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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間一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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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學者李零先生雜文集:花間一壺酒  作者:李 零                       
   李先生多少算是肯寫「小文章」的「大學者」,本行是古文字學,卻對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有著廣泛的興趣和深刻的認識。他文筆爽利,有意識地用通俗的語言講大道理。李零先生的文字風格,似乎可以從題目以管窺豹:《書不是白菜》、《學校不是養雞場》、《笨蛋總比壞蛋強》、《天下髒話是一家》、《別讓書生搞政治》……其見解每有可取,如果說有不無遺憾的地方,那恐怕要算他對生物學認識有限,卻喜歡借用生物學上個別未被廣泛認可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的行為,不免過於大膽。但在一部分讀者看來,這可能正是李零文章的可愛之處。   
同心出版社 出版                 
  自序
  我一直在逃,從專業學術的腹地逃向邊緣,從邊緣逃向它外面的世界。雜文就像荒漠中的綠洲,是我的棲息地。 
  本集收入的文章是我近年寫作的雜文和隨感,全部屬於「凡人小史」,即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冷眼旁觀,對身邊的歷史、書本上的歷史,講點我個人的看法。這些看法,雖然也利用了一點我的專業知識和雜覽偶得的讀書感想,但我關心的事在有如工業流水線的專業學術中沒有位置,只能用業餘的方式,另外找個地方說話。 
  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方面。 
  第一組文章,只有兩篇,是個引子。大意是講我對我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魯迅詩裡說的「每日見中華」的「中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什麼歷史印象和價值判斷。因為六十歲還沒到(差四年),好像秋蟲還沒有看到萬木凋零的冬天、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很多印象還非常模糊,很多判斷還很不準確,我的知識千瘡百孔,我的記憶顛三倒四,不能不借助於古人叫玄思冥想,其實不過是拍腦瓜的辦法。因為思緒是用斷片連綴,漫無邊際,時有跳躍,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取譬設喻,近乎朦朧體(諸子書就是這種文體,《老》、《莊》更是),所以我叫「大夢初醒」。 
  第二組有六篇,是談戰爭或與戰爭有關的事,屬於「武」的話題。中國古代兵書,是我多年迷戀的對象。我曾許願,要寫一本《兵不厭詐》,但一直找不到感覺。近來,因為讀《劍橋戰爭史》,我才豁然開朗,原來西方極樂世界,這五百年的歷史,如果不從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難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們的學術,他們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況,戰爭是最大的國際主義,不僅是「國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裡面的硬道理,管著所有的軟道理。歷史很新也很舊,「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國主義拍手笑」。觀戰,已經是「司空見慣渾閒事」,打開電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所以我叫「生怕客談榆塞事」。 
  第三組也有七篇,是討論與讀書人有關的事,則是「文」的話題。這組文章是以談學校為主,也涉及出版和學術界。我說的事,在全國一盤棋的各種大事中,並不一定最重要,但卻離我最近,不可能像上面說的觀戰,完全置身度外,比起其他方面,我也更有發言權。現在的校園也好,出版界、學術界也好,它們都是滴水見太陽的社會縮影。「被改革遺忘的角落」早已不存在。如今的學校,校長多是公關小姐交際花,負責接軌,內政主要是申請經費,招標立項,分錢分利收租子,蓋大樓,吹大牛,爭當世界第一流。錢倒是有了,大家都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但錢是怎麼使鬼,鬼是怎麼推磨,磨又磨出了什麼米和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大家會像今天看幾十年前的笑話:所有人一齊幹壞事,壞事就是好事;壞事只有壞到頭,才會變成好事——就像個無人管理的廁所,不到屎淤尿溢,無法下腳的地步,就沒有打掃的理由。我也相信,有一天,大家會找到出氣洩憤的對象,痛批一切後,「大家都是好東西」,就像「文革」結束後,我們看到的那樣。這是所有明白人的邏輯。這個邏輯令我恥為知識分子,然而又無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書齋。躲進小樓,讀點愛讀的書,是我的最大願望。所以我叫「且教兒誦花間集」。 
  第四組有八篇,都是高雅話題,不是琴棋書畫,而是酒色財氣。我是借酒色財氣,發掘人性奧秘,屬於化俗為雅。「酒」是「毒」的符號,「色」是「黃」的誘因,「財」和「賭」有不解之緣,「氣」也是借暴力來宣洩。這些都是夫子不語,學者罕言,正人君子心驚肉跳,粗鄙小人熟視無睹,然而出乎人情,入乎天理,其實是永恆的話題。比如上面說的戰爭,就是屬於「氣」(這部分不再談「氣」)。我從酒色財氣研究人,絲毫不是降低人的標準。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見人性,我一直這麼看。人是學動物,學完動物,不但罵動物,還拿動物罵人。罵人本身就很動物。我還真的認為,應該另外寫本書,就叫《畜生人類學》,專從人對動物的馴化,反觀人對人的馴化,進而討論人這個物種。本書的《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就是嘗試。動物像一面鏡子,可以照見人的醜陋。在動物面前,我們都無地自容。 
  最後,我想找幾位古人來談心,談談他們的生活態度和我的感想。一位是司馬遷,離我遠一點,選擇苟活;一位是王國維,離我近一點,選擇自殺。他們倆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學問家,但也都是時代洪流下的倒霉蛋。司馬遷,上得罪領導,下得罪群眾,割球騸蛋,包羞忍恥,寫成他的名山之作,偉大的《史記》。王國維,不識時務,逆歷史潮流而動,被政治「去勢」,也給我們留下了一部《觀堂集林》。讀他們的書,想見其為人,我說,「避世」對學術有重要意義——讀書人搞政治,一害國家,二害自己。此外,我還提到洪業先生,講了一個他給鬼子上課的故事。讀他的故事,我很感動,所以又講給別人聽。 
  現在,寫雜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學者寫,有些是文人寫,有些是學者兼文人寫。文章之道,端在於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滿嘴自由主義、唯美主義(即唯美國馬首是瞻的那個主義)、人文關懷和知識分子良心。在單位,則溜溝子拍馬,虛名實利,一樣不能少。助紂為虐,行若由夷,與時俯仰,清濁二道兼之,誰都誇你好,還一點不吃虧。有人以為,文人有文筆沒學問,不行,中看還是人家學者的雜文。我看不一定。學者倒會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誰也不愛看。特別是在「行」字方面,打著燈籠,找個乾淨人,都寥若晨星。今之偉大多大偽,單位、輿論捧為大師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詞,咳唾珠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好像什麼都有資格講話。其實,學者多是知識殘廢,離開家門一步就找不著北,即使論學,也多是一隅之見,不加改造,根本無法與讀者見面。   
  自序(2)   
  我理解,跟公眾講話,必定要超出專業講外行話,就和普通人說話一樣,業餘玩票就是業餘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從來都沒想過,用雜文為學問造勢,或用學問為雜文造勢,好像全能冠軍。相反,我一直想把兩者分開,各是一副面孔。學術就是學術,旁徵博引,細密考證,讓人以為是白鬍子老頭;雜文就是雜文,什麼好玩寫什麼,說話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點,淺薄一點,出點硬傷,鬧點笑話,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寫雜文,最初是用筆名,改名換姓,是想分身為二,千萬別叫行裡的人給認出來,說我不務正業,自甘墮落。但我給《讀書》投稿,我是說當年,編輯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幾年下來,已經徹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給《讀書》寫文章,其實比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並不買著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讀者。這個雜誌上的文章,不見得都好。不過,我有偏好,就是有兩樣文章不愛看。第一是賣弄理論,洋味十足,句子很長,曲裡拐彎,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過於小布,過於文人,過於書卷氣,抖學問,掉書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動,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較喜歡的是那種明白如話也痛快淋漓的文章。這樣的文章,哪個雜誌都不多。我想朝這個方向努力。 
  不過,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讀書》這個名字起得好。讀書就是讀書,誰讀讀什麼讀到什麼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歡讀也認真讀。我覺得,「讀書人」比「學者」或「知識分子」更受聽。真正的讀書,普通人的讀書,都是興之所至,愛看就看,不愛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學者,讀書等於查檔案。也絕不像時下的書評家,專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或把狗屎說成花(前者國外多,後者國內多)。我覺得,我是作者,這不過是落筆成文後的一種臨時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個普通讀者,和別人沒什麼兩樣。用普通讀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讀者的心情寫,沒有評判資格,也不負指導之責,自娛自樂,才是讀書的最高境界。書法,鍾王之前,鼎彝簡帛上的字,漂亮,但寫字的人是誰,誰也不知道,反正不是書法家。書法家出,則書法之道亡,好像沈從文講過這個道理。 
  余嘉錫先生說,諸子即後世之文集。但後世之文集重在辭章,所收多是詩文類的文學作品。其實,更準確地說,後世之筆記語錄,拉雜寫來的叢談瑣語,才是諸子的本來面目。我以為,雜文隨感者,上承諸子私乘,下啟稗官野史,其實很偉大。但它偉大就偉大在隨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麼說什麼,人為拔高,就把它毀了。雜文的特點是雜,雜有什麼不好?諸子直白,不像辭賦,花團錦簇,讓人眼暈心煩,我喜歡。野史膽大,不像正史,話到嘴邊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歡。這些好擱一塊兒,就是雜文。我喜歡雜文,不過是因為它短小精悍,主題不限,格式隨便,適於表達即興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閃念,攢多了,粗作分類,隨便剪輯一下,來點蒙太奇,好像舊式文人,拿小詩當日記,確實有其他文體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個紀念。 
  在這本小書之前,我已出過一本雜文集,叫《放虎歸山》,八年前,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我說,我很想擺脫學術工作,坐下來讀點閒書,嘮點閒話,寫點閒文——因為學術太累,專業分工鋪天蓋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識分子圈,令人憋氣——那種感覺,就像麋鹿久羈苑囿,頓起長林豐草之思。可是,直到現在,我還賴在這個圈裡不肯走,退休的年齡又沒到,有朋友總是來問,你說的話還算數不算數。我說,算數。 
  從這本小書裡,你不難發現,我確實是在走向業餘,而且是懷著濃厚興趣和極大的敬意。 
  李零 
  2005年1月24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大夢初醒   
  花間一壺酒(1)   
  李白是詩人,也是酒鬼(他自己的說法,是「酒中仙」)。詩寫得好,酒也喝得好,神思縹緲狂放不羈痛快淋漓一瀉千里的詩情,全是藉著酒勁釋放出來。這就像有些搖滾歌手要吸毒,聽的人也吸,吸毒狀態下的聲音不一樣,外人難以體會。 
  李白嗜酒如命,經常爛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當塗。後世酒樓,拿他當招牌,畫個醉漢,叫「玉山傾倒」,掛個酒帘,稱「太白遺風」。他是喝酒喝出了大名。 
  不過,李白喝酒和現在的喝法不同,不是猜拳行令,輪番敬酒,更沒有生意好談,關係好拉。他是詩人,詩、酒有不解之緣。詩是吐心頭不快,酒是澆胸中塊壘,「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緣在什麼地方?全在一個「愁」字。他寫喝酒的詩很多,我最喜歡,還是《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詩中的酒徒本來是半夜三更喝悶酒,自個兒喝沒勁,就拉上月亮和自個兒的影子,其實是形影相吊,還是自個兒和自個兒喝。酒勁上來,扯著嗓子唱,月亮搖搖晃晃;拖著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古代寫喝酒的詩很多,這首最好。 
  「月下獨酌」,是一種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裡喝,而且是一個人喝。 
  喝著喝著,如果能喝出三個人來,則是更上一層。 
  酒和文學有關,魯迅講魏晉風度,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曹操下令禁酒,把成心跟他抬槓的孔融給殺了(孔融的說法是,酒能亡國,色也能亡國,何獨禁酒,而不禁色),但他自己照樣喝,「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蘇軾《前赤壁賦》)。他的《短歌行》也是寫喝酒,「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雄渾,蒼涼,也是得益於酒。詩中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可見也是月下獨酌。文學中的酒,不是一般的飲料,而是效果緩慢的半毒品。研究秦皇、漢武的苦惱,我們知道,它和人生短促有關,和排解憂愁有關,其實是不死之藥的代用品。三杯兩盞下肚,不知心在何時,身在何處,什麼恩怨爾汝來去,通通滾蛋。古人寫喝酒,這是主旋律。 
  酒中有哲學——苦悶的哲學。 
  李白的詩,和陶淵明的詩有相似之處,特別是他不肯「為五斗米折腰」,討厭做官,醉心於酒,精神像,詞句也像。葛兆光先生說,這首詩,風格和陶淵明的詩相近,陶詩有「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句(《雜詩八首》),並有「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等語(《飲酒》二十首序),他可能是從陶詩受到啟發(《中國古典詩歌:唐詩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這裡,我想補充一句,陶詩講形影相吊,還有一組也值得注意。陶淵明寫過一組詩,叫《形影神》,是反對釋慧遠。慧遠作《形盡神不滅論》和《萬佛影銘》,說人死了,身體不存而精神不滅。陶淵明不同意,寫下這組詩。「形」是身體,「影」是身影,「神」是靈魂,三者的關係,是神學問題,也是哲學問題。在中國古代詞彙中,「影」的含義很神秘,既可以是身影,也可以是畫像,今語「攝影」、「電影」還保留著它的古老含義。古人認為,作用於「影」也會作用於「形」、「神」,比如給影子或畫像扎針,就是巫術常用。 
  陶詩是客主互答之體,共三首。第一首是身體勸影子,叫《形贈影》。身體說,人為眾靈之長,卻難逃一死,比起天地、山川、草木,哪樣都不如,羽化登仙不可得,死後全是一場空,還是有酒就喝,千萬不要推辭。第二首是影子回答身體,叫《影答形》。影子說,我和你總是相伴相隨,悲喜與共,陰涼地裡暫分手,太陽底下不分離,可惜的是,人終不免一死,形滅則影消,與其借酒消愁,不如積德行善,留名後世(蓋名如身後之影)。第三首是由靈魂來總結,回答身體和影子。靈魂說,人之為人,全在靈魂,我和你們都不同,但只要活在世上,就要依托身體,只要依托身體,就會留下影子,無論是誰(如「三皇大聖人」和能活數百年的「彭祖」),都無法留住生命,喝酒只能暫時忘憂,非但不能延命,反而促其早死;行善也很徒勞,乃是身後之事,誰來誇你,你已不知道。最好還是聽其自然吧,用不著高興,也用不著害怕,該死就死,何必操心。 
  這是可以稱為「通脫」的人生態度,「通脫」是出於無奈。 
  窮人,餓了要吃,累了要睡,如果最低生存都得不到滿足,當然盼望「聊勝於無」,「有」最重要。但「有」了之後,吃什麼好,怎麼睡才得勁,問題又生。如果什麼都享受過,非什麼不吃,非什麼不睡,最高的山爬到頭,下又下不去了,怎麼辦?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決方案就是縱身一躍,一了百了,直接就下來了。古人說,「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元稹《離思》),人只有到了這一步,才會懂得「聊勝於有」。   
  花間一壺酒(2)   
  喝酒的最高境界是「聊勝於有」。 
  《月下獨酌》,也有「三人」,但不是「形」、「影」、「神」,而是「形」、「影」、「月」。「月」是代替「神」,但不是身內之「神」,而是身外之「神」。月亮照在人身上,才有身體和影子的矛盾,喝了酒,三者的關係更亂。它讓我想起中國的百年滄桑,想起我身邊的激烈爭論。 
  讓我打個比方,說說咱們的「月下獨酌」: 
  (一)人物。 
  (1)月亮:西方的現代化。 
  (2)酒徒:中國。 
  (3)影子: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留下的是中國的影子,但光從西方來(包括來自日本的折射)。特別現在,是從美國來(「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我從來都不認為,中國西化的程度還太小,速度也太慢,一切不幸都是受阻於中國的傳統,受阻於中國人的拒斥心理。撇開好壞不談,這是不明事理,既誇大了中國傳統的力量,也抹殺了西方文化的壓倒優勢,更無視於西方在世界上佔據的普遍支配地位。 
  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沒有西學,哪來的國學)。 
  《新儒家宣言》是中國的原教旨主義。儒學本非宗教,但欲與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鼎足而三,有如我國歷史上的「三教」,則形同宗教,其自救之不暇,還要救人;自己都不明白,還要人家來求教,乃迂腐不堪之論。 
  「東方之道德將大行於天下」,更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也自欺欺人。中國有什麼道德可以大行於天下? 
  (二)場景。 
  面臨現代化的中國,是「紫禁城的黃昏」,太陽掉在山背後,「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月光底下,花叢之中,擺著一壺美酒,酒中是各種西方思潮(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紅紅綠綠,混在一起,喝下去,翻江倒海,一醉不行,兩醉沒完,喝上了癮。酒桌上有個說法,「咱們是小孩的j□b□(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詞,皆用漢語拼音),來日方長」。中國永遠是小孩,啟蒙啟不完。 
  (三)劇情。 
  (1)酒徒喜歡清風明月,覺得一個人喝,沒勁(像過去那樣),他請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們都是不請自來,來了就不肯走,三人正好湊一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2)但月亮卻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纏著身體。酒徒倒想拉月亮和影子及時行樂(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但月亮最恨影子,恨它纏著酒徒: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兩立。它越是照著酒徒,就越是憎恨影子,並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但只有消滅酒徒,才能消滅影子)。 
  (3)酒徒喝得高興,手舞足蹈,天旋地轉,本來是自己圍著月亮轉,現在是月亮圍著自己轉,影子也來起哄,像一條條黑蛇,死活纏著他的腳後跟,滿地亂爬,他想擺脫也擺脫不了。醒著的時候還一同歡樂,醉了以後反各自分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月亮說他得意忘形,影子說他得意忘影,讓他裡外不是人。 
  (4)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遠都是這種關係,一種喝得太高,自作多情,而其實是無情的關係,每天夜晚,月亮還是高懸在雲漢之中,遠遠投來點清冷之光,讓他可望而不可即,想去親近都親近不了(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世界已成一盤棋。 
  全球只有一個道理,即過去叫「資本主義」,現在取其廣義,叫「發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大道理管著小道理,硬道理管著軟道理。 
  中國歷史一向受兩股力拉扯,生拉硬扯,方向相反,好像拔河的繩子。一股力是西方的饋贈,叫「強國夢」;一股力是自己的本錢,窮山生惡水,惡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拉拉扯扯,就進了高粱地」,不知怎麼說,我叫「人民大爺」。身板極差,酒勁極大。清朝倒了國民黨,國民黨倒了共產黨。中國什麼都能打倒,只有這兩股力打不倒。 
  「強國夢」的根本是一個「搶」字,明火執仗的搶是搶,巧立名目的騙也是搶,歸根結底都是搶,馬克思的術語叫「原始積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來的。 
  先下手者為強,後下手者遭殃。 
  中國無力搶別人,只能自己搶自己。而且還得保護好自己,別好不容易攢點錢,先讓人家把自個兒搶了。我們的說法是「自力更生」。 
  歷史選擇,不是在西方商店購物:千挑萬選,從容不迫;不滿意了,隨時退貨。它是萬般無奈,被人逼出來的。 
  中國的啟蒙是五四運動。 
  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運動是緣何而起。 
  它的起因是巴黎和會,欺人太甚的「公理戰勝」。戰敗國割地賠款,有如庚子年後的中國,德國也嘗到了這種滋味。中國徒有戰勝之虛名,竟眼睜睜讓日本奪我膠東。西方的理由很簡單,誰讓日本先下手,而且是西方眼中的亞洲代表。這是硬道理。它逼出了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慣出了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蘇聯,也是一次大戰的直接產物,同樣是逼出來的。   
  花間一壺酒(3)   
  二次大戰,日本侵華,列強坐視不救,欲以遏蘇。德國居間調停(他們有軍事顧問團在中國,幫蔣介石打紅軍,和中國關係很好),拉偏手,勸中國接受日本的無禮要求。蔣介石說,果然,則中國面臨革命,政府垮台,倒向蘇俄,全面赤化。 
  中國的共產主義也是逼出來的。 
  在香港的一個學術沙龍上,我聽一位資深學者講,五四運動反傳統反過了頭,不信鬼神的毛澤東,其實是個人崇拜的宗教狂,共產主義是少數知識分子的狂熱產物。我看,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狂熱。 
  同是東亞,同是啟蒙。日本的啟蒙是脫亞入歐,追隨歐美,打中國,占中國。中國的啟蒙是救亡圖存,掙扎於世界之林。此乃形格勢禁,不得不然,不是誰拍拍腦瓜,忽然想出來的。 
  時論或曰,五四以來,救亡壓倒啟蒙,太可惜。這是時過境遷,事後諸葛亮。殊不知當日之中國,啟蒙只有兩條路,或更準確地說,是只有一條路:脫亞入歐,打別人,不可能也不應該;光啟蒙,不救亡,只有當漢奸。沒頭蒼蠅的啟蒙,放在當時,乃「是何心肝」之論。 
  中國別無選擇。 
  人窮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決挨打,再解決挨餓。這是當年的硬道理。 
  然而,棍子的代價太大。乞丐和龍王比寶,越比越窮。 
  國富民窮,窮則凶,凶則惡——窮凶極惡,這是「月下獨酌」的悲劇。 
  《共產黨宣言》說:「一個怪影(或譯「幽靈」)在歐洲遊蕩——共產主義的怪影」。 
  共產主義是一個怪影,當時的反動勢力都這麼看。 
  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怪影。民元以來的中國歷史,按美國歷史教科書的說法,全部屬於「民族主義」的歷史。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欺負人的,一種是被人欺負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屬於後一種。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怪影,如德、意、日曾經選擇的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也在四處蔓延。前者不能,後者不為,我們幸好超越了「義和團」,但還沒有墮落到日本那樣。 
  月亮痛恨所有的影子。 
  但沒有月亮,哪來的影子? 
  2004年8月20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硬道理和軟道理(1)   
  (雜感二十三條) 
  一、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發展、效率、剝削、壓迫、強權、侵略是硬道理,溫飽、閒暇、自由、平等、公正、和平是軟道理。軟道理打不過硬道理,硬道理管著軟道理。 
  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無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該逆來順受。人類的不滿,千百年的抗爭,也有它正當的理由,絕不可輕言放棄。 
  今語雲,雞蛋碰石頭,找※。但古人說,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二、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鬥爭,兩軍對立,你死我活,雙方必有同構性和對稱性,而且是越打越有。從超越中立到超越對立,中間只有一步之遙。 
  立場是由反對決定,刺激是由厭倦產生。世事輪迴,「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輩子頂多碰到一次。三朝元老,那得活的長。 
  階級仇,民族恨,漢賊不兩立的文章,最受壁壘分明、同仇敵愾的讀者歡迎,也是他們對罵互詈的出氣筒。然而,逃楊入墨,非楊即墨,經常是良心尷尬。 
  明季中國大亂,張獻忠、李自成造反,殺人如麻,發洩階級仇恨,很多當官的、有錢的被殺,自不待言,還包括很多和他們沾親帶故或同情依附他們的人。然後,官軍復以剿匪為名,瘋狂報復,同樣是殺人如麻,又有無數百姓慘死其中。這是漢族殺漢族。然後,又有坐山觀虎鬥的滿族出來殺漢族,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殺。作為殺人比賽的勝利者和終結者,他們對漢人說,「外國之君入承大統」,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後有我朝,都是幅員廣闊,天下太平,哪點不比你們的主子強。古人云,「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出《尚書·泰誓》),今「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何必再分華夷中外、此疆彼界。你們的國家是你們自己亡的,怨不著我們。「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義覺迷錄》)。漢人該說什麼好? 
  當一個國家,自己作踐自己的國民,連寇讎都不如,你還怎麼讓他們愛自己的國家?是時,官與寇,滿與漢,勢若水火,兩害相權取其輕,什麼是更輕? 
  中國的百姓別無選擇,又必須選擇:附官則寇殺之,投寇則官殺之,降滿則漢殺之,保明則滿殺之。 
  現實的合理性是如此殘酷,人們的選擇是如此對立:每種選擇都是為了活命,每種選擇都是無所逃死。 
  我最恨這種選擇,不是觀點不鮮明,不是立場不堅定。 
  三、不食周粟,錯在哪裡 
  司馬遷為《史記》作七十列傳,他是以《伯夷列傳》(即伯夷、叔齊兩個人的傳)為第一。夷、齊的不合作主義,備受古人稱道(古人誇人道德高尚,總是說「行若由、夷」,「由」是許由,「夷」是伯夷)。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齊當歷史完人——雖然沒人真的要學。《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這樣的模式來塑造,後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想學,也學不了,才格外推崇他們的冰清玉潔,而且達成一種默契,就是絕不能讓他們吃飯。吃飯就像婦女喪失貞潔,是令人扼腕歎息抱恨不已的。 
  盜泉不可飲,周粟不可食。 
  最好還是讓他們死了吧。而他們也就真的死了——餓死在首陽山下。 
  「餓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對不對?我看不對。但他們的錯誤並不在於反對湯、武革命,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人民唱反調,上無領導,下無群眾,名為清高,實為迂腐,像毛澤東批評的那樣。在我看來,他對「以暴易暴」的批評,在暴力被分為「好暴力」和「壞暴力」的二元世界,絕對行不通,也根本沒人聽,但這個批評並沒有錯。過去沒錯,今天沒錯,將來也沒錯。只要這類問題存在,永遠都沒錯。中國的改朝換代是「相斫書」(魯迅語),憑什麼不能批評?他們的錯誤只在不吃飯。 
  沒有新鮮空氣、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絕呼吸和飲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滿,即使毫無辦法(改良和抗爭通歸無效),不滿也有不滿的理由。 
  特別是身受其害的當事人。 
  吃飯是對現實合理性的承認,批評是對現實不合理性的拒絕。吃人家的飯還罵人,不一定不對。 
  四、老闆下蛋 
  從前,學《資本論》,有兩個難題: 
  (1)為什麼酒放在酒窖裡,年頭久了,會自動升值?這裡面有什麼勞動? 
  (2)機器是成本,不創造價值,但牛馬的活兒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錢,為什麼我們不說人剝削了牛馬? 
  這樣的問題,現在還是問題。 
  老師說,這些問題嗎,那可就難說了,它好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是有點講不清的……   
  硬道理和軟道理(2)   
  學生打斷他的話,老師,雞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雞。 
  為什麼?老師問。 
  因為什麼都是買賣,包括學校。您是老師,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現在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工人階級就是老闆花錢雇來的人,即僱傭勞動者,現在也叫「工薪族」,其實和母雞差不多。老闆花錢—僱人—養雞—下蛋,這是經濟學家講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產」。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問題,答案太簡單。蛋不是老闆下的,還是您下的嗎? 
  胡說八道,你還講不講馬克思主義,老師很生氣。 
  工人不是牛馬,理應拿回他的一份,即剩餘價值,對不對?這是馬克思講的。但這個道理根本不對。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經濟學。他這一輩子,前後寫過三個經濟學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最後這個手稿,就是《資本論》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書越寫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還是那句話,勁全白使了。學生越說越來勁兒。 
  胡說八道,你還有沒有良心,老師更生氣。 
  話要這麼講,就沒勁了。發展的問題往哪兒擺?況且,牛馬如果會說話,他們也會討公道:誰養活誰呀咱們來看一看,憑什麼餵我幾把草,種出的糧食全歸人。過去,我們說工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但輪到講剩餘價值,您怎麼又不承認他們是牛馬了呢?您不就說,牛馬是牛馬,人是人。奴隸是人,工人是人。牛馬不是,機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馬不知。誰讓這些傢伙光吃草,不說話,鼻子底下白長個嘴。這樣的標準,是人道標準,不是經濟學標準。在資本家眼裡,什麼都是生產要素,對不起。 
  誰投資誰受益,老闆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學生都比老師聰明。 
  五、啟蒙思想的大猿猴 
  盧梭是「天賦人權」說的鼻祖。他的《社會契約論》是以18世紀流行的「自然人」說為基礎。他所謂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啟蒙思潮的理想之辭。所謂「自然人」,不過是一種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狀態下的人本來應該是這個樣子。但可惜的是,歷史上的人從來都不是這樣,從來如此的只是,他們「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緊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後)。 
  伏爾泰說,盧梭的書是反人類的書,讀了,就想四肢著地爬著走。 
  羅素說,希特勒是來自盧梭(相反,羅斯福和丘吉爾是出於洛克)。 
  然而,這卻是《人權宣言》所謂「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基礎。 
  人是生而自由還是生而不自由?說起這個話題,有件事值得回憶。 
  50年代,「西馬」思想異端是以討論人性異化的形式而展開(可追溯到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即以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原典的形式而展開(下面所說的馬克思的兩部早期著作是發表於二次大戰前,戰後才廣為人知)。用馬克思反對馬克思,用早期馬克思反對晚期馬克思,這在當時是順理成章。它的傳入中國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夠接觸到灰皮書的少數人裡有影響。「文革」中,我去拜訪楊一之先生(黑格爾《邏輯學》的譯者)。他跟我說,周揚迷上了人性異化學說,把它寫進著名反修報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但毛澤東不喜歡,特意刪改周的話,加上他的話。「文革」後,很多人認為,他們飽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為抹殺人性,不講人道主義。出於對「文革」的反動,王若水又舊話重提(他特別提到周的上述報告),遭到胡喬木的批判(立論酷似毛澤東的修改)。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啟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論,大猿猴雖有鼓舞人心之效,卻毫無原典依據。50年代以來,「西馬」異端喜歡強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人性異化,說這本書才是代表馬克思學說的精髓和本義。這有當時的需要:資本主義有異化,社會主義難道沒有?其意不在原典。當時,我讀過原典,仔仔細細讀過。馬克思終其一生,老講異化,但從來不講人道主義。這不但和王若水的說法有很大出入,而且與胡喬木的說法(讓講人道主義,不讓講異化)也完全相反。馬克思的歷史觀是非道德主義。阿爾都塞的話不一定都對,但他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非人道主義」,那是千真萬確。《手稿》帶有費爾巴哈的影響,確確實實是被《德意志意識形態》否定,這不是蘇共(當然是前蘇共了)的惡意捏造。《形態》是批施蒂納。施蒂納以他叫「唯一者」的純粹個人批費爾巴哈的「抽像人」,用「存在」對抗「本質」,是無政府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先聲。這類批判對馬克思刺激很深。從1845年起,他雖主張「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還是用整體概念的人反對純粹個人,同情貧苦工人階級的立場也沒有變(這是唯一可以讓人聯想到人道主義的地方),但起碼在理論上,他是放棄了費爾巴哈的「抽像人」。事實上,從《形態》起,他就再也不講「人性異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說法,《形態》才是代表他們後來的一貫說法(阿爾都塞反對用早期馬克思反對晚期馬克思也是尊重歷史)。 
  在《形態》第一章,即《費爾巴哈》章中,他明確說,把整個歷史過程「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硬道理和軟道理(3)   
  馬克思不是人道主義者,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喜歡講異化,經常講,到處講,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他後來的說法,不是人性異化,而是勞動異化,即由商品世界體現的頭足倒置,物與人,主與客,關係完全是反過來的。其典型表達是《資本論》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在這一節的最後,他引用莎士比亞《無事煩惱》中的話作為結尾: 
  一個人長得漂亮是環境造成的,會寫字唸書才是天生的本領。 
  六、小熊和狐狸 
  有個童話故事,道理很深刻。 
  兩個小熊,只有一塊餅,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說,好辦好辦。他把餅一掰兩半,左邊一塊大,右邊一塊小,吃虧的小熊不幹。狐狸說,好辦好辦,再分。左邊啃一口,不均。右邊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兩小塊,再也分不出大小。於是,兩個小熊皆大歡喜,覺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虧小熊分的是麵餅,都要,不妨多烙幾張。可如果碰上金銀珠寶大鑽石,怎麼辦?總不能砸爛搗碎,一人一個碎渣兒。驢可伙著使,老婆不能輪著睡。所以,經濟學家講了,狐狸拿大頭,小熊拿小頭,這是我們的惟一選擇。 
  發展創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遠是小熊的命。 
  七、富人的碗是窮人的鍋 
  發展的前提是積累。積累的道理,是有了鍋裡才有碗裡,過去叫「先公後私」。 
  「公家」就是官家,「公田」就是官田,古書都這麼講。「私田」是從「公田」分割。私有化,自古以來就是「化公為私」。現在的理解,只是「大公」化「大私」,「大私」管「小私」。通俗地講,就是拿富人的碗當窮人的鍋。 
  司馬遷說,「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然而,燦爛輝煌的良渚文化就是立足於此。精美的玉器從哪裡來?大遮山下,橫著防洪長堤。長堤下面,是一大片一大片人工堆築的高台,土方量大得驚人,開車都要走半天。四五千年前,第一批富起來的良渚人就住在這片高台上,窮人才「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圈地和驅民力作,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壟斷,從一開始就是發展的前提。 
  90年代初,電話初裝費,高達5000元(人民幣),換成美元,是美國的100倍,而工資收入反之,交錢還不給安,必須等半年,絕對是官營的壟斷暴利。 
  現在的房地產業和建築業早已「化公為私」,但照樣是暴利滾滾,「大公無私」的精神比當年更強。 
  「天大旱,人大幹,脫了褲子大干」,老農民,學大寨,挑水上山,一悠三顫。可惜的是,兩大桶水澆在龜裂的土地上,好像撒了一泡尿。哪怕毛毛雨,普降甘霖得多少水?太笨太笨,經濟學家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緊著「刀刃」,才是道理。 
  八、階級教育回頭看 
  小時候,到處都是階級教育。 
  例一,郭沫若說,萬惡的奴隸社會,商代和西周,奴隸的命太賤,西周銅器※鼎的銘文講了,五個奴隸才值「匹馬束絲」。 
  案:西周時期,貴族見面要互贈禮物,如玉器、馬匹和絲綢(有點像藏族送哈達)。馬匹,特別是「大白馬」,是非常貴重的禮物。現在,瓦斯爆炸,礦工死在井下,一條命,只賠幾千塊或幾萬塊。空難車禍多一點,也不過幾十萬。但一匹跑馬,英國、香港用來賭錢的跑馬,阿拉伯的,吉爾吉斯的,百萬英鎊也不算啥。 
  例二,「文革」前,頤和園,排雲殿,慈禧的畫像,指甲很長,講解員滔滔不絕,大家看一看,封建統治階級的生活有多腐朽。咱們不妨算一筆帳。西太后一頓飯,折合銀兩,等於多少多少(忘了)銀子,足足相當普通勞動人民多少多少人(忘了)吃一年的糧食。 
  案:今天,這樣的飯不新鮮。有人說,慈禧太后的飯,不能這麼算。太后是天下衣食所出,現在的飯,將來的飯,維持再生產,繼續大發展,都得從這兒出。軍餉官俸大小事,什麼不用錢,扣了這個,扣了那個,剩下再多,也不夠天下的人分,每個農民,不用多,一人一口,就不得了。她不吃誰吃?吃得再多,也只是個零頭。 
  富貴人家有富貴人家的道理,過去不明白。 
  九、美國太破,中國太闊 
  1989年,頭回上美國,覺得美國太破,除了市中心(down town)是個樓叢,外面是一馬平川,房子都很矮,和電影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而且走哪兒,全都一模一樣,簡單而實用。後來,回到中國,印象相反,豪華酒店、娛樂場所,金碧輝煌,好像美國的賭場,闊得很(現在比那陣兒更闊)。招牌也冠以帝、王、豪、霸,一股子橫勁兒。 
  於是,有個到過美國的小孩說,嘔,原來如此,看來美國還有待發展。 
  但小朋友,你要知道,美國這麼破,卻是靠世界資源的1/6來過活,而它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1/20還不到,他們該往哪兒發展?(數字是聽朋友講,沒有查) 
  中國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國的闊,要慢慢琢磨。別的不說,光是它的普通設施,比如廁所,比如廁所裡的手紙,比如公共建築的每一扇門(無論左右開,還是前後開,都可自動關上),絕不是一件兩件,而是所有,到處都如此。那個平均水平,得值多少錢?真是海了去。   
  硬道理和軟道理(4)   
  再比如,美國的公園,大多都是空空蕩蕩的開放場所,供遊人燒烤的爐架,用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露天擺在那裡,魚在河裡游,鴨在水中戲,松鼠滿地跑,美國人都有車,下手很方便,換了咱們的老百姓,只要沒人看,還不早就能拆能抱能搬的統統運回家,能飛能跑能游的全都下了肚子。 
  十、環球不能同此涼熱 
  中國大地,「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淮南子·地形》),故百川東流於海,春夏秋冬刮轉圈圈風: 
  風,甲地有高壓槽,乙地有低壓槽,才能刮起來。我國的季風是八面來風,古人叫「八風」,甲骨卜辭舉其四,學者稱為「四方風」。諸葛亮借東風,就是利用其規律,數家稱為「風角」。 
  水,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舊水利部,有人寫對聯,「文革」中的大字報有這麼個對聯,說解放後,它的工作成績是「反平平反平平反反,扒堵堵扒堵堵扒扒」。河道搖頭擺尾,這邊淤了往那邊流,那邊淤了往這邊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風水輪流轉,全在不平等。 
  《人權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這話經不起推敲。 
  貧窮渴望富裕,富裕仰賴貧窮,人流、物流,財源滾滾,從窮流到富,從富流到窮,前提就是不平等。 
  爸爸和兒子搞平等,以老馬、小馬互稱,自討沒趣(見王朔《我是你爸爸》)。社會上的交往,該仰脖撅肚就仰脖撅肚,該點頭哈腰就點頭哈腰,不然誤解叢生。孔子早就說了,禮的精髓就在不平等,故有綱常倫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司馬遷說「天尚不全」,漢代蓋房子,屋頂少鋪三塊瓦,故意(《史記·龜策列傳》)。蘇東坡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我想,就算地球成了富球,全球都跟美國一樣,也得拉個窮球當墊背。或者另外找個星球,闊人乘鶴而去,此地空留窮人,也未可知。那時的宇宙也有窮富之分,窮球和富球,還是不一樣。 
  毛澤東的詞《念奴嬌·崑崙》,氣勢豪放。他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願望很好,也很浪漫,但叫環保學家看,非常危險,也根本辦不到。 
  環球不能是一個溫度,涼快的都跟崑崙山一樣。 
  十一、公平是擠牙膏 
  為了發展,為了效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件事不難,但吃進去容易吐出來難,共同富裕,那是談何容易。富了之後,他們怎麼才會想起,什麼時候才會想起,還得分點勻點給別人,這可就難了。 
  一般說,那得富到妨礙賺錢、有損體面,白日見鬼、黑夜捫心,實在不好意思的地步。 
  歷史學家說: 
  饑民劫富濟貧吃大戶,工會罷工停產搞談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闊米商開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強迫加自願,稅收調節,慈善事業,什麼法子都用上,才有一點點讓步。 
  這是我們聽說過的。其他辦法,好像還沒有。 
  公平是擠牙膏,擠一點出一點,不擠不出。 
  十二、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大同是人類共通自古就有的理想,可惜成本太高。誰都說,公平分配,前提是「物質極大豐富」。然而,歷史上的「均」,卻無不以「寡」為前提。原始共產主義的背景是「寡」,戰時共產主義的背景也是「寡」。發票證,我們都經歷過,其中的奧妙,不用回到石器時代,我們全都明白。反之,有點錢就打破頭,絕無均同之理。這是咱們文明人的習慣,幾千年一貫制,從無例外。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人類通過富人攢錢,什麼時候是個夠,誰也不知道。1960年,有個愛爾蘭科學家,叫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年),他給各國政治家算了筆賬,全世界的財富有多少多少,人口有多少多少,科技水平有多高多高。他說,現在是時候了,足以讓大家分享繁榮不受窮,壞就壞在窮兵黷武,所以世界級的大國領導(包括當時的我國領導),他給他們,每人寄上一本書:《沒有戰爭的世界》,勸他們放下核武(當時,此書有內部讀物,圖書館還查得到)。否則,大家同歸於盡,他警告說。然而44年過去,地球照樣滴溜溜轉,沒人聽他老生常談。 
  人類幾千年,有突飛猛進的技術進步,有層出不窮的歷史事件,那都是少數富貴人家的事情,大多數人(特別是婦女)都沒有歷史,有也非常緩慢,令人有「一日三秋」之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卻有不同的時間尺度。 
  十三、三種人 
  印度種姓,人分四等,婆羅門(僧侶)、剎帝利(武士)、吠捨(工商和農民),是體面人;不可接觸者曰首陀羅(奴隸和賤民)。 
  中國也有四民,曰士(初為武士,後為文士)、農、工、商,奴隸不是民,巫的地位很低,和尚、道士,早先沒有,後來有了,也比不上儒生。 
  歷史學家說,人類從很早就開始畜奴,道理簡單之極,就像他們捕食野牛野馬,並不吃光(特別是動物的幼崽),而是關起來養起來,發明服牛乘馬一樣。   
  硬道理和軟道理(5)   
  歷史學家說,奴隸社會是文明社會的初級階段,但紀元後的人類社會,一直有奴隸,現在世界上也還有幾千萬奴隸,特別是女奴(電視上講,記憶如此,未經核實,或有出入)。 
  人類的進步主要是工具的進步,牛馬干的活,奴隸干的活,我們正在交給機器,或人工智能下的機器。除此之外,我們還保持著與古代社會的相似性,我是說結構上。 
  奴隸社會是「潛結構」(借用吳思先生的術語)。 
  如果用克隆人幹活,歷史就又轉回去了,大家下不了決心。 
  一位日本教授說,政客、財閥與和尚(日本的和尚很有錢)是日本最體面的三種人,也是他心中最憎恨的三種人。 
  中國老百姓最恨貪官和奸商。憎官之貪,惡商之鄙。更何況,貪官搭台,奸商唱戲,壞到一起。和尚、道士和神父,反而恨不起來(地位不如歐美、日本之高故也)。 
  歷史上用拳頭、刀劍和槍炮說話的人,上有軍閥,下有黑幫,他們的苦頭,大家也沒少吃,現在亞、非、拉美還很多。他們是政客的前身或變種,可以歸入政客類。 
  幾千年了,幹大事,人類離不開這三種人。 
  十四、受苦人 
  農民常把受苦當美德,因為生活太苦,只有能受的人能活下來。他們誇年輕人,常見的讚美是,這後生,跌苦,實受。 
  「文革」往事。 
  公社書記進村,下車伊始每事問。 
  路邊蹲個老農,草帽遮臉,頭也不抬。 
  喂,你是做甚的?書記劈頭問。 
  我嗎,受苦人,老農率爾對。 
  書記勃然大怒,解放20多年,農民翻了身,你咋還是受苦人? 
  老農曰,天下九等人,坐牢是最下一等,勞改犯還吃供應,我們算qiu什麼人,仍然頭也不抬。 
  十五、機器人 
  捷克總統訪日,小泉送個機器人。英語管這玩意兒叫robot(電影《機器戰警》,就叫robot cops),詞源是捷克語,顯然是投其所好。那話的原義是「麻煩事」,引申開來,則專指像人一樣,可以說話,可以行走,但沒有感情,專門替人干各種髒活累活的機器,包括掃雷排炸彈,直譯是「受苦人」。日本特別會做這種人,當然還有機器狗和機器貓。我有個朋友上日本,特意買條這種狗,像古董一樣供在玻璃櫃裡。 
  歷代統治者的苦惱,是「你要馬兒跑,不能不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沒頭腦」(參看魯迅《春末閒談》講「細腰蜂的毒針」)。他們理想的百姓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皇矣》)。機器人的發明解決了歷代統治術的難題,它有兩大優點,一是「雖有頭腦,絕不反抗」;二是「不吃不喝,順帝之則」,比任何機器來得靈巧,比任何寵物更加聽話。 
  我們的商標,也隱然包含這類理想,比如取名「小護士」的化妝品,或號稱「小奴隸」的按摩器。 
  同甘共苦,是流氓都有的理想。然而,同甘太難,共苦不易。搶完東西分贓,難;輪誰衝鋒陷陣打頭陣,也難。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李逵不會擱宋江前頭。 
  人類文明一直需要受苦人,牛馬、奴隸和機器人,它們都是「受苦人」。很多大慈大悲的思想家,聖西門、歐文、傅立葉,他們對未來社會的討論,有個難題躲不過,髒活累活誰來幹。「馴服工具」論,就是有鑒於此。過去,有個好主意,就是大夥一塊干或輪流幹,比如共產主義星期六,就是個象徵性的活動。列寧同志說,這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精神。 
  做值日,大掃除,打蒼蠅,滅蚊子,逮麻雀、抓老鼠,拾馬糞,撿廢品,還有插秧割麥修水渠,我們那陣兒,年年都有這一課。現在聽不到了。 
  牛馬太笨, 
  奴隸不人道, 
  還是機器好。 
  機器人說,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十六、獨自摳門 
  列寧同志說,將來的世界,黃金是多餘,不妨用來蓋廁所。 
  中文的奢侈,究其本義,意思是多餘。西語的奢侈(luxury)也差不多,意思是幫你開心更開心,舒服更舒服,但並不一定非常需要的東西(something adding to pleasure or comfort but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俗話說,有錢難買樂意。 
  樂意最便宜,也最奢侈。 
  食所以果腹,衣所以蔽體,就是女人,也是為了生養,這是很多受苦人理解的需要——生存的基本需要。沒有飯吃,「不饑丸」當然是理想之物。美食或其他,在他們看來,全是奢侈。 
  老革命特別節約,他們受過苦。馬桶,要攢夠了再衝,節水。天黑不開燈,節電。肛門只有一厘米,買來的草紙,一定要剪成小塊。剩下的飯菜,閒置的物品,絕不能扔掉,對他們來說,這是暴殄天物。 
  予生也晚,理解有點不同。商店裡的印泥,便宜的走油,污染畫面,不能買;買,一定要色澤鮮亮不走油,多一點錢,值當。至於更高級的印泥,摻進珍珠瑪瑙,這寶那寶,價錢無底洞,拉倒。因為就算好一點,可有可無。電視新聞講,美國推出豪華冰激凌,1000美元一客。這樣的冰激凌,我肯定不買。我想,我吃的是冰激凌,又不是水晶杯子,包金裹銀塞點魚子醬,純屬多餘。5美元的冰激凌吃200次,豈不更好!   
  硬道理和軟道理(6)   
  這都是落伍思想,和老人相比,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知足長樂的「樂」是比著窮人來。現在誰都知道,奢侈是拉動消費(和浪費分不清)的重要槓桿,富人的「樂」才是引領時尚,樂就樂在不知足。現在,市面上有本時髦書,專講富人這個物種是怎麼進化來的,他們吃喝玩樂是如何排場。作者說,富人心理的生物學基礎是「性炫耀」——看誰「本錢」更大(Richard Connif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ic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 有中譯本:《大狗》,王小飛、李娜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窮人沒錢,卻有的是羨慕,「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新論·祛蔽》)。想得發瘋,乃詐作富貴體,非貴不買,哭著鬧著,要當冤大頭。於是有一擲千金買時尚的各種大道理。現在假冒偽劣橫行,有「便宜沒好貨」的共識作幫襯,正是商機所在。小孩最愛名牌,商人也知道從娃娃抓起,送禮要送腦白癡,童叟皆欺。 
  人要擺脫這種虛榮,難。 
  有人說,你丫葛朗台,你丫老西兒,他越說,我還越不豪放,反而請人刻個閒章,曰「上黨老西」(我是山西人)。 
  山西人摳門,所以出晉商。美國人打電話,都是三言兩語,有錢人更是如此,時間比金錢寶貴。中國人,美國新移民或留學生,飯館刷盤子,窮,但打起電話來,十幾個小時的話癆都有。 
  富人有富人的摳門,窮人有窮人的豪放。 
  我不是富人,沒法跟窮人擺闊。跟富人豪放,更是門兒也沒有。 
  十七、漁夫太太 
  從前,我們都學俄語,聽俄國音樂,看俄國繪畫,讀俄國文學。我很喜歡普希金的一首童話詩,叫《漁夫和金魚》。當時有動畫片,非常好看。故事講的是,從前,有片蔚藍色的大海,海邊住著個可憐的漁夫。漁夫有個木屋,屋裡有個老太婆,老太婆守著個破木盆。他們過著窮日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好像永遠就是這樣了。有一天,漁夫出海打魚,撈上一網是泥沙,撈上一網是泥沙,運氣不好……他長吁短歎很失望,沒想到,最後撈上一條小魚,不是一般的魚,而是一條金魚(現在我有點納悶,它總不是中國那種養在魚缸裡的金魚吧?原文是什麼,沒有查)。金魚是海神的女兒,求他放生,答應滿足他的所有願望。 
  漁夫心腸好,放掉了金魚。他受苦受慣了,別無所求。但漁夫的太太不一樣,她是河東獅子大開口,有無窮無盡的慾望,自從聽說這件事,哪肯輕易放過。她總是辱罵這沒用的老頭,逼他向金魚要這要那。為了報答救命之恩,金魚一次次滿足了她的願望,看在人家漁夫的面上……直到她要當海上霸王,命令金魚伺候她(格林兄弟的童話也有類似故事,「金魚」作「比目魚」,最後的願望是當上帝) 
  最後,金魚不再出現,千呼萬喚,再也不出來。 
  她收回了她的一切承諾。漁夫還是漁夫,漁夫太太還是守著她的破木盆。 
  在童話中,我們都喜歡漁夫先生,討厭漁夫太太。但在生活中,我敢肯定,更多的人是喜歡漁夫太太。因為她是個急於脫貧致富一往無前也一往無後的人,不像老頭認命,一輩子受窮沒出息。 
  慾望是沒有止境的,除非回到破木盆。 
  十八、分別圈養 
  老鄉說,馬見馬親,人見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會學家說,凡有人群,就有矛盾,兩人就有一掐。知識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寬容。他們扎堆,你踢我咬,簡直不如牲口圈。我和外國學者打交道,他們明槍,我們暗箭,大同小異 
  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社會契約論》),這種人我沒見過。惟一例外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悟空。玉皇大帝請他上天,官封弼馬溫,掌管御馬監,他嫌官小,不干;再拜齊天大聖,起蓋府第,設安靜司,寧神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賜御酒二瓶,金花十朵」,「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無事難免生非,只好壓在五行山下。道教不靈用佛教,當了和尚,才收其放心。如來佛教唐僧的辦法很好,擒妖打鬼,讓他有個撒野出氣的地方,不聽話了,馬上念緊箍咒。這是我國的自由觀。孫中山說,中國革命是因為自由太多,莊士敦大惑不解。 
  沒有個人,哪來的人民。沒有人民,哪來的民主。人家西方講民主,特牛個人自由,美國是典型代表。每家的房子神聖不可侵犯,私闖人家的地盤(property),主人可以開槍,個人存款和個人隱私,絕對保密。上班,一人一格子間,各幹各的事。下班貓家裡,光脊樑弄花蒔草,做「丫的work」。沒人管,也沒人理。當然,個人自由的背後也有一隻手,亞當·斯密叫「看不見的手」,即萬能的「市場決定論」。這座五行山,比中國的五行山更厲害。西方傳統,自己對自己的國民特好,甭管你祖上來自何方;對外則喜歡侵略,已所不欲己所欲都用武力說話。美國人,國內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國外是「專管他人瓦上霜」,國內國外都不許亂掐。這是他們的自由觀。 
  個人和個人,不能和平共處,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就是採取隔離。香港有個研究所,一人一個中心,每個人,亦官亦兵,亦主亦奴,我很羨慕。   
  硬道理和軟道理(7)   
  現在,有人把「學術圈」讀作「xueshu juan"。 
  我恍然大悟,自由就是一人一個圈。 
  十九、民主的歷史 
  老捨有詩,題勞動人民文化宮(原為太廟): 
  古來數誰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數誰大?工人眾弟兄。 
  還是這座廟,換了主人翁。 
  我們一直以為,民主就是由工農兵當家作主。 
  80年代,顧准的《希臘城邦制度》出版,他老人家發現,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民主,即發源於希臘,人家西方的民主,貴族和闊人的民主。民主是權力的妥協:富貴和貧賤要妥協,富貴和富貴也要妥協,妥協完了,和氣生財,抄傢伙的都放下,誰也不許胡來,曰民主政治。「文革」搞「大民主」,「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想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王朔的小說有句話,「黨紀國法可以犯,人民群眾不能惹」(大義,不一定準確),人緣不行,等於找死。他們隨便給人(個人)作主,令人深惡痛絕。大家都悔不當初,五四以來,光顧救亡圖存,怎麼就冷落了「德先生」(democracy),無「德」何以治國? 
  但民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考證,民主在希臘,最初也是「大民主」,本指人數居多的老百姓說了算,語出希臘文的demos(人民)和kratos(統治),意思是人民政府,特別是多數統治,所以貴族又怕又討厭,視同暴民政治。後來,貴族才悟過勁來,老百姓又窮又傻沒文化,懂qiu啥政治,歸根結底,還得由咱們來代表,替他們當家作主,於是才有代議制民主,即政府最高權力出自民授,並由定期選舉的代表行使之。希臘是一堆小國,就像中國古代的「泗上諸侯」(鄒、滕、薛、莒等小國),古風猶存。民主是古風。它的鄰居,波斯帝國,正好相反,和中國差不多,也是車書一統的所謂「大地域國家」。亞歷山大打敗大流士,猶小邦周之克大邑商,常被說成民主對專制的勝利,西方對東方的勝利,但波斯比希臘發達得多。亞歷山大滅波斯,自己成了更大的帝國主義。希臘化是波斯化。 
  小村小國容易搞民主,野蠻一點,效果更好。 
  現代民主是上承中世紀,並非來自希臘。 
  有個美國左派跟我說,「文革」時期,毛主席沒聽毛主席的話,可惜。 
  有個中國唯美主義者跟我說,美國對外不民主,自己反對了自己,可惜。 
  我說,一部帝國主義史,對內民主和對外侵略,從來不矛盾,有什麼可惜。凡是沒搶過別人的國家,民主水平都不太高。 
  民主是器不是道。它與占卜同理。「三占從二」,是少數服從多數。道理對錯管不了,關鍵是事到臨頭拿主意。大家表過態,最後好交待。如果流氓選舉,他們要決定的,就是搶哪家銀行,殺什麼人。兩次世界大戰,殺人盈野,也是各國(主要是強國)人民投的票。 
  選舉的關鍵是如何控制選舉範圍。 
  誰選選誰,誰選出來又選誰,是可以操控的遊戲,關鍵是遊戲規則。規則都是人定出來的,故資格和程序很重要。 
  布什在德州選,在美國選,在巴勒斯坦選,在伊斯蘭世界選,在歐洲選,或者在全世界選,結果肯定不一樣。 
  台灣的命運由福建來的那批台灣人定,還是由外省人或所有中國人定,也完全相反。 
  只要把不喜歡的多數排斥在選舉範圍之外,或用有利於己的多數進行反包圍,像下圍棋那樣,就會有滿意的結果。 
  觀棋,勢均力敵,才有熱鬧。懸殊太大,不如不下。 
  民主有兩大難題:一,窮人總是多數,少數服從多數,富人必然吃虧;二,傻子總是多數,少數服從多數,聰明人必然吃虧。 
  20世紀上半葉,左派風靡世界,是抓住了窮人這個多數。但窮人造反,目的是脫貧致富,富人始終是龍頭,正是理想所在。 
  20世紀下半葉,風水倒轉,暴露出問題的另一面,現在的大老粗都是支持富人。 
  我們不妨看一下美國的選舉。美國的愚夫愚婦,恰恰是石油大亨、軍火商、共和黨和布什對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們說,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國人;相反,東西海岸大城市裡的精英,根本不算美國人(他們頭腦中還有美國以外如歐洲或其他地方的糊塗觀念);學校裡的人,滿腦子漿糊;左派,也是光說不練、光破不立、故作深沉、故弄玄虛、理論空洞、語言生澀、專玩假招子的人。 
  我國最聰明的人和美國最傻的人「英雄所見略同」。 
  西方民主成本高。家裡搓麻是賭,豪華賭場也是賭,賭和賭,不一樣。便宜的民主都不民主。 
  中國現代的民主,最初是由軍閥推行,而且是從農村抓起。中國的土匪、官員都來自這塊土壤。 
  軍閥混戰是世界大戰的縮影。何以出乎民主(有200多個黨),入乎專制,好雞下不出好蛋(參上所說投票殺人搶銀行)?這是世界性的問題。 
  近代西化,一切與西方對號入座。大家找呀找呀找民主,常把大臣議事、犯顏直諫當民主,這是找錯了地方。其實民主的道理在村裡。村裡人抬頭不見低頭見,需要商量的事比較多,推舉評選的風氣也比較濃,評工分,可以一宿一宿地評,評不出來的事還抓蛋蛋(即抓鬮),可謂古風猶存。漢代的僤,是村中有錢人的俱樂部,斂錢買田,作公益之用,誰來負責,輪流坐莊,選來選去,總是能幹也有經濟實力的人(參看漢代石刻《侍廷裡父老僤買田石券》)。它與希臘更相近。   
  硬道理和軟道理(8)   
  村民議事有一大特點,song人只能靠邊站。農村有各種「大能人」,甭管什麼時期(從漢代到現在),甭管什麼概念(教師、手藝人、黨員幹部、致富能手),都是他們說了算。村級選舉,這是基本背景。 
  選舉本身無好壞,全看誰來選,選出又是誰。民主雖是香餑餑,就這麼個村子這麼伙人。 
  二十、將來怎麼告狀 
  中國人特愛告狀,儘管有各種鳴冤叫屈的合法渠道,如政府、法院、工會、婦聯、紀檢和媒體,上訪的壓力還是很大。很多人都說,中國如果變美國,事情就好辦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 
  第一,在美國,有事別找政府。政府是管收稅和打仗的。以後,你要說誰亂花了納稅人的錢,或建議中國打哪個國家,可以找它,別的事,對不起。 
  第二,誰拖欠你的工資,剋扣你的獎金,罔顧你的死活,無視你的安全,這類事情,趕緊找老闆。他不答應,就聯合罷工,像前些年美國灰狗、波音或西北航空公司那樣。 
  第三,其他麻煩,雇律師,上法院,打官司;找記者,寫報道,媒體曝光。沒準能告他個底兒掉。打官司可以發財,美國常有這種事。 
  後兩條,是將來的主要渠道。可惜的是,窮人跟老闆討公道是與虎謀皮,跟老闆打官司又打不起。上訪是肯定不行了。 
  古人說,天下訟息是盛世氣象。我們要真的學了美國,就沒人告狀了。或者說得準確一點,是沒有窮人告狀了。冤無頭,債無主,一切聽「看不見的手」隨意擺佈。 
  二十一、向右看齊 
  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源於法國議會的坐席排列,保守派的議員坐在主席的右面,自由派和社會黨的議員坐在主席的左面。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是把激進派和民主派視為共產主義的同盟,對資本主義的偉大歷史進步作用也極盡謳歌,而把各種保守勢力看作反動的一夥。 
  但現在大勢所趨,是派別雜交,而獨鍾保守,全世界都如此: 
  美國共和黨在恢復基督教風化,重返保守主義,鼓吹美國式的愛國主義,用炮艦政策推行美國價值,像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充當歷史「終結者」。 
  共產主義在補課,學習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但新一輪的開放,西化還是器用,復興傳統,做強國夢,揚我大漢天聲,才是道體。學者以宋明理學包裝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跟港台歐美的新儒家起哄,鼓吹崇聖讀經,到全世界散德行,亦蔚為風氣。典型說法見《甲申宣言》(我叫「假呻宣言」),即用夫子之教啟歐美之蒙,也叫「第二次啟蒙」。 
  世界上的各種「義和團」也在石油滾滾下,頂歐風美雨,更張原教旨主義。 
  三者很有對稱性,但純種的資本主義還是人家美國。 
  重新包裝的自由派即新保守主義,是乘時而起的當紅角色。 
  其他派別,稍息,立正,向右看齊。 
  二十二、給老闆上課 
  有人說,大學辦得好不好,要看產品,產值多少還在其次,終極產品是百萬富翁。給老闆辦班,是大學創收的好辦法,講課人也不無小補。 
  K公司要聽《孫子兵法》。講到一半,男大老闆坐不住,率眾女小老闆退,如廁、喝水約十分鐘。返而問,你為什麼還不進入正題。講課人說,什麼是正題?老闆說,《孫子兵法》跟《三十六計》是什麼關係?講課人說,《孫子兵法》是兩千多年前的作品,《三十六計》是1941年才發現的手抄本,好像沒有關係。老闆說,那為什麼書攤上有《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講課人說,不知道。老闆說,那你能結合實際講點什麼嗎?比如,它和營銷是什麼關係?講課人若有所悟,噢,您更關心的是三十六計吧?瞞天過海、借刀殺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魚,還有走為上計,這還需要我教嗎?滿地的奸商都會。老闆不悅。 
  一批房地產商要聽方術。講課人說,求醫問卜,都是最低層次的讀者,我是拿方術當思想文化研究,算命看病,別來問我。講罷,聽講人不依不饒,還是提問題:北京的地價,南邊賤,北邊貴,這是不是和南城殺人太多有關?講課人猜,他說的「殺人太多」大概是指菜市口,遂答,北京城,南邊本來就窮,北邊本來就富。更何況,北邊上風上水,南邊下風下水,論環境,前者也比後者好。這和宅墓吉凶沒關係。我國人多,房子底下埋死人,是常有的事。菜市口殺人多,現在賣首飾,照樣賺錢。白頤路兩邊,原來是墳地,房價也很好。然後,他們又問占卜靈不靈。講課人說,靈不靈,你覺得靈就靈,你覺得不靈就不靈,這和賭博靈不靈、股票靈不靈是一個道理,你們肯定比我懂。最後的問題是:你信什麼教?曰什麼都不信;你是共產黨員嗎?曰不是。他們大惑不解,非常失望(他們的邏輯是,不信教,必入黨;不入黨,必信教)。 
  二十三、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往事如煙。 
  1966年,一個到北京串連的孩子,橫穿路面寬闊的長安街,低頭猛跑,被疾馳的摩托車攔腰撞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就像一張薄紙,如此脆弱,竟被捲入車底拋出來,捲入車底拋出來,反覆多次。恐怖只在一剎那,留在心裡,卻是永遠。   
  硬道理和軟道理(9)   
  四個人在屋裡打牌,忽然地震,一人奪門而出,三人色變而足不移。哈哈,膽小鬼,屋裡的人笑,笑得前仰後合喘不過氣。因為,一切又復歸於平靜。逃跑者滿臉通紅。 
  可是,如果初震繼之以大搖,房倒屋塌,屋裡的人就笑不出來了。敏捷,幸運,逃跑者竊喜,自己誇自己。 
  山區的路,九曲十八盤,狹窄而陡險。一輛破舊的長途車行路蹣跚,懸崖在其右,絕壁在其左。忽然車身右擺,眼看墜落深淵,車中的人毫無反應,只有一年輕人,身手矯捷,縱身一躍,從左窗逃跑。然而,幾乎同時,車身卻左擺,啪,那個聰明的年輕人竟被拍死在絕壁之上。大家目瞪口呆。 
  空無一人的曠野,一條大路朝北走。我搭上一輛馬車,坐在車子的後面。車子吱吱扭扭往前走,很慢。我後面的路在倒著走。一輛摩托,從遠處駛來,先是一個黑點,聲音越來越大,眼看到了跟前,突然左閃,咚的一聲撞在河對岸。老張老張(假定姓張吧),坐在後面的人醒過來,使勁搖駕駛員,那人滿臉都是土和血,毫無反應。我們全都傻了。扭頭一看才明白,是大車佔住了橋面。他沒衝我而來,也沒飛過河對岸。 
  放炮,所有人躲在山背後。等待,沒有聲音。等待,沒有聲音。把煙抽完,××說,瞎炮,湊到跟前看,炮卻突然炸響。他的臉皮被整個掀起,撩到了後腦勺,慘不忍睹。冬天沒在,我沒見。來年春天,經過這裡,他們指指點點,繪聲繪色。人就是這麼個東西,說沒就沒了,他們遺憾地說。唉,咱們還是說點什麼吧,他們說好了,一二,扯著嗓子一起喊,××同志,你永垂不朽!哈哈哈哈…… 
  笑聲在山谷中迴盪。 
  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歷史的真實感和荒唐感,盡在其中。 
  2004年11月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生怕客談榆塞事   
  讀《劍橋戰爭史》(1)   
  ——殺人藝術的「主導傳統」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但近五百年來,天下所行者卻不過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記得,好像是上一世紀初,有哪位歐洲哲人說過,我們還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因為近半個世紀,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還是來自大國),已經好久沒有世界大戰了,這是太大的意外。現在,當「新帝國主義」論借全球化的西風重新崛起時,我們不應忘記,這五百年來,世界一直都是籠罩在西方軍事傳統的影響之下,戰爭仍威脅著整個人類。 
  一、沒人把《孫子兵法》當回事 
  記得很多年前,在一次書刊發行會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學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國,還能救全世界。為了證明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他老人家舉例說,比如西方人,他們就不懂什麼叫「兵不厭詐」,海灣戰爭就是靠《孫子兵法》才打了勝仗。這樣的說法,咱們這邊有,台灣那邊也有(我在台灣的書店裡見過這類書),而且有人說了,這可是人家美國報紙講的。但不管怎麼說,我就是不信。這就像過去大家說的拿破侖讀《孫子兵法》,悔不當初(此說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類似故事還有威廉二世讀《孫子》),我很懷疑,它是咱們中國人捕風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戲。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讀《孫子兵法》,頂多就是看著玩。在漢學譯本中,《孫子》地位高,僅次於《老子》、《易經》,當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傳統,輪到動粗,他們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讀者推薦一本書:《劍橋戰爭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譯本:〔美〕傑弗裡·帕克等《劍橋戰爭史》,傅錦川、李軍、李安琴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講西方靠什麼打仗。整個一卷書,從頭到尾講下來,不但不談《孫子兵法》(只在第9頁誇了一句,說孫子早就預言了後來由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提出的主張),就連中國都沒有幾句話。我記得,許倬雲先生說過,他出國之前以為,世界之大,只有中國;出國之後才知道,世界之大,沒有中國。這種「沒有中國」的感覺,對我們來說,簡直不可想像,但在各種「劍橋史」中(除去專講中國史的書),卻比比皆是。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圖本的歷史書可謂大行於世,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好幾本。讀這類書,大家都說,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讀者,這些「劍橋史」,它們的共同點是很能反映西方觀點,特別是英語世界的看法。它們是很有勢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見的看法。雖然我並不同意,而且是堅決不同意,西方學術就是國際學術,特別是拿西方漢學當國際學術。我認為,研究中國,只能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中國學者的研究,加西方漢學的研究,加「亞漢學」的溝通介紹,勉強可叫「國際學術」。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們還是天經地義地認為,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普遍原則,那就是西方的原則。而且,在這個所謂「普遍原則」下,對這個「原則」是必要補充,他們還有純屬個人,千姿百態,只有白馬黑馬沒有馬的自由意見,真可謂「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比如前不久,山東畫報出版社寄我一本他們出版的《劍橋插圖考古史》(郭小林、王曉泰譯,2000年),它說,「本書在根據『西方的經驗』說明這門學科的時候,有過分的西方中心論之嫌。我們並不想對此加以辯解,因為考古學並不是由非西方人創立的」(前言005頁)。雖然,因為考古發現的遍地開花,它對世界各地都得說上幾句。但它是說話人的歷史,不是被說內容的歷史;是考古學的歷史而不是考古發現的歷史。從記錄主體活動的角度看,它理所當然要把這部歷史看作西方的歷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歷史。他們對世界上的國家,向分三六九等,著墨多少,尺度寬嚴,都有固定想法。講蘇聯,絕少不了惡評;講亞洲,日本肯定在中國之上。它就是這種「普遍原則」的體現。只有明白這一點,你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引為自豪的考古發現,到他們筆下卻幾乎等於零。在這本書裡,關於中國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國還有個西安,西安還有個秦俑坑(302-303頁),即西方旅遊者來中國的必到之處。另外,在年表中,它還提到1921年發現北京猿人,1953年發現半坡遺址。幾句話而已。 
  和《劍橋考古學史》相比,《劍橋戰爭史》對「普遍原則」講得更突出,線條也更為明快。本來這些歷史,它們統統都是世界史,然而它們都只標「劍橋」,不標「世界」,作者講得很清楚。世界史總得講世界吧,但作者覺得,要講戰爭,那我們是勝利者,這個歷史當然是我們的歷史。他們講起話來真是坦誠相見,什麼酸文假醋都沒有,乾脆就是拿西方戰爭史當世界戰爭史,一點都不臉紅。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對瞭解西方戰爭史有用,而且也有助於理解,現在之所謂「國際學術」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就像拿北京話當普通話,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湊,也不是投票選舉的結果,皇帝在哪兒,哪兒就是普通話。   
  讀《劍橋戰爭史》(2)   
  現在講中國的軍事傳統,我們當然可以關起門來講,說我們有《孫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點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們內心的想法,其實是根本就沒把中國當回事。就是講客氣話,肯定也是點綴(在很多場合下,還是保護)。而且,我完全同意,他們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也確實很有理由。因為他們在各方面都比我們先進,也比我們眼界寬廣,更瞭解天下大勢。要講世界,他們比我們有發言權。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難。學習西方文化,首先,我們得瞭解其心理特點,不是個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軍事是個入手處。作者說,「西方的歷史,無論是本國的還是海外的,都是以強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國們為爭奪控制權而展開的競爭為中心,在競爭中,殘忍者、革新者和果斷者取代了自滿者、模仿者和優柔寡斷者」(590頁),他們的特點是居高臨下、恃強凌弱、吃硬不吃軟,不相信眼淚和感化(戰時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沒有足以與之抗衡的「高」與「強」,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觀念(我們確實沒有),他們當然會問:我們的東西為什麼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麼理由加以拒絕?這就像在沒有新鮮空氣和乾淨水源的情況下,我們不能拒絕呼吸和飲水。他們的道理確實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爭論中,我們不是自大就是氣短,原因就在,我們不懂他們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還老想和人家較勁;剛學一兩招,就想把對方放倒,不知道人家這500年的功夫是怎麼來的。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 
  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魯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華蓋集》)。 
  二、站在「八國聯軍」一面,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 
  此書作者共七人,兩位是英國人(包括在英國受教育然後到美國教書的主編),五位是美國人(其中一位還當過空軍,有上校軍銜)。我向一位西方學者介紹此書,他的第一反應是,「這是本19世紀的書吧」?我說不是,這是1995年海灣戰爭後出的書。但我覺得,他的反應並沒有錯。因為當我們跨入21世紀,世界確實是倒退,已經退回了19世紀。很多政治家的言論已經把它講得很清楚,就像科幻影片的說法,是back to the future(返回將來)。 
  記得2000年,有不少人約我寫稿,慶千年之禧,作世紀展望。我說,慶祝什麼,展望什麼,你看看1900年,就知道2000年了。因為在這個世紀之交,我們彷彿又回到了100年前。前不久,打開電視,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張信剛先生,他出現在屏幕上。在世紀大講堂,他說,現在的世界,還是由「八國聯軍」主宰,除奧匈帝國不在,換了加拿大。這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我們的文化界,「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他們面紅耳赤吵什麼,問題還是,你是站在八國聯軍一面,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好像別無選擇: 
  「美國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軟也不是,反正說什麼,他也要打你,跟丫拼了」。 
  「世界這麼亂,沒人管怎麼行,咱們得謝謝美國」, 
  「你不支持美國,就是支持獨裁領袖、流氓國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類作對,和自由民主作對」 
  …… 
  這些都是世紀性的爭論。 
  其實,在過去一百年裡,我們的地位是什麼,早就有先定之數:列強世界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既沒有機會先搶,也沒有力量後搶,只能自己搶自己,苦苦掙扎於世界之林。現在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無論怎麼評價,這也是拜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賜)。但水漲船高,在世界的整體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們和兩次「公理戰勝」後,地位還是差不多。兩次世界大戰是什麼?是「八國聯軍」的窩裡鬥,先搶者和後搶者鬥。德國是後搶類的國家,始終處於「四戰之地」,結局最慘,兩次都是戰敗國;英、法扼其左,俄國阻其右,都想引禍水於對方,但彼此都倒了霉,兩次大戰,也是損失慘重;奧匈帝國也是後搶類的國家,為德國幫兇,一次大戰後,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後搶類的國家,二次大戰跟德國跑,也沒什麼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正撈到好處的,只有美國。一次大戰,打出一個「法」(法西斯主義),打出一個「共」(共產主義),引起二次大戰反「法」,冷戰時期反「共」。但反來反去,親緣關係沒有變,基本結構沒有變,在美、英、法的眼裡,德、意、日還是他們的人,俄國也是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們徒有「戰勝國」的虛名,既不是最貧弱的國家,也不是「八國聯軍」圈裡人,一直扒在車幫上,無論怎麼變,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為日本是他們圈裡人,而中國不是(就連漢學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過去我不明白,現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戰期間,所有強國都是以鄰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們對中國都是見死不救,孔祥熙遊說德國,宋美齡遊說美國,都是灑淚而還,為什麼?除移禍蘇聯,還有個理由,就是日本在亞洲最有領導資格。現在輪到反「恐」,沒有反完的「共」都納之於「恐」,叫「後冷戰時期」,對西方來說,是打完大敵打小敵,又轉回去了。所以,我們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國聯軍到北京教訓我們的樣子。有個西方學者跟我說真心話,現在這個世界,屈指可數的流氓國家,你們是難逃其外;本世紀還保留吃人習俗,你們是獨一無二(他們已寫出「中國吃人史」)。在他們眼中,我們還是義和團。   
  讀《劍橋戰爭史》(3)   
  三、為什麼不談中國? 
  《劍橋戰爭史》是一部詳於今而略於古,專講西方之不暇,遑論其他地區的戰爭史。它在中國出版,作者兼編者,美國的帕克教授為它寫了一篇中文版序言。 
  這個序言很有意思。他說: 
  由我策劃和編輯的《劍橋戰爭史》,現將與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讀者見面,這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但是,我擔心有些讀者在看了書中的內容基本限於涉及西方的戰爭之後會感到失望。坦率地說,他們一定會認為,戰爭的中國模式在重要性和令人感興趣方面並不亞於西方。 
  然後,他提到兩本書,一本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書(Western Way of War,1989,原書未見),一本是魯威儀(Mark Edward Lewis)的書(Sanctioned Violence,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前書是介紹「西方戰爭方式」,後書是介紹「中國戰爭方式」(作者是漢學家)。這是他做比較研究的基礎。 
  作者向中國致敬,主要是說希臘和中國進行過類似的「軍事革命」。比如:希臘有重裝步兵,中國也有;希臘有色諾芬,中國有孫子〔零案:作者說,與《孫子》「齊名」,還有《墨子》的城守各篇(序言2頁),西方重技術,看重這些篇,但在中國,沒人這麼說〕;希臘有民選將軍,中國也有精通軍事技術的專門指揮家;中國有秦始皇的「中央帝國」,馬其頓有亞力山大的希臘化(2-3頁)。此外,書中還特別提到,中國和西方一樣,都很重視操練和操典(4頁圖注和595頁)。這是用熟悉的東西講不熟悉的東西,就和古謠諺說駱駝是「馬腫背」一樣,只是最表面的比較。 
  最後他說,然而,為什麼這部書只談西方,不講中國,也不講世界其他地方呢?他有三條理由: 
  第一條,「對各個歷史時期所有社會——無論阿茲台克人和莫臥兒人,還是中國和歐洲——都予以同樣關注的『戰爭史』,其廣泛多異的內容是一單卷本的書無法包容的」(3頁),這是說「一卷裝不下」。 
  第二條,「在讓西方的勇士和軍界名流們分享關注和榮譽的同時,僅僅對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軍事和海軍傳統輕描淡寫地說上幾句好話,那將是不可原諒的歪曲」,這是說「幾句說不清」(3頁)。 
  這些不是主要理由。 
  他關鍵的理由,我看還是第三條,即歸根結底,還是「誰也打不過西方」。 
  他把話說得很清楚: 
  不管是進步還是災難,戰爭的西方模式已經主導了整個世界。在19、20世紀,包括中國在內,以悠久文化稱著〔零案:應是「著稱」之誤?〕的幾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裝,而像日本那樣的少數國家,通過謹慎的模仿和適應,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紀最後十年,無論是向好的還是壞的方面發展,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已經融入西方社會的戰爭藝術,使所有的競爭者都相形見絀。這種主導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來是值得認真地考察和分析的(3-4頁)。 
  因為作者不講中國軍事史,這裡,我想舉幾本中國出版的書,供大家比較: 
  (1)軍事科學院編的17卷本《中國軍事通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2)王兆春《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 
  (3)藍永蔚、黃樸民《中國軍事史》(插圖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另外,我想順便提到的是,上述作者之一,藍永蔚先生,也是《中國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中華書局,1980年)的作者,最近在《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14日第一版上寫過一篇文章,叫《在旗影征塵中追尋》,是介紹上面的第三本書。藍先生說,《劍橋戰爭史》大講希臘、羅馬步兵,不提中國春秋戰國的步兵,對它最好的回應,就是寫出中國自己的戰爭史,我很欽佩。但我覺得,西方學者不講中國就不講好了。他們的戰爭史,即作為「主導傳統」和「成功秘密」的西方戰爭方式,還是值得認真研究。 
  四、什麼是「西方戰爭方式」? 
  下來的「引介」是「西方戰爭方式」。這段最重要。 
  「西方戰爭方式」是什麼?作者總結了五條: 
  (一)重武器和技術(2-3頁)。 
  作者承認,歷史上,西方比起它交戰過的東方,在技術上並不佔優勢,「直到17世紀早期火槍齊射技術和戰場火炮的出現為止,整個亞洲的馬上箭手和他們使用的彎弓一直被證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的先進技術都源自西方,許多重要的革新,如馬鐙和火炮都是來自東方的對手」,但他還是強調說,「除了少數的例外,亞洲的馬上弓箭手並不直接對西方構成威脅,就算能夠,這種威脅也不持久」,「事實上,歷史證明,自從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戰爭以來,很少有哪個時期,西方所召聚的部隊在戰鬥潛能上不優於它近處的對手們」,如希臘打敗波斯、羅馬打敗阿提拉,都是例證。作者這麼講,是在暗示,2,500年前,西方就比東方強。這類歐洲虛榮和自我吹噓,書中很多,我們不必在意,因為這樣的說法,我們也很多。重要的是,近500年來,特別是近200年來,西方的優勢確實無可置疑。他們看重武器勝於人力(這是其近代趨勢,未必是古老傳統),善於吸收其他文明的軍事發明,這確實是一大特點。比如火藥和指南針是我們發明(後者有爭議,或說是各自獨立發明,但作者說是1200年由中國傳入),但13-14世紀傳入歐洲後,他們後來居上,比我們強得多。16世紀以來,西方船堅炮利,所向無敵,總是以少勝多,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讀《劍橋戰爭史》(4)   
  (二)重紀律和訓練(3-5頁)。 
  作者說,西方軍隊總是以少勝多,不像中國總是用大量軍隊圍攻(見594頁),原因是紀律嚴明〔零案:不一定吧?中國歷史上,匈奴只有漢一郡人口,滿族軍隊只有八萬人,他們以少勝多,都是靠突然襲擊〕。他說,「應該再次予以強調,作戰中最具決定性的優勢在於彌補數量劣勢的能力。因為歷史上不管是保護歐洲免於外來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亞,955年在拉茨菲爾德,1683年在維也納),還是征服阿茲台克、印加和莫臥兒帝國,西方軍隊在數量上向來都處於劣勢,期間差距至少是一倍到兩倍,而且常常更為懸殊。若非因為嚴明的軍紀和先進的技術,這些奇跡絕不可能發生。同樣,若非因為強於對手的軍紀,甚至是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大帝也幾乎無法用他的6萬名希臘人和馬其頓人的聯軍去摧毀波斯帝國的軍隊,因為在敵人的部隊中可能招納了更多的希臘士兵(他們擁有與亞歷山大部隊同樣的作戰裝備)」,重視操練,也是他們的一大特點。現代軍隊為什麼還練正步走,就是保留這種傳統。原書為了說明操練的重要,特意附了一張照片(4頁),畫面上是一個不堪勞累,昏倒在地的英國士兵〔零案:米哈伊爾大公觀法國閱兵,說「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參看福柯《規訓與懲罰》〕。圖注說,「只有兩大文明發明了步兵操練:中國和歐洲,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紀在北中國和希臘,第二次是在16世紀末。此期代表人物戚繼光和荷蘭共和國拿騷的莫利斯都明確主張恢復傳統作法」。我懷疑,步兵操練主要是為了營兵佈陣(現在防暴警察還練這個),凡有兩軍對壘,列陣對抗的地方,都該有這套東西,不一定只有兩個國家。現代西方軍隊厲害,我覺得不在操典,而在廣義的紀律和訓練,即法制和管理的完善。 
  (三)重侵略和殺戮(5-9頁)。 
  此書非常強調西方戰爭方式和希臘、羅馬的繼承關係,和我們一樣愛引經據典。比如講希臘,它是以色諾芬(Xenophon,前430-前355或前354年)為「戰略理論的開端」;講羅馬,則推重埃利亞(Aelianus)的《戰術》(約作於106年)和維吉提烏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關於軍事問題》(約作於383年,有中譯本,即韋格蒂烏斯《兵法簡述》, 袁堅譯,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但實際上,希臘、羅馬的兵書多已散亡,留下來的主要是講戰史的書,如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戰爭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的《遠征記》和愷撒的《高盧戰記》,略相當於中國的《左傳》、《國語》或《兵春秋》、《讀史兵略》一類作品,偶爾涉及軍事制度和實用戰術,多瑣碎而鋪陳。19世紀以前,他們一直缺乏戰略研究。作者說,西方戰爭方式和希臘、羅馬的傳統有「驚人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在哪裡,主要就是,它在海外作戰,是以「徹底擊敗和摧毀」為原則,肆意屠殺,毫無憐憫之心,一切為了「贏得敵人無條件投降」。作者補充說,「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擾西方對戰爭的討論和實踐」,「從柏拉圖時的大學直到現在的軍事學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沒有嚴格的新聞監察機構」。這和很多落後國家完全相反,它們打仗是為獲取奴隸而不是徹底消滅敵人,殺人太少,很多都是「禮儀性戰爭」(如美洲、東南亞及西伯利亞的土著居民),所以,當他們「面對歐洲人用來對付他們的陌生的『毀滅戰術』,只能是驚慌失措」。作者對西方炮艦所至,勝得比想像還容易,殺人都殺得不好意思,一直是津津樂道。它所強調的其實是「暴力無限」和「徹底征服」。西方戰爭方式殘酷,這是有傳統的,它對內實行民主制度,政通人和,歌舞昇平,但對外卻草菅人命,極端殘暴,希臘、羅馬如此,現代西方也如此。很多骯髒戰爭都是由國民支持,按民主進行。他們的國民,死個人就驚天動地;別人死多少,毫不在乎。本來,要說殘酷,哪個國家都一樣,我國有京觀積屍、長平坑卒,但把殺人如麻當優點,還是令人奇怪。過去,我讀英國戰略家哈特對《孫子兵法》的評價(Samuel B. Griffith,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Foreword by B. H. Liddell Hart),一直不明白他為什麼對孫子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那麼欣賞,認為他比克勞塞維茨講得好,兩千年前勝於兩千年後。後來比較他們的書,我才發現,他們對戰爭過程的理解不一樣。孫子講戰爭的逐步升級和降級,一般是先禮後兵,他是把「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理想態,伐謀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戰,野戰不服才攻城,輪到攻城,反而可能發生逆轉,進入談判和媾和。而克勞塞維茨,他雖講「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對過程有類似理解。但他可不講先禮後兵。他是以最大限度使用暴力為理想態,退而求其次,才使用比較緩和的手段,打服了才講客氣。哈特說,《孫子》雖於18世紀,即拿破侖戰爭的前夕,就早已傳入歐洲,但聲音太小,幾乎聽不到,如果歐洲的軍事家能聽聽他的勸告,兩次大戰也許就不會打,打了也不至那麼慘,看來就是針對這一特點〔零案:在兩次大戰裡,克勞塞維茨的話也沒人聽,真正的武人都視之為紙上談兵,讀他書的反而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蘇聯的軍人〕。   
  讀《劍橋戰爭史》(5)   
  (四)重回應挑戰的能力(9-14頁)。 
  這一條主要是講「錢」,即怎樣花大價錢,買高科技,遙遙領先於對手。《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天的「國之大事」是「在商與戎」。貿易和戰爭有不解之緣,「貿易沒有戰爭不可能維持,戰爭沒有貿易也無力進行」(15頁引科恩語)。歷史上,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們是世界貿易的開拓者,也是最野蠻的征服者,他們是西方侵略者的老前輩。前兩年,蘇芳淑(Jenny F. So)教授和愛瑪·邦克( Emma C. Bunker)教授編過一本草原青銅器的展覽圖錄,叫Traders and Raiders(貿易者和劫掠者),這個名稱對北歐海盜和後來崛起的西方都很合適。作者強調,「誰來支付戰爭」是根本問題。他認為,「花錢買人力」(現代方式)比「省錢費人力」(傳統方式)要值得多,對高科技作高投入,從眼下看是費錢,從長遠看是省錢,如美國花幾百萬美元搞「曼哈頓工程」,好像很貴,但1945年,兩顆原子彈換來日本投降,很划算。至於錢從哪裡來,他以為稅收不如借貸。他說,戰時如何組織長期信貸和把短期信貸變為長期信貸,是西方成功的秘訣。這主要是講戰爭經濟學。作者說,模仿西方戰爭方式,別的好學,這條最難,他們能保持「獨一無二」的應變能力,關鍵是會搞錢。 
  (五)重擴張和支配(14-15頁)。 
  和上面講的「重侵略」有關,作者強調,「西方一直擅長於把軍隊投放到遠方戰場」(597頁),他們總是愛到別的國家打仗和干涉別國的內部事務。他說,「因為侵略——『武力掠奪』——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過去2,500年中的絕大部分時期,不是更為豐富的資源,或更崇高的道德價值觀,也不是無可匹敵的軍事天才或直到19世紀才出現的發達的經濟結構,不是這一切,而是陸海軍的絕對軍事優勢為西方的擴張奠定了根基。這種軍事優勢意味著西方很少為成功的侵略付出過痛苦的代價。來自亞非國家的軍隊很少能成功地開進歐洲本土,但也有許多的例外——薛西斯、漢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們都只獲得了短暫的成功。沒有一個敵人能從整體上摧毀他的對手。相反,西方軍隊雖在數量上居劣勢,卻能擊敗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並進而滅絕他們的國家,甚至伊斯蘭的軍隊也從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歐洲分割他們的『勢力範圍』,然而,另一方面,時光的流逝、軍事力量的重新平衡關鍵性地促進了西方的擴張」。1650年,他們已控制美洲、西伯利亞和附屬撒哈拉的沿海地區,還有菲律賓,並航行於七大海域。1800年,控制世界陸地的35%。1914年,更達85%。即使殖民體系崩潰後,西方軍隊也還在干預全球事務,維持其霸權地位。對此,作者是津津樂道的。 
  總之,西方戰爭方式,重實力是它的主要特徵。 
  五、敘事結構:作者筆下的西方戰爭史 
  作者筆下的西方戰爭史有2,500年,其中近500年佔四分之三的篇幅,前2,000年只佔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是從後面追上去的。其結構安排值得注意。 
  歐洲歷史有「老三段」: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是一段,蠻族入侵後的中世紀歐洲是一段,近代的世界擴張是一段。作者也是這樣寫。但希臘、羅馬,與其說是歐洲文明,不如說是地中海文明(和北非、西亞有關),它和中古歐洲,還有近代歐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前後有連續,但斷裂比中國歷史大。前幾年,美國漢學界有「解構永恆中國」說。持這種說法的人認為,我們說的「中國歷史」太籠統,因為真正的「中國人」只是說中國話(或漢語)的人群(這個定義太荒唐,暫時不必討論),若以現代版圖為據,把不同歷史時期、居住範圍不同的「中國人」混為一談,勢必造成混亂。這一說法,對我們的習慣有解毒作用,但本身也是「毒」。因為歐洲從來都是小國林立,至今還是四分五裂,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所謂「西方」者,才真是一大混沌。如果我們也較真兒,更該解構的倒是「永恆西方」或「永恆歐洲」。在這本書裡,作者總是倒果為因(倒溯多成讖言,自古就是如此),自覺不自覺地以現在為起點,把他們的優越性上鉤下聯,說成一條線,好像從娘胎裡就比別人優越。他們的娘胎是希臘、羅馬,步兵、侵略和殘忍,是敘述的主線。這類說法,是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19世紀的發明,很多說法都是「皇帝的新衣」。西方歷史學的毛病,根子就在這裡。 
  作者的章節安排是: 
  (一)第一部分,叫「密集型步兵時代」,主要是講希臘、羅馬的步兵方陣,特別是重裝步兵的陣法。作者強調,早期作戰,主要靠步兵,不靠騎兵。當時人認為,只有懦夫才騎馬(24-26頁和29頁)。步兵是亦兵亦農的公民,騎兵是蠻族僱傭兵。交戰講究的是在兩國交界的平坦地區(《左傳》叫「疆埸」)速戰速決(23頁),雙方禁止使用詭計和暗器(29頁),和《左傳》的「皆陳曰戰」差不多。重裝步兵的衰落,是因為出現外族人和低賤者當兵。我國也有「野人」當兵的歷史轉變和蠻夷當兵的悠久傳統。希臘、羅馬的步兵(infantry)是來自拉丁語的infans,本義是「兒童」,我國叫「徒卒」。《孫子》有「視卒如嬰兒」的說法;重裝步兵(hoplite),來自希臘語的hoplon,本義是「甲」、「盾」,我國叫「帶甲」。這只是古代兵種之一,希臘、羅馬還有車兵和騎兵。中國早期,商周和春秋戰國,兵種組合是車、步組合,術語叫「乘法」。當時戎狄也使用戰車和步兵(見師同鼎銘文和《左傳》昭公元年的「毀車以為行」)。戰國晚期和秦漢,匈奴入侵,是用騎兵作戰,因為和他們作戰,我們也開始重視騎兵(如趙武靈王和漢武帝),兵種組合是車、步、騎組合,特別是步、騎組合,南方還有水師。車兵和騎兵,數量沒有步兵多,但地位比步兵高。這是我國。其情況與希臘、羅馬不盡相同,但不會懸殊太大。此書的問題是,它是有意突出步兵和水師,不講車兵,騎兵也說得很少。這種講法,不是全貌。我懷疑,它是從現代軍制追溯,故意誇大步兵和水師,貶低車兵和騎兵。車兵衰落較早,騎兵興起稍晚,二次大戰後,騎兵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被坦克、裝甲運兵車和卡車取代,轉贈給警察。例如本書提到的亞德裡安堡之役(378年)就是哥特騎兵重創羅馬步兵的著名戰例,作者推崇的羅馬兵書,維吉提烏斯的《關於軍事問題》,也是強調步、騎混合。他們的情況與中國類似。作者把步兵傳統拉成一條線,寫得非常生硬。   
  讀《劍橋戰爭史》(6)   
  (二)第二部分,叫「石堡時代」,主要是講中世紀。作者強調,即使中世紀,步兵也是主要兵種,騎兵不是(他是從兩者的數量比例講)。他說,騎士的作用,是文學的渲染和誇大(140-144、148-151、163-164頁)。這一段,因為有蠻族入侵(如匈奴人、日爾曼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和海盜入侵(維京人),特別喜歡築城堡(fort)。修碉堡、築要塞是中世紀傳統。歐洲的城堡和中國的城不一樣,多是堡壘性質的小城,類似我們的障塞(如漢居延、敦煌、張掖、酒泉的障塞)。大工程,5世紀有哈德良長城和安東寧長城(在英格蘭),8世紀有丹威克土壘、查理曼運河和奧法堤。它們也是因山為勢,塹河為堤,和中國的長城有相似性,但沒有我們那麼長。當時攻城,主要靠圍,不靠攻。真正攻城是流行於「火藥革命」後(14-15世紀)。因為有火炮出現,防守技術也相應改變,開始把原來的城堡改為稜堡。巴黎的軍事博物館就有很多稜堡模型。這一部分,也是採取突出重點的寫法。問題是,作者強調的主要是古典傳統的延續,而不是蠻族的貢獻(很多蠻族都騎馬,維京人也是以船載馬進行抄掠),以及它在蠻族影響下的變形(騎兵變騎士,和步兵類型的古代戰士形成對比),所以,還是繼續貶低騎兵。其實,步兵取代騎兵,重新成為主要兵種,是16世紀的事,在此之前,還是起很大作用。不然,他們的情況就很怪誕,跟亞洲這邊接不上,對「騎兵革命」在世界軍事史上的意義也是抹殺。築城是防騎兵,火藥是助圍城,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寫法。 
  (三)第三部分,叫「槍炮和帆船的時代」,主要是講16-18世紀的近代歐洲,即我們說的「船堅炮利」。「槍炮」(guns)是從古代的遠程武器弩(crossbow)和拋石器(ballista或catapult,此書譯為「弩炮」,它是「火炮」的前身)發展而來。槍,是火藥和弩的結合(中國叫「銃」);炮,是火藥和拋石器的結合(中國的「炮」,本來就是指拋石器,加上火藥的拋石器還是叫「炮」)。我國有弩和拋石器,西方也有,但他們沒有火藥。14世紀,經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介紹,他們有了火藥,然後才有了「槍炮」。「帆船」(sails),西方也有,但原來沒有指南針,船是船,炮是炮。指南針和炮艦都是中國的發明。1200年,指南針傳入歐洲。1320年,火炮傳入歐洲。然後他們才有炮艦(1350年)。他們把「炮」和「艦」結合起來,發展很快,不但增加了活動範圍(和馬在陸地上起過的作用一樣),而且可以遠距離殺傷,讓對手夠不著,像阮小二把李逵騙到水裡打,把對方氣得不行。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最近的阿富汗戰爭,又重演了這一幕。17-18世紀是歐洲革命的時代,他們對內是爭取自由,對外是野蠻征服。征服靠什麼,就是靠「船堅炮利」。此書講西方的征服,主要是講對美洲的征服,一是西班牙對中南美的征服(在這一部分),二是美國對北美的征服(在下一部分),其他只在第十章講了一點,即英國對印度、北美的征服。西班牙征服美洲,他們的對手沒見過馬,也沒見過鐵刃兵器(雖然美洲有三個地區製造青銅器),更不知槍炮為何物。他們的對手是名副其實的「手無寸鐵」。西班牙人是憑這三大法寶,外加天花等疾病(起了生物武器的功能),取得「豐功偉績」。他們把當地土著幾乎殺光,移非洲奴隸填美洲,是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戰爭,除了「罪惡滔天」,沒有其他詞可以形容。二次大戰後,德國人向猶太人懺悔,但這三百多年裡,A字打頭的所有各洲,他們的冤魂孽鬼,卻得不到撫慰和道歉(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教科書事件」)。這是西方歷史不能進化的原因。 
  (四)第四部分,叫「機械化戰爭的時代」,主要是講19-20世紀歐美列強間的戰爭。 
  (1)19世紀,主要是講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以及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普奧戰爭(1866年)和普法戰爭(1870-1871年)。當時的參戰國也是後來兩次大戰的參戰國。它是後來兩次大戰的演習(法、德、俄是主要對手)。 
  (2)20世紀上半葉,主要是講兩次世界大戰。1900年,八國聯軍占北京,這件事對中國很重要,但此書不講。它講的都是大國間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年),是英、法、俄、美與德、奧、土爭霸,德國和俄國最倒霉,造成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是美、英、法為一方,德、意、日為一方,蘇聯為一方的「戰國時代。當時各國都是合縱連橫,你拉我,我拉你,互相轉移災禍,蘇聯和美、英、法並沒有兩樣(和帝國主義打交道,不能不採取帝國主義立場)。此書對蘇聯有政治偏見。講一次大戰,還是說列寧是德國間諜,布列斯特和約是幫德國忙。講二次大戰,也是把很多必講的東西,故意略去不提。講戰功,沒有蘇聯。講死人和損失,也沒有蘇聯。更不用說中國。就像美國電視台轉播的奧運會,光顯美國了,最多的篇幅都是花在誇對日海戰和原子彈。兩次大戰後,英國衰落,美國是大英帝國的繼續。它躲在地球背面,缺乏反殖民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洗禮,有很多偏見。 
  (3)20世紀下半葉,即1990年以前,是所謂「冷戰時期」。它是一個讓帝國主義倍感屈辱和右翼政客技癢難忍的時代(特別是對「美麗的帝國主義」)。法國一挫於奠邊府(1954年),二挫於阿爾及利亞(1962年)。美國一挫於朝鮮(1950-1953年),二挫於越南(1965-1973年)。60-70年代,凡是有社會良知的人,全都譴責美國,包括美國人自己,讓他們丟了臉,他們難過歸難過,錯是不會認,心裡想的光是洗刷恥辱。這個時期,戰爭已遠離歐洲,像西方的很多禮物(動亂、貧窮),被轉送給亞、非、拉美。它們主要是發生在落後地區,特別是遠東和中東(還有北非)。很多都是「代理人戰爭」。這兩個地區,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繼承者,推行現代化阻力最大,當然是他們的眼中釘。最後,此書是講海灣戰爭(1991年),此役已屬後冷戰時期。作為幸福結尾,美國打了翻身仗。   
  讀《劍橋戰爭史》(7)   
  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也是舊的一頁,反恐加反共,成為新時期的特徵。 
  作者說,現在大國之間不打仗,但其他國家不一樣,「主權國家間的常規戰爭還是沒有停止」(600頁),我們不但沒有擺脫核威脅,還面臨生化武器和恐怖襲擊的危險。在未來的戰爭中,西方要避免大國間的戰爭,關鍵在於化解國際危機;而對付小國間的戰爭,則靠兩條,一是得到民意支持,二是得到金錢保障,想打也能打。西方民主曾無數次支持西方的戰爭。他不希望美國重蹈入侵越南和索馬裡的覆轍,即「因公眾對傷亡的牴觸態度而變成嚴重的妥協」(604頁)。 
  民主為什麼會支持戰爭,就像美國電影Stag Party中所演,投票是為了殺人,這的確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我也拉個時間表 
  這本書,後面有個年表,可以勾勒世界戰爭史的輪廓。作為補充和概括,這裡,我也拉個時間表: 
  (一)石器時代(約3000000前-6000年前)。 
  和最原始的戰爭有關,主要是火和弓箭的發明,全世界普遍。這是狩獵業的貢獻。 
  (二)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4世紀)。 
  最重要的軍事發明是: 
  (1)馴化馬和馬車。馬和馬科動物起源於北美,但10000-8000年前在美洲消失。舊大陸最早的馬是中亞的普氏(普爾熱瓦爾斯基)馬。馬和馬車的起源,是在歐亞草原。據學者考證,最早的馴化馬是公元前4千紀出現於烏克蘭,最早的馬車是公元前2千紀發現於南烏拉爾山以東。希臘和中國都是這一發明的受惠者。中國是公元前13世紀(商晚期)才引進馴化馬和馬車。研究馬和馬車,人們常常忽略牛和牛車。其實牛的馴化在馬之前。我國文獻是以「服牛」、「乘馬」並稱,軍事制度也是馬車、牛車並用。馬是用於駕戰車,牛是用於拉輜重車。商代的軍事長官叫「馬」,兩周時期叫「司馬」,可見「馬」對軍事很重要。這是畜牧業的貢獻,但農業也有所參與(如車馬器的製造)。 
  (2)築城術和金屬兵器(白刃,冷兵器)。約公元前8千紀,西亞已有最早的城牆(耶利哥城)。約公元前4千紀,西亞已有冶金術。中國的城,是在龍山文化時期(公元前26-前21世紀)遍地開花;冶金術更早,約出現於公元前5千紀的前半葉,並在公元前21世紀獲得大面積推廣。攻城術和守城術是古代最複雜的軍事技術。這是農業的貢獻。 
  (3)步兵和車兵、騎兵的混同作戰(此外還有水師)。它們當中,車兵出現稍早,騎兵出現稍晚。早期是步、車混同(約公元前13-前3世紀),晚期是步、騎混同(公元前3世紀以後)。陣法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方式,但也涉及車兵和騎兵。這是農業的貢獻,但畜牧業也有所貢獻(車兵和騎兵與之有關)。 
  (4)兵法。公元前400年-公元400年左右,中國和希臘羅馬出現兵法。中國成就最突出(《司馬法》、《六韜》、《孫子兵法》、《吳子》、《尉繚子》),希臘、羅馬缺乏戰略性研究。 
  (三)世界性的「蠻族入侵」(公元4-6世紀)。 
  在西方征服世界之前,「蠻族」對溝通世界(主要是舊大陸的北半)貢獻最大,貿易是如此,軍事是如此,宗教和文化的傳播也是如此。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歐亞草原和它連接中亞、西亞、北非的走廊上(我在《中國方術續考》前言中曾提到這條乾旱帶),並由此侵擾歐亞大陸。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世紀中-4世紀中,馬鐙在中國北方出現(鮮卑族的發明,出土於遼寧朝陽);6-7世紀,馬鐙傳入歐洲,是這一時期的重大發明。歷史上的「蠻族」,很多都是「騎馬民族」,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因為缺乏文字記錄,很多歷史之謎還藏在歐亞草原之中,特別是年代較早的部分。古代狩獵、畜牧和農耕,是生態分佈的差異,中間有很多過渡層次,所謂「騎馬民族」實為遊牧民族、狩獵民族、半耕半牧和半獵半牧民族的混稱。這裡說的「蠻族入侵」,只是其中年代較晚、規模較大者,其實以前也有(如西周就是在公元前770年被西北蠻族攻滅),以後也有(如滿清滅亡明朝)。歐洲和亞洲,兩邊都有大規模的「蠻族入侵」,而且歷史上有互動關係。如漢征匈奴,迫使匈奴西遷,就是引起歐洲民族大遷徙和「蠻族入侵」的背景。公元4-6世紀,中國的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是我們的「蠻族入侵」。公元5-6世紀,西方的「蠻族入侵」是他們的「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只不過後來,我們是南方把北方「漢化」,他們是北方把南方「蠻化」。基督教、佛教的傳播,就是在「野蠻化」和「胡化」的背景下進行。但他們的「化」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宗教統一國家,一教多國;我們是國家統一宗教,一國多教。兩者正好相反。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產生,阿拉伯馬出現。他們的征服,範圍也很廣,不但佔據了北非、西亞、南歐等最古老文明的發祥地,還控制了分割歐亞的重要通道。9世紀(唐晚期),中國發明火藥,12世紀(北宋末),中國發明指南針。13、14世紀崛起的蒙古帝國,是匈奴帝國的繼起者。他們把中國的發明傳給了阿拉伯世界,也傳給了西方。這是早期世界市場形成的背景。要講軍事史,誰也繞不開「蠻族入侵」。   
  讀《劍橋戰爭史》(8)   
  (四)西方支配世界的500年(16-20世紀)。 
  (1)16-18世紀,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歷史。 
  美洲。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1519年,科特斯征服阿茲台克帝國。1532年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16-18世紀,英、法殖民北美,西、葡殖民中南美。他們把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殺光,並把數以千萬計的黑奴從非洲運來。 
  非洲。1484年,葡萄牙人已勘察非洲海岸。1652年,荷蘭人出現於南非。1884年,列強開始瓜分非洲。1920年,非洲完成殖民化。 
  北亞。1552-1649年,俄國征服西伯利亞。 
  大洋洲。1616年,荷蘭人到達澳大利亞。1688年,英國人到達澳大利亞。1770年,英國宣佈對澳大利亞擁有主權。 
  (2)19世紀,是歐洲的戰國時代。 
  拿破侖戰爭後,歐洲出現了兩本戰略性的兵法著作:一本是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Vom Kriege,有中譯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寫於1830年,印於1831年;一本是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本書譯為「約米尼」)的《兵法概論》(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有中譯本,劉聰、袁堅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寫於1837年,印於1840年。 
  這兩本書的背景,一是貴族傳統大破壞,二是思辯哲學大活躍。如克勞塞維茨在耶拿之役(1806年)被俘,領教過拿破侖的厲害(他不守貴族戰法),而且學過康德哲學,能洞見戰爭現象的隱微。若米尼,本來是拿破侖的部下,也參加過耶拿之役。這和中國兵法產生的情況很相似。中國兵法的產生是在戰國時代,當時也是貴族制度大崩潰,禮壞樂崩,諸子蜂起,所以有「兵不厭詐」和一大批兵法產生。 
  當時,歐洲仍在繼續其侵略和征服。其中最重要的征服就是對印度和中國的征服。 
  印度。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1757-1849年,英國征服印度。 
  中國。1840-1900年,列強瓜分中國。但中國並未徹底滅亡,它是最後一個「負隅頑抗」的國家。 
  馬克思譴責了西方對印度和中國的征服。 
  (3)20世紀,前半段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半段是冷戰時期。 
  這是武器大發明的時代,也是殺人如麻的時代。如第一次大戰,發明飛機、坦克、潛水艇、毒氣;第二次大戰,發明火箭、雷達、直升機、原子彈,因此產生許多新兵種。兩次世界大戰,列強重新瓜分世界,還製造了三大敵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現在則流行恐怖主義。 
  21世紀,我們還是剛剛進入,阿富汗戰爭還未結束,以巴衝突也未停止,世界仍無寧日。我懷疑,重量級比賽結束後,次重量級選手上場,將是更大危險(如果大國不能控制其局面),比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還危險。東亞、南亞和中東都是存在隱患的地區,我們的鄰居也不安生。 
  七、幾點感想 
  (一)歷史研究可以現代化(任何歷史觀察都是從現在回溯過去,這是不得已),但歷史本身不能現代化。現代化對歷史文化的破壞絕不亞於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上述戰爭史,對歷史有很大破壞,問題不在知識,而在心理,即其以今例古,推己及人,憑500年傲視5,000年,把西方當歷史的「終結」。這種看法很狂妄,它不僅對西方以外的歷史是歪曲,對他們自己的歷史也是歪曲。它講西方戰爭方式優越,主要是根據近500年的歷史。可問題是,這種優越性,無論從技術、組織、人力、物力哪一方面講,500年前還不存在。如果不講其他國家,如中國、匈奴、阿拉伯、蒙古,它自己的歷史也沒法講。古人云「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相塚書》),很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它們都是「揭老底戰鬥隊」。這些歷史可以解構他們的優越性,對他們的寫法是解毒劑。 
  (二)近500年的西方,的確有很大優越性。它的優越是建立在技術優越之上,技術優越是靠大筆的錢堆起來的,而錢是從其他國家搶來的。戰爭的根源在大國,在大國的榜樣和誘惑力,而不在小國落後,奮起直追抄近道,使了什麼邪招。古人說「春秋無義戰」,這500年來,除被壓迫者的反抗,沒什麼可歌可泣,大部分歷史都罪惡深重。西方的武功,不僅征服美洲、亞洲、非洲是罪惡,兩次大戰是血淚成河,就連近50年的所作所為,其實也乏善可陳。這50年來,他們一直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殊死搏鬥,並且總是以為打敗了這些影子(後者的一切,從武器裝備到軍事訓練,沒有一樣不是來自西方大國)。作者說,這一切都是西方付出的「昂貴的代價」(這裡的「代價」一詞和我們常說的「交學費」差不多),也承認「這一黑暗面已引起了嚴厲的譴責」(590-591頁),比如很多文學作品和電影都譴責了戰爭的罪惡。是啊,在這個是非混亂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反對戰爭,保護環境和挽救歷史文化遺產,更能作為我們共同認可的價值標準呢?但有意思的是,他筆鋒一轉,說這些批評非但沒有「阻礙」西方的侵略,反而「淨化或認可了」這種侵略,「出於為每一次進攻行動辯護的需要而引發的仔細認真的宣傳戰,使公眾輿論沸騰並增加了對戰爭行動的支持」(591-593頁)。他說,西方「對財力、技術、折中主義和訓練的強調,賦予西方戰爭獨一無二的復元力和致命性」(596頁)。對侵略性,完全是當優點講。他說,這500年來,西方的兩次世界大戰雖過於殘酷,總比預想要更為長久,但打別人,卻短暫而廉價。對西方的侵略性,他們是無愧無悔,絕不認錯,死不服輸。過去,我們老把這種精神當日本的特點,其實不然,這是帝國主義的通病。   
  讀《劍橋戰爭史》(9)   
  (三)有人說,今天的戰爭很文明,是外科手術,它殺死的是社會毒瘤、人類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也不死,死的全是壞蛋,軍隊變成醫院,殺人的都是大夫,這是典型的「成人童話」。作者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70%至80%的傷亡是軍人;1945年以後,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頁說),這就是很好的證明。戰爭是有組織的殺人,既包括軍隊,也包括平民。古人強調「兵刑合一」,是從合法性的角度講。他要殺人,而且是殺很多人,最好是把戰爭說成刑罰,軍隊說成警察。如《司馬法·仁本》有句名言,叫「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曹操《孫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說,人如果故意殺人,則把他(或她)殺掉是可以的,就是講這種合法性。劉邦約法三章的「殺人者死」,還有布什口頭禪的「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以及「非敵即友」、「死活都要」),也是類似表達。它們都無法改變戰爭的殘酷性。即使今天,兵法也還是「殺人藝術」,軍人也還是職業殺手。在殺人(包括殺害平民,如廣島和越南)這一點上,它們和恐怖分子並沒有區別。西方「殺人藝術」的「主導傳統」,就在於這500年的戰爭有一種始終不變的傳統(要照作者說,就是2500年的傳統),一種西方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傳統。它不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著的世界秩序(美國咳嗽一聲都是九級地震)。其「成功秘訣」也在於,發展到今天,西方已經把戰爭饋贈給其他地區,武裝最好的軍人已經幾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後國家的軍人和它們的平民。 
  (四)戰爭,是誰也躲不開的大問題(和古代世界一樣,貿易和戰爭是最大的「國際主義」)。同這樣的問題相比,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小問題。當年,第二國際分裂,第三國際產生,是因為戰爭;俄國革命後,蘇聯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政策,是因為戰爭;最後,蘇聯被軍備競賽拖垮,也還是拗不過這條大腿。從戰爭史的角度看問題,我們最容易看出,「強國即國際」的觀點是怎樣流行開來;也最容易理解,什麼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即「過分的、不合理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本來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一次大戰前)歐洲列強謀求國家統一,反對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義,也是拿破侖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國家的反動思想。現在,卻被當作頑抗「現代化」的惡謚移贈給落後國家。他們只反小國沙文主義,不反大國沙文主義,這本身就是霸道。美國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高於聯合國,也高於國際輿論),需要或聽話,雖獨裁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聽話,雖合法也可顛覆或暗殺,蔣介石、李承晚、吳庭艷都碰到過這類麻煩),這難道就不是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了嗎?況且,如果說小國沙文主義反動,那也是都從大國沙文主義學來的。「強國夢」的根源在於「強國」(「勒緊褲腰帶,也要有條打狗棍」),「民族主義」的根源也在於「國際」(international的問題當然管著national的問題)。西方國家向落後國家輸出他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送去了貧窮和污染,動亂和戰爭,「乞丐和龍王比寶」,是落後國家的悲劇。 
  (五)同西方戰爭方式的「五大優點」相比,中國的戰爭方式,有優點也有缺點,兩者互為依存: 
  (1)戰爭史不等於兵法史,它包括軍事技術史(武器史)、軍事制度史(軍制史)和軍事指揮史(兵法史)。古代講技術和制度的書,屬於「軍法」(治軍之法)。「兵法」(用兵之法)源於「軍法」,又超越「軍法」,當然是很了不起的東西。但古之名將,長於治軍而多無兵法。兵法往往是「事後諸葛亮」,由敗軍之將總結教訓,軍事評論家從旁議論,然後筆之於書。他們對提升人們對戰爭現象的認識,從整體上理解戰爭和政治的關係,戰略和戰術的關係,非常重要,但不能脫離軍事技術和軍事制度,變成智力遊戲。西方傳統,軍事就是軍事,不受其他牽制,容易把戰爭變成脫韁野馬,這和兵法不發達有關,但兵法不發達的結果是,他們比較務實,重視整軍經武,不玩花拳繡腿。中國兵法發達,講究先計後戰,靈活多變,但容易產生忽略實力的傾向。我看足球世界盃有一種體會,就是「技不如力」:如果你要憑技巧取勝,就得「技高」不止「一籌」,而是很多「籌」;即使高出很多「籌」,也禁不住反覆使用(頂多一兩次)。我們一味強調「四兩撥千斤」,其實有弊病。 
  (2)中國御兵,向有「程李將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識,是靠制度治軍;「李」是李廣,是靠個人魅力和榜樣帶兵。它們代表了管理學上的兩種類型。我們中國並不是一個只有君主權威,沒有法制規定的國家。相反,早在戰國秦漢,我們就有多如牛毛的法律(當時叫「法若凝脂」),軍法的規定也很多。制度也比西方劃一和整齊。但中國軍隊受文官政府節制,不同於貴族制度下由武士制度和武士道德支持的軍隊。它有規定,但不常設,制度漏洞大,時緊時松,上下統御,經常脫節,君不知將,將不知兵,一遇襲擊,極易崩潰。特別是承平之際,更是腐敗不堪,往往長於內戰,而劣於外戰。比如甲午海戰前,日軍在朝鮮看到清軍,就是一團混亂,讓他們非常驚訝。   
  讀《劍橋戰爭史》(10)   
  (3)中國重內部兼併,不重外部擴張,內部兼併也更倚重制度和教化的力量,認為「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商君書·徠民》)是很笨的統治方法(並不像作者所說,是為了獲取奴隸或舉行儀式才打仗)。早在西周時代,它就提倡「興滅繼絕」,「柔遠能邇」,反對種族滅絕和強迫改變信仰,最後發展為「五族共和」。民國的「五族共和」是從元朝和清朝繼承下來的,對外,講究的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只取經,不傳教,比西方的侵略性和暴力傾向小。這在政治上是很大優點,但限制了它的對外擴張。中國也有領土擴張,但主要是為了羈縻和控御可能入侵的蠻族,很多是被動擴張,不是出於貿易和傳教的需要。這是它與匈奴、蒙古、阿拉伯,還有西方式的侵略,都不太一樣的地方。清朝用「廣修廟」代替「高築牆」,和歐洲中世紀相像,似有違於中國的傳統,但這是因為,它是以外族入主中國,憑借此法,可以控制滿蒙回藏,達到征服漢族的目的。古代世界,農業民族和騎馬民族是共生關係,農業民族是蘋果,蘋果熟了,騎馬民族就來摘。「搶」是重要的經濟手段。西方比以往的搶家都更為強大,他們摘到的蘋果是地球,個兒最大。 
  (4)作者強調,金錢是技術的來源。但我們卻往往忽視技術革新的財力支持和貿易衝動,很多重要發明被人家拿去,反而超過我們。作者說,要重視武器,重視技術,就要肯花錢,這條最難學。為什麼,就是我們沒有家底,除了自己搶自己(自力更生),沒有別的辦法。蘇聯的經驗證明,乞丐和龍王比寶,只能自己垮台。我們在「別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間,很難選擇(看看列寧、托洛茨基怎樣反對「一國取勝」論,就可知道這種處境的微妙)。 
  (5)中國重安內勝於攘外,對世界的野心,肯定不如西方。西方是亞洲各古老帝國之後更大的帝國,也是匈奴、阿拉伯、蒙古等世界征服者後更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國對世界沒有支配性,這不是中國的缺點。 
  (六)此書所講西方戰爭方式,其實只是戰爭類型中的一種,即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對外侵略擴張。中國戰爭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和北方民族,如匈奴、蒙古等世界上最剽悍強大的武裝力量作戰(南方也有,但不如北方突出),一種是和經久不息的農民武裝、流寇和地方割據勢力作戰。這兩方面的經驗都是歷時兩千年以上,規模之大,罕有其匹。如戰國中期以來,各國皆能聚十幾、二十萬之眾連年攻戰,死傷總和在百萬以上,而歐洲,直到18世紀,還很少有10萬以上的軍隊參戰(見594頁)。中國的戰略文化是形成於公元前400年左右,而西方是形成於19世紀,水平也絕不在一個檔次上。本來,我們和希臘、羅馬一樣,也是看重陣法、壘法和築城,由此發展為一種「牆文化」。陣法是肉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但堤可防水,水可決堤,內憂外患的紛至沓來,還是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特別是流動性和突襲性。即使近代,中國對西方也學得很厲害:1900-1927年,我們是以日為師;1927-1937年,我們是以俄為師和以德為師;1937-1949年,我們是以美為師;1949-1966年,我們是以俄為師。每個時期都留下了歷史痕跡。 
  (七)此書只講優勢戰爭(「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講劣勢戰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但中國戰爭史卻包含很多劣勢戰爭的經驗。如小國對大國,遊牧對農耕,流寇對官軍。他們講究的是「利則進,不利則止,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史記·匈奴列傳》);「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好像蒼蠅、蚊子那樣,一閉眼睛就叮,一睜眼睛就飛,流動性大,突襲性也大。中國的統治者對付久了,也把他們的戰法納入傳統。雙方是相互學習。即使正規戰法,從戰國時代起,也是「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同樣講究「兵不厭詐」。中國的恐怖戰術和反恐戰術也很有傳統。如司馬遷筆下的「六大刺客」,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史記·刺客列傳》),常出現於漢畫像石。其中曹劌是有名的軍事家,上博楚簡有他的兵法。《吳子·勵士》說,「一夫投命,千夫足懼」,如果能使「五萬之眾為一死賊」,便沒有人能抵擋。漢唐法律禁「持質」(劫持人質),規定對持質者要果斷出擊,無須顧慮人質,行動遲緩者將受嚴厲懲處,也是屬於打擊恐怖分子。有人說恐怖主義,中國古代沒有,只有傷害平民,才叫恐怖主義,這是虛偽的道德定義。歷史上的恐怖主義,從來都是從軍事成本考慮,特別是弱者,更是如此。當代恐怖主義傷害平民,和美國轟炸廣島,想法並沒有兩樣。上個世紀,恐怖活動主要是暗殺政要。就是現在,美國也並不諱言暗殺,說起來還理直氣壯(看看美國電影Sniper吧)。本世紀,暗殺政要,困難增大,恐怖分子襲擊平民,是抓美國制度的弱點:怕死人(死美國人,越南戰爭就是因為這個壓力而結束),這是戰術考慮,不是道德考慮。它和暗殺政要並沒有實質區別。我理解,任何不對稱戰爭,弱方作困獸鬥,都會傾向於這類做法。兵法在本質上是「詐」。「詐」是非常手段,「恐怖」也是非常手段。從軍事學的角度看,它是一切不對稱戰爭都可能使用的手段。弱者可能使用比較多,但強者也不是不用。   
  讀《劍橋戰爭史》(11)   
  (八)戰爭最需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但是非也最曖昧不明,必須經過歷史沉澱回頭看,才能看清楚。它的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撰寫,但讀者卻往往立場相反,特別是在文學作品中。文學的正義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別是那些知其不可而為之,弱小而失敗的抗爭者。在文學家的筆下,這些失敗者常比勝利者更能長駐人心。他們的批評雖流於道德譴責,而無助於事實的改變。但假如沒有抗爭,假如沒有對抗爭的同情,我真不知道,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我們的文明該多麼野蠻和荒涼。正像中國讀者常為「數奇」的李將軍打抱不平,聽三國,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西人之於羅賓漢的故事也是一樣。羅賓漢者,可能只是虛構,但它卻代表了人類的同情。故事讀者總是說:我們永遠站在羅賓漢一邊。 
  2002年4月20日寫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文草稿是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定期舉辦的學術沙龍準備的演講稿。 
  【附記一】《環球時報》2002年4月26日載於非文《三個著名的有關美國的錯誤說法》剛好澄清了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海灣戰爭是靠《孫子兵法》打勝仗」的謠言。作者有機會與多位美國軍方人士接觸,經他核實,所謂「參加海灣戰爭的美國大兵人手一冊《孫子兵法》」,其實是「絕無此事」。因為在美國軍隊中,實際情況是:第一,沒有打仗帶書的做法,上級也不會下這樣的命令,更不會人手一冊地分發。 
  第二,許多當兵的根本就不愛看書,連美國的書都不愛看,怎麼會去看中國古人寫的書。第三,《孫子兵法》再好,上了戰場才去讀,也已經晚了。 
  作者補充說,跟他介紹情況的美國防部官員告訴他,「《孫子兵法》博大精深,是許多國家高級軍官愛讀的一部經典之作,一些國家的軍事院校還開設了《孫子兵法》課程,上過高等院校的美國軍官大多應當讀過,但普通士兵是不會讀的」。 
  【附記二】50年代,「憤怒的青年」憤怒什麼,我還記得。那是因為,他們生活的世界完全是被二次大戰的風雲人物所統治,讓他們絕望。現在,這些「英雄」已相繼謝世,可我們還是沒有走出這個「英雄時代」。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1)   
  近來,因為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恐怖主義成為熱門話題。有人說(我聽一位專家從電視上說,名字忘記了),歷史上沒有恐怖主義,即使你能舉出相同的事,他也說,這有本質不同,似乎恐怖主義是一件新鮮事。事情真是這樣嗎? 
  希臘的哲人嘗雲,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不能涉於同一條河流。中國的古人也說,刻舟求劍不可取,抽刀斷水水更流。人都是在時間的長流中分辨差異。可現代人的現代感卻不一樣,他們喜歡到處劃線,特別是以我劃線,以現在畫線(既是開始,也是結束),把古今當天壤之別,好像什麼都前無古人,是直接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他們一往無前,也一往無後,永遠運動,也永遠靜止,就像在跑步機上的樣子。 
  我看,這種方法要重新反省,恐怖主義便是例子之一。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下面,讓我們講一下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 
  主題是刺殺和劫持。 
  一、恐怖主義一鍋粥 
  恐怖主義,英文叫Terrorism,詞根是terror(恐怖),加上ism(主義),只是顯得正經一點,專指有政治目的讓你想不到、嚇一跳的恐怖活動。它不像資本主義的「主義」是一套制度,或馬克思主義的「主義」有一堆理論。在西語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個詞,翻成東北話,就是「唉呦我的媽呀主義」。大家千萬別拿它當什麼高深術語,見著「主義」就肅然起敬。 
  有人說「怕死比死更可怕」,談論恐怖主義,也是劍拔弩張,比恐怖主義還恐怖。 
  現在,所有人都在談「恐怖主義」,而且是在「反恐」的前提下談這個主義。「恐」在「反」下,當然是負面的東西。大家對「反恐」的正當性幾乎毫不懷疑,但誰反反誰,反什麼怎麼反,卻言人人殊。它是一個運用極其廣泛,但指謂極不確定的概念。惟一可以確定,就是說話人極其厭惡,賦予對方的「邪惡「(evil)含義,這就像我們氣急了亂罵,罵別人是「混蛋」一樣。「混蛋」是什麼意思,本身就很糊塗。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在西方都是罵人話,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時也差不多,但沒有一個字眼比它更為模糊。布什用恐怖主義表示所有眼下(注意:只是眼下)美國討厭的國家、組織和個人,最具代表性。普京則用它指車臣武裝分子或其他分離主義者,我國則指東突,阿拉伯世界(不是所有國家)和歐美的左翼團體則反唇相譏,說最大的恐怖分子有呀,那正是美英兩國自己,布什、布萊爾,再加沙龍或什麼人。這真像莊子說的「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所不在」,「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天下大亂,人心大亂,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可指的卻絕不是同一回事:說誰是誰,誰說誰,誰就是誰。我們只能說,美國財大氣粗腰桿壯,樹敵最多,要反的恐怖主義也最多,如此而已。事實上,這裡根本就沒有統一的定義,或者也可以說,有太多的定義。定義到底有多少?有人統計,光是1999年,就有160多種(以後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為,恐怖主義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讀書》雜誌討論,又搬出個「國家恐怖主義」,更凸現了問題的紛亂如麻。我叫「恐怖主義一鍋粥」。 
  本文無意給時下的定義逐一評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義」的使用範圍,粗線條地捋一捋。為了討論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現有中文譯本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下簡稱《不列顛》),不是當作權威,只是用作參考,看看這個詞在西方語言中大概是什麼樣。 
  首先,《不列顛》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是「對政府、公眾或個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各種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組織、民族主義團體、民族集團、革命者以及軍隊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義者」。 
  這個定義比較寬泛,可以稱為「廣義的恐怖主義」。它的特點,是把政治目的訴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的軍隊、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義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麼政治組織、團體和個人都有可能。實施對象也一樣。可見,在作者看來,恐怖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價值判斷(當然,從下述例子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惡)。雖然總的印象和感覺,這不是一個好詞(比「戰爭販子」還糟,總是讓人聯想到最低級的犯罪),很少有人樂意拿這頂帽子扣自個兒頭上,說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體例子。《不列顛》說,色諾芬筆下的「攻心戰」是恐怖主義,羅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義,中世紀的宗教審判是恐怖主義,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是恐怖主義,美國三K黨的種種暴行是恐怖主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風靡一時的無政府主義暗殺是恐怖主義,納粹統治是恐怖主義,現代社會、種族、教派衝突中的一方或雙方也經常使用恐怖主義,等等。然後,說到大家關心的現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極端組織,如紅色旅和赤軍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最後一種,如果算恐怖組織,照美國原則,該決不妥協,幹嗎還談判,玩什麼「和平路線圖」呢?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還有一點,它說,現代恐怖主義和過去不同,它的最大特點是以暴力行動代替合法政治,喜歡搞綁架、暗殺、劫機、爆炸和劫持,最像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而且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等等。但前後到底有什麼不同?還是說不清。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2)   
  我們且不管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適,作者的理解有無偏頗。這裡,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義這類事,乃自古有之,於今為烈(將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個頭)。這個詞是外來語,咱們有點陌生,但它絕不是「九一一」以後才有,也不是近一兩個世紀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過是一個老掉牙的普通詞彙: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測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這裡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絕接受的統一標準強加於大家各自堅持的主觀感受,即從說話人的立場(立場和信仰是不能討論的),他們可能會被譴責這類行動的人稱之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譴責呢,當然也就不是了。 
  我們要看說話人是誰。 
  這是廣義的恐怖主義。 
  二、刺殺 
  歷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規模殺戮的戰爭也是;刺殺政要、權貴是,屠殺平民、戰俘也是(白起和李廣都坑過降卒);桀紂幽厲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也是;亞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歐洲征服世界的種族滅絕也是(如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還包括最卑鄙的綁架);日本用零式飛機撞美國航母是(屬於自殺式攻擊),美國用原子彈炸平廣島、長崎也是(屬於直接攻擊平民)〔零案:1995年,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形成有趣對比的是,美國紀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紀念的是廣島、長崎「原爆」〕。它們可粗分兩大類型:一類是以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的非常手段作困獸之鬥,一類是以絕對優勢對前者作斬盡殺絕的大規模報復。以巴衝突是這兩大類型的現代縮影。兩者具有同質和對等的性質,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循環相報,莫知其極。這是《舊約》時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蘭聖戰的古老原則。憑借強大實力,對一切反抗做斬草除根的徹底消滅(最常見的辦法就是種族滅絕),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強調的基本原則,也是西方戰略傳統的基本特點。對付一切刺殺、劫持和流竄游擊,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亞述、蒙古式的「斬草除根」(如越戰中所見)卻受制於現代西方的道德準則,即當今國際主流用以譴責「恐怖主義」的道德準則,非但不能隨便使用,反而經常遭受輿論的譴責,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報一(或以百以千以萬報一),也還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將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也「斬草除根」(連講都不敢講)。所以,當今國際主流的合理說法,就是要把前一種恐怖定義為「恐怖主義」,而把後一種恐怖定義為「反恐」。對比於「廣義的恐怖主義」,我們可把這種恐怖主義叫做「狹義的恐怖主義」。因為這種「恐怖主義」的對立面,肯定是反對這種「恐怖主義」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嗎?這是現代人的困惑。 
  這裡,我們不妨按最狹窄的定義來討論恐怖主義。中國歷史上最接近這種定義的恐怖活動,不用說,還是刺殺和劫持。它們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類最現代的恐怖手段。 
  我們就從刺殺說起吧。 
  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專諸、要離、豫讓、聶政、荊軻。他們在漢代名氣最大。 
  下面介紹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魯國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書對他的名字有許多不同寫法,其中一種是曹劌。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過去,我們在《左傳》中見過此人,名作曹劌。他在長勺之戰,為魯莊公出謀劃策,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戰術,出人意外地打敗了齊桓公,因而備受毛澤東的稱讚。此人出身卑賤,但足智多謀。他為魯莊公獻計獻策。有位老鄉說,這是人家貴族的事,與你何干,他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莊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結果證明,他確實很厲害。毛澤東說「卑賤者最聰明」,舉例很多,其中就有他。這是一種記載。另一種記載,見《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筆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任為將。魯與齊戰,三戰皆北,被迫在柯地簽訂不平等條約。在莊嚴的儀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頂住齊桓公,逼他退還魯國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脅下,桓公被迫答應。一經承諾,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臉不變色心不跳,說話和原來一模一樣。 
  這些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貴族,而是卑賤者中的聰明人,他不會像貴族那麼死心眼(如相信「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卑賤者愛使用非常手段,即貴族不恥的糙招,特別是在實力懸殊、強弱不敵的戰爭中。第二,曹沫參加的戰爭,正是這樣的戰爭,齊國非常強大,魯國非常弱小,他以奇謀僥倖打敗齊桓公,但三戰皆北,不能扭轉戰局,萬般無奈,才鋌而走險。他的成功是靠兩點,一是齊桓公地位高,名氣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說話非同小可,不便在莊嚴的會盟儀式上出爾反爾,管仲勸他不可背約。這兩條都是抓住了貴族的弱點。當然,在其他古書中,還有漢畫像石中,這次劫持,參加者還有魯莊公。逼急眼了,魯莊公也放得下架子。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3)   
  道理很簡單,穿鞋的打不過光腳的(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面)。 
  現在,在上博楚簡中,我們發現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曹沫之陳》。它的出土有一個意義,就是證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動和兵法有不解之緣,兩者不一定是對立的東西。 
  正規的戰法是戰法,不正規的戰法也是戰法。 
  (二)專諸。 
  年代比曹沫晚,為春秋晚期人,事見《刺客列傳》,乃吳國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個重諾輕死的亡命徒,類似俠客。公子光(後來的吳王闔閭)善遇專諸,答應死後為他贍養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確,就是派他搞刺殺。刺殺是為了政變。其結果,必然是一死。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實是劫持,不是刺殺,嚴格講,是屬於下面要談的另一類。劫持,是以被劫持者為人質,提出各種要求(如贖金),殺人並不是最終目的(雖然其結果,常常和刺殺一樣,人質還是死於非命)。 
  專諸和曹沫,共同點是不要命,勇敢。孫子講御兵之法,說吳、越世仇,同舟共濟,也會齊心協力,關鍵是死無退路。人心都是肉長的,勇是逼出來的。當兵的也是人,沒有多餘的命,令發之日,淚流滿面,效死拚命靠什麼?曰「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孫子兵法·九地》),「諸」就是專諸,「劌」就是曹劌(即曹沫)。他們是春秋時期最有名的兩個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離。 
  也是吳王闔閭的刺客。吳王派他刺殺另一個吳公子,名叫慶忌。要離是個枯黃乾瘦風吹都要倒的弱者,慶忌是個武藝非凡膂力過人的壯漢。要離斷臂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刺客列傳》不載),也是驚天動地。這事在戰國時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絕秦王的無禮要求。秦王威脅說,您難道沒有聽說過「天子之怒」嗎?「天子之怒」是「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反問說,那大王聽說過「布衣之怒」嗎?「布衣之怒」是「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當時,他舉了三個刺客,一個是專諸,一個是要離,一個是聶政,其中就有要離。說罷「挺劍而起」。結果是「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戰國策·魏四》)。 
  (四)豫讓。 
  戰國早期晉國的刺客。《刺客列傳》說,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誠,是個講義氣的亡命徒。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骨以為飲器(學者考證,這是草原地區的習俗),他發誓要為智伯報仇。為此,不惜殘身毀容,隱姓埋名。先裝受過刑的殘廢,給廁所刷牆。後裝麻風病人,把自己弄成啞巴。兩次刺殺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誠,解衣令之刺,讓他撒氣,然後伏劍自殺。這是快意恩仇的個人行為(和《遊俠列傳》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導演,也許夠不上「主義」。但刺殺和劫持,從法律角度講,是最低級的犯罪形式,它們和稱為「主義」的活動在形式上無法區分。 
  (五)聶政。 
  戰國中期韓國的刺客。聶政刺韓累(韓國的相邦),見《刺客列傳》,亦屬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後還有烈女,即聶政的姐姐,名叫聶榮(也作「聶嫈」)。弟弟死了,無人收屍,姐姐發現,終舉其名,最後哭死在屍體旁邊。郭沫若寫過一個劇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頌聶政和他姐姐。 
  (六)荊軻。 
  戰國末年燕國的刺客,其先乃齊人。此人亦見於《刺客列傳》。這是距司馬遷最近,他親自做過調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請教),著墨最多,記述最詳,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較複雜,大家都很熟悉,這裡不必多談。有趣的是,最近陳凱歌拍了《刺秦》,正是講荊軻刺秦王。電影主題很前衛,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殺人盈野,太殘酷,荊軻代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祖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想去除掉這個暴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乃千古絕唱的慷慨悲歌。但他這麼幹,豈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有人會提傻問題。 
  春秋戰國是天下大亂的時代,養士之風盛於一時,故刺客特別多。秦代法制嚴苛,此類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屬於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風餘韻,反而見重於漢代。因為秦政既敗,原來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經常出現於漢畫像石。當時人對刺客是抱欣賞態度,非但不以成敗論英雄,還充滿憐惜之情。大眾有大眾的邏輯,法制拗不過文學。司馬遷也說,他們是「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更何況漢初功臣,位同宰輔的張良,本來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擊,天地震動,暴秦垮台,頓成英雄。當官的都如此,老百姓還忌諱什麼。這是那時的風氣。 
  中國的刺客史,這裡不能詳談。漢代以後,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輪的刺殺高潮,其時,正值無政府主義暗殺風靡全球,熱血青年,奉為時髦。「斷頭台上淒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我國留學生和革命黨紛紛投身洪流(如徐錫麟、秋瑾和汪精衛)。現在的說法,是叫「和國際接軌」。 
  魯迅說,中國也有「脊樑」,他說的「脊樑」,後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錫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鄉),或如聶榮,屬於撫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說《鑄劍》也是歌頌刺客。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4)   
  中國歷史上的刺殺,目標明確,主要是政要和權貴,普通百姓不值得殺;手段也非常簡單,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發性強,威懾力大,有攻心奪志的奇效。 
  恐怖主義的一大特點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殺傷。刺殺是暴力的基礎形式,刑律屬於人身傷害罪,而且是故意傷害罪,逮住就是個死,最低級,最原始,但「擒賊擒王」、「攻心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規模報復,也是重在心理威懾。如二戰中美國對柏林的戰略轟炸,以及他們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就是屬於這種毀滅性打擊。二戰後的美國戰略叫「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是這種想法的延續(參看泰勒將軍在《音調不定的號角》中對這一戰略的反省)。 
  傳說,小太監和老佛爺下棋。小太監說,對不起,我殺您一個馬。老佛爺說,我殺你全家。古代的有限報復(低於種族滅絕的報復),大抵如是。比如誅夷九族或滿門抄斬,就是古代常用的辦法。兵刑是一個道理。 
  三、劫持 
  劫持,也叫綁架,古代有兩種說法,一種叫「持質」,一種叫「劫質」。「持」是用暴力挾制,「劫」是用暴力脅迫。兩個字合在一起,意思是說,把「質」抓起來、扣起來,作為交換條件。 
  中國古代的「質」是什麼?這個問題值得討論。「質」這個字,有一個含義,是對等或折合,並包含對質、驗證的意思。用現在的商業術語講,就是抵押(作動詞)或抵押物(作名詞)。抵押物可以是財寶,也可以是人。比如劫匪綁票的「肉票」就是換取贖金的人,現在叫「人質」。 
  抵押,在人類的交往、交換中非常普遍。俗話說,半斤換八兩,人心換人心。人心怎麼換?總得有個禮物或憑信。比如,兩個情人,解個荷包,送把扇子,叫定情物,同時也是憑信。禮儀往還,互送見面禮,也是人之常情。這種見面禮,主要是玉帛、馬匹。西周金文中的土地交易,很多都是為了換這類東西。過去,郭沫若引※鼎,說五個奴隸只能抵「一匹馬加一束絲」,太殘酷(《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其實,現代的很多馬(如英國和香港的跑馬)也比人值錢。 
  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和「質」的概念有密切關係,商業契約叫「質劑」,管理市場的官員叫「質人」。推而廣之,一切抵押物和憑信物也都是「質」。如雙方盟誓,起誓的約言,就是一種「質」。奴才投靠主子,叫「委質為臣」,「委質」的「質」(字亦作「贄」),即上面說的見面禮,也是一種「質」。古代的各種交往,都少不了見面禮。孔子收學生,要交一束乾肉。相閨女娶媳婦,也要納徵送財禮。「禮」這個東西,誰都喜歡,但也是約束。很多禮物都是抵押。 
  古人用人作抵押物,那是家常便飯。如古代軍人出征,照例要把父母、老婆、孩子留在家裡,就是皇上手裡的人質。漢將李陵兵敗浚稽山,被匈奴俘獲,全家被殺,就是漢武帝撕票。明將吳三桂守山海關,李自成勸他投降,也是利用崇禎留下的人質,不答應,他老爹的人頭就掛在了城牆上;入清作藩王,兒子娶康熙他姑姑,留在京師,表面很風光,也還是人質,一旦起兵造反,照樣撕票。還有,大家更熟悉的,就是城下之盟,除輸財貨,竭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還有和親與質子,接受對方的「禮遇」。玉帛女子都是「質」。我們的概念,和西方簡直一模一樣。劫持,英語叫kidnap,本來的意思是拐小孩。人質,英語叫hostage,本來的意思是主人的待客之禮。他們的hostage to fortune,是聽天由命,隨時可能失去的東西,特別是指老婆、孩子和珍寶,我們叫「室家之累」。 
  這是劫持的概念。 
  如果發生劫持,古人怎麼辦?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唐律疏義》卷十七規定: 
  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為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聽身避不格)。 
  【疏議】曰:有人或欲規財,或欲避罪,劫持人為質。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不限規避輕重,持質者皆合斬坐。「部司」,謂持質人處村正以上,並四鄰五保,或知見,皆須捕格。若避質不格者,各徒二年。注云「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聽身避不格」者,謂賊執此等親為質,唯聽一身不格,不得率眾總避。其質者無期以上親及非外祖父母,而避不格者,各徒二年。 
  律文的意思是,對劫持者要毫不手軟,見著就抓,抓著就殺。劫持者,不管是用人質換取贖金,還是以人質為掩護,對付抓捕,也不問其原來的罪行大小,只要是幹這種事,一定要處以斬刑。當地居民組織的負責人,還有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凡慮及人質安全,故意迴避躲閃,不敢抓捕罪犯者,要判徒刑兩年。只有人質的某些親屬,即屬於「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的本人,可以不在此列。 
  在這一規定中,擒殺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質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計。 
  清代研究法律的專家沈家本認為,漢律可能也有相應的規定。他舉了四個例子: 
  (1)《漢書·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裡空捨,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香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殮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5)   
  案:這是西漢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蘇回,原來的目的是劫財,但蘇回為郎,又是「宿衛臣」。廣漢化解危機,並非全恃武力,還靠個人威望,攻心奪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殺,殺則罪重;釋質,反可獲得寬大優待,活著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說不定碰上特赦,還能倖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誠信。 
  (2)《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案:這是劫地方官。 
  (3)《後漢書·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捨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 
  案:這是綁小孩求贖金,純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橋玄的大義滅親。橋玄把自己的孩子給害了,還向皇上進言,說「凡有劫質,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這是當時對付綁票的辦法。 
  (4)《三國誌·魏志·夏侯惇傳》:「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惇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慾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並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註:「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勢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案:這是劫將軍。傳言「國法」、「國憲」,可見避質不擊,是違法行為。韓浩所為,受到魏武嘉獎,一是拒絕求贖,二是擊賊不顧質,這是漢法和唐法都強調的東西,現在的說法是「絕不與恐怖主義妥協」。上條云「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此條亦云「由是劫質者遂絕」,這都是誇大其詞。沈家本說得好:「史雖雲劫質者遂絕,亦但戢一時耳。」人類反恐反了幾千年,總也反不完,要想畢其功於一役,那是談何容易,布什總統說了,長期著吧。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辦法。換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簡單,肉票自個兒就把自個兒撕了,於名節無虧,還不給政府找麻煩。 
  此外,我們還可討論一下,在古人眼裡,劫持是一種什麼樣的罪行。中國古代法律,李悝《法經》和漢《九章律》都以《盜》、《賊》為首。《盜律》的對象是盜竊財物罪,《賊律》的對象是人身傷害罪。上面說的刺殺,很明確,那是屬於《賊律》。但劫持不一樣,它雖有暴力挾持的特點,有時還真的把人質給殺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殺人不是最終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數,主要是求贖,為的還是錢,所以古人把它歸入《盜律》的範圍。《晉書·刑法志》說「舊律」的《盜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劫略」是搶劫財物罪,「恐猲」是敲詐勒索罪,「和賣買人」是買賣奴隸罪。「持質」是此類的補充規定,本來屬於「科」,特點是「劫召其財」。它最接近的是「恐猲」,即敲詐勒索。這些罪行和《賊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們分出來,立為《劫略律》。 
  一般的綁票,劫人是為了劫財,比如綁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樣,它是以人質為政治籌碼,跟政治對手討價還價,比如曹沫劫齊桓公,要求的是齊國侵佔魯國的土地。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漢代劫官員,有些也是出於政治目的,但上面說的例子,地位還不夠高。漢代末年,賊人特多,大家就連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讀《三國演義》,大家都知道,張讓、趙忠等宦者,李傕、郭氾等軍人,他們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見《後漢書》的《董卓傳》和《宦者列傳》)。那時的時髦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也是劫持活動。很多人都以為,只有白臉曹操這麼幹,其實這是那時的流行思想。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項羽拿劉邦他爸當人質。《漢書·項籍傳》說,楚漢相持,漢軍畏楚,躲在山頂上,項羽架口大鍋,說你給我下來,不然的話,我就把你老爹給煮了。項羽的辦法太陰損,劉邦的辦法也流氓。他說,我和你受命懷王,結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6)   
  中國古代不懂人權,「擊賊不顧質」,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級、首長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來分著吃,這是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地方,但現代人不也講「不妥協」論嗎?不妥協的結果,還是常常「顧」不了「質」。因為慮及人質安全,要錢(或其他條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還大。更何況,現代人看重人命,實有高低貴賤之分。天下窮人的命,古代不值錢,今天也不值錢。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錢,今天也值錢。美國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樣。恐怖分子跟美國賭命,關鍵就是不對稱(實力不對稱,人命也不對稱)。看看美國有名的反恐電視劇《24小時》吧,Jack愛老婆愛孩子,愛得要死要活,很能體現家庭至上的美國價值觀,只要老婆、閨女被綁(導演是成心讓她倆動不動就被綁架),他就什麼都答應,刺殺總統都行。這和中國古代的「不妥協」論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優劣是一回事,戰術上的優劣是另一回事。這裡關鍵是,拚命的事,躲也躲不過,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麼辦?這才是問題所在。有此考慮,我曾設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給綁了,布什該怎麼辦(中國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與刺殺相比,劫持更有頭腦(商人頭腦),它比刺殺更老練,有更多的權謀在其中(以命換命,一直有價值計算)。現代歐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還不怕別人死嗎)是其下手之處。談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時間,假談真打,是惟一對策。 
  然而,惟一的對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對策。 
  四、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災難,一大悲劇,數量驚人的平民喪生其中,受害最大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裡?或曰「斬草除根」的「根」在哪裡?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對比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開頭,這裡做一點總結。 
  在「恐怖主義一鍋粥」裡,我們是否還可以理出一點頭緒?我想,透視古今,從批評的角度反觀,也許倒能明白一點。試試吧。 
  第一,人們對恐怖主義的批評,最基本的一點,是它使用暴力,搞議會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議會政治的人,他們用投票表決,對外發動戰爭,對內進行鎮壓,並不能改變其暴力的性質,而且照樣會出恐怖主義。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選的總統。暴力當然可以是單向的,但更多是對等行動,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當然也要按法律規定來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約流氓掐架,挨個收拾),這很簡單。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國際警察,即使有國際法庭和聯合國,照樣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聯合國本身就是強權政治的產物,槍桿子裡面出公理(凡爾賽和約和雅爾塔協議,都既是戰爭結束的果,也是重起釁端的因)。美國可以隨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國際間的暴力使用,誰是「警察」,誰是「流氓」,其合法性該由誰來解釋,這一直是大問題(當然美國是以「國際警察」自居,而且定義了「國際流氓」)。強權政治還是支配一切。國內的暴力使用,也不見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謂的「賊」、「匪」定義,就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第三,暴力還有正規和不正規之分。恐怖主義當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說,凡不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向正規軍人挑戰或應戰,而是用隱蔽的和突然的方式發動襲擊,就不是戰爭是犯罪,這也不對。人類自有戰爭,從來就有兩種戰法,強對弱或弱對強。通常所謂的正規戰法,只是前者。這樣的戰法絕不是惟一的戰法。我們不能說,只有弱者用強者的辦法對付強者才算戰爭。這在軍事學上是講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書都強調一點,謀略是和詐偽有關。而「兵不厭詐」的要義是:沒有規則就是惟一的規則。如色諾芬的書就把恐怖主義當軍事手段。克勞塞維茨也說,戰爭體現的是「兩極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極端傾向,「除了受內在的牽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戰爭論》)。即使伊拉克戰爭,美國的暗殺、破壞和收買內奸,作用也不亞於狂轟濫炸。還有,我們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定義是從搏鬥講起,單兵的殊死搏鬥,是戰爭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恐怖就是戰爭的繼續。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們總是習慣於把利益衝突轉化為道德(或宗教的)說教,因而把暴力分為好暴力和壞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壞,只能從政治目的判斷,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後果也很複雜,很難按道德來評判。現代恐怖主義,背景很複雜。冷戰時期,出於反蘇反共的戰略利益,美國支持的多是獨裁政權(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戰犯),並人為製造了很多「捉對廝打」的地區對峙和地區分裂,撕裂殖民統治和戰爭遺留的歷史創傷,引發宗教、種族、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現在的恐怖主義,更直接與美國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蘇,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還有解體蘇聯的戰略有關。恐怖活動的背後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說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們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誰,也就夠了——敵人總是邪惡的。但這種說法不能提供標準。比如,同是刺殺,同是劫持,同是自殺式襲擊,單就形式講,我們很難說,它是好暴力還是壞暴力。自古以來,刺殺對象,主要是權貴和政要,但現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殺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殺。暗殺現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導彈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轉(要玩也只能是自殺性襲擊)。二次大戰後,真正熱衷此道是誰?反而是美國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薩德(後者尤精此道)。「斬首行動」或「重點清除」,其實就是刺殺,而且明殺多於暗殺。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7)   
  第五,人們當作絕對標準的最後一條,即「襲擊平民」,這點也有問題,至少作為普遍標準,還很有問題。現代戰爭的文明化是神話,無論當年的越南戰爭,還是現在的伊拉克戰爭,平民的被殺都是數量驚人,遠遠超過各種自殺式襲擊。更何況,這些死傷,很多都是故意製造,更不用說制裁期間死於病餓的平民。我說過,手術式的精確打擊,這並沒有改變眼前的殘酷事實,軍人還是軍人,他們不是醫生。軍人平民分不清(為什麼分不清,這後面意味著什麼),出於防衛的不得已誤殺,不過是借口。《不列顛》說,現代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徵是,「被害者經常是偶然置身現場的無辜百姓」,請問,在炸彈隨處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們能夠離開這個「大現場」嗎?「誤殺」也太多了吧。挑個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歐美的大醫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殺後救,毀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虛偽了點?它讓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謁過的耳塚。日本名將豐臣秀吉征朝鮮,殺人如麻,堆耳成塚。塚前有碑雲,這是仿《左傳》「京觀」,體現他的大慈大悲。他為朝鮮人吃齋念佛,超度亡靈。 
  總而言之,歸納上述批評,我們可以看出,它是用層層剝筍的辦法,把恐怖主義從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為中剝離出來,等同於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定義為「狹義的恐怖主義」。從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質不明或不便稱說者,現在多冠以「武裝分子」)。至於這類活動的起因,其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特別是作為其報復對象的另一種暴力,則往往忽略不計。關於後者,這裡不能詳談。我只想說一句,即便是最「邪惡」的恐怖主義,也仍然沒有離開《不列顛》的基本定義,即它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活動,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復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贖不是錢,而是政治條件)。對這類活動,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評最文不對題,也很難自圓其說。孟子問梁惠王:「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回答是:「無以異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來,以暴易暴,雖有強弱之異,但總是對等行動。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紅色恐怖也是恐怖,什麼樣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別是一切勢同水火的行動總是互為因果,強勢的一方總是身披光芒,弱勢的一方總是如影隨形,光明和黑暗的鬥爭,往往不過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當人們痛心於這類災難時,那些「製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們是不是也應反躬自問? 
  即使最狹義的恐怖主義,根源也在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一手遮天。我們低估什麼也不能低估了美國的作用。大道理總是管著小道理。 
  目前,最狹義的恐怖主義,即國際主流定義的恐怖主義,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基本特徵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頭打坦克,這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考古學家說,石頭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沒有歷史)。它和列強手中日新月異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是鮮明對照。還有,我們不要忘記,恐怖戰術的出發點是不怕死(對方的說法,反而是「懦夫」)。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讓我想起中國最著名的軍事家吳起。 
  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愛兵如子而著稱。但中國的恐怖戰術,只有他講得最清楚。他有一個比方,「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照他設想,假如有一支五萬人的軍隊,個個都像這種「死賊」,恐怕就是天下無敵了(《吳子·勵士》)。 
  吳起後來死在楚國,死在楚悼王發喪的儀式上。當時,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團團圍住。他不愧是軍事家,死到臨頭,還玩兵法,竟厲聲大喊,我倒要叫你們看看我是怎樣用兵。說罷,往楚王的屍體上一趴,亂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爛。楚國法律,凡是用兵器傷及王屍者都是死罪。所有參加圍攻吳起的人,幾乎都被滿門抄斬(《呂氏春秋·貴卒》、《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他以一死證明了他的兵法。 
  吳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個死人殺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厲鬼復仇(經常是在活人的夢中復仇)。我只聽說過「自殺性襲擊」(最能欣賞自殺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沒有聽說過「被殺性襲擊」(很多動物,含毒帶刺,是用這個方法)。 
  這是最令人驚奇的事。 
  2004年8月4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一】 
  我曾說過,世紀之交,無禧可慶。近來的反恐戰爭,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衝突,反而愈演愈烈。拙稿寫成後,在俄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別斯蘭事件(9月3日)。謹以此文紀念喪生於這一事件的所有無辜死難者。 
  2004年9月9日。 
  【附記二】 
  我在這篇文章中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有些讀者在網上說我搞錯了,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其實並沒有錯。為了解除讀者的誤會,我寫過一篇小文:《為什麼說曹劌和曹沫是同一個人》,因為文章枯燥,這裡不再收入,讀者有興趣,可查《讀書》2004年9期,129-134頁。但我確有硬傷,而且很嚴重。比如一不小心,竟把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布萊爾錯寫成克萊爾,現已糾正。又《讀書》雜誌編輯部轉來黃力民先生的信(1月19日)。黃先生指出,我把《音調不定的號角》的作者寫錯了,他的作者其實是泰勒,不是麥克納馬拉。這本書,我還是當中學生時讀的,當時是內部讀物。40多年後,記憶散漫,產生混亂,而又失於核查,我很感謝他的糾正。另外,我應補充說明一下。二戰時期,美國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他們對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結束二戰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戰後的一段時間裡,特別是50年代,美國曾醉心於大規模報復戰略。但朝鮮戰爭受挫,迫使他們重新思考。泰勒此書就是反省大規模報復戰略,並提出用靈活反應戰略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美國的戰略千變萬化,然而,在西方戰略傳統的影響下,對於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來說,大規模報復始終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法。   
  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8)   
  2005年3月10日。   
  戰爭啟示錄(1)   
  一、序說 
  西方的軍事傳統,特點是崇尚武器,崇尚實力,崇尚大規模的殺戮和報復,崇尚對外的侵略和征服。他們談論戰爭,總是喜歡把根子追到兩件事上。一是人類的暴力活動,與男人有很大關係,與男人的暴力傾向,特別是性侵犯,有很大關係。二是人類的暴力活動,和動物有關,和打獵有關,和打獵後用獵物作犧牲,進行血祭有關。 
  關於第一點,我們要注意,西方以M打頭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傾向有關。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陽剛之氣或男子漢氣,martial art是武術,military art是兵法。他們說,男人來自火星(Mars),火星是戰神,總是喜歡強加於人。一個國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個國家,殺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強姦和虜走所有女人,這就是古典意義上的戰爭和男人心目中的勝利。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英文原名叫The Rape of Nanjing,rape的特點就是強加於人,它的原始含義是強搶,另一個意思是強姦。它不僅可以涵蓋日軍在南京的燒殺搶掠(後來有所謂「三光政策」),還特別指他們對中國婦女的暴行。日本老兵手裡有很多反映這類暴行的照片。他們的文化中有強烈的大男子主義,大家很熟悉。 
  第二點,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獵人和牧人是男人,他們和動物的關係很密切。貴族武士都愛打獵,打獵是原始的軍事訓練,到處如此。他們用獵物獻祭,祈求神祐,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第一,是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人比為野獸,可以任意殺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動物,雖「饑餐」、「渴飲」也有合理性。古代殺俘獻祭,就是模仿這種血祭。我們都知道,動物有捕食類(predator)和被捕食類(prey)。鷹獅虎狼是前者,駝馬鹿羊是後者。前者吃葷,後者吃素。中國古代把貴族叫「肉食者」,人也分吃葷吃素。「文革」後,有人說,西方先進,是因為吃肉多;中國不行,是因為光吃糧食不吃肉。如果真是這樣,那匈奴、蒙古、愛斯基摩才是最先進的文明。這當然不對。但戰爭確實不吃素,征服者皆以虎狼自居,沒人說我比兔子跑得快。 
  手邊有本書,叫《血祭》(Barbara Ehrenreich,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7),就是從這類話題說起,講戰爭的激情,戰爭的非理性,即「獸性大發」,人的邪火和怒氣都是打哪兒冒出來的。在荷馬史詩中,英雄血脈裡都有一種叫lyssa的東西,經學者考證,就是「豺狼一般的狂暴」(布魯斯·林肯《死亡、戰爭與獻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魯威儀的《早期中國的合法暴力》(Mark Edward 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是近年來討論中國軍事傳統的名著,其中也有不少筆墨是花在討論這類問題上面。 
  下面,我想談談中國人的戰爭觀念,和他們做一點對比。 
  二、人道先兵 
  中國重人道,人與人斗的學問特別發達。 
  戰國末年,殺人盈野,是中國兵學的黃金時代。 
  《鶡冠子·近迭》有段話: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捨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鶡冠子·近迭》) 
  戰國秦漢時期,齊魯之地,最有傳統的祭祀是圍繞八主祠。八主祠的遺跡至今猶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陰主、陽主、四時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當於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戰神蚩尤,就是相當人主祠。 
  三、血氣 
  歐洲兵法的黃金時代是在拿破侖戰爭之後。這場戰爭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理性在當時很時髦。後來,人類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人們提出疑問:戰爭是一種理性行為嗎?我們真的擺脫了動物性嗎?這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問題。 
  「血氣」是人類的動物本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 
  俗話說,少不讀《西廂》(或《水滸》),老不讀《三國》。年輕人好色好勇,不像老年人深謀遠慮,一肚子詭計,主要是「血氣」作怪,荷爾蒙分泌太多,腎上腺素來得太快。 
  中國人講戰爭,也是從「血氣」說起(參看魯威儀書,第六章): 
  怒者,血氣也。爭者,外脂(肌)膚也。怒若不發,浸廩(淫)是為癰疽。(馬王堆帛書《經法·經·五政》)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托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跂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淮南子·修務訓》)   
  戰爭啟示錄(2)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齒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史記·律書》) 
  上面說的「氣」,既是「酒色財氣」的「氣」(見《金瓶梅》第一回),也是「含齒戴角之獸見犯則校」的「氣」。 
  共工怒觸不周山,天塌地陷,這種力量,誰也不可低估。 
  四、中國的戰神 
  人類的武器,當以木石水火為最原始。石器時代,弓矢、投石器和舟楫被發明,但沒有戰馬、戰車和金屬製造的兵器。青銅時代,有了快馬輕車和利刃,殺人才變成一門藝術。馴化馬和青銅兵器,這兩項發明最重要。 
  中國的戰爭和馬有關,古代的軍事長官,商代叫「馬」,兩周時期叫「司馬」,出兵前的祭祀叫「禡祭」(也叫「師祭」)。「禡祭」,照例要祭兵器和兵器的發明者蚩尤,或說還包括黃帝(《周禮·春官·肆師》鄭玄注)。秦末,劉邦在沛縣造反起事,自立為沛公(模仿楚縣公),曾在縣廷舉行血祭,祠黃帝,祭蚩尤,用牲血塗染鐘鼓和旗幟,鐘鼓是紅的,旗幟也是紅的(《史記·高祖本紀》)。這種祭祀就是屬於禡祭。 
  戰爭的特點是壁壘分明。中國古代神話也分好壞人,所有好人(五帝之類),黃帝是第一人;所有壞人(四凶之類),蚩尤是第一人。黃帝和蚩尤戰於阪泉或涿鹿,是傳說中最有名的戰爭:蚩尤是「邪惡」和「混亂」的象徵,黃帝是「正義」和「秩序」的象徵。這個神話最重要。 
  蚩尤是什麼人?是黃帝六相(蚩尤、太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之首。黃帝六相是《周禮》六官式的一套職官。蚩尤掌天時,相當於天官(《管子·五行》)。但他背叛了黃帝,和黃帝作對,最後兵敗身死,下場很慘,是個「失敗的英雄」。《世本·作篇》說「蚩尤作兵」。蚩尤號稱「兵主」,是以兵器的發明者而著稱。秦八主祠,其中有兵主祠,就是祭祀蚩尤,據說在漢東平陸監鄉(今山東汶上縣西北)。漢高祖在長安,漢宣帝在壽良(今山東東平縣西南),也都立過蚩尤祠。他是五兵的發明者。五兵都有哪幾種?各書說法不同,主要是戈、矛、劍、戟、弓矢,或說還有殳、鉞、鎧、盾等等。 
  希臘的戰神是雅典娜(Athena)和阿瑞斯(Ares),羅馬的戰神是馬爾斯(Mars),他們手執劍、盾,有雕像在,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的模樣。 
  中國的戰神是蚩尤。在沂南漢畫像石上,我們見過蚩尤,他面目猙獰,有如怪獸,頭戴弓矢,身穿鎧甲,手執戈矛,腳執刀劍,胯下還立著一面盾,很像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憑血氣作殊死搏鬥的動物。魯威儀的書,就是用這張圖作封面。 
  五、風後、玄女的發明 
  黃帝伐蚩尤,據說九戰九不勝,最初打不過蚩尤。蚩尤的優勢,一是兵器好,二是能調動風伯雨師,呼風喚雨,興雲作霧。上面說過,他是黃帝的天官。黃帝轉敗為勝,是靠了兩個人的幫助,一是風後,二是玄女。 
  風後,是黃帝七輔(和六相不同的另一套官職)之一。他的發明是指南車和八陣圖(《太平御覽》卷一五引《志林》和《風後握奇經》)。指南車是相當GPS這樣的定位系統,比一般武器更厲害,特別是破蚩尤的風雨雲霧。八陣圖是屬於陣法。這種圖是按九宮類的式圖來營兵佈陣,與式法有關。 
  玄女,「主北方萬物之始」(《太白陰經》卷十),單從名字即可看出,她是代表北方的女神。南方多雨,北方乾旱。蚩尤作大風雨,黃帝從天上請來一位天女,叫「魃」(《山海經·大荒北經》),她來了,才止住風雨。這位乾旱女神就是九天玄女。玄女授黃帝「戰法」,其實也是式法。 
  中國古代講式法的書很多都是依托風後和玄女。式法是軍將的必修課。 
  黃帝和蚩尤鬥法,還包括風角、五音,和《史記·律書》的內容有關,和「師出以律」的「律」有關(《易·師》)。這類技術,多與兵陰陽有關。 
  中國古代的軍事技術分兩門,其中一門叫兵陰陽。兵陰陽,是屬於「知天知地」的大學問,即諸葛亮借東風能掐會算那一套,其中很多是屬於占卜之術,今人視為迷信。 
  但在古人看來,兵陰陽才是當時的高科技。 
  黃帝伐蚩尤,主要就是在兵陰陽上鬥法,這是我們的解讀。 
  六、蚩尤之死:蹴鞠的發明 
  中國古代的軍事技術,還有一門叫兵技巧。它包括兵器的使用,武術和軍事體育,其中最複雜,是攻城術和守城術。攻城和守城,也是和文明有關的發明。 
  中國古代的軍中之戲,包括角牴、蹴鞠和圍棋(弈)。 
  角牴是摔跤類的遊戲,它是頭戴雙角,模仿含牙戴角的動物,互相角力,古人也叫蚩尤戲(上面說過,蚩尤正是這種形象)。蹴鞠是中國式的足球,外面是皮,裡面是毛。這種遊戲也和蚩尤有關。 
  據說,蹴鞠的發明者是黃帝(劉向《別錄》)。但黃帝怎樣發明蹴鞠,過去不知道。日本江戶時期(17世紀)有本書,石近政光的《蹴鞠指南大成》(收入《雜藝叢書》第二),它說蹴鞠是踢蚩尤的腦袋。這是比較晚的傳說。只是到70年代,由於馬王堆帛書的發現,我們才知道更古老的答案。   
  戰爭啟示錄(3)   
  原來,黃帝伐蚩尤,活捉了蚩尤,他對蚩尤的處置很殘酷。為了警告作亂者,黃帝把他的皮剝下來,做成箭靶;把他的頭髮剪下來,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來,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爛,做成肉醬(馬王堆帛書《經·正亂》)。 
  蚩尤之死,似乎是身首異地。古人認為,斬比絞懲罰更重,絞能保留全屍,斬是身首異地。它死後,有兩個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說:「蚩尤塚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尤旗。肩髀塚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塚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壽張即壽良,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即漢宣帝蚩尤祠所在。鉅野在今山東鉅野縣東北。二者都在今山東西部。 
  魯威儀討論的sanctioned violence,直譯是被批准的暴力,即對合法性具有壟斷解釋權的暴力。古代有「兵刑合一」說,用刑罰解釋戰爭,就是屬於sanctioned violence。蚩尤之死,體現了這種精神。 
  七、三時講武而一時用兵 
  古代各國,軍事演習多假打獵行之,野獸就是假想敵,這是普遍規律。中國稱為藪狩或校獵。 
  然而,打獵選在什麼時候,卻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清代有木蘭秋獮之制,就是選在陰曆的五月到八月。這是打獵的最佳時間,鳥獸毛最好,膘最肥。 
  漢族什麼時候打獵,好像四季都可以。古人說「春獵為藪,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爾雅·釋天·講武》)。但漢族是以農業為主,古人有「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國語·周語上》)的說法,即春、夏、秋三個季節是用來務農,只有冬天才借打獵來講武。同樣的說法也見於《禮記·月令》,如「孟冬之月,……是月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禮記·月令》)。 
  八、女戰神、女兒國和娘子軍 
  戰爭是男人的遊戲。現在的兒童遊戲,還是男孩玩刀玩槍,女孩玩洋娃娃、過家家,性別差異很明顯。 
  希臘神話,最初的戰神是女神(雅典娜),後來才有各種男神。西人盛稱的女兒國和娘子軍,則有希臘神話中的亞馬孫(Amazon)。 
  男神顛覆女神是大問題,《血祭》有專門討論。 
  我國的神話,九天玄女也是一位戰神。她不僅以戰法教黃帝,還授之以房中術。中國的房中書一直是以戰爭喻男女之事,稱女子為「敵」。男人於五行為木,配四神的青龍,外剛內柔;女人於五行為金,配四神的白虎,外柔內剛。男人不是女人的對手,「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古人稱為「金克木」。明清色情小說常有這類描述。 
  中國是大男子主義的國家,本身沒有女兒國,女兒國的故事都是屬於海外奇談。古人的說法是叫「女國」。如西王母的故事,就是較早的傳聞,屢見於漢代的圖像。晚一點,《三國誌》、《後漢書》、《梁書》的《東夷傳》也說今朝鮮、日本一帶的大海之中有個女國,是東方的女兒國。《魏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和《大唐西域記》也提到三個女兒國,一是于闐南的東女國,即蘇伐剌拏瞿呾羅(Suvarnagotra),在今西藏的西部;二是所謂「西山八國」中的東女國,在今四川金川縣一帶;三是大食西北的西女國,據說在今土耳其境內,則是西方的女兒國。古人對女兒國往往神秘其事,以為一國盡女,借鄰國男子傳種,其實只是以女為王的國家。這種國家,歐洲多有之。中國的狩獵遊牧民族,女人的地位也比漢族高。這些都屬於古風猶存。《西遊記》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說通天河對岸有「西梁女國」,就是以于闐南的女國為藍本。 
  女子從戎,見北朝民歌《木蘭詩》。唐高祖起義太原,也有平陽公主組織的娘子軍。鮮卑拓跋部,祁後臨朝,號稱女國。李唐與鮮卑通婚,也出了武則天。這些都與胡風有關。 
  九、中國古代的生物武器 
  2003年,既是伊拉克戰爭之年,也是非典肆虐世界之年。 
  非典時期,討論細菌、病毒的書和文章鋪天蓋地。我有三個印象最深,第一,疾病是與時俱進,人有一張管不住的嘴,植物、動物,甚至人,什麼都吃,人與人,人與動物、植物打交道越多,染病越多,這是報應,如新石器時代,我們有了農業和畜牧業,疾病才突飛猛進大發展;第二,治病是場持久戰,歸根結底治不好,人體自身有免疫力,細菌、病毒也有抗藥性,消滅細菌和病毒,也就消滅了人本身;第三,人病大戰主要靠兩條,隔離(主動免疫)和藥物(被動免疫),但關鍵是靠免疫力,免疫力的獲得,歷史上的代價,一般都是大批死亡,自局部觀之,也是「予與汝偕亡」。這本身就是戰爭。 
  古人有鑒於疾病的傳染性,特別是交叉感染,因而想到「蠱」。《說文解字》卷十三下蟲部有「皿蟲為蠱」之說。古人相信,只要把各種毒蟲放一塊兒,讓他們互相吃,就會產生劇毒和傳染性,有些是立即見效,有些是效果緩慢。長江以南,自古就流行這類巫術。特別是西南地區,如雲南和西藏,就是今天,也還保存著這類技術。參看李卉《說蠱毒與巫術》(《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9期,1960年)、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上海藝文出版社,1999年)。   
  戰爭啟示錄(4)   
  把「蠱」的想法用於戰爭,就是所謂「生物戰」或「細菌戰」。 
  古人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大戰之後,屍體腐爛,導致瘟疫蔓延,會引起更多死亡,這是戰爭的繼續。1347年,蒙古人圍攻克里米亞的卡法,曾將鼠疫患者的屍體投進熱那亞人的城牆,熱那亞人將細菌帶回歐洲,造成鼠疫蔓延,就是一次細菌戰。戰爭和疾病有不解之緣。 
  16世紀,西班牙人征服美洲,除快馬利刃和槍炮,還有一件武器,是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病:天花、麻疹、傷寒、斑疹傷寒和流感。歐洲人有免疫力,他們沒有。這類疾病多是病毒類的疾病。滿人征服漢地,也有天花的困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戰。 
  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也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戰(利用日本的技術)。 
  1972年才有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約,但有些國家還偷著玩。 
  《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1年)說,「朝鮮戰爭(1950-1953)期間,中國曾指控聯合國軍從事細菌戰。20世紀裡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施過成功的細菌戰」(「生物戰」條)。 
  中國是細菌戰的受害者,這不是一種說法,而是歷史事實。 
  什麼才算「成功的細菌戰」?我們不知道。 
  十、《武經七書》 
  世界上很多擅長作戰的民族(如匈奴、蒙古和滿族)都不寫兵書(有些民族連文字都沒有),很多足智多謀的名將也沒有兵書傳世。 
  但中國不一樣。 
  中國的特點,是兵書特別多,也特別發達。數量,見於著錄,在四千種以上。深度,很多都是屬於戰略層次,甚至是哲學層次。這類古書,很早就經典化,兩千年後的軍人還是讀兩千年前的古書,不像歐洲,類似著作,要遲至19世紀上半葉才出現。 
  宋金明清,中國的軍人都是以《武經七書》為武舉教材。《武經七書》包括《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這些書,只有《三略》屬於漢代,《問對》屬於唐代,其他都是先秦留下的經典。 
  中國的兵書分四門。 
  四門,即《漢志·兵書略》的「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權謀」、「形勢」是謀略,「陰陽」、「技巧」是技術。謀略的地位,顯然在技術之上。謀略是道,技術是器。道惟求舊,器惟求新,這也是特點。 
  四門中的謀略,傳世經典比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經七書》裡。中國的先秦兵典以齊地為最發達。名氣最大,是《孫子兵法》、《司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韜》)。《孫子兵法》(包括吳、齊兩種《孫子兵法》)是兵法的代表,《司馬法》是軍法(也叫軍禮)的代表。兵法脫胎於軍法。《太公兵法》則是依托文武圖商的歷史故事(類似《三國演義》的歷史故事)講陰謀詭計的書,其實是通俗兵法的代表。它們代表了先秦兵書的三個類型。《吳子》、《尉繚子》是三晉系統的兵書,地位次之。今本《吳子》是唐代重編的節抄本,也屬於兵法類的作品,但水平不如《孫子》。《尉繚子》的內容則與軍法、軍令有關,影響也不如《司馬法》。漢代的韓信是傳《孫子》和《司馬法》,張良是傳《太公兵法》。《三略》就是出於張良一派的傳授,乃是《太公兵法》的延續。《李衛公問對》雖然也討論當時的戰爭,但言必稱三大經典。崇尚三大經典,仍是它的指導思想。 
  四門中的技術,古書多亡佚,沒有經典。陰陽類,只有銀雀山漢簡中的《地典》是失而復得。技巧類,只有《墨子》講城守的各篇保留下來。 
  中國的軍事傳統,特點是尚權而輕力,貴謀而賤技。這和西方的傳統不一樣。它對戰爭現象做超越時空的討論,優點是高屋建瓴,缺點是下臨無地,有利也有弊。今天的我們應該有清醒認識。 
  十一、《六韜》取名之義 
  歐洲的旗、盾徽章(arms)多以鷹、獅為飾,軍人好以猛獸自況。 
  我國也有類似傳統。 
  今本《六韜》包括六篇,即《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後漢書·何進傳》李賢注說:「《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他把全書比喻為《周禮》六官式的系統(前兩篇象天地,後四篇象四時),即天子御將,將御偏裨,偏裨御校尉,校尉御司馬。這是古人的一種解釋。其中《霸典》、《文師》就是今本的《文韜》、《武韜》。「韜」的本義,是裝弓矢的皮匣子。但這裡所謂「六韜」,卻是用來裝六種陰謀詭計,好像後世說的「錦囊妙計」,是把各種陰謀詭計裝在一個袋子裡。《六韜》系統的古書,《文韜》、《武韜》,講「文論」、「武論」,放在最前,後面四篇都是以動物命名。 
  這種習慣很古老。 
  《列子·黃帝》說,「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以鵰、鶡、鷹、鳶為旗幟」。   
  戰爭啟示錄(5)   
  《書·武成》說,「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我懷疑,《六韜》題篇,大概是象徵文、武二王率龍、虎、豹、犬之師。 
  司馬遷說,「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史記·魏世家》),形容秦始皇,也是「蜂准,豺聲,少恩而有虎狼心」(《史記·秦始皇本紀》)。《荀子·議兵》說,齊國的士兵不如魏國,魏國的士兵不如秦國。古人都說,秦國是「虎狼之國」,秦兵是「虎狼之兵」。 
  中國的導引之式和武術套路,也多半是模仿動物。 
  在戰爭問題上,人最推崇動物。今天的美國還是如此,他們的軍隊名稱,飛機、軍艦和導彈,仍然喜歡以猛獸猛禽命名。 
  十二、由余的自尊 
  《漢志·兵書略》的形勢家有一部兵法叫《繇敘》,今已失傳。繇敘,就是古書中的由余。 
  孔子有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這段話,歷來都以為是蔑視夷狄。但明清時期,也有人故意唱反調,如謝肇淛、顧炎武,他們認為,諸夏不如夷狄,歷史上的例子很多。 
  由余本來是晉人,竄身戎狄,為戎王做事。戎王派由余出使於秦。秦穆公讓他參觀秦國的宮室和積聚,向他炫耀秦國的富有。由余說,這些東西,「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感到奇怪,問他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著回答他,「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史記·秦本紀》) 
  由余的自尊,令秦穆公慚愧。他一心想把有由余挖過來,所以讓內史廖給他出主意。內史廖說,戎王住在偏遠不曾開化的地方,從來沒有見識過中國的音樂,您最好派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讓戎王沉溺其中,趁機邀請由余訪秦,留而不發。他們用美人計和離間計,終於得到有餘。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稱霸西戎。 
  漢族的優勢是文明,文明的優勢是腐化。 
  但我相信,在打仗的問題上,戎狄一直是老師。他們沒有兵書傳世,卻是最善於作戰的民族。 
  十三、退避三舍 
  一部春秋史,晉楚爭雄是重頭戲。 
  晉承夏政,是北方大國,為周室之屏障,楚人北上,問鼎中原,晉是主要對手。楚人的特點,是性格暴躁,古人謂之「沐猴而冠」(《史記·項羽本紀》),即帶著帽子的獼猴,表面像人,其實非常粗魯,今人猶稱「九頭鳥」。張良曾說「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史記·留侯世家》),周勃也說「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史記·絳侯周勃世家》),都勸劉邦不要和項羽硬拚。其實,這種印象,在春秋就有。當時,楚國正在崛起,其勢咄咄逼人。晉人說,「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未可與爭」(《左傳》宣公十五年)。 
  晉公子重耳流亡國外,曾受到楚國的接待。楚王問他,如果你能回到晉國,將怎樣報答我。他說,假如托您的福,我能回到晉國,有一天,不幸兵戎相見,「其辟君三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捨」,本指宿營。春秋時期,行軍的常規速度是三十里,每到三十里要宿營。故「捨」又是計算行軍速度的單位。三十里為一捨,三捨是九十里。他是以後撤九十里作為報答。古代談判,前提是「退捨」,脫離接觸。九十里是三天的路程,後撤九十里,也就是脫離了雙方可能接觸到的距離。這句話,後來演變成成語,就是「退避三舍」。 
  動物對距離十分敏感。當你離它太近,接近或超過它認為的安全距離,它會做出緊急選擇,或者逃跑,或者進攻。人也是這樣。 
  岳麓書院,門口有對聯,上面寫著「惟楚有材」。楚國人材豐富,但很多都叛逃,逃到了晉國,就像他們的齒牙革角和珍貴木材,物流的方向是北方。晉人說,「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此大國之風也。 
  《老子》說「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六十九章)。 
  退讓並不是恥辱。 
  毛澤東拈古書之語為兵法,曰: 
  不為天下先(出《老子》第六十七章,原作「不敢為天下先」), 
  退避三舍(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來而不往非禮也(出《禮記·曲禮上》,原作「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其中就有這一條。 
  十四、不羞遁走 
  逃跑也是兵法。 
  中國的兵法是來源於戰爭,不僅來源於內戰,也來源於外戰。歷史上,外敵入侵,主要是從北邊來,所以講防禦,主要是城防。明清時期,新的敵人是從海上來,是坐船來,這才大講海防和江防。「騎馬民族」南下,特點是流動性,即機動和突襲。 
  司馬遷講匈奴之俗:   
  戰爭啟示錄(6)   
  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俗,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史記·匈奴列傳》) 
  這裡的「不羞遁走」,在軍事學上很重要。「逃跑」、「忍耐」和「等待時機」是中國兵法的特色。蒙古統治時期,漢族有《忍經》,《三十六計》也是「走為上計」(其實是最後一計)。「跑」這一條很重要。它是從「騎馬民族」學來的。「馬」在古代是機動性最強的作戰武具,坦克發明前,任何東西都比不了。騎馬民族固然離不開「馬」,對付騎馬民族也得靠「馬」,所以漢武帝要到西域求大宛馬。「馬」是一種「軍事傳染病」。西班牙征服美洲就是靠「馬」。流寇稱為「響馬」,也離不開「馬」。中國的內戰,主要是對付農民戰爭。統治者把農民武裝叫做「流寇」,也有對付「流」的問題。毛澤東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是殲滅戰,「走」是運動戰,同樣看重「逃跑」。 
  其實,何止是逃跑,投降也可以是兵法。 
  十五、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動物是最好的戰術家,特別是蒼蠅、蚊子。 
  從前,在鄉下,常受蚊蠅騷擾,不勝其苦。白天,地頭歇晌打瞌睡,眼皮一合,就有蒼蠅圍著你亂轉,嗡的一聲(高頻振翼,聲音震耳),有如飛機俯衝,直撲嘴唇,或者在你臉上亂爬。你還沒來得及揮打,剛一睜眼,它就跑了。你睡它就來,你醒它就去,反正不讓你安生,惟一的辦法就是用草帽遮臉。蚊子更鬼,專於夜深人靜,搞突然襲擊。它們有紅外夜視和熱敏感應的高科技裝備,好像現在的美國兵,有時在腦袋周圍盤旋,聲音大的像飛機(也是高頻振翼),有時又悄無聲息,在你手上腳上亂叮,突遭暗算才發覺。而且,經常是這個來了那個走,輪番進攻。氣得你七竅生煙,挑燈夜戰,滿屋子瞎撲亂打,根本睡不成。 
  春秋末年,楚國勢大,吳王闔閭伐楚,伍子胥給他出主意,就是採用這種戰術: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餘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左傳》昭公三十年) 
  所謂「亟肆以罷之」,「亟」,是頻繁的意思;「肆」,杜預說是「暫往而退」(《左傳》文十一年注),意思是派三股部隊,輪番騷擾,突然出現,又突然撤回;「罷」是疲勞。總之,是來回來去折騰你,讓你疲於奔命。「多方以誤之」,也是說用各種方法,誘導敵人犯錯誤。 
  毛澤東的十六字令: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也是這種戰術。 
  對付蚊蠅,我的經驗是,第一,不要亂跑,更不要追著跑(只有「沒頭人」,哪有「沒頭蒼蠅」);第二,蚊蠅總是去而復來,宜於原地靜候;第三,最好誘之以利,蚊嗜血,蠅逐臭,兩者都趨光。等它來了,落定腳跟,再打。包括以身飼蚊,等它叮你再動手。歷史上官軍剿匪,聰明者,如曾、胡、左、李,就是使用這類辦法。 
  《孫子·虛實》有句話,叫「致人而不致於人」。李靖說,「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這話很對,兩面都適用,全看誰能調動誰。 
  十六、兵不厭詐 
  「兵不厭詐」是什麼意思?我喜歡用一句話來概括,「沒有規則就是惟一的規則」。比如京劇《空城計》,諸葛亮大開城門,司馬懿不敢進,主要是他多疑,「諸葛一生惟謹慎」,怎麼會大開城門?他猶豫再三,怕有伏兵,不敢進。但他萬萬沒有料到,這次,諸葛亮是一反常態,故意反著來。空城計,計謀本身無好壞,全看對方是否中計,中計就是好計。 
  「詐」永遠沒有固定的內容。 
  「兵不厭詐」這個詞,來源可能是韓非引用舅犯的話。原文是: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韓非子·難一》) 
  舅犯即狐偃,古書也作咎犯。此人是狐戎之人。狐戎,可能與令狐有關,《戰國策·秦策五》稱為「中山盜」,是活動於山西境內的許多戎人中的一支。戎人多詐,擅長流動戰術。韓非師事荀卿,對「詐偽」的使用頗有限定,和《荀子·議兵》對「詐」的態度一樣。但「戰陣之間,不厭詐偽」,他否定不了。《老子》講「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說「兵者,詭道也」(《孫子·計》,「兵以詐立」(《孫子·九地》)。戰國以來,兵家都很強調「詐」。   
  戰爭啟示錄(7)   
  「兵不厭詐」在唐代的古書中就已出現。如: 
  (1)《史記·田單列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索隱:「兵不厭詐,故云『善之』。」 
  (2)《北齊書·高隆之傳》:「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 
  此語,明清小說多見(如《三國演義》),現在是成語。 
  2005年1月2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1)   
  請讓我做一次文化導遊,帶領你穿越歷史時空,到兩個地點看一下。 
  避暑山莊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離宮。甘泉宮在陝西淳化,是漢代的離宮。兩者的時間距離有1800年,空間距離有900公里,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嗎?沒有。但它們卻有可比之處,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莊 
  避暑山莊建於1703-1792年,地點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瀋陽)和北京之間。三點一線,它大約是中間那個點(離北京近,距盛京遠)。這個位置值得注意。 
  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個比方。 
  中國古代都邑,多作點線分佈。周人從今陝西扶風、岐山一帶崛起,沿渭水東進,佔領今咸陽、西安一帶,再東出函谷關,佔領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陽一帶,形成三個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豐京和鎬京)在關內,成周在關外。清人從東北入關,進入河北北部,從東北到西南,也有三個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盛京是老巢,相當岐周,為第一站。承德是連接東北、蒙古的關節點,相當宗周,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漢地和中國的中心,相當成周,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來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於第二個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長城以內,承德和盛京在長城以外。 
  一般印象,騎馬控弦的遊牧民族,他們都是逐水草而居,輾轉遷徙,居無定所,像鳥兒一樣,海闊天空,自由飛翔。但實際上,他們是候鳥,隨季節而遷徙,遷徙有固定路線。遊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個草場放牧,冬天則在南方或山南的某個牧場放牧,牧場分夏牧場和冬窩子,彼此之間,也各有分地。匈奴、鮮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滿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來長城內外,也是保持這樣的習慣。歐洲和俄國的王宮,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莊,即熱河行宮,是滿清皇帝的夏宮。這個地方,我嚮往已久,但一直沒去,前些年,借便開會,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這裡講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國朋友跟我說,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讓你喘不過氣來。但我的感覺,是司空見慣,沒什麼特別之處。彼此的眼光不一樣。出古北口,回望長城,我會想起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紀實》(葉篤義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5年)中的描寫。兩百年前,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前往承德拜謁乾隆皇帝,也是從這裡經過。對比於他們境內殘存的羅馬時期的長城(哈德良長城),他們對這個偉大建築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臨眺望,進行實地測量。書中寫到,「自從大一統局面形成之後,長城已大大減少了過去的重要性。隨著長城作用的縮減,中國人對它的興趣也跟著消失。初次來到中國看到這個偉大建築的使節團員們對之讚歎備至,但陪送前來的中國官員似乎對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長城,秦、漢以下,都是為了拒胡。滿、蒙是被拒對象,和漢族的想法當然不同。中國的長城雖有預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徹底擋在牆外(羅馬長城也一樣)。現在的長城是明代的長城,修得再好,等於馬其諾防線。滿人入關,失去意義,棄之山上,成為古跡,年深月久,凋零敗落,是必然結果。 
  第二,避暑山莊的修建是和木蘭圍場有關。木蘭圍場在承德以北150公里,佔地10400平方公里,現在叫圍場縣。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緣,盛京的西側,北京的東北方向,是滿、蒙、漢三族相鄰的一塊三角地,漢族曾以「韃虜」混稱滿、蒙,英人稱之為「韃靼之地」。滿清皇帝在此會蒙古王公,聚滿、蒙八旗進行秋獮,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秋獮是圍獵,同時是軍事演習。中國古代校閱士卒,也是借圍獵行之。春獵叫蒐,夏獵叫苗,秋獵叫獮,冬獵叫狩,四季各有專名(《爾雅·釋天》)。但漢族是農業民族,古人有「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說法(《國語·周語上》),圍獵主要在冬天。滿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獵。圍獵主要是獵鹿。「木蘭」是滿語,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時間則選在秋高氣爽、鳥獸肥壯的時節,套用漢語的說法,當然就是「秋獮」。貴族喜歡打獵,各國都如此。滿、蒙也有此好。但滿清皇帝在此行獵,還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一是告誡滿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風,發揚「國語(滿語)騎射」的滿族傳統,二是撫綏蒙古各部,受其朝覲,固其盟好。康熙設木蘭圍場,本來是住灤平(喀喇河屯),後來才建熱河行宮。他從北京出發,去木蘭圍場,一路有20多個行宮,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獮,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實相當於陪都。但盛世轉衰,嘉慶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來得越來越少。當地滿、蒙、漢三族雜居,經過300年融合,很難分辨。我和當地滿族人交談,口音酷似北京話,但仔細聽,還是有一點東北味道。當地廚子擅長做滿漢全席。人之口味,各隨父母,但好吃的東西,沒人拒絕。滿漢全席,主要是魯菜加東北、內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徵。 
  第三,避暑山莊,山莊本身,讓人想起法國的凡爾賽宮。作為皇家園林,和圓明園、頤和園一樣,湖光山色,非常美麗。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門。山莊正門叫麗正門,這個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門。有清一代,是以「外來之君入承大統」,作為征服王朝,寧可認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對漢族復明極為敏感。他們說漢族偏見太深,對元朝的評價極不公允,「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為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大義覺迷錄》)。這裡是滿、蒙聯絡感情的地方,宮門名稱就是體現。又麗正門後是午朝門。午朝門上,乾隆題的匾,是用漢、滿、蒙、藏、維五種字體書寫。清朝五族雜居,當時有《五體清文鑒》。清代圖書,很多是滿漢合璧或蒙漢合璧(法國漢學,最初也是滿漢兼授)。很多匾額、碑刻、璽印也是數體並行,就像現在各國的國際機場,也是用多種文字寫成。過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體,現在偶爾還有中、韓二體。清朝的五族,漢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書匾以漢字為主,作通行文字,滿、蒙次之,藏、維又次之。這種習慣,現在還有保留,如我們花的人民幣,凡紙幣,上面都印有漢(漢字和漢語拼音)、蒙、藏、維、壯五種字體,去滿而加壯。五體並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徵。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2)   
  第四,避暑山莊外,有12座寺廟環繞,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廟」。外八廟的「外」是對北京而言,指其建於塞外。它們從理藩院支銀,在北京有辦事處。理藩院是當時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宗教事務管理局。外八廟是康、雍、乾時期中國邊疆政策的象徵。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為蒙古各部前來祝壽(六十大壽)而建,為漢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寧寺,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衛拉特蒙古之一),宴請衛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領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廟(桑鳶寺)的樣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經學院。安遠廟,也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而建,則仿新疆伊犁的固爾扎寺。普樂寺,是為慶祝杜爾伯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薩克和東西布魯特歸附而建。這四座是藏漢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廟(也叫小布達拉宮),是乾隆為四方藩屬前來祝壽(他自己的六十大壽和他母親的八十大壽)和慶祝土爾扈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東歸而建,則仿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須彌福壽之廟,是為六世班禪前來祝壽(七十大壽)而建,則仿西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班禪在後藏所居)。這兩座是藏式。普寧等六廟,都是喇嘛廟。歷史上,漢族與北方民族為鄰,苦其侵擾,從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築牆」。滿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廣修廟」。清代懷柔遠人,主要用喇嘛教(黃教),而不是他們原來信奉的薩滿教。滿、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統之。漢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維、哈等族,因為信仰不同,不適用,但畢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數。 
  清朝不僅在此接見藩臣,也接見外國使節。如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就是在避暑山莊萬樹園的黃幄大帳謁見乾隆皇帝。中國古代的「藩」,既是邊疆也是外國,兩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裡,英國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過距離更加遙遠罷了。 
  二、甘泉宮 
  中華帝國的王朝史,秦漢是頭,明清是尾。避暑山莊和甘泉宮,正好在一頭一尾。它們都是帝國盛世的輝煌建築。 
  甘泉宮,是漢武帝因秦舊宮而建,大約建於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後。它的興衰,也和國運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廢,元帝復作,成、哀則時罷時復。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廢武帝諸祠,這裡不再是皇帝的駐蹕之所。但東漢時期和魏晉南北朝,舊宮還在,偶爾還使用,隋唐以來才湮滅無聞。現在是一片廢墟。 
  去年,去陝西考察,自西安出發,西北行,經三原、涇陽,從谷口入淳化縣境,道如深溝,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後到達這片遺址。 
  過去,讀漢賦,如王褒的《甘泉賦》,揚雄、劉歆的《甘泉宮賦》,我的印象是,這裡山川秀麗,宮觀玲瓏;珍禽異獸,出沒其中;繁花茂樹,點綴四周。但一路所見,卻是滿目的黃土,溝溝坎坎,顛顛簸簸(當時正在修路),除了莊稼地還是莊稼地,北面的遠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線。那感覺就像西方探險家初入伊拉克。他們很難想像,眼前這個氣候惡劣,蚊蠅叢生,野獸出沒,強盜橫行,貧瘠而荒涼的土地,就是《聖經》和古典作家筆下那個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貧窮落後,災難深重,這是令人傷感的地方。 
  這是一片開闊的□區,荒煙衰草之中,有十個綠草叢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築的夯土台基,聳立其中。其中兩個窩頭狀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台。兩台的前面有個小院,現在是遺址文物保護管理所的工作站,原來是明清武帝廟的獻殿所在。院子的後面,野地裡戳著兩件西漢石刻:石熊和石鼓。石熊,面部殘損,但憨態可掬。石鼓,高可齊腰,據說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經、艾程等人的題記,已經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種浩等人的題記。田埂上,隨處可見農民耕地撿出的殘磚斷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漢遺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農村。歷史的記憶,震撼的美麗,靜靜地埋在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兩千多年。沒有人去發掘,把它從沉睡中喚醒。 
  空白誘發想像,止不住。我們還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寫吧。 
  第一,從地圖上看,甘泉宮也是漢胡來往的關節點。它所在的雲陽縣,本來是義渠戎(可能與匈奴有某種關係)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計刺殺義渠王,才佔有該地。秦昭襄王修長城,是秦始皇修長城的先聲。他修的長城是一道斜穿北緯38度線的長城。始皇拒胡,再修長城,把漢胡分界線推到北緯41度線左右,設北地、上郡、雲中、九原四郡鎮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漢初,中原內亂,匈奴南下,佔領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漢胡分界線推回到秦昭襄王長城,即朝那(今甘肅固原東南)、膚施(今陝西榆林東南)一線。漢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勢力推回到秦始皇長城,即北緯41度線。甘泉宮是在雲陽,今陝西淳化縣的西北。淳化縣又在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的西北。它和咸陽、長安有馳道相連,去長安約三百里(《三輔黃圖》卷二)。這個地點,是從兩大帝都北上黃土高原的入口。秦、漢在此大興土木,修建離宮,是以它為北通胡地的塞門。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賴兩個浩大工程,一是橫貫東西,修萬里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二是縱貫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雲陽,北至九原,當時叫直道(長約900公里)。直道的起點就在甘泉宮後約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於沙丘,他的屍體,就是從井陘、九原,沿秦直道,經雲陽,送回咸陽發喪。漢代備胡,也是以它為長安的門戶。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3)   
  第二,甘泉宮是西漢的六大宮殿之一。其他五宮,長樂、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長安。長安以外的離宮,名氣最大,要數甘泉宮。甘泉宮是因秦舊宮而建,不是一個宮殿,而是一個宮殿群。學者說,它的實際地位是陪都,一點沒錯。這個宮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園林,當時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當出土),或省稱「甘泉苑」。園林是仿長安上林苑(原為秦苑),既是避暑勝地,也是校獵的圍場。苑南有大湖,和長安一樣,也叫「昆明池」。苑中宮觀,是以秦林光宮和漢雲陽宮為主要宮殿。此外,還有武帝禱祠神君的壽宮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宮,以及高光、長定、望仙、七里、增城諸宮,仙人(林光宮內)、石關、封巒、鳷鵲、露寒、益延壽、迎風、儲胥、洪崖、弩陸、彷徨、天梯、瑤台、走狗、白虎、溫德、相思諸觀。甘泉苑南,今淳化縣城附近,原來還有梨園和棠梨宮。漢武帝到此避暑、校獵,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於承德避暑、木蘭秋獮情況相似,連時間都幾乎一樣,圍獵也主要是獵鹿。避暑期間,皇帝還在此處理政務(如受郡國上計),接受諸侯王朝覲,特別是處理藩務,宴享外國賓客,派遣使節出塞。如張騫出使西域,就是從這裡出發。漢宣帝接受匈奴單于和蠻夷君長朝覲,也在此處。 
  第三,甘泉宮是漢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漢時期,官方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無別,細分則有差異,祠是泛稱祭祀神鬼的場所,如武帝太祝所領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陰后土祠。畤,則專指祭祀天地、五帝,即舉行郊祀的場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稱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陰后土祠屬於畤,卻以祠稱,但一般的祠卻從不稱畤。《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記載的祠畤,都是國家註冊的宗教場所,民祠還不知道有多少。它們有點類似後世的寺廟。但漢代,祭祖的場所多叫廟,如高廟、孝文廟、孝武廟;祭祀神鬼的場所多叫祠,如上面說的那些祠。當然兩者也混用,如漢文帝的渭陽五帝廟,既不稱畤也不稱祠;武帝立汾陰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廟。唐宋以來,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廟。武帝時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廣修廟」,除致力政治統一、學術統一,還強調宗教統一。武帝和武帝以後,王莽廢祠以前,西漢祠畤達700多處,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設在甘泉宮。甘泉,秦奪其地前,固有所謂「黃帝明廷」和「匈奴祭天處」,本來就是個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為太一壇(紫壇),周環五帝壇和群神壇,有如後世的天壇(旁邊有紫殿),這是漢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還有六座像征武帝懷柔政策的祠廟。三座是胡祠,逕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劍之神;休屠祠應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裝,用銅鑄造,也是虜自休屠。它們都是為胡而設,祭胡之神,既可撫綏遠在北方和住在當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漢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漢族祭天,太一無象。匈奴祭天,則有金人。兩種信仰,和平共處,並存於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觀。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種叫「雞卜」的巫術,在一座小台上進行祠禳,當時叫「越巫※※祠」。前者是漢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懷柔匈奴。後者是漢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術懷柔南越。它們很像承德的外八廟。這些廟,是當時的天下縮影,有點像現在的世界公園。 
  甘泉宮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傳入前就存在。佛教傳入後,曾被誤解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畫就是這樣畫,崔浩、張守節也有這種解釋。其實,這種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與秦始皇銷天下之兵鑄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類造像,都叫翁仲,並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虜自匈奴,後者則是仿製品,原形還是匈奴的神像。這樣的神像被立於甘泉宮中,有如承德普寧寺的大菩薩(高達23米多),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誇張的說法,是一廟可抵百萬兵)。它們既是秦漢武功的象徵,也是秦漢懷柔的象徵。 
  三、余論:中國早期的「五族共和」 
  動物兇猛,因為害怕。人類殘忍,源於恐懼。他們害怕敵人,子子孫孫,世代傳遞深仇大恨,早晚一天會復仇。 
  說到這個話題,和漢征匈奴有關,和休屠金人有關,有個故事值得提起。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見《漢書》本傳)。 
  金日磾,「金」是紀念漢武帝虜獲休屠金人而賜以漢姓,「日磾」蓋原名之譯音,「翁叔」是漢代常用的名字,則與「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見殺(初與昆邪王謀降漢,後悔,被昆邪王殺害),而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初入漢宮,只有14歲,因為身材高大,相貌莊重,見後宮佳麗,目不斜視,樣子長得好,馬也養得好,深受武帝喜愛,先拜馬監,後遷駙馬都尉,隨侍武帝左右。武帝對他母親很好,母死,下令為她畫像,掛在甘泉宮中,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必拜,向之涕泣;他的兩個小孩,也是武帝身邊的弄兒,有如寵物。莽何羅刺武帝,日磾救過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後,遺命封侯,不受,與霍光共同輔佐漢昭帝,地位極其顯赫,死葬茂陵,謚曰敬侯。我到茂陵參觀,見過他的墓。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4)   
  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很好奇,古人為什麼常常用自己過去的敵人或敵人的後代做近侍或養馬?難道他們就不怕孫悟空(官封弼馬溫,就是養馬)大鬧天宮,勾踐(他也為夫差養馬)臥薪嘗膽,一洗會稽之恥嗎?看來,政治家是要有點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馴服猛獸,豢養役使之。他們懂得,「奴才」比本來意義上的「自己人」要更為可靠。「奴才」是「喪家之犬」,對主人最有依賴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盤和勢力,盤根錯節,反而難以駕御。 
  古人有這個膽量,也有這個器量。 
  當今世界,是個充滿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混亂世界,虔誠有餘、寬容不足,以巴衝突是其縮影。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聖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難容三教。他們根本不能想像,甘泉宮是把漢胡之神擱在一塊兒。「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這個靠武力輸出一切的世界,聲音太小。它使我們不能不對歷史上的民族融合進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國家形態,一直有兩條路子。一種是部族紛爭,小國林立,長期分而不合,或只有鬆散的聯合,管理水平低下,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權力中心。一種是大地域國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科層管理非常系統,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前者如雅典,後者如亞述、波斯和中國。由於取徑不同,政教關係也不同,造成兩種「大一統」:一種是有統一宗教,沒有統一國家,宗教管國家;一種是有統一國家,沒有統一宗教,國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歐洲各國,後者的典型是中國。 
  兩種國家形態,兩種大一統,哪種更好,這裡不必談。很多問題,短期裡還看不清。我想說的是,中國在國家形態的研究上有什麼意義。 
  我們都知道,國家的產生是為了制止和控制人類的流血衝突。我們人類比任何動物都更愛自相殘殺,也更會自相殘殺。對這個物種來說,殺人是最高科學。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怎麼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處,這是一個難題,至今還困擾著人類。在數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們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簡單,也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既消滅其肉體,也消滅其精神(主要就是剷除對方的信仰),挖對方祖墳,毀對方宗廟,滅對方社稷,斬草除根,不留後患。如亞述帝國和蒙古帝國,馬蹄所到,劍鋒所及,經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強瓜分世界,也充滿野蠻殺戮,遺風被於今日。征服者為了獲取其可憐的安全感,他們覺得,殺死對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婦孺老弱,也只限於女性,所有男人,必須全部殺光,西周銅器銘文叫「無遺壽幼」。為了防止意外,坑殺降卒,在古代也極為普遍。 
  這些都是笨辦法。 
  梁惠王問孟子,什麼樣的人才能統一天下,古代的聰明人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殺人成癮樂此不疲的人才能統一天下。他的話,並不等於說,不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這樣的「好帝國主義」,從來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殺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殺。他們都靠殺人取天下,我們不能忘記。忘記這一條,少數民族不答應,周邊的國家也不答應。但光靠殺人不能統一天下,孟子的說法完全對。 
  還有一個聰明人,孔子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文革」批林批孔,這話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閃光點。他的意思是說,最好的統治辦法還是籠絡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國家亡了,要想辦法把它重建起來;人家的國君死了,要把他血緣最近的遺屬找出來,讓他接續香火,保持該國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賢人躲起來,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顧茅廬,把他們請出來做事,共襄盛舉。 
  這樣的辦法,很好,但絕不像有些人以為,全是孔孟發明、儒家傳統。實際上,這樣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後也沒斷。它們的真正發明者全是鐵碗政治家,發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紂斬首示眾,血淋淋,但下馬之始,即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請商朝遺老出來做事。商王的後代,也授土授民,初封於殷,後封於宋。商的與國也各有分封。就連商的軍隊殷八師,也被周人全盤接收(當然,同時要移民設監,編戶齊民,類似後世的「徙豪強」)。特別是周之「百姓」,傳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統,春秋戰國以來,散處各地,每個國家都不能一族獨大,必與他族共存,兼併各國,統一天下,就更離不開這條。因此,出現五帝並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並祭,就是中國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國的大一統肇始於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統一較順利,思想統一(學術統一和宗教統一)不成功。專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漢代的辦法還是西周的辦法,恩威並重,軟硬兼施。但對外宣傳,還是強調「軟」。如《尚書》和西周金文都有一個詞,叫「柔遠能邇」。對待前朝遺臣,越是地位尊顯,越是手下留情(殺小留大,是我們的傳統)。漢高祖取天下,不但為七國絕無後者尋找後代(包括秦始皇的後代),維持祭祀,還為造反失敗的陳涉置守塚,奉祭血食。漢武帝整齊學術,可以團結當時的精英,但光靠這一條,還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還得整齊宗教。他到處修祠立廟,幹什麼?就是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國多教,很符合現代趨勢。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5)   
  漢以後,中國的大一統,內部融合比較成功,但邊患無窮,始終頭疼。「蠻族入侵」,世界各國都抗不住,只有中國,胡漢之爭兩千年,各有勝負。中國的領土,就是借這種你來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單就領土而言,雙方各有貢獻,但「蠻族」的貢獻更突出。歷代版圖,蒙元最大,滿清次之,民國、唐、漢又次之,遑論其他。元代和清代,統治者都來自塞北,世界歷史上,除近代歐美列強,他們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雖受反清復明的革命黨人詆毀,包括章太炎和孫中山,但平心而論,他們能以少融多,把橫跨歐亞大陸的眾多國家和民族納於同一個國號之下,反客為主,確實有其獨到之處。邊疆政策,它是兩種「大一統」並用:漢族是以政統教(延續傳統),邊疆是以教統政(類似歐洲),遠比漢族成功。民元以來,孫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繼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則是元朝。這點對現代政治很有啟發。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東亞共榮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願。 
  蒙古族,在中國的邊疆地區,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深刻影響,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處都有。清朝在統一政策上,最能認同的是元朝。他們的邊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則回定(北疆定則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們是從蒙古手下接收整個西北邊疆,然後借廣闊的西北邊疆,內控漢地,外紓列強包圍的外部壓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訪問,去過青海湖、日月山、瞿曇寺,到處可見「五族共和」的痕跡。如青海湖邊有共和縣,共和縣裡有海神廟,雍正平定羅卜藏丹津之叛,在此與蒙、藏、漢、回會盟,改遙祭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廟中有碑,原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民國改為「中華民國萬歲」,仍襲其禮。日月山,是唐朝與吐蕃會盟,分疆劃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還是兩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犛牛,山北是漢式村莊。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漢語漢裝。瞿曇寺,是喇嘛廟,也採用漢式。 
  北京居庸關,有個雲台,券門內有《陀羅尼經咒》等題刻,是用漢、藏、西夏、梵、維和八思巴六種文字刻成。它說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頭。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強調世界市場的形成,本來中國才是老大。其實,世界市場的形成,海路,是歐人開闢;陸路,是蒙元開闢。這才是世界市場的本來面目。 
  清朝認同元朝,背後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從「五族共和」想起的(1)   
  讀《洪業傳》(陳毓賢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想起一件事。 
  洪業先生晚年僑居美國,每於故土作遠人之思。他去世前一年,即八十六歲時,有一天,大陸來了客人,先生性起,親自下廚燒菜。菜成,而略分五色:紅的是龍蝦,綠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黃白是雞蛋。先生戲稱為「五族共和」。 
  洪業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國廢君權、行共和之後的第一面國旗,即所謂「五色旗」。五色旗是怎麼發明,其詳細過程,我沒有查考。從外觀看,當是模仿「萬國旗」的流行式樣(如法、意、德、俄等國的國旗),屬於當時的「國際接軌」。這面旗,孫中山在南方沒打幾天,主要是在北方打,先是北洋政府,後是偽滿政府,名聲並不好。但它以五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這在民國歷史上還是有偉大意義。因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獄在日本演說那樣,仇滿恨滿,慨當以慷,一定要替明朝報仇雪恥,把這場「種族革命」進行到底(和現在滿世界的清宮戲真是大異其趣)。那結果只能是,驅滿則蒙離,蒙離則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強瓜分之勢成,中國的形勢將危若累卵。 
  民國初建,中國政治家考慮的滿、蒙、回、藏問題,表面上是民族問題(論人口,它們都不如壯族多),實際上是邊疆問題(古語叫「藩」,是與地緣政治有關的概念,清朝有理藩院司其事)。「滿」是東北,「蒙」是蒙古(包括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Richmond Lattimore)在這些地方跑過,對中國歷代特別是清代的邊疆政策有深入瞭解。他所論述的「中國邊疆」就是指這四個地理單元。 
  中國大地,西北高而東南低(《淮南子》借神話有生動描述),從愛輝到騰沖畫條線,正好是兩大塊。東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為農業區,華夏居焉,這只是中國歷史之半。另一半是滿、蒙、回、藏及其前身。它們的居住區是所謂「騎馬民族」(其實多是遊牧、狩獵兼農業)的游棲之所,從東北到西南,或為森林、平原混合區,或為草原、沙漠混合區,或為沙漠、綠洲混合區,或為崇山峻嶺與草原平原交錯的複雜地形。四個單元是四種環境。中國歷史主要就是通過這四個單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東北亞,其次是中亞,又其次是西亞和南亞),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蠻」與「文明」相互依存。「蠻族入侵」在西方,在東方,在東西方之間,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問題,並不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朝代如此,如漢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稱者。司馬遷說: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西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中國自漢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來,商周時代的格局也無異於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鮮卑,自宋以降而有遼、金、西夏、蒙元、滿清。東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東南腐化。中國的國土是這種歷史衝突的結果。 
  地壇是郊祀之禮中的祭地之所,當然也是領土的象徵。 
  明清時期的地壇,我是說北京的地壇,它的主體建築是方澤壇和皇祇室。壇室所祀,除地祇之外,還供五嶽、五鎮、五陵、四瀆、四海,實為「天下」之縮影。清朝滅亡,郊祀之禮不行,北京六壇(即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先蠶壇,如果加上社稷壇,則是七大壇)大多荒廢,牆屋傾圮,野草叢生。這裡駐過軍,養過馬,種過莊稼,後來「廢物利用」,闢為京兆公園(當時北京叫京兆),簡直面目全非。不但原來的方澤壇成了講演台,皇祇室成了圖書館,還搞了世界園、體育場和其他許多現代化的名堂。園中多格言標語,宣傳「愛國思想」、「國家主義」,和滿園的「西化」適成對比(注意:「公園」本身就是西化的產物)。它的世界園是按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做成的微縮景觀,比現在那個世界公園早得多,園中有聯,曰「大好河山,頻年蠶食鯨吞,舉目不勝今昔感;強權世界,到處鷹瞵虎視,驚心莫當畫圖看」。「天下」概念為之一變。更有趣的是,它還在東西大道臨近方澤壇的門口蓋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掛著兩塊匾,一作「共和國之主權在人民」,一作「共和國之元氣在道德」,亭中懸掛「五族偉人像」,每面一幅,漢族偉人是黃帝,滿族偉人是努爾哈赤,蒙族偉人是成吉思汗,回族偉人是穆罕默德,藏族偉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徵。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篤弼創造發明,現在是什麼也看不到了。 
  讀薛篤弼《京兆公園紀實》(1925年),心中有個想法:近代以來,中國的「天下」概念變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卻相當古老。 
  1997年1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過一個中國古代藝術、宗教的討論會,與會者大談Shamanism(這是他們的流行話題),讓人覺得空洞。我的發言題目是《秦漢禮儀中的宗教》。這篇講話本來是用考古發現重讀《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但為了向會議主題靠攏,我在前面加了個帽子,特意談到中、西宗教傳統的不同。當時我說,與其空談Shamanism,還不如多注意中國的「禮儀」,即利瑪竇困惑的「禮儀」。中國的禮儀,早期是拜天、地、祖,後來是拜天、地、君、親、師。特點是國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國家。雖然中國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國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種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們是大宗教小國家,統一宗教下,小國林立,除宗教統一,什麼都不一樣,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就連現在都沒辦到;我們是大國家小宗教,統一帝國下,眾教並存,不但一國多教,而且一個人也可以信好幾個宗教,甚至就連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條,就是不許造反。雙方彼此看對方,都是冠履倒置。為了講得形象一點,我說,中國古代講究「存亡繼絕」(孔老夫子所稱道)、「柔遠能邇」(西周金文中就有這個詞),古代的「五帝」就是當時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經略西土,無論打到哪兒都要立個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這是他們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則是其兄弟氏族風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黃帝和炎帝,則是為了團結當地土著,即周人棄土東逃後留下的姬、姜遺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類似功能。漢族懷柔四裔是這個辦法,非漢族入主中國也是這個辦法——儘管其主從的順序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鼓吹「大東亞光榮圈」,讓偽滿打五色旗,正是想學這一套。會後到美國,有個朋友,從前是北大西語系學生,現在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董玥先生,她給我提個醒,說北京圖書館(現在叫國家圖書館)有本《京兆公園紀實》,書中有個共和亭,亭中有個「五族偉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從「五族共和」想起的(2)   
  幾張老照片,背後的想法很年輕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寫於美國西雅圖   
  一念之差(1)   
  ——吳三桂史料摘錄 
  我喜歡從生活中尋找學問,把學者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正兒八經當學問來做,並且捏造過一點誰都不知道的學科名稱,堂而皇之,拿它們當文章的題目。當年,讀《吳三桂大傳》我寫過一篇讀書札記,叫《漢奸發生學》,就屬於這一類。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憶。我的文章,本來是登在《讀書》1995年10期。文章長了點,因為篇幅有限,編輯把開頭講「中國式悲劇」的兩段刪去,完整的全文是見於我的雜文集《放虎歸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網上登錄幾乎都是《讀書》的節略本,令人遺憾。我寫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勢,也不看什麼人的臉子行事。知識精英在爭什麼,出版社和書商在炒什麼,讀者群和讀書市場,風朝哪邊刮,潮向哪邊走,我從來不關心。越是湊著什麼事,命題作文,我越寫不出東西,即便寫出,心裡也很緊張。然而,湊巧的很,它的發表時間,是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之前。那陣兒有一股翻案風。有人正在寫汪精衛,寫貝當,我聽說,沒看到。但我記得,好像有人在《讀書》上寫馮道。我的文章只是即興之作,並非配合風潮,但讀者有讀者的環境,我管不了。我萬萬沒有想到,拙文一出,便捲入這場熱鬧。不是我自己,而是讀者。說好有一堆,有人打電話,說本年度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說壞也有一堆,《解放軍報》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別人寄我,才知道),說此人譁眾取寵,極其反動。不僅如此,事情還鬧到北京大學的學術委員會,有覺悟很高的學者說,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當博導?我當時的老闆,中文系的系主任費振剛先生也趕緊跑來問我,大家都說,你寫了篇《替漢奸翻案》,是嗎?我說,沒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漢奸發生學》,內容是講「時勢造漢奸」,漢奸是怎麼叫大家給逼出來的。為了讓他體諒「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釋說,原理我是講過一點,但絕對沒勸大家幹什麼;我的文章都是虎頭蛇尾,從來沒有給誰指路(不想也沒有資格);誰讀了我的文章,因而想當漢奸,或不想當漢奸,我都不負責;反正我自己沒有想過,謂予不信,請查三代,我家是一門忠烈…… 
  說實話,吳三桂這樣的漢奸,我真的很有興趣。因為「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魏斐德《洪業》,陳蘇鎮、薄小瑩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頁)。我曾跟朋友說,當時明、滿、闖作三角鬥,矛盾集於吳三桂,特別適合作影視題材。古人表現歷史,喜歡把矛盾放在一二傳奇人物身上,刻畫內心衝突,從歷史角度看是失分,從文學角度看是加分。中國的演史小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多如此。吳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這一點。它是「漢奸發生學」的絕好標本,人格和歷史衝突,極富悲劇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動人。許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國都拍過《末代皇帝》,哪個好?影評者見仁見智,各有分說。貝特魯奇的片子是拍給西方看的,中國觀眾說,這不合理,那悖史實,也許都對。但說千道萬,人家有人家的優點,是淡化背景,突出個人,線條明快,觀賞性強,不像我們的片子,人物紛雜,場面宏大,好像一塊大花布,抖過來,抖過去,眼花繚亂,不得要領。 
  過去,談吳三桂,我太輕描淡寫,主要是講他的「變形記」,即他的一生,前後有什麼矛盾,很多細節,都來不及說。現在,我想把我感興趣的幾件事,即他的許多「一閃念」拎出來單說,看看作為活人的吳三桂,其內心活動有多麼複雜。當然,我得說明,這絕不是專業研究。 
  吳三桂這一輩子,傾側反覆,當時叫「吳逆」,現在叫「漢奸」,好像不值得談。但當時做人太難。明清之際,大家喜歡講史可法,只是史家的浪漫。實際上明臣多降,貳臣如洪承疇輩,比比皆是。在他之前,多少名臣賢將都降了(《洪業》後面附有統計表)。他自己的親戚,如舅父祖大壽和祖大壽的兒子,也都降了。多爾袞動員這些降臣苦苦勸說,他不降。生死攸關,屢次頂住,最後還是身不由己。這是悲劇。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他這一生,一波三折,每一閃念,都驚心動魄。不用做太多加工,就是很好的劇本。 
  (一)闖圍救父,博得忠孝之名。 
  誰也不是天生的壞蛋,吳三桂也是如此。三桂是軍人世家,不但武功好,而且有忠孝之名。明室危難,授命於他,天下安危繫於一身。滿清對這樣的人材,是必欲得之。皇太極嘗云「好漢子!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可見他不是一般的貪生怕死之徒。 
  三桂是怎麼出名的,可看下面兩段史料。 
  予宰江川,本縣學諭金大印字斗如,隸平西旗下,自遼東貢生選授,熟諳明季遼沈事,予樂與談。 
  伊時吳寵眷隆渥,予因問金云:「王爺(原註:旗下人稱旗主為王爺)世謂純忠極孝,報國復仇,裂土分藩,為世間偉人,信乎?」金曰:「吾王俱因利乘便,徼幸成功,直命好耳,豈材力所致哉?人言忠孝,未可信,皆時會所值耳。惟最初救父出圍一舉,孝聞九邊,勇冠三軍,勳名富貴,胥本於此。」予曰:「可得聞乎?」金曰:「崇禎某年,總兵祖大壽守大同,鎮兵三千,每秋高恐盜邊者,分兵巡哨。撥參將吾太王爺吳驤領兵哨探,方離城百里,值四王子(原註:即天聰帝,當時稱四王子。)領兵四萬,欲攻大同。藐視五百人,不戰,但圍困之,謂飢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圍,緩奔緩圍。至近城四十里,祖帥憑城樓而望,不解救。吾王爺為祖甥,侍側,沙漠一望四十里間,見父被圍,跪請祖帥救之。祖帥以敵兵四萬,城兵不滿三千,守且不給,何能救?三請,俱不應,乃跪泣曰:『總爺不肯發兵,兒請率家丁死之。』祖似應不應,曰:『嘎!』以為必不能救也。王即跪而應曰:『得令!』下樓開城,率家丁僅二十人赴援。王居中,左吳應桂、右楊某(原註:俱遼西降人),分兩翼,十八人後隨衝陣。四王子見人少輕出,疑之,開陣計納而並圍之。突入陣,射殪兩人,繼遇擁纛紅纓王子,一箭落馬仆地。王下馬割首級,僕者未殊,奮短刀斫王鼻樑。王裂紅旗裹面,大呼殺人,內五百人亦大呼殺出。北軍終以王人少,疑其誘,遂缺圍,聽其逸。祖帥在城樓望見決圍,因命吶喊擂鼓助威,北軍亦不進。祖帥乃出城,於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勞讚歎。王面血淋漓,下馬跪泣。祖撫王背,曰:『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易事耳。』斯時忠孝之名,夷夏震懾,即四王子亦曰:『好漢子!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過此以往,大印不欲言之矣。(《吳三桂紀略》)   
  一念之差(2)   
  三桂為明季罪人,又為本朝反賊,其生平亦何足道!以道路之口,傳聞之筆,事多淆訛,難以傳信,故略述其概。惟桂本貫遼東,藩封雲南,餘生長浙東,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緣余甲寅、乙卯間遭大難,丙辰用奇計遁跡江西,至吉安招撫韓大任,任自幼隨桂,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得大任戊午歸正之後,余又奉差往漢中,被羈貴州。時桂孫世藩嗣,據偽位,以貴陽為行在,其偽尚書郭昌、來度,與余交最契,每詳言桂之末路。今雖不及具載,而源尾亦略可見雲。侶雲道人轉庵孫旭識。 
  吳三桂,字碩甫,一字雄爽,遼東鐵嶺人。先世以軍功封,世襲平西伯,家於京師。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狀貌奇偉,膂力過人,嫻騎射,好田獵,為舅祖大壽所器。大壽鎮寧遠衛,用桂為中軍,不期年間,兵強馬壯,每戰必捷,關外頗聞桂名。桂父驤為參軍,嘗率五百騎出哨探,與本朝大兵相值,被圍。桂望見,號哭大壽前,乞發援兵。大壽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歸?」桂知不可強,乃自率家丁二十騎突出入重圍,射中紅旗,王子墜地。將割取首級,為王子仰斫鼻樑,流血不止,桂即掣紅旗自裹其面。尋見驤大呼曰:「隨我來!」五百騎遂拚命殺出,回寧遠。驤謂大壽曰:「非吾子,幾不復相見矣。」大壽曰:「壯哉,甥也!」以美姬陳沅賜之(原註:一雲陳沅為周皇親奎姬,非大壽所賜)。未幾,陳沅隨父驤歸京師,而桂以大壽薦鎮寧遠。(《平吳錄》) 
  案:這是一次玩命的選擇。當時吳三桂只有20歲,血氣方剛。其父吳驤率騎兵500人外出偵察,與清兵40000人遭遇,身陷重圍,祖大壽不肯發兵救援,三桂率家丁20,突入重圍,救父而歸。其事出於傳聞,數字或有誇張。但至少說明,他是一個勇敢的軍人。《紀略》說此役戰於大同,不確,當依《平吳錄》,在寧遠。 
  (二)裘馬輕狂,頗以風流自賞。 
  吳三桂很有艷福,他得名妓陳圓圓,在當時是美談。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沉鷙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歎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覬非分,意肇於此。 
  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卮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名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後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後對左右供御鮮同裡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昆伎,令侍櫛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 
  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亙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纍纍,與蘭馨並發。延陵停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耑受脤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吝。君侯以田竇之親,坐膺紱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其奩媵,擇吉送其父襄家。 
  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係累。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為!」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反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尚不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茀之服,從以香輿,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泫,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句闌時,豈復思有此日?是以鶴市蓮塘,采香舊侶,艷此奇逢,鹹有咳吐九天之羨。 
  梅村太史有《圓圓曲》云: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讌。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璧車。家本姑蘇浣花裡,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裡游,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日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只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屜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   
  一念之差(3)   
  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五華山向有永歷故宅,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遠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弦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捆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台陋質,謬汙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匜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圭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於繡裀,培輕塵於玉幾,既蹈非偶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妒絕倫,群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娣姒。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 
  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霞帔星寇,日以藥爐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淡競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稚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泉,其負愧何如矣!(《觚剩》) 
  圓圓終事,諸書未載,無可考究。道光庚寅,太倉王后山幕游雲南,於會垣西關外瓦倉莊三聖庵,得晤圓圓第七代法孫見修,言圓圓出家後始末甚詳。當吳逆將叛,圓圓以齒暮乞為女道士,於宏覺寺玉林大師座下剃度,法名寂靜,別號玉庵。迨吳逆殄滅,遂遁跡於三聖庵,從之者偽昆陽牧妻李氏。因庵屋湫隘,闢地數弓,有康熙二十八年碑記可證。至康熙丁巳,怛氏年八十,雲墓曇華庵後,傳有遺像二幀:一明時都人妝,著紅霞帔子,手執海棠花一枝,乃入宮時作也;一比邱尼,趺坐蒲團,乃披剃後作也。後山因摹像以歸,並為之記,遍征題詠,其事遂傳於世。己卯花朝記。(《吳逆始末記》) 
  案:明清時代,妓女是文人的鏡子。學者比照自己,塑造了一種「千古文人妓女夢」(套用陳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俠客夢》)。妓女不但琴棋書畫,詩酒唱和,比明媒正娶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有文化,和文人談得來,而且深明大義有氣節,會勸男人投繯赴水。妓女和烈女本來相反,當婊子又立牌坊,乃是悖論。但文人不但有此想像,還把想像變成了現實,在按這種想像製造出來的高級妓女身上,兩者卻有完美結合。如侯李因緣、錢柳因緣,都是女子比男人有氣節。文人因夢造情,因情設景,自我陶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常拿女子臊男人,反襯男子之無能,女子的形象遂越拔越高。這種夢,不但文人做,武人也做,遠比俠客更重要。倒霉賴女人。吳梅村說「將軍一怒為紅顏」,把明亡歸咎於一個妓女,是男人推卸責任、委過於人的慣用伎倆,這種「佔據了後世中國人之想像力」(《洪業》,214頁)的說法顯然是誇大,但英雄救美,不顧國家,確實很有想像力,就像荷馬史詩講特洛伊之戰的原因,非常浪漫。圓圓的故事遂風靡於世。 
  (三)國破家亡,顧不得忠和孝。 
  吳三桂鎮守山海關,身處歷史漩渦之中,別無選擇又必須選擇,明欲倚之滅闖,闖欲倚之拒滿,滿欲倚之平闖,他該怎麼辦? 
  崇禎十七年春,流寇漸逼,給事中吳麟征請調寧遠總兵官吳三桂入衛,帝意猶豫。三月,闖賊陷大同,京師戒嚴,乃封三桂為平西伯,飛檄召之。遷延不即發,及抵山海關,凶問至,遂止。闖聞三桂據於關,執其父襄,令招以書。略曰:「爾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乃怯懦觀望,使西兵長驅。事機已去,天命難回,爾君已逝,爾父猶存。嗚呼!識時務者,可以知所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賊並發銀數萬,遺偽將繼往犒之。三桂得書,即令賊將入關代守,自率精銳赴燕京降。 
  至灤州,聞愛姬陳沅為賊帥劉宗敏所掠。時方食,抵幾於地,鬚髮奮張,具書答襄曰:「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不能為孝子矣。」即卷旆馳還山海,襲殺賊將,殲其眾,遣部將楊坤奉書,乞師於我大清。略曰:「三桂以螽負之身,忝鎮山海,亦思堅守東陲,鞏固神京。不意流寇犯闕,奸黨開門,先帝不幸,九廟煨燼。天人共憤,眾志已離,敗可立待。三桂受國厚恩,欲興師問罪,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國門,滅流寇於宮庭,則我朝之所圖報,豈徒財帛而已哉!」時我睿親王綏輯中原,得書即遣使報之。略云:「聞崇禎帝喪於流寇,不勝發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旋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今伯遣人致書,深為喜悅。若率眾來歸,必封以舊土,晉為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也。」三桂乃傳檄遠近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魔小丑,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焰。殺我帝后,刑我縉紳,僇我士民,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鉏,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十。」   
  一念之差(4)   
  闖賊聞之大怒,執吳襄隨行,親帥賊眾十餘萬,東攻山海關。三桂懼,請我朝速進兵。四月,大兵至沙河,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原註:通為明總兵官,守居庸,以關降賊者)。賊復部勒其眾,北距山,南抵海,為長陣以待。睿親王命三桂兵皆系白布為識,沖其中堅,賊不能支。追至永平,賊恨甚,殺吳襄,懸首於竿,走還京師。大兵至於四月晦日,闖焚宮殿,挾太子、二王西走。三桂追及於定州清水河,斬其偽帥谷可成,賊奔真定。三桂合遼東兵擊之,賊以屢敗而忿,乃勒精兵依山為陣,大呼曰:「今日親決死鬥,不求人助,乃為豪傑耳。」於是縱兵大戰。猛風東來,卷沙蔽日,賊營旌旗俱折。賊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肩,狼狽由固關遁去。時睿親王攝政,賜三桂玉帶、蟒服、鞍馬、弓矢等物,晉爵平西王。(《吳逆始末記》) 
  案:吳三桂鎮守寧遠,父母妻子,俱留京師為人質,這是自古軍人的命運,降闖降清都是不忠不孝。他的第一選擇當然是救明,救明可以忠孝兩全,但他想救已來不及,崇禎決定棄寧遠而召吳入衛,時間已經太晚,三桂卷甲赴關,事已後期,明先滅於闖。第二選擇是降闖,闖軍入城,其父母妻子俱落闖手,他曾考慮捨忠取孝,投降闖軍,但闖軍的主體是下層農民,受苦太久,仇恨太深,一入繁華之地,乃盡情發洩,到處拷掠降臣和富人,搜刮金帛女子,他家被抄家,老父被刑訊,愛妾被搶走(被劉宗敏搶走),全家遭關押,讓他望而卻步。吳驤受李闖之逼,寫信勸降,他的回答是「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不能為孝子」,結果全家被殺,父首懸於城頭,把他逼上絕路。第三選擇是自殺,三桂亦血性之人,遭此國破家亡,君父俱死,他慟哭失聲,怒髮衝冠,說「我不忠不孝,尚何顏面立於天地間」,欲拔刀自刎,卻被部將奪下,三軍不答應。當時,闖兵百萬,滿兵八萬,三桂之兵只有四萬,腹背受敵,勢不得全。萬般無奈之下,他才想出最後一個辦法,也是迫不得已的辦法,即剃頭易幟,與清軍歃血為盟,聯清平闖,報君父大仇,最後與清人,劃黃河為界,南北分治。這很符合南明朝廷的想法,故一度有救國英雄之譽。但清軍佔領北京,並不打算停手,繼續揮師南下。他跟清軍一路追殺,一直打到雲南。仇是報了,國也亡了,還是沒有逃脫不忠不孝的下場。 
  (四)報仇雪恥,無顏見永歷。 
  南都福王立,聞三桂乞師破賊,遙封為薊國公。八月,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繼銀幣入朝致謝,並詣三桂營致福王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夫復何言,惟有閉關束甲,以俟後命耳。」所賜俱辭不受。明年,南都亡,閩中唐王立。時秦、晉、楚、豫、吳、越之地,俱入版圖,三桂回錦州。又明年,汀州亡,粵中桂王立。自湖以南,川、廣、滇、黔皆為明守,乃移駐漢中。九年,桂王走安隆。十四年,三桂晉平西大將軍,同都統莫爾根由四川定黔、滇。十五年,自重慶進兵,破遵義之三坡,下貴陽,大兵畢集於平越之楊老堡。三桂兵至七星關,白文選分軍守險,不得前。三桂乃從水西間道取烏撒,襲其後,守兵驚遁。是冬,三路兵會於雲南。桂王君臣奔永昌,旋奔騰越。明年,克永昌,引大兵渡潞江。先,李定國設伏磨盤嶺(原註:即高梨貢山),為首尾橫擊計,為降人洩其謀。三桂分精甲先蹂之,大兵繼至,短兵相接戰山上,自卯至午,屍委山谷皆滿。定國不能支,軍潰,桂王亡入緬,滇地悉平。 
  十七年,朝命吳三桂以平西王為總管鎮雲南。三桂裨將楊坤為之謀,請效黔國公,世守滇中,為子孫計,必入緬禽王以獻,乃可。三桂深然之,即具疏請兵云:「滇南負固有年,一朝堪定。獨由榔在緬,李定國、白文選等分駐三宣、六慰、孟艮一帶,借由榔以鼓眾心。窺我邊防則患在門戶,號召諸蠻則患在肘腋,投誠生心則患在腠理。請大舉入緬。」冬十二月,大兵臨緬江(原註:即大金沙江),緬人恐,送桂王並其眷屬於軍前。三桂使人環守之,王南面坐,三桂入見,北向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不覺膝之屈也。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王切責良久,已而歎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人,欲見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事乎?」對曰:「能。」王乃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自是不敢復見。越日,擁王還滇。康熙元年四月,三桂令人以帛縊殺王,稿葬雲南城外。嗣奉朝命,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又令文武官聽自選用。是時也,明之根孽已盡,李定國已死,白文選已降,高枕無與復為難者。爵晉親王,子尚公主,據有滇、黔數千里之地,爪牙腹心布列要害,自以為西南一隅,真子孫萬世之業,而不軌之跡漸彰矣。(《吳逆始末記》) 
  案:吳三桂始以忠孝名,但在國破家亡的悲劇中卻忠孝不能兩全,不但不能兩全,就連一樣做不到,名毀節亦丟。宋明喜歡講氣節,但氣節在時勢面前卻異常脆弱,往往都是求榮得辱,被它揉得粉碎。這就是我說的「時勢造漢奸」,後面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三桂入見永歷,很有戲劇性。「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竟至「伏地不能起」,心情異常矛盾。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但更加無情的是,當清軍商議如何處死永歷(用斬還是用絞)時,他竟脫口而出,曰「駢首」(即斬首),連清將都以為過分,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一國之君,最後還是由他的部將,用一根弓弦絞死了永歷。「文革」時,人由於害怕而故作激烈過分之舉,大抵就是這樣的心理。   
  一念之差(5)   
  (五)身敗名裂,客死他鄉。 
  甲寅,兵至湖廣,陷辰州。湖南巡撫盧振在長沙,棄城而走,所屬州縣官望風奔潰。於是沅州、常德、寶慶、長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屬桂。桂命吳應麒掛討朔將軍印守岳州,吳國貴掛靖朔將軍印守衡州,王屏藩掛破朔將軍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撫湖南。吳世琮掛大將軍印攻廣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為監軍道,棠及方孝標為承旨學士。遣使潛至徽州聘謝四新,四新辭不赴,答一詩曰:「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使回,桂怒罵曰:「薄福小人!」王屏藩報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為四川總督將軍守保寧,而以來度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長祥,延以賓禮,問方略。長祥曰:「亟改大明名號以收拾人心,立懷宗後裔以鼓舞忠義。」桂以其言問方獻廷、胡國柱二人,曰:「昔項羽立義帝,後又弒之,反動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懷宗後裔於何地?」長祥知桂意,遂謝去。桂以夏國柱掛殄朔將軍印,由衡山出萍鄉。上差和碩安親王為征南大將軍,由江西至袁州,攻萍鄉。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應桂,稱「甲寅」年。上命和碩康親王為奉命大將軍,與將軍賚塔領滿兵二十萬,攻福建。又差順承郡王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領滿兵十萬,由武昌攻岳州;川湖總督蔡毓榮領漢兵十萬,由荊襄攻松滋;(《平吳錄》)……其侄某出首,雲屍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園石橋水底。戽水掘骨,並世首屍解京,親詣祭告諸陵。判其屍骨,傳示各省,懸之通衢示眾。此逆藩吳三桂不忠不孝之終事也。(《平滇始末》)案:吳三桂這一生,選擇套著選擇,每一步選擇都受制於上一步選擇。三藩之亂,吳三桂起兵雲南,是吳三桂的最後一次選擇。這次選擇,同樣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號,還是打自己的旗號;是北上中原,與清兵決戰,還是據守西南,維持割據局面。他是選擇了割據稱王,後來還稱帝。這一選擇,今天多以為是不智之舉,因為沒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當時什麼是有利,什麼是不利,他該選擇什麼,他能選擇什麼,實在很難說。我在《漢奸發生學》中說,謝四新的詩寫得真好,它把吳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無遺。吳三桂哭陵倡亂,三軍失聲,氣氛十分悲壯;誓師校場,弓馬嫻熟,威風不減當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謊言。吳三桂戎馬一生,最後暴死衡州,下場很慘。三桂諸子及其家人,還有他從東北帶來的部將,不是死於戰亂,就是被梟首凌遲。倖免一死的餘眾,後來被流放於邊塞,特別是天寒地凍的東三省,成千上萬,在驛站當差,在行宮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慘的故事在反覆傳唱。 
  榮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在《漢奸發生學》中,我老實交待,「『漢奸』一詞起於何時,惜無考證,不知道」。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漢族的奸細叫漢奸,和後來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沒查過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讀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會議(會議是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行,名稱和時間忘記了)提交的會議論文,題目是《「漢奸」的民族國家語境——從一首康有為詩看近代民族主義空間》。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討論這一問題。他的結論是,宋代並沒有「漢奸」這個詞;「漢奸」是從清朝才叫起來的,本指漢人通夷者,如妨礙滿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規流,與「苗頑」勾結的漢族奸商;道光年間,出於反帝,才把這個詞當成背叛中國、勾結西夷的敗類,更接近後來的用法;同盟會反滿,也把擁清的康、梁稱為「漢奸」。案清代朝議和筆記,「漢奸」是使用頻率極高的詞。道光以前是滿、漢有別,以後是中、外有別。清末民初,是滿、漢有別。抗日戰爭,是中、外有別。它既和「國」有關,也和「族」有關。現在的「民族主義」,「民族」是國家(nation),不是漢族、滿族的族。小國變大國,弱國抗強國,這樣的民族主義,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不能等同於殖民戰爭的以強凌弱,兩次大戰的以鄰為壑,或所謂「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國的歷史教科書,有個問題老說不清,即它宣揚的「愛國主義」,明明愛的是國家,但「國」和「族」總是打架。2002年有一場爭論,是圍繞「民族英雄」,有人說,戚繼光、鄭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不是,就是因這個混亂而起。譚其驤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邊疆》(收入《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頁)一文中也為此事費過不少筆墨。其實,國、族的概念在歷史上是時有變化,時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劍,必然搞不清。中國學者有一種習慣,就是老把今日中國版圖內的中國等同於歷史上的中國,非把宋、明愛的中國和漢族等同於現在的中國和漢族,這當然不對。但近年來,有些美國漢學家說,只有說漢語的人才是中國人,這個定義更荒唐。在英語裡,Chinese既是漢語(或中國語)也是中國人,好像就是一碼事。然而,從希臘時代到現在,西方國家的國籍認定,也不能這麼簡單。起碼我們不能說,只有說英語的人才是英國人,或只有說英語的人才是美國人,或說英語的人就一定是英國人或美國人。與「愛國」的概念相匹配,「漢奸」的概念也很複雜。     
  且教兒誦花間集   
  說校園政治(1)   
  當年賈誼上《治安策》,開頭有一段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現在呆在校園裡,我們也有這樣的感受。為國家計,也為知識分子計,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應把矛盾縮小在合理的範圍內,否則不利於安定團結,也不利於穩定人心。 
  這些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它們當中,有些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過渡的性質而造成,實出無奈,但也有些是人為造成,則屬火上澆油。比如工資統配、職稱統配,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體現計劃經濟特點的東西,帶有大鍋飯和鐵飯碗的性質,就還沒有醫治的良方。鐵飯碗,國外也有,比如美國大學的「終身職」(tenure),就是吃教書這碗飯人的夢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穩。我們這兒窮歸窮,但位子多,一水兒都是「終身職」,課程滿打滿算沒多少,剩下一大堆時間可以搞科研(當然也可以讓某些人睡大覺或干其他什麼事兒),我跟外國的同行吹,他們甭提多羨慕。這樣的鐵飯碗,我看還是有好處,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處。它是保障知識分子生存,防止他們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說穿了,是一種保險制度。 
  大鍋飯吃著,鐵飯碗端著,有些事,咱們就得忍著。比如「職稱」,明明就是個「豬肉票」,怎麼勻也勻不過來,怎麼評也評不合理。「二級評審,系為基礎」,多少人的命攥在幾十個評委手中,他們是如今的「文章司命」。這些人要是老闆,雇誰開誰,大家沒脾氣,但非得掛上個「評」字,問題就多了。一堆不同學科擱一塊,蘿蔔白菜怎麼比?論資破格,雙軌並行,往往導致某些人用前者評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後者評自己的學生或自己朋友的學生,造成「托孤寄後」(而且往往是「祖孫相繼」),關係學的影響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級,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統計,表面上很科學,實際是為了堵別人的嘴,叫你有火沒處撒。有人「五項全能」,科研立項、教學量、獲獎、著作、社會工作,樣樣行,只因沒有「大樹」(強硬的導師),照樣淘汰出局。本來就「僧多粥少」,還一個勁搞「二桃殺三士」,弄得一幫知識分子比范進還范進,老臉一抹,什麼都不顧。弄虛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者有之,投書誣告他人者有之,提點心匣子到評委家走動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賭氣輕生擱一摞書在路邊揚言到輪下討公道者也有之。汰優存劣,以中國之大,也許只是局部,但埋沒人才絕不是少數。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學家盧連城,古文字學家何琳儀,他們都比我年長,在同輩中成績很突出,無論橫比豎比,論年資,論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麼道理,非把他們壓在下邊。當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第一屆院士,有些人,如李濟先生,對郭沫若看法很壞,但講學問,還是承認郭的貢獻,照樣推選郭先生當院士,雖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們的評委怎麼就這麼沒氣量也沒眼光?對評職稱一事,現在大家都習慣於拿「看開」二字安慰別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這樣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開」,也不認為「罵」就能解決問題。因為罵歸罵,套擺在那裡,誰都得往裡鑽,只要鑽進去就不罵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見其高明,還是兩字:沒轍。 
  給現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澆油」,突出問題有三個,我看,這才值得請名醫會診,下良方猛藥狠治一下。 
  這三個問題,頭號問題是「工程熱」。知識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錢,甭管國家的錢,死人的錢,外邊的錢,誰說不是好事。問題不在錢。錢是「好東西」,但一跟權力掛鉤,成為控制財力、人力,定人生死禍福,當「學術寡頭」的東西,就是一種腐蝕劑。再清高的人也趨之若騖,「人文精神」全都掉錢眼裡去了。本來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強調集體協作,非得拿「修四庫」當學科建設,好像只有資料長編式的大叢書(可配合圖書市場)才算成果。在這個領域中,恐怕更應提倡的還是獨立研究、創造性的研究,當教授的和當學生的都要有這種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這樣,越是年紀一大把,勁頭不夠使,還越是熱衷「修長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錢,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團會戰」,不但造成金錢浪費,也造成人才浪費。「跨」上一個「世紀」,這一堆人就埋在「長城」底下了。現在,大家一窩蜂地上大項目(有些項目可以高達上千萬),效益如何,值得懷疑。據說全國結項,大部分都完不成。這要擱在經濟領域,至少也是瀆職罪。大量資產流失且不說,還影響安定團結。我的一位參加項目設計的朋友講,現在是花國家的錢不幹事,評這評那,樣樣佔先;不拿錢照樣出成果,反倒吃虧倒霉,樣樣沒份。特別是有些人簡直貪得無厭,舊項目啃兩口丟一邊,又衝新項目去了,自己報不成,就打學生的旗號,能霸一個算一個。這樣的風氣,我看是該殺一殺了。 
  其次,和上一問題有關,還有一個問題是「人越窮越分三六九等」,疊床架屋,人為製造的層次太多。現在提倡競爭機制,不但人與人比,系與係爭,就是學校和學校之間也要一決雌雄〔零案:現在國家已明令禁止企業評比〕,勝者大名大利、大權大勢集於一身,敗者只能自認倒霉,這未必真有好處。比如一個學校,本來有教授、副教授、講師三個層次也就夠了。但現在因為新老代謝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錢,非得多加幾頂帽子在頭上,不足以顯示其身份與他人有別。我們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導教授(現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與前者合一)和博導教授(老教授)好幾種,而且還設了「政府津貼」、「突出貢獻」、「跨世紀人才」等各種名銜,經常評這評那,連死人都參加評獎(只能讓家屬領),如果再加上各級學術評委以及首席科學家(這是從科委系統套來的)、院士(聽說正在醞釀),實在是一種「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現在時興講「國際接軌」,其實這類東西大部分都無法接軌。比如「博導」,美國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頭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當我們的講師)也都叫「教授」,他們統統都可以當「博導」,比我們簡單得多,也平等得多,絕不會像我們這裡把所有頭銜都印在名片上,就連到國外轉了轉,也能寫進百科全書。現在我們把教授分成「碩導」和「博導」,當然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我們把研究生分成兩道坎,碩士、博士接不起來。國外大學的研究生課程,一般都是以博士為主。特別是文科,那是「自古華山一條路」,險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沒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學問,清清苦苦當老師,就趁早別進這個門。這樣的課程不但不限年頭,什麼時候讀完什麼時候算,而且往往是碩士、博士一條龍,主要是沖博士去的。可見要廢「博導」,也應對研究生的培養制度做相應的改革。「博導」是國際醜聞,政府已宣佈廢止,明確聲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資格帶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難免死灰復燃。最近我的學校又搞「老博」評「新博」,其實還是老一套。我們的評職稱、評頭銜是「水漲船高」,從前的行情,當個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滿足了;現在不行,好像不當博導就誓不罷休。亂加頭銜的結果是頭銜貶值。我想,現在做社會學研究的人,不妨調查一下,做點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麼分配時間。現在的大牌學者,學問大了,「渾身都是寶」,難免挨人宰。別人宰倒也算了,還自己宰自己,整天評這評那,什麼會都開,什麼書都序,這種「充分利用」,其實是既毀自己,也毀別人。王國維、陳寅恪,他們都沒當過「博導」、「課題主持人」,也沒搞過「大項目」,但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學者不是社會活動家,不是官員和承包商。他們靠本事吃飯,靠著作講話,比什麼都強。正如太史公講李將軍,「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們當老師的,如果日事鑽營而無心學問,將何以為人師表?何以鼓勵學子從教。   
  說校園政治(2)   
  第三,現在的廣大教師,不包括上面所說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誰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學校,要說名氣,在全國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籃子都成了問題,我跟面的司機講,他們根本不信。過去,大家開會就哭窮,我煩。因為經濟改革,該倒霉的肯定是咱們吃國家飯的人。況且,有人成天嚷著要蹬板車賣帶魚,拎大包倒衣服,光扯著嗓子喊,沒見誰動過窩。但現在,一想到上面那種亂造,我就心裡難受。覺得與其這樣花錢打水漂,這樣給少數人「錦上添花」,還不如「雪中送炭」,給大家解決點實際問題,就權當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無虞,安定團結,一門心思搞學問,所出成果當不在「長城」之下。總之,以現在的國情,我以為慎重立項,減少層次和抑富濟貧,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記】此文原載《三聯生活週刊》1996年11期。我有個習慣,是像傳統文章或書畫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結尾處記錄寫作時間和地點。但這篇文章,我無存稿,印出的東西上面沒有,也許是編輯以為多餘,把它刪掉了。這篇文章是我讀韓毓海文(《北大:魂兮歸來》,《中國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該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響,但遭封殺和批判,沒人公開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說,這裡不妥,那裡不當,事實不準確,策略不得當,作者有私心,等等。現在有一種怪說,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後一百年,則是或將是另外五人的豐功偉績。對比此說,「魂兮歸來」,還是我們的心聲。所以,我寫了這篇小文,予以聲援,今天仍不後悔。其寫作時間必在韓文發表後不久。   
  書不是白菜(1)   
  現在的書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濫,不但磚頭一樣的厚度和重量早就控制不住,鴻篇巨製一發不可收,而且卷數、冊數也不斷膨脹,動輒以「叢書」、「全集」、「大典」、「大全」豪華包裝,隆重推出(多為死人和資料著想),領導疼,專家愛,媒體吵作很熱鬧。然而結果怎麼樣?做書的人都說,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反而把道兒全堵死了,就像高峰時刻的馬路,半天都挪不了一步,圖書市場的真相是很不景氣。 
  做書難,但非大書還不做。這件事在我看來真是莫名其妙,但據業內人士講,它可太有道理。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對出版社來說,出大書可以拿大獎,拿了大獎,別的不說,首先書號就不受限制,名、利都在裡面。其次,從營銷角度講,無論做廣告還是征訂發行,大書也比小書划算:做一本是做,做一套也是做。更何況,大書比較扎眼,往書店裡一擺,一占一大排一大面,「每個人走過她的身旁,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不像小書,埋在大書裡面,怎麼找都找不著。好處是明擺著的。 
  第二,大書都是出自名校名所的大手筆,不是「大師」就是「小師」,咳唾珠玉,「渾身都是寶」。過去毛主席號召養豬的宣傳畫這麼講。「小師」可組叢書,「大師」可出全集,各種巧立名目的大典、大全也絕對少不了(或策劃,或主編,或撰寫)。他們的書都是借「課題化」的東風,靠申請大經費,主辦大工程(仿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拿錢堆出來的大成績,主管部門的領導都好這一口兒。這是學院政治的主流,當作者的,全都趨之若騖,好處也是不用說。不只是一次性的好處,而且是連續性的好處。它對寫書人進一步申請經費、提升進級、獲大獎皆不可缺少,一次高則步步高。 
  第三,出大書對作者、出版社、圖書市場和讀者都有形格勢禁的導向作用,逼你非大書不寫,非大書不做,非大書不賣,非大書不買,大家搖頭歸搖頭,反感歸反感,但給個骨頭就啃,見個火坑就跳,誰也攔不住(這是浮華世風下的文革舊夢)。比如我歷來都反對加入叢書(光是統一的封面就受不了),但到底還是加入了好幾種,甚至還主編過套書,文章也被拆裝變賣、一菜多吃地收入各種散文集或大系,慚愧呀。 
  反正,叫他們一說,做大書還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記得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後那一陣兒,我們曾為「政治掛帥」還是「金錢掛帥」吵得不亦樂乎。八、九十年代,這些問題迎刃而解。現在,我們不說「有錢能使鬼推磨」,而是說,「有大錢才能使鬼推磨」或「有大錢才能使大鬼推磨」。也不說「有權在手就什麼都玩得轉」,而是換了其他一些冠冕堂皇也諱莫如深的說法,大家都熟悉,我不必引,其實是政治給金錢掛帥,金錢也給政治掛帥,二者完美結合,相得益彰,一點矛盾都沒有。但可惜的是,在上述「皆大歡喜」的背後,真正倒霉的還是廣大讀者。因為他們不但買不起大書,也讀不動大書。 
  書已經多到看不完也大到讀不動了,這不是我的聳人聽聞,而是很多人的同感。一個人讀多少書就煩,古人和今人或許不一樣,但讀多了就煩,這是生理規律。現在的年輕人更好,一讀就煩,不煩的是電腦,「知本家」的神話可謂鋪天蓋地。有人說人腦也像電腦,可以不斷擴展,升級換代,但再怎麼著,也還是有閱讀疲勞。我有個朋友說:飢餓是最好的廚師(德國諺語)。這是至理名言。電影《甲方乙方》就表現過這個至理名言。我想,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大概都體會過什麼叫飢餓,知道飢餓對我們的胃口有多大作用。插隊時,我可以一口氣吃八個饅頭;進城來盤過油肉,我能興奮好幾天,比孔子聞韶還帶勁兒。過去,我們的書和食物一樣匱乏,大書好像根本沒有,有也很少,套書,也是從《走向未來叢書》才走向未來。那時的書,紙很黃,也很糙,字數多在十萬以下,而且幾乎都是單行本。但在我們眼裡,它們很美也很豐富。我們把一本書翻過來掉過去,一讀多少遍,津津有味,直到「韋編三絕」。那時的裝訂遠不如現在結實,頁角翻捲,紙張散開來的事是常有。饑餐渴飲,如狼吞虎嚥,連骨頭渣都剩不下;刨根究底,如淺斟細酌,品出的東西比原作都多。嗨,那才是真正的讀書,真正有滋有味的讀書。雖然,那時的書可能並沒有太多「滋味」。為此,我常抱怨上蒼:為什麼有肚子的時候,我們沒好吃喝;有好吃喝的時候,我們又沒肚子。 
  去年,給學生講課,講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我討論過古書的「經典化」。我說,人類發明文字,最初是為了記錄,先是記錢米、記土地、記人口,然後才是講風花雪月、古往今來和玄妙的哲理,古書從檔案中解放出來是場大革命。但古書在其獲得獨立發展之後仍有重新變成檔案(束之高閣,備人查用)的危險,「經典化」就是為了擺脫這個危險,讓人從很少的東西裡讀出很多的東西,常讀常新(因此又有註釋不斷膨脹的問題)。《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這是林彪愛說的話,毛澤東說「林彪同志的概括力極強」,他對「經典化」很有體會),「經典化」和篇幅有一定關係。比如中國古代有三部經典,西方譯本最多,即《周易》、《老子》和《孫子》。它們的古本都是5000多字,擱到現在,頂多是篇短文。這叫「少而精」。它和時下所說「精品」可大不一樣。我們現在的「精品」,那都是「大而精」、「多而精」,它們都是為了圖書館而不是讀者準備的。如果一定要讀,最好蹲監獄。   
  書不是白菜(2)   
  現在的學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會科學是「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總是最後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誠先生設大獎,用來獎勵科技人才,叫「長江獎」。後來,想起人文、社會科學也不能落下,乃委託名氣很大的《讀書》雜誌來評選屬於後一領域的圖書和文章,也叫「長江獎」。作為這一活動的「推委」(推薦委員),我很頭疼。第一,現在的學術界,本來就是專家多而通人少,我早說過,專家其實是不讀書的,他們都是只查書,不讀書,或只讀專業書,不讀其他書,其實是「學術殘廢」,而且都是因公致殘,光榮得很,比如我就是多少年都讀不成書。第二,讓如我這樣不讀書或讀書非常片面的人,方方面面坐一塊兒投票表決,很可能是「偏見的集合」,反而把真正的好書給埋沒掉了(美國電影《Stag Party》對西方民主有上佳描寫:投票是為了殺人)。第三,現在世無英雄,個個都是爺,我們真的又能舉出什麼既有學術水準,又有思想深度,還有廣泛影響,人人都能認可的書?我瞪著眼想半天,好像一本也想不出〔零案:我沒有參加上述圖書獎的評獎,只推薦過兩篇《讀書》上的文章〕。 
  在三聯的會議上,我無言可發,只有一條建議,就是唯其有上述的「大勢所趨」,為了提倡個性和創意,我主張,上面那些大書和套書一定不能入於評選之列。《讀書》好像還能接受我的想法。否則,就像奧斯卡和世界盃,評完集體,再評單項,怎麼辦? 
  總之,為作者計,為讀者想,我要小聲呼籲一下:書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論捆地賣。 
  2000年1月24日寫於上海博物館【附記】原文曾在《萬象》第二卷第5期發表。「小聲呼籲一下」,編者以為,「呼籲」豈能「小聲」,逕將「小聲」刪去,但我的意思是,像我這樣的呼籲能有多大聲?只能隨便一說,而且是悄悄的,所以現在,我又頑固地把它恢復了。另外,我想說明一下,過去的北京,每年冬天,家家都儲備過冬大白菜,擱在陽台或樓道裡。白菜都是成堆論捆地賣,甚至用板車往回拉。這種現象,現在已成往事,就像侯寶林的相聲《夜行記》,說騎著車子點燈籠,當年聽,那是前仰後合,笑成一團,如今的年輕人不明白,笑是肯定笑不起來了。我的話未免老氣橫秋。白菜已成往事,但我說的老理兒並不過時。   
  學校不是養雞場(1)   
  (讀網有感) 
  最近上網,看到一些關於中國大學改革前途的討論。論者各抒己見,比我的瞭解要廣泛和深入,讓我學到不少東西,這裡只是補充,道義上的支持。下文所論「領導」(或「老闆」)乃為行文方便,作為社會現象之代號,並非特意和哪位過不去,請勿對號入座。 
  一、歷史的回顧:校園目睹之怪現狀 
  很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叫《說「校園政治」》,登在《三聯生活週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針對哪一所學校,也不是針對哪一個人,我掂量再三,說過一段話: 
  當年賈誼上《治安策》,開頭有一段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現在呆在校園裡,我們也有這樣的感受。為國家計,也為知識分子計,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應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否則不利於安定團結,也不利於穩定人心。 
  當時的三聯負責人很負責,覺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讓上峰看到不好辦,竟直接替我動手術,改為「問題」二字,但後面的「革除」卻原封不動,刊出的結果是,「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問題亟待革除」。當然,這也就成了給我添堵的語病。 
  當時,我批評的「弊政」有三條,一是「工程熱」(我叫「知識分子修長城」),二是「人越窮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廣大教師(不包括頭上戴著很多帽子的人),他們的待遇太低。此外,我還諷刺過學校裡的「托孤寄後」、「祖孫相繼」,咱們中國統治術特別擅長的「二桃殺三士」(漢代畫像石的流行主題之一),以及當代的《儒林外史》——知識分子在這種境遇下的人格扭曲。雜誌摘了我的一段話。印在題目下面。我說,「搞『大兵團會戰』不但造成金錢浪費,也造成人才浪費」,「與其這樣花錢打水飄,這樣給少數人『錦上添花』,還不如『雪中送炭』,給大家解決點實際問題,就權當是希望工程吧」。因為在我看來,生活保障,安定團結,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回想起來,話是一點都沒錯,但也一點都沒用。我猜,那時《生活》剛辦,遠不如現在這麼火,讀過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現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還記得80年代末的知識分子哭窮。我記得我們的一位校長(已故)跟國家領導(已去職)吵架,問他「自謀生路」是什麼意思(那時,國家還顧不上學校,基本上是像對農村和個體戶那樣),領導扔下四個字,叫「大勢所趨」,讓他自己掂量。那時,正是「電子一條街」走火中關村,舉國皆言經商,世人爭說下海,掀起陣陣狂潮的時候(現在那裡蓋了很多高樓,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學者類的不識時務者,難免失落,竟然撫今追昔,推中國之情,想世界之理,見賢而思齊,窮且益酸,非跟外國教授攀高低,以為他們是坐在社會的寶塔之上,說什麼國運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懂科學技術,代表第一生產力的知識分子,讓聰明人來管理國家——像人家外國那樣。然而,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他們說,由專業知識分子特別是用他們的專業思想來治理國家,是很危險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種行當。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勢」為喻,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什麼叫「大勢已去」,什麼叫「大勢所趨」。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早就被「割球騸蛋」,全世界都如此(見拙文《太史公去勢》,收入我的《放虎歸山》)。當時我太壁上觀,總以為校園裡的蠢蠢欲動,社會上的蠢蠢欲動,主要是基本形勢看不清。國家對農村是黃老政策,聽其自生自滅,城裡不是。城裡的改革是幹什麼?是砸碎鐵飯碗,不吃大鍋飯。改革的矛頭所向,那不是明擺著的嗎?首先就是咱們這些吃國家飯(過去叫「吃供應」)的人。第一是國營企業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門的辦事人員,第三就是知識分子。所以,正是這些人,他們牴觸最大。他們對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領以盼之;對改革之實,是牢騷滿腹以罵之。當時叫「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罵完之後,還把問題歸咎於改革的遲緩和不夠徹底。那時大家都很幼稚,誰都不去思考,誰也不願思考,改革的代價是什麼,改革的風險在哪裡,改革的利益怎麼分配,獲益者要不要受節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護,他們還以為,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對的事(現在的任何工程上馬,都得有成本計算和風險評估,不能認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農民怨農產品價格太低,城裡人卻嫌賣得太貴,誰急了都會說,這是改革不夠徹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個時期的特點。 
  距上面兩篇文章的發表已經十多年了,有人以為,國家有餘錢,可以朝學校投一點,很多聰明人,特別是技術專家類的聰明人真的出來替我們管理學校,大家的工資長了一點,彼此的差距大了一點(現在這是不帶負面含義的詞),少數身居要職,官員兼教授,教授兼官員,政治為金錢掛帥,金錢也為政治掛帥的人,通過改組兼併,建設基地(人人爭當基地分子),承包課題,腐敗了一點,學校更趨時趨勢,跟社會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風)更貼近靠攏了一點,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績。然而,我說的「弊政」,結構性的「弊政」,其實一點也沒改,非但不改,還變本加厲。他們覺得,既然蚯蚓、蠍子、黃鼠狼都公司化了,怎麼改革的春風就吹不進去,還留下這塊死角幹什麼,學校不是福利院,還是老闆說了算,裁人下崗,乃是勢在必行。所以也就難怪,現在被革除的不是學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問題」。有錢燒著,下一步幹什麼,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這是大家等了十來年,才水落石出的結果。   
  學校不是養雞場(2)   
  二、老闆的道理:大人有錢你有命回顧以往的歷史,校園中的事情並不複雜,它並不是哪一位領導的心血來潮,或其上級部門的不知下情,而是整個改革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這個曾經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會潮流相比,該有的都會有,沒有的也會有,頂多也就是慢了幾拍。比如,企業兼併,學校也兼併;企業搞工程招標,學校也搞課題承包;企業想把產品打到海外,學校也要躋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體相同。但問題是,我們的領導,他們覺得,學校的改革還不夠徹底,改革的措施還沒有配套,什麼都端上來了,酒還沒上。酒徒(山東說法,叫「歷史醉人」)的說法,是不行不行,咱們今天可得動真格的。我琢磨,領導的心思,他們從國家拿錢,主要是對錢負責(口頭禪是「要對得起這××個億」),而不是對人負責,越是大筆花錢,才越是需要裁人,這是符合其經濟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對大家來說,真正有切膚之痛的敏感問題,不是別的,正是下崗。下崗在全國早就理所當然,倒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闆解釋,公司虧本,難以為繼,對不起了)。據說,這一切全是為了學校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目標明確,決心很大,一定要在幾年之內,趕上和超過世界上的「一流大學」(即他們穿梭其間,流連忘返,口水滴答、艷羨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學,恕不具引)。這些專管出國考察找錢斂錢統計數字收租子越來越像老闆的領導,他們的大政方針,就是全面推行企業化和集團化,鼓勵千軍萬馬修長城,通過結構改組,把餅越攤越大(中國現在的很多人都是靠這種辦法陞官)。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優化原則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礎是三優三劣,誰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說了算;海龜和土鱉,是海龜說了算;學校領導和廣大師生,是學校領導說了算。現在的學校領導,很多就是這一理念的完美組合。如果我們順著他們的邏輯想,老的賣其老,小的誇其小,青黃不接的自認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況就會像黑心工廠一樣。其實,這些老闆的心思很清楚,就是憑你說千道萬,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數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樣,是有指標的),擱在面前,而且講法律時效,一旦規定出台,快刀斬亂麻,就像足球場上,判錯了也不能改,該誰倒霉誰倒霉。他們裁誰,心裡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銳,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專找軟的捏(就像工廠裡的老弱病殘)。這叫「成本計算」。目的是給外國的教授,或中國教授的外國朋友騰地方。魯迅先生有詩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現在的大人,「刀」字換成「錢」字,還是一樣威風——「改革」,你總不能反對吧,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認,我們的老闆,他們的想法確實是代表潮流,但潮流並不是無可置疑,特別是其明顯的「弊政」。因為歷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暫經歷所見,幾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數裹挾多數,讓他們自動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為什麼死。遠的不說,前有五八年的大躍進,後有十年文革,就是鋪天蓋地,誰也擋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這樣的棍子。我還記得當年的超英趕美,各種招貼畫,還歷歷在目。改革的衝動是窮。飽漢子不知道窮漢子饑,窮漢子也不知道飽漢子飽。當時的我們,是窮急眼了,光沖人家的鋼鐵和小麥去了,故爾勞民傷財之後,照樣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錯,就像漁夫的太太,還是守著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這個犧牲不值得。現在到處都是老闆說了算,但老闆的道理不能講得太過分。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節制他們的東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東西。過去,中國戲劇有個俗套,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總有安慰。現在有個電視劇,叫《絕對控制》,還是講這個最後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劇中所演,黑老大已經撒下天羅地網,市裡局裡(公安局裡)都有人(當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沒有「絕對控制」,我們又該怎麼辦?答案是:在自負天命(改革的天命)繫於一身卻置民情輿論於不顧的人面前,我們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請我演講。演講前,我說過幾句題外話。我說,我對學校還是老看法,非常簡單。我理解,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做學問的地方,千變萬化,說破天,它也不是養雞場。現代建築朝養雞場發展,我們無可奈何;辦公室朝養雞場發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一流大學辦成養雞場,我是堅決反對。過去,吃雞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單排長龍,那是因為貨源奇缺。現在有了養雞場,從無到有,從少變多,當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後,大家才會懷念土雞。誰都說土雞好吃,這是吃雞人講的道理。對他們來說,一流的雞,肯定不是養雞場的雞。但養雞場的道理不是這樣,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為你養一年的土雞,下一年的土蛋,也頂不上它一天的產量。它的老闆說,我的可行性,我的優越性,那是被事實證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佔領市場,我的雞蛋一上市,其他雞蛋,全給我滾蛋;第二,你說土雞好,現在要吃,得多付錢,邊緣化的結果,是抬高了土雞的身價(將來的人文關懷,下場必然如此),這是慈善之舉,挽救土雞,你得感謝我。這就是老闆的邏輯,句句都是硬道理。   
  學校不是養雞場(3)   
  然而我想,如果我們的老闆,他們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學當養雞場來辦,以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殺之權,囊中有驅鬼推磨的足夠資金,只要精挑細選,把剩下的人,張課題大網,一個不拉,全都收編在內;只要用「二桃殺三士」的競爭機制(人跟人鬥,其樂無窮;校跟校鬥,其樂無窮),讓所有僱員互相激勵(掐吧),再輔以量化管理的學術泰勒制(為便於管理,便於監督,也便於匯報,學校何不製造一種「人才卡」,把各種報表,連格式帶記錄,還有工資獎金,全都輸入其中,每次只要輸幾個數字就行,省得我們成天填表,也累壞了學校的辦事人員),隨時觀察母雞下蛋。這樣,我們就會有所謂「一流大學」。 
  笑話。 
  三、問題何在:發展不是沒頭蒼蠅 
  目前各大學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問題沒暴光,但大家心裡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績」發錢,這是關鍵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績」吃飯。比如,申報博士點,申報基地,申報項目,申報優秀博士論文,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項,全都是所謂「成績」。各個學校,所有教員,都是圍著這些「成績」團團轉,整天評這評那,花樣多得不得了。誰都知道這是上下欺哄,虛假成風,但誰都樂此不疲,趨之若鶩,即便有一二潔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學校早就不是淨土,哪有桃源可避秦。當今的風氣,虛糜國帑,浪費人才,糟蹋品牌與傳統,誰都不心疼。「文革」的說法是,「與其他篡黨,不如我篡黨」。現在的說法是,錢不能全叫王八蛋(別的同行,別的院系,別的學校)花了。中國有句老話,叫「識時務者為俊傑」,翻成今語,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為當今的傑出人物。抗戰時期叫「曲線救國」,時下講法叫「求生存」(各級領導最愛說這句話)。這和「文革」時期大家使用的邏輯簡直一模一樣。我聽過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長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氣很大的學者抱怨,大家心裡都清楚,就是沒有膽量說。或者找點客觀原因吧,是問題山積,憑個人的力量搬不動。況且,我們都深陷其中,誰也不乾淨,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樣。 
  現在的學校,同從前相比,有很大改觀,但主要都是外裝修,樣子貨(上面的檢查,專看這些)。我們面臨的問題不但是資源浪費,而且是誰浪費,誰致富,致富方為先進。不是壞人不出頭,不是好人不發愁。從前,大家哭窮,想錢都想瘋了,但可悲的是,現在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寶貴時間,全都用來堵錢眼(像黃繼光那麼英勇)。錢越給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現在的學術都是訂製的學術,就像過生日的蛋糕一樣)。為錢寫書,為錢開會,為錢製造虛假學術,最後犧牲的是大家的學術生命。四海無閒田,農夫都忙死,所失並不讓於所得。 
  有些問題太大,這裡不去說它。講點笑話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學貼出招賢榜,曰誠聘國際一流教授,有若干種,其中第一種,月薪高達××萬美元。你別光看價碼,後面的條件是已獲諾貝爾獎。 
  故事B:某甲到某經濟管理學院如廁,見學術報告海報,題目是:我怎樣從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賺了××××××元,報告人是一暴發戶,這是該校的帶頭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師小區,廚房廁所強迫統一裝修,普遍收費過高,而且有嚴重的質量問題,許多樓層水管、暖氣爆裂,發生水淹七軍,新樓頂層露雨(很多),兩年來屢次報修無人理,廣大教員義憤填膺,但無處申訴。原因是,第一,這是×××工程,所以沒轍;第二,該校是敏感單位,上級有通知,任何媒體不得報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們還是一個法制國家嗎)。 
  故事D:現在的學術工程,報價驚人,膨脹太快,已經不是幾十、幾百、幾千萬,而是動輒多少億,有些毫無價值,有些價值很小。中國三峽文物的搶救發掘,動員全國的考古力量,費時十年,開方無數,只有兩億,更不用說還有多少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它們都在等錢用。這件事讓我很受教育。過去有位學者,我很尊敬的學者,他痛斥現在的理工原則一刀切,說掌校者摧殘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現在我後悔。因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關懷,我看不如不關懷。這麼多的錢,幹什麼不好,非把一大堆現成的書拿來重印,或只是為了歌功頌德、營造氣氛。有位著名考古學家對我說,這也太集體無恥了吧。 
  故事E:有自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撥一撥打電話,說他們從高校選了一百個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書。我說,西北人民要脫貧,讀我的書有什麼用。他們說,我們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書給他們,您只需要簽個字,把版權交給我們就行了。他們到各高校拉人簽字,很多人想,既然這是向西北人民獻愛心,誰都羞於談錢字。我是堅決不簽。我說,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學校裡的那些無用工程砍一半,錢就有了。 
  我說這些,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層出不窮,絕不是一星半點,個別的偶然事件。它們和裁人正是出於同一背景(基本問題,還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說)。這樣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將禍及全國(像Sars一樣)。   
  學校不是養雞場(4)   
  話說回來,我想講一句話,現在高校中的事情絕不只是高校本身的問題,許多前提就值得懷疑。比如,我們的老闆,什麼都拿外國說事,什麼都拿改革說事,這正是最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學校搞好,真的想把國家搞好,就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切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其實這話,過去的理解太籠統,我說的人民,是要落實到人,因為沒有人,哪來的人民呢)。我有幾條建議: 
  第一,學校改革,首先應該改革的就是學校領導本身,包括他們的辦事機構,包括他們的辦事方法。不說人話專說鬼話,不說真話專說假話的人,應該下台。 
  第二,學校的領導應深入實際,一切從學校的教學實際和科研實際出發,不是教學研究為金錢(或上級部門)服務,而是金錢(或上級部門)為教學研究服務,不是大家為學校的政績服務,而是學校為大家的工作服務,整個關係應顛倒過來。 
  第三,現在中國的很多做法,好的壞的,確實都是從外國進口。但我們不能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切都好(現在出去的人很多,沒有必要神秘化),總得有點進口檢疫,不能把瘋牛病和口蹄疫也給咱們招進來。外國的東西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好也有壞。我們不應一切照搬外國,特別是經變態心理放大,連外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國,或只聽他們的老闆(我們老闆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這些人)介紹,把完全迫於商業壓力,連外國教授也深惡痛絕,嗤之以鼻,然而又無可奈何的事當我們的樣板。 
  第四,學校是廣大師生的學校,不是少數人的私產,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應聽取廣大師生的意見,特別是像裁人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別是現在,我們的學校還不是私立大學,校方動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據。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無人,人不是數字,不是金錢定購的物品,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絕對沒有第二次)。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理科就該犧牲文科,為了效率就該犧牲安全,為了鍋裡就該犧牲碗裡(更何況,有人是拿大家的鍋當他們家的碗),為了沒柴燒,就連門坎都給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體內容,不是為了機構而機構,為了數字而數字,什麼成績都有,就是沒有學問,光點鈔票了。 
  另外,我想說一句,人才流動,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從原則上講,現在很多教授借口學科建設,借口事業傳承,借口部門利益(專業、院系和學校的利益),精心培養子弟兵,確實有打散的必要,他們哭鬧的人材流失問題確實不能一味姑息(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樣的看法)。但這件事做起來很難,我吃不準。外國的辦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國制度有英國制度的好處,位子少,不利晉陞,但花在鑽營上的心思也比較少,這對學問有好處。美國制度是足球轉會制,商機無限,發展機會比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裡面有太多的哄抬身價,當學者的,到處演講,到處面試,牽扯精力太多(教授沒有經紀人),對學問有破壞。 
  至於用外語上課的設想,那簡直是胡說八道。老鄉的說法,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續。它反映了我們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態問題。我認識的西方學者,他們到別國講課,一般都是用該國語言,這是對對方的尊重,對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德國人,在美國教書是用英語,在法國教書是用法語,在日本教書是用日語,到中國演講也是用漢語。這才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中國學者到歐美講學,彼此交流用英語,那是不得已(比如他們不會講漢語,我們不懂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不會對方語言,仍用自己的語言,也是不得已。大國不學外語,小國才學外語,這是一般規律。比如,美國人就不像歐洲人愛說外語,會說外語。歐洲的國家都是小國,一抬腳就上了別的國家,不說外語沒辦法。現在這個世界,誰丟下母語不講,張口就是外語?都是前殖民地國家。他們的問題是,自己的語言丟了,不用前宗主國的語言就沒法講話,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說英語也有類似問題,他們講生活上的事還可以用廣東話,官話被英語佔領,這也是殖民的結果。還有,中國自己也是這樣,不說多種語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數民族的話他不懂,方言也不說。外地人不是這樣,少數民族不是這樣。比如達斡爾人,過去都是四語(達斡爾語、漢語、蒙語和滿語)並說,那是沒有辦法。我們不要以為,會說外語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場合,情況就相反。我們用中國話講課,那是天經地義。外語是交流語言,不是工作語言,特別是文科,更不應該提倡外語授課(世界大國都不如此)。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當今的社會變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種,不是只有老闆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社會的所有進步,並不只是生產力的進步,他們可以稱為文明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非主流社會反抗和鬥爭的結果(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他們有各種工會組織、左翼團體,有社會制衡,有社會保障,其實是發展的「車閘」(雖然這個車閘也不太靈)。我們把西方文明中這些最先進的部分抽掉,把我們過去還明白的道理拋棄,那只能是向歷史上最野蠻落後的資本主義看齊,只能是向當今西方正在重新抬頭而且甚囂塵上的惡勢力看齊。   
  學校不是養雞場(5)   
  最後,我想說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所有有社會道德和起碼良心的人,誰都承認,發展是個很大的潮流,誰都難以抗拒和躲避。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同意,發展的利益可以高於一切。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的歷史文化,它們沒有一樣是低於它的價值,沒有一樣是可以為之犧牲(老子講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樣都比它更大)。反對戰爭,反對污染,搶救和保護自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遭受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群體,這是當今最大的道義所在。 
  中國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君書·更法》引當時成語),這與他們對人性的洞察直接有關,應該說是很坦誠也很聰明的想法。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孫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險」的御兵之術。他說,一個真正高明的將軍,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不告訴他們作戰意圖,不告訴他們行軍路線,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九地》篇)。這是現在還被許多「改革家」祭為法寶的東西。但在一個有高度民意監督的社會裡,在一個事情涉及廣泛公共利益的領域裡(學校在目前還是國家財產),這樣的管理模式,是絕對不允許。 
  一個只要速度而沒有車閘的汽車,是非常危險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駕駛員,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 
  此文原來的正標題是「讀網有感」,副標題才是「學校不是養雞場」,目的是想減少刺激性。但網上轉載多把二者顛倒過來。人們提起這篇文章,都是使用副標題,說起正標題,反而沒人知道。這裡從眾,乾脆把二者顛倒過來,正好與前文配成一對兒。   
  知恥近乎勇(1)   
  ——為《讀書》雜誌召開的關於北京大學人事改革座談會(2003年7月15日)準備的發言 
  目前,關於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討論可謂熱火朝天。很多技術細節我不懂,最好是由專家,特別是社會學家,還有新聞媒體,做些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把各種意見搜集一下,各種問題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讀網有感》(《書城》2003年7期,37-41頁)一文中發表過一點感想,純粹是從普通教員的切身感受,講點我個人的真實想法。講就直奔主題,抓關鍵的事情來談。現在網上有很多版本,正題換了副題,不知怎麼鬧的,全都變成「學校不是養雞場」。其實這只是個比喻。前兩年,我寫過一篇批評出版界出大書套書成風的文章,題目是「書不是白菜」,道理是說「書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論捆地賣」,和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萬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頁)。我的靈感是來自一個美國的卡通片,叫《小雞快跑》(Chicken Run),即2000年全球最賣座的卡通片。影片當中有個Tweed太太,其實是「貪心」(Greedy)太太,她把養雞場弄成集中營,導致小雞暴動,集體大逃亡。它跟美國快餐業開了個玩笑。大家都知道,現代化的養雞場,它們很講究飼養的科學化和成本核算,何時餵食才能提高產蛋律,雞籠縮小到什麼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資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細算。這種流水線生產的雞和雞蛋,一切都是為了效率。雞又沒有雞權,虐待當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產措施。此片本來是個寓言式的東西,但上座率極高,一下點到了商業的穴位。它給美國快餐業招來很大麻煩,很多人都拒絕吃黑心肉雞黑心蛋。漢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雞」的口號,麥當勞也向供應場商提出「善待」母雞的要求。影片當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養雞場化,教育的麥當勞化,即把中國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大學」或「美國一流大學」的原料加工場(留學預科)、連鎖分店或美國博士就業墊底的地方(像張恨水筆下的「五子登科」,讓各種接收大員直接來接收中國),形成一條龍服務的惡性循環,確實是個大問題。 
  現在的討論,有兩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是最不容討論,一是「改革即正確」,二是「外國即先進」。其實,這兩個問題才最值得討論。我認為,中國的事情是怎麼回事,外國的事情是怎麼回事,這是應該說說清楚,也可以說說清楚的(上海人喜歡這麼說)。 
  我先說第一個問題,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說要改。但問題是誰改,改誰,改什麼,怎麼改,事情要講個明白,不能糊里糊塗地改。比如殺貧濟富,頭疼醫腳,這麼個改法,我就不太贊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給我,就叫我五體投地,忠心擁護。過去,服務態度差的那陣兒,我去商店買奶粉,我說,同志,請你把這樣那樣拿給我,讓我比較一下。他說,嘿,你買不買,不買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這種一上來就讓你別無選擇的態度就不太好。過去,我們的說話習慣,是開口先講,我代表什麼什麼,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黨中央,代表幾千萬黨員,代表多少億人民。你一上來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領導,下有群眾,代表現在,代表未來,該代表的他都代表了,當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會這麼說。現在輪到改革,也是這麼一件事。有些人說的改革,那只是個前提,內容怎麼樣,你就別管了。 
  現在,學校裡的事情,真可以說是問題山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們的《生活》雜誌上就說過,學校裡有很多弊政。弊政這麼多,當然要改革。問題是應該從哪兒改起。是不是腦科手術太複雜,就給腳丫子動手術。反正腳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對象是計劃體制,它的主體也是計劃體制,導火索改炸藥包,風險太大。比如職稱晉陞,最初是論資排輩,發豬肉票,這是計劃體制;然後是托孤寄後,破格提拔,也是計劃體制;最後輪到一幫底層教員,他們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沒沾上,小的小的寵沒輪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兒了,你突然宣佈,計劃體制是萬惡之源,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機會瓜分完畢,請你給我走人。要裁專裁下蛋的雞。這是什麼道理。你把計劃體制風光佔盡,然後又說在這個前提下,咱們改玩競爭機制。但就算是競爭,你也得讓人家真的自由競爭。就算莊家不進競爭機制,在同一個賭場中,總不應該有不同的規則。老的小的,海龜土鱉,總該放在一桿秤上稱,怎麼就該讓土鱉給海龜騰地方呢?再比如,現在的評崗,一切都是跟課題制掛鉤,所謂引進競爭機制,其實是在一種預先設定,極不合理的結構之下(評價機制的頭一條,不見字面的頭一條,其實是有沒有「大樹」,內涵可深了去)。前提擺在那裡,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砸碎鐵飯碗,是砸碎你的鐵飯碗。他們自己是什麼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個案子。現在講改革,都說要提積極建議,這樣的建議,我有一條,就是咱們不要放著眼前說天邊,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後,像誰像誰一樣。首先,現在當學校領導的,參加管理層的,應當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贊同讓一流的教學科研人材搞管理),不應腳踩兩隻船,既當官,又當教授,而且是直截了當的當,天降博導和一級二級教授於斯人。他們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學與科研,還可淡化部門利益(這也是積弊之一)。這是首先就該理順的關係。即使理不順,改不動。我也不主張像騎摩托車飛躍黃河那樣(咬緊牙關,一踩油門就過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裡面),還是不妨從長計議緩圖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點學校,學校少管一點系裡,系裡少管一點個人,退而求其次,鬆綁總比捆著強。真正的學者,死心塌地作學問的人,越沒人管,才越出成績(不拿國家的錢,照樣幹活行不行)。現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許,以見其悲壯。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吳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貴族開刀,「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譚嗣同的絕命辭,「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他的話很悲壯,那也是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改革就會有犧牲」,「犧牲」之義,本來是這個意思。別的我就不多說了。改革的關鍵在哪裡,情況是一目瞭然。   
  知恥近乎勇(2)   
  外國的事情,現在有很多變態心理,而且是普遍的變態心理。比如,大家開口講話,舌頭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產開發公司,它要在潮白河邊賣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說是有「東方萊茵河之美譽」的潮白河。北大、清華,本來都是響噹噹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終於達到「世界一流」的定語,何苦來哉。說到國外的情況,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什麼是西方一流大學的光榮所在?是他們近年來受商業化包圍日益趨進社會潮流的職高化傾向(如商學院、法學院和計算機專業的勃興),還是他們紹繼悠久文化傳統和科學精神的深厚積澱。這是牽涉甚廣,從內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實質的問題。比如,就拿校園改造來說吧,很多人都很羨慕我們的校園,當年吸引我的,讓我一見傾心的東西,也是這個漂亮的園子。現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熱衷外部形象,但就是這個問題,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樣。我看,校園景觀,也不見得「新」就是好。過去我們村的老鄉還以為,有人肯拿一輛拖拉機換他們的北齊石佛造像,他們可就賺了。我的經驗,歐洲也好,美國也好,越是僻處小鎮,無名大學,越是由一堆閃閃發光的玻璃樓而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學,劍橋、牛津、哈佛,還有索邦的那些大學,大部分都是古老滄桑像座廟,讓咱們看上去,十分破舊昏暗。我說這些話,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咱們用不著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氣不如人。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我們有我們的長處,長處和短處要具體分析,不要動不動,就說我們什麼都不行。像80年代啟蒙史學下的小兒科,急了就會怨天尤人罵祖宗,說中國人什麼都不行,一開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們吃糧食(其實要說吃肉,也輪不上歐洲,真正成天吃肉,還是人家愛斯基摩人和蒙古人)。這種自卑,有時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國,我還是出過一點的。我知道的外國,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國就不一樣。十幾年前我在美國,留學生鬧綠卡那陣兒,有人說,中國的精英都在美國,留在國內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來當「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幹嗎那麼喜歡糟蹋自己,人不賤之而自賤。特別是有些留學生(當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個兩個),他見人家罵中國還回嘴罵之,只要一有中國人開口,他就又來罵中國人,還一口一個你們中國人全是民族主義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說,什麼時候中國大陸的教授讓外國評,就出息了,可以進一流了。其實,我就參加過不少這類評審,包括評教授和評著作。這本來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國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參加過這類工作。評審應該是相互的,用不著這麼神秘兮兮。我的態度很簡單,其實還是孫中山先生強調的那種精神,即「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不要隨便說我們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隨便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總都是人吧。現在,中國的學問,不是只有中國人做,這是不爭的事實。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們的「第三隻眼」,而且對中國之褊狹固陋,還是最好的解毒劑,但我一直認為,而且是頑固地認為,他們的研究(其實人少得可憐),我們的研究(學者良莠不齊,但兵多將廣,雖百里挑一,也相當可觀),其實並不是同一門學問。研究中國,即使今天,要談國際學術,那也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即他們的學問,我們的學問,還有某些往來於彼此,具有雙重身份的學者,他們的紹介溝通(可惜,現在的很多「二師傅」已經不如他們的前輩,不像馮承鈞他們那樣,還能起這樣的作用),三者加起來,才有這個國際學術。這是說我們這行的學問。其他學問,當然不一樣。有些學問,原來是人家的學問,窮追猛趕,差距還是相當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別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國外末流當國內一流,叫別的學科都摧眉折腰,低聲下氣,承認你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來改造整個學校,改造全國教育。這就過了。當年,中國的大學,前清舉子、外國留學生,各種來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講兼容並包。中國近代的學術大師,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舊。這才是我們的光榮傳統。 
  當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說過,現在的事情,我們都有責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麼事都往四人幫頭上一推,「大家都是好東西」。問題是社會問題,當然不必指責個人,但也不能什麼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無能為力,知恥近乎勇,總可以做到吧。 
  這是我的態度。 
  2003年7月15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記】 
  此文原來的題目是《前提最需要討論》,太嚴肅也太模糊,現在用文章結尾的話換了一下,叫《知恥近乎勇》。   
  馬年說伯樂(1)   
  今年是馬年,大家都想從馬討個吉利,我也湊幾句熱鬧話,全是古人說的話,給大家添個樂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憑弔馬伯樂(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薩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個墓地。當時我想,漢學家起漢名,很多不怎麼樣,但馬伯樂的名字起得好,音好,意思也好。因為你想,伯樂善於相馬,馬要碰上伯樂,那該多有福氣。當年,李白給韓朝宗寫信說,「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與韓荊州書》),就是這種心情。我們當人的都這麼想,更何況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來,幾乎每個讀書人,特別是有才氣而還未出頭的讀書人,即便夠不上「千里馬」,也個個企足引領盼伯樂至,惟恐碰不上伯樂,埋沒在太多的「凡馬」之中。 
  然而,古人若莊子者流卻說,不對。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埋頭吃草,能跑能跳,「此馬之真性也」。你縱有高樓大廈,對它來說,也無所用之,它憑什麼要喜歡伯樂呢?馬自從碰上伯樂,可算倒了霉。他說,我會養馬,有好草好料;我會馴馬,有「千里馬」的高帽。可馬不這麼想。伯樂養馬,那是瞎忙,又是剃髮刷毛,又是釘掌烙印,上使籠頭下使絆,把它們一排排關在馬廄裡,十匹馬就得死上兩三匹。然後呢,還得讓它餓著渴著,奔著跑著,前有嚼子勒,後有鞭子抽。等你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規規矩矩,一半的馬都死掉了。馬是什麼?它就懂吃草飲水,高興了,脖子蹭脖子,表示親熱;生氣了,把頭一扭,跟你尥蹶子。如果你非給它駕上車轅,戴上馬冠,馬想的可就是,無論如何,我也得逃跑。它會踢毀車子,咬斷韁繩,專門跟你搗蛋。所以說,馬懂得和人作對,成為我們心目中的「害群之馬」,那是「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這是給伯樂潑涼水,現在的伯樂,當然不愛聽。我猜,他們會說,這人真能瞎掰乎,馬是什麼?你怎麼知道。它既然是畜生,就得服人管。我把它從吃了上頓沒下頓,缺醫少藥,到處流浪的地方救出來,收留它,餵養它,愛護它,教育它,它千恩萬謝還來不及,誰要你來發慈悲。況且,就算是反抗,它也成不了氣候,我還就不怕它尥蹶子。 
  好,那我還有另一段話,這可是誇伯樂的。它見於辨偽學家不太敢用,但同樣是道家著作的《列子》一書。《列子》誇伯樂,誇得有趣。它說伯樂這個人,他不但本人會相馬,而且還會發現比自己更會相馬的人,也可以說是一種「伯樂的伯樂」吧。故事是這樣: 
  從前,在現在的陝西省,鳳翔□下的寶雞縣,有個古老的國家,叫秦國。秦人以養馬著稱,他們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非子為周孝王養馬,當然出相馬專家。據說,伯樂就是秦穆公的相馬專家。有一天,他對伯樂說,您老年紀太大,是不是從您的孩子中給我推薦一位代替您?伯樂說,您要找一般的好馬,我可以憑它的外表和骨相,但「天下之馬」(天下第一的馬)卻很難找,也很難認。要能找到這樣的馬,它可是超逸絕塵,不同凡響。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訴他們什麼是一般的好馬,不能告訴他們什麼是「天下之馬」。不過,我有個打柴的窮哥們兒,他叫九方皋,相馬的本事絕不在我之下,我想您該見見他。後來,穆公見了九方皋,派他去找「天下之馬」。過了三個月,他回來報告說,我找到了,馬在沙丘。穆公問,馬是什麼樣?他說是母馬,顏色是黃的。穆公派人取馬,卻發現,馬是公馬,顏色是黑的。穆公不悅,把伯樂叫來,跟他說,瞧您推薦的是什麼人,事全辦砸了。我派他找馬,他連毛色和公母都分不清,還懂什麼叫好馬,什麼叫壞馬。伯樂長歎一聲說,他真的像您所說,竟笨到這種地步了嗎?其實這正是他比我強千萬倍的地方。您要知道,九方皋看見的東西,那是「天機」,他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內而忘其外。他看見的都是他想看見的東西,沒看見都是他不想看見的東西;他注意觀察的都是他想觀察的地方,忽略的都是他不想觀察的地方。他追求的東西已經超出了馬本身。周圍人把馬牽出來一看,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馬」(《列子·說符》)。 
  我覺得這個故事有趣。因為現在的校園是「四海無閒田,農夫都忙死」。我們這些教書匠,老得參加學生答辯,又沒功夫看論文。流行做法是故作細緻入微雞蛋裡面挑什麼狀,專愛拿錯別字、標點符號說事。我們的關注點,多半正在「牝牡驪黃」。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我跟學生常說,你們年輕無名,出版社也好,編輯部也好,都是以貌取人,就像大飯店寫的「衣冠不整,不得入內」,即使是小疵微瑕,也不能掉以輕心,但我們教給學生的難道僅僅就是這些嗎?有一次答辯,我提出一個問題。我說,有兩類論文,大家沒爭議。一類是有創意,無硬傷,大家肯定說,這是好論文,沒問題。一類是無創意,有硬傷,大家肯定說,這是壞論文,也沒問題。但如果一篇論文,它有創意,也有硬傷,問題就大了。我們的很多教授,他們的想法是,我寧要無創意也無硬傷的論文,也不要有創意也有硬傷的論文。因為他們的想法和秦穆公相似:你連公的母的、黃的黑的都分不清,還談什麼馬?這不明擺著全是「硬傷」嗎?可是,如果我們用伯樂的邏輯反問一句,「千里馬」之為「千里馬」,這跟「牝牡驪黃」有什麼關係?我們能說母千里馬是千里馬,公千里馬就不是千里馬;黃千里馬是千里馬,黑千里馬就不是千里馬嗎?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啟發,但現在的伯樂也不愛聽。他們會說,「硬傷」怎麼可以同「牝牡驪黃」相比,這是偷換概念。好,那我就再講一段他們愛聽的話。   
  馬年說伯樂(2)   
  我想,韓非子的話最合適。他說,伯樂相馬,是讓他最討厭的學生去相千里馬,而讓他最喜歡的學生去相拉車的馬。道理是什麼呢?因為千里馬是千載難逢,指望它是耽誤事。而拉車的馬,每天都在賣,大家更需要(《韓非子·說林下》)。這話和當代精神很合拍(當代思想在骨子裡是法家思想)。因為你想,如果花天價,買天馬,那筆錢是足夠買一大批拉車的馬,買驢更多。 
  如今校園裡流行一句話,叫「千里馬的價錢買了一批驢」。按韓非子的說法,這才叫「伯樂的好學生」,而且可以估計的是,「好學生」的「好學生」,准比老師會買驢。 
  2000年2月26日(馬年元宵)寫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附錄】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踛),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峨)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烙)之,連之以羈馽(縶),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磨),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列子·說符》,又見《呂氏春秋·觀表》、《淮南子·道應》,文略不同,「皋」作「堙」)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為,教其所愛者相馭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馭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韓非子·說林下》)【附記】原文曾在《文匯報》2002年3月12日第12版刊出,題目被編者改成《千里馬的價錢買了一批驢》,後面的原文也被刪掉,現在恢復本來面貌。   
  大音希聲,善言不辯(1)   
  小孩也有「終極關懷」。很多年前,我五歲的兒子在馬路上「造反」,竄入人海鑽進動物園。全家出動把他找回,他還嘴硬,說「憑什麼我媽不答應我」,我聲色俱厲地說,「你懂不懂,小孩就得聽大人的話,哪有大人聽小孩話的道理」,他說「那大人聽誰的話」,我說「聽領導的話」,他說「領導聽誰的話」,我說「聽黨的話」,他說「黨聽誰的話」,我說「聽毛主席的話」,他說「毛主席聽誰的話」,我答不上來,他咯咯兒一笑。現在,對我們這些吃「學術飯」的人來說,「學術規範」也是個經不住追問的問題,一定要問,很多人也答不上來。 
  大約兩年前,有人出錢給《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過生日。我帶著一張嘴,光吃飯,不發言,印象早已淡薄,但有件事我沒忘,這就是有人舊話重提,又扯起「學術規範」來了。因為《季刊》提倡「規範」最賣勁兒,除匿名審查,每期都附以說明,關於腳注格式有嚴格規定。當時李銀河發言說「咱們這個刊物,好些文章都不合規定」,陳平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你的文章就沒做到這一點」。雖然,我沒有在這個雜誌上登過任何文章,但回到家裡,還是前思後想緊張惶惑了好一陣兒,因為老實說,我自己又怎麼樣呢,有失檢點不守規矩的事一樣很多,別人要揪,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 
  近年來,「學術規範化」的呼籲顯然是中國學術「現代化」或它同國際學術「接軌」一類眼下必有的衝動之一。現代社會要廣泛交流,不是兩個山漢嘮嗑,什麼鄉言俚語只有他們自個兒聽得懂。我們要想交流,而且在交流範圍內被廣泛接受,就一定得有秦始皇那樣的標準化和交通規則一樣大家都得遵守的東西。現在,美國有一幫電腦專家正籌劃往地球外邊撒一大把衛星,揚言將來誰都能和誰通話,什麼機密隱私全都藏不住,到那時「全國一盤棋」不夠使,得靠「全球一張網」,沒有「規範」怎麼行?可問題是,這所謂「統一規範」是不是就是西方的規範,或者即使是,它擱現在的中國,是不是都能行得通辦得到,我是有點懷疑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研究,其實並沒全都走向世界,很多事還是關起門來不歸他們管。例如,就拿腳注來說吧,如果你一定要「言必有據」,甚至抄條《論語》,引句《老子》,都正兒八經照西方雜誌的樣兒,一一註明哪本書,哪個版本,第幾冊,第幾頁,正面和反面,哪個城市,哪家出版社,哪一年,等等,那編輯這一關就通不過。兩年前,我做過一點「引進」嘗試,結果證明行不通,回回都被大筆刪削。只有一家雜誌讓我漏網,居然一字不易,花老大篇幅給我印西式腳注,在別人看來,這也大有製造特權、騙取稿費之嫌。還有為打擊「文鈔公」,避免「發明官司」,為學術青史留記錄,省得將來費勁考證,我覺得傳統題跋式,記錄寫作年代、寫作地點,挺好,本來不可少,特別是有長期壓稿的滯後問題,可是很多雜誌都嫌它礙事,刪,也是毫不客氣,哪怕文後大有餘地。相反,我認為如同狗牌實屬多餘的「作者頭銜」(沒有它,就成了「喪家犬」),外國和本地的雜誌早先都不登,或不大登,但這兩年,為了提高聲望,顯示權威,倒是蔚然成風。外國好的進不來,中國好的留不下。「勢利眼」最有市場。 
  西方的學術規範好,「就是好就是好」,大家眾口一詞全這麼講,其實倒也不見得。比如許多年前,法國學者魏立德(Francois wildt)就跟我說:你甭迷信這些,你們那些規範好多我們也做不到,有些簡直就是作繭自縛。因為這樣的規範,其實只是在那些比較「科學」比較「現代」的學問上才比較需要也比較容易做得到,文史哲的很多方面還是古風猶存,古人寫文章的方式也不見得就不好,比如哲學書也來一大堆腳注,就不大可能,也沒有意思。現在我們談話,後面都有說不完的背景,總得看談話對象,該詳則詳,該略則略,「不言而喻」一樣少不了。還有,也是法國人的福柯,當年寫過一篇《啥叫作者》(What is author),他竟敢拿天經地義的著作權開玩笑。古往今來「作者」那麼多,他們的說法一個套一個,誰是真正的「作者」確實是大問題,我們就是想「老實交待」,也「交待」不了。還有,前年夏天Early China的主編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跟我講,因為商業化和電腦化,已經有人謀劃對學術論文從遣詞用語到腳注數量進行規範化,刪繁就簡一刀切,這對我們習慣上以為只有術語密密麻麻、腳注密密麻麻才叫學術論文的想法也是沉重打擊,讓人覺得,「與其現在,何必當初」。 
  西方的學術規範,好也罷,不好也罷,其實都離不開它的基本特點,即它是脫胎於法律社會,骨子裡作為精神支柱的東西是「法律規範」。比如美國人,喜歡寫備忘錄,喜歡立字據,喜歡醜話講到前邊,一見面先塞給你一大堆規定,特別是防範規定和懲罰規定。過去我以為這只是和外交有關,和商業有關,同學術不沾邊,後來才體會到,他們的學術裡面也有類似的一套。特別是學術討論,而且是和活人而不是死人討論,它和法律的關係更大。比如論文答辯,一大幫學者往那兒一坐,架式就和上法庭差不多。現在我們的申報職稱也來這一套。西方培養學生,能言善辯很重要,從單口、對口到分隊成組做競技式辯論,這是基本訓練。他們從小到大,成天看政治競選,看法庭辯論,耳濡目染,做學問也是這種勁頭。近幾年,不知從哪兒刮的風,我們的電視台,也經常組織大學生或中學生,仿而效之,做這種辯論,正反雙方找茬、頂牛、抬槓,劍拔弩張,張口「難道」,閉口「豈不」,好像對方蠢得不得了。跟這種攪渾水相比,我倒更欣賞蘇格拉底的討論方式。他講話,總是先說自己什麼也不懂,和對方擺個平等,然後順著對方的思路,就著對方的話茬兒,一路展開討論,共同推進知識,討論結束,好像助產,孩子是對方自個兒生出來的。還有,我也比較欣賞古代的武士,戰場上兵戎相見不客氣,打完了,倒倍感親切生敬佩,首先哭祭亡靈的,很可能正是昔日的對手。可問題是,這類「古道熱腸」,畢竟很難作為一種規則來操作。   
  大音希聲,善言不辯(2)   
  學術辯論和法律有緣,那是於古有征。比如希臘的詭辯派,中國的形名家或刑名家,也叫名家,它們都不是一般的「能說會道」,而是和那時的「現代化」需求有關,和法術之學或打官司的學問有關。昔馮友蘭先生嘗言,「名家者流,蓋出於訟師」(如鄧析、惠施、公孫龍輩),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的先秦諸子,「道術將為天下裂」,各種流派都拿「大道」的一部分打擊別人,打擊的結果是「大道」崩潰。儒家盛言堯舜,墨家鼓吹大禹,道家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反而把黃帝君臣,「一個大笨蛋管一群聰明人」,當理想境界。他們相互攻訐,彼此抬槓,當然對名辯之術都有所利用,但真正的辯論術,專業的辯論術,發展到頭,古今中外都是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顛倒黑白,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為特徵,即所謂「山淵平,土地比,齊襲秦,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法術的末流是詭辯,學術的末流也是。 
  法術和學術有關,今天比古代更明顯。我們要想瞭解西方的學術規範,恐怕還得從西方的法律制度入手。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雅圖看足球世界盃,不是到現場看,而是蹲在家裡從電視上看。每天上下午兩個鐘點兩個台,回回不落。有一天,轉播半截兒,畫面一換,忽然蹦出一汽車,天上是直升機,後面是警車,狂奔,多少雙眼睛盯著,把大家全看懵了。這就是轟動一時鬧騰好久有如長篇電視連續劇的辛普森案的頭一幕。對辛普森案本身我沒興趣,但沒完沒了的法庭調查、聽證、辯論,持續達兩年之久,還是讓我明白了很多表面上是學術之外而實際上是學術之內的事情。比如他們在法律上重「證據」,重「眼見為實」,重推理過程的「形式合理性」,問者咄咄逼人,答者斬釘截鐵,讓你常常覺得「大真若謊」、「大謊若真」,好像施瓦辛格主演的那個充滿刺激而又荒唐透頂的電影的片名《真實的謊言》一樣,這些全對理解他們的學術很有幫助。比如前一陣兒,我和一位美國漢學家討論問題。他說,商代史料是甲骨文,西周史料是金文,後來是竹簡,我說,中國學者不這麼看,我們認為甲骨文、金文都不是真正的史料,古代史料是寫在竹簡上,戰國秦漢是如此,商代西周也是如此。好,那他就要問了,你的evidence(證據)呢(這是他們的口頭禪)?我只好說沒有。雖然我補充說,甲骨卜辭商代西周都有,東周甲骨和戰國卜辭現在也已發現(寫在竹簡上),銅器銘文也是前後都有,它們是「兄弟關係」而不是「父子關係」,竹簡也是。早期竹簡沒發現,不等於沒有。「眼見」不一定「為實」,evidence也不一定是truth(真相)。」可你挖不出商代西周的竹簡,人家就不服。我們和西方漢學家有時談不攏,如在「疑古」的問題上談不攏,其實很多分歧都未必是來源於事實的理解,而是來源於程序的理解。他們特別喜歡argument(辯詰),立場鮮明,底氣十足,yes/no毫不含糊,忌諱assume(假定),也痛恨confusing(顛三倒四),這類習慣,說起來複雜,比照法律,也是一目瞭然。 
  對西方的學術規範我並不迷信,這正像我對西方的法律並不迷信一樣。但這類規範的毛病是一回事,它在現代學術交流中的有效性是另一回事。比如我們的學術論文,最容易為國外學者詬病,甚至控告為「鼠竊狗偷」的地方,主要是引證的主觀隨意和缺乏周密性。國外的東西找不著看不懂,他們神經過敏把咱們的收藏實力和外語能力估計太高,是讓人感到冤枉的。但我們對材料挑肥揀瘦藏著掖著,對人物諂上驕下摔著捧著,也確實不像話。在這方面,必要的規矩還是有點用。現在寫書寫文章,在我們這兒,有很多人都並不瞭解,一部現代學術著作(特別是年代晚近的著作),在西方人看來,它同時還有目錄學的功能,還要被人用來查找資料和核驗作者的觀點,供別人學習,也供別人批判,並非寓褒貶深義練春秋筆法的地方。所以腳注、索引一定不可少。其評價也不是以搞點「小製作」、「小發明」、千錘百煉、一字不易為標準,而是要看它是否能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啟發別人思考(哪怕是當靶子),「轉移一時之風氣」(大師都是「成亦蕭何敗亦蕭何」的人物)。如果我們不是以「選手」的身份而是以「裁判」的身份看問題,以為「我引用誰那是我看得起誰,不引用誰是看不起誰」,如果引用了他「看不起」的人物就是跌份,那可是等於自己給自己扣屎盆子。因為這種因偏見而造成的「入眼亦有限」,這種因挑眼而造成的「故意隱匿」,在西方學者看來是極不光彩而且應歸入「鼠竊狗偷」的行為。還有我們常用的「有人說」。中國的「有人說」分兩種,一種是學界權威、前輩師友,不好意思點名批評,「為尊者諱」;一種是學潑婦罵街(「哪孫子偷了我白菜,叫他吃了得噎嗝」),隱其名而道其實,故意說給人聽。這裡面第二種之下作是不必說了,就是第一種也未必可取。因為前者若按我們「尊老」(未必「愛幼」)的傳統雖也不失其厚道,但如果批評者把大人物都摘出,所有炮火全沖小人物或跟自己同一重量級的對手去發,這也太不公平(豈止是不公平,簡直就是殘酷)。此外,還有「正如權威所說」或「正如眾所周知」一類以勢壓人的說法,我們覺得省心省力又壯聲威,但嚴格講起來也是不允許的。   
  大音希聲,善言不辯(3)   
  匿名攻擊不允許,當然就得有批判公開化,比如辦書評雜誌等等。但我們這兒的書評幾乎清一色,全是虛頭八腦捧臭腳,頂多殿尾,寫幾句「美中不足,有待改善」之類的話。相反,真正的批評,最厲害的批評,反而都是夾敘夾議摻在論文之中,惡毒起來,把學術論壇當痰盂馬桶尿池子,和前者形成鮮明對照。批評也有境界高下之分:上者是以發現問題推動研究為目的,下者只求挑錯找茬貶低別人炫耀自己,但這種界限很難掌握。有批評就不免傷和氣,在西方也好,在我們這兒也好,都是得罪人的(「書評是製造敵人的藝術」)。為了避免糾紛,西方在稿件審查和職稱審查方面有匿名審查制度,而且對借匿名審查報一箭之仇的人也有防範措施,比如被審查者如果正好是審查人過去批評的對象,他的意見就不一定起作用。現在,我們這兒,公開批評不像公開批評,匿名審查不像匿名審查,沒有規範是一個問題,學術道德差也是一個問題。很多人讀別人的文章,都是拿它當行為藝術,各取所需,自為新解,特別是如果這文章恰巧於常見的對立兩無所取,大有騎牆壁上之嫌,並不符合立場鮮明而又喜歡進入角色的「閱讀規則」,那麼喜歡尋釁打架的雙方,都可能饗之以老拳。在西方,婦女被強姦,罪犯逃跑了,她可以找路燈算賬。在飯館,叫咖啡燙一下,也有人發了財。這兩年,有些人正經事不學,訛人倒是學得挺快,你只要一點名,他就不依不饒。輕則讓雜誌給他開闢戰場,睚眥必報,來而不往非禮也,一直到對方啞巴了才算完事;重則寫狀子,告你侵害名譽,賠這賠那,也輕饒不了。這再次證明學術和法律有不解之緣!當然,中國空間小,本來白衣秀士專搞窩裡鬥家裡耗肝火太盛二尖瓣狹窄的主兒就多,看家護院爭蠅頭小利的意識就強,很多人泡在一個單位裡,被東家長西家短唧唧喳喳的氣氛包圍久了,好人都得學壞,不告別人就得讓別人告。西方法律意識與中國婦姑勃谿相結合,這是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悲哀。 
  古人難解心頭之狠,比較惡毒的辦法是,做個小人拿針扎,畫個仇敵用箭射,今人也有在靶場狂射仇敵照片一法,下流學者借筆墨抒憤,庶幾近之。這種人為造勢,要的就是胡攪蠻纏,跟他較勁,「真理越辯越明」,其實是陷阱。年輕時我也氣盛,覺得嫉惡如仇才是道義所在,與人爭辯才是是水平表現。特別是一旦發現大人物居然也有「常識性錯誤」,就沾沾自喜,自以為超過了人家,對「發明權」也是看重的不得了。但現在想想,「不事爭辯」才是學術規範的常備解藥,「尊重對手」才是學術道德的起碼表現。 
  天地之間最沒有常識的一件事就是認為別人沒有常識。 
  僕役眼中無英雄,聖人身邊也沒朋友。 
  火光明於天者,燈燭何施焉。 
  1997年5月7日寫於北京薊門裡寓所 
  【附記一】 
  在《漢奸發生學》一文中,我想指出的是,由「吳三桂變節」所體現的歷史悲劇並不在於中國太少投繯赴水之人(崇禎在這方面做得很好),而是在於當一個國家對待自己的國民連寇讎都不如,你將用什麼去讓他們愛自己的國家。中國人自己打自己人(張學良時代大家反對過的),自己整自己人(文革時代大家經歷過的),自己坑自己人(現在我們每天都碰得到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最令人憎惡的東西。很多人,他連自己的同胞都不愛,還張口「愛國」閉口「漢奸」,在我看來真是恥莫大焉。我就奇怪,大家對這類典型的「漢奸行為」,自己身邊的「漢奸行為」,怎麼就沒有一點公憤,怎麼就沒有一點「見義勇為」呢? 
  【附記二】 
  孔子主張「交友以信」,但他說的「友」可不是隨便什麼人。他兩次提到「毋友不如己者」(《論語》的《學而》、《子罕》)。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壞處多,一是吃虧,朱熹說「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二是丟面子,古人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楊伯峻先生覺得孔子不會這麼牛,故將此句譯為「不要〔主動地〕向不如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不交也罷。但只同比自己強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問題,因為如果那強者也像他一樣拿糖和端譜,他的作不成「友」也是明擺著的事。更何況,聖人是「絕頂聰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經沒有人了。 
  【附記三】 
  魯迅也說過,「孔老先生說過:『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雜憶》,收入《墳》)。   
  笨蛋總比壞蛋強(1)   
  ——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新生與導師見面會上的講話 
  同學們好!歡迎大家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來念研究生。領導要我和大家講幾句話,談一點學問上的問題,我恐怕講不好。 
  在做學問的問題上有很多老生常談,這裡不必講,我也不會講。比如啥叫「嚴謹」,啥叫「求實」,我就不會講。至少比起老同志,我不會講。我想和同學講另外兩個問題,供大家參考。這就是我希望我們的同學,大家在今後的求學道路上,第一要有志氣,第二要守規矩。 
  什麼叫「有志氣」?這就是我們做學問,首先要志存高遠,有胸襟、抱負和眼界。比如大家都讀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他說古今成就大事業和大學問的人,必定要經歷三種境界:第一是「昨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們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一上來就講埋頭苦幹,「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說「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他是把站位高和眼界廣放在第一位。 
  在做學問的問題上,「嚴」固然重要,但「寬」也不能少。我理解,「嚴」應該放在「寬」的前提下去講。因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寬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學問,特別是人文領域的大學問。「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當時新舊學術並存,從各國取經回來的人都有,沒有這種精神怎麼行?我理解,從難從嚴對年輕學者很重要,對他們的學術訓練很重要,但對培養有創造精神的大學者還不夠,強調過分,有時還起副作用,束縛思想,壓抑個性。因為你們都是研究生,不是戲班子裡練把式的小孩,站不直了就踢上一腳,不打不成材。學校呢,也不是軍營,全靠立正稍息正步走。況且就是帶兵,「團結、緊張、嚴肅」之外,也還得有「活潑」。中國古代治兵,向有「程李將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識,「李」是李廣。程不識帶兵是有規有矩,他訓練的人也是中規中矩,但部下都不勝其苦,他自己也很苦,批改文件,通宵達旦,連覺都不睡。李廣不是這樣,他是靠個人魅力帶兵,勇武豪爽,愛兵如子,紀律雖松,而士樂為之死。李廣帶兵,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講,缺點是效率不高和難以複製,培養一百個可能也出不了一個,不像程不識,可以做到八九不離十。但做大學問,我可以講一句話,沒有李將軍的「寬」那是絕對不行。這是為立志者著想,替他們營造環境,不能不事先考慮的一點。學生有沒有志氣,和當老師當領導的有沒有氣量直接有關。 
  我說的「有志氣」含義太廣,因為時間有限,這裡只能講幾點。 
  第一,我不認為在權威的陽光底下就沒有歷史,前輩留下的問題堆積如山,我們都是當愚公的命;也不認為做學問就是積沙成塔,沙是我們,塔是學校、教育部和學術界,一味強調從小到大,不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小道理管大道理」。相反,我們倒是應該從一開始就鼓勵學生去發現問題,尋找方向,做別人沒有做的事;讓他們懂得莊子講的「小不知大」,知道北溟有魚,鯤鵬比這樣的魚還大;防止過早特化,學問越大,心眼越小,就像汪寧生先生講的那種「現代夜郎」,一輩子蹲在十萬大山裡,根本不知天外有天,以為北京還沒他們村子大。 
  第二,我以為「有志氣」的學生要能看破主流學術,就像影評家講好萊塢電影,它是一種「完美無缺的俗套」。對主流學術,我不主張用「顛覆」或「挑戰」這樣的字眼。因為你哪有這麼大能耐?況且沒有主流學術,我們的學術就難以為繼,它是像吃飯穿衣一天都少不了的東西。可是話說回來,光有主流學術行不行?我看也不行。我認為,對主流學術,要預流或入流,但又不隨波逐流。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咄咄怪事,學校裡有很多咄咄怪事,「黑雲壓城城欲摧」,我看能殺開一條血路逃出來就不錯了。「逃跑」也是一種志氣。東方朔叫「避世金馬門」。 
  第三,我想拿我老師送我的一句話轉贈同學。他跟我說,趁你現在不出名,還不趕緊讀書,人一出名就完蛋了,好像「渾身是寶」的肥豬,「只欠一死」。大家要知道,人一輩子能安安心心讀書,攏共也沒有幾天。你們現在讀書,沒有聲名之累,這是好事。我勸你們,一開始做學問,就要明白,你什麼也不是。將來出了名,也要知道,你什麼也不是。比如我這個名字吧,問我的人很多,還以為有什麼深意。其實「零」是什麼?「零」是nothing,你以為你是誰?你什麼也不是。你就是在名片上印再多的頭銜,也沒有用。我覺得,如果能保持這種「什麼也不是」,挺好,幹嗎非把帽子全都扣在自個兒頭上,也不嫌捂得慌。這也是志氣,而不是謙虛。 
  下面我再講一下「守規矩」的問題。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問題?因為咱們的學術界,不講規矩的人太多。不僅初出茅廬的學生可能不懂,就是寫了一輩子文章的教授也未必明白。比如我們將來都要寫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你幹嗎要寫那麼多腳注,列那麼多參考書,這裡面的講究就非常多,你就是志氣再大,才氣再大,獨具只眼,不拘一格,也得守這點規矩。下面我想舉幾個例子,講一點我個人的看法,供各位思考。   
  笨蛋總比壞蛋強(2)   
  第一,我想說,學術平等是學術規範的第一要義。去年在武漢開會,我發言說,咱們這個會議開得好,好在哪兒呢?就在它是「學不分古今中外,人不分長幼尊卑」。前一句話是王靜安先生提倡,大家不反對,但後一句話在咱們這個學術界就有點不受聽,甚至要被很多尊老不愛幼的人理所當然地加以反對。會議論文集的前言用了我的話,把後一句改成「人不分男女老少」,成了蔣介石發表的抗戰宣言。它讓我想起文革那陣兒的一場批判。當時,兩報一刊批彭真,批他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說這是抹殺階級觀點,不同階級在真理面前怎麼平等?現在我們的很多學者也是這個想法。他們不知道名片上那些東西什麼也不是,懂規矩的雜誌絕對不能印,我出自誰的門下也什麼都不是,不知道「唯馬首是瞻」、「唯馬屁是拍」是很丟臉的事,不知道「當仁不讓於師」才是作學生的本分。他們以為大人物都是千錘百煉,不犯錯誤,犯了也是「高級錯誤」,人人皆可諒之,該誅該討的都是小人物。人不能犯錯誤,更不能犯常識性錯誤,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而且是違反常識的錯誤。不犯錯誤不是人。大人物並不能例外。我可以不客氣地講,這種想法是違反學術規範,也違反學術道德的。如果有人一定要反對我的「一視同仁」,那我也是主張「長者從嚴,幼者從寬」。因為剛出道的人,人家熱血沸騰懷抱的就是那麼一點理想,焚膏繼晷寫出的就是那麼一點心得,你去當頭棒喝,你去一盆涼水,那也忒狠了點。要講高抬貴手,那也是對年輕人。 
  第二,我要講一下,我們的引文、書目和索引是幹什麼的。它是不是像有些人理解,只是點綴裝潢,可有可無,或者掩飾無能,騙取稿費,我說絕對不是。因為據我所知,現在國際上的著作,他們的腳注、書目和索引,都是起目錄學的作用,都是為了讓人省心省力倒著往前查,學生也好,教授也好,誰都得從這兒入手和傳遞接力棒。其實更多是交代你踩著的肩膀。最重要的「肩膀」還應該有申謝。他們做論文,往往一上來就要交待研究背景,從背景中提出辯難和問題,目的也是一樣。這些都是為了學術的交流和學術的傳承,都是起教育作用的。他們引什麼,不引什麼,都不是憑個人好惡:好像我引誰是抬舉誰,不引誰是瞧不起誰;誰要把我惹急了,我就一輩子也不引他;引了也是批他、臭他。他們最忌諱的就是把最新成果漏掉,對別人的東西挑著講,跳著講。至於我們大言不慚的「有人說」,不是泛泛批評一般的社會現象,而是引述具體意見,有時連引文都列出來了,那更是絕對不允許。我們的「有人說」分兩種,一種是為尊者諱,這種並不太多。因為我們真要替大人物遮醜,慣用手法是假裝不知道,或者找一轉述其說的「軟柿子」捏。還有一種是效潑婦罵街,隱其名而道其實,專門噁心人,不是「誨人不倦」,而是「毀人不倦」。比較常見是這種。我要告訴同學的是,這類做法等於自己給自己扣屎盆子,其令人不齒,可絕不是「硬傷」所能比。因為什麼呢?隱匿比剽竊還不道德。 
  第三,我要講的一點是,將來你們寫論文,可能會批評很多說法。這很正常。但你們一定要記住,批評是要懷有極大敬意的,是要存寬仁深厚之心的。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因為如果我們批評的對象是一塌糊塗,您老又何必勞心費神,如蠅逐臭,窮追不捨,非要拖著大家和你共享這種快樂呢?我認為批評的目的並不是匡謬正俗、矯端世風。它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推進學術。如果你的批評對像真值得批評,那一定說明人家還是做了很多努力,還是為你鋪了路。如果你通過你的批評,超過了人家,既推進了自己,也推進了別人,難道你不應該感謝人家嗎?所以,我理解,在學術規範的背後,最重要的還是「人」。很多人的不守規矩,關鍵還是「目中無人」,或者「拿人不當人」。 
  在我的心目中,學術並不是一個只有強者才配參加比本事顯能耐的競技場所,而是一個有求知慾望的人大家共同嚮往的藝術殿堂。我可能比別人笨一點,這沒關係。因為笨蛋總比壞蛋強。我希望大家能把學術規範提高到一個做人的高度來認識:第一是襟懷坦蕩,第二是光明磊落。 
  2002年9月7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 
  上面兩篇文章都涉及學術規範。我講的主要是學術規範後面作為精神實質的東西,特別是其中的兩難選擇,細節沒有談。讀者如果對細節感興趣,可參看我在《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後記中的討論。     
  酒色財氣見人性   
  卜、賭同源(1)   
  人類有兩大劣根性,一是嗜賭,一是嗜毒,放之則不可收,而禁之又不能絕,很令人頭疼。但卜、賭同源,同數術有關;藥、毒一家,同方技有關,它們對理解方術卻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先講卜和賭的關係。 
  在《天地悠悠》中,我們已經指出,數術的主體是占卜,而占卜又有三大類型和許多門派。這些不同形式的占卜,有些使用工具,有些不使用工具;有些是隨事而卜,有些是循理推演,很不一樣。比如式佔用式,龜卜用龜,筮佔用策,都是隨事而卜並使用工具;而擇日就沒有工具,全靠查日書(古代的「黃歷」),什麼日子好,什麼日子壞,都是事先規定。它們流行的程度也不一樣,歷代官方控制較嚴,主要是那些帶「高科技」色彩因而形式也比較複雜的占卜,如占星和式法中的某些種類;而民間偏愛的則是那些速成立決、簡便易行的占卜,如擇日和測字算命。 
  在古代的各種占卜中,有些形式複雜的占卜常予人以「科學」外貌,讓人覺得好像「人機對話」,似乎有一種真實的計算過程包含在內。而且更迷人的是,它還讓你覺得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好像「人神對話」。而占卜也確有數學原理,特別是與概率有關的原理。故古人認為,占卜也是一種「算」,而且是更重要的「算」(即「內算」)。例如古代兵家有「先計而後戰」的成說(《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權謀類小序),所謂「計」,也叫「廟算」,其實就是拿一堆小棍(算、籌、策),按「五事七計」比較敵我,視雙方得算之多寡以定勝負(《孫子·計》),它和易算在形式上就很相像,兩者都用籌策,都是預測。古代算術書,如《算經十書》,其中也有不少內容是和占卜有關。例如《孫子算經》,就有推算生男生女的口訣,我家鄉的農民,有人會背這個口訣。但「相像」並不等於「相同」,仔細比較,你會發現,哪怕是最複雜的占卜,在道理上也很簡單,其實和杯珓類型的占卜,即用小竹板擲地,視其正反俯仰,以定吉凶(類似球賽開場前拋硬幣定場地),並沒有兩樣。例如六壬式用「轉位十二神」,視其轉位加臨以定吉凶,就和我們玩的擊鼓傳花是一個道理;算卦也和小孩玩的「剪刀、錘子、布」差不多。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拿人為的隨機組合模擬天道人事的隨機組合,再現「機運」。 
  杯珓類的占卜,從形式上看,很簡單,但已包含其他占卜的基本原理。例如第一,它是出於(或「迫於」)行動需要或心理需要做出的選擇。一個人「臨歧而哭」,如果不打算「坐以待斃」,就一定得拿個主意出來,不管哪條道,先挑一條出來,哪怕是「誤入歧途」,「一條道走到黑」。所以古人說,占卜是用來「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第二,它是在行動之前預卜未來,帶有預測的形式。近來,人們多說占卜是「預測學」,但這種「預測」並不是周密計算、深思熟慮的結果,而只不過是撞大運、走著瞧,帶有猜謎射覆、押寶賭勝的性質。猜謎射覆,本來就屬於占卜,而押寶賭勝,則屬於賭博。其實更準確地說,它是「猜測學」。第三,它以正反俯仰定吉凶,正可代表猜測的基本類型。因為任何猜測都有兩種可能,即「中」或「不中」,即使機率分配複雜化,出現多種可能,也還是逃不出這兩大類。卜辭多取「對貞」,筮家常言「覆變」,古人喜歡一正一反、一陰一陽、工對如詩的「辯證法」,我想都與此有關。這是所有占卜的共同點。占卜複雜化,是配數配物複雜化,機率分配複雜化,基本原理並不複雜,主要是一個「猜」字。其所謂「神機妙算」、「億(臆)則屢中」,只是猜中的機會比較多,比一般人多。它和科學家追求的「可重複性」和「必然律」正好相反,要的就是「不重複」和「或然性」。科學不允許例外,而它例外很多,往往都是一次不靈再佔,這種方法不靈就換另一種,各種方法,交替進行,反覆進行。這樣一來,當然彼此撞車的事也就很多,少不了要編造各種解釋,自圓其說(參看《左傳》、《國語》中的占卜事例)。 
  對瞭解占卜,賭博是最好的鑰匙。例如在《中國方術考》中,我曾討論過古代六博和式占的關係,指出「賭博」這個詞,所謂「博」和六博有關,而六博又是模仿式占,說明占卜和遊戲、遊戲和賭博有密切關係。最近,尹灣漢墓出土了一批簡牘,其中有件木牘,上面畫著博局圖,圖上標有與許博昌口訣(出《西京雜記》)類似的詞句,看上去同普通的博局沒有兩樣。但這個圖上標有六十甲子,下面所錄是擇日之辭,顯然又同占卜有關。這對我們的看法是進一步證明。 
  賭博和遊戲有關,這在全世界是普遍現象。比如在我們的語言中,「賭」指押錢,「博」指遊戲。所謂「賭博」就是押錢賭勝的遊戲。同樣,西語中的「賭博」也是這個意思,並且他們的「賭博」(gamble)和「遊戲」(game)還是同源詞。現在我們講的「遊戲」,範圍很廣,有些是拿動物鬥著玩,如鬥雞、鬥蟋蟀、賽狗、跑馬、鬥牛皆是;還有些是人類本身的競鬥,如各種力量型、速度型和對抗型的比賽,以及棋牌類的鬥智。這些遊戲,除鬥雞、鬥蟋蟀,凡有人參加(哪怕只是作「御手」),都可歸入「體育運動」。體育在現代是人類宣洩感情的重要渠道。「宣洩」(catharsis)這個詞既有「排泄」、「發洩」之義,也有「淨化」、「昇華」之義。雖然大家都說「奧運精神」是和平、友誼的象徵,但參賽選手和觀眾卻往往走火入魔,每每是拿比賽當假想戰爭,狂洩其愛國熱情。大家對體育那麼投入,除去對競力鬥智有癮,還有一大刺激,就是對機運的追求。比賽,如足球,對抗性越強,結果越難預料,人的興趣越大。無論你在它上面押不押錢,賭博心理都少不了。更何況,很多體育項目,如拳擊、賽馬,特別是棋牌類的遊戲,它們和賭博的關係一直很密切。   
  卜、賭同源(2)   
  古人禁賭很凶,如朱元璋是以「解腕卸腳」為罰,但止不住。其中一大麻煩,就是禁賭不能禁遊戲,或禁某些遊戲,不禁另一些遊戲,如庾翼禁樗蒲不禁圍棋,薛季宣禁蒲博不禁比武。所以罰歸罰,過不了多久,又是接龍斗虎、呼盧喝雉,風頭更健。同樣,現代社會也是這樣,比如中國大陸和台灣,設賭都是非法,但兩地都不禁彩票(其實彩票才是正宗的賭博),搓麻賭牌家有之,賭風比公開設賭的美國還甚(美國只禁小孩入賭場)。 
  在人類的各種遊戲中,賭博是最靠運氣的一種。它和專門捕捉機遇的占卜有緣,這一點也不奇怪。比較二者,不難發現,它們對概率的設定,對機運的追求,從工具到方式到心理都酷為相似。比如杯珓類似骰寶,式占類似輪盤賭,抽籤問卦也和摸彩票是一個道理。今人或用撲克算命,古人也拿賭具測運。例如《晉書》載慕容寶與韓黃、李根樗蒲,「曰:『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就是以賭為卜。賭博是一種金錢搬運術。它之所以吸引人,讓你心甘情願把自己口袋裡的錢放到別人口袋裡,原因是它也可能把別人口袋裡的錢乖乖送到你的口袋裡;贏了固然可能輸,輸了也還可能贏——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賭場為了吸引人,對勝率的設定有一套學問,輸得太多沒人來,贏得太多沒錢賺,奧妙是使輸贏相濟,產生「週而復始的間歇性刺激」,令賭客著迷,「嗔目賈勇」,「旁若無人」,「花甲老人也似脫韁野馬」。賭客輸贏無常,沒有永久的贏家。永久的贏家只有莊家。《東坡志林》說「紹興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企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未嘗欺少年也」,把這一點講得很清楚。但為什麼還是有人樂此不疲?我想除金錢的貪慾,還在於它對人類競爭的模仿很逼真,抓住了人性的弱點。我們在上面講占卜沒有「可重複性」,然古今中外信之者眾,這和賭博是同一個道理。它們都是利用人類固有的「機會主義」。 
  「卜、賭同源」不僅對瞭解古代很重要,就是對瞭解現代也有幫助。因為即使是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人類也並未告別占卜,仍在許多方面保持著古老思維。例如現在要問颳風不颳風、下雨不下雨,我們有以衛星雲圖為據的天氣預報,比殷墟卜辭不知強了多少。但要預報地震呢,把握就不那麼大,至少是不敢二十四小時一報。其他測不准,又等不了,少不了連蒙帶猜的事還很多,比如股市行情、戰爭長短、足球勝負,所謂預測,雖然有點根據,但和占卜也差不多。 
  足球勝負難以預測,原因主要在於它的預測對象是人:人的心眼太活,人與人的對抗變數太多,即使分級分組,也得靠抓鬮。其實人類的社會行為多多少少與之相似。比如軍事學家在這方面就比較坦率,孫子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孫子·勢》),克勞塞維茨說「戰爭在人類各種活動中最近似賭博」(《戰爭論》)。政治家雖然臉皮比較重要,但也常常是拿賭氣不服輸也不認錯當「堅毅性格」。況且,現代社會作為商業社會本身就有賭博性。美國人經常說,他們的經濟學家是糟糕的天氣預報員。同樣,民主社會的選票有時也像彩票。這些都使社會科學,特別是帶應用和預測性質的社會科學仍大有巫風。 
  現代歷史學家都很重視史實積累中的因果關係,這與占卜也有相通之處。古代史、卜同源。我們讀《左》、《國》一類古史,當不難發現,古代的史官都擅長占卜,好作預言,史實與讖言互為經緯。他們記史,雖以「現在」作觀察點,向上追溯,主要是「向後看」,這和占卜都是「向前看」好像不一樣。但史家講「前事不忘」,下文是「後事之師」;占家貌似「三年早知道」,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兩者都有「瞻前顧後」的性質。古代的史冊和占卜記錄都要存檔。史家講今之某事,總好追述前因,說「昔者如何」,好像文學家巧設的伏筆。他那個「昔者」,就是從舊檔裡面翻出。同樣,史家講預言,也有不少是從占卜記錄倒推。例如我們都知道,商代的甲骨卜辭通常是由前辭、命辭、占辭、驗辭而構成。所謂「驗辭」就是以後事覆驗前占。這樣的「驗」本身就是因果鏈。《左傳》講懿氏卜妻敬仲,預言陳氏之大。《史記》載太史儋見秦獻公,預言周秦分合。這些幾百年跨度的「大預言」,講得那麼有鼻子有眼,其實就是倒追其事。講話時間是在結果點上。 
  現代歷史學家講歷史因果,每從結果反溯原因,他們有各種假設性的理論,如所謂「反事實分析」。這不僅是古代史官的遺產,也是古代占家的遺產。 
  研究古代占卜,占法重要,心理更重要。記得小時候,我對有件事總是感到神秘,這就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我越是期望成功,成功越是盼不來;越是擔心失敗,失敗越是躲不開。後來長大了,我才明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類行為,都有「人」和「機運」捉迷藏,「人」和「機運」相適應的問題。占卜這件事,卜求機運只是一半,還有另一半是心理問題。比如一件事,成功失敗,機率各佔一半,你有兩種準備,勝負各一半,當然比較好,心理感受往往是不賠不賺(與期望值相當);但更好是「花開花落兩由之」,勝負不縈於懷,這樣,你會對失敗感到當然,成功感到意外,好像佔了大便宜(高出期望值50%);最不好,就是一門心思光想贏,贏了覺得不夠本,輸了覺得太冤枉(低於期望值50%)。雖然從道理上講,心理期望不會改變機運本身,但心理的改變可以影響到行為,行為的改變又會影響到結果。比如在體育比賽中,這對臨場發揮就很重要。它對機運本身也不是毫無影響。   
  卜、賭同源(3)   
  占卜的初衷本是預測未發生之事,但結果卻往往是一種心理測試。例如比較商代卜辭和西周、戰國的卜辭,我們不難看出,它們在形式上是不太一樣的。商代卜辭有驗辭,而西周和戰國沒有,反而多出表示願望和可能的「思」(義如願)、「尚」(義如當)等辭。後者對占卜的靈驗與否好像已不太關心,更關心的倒是願望的表達。特別是戰國卜辭,明明人已病入膏肓,卜人還要追問不休,說病又好了一點,但願更好。戰國時代的占卜,往往求願勝於卜疑,特別是一般老百姓更是如此。只有荀子這樣的聰明人才看得比較明白,他說:「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荀子·天論》)我想,即使是從心理學的角度講,他的態度也比較對頭。我們有疑未決,不妨猜猜看,果然與否,別太當真。如果以為「心想」就能「事成」,事情可能反而成不了。 
  中國人到美國,這景不游,那景不逛,賭城(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卻是必到之處。有人想做心理測試(比如看看自己是不是「幹大事」的材料),那裡是個好地方。占卜之奧妙盡在其中。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擴大改寫於西雅圖。   
  藥毒一家(1)   
  中醫和西醫很不一樣,但兩者都很看重藥。西語的醫、藥是同一詞,都是medicien。在西語中,來自希臘-拉丁文的「藥」這個詞(pharmakon)是個含義複雜的詞,同時兼有「醫藥」(medicine)和「毒藥」(poison)兩重含義。例如德裡達就曾借這個詞講書面語對口語的毒化作用。同樣,英語中的drug也是雙關語(藥或毒品),一方面藥店在賣,一方面警察在抓。 
  「藥」和「毒」密不可分,這點在中國也一樣。比如,中國的藥學經典《神農本草經》就是本之「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的傳說(《淮南子·修務》),它把藥分為上、中、下藥,也是按毒性大小來劃分。後世本草書皆遵其例。還有古書講「毒藥」,如《素問·移精變氣論》說「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周禮·天官·醫師》說「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也多半是藥物的泛稱。 
  當然,古人所說的「毒」在含義上和今天還有所不同。我們今天講的「毒藥」,一般是指對人體有害,足以致殘致死的藥物;所謂「毒品」,也是指有「成癮性」或「依賴性」的麻醉品和精神藥物。古書中的「毒」字與「篤」字有關(《說文》卷一下屮部),往往含有厚重、濃烈、苦辛之義。例如馬王堆帛書《十問》有所謂「毒韭」,其「毒」字就是指作為辛物的韭菜氣味很濃,而不是說它有毒。孫詒讓解釋上引《周禮》,也以為「毒藥」一詞應分讀,即使連讀,也不過是「氣性酷烈之謂,與《本草經》所云有毒無毒者異」。 
  不過,古書所謂「毒」雖較今義寬泛,但卻未必排斥其如同今義的狹窄用法。因為古書除以濃烈苦辛解釋「毒」字,還有毒害之訓。例如「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這樣的「毒」恐怕就不是蔥韭之類可比,參考《說文》可知,應指「害人之草」。雖然中國的本草向以無毒為上,有毒為下,但良醫活人,多藉猛藥,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很多正是以毒藥入方,通過配伍、劑量和炮製方法控制其毒性,猛、毒的界限並不好分。孫詒讓力分毒、藥,專主寬義,實於研究有很大不便。 
  《鶡冠子·環流》說「積毒為藥,工以為醫」,人類的藥物知識多來源於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如毒草、毒菌、毒蛇之類,往往都有很豐富的毒藥學知識,尤其是在動植物豐富的地區。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蠱術而出名。他們以箭毒射殺獵物,用麻醉藥物(如鴉片)止痛,用精神藥物(如古柯)解乏,並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術和作催欲劑等等,這是藥學的一種普遍背景。中國的藥,西方的藥,原來往往都與毒藥有關,並兼神藥、春藥等多重含義,這一點也不奇怪。 
  「藥」和「毒」有關,不僅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例如各國藥典都對醫用毒藥和毒品有管制規定,承認毒藥、毒品也是「藥」。現在聯合國的各種禁毒公約,也是一上來先承認毒品在醫學上「不可或缺」,然後才大講其「危害之烈」,限定其「防杜」,只是「濫用」而已。現代毒品,據這些禁毒公約講,不但危害個人健康,還和賣淫、洗錢,官員賄賂和恐怖活動有關,簡直是「萬惡之源」。它的藥品清單,種類很多,有不少是醫學上的再創造,但著名的「三大毒品」,大麻、鴉片、可卡因,頭源卻很古老,可以說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貢獻」。它們當中,提取可卡因的古柯是西半球秘魯和玻利維亞一帶的產物,和中南美的古老文明有關;鴉片、大麻則流行於東半球,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印度和我們,全都有份。所謂「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這句話,講毒品,最合適。 
  研究中國的毒藥和毒品,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人寫出過專史。近年來,為了同國際接軌,我國對中藥裡的毒藥和毒品也做了管制規定,有人還編了相應的工具書,如郭曉莊主編《有毒中草藥大詞典》(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和楊倉良主編《毒藥本草》(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3年),但它們都是以醫用為主,很少涉及歷史。我對醫學是外行,這裡不揣淺陋,講點讀書後的感想。 
  中國的毒品,有些同國外交叉,或者乾脆就是外來之物,如: 
  (一)大麻。在世界上栽種甚廣,我國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還用於紡織、造紙和醫藥,為主要農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讀過一篇《大麻考》(收入江潤祥、關培生《杏林史話》,香港中文大學大出版社,1991年),它說「中國對大麻,不僅栽種最早,認識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讓我們驕傲。但它說,「至於今日世間有以大麻作癮品者,則未見之中國典籍」,卻把我們摘得過於乾淨。事實上,《神農本草經》早就講過,麻蕡,即大麻的種子,「多食令見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輕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這段刪掉。我國宋以來的「蒙汗藥」,方中也有這種東西。這些功用,都和它作為癮品的特性有關。 
  (二)鴉片。原產地中海沿岸的西亞、小亞和南歐一帶,是典型的西方毒品。這種毒品因鴉片戰爭在我們這兒大出其名,但傳入不始於清,也不始於明。據《舊唐書·西戎列傳》記載,唐乾封二年(667年)「拂菻王波多力」曾「遣使獻底也伽」,這種公元七世紀由拜占庭傳入的藥物是一種和蜜製成混雜多種成分的「萬能解毒藥」,即內含鴉片,《唐本草》等書也作「底野迦」,乃西語theriaca的譯音。本來鴉片自明傳入,是由歐洲水手再次傳入。這次傳入,改食為吸,是加進了美洲的傳統(抽煙是美洲的傳統),把我們害得不輕。所以一說毒品,我們馬上想到的就是它。   
  藥毒一家(2)   
  (三)洋金花。學名Datura stramonium,也叫曼陀羅花(譯自希臘語、拉丁語和梵語)或押不蘆(譯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也是歐洲、印度和阿拉伯國家認為的「萬能神藥」,除作外科手術的麻醉劑和止痛劑,還作春藥和治癲癇、蛇傷、狂犬病的藥。古羅馬人常以此物作陰謀手段,如弗龍蒂烏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的兵書《謀略》(Strategematicon),就有以曼陀羅酒麻翻敵人巧妙勝之的戰例。印度也有強盜、妓女用它於黑道。中國的外科手術源遠流長,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俞跗術,《鶡冠子·世賢》的扁鵲術,還有華佗的麻沸散,在醫學史上都很有名。中國早期的外科手術用什麼作麻醉藥?麻沸散是不是像宋周密《癸辛雜識》推測就是這種藥?還值得研究。「麻沸」,見《漢書·王莽傳》,據注是「如亂麻而沸湧」之義,後世「麻醉」之「麻」與之有關。但這種藥,據《嶺外代答》、《本草綱目》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等書,是宋代從阿拉伯傳入,沒有問題。它不僅是小說《水滸傳》中所謂「蒙汗藥」的主藥,文革期間,我國為備戰需要而開發「中麻」(「中藥麻醉」的簡稱),「中麻」的主藥也是洋金花。 
  不過,中國的毒藥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還得屬烏喙和丹藥、五石。 
  我們先說烏喙。烏喙有附子、烏頭、天雄等異名,本以生長年頭而定,現在多統稱為烏頭,學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這本來是一種箭毒類藥物,小說《三國演義》講「關雲長刮骨療毒」,關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烏頭之藥」(當然,《三國誌》可沒這麼說)。烏喙含烏頭鹼,有劇毒,但在早期醫方中使用很廣,號稱「百藥之長」(《太平御覽》卷九九○引《神農本草經》佚文)。據馬王堆帛書和阜陽漢簡,古人不僅用烏喙治各種疾病,還拿它當興奮劑和春藥,也是一種「萬能神藥」。不但人吃,馬也可以吃,據說吃了以後,可以「疾行善走」,作用類似現在體育醜聞揭露的那種藥。張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關於烏喙,我在《中國方術考》中有討論,可參看。 
  丹藥、五石和烏喙不同。烏喙是「草木之藥」,同上面講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鹼。而丹藥、五石則屬「金石之藥」,即礦物或用礦物煉成的化學制劑。它們是我國更有特色的東西。 
  中國的丹藥是以硃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煉製的汞制劑,當然是有毒之物;而煉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兩者同屬煉丹術的大範疇,和中國的冶金史和化學史有密切關係。中國早期的人為什麼對這些毒藥感興趣,乍看好像至愚極昧,迷信得很,但在當時條件下,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專門人材,如李少君一類方士,還得有科研經費、科研設備,如丹房鼎爐、本金本銀和各種石藥,非大富大貴之人不能置辦,也非大富大貴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學史的伊世同先生說,「迷信是古人對真理的狂熱追求」,古人不僅迷信天文,也迷信藥,那勁頭就和五四以來我們崇拜「賽先生」一樣。比如葛洪,讀書最多,在當時那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藥」。 
  關於中國煉丹術的起源,我在《中國方術考》中也有所討論,指出它是一種「人體冶金術」。中國的「金石之藥」,原來多是冶金的原料,古人把它們從工廠搬到實驗室,再搬到人體,有它自己的一套邏輯。第一,這些東西結實耐用,什麼長壽的傢伙都比不過;第二,它們都是治外傷的藥,小時候我們塗的紅汞也是這類藥,活著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硃砂、水銀一直是我們的防腐劑。古人服丹求壽,就是來自這種觀念。另外,古代的「神藥」多與服毒之後飄飄然的感覺有關,古人叫「通於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國的煉丹術,秦漢魏晉時期,那是大紅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後才有所收斂(參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條)。要講毒品,這是頭號毒品。 
  和煉丹有關,我們還應講一下「五石」和與「五石」有關的「五石散」。煉丹用的「五石」,古書有不同說法,恐怕應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專家。葛洪所說「五石」是丹砂、雄黃、白礜、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對照《周禮·天官·瘍醫》可知,實與治外傷的「五毒」大同小異,不同之處,只是把曾青換成了石膽(二者都是綠色銅礦)。這五種礦石,硃砂是赤色,雄黃是黃色,白礜是白色,曾青(或石膽)是青色,慈石是黑色,應當就是古書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覽冥》有「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之說,並且古代還常常用這類礦石作顏料。「五石」除慈石,皆有大毒。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從魏晉到隋唐,服者相尋,殺人如麻,也是著名毒藥。前人,如清郝懿行《晉宋書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余嘉錫《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證,而以余文為最詳。俞正燮曾以此藥比鴉片,而余嘉錫「以為其殺人之烈,較鴉片尤為過之」,歷考史傳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寶,推測這五百年間,死者達「數十百萬」(以下兩段的引文均見余文)。   
  藥毒一家(3)   
  古人服散,據說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帶的頭。晏「好色,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因為耽情聲色、身體虛勞而服散,結果「魂不守宅,血不色華,精爽煙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煙鬼。但何晏以後,卻有很多人起而倣傚,成為時髦。不但士大夫階層熱衷於此,寫詩要談,寫信要談(如「二王」書帖,就有不少是討論服散),就連沒錢買藥的窮措大,也有臥於市門,宛轉稱熱,引人圍觀,「詐作富貴體」者。 
  前人考「五石散」,皆以為出自張仲景《侯氏黑散方》(亦稱「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稱「石方」),並未考慮它同「五石」有什麼關係。但後方所錄石藥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四種,孫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黃,是個疑點。考何晏服散,自稱「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所謂「治病」,在於借藥力之熱,去寒補虛。「神明開朗」,則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這種效果,說是「曉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積」,當然是美化之辭。實際情況是,很多人服藥之後大熱,不但滿世界亂轉,稱為「行散」,而且可以鬧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須大潑涼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這樣叫涼水給潑死的。孫思邈說「寧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勸人見了這個方子就把它燒掉,但為什麼還要在書中留下類似的藥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認為孫氏「五石」無毒,不可能有這種奇效,考其毒性在於《侯氏黑散方》中的「礬石」是「礜石」之誤。二者形近易混,古書多混用之例;礜石含砷,所謂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孫氏痛其殺人,把礜石換成石硫黃,始以無毒之方傳世(《「五石散」新考》,收入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可見何晏「五石」和煉丹家的「五石」確有交叉。 
  不僅如此,我還想指出,古代本草,下藥多毒,其一大特點是「除寒熱邪氣」(見《神農本草經》)。古人以「五石」治傷寒虛勞之症,《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就已提到。其說不僅可以上溯到西漢文帝時,而且從引文看,還是本之扁鵲的醫經,並不始於張仲景。《漢書·藝文志》有《扁鵲內經》和《扁鵲外經》。《扁鵲倉公列傳》有一條引文,「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估計就是出自扁鵲的醫經。又傳文說齊王侍醫名遂,自以為病寒,而「煉五石服之」,淳於意訪之,診為內熱外寒,以為不可服此「悍藥」、「剛藥」,否則發癰而死。遂既服五石,果發癰而死,情況正與魏晉隋唐服散每每「癰疽陷背」、「脊肉爛潰」者同。扁鵲「五石」今無考,但我們懷疑,古之「五石」不唯五色分,且以陰陽辨,與當時的陰陽五行說有關,往往是據虛實寒熱、表裡之症,酌情加減其味。其方各異,往往取一「毒」與他石配,並不是「五毒俱全」。後世「五石」用礜石者,大概只是「五石」方的一種,略分紫白赤黃,仍有倣傚之意。 
  古代的砷制劑,除礜石之外,還有雄黃。礜石是古代的「耗子藥」和「殺蟲劑」,雄黃也有類似作用。古人認為,雄黃可以治蛇傷,殺百毒,厭鬼魅。我國舊有於端午飲雄黃酒的習俗,《白蛇傳》中,法海叫許仙喝雄黃酒,使白娘顯形,即與此有關。雄黃、礜石都是「五毒」中物。 
  中國的丹藥、五石與國際上的「三大毒品」不同,還不僅是金石與草木的不同。余嘉錫已經指出,寒食散「服者多不過數劑,至一月或二十日而後解,未嘗每日必服,是無所謂癮也」。同樣,丹藥也沒有「成癮性」和「依賴性」。它們在中國歷史上嗜之者眾,使用廣而延續長,其實是根據我們對毒藥的另一種追求。後世本草書,一般以草木之藥為主,無毒之藥為上,但原來不一定是這樣,或至少在煉丹術中不一定是這樣。中國的煉丹術是來源於中國的冶金術,中國的冶金術是以它在石器時代的經驗作背景。它以「五毒」為材,鉛、汞、砷為核心,是想模仿冶金,「煉人身體」。上述毒品,丹藥為汞制劑,流行於宮廷,最奢侈;五石散為砷制劑,流行於士林,是次一等;雄黃酒也是砷制劑,流行於民間,是又次一等。另外,還有女人擦臉的鉛粉,也有一定毒性。這些都是中國冶金術和煉丹術的偉大產物。它們和通常說的「毒品」還不太一樣。 
  人類為什麼會嗜毒?而且古今中外都嗜。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現代醫學家講,毒品使人上癮,產生藥物依賴性,首先在於人腦本身就分泌一種叫內啡□的類似之物。人一旦缺了它,馬上就沒精氣神。我們大部分人都不吸毒,但嗜煙、茶、酒者大有人在。煙、茶、酒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貢獻,現在雖然還沒有被聯合國列入禁用藥品的清單,但它們和狹義的毒品還是有相似性。例如煙酒,歷史上和現在,一直有人禁,但屢禁不止,現在是採取勸說和限制。特別是,如果我們能注意到「文明人」和「上古天真之人」有一大區別,就在於我們都是在「藥罐子」裡泡大的,現在已到了離開「藥」就沒法活的地步,那麼「毒品」給我們的啟示就更大。 
  人類的四大煩惱,不但「生」、「老」、「死」沒人能逃得過,就是「病」也無法根除。人類自有「藥」的發明,「藥」與「病」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雖然,在「藥」不太靈的時候,行氣、導引、房中、祝由(古代的精神療法)會重新產生吸引力。如唐代皇帝被外丹毒死,人們轉向內丹術;處於絕望的癌症病人,也特別相信氣功。但它們始終不能擺脫附庸地位。我們對「藥」的追求還是始終不渝。   
  藥毒一家(4)   
  在「藥」的背後,「毒」的陰影仍籠罩著我們,「過把癮就死」的事還很多很多。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擴大改寫於西雅圖。   
  讀《吝嗇鬼、潑婦……》(1)   
  ——《吝嗇鬼、潑婦、一夫一妻者》不是書評,只是閒談 
  我想說個人,我的朋友馬克夢(Keith McMahon),說說他的書和我的感想。 
  馬克夢教授,現在是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的主任。作為學者,他研究的是中國小說,特別是明清時期的色情小說。美國教授忙,比我們上課多,時間少,只能利用寒暑假或季節假,還有七年一次的長假(sabbatical year,安息年),外出調查和寫作。他們從博士而助教授而副教授而正教授,一路遷升,主要是看著作。但時間太少,著作不會太多,通常是一本書主義,或兩本書主義。第一本書,往往是博士論文。他們是靠博士論文才找到教職,最初是當助教授。然後,修改論文,正式出版,通過書評,在學術界立穩腳跟。有了這本書,或者再加上一本書,往往就可拿到終身職,當上副教授和正教授。路很漫長。 
  研究小說,是很辛苦的事。不記筆記等於白看。馬克夢要找的書,不是一般的書,它們往往散落於世界各國(大部分在北京),很多都是深藏秘扃。彙集這類書,出叢刊本,只是近年才多起來,在這之前,要親往調查。厚厚的小說,必須一本一本讀,有的是善本,有的是縮微膠卷,二十多年,他已出了三本書,不容易: 
  (1)《17世紀中國小說中的誘惑和克制》,《通報》專刊,第15卷,E. J. 布利爾,1988年(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Monographies du T'oung Pao, vol. XV, E. J. Brill, 1988)。〔案:這篇157頁的長文其實是本書〕 
  (2)《吝嗇鬼、潑婦、一夫一妻者,18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杜克大學出版社,1995年(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財神爺的隕落,19世紀中國的抽鴉片》,羅曼、利特菲爾德出版公司,2002年(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這三本書,每七年出一本,非常規律。一本17世紀,一本18世紀,一本19世紀,跨越明末清初、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由遠及近,自成系列,兩本談色,一本說毒,都是研究人們羞於啟齒不敢觸及的話題。他是人去我取,和我一樣,也是屬於研究怪學問的人。 
  馬克夢小我四歲,祖上是意大利人,上唇留小鬍子,頭髮花白。他喜歡騎自行車,不但自己騎,還帶著全家騎,不但在美國騎,還上法國騎(我們有個朋友在那裡)。因為堅持騎車,可能還有遺傳優勢吧,他看上去,瘦削,精練,多餘的肉,一點沒有。 
  我們有相似的背景,都是「文革」時期的半大小子(teenager)。美國的「文革」,是與越戰、法國1968年事件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同步。但他們和我們不同,他們的「文革」是吸毒、性解放,我們這兒,鬧革命,不回家,桌椅板凳拚一塊兒,男男女女睡一屋,誰都不碰誰,碰了就是耍流氓,打死都說不定。馬克夢的第一本書,序言說,色情小說是明代「准文化革命」(almost-cultural-revolution)的一部分。這個說法,也許並無深意,但卻引起我的聯想。真的,我們誰又能說,在這場轟轟烈烈與世界同步的歷史事件中,自己沒有受過影響呢?不管是好還是壞。 
  讓我再做一點同步比較吧。 
  我在山西插隊那陣兒,他在讀本科和碩士。 
  1970-1974年,他在印第安納大學的比較文學系讀本科,學比較文學和法語。他說早在1972年,他就開始學漢語,想掌握一門非印歐語系的語言。 
  1974-1976年,他在耶魯大學東亞系跟宇文索安(Stephen Owen)學中國文學,讀碩士。他說,收穫最大是上現代哲學課和文學批評課,特別是讀德裡達和拉康。法國人的這類學問在美國很時髦,但影響最大,不在哲學系,而在比較文學系和文學批評界。當時,他對中文,熱情不太高,真正迷上中文,反而是在離校後。1976-1977年,他去台灣,斯坦福大學在台灣大學有個漢語訓練班,參加這個班,他才中文大進。 
  後來,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和在該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讀碩士,他在讀博士。 
  1977-1984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從浦安迪(Andrew Plaks)和高友功治中國小說和比較文學。當時,浦氏是研究《紅樓夢》和「四大奇書」的名家。「四大奇書」是小說研究的主流,中國、美國一個樣。然而,馬克夢熱衷的卻是色情小說。他覺得,除「四大奇書」,高大全,其他的東西不研究,太可惜;中國的色情小說數量龐大,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應該有人研究。這人是誰呢?當然是馬克夢了。他有學術訓練,有能力,有幹勁,這還不夠,重要的是,他有興趣,有問題,有想像力和內心衝動,特別是「瞭解之同情」。因為我所認識的西方學者,最缺的就是這種同情。 
  另外,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他還留過三年學。1979-1981年,他在上海復旦大學聽王水照、應必誠和章培恆等人的課。這段時間,對他很重要。因為,這是中國和西方重新來往的開始,也是中國重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開始,百廢待興,有點開創之局的味道。很多中國的優秀學者是成長於這一時期,很多傑出的海外漢學家也是成長於這一時期。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   
  讀《吝嗇鬼、潑婦……》(2)   
  我們是因為共同的興趣才走到一塊兒來的。我說過,我也想在小說上玩一把。 
  馬克夢常來中國,幾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綏銘,還有其他朋友。因為來得太多,潛移默化,顯得特別中國。語言,雖然胡同裡的話還不過關,但普通話絕對標準,根本聽不出口音;心態也非常平和,絲毫沒有洋脾氣。還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歡美國的老城市和舊建築,包括其中的貧民區。中國也一樣。復旦讀書時,同屋的中國同學,一件襯衫老不換,讓他自慚形穢,他也決心不換。總之,他給人的感覺是,不像外國人,也不像大學者,只是個普通朋友而已。 
  美國人不愛閒逛和聊天,但他是個例外。我們可以整日聊天,說累了,就各幹各的。餓了,隨便弄點什麼,將就著吃。困了,找個沙發貓一下。再不然,就在陽台上看景。街上有什麼好看?只有汽車穿梭,呼呼駛過,但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貨車從樓下過,工人在煤堆上打牌,或乾脆作大字形,仰面朝天,睡在車箱裡,我是司空見慣,但他會驚呼,說美國看不到,也根本不允許。 
  有一次,我和他到王府井,順道去看住在筒子河邊的唐復年(唐蘭先生的兒子),什麼事忘記了。那個時期,電話還沒普及,上人家都是直撲其門。天熱,開門的唐先生只穿一條褲衩,他見我旁邊立個外國人,十分尷尬,趕緊掩門。我說,沒事沒事,都是熟人,你千萬別拿他當外國人。 
  我還記得,從唐復年家出來,我們坐在夕陽西下的筒子河邊,台階下面,波光粼粼。他說,他特別喜歡剛才的訪問,「紫禁城的黃昏」,真美,可惜沒帶照相機。 
  上面是知人論世,現在言歸正傳。 
  我想就馬克夢的第二本書說兩句話。這本書和他的第一本書一樣,也是討論廣義的「男女之事」。我國的「男女」有雙重含義,不光指男女交接之術的「性」(sexuality),也指性別研究的「性」(gender),以及兩性之間的關係(male-female relations)。「性」是日本人造的怪詞,不能曲盡其妙,還易滋生誤解。此書是研究18世紀中國小說中的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題目很清楚。《老子想爾注》說「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現在的流氓也說「cao一cao,十年少」,這類興趣,我們都有,但窄了點,不能概括這本書的全部內容。他跟我說,他為什麼研究這類問題,主要還是生活中的困惑。我也一樣。人類只有兩大類(當然,嚴格講還不止兩類),這一半瞭解那一半,簡直就是哲學問題,一輩子都琢磨不透。特別是,這類問題,還有他在第三本書裡討論的問題,都是這個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在序言裡,他說,他很遺憾,他媽媽沒看到這本書就去世了。前年在香港教書,他特意來會我,我說,我媽媽剛去世,「夢裡依稀慈母淚」,勾起他對母親的回憶。他說,他收拾母親留下的遺物,難禁傷心;他是在單親家庭中由媽媽帶大,母親的去世給他打擊很大。 
  波黑戰爭那陣兒,他認識了他現在的太太,還有他太太帶來的女兒。他的第三本書,序言最後是感謝他女兒,感謝他太太,書就是獻給他太太。也許是通過他媽媽,他妻子和他女兒,他說他對婦女有了更多的同情,發動戰爭到處殺人的都是男人。沒錯。 
  我們都是舉一反億。 
  和馬克夢的第一本書相比,這本書為「男女之事」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含義。雖然他是通過文學來透視社會,他所透視的只是社會金字塔的頂尖部分。 
  他的第一本書是寫於80年代。那個時代,是中國的又一次啟蒙,一切都帶有強烈的對比色。當時,國內討論這類問題的人,主要關心的是所謂「性解放」。他們都以為,傳統就是性壓抑,現代就是性解放,或中國就是性壓抑,外國就是性解放,就像民主和專制,富裕和貧窮,古今中外之間橫著一道線,天差地別。 
  在高羅佩的筆下,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討論。他說,中國本來是個性文化特別發達也特別開放的時代,尤其是明朝,為什麼清朝突然又縮回去了呢?我想,我們翻譯的他的《中國古代房內考》,當時會引起轟動,原因就在,當時的閱讀環境基本上是籠罩在一種「性壓抑」的氣氛之中。讀者需要的是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無論是外國,還是中國,只要鼓勵開放,他們就熱烈歡迎。 
  然而事實上,人類在性問題上的禁與弛,一直是互為補充,從來沒有絕對的禁,也從來沒有絕對的弛,兩者的關係是,這裡禁一下,那裡弛一下,此時緊一下,彼時鬆一下。如我們一向以為十分開放的西方國家,他們在性問題上就充滿禁忌,宗教束縛很大,中國人體會不到,比如信仰不同,沒法結婚,墮胎問題,他們可以鬧到開槍殺人。同樣,咱們中國,過去是三綱五常、男女授受不親與納妾逛窯子並行不悖。如今,也是五講四美、打非掃黃與賣淫嫖娼互為消長。「三陪」、「二奶」,全都轉回來了,還壓什麼抑?怎麼形容呢,這就像同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彼此分不開。江曉原教授說,「考慮到『性壓抑』理論的明顯困難,我嘗試用一個定名為『性張力』的新概念來取而代之」(江曉原《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說的「性張力」(sexual tension),是個洋詞,聽上去有點費解,其實也就是俗話說的「繃著勁兒」的那個「勁兒」。「繃不住了」,當然也就「性解放」。   
  讀《吝嗇鬼、潑婦……》(3)   
  馬克夢的《誘惑和克制》也是討論「性張力」。但角度有點不同。明晚期,中國的色情小說特別發達,皮肉爛淫,描寫非常露骨,各種細節,充滿誘惑。但其敘事方式,卻是以克制為一頭一尾,即推始於戒淫,繼之以宣淫,然後又回到戒淫。作者的邏輯是,戒淫必須宣淫,宣淫才能戒淫。一方面煽風點火,一方面危言聳聽,把讀者的胃口吊起來,再勸之以善惡果報。歸根結底,還是強調克制。這當然是文學手法,但馬克夢對這種手法興趣很濃。比如他的第一本書,前面有幅畫,是表現隔牆偷窺,上面有詩:「只因一幅香羅帕,惹起千秋長恨歌」。隔牆偷窺,他說,就是很有意思的概念。我們對西方是隔牆偷窺,他們對我們也是隔牆偷窺。這就是雙方的「誘惑和克制」。 
  這種討論方式和當時的我們有某種相似性。大家關心的問題,主要就是「繃得住」、「繃不住」。我們讀潘綏銘的研究、李銀河的研究、江曉原的研究、劉達臨的研究,都能感受到這種氣氛。 
  我對「性」的研究非常業餘,始終不能下定決心,死心塌地研究「性」,因而和上述專家保持著距離,基本上也是屬於「隔牆偷窺」吧。 
  《吝嗇鬼、潑婦、一夫一妻者》,現有中文譯本(王維東、楊彩霞譯,戴聯斌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戴聯斌邀我寫書評,我沒寫。我從來不寫書評,只寫讀書筆記,讀書感想。後來,江曉原教授寫了,登在《書城》2002年的9期,請參看。這裡,我想說點我自己的感想。首先,我要說明的是,它並不是《誘惑和克制》的續篇,雖然兩者討論的對象在時間上是前後相接。1990-1992年,馬克夢翻譯過我論馬王堆房中書的文章,並且經共同討論,加以改寫,最後聯名發表於Early China的第17期。我知道,他對中國古代的房中術,對色情小說中的床笫之歡,興趣未曾或減。但在他的新書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已突破了「性張力」的概念。他更關心的已經不是sexuality,而是gender,並把sexuality和gender納入了更大的話題。 
  我們都還記得,高羅佩曾強調,中國的性行為和性觀念,必須納入中國的歷史背景即其特殊的婚姻形態和男女關係才能理解,無論說好說壞都離不開這個前提(當然他是說好,比別人更正常),中國和西方不一樣,他們有情婦,有妓女,但沒有小老婆。這是我們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地方。馬克夢也講過他的經驗,他說,他上課,學生最好奇,就是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因為這樣的東西,他們沒有。中國的房中術,其實是圍繞這類東西。一個老傢伙,妻妾成群,怎麼對付?可比情婦、妓女麻煩多了。「普降甘霖」,皆大歡喜,那是談何容易?裡面的學問大了去。男生聽了,自慚形穢;女生聽了,倍感鼓舞。他們簡直不能想像,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國度。春畫上的小老頭,枯瘦如柴,渾身是火。這種乾柴烈火的想像,真是太有趣。 
  此書選擇的討論對象是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即明清小說經常描寫的中國上層社會的家庭。這種家庭結構下的男女角色,男性家長和他的妻妾,還有這些妻妾的孩子,夫與婦,妻與妾,父與子,母與子,以及他們之間的各種三角關係。他有一個很有啟發的總結:假如一個男性家長,他處於一夫多妻制家庭的頂端,如果不能量入為出,過分慷慨和揮霍自己的精氣神,還有感情和金錢,則他的妻妾必然是潑婦,小孩必然是敗家子,家庭必敗。反之,家庭才能安定團結,維持不墜。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他提起,東漢方士甘始、東郭延年和封君達「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後漢書·方術列傳》),他對「愛嗇精氣」四個字連聲稱妙,並且開玩笑說,他自己就是吝嗇鬼。 
  尹吉男有本書叫《獨自扣門》,我說,他是「獨自摳門」。真的,馬克夢確實是個非常節儉的人。這不是批評,而是讚美。 
  我是山西人。現在講晉商,主要是美化儒商,好像讀點孔子學點文化就能致富,那是沒有的事。其實,致富是靠摳門,全世界如此。摳門是經濟學的本質(economy的本義就是節約),它的意思是,該花的花,不該花的不花,什麼都精打細算。「大紅燈籠高高照」,後面就是摳門。 
  我們得說實話。 
  我常常喜歡拿美國地圖套中國地圖:西雅圖在新疆,加州在西藏,芝加哥在內蒙古,紐約、華盛頓就是天津和北京。但怎麼比怎麼彆扭。別的不說,光是氣候就大不一樣。我第一次到美國就吃過這個虧,西雅圖是四季如春,明明已是陽春美景,芝加哥卻大雪紛飛,趕緊找人借衣服。 
  馬克夢的書是在堪薩斯寫的,大概是在河南、湖北吧,我這樣想。他屢次跟我說,你到美國,就上我這兒來玩吧,這裡和東西海岸可不一樣,特點是有大片的莊稼地,他喜歡的小麥、玉米和大豆,淺山溪流,河谷中的森林,極目望去,到處都是綠色或黃色,還有就是龍捲風。他送我一張明信片,上面就是龍捲風。龍捲風確實是當地一景。他總說,這裡是個小地方,耐不住寂寞的人不會到這兒來。 
  馬克夢的第三本書是寫鴉片。那一陣兒,他也是興味盎然,特意上潘家園,買過一桿煙槍。序言中,他說,毒品的問題其來尚矣,中國和西方打交道,這是開端,貿易把它變成世界性的大問題。這類問題,現在很多,比如美國的私人槍支和全球軍火貿易,同步的中國怎麼樣?我們躲在家裡搓麻,他們是公開設賭,將來會不會走一塊兒?寫完鴉片寫什麼,他說不知道。我說,酒色財氣黃毒賭,暴力和賭博你沒談,何妨一試。   
  讀《吝嗇鬼、潑婦……》(4)   
  最近,他在讀《姑妄言》,並且對中國文學中的「奇女子」發生濃厚興趣。《姑妄言》是近年發掘的俄藏本,花樣最多,篇幅最長(近百萬言),堪稱中國色情小說之最。台灣的本子有十大本,前年在香港,去年在北京,他總是抱著一本,走在外面,有空就讀起來。 
  我盼望他有新書早日問世,並有新的中文譯本和讀者見面。 
  2005年1月17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倒轉綱常(1)   
  一、男女關係是哲學問題 
  知識歸納無法對付大問題。凡知識不夠的地方,或用已知未知拼湊整體印象的地方,今人和古人沒什麼不同,細節考證,只是支點和槓桿,一切全靠拍腦瓜,不管是邏輯推論,還是胡猜亂蒙,或取譬設喻打比方。 
  人類的一半認識另一半,一輩子都琢磨不透。這不是因為樣品不夠。母性、妻性、女兒性,可一身而兼任,就像滴水見太陽。例子再多,也都是重複。 
  然而,就這麼一滴水,我們卻要用一輩子去認識,而且還看不透。對方也完全一樣。兩口子,一個鍋裡吃飯,一個炕上睡覺,頭髮都白了,還不明白。剛剛悟過一點勁兒,已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同樣的過程,我們的後代,還要一遍一遍再重複,誰也替不了誰。 
  性別和男女關係是最深奧的哲學問題。 
  二、綱常八卦圖 
  兩漢古書講綱常,有幾種不同說法,如《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有「三綱五紀」,《禮緯·含文嘉》有「三綱六紀」(《白虎通義·三綱六紀》引),《論語·為政》馬融注有「三綱五常」。 
  「三綱」是法三才(天、地、人),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是配五行,即「仁、義、禮、智、信」。 
  「五紀」可能就是「五常」,但董仲舒沒有解釋。 
  「六紀」,是配六合,即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則是父子、夫妻關係的延續。 
  君臣之綱,現已變形,可請領導、老闆去研究,這裡不必談。我要說的是父子之綱和夫妻之綱。父子之綱,下面還有父女之綱。夫妻之綱,下面也有母子之綱和母女之綱。 
  家,總有夫婦之匹,夫婦總要生孩子,男女是構成要素。當然,還有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真假陰陽人、性倒錯者和同性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和綱常有相似性。香港人好講八卦。綱常也是八卦,即由一男一女,按夫(或父)、婦(或母)、子(或女)組成的八卦,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誰在下,誰在中,誰在上,可以有八種組合,好像陰陽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變化無窮。 
  丈夫統治妻子,父母統治兒女。男婚女嫁,女的是到男的家。兒女養父母,兒子、媳婦是養兒子的父母,女兒、女婿是養女婿的父母,都是養男人的父母。他們給孩子取名,計算血統,也是男本位。千百年來,全世界如此。 
  綱常是典型的男性話語。 
  三、男人罵女人和誇女人 
  男人對女人,張嘴沒好詞,好詞都是說給自己聽。我們男人都是在這類話語中長大,麻木不仁無反省,就連女人,也鸚鵡學舌,既罵同類「淫婦騷貨偷漢子」,又學男人「cao/r□他娘」不離口。 
  (一)壞話。 
  (1)婦類。老婦(或老娘們兒)、醜婦、愚婦、妒婦(或醋葫蘆、醋罈子)、悍婦、潑婦、刁婦、怨婦、毒婦(最毒莫過婦人心)、淫婦、娼婦(婊子、妓女、雞)、蕩婦、妖婦(或老妖婆、小妖精)、長舌婦。 
  (2)貨類。蠢貨(男女皆用)、懶貨(男女皆用)、吃貨(男女皆用)、騷貨(或騷娘們兒,臭娘們兒,只用於女)、賤貨(或小賤人,只用於女)、爛貨(只用於女)、賠錢貨(常指女孩)、n□iqi□貨(北京話叫傻b□,也是罵女人)。 
  (3)妖精類。狐狸精、白虎精、白骨精、母夜叉。 
  (4)動物類。母豬(國人愛用「老母豬」)、母狗(西人愛用bitch)、母雞(如「不下蛋的雞」)、母老虎、母大蟲、河東獅子(指妒婦和悍婦)、小蹄子。 
  (5)稱呼類。拙荊(向別人介紹自己的妻子)、賤內(同上)、渾家(代指妻子)、屋裡的(古稱房內)、奴婢(自稱)、妾(自稱)。 
  (6)其他。馬子(本指尿壺、馬桶)、丫頭片子(女孩)、死丫頭(女孩)、花癡(性慾特強的女子)、尤物(不祥之物)、禍水,以及「婦人之仁」(常與「匹夫之勇」並說)、「水性揚花」、「頭髮長,見識短」,等等。 
  (二)好話。 
  (1)美貌類。美女、佳人、麗人、嬌妻、美妾、名媛、名姝、大家閨秀、小家碧玉。 
  (2)婦德類。淑女、巧婦(巧媳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賢妻、良母、慈母、孝女、貞女、烈女。 
  (3)奇女類。俠女、奇女子、紅顏知己(但又說「紅顏薄命」)。 
  這類男性話語,好壞皆存偏見。女人老醜要罵,漂亮而不投懷送抱也罵。缺心眼少腦筋要罵,讀過書有知識也罵(女子無才便是德)。性慾強要罵,不強也罵。即使被誇,也是可著自己的心,順著自己的意,嫵媚、姣好、婉順、賢淑,伺候男人好,孝敬公婆好,生養孩子好,做飯、織布、繡花、下田,樣樣能幹,遭遇非禮強暴,立刻投水上吊。 
  男人是比著自己的形象,照著自己的願望來塑造女人。老農說,丑妻是寶,「老婆就是破棉襖,冷了穿來熱了脫」(阮章競《漳河水》),對第一條可以降低標準(實在想了,可以掛張畫),能生養就行。第二條,除了能幹人性好,別無所求,不像大戶人家講究多。第三條,和他們無關,純屬中國文人的幻想。中國文人,理想女人是妓女,不是妻妾。妓女都是從小培養,琴棋書畫,多才多藝,不僅可以睡到一塊兒,還能玩到一塊兒。特別是名妓,詩酒唱和,傳為美談。妓女是男人馴化女人的標本,就像馴狼為狗,千奇百怪,無奇不有。明清小說好講「奇女子」。小腳女人,武藝高強,手腳不凡如十三妹,當然都是胡編亂造,但俠骨剛腸,深明大義,力勸男人投繯赴水全名節,卻真有其人(如李香君、柳如是)。中國文人想出「奇女子」,也做出了「奇女子」。這是他們的一大發明。   
  倒轉綱常(2)   
  「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名妓是名士的名犬。 
  人類愛狗又罵狗,其實等於罵自己。誇亦如此。 
  四、公牛性與母豬性 
  農村的孩子,早早就懂人事,馬牛羊雞犬豕,全是老師。 
  我國北方農村,喜歡把性慾旺盛,到處播撒愛情(或色情)的人叫「老毛驢」。西方不一樣,他們的說法是「公牛」(bull)。前兩年,在巴黎,有個畢加索的色情畫展,真是光怪陸離,其中既有他早年逛窯子的速寫,也有他拿色情之事開玩笑的作品(如教皇偷窺拉斐爾做愛的連環畫),但最多還是畫公牛,特別是和女人做愛的公牛。觀眾很嚴肅,排著隊,聚精會神盯著看,一撥接一撥。有些婦女在議論,聽不懂,陪我的朋友跟我說,她們在講,怪不得老畢這麼花,他就是一頭公牛。 
  男性,性慾旺盛繃不住,會有公牛發情時的狂暴,這並不稀罕。他們移情別戀,頻頻更換性夥伴,也與公牛相似。公牛對母牛極易產生厭倦,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學者稱為「公牛效應」。女性對前者煩,後者恨,乃情理中事。 
  女性身上的動物性,也有一比,這就是母豬對小豬的保護。豬是聰明可愛的動物。我在內蒙,老鄉常把黑色的母豬叫「郝秀英」,當地口音,「郝」、「黑」音近。有一次,有只不懂禮貌的狗突然闖入秀英的住所。人家秀英正給孩子餵奶,他大搖大擺朝裡闖。流氓,秀英勃然大怒,把他咬得跳了牆。母豬為了孩子可以什麼都不管,一條老命豁出去,這種精神人也有。有個當媽的在電視上講,我兒子殺了人,對你們來說,他是殺人犯,對我來說,他是我兒子,媽媽只有一句話,我愛你,這種偉大的感情,只有當媽的才懂,你們不懂。古人把她們的婆婆媽媽叫「婦人之仁」。但這個「婦人之仁」,孩子忘不了。當然,其他female也一樣有此衝動,比如牛,舐犢情深,老牛護犢子,道理是一樣的。 
  此外,動物還吃醋,特別是雄性動物。他們不僅會為意中人大打出手,一爭雄風,還會把疑非己出的幼崽活活咬死。 
  這是動物界的奧賽羅。 
  五、房中術與婦產科 
  女性對醫學的熱情,有時會走極端,如寧要婦產科,不要房中術,就是一個例子。因為自古以來的房中術都是「御女之術」,中國的房中書(如所謂「房中七經」),儘管說話人也許是女性(如素女、玄女和采女),但內容都是為男性服務,講男人怎樣對付女人,特別是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的戰略戰術。這當然是代表男性的話語霸權,或用上面的話說,就是屬於「公牛性」。 
  婦產科是講婦女生孩子的,當然跟婦女關係更大。有人認為,它代表醫學對婦女、兒童的關懷。所以,睡虎地《日書》講生子的內容也好,馬王堆帛書的《胎產書》和《禹藏圖》也好,似乎更對女權主義胃口。記得有一次,我在西密西根大學演講,演講後,有一位做社會工作的女士說,我的演講對她幫助很大,有助於她輔導婦女生孩子。當時,我很納悶,因為我明明講的是馬王堆房中書的「引陰」,即一種男性生殖器導引,包括下蹲和提肛,但和婦女生孩子完全是風馬牛。 
  說到醫學史,近年來,美國的費俠莉教授寫過一本書,叫《盛陰,960-1665年,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在此之前,費教授還寫過篇文章,是《中國傳統醫學裡的性與生殖——對高羅佩的反思》(收入李小江主編的《性別與中國》,三聯書店,1994年),她不贊同高氏對中國性傳統的溢美之辭,認為是美化中國的男性霸權,把房中術吹上了天,她更欣賞中國宋、明時期的婦科。晚期對早期,儒家對道家,婦科對房術,是三組顛覆,這是她對高羅佩的反思。我完全同意,中國自宋以降確實有陰盛陽衰的氣象,而且婦科的研究也發達。但我認為,中國的這一段,婦女的地位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是下降。婦科本身,其實和房中是一路貨,男性話語,只多不少。 
  比如她推崇的萬全,此人固然寫過《婦人科》。但他這個人,男權思想很嚴重。證據有二,第一,他是拿「七損八益」嚇唬男人,明清小說(如《金瓶梅》)常見的「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所謂呂純陽詩),他也掛在嘴邊,生怕女人把男人的身體搞壞,這是怕女人,不是愛女人,歸根結底是愛自己;第二,在他看來,固精益氣,全為種子,他更關心的是男人的後代,而不是婦女,婦女只是生育工具(《廣嗣紀要》)。明清以來,男性對房中術的反省是經濟學考慮。他們忽然都明白了,以一當十,以一當百,有什麼好,那都是賠本買賣。他們撒一份種子收一份糧,投入產出有計算,精得很。 
  中國的老農常說,女人是啥東西?就是為了給咱生娃,娃才是咱的命根子。如果母子不能兩全,兩者擇一,他是寧要孩子不要老婆。知識分子也一樣。《儒林外史》第三十回,杜慎卿是同性戀,不喜歡女人,但他不但娶老婆,還請媒婆沈大腳給他物色漂亮姑娘。媒婆走後,季葦蕭說:「恭喜納妾。」但杜慎卿卻皺著眉頭說:「先生,這也是為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很奇怪,說:「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說:「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他恨女人,但不恨生孩子。讀聖賢書,無後為大,什麼都丟了,孩子也不能丟。這才是明清婦科的潛台詞。   
  倒轉綱常(3)   
  馬王堆房中書,《胎產書》和《禹藏圖》是收在房中書內。史志著錄,《漢志·藝文志》有《三家內房有子方》,《隋書·經籍志》有《療婦人產後雜方》,《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也有《婦人方》。婦科並不是從宋代才冒出來。婦科原來就屬於房中,而且從一開始就是房中的附庸。 
  時刻警惕啊,無所不在的男性統治,即使婦科也逃不了。 
  六、中國男女的交往方式 
  傳統中國,男女如何交往,是個不容忽略的問題。這個國粹沒保住,但遺風還在。 
  中國的男女交往,是以家庭劃分界限,男人和男人是在家庭以外交往,女人和女人是在家庭以內交往,男人和女人的交往,則只限於父母、夫婦以及他們與子女的關係,還有勾欄瓦捨的買春賣春。這種描述,略作限定,可大致成立。第一,漢代以前,雖有「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禮記·坊記》),孟子說,嫂嫂掉到水裡了,拉一把手算是變通(《孟子·離婁上》),但實際不嚴。呂思勉先生說,「然則男女交際,古本自由,至後世乃少因爭色而致廢墜也」,他是把廢墜時間看作三國時期(《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冊,「漢時男女交際之廢」條)。第二,中國的民間,即使到很晚,男女有別,也不如上流社會。 
  西方的禮儀場合,男女挨著坐才是正常。飯館裡,男男挨著坐,女女挨著坐(特別是橫著坐,坐在一順兒),會被懷疑同性戀。中國人,男人和男人扎堆,女人和女人廝混,很正常。「男女雜坐」,反而屬於淫亂之風,只有妓院才如此。斯坦福大學有個同性戀雕像,很著名,形象是什麼樣?不過是兩個男的站著聊天,兩個女的坐著聊天,如此而已,我們覺得挺奇怪。同樣,清道光年間,福建人林鍼到美國,看見美國人「男女出入,攜手同行」,「渾渾則老少安懷,嬉嬉而男女混雜」,也非常驚訝(《西海紀游草》)。男人和女人打交道,中國和西方不一樣。 
  中國的男女有別,造成一種格局,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內外是兩個世界。男男一個世界,女女一個世界,西人以為同性戀。上流社會尤其明顯。小孩的成長分兩段。最初是在深宅大院裡。男人在外做事,把老婆孩子圈家裡,小孩都是在脂粉堆中長大,和皇帝一樣,「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後,才交老師調教,逐漸走向社會,即男人的世界,外部的世界。教養順序,是從內到外,先女後男。讀《我的前半生》,皇帝從小到大,生活環境是如此。讀《紅樓夢》,生活環境也是如此。 
  這種內外有別,前後相反,對倒轉綱常很重要。 
  七、慣學:寵愛的意義 
  動物的馴化(植物也有馴化,如五穀),主要靠三條,一是食物獎勵,二是鞭子(或棍子)懲罰,三是指示行為的各種信號。這些都依賴於動物本能。動物本身也有馴化,比如老虎教幼虎捕食,就是老虎對老虎的馴化。人不懂它們的語言,但餓了要吃,打了就怕,呼奴使婢,吆喝久了,就會腿軟骨頭賤。人和動物一樣。我們給它吃,給它打,都是為了讓它長記性,一硬一軟是手段,歸根結底,是讓動物接受信號。我們對人的馴化也是如此,古人叫教化,現在叫教育。軍隊的馴化最典型。 
  人類的自我馴化,從來不一樣。早期人類,迫於生存,過得儘是苦日子,馴化內容,主要是受苦,目標是把男孩培養成戰士,把女孩培養成戰士的妻子,各國成丁禮(我國叫冠禮和笄禮)無不如此。但生活優裕,古禮退化,是必然趨勢,就像老虎關在動物園,變成大懶貓,胡吃悶睡(貓的疾病與現代人類的疾病非常相似,如肥胖症、高血壓和腎衰竭),慣壞了。美國,小孩是天堂,大人是戰場,從天堂出來就上戰場,反差太大。我們也走的是這條道。 
  現在的馴化,主要是慣。人都是慣壞的。 
  慣,就是動物園式的教育,寵物式的教育,拿小孩當寵物,一味溺愛,好吃好喝,不加訓練與管束,一旦投入戰場,內外反差太大,非常危險。古代兵書說,將軍應愛兵如子,「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但光愛行不行?不行,還得有點規矩,「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孫子·地形》。 
  父母寵孩子,慣孩子,麻煩是一輩子。心理學家說,兒童的心理特點基本上是形成於五歲以前。五歲以前慣壞了,撒潑打滾,哭鬧成性,就扳不回來了。 
  古人對寵、嬖二字的使用,遠較今日為廣。凡養之畜之,愛之喜之,臨之御之,役之使之者,都是寵物。君畜臣,男人寵男人,叫外寵;御後宮,男人寵女人(愛屋及烏,以及於外戚、宦官),叫內寵。儲君的廢立,經常取決於國君對女人的寵愛。 
  男人有男人的寵物。 
  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 
  女子和小人就是君子的兩類寵物。女子是全稱,小人則是男人的一部分。兩者都是君子所養。作為寵物,可以歸入同一類,少調失教的那一類。學者雖為聖人諱,不憚辭費,曲為之辯,但原文實在太清楚,絕對是男性話語。如果不是,反倒怪了。他嫌小人沒教養,但男的可以「有教無類」,女學生是一個不收,他也不敢收。   
  倒轉綱常(4)   
  女人和奴才,因為被養,和主人的關係很密切,親密可以親密到蹬鼻子上臉,以致於不遜,你想把她(或他)甩掉都甩不掉,就像狗,扔了還會跑回來,你不理她,她又委屈,充滿怨氣。古代征服,常用俘虜的男人看門養馬,女人為妻室。過去我不懂,覺得太危險。其實,這就像人把沒有殺光吃掉的野獸養起來(一般是幼獸),變成寵物一樣。從狼到狗,並非不可想像。漢朝的金日磾,就是典型的例子。亡國奴無家可歸,比本國人更可靠,就像狗比人忠誠,道理一模一樣。奴才可以控制主人,也是常有的事。 
  但女人也有女人的寵物,女人雖被男人養,也有養人的資格。男人再怎麼輕賤婦女,也不能拿母親、女兒不當人,特別是母親。世界上,再牛的男人也是女人所生,女人所養。這是倒轉綱常的突破口。 
  驕子和怕老婆的丈夫,就是女人的寵物。 
  八、如何讀《左傳》 
  《左傳》是講「亂」,講「禮壞樂崩」。「亂」的原因是什麼?原書有答案: 
  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公十八年) 
  內寵並後,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左傳》閩公二年) 
  原文的意思是說,一個國家,權力被二元化或多元化,即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勢均力敵的第一夫人,兩個或兩個以上勢均力敵的繼承人,兩個或兩個以上勢均力敵的執政大臣,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時存在的首都,這是一切禍亂的根本。我說過,這段話是解讀《左傳》的鑰匙。當時的繼承危機,背後是男權和女權的鬥爭,馴化和反馴化。 
  這裡面,王或諸侯是中心人物。在他下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內寵,即君主的配偶和配偶背後的母族(後世叫外戚),各種外國勢力,即女權的力量。奄豎類的宦者,當時不如後世重要,也是屬於這股勢力。她們(或他們)的代表是「後」和續娶的其他配偶。另一股是外寵,即君主手下的大臣和大臣背後的父族,以及其他貴族。第一是君主本身的族人,其最近的兄弟和子孫,第二是其他公族,有同姓,有異姓;有老貴族,有新貴族。他們的代表是執政大臣即所謂「政」,則是男權的力量。兩股勢力爭的是有繼承資格的小孩子。孩子都是母親所養,但歸根結底是要繼承父親。前者叫「內」,是以內朝而論,其實是外交關係和國際關係,反而是外部勢力。後者叫「外」,是以外朝而論,反而是本國勢力。比如齊桓公活得長,前後娶九個老婆,背後有九個國家,她們生了十幾個孩子,為此打得你死我活,就叫「並後」、「匹嫡」。春秋初年,虢公、鄭伯為周平王的左右卿士,虢是老貴族(出於文王母弟),鄭是新貴族(出宣王母弟),虢、鄭爭政,就是屬於「二政」。「耦國」則指諸子的封地,比如《左傳》開頭的「鄭伯克段於鄢」(隱公元年),鄭武公的夫人姜氏有二子,長子寤生即位為君,住在鄭的首都,當時首都叫「國」。姜氏偏愛他的弟弟段,把段封在鄢,鄢只是「都」,是次級城市,城大逾制,如同第二個首都,這就是「耦國」。 
  整個《左傳》,都是由男權和女權激烈鬥爭的愛情悲劇所組成。故事的基本模式是,國君為了嗣續和外交關係,總要娶好幾個老婆,但有「公牛效應」,他們往往愛上年輕美貌的小老婆(有時還是兒媳婦)和小老婆的孩子,因而廢嫡立庶、廢長立幼,造成國際關係的混亂和緊張;國內的執政大臣和貴族勢力,圍繞嫡庶長幼、立子立弟,鬥爭也十分殘酷,不但經常發生弒君殺後的慘劇,繼承人的命運也十分可憐,只有父族和母族各有大援,才能站穩腳跟。即便站穩腳跟,也往往是一子立則眾子殺。僥倖不死,流亡海外,投靠母族或其他國家,借外國勢力和本國內亂,也有回國即位的例外,但顛沛流離,也是備嘗心酸。 
  越是強悍的君主,越是長壽的君主,他們的愛情悲劇越複雜,繼承危機也越大。小孩爭奪戰,小孩保衛戰,小孩是爭奪的關鍵。 
  戰國時期,貴族制度大崩潰,但秦漢以降,類似的制度還保存在皇室內部,類似的故事還在反覆上演。抑制內寵,打擊宦官和外戚,仍是長期的鬥爭。 
  王莽是外戚,曹操是宦官的兒子,二子皆蒙奸逆之名,就是沾了女人的晦氣。 
  九、北魏的子貴母死 
  馬戲團的大象也有發瘋踩死人的時候,這是馴化的意外。歷史上的女主,也是人類馴化的例外。 
  中國古代有來自東夷和西域的女國傳說。女國並不是只有女人的國家,而是由女王統治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歐洲一直有,如英國就有不少女王(法國不允許)。但他們沒有一夫多妻制,繼承製度也不嚴密,很多女王是由父族產生,即先王的女兒或侄女,甚至包括非婚生的子女,而我國的女主則是由母族產生,即先王之後、新王之母,或先王的其他配偶、新王的諸母之一。我國歷史上,女皇絕少。真正的女皇只有一個,就是江青喜歡的武則天。其他,如西漢的呂後,北魏拓跋族的祁後和馮太后,還有遼代的蕭太后、清代的慈禧太后,只是臨朝稱制的皇太后。她們當中,不少都是北方少數民族的皇后,這個現象值得注意。特別是北魏前身,鮮卑拓跋部的皇帝,很多都是由太后廢立,權力非常大。特別是祁後。祁後臨朝,「時人謂之女國」(《魏書·皇后列傳》),也就是說,把她視為女王。女性在北方少數民族,地位比較高,主要是因為,部族林立,通婚關係很重要,每個女人,背後都有強大的支持,娘家很厲害,比《左傳》更有古風。歷代和親,內在衝動,總是胡勝於漢,漢族是利用他們的這種衝動。唐朝出女皇,也與李唐、鮮卑的通婚有關。山西自古多胡氣(如晉、戎通婚),這是有傳統的。   
  倒轉綱常(5)   
  近讀田餘慶先生的《拓跋史探》(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主題是北魏歷史上的子貴母死,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非常有趣。這些問題正好說明,女權和男權的鬥爭,在由胡入漢的過程中,有其獨特的表現。漢族的制度,特點就是「大一統」,什麼都整齊劃一,和西洋史大異其趣。男權絕對強大是它的特點。鮮卑的制度和這樣的制度相比,反差太大,所以才會痛下決心。 
  田先生說,北魏入主中原前,其部族融合和統一,仰賴於母族,其實是母強子立。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野蠻地區的婦女地位特別高。北魏入主中原後,正好相反,為適應絕對男權的漢族繼承製,北魏道武帝,依托漢武殺鉤弋夫人而立其子的故事(我們的發明權在先),定下子貴母死的制度。子貴母死,就是在新主即位之前,把他的母親殺死,這種制度實在太殘酷。 
  中國歷史上的女主,一般都是扮演女周公的角色,就像顧命大臣是模仿男周公。他們都是以輔弼幼主,作為臨朝稱制的借口。田先生說,北魏的皇太后有三種,一種是當朝皇帝的生母,一種是生母以外的先帝配偶,一種是奶媽或保姆。這三種人都有可能當太后。第一種太后要依制賜死,沒有機會幹政,但後兩種是漏洞,總不能都過河拆橋,殺雞取蛋,還是可與當朝皇帝並存。其中如馮太后,就是屬於第二種。她正是利用子貴母死的制度,殺死自己的對手,才得專政事。 
  野蠻地區比我們更尊敬婦女,但為了適應我們的制度,他們卻發明了如此殘酷的繼承製度。離散舊部,編戶齊民,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 
  十、《紅樓夢》是敗家史 
  中國的人情小說,有三種角色很常見,一種是不能齊家的男主人公,一種是令他無可奈何的潑婦,一種是她們慣壞的敗家子。三種角色是連在一起。他們體現的是陰盛陽衰。 
  《紅樓夢》就是一部敗家史。 
  敗家子有各種類型。中國的讀書人,應科舉,做大官,是正經出身;科場不利,才坐館入幕。著書立說當學究,吟詩作賦稱名士,在當時,終非正途。更下者,還有江湖行醫,閭巷賣卜。特別是街頭流氓,一方惡霸,揮霍錢財,欺男霸女的惡少,更是不可救藥。 
  《儒林外史》為我們提供了所有角色。這是「家」以外的故事。家以內的故事,還是要看《紅樓夢》。我們老家,老鄉只看《三國》、《水滸》、《西遊》,不看《紅樓》。他們說,賈寶玉,女裡女氣,看不下去。 
  中國的明清帝王圖,非常有趣,鬍子是逞退化趨勢,開國皇帝還很有雄風,越往下看越像女人。中國的歷史發展,大趨勢是陰盛陽衰,每個王朝的發展也是如此。大週期包含著小週期。《紅樓夢》正是它們的縮影。賈府四代,代字輩尚知講武(字中有戈),反文輩亦精文墨(字含反文),玉字輩和草字輩,則只會花錢,不會幹事。總趨勢,也是偃武修文,陰盛陽衰。 
  薛蟠是敗家子,賈寶玉也是敗家子。文敗家,武敗家,都是敗家。 
  他們都是在脂粉堆中長大,同樣體現著陰陽顛倒。 
  今之陰盛陽衰,有兩大奇觀,可附記於此: 
  (1)出國。留學生有兩大神話。一曰:十個鬼老,九個妙不可言,一個馬馬虎虎;十個同胞,一個馬馬虎虎,九個一塌糊塗(講話者是女士,她們憑親身經歷講話,至少要有20人以上的實戰經驗)。二曰:黃不如白,白不如黑。這是女生的印象。她們說,床上學英語,學得最快,融入不是問題,就連國內備受男性冷落含冤抱恨投美國的女生,到那兒,都是揚眉吐氣,如魚得水。相反,男生則英雄氣短,搶手貨也成了滯銷品,有人哀歎,我都快成「日本人」(fuck yourself)了。更有不服者,發誓報仇,「國民黨的仇」報了、「日本鬼子的仇」報了,「美帝國主義的仇」就是報不了。他憤憤說,這幫女的,「全他媽沖洋j□ba去了」。 
  (2)體育。中國的運動項目,凡是女子項目,全都上得快,蹭蹭奔一流,真奇怪。男的,賴這賴那,沒的賴了,就說人種不行,骨頭、肌肉裡面缺了什麼。但中國人不行,為啥一半行,一半不行,而且行的和不行的,生下來,還是一半一半,行的照樣行,不行的還是不行。 
  這是新形勢下的新問題,問題不在臍下三寸。 
  十一、倒轉綱常 
  女的不嫁人,男的倒插門。兒子不養爹媽,只養岳父和岳母。或從女方講,媳婦不養公婆,只養爹媽。孩子的姓氏、民族隨母親。娘家打敗婆家。這種現象,沒準是潮流。 
  綱常也有例外。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體現的是男性統治。它有個很大的漏洞,即母子關係是模糊地帶。母為子綱,沒人這麼講。但照傳統的孝道,兒子總不能擺在媽媽之上。李逵上山,也得先去背他媽。當強盜的都懂這個道理。這是男尊女卑的惟一例外,也是倒轉綱常的突破口。 
  兒子是母親所生,兒子是母親所養,兒子應孝順母親,兒子會代替父親。這裡已經包含著顛覆,柔弱勝剛強。 
  上述綱常,完全可以反過來讀,即母親溺愛兒子,導致敗家子顛覆父權。讀法是,母為子綱,子為父綱,妻為夫綱。女性顛覆男性,這是一種和平路線圖。中國古代的女主,主要是用這一條。   
  倒轉綱常(6)   
  還有一種倒轉綱常,是敗家子利用母親的溺愛反制母親,又借母親的淫威反制父親。讀法是,子為母綱,母為父綱,妻為夫綱。獨生子女政策下的小皇帝,他們都深得要領,你怕什麼,我就幹什麼,首先是從媽媽突破。 
  男性統治很強大,男人本身很脆弱。宋明時期的我們,早就如此。 
  2005年1月22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人類的性遊戲,動物幾乎都有,家庭婚姻形態也是如此。高死亡率,要靠高生育率來彌補,他們也講「無後為大」。生育權壓倒性交權,一窩一窩的孩子,都是我生的,這是天賦母權。雌蟲母獸當領導,實在很多。她們性慾極強,百雄不敵一雌,往往「使無數英雄竟折腰」。在性交權上,也有絕對優勢。一是採用專制主義,直接下命令,叫誰伺候誰伺候,借完種,就叫他滾蛋,甚至把男的咬死或吃掉。二是採用民主主義,實行競爭機制,叫這幫性奴隸,圍她一人團團轉,只有掐個你死我活,才有性交機會。比如蜂后,整個蜂群的媽,就是絕對女權。女人常說,男的都愛沾花惹草,不像俺們堅貞不屈。這話經不住推敲。因為男人沾惹的花草也是女人。這種誤解導致了我們對動物的誤解。反抗歸反抗,其實還是男性話語。如上言公牛好色,就是人類的誤解,而且可能是從家養種牛和母牛得出的錯誤印象,其實應該平反。因為據動物學家考證,「母牛在雌性動物中的性慾僅次於母馬,母牛在性衝動上是不可控制的,它的陰道開始不停地腫脹,一路瘋跑,一路不停地遺溺,如果面對的只是一頭公牛,它會發瘋般地衝上去,做騎上公牛狀,並找機會靠近公牛的生殖器部位,直到公牛情慾發動,騎上母牛的背,並最終與之成功交配」,「有時一群公牛圍住單個的母牛性交僅僅只是因為母牛的性慾要強得多,它需要那麼多公牛提供服務」,事實上,公牛是「各種雄性動物當中性生活最為檢點的稀有動物」。參看洛晉編著《動物之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1)   
  ——「畜生人類學」發微 
  1993年,我去美國華盛頓整理楚帛書,上班在賽克勒美術館,住處在馬里蘭州一個叫Friendship High的地方,坐地鐵往西北走,路很遠。我記得,從我住的公寓樓往左拐,有家好客的美國人——湯普森夫婦。男的是美國傳教士的後代,父親在南京大學教過書,本人在中國當過兵(40年代的美國兵)。他和一幫傳教士子弟編過個紀錄片,叫《龍與鷹》,「龍」是中國,「鷹」是美國,對中國非常懷念。女的是作家,寫過不少兒童讀物,對中國也饒有興趣。她愛狗,像很多美國人,每天都牽著條大狗在街上溜。狗東聞西嗅,抻著她,步子趕步子,一跌一撞往前走。有一年,她去長沙住過一陣兒,回來寫本書,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郊外養狗,市裡不讓養,我跟她解釋不清。現在隨著改革開放,狗不但進了城,而且有了身份證,比人的都漂亮,我想,她要知道了,肯定高興。 
  隔三差五,湯普森夫婦會特意從農場採購,做些很有營養但沒有味道的菜,一般是清水煮蘿蔔、土豆之類,約親朋好友聚會。像所有的美國party,大家東拉西扯,沒有主題。然而有一天,怪了,所有人都談狗,一個小時過去了,大家狗長狗短,我插不上嘴(英語本來就不頂)。為了入鄉隨俗和活躍氣氛,憋了半天,我終於開口。我說,我也養過一條可愛的狗。 
  「哇……」他們都很驚訝,「在哪裡?」 
  「在內蒙。」我自豪地說。 
  「哇……」又是一片驚訝,「叫什麼名字?」 
  「叫……叫……」我拍著腦瓜,答不上來。 
  這真讓我無地自容(在美國人看來,這就跟你說,你想不起你兒子叫什麼一樣)。而更為難堪的是,我一想到他們會追問的問題——「這條狗後來怎樣了?」——就渾身冒汗。因為我突然想起,這條狗是被我們吃掉了。雖然我只吃了一口,油膩膩的,並不好吃。剩下一張狗皮,也送給了太原的表哥。 
  沒辦法,我結結巴巴,作難以表達狀,隨他們浮想聯翩。 
  真的,我也養過一條狗,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身材挺拔,神氣十足,樣子有點像我兒時養過的玄狐兔,皮毛黑而發亮,眼睛上邊有倆白點,肚子下邊和蹄子也是白的,名字叫什麼,忘了,給「插友」(即一起插隊的朋友)打電話,他們也想不起來。姑且叫「黑子」吧。 
  黑子本來是條小狗,從老鄉家抱來,只有一丁點兒大。養狗的目的,真不好意思,其實是為防老鄉——按當時理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應該叫「老師」。本來,在我們心目中,他們勤勞樸實覺悟高,極其神聖。但他們給我們上的頭一課,就是「看好自己的東西」。比如,有人說,誰偷你東西找不到主,佘米借錢不認賬,千萬別吭聲,訴苦,只能惹人笑話。這個村挺有名,華北局重點,出過「十八鐵姑娘」、「十八鐵羅漢」。中秋月圓,千里迢迢,我們慕名而往。趕到那兒,才發現它太窮。老鄉什麼都偷(偷完集體偷個人,一到夜裡,狗就叫個不停),什麼都借(我說,除了老婆,但知情者雲,老婆也可借,當地叫「搭夥計」)。養雞,餵了鄰居的狗。養豬,是個克郎豬(隊裡買的,越喂越瘦,越吃越多)。借個房住,也是火燒眉毛倒煙炕,一做飯就涕泗橫流,咳嗽不止,屋裡都看不見人。家裡的東西,該拿的拿,該借的借(暖壺都被人借走了)。最後,就連幹活的工具,鐵鍬、扁擔和籮頭(籮筐),也是擱地頭丟幾件,放門口丟幾件,出工就剩兩隻手。 
  有一天,我們終於提出,請隊裡開恩,把我們的安家費,除鍋碗瓢盆、勞動工具和克郎豬,該扣的扣,其他統統拿出來,蓋房。後來,這座土房蓋好了,地點在北營子(即北半個村子,當地把村子叫「營子」)的東南,左手臨近水渠,右後沒有鄰居,前方比較開闊,很有獨立感。 
  有了自己的房,我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養狗(老鄉家裡都有狗),而且心裡想,要養就要養條管事的狗,最好是像張正明(這個名字不一定對)的狗。 
  張正明(?)的狗是條兇猛的大狼狗,每天趴在牆上,雞也好,豬也好,只要一近跟前兒,它會呼啦一聲撲下來,爆土狼煙,把它們追得屁滾尿流。客人來了,也是遠遠站著,把手攏在嘴上,扯著嗓門亂喊,沒人敢去敲大門。有一天,不知為啥事,我去找他,竟把危險忘在腦後。心裡光顧想事了,走啊走,人都到了門口,還一點動靜都沒有。順手推門,門也呀的開了。然而,就在這一剎那,我聽見什麼聲音,在地下(其實是喉嚨)滾動,像天上的雷霆,轟然炸響。說時遲,那時快,它已如箭脫弦,撲到眼前。我自己都不知怎麼回事,一下子就倒退了多少步,早就站在離大門很遠的地方,腦瓜像張白紙,心咚咚跳個不停。 
  養狗的學問,是老鄉教的。哪位老師,忘了。他的話真是至理名言。老師說,你不就想讓狗凶嗎,好辦。咱這裡話說,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娃娃厲害,是見人多。狗凶,是見人少。我看,你家餵豬的□□(音k□lue,山西話借用的蒙語,本指土圍牆,這裡指豬圈)就不賴,牆高高的,栓在裡面,別讓它見人,等它大了,你看哇。 
  我給黑子做了個脖圈,一根鐵鏈,栓進豬圈。它怯生生地呆在裡面:睜開眼睛望,頭上是一片藍天,幾朵白雲,每天都一樣;支著耳朵聽,風聲雨聲、雞飛狗跳、人馬嘈雜,轟隆隆響個不停(以狗的聽覺而論,我猜,就和咱們住飛機場差不多),都來自牆外那個看不見的世界,陌生而讓它害怕。然後,就這樣,日昇日落,月盈月虧,有一天,它長大了。當清晨的陽光射進我們的土屋,它會撥開裡間的房門,趴著炕沿舔我。我胡嚕它的頭,它會瞇起眼睛,把我的手銜在嘴裡,輕輕咬,真是可愛透頂。況且,我走到哪兒,它就跟到哪兒,前面掉頭迎,後面跟腿跑,讓我覺得「走狗」就是「忠誠」。   
  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2)   
  可是,問題卻隨之而來。我們的狗真是少調失教,讓你喪盡人格丟盡臉。它還不是嫌貧愛富,「狗眼看人低」,而是「目中無人」,誰的話都不聽,即使主人在旁呵斥,它也照樣不聽。它只認主人,我和我的插友,一共四人,對知青裝束的朋友還收斂一點,見了老鄉,脾氣就陡增。只要不認識,管你是誰,它都勃然大怒。不僅是人,而且是任何從門前經過的東西。它精力太旺盛,只要聽見什麼響就狂吠,看見什麼跑就猛追。秋天的野兔在堤上跑,它在後面追,真像脫弦的箭。來了陌生人,它會前爪刨地,叫得驚天動地。如果不是我把它的腦袋死摁在地上,而且是自始至終摁著,只要一鬆手,它就會撲上去亂咬,任何號令都不起作用,脾氣大得不得了。當時,有個朋友叫楊潤雨,當地的老師,好人,絕對的好人,一不留神,就讓黑子啃了腳脖子,拽下來還狂吠不止,咬你手,汪汪之中夾著嗚嗚,好像還真委屈了它。 
  在我們這個村子,黑子可算出了名。半徑50米,恐怖環繞著我們的土房。 
  大概是1969年吧,我們那兒被軍管。農民說,蘇修來了怎麼辦?抓內人黨,鬧吧,我們為啥就這麼倒霉?學生可以不上課,工人可以不上班,我們把黃河大堤扒了,什麼莊稼也不種,叫他們喝西北風!他們是「兵痞」(年紀大點兒的都當過傅作義的兵)或「兵痞」的後代,喜歡灰說灰鬧講怪話(「灰」有流里流氣的含義),什麼幹部都不怕。可是有一天,他們終於怕了。上面來個於軍長,穿個便衣到處走,走哪兒哪兒怕。有個公社,大白天,聚一屋打牌,他進門,沒人理,只聽一聲怒吼,「把這些人給我抓起來」,一堆士兵衝進去,五花大綁,推上卡車就遊街。自從於軍長來,上面傳達了,軍管期間,禁止養狗,以免傷了解放軍,自己的狗,趁早自己打,幾月幾號是最後一天,到時候不打,誰打了歸誰。 
  我們那兒是家家養狗,這幾天是人人自危。怎麼辦,打唄。我們下不了手,來個當地知青說,看我的,他拿根長繩,照狗脖子一套,噌地上了房,然後一拽,可憐的黑子,竟嗚咽而絕氣。 
  我還記著他的話:貓狗九條命,可不容易往死弄。他在房上得意地說。 
  後來,大家都知道,中國出了個「於洪信事件」。文件上說,於軍長拔槍打政委(為什麼事我忘了),然後撒腿逃跑,圍追堵截,無路可走,最後自殺在麥地中。 
  現在回想,「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這話確實深刻。三十多年過去,我一直忘不了,就像什麼很有嚼頭的食物,餘香留齒,回味無窮。 
  我對這句話的體會,首先是在教育方面。 
  過去,讀福柯的書,如《規訓與懲罰》,我印象最深,是他對訓練的強調。我們稱為「教育」的東西,他叫「訓練」。這個詞,法文原作surveiller,乃「監視」之義,英譯本把它改成discipline,是根據作者本人的建議。它是「紀律」一詞的動詞用法,劉北成把它翻成「規訓」,是為了表達其複雜含義,詞兒比較怪,常讓我想起「閨訓」,但已被讀者接受。軍隊是「訓練」,監獄是「訓練」,醫院是「訓練」,學校是「訓練」。隨時隨地都是「訓練」,當然也包括「監視」和「懲罰」。他的話真難聽,但話糙理不糙。其實,從「畜生人類學」的觀點看,也可以叫「馴化」(domestication)。說白了,就是我們不僅馴化動物(小到籠中的八哥,大到林中的大象,還有我們稱為「永久朋友」,其實是「永久奴隸」的六畜),也馴化人,包括我們自己(這可是咱們人類最厲害的一招)。比如,就拿大象來說吧,我們人這麼矮小,它那麼巨大,人怎麼制服它?很簡單,一是用香蕉喂,二是用棍子扎,軟硬兼施。同樣,我們對人的制服也是用類似手段。文明表達是「恩威相濟」、「賞罰並行」。古人視異族為野蠻(戎狄蠻夷),「與禽獸何異」,而把入居中土叫「歸義」或「歸化」,其實就是把他們當馴化了的動物。中國話叫「畜生」,意思是養在家裡的。現在國際上,各國移民局在通關的地方都設有「國內」、「國外」兩個通道,所謂「國內的」(domestic)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家養的」和「馴化的」。古人看異族是如此,看小孩也是這樣。甭管「人之初」是「本善」、「本惡」,「苟不教」總是罪過。在他們眼裡,這樣的孩子,也是「與禽獸何異」。黑子的可愛在其任性,可恨也在其任性,我們該如何掌握分寸,這簡直是哲學問題。 
  我之為人父母,獲得育人資格,是在「文革」還沒結束,甫即「小皇帝時代」的重要歷史時刻。從那以來,凡是和我一樣,領了獨生子女證的人,和我們的父母可大不一樣,第一是好吃好喝好享受,要星星不給月亮,有求必應;第二是追求高分名校出國留學,老師煽著家長,家長煽著老師,從上到下,領導和輿論助威,揠苗助長,督著催著,一刻不時閒,惟恐比誰落了後。裡面是陽光普照,外面是風雪漫天。所謂「胎教神童」、「早智開發」,老師寫小本,家長當監工,這些堂而皇之、荒而唐之的作法,就是打那個時期冒出來,一發不可收,誰也擋不住。我們一方面給了他們太多的教育,一方面又根本沒有教育(沒有教育的教育也是教育)。就像豬圈中長大的黑子,面前只有飯來張口的狗食盆,外頭只有憑耳朵猜測的大世界。本來我們都發誓,對孩子,那是絕對不能動一個指頭,但結果怎麼樣,卻是你哄我打,我哄你打,打完了哄,哄完了打,政出多門,信號混亂,把他們幼小的心靈搞成一鍋粥。有時,還要加上很多他們聽不懂的大道理,就像寵物愛好者跟她們的貓狗喋喋不休。越熱越出汗,越冷越打顫,惡性循環沒個頭。黑子從小就不懂「待客之禮」,我們怪它,它怪誰呢。   
  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3)   
  軍隊是人類馴化的象徵,號令就像給狗發出的信號。我在北大講《孫子兵法》,每念到下面這段話,都會愧悔交集,想到人生的失敗:養狗養狗不成,教子教子無方。兩千年前的聲音令人震撼: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一個刺激是來自文學典型,或者也可以說,是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身邊就有,崩管上哪兒都不難碰到的普通人(「小人國裡盡朝暉」,請勿對號入座)。比如《紅與黑》中的於連。於連的悲劇在哪裡?就在他捨命追求的東西,也是他恨之入骨的東西。他出身卑賤,滿腹怨憤,偏偏還要混跡貴族圈子,躋身上流社會。這種人的心理就很值得研究,很像怯生生又狂吠不止的「小營子狗」,發自生物本能的慾望特別強烈。他們仇恨貴族,鄙視貴族,但又羨慕貴族,嫉妒貴族,有才能,也有幹勁,但更大特點是慾壑難填,野心十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們並不滿足於阿Q的朝思暮想:抄兩把椅子,困一下吳媽,革命理想在「二巴」,而是覬覦著最高權利,財富和名聲,一樣不能少。要睡,那也得睡市長夫人、侯爵小姐。只有從高貴女人身上,才能得到起碼的滿足——滿足其階級仇恨的發洩。這種力量太大了。按過去的說法,這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基本動力」。有人說,如果希特勒不跟他們班的猶太同學慪氣,他的畫也有人欣賞,二次大戰就爆發不了。 
  小時候學《曹劌論戰》,我們都知道,「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也知道很多統治者會昏聵到「何不食肉糜」。毛主席說,「唯卑賤者最聰明」,我深有同感。但我們從這些「聰明人」身上,卻不難發現,受虐變施虐,是一場「翻身的悲劇」:可憐媳婦熬成婆,又拿媳婦來出氣。特別是他目睹黑暗太多,養成獄吏式的性格。昔為頂頭上司,今為階下囚犯,如果落在他的手裡,那是可想而知。 
  人和狗不一樣。老師說了,人是見多識廣才厲害,狗卻正好相反。它讓我想起小時候我們院的一條狗。那年,蘇聯衛星上天,加加林帶了條狗,叫「萊伊卡」,名氣很大。我們院的孩子從農村偷了條狗,給它起名,也叫「萊伊卡」。它初來乍到,成天亂叫,攪得四鄰不安,眾怒之下被拋棄,只好乞討為生,到處流浪,見人太多,連叫的本事都沒有(這種「喪家犬」,台北很多)。可見人的能耐,和狗正好相反。 
  項羽打不過劉邦,有它的道理。 
  窮人鬥不過富人,也有它的道理。 
  前不久,我翻過一本攤書,叫《小人研究》,孫建波等著,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書說,在咱們中國,小人的土壤特別深厚。原因是什麼?我真沒想到。它說,因為咱們有科舉制。我想,這話還真有道理。為什麼呢?因為你想,咱們中國以科舉立國,關鍵就在,它和貴族制度是反著來,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這對「秀才造反」是正面引導)。我們的小說,我們的戲劇,經常都有個happy ending,說有個寒酸書生,來自窮鄉僻壤,歷盡千辛萬苦,進京趕考作大官,翻身只在一夜之間。 
  於連的野心,在我們這兒特別容易實現,難怪范進會發瘋。 
  在動物世界的物競天擇中,有些動物長於追殺,如虎豹豺狼(它們吃肉);有些動物長於逃跑,如駝馬鹿羊(它們吃草)。逃和追,雖然也要父母訓練(不光我們人類會教育,動物也會),但幾乎已成本能(像人類一樣,動物的本領是先天就有還是後天獲得,常常難以分辨)。它們對自己的對手極為敏感。後者是略有動靜就跑,前者是一旦出現就追。 
  烈馬的烈,是因為膽小害怕,比較明顯。虎豹的凶,卻好像肆無忌憚。它們藉聲勢之威猛,肆爪牙之堅利,足以搏殺比它們更為高大的動物,沒錯。可是,我們要知道,惡虎之惡在於餓,它們也有它們害怕的東西。它們比它們的獵食對像更難耐腸中寂寞,它們也比它們的獵食對像更沒有食物保障。追擊搏鬥會耗盡其能量,空無斬獲又意味著死亡。 
  它們常常孤獨而恐懼, 
  小心翼翼地潛伏,躡手躡腳地跟蹤, 
  忍耐,等待…… 
  一切為了肚子。 
  語雲,唯怯懦者最殘暴。 
  動物兇猛,因為害怕。 
  2002年3月3日寫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附記一】 
  於洪信事件對臨河人震動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問誰誰不知。只是後來打電話,問一個熟人,當時在「前指」駐臨河的醫院工作,才知道點來龍去脈。據說,他有作風問題,搞女人,居然搞到「太歲」頭上去了,惹出大禍,因而開槍打準備處理他的政委。政委有軍事訓練,一個骨碌,滾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還記得,老鄉管那個醫院叫「毛驢圈」。他要了不少狗的命,但自己也送了命。 
  【附記二】 
  我戲稱為「畜生人類學」的這門學問,其實是屬於比較動物學和動物行為學的範疇,即很正經的學問。如奧地利人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1903-1989年),他的著作就是代表作。1973年,康氏曾與其他兩位科學家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他的系列著作,如《所羅門王的指環》、《狗的家世》、《攻擊的秘密》和《雁語者》,近有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的中文譯本,可參看。康氏把他從動物行為中觀察到的現象運用於人類,認為這是人類自我認識的重要途徑,對我啟發很大,特別是他對攻擊行為的研究。比如從對海魚行為的觀察,他得出結論說,「除非受飢餓的影響,它們只對同類的魚發出猛烈攻擊。我從未見到不同種類的魚互相攻擊,縱使它們天生都極富攻擊性」,「猛烈的攻擊行為幾乎只出現在色彩鮮艷的種類身上」,就對瞭解我們的「窩裡鬥」很有幫助。還有,他的「烙印」理論,也對教育的研究很有啟發。康氏的理論,曾引發道德風暴和理論非議,特別是他講過,人類的好鬥、好戰和動物的攻擊本能有關。有人說他是「愛因斯坦之輩的偉人」,也有人說他是「科學罪犯」。康氏的書具有科普性質,文筆生動,我愛看。   
  禹步探原(1)   
  ——從「大禹治水」想起的 
  一、大禹最近很出名:上博楚簡和保利銅器 
  大禹最近很出名,因為有最新的考古發現: 
  (1)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買回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自題為《容成氏》的一篇,是講上古帝王,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畫九州,九州的名字和《禹貢》不一樣。 
  (2)保利博物館從香港買回一件銅器,叫「※公嬃」,上面有句話,「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簡直和《禹貢》的開頭一模一樣。翻開《禹貢》,我們可以讀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的序(即該篇的提要)也說,「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這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銅器,年代更早。 
  於是,學者都說,怎麼樣?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早,至少打西周中期或更早,禹的故事就已騰傳人口,咱們窮追古史,斷代探源,又加了一把勁。 
  大禹治水,在中國特別有名。故宮珍寶館有件玉雕,是用一整塊和田玉雕成,就是表現這個故事。它的偉大意義在哪裡?主要是兩條。一是突出咱們這個大國,自古就重視水利(雖然幾千年,一直治不好)。二是「中國」這個概念,它的前身,大家說的「華夏」,是和禹的名字連在一起。 
  前一條,魏特夫倡「水利社會」說,說治水治出個「東方專制主義」。這是個含糊不清帶有偏見的詞。西方歷史是從小國寡民出發,他們把東方大國當對立面:西方是民主,東方是專制。我們這裡也有人跟著講(特別是80年代)。西方的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拿出大量證據,證明根本不對。但水利和「大一統」有關,倒也不能完全否定。 
  後一條,主要是象徵意義。中國的疆域歷代不同,漢族的內涵也歷代不同。什麼是「中國」?什麼是「漢族」?這是引起爭論的問題。喜歡強調一脈相承的我們總是說,凡是住在今中國版圖內的就是中國人。但很多漢學家說,只有說漢語的才是中國人,即把漢語、漢族和中國人混為一談(英文是一個詞)。中國的鄰居,朝鮮和越南,本來屬於漢文化圈,也有他們的看法。「華夏」是「中國」(漢代已用這個詞指漢族統治的疆域)概念的前身,這個概念怎樣形成?自然也是大問題。 
  在中國古代傳說中,「夏」就是「禹跡」,「禹跡」就是「夏」,只要是他老人家走過的地方,都可納入這個概念。我們山西人,還有河南西部人,最自豪。因為,本來意義上的「夏人」,主要是住在這一塊。黃河鬧災,也經常在這一塊。好像是等著禹爺出世。但「夏」一出名,大家都來起哄,就亂了套。東邊,河南東部人、河北南部人和山東人,即古代的「商人」,東夷和淮夷,還有後來的宋人和齊人,他們也都說,他們是住在「禹跡」。西邊,陝西人和甘肅人,即古代的周人和秦人,也不甘落後,同樣說,他們是住在「禹跡」。「華夏」這個雪球就是跟著他的名字越滾越大。最後,就連南方人也來摻乎。四川人說,禹生紐石。湖南人說,衡山上有禹爺留下的怪字(《岣嶁碑》)。浙江人也說,禹爺葬在紹興,現在還有大禹陵。這麼多禹跡,擱一塊兒,當然很大,簡直和秦皇、漢武走過的地方差不多。好像六千多年前,我們真的已有這麼一大塊地盤。 
  大禹走過的地方,這是借助傳說對外表達的中國最早的「中國」概念。其象徵意義要大於實際意義。祖述這一概念的中原古國,商和周,它們都以夏自居,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所謂「三代」。 
  二、當年的爭論:大禹是蟲還是人 
  中國的傳說,堯、舜以下是禹,禹是上承堯舜禪讓,標誌三代開始的人物。現在討論禹故事,大家都會想起《古史辨》上的爭論。 
  當年,五四運動,大家搞思想解放運動,年輕學子言必稱「德先生」、「賽先生」,群以非聖疑古為尚,引起大討論,文章發表於《古史辨》雜誌,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開風氣之先的代表人物是顧頡剛。 
  顧先生說,大禹是條蟲,根據是《說文解字》。許慎說:「禹,蟲也。從禸象形。※,古文禹。」他說,大禹是神不是人,禹的神話可能是因九鼎而起。九鼎上面有花紋,花紋裡面有條蟲(他猜測)。這條蟲可能就是禹(也是猜測)。禹的從蟲到神,就是從九鼎而來。這種討論,是受胡適影響,帶有五四風氣的討論。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人白鳥庫吉氏的「堯舜禹抹殺論」(雖然,這是不約而同,並非彼此抄襲)。白鳥氏的理論,與日本的現代化訴求有關。我們也有這個背景。但他們抹殺堯舜,是為了「脫亞入歐」。「脫亞」是脫中國,「入歐」是加入西方主流,核心是對外擴張,侵略中國。它從一開始就與日本武力崛起,推行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關。我們否定傳統,正好相反,是為了救亡圖存,抵禦外侮,特別是抵禦日本的侵略。80年代以來,國人痛感落後,有「救亡」掩蓋「啟蒙」之說。殊不知當日之中國,「啟蒙」必以「救亡」為背景(打別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光啟蒙,不救亡,只有當漢奸)。我們不要忘記,五四運動就是以反對日本侵佔膠東為序幕。這是基本背景。同樣是講史學現代化,侵略和抵抗,就是不一樣。   
  禹步探原(2)   
  顧先生的說法對不對?關鍵是,當時有沒有夏?有,大有多大,小有多小?這是上面提到的大問題。但當時,大家的爭論卻是,禹是實有其人,還是神話虛構。顧先生的說法很大膽,有破除迷信,解構「大一統」的進步意義,但考證上沒有根據。當時,顧先生在北大教書,只有二三十歲,王國維,比他年紀大,名氣也大,在清華講古史。顧先生對王國維佩服得五體投地,但王對顧評價卻很負面。1922年8月8日,王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來訪者顧頡剛,人很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1925年,他在清華寫講義,叫《古史新證》,講義一開頭就是批評顧先生(沒有點名)。他說,「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山東出過叔夷鐘,齊人說,我們是住在「禹跡」;甘肅出過秦公簋,秦人也說,我們是住在「禹跡」。這兩件銅器都是春秋中期的東西,可見「春秋之世,東西兩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有天下也」。顧很有器量,把王氏的講義摘登於《古史辨》,說先生的意見和我一樣,太好了,我們都說,西周中期,大禹的傳說就有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他倆的看法並不一樣。王是相信堯、舜、禹實有其人,顧是視為神話,不管是蟲不是蟲,反正不是人。 
  另外,大家知道更多,是魯迅的《理水》。魯迅和胡適同為五四健將,但他討厭胡,也看不起顧。《理水》是大禹治水的「故事新編」,小說裡,洪水滔天,有一幫學者,坐在「文化山」上高談闊論,「拿拄杖的學者」是潘光旦,「鳥頭先生」是顧頡剛。魯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顧」字一拆兩半,「雇」是一種鳥的名字,「頁」是頭,故意編個「鄉下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鄉下人」說,「禹是一條蟲,不是人」,他不信。「拿拄杖的學者」說,「鄉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鳥頭先生」也說,我有學者的來信為憑,他們都贊同我的學說。「鄉下人」說,我沒家譜,也不必等來信,「證據就在眼前:您叫鳥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的頭,並不是人嗎」。這番話把「鳥頭先生」氣得「耳輪發紫」,說要「到皋陶大人那裡法律解決」。「鄉下人」就是作者自己。 
  魯對顧的說法也不贊同,而且很不客氣,完全是諷刺挖苦。 
  這是當年的討論。 
  我們有新的發現,但結論還在原地:西周中期,大禹的傳說就有了。 
  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 
  這裡,我不打算討論禹是人還是蟲。傳說就是傳說,我們最好還是注意一下古人是怎麼講,誰在講,什麼時候講。知道這些,也就夠了。比如「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就是我所關注的一個傳說。 
  「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通常是形容一個人大公無私,為了工作,連家都不顧的偉大精神,語出《孟子》,戰國就有。原文是: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滕文公上》)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大禹治水,不回家,據說是不看兒子,即他的寶貝疙瘩,後來的接班人,那個叫啟的小孩。比如,《華陽國志·巴志》引《洛書》說「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也說「禹三十未娶」,遇九尾白狐,「娶塗山女,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 
  古人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俗話講,「捨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大禹治水」是一種精神,榜樣的力量很大。上有墨子,下有程、朱、陸、王,還有王安石,大家對這種精神都很佩服。 
  說起大禹,我會想起毛主席。毛主席說,「六億神州盡舜堯」。人民在廣場上喊「毛主席萬歲」,山搖地動;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喊「人民萬歲」,響徹雲霄。他們跟著毛主席,在中國這張白紙上畫畫,在我腦子裡還有記憶。五八年,我還小,但很多活動,我都參加過。密植小麥,老師帶我們挖大坑,長寬高各一丈,一層土一層肥,狂撒種子,先頭像塊綠地毯,好看,後來糾結如亂髮,種子都沒收回來。大煉鋼鐵,老師讓我們幫工人叔叔砸廢鐵,我發現一顆子彈,受到表揚。還有更自豪的是,老師說我有繪畫天才,讓我在教室外面的牆上畫飛馬(後來房子扒了),詩畫滿牆也沒拉下,…… 
  小時候,我們就聽說過大禹治水,當然不是他在《禹貢》中的業績:「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人民從此安居樂業,全都住在他老人家走過的地方,各地都有土特產,可以獻給他老人家。禹愛挖土,漢畫像石上有他的尊容,手裡拿鍬,當時叫臿。五八年,毛主席帶領大家修水庫,李銳畫畫,郭沫若題詩,其實是打油體的詞,詞曰「領袖帶頭挖土,人民不亦樂乎,三山五嶺齊歡呼,苦戰何能算苦」。當年,我們老家,有個姓王的老師,說他查了《推背圖》,毛主席是水怪下世,不然,幹嗎到處修水庫。所以,被打成反革命,開除,回家種地。那時,我沒讀過《尚書》,大禹治水,就知一句話,「三過家門而不入」,而且以為是歇後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過去,電影、報紙經常宣揚這個,比如,有個地質工作者,據說一輩子兩地分居,所有見面日子加起來,只跟老婆呆過兩三年(記不清,暫時就算兩三年吧),可他找到的礦石標本,別的不說,光是黃金,就比他的塊頭還要大。他死後,大家找塊礦石,大個兒的礦石,給他雕了像。現在演警察,也還這麼說,不能不說。   
  禹步探原(3)   
  過去,我們特有這種精神。58年,我們老家,西半個縣,家家關門,全部搬到到東半個縣,山裡煉鋼。老鄉都說,是不是鬼子又來了。我們那兒,老百姓住樓,樓下住人,樓上囤糧,現在人山人海,上下睡滿人。一天干下來,躺下就爬不起來。夜裡嘩嘩下雨,不是真的下雨,樓上尿的尿。 
  四、大禹曾患陽痿症 
  古代的地理概念是人用雙腳走出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但古人把所有地理發現都歸功於禹,就像現代人把發現美洲記在哥倫布的名下。凡是輿地類的創作都被納入「禹貢九州」的概念。顧頡剛先生興《禹貢》學會,辦《禹貢》雜誌,提倡地理研究,還是沿襲這個概念。 
  中國的地理書有兩大來源。一是水志,如《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還有郭璞、酈道元注的《水經》,這是源於治水的概念,乃《禹貢》嫡脈。二是山經和海經,典型作品是《山海經》,古代入山入海,和尋仙訪藥有關,故此類與本草、志怪、博物類的古書都有交叉。此外,講帝王巡遊,如《穆天子傳》,《封禪書》、《郊祀志》和《諸蕃志》類的作品,還有記錄天下郡國、山川形勢、人口賦稅的書,也可歸入地理類。甭管那一類,都是推始於《禹貢》。比如史公《河渠書》、班氏《地理志》,就都是從大禹治水的故事講起。魏晉以降,地理書漸多,形成史部圖書的一類,《隋書·經籍志》的地理類,首列之書是《山海經》。劉秀(劉歆)《上山海經表》說,它的根子也是《禹貢》。此外,各種《郡縣志》類的圖書,也與九州職貢的概念有關。 
  大禹是品牌標誌。 
  古人說「芒芒(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左傳》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在中國古代傳說中,九州是禹用腳丫子走出來的。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了他老人家的足跡。「禹跡」就是用「禹步」走出來的。 
  什麼是「禹步」?大家的印象,首先是來自道教。研究道教的學者都知道,道士唸咒作法,有所謂「禹步」。這種步法有點像慢三步的舞步,或小孩遊戲所謂的「跳間」。所謂「三步九跡」,就是按北斗七星(或九星)的圖形,兩腳邁丁字步,「踏罡步斗」,左旋右轉,三步一扭。 
  禹步是屬於咒禁之術。據說可以拔箭斷水,十分靈驗。如《南齊書·陳顯達傳》說陳顯達「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北齊書·由吾道榮傳》說由吾道榮遇「恆岳仙人」,在汾水上,「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 
  禹步的來源到底有多早,這可是個大問題。西漢晚期的書,《揚子法言·重黎》已經提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唐李軌註:「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跛行也。……而俗巫多效禹步。」)看來漢代已有此術。西晉古書,《抱朴子》的《仙藥》、《登涉》也多次提到「禹步」。葛洪說:「禹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次舉右,右過左,左就右。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後有九跡。」(《仙藥》)就是講「三步九跡」。古代道士,求仙訪藥,雲遊四方,什麼山都去,他們的見聞,上面已說,正是魏晉地理書的重要資源。 
  70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是西漢早期的古書,其中的醫書,有不少禁方,我在《中國方術考》中講過,其中就多用「禹步」(見《五十二病方》和《養生方》),它說明,禹步在西漢早期就有。但古代方士或道士,他們幹嗎要走這種步子,這卻有個說法。上引李軌注已提到,他是跋山涉水給累壞的,腿腳不靈,走起路來像瘸子。《越縵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也說:「禹手不爪,膽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看來,他得的病是屬於「偏枯之疾」,即四肢麻痺,邁不開步子。毛病都是累出來的。 
  不過,關於大禹的病,在出土文獻中還有另一種講法,實在令人驚奇。馬王堆三號墓出過一部房中書,寫在竹簡上,整理者題為《十問》。此書的十組對話,其中第八組,是禹和師癸。內容大義是,禹問師癸:「只有耳目聰明身體好,才能治理天下,我到處治水,從黃河,到長江,來到會稽之山,前後十年了。真沒想到,現在是『四肢不用家大亂』,您看這病怎麼治?」師癸說:「要把天下治好,必從身體抓起。你的病是傷於筋脈,血氣不通,對症治療是活動四肢、鍛煉筋骨。睡覺前後一定要『引陰』,做一種生殖器操,一屈一伸,反覆行之,只要節奏合適,就會精如泉湧。你照這個法子練,必定延年益壽。」禹照他的方法練,常喝牛奶,補身子,結果是,太太(後姚)不再鬧事,家裡也恢復了安定團結。這就是所謂「師癸治神氣之道」。 
  另外,在馬王堆帛書《養生方》的結尾,也有一個故事,同樣是講禹和一群女人討論「合氣之道」,即男女交接之道,其中有「鬚眉既化,血氣不足,我無所樂」等語,可惜殘破太甚,無法知其詳情。 
  不用我說,大家都看明白了吧。 
  「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直接後果有二:第一,是把身體搞壞,不只四肢麻痺,走路不得勁,而且那話不舉,豪放不起來;第二,是把家庭搞亂,不只孩子沒人疼,老婆沒人愛,而且造成行動不便、精神煩惱,直接影響了他的治水大業。   
  禹步探原(4)   
  禹貴為天子,鐵肩扛著治國重任,乃不能修身齊家,淪為假夫假父,這也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2004年9月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天不生蔡倫(1)   
  ——說中國的廁所和廁所用紙 
  這是個帶假設語氣的話題,但卻不是「反事實分析」的遊戲。我是把它當中華文明的縮影,故先從「四大發明」說起。 
  一、紙是中國的一大發明 
  中國被歐美和日本侵略瓜分,備受欺凌侮辱,1943年,李約瑟論證「四大發明」,曾經在抗戰中起過鼓舞人心的作用(培根和馬克思也講過「三大發明」,去除重複,是「四大發明」)。50年代,舉國上下,非常強調愛國教育。當時的歷史課本,特別喜歡強調,即使在科學技術上,我們也曾先進,落後只是近一二百年。人家洋人都說了,咱們中國有「四大發明」,讓他們受益無窮,我們當然很自豪。我還記得,當時發行過幾套郵票,都叫「偉大的祖國」,每套四張。其中一套就是「四大發明」。 
  這「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活字印刷,我印象最深是「指南針」。其標準圖像是已故文物專家王振鐸先生復原的「司南」:銅方盤,中有圓池,上置銅勺。盤是仿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漢代銅式,勺是仿朝鮮樂浪出土的漆木勺。為了說明自己的復原,他寫了很長的文章,有人認為缺乏考古依據(如羅福頤)。但這一圖像經反覆宣傳,寫進小學課本,好多人都以為是出土實物。 
  中國的「四大發明」,按用途不同,可以分為兩大類。 
  火藥和指南針,是武科學,或者更嚴格地說,原來並不是科學。前者是煉丹的產物,後者是用來看風水,原來都是迷信。迷信變科學,主要用途是殺人。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都是用於殺人。殺人是最先進的科學,最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在裡面。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他們把這兩大發明傳播給西方,是我們的禮物(羅盤,也有人說,是各自發明,這裡不必辯論)。來而不往非禮也。「船堅炮利」是什麼?就是他們把這兩大發明重新改造,揉一塊,做成炮艦,給咱們還禮來了。魯迅說,中國雖發明火藥,卻只會用來放煙花炮竹;發明羅盤,也是用來看風水。這是故意潑冷水,叫我們不要狂妄自大。其實我們也用火藥作槍炮,也用羅盤航海。只不過,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船更堅,炮更利,在他們的禮物面前,我們不能不低頭。 
  造紙和印刷術,是文科學。它們都與「書」有關,主要是為讀書人,即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服務。印書的紙,寫字畫畫的紙,是宣紙類的紙,輕盈、柔軟、漂亮,比埃及的紙草、歐洲的羊皮紙、美洲的樹皮紙全都先進(中國南方也有樹皮紙,可做衣被、盔甲)。但其他的紙,小時候我見過的紙,糊窗戶、包糖果和擦屁股的紙,都比較粗糙,現在已被玻璃、塑料袋和衛生紙所代替。過去商店裡,不但包東西用紙,捆東西也用紙繩。我記得,張秉貴站櫃的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還是如此。紙之用可謂大矣。30多年前,在紹興,我見過,有人竟能用腳划船,順著河流,把造好的草紙,一張張鋪在岸上。這種論刀賣,黃色或灰色的草紙,現在在北京已見不到,外地沒調查,不知是否完全絕跡。印刷術,西方仍有異議,韓國也和我們爭。活字印刷在中國,始終不如雕版印刷,這是事實。它和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是什麼關係,也可以討論。但紙沒有問題。 
  這裡,我想說一下紙。不是和讀、寫有關,而是和拉、撒有關。 
  二、小孩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中國早期的書寫材料,最初是竹木簡。它的發明,正像它的名字,比較簡單。因為竹木到處都是。後來,可能比它晚一點,與竹木簡配合使用,還有縑帛,也就是絲綢一類東西。絲綢是中國的一大發明,新石器時代就有,但用於書寫可能比較晚。它的優點是質輕幅廣,但比較貴。中國的紙最早出現於何時?這是科技史上的大問題。現在,研究漢紙,有不少考古新發現,如放馬灘紙、灞橋紙、扶風紙、金關紙、懸泉置紙、馬圈灣紙,我們知道,紙在西漢就已出現。但傳統說法,紙的發明卻在東漢時期,發明者是東漢桂陽(今湖南郴州)人蔡倫。大家都說,是蔡倫發明了紙。 
  紙的發明是一大革命。竹簡帛書流行於戰國秦漢,魏晉時期也還在使用,紙的流行主要是南北朝以來。三種材料,發明時間,互有早晚;流行時間,互有重疊。但總的說來,紙的發明比較晚。蔡倫紙為什麼出名,可能是質量比較好,成本比較低,產量比較高。這種性能好的紙一出來,紙才推廣開來,導致後來取代竹簡,成為主要書寫材料(紙流行後,帛還偶爾用於書畫)。我們姑且這麼說。 
  很多年前,有個淘氣的小孩,也就是我的兒子,當時還是小學生。有一天,歷史課,老師講「四大發明」,我兒子問:「蔡倫發明紙以前,我們用什麼擦屁股?」老師大怒,把他趕出課堂。 
  兒子回家問,「爸,你是學考古的。你說蔡倫以前,我們到底用啥擦屁股?」我想了又想,不知該怎麼回答。你還別說,這真是個難題,不用說小學老師不知道,就是滿肚子學問的考古專家,也不一定能解答,真是難為老師了。從前不明白,現在我知道,生活中有太多問題,不能入於學術的法眼,這個問題是盲點。 
  對這一難題的解答,初看很簡單。我雖沒有在漢代或漢代以前呆過,人類學的知識還是有一點。上山下鄉,廣闊天地,到處可以自尋方便。小便,扭過臉,轉過身,嘩嘩了事。大便,頂多挪幾步,找個樹叢或壕溝,往後一躲,朝下一蹲。老鄉說,到了咱這地方,還講究個甚,莊稼葉子土坷垃,草棍棍,樹枝枝,什麼都能解決問題。再不行了,尋個地方,圪蹭圪蹭。這些肯定是最古老的辦法。   
  天不生蔡倫(2)   
  不過,這可不是標準答案。現代老百姓的習慣,只能用來考證古代老百姓的習慣,而且還只是參考。上層社會怎麼樣?皇上、后妃怎麼方便?文武百官、讀書人、和尚、道士怎麼方便?不知道。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中國的廁所,其來尚矣,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各個時期的發現都有,值得寫專書,出圖錄,系統總結一下。台灣學者邢義田寫過討論羅馬澡塘的文章。澡塘不光是為了乾淨,還是社交場所。同樣,廁所也不光是為了方便,有人還在裡面讀書寫作。即便只是圖方便,也值得做深入研究,特別是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人類的排泄至關重要。排泄出了問題,輕則得病,重則奪命。人類居住的村鎮、城市亦如是,污水、垃圾和糞尿該如何處理,也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古人對廁所的考慮比我們周到,不僅地上有,天上也有;不僅活人用,死人也用。如天溷七星,在外屏之南,就是天上的廁所,星官也要行其方便。漢墓,如漢楚王墓,墳墓裡面也修廁所。考古發現證明,古今的廁所是一脈相承。「一個坑,兩塊磚,三尺土牆圍四邊」,是兩千多年一貫制。 
  然而,這樣的事,古往今來,司空見慣,普通人懶得去寫。事涉污穢,有傷風雅,學者也羞於啟齒。地老天荒,年深月久,史闕無聞,也就成了一筆糊塗賬。我們讀各種中國建築史,都是專揀漂亮的東西說,斗拱飛簷,雕樑畫棟,哪有這等下賤東西的地位。沒人理,是理所當然。 
  帶著問題學,查了一點資料,我覺得,這後面的學問很深很大,也很有意思。這裡只能浮光掠影,講一點粗糙的印象。 
  三、廁所釋名 
  中國的廁所,文言詞彙,主要有五種叫法:屏、廁(亦作廁)、圊(亦作清)、圂(亦作溷)、※(亦作宴或偃)。此外,還有屏※、路廁、行清、溷軒等合成詞。漢代流行的小學課本《急就篇》,是用當時的順口溜寫成,其中有一句,叫「屏廁清溷糞土壤」,就是講廁所的前四種名稱,意思是說,廁所裡的糞便,可以用來給農田施肥。 
  屏,有屏蔽之義,大概指廁所有牆,可以遮人耳目。 
  廁,有側僻之義,古代廁所多修於宅旁的隱蔽之處,特別是宅院的東側,犄角旮旯,不能當門正臉,擺在明顯的地方,故廁所也叫「東淨」,上廁所也叫「登東」。路廁,可能是路邊的公廁。 
  圊的意思,是用其反義,因為廁所是「至穢之所」,最髒,必須經常加以清除,所以從囗(音wei)從清,古書亦作清,正如現在把廁所叫做「衛生間」。上文「東淨」之「淨」,就是「圊」的俗寫,明明很髒,卻說乾淨,用法是一樣的。《水滸傳》中,魯智深在東京大相國寺當菜頭,管菜園子,和他平起平坐,寺中分管雜務的差事,還有一樣是叫淨頭,淨頭就是管廁所的。古代掏廁所有專職人員,糞車走哪個宮門,哪個城門,什麼路線,也有專門規定。石傳祥同志的工作,古今中外不可少。行清,大概也是路邊的公廁。 
  圂,一看字形就知道,是和豬圈有關,準確地說,是上為廁所,下為豬圈,帶有recycle意思的設施。人吃了,屙而餵豬。豬吃了,屙而成肥。肥可施田,種糧種菜。豬肥了,也可以吃肉。這些都可反過來餵人,由此形成食物鏈。 
  至於※,則是指糞池,古人也叫屏※。它和圂比較接近。※是糞池,圂者,則是把豬養在糞池之中,人糞、豬糞是混在一起。 
  以上五名,清代學者王念孫、孫詒讓做過詳細考證(《廣雅疏證》卷七上和《周禮正義》卷一一),我把他們的解釋改造了一下,撮述在這裡。 
  這些都是比較高雅的叫法,俗稱則是廁所、便所、茅房、淨房。茅房不是茅草房。我們老家把廁所叫茅間,只有短垣,沒有屋頂,茅草何以施之?原來他們是以茅稱糞。英語的troublemaker,他們叫攪茅棍,攪茅棍的意思就是攪屎棍。跑茅也是指拉稀。 
  現在的廁所,有很多異名,多半譯自外來語。如洗手間或盥洗室,是英語的lavatory或washroom(日語叫御手洗),本來是指洗手洗臉的地方;化妝室,是法語的toilette(英語叫toilet),本來是指梳妝打扮的地方;衛生間,是借用日語再創造的詞彙。我國以「衛生」為名的詞特別多,如衛生球(樟腦丸)、衛生衣(絨衣)、衛生員(醫務人員)、衛生紙(手紙和月經用紙)、衛生帶(月經帶)、衛生褲(絨褲)、衛生所(診所)。最近,還有「環衛」(環境衛生)一詞。這些詞中的「衛生」(eisei)是日語借用古漢語翻譯西方語言,相當英語的hygiene和sanitation,作形容詞,本指合乎健康,但實際用法,近似「乾淨」,如「這家飯館不衛生」,「喝生水不衛生」。現在的美國,公共廁所叫restroom,直譯是休息室;家裡的廁所叫bathroom,直譯是洗澡間。全是繞著說,揀好聽的說。但抽水馬桶發明前,無論什麼廁所,都是近之則臭,遠之則急,不打掃不行,打掃,又掩鼻捂嘴,難以措手足。尤其是人口密集把人往起摞的大城市,尤其是高樓林立的公寓式建築。前些年,在巴黎,我發現他們的老房子,很多還是把廁所建於居室之外,像我們的筒子樓那樣。這是古風猶存。如今的廁所可大不一樣,全都「登堂而入室」,不但堂而皇之佔據居室之一隅,而且大搖大擺鑽進主臥(master bedroom)的深處,最奢侈豪華。這是拜抽水馬桶之賜。抽水馬桶,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歐美現代化的廁所,公廁分男女,一般都是小便器、大便器和洗手池三位一體,四壁貼瓷磚;家裡的廁所則是馬桶、洗澡盆、洗手池三位一體,四壁貼瓷磚。日本的廁所,從前是中國式,全盤西化後,精益求精,特別能在馬桶上下功夫,聲光化電,功能最全,不僅對各國傳統兼收並蓄(如其沖洗功能,就是吸收了南亞、東南亞「一洗了之」的傳統),還能於現代之外保存古風(有些相當高級的廁所,依舊是蹲坑)。   
  天不生蔡倫(3)   
  如今,市政建設,廁所改造是一大難題。特別是迎奧運,茲事體大,不容忽視。近百年來,中國人為體用之爭吵得不亦樂乎,至今不能取得共識。汪曾祺先生嘗言,甭管怎麼全盤西化,有一樣化不了,就是中國文學總得用中國話寫中國事(出處忘了)。但在廁所的問題上,國粹論卻很難立足。劉心武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高雅的話題》(《東方紀事》1989年1期,4-7頁)。他說,「吃、喝、拉、撒、睡」是「至關重要的生存環節」,廁所「絕非庸俗荒唐的話題」,「在衛生間的問題上,我承認自己是『全盤西化』的主張者」。 
  他說的「全盤西化」,就是指三位一體的廁所,25年過去,已經不是新鮮事。 
  四、「全盤西化」前的中國廁所 
  在中國的廁所還沒有「全盤西化」之前,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前現代的廁所,即不久以前大家還能看到,現在恐怕也沒全部消滅的廁所。其中有的,恐怕要及時搶救,適當保留,列為文化遺產。 
  小時候,我上過的廁所,基本上是胡同裡還保留的那種公共廁所,蹲坑,坑邊有兩塊磚或特意高起一塊的水泥腳墊(有的沒有),中間有隔牆(有的沒有),還是兩千年一貫制。不同的是,那時好像比後來衛生一點,坑上經常有帶木柄的蓋,到處撒石灰。北方廁所使用炭灰一類東西作乾燥劑和除臭劑,是有傳統的(宮裡就是這麼用)。木蓋,也是屬於古風。我們小學,寄宿制,中午一定要午睡。為了逃午睡,怕被老師抓住,乾脆躲在廁所裡(老師是女的,進不來)。我能躲在裡面,想必能夠容忍。蹲坑,是那時的習慣。中國的農民特有蹲功,地頭上蹲,家門口蹲,端著碗在大十字上蹲,如廁也是這種姿勢。蹲慣的老人,還真不習慣坐馬桶,往往仍取蹲姿,兩腳踩在馬桶圈上,比如俺的老鄉趙樹理,據說就是如此。 
  除了封閉式,兒時稱為「倫敦」(諧音「輪蹲」)的這種廁所,隨著年齡增長,我還見過兩種開放式的廁所。 
  一種是全面開放。廣闊天地,無牆無坑,房前屋後,犄角旮旯,有那麼個地方,算是比較固定。不太固定,則隨屙隨干,有如牛馬雖遺。比如30多年前,我在內蒙臨河用過的廁所,就是如此,那裡很乾,非常符合生態學的原理。這樣的廁所,倒是可以欣賞景色,但沒有心情。白天,常有一種飛蟲,形似蜜蜂,不是採花,而是逐臭,像可惡的蒼蠅一樣,揮之不去,盤旋復至。黃昏,則蚊蚋如雲,叵耐叮咬。夜裡,「一天星斗拱黃庭」,靜得可怕。 
  一種是半開放。也是30多年前,在風景如畫的江南水鄉,魯迅和秋瑾的老家,偶然撞見。我記得,一條石板路(纖道),蜿蜒於綠色的水鄉,路邊有一形似馬廄,無以名之的建築,前面開放,後面有牆,據說就是廁所,人坐「馬槽」上,一邊方便,一邊可以欣賞田園風光(參看附錄)。 
  要說古意盎然,還要屬山西的廁所。30年多前,有一次,我在祁縣或太谷等車(記不清了),路邊有個廁所,人在上面蹲,豬在下面跑,嚕嚕待哺,除高下之差比較大,和考古發現的漢代模型完全一樣。我想,這就是圂了。古人說,太任如廁小解,生下周文王。他的出生地,是叫「豕牢」(《國語·晉語四》),即豬圈式的廁所。 
  還有,我們家鄉,山西武鄉縣的廁所。這種廁所,很能體現山西人的節儉精神——點滴積攢,肥水不流外人田。它和上面的廁所又不一樣,只有四面短牆、一口深坑。坑是做成圓形,有一人多深。為了積肥,防止滲漏和乾涸,一般是用磚石券砌,好像一口井,井下的糞水光可鑒人,坑口上架石條或石板,有些就是古碑,和電影《老井》中的描寫一樣(有些港台導演不熟悉,還以為是誇張,我可以證明,一點不誇張)。還有更寬更深的一種,則屬於公用,如小學的廁所。廁分男女,中隔短牆,男女半邊坑。這種茅坑,大解有如投彈,必移足以避之,令人尷尬;若男女同時如廁,並蹲共起,下面照鏡子,上面臉對臉,也讓人無地自容。有一次,起猛了,天旋地轉,光嘰摔在石條上,頗有後怕。後來讀書,我才明白,晉景公腹漲如廁,「陷而卒」(《左傳》成公十年),恐怕就是掉進了圂式廁所或這種深井式的茅坑。如果是前面兩種,斷乎不會如此。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村鎮和城市,還經常用便器代替廁所,輕便而易於轉移,設身處地想一想,實在高妙。 
  便器古稱褻器,也叫廁牏。小便用溺壺,大便用淨桶。 
  溺壺,也叫夜壺。北方天冷怕起夜,多置於室內,早晨起來,才移入廁所,倒掉,供次日使用。南方的老人也用之。《老井》中就有張藝謀倒夜壺的鏡頭。我在山西也用過。這類器物,民間所用,多是粗劣的陶器。但戰國秦漢以來,古代稱為虎子的溺器,出土實物多有之,壺口或作虎口形,或銅或瓷,有些還是金銀器,奢侈豪華。唐以來,虎子改稱馬子,是避李唐先人李虎諱(《雲麓漫鈔》卷四)。港片多用「馬子」代指女朋友,大陸也學會了(如《沒完沒了》),其實這不是粵語,而是港片國語版借用的台灣詞彙,含義很下流。 
  淨桶,淨亦圊字,也叫馬桶或恭桶。這種器物,南方最多,北方也有。南方多在河湖岸邊清洗,北方缺水,是墊灰土而揚棄之(現在養貓,處理糞便的方法與此類似)。馬桶,來源於馬子。馬子本來是褻器的統稱,不分大小便。恭桶則和明清科舉制有關。過去,科舉考場有兩塊牌子,一塊叫「出恭」,一塊叫「入敬」,士子如廁,要領出恭牌,大便叫大恭,小便叫小恭,統稱出恭。   
  天不生蔡倫(4)   
  故宮無「倫敦」式廁所,只有存放便器的所謂「淨房」,往往在各院配房之後的旮旯小屋內(但明故宮有廁所)。溥儀在長春的偽皇宮(今稱傀儡宮)有廁所,是日本人修的洋廁所,他常在裡面看書和辦公,現在是古跡。明清北京城的民宅,內宅是把廁所安排在最北的正房兩側,外院是把廁所安排在西南角。《左傳》定公三年說「夷射姑旋焉」,「閽以缾水沃廷」,即有人在院子裡小便,然後用水沖。《漢書·東方朔傳》也說東方朔「醉入殿中,小遺殿上」。我經常想,故宮那麼大,皇上或大臣內急,上朝時是不是得忍著,如果不能就近解決,將如何是好。總不能一人揣一個,隨時方便吧。我替古人擔憂,不是沒有道理。 
  上述褻器,有些是文物,比如虎子。但馬桶也有人收藏。如荷蘭漢學家高羅佩,他的兒子就收藏馬桶。皇上的馬桶當然是文物。但他收藏的是民間的馬桶。 
  稀缺增值,文物的價格是與時俱進,沒準將來是寶貝。 
  西方文化的優越性,除了槍炮,廁所最大。他們的特點是先兵後禮,先殺後救,先毀後建,先打上一頓,再給你傳播文明。承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指教(見文後附錄),北京的廁所改造就是打八國聯軍進北京才開的頭。別的國家不上心,美國和日本,成績最可觀(日本特重廁所文化)。 
  這以前呢,文獻記載可不大雅觀。中國的「首善之區」,那是「糞除塵穢滿街頭」(《燕京雜詠》),「京城二月通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燕京雜記》),到處是「小人之風」(見宋玉《風賦》)。 
  五、先進於廁簡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在拭穢的問題上,也有先進和後進之分。今語所謂「先進」其實都是「後進」(日語搗的亂),其中充滿辯證法,說起來挺繞。 
  大約十年前,陳平原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廁所文化》。文章收入他的隨筆集《閱讀日本》(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107-113頁)。他說,他「真的以為『廁所』裡面有『文化』——準確地說,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習俗、審美趣味等),在廁所裡暴露無遺」。他特別提到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關於廁所》(收入他的隨筆集《陰翳禮讚》,丘士俊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125-133頁)。谷崎氏講的多是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文筆優雅,充滿懷舊情緒,其中的話題,也包括廁所(他在《陰翳禮讚》一文中也有所討論,同上,4-6頁)。此人生於1886年,老頭子。日本在現代化的問題上是捷足先登,見得多了,不免留餘地,年紀大了,容易往回轉。他老人家對現代廁所不甚恭維,特別是抽水馬桶和四壁瓷磚。相反,平原兄經過「文革」插過隊,他對日本昔日的「風雅」也不以為然。幽靜竹林中,「粗野原始的廁所」,他在廣東農村欣賞過,「一怕風雨,二怕黑夜,三怕肚子不爭氣,四怕『莫道君行早』……」。谷崎是從先進,平原是從後進,在先進與後進的問題上,兩人說不到一塊去。 
  平原兄,文章寫得漂亮,特別是對箇中的「大俗」和「大雅」頗能曲盡其妙。但我注意的是另一個問題,即他遊歷日本寺廟的感受。他說,京都東福寺,禪林東側有僧人專用的廁所,叫「東司」或「東淨」。這所漂亮的建築並不對遊人開放,他個子矮,踮著腳尖,從窗縫往裡瞧,發現排坑之間沒有隔離的屏障,有點納悶。歸而讀書,才發現,《摩訶僧祇律·明威儀法之一》有云「屋中應安隔,使兩不相見,邊安廁篦」。他說,「廁篦也叫『廁簡』、『廁籌』,乃大便後用以拭穢之竹木小片。廁所邊上插著木竹小片,這情形我還依稀記得。能用自身經歷印證千年古書,真說不清應該是喜還是悲」。 
  他所看到的就是真正「先進」的東西。 
  提到廁簡,有件趣事,甘肅馬圈灣出土的簡牘,有些木簡是和糞便樣的東西共存,看來是用廢簡當廁簡,就像現在拿廢棄文件當手紙,出土灰坑(T5)原來是糞坑,年代屬於西漢時期(吳礽禳等《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發掘報告》,收入吳礽禳等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271-361頁)。胡平生先生曾以此事請教於張政烺先生,查出六條文獻。其中除平原兄引用的一條,還有《北史·齊文宣帝紀》、《南唐書·浮圖傳》、《江南野錄》、《輟耕錄》和李商隱的《藥傳》詩(《敦煌馬圈灣簡中關於西域史料的辨證》,附錄二:馬圈灣木簡與「廁簡」,收入吳榮增《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296-297頁)。 
  他的結論是,和尚固用廁簡,但卻不是由天竺傳入。因為佛教傳入前,我們已經有廁簡。 
  看來,蔡倫之前,這是重要手段,至少也是辦法之一。 
  六、後進於手紙 
  蔡倫之後呢? 
  上面說過,紙代替竹木簡,作主要書寫材料,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南北朝以來,國人如廁,除繼續使用上面說的廁簡,奢侈者或以帛拭穢,更為普遍,還是用紙擦屁股。顏之推說,「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即不許用帶「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的廢舊紙張擦屁股(《顏氏家訓·治家》)。這種「敬惜字紙」的習慣一直沿用於後世。但如果不是這樣的紙張呢,看來還是可以擦屁股。原來,我國拭穢的傳統,主要就是利用咱們讀書寫字的材料,這真是雅俗並用的最好例證。擦屁股紙,從前叫什麼,還不大清楚,但明清以來,這種紙叫「手紙」(很多是草紙,但也不排除使用高級紙張),是沒有問題的。如:   
  天不生蔡倫(5)   
  荊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手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初知鄞邑未升時,為負虛名眾所推。蘇老《辨奸》先有識,李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虛浮起禍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荊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腳脫下一隻方舄,將舄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才罷手。(《警世通言·第四卷》)他從此之後,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又十分會巴結,大凡別人做不到的事,他無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來,把長衣一撩,他已是雙手捧了便壺,屈了一膝,把便壺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恭,他便拿了水煙袋,半跪著在跟前裝煙;李大人一面才起來,他早已把馬子捧到外間去了;連忙回轉來,接了手紙,才帶馬子蓋出去;跟著就是捧了熱水進來,請李大人洗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十九回》)韓搗鬼兩邊一看,並無人影,就放大膽子走上前去,說道:「大奶奶要手紙,我這兒有。」那堂客笑道:「我正想著要手紙,你倒知趣。」韓搗鬼聽見說他知趣,心中大樂,趕忙取出,蹲下身去遞了與他,順便伸過手去碰了一碰。那堂客笑嘻嘻將他的手一推,說道:「叫人瞧見,像個什麼樣兒?」韓搗鬼問道:「你住在那兒?家裡還有誰?」堂客道:「我就住在前面不遠兒,家裡只有我一個。」說著,站起來繫了褲子。(《紅樓復夢·第四十一回》)當然,手紙的用途,還不止這些,也用來擦鼻涕抹眼淚,或作婦女月事的輔助用品:太太這個當兒聽她說了句「捨不得太太」,早已眼淚汪汪的在那兒從袖口兒裡,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面又要手紙抹鼻子。(《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碧簫聽小鈺說來有些情理,便布了藹如的耳朵說道:「我們兩人從前商議的話,難道忘了?將來同床共被,豈有瞧不見的?如今生死交關,就給他瞧瞧,也不是外人。」藹如聽了,不作聲。碧簫就輕輕抱他躺在炕上,把銀紅紗裙揭開。只見綠紗褲上,已是浸得鮮紅,便輕輕解開褲帶,褪將下來。藹如著了急,叫道:「我情願死,不給他瞧的。」碧簫用力把他兩腿捺住,說道:「小鈺你遠遠站著瞧,不許動手動腳。」小鈺笑嘻嘻的道:「我不動手,只是要辨那經的血,必得掰開了腿細細瞧的。」碧簫當真把他兩腿往上一掀,掰將開來。小鈺看個不亦樂乎,便道:「夠了,我去畫道符來,一醫就好。」便忙忙回到自己房中,叫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宮女來,附著耳說了幾句話,宮娥笑笑說:「容易,容易。我去取了來。」小鈺便同著他來到藹如那邊,說道:「符已畫好了。我不便動手,叫他來替姐姐包紮罷。」宮娥便將熱水倒在坐桶內,說道:「我先替公爺洗淨了,才好包呢。」小鈺還笑迷迷站在旁邊看,藹如說:「你出去罷。」碧簫就一手推了他出房,忙忙閂上了門。瞧那宮娥洗淨了血,用帕揩乾了,袖中拿出些折疊的細手紙襯著,用一個白綾制就的東西,捆縛停當。說:「公爺,你停一會,紙濕透了解開來,換些淨紙依舊拴上。直等身上乾淨了才好解去。」藹如說:「那有這許多符來換呢?」宮娥笑道:「這是疊的手紙,那裡是什麼符?」碧簫說:「你這白綾的套兒制得很巧,恰好縛在胯下,怎麼預先知道就制端整了?」宮娥說:「我原是做來自己用的。還沒有用,聽見王爺說公爺要使,才送來的。」藹如問道:「你也有這個病麼?到底叫什麼病症,會死不會?」宮娥又笑道:「那是什麼病?何嘗會死?這叫做月經,又叫月信。醫書上說的: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絕。其中有早的,十二三歲也就來了。往後每月要來一回呢。」(《綺樓重夢·第二十一回》)現在叫衛生紙的東西,英語叫toilet paper,日語叫書信或信(真雅)。上面說過,toilet的意思本來是梳妝。toilet table 是梳妝台(也叫dressing table),toilet bowl是抽水馬桶。它們都是廁所中配套使用的東西。手紙是我們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月事用品也是,電視廣告天天講,月月講)。雖然,這類產品,在全世界還沒有徹底普及,就和三位一體的廁所一樣。但這正是商機所在。 
  現代衛生紙,是可溶性的紙。過去,我們用草紙,常把馬桶堵了,那是不配套。現代化的特點就是成龍配套,要有全有,要無全無。在手紙的問題上,我和平原一樣,也是「吾從後進」。 
  七、我的結論滴水見太陽。從廁簡到手紙到衛生紙,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的一般演進,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地覆天翻。 
  我的結論是,人類的飲食、排泄是攜手而並進,書籍、手紙(取其廣義,包括廁簡、手紙和衛生紙)也是比翼而齊飛。雖然,美食和書籍的發展總是遙遙領先,但後者也不甘永遠落後,照樣有文野雅俗之分,文雅的東西可以先文雅起來,但再野再俗,也有緩慢的發展(就像老百姓的生活),和我們的精神世界不一樣。 
  這是我的進化觀。 
  2004年12月12日寫於藍旗營寓所附錄:來信摘登2004年12月29日,張鳴先生來信說:(一)關於江南的半開放式廁所。   
  天不生蔡倫(6)   
  浙江北部農村的廁所,是這樣的:一般廁所三面有牆,一面開放,開放的面一般對著馬路,廁所裡安放著一個或者數個大缸,大缸對著馬路的那面,安一個木製的架子,架子上釘滿了板,架子的上沿是很圓潤的,好讓人坐上去比較舒適。人坐在上面,屁股剛好伸到大缸的上空,屎尿自然進入缸內。出恭的時候,不僅可以看眼前美景,而且還可以跟馬路上的人閒聊,碰上男女分開的廁所(一般是不分的),彼此之間還可以一邊拉屎一邊調情,這是我親眼所見。不過,北方人使用這種廁所一般都會有點不好意思,因為脫褲子的時候,總是難免有走光之嫌。 
  (二)關於八國聯軍在北京建公廁。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馬上發現北京的公共衛生危機,四下的農民不敢進城收集糞便,使得本來就污穢不堪的北京簡直髒得令人無法容忍,居民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清淨,都跑到街上隨地大小便。於是,分區佔領的聯軍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特別以美占區和日占區搞得最好,他們開始在街上修建公共廁所,組織人員定期打掃,安設路燈,嚴格查禁隨地方便者,查到了罰去打掃廁所,做苦工。而且組織中國人自己學習管理街道,安排打掃廁所、檢查衛生、維持街道,像現在培訓伊拉克人一樣。很快,在聯軍撤離後,北京人就學會了這一套。順便說一句,上海租界管理查禁中國人隨地方便的,始終是紅頭阿三(印度巡捕),成本太高,而中國人則總是在和巡捕在排泄方面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在電話上,張先生還說,八國聯軍中的德國,火氣比較大,隨地大小便者,見了就是一槍。罰款、服役類的懲罰,那是輕的。   
  天下髒話是一家(1)   
  小時候,我們都說髒話。誰教的?爸爸媽媽?叔叔阿姨?小朋友?可能都有份。但老師到底是誰?誰的後面又是誰?就像很多童謠(有些童謠,本身就很骯髒),很難找到最初的發明者。我們好像都是無師自通,但又並非得之天授。發生原理是什麼?傳播途徑有哪些?很多問題都很神秘,值得上下求索。下文是我的讀書筆記,凡臨文不諱,兒童不宜,均用拼音表示,請讀者原諒。 
  三十多年前,我在內蒙古插隊,地點在一個叫臨河縣(現在是市)的地方。那裡並不是真正的大漠草原,但卻是古人歌詠,滿目蒼涼的所在。出火車站,一條大路朝北走,百里之外,橫著陰山,陰山腳下,就是敕勒川。雖然,路邊有農田村舍,但一馬平川望出去,房極疏,樹極少,天極清澈,野極空闊,到處可見「紅柳、枳芨(芨芨草)、蛤蟆草(白刺)」,即所謂「河套三大寶」。如果你沒到過這塊土地,也沒見過這些細長几埒房高的枳芨草,大概你永遠不會明白,什麼叫「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不過,關於「三大寶」,當地還有一種說法,是「坷垃壘牆牆不倒,半夜跳牆狗不咬,姑娘賣b□娘不惱」。這三句話,除頭一句是當地特色,即用碌碡滾壓地面(當地水位很高),令其出水變軟,然後用「西鍬」切四刀,向上一翹,便成帶草皮的方磚,曬乾壘牆,後面兩句在陝北和晉北也到處流傳。當地人,那些「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灑淚走西口,不遠千里,來此定居的流民,中國的哥薩克,他們的後裔,要比時空隔絕的口裡人更多蠻風,「離b□不說話,說話就打架」,滿嘴髒字。我在那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收穫之一。 
  我們的老師,他們要形容一個人笨,照例會說,這傢伙,真是「qiu也攣不成」。最初我理解,它不過是說,你這個人太笨,什麼也幹不成(相反的贊語則是,除了生孩子,他什麼都會)。在日常用語中,此話出現頻率極高,我能感到,它有性含義,但非常模糊,有,也就那麼一點點,毫無刺激,誰的耳朵都很麻木(久聽髒話,會不覺其髒),我還以為qiu只是嵌入其中,加強語氣。但有一次不一樣,隊裡蓋房——給我們這些知青蓋房,仨人,一人在地上和泥,一人往上送泥,一人在上抹泥。下面的人,唰,一鍬掠起,沉甸甸,朝上一掄。上面的人罵,好你個急死鬼呀,把爺操(當地話是累的意思,與髒話cao同音)得來來。下面的人說,咋?你賣的就是這號b□,別嫌qiu大;給你個現成的b□,你qiu也攣不成(比較「燒火燒不旺,攣qiu攣不漲」,「攣qiu」是指做愛)。如果不是身臨其境,耳聽全文,我還真不知道,上面那句話竟是掐頭去尾,原來的含義很下流。 
  還有,我想做個書架,上木匠家借鋸子和刨子。老鄉說我不懂規矩——木匠的家什,那是「大姑娘的奶,只能看,不能揣」。又「qiu毛□氈」或「b□毛□氈」,則是表示幹不成,雅言叫做「缺乏可行性」。 
  髒話扎根於生活,滲透於生活,兩者水乳交融,於此可見一斑。他們對髒話的運用太熟練,人人都是張口即來,而且自然天成,行雲流水一般(注意,髒話不可常說,常說則會上癮)。我對活語言的理解,從此上了台階。 
  然而,髒話畢竟是髒話,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老鄉說「走胡地,隨胡理」,鄉下人到了城裡,也要遵守城裡的規矩。他們一旦離開廣闊天地,當街撒尿是決不允許,這和隨地吐痰還不一樣。文野之間,從來都有一條線。 
  禁忌的要義就是知道也不能說。 
  社會禁忌早就教會了我們:一個成年人,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脫離了(或掩藏著)低級趣味的人,說髒話,那是萬萬不可以——特別是當著女士的面。你能想像,在倫理學家和語言學家都在提倡五講四美和語言純潔的今天,還有人會把髒話當學問,不僅躲在書齋裡研究,還搬到課堂上講授,不僅教本國人,還教外國人,並因而寫出專書嗎?有。比如,我讀過一本書,就是這樣:Elizabeth Claire, An Indispensable Guide to Dangerous English for Language Learners and Others, Second Edition, Delta Systems, Co. Inc. 1990, 此書初版於1980年,聞有台灣譯本。它的作者,作者自我介紹說,是一位在紐約大學受過專門訓練,長期從事英語教學,特別是ESL(即作為第二外語的英語)教學的「和藹可親的老奶奶」:伊麗莎白·克萊爾(注意:這種資格很重要,髒話最好是由人們認為從來不講髒話的人來講,美國的房中書有時還印全家福,也是這個道理);對象,則是在美國以外長大的學習者,而且肯定是「成年人」(美語中以「成人」為定語的詞,除「成人教育」,沒有一個是好詞,這是發人深省的)。他們初來乍到,對美語中這個相當重要也相當麻煩的方面繞不開,然而又從書本或課堂學不到(老師恥於講,學生也羞於問)。這本書的內容,是講在美國視為社會禁忌,然而到處埋伏,有如地雷的「危險英語」(其實是「危險美語」)。全書,主要的篇幅都是花在講性器和性事,身體和廁所,少量涉及種族、宗教和文化的禁忌。作者說,在他們的語言中,這些詞彙是「最必要,最有用,最有趣」的部分,學習它們,不僅可以幫您排憂解難,還能帶您深入美國文化,多好。所以導讀是必不可少。   
  天下髒話是一家(2)   
  由於不瞭解活的美國語言,人們可能會惹出很多麻煩,鬧出很多笑話。例如這本書的例句部分有pussy一詞,我手頭的《英華大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於該詞下註明,這是小孩講的「貓咪」,並有「少女」之義(等於puss)。過去,有位港台歌星,演出時特意穿身銀珠繡字作I'm a pussy的毛衣,目的在於廣告她的歌風:我可是個純情少女呀。但這個詞的詞義早已發生變化,查對此書可知,它還有下流含義。I'm a pussy的意思,其實等於說,「我是一個b□」。還有我們這兒,有位科技部門的翻譯,他不知道intercourse有性交之義,make water是指撒尿,竟把「中美某某交流委員會」翻成「中美某某性交委員會」,「造水廠」翻成「撒尿廠」。特別是前幾年,大家都知道,有個日本留學生,萬聖節討糖果,只因不曉freeze一詞還有「站住,不許動」的意思(上述《英華大字典》也未收這一用法),結果竟被老美誤殺,引起日本朝野震動,紛紛呼籲,要全面改革英語教學法,必須加強「活語言」的教學,而髒話正是屬於最典型的「活語言」。正像髒話在我們或其他國家的語言中一樣,作者說,「危險英語」也是美語中最生動也最活躍的部分。 
  什麼人說「危險英語」,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裡,美國人好像特別「開放」。更何況,美國電影,話越來越糙,什麼人都滿嘴髒字,和老農民似的。這種四面出擊,廣泛傳播的文化,咄咄逼人,也加強了我們的印象。這個「印象」,不能說全錯,也不能說全對。因為美國這個國家:自由自由得一塌糊塗,刻板也刻板得匪夷所思,富極富,貧極貧,文極文,野極野,天堂和地獄揉在一塊兒,怎麼都能說對一半。在美國,講髒話主要是社會下層,主要是男人,主要是小孩(特別是所謂teenager即13-19歲的半大小子),也正好是一半。另一半並不如此。但正人君子就絕對不說髒話嗎?那也未必。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面:身體,上半截裝飯,下半截裝屎;精神也一樣,有時是魔鬼,有時是天使。作者給外國人教「危險英語」,要扳起面孔講,用最安全的方式講,這就像中國的色情小說,戒淫必先宣淫,宣淫才能戒淫,或現在賣香煙的,一定要特別說明,醫生說了,吸煙有害健康。醜話說在前面,勿謂言之不預,是西方的見面禮。此書也是從預防和戒備的角度(即precautions)講髒話。 
  關於下流話的應用範圍,作者有這樣的描述: 
  有些人在任何場合都不說下流話。由於宗教和個人的原因,他們對這些話簡直深惡痛絕。 
  幾年前,只有男人同男人才說下流話。今天,雖然仍有許多男人老是用下流話同其他男人講話,可是只要有婦女小孩在場,他們卻從來不吐髒字。如「小心點,這可有女士」,這句話就是提醒那些違反這一慣例的男人。 
  很多下流話都是從男性組織,如陸軍、海軍、運動隊、酒吧、監獄和其他類似組織發源。從掃大街的到銀行家,甚至美國總統,任何社會階層的男人,他們都有可能說髒話。 
  但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變化。現在,很多女人也偶吐髒字,只不過,她們還沒有像男人那樣髒話不離口。 
  幾年前,下流話在書籍、影片和電視上還不准出現,可現在,在暢銷書中,在時髦片中,卻是司空見慣,最近就連電視也允許說。 
  當著小孩,多數人都不吐髒字,但小孩會從其他小孩聽說這些詞,即使不明其義也照樣會學著說。如果小孩在公開場合說下流話,家長會非常尷尬。 
  青少年為了故作驚人之語也會說下流話。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喜歡在牆壁和建築物上塗寫髒話。 
  情人在床上溫柔繾綣,也少不了用髒字。對有些人來說,這些髒字要遠比科學精確、正經八百的醫學術語來得更為自然。 
  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下流話也情有獨鍾。他們嫌正規用語過於道貌岸然。 
  上面的話大體客觀,但並非囊括無疑,比如黑人特別愛講髒話,她就沒說。我猜,這樣的話本身就在「危險」之列,她不敢講。婦女講髒話不自今日始,「偶吐」也有回護之嫌。總而言之,髒話的普遍性,即使打了折扣,也還是相當廣泛。 
  有個朋友,西方語言學家,喜歡收藏春畫,愛屋及烏,對髒話也饒有興趣。聊天中,他跟我說,全世界的語言,論表達能力,水平頗為參差,有些發達,有些落後,髒話的活躍與否,是判斷其水平高低的指標之一。承他不棄,我們的語言還在發達之列,英語也在伯仲之間,如莎翁的話就特髒,研究英語,不可不察也,中文譯本失其神韻,是非常可惜的,他補充說。我說,大家彼此彼此,我們,男人愛說髒話,沒錯,女人也一點不弱,罵街,站在街心的高處,當著眾人的面,順風而罵之,是潑婦的一大特長,「奔放」和「解放」,有時分不清。我還記得,「文革」頭一年,有些女孩,天真爛漫,好端端,突然模仿男孩,剃光頭,嘴裡不乾不淨。六七年軍訓,中學生返校,女孩子雄風不減,cao-cao不離口。解放軍叔叔從哪兒來(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這不是班門弄斧。其中一位繃不住,終於怒吼:你還欠二兩! 
  所有髒話有什麼共同點,語言學家一定有廣泛搜集和理論分析。我只是憑生活經驗,講點外行的體會。我理解,這些不雅之辭之所以十分傳神,特別能表達情緒,肯定有人類最原始最古老也最基本的東西在下鋪墊,時髦說法,是有深厚的底蘊和長久的積澱。   
  天下髒話是一家(3)   
  所以我說:雅言,古語是根;俗語,髒話是本。 
  隨便舉點例子吧。 
  (1)做愛、生殖、排泄類。這方面,各類文化的共同性最大。比如,我們說「傢伙」(《金瓶梅》叫「那話兒」),美國人叫tool;我們說「傻b□」(北京歇後語是「見二哥不躲——傻bi」),美國人叫stupid cunt;我們說「狗屎」,美國人叫bullshit(直譯是「牛糞」);我們形容某人特會巴結上級,叫「溜溝子拍馬舔屁眼」,他們管這種人叫ass-kisser。Do it,是雙關語的「干」(即「脫了褲子大干」的「干」)。S.B.D(即「無聲而臭」的縮略語),是我們的「蔫屁」。satisfy,是我們的「欲仙欲死」,臨河人也叫「受應」。「入肉三寸,親至骨縫——誰透誰受應,管他那個閒事情」,「透」即cao,「受應」是「受用」的意思。此類例子最多,內容太髒,恕不具引。 
  (2)動物、畜生類。用動物罵人,在全世界也很普遍。特別是家養而不是野生,我們稱為「牲口」的一類,更是經常用來糟蹋人(亞聖孟子已經用「禽獸」來罵人)。它最能體現人類的偏見,優越和歧視都有,而且還有指桑罵槐的功效。動物被人罵,並被用來罵人,實在很委屈。它們再怎麼聽話,再怎麼賣力,拚命往你懷裡扎,使勁往你臉上貼,也達不到人的標準(請對比「人權」的概念)。比如狗,考古學家講,它在六畜中馴化最早,是人類最老最老的老朋友,自古就是寵物之最(農村喜歡給小孩起名叫「狗兒」,雅言叫「犬子)。但全世界都愛拿狗罵人。我們說「狗娘養的」或「狗崽子」(日本有姓「犬養」的,中國人聞之,必捧腹而大笑),美國人說son of bitch(bitch不僅指母狗,還指母狼或其他雌性動物,重點是輕賤婦女的同類,即廣義的女性或母性,有人也隨上下文義把它譯為「婊子養的」)。其他動物,如牛、馬、豬、驢,還有雞,無一可以倖免。人類的貪吃好色,蠢笨偏執,一股腦都被嫁禍於它們。「蒙古大夫」,這也是漢族編出的缺德話,意思是說,只會給牲口看病,醫術太差。 
  (3)出身、輩分類。這是最有中國特色的一類,根子是祖先崇拜。我們中國人,特別喜歡充大輩,借輩分壓人,如以「爺爺」、「奶奶」自居,罵別人是「王八羔子」、「兔崽子」(與第二類有交叉),或者加cao字於別人的先輩之上(與第一類也有交叉),罵完人家的女性先輩,不解氣,還得搭上男的。最奇怪的是,我們北京話,還有跟人家「二大爺」過不去的一類。比如,氣極了,北京人會說「cao他二大爺」。近年,的哥還管初上路開車,手潮,搖搖晃晃在前面擋道的富婆闊姐叫「二大爺」,更怪。美國,這一類不太發達,但他們的bastard也應歸入這一類,相當我們的「雜種」,臨河人叫g□p□o(不知哪兩個字),有時還加上「灰」字,則更顯刻毒(四川的「龜兒子」也屬這一類)。還有,美國黑人愛說mother fucker,有人以為相當我們的國罵(「他媽的」)。其實,這話的直譯是「cao媽人」,含義略同於北京人說的「cao蛋人」,其實和我們的國罵還不完全一樣。 
  髒話的淵源,其來尚矣,邈乎難尋。這樣的字,倉聖羞於造,許慎也不收。即使有人拐彎抹角造幾個出來,也是隨造隨亡,剛一出口,就有人消滅,不能讓它傷風敗俗。它能留下來,那是命大造化大,賴口口相傳,雖千載之下,精神不滅,一直活在所有的活語言當中。 
  比如,敦煌卷子裡,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其中有「※空皮而※※,※無力而□□」一句,就是早期的粗口葷段。這十二個字,有一半是怪字,其中除「□□」是「粗急貌」(這裡指心有餘而力不足,放著機會幹著急),在《玉篇》、《廣韻》、《集韻》裡還保存著解釋,其他都不認識,字典裡查不到。我翻張湧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也沒有解釋。這種考據學上的難題難不難?難。但憑生活常識,我們照樣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兩句話,既是形容「夫婦俱老,陰陽枯槁」,它的上句第一字,肯定是相當現在的b□;下句第一字,肯定是相當現在的di□o、qiu或j□ba,沒跑。至於上句的最後兩字,讀字讀半邊,似可讀為「羸耷」,估計也是形容皮松肉懈,相當今語之「耷拉」。說到這兒,我很感慨,這些骯髒字眼,它們的生命力為什麼如此之強,歷史上屢禁不止,時隱時現,伴隨我們到永遠?這一現象,難道不也像愛情一樣,是人類的永恆主題嗎?這樣的永恆主題,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從學術上刨根問底嗎?我想,光從語言本身分析,裡面就有許多深刻道理,值得我們細心領會。 
  第一,它貼近生活,扎根本能,絕對口語。消滅髒字容易,消滅口語難。口語不滅,則髒字難除。即使從消滅髒字的觀點著眼,這樣的問題也值得研究。 
  第二,它喜歡用小詞短語,襯於句中,起承轉合,控制節奏,加強語氣,渲染情緒,創造豐富含義,有「小快靈」的特點。如北京話的「我cao」,英語的fuck、damn,經常都是用作語氣詞。當語氣詞時,原來的含義被淡化。還有,我們都知道,很多粗人,不管是哪一國的,都喜歡用幾百個固定的詞,包括髒字,表達生活中的一切,他們不會像科學家,什麼都拉丁一下。對他們來說,花都是花,鳥都是鳥,說話乾脆利落。即使要區分,也多半是從生活直接創造。如五十年代,老鄉把拖拉機、摩托車叫「鐵牛」、「電驢子」,就是術語創造的本來面目。髒話的詞,本身就短,如此書所謂four letter words,即只用四個字母的短詞(有人戲稱「四字經」),像piss, shit, fart, fuck, cock, cunt, hell, damn,就是對應於尿、屎、屁、cao、qiu、b□、該死,作用非常活躍。   
  天下髒話是一家(4)   
  第三,它善於利用語言變形,創造暗示和聯想,很多都是雙關語。此書對double meaning的解釋是「有雙重含義,其中之一是下流含義或性含義」。如美國常見的人名,Dick的別義是j□ba,Bush的別義是b□毛。臨河人要形容吹毛求疵愛挑剔的人,他們會說「b□不好,倒毛不少」。這些詞就容易產生性聯想,說話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俗人堆裡)。 
  第四,它還有更大的妙用,是發洩「褻瀆之快感」。我想,這是「活語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怒不可遏,樂不可支,幽默真幽默,痛快真痛快,遠不是雅言所能望其項背,特別是用於罵人。 
  罵是一門種藝術。 
  凡遇可惡可恨之事,不可不罵也。 
  但罵人不吐髒字,那是很高的修養,難。 
  擊鼓罵操,橫眉立目,咬牙切齒,指著鼻子罵,戳著脊樑罵,大罵特罵,這裡面有表情和發音的規律可以探尋。 
  人類的表情很豐富,有人作心理測試,牆上掛張百臉圖,自己給自己打分。我們的喜怒哀樂,什麼都寫在臉上,特別是情緒激動也比較直率的人。 
  我猜,人類最基本的表情是怒,這是我們和動物最有緣分的表情。我記得,有一次,有個熱愛動物也研究動物的美國學生,他驅車帶我遊歷美國西海岸,從南到北,一路狂奔。在路上,我們對動物討論了很久。當時,我太自以為是想當然。我說,動物最基本的表情就是怒,比如猛虎下山,齜牙咧嘴,咆哮山林,這才是動物本色。牲口,高級一點,有悲有懼但不會笑。牛之因老伏死,淚水盈眶;豬之以肥見殺,一路狂嚎,它們頂多如此。哪裡趕得上我們人類,擠眉弄眼,表情異常豐富。他不同意。他說,專家研究過貓、狗,它們的表情其實比人豐富,只不過隔膜太深,沒有瞭解之同情。我想,他比我懂,肯定說的對。但人之罵人,怒火中燒,高聲詈罵,樣子一定很難看。當我們怒斥對方太畜生時,我們自己也一定很畜生,而且恐怕是野獸一般,凶相畢露如虎狼,這點還是可以成立。 
  罵人,除齜牙咧嘴像我們的動物朋友,發音也像,原理是積聚勢能。人發怒,一般先抽氣閉息瞪眼睛。瞪眼則咬牙,咬牙則咧嘴,好像拉彈弓,先朝後一收,再朝前一放,嗖的一聲射出去。或像吐痰那樣,先在嗓子眼裡打滾,再啪的一聲吐出去。方法略同犬吠,也是憋一腔怒火,醞釀於喉嚨,壓著擠著往外衝,效果有如炮彈,呼嘯而出,爆破於雙唇之外。語言學家稱之為「破擦音」。比如,北方人說cao或r□,如果情緒激動,總是摩擦於前,爆破於後。但前者用齒尖摩擦,聲音小,節奏短,遠不如後者用上顎摩擦,口腔震動大,聲音拖得長。效果更強烈,還要數臨河的「sh□他」,「sh□他」乃「r□他」之音轉,其實是同一詞的兩種發音。發sh□,嘴巴是張開的,氣流呼嘯而出,而不是含在嘴裡,聲音也拖得長,形成更大的落差。南方人說「di□你媽」,因為綿軟,缺乏這類特點,難免遜色。 
  比較一下英語吧(我知識不夠,遠不足以論「天下」,舉一反億,是迫不得已)。他們的fuck,是以上牙咬下唇作準備,其他略同於我們的cao、r□和sh□(注意:他們的很多髒字都是以類似廣東話的入聲韻尾來收尾,特別是t、k)。發音方法簡直如出一轍。 
  像,真像。 
  然而有趣的是,這裡沒有傳播。 
  相似是出於人心同理。 
  2004年5月27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 
  此文原來的標題是「讀書偶記」,副標題才是「天下髒話是一家」,現在用副標題作正標題。 
  注意:文中的「※空皮而※※,※無力而□□」,有四個字要造字: 
  (一)第一句。 
  (1)第一字,左邊是屍,右邊是扁。 
  (2)第五字,左邊是羸,右邊是皮。 
  (3)第六字,左邊是耷,右邊是皮。 
  (二)第二句,。 
  (1)第一字,屍旁下加蓋。     
  與古人談心   
  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1)   
  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早期古書,它差不多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於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裡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於「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後世的《通鑒》)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後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並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幹」;「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後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於結構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論」,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於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司馬遷:史學中的文學力量(2)   
  《史記》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瞭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麼《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裡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於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牆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於魯迅所說敢於「撫哭叛徒」的「脊樑」。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捨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捨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並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於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於,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有關,《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於「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贊語中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我們拿這段話對比蘇建評衛青的話,「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於「有言」嗎? 
  漢代以後,「衛將軍」只見稱於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於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其中有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2003年3月10日改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 
  此文的題目原作《我讀〈史記〉》,過於平板,現在改了一下。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1)   
  因為住得近了,搬到清華南邊的藍旗營,有門可通其內,身體「亞健康」,我開始強迫自己,像溜狗一樣,每天早上,牽著自己到清華園裡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腦筋。所謂「溜腦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搖頭晃腦念一陣再背一陣,檢驗自己的記憶力。這是常常讓我想起王國維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過,在西山腳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獨處,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橫排,向右看齊,旁邊有個漂亮女孩作伴。 
  還有一個讓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飯館。如今的飯館,幾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組成的短牆,裡面是魚鱉蝦蟹,生猛水族。它們在晶瑩閃亮的水箱中搖頭擺尾,上下游動,讓人分享其樂。等菜的時候,我老拿眼瞅它們,瞪著瞪著,就會想起一句話:「只欠一死」。 
  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聯想,和我對先生的敬意毫無關係。 
  有人回憶,1927年6月2日(陰曆端午前二日),有一長辮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遺書一紙,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學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 
  過去,我到魚藻軒憑弔,曾驚訝湖水之淺,淺到什麼程度?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是只有腳脖子深。小時候,我常在那兒划船游泳,這是昆明湖中最淺的地方。這怎麼會淹死人呢?是不是當年的水比現在深?我也納悶過。但答案是否定的。我從前人的回憶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淺,竟從臨水的高台直接往下跳,而且是以頭入水,紮在泥中,可惜了。我猜,嗆水之前,他就已經摔死了。 
  從照片上看王先生,我並不覺得可親,甚至覺得可畏,讓我有難以接近的感覺。但讀其書,我非常佩服,想瞭解他,也想理解他,覺得離我並不遠。 
  王國維先生生於1877年,死時只有51歲,是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來殉節者的慣用語,如宋謝枋得遺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七)。「經此世變」,蓋指他奉旨進京,先見溥儀出宮,後逢南軍北上。「義無再辱」,則典出李陵謝漢使之召。史載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絕望於漢終不歸。及昭帝即位,漢使召陵歸漢,說你的老朋友當了大官,「來歸故鄉,無憂富貴」,等於給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漢奸」帽子給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說:「丈夫不能再辱」(《漢書·李陵傳》)。他心裡的道德標準,那是大丈夫不能叛變,更不能反覆叛變。昔我降胡,已是奇恥大辱,今再歸漢,則更填一辱。四句話連一塊讀,總之是個「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裡鬧的。後者即便有,也頂多是誘因或催化劑。我的理解是這樣。 
  在關於王國維死因的各種推測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悶,也有強調「長子之喪,摯友之絕」。台灣出過《王國維之死》,羅列眾說,始終沒有考清楚。而諸說之中,當以「羅振玉逼債」說最難置信。然而無獨有偶,學術界卻至今還在流傳羅振玉剽竊王國維作《殷墟書契考釋》的謠言。加之王體弱多病、木訥寡言,予人以「老實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後的評價多是理想之辭(比如陳寅恪先生的碑銘)。郭沫若「抑羅揚王」,一心想把學問很大的王國維和思想反動又是漢奸的羅振玉劃分開來(《魯迅與王國維》),其實辦不到。我們應該劃分的倒是同一個人的政治與學術,對羅對王都是如此,對所有歷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廢言,也不以言廢人。 
  王國維和羅振玉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星。羅長於王,是研究本世紀「五大發現」的先驅。「五大發現」,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卷軸、大庫檔案和外族遺文,今多去後兩項不數,稱為「三大發現」。王走上學術之路是受羅氏誘掖獎進,做學問的一切條件,錢、書、材料和訓練,都是仰仗於羅。學界把這個學派叫「羅王之學」是很恰當的。 
  研究王國維的治學經歷,我們不難發現,它是以甲午、辛亥分為前後三段(甲午是受外國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歲),他博覽群書:好《史》、《漢》、《三國誌》,厭《十三經註疏》,治舉子業,並不成功。甲午之後,1894-1910(18-34歲),他棄貼括不為,專治西學,先迷西洋哲學,後治詞曲說部。辛亥(1911年)之後,1911-1927年(35-51歲),他才「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註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羅振玉《觀堂集林》序),通過與羅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這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後兩個階段,皆與羅分不開:不但學術上分不開,政治上也分不開。讀《儒林外史》,我們都知道,落第舉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條,一是入幕,二是坐館,三是「自甘墮落」,泡戲院子玩女人,作詞曲,寫小說,占星煉丹,行醫賣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來都是屬於「外史」。如果沒有這兩次滄桑之變,他是當不上那個「王徵君」的。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2)   
  在王的學術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轉折點。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學,主要是想解決自己的人生苦惱(雖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學入文學,始終徘徊不定,「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懷疑將來選擇或在「二者之間」(《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後,王盡棄前學,改治國學,折衷感情與理智,最後歸宿是史學。他治國學,是此年隨羅振玉東渡才開始,和郭沫若一樣,也是蟄居日本,才學問大進。這種選擇與遺老派「拒食周粟」的態度和他們在政治上的無所作為有關。沈曾植曾跟他開玩笑,說「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見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一文的回憶),可見他是「無聊才讀書」。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做官干政、急於用世的習慣(有人叫「擔當」,我看是「惡習」,李敖叫「拙於謀生,急於用世」)。楊樹達先生曾檢討這一問題。他說:「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救藥;遂畏政治如蛇蠍。由今日觀之,人在社會,絕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日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在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如此,非所語於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積微翁回憶錄自序》)。我覺得他的檢討可能過了點,因為這樣的「惡習」不惟是幾千年的「惡習」,就是1949年之後,也還是讀書人的「惡習」,不是全部,但也絕不是一兩個人,比如50年代的前輩,他們就特別容易「上鉤」。其實,人對政治關心不關心,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在政治本身怎麼樣,贊成、反對和棄權都是政治表態,全看你的立場和能力。王國維對政治的參與雖不及羅振玉,但他並非一心讀書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歡當時的「世變」,但他應感謝這個「世變」,因為它絕了讀書人向上爬的路子,讓他們想關心也關心不了。沒有這種衝擊,吳敬梓嘲諷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王國維就不會拿16年治西學,也不會拿16年治國學。王治國學,從表面看,似與西學無關,前後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說,「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如果不是中國出了問題,如果不是同「西學」刻意對比,本來是沒有什麼「國學」的。王國維治國學,時間很短(連學帶幹才16年),但成績很大,這並不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比別人厚(當時這樣的人很多),而是因為兩條,一是他西學訓練好,有貫通文、史、哲的人生體驗,「識」比別人高;二是他在羅氏身邊,於新出材料有近水樓台之便,與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有廣泛交流,「見」也比別人廣。王國維主張「學無古今中外」(《國學叢刊》序)。他所治「國學」,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學」(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二》曾以此自況),也是「不中不西之學」。吳宓說王氏之學「冠絕一世」,「發前人之所未發」,乃得益於西學(《空軒詩話》),這是很有見地的。 
  王國維是反對革命、絕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學問。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他不以「天下為己任」,而以「文化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對保存和延續文化有功。這種「文化保守主義」雖然碰巧同西方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合了拍,但卻不是明識時務,自覺自願,而是情不得已,充滿痛苦。如果我們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該向他們學習,置民水火於不顧,那不僅是沒有良心,而且是絕對昏聵(「何不食肉糜」)。我們尊敬「大師」,但不必美化「大師」,更不必用西方知識分子的「可憐下場」安慰自己,賦予「大師」太多「學問」之外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偉大意義」(對陳寅恪我也抱如是觀)。 
  王國維的後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於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範圍皆體現於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我們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於每年都開闢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這些研究,是一種介於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後來的考古學(台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於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於歷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此書原稿於1951年由羅氏後人售於陳夢家。陳在《殷墟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我個人認為都有問題。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小學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後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範圍來考慮,善於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王國維:別讓書生搞政治(3)   
  王國維是文藝批評家,也是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但更重要的他是歷史學家。陳夢家先生曾說「要充分瞭解一個古字的意義必須先有充分的古代社會的知識」,「王氏很少為詮釋文字而詮釋」,他釋文字雖有「不少是懸空設想而不甚確實的推測」,釋對的文字,數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卻多是關鍵字,「要比孫(詒讓)、羅(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辭綜述》61頁)。 
  現在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在細節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處,但王氏的歷史眼光卻是學界所貧乏。針對於此,我想陳先生的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附記一】此文原來的題目是作《我讀〈觀堂集林〉》,過於平板,現在改了一下。 
  【附記二】中國學術界苦於大師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一樣。學者徒喚奈何,卻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簡單,主要是無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師。無大格局,自然無大師。而大格局者,只有社會劇變,思想風氣、學術範式隨之轉移的時代才會有。中國近代,民元、五四以後,新學勢如潮湧,舊學陣腳大亂,即使遺老遺少,也不能不受時代風氣感染(反對本身也是感染)。是時,一切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即使駑鈍中才之人,預臨其事者,都是祖師爺,當然大師輩出。及新學立,各自分疆劃界,自立門戶,學者惟祖師爺是從,弟子各得其一體,猶如富家分產,日久必衰,雖聰明絕頂,也不過是添磚加瓦,增廣其事而已。大師之統還在,大師之體全無。大師是自然不會有了。   
  洪業:得給鬼子上一課(1)   
  一般讀者都喜歡讀傳記,我也如此。我一直認為,傳記是史學的正宗。古人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和古人交朋友,最好讀傳記。 
  洪業(1893-1980年)也是古人,但不是通常理解的古人。他去世到現在才不過20多年。過去,我對洪先生有一點瞭解,主要是燕京學社的那套《引得》。1974-1975年,我在首都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研究《孫子兵法》,就是借助這套引得。我瞭解的是他的書,而不是他這個人。傅斯年說,洪業學問膚淺,他編引得,太機械,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沒有電腦檢索的時代,說實話,我非常感謝這套《引得》——雖然在用這套《引得》時,我常常忘記洪業,並不在意是誰編了這套《引得》。 
  1996年,陳毓賢《洪業傳》的中文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編者張弘泓特意送書給我,希望我寫點什麼。她知道我經常給《讀書》寫文章,以為我的文章會引起讀者注意。但我是閒人也是忙人。我說,好好,竟一直沒有動筆,只是現在翻出來,補寫幾句,促銷的作用是沒有了。 
  讀《洪業傳》,我最感興趣的還不是他寫過或編過什麼書,而是日本佔領北京期間他的牢獄之災。這個故事可以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得給鬼子上點課」。 
  事情是這樣的。1941年12月,美日開戰,日軍到燕大抓人,抓林邁可沒抓到,抓了司徒雷登,還有12個教授,11個學生,其中有平生最討厭留學生,但也是他好朋友的鄧之誠先生,還有當時年輕,現在是我們學校一大老的侯仁之教授。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有個特點,就是辦事很認真,而且吃硬不吃軟,他們的邏輯是軟就該欺負,硬就該服從,不服就打。不但落入手中的他國「賤民」該打,上級對下級,高年級學生對低年級學生,也毫不客氣,動不動就一陣拳打腳踢。反過來也一樣,如果他被比他更強的人打了(比如美國),他沒脾氣,心悅誠服。當時,韓國人是日本人的走狗,中國人叫高麗棒子,也是這股勁,深受其害的亞洲人都說,他們比日本人還凶。現在的日本人,從電影上看,好像文明多了,但韓國,還是拳頭嘴巴窩心腳,逮什麼抄什麼,下手特別狠,聽響動,光嘰光嘰,還以為是武打片,其實只是洩忿而已。 
  燕大的教授落入日本人手中,當時的情形可想而知,「很多教授都被整得相當慘。陸志韋牙齒差不多全被打掉,有的人則被灌水龍軟管。囚人被縛在地上,用水龍管的水往他臉上直灌。囚人臉上眼睛鼻子嘴巴都不斷注滿著水,氣管噎塞掙扎著呼吸,終於暈過去」,他們常「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著被抬回牢房」。 
  監獄的另一頭還關著違犯軍規受處罰的日本兵,「他們常被獄吏用棍棒亂打,但吃得很好,有炸肉、炸魚等」,「日本軍隊裡紀律嚴厲,地位很低的軍官都可以隨便打更低一級軍人的耳光,下級被揍了還要深深地行禮道謝,中國教授看了驚歎不已」。 
  張東蓀「原來是在日本留學的,但他恨透了日本人,回中國以後就不說日本話,現在記起來了」,他用日本話破口大罵,「不但罵衛兵、罵日本政府、還罵日本天皇」,硬是硬,氣硬理不硬,也被衛兵打得殺豬一般。 
  這就是日本人。 
  但洪業的遭遇有點不一樣。 
  洪業被關了一個星期左右,有個韓國人來把洪業領上樓去,進入一個研究班討論室,現在用來審囚人了,面積大概7英尺寬9英尺長,一頭有個小窗,另一頭是黑板,中間是張橢圓形桌子,桌上有一疊文件,一個帶著日本軍帽的日本軍官坐那兒讀文件。他見洪業進來便挺直腰坐直,那韓國人走到他身邊一張小凳子上坐下,對洪業用中國話說: 
  「請向太君鞠躬。」 
  洪業覺得他快要50歲的人要向一個20多歲的大兵行禮是個恥辱,便說: 
  「我對武力鞠躬。」 
  那軍官叫韓國人拿張椅子給洪業,洪業便與軍官面對面地坐下來。軍官問洪業他的姓名、歲數、出生地、學歷、為什麼到美國讀書,到過日本幾次,在日本有沒有朋友等等;有時拿了紙來叫洪業把人名地名寫下來,這樣一問一答半個鐘點光景,突然間問題的性質改變了。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洪業後來才知道,囚人抗日如不明說,就會挨打。) 
  「你為什麼抗日?」 
  洪業說:「這問題我有兩個回答的方式。概括地說,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細說的話,請你給我20分鐘,不要打叉。」 
  軍官說他可以有20分鐘。 
  洪業正在等待這機會,他腦子裡已預備了一篇演講,內容也有隨機應變加上去的,他說: 
  我是研究歷史的,小時候在中國讀中國史,後來到外國讀世界史,遠東主要是日本史和韓國史。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用武力來佔領別的國家,把別國人民當奴隸,鎮壓別國人民的意志,只能暫時收效,因為一定會有反應的,而最後一定得報應,報應來時,壓迫者有時比受害者更慘。 
  洪業便舉了好幾個例子,西方從亞歷山大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王威廉第二。洪業說: 
  我不仇視日本人民,其實我很欽佩日本人民,但我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而太君是這機構的一部分,你們宣傳說因為中國政府腐敗,所以要佔領中國,中國的軍閥是很腐敗的,但國民黨政府並不腐敗,我不是國民黨員,國民黨有很多作風我都不贊同,但國民黨在你們來之前已開始把中國工業化。   
  洪業:得給鬼子上一課(2)   
  日本軍隊先侵佔了滿洲,然後佔據了中國北部,現在居然要與世界各國開戰了,什麼時候終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要終了。戰事結束時,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 
  我可憐日本人民,因為他們受軍人哄騙了,當他們有一天覺醒時,便會發現所有的宣傳都是假的。你們宣傳說日本的目的是要亞洲各國共同繁榮,這完全是騙人的話,為什麼是假的呢?看看韓國歷史便知道,日本自1885年便對韓國有不良企圖,因為韓國人不能保護自己,中國便和日本打了一仗,那場戰爭日本打贏後,便併吞了韓國,現在韓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被徵入日本軍隊裡,做卑微的工作,你們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個韓國。 
  洪業講到韓國時,那韓國翻譯員熱淚奪眶,日本軍官臉色發白,不等翻譯完就叫韓國人把洪業帶走,說是午飯鐘點到了。 
  韓國人領洪業下樓時,暗地對他說:「你講得好,希望鼓足勇氣再講下去,我看太君也受感動了。」 
  洪業回到牢房情緒高昂得吃不下午飯,他低聲告訴杜超傑他被審的經過時,杜說:「好傢伙,日本人吃硬不吃軟,你這樣他們會尊敬你的。」 
  下午2點,洪業又要繼續演講,當韓國人叫他「對太君鞠躬」時,他又說:「我對武力鞠躬。」沒想到那軍官沉默地凝視了他一會兒,便把軍帽摘下,退到黑板那一頭,用流暢的中國話說: 
  「我向一個不怕死敢說實話的人鞠躬。」 
  洪業回憶說: 
  我忘了我說什麼了,大概說我不知太君會說中國話,他說他在大學學過中文。他只是執行責任,他以後再和我交談。 
  那天晚上,軍官來叫洪業到他房裡請他吸煙喝茶,他們聊天聊到深夜,他說他的名字是黑澤,是個少尉,他問洪業對蔣介石有何感想?洪業說他不崇拜蔣介石,但得承認蔣介石是個有道德觀念的人,蔣介石以前是個好煙好酒、好賭好嫖的幫派人,可是與宋美齡結婚後成了基督徒後,那些都不做了,現在日本人把他製造成英雄,因為日本人費那麼大力氣都抓不到他,他便成了英雄。黑澤聽了也表贊同。 
  洪業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在監獄中經常禱告,以耶穌受難的精神鼓舞自己。他對蔣介石有不少好評,除維護中國領袖,還有宗教感情,就像有人說布什原來是酒鬼,後來改掉,全靠基督精神。 
  這樣的精神我能理解,但我不是基督徒。 
  洪業還是一位深受中國文化熏陶的儒者。 
  我們都知道,批林批孔運動,曾使洪業深受刺激,氣得直哆嗦,站都站不穩。傳記提到,1979年10月,張光直教授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王仲殊和徐蘋芳兩位先生到哈佛大學講演。他們與洪業見面,曾有歡聚。當時,洪業特別問到孔廟的石碑。他聽說大部分沒受損壞,「建議用硬性塑膠(Plexiglas)封起來,想一想又說:『可是事有輕重先後,現在人民還吃不飽呢,這些弔古的事恐怕還得再等等。』」 
  魯國的馬廄著火,孔子只問傷人沒有,不問馬(《論語·鄉黨》)。 
  現在的儒者儘是假土鬼子,這樣的儒者才令人敬佩。 
  2005年1月20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後記   
  我是「老改犯」。 
  總算寫完了,也最後改完了,附綴數語,以志感想。 
  語云: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此語明清小說習見,不過是個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千萬別白活,枉來世上走一遭的意思。如阮小七上山前,羨慕梁山好漢打家劫舍(那時的大當家還是王倫),跟吳教授說心裡話,「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水滸傳》第十五回);賣油郎獨佔花魁前,自己也跟自己說,「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醒世恆言》第三卷)。 
  這樣的話,唐代已經流行。湖南出土的瓷器,長沙窯,上面就有(見長沙窯課題組《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圖版224)。 
  莊子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莊子·逍遙游》)。 
  朝菌,舊注有兩說。一說是生於糞尿之中,長於陰濕之地,類似狗尿苔的大菌,全部生命加起來,還不到一個月,一見太陽就死。一說是朝□,則是一種朝生暮死之蟲,也活不了幾天。蟪蛄,是一種蟬,我查過書,西人叫「短命蟬」(short-live cicada, Platypleura),此蟲餐風飲露,整天趴樹上,吱拉吱拉,叫上一夏天,秋天過了就完蛋。人比它們活得長,但也是可憐蟲。 
  2002年,媽媽走了。 
  2003年,爸爸走了,而且是在楊利偉返回地球的那一刻。 
  還有我的老師,昨天凌晨,1點55分,也離開了我們。 
  周圍的叔叔阿姨,老的老,死的死,也是生命的參照。 
  我們自己也成了叔叔阿姨,當爺爺的資格都有了。 
  我最佩服運動員。 
  小時候,看足球,我很羨慕這些叔叔。如今,球是踢不動了,坐在電視機旁的我,常會忘卻時空,還是羨慕這些叔叔,其實全是小孩子。 
  運動,永遠是年輕人的天下。 
  只有看見他們,才會忘記衰老。 
  人生有人生的坎限,歷史有歷史的週期。 
  地球和人類的歷史都是以萬年為計,文明只有幾千年。 
  「文革」期間,我在北大看大字報,見過一首詩,不知何人所作: 
  萬年太久爭朝夕,朝夕有時抵萬年。 
  子胥過關鬚髮白,白了鬚髮未過關。 
  中華文明史,夏、商、西周是春天,東周、秦、漢是夏天,魏、晉、隋、唐是秋天,宋、元、明、清是冬天,每二三百年,就要改朝換代。一個朝代,也就半月十天,頂多不過一個月。 
  和歷史相比,我們太渺小。 
  森林憋久了會著火,地球憋久了會地震,山崩海嘯,五百米高的排天大浪,說不定哪天打過來。 
  電視在報道世紀性災難,科學的回顧如是說。 
  2004年,聖誕快樂,20多萬條生命,已被大浪捲走。 
  誰又能跟大自然較勁? 
  發展並不一定都好,生日總是越過越少。 
  田餘慶教授說,他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見其新著《拓跋史探》)。 
  這種感覺,我也有。 
  這是一個世無英雄、哲人萎頓的時代。 
  謹以此書獻給我心中的世界。 
  2005年1月30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附記】 
  此集中的文章,有些已經發表過,在我只是徵求意見稿,現在經過修改和補充,似比舊作順眼。讀者如無考證癖,可以只讀此集,不讀舊作。凡舊作與此集不同處,均以此集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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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間一壺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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