慘烈的廣州市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實在不容易,可敬可歎呀。如果你沒有當農民和當兵的特殊經歷,也許不可能有以後深入廣州火車站的黑窩裡頭,潛入大酒店的地下賭場等別的記者一般不敢涉及的地方去臥底歷險呀。    
    同時,我和老古還商量好,準備一起自費去走黃河長江的。我專寫一些新聞的東西,他寫散文隨筆。老古平時也愛冒險,現在有了我這個從海軍陸戰隊出來,又在南方做了幾年流浪記者的小老鄉,因此特別想一起去外闖一闖。    
    後來,也就是2000年初,由博庫網站和中國青年出版社聯合主辦了「走馬黃河」社會文化考察,參加這次活動的作家是徐貝、胡守文、陳浩增、黃賓堂、唐韻、古清生、何向陽、紅柯、張石山、龍冬、林白、李敬澤等8位國內實力派作家。當然,作家走黃河只是一種形式,博庫網的真正用意在於通過這次活動宣傳網絡,宣傳網站,即使是在作家們寫出的散文、隨筆、日記等體裁的文章中,也能感覺到網絡時代的影響。在這八位作家之中,對網絡最熟悉、最有研究的是網蟲古清生,他曾寫道:「網絡也正在縮小經濟後發達地區青少年與經濟發達地區青少年的信息差距。我從濟南、聊城和西寧的網巴裡,所聽到的少年網友交流的話題幾乎相等,他們談到美國在線、亞馬遜、雅虎及王志東張朝陽們。」    
    既然有人出錢請他走黃河,那當然比我們自費好多了。我後來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手中又沒錢了,我還是決定先做我的記者,先解決生存問題後再等候機會。於是,我進了報社做記者。    
    古清生走馬黃河時,寫下行走文學作品《黃河彎黃河長》。也許走的路多了,他通曉各地美食,還能動手做上幾樣。久而久之,竟有人稱他是京城美食家。他的美食散文寫得非常好,這一點,曾為《南方週末》寫了好幾年美食專欄的沈宏非恐怕也無法比擬,沈的出名只不過是借助了幾家有名的媒體而已,如果脫離了他們的依附,我想,他的那些美食散文還不定一定有古的火。這自然不是因為我與老古是大冶老鄉而特意吹捧他,有事實為證:200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那本《左燒烤右煨湯》,可以看出許多篇章是他在路上吃喝的產物;一味辣椒,竟在他的筆下寫出了洋洋幾十篇辣椒主義的檄文,且佔據1/4強的篇幅。有評論家稱: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饕餮者積數十載濫情於民間美食的「罪證」。    
    他這些年早就在美食界與出名來了,央視的美食欄目多次請他作專欄,還多次周遊全國各地,嘗遍各地的美味佳餚,不但不會讓他掏一分錢的腰包,更能報銷全程差旅費,我想,在當前中國的流浪作家、自由撰稿人中,能像老古這樣活得灑脫的作家還真是鳳毛麟角。    
    老古多次對我說:石野,等你的官司打完後,我們一起去外面行走去,我相信我們兩個是最好的「伴侶」,我們只要走出去,肯定是能寫出好多好文章來的。他的經驗是選定自己的方向,比如一個主題,如他的美食系列,已寫五年了,平時一千字一千字地寫,現在集成一個集子了,平時發報紙專欄,現在出書都是靠平時集累。    
    這些年來,老古寶刀依舊,不但在全國多家報刊開了各式各樣的專欄,每年都有一兩本新書新鮮出籠,這令我這比他小十多歲的同鄉驚歎的同時,亦令我相形見絀。現在,我的兩本新書終於定稿了,另兩部書稿《新聞現場——我的北京記者生涯》和《審判醫院》也很快在近日殺青。在我的第一本新作《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剛完稿時,老古成為了我的第一個讀者,還特意為我寫了一篇題為《誰家有筆可做刀》的序言。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9節 流浪京都(3)

    1999年10月,我在北京西單的地鐵口認識了一位黑龍江作家莊曉斌。當時他的妻子正在來往人中叫賣他的獄中之作《赤裸人生》。老莊滿臉滄桑,眼角佈滿了皺紋,他和他的妻子臉龐都曬得黑黑的,夫婦倆各舉著一本書在叫賣著。當我和跟踵而至的路人,在喧嘩的繁華地段聽到他們向路人毫無顧忌地高聲叫喊著:「中國第一位囚犯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我就是囚犯作家莊曉斌……」    
    莊是黑龍江的一名工人,70年代初,他因對當時混亂的「文革」環境不滿,於是和哥哥一起向國內及香港有關新聞媒體寫信反映情況,結果兄弟兩人被人強加以「叛國罪」入獄,其兄被判死刑,莊被判處無期徒刑。莊服役13年後,這樁冤案才昭雪,平反並無罪釋放後的莊曉斌僅僅獲得當地政府1300餘元的賠償。出獄後,莊將自己的不幸遭遇寫了一本自傳體長篇小說《赤裸人生》,旋即成為暢銷書。    
    我像許多感慨的路人一樣,不由在這對患難與共的夫妻身邊流連了好一陣兒。儘管我此時吃飯都很困難了,但我還是咬著牙賣了兩本書,還特意讓老莊在扉頁上簽上了他的名字。臨離開時,又忍不住回過頭去看,當我看到他們仍舊汗流滿面地像身邊那些叫賣老玉米、冰激凌和礦泉水的小販們一起,大聲兜售自己作品的背影,心中一陣陣酸楚,差點落下淚來。    
    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氣。這是一種毫不偽飾的直面人生的勇氣。那幾天,我又在西單和王府井的街頭看到這對夫妻仍舊在叫賣他們的作品。據說,老莊的故事感動了那些城管老爺們,他們會對聚集在那兒的小販大聲呵斥,不是驅逐就是罰款,但卻對這對患難夫妻網開一面,裝作視而不見,以致那些嫉妒他們的小販們還以為他與城管的人很熟,不知是出於敬畏還是為了拍他們的馬屁,幾個小販也掏錢買下了老莊的書。而大部分的路人卻對此熟視無睹。我看到那些衣著時髦的來往路人根本無視一個飽經風霜的作家的存在,他們的目光和表情、動作和語言也都是無動於衷的。    
    莊曉斌在「致讀者信」中寫到:我不是世上最優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艱難的作家。是的,這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作家,在這次相識後,我們成為了朋友。但我們的第二次見面卻是在一年多後。其時,他那位與他相濡以沫、一起在北京街頭賣書的賢惠妻子,那位可敬的嫂夫人,卻是身患癌症晚期了。    
    2001年初秋,我去看望老莊。當時他們一家子搬到了石景山區,住在距蘋果園地鐵不遠的一個偏遠的村莊裡。這是一個獨門獨院的小四合院,有大大小小5間小房子,老莊的頭髮花白的父親、身患癌症臥床不動的賢妻、他的兒子兒媳婦和小孫子,一家老少三代人全住在這兒。這個四合院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全家除了兒子在外擺個小攤販賣蔬菜外,一家人的生計和所有支出幾乎全是老莊一家支撐著;還有臥床不起的妻子治病費用。而此時老莊賴以為生的就是全靠手中一支筆寫稿子。看到這家徒四壁的幾間小屋子裡除了書和小山一樣的土豆(那是他兒子兒媳婦經常拿到村外去叫賣的),還有一陣又一陣刺鼻的藥味,我幾次差點落下淚來。這恐怕是中國作家生存狀態中最為令人揪心的家庭吧!    
    但老莊很樂觀,如果不是眼前的窘境,誰也無法相信近他此時已是五十歲的人了,他竟然是如此生活了,而且每天能寫稿子。    
    就在我們見面的一個月後,老莊的妻子終被癌魔奪去生命。半年後,他的老父又在京郊去世。2001年後,老莊被國內著名暢銷雜誌《知音》集團旗下的《打工》雜誌破格以50歲的年齡招聘為編輯記者,後又被「挖」到知音雜誌社做編輯。    
    2001年4月中旬,四川某報一位美女記者同時在幾家報紙獨家發表了一宗有關著名詩人汪國真的「大詩人窮困源倒開火鍋店」,隨後全國近百家報紙轉載了此文,一時在社會各界傳得沸沸揚揚。據該文稱,透露此消息的是國內某著名期刊的一位知名編輯。我雖經多方打聽,但還是沒有探聽到此人到底是誰,當然問那位文章的作者,是不可能告訴我的。我受一家報社的委託,開始對此事進行了調查,恰好碰到老莊從武昌來京約稿,像往常一樣,他打電話約請我見面。沒想到三杯酒下肚後,老莊向我訴說了最近受了一肚子鳥氣的事,四川一家報紙的美女記者僅憑他曾去過詩人汪國真家,就轉彎抹角的寫了一篇假報道,弄得他生氣。原來「那位國內某著名期刊的編輯」就是指莊曉斌!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從老莊這兒瞭解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隨後又採訪了其他有關人士,隨即,我在《羊城晚報》、《勞動報》、《新民晚報》等全國40家報紙獨家披露了這則假新聞出籠的前後經過,為汪國真正了名。有關此事的詳盡經過,有興趣的讀者可翻閱我的另一本新書《我在北京做記者》。後來,當汪國真以侵犯名譽權狀告四川某報和文章作者時,法院還用我的這篇報道作為證據之一,最後判決書汪國真勝訴。事後,汪國真對我說:莊曉斌真是一個正直的人!    
    在京城自由作家圈子裡,還有一個叫劉晴的少女作家。劉晴於1983年出生於古城揚州。其父為《人民日報》政法記者,其母也是名牌大學的高才生,才華橫溢,著作頗豐,曾任過南方多家雜誌的主編。劉晴讀初中時,就顯示出了她在文學方面的天才。她8歲時,就在中央級報紙上發表童話;13歲時,就出版了一本詩集;初一時,其文章就獲得「華人少年杯」國際大賽二等獎和中華雛鷹風采徵文大獎賽二等獎。1997年香港回歸時,她憑著一大堆資料,就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香江虹霓》;1998年暑假,又寫出長達22萬字的長篇小說《花瓣背後》,此書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著名作家陳建功親自作序,稱她為「是少見的極為才氣的天才作家」。此書1999年9月由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並榮獲江蘇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圖書獎。1999年春,經揚州市作協大力推薦,16歲的劉晴被江蘇省作協吸收為會員,成為江蘇省出版長篇小說年齡最小的作家;同年9月進入魯迅文學院進修,成為魯院有始以來年齡最小的作家學員。2001年春,她出席了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成為建國以來出席此會最年輕的女作家(劉紹棠為參加此會的最年輕的男作家)。我們是同學,後來也曾多次聯手在《工人日報》、《法制日報》、《知音》等報刊發表過多篇深度報道。流浪北京期間,她還曾寫出三本長篇童話,一部叫《少女作家》的長篇小說,受到作家陳建功和趙本夫的好評。    
    劉晴在文學上的獨特才華,除了她天生的悟性和聰明好學外,還與母親悉心指導密不可分。後來,他們母女倆先後加入省作協,成為揚州市的新聞人物。同時,她的成長曾得到過時任揚州市文聯主席的作家杜海的熱心幫助,並得到江蘇名作家趙本夫的大力相助。趙本夫是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早年間曾以名作《賣驢》享譽文壇,著作頗豐,目前仍寶刀不老,最近因其獲獎小說《天下無賊》被馮小剛拍為電影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注。他對劉晴的才氣一直讚不絕口,並大力扶持,常通過多種方式關心在京城作自由撰稿的小作家。據悉,她最近又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其中的一部《深一腳地獄淺一腳天堂》已被收入京城一家大出版社策劃的「新世紀新作家」叢書中,並即將於今年推出。我也祝願這位小作家能寫出更多的名篇佳作來。    
    身居京東郊時,失意之餘,我也常與一些相識的流浪記者、流浪作家在一起喝酒聊天,說到各自因為寫批評報道而慘遭地方有關部門的打擊報復,我們這些同病相憐的失落文人總是對酒當歌,長噓不已。    
    是的,我們這些流落京城的流浪記者,心靈深處有時難免惆悵、困惑、貧困、彷徨、苦悶和痛楚,但我們的人格是獨立的,我們的人身是自由自在的。畢竟,我們能依附文字可以在共和國的首都生存下去。我們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用青春和熱血塗抹著自己瑰麗的夢想。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90節 像鴿子一樣飛翔的弟弟(1)

    思維之鴿/思維之鴿孤孤單單地/穿過暴風雨,搖擺著翅膀/在秋湖的上空飄蕩/大地在燃燒,心潮在激盪/追求吧,我的鴿子/可千萬/千萬別誤入遺忘之島/那一時的狂焰,不幸的鴿子呀/在我手中躺一會兒吧。你被迫沉默/你已受了傷,快在我的手中躺下……    
    這是瑞典詩人海頓斯坦廣為流傳的一首詩。他曾於191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這首聞名遐邇的短詩題目就叫《思維之鴿》。這是一首短小精緻的哲理詩,無形的東西在詩人筆下成為有形。是的,人的思維本來就像一隻鴿,只有像鴿子一樣展翅高飛,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飛翔,才能保持青春的活力。海頓斯坦的鴿子在暴雨中有時是恐懼的,然而又是令人愛憐的,它像我的建弟一樣期待著溫存的庇護。每當我看到鴿子,每當我看到白鴿子黑鴿子從我的眼前飛過,看到它在屋簷下的盤棲、在屋前的空地咕咕地覓食,看到它在暴風雨中飛過天空,掠過水面,一種感傷和心痛的淚光總會油然地迷惘我的眼簾……    
    鴿子,總會讓我想起我的建弟。鴿子總讓我看到我的建弟。建弟名為石建,他有一個很樸素的學名——石志誠。建弟是我的堂弟,是我伯父惟一的兒子,是我芳妹的親哥哥。看到鴿子我就會看到我那笑吟吟的建弟,想到我的建弟,我就會看到飛翔的鴿子。建弟,可憐的建弟,不幸的兄弟,他短暫的一生中與鴿子總是聯在一起。他的生命更與我聯在一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火苗尚未點燃,當時正在大冶一中讀書的伯父被驚天動地的紅流所感染,應徵入伍了。當時參軍的人不但一定要身體健康,更要接受多屋次的政審,對你的出身、你的家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我家祖祖輩輩貧下中農,家中極為貧困,祖父雖然沒有參加紅軍,但他參加過游擊隊,多次為紅軍送過糧食。1966年冬天,伯父經過極嚴格的體檢和政審,終於穿上了那個年代人們最為羨慕的綠色軍裝,成為了共和國的一名軍人。    
    後來,入了黨,立了功,當了軍官的伯父轉業回到了家鄉大冶,成為縣糧食局的一名幹部。儘管當時身材高大的伯父受到很多異性的青睞,但他還是從武漢城郊找到了我的第一位伯母。他認為農村出來的女性才能吃苦耐勞。他們結婚後,就有了一兒一女,這就是建弟和芳妹。由於當時伯父在服兵役,父親比他先成家,所以我要比建弟年長半歲。    
    建弟出生時,伯母的乳汁不足,儘管有牛奶等食品,但我的母親堅決要求建弟與我一起餵奶。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建弟都是和我一起共食一母乳長大的。我們鄉下有句俗語:他們是共一個奶頭喂大的。以形容兩個人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我和建弟不僅是堂兄弟,更是共一個奶頭長大的。所以我們從小就在一起玩耍,在一起摸爬滾打。後來我上學了,建弟也回到縣城裡上學,但每到寒暑假我都要跑到大冶縣城去。那裡不但有伯父一家,還有我的外婆家。我有時就住在伯父家和建弟芳妹一起玩,有時帶著建弟到大冶湖畔的外婆家玩。現在的大冶青龍山公園,那時還不是公園,只是一汪無際的大湖,傍著三兩小山,真個是湖光水色,山清水秀,加上四周的依依楊柳,草長鳶飛,五彩繽紛的花兒,五顏六色的樹林,那一派旖旎風光,不知比八十年代後圍湖建起來的公園好到多少倍。大冶的湖多,而外婆家就在湖畔,因此那湖成了我們童年時代最美好的記憶。那時的湖是清澈可見,水中魚蝦和各種叢生的雜草,湖面上那碧綠無際的荷葉,春天的映日荷花,紅得我們的心都融化在了湖水裡頭;夏日浮在湖面上尚未飽滿的鮮嫩菱角,輕輕咬上一口,潔白清甜的漿汁,直沁入肺腑,我們賴在水中,不想出來,直到天黑了,才戀戀不捨的濺著水珠爬起來;秋日湖泊上散發出的陣陣誘人香味的肥實蓮蓬,摘下一個,剝開一粒白嫩的蓮子,苦中帶甜,甜中帶苦,味道美極了;冬日裡,無論怎樣天寒地凍,北風凜冽,也不管那湖面上的各色花兒大多已枯黃飄零,從那肥沃的湖泥裡頭挖出來的蓮藕,又白又胖,咬一口,清香直沁靈魂深處。    
    我和建弟在一起曾度過許多愉快的寒暑假。我們在一起時的歡歌笑語,曾溫馨了我漫長的青春年華。我當時最大的夢想是能成為一個記者或作家,寫出幾本屬於自己的書,建弟儘管平時也很愛讀書,但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當一名飛翔天空的飛行員。如今,轉眼十幾年過去了,我雖然沒有成為了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卻終於成為了一個為民請命的新聞記者,現在流浪他鄉,繼續過著那種以寫稿為生的顛簸生活。然而,我的建弟,卻永遠無法與我一起共享快樂和痛苦,此時此刻他正長眠在我家鄉村口的那座山林裡,在青松綠色與我的靈魂永遠相伴……    
    1988年7月7日,是我們全家最為灰暗的黑色日子。就在這一天,風華正茂的建弟,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的建弟已像我一樣長大成人,並成為大冶外貿局的一名營銷幹部。他以他出色的才幹,以他突出的聰明才智頂替了我伯父的位置;——而我的伯父,才華橫溢的伯父,在他事業正蒸蒸日上之際,卻因患肝癌早於1985年11月不幸離世了。    
    伯父從部隊轉業分配到大冶糧食局後,曾擔任過該局的主要領導,後來又調到大冶外貿局擔任領導職務,負責對外貿易往來。伯父雖然生性耿直,但為人忠厚老實,心地慈善,工作兢兢業業,成績斐然,曾多次被評為省級勞模,一直受到領導的喜歡,得到同事和朋友們的尊重。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性情溫和的人,卻發生了婚變。我的那位伯母因嫌伯父太老實,加上兩人性情不和,終於在80年代初離開之後,伯父就一直帶著建弟和芳妹一起過。直到離婚近兩年後,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伯父又成立了一個新家。我的第二個伯母是一位在「文革」中失去丈夫的女人,她與伯父成家時,不但還帶來了一位婆婆,更帶來了三個未年的子女,而且她還是一個沒有工作的人。當時我聽伯父對我父親說:如果我要找一個單身女人也能找得到,但最擔心人家年紀太輕了不會對兩個子女好。這是一個受過苦的女人,雖然還扶老攜幼,但我相信她能給予他們母愛……伯父和後伯母的那種組合,恐怕在全中國也是不多見的。    
    一下子增加了五口人,加上自己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這麼一大家子的重擔全壓在伯父一個人身上,但伯父從來沒有怨言,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苦撐著一大家子的生活,由此可見伯父是多麼的慈善了。    
    後來,在單位的照顧下,伯父那個最大的繼女被安排在外貿局裡上班。儘管如此,一家人在城裡生活,加上有四個子女要讀書,伯父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終於積勞成疾,在一次正欲趕往新加坡參加一個國際貿易大會時,卻在體檢時被查出肝癌晚期。1985年11月,伯父就這樣被癌症剝奪去了正值壯年的生命。    
    記得那時我正讀初中,在伯父臨終前的一周,當我跟著悲痛欲絕的姑姑趕到醫院裡去探望伯父時,他用那瘦骨如柴的手,緊緊地拉著我的雙手說:「我看到你平時很愛讀書寫作,這是好事,但一定要得法,要注意多讀好書。」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91節 像鴿子一樣飛翔的弟弟(2)

    這次,伯父與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告訴了我許多做人的道理,傳授我一些好的讀書方法,還教我怎麼向報刊投稿。那個時候,我的作文成績一直不錯,由於課外書看得多了,有時忍不住手癢,也經常嘗試寫文章投稿。有一次,我給《故事會》寫了一篇驚險故事,沒想到很快得到了編輯部的回音,雖然後來沒發出,但編輯部熱情洋溢的信給予了我很大的鼓勵。此時已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數十萬字的伯父知道後,就經常指導我讀書,教我如何向報刊投稿子。    
    沒想到我和伯父的這次見面成為了永遠的訣別。兩天後,我的伯父帶著無限的留戀和遺憾離開了我們,年僅45歲。    
    伯父去世後,剛初中畢業的建弟,在組織的照顧下進入了大冶外貿局工作,他勤奮好學,尊敬領導,工作努力認真,很快受到了單位領導的喜歡。後來,建弟和芳妹都先後搬到了生母的家中生活。那些年,由於伯父的家庭變故,伯父的生病和離世,以及那個不健全的家裡一些糾紛,大大影響了尚未成年的建弟和芳妹。我的心靈也大受到影響。後來我聽說他出資和繼父一起在大冶電大附近合建了一幢三層樓的房子。曾經有好幾年,我和建弟都不相見了,就是我去外婆家時也很少上他家了。直到他後來正式參加工作後,他才多次回到家鄉石應高村看望我,並為我送來了兩隻美麗的白鴿,讓我飼養,我很高興地接受了。早在初中時,建弟就開始在家中飼養了十幾隻鴿子,後來他還成為黃石地區信鴿協會的會員、大冶信鴿協會的副會長。可惜,那兩隻潔白的鴿子半個月後被人偷走,成為村中某個饕餮之徒的美餐。    
    在他出事前的兩個多月,他得知我因家中失火而不得不外去大冶一家建築工地拉磚頭後,他特意尋過來看我,並勸我回校讀書,還說他可節省一些錢幫我交學費。我當時雖然為這份金子般的兄弟情而備受感動,但我還是謝絕了他的好意,因為我那個貧困交加的家需要我出來支撐著。也就是此次見面,滿臉憂鬱的建弟沉悶地告訴我,他的那位川籍繼父表面對他笑嘻嘻的,但背後卻總在想法排擠他,並幾次當面說他只愛他的養子。我緊握著建弟的雙手,只好喟然長歎。    
    就是在這一天,建弟與我相約,國慶節一定去他生母家中聚會。但由於「國慶節」單位安排建弟去外地出差,原計劃只好變動。建弟找不到我,就讓家人通知,讓我提前三天去他家中。但由於我當時因老闆不按時發工資,與他發生爭吵後我就辭職離開了,去了我高中的一位同學家中。無所事事的我就把全部的精神寄托在書本裡頭。當時我正迷上了司湯達的作品,他的《巴馬修道院》、《九三年》和《紅與黑》令我興奮不已,尤其是那本《紅與黑》,那個貧困的法蘭西鄉村年輕人於連的野心抱負和孤軍奮鬥,他對現實的憤懣不平和報復性的反抗,他與德雷納夫人和瑪蒂爾德小姐的愛情,像一塊巨大的磁場緊扣著我年輕的心弦,令我如癡如醉。一連三天,我躲在同學的那個小屋裡,廢寢忘食地用自己的心靈與於連對話。    
    但是,我做夢也沒想到,建弟為了等我而爬上了他家中的第三層樓的頂部,他在那兒登高遠眺。在那上面可以看到從馬路上過往的行人,他希望能在那兒看到我的身影。他一直等到黃昏,等到太陽沉入西山,還是沒有看到我。而這個時候的我,一邊沉浸在於連的命運之中,一邊等待著「國慶節」的到來。此時我根本不知道建弟已改變了時間,不知道他已托家裡人提前通知我,我怎麼也沒想到,就是在這一天,建弟竟會離開這個世界而永遠離去。    
    據後來芳妹說,當她和哥哥在一樓大廳看完《新聞聯播》後,就看見他默默地上了三樓,當時繼父也到上面轉了一圈。10多分鐘了,芳妹和正在廳裡看電視的伯母突然聽到一聲悶響,母女倆萬分驚恐地看到建弟從三樓跌落到窗外的花壇邊……我後來聽說,在出事前的不長時間內,有鄰居看到建弟居然又蹲在樓頂陽台邊的鴿子籠前,默默不語。此時早過了餵食的時間,此時內心很寂寞的建弟也許是想與那些他愛不釋手的鴿子們對話吧。在蹲了老半天後,當他鬱悶地在夜幕在突然想站起來時,不知怎的竟從三層高的陽台邊沿栽倒下來……手足無措的伯母和芳妹抱著渾身是血的建弟哭著呼救,而此時他的那位繼父卻不見影蹤,直到後來建弟沒救了才出現。一個小時後,建弟跟隨伯父而西去……    
    三天後,四處出擊的家裡人才好不容易找到我。當我踉踉蹌蹌地趕到村裡時,哀樂低旋,花圈刺目,巨大的悲哀將我擊倒在頭上包滿繃帶的建弟身上……    
    我痛哭流涕,我大聲哭叫著撕毀了那本《紅與黑》,將碎片凶狠地拋向開空,又把那些殘頁在建弟的靈堂前燒燬,那飛揚的碎片,那低旋的灰燼,像一隻隻充滿哀傷的白鴿子黑鴿子伴隨著我一起痛心疾首。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平時太愛看書,如果不是被那本書所迷,也許我會提前回到家裡,也許我會打電話詢問一下建弟,也許我會及時趕到他身邊,也許他不可能在樓頂上盼望我幾個小時,也許他不會在天色黑暗了還在陽台邊上與他的鴿子對話,也許悲劇不會發生……    
    直到現在,內心痛楚,滿懷沉重負疚的我一直還固執地認為,是我間接地害死了我的兄弟,是該死的文學害死了我的兄弟……    
    2003年清明節,我佇立於京郊那灰暗的小平房裡,面對窗戶外瀝瀝淅淅的清明雨,朝我家鄉的方向遙望,思念我的祖母,思念我的伯父,更思念我那永遠佇立在村頭小山坡上的建弟,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淚如雨下,一如流淌的清明雨。這雨又一次讓我斷魂,好多年沒寫詩的我,又為建弟寫了一首《雨水中的弟弟》:    
    ……弟弟當你以白鴿的姿態/從樓頂上向我飛翔下來時/我一生的思念/從此因你而生長成一棵哭泣的樹/當樹葉每年開始翠綠時/一種叫心疼的東西/因你而淋浴這場清明雨/弟弟雨水中的弟弟/當你倚著四月的墓碑/衝我微笑時/我的生命又會在這一天/被一場清明雨抽得生疼……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92節 我的文學夢(1)

    我的家鄉大冶,地處鄂東南。往東,距離革命老區大別山區咫尺之遙,往北,距中國革命紅色根據地南昌和井岡山也只有200公里。昔日的革命烈火曾在這片土地熊熊燃燒。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家鄉曾是紅軍從鄂南進軍井岡山會師的主要通道,當時家鄉熱血男女紛紛背井離鄉參加紅軍,誓死追隨中國共產黨干革命。大冶先後湧現了開國戰將余立金、伍修權、石海山(石繼明)等戰功赫赫的革命名將。在大冶陽新交界的南山頭,瀕臨陽新的劉仁八鎮,共和國元帥彭德懷和大將滕代遠等人當年就是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小鎮成立了令國民黨聞風喪膽的紅三軍團。彭總和數千名紅軍戰士在此生活了大半年,並在在此與國民黨武裝進行過上百次激戰。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染紅了這一大片沸騰的土地。為了緬懷革命先烈,教育後輩新人,新中國成立後,當地黨和人民政府不但在這些烈士的長眠地成立了南山頭革命紀念館和紅八軍革命紀念館(兩個紀念館的館長均為殷顯揚),還在大冶的青龍山公園內建立了一座高高聳立於青松綠野之間、由聶榮臻元帥親筆題名的革命烈士紀念碑。當年紅軍著名將領程子華領導的聞名中外的「大冶兵暴」,就發生在這兒。    
    這一方紅色土壤催生了許許多多的革命歌謠,我為了搜集整理這些民族文化瑰寶,經常往來於多個鄉鎮間,尋找多位會唱革命歌謠的老紅軍和烈屬,記下了一首首令人激動的紅色歌謠,每當我聽到一首好歌,總是如獲至寶。由我從小就愛聽民間故事,唱民歌,收集民間諺語和歇後語。記得每到炎炎夏日傍晚,吃過晚飯,老人們就會搬一張小竹椅,在屋前樹下,聚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他們除了互相談論一些新近發生的稀奇古怪的事外,往往是許多新奇有趣的民間傳奇。那些神奇瑰麗的故事,總是令我聽得如癡如醉。以致只要一見老人們擺開龍門陣,我馬上就會削尖腦袋擠進人群津津有味地聽。    
    做過小學老師和鄉鎮幹部的父親平時非常好讀書,肚子裡也裝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奇聞軼事,平時也愛講故事。父親一輩子為人很仗義。他30歲那年,一位剛成年的叔叔因得急病而不幸離世,當時用村裡迷信的說法是,青年人最好是不要上前,弄不好會被勾去魂魄。但父親根本不信那一套,與另幾位年輕人上前為死者抬棺。抬棺的共有八個人,鄉間稱之為「八仙」。在「八仙」抬著死者上山安葬時,由於其中一人不小心打了一個趔趄,結果導致沉重的棺材陡地失去平衡,加上他們大都缺乏經驗,以致使棺材的重量往父親他們這邊傾斜,將毫無防備的父親肩膀和腰部當場壓傷。事後,父親又沒有及時去醫院醫治,以致留下了一輩子的創傷,後來就是挑幾十公斤的谷子也不行了。因此他一直幹不了太重的農活,所以除了平時能參加諸如鋤草、犁田刨地之類的農活外,其餘稍沉重一些的農活都無法勝任,於是他閒暇時間全部用來飽讀詩書。他滿肚子稀奇古怪的各類故事,只要他開口講水滸、西遊、封神、聊齋,講從老一輩那裡聽承下來的民間故事,他的大兒子便會雷打不動蹲在他腳邊,聚精會神地聽,一臉癡迷。父親與我就用這種最為原始的方式交流著情感,灌輸給我做人的道理。    
    上學後,我開始嘗試將一些人們口頭傳誦的精彩故事用文字記錄下來。1987年春天,我無意中從《大冶報》上獲悉,全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民間文學搜集工作,並要求各地省市縣各出一套民間故事、民間諺語、民間歌謠三合集,同時縣文化局為了搶救地方民間文化,在《黃石日報》和《大冶日報》上向全縣人民徵集有關地方的民間故事。    
    當時剛剛進入大冶金湖高中的我立馬來了興趣,就把自己耳熟能詳的幾個民間故事,用口語形式記錄整理出來,給了當時的「大冶民間文學三套集成」辦公室的負責人、時任大冶文化局副局長的祝振善。他閱讀後十分高興,因為對於同屬於文字工作的民間文學,一般的文學青年常常是不屑一顧的民間文學,我這位中學生會感興趣。儘管著名作家郭沫若、沈從文及沈的弟子——曾創作了小說《受戒》,《大淖紀事》及大量甘美如醇的散文的名作家汪曾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民間文學,但一般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不願將民間文學放入文學範疇,就像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從事搜集整理民間文學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紀的離退休幹部,或是地方最基層的文化站站長之類對民間文學有著特殊感情和理解的人才願意做的事。當時像我這樣只有十幾歲的中學生,能夠對始終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學感興趣且熱衷於搜集整理工作,地方上還真是鳳毛麟角。    
    幾天後,當時的《大冶日報》「金湖月」副刊上一次發表了兩篇由我搜集整理的民間故事,隨後又在當時的責任編輯查代文老師的幫助下,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賣藥》。後來,《黃石日報》等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我的作品。無疑,面對這一篇篇經自己的雙手變成了鉛字的作品,對於當時尚是一名鄉村中學生的我而言,不啻於一種莫大的鼓舞。    
    我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能在地方報刊上發表作品,還是在我高一時的一位老師的刺激下投稿成的。這位老師是我的數學老師,是我高一時的班主任。由於不大注意學習,加上腦袋太笨,除了對語文有著強烈的興趣外,我的數學課一直不怎麼樣,所以在平時我對上數學課不大感興趣。為了打發那一節又一節的沉悶的數學課,我經常在課堂上偷偷看小說。為了防止老師在講台上面發現,我就故意裝作很認真的樣子,把那本小說放在課桌上,在小說上面壓上數學課本,同時手裡拿著一支筆,裝作寫字狀,而兩眼和全部身心就全投入到課本下面的故事情節之中了。誰知,我這一小伎倆很快就讓老師發覺了。有一次我正在埋頭貪婪地閱讀一本大仲馬的《三劍客》時,不料很快就被講台上的老師發覺了,他手持教棍向我走來,全班五六十名同學的目光齊刷刷地跟隨著向我逼過來,而此時的我正全神貫注沉浸在那引人入勝的小說情節裡頭,對此卻一無所知。直到老師猛的用教棍在我的面前抽了一下,我這才被嚇得魂飛魄散,手忙腳亂的將幾本書同時掉到地上,老師就很得意地讓我從地上將那本壓在下面的小說拿出來,然後當場宣佈沒收。    
    受了這一次驚嚇,儘管我仍然還利用上物理課的時間經常偷看文學書刊,但從此以後在數學課上我再也不敢看任何課外書了。而更令我心裡難受的是,自從那次在課堂上被沒收了那本從別人手中借的《三劍客》後,我的這位老師一直對我心有成見,於是就經常當眾批評我。為了使我端正學習態度,有次嚴肅地當眾批評我說:「我們班上有個別同學現在連自己的課本都學不好,還怎麼能成為作家呢?」。還有一次,我因數學單元測驗成績很不理想,於是這位老師更加借題發揮地當作全班所有同學的面將我大奚落了一頓,並說:「我們班上有個別同學,總是在做什麼作家夢!……如果他什麼時候能發表一篇作品,我就獎他一百倍的稿費……」儘管他當時沒有指名我的名字,只不過像以前一樣又是「指桑罵槐」,但所有的同學都知道他這是在教訓我。我雖然覺得面上無光,在這麼多人的面前抬不起頭,但我的心裡非常不服氣,心想,我偏要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文章給你看看!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93節 我的文學夢(2)

    為了向我的這位老師「挑戰」,有一次我利用班裡搞演講比賽的機會,也沒用演講稿,以《諷刺是良藥》為題,來了個即興演講,毫不客氣地向我的這位老師進行了反擊,同時也向他和所有同學表明了我的決心。半個月後,我在《大冶報》副刊上一次就發表了兩篇文章,後來又在《黃石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當時在我們那所普通高中,能在市級的報紙發表文學作品的學生還是極少的,所以我當時在學校裡很是引人注目,我的那些同學們更是興奮不已。我還記得,我的一位平時最為淘氣的同學特意拿著那份刊載有我兩篇文章的報紙找到那位老師面前,故意歪著頭問道:「老師,你不是說只要他能發表一篇文章,你就獎給他一百倍的稿費嗎?」窘得我那老師很是不好意思。如今,此事雖然早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了,但我對此的印象很深。現在,在十幾年後,我又把此事講出來,絕非故意揭老師的短處,相反,我對這位老師充滿了感激之情,如果沒有他當初的那番「諷刺」,也許我也不會急著去發表作品,並一直堅持讀書寫作至今。我離開我的家鄉已有十四年了,我的許多老師和同學都極少見面了,去年回家時第一次參加了高中同學的一次聚會,這是我在外漂泊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聚會。記得我還特意向大家打聽我的那位老師的消息,想去看望他,只聽說他已在縣城的一所很不錯的高中繼續做老師,桃李滿天下,很受人敬重。那期間,由《黃石日報》主辦、鄂東南地區發行最大的《東楚晚報》正在連載我的第一本書稿《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當時的題目為《臥底記者歷險記》)。    
    我人生之中的那兩年有限的高中生活,是在大冶金湖高中度過的。此地是大冶鄉政府的所在地,又名馬叫,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名,以致它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永難消逝。後來,我從南方到了北京後,在《北京首都公安報》做頭版編輯時,每期都用這個地名作為我的筆名,為每期的頭版頭條寫新聞評論時,一直用的也是這個筆名。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特色,後來在《佛山文藝》、《外來工》等雜誌發表一些法制案例時,我也用這個筆名。從此以後,這個新穎的地名成為了我的眾多的筆名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出我對這個中學時代的地方特殊的感情。    
    由於我平時酷愛文學,所以這個嗜好大影響了我的其他功課,但對我的作文極有幫助。從小學到高中,我的語文成績一直居班裡的前列,作文不但常被語文老師當作範文在班上張貼出來讓同學們學習,更經常獲獎。上高中後,我像其他所有同學一樣,懷揣著大學夢,但依然對文學的癡情不改,反而更濃。我上高中時,全國中學裡就像近年流行少年作家韓寒和郭敬明一樣,正在流行中學生文學,這更吸引了我。我不但自己平時讀書寫作,還像其他中學一樣,帶頭組織高中內幾位愛好文學的同學,成立了一個《金星》文學社,同班同學曹雷任社長,我任主編,李運家和胡紅霞任副主編,當時的夏金蘭、羅志江、熊啟峰、郭慶清、馬拂曉等同學都加成為骨幹分子。沒有輔導老師,有的是我們這些文學少年對藝術癡心的追求。    
    沒有任何贊助,有的只是我們這些文學少年的夢想。我們自己出錢買紙和刻印的材料,大家自己寫稿、編輯、插圖、油印和裝訂。我們的雜誌每月兩期。每月還舉行一次作品討論會或是詩歌朗誦會。我們這個完全由校內學生自發組成的中學生文學社成了當時校園內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線,更成為全校男女學生課餘時間的精神伊甸園。當時雖然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一樣湧現出了成千上萬家由中學生自己創辦的文學社,但我們那個學校卻對我們的行動不置可否,剛開始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到後來,看到我們這個文學社一下凝聚了這麼多人,學校害怕我們長期下去會影響學習,更害怕弄出事來,只讓我們這個《金星》存活了大半年時間就取消了。    
    但從此以後,我更加對文學癡迷。後來,我經常在地方刊物上發表小說詩歌,成了我們鄉鎮出名的小秀才。這年暑假期間,大冶文化局和大冶文聯在位於陳貴鎮的小雷山風景區舉行了一場民間文學筆會,由於我在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上的突出成績,被當時的文化局局長李勇和副局長祝振善兩位領導大力推薦,和文友柯小傑、石顯州、陳軍、余秉賢等人參加了此次筆會,而我則是當時筆會中年齡最小的一員。    
    我和後來一直扶持我的鄉土作家、我的老師殷顯揚,就是在小雷山的風景區舉行的這次筆會上認識的。他雖然臉面削瘦,但長得頗有仙風道骨,待人和藹,滿面的笑容像陽光一樣燦爛,一眼看得出這是個熱愛生活、生性樂觀、待人熱情的師長。    
    當時參加此次筆會的有關人員均是本地頗有聲望的文化界人士,除了殷顯揚老師外,還有時任大冶文聯作家胡燕懷。也是在此次筆會上,我結識了查代文、柯尊解等地方作家及其他文化界名流。此後,我在文學創作上還曾得到家鄉作家黃荊、查代文等老師的熱心扶持和幫助。    
    我與殷顯揚老師的相識相知,不僅在於他是此次筆會年紀最大的長者,也不在於他早已是黃石大冶地區的文化名人,而在於他豁達的胸襟,開朗的性格,公正而又熱情的心靈。筆會結束後,我與殷顯揚老師就開始了書信來往。我常把自己寫的文稿寄給遠在殷祖文化站的他。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他總會在一周內給我回信,不但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寫滿的他的修改意見,而且另外附上一兩頁噓寒問暖的信。他不但關心我的學習和創作,更像一位慈善的長輩一樣關心我的生活。知道我愛讀書,他還經常隨信寄來幾本諸如《長江文藝》、《當代作家》等省內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文學雜誌,還有稿紙……    
    那個時候,我不但與他經常書信來往,而且只要一有空,就會特意跑五六十里的山路前去看望他,向他當面請教有關寫作方面的問題,向他借書看。    
    後來,我立志告別貧困的家鄉外出打工,朝著南方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地流浪;再後來,我又應徵入伍,成為南海艦隊海軍陸戰旅的一員,並很快在部隊裡擔任連部及團部文書,逐漸以發表幾篇習作的作品而受到艦隊政治部有關領導的關注,隨後調入軍區機關專門學習文學創作……我的生活總在動盪與變遷之中,然而這十多年間,無論我置身何處,腳步又將邁往何方,都會寫信向這位家鄉文學前輩問聲好,報個平安。記得就在我入伍的第一年,由於那時我已經在軍地的幾十家報刊上發表了一大疊各種各樣的作品,老人又推薦我加入了黃石市的作家協會,成為了家鄉作協的一名會員。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94節 我的文學夢(3)

    1998年5月,我從廣州回到家鄉看望他時,他因身患肺癌已經臥病不起了。當他得知我剛剛在羊城暗訪歷險後,決定要把這些寫出來。於是,他帶病采寫關於我和鄧世祥在廣州王聖堂臥底歷險傳奇,後來發表在《華西都市報》等報紙上。    
    現在,每當我在京城遙望家鄉的山水時,我總會油然的想起已駕鶴西歸的殷顯揚老師,我的耳畔會響起他那爽朗的笑聲,我的思緒總會縈繞著他對我的循循善誘的教誨;我的眼前總會呈現他清瘦而又頗有仙風道骨樂呵呵的形象……    
    高中時,我的家中遭受了極大的不幸——一場大火將我本來就很貧困的家燒成一堆殘垣廢瓦,我的一大堆小人書和文學書刊全部付之一炬。這場大火使我被迫離開了心愛的校園,輟學後在縣城裡一家工程隊做了兩個多月的苦力,每天在毒太陽底下做十二個小時以上的工作,提灰桶,挑磚,拉沙子,運碎石,挑水,拉泥,每天熱火朝天,幹事得汗水淋淋,但每天也只能拿到五元錢的工資。當時失學後的我情緒一直很低落,每天除了超負荷地勞作十幾個小時,便是拚命地讀書,很少與人來往,我的性格也變得極為木訥和內向。我記得,當我接到文化局發來的參加小雷山筆會通知後,窮得連幾元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的我,硬是從我的那個叫石應高的村子走到三十餘公里的大冶縣城的。    
    我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看書,當然幾乎全部是中外名著,還有像《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當代》及《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文學雜誌,有一些報紙。由於我那個村本來就窮,大隊裡的幾個錢大多是被那些自私自利的村官們給吃喝掉了,根本沒有訂什麼報紙,村民們從來也看到過那些報刊。    
    在我上中學後,我常去大冶縣城,不是住在我的外婆家,就是住在我的伯父家裡。因為他們這兒不僅生活條件遠比農村好,更主要的是,這兒隨時可以看到報紙。在伯父家,更是有各式各樣的書籍,而且他還不惜本錢為建弟和芳妹訂賣了大量的諸如《兒童文學》、《少年文藝》、《故事會》、《童話大王》等少年兒童書刊。伯父去世後,我也很少再有那種溫馨的回憶了。再後來,因家中失火而被迫輟學後,我又加入了建築大軍中,從事著極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儘管如此,我還是特別渴望讀書。青春成長期的苦惱和困惑,都是靠那一本又一本的書刊解脫的。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為了看書,為了及時看到報紙,經常一個人從村莊出發,沿著那一條剛剛通車不久的鐵路,走30多公里的路程到大冶縣城,去圖書館看書。直到圖書館關門,裝滿了腦袋剛汲取的雜亂知識的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又沿著鐵路,頂著漸濃的暮色,步行30多公里,回到家裡去。一來一往,我很快就和圖書館裡的幾位工作人員混熟了,他們有時還讓我將雜誌拿回去看。後來,我在老祝的幫助下,在圖書館裡辦了一個借書證,從此我也以像城裡人一樣,經常去圖書館借書,並可以自由地拿回家看了。    
    農閒之餘,我把沾滿泥巴的褲腿高高挽起,赤著雙腳,手拿記錄本和圓珠筆,見到平時會講故事的老人就糾纏人家講一個故事,或是追著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唱幾支山歌給我聽;一到盛夏的夜裡,村前村後,水塘邊,樹底下,只要哪兒坐滿了人閒談,我就會一頭扎進去,聽見有人講的精彩故事和笑話,馬上用筆記錄下來,完全不顧別人的譏誚和嘲諷。    
    入伍後,我在緊張的訓練之餘還是忘不了我的文學夢。當時我們海軍陸戰隊在北部灣進行每年中最為艱苦的「海訓」時,由於軍訓艱苦,時間也極為緊張,無法安下心來讀書寫作,只有到了每天夜晚,上床休息時,我才能偷偷讀書寫作。記得當時擔心被人發現挨訓,每到夜裡熄燈時,我就將厚厚的被子緊緊地蓋在頭上,縮在被子裡頭,伏在床上,用手電筒照著寫作,到第二天再將寫好的稿子悄悄寄出去。就這樣,我用此方法,將千萬情愫付諸筆墨,一篇篇沾染著海風濕鹹氣息的散文、詩歌不斷發表在軍地報刊上。後來,我的小才幹很快受到有關領導賞識,先抽調出來辦黑板報,又被調往連隊當文書。半年後,又被調往艦隊政治部學習文學寫作。    
    調入艦隊後,我在海軍著名詩人、作家、我的老師陳知柏等幾位作家的幫助下,曾創作過一組反映抗日的歷史小說,被我們的創作室主任宋樹根老師推薦到《解放軍文藝》,雖然後來編輯來信說,這些小說都寫得不錯,可以發表,但現在雜誌關注的是當代軍旅生活的作品,要求我寫些反映當前部隊生活的作品。後來,其中一篇題為《馬尾》的短篇小說被《海軍文藝》選發了。看到自己的作品與海軍的幾位著名作家的作品發在一起,我心裡自然是甜滋滋的。    
    現在,我從一個愛好文學的貧困鄉村少年,帶著人生瑰麗的夢想,從南到北,在江湖上浪跡了十多年。雖然除了發表在全國各大報刊上的200餘萬字的新聞作品外,在文學上幾乎是零。但回頭審視過去,我發現我的路就像一個圓,以文學為頂點,流浪為半徑。在圓了我的記者之夢後,三十而立的我,現成居然又像昔日浪漫的少年時期一樣,又重溫起我的作家夢起來了,我準備把我這十幾年的歷險、流浪、收穫、痛苦、歡樂寫成書。除了當前在正忙碌著了幾本紀實作品外,我目前也已動筆創作的記者三部曲長篇小說,第一本《流浪記者》已寫了十多萬字。為了揭露社會中的醜陋的黑暗,為了忠實是履行一名新聞記者的職責,我這十年來多次遭受批評對像各式各樣的打擊報復,經過四次訴訟,多數次被人威脅辱罵,多次遭受人誣陷和誹謗,被有關部門戴上手銬,以犯罪嫌疑人的名義非法拘留過11天,特別是,我在南方四次歷經死裡逃生……但是,我從來不後悔,我從來認為寫批評報道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儘管歷盡了人生之中的各種慘痛的坎坷,但我從來沒有氣餒。記得魯迅先生曾在《熱風》中激勵我們:「願中國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像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是的,人活著就要讓自己的青春發熱發光,為我們這個社會,為我們這個國家,為我們的老百姓,為了石野自己。    
    無論是在軍旅之中,還是在流浪的旅途中,我常常這樣質問自己:我會成功嗎?我雖然天生笨拙,但我從沒有對自己失去自信心。只要認準了的路,我就會勇往直前的走下去。    
    文學對於我這樣的文學青年尚有幾分莊重,早在少年時代,我這個鄉村少年就被其誘惑被其拉著誤入了一種痛苦的「歧」途。「文以載道」,文學是那種能在你的心中悄然播下些種子,至於這種子何時成苗育果、果實漿質如何,除了天時地利,陽光雨露外,那更得靠自身的努力了。    
    文學,翠綠了我青春的伊甸園;文學,裝飾了我流浪的夢想。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1)

    2004年初春,京城乍暖還寒。一個從遙遠的江蘇省灌雲縣城傳來的消息,使我在寒冷的奔波中更覺心的冰涼。這是一位讀者打來的電話:石記者,你在北京出門一定要當心呀,聽說孫恆俊已多次派黑道的人去北京找過你,這個人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與此同時,又有當地檢察院的同志告訴我:我們發表在《法律與生活》雜誌上的那篇報道後,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重視,孫恆俊的違法行為終於被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正式立案,不日即將轉交給當地法院開庭審理。    
    事情先從當地一位叫李紅的下崗女工的遭遇說起吧。    
    時年26歲的李紅,原系江蘇省灌雲縣某廠職工,4年前下崗後,她在親友的幫助下決定從事經營銷售煙花爆竹的生意。在有關部門辦理了各種合法手續後,開始對外營業。之後,此項管理權從公安消防部門移交到公安治安部門管理。就在李紅按規定前往公安部門欲辦理有關移交手續時,沒想到卻遭受到了一連串災禍。    
    2001年5月的一天,當李紅的丈夫、縣交管站職工秦禮權前往縣公安局治安大隊辦理進貨手續時,治安大隊教導員孫恆俊公然向他索要巨額錢財,秦只好說,現在生意剛開始,只能等賺到錢以後再說。但大權在握的孫恆俊根本等不及。2001年6月27日上午,孫恆俊突然找到秦禮權和李紅說:「有個叫何××的人找到我們的副局長,要求代替你現在的經營,對方願出價8萬元,如果你家拿來這筆錢,我們還是讓你做,如果不願意給,你就不用做了……」當天夜裡,秦禮全只好帶著借來的3千元現金前往孫家求情,稱現在實在拿不出這麼多錢,待生意好轉後,一定交出。但孫對這點錢根本不屑一顧。2001年9月孫變相地取消了他們的合法經營權。後來,秦禮權只好和三嫂一起與取得合法經營權的縣煙花爆竹專營公司簽訂合同,在縣商貿城點批銷煙花爆竹,並在有關部門辦理了所有合法手續。然而,治安大隊又以市公安局對他們家倉庫驗收「不合格」為由,責令他們當天將價值80多萬元的煙花爆竹全部搬出倉庫。    
    誰知,就在第二天,即5月20日下午,孫恆俊和郝明軍明軍駕著小車帶著幾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和保安直撲李紅的住處,強行砸爛兩道門鎖,將存放在此處的價值80多萬元的煙花爆竹(這些貨物是李家從縣專營公司購進的,均有購貨清單),並把秦禮權的姐姐秦雪存放在此的價值近20多萬元的皮鞋全部洗劫一空。    
    直到晚上,李紅才獲知家中遭遇的劫難,她當即和秦雪一起趕到縣公安局治安大隊,指責他的非法行為,並強烈要求孫退還有關貨物。孫滿口答應,但一直不見行動。後來他們獲知,那些貨物早在第二天就被孫擅自以低價賣給別人了。當天,李紅又去找孫和郝明軍要貨,郝明軍強行將李紅帶到辦公室後,這才拿出一份早就擬好了的所謂材料要求她當場簽名。李一看,發現上面寫的內容根本就不實,就不願簽,郝明軍即對她惡言威脅,並打了她一個耳光,逼她簽字。    
    為防當事人繼續到有關部門告狀,孫和郝明軍又從他處拿來與李紅家根本無關的物品送往市公安局檢驗。然後,孫又利用縣公安局一個民警著手做偽證:故意將取證的日期提前寫在材料上,還採取誘導和威脅的手段迫使現場有關見證人做假證,並偽造了大量的書證和言證材料,以證實他們扣押的物品是從非法渠道得來的違禁品;同時,郝明軍還威脅李紅臨時租住的房東,要求對方作假證。當房東如實指出,李紅租的房子根本就沒有存放什麼違禁品時,郝明軍惡狠狠地威脅道:如果你不按我們公安局的意思辦,我們就可以隨時把你關進看守所裡!對方只好在那份早就準備好的材料上簽了字。他們又趕緊草擬了一份要求將李紅實施勞動教養的報告,但縣公安局法制科的負責人當即指出李紅根本構不成勞教的條件。孫見狀,忙拿出1萬元現金交給法制辦的負責人,企圖收買他,被當場拒絕了。以上事實,連雲港市檢察院瀆職侵權處的負責人胡主任進行了查證,同時省廳紀檢部門的有關人員也對此事進行了查實,但公安局卻對此置之不理。    
    一心要置李紅於死地的孫恆俊又特意來到灌雲縣檢察院批捕科,要求對李紅實行批捕,但有關檢察官經認真調查,認為李紅是合法經營,根本不構成犯罪,拒絕了這一非法要求。誰知孫當著幾位檢察官的面竟說:如果你們發文批捕李紅,我代表治安大隊給檢察院5萬元的辦案經費,但當場被幾位檢察官轟了出來。關於此事的經過,市檢察院的專案組也記錄在案。    
    隨後,孫恆俊、郝明軍又炮製了一份假材料遞交給市公安局和省廳,要求辦李紅勞教,後來市局和省廳都明確答覆李的行為不符合勞教條件。儘管如此,孫等人還是不肯罷休,最後竟然將此當作刑事案進行立案,同時還幾次開著警車衝到秦家對李紅進行威脅和恐嚇,使神情恍惚的李紅四處躲藏,並於2002年12月2日夜晚在家服安眠藥自殺,所幸被家人發現搶救過來。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2)

    憤怒之餘,秦家當即向灌雲縣和連雲港市檢察院及相關部門控訴孫恆俊等人的非法行為。鑒於案情重大,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當即對此立案進行調查。    
    接到李紅的控訴後,2003年7月18日上午,我和《法律與生活》雜誌的政法記者晏宴斌、《檢察日報》記者李勇一起,從北京來到了灌雲,對有關情況開始進行深入的調查。    
    上午8時許,我們一行三人來到灌雲縣公安局,找到了一位顏副局長。他稱,此事全局的人都知道,市檢察院也曾經來調查過,局裡很重視,但由於事發時間太久了,加上自己是今年才從外單位調過來的,所以對詳細情況不大清楚。他告訴記者,幾位局領導很忙,沒時間接受採訪。但這位熱心的領導倒客氣地對記者說:「我還是幫你聯繫當事人吧。」    
    5分鐘後,身穿警服的孫恆俊急匆匆地趕來。他笑容可掬地把我們三人領到了他的辦公室,又滿臉委屈地向記者喊冤:「秦家誣陷我!他們的非法違禁品被我沒收後對我懷恨在心!」記者與孫恆俊對話如下:     
    記者:「你們在執法時是否出示過有關證件,履行過有關手續?」    
    孫:我們當時是正常檢查,而不是搜查,是不需要出示任何手續的;持證搜查是針對刑事案件,只能是在立案後,而此事是屬於治安部門管的。由於當時房東都不清楚租房者是誰,加上天快黑了,我們找不到當事人,就將那裡面的違禁品全部拉走了,不過事後找來當事人補充了記錄。    
    記者:聽說當時你們執法時有清單,還對現場進行了錄像和攝影,能否給我們看一看呢?    
    孫(有些不自然地):這……這些資料早被檢察院拿走了。    
    記者:你們當時在現場是否還看到其他的物品,比如皮鞋?    
    孫:這個我不大清楚,我曾聽辦案人員說,當時只有違禁品,並沒有皮鞋。    
    記者:聽說是你親自帶人去查封的?    
    孫:(理直氣壯地):我從來就沒有到過現場,因為我是治安大隊的領導,這種小事一般都是手下的人去辦的,我只是指揮辦案。    
    記者:我們瞭解到,當時你不但駕駛著一輛白色本田小車第一個趕到現場,而且當時還當眾強迫運貨的司機做假證,否則就不支付有關車費。有這麼回事嗎?    
    孫:這是瞎說。沒有這回事。我從沒有到過現場。    
    記者:你們後來找到當事人了嗎?對方是否有合法手續?你們執法時向對方出示過查禁的清單了?    
    孫:我們後來查清了,是秦禮權的老婆李紅的,她雖然有一個銷售證,有合同,但不合法,因為她的合同是與日雜公司簽的,是內部承包的,沒有經過我們同意,當然是違法的,她的特許經營證早被工商部門給取消了。特許銷售證以前也是在消防部門辦的!我們接管後,他們沒辦移交手續。    
    記者:你們在後來的取證過程中有無打人罵人?警方手段合法嗎?    
    孫:我們民警從不打人罵人,我們的行為沒有任何違法亂紀現象。    
    記者:聽說公安局曾經打算送李紅勞教,但被公安局法制科及相關部門退回,是否有此事?    
    孫:沒有這回事!我認為,主要是對她實行勞教太輕了,因為李紅公然私存和出售違禁品,而且經我們送交市局檢驗,火藥含量已超過了正常的標準,她的行為已觸犯了刑法,應受到刑法的制裁。但她一直在逃。    
    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孫恆俊在採訪過程中還特意向記者出示了一份蓋有縣公安局紀委大紅印章的所謂調查報告,上面也稱李紅的行為已涉嫌構成非法儲存易爆物品罪,應追究刑事責任。同時,記者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有「……教導員孫恆俊當即帶員趕到現場」的字樣。當記者指著上面的黑字詢問他時,他揉著眼睛看了看,極為難堪地訕笑著說:很可能是別人寫錯了……但他真的是沒有去現場……    
    那麼,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經我們調查,李紅在零售煙花爆竹期間,不但辦理了工商營業執照和稅務證,而且更有《江蘇省爆炸物品銷售許可證》(編號為公爆銷字第X015號),發證機關就是灌雲公安局,發證日期是2001年9月20日,有效期是2002年9月30日;同時經營此特殊業務的秦禮權還曾於2000年9月在江蘇省公安廳消防局接受了全省統一的從事煙花爆竹類產品的檢驗工作培訓,經考核後於2000年9月22日拿到了省廳頒發的合格證件。但孫卻支支吾吾地稱,這些證件都不是合法的。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3)

    面對記者的採訪,坐立不安的孫多次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證:我完全可以黨性和身上的警服擔保,我所說的一切全是真話,希望你們記者一定要明查,不要聽信對方的胡說八道。他還滿臉委屈地喊冤:沒想到,我們警察在正常執法時會受到誣陷,特別是市檢察院的那幾個檢察官,他們偏聽偏信,對我和郝明軍××傳喚過,使我們失去人身自由幾個小時,給我們的良好聲譽帶了很壞的影響。孫一再強烈要求記者對市檢察院有關人員的「惡行」進行曝光。    
    7月15日下午,連雲港市檢察院瀆職侵權處的翟處長和負責此案的胡主任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翟處長說,他們對有關涉案人員都進行了傳喚,其中的主要人員孫和郝明軍分別傳喚了12個小時。據我們調查,孫到過現場,後來他自己也承認了。翟處長指出,治安大隊對當事人李紅做出勞教是錯誤的,有關材料後來均被公安局法制科退回。當記者問及治安大隊有關辦案人員為了使李紅達到勞教的目的而作的一系列假證,以及他們為了使之受到刑法處罰做的一系列假證是否涉嫌偽證罪和誣告陷害罪時,翟處長答覆道,經我們的調查,公安違法是肯定的,但還沒有構成犯罪。之所以出現當事人四處投訴,主要是因為警方沒有嚴格執法而造成的。當記者問及,此案拖到現在還沒有結果是否因為在辦案的過程中受到壓力和干擾。翟處長遲疑了半天才說:壓力沒有,但干擾是有的。他還說,由於孫恆俊等人至今不肯提交當時的有關錄相,底片又曝光了,所以對於實際情況不好下結論;對於郝明軍當時是否打罵李紅,並逼迫她簽字,由於當時無其他證人,郝明軍又死不承認,所以即使當事人後來有自殺行為,也不能肯定是由郝明軍的行為造成的。由於拿不到警方犯罪的證據,所以他們最近只能就民警非法搜查一事先向灌雲縣公安局發出「檢察建議書」,建議對孫恆俊等涉案人員進行黨紀和政紀處分。    
    我們同時還從直接負責此案的檢察官胡愛民瞭解到以下情況:就在他們對孫恆俊和郝明軍明軍等人進行調查期間,孫多次打來電話求情,還四處托人向他求情,並企圖用金錢收買他。孫幾次要求請他和全家人吃飯,表示要上他家坐坐。胡檢察官對此極為反感,大聲告訴他:「有什麼事,請你在我上班時間時到檢察院找我,直接到我的辦公室說吧。」    
    更令匪夷所思的是,其中的郝明軍明軍還不顧他的多次拒絕,竟然在一個夜晚,突然衝到他的家中,並掏出幾千元現金,直往他的懷裡塞,氣得胡檢察官連推帶拉,好不容易才將這位公然賄賂的民警驅逐到門外。    
    有關孫的案子雖然是市檢察院調查的,但由於各種原因,此案遲遲沒有結果。由於此案在檢察院內部意見不一,爭議較大,6月中旬,連雲港市檢察院瀆職處將有關材料和所掌握的情況,送呈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檢察院審核。    
    2003年7月16日下午,我們一行冒著酷暑來到了江蘇省高級檢察院。該院獲知我們的採訪意圖後,十分重視,特意讓瀆職紀檢處的於處長向我們介紹了有關情況。這位待人非常熱情的於處長稱:對於此宗地方民警違法違紀的案情,他們早就知道,當時連雲港檢察院確實將有關案情反映上來,但按照有關法定程序,由於此案並非涉及廳局級幹部的違法違紀問題,只能由市級檢察院立案調查。他們只是對此案提出了一些個人看法,當時還要求連雲港市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一定要以法律為準繩,依法辦案,排除干擾,徹底將有關情況調查清楚;如果有觸犯刑法的,不管對方是誰,一定要對他繩之以法,嚴加懲處,絕不姑息。    
    其實,早在2002年8月20日,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蘇北小縣城就因為縣公安局有關人員製造了一宗駭人聽聞的「暴力取證」事件而聞名全國:一位從黑龍江農村剛來到灌雲蘇雲賓館當服務員4天的少女紀海雲,大白天正在賓館大堂內與幾名女服務員聊天時,突然被縣公安局防暴大隊一夥全副武裝的警察強行帶走,並被毫無證據地誣陷為「賣淫女」。因紀「拒不承認」,隨後,在有關領導的指使下,她被其中的楊某和侍某等幾名警員毒刑拷打長達3個多小時,直到昏死過去……醫院為此發出病危通知書。    
    據紀海雲說,其中一個警察在施刑過程中曾向在場的主管治安的副局長廖某請示過,得到的答覆是「照老辦法辦,我看她不會是江姐吧?」    
    經法醫鑒定,紀某被打成輕傷。但據知情者透露,如果不是在本地做鑒定,紀的傷情肯定不是這個結果。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4)

    蘇雲賓館的老闆焦克卓和妻子蘇某氣憤地告訴我們:公安局說紀某賣淫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她們4個女孩來灌雲才4天時間呀!退一萬步說,就是有問題也不能用刑啊!老焦夫婦氣呼呼地說:公安局之所以在大白天不惜出動防暴大隊來我們這兒抓「賣淫嫖娼」,只不過是一個借口,實際上是某某局領導惱怒於他們不識相,沒有定時「進貢」而已……    
    「暴力取證」之事發生後,由於地方部門處理不力,老焦只好向省市有關主管部門投訴,並向全國的數十家新聞媒體求助。    
    聞訊後,主管治安的副局長廖某把焦找到辦公室惡聲威脅道:「你不想在灌雲呆下去了?你還敢帶她們去市裡告狀?快把照片和底片交給我,否則我馬上把你們送入牢房……」     
    2002年9月30日,灌雲縣人民政府分別給予暴力取證民警侍某、楊某開除公職處分;12月30日,侍某被灌雲縣法院一審判處2年6個月有期徒刑,楊某被判處2年有期徒刑。但面對判決,兩人均不服,上訴被駁回。    
    當地群眾更是紛紛質疑:「對這樣一宗社會影響如此惡劣的事,為什麼只處理了那兩個小警察?在場的領導為什麼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沒有那些領導的帶頭和指使,兩個小警察敢對一個無辜的小姑娘下如此毒手嗎?他們只不過是替罪羊!」    
    據瞭解,這家蘇雲賓館在他們這兒很有名氣的,生意一直很好。發生「暴力取證」事後,再也無法經營了。2003年1月1日,警方交給焦一份總造價為81600元的工程合同,但對賓館的損失賠償卻隻字不提。至今,老焦夫婦依然在為他們的賠償走在漫漫上訪之路上。    
    2002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聯辦的《檢察風雲》雜誌、《新民週刊》、《新民晚報》及人民日報主辦的《時代潮》雜誌均先後對此惡性事件進行了披露,一時灌雲警方的「暴行」震驚全國。此時的縣公安局局長馬文華這才慌了手腳,多次指派手下的孫恆俊找到焦某協商說:「……局裡決定對你家賠償,對外公開賠償紀某5萬元,不公開賠償7萬元,共計12萬元,這事只有你夫妻倆知道,不許告訴任何人……」並答應由警方批給10萬元的工程給他做。    
    不久,灌雲有關部門給予主管治安的縣公安局副局長廖某和治安大隊教導員孫恆俊等人行政記大過處分。    
    2003年4月,在連雲港市和灌雲縣多名人大代表的多次過問下,灌雲縣公安局局長馬文華被就地免職。    
    後來,就是這個馬局長,在孫恆俊來京「疏通」關係時,卻通過其手機連連向我大呼冤枉:「那件事完全是廖亞東一手操作的。不能把責任全推到我一個人頭上……」並請求北京的記者找關係救救他,幫助他官復原職……    
    令我們沒想到的是,因為害怕我們曝光,孫恆俊四處打聽我們的情況。回京後,我整理了採訪筆記,又認真對有關材料進行分析,寫了一篇長達5千餘字的新聞稿子。第二天,當我正準備發稿時,我的手機響了,孫恆俊在電話那頭用委婉的語氣向我求情:「石記者,我正要找你向你匯報呢……這個,這個稿子能不能先不發呀?……只要不發稿子,我一定會來北京重重感謝你們幾位記者。其他的事都好說……」我馬上回答說:「我很忙,沒有時間。」    
    沒想到,幾分鐘後,孫又撥打我的手機,他在那頭再三懇求我千萬不要發這篇稿子,並訴苦道:「我真的是很冤枉的,我可以拿出好多證據,石記者,你一定要相信我。請你在這關鍵時刻一定幫我一把,不要發這篇稿子,我馬上來北京……」後來,孫又一連幾次來電話,我沒理睬他。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5)

    第二天下午5時許,孫突然又來電話,他在電話裡客氣地說:他已到北京,是特別來向我匯報工作的,希望我一定抽時間見他。    
    我當即與當事人秦雪和秦禮權通了電話,把孫恆俊已經到京並要求見我的事情告訴了他們。秦雪一聽,當即說:「我早就知道他們會這樣做的,以前老焦家的事發生後,他們也跑到上海和北京去找記者說情,企圖行賄人家,這是公安局的常用手段。石記者,我給你出一個注意,最好見他一面,看看他葫蘆裡到底裝的是什麼藥;如果他真的是想收買你,那我們不是又有了新的證據麼?你可以大膽地收下他的錢,然後我們一起送到檢察院去……」秦雪和他的家裡人在電話那頭再三對我說:「石記者,我們非常相信你,通過這幾天的短短交往,我們耳聞目睹了你們這些記者的採訪作風,我們相信你!」    
    身著警服的孫恆俊乘坐著出租車來到了通州區。他當著我的面付了200元的打車費,提著兩個裝滿東西的提包笑容可掬地向我打著招呼。此時正是午餐時間,於是我帶他進了附近的一家價錢較為便宜的酒店。儘管我再三聲明不喝酒,但孫還是很熱情地硬是要了一瓶高度「貴州醇」白酒。並不顧我的勸阻特意多點了幾個菜。他熱情地為我敬酒又敬煙,見我真的是煙酒不沾,只好獨自享受。    
    他直截了當說明了來意:請求我不要發表那篇新聞稿。我乾脆告訴他,稿子已寫好,不可能不發的。有何事請當面說清楚。    
    孫端起白酒,向我訴苦道,他真的是被李紅一家冤枉的,是受到誣陷的,希望新聞記者能為他這樣的優秀警察伸張正義,維護他的合法權益。他還說,只要我答應不發稿,他可以重謝我,什麼條件請我儘管開價。    
    見我不表態,他只好一邊訴苦,一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那一瓶白酒很快被他喝光。其間,他的手機響個不停,他不時地跑到外面接電話。    
    飯後,我借口辦事,跑到附近一位朋友的辦公室休息了一會兒。誰知,在此期間,孫又不停地打我的手機說,他有要緊的事與我商量。我只好到他所住的酒店門口與他再次見面。由於中午孫搶先付了賬,晚飯我正好回請他一次。我不能白吃人家的。    
    為了有個見證人,我特意帶上某單位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小張。晚上,孫執意要到附近的一家川菜酒樓,搶先點了好幾個價格昂貴的菜,並要了一瓶好酒。我暗暗叫苦,因為午餐我想結賬時,早被他搶著付賬了,晚上我本來想回請他一次,也算兩清。誰料這個能吃又能喝的教導員,又點了五六個菜,還有一瓶價格不菲的紅酒。看來這頓晚飯我得大出血了。大概是因為有陌生人在一邊,他再也不像午餐那樣談稿子的事了,而是一個勁兒地請我和小張喝酒吃菜,他自己則不時地吞雲吐霧,一邊海闊天空一氣神侃。他一會兒說自己工作是多麼努力,平時是多麼優秀能幹;一會兒又說,如果不是受那次「暴力取證事件」的影響,他此時肯定是縣公安局的紀委書記了,還說他是被領導利用了,做了人家的替罪羊。同時,還多次替因為此事剛被免職不久的原局長馬文華連連叫冤,說他是一位多麼廉潔奉公的好領導,平時與自己的關係非常好,如果他還在職,自己目前肯定得到重任了。    
    說到這兒,孫幾次要求我最好能幫忙從北京高層找關係,好讓馬能官復原職。為了表示誠心,孫又當著我們的面給那個馬局長打電話,先是他用家鄉話嘰哩呱拉地說了20多分鐘,然後又將手機遞給我,讓我安慰一下他的老領導,還說只要我能幫忙從中央找到關係讓他復位,他們可以出100萬元。對這個馬局長的大名,我早從有關報道中獲知,更從灌雲多名喊冤的群眾中知道了他的為官之道。此時我正好能從他的口中探聽到更多的新聞內幕。    
    馬的聲音顯得很蒼老,他也一再在電話裡頭連連喊冤,說那事(暴力取證之事)根本與他無關,但沒想到把他搞下來了!他氣呼呼地說:這都是那個副局長廖××和政委宋××等人搞的鬼……他也像孫一樣迫不及待地希望我能幫助他官復原職。為了獲取有力的證據,我也悄悄地對這次孫所說的話及馬的電話都進行了錄音。    
    飯後,當孫得知我還要接一位來自北戴河的朋友後,當即表示要為我的這位朋友買單。他在通州賓館開了房間。    
    當我的朋友來到通縣時,已是夜晚11時許了,孫趕緊又用他的警官證開了房間。來人叫沈淑萍,是北戴河醫院的一位醫務人員,也是另一宗案件中的受害者,有關她的訴訟故事,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將作專門的介紹。沈姐這次來京又是為官司的事。每次來京,她都要來找我反映官司的進展情況。為了替她節約經費,我都想法幫她找住的地方。    
    在我和沈姐談話時,孫恆俊顯得很忙碌,進進出出,不停地用手機與家鄉人通話。    
    也是這天夜裡,孫趁我不備,偷偷從我的包裡偷走了那份打印稿,那情景頗有點蔣干盜書的味道。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下崗女工的血淚控訴(6)

    第二天,我因有事而離開,孫趁此機會與沈姐不停地套近乎。中午時分,他突然來電告訴我,他想到城裡面去住,說這兒的賓館檔次太低,他夜晚睡不好。然後,勸沈姐一起趕往金台路的一家檔次較高的招待所休息。    
    看到我沒有表態,孫恆俊又在這家招待所裡請求我們不要發稿,還說他願意花錢消災,並小心翼翼地詢問我,秦雪他們家為告他花了多少錢。我早就瞭解到,孫的所作所為令李紅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更使她和秦雪經濟上遭受到巨大損失,事後孫根本就不肯賠償一分錢。我決定「釣魚」,並決定用早就與秦雪他們商量好的一番話來「釣」他,這既能多掌握此君的一份罪證,說不定又能促使孫對秦雪他們的損失進行一定的賠償。我故意說道:他們家為了與你們打了這場官司花了20多萬元,你們不早就說想用錢私了嗎?為什麼不賠人家錢?隨後,我又說,你得把秦雪家的損失給他,我們再考慮其他的事。他聽到我開口,當即興奮地表示:願意馬上把錢交給我。我當即拒絕道:這是你們和當事人之間的事,你們當面交給當事人。    
    後來,孫說,局裡讓郝明軍明軍送錢過來。又說,他可以送我一部小車,讓我高抬貴手,放他一馬,以後他當了公安局長一定感謝我。    
    我把有關情況告訴了秦雪。他們要我多個心眼:這個孫恆俊不是一般的狡猾,更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他這次來京的目的太明顯了。    
    當天下午,孫恆俊哭喪著臉說:局領導說這筆錢不願出,應由我本人出,可我沒有這麼多錢。石記者,你要相信我,我可真是被人誣告陷害的呀?請你一定要為我做主,不要發那篇稿子,讓那幾位記者一起幫幫我吧……說著,說著,他竟然撲通一聲跪在我面前,聲淚俱下地哀求我幫忙做秦雪家的工作,不要告他了,他可以賠償一切損失,還說願意送給我一部小車,送給我幾十萬元錢。當他從包裡掏出一厚疊現金要求我收下時,被我婉言拒絕。    
    看到這樣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跪倒在我的面前,我也被弄得手忙腳亂,我決定結束這場「遊戲」。孫跪在我面前哭著向我請情的一幕正好被剛推門進來的沈姐看到。    
    見我的工作不好做,孫背著我竟又做起沈姐的工作來,他企圖通過沈姐來說服我。以至不明真相的沈姐多次對我說:你就不要管這事了吧,看到他一個大男人哭哭啼啼的樣子,我早就心軟了……    
    我說:要是我真的收下他的錢,不發出那篇報道,我又怎麼對得起那些信賴我的受害者呢?    
    就在沈姐辦好事離京回家時,孫一副好客的樣子,一定要打車送沈姐到北京站,後見沈姐堅決不同意,他就又將她送到了附近的一個地鐵口。趁我不在,孫硬塞給沈姐幾千元錢,但被沈姐婉言謝絕了。儘管如此,孫並不死心,最後還是趁沈姐下車之際,偷偷地又塞了1000元現金到沈姐的包裡。當天夜裡,沈姐回到北戴河家中後才發現。第二天,沈當即將那1000元錢通過郵局從北戴河寄給了灌雲縣公安局孫的單位,並把有關憑證保存了下來。這位善良的大姐直到這個時候才恍然大悟:孫恆俊這是在收買她,企圖讓她在我的面前幫他說話!她這才明白,這位在記者面前跪地求饒並痛哭流涕的治安大隊教導員實在不是省油的燈。沈姐不由為我的安全擔心起來:這傢伙表面看起來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沒想到對待老百姓是這麼心狠手辣,你可要小心啊!    
    是的,這個詭計多端而又心懷鬼胎的孫恆俊絕非等閒之輩,他既能在我的面前下跪作揖流鱷魚眼淚,亦能轉過身去從背後來一槍。其實,早在與這個孫恆俊剛見面的當天下午,我就發覺他經常對我說話進行偷偷錄音,這個自以為聰明的傢伙也許沒想到,隨身攜帶採訪機的我當即也來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他要求我幫忙與中央黨校為他找進修指標,幫助原公安局馬局長說情,願花100萬元幫助老上級官復原職;他編造多種謊言中傷當事人秦雪一家是如何如何的壞、秦和調查他的市檢察院的胡主任之間如何如何的有曖昧關係,以及現任的魏局長是如何不理他的「茬」而「排擠」他,他願送記者小車和大筆錢,等等的原話,我都悄悄地進行了錄音,以防他翻臉不認賬。在他離京前,儘管他再三推托,我堅持扔下500元錢,以低他的招待費。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孫恆俊見收買我不成,離京後立即變得判若兩人,不但對我四處控告,還說他回去後,我曾多次打過他的手機要錢,云云。當他得知我將他進京企圖行賄記者的醜行向連雲港市檢察院報告後,這傢伙又趕緊炮製了一大堆所謂的事實與理由為自己辯護,並一口咬定是我為了向他索要錢財而叫他來京的,同時還誣稱我企圖敲詐勒索他……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打黑警察攜槍進京上訪(1)

    其實,說起來,孫恆俊之所能如此長期囂張,除了其身後有特殊的保護傘外,更與他工作和生活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灌雲縣公安局部分人員違法違紀知多少?這不僅躲避不了當地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更避不開公安局內部多數的富有正義良知的公安幹警。2002年秋,在耳聞目睹了自己供職的公安局有關人員在暴力取證案件的所作所為之後,灌雲縣公安局副主任科員劉金杭在沉思之餘,撰寫了一篇《刑訊逼供成風「愛民」傳統丟盡——對幹警刑訊逼供致傷少女案的調查與思考》文章。    
    正因為這篇文章,劉金杭得罪了原局長馬文華、副局長廖某等人。2003年9月3日,他突然因為幾年前的一宗案子,被灌雲縣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和「受賄罪」被判刑入獄6年,二審改判為5年6個月。一些知情的警官紛紛為他打抱不平說:這兩個罪名根本站不住腳,只不過是人強加給他的。    
    對於灌雲縣公安局部分人員的行為極為憤慨並斗膽舉報的,還有一位打黑刑警曹成軍。    
    2004年2月22日上午,春寒料峭的京城正淅淅瀝瀝地飄灑著第一場春雨,在北京東城區某中央部門大門前,一位身材魁梧、身著警服、佩戴警徽的中年民警,正滿面淚痕地跪在大門口,雙手高舉材料喊冤,在寒風冷雨中長跪不起。此事當即驚動了有關領導,一位負責人接見了這位兩眼通紅、神情憔悴的中年民警,並熱情地為他端來了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水。瞭解到有關情況後,一位負責人緊緊地握著他的雙手,安慰他說:「您所反映的問題我們一定會派專人查處,請您放心回去吧……」隨後,這位神情憔悴的民警又手持材料來到國務院信訪局、公安部等繼續上訪……這位跪地上訪的中年民警就是曹成軍。這已經是他數次進京上訪了。早在2001年11月14日,他曾因揭露縣公安局有關領導違法違紀行為而長期遭受到打擊報復,並遭到黑社會追殺,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他被迫攜槍進京上訪,並驚動公安部有關領導。     
    曹成軍今年48歲,灌雲縣公安局三級警督警銜,擔任過灌雲縣公安局派出所城南警務區警長。他從警27年,一直工作在基層第一線,工作兢兢業業,廉潔奉公,先後查辦各類刑事治安案件700餘起,逮捕拘留人犯700餘名,調解處置各種治安民事糾紛1萬餘起。在他工作過的地方,有著很好的口碑。     
    作為一名打黑警察,曹成軍對有關局領導的違法違紀情況瞭如指掌。他通過長時間的調查,掌握了當地許多大案要案背後的黑幕。但其中讓原局長馬文華等人大動肝火、從而幾乎招致殺身之禍的,是他著手負責的兩宗案子。    
    一宗是有關吳以法的。盜竊槍支彈藥的吳以法,被枉法裁決,重罪輕判,僅判4年有期徒刑。同時因辦案人員公然製造假病歷,以其有精神病為由,對他保外就醫,這個本應該在監獄裡接受勞動改造的犯人,不但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而且在「刑期滿」後,竟又能大搖大擺地回到公安局上班,並且一直平步青雲,一路被人提拔,竟然成為部門的領導!    
    從1999年初開始,富有正義感的曹成軍就此案四處舉報,得罪了有關領導,激怒了灌雲縣公安局原局長馬文華、政委宋某某及副局長廖某等人。由於曹的舉報,馬文華等人害怕連累自己,後來想法讓吳辦理了退休手續。但曹的憤而舉報卻給自己埋下了災禍。    
    下面,我們不妨通過一份1980年11月11日灌雲縣人民法院(80)灌法刑字第189號刑事判決書來看看吧——    
    被告吳以法利用職務之便,盜竊槍管、子彈、雷管等軍危險爆炸品,數量較大,性質嚴重,影響較壞,已構成盜竊槍支彈藥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判處被告吳以法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1980年3月25日起至1984年3月24日止;沒收7.62毫米手槍子彈1410發;7.65毫米手槍子彈10發……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打黑警察攜槍進京上訪(2)

    1999年3月18日,灌雲縣青龍橋派出所就吳判刑的真實情況,也特地為曹成軍出具了有關證明。    
    另一宗是有關灌雲黑社會頭目楊某某為非作歹之事。2001年3月,在全國開展「打黑除惡」的專項鬥爭中,身為警官的曹成軍接手查辦了一起涉及黑社會性質的殺人案。此案以當地黑社會頭目楊某某為首,其手下有30多名作惡纍纍的同夥,他們手中有槍、刀、自製炸彈等凶器。在楊的帶領下,他們先後犯盜竊、搶劫、詐騙、容留少女賣淫、聚眾鬥毆、毆打無辜致傷致死等犯罪案件20餘起,成為灌雲縣城的「南霸天」。由於馬文華、廖某等人做了他們的後台和保護傘,如果該團伙有人被抓,只要楊某某出面說情,都可重罪變輕,有罪變無,立馬可保釋出來。僅僅2001年4月份短短的幾天內,被他保出的犯罪嫌疑人就有7名(均構成犯罪),其中犯人命案的唐偉,2001年4月被舉報抓獲後,在派出所審查兩天就被楊保出逃跑;2001年10月唐在江蘇丹陽被警方抓獲歸案,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該團伙成員平某等在披墩村將婦女田同芹毆打致死後,由於有公安局主要領導充當保護傘,至今仍逍遙法外!關於這些都有案卷可查。    
    在查處此案時,由於曹依法辦案,得罪了黑幫,使得對方多次上門威脅和恐嚇。一次,一位黑幫頭目竟然衝到派出所裡,公然對正在值班的曹成軍揚言,要用炸藥炸掉他家。他們還四處聲稱:「如果不幹掉姓曹的,就把他趕出公安局,叫他幹不成公安;他在派出所一天,我們就不得安寧,只有想方設法把他的槍給下了,我們才好對付他……」面對黑惡分子的狂妄,曹多次找局長馬文華等人,要求懲辦黑社會犯罪分子;但對方置之不理;他又找縣委、縣政府、縣政法委的領導反映情況,向省市有關部門投信反映,但也是毫無結果。    
    2004年春節期間,曹成軍在京城對我哭訴了其驚心動魄的進京上訪過程:    
    ……2001年11月13日夜,幾名黑惡分子又到我家騷擾,我多次報警未果。對於黑幫,我從來沒有膽怯過,但現在,黑白勾結在一起,不由令我害怕了。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呀!出於自身安全考慮,我被逼攜槍並帶兩發子彈進京上訪。幾名黑幫成員一路上用轎車追趕碰撞我所乘坐的三輪車,還用土槍在後面射擊,幸被我拚命逃脫。    
    第二天晚上8點40分,我好不容易逃到北京。下車後,我立即乘出租車到公安部按有關規定存槍,並出示了我的警官證、持槍證、身份證等有效證件!登記時,我如實告知,我來京上訪,主要揭露灌雲縣公安局主要領導班子的違法亂紀黑幕。    
    接到我的投訴後,部領導非常重視,當即派專人聽取了我反映的情況。由於我攜槍進京上訪,這在全國人民警察中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公安部領導馬上與江蘇省公安廳、連雲港公安局和灌雲縣公安局取得了聯繫,責令有關人員迅速查清問題,在規定的時間內上報公安部。同時,有關領導安慰我,叫我先回去安心上班,做好本職工作。    
    可是,我做夢也沒想到,回到灌雲的當天夜裡,就被局領導非法拘禁長達4小時,在沒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他們就強行扣留了我的所有證件,對我進行審查,並對我拳打腳踢,強行奪走了部分上訪材料。    
    第三天,即11月19日下午,局長和政委宣佈我停職檢查,令我交出所有上訪材料等候處理。隨後,伊山派出所宣佈停止我的工作。12月24日局黨委宣佈對我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12月30日,灌雲縣人民政府也以「曹成軍擅自攜槍進京上訪,被帶回後,至今未回工作單位上班,連續曠工長達28天……」為由辭退我公務員的職務。    
    …………    
    被帶回單位的曹不但被非法拘禁,而且遭受到多人毆打,同時,局領導根本不讓他再回去上班,派專人對他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威脅他馬上交出所有上訪材料,並就地銷毀,被他拒絕。因為曹成軍的斗膽持槍進京上訪,灌雲縣有關部門在短短的6天時間內就快速地對他進行了報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對於所謂的「處理」決定,從沒有任何領導找過曹談一次話,作過一個字的記錄!    
    作為一名戰鬥在一線近三十年的打黑警官,曹成軍耳聞目睹了無數起觸目驚心的刑事案件,大都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而且絕大多數都有案卷可查。    
    然而,公安局部分領導沆瀣一氣,他們拉幫結派,在執法中大搞權錢交易,以言代法,以罰代法,導致灌雲縣社會治安十分混亂。僅2001年,縣城內發生刑事案件327起,治安案件1164起,繳獲各種槍支181支及一批爆炸物,繳獲各種鬥毆凶器上千件。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打黑警察攜槍進京上訪(3)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該縣十幾名幹警犯罪判刑後,繼續進入公安隊伍!如李某某、王某某等。刑警不搞偵查破案忙抓賭,審查辦案急於求成,刑訊逼供致死4人,開槍打傷多人。    
    對於這個蘇北小縣城的情況,我們幾個記者是有著親身體會的。2003年7月,我們無論走到哪裡,總有一群老百姓圍住,遞上揭露、控告縣公安局的材料。回到北京後,我們又收到一大批群眾的來信。老百姓無助的眼神和飽含血淚的材料,讓我感到異常的沉重。「我如果沒有冤屈,如果還能夠生存下去,我會告狀嗎?」一位70歲的老人曾跪在記者面前這樣控訴。    
    也就是那幾天,76歲的老共產黨員、老八路方成珠見到記者就跪地而泣。原來,其子方懷標於2001年2月14日下午被人用剪刀將右眼戳破,造成右眼失明,經法醫鑒定為重傷。但公安局並未對兇手進行抓捕,倒是兇手「自動投案」,隨後又被取保候審至今仍舊逍遙法外。儘管老人四處上訪,有關領導也多次作過批示,但公安局對此還是置之不理。    
    2004年初,《中國房地產報》主任記者董懷武來此採訪該縣有關部門借口修建新村路,官商相通,強制拆遷,採用不連片、間斷拆遷,只讓官府及有錢財人家建房,卻禁止平民百姓建房等一系列違法亂紀行為時,投訴最多的又是公安。當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赫然出動幾十名公安現場毆打不聽話的老百姓,還將多人非法拘禁,以至引起當地大批百姓頻頻進京上訪。    
    曹成軍抹著淚說,他所揭露他們的犯罪案件的材料,中央和省市有關部門已多次批轉查辦,但一到下面,就被人擱置起來。上海《檢察風雲》雜誌曾特派出記者對此進行深入調查採訪,並於2003年2月披露了有關黑幕,引起了公安局長、副局長等一幫領導的極度恐慌,他們後來終於設法阻止了稿件的發出。他上訪控告揭露犯罪,至今已拖了兩年多,江蘇省公安廳曾派人下來調查過,但後不來還是了無音訊。他所反映的馬文華、廖某等涉嫌犯罪案件材料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2002年2月11日省檢察院已批轉查辦)。他曾數十次地去市檢察院催詢調查結果,但到目前仍無任何結論。灌雲縣有關領導目前除了對民憤極大的馬文華免職外,對其他如廖某、孫恆俊等一系列違法違紀行為不聞不問,反而對他這一位舉報者報復陷害,並多次企圖置他於死地……    
    他向我再三表示,不管什麼時候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他始終堅信邪惡代替不了法律,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就不可能讓那些執法腐敗的犯罪分子任意踐踏和褻瀆法律。他們最終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    
    我懷著極為沉重的心情,寫下了這段文字。此時夜更深了。和所有關注曹成軍事件的記者一樣,我們期待著一個光明的結果,只有光明來臨的時候,黑暗才會消散。抬頭眺望窗外,嚴寒的冷冬即將結束,又一個明媚的春天即將來臨。是的,我相信,黑惡勢力不管如何狂妄,他們總避免不了滅亡的下場;我也像曹成軍一樣,相信這一天最終會到來的!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教導員即將法庭受審(1)

    孫恆俊離開北京後,我當即把他來京的所作所為通過電話向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瀆職檢查處的翟處長和胡主任等領導作了較為詳盡的反映,他們在深感吃驚的同時,當即表示會馬上向有關領導反映。    
    剛返回灌雲的孫恆俊又一次曝露出了其本性:2003年8月7日上午,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公安局的大院裡頭,他出手將前往公安局找他討說法的秦禮權之母、時年64歲的張發春老人推倒在地,致使老人當場昏死過去。這位公安局教導員卻視而不見,揚長而去。後經灌雲縣公安局法醫鑒定,「傷者頂枕部頭皮挫傷,屬輕微傷」。家屬儘管多次強烈要求處理傷人兇手,但公安局對此卻不加理睬。後經協商,警方一次性以「照顧補償張發春醫療等費用人民幣3000元(含中醫就診費148元)」。一位處理此事的副局長再三警告傷者和家屬:此事到此一次性了結,不能再四處亂告,否則後果自負。    
    我在灌雲採訪時,還瞭解到:2002年9月19日上午,持有合法手續的鄉民滕友兵和李紅軍駕船路過灌雲北閘站時,因對方無錢交「好處費」,孫恆俊當即在電話裡指使兩名守站保安行兇。兩保安用警棍將他們打得渾身是血。後經法醫鑒定,18歲的李紅軍和22歲的滕友兵均為重傷。後來,那兩名作惡的保安員被當地法院依法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而在指使惡保安行兇的孫恆俊卻連皮毛都未損!也就是在同一地方,孫恆俊又當眾指使保安毆打一位不願交「好處費」的村婦,致其當場昏死在地。    
    據地方百姓和多名警察反映,身為灌雲縣公安局治安大隊教導員的孫恆俊還兼任縣保安公司總經理,這是一個難得的肥差。他利用職權,設立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收費名目,每年盈利幾百萬元,但據說收入大都裝入孫自己設立的小金庫中,當地老百姓和部份民警對此早已是怨聲載道。但是,地方有關部門至今無人理睬。    
    人們不禁要問:這個孫恆俊為何敢如此無法無天、飛揚跋扈呢?難道說就沒有人管他?據有關人士介紹,孫恆俊憑著英俊的外表,贏得了當時灌雲縣一位副縣長的女兒吳某的歡心,結婚後,他在老丈人的幫助下進入了縣公安局聯防大隊做了一名治安聯防隊員,後來一路高昇,他憑著岳父的關係進入了縣保安公司當了一名會計,利用職權賺了不少錢。後來由保安公司的副經理、經理,又被破格轉為正式民警,後又被提拔為治安大隊的副教導員、教導員。據說,他在當地有關部門的後台很不一般。    
    2003年8月,由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辦的著名法制雜誌《法律與生活》,以《執法檢查並扣押物品之後》為題,發表了由我和該刊記者小宴共同撰稿的新聞稿,首次披露了灌雲縣治安大隊教導員孫恆俊和郝明軍明軍因向事主索要8萬元不成而非法搜查並扣押其幾十萬元物品的內幕。    
    誰知,文章發表後的第三天,孫恆俊當即氣急敗壞地來電威脅我,我才不怕你們這些小記者呢!有種你就寫去吧!還揚言要讓黑社會來京取我的人頭,稱只要我到江蘇,就是我的死亡之日。    
    果然,得知檢察院對他進京企圖收買記者之事進行調查後,孫又以縣公安局的名義向連雲港市檢察院作編造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匯報材料,對其行為給予否認,企圖遮蓋事實真相。    
    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受害人李紅和秦雪的四處控告終於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重視,2003年12月,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終於正式對孫恆俊非法搜查正式立案。    
    2004年3月的一天,我從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瀆職檢查處的一位負責人獲悉一個消息:灌雲公安局治安大隊教導員孫恆俊、民警郝明軍明軍非法搜查一案,目前已被移交到到連雲港市海洲區人民法院,即日將會公開開庭審理。    
    負責查處此案的檢察官告訴我說:有關孫恆俊的其他問題目前雖然沒有立案,但這宗非法搜查的案子,已經是鐵板上的釘子,實打實的了,再說審理此案的主審法官是從市人民法院直接抽調過去的,孫本事再大,這次也逃脫不了受刑事處分的命運。    
    獲知這個來之不易的消息,我終於鬆了一口氣。我不由抬頭向窗戶外張目望去,第一場春雨之後的京城,此時又是一個十分潔淨的大晴天。雨後天晴,天空顯得格外藍淨。    
    同一天,我從有關檢察官那裡瞭解到一宗更為嚴重的事件:孫恆俊和灌雲公安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長廖某,涉嫌濫用職權並終於造成了一死兩重傷、輕傷多人的嚴重事故。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教導員即將法庭受審(2)

    2002年3月,灌雲縣小伊鄉採石場在採石放炮時,由於無人看守,又沒有在周圍放置有關警示牌,致使從此路過的村民孫習林(男,30餘歲)被炸飛的石頭當場砸死,年僅16歲的中學生楊明亮身負重傷,成為了植物人,至今還躺在病床上;另還有多位從此路過的附近村民不同程度受傷。這起特大爆炸事故震驚了整個灌雲縣。事後,由採石場承包人張興州支付了有關醫療費和賠償費近百萬元。後經有關部門調查,這家小伊採石場所用的爆炸物均是來自自己的炸藥庫裡,而這家炸藥庫根本就沒有經營爆炸物的資格,是非法經營,又是誰批准的呢?據悉,小伊和另一個叫伊蘆的炸藥庫,只有《物品使用許可證》。小伊鄉采廠場炸藥庫是2002年9月才經縣工商局核准登記為《民用爆物品服務站》的,伊蘆炸藥庫是2003年春節後才核准登記的。按民爆服務站的職能,他們根本無權經營炸藥,只能是幫助運輸炸藥,組織實施爆破作業,從中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兩家非法單位卻能在此長期大搖大擺地出售爆炸物品,大賺錢財,最終造成了多起重特大事故,並致人死亡。其幕後黑手到底是誰呢?經連雲港市檢察院多方調查取證,原來,這兩家炸藥庫的保護傘就是灌雲縣公安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長廖某和治安大隊的教導員孫恆俊。    
    在對孫恆俊的非法搜查進行調查的同時,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瀆職偵查處的專案組亦對其濫用職權批准小伊和伊蘆兩家炸藥庫非法經營爆炸物並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後果的事情一併立案偵查。經查,這兩家炸藥庫根本沒有合法手續,系非法經營。其非法經營時間之長、數量之多、情節之嚴重,令專案組非常震驚。他們查實這兩家炸藥庫所存炸藥高達三四百噸,另外還有幾萬支雷管和幾百萬米導火索,其數量令人目瞪口呆!    
    可是,當專案組的檢察官排除種種干擾和壓力,好不容易才將有關廖某和孫恆俊的違法證據提交給主管領導,並要求對兩人依法嚴厲查處時,有關領導卻說:炸藥庫造成的後果與公安局的行為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專案組認為,廖和孫的非法行為雖然沒有直接導致嚴重的後果,但他們的行為卻間接導致了嚴重的危險後果,而且至今還在繼續違法經營和買賣大量的爆炸物品,如果一旦發生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但有關領導卻不讓再管這事,並要求將有關調查材料全部上交。    
    這位極富正義感的檢察官無奈地說:他們的後台太大了,我們明知他們是在犯罪,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方逍遙法外……至今,有關孫恆俊和廖某涉嫌濫用職權案就這樣被人為擱置了起來,再也沒有人對此過問。    
    他憂心如焚地告訴我:石記者,我真擔心炸藥庫哪天又會突然出事呀,如果不將孫恆俊他們繩之以法,我們的良心一日不得安寧呀……    
    他說,誰都明白,非法批准從事經營爆炸物品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在根本沒有任何合法手續、沒有經營權的情況,孫、廖即使是以縣公安局名義特批他們經營的,這種行為也是違法的。他們明知這是違法,還這麼狂妄!我真想不通的是,是誰在為他們作後台呢?他還特別指出,要不是我們的檢察長堅持辦案,就連孫恆俊的非法搜查罪一案現在都恐怕立不了……領導不讓我查,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的行為已造成了一死一重傷多人輕傷的悲劇,社會危害難道還不夠大麼?有關那個案子的材料我都按領導的要求交上去了,還有人指責我不聽話,老是給領導添麻煩;後來連孫恆俊和郝明軍明軍非法搜查案也不讓我管了。    
    他用低沉的聲音,無奈地對我說:這些案子阻力太大了。剛開始時,孫恆俊和郝明軍明軍還只是企圖對我們行賄;不成後又四處找關係對我們施加壓力,更多次威脅、恐嚇和誣陷。他還獲知,由於有關專案組人員一直認真調查孫恆俊和廖某等人的濫用職權、非法搜查等多種違法犯罪行為,激怒了一貫擅長告黑狀的孫恆俊,從開始至今,孫恆俊、郝明軍明軍及在李紅案中做假證的民警孫恆俊等人,現在居然以受冤者的身份四處到中央及省市有關部門控告他,說他辦假案哩。他還真希望上面有人來查他,那樣真相不就大白了?    
    這位義憤填膺的檢察官大義凜然對我說:你放心,石記者,我早看出你是非常有正義感的記者,我相信正義是一定能戰勝邪惡的。我相信我們的黨。他們的得意和狂妄只不過是暫時的。我只是堅持一個共產黨員的原則,我只是依法辦案!    
    


第十二章 我與灌雲治安教導員的較量教導員即將法庭受審(3)

    2004年2月7日,江蘇省南京市公安局出台六項責任追究免職規定,在整治警風方面下猛藥從嚴治警。其中有:隊伍發生民警違法違紀問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所在單位領導或分管政工的領導一律就地免職,主要領導異地交流;發生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濫用強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問題,政委或分管政工的領導一律就地免職;發生刑訊逼供致人死亡,傷天害理,激起民憤的,處、分局長、支隊長一律就地免職;隊伍發生違法違紀問題,隱瞞不報、壓案不查的,所在單位紀委書記、監察室主任一律就地免職。    
    2004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做出決定,從今年5月到明年6月,全國檢察機關在全國開展嚴肅查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侵犯人權犯罪的專項活動。查辦的重點對準五類利用職權侵犯人權犯罪案件,其中有:瀆職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的案件;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案件;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案件。    
    我想,如果灌雲公安局有了這個規定,不知還會不會發生那麼多社會影響巨大、性質惡劣的案件?不知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員們是否還能安如磐石穩如泰山呢?特別是,像劣跡斑斑的孫恆俊、郝明軍明軍之流,他還能如此狂妄嗎?他們還能逍遙法外嗎?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曾受過處分、被人多次投過的孫恆俊在不久前竟然還被任命為一派出所的教導員,後來是在多位群眾的控告下,才沒有走成;那個郝明軍還競爭著去應試派出所的所長……    
    現在,孫恆俊即將上庭受審了。他真的會受到法律的處罰嗎?    
    我們將拭目以待……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95節 女護士長怒告任職醫院(1)

    在前面,我曾多次提及到一位來自北戴河醫院的女護士長沈淑萍大姐,那麼這位沈姐又為何經常來京城找我呢?說起來,這裡面還有一起引人注目的由醫療糾紛引發出的民事索賠案。這不是一宗平常的醫療糾紛案,說它不平常,是因為在此宗案子背後有著獨特的特殊性。作為一般的消費者,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見多了病人因各式各樣的原因與醫院打醫療官司的新聞,但是,對於患者是一位親自參與創建醫院、並長期擔任該院老領導,最後卻被自己醫院的有關人員給治死了的事恐怕不多見;此案另一個特殊性是,事後質疑醫院存在著多種醫療過錯而導致老父死亡的,不是別人,而是在該醫院工作了長達32年、並擔任了13年護士長的死者女兒沈淑萍。醫務人員因為自己任職的醫院存在諸多過錯,並最終將之告上法庭的,這在全國尚為首宗。正因為此案的特殊性,所以一開始不但引起了當地老百姓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全國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1999年9月13日上午,北戴河區人民醫院的老領導、創始人之一、時年76歲的沈明因支氣管哮喘和肺氣腫等病住進了北戴河區人民醫院內科治療。入院後為一級護理,15日0:30分,老人的哮喘發作,正在看護的家屬趕緊找到值班醫生,但對方稱藥已經都用過了,我們也沒辦法,你們在家都吃的什麼藥?家屬說,在家犯病時就復方茶鹼。醫生即說:「那我們就給病人吃這種藥吧。」只給了2片口服藥後再無人監護過問。在此期間,值班人員並未按規定視察護理病人,致使患者哮喘狀態持續長達6小時之久。當沈明年已七旬的老伴王桂梅多次找值班醫生陳某和護士張某等人,要求對病人採取緊急措施時,但陳漫不經心地看了一下說,「剛才都用過藥了,你還要我們怎麼樣?」隨後就離開了。當患者家屬幾次找她們時,對方不是在值班室睡覺,就是根本找不到人影。由於沈明的病情沒有及時得到控制,導致病情加重,早上6點起,病人解大量柏油便,並很快處於昏迷休克狀態。所有這些值班醫生護士全然不知,還說:我們以為病人睡了一夜呢……在家屬的再三催促下,值班醫生這才慌忙趕來。15日早上6時許,病人病情出現惡化;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搶救,當夜22:30分,病人又出現抽搐,面色青紫,生命垂危。16日上午,院方這才決定給予以氣管插管,上呼吸機。誰知,呼吸機安好後,幾個人根本就不知從何下手,只聽到報警器一直響個不停。家屬奇怪地問及原因時,對方均答道:「這機器就這個樣子,你們就長時間按著吧……」直到第二天下午,當呼吸機停下時,報警器響聲才消失。更令家屬不解和氣憤的是,院方在使用呼吸機期間,從主管副院長到內科正副主任、主治醫師、護士長及在場所有護士,竟然沒有一個人會正確使用!但由於他們不懂操作,使氣管插管堵塞,致病人病情出現進一步惡化,最終令病人死亡。就是後來,也不是院方主動撤掉呼吸機的,而是患者家屬發現患者病情危急,特意找來麻醉師緊急處理的。就是在患者處於極為危險的狀態中,有關值班醫生根本就沒有觀察和記錄患者的病情,當時到底是誰值班到至今還不知,更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住院僅11天,老父親就這樣死在自己一手創建起來的醫院中!曾任過北戴河區人民醫院的護士長的沈明女兒沈淑萍,在距離總院十多公里的分院上班,父親住院時她正好在分院值班,當時她認為父親是醫院的老領導,又是一級護理,而且在她離開時還特意囑咐護士和醫生要按規定對病人進行巡視,小心看護。她以為院領導一定會重視父親的病情,沒想到,病情本來就不重的父親居然會死在自己的醫院裡!    
    老父親的突然去世,使沈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此時遭受最大打擊的是與丈夫相依相伴了五十餘年的老人王桂梅,從老伴生病住院後,她一直守在他的病床前,如果老伴是自然死亡倒也罷,但老人卻是親眼看到老伴是怎麼死的。老母曾問沈淑萍是不是醫院給用錯了藥?如果不是醫院有關人員的冷漠和一系列過失,憑老伴硬朗的身體,他是不可能這麼快就離她而去的。老伴一死,年已七旬的她馬上就病倒在床上,整日以淚洗面悲傷過度患上了心肌梗死至今未癒!父親死了,老母親又病倒,作為雙親惟一的女兒,沈淑萍只好請假在家照顧母親。時年47歲,在該院工作了長達32年的沈淑萍非常明白,父親的死與醫院救治過程中存在著的一系列過失不無關係。    
    為了徹底瞭解父親當時接受治療的真實情況,沈淑萍利用自己在醫院工作的方便,在事發後很快設法弄到了當時的原始記錄,並進行了複印。當他們與院方矛盾激化後想重新查看特護記錄時,沈卻發現了一個令她目瞪口呆的殘酷事實:院方竟然將原來那份特護記錄完全更改了!據沈稱,「當時北戴河醫院內科在為其父親治療過程中,最基本的病程記錄都嚴重殘缺不全,給病人用藥有時連醫囑都沒有,護士擅自給老人用強心利劑、鎮靜劑……極為嚴重地違反了國家衛生部所制定的有關規章制度……」    
    沈淑萍認為父親的死亡與該院領導管理混亂、只抓政治、輕視業務、態度冷漠、相關醫護人員責任心極差、工作嚴重失職、有關人員醫務水平低劣等原因造成的。    
    更令沈淑萍一家心寒的事還在後面。    
    在父親不幸去世後,沈淑萍雖然悲痛萬分,但考慮到父親是醫院的創始人、老領導,自己現在更是在這兒工作了長達32年的醫務人員,不到萬不得已,她還真不願與醫院的關係鬧得太僵,再說,她對自己的醫院還是有感情的,她只是希望他們能吸取教訓,改進工作,更好地為家鄉父老服務,使類似情況千萬不要再在其他患者身上。最後,她和家人經商議後,他們不再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也不要求醫院對此進行賠償,只要求當時的相關人員對此上門略表歉意就也就算了。    
    誰知,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並不過分的要求,卻遭到了院領導的冷漠拒絕。他們不但不予理睬,主管副院長李興國甚至說出這樣冷漠的話,「病人那麼大的年齡,病又那樣重,死了還不是很正常的事……沈淑萍,你他媽的鬧什麼鬧?」。當沈找到院長孫淑英說明來意時,對方態度更是惡劣,當即將她轟出門去,還指責她是沒事找事,破壞醫院的良好聲譽。    
    沈淑萍向我出示了一厚疊材料,其中的那一份「患者死亡原因示意圖」,是她和北京有關北京醫療糾紛專業委員會的有關專家及代理律師在對導致病人死亡的前前後後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後,花費了一個多月時間共同繪出的,同時,她還向我出示了多份可證實院方在為其父治病過程中有違規操作、用藥錯誤的有力證據。    
    淚水漣漣的沈淑萍悲憤地說:「像我父親當時的病情,本來完全可以救治好的,但是卻最終還是死在他們這些人手中!如果是一般的消費者,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搶救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更不知道裡面所隱藏的有關實況;如果我不是一名通曉醫療知識的醫務人員,根本就無法知道他們當時違規操作、胡亂用藥等情況;如果我不是在這家醫院裡工作了長達32年,我也不可能拿到當時的病護記錄,更不可能發現事後院方在這上面公然進行更改,大肆做假,企圖掩蓋事實的違法亂紀行為。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想打贏醫療官司真是難上難啊!作為一位特殊的患者,我父親不僅是北戴河醫院的老領導,是該院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我更是一位在本院工作了長達32年,並擔任了十多年護士長的老員工。像我們這樣與醫院有著雙重關係的員工,醫院的相關責任人都是如此的不負責任,如此的態度惡劣和冷漠,就別說一般的消費者了……除了要為我的父親討回一個公道,同時更主要的是,我作為該院的一名老員工,就是想以我父親被治身死這一事實,就是想以我所調查和掌握到的最真實的證據來對自己的醫院開刀。我只是想讓天下人看一看目前北戴河醫院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96節 女護士長怒告任職醫院(2)

    逝者長已矣。作為家屬,沒想到現在竟然連院方的一句口頭道歉都得不到!在等候了一個多月後,已在醫院工作了長達32年之久、一向與人為善的沈淑萍悲憤難平,在忍無可忍之餘,決定用法律為亡父討回一個公道,他們決定將院方告上法庭。但是,要想打這場醫療官司,首先就必需向當地的衛生部門申請對此做醫療鑒定。怒告任職醫院的沈淑萍    
    2001年7月7日,在北戴河區衛生局做醫療鑒定時,沈淑萍卻意外地發現此次主持醫療鑒定的竟是北戴河醫院主要負責人的親戚!本院的院長李興國竟然也為鑒定組成員之一。2000年11月6日,北戴河區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認為「患者沈明住院期間診斷正確,治療原則合理,藥物治療及各種治療措施適當。儘管醫院經過積極搶救治療」,患者終因肺性腦病、消化道出血等多臟器衰竭導致心跳驟停死亡。醫院在工作中雖有記錄不詳細,但不是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在治療過程中,沒有其他過失。」並做出了「此事件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鑒定結論。面對如此鑒定,沈家自然不服,當即又向秦皇島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申請醫療鑒定。2001年7月20日,秦皇島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又向死者家屬下發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通知書,但對方在此份通知書中承認:「北戴河醫院在治療搶救病人以及病歷記載過程中確實存在不足……」面對這份自相矛盾的鑒定,沈家趕緊向省級有關部門申請重新做醫療鑒定,同時,決定先以醫療損害賠償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001年6月,死者老伴王桂梅和長子沈永平、女兒沈淑萍、次子沈建立及三子沈利平等5名原告,以醫療損害賠償糾紛為由,將北戴河區人民醫院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責令被告賠償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撫養費、喪葬費、鑒定費等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共計人民幣267185元,並要求被告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2002年7月8日,北戴河區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了沈淑萍等原告狀告北戴河醫院一案。    
    2002年10月8日上午9時許,我隨著同來的《工人日報》、《健康時報》、《民主與法制》及上海電視台《目擊者》法制欄目等七八位記者來到了北戴河區人民法院,準備參加此案的第二次開庭審理。在開庭前十多分鐘,我們先找到法院主管宣傳的辦公室說明來意,並出示了有關證件和介紹信時,誰知,對方一名青年男子卻說:「誰叫你們記者來的?我們法院又沒有請你們來!這事我可管不了,你們去找領導吧。」我們只好分頭去找院領導。幾乎找遍了所有的辦公室,都沒有見到一位領導。見我們來了七八名新聞,還有電視台的,其中一名女工作人員悄悄地向我指點:「我們院長開會去了,你們最好是去直接找民事庭長吧。」當我們找到一樓民事庭長辦公室時,對方在認真地查看了我們的證件後,拉長著臉說:「這事本來得由院領導特批的……」對方雖然態度不很友好,畢竟已開口讓我們進法庭旁聽了,我們幾個忙答應。誰知就在我們這些記者就要進入法庭時,意外的事發生了,只聽被告方北戴河醫院幾個代理人衝我們喊道:「你們是哪兒的?帶著電視台的來這兒想做什麼?」接著,又從裡面跑來幾個人,衝著上海電視台的編導小唐和攝像小史凶狠狠地叫喊道:「不准進去!誰敢進去就揍誰!」轉眼間,幾個身強力壯的大漢衝過來把手拿話筒和肩扛攝影機的小史直往外推。其中的兩人還跑過來搶奪攝影機。我和《工人日報》政法記者周興旺護著兩人怒喝道:「我們是新聞記者,我們都有採訪權,你們不准這樣對待記者!」我又趕緊朝那位此時準備在法庭上正襟危坐的庭長叫道:「我們剛剛不是得到你們的允許嗎,怎麼這樣對待記者?」誰知,對方和一名法官怒髮衝冠地朝我們叫道:「不允許錄音拍攝,不允許電視台的進來!出去,快給我出去!」見此情景,我們只好讓上海電視台的兩位同仁暫時不要進去。年輕氣盛的攝像小史見對方如此惡劣,就用鏡頭朝對方攝了幾下,這下更惹火了他們,在法官的指使下,兩名法警就要上來搶奪攝影機,同時,幾位來自北戴河醫院的人更是氣勢洶洶地圍了上來。我和周興旺急忙護著兩位向大門外撤去,對方這才罷休。    
    上午11時30分許,庭審結束。不知是由於原、被告方爭辯得太厲害,還是因為來了這麼多新聞記者在庭,法院第二次休庭。見庭審結束,我們幾家新聞單位經商議,決定就有關事情採訪北戴河法院的有關領導,並要求院方就開庭前所發生的一切作出解釋。我們來到法院辦公室,找到裡面的兩男一女三個工作人員,要求找院領導。對方讓我們自己去找,我們忍著火氣說:「我們已找遍了一二樓的辦公室,見不到人,所以才找你們負責宣傳的同志……」我的話還沒說完,其中一個穿便衣的青年男不耐煩連連趕我們出門。對方的傲慢和無禮早激怒了我們,我和《民主與法制》的女記者張暉當即責問道:「你是誰?你這是什麼態度?你是不是法院的人?請出示你的有關證件?」對方不屑一顧地睨了我們一眼:「我是不是法院的關你屁事?」我和周興旺憤怒地指責道:「如果你拿不出有關證件,那就請你馬上住口!你沒有資格這樣對待我們新聞記者!」不知是自知理虧還是已看到小史正在將攝影機鏡頭對著他,此君慌忙轉過頭去,在其他兩個人的勸說下,趕緊瞅空溜了。    
    第二天,我、小唐和小史前往北戴河醫院採訪有關事宜,所遭受到的「禮遇」更是讓人哭笑不得。    
    因為早在頭天我們就領教到了法院和醫院有關人員的橫蠻,因此小唐和小史一定要求讓我一起前往醫院。在此前,我也曾幾次去過北戴河醫院,但都無人理睬,我只好通過電話瞭解到一些情況。此次,我也特別想正面與醫院方有關主管領導正面交鋒一次。為防止採訪時發生意外,好心的沈淑萍還特意讓她的朋友小鄭帶了一位本地小伙子跟在我們後面「護駕」。    
    上午9時許,我們先到醫院門口偷拍了幾個鏡頭後,避開保安,就從大門口三步並作兩步來到了北戴河人民醫院的門診大廳。一進裡面,我們三人立即按採訪計劃分開,小史一進去就扛著機子四處搶拍,我和小唐則採訪曾在法庭作為院方代理人出現過的內科室主任刑某。誰知,我們一進去,馬上就引起了醫院方有關人員的警惕。當我和小唐剛趕到內科室門口時,卻看到他正在用手機向院領導報告我們的到來呢。採訪自然被對方拒絕。見對方態度還是如此冷漠,我們知道諸多不利的情況隨時都會發生,於是當機立斷,快速從大廳左側的樓梯向上衝去,然後迅速閃入電梯向院領導的辦公室趕去。    
    我們仨,還有後面跟隨著的兩位「保鏢」來到五樓後直奔院長辦公室,誰知裡面卻沒有人;我們又來到鄰近的「醫院黨委辦」,那大門雖然開著,卻也是空無一人。見狀,我們只好尋找醫院的宣傳科室,卻發現該院的宣傳科和保衛科共掛一個牌子。敲開門後,裡面只有一個打字員正在四處張望,聽到我們說明來意後,對方有些驚惶失措地說:「呀,你們真快呀,你們記者已經來到了這兒啦。我們領導都去下面找你們去了……」    
    四五分鐘後,一個身穿制服的矮胖子咚咚咚地跑了過來,還面還跟著幾名東張西望的保安。大概跑得太急吧,這位叫李洪福的人一把推開門,喘著粗氣,大聲地朝我們喝問道:「你們是哪兒來的?是誰派你們來的?沒有經過我們同意跑到醫院裡面來幹什麼?」我鎮靜地做了番自我介紹,並和小唐小史主動出示了證件。當我們提出這次是特意來見院領導的時,對方拉長著臉說:「我們醫院領導比中央領導還忙,有什麼你告訴我吧。」然後喝令我們趕快拿出記者證;他認真地看了看我們的有關證件,又讓那位女打字員拿到外面去複印,見我們強烈抗議,居然又讓門外站著的兩名保安要把我們看管起來。在我的堅決要求下,此人才不得讓人去找院領導。就在這個趾高氣揚的保衛科長兼宣傳部部長正在盤問我們時,一位戴著金邊近視眼鏡、面龐清瘦的中年人走了進來。雖然對於他我早已在昨天的法庭上見過,但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我的一再追問下,他才極不情願地告訴我們他就是醫院的黨委副書記。    
    這位副書記說:我們這家醫院是共產黨辦的醫院,是全心全意為當地老百姓服務的,我們這兒都很好,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問題,至於沈淑萍父親的事,那完全是沈淑萍自己在找事,她這是故意與我們醫院領導過不去……我們才不怕她與我們打官司。當問及有關糾紛問題時,他不是答非所問,就是避而不答。最後,這位外表文質彬彬的黨委副書記指著我們的鼻子說:「我們醫院最不喜歡接受記者採訪……」當我們再三提出想採訪主管院長兼黨委書記時,對方答覆說「開會去了,不在家……」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97節 小男嬰的「子宮未見異常」

    就在我對沈淑萍狀告北戴河醫院案情進行調查期間,又接到一宗該院因非法使用一名無行醫資格的實習生行醫,致使一名年僅四個月大的男嬰死亡的血淚投訴。    
    投訴者系家住北戴河區的一對年輕夫婦,女的叫黃梅,丈夫叫劉勇。據瞭解,2002年2月28日早5時許,黃梅夫婦發現年僅4月大的兒子劉濱越突然發燒、拉稀,便趕緊抱著小孩子跑到附近的北戴河區人民醫院看急診。當班醫生韋某沒有做任何檢查,只是對小孩子看了看,就診斷說:「不要著急,小孩子沒什麼,只是病毒性腸炎。」隨後就開了藥,並為孩子打了一針,然後就揮手讓他們回家。    
    當晚7點多鐘,他們發現孩子的燒繼續升高,又抱著孩子重返醫院,發現此時仍是那個韋某當班。韋還稱是在替別人值班。在明知孩子仍拉肚子,體溫達38c°等不正常狀況後,他仍說「沒有什麼事」,既沒測量體溫,也沒有進行血常規、尿常規等生化指標的檢測,便給孩子輸液。    
    輸第二瓶液後不久,黃梅夫婦發現孩子出現渾身發燒、眼睛發直、眼周和人中部出現青紫、眼窩下陷等異常現象,嚇得趕緊便趕緊四處尋找值班醫生,正在值班值班室裡睡覺的韋某只是從門縫中遞出一支體溫表讓他們自己去給孩子測量,並稱可能是這裡面太冷凍引起的。黃梅夫婦堅持說孩子絕對不正常,詢問他是不是輸液造成的。韋這才轉身朝輸液瓶看了一眼,臉上露出了驚慌的神情,隨後,他突然迅速地拔下了針頭,然後掩飾地對他們說:「孩子輸液太冷,屋裡也太冷,你們先回家暖和暖和吧。」他那躲躲閃閃的神態更引起了黃梅夫婦的懷疑,於是他們一再追問他剛才到底輸的是什麼液。韋說沒什麼,只稱「這都是補藥,不礙事的」。但他們一再堅持說孩子不對勁,要求找別的大夫來給孩子做檢查。韋不耐煩地說:「這麼晚了,你們叫我找誰去呀?我可以保證你們的孩子沒有事……」    
    第二天早晨6點許,黃梅夫婦半信半疑地抱著小孩剛進門,就發現孩子小臉通紅,兩眼翻白,呼吸越來越弱,嚇得兩人飛也似的抱著小孩子就往醫院沖,直奔急診室。到了這個時候,韋某這才顯得慌亂起來,嚇得不知所措,慌忙四處找人求援。儘管醫院後來又對孩子採取了一些急救措施,但最終還是未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事後,他們瞭解到,韋某只是剛畢業的見習生,根本就沒有執業醫生資格,更沒有獨立處方權,昨天是因醫院人手不夠才讓他一個人值夜間坐急診的……    
    為了息事寧人,院方在沒有開具死亡通知單的情況下,多次誘導他們簽字,同意在48小時屍檢,並且拒絕了家屬多次提出要參加解剖過程。    
    在等待鑒定報告的日子裡,北戴河區衛生局以及人民醫院有關領導,一方面承認醫院有責任,答應一定會公正處理此事;一方面又稱給他們經濟補償為借口,讓他們息事寧人,不要把事情鬧大。在報告出來的前兩天,北戴河醫院的法人代表、院長孫淑英還振振有詞地在職工大會及醫院公眾場所上說,「那個小孩子的死與我們無關,是吃奶時嗆死的……    
    直拖到20天後,院方才出具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屍檢報告,結論是「吸入性窒息致急性呼吸衰竭」    
    我看到那份檢驗於2002年3月14日的「屍檢報告單」上蓋有秦皇島市第一醫院病理科的大紅印章。就是在這份長達四頁的報告單上,表明的有關屍檢結論有二:吸入性窒息致急性呼吸衰竭和病毒性腸炎。在報告的第三頁上,我赫然發現有這樣一句結論:「盆腔檢查——膀胱未見異常。」「子宮雙附件未見異常」?!    
    對於屍檢報告這樣程序極為嚴格的鑒定,堂堂的北戴河醫院為何能出現這樣令人匪夷所思的錯誤呢?難道說那些參與鑒定的地方衛生局和醫院的領導不明白,死者是一位年僅4個月大的男性嬰兒麼?!    
    當我就此咄咄怪事電話採訪北戴河醫院的黨委辦和院辦時,對方一聽是記者採訪就馬上掛上了電話。    
    後來,黃梅夫婦帶著所有資料來到北京,找到有關專家,對方根據所用藥物和孩子的症狀分析:孩子是因藥物過敏導致中毒休克,呼吸衰竭死亡。    
    儘管有專家做出了權威的分析,但面對現實,院方和地方有關管理卻還是對此置之不理。2002年3月22日,秦皇島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根本不理睬死者家屬的陳述,最後做出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結論。    
    經過多方咨詢律師和有關法學專家後,黃梅夫婦認為:北戴河區人民醫院的實習醫生韋某在根本就沒有執醫資格情況下對小病人進行診療護理工作,嚴重違反規章,同時他未經檢驗就亂開處方;當發現孩子異常後,不是採取緊急救治措施,而是哄騙家屬,逃避責任,以至於延誤了搶救時間,造成孩子死亡的嚴重後果,他的行為不僅達到了衛生部關於《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若干問題的說明中規定的醫療事故構成條件,而且也符合重大醫療事故責任,構成了犯罪,應該請求公安機關依我國《刑法》第335條之規定,追究韋某的刑事責任;參加屍檢的人員及北戴河醫院有關人員在進行屍檢過程中,故意不進行血液檢測,意捏造虛假事實,幫助韋某逃避法律追究;市衛生局醫政科的有關責任人對當事人家屬多次要求進行血液鑒定置之不理,仍然採信作出的屍檢報告做出違反事實和科學的鑒定結論行為,也明顯觸犯了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五條的規定,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應以涉嫌偽證予以查處。同時,家屬也可請求公安機關對死者劉濱越的屍體重新進行病理檢查和血液分析,查明真正死因。    
    隨後,劉勇和黃梅夫婦當即以韋某非法行醫為由,向北戴河區公安分局報案。警方當即立案並對此偵查。但到了2002年6月28日,分局卻又向他們夫婦出示了一份撤銷此案的通知。    
    事後,分局一位負責人對前來採訪此事的記者感慨地說:其實那位實習醫生的行為已構成了非法行醫罪,但由於醫院四處活動,加上其他不便言說的原因,他們只好根據上級有關文件做出這樣的決定。    
    見警方已撤銷此案,無奈的黃梅夫婦只好打民事官司,可當他們來到北戴河法院要求立案時,該法院院長說卻明確地告訴他:我們這兒的醫療事故有的是,實話告訴你吧,北戴河醫院是告不倒的,最好不要打什麼官司。    
    警方本來已立案偵查的刑事案現在已撤銷,想以醫療糾紛為由將醫院告上法庭法院又不給予立案,這場民事官司也打不成。夫婦二人只好抱頭痛哭。    
    與此同時,北戴河醫院有關負責人和衛生局領導一起竭力做黃梅夫婦的工作,指明只要他們答應不再告狀,醫院可以一次性賠償人民幣15萬元。走投無路的黃梅夫婦只好接受了各路人馬的勸告,最後含著傷心的淚水違心地接受醫院方的一次性賠償。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98節 她被女院長給治殘了(1)

    在北戴河醫院工作了32年的女護士長沈淑萍的遭遇,不禁使人想到,北戴河醫院對曾是本院的老領導,還是自己職工的家長尚且如此,他們對普通百姓會如何更可想而知了。從前面我採訪過的關於黃梅劉勇夫婦的遭遇早就可見一斑。就在我對沈淑萍和黃梅兒子之死等有關情況進行調查的同時,我又接到好幾起針對北戴河醫院投訴的醫療糾紛,其中一位叫於麗梅的女子的不幸遭遇,激起了我的義憤。    
    我是在黃梅家採訪時認識於麗梅的。當她獲知有北京的記者正在調查沈姐和黃梅的案子,當即強忍著渾身劇烈疼痛,讓丈夫背著來到我的面前,向我當面求助。    
    時年39歲的於麗梅,系北戴河區海濱鄉單莊村的村民,是一名個體戶。她與丈夫單玉濱結婚後恩恩愛愛,生有一子。這三口之家庭本來是溫馨幸福的,但是,自從她因病在北戴河醫院接受一場院手術後,她和全家人的所有幸福和快樂全被擊碎了。    
    2002年5月10日,在丈夫單的攙扶下,面黃肌瘦的於麗梅痛哭流涕地向我哭訴道——    
    「1996年5月13日,患『甲狀腺機能亢進』病7年的我住進了北戴河醫院,被確診為原發性甲狀腺機能亢進,院方要求我盡快進行手術,稱手術由該院院長孫淑英親自組織主刀。5月29日,我被推進了手術台。聽說是該院的女院長親自為我主刀,我當時心裡很是高興,還以為這次我的手術肯定能成功。手術前,我按規定,實施了麻醉,但因為當時給我做的是虎口針刺麻醉,所以躺在病床上的我能對自己整個手術過程看得一清二楚。    
    「就在我的手術剛進行到一半時,從門外進來了一個女護士,告訴正在為我動手術的孫淑英:『孫院長,那個設計大門的人已經來了,請你馬上過去一趟……』我聽她答應了一聲說:『你讓他們先等一等,我馬上就來了。』說完,她竟然還真放下了手術刀,向旁邊幾個醫務人員交待了幾句就匆匆地離開了。    
    「主刀的孫淑英一離開,剩下的醫護人員就更加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笑嘻嘻地高談闊論起來。其中一個醫生還說:院長走了,我們就更加自由了……    
    「在此關鍵時候,我心裡害怕極了,害怕死在他們手中,可是我一聲都不敢吭,被莫名的恐懼和無助所淹沒……    
    「我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在他們準備縫合我身上的切口時,左側甲狀腺上靜脈結紮線突然脫落了,我馬上感覺到我的靜脈處疼痛異常,接著就聽到那個替孫淑英主刀的男大夫說了聲:『不好,她的結紮線脫落了……』隨後,我又感覺到全身一陣陣發緊,本來就疼痛的神經馬上感覺到傷口正在大出血……難熬的痛苦加上緊張,使我不由發出了恐懼的呻吟聲。但無人對我理睬……    
    「當我大出血時,院方並沒給我及時輸血,而是幾個人慌忙用一塊又一塊的紗布為我止血……手術中先後共用40塊大紗……    
    「更令我深為恐懼的是,當我大出血急需輸血時,卻沒有血了!直到1點多鐘,我這個生命危險的病人這才被推回病房,接受輸血。……但此時大大延誤了我的輸血時間……隨後,我出現抽搐、週身麻木、血鈣降低等甲狀旁腺功能低減的症,最終造成終身致殘的嚴重後果……」    
    這次事故,最終造成了於麗梅身上鈣飢餓、內質疏鬆、肌肉嚴重萎縮、全身浮腫、疼痛難忍、身體嚴重變形、整個內分泌系統紊亂、免疫功能失調,還使她至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行走、不會蹲、只會爬,最終連大小便都不會解……    
    同年9月22日,在家屬強烈要求下,於麗梅被轉到北京協和內分泌專科住院治療。11月4日出院回家,診斷為:「甲狀腺大部切除術後,甲狀腺功能低減。」幾年來一直到北京協和醫院定期複查,直至今日在北戴河醫院也沒有辦理出院手續。    
    與院方多次協商無果,無奈之餘,於麗梅決定走訴訟之路。但是,北戴河區、秦始皇次島市及河北省三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都先後做出了「構不成醫療事故」的鑒定結論。於麗梅表示不服,向法院申請做司法鑒定。    
    1999年6月18日,受河北省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委託,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關專家,對於麗梅甲狀旁腺功能低下(或喪失)是否手術損傷所造成進行了嚴格的科學鑒定,並做出鑒定結論:「被鑒定人於麗梅的甲狀旁腺已在甲狀腺大部切除術中被誤切或其血供受損而導致功能障礙,手術與疾病(甲狀旁腺功能低下)二者之間存在著直接因果關係。」    
    但是,被告北戴河醫院對司法部司法鑒定科技術研究所的上述鑒定持異議,遂申請重新鑒定。原審法院又請衛生部醫療技術咨詢專家對本案進行論證。    
    1999年12月24日,衛生部辦公廳以衛辦信發(1999)第28號出具了《關於對於麗梅醫療糾紛案進行醫療技術咨詢的復函》,上稱:北戴河醫院對患者於麗梅術前診斷和治療原則正確,有手術適應證,手術操作符合規範要求,於麗梅手術後出現甲旁功能減退且持續時間較長,屬甲狀腺功除後的嚴重併發症。    
    2000年4月14日,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時認為,於麗梅因患「甲亢」,住進北戴河醫院,醫院為其行甲狀腺大部切除術,術前診斷和治療原則正確,手術操作符合規範要求。術後出現抽搐、週身麻木、肌無力等症狀屬甲狀腺大部切除術後併發症,經鑒定不屬醫療事故。但考慮到於麗梅身體狀況和術後併發症,生活困難,北戴河醫院應本著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精神,適當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遂判決北戴河醫院一次性補償於麗梅經濟損失40000元,判決生效後15日內執行。案件受理費15325元免收。    
    於麗梅不服,她認為原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主要原因是採用了衛生部辦公廳的復函,而衛生部辦公廳的咨詢復函僅僅是信訪部門的咨詢意見,其不是法定鑒定機構,所做出的咨詢復函不具有證據效力。同時,衛生部與院方屬上下級關係,有行業保護之嫌。復函不能推翻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最有價值的司法鑒定,並且該司法鑒定結論是由雙方提出且經雙方認可的,法院應採用。    
    隨後,她向河北省高級法院提出上訴。10月10日,河北省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99節 她被女院長給治殘了(2)

    2003年1月15日,身心極度疲憊的於麗梅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申訴書,要求撤消(2000)冀民終字第53號民事判決;要求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賠償申訴人經濟及精神損失15萬元;要求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承擔申訴人以後的治療費用。    
    最高人民法院接到於麗梅的申訴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此案,並認為一、二審法院均存在有認定事實不清的失誤。由於此案的特殊性,高院有關專家特意將該案例編入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指導叢書》,由此可見其價值和影響力已受到司法部門的相當重視了,也可以看出這早已不是一般的個案了。    
    2003年8月中旬,於麗梅收到河北省省高院的一份《民事裁定書》,稱「本案經審判委員會研究後均認為,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裁定撤銷此案的一審和二審判決,發回秦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這份裁定書,像嚴冬裡的一束陽光,讓於麗梅一家人終於看到了光明的希望。    
    2003年12月29日上午9時,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再次審理此案。    
    兩天後,躺在病床上的於麗梅終於拿到了一份勝訴通知書。要知道,她和全家人為了等待這一天,等了漫長的8年!    
    這份河北省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秦民再初字第4號民事判決書做出了如下判決:被告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賠償原告於麗梅醫藥費、住宿費、交通費、鑒定費經濟損失31934。44元;被告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一次性賠償原告於麗梅其他經濟損失12萬元(原判生效後已履行的40000元補償金,抵作12萬內的補償金):一審案件受理費15325元被告秦皇島市北戴河醫院負擔。    
    但是,於麗梅對這個判決結果並不滿意。她認為,雖然在這份判決書中,法院已經認定北戴河區民醫院有過錯,並判決其承擔民事責任,但她和家人認為判決的數額對於她遭受到的身心傷害及這8年來家庭所受的巨大損失來說,只不過是杯水車薪,遠不足以彌補給她帶來的經濟負擔和精神損失。    
    她認為,她已向法院提交了評殘鑒定申請,可是一審判決對此卻隻字未提,評殘鑒定不做,自然不會判決北戴河醫院賠償她作為殘疾人的生活補助費,這份判決並沒有充分維護上訴人的合法權益。    
    2004年1月10日,於麗梅又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並要求被上訴方賠償上訴方經濟及精神損失50萬元;要求上訴方承擔上訴人以後的治療費用。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沈淑萍等五原告訴北戴河醫院的案子。    
    2002年10月28日,經過三次開庭審理,北戴河區人民法院在一份判決日期為2002年9月3日的這份民事判決書(2002)北民初字第50號中駁回5名原告的訴訟請求。    
    沈淑萍等5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003年1月17日及4月4日,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後兩次開庭審理了此案。為了更好地瞭解庭審情況,我兩次都參加了庭審,耳聞目睹了所有過程,同時也領教了被告院方有關人員的惡劣態度和公然作假的醜態。    
    在庭審中,被上訴方先是矢口否認其行為有過錯,還當庭要求當時的值班工作人員王某、李某等十人出庭作證,以證明院方在醫治過程中無過錯行為,院方經偽造和篡改的特護記錄是真實的。當法庭問及證人之一的王某當時的特護記錄是否真實時,王答是真實的;當問及她所記錄的內容時,王稱早忘了;當問及第二位證人李某院方的特護記錄複印件是否真實時,李稱上有她重抄的部分,是抄王的,但一時稱抄錯了,一時稱她抄的早弄丟了,又說她根本沒有在上面簽名。當上訴人沈淑萍當庭指出在一審時院方從沒有向法院出示特護記錄和病歷的原件,並再次要求被上訴人當庭出示有關原件時,醫院方先是稱特護記錄早向一審法院提交過,此時無理由再提交,後又稱有關記錄早弄丟了。當法庭問及此次院方提交的特護記錄複印件來源時,醫院方代理人稱,因為死者家屬來單位鬧事,醫院就準備了一份。沈當即指出,她現在提交給法庭的有關特護記錄是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自己從醫院辦公室複印的,現在被上訴方不但不向法庭提交原件,而且還公然偽造了記錄,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    
    2003年6月29日,河北省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認真審理後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裁定如下:撤消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人民法院(2002)北民初字第50號民事判決;發回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人民法院重審。    
    2003年7月,我在《工人日報》「權益」欄上以《為父請命,女護士長怒告任職醫院》為題,以整版篇幅獨家披露了這宗特殊的醫務工作人員因醫療糾紛而狀告任職醫院的案子,隨後,《京華時報》及《揚子晚報》等國內多家暢銷報紙對此事紛紛進行了發表或轉載,在全國讀者中激起了較大的反響,許多讀者紛紛來電來信,要求我對他們的官司給予關注。我的報道也引起了河北省工會、省衛生廳等相關部門高度重視,他們已對此進行了備案。    
    為了防止一審法院北戴河區人民法院再次出現不正常現象,沈淑萍又向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異地審理此案的申請,很快得到中院的支持,2003年10月日,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將此案的重審權移交給鄰近的撫松縣人民法院負責審理,目前此案在進一步審理中。


第十三章 中國首例醫務人員狀告任職醫院案第100節 她被女院長給治殘了(3)

    這宗全國首宗醫女護士長狀告任職醫院案,也引起了中國政法大學衛生法學教授卓小勤先生的高度關注。他說,對於此宗案情並不複雜的案子,我認為首先是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的,那就是「醫院過錯多多,一審判決荒唐」    
    卓小琴是一位法學知識淵博、富有正義感的著名法學專家。當他獲悉我對此案的案情介紹後,當即表示願意接受我的採訪。記得那天是個陰雨天,天空飄著淅淅瀝瀝的小雨,我和上海電視台的兩位編導和攝像來到了他的家中。因為要接受我們的採訪,他不但推開了上午的一個會議,還一直忙碌到中午一時多,那時他和他那位熱情的愛人連飯也沒吃,他這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令我至今感慨不已。    
    卓教授認為,在本案中,秦皇島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對有關事實根本不做調查,就做出了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鑒定結論,這顯然是錯誤的。這種老子給兒子做鑒定的辦法是極為荒謬的,自然不能為患者所接受。為了排除暗箱操作,保證醫療鑒定的公正,我國已於2002年9月1日實施新的醫療事故鑒定辦法,規定醫療鑒定不再有衛生行政部門的官員參加,只能由醫學會的專家全程自主地進行鑒定工作,除了要把握技術標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掌握法律的準繩。    
    卓教授指出,對有關醫療事實進行調查,是醫療鑒定的關鍵和重點。如果鑒定人員不科學地進行調查,如果有關醫務工作人員在作病歷過程中不如實記錄或弄虛作假,這本身就已構成了犯罪,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本案中,因為患者家屬是該醫院的工作人員,她以自己工作的方便複印了病歷(事後也證明醫院確實存在問題),這也說明複印病歷是很重要的,但醫院在多次開庭中拒不向法院提交有關特護記錄的原件,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對於事實如此清楚的一宗醫療糾紛,當地有關醫療鑒定部門卻做出不構成醫療糾紛的結論,這令我很吃驚!他們根本沒有對有關事實進行調查,怎能鑒定為不構成醫療糾紛呢?    
    按有關規定,對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不服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有關部門重新申請鑒定,同時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在本案中,原告沈淑萍等人在兩次被有關部門鑒定不構成醫療事故的情況下,被迫以醫療損害賠償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是較為可取的辦法,而一審法院在根本沒有對北戴河醫院偽造和篡改的病歷進行充分調查,就做出如此荒唐的判決,顯然是錯誤的。    
    早在2003年全國「兩會」期間,醫療糾紛的問題曾受到多名與會代表的重視,醫療糾紛的數量每年以10%至20%的速度增長,給醫患雙方都帶來了許多傷害。如何提高醫療服務質量,診治「醫德缺失症」,成了兩會上人大代表的熱點話題之一。    
    據國家權威部門的一項調查,10個城市數千名消費者認為,「冷漠」這個形容詞最能代表醫療行業的行業形象。    
    2004年「兩會」上,醫療腐敗作為一個熱門話題,又一次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政協常委任玉嶺認為,整治醫療腐敗才能安康億萬民眾,由於醫療腐敗弄得很多人不敢進醫院求診就醫。實事求是地講,在很多醫院裡存在著嚴重的不正之風。不僅使55%以上的農民患者不敢到醫院求診就醫,就是城裡的廣大低收入階層對醫院也是望而生畏。醫療腐敗確實到了該整治的時候了認為,醫療腐敗已成我國醫療領域的一大「頑症」。    
    一家小小的區級醫院,竟然頻繁發生多起激起當地群眾憤慨、引起全國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惡性醫療糾紛事件,而院方不是抱著有錯就改虛心接受批評的態度,相反,對每宗事故發生後,醫院方總是想方設法阻攔當事人和家屬知道事實真相,採取種種手段制假做假,這難道說是偶然嗎?    
    眾所周知,「病歷是病人診療的全部過程」。但在這家北戴醫院,偽造和篡改病歷就像小學生修改錯別字一樣,似乎已成為「家常便飯」了。我所採訪的這三宗發生在該院的醫療事故中,院方無一不採取這種手段「修改」病歷:年僅4個月的小男嬰命喪醫院後,院方拒不出示原病歷,而是偽造了一份病歷,並據此做出了一份死亡男嬰「子宮未見異常」字樣的所謂報告;當該院的老領導沈明住院治療期間因對方一連串的過失而導致其死亡後,院方又公然偽造並篡改病歷,好在沈明之女沈淑萍是該醫院醫務人員,深知病歷對病人及家屬的重要性,最終利用工作之便拿到了亡父的有關病歷,但是,即便如此,北戴河醫院仍然敢斗膽「偽造」和篡改病歷;在於麗梅的這場官司中,北戴河醫院又故伎重演,向法庭出示了一份連一周的導尿過程也沒有,甚至輸血病歷都沒有記載的病歷,在同一個病歷中竟然出現了三個病案號:「26191、26196、2619」!有關出院、入院病理記錄、術前記錄、術後記錄、會診單和各種及日期相接而病案號不符。    
    人們不禁要問,醫院的這種做法,難道說無法可依無法可治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對於這家醫院的行為,當地有關主管部門卻從來無人過問!    
    其實,對於這家北戴醫院內所發生的醫療糾紛事件,我還採訪過一位名叫王冠軍的現役軍人因左手受傷而被這家醫治殘的事。另外,我的手頭還有好幾宗,只是限於本書篇幅不可能在此一一公開在讀者面前,不過,正如幾位受害者所建議的那樣,對發生在這兒的一件件醫療事故,我正在寫一本新書,題目就叫做《審判醫院》,將會對這家醫院裡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更加詳盡的揭露。    
    在北戴河長達兩年時間的採訪過程中,我的最大感慨就是:中國老百姓打醫療糾紛的官司真是太難!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1節 全國人大代表的兩次提案(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由全國人大代表組成的,全國人大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集體行使最高國家權力。現行憲法和《全國人大組織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的權利有:提出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提出人事罷免案,提出質詢案和進行詢問,在全國人大召開的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追究等權利。    
    早在50多年前,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政息人亡。這說明了人大代表的履行監督職責的重要性。近年以來,無數名全國、省、市、地、縣級的人大代表忠於職守,認真地履行代表的監督職能,受到人民群眾的高度讚揚。    
    隨著2004年3月全國「兩會」在京的召開,人大代表又成為全國人民及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在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曾多次採訪各級的人大代表,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山東省濟南市的一宗人命案採訪過程中,56名全國人大代表為一名普通公民的案件多次奔走呼告,並兩次聯名提案。儘管事過多年,但那些人大代表們勇於為民執言仗義的精神,至今令我感慨萬千,激動不已。    
    那是2001年3月,《工人日報》法治社會部主任吳琰打電話告訴我,山東濟南市有一宗影響較大的案子,多次受到全國人大代表的關注,希望我能去採訪。她還告訴我,報社曾有記者採訪過,其他的幾家中央級媒體也曾派人採訪過,但由於各種原因,此案一直沒能在新聞媒體上公開過。她希望我能對此進行採訪。末了,吳琰還對我說:你在政法圈子裡已是小有名氣了,採訪經驗豐富,態度端正紮實,稿件發表後轉載率也很高,再說調查大案要案,一直都是你的強項,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你去最合適。由於此案涉及公安、法院及檢察院三家司法部門,所以要想採訪此案困難重重。    
    吳琰是《工人日報》的主任記者,當時為該報新聞週末(後改為法治社會部)主任,是一位在新聞戰線上奮鬥了30多年的老將。她學識豐富,為人熱情而又極為仗義,而且治學態度極為嚴謹,曾與副主任石思述共同編發了無數好新聞,他們編的稿子曾多次榮獲過全國多項新聞大獎。2000年初,當時我剛從魯院出來不久,她聽到別人介紹了我在南方的新聞經歷後,毫不顧忌我只是一個流浪記者而頻頻向我約稿,要我為她主持的「新聞週末」寫些有份量的頭條。從那時起,我先後在該報的頭版發表了《誰剝奪了他們的居住權》、《他殺了人,遊戲機殺了他》、《只能忍心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一位弱女子的艱難訴訟之路》、《365名小學生狀告浙江省環保局》、《中國戒毒有新招》等20多篇獨家通迅,而且大多數被國內其他報紙轉載,在讀者和社會各界中反響也不錯。由於這樣的工作關係,我與吳琰和石思述結下了很深厚的友誼,吳琰在工作和採訪中更是給予了我許多幫助。有時,他們的人手不夠,常常會要求我出馬幫忙採訪寫稿;對於一些別人做不到的重、特大報道,或是一些敏感的新聞題材,她也會讓我去做。比如像現在的這宗命案的採訪。    
    我聽她介紹了此案的有關情況後,當即表示願意採訪。在我臨走時,吳琰還是顯出了很多的顧慮,她再三交待我,如果採訪不順利,就算了;如果在採訪時發生什麼意外,就趕緊給她聯繫,她會出馬救我的。由於此案發生已有好幾年,時間跨度大,加上此案已從公安到了法院,又從法院到了檢察院,案情錯綜複雜,撲朔迷離,難度很大,阻力更會大。最好能深入各地,對此案的過程進行紮實的採訪。臨出發的那天,她問我:一路你可要注意安全呀,七天時間夠不夠?我說:你放心吧,不管多麼複雜的案子,我最多也只用三五天時間,七天太長了。    
    一位年僅24歲的帥小伙,因去女友家玩,竟被人活活打死!一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含恨死去,其死因疑團重重,結果引起了數十名全國人大代表奔波三年,兩次向全國人代會提請復議。但此案一直還是沒有一個結果。第二天上午,我坐上了開往濟南的特快列車,晚上9時許到達了濟南。為了趕時間,我找了一個招待所住下後,當即與當事人取得了聯繫。當事人叫靳士讓,是濟南市重型汽車集團的退休工人。老人拿著一大疊材料,哭泣著向我訴說了事情的經過:    
    1998年1月13日,下午4點鐘,靳士讓忐忑不安地趕到商河縣兒子的女友孫桂花家,尋長兩天未歸的兒子,才獲知年僅24歲的兒子靳偉光已於前日被人打死。驚悉這可怕的噩耗,老年喪子的靳士讓當即暈倒在地。隨後,悲痛欲絕的老人趕往案發地龍桑寺鎮派出所瞭解情況。據對方稱,1月11日,靳偉光來到龍桑寺鎮龍桑酒樓探望在此打工的女友孫桂花。當晚,靳與村民姜贊亮等人在酒店喝酒,其間姜邀請靳去其家做客,飯後老闆娘讓靳去姜家住宿。誰知靳偉光來到姜家後不久,兩人不知何故發生了口角,繼而動手打了起來。姜遂衝到門口大喊:「我家裡有賊,快來人呀!快來抓賊!這惡賊還敢動手打人呀,大家快來打賊呀……」在姜的大聲呼喚聲中,十幾個不知真相的村民手持棍棒,聞聲趕來,圍住驚惶失措的靳偉光毆打,將他打翻在地上後,又將他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當即對他進行了訊問,沒想到,到了第二天凌晨,好端端的靳偉光卻突然神奇死亡……    
    更令靳士讓無法接受的是:對於此宗重大命案,商河縣公安局隱瞞未報往上級濟南公安機關和死者親屬,便擅自急匆匆解剖了屍體,檢驗鑒定靳偉光是「因顱骨骨折腦內出血死亡」。但是,當靳士讓親眼見到兒子屍體時,其慘狀令人不忍卒睹。他發現屍體的背部、頸部、手背部及陰部均有成對的類圓形或橢圓形灼點傷斑。另外,在大腿部有平行一致、排列有序、印痕粗細一致的條形棍擊傷痕。明眼人一看都知道,這些傷痕都是用棍棒等外力所致。    
    同時,靳士讓通過多方詢問、瞭解目擊者和多次查閱案件材料後發現,對於靳偉光案情情節、過程、死亡地點和時間等同一個案情的客觀事實,卻說法不同且自相矛盾:案發地龍桑寺鎮派出所有關領導稱,靳偉光於凌晨6時死於醫院;在蓋有派出所公章的報案登記上,稱靳當時「臉上血肉模糊不能站立」;負責調查此案的有關人員卻稱,靳於當日送往醫院途中即已死亡。而據當時負責搶救的醫生駱某稱,靳的「臉上、頭上、雙手及紅腫的腿部均染泥血,背部傷口處同樣混有污物血跡,渾身帶刺鼻酒氣」,後死在病房;同時另據死者女友孫桂花稱,案發當夜3至4點鐘,她被叫往派出所,看見男友躺在地上,傷勢嚴重,在場的有關人員卻不讓搶救,不久,靳偉光即死於醫院。    
    對於痛失愛子的靳士讓來說,兒子的死因明顯疑團重重,為了弄清死因,他設法護住屍體拒絕火化,同時強烈要求濟南市公安部門重新鑒定兒子的死因。    
    在濟南市人大的督促下,1998年3月25日,濟南市公安局組織法醫重新對靳偉光的屍體進行瞭解剖復驗,結果發現顱骨未骨折,腦內無出血,從而徹底否定商河縣公安局的初次鑒定。隨後,濟南市公安局又提出死者乃因「嘔吐窒息死亡」的新鑒定結論。但靳士讓經咨詢北京、上海多位法醫專家,認為屍體多處灼點傷斑確為電擊形成,不符合窒息死亡,建議另請法醫再次重驗。但商河縣公安局不同意,壓住不批,將靳偉光的死亡定為「姜贊亮故意傷害致死」。後押送姜贊亮至濟南市公檢機關覆核,擬交中級法院審判。但檢察院經審查,發現本案中多處有關事實與證據不符,當即退回公安補偵。令人奇怪的是,公安局剛接手調查時,又很快停止。緊接著此案又轉到根本沒有審判人命案管轄權的商河縣法院。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2節 全國人大代表的兩次提案(2)

    1998年4月21日,商河縣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法庭在沒有任何凶器物證、證據,同時沒有認定案情事實依據且互為矛盾的情況下,只判決姜贊亮14年有期徒刑。主犯量刑明顯過輕,對此,靳士讓和家人堅決不服,並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卻被駁回。靳士讓又及時向省、市和全國人大多次反映,終於引起了全國人大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人士的重視。在全國人大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批示和要求下,濟南市檢察院表示複查此案。    
    為查明兒子的真實死因,靳士讓一再要求重新驗屍鑒定,但其要求被有關部門拒絕,他的申請報告也再次被人壓下。靳士讓指著一大堆資料向我哭訴說:誰都知道,屍體是最根本的事實依據,直接從屍體上取材重驗,可防止有關責任人作弊造假。靳士讓的四處申訴引起了山東省社會各界的關注,也引起了眾多人大代表的關注。2000年11月,濟南市檢察院找到山東省幾位關注此案並作過調查的全國人大代表,表示已獲批示決定重新驗屍。但是,濟南市檢察院對死屍還沒有進行重驗。    
    姜贊亮又到底是怎樣打死靳偉光的呢?我當即通過電話與商河縣公安局取得了聯繫,但對方一聽說是瞭解此案的經過,馬上說此事早已移交給上級有關部門了,現在他們什麼都不知道。關於姜贊亮打死靳偉光的案情情節,我從面前那幾份商河縣公安局刑事案件立案、破案呈請報告和提請批准逮捕書上看到:「……姜先是在院中對靳毆打,後又拖到大街上毆打……姜多次用拳擊打靳的頭部,致靳於7點死亡」。姜在1998年2月6日的供述中也說,對打死靳偉光這一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姜的上述殘暴行為結果,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並且殺人手段凶暴殘忍,理應重判,而且此案應歸屬中級法院管轄審判。但此案違背審判程序管轄權,卻要沒有人命案管轄審判權的商河縣法院審判,而且對此宗手段殘忍、性質惡劣的故意殘害殺人罪只判14年,並且其他的同案犯一個也未判,這一審判結果與上述案卷材料認定的犯罪事實截然不符。究竟原因何在?    
    要想採訪商河縣公安局看來是困難重重,不過此案後來又移交到濟南市公安局,我此時的採訪重點應該是濟南市公安局而非下面的公安部門了。考慮到與商河縣公安局聯繫時,對方的躲避和支支吾吾,為了防止在後面的重點採訪中再出現類似的事,我決定從上至下,先去省公安廳。    
    按有關程序,我先通過電話與山東省公安廳宣傳處負責人取得了聯繫,聽到我說明來意後,有關人士經過請示,終於答應接受我的採訪。我趕到省廳宣傳處後,兩位負責人很客氣地接受了我的採訪,其中一位負責人看到我後說:「呀,你就是石野,我認識你!我最近從廣州的《家庭》上看到寫你的一篇文章,是介紹你在南方臥底歷險的故事,那上面還有你的照片。」    
    2001年4月上半期,國內著名暢銷雜誌《家庭》以特寫的形式,介紹了我和同事1998年4月在廣州王聖堂臥底歷險時的那段九死一生的經歷,同時還配發了我的一幅照片。我在北京臨上火車時,也看到北京站的報亭裡正好有這一期的《家庭》在賣。只是,我沒想到,在這個地方也有人能一下認出我這個流浪記者來。    
    仔細地翻看了我呈上的有關此案的材料後,宣傳處的黃處長神情嚴肅地說:我們十分歡迎中央新聞單位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監督。作為省廳,對下面的各有關單位和個人一直是很嚴格的,如果有警察真的違法亂紀,一定會從嚴從重,絕對不手軟。但由於具體案情均由濟南市公安局負責,他們只是聽說過此案,但對有關情況不瞭解,最好還是讓市局的有關同志介紹一下近況。隨後,這位熱心的領導當即與濟南市公安局負責宣傳的人士取得聯繫,並要求他們馬上來車接我過去,讓接手此案的負責人接受採訪,實事求是地公開案情的所有情況。半小時後,濟南市公安局宣傳處塍仕雷和李平偉兩位同志開車過來接我。    
    在他們的安排下,濟南市公安局一位負責刑偵工作的副局長接受了我的採訪。這位副局長先是簡單地介紹了有關此案的前後經過,然後說:關於此案,由於目前已移交到檢察院,現在還沒有結果。但我們公安局現在也是被當事人投訴的單位之一,所以對一些事情目前也不好說什麼。如果經檢察機關查明,在此案中出現公安人員有違法亂紀的情況,不管他是誰,我們都會依法律辦事,從嚴治警,絕不姑息。    
    公安局的態度已很明確,也很誠懇,而且商河縣公安局的有關材料我均已拿到,後面主要採訪對象就是省市兩級檢察院了。    
    3月30日上午,我首先來到濟南市人民檢察院。誰知,當我找到負責人宣傳工作的有關部門時,對方獲知我的來意後,馬上推脫說不知道這事,並說他們根本沒空接待採訪。當我想找檢察院的有關領導時,一連問了好幾個人,都說領導上午開會去了。除了幾個辦公室有人班外,其他的辦公室竟然都是大門緊閉。如果有人看到我問話,不是趕緊走開,就是說這兒的工作人員正在學習和開會。    
    在市檢察院找不到有關負責人,我只好趕往省檢察院。省市檢察院相距不算遠。當我來到省檢察院,向門衛出示了證件,並準備登記時,一個電話突然打到了這兒,對方一個男中音告訴門衛,讓他們馬上讓我離開。接完電話後,那兩個門衛無奈地對我說:剛才有人說了,他們根本不想見你,請你馬上離開。我心中儘管納悶,但還是固執地拿起電話,向有關人員說明了來意。一連幾個電話,對方一聽我的來意就掛斷了電話。無奈之餘,我只好無功而返。    
    省市兩級檢察院都是這種態度,看來這個案子還真是非同一般了。    
    檢察部門不願接受採訪,我決定先去當地的濟南市殯儀館,去現場查看一下死者已在此冰凍保存了整整3年的死者遺體。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3節 全國人大代表的兩次提案(3)

    老年喪子,對頭髮花白、年已64歲的靳士讓老人本來已是致命的打擊,兒子慘死後,卻出現了兩份不同的死因鑒定結果,到底愛子因何冤死?殘忍殺害兒子的主要兇手姜贊亮為何只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為弄清兒子的確切死因,老人設法排除了來自多方的干擾、阻撓,從1998年至今整整3年多時間,他每月花費900元的高價,將兒子屍體保存在殯儀館的冷藏室裡,為的就是在重新復驗時留下最確鑿可信的證據。    
    可是,時光已流逝3年,老人家的淚水也流了3年,他數次強烈要求上級部門重新成立調查組,對兒子屍體上的傷痕重新檢驗,雖然得到過全國人大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批復,但在濟南市檢察部門手中卻一直壓著遲遲未見行動。靳士讓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好繼續負擔每月900元高額存屍費,同時更要承擔心靈的巨大傷痛和折磨。    
    3月30日上午,在神情悲慼的老人的帶領下,我來到濟南市殯儀館,費了一番周折後,終於在該館冷藏室裡見到了存放已達3年之久的靳偉光的屍體。在中間寫有一個令人心酸的「奠」字的黃色屍衣拉鏈處,打上了分別蓋有單位公章和老人私章的封條。問詢何故,低垂著花白的腦袋、正在四處查看的靳士讓老人悲憤地說:「我這樣做,是防止有人故意促使屍體腐爛,毀滅了證據……」正說著,老人突然驚叫起來,他指著屍衣上端幾個明顯的破綻處,氣呼呼地責問殯儀館的一位負責人:「這是誰弄的?這兒封條和拉鏈怎麼開了?」對方不敢正視老人逼視的目光,躲躲閃閃地連稱不知道。    
    老人向我哭訴道,2000年11月初,市檢察院通知他,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示,準備重新驗屍。誰知,在這期間其兒子的屍體已被殯儀館人員擅自解凍。靳及家屬初次發現後,立即向火化場提出抗議。半月後,靳前往查看屍體,仍未恢復冷凍。對此,也是這位負責人稱,那是由於調溫失誤造成的。奇怪的是,同一冰櫃內的其他屍體均冷凍完好,惟獨靳偉光屍體解凍融化。解凍不可避免促使屍體加速腐爛,最終將導致重驗失去條件。這位負責人只好向家屬道歉,併購來冰塊輔助冰櫃加速恢復冷凍。兩周後,靳家再次去查看屍體,又是這位負責人稱沒有公檢機關的同意不准家屬查看屍體。    
    濟南市一位叫趙平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了我的採訪。他氣憤地說:「對於老靳兒子之死的案子,我早在去年就知道了,當時還和幾位全國人大代表一起聯名向省檢察院提出了有關建議,對方答應得雖然很好,可做起來卻是拖泥帶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結果。」他還說,有關辦案人員不但有明顯的作假行為,而且竟還有人對他進行威脅,警告他不要管這個案子,他很生氣,當即把有關情況向省裡有關部門作了反映。對於此案,省內先後有5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合簽名,兩次聯名提請復議,強烈要求山東省有關主管部門盡快驗屍,查明死者的真正死因,並嚴肅處理此事。但令人遺憾的是,此事至今無果。    
    靳士讓的不斷上訴,引起了山東省多名各級人大代表的關注。為了維護正義,為了使此宗在當地影響巨大的命案能早日水落石出,從1999年開始,數名人大代表聯名向山東省有關部門提交了《公正調查靳偉光命案的建議》,並指出,從有關部門提供的案卷材料中暴露出的自相矛盾、前後兩次不同的鑒定結果,與被害人親屬所出示的相關材料對照錄像、照片和屍體傷痕實際不符,顯示本案是一起典型疑案。    
    在2000年的全國人大九屆三次代表會上,山東、河南兩省43名全國人大代表又一次聯名提交了有關建議。2002年3月6日,在第九屆全國人代人第四次會議上,50名全國人大代表再次聯名提請《公正調查靳偉光命案的建議》,要求最高檢察院直接調查處理此案,盡快直接驗屍鑒定。建議中談到:    
    1家屬根據《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權利,強烈要求重新驗屍鑒定、查明死者的真實死因及傷痕形成的要求合法合理,但為何重驗要求一再被有關人員藉故壓下置之不理?    
    2屍體是最根本的重驗檢查依據,但是,濟南市檢察院為何拋開現成屍體不驗,而另外去尋找玻璃檢片代替屍體檢驗呢?    
    3為了客觀公正地重新鑒定,避免人為因素影響重驗結果,鑒於省、市公檢機關參與了原鑒定,重驗應予迴避。去年11月最高檢察院批示重新驗屍鑒定後,為什麼仍由濟南市檢察院及原鑒定的法醫參與?這豈不是顯而易見違背了迴避的法律規定嗎?當家屬和隨同監督聯繫法醫的人大代表及群眾一再要求多家法醫和最高檢察院法醫共同鑒定,為何市檢察院卻堅持由其指定某一家法醫鑒定呢?    
    4對於惟一落入法網的兇手姜某,為何違背審判程序,將其轉到根本沒有審判人命管轄權的商河縣法院審理呢?而且,法院在沒有任何凶器、物證、人證的情況下,只判決殘害人命的姜某14年有期徒刑,這難道不是重罪輕判嗎?    
    就在我採訪此案的過程中,有關部門還多次打來電話,一個口稱可接受我採訪的有關人員見到我後,硬塞給我一個大信封,但被我謝絕了。為防止出意外,我只好幾次搬動地方。    
    只用了三天時間,我對此案的採訪已經是面面俱到了,於是我向遠在北京的吳琰匯報有關採訪情況後,決定馬上回北京。    
    我寫稿時,山東省有關部門又有人打來電話,要求不要發這篇稿子。我沒有理睬。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這篇我獨家採訪的新聞稿直到2001年7月21日才艱難地在《工人日報》的「特別報道」欄中以《俺不認命:兒咋就死得不明不白?——五十名人大代表兩次提案的前前後後》發表出來。同時還配發了死者靳偉光生前的一張照片、悲痛欲絕的靳士讓在家中懷抱兒子遺像老淚縱橫的情景和他在濟南市殯儀館查看兒子遺體等三張照片。在同一天的同一個版面,也刊發了一篇有關河南焦作全國人大代表姚秀雲和當地幾位人大代表對有關政法部門實施監督並最終使一起重大冤案得到昭雪的文章。    
    後來我獲悉,此稿發表後,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自然也引起了當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事後,滿懷感激的靳士讓給我和《工人日報》送來了一個錦旗。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4節 討債民工命喪惡老闆尖刀下(1)

    我曾在前面說過,我這個出身貧苦、從貧困鄉村走出並在多處建築工地做過民工的流浪記者,在十年記者之旅中,一直把平民百姓,把弱勢群體視為重要的採訪對象。由於這些弱勢群體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往往成為一些部門和不法分子魚肉和欺凌的對象,一旦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受到侵害時,我們的法律有時總是難以為他們討回應得的公道。在走投無路之餘,他們總會把全部的希望寄托於新聞媒體,渴望媒體能介入調查,以輿論監督的方式監督有關事情的合法解決。在這些案件中,媒體介入後,有的儘管費盡周折,但畢竟最終能促使問題的解決;與此同時,有不少卻是令我們這些新聞記者除了憤怒,就是徒喚奈何。比如我在前面曾提及過的《深夜查訪嚇死打工妹》中的姚莉、《「死人還魂」狀告公安局》中的七旬老人曾傳耀夫婦等,然而,我下面所要提及的一宗有關民工因討公錢而慘遭惡老闆殺害的血淋淋的案子,令我更多地感到莫名的悲哀。    
    「民工」這兩個字,是80年代以後社會上對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人的一種統稱。    
    毋庸置疑,民工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有關社會學家指出,社會弱勢群體是指那些由於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我國目前約有8000萬到1億人。民工這個至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特殊群體一直以來沒有得到社會的足夠重視。儘管有關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關注民工,但有關新聞媒體及社會大眾一直對他們採取一種牴觸的態度,甚至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中國民工群體似乎成為了被人遺忘的角落。但這是一個佔據了全中國一億多人口的群體,拖欠民工工資的情況比比皆是,已上升至不容忽視的政治問題的高度。    
    直到2003年底,重慶農民熊德明「斗膽」向前來基層看望群眾的溫家寶總理訴說其丈夫幾個月的血汗錢一直被人拖欠不還時,最終得到總理的高度重視,並連夜幫她討回了工錢。此事一經新華記者報道後,立即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農民工的問題一下被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起來。    
    熊德明是是幸運的,因為她遇到了關心群眾、親民愛民的好總理。她不但及時討回了錢,還出了名,更引發了全社會對農民工被拖欠工血汗錢問題的關注;2004年1月,一位在京城因討債而墜樓身亡的湖北民工胡衛國也算是幸運的,因為在他死後,畢竟此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他生前沒有討回來的工錢,後來在湖北省委書記喻正聲等領導的關注下,先由政府墊付出來。是的,熊德明請溫家寶總理為自己丈夫討薪,一句話換來了一場「民工工資清欠風暴」,這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欠風暴」,讓無數農民工兄弟及時拿到了工錢。這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多少農民工的不幸遭遇讓人心緒難平呢?    
    年僅23歲的四川民工幸萬強的悲慘遭遇,這些年來一直令我悲憤異常。    
    這是我的十年採訪生涯中最令我心酸憤慨的命案:因為討債,四川民工幸萬強卻命斷惡老闆的尖刀下;在他慘遭不幸後,他的悲痛欲絕的家人,至今別說連死屍都沒有看到,就是連骨灰也沒見影蹤;他那失去父親的幼小兒子及家人至今沒得到兇手一分錢的賠償;而更令人氣憤難忍的是,殺人兇手只被判處無期徒刑,而那位雇兇殺人的惡老闆蘭某事後不但皮毛未損,反而被當地法院判決無罪而放,至今逍遙法外……    
    1999年9月1日,這天我從南方到了北京,進入了魯迅文學院學習,也就是這一天,來自四川貧困縣南部縣大橋鎮新井村年僅22歲的民工幸萬強抱著美好的希望,告別家人及不滿兩歲的小兒子,從家鄉來到北京尋夢。由於他沒有文憑,又無其他的特長,剛開始時,他只好投靠在通縣做縫紉的姑姑。在姑姑的幫助下,起先,他只是在通縣附近做一些短工、雜工。後來他在通縣認識了同一個縣的老鄉張君寶,此人來京較早,經努力,他此時由一個打工仔成為了一個能獨立承接建築裝修活計的小工頭。接到活後,他就找工人來做,自己從中賺提成。張手下的工人有四川、河南、山東和安徽等地的,其中以四川的居多。1999年6月,張在距通縣不遠的河北三河市燕郊鎮接到一個小工程,他打電話給小幸,讓他過去做工,並許諾答每月按時發工資,小幸聽說每月可以掙到千多元錢,加上張又是老鄉,應該是可靠的。再說三河到通縣的姑姑家只有20多分鐘。所以他非常高興地去了。    
    這家進興活動房廠工程系由三河市第四建築工程公司管,總經理為蘭景坤。蘭中等身材,40多歲,系本地人,平時總是西裝革履,穿著很氣派。當時,張和蘭共同簽訂一個協議,商定的雙方定好完工後就支付工資。    
    張帶著小幸等十幾名民工夜以繼日地加班,40多天後,工程保質保量地完成,當他向蘭要工資時,對方卻不按合同辦事,拒不支付工資。工人們只好三天兩頭的找經手人張君寶要錢,張就找到蘭景坤。但蘭還是不理睬。最後張君寶只好找到蘭的上級三河第四建築工程公司,但有關領導也是稱沒錢,還說此事只能找蘭解決,他們不會管。這個時候,工人們吃喝都成了問題。無奈之餘,張君寶帶著幸幾個人來到當地的燕郊派出所求助。一個叫曹加利的民警接手調解,他當即也找來蘭景坤進行調解,但蘭總是經各種借口推說無錢。首次協商無果,曹又約定第二天上午9時再次到派出所解決。    
    第二天,張君保和民工代表王文勝等人準時來到派出所時,直等到到中午12時,笑逐顏開的蘭景坤和派出所的有關人員這才出現,但此時,曹稱:「我們不管你們這種事,你們自己解決去吧!」大失所望的小幸等當即對此提出異議,對方瞪著眼睛凶巴巴地罵道:「你們這幾個臭民工,竟敢管起我們警察來了?最好離派出所遠一些,否則別怪我不客氣……」說罷,就將他們轟出了大門。    
    派出所有關人員的冷漠,終於導致後面的慘案發生。    
    蘭景坤見有人撐腰,表現得更加狂妄,他指著張君寶他們惡狠狠地罵道:「告訴你,我們從來就沒有給錢的習慣!如果再不服氣,老子就要你們的小命,不信就等著瞧!」說罷,這位不可一世的老闆朝他們啐了一口,不屑一顧地揚長而去。    
    張君寶一行只好失望的回到了工地。正在工地裡等候的十多名工人見沒討到工錢,只好各自到到外面想法借錢去了。    
    這些善良的民工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血淋淋的災難,很快就會在他們當中降臨。    
    當天下午4時許,蘭景坤突然氣勢洶洶地帶著一夥人,乘坐著兩輛桑塔那和一輛130小貨車趕到工地,提出要與民工談判,但他提出的條件根本無法讓民工們接受。見「談判」不成,蘭乾脆不談了,於是就想離開。幾位正等米下鍋的民工見他要走,趕緊攔著對方說:「你們特意過來找我們談判,怎麼一分錢不給就想走呀?」蘭當即對他們進行惡言威脅,並破口大罵。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5節 討債民工命喪惡老闆尖刀下(2)

    因為上午剛從派出所出來,其中的王文勝覺得蘭也不敢把他們怎麼樣,所以,儘管他看到蘭沉著臉,正為生活發愁的他還是硬著頭皮迎上前去,請求蘭最好能支付一點生活費。蘭揮手推了他一個趔趄,惡狠狠地罵道:「去你媽的,你還敢向老子要生活費,你想找死呀?」然後,這傢伙又朝後面大喊道:「快給我教訓一下這個臭小子,其他的人見一個打一個,把他們全趕出工地!」話音未落,就見蘭的弟弟蘭景峰揮著一根粗大的鐵棒從車上跳下來,衝著王的腰部就是一鐵棒,將他打倒在沙坑裡。隨後,另一個叫李玉成的傢伙又從腰部抽出一把用報紙包著的長約七厘米的銅鑄把尖刀,一把按倒來不及逃走的王,直向他的腰部和身上連刺4下,血流如注的王當即滾到沙坑裡連喊救命。當時工地上只有一個叫熊守明的木工正在做木工活,他看到這一慘劇時,嚇得趕緊大聲叫喊:「殺人啦,快來人救命呀!老闆在殺人呀!」    
    工地辦公室裡等候工資的幸萬強聽到淒厲的呼救聲,和幾個人一起衝到外面,正好目睹了不遠處的王渾身是血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見對方如此凶殘,幾個膽小的民工嚇得哪還敢上前?此時,勇敢的小幸不顧危險,一邊大聲斥責道:「你們欠債不還,還敢行殺人?給我們住手!」一邊奮不顧身的衝過去搶奪歹徒手中的刀子。殺紅了眼的李玉成見有人敢上前,又揮起明晃晃的尖刀衝他左前胸猛刺進去,猝不及防的小幸痛叫一聲,伸出雙手正要拔出刀子,誰知這個窮兇惡極的傢伙,不但不罷手,反而還使勁將刀子旋轉了兩下,可憐的小幸痛叫一聲,倒在了血泊中。    
    此時,毫無人性的蘭景坤不但不救人,反而和那幾個殺手鑽進了車子裡,揚長而去。    
    見小幸渾身是血,早已昏死過去,幾位民工急了,一邊猛打110求救,一邊把兩名傷者抬到馬路邊。他們一連攔了十幾輛車子,但人家看到血淋淋的傷員,根本不願停車。為了救人,十幾名民工齊刷刷地跪在馬路中央攔車,最後終於有一位好心的司機,停下了車,送他們到附近的一家醫院。此時幸萬強因刺中心臟,失血過多,經醫院搶救無效而死亡。經廊坊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證明,幸萬強系被人以銳器刺破心臟造成大出血致死;另據警方屍檢報告記載,死者左上胸部有創傷口1處4.5厘米,深達胸腔。另一名傷者王文勝昏迷幾天後,經大力搶救,終於保住了性命。後經三河市法醫門診部法醫臨床檢驗鑒定書證實,王的左上臂損傷1處長5厘米,右腰背損傷2處,分別長3.2厘米、6.5厘米,結論為輕傷。但造成他終身殘廢。    
    一年後,當我採訪他時,一直無法從事勞作的他,只能大部時間躺在床上休養。一提到那一幕慘劇,淚水總是忍不住流下。    
    慘案發生後,三河市刑警八中隊和派出所的民警趕到現場,但警方只是將蘭景坤抓了起來,而對李玉成、蘭景田等兇手卻一個不抓,那兩輛用來行兇的車子也沒有當場扣留。    
    得知噩耗後,幸萬強的父親幸永懷和妻子悲痛萬分,夫妻兩人一路哀哭,相攜著於8月30日夜晚趕到北京。當他們趕到三河公安局,提出想見見兒子的遺體時,對方卻不讓見,稱死屍還要放在醫院的冷凍室裡冷藏,同時還要家屬自掏腰包。幾天後,從小帶著小幸長大的外婆,因悲傷過度在他們離家幾天後就去世了。得知家中老母身亡,惟一的兒子慘遭不幸竟連死屍都見不到,幸永懷的妻子受不了這巨大刺激,很快就變得神經兮兮起來。    
    由於此案一直沒進展,他們身上的錢早花光了。幸永懷既要為死去的兒子討公道,還要照顧生病的妻子。如果不是妹妹幫助,他們真不知如何過。    
    2001年3月1日,當幸永懷又來到存放兒子遺體的醫院,有關人員稱,他們不能做主,必須由公安局和法院出具證明才行,同時對方再三要求家屬交納有關費用。    
    2001年4月9日,當幸永懷扶著妻子又一次來到冶金醫院,找到院領導要求看望兒子的遺體時,對方卻告之:死者早於2000年8月19日被三河市公安局拉去火化了。倍加傷心的夫婦兩人當即哭倒在地,他們真不明白,兒子在慘遭不幸後,作為父母親,他們為何一直連探望遺體的權利都沒有?三河市公安局在家屬多次要求探望死者的情況下為何一直拒絕?他們為何在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竟敢擅自火化屍體?當他們哭著找到燕郊刑警八中隊有關領導討說法時,對方竟說早就通知過他們!當他們要求警方交出火化的骨灰時,對方稱不知道搞到哪兒去了!又說早說扔掉了。直到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四年之久,三河市警方對擅自火化遇害者屍體之事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答覆。    
    蘭景坤被刑拘後,公訴機關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檢察院向三河市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蘭景坤犯故意傷害罪,並於2000年10月8日批准逮捕。2000年5月17日,三河市人民檢察院在三檢刑訴字(2000)第45號起訴書中審查查明:1999年8月31日下午4時許,被告人蘭景坤糾集李玉成、蘭景芬等6人,分乘兩輛出租車到燕郊柳興活動房廠工地,解決蘭景坤與其在工地做工的四川籍民工的工資問題,雙方在協商中發生爭執,蘭景坤欲走,民工不讓,李玉成和蘭景芬即與民工發生毆鬥,李用事先攜帶的刀子將民工幸萬強和王文培扎傷,後6人逃離現場,幸萬強因搶救無效死亡。蘭景坤、蘭景芬與李玉成準備外逃,並向蘭景坤承諾雙方誰也不問各自的去向,後蘭景坤又提供李玉成5000元的外逃資金,李玉成穿越玉米地逃走。蘭景坤和蘭景芬在回家時被抓獲,其餘人在逃。    
    檢察院認為,被告人蘭景坤目無國法,教唆李玉成故意非法傷害他人身體,造成一人輕傷、一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其行為觸犯了《刑法》有關規定,構成故意傷害(致死)罪。與李玉成是共同犯罪,系主犯,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5條第一款、第26條第一款、第29條第一款的規定判處。    
    同時幸永懷、李正芳、任曉珍、幸凱以原告身份向三河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那麼惡老闆蘭景坤又為何許人呢?蘭景坤現年35歲,漢族,河北省三河市人,初中文化,農民,住三河市皇莊鎮艾台村。1999年9月1日因涉嫌故意傷害案被拘留,同年10月8日因涉嫌包庇被逮捕,後押於三河市看守所。2000年6月16日被三河市人民法院宣佈無罪而釋放。    
    在庭審中,幾名原告和代理人認為,蘭景坤具有故意傷害他人身的主觀故意,在這起共同犯罪的案件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明顯系主犯,主要事實和理由有:1.蘭多次供述,他在事發前主動找過李玉成,將自己與民工的工資歷糾紛告知,並要求李玉成:「你今天找幾個人同我去,為我助助陣,如果開完工資如有不服的,你就教訓教訓他們……」因蘭與李系同村,又有經濟來往關係,加之蘭的教唆和指使,李玉成遂一口答應並糾集另三人參加行兇;2.多名民工證實,當時,蘭景坤一夥早已配備了刀具(用報紙包著,別在李玉成和蘭景芬等三人的腰後)、準備了鐵棍,這充分說明蘭一夥早就做好了行兇的準備;3.在李玉成等人行兇時,蘭景坤目睹了全過程卻未做任何制止行為,此種不作為恰恰證明了李玉成殺人的結果正是蘭景坤所希望的;4.蘭氏兄弟和李玉成在殺人逃離現場後,立即帶李玉成去醫院療傷,還公開宴請所有行兇者,並於當夜10許潛逃回皇莊鎮艾台村,在村口李玉成準備外逃時,協商由蘭景坤給李5000元現金,並至李成功逃脫。這些三河市人民檢察院都現場查證。因此,幸永懷、李正芳、任曉珍、幸凱等原告認為,被告人蘭景坤在本案在起主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系主謀,其主犯地位是不可懷疑的,四原告人要求法院以故意傷害(致死罪)依法追究蘭景坤的刑事責任,並附帶民事賠償責任。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6節 討債民工命喪惡老闆尖刀下(3)

    2000年6月16日三河市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現有證據只能證明與被告人蘭景坤同去的李玉成持刀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使王文培輕傷,幸萬強死亡的事實成立,不能證明蘭景坤有教唆李玉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三河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蘭景坤教唆李玉成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證據不足,故蘭景坤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判處蘭景坤無罪,同時還駁回了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幸永懷、李正芳、任曉珍、幸凱的訴訟請求。    
    四名原告認為三河法院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有明顯的包庇犯罪行為,被告人蘭景坤應負賠償責任為由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    
    2001年8月21日,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在廊刑終字第94號刑事附帶民事裁定書中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原審被告人蘭景坤在李玉成傷害他人時有主觀過錯,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做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裁定。隨後幸永懷又向河北省人民法院上訴。    
    我經過多方走訪,瞭解到以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就在此次開庭前,蘭景坤的弟弟蘭景鶴,竟多次在三河市法院附近找幸永懷提出私了,被幸拒絕。後來,幸瞭解到,原來此人就是三河市人民法院的一名審判員,對於此事,三河市有關人員從未向當事人家屬透露過。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在此次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被三河法院駁回後,幸永懷等四原告不服,當即向一審法院提交了上訴狀後,誰知卻被法院有關人員扣留了一個多月,還多次謊稱早已上交至廊坊市中院,並要求原告不要再去找他們,滿腹疑惑的幸多次跑到廊坊中院,該院答覆根本沒有收到他的上訴狀,在他的再三追問下,廊坊市中院這才派人到三河市人民法院進行調查,最後查實原告確已在法定時間內提出了上訴。面對上級法院的質問,三河市刑庭有關人員啞口無言。由此可見,對方能置檢察院的公訴置之不理,並明顯枉法判案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從有關方面獲悉;殺手李玉成,1960年4月15日生,漢族,初中文化,三河市皇莊鎮艾合村農民。他在接受了蘭景坤的5000元現金潛逃後,於2000年9月18日在京城被北京警方抓獲後移交到三河警方。同日,因涉嫌故意傷害被刑事拘留,9月29日被逮捕。    
    2001年5月12日,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廊坊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人李玉成犯故意傷害罪、原審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幸永懷、李正芳、任曉珍、幸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一案。    
    廊坊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在廊檢刑訴(2001)19號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李玉成夥同蘭景坤(在逃)等人,於1999年8月31日下午5進許到三河燕郊西柳村「進興活動廠房」工地與外地民工解決工資拖欠問題,因未達成協議雙方發生廝打,在廝打過程中,被告人李玉成用攜帶的尖刀將王文培和幸萬強扎傷。幸經搶救無效死亡,王經法醫鑒定為輕傷。公訴機關在法庭上提供了指控被告人李玉成上述犯罪的證人證言、屍檢報告、傷情鑒定結論等有關證據,認為被告人李玉成的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    
    幾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訴訟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李玉成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判決被告人賠償死亡補償金、撫養費、贍養費、交通費、誤工費、食宿費、律師代理費、存屍費、火化費及精神損失費共計21萬元。同時還提出,受害人沒有任何過錯,被告人應承擔全部責任,被告人的行為根本不是什麼正當防衛,請求法院對刑事及附帶民事依法做出公正的判決。    
    廊坊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玉成犯故意傷害罪的罪名成立,其後果嚴重。應依法懲處,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使受害人一家遭受一定經濟損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要求被告人賠償喪葬費、撫養費,交通費中合理部分應予支持,關於要求賠償死亡補償費,精神損失費、贍養費、誤工費、食宿費、律師費等,於法無據、故不予支持。最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規定,認定被告人李玉成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幸永懷、李正勞、任曉珍、幸凱(喪葬費3000元,交通費702元,幸凱的撫養費20729元)共計24439元。    
    兇手李玉成當庭雖然對附帶民事部分同意賠償,但稱沒有賠償能力。    
    幸永懷、李正芳、任曉珍、幸凱等原告對此判決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一審法院對被告李玉成的定罪和量刑有誤,其行為已完全構成「故意殺人罪」,而非「故意傷害罪」,因為一審已查明,李持刀連續扎傷王文培後又在眾目睽睽下將幸萬強殺死,李是完全知道手中的凶器危害性的情況下施犯罪行為的,況且李對準被害人的心臟等要害部位,可見其是主觀就是故意致被害人死亡;被告人李玉成夥同同人組成犯罪團伙,拒付他人工資,故意殺人,並造成一死一重傷的嚴重後果,特別是,在行兇後,李見死不救,夥同另一主犯蘭景坤等先後逃逸,其手段殘忍,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罪大惡極,罪該處以極刑,否則,不足以平民憤。同時,他們認為一審判決賠償範圍有誤,民事賠償數額過低,根本無法彌補四原告人的精神及物質上的巨大損失。四原告不服原判,均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001年8月14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一份(2001)冀刑一終524號刑事附帶民事裁定書中,駁回了4名原告的上訴。    
    2002年7月上旬,我先後兩次來到離京城不遠的三河市公安局對幸萬強之事進行採訪,可公安局的有關人士對此是一百個不知道,並說此案早就交由當地法院處理了,不關他們的事;當我問及他們為何在不告知死者家屬、並在死者家屬不在場的情況下擅自火化了受害者屍體時,對方不是推三推四,就是避而不答。我曾三次前往當地派出所和公安局的刑警大隊進行調查,但每次都被對方冷漠地拒絕。    
    當我來到三河市檢察院時,一位不願告知姓名的人士說,這宗案子他們早依法向當地法院提起公訴,按法律的規定,蘭景坤肯定要負刑事責任,但也不知何故他能不受刑法追究,這是法院的事,他們也沒辦法。2004年春節後,當我又一次致電三河市檢察院,詢問此案的有關情況時,對方答道,他們已經要求警方對蘭景坤抓捕,但蘭現在不知逃到哪兒去了。    
    在廊坊市法院,一位負責人說,此案已了結,他們不清楚,但對於李玉成的附帶民事賠償,他們也多次執行過,但由於對方家在農村,家中很困難,因此拿不出這筆錢,他們也無法執行。    
    廊坊市檢察院一位人員說,對於蘭景坤,檢察機關認為是有罪的,他們早要求公安局抓捕,但至今人沒抓到。這都是三河公安局的事,他們太不負責了……    
    從兒子死後到今,頭髮花白的幸永懷為了討公道,就在通州的建築工地裡打短工,有時就住在妹妹的平房裡,有時路太遠,就住在工地上。這四年時間內,他先後多次跑了河北省公安廳、省信訪辦、省法院和省檢察院上訪,雖然上面也作了批示,但一到下面就無人理睬。一次,河北省發行量最大的《燕趙都市報》接到老幸的投訴後,發函給三河市公安局,要求盡快把調查結果寄過去,但三河公安局有關負責人不屑一顧地說:這件事我們管不著,也不會管。    
    幸永懷一邊拖著病身在通縣附近打工度日,一邊奔波於河北各地為冤死的兒子討公道,平時只要積了一點錢,他就跑來石家莊和北京的有關部門上訪。2002年冬天,他在石家莊上訪時,不幸遭遇車禍,肇事車趁天黑逃跑了。老幸命雖沒丟,但腰部和左腿受傷,現在走起路來都是一拐一拐的。但是,如今時間已經過去四年了,這宗人命案還是一直沒人理睬。    
    2004年春節前,我放心不下這位可憐的老人,在他妹妹幸曉芳的帶領下,來到通縣一個偏僻的鄉村,在一間低小的平房裡,看到了縮在冷颼颼的破坑上的幸永懷夫婦。此時外面正是數九寒天,冰天雪地,而這小屋子裡僅有一隻小煤爐還能散發出些許暖氣,凍得人渾身直打哆嗦。白天,幸還要在工地上做工,晚上一回到那個小屋子裡既要照顧身患病的老伴,還要寫上訪材料。我看到他的雙手都被凍得紅腫,裂口像松樹皮一樣,流著膿血。這四年間,兩位老人從沒有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他那個每月花100元租來的小平房,只有十幾平方米,又小又黑暗,白天都見不到一絲陽光,連窗戶上都沒有玻璃。別說零下十幾度的寒夜,就是有陽光的大白天,人在裡頭都受不了。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7節 討債民工命喪惡老闆尖刀下(4)

    我一直在痛苦地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我們的弱者需要保護的時候,本應為其討公道的法律,總是會出現失衡,總是會打折扣呢?在兇案發生後,警方先是姍姍來遲,然後只抓到了蘭景坤,而對李玉成及其他人不及時追捕;至今,那幾名與李一起參與行兇的殺手,不但連人影也沒抓到,而且當地的公檢法三家執法部門竟然連對方的姓名也沒搞清楚;對於擅自火化死者遺體的事,當地警方不但沒有給死者家屬一個合理的說法,而且竟然連死者的骨灰也不知搞到哪兒去了!這一連連串的奇怪現象,難道是偶然的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知法院對此案的判決漏洞百出,作為監督的檢察院,卻從不提出抗訴,從沒有對有關人員進行督察;河北兩級法院,至今連死者家屬應得到的極可憐的那點賠償金至今也沒有執行到位!    
    2003年10月28日,新華社記者孫傑、黃豁發表了一篇題為《溫總理考察三峽庫區為農民追工錢》的通訊,報道了10月2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重慶萬州走訪這個三峽庫區最大的移民區時,無意得知雲陽縣農婦熊德明丈夫的工錢已拖欠了一年,影響娃兒們交學費……溫家寶雙眉緊鎖,沉吟片刻後說:「一會兒我到縣裡去,這事我一定要給縣長說,欠農民的錢一定要還!」    
    當天夜裡11時多,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資。    
    旋即,全中國的幾乎各家報紙都以顯著版面刊登了新華社的這篇報道。    
    這是一條感人的新聞!總理勤政愛民,重視調查研究,心繫普通百姓,情牽弱勢群體,體現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群眾利益無小事!共和國總理以自己的行動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令人敬佩。    
    42歲的熊德明自然做夢也沒想到,就在她向總理說實話後,6個小時之內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錢。同時她一個識字不多的農婦不但成為上百家新聞媒體追捧的對象,而且很快在12月29日晚上,出現在2003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頒獎典禮上,榮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年度社會公益獎。    
    熊德明一句「實話」所引起的一系列良性反應是誰也沒有想到的,首先直接促使拖欠熊德明家工資的那家建築公司被雲陽縣勒令兌付了所欠十名民工的工資;然後是雲陽龍泉村100多民工,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追回了拖欠的17萬元工錢;重慶市啟動農民工的「百日維權」行動,在全市範圍內清理拖欠行為;接著,北京市政府部門宣佈:對那些惡意拖欠或剋扣民工工資的外地勞務企業,將對其實行一票否決制,並清除出北京建築市場;江蘇、廣東、湖北等省也相繼出台政策維護民工權益。隨後全國各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為民工「追薪」行動,全國範圍出現了場前所未有的「清欠風暴」。9000多萬進城務工人員中的工資拖欠問題,一下成為全國人民的焦點。    
    2003年11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提出3年內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    
    2003年11月24日,針對一些單位和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比較普遍的情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勞動保障部門將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重點遏制發生新的工資拖欠,嚴厲查處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2004年春節過後,北京開始啟動「民工安心工程」。已先後出台了《關於加強建設工程價款支付監督管理的若干規定》和《關於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等文件,編製了《2003年至2005年工程款清理工作計劃》。而新近頒布的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新規章——《北京市工資支付規定》,早已於在年初一正式實施,以後民工追討工資更加有法可依。    
    據2004年4月16日北京有關媒體報道稱:北京市將在今年6月底前取消「包工頭」,民工將統一由勞務公司管理,所有民工都要和勞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甚至所有民工的個人「簡易檔案」都要上網公佈。據悉,針對勞務管理人員的大型政策法規培訓,這在該市還是第一次。    
    2004年初,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發表講話,要求全國各地制定清欠計劃,建立長效機制,從根本上解決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    
    2004年4月1日起,建設部新規定:民工工資支付要寫進工程分包合同,對於接受轉包、違法分包和用他人名義承攬工程的,將處以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從而使工程款和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又多了一道防線。    
    2004年1月7日,建設部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等8部門,公佈了「14條意見」,從清理政府投資工程入手,將對解決拖欠工程款不力的地區採取限制措施;8部門還將聯合為農民工討工錢,並建立起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長效機制……    
    2004年5月11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季度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25日止,在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會同建設部等部門共同發起的全國性「清欠風暴」中,共幫助農民工追回2003年和歷年被拖欠的工資253.8億元,占拖欠工資總額的79.1%。    
    我們期待著,隨著政府部門一系列化陽光政策的實施,以後的民工不必再遭受欠薪而痛苦了。    
    民工以跳樓等極端方式索要工資的現象偶有發生,這說明民工的組織力量太弱。如果我們有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制度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會被迫在工地塔吊上為追討工錢而以生命相威脅嗎……    
    2004年4月26日,西安市9名討工資未果的民工爬上七樓頂欲「跳樓」,後被警方勸說解救,並受到警告處理。隨後,西安公安局發出了《關於妥善處置以攀爬設施的主法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通知》,要求從即日起務必嚴肅處理攀公共設施「揚言自殺,要挾他人」的擾亂公共秩序行為。此舉一出,社會各界反響強烈:有人認為民工「跳樓秀」有百害而無一利,有人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鬧劇,但更多是對此不解,正如青年作家余傑所說「什麼叫『民工跳樓秀』?當一個人把他的生命作為最後的談判籌碼來尋求正義和權利的時候,難道也是一種『作秀』麼?如果你們把這種行為當作一種『秀』,你們為什麼不親自來試一試?」。是的,即便民工的跳樓行為違了法,那麼施工方不也先違反了《勞動法》和《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嗎?為什麼某些「有文化的人」只是冷嘲熱諷民工的「行為不當」,而對施工方的惡行卻熟視無睹呢?難道說,我們見少了一些農民工因為討工錢而終於悲痛欲絕地把自己送上了「不歸路」嗎?    
    其實,像民工因為討工錢挨打受辱、遭受傷殘甚至丟了命的案情屢見不鮮,常見諸於報端——    
    2003年3月,河南一民工討薪無望自焚身死亡:    
    2003年7月,貴州省綏陽縣民工汪增興為討20元工錢慘死於僱主拳腳下。    
    2004年1月3日,湖北農民工胡衛國因為討薪,在北京一建築工地神秘墜樓死亡,他妻子記錄下的「討薪日記」令人辛酸,那含淚帶血的日記在媒體發表後再次引起各界對農民工討薪問題的極大關注。    
    2004年2月18日,一河南民工因拿不到工資,無錢回家,無奈之餘,只好從廣東步行40多天才走回家。    
    2004年2月26日,50歲的山東臨沂郯城縣民工孫文流,在河南省蒙縣一磚瓦廠打工時,因太累忙裡偷「閒」休息一下,不料被老闆打斷胳膊和腿扔出場外。身無分文的他歷時6個月不遠千里爬行回家。他的遭遇引起了山東省公安廳廳長高度重視,要求警方協助河南公安機關,嚴懲黑心老闆。    
    ……    
    在我和多位正義人士的多次努力下,幸萬強被殺慘案,現在終於引起了河北省有關領導的重視,省裡有關部門已做出相應批示。相信幸的家屬很快能得到一個公正的說法。漫長的四年時光過去了,一直在北京打工為兒子討公道的幸永懷此次能得到一個令人安慰的結果麼?幸永懷夫婦何時才能為死去的兒子討回應有的公道呢?我們將拭目以待。    
    在弱勢群體愈來愈受到關懷的今天,在全國關注農民工切身利益的時候,但願幸萬強的慘劇將永不重演!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8節 河南少女喊冤(1)

    採訪完山東省那宗命案之後,我又採訪過多宗大案要案,有的案子使我深深為「記者」這個稱謂而無比自豪。有的案情雖經媒體披露後也沒有什麼大的社會反響,但有的效果卻很明顯。在北京做記者期間,我所採訪的幾宗案子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不但幫當事人洗淨了冤情,而且維護了他們的利益。下面我要介紹一宗發生在河南安陽滑縣的一銀行20萬元款不翼而飛的案子,甚是曲折。    
    說起來,我與那位女當事人的相識也頗具戲劇性。    
    2002年3月1日,我前往長安街採訪時,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一位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的少女問路,她目光晦暗,像是經過一場劫難。一探聽,她原來正要前往公安部信訪局上訪的。一般來說,來京上訪的老百姓大多是一些衣作襤褸、神情木訥、滿面滄桑的老人,但面前卻是一位衣著乾淨,而且長得眉清秀的花季少女。出於記者職業的習慣,我問她遭遇到了何種不幸,令她踏上遙遠的上訪之路。少女先是用警惕的目光掃了我一眼,低頭不語。「我是記者,也許我能幫助你做點什麼。」我說。少女的雙眼變得明亮起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記者」這個詞使她的神情由陰轉晴。我起先還以為她是幫別人來京申冤,誰知一問,她是在為她自己的冤情而上訪。她又有什麼冤情呢?當面前這位少女得知我是一位新聞記者後,突然當眾給我跪下,哭泣著要求我幫助她申冤。我把她帶到報社,經過認真地瞭解,我終於獲知了這位少女的冤情……    
    這位少女叫宋衛玲,1978年3月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市的武警大院裡,5年後,她隨著由武警軍官轉業的父親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陽市滑縣道口。父親被分配至滑縣銀行工作。由於母親一直沒有工作,身體一直不大好,本來能考上大學的宋衛玲為了減輕家中的負擔,決定放棄考大學的機會,高中還未畢業,通過內招考試,以優異的成績考取進入了滑縣金融系統。好學上進的宋衛玲在18歲這一年,以最好的成績被分配到滑縣華融城市信用社。    
    在工作上,小宋更是虛心好學,不懂就問,勤學苦練,不僅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所有的業務知識,更練就出了一手快而又准的算盤技能。1998年10月,在全地區金融系統的業務競賽中,小宋以精湛的技術奪得了全省金融系統珠算比賽第一名的好成績,受到有關領導的好評。在認真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小宋又參加了自學考試,不但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到了兩個大專文憑,還順利地考取了助理會計師。由於工作成績突出,加上業務過硬,在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年僅19歲的宋衛玲經過競選,成為滑縣華融城市信用社的一名主任。這也是該單位有始以來最年輕的主任。    
    她的上進和發展得到了大多同事的羨慕,但也受到了個別人的嫉妒。只是,這位單純的少女做夢也沒有想到,可怕的厄運很快會就降落到她的頭上。    
    1998年7月27日,這一天對於宋衛玲而言,是一個黑色的日子。這天下午3時許,宋衛玲和社裡惟一的交換員李海莉在例行對賬時,細心的她突然發現自己經手的賬上多了一筆20萬元的提款,手續日期是本月的十多天前,支票號碼後四位是8872。她心裡不由一沉:不對呀?平日別說是上萬元的巨款,就是幾元錢的小賬,她都記得一清二楚,怎麼在賬面上出現了如此大的一筆巨額款項而自己卻渾然不知呢?她急忙認真地查看,結果發現那上面的提取金額真的是20萬元!發票上的簽發日期為7月16日。小宋一邊掩飾著因為緊張而狂跳不止的心,一邊反覆地查看那上面的陌生簽名筆跡。她仔細一比對,發現這上面的筆墨也不是本社其他員工的,更令她奇怪的是,不但票面上的筆跡很陌生,支票上的收款人、記賬員、覆核員和出納員欄目處卻分別加有她和同事李海莉、王軍、何軍等人的個人印章。見她對著一大堆賬目在自言自語地發愣,在一邊對賬的同事李海莉急忙趕上前來,不解地問:「這張支票上的簽名怎麼這樣陌生呀?咋不是我們所裡人的字啊?」這時,在櫃檯的一邊忙碌的信用社出納科長李艷紅聽到她們的對話,也湊過來詢問是怎麼一回事,她看了看後也有些奇怪地說:「不對呀,這上面的字跡咋這麼陌生呀?這咋回事啊?有20萬元哩!」是啊,整整20萬元呀!現在卻不翼而飛了!    
    滿頭大汗的宋衛玲馬上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慌忙拉著會計員趕緊跑到總社向領導匯報情況。誰知信用社主任張某等人聞訊後,立馬指著汗流滿面的宋衛玲的鼻子,大聲訓斥道:丟了20萬元哪?這還了得?你不要走了,這事肯定與你有關,等我們把事情弄清楚後再說!說罷,他不由分說,當即將宋衛玲扣留在他的辦公室裡,不讓她離開半步。小宋自然沒想到,自己的領導居然會如此對待她,但此時自己又是有口難辯呀!她只好忍辱負重,等待上面的調查結果。直至晚上6點多,所裡其他工作人員都被留下接受調查。隨後,安陽市人民銀行、人行滑縣分行及華融社成立專案組調查此事。    
    其實按照銀行的有關規定,內部工作人員取款時一個人根本就取不出來,必須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手續才能取出款項來:先得由要求取款的工作人員向上級寫出書面報告,然後由本社領導簽字蓋章,並送呈上級主管領導審核簽字後,才能由出納員、提款員等多人在場的情況共同取出現款來。按照規定,不管是誰,要想取出這筆巨款,必須得由信用社負責出納工作的出納科長李艷紅親手發款。但是,當有關人員對李艷紅進行調查時,李艷紅拒不承認是她經手發的款,後在其他幾名證人的共同指證下,她才不得不承認這筆錢是經她親手發放的。當問及為何在這上面沒有她本人的簽名和印章,而她卻又使用何群的章子時,李聲稱當時她的章子找不到了,自己的字又寫得不好看,是看到何群的印章把長好使,就隨手用了他的。她還對調查組說,都是同一單位的同事,用他的章子和用我的還不都是一樣的麼……    
    在調查組調查的3天時間內,信用社對宋衛玲的監視極為嚴密,而對主要涉嫌人員李艷紅及其他涉案人員卻放任不管。7月28日上午8時,和宋衛玲父親宋保家同在中國人民銀行滑縣分行發行科工作的李艷紅的丈夫就滿腹牢騷地對宋父說:「聽說華融社丟了20萬元巨款,你家衛玲和我老婆艷紅都被單位裡留下來調查,艷紅向我家裡打電話,說他們有幾個人都被軟禁了……」宋父只知道女兒的單位裡丟了一筆20萬元的巨款,有關人員都被單位留下來配合調查,當他聞知此情況後,不由大吃一驚,趕緊問道:「我怎麼就沒聽說呀,你是怎麼知道的?」李的丈夫說:「剛才我老婆打電話告訴我的呀……」曾是武警軍官的宋父馬上警惕起來了:同是有嫌疑的人,李艷紅能向其家裡打電話,而自己多次想打電話向女兒詢問一下有關情況時卻怎麼也不行,這裡面肯定有名堂,這樣下去肯定會造成串供……」。於是,宋父急忙趕到華融社,要求調查組趕緊向公安機關報案。可令他奇怪的是,調查組卻說這僅僅是單位的事,他們自己會解決,一口拒絕了報案。等了兩天後,宋保家又一次找到專案組的人,再三要求他們馬上報案,並指出他們這樣做是違法的。在宋保家多次強烈要求下,華融城市信用社調查組和有關負責人這才極不情願地向警方報了案。    
    但令一心想救助女兒的宋保家沒有想到的是,更大的一場災難隨著警方的介入接踵而至……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09節 河南少女喊冤(2)

    接到報案後,滑縣公安局副局長宋某於7月30日上午10時即帶著內保股股長閆某、民警楊某等偵查人員急忙趕到華融城市信用社。在聽完社領導及調查組的調查匯報後,警方當即對宋衛玲進行訊問。見單位和警方都一致把自己當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只覺禍從天降的宋衛玲一邊小心翼翼地接受訊問,一邊積極地向警方反映多處疑點。她以為,現在既然公安局正式對此立案了,他們一定會以事實為根據,偵查這宗其實並不複雜的案子,可令她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對於自己所提供的證據和多處疑點,警方不但毫不理會,拒絕核實調查,反而對她大聲呵斥,肆意惡罵,聲稱她如果不老實交待問題,馬上把她押入看守所。可憐的少女一下子懵了,只好以淚洗面。    
    到了當天晚上10時許,專案組宣佈對宋衛玲進行刑事拘留,隨後不顧她的大聲喊冤強行給她戴上了手銬,而對另一重大嫌疑人李艷紅,警方不但沒有對她採取任何措施,反而將她放走了。    
    連連叫冤的宋衛玲見哀求無果,當即強烈要求辦案人員讓家人給自己請律師,但也被拒絕。    
    一直在等待結果的宋保家突然得知女兒被刑拘後,不由目瞪口呆,憑他和全家人對自己女兒的理解,從小到大一直循規蹈矩,別說這巨大的20萬元,平時就是連一分錢也不曾偷過呀?正因為她平時工作努力,做事一絲不苟,做賬毫釐不差,才年紀輕輕的被大家選為信用社主任。這裡面一定有名堂,要不,面對這麼一大筆巨款丟失後,信用社為何一直拖著不去報案呢?為何同有嫌疑的李艷紅在被調查期間不但能與外人隨時通話,而且警方根本就沒有對她作任何措施就輕易放了呢?    
    宋保家決定親自問一問女兒,但當他多次要求與女兒見面時,均被拒絕。後來又被告知女兒根本不在滑縣看守所。心急如焚的宋保家不知如是好,妻子更是整日在家哭泣,精神恍惚不定,加上外面的各種議論,使全家人上了沉重的精神壓力。因擔心年僅20歲的女兒受不了如此大的打擊而輕生,宋保家又多次向辦案人員申請對宋衛玲變更強制措施,但辦案人員卻說:「你們必須先拿出20萬元來,我們才可考慮放人,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為了能救出女兒,無奈之餘,宋保家和妻子一起四處求親告友,以高利息借貸款。1998年8月7日,宋保家和妻子一起抱著好不容易才湊齊的20萬現金來到滑縣公安局內保股,親手交給了經辦人閆某和楊某。接過錢後,楊當即就打電話給在工行工作的妹妹楊秋香,讓她來幫忙收錢,到銀行清點時,發現這筆錢還差4000元才夠20萬,老宋夫婦忙向他們道歉,稱可能是在倉促間數錯了,他們馬上去湊齊。說罷,他們就要求對方先將手頭的錢收下存入銀行。在存錢時,夫婦倆親眼看到工行以楊某的名義開了一張196600元的存單。隨後,宋保家又向朋友借了4000元,並於當天交給了楊某。後來,在楊某的指定下,宋保家夫婦一併交與內保股的張某,在宋的再三要求下,張才給他們出具了一張收條。這樣,宋保家夫婦一共交給了滑縣公安局20萬元。宋保家夫婦以為,現在他們已按照警方的要求交納了20萬元,女兒應該會很快就放出來。只要女兒出來一問,真相就會大白了。但是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收到錢後,公安局卻還是拒不放人,同時還向檢察院對宋衛玲以涉嫌侵佔罪報捕;但由於證據不足,三天後,此案即被滑縣檢察院駁回。    
    在家人的多方呼籲和努力下,1998年8月31日,在看守所裡被關押了整整一個月的宋衛玲才被告知可以辦取保手續。當天,宋保家應辦案人員張某的要求,又帶著2000元保證金以及上次警方所出具的那張20萬元的收條來到了滑縣公安局。在內保股辦公室裡,張從宋保家手中要到收條後,當即撕碎後扔到牆旮旯裡。頗感意外的老宋忙問:「你這是什麼意思呀?怎麼把收條撕毀了?」張沒好氣地回答道:「現在馬上就要放人了,還留著這廢條子有何用?」拒絕出具其他新的收據,還讓他向信用社要收條。無奈之餘,宋只好去為女兒辦理了取保手續。    
    被關押了31天的宋衛玲一見到日夜思念的父親,「哇」的一聲,撲到父親懷抱裡失聲痛哭起來。一見到面黃肌瘦、神情憔悴的女兒,宋保家第一句話就問:「孩子,快跟爸爸說實話,你到底拿那筆錢沒有?」受盡各種苦頭,滿肚子冤屈的宋衛玲痛哭流涕地哽咽道:「我從沒有拿過單位一分錢!我是被人誣陷的呀……「當得知自己的自由是家人以20萬元的代價「贖」出來時,可憐的姑娘只覺天旋地轉,一下子昏倒在父親的懷中。    
    獲知女兒的天大冤情後,這位在部隊服了20多年兵役、在本地金融系統擔任了多年幹部的老黨員,這下子震驚不已!他決心為女兒討回一個公道!    
    宋家父女氣憤地對我說,後來他們父女多次來到滑縣公安局,對女兒到底是否構成犯罪強烈要求給出書面結論,並要求警方退回違法索要的20萬元,但均遭到拒絕。宋家父女又先後多次來到縣委、縣政府、縣人大和政法委等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引起了地方政府部門的重視。    
    10月初,滑縣人大法工委在立案調查此案,誰知,閆某等人卻對他們專案組向宋家索要20萬元巨款之事矢口否認,還一口咬定宋氏父女是企圖誣陷警方。氣憤不已的宋保家直到此時才明白:當時辦案人員急著向他要回收據並當場撕毀的目的原來就在於此!他急忙四處尋找證據,最後終於在當初存款的工行查到了警方的存款單,以及辦案人員之一張某於1998年8月31日從工行取走20萬元現金的證據,那上面有張及他代簽的宋保家的名字。工行工作人員也出示了存款錄像等鐵錚錚的證據。    
    在鐵的事實面前,面紅耳赤的閆某等人只好在縣人大調查組面前承認他們曾收下宋家20萬元現金的事實,但他們還是一口咬定:這錢是宋家自願給的,不是他們強行索取的。這筆錢他們一分也沒拿,都如數交還給信用社了,宋家只能找信用社要錢去。他們當時只不過是代收,因此公安局現在不可能還這筆錢。    
    由於有關辦案人員態度堅決,依法監督此事的縣人大後來也只好放之任之。加上其他有關部門又層層推諉,眼看在家鄉申訴無望,宋衛玲在全家的支持下,決定去北京上訪。    
    2000年10月18日,宋衛玲第一次來到了北京。她找到公安部有關部門投訴,有關領導瞭解情況後,當即通知河南安陽市公安局及滑縣公安局,要求對方馬上立案查處。可當小宋回家來到安陽公安局時,有關人員卻讓她去找滑縣公安局解決;辦案人員楊某得知宋上訪後,一見到她即氣呼呼地叫道:「你一個黃毛丫頭還想告我們公安局的?你大膽告去吧,想上哪告都行!看你能把我們怎樣?案子破不了,那20萬絕對不會退給你!」    
    當小宋找到縣公安局的王局長時,他稱:你這個案子原來是宋副局長辦的,你去找他吧!待宋找到這位宋副局長時,對方極不高興地說:我可沒有讓你家人交那筆錢,誰讓你家裡交的,你找誰去!根本沒有人給我說這個事。再說,你不能說是公安局收了你20萬元,只能是個人行為。後來,王局長認為公安局在此案中有錯誤,但卻總是讓找縣政法委牽頭解決。可有關人員總是想法推脫,最後,連縣人大也只好稱對此案他們無能為力。    
    不久,安陽市公安局經過調查回答小宋說:已查明單位支票並非她一人保管,有人做假證,但他們目前正在破案之中,你最好先等等。可是這一等又是好幾個月。


第十四章 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第110節 河南少女喊冤(3)

    極度失望之餘,從2001年5月份起,宋衛玲只好又頻繁地去北京上訪。因為負債纍纍,宋家連去北京的路費都借不到。有一次,見外甥女四處借錢上訪,小宋81歲的姥姥將自己的棺材變賣,並把所得的500元錢全部塞給她手裡,頭髮花白的老人流著淚,顫巍巍地說:「好孩子,人活一口氣。你一定要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咱們全家都支持你。」小宋百感交集,一下子撲倒在姥姥的懷裡痛哭不已。    
    在漫長的上訪途中,由於沒錢,這個孱弱的姑娘只好經常露宿街頭、汽車站、地鐵口和火車站;餓了,就嚼一口自帶的干饃;渴了就喝自來水。由於經常飢腸轆轆,致使患上了嚴重的胃病。    
    2002年3月9日上午,我從北京來到河南省滑縣公安局,有關人士承認的確收過宋家20萬元人民幣,但那筆錢並不是他們公安局拿走了,而是交給滑縣信用社的,由於這個案子至今沒有破,所以他們也無能為力。該局的紀委書記和控申科馬科長向我出示了一份有關此案的情況反映;稱在上級有關領導的關注下,近日他們重新成立了專案組,公安局王局長及其他領導對此案均極為重視,公安局已經認識到錯誤,並決定馬上將20萬元退還給宋家,早日破案。在嚴格認真地查看了我的記者證和採訪介紹信後,滑縣公安局的王局長才勉強接受我的採訪,他先是怪記者不懂法,因為像這種尚未偵破、在社會影響較大的案子,是根本不應該來採訪的,不過,他還是稱:「我們公安局工作有不對的地方,我們已向宋衛玲及家人表示了歉意。」但王局還是聲稱,對於那20萬元錢,並不是警方向宋家要的,而是她本人和其家主動提出要上交這筆錢,後來我們就轉手交給丟錢的信用社了……    
    我來到滑縣縣委宣傳部時,一位負責宣傳工作的副部長氣憤地說:小宋那件事,縣委、縣政府曾多次要求縣公安局退還當事人的那筆錢,並早日破案,但警方到場沒有下文,他們太不像話,此事早已經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像這樣一宗比較簡單的案子,怎麼還沒有結果呢?    
    縣人大法工委的一位主任也無奈地對我說:這事問題顯然就出在公安局身上,我們也多次對此進行過監察,但人家公安局的領導連縣委縣政府的話都不聽,別說我們這些人了。他們太牛了,我們也拿他們沒辦法……連地方對政法部門行使監督權的人大都管不了這件事,也就難怪宋衛玲一個弱女子被迫無數次進京上訪了。    
    我對此案介入後,曾幾次向公安部有關部門瞭解宋衛玲上訪的有關情況,加上小宋自己長時間的不懈努力,終於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及公安部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公安部有關領導明確指出:滑縣公安局的有關行為是一種違法亂紀的行為,必須馬上更改;並指令河南省公安廳、安陽市公安局及滑縣公安局的紀委部門的有關人員來京就這宗在本地影響惡劣而一直又懸而未決的案件進行說明。在認真地瞭解有關情況後,公安部當即要求滑縣公安局在7日內將那筆20萬元的巨款無條件地歸還給當事人,向當事人及家屬當面賠禮道歉;要求滑縣警方限期破案,並將破案結果上報公安部。    
    對於這宗神秘的信用社丟失巨款案,華融城市信用社主任在接受我的採訪時稱:由於他是去年才上任的新領導,所以對有關情況不好說什麼。不過,他知道,那20萬元錢是公安局主動提出交給經辦人的。退賠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公安局以前的作法明顯是錯誤的;2根據以前有關協議,滑縣公安局退還給宋家的那筆錢,其實是從信用社退還出來的,現在信用社反而要受20萬元的巨大損失;3只有等到警方抓到真正的盜賊,我們才能得到有關賠償。但不知何故,至今沒破案。這位主任還告訴我,信用社前出納主任李艷紅因工作失職早已被除名,她現在外地做生意。她在任職期間,也曾發生過幾次丟錢之事,但當時數目並不多。因為警方沒破案,我們也不好說什麼。華融城市信用社已於2001年9月29日合併。現在我們交給公安局的20萬元是縣領導臨時辦了貸款手續,按規定,我們得報省裡批,時間不得超過7天。由於我是新上任的主任,所以對以前的一些事不太瞭解,只是沒有想到這事有這麼複雜。如果宋衛玲真是冤枉的,我們一定根據有關規定,為其恢復名譽和工作,並按有關規定補發工資。    
    2002年3月8日,這是陽春三月裡頭一個溫暖的晴天。春風拂面,陽光燦爛,吐綠的葉芽已呈現出勃勃生機。這天上午,宋家終於從公安局領回了那筆20萬元巨款。宋保家雙手緊緊抱著這一大堆剛從銀行裡取出的20萬元巨款,一家人圍在一起,當著我的面數了一次又一次。他們全家個個笑逐顏開。當他們從中數出兩萬元現金要對我表示感謝時,被我婉言謝絕了。    
    宋保家緊緊抱著我說:「石記者,這冤屈已經讓我們家衛玲背了整整3年呀,要不是你這次來過問,還不知要等到到什麼時候呢?你真是我們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我們真不知拿什麼來感謝你……」    
    為了對我表示感謝,這3年多來,一直過著緊巴巴日子的老宋一家人,特意拉著我來到了縣城裡最好的一家酒店,請我吃飯。同時還特意請來了兩位親戚陪我喝酒。但對於這20萬元近4年的利息,警方不肯退一分錢,只是讓宋家向信用社討要,稱與他們無關。在還錢時,公安局有關人士再三向宋家表示:他們一定會加大破案力度,爭取早日將真正的盜賊捉拿歸案。    
    為了討公道,宋衛玲自1998年7月遭受不白之冤後,家人為了救她,以高息貸了十多萬元的款,這錢後來雖然已歸還給人家,但由於高額的利息,以及她長時間的頻繁上訪,使全家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加上她的母親一直沒有工作,長年體弱多病,本來也與她同一個單位工作的弟弟,也因此受到連累,最後被迫辭職了。全家人只靠父親每月千餘元的工資生活,一家人經濟十分拮据,至今還欠著五六萬元的外債。    
    滿臉滄桑的宋衛玲對我說:從看守所出來後,四周的人都用異樣的目光看著她,男友也離她而去。為了攢錢討公道,小宋曾幫人做過會計、營業員,同時也擺過水果攤,賣過烤紅薯。但每次掙的錢都用到上訪的路上了。現在雖然公安局將那20萬元已退還給她,但他們對此給她所造成的損失,尤其是精神上的創傷,至今也沒有給予她一個明確的答覆,還稱此事與他們無關。她也多次欲將公安局和有關人員告上法庭,以討回一個公道,但她哪有錢去請律師呀?無奈之餘,宋衛玲於2003年底又南下深圳,現在寶安的一家公司做會計。她告訴我,目前她每月只有幾百元的收入,除了要用來還債,餘下的還要應付日常生活,同時她還想與公安局打官司。她不但要追究警方的不作為行為,更要他們賠償她因此而造成的工作和身心等損失。小宋咬著牙向我再三表示,她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將滑縣公安局及有關人員告上法庭,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但是,至今時間已過去兩年多了,宋衛玲的事情還是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讀者們也許會像我一樣發出這樣的疑問:她與公安局的官司什麼時候才能進行呢?她的合法權益能得到法律的維護嗎?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1節 人間自有真情在(1)

    2004年春節的腳步又漸漸地靠近,遠在家鄉的父母頻頻來電催促我回家過年。流浪到北方後,雖然我也幾次回過老家,但5年了,我沒有回家陪親人們度過一次春節。    
    春節前夕,遠在北戴河的沈淑萍大姐,獲知我孤身一人身居北方寒冷低矮的平房,獲知我因連年的漫長官司,窮困潦倒,負債纍纍,身上根本無錢過年後,這位好心的大姐特意從北戴河坐了近3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到北京看望我,還特意為我帶來了海鮮、當地著名的「楊長子火腿腸」等特產和一大堆年貨。    
    這個時候,沈姐給我帶來了年前的快樂,也帶來了由衷的憤慨:為這位熱心大姐的案子,更為她的不幸遭遇。    
    我獲知,因為我發表在《工人日報》上的那篇報道,後來被國內的其他多家報紙轉載,使北戴河醫院的「名聲」傳遍全國,讓醫院的領導面子很過不去,自然也激怒了本來早就對她極為不滿的孫恆俊不顧醫院全體員工的憤怒,羅列了一系列所謂的罪名,在一個月前將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干了長達32年的沈姐給整下崗,剝奪了在醫院工作的權利!    
    從2001年6月開始,我曾先後6次前往北戴河,並3次出庭旁聽,其中還有一次出庭做了一回代理人。我採訪此案的時間先後長達4年之久。2003年7月19日,在由全國總工會主辦的《工人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了報道,隨後,《京華時報》、《揚子晚報》等多家報紙轉載了我的文章。只是,我沒有想到,我的這篇文章不但沒對沈姐起到任何幫助,反而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麻煩。    
    特別是,她做夢也沒想到,與醫院的正當訴訟竟會導致自己下崗。    
    早在2003年1月,一位好心院領導曾告訴沈:「小沈,你要有所準備,一旦你的官司敗訴醫院就讓你下崗。他們說你的訴訟給醫院帶來了不好的影響。」    
    2003年12月12日,一位院領導和沈姐談話時還特意指出:「到培訓班裡要好好學習,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沈姐問:「我有什麼錯誤?」他說:「你與醫院打官司就是錯誤。」    
    培訓結束後,那幾個與沈姐一起待崗的人都各自找崗位。果然不出所料,其他3人都回到了原崗位,只有沈姐一人到處碰壁。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醫院下發了一個通報,其主要內容是沈淑萍對自己為什麼被評為末位沒有認識。其他3人分別對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認識,經過培訓綜合測評結果:其他3人合格,惟有沈淑萍不合格。    
    其他三人被評為末位後,他們的主管院長在與他們談話時分別都給他們指出了不足,但北戴河醫院的主管院長在找沈淑萍談話時說:「你的工作無可挑剔,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不足。」也有個別院領導對沈姐說:「要不你就委曲求全承認錯誤吧,保住你的鐵飯碗,別把工作丟了。」沈姐不能接受,所以她又決定找孫恆俊討說法,但多次找孫時,孫總是避而不見。    
    2004年1月10日下午,院方又專門為沈的問題召開了中層以上幹部的緊急會議。一位副院長宣讀了沈的學習總結,他還強調,就是報紙給醫院帶來了不好的聲譽,她在總結中還不承認錯誤。    
    關於是否同意讓沈淑萍上崗的問題,一位副院長說:「她這個人哪兒都好,就是報紙這點事,承認了不就行了嗎?先給她做做工作」。沈姐覺得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任何錯誤,所以她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實和違心的檢討。同時,北戴河醫院還在相關文件中認為「訴訟嚴重影響了醫院聲譽、嚴重干擾了工作秩序,需要浪費諸多精力……」    
    當沈淑萍多次前往院黨委辦和院長辦公室詢問有關原因時,孫恆俊一直避而不見,那位醫院的黨委副書記朱某振振有詞地說:「這還用問嗎?你不是一直要與醫院打官司嗎?你不是總愛請記者來批評我們醫院麼?現在就叫你下崗,有種你就去告去吧!」    
    朱還說,你應承認是報紙帶來了不好的影響,醫院經濟收入不好,因為你開了幾次庭,牽涉到很多人,還使院裡20多人出庭做證,是你自己得罪了這些證人呀,所以他們才給你打低分……    
    2003年11月27日,北戴河醫院黨委書記、院長孫恆俊在「工作報告和人事制度改革報告」中明確指出:「……目前我們(院)尚有兩例醫療糾紛正在法院審理中,由於醫療糾紛嚴重影響了醫院的聲譽,也影響了業務收入,同時也影響醫務人員的情緒,需要浪費許多精力來處理這方面的事情,嚴格(重)干擾破壞了醫院的工作秩序。」    
    沈淑萍認為:孫在報告中所說的兩起醫療糾紛除自己正在進行的訴訟外,另一起就是於麗梅狀告醫院的訴訟。    
    2003年底,北戴河醫院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在醫院四個主要系統開始實施,全院300多名職工按相關規定對在職人員工作進行投票評分,四個主要系統分別評出四名「末位」者,沈淑萍是其中之一。    
    沈淑萍對被評為末位有著自己的看法:「我被評為末位是因為與醫院打官司,領導對我報復而採取的手段。」    
    一位醫院領導向沈淑萍表示:「如果有末位評定(你被評為末位),主要是因為報紙刊登了你狀告醫院的事,給醫院造成了影響……」該院領導還特意列舉了工人日報刊登該案的情況。    
    一位醫院職工明確表示:「院領導會議上的意思就是別給你(沈淑萍)打高分。」    
    另一位醫院職工承認:「有院方領導曾暗示我給沈淑萍打低分。」    
    還有一位職工說:「某位院領導在一次會議上說,給缺心眼的、收紅包的打低分,給醫院帶來不好影響的或者打官司的打低分。某人當時就說:那沒別人,就是沈淑萍。」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2節 人間自有真情在(2)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醫院發佈了「關於四名末位人員競爭上崗情況的通報」,通報稱:「醫院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過程中,通過全院測評,有楊某、孫恆俊、劉某、沈淑萍四名同志測評為末位,按照我院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規定,由醫院人事制度領導小組負責,對四名末位人員自2003年12月10日至30日進行了20天的培訓,目前培訓工作已結束。    
    「通過培訓,楊某、孫某、劉某分別對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認識,經過自己的努力,在競爭上崗時被科室聘用。沈淑萍同志對自己為什麼評為末位沒有認識,她在給醫院領導的信中說:'我沒有任何錯誤,我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實和違心的檢討'。經培訓綜合測評結果:楊某、孫恆俊、劉某三人合格,沈淑萍不合格。」    
    從通報下發以後,沈淑萍事實上成了北戴河醫院在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過程中惟一下崗人員。    
    不僅如此,院方在沒有明確文字通知的情況下,於1月7日宣佈在醫院工作了長達32年的沈姐下崗,停止了沈淑萍的工作,並從2004年1月起惡意扣發所有獎金和有關福利,扣除了沈淑萍的部分檔案工資。    
    當我打電話到北戴河醫院採訪此事時,醫院否認打擊報復。    
    2004年1月12日,《工人日報》資深記者陳明和張偉傑特意來到北戴河醫院,對沈姐下崗的原因進行了深入調查。    
    2004年春節前,北戴河衛生局領導、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北戴河醫院院長孫恆俊和一名前醫院院長,帶著一大堆禮物特意來到《工人日報》社,企圖阻止報社發稿,但被陳明記者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不過,這幾位領導再次表示:「醫院工作人員的末位淘汰制已進行了數年,程序合法有效,我們不可能對其進行打擊報復。」    
    2004年2月21日《工人日報》以《原告沈淑萍:在被告北戴河醫院下崗了》為大標題,以整版篇幅,發表了該報記者張偉傑和陳明對此事的詳細報道。    
    下面是摘自相關報道的文字:    
    ……從1997年實行至今,沈淑萍待崗是通過綜合考評以後的結果。訴訟是公民的合法權利,醫院不會因為沈淑萍告了醫院就讓她待崗……該院黨委書記、院長孫淑英不在辦公室,我們找到了該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朱新心。據朱新心介紹,孫淑英外出開會去了。    
    對於沈淑萍下崗屬於打擊報復的說法,朱新心給予了否認。    
    朱新心說:「北戴河醫院的末位淘汰制遠不給沈淑萍安排工作。」    
    記者數次問朱副院長沈淑萍數十年的工作表現,其沒有正面回答。    
    記者又提出疑問:「沈淑萍有證據證明,數位醫院領導和某些醫院職工跟沈淑萍透露,其下崗就是因為她告醫院並且被相關報紙報道,給醫院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朱新心表示:「如果有某些醫院領導跟沈淑萍說了這樣的話,那麼也不能代表醫院,只能代表他們個人。    
    我們醫院領導班子僅就沈淑萍問題跟她個人正式談過一次話,並且有談話記錄。」    
    記者為了弄清事實,向朱新心詢問能否將正式談話記錄給記者看一下,朱新心一口拒絕。    
    ……    
    陳明氣憤地說,對沈淑萍這宗案子,無論阻力多大,我們一定會繼續關注此案的每一步進展。    
    2003年10月,此案被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江院指定移交到河北撫寧縣人民法院審理。誰知,由於北戴河醫院的作梗,此宗簡單的民事侵權案件又經歷了一波三折,其中過程很是耐人尋味:先是被告拒不交出特護記錄原件,當原告再三提出要求作司法鑒定時,卻遭到該院主審法官鄭某的拒絕,對方反而要求原告按照法官的意思做醫學鑒定,並稱如果不聽話開庭就判其敗訴。後經沈淑萍多次投訴,此案又被重新送回中院。2004年4月,中院指定盧龍法院審理此案。庭審中,被告北戴河人民醫院先否認沒有特護,只是一級護理,拒不交出特護記錄原件,後又稱特護記錄被原告沈淑萍偷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被告拒不交出特護記錄原件情況下,盧龍法院依職權委託省醫學會做醫療事故鑒定。原告以其訴訟案由是「醫療損害贈償」,而不是醫療事故,故不同意法院此做法,並拒絕交納有關鑒定費;後來,在法院的動員下,由被告北戴河醫院承擔有關鑒定費用。目前此宗在當地社會各界激起了強烈反響的民事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與此同時,2004年月初,北戴河區勞動人事局人事仲裁科對沈姐的人事仲裁申請給予立案。在此期間,沈姐還被位於北京海澱區某民族學院法學院的一位自稱是名律師的女教師喬某某,以做司法鑒定要疏通關係為名,騙去了兩萬元的血汗錢。在我的幫助下,沈姐又憤而將這位要錢後從未對此案調查取證、不願前往法院看案卷、連訴狀都沒寫一個字、而且極為囂張的喬某告上了法庭。2004年7月,北京海澱區人民法院依法為沈姐討回了公道。    
    與此同時,在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我在為自己的官司而四處奔波的同時,亦為沈姐的官司四處申訴,並想方設法將她的案情遞交給有關人士。最終,沈姐這宗與自己的任職醫院訴訟及遭受到醫院打擊報復的案情,引起了著名醫療專家、吉林省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河北全國人大代表曲修霞和郭文香等多名人士的高度關注,並引起了在京參加全國「兩會」的河北省省長白克明等有關領導的重視。    
    我的那場自訴官司拖沓了5年,連開庭的機會都沒有,所幸的是,打了5年官司的沈姐,她的這兩宗官司都有了一定的眉目。三月的一天,她對我揶揄道說:「石野,你本來是在幫助我,真沒想到你也一直在與人打官司,而且一打也是好幾年。我們現在可真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啊……」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3節 讀者送我「俠客記者」

    中國電影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李丹,是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中國作家》雜誌社的副主編楊匡滿先生的夫人,她以前也曾做過多年的新聞記者,當她看到我的第一部書稿時,非常看好,並決定親自做我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後來,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我的這部書稿沒能在她手中出版,但我們因此而成為了朋友。這位大姐從我的交往中獲知我在南方離奇的臥底經歷後,深為讚歎;當她得知我又因為弱女子陳良琴及其未婚子鄧珂打抱不平,從而引了出一場國內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的官司後,更是非常憤慨。以後,這位大姐經常給予我鼓勵。平時也非常關心我的寫作和生活情況,春節前,她特意通過手機給我發來了一條這樣的信息,覺得很能代表那些多年來一直關心和幫助我的老師和朋友們的心情:裝滿一車幸福,讓平安開道,拋棄一切煩惱,讓快樂與你擁抱;寒冷的冬天已到,讓溫暖對你關照,卸下一車真情,讓幸福對你微笑。    
    是的,北國的冬天雖冷,北風凜冽,天寒地凍,北風呼嘯,草木蕭條,但在寒流之中,還深埋著春天吐綠芽的種子,只要春天的第一縷陽光來到,只要和煦的春風吹拂過來,她們就會破土而出,迎風而長,很快就成為來年春天點綴大地的青枝綠葉。人世間的真情,亦如這春風吹拂的綠葉一樣,溫暖著我的青春和靈魂。    
    遠在江蘇徐州某稅務局的周海濤大哥,又給我打來賀春的長途電話。這位年齡比我大四五歲的大哥,是從《中國稅務報》上看到有關報道,獲知了我為幫助陳良琴和鄧珂母子而慘遭鄧世祥誣陷,被迫走上了漫長而又坷坎的訴訟之路的前後經過,他深為感動,立即通過報社的有關人員,與我取得了聯繫,向我表示了聲援。從此,我們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幾個月後,我去徐州採訪時,他力邀我去了他的家鄉沛縣,還和單位的兩位領導熱情地接待我,向我表示慰問和關心並開車陪我採訪。他的熱情和豪爽,正直和仗義,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這位熱心的老兄經常來電關心我。    
    讀者朋友鴻雁,是位美麗優雅的京城才女,早在2000年初就與我相識,當時我採訪北京的田勇熱線時,獲知她在首體開通了一家「鴻雁情感熱線」,免費為社會各界的人們解決情感困惑,受到大家的歡迎。當時為了這條公益熱線,她不但墊付了好幾萬元錢,每天還要接十幾個小時的電話。許多因情所困的男女,在她的愛心呼喚下,有的走出困境,有的重獲新生,有的獲得了愛情,受到人們由衷的先讚揚。我和京城幾家媒體曾對此進行過報道。後來,因各種原因,這條熱線被迫暫時中斷了,但那條熱線和鴻雁那甜美的嗓音一樣,溫暖著無數男女的心。我後來也和鴻雁一家成為了好朋友。她和家人一直關心我的生活和創作。為了更好地為大眾服務,目前,鴻雁正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碩士課程。    
    2003年中秋節,鴻雁特意開車將我接到家中與其一家人過了一個團圓節。春節前夕,她和家人又多次誠邀我和他們全家一起過年,但被我婉言謝絕了。誰知,大年初一上午,鴻雁沒有按北京的老風俗去親友家拜年,卻開車特意從大興找到我的住處,為我端出一大飯盒尚冒著熱氣,香氣撲鼻的燉雞。她和家人經常對我問寒問暖,特別是逢年過節時,總是打電話邀請我去他們家團聚。這份獨特的友誼,是我北方冬天裡最溫暖的禮物。    
    春節剛過,沈姐又一次和家人來京看望我。為了感謝我,這個固執的大姐居然不顧我的再三勸說,特意送了一幅自製的錦旗給我,那大紅色的上面是這樣兩行大字:「執行三個代表,執言仗義為民」後面是「贈俠客記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    
    那上面的最後一個「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陽,明晃晃的照耀著我的心房。我的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為我送錦旗,當即用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曾收到過多位熱心讀者贈送的錦旗。是的,一張小小的錦旗,似乎不算什麼,但它卻是讀者們對我這個記者的一片真心實意。當他們為自己的冤屈四處求告無門時,當他們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無路時,他們總會向被稱之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向新聞記者伸出求援之手。當媒體排除種種阻力和壓力對有關內幕進行深入調查並最終公之於眾時,一些被地方有關部門推而不理,拖之不決的問題,一般來說總會有個結果,不管這種處理的結果是揚眉吐氣,還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強人意,還是遙遙無期,抑或無人理睬,但畢竟,那些事實的真相,那誰是誰非的內情已被記者以文字、圖片、畫面的形式公佈於天下,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用那些當事人和讀者們的話是,「終於有人過問我的事了」、「記者為我們說了公道話」、「事情曝光後,我們終於出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批評和揭露性的報道,當事人是完全耳聞目睹了記者是如何的經過艱難採訪,並終於歷盡曲折的發出了稿子的。這個時候,他們往往會對記者的感激之情發自肺腑,讚頌之情溢於言表,而給媒體和記者送錦旗成為他們最好的表示謝意的方式。    
    我記得,1999年4月,當我頂著種種壓力和威脅,冒著被黑惡勢力叫賣人頭和追殺的危險,在報社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對那宗獨家披露的廣州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惡情事件,連續追蹤報道了幾個月,並最終使8名行兇者被繩之以法,傷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萬多元的賠償。因我多次拒絕當事人的感謝,拒收了他2萬元的紅包。有關此事,曾與我一起臥底歷過險的、後來又成為生死冤家的鄧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為題,寫了篇稿子發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報人》的「記者新風贊」欄中。後來,傷癒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紅錦旗給我,上書「執言仗義」幾個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話更成為了十年記者生涯中的採訪宗旨。    
    我從南方來到北方後,雖然也在多家新聞單位不止一次收到過讀者送來的錦旗,但面前這錦旗上面的兩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靜思良久。特別是那「俠客記者」四個字,更令我慚愧萬分。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詩人元稹的那首《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詩篇「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實,像我這樣的流浪記者哪能稱得上什麼俠客呢?說來慚愧,儘管我們也曾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們又哪能與古代那些揮刀殺戮匪盜的英雄相提並論呢?我們只不過是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真實記錄了一些社會生活中的真實現狀。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4節 春暖花開的季節(1)

    一束溫暖和煦的春日陽光,鑽入我暫居的陋室。我的心在這灼目的亮麗中又一次平復如初了。我這不足10多個平方的低矮屋裡堆滿了煤球,咫尺天地。這天地儘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覺親切和溫暖。我從未放棄心中那遼闊的願望。    
    人生是快樂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調查許許多多虛偽、冤屈、兇惡、醜陋和邪惡的記者,我們的心靈深處不僅要忍受著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甚至危險。我覺得危險無處不在。但我總看到,危險的深處,隱藏著正義的火焰。    
    是的,我並非像曹雪芹、魯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個記者,並無半點戲弄人生之意。現在,為了要說出真相,為了那些仍沒有了結的案件,為了那些結了案但仍沒有解決問題的當事人,為了那些我無能為力的人性尊嚴,我只有通那些為弱勢群體呼籲的文字才能表達我作為一名政法記者的感歎。    
    尼采說:人認識自己到什麼程度,他認識世界也就到什麼程度。我想,這世界可不應該有我一樣的厭倦心緒。因為生活本來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時候,我像魯迅一樣躲進小樓成一統,埋頭寫作,默默讀書,這個時候,精神的食糧成為了我生命的寄托,那些精美的書刊是我黑夜裡神馳夢遊的空間,是我在沉重的勞乏後的鬆弛與消遣;更是游弋在我心靈深處的一尾美麗絕倫的小魚,是綻放在我的青春的心靈上的那一望無際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簡陋的小平房裡,寫出了第一本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在等候這本書的出版的同時,我忍著貧窮和別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寫出了本書,同時我的第三本書《新聞現場——我的北京記者生涯》也即將完稿。來京後,我打了五年官司,過著捉襟見肘、狼狽不堪的日子,采寫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發表了一百多萬字的新聞作品,也寫出了三部書稿。特別是這三本書,是我這十年記者生涯的一次總結,也是我的輿論監督報告文學三部曲,是我的青春旅途上的一道道帶淚的軌跡,是我心靈史上一條條帶血的烙印,是我銷蝕了30年生命曾困惑過的一種生活的載體,是我的那仍然佝僂著病痛的腰身每天還在鄂東貧乏的土地上勞作的父親和母親的無奈歎息,更是我冥冥中感覺到的前世緣之集結。那裡面留下的是一懷忐忑,一腔熱望,一息流連,一串歎息。    
    春暖花開的季節,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窗前半樹黃葉的伶仃搖顫,似乎又在提醒我,冬天已經過去了,春天即將來臨。季節的交替更迭,又使我記起流浪的艱辛。可眼下,我不但要為我的兩本新書嘔心瀝血,更要為我的那場已拖了四年之久的官司而苦苦奔波。    
    春天了。2004年北京的春天,少了昔日的塵沙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美麗春天。五年前,我原為躲避煩擾,為尋覓心中美麗的夢想來到素昧的京城,但眼下身邊耳畔仍是一片紛擾。我陷入新的煩悶之中。所謂異鄉體驗的漂泊快感漸次被懷鄉之情替代。    
    流浪京都之際,我總會想起王勃的那首詩:「地勢極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    
    是呀,我不是什麼俠客,我只不過是他鄉之客,就像我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正式編製的流浪記者。我只不過是一個流浪他鄉的自由記者。我猛悟到自己一輩子都可能無法改變的現實。仰望天際,我不由發這樣的長歎: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遙想當年王勃在滕王閣上作此佳句時,情思是何等凝重。如今即便是有風塵之歎,我真的有什麼「失路」之悲嗎?哪裡有「關山」?怎麼就成了「他鄉之客」?我為自己心底的那份牽強默默苦笑,又在這似而非之間更覺悵惘。    
    我想,我在書稿中的那些曾似野火燃燒樣的激情,我的流淚帶血的獨特新聞從業經歷,也許很可能被讀者隨意戲言之,也可能被人在飯後茶餘當作閒聊笑談。也許有人不會理解我,不會接受我。是的,又有誰能理解我這個流浪記者靈魂上的痛苦呢?    
    記得,早在1997年春節,我曾窮得身上只有1塊8角錢,度過了一個對我極有特殊意義的春節。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7年時間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擺脫貧困。由於官司所耗精力和金錢太多,我在京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難,生活極為窘迫。2002年冬我臨時棲身於京郊大運河畔的一間廉價低矮的小平房裡。2003年,我仍然住在一間平房裡度過了一個春節。2004年,我還是在一個低小的平房裡,一個人,還有自己孤單的影子,度過了一個沒有燭光的春節。在寒冷的冬天,這兒沒有暖氣,沒有朋友,但床頭上卻有各地讀者寄來的數十封求援信。信比曖氣更能慰藉我,他們把我當成了他們知心的朋友。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    
    這個時候,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仍在為自己的冤情而不懈地抗爭的採訪對象。他們樂觀的精神總是感染著我。我想起了遠在千里之外的曾傳耀老人,還有他的那位連普通話也不會說的妻子,這兩位年已76歲的老人,為了與當地有關部門對簿公堂,在訴訟路上艱難地跋涉了6年;於麗梅為了與北戴河醫院打官司,整整打了8年,終於取得了一審勝訴;北京航天二院幹部李秋芳為了維權,不惜與陝西咸陽、三原當地的法院和有關部門「鬥法」,經歷了漫長的23年訴訟,從黑髮打到白髮,至今還在為官司奔波呼籲,其曲折坎坷過程甚是令人感慨。河北邯鄲的老工人鞏恩和,為了維權,不惜與自己的單位打了8年官司,去年底,他的這宗引起全國總工會及國內多位著名勞動法專家高度關注、被國內多家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勞動法」的民事訴訟案,終於取得一審勝訴。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5節 春暖花開的季節(2)

    在這些人當中,特別令我難忘的是一位殘疾當事人,他那不屈的精神,令我異常感動;他的不幸遭遇更令我心酸。他叫劉鳳起。2002年7月,我曾前往長白山下的白河採訪過一宗性質極為惡劣的刑訊逼供案,此案雖經吉林省檢察院兩次提出抗訴,但涉案的民警一直逍遙法外。現年43歲的劉鳳起,系吉林省白河林業局某廠工人,1996年6月19日,他因涉嫌強姦殺人罪而被白河林業公安局刑警大隊帶到看守所進行毆打,13天13夜不讓睡覺。因劉拒不承認「犯罪事實」,白河林業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楊某、副隊長金某、刑警大隊偵查員葉某及王某等人在局領導的指使下,用木板條、電警棍、三角皮帶等刑具對其進行摧殘。不堪忍受酷刑的劉於第11天早晨被迫戴著手銬腳鐐跳樓自殺受傷。跳樓後3天時間裡對方仍對其進行殘害,到第13天才被抬著送回號裡。當地法院依據刑訊逼供時取的筆錄對劉鳳起以強姦罪判刑8年。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致劉高位截癱(評殘二級)的傷殘後果。1999年10月31日,上述四民警儘管因涉嫌刑訊逼供罪被白河林業公安局逮捕,但很快被取保候審,後兩次開庭受審均判四人無罪。此後,吉林省白河林區人民檢察院對此案提出抗訴,吉林省高級人民檢察院曾兩次對此提出抗訴。劉鳳起的代理律師、吉林恆基律師事務所張燕鴻和張霖指出:這是一起典型的民警集體刑訊逼供案,其手段之殘忍影響之惡劣在全國是罕見的。    
    為了討公道,傷殘後的劉鳳起多次搖著輪椅進京上訪,每次來後都要與我聯繫。2004年4月初,一個冷雨霏霏的下午,我在長安街頭又一次與劉鳳起相約見了面。身上被春雨澆得濕漉漉的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無錢吃飯,只好跑到附近小店賒了幾把雨傘買,不想叫人收走了。不過,石記者,請你放心,我一定活下去;只要活著,我就一定要用法律手段讓殘害我的受到法律的嚴懲……」    
    我心頭陡地一熱,為了不使自己的眼淚流出來,趕緊塞了一百元錢給他後就轉身離開了……    
    是的,這位殘疾受害者的訴訟之路儘管如此曲折艱難,但我相信他終有一日能討回公道的。因為我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與我的這幾位採訪對像相比,我所承受的苦難,我所經歷的坎坷,實在是不算什麼。我只不過是受到人家的打擊報復,只不過是被人戴上手銬押入黑屋關了十幾天,我只不過是與別人才打了5年的官司。我同時還想起河北建委幹部郭光允,為了告倒原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程維高,前後歷經8年。他說,我相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因為我從事的就是正義的事業。現在,他終於戰勝了那個強大的對手,黨為他昭了雪。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和我的這些採訪對象,不能通過法律討回一個應有的公道!作為一位奮戰在一線的政法記者,我耳聞目睹了許許多多隱藏或公開,混跡在我們黨內、侵蝕我們黨健康肌膚的各類腐敗分子紛紛落馬的事例。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不管腐敗勢力如何神通廣大,也不管案情如何複雜,發生在我和我的這些採訪對像身上的問題,必將得到公正的解決。因為正義終將戰勝邪惡!    
    我知道,我做記者沒有錯,我憑胸腔中一顆突突跳動的赤紅良心為老百姓說真話更沒有錯。    
    我無數次這樣拷問自己:我是在正確地履行一名新聞記者的職責嗎?我是在為人民大眾說真話嗎?    
    我問心無愧!我無怨無悔!做了10年記者,儘管至今沒有錢買房子,儘管經常還要為生計問題而擔憂,儘管因為長達5年的官司而負上了10多萬元的債務,儘管還是像10年前一樣住廉價的出租房,但我從來沒有為我的付出而後悔過。只是,令我深感慚愧的是,我至今仍無能力將我的白髮雙親從那遙遠而又貧窮的鄉村接到城裡與我一起生活,這也許會成為心頭永遠的痛。    
    是的,人間正道是滄桑。所有的是與非,善與惡,黑與白的較量只是讓我更加明白,任何一個以與邪惡鬥爭為己任的人,勢必將付出不一而足的代價!他的崇高感有多高,他的代價也將有多重!    
    春天的訊息接踵而至,各種振奮人心的喜訊紛至沓來:    
    2004年初,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前者是一部十分重要的黨內法規,特別令我們這些新聞工作者振奮不已是的,在黨內這個法規中,專門就輿論監督的問題做出了規定,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正確對待並接受輿論監督問題,提出了明確要求:一是要重視和支持輿論監督,二是要自覺和主動聽取來自新聞媒體的意見;三是要根據輿論監督的要求,推動和改進各項工作。條例同時還就如何保證新聞輿論的健康開展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2004年3月,備受矚目的全國「兩會」又在京召開,此次大會上,有關新聞法和輿論監督的問題又一次受到多名人大代表的關注!吉林人大代表王維忠教授又一次向大會提交了呼籲對新聞立法的議案。    
    更令我備受感動的是,在此期間,這位極具俠義心腸的王教授對我的這宗全國首宗新聞記者自訴案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在繁忙的兩會期間,王教授在百忙之中曾兩次在其下榻的廣西賓館接見我,我們曾就有關論監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交流。    
    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教授是《新聞監督法》的主要提起人之一,他在2004年兩會期間曾兩次約見我,非常關心我的自訴案進展情況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春天,中國共產黨為全國人民送來了一個又一個喜訊;對於全國近80萬新聞工作者而言,他們的事業受到了黨史無前例的關注,還特意在黨內的條例中列出;這個不同尋常的春天,對於我這個普通記者而言更是有著特別的意義,我的那場早為中國新聞界所關注的全國首例記者自訴案引起了多名全國人大代表的關注,並受到中央領導的關注。2004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來信稱「您所反映的石野狀告鄧世祥誹謗案的有關材料,現已轉我院立案庭依法辦理。」熱心的王維忠教授多次致電安慰我說:石野,你要相信國家的法律!你的案子,已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重視,我們這些人大代表一定會關注到底。相信吧,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的。    
    是的,正義必勝,這是人間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    
    是的,春天對於每個人的意義是不同的。    
    春暖花開的季節是迷人的……

<<臥底記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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