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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隨風飄去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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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隨風飄去的歲月
作者:章含之
                第一章
    兩棵忠貞的榕樹
    再過幾天,園林局要來砍去前院的那棵40年的高大的榕樹了。其實,這樹去年
就枯死了,就應該砍了,只是我捨不得它消失得無影無蹤。本來,這前院有一對榕
樹。1960年我隨父母從東四八條的四合院搬進這個古老的四合院時剛剛25歲。那時
前、後院的樹木都是新栽的。後來,前院的榕樹長得很快,兩三年後就成蔭了。再
後來,榕樹的粉紅色、毛茸茸的花覆蓋了一片樹頂。這些花可以延續整整一個夏天,
每天夕陽西下,它們就開始散發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來,那幽香是「家」的芬
芳,每當我跨進這四合院的門檻,不論那時我是喜悅還是沮喪,這芳香都會使我感
到家的溫馨。
    四合院的主人幾經變遷,現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經常不在北京的女兒。40年中,
四合院隨著它的主人經歷著歷史的浮沉,目睹了發生在這院子裡的喜怒哀樂、生離
死別。它也隨著院中的主人經歷了榮耀與屈辱,經歷了車水馬龍的繁華富貴和門前
冷落的世態炎涼。但是這一對榕樹卻永遠忠貞不渝地年年開滿一樹粉紅色的花,用
它甜甜的幽香慰撫著主人的心靈。
    大約四年前,西邊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絕症,那「病」來得猛,
發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園林局來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來生長的
地方鋪上了方磚,它就這樣消失了。那時,我為此激動傷心了很久。我祈禱老天保
佑那東邊的、靠門洞的一棵。但是,厄運還是降落到失去伴侶的它的頭上,就在西
邊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這東邊的那棵就開始出現萎靡不振。去年,還未到夏天開
花季節,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捨不得讓它離去,妄想著今年出現奇跡,它還
會枯樹逢春。但奇跡沒有出現。它最終要離去了。
    因為這榕樹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後院散步時,常常踱步到前院來看
看它,撫摸一下它那開始剝脫的樹幹。
    當我年歲漸長,真正愛上四合院時,我才意識到當年栽種這些樹木的設計人真
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專家。當初搬進這院子時,院中樹木都已栽齊。前院是那兩棵
榕樹,它們高大而優雅,綠蔭遮蓋了整個小院。後院北屋房前是兩棵開粉紅色花的
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別偏愛的一種樹,在許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
在海棠樹的南邊,靠近南房,又栽了兩株紫丁香,這格局真是美。春天時,海棠的
一片粉紅色與丁香的淺紫色給這院子蒙上了一層淡雅柔和的情調。
    第一次擁有自己的家
    後來,這院子越變越不像個院子。上世紀60年代初,母親被三年自然災害嚇怕
了。那時,父親屬高幹,當時戲稱為「糖豆乾部」,因為每個月,政府補貼兩斤白
糖、兩斤黃豆。但是糧食還是不夠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親生怕這種日子還
會再來,於是異想天開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樹之間的中央空地做了一個大圓檯子,
中間鋪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這還不夠,母親愛吃莧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
地磚,種了一片莧菜。母親很高興,女兒妞妞也快樂。祖孫兩人忙乎著收穫嫩玉米,
督促刨花生。這高大的官府結構的四合院,每當收穫季節,變成了農家場院。
    再後來,發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號召「備戰、備荒」,都
說美國和蘇聯要打進來。國務院決定給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級幹部在院子裡挖一個防
空洞。工程隊開進了四合院,把母親的玉米、花生壇和莧菜地都刨掉了,就在東邊
那棵海棠樹旁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約兩米多深,還拐
了彎,從南房前西邊的梨樹旁挖了一個正方形的出口,出、入口都十分簡陋,只不
過兩塊厚厚的鐵皮蓋,入口的那塊足有兩米長、一米寬,出口的是一米見方。自從
有了這兩個防空洞出入口,這正院就徹底地破壞了。
    對於父親和我們全家來說,史家胡同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於
我們的家。

                第二章
    毛主席「還債」給父親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他在近一個世紀
的生命歷程中,經手過的錢財不可謂不多。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
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解放後,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
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為這事,母親沒有少
嘮叨、抱怨。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
    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
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徵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
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
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隨即,
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
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
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
岡山。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財主
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產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
顧不到的人。我很謝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所以,這51號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他
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總理到
東四八條54號去看望父親。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
親的老友、曾任袁世凱內務大臣的朱啟黔老先生的私宅後院。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
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
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
居友人家中。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並且指示國管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
院住宅。但在母親選定51號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
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產黨的幫助和合作。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
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號院永遠是父親和
他親屬的家。
    妞妞帶來的快樂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
了無限的樂趣。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搬進四合院時,
父親已是80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
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而妞妞
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在我幼年、
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
忍。
    對於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
怕歲月。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挨批判,週末被允許回家。家,這時成了我最溫
暖的避風港。守著年邁、祥和的父母,看著尚不諳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
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
情、人性的四合院裡,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做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
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裡平平靜靜地生活了13個年頭,完成了最後的著作《柳文指
要》。可惜他未能在這四合院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1973年5 月,父親為了
祖國統一大業,受命於毛主席,在93歲高齡時,遠赴香港,最後在香港病故,沒有
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

                第三章
    冠華熱愛四合院
    51號院真正成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華搬進來之後。冠華是個極愛自然與空間的
人,他對天、地、日、月、樹木、花草,都很動感情。他還特別喜愛月亮,尤其是
那一彎新月,簡直令他如醉如癡。所以,從報房胡同的三樓單元房搬進我家寬寬大
大的四合院,有了那麼大的空間,那麼多的花草樹木,冠華簡直是欣喜若狂。他只
要有一點空閒,就會在院子裡散步,撫摸著一棵棵的樹,端詳著一朵朵的花。他喜
歡玫瑰和月季。我們在北屋房前,開出兩塊土地,種上月季花,西邊那一塊種了一
枝「山東大白」。那是一種爬籐的大月季,越長越高,爬滿了我們搭的架子。春天
來臨時,它開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東大白」正在冠華的書房外面,形成了一片
花的圍簾,遮住書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從初夏到深秋,我們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時間久了,冠華統計出,走一圈
院子是八十步。在銀色的月光下,冠華幾乎是與白晝裡全然不同的一個人。他沒有
了好勝雄辯的氣勢,臉上常常有一絲淡淡的傷感。我常常想,不知道這世上有幾個
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經歷的無數外交場合,他都是那樣亢奮,那樣充滿激
情,那樣豪放。他的仰頭大笑的照片被認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獲國際新聞獎。
然而,又有幾個人看到過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喬冠華?!他是那樣沉靜,那樣柔和,
而且那樣的憂傷。這時的喬冠華,只有這深深的四合院與我一起陪伴著他,聆聽著
他傾吐內心的感歎。
    在冠華1982年癌症復發之後,他和我心裡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時
時可以感覺到他對生活的眷戀和對我們這個家的無限深情。我每次從家裡取東西回
病房,他總要問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細節。春天時,我把第一批盛開的那幾朵月季
花剪下來送到他病床前,他會久久地看著這些花,愛不釋手。秋天,我又把我們窗
前的並蒂柿送到他面前……
    1982年底,冠華雖然以其驚人的毅力暫時戰勝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
是短暫的抑制。這時候,我和他不約而同地想到我們應當回到我們的四合院裡去。
我們都不說為什麼要回去,但我們心裡都明白,那是我們最後一段能夠在自己的四
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於是,我們辦理了出院手續,回到了51號院。冠華在那裡
度過了最後一個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們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這每一分、
每一秒永恆地刻在我們心上。
    冠華一直在我們的四合院中堅持到了最後一刻。這年的九月二日,他開始大口
吐血。直到此時,我才陪伴他最後一次住進醫院,十九天後,他帶著無限的未了之
情離開了這個世界。
    往日重現
    現在,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寬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時分,又是花開花落的
季節。我的眼前跳動著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見到瘦削而精神的父親,孜孜不倦
地伏案寫他最後一部巨作;我又見到母親那矮小玲瓏的身影匆匆來去於北屋與廚房
之間;我又見到幼小的妞妞滿院子地歡笑奔跑。我當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華,拉著
我的手,對我說:「如果將來有一天,我丟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這樣牽著我去
要飯!」
    悠悠白雲從南屋的頂上輕輕飄過,還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樣。然
而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卻今又何在呢?我輕輕地歎息,大概我也應當離開這四合
院了!它帶給我太多的回憶,太多的創傷,我的心已難以承受!

                第四章
    難解四合院情結
    前兩日,胡同裡傳來確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邊大約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
在一個月內拆除了。這塊地賣給了一家外國公司,不知道要幹什麼。西口進來二百
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對門。我原來還以為史家胡同這樣一條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胡
同是不會拆的。但看來在這個越來越商品化的時代,文化歷史和傳統在金錢面前是
蒼白無力的!
    這史家胡同會變成什麼樣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見不到四十年同在
一條街上的一些街坊鄰居了。他們當年親切地叫冠華「喬老爺」,叫我則是「妞她
媽」。我再也聽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們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聊,以及夏天夜晚,鄰居
們在街燈下談古論今,傳播一點社會新聞、小道消息了。這一切都將隨著這胡同的
消失而消失!這是極大的悲哀,但我卻又隱隱地感覺這也許也是解脫。自從冠華離
開這院子之後,它再也不是一個家了。有時候,我在有著皎潔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
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覺。在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個人的四合
院裡,我像幽靈一般,多少個夜晚,在一盞孤燈下寫著那過去在這院子裡曾經發生
過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銘刻著永遠無法忘卻的情懷的。但也許如同它四面
圍攏的形式那樣,十多年來,它把我緊緊地圍困在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
的心靈從來沒有跳出過這塊四方的天地。那麼,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許倒會最終使
我自己得到解脫吧!回想起來,自從1949年來到北京,將近半個世紀,我都沒有離
開過四合院。從東四八條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圍困的院子裡。近來,北
京的外國人對我的院子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來了好幾批參觀。帶著傾羨的心情來到
這四合院裡的人可謂不少,他們讚歎一番之後都回到他們各自的現實生活中去。唯
獨我卻深深地扎根在這院子裡,有時候,我真的感到壓抑和沉重,我覺得我像是這
院子裡的一個出土文物,永遠屬於這裡,大紅門外的生活與我無緣。不論我在外面
做些什麼,最終還是回到這已經只剩下我一個人的院子裡。
    有一段時間,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國,去熱鬧的現代化的城市。我想尋找一
個使我心靈擺脫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長,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鳥歸林般
急匆匆趕回來。一進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釋重負,享受著那份只屬於我的孤獨。
    生活就這樣延伸下去,我總是徘徊於歷史與現實之間。我很想突圍出這四合院,
我卻又如此深情地依戀這四合院,因為它的每一塊磚都銘刻了我的歡樂與悲哀。守
著它使我心碎,離開它使我失落,而從遠方回到它的懷抱裡又令我心醉。我想這種
四合院的情結大概我此生都難以解開了。
    從上海到北京
    每與朋友們談起自己與父母的種種親情和情感的交匯,我都有種說不出的惆悵。
由於我們民族的特殊歷史和父親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從童年到少年,他在
我的心靈中都不過是一個朦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過六旬,我也已經從小學升入初
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
    那是由於他在我剛剛學步時就隻身離開上海輾轉去了大後方重慶。1937年7 月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父親離開北平遷居上海。但翌年三月,南京的「維新」偽政權
又宣告成立。父親的一位老友梁鴻志淪為漢奸。梁極力誘發父親加入汪偽政府,父
親嚴詞拒絕。此後,日偽當局對父親進行威脅,父親遂秘密從上海出走,避難香港。
隨著太平洋戰局的進一步發展,他不得不於1939年2 月由香港赴重慶,一直到1945
年日本投降之後回到上海。父親離家一去八年。
    在這抗戰八年中,我一直同母親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
童年記憶中似乎有幾次,母親緊張而神秘地同來我家的客人低聲交談。來人告訴她
父親的近況。如果我在屋裡,母親總要關照我出去不要亂說。記得1943年臨近春節
時,家裡又來了這樣一位神秘客。

                第五章
    為爸爸照像
    他走後,母親很興奮,馬上帶我去霞飛路(現淮海中路)買衣料做了一件白底
彩花織綿緞的旗袍。做好後又讓我穿上這新衣帶我去照相館照了各種姿勢的像片。
直到這時,母親才偷偷告訴我這照片是父親托人到家裡來要的。來人很快要回重慶。
母親說父親帶來口信要我好好讀書,因此她要我照像時手裡一定要拿本書。我至今
還保存有其中的一張。那是父親抗戰勝利後又帶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實在
呆得可笑。那一身錦緞大花棉袍與我當時十歲左右的年齡極不相稱。頭上還頂了一
個同一料子扎的傻氣十足的大蝴蝶結,手裡卻捧著一本不知什麼內容的翻開的書,
而眼睛卻又望著鏡頭。這大概是母親與攝影師共同導演的作品。照片背後寫著:
「父親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國三十二年。」這雖是一件小事,我卻一直記得很清楚。
那時我童年的心靈是多麼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樣,家裡有個「爸爸」,所以,當母親
帶我去照像並告訴我是父親要的時候,我是十分興奮的,因為從中體會到也有個父
親在關懷我。
    不久,父親從重慶回到上海。我們家搬到了現在的延安中路達巷7 號。同時這
裡也成了父親的律師事務所。父親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師,案子很多,經常要會客,
接談案子,出庭辯護……很少有空閒。對於十一二歲的我來說,本來就因為父親八
年在重慶,對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卻每天只有在晚飯前後見到他,還常常
是賓客滿座。當時,我覺得父親是那樣不可接近,那樣令我望而生畏,我盡可能躲
開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極少同我講話。
    寂寞的少女
    大人們都忙於他們的社交生活,少年時代的我在家裡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
入震旦女中。家裡為我請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大學生任家庭教師。她每天下
午來我家一小時幫我複習功課。老師走後,我常常獨自一人躲在三樓平台上看小說。
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戲院附近的「作家書屋」不花錢地坐在取
書的小梯子上看書架上的書。巴金的《家》、《春》、《秋》,無名氏的《塔裡的
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時坐在「作家書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個時期我幻想過將來
當個文學家,也寫小說。我還酷愛話劇,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
一定去看。我還喜歡當時上海的一個廣播劇團。他們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
》改編成話劇《水仙花》,連續播演,我每次必聽,因此我也很想將來能當個話劇
演員。
    有一次,是個父親偶然得閒的片刻,他突然問我將來想幹什麼,我脫口而出說
想演話劇。沒想到父親大為不悅,教訓我說:「你要好好讀書,將來上大學。讀好
書我送你出去留學。章家門裡不出戲子!你要去做戲子就不要進章家門!」我當時
委屈極了,不知道演戲有什麼不好。本來,我和父親之間交往就很少,這次短短的
談話之後,我對他更加敬而遠之。那次父親的訓話我又傷心又不服氣,以至那次談
話的氛圍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解放後,我還是喜歡戲劇,一直到我進了外國語
學院,我才終於如願以償成了英語系舞台上的一名業餘演員,我們先後演出了全本
蕭伯納的《AugustusDoesHisBit》、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亞的《
奧賽羅》,我扮演黛絲得蒙娜。每當朋友們看過戲說我頗有點演戲的才華時,我都
會歎口氣說:「可惜我的戲劇才華還未降生到搖籃裡就被我父親扼殺在胚胎裡了!」

                第六章
    失敗的「投資」
    不過,父親那時也有需要我的時候。那是他要寫字,叫我從另一端替他拉紙。
父親是位大書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極了。父親稍一得空,就寫幾張「還債」。說
是「還債」,但一寫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親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歡寫字,一寫
起來全神貫注,忘卻了他要處理的千頭萬緒的事務。每當這時,他就會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後在另一頭替他拉紙。
    我很討厭這項工作,因為父親一寫上癮就是一兩個小時,替他拉紙簡直是種懲
罰,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親還未欣賞完自己所寫的那一個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煩。不過每當他寫字有求於我時,他總是很和藹。高興起來,還
有獎金。
    我把父親獎勵的辛苦錢同春節時給長輩拜年所得的紅包壓歲錢存放在一起,捨
不得用。母親說鈔票貶值,不能存在錢包裡。於是,她替我去囤積了幾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說是漲價後賣掉就賺錢了。後來內戰局勢緊張,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
貨物奇缺,母親把那幾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終連本錢也未還給我。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敗的經商經驗!
    惜別上海1948年開始,局勢日趨緊張。對於當時僅只十二三歲的我來說,只是
朦朧地感到世界正在動盪變化,我並不知道內戰是怎麼回事。一直到父親1949年4
月作為國民黨南京政府正式和談代表之一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談判時,我才意識到
這場戰爭波及到了我們家。父親動身之前,母親非常緊張,生怕父親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無回。記得父親安慰她說不要怕,會有人照料我們一家的。他開導母親說和談
是國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戰爭停下來。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時,父親遠在香港,這年11月,我們接到父親的通知,
要我們立即北上,遷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時間後,在第一屆全國政協開會
前,雲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黨組織的幹部帶隊分批乘蘇
聯船隻取道青島、大連,轉來北京參加政協會議,並參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開國
大典。
    湊巧的是,我和冠華結婚後,有次談起父親,冠華說他當時是香港新華社社長,
地下黨香港負責人之一,和父親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帶隊的。父親
對冠華的才華評價很高,冠華也很尊重父親。解放後他們見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親身體開始衰弱、經常住院後,冠華只要到病房探視朋友,聽說父親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親參加開國大典之後,決定定居北京。我們全家就按父親意見立即打點行裝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們乘火車離開上海。同行的除母親和我,還有大哥章可。
    對於我來說,離開我生長的上海是極傷心的事。記得送我們上火車站的汽車拐
入當時的同孚路前,我對我最喜愛的那個「作家書屋」留下了臨別的最後一瞥,又
無限留戀地看著那家我常常光顧的門面不大的糖果點心店從窗外消逝。此時我忍不
住哭了起來。我捨不得上海繁華的街道,夜間五光十色的燈光以及那輕輕拍岸的黃
浦江水。但一個14歲女孩子的命運只能由家中父親安排,不可能獨自留在上海。我
貪婪地看著我心愛的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達北京時,已經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像的還要蕭瑟。街上
看不見店舖,所有的門不是緊閉就是掛著厚實的棉簾子。後來我才知道那掛棉簾子
的全是商店。那時,北京既沒有上海那樣的五彩繽紛的玻璃櫥窗,更沒有入夜時光
彩奪目的霓虹燈。古老的城牆,灰濛濛的風沙,婦女的穿著在我看來完全是上個世
紀人們穿的那種高領子長到腳面的寬大皮袍子,臉上整個地蒙一塊大紗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醜。我坐在回家的汽車裡又禁不住哭起來,想上海想得要命!

                第七章
    與老父冰釋前嫌
    那時,父親在北京沒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輩子為人清廉,儘管過他手的錢財數
量極為可觀,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時對我說的:「我這一生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
我一生從不富有,但也從不缺錢。」
    初到北京時,國家初建,一下子照顧不到那麼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親沒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應老友朱啟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進了朱桂老的後院與他合
住。我們來到北京也就以這後院為家,一住就是十年。說是後院,但還不是整個後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東房。北房有一間大約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開的
裡面一小間約10平方米就是父親和母親的臥室了。我就只好安頓在連接北屋和東屋
拐角上的一間過道,因為光線不夠,屋頂開了天窗。整個院子沒有暖氣設備,每個
屋子都生爐子,我那間水泥地的過道最冷。這開頭一年北京的生活對我來說從心理
上到身體上都極不適應。加之,我中途輟學來北京,進不了學校,心情真是壞極了。
    我們全家遷居北京之後,我與父親就天天朝夕相處了。父親的生活與解放前大
不一樣。他除去每週開幾次會之外,就是會會朋友,也去聽聽京劇。過去那許多繁
忙的應酬少多了。他此時似乎很想重建我們父女之間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卻依然
對他冷漠、疏遠。父親見我總是避開與他談話,於是向我建議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
一首詩詞。可惜,那時的我就是不願意和父親單獨相處,心裡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
來,因此學了沒有幾天,就不願繼續下去了。父親很傷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
個白俄老太太那裡去學習俄語。他自己已70高齡,還天天晚飯後跟著「廣播俄語」
從頭開始一個字一句話地學習。父親要我們從老太太那裡學回來和他一起複習。可
是,我去了幾次後也不肯去了。父親很生氣,問我為什麼不肯去?我說這個白俄老
太太一上來就教《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我聽不懂。父親說:「你小小年紀為什麼
那麼不好學,什麼都不願學,整天看小說?」我理直氣壯地強辯說我不喜歡北京。
只要在北京,我什麼也不想學。父親氣得搖頭說,「沒想到你這樣不求上進!」我
可覺得十二萬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裡看小說,望著窗外寒風凜冽的嚴
冬景象,對父親的怨氣更大了。
    近年來,聽人說,從心理學說,女孩子在15-20歲左右這個階段有一種逆反心
理。家長要她幹什麼,她偏不幹。只是我那時的「逆反心理」給我一生所帶來的遺
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後,每當我想到這失去的大好機會總是追悔莫及。父親
是個大學問家,我卻把他要傳授給我的中國文化瑰寶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
有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貧血症。記得1972年我為周恩來總理做翻譯,總理用了
「越俎代皰」這句成語,我傻眼了,翻不出來。總理溫和地搖頭說,「章行老的女
兒怎麼都不懂『越俎代皰』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學啊!」我無限羞慚又悔之晚矣,
父親那時已90歲高齡,雖然我們父女之間終於達到一種冰釋和理解,但他體弱耳聾,
已不可能教授我這個當年不肯學的不肖女兒了。
    報考北外
    1953年,我中學畢業。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築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
願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爭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製造戰爭,因此我們要
時刻準備。戰爭需要外語幹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這個學校
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遷來的,是一所
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儘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
願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後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範圍。早
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幹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所以
我們後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內部名單早已定了。當時,從我所
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第八章
    「蹩腳」的校園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
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歷歷在目。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
為「高等院校」的簡陋驚呆了。
    那裡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
全的教室樓。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裡。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
裡,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
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牆,裡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
木製大架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
個嚮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像,二十多個大學生怎麼能睡在這大倉庫裡?盥洗室
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在那長長的屋裡,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
龍頭。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
所,就設在盥洗室裡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鋪時,
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麼會跑
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校可能預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採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
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木已成舟」,我們再不
情願也只好在那木架子裡安身了。可是到開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我們等待著老
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伙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
人發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扎。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
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扎上吃飯。眾人嘩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
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
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縈,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
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
之信服。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
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李秉漢……
    懷念大學時代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那時候,我們一個班的同學真是充滿
了團結、友愛、奮進的朝氣蓬勃的良好氣氛。我始終覺得那是個無比光輝的年代,
因而都具有那種無私的獻身精神。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人似乎心靈都很純潔,沒有那
麼多「私心雜念」,也不太計較個人得失。
    同班女同學中,陳佩冬是我的好友,我們睡上下鋪,我在上面。我們二年級時,
李秉漢教授給我們上精讀課。其實我和陳佩冬並不相像,我的個子也比她高很多。
但不知為何,李公總是把我們兩人弄混。他點我名問問題時,總是叫我陳佩冬,而
叫陳佩冬回答問題時又叫她章含之。開始,我們還糾正他,後來發現李公認定了我
叫陳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們也就將錯就錯,反正期終考試,考卷上有名字,弄
不錯就行了。所以我們全班十五個學生都習慣了在上李公的課時,每當他叫陳佩冬
時,我站起來,而叫我時,陳佩冬站起來。我們兩人都不計較李公對我們課堂表現
的評價。有趣的是,那個學期結束時上最後一堂李公的課,當他叫到陳佩冬,我站
起來時,李公突然仔細地看著我。然後說:「Oh,IamSorry,youare章含之!」我
們全體同學友好地都笑起來,李公問:「HaveIalwaysbeenwrong?」(我一直弄錯
了嗎?)我們笑得更厲害了!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後,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常
常記起。

                第九章
    避不開政治的困擾
    當然,生活在一個強調階級與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歡樂的年輕大學生,
也避不開政治的干擾。記得我們大約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學校在新生中開展了一個
「忠誠老實」運動。我們當時完全不懂得這個運動的嚴重性,因為我們才十八歲,
我們十八年的歷史除了幼兒園、小學、中學,什麼都沒有,因此又有什麼可以向黨
組織「老實交代」的呢?後來,我們意識到,這個運動主要是查我們的家庭、社會
關係。即使這樣,我們也都坦然處之。其實我們入學前,學校人事幹部早就看過我
們的檔案,這個運動無非是考驗我們自己的忠誠程度。
    我們每個人都要寫一份詳細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個直系和旁系親
屬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動。我當時並未覺得有什麼嚴重問題,父親是知名的黨
外民主人士,他的歷史其實共產黨比我更瞭解。所以當黨支部書記老何看了我寫的
材料後多次退回來叫我再好好考慮有何遺漏的海外關係時,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麼
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華社派來學習的調干,是個真正的老幹部,和小
Uncle 很不一樣。當時新華社派出了一批幹部來學外語,準備派出國,老何夫婦大
概是其中資歷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國語學院就被指定為黨支書。
    「木子口一」事件
    終於,有一天,老何神態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講了許多對黨必須忠誠老實的大
道理,然後單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會關係時有隱瞞。我真的被他嚇壞了,我說
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海外關係。老何說是我自己的關係。
我更懵了,我才十八歲,哪裡來的什麼複雜海外關係。我急得哭了,我說:「我真
的不知道我隱瞞了什麼。」老何說:「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組織上點出來,不
過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厲害,心想就因為想不起一個什麼社會關係,
我這一輩子都完了!我說:「老何。你說吧,我實在想不起來。」老何提高了嗓門,
對我說:「我問你,那個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麼關係?」我被他問得莫名其妙,
我說我根本不認識日本人。
    下面的故事是一個十足的笑話。但這種笑話竟差一點影響了一個年輕的十八歲
女孩的一生。老何說我有一本書是一個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見到
這本書,而且問過我,我當時對他說這是我的一個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問我
為什麼這個日本人在題字時自稱「謠校校長」,稱我為「教務長」。當時我對他說
我和這個日本人辦過一個「謠言學校」,他是校長,我是教務長。老何把這件事記
得很牢,在這次「忠誠老實」運動中,他一直等待我交代這「謠言學校」和這個
「日本人」的事情。
    我聽完老何所說,破涕為笑,而且笑得非常開心。老何叫我嚴肅點,可我實在
嚴肅不起來,因為那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書店買了一本厚
厚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譯本。我的同級同學,也是我的
中學同學李中見到了,隨手開玩笑地在扉頁上提了兩行字:一行是「贈給謠校教務
長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謠校校長木子口一」,「謠校」來自我們當時正在讀的
一本著名英語喜劇「SchoolforScandal」(《謠言學校》,英國著名作家謝裡頤著),
而「木子口一」則是「李中」兩個字拆開後變為類似日本名字的四個字的玩笑!
    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的玩笑幾乎成了斷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們當
時只有十八歲,如果是三十八歲,恐怕老何不會輕易相信,他還會追問下去,同時,
也幸虧老何是個公正的老共產黨員,因而除了批評我今後不可開這種「政治玩笑」
之外也就沒有再難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後來的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
1954年的時候政治氣氛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緩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政治問題
是很令人生畏的。

                第十章
    躋身於政治鬥爭中
    我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雖然積極申請入黨,但我卻從來對政治沒有太多的興趣。
入黨、入團是當時每個年輕知識分子的追求,我們很少想到加入了共產黨意味著從
此躋身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
    1957年1 月6 日,英語系黨支部開會討論並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那一天是我
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紀輕輕的我竟失眠了,我寫了長長的一
篇日記,憧憬著壯麗的未來。我真的覺得從那一天起,我以莊嚴的誓言把我一生貢
獻給了人類最偉大的理想。當全體黨員舉手通過我的申請時,我流淚了,那是一個
年輕知識分子願意為國家、為人民貢獻一切的真摯的眼淚。我以為加入共產黨意味
著我將用我的知識為我的偉大的人民服務。我怎麼也想不到後來我會捲入到共產黨
最高層的鬥爭中去,最終據說是我那樣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把冠華和我打進了十
八層地獄。
    我在外語學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後時也塑造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的四年
大學生活的頭三年是中國處於相對平靜的時期。特別是1956年,黨中央提出了「向
科學進軍」,知識受到尊重,知識分子也同時受到尊重。我記得那時給高級知識分
子發一個證,可以優先上公共汽車。飯店裡特殊桌子供有證的高級知識分子就餐。
當時,科學與文化一片欣欣向榮。
    就在那幾年寬鬆的氣氛中,我們得以讀了很多書。我喜歡文藝作品,因此讀得
最多的是小說。英國19世紀末的作品在我的心裡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時代,
我在上海的電台中聽了廣播劇《水仙花》,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可是感動得淚流滿
面。到了大學才讀了它的原著《簡·愛》。我的一生感情無形中受到這本書的很大
影響。那種對愛情的堅韌和自我犧牲,似乎一生都在影響著我。記得有一次,我和
冠華飯後從家裡的飯廳出來,我拉著他的手。那時冠華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但不知
為何他突然對我說:「將來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這樣拉著我去討飯。」我
的眼前立即出現了羅切斯特雙眼失明,窮困潦倒後,簡·愛回到他身邊,終身陪伴
他的情景。我說:「當然!如果有一天你丟了官,我跟你回家種地,你眼睛瞎了,
我拉著你。」說這話時雖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們處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卻都
覺得不輕鬆。不幸的是,後來這些預言幾乎都變成了現實。冠華丟了官,又身患絕
症,我們經濟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實現了自己對愛的承諾。我們
無數次地批判資產階級文學對我們的毒害,而我內心深處卻常常覺得在那些被劃入
資產階級的文學中有著許多人類共有的崇高美德……
    追憶飄去的歲月
    我自幼就愛幻想。那也許是因為我從未體驗過家庭的親情與溫馨,所以我把一
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托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讀初中的時候,把自
己大部分的課餘時間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書屋。因為沒有那麼多錢買書,於是就
每天下午坐在書店的取書階梯上不花錢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說,有巴金的、曹禺
的,也有無名氏的。這些書看多了就更豐富了我的幻想。於是,當母親沉湎於麻將
桌上,沒有人過問我的時候,我就愛爬著狹小的樓梯,鑽上三樓的平面屋頂,靠坐
在一面牆旁,或者看小說,或者就是呆呆地望著藍天白雲任憑自己的感覺倘佯在想
象的自由天地間。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鳥群,無憂無慮地飛翔在廣闊天地間;我
也幻想有朝一日,擺脫這沉悶的家庭,去創造自己的幸福。也許我會成為一名出色
的演員,因為那時候我著迷般喜愛話劇藝術;也許是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也許是
個鋼琴家,因為我是那樣地渴望能學習鋼琴。我也幻想過我會得到世上最最純潔美
好的愛情。

               第十一章
    戲劇性的人生
    後來,我隨家庭到了北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革命的環境。但是我還是好幻想,
不過想的是去朝鮮打仗,即使是犧牲在沙場上,也是壯麗的人生;我激動地念誦過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我也想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貢獻自己的青春年華;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前,我又幻想報考清華水利系,做一個新
一代的錢正英;或者是建築系,將來是新中國的梁思成……
    我惟獨沒有幻想過的是我會搞外交,也沒有幻想過我會嫁給一個叱吒風雲的外
交部長,自己也成了一個「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麼美好,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遭厄運,我會被
捲入政治的漩渦,險些葬身在別人玩弄的政治遊戲之中。我也沒有想到過婚姻會破
裂,沒有想到過刻骨銘心的愛最終變成了生離死別,在我僅僅四十八歲時就留下了
我孑然一身,四處飄零。
    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過的美好的願望幾乎一件都沒
有實現,而我沒有想過的事卻都發生了,並且構成了我悲劇性的人生。
    教毛主席學英文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壽辰那天,我隨父親到中南海參加主席的家宴。這
次見到主席,導致我後來整個生活的改變,這是我始所未料的。
    主席同父親的友誼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為楊開慧烈士的父親楊懷
中先生是父親早年在湖南長沙時的至交。經懷中先生介紹,父親在1919年就認識了
毛主席。主席70壽辰時只設了兩桌飯,除了主席自己的親屬之外,只邀請了四位湖
南同鄉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親外還有程潛、葉恭綽和王季范。主席事前關照每位
來客可攜帶一個子女,因此程潛先生帶了他的大女兒,王季范先生帶他孫女王海容,
父親帶我去了。飯前,毛主席與四位同鄉老人談笑風生,論古說今。主席還問了我
們幾個兒孫輩的情況。我告訴主席我在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任教。主席很感興趣,問
了我的年齡後打趣地對我說:「年紀不大,硬是個老師哩!」接著問我:「你來教
我讀英文,行不行?」過去我隨父親去過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會,父親也曾介
紹我同毛主席握過手。但這一次我竟在只有十多個人的場合下面對面地同毛主席講
話,自然十分拘謹,還有點緊張。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說:「我的英語水平低,不敢
教主席。」主席呵呵笑著說:「怕什麼嘛?!我的水平很低。」
    這段對話我當時以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興了說說而已的。沒想到,一周之後,
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書林克同志的電話,說主席在壽宴那天
同我說妥的,要我幫助主席學英語。主席關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開始去主席那
裡。於是從1963年末始,我每個週末去毛主席那裡幫他學點英語消遣。
    到了1964年春節前夕,有一次在學完英語陪主席一起晚餐時,毛主席對我說春
節過後,他要巡視南方。他邀請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換當教師,我教他英語,
他教我歷史。毛主席要我去買一套《史記》,一路上由他來指導我讀。
    我非常興奮!能有毛主席教我讀歷史,這是何等的幸運!回家告訴父親,他也
很高興。我立即去書店買了《史記》,等待著春節後主席通知我動身。
    沒想到,大約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書來了個電話,說主席決定取消南行計劃
了。我好失望!我那時天真地以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過這一陣,我還有
機會陪同他出巡的。我哪裡知道,後來給全中國帶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
幽靈,此時已悄悄地出現在中國高層領導的政治生活中了。

               第十二章
    「四清」開始了
    此後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運動就開始了,但主要是在農村。
我們都到展覽館去聽了「四清」運動的經驗報告會。後來,學校也要下去「四清」
了,我問毛主席我要不要參加。如果他要我每週繼續去幫他學英語,我就向學校請
假。毛主席說我應當去參加「四清」運動。他說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我應當去經受
鍛煉。他說他的英語課可以暫停,等我回來,他要我向他匯報「四清」中的所見所
聞。
    不久之後,我同學校的一部分教職工就出發到北京郊區一個農村去參加「四清」
了。那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都是出了小學進中學,出了中學進大學的所謂「三
門幹部」。雖然經過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園的環境中過
著與書本和學生打交道的平靜生活。我們一點不懂得中國農村的情況,更不懂得為
什麼農村出了那麼大問題,要我們去搞這場清查。下鄉之前聽的那些經驗報告很是
嚇人,似乎農村幹部「爛掉了」一大片。所以對於下鄉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
惶不安。但在那個年代,黨中央、毛主席指點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問的。
    「四清」回來,我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靜的校園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
復了。我不再幻想,因為不知道「四清」之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社會上已經開始不
斷地講「階級鬥爭」,上演的戲劇也開始講階級鬥爭。我們精心排演的為紀念莎士
比亞誕辰四百週年的全本《奧賽羅》也未能正式公演,因為領導擔心這莎翁的巨作
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
    「四清」回來後,我還見過幾次毛主席。他問我在鄉下做了些什麼。我沒有敢
對他說我的疑問,所以只能簡單地講點趣聞。後來到了大約五六月份,毛主席對我
說:「黨內出了點問題,我要忙了,恐怕沒有時間讀英語了,只好暫停,以後再說。」
這時我已隱約感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從那時起,我整整六年沒有見到毛主席。
    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
生了一件造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
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
    山雨欲來風滿樓
    「社教運動」結束不久,轉眼已進入1966年。五月下旬,黨內終於傳達了中央
的「五·一六通知」。雖然我們作為基層的黨員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表面上仍是寧靜的校園此刻在
緊張地等待著這即將到來的風暴。這風暴並沒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勢來到了。報
紙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勢頭越來越猛。名義上是一場文化的爭論,
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實是一場來勢兇猛的政治鬥爭。接下來,是紅衛兵的「掃四舊」。
那時的口號是「摧枯拉朽」,全社會陷入了混亂與恐怖。
    我那時不放心家中的二老,每天騎車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學校的半路上無
端地被巡街的紅衛兵叫住,指責我頭髮太長,褲腳太小,揮舞著手中的剪刀威脅要
剪去我的頭髮和剪開我的褲腳。後來就開始抓人,什麼人都抓,幹部都成了「黑幫」,
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是「特務嫌疑」,愛抓誰就抓誰,愛打誰就打誰。我看到過成
群結隊的年輕學生,帶著紅袖章,揮舞著皮帶,把它們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
之軀上;我也看到過他們把一批所謂「黑幫分子」的臉塗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臉,頭
上戴著高帽子,寫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掛著大牌子寫著自己打×的名字,像一
群正在被趕去屠宰場的家畜般地遊行示眾……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殘暴,這種恐怖,內心經受著恐懼和憤怒的煎熬。明知這
一切是多麼地滅絕人性,卻不能說一句自己的心裡話,還要虛偽地稱頌這是「革命
小將造反有理」。這時,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語系青年教師王世芬被嚇得犯起精神
病。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

               第十三章
    給主席上書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殘暴和恐怖,內心經受著恐懼和憤怒的煎熬。明知這一切
是多麼的滅絕人性,卻不能說一句自己的心裡話,還要虛偽地稱頌這是「革命小將
造反有理」。
    這時,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語系青年教師王世芬被嚇得犯起精神病。這件事對
我的刺激很大,到這時,我已經無法接受這種野蠻與暴力可以被稱之為是一場革命
了,而且還是「文化」的革命。我覺得這是對人性和文明的蹂躪!那時也真是「初
生牛犢不怕虎」,我竟然決定給毛主席寫信陳述我對這種暴力恐怖的不解和憂慮,
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瀾,出來制止這種情況的蔓延。我在信中說,現在社會上的這
場所謂「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一場失去理性的暴
力行為。
    我以為毛主席不瞭解中南海紅牆外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詳細地描述了種種
的現象,重點講了眾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如何挨批鬥。我說黨的老幹部中可能有錯
誤,但打擊面不應當那麼廣,再說他們為建立新中國總還是有過功勞,為什麼要把
他們當作敵人?我說許多知識分子嚮往新中國才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來作貢
獻,如今卻都成了「資產階級權威」挨批挨鬥。中國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怎麼能建設
起來?知識分子不怕吃苦,卻不能遭受侮辱,而這場運動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識分
子的人格和尊嚴。我請求毛主席立即能讓我見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見,希望他老人
家及時地制止這種把國家推向危險境地的運動。
    信送到中南海之後,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見。但大約一周後,毛主席叫秘
書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主席現在不便見你,但有幾句話帶給你。一句是要你『經
風雨,見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憂來明日愁』。」我想我
懂那第一句話的含意,但我弄不懂當國家處於如此混亂之際,我如何能「今朝有酒
今朝醉」呢?
    電話是打到家裡的。我把內容告訴了父親。父親長歎一聲,感慨萬分地說「中
國又要大亂」。我們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語言,只有到了此時此刻,我才感到我
們離得很近。我們都真誠地希望國富民強,安定團結。我們都在憂慮這亂哄哄的失
去理性的野蠻會把中國帶向何方呢?只想有個溫馨的家
    我的一生總被人誤解。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並愛出人頭地,所
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了「群眾代表」。有人聽說我曾數次上書
毛主席,還以為我是個造反派頭頭。
    業餘明星
    產生這些誤解其實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經成為「新聞人物」。原因之一大
概是那時候,文藝蕭條,人們只能反反覆覆地看八個樣板戲。外國的除了阿爾巴尼
亞、羅馬尼亞電影,更是少得可憐。於是外交活動的新聞紀錄片就成了人們看到一
點新奇事物的一個主要渠道。而我們這些天天出入外交場合的人便都成了「業餘明
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尼克松訪華,更使我們這些參與
者名噪一時。記得1972年2 月底尼克松訪華結束從上海啟程回美國之後,我們在上
海有一天假期,於是結伴上街,沒想到街上的行人竟來圍觀,並能叫出我們每個人
的名字,可見當時這些每日的電視新聞對人們所造成的影響。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擁
有很多優秀的年輕翻譯,但他(她)們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當年那樣為人熟知了。
    新聞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識階層中四十歲以上的不少人對我尚
有印象,大概還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聞報道造成的。由此,人們很容易認為我是個
喜愛社交的活躍人物。多年前,一位新聞界朋友問我一生最嚮往的是什麼?我說:
「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們都認為我是個『女強人』那一類的女人,一定
胸懷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如果我告訴你我的真實內心世界,
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實,我最嚮往的是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溫馨小家庭,讓我有個
舒適的環境讀讀書,為丈夫、孩子做點可口的飯菜。你能相信嗎?可惜,這個願望
我一生都未實現。」

               第十四章
    逼上梁山
    其實,我成為今天的我,唯心的說法大概是命運的捉弄,現實的原因是「逼上
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來是個非常安於現狀的普通大學外語教師。萬未料
到,一場「革命風暴」把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其原來的軌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時候,
我對未來完全喪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夠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之後,在兩派爭鬥的時候,我也不是什麼主要人物。因為我當時很微不足道,本來
兩派鬥爭也不應當把我捲入。
    沒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又一次被
打成了「敵人」,而且來勢非常猛。同學吳璞之死給我刺激很大,朋友們一個個落
難使我內心的憤慨越來越超過了恐懼,使我難以抑制。此時,那種「文化大革命」
初期時的惶恐已經減少了一些,頭腦比那時要清晰一些。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站出
來為我們自己爭得公道和正義、人格與尊嚴,我們就只能被欺壓、蹂躪,甚至喪失
我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
    恰恰在此時,學校軍宣隊的頭頭不知從哪裡聽說了我的父親與毛主席有交情,
我曾經教過毛主席讀英語。軍宣隊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衝動的學生造反派,什麼都
不在話下。他們大概怕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出差錯,所以有一天海軍軍宣隊的英語系
支隊長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處於半隔離狀況中的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並直截了當
地問我是否真的教過毛主席英語。我說確有其事。他說能否讓他看看有關材料,於
是我獲准回家取「證明」。我給這位支隊長看了毛主席1964年給父親的信,其中最
後說:「含之同志身體可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我還給他看了毛主席學
英語時用的大字印刷體的「九評」英語翻譯本。支隊長表現出對毛主席十分的虔誠
和對我的羨慕。此後,我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學校總的形勢並無大變化。軍宣隊的
這個舉動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迫害幹部和知識分
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反映外國語學院的
情況。我私下與青年教師、我的鄰居張幼雲商量,她說她贊成給毛主席寫信,並表
示可以和我一起簽名。就這樣,我們寫出了給毛主席的「告狀信」,信中講述了軍
宣隊、工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包庇「極左」勢力,迫害幹部、教師的情況,請求毛主
席派人調查外院情況。
    為民情願
    我就是在這樣無奈的情況下走上了「為民請願」的這條我本不願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闖勁下的決定。而上了梁山要下來卻又難了。形勢的發展不允
許我退縮。我只能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們的信,並且作了指示。軍宣隊沒有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但後來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於是,有一天下午,
我突然被召到校軍宣隊的大會議室去見當時北京新市委的書記。他見我進去,很熱
情地與我握手,並說他來之前以為章含之是個男同志,沒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時候
我一肚子怨氣,真想對他說:「不見得吧!你來之前一定做過詳盡調查,軍宣隊也
一定向你作了匯報,你不會連是男是女都沒有弄清就找我談話吧!」不過,我還是
克制了自己,客氣地與他寒暄。這位書記倒是個爽快人,知道我給主席寫了信,他
說根據毛主席批示,他來聽取我的意見。我向他大概重複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見
:學校軍、工宣隊支一派,打一派,保護「極左」的勢力包括公開在天安門張貼
「打倒周恩來」大字報的組織,而打擊迫害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打倒陳毅同
志、反對全盤否定十七年成績的革命幹部、教師和群眾。

               第十五章
    參加「九大」翻譯工作
    這次會見後,我期待著學校形勢有些重大變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惟一的變化
是我自己得到了優待,不僅全面恢復了人身自由,還在1969年黨的「九大」開幕前
被派去參加「九大」報告的翻譯班子。那時候,這是件極為光榮的事,只有政治上
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進入這個班子。
    我奉命到新華社報到,所有的專家和一般翻譯都集中在一個從前的外國專家院
子裡。「文革」期間,大部分外國專家被趕走了或嚇跑了,剩下的幾個外國老共產
黨員被關起來了,就像外國語學院的英國老專家柯魯剋夫婦。新華社的專家院也空
了。翻譯班子集中之後,向我們宣佈的紀律十分嚴厲。為了保密,我們不僅不准回
家,連打電話都不允許。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徹底地與世隔絕。工作非常
緊張,尤其到開幕前夕必須定稿時,有幾天,全體人員加班加點,幾乎二十四小時
沒有睡覺。
    我當時真是很高興能參加「九大」的翻譯工作,因為這不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
徹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後,我又接觸了我很喜愛的英語。生活似乎又有了
轉機!
    再次「為民情願」
    然而,這種喜悅隨著「九大」結束,我回到學校時又很快地消失了。當我看到
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當我看到與我一起落難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
受所謂的審查,當我看到他們黯淡的眼光時,我意識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
「收買」了,軍宣隊所「解放」的只是我一個人,為的是要我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
我和張幼雲商量,我們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
    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決心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了。我們的信送上去不久,
他就批示說:外國語學院的問題看來北京市委解決不了,擬派8341部隊進駐。
    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喜訊!8341部隊是中南海警衛隊,也可以說是毛主
席的貼身衛隊。當時這支部隊奉毛主席之命已經進駐了六廠二校,二校即清華和北
大。現在外國語學院成為8341進駐的第三所高校,這是多大的殊榮!外國語學院成
為直接受毛主席關懷的學校,而這一切又都是因為我寫了信給毛主席。時勢就這樣
造就了我這個本不想當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
舞台無法脫身了。
    8341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那天是個極為激動人心的時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陰霾
一掃而光,廣大幹部、教師、學生擁到校門口歡迎部隊進校。許多人熱淚盈眶,真
有當年貧窮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歡迎解放軍解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那種感情!
    一夜之間,我成了替代外國語學院兩個造反派組織的獨立的「群眾代表」。8341
部隊當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國語學院情況,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們都要
找我商量;一夜之間,許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獲得了解放,昨日還是「階下囚」,
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斷演繹著這些悲喜劇!
    我終於被逼上了梁山,還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從我第一次與張幼雲一
起寫信給毛主席之後,我就成了支持「紅旗大隊」的教師積極分子中的一個核心人
物。我已經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運動,全身心地投入進去,而且充滿了激情。那
時候,我確信我是在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書齋生活已成遙遠的過去,一切都是
為了「革命」。三十多年來,我自己從來沒有系統回憶過我所走過的路,也並不意
識到我自己有多少變化。我的幾位大學老朋友對我說他們認為我的一大優點是不論
我社會地位有什麼變化,我對老朋友的情誼從來不變。
    但是,當我回顧所走過的路時,我不能不對自己說其實我變了很多。雖然我做
人的原則仍然是善以待人,寧願自己吃虧,絕不損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氣卻變了許
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歲踏進大學的大門時,我是個快樂、漂亮、脾氣隨和的女
孩子,但是現在,我卻很容易激動、浮躁,很容易受到傷害。

               第十六章
    是什麼改變了我
    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活潑、溫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復存在。是什麼改變了我?
為什麼我周圍那些中學時代、大學時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舊如過去那樣,惟獨我卻
變了那麼多呢?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嚴酷的現實中為生存付出的代價。
    這變化大概就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為了生存,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
我學會了鬥爭。儘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錯的,但那也是殘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啊!
不論是在大學時代還是當了教師之後,我在英語系和大家和睦相處,和我的學生也
相處得很好。校園中的生活是寧靜、悠閒、和善的。我至今想起來都無限留戀。可
是當「文化大革命」來臨時,似乎在頃刻之間,天地都變了樣。我昔日的同事中有
人喊著口號要置我於死地;我昔日的學生中有人突然鬥爭我,指責我是他們的敵人。
在九死一生之後,我明白了我只能用鬥爭來保護我自己。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之後,
三十年中我擺脫不開無窮無盡的政治鬥爭的傷痕。
    我後來翻閱我久遠以前的舊照片,拿出一張1957年大學畢業時為畢業證書照的
那一張,放在鏡框中,擺在了客廳的小桌上。有人問我,我說那只不過是一種懷舊
和虛榮,看看自己曾經有過的風姿。其實,我是在憑弔那不復存在的章含之。我從
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歡樂和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其實那四十多年前的
女孩還活在我內心的深處,當年那個十八歲女孩子的靈魂並未離開我,只是這世界
已經使我再也天真不起來了。「Survivalofthefittest」!那麼,我就只能讓那十
八歲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處,只有在夜深人靜時,在一盞孤燈之下,我的靈魂才
能讓這三個不同的章含之融為一體,回歸自然!
    告別校園當工人
    1970年5 月,外國語學院在8341軍宣隊率領下離開北京,赴沙洋干校。當時,
我母親已於前一年去世,父親九十高齡。周總理考慮到父親無親人在旁照料,在請
示了毛主席之後,建議我留在北京。我向總理請求不要讓我和老弱病殘一起留在學
校留守處,還是讓我去工廠勞動鍛煉。總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針織總廠,並親
自寫信給當時進駐針織總廠的8341部隊軍代表孫毅同志,請他安排我在那裡的勞動
與生活。這年5 月1 日的清晨,在濕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蕩蕩的學
校大隊人馬,獨自徘徊在頓時顯得無比空曠的大操場上。喧鬧了六年之久的「文化
大革命」在這校園裡已經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卻是諸多破滅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將
走進工廠,當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昔日的夢想與抱負已化作一縷浮雲,漸遠漸逝,
剩下的不過是一片空白……我告別了學校的書齋,告別了西方文學的殿堂,走進了
北京針織總廠的大門。孫毅同志把我分配到這個廠的模範班組參加勞動。這個班是
當時創造學習毛澤東思想「七字經」的先進車間裡的先進班組。工人熱情地歡迎我
這個下放的知識分子,認真地教我台車紡織的技術。很快地,我就能獨立看一台織
布機了。我隨著我的小師傅三班倒地上下班,與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再也不去想
那些飄忽不定的未來,再也不去想我連自己也難於確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
心要當一個工人。然而,毛主席沒有忘掉我這個他戲稱為「老師」的晚輩。我的生
活不久又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0年6 月14日,正是我按農曆計算的三十四歲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
點就接班了。到了八點左右,軍代表辦公室派人來車間找我,告訴我說毛主席來電
話,要我立即去見他。孫毅同志還告訴我,主席特意關照要我向工廠請假,不能因
為他要我去就不請假。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召喚有些發懵,有些興奮。六年的風風雨
雨使我覺得過去與毛主席在一起談論英語,傾聽他充滿智慧的教誨的時光已是悠遠
的過去,我沒有想過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急忙換下工作圍單,與六年前一樣地騎著我的自行車沿著那條熟悉的馬路去
中南海。

               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進去時他還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說:「主席,你
好!很多年不見了!」主席很高興地笑著拍拍床沿叫我坐下,還把他的茶杯推給我,
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說:「哎呀!我的章老師,好多年不見!你好嗎?這些年,你
經風雨,見世面了沒有啊?」
    我頓時驚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著多麼驚人的記憶力!在這六年中,他處理了
多少這場「大革命」中重大事件,他竟然還記得六年前帶給我這個小人物的那個口
信!於是,我說:「主席,沒想到你還記得這兩句話。這些年,我經了點風雨,見
了點世面,不過很多事還是不明白。」主席說:「不明白不要緊,慢慢地都會明白
的。」主席接著問父親的情況,並多次囑咐我好好照顧父親。他說:「行老是不可
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護好!總理給我寫信要採取保護措施,我很贊成!」之後,
毛主席從床上起身,邊披晨衣邊對我說:「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們到外面去談。」
於是,我陪主席走到大會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裡,問我說:「你那個學
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1966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復課鬧革
命』,都沒搞成。學校打派仗,沒法復課。」毛主席說:「過去就算了!我找你來
是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你想想怎麼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國
語學院搞教育改革,你願不願意去?」我說:「主席派我去我當然願意。他又問:」
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我說:」總數我說不清,但每個系都有,
英語系最多的時候有十多個。「毛主席說:」這些人現在在哪裡?「我說:」都不
在了。多數因為學校鬧革命,停了課,都回國了。也有個別的支持過一派,被抓起
來了。「主席說:」喔!要弄清楚再解決。「我本想多談點外國專家被抓走的問題,
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談,他轉換話題問我:」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
「我說:」至少對外語教學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細地講了我的意見。毛主席點頭
說有道理,並說:」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
「可是,毛主席卻又說:」不過要請一些外國的工人和農民來。「我的固執勁又冒
上來了,我說:」那不行,我們培養的學生將來要搞外交,要教書,培養人才,所
以要求教師也應當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學以上的。再說,在口語方面,
尤其是英國人,工人的發音也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不一樣。所以還是要請知識分子。
「毛主席望著我興奮地滔滔不絕的樣子,笑著說:」好吧!我們今天不爭論。我的
章老師還是一個『文學派』!「
    後來,毛主席給我佈置了任務,要我先向楊德中和周恩來總理報告他與我的這
次談話並請他們兩位幫助落實。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準備工作做好之後立即去
湖北沙洋干校與學校的大部隊一起進行教改工作。他說給我半年時間把教改方案搞
好,並準備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學。我還應當組織教師著手編寫新教材。
    離開校園搞外交
    在毛主席同我談完教改之後,他突然轉換話題對我說:「教學改革就這樣辦,
你去告訴楊德中同志和周總理,具體事由你們去辦。我還有一個建議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語教改之後就不要呆在學校了。中國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這位女
同志蠻不簡單,能說還能寫。你還很有點勇氣,你給我的信我都看了,寫得不錯,
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報到。
你要是同意,我告訴外交部。」
    聽了主席的建議後,我愣在沙發裡了!我那時心裡惟一的奢望就是等這場「革
命」結束之後回到我的講台上去,外交這個從未在我腦子裡出現過。但既然主席說
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從。

               第十八章
    走進外交部大樓
    1971年3 月末的一個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來臨,空氣中仍有絲絲涼意。
我背著那個年代流行的黃色軍用背包,裡面裝了一個當時大學裡很時髦的當作茶杯
用的果醬瓶,外面用五顏六色的透明塑料繩編織成各種圖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
轉組織關係的材料了。我跨進了位於東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來報到的!
    對於從大學教師轉行到外交部,我絲毫不覺得興奮。對於我學習、工作,也可
以說戰鬥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十分留戀,那裡留下了我的青春歲月,留
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鍾情的英、美文學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對
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新的環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為這
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從。當然,我最最渾然不知的是,從我跨進這個大
樓的一刻起,命運就來了一個急轉彎,從此我步入了一個深不可測、荊棘叢生的人
生大森林。那裡有極為壯麗的七十年代中國外交的景觀,有我的愛情絕唱;但也有
急流險灘和猛獸陷阱隨時準備吞噬我,也最終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機會在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甚至深知當時
他作的許多政治決定,其實那是誤傳。我的確有幸多次見過他,但大多數是在他會
見外賓的場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點名參加的政治局一級的高層會議上。我和毛
澤東主席的個別接觸主要還是六十年代初,我還是外語學院一名英語教師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我每個週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幫他學點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時我對政治的瞭解幾乎是白癡。許多年之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那時毛澤東
大概是處於低潮的思考時期,他找我去學英語是一種消遣,而他正在醞釀的恰恰是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卻幼稚地與他大談文學與政治題材在外語教學中的比
例!
    到了七十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過不少機會見到他。但那時他的身邊環境
比六十年代似乎複雜得多了,有不少人在爭寵,也多有勾心鬥角的幫幫派派,我其
實都不在其中。七十年代我單獨見到毛澤東的僅僅兩次,一次是1970年6 月,那一
次他找我去談外語教改並決定調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匯報,根據
他的指示,我在紐約會見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顧維鈞的情況。兩次會見都不涉及黨和
國家的政治。
    半生遭遇身不由己
    然而,儘管我見毛澤東的機會並不多,更不是他身邊的「親信」,但回顧我跌
宕起伏的一生,毛澤東卻像神一般主宰著我的命運———1969年他曾拯救我於「文
化大革命」中軍宣隊、工宣隊的迫害,1970年他決定把我從外語學院調往外交部,
從而把我推到了聲名鵲起的人生頂峰,也使我經歷了與喬冠華的十年生死戀;但也
恰恰是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中,用一句「喬冠華借刀殺人,借中央之刀
殺王、唐」的「最高指示」,把喬冠華與我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冠華為此付出了生
命的代價,我也是九死一生。此後又由李先念副總理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
上關於罷免喬冠華外交部長職務的講話中以「毛主席生前指示」作為重要依據,我
想他們總會是有根據的吧。就是這一句話,使喬冠華和我成為毛澤東八十三載生涯
中最後親自指示打倒的兩個人,那應當是在打倒鄧小平之後不久的1976年6 月間發
生的事。我們當時被毛澤東點名的「罪行」是在外交部的「批鄧」運動中「不批鄧,
整王、唐」。
    如今,這一切的榮辱更替、恩恩怨怨、生離死別都已成歷史的過眼雲煙。此時
此刻,一幕幕當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
上晨霧,當太陽升至中天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慶幸我能劫後餘生,闖過了
那重重的生死險關,活至今日,能冷靜地面對歷史。而這歷史正是從1971年3 月末
那個春寒料峭的早晨開始的。那一年我37歲,風華正茂的年齡!

               第十九章
    被分到巴基斯坦組
    我走進外交部大樓,到了位於二層的幹部司辦理入部手續。幹部司裡人很多,
都很忙碌,有的幹部剛從國外使、領館回來,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惟一新調
入部的。最終有一位大概處級幹部非常公事公辦地為我辦完了手續,通知我分配在
亞洲司四處,叫我拿一張條子到亞洲司劉春司長那裡報到。
    我有點不解。1970年6 月14日,毛澤東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談外語教改並決定
調我到外交部時曾說「你這位女同志,能說能寫,也敢說。你先去外語學院干校搞
外語教改,編寫新教材,籌備招新生。辦完這些事後你就不要留在學校了,我要調
你去外交部。中國需要你這樣的女外交官,女新聞發言人。」我以為根據毛主席的
指示,我會去新聞司,卻不知為何把我派到了亞洲司四處的巴基斯坦組。說實話,
那時候我對南亞次大陸一無所知,對巴基斯坦這個國家更是如同在另一個星球。後
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
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佈之中,直至最後在她和她的親
密夥伴的手掌中毀滅!
    那時的亞洲司在四樓的東側,司長是劉春。劉司長曾是軍人,聽說來部前是少
將軍銜。他是個非常認真、敬業的領導,我覺得他特嚴肅。來亞洲司前劉春曾是駐
老撾的大使。
    劉春簡單向我介紹了亞洲司及我要去的四處,又介紹我見了幾位副司長,於是
就帶我到了四處,由唐葉文處長把我最終接收了。
    亞洲司四處在最東頭的一間大房間裡,主管著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巴基斯坦兩
個大國以及尼泊爾、阿富汗、不丹、錫金和斯里蘭卡各國。處長唐葉文是印度問題
及中印邊界方面的專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葉文大概是我惟一的屬於外交部「老
人」中的朋友。她純樸、善良、樂於助人;在外交部這樣一個偌大的名利場中,她
是極為少有的不計個人名利陞遷的好人。
    小唐熱情接待了我,使我從踏進這座樓以後第一次感到有一絲輕鬆。她介紹了
四處的工作,告訴我今後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組裡,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帶領我熟
悉業務。
    尺子剪刀加漿糊
    我終於在樓上樓下不斷會見眾多的陌生面孔之後在唐處長早已為我準備好的那
張大辦公桌前坐下了,這小小的一平方米將是我在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間裡的個
人角落。我的對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馬的老同志,他會說普什圖語。我的斜對
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時四十開外,也屬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視
眼,鏡片至少1000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並說今後要請他幫助。他客客氣氣地答應
著,但給我的感覺是他並不喜歡有我這個外來者進入他的領域。我請問他我的工作
任務是什麼。邵先生似乎早有準備,從抽屜裡拿出了三件東西———一把很長的尺
子、一把很長的剪刀以及一瓶當時文具店裡惟一能買到的裝在一個極為粗糙的小玻
璃瓶裡的漿糊。邵先生說:「你把這三件東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們幹活。」我莫
名其妙!我來參加外交工作,為何要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個慢性子,他
不緊不慢地解釋說:「你每天的任務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參考資料』(當時的
內部國際新聞資料,由新華社編發),凡有關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
們剪下來,交給我作為調研資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聞所用。尺子是讓你先劃好道,
可以裁得整齊。裁下來後用漿糊貼在廢紙上,釘起來再交給我。」我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語學院助教講師交叉級的骨幹教師,並且是王佐良教
授領導的英美文學教研室成員,我也已參與開設英語系英美文學講座課,主講英國
19世紀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如今,毛澤東主席調我到外交部,
我的任務卻是每日剪貼新聞稿!

               第二十章
    校園情懷揮不去
    初入外交部的沮喪還不僅如此。離開了我熟悉的校園生活,我覺得外交部這個
官衙門人情淡薄,彼此都在設防,對一個新來的人他們似乎沒有多少熱情。我很不
適應那種八時上班、五時下班,各掃自家門前雪的人際關係,也不習慣嚴格的上下
級區分。
    我總是懷念我的校園生活,在那裡我們生活得自在、隨意,也充滿了人情。我
們都有自己的好友,興趣相投,談人生,談文學,海闊天空,系裡的領導也都像親
近的朋友。我們都住在學校宿舍,閒暇時,三五成群,騎上自行車直奔香山。為了
追求年輕時代的新奇刺激,我們不買門票,在周圍老鄉的指點下,從一個偏僻的山
坡爬到很高處,鑽進一段公園圍牆倒塌的缺口,那裡已近「鬼見愁」,再千辛萬苦
地踏著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門,並為這冒險欣喜萬分,一路高唱「我們走
在大路上……」騎車回學校。如今,一天八小時我被鎖定在這張辦公桌前剪報、貼
報、抄電報,我實在是煩透了,我在尋找機會重返校園!
    使我備感難堪的還有我對外交規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這電報怎麼分了那麼多
類別:絕密,機密,什麼級別的人能看什麼密級都有嚴格規定,而我是最低一檔,
只能看我主管國家的普通電報,千萬不可拿錯了別人主管的、或別的密級的夾子。
邵先生關照我,每天早晨在司辦公室看完電報要記住哪些是要辦的事。
    受了一場保密教育
    在我所能看的密檔中,一般都是些兩國交往中的瑣碎小事。記得我開始工作後
不久,一天早晨我帶了一個小筆記本去看電報。當時中、巴關係很好,要辦的事也
較多,我因為很多事不熟悉,擔心自己記不住,所以想做一點摘記帶回處裡辦。當
時的司長是間大房間,進門靠窗是兩位秘書,靠門是兩張大桌子拼在一起,放著各
處的收報夾,全司幹部除了正、副司長都來此看電報。每個人都自覺地拿自己主管
的那個夾子。我剛提筆做摘記,就聽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辦秘書叫道:
    「四處那個新來的,過來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過去問他什麼事。我們之間就有了以下這段對話:路秘
書:「你是四處新來的,姓張是嗎?」我:「我姓章,文章的章。」路:「你剛才
在幹什麼?」我:「看我主管的電報。」路:「你帶個本子幹什麼?」
    我理直氣壯地回答:「小邵說要我記下要辦的事。我怕記不全,做點摘記啊!」
    路很認真地盯住我看了幾秒鐘問:「你看過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嗎?」
    我莫名其妙地答:「當然看過。」路:「你這幾天最好再去看一遍。」我有點
不高興,問:「為什麼?」
    路秘書這時才轉到正題,開始訓話:「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鐵梅一家
是為什麼獻出生命的?就是為了保衛地下黨的一本密電碼本。你倒好!把密碼電文
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丟了怎麼辦?如果被敵人拿去,你知道後果有多麼嚴重?
    我直直地站在路秘書的桌子前,那份難堪難以形容,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學生被
叫到老師辦公室去挨訓,可是我是一個年近40的大學老師,這外交部怎麼一點情面
都不講!我從眼角的餘光中斜視當時圍在大桌邊看電報的各處同事,看到他們忍俊
不住都在竊竊暗笑,朝我們這邊看。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壞透了,覺得外交部真不
是我呆的地方。
    現在回想,這事是真夠逗樂的!其實,路秘書是個很不錯的人,我們後來相處
得也很好。他長我幾歲,我那時就像別人喝茶用帶蓋的茶杯,而我卻用五彩塑料套
的果醬瓶那樣,大概帶著一股校園氣息,顯得比那些老練成熟的外交官們要年輕、
幼稚,所以老路很長時間叫我「小章」,直到我「升了官」。他大概是司裡惟一這
樣叫我的人,足見他對我的友好。他是機要秘書出身,當時他是在履行他的職責而
已。只是我這個校園出身的知識分子也許比較清高吧,所以難以接受中央機密單位
的這些規矩。

               第二十一章
    百無聊賴混日子
    日子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重複著,我百無聊賴,朋友們都遠在湖北沙洋的外院
干校。那裡除了軍宣隊辦公室,沒有電話。想一吐心中的鬱悶只能靠寫信。學業荒
廢多年;到了外交部又整日看「參考資料」,剪報、貼報、起草電報,煩悶使我無
心看書。
    當時四處已有一位資深的英語翻譯,所以翻譯的任務也輪不到我。有一次,有
一個巴基斯坦代表團訪華,人手不夠,臨時派我去陪同參觀地下鐵路。這個團的主
翻是冀朝鑄。但像這類參觀一般由低一級的翻譯擔任。當時北京地鐵剛剛建成,尚
未正式運行。車站的負責人介紹說這車站有電梯和乘客用的滾梯。我將近五年沒有
講過英語,也沒有看過英語,一時竟心慌意亂,翻不出來。我急匆匆求救於冀朝鑄,
問他:「小冀,這電梯和滾梯英語怎麼說?」小冀大笑,他開玩笑說:「啊呀,你
這教授怎麼連電梯是什麼都忘了!電梯是elevator,滾梯是escalator.」他像對自
己妹妹那樣拍拍我的肩說:「下次別忘了!」小冀是個特好的人,他總以善心待人。
這件小事我相信他轉身就忘記了。但如果不是小冀,那恐怕外交部的翻譯室和亞洲
司都會知道外語學院來的高材生、骨幹教師、「業務尖子」竟連電梯和滾梯的英語
是什麼都不知道!
    中美外交翻開嶄新一頁
    然而,就在我無所事事地在亞洲司混日子的時候,中國的外交卻正經歷著一個
世界外交史上永遠留下光輝足跡的時代。一件震撼世界、改變世界的事情在這年的
七月發生了—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秘密訪問了北京,從而導致中美關係
嶄新的一頁,也從此改變了世界的大國格局。
    1971年7 月,外交部的絕大多數幹部仍在朝八暮五地上、下班,但是敏感的一
些人都注意到了當時已漸露頭角且形影不離的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從部內「失蹤」
多日。由於她們的特殊身份,有人猜測「上面發生了什麼大事」。7 月16日清晨,
中、美雙方同時宣佈了基辛格秘密訪華的消息,在外交部內引起極大的震動。中午
在食堂,我見到了「失蹤」多日的兩位小姐。她們神情亢奮、喜形於色,一直被人
包圍。從新聞公佈之時,大家都猜到她們與這次重大外交活動有關。也是從這時開
始,兩位小姐牢牢地掌握著中、美關係的實際領導權,因為她們代表毛澤東傳達他
的一切指示;自然這也奠定了她們在外交部裡的特權地位。
    正如人們已熟知的,基辛格的那次秘密訪華是中、美雙方極為成功也極具戲劇
性的一次劃時代的外交事件,其牽線者恰恰是我所主管的巴基斯坦當時的總統葉海
亞。
    基辛格於1971年7 月8 日以訪問巴基斯坦為由到了伊斯蘭堡,表面上是與巴方
進行會談。隨即美巴雙方宣佈基辛格由於不適應炎熱的氣候,腸胃不適,巴方請他
到巴基斯坦北部涼爽宜人的莫裡山區去休養數日。眾多記者也隨同去了莫裡山。基
辛格到達避暑地後果然閉門不出,養起病來。此時,一架蘇制伊爾18中國民航專機
卻已悄然飛抵莫裡機場。基辛格一行六人靜悄悄地登上了這架飛機,直飛北京。訪
華消息公佈後,所有隨基辛格去莫裡的西方記者把丟失這條新聞視為最大的終身憾
事。
    基辛格離開北京飛返巴基斯坦那天早晨,中美雙方宣佈了這次成功訪問,同時
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中國政府邀請將於次年五月前訪華。為準備尼克松訪華,基
辛格將於十月來華作第一次正式公開訪問。
    中美關係的歷史性轉折是毛澤東主席這位巨人以他的遠見和勇氣在他晚年為改
變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國徹底擺脫孤立、隔離,從此作為一個大國參與到世界政
治中去的驚人之筆。70年代中國外交勢如破竹的勝利記載著這位偉人的不朽功勳。
在外交部內,每個人都受到極大鼓舞。那些日子,部長們似乎比往日和藹可親,同
事之間似乎更為密切,因為大家都以自己是一名外交戰士而自豪。我也不例外。

               第二十二章
    假如人生可以「假如」
    我想大凡走過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時總難免會產生許多不切實際的「假
如」。有時與當年外語學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們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
士生導師。於是我常常會感歎:「我如果不離開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導』了吧!
那該多清高,多瀟灑啊!」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你當然會是『博導』,不過就成
不了名人了!教書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雖然我們是終生好友,但他們大概
視我早已是名利場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報之一笑。
    前幾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親當年沒有把我帶去見毛澤東,或者
毛澤東即使見了我也沒有叫我去幫他學英文;假如1970年毛澤東沒有調我去外交部
;甚至「假如我與喬冠華沒有相戀」。任何一個「假如」都會給我帶來截然不同的
人生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為人注意地
呆在亞洲司,從冷板凳科員按慣例慢慢地升到副處長、處長,再出國當幾任一秘、
參贊,表現好還可當一任大使,然後回國退休養老,這雖然是個最糟糕的「假如」,
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這個「假如」當然也是最不現實的,因為我在亞洲司默無聲
息地只呆了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
組任翻譯。
    改變世界的七日
    當時,我接到通知後非常激動。中美關係的解凍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能參與基
辛格的首次公開訪華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也是我接觸到中國核心外交的
開始。
    我隨即到釣魚台四號樓基辛格接待組報到。那時,我對中央各部的領導幾乎全
然不認識。我去報到時,大辦公室裡還是空蕩蕩的。我只見到一位大約五十多歲,
中等身材,穿藍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掃房間,擦抹辦公桌。他的模樣特
別樸實,我就問他是不是這四號樓的工作人員,他笑笑,說他是接待組的。我坐在
一旁靜候,也沒有去幫他打掃。後來陸續來人,我看進來的人都十分尊敬這位老同
志,並且搶他手裡的活,我心裡就有點發毛。老同志收拾完辦公室,就坐下來和大
家一起開會。不記得是誰主持的會議,但當會議第一項宣佈接待組成立並介紹成員
時,我才知道那位打掃辦公室的老同志原來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暉部長!後來,他一
直積極參與中美關係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國第一個赴聯合國代表團的五位正
代表之一。
    在這個接待組裡,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喬冠華一起開會。七月,基辛格秘密訪華
時,冠華肺結核覆發,正在301 醫院住院治療,沒有參加談判。10月,冠華已出院,
毛澤東、周恩來隨即指定由他與基辛格就尼克松訪問結束時準備發表的中美聯合公
報的初稿進行談判。我們報到的那天下午,喬冠華來到了接待組。看得出,外交部
的幹部對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歡接近他。不過,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圈外人」,
我的直覺卻是在他頗為傲氣的舉止中有一種憂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夫人龔澎
頭一年剛剛去世給他的打擊,還是他大病初癒的虛弱,喬冠華那天的情緒始終比較
低沉。他給大家講了中美關係的形勢和這次的接待任務。
    記得他說重要的是要爭取對中美公報達成一些原則的共識。他提醒大家說這是
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
切都會順利。談完話,他謝絕大家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的盛情,上車走了。這與當
時許多領導願意在釣魚台吃飯又是極不相同!但是當基辛格到達北京,喬冠華與他
針鋒相對開始談判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變了另外一個人。開會時嗓音高了,
而且神采飛揚,說到談判得意處,他那世界聞名的「喬的笑」就在會議室中蕩漾,
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

               第二十三章
    天壇散步談分歧
    談判進行兩天後,幾乎陷入了僵局。喬冠華很氣憤。但氣憤之餘,他也很講策
略,提議休會半日,由他親自陪同基辛格遊覽天壇。當然,喬冠華是不會讓基辛格
博士輕鬆地漫步天壇的。他們兩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後陽光下又開始了一輪台灣
問題的激烈爭辯。古老的天壇見證了這兩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風姿才華!從天壇
回到四號樓,喬冠華十分興奮。看得出,他認為這天下午的天壇散步是他的得意之
作!他說:「有些話在談判桌上不好說,說出口就收不回來,真成僵局。主席的意
思是一定要談成功,要把原則定下來。可是在公園裡散步吵架就什麼話都可以說。
我對基辛格博士說明年二月是你們的總統來中國訪問,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佈了。
如果公報談不成,你們如何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們倒無所謂,大不了再
發表個聲明說因為分歧無法統一,尼克松總統推遲訪華。」
    喬冠華深知這一點擊中美國要害。中美對峙20年後,美國宣佈他們的在位總統
親自到中國來訪問。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尼克松在美國宣佈這一消息時的激動。如
今,由於中國不接受美國的觀點,分歧不能統一而推遲訪華,這是美方無論如何也
無法承受的。喬冠華從天壇回來後的那種勝券在握的神態以及他那種充滿自豪感的
激情極具感染力。我覺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領導那樣沉穩、謹慎;他更多是個性情
中人,喜怒溢於言表。
    一波三折
    基辛格的首次公開訪問就中美公報的框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次訪問最後一
天出現了一件令基辛格難堪的意料不到的事情———1971年10月25日晚,正當基辛
格整理行裝準備次日清晨返回華盛頓時,凌晨時紐約方面傳來消息,當天下午的聯
合國大會不顧美國反對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決議通過
後,國民黨代表立即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
    消息首先傳到了外交部和周總理那裡,但不知為何當清晨周總理到國賓館送別
基辛格時,他竟未曾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基辛格十分窘迫,因為在他與周總理的談
判中基辛格說美國估計我們應當會在尼克松訪華後的1972年秋聯大27屆大會時加入
聯合國。當時雖然基辛格已公開訪華,尼克松也宣佈即將訪問,但美國的政策仍是
要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才為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開綠燈,因此當時美國駐聯合國
的代表布什堅持反對中國進入聯合國並為此四處串聯。然而,此時在聯合國討論中
國席位問題上,美國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過去跟隨美國投反對票的國家中不
乏對美國持懷疑態度者,理由很簡單:「你們都已經去中國了,卻叫我們反對。我
們何苦與中國為敵?」於是,在10月25日再次討論阿爾巴尼亞、坦桑尼亞等22國提
案時,以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決議。基辛格在北京更是無奈,只能帶著尷尬
的笑容離開北京。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1 月3 日,美方的先遣隊在
黑格將軍率領下抵達北京。這一次我被指派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譯,可以說,從這
次任務開始,我才被接受為外交部的主要翻譯之一。
    黑格與基辛格的風格迥然不同。他具有軍人的氣質和辦事的作風。黑格不善於
外交辭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他顯然對當時的中國很不瞭解,以
致後來他的訪問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波。

               第二十四章
    禮賓接待有尊嚴
    美方先遣隊陣營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
新聞秘書齊格勒。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敘。先遣隊所討論的大部分
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現在回想,難以置信當年美國的總統訪華能夠接受
那麼多我們設定的限制。
    特別是我們堅持尼克松在我國境內必須乘坐我們的飛機以及我們提供的防彈紅
旗車。美方還要求我們提供總統所到之處有可能威脅他安全的人員名單等等。韓敘
是個很策略的談判家。他不緊不慢,總是很耐心,又很和藹地把美方的這些要求一
一駁回,而且毫無妥協的餘地。他強調從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須乘坐中方提供的
飛機,我們的總理會與總統同機,他們不必擔心安全。
    惟一的妥協是美方提出,2 月27日從杭州到上海,尼克松總統願邀請周恩來總
理作為他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赴上海。周總理最後同意。這樣的安排使雙方都
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格作為周總理客人乘坐周總理的專機,而從杭州到上
海,則周總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大概在美國總統的出訪歷史上,
這是惟一的一次總統使用所在國提供的飛機和座車。那時我們參加談判的人員都感
到特別揚眉吐氣。當時,我們還沒有噴氣式飛機,周總理的專機也僅僅是蘇制伊爾
十八型號的螺旋槳飛機。我想美方保安人員肯定對總統此舉驚恐萬分。但是,作為
中國,我們贏得了主權、尊嚴。最後,美方的代表無可奈何地對韓敘說:「韓先生,
你實在太難對付了。凡是你提出的並要堅持的,你就說這是原則不能讓步。凡是我
們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說要有『靈活性』,要求我們改變。中國外交的原
則性和靈活性最後總是帶來對你們有利的結果。」韓敘卻毫不露得意之色,謙遜地
感謝他們的配合。
    黑格不是總理的對手
    韓敘在禮賓、後勤方面的會談總的還算順利,在預期的時間內取得了一致。此
時,黑格將軍的另一個任務是與中方對公報進一步交換意見。1 月4 日晚,周恩來
總理接見黑格,就尼克松訪華的政治問題交換意見。黑格在陳述美方觀點時,表示
美國與中國存在著共同利益,但他說了一句話,被周總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說:
「美國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語vibility這個詞,當時被譯成「生存能
力」,周總理的濃眉頓時皺了起來,要求再譯一遍。這次談話主要是聽美方意見,
第三天再繼續會談。黑格離開大會堂後,周總理立即叫我們去把權威的英英大辭典
找來,他說要查一查vibility這個詞的確切意思,以便他第二天回答黑格。周總理
說如果這個詞確實是「生存能力」,他要駁斥黑格。我們搬來了牛津大辭典、威伯
斯特大辭典等權威性的英英辭典,證實了vibility這個詞的意思。1 月6 日,周總
理再次會見黑格,嚴厲地告訴他,我們不接受美方的這種提法;中國完全有能力捍
衛自己的領土,我們不會依靠美國的核保護傘。中美之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
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就在1 月6 日晚上,周總理在人大會堂會見黑格時,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陳毅元帥逝世了!會談完,我們隨周總理往外走時,我見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神情
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視總理,我感覺有什麼事發生了。乘總理去洗手間時,我們
問出了什麼事,才知道總理在與黑格談話時,接到通知陳老總去世了。他們說「今
晚實在不想告訴總理了。他這兩天因為應付黑格訪問,已經太累了。如果告訴他,
今晚就一點都不能休息了」。頓時周圍人全都肅靜無言。一位中國革命的不朽功臣,
一顆明亮的星辰隕落了,他曾身經百戰,歷盡磨難,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
年又遭迫害,生命結束於鬱悶之中!

               第二十五章
    又見毛主席
    毛澤東主席十分關心尼克松訪華的每個細節,就在黑格在北京談判的那幾天中,
有一天大約凌晨三點,我在民族飯店的房間裡接到電話,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
主席匯報黑格會談的情況。我趕緊迷迷糊糊趕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見王海容、
唐聞生已在那裡。其他就是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和張玉鳳。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發
裡,驚異地看到主席健康情況顯然很不好。自從1970年6 月我見到他,他調我到外
交部已經一年半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他。他的腿腫得厲害,需要放在一個腳凳子上,
神情也比較緩慢。他半躺在那張大單人沙發中,行動很不便。我頓時有一種悲愴的
感覺:主席老了!
    黑格北京之行結束後,計劃沿著尼克松一個半月後即將走的路線走一遍,為訪
問作準備。因此,我們的第二站是上海。沒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點造成尼克
松訪華的重大障礙。
    上海之行陡生風波
    1972年時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極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領導權。他們的第一把手王
洪文已經調往北京,我們到上海時,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賢。這個人本是
個寫文章的文化人,但當時已是上海的主要領導。當天晚上,他舉行歡迎宴會,宴
會的氣氛很低調,顯出與北京對尼克松訪華在態度上的細微不同。宴會一開始徐景
賢就講了一個很短的祝酒詞,我當時是黑格的翻譯,我以為黑格會在宴會的中間或
後面祝酒。但他似乎沒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來,主人越來越
不高興。這頓飯吃得很壓抑。回到錦江飯店不久,上海市外辦的負責人就找了北京
帶隊的於桑、章文晉,說黑格不回敬徐景賢的祝酒是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舉動,應當
向他抗議。北京來的領導勸他們冷靜,不要輕易行動。雙方意見不一致。
    第二天,按計劃,黑格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我在陪同黑格參觀時就感到上海外
事的陪同態度冷淡,且交頭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醞釀著什麼事情。果然,參觀
到一半時,上海外事的一位領導找我到一邊說《參考資料》登載美國發表聲明將賣
給台灣武器,他們要向美方表示抗議。我說這似乎欠妥,黑格是來準備尼克松總統
訪華的,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體細節影響大局。中央沒有指示,上海方
面最好不要採取行動。但是,當時的上海市領導十分狂妄,根本聽不進去。他們隨
即將黑格叫出展廳,向他表示嚴正抗議。黑格似乎並不明白華盛頓究竟發表了一個
什麼樣的聲明,顯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將瞭解發生了什麼事。後一半的參觀氣氛自
然更為冷淡,只能草草結束。我們北京陪同人員中的年輕人對上海領導的擅自行為
很氣憤,要求帶隊的領導向中央反映。但是當時上海的權力是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
反派掌握,他們中的主要人物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已調到北京中央文革任要職,
帶隊的部長級領導與我們這些普通年輕幹部不同,他們顧慮對自己政治地位的影響,
不敢輕易得罪這些造反派。我們與黑格一行就這樣在當天中午帶著陰沉的心情離開
上海赴杭州。到達杭州時我記得已近下午二時。1 月份的杭州氣候陰冷、潮濕。飛
機降落後,打開機艙門,我陪黑格首先下飛機。杭州方面來了一些領導,在飛機前
站成一排。但他們每個人都表情極為嚴肅,毫無笑客。他們不像是在歡迎客人,倒
像是在參加葬禮。在所有人下機後,杭州方面說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務是
提前走一遍二月底尼克松總統可能要走的路線,並作出最後的選擇,其中就有乘船
遊覽西湖。

               第二十六章
    飢寒交迫游西湖
    雖然我們一路勞頓,尚未用午餐,但為了尊重當地領導的決定,還是放下行裝
就上了船。1 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風徹骨,船艙內沒有暖氣裝置,所有人都緊裹大衣。
杭州的陪同領導一個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爾說一下西湖景點。船艙內的桌子
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見的中國人好客表現的糖果、點心、水果毫無蹤影。不用
說黑格和美方人員,就是我們中方陪同也搞不懂這是為什麼。
    我實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艙口問一位杭州接待處的處長,為什麼對客人這樣
不客氣、這樣冷淡。他們明知我們還沒有吃午餐,為什麼船內連一點水果、點心都
不備。那個處長歎了口氣,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原來的安排絕不是這樣的。昨
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電話,說黑格一行對中國極不友好,要求我們對他們的接待
『降溫』。我們不得不連夜撤走船上的東西。」
    當天晚上,我們北京來的陪同人員開會至深夜,會上爭論十分激烈。我們年輕
的陪同人員都認為上海方面的行為已嚴重干擾了毛主席、中央的對美工作方針。第
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經上海機場轉乘美方專機回美,如果不設法挽回上海造成的
負面影響,必將不利於我們對尼克松訪問的既定方針。我們強烈要求當夜請示周總
理和毛主席。但是北京來的領導仍是顧慮重重。最後,我們幾個年輕人決定打電話
回外交部報告這兩天的情況。
    會議還在繼續,凌晨兩點多,周恩來總理親自來電話,他向章文晉部長助理傳
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領導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在黑格離華前挽回
不良影響。毛主席已親自指示當時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領導王洪文、張春橋連夜飛到
上海,在虹橋機場黑格轉機時歡送黑格。毛主席並指示,聽說美國人很喜歡中國糖
果,已指示上海方面連夜趕製禮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團成員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
好。
    主席過問,陰雲掃淨
    我們大家欣喜萬分,兩天來的沉重心情此時總算鬆弛下來。早餐時,杭州方面
的領導突然全部來到賓館,一改昨日的嚴肅,竟是一片陽光燦爛,歡聲笑語。最為
戲劇性的是在上海虹橋機場。當我們走進專用候機廳時,見到裡面一片節日氣氛,
燈火通明,天花板上掛滿綵帶。本來只是準備稍事休息,用一點簡單午餐就轉飛機
的,而此時廳內已擺滿了筵席,準備了一頓極為豐盛的酒宴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
人頻頻舉杯與黑格乾杯,祝他完成任務,一路順風。
    我想黑格此時實在對中國人的這種變化莫測無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終於忍不
住問我這個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譯能不能告訴他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我猶豫了
一刻,但還是決定告訴他。我說,「其實是一樁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歡迎宴會上沒
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領導認為你傲慢,對他們不禮貌。他們也告訴了杭州方面。後
來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他們,叫他們的主要領導從北京趕來歡
送你,希望你忘記前兩天的不愉快。我們還是要一起把尼克松總統來訪的準備工作
做好。」
    這頓午宴在歡快熱烈的氣氛中結束。在美方登機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
指示向他們每個人贈禮。連夜趕製的糖果盒是一個用粉紅色的錦緞裱糊在硬紙上的
八角形盒。盒中分為八格,中間再有一圓格,共放九種不同糖果。當時的工藝很簡
單,均是人工製作,因為是連夜趕製的,所以送給美方時,漿糊未干,每個盒子摸
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謝,但因為他們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飛機,而
且這個裝十斤糖果的土製錦盒碩大無比,當時又沒有現在那些精緻的包裝可以攜帶,
所以他們只能用雙手捧著這些大盒子上飛機。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牆後望著這一長
隊的美國人手捧毛澤東主席親自關照贈送的粉紅色大糖果盒登上他們的空軍專機,
當時十分感慨。一個偉人可以扭轉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而使歷史倒退!

               第二十七章
    美國人喜歡中國糖果
    至於毛澤東說美國人喜歡中國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開訪華
時,他們一行住在釣魚台五號樓。接待組在每個房間裡擺了糖果。當時的國賓館服
務員因為嚴格要求政治條件,多數是來自外地工農兵出身的青年。他們從未見過美
國人,對這個任務覺得很光榮,也很緊張,因此事事都來匯報。一日,服務員很困
惑地匯報說美國人特愛吃糖,他們連糖紙一起吃掉,因為房內做清潔時未發現糖紙,
可是盆中的糖全吃完了。我們大笑,告訴他們美國人一定是把糖帶回美國了。這個
笑話在我們見到毛主席時告訴了他,他很高興,說只要盆中的糖沒有了就馬上放滿。
美國人愛吃中國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澤東腦子裡。
    送走黑格之後,我們也準備回京。此時接到北京傳來的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全
體接待組人員返回北京後,一律不准解散回家,全體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們立
即意識到周總理要親自過問上海發生的事情。
    到北京後,我們帶著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樓的會議室。年輕的幹部沒有思
想負擔,依然說說笑笑。但於桑、章文晉深感責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
總理將全體接待組召集到西華廳開會,嚴肅地批評了陪同團的領導沒有及時報告、
處理,語重心長地又講了一遍毛主席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接下來是為尼克松
總統的訪華作緊張的準備。訪問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應當是萬無一失的,最
難之處仍然是訪問最後要發表的公報。而這部分最艱巨的任務是交給喬冠華與基辛
格去完成的。當時有三個同時進行的會談。尼克松與周總理本人的會談都是在大的
戰略問題上求同存異。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眾場合的參觀訪問。第二處會
談是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與羅傑斯國務卿就雙邊關係、民間來往進行的討論。當
時尼克松的對華方針全部交由白宮安全顧問基辛格處理,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實際上
是坐冷板凳。周總理深知美方的意圖,所以安排了羅傑斯對口中國外長姬鵬飛的會
談。當時周總理曾對尼克松講,「讓兩位外長去談雙邊關係,我們的外長也有他的
局限性。」
    被尼克松點名當翻譯
    當時最艱苦的會談是就公報的內容,尤其是涉及台灣問題的會談。這個談判在
喬冠華與基辛格之間進行。他們二人整日躲在釣魚台國賓館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
爭的鬥爭。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匯報會上見到喬冠華,總見他神情凝重,無心桌
上的美味佳餚,卻不斷抽煙。
    本來,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訪問中,我的任務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婦參觀訪問。
那是最為輕鬆的工作。我陪他們去長城,陪尼克松夫人參觀北京飯店廚房。但我剛
剛輕鬆了兩三天,在尼克松答謝宴會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婦乘車時,尼克
松總統突然對我說他已向周總理提了個請求,要求在他答謝宴會致辭時由我給他翻
譯,而不是歡迎宴會時為他翻譯的冀朝鑄。他的理由是周總理在宴會上講話時的翻
譯是位女士(唐聞生),而他的翻譯卻是一位與他一樣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
不如周總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譯來換冀朝鑄。當時,我說冀的英語比我強,
還是他更合適。當晚,我對小冀說我無論如何不能上去給尼克松翻譯。不僅宴會廳
的主賓有上千人,而且美國的新聞媒體來了近四百人,這是當時與外界十分閉塞的
中國從未見到過的場面。我說我經驗不足,一定怯場。小冀一再鼓勵我,我還是不
敢。最後同小冀達成協議,北京的答謝宴會仍由他上,離開北京後,在杭州、上海
由我上。當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麼多美國媒體面前為美國的總統翻譯時,不知怎
麼,突然一點都不感到膽怯了,只覺得十分興奮,而且特別有信心能夠翻好。這常
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認輸的一面。

               第二十八章
    尼克松訪華圓滿成功
    1972年的2 月27日下午四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這個禮堂裡簽
署了後來被尼克松稱為「改變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報」。當時的激動今日仍歷
歷在目,只是當時主宰了改變世界的一代風流人物卻大多數已被一黃土掩埋。公
報簽署當晚,周恩來在錦江賓館舉行了盛大告別宴會。這是尼克松訪問一周中最輕
松、最歡快的一次宴會。上海公報簽署之後,中美雙方就舉行了新聞吹風會。此時,
當周恩來與尼克松相互祝酒時,世界已經得知了公報簽署的消息。一周來雙方的針
鋒相對、唇槍舌箭暫時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訪問得到了圓滿的成功,從此世界打破
了過去的冷戰時代格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次的宴會上,周總理詢問尼克松的翻譯理查德·弗裡曼是哪裡學的漢語。
在有一次會談中,尼克松講到中美關係時用了「parallel」這個詞,說雙方的利益
是「parallel」的。我們的翻譯當時譯為「平行」的,這自然沒有錯。但弗裡曼卻
提出了異議,說平行的意思是永遠不會相遇,例如雙槓(parallelbar )始終往同
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認為他們總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周總理於是問他以為如
何譯才是他們總統的原意。弗裡曼說:我認為應當譯為「殊途同歸」。雖然從我們
翻譯一般遵守的「忠、信、嚴」來講,這種譯法有些屬於意譯,但周總理對他仍留
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說他漢語的底子很好。
    父親著作送外賓
    在告別宴會上,周總理又想起此事,弗裡曼回答說是在台灣學的漢語。周總理
感歎說:「台灣對古典漢語比我們重視。」此時,周總理轉過頭指著我對尼克松說
:「我們這位翻譯,她的父親是中國的大學問家,八十多歲高齡還完成了一部百萬
字的巨作。可惜她沒有學到她父親的學問!」尼克松禮貌地表示很欽佩,弗裡曼很
有興趣想知道我父親完成的巨作是什麼。周總理說父親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
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風格的。接著,周總理對我說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
給弗裡曼。
    宴會後,除了禮賓司的人馬還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總算可以睡個安
穩覺了。但是,我卻為那套周總理許諾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
午即啟程回美,,我到哪裡去找這套書?我請當時的上海外辦主任馮國柱替我去找。
他答應盡量找到。清晨六時,外辦主任急匆匆跑來對我說「找到了,找到了!」我
接過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過的書,就問他怎麼有些舊。他說實在
找不到,最後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裡有一套,就拿來了。我聽說是市委寫作組用的就
多了些小心。於是他走後,我把上下兩卷共十四本的線裝版書籍逐頁檢查有無眉批、
夾條。果然在書中找出了幾張條子,都是批駁「柳文」的,有一張條子還寫著當年
被魯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義復辟等等。我慶幸自己比較小心,沒有讓這些
字條隨書帶回美國白宮。
    對於尼克松的接待工作應當說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有件事使我們覺得有些尷
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區住房很緊,無晾曬衣服的地方。2 月份又是陰冷季節,凡
出太陽之日,老百姓紛紛晾衣曬被,有晾在家門口馬路上的,也有從樓上窗口伸出
一根根竹竿的。這是過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訪問的那兩天,上海市政
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曬衣被,因此上海街道裡顯得出奇地整潔。28日上午是個難得的
冬日大晴天,陽光燦爛。不准曬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離開上海。於是,在
「空軍一號」起飛之後,當我們驅車回賓館時,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蕩蕩
的冷清,變得熱鬧非凡。五顏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掛滿了家家戶戶的門前窗外。當時
美國四百多人的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後又回到市內,他們獲准多停
留一日,補一些採訪和攝影。美國的這些記者們見到這種景象興奮不已。其實我看
他們後來的報道倒也並無惡意,只是我們企圖給別人一種毫無瑕疵的感覺,而這是
非常不現實的。真實其實是最美的。

               第二十九章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的1967年4 月或5 月,地點
是在我家胡同斜對過的一家小文具店。冠華當時住在報房胡同,離那家文具店也很
近。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爭之後,適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
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學校兩派群眾組織的派仗圍繞著外事
口的鬥爭:「造反團」堅決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另
一派「紅旗大隊」則主張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張打倒姬、喬。我們這
些「老保們」自然是擁護「紅旗」的主張。校園內兩派的高音喇叭圍繞「陳、姬、
喬」問題天天從早到晚地爭論、對罵不休,而爭論雙方的絕大多數人卻從未見過這
三位有爭議人物的廬山真面目。
    就在這喧囂一時的派仗高潮時,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家小文具店。我正
瀏覽著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我轉頭看這個顧
客,他戴眼鏡,神態嚴峻,我覺得他帶著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我禁不住
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當
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剛走出店門,店裡的兩個售貨員
就交頭接耳起來:「你認識他是誰嗎?」「不認識。」「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
造反派貼了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我一愣,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
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
冠華。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匯報」。
貼「檢討」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注意到他。
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線,不過夠不上「有緣千里來相會」,史家
胡同和報房胡同連一里路都不到。
    4 年之後再相見
    我第二次見到冠華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沖
擊,被打成「裡通外國」、「二月逆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上書毛主席。
    1971年3 月,我在干校接到調令,於3 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
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就在我調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
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家只好爬樓梯。我剛邁上前廳的大
樓梯,抬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著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
從背後看他略彎著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是什麼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
個上樓的部內幹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於是,
我抬腿準備跑快幾級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
把抓住我說:「別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
「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麼這樣老態?
「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
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
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累,也真不巧,怎麼電
梯壞了。「
    我抬頭望望那佝僂的背影,心裡不禁產生一絲同情。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
個上樓的人,像達成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
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抬手向
大家致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吁吁,神態蒼涼。接著他轉身慢慢地向自己的辦
公室去了。這是我到部裡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蒼
老了這麼多,真是令人感慨!

               第三十章
    傲慢與偏見
    再後來,我和冠華開始了最初階段的接觸。從現象看那是一段我們性格的衝撞
階段。我一個小科員竟多次頂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領導,這在大機關裡是很難容忍
的。但我當時剛剛離開學校,確實很不習慣官氣很重的政府部門中下級對上級唯唯
諾諾的風氣。奇怪的是,對於冠華和我來說,這種衝撞恰恰使我們超越了等級的懸
殊,年齡的差距,達到了一種共鳴,迸發了初始的朦朧的感情。
    最初發生了一件使冠華很生氣的事,我沒有按我父親的囑咐把他的著作《柳文
指要》送給他。1971年秋,父親的這部巨著衝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
自關懷下終於出版了。在全書著作的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閱、修正。父
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問世十分興奮。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冊
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因為我在部裡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
位部長那裡。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裡那些
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所聞。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
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他爸爸
的書走上層路線」。於是,我歎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裡,等到適
當時機再說。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
    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張奚若是外
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
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1949年第一次政協會議前,當時的香港地下黨分批組織民主
人士回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及開國大典,父親的那一批正是冠華帶隊乘蘇聯輪船經大
連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們已很熟悉。解放後他們也常在一起開會。因此當冠
華得知父親住院,就在辭別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閒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
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父親也奇怪,
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
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當面對質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
我答:「是有這事。」程問:「書在哪兒?」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裡。」程又
問:「這麼長時間你為什麼不送給喬部長?」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說:「沒機會。」
    程秘書最後很認真嚴肅地對我說:「請你立刻把書送給喬部長或者送到我這裡。
以後有這樣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擱這麼久。喬部長很不高興。他還以為你把書交給我
了。」接著,他又改變主意說:「算了,我馬上上來拿,你別走開。」
    我猜想程秘書把我這種對部長不大在乎的態度報告了冠華。後來,當我們很熟
悉之後,有一次程秘書告訴我冠華那次的確很生氣。他從父親病房出來後回到部裡
去了。一到辦公室就把程秘書叫去。
    冠華陰沉著臉問他:「章行老有一套書送我的,為什麼你不給我?今天我去看
他,他問我,我一無所知。」
    程秘書自然冤枉,說從未見過此書。冠華忽然記起父親說是叫「小女帶交」的。
就問程秘書:「行老有個女兒在部裡?」程說:「是的,在亞洲司。」冠華問:
「我怎麼不知道?來多久了?叫什麼名字?」
    此后冠華也從未「召見」過我。但他顯然沒有忘記這個傲慢的「行老的女兒」,
並且伺機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當時會放棄一個與喬部長見一見的好機會,我
沒有去見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覺。不久,他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場合使
我很是窘迫。

               第三十一章
    當眾點了我的名
    這年的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決議。這是當時震撼世界的
一件大事。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指揮了第一個赴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準備工作。翻
譯人員以及第一個聯大發言都由他們兩位最高領導審定。團長是冠華,我是代表團
翻譯之一。
    當人員確定之後,由冠華主持在部裡六層的大會議室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除
代表團全體成員外,還有其他部、司兩級領導參加。那天下午,我忙著司裡一個急
件,等趕到會議室時,裡面已坐滿了人,連會議室門口也已有四五位臨時搬了椅子
來的與會者。我也從旁邊國際司的辦公室借了張椅子,坐在門外。此時,只聽見冠
華在裡面宣佈開會,他簡單講了形勢和毛主席、周總理的一系列指示。因為我坐在
門外,只聽見他的聲音,並不見他本人。講完形勢後,冠華說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來
自部內各個單位,彼此可能還不熟悉,所以互相認識一下。於是,他逐個點名。當
叫到我名字時,我在門外站起來,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頭。大概當時不少人還不
認識我,我聽到會場裡有交頭接耳的聲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這個外來者。我
有點窘迫,趕緊退回座位坐下。豈料此時冠華的聲音響了起來:「你就是章含之?
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兒?」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會場又
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裡很是生氣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
這麼牢,叫我當眾難堪。最後,冠華說:「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
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
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店開始到這次會上我們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
四年的時間。
    又發生幾次衝撞
    以後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衝撞。年輕的中國
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著否決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喬冠華
團長的表態。那時我們倉促來到紐約,住在羅斯福旅館的十四層,沒有自己機要通
訊條件,向國內請示只能發明碼電報,打普通長途電話。同時,中美關係剛剛開始
解凍,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美國持反對態度,當時的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後來的總統喬治·布什曾竭力阻攔決議的通過。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代表團與美國
政府的磋商經常不是在兩個代表團之間而是在中國代表團領導和基辛格之間,因為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他成為尼克松政府負責與中國進行最敏感問題談判
的使者。
    在這場印巴戰爭中,中美雙方的立場是極相近的,雙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
東巴分裂出去後導致蘇聯勢力稱霸南亞次大陸。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
總統葉海亞決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
紐約促使安理會通過停火決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當時又為了同一目的來聯合
國活動。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
    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
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向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會談
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
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著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麼這樣搞不清!
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
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麼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
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
得十分委屈。

               第三十二章
    被「撤職」的女翻譯
    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注
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
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
不要鬧情緒,多鍛煉鍛煉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
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裡見到冠華時,不知他是否覺得頭一
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njour ,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
笨豬,還想著昨天的事啊!」我怨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
團長也不必罵人笨豬吧!
    不久之後的一天,聯合國大會要表決二十多項提案。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出
席大會投票,我任他的會場翻譯。我們議出中國代表團對這二十多項決議的表決態
度之後,符浩同志囑我「請示喬團長」。此時已是午餐時候。當時代表團全體都在
二樓一個大餐廳吃飯,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領導在十四樓單獨就餐,可以同時商議
事情。我匆忙吃完飯上樓去請示團長,見他們還剛開始用餐。我怕耽誤時間就過去
問冠華,他是否可以馬上看一下我們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熱烈地討論什麼事情,
回頭衝我說:「連頓飯都不讓我好好吃!有什麼事情吃完飯來不及了?!」我沒回
答,坐在一邊等候。後來覺得看這些領導吃飯彆扭,於是我說:「我到團長的會客
室等吧!」冠華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領導們才吃完午餐,冠華走進他的套房,准
備進裡面臥室休息。我站起來說:「喬團長,可以看看這份方案嗎?今天下午要表
決。」他一怔,忘記了曾叫我等候。
    從聯大回國後,由於我在亞洲司,不屬冠華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觸。轉眼到
了1972年的8 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家的關係,
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東歐司的有關領導陪他去
羅、阿兩國後,回烏魯木齊休息兩天,由當時的亞洲司副司長葉成章和我從北京去
烏魯木齊會合後陪同冠華去巴基斯坦。東歐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們回來後同機回京。
    舊事重提
    中午,我和老葉到烏魯木齊。下午向冠華匯報後,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華
喝了很多茅台,飯後他又邀眾人在大廳裡喝茶,他似乎很興奮。談話中不記得是誰
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時冠華被紅衛兵抓去的事。冠華似乎一下子被激
怒起來,猛然轉頭對我說:「都是你們整的!你們外語學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
紮寨,把我和老姬抓去,關在地下室,又關到你們學校!總理指示放人,要我們參
加『八·一』招待會,你們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對我!」我當
時被他這無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著我。後來,我也生氣了,我說:「喬
部長,你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人!我又沒造過你的反。我也挨過整,我們『紅旗
大隊』是保你們的,你怎麼亂冤枉人!」誰知冠華更火了,他說:「你們『紅旗大
隊』也是造反派!我親眼看到外交部15號門外的斗大標語『打倒喬冠華』是署名『
北外紅旗大隊』。你們和『造反團』都是要打倒我的!」
    我試圖向他解釋紅旗大隊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 月7 日講話後怕處於被動,
想拋出喬,保住陳、姬,因為喬在反右傾中受過處分,有把柄。但「紅旗大隊」的
大多數人不贊成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冠華武斷地說:「我不聽這些,反正你們都
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見我和部長爭執,都對我說:「行了,行了,你別說了。」
我不幹,憑什麼給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歡而散。我覺得這個部長這麼烈的性子,
很難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卻並不厭惡他,我有種好勝心想叫他知道我不
是輕易可以被權勢壓倒的。

               第三十三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沒料到,我和冠華關係的轉折竟也在這次出訪。我們在巴基斯坦訪問兩天,同
布托和他們的外長會談。第二天下午談判結束,準備次日乘專機回烏魯木齊。晚上,
我和葉成章同志整理完會談記錄,要讓冠華審閱後交使館發回國內。老葉要我拿去
給冠華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辭。
    我們住在拉瓦爾品第的洲際旅館。冠華住的是個很大的套間。我推門進外屋時,
發現他獨自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已是夜間,屋內燈光很暗。客廳的牆壁是淺藍色
的,一個伊斯蘭風格的圓形彩色大吊燈懸在屋子中間,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清
真寺油畫。屋內點綴著許多濃烈的熱帶鮮花和散發著幽香的蘭花。吊燈下的圓桌上
有個碩大的水果籃子,裡面盛滿了南亞特產的各種鮮果。在這幽暗的燈光下,我看
見冠華獨坐在長沙發的一端。此時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備,顯得疲憊、憂傷。
他靜靜地坐著,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憶。我突然從心底產生一種
「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憂傷。冠華也不急於問我有什麼事,他似乎還未從那夢境中
走出來。他指指桌燈邊的小沙發,說:「坐吧!」我坐下,遞給他我整理的記錄,
輕聲地說等他看完了我再來拿。他把記錄隨手放在沙發上,卻慢慢地對我說:「不
忙,坐一坐吧!」屋內那樣靜謐,我們誰都不想說話。過了一會兒,冠華慢慢地說
:「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憐,什麼部長不部長,都是空
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氣。」我被他那臉上無限的惆悵打動了,一種同情、
一種理解觸動著我。我覺得那作為部長的喬冠華只是他天天必須扮演的角色,此時
的喬冠華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來分鐘,我說:「我走了。」他點點頭。
我快到門口時他又叫我回去,說:「桌上那一籃子水果你帶走吧。
    我那晚辦完一切事後回到屋裡,怎麼也無法擺脫冠華客廳裡的那個氣氛,心裡
空蕩蕩的。當時,我和丈夫已經分開三年,我到外交部後對誰都沒有說過。但此時
此刻我突然想哭,為命運的崎嶇,為生活的不公。
    送你一朵盛開的花
    回到烏魯木齊後,冠華好像仍未擺脫在拉瓦爾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緒。他顯得平
靜寡言,總像是在想著什麼。晚餐時賽福鼎同志請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興,但
過後又出現那種遙遠的神情。我的房間正巧在他套間的隔壁,我見他喜歡在走廊裡
獨自散步。我們在烏魯木齊休息了兩天。第二天的上午,冠華提議大家在賓館院裡
散步。我們一行十餘人跟著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 月是很美的,天氣比北京涼爽,
瓜果特別脆甜。走到一個大花壇前,冠華停下來,那裡栽了許多紅得發紫的大理花。
冠華問新疆陪同的同志:「這花可以摘兩朵嗎?」一般當然是不允許的,但冠華要
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說可以。冠華真是摘了幾朵,我記得當時我們十多人中一共有
三個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還興致勃勃地說要照個像。他要我們把花佩在胸前同
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後,我偶爾翻出這張照片。我問冠華為什麼要摘那大理花照像。
他說其實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給我。他並不知道我當時的生活狀況,也說不清是種什
麼感覺,只是想送我一朵鮮艷的盛開的花。
    一個多月後,在我們準備去紐約出席聯合國27屆大會時,冠華從毛主席那裡終
於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
得是9 月29日,第二天我們要出發。毛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
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
作的翻譯。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打開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
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
多麼可貴!可惜,那是在亂世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著陰謀。

               第三十四章
    毛主席批評我沒出息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麼,話鋒一轉,直視著我說:「我的
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
椅子上,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
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
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
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主席當著這麼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
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
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
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自周總理起的幾個
領導都愣愣地看著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
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
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
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
後父親摯友楊懷中先生(楊開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紹給父親。1921年主席找
到父親請他幫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歐洲留學。父親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會名
流中集資,共籌措兩萬銀元。1963年,主席對我說其中一部分資金由主席帶回湖南,
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財政來源。1945年在重慶,父親又直言勸主席早回延安,不可
輕信蔣介石的和平諾言。全國解放後,毛主席雖然日理萬機,但仍與父親保持密切
聯繫。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光輝典範,而且是個人之間真摯的友
情。1963年,主席七十壽辰,父親帶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
幫他學英語,從此戲稱我為他的「章老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
給主席寫信說我不理解這個運動,他給我贈言,要我「經風雨,見世面」。1970年
我再度見到毛主席時,我正在北京針織總廠下放當工人。主席叫我去,給我任務要
我回外語學院搞外語教改,並且親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學校。主席把
我派到了外交部去。當時他說:「我們現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這個章老師可以。
又能說又能寫。你給我寫的信硬是蠻厲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當發言人!」就
這樣,毛主席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命運。外院的教改還未完成,中央來調令,要我立
即到外交部報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雖然能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並不如其他一些人
多,但他卻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站在新的起跑線上
    現在,毛主席又為我開闢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過去一切悲歡離合重映在眼
前,我默默地回味著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沒有悲傷也沒有興奮。那年我三十
六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已近尾聲。本來應該是生活與事業豐收的時節,我卻
面臨著一切從頭開始的後半生。心裡只覺得空空的,好像回頭看,走過的路已無蹤
跡,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這大半生常常為這種空蕩蕩的感覺所困擾,
總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雲霧般飄過天際,剩下在我眼前的總是一片空茫!一切
榮辱都畢竟是過眼雲煙,真正使我難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無盡止的孤獨!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
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
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
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第三十五章
    愛的萌芽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正像後來冠華說的那樣,70年代不知怎麼,
凡是逢單的年頭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戰爭,1973年的中東戰爭,以及
1975年的印支形勢變化;可是逢雙卻都無甚大事。作為團長的冠華相對說這一年比
較輕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此時已買下紐約西區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對面的舊旅
館,改造為代表團駐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羅斯福旅館十四層也方便許多。冠
華計劃聯大會議之後回國途中訪問英、法兩國。按出發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訪問歐
洲的主要英語翻譯。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
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那時,每年的聯大會議是
最好的國與國之間雙邊、多邊會晤的機會。冠華除了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外,
大量的工作是在會外與各國外長的接觸。這天上午,他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
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裡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
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
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
沒有什麼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
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
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裡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
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
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困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
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乾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
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
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道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
同志把客人找來。
    兩顆心共鳴於音樂中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
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
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
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家到他房裡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
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在我們結婚前夕,他的孩子沒有與他商量從家中搬走
了一切之後,他曾說他最捨不得的是他積存一生的五百多張唱片。他愛貝多芬,更
愛肖邦的鋼琴曲。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曲中。冠華只是
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
在政治動亂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托也是音樂。我曾經歎息地對他說:
「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家。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無掩飾地
宣洩你的感情,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家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
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
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
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裡,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
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
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麼,
但心緒很亂,只寫了兩句話:「晚風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
給我的……

               第三十六章
    理智與情感
    此後不多天,大約是十一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長途電話到
代表團點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說有重要任務。我接到通知後去找冠華,我多希望能
按原計劃陪他去歐洲訪問。我說我沒有那麼重要,國內不可能有什麼事非我不可。
我問他是否可以和部裡商量原計劃不變。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部裡那位「通天人
物」大發雷霆說是中央有重要任務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時中美之間沒有直接通
航,來回都要經巴黎乘一週一次的法航。為了按時趕回北京,我訂了11月8 日的機
票。沒想到這一天紐約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卻雷電交加。不到半日,許多街
道已積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們同行的有四位,飛機是晚上七點多的,但由於天
氣惡劣,代表團決定我們下午四點就出發。
    三點多鐘時,突然接到通知說團長要廚房做了麵條,為我們送行,要我們到十
層會議室去,他陪我們吃麵。我們其實剛吃過午餐不久,但還是都上樓了。冠華滿
面愁容,非常擔心我們在雷雨天起飛的安全保障。我開了句玩笑,說:「團長,你
們今晚睡大覺的時候,說不定我們四個人已掉進大西洋裡喂鯊魚了。」沒料到冠華
頓時緊張起來,失態地對代表團陪我們去機場的同志大聲地說:「今天不走了!不
能冒這種險!我的決定,我負責!」我很緊張,馬上說我是開玩笑,沒有把握飛機
是不會起飛的。再說,要按時趕到北京只能乘這一班飛機。冠華沒有堅持,但顯得
異常焦躁。他送我們到大門口,一再囑咐要小心,還關照送我們的同志說萬一有雷,
還是考慮返回,切不可冒險。上車前,他交給我一封信說要我回到北京送給仲曦東
同志。
    汽車涉著深水艱難地往機場走,路上竟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機場已過了原定
起飛時間,但因為所有航班全部延誤,所以還在等候。晚上九點來鐘,機場人員找
到我們,說有電話。代表團陪同我們的同志接完電話後回來為難地徵求我們意見說
喬部長親自來電話,要叫你們回去。我直覺地感到冠華在對我們四個人的關懷中有
著一份對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處於極不理智的狀態。因此,我說請報告
團長,行李都已托進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係數不夠,法航會取消這班飛機的,
請他不必為我們擔心。
    很久以後,別人告訴我那天在紐約代表團駐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華為何如
此激動煩躁。他每隔一小時就叫辦公室打電話問機場我們那次航班起飛沒有。到了
晚上九點雷雨還不停,他斷然下令叫我們返回。後來,飛機大約於午夜起飛,一架
巨型波音「747 」大多數旅客都退票了,整個機艙只不過十多名乘客。當飛機平穩
地飛越大西洋時,我的同伴們折騰一天已疲乏至極,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著了。我
換到一個靠窗的位子,推開窗板,默默注視著外面黑漆漆的蒼穹,心潮起伏,矛盾
重重。
    第一次拜訪
    冠華訪英回國後,我猜想他向仲曦東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為冠華第一
次到我家來訪是和老仲一起來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動不在家。九點多回到家,父
親的老管家高昇告訴我:「來了兩位客人看你,一個戴眼鏡,瘦高個;一個矮胖,
都是五六十歲。」這大約是在十一月中下旬。
    第二天,冠華來電話證實他和老仲來過,想看看我。我們都在客氣中流露出一
種拘謹。冠華問我那個大雨之夜我從紐約回來路上可好。我說挺好。三百多位子的
波音747 只坐了十多個客人,都退票了。不過大西洋的鯊魚不要我們。他說:「還
開玩笑呢!我為你擔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們打電話去巴黎,知道你們平安到
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問我陪同尼泊爾客人去了哪裡。我
說長沙、桂林。他問有沒有拍照。我說新華社派了記者,拍了不少。他說是問我個
人有沒有。如果有,找幾張給他看看。我答應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幾張照片裝
在信封裡送請秘書轉交給他。

               第三十七章
    願意嫁給我嗎
    此後,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周通幾次電話。我們從不談愛
情,也不談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制。終於有一
天,在電話上冠華突然問我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我說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
式拿個證就完了。他停頓了好幾秒鐘,我的心很緊張。最后冠華說:「Iloveyou.
Willyoumarryme?(我愛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握著話筒的手禁不住地顫抖,我
哭了,但我說:」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冠華問為什麼?我說我也說不
清,但這個社會可能容不得我們的結合。他聽了就激動起來,說了許多,都用的英
語,大概是怕他的孩子聽懂。
    那天晚上我的思緒亂極了。我知道冠華要給我的這分感情是極其珍貴的,也許
這就是我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直尋而不得的那分純情,捨棄它將是我終生的遺憾。但
面對現實,我又極為清醒地意識到,一旦這段愛情公諸於世,它就會被潮水般湧來
的世俗偏見所玷污。無論是冠華或我都可能難以抵擋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壓力。於
是,我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了一封長信。我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他僅僅是友情。
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極其真摯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
是清醒和理智。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
我們此生恐怕只能成為朋友,我會永遠視他為我的良師益友。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
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
    人言可畏舉棋不定
    我在信中說,我做出這理智的決定不僅僅是我可能經不起流言蜚語的襲擊,我
更多地是考慮這種「人言可畏」的浪潮會給他當時蜚聲中外的名譽帶來的損害。我
說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敗而告終。我何
嘗不珍惜他給我的真情。但世上最偉大的愛情往往意味著自我的犧牲。我從少年時
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學著作中。在我喜歡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馬
的《茶花女》。人們大都熟悉的是改編成歌劇的《茶花女》,而我卻是讀過好幾遍
原著的英譯本,有許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劇中都被簡化了。
    這個作品使我震動的是瑪格麗特為了愛情所付出的以生命為代價的自我犧牲。
她在接受亞芒的愛從而得到幸福但卻犧牲亞芒的社會成就,與放棄亞芒的愛讓他因
誤會而恨她從而斷絕戀情,去獲取事業的成就之間選擇了後者。為此,她毅然走了
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我認為這種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試想我們的結合會引起
多少對他聲名的詆毀!無數舌頭會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散佈著同一條花邊新聞,
說喬冠華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22歲的章含之只是因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為了嫁給
有名氣有地位的喬冠華而同丈夫離了婚。誰也不會去認真問一問這是否真實。我們
倆縱有千百張嘴也難以解釋。我不能忍受在人們見到他的形象時夾雜在議論中的是
這樣的誹謗。我不能像瑪格麗特那樣使他恨我,但我願在這愛情初始之時用理智把
它深埋。
    信送出去兩天就收到了冠華的回信。他在信中極其憤慨,簡直是發怒!他說他
根本不聽我那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什麼自我犧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們真誠
相愛,為什麼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他說我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衝破世俗的鎖
鏈,去得到自己的愛。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這
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如果為了愛情要捨棄一切,他也完全無所謂。那才是真正無
私的愛。他需要的是我的愛不是什麼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犧牲。
    我不知往下該如何辦。冠華仍舊隔一兩天就來電話。我說讓我冷靜地好好想想
再回答你。正在這時,大約是1973年的3 月上旬,我最終辦完了離婚手續。當時,
我情緒很不穩定。為這過去生活的結束既覺得輕鬆,又覺得惆悵。對於今後的事又
實在舉棋不定。

               第三十八章
    辦完離婚了
    我辦完離婚的當天只告訴了一個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葉文。關於小唐,
我忍不住要多寫幾句,因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認識的眾多人中最誠摯、最善良也
最不幸的一個。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難還清。特別是後來她因為受我牽
連挨了不少整,我無法償還這筆債。
    1984年她的丈夫,當時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
日子是淒苦的,而我又無法給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時,儘管我在外語學院已
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小唐當時是我的副處長。後來我
升了副處長,小唐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
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在外交部的環境中,這種陞遷變化往往會形成一堆不可調
和的矛盾,何況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20年!然而,她卻絲毫不在意,不
是虛假的,是真誠的。在名單尚未宣佈時,她就說:「你可能要升到司裡去做領導
了。開會徵求意見時,我很贊成。你好好幹吧,我會配合你的!」我說你在部裡資
格比我老多了,這樣安排對你恐怕不合適。她說你能力強,外語好,這沒有什麼不
合適的。以後,我們的合作極其融洽,從未發生過矛盾。我也從來都把她當作知己,
任何個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談。萬萬沒有想到這種真誠的友誼後來竟使她蒙不白之
冤,一直受到株連。因為她後來還留在部裡,為了不使她的處境困難,我們雖在同
一城市,我都幾乎從不與她聯繫。凡是遇到熟朋友時,我必定要打聽小唐近況。現
在小唐也近60,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這一段回憶已不會再給她增添麻煩。
    正因為我和小唐的友誼,因此從紐約回來後不久,我就把發生在冠華和我之間
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小唐和老方從一開始就極力支持我們。他們認為冠華和我是難
得相配的一對。就在我告訴小唐我已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我剛從食堂吃完飯出
來,小唐神秘地拉我到辦公室走廊,對我說:「你們那位老爺知道你辦完手續,高
興得快瘋了!」我說我誰都沒有說,是誰去告訴他的。小唐說那天上午,老方陪冠
華見外賓,是在當時外交部樓梯上那間最大的部長會客室。送走外賓後,老方走到
冠華身邊,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時告訴小唐,
冠華聽後先是一愣,問為什麼我不告訴他。老方說我可能要等情緒穩定一些就會告
訴他的。接下去,冠華突然從沙發裡站起來,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著一
場春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霧。冠華猛地推開窗
戶,用他那詩人的激情大聲呼喚:「多美啊!這雪,多純潔啊!」春寒料峭,一股
寒氣夾帶著片片雪花衝進溫暖的會客室。當時還留在屋裡陪見的同志驚異地看著冠
華,莫名其妙地縮起頸脖陪他在寒風中站著。只有老方懂得冠華此時此刻心中洋溢
的感情波瀾。
    情感交融
    當天晚上,冠華突然在一個宴會之後來看我。我不想驚動父親,請他進了南房
父親的小書房。冠華什麼都沒有說就把我摟在他懷中,這是我們第一次那樣親近。
我默默地流淚,他輕輕地說:「什麼也別說了,我們現在只要想未來。」就在這同
一天深夜,實際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醒。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
婚手續的消息,派人送來了一筐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來人說主席
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動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我有著毛主席慈父般的關懷,又有著冠華給我的真情,過去那一切少年時
代的孤獨,青年時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補償。我把主席送來
的大紅蘋果抱在懷裡,蘋果不僅碩大而且紅得特別紫艷光亮,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
我撫摸著那蘋果猶如撫摸著我對未來的夢想。很久很久,我才帶著那個甜美的夢睡
著。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個蘋果,附了一封短信,請人送到冠華的住處,我說願
他與我共享主席對我的祝福。

               第三十九章
    再次彷徨
    然而,我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複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每個細
胞中。此時,我和冠華的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
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
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
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
我被這意料不到的傳話驚呆了,短暫的幸福又被這突然的襲擊沖得蕩然無存。
    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以犧牲我自己的生活為代價來換
取所謂事業上的成就。我無法弄明白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的主席已步入
晚年,許多話都是別人「傳達」的,誰都無法去核對真偽。我也再不可能像六十年
代那樣與毛主席圍著一個火鍋敞開思想地向他請教。七十年代我每次見主席都是經
他人安排。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也有人事先囑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傾吐我內心的
情感呢?我不想把這些話告訴冠華,我只得又開始迴避疏遠他。這又給冠華造成了
痛苦。
    許多年之後,當我們兩人劫後餘生,被官場冷落遺棄之後,冠華已身患絕症,
但我們卻用這高昂的代價換到了將近五年的時光,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情深意篤。
我曾感慨地對冠華說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兩人都不懂政治,但卻在荒唐的歲月捲入了
荒唐的政治。假若當年我們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
時光。
    心的承諾
    就在我再次彷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
力,我將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那大約是3 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
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
錄並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當時毛主席會見的一切文字、攝影記錄都是不
過夜的。不論主席多麼晚會見,都是連夜趕出記錄。記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來訪
時,毛主席是晚上會見的。會見後我們通宵工作把記錄整理完後已是第二天清晨。
那正是星期日,馬科斯夫婦篤信天主教,我們在他居住的國賓館總統樓的草坪上臨
時佈置了星期日彌撒的場地。當我們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會見記錄後帶著疲憊的
身軀推開窗戶時,正好俯視總統一行在草坪上祈禱。當時我突然覺得人都是靠著各
自的信仰在奮力拚搏。
    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凌晨三時。我先回到部裡把記錄稿交值班室
複印。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
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我們到處找你!」
    我匆匆趕到冠華家,保姆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說冠華開
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保姆說她嚇壞
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臥室。我急忙去臥室看,冠華仰臥床上,他似睡非睡,
嘴裡還在嘟嘟囔囔。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
澆愁,醉成這個樣子。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我後來
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朦朦朧朧地睜開
眼睛,看著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齒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
著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濕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後吐真情。
我說:「你喝醉了,真不該喝這麼多,對身體不好。我扶你起來。」當扶他站起來
時才發現他是把右臂伸進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幫他穿好衣服,他此時似乎清醒多
了。我叫保姆拿杯熱水給他喝,再用熱毛巾給他擦臉。冠華仍是十分動情地抓住我
的手說:「找不到你,我心裡慌。現在見到你了,我沒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以後到哪裡去都跟我說一聲。」

               第四十章
    真心朋友小唐
    我從冠華住處出來直接回釣魚台國賓館。第二天上午還要繼續談判。此時已快
拂曉,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趕快回去睡上幾個小時。誰知到達賓館房間時,與我
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睜著眼睛等我。我驚異地問她怎麼這麼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憊
的神色,可還風趣地說:「你們喬老爺把我整了一晚上,差點要了我的命。我找你
算帳!不過,這可以等一等,你趕快去給他打個電話吧,我怕喬老爺再找不到你要
跳樓了!」我把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小唐,我問她怎麼把她也折騰進去了。小唐忍不
住一邊笑一邊給我講她被折騰的故事。她說頭天晚上因為主席會見外賓,小唐她們
沒有任務,比較輕鬆。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個好覺,十點多鐘就服了安眠藥。
可是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值班的叫醒說「喬部長找你說話」。小唐接電話時,冠華
還是清醒的,他問小唐我在哪裡。小唐說主席會見,估計快回來了。接完電話小唐
回去接著睡。沒想到冠華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開始喝酒了。帶著酒意,他又讓值班
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騰了兩三個來回,小唐不僅再也睡不著,而且因為服了安眠
藥又不能睡覺,她本來就有胃病,此時胃部特別不適,嘔吐了好一陣才平靜下來,
就只好眼睜睜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說:「算了,算了,將來你們結婚多請我
吃點糖就行了。
    將陪伴冠華終生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深知我已無法改變我和冠華之間的愛情了。無論他在外交
舞台上如何嫻熟地駕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裡卻純真得像個初戀的少年,
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養出來的小花。我不能再傷害他那顆真誠善良的心。那幾
天,我對自己充滿自責。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華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聲
中外的中國一流外交家,從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當時的矛
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捨棄自己面臨的政治機遇而甘心與冠華榮辱與共。我從來不
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並不能擺脫許許多多個人的雜念。自進入外交部之日
起,我就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裡的,這自然
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
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
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對冠華感情上的退卻正是
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抉擇。但在冠華為我深夜醉酒之後,我醒悟到人生最為珍貴的是
真情。我終於下決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韙,我也將陪伴冠華終生。
    冠華得到我這最後的承諾後,他的喜悅是巨大的。他猶如變了一個人。他對所
有人微笑,他寬容所有的差錯,他的臉上出現了紅潤。我們戀愛的消息此時如決堤
的洪水般迅速傳遍了外交部,傳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們所料,一時間什麼樣的
花邊新聞都出來了。也許正因為那是個文化枯竭生活無味的時代,所以冠華和我的
戀愛新聞成了一味難得的調味品,使人們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津津樂道。不過直接傳
到我們耳中的卻是眾多友好的祝願。外交部內上上下下許多同志都表達了這種情感。
儘管三年多之後,在那些當年向我們熱烈祝賀的人們中並不乏跳上台去詛咒我們的
結合是什麼「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願意相信他們當時的祝願還是真
誠的。七十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偽和背叛。我在後來幾年的經歷中
見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這一切永遠成為過去的惡夢。我和
冠華已是這種政治的犧牲品,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擺脫這個陰影。

               第四十一章
    風雨欲來
    但是,就在我們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時候,一場政治風波正悄悄向我們襲來。它
也許是醞釀有時的,但對我和冠華來說卻被這突然而至的風雲變化搞得不知所措。
    開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勢分析報告據說有錯誤,接著似乎在很多重大問題
上都發現了「右」傾傾向和錯誤。矛頭所指是周總理,但冠華是屬部內的代表人物,
他似乎是要對這些「錯誤」負責。冠華毫無思想準備,情緒很緊張。
    此時,命運似乎為我設計了一個很好的解脫。六月中旬,我隨團出訪南亞歸來
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親已在一個月前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去了
香港,最後一次為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而努力。房修部門趁父親不在京,大修房
屋,我暫時住在門口傳達室。一天中午,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我就在下班時急匆匆
來看我。我猜是出了什麼大事,因為一般情況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沒有等我
問他,冠華就帶著迷茫的神色對我說:「今天早上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
關,要你自己決定。主席昨晚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女大使。他點名說他的
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這些英語國家。這對你自然
是個難得的機會。你會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麼辦。」
    我頓時愣住了,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而且當時這類大事通常我都會由「通
天朋友」先打招呼,而這一次我卻一無所知。
    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
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要考慮一下權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脫口而
出就對冠華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我會遵守我自己
感情的選擇。你已不年輕,我不會離開你。如果在我們兩個人之間需要有一個為愛
情做出在事業上的犧牲,那當然是我。」
    冠華的眼眶潮濕了,他激動地承認:「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亂極了,不知道該怎
麼辦。你的心太純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說:「我從小生活裡缺少溫情,總是求
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給我的這分愛。有此足矣!」冠華默默地看著我,取下眼鏡,
要擦眼中滾動的淚水。我接過他的手帕,替他擦乾淚水,我說:「你不是說為了這
分愛,你可以不當這個部長,這都是身外之物嗎?既然你說服了我,我也可以不當
這女大使。」冠華用憂鬱的眼光看著我:「可那是主席的決定呀!」我說由我來向
主席報告吧。我知道在那個年月,違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著什麼。但我故作輕
松地對冠華說:「我對主席說,如果我去當大使,那就派你去當我的參贊。」但是
我們兩人都笑不起來。
    第一次違抗主席
    後來,我向毛主席請求不去當這個女大使,毛主席並未堅持,但我知道他不高
興。一年之後的一天,在見完外賓之後,毛主席叫我隨他到工作人員使用的休息室,
他激動地對我說:「你不聽我的話,你的心裡沒有我!」我緊張得不知怎樣回答,
後來我說:「主席,你這樣說,我承擔不起!全中國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裡敢心
中沒有你!」毛主席沒有說他為什麼生我的氣,但我猜那是我違抗他的指示,沒有
去當新中國第一個女大使!
    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許多關懷,這是我惟一的一次沒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
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毛主席一定是不高興的,可能是應了他批評我的,我這個人就
是「沒有出息」。很多年過去了,當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歷史的陳跡,當我已失
去了冠華,失去了當年盛極一時的事業,只剩下我孤單單的獨自一人時,我回首當
年,如果我做了另一種抉擇,今天又會如何?殘酷的命運似乎從我降生之日起就開
始捉弄我!

               第四十二章
    父親長逝
    1973年的夏天是個多事之夏。正當我面臨種種壓力時,7 月1 日凌晨父親又在
香港逝世。在此前兩天的6 月29日,周總理通知我,香港方面報告父親病危。總理
立即指示組成醫療小組,並派專機護送父親立即回北京,要我們7 月2 日啟程。但
是7 月1 日的凌晨三時左右,冠華給我來電話,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親的噩
耗。
    我從睡夢中被電話鈴驚醒,馬上直覺到出了大事。我抓起電話,傳來了冠華沉
重的聲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他說:「我告訴你個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頂得住。
行老剛剛在香港去世。我現在在叫司機,馬上過來陪你。」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但
我仍然接受不了這現實。我顫抖著哭了起來,我說:「就差一天了,為什麼沒有等
到我和妞妞去!他最愛妞妞!」冠華說:「你千萬別太激動,老人家畢竟九十三歲
高齡了。我馬上來!」此時,我清醒了一些,我堅持說他不必來看我,我會冷靜的。
那時冠華政治壓力極大,要做「檢討」,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這裡陪我到天明,
難免又出閒言碎語,我們那時還未結婚。冠華拗不過我,歎氣說:「你這個人有些
事那麼勇敢果斷,偏偏有些事又那麼顧慮重重!」掛上冠華電話後,馬上就接到了
值班室電話,說周總理指示由連貫同志作代表同家屬一起赴香港料理父親後事。香
港先開追悼會,骨灰由專機迎回北京再開正式追悼會。值班室並通知我當天下午在
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籌備會。
    追憶父恩
    放下電話之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心裡一片慌亂。我一直認為父親在我的生
活中並不牽連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離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兒,他的逝
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塊。我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親的種種
往事都浮現出來。我們之間從沒有父女深情,因為在我童年時代他就去了大後方重
慶;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邊,我只在下午放學回來偶然見到他。
我的少年時代是極其孤寂的。父親忙於他的律師公務和應酬,母親忙於社交,幾乎
天天打麻將到天亮。家庭對我來說只是個嘈雜的房子。1949年我隨母親遷來北京後,
與父親才天天在一個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養不出那種父女、母女的舐犢之情了。
    此刻當我意識到再也見不到父親時,他對我的那些點滴關懷都記起來了。在我
上大學時,周總理有一次去看望父親,父親把我的一張照片送給總理,請總理關照
我。後來,總理的秘書打電話到學校詢問我的情況。我知道後反而對父親很生氣,
但卻不知道為我做些什麼才好。
    1972年,父親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醫院,有一段時間,神志不清,我天天去
看他。以後他病情好轉了,有一天,我送家裡做的餃子給他。父親吃完後叫我坐在
他床邊,非常動情地對我說:「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話我要對你說。我覺得對不
住你。你的三個哥哥中,二哥你沒有見過,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聰明的,可惜了!
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章眉從小隨她母親去了香港,我也顧不上。章家到最
後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為你做點什麼,你是靠自己奮鬥成才的。以
後你大哥,你眉妹還要你照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動情,一時不知何以作答。
他那時耳朵已經完全聾了,我寫下來給他看,要他放心,我不會辜負他的期望。他
寬慰地點頭。這一切在當時是些生活中的瑣事,而如今父親離開人間二十年了,我
才覺得幸虧有那次談話使他得到些許安慰。
    清晨,冠華又來電話,問我睡一點覺沒有。我謊說睡了。他不信,又說要來。
我說我有許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說不定晚上也見不到他了,
我還要去學校把妞妞接回來。

               第四十三章
    追悼養父懷遺憾
    這天下午,我去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的會議。天下起雨來,下得很大。下午
四時左右,會議結束時,外面已是瓢潑大雨,天陰沉得厲害。我想父親畢竟是中國
近代史上有過一番不尋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為他的逝世而悲慟!
    父親本質上是個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錢財經過他的手,但他自己卻兩
袖清風。有一次他對周總理說:「我這個人一輩子,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也是
你們無產階級哩!」而他一生又盡其所能幫助過多少需要幫助的人!記得解放後,
靠工資過日子了,母親限制他接濟別人。父親卻總有辦法從其他闊朋友那裡弄點
「私房錢」放在寫字檯抽屜裡,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幫助的年輕人來求助,
他總是慷慨解囊。記得報上刊登了父親去世消息後,有一天來了一位中年人,進門
就朝父親遺像跪下痛哭說:「恩師,我來晚了,沒有見您最後一面!」
    後來,他告訴我,五十年代中期,他是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為了尋求深造
機會,他從家鄉湖南長沙的一個縣城不遠千里到北京找到父親。那是三九天氣,北
京十分寒冷,他卻還穿著南方的薄棉衣。父親不僅見了他,還與他長談,認為他很
有培養前途。最後,父親不僅資助他的住宿生活費,還把自己的棉袍贈他御寒。後
來父親又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楊秀峰同志推薦這個年輕人上大學。幾年後,他學
成分配到一個省的社科院從事研究工作。從報上看到父親逝世的消息後就立即趕來
北京,但追悼會已過。
    想到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協禮堂外的台階上,望著那傾盆大雨,心頭說不
出的惆悵。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拋棄,士釗(行嚴)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
從此賦予我這多彩的人生。為什麼一直要到他離開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許多
情!
    一封愛的箴言
    7 月2 日,懷著傷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離京赴廣州。因為父親已病故,改
在香港開追悼會,遺體火化之後去廣州迎回骨灰。我們一行人在廣州過夜,7 月3
日經深圳羅湖去香港。當時沒有程控直撥長途,我掛了號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
床上,種種愁緒湧上心頭。我實在無法入睡,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信。1973年的上半
年,我們之間在難得見面的情況下,雖近在咫尺卻只能靠通信傳遞感情的信息。後
來遭到浩劫,抄家,連一些紙片的隻字片語都被抄走了,冠華卻把我給他的幾封信
以及一張我的兩寸照片小心地貼身珍藏,得以保留下來。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氣橫
溢的書信卻從此沒有下落。在冠華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
月2 日深夜從廣州給他寫的。信中我說:這次離開你很感不安。也許我把事情看得
過重。我不放心你,擔心你的身體,也擔心你處理不好那些複雜的困難。不過我深
信你對黨的事業的赤誠之心能使你在複雜的環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間最大
的一致是我們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這一條,我們就可以永遠問心無愧。不
管今後生活道路如何曲折,鬥爭的風暴如何狂烈,風裡雨裡,我們總會在一起,這
將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廣州的夜晚經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現在異常的清新和寧靜。剛才我在院中漫步
抬頭看見晴空中明亮的一彎新月,想起你是多麼喜歡皎潔的月亮。我相信我們此刻
正懷著同樣的感情望著同一個新月。
    生活與鬥爭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離。祝你一
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當我今天重讀這封信時,我難以抑制自己萬分的激動。在當年
那撲朔迷離的政治變幻中,我對自己堅定的愛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這當初的山盟
海誓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但我對所愛的人的信念,我對承諾的愛情的忠貞始終使
我無悔無愧。

               第四十四章
    愛情有了歸宿
    當1973年12月,那場冷酷無情的鬥爭告一段落時,我和冠華十分期望早日成個
家。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折騰,愛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許多。1973年初我們對
未來的憧憬已變得很苦澀。我們只覺得精疲力竭,像一隻在狂風巨浪中掙扎漂浮的
小船,此時已被風浪打得遍體傷痕,只盼有一個風平浪靜的港灣可以歇息片刻。我
和冠華決定盡快結婚,使我們互有依靠。冠華決定搬到我家來,放棄外交部為他修
的房子。這是幾個月前周總理親自定的。在我們這一年風風雨雨的戀愛中,周總理
給了冠華和我最堅定的支持。
    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華廳會議休息大家吃夜宵時,周總理說:「××當個
大新聞,告訴我老喬和含之在談戀愛,我說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早有預感了。」
後來周總理又告訴冠華他批評了他的子女,對他們說應當支持父親得到幸福。父親
的喪事料理完之後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周總理問我們結婚後住在哪裡。我說外交部
正在給冠華修理一所部裡的房子,我準備搬進去。總理聽了皺起他那兩道濃眉說:
「章可(我大哥)結婚單獨搬出去住了,你結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給誰管?」
我說我恐怕管不了,部裡工作太忙。我看得出總理有些不快,心裡有點不踏實。
    於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試探說:「我想當初這房子是國家給父親的,我搬走以後
是不是就把它還給國家?」周總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嚴肅地說:「你倒想得
簡單。行老和共產黨合作幾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這個房子當初是主席同意為
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時,在追悼會前,我對殷夫人和你妹妹親口說這房子是政府為
行老修的,今後你們海外親屬任何時候回來看看,這都是你們的家。你是共產黨員,
說還給國家就還了,以後行老這麼多海外親屬知道了怎麼說?他們會說共產黨說話
不算數!我周恩來說話不算數!」我不吭聲了。
    周總理接著直視冠華問:「為什麼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裡,你不能搬到她那裡?」
我搶先回答說:「這倒是我的意見。喬老爺官比我大,我嫁給他按習慣就只好搬到
他家去。」周總理還是逼視著冠華問:「你也是這樣主張嗎?為什麼你不可以搬到
含之那裡?男尊女卑?」冠華悠然地笑著回答說:「我哪裡有這種想法?!我願意
搬到含之那裡。」周總理果斷地說:「那好,就這樣定了!」後來毛主席聽到了,
說這樣好,還風趣地對冠華說:「這一次啊,喬老爺,你可真是上轎了呵!」
    父親的禮物
    就這樣,1973年的12月11日,冠華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裡,從此它成為我們
的新家。我深信父親地下有靈是萬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華同我一起去
北京醫院看望他。父親已經知道我們準備結婚,為此他很高興。他對冠華說1949年
開國大典之前,他從香港同其他許多黨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華
代表黨中央同船回來的。他說他一直認為周恩來之下冠華是最出色的外交家。
    最後,父親說我們結婚時他可能還在香港,如果趕不上我們的婚禮,他要送我
們一點禮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買禮物了。說著,父親從衣袋中摸出他惟一的
那張一萬元定期存折。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後,因為當時取消了稿
酬,周總理指示送父親一萬元作為酬金。父親囑我為他辦了一個定期存折。此時,
父親很動情地說:「這張存折送給你們,含之去買你們喜歡的禮物。」冠華當時顯
得很窘,連聲說不必。我也說我們一切都有了,這錢是周總理送的,父親留著回北
京用。但父親執意要我們收下。我當時想我先收下代父親保管,等他香港回來還是
用在父親所需的事上。沒有料到兩個月後他在香港去世,也沒有料到這筆錢後來在
冠華身陷逆境,患著絕症而經濟拮据時成了我保證他營養所需的主要財源。

               第四十五章
    風和日麗的一段時光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
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
復正常,臉色紅潤。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
去機場送行。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
「飼養員來了!」眾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著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
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
養員,把這頭牛喂得這麼好。」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
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籐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
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著我的手,喃喃地自語著:「Darling ,這多好啊!這是
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我。記得1974年的6 月初,我參加外
交部下鄉收麥。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幹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凌
晨三時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確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
條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
腿都困難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籐椅裡再也動不了了。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
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
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
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匯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兩個獼猴桃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
「回來了?Darling ,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
在不聽使喚,只好扶著躺椅的把手站起來。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
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冠華這時
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
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地拎出兩
個淺棕顏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
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我說不知道。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Fruit!
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我
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
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
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
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我把這
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Fruit ,她一定高興。『大使馬
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
我的誠意。大使連聲說好。其實這個玩意還是從中國去的。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
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著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
吃起來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獼猴桃!
    第二天,新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獼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
冠華叫值班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後對冠華說
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
不好,別讓人說閒話。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還沒
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第四十六章
    溫馨的家
    在後來的歲月中,不知怎麼,這婚禮之夜的月下對話總是頑固地在我心裡忽隱
忽現,驅之不散。冠華逝世之後,我就更為經常地想起那個夜晚,也更相信命運。
冠華和我不論在性格上有什麼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現實政治生涯中有過什麼錯誤,
但我們兩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們又如此真誠地相愛,彼此肝膽相照,禍福
與共,為什麼我們的結局會這樣悲愴?!這不是命運又是什麼呢?!
    1974年的早春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總理。接著,
什麼電影《中國》事件,江青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
團糟。那本應是我們度蜜月的佳期,我們卻天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一天
下來真正是筋疲力竭。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後瘦得很厲害,
身體也虛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
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冬天
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文件,批完後再回去接著睡,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
起的。我們結婚之後,夜裡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
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有個安定的家對於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
慰。
    「喬老爺」的由來
    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毛
主席斷然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
亮。4 月,主席點名建議小平同志率團參加特別聯大會議,並指定冠華協助。
    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內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
團長,引起世界的注目。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那時鄧小平同志有早
起早睡的習慣。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七點鐘就從
十層長走廊他臥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臥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
:「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
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號是六十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我覺得除了周總理,
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瞭解。所以當1975年底那
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
    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幾
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他說:「我看
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以前從來沒有過。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
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於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
小平同志阻擋住的。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
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
    那次特別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
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
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終於有一天,我
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
為笑談。
    從特別聯大回來,形勢完全改觀。因為是毛主席親自點將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
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內部那些搗亂成性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外交部終於又出現了
安定的局面。這是一段難得的平靜。雖然部內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極不正常,沒有集
體決定的制度,沒有部長的決定權,而是大事小事聽命於「通天人物」的「傳達」,
動輒呵斥教訓,但大家相信只要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崗位,大的局面不會亂。

               第四十七章
    風和日麗的一段時光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
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惟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
復正常,臉色紅潤。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
去機場送行。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
「飼養員來了!」眾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著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
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
養員,把這頭牛喂得這麼好。」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
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籐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
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著我的手,喃喃地自語著:「Darling ,這多好啊!這是
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我。記得1974年的6 月初,我參加外
交部下鄉收麥。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幹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凌
晨三時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確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
條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
腿都困難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籐椅裡再也動不了了。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
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
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
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匯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兩個獼猴桃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
「回來了?Darling ,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
在不聽使喚,只好扶著躺椅的把手站起來。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
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冠華這時
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
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的拎出兩
個淺棕顏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
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我說不知道。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Fruit!
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我
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
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
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
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我把這
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Fruit ,她一定高興。『大使馬
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
我的誠意。大使連聲說好。其實這個玩意還是從中國去的。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
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著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
吃起來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獼猴桃!
    第二天,新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獼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
冠華叫值班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後對冠華說
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
不好,別讓人說閒話。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還沒
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第四十八章
    我為他自豪
    喬冠華就是這樣一個風流灑脫、豪放不羈的脫俗之人。記得有一次我們順訪法
國,在法國外長於愛麗捨宮舉行的極為優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雞腿。大家都溫
文爾雅,不出聲響地用珵亮的銀刀叉一點點地切著雞腿肉,小口地往嘴裡送。冠華
從來不喜歡故作姿態,刻意裝扮風雅。他從來都主張自然大方的風格。這一天他吃
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對法國外長說:「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塊肉實在不如我們東方人
把肉切小了再燒方便。如果閣下允許,我想像你們平時在家一樣用手抓這個雞腿,
不知閣下認為如何?」法國外長也頗具外交幽默,他說:「閣下的建議實在太好了!
如果您同意,我建議我們大家都下手吧!」一時,那拘謹的晚宴氣氛變得十分活躍,
中法雙方都啃起了自己盆中的雞腿。
    又有一次聯大開會期間,我們出席巴基斯坦駐聯大代表的晚宴。在宴會前的交
談時,冠華與後來任美國國務卿的布熱津斯基教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周圍圍
了許多聽眾。每當冠華置身於熱烈的討論中時,他往往會完全不看周圍的環境,全
神貫注在他的辯論中。這一次也是如此。正當冠華講得極為專注時,一個服務員端
著銀盤來到他面前。銀盤上面是一個很大的高腳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鮮紅的番茄
醬,杯子的外沿上擺著一圈粉紅色的熟蝦。銀盤中有小紙餐巾和帶彩花的竹籤。如
果客人喜歡,一般都取一張餐巾紙,一根簽子,插上一隻熟蝦,蘸一下番茄醬,點
頭謝過服務員之後優雅地放進口中。此時這位服務員站立在冠華身邊,向他伸過銀
盤。但冠華卻視而不見,既不取蝦也不示意不要。服務員見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動。
我當時任冠華的翻譯,輕輕推了他一下點點那大杯蝦,意思問他要不要。冠華似聽
非聽,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務員的銀盤,一邊還在說話,同時卻看都不看地伸手
把那偌大一個玻璃杯一把抓在手裡,拿到胸前,接連不斷地吃起蝦來了,一下子吃
掉了一小半。周圍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著他一邊吃蝦,一邊爭論。我有點著急了,
本來就沒有人會把那一杯蝦全拿在手裡,如果冠華把這十多個蝦全都吃了,豈不鬧
笑話?我趕緊從他手裡拿過蝦杯,放回銀盤,並謝了服務員。冠華卻絲毫沒覺得手
裡嘴裡少了什麼還是滔滔不絕在講。
    後來周圍聽眾中有個外國代表走過來對我說:「請轉告你們的團長先生,我太
喜歡他了!他如此雄辯,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獨特風格!」我在聽到這些評論時
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喬的大笑」
    每年出席聯大,美國報紙都跟蹤著冠華的身影作各種報道。這些報道與照片由
於冠華不同一般的氣質因而也更為豐富多彩。例如那張冠華率代表團第一次就座中
國席位時在回答記者問他有何感想時他仰頭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獎。
它顯示了新中國的氣勢,自信與自豪。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寫冠華,題目就
是「喬的大笑」。另一張有趣的照片是冠華遊覽公園時懷抱一隻小孟加拉虎。當他
看到記者拍照時,他大笑著說:「你們記者先生看,老虎有什麼可怕?!它像只紙
老虎!」這是一語雙關,因為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我們把美國比喻為「紙老虎」
(PaperTiger)。冠華以其嫻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國際社會。我
深信將來有一天當強加在冠華身上的灰塵洗淨之後,共和國將在她的歷史上為有喬
冠華這樣的戰士而驕傲!直至今日,每當我在院中望著那悠悠白雲時總不免還會浮
想聯翩。假如不是那複雜的政治環境,假如沒有當時外交部那「得天獨厚」的「通
天」處境,也許冠華和我無論在事業上和生活上都會十分美滿。可是那畢竟只是一
種幻想,現實是嚴酷的,答案也只能是歎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這一年也就是我
們惟一比較輕鬆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裡,冠華還能有時得到一些生
活的樂趣。

               第四十九章
    相濡以沫10年整
    還記得197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從人大會堂活動後出來。在車裡,我忽發
奇想,提議在這難得的我們兩人都有空閒的晚上在外面飯館吃頓飯。冠華立即響應
說好。於是我們決定就車中三人——冠華、我和司機楊爾純同志。冠華說去吃涮羊
肉,我們就去了東來順,老楊停車,我和冠華先上樓。
    東來順的經理見到冠華吃了一驚說沒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請。冠華笑著說今天
是個私人朋友。經理問哪個國家的,冠華說坦桑尼亞。我笑出聲來了,冠華捏了一
下我的手還在開玩笑說總共三人,隨便找個桌子來兩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擺冷菜、
熱菜。我知道冠華說的坦桑尼亞外賓是老楊,因為他身體壯實,臉色黝黑,大概在
坦桑尼亞使館工作過。經理為難地說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滿了,只有宴會廳。冠華
連聲說可以可以,擺個小桌子就行了。於是在可以擺二十桌宴席的大廳裡,經理在
前面放了一張小方桌。此時,老楊停好車上樓來。冠華拍拍老楊說:「這就是我的
坦桑尼亞老朋友。」大家都笑了。這頓涮羊肉吃得非常開心。
    冠華十分戀家。一週五六次的宴會對他來說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
麼,寧願回家後吃一碗雞湯麵。他愛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時間我就親自給他做。
他說哪裡都沒有家裡好。原來他孤身一人,保健藥品從來不記得吃。我們結婚後,
我從北京醫院要來了十幾個小小的粉劑針藥瓶,把冠華每頓要吃的藥———保護心
髒的、血壓的加上維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頓飯後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
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種顏色的藥片一下子往口裡
倒很奇怪,問他吃的是什麼藥。冠華指指我說:「不知道,含之裝的。她給我吃毒
藥,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照料過別人,也沒有被別人悉心照料過。直
到和冠華戀愛,我才突然產生了要無微不至地去關懷照顧另一個人的強烈慾望。直
至今日,我都難以置信冠華大我二十二歲,因為我從來把冠華置於我的庇護下,而
冠華對我的依賴也越來越強。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聽我的。我從照顧冠華的瑣瑣碎碎
的小事中得到愛的滿足。有時候我覺得他簡直像個大孩子。為了讓他午睡後喝上新
鮮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熱的夏季整個中午一粒粒地從半個西瓜中取出瓜籽後攪成
西瓜汁。連香蕉都由我剝去皮,切成一小段後插上牙籤給冠華。我的朋友海鷹有一
次看著冠華吃香蕉,開玩笑說:「章老師再這樣照顧喬伯伯,將來喬伯伯會像《大
林與小林》裡的大林一樣肉都快從指甲里長出來了!」然而,這是我的一種巨大的
滿足!我們初結婚時,冠華不習慣也有點過意不去,但後來他懂得這是我的一種心
願,也就坦然了。再後來,他幾乎是一種依賴了。我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不知道是
不是每一個深深愛著一個人的女人,都是這樣地願意獻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
護她所愛的人,不論他比她年長或年少。至少我是這樣的,我那十年就是這樣度過
的。
    災難開始了
    災難的前夜1975年剛剛結束,巨大的不幸降臨了。元旦過後的一周,這年的1
月8 日,周總理逝世!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中央各部委
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如今,周總理已不在人
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扎,試圖
渡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於再次受沖
擊。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
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因而
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
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歷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
壓在我的心頭。

               第五十章
    搞垮冠華的前奏
    1976年5 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當
時「四人幫」正是囂張一時,大權在握。5 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
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內「不團結」負責並做檢查。
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過冠華和我,說
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
    從這時開始,冠華的壓力與日俱增。6 月1 日的「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
攻的一個信號。這年的6 月2 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西藏。我們政府方面的主
要負責人以及外交部的冠華和韓念龍副部長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這時,周總理已
去世,鄧小平同志蒙難去職,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領導。出發之前,我們感到不解的
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周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新的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
機赴成都。6 月1 日凌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而當我們
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省裡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
即將到達,相差僅兩三個小時。我們外交部一行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
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四川省的領導與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後決
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了。本來這是情理之中
的安排,而且也並非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
波,成為冠華對抗「中央」的第一個罪狀。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志
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按我們上午的經驗,領
導人大約要到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說四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
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又誰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後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我們
穿過充滿遊行隊伍的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因此他在我們回賓館前半小時已到達。
於是,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
候,而是「帶了身邊人」去逛杜甫草堂。
    6 月5 日,當我們回到北京時,這些消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裡。外交部院內貼
滿了大字報,指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
捏造了一條「花邊新聞」,說冠華去杜甫草堂後在那裡由「中國第一攝影師」(指
杜修賢同志)為他和「身邊人」照「黃色照片」。一時部內嘩然,紛紛好奇地猜測
冠華和我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而實際上,只是我們面對面地坐
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當然全無「黃色」可言。有一點是明確的,
我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冠華的前奏。
    批判公開化了
    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 月7 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
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冠華不抓外交部的「批鄧」運動,
而是「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檢查。回家后冠華百思不得其解,給當時任
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
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
你從來沒有聯繫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著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
發,不作檢討?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內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
內戰。」儘管我至今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齣戲,誰是這齣戲的真正導演,但
戲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台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確的。

               第五十一章
    批喬浪潮升級
    正在批喬浪潮一步步升級時,緊接著來的一場暴風雨是8 月初在通知外國駐華
使館地震期間安排留守人員,其他人員、家屬由中國方面提供方便暫時離開北京的
問題上,當時的「中央」終於把冠華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這年的7 月28日,唐
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頭。外國駐華使館也
不例外,因為我們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冠華此時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
但對外他仍是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地震發生後部內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四十
二號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裡。司機老楊勸他
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隨時要找我的時候。一百多個外國
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只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只要有一個
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7 月30日晚,一位中央領導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柬埔寨客人。當時,有兩個高
級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由於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
問。這天晚上,中央領導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冠華參加。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
進一張紙條。中央領導看後神色緊張,隨即遞給冠華。紙條是中辦主任傳來的,內
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廿四小時內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
以上大地震。看了這個通報,在場中央領導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
定要送走釣魚台的兩批外賓。冠華回到家裡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我後,就立即在地
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並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
第一衝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各
國使領館。於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號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
    緊急處理防震事宜
    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
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
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
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
將協助解決機票。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只好告訴秘書了。
由於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
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盡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准
確,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
人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凌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於
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內人員,視察生活安排。晚上還要處理繁忙
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由於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適的
大帳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樣,想方設法弄來塑料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
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裡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
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
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著了。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
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著想,在短短的幾個小
時內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
部分完成。冠華終於鬆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鬆了許
多。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我們這個院子可很
危險。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
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第五十二章
    蒙受不白之冤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
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
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並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
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
    31日晚上八九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廿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
京並未發生大地震。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
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只聽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
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做檢討……」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
他帶著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准,擅自撤離
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
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我感到同樣困惑。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
當然不能不信。那麼面對北京廿四小時內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
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文件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
嚴嗎?而如果要採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
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外國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
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確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
黨組個別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內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但開始時黨組大多
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
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
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討,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
由冠華一人承擔。由於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討」是以外交部
黨組名義寫的。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
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
    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討」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
然的,要和『批鄧』聯繫起來」。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蒞臨外交部,
名義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
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號。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
被批判的位子上的。
    「四人幫」倒台了
    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飲酒慶賀
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內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
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掛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告訴他由於中央的表態,部內已
形成打倒他的形勢。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態度。他說:「打倒『
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
可以打倒『四人幫』。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內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
義、實用主義的表現。我應該向中央檢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有人可
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
楚的也會說清楚的。」

               第五十三章
    極度絕望
    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
有人想真正瞭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
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
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
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
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慘烈的回顧
    後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事不堪回首。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拋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
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
權製造輿論」。當寫著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
這樣的。事實的經過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後,從9 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
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8 月份的一次計劃
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文件。9
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
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
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
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
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
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
國都在學習「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
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 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
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
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復。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
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 日上午之
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回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10月4 日上午,新任命
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地告訴我凌晨時,當
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發電
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 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
與冠華聯繫,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10月17日,冠華回
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刪去
沒有。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刪去。我心
上一塊石頭放下了。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知情者也都守口如
瓶。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
不知為何要刪掉。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
查就「定罪」了。

               第五十四章
    淘盡黃沙始到金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後來,在我們上百萬
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終於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
查對1976年10月5 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白紙黑字,那
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
千真萬確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英文翻譯也如此。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
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
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我望著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
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吒
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更難想像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
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
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我望著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我仰望
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著如山鐵證,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
見一見這無可爭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淘盡黃沙始到金。
    感天動地患難情
    1983年的8 月已盡,暑熱漸退,但冠華的身體已日益明顯地衰弱下去。他的堅
強是難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醫院接受放射治療,還堅持天天要散步。病灶發展很
快,劉明遠主任想盡辦法也難以控制。冠華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要求醫生一
點都不要向他隱瞞病情。如果那時有人在治療室見到他,親耳聽他與劉大夫和護士
談笑風生,誰也無法猜到他是個身患絕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 月19日,老
朋友杜修賢、唐理奎帶了照相機來訪,為我們照了最後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張後來
製成瓷版,放在客廳裡,沒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內心隱藏的痛苦和他與癌症頑強戰鬥的毅力。他因為肺部的病灶
經常咳嗽,他因為前列腺的苦惱,夜間睡不好覺。我每晚至少起來兩次照顧他。而
到了白天,我們都想顯得輕鬆,顯得樂觀。我知道我們在互相欺騙,我們都想把最
大的痛苦留給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給對方。但有時候,我們又難以把自己的真情
完全隱藏。有一天深夜,冠華咳得厲害。我給他倒溫開水,又扶他坐起來。他喘息
稍停,要我坐到他身邊。他撫摸著我的手說:「我覺得對不住你,這樣地苦了你。」
我心裡很酸,卻假作鎮靜說:「不要這樣想。我們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奮鬥,
把病治好。」冠華點點頭說:「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還重。我心裡
都明白,不知如何對你說。我有時自責,是否當初和你結婚是太自私了。你還那麼
年輕。現在為了你,我也要治這病。」我的淚水終於禁不住了,我抽泣著說:「還
記得嗎?我們結婚那天晚上,對著月亮,我說過我喜歡教堂的婚禮,因為那是一種
最神聖的諾言:要與另一個人終生相伴,『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健康或疾病,我
將永遠安慰你,照顧你,忠貞不渝。』」冠華替我抹去淚水,深深地歎息,他說:
「沒有你,這幾年不知是否能過得來。我只是常內疚你為我犧牲太多!」
    現在回想起來,一直到他臨終,我們都從未說過「死」這個字。我們只想談
「生」,談生的希望,生的歡樂。因此我們也從不談死前的遺囑或身後的遺願。即
便到他彌留之際的那個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暫的清醒時,他也許終於想說點囑咐
的話,我卻阻止了他,仍然想給他以中秋夜的溫馨,讓他帶著對生的希冀離開人世。

               第五十五章
    生命中最後的一夜
    9 月2 日的晚飯後,我在院子裡忙碌完後,回到書房時,看見冠華神色不對。
他正在凝視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見我進來,他馬上裝著若無其事地拿著瓷杯進了
洗手間。我意識到出了什麼事,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沒事,我上廁所。」我聽
見他把瓷杯倒了,換了清水出來,回到沙發裡坐下。我不放心,他卻再三說沒事,
不要緊張。過了一會兒,他又咳起來,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摀住
蓋子,說什麼也不讓我看。但最後,他已無力,我接過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帶鮮血
的痰!我頓時感到全身血液往頭上衝,癱在他面前的沙發凳上,禁不住全身發抖。
冠華反而安慰我說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結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說馬上去醫院。
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
    這一夜,他沒有怎麼睡,咳出了許多血痰。他要我到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後墊著
的枕頭上,他一直握著我的手。我後來一直在想,那個9 月2 日的晚上,我真是慌
亂極了,可是冠華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這一次一旦進了醫院恐怕再
也回不到他這個萬般眷戀的家了,所以這一夜他是無論如何要在家裡和我相依相伴
度過的。自從他病重之後,我在臥室大床邊上搭了一個小床,以便照顧他。但這天
夜裡,冠華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他在明媚的秋天離去
    冠華最後一次在北京醫院住了20天,9 月22日,他終於走了,永遠走了!他是
在明媚的秋日陽光中走的。這天清晨,天氣特別晴朗。九點多鐘,冠華突然異常清
醒,也許這就是所謂的「迴光返照」吧。他睜開眼睛,竟同平時無大差異,只是講
話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陽光,微笑著輕輕對我說:「好!」我一時興奮得不知說什
麼才好。我真以為奇跡又出現了,慌慌張張地說:「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
也笑!這時,何英同志和朱端綬大姐進來看他。他都聽清了他們對他的慰問,還帶
著往常的笑容舉起手打招呼,說:「謝謝你們!」這可真是難以想像啊!他們走後,
我說:「你累了吧!喝點白蛋白好嗎?」他說:「好!」我去沖了一小壺白蛋白,
小心地扶起他的頭,讓他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餵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詳、
平和,微帶笑意一口口從我手中喝蛋白水。我問他覺得怎樣,他說:「好!」但就
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後,他無聲無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閉上雙眼像突然睡
著了,只是沒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緊急鈴。護士小段馬上來了。我急得聲
音發顫,我問她這是怎麼回事。小段是冠華最信賴的護士,豐富的經驗已告訴她冠
華最後的時刻來臨了。
    後來的事,我怎麼也想不清了,再後來,是誰出來通知我,冠華走了,永遠地
走了!他們扶我進病房,我似乎在騰雲駕霧,木木地看著祥和的冠華,多想和他再
說幾句話啊!
    他們沒有讓我送冠華去太平間。我不記得誰把我送回家的。但進了家門,我就
意識到冠華再也回不來了。那真是悲痛欲絕,我連一眼都不能看我們的臥室,就躺
倒在東邊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著我的兩瓶「速可眠」,腦子裡空空地問自己:
「什麼時候吃呢?」
    現在回想當時,我還是一直很感謝老杜(杜修賢),因為他是第一個聞訊趕來
看我以及把我從死神那裡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癡呆,沒有說多少勸慰的
話卻聲色俱厲地對我說:「你不要這樣躺著,你要起來!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
也不能這樣不振!陳老總不幸過早死了,張茜一定是沒有挺過那一關不到兩年也去
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許多話要替老總說。可惜她那麼快死了!」我一驚,但
仍說:「老杜,我沒有力氣了,活不下去了!」他卻說:「沒有什麼活不下去的,
你要為老喬活下去!」我淚如雨下,但我卻下床站起來了。

               第五十六章
    他活在人們心中
    我想凡是絕望已極,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頭就即刻去擁
抱死神的。因為只要是在生與死之間猶豫不決,生的呼喚總會戰勝死的誘惑。我在
冠華逝世後的一年中踉踉蹌蹌在一條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溫暖,很少關懷,
幾乎全憑著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掙扎著活下去。但我對生的希望逐漸地增加,我想到
了我未盡之責,冠華有多少話要我來講,我曾經對他作過許諾;我想到女兒妞妞,
她仍是我生活的親情所在。
    在這極少數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顥。他們鼓勵我在風景秀麗的東山之巔
為冠華找一塊安息之地。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想把我的骨灰與冠華的合在一起,但我
說,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臥室裡陪伴我。李顥和慰情堅決反對,他們說我
應當開始自己新的生活,在東山安葬冠華,他會喜歡,因為那裡山明水秀。我被他
們的真誠所感動,於是去吳縣尋找墓地。我所找到的遠遠超過一塊冠華的安息之地,
而是人們對冠華和我的理解和尊敬。
    吳縣當時的書記管正同志以及東山鄉的楊其林等許多同志聽說我要在東山為冠
華修墓都熱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動得流淚。東山鄉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
下,最後選中一塊山頂十六平米的墓地。我當時經濟上也拮据。冠華病中,我靠早
起晚睡為百科全書翻譯條款,得到一些稿費來為冠華購買營養品。那時,北京醫院
北樓一層的護士們都會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護士會議室埋頭翻譯,中午冠華午
睡時,我把小籐桌搬到過道還在拚命工作。此時要修墓,我小心地問大約需要多少
費用。而東山鄉的領導竟回答說:「喬部長的墓將來肯定會是使東山揚名的一個景
點。至於費用,你是自己出錢修,我們決定只收材料費和人工費。」我感動極了。
    來到了蛇口
    從蘇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華另一位老友馮亦代的電報,要我速回北京商
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無論是李顥,還是亦代、徐遲這些老友,在冠華輝煌年月,
從未來錦上添花,因此我那時竟與他們從不相識。但是當冠華處於逆境時,他們都
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後又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關懷和鼓勵,我對他們永誌不忘。
    三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紹給黃宗英同志。我和宗英
過去並不相識,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談了四五個小時,她的堅強深深感染了我。
是她,聽了亦代的介紹建議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時間醫治心頭的創傷。當時她正在蛇
口幹一番事業,她和袁庚同志談了,同樣是素不相識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熱情的
手,歡迎我去蛇口。他還專程派了一位年輕幹部來北京陪伴我去那裡。雖然,後來
由於意想不到的干預,第一次去蛇口我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
天中,從袁庚到宗英,到許許多多其他蛇口工業區的朋友都由衷地歡迎我參加特區
建設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濱感受到了一種衝破長期壓抑的解脫。那裡的人們以新
的眼光去理解人的價值。我當時並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裡工作半年左右,
以使我恢復平靜,找到重新生活的起點。
    在蛇口時,我的情緒也仍然很不穩定,冠華的影子魂牽夢縈地無處不在。記得
有一天晚上,幾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裡呆了一會兒,總有一
種坐立不安的感覺,於是就到甲板上散步。我遙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憂傷
重又湧向心頭。命運使我飄落到這南海之濱,前面的路就像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
不見亮光,望不見盡頭。我記得我站在橫桿邊,任淚水往下流,直到朋友們出來找
我。那一夜我難以入睡,後來睡著時,冠華在夢中時隱時現。

               第五十七章
    我不能死
    一周後我被莫名其妙地從蛇口叫回北京,我氣憤至極,也絕望至極。在冠華逝
世半年中,我艱難地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朋友們要我堅強地活下去,卻也有人
不僅為冠華的死高興,也不喜歡我活得好些。他們酒足飯飽之後還在注視著我,不
是為了幫助,而是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遺憾的是,在這些人中不乏昔日與
冠華稱兄道弟的「戰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華青年時代參加革命,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
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時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他死後連他的妻子也無法庇護。
    那是我第二次被壓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視死如歸。我鎖上臥室的門,抱著冠華
的骨灰盒,旁邊放著我的那兩瓶「速可眠」和一瓶冠華喜愛的茅台酒,聽說酒可以
助長藥力。我在這世界孤獨跋涉已經太累,太累了,我該休息了……
    這一次拯救我闖過死亡關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敗的性格。我把自己關在我
們過去的臥室(當時的冠華靈堂)中足足八個多小時。當我從絕望中冷靜下來時,
我想到東山的墓還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會舉杯慶幸我的死,因為從此之後,
人們將無法得知冠華和我的悲劇。歷史將永遠被扭曲,公正將永遠被掩埋。我不能
死!
    開始了新的搏鬥
    我終於打開了房門,又走進了生活,開始了新的搏鬥。這一次,我得到了黃鎮、
宋之光等這些冠華老友的同情和幫助。當這場風波平息之後,已是1984年的秋天,
冠華逝世的週年之際了。我的情緒經歷了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驗,終於逐漸穩定下
來。不論前面的路多麼充滿荊棘,我決心走下去,為了冠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
我們所愛的大好江山和人民!
    記得1981年的時候,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話題叫「信仰危機」。有一次,
一群年輕人來訪,其中一位問冠華:「喬伯伯,你一生廉潔,忠心耿耿,卻被整得
這麼慘,你不對自己的信仰動搖嗎?」冠華激動起來,認真地說:「我不是工農出
身,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不是因為自身受壓迫,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我十六歲離家,尋求真理,在清華園裡,我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後來在德國,我
研究康德、黑格爾,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決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現在對
自己的信仰動搖,豈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華當時那種虔誠的信念給我的印象極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
在自我的調整中解決。1984年蛇口風波之後,我有了自己的想法。這年底,我拜訪
亦代、安娜。他們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賴的朋友。我告訴他們,在冠華逝世之時,我
曾經下過決心,也在他遺體告別時向他默許過:假若我決定活下去,容我兩年時間
求得心靈的平衡,然後我將為求得公正而奮鬥。一年後的此時,我卻對亦代說,我
想改變這當初所許的願。作為冠華生前老友,我想聽聽他的意見。我說我不想為求
得一紙公正去耗費我未來幾年的精力,因為即使求得一紙又有何用?冠華1958年被
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是後來當他馳騁在國際風雲的
舞台上,為中國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筆時,有誰還會記得這當年的「嚴重警告」?
而當1980年冠華忍受著一生最大的屈辱時,外交部卻發來一紙「改正」通知,說1958
年的處分是錯誤的,予以撤銷。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冠華如果還在世,也許爭取這
一紙公正還有用,因為他渴求有機會施展他的才華。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遺
恨,這一張紙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華一生,無愧無憾,我應當相信歷史
和人民。我問亦代,我這樣對不對,有沒有辜負冠華對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對我
表示了極深的理解。

               第五十八章
    魂歸大地
    自此,我的心平靜下來,專心為冠華修東山的墓。墓的每個細節都是我親自設
計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傾斜的墓碑象徵著回歸大地與人民,在大地母親的
懷抱裡仰望長空和錦繡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訪問斯里蘭卡時,參
謁前總理班達拉奈克墓時受到的啟發。那個墓身是一塊巨大的不規則的黑色大理石,
周圍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時我很受震動,覺得有一種浩
然正氣在空中迴盪。我在冠華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體現他一生的堅定和剛
直。
    墓身周圍的鵝卵石是在見到他在鹽城上小學時的那條天天踩過的鵝卵石小巷後
想到的,象徵著他從這鋪滿鵝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前台階旁的兩棵桂花也是他
生前鍾愛的。他一直希望在我們的院子裡栽幾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
植物,耐不住北方的嚴寒。現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銀桂。每年入秋,
冠華在塔松的婆娑聲中可以聞到陣陣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華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帶著他的骨灰啟程去蘇州安葬。行前,
我已逐漸平靜的心裡又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遺骨陪伴了我兩年,如今要離我而去,
留在那清冷的東山之巔。我突然後悔不該修那墓,不該讓冠華離我而去。我也突然
意識到這兩年的時間中,冠華無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賴以生存的一個夢!
    11月17日我在李顥夫婦的陪同下把冠華的骨灰安葬在東山墓地。吳縣和東山的
領導親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帶去的一張放大的我和冠華的最後合影放
入他的墓穴,緊靠著他的骨灰盒……
    誰留下野花三束
    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時分,陽光和煦,我靜靜地坐在冠華的墓石旁。一切都
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榮耀,多少難平的冤屈都隨著一鍬鍬的泥土埋
入了地下。又是那種無邊無際的空虛充滿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現了十四
年前我們的初識,出現了拉瓦爾品第淡藍色的夜晚和紐約深秋之夜的蕭邦鋼琴旋律。
這本應是人間一段多麼美好的愛情,但命運卻使它以悲劇告終!
    從蘇州回來,我在憂傷之中夾帶著對新的生活的期望。經過了兩年痛苦的徘徊,
我終於知道我該怎樣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很好的里程碑。
我不會忘記過去,但正因為這過去,我要再度證實我可以是生活的強者。我需要更
換環境。那時我雖然有一個單位,但仍在原來的系統,那裡的許多年輕人對我也不
無同情,但在權勢與偏見的壓制下,我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這時我得到了另一位
我永不忘記的長者的幫助。那就是杜老,杜潤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樣,我與杜老
素不相識。但他們這兩位老共產黨員同樣地珍惜人的才華,同樣地對黨內發生的許
多事情用歷史的、唯物辯證的眼光看待,同樣地寬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
他們兩位都曾慷慨地給予我寶貴的理解和真切的幫助。當杜老的夫人馬素芳大姐介
紹我認識杜老,我對他說我想換個單位做點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地歡迎我到他領導
的國務院農研中心去協助國際交往工作。
    冠華的墓修成之後,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掃墓。為了能安安靜靜陪伴冠華,我
都避開清明的正日。每年我去時,公墓的負責人都告訴我,清明節時,來掃墓的人
中很多人都要打聽「喬冠華的墓在哪裡」,許多人上去默哀,還有一次一位上海的
文藝界人士在冠華的墓前落淚。我的朋友們逢上去蘇州,也有不少專程去東山看冠
華。北京醫院吳蔚然院長是冠華數十年的摯友良醫。1987年他在清明之後去蘇州開
會也抽空去了東山。回京後他給我寄來兩張照片,一張是吳院長在墓前默哀,另一
張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經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貼了張條說「哪位來探視冠華,留下
野花三束?」

               第五十九章
    英魂永存
    時光又過了幾年。1991年春我照例去東山。公墓已換了新的負責人,他陪我上
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負責人一樣,還是告訴我那些動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動的是
他還告訴我很多人為了對冠華表示懷念之情,決定也在東山為他們的親人仿照我設
計的冠華墓地修了墓。僅在那一面山坡就總共有28個一模一樣的墓了。他領我去看
了其中三個。同去的朋友開玩笑說我應當申請專利了。我卻無限感慨,熱淚盈眶。
我說:「不,這不是我的專利。老喬的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感謝人民記得他。」
    那天我實在很激動,我請大家下去在公墓辦公室等我。我一人長久長久地坐在
冠華墓前的台階上。上午剛下過雨,此時的午後陽光從雲層後透出萬道柔和的光束
照耀在滿山碧綠的桔樹葉上,照耀在山腳下一望無際波光漣漪的太湖上。微風拂來,
周圍寂無一人,只有我陪伴著冠華。我坐在那裡,一切感覺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
似乎也停在了永恆點上。我望著開始西斜的太陽,想著那太陽幾個小時後將從西方
地平線上沉沒,但再過幾個小時,它卻又會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就這樣,周
而復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恆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許隨著西沉的太陽
從此了無蹤跡,但壯麗的人生會化成陽光的光束循環不止永存於宇宙之間。我慢慢
地回頭看冠華的墓碑,我剛剛為之上過蠟的金字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我似乎有
一種大徹大悟,冠華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這偉
大的宇宙間,化作清風,化作細雨,化作陽光。他就這樣永恆地存在,無所不在,
與我在一起直至永遠。
    榕樹有靈性
    從客廳裡往院中看,不知怎麼突然發覺在這居住了三十三年的四合院裡,最美
的竟是前院那兩棵大榕樹。每年它們開花很晚,但粉紅色的絲絲縷縷的花朵卻一直
可延續兩個月之久。白天,那一片粉色的雲霧給炎熱的夏季帶來清涼與柔和。晚間
那成千上萬的花朵散發出滿院的芬芳與溫馨。那種甜美的香味讓人想起最純真的愛
情。它並不那麼濃烈,但卻那樣幽雅,那樣持久,那樣刻骨銘心。
    久久地望著從南房屋頂上瀰漫出來的榕樹花,我突然傷感起來。我怎麼沒有意
識到這兩棵樹竟已從那屋頂往上長了足有兩三層樓高了?記得十二三年前它們還剛
剛長出南房屋頂大約一米左右。我和冠華坐在後院廊子上,望著那冒出屋頂的榕花,
他說:「你看這榕樹沿著房頂走的姿態多美!它多像一條龍。東邊那一簇花組成了
龍頭,中間起起伏伏是苗條的龍身,那西邊是龍尾。這條龍是青春少女。自然間的
萬物真不可思議!」從此,我每年夏天總要望望這條粉紅色的神話般的龍。後來,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不再尋找它了,因為我受不了回憶的痛苦與折磨,我必須掙脫
這種失落,重新面對生活。
    於是,我突然發現那榕樹竟已成為兩棵大樹了。那條原先是身材苗條、婀娜多
姿的粉龍也已從少女變成了蒼勁的老龍,它不再蜿蜒在南屋的房頂上,而是高高盤
踞在一座粉紅色的山脊上,俯視這滄海桑田,也俯視這小院的變遷。我不禁潸然淚
下。多少次努力想成為生活的強者,換來了多少賓客的歡笑。可又有多少人知曉這
歡笑後面深埋的悲哀。我說不清我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也許生活本身就無所
謂成功,也無所謂失敗,我又何必為此而苦苦追求呢?!但我有一份珍貴的回憶,
即使是過去的痛苦,當那一頁成為歷史時,覆蓋了創傷的心才意識到真正可貴的是
我有幸經歷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對歷史沉思。

               第六十章
    誰說草木不通情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誰說草木不通情》,裡面寫了這院中的柿子樹和梨
樹。尤其是寫了那棵被冠華拯救下來的梨樹。我對這兩棵樹傾注了許多深情!後來
柿子樹北邊垂在我們臥室窗外的那大枝幹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斷裂了。這枝幹自從
掛果以後,不管大年小年,它總是結出一對碩大的並蒂柿,從青綠到橙紅,就掛在
窗前。冠華視之為珍寶,誰都不許碰,一直到熟透時,他才親手摘下,還要在床頭
掛幾天。一直到我說再不吃就要掉下,軟柿子會摔爛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個
吃掉。我不愛吃柿子,但這對並蒂柿卻是每年都要吃的。然而這枝幹突然隨著鍾愛
它的主人去了,我少了一份觸景生情的痛苦卻多了一份淒涼和惆悵。再後來的一個
春天,那棵被冠華拯救但在他離去之後死去一半的梨樹也默默無語地死去了。我剛
發現它死去時異常激動,為什麼造物主要奪去我這點點滴滴的回憶!時間長了,我
又忽然悟出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冠華神靈猶在,它有意遷走了那結出並蒂柿的枝幹
和這半棵梨樹。他不忍看到我受回憶的折磨,他要我擺脫陰霾,堅強起來。
    可現在,在他離去十年之際,我又記起了這兩棵榕樹,那不也是冠華拯救的嗎?
1974年,冠華遷入我家這院子的時候,當時的外交部保衛部和總務司為了部長的安
全建議改造大門,把原來的漂亮大紅門封死,從前院臨街房屋打開一個新的鐵門,
還要砍去前院的兩棵榕樹,以便部長的汽車可以從大鐵門直接開進院子而不必在大
門外下車。我自然是不贊成的。如果大門改變,這房子的結構就破壞了,而父親當
年是力主保存這院子的一切風格的。但冠華當時官大,要由他作最後決定,而我料
想他不會同意。果然,他態度十分堅決。他說:「毀掉這四合院的結構簡直是犯罪!」
他說:「不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緊張,哪裡有那麼多敵人!誰會來殺我?共產黨的官
為什麼怕見到群眾?!」他說:「這麼兩棵漂亮的樹怎麼可以砍去?!」總務司、
保衛部只好讓步,此後,除了有時從車庫上車、下車,一般地他早早晚晚都在門前
下車,與街坊鄰居打打招呼。那時胡同裡年齡稍長的男人稱他「喬老爺」,年齡稍
長的大媽大娘們一般都不直接和冠華對話,她們稱我「妞她媽」,叫冠華「你們老
頭兒」。直至今日,胡同裡一些老人們仍會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當年「喬老爺」
進出胡同的情景。
    浪漫的灰色
    我從回憶中醒來,不覺深深地歎息。這一切難道是真的?悠悠歲月已流逝了二
十個年頭。望著鏡中的自己,不論人們如何稱羨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
精神在支撐,而無情的歲月畢竟留下了可見縷縷的白髮和絲絲的皺紋。我又想起當
年冠華的花白頭髮幾乎也是這樣,而我那時卻是滿頭青絲。有朋友建議冠華把頭髮
染黑,他大笑,說他不幹這蠢事。冠華說周南形容他的頭髮顏色是「RomanticGrey」
(浪漫的灰色),他特別欣賞。又有一次,我發現了一根白髮,大驚小怪地對冠華
說:「不得了,我有白頭髮了。」他卻「幸災樂禍」地說:「好極了,最好多一點,
你也變成RomanticGrey. 我們的顏色一樣了,我更高興。」如今,我真的變成RomanticGrey
了,可冠華又在哪裡?打開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華溘逝後我托吳蔚然院長
替我剪下的他兩鬢的兩縷灰白頭髮,這是我惟一保存的冠華身體的一部分。我默默
地對他說:「快了,我也快是你喜愛的顏色了。」

               第六十一章
    重返美國
    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開始重返美國紐約,多數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兒妞
妞。進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國東海岸兩次。但是在這十多次的訪問中,
我盡量避免回到東河之畔的聯合國!儘管時光的流逝多少衝淡了心中的痛,但是喬
冠華的名字與中國加入聯合國是這樣緊密地連在一起,每每見到聯合國大廈我的心
又會流淚!他的周圍立即圍滿了各國代表,常常是兩個人合坐一個矮凳,圍得水洩
不通。大家都想聽他講話,聽他豪邁的笑聲。
    每當我走在紐約的大街上,即使不去聯合國大廈,那點點滴滴的往日回憶也會
湧現在眼前。我曾多次走過五大道上那白色鑲金色的彼埃爾飯店。它讓我想起1971
年那次,冠華初到聯合國就遭遇了印巴戰爭這一區域性戰爭。當時的印度軍隊在東
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境內長驅直入,要一舉拿下東巴。蘇聯當時支持印度,中、
美兩國支持巴基斯坦,安理會內辯論十分激烈。
    巴基斯坦的大使夏希是個資深外交家,他後來曾任駐華大使。戰爭形勢十分危
急,巴方決定臨時任命布托為總理兼外長,並立即派他來紐約參加安理會辯論。布
托下榻的就是五大道的彼埃爾飯店。
    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帶了我們一行人去機場迎接布托。對於從未到過美國的
我們來說,肯尼迪機場的碩大無邊使我們完全搞不清東南西北。我們上了一條滾動
帶,卻聽到廣播說布托所乘的那班飛機已到,是在另一個門。那滾動帶很長,望過
去不知哪裡是盡頭。我們決定半道跳出來。於是一群穿著單調顏色的「毛制服」的
紅色中國男、女外交官開始冒險在滾動著的傳送帶上爬欄杆往外跳,惹得眾多美國
旅客目瞪口呆,也氣得機場警衛大聲斥責,要把我們帶走。我們出示了外交官護照,
告訴他們我們來接一個國家首腦,走錯門了。警衛無可奈何,只得放過我們。布托
到達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和代表熊向暉等即刻去拜訪,共商對策。我是翻譯。
我們匆匆趕到彼埃爾飯店,那裡的看門的及服務員顯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慇勤地為
我們開門引路。
    回憶1971年
    我想,對1971年這樁同樣是改變世界的大事應當從頭說起:1971年10月26日凌
晨,聯合國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消息傳到北京,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
吳丹發來祝賀電並邀請中國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團出席後一半26屆聯大。那時從周總
理到外交部都沒有思想準備。實際上,我們當時也以為這個問題要在尼克松訪華後
的1972年秋天27屆聯大時解決。消息傳來,刻不容緩,我們需要立即答覆吳丹。周
總理與外交部商量後由外交部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大意是雖然聯大通過了決議,
但目前聯合國被兩個超級大國把持,成了他們的論壇,因此中國政府決定不派代表
團參加。報告被毛澤東否決,他說應當馬上去,這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我
們怎麼能不去?!毛主席還親自指定了由喬冠華任團長。
    於是,形勢大變。周總理興奮不已,親自主持了代表團的組成以及喬冠華聯大
發言的討論。周恩來的心裡是非常明白的,中國應當派代表團。
    代表團定於11月10日啟程赴紐約,從上海轉機,先到巴黎,再轉紐約。在此之
前,由高梁帶領先遣隊赴美作準備。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及翻譯都由毛澤東主席親自
審定,除了喬冠華任團長外,急需決定一位副團長,他將留在紐約任常駐代表。在
眾多人選中,喬冠華推薦了黃華。黃於半年前剛剛赴任駐加拿大大使,因此周總理
提出如果把黃調去紐約,加方是否會有不滿,認為我們不尊重他們,僅僅半年就把
首任大使調走。冠華力陳派黃華任常駐代表的理由,並說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後,
這個建議被接受,決定通知黃華由加拿大直飛巴黎與代表團會合。

               第六十二章
    前度喬郎今又來
    代表團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主要成員,作了指示。他說:「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他還關照,代表團離京時要高規格機場歡送,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席。動身
那日,首都機場熱鬧非凡,彩旗飄揚,上千群眾歡送。在京政治局委員全體到場。
那一日,喬冠華成為真正的英雄,數千雙眼睛注視著他,歡呼聲簇擁著他,人們把
中國的驕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給了這位才華出眾的中國外交家。喬冠華登機前神
情自若,眼中充滿了自信。他於次日(11月11日)從巴黎飛往紐約的途中,心潮澎
湃,難以成眠,寫下了以下詩句:「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萬里大洋橫渡,
/一望長空盡碧。/此去欲何為?/擒虎子,入虎穴!」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後來自己加注如下:「出國前主席多次找我們去談話。最後一次,我問主
席還有什麼交待的,主席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首是:」百畝園中
半是苔,/艾蕭未盡蘭花開。/邊緣戰士知何在?/前度喬郎今又來!「1971年11
月11日
    冠華加註:「邊緣戰士指杜勒斯。1950年11月,我與伍修權出席安理會控告美
帝,第一次見到他。」
    我們隨行人員對當時的情景都深受感動,熱淚盈眶。我們深感自己肩上責任的
重大。在中國被孤立二十年後,我們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國的使者出席聯合國大會,
任重道遠,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國的代表將從我們身上看到新中國的精神風貌,我們
也同樣意識到此行不僅有鮮花和掌聲,更有艱險的困難。當時台灣雖已撤出聯合國,
但是他們同美國尚有外交關係,台灣的「大使館」在華盛頓,「領事館」在紐約。
他們不會甘心失敗。此外,美國對中國也仍視為敵對國,對於他們阻撓中國進入聯
合國企圖的失敗也是耿耿於懷。
    落井下石是「戰友」
    從那時到現在,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歲月悠悠,當年的一代風流人物已所剩無
幾,即使還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雖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
回想起那燃燒激情的歲月,無限感慨!但每當我想到昔日的英雄喬冠華最後的淒涼
結局時,我不禁想,當年喬冠華的無限風光也許恰恰埋下了他後來遭遇的禍根。記
得冠華曾對我說,他深知黨內論資排輩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頭
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中先後被批判、處分,如果不
是周總理惜才,保護了他,就不會有70年代為國增光的喬冠華,他恐怕早已被發配
到哪個邊遠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國外交的形勢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指揮下造就了
外交英雄喬冠華。歷史證明,他是靠自己的才華、忠誠和淵博的知識贏得世界的贊
譽的。然而,卻有一些比他資歷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忿忿不平,所以在後來喬冠華
落難時,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過患難的「戰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於
死地而後快。這是喬冠華晚年最大的悲哀!
    喬冠華一行於11月10日到達巴黎,休整一夜後於翌日乘法航赴紐約。當時黃鎮
同志任駐法大使。他和冠華終生為友。在冠華最後遭到極不公平迫害時,黃鎮是堅
持公道的少數老幹部之一。在冠華逝世後,他和朱森夫婦、宋之光大使夫婦以及宮
達非、柯華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給予我同情與關懷的人,我永遠感激他們!那時,
黃鎮大使在駐法使館給予冠華及其一行十分熱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團主要成員一起
最後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聯合國後的工作方針。我記得使館的會議室是一間全部都是
暗紅色裝飾的舒適的房間。冠華與黃鎮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促膝長談至深夜。

               第六十三章
    初到美國
    第二天,我們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班機赴紐約。大使和部長們以及主要翻譯購買
了頭等艙機票。法國航空公司對於中國代表團乘坐他們的班機赴紐約十分高興。
    我們從機艙望出去,那天紐約天氣十分陰沉,寒風凜冽,來迎接的人並不很多,
大概是以新聞媒體為主。其餘就是聯合國總部的禮賓司官員以及阿爾巴尼亞等二十
多個友好國家的使節。喬冠華在機場發表了準備好的書面講話,隨即前往先遣隊准
備的下榻飯店———羅斯福飯店。先遣隊預先已包租了十四樓的半個層面。
    對於代表團的所有人,除了喬冠華都是第一次到美國。一切都那樣陌生,也那
樣新奇。從四通八達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裝異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舖櫥
窗,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難以想像的。我們在旅館稍事安頓,大家最渴
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內沒有暖瓶,於是大家找到我問我如何弄點開水。
我查遍房中的「服務指南」,認為一定是打電話給那個叫「HouseKeeping」(管家)
的部門。於是電話打到管家部,我說我們是十四樓的中國客人,我們要泡茶,需要
熱水。接電話的說:「你打開熱水龍頭就有熱水。」我說我們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熱
的開水。他說那你就多放一會兒,水就熱了。我說我們不習慣用洗臉池龍頭裡的水
泡茶。那個人說那你只有打電話到房內送餐部了(RoomService ),我打到送餐部,
我說我們每個房間都要泡茶的開水。他說沒問題,馬上送來。十分鐘後,有人敲門,
開門見一位服務員手捧一個精緻的銀色盤子,上面放一個同樣精緻的玻璃杯,其中
盛著熱水!而其實,這也就是溫開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說這美國飯店怎麼不給暖
壺,我說今天就湊合吧!這幾杯溫開水價格不菲,是當作客房送餐計算的,外加小
費!大家說這鬼地方真是資本主義,喝杯開水還算錢!第二天,代表團後勤組的頭
等大事是上街買電壺及暖瓶,並且騰出一間小房專供大家燒開水之用。
    回到了聯合國的席位
    我一生中所經歷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喬冠華在聯合
國中國席位上就座的時刻,以及他在聯大代表中國作第一次發言後長龍般排隊向他
祝賀的場面。那一天,當喬冠華到達聯合國大會時,大門外已雲集了許多記者。冠
華由聯合國禮賓司長迎接前往大會會場。記者蜂擁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搶佔最佳位
置。那一時刻,喬冠華成為整個聯合國大廳的中心。所有人都駐足觀看,「紅色中
國」像一股巨大的旋風,席捲著這個經歷了二十年風霜的最大國際組織。中國終於
昂首闊步地走進了這個大廳,打破了美國對她的封鎖,參與到世界大事的重大決策
中來,成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員,和美國一樣,擁有否決權。
    我常常奇怪,冠華的性格極易激動,但是此時此刻,當我們很多隨行人員激動
得要流淚時,他卻十分從容,似乎是去開一個平常的會議。他保持了十分冷靜、鎮
定的神態,坐進了禮賓司長親自為他拉開的那張椅子。此時,有記者問他:「喬先
生,你現在坐在這張椅子裡有何感想?」冠華的回答造就了那張著名的後來獲新聞
攝影普利策獎的仰頭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樣自然,那樣淋漓盡致,一時間感染了
所有周圍的人。他僅有的回答是:「我現在的心情不是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
那是勝利的笑,是自豪的笑,這聯合國大廳內響起的喬冠華的笑聲呼應著毛澤東1949
年10月l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聲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後來,《紐約時報》
曾發表一篇關於喬冠華的評論,題目就是「喬的笑」。喬冠華就是用這豪邁的笑聲
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到了聯合國!

               第六十四章
    聯大會議形勢複雜
    然而,接下來的聯大會議卻充滿艱巨的鬥爭。印巴戰爭在大會期間爆發了!年
輕的中國代表團突然之間面臨一個十分複雜的局面。我們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沒
有自己的駐地,沒有自己的保密通訊設備。中央離我們那麼遙遠,很難隨時得到周
總理指示,而戰爭又在快速進展。巴基斯坦軍隊節節敗退,安理會天天開會至深夜、
凌晨。
    此時,美國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來後再談判撤軍,但由於通訊的不便,喬冠
華沒有得到國內指示可以暫不要求撤軍。安理會緊張地僵持著,前方戰場上形勢十
分危急。這天深夜,周總理從北京打普通長途電話到代表團,批評喬冠華還在堅持
撤軍要求。周總理說現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戰局。只要保住達卡,一切還有談判余
地。一旦達卡失守,東巴就被分離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現在美國人提出先
停火是正確的策略。
    第二天,中國代表團放棄立即撤軍要求,但必須立即停火。蘇聯代表仍在拖延。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終於傳來了印軍攻克達卡,巴基斯坦守軍投降的壞消息。
一場分裂巴基斯坦的戰爭以東巴分離出來為結局而告終。此時馬立克在安理會發言
說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當然這已毫無意義。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
斯坦的伊斯蘭國家都很失望。巴方代表夏希憤起把決議撕碎,並率領全體巴代表團
退出安理會。當時的氣氛十分悲壯。
    雖然這場鬥爭以失敗告終,但是中國代表團匆促上陣,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充
分發揮了一個安理會大國應起的作用。
    12月18日,喬冠華率部分代表團成員離開紐約回國。在從紐約到巴黎的飛機上,
冠華回顧一個月在聯大的鬥爭,心潮起伏,寫下以下題為《心事》的詩句:
    離卻喧鬧地,/天高夜寂寥。/倦極不能寐,/心事如波濤。/萬人爭握手,
/一語動群僚。/幫腔雖有人,/主犯終難逃。/黃發小兒何足道,/徒識揮拳其
咆哮!/蘇修胡言固可恥,/美帝軟弱亦可笑。/獨有堂堂中國敢講話,/一百多
個國家同聲討。/君不見:四海翻騰雲水怒,/犁庭掃穴看明朝。「
    冠華後來加註:「1971年12月18日,從紐約到巴黎飛機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
京作報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喬冠華不負眾望,載譽歸來。他以自己獨特的魅力征服了聯合國,也讓國際社
會瞭解了新中國。他在國內民眾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漲。然而,在這躊躇滿志的頂
峰,也同時孕育著他日後的災難。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醞釀第27屆聯大代
表團時,向中央打報告建議由當時的外交部長任團長。冠華是想到激流勇退的。正
如毛主席曾引用的詩經中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樹大招風啊!但是報告被毛
主席駁回,批示說聯合國的事還是要喬老爺去。1973年中美決定互建聯絡處,冠華
已深感國內政治形勢複雜,他無法應對,想出去工作一段,因此正式向周總理、毛
主席請命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這次又被毛主席否決,他親自任命黃鎮為首任駐美
聯絡處主任。為此事他召見了有關領導,當場對黃大使說:「聯絡處的事由你去,
你是大使。喬老爺,聯合國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我和冠華從主席那裡出來,
心裡有點沉重。主席的這個決定一定有人不高興,不知往後的日子是否凶多吉少!
    最終的結局是喬冠華1971年第一次出席26屆聯大後名揚天下,卻在五年後的1976
年趁他出席31屆聯大時被國內種種勢力結合起來推向黑暗的深淵。如今,整整30年
過去了!當年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激動人心的時刻仍然在激勵著人們,喬冠華為此做
出的貢獻也仍然銘刻在人們的記憶裡。

               第六十五章
    徘徊殘夢二十年
    文章從冬日寫到春至。眼前的庭院又是一片蔥綠,可是文章卻仍未收尾。不完
全是忙,也不是懶,而是我真的不願面對那個殘夢!前些日子,一個結識不久、卻
談起來很投機、性格上很獨特的朋友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你活得太累,太不值得!
你不為自己活著,你永遠生活在喬冠華的影子裡!」
    我淚流滿面。為什麼一個新朋友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心的深處?可惜一切都太遲
了,我在這殘夢中已徘徊了二十年,生命留給我的選擇餘地已經太少太少了!我知
道我其實十分脆弱,不堪一擊。我何嘗不曾試圖掙脫那個30年前的夢,重新開始?
但是,茫茫人海,我又到何處去尋找我的歸宿?冠華如果善始善終,在他事業的光
輝中告別人世,我會安心得多。但是,他受的冤屈實在太多、太多了。在他身後,
除了我,又能指望誰來為他說話呢?我為自己背上這沉重的十字架,二十年來難以
卸脫。而那夢只是短短的五年。
    我在外交部的輕鬆日子其實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識到
一場政治災難就要來臨。在一連串「批周」、「批林批孔」運動之後,外交部已失
去了昔日的穩定,處於人人自危的心態下,黨組也變成了惟「聯絡員」之命是從,
不能做出任何獨立決定的軟弱班子。後來,鄧小平同志的接任短暫地找回了一段平
衡,可惜小平同志也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毛主席通過「聯絡員」傳達指示的黨內
不正常狀況。而且一年半之後,「批鄧」運動又最終把外交部拖進四分五裂的深淵。
    往事不堪回首
    這一段最後的悲劇不堪回首。外交部是最早傳達「批鄧」的單位。1975年11月,
全國尚未行動時,外交部黨組已開始「批右」,矛頭直指喬冠華、黃鎮、何英等人。
1973年12月,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後親自對我們及「聯絡員」說:「老幹部還
是有點用的,我就是最老的。你們要手下留情。」部內老同志深受鼓舞,但同時我
們也不解為何情況並無好轉。
    1976年1 月8 日總理逝世。就是之後短短的3 月至5 月間江青的過問成了喬冠
華和我最終的悲劇。沒有人出來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沒有人出來說當時喬冠華
的孤注一擲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幹部在「批鄧」運動中未受衝擊。也沒有人指出從6
月份開始,江青轉而大肆指責喬冠華,並揚言要撤他的職。那時候毛主席還在世。
我們默默地承受著種種的屈辱和不公。冠華終於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著患肺
癌!
    往事不堪回首!31年前當我踏進外交部的大門時,我是個對政治鬥爭一無所知,
對名、利也無所乞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動人心的外交以及我與冠華的傾心相
戀給了我一個金色的夢。但是殘酷的現實使這個夢只存在了一瞬間,它很快變得支
離破碎。當1983年的9 月,冠華最終離我而去時,這個夢也就被撕扯得無影無蹤了。
但是我卻始終游離於殘夢與現實之間,難以擺脫。
    冬去春來,當我寫下這最後幾行字時,我望見窗外院中春意盎然的老梨樹。二
十年來,它們忠實地與我一起走過那無數孤寂的夜晚;它們的枝枝葉葉記載著我那
舊事殘夢。這大概也是我對這四合院難以離捨的原因吧!夢雖殘,但它畢竟曾經是
夢。割斷了,也許我能解脫,也許我會更加失落。我真的不知道。
                                (完)

<<那隨風飄去的歲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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