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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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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客杭日記》始末(1)

    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響,換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個早晨,一位前來謀取升職的鎮江文人用這樣一句話開始了他蓄謀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剛剛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朧的石獅,他已來到這權欲橫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樞,在禮部、照磨所、儒學提舉司等辦事衙門作穿梭般的拜訪謁造,包括會見親戚、同鄉、舊友、上司,分贈土產,遞交推薦信和個人求職申請,並盡可能爭取打聽到更多的內幕消息。這位時年二十八歲的年輕男人身體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雙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當天晚些時候他下榻於城中位於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與一位同樣來杭謀職的金壇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於內心為即將實現的職業理想所激動,加上考慮到在杭期間官場應酬所必不可少,當房主人具酒為之洗塵時,他輕易甚至不無欣然地破除了禁絕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後,前來看望的朋友們陸續散去,他在床前一隻內置便桶的矮櫃上秉燭寫日記。由於一天應酬下來實在太累,只勉強記了一百來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餘天他一直在為這次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行程作準備──從經濟學和關係學兩個方面。其間又有一半時間用於旅途,一半時間在家鄉鎮江精心謀劃。「為甘露寺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同白無咎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若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沒有人相信出現在日記開頭部分的這種羽扇綸巾式的風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濃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為點綴與過渡。事實上正是這位甘露寺裡贈筆的客人為他帶來了約定中的有關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後者白無咎的父親白珽曾任位高權重的江浙儒學副提舉一職,對白拜訪的本意說穿了不過為求得一通薦書。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陰未回,乃子無咎、無華留飲」。因此無錫太平寺觀壁上畫云云,同樣也是迫於無奈──將下一班夜航船到來之前的時間胡亂打發掉。    
    接下來他急急趕去蘇州平望,那裡居住著另一位剛下職的江浙儒學副提舉詩人龔。當晚他在龔家「留宿具晚飯,飯已,留燈夜話,是夕多蚊。」這樣的悠閒與愜意是否意味著事情已經有了眉目?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隨後幾天的日記中,我們將看到這封薦書已經順利到達了主管部門的官員手裡:「省西見張菊存下龔子敬書」。隨便提一句,像白珽、龔子敬這樣的名字,在元代文學史上的名頭是足以令人肅然起敬的,如比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碼不亞於苦茶庵裡的週二先生和半隱於浙江石門鎮的緣緣堂主人豐子愷。    
    杭州施水坊橋開小旅館的剃頭匠沈六郎應該為自己無意中接待了這樣一位客人感到榮幸。這位談吐風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錫,號雲山,是當時剛剛嶄露頭角的一位詩人兼書畫家。他選擇這裡下榻僅僅因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來幹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這個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夢想就是為了把自己從一個鎮江儒學學錄的現職弄成學正。(相當於從現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長升為副局長)而手頭的薦書以及眾多朋友的精心謀劃使他覺得有足夠的理由對此充滿信心。至於偶然的雪泥鴻爪,使得這裡日後竟成為杭州的一處名勝,遑論祖上可能為皇帝剃過頭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連郭本人也從未想到過。    
    而事實上他安心呆在這裡的時間也不多,除了幹事所需,其餘時間全被他用在了憑弔故國山水和會見朋友。他差不多訪遍了杭州的寺院與道觀。有時獨行,有時由一位父輩朋友、六十八歲的詩人湯北村陪同。將日間諸事如實記於當晚的日記,是他多年以來養成的一個良好習慣。因此,為後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鐘白搭」一事,在當天的日記中也不過是極為普通的個人文字功課。    
    「晚登臨吳山,下視杭城,煙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    
    「……次游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然意。門立四青石柱,鐫鑿盤龍甚精緻,上猶有前朝銅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曾覿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得壁間一詩云『玉輦成塵事已空,惟余草木對春風。憑高□□□□□,目斷蒼梧夕照中。』寺門俗稱『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爾。遠見西興渡口,煙樹如薺」。    
    信手拈來的片羽只鱗,卻成為後來的文物學家拱若至寶並願意為之感激涕零的充足理由。因為其中有關金鐘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時或後代涉及杭州的文獻中一向未見記載,其珍貴程度當可想像。由此也可見一個作家在生活中敏銳地保持自己的觀察並將它如實記錄下來,無論對於歷史還是個人,都是多麼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來他還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寓樓頗潔,便於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訪友歸寓,「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同樣,這種帶有美學意義的評價與描述,也引起了後代的杭州人對此所生發的源源不斷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顯然出於愛屋及烏之意,甚至連當年沈六郎位於施水坊橋的小旅館也仰彼余澤,成為杭地勝跡之一。在道光年間杭州著名詩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詩會上,青年詩人黃薌泉分得的詩題就是《施水坊橋郭京山寓樓》:    
    「東岸橋尋施水坊,樓居風韻說吾杭。便於坐臥偏宜客,況有親鄰累舉觴。舊友重來歎寥落,一官本分費商量。羨他待詔能為主,至今名傳沈六郎。」    
    郭畀日記的全稱為四卷本的《郭天錫日記》,歷來知者幾稀。一個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雍正初年。這裡需要感謝的一個人物是杭州名士厲樊榭。當時他偕一位朋友江硯南在揚州旅行講學──作為富甲海內的淮上巨賈程松門的座上賓。在一次例行的豪宴臨近尾聲時,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了。在後來為日記出版所作的序言中,這位浙西詩派的領袖人物這樣描述當時的事情經過:「酒半,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真跡,共四冊,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冊。時酒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於胸……即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捨,呼燈捉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攢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厲鶚在幹下一件好事的同時也幹下了一件壞事,那就是他出於某種自以為是的好意,將日記中被認為有損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細節大都刪去。那些文字和細節真實記錄了元代一個外省低級官員為謀取升職如何在省城四處活動,包括請託,求薦,修改履歷,打通關節,甚至還包括索賄和行賄──當然是在時尚和官場風氣的壓力之下。在我看來正是這些生動、觸目驚心的所謂「無系武林典要者」,才構成了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學意義上的真正價值。這個刪節本後來被出版家鮑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齋叢書》,書名《客杭日記》大約也為厲鶚所起。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後來八千卷樓的錢塘丁氏兄弟又從塘棲勞氏處購得真跡,將所有刪節一概補齊,並刻入《武林掌故叢書》,這對今天那些元代文化與吏治的研究者來說該是多麼殘酷的打擊。    
    《客杭日記》後世推崇者甚多,而且這中間杭州人要明顯超過鎮江人──出於對客人由衷讚美自己家鄉的敬意。但它的意義與價值肯定不僅於此。彷彿一台複印機毫不留情地將自己的心跡與行為保存完整,我們很難想像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還有誰在日記體文學這一行中幹得如此漂亮。由於生性慵懶以及對佛學的過於沉溺,似乎妨礙了作者後來文學上更大的發展。直至逝世之時,他留給文壇的全部遺產除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冊日記外,僅只有《元詩選》裡真假難辨的十幾首短詩。(其中大半甚至還混入了元代另一畫家郭天錫的作品)但他的文學天賦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生活態度也任性直率。在組成他落拓一生全部內容的讀經、潑墨、行吟、飲酒、鑒賞書畫這些活動中,他最為狂熱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繪製彩畫。他晚年時候對茶道也情有獨鍾,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歲的畫家倪瓚。當時倪尚未去笠澤歸隱,他們每年總有一段時間在一起汲泉滌盞,談詩論文。    
     後者曾為此寫過一首追憶體的短詩,詩中的郭瀟散,放浪,身若閒雲野鶴。由於有關他生平資料的匱乏與珍貴,這首詩向來為對他感興趣的那些研究者所津津樂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是一個與《客杭日記》的作者形象迥異的人。一個天性淡泊的人。一個儒雅,天真,不知世事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帶給讀者的困惑是:面對兩個彷彿來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一個呢?


第一部分《客杭日記》始末(2)

    郭畀一二八一年生於鎮江,自小即飽讀詩書,這顯然跟他出生書香名門這一幸運有關。在他少年時期,父親郭景星一直擔任當地淮海書院的山長,這個職務相當於今天一座中等城市的大學校長。青年時代由於父蔭以及機遇,他曾在外省的地方教育機構短暫任職。後來又極富傳奇色彩地在浙江的青田縣擔任稅務巡檢,從而對官僚機構的腐敗以及民生疾苦有著一定程度的瞭解。那時候他已是一個卓有成就的書畫家了。他那枝被倪瓚譽為「毫端五色霞」的靈秀之筆在批改作業、抄呈公文的同時,也為他在江南的達官士子中贏來了不薄的名聲。十八個月以後,他又突然回到家鄉鎮江擔任儒學學錄,並於元大德十一年,也即赴杭謀職的前一年匆匆去京參加教育官員的全國統考。一切似乎都按計劃順利進行著,直至我們在文章開頭處看到過的那個早晨,他背著一隻裝滿土產和名貴書畫的行囊,胸有成竹,來到杭州。    
    《客杭日記》使他成為同時代人中現實主義文學的典範,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苟同這種觀點的人會越來越多。在短短的六千餘字的篇幅內,記錄了一百多個人物的言行風貌和差不多同樣數目的寺廟,道觀,街道,山水,服飾,古跡,飲食,氣象,以及省中的制度,官場的禮節,公文的格式,上官的威儀,以及怎樣打點,怎樣運作,怎樣晚間摸到主管官員家裡去「付後司所用」,怎樣為應付辦事衙門勒索上親戚家借錢不遇,從下榻的河坊街一主一僕到北新橋,「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這個數目大約相當於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因為他當時擔任鎮江儒學學錄的俸祿,不過每年制錢一百二十貫和祿米兩石。    
    郭畀客杭期間另一件繁忙事情就是不停地為求請者作畫和寫字,這也佔據了日記中相當的筆墨。早在二十歲以前,他的書畫已盡得小米(米友仁,宋代大畫家米芾之子,曾客寓鎮江多年)的精髓。而另一位現實中的老師高彥敬(字房山,元初書畫大家。與趙孟頫齊名)也是當時名滿天下的人物。從到杭的第三天「北村具酒午面,浼書數紙」起,到離杭前為一個偶然相識的閒官的四幅山水題詩,出現在這張求請者名單上的人物竟有二十餘人。其中有的是前輩高人,有的本身就是書壇聖手。他的熱情與謙卑使他對這一切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並盡可能做到隨求隨寫,當場打發。唯一的一次例外是自己的舅舅,「方仲明寄紙求書畫,因情緒不佳,更遲一二日下筆」。我們注意到,在日記中,這一天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一日,剛巧是他到達杭州的一個月後。    
    飲饌也成為日記裡的一項主要內容,顯然事出有因。作為一個俸入廉薄的低職文官和出門在外者,況且還帶著一個書僮王二。如何經濟,方便,又盡可能不失體面地對付每天的吃飯問題,看來也是令他頗費腦筋的事情。這方面的一個常見格式是三杯薄酒一碗麵條,但這通常發生在他與朋友之間相互宴請的時候。平時吃些什麼雖無記載,但我們不難想像那種以果腹為目的的所謂吃飯。作為難得的奢侈,有時候為解嘴饞,他也會上飯館去吃一碗他所愛吃的片兒川或素雞湯麵。他喜歡吃麵那可真算找對了地方。麵條是杭州的驕傲,這方面甚至還有著偉大的傳統,光《夢粱錄》裡所列的款式就不下三四十種。至大初年去宋不遠,雖飽受兵火戰亂之災,但從郭畀日記中有關麵條的名目來推測,當時的城市應該已經恢復得相當繁榮。當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婦的眼光來看,郭畀客杭期間飲食勉強上得了檯面的大約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一次是此後不久,「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樽薦亥首」。另一次作東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請薦海蜇,話至二鼓」。最後一次是他去拜訪一個擔任府判的鎮江人張雲心,「留坐,具午酌,薦糟蟹雞面」。這裡有一個挺有意思的現象:郭對自己日常生活所難以問津的美食一律喜歡以「薦」字加以尊稱,而非紀錄平日飲食所使用的「具」。儘管連一個豬頭也堂而皇之出現在這張珍貴食單上不免令人掃興,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煎魚卻被細心地從上面劃掉了。這裡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們作出這樣的假設:由於當時接連發生的皇室內部的混戰,加上大德年間對朝鮮窮兵黷武的戰爭準備,市場上的肉類供應嚴重緊缺。而淡水魚作為浙江特產加上資源豐富,同時也不便於供應軍需,因此價格一直被穩定在一個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請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儘管郭與他們官職與俸祿大致相等,但由於所處部門權勢意義上的不可同日而語,生活質量也就明顯拉開了檔次。    
    類似這樣隨意而饒有興趣的記敘,通過偶然展露的一鱗半爪,令讀者得以略窺元代社會生活各個側面的例子,在日記中應該還有著許多。如果打一個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頗像一個科技時代的光電鼠標,為我們打開當時國家機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許多窗口。這似乎也正好印證了魯迅先生有關歷史的一個觀點,大意是如果你想要瞭解到一點真相,也許在野史中才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義上說,我們的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學官當時無意中扮演的正是這樣一位時代錄音師和書記員的角色。整個客杭期間,他一邊遊歷交往,一邊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進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趕到儒學提舉司,發現「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幾天後的一次遭遇幾乎與此類同,整座政府大樓空空蕩蕩,原因據說是當時的平章知事(省長)別不花獲升調任,大小眾官都一窩蜂地趕去拍馬送行,以至無人辦公。還有一次的情景說來更為氣人,由於可能存在的打點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員當場給他吃了一個閉門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記裡寫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個朋友張竹村的陪同下,到附近一處書院看了一上午的詩牌,後又在仙村寺門口觀「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才略為消去心中的不快。    
    由於上述挫折都集中發生在客杭的前期,雖然不無沮喪,卻絲毫也不影響郭對事情的結果仍然保持信心。像所有過於相信自己力量的年青人一樣,他整天懷揣一卷《夢粱錄》,在這座被馬可·波羅吹噓為有「石橋一萬二千座,戶口一百六十萬家,房屋一百六十萬所,大街一百六十條」的著名城市裡東遊西蕩。他遊覽了西湖邊宋時舊稱楊駙馬宮,入元後修葺一新的開元宮,觀賞了玄同觀北斗殿壁上李息齋(著名畫家李衎)所畫的兩枝墨松,並經考證後認為北關門外塑有古觀音像的妙行寺即前人著作裡所記載的接待寺。他經常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忘年交湯北村的陪同下去官巷喝茶。有時他上午還跟一幫朋友討論他的精神老師米友仁的畫技,隨後就獨自一人去某座寺廟欣賞佛畫消磨掉一整個下午。有一次他還去拜訪了一位性情怪異的前輩高人吾丘衍。此人終生不娶,住在城西一座破樓的樓上潛心修道,幾年來不下樓梯半步。即使你是當朝的達官名宦前去禮賢下士,他也只送你到樓梯口為止。沒想到郭與他倒是一見莫逆。後者不僅與他討論了自己的新作《無稽集》,甚至還用那只名氣很大的玉簫為他即興吹奏了幾闋古曲。    
    杭州就是這樣一座繁華而生氣勃勃的城市,每天都會上演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和故事。他在散步時碰到曾在鎮江為官的舊友井同知,此人為太后鳳輦即將駕臨靈隱進香前來先行打點。有一天夜深他倦行歸來,一位德清人吳菊存前來拜訪。「吳公即至元二十七年赴北寫《金剛經》者」,彼此不覺相見恨晚。在省東一家藥鋪,他在買藥過程中與相互聞名已久的藥房老闆張君遠交上了朋友。另一位在開元宮偶然相識的閒官宋春卿更有意思,一見面就向他索要一種名叫「根腳抹子」的稀奇古怪的物事。而在第二天的日記裡,他居然認真地寫道:「早見宋春卿,與根腳抹子」。當天的日記還記錄了他與湯秋巖以及尹子源在旗亭沽酒。還有湯北村的兒子湯君白對他的突然造訪,並帶來一位名叫張伯愚的老先生「攜扇十柄求書」。    
    然後是他那些形形式式的僧道朋友,玄同觀的吳若遺,開元宮的王眉叟,妙行寺的伏維那、翠雲子以及來僧錄事柯以善。郭對這些能同時在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潛心修煉的傢伙欽佩不已。儘管這些人的身份相當曖昧,既是宋室遺民,又是現職官員和世外高人。他還在一所道觀裡多次與張景亮探討因果報應之說。此人是趙子昂的姐夫張師道的兒子,並即將出任吳江州判。當我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嘲笑一個和尚享受正處或副廳級待遇,沒有想到這種制度只是對七百年前的元代官場習氣的拙劣模仿。現在可以查明的是,吳若遺當時的官職是提點,王眉叟與伏維那也是提點,其餘兩人大約職位相當或略低。享受朝廷俸祿同時也笑納人間香火,使這些人的生活遠較一般同級官員要來得滋潤。如郭畀在杭期間所收受的唯一一件貴重禮品── 一個魚面果盤──就由時任玄同觀主持的吳若遺所送。同時,作為當時的主要社交場所,寺廟道觀在客觀上發揮著現代社會的咖啡館與文藝沙龍的作用。政壇內幕,官場消息,名人隱私,生意供求,只要你肯下功夫,在這裡你都能打探得到。考慮到郭來杭州的主要目的是謀求職務陞遷,他對上述地點的頻頻造訪恐怕也不能說完全出自藝術與精神所需。    
    他還在玄同觀的大殿上拜見了當時名望如日中天的趙孟頫。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前面兩次的拜訪時間是到杭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但都因趙的原因未能如願。這位時任江浙儒學提舉──郭前來謀職的主管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的藝術大師向他打聽了北京的最新消息,當然是在得知郭年前剛去京城參加歲考以後。然而奇怪的是事情到此就沒有了下文,彷彿演出中的大提琴手靠在自己的琴上睡去了,從而成為整部日記裡最令人感到可疑的部分。從郭到杭次日起就迫不及待地謀求與趙見面這一點來看,恐怕目的正為求職一事。「湖上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關於見面的情況到這裡就中斷了,並在以後的日記裡再也不見提起。當天下午他在西湖四周的寺廟亂逛,縱情山水之中。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當遇上意外和不如意的事情,郭一般都採取這種方式用於排遣心中的鬱悶與委曲。    
    湖上玄同觀的會面過程中一定發生了什麼?儘管沒有更多的資料與事實來佐證,我對這一點仍然深信不疑。郭在杭州的活動最終以慘敗而告結束,我當然沒有將這個不幸結果歸罪於趙孟頫的意思。我只是這樣認為:如果我們把整件事情從乘興而來到鎩羽而歸看成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那麼玄同觀的一幕有可能是一個轉折,至少也預兆了某種不祥。考慮到兩人年齡相差二十八歲,加上地位與官職的懸殊,說有什麼個人恩怨那是站不住腳的。但郭的父親郭景星的情況卻與趙相似,倆人都是宋末元初的江南名士,入元後當異族統治者出於某種政治策略到南方選薦人才,趙忻然應徵,一拍即合,郭卻以雙親無人撫養為由力辭。然而這同樣也不能說明什麼或喻示什麼。現在僅僅可以斷定的一個事實是:會見過程中肯定出現了某種意外。讓我們想像一下當初發生在玄同觀金碧輝煌的大殿上的全部情景吧:副省長郝天挺端坐中間,教育廳廳長趙孟頫在右座陪同,居高臨下地發話。一個外省年輕的低職官員站立在他們面前,儘管心高氣傲,又不得不低下頭來。笨拙,羞怯,低聲下氣。因此,事情的癥結也有可能是郭出於某種自卑沒能將求職一事說出口,但我寧願相信是趙打了官腔或者乾脆一口拒絕了他的請託。    
    


第一部分《客杭日記》始末(3)

    杭州漸漸開始展露出它複雜而陰暗的一個側面。吳若遺提點慷慨饋贈的魚面果盤郭畀最終還是沒捨得自己享用,於當天晚間就將它送到了一個省政府秘書張德輝的府上。後者作為客杭謀官一事實際上的策劃者與主持者,至此終於如同海明威筆下的冰山一樣漸漸浮上了水面。此人系郭的同學兼老鄉,同時也是江浙行省禮部的員外郎。喜歡晚間在家中接待請託辦事者是他的一項特色,讓人不難領略他的居心。當郭為事情進展緩慢感到擔憂,張告訴他可以去找一個名叫馬從簡的能耐很大的官員,這使郭不免喜出望外。但拜訪的結果是「未允所請,歸見德輝,德輝言來日當為著語」。當天夜裡張德輝還暗示他,要想把事情早日弄成,不多花點錢看來是不成的。郭當場就把身邊的錢全部留下,「付後司所用」。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不露聲色布下的高明的圈套──為以後一次次的索賄埋下伏筆。由於郭在日記裡對自己所幹之事的難度與性質一直語焉不詳,我們既不清楚它的實際操作過程,也不瞭解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觸犯當時朝廷的正常用人制度。我們能夠知道並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自那一晚開始,郭的形象實際上已從一個詩人、山水畫家變為一個醜陋的行賄者。每天早晨他準時出現在行省「伺候吏輩」,其餘大部分時間都被用在了告貸和浼人疏通關係。隨著馬某一次次的「未允所請」,「仍未從命」,「晚見馬公,猶未慨然」,他開始在杭州城裡失魂落魄地四處借錢。「盛親家見借錢一笏」,「同方仲明舅見高國梁司丞說假借事」,「問李君德借錢」,「遣王二下長安盛親家公處借錢」。他需要更多的錢嗎?是的。他需要更多的銀兩與至元寶鈔來向自己的純潔心靈宣戰嗎?是的。他像一個精神統帥笨拙地指揮物質的士兵。有一次他公然在白天將錢送到一個管理檔案的官員吳令史手裡。    
    郭畀的日記筆調隨著鄰樓的尹子源成功弄到財賦府的委任文件變得越來越灰暗。他的筆現在彷彿世俗波濤中心苦苦掙扎的無助的桅桿。這一時期頻頻出現於他筆下的人物不是自稱有官場背景,就是兜裡可能有點兒閒錢。他像一個空中樓閣的居住者極力想要說服自己相信這是真的,並對負責設計與施工的他的那些朋友絲毫也不懷疑。而在我們看來,這座美麗建築物的根基恐怕原本就不牢靠,事實上它現在已經開始鬆動,並且有可能一下子就會塌陷下來。    
    一個多月以前,當他在鎮江家中百無聊賴,寫下「小窗兀坐,誦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這樣的句子時,沒有想到他在杭州的心境會同樣是「予滯留日久,幹事未就,愈覺鬱悶耳」!到了十月下旬,連他自己也開始看出整件事情好像已經偏離了原先設計的軌道。有一次他應朋友的邀請共進晚餐,同桌者為「大名(北京)人三都目,皆軍中掌案牘者」,當他瞭解到三人中只有一個姓程的識字,其餘都是文盲時,心中突然充滿了強烈的憎恨。十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又去游了玄妙觀,一個老道士向他賣弄道觀的淵源與歷史沿革,又被他當場奚落了一頓。他為自己心情的惡劣感到吃驚。他知道自己已經做錯了什麼,又不知道怎樣才能糾正過來。他害怕末日審判的降臨。回到寓所,事情仍然沒有進展但圈套開始有了新的形式。大約是張德輝或馬從簡派人通知他,「是日本司文書有好音,但為張士瞻者阻之」。    
    於是我們面前展現出整部日記中最詭異神秘的一個景象──燒玄壇香── 一連幾天,在夜深人靜以後。寓樓窗前的一隻圓桌上,擺放著黃裱紙與供品,氣味刺鼻的香燭忽明忽暗,心事重重的房主人彷彿老僧入定跪倒在地,祈盼冥冥之中能有一隻大手為他扭轉乾坤。而白天,人世的努力也同樣還在絞盡腦汁進行著。他找到一個張士瞻的間接朋友李君寶,再由李轉托自己的朋友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在此之前,他甚至連街上匆匆見過一面的大內官員井同知也不放過。他花一整天的時間尋找到井在新宮橋的下榻寓所,「浼於郭都事處著語」。「一個戰士用完了身上最後一點兒武器,包括指甲在內」,這正是對一三○八年十月下旬的藝術家郭畀的絕妙形容。    
    與此同時,一些跡象也表明他已在為可能面臨的失敗作準備。他找到在省財賦部門工作的熟人唐仲文,請唐出面寫信給長興方面,催討他的父親郭景星在那裡任儒學教授時的欠俸。如不出意外,這筆錢將夠他用來還債和支付回鎮江的路費。另外,他讓杭州學正張景芳為他送來一張照元除事劄子,(一種撤回申請的公文格式)以俟不時之需,也說明他已經打算從原先自我推薦、爭取破格錄用的強硬立場退回。這種態度以及策略上的突然轉變有可能出自什麼人的暗示或勸告。馬從簡與張德輝當然不在此列。當天夜間他可能又得到了某種危險信號,以至第二天一早起來就依樣畫葫蘆,將照元除事劄子寫好,並立即親自送交江浙行省禮部架閣庫主管雷毅夫。事情順利處理完畢以後,他略微恢復了一點原先的生氣。在回來的路上他遇見一個杭州名醫蘇淳齋,兩人愉快地在市肆小飲。後者向他講述了節制和保持良好心態對身體的重要,郭則從人道主義角度談了他對醫家所認同的剮股煎藥的看法,並引用了他的朋友湯北村詠姚靜齋女剮股救兄一事的一首詩:「女生他人婦,兄死誰養親。剮股與紾臂,孰仁孰不仁」?


第一部分《客杭日記》始末(4)

    寓樓簷下秋雨不斷。杭州像一片巨大的落葉泡在清冷潮濕的雨水之中。事情的結果最後終於出來了。儘管已有心理準備,郭仍然無法坦然面對眼前的事實:對他的升職僅僅作出某種模稜兩可的建議,而非原先私下裡講定的直接任命。他在杭州城南的山林中轉了一整天,回來後打起精神跟新老朋友一一告別。第二天又在房東沈六郎的陪同下上街買了點當地土產如核桃筍乾之類,並有生以來第一次喝醉了酒。「杭州,一個愛你的人現在要回去了」,我在難以言說的同情與傷感中讀了他最後幾天的日記: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囑馬生,不允。盛親家來別,付家書,報事體乃是。晚見馬生,雲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願退元物,不曾收。再見德輝。見湯君白,同見李君德借錢。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早見唐仲文囑俸事。次見宋春卿,會李士可,同二公游開元宮,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攜,余以事不如意,捨之而別。李君德來。問卜。再到省中見楊生,囑更遲一二日。見張德輝論乃事。見雷景顥,不遇。訪郭總管,不遇。會李齊賢。又見德輝,值出。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俸作歸計耳!」    
    接下來我們可憐的鎮江儒學學錄郭畀的故事很快就要結束了,並且故事的場景也將從杭州轉移到兩百里外的一個山區小縣長興。他在知州呂某的官署中作了一段時間的座上賓,並與一幫當地文人混得不錯。長興的文化舞台較之杭州要小得多,甚至比他的家鄉鎮江還要小。他受到追捧當然是因為他的謙卑以及深湛的學識,但我對他在當地的逗留時間超過一個半月這一點還是不能不感到意外。等著欠俸問題的解決應該是個合理的解釋,同時他那飽經意外打擊的精神與肉體也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來休養。杭州留給他的傷口實在太大了,以至他返回鎮江以後,又去焦山普法寺住了一段時間,「一洗城市之俗塵也」。他那首被同時選入《元詩選》和《元詩別裁集》的著名短詩《宿焦山上方》,據厲鶚考證,也正是此次游程留下的生動記錄,詩云:「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裡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    
    郭畀客杭的無功而返為理想化的現實主義者在現實面前的尷尬提供了新的失敗文本。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精明與狡獪與世俗的精明與狡獪較量的結果。因此我們如果說它是「偶然的」,不如說它是「必然的」。在這場力量懸殊的鬥爭中,一方以下職官員、飽學老儒、文壇名士等擔綱,另一方卻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門的猾吏與要員。除了作者本人始終執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數讀者從一開始就不難判斷出事情的結局。在日記中,我們看到龔子敬的推薦書到了張菊存那裡就沒有了下文。李叔儀的父親資深書吏李伯玉代撰的個人求職報告竟然引用律文有誤,在禮部、宣慰司、儒司之間遭到斥責與拒絕。張德輝一見面就十分可疑地把他拉到家裡說話。趙孟頫態度曖昧。馬外郎貪得無厭。王都目的刁難。張士瞻的強橫。井同知的敷衍了事。凡此種種彷彿灰暗的電影鏡頭,使劇情的發展完全脫離了原先構思中的完美與精緻。而郭的表現正像一個蹩腳的三流導演,在這幕由他自編自演的長達五十餘天的鬧劇中,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不得不灰溜溜扔下導演帽與麥克風一走了之。他的愚蠢在這裡,他的可愛也在這裡。天性溫良加上中國文人骨子裡的山林思想,使他對自身的失敗始終能夠保持息事寧人的低調態度。這也是他最能引起我敬意的魅力所在。在離開杭州前留贈友人宋春卿的詩中,他感慨「功名身外復何求,丘壑心中實過之」。在長興,當一位名叫孟雲心的收藏家向他鄭重出示宋代黃居采的兩軸湖石蜨貓時,他至少已能靜下心來鑒賞,並發現「黃氏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圈子,俗謂之野鵲翅也」。    
    


第一部分《客杭日記》始末(5)

    郭畀在焦山羅漢巖賞月的背影儘管俊朗如玉樹臨風,但這已是他在日記裡所留給我們的最後的身影。這以後他行雲流水,深居簡出,從一個世俗的積極份子退回到隱士般自律的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我有美國人的哈勃望遠鏡,在浩翰的元以後的文學星空中也只能找到有關他的可憐的一丁點兒蹤跡,而且大都出自同時代某些存世書畫上的題識。其中包括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一四年)他曾與仇遠等人先後在北宋書法家李西台的法書六帖上題款。天歷二年(一三三0年)老友龔子敬回鎮江掃墓,曾應請為他書謝宣城《泊舟》一詩。元統元年句曲外史張雨「過京口,天錫示此卷。其述懷二章,真無愧古人」。明天啟年間他的兩軸手錄詩卷被收藏家汪珂玉發現,後收入四庫全書本的《珊瑚網》一編中。四十五歲前後他曾與休休庵的年輕高僧了堂來往頻繁,經常在一起詩酒酬唱,並自稱:「向來用世心,轉首成棄遺」。再就是他和倪瓚長達十餘年的友情,也因後者晚年所作的那首詩──郭髯余所愛,詩畫總名家。水際三叉路,筆端五色霞。米顛船每泊,陶令酒能賒。猶憶相過處,清吟夜煮茶──遂為世所知。這就是迄今為止有關他客杭以後生活的全部資料。其中倪迂的詩保持了自己一貫所具有的四平八穩,彷彿身材弱小的人穿中山裝的那種風格,格律工整,毫無特色。唯一有價值的是詩前的長序,不僅為後代有關生卒年的確認提供了權威的參考,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具體描繪出郭中年以後生活與藝術的片斷:「天錫掾郎與予交最久,死別匆匆二十餘載,念之悵恨,如何可言?錫山弓河上玄元道觀,錫麓玄丘精舍,其畫壁最多……勝伯徵君攜此卷相示,為之展玩,感慨並敘述其疇昔相與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筆淒然久之」。此序的落款時間是一三六三年十二月十日,這樣文學史家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將時光倒溯二十餘年來推測郭的卒年。我對倪瓚詩畫的興趣當然只因為他是郭畀的朋友。他們之間的交往除了煮茶飲酒、吟詩作畫外沒有什麼其它的記敘。但從郭死後不久倪即棄家歸隱笠澤蝸牛居並終老其身,不難看出他的那位大鬍子朋友對他人生態度取向上所施予的影響。而這一切都和杭州有關。在我看來正是那次難堪的旅行將一個功名的熱心者推向了相反的極致,這也正是古代中國文人中的傑出者在遭受人生重挫後的慣用手法和普遍出路。因此,讓我們原諒郭不能做得比別人更好。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入世與歸隱,廟堂和江湖,這巨大的文化鴻溝的兩端向來勢若冰炭,又分庭抗禮──猶如南高峰與北高峰──即使最偉大的哲學也無法將它們和解消融。    
    假如沒有當初揚州鹽商宴席上厲樊榭酒闌燈畔的驚鴻一瞥以及鮑廷博的熱心刊印,今天的讀者是否還能讀到《客杭日記》?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它的作者當初寫它時就沒打算要將它當作名山事業。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要。但它的存在卻為我們研究元代的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個類似照相機鏡頭那樣的真實窗口。儘管作者當初客杭所乘坐的夜航船與今天的波音飛機之間有七百年之隔,其青衫小帽的服飾與二十世紀末流行的雅戈爾西服與皮爾·卡丹風衣也大異其趣,但他的慾望,他的夢想,他講述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對生活在網絡時代的我們來說卻仍然是那樣親切。彷彿一切僅僅發生在昨天甚至今天。因此一個現代讀者如果有興趣打開這冊日記,幾乎會得出在夜深時分的酒吧聽一個朋友講述他最近的遭遇與挫折時的那種溫馨感覺。而都市人才市場和政府部門招聘公務員人頭濟濟的應聘隊伍中,只要你留心觀察,你也會發現這中間的一個神情萎頓者很有可能正是這部書的作者。這是文學的魅力嗎?也許是的,但這同時也是人性的魅力。時間與技術也許可以改變人的信仰與生活方式,但它無法改變人的本質。我相信在真實的心靈之間一定存在著一條秘密通道,這已經由古往今來許多傑出作品所證實,而現在,一個元朝的鎮江儒學學錄郭畀不過再次以他的真實記述對此作出了有力的證明而已。    
    在中國文學浩翰並簡直可以令人自大的版圖上,元代曾相對被認為是應該標作「薄弱」「平淡」的時代。除了元曲和雜劇碩果僅存以外,其它方面的情況都差強人意。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在內心深處對厲鶚深懷抱怨,當初他在揚州如果能少喝幾天酒,把那四冊「行楷精妙,熠熠有神」的日記全抄下來該有多好啊!但不管怎麼樣,現在我們總算知道在那個異族入侵、斯文掃地的年代裡至少有一部散文作品叫《客杭日記》,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稱郭髯的年輕的野心勃勃的鎮江人。一生如同寶石被掩於塵土之中,卻始終能在精神與情操上善待自己。對他卒年的最新推斷是一三三五年,不清楚是客死異地,還是在自己家鄉鎮江的床上。這一結論前不久由錢仲聯、傅璇琮等教授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一書中作出。(此論尚可商榷,我新近找到的資料可以證明此人一三三六年還在世)當然,這無論對當時或現在的文壇而言,都算不上是什麼大事。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他遠非偉大人物,今天知道他並喜愛他作品的人事實上也寥寥無幾。作為一名普通作家他只是像一名普通作家那樣過了一輩子。生活在他看來也許既不是什麼奮鬥,也並非消極與逃避,生活只是在相對寧靜的時間與空間裡,真實、坦蕩、敏銳、隨遇而安地度過自己的一生──碰巧這也正好是我素所崇揚的人生態度,也是我為什麼尊敬他,並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持久地為他吸引的全部理由。    
    現在是公元二○○○年的春節,我在世俗的喜慶聲浪中寫作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思想卻停留在去年秋天的某個傍晚。同樣是在杭州,同樣秋雨綿綿,在距施水坊橋舊址不遠處的一座賓館,我在窗前重讀他的日記,作為對白天尋訪他遺跡無功而返的某種自我補償。這是又一次類似良友相晤那樣的不拘形役和刻骨銘心。打開的書平平攤於桌上──在世紀末特有的凝重而清寒的光線裡。他的聲音中有一種岩石與絲絨的含糊混響。即使我的手指不去觸動書頁,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體溫、脈搏與呼吸。彷彿火的循環,又彷彿引述神諭。一部真實的書所具有的那種穿越時空恆古不變的力量,我再次感受到了。我想報以感激,但我的雙唇在微微顫動。我想讀下去,但我的眼睛已為淚水充盈。    
          
           
    2000年春節陸續寫於善璉-湖州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1)

    西塞山在唐詩中的位置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意義,正如藥酒在魏晉時期文學中的位置,可以稱得上是「風流千古」。作為中國文人出世歸隱生活的一個象徵——也許應當說是頭腦清醒的中國文人出世歸隱生活的象徵,西塞山並不孤立,剡溪、洞庭、太湖、富春江邊的釣台,這些水邊的意像在精神上與它有著繼承的關係。陸地上的意象則有終南、廬山、鹿門,甚至陋巷、鞋店和鐵匠鋪。前者是顏回所居之所,後者是道家大師莊周和晉朝的賢士嵇康生平從事的職業。應當指明的是這些袖袍寬寬的大賢對塵世的遺棄有些是真誠的,真正出自心靈,有些則搔首躊躇,模稜兩可。如王維在輞川山莊的松風澗雨中度過的那些日子,總使人不免將之與南陽山中的諸葛孔明結合起來觀察,有一種欲擒故縱,待價而沽的嫌疑,但願我這樣說不至於唐突古人。    
    西塞山除了上述的真實光輝和高度外,另一動人之處在於它的神秘。這座因唐代中期一首文人詞而聞名於世的山峰到了唐末竟然神奇地消失,這真是充滿神話色彩的描述。而正是這種神話色彩,使得它在宋代又神奇地出現,而且一下子又出現了兩座。一在浙江湖州,另一座卻遠在作為三國周郎赤壁所在地的湖北武昌,並由此引起了一場長達千年之久的訟案。有資料表明以下這些學者文人都與這場訟案或多或少發生過一些關係:蘇軾、黃庭堅、吳曾,葉夢得,倪思、胡震亨、夏承燾、朱東潤,還有已故的山東大學教授林庚、馮沅君夫婦。這些名字為落實西塞山的具體位置曾作出了種種努力,然而最終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與大江東去的武昌相比,其在湖州的可能性也許更大一些。誠然,詞中那些具體風土與意象:桃花流水,蓑衣笠帽,白鷺,鱖魚,斜風細雨所蘊含的文化上的特徵大有非湖州莫屬的傾向,然而好勝爭鬥的楚人一點也不肯放棄將他們的郡志與一位名人連在一起的良好願望。九十年代初,由於武昌方面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一篇缺乏學術精神的文章,使這場曠日持久的古代訟案再次進入了高潮。    
    提到西塞山不提它生命的賦予者張志和是難以想像的。這位生於公元七世紀的詩人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大約在他十六歲的時候,由於當時的皇帝——安史之亂後登基的李亨痛感板蕩中人才的匱乏,採用了面試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人才選拔制度,使才華橫溢的張志和得以明經擢第,以文字侍候於君王左右。不幸的是他父親的猝亡使他認識了生命的飄忽和不可知,按照《新唐書》中的說法是「無復宦情」。總之,當時年僅二十餘歲的張志和從此開始了他的隱士生涯。先是自號「煙波釣徒」,浪跡著書,爾後便在會稽東部隱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一篇出自他朋友顏真卿手筆的傳記不無誇張地描述了他當時的生活狀況:身披一塊未經剪裁的大布,食果子和粗糧,居於不削樹皮的大木搭成的屋棚。夜間寫作,白天則臣服里長——相當於今天的居民會主任一類幹部指使,執畚就役,從事疏浚河道的工作。會稽就是現在的紹興,是盛產俠士,高人,烏蓬船和師爺的地方。一百年前那裡又出了一代文豪周氏兄弟和女俠秋瑾。東湖位於紹興城郊三里,是山水幽絕的人間淨土。1986年一位面容肅穆的青年曾在那裡俯仰緬懷。他的悲哀在於他找尋不到半點先賢的遺蹤,甚至在當地的郡志裡也無半點記載。後來他登上臨水的木樓喝酒,倚窗看山,買舟玩月,算是完成了一段懷古佳話。不過,那種混跡於遊人中的巨大的孤獨之感和幽思,是小小的烏蓬船怎麼也載不起的。    
    我對西塞山的興趣在於1980年,儘管當時我只是每月拿二十五元工資的社會主義工廠裡的一名工人,我還是在貧困的生活中保留了某種精神思考的習慣。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在閱讀中偶然發現一條史料,在公元七七二年,也就是以忠烈及一手好字聞名於世的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在湖州擔任刺史期間,曾由當時另一賢士,即為後世標榜為「茶聖」的詩人陸羽前往會稽邀請張志和訪湖。奇怪的是這位性情乖僻的傢伙居然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這使我產生一種想法,那就是他們可能是京華故識,甚至有著相當不錯的交情。與知府大人的相見地點是在府署前的駱駝橋下。當好客的主人請貴客到賓館下榻,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作為客人的一方竟然拒絕登岸。以下一段文字是張志和當時答話的原始記錄:「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苕霅系湖州水名)野夫之幸也」。    
    這次著名的對話以後,張志和便在湖州寄情山水、萍蹤不定。沒有資料表明他的居住時間,比較可靠的推測是一至二年,因公元七七四年左右顏真卿離任前撰《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時,文章中的主角似乎已經離開了湖州,致使這位敦厚的刺史大人痛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這期間有關他的記載有以下這些:寫作包括「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在內的漁歌子五首。以荷葉為衣夏秋兩季服飾。出席過市府的一次宴會。醉中潑墨為席間眾人畫像題詩。應顏真卿之請放舟太湖畫《洞庭三山圖》。前四種出自府志,而後一種是通過當時的名僧皎然的一首詩《觀玄真子為真卿畫洞庭三山歌》間接瞭解到的。    
    西塞山不是現實意義的山,張志和也不是塵世中的人物。這位中國道家文化的代表僅就服飾而言就是一位憤世嫉俗之徒,其激烈程度比之二十世紀西方的嬉皮士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他對現實世界的遺棄也是由裡及表的,這在熱衷貢舉取官的唐代稱得上是一大奇跡。在此我不想以與他同時的王、孟以及略晚一些的寒郊瘦島來比較。即以唐代三大詩人為例,又何嘗不都是功名的絕對臣服者。李白被賜金還山,白居易晚年尚貪戀官位不休,而杜甫一生為求得一官半職「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進三大禮賦,頌讚官僚,麻鞋朝天子,歷盡千辛萬苦而功名之心不絕。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我對這位《漁歌子》作者的推崇,而正是這種崇敬之心使我在工作之餘以與愛情相當的狂熱投入了對西塞山地點的複雜的考證。    
    一個詩人而從事於一項曠日持久的考據工作——查閱資料、辨析傳聞、學習攝影,抄書,卡片的保存與分類,向各大圖書館投寄請求幫助的信件,實地尋訪,這顯然勉為其難。何況我原先於此並無半點實際經驗。現在想來,我當時一切從原始做起的方法看來還是相當準確的。將這項歷時半年的冒險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閱讀和踏勘上。張志和,這位脾氣古怪的人物的一生在唐詩裡僅留下九首短詩,這對所有研究他的後人的的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我的方法是從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入手,如顏真卿、韋詣、皎然、耿諱。仔細閱讀他們的全集,盡可能發現與之有關的些微線索。西塞山是友善的,我的匹夫之勇最終有了結果,那就是我從事寫作以來唯一的一篇論文《張志和詞中西塞山考辨》。1984年,由一位長者-----杭州《西湖》雜誌的主編董校昌先生推薦,這篇文章發表在同年北京出版的《文史知識》第一期上。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2)

    在湖州市中心駱駝橋下船,經過西門水閘,霅水橋,嚴家墳,塘口這樣一些地方,沿霅溪一直行駛到潘店附近,再通過釣魚灣行三四里進入古凡常湖。湖邊山水清幽,桃花素靜,我考證文章中的西塞山於此獨秀。但時間的湮沒早已使它草木凋敝,甚至山中的一些古代建築,如牌樓、石階、亭閣,以及墓前的石刻人獸等也已殘跡斑斑,所剩無幾,令人大起銅駝荊棘之慨。應該說明的是這些歷史遺跡與張志和無關,而只是明初一位官僚,自號西塞翁的工部尚書嚴震直陵前的裝飾。這位附庸風雅的洪武朝的權臣顯然因官場傾軋從而嚮往隱士生活的清閒瀟灑。他是西塞人氏,遺囑上表明死後要移葬於此。他的後人兼同鄉,清代的江西督學署使吳孝銘曾於墓前題詠「名賢逸興常垂釣,勝國忠魂可接鄰」。這是我考證文字中的關鍵和重要論據之一。至今我尚能清晰回憶起當初在山下一灌溉渠道中找到鐫刻這副對聯的石柱時的狂喜之情。是的,我們的工作需要報償,哪怕是再平凡再普通的工作,這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力量與奧秘所在。    
    這裡有兩個特殊人物要進入我的敘述。西塞山所在的凡常湖——今名凡洋湖村村幹部方培林,是一個相當靦腆之人。在我認識他那年,他大約三十歲。西塞山的場景問題與他的責任田里的糧食是兩個世界,僅僅出於待客之道,他先後七次陪我尋訪踏勘,差不多找遍了全村所有的羊棚、豬圈、民房和機埠。記得我當時的落腳之地就是他家土改時分得的一隻雕花大床,兼作資料櫃、寫作台、餐桌和眠具。夜半時分擁著緞子花被入睡,總疑心床柱的斑駁油漆散發出一種與地主小老婆有關的氣息。而頭頂水鄉特有的長腳豹蚊的頻頻襲擊較之越戰時美國人的轟炸機還要兇猛。這些調侃是為了用以說明對先賢的崇敬使我如何克服考證過程中的種種困境。這當然也離不開朋友們的幫助,在一家電台任職的Y女士就是這其中的一位。她的業餘愛好之一是攝影,一架老式的國產方框相機的鏡頭成了我尋訪西塞山的最真實的眼睛。啊!那些山中的可值紀念的歲月。古典情趣的景觀。善良質樸的農人。也許美好事物的價值就在於它的來之不易。我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體驗了王國維先生論述過的藝術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一個下午微茫雨絲中我「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西塞山,精神的意象,冥冥之中的神物、古典的斯芬克思,你終於在唐朝的斜風細雨中與我有緣相識。我和Y女士扔掉手裡的飲料,孩子一樣蹦跳,在最後一刻我終於想起她已是有夫之婦才沒有擁抱她。    
    西塞山目前仍是不為公眾所知的一個秘密所在。在我的文章發表以後,來自湖北黃石的兩個人來找到我,介紹信上的落款是市地方志辦公室。那次我因要立即動身去外地參加一個筆會而沒有陪伴同去。在我複雜的內心世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西塞山留下遊蹤和懷古幽思,又希望他們永遠也找不到。這是科學救國的時代,一個古代詩人在何處留下他的詩篇對一個國家又算得了什麼?西塞山是我的,是我心靈的蓑衣箬笠下的個人秘密,是一個卑微的生活者一生中情動於中的一次奇遇。    
    從純粹地理的角度來觀察西塞山也許並無奇特之處。對於農人、漁夫、山民以及販夫走卒,甚至有志於發展經濟、振興家鄉的地方幹部,西塞山都是令人沮喪的一個理由。它資源匱乏,交通不便,要知道它只是一座高度不到七十公尺的小山,全部的出產也只有典故和道家之氣。並且在物慾的巨大齒輪間淪沒已久。即使是那些熱愛它並神仰它的人,也往往知其名而不謀其面。要是誰從嚴子陵釣台,杜甫草堂,或湖州市內的趙孟頫蓮花莊乘興前來,我想這恐怕不是好事,因為他的虔誠之心將在得到和失去之間承受考驗,並迫使自己作出迷惘的然而也是嚴峻的選擇。    
    這正是我以下要談到的一個觀點,西塞山不等於輞川山莊彈琴長嘯的王維,甚至也不等於釣台上的子陵先生。雖然一種形式上的相似使得他們面目頗難辨別,但就本質或曰內在精神而言彼此之間仍然相去甚遠。這可以用一個退職頤養天年的官員與一個一生淡泊者的區別加以比方。說到底,這是物質與精神的區別。據我看來,王維的歸隱僅因宦途失意和出於對當時政治格局的某種不滿,而張志和的無復宦情則是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的本質認識。我們已經知道這種認識的起因是他父親的猝亡。「人生苦短,白日苦暗」。「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復夜長,何不秉燭游」。這裡的「晝」和「夜」也許可以看作兩個不同的世界,而燭無疑是一種含有「信念」、「力量」、「支柱」一類涵義的意象。我們可以假設當初他從千里之外的長安回家奔喪,伏在父親靈前慟哭那一刻,他血液中的秘密主人——宏大的道家哲學——喚醒了他。他對生命、知識、服飾飲食有了新的認識與新的感悟。在這以後的十年,可以想像他的心境並不平靜。他彷彿在尋找什麼,企圖窮盡什麼。完成於這段時間內的哲學著作《玄真子》十二卷顯然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他心靈的隱秘,但這部令人神往的大書沒有能夠流傳下來。現在可以大致確定的是,到了公元七六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他博大的思想開始澄清,於是他在當時另一賢士,他的兄長張鶴齡的勸說下到紹興東湖隱居。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種隱居是對茹毛飲血的史前生活的刻意倣傚,不帶半點文明的印記。還有一個小故事可以用來說明他當時思想上所達到的高度。根據顏真卿的回憶,陸羽去紹興東湖與張志和見面時曾問及他與哪些朋友交往,得到的回答是令人吃驚的。「以日月為燈,天地為室,與四海諸公未嘗少別,有何往來」?    
    在西塞山,張志和找到了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那種東西,孤獨與大氣。這裡遠離唐代中期繁華喧動的笙歌樓台,也不等同於會稽東部的鬧中取靜。純粹的自然景觀。煙波迷離的凡常湖上,桃花流水,鱖魚白鷺,加上陌頭的桑姑,水邊的釣叟漁娃,寺院的鐘聲,儼然陶潛《桃花源記》裡所描述的理想生活的一個絕佳的現實版本。當時年約四十來歲的張志和顯然十分滿足自己的人生選擇。白天他在煙雨中垂釣吟詠,夜晚宿於蘆花深處,抱月而眠。這種浪漫的描繪其實來自他本人的自述:「霅溪灣裡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松江蟹捨主人歡,菰飯薄蓴亦共餐。楓葉落,荻花干,醉宿漁舟不覺寒」。此詩系他題為《漁歌子》的一組詩中的第三首與第四首。    
    這是一個被巨大的孤獨徹底征服心靈的男人。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證明這種孤獨,這種對人世的遺棄到了何等乖僻、不近人情的程度。棲賢山和西塞山是湖州地域鄰近的兩座名山,在唐大歷八年的棲賢山頂的一座寺院裡,差不多集中了一大半的江南名士:皎然,陸羽,顏真卿,女道士、唐代三大女詩人之一的李治,大歷十大才子中的耿諱。他們在編撰一部空前絕後的典籍《韻海鏡源》,其中不少人是張志和的故交或舊識。令人不解的是他始終與他們保持了相當的距離。這個判斷源自對《顏魯公文集》的重新閱讀。順便提一句,這位以忠烈聞名的湖州刺史大人喜歡玩一種有趣的詩歌遊戲——聯句,具體的方法是由一人先吟一聯,然後按順序各人均依原韻聯下去,並需將詩意擴展推進。在他數以十計的這類文字遊戲中,參加者的名單長得可以從山上排到山下,這中間有僧人,酒鬼,幕僚,道士,歌妓,白衣寒士,浪子和現職官員。但沒有煙波釣徒張志和。也許我可以把這看作是偶然現象,但他初來湖州之際與顏真卿那番著名的對話使我最終排斥了這種可能。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3)

    我在這裡描述的到底是一位隱士還是一種生存方式,我分辨不清了,也許在精神深處它們是相通的。考慮到隱士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特殊政治背景更該作如此推斷。儘管外國文人中也有,例如十九世紀隱居在英國北部湖邊的華滋華斯與柯勒律治,法國的耶麥,美國的摩溫和在此之前隱於太平洋沿岸卡梅爾小鎮上的詩人傑克遜。但在我看來這些工業文明的逃離者比之一位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國古人則有著明顯差別,不僅是時間,而且在高度的佔有上張志和也走在了他們的前面。用「逃避」、「超越」、「獨善其身」等概念來界定他顯然不勝其力,他的一切已脫離了塵世的範疇。他不需要這個世界,因為他的蓑衣笠帽下面有一個完整的自己的世界。就像他在一首神秘詩歌《洞穴歌》裡所說的:「無自而然,自然之無。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愨然,其形團圞。」    
    我突然有一種對他形象揣測的強烈衝動。迄今為止我們已大致瞭解了他的習性、思想、服飾與起居,而有關肖像圖錄部分卻因某種歷史缺憾一向稀為世知。當然我無法想像他的仙風道骨和鶴髮童顏,如同我們在影視以及典籍的《高士傳》一類文獻中所見聞的(包括好友欒保群君費心為我找來的明人《列仙全傳》中的那幅繪像)與其這樣,我寧願想像他矮小、消瘦,具有普通人的弱點和動人之處,御野服,執麈尾,睥睨四顧,疲倦的眼睛裡火焰的餘燼,於開合之間可依稀辨認出精神的霞外之思。我承認這種描繪並無任何文字依據,僅僅出於直覺,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人格力量統治下的容顏的大膽猜測。    
    西塞山是張志和恬淡人生的生動象徵,也是人與自然相互尋找並相互感化交融的典型事例。在外人看來這種結合純屬天成,其實卻有著更深的背景。這裡請允許我介紹他的父親張朝真,這是一位謙謙長者與著作家,喜好藥石、長生之術,盡一生努力為《易經》作注。而他的哥哥張鶴齡更是一位虔誠的道家弟子。在這種濃重的宗教氣息中長大的張志和即使對功名官爵也有著與常人相同的興趣,但他對生命以及靈魂的認識比之他的同時代人卻要深刻得多。現在還不清楚他十六歲那年以什麼得到了肅宗的寵愛?也不清楚他突然離開湖州的日期以及為何要匆匆而去,甚至不向主人辭行。厚道的顏真卿當時正為他新制了一隻舴艋舟——作為友情的表記——以至從此無所歸屬,使這位好客的刺史大人不免大大掃興。這以後張志和的身影便從中國文學史上消失。唯一透露他一點信息的是一首題為《上已日憶江南禊事》的短詩,根據詩中的意象和情緒可以肯定他後來到過黃河中游一帶,我的個人推測是又回到了帝都長安。這真是「大隱隱於市」了。在那裡,他回憶在湖州時的詩酒生涯,字裡行間流動著明靜而純真的光芒。    
    西塞山在所有與名人有關的山中不是最高的,我對它的特殊興趣也僅僅因為它的真實。不幸的是,西塞山像所有山峰一樣,也有自己似乎永難擺脫的內在陰影。但它的陰影只是消極人生的自然折光,是對人無法支配自己命運這一永久事實的深深畏懼。而這種精神思考遠不是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山中林下搔首弄姿的人物所能望其項背。就王維而言,他雖然歌詠「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林深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其真正目的卻是要讓數百里外帝都宮廷裡的君王及他的舊日同僚們聽到,讓他們驚羨:「王維這傢伙如此閒適,真讓人神往啊!」而張志和的意義就在於心靈與行為的統一,這方面的高度我以為只有東籬醉酒,倒履迎客,悠然見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淵明差近似之。    
    然而西塞山在中國文學上的光輝並沒有給它周圍的居住者帶來什麼。當外省的文人因無緣識荊而恨恨不休時,當地的青年卻捲起鋪蓋,或在自行車後架上載上魚簍朝城市湧去,去尋找夢境中的宮殿、富裕、文明和公共娛樂。對他們來說,物質永遠是第一性的。這不是張志和的悲哀,這是時代的悲哀。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回來,在煙雨冥冥中回想消磨在塵世中的時間和生命,他們會崇仰一位古代偉人,儘管他們也許永遠也不可能真正認識他。    
    獨船墩是位於凡常湖正中的一個幽絕去處,它的取名肯定具有某種人物背景和事態寓意。在我心目中它當然與張志和有關。現在我回想起當初拿到登載我論文的雜誌的那個下午,我坐在那裡,一邊遙想先賢當年一邊把文章焚祭撒在水面:    
    春天的漁夫隱藏真相的蓑衣箬笠    
    落滿冬天厚厚的雪。    
    我注意到他著作裡的白鷺用翅膀——而不是腳    
    ——感知世界。    
    用沉默說出真理。    
    是什麼剝削我們臉上的光芒?    
    一些虛榮的文字,功名,一頂冠冕?    
    一個蔑視自己的人  已經看到大理石的傷口。    
    於是他用流水的方式起居 用桃花的嘴唇飲食。    
    寄居於鱖魚的生活,舴艋舟隔開廢墟與宮殿。    
    塵土中微末的修道者啊    
    他在西塞山前找到精神的終極。    
    在斜風細雨中 著書垂釣 長嘯短吟 計算里程與天日。    
    這是一個詩人採用過的方式。    
    一個智性生命 以朝靴為酒具    
    使譫妄的後來者飲到心靈想飲的酒。    
    他和那桃花、流水、鱖魚    
    以及西塞山是同一種事物。    
    就是那天下午,我承認自己以往對生活的認識淺薄無比。我把西塞山和它的創造者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老師。這樣的老師後來又有了一位,那就是現今隱居在明尼蘇達州鄉下他父親農場裡的美國當代詩人羅伯特·布萊。這位前耶魯大學的教授,美國新超現實主義詩歌的領袖人物,卻在他事業與文學的巔峰時刻辭謝功名與繁華。我想像他飽受工業文明洗禮的淪桑眉目間的深邃與單純。直到前不久他的中國朋友,重慶的青年翻譯家董繼平來湖州,給我帶來了他親筆題贈的照片,使我再次有理由為自己猜測的大膽與準確而自鳴得意。    
    結束一篇文章比開始動手寫它肯定要複雜得多,也困難得多。當敘述到了終極,心靈中的人生積鬱——按照古典的說法是「塊壘」——一傾而盡,我將再次被迫回到現實之內,在齒輪和糧食中,日復一日地生活。西塞山對我來說始終是與神物意義相近的一種存在。由於有關部門的官僚主義,惰性和自以為是,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讓它成為旅遊勝地這一良願看來已幾近於空。但文學上和精神上的意義卻長存於世。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高的山峰之一,和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象徵,它的超凡脫俗、幽私、以及神秘的感召力,使我在世俗的光芒中想像了許多年後:一個舴艋舟的駕馭者,往來苕霅之間,他終於從現實的居住中解脫出來,泊舟山前。垂釣船頭。與西塞山朝夕相依。在斜風細雨中感悟微妙的人生。——尋找到永恆的安寧。     
       (一九九○年九月病中作    
      十年後改定於湖州寓所)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1)

                                    一    
    公元一五九五年三月上旬,一通幾乎注定要在以後的文學史上留下印跡與標記的書札薄若蝶翼,由位於蘇州錦帆涇頭的原吳縣縣署大堂發出,穿過杏花春雨江南的千里濛濛煙水,於兩月後的一個黃昏,平安抵達收信人湖北公安縣長安裡生員袁中道的手中。由於信封上事先標明須與城南文社諸友同觀的字樣,後者接信後自然不敢怠慢,當即找來這個當地著名文學社團的主要成員李學元,龔散木,龍膺兄弟等人一起拆看。銀刀落處,封皮裁開,只見數張製作精良的碎金吳箋上,一手熟悉的形神頗肖的米顛草書,正是他們急切期盼中的城南文社前任社長,也就是現任社長袁中道的哥哥袁宏道報知近況的手札。上面龍飛鳳舞寫道:「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字數雖然不多,但一派少年得意,才大志高,視富貴若探囊取物的顧盼自雄情狀溢於言表---簡直比當年陶淵明出任桃源縣長時的姿態還要來得張狂。說來也真是的,以此信主人二十一歲鄉試中舉,四年後即輕取進士,得文壇第一高人李卓吾推許與誇讚,與湯顯祖,曹學佺,董其昌等知名人士詩酒唱酬,並於二十七歲當年慨然出任天下首富之地江蘇吳縣知縣的政治與文學資歷,這樣的喜不自勝與輕狂勁兒就算有些過份,倒也說得上是情有可原。尤其對於他家鄉公安縣的舊日文友來說,這封令人振奮的來信不僅將他的詩社在當地的享譽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為這些尚處於寒燈苦讀中的年輕知識分子的心靈注入了必需的精神力量與現實楷模。是的,他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就像他甚至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一樣。這也許可以用來解釋,僅僅兩年不到,當這位世人眼中的大牌名士兼仕途通達者突然連續發表著名的《去吳七牘》,並以家庭與個人身體狀況等明顯經不起推敲的借口,死纏活乞,執意辭官,在當時媒體和政界何以會產生如此突兀且聳人聽聞的震驚與轟動了。    
    二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雖然萬曆二十二年秋天當政界新寵袁宏道---文壇上下習慣稱作中郎,今姑依之---以新科進士身份被實授江蘇吳縣知縣,並於次年初春興沖沖出都赴任。但恰恰正是從那時起---甚至更早---他的精神與肉體卻似乎已經開始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這尤其表現在他對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廟堂與江湖這一對立人生格局的態度以及生命本義的思考上。這裡必須提到的一位人物是有明一代的著名思想家李卓吾。彷彿月亮的清輝受光於太陽的反射,對於任何對袁感興趣的研究者,這顯然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根據錢伯城先生在《袁宏道集箋校》裡的考證,兩人一生的過命交情始於萬曆十六年袁二十一歲時對李的一次執禮甚恭的拜訪。當時正在湖北麻城山中設壇講學的李雖然其現實身份只是一名退職太守,精神世界裡的地位卻至高無上,儼然十九世紀德國濱海小城裡渾身散發出火焰香味的共產主義者卡爾·馬克思,思想激進,知識深湛。儘管在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眼裡看來,李生平學說的一個致命缺陷是破壞性往往大於建設性,但對於一五八八年冬末滿懷虔敬驅車前往謁拜的新科舉人袁中郎來說,其眼力心智恐怕尚不足於勘破這一點。何況李能言善辯,語出驚人的談吐與風度又是那樣令包括袁在內的眾多崇拜者們著迷。包括他的學問,處世態度,在姚安太守任上的斷然辭官,對佛經的精研以及愛情生活的大膽和不拘禮法,無不令當時年齡小他四十一歲的袁心悅誠服,並在內心留下永難消磨的深刻印象。為後世論者所推崇的袁一生於佛學一道的造詣與動力,其精神發微處應該就在麻城郊外李私人集資建造的那所有名的禪寺芝佛院。此後幾年袁幾乎每年都要花上一段時間去那裡向他的精神老師求學問道,並樂此不疲。以至其時在與各地朋友的來往信札裡,一副看破紅塵,悲天憫人的哲學家的深沉樣子躍然紙上。比如出京前夕寫給袁蘭澤,袁錦的信中,他已能熱情運用佛典與偈子探討仕途的得失進退,告誡家鄉公安縣的這兩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堂叔:「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歎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惟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上,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正是基於這樣的惘然與形格勢禁,他最終得出的一個顯然不無教訓之意的結論是:「尊叔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蟒,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也」。稍後於蘇州,在同樣向上述二人報知近況的一封家書中,他結合自己上任後在官場的實際感受,現身說法,對所述觀念又作了進一步的引申與闡發。首先,他坦承自己在吳縣的政治生活不過是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現實面前的失敗全紀錄,因為「金閶(蘇州)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罈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虱滿身之囚徒耳」。很顯然,在上任不滿半年之際,想像中吳縣知縣的詩酒風流,與政繁民頑的地方官世俗生活狀態之間的那種巨大落差,看來已令我們這位視山水、朋友、文章如性命,平時喜歡學魏晉人物玩法的昔日公安才子痛心疾首,進而避之唯恐不及。為此他在信中除了向他的兩位童年夥伴大發牢騷外,還說了些諸如「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這樣的氣話,並再三保證自己以上說的「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袁知縣腳跡不」?由於袁辭官一事的時間線索既歷時長久,又複雜突兀,此信的最後一節,一般被認為是事件的觸機以及思想意念上的最初軌跡。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2)

    三    
    在看不出有什麼迫不得已的特大變故的情況下,想讓自己的生活從令時人眼熱的吳縣正堂的威風和錦衣玉食,一下退回到類似古代隱哲那樣林下水邊的清靜無為,這似乎算得上是一種愚蠢的想法,至少在世俗的眼裡看來是這樣的。但自從二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辭官後寄居湖北黃安耿氏兄弟家中潛心佛道、著書立學、發表驚世駭俗的煌煌巨著《焚書》、《續焚書》以來,對人生真義的探尋在晚明知識界一時間儼然而成為一種時尚或風氣。尤其是此人對被奉為道德楷模與處世準則的宋明理學的激烈批評態度,包括他唾棄仕途功名,削髮出家,廣泛徵求女弟子,向寡婦化緣,指導幼弟狎妓等憤世嫉俗行為,一時間在令文壇內外大飽眼球,普遍感到震驚的同時,確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傢伙,如南京的焦弱侯,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長洲江進之,大同巡撫梅鼎臣等在思想上找到一種歸家的感覺。他們不僅精神與生活作派上立刻與之惺惺相惜,引朋呼類,比學趕幫超,甚至在著作裡也很快出現了頻率相等的呼應與回聲。而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搖、放浪,令世人矚目的時代叛逆者形象,更顯得像是從李的思想胎盤裡直接分娩出來的精神產兒,並經得起任何形式的NDA血緣測試。無論後人如何評價,對於十六世紀末隱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和頂著江蘇吳縣知縣烏紗怨聲載道,倡導性靈主義文學的袁中郎來說,他們之問的奇異關係確實很像是三百年後共同製造精神炸彈《共產黨宣言》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他在悖逆時俗的道路竟然一意孤行得如此之遠,以至將他的老師李贄都差不多拋在了身後。我如此持論當然有恃無恐,如果現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而你碰巧剛好又是他的三舅父龔惟長先生,你會在當年深秋的某個黃昏讀到他寄自蘇州的那封著名長信。信中他告訴你「……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支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人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實在想不起還有什麼人會以如此另類的姿態,詳盡探討專制政體下藝術家的人生角色定位問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他所開列的這張有關五種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單上,最後一種居然是行乞!而為主流社會推為首選的皓首窮經,讀書做官一途,反而被一筆勾銷。作為一名有著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輕政治明星,這樣的離經叛道與本末倒置確實令人吃驚。任何打算辨認他身上宗教印證的研究者,都能輕易發現其時正方興未艾的佛學精義的影響——在與儒家正統思想進行長年鬥爭,並最終取得階段性勝利的背景下,而這一點正是李贄對明代文學的獨特貢獻。    
    四        
    在蘇州的知縣生活成為袁一生中的慘痛記憶。以萬曆年間天下第一才子的名頭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區父母官的肥缺,這在旁人眼裡該是何等眼紅心熱,叫人幾疑身在夢中的奇遇,而我們年輕的詩人兼資深佛學專家居然為此長吁短歎,並將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運,看來天底下確實沒有比這更古怪,更荒誕的事情了。如果說他天生就是一個像李白那樣只會寫詩喝酒,不諳人間事理的傢伙;那也不算什麼,問題是現在所能在《蘇州府志》裡查到的有關他政績的記載倒也不壞。他的弟弟袁小修後來回憶自己當初作客吳縣時的所見所聞,也曾有「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為『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這樣的譽語,依稀一個如同時代人海瑞,王陽明那樣恪守職道,勤政親民的清官形象。那麼,是什麼讓一個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間淪為「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並最終掛冠而去的社會閒散人員除前述精神信仰層面上的變化外,更現實的原因恐怕還在於蟒袍頂戴的身體與山水文章的頭腦之間不可避免的劇烈衝突。何況這中間還有一盞哲學的明燈在閃閃爍爍,並以其所謂宿命論的永恆光輝照徹存在與虛無。可以想像,在吳縣縣署後面那所帶花園的小樓度過的那些日夜,他的心靈猶如西洋朋友利瑪竇送的那架自鳴鐘的鐘錘搖擺在人世與出世,廟堂與江湖,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兩種彼此對立的人生格局之間,前後矛盾,左右為難,受盡煎熬折磨之情溢於言表。而最終,對自由精神的呵護與膜拜似乎還是戰勝了體制的桎梏——其情景彷彿火焰穿過甲冑。在其時寫給各地朋友的大量書信中,對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過一些真實而生動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給同年進士兼文章知己、時任浙江遂昌知縣的戲劇家湯顯祖寫信,就曾較為詳盡地流露過自己當時的真實思想。「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雲何? 俗語云『鵠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在這樣不無自嘲與戲謔色彩的開場白後,他舉出一位歷史上的大人物陶淵明的例子,撫古思今,自剖心跡:「人生幾日月,長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丑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悔耳」。最後,他以精神勝利者的口吻告訴湯,自由是人生第一要義,這就是為什麼莊子要在他的書中將《逍遙游》列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自由、閒適的意思)人,是第一種人」。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3)

     五    
    也就在此信寄出後不到兩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齣好戲——或稱鬧劇——在並未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匆匆忙忙拉開了帷幕。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將袁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辭官形容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事實上應該並無任何誇張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喚下對自由生活的企盼與嚮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勸阻,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議的不以為然。從當年三月遞交辭呈到次年初春始獲恩准,整整一年的焦頭爛額和寢食無安,事情的難度,複雜性,以及所承受的壓力顯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計。由於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贄、陶周望等的成功個案可供援引,袁一開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親無人奉養什麼的,緊接著又聲稱自己身患重症,並且已到了奄奄待斃的程度。同時私底下又通過各種關係請托說情,乞求吏部恩准。到後來,甚至發展到不惜以身試法,租用車輛將妻兒奴僕提前載走,向上司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再不批復,就將棄官出走。從他先後擺出的這些破釜沉舟、形同拚命的架式來看,可以想像其內心對仕途紅塵的厭惡與恐懼已到了何等極端的程度。我的一位學者朋友喜歡將袁這期間的可憐形象戲呼為男性祥林嫂,稱得上是個相當準確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對此事的來龍去脈缺乏瞭解,在讀了以下這些寫給各地朋友的叫苦連天的信札後,相信也一定會發出會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錢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若蚊蟲,官長尊若閻羅。以故七尺之驅,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 輒爾自嫌,故園松菌,若復隔世。」    
                                                     ——致沈存肅博士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郁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於抑,抑因於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龍司理    
    「作令若啖瓜,漸人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令,直若吞熊膽,通身是苦矣。」    
                                                     ——致湘譚知縣何起升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壑計,擲卻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想不知有多少光景,一朝到手,滋味反儉於書生。譬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    
                                                    ——致李維標典簿    
    「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    
                                                    ——致安福知縣楊適筠    
    「誰不樂作官?弟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為亦無味耳。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吐,必且嘔噦隨之,至今身命俱喪無後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箭既離弦,無返回勢,幸時察」。    
    ——致吳縣徐琴函    
    「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奪哉!」    
    ——致丘長孺    
    六    
    有些時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裡的方法,我們也許可以在文字背後僥倖找到更多的發現。任何或多或少影響後來文學進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顯得不同凡響。我們此刻面前的這些書信是明代散文的傑出部分,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懷疑。儘管如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可憐巴巴的陳述,將他所謂的看破紅塵與公元二世紀的賢者陶淵明等同起來,仍將被證明不免過於天真與輕率。從表面看,性情蕭散不耐政事繁雜似乎是袁下決心掛冠歸隱的惟一理由,但通過對他個人全集的詳盡閱讀,我發現私底下卻仍然有著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比如當時縣城裡有關他艷事的謠諑,其時發生的「花山訟案」中與上司、同事因處理意見相左引發的矛盾與衝突,一向維護他的蘇州知府孫成泰的突然去職,其中尤以平日誇誇其談無意中得罪當地名聞天下的文學泰斗王百谷張幼於一事最為勢惡境迫。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在一封致從前的受業恩師王以明的信中,袁揚言「吳中人無語我性命(佛學)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 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爍? 油人面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落,不可得矣」。學生給老師戴戴高帽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壞就壞在不該拿自己治下的文藝界的同志來墊背。此事不知怎麼一來傳開以後,在當地士林立刻激發了普遍的憤怒。而王張二人作為蘇州士林的領袖人物,自然很難讓他們在這樣的輕慢與羞辱面前保持沉默。除先後來信嚴詞相責以外,暗地裡很有可能還動用了各自的政治關係進行回擊和發難。可以想像如此險惡情勢下袁的尷尬與窘迫。其間答友朋書中自然牢騷滿腹,一會兒稱:「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為鬼神所罰。弟性亢藏,不合於世,罪過丘積,眈眈虎視,誰能厚我者」「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一會兒又為自己開脫:「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較雄邪? 至於性命之學,則真覺此念真切,毋論吳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無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復從而撥之,可笑哉」等等,說的應該就是這件事情。但從他後來及時給張幼於(獻翼)寫了封一千字的長信辨白解釋,同時主動與王百谷(樨登)修好,繼續保持往來這些事實來看,採取的應該還是相當理智、低調、息事寧人的態度。然而不管怎麼樣,在原本已經為政務忙得暈頭轉向的基礎上再加上這些倒霉事兒,猶如勉強維持住平衡的生活的天平,突然又一下子失重,並最終向背離現實的一端加速傾斜過去。在吳縣的知縣生涯看來已使袁徹底心灰意冷,為此他在連寫七封辭呈不見批復的情況下,不得不以落水者或遇難船隻的姿態、向自己的朋友兼上司蘇州推官朱一理發出最後的緊急呼救信號:「走病實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閻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死,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臾令得早離任為幸。與明公交瀝肝膽,若重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4)

    七    
    假如能夠借用電影手法,將眼前這一連串令人不堪的鏡頭倒回兩年以前,當袁風風光光出京,躇躊滿志地坐上背後壁上掛有「明鏡高懸」巨匾的吳縣正堂那把交椅時,儘管意識到未來繁雜的政事有可能影響自己素常的散漫生活,因此難免懷有擔憂與畏懼,但總的來說感覺還是相當不錯的。何況他對自己的才具與能力又是那麼一向充滿信心,以至上任不久後他就不無炫誇地告訴自己的朋友湯顯祖:「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事,弟以一簡持之,頗覺就緒」。同時,在向精神老師李卓吾報告行蹤的信中,同樣也是一派怡然自樂之態,稱「作吳令亦頗簡易」「令吳無甚難事,無奈近日歸興濃何」?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當然要數與三舅父龔伯敏討論官場感受的那封長札了,信中他先是毫不客氣地吹自己「令吳只得個不忙,無他受用」,然後又以相當嚴肅認真的態度推出他所謂的持中之論:「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昔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於心矣」。然而,當這些得意洋洋的標榜的餘音尚在縣署的雕案畫棟間迴旋,另一個更大也更響亮的聲音---我前述的那種搶天呼地,叫苦不迭的聲音---已經迅速趕上並重重蓋住了它們。就這樣,在相距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內,這些書信的作者帶給我們一連串不同姿勢、音容和風采精神的袁中郎,而其中最真實,最可靠的那個,反倒一直在其中隱匿。直到晚年,袁對自己在吳縣的人生經歷尚始終深懷怨恨,在寫給他的繼任者,後來擔任山東曹縣知縣的朋友孟習孔的信中,他除了再次使用自己發明的那個意味深長的比喻「吳中猶阱也」(陷阱,阱同井)外,還再三寬慰對方,自己與他能從這樣可怖的政治深淵裡全身而退,已不失為不幸中之大幸了,因為「聶令(昆山知縣聶雲翰)之去任也,疽發於背。江令(長洲知縣江進之)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與門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餘?」    
    八.    
    浙中山水的清幽與天然明麗一向是古代詩文裡的不倦話題。從杭州到紹興、五洩,再到曹娥、剡溪兩岸的水色嵐光,造物的毓秀與神奇以原始的,令人讚賞不迭的方式表現出來。何況時間上又適逢鶯飛草長,煙雨濛濛的江南早春。顯然,這是一幅與在蘇州時險詐庸碌的官場生活所截然不同的風情長卷。對於其時「乍脫官網,如游鱗縱壑,倦鳥還山」(《致朱一龍司理》)、把妻兒奴婢寄居無錫朋友家中,儼然李白第二,怡然出遊的袁某人來說,將其間的變化譬之「割塵網,升俗轂,出官牢,生佛家」(《致馮秀才其盛》)倒也算不上有什麼誇張。當時他的行蹤大致是這樣的:萬曆二十五年初春辭呈獲准後即速抵杭州,與相互慕名已久的陶周望、陶周臣、汪仲嘉、方子公、虞長孺、虞僧孺等浙江文壇的袞袞諸公惺惺相惜,詩酒言歡,並由陶氏兄弟相伴遊越,盤桓天目、會稽二月有餘。其次溯新安江至徽州,飽覽黃山,齊雲秀色。返途中又在杭州居停,閒遊。然後回到無錫探視家眷。又先後去南京與揚州兩地尋訪朋友,行吟嘯傲,總共花費了大約一年多時間。將自己紀錄此次行程的作品定名《解脫集》,顯然蘊有對過去生活的厭惡與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當年秋天當昆山知縣聶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見他的舊日同僚在信中簡直就像是樂瘋了:「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人清涼佛界,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而鎮江推官吳化因袁托病辭職期間曾奉命對此進行核查,關鍵時刻幫了不少忙,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他事後收到的信件中,除了一派洋洋自得之情同樣無法掩飾外,袁還向他透露了一路上的收穫與觀感:「所可幸者,過越,於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世貞)李(東陽)為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闊,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它浪游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在信的結尾處,袁甚至還這樣豪情萬丈地向他誇口:「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不在其中)。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投緣哉」!當然,沒有任何人敢相信,包括受信一方的聶吳兩位在內,幾個月後當他們表示仰重與欽佩的回函才剛剛發出不久,寄件人的身影已如其時流行的小說《西遊記》裡的主要人物孫悟空那樣,突然搖身一變,拋下山陰道和西塞山,早已興沖沖出現在通向京師的平坦的官道上了。同樣,對於萬曆二十六年秋天慕名來訪的那些外省文人,當他們被告知如果想要見到心目中的這位彷彿口吐蓮花,足蹬煙霞的世外高人,其拜見地點已非天目的絕頂,五洩的水邊,而必須是在甲冑森嚴的北京中央政府屬下順天府學教授寬大而氣派的辦公室裡時,這該是怎樣的震驚且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好在多年來的歷史履練使我們對中國文人矯情,誇飾,言行不一的行徑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否則的話,即使你是央視腦筋急轉彎欄目的冠軍獲得者,我敢擔保在這樣神出鬼沒的變化面前,恐怕也一定會被弄得瞠目結舌,呆如木雞的。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5)

    九    
    青籐書屋位於紹興城西一條幽僻細長的巷子裡,雖然一直以來由於其庭園逼仄,加上處地略偏而為一般粗心,馬虎的遊客所忽略,但對於中國的文學史來說,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當地所存古跡中份量最重的。這不僅因為這裡曾是袁素所推崇的明代著名詩人徐渭的生前居所,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此人在當時主流社會中的另類身份:卓爾不群,憤時嫉俗——這一點想來應該很對袁的胃口。說起其間的結識過程也相當有意思,事實上當袁浪游越地途中在陶周望的書齋裡初次讀到徐的作品時,其時距徐辭世差不多已有兩年時間。根據袁後來所作《徐文長傳》裡的自敘,事情的緣起與經過似乎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取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末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童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 」看得出來,在徐被從故紙堆裡發掘出來以前,包括陶某在內的浙江文壇成名人物對自己身邊的這位亂世詩人的文學天賦事實上並無所知,這應該很容易讓袁產生類似伯樂千里馬那樣的良好感覺。從他事後到處向人吹噓,喋喋不休這種勁頭來看,內心顯然為自己的鑒賞力得意無比。比如他先是叮囑陶注意搜集散佚文稿,並說動紹興推官孫應時答應籌資出版徐的全集。接著又請李贄的密友,時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的梅國禎為徐立傳。他甚至冒冒失失向有一代宗師之稱的禮部尚書馮琦直截了當推薦,稱自己「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立手眼。有長吉(李賀)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杜甫)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蘇軾)之辯,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前七子,明代重要文學流派),即何(景明)李(夢陽)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乎」?言下之意自然是表示自己位卑言輕,要馮站出來登高一呼,以期在文壇和公眾視線中產生一言九鼎之效果。然而,這種「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風度與作派固然依稀有唐人遺風,但從後來發生的事實來看,詩壇中人對此似乎並不完全認同。至少上述信裡提及的四人中除陶受囑後的具體執行情況未明外,其餘三位所持的態度大多暖昧,敷衍,或一味謙辭,或乾脆置之不理。我們現在讀到的《徐文長傳》是袁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自己動手寫的。如果打算詳盡探究這裡頭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徐的詩文固然才藝俱佳,但決非如袁所形容的那樣已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二是鑒於對袁生平好為大言,無論好事壞事均喜刻意描摹這一脾性的深刻瞭解,因此根本不拿它當作一回事情。當然,袁生前對自己這一明顯的性格缺陷從未有過深刻的認識與反省。在幾年後致友人的信中,我們發現他對此事雖然一直耿耿於懷,深感沮喪與憤怒,但其內心深處卻從未放棄過最後的努力。信的結尾一節是這樣的:「《廣莊》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為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極,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十    
    現在我們有必要將敘述的鏡頭再次聚焦蘇州。雖然那裡的風月煙花,絲竹絃管是袁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滑鐵盧,同時其地刁頑的民風,奸詐的吏習也一向令他頭痛不已。但是,由於公元一五九六年秋天由這兒偶然發往松江的一封短札,從此將他的命運與明代歷史上一樁有名的公案牽扯在了一起。儘管作為受信人的董思白(其昌)是當時著名的書畫大家,但信件的主要內容卻一直圍繞著一本其時剛以手抄形式出現,並立即在主流知識分子圈內流傳開來的小說:「一月前,石簣(陶周望)見過,劇談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游竟復返街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為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畢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由於此前十月初董其昌自北京回家鄉松江,途經吳縣拜訪袁時,剛巧碰上後者正為辭職一事躺在床上裝病,自然不便相見並予以應盡的地主之誼。考慮到為此事袁曾立即致書董表示歉意,從語氣及內容上來分析,與其說這封信是對董贈書所作的禮節性作復,不如說更像是驚喜之餘操管急書,迫不及待向對方傾訴自己的閱讀感受。弄清楚這一點也許相當重要。因為直到目前為止,信中所及的有關《金瓶梅》的文字,尚是這部傳世巨著見諸世人眼中最早的文字記載。由於此書的作者問題一直是文學史上一個吸引眼球的話題,幾百年來大大小小的考據家無不將此奉為圭臬,他們據此推斷袁手頭的抄本得自董處這一結論應該可以無疑,但我更傾向於認為是從陶周望處看到並轉抄的,而非直接由董所寄。令人遺憾的是董當初接到信後一直保持可疑的沉默,有關這部書的作者也就因此成為一樁疑案。此後袁手頭的抄本又分別轉借吳中名宿王樨登與三弟袁小修,最後落到了時任廣西布政使的同年進士謝肇淛的手裡。據謝先生所著《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里所述,「余自袁中郎處得其十三」,由此可知袁生前其實並未讀盡全書,不過僅弄到大約三十回左右。儘管如此。他在快讀之餘已一再稱其為「奇書」,並在《瓶政》一書中將它與《水滸傳》相提並論,標榜為中國小說兩大奇觀。直到晚年隱居家鄉公安時期,尚覺余甘在口,念念不忘。由於謝借去後一直沒有消息,這不免讓多次打算重溫的袁深感惱火。到後來乾脆拉破臉面,公開寫信追討,曰:「《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簡直就是一副聲色俱厲,馬上就要打上門去的樣子。    
    十一    
    以在目前國內各大媒體上做轟炸性廣告的規模與力度,不厭其煩地宣傳自己決意絕棄功名,回歸山水的人生理想,僅僅一年以後就灰溜溜除下尚未暖身的鶴服羽冠,將一頂耀眼的烏紗重又戴回頭上。這樣的狼狽與無奈,想來不僅是令袁自己——甚至他所有的熟人與朋友,都難免為之臉紅。雖然我們已知道這位言行誇飾的公安派領袖之所以落到如此尷尬的地步,原因在於素所敬重的兄長,時在翰林院任職的袁伯修對他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同時,另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即支持所謂閒適生活的經濟來源,包括撫養家小的費用,也在燈闌酒醒之際時常令他苦惱不已。在這樣嚴峻的事實面前,接受家庭的安排到北京中央政府擔任一名無所事事的閒官,看來也不失為一項當時情況下折中的,對各方面都有所交代的選擇。「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浹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剎(廟宇),薊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還是在剛到京師時寫給於他有恩的鎮江推官吳敦之的信中,擔任北京教育局長沒幾天的袁這樣自我解嘲。與此同時他的朋友工部主事范應憲拆開袁托人捎來的短簡,讀到的卻是與上述描述截然不同的一幅生活畫卷:「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為餬口計,只乞得一片寒氈,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妻子。及門之徒,原思(孔門弟子中貧者)頗多,端木(孔門弟子中富者)頗少,弟將何以為策哉」?欣喜與愁苦,得意與悲觀、一種身體,兩副面孔,看來公元一五九八年冬天在北京的袁絲毫也沒改去以往言不由衷、信口胡扯的積習。只有在與生平為數不多的二三知己的通信中,也許才能讓我們瞭解到一點他的真實生活境狀。這裡的一個可靠文本是當年春節前向梅國禎透露朝廷人事變化的那封信。內中「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丘黃魚,如吃黃土,今食頻婆(果)餅餌,不減仙廚。寺院雖不閒,遠勝於訟庭,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為不足,若真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等語,比較起來說得還算是公允坦率。不過看得出來,在北京所謂閒適,平靜的京官生涯實際上並沒能讓袁真正安下心來。這裡的政治土壤同樣也由繁文縟節,奸詐、腐敗與庸惰構成基礎,同時夾雜在燕山雪花中的同僚輕慢與言官清議又是那樣讓人不堪重負。因此我們將有趣地看到,在袁的個人世界裡,山川清麗,人物俊美,然而只要現實的銳角一旦切入進來,它們立刻就會如同地震般搖搖欲墜,顯示其虛幻與脆弱的本質。甚至一點微小的聲音---比如上官的鼻息或金吾淨鞭的響聲---彷彿就能讓它們心神不寧。因此,真實的答案也許在於,袁在北京所構建的新的、有別於以往的現實居所時雖然使用了物質的材料,但由於其樣式和整個設計方案的抱殘守缺,結果卻只能被證明依然只是一座精神堡壘。    
    


第一部分明朝來信(6)

    十二    
    「僕作知縣,不安知縣份,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份,放浪山水,周遊吳越,競歲志歸。及計窮橐盡,無策可以餬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公元十六世紀末在北京,袁寫信向他以前的上司,原蘇州府推官朱一龍這樣沮喪地自陳心跡,並追悔自己從前的輕狂和自以為是。其時,由於長兄袁伯修遽爾逝世,以及兩年後一生最好的朋友兼師長李贄在獄中的突然自殺,他的內心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失落與悲痛之中。包括順天府的教職,事實上也已經被他以請治喪長假為名變相辭去了。此前在給昆山好友顧紹蒂的信中,袁坦承:「不肖況味,復似在吳之日,羈紲一官,如觸籠之鳥」,家庭的壓力因袁伯修的去世已不復存在。而他在京師惟一的賞心樂事——那個由意氣相投的朋友自發組織的文學團體葡萄社,也隨著其中幾位主要人物或外放或辭世從而煙消雲散。因此,再度打算淡出官場生涯,行雲流水,這個決定應該並不讓我們感到意外。在此後長達六年的號稱二度歸隱的漫長生活裡,袁痛定思痛,總算對自己的天馬行空,輕視現實力量的人生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與內省。「上之欲如梅(福)陶(潛)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擅趨蠅赴,甘官途如美女,如世人之稔為,而又不可得」,他這樣沉痛地在信中向一位好友傾訴。最後反思自己的失敗人生,得出的一個著名結論是:「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    
    十三    
    在經歷了中舉、做官、退隱、浪游、官場冷熱和良友零落以後,這個有關一位明代著名才子的故事將不可避免地要在他的家鄉公安縣臨近尾聲。在那裡,從一六O一年到一六0六年,袁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匆匆度過的。如果他有三弟袁小修寫《游居柿錄》那樣良好的心態與習性,那麼像南京、儀征、武當、桃源、廬山、襄陽這些地方的山水和人情將佔據他日記的絕大部分版面。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期望而已。事實上當袁自京師心灰意懶回來以後,創作上一直處於沉寂與低潮,甚至連他的拿手好戲---代表公安派藝術主要成就的書信也不大見得到了。惟一值得慶幸的也許只是他人生履歷上的日漸練達與成熟。往日的疏狂與矯飾似乎已逐漸在額頭的皺紋裡誚失,代之以一種秋天湖泊般——儘管偶有波動——的平靜與清。這在他其時偶然興致來臨時的一兩通書札中尤其有著本色的表現。如果說年輕時代對佛學的癡迷還帶有某種表演色彩和標新立異的話,那麼此刻他終於開始學會用心靈去感受與領悟了。他告訴京中的舊友,自己這幾年在日常生活中除堅持素齋外,連「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艷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而當禮部主事吳本如來信問他是否因自命清高不肯出來做官時,袁當即寫一長信相當認真誠懇地告訴對方:「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孔子日:『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 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漸不忍,以此鞭(策)弟,使樂就升斗(混口飯吃)則可,若雲趁此色力,勉就勳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裴度)香山(自居易)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飲酒),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十四    
    柳浪館位於湖北公安縣城南著名的柳浪湖邊,是袁晚年盡一生所蓄為自己營造的一座類似王維輞川別業那樣的精神居所。這裡雖然地屬楚界,水闊天長,但所有來此作過客的朋友,都有幸發現其地景色相當難得地帶有幾分江南風味。尤其是在乳燕穿柳,南風熏人的春末夏初,「長楊萬枝,柏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為團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致蕭允升庶子》)自幾年前兄長伯修謝世以後,袁一直以守柩為名賴在這裡修身養性,著述自娛。其間雖有幾次因「登山臨水,終是我輩行徑,紅塵真不堪也」(《致小修》)出外浪游解悶弔古訪友什麼的,大多時間都呆在家裡內省與冥思。一六0七至一六0九年間他迫於父命不得已又去北京做了兩年閒官,但出於本人主動要求加上背後有朝中相好大佬出力,基本上都是以放外差---相當於現在打著檢查團之類招牌的公費旅遊---的方式消磨掉的。在河南輝縣他旅行途中興致勃勃考證地名,告訴一個相好朋友「近輝有黃花山,為太行異境。元人詩云『黃花山上知名寺,荊浩關仝得意山』,即此地也,也即所謂林慮山也」。(《與王給事》)而那次奉命典試陝西等於又為他免費提供了暢遊華山的絕好機會。「宿華山絕頂兩夕,天無纖翳,地絕萬竅,一木一石,無不飽觀,可謂生平之奇遭。」「坡公日:『河豚拚得一死』,若落雁峰,可值百死也」。在分別寄給陝西按察使汪可受和陝西提學副使段徽之的信中,他這樣豪情萬丈地寫道。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正當一個相對真實,大氣,心境澄澈的袁中郎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時,由於多年來聲色犬馬的放縱生活,加上文學上的嘔心瀝血,他物質世界裡的生命卻只剩下了不到一年時間。有關這位明代中期最傑出的才子整個染病經過以及臨終前身體上承受的巨大痛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他三弟袁中道的日記裡讀到詳盡的記載。此書還以相當筆墨提到他臨終前不久曾在沙市臨長江邊買地築樓,樓名硯邊(一名卷雪),打算作為自己的靜心頤養之所一事,可見其事先對自身即將降臨的生命災難一無所知。尤為令人動容的是,與他公元一六一0年九月六日以四十三歲的英年黯然辭世的幾乎同時(只相隔兩天),他的第二個兒子呱呱墜地了。我們以下讀到的這封信是袁寫給一位京中故交---時任荊州稅務局長的沈伯函---向他通報自己離京後的近況的:「居長安兩年,無他樂,獨司功(沈昔時官職)聚首,日夜劇談為佳耳。弟歸來便杜門,如逃學小兒,見人便縮。所居去江無百步,新構一小樓,當其勝處。江水日夜鳴,雲奔海立,雪色天際,松滋諸山,如在几案。老杜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語似為弟設也。許時不見邸報,不能作朝事一語……署中兄弟煩為致聲。暑中耽涼太過,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鴻倘便,時惠好音」。根據內中「暑中耽涼」云云,加上對《游居柿錄》卷五中有關章節的研讀,可以基本斷定作於當年的七、八月間,也即距他患病逝世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當然,對於袁,這是他的絕筆。而對於這篇文章的讀者,這也是他在這裡所能讀到的最後一封明朝來信了。    
    二00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1)

    當集作家、書商、玩世不恭者、學生運動領袖等諸多頭銜於一身的五十歲的死囚得知自已被處決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時三刻,他好不容易買通了獄卒,極力說服他同意將一封自己寫下的遺書偷送出獄,並再三保證內中絕無任何忤法之事。而後者出於憐憫與同情——或許還要加上那麼一點兒崇仰——躊躇再三後終於接受了下來。於是這封密密封訖,顯得干係甚大的神秘信件於次日中午——按照事先約定——被安全遞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過中途應該有個小小插曲:承擔傳遞風險的獄卒顯然由於害怕和某種自我保護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將此信私下開拆並與一個關係相當不錯的上司同觀,只見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寫著這麼一段話:「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死無憾矣!」差不多兩小時後,遺書的作者作為那個時代一場未遂政治騷亂的策劃者與組織者,連同他的十七名同黨,加上無為教案,奏銷案等其它犯上作亂大案的欽點主犯被立即綁縛刑場斬決。據同時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齋續編》卷四記載,此人臨終前的作派也大異常人,簡直就是今天紅色經典影片中李玉和、許雲峰那樣高大完美、視死如歸的革命者形象:「臨終前飲酒自若,且飲且言曰『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    
    這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的產生年月距今應該並不十分久遠,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點是號稱「酒保菜傭俱帶六朝煙水氣」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塊開闊坡地。自當天中午起那裡就被數萬名前來觀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圍成一個不同尋常的舞台。那種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腳的熱鬧場面,相信讀者在魯迅的著名小說《藥》中大約早已得到過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當頭,暑熱難忍。儘管看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當地的儒生與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與舞台中央斧鉞森嚴的凜凜寒氣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說來也真是的,這畢竟是自入關後一向奉行懷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來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作為發生在半年前的清代歷史上最著名的學生運動——蘇州哭廟案的一干人犯,將在他們的家人、朋友、親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亂的罪名被公然處以極刑。發佈此次死刑執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剛登基不過數月的少年皇帝康熙。從現今仍然得以保存下來的當時在場目擊者的口述來看,整個執行過程應該說相當簡潔、利索,前後加起來也不過一頓飯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挾而趨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炮聲一震,百二十人之頭皆落。披甲奔馳,群官駭散。法場上惟有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顧公燮《丹午筆記·哭廟異聞》)    
    接下來的事情是家屬認屍收屍,相比把頭從脖子上砍下來,現在要將它們裝上去則無疑顯得困難得多,同時也複雜得多。首先要在當時血肉模糊、一百餘顆人頭猶如西瓜亂滾的刑場仔細辨認出自己親人的首級就遠非一件易事,而且還需將它準確連接在相應的屍身上。何況當初被斬首的除哭廟案的十八名書生外,尚有無為教案、鎮江附逆等其它要案的大批人犯。向劊子手行賄以求得指點於是就成了當時唯一可行的手段。幾天以後,當這亂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完畢,巡撫衙門催解八名首犯家屬的令牌早已火速遞至。由於在清朝一人犯法,全家同罪是寫在國家憲法裡的煌煌大律,除懷中嬰兒可依例倖免外,其餘者當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歲皆手杻,其長大者皆械系,哀號痛哭,聲聞數里,行道之人無不寒心,泣下數行,而唾罵撫之慘刻者……驅出閶關,遠涉寧古塔。」我們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兒子和兩個女兒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遼陽,他們大約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後,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與救贖下得以僥倖還鄉。看來一個人的生命有時就是這樣飄忽、無助、身不由已。「關河歷盡霜花白,歲月移來鬢影蒼。」作為犯屬親家的吳江詩人沈永令這兩句詩儘管藝術上多少還顯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對他們一生的不幸與坎坷遭際作了凝煉的概括。    
    關於金聖歎——前述遺書作者在刑場上的出眾表現一向有各種精彩紛呈的版本,有興趣的讀者盡可在孟心史與周作人論述此人的專文裡找到詳盡的搜集。不過有一點看來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臨終前的談笑自若與慷慨赴死。我懷疑瞿秋白當年在江西獄中所發出的「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那一聲感歎,很有可能就是從他遺書中得到靈感、借鑒與效仿後的產物。然而讓人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這位當時政府眼裡的所謂政治動亂分子,在一生的幾乎所有時間內卻一直是相當本份的職業作家兼書商。儘管不幸生於異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尷尬年代,又身處滿街都是愛國志士的三吳中樞蘇州,但他對新的歷史與政治格局所持的態度卻相當曖昧,並非如他的同時代人那樣始終懷有公開的或秘密的敵意。我們既無法在復社黨員光榮的花名冊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從革命歷史博物館或當地郡志中弄到什麼證據,足以證明他確實像陳子龍、顧炎武那樣直接參加過與清廷的抗爭。如果有誰正好於順治年間去他位於蘇州憩橋巷一帶的家中拜訪,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會很樂於向你描繪他們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們會告訴你,這是一個樂善好施者和類似評彈藝人那樣言談詼諧、行止誇張的潦倒書生,然後是星象家、詩人、孝子、預言大師、文藝批評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滿腦子弄錢妙法的炮製暢銷書的坊間書賈。甚至這些還不代表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對於某些有著激進民族主義觀點的研究者來說,還有一件更讓他們感到痛苦並沮喪的事情,那就是現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文集裡的那篇讓人眼界大開的《感春八首》詩前的自序。儘管很多人出於各種動機多年來對此偽為不見,倒也不見得有人敢公然否認它的存在。這篇序言的全文是這樣的:「順治庚子八月,邵子蘭雪從都門歸日,述皇上見某批才子書,諭詞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等語。家兄長文為某道,某感而淚下,因北向叩首敬賦。」我們忍辱負重的前朝遺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為異族最高統治者的當今皇上,這確實聽起來讓人感到非常吃驚,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聞之餘「感而淚下」「北向叩首敬賦」云云,想來也就應該很容易得到我們的寬容與理解。    
    最早接收到這篇序文所發出的強烈政治信號的是民國初年的鄧之誠。他形容自己當時的古怪感覺是「以工於抨擊肆無忌憚之人,忽又感激聖恩,令人發笑。」滬上學者金性堯先生對此文的真實性也曾有過懷疑,好在他很快就從清初名僧木陳的《北遊集》裡找來了佐證。根據這位不打誑語的蘇州大和尚的回憶,當年他在北京與順治剛一見面後者就向他打聽金聖歎其人,並認為金「批評《西廂》、《水滸》,議論盡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者。」其中「才高而見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學批評的觀點來看,也稱得上是對金一生名山事業的定論與酷評。那些指望將金作為一位地下黨員式的作家來研究的論者面臨的尷尬是不難想像的。由於這些史料的真實的力量,以至他們在此後論述作者的生平與思想時不得不像步入雷區的士兵一樣膽戰心驚、誠惶誠恐。在我所接觸到的有關金的各類傳記中,也許只有同時代作家廖燕的筆觸稍稍切入了金彷彿重鑰深鎖的複雜內心。在他為金撰寫的《金聖歎先生傳》裡,金一臉莫測高深的詼詭笑容,在紅塵十丈的世俗生活裡安居樂業,將自己的真實面目隱藏在酒杯與通俗小說背後——「倜儻高奇,俯視一切」。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2)

    少年時代的金聖歎屬於我們所熟悉的那一類既無家庭背景也缺少貴人相扶的出身貧寒的書生。由於生平沒有畫像傳世,我們很難想像這位風塵異人小時候是怎樣頑皮的一副模樣。不過性情狷介,桀驁不馴是應該可以肯定的。這從他十歲入塾讀四書五經無精打采,「意惛如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這些存世紀錄可以看得出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通俗文學彷彿與生俱來的那種投契與熱愛。根據可靠記載,他接觸《妙法蓮華經》《水滸傳》等書時的年齡僅只有十一歲。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後他初次應童子試,其表現就像他心儀的那些梁山好漢那樣膽大包天、放誕不經。「以俚辭入詩文,或於卷後作小詩,譏刺考官」。得到的懲罰當然是「輒被黜」。記錄在采蘅子《蟲鳴漫錄》裡的一個故事,也許可以讓那些喜歡探究事物根源的讀者領略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種非常人所能及的語言及譏諷天才。一次縣府的教諭與訓導——正考官與副考官——因為惡金平日所為,有意繞彎子罵人,出了一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的試題難他,而金一笑之下欣然命筆:「禽獸不可以教諭,即教諭亦禽獸也。禽獸不可以訓導,即訓導亦禽獸也。」辭意間的轉圜與張力天衣無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至「學博見之,亦無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類此。」當然以上說的都是前朝舊事。在朱明帝國的晚期,金迫於生計,在同邑鄉紳戴宜甫府中擔任家庭教師。其時他的處世面目隨之從一個放言無忌的儇薄少年,突然一下子竟變為談神說鬼、道行無邊的資深法師。錢牧齋《初學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師靈異記》也曾說他是慈月宮陳夫人後身。「是時人瑞年僅二十一,不識由憤世嫉俗遁而語怪耶,抑姑以釣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謙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鄧之誠當年在《清詩紀事初編》裡為勘破此謎看來也曾動過不少腦筋。一個吳中名僧戒昱在戴府作客時甚至親眼看到過金披髮閉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筆在沙盤上亂劃,聲稱天台無葉泐法師神靈附身的滑稽場面。對此周作人的評價「少年狡獪」雖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內心深處無可排遣的懷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導致的行為乖張。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典型的玩世不恭。確實如此,相比於其時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館花舫裡醉生夢死,金的裝神弄鬼總的說來不過是為自己找到了一種更荒誕也更刺激的表現形式罷了。    
    從那時起到一六四一年成為著名暢銷書作家的十七、八年,在金的個人檔案裡一直是個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實是這期間他結婚生子,並以化名正兒八經考中了一名庠生——相當於今天帶工資讀書的大學生。新出版的《蘇州史話》一書搜集了大量金成年後的傳聞軼事,這些文字為我們提供的金的形象儘管多少有些虛妄,但對那些願意想像並領略他的精神風采,尤其是犀利的詞鋒的人仍然不無裨益。就像他喜歡的《水滸傳》裡的重要人物公孫勝一樣,在後人的記敘中金被賦予神靈般的智慧與道行。因為他「醉則鬚眉戟張如蝟毛,或擲鐵燈檠於地」的豪俠,也因為他在當有人向他請教人生意義時回答「佛言『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時的機智。有好幾次我禁不住要將金的生活態度與當初唱徹吳地風月場所的艷情小曲《掛枝兒》相比——儘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內容上確實都非常相似。比如入鄉隨俗,比如不拘形役。「蓋聖歎無我與人相,與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客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沖天,遇釋子則蓮花繞座,遇辨士則珠玉隨風,遇靜人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為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讀書敘》中為我們描繪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動畫像。用毛澤東時代的話來說,是一個典型的放下知識分子臭架子,善於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沿著《講話》所開闢的光輝文藝道路奮勇前進的作家。如果不是生於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亂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灘時代的中國作家協會大樓裡應該有他一個不錯的位子。    
    至於很多書中所樂於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計也是在那段婚後的慵懶與政治失意生活中養成的習慣。在前面剛提到過的曾為他才子書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們的批評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閒暇,水邊林下是其得意處。又好酒,日輒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個才子趙聲伯偶然到蘇州訪舊,也正好遇到他與一幫哥兒們轟飲聚談「徹三四夜而不醉,詼諧曼謔,座客從之,略無厭倦。偶有倦睡者,輒以新言醒之。不事生產,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塵之致。」在沒有迪吧與搖頭丸的年代,這樣的自我放逐看來也是忘懷心靈苦痛唯一的選擇。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關他清醒時和夜晚的生活由於鮮有記載,因此一向為人所忽略。事實上,從他幾年後不間斷地將精彩紛呈的大部頭著作推向市場這一點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其餘時間內他的燈火寒窗形象——讀書與著述。在唱經堂市塵不侵、綠陰深鎖的冬晚與春曉,在與莊子、屈原、司馬遷、杜少陵、施耐庵、王實甫等精神偶像的心靈交流中,他神遊千古,筆如湧泉,喜笑怒罵,揮灑自如——這樣的想像與假設,應該不算是一點根據也沒有的吧!何況將精神面目隱藏在世俗行為背面原本就是金的拿手好戲。想想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裡令孤沖扮演的那個福建泉州參將吳天德,相信對我們準確認識十七世紀早期的金聖歎有莫大幫助。當然,在一般人眼裡,這個傢伙好酒貪杯,言談怪誕,渾渾噩噩,高深莫測——確實讓人很難斷定他到底是一個酒鬼呢還是絕頂武林高手。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3)

    當公元一六四一年金在評點本《水滸》裡突然以著名文學批評家的面目出現,並迅速走紅,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驚。幾年後批本《西廂》的出版問世同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窮愁落魄的酒徒現在一下成了腰囊頗豐且為傳媒注目的人物,其間的革命性變化除了憤時嫉雅的藝術精神和對商業的熟練操弄,也寓示著這位天才語言大師的鋒利辨舌已逐漸厭於對人世的嘲弄,開始將他開玩笑的對象鎖定為書中的古人。他一上來就拿《水滸》《西廂》開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和一向深惡痛絕的以禮義為基礎的中國正統文化對著幹了。作為一個多年來一直懷才不遇、積怨滿腹的底層人物,這樣的激進姿態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驚懼的思想鋒芒加全新的藝術形式,這就是金私下裡為自己準備的、且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秘密武器。通過對文本的考察我們也可以看到,他於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處心積慮發動的這場革命的目標幾乎覆蓋了傳統文學批評的各個層面。其中既有美學原則關照下對原著的腰斬與增刪,也有將總批、讀法、序言、眉批與夾批混合使用、滾動操作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獨門手法。在某些章回與段落,他甚至經常在敘述的高潮部分讓筆觸突然中斷,轉而扯起與此毫不相干的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市井軼聞——一種典型的欲擒故縱與好整以暇,從而令對作者隱私一向感興趣的那部分讀者著迷。市場對此反應強烈應該已在意料之中——特別是在南方城市。大眾閱讀階層多少年來一直期待這樣又精彩過癮又能啟人心智的文學讀物出現。當然那些欽佩他推崇他的人對此中明顯隱含的商業意圖顯然未能察覺。    
    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輕而易舉獲得的榮譽,認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傷風化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至少當時掌握話語權力的那些成名人物是這麼看的。在一個仍然習慣以詩歌成就作為衡量文學才賦唯一標準的時代,金的另類做法遭到來自主流文化的抵制與冷遇應該不難想像。他們既妒忌他的成功,又為他憤世嫉俗的大膽作風深感惱火。尤為可惡的是這位言談放誕、舉止粗魯的市民的兒子竟然一點也不在乎他們的評價。他關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書的銷售程度,以及讀者的反應。在蘇州、松江、南京等地的坊間,他前呼後擁、裝瘋賣傻,任由書賈老闆們將他包裝成風頭正健的暢銷書明星,並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坦然接受由此而來的知名度與滾滾錢財。    
    關于歸莊與金聖歎的那場爭吵從一開始就表現得相當令人掃興,猶如幾個世紀後作家王朔對他一個同行金庸的攻訐——簡直就像是以沙袋作為攻擊對手那樣的拳擊賽。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隨筆》的作者王應奎在記錄當時的情狀時使用的筆法十分耐人尋味。「初批《水滸傳》行世,昆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而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在十分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傾向的同時,又介紹了金的著作在當時幾近洛陽紙貴的那種受歡迎程度。先後加入對金作品攻訐的還有尤侗、陸文衡等人。從對來自主流文學的蔑視始終置若罔聞不加辯駁這種奇怪現象來看,作者的內心相當沉著。也許在金看來一個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其餘一切完全可以不計。在這一點上中間隔著三個世紀的兩位金先生的胸襟氣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讀古文》的選評出版,再次將金的人氣指數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見他在吳地的各種文學集會上頻頻出現,尖臉禿額,目光如電,生活中的形象與作品裡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邊到處都是斑斑酒痕的骯髒長衫,懷裡揣著鼓囊囊的銀包和大疊文稿,妙語如珠,到處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幾次被沒見過他的人當作是某個仗著祖上萬貫家產過日子,滿身銅臭的鄉下土財主。對此金的態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裡甚至還視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現的某種戲劇性效果。    
    評點本《水滸》《西廂》的問世奠定了金在中國通俗文學批評界的地位,這方面的里程碑意義恐怕至今無人能及。儘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熱門小說提供的啟示,金卻是這幫人中幹得最出色的。在他為自己制定的總題《六大才子書》的系列寫作計劃中,尚有莊子、離騷、史記、杜詩等歷代名著有待完成。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藝術的宏麗和思想上的離經叛道。魯迅先生當年為譏諷考據派所需,曾將金對前人著作的出色闡述解釋為「只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余」,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失公允。在我看來金聖歎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紀手工業萌芽時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樸素、粗獷和朝氣。這與袁中郎、王百谷輩的矯情與風雅簡直就是兩回事情。事實上他自己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裡也曾反覆強調「文章最妙,是手寫此處,目注彼處」「聖歎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歎所批《西廂》,是天下萬世錦繡才子文字,不是聖歎文字。」這段話既作為金藝術上的夫子自道,也對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評與創作之間的複雜關係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現的澄清。而在包括詩歌在內的其它文學樣式上,我們將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樣引人注目。看來生動的口語與白描手法並沒有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影響他的藝術魄力,反而賦予他作品一種粗獷、野性的力量。被輯錄在《唱經堂詩選》裡的那些詩先後得到沈德潛、袁枚等詩壇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當年在不同場合也多次提到,對金《西廂》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滸傳序》,以及唐詩制義裡的那些談詩的短札,他一向是作為最好的散文來對待的。以下這個例子也許同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他當時在文壇所受重視的程度。金生前並不怎麼看重自己的《唱經堂唐詩評》一書,而從順治版的《而庵說唐詩》卷首星巖居士梁緯的跋來看,崇拜他的同時代文人確實不少。「余於清人詩話中得金聖歎、徐而庵兩先生,其細論唐詩透徹骨髓,則則皆中今人之病,真為緊要之話。」考慮到此人本身名氣不小,這樣的評價也算得上榮幸之至。據周作人先生後來考證,「星巖本名梁川孟緯,妻名紅蘭,皆以詩名。」    
    入清以後金聖歎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突然又一下黯淡下去,甚至模糊難辨,我認為這主要出於他主觀上試圖保持低調的自我設計。其批評的對象也一反往昔的激進與鋒芒畢露,開始對像才子古文、唐詩、時文精選這樣的時尚讀物感興趣。出版界的鼓動與重金誘惑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真正的問題也許在於新的政治格局下處世面目的無所適從和試圖重新確認。「佳瓷既損,必無完理,反覆多看,徒亂人意。因宣付廚人作雜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飯後無事,翻倒敝篋,則見新舊逋欠文契不下數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總之無有還理,背人取火,拉雜燒靜。」雖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舊逋欠文契與碎損佳瓷是否象徵覆滅中的前朝故國,但紀錄在《人生三十三快事》裡的這些沉痛驚警之論,說沒有一點「微言大義」的意思在裡頭也是不可能的。同時那段時間裡他突然熱衷於寫詩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考慮到當時我們這位前朝遺民的複雜心情極需寄寓與承載,一向以含蓄蘊藉見長的詩歌形式理所當然也就成了最佳選擇。    
    一個知識分子在結束暴政的異族統治面前所持的立場應該是什麼?不管別人怎麼樣,在合作與對抗這一常見的毫無新意的格局中,金為自己選擇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對抗——一種純粹的中立態度。這可以從他《詠陶淵明撫孤松圖》的「不曾誤受秦封號,且喜終為晉逸民」和《詠柳》中的「陶令門前白酒瓢,亞夫營裡血腥刀。春風不管人間事,一例千條與萬條」看得出來。與他持同樣政治觀點的當初似乎還有冒辟疆、余淡心、李漁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時的政府尚不至於象後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個人的生活習慣和隱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腦後的辮子——作為某種政治符號和底線。有關他順治年間的生活情況一向少見記載,除了偶爾發現他去太湖東山大女兒家的貫華堂讀書度假外,大多時間想必都在唱經堂中著述自娛。因為對他來說,寫作永遠是第一位的。不過從「夏月早起,看人於松棚下鋸大竹作筒用」,「子弟背誦書,爛熟如瓶中瀉水,不亦快哉」,「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這樣的寄興文字中,似仍可略窺他那時日常生活的片斷與情趣。    
    金聖歎兼有藝術家的天賦與商人的精明,但他顯然對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熱衷的那種濃厚興趣。已被學術界考定為金偽撰的那篇貫華堂所藏古本施耐庵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後的思想軌跡——提倡閒適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碌。取材於《論語》故事的個人筆名聖歎,據金的一位資深研究者張國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讚歎的不願作官的曾點自比」。當然那時除了金以外,出於各種個人因素厭惡科舉,夢想通過其他途逕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並不是沒有,但象金那樣能將藝術與商業加以如此巧妙包裝的作家確實非常少見。無論評點杜詩還是編輯考試類用書,他都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贏得市場。在明末清初癒來愈看重金錢和物質享樂的文學界,不少人將他的成功視作經典個案,並作為自己膜拜與模仿的對象。比如稍後的張竹坡與李漁。邯鄲學步為《姑妄言》寫回評的林鈍翁。還有乾嘉年間以脂硯齋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說評論的落魄文人。至於清代地下政治組織天地會以金批《水滸》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語喻意命名,流謬頗廣的《古文觀止》無論篇目及評語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讀古文》,則可以從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於後世的魅力與深遠影響。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4)

    廖柴舟的《金聖歎先生傳》作於十七世紀後期,迄今為止仍然是搜集金的生平最詳盡的著作。這位虔誠的廣東人一生的很多時間被用於尋訪金的遺跡,包括收輯著作殘稿,遍訪親友,到金的故居蘇州憩橋巷實地踏勘。他有一種荒謬的個人見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樣超眾的才華與見地,全部秘密在於有某種神靈附身。藝術之神通過金的肉身發言與布道,這就是廖試圖為我們描繪的荒誕情景。在文中他甚至還給金的死因抹上濃厚的宿命論色彩,其中的一個真假難辨的細節是「其解杜詩時,自雲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以為戒。後以醉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這與尤侗在《艮齋雜記》內所胡說的什麼金解「律詩分兩截腰斬,是身首異處之兆」簡直同樣荒唐。據鄧之誠先生考證,「(尤)侗之詆為爭才子名」。而廖燕是將金視作精神偶像,以至被越縵堂主人李慈銘譏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試圖解析金的被殺時,兩人卻表現得異口同聲,這的確是非常讓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釋是金的筆力與才情已經超出了同時代人的理解與想像。如果不是幾年後哭廟案的意外牽連,他也許會像唱經堂窗前的那幾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樣,用不可抗逆的濃陰與勃勃生機覆蓋他所處的文壇。    
    將金聖歎與馮夢龍、凌濛初等其它暢銷書炮製者區分開來,是因為金字裡行間那種很難為商業氣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像吳梅村、余懷等人那樣,企圖通過飲酒品劇、伎樂歌吹這樣的世俗享樂忘懷自己的遺民身份。他是喧嘩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裡最清醒的傢伙。無論小說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議論或詩中的某個用詞,都是他人生見解的酣暢表達。這很容易讓人想到明代的李贄——另一位風塵高人。從兩人對《水滸》與《史記》的評價中,確也可以看出只有藝術大師之間才具有的獨特眼光和相像之處。    
    另一位藝術大師李漁同樣對金惺惺相惜,儘管這一點許多年來罕有人知。在《閒情偶記》一書的第三卷,李在談到金本《西廂》對戲劇界的貢獻時說「自有《西廂》以迄於今,四百餘載,推《西廂》之填詞為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為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在沒有任何經濟利益作祟的前提下,這樣謙卑的恭詞竟然出自一向狂負簡傲的李笠翁之口,其中的意義確乎非同尋常。晚清的梁啟超甚至以歷數生平恨事的方式表達他對金的仰慕並詳述其理由:「余於聖歎有三恨矣,一恨聖歎不生於今日,俾得讀西哲諸書,得見近時世界之現狀,則不知聖歎又作何等感想。二恨聖歎未曾自作一小說,倘有之,必能與《水滸》《西廂記》相埒。三恨《紅樓夢》《茶花女》二書出現太遲,未能得聖歎先生之批評。」按照這樣的推崇備至來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願生於同代,而戌戊變法又能僥倖獲得成功,我絲毫也不懷疑這樣一種推測,那就是梁肯定會力薦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長。    
    讓金聖歎來評點大仲馬的《茶花女》會是怎樣一番新鮮模樣?這樣讓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虧梁啟超的政治腦袋想得出來。不過說起來金與寫《紅樓夢》的曹雪芹倒還有幾分相像之處,除了生前同樣未能有足夠時間來完成手頭的著作,在一生的文學生涯中也始終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當今的通俗文學作家如金庸、古龍等無故受到的非議,就不難對金在當時文壇的處境有深切的感受。這也正是為什麼一六六○年當他偶爾得聞順治的一番知音之論,要禁不住感從中來,淚流滿面。儘管如此,站在局外人的立場,我們仍然很難想像一個一邊對政府冷嘲熱諷一邊感恩涕零,寫下頌詞八章的人,該是怎樣一副古怪的面目?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5)

    也許正因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詭譎與不易把握,我對他一年後在哭廟案中突然以政治極端分子的面目出現始終抱有深刻的懷疑。在某些論者筆下,他甚至被說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與組織者。由於他名聞天下的文名,作為導火線的那張揭告吳縣知縣貪贓的疏狀也被理所當然認為出自他的手筆。對此新出版的《蘇州史話》雖然也傾向於認為金並非此案關鍵人物,僅僅因為在審理過程中與主事者的同學關係才被牽連。但對金的知名度與社會名流身份在當時意欲擴大戰果、邀功請賞的主辦官員眼裡的價值仍然未加重視。我個人認為只有在充分理解這一點的基礎上,再加上他一向為地方當局所惡的傲世、奇談、無視名教等所謂惡習,才有可能對金何以在最後被作為哭廟案首犯處死,家產籍沒入官,妻兒流徙遼陽這些慘狀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既然我們已在討論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來回顧一下整個事件的過程與背景吧!對於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讀者,這樣的精彩回放對他認識歷史乃至現實想必不無裨益。首先要進入我們視野的兩個關鍵人物是任維初與朱國治,當時他們的身份分別是吳縣知縣和江蘇巡撫。順治末年江浙一帶由於連年災歉加上張煌言、鄭成功等前明餘部對沿海諸郡的侵擾,使國家的稅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士民縉紳階層拖欠應繳稅糧的情況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與任手裡因有朝廷的加急詔令,自然將催討工作開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這時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濟私、監守自盜一事很快成為當地最令人震驚的新聞,並引起普遍的憤怒。在吳縣百姓大多釜炊告絕,兒女啼饑的悲慘狀況下,他們的父母官竟有三千餘石糧米通過親信吳行之在蘇州的米鋪裡秘密出售,這是怎樣叫人無法接受的殘酷事實。一場以罷免任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於是初顯雛形,主事者為蘇州府學的一大批熱血學生。他們私下集會,制定綱領,反覆計劃。而幾天後順治的突然崩駕似乎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表演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東郊一向清靜的文廟內素幡垂地,哀慟驚天,作為蘇、松兩郡皇帝靈位的設祭之所,當地自巡撫以下大小軍政要員及各界名流按規定一連三天在這裡哭哭啼啼守靈。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學生代表突然衝進來鳴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貪污罪懲治吳縣知縣任維初。與此同時他們說服教育局長程邑打開樹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傳統的對聖人木主哭訴的方式鳴鐘擊鼓,聲淚俱下,並在短短時間內很快爭取到市民學生一千餘人的支持和參與。純粹從政治手腕與組織才能上來看,他們的策略相當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選擇任的上司兼後台江蘇巡撫朱國治作為訴求對像顯然是他們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向一個更大的貪官舉報一個貪官,何況兩人的關係又相當曖昧,你想會有什麼結果?在經過短時間的利弊權衡後,朱當即下令以驚動先帝靈位的罪名將為首學生十餘人收押在獄,其中甚至還有被控貪贓的任維初本人——作為某種政治策略和對民情的撫慰。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記錄表明金聖歎已在被捕者名單中或他具體參與了這次流產的學潮。比較合乎情理的推測是:當時金的真實面目並非台上的演員,而僅僅作為觀眾和看客。以同情者的身份擠在人群中關注事件的整個發展過程,應該符合我們熟悉的金中年以後的政治性格。    
    從二月四日事發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這八十餘天不妨視作哭廟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員為江蘇巡撫朱國治。事實上這整場戲似乎也只有他一個人在盡情表演。一方面他給北京打報告,誣稱學生「串凶黨數千人,群集府學,搖動人心倡亂,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傚尤」(《哭廟紀略》)。同時還暗示此事與當時令朝廷震怒的金壇叛逆、鎮江生事等案可能存在的內在聯繫。一方面在主審官蘇松道台王紀明明已取得任出售贓糧的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連夜使人於道(台)處取供改之,即發一牌於任維初,高抬歲月,其略云『兵餉甚急,多徵糧以備不虞。』蓋欲己與任立於無過之地也。」(《丹午筆記·哭廟異聞》)這樣一來,貪污的惡官彷彿川劇變臉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愛國的學生轉瞬間卻淪為煽動暴亂的罪犯。等到案情看來已順利地朝自己設定的方向發展,朱於是開始了加緊對漏網學生的搜捕。這時的一個特殊人物是蘇州府學教授程邑,在他所謂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單上,丁觀瀾、金聖歎的名字赫然在目。    
    程某在哭廟一案中究竟擔任了何等角色——這個問題可以說困擾我已有多年。從他自學潮初起之際即上書參任以示呼應,並為之奔走這些事實來看,顯然是這場運動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這一點也正是他令朱銜恨的主要理由。僅僅因為與朱的上司——江浙總督朗廷佐的師生關係,才在後者的庇護下得免株連。但緊接著發生的向官方提供鬧事學生名單一事峰迴路轉,從而使任何打算確認他事變中真實立場的努力變得非常困難。對此我的個人推測是他與金之間可能存有某種不為人知的個人恩怨。考慮到金平素嘲弄禮儀,鄙夷名教,考試中多次胡作非為等放肆行為——對作為當地最高教育長官的程多有得罪——這樣的推測應該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麼樣,在朱喜出望外獲取名單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蘇州憩橋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則傳聞說他即使在這樣的生死關頭仍然談笑風生。當時他正在廁所裡出恭,執行緝捕命令的公差在廳堂守候。也許「恭」「公」的剛巧諧音給了金靈感並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來就迫不急待笑指著公差對他的朋友們說:「此謂之公人。」還有一則傳聞相比之下也許更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臨終前所寫的那兩句詩——是贈給前去探獄的一個朋友矍齋主人的。其時他被收押在南京總督衙門的死牢裡已有三月之久。由於自知死期已近,詩中不禁對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滿懷擔憂與悵恨:「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如何?」(總算唐詩評點工作的完成讓人稍感欣慰,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這些書怎麼辦呀!)我絲毫也不懷疑這條史料的真實性,因為對金這樣的人來說,如果讓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與物質生命之間進行選擇,無論就其價值與重要性而言,前者都顯然是較後者更值得關心的東西。    
    


第二部分金聖歎的面目(6)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種令歷史學家值得深思的現象。那時正常運轉中的國家機器突然出現一種心律紊亂般的恐慌。蘇州與湖州由於被確診為是作為主要發病區的左心室與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鉞刀劍在內的各種醫療器械的強行干預。「奏銷案」「哭廟案」「莊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相繼發生,剛嘗到幾年太平盛世甜頭的江南士子轉瞬間又狀如驚弓之鳥。沒有比江山的穩固更值得統治者關心和重視的事情了——歷史學家早就這樣告訴過我們。在風塵僕僕的古運河兩岸,一批批身繫囚械被押解進京的縉紳名士就是最生動的說明。衙門開始收繳違禁書籍,各省的文教官員奉命即時檢查各類自費出版的文稿。我們熟悉的蘇州觀前街兩側鋪面氣派的大小書局自然也不例外。儘管在不到一年以前,這裡尚以全國最繁華的圖書產銷中心著稱——此時卻門可羅雀。    
    金聖歎在此期間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許多年來一直讓人同情與惋惜,是因為自始至終籠罩在他身上的那種悲劇色彩——作為一場未遂民主運動的無辜的犧牲品。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發當天他不在現場或象余懷、李漁那樣生平擁有多位政界朋友,那麼事情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目。至少保證他能有機會將評點進行到底並帶給讀書界更多的驚喜。我甚至還設想過他被捕後設法繞過朱將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聲不錯的江浙總督郎廷佐申述,或作為某種權宜之計委人與程商情,為自己平日的所謂放肆言行表示悔意,以求得對方寬恕——哪怕只有一丁點兒可能。但現存史料除了提到他初次過堂時因非常奇怪地「呼先帝名」,以至被當場摑了三十記耳光外,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曾試圖為自己的罪名辯駁與開脫。也許在金這樣深諳佛理的人看來,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雲過眼一樣亦真亦幻。「為汲清泉淘缽器,恰逢青鳥吃小蟲」,事實上在數年前所作後來為周作人譽揚不止的《今春》一詩中,我們發現他對人生的譫妄與虛無就曾作過精彩描繪並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種純粹以身飼虎式的大慈大悲接受命定中的一切,或許有可能幫助我們對他入獄後令人困惑的沉默表現作出精神上的解釋。    
    生活在一個由「博學鴻詞」(一種破格選拔人才的制度)與「文字獄」交替組成的時代裡的複雜感受是確實很難向後人描述的。國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發出理想的魅力,而作為運轉機制的文官集團卻大多由庸才與貪官組成。知識階層被允許享有包括同性戀、雛妓、結社、做官、聲色犬馬在內的全部自由。但一旦他們的目光試圖從四書五經、程朱理學間抬起來,對循環中的現實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質疑,等待他們的很快就將是另外一種命運。金聖歎作為這方面一個不幸被選中的代表,將對所有意圖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與恐嚇的作用——這就是他何以被強派為哭廟案主犯處決背後的真正含意。我們以下還將不無淒然地看到,即使在獄中,金的待遇也並不像文明社會那樣,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犯身份奢望有所改善。雖然據說精神看上去還不錯,但那些年青鬧事學生「時當盛夏,流汗積項成膏,腐肉滿於鐵索,其苦有不忍言者」這樣的刑罰與虐待,想必他同樣也不能倖免。但那又怎麼樣呢?金當然不會對這樣的小事在意。誰會相信一個不關心自己生命的人會關心自己的身體呢?    
    據可靠記載金聖歎臨終前將事情變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場豪言壯語的另一個版本是「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對山書屋墨余錄》卷一)從他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喊叫順治名字這一細節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後一刻,他對作為自己讀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仍然充滿感遇之情。一個朝廷的擁戴者最終被朝廷作為它的叛逆者處死,看來天底下確實沒有比這更大的笑話和諷刺了。正是基於這樣的戲劇性效果,幾天以後,當他在前面提到過的南京三山街的臨時刑場被斬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將他的頭捧在手上,他的兒子、兩個女兒哭叫著在人堆尋找著他的屍身。在素有火爐之稱的這座南方城市夏日明亮的陽光下,他的頭顱彷彿一個盛放冰火兩種極端物質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為現實光線所勾勒的一團濃重、複雜的陰影。我們看見上面的鬚眉與皮膚,半白的鬢髮,滿臉的血污,與脖子連接部分切割後所形成的猶如燦爛花朵般的橫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彷彿還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們甚至還看見隱現在他頭顱內部的思想的鋒芒和智慧的蓮座。當然,對做為這一切所構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儘管觀察了很久——非常遺憾——最終我們似乎還是沒有能夠看清。    
    二○○一年四月蘇州—湖州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1)

    一灣清澈明靜中略帶幾分滄桑的湖水。一帶憔悴垂楊。一座歷經整修幾失原貌的破敗石橋。一幢高牆寬簷,重鑰深鎖,乍望之下就使人預感裡面也許會藏有某種不為人知的故事的恢宏宅院。今年初春的一個下午,當我陪同一位專程前來憑弔遺跡的外地朋友,站在位於現今湖州月河小區甘棠橋邊的趙孟頫舊居門前,我們的第一個奇異感覺就是自己彷彿時間隧道的激情穿越者,轉瞬之間就從二十一世紀光電斑駁的網絡世界重回到了筆墨縱橫的古代。斜陽。衰草。枯萍。昏鴉。帶有明顯南宋建築風格的臨河廊屋。青衣布鞋倚立門前的老者,蹲踞河埠的浣衣少女的窈窕背影。真的,如果不是樓頭木格窗欞內傳出的電視機聲音和附近月河橋上不時駛過的豪華轎車的時代標誌,一切幽秘得簡直就像是此間主人當年所繪那幅著名的《苕溪漁隱圖》的一個精采片斷。雖然時間與歷史已將原先的跨街騎樓和門前相傳由趙手植的那棵大銀杏樹的濃蔭無情斫伐,包括宅中富贍的藏書,金石字畫,私人游舫,還有《雲煙過眼錄》所載初次出仕從京城弄回來的那幾十件價值連城的書畫古物。甚至當年水邊綰系畫舫綿纜的獸型柱石,也早已為歲月的手掌輕輕抹平。但這幢古宅歷經兵火與劫難神奇地留存下來這一事實本身,應該已足以令人欣慰。考慮到宅主歷代為人詬病的曖昧的政治身份,加上當地侈談氣節、標榜情操的士風的因素也許更該作如是說。根據地方文獻學家的考證,宋元以後這裡曾分別作為明成化年間千戶孫氏衙門,清代絲綢巨商鈕氏,民初江南著名藏書家密韻樓主人蔣汝藻等的私人住宅。這些殷實有力者的居住既反映出趙身後其家族門弟的迅速衰敗,客觀上也為舊居的修繕與苟存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此,儘管它的現存面積一如門前的月河,尚不到當初鼎盛時的四分之一,但對於像我朋友這樣虔誠的後世朝拜者來說,想必已足夠令他神情激盪並感慨於不虛此行了。雖然我對這位當地歷史上最著名的藝術大腕一向不怎麼感興趣,臨行前於落日殘照、暮煙蒼茫間驀然回首,內心還是不由自主有一種愛憎交加的複雜情感。    
     從舊居出來到蓮花莊,這對絕大多數的慕名來訪者都是一個必備節目。步月河橋東拐過四面廳,前後才不過短短的幾分鐘,若採用船行的方式更是只有區區一水之隔。但在精神之途中,趙當年走完這段路程足足花費了十幾年的時間。這位貨真價實的宋太祖趙匡胤的第十一世孫,由於先祖自高宋南渡後就一直封邑湖州,其父趙與誾又長期任官浙西,因此,位於該城東南橫塘的這座江南名園既作為他的襁褓與搖籃,也是他後來在內心世界唯一為自己細心保留的一方淨土。在公元一二七五年歲末蒙古人的鐵騎席捲沙塵與馬糞味驟然降落到門口以前,趙似乎一直由母親丘氏督導著在這裡學習、生活和成長。他的兩位老師分別是當地大儒敖繼公和宋末傑出畫家錢選。據趙成名後自己不無炫耀的回憶,五歲入塾學書時的一些塗鴉之作,當時據稱就已達到了「時人持去可以鬻錢」的水平。對於一個世代尚武,鐘鳴鼎食,並無多少家學淵源可溯的將門之子而言,這樣的質材穎悟、出手不凡確實令人吃驚。吳興山水深邃的文化命脈加上身體內部某種命定的天才力量,也許可以用來作為對這位注定要在中國藝術史上留下盛名的傑出人物的唯一解釋。當時趙是那樣醉心筆墨,好學不倦,以至十二歲那年父親在杭州因故猝亡這樣的突發事件,似乎也沒能讓他潑墨揮翰的手腕輕易停頓下來。同時他的生母丘夫人也聲淚俱下、言詞疾厲地告訴他:「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包括幾年後他的援例以父蔭補官,後又被授予真州司戶參軍一職,事實上也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學業。因為這種明顯帶有撫恤性質的所謂朝廷恩命,說穿了不過是讓一個宗室子弟無功受祿,白白享用一份豐厚的官俸而已。    
    《岳陽樓書畫錄》裡留有存目的趙傳世最早的那卷作品——十一頁的《行書讀書樂趣》,從時間上看,應該就寫於這以後不久吧?落款地點即為現在蓮花莊中區松雪齋後林石掩映中的印水山房。那天黃昏我們曾在那裡逗留了不少時光,於花氣氤氳、水光瀲灩的初春暮色中,一邊閒看一邊討論。引起我們興趣的當然不是這篇即興隨筆文采或命意上有什麼獨到之處,另外由於全集裡未見收入,是否真能確定歸入他的名下也還是個問題。但作者文中展露婚後生活場景「既歸竹窗下,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那段描述,除了文筆生動,樸素,令人神往以外,內容上也與後來他試圖將自己出仕元廷的荒唐行徑解釋成為生計所迫時再三強調的「向非親友贈,素食常不飽。病妻抱弱子,遠去萬里道」倒也絲絲入扣。由於他與女畫家管道升令後世歆羨的婚姻事實上遲至與異族統治者合作後的第三年,即他三十六週歲當年才真正得以結合,因此,幾乎可以很肯定地說,在此之前趙應該早已另有家室並至少已經生有一子。其次卷尾所押「印水山房」朱文方印也很有意思,這不僅在趙一生留下的書畫中絕無僅有,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在現實世界裡真的存在,其原址在武康山中的可能性肯定也要遠大於湖州。這句話的意思當然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這處勝跡恐怕只能是一個贗品。包括園內的其它景點如松雪齋,鷗波亭,清勝軒,紫芝亭等,也大都出自好事者的移植與附會。根據到目前為止我所掌握的資料,被明代以後的郡志強派到他名下,以蓮花喻出污泥而不染之意,為其仕元一事開脫的所謂「子昂別業」,與他本人青年時代以後的生活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趙自己筆下對此從無半句言及。現存世界各大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家手裡的近千件存作的題識與落款中,你更是休想找到哪怕一丁點兒與此有關的信息。而我的一個大膽推測是:自至元十二年趙二十二歲那年冬末湖州淪陷,這座園林很可能已大半毀於兵火或成為蒙古人的屯軍之所。在此前後趙氏全族數百人於驚恐之下早已紛紛各自作鳥獸散,藏匿鄉下或避亂山中。即使多年後趙以新朝奉訓大夫、兵部郎中的顯赫身份富貴還鄉,迎娶新歡管氏,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又曾經重回此園居住。相反,在他一生所留下的為數頗眾的詩文中,倒是毫不掩飾自己對一座湖杭交界處的縣城德清的深沉情感。不僅多次言明該地有他的居所與別業,還愛屋及烏地對那裡的文化、物產和山水進行了由衷頌讚。如果有興趣翻一下四庫版的十一卷本《松雪齋集》,就會發現僅以「德清別業」為題的詩,在他的文集中就有八首之多。    
     於是一個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史學界的問題,至此不可避免地再次浮上了水面——那就是趙生平與德清的既微妙又神秘的關係。這位祖籍開封,生長湖州,在政治和藝術領域都曾經大出風頭的兩朝名士,一生中何以對天目山下一個小縣城情有獨鍾,說起來這確實是件相當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那裡不僅有他的別墅、亭閣、畫室、書舫、田產與奴婢,我甚至斷言中國書畫史上的一所重要藝術原創地——大名鼎鼎的松雪齋——就座落在山水幽絕的余英溪畔,(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紫芝亭記》「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仇遠跋《與陳仲美合作吳興山水幅》「大德五年辛丑秋仲,仲美訪子昂學士於余英之松雪齋,霜清溪碧,作如此活」。戴與仇都是與趙同時且齊名的好友,所述應該完全可信。)而絕非如歷代郡志所胡亂指點的在前述湖州甘棠橋邊老宅中。所幸一九八五年在德清乾元山出土,現今尚躺在該縣博物館倉庫內不為人注意的一塊墓碑,相信可以給所有關注此事的研究者一個大致滿意的答覆了。根據墓文作者李塤自述,死者為他的長兄李熙。兄妹四人,二姐嫁武康軍節度使趙與芮,查《宋史·宗室表》可以得知,此人為宋理宗趙昀的親弟,是個來頭很大的人物。《齊東野語》說他後來又娶隆國黃夫人之女為繼室,生子孟啟過繼給哥哥,從而又鬼差神使地成為宋朝第十六世皇帝宋度宗的生父,位高權重,這也不去說它。塤為老三,而真正令我們感興趣的應該是老四,「次女適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趙與誾』』,也就是趙孟頫的父親。楊載《趙公行狀》裡說趙父原配為「碩人李氏」,死於趙出生前四年,兩者相合起來絲毫不差。至此,趙與德清的因緣之謎總算全部解開。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故先大母的父親李仁本,此人系南宋名臣參知政事(副丞相)李彥穎的嫡孫,自己也曾以承議郎領浙東提刑按察使,在當地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姓,家財饒富,政聲遍聞。可以想像,在元兵南下、臨安告危的風聲鶴唳的日子裡,作為家道中落的寡母諸兒二十餘口,加上身上又帶著令人畏懼的宋室印記,如果想要出外避難,看來確實沒有比德清山中的外公家更好的地方了。趙生前選定自己與管夫人的身後葬地為洛捨東衡,可以看出這座曾給予他庇護與慰藉的縣城在他一生情感上的份量。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2)

    松雪齋時代就這樣差強人意,在毫無選擇餘地與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開始了。作為趙宋亡後政治態度的一個標誌,儘管此名的由來緣自父親遺下的兩把古琴「大雅」與「松雪」,但他毅然選定後者並決定開始用它行名於世, 私下裡顯然應該包含著比音樂更多的內容——比如說,展示心志與思想。何況這一喻意與他當時的遺民身份又是那麼貼切。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猜想,在趙最初的人生理想中,不能排斥確實打算從此嘯傲林下,在布衣蔬食、詩書琴畫中從容消磨自己的一生。他曾花費數年時間寫就一本音樂專著《琴原律略》,似乎也有意無意為我們透露出這方面的信息。根據後來戴表元在為該書所作序言裡的描述,青年時代的趙既孤僻倨傲,又憤世嫉俗,儼然一個有意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的另類形象。許多年後為《淳化閣帖》撰寫題跋時趙自己也承認,當初他為求購此書,兩年中曾多次進出杭州的書鋪,並先後弄到兩部缺本,後又多方托人調換方得湊齊全帙。這樣的精神與閒情,想必也可從另一側面讓我們體味到他那段時間的真實心境。    
    但他的生母丘氏顯然對此不以為然,進而深感不滿。這位似乎天生具有政治家頭腦且信奉「有奶便是娘」人生哲學的女人,自從全家在德清安頓下來以後,就曾振聾發聵地大膽預言:「聖朝必收江南才學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能異於常人?」當然,她強調的讀書肯定並非書畫與琴藝,而是封候拜相所必須掌握的經世治國之術。作為世食宋祿的皇親國戚,其身又貴為宋度宗的姨娘,如此開放搞活、好像有意要與岳飛母親對著干的言論,即使在七百多年後的今天聽來仍不免令人感到吃驚。由於這段文字最早見於趙身後由門人楊載撰寫的行狀,台灣學者潘柏澄在感歎「丘氏無故國之思,竟督子昂仕元」,並表示「甚奇」以後,不得不懷疑這樣不盡人理的說法是否有可能出自趙自己的弄鬼。他經過反覆思考辨析後提出的一個有意思的觀點是:「或因子昂不能以死拒當政之邀,(左面右見)言出任後,深知悔恨,乃思假奉母命以求人諒恕。弟子楊載從之三十年,聞其語,而記之如是也」。這樣的推測儘管過於苛刻,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道理。不管怎麼樣,在為期十餘年的松雪齋時代後期,趙的思想已明顯有了某種微妙的變化。至少我們發現他的身影已經漸漸從琴桌翰幾前離開,開始專注於朝政和經史名籍。另外,交遊也成為他生活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當時他跟一個名叫顧善之的書法家打得火熱,甚至還有可能通過此人結識了幾位同樣癖好書道的地方蒙古官員。作為對上述慈母一番良苦用心的酬答或應付,趙生平最重要的一部學術著作——《尚書集注》——就依稀成書於那幾年中。也許,與世俗的榮華富貴相比,所謂精神的高潔有時確實顯得過於沉重與奢侈了。從政治形勢上來看,佔下漢家江山的元廷似乎也不像原先傳聞中那樣野蠻與無知,一些漢人文職官員開始陸陸續續受到徵用。他的原任湖州最高地方官員浙西安撫使的叔叔趙與可獻城投降後官運亨通,他的另一位叔叔趙與(上票下四點水)甚至已在元世祖忽必烈身邊做了近十年的侍講學士。這些發生在身邊的故事猶如大風摧松,春陽融雪,日復一日影響著趙的生活和思想。同時,儘管李府上下時有接濟,但全家二十餘口仰食於人,何況又非親生骨肉,經濟上長期這樣下去也總不是辦法。因此,我們應該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至元二十四年出仕元朝前的那幾年中,當寄居德清的趙於深夜的燈下無語獨坐,思慮萬千,昔日名園巨宅、紫衣玉食的生活早已成為記憶中不堪回首之往事,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看來就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審時度勢,瞄準機會,以圖東山再起。上述丘氏那番為後人詬病的名言,估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次次告誡趙的。是的,在掙脫了氣節、情操之類的精神桎梏後,發憤著書立學,爭取早日出人頭地,確實已成為趙當時遠較心靈問題更值得關心的現實課題。    
    從事後披露的內情來看,也正是在那段時間的課餘筆閒之際,他偶然結識了鄰村西茅山下一位鄉賢管伸。老頭祖上曾居湖州城西二十里棲賢山,後因某種不為人知的緣故遷移至此。自稱戰國賢者齊人管仲之後,生性落拓,喜好風雅,對這位出身高貴,眼下正處於逆境中的年輕人不免青眼另加。同樣持這種鍾情態度的似乎還有他二十多歲尚待字閨中的女兒管仲姬。尤其是後者於操持家務、綴弄針線之餘練就的一筆生意盎然的墨蘭,更是為兩人迅速發展的感情提供了某種養料和基礎。可以想像,又一個落套的張生崔鶯鶯式的傳奇故事,就這麼匆匆忙忙上演在今天德清干山鄉境內的桑巔籬落之間。雖然據稱素有「倜儻俠義」之名的管公在劇情後來的發展中堅持扮演與崔母相類的角色不免令人掃興,但考慮到趙當時已結婚生子,更致命的障礙是他猶如文革中走資派代表人物子女似的危險的政治身份。這一切打算讓一個世代安分守居的士人發揚大無畏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接受下來,從理論上講也許並不過分,但在現實生活中確實頗有些強人所難。好在趙管戀情最終還是以緣結秦晉而告結束,時間是公元一二八八年的春天,也即他時來運轉,應召出任元朝兵部郎中大約兩年以後。鑒於趙一向有名的敏感、倨傲的性格,管這樣見兔子撒鷹的做法未免令他內心受挫,並自覺有理由心懷怨恚。在老丈人身故後所作《管公樓孝思道院記》一文中,他揮縱春秋筆法,寓不盡之意於言外,特別標明「仲姬特所珍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就相當有意思。另外,由於生前沒有寫真留存下來,有關管姿色的猜測一向也是令後人感興趣的話題。在我的想像中,這個女人性情剛烈,處事敏捷,其生活能力與《紅樓夢》裡的王熙鳳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至於說到容貌那恐怕連中人之姿也談不上。因此,她與被譽為「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的趙的婚姻,很有可能就是屬於周恩來鄧穎超那種相濡以沫的純感情結合。這就是為什麼後來趙官做大後一再提出想娶妾,終因管隱含威脅之意的反對——一首《我儂詞》,其名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現在的話來翻譯大約就是「我不會拋棄你,你也休想拋棄我」——而怏怏作罷。當然,我如此持論對那些仰慕才子佳人故事的讀者顯然是個殘酷的打擊。但只要我們平心靜氣認真想一想:一個鄉下大姑娘,祖籍山東,又是才女,二十多歲還嫁不出去,會是怎樣一種狀況?這種事情發生在七百年前的古代又是否有些不太正常?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趙後來為管所作的墓誌中儘管說了後者不少好話,又是「生而聰明過人」,又是「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香辭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內外整然」,就是沒有一句敢從正面贊及她的美貌。相反,他在題《二喬圖》中視三國時代的江東美女大喬小喬為紅顏禍水,同時發自內心地對主張娶丑妻求平安的蜀國首相諸葛亮大加讚賞,進而推崇備至。用他自己詩中的原話來說,那就是「不見當時老諸葛,獨聘醜婦何其高」——一種不無惺惺相惜之意的夫子自道——大有英雄所見略同的意思在裡頭。當然,對於當時急欲建立功名事業的趙來說,與管的交往在他的生活中估計也只佔到很小的一部分。更何況當初為這段亂世戀情所提供的政治背景似乎又特別的觸目驚心。幾乎兩人花前月下每一次歡會的過程中間,無不籠罩著時代與歷史一連串重大事件的深長陰影:陸秀夫抗元不屈而亡。幼帝趙昺死葬南海。文天祥在北京刑場上慷慨赴義。加上其間發生的亡父塋墓的意外被盜。種種不盡人意的國事家事,看來都逼迫趙必須當機立斷,面對現實,為自己今後的人生道路提前作出安排。由於那時已有新政府將廢除科舉制度,改用推薦與徵召的方式選拔人才的傳聞,趙的身影開始頻頻走出松雪齋,多次往來於杭州周邊城市,結交名流,拜謁權貴。據任道斌先生《趙孟頫系年》一書詳介,那段時間先後出現在他朋友名單上的牟巘 、周密、戴表元、李衎、袁桷等人,都是其時東南文壇上頗具號召力的重要人物。盡可能地抓住時機,擴大影響,讓自己的真才實學擁有更廣泛的社會知名度,可以認為是趙占斷機先,未雨繆綢,為兩年後終於到來的政治機緣預先定下的一著妙算。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3)

    當德清山中的趙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在松雪齋門口搔首弄姿。與此同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異族王朝的國家機器也開始了它最初的運轉——所幸基本沿襲的還是標有「儒家」「程朱理學」的前朝的舊轍。機會與運氣有時就是那麼充滿神奇色彩不召自來。幾乎就在趙贈詩當地最高行政長官蒙古人夾谷之奇,委婉表示自己有意於效忠新朝的當天,兩千里外的皇帝忽必烈在歷經艱難基本平息了來自家族內部的連年戰爭後痛定思痛,終於力排眾議,作出了一項在當時看來也許不無冒險的大膽舉措:即立漢法文治為國策,大量起用漢人中的才幹卓異者進入各級政府權力部門,輔助蒙古官員一同治理國家。對於宋亡後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漢族知識階層中的那些躍躍欲試者,這顯然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消息。由於選拔出真正的、品學俱臻上乘的人才是此事成功的關鍵,一位此前降元多年,深蒙寵信的名叫程鉅夫的行台御史於是再次受到重用,被委以負責每年向朝廷提出推薦名單,並按圖索驥將人帶到皇帝跟前接受面試的重任。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一政策對當時大病初癒寒熱無間的國家肌體無疑起到了鎮靜劑與營養液的作用。一大批曾侈談氣節、精神、義理的隱士於是紛紛從山中林下走出,爭先恐後加入了龐雜浩蕩的候選者的隊伍。至此,猶如枯木逢春、葵花向日,架設在松雪齋與大都行轅之間的通行障礙看來已全部拆除。    
    生活在一個異族統治的時代裡作為前朝遺民的複雜感受是很難向後人描述的,尤其是以這些人中精神表率著稱的知識階層。他們既對西風殘照裡的宋家陵闕滿懷依戀與哀痛,同時又不甘心於自己的一身所學抱國無門,就這麼爛在肚裡。故國情思與現實人欲與其說形格勢禁,不如說更多時候卻是以一種相互糾纏、混雜、恩怨難分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直到忽必烈的人才總監程鉅夫訪賢的車輜浩浩蕩蕩停在西子湖邊,他們中的某些識時務者才終於意識到自己幾年來費心構築的精神平台,在物質引誘面前是那麼不堪一擊。這方面元人楊瑀《山居新話》裡的一個笑話很有典型意義:「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另外元初詩人陳繹某次因事到北京出差,也曾看見許多先前號稱隱居林下的名士擁擠在東長安街兩傍的小客棧裡等候選薦,因而深有感觸,寫下「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蒲輪」這樣極盡嘲諷的詩句。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留夢炎、高彥敬、方回等南宋舊臣,他們後來分別成為新政府樞要部門的重要官員。    
    一向講究運籌幃幄,自重身份的趙顯然不該被劃入上述詩句譏諷的範圍之內。綜合現在所能找到的文獻史料,趙的出仕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的第一個契機發生在至元十九年初,由於與當時擔任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夾谷之奇良好的私人關係,後者經努力後曾為他在翰林國史院弄到了一個編修的位子。但趙毅然拒絕了這一好意顯然並非事關名節,而是這個職務與他內心的政治理想相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宋史翼》中也談到是年年底趙「聞天台楊叔和急公好義,子昂轉入天台依楊氏」,半路上意外為元兵所獲,被帶到初次下江南訪賢的程巨夫面前。由於看到這位皇帝身邊的紅人對自己自負的才名實際上並無多少瞭解,生恐再次受到委曲的趙不得已以「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貫(出生)已為微、箕,願容某為巢、由」一番含糊之詞與程周旋後,「鉅夫感其義,釋之」。(陸心源《宋史翼。趙若恢傳》)然後事情又這麼過去了幾年。至元二十二年秋天,在松雪齋中高價待售、問津無人的趙看到同行中人已紛紛任官京師,而自己的前程依然一片渺茫,情急之下不免妙計奇出,一反以往守株待兔的保守策略,開始頻頻出擊。他分別上詩本省各位居要津者要求舉薦,什麼「春風不披拂,胡能見幽心」,什麼「數公如見問,為說混風塵」。又主動給李仲賓收藏的王羲之《眠食帖》題跋。其中赤膊上陣,猶如重鎊炸彈令朝野側目的那篇著名的《明肅樓記》,更是給人一種完全豁出去了的感覺。連一向小心維護趙生平聲譽的任道斌,在所著《趙孟頫系年》一書該年條下,也不得不記上「元廷於雁北築圓營屯兵,孟頫名之曰『明肅』,且有《明肅樓記》,頌元廷功德」這麼一筆。當然,事後證明趙的這些努力在現實效果上可以說相當成功,我們將有幸看到,在次年經皇帝御筆欽點的引薦名單上,趙的大名已赫然在目。包括他的五姐夫張師道,雖然當時已年近五十,居然也福星高照,順勢搭上了便車。    
    京師的二月在風沙與柳絮中猶如政治舞台上複雜、明暗不定的深色背景。公元一二八七年春天,兩個彼此知名已久,且互有所圖的人物——七十三歲的忽必烈與三十四歲的趙孟頫——在好不容易卸下民族、節義這類令雙方都難免頭痛的重負後,終於在北京的皇宮內欣然相見。據《元史·趙孟頫傳》所載,當「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的趙由程鉅夫引帶到皇帝面前的那一剎間,後者顯然為眼前這位趙宋王孫儒雅、高貴的氣質深深打動了,以至當場表現出高興過了頭的孩童那樣的任性與失控。不僅當即將趙親熱地拉到自己身邊,甚至還讓他坐在右丞相葉李的前面。接見過程中又吩咐侍從安排紙筆請他代草詔書,以便有機會當場驗證一下仰慕已久的趙的筆墨文采。應該說,忽必烈不同尋常的破格禮遇中既有對趙才華的高度賞識,更多的恐怕還是作為勝利者在接受降臣朝覲時一般所願意展示的寬愛與嘉勉——或稱懷柔之術。幾天後趙得到的正式封賞是奉訓大夫領兵部郎中,受命總管天下驛置的整改事宜。這個職位論大小雖然不過是個從五品,但能與貳臣中的大腕葉李幾年前初被薦時所授浙西道儒學提舉一職旗鼓相當,想必內心應該已足以令趙感到欣慰,並自覺身價不菲了。當天晚上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詩中寫下「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鈞天一夢同」這樣幾近感恩戴德的句子,事實上並不讓人感到奇怪。那時包括趙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堅持相信,世祖的青眼另加絕對是一個意義明確的信號,既然多年嚮往的政治生涯已經有了這樣良好的一個開端,未來封候拜相的熱鬧場面只怕不是什麼非份之想。    
    然而命運有時就是這樣喜歡跟所有相信它的人開玩笑,就在趙次日起來興沖沖去兵部衙門報到的幾乎同時,元代歷史上第一個黑暗時期突然到來了。原先政府的宗教事務大臣桑哥意外得到年邁的皇帝寵信,幾天內便官拜尚書省平章政事(丞相),並被允許以自以為是、釜底抽薪的方式管理國家的稅收與漕運。作為忽必烈時代晚期權勢熏天的人物,此人最大的能耐據說就是排斥漢僚和憑著性子掌下屬嘴巴。從左右參知政事到下面的文武百僚,幾乎無人能逃此劫難。在兵部的公事廳,一再要求自己謹小慎微,以盡可能老莊持重面目示人的趙很快發現,儘管自覺上任以來一向勤勉職事,對驛制、參議鈔法、確定貪贓罪的數額界線,討論其時發行的至元寶鈔與舊幣的標準兌換率等頗有貢獻,卻依然感到自己一直身處同僚的岐視與排擠之中。一天早晨他因上班偶爾遲到了幾分鐘,竟也被強迫跪在堂下接受耳光的懲罰。僅僅因為與桑哥關係不錯的葉李代為說情,好不容易才得以倖免。而每逢這種時候,一向愛將手下蒙漢大臣分為自家骨頭與疏遠之臣的皇帝最多也不過出來客串一下和事佬的角色。幾個月後兩位漢人副丞相楊居寬與郭佑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同時賜死,不免令趙發熱的政治腦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何況此前已有張雄飛、溫迪罕、盧世榮等多名漢人大員走馬燈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魷魚就是下令處決。其中桑哥的前任盧世榮死後甚至還受到以其肉飼禽獺這樣令人髮指的酷待。總之,不清楚趙對自己官場前途的擔憂與畏懼究竟始於何時,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懶之態已躍然紙上,其中有云:「夙興夜寐,無往而不在塵埃俗夢間。視故我已無復存者,但贏得面皮皺折,筋骨衰敗而已」。類似情緒還集中流露在同年所作《罪出》一詩中,「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復誰顧,毛羽日催槁」,整個一個含冤受曲,哭訴無門的可憐形象。雖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一切都不過出於他的自找。    
    這時候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令人膽戰心驚的事情。一日忽必烈於南書房約他閒話,突然間就提出了兩位降臣高官留夢炎與葉李人品誰好這樣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問題。由於與他同樣選薦上來的葉李此時已位居中書省右丞這一令人眼熱的要職,自以為有機可乘的趙當即以「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為由試圖貶葉,同時將他的父輩朋友、南宋末年以媚權相賈似道起家的尚書留夢炎譽為「為人性厚重,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但緊接著皇帝的一番疾言厲色的訓斥猶如兜頭一盆冷水。忽必烈認為:「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賢於夢炎矣」。他同時又毫不客氣地挑明問題的實質在於:「卿以夢炎父執友,故不敢斥其非」。作為對趙的懲罰,皇帝命令他當場寫一首詩將留譏侮一番。自以為得計的趙在這樣弄巧成拙的事變面前,為求自保又焉敢違逆?也活該他的朋友兼前輩倒霉,「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在把留罵得一文不值的同時,又忍氣吞聲拚命表明自己對元帝國及皇帝本人的忠心耿耿。在趙的一生中,無論政治與生活方面,這都堪稱是他生平所受到的最大羞辱。尤其讓人覺得後怕的是:在明明已有自己固定結論的情況下,忽必烈如此一番居心叵測的舉作,顯然暗示著此人政治上對自己已懷有戒心。於是,在幾個月後皇帝又向他請教對宋太祖趙匡胤的看法時,餘悸未消的趙只好連連謝罪,乾脆以「臣不能知」加磕頭為對。《趙公行狀》說他此後「自是稀入宮中」,《元史·趙孟頫傳》也談到「孟頫自感久在帝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如果這些紀錄可以相信的話,這表明同僚傾軋、蒙漢對立,尤其是伴君如伴虎的險惡的政治環境,已經令趙從內心深處感到厭倦與恐懼。在反覆權衡利弊、掂量得失之後,他為自己確立的新的現實形象是蘇東坡那樣詩酒風流的文章太守。次年六月,趙多次要求下派到基層鍛煉的申請終於獲得朝廷批准,出任山東濟南府總管同知。作為極富象徵性的巧合,這一年,他的歲數正好距離「四十不惑」剩下不到幾個月的時間。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4)

    大約在此前後,打算放棄政治雄心,以交遊與書畫創作構築生活主要內容的後趙孟頫時代終於要開始了。這是元代乃至古代中國藝術的幸事。我們還無法斷定趙當初作出這一重大決定時,精神上所經歷的痛苦而複雜的過程。因為頭上這頂烏紗畢竟來之不易,何況為此他甚至還付出了犧牲個人名譽及有可能受到後世唾罵的代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兩年後濟南任滿回京交付公事完畢,以丈人病重為由乞假回到湖州時,昔日心雄天下的濟世抱負,依稀已化作一片似真似幻的紙上雲煙了。他先後尋找借口婉辭了國史館主管和山西太原路汾州知府兼勸農事的任命,除中間為書《藏經》應召短暫回過一次北京外,一直以身體不好及先人陵墓亟需遷葬為由賴在家中潛心繪事。多年的藝術積累加上內心難與人言的委曲與怨懣,在才情的驅使與引導下猶如瀑布狂瀉——在潔白的紙絹上滲開、凝固、意態縱橫——從而形成一種極富創造性,被當今藝壇的權威理論家王伯敏譽為化作家氣為士氣的新的畫風。如果有興趣查一下台灣學者戴麗珠整理的趙的著錄及流傳編年表,就會發現他一生中許多重要作品均成於這一階段。在其中唯一存世的那幅我們熟悉的自畫像中,其年四十五歲的趙儒雅、瀟閒,儼然一副看破紅塵的樣子。旁邊還有他當時意猶未盡題寫的一首七律:「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霅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齊人終因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辭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儘管自趙數年前應召出山那一刻起,為了掩飾自己熱衷仕途的志趣,對周圍的朋友及社會輿論有所交代,山中林下什麼的作為一個瀟灑的話題就一直出現在他筆下。但從這首詩中如此堅決徹底的態度來看,似乎不大像是鬧著玩的。另外細讀《元史》也可以知道,他的濟南同知一職雖說因去京公幹作罷,其內在原因卻為與一個省政府監察部門的蒙古官員韋哈剌哈孫長期不合,後者一次次向上頭打小報告,說他壞話這才幹不下去。    
     這裡我想稍稍旁涉一下德清的水勢,至少這可以幫助我們對趙在該地別業的位置作出大致無誤的判定與確認。在作為一個個人政治標識的松雪齋時代行將結束之際,這一點也許顯得尤為重要。儘管由於環渚皆山,溪澗密佈,從而使任何想弄清從西天目下來的諸峰湍流如何在這座縣城裡縱橫交錯的努力困難重重,甚至在當地的縣志裡也一向糾纏不清,但它的三條主要水道——余不溪、龜溪及匯總後由湖州入太湖的余英溪——仍然不難分辨。雖說它們在當代的水利志裡總名霅溪,其間各段水源歷代以來卻一直有著自己的獨特稱呼。而就對此文至關重要的余英溪而言,指的應該就是從武康城外至湖州埭溪鄉總長約二十餘里的這一段。根據前引戴表元文及元初書畫裡的有關題識,松雪齋的確切位置在余英溪龍洞山下這一點基本上可以無異。龍洞一名雖說自元末起一向湮沒,但通過對歷代郡志及有關圖籍的閱讀與分析,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位於現今德清龍山鄉境內的王母山——明代以降又名響應山與黃隴山——即古之龍洞。這不僅因為此山的高度及地理位置大致與之相符,更重要的是它獨特的人文景觀:瀑布、亭閣、寺廟與龍穴 ,無不與當年《剡溪文集》裡的具體描述絲絲入扣。而且,在除計籌山外德清的大大小小三十餘座山峰中,這也是唯一留下有名寺和古代高人居住記載的地方。可以想像,在大德初年前後,趙偕妻乞假歸隱,以逸待勞那幾年中,這對恩愛夫婦除偶爾去杭會友及參加藝術活動外,一直隱居在山下的別墅裡拈管吮毫,朝夕相伴,其「綠蕉瀉影晝揮翰,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旖旎風光該是多麼自在且讓人神往。由於當時趙在朝廷中唯一的倚仗元世祖忽必烈已經去世,好不容易平息下來的皇室內部圍繞權力的爭鬥再度迭起高潮。繼位者成宗皇帝鐵木耳雖說已經登基,但佔據青海新疆一帶,同為成吉思汗孫子的海都卻對他絲毫也不買賬,於是,同室操戈,積屍如山,這場爭奪皇位的戰爭一直延續到成宗死前一年(公元1304年),才終於以後者戰敗去世得以結束。因此,無論就政治機變及個人安危角度來考慮,其時趙為自己斷然作出的「隱而不拒於出也」(戴表元語),以退為進、靜觀其變的策略都不失為一項明智選擇。再說在德清的鄉居生活確實也使這位前朝王孫新朝寵臣深感寧靜與喜悅,至少令幾年來畏讒受譏、戰戰兢兢的內心壓力得到了有效釋放。宋濂《姑蘇幻住庵記》說他與後來成為生平知已兼精神導師的吳中高僧中峰明本的結交就始於此時,這一點非常重要。其間他寫下大量寄情山水、渴慕清閒生活的詩篇,還多次沐手熏香精繪陶淵明彩像,用於贈人或自賞(其中一卷形式上頗肖現代連環畫的力作《陶潛遺事》甚至有十餘幅之多),依稀可窺其當時迷惘消極心志之一斑。    
     幾十年後,門人楊載為他私誼甚深的老師寫傳記,顯然出於為尊者諱和不願開罪朝廷的雙重考慮,對趙四十二歲至四十七歲出任江浙儒學提舉前的這段特殊生活思想經歷照例隻字不提。《元史》裡的本傳雖說成書年月已是明初,除了簡潔得不免令人生疑的「久之」二字,居然同樣也只是一片空白。由於這兩篇文字是現存有關趙生平資料最原始也最權威的著作,因此,對那些致力於在從松雪齋到鷗波亭的途中搜尋轉折信號的研究者,這顯然是件麻煩和不幸的事情。好在趙個人的詩文集裡還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可供參閱的線索與痕跡。或許正是鑒於與上述同樣的原因,這本四十五歲當年即由作者自己選編停當,好友戴表元為之作序的集子生前卻一直不敢貿然出版。另外,從時間上看,此書的定稿也正好處於前後趙孟頫時代的一個完美的臨界點上。如果說此前政治理想與濟世抱負一直是他人生的主要興奮點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假如沒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我們將有幸看到,他的才華、情感與天賦終於想到要返樸歸真,抱元守本,打算通過畫絹與紙張認認真真向世人集中展現出來了。    
    江之匯位於湖州市區館驛河頭苕梁橋下,是這座當年名聞江南的文化望郡目前僅存的古老地名之一。從天目山下來的兩股主要水源——著名的苕溪與  霅溪——在分別由東西方向浩浩蕩蕩進入城內後,在這裡匯合、沖激、蓄積,然後穿過不遠處的駱駝橋由機坊江北流太湖,這顯然就是它當初得名的由來。儘管眼下日益狹窄的河道、傾圮的石埠、低矮破爛的舊式民居,使它在周圍鱗次櫛比的現代化建築的擠壓下顯得極為灰暗、刺眼,但在八百年前的宋末元初,這裡是湖州最繁華的政治經濟中心和富人別墅區。毗連的煙波浩淼的月湖(月河原名,面積遠較現在為大)像一面巨大的明鏡輝映出財富、功名、門閥、建築與文化的迷人景觀。由於湖西今竹安巷底至湖州大廈一帶自唐代以來一直是該地的客航碼頭兼主要商品集散地,加上猶如珍珠般點綴湖面的數不清的亭台樓館,因此,其甲第連雲、富麗奢靡之景像甚至較之它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唐以前這裡即為古之白蘋洲,有關此說我將另文詳述——尚有過之而無不及。僅以現在月河橋西至苕梁橋一帶為例,郡志裡留有記載的寓主就有尚書倪思,名士王子壽、沈自誠,名宦兼巨賈莫君陳父子等官僚豪紳或文壇泰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及後代在宋亡之後一直傾向於持一種消極、觀望的態度。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至元二十六年當趙孟頫出仕元廷後第一次返回湖州,用世祖皇帝忽必烈見面時賞賜的五十錠中統寶鈔(折合白銀約五千兩)在這裡買地造樓,修築後來成為中國藝術勝地的鷗波亭,迎娶相愛近十載的紅粉知己管道升,事實上也並不敢有多大張揚和想像中萬人爭睹的熱鬧場面出現。這固然與他一向低調的處世原則有關,同時當地輿論的訾議與不屑想必也是他當初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包括他同族中的許多親戚、朋友,據載當時就不乏有人與他斷然絕交以示不滿。這也可以用來解釋趙生平為何一直喜歡寄寓德清而絕少回到家鄉居住。由於婚後管長期隨夫輾轉任職北京、濟南等地,這座巨宅很長時間內一直只由家人看管。元貞、大德年間一方面由於趙自身政治態度的某種微妙變化,一方面居住鄉下的丈人管伸身染重疾,為求診治方便不得已遷居郡城,加上自己母親丘氏年事已高也時需探望,趙回湖州的次數及居住時間想必較前已有所增加。這方面一個有意思的判斷依據是他留在畫幅上的落款。即以大德二年為例,松雪齋與鷗波亭在他筆下以差不多同等的次數出現,透過紙光縑色,似可依稀看見他頻繁往來兩地的匆忙身影。在其時寫給一個和尚朋友南谷大師的信中,他自己也稱:「舊年廿六日還鄉,除夜來德清。新歲二日,忽路家(湖州路總管府)遷吏見請。三日,急回城中,乃蒙隆福有書經之召。今日至德清別墅,明日即過杭詣省中計事。」當然,將這樣的自白僅僅看作個人生活記錄顯然是不夠的,從精神或政治角度來理解,這也是當時趙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的一幅絕妙肖像。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5)

    一輛進口旅遊大巴於正午時分穿過暮春江南常見的絲絲小雨,停靠在湖州市中心豪華的浙北大酒店門前。當遊客們紛紛下車湧入大堂辦理住宿手續,他們中的一位卻不顧滿身風塵,敏捷地跳上一輛三輪車,過儀鳳橋直奔金婆弄尾的苕梁橋頭,與事先等候在那裡的一個當地朋友秘密會面。兩人的接頭暗號是一本同治版《湖州府志》的古跡分冊。這種類似當年地下黨作派的描述在旁人看來也許不無誇張,事實上卻是我與前述那位外省的趙孟頫研究者最初見面時的真實情景。此前他曾多次來信表示想找到鷗波亭的原始位置,而我剛巧對此也開始產生了興趣,於是就有了這次在彼此事後的回憶中充滿浪漫色彩的聯袂踏勘。根據目前最權威的《成化湖州府志》——元代無郡志,成化志為趙歿後首部地方志——裡「鷗波亭在府城內江之匯南,元趙孟頫築,今為旗纛廟的原始記載,經過反覆勘查、確認、尋訪,包括辨析各種有關文獻以及向專家和地方耆老請教,事情似乎很快有了眉目。就大致範圍而言,將現在苕梁橋東南臨水的近千平方米理解為當年趙鷗波亭的具體位置所在,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差錯。而且這一判斷同時也得到了湖州博物館的資深考古學家陳興吾先生理論上的支持。一九九○年當他聞訊市有關單位決定將這一地盤劃歸一家房產公司拆遷開發時,曾費時數天對那裡的地形與建築進行了專業角度的細心勘查。他的一個意外發現是雖然幾十戶人家雜然而居,但其地牆基的深固廣綿,磚色的統一,廊柱樑簷的宏壯與匠心,均顯示出當初不同凡響的氣象和建築規模。出於專業本能和保護地方文化的雙重公民責任心,陳當時所作的努力是立即向上頭打一報告要求暫緩開發,加以保護,事後自然了無音訊。所幸他的一番敬業精神如今看來還是應該沒有白費,至少為十餘年後兩位業餘考據愛好者的一時興起提供了莫大幫助。因此,儘管此亭的遺址上現在聳立著一座公共廁所與一座垃圾中轉站多少叫人有些掃興,但我們的內心仍然沉浸在喜悅之中。晚上在廁所隔壁的文豪大酒店樓上倚窗看水,開懷痛飲。算起來,這個位置應該正是原先鷗波亭的生活起居部分。假如鋁合金玻璃的寬大窗台能退回到從前的雕欄明牖,視線裡那幾根粗陋的電線桿也一律改換成古松翠竹,七百年前趙與朋友賦詩揮翰之餘如果想到要喝上一杯,大概也會像我們這樣站在窗前極目縱眺,逸興遄飛,一邊飲酒一邊閒話的吧!    
     我在前面已經不止一次說過,鷗波亭是趙有意讓自己的現實形象從政治競技場中淡出,開始全力在藝術領域展示手腳的最初嘗試。其定名與寓意顯然與杜甫的名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有關。無論就時間背景以及思想上的象徵意義而言,它在公眾視線裡的正式推出頻頻亮相,無不預示著趙個人歷史上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另外從選址角度來看,當時他的丈人老管買宅金婆弄,母親及族人均住甘棠橋老宅,而鷗波亭正好位於兩者中間,彼此相距均不過數十步之遙。如果將友情因素也一併計算在內的話,如住在南園(今九八醫院)的牟氏父子,客寓潮音橋邊慈感寺清容軒的好友袁桷,以及家居月湖南側橫塘時常與他詩酒相酬的同學兼詩友章德一,這樣的架式與地利優勢,無不呈現出這位其時對仕途前程已失去信心的政治明星打算暫時安頓下來,以退為進的種種跡象。說起來那幾年他在書畫上的確也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儘管當時的知識階層對趙失節仕元的「壯舉」尚記憶猶新,但在看到從這裡流傳到社會的一幅幅精美絕倫的作品時,除了表示由衷欽佩和歎為觀止,他們另外又能做些什麼呢?再說那個時代漢人中不甘寂寞與異族統治者恬然合作的也不止趙一人。何況這個出身高貴、舉止文雅的傢伙在公眾場合又總是表現得那麼謙遜、低調,善於與各種種樣的人打交道。即使當初他的現實身份並沒有任何改變,是類似清初的錢謙益、吳梅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周作人、胡蘭成那樣的人物,仍然無法阻擋那些善良的,被他筆下對山水的一往情深和天才魅力弄得神魂顛倒的同道與崇拜者願意遺忘並寬恕他。至少認為可以將政治問題與藝術區分開來對待。大量來自全國的慕名求請與後者基本保持的有求必應的態度,無疑在很短時間內就將他的知名度與人氣指標迅速推向了高潮。據同時代作家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裡提供的統計數字,僅《千字文》趙一生就曾先後給人寫過一百多卷。可以說,從松雪齋到鷗波亭,其間的不同策略與手腕,猶如以新投放的極具親和力的畫面取代以往濃墨重彩的拙劣宣傳,簡直可以作為一個成功個案被寫入中國廣告學的發展史中。    
     令人奇怪的是,在當時與趙政治態度上判若水火的文化精英圈子裡,持這樣寬容、曖昧態度的居然同樣也大有人在。錢選、戴表元、牟巘父子、周密、仇遠,這些元代歷史上的遺民領袖和儒林表率,雖然一生中持身嚴正,或寄跡市井,或隱居林下,但與趙的私人交情均可謂不淺。至於同樣仕元的高克恭、鄧文原、馬昫等那就更不用說了。對藝術的推崇與盡可能不因事廢人固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趙其時為挽回自己的形象所展開的卓有成效的公關攻勢同樣也功不可沒。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事例是一二九二年濟南歸來為同鄉前輩周草窗所繪的那幅著名的《鵑華秋色圖》。對於祖籍山東,因世亂兵危、國破家難流落江南,並一直為此積鬱在心的周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能給予他慰藉與解脫,並為他提供在精神世界裡重回家園的捷徑呢?儘管作為南宋遺老的代表他對趙政治上的失節私下裡肯定不以為然,但在這樣的慇勤與主動示好面前,又焉能翻得下臉來?何況在此前後趙又三天兩頭給他寄詩、寫信,噓寒問暖什麼的。同樣的例子還有趙對與他齊名的鮮於伯機、高克恭、李仲賓,包括故老相傳一向不給他好臉色看的堂兄趙子固等的恭維與吹噓,包括在人家的書畫作品上主動題跋,推崇備至,表示自己技不如人,如此等等,無不是他在當時的被動局面下所採取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這裡還應該提到的一個著名人物是吳中高士宋子虛,此人宋亡後隱居不仕,品學俱優,是受人敬重的文壇前輩。尤其是他晚年嘔心瀝血所推出的力作《啽囈集》,借政治諷喻詩的形式,將歷史上的一干忠奸人物盡情褒貶了一番,嘻笑怒罵,痛快淋漓。其中涉及元初部分如葉李、留夢炎等降元宋臣均難逃筆伐之厄,卻單單漏掉了同為降臣的趙孟頫。此事從表面看雖然有些不盡合理,事實上不妨同樣看作是出色的公關能力運作的結果。考慮到趙一生自重身份,很少為人作序。因此次年宋的新書《翠寒集》卷首那篇珠唾玉咳的文字,恐怕就不能簡單看成是朋友間的相互捧場了。何況兩人當時甚至還不相識。當然,趙善舞的長袖固然能於生前抹去所有針對他的不利批評,身後的事情恐怕就很難再由他自己來作主了。比如見於《式古堂書畫匯考》的《春郊挾彈圖》卷末那首著名的七言歌行,就曾將他罵得狗血噴頭:「趙松雪,宋宗室。畫唐馬,稱第一。至今筆蹤儼若生,張弓彈雀意氣橫。會將文墨動元主,拜官翰林貴無比。詩辭婉麗字風流,千金未許易片紙。金蓮醉動玉堂仙,父子歸來共被眠。錦纜牙檣非昨夢,豈無十畝種瓜田。李潭州,文丞相,口血模糊屍鐵強。一瓣香,為有此,何人慷慨崖山死。董狐有筆直如弦,元宋分明兩青史。」作者黃溍為元至順間詩人兼經史學者,書畫上也很有一手,說起來還是趙的一名後世崇拜者,豈料原則問題上說話行事卻一點也不含糊。與這首真實的慷慨激昂的詩篇相比,同為元人的姚桐壽《樂郊私語》裡記載的那個故事則因過於誇張離奇從而顯得有些不大可信。「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公問:『弁山,笠澤(分別為湖州、吳江著名山水,世多高人隱居)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使令蒼頭濯其坐具(吩咐奴僕將趙所坐之椅沖洗一遍),蓋惡其作賓朝家(出仕新朝)也。」由於今人蔣天恪經考證已得出趙子固的卒年在宋亡以前這一結論,從時間上推斷兩人事實上不大可能有此一番交往。但從另一側面,也可看出民間輿論對趙以宋室子弟身份仕元一事的態度以及不肯放過一切機會進行譏刺與抨擊。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6)

     杭州的街道在炎夏中呈現出新舊交替時代所特有的那種混亂肅殺景象。西子湖邊昔日山外青山樓外樓的繁華盛況固然依稀尚在,但遊船上歌妓弦間令聞者心蕩的吳儂軟語中,早已夾進了幾分金戈鐵馬和胡笳羌笛之聲。鳳凰山上的宏偉宮殿也因一個妄人楊璉真迦的肆意毀壞——據稱為斷宋朝龍脈——從而瓦礫遍地,芟夷蕪穢,令人無不起銅駝荒草之思。佑聖觀到官巷口一帶的商業密集區看來也好不了多少。沿街的大小酒店門口到處是耀武揚威,且喝得醉熏熏的蒙古人、色目人和番僧。由於連年戰爭引起的供給緊張,物價昂貴,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全面爆發。而科舉制度的廢除又使得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普遍感到前程無望,甚至連生計也成了問題,於是不得不降尊紆貴混跡風塵,靠在衙門打雜和給瓦子勾欄寫曲子聊以度日。其中為我們所熟悉的就有馬致遠、關漢卿、白樸、張養浩等知名文人,這種情況跟今天作家、詩人為了賺錢爭著給電視台寫連續劇倒有幾分相似。儘管對元代的文學史來說,這倒未嘗是件壞事。最近四川的文化大腕魏明倫繼余秋雨、餘光中之後在長沙岳麓書院開講,試圖以他個人發明的術語「編劇主將制」界定此一時期的特殊創作現象,指的應該就是這幫窮愁潦倒的才子對於中國戲劇的傑出貢獻。    
     與此相反,對於同一城市裡以識時務者自居的那一批人,時代為他們提供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命運與機緣。首先,在山水絕秀的西湖沿岸有一幢別墅,是這些人的一個共同標誌。富裕的家產,差強人意的官職,不菲的俸入。當然還應加上宅中收藏品的數量以及書畫或文學上的赫赫聲名。其次座落在葛嶺附近的新派隱士鮮於伯機的霜鶴堂,也是衡量當時文人社會地位的一個有意思的觀察點。元成宗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當此軒落成之際,幾乎江浙行省轄內所有跟文藝能沾上點邊的官僚政客、名公大儒均摩肩接踵來此慶賀。作為主人對來賓除酒宴外的盛情款待,是一卷新弄到手的北宋郭熙《雪霽江行圖》真跡和由郭天錫收藏的王右軍《思想帖》殘本。在事後由他們中的皎皎者趙孟頫主筆的題款中,還保存了一份珍貴的與會主要人物的名單。「大德二年二月念三日,霍肅清臣,周密公瑾,郭天錫佑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甫,馬昫德昌,喬簣成仲山,楊肯堂子構,李衎仲賓,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鮮於伯機池上。佑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四庫本汪珂玉《珊瑚網》卷一)截止此時,趙的身份應該還是像他自己說的所謂厭官思隱的急流勇退者。一個月後他甚至又滿懷虔誠之情精繪了一幀陶淵明像,同時在愛姬管氏剛脫稿的《梅竹卷》上題下「小徑幽然臨石砌,斜蹊清雅護苔封。爐香梟梟茶煙好,逸興飄然豈俗同」這樣似不食人間煙火的雅句。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那時的趙實際上已處於政治上又一次飛黃騰達的前夜,像一個老資格的鬥牛士再度勇猛上場且已將紅綢在眼前抖開。由於整個過程都是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對於他綢布後面的面容,以及面容後面的真實思想,我們事前幾乎一無所知。    
     一年後的盛夏,薄暮時分,吳山下森嚴的江浙行省官署照例在夕照中發出眩目的光輝。由於當時正逢大小衙門退堂時刻,省府門前轎輿起降,皂吏喝道,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派富貴威赫氣象自難描述。這樣的場景裡如果誰正好看到有一個熟悉的氣度軒昂的中年男子前擁後呼從裡面走出來,那也沒有什麼好值得大驚小怪的,因為這個人就是我們相識已久,相知已深的藝術大師兼資深政治家趙孟頫。在借口養病從當初險惡而複雜的廟堂形勢中脫身,瀟瀟灑灑過上幾年逍遙的江湖生活以後,既為自己胸中久久盤旋不去的濟世之夢,同時世祖崩後一度內亂的鐵木爾政權逐漸穩固,部分恢復新政,以及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並決定將省府從揚州移往杭州等重大舉措,看來也有足夠的理由令他感到深受鼓舞,並毅然決定再度出山。不清楚在這次帶有突發性質的重返政壇中趙個人意志所佔的比例,但至少從他上任後的種種表現來看,倒也不像是如當年那樣想在仕途上高歌猛進的樣子。也許,既不開罪朝廷,同時也盡可能滿足個人利益,大約就是他為自己設計的最新角色定位吧!更何況他坐上的正三品江浙行省儒學提舉這把交椅,那可是比當年杭州的風流太守蘇東坡還要愜意的職務。是啊,讓一個人以犧牲個人名譽為代價效忠新朝的人說不干就不幹了那也實在是太難了。不用說當時有意將其樹為宣傳典型的元政府不會輕易放過他,就是趙自己夙夜捫心,恐怕也會覺得這樣做實在有些太不划算。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7)

     搜集中年趙孟頫主要作品的各種臨本及印刷專集,企圖通過對文字和內容的研究揣摩進入他真實的內心世界,也許是我在此文的寫作中最費時費力且勞而無功的事情。更要命的是,這一努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反倒成為對我自己最初動機的一種反諷。看看他筆下這些令人思邈神遠的動人圖景吧:清絕的山水,古松修竹,凌寒獨開的梅花,草廬中靜修或小艇上獨釣的隱者的背影,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情操,可以說在他傳神的畫筆下被演繹得盡善盡美。不過叫人遺憾的是,相比較他略晚的元代另一傑出畫家倪瓚,趙的這些作品顯然更多地帶有裝飾風格和靈肉分離的特徵。也就是說,當他的才華與藝術功力在紙面上騰躍的時候,他的心靈卻不在那裡。我注意到在他公元一二九九年八月再度欣然出任前夕,尚精心繪製了一幅《桐蔭高士圖軸》送給一個朋友。甚至還在宋高宗趙構所書的《孝經》上題款,恭稱「中興皇上,非獨以孝敬達於中國,而以奎畫行於天下,遒勁婉麗,稼纖鉅細,一崇格法,雖鍾、王復書,虞、諸再世,未易過此。」前後也就不到一個月時間,這位宋高宗的嫡孫轉眼就成了元成宗的寵臣,而桐蔭下號稱隱而不仕的高士頭上的荷冠,恐怕也得改換成一頂簇新的「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官帽了。    
     還有什麼比讓一個揚言退隱的人在官場重又頻頻出鏡更嚴厲,同時也更具戲劇性的懲罰呢?儘管趙表面看上去不露聲色,一副心安理得、氣定神閒的樣子,私底下想必也會為自己好不容易扭轉過來的形象重遭損毀感到十分尷尬。好在多年的官場履練早已使他學會了忍耐與逆來順受。再說與由此獲得的現實的利益相比,這點精神的損失又算得了什麼呢?更何況這個職位跟從前在京師的侍臣生涯畢竟有著很大的區別,至少對他其時正處於高峰期的創作狀態並無多大影響。首先公堂上可以隨意攤紙潑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職能相對獨立,不必整天處於政治漩渦中擔驚受怕,兩位主管上司左右參知政事燕公楠與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歡藝術與經史,且與他私交都相當不錯,也頗令人愜意與喜出望外。《客杭日記》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來杭公幹,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順利找到趙的地點,竟然是西湖邊的幾所知名寺廟裡,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到玄同觀……是日郝左丞趙子昂方會而去。」「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侄趙仲美具茶訖,致意。」「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在漫長的為期十年的江浙儒學提舉任上,這幾乎可以看作是趙工作及生活實況的一個縮影。如果說那時他除了每月定期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還有什麼別的愛去的地方,估計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而聞名於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錫的此靜軒,或者與他書法齊名的鮮於伯機新蓋的規模宏麗的別墅了。在那裡他們切磋技藝,議論時事,臨摹或品評鑒賞前代的法書名畫。令人奇怪的是,儘管其時趙的身份已由采菊東籬的雅士魔術般變回從前路人側目的朝廷新貴,但朋友圈子裡的那些人對他的態度似乎並未有多大變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種場合遇到詰責與蔑視時也總愛以「自知世事都無補,其奈君恩未許歸」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貴逼人哪得休」諸如此類的借口來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當然是試圖讓公眾產生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出仕並非他的本意,無奈朝廷錯愛,不肯讓他歇著,不得已只好出來勉為其難。前引《趙孟頫系年》一書在記錄這幫元代歷史上最傑出的才子的日常言行交往方面,做了大量詳盡而有實效的工作,但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條下稱「是年,鮮於樞為孟頫書五言絕句四幅」一事顯然由於作者失察誤讀,以至未免張冠李戴了。該書原引《石渠寶笈》卷三十七《元鮮於樞大書二十字一軸》中的原始文字是這樣的:「至元甲午良月,北村市舶之趙翰林,以此四紙求余作大草書。久病目昏,不能對客,聊以應命,殊愧不工。他日再易,必又是病目時也。呵呵!鮮於樞。」任道斌先生似對文中「北村市舶」這一關鍵詞未予深審——誤人名為地名——從而將困學齋主人贈當時正打算去拜訪趙的杭州著名詩人、畫家,曾任慶元路市舶提舉的湯北村的四屏大草,錯判為應趙孟頫之請而書了。其實,從卷末趙題跋中「困學之書,妙入神品,僕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為一幅之為佳,爰使能者重裝潢之」這樣的口氣,也能很容易看出此書跟趙應該並無直接關係。當然,少此一番翰墨因緣,於鮮趙兩人的交情不可能有什麼實際影響。事實上自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在杭州結識直到十年後鮮於樞辭世,趙對這位身世、經歷、志趣與自己均有幾分相似的朋友一直持禮甚恭。在明代傑出藝術家董其昌的著述中,後者還被誇張地說成是趙初學書藝時的老師。先後加入這個藝術圈子的還有當時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他們大多象趙那樣言談風雅,行事可疑,在藝術領域與官場上均有不俗表現。為了給自己既渴慕歸隱,又難以割捨塵世享樂的尷尬境狀尋找到理論上的有力支持,於是一個所謂「吏隱」的虛玄的概念,就在這前後被重新炒熱,並很快成為當年度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這頂高帽首先由趙在《寄鮮於伯機》一詩中慷慨地拋給了對方,接著其時已有些耐不住寂寞的浙東大隱戴表元在《紫芝亭記》裡又將它回贈於趙,然後上述諸人一個個如獲至寶並開始互相搶著往自己頭上戴。從字面上分析,它的寓義應從莊子「大隱隱於朝」一語中派生出來,只不過自我標榜之心更顯而易見,動機也更功利罷了。與那些不守戒律的俗僧打著「酒肉穿腸過,佛在中間坐」的招牌花天酒地幾乎就是同一個意思。儘管此前已有宋末大儒王若虛曾對此予以深刻揭露,認為「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事情的實質在於「屍位苟祿者,遂以為借口」,但這樣尖銳的批評似乎並不影響這些新一代的熱衷者依然借此自高身價,互相捧抬。而趙作為他們中的典範及始作俑者,玩起這套把戲來那就更是得心應手。說起來,盡可能讓官場背景淡化在自己的藝術聲名之中,這也是鷗波亭時代政治上的重要特徵之一。    
     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愛恨交加與悵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現出趙情感的內在秘密。一個秋天的下午當他佇立冷雨霏霏的岳墳邊,凝望似曾相識的故國山川,久久封閉的心靈閘口一剎間波濤洶湧,並以迅疾的不可阻擋的方式奔瀉出來。於是,一首趙一生中最傑出的詩篇,就這樣在短短幾分鐘內誕生了。「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按照元史專家書儀的說法,此詩之佳處顯然在於「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和一個書生無力回天的歎息交織在一起」。即使後世那些對他改節仕元一事頗多成見的人,如虞堪、董其昌、愛新覺羅·弘歷(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認詩中開闊的襟懷與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種沉痛的、動人心魄的力量。當然,這樣真實呈現自己情懷的瞬間在趙一生中應該並不多見,與他幾個月後主動上詩元室,頌讚其鐵腕統治「仁風遍滿九垓,望霓旌緩引,寶扇徐開,喜動龍顏,和氣藹然交泰。九奏簫韶舜樂,獸尊舉,麒麟香靉。從今數,億萬斯年,聖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的那些諛詞爛調相比較,就算放在科技時代的高精度顯微鏡下,恐怕也很難使人相信上述諸作竟會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與多樣化的複雜關係,在他手下被闡述得如此完美,這真是一個奇跡。也許,在趙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與肉體確實與生俱來就有一種能夠各自分別存活的特殊功能。它們偶爾也會表現出相依為命,但更多的時候卻分道揚鑣。如果有誰對兩者之間的血緣關係感興趣,那麼我想,只要他能準確測量出從松雪齋到鷗波亭之間精神上的實際長度,這個問題應該不難得到解決。    
     自從濟南罷官當年為周草窗繪《鵑華秋色圖》的新的個人時代以來,通過展示令人驚歎的藝術才華消彌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輿論風波,爭取得到知識界的諒解並為之重新接納,事實已經證明趙的這一策略相當成功。同時值得慶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沒有想像中功虧一簣、欲飾無辭的窘迫情狀,反倒為他改變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機緣與時間。當時一方面由於元廷統治經過多年的勵精圖治基本上已趨穩固,另一方面隨著民族矛盾的逐漸淡化,也使得漢人知識分子在政府中任職的人數越來越多。手頭的一個現成例子還是要提到築室浙東奉化的戴表元,這位被同時代人譽為「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的儒林領袖,當年在聞訊趙欲應召出仕時,曾一口氣寫下長詩《招子昂歌》力加勸阻,此時自己居然也興沖沖為了一個信州儒學教授的蠅頭微官,而不惜將三十年隱居林下的清譽賣盡。由於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裡的湖光山色、酒樓歌館自然成了這幫人活動的主要舞台。大致類似的身世,同病相憐的命運,對書畫及文學的共同興趣,加上穿插其間的大量的應酬、聚宴、游賞、觀摩及其它社會活動,從而令這些原先或隱或仕,在人生原則上判若水火的傢伙很快變得水乳交融、親密無間——至少表面看上去是這樣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歲的趙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須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職位安排時,主流文化圈子裡的那些人這才發覺自己甚至已有些離不開他了。當時署名松雪齋或鷗波亭的作品在全國各地已成為搶手貨。加上鮮於樞、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後謝世,趙的書畫市場已儼然穩居全國第一。特別是他於傳統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識,融書法線條入畫,氣韻格調上力主取法晉唐等革命性主張,在深受南宋院畫影響浸淫的元初畫壇確實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據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場勸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臉唾沫而聞名的詩人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十一所形容,當時趙在湖州江之匯的鷗波亭因求畫者接踵而至,絡繹不絕,「小者士庶攜卷軸,大者王候擲縑墨」,熱鬧得簡直已到了「門前踏破鐵門檻」的驚人程度。包括他的愛妻管道升和二十歲的兒子趙雍,在畫壇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聲。今天許多趙的研究者都樂於推崇他中年時期藝術上的功力與成就。而對其中明顯超出紙張與縑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卻大多不與關注或乾脆置若罔聞。    
     多年以來一直流傳著這樣的故事:一次趙在回湖途中遇見一對舊日相識的夫婦竟淪為以乞討為生,一時惻隱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將兩人收留在鷗波亭中負責清掃工作,甚至一段時間後當後者衣食無憂之餘得隴望蜀,提出有關終老之計的非份要求時,還盡可能大人大量地讓他們的願望得到滿足:「命待使取紙墨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為身後(殮資)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劉績《霏雪錄》)另一個故事的發生地好像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外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耶?個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算居士?』管夫人聞之,自內而出:『相公不要憑地焦燥,有錢買得物事吃。』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士入謁罷,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疑「牟」字之誤,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學教授。蘇州現尚存《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碑,趙書牟記,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吃!』即歡笑逾時而去。」(孔濟《至正齊記》)對於那些打算從心靈與本質上把握趙氏其人的研究者,這兩個故事所造成的障礙與難度可謂不言而喻。相比於前者幾令人追懷傾慕的仁者之風,後者所提供的細節——如果可信的話——顯然因為過於生動以至真實得近乎殘酷了。涇水與渭水可以如此和諧地流淌於同一河床之中,也許這就是趙的個案意義與魅力吧!由於以上記載均出自同時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當時趙在藝界已隱然有領袖群倫的氣象,但不排斥在民間輿論和後人眼裡依然是個相當有爭議的人物。    
     一個政治面目的善變者,即使出身高貴,待人和善,且又才華出眾,看來也不大可能成為真正從內心受人尊敬與擁戴的人物。更何況時代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麼敏感和複雜。因此,在趙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學提舉任上,儘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廣眾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關他的笑話與段子事實上卻一直沒有停止過。這方面元人虞堪題趙《苕溪圖》的一首詩極具典型意義。「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豈無十畝種瓜田。」對於其時正為自己的出仕百般尋找理由的趙,這樣的譏諷也真稱得上是入骨三分,幾令人無地自容了。同樣的例子還有一個元代無名和尚跋趙書《歸去來辭》的那首有名的七絕:「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裡書。」酒喝多了不妨寫了玩玩,醒來立馬忘個乾淨,這話同樣也說得相當尖刻。至於《元詩選》初集小傳所列宋子虛「文在玉堂多煥爛,淚經銅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豐鎬,人物風流繼永和」一詩,我懷疑即是前述《啽囈集》中被趙通過有效的公關與人情手段,軟硬兼施,礙於情面不得已撤下來的那首。元史研究者徐子方先生曾認為此詩的要害在於:「故意將趙孟頫的文采風流與宋亡後江南殘破遺民忠憤對照起來。歎惜與諷刺顯明於字裡行間」,可謂知者之言。這樣的例子在趙生前死後應該還可隨便舉出很多,包括有人在他兒子趙仲穆的《墨蘭》上題的「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作者張雨說起來甚至還是與趙父子關係均相當不錯的一位朋友。儘管事後仲穆畫《黃粱夢圖》並題詩於上持之贈張,認為「舉世通驚夢一場,何須抵死說黃粱?勸君切莫頻開口,恐起癡人論短長」,委婉表示了不滿之意,但這首詩還是迅速在圈子內外流傳了開來。看來,趙在自己文集裡所言「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阱作」云云,倒也並非完全是無的放矢。當然,對待來自輿論的抨擊與譏刺,趙的虛心態度一向有目共鑒,這就使得那些有心找他碴子的人自然無法發起持續攻擊。尤其是在杭州任職的晚期,除了以更謙卑更誠懇的態度在公眾場合與人周旋外,他還寫下了大量深懺痛悔的詩篇。在鷗波亭的臨水樓台和西湖邊的文藝沙龍裡度過的那些最後的夜晚,趙似乎更熱衷於片刻不停地在向人家解釋他欲掩彌障的出仕問題。他飲著龍井,畫著山水,盡可能將自己打扮成忍辱負重、迫不得已的紅塵嚴光或煙波釣徒張志和。雖然「我今素發颯以白,宦途久已思歸耕」,無奈「倦遊客子何時去,屢欲言歸天未許」,這就是他打算讓世人瞭解的他的所謂真實境狀。而實際發生的一切也許令人沮喪,直到十年後他在自己湖州鷗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與他行跡相類的那幫朋友外,幾乎看不到還有什麼別的人願意接受他這樣蒼白、乏味、言不由衷的解釋。    
    


第二部分從松雪齋到鷗波亭(8)

     皇慶初年以後,趙在京師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遺老和藝術寵臣的身份從容度過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為,除自己勤於修身治國,不好財色的良好個人品質外,還毅然起用大賢李孟為相,尊崇儒學與佛教,勵精圖治,朝廷上下一時隱隱有中興氣象。更重要的是,廢黜多年的科舉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終於得到了開復,同時民間的漢族才學之士也開始重新大量進入各級政府任職。作為這種開明政策的明顯受益者,趙從自己出仕以來的這第四位皇帝手裡得到的封賞是從二品的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的顯赫頭銜。但令人遺憾的事情還是接連發生,當時隨待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種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膚病,而年逾六十的趙自己的身體可能也已不怎麼硬朗。除了替皇帝炮製些御用文章和應請為各王公大臣書寫墓誌,趙在最後的政治生涯中唯一還能證明自己價值的東西,看來就是精神尚能對付之時陸陸續續畫下的那幾十件作品了。《元史》裡所津津樂道的仁宗賜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連幾天不見趙來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寒不出」的情況下,惻隱之心大起之餘作出的決定。幾天後這位皇帝又下令將趙與夫人及兒子的幾件代表作品裝成卷軸,藏入內庫,「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從而將趙的聲譽與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趙京師仕途生涯的最後一年,當時六十五歲的趙似乎去意已決——出於身體、心靈、人事關係等各方面錯綜複雜的原因。此前他經深思熟慮後早已寫下《自警》一詩遍視諸人,第一次敢於正視自己並對一生的進退得失作了認真總結。詩中他坦然承認「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行事總堪憐。惟余筆硯情猶在,留於人間作笑談」,一種沉痛的懺悔之情溢於言表,並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後人的味道。同時,從廣告學的角度來說,這也是為自己即將作出的辭官決定的提前預告。作為當年度耐人尋味的重要跡象之一,他自春節過後一連為人寫了三張陶潛的《歸去來辭》,此事應該同樣也有廣而告之的意味在裡頭。其中打算弘揚地方文化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餘萬重金從藏家手中購置的那件,由於卷末有「為雲山書」的落款,且以一向限於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斷定是為與他同時略晚的元初著名書畫家,小他二十八歲的鎮江儒學學錄郭雲山——也即前面提到過的《客杭日記》一書的作者郭畀所書。考慮到此人與趙向有芥蒂,絕少往來,當時又與倪迂打得火熱,時常在後者位於吳江太湖邊的隱居之所飲酒論道(有倪瓚《題郭天錫畫》並詩前長序為證,詳見拙作《〈客杭日記〉始末》一文)足跡似不大可能輕易踏入京師紅塵。唯一的解釋是托人輾轉求書,這樣於情於理方才說得過去。另外一個跡像是趙該年五月在京郊萬柳堂挾妓飲酒一事,據陶南村《輟耕錄》披露:「京師城外萬柳堂,亦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趙公喜,即席賦詩」。此詩即現存《松雪齋續集》中的《萬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顯然不願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將它找出來放上去,從而無意中作成了一段韻事文本意義上的完整。以一向愛以道學面目示人,老莊持重,不苟言笑的趙的名頭,當初竟能置清議於不顧,表現得如此放開,這官看來是真的不想再當下去了。其中的心態與行為特徵,與眼下媒體討論的政界「五十九歲現象」,倒是頗多可以印證與同參之處。    
     還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趙就已經開始過關於將自己的形象從仕途顯宦轉為林下高士的嘗試。並且用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確立了在藝術界的地位。在隨後的二十年中,他幾乎再次用自己的肉體完成了對精神的完美的顛覆,這難免給那些攻訐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雖然朝廷的意旨在這裡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言不由衷、見風使舵也是明擺著的。只是到了年邁體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六十六歲),才似乎真正從內心感覺到時間的無情和物質世界的空虛。在給好友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歎自己「年齒日長,精力日衰,筆役研勞,漸學庸退」。同時,愛妻管氏的腳疾雖蒙皇帝特恩,令御醫細心診治,無奈反覆多次不見起色,整天吵著要回去,想必也是當時促成他最後下決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於是,在該年春夏之交,趙經鄭重考慮與權衡後,正式向朝廷提出辭職申請,並有幸很快獲得了批准。至此,歷時三十二年幾經沉浮的政治生涯終於全部結束。在歸舟中應故人之子仇治所請為其父仇鍔書墓誌銘的趙如果轉過身來回望艙外,也許碰巧會在船尾的波浪間看到幾隻盤旋的白色鷗鳥——他內在精神的象徵物——正貼著水面自由自在地飛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發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攜帶家眷奴婢離京啟程,五月十日船行至山東臨清地界時,歸途中一直輾轉病榻,積重難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撒手西去。三十年齊眉舉案、相敬如賓的恩愛夫妻一朝說散就散,天上人間相隔,這顯然迫使趙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並有理由對此產生本能的畏懼。扶柩南歸路上在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陳哀緒,聲淚俱下,稱「傷悼痛切,如在醉夢……豈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稱「哀痛之絕,幾欲無生。憂患之餘,兩目昏暗,尋丈間不辨人物。足脛瘦瘁,行步艱難,亦非久於人間者」。我們注意到,作為一種自我心靈拯救手段,在此後約四年的家居歲月中,懺生與禮佛一直是他生活創作的一個主要課題。    
     當三十六年前義無反顧走出松雪齋去北京實現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時,趙的年齡才不過三十出頭。那時他在異族統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膽作為儘管「驚世駭俗」,但在今天某些激進的歷史學家眼裡看來,應該也算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再說蒙古人席捲歐亞大陸的鐵騎早已成為中華民族輝煌歷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墳秦檜跪像頭上的唾沫據報載也日益稀少。這大概可以為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後記裡所倡導的大歷史觀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證吧。包括此文所要重點討論的,其實也只是他的心靈狀態而非改節仕元一事。而對趙本人來說,在歷經多年的宦海沉浮與世態炎涼後,當他終於躊躇滿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時,真正令他遺憾和感慨的恐怕已不是昔日反覆糾纏自己的名節問題,而是門前月湖春水裡的衰顏與滿頭白髮了。由於那時兩個兒子趙雍、趙奕均已先後結婚並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齋雖令他情有獨鍾,但那裡冷山僻水的地理環境顯然不適合一個時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這樣,選擇湖州城中江之匯東、甘棠橋西與舊居相鄰的鷗波亭作為養老之所,看來已是當時情況下不得已的決定了。儘管他的族人與親友中不乏有人對他不太友好,兩位出身小家碧玉的兒媳看來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務盡廢,事事無人掌管」。加上身體狀態也每況愈下,「歸來便著病疾,又遍體生瘡,奇癢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終日煢然,獨處一室,無復生意」。可以想像,在這樣不盡人意的生理與心理境況中,他的晚年生活該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樣了。更殘酷的是,辭官以後所顯示的種種跡象表明,除了大量求書畫者依然蜂湧在門,「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暗,無策可免」外,已不大見得到有官場中人願意噓寒問暖地來與他周旋了。甚至昔日的朋輩中人也踵門者幾絕。在這種情況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讀學士的故人袁桷順道過此的一次短暫拜訪,理所當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剪燭西窗,聯席長談,將滿腹牢騷與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傾為快外,他還在後者隨身所攜那幅有名的《王維輞川圖》的卷末,題上了「余向僻處寡營,適清容過慰岑寂,並以佳卷索跋,欣喜無已」這樣充滿強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訪鷗波亭的寥寥無幾的來賓名單上,其中還有一位就是他的學生兼朋友,散文家楊載。《趙孟頫系年》說他「時遷寧國推官,歸棺省墓,因過吳興」,我估計私底下的目的大約是為自知不久於人世的趙的傳記準備材料——通過口述、答問與側記相結合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就在現場完成了此文的寫作與定稿。因為一年多後距趙突然猝亡不過幾個月的時間,楊自己也隨即因病匆匆辭世。這篇原題為《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的洋洋六千餘字長文,雖然堪稱傳世的有關趙生平最原始的記錄,包括《元史》在內各種版本的作者傳記無不取源於此。但由於受制於為尊者諱和文過飾非的拙劣文風,字裡行間總使人覺得有一種不盡不實之感。比如至元末年權相桑哥在也裡審班、也先貼木兒、阿利渾徹裡三位大學士聯名力奏下終於被誅,這件功勞居然也被算在了趙的頭上。此說不僅與《元史·世祖實錄》等書所述迥異,即使在同時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從未見有如此提法。另外大德年間趙因家鄉德清連續乾旱,曾率地方官員設醮求雨的松雪齋後龍洞一山,其址竟被說成是在山東濟南郊外,可見傳記作者對傳主的生平事跡事實上並不十分瞭解。至於楊載本人自稱與趙所謂二十年的親密師生關係,除此次造訪中所索得一幅行書千字文上有趙「延祐七年八月,楊仲弘過予松雪齋(其時趙剛好去德清山中避暑),秋熱異於常年,殊無情思。二日,得雨,一洗煩暑。明旦,為寫此賦」的親筆題款,依稀可證明彼此間的交情外,其餘往來均不見有任何記載。如果《元史》卷一九○中「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的說法可信,兩人的正式相識交往應該不早於公元一三一○年,也即趙初任翰林待讀學士,主持國史編纂工作——剛巧為其時任國史館編輯的楊的頂頭上司——的當年。而楊在傳記寫作過程中對趙聲譽與行跡的百般呵護,顯然與感恩之餘極思報效的樸素心理有著直接的關係。細較《元史》裡的本傳與楊載所撰行狀之間敘事的異同,應該可以發現有很多地方都相當有意思。    
     當然,對於其時已因「疾病纏身,羸弱不堪,幾致無力跋新裝池王獻之《洛神賦》卷」,並熱衷於懺生禮佛的趙本人來說,任何有關身後榮辱毀譽的話題顯然不大可能再讓他為之操心和左右了。即使他縝密的思想尚心猶未甘,他衰殘的身體也已絕不允許。除了堅持不讓自己言行相悖的文集在生前出版,當時他唯一還能做的事情,看來就是整天閉門閒坐,冥思靜想,在病榻與藥物之間打發自己生命最後的光陰。作為晚年生活難得的一抹亮色,至治二年春天,新登基不久的英宗皇帝曾委使臣攜帶衣酒等物前來探視,總算為他一生的政治夢想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兩個月後的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我們熟悉的湖州江之匯畔的私人別墅中,據言上午尚在「觀書作字,談笑如常」的趙「至暮倏然而逝」。六十九年的塵世濁夢至此全部付與聲聲相催的暮鼓晨鐘,彷彿煙消雲散,又彷彿花落水流。規制隆重的喪事結束後,他的遺體遵囑由親友護送立即被運往德清東衡,與五年前不幸勞燕分飛先走一步的愛妻管氏合葬在一起。儘管在後來的詩人兼鄉賢蔡顯臨先生眼中看來,那裡清溪數曲,松杉千樹的典型林下景色事實上並不能遮去死者生前政治上的污點。是啊!「墓謁自書元學士,居人猶說宋王孫」。但今天趙孟頫舊居的參觀者和蓮花莊內品茶閒談,言笑晏晏的遊客顯然不會再這麼看,尤其是當他們被告知此人現今存世的近千件書畫尺牘的總值,幾乎相當於他們眼下逗留的這座城市年財政收入的五至六倍,這是怎樣讓人不可思議且兩眼放光的事情。也許,對一位有爭議的古人作出中肯公允的評價最終將取決於一個時代的道德水準與價值取向,而如此沉重的話題自然遠非本文所能承載。正是基於這樣的無奈與局限,幾天前的一個黃昏,當我於霏霏細雨中佇立苕梁橋頭,凝視暮色與江水環繞中的當年的鷗波亭遺址,內心突然湧現出的惶惑、失落與迷惘之情,一如眼前灰暗、湍流相激的水面上某種無助的漂浮物。真的,我不知道在文中是否已順暢表達了自己寫作時的初衷?我甚至不知道這些即興寫下的文字,其文本特徵究竟接近於人物傳記呢還是更像一篇精神分析報告?當然,如果是前者,我的喋喋不休可能已令讀者煩厭;如果是後者,我真正想說的也許並沒有說出。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寫畢,時值    
                                              趙孟頫逝世六百八十週年忌日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1)

        到了昆山不登玉峰,就像到了杭州不游西湖,難免會令人有一種如入寶山空手而還的悵憾之情,這無論在古代或當代的遊客中都已成為一種共識。這座位於兩條繁華大街交界點的山峰迄古至今一直是當地人民的驕傲。既醒目又儒雅,彷彿一首詩的標題或蓋在山水長捲上的一方鮮紅印鑒。雖說它的主峰不過百米左右,但歷史上文化上的高度又豈是物質的計繪工具所能測量?那裡有歷經劫難留存下來的古剎、道觀、碑刻、泉井、樓閣亭台,劉過、歸有光的墓葬,陶澍的林跡亭,宋代高僧沖邈的翠微閣,清代刑部尚書徐乾學接待過康熙皇帝的私家花園遂園,顧炎武紀念館,歸莊的手刻以及元代名士顧阿瑛親植的那一今春意盎然的並蒂蓮。這張清單上甚至還沒包括龔自珍的羽琌山莊和被譽為山中宰相的陳眉公隱居多年的寶顏堂。作為長江南岸爭先恐後大打文化牌的那一大批新興旅遊城市之一,這樣豐富的歷史遺產真稱得上是得天獨厚。尤其是在一步步逼進世紀末的今天,一個外地遊客只要他願意從當地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夜生活中脫出身來,驀然回首,就意味著他腳上錚亮、摩登的皮鞋一不小心就會踏到一段史跡或一個典故。    
        精幹、黝黑、大腹便便的台灣客商是這裡生活中的一大特色,並且總是與投資和娛樂活動聯繫在一起。街道上到處都是衣著光鮮、氣度軒昂的行人還有名車。女士們從商廈匆匆出來,手上珠光寶氣,一邊走一邊打電話,或者嬌滴滴倚在馬路兩邊鱗次櫛比的專賣店精品屋的櫃檯上——以老闆或二奶的身份——看書聽評彈。從那裡裝飾得如同新潮雜誌封面一樣漂亮的玻璃店門望出去,玉峰文筆峰上的夕陽該已是淒迷濛朧的一副景象了吧——在這南方初冬憂鬱的薄暮。如果時光能夠倒流到四百年前,此刻應該已是梅花草堂主人晚飯後散步的固定時間。當時他的雙眼因父親張維翰猝亡所引發的長久慟哭,加上燈火寒窗幾十年的功名事業已幾近失明,因此每天出門除了以杖代目,還不得不由繼子張桐攙扶著才能踽踽而行。想像網絡時代的商業女性正期待闊綽顧客光臨的目光中出現這樣一位寒磣老者是相當滑稽的。但只要她們瞭解這位自號病居士的明代儒生曾經是昆山歷史文化的見證人和書寫者之一,並且將與玉峰(現名亭林公園)、昆石、項脊軒、抗清偉業、台商投資開發區、昆劇藝術以及距此不遠的旅遊勝地周莊等作為這座城市的驕傲性標誌並垂不朽,想必她們濃妝艷抹,展示開放時代無限風光的俏臉上立刻就會回嗔作喜。真的,誰又能斷言她們中間就沒有一個人知道梅花草堂主人張大復呢?同樣,誰也無法保證她們中不就是張的後輩。當然,在重修於一九九三年的新版《昆山縣志》人物傳中,我們將不無悲哀地發現,這個名字已被慷慨地奢侈地省略了——出於某種功利與盲目,以及對文學的蔑視。無獨有偶,在半個世紀以來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學史上,你也休想讀到這個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大放異彩的寂寞者的哪怕一丁點兒事跡。    
        張大復散步的終點通常是位於玉峰山腳的半山橋,而起點就是他的梅花草堂,亦即現今縣城第一中學附近的某條小巷。明朝萬曆年間它的地名叫興賢裡片玉坊。草堂西側自北宋起一直是縣儒學的所在地,而門前不遠處築於一五三七年,作為昆山磚城六大城門之一的麗澤門隆然在望。緊接著的是現為朝陽中路的朝陽門。在張一生的大多數時間內,除了著述、設館、作幕、出遊,他時常喜歡閒坐城牆上消磨似乎漫無邊際的人生光陰,或賞月沐日,神遊千古,或呼朋引友,披襟雄談。這些聞見與冥思全都被紀錄在他的那部名叫《梅花草堂筆談》的書中。此外,昆曲的淵藪,同時代著名人物的言行,裡中風土,災荒與兵寇,朝廷政綱,水利沿革以及復社的興起與發展,也構成了這部私人筆記無以替代的顯著特色。    
        如果我們對張死後由錢謙益撰寫的墓誌銘中的紀年不持異議,那麼崇禎三年的七月二十九日是這位命途多舛的吳中才子在世的最後日期。七十七歲的生命期限在古代文人中儘管已算得上高壽,但考慮到其中有將近一半時間他是作為一名貧病交加的盲人作家度過的,就不由得讓人為之黯然傷神。同樣令人不平的還有他身後的寂寞遭遇。在此後至清末長達三百年的文學發展與演變中,幾乎沒有什麼人記起他或談論他,彷彿他的才華、思想、情操、品質,都已經隨同他的肉體被深深埋葬在玉峰滄桑的殘山剩水之下。他二十世紀的第一位知音是他的鄉鄰無錫人錢鍾書,當時年少氣盛的錢看到時人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沈啟無的《近代散文鈔》等書在論及明末散文時均對張的傑出成就置若罔聞,出於某種路見不平或書生意氣,站出來獨秉異議,將《梅花堂草堂筆談》(刪去一堂字)與張岱的《陶庵夢憶》相提並論,隱然視作晚明散文兩座奇峰。並坦然直言:「此人外界稱道的很少,所以膽敢為他標榜一下。」此後施蟄存在其主編《中國珍本文學叢書》第一輯中迅速列入了張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對此作出的一種含蓄的呼應與迴響。儘管這對張的不幸命運不能帶來多少改變,但這個飽學儒生滄桑的音容談笑總算因此在文學殿堂的回音壁上留下了零零碎碎的回聲。是的,淡泊與低調有時彷彿真成了無能的某種代名詞,就像謙遜往往被視作平庸的另外一種意思一樣。任何時代的作品與知名度看來都離不開炒作。如果當時張能像小他幾歲的袁中郎那樣熱衷於奇談造勢,或者倣傚他的蘇州老鄉張幼於整天身穿戲服,頭戴荷葉高帽招搖過市,驚世駭俗,我們今天所接觸到的有關他的一切就不會是現在這麼一個樣子。當然,應該還有另外一種方法,那就是他的壽限能夠延長或清兵提早幾年打進來,他操持兵器,甚至就是手中的枴杖,與同邑的顧炎武、歸莊等人聚守在昆山城樓,搖旗吶喊。這樣的話,我敢擔保,在國家的文學史以及當地的縣志裡,我們肯定又會讀到一位大義不屈、可歌可泣的偉大作家兼民族英雄。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2)

    一封明人信札中寫著這樣簡約深情的文字:「讀張元長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吾將約元長坐青丘片石,各陳懷抱也」。寫作者與閱讀者分別是南昌的湯顯祖和常熟的錢牧齋。時間大約為公元一六一二年的初秋。當時張大復正應常州推官王又新之邀在王的衙署擔任幕僚,儘管雙目已然全盲,欽慕他道德文章的人看來仍然不少。王與錢同時也是他與湯顯祖之間數十年友情的媒介者與見證者。而隱現在信箋背後的是一個有關吳江才女俞三娘的淒婉故事。明朝萬曆末年湯的名氣應該已經如日中天,其代表作《玉茗堂四夢》作為對昆曲藝術徑蹊別通的繼承與發展,在朝野上下均獲得了廣泛的聲譽。全國各地上演著他的新戲《牡丹亭》,包括他的文學敵人王元美的家庭戲班子。其間有一女性追星族竟因酷嗜此書纏綿病榻,臨終前鬆開的纖纖小手中滑落的正是此劇的初版戲本,而且「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這條為後世戲曲研究者奉若至寶的史料最初由張記錄在他的筆記裡。當湯在千里之外的臨川聞知此事,並收到作為該女母親朋友的張托福建人謝耳伯輾轉帶到的此書的副本,心中的感慨與知恩,我們完全可以從他作於是年的《哭婁江女子兩首》的序文中間接瞭解到。    
     諸若此類的佚聞與史料在張的筆記中隨處可見,令閱讀者時常有古玩收藏者在尋常人家的灶上籬間無意中發現宋窯明瓷那樣的驚喜之情。梁辰魚排戲喜歡「設廣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迭傳疊和」。西湖快雪堂在馮時敏死後依然供著他的神位。錢謙益中舉那年身穿一件破舊青衫,見年稍長者即執後輩禮,絲毫沒有想像中少年得意的新貴矜色。而陳眉公每次過訪草堂總是表現得如同哲學家般嚴肅,並對張一次次重複「大地一梨園耳,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先合後離」這句彷彿偈語般的清言。這些資料在後世文人的筆記中輾轉抄引,被認為彌足珍貴,卻不大有人願意記得它的原始作者——一個名叫張大復的雙目失明的老人,每天深夜料理家計後他躺在病床上一邊咳嗽一邊口述,並由家人或書僮記錄下來。其餘如昆曲創始人魏良輔的生平,蘇州萬曆年間的十餘次水災與蝗災,吳中社團運動的由起,《董西廂》的傳世經過,王弇州為父申冤的詳情,趙藝風與時大彬的壺藝,李贄佚詩,屠隆禪語,徐文長少年細行,吳中藏書家的名錄與風格。當這些十六世紀後期江南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的珍貴鏡頭,以傳記片的樣式出現在今天讀者的視覺屏幕上,純粹的紀實風格,樸實、冷峻、簡約,彷彿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是真實的歷史的複製品和錄音磁帶,或報紙頭版消息和國家電視台正在現場報道中的新聞。    
    對生活本質的提示與頓悟也是梅花草堂主人日常思考的一個重要方面。雖說頗憚心力,張仍然樂此不疲。「九十日春光,半消風雨中,春光正自佳,笑世人不能領取耳。」「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卻不可少。」當他在梅花草堂的草草杯盤、昏昏燈火間與他的朋友們交流生活藝術心得的大約四百年後,我正於同樣的暮春風雨中行走在他家舊址附近的白馬徑路上,目的當然是為了尋訪到哪怕一丁點兒有關他的線索與遺跡,為寫作這篇文字作材料方面盡可能充足的準備。我的第一次昆山之行現在回想起來簡直魯莽得近乎有點可笑,既無縣史專家指點也無當地熟人陪同,唯一的倚仗是張筆記裡偶然提到的幾個具體地名:駟馬關、土山、興賢裡,還有麗澤門與片玉坊。我買來各種昆山地圖及新舊縣志加以分析推斷,大致得出當年有吳中文學俱樂部之譽的梅花草堂的遺址即為現今震川南路中山路交界一帶的結論。說起來這項工作應該並不十分難做,但考慮到我情有獨鍾的對象畢竟是明代後期當地一位普通文士,貧病交加,窮愁潦倒,以至享有一篇簡短傳記的榮譽都被最新出版的縣志所褫奪。既然如此,我想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震川路側原先應該是一條輕櫓慢篙的清澈內河,當年張大復的破舊遊船息舫就斜斜泊在那裡。每逢春秋佳日,他喜歡在朋友王孟夙、陸子玄等的陪同下乘興出遊,最遠的一次甚至還到過北京。而他曾經請王仲方繪像,聽梁伯龍之孫梁雪士唱曲的麗澤門外的那方雅土,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現在的地名應該叫做化工新村。    
    作為梅花草堂的座上佳賓,陳繼儒與歸子慕自年輕時候與張慕名結識起,一直保持著不錯的關係。這兩人一個是《明史》隱逸傳裡的高士,一個是當地先賢歸有光的兒子。如果你有幸於萬曆末年慕名來這兒登門拜訪,說不定還會遇上馮夢禎、張鳳翼、徐霞客、李長蘅等文學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統計該地的文化名人一直是令縣統計局的官員們感到頭痛的事情,因此當我初抵昆山的那個晚上在街頭漫步,我的文學幻想常使我產生在夜總會的迪吧裡碰上袁宏道,或者與屠赤水或江進之在婁江邊的清靜酒家偶然相遇喝上一杯的奇異感覺。而白天的一切看來總是屬於現實。和熙春陽中的縣城到處是廣告、商品、打樁機和顯示科技時代特徵的種種跡象。張家門前不遠處的古老城牆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被推倒築路,婁江上運送外貿產品的貨輪噴吐的白煙也模糊了王周臣筆下的鱖魚白鷺。當我在購書時向模樣文氣的女店員詢問梅花草堂主人,她臉上的驚愕表情就像我向她打聽的是一位外星人物。而張時常散步小憩的玉峰,如果現在你想要進去憑弔一番,光門票就得花上二十塊錢。    
    根據張大復嗣孫張安淳在《筆談》刊刻記中的回憶及其它零星記錄,梅花草堂原先共有屋七間。面山臨水,風光如繡。東接興賢裡,西邊緊鄰縣儒學。昆山的建築樣式帶有明顯泥磚混合,窗戶高大,簷角作對稱式向兩頭飛翹的蘇南風格。《筆談》中反覆出現的所謂蘇齋、息庵、聞雁齋、梅花草堂云云,指的其實就是這處由張大復曾祖張唐文手創的微薄家產。在整個漫長的一生中,張一直蝸居在這裡靠著述與夢想打發日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塊處一室,夢遊千古,以此終其身。」今天昆山一中戴MP3耳機聽搖滾音樂的學生不知道他們學校廁所的位置上原先曾住著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同樣,昆山市的絕大多數市民包括縣志辦的某些先生可能也不知道,他們先人中的那位名叫張雲長的殘疾作家,他的精神、才華、一生的傷痛,以及道德文章對於明代文學的意義。湯顯祖曾經將張大復的散文尊為「近吳之文得為龍者」。錢牧齋在回憶自己年輕時候有關張的印像時也說「其為文空明駘蕩,汪洋漫衍,極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詭於矩度,吳中才筆之士,莫敢以雁行進者。」就算我們在閱讀時略存小人之心,——考慮到評論者與他之間的友情關係,——打一個折扣,他的著作本身也足以令所有懷疑他才華的人一下打消心頭的疑慮。事情也許有時候正是這樣陰差陽錯,儘管在狂言放誕、文風誇飾的晚明文壇張只是一名盡量保持低調的邊緣作家,但在幾百年後今天的我們看來,他的文學風格與敘述是顯得多麼樸素、深刻而大氣!一個真實得讓人幾乎觸手可及的世界——前輩風貌、鄰里紛爭、科舉弊端、邊將戰事、郡守操行、名人嘴臉,加上政界黑幕、制度缺陷和百姓生活,這一切都通過他傳神的文筆被尖銳而殘酷地記錄下來。    
    康熙十四年修的《昆山縣志稿》直到今天仍然堪稱收集張的事跡最詳最確的一部志書。該書為我們詳盡描繪出張出生時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一身驚人學問的來源——父親張維翰的悉心傳授。他的塾師,同裡名士金思齋後來回憶往事時,也總愛說自十歲起張的《論語》功底事實上已經可以反過來做他的老師。十二歲不到張就開始了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寒門士子——實現人生夢想唯一階梯的舉業課程。估計那時張父私下裡已經向他痛說革命家史,將張家祖輩五代盡畢生心力參與科考,結果無不以失敗告終的慘痛秘密和盤托出。家族的不幸以及屈辱想必在令少年張大復悲哀與震驚的同時,也禁不住使他鬚眉賁張,雄心頓起,暗暗發誓要將舉業進行到底。在祖先夢想的廢墟上建造起新的理想大廈,看來已是擺在張一生面前義無反顧的選擇。好在他的天賦以及超眾的勤奮令他得力不少。十七歲與同學王伯符就試荊溪時,其文章聲名已經在吳地遠播。那時他除了對漢唐經史深有研究,還讓父親陪同著先後拜訪了江南一帶的名公碩儒。好多人對他數年後取富貴功名如探囊取物一事不抱任何懷疑,包括他的家人、親戚、朋友,還有當時的昆山知縣程省吾與蘇州學使陳晉卿。曾成功預測當朝首輔申時行崛起以至聲名顯赫的閶門相士李鬼眼,在偶然場合下也曾與張見過一面。當張父令張向李行跪,李卻忙不迭站起來——這通常是對貴人的禮敬——死活不肯接受,並以八字判語作為他對這位勢頭正猛的吳中才子未來命運的預卜:「耳白過面,名滿州縣」。    
    張大復為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標是二十歲以前中舉,然而曾與他祖輩開過不少玩笑的命運又一次乖戾暴虐,以至到了三十四歲那年,才勉強考中秀才,算是有資格穿上了那件浸染張家數代人辛酸淚水的青衫。可以想見他當時的落莫情懷與焦急心態。「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他在日記裡這樣寫到。他甚至一反往常的澹定與理性慌不擇路地跑到同邑周長蘅家裡去扶乩,企盼上蒼能指示他功名到手的具體時間。回到家中,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等著他,他的慈父張維翰終因一生功名事業的困頓加上操持家政的「居大不易」,於幾個月後突然撒手西去。這對年輕的張來說不僅只是難以忍受的情感傷痛,還意味著他的處世面目從此將面臨某種重新設計與確認——從後台到前台——從一個不識薪炊為何物的純粹書生,變成類似他愛讀的小說《水滸傳》裡的宋江那樣事無鉅細的主政者。一首流傳於同時略晚的打油詩曾曲盡其妙地形容過這中間不無尷尬的轉型過程:「書劍琴棋詩酒畫,當年件件不離它。如今七事都改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於是就有了散見於《筆談》各處的那些有關作幕與授館的頻繁記錄。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張的迂腐和書生意氣似乎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不便,相反,他內斂的才情與淵雅的學識,加上謙和的君子作風,使他在對付這來自生活的巨大挑戰時,非但沒有捉襟見肘,反而賦於了這塊精神璞玉在新的現實人生中磨礪和發光的良機。遠近詩禮人家爭相以重金延聘,朝中大臣顧升伯甚至還專門為他修築了飛鴻亭,將他請到京城設館課兒。更讓人為之鼓舞的是,即使在這樣沉重的生活壓力之下,張仍然對功名與科舉懷有持久的熱情,每年春秋兩季他堅持參加郡試,並愈來愈顯得得心應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是後來那場意外的病變瞬間改變了他的一生——以至不得不放棄舉業——從而令張家祖輩六代的夢想與努力毀於一旦。很有可能,他在除新版縣志外的歷代昆山志書中的位置將不僅僅作為著名文學作家,而應該列入先賢甚至名宦。    
    有關張大復雙目失明的起因與過程歷來眾說紛紜,比較權威的有《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所說的「父歿哀毀」,但這顯然是對錢牧益墓誌所謂「又以哭父喪明」一語的承藉與沿訛。錢仲聯在其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裡又有「晚年喪明」一說,想來應該出自杜撰。相比之下湯顯祖《張氏紀略序》中說張「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不失為一條重要線索。因為只要我們稍加考證,就可知道張母辭世的確鑿日期為萬曆三十四年,如果以此倒溯十四年那就是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年)。從我個人的研究結果來看,這至少是到目前為止比較接近事情真相的一種說法。事實上張對自己所遭遇的這一天降奇禍的過程,在《筆談》裡也一直有著零零星星的記錄,如果讀者在時序和語氣上細加辨析,應該不難得出可靠的結論。事情的起因緣於公元一五九三年縣城一場奢靡的民間燈會,當時虛齡剛滿四十的張正應聘在鄉紳周元裕府上擔任家庭教師。「四月一十六日夜,裡社送神,觀焉,眼迷炬,翌日發腫」。二十天後的五月六日是明代士子一年一度的春季考試日期,由於那次蘇州學使饒先生親臨昆山督學,顯得異常隆重,自覺病情略有好轉的張自然不肯放棄這難得的機會,於是勉力前往。想不到剛走進考場,「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哉!」這場意外發生的悲劇所帶給張以及他全家的沉重打擊應該不難想像,《筆談》裡有他記敘當時兩個好心的縣衙差役將他攙扶回家,與親人相見時的淒然情景。「歸至草堂,先母憂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張弟)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言相慰藉,予爾時已不復作全人想矣!」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而言,張那時所患的大約是今天青光眼、白內障一類的常見眼病,儘管遠非絕症,卻令有著數千年輝煌歷史的偉大的中醫束手無策。所幸當時他尚並非全盲,此後多年僅憑眼角的一線微弱餘光,他仍然堅持著述與掙錢養家。直到公元一六○九年自稱眼病專家的江湖游醫鐵鞋道人將他的視力進一步損壞,而張為此甚至還付出典賣祖傳的字畫與良田作為酬金的慘重代價。妻亡母喪。劇貧。憤世嫉俗。寇亂與水災。這一切再加上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他心愛的弟弟張世長的猝亡,終於使他的雙眼在那年秋天徹底失去了光明。    
    四十歲以後張大復就這樣漸漸進入了他一生中漫長的黑暗時代。盲杖,筆硯,清淡與冥思,加上繼子張桐瘦削的肩膀,對他來說幾乎已成為生活的全部。白天大多時間他在梅花草堂默坐,構思,晚間除了口述著作,還要為日益窘迫的生計問題焦頭爛額。更為殘酷的是,當時他身體的許多部位似乎都已經出現了問題。二十五歲在外祖父家的大樹齋寒燈苦讀時患上心臟病,隨後是慢性腎炎與腸風,中年開始又是便血症、腳氣、牙周炎,還有一年中要反覆發作幾次的肺炎、偏頭痛與傷寒。老年以後這張病單上也許還要加上血脫與輕度中風。如果把這位自號病居士的老人一生的病歷搜集起來,其厚度應該不比他幾十萬字的《梅花草堂筆談》遜色多少。將人世的種種不幸全都集中在這樣一位溫良謙和的道德君子身上——命運的暴戾與不公——我該如何形容?我又能如何形容?然而,正是在這樣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下,張除了通過口述完成《筆談》一書,另有《噓雲軒文字》《昆山人物傳》《昆山名宦傳》《張氏先世紀略》等深為當世儒林所欽服的著作。因此梅花草堂許多年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類似蘇東坡黃州謫所、張志和舴艋舟,或張的鄉鄰兼精神導師歸有光項脊軒那樣的精神聖殿。這就是為什麼,前不久當我再度抵達昆山尋訪,在書店看到一個新派學者在其所著《墮落時代》一書中對張信口雌黃,產生的強烈反應竟然令我自己都覺得意外。這本書裡有一章專門談到了張大復,種種跡象表明作者非但對張的生平缺乏瞭解,而且連文本本身也幾乎沒有接觸,僅憑《梅花草堂筆談》書前張的一篇亦謔亦嘲的自序東拉西扯,任意發揮。尤為令我不滿的是作者竟將一生中深受病魔摧殘的張強判為附庸風雅而裝病,又是「張大復把善病當作人生一件幸運事」,又是「病,成了最有力的借口,生活中最好的擋箭牌」。他甚至連張生命的將近一半是在黑暗中度過的這一不幸事實也全然無知,從而將一個較晚年陳寅洛還要潦倒的盲眼書生,硬說成是寫《去吳七牘》的袁中郎,或魯迅先生在《病余雜談》裡嘲諷過的那種風雅人物。看著一生倒霉的梅花草堂主人死後多年還要為人曲解攻訐,那感覺確實特別的令人感到憤怒與不平。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3)

    我第二次抵達昆山恰逢週末度假高潮,好不容易才在距亭林公園不遠處的某部隊招待所弄到了一個房間。張大復在《筆談》中偶爾也談到過兵事。一六一三年無錫潘葑一帶的鹽販子突然為爭搶地盤競相殘殺,四野鄉民爭往城中避亂,「守城卒捍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舟亂於河,屍橫於道」。經張事後確認的具體數目為「死者不下二百餘人」。這樣荒唐的事實在煌煌大義的《明史》中當然你是讀不到的。在另一則筆記裡,張談到萬曆中期朝廷的西北綏邊政策,「大要為撫守戰三者權衡」。當時政府主戰派中嗓門最高的要數兵部侍郎王敬所,這傢伙經常喜歡以一種誇張的、突然襲擊的方式將預定的答案強加給他的朝中同事。「子謂夷人不可殺耶?」王這樣問,尚未待人家反應過來,「王瞠目而搖首曰:夷可殺也」,以此顯得他自己比別人高明。還有嘉靖末年為騷擾吳中的日本海寇俘獲的兩位蘇州名士張仲起與龔瑞周,倭寇頭目命令他們挑擔作伕,「張擔而龔不忍」。後來僥倖脫逃後兩人都當上了官,「龔偃蹇仕途,終杞縣令」,張卻一帆風順,前途青雲。當然,在記述這些同時代人物的言行事跡時,張照例不加任何評判與議論——一種純粹的新聞手法——類似於同時嘉興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這也是他的作品被認為具有史料價值的最有力的證明。    
    招待所對面就是三聯書店昆山分銷店,店堂明亮,環境清雅,完全符合我想像中這座著名文化縣城所應有的氣象。坐在那裡二樓靠窗的吧椅上品茗執卷,隨意翻閱,或閒閒眺望不遠處正沐浴在冬日陽光溫馨拂熙中的玉峰,我真想能夠與誰談談梅花草堂主人張大復,以及他瓢飲簟食、貧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但在以經濟工作為重點的二十世紀末的昆山,至少目前看來這還只是一種奢望。何況我在當地又沒有什麼朋友。張大復擁有朋友的數量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財富與驕傲。儘管當時缺乏現代化的傳媒工具,他的博學與勤勉學風卻仍然遍聞大江南北,包括沈汀州、劉中翰、蘇石水、工部尚書吳茲勉、兵部龐公等政界人士在內的朝野輿論對他一直褒獎有加。朱白民(馮夢禎老師)、李愚公、姚孟長、邵茂齋、陳眉公等江南名士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也始終與他保持著良好的私人交情。還有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常熟拂水山莊的少年進士錢謙益和堪稱明代第一戲劇家的湯顯祖。毋須諱言,這些著名人物與張的友情成分中既有對他才學的欽佩,更多的恐怕還是作為身體健康者對一個自強不息的殘疾人士所常有的那份同情與尊敬。而對於歷任昆山知縣來說,自己治下有這麼一位知名人物大多也都感覺臉上有光。他們對梅花草堂絡繹不絕的造訪儘管讓旁人眼熱,在張內心看來卻也許不過只是一種即興表演。儘管如此,他還是樂於以他們所需要的角色來應付他們。這個深諳世情的瞎眼老頭,他什麼不懂?他又什麼不會!這些地方政治家或慕名或禮賢,大多動機曖昧,真正為他認可,且當作朋友看待的是在任期內為地方切切實實做了不少好事的湖北名士龔孝介。他對以侍御身份出任昆山縣令的劉在田也頗有好感。劉上任伊始即有人在他面前講某某的壞話,而劉當時堪稱經典的回答是:既然這個人幹了這麼多壞事,那我就在這裡等著他,早晚有一天他會到我這兒來報到的。(原文為「姑待之,將自至」)張顯然欣賞這樣詼諧而大氣的機智語鋒,因為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他世俗面目的一個主要特徵--思想深刻、言談風趣、善開玩笑、不合時宜。(《筆談》裡有多次他對自己言語不慎月旦人物所進行的內省與自懺,可以看作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證據)典型的魏晉名士風度,所缺少的也許只是王戎那樣的世族貴戚背景和向秀、嵇康那樣如同玉樹臨風般的倜儻外形。    
    我們打算談到他的形象和他的家庭了嗎?也許是的。幾十年中,這個落魄的才子一直生活在中國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身材矮小,衣著寒酸,兩眼朦瞍。僅靠聲音和心靈寫作。娶過兩位妻子,一死一病。廚房的米甕時常發出類似昆曲高腔那樣尖厲的回聲,而包括兒子、女兒、繼子在內的親人也全都先於他出現在死神的黑色名單上。沒有功名、冠冕和愛情,也沒有田產、藏書、古玩。祖遺晉唐小楷、褚遂良夫子廟碑、麻姑仙壇記等諸多寶物,早因雙目昏黑為人竊去,出自新安王民暉之手的那冊珍貴的先賢遺像,也因類似的遭遇不識所蹤。在手頭相對比較寬裕的那幾年內,也即在王汶上、劉中翰署中任職期間,大部分束脩卻又用於主動捐贈修築一座帶有公益性質的路邊涼亭。而「每除夕,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這樣的窘迫現實,對他來說早已視做家常便飯。每天午後他獨坐窗下冥思的孤寂身影像不像古寺青燈參禪的老僧?同樣,對於泰昌、天啟年間那些慕名前來拜訪的外省書生,如果在街頭相遇,也肯定不會有人相信,眼前這位佝僂、咳嗽、步履蹣跚的老頭,就是他們急於想要見到的大名鼎鼎的梅花草堂主人。究竟是什麼在支持他的生活?物質還是精神?在昆山逗留期間我經常為這樣無聊的問題弄得煩惱不堪。尤其當我在他一生中多次經由的婁江夜色中徘徊,在玉峰梅花墩邊閒坐,在彷彿還能感受到他手跡與體溫的隋代瓊花前凝思。我想像自己臉上當時的表情,大概不外乎是那種哈姆雷特哲學傻瓜式的愚蠢吧!同時我也知道張大復本人肯定不會作這種無謂的思考。將塵世的一切全都歸諸於命運的安排與設置,應該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瞭解的張的處世態度。因此想像他所會像徐文長那樣用鐵錘猛擊自己睪丸,或者像他所尊敬的李禿翁(卓吾)那樣自殺是相當滑稽的。至少他三十七年從容度過的黑暗生活已經向我們指明了這一點。逆來順受,處變不驚。一位朋友曾引用韓愈論張籍的「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作為對他的贊語,還有人將他比作寫《左傳》的左丘明。不管怎麼樣,在熱衷於表演,充溢著大量食客、山人、行為藝術家、頹廢者與自虐狂的明末文壇,不溫不火、自行其道的張確實是一個異數。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4)

    一六一七年張大復突然扶病啟程趕往杭州,可以被認為是他一生中除北京外唯一的一次長途出訪。《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說他「晚年猶到杭州與馮(夢禎)訂交」顯然與事實不符。因為其時非但距馮辭世已有整整七年,而且據筆談所載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出版——與新安名刻工汪令聞與趙雲槐會見——商定《梅花草堂集》(張一生著作全集)的刊刻事宜。這件事至少向我們傳遞了兩方面的信息:一是這些著作對於他生命的重要性,以至不惜以風燭殘年之身進行冒險,二是多年的疾病使他自覺來日無多,想在有生之年將自己的後事安排妥貼。張當時走的是水路,從蘇州沿古運河南溯,乘坐自己冠名息舫的那條破舊小船。兩個朋友韓止修、陸子玄悉心照料他的起居,還有他的書僮石倩。舟過湖州時韓建議去拜訪一下時任歸安縣令的某故交,為張斷然否決,理由是這位朋友是個清官,恐怕沒有多餘的酒食招待客人。用張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某念歸安廉吏,安所得糈飼過客?」說來也巧,旅行終點杭州的仁和知縣周季候剛好也是張的崇拜者之一,在西湖的一條遊艇上他們欣然相逢,由於深諳張對戲劇的嗜好,周甚至提前為他準備了幾出精彩的劇目,並由浙中名伶李九官領銜主演。我們知道,明代的伶人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男妓的較為含蓄的稱謂,這在今天應該已不是什麼秘密。筆記中張坦然記錄了自己對李的傾心與纏綣,以至作為東道主的周季候忍不住當場與他開玩笑:「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在杭逗留的半月中,除了辦妥正事,他還會見了張子羽、聞子將、印持、無敕等浙中名士高僧,一起飲酒轟談,聽歌作樂。而作為此行高潮的是寒雲凍梅中對位於孤山的馮夢禎故宅的謁訪。那是一個雨雪霏霏的冬日午後,他在一大幫當地朋友的攙扶下神色肅穆佇立快雪堂中,「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一個杭州作家顧道民在他耳邊輕輕告訴他:「宛如當年靜默時也。」    
    《梅花草堂筆談》的正式問世日期為公元一六五五年的秋天,那時距張辭世已有二十五年。此書雕版師趙雲槐刀法精妙,深明文義,在杭州一見之下就令張感到十分放心。此後數年間趙為刻此書非但「揮刃不輟,更大寒暑無間」,而且分文不收,連購置書板的費用也由此人自掏腰包。「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張大復)力。』」在此之前另一新安名家汪令聞也曾無償為張鐫刻過《張氏先世紀略》一書。可以想見這些高風義舉給張的滄桑心靈所帶來的慰藉與感動,但由於刊印此書仍然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他不得不將它們暫且擱置在梅花草堂的瓢盆碗碟之間,像守護自己精神的孩子一樣悉心守護著它們。十三年後另一讚助商蘇淞道守備錢繼章的出現雖然令此書的出版似乎又有了某種轉機,但不幸幾個月後張即匆匆謝世,繼孫安淳、守淳時年尚幼,加上身逢亂世,緊接著又是乙酉鼎革,朝代更替。直到順治末年世事稍平,張安淳在外避亂多年回來,取出「實賴彝堂主人爾斐先生高義,珍秘愛護,存而不失」的四百餘塊書板,此書的出版工作才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梅花草堂已在清軍的鐵蹄下夷為平地,想像它在兵火中無聲燃燒的樣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令我神往,同時也沒有絲毫悲哀。也許在我的意識中它原先就不該為人間所有,現在不過是返回了它應該返回的地方。    
    張大復的隔世知己兼鄉鄰爾斐先生,同時也是此書出版最有力的推動者。正是他說服其時因發現書板散佚七十餘塊從而躊躇不決的張安淳「爾祖《筆談》一書,堪與眉山《(東坡)志林》並傳不朽,其刊板之失極宜鋟補,而保殘守缺無益也」。另一有力人物錢繼章甚至主張不須補版先把書印出來再說,讓讀者「視其存者以思其毀者」可也。在這種情況下加上諸多鄉賢聞知此事後主動願意提供贊助,這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堪稱災難深重的巨著終於在此後不久的清順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千呼萬喚始出來。生前沒有看到此書出版顯然是張的生平恨事。此外還有一件恨事,那就是張氏接力賽似的家族功名目標即使在又經過了兩代人的奮鬥以後,依然被證明只是一個虛妄的夢想——至少我在順治、康熙兩朝的進士題名碑錄上找不到張安淳、張守淳的姓名。命運的乖戾與無情,有時想起來真不免讓人感慨系之。    
    根據一個同樣對張感興趣的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張大復晚年杭州之行的始發地應為鎮江而非昆山。當時他的現實身份是當地達宦劉中翰的座中食客,準確點的說法是家庭教師。此人系張知己王又新的好友,平時又素慕風雅。事實上張此趟頗為闊氣的旅行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他的資助。從那裡出發到杭州,正好是歷史或古代地理概念上南運河的兩個極端。而四百年後我從所居小城湖州動身前往昆山,走的大致也是這條最方便的路線。只不過古典的檣櫓水聲為現代的車輪汽笛所替代,江楓漁火的詩意也早已演化成加油站修車鋪的工業時代風景。「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濤聲依舊不見當年的夜晚。」坐在帶有空調彩電的豪華大巴車裡聽著這樣煽情的歌曲,實在讓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番感歎。好在我還不至於浪漫到想像他與我同乘一車——甚至就坐在我的身邊。而且就算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我想我們之間又有什麼可談?他想必不會對我的股票、網絡和拱豬牌戲有任何興趣,而他那種瓢飲簟食、皓首窮經的苦難生活同樣也令剛過上幾天好日子的我誠惶誠恐,何況一想到弄得不好還要白白搭上一雙眼睛,更讓人避之猶恐不及。我毫不諱言自己如果生於明代多半會成為屠長卿、王百谷那樣的傢伙,至少也會像陳眉公那樣待價而沽——堅持以個人才華與社會利益進行某種適當的等價交換。然而即便如此,這仍然不影響我對張發自內心的崇敬與迷戀。儘管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奇怪,實際上並不矛盾。想想看,如果我們喜歡一個人,不正是因為他品質中某種光輝的令我們自慚形穢的東西,或者他堅持做到了某些我們所做不到的事情嗎?張大復當年對狂人李贄的崇仰也同樣令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對「暴力與色情」在一生中也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有一次錢謙益向他請教宋代以後還有什麼書可讀的,根據錢的事後回憶,張當時甚至想都沒想就立刻回答:「《水滸傳》,《牡丹亭》。」    
    現在越來越能看出,任何企圖將張的藝術風格納入「山人氣味」的論調該是何等的輕率和不負責任。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其理由也僅僅因為「他的文學思想還是李北地一派」或者「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不喜歡的」。就算沒有當初錢鍾書的直言指謬,我相信那些有見地的讀者也自能察覺出這樣的批評於張未免有欠公允。問題的實質看來已經不在討論張在明代文學的地位,而是我們評價一位作家究竟持何標準,思想還是藝術,抑或個人喜惡?任何稍涉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十六世紀後期的中國文壇實際上只是公安三袁長袖善舞獨擅其場的表演舞台。且有江盈科、屠長卿、盧氏兄弟以及稍後的陶周望輩的四下呼應,援為犄角。以至蘇州至錢塘的路上一時間滿眼都是白話+性靈、輕狂放誕的名士。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也許正是因為惡其囂張,這才匆匆扯起一面復古大旗,打算聯手以抑其勢。其後也自有劉侗、王思任、祁彪佳等有意無意的加入。在那樣的混亂情況下張為自己所選擇的邊緣與旁觀的角色應該並不出乎我的意外。哪怕他的作品當時已成為人們私下裡談論、關注以及期待的中心,他的身影卻被更深地藏進了梅花草堂的陰濕光線裡。對文學的主張也仍然堅持通過文本——創作實踐——加以闡發與傾訴。不難想像那時被不是「纖巧」就是「冷澀」的文壇兩重唱鬧昏了頭的讀者在接觸到「宴坐息舫中,冷瑩穿戶,捉得半床秋水」,或者「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盡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這樣的文字時心中的震驚與神往。與他持同樣藝術態度的當初雖然還有李流芳、湯若士、程孟陽、陳眉公等人,張卻是其中最奇特的。就這麼瞎著一雙眼睛,安安靜靜生活在文壇的邊緣,自得其樂——誰也無法判斷他是洞若觀火呢還是真的什麼也看不見。    
    張大復二十世紀的另一知音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吳承學教授,這主要體現在《晚明小品研究》一書中,這本書我剛剛讀到。在研究中他將張散文的擬題與《詩經》和部分中唐無題詩放在一起考察,從形式意味的角度探討它們之間的繼承關係,並認為這「對當時的寫作思維實在是一種突破,……表現出作者對於美感的瞬間體悟與傳達」。我當然知道他想說什麼:一個憤世嫉俗的張大復,與眾不同的作家。他繼續告訴我們:「與之相適應的是其內容非常注重記錄一些稍縱即逝的景色或感觸……應目會心,神與物游,讀起來似六朝駢體小品,而風神蕭散,言意不盡,誠為晚明小品之佳作」。看到有人這樣說張的好話當然令我高興,買到這本書記得好像也是在昆山三聯書店。當時已是深夜十二點左右。我從招待所出來吃夜宵,卻被書店內燈火通明、讀者絡繹的景象所吸引。儘管街道上寒風凜冽,店堂的背景音樂播放的卻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的《秋日私語》。店主在忙絡的同時不忘向進出書店的顧客微笑示意。幾個學生模樣的在抄書。一對情侶手臂相擁站在架前專心翻閱。還有人在靠窗的書吧小聲爭論余秋雨與王朔誰更無聊。高大氣派的古典文學櫃陳列著張一生敬仰的蘇東坡、李贄等的全集,還有幾本他的朋友,或同時代人的著作。出來時我的隨行朋友用相機攝下門口一個行乞的老年盲者,並在他的破塑料罐裡放進一張五元紙幣。    
    這是否是個寓示城市內部將發生某些微妙變化的暗潮洶湧的夜晚?我滿懷溫情將這些記錄下來。夜幕中玉峰的輪廓濃黑中混雜著寶藍,像是為某種真實敘述提供的深沉背景。而幾個小時後離開昆山時我再度回望,一縷霞光已迅疾、無聲無息地取代了它們——絢麗而奪目——猶如金黃的冠飾,又像是蘊含象徵意味的躍動的小小火焰。當我在這篇長文臨近結尾時凝神回憶,它們彷彿仍然在我面前晃動——甚至就在我的紙上。當然,如果我寫的是詩篇,或許不會拒絕以它們作為標點,但我最終寫成的只是有關明朝一個苦難書生的真實故事,因此還是決定用那枝昆山帶回的枯梅斷然結束全篇。    
                          二○○○年十二月至二○○一年二月 昆山—湖州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1)

    舊學庵與鹿樵溪捨    
    小城太倉東郊。閱盡千古興亡的婁江有一道支流打著漩渦斜斜穿過這裡。萬樹梅花的簇擁之中,滄桑歷史的覆蓋之下,一座千篇一律,有著欲掩彌彰的現實姿態的幽秘莊園赫然在目。門前疏籬茅舍,綠水長橋。繞莊四周不外乎桑麻綿亙,漁樵唱答的典型的陶淵明風光。由於這裡原先就是明代權臣兼江南文學領袖王世貞的私家別墅賁園,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落入新主之手後,又由當時最著名的藝匠張南垣領銜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整建,其設計的精緻與佈局的古樸典雅自然顯得格外非同凡響。舊學庵與鹿樵溪捨作為園中的兩處主要景點,無論在文學意義與建築意義上都難免讓人有望之彌高之歎。公元一六五○年春天寫《板橋雜記》的余淡心來此作客之際,曾發現園景的一個秘密是「因水鑿石,石嶙峋若天生」。想像一座佔地數十畝的園林幾乎有一半都漂浮在水上,該是相當別緻且引人入勝的情景吧!而綠蔭迴廊深處,「階窮路轉,柴門杳然,蕉桐聚綠,輸於一庵,庵結三楹」,這大約就是主人平日讀書著述的舊學庵了。同樣,十年以後李漁為暢銷書《尺牘初征》索序一事從杭州專程來訪,臨別前所留贈詩中「更宜綠水穿林過,時向其中泛一槎」一聯,也著重談到了這座吳中名園水利上的特色。用於園內起居會客之需的西面那幾間樓屋之所以冠名鹿樵溪捨,看來倒也並非徒有虛名。更何況其精神上的象徵色彩同樣意味深長且不容小覷。可以說,在吳梅村的一生中,沒有一種物質屬性像水那樣恰如其份地喻示他遺民身份下複雜、曖昧的思想狀態:興風作浪或水光瀲灩,或風波另起,或波瀾不興。自明室覆亡至清康熙十年黯然辭世為止,除中途短暫而荒唐的四年貳臣生涯外,這位清代最有爭議的詩人幾乎一直寄身於這裡的水中韜光養晦,紋絲不動。彷彿他的身體就是溪石,他的血液就是落葉殘荷覆蓋下的流水的一部分。一六七一年當他彌留病榻之際回首往事,寫下著名的《與子顥書》一文,令人意外地對自己從前的光榮與屈辱都深懷厭惡之情。其中談到此園部分除交代當初從王氏後人手中購得及增刪改建,總共約費萬金外,還再三聲明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最奢侈的消費。考慮到他籌此退計時的年齡只有三十五歲,應該有理由讓我們感到惋惜和同情。幾天後他的學生兼當地最高行政長官蘇松常巡備道盧□聞報後輕車簡從匆匆趕來探視,看到的已是由門人顧伊人、許九日、周子椒等從賁園大門內緩緩抬出的吳的遺像與棺槨。在我含糊而混亂的視線中,這個鏡頭偶然也會與後來在上海由黃源、肖軍等抬著的魯迅遺體的畫面重疊在一起,有一種寂寞到了極致,以至難以用言詞形容的哀痛與傷心。所不同的也許僅僅是,素懷兼濟天下之志的吳中年以後醇酒美人、青燈佛卷的另類生活,事實上早已像是一具待斂的浮屍——在政治的凶險河流之上。而這次只不過是從精神到肉體都正式宣告壽終正寢了而已。    
    老師張溥    
    顧師軾的《梅村先生年譜》裡,吳少年時代以前的生活僅只寥寥幾筆,同時該書引用資料上的謹慎與吝嗇也讓人時有遺珠之憾。他似乎太注重所謂學者姿態和史家筆乘了,除告訴我們吳家原籍昆山,其父吳禹玉為當地鄉紳兼知名塾師,及十二歲在同學穆苑先、吳志衍家先後借寓讀書外,其它什麼也不交代。倒是從同時代人所撰的傳記裡多少還可瞭解到「母朱太夫人妊先生時,夢朱衣人送鄧以讚會元坊至」「幼有異稟,篤好史漢」等軼事傳聞。在這種背景下,一六二二年吳十四歲時,吳中大儒張西銘的突然出現向我們傳遞出吳頗為詭譎的一生中第一個重要信息。明室末年,張作為著名知識分子團體復社的創始人兼首任黨主席,其身份地位一如現在某些西方國家的在野黨領袖。有關兩人的結識交往一直流傳著兩個不同的版本。一是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描述的那個富有戲劇性的細節:當時張在古鎮同裡設帳授經,「以文章提倡後學,四方走其門者,必納文為贅,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個被拒之門外的嘉定富家子氣不過,「竊先生塾中稿數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為先生作,固延至家」。二是程穆衡《婁東耆舊傳》所說的此事與一個叫李太虛的學者有關,天啟初年李落魄在太倉知州府中任教,平時與吳家也略有往來。一日主人設宴,李席間不小心打碎一個玉杯,被東家說了幾句後負氣而出,吳父不但將其追回且暗中代償所值。顯然出於某種感德之情,李極力說服好友張溥將吳收入門下。兩年後復社在蘇州虎丘正式成立,由於與張特殊的私人關係,十六歲的吳於是也就成為該社中最年輕的黨員,並以其優秀的學問人品被黨內同人目為未來最有潛力的政壇新星。但在吳洋洋四十八卷的《梅村全集》中幾乎找不到有關他老師的隻言片語,這確實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使假設後來他們因政治歧見與人生取向分道揚鑣,在早年的詩文中也應留下難以割捨的記錄。那麼,這裡頭到底有著什麼樣的變故呢?由於不能起古人於地下以問之,揭開這一秘密的任何努力看來都只好暫且罷手。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2)

    會元榜眼    
    「天才」與「少年得意」是描述吳梅村年輕時代的關鍵詞。他個人在有關早年生活的回憶中也曾真假難辨地感慨自己「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過其份,實切驚慄」。儘管他的親友與政治同志們一直以來對他深懷期許,但當太倉鄉賢吳禹玉的兒子於崇禎三年中舉,崇禎四年春會試第一,秋殿試獲一甲第二名——也即俗謂榜眼的捷音後來真的遍傳家鄉吳中時,相信很多人仍然是將這一消息當作某種科舉神話來看待的。更何況那時他的年齡才不過二十出頭。同時,他的恩師張西銘與他同榜登弟,且名次被他拉下很多的事實,也使那些試圖從其它角度解釋他的走運的人打消了念頭。在北京,他由十年後在煤山吊死的皇帝親自授於翰林院編修的職位。尤其是半年後奉旨完婚,給假歸娶的風光,更是將他的知名度與世俗榮耀推向了高潮。當然,熟知那段史實的歷史學家也許並不這麼看。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就性質而言固然與現代的博彩業如出一轍,但在宿命論的表象下面,如果仔細加以觀察,就會發現仍然有一隻權力的黑手在暗中進行操縱。比如明史專家謝國禎先生想必就很樂意告訴你,吳當年令人眼熱的富貴功名,說到底不過是當時甚囂塵上的東林、烏程兩大利益集團權力鬥爭的產物。首先與東林一派淵源頗深的首相周延儒有意收攬天下才學之士引為已援是一個原因,其次主考官李繼貞剛巧與吳家又是世交,「祖竹台公與先君子為筆硯交,白首相歡。其父禹玉受業於余。余子又受業於禹玉,蓋三世通家矣!」(李繼貞《萍槎年譜》)他們的做法是「密囑諸公分房於呈卷之前取中式封號竊相窺視……偉業由此得冠多士」。(陸世儀《復社紀略》,下引同)這事後來被烏程黨暗中偵知後自然不肯善罷甘休,東閣大學士溫體仁當即指使手下薛國觀向朝廷告發,復又鼓動御史袁鯨具疏參論。雙方最終的一個妥協方案是將試卷進呈御覽。好在吳的文章寫得確實不錯,「莊烈帝指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詭靡』」,這樁訟案才算有了階段性的了結。    
    幾年以前,當吳還在張溥門下「相率為通今博古之學」時,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未來將不可避免地與政治聯繫在一起。復社成立以後的四年在年譜裡又無一事可敘,不妨視作他個人有意低調處理與他老師之間關係的一種努力。儘管其時他的詩文已漸露大家風範,但朝野輿論將他看成張的衣缽傳人,以及張一手創造的奇跡的印象似乎已很難有什麼改變。次年夏天他的老師告假歸里,數以千計的學子從全國各地趕來投拜門下,打算爭做吳梅村第二,以至整座鎮子都被擠得水洩不通的瘋狂場面,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而對於吳梅村本人來說,更為麻煩的問題恐怕還在於他的老師自己在公開場合通常也這麼宣稱。也許在張看來,既然在他的指點下吳只花數元錢就一連中了幾個百萬大獎,那他理所當然就有資格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對這筆巨款的支配權。考慮到仕途之初就附麗在體的這種尷尬與被動,相信對我們理解吳臨終前的那些沉痛哀絕的陳辭會有很大的幫助。    
    政治明星    
    在談論過一個傳統文人和一個新派政治家由於偶然結識被不由分說捆綁一起的種種無奈以後,這個故事非但不可能就此結束,並且當年晚些時候很快就在北京初冬的寒風裡出現了新的高潮與情節。在天桂餘香尚未散盡的翰林院,吳作為張政治棋盤上佔儘先機的一顆棋子,沒過幾天風光日子,就被他的老師強派以結黨營私的罪名彈劾東林黨的政治死敵溫體仁——一個老奸巨滑的湖州人,在某些場合還被形容為明代的秦檜------這一舉措從表面看自有其大義凜然的理由,實際上則完全出於黨同伐異的集團私利。這對其時剛在政壇嶄露頭角的吳應該是個嚴峻的考驗,如果他答應這樣做,就意味著必須將自己的大好前程與溫可能會受到的處分放上同一天平的兩端——而且是在事先沒有任何取勝把握的前提下。但他後來自以為聰明使出的改由彈劾溫的手下蔡奕琛這峰迴路轉的一招,既不見好於他的黨內同志,反過來,在烏程黨的政敵名單上,新科榜眼吳偉業的大名只怕仍然無法倖免。師命既難違逆,權臣又復可懼,在這樣尷尬、複雜的現實形勢面前,為了不至於讓自己在黨爭之禍中陷得更深並爭取能有一個體面的借口,提前結婚,乞假歸里,以退為進,也就成為當時情況下唯一可行的途徑。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這麼做不無高明之處,幾個月後吳人陸文聲在溫直接授意下反噬復社倡亂,吳因不在京師得以稍避其禍就是一個例子。    
    而在政界與權力鬥爭之外,騎在高頭大馬上,披紅掛綵,衙役開道的吳於當年年底剛一進入蘇州境內,立刻在當地紳民與舊日同學中成為萬人爭睹的頗具傳奇色彩的英雄。兩年前青燈繭窗、孜孜苦讀的一介寒士,現在一躍而為天下知名的朝廷新寵,這是怎樣讓人感慨且不可思議的事情。更何況此行還有奉旨完婚、名人捧場、豪紳巨賈爭相結交這樣的熱點可供炒作。一切看來完全符合原先設計中想要達到的效果:當吳帶醉的身體終於在喜氣洋洋的洞房花燭間消失,而且一進去就是幾年沒有出來。這以後他的京城同僚、朋黨、政敵甚至皇帝本人眼中的吳梅村,也就很快由咄咄逼人的政壇黑馬,轉為一個溫柔鄉里英氣銷盡的世俗公子哥兒形象——迷戀床笫,縱情聲色。而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個圈套。對於當時急欲從身不由已的政治聚焦中脫身自保的吳來說,這樣的角色完全出於他自己的精心策劃與刻意扮演。    
    四年以後吳突然重返京師,官復原職,其時距一向令他懼怕、權勢熏天的首相溫體仁的下台僅只剩下最後幾個月的時間。選定這個契機當然不可能出於偶然。考慮到當時溫已明顯失寵,朝廷的人事格局即將發生重大變動。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在家運籌幃幄,決勝千里,呆在皇帝身邊靜觀其變、伺機而動顯然是更為明智的選擇。在我個人的閱讀記憶中,這也是第一次對吳的政治機心有所察覺,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個視線外的人物張至發的意外崛起,取代溫而任首相,不僅令朝野人士大跌眼鏡,對吳個人來說,更是感到深深的失望。雖然他當年秋天出任湖廣主試以及稍後的東宮講讀官一職,總算將他的官銜從七品弄成了五品。但相比於胸中的濟世才志,這樣的閒官又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幾個月後突然發生的吳上疏痛劾政府張首相,次年又與同年楊士驄(即《桃花扇》裡的一個曖昧人物楊龍友的原型)聯手,對吏部尚書田惟嘉、太僕寺卿史□(上范下土)等溫派傳人發起攻擊這些驚人之舉,一直因其耀眼的道德姿態被史學界認為是「風裁整峻」,「直聲動朝右」。而其中明顯夾雜的朋黨利益與個人忿惱,則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以吳素來有名的謹小慎微,行此形同拚命之策,可見其內心的憤懣與絕望已到了何等的程度。儘管如此,他的這種不計後果的自我炒作實際並沒有取得多少效果,其中田惟嘉雖因不法情事確鑿受到降職處分,張與史卻紋絲不動,依然故我。尤其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事後對所謂「盡忠」「直諫」的封賞與酬謝——南京國子監司業——個同樣無所事事的閒官。因此,我們這位近四百年前的中紀委幹部、廉政風暴的發動者上任以後無精打采,「登朝一月歸」,決定再次回到家鄉太倉韜光養晦,等待時機,這樣的安排應該並不怎麼出乎我們的意外。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3)

    喪亂時代的愛情    
    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的開頭幾年,南京作為腐朽而短命的南明小朝廷的首都,其政治上的意義一如民國時期的陪都重慶。當時那裡聚集著全國最著名的政客、富商、藝人、懷才不遇的文士和隔江猶唱後庭花的佳人,他們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征歌選色,醉生夢死。秦淮兩岸的河房妓寮作為這方面的一個傑出文本,其繁華與靡爛程度簡直超過了後來法國的香榭里捨和日本東京的銀座。正是那個階段有人在庫鈔街一帶的艷窟時常看到頻頻出入的吳梅村。對於這個一向胸懷大志、持身謹嚴的人來說,這也許是個危險的信號。余懷的《板橋雜記》裡曾詳細披露了吳與當時名列秦淮八艷、素喜道家裝束,以一筆蘭花擅名畫壇的妓女卞玉京非同尋常的關係。時間大約為公元一六四三年前後。通過《梅村詩話》裡的有關敘述也可瞭解到,是年吳送生平密友志衍入蜀赴任時,卞曾以紈扇題詩畫代為贈行,可見在此之前兩人感情早已有了相當火候。卞同時也是吳一生中唯一公開承認的情人。但在元配郁夫人素來賢惠,不反對丈夫娶妾納寵的寬鬆政策下,這對時人眼中的神仙佳侶始終未能像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橫波那樣花好月圓,終成眷屬,直至今日尚有不少人為之感到惋惜。當然,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看作一個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那事情肯定就簡單多了。事實上卞對自己成為榜眼夫人這一點一直懷有信心,但對方的推諉與王顧左右實在出乎意料,並最終令她心灰意冷。從表面上看,當時吳的曖昧態度似乎出自一個正派文人在納妓為妾這樣嚴峻的現實問題面前所可能有的猶豫與舉棋不定,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還是和政治有關——還有什麼比一個時刻打算應召出山、匡時濟世的人更珍惜自己的聲譽呢?幾年以後清兵過江,兩人各自隨家人避難浙東,並從此音斷書絕。七年後的一六五○年吳作客常熟錢謙益的拂水山莊,偶爾得知卞剛巧也正在當地一友人家寄寓。其時四十二歲的吳因國喪時艱、懷才不遇等重挫心懷不暢,我們多愁善感、色藝雙冠的美人有可能也早已琵琶別抱。在得知兩人之間的一段恩怨與曲折故事後,好事的錢當即慷慨激昂以月老自命,修柬代邀,但失望已極的卞堅持稱疾不出,令吳深覺狼狽與自慚。這從他當天的紀事詩《琴河感舊四首》中也明顯看得出來。其中「卻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緣知薄倖逢應恨,卻便多情喚卻羞」云云,既為自己當年的負心開脫,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真情的流露。次年初春雖說兩人在蘇州橫塘又見過一面,但此時「江頭燕子,舊壘卻非,山上蘼蕪,故人安在」,彼此之間想必也已無話可說,惟有神感心傷、黯然相對而已。至少關於這次見面詳情在他筆下已找不到一絲記錄。此後吳在女人問題上開始逢場作戲、風流放誕,卞因婚姻失意,轉嫁吳中名醫鄭保御,但那也不過只是名譽夫妻,彼此分室而居,沒過幾年就鬱鬱早逝。她的埋香之地在現今惠山祗陀庵後的錦樹林中,這與後來吳的葬地蘇州吳縣玄墓山應該相去甚遠。月白風清之夜當彼此墓前的松柏蕭蕭作聲,與其說這是一種心心相印的情感的互振,倒不如將它看成兩種不同的樂器在各自傾訴它們的傷心與哀怨顯得更為恰當。    
    曖昧的自殺者    
    當北京城裡彷徨無計的崇禎由一個小太監帶路於夜深時分潛出宮外,吊死在現在景山公園東北角的一棵古槐上面,這個戲劇性的動作宣告了統治國家達兩百七十年之久的明王朝的終結。消息傳到太倉,剛買下賁園大興土木,打算以獨善其身的姿態伺機兼濟天下的吳梅村聞報後嚎啕大哭,如喪考妣。他奔湧的淚水在當時至少包含著兩層以上的意思。說起來,這位剛腹自用的苦命皇帝生前雖始終未能重用自己,畢竟還有著知遇之恩。而這些年苦心經營的政治基礎現在突然毀於一旦,今後若想東山再起又談何容易。尤其讓人感到麻煩和棘手的是:按照當時通行的道德標準,如果一個臣子想要證明自己的忠心與貞節,唯一能提供給他的選擇就是立刻自盡,追隨帝魄於九泉之下。尤其是政界文壇的那些知名人物,更成為當時朝野輿論關注的主要對象。在這樣尷尬的事態面前,為自己的苟且偷生尋找一個至少能說得出口的理由——哪怕破綻百出——於是成了這些平日裡滿口忠孝節義的前朝遺臣必須立刻解決的問題。說來也真讓人同情,以錢謙益東南詩壇盟主的重名,當紅粉知已柳如是在莫愁湖上勸他盡忠,錢的托辭竟然只是湖水太冷,說什麼也不肯下去。才華橫溢的龔芝麓的借口也好不到哪裡去,《冷廬雜識》引馮見龍《紳志略》謂:「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顧媚也。」相比前面二位深湛的臉皮功夫,吳將責任推給家庭的做法同樣也並不見得高明。《梅村先生年譜》甲申條下稱:「先生裡居,聞信,號痛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乃止』」。也許,與精神層面上的所謂民族大義與個人氣節相比,現實的美好的生命畢竟是更值得珍愛的東西。這些以文天祥異代弟子自許的傢伙此前也許並不這麼看,但現在爭先恐後改投到趙孟頫的門下,並在那裡找到新的理論體系與價值觀念後,好像已經開始真實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4)

    吳三桂    
    在一六四四年,吳三桂這個當年度使用頻率最高的名字與一段複雜的個人恩怨糾結在一起。同時此人的身份也是說不盡的波譎雲詭。比如他既是明王朝的山海關總兵又是這個王朝的掘墓人。既是滿清軍隊的對陣者又是它的同盟軍。既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潛在合作者又是它不同戴天的死敵。我這麼持論是因為當吳最初在關外聞報崇禎自縊,闖軍攻陷北京,朝中文武百官已先後列表迎降之時,原本已經決定率軍前往歸順。但中途行至灤州傳來愛妾陳沅為李手下大將劉宗敏強佔的消息將事情迅速推向了它的反面。「於是三桂大怒,瞋目而呼:『大丈夫不能佑一女子,有何顏面?』勒馬上關」(錢[聘右半+只]《甲申傳信錄》)這一變故不僅改寫了歷史,也使他自己非常尷尬地在吳梅村後來著名的長詩《圓圓曲》裡淪為一個可憐的角色。而對作者本人來說,他改寫的也許是清代的文學史。正是這首詩讓他在此後的三百多年中得享「詩史」的重名,同時也將所處時代的總體詩歌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其中「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妻子豈因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等議論筆勢凌厲,一劍封喉,看來確實戳到了痛處。以至在當時的記載中,甚至還出現過「三桂持重幣求去此詩,先生弗許」這樣轟動一時的新聞。由於吳寫作此詩的日期據年譜考證已是當年年底,因此收買一事的發生時間起碼也該是在清兵過江,順治建元的乙酉年的春初——也即過上所謂隱居生活以後。考慮到吳生平於錢財上一向不甚留意,這個傳聞總的說來應該還有幾分可信。    
    遺民生涯(1645—1653)    
    從幾年前狂熱的政治激進分子到現在不食周粟式的前朝遺老,這是吳一生現實形象上邁出的最大一步。梅村月下的疏影暗香與帝闕的玉樹瓊花固然風味各擅,但對一個壯心未死,同時又必須不假辭色,以勘破紅塵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人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此後多年他的思想從表面看似乎一直徘徊在成仁就義與貪生怕死,風流放誕與道貌岸然,青鞋白袷與紫蟒金袍,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之間,「惴惴莫保」,「尺寸不敢有所逾越」,也即進入了被我戲稱為股票箱體運行的那個微妙的階段。但如果誰據此不加詳察,認為他真的打算終老林下,那肯定將被證明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像真正的牛股在放量拉升以前總是要經過漫長的、反覆而耐心的築底,吳這麼做的真正用意當然也只是為了積蓄能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對風月與伎樂的興趣也開始成為生活的重心——以一種抓緊時間補課的自覺行為和積極態度。還是在年輕時代初到南京任職時,他就和一批此道高手如尤悔庵、候方域、龔芝麓,還有稍後的余懷、吳綺等惺惺相惜,並在秦淮的洞房湘簾繡幕間牛刀小試。隱居後的近十年中,在山水林石與聲色犬馬之間,他的興趣更是明顯傾向於後者,以至很多認識他的人為他們昔日的道德楷模轉瞬淪為風流班首這一點感到很難理解。僅以順治七年庚寅為例,這一年中他既和一個松江藝妓楚雲打得火熱,又將蘇州的著名女演員馮靜容蓄於內庭,同時還試圖與昔日情人卞玉京重續舊歡。當然,對自己這種不拘形骸的風流放誕,體面、合理的借口也許並不缺乏。一個仕途失意者似乎就有資格借醇酒美人消愁解悶,說起來這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和慣用套路。而作為他們中間傑出代表如吳梅村先生者,又怎麼可能是個例外?    
    但是,在山野草民或落魄浪子的面具後面,通往京師的政治捷徑依然在加緊構築之中。一方面是大量才情出眾的詠史詩與隱逸形象建立的輿情基礎,一方面有舊友兼新朝權臣的錢謙益、龔鼎孳等的舉薦吹噓。其中與當朝大學士陳之遴結成兒女親家一事,更是作為一著舉重若輕的妙棋令吳苦苦支撐的中年殘局全盤皆活。當然,在著書立學、征色聽歌之餘,一些看來真正與隱士生活有關的情節偶爾也會出現在他的身上。比如林間散步,松下聽泉,與鄰居兼好友王周臣賞菊踏月,或者約同朋好數輩聽柳麻子話前朝舊事,看張南垣疊山水景觀什麼的。就像他崇禎九年突然重拳出擊前那段隱於婚姻的曖昧生活一樣,即使是在這樣的時刻,朝政與時局應該仍然是他最關心的問題。《張南垣傳》裡的「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偶成十二首》中「南山不逢堯舜,北窗自有羲皇」「畫虎雕龍染翰,高山流水彈琴」的自矜,以及《戲詠不倒翁》中間兩聯「何妨失足貪遊戲,不耐安眠欠老成。盡受推排偏倔強,敢煩扶策自支撐」的借題發揮,這些作品中的牢騷與自重身份應該不難看出,而寫作它們的人卻自稱是一位「絕意仕進」「藏名變跡」的高士,這一點確實讓人不敢苟同。    
    復社大會    
    虎丘位於蘇州西南近郊,遠古時期這裡曾是驚濤拍擊中的一座小島。兩千五百年前一位悲劇人物伍子胥在山下的王宮內指使刺客專諸暗殺了吳王僚,同樣的傳奇故事也許還要加上繼位者闔閭死時作為殉葬品埋於地底的那三千柄鋒利的寶劍,這使它的歷史從一開始就被蒙上了一層與周圍的溫山軟水極不相諧的悲壯色彩。明末的著名黨社復社選擇這裡開始它最初的政治歷程,想必不會出於偶然。儘管崇禎十四年領袖張溥的逝世以及稍後明室覆亡,異族入主等變局,令它的影響一度降至冰點。但經過順治七年有吳梅村、徐乾學等在嘉興參與發起的十郡大社,鴛湖會盟,一時間又隱隱有捲土重來之勢。其中一次不合時宜、突如其來的高潮出現在三年後的一六五三年。在這一年的上已春日,數千名復社黨徒借踏青為名突然在虎丘聚集,召開該黨歷史上規模最盛的全體黨員大會。「以大船廿餘,橫亙中流,每舟置數十席,中列優倡,明燭如繁星,伶人數部,聲歌競發,達旦而止」「山塘畫舫鱗集,冠蓋如雲,亦一時盛舉」。在滿清政府已對民間結社集會關注,並加以密切防備的局勢下,任何稍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感到這樣授人於柄的招搖無論時間上和組織上都很不策略。這一點也曾令後來不少研究者深感困惑和不解。但如果我們試著將整個事件視作一個謎面,而謎底是數月後吳梅村的入仕新朝,相信一切疑問都會變得迎刃而解。    
    事情看來也真是這樣:復社在虎丘炫耀勢力之日,正是吳梅村決定出山之時。雲巖塔下的千人石儘管只是印證佛家無邊法力的一個原始場所,但在現實中卻被精心設置為通往權力巔峰的重要台階。尤其是大會上如願以償選出了「奉吳梅村太史為宗主」的新的領導班子,可以說完全達到了原先計劃中的意圖與效果。從現在可以搜集到的資料來看,吳終於打算與新政府合作的決定甚至早在此前一年就已經作出,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自然與他的兒女親家陳之遴官擢內閣大學士,正式進入了朝廷的決策核心有關。當時隱居河南、曾與他相約有「決不仕清」之盟的好友候方域聞訊後曾立即來信力阻,一位尊敬的長者——吳中高僧願雲大師在和他《西田賞菊》一詩中也有意以「獨擅秋容晚節全」七字作結,含相勸之意於言外。但為等待這個時機已準備了差不多十年時間的吳絲毫不為所動。相反,他不僅借寓嘉興萬壽寺寫作《綏寇紀略》一書作為進身之階,還指定他的弟子王淑士、周子淑擔任聯絡招集工作,親自策劃並主持了此次大會,其真正目的顯然想以文壇盟主與在野黨領袖的雙重身份作為籌碼,向他未來新的政治主人索取更大的回報或賞賜。相比於與他一同名列清初文壇江左三大家的另外兩位錢與龔的立即效忠新朝,吳忸怩作態的十年退隱說穿了不過胃口更大——一種欲擒故縱式的待價而沽——猶如宋詩「永巷深日閉娉娉,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裡描述的那種曲折艱深的意境。也就是說,問題並不在於賣與不賣,而是怎樣盡可能賣出個好價錢。也許,以一代詩史、前朝顯宦、二十餘歲時就已開始名揚天下的吳一貫的矜持與自負,這麼做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有苦衷。    
    在蘇州虎丘的熱鬧場面一個月後又出現在嘉興,同樣的轟動,同樣的慷慨激昂和詩酒風流。在後來讀者的想像中,這些熱衷於搞政治運動的人,通常被描繪為面容樸素,精神高遠,猶如金庸筆下的天地會會眾或俄國十二月黨人那樣的革命志士,這顯然應該是個很大的誤會。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過是些標榜聲氣、尋事滋非的傢伙,「同同相扶,異異交擊。有好惡而無事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矯激,人用偏私」(朱一是《可為堂集·謝友人招入社書》)讀書應試大多名落孫山,崇尚政治除了狹隘的黨爭之外也沒有更深層次上的理解。尤為讓人難堪的是他們對權欲與女人始終懷有的空前高漲的熱情。干革命時「中列倡優,明燭若繁星」那還是小事,一度甚至還有反清復明的總指揮部就設在秦淮某著名花魁妓樓內的浪漫傳聞。說到他們對北京政府的態度,那也基本上和他們的領袖吳梅村一樣,在野則逆,在朝則順,所謂民族、節氣這樣的大事僅以一已私利胡亂論定。因此,在幾年後清廷興起的「通海案」「奏銷案」中,該社的政治基礎迅速瓦解,消聲匿跡,這一點應該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事實上當時的大眾輿論對這些傢伙也不看好,以至在一則記載中——作者於復社集會之日正好路過虎丘——曾出現了如下辛辣無情的調侃與譏刺:「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以明臣降本朝,當被召時,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餞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乃絕句一首,詩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問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默然」。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5)

    貳臣    
    封侯拜相這一生平宏願在異族統治下的新政府內即將成為現實,我們已經知道其間花費了吳梅村將近十年時間。這只前述箱體運行的股票在看準時機並有實力莊家——朝中重臣陳之遴——承諾托盤後,現在終於在萬眾矚目中突破長期盤整的平台放量拉升。但緊接著發生的一切不僅大大出人意料,某種程度上甚至還顯得相當滑稽可笑。就像一個滿心打算坐飛機頭等艙的乘客,最終到手的卻是一張長途大巴的普通車票。在北京,吳以不惜犧牲士望與清輿的代價換來的報酬,竟然只是幾乎帶有羞辱性質的從四品的秘書院侍講一職,這個職位甚至比他在南明政府裡的詹事府少詹事還小了半級。而且所擔任的具體工作,也「僅委以編書,所謂『虛相位以待者』竟無其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多年的慘淡經營一朝頓成泡影,顧盼自雄的商鼎周彝只賣了瓦釜的賤價,這對一向善於以謹小慎微的表象掩飾其老謀深算,不輕易出手的吳來說,該是如何殘酷和毀滅性的打擊。「誤盡平生是一官」!「忍死偷生廿載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吾病難將醫藥治……竟一錢不值成何說!」這以後這樣一種自怨自艾的情緒一直糾纏在吳的內心,儘管這對他後來詩文的成就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幾乎與十七年前錯判局勢的那番引人注目的表演如出一轍,在「朝廷屢召」「兩親流涕辨嚴」這樣的借口下面,順治十年吳的所謂扶病出山說起來同樣也是政治鬥爭的附帶產品。在當時仕清的漢族權臣中,陳名夏、陳之遴的南方集團與馮銓、劉正宗的北方集團為向朝廷爭寵一直鬥得不可開交。趁此機會推出名滿天下,且久有躍躍欲試之心的吳擴充自身勢力----表面上採取「江南總督馬國柱具疏舉薦」這樣的形式----就計劃本身來看,不失為他女兒的公公——朝中權臣陳之遴頗為自得的一著妙算。但吳的不幸未被重用不僅令當事諸公始料未及,在後來研究者的眼裡也幾乎成了一樁懸念多多的疑案。在找不到其它對他明顯不利跡象的情況下,我個人認為吳臨行前在虎丘的一番招搖客觀上很有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年後局勢再度急轉而下,由於他的兩位官場靠山被人以謀逆罪名告發,分別以被絞與戍邊的下場匆匆結束其政治生涯,吳在京師的處境於是顯得更為岌岌可危。    
    談遷的《北遊錄》是記敘吳在京生活最詳最確的文本。此人比吳晚幾個月,於公元一六五四年正月以高級幕僚身份跟隨弘文院編修朱之錫到京任職,並因寫作煌煌歷史著作《國榷》,經著名藏書家曹溶介紹與吳相識。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內,兩人之間因學術交流有上百次的來往記錄,包括採訪、研討、閒談與聚飲,地點大都在吳北京的寓所之內。通過對他的這部日記體作品的仔細析讀,一個消極失落、鬱鬱寡歡、整天靠讀書與應酬打發日子的吳的形象幾乎呼之欲出。其間甚至還生過一場大病。據周黎庵先生《清詩的春夏》一書披露,此病的來由竟然是因為愛妾為某滿族王親公然恣橫、劫奪強佔。「吳偉業自為不堪,然又不敢抗爭聲張,忍聲吞氣,不免抑鬱成疾」。如果此說可信,可見他當時的處境已到了如何可憐的程度。兩年後養母湯太淑人病重垂危,吳已多次請求的辭職一事這才終蒙恩准。四年的貳臣生涯猶如南柯一夢,帝王的戲弄、權戚的強侮、清輿的恥笑、青史上的污點,或許還要加上對自己錯判形勢、輕舉妄動的憎恨。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應該足以令一顆自己感覺良好的頭腦從此循規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份之想。    
    奏銷案    
    根據孟心史在《明清史論著集刊》裡的綜合研究,順治十七年末禍起無端的江南奏銷案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國家稅務部門行使其司法職權——追繳江南各省民間歷年所欠之稅糧,其真實用意卻顯然與政治有關,顯示其時政局已得到初步鞏固的滿清政府終於打算騰出手來,整肅登基以來思想領域的混亂狀態,拿其中某些不大肯聽話的漢族知識分子開刀。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一書也認為,此事系「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這與此前發生的「科場案」「禁止結社」「哭廟案」和稍後「莊氏史案」等遙相呼應,絲絲入扣,無論從手法與時間的安排上都不妨視作一個精心策劃的整體。以局外人的觀點來看,統治者在政局穩定後固然無需再籠絡人心,但當時蔚然成風的縉紳世族橫行鄉里,目無官府,以及如前述復社大會那樣的招搖,可能也是其中的部分誘因。    
    也許我已將話題扯得太遠了,還是讓我們看一看剛心灰意懶回到賁園不久的吳梅村在事件中的不幸遭遇吧!當時他和當地幾乎所有鄉紳士民一樣,既長期拖欠稅款不納,同時對此事後果的嚴重性也普遍缺乏清醒的認識。在事先沒有任何警示的情況下,北京政府突然頒布法令嚴飭各地官員剋日收繳、違期法辦。根據現存部分當事人的原始記錄,吳所在太倉州的查處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其時全州「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撫臣欲發兵擒緝,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脫者,皆鋃鐺鎖系,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黃庭表……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這個過程反映在吳後來自己的遺囑裡,也就是「既奉先太夫人之諱,而奏銷事起,奏銷適吾素願,獨以在籍部提牽累,幾至破家」那一段怨恚之言。儘管身陷囹圄的吳最終經人營救,設法主動補齊欠款而未加任何處置,但其間的羞辱與狼狽一如幾年前的那次自為得計的東山再起,相信令他的精神與肉體都被迫承受了終生難以修復的沉重打擊。    
    於是一個李漁或袁枚式的吳梅村出現了。在放棄仕途上的幻想以後,靠才華賺錢儼然成為一種新的現實形象和謀生手段。大量的諛墓文字與應酬性寫作,從曾經擅長剖析藝術和歷史真相的筆端汩汩而出,與《永和宮詞》《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鴛湖曲》等傳世名篇相映成趣,顯示一個逆境中的天才身體內部的光線與它的陰影部分。他的自選集《梅村家藏稿》以一六五三年出山劃分前集和後集顯然事先經過深思熟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他一生中的一條清晰界線。在此後剩下不到十年的時間中,他幾乎已完全無意發表任何思想或政治方面的見解,生活上也一反從前倨傲放浪的名士派頭,修身養性,深居簡出。只是到一六六七年,才應他的朋友兼本家,時任湖州太守的紅豆詞人吳琦之邀去那裡盤桓了幾天。飽覽山水,憑弔古跡,但主要目的也只是為了打秋風而已。如果有人當時在峴山雅集,或城內著名景點愛山台的那次場面盛大的分韻賦詩的座中遇見他,恐怕已經不大敢相信,眼前這位與富商豪紳、大小官員應酬周旋,並乘間大肆承攬有償報告文學的傢伙,就是昔日神姿英發、心高氣傲,受天下士林仰重的會元榜眼吳梅村。    
    天下大苦人    
    時間流逝的速度令人驚歎,並且總是以對精神的摧殘先於肉體的固有方式進行。還是明室覆亡當年買園示隱時於樂志堂前手植的那片冬青,現在它們的一帶濃綠已經高過了飾有潛龍圖案的宅牆。而少年時代經國濟世的才志在經受現實的多次重創後,所僅有的一點雄心,看來也早已在「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這樣的消極生活狀態中消磨殆盡。由於愛女忽逝和晚期肺結核的雙重打擊,一天早上當吳從賁園初冬的微寒中醒來,終於黯然察覺生命所能留給自己的時間實際上已經不多——甚至僅只夠他用來寫作一份遺囑與幾首短詩。於是,以最後的力量握筆疾書,陳述自己生平所蒙受的巨大冤屈與不幸,顯然已成為彌留之際的吳當時最想完成的事情。    
    《與子顥書》敘述的是有關一個天才文人一生危難遭逢的故事,行文悲愴,怨憤滿紙,風格上有點像是棄婦的怨詞,又類似被告律師在法庭上自以為是的力辨與強詞奪理。其中標榜自己為「天下大苦人」一段情辭淒切,語意沉痛,讀之令人潸然淚下。周黎庵先生當年也許正是基於對這種帶有一定蒙蔽性的文學效果的擔憂,所以才在《白髮祭酒吳梅村》一文內向史界與讀者有「吳偉業以詩文來掩飾其出仕清朝,三百年來不知瞞過了多少讀過他作品的人」這樣的善意提醒。為黃裳先生推許的王曾祥《書梅村集後》中也持大致相同論點:「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喪無聊作此愧恨語耳。梅村而用,則陽和回斡(吳諛親家陳之遴語),梅村且有以自負矣」。至於臨終詞四章以一種自我醜化的極端方式形容自己從前政治上的失足——準確點的說法應該是投機——由於言辭過於誇張和富有戲劇性,同樣也不免給人留下一種不盡不實的印象。


第三部分吳梅村事略(6)

    僧衣入斂    
    程穆衡回憶吳二十多歲任湖廣學試時在長江邊的一個生活片斷是「酹酒江樓,談天下事,江風吹雨,流涕縱橫,公慨然有當世意」。假設這個豪邁英武的鏡頭出現在開元天寶或更早的漢武帝時代,也許中學歷史課本的古代部份很有可能就會增添一位李陵、郭子儀那樣的英雄,或者是周瑜、謝安式羽扇綸巾、指揮如意的清人物。但不幸生於國事蜩螗、黨爭紛起的明末顯然是吳個人命運的某種錯位或歷史性誤會。至少他的一生遭際現在已經向我們說明了這一點。「前朝」「新政」猶如交叉的歷史激流反覆沖刷著他的精神人格,而隱居與致仕又試圖同時將他的軀體拉向兩個相反的方向。    
    四十年後,這個當年的風雲人物靜靜躺在生前自己選定的墓地。臨終前他突然非常奇怪地切囑家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儘管這樣的交代曾讓作為遺囑執行人的他的那些學生和朋友吃驚,但假如他們能夠設身處地替他好好想一想,就會承認無論從政治或身後功過評介的角度來看,這在當時都完全稱得上是個相當了不起的精彩創意。那些完好收藏在箱籠裡的冠冕頂戴,繡有紫蟒雪雁圖案的鑲藍官服,那些玉帶朝靴,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拒絕穿戴它們並非因為唾棄或大徹大悟,而是它們的樣式與品級與他個人歷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記憶有關。同時深深打在上面的來自兩個朝代的政治烙印想必也一定令他左右為難。因此,以一種令人囑目的方式——類似佛家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超脫——處置自己的後事,加上《梅村集》裡那些充筐盈篋的自悔作品,可以看出,吳確實打算為洗去自己的生前恥辱作最後一拼了。    
    但居住在上海的當代學者黃裳絲毫不為所動,他在《陳圓圓》一文中是這樣破解猶如光環罩在吳遺體上的這個宗教印記的:「吳偉業實在是一個不能忘情政治的人,他遺囑在墓前樹碑,要求上寫『詩人吳梅村之墓』數字,並非表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說是個失敗了的政治家」。此前一位清代詩人洪亮吉也堅持認為:吳的臨終表演與陸游死前賦詩情景形式相同,但境界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語,陸「人悲之,人惜之」,吳則「人悲之,人不惜之」。(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三)這些警策之論如果讓現今靜靜安眠於「蘇州郡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的吳梅村本人聽到,想必滋味一定不大好受。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影響這位政治上的投機者在文學上依然是一位偉大的人物。更何況迄今為止我們打算在這裡加以詳盡剖析的這個人,實際上也就是與生俱來一直潛藏於我們每個人的血液與生命內部的那個人——虛榮、矯情、自命不凡、老謀深算——這一切固然為一件當時的僧衣官袍所難以覆蓋,但在好不容易改換成現在的西服和休閒裝以後,遺憾的是其效果只怕也同樣如此。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第三部分李漁在南京:一篇過時新聞(1)

    公元一六六二年深秋一個細雨綿綿的中午,也即距當時震驚朝野的浙江南潯鎮鄉紳莊廷鑨《明史稿》案發後僅一年不到,五十二歲的清代名士李漁幾經周折與間阻,終於攜帶家小僮僕五十餘人從杭州移家南京,實現了他內心神往已久的一個狂熱念頭。在此之前他曾數度攜眷去那裡訪友或進行商業考察,對這座金粉繁華,歌舞昇平,「菜傭酒保都帶六朝煙水氣」的江南古都有著莫可名狀的心儀與投契,但終因親友的勸阻以及來自經濟方面的壓力從而一直顯得舉棋不定。作為全國聞名的暢銷書出版大腕兼養生學專家,西湖的山水和人文環境固然令他眷戀,但杭州地方當局對打擊盜版市場令人生疑的曖昧態度,加上幾位關係不錯的權力部門官員先後去職。更重要的是,儘管自己對政治一向不感興趣,然而前不久驟然發作的莊氏史案彷彿一個信號,顯示出某種令人不安的政治跡象和趨勢。而根據新近得到的一個可靠消息是,與他過從頗密的杭州名士陸麗京已遭逮捕,同時還有更多的朋友熟人或有辜或無辜地被牽扯在內。雖然從理論上說金陵同樣也非淨土,但能有機會躲得遠一點,總比處於陰影中心輾轉反側,每天提心吊膽過日子要好一些吧?因此,這一次,他算是徹底下定了決心。作為一種思想上或生活態度上的明顯反差,幾乎在同一時間內,當臉部籠於江南秋色的笠翁先生在舟中焚香讀書,擁醉微吟,包括他好友在內的近百名文字獄中的要犯正跋涉在被押解進京的漫長的路上。    
    他原先是打算坐一條由他自己設計,並親自動手施工打造的遊艇去南京的。這條計劃中的私人遊艇從圖紙上看,與張岱筆下多次描述的夜航船應該並無多大區別,其關鍵處在於頂篷的設計以及對內部結構的處理。尤其是船體中艙兩側別出新裁的舷窗,「四面皆實,猶虛其中,而為便面之形」。這段話的意思說白了,就是在傳統的密封式艙體兩邊開鑿兩個扇面形式的船窗,而「便面之外,無他物也,坐於其中,則兩岸之湖光山色,寺觀浮屠,雲煙竹樹,以及往來之樵人牧豎,醉翁游女,連人帶馬,盡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畫圖,且又時時變幻,一日之中,現出千百萬幅佳山佳水」。當然,在為自己科技領域無意中展露的天才吃驚,並得意洋洋的同時,他也看到了這兩扇奇妙的窗戶在實際使用方面可能還存在著一些缺陷。比如說,到目前為止整個設計方案都是建立在風和日麗的前提下的,而一旦下起暴雨來怎辦?一旦天寒地凍,風雪滿窗什麼的又怎辦? 最初的改進方案是在「便面」之外另外再設兩扇實木製作的推窗,下雨時關緊,天晴了打開。這樣,實用是實用了,問題看來卻仍然存在不少。首先推窗合上後船艙內光線太暗,勢必要影響到讀書寫作的質量。其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原先設計中的詩情畫意,幾令人有佛頭著糞之憾,而後者對於盡一生心力追求生活美感的李笠翁先生來說是尤其無法容忍的。經過不亞於賈島月下僧門式的推敲與慘淡經營,辦法最終當然還是想了出來:將推板中間也依便面大小鑿空,裱以白色綾絹,並各繪老梅數筆。這樣,無論窗子打開還是關上,都能做到新人耳目,美不勝收這一點應該可以無疑。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項創意完全可以申報尤里卡國際發明金獎,至少拿上個把國家主管部門的設計大獎或專利證書估計不會有什麼問題。包括此前他對明末文豪陳繼儒那只知名度不亞於其文名的眉公馬桶工藝上的改進,也讓曾經有機會來杭州寓所作客的親友和慕名造訪者們大開眼界。說實在的,如此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設計,除了他那心安理得拖著一根辮子的現實的、注重生活質量與情趣的腦袋瓜子,在同時代作家中確實想不出還有誰能搗鼓得出來?首先這些技術性革命在成本方面無須額外投入就是一大特色,其次在美學意義上又能為我們提供一定的價值和信息量,再者就是它那幾近完善的、令人讚歎不已的現實使用功能。真可謂是一舉而三得,精神文明物質文明雙豐收。然而叫人遺憾的是,由於搬家所引起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典屋舉債,手頭拮据,這條或許會像北宋王朝的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循流安逸通濟神舟那樣,給中國古代的造船業帶來革命性影響的遊艇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打造出來,僅在想像中漂浮了一會兒……漂浮了一會兒……很快就沉沒了。最後,在動身啟程的前一天的下午,他不得不老老實實去杭州北關門碼頭定雇了一艘大船,才得以順利到達南京。    
    客船就停靠在脂香粉膩的秦淮河的南岸,這是公元一六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儘管距生靈塗地、社稷蒙羞的甲申事變僅二十年不到,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沿河的歌樓妓館不但早已恢復了當年的規模氣象,其繁榮和勃勃生氣由於受益於逐漸好轉的生產力的推動,甚至還大有超越前朝之勢。當時天色微暗,江楓如火。奴僕們在秋風暮色裡匆匆奔走,吆喝,上船下船。八輛臨時雇來的大車沿著寬闊的碼頭一溜兒擺開。由於人手不夠,車伕們在得到主人多給賞錢的許諾後,也爭先恐後紛紛加入了搬運者的隊伍。四下圍攏來看熱鬧的當地居民看來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很快就發現,正從船艙搬下的數不清的、大件大件的行李中,除了成箱成櫃的圖書、古玩、字畫、花鳥盆景外,還夾雜著許多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稱來的新奇玩藝:比如一張設計有抽屜與隔板的檀木條幾,十幾隻設計成矮櫃樣式,必須開啟面板才能識其廬山真目的精緻的便桶,一件件自製的外觀別緻、賞心悅目的箱籠篋笥,以及無數結構複雜,機關靈巧的櫥櫃和床具。顯然,他們的好奇心在受到充分的引誘與剌激後,開始很快進入到即興發揮、口若懸河的階段。於是一邊指指點點,一邊三五成群小聲議論了起來。    
    家住朱雀橋邊的世族子弟王秀才與他的親家、烏衣巷口的謝大舉人作為當地士紳階層中的領袖人物,一直被認為有著較常人更為敏銳、見解不凡的目光。在經過細心的觀察與判斷後,他們幾乎一致傾向於認為:正在船頭滿頭大汗指揮搬運的這位身材矮胖、面色和藹的主人,必定是個大有來頭的傢伙,至於到底是什麼樣的來頭,一時又覺得有些說不上來。也許在他們滄桑、深邃、閱盡世道人心的眼睛裡看來,這人說官又不像官,說文人又不像是文人,行跡古怪,身份詭秘。如果從行李家眷上來推斷,也許更讓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如果是個會過日子的鄉下土財主,又何以擁有這萬卷詩書? 如果是個卸職歸田的名宦或朝中大佬,又怎麼會一手拿著沈石田的山水折扇,另一隻手中卻拎了一隻模樣古怪的馬桶?    
    有意思的是,這篇過時新聞要向公眾報道的重點,大概也正在於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誰有興趣把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的著名人物都開列在一張長長的名單上,要找出這樣另類、悖逆時尚的個案,估計也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說真的,如果我想確認他的世俗身份,又該如何較為準確地加以形容呢?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中國戲劇理論的集大成者?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戲迷?發明家?劇團老闆兼藝術總監?還是詩人?園藝師?廚子?頗具經濟頭腦的墨客?打秋豐的老手?從後來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位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經典詩人,仕途坎坷,老謀深算,心安理得。他藝術上的天才現在已經隨著他車載斗量的小說,劇本和評論的無數次重版、譯成外文從而名揚天下,受到應有的評價與讚賞,而對於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藝、料理日常事務等方面顯示出的傑出才能,則依然還是知之者甚少。而事實上他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說一點也不亞於前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三百五十年前,當這樣的形象突然出現在一向熱衷仕途紅塵、清高自命、信奉君子恥言利古訓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肖像長廊中時,在當時社會所難免引起的轟動和廣泛爭議。懂得了這一點,回過頭來再看在他死後整個知識精英階層對他的攻訐與不屑一顧,包括「名教罪人」這樣的辱罵,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部分李漁在南京:一篇過時新聞(2)

     李漁對南京的投契雖說出自旅遊者的一見鍾情,但如果認真尋究起來,感情上多少還是可以找到一點痕跡和淵源的。此人祖籍福建,後遷至浙江蘭溪,出生之地卻是在與南京隔江相望的江蘇如皋,並在十九歲以前一直跟隨以販賣藥材為業的父親生活在那裡。僅僅出於青年時期父死妻病,衣食維艱的途窮之計,才不得已遷回久違的家鄉蘭溪。這以後他曾象徵性地應過兩次鄉試。有意思的是,未能中舉這一不幸,事實上似乎並沒有讓他感覺有多少沮喪,相反,他在心理上自覺對自已和家庭都有了某種交代以後,從此竟然絕意仕進,在縣城東郊的伊山買地築園,開始醉心於一種詩酒散漫,著述自娛的准隱士生活。    
    幾年以後,由於日益感覺蘭溪小縣的人物與格局已不能容納他漸浙博大起來的心靈,他毅然典賣房產,移家杭州。當時他的生活主要依賴以下兩個方面的來源,一是賣文刻書,在出版界小試身手,二是遊走於達官貴人之間,而來自後者的收入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大大超過了前者。從理論和師承上來看,這顯然受益於晚明那幫山人墨客為發掘自身價值所作的那番有爭議的探索。因此,當今天國內一些著名的作家學者熱衷於與企業家交朋友,謀取相當數目的贊助與饋贈時,沒有想到他們精神上的老師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雖然這叫人不免有些洩氣,但說起來這也是明末清初頗為流行的一種社會風氣,像當時名滿天下的李贄、陳繼儒、王百谷,以及稍後的袁隨園、王夢樓者流,無不都是這方面技藝嫻熟的高手。    
    杭州十餘年的客寓生活是一個資本運作高手對自身才華的初次測度,也是在商品擠壓下扭曲的文化寶劍憤然出鞘以後,閃露的第一道鋒利的光芒。當時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盪尚末完全平息下來。歷經滄桑、煙水沉沉的西湖彷彿一張巨大的試卷,第一次由一個膽大妄為者胡亂填寫了風花雪月以外的內容。那些年間他時常往返於杭州與金陵之間,挾策賣賦,尋詩訪友,結交官員,包攬訟事,日子過得倒也夠滋潤的。當地一位著名的閨閣詩人黃嬡介曾在不同場合看見他身上穿著魏晉名士那樣誇張的服飾,性情和藹,言詞謙恭,在政界和文人社交圈中如魚得水,有著相當高的評價和知名度。而根據《李漁年譜》的編撰者單錦珩先生的考證,為他一生贏來廣泛聲譽的劇本創作,其發軔期也是在移家杭州的次年才洋洋灑灑開始的。此後幾年由於當地政府對他著作的大量被盜版查禁不力,而衙門設在金陵的蘇松道兵備使孫玉承反倒雷厲風行,出示嚴禁。再說這位孫大人又是他的鐵桿崇拜者兼衣食父母。這一切再加上對當時急劇惡化的政治情勢的某種擔憂。於是,在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細雨朦朦的秋天的正午,經過反覆多次的權衡盤算,他終於作出了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把自己人生的主要活動舞台再次由杭州遷往南京。    
    根據現在所能找到的資料和作者詩文裡的線索來看,李漁移家金陵期間先是居住在鸚鵡洲附近的清風閘一帶,後因居址距城太遠,出行不便,遷至周處讀書檯後的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山丘上。這個地方後來被他修葺一新後命名「芥子園」,並出過一套至今仍然大大有名,擁有無數忠實讀者的權威的畫譜。這裡有必要提到的一個生動而有意思的細節是:住下後的第二天,甚至是在行李尚未整理,庭院尚末清掃,妻女僮僕尚未完全安置停當的情況下,他便帶了工匠在樓上書房叮叮噹噹鑿壁穿孔。也不過花了半天時間,兩扇古雅別緻的梅窗就弄成了。這樣,他行前因阮囊著澀無法在私人遊艇上實現的藝術夢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牆壁上終於得到了實現。    
    在同時代某些相好朋友眼裡,當時年過知天命,自號湖上笠翁的李漁是這樣一個憤世而又不嫉俗的傢伙,一方面,他獨善其身未嘗不想兼濟天下,這從他的室名寓意「芥子而知須彌」中已經隱約傳達了出來。另一方面,由於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家幾乎又不得不成了他唯一溫暖和可以自由伸展其抱負的地方。在南京生活期間,也許因為客居無聊,也許出於生性好動,他在杭州老宅裡事無鉅細,一律喜歡自己親自動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塗。如花徑的捷迂、屋簷的短長、女牆的高低、角門位置的朝向等等,無不一一躬身親問。即以窗欞為例,除前面提到過的扇形借景窗外,他還設計了山水圖窗,外推板裝花式窗,花卉蟲鳥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甚至還費時半月,將一段枯梅精心製作成一扇幾可亂真的梅窗。以至當有人問及他的生平傑作時,他竟然這樣笑瞇瞇地對人家說:我這一生有兩件特別得意的事情,一是劇本的不同凡響,另一件就是美化居室環境。他希望別人將後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種文學寫成的傑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經其地入其室者,如讀湖上笠翁之書」。    
    要使一個嚮往飛行的人用腳走路那真是太難了,尤其是對於那些自以為有翅膀的人來說,而這也許正是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李漁這一人物形象的意義和價值。一生中,一個幾乎時刻都在困擾他的樸素問題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活得更好, 更藝術?至少對於像他那樣出身寒門同時又注重生活質量的文人而言,這個問題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而他的全部生活實踐,從事後來看,似乎也都是為了對此作出的個人意義上的回答和註釋。我們將有幸看到,在以家為主要形式和內容的這部人生大書中,他精雕細鏤,慘淡經營。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學觀念深深滲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並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磚瓦,甚至一隻瓦罐和一隻焚香的銅爐上都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與手跡。圈築籬笆、栽培園蔬、修剪花徑。家是他的生活和藝術的中心,家也是他的上書房和翰林院。每天清晨他總是很早就起來了,習慣用一把細竹枝紮成長長的帚把,將室內室外打掃得乾乾淨淨。室不掃,何以掃天下? 他似乎很喜歡這句他的浙江老鄉陳蕃帶有自諷色彩的名言。他又一次輕輕念了出來。由於說話時眼睛正望著遠處霞光纏繞的鍾山出神,以致我們最終還是無法弄清楚:這是對身傍奴僕的勉勵或訓戒, 還是他在精神中自己跟自己說話?     
    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以後,他又開始從庭院退入到內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適同時也更顯示出自己的個性? 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一直躲在書房,以「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勁頭苦思冥想,並從中獲得在政治以及交遊生涯中所難以獲得的樂趣。首先,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在室內「藏垢納污」。「欲治精潔之室,先設藏垢納污之地。何也?愛精喜潔之士,一物不齊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後已」。他的藏垢良策是在正房之側另造一小屋,如現代西式建築中的貯藏室之類,將敗箋棄紙,垢硯禿毫,以及斷腿的桌椅,蟲蛀的書版等暫時不需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古腦兒扔進裡面,以俟空閒時再加整理。至於納污之計難度相對要更大一些,因為大便可以如廁,小便一日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遠地跑到院子裡去,實在不太方便,如逢颳風下雨,更是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運腕,每至得意疾書之際,機逢一轉,則斷不可續。常有得句將書,而阻於溺,及溺後覓之,杳不可得」。然而事情儘管棘手,又豈能難倒以生活問題專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 辦法最終還是想了出來,除在杭時已研製成功的馬桶箱子外,他還獨創出一種因地制宜,可以不出室而解決私急的妙法,具體作法是「當於書室之傍,穴牆為孔,嵌以小竹,使遺在內而流於外,穢氣罔聞,有若未嘗溺者,無論陰晴寒暑,可以不出庭戶」。    
    對客廳四周牆壁的藝術化處理是他另一項自鳴得意的發明。按照當時裝修行業的施工標準,板壁裝飾一般都以裱軸為主。而李漁提出的觀點是不如採用實貼,甚至乾脆將畫直接畫在上面,以盡可能重現前人「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那樣令人神往的完美意境。書房最宜瀟灑,因此切忌油漆。碗櫃一定要多設架板,以增大其容積,按形狀、大小分別置放,使用起來就會覺得非常方便。香爐的最佳位置不是在正中,而是當風稍偏一些。而燈燭如果又想節省,同時又不影響到照明效果,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在兩室之間的隔牆上開一小孔,藏燈壁間,這樣就可以做到一燈兩用,    
    這期間他還對傳統的床帳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使這位平日裡喜歡傚法蘇東坡「無事此長臥,一日勝二日」的慵懶閒散的傢伙不免大受其益。因為以他一向的審美情趣來看,對花與倚枕,這可以說是文人生涯中難得的兩大樂事,然而問題在於二美常常不能得兼。對花的時候,身體大都或倚或站,或徘徊亭台池榭,心曠神怡之餘,腰腳是著實有些酸痛的。而倚枕雖然輕鬆、適意,看到的卻又往往只能是天花板和蚊帳頂。經過反覆多次的構想實驗,最終他發明出一種古怪的床上架花之法。「於床帳之內先設掛板,以為坐花之實,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儼然身眠樹下」。這樣的享受顯然已有些超出凡俗與紅塵的範疇了,以至有一天深夜他偶然驚醒,「夢酣睡足,將覺未覺之時,忽嗅蠟梅之香,咽喉齒頰盡帶幽芬,似從肺腑中出,不覺身輕欲舉,謂此身必不重在人世間矣。既醒,語妻孥曰:我輩何人,遽有此福,得無折盡生平之福乎?」瞧,得意到這個份上,叫人還有什話好說。    
    那段時間內據說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天一幫新結識朋友在外頭高歌縱飲後到他這兒來閒聊,他們先後參觀了他的墨寶與藏品,後又看了他親手設計的筆筒和蕉葉聯,最後在大廳裡坐下來,一邊品茶一邊鑒賞壁畫。這是一幅出自當時南京城裡丹青名手的巨幅花鳥,藝術上雖說不上有多少出色之處,但是,在他們仰觀的過程中,令人驚詫的事情發生了,「忽見枝頭鳥動,葉底翎張……又復載飛載鳴,似欲翩翩而下矣」。不用說也知道,這自然又是這位家不驚人死不休的此間主人的傑作,具體的作法雖然聽起來有些複雜,實際操作時其實也並不太難。「先於所畫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後以架鸚鵡者插入其中,務使極固,往來跳躍,不致動搖。松為著色之松,鳥亦有色之鳥,互相映發,有如一筆寫成」。在通常情況下,這種朋友間善意的蒙騙和小小鬧劇一般都會增加聚會的快樂,而當客人們「無不色飛神變,而稱巧奪天工」時,儘管無法看到他的表情,但我仍然可以想像他站在一旁容光煥發、拈鬚微笑的樣子。嘿嘿!那洋洋自得的神情,比之前不久京師龔芝麓尚書來函盛讚他的劇本新作,恐怕還要有過之而不及呢!    
    


第三部分李漁在南京:一篇過時新聞(3)

    李漁在寧期間由於經濟上有附庸風雅的王公巨賈作後盾,加上新作的版稅,刻教科書的收入,日子過得真可謂是優哉游哉。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這樣安排的,每年春秋兩季風和日麗之時大多以外事活動為主,或乘興出門,買舟遠遊,或就近訪友,飲酒作樂。其時吳偉業、錢謙益、王漁洋、余懷、尤侗等海內名家大都居住在南京、揚州、蘇州一帶,有的在兩地都有寓所,他們時不時的混在一起詩酒酬唱,看戲品花,有時喝多了甚至還成群結伙去秦淮河的花舫裡鬧點小亂子什麼的,實在是瀟灑得讓人無話可說。若逢陰雨寒暑時日就老老實實呆在家裡寫作。當時他除了繼續從事小說與劇本創作,還熱衷於炮製社會效益與個人經濟效益都很利的暢銷書籍,如《資治新書》《尺牘新編》《千古奇聞》等等。其中《資治新書》的創意和策劃讓人歎為觀止:向全國數以萬計的地方官員發出徵稿函,讓他們提供各自公堂上的案例及判詞,包括數目不菲的送審費和購書款。同時又利用自身的知名度約來相當於現在國務院正副總理和各部部長的稿子,而後者自然是無需交款的。想像一個小小的七品縣官突然發現自己只要交納幾十兩銀子,既可揚名,又可以顧盼自雄廁身於當朝大老之間,這是怎樣的誘惑與喜不自勝。此事後來因來稿者太多,人滿為患,甚至還有托人來走後門強烈要求加入的,以至最終不得不一次次地擴充篇幅。    
    撰寫對聯雖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人遣情寄興的雅事,但在李漁手下卻成為他的又一項頗為悠然自得的收人。雖然在經營過程中還不致於像稍後的鄭板橋那樣公然開出價目表來,但基本上也是按謝儀——或稱潤筆——的輕重來決定作品份量的輕重的。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銀子對前者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形式——尺幅大小——上面,對後者的影響卻是內容。也就是說,銀子給的越多,話就說得越好聽。這一點也正是同時或後世的作家同行對他訾議的主要理由。當時甚至還出現了像「性齷齪」「善逢迎」這樣公開的辱罵和攻擊。好在我們的笠翁先生對此倒也不怒不驚。因為以他的觀點來看,文人跟達官貴人什麼的打交道,借「士大夫以為利」,這實在不箅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因為「士大夫亦藉以為名」。大家各行所欲,各取所需,說白了不過是一件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公平買賣而已,又何必動這麼大肝火呢? 他不大瞧得起那些食無魚出無車,餓著肚子在三家村裡風雅的所謂清高之士。但他的回答不是著文反駁,更不是到官府以誹謗罪起訴人家,要求賠償巨額精神損失費。(以他的練達以及在官場的聲望,要打贏這官司只怕易如反掌。)而是依然我行我素,樂此不疲。然後繼續吃螃蟹。然後繼續納小妾。然後繼續興致勃勃組織家庭戲班子巡迴演出。然後繼續用一人的收入恬然養活一家五十餘口男女老少。    
    這裡我們終於要提到他頗具創意又廣受訾議的家庭戲班子了,這個類似今天夜總會裡艷舞表演的劇團雖說就性質而言是個文藝組織,其整體經營策略和服務對像卻與政治有關。早在杭州客居時期,由於有機會時常與官場中人打交道,他那運算速度比奔騰處理器還要快的頭腦就已經捕捉到這樣的信息:儘管西湖沿岸的歌館妓院鶯鶯燕燕令人不免垂涎,但清襲明制,嚴禁政府官員嫖娼,一般情況下沒人敢以身試法。南京作為兩江總督的行政機構所在地,這種矛盾顯得更為突出。在經過精心籌劃和資金上的準備後,一個由十餘名年輕貌美的女孩組成的劇團宣告成立,並立即開始了它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曖昧演出。除偶然邀請前親朋好友來家中看看綵排什麼的,大多日子都採用送戲上門的方式----在當地或外省的權力部門高官府中。最遠的一次甚至到過甘肅省的首府蘭州。而劇團老闆李漁的名片上,除了導演兼編劇的特殊身份外,恐怕還得加上中國第一男媽咪的頭銜。現在尚完整保存在《李漁全集》裡的演出紀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它在當時官場上的受歡迎程度。即使是那些輕蔑他憎恨他的人,也不得不對其經營手段的高明表示由衷佩服。後來這個劇團雖然隨著主人的告老還鄉者宣告解散,但在此後數百年各種形式的權色交易,以及京劇傳統的堂會上,如果我們細心辨析,應該仍然不難看出它的影響。    
    南京是這樣一座叫人樂而忘返而又不無尷尬的城市,儘管這裡有著數不清的酒樓歌榭、山水勝跡、美人、名士、六朝王氣(?),然而它乖戾的氣候卻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冬天太冷,夏天又熱得簡直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後者,一座名副其實的火爐,甚至比同樣處於長江下游的杭州----李漁從前生活過很長時間的----還要熱上幾分。現在每年國內各大廠家的空調大戰在這裡打得特別火爆,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當然,今天南京的市民如果誰熬不過了可以立刻掏出票子,去商場抱一台三菱牌或者江對岸泰州生產的春蘭牌空調回家。而對於一位三百年前的居住者來說,除了揮扇與拭汗以外,似乎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應付。    
    李漁移居此地後的第三年就碰上了一個百年難遇的酷暑,但這個炎炎長夏帶給他的,卻是一件有趣的抗暑用品的發明——簡單實用的涼杌。杌大概就是方凳吧?具體的製法是先請木匠做個結實的方櫃,鑲嵌油灰漆好,上面空著。然後把井水灌進去,再蓋上一片薄瓦作凳面,「其冷如冰,熱復換水」。這樣既簡單又實用的玩藝,也虧了他的天才腦子才想得出來。可惜那時剛坐穩漢人江山的滿洲人正致力於抓政治思想工作,還沒來得及考慮跟世界接軌,不然花上幾兩銀子申請個專利,光技術轉讓費就夠他吃上一輩子了。儘管如此,這裡仍然有兩個技術上的要求必須說明,一是油漆手藝一定要高明,保證方匣不漏。第二就是覆在上面充作凳面的方瓦必須定制,而且最好是要江西景德鎮產的。宜興產的雖然也可將就,但製冷效果可能就要差上一些。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製作涼杌的最佳材料當然最好是塑料或者玻璃,而不是木料。而且這一偉大發明在理論上,也是明顯有悖現代醫學的基本原理的。但如同我們不能要求諸葛亮的木馬流牛裝上兩百毫米口徑的榴彈炮,黃道婆的紡車用馬達帶動一樣,我們也不能以工業社會的科技水平來衡量三百多年前一個不懂科學為何物的市民的發明。不管別人怎麼認為,至少在李漁時代,這稱得上是機心獨運,簡單可行的一種降溫方法了。我曾經仔細估算過價格,即便以目前的造價而言,大約百來塊錢就可打發。因此,今天南京的工薪階層中如果有誰買不起空調,又具有濃厚的懷舊心理,最主要的是不怕疾病秋後算賬,我想他倒是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自己動手,做它一個試上一試的。    
    出版於一六七一年的《閒情偶寄》是李漁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在這部書中他以生活問題專家的身份,詳盡討論了世俗人生可能會遭遇的幾乎所有細節,從女人眼部的化妝術到一盆青菜的烹調方法。甚至包括劇本的高潮設計和性生活時間的控制。因此與其說是權威的學術專著,我以為還不如把它看成是一個人情練達者一生的心得和經驗之談。書名中的「閒」字在這裡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意味著只有放棄對傳統的知識分子仕途紅塵的眷戀,才有可能真正體驗蘊含在日常生活中人生的美德和精義。在作者的筆下,植物和器皿彷彿都是會說話的,而人類的抒情往往顯得蒼白。說得難聽一點,像經卷裡形容的佛頭著糞。所以當他的筆鋒觸及自己的心靈時,我們看到的就像是一個失足者在佛燈前的自我懺悔。    
    一疊大紅拜帖上寫著余懷、方文、孫承澤、尤侗、周亮工等人的名字,這是公元一六六八年的春天。算來李漁在南京住下一轉眼已是第七個年頭了。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最躊躇滿志的日子。年前遠遊西安、蘭州等地,非但得到大把銀兩財物的饋贈,更有深知寡人之疾的地方官員收羅喬氏、王氏兩位絕色女子請他老人家笑納。昨日愛婿沈因伯又報正在加緊施工中的芥子園---包括別墅和規模宏大的書鋪---的裝修也已接近尾聲。為了不辜負自己的好心情,同時也對當地朋友們多年來的關懷與捧場略示謝意,他決定好好請一次客,在已完工日常起居區域設家宴款待在寧諸友。當然,如果說私底下還有什麼目的,那就是讓他們見識一下園子的規模以及新弄到手的兩位小妾的風采。主意打定以後,當下他就在客廳點上一柱龍涎香,命喬姬磨墨,王姬捧紙,親自動手寫了起來。旋即令書僮將請帖分送金陵城中諸多好友,請他們三日後來芥子園新居飲酒聽戲。    
    當天中午他就開始張羅準備,宴單上的主食是一種幾天前剛剛研製出來的麵條,精緻不可方物,名曰八珍面。「八珍者何? 雞虎蝦三物之肉,曬極使干,與鮮筍、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成極細之末,和入面中,與鮮汁共為八種。」「雞魚之肉,務取其精,稍帶肥膩者弗用,以面性見汕即散,□不成面,切不成絲故也。鮮汁不用煮肉之湯,而用筍、蕈、蝦汁者,亦以忌油故耳。」如果說以上出自大內御廚或金陵某位名家的手藝,那還說得過去,而事實上這完全是他自己的獨特發明,當世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要知道這次請的都是堪稱老饕的海內名公大儒;沒有一兩招拿得出手的絕活,又何以饗此雅客?    
    宴請當日他甚至還親自下廚房操勺做菜,簡直有意要跟先賢「君子遠庖廚」的古訓對著幹了。冷菜四種,除白雞、熏魚外,尚有髮菜、鮮筍兩味。髮菜是去年游秦時帶回的甘肅巡撫劉斗的寵贈,一向視為江南珍品。筍系新近上市之物,純用清水白煮,略沾醬油。熱炒以蔬菜與水產為主,雖說不上什麼名貴,但清淡精緻,色香味俱全。席間一道以鰣魚肋為主料的四美羹和一隻爛蒸老雄鴨給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最燴炙人口的還數前面提到過的八珍面,把客人們一個個吃得面面相覷,差點連湯碗都吞了下去。飯後一干貴客被請到東廂的浮白軒看他新近完成的力作《慎鸞交》的綵排。喬王二姬雖系北人,但經過大名鼎鼎的笠翁先生的調教,僅僅半年時間,一口清純的吳儂軟語已經糯到了家。且音律嫻熟,舞姿清麗。眼前鶯鶯燕燕,耳邊絲竹靡靡,客人們無不意醉神迷,擊節歎賞。坐在前排的兩淮鹽運使,著名古文家周亮工當即發出「喬王二姬,真尤物也,舞態歌容,當世鮮二」之浩歎。不過令他感到困惑和懷疑的是:「李生貧士,何以致此異人者也?」這個問題其實也可看作是當時座中眾位佳賓的一個共同關心的話題。沒有資料表明李漁對此作了直接解答。但如果非要他說,我想他也一定會以手捋鬚,王顧左右,笑瞇瞇地用一句「山人自有辦法」來搪塞過去。至於這辦法的機竅與要義,今天奮勇下海的作家文人已經以實際行動為此作了生動而現實的註釋,這裡也就用不到我來多饒舌了。          
    


第三部分李漁在南京:一篇過時新聞(4)

    在李漁客居生活最後的幾年中,生活大體上還是如以前那樣,分為攜劇團四處作商業性演出和在家享受日常生活樂趣兩個主要部分。當時他的年齡已有六十多歲,但依然強健得令身邊的年輕人妒忌。非但無需家人照料,甚至還能維持正常的性生活。這固然得益於多年來對養生學的愛好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時刻保持著的良好的精神狀態。把人生看作是蠟燭在風中燃燒、或一滴水珠在太陽下蒸發的過程,深信只有窮盡一切可能享受生活的樂趣,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情。雖說策劃暢銷書、打秋風、走後門、搞色情演出這些事那時還在繼續進行著,但往日那種激情與熱衷之心似乎已在逐漸消失中。怎麼說呢?也許,讓一個仕途厭倦者嚮往山林也許並不太難,但讓一個在天空行走的人回到地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現在是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殘冬,朔風淒緊,江凍岸裂,從昨日黃昏起所下的一場雪覆蓋了芥子園後面的鍾山。南京城裡雪深及膝,行人稀少,天地一片籠統,彷彿就像一位以通俗機警聞名的唐代詩人張打油詩中曾吟詠過的那樣。為籌謀新作《一家言》刻資,再度遠遊燕晉等地歸來的李漁,甚至來不及撣去肩頭的霜雪,就迫不及待坐進書房的暖椅,長長地舒出一口氣,旅途的倦意頓時一掃而盡。說起來,這把「前後置門,兩傍鑲板」的椅子也是他的那些巧奪天工的發明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其中尤為出色者——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從外觀上看,這玩藝有點像是現代風格的老闆桌,而且還具有神奇的節能功能。根據他在《閒情偶寄》一書中不無誇張的記錄,每天只需花費一點點燃料,「便可享永日之溫」。「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屜)於腳柵之下……抽替以板為之,底嵌薄磚,四周鑲銅。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則火氣不烈,而滿座皆溫。自朝至暮,止用小炭四塊」。「只此一物,御盡奇寒」。    
    當然,此椅之妙處應該還遠不在於此,從形式和結構上來看,可以說它已經充分體現出現代家俱一物多用的風格與特徵。這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工藝史上無疑是具有先鋒意義的。比如它倦可假寐。饑可就餐。炭邊置香,可替香爐。桌面鑿孔置硯,可免呵凍之苦。而衣服受潮又可作熏籠。更有意思的是它在需要時甚至還能替代轎輿的功能:「遊山訪友,何須另覓肩輿? 只須加以槓柱,覆以衣頂,則沖寒冒雨,體有餘溫。子猷之舟可棄也,浩然之驢可廢電」。說真的,如此的精巧,實用,盡善盡美,且造價又頗低廉,如果能夠批量生產,其所獲想必要遠遠超過他為賺錢而編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雜書。然而叫人遺憾的是,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還遠不是一個商品社會,因此他只能將此椅擱在書房窗下自我欣賞,而無法讓它在南京乃至全國的各大商場裡賣瘋賣火。一想到這一點,真叫人不由得為之感慨系之。但不管怎麼說。作為對皓首窮經、謀生計拙的中國傳統文人命運生涯的反動,這把神奇的椅子現在至少已經從物質世界進入到精神世界,並在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史上留下了應有的位置,這一點應該完全可以肯定。    
    李漁離開南京的準確日期是公元一七七七年正月剛過不久的一個灰朦朦的早晨。當時的原因一是兩個兒子都在浙江讀書,平日生活上相互照顧不便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已都到了科試的年齡,迫切需要他前去輔導、指點,包括走走門路和通通關節。二是作為他衣食父母的那些達官當道有的已調離南京,剩下的似乎也不像從前那麼慷慨。再者就是傳統意義上對老死他鄉的那種與生俱來的擔憂與恐懼。總之,在經歷了痛苦和不無沮喪的反覆權衡考慮,他最終決定返回家鄉杭州,選擇政府特批的毗鄰吳山的一塊廉值空地作為晚年的定居之所,從表面上看僅僅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但在內心深處,讓湖光瀲灩、山色空朦的西湖來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圓滿的句號,應該是比較切合當事人心理的一種揣測。    
    客船依然停靠在我們前面看到過的秦淮河南岸的碼頭,不過時間已是風風雨雨的十六年之後。江邊乍放的早梅與他的白髮相映成趣,凜冽寒風吹動他手中剛寫就的《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根據信中所述,為了支付搬家費用以及在杭州安置新居的龐大開支,他先後賣掉了在南京的別業,書板、古玩、字畫,甚至妻妾頭上的釵簪以及女兒一對心愛的玉鐲。當然還有陝西巡撫賈膠侯前幾年送的那件珍貴的狐裘大衣,以及耗費巨大的新推出的《芥子園畫譜》的全部版權。包括多年來一直停泊在圖紙上的那條私人遊艇,也仍然只能讓它繼續停泊在那裡。儘管如此,在船主老王父子眼裡看來,至少這老頭一點也不像是個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樂哈哈的沒個主人相,而且還有點老不正經。就算不論身邊圍了這麼多花枝招展的侍妾,僅從一路上飲黃酒,讀《離騷》,與僮僕閒聊打趣,甚至還起勁地學唱有色情隱喻的民間俚曲這些行為來看,就讓人不免有大開眼界之感。      
    還有什麼比一個人按自己的願望生活、渡過整個人生更完美、更有意義的事情呢?一生中,李漁堅持認為:「世間第一樂地,無過家庭」。而他在南京十數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說正是對這種思想的生動註釋與實踐。現在杭州猶如一個舊日之夢已經遙遙在望,他想必將在那裡繼續堅持這種實踐。寫作。讀書。幻想。交遊。愛好旅行。操持家務。從藝術到生活,然後再從生活到藝術,給後人留下一大堆奇思慧心,稀奇古怪的著作,同時也使他自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藝術情趣和生活能力的作家之一。古運河的流水在甲板下靜靜地流逝,由於晨霧剛散,河面此刻顯得相當的開闊,一派「潮開兩岸失,風正一帆懸」的博大的唐詩意境。剛剛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邊的農舍,桑林和乾草垛上彷彿一匹金黃的緞子在微微晃動,這是近幾天來難得見到的好天氣,李漁這時也已經由艙內慢慢來到了船頭,望著頭頂的天空,和撲人眼簾的故鄉山水,臉上浮現出我們熟悉的那種寧靜,世俗的笑容。而我在遠處靜靜看著他,情動於中,感慨萬千。「錨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中」——我想我終於說出了我在文章裡一直想要說的這句話。    
    2000年1月為紀念李漁逝世320週年    
    和中國作家集體下海8週年而作    
    


第三部分余懷出遊(1)

    背景    
    一個由絲綢、瓷器、太監、指南針、火藥與房中術構造的春天突然毀於一場風雨。一架顯赫、威嚴的國家機器頃刻間如出土的陶皿一樣碎裂。一團燃燒的明亮龐大的火焰無聲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著黨社傾軋、宮庭內訌、權力爭鬥的重彩濃墨的舞台最終成為審判它自己的祭台——這是熟悉歷史的人士對發生於明末甲申、乙酉年間那一段撲朔迷離、奇峰疊起的史實一般所持的觀點。由於它的開始與結束都是來得那樣迅疾而不可思議,像一場突然的雪崩或猝不及防的地震,以至這個古老、腐朽的國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紳以及知識精英階層都來不及從富國強兵的虛擬神話中抬起頭來,向他們血肉相依的祖國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來不及為它唱一闕輓歌或灑上幾滴滄桑而悲痛的淚水。    
    沒有人能夠逃脫國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運。是的,同時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國的政治舞台在歷經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鐵騎踐踏的悲慘一幕後,終於絲竹鼓鈸交響、宣告新劇上演。到處是饑民、車馬和挈家鼠徙的逃難者的隊伍。東長安街兩旁的裁縫因一年中反覆改制上朝的吉服從而發了大財。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階上擠滿悲喜交集、誠惶誠恐的新官舊僚,和頌讚的詩篇。而天安門城樓繡有猙獰青龍的那面旗幟已不可抗拒地成為一個新的時代最醒目、驕矜的標誌。閹黨。復社。袁督師。七大恨。闖軍義幟。薊遼血戰。將軍衝冠一怒。而皇帝淚流滿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書板背後的江山。這些彷彿電影蒙太奇的鏡頭曾作為現實的血淋淋的觸角,現在卻靜靜沉澱在被剪去頭髮的記憶的深處——紋絲不動——猶如老僧入定。沒有人再試圖以血肉之軀去抵擋箭矢與斧鉞。是的,同時也沒有人再願意以死節去祭奠那個鄙夷知識、踐踏文明的昏庸的王朝。即便是在被譽為反清復明大本營的蘇州一帶,據清末發現的無名氏《吳城日記》記載,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軍入閶門,三天後就出現「城內外百姓相約,每圖為首一人,手執黃旗一面,上寫某圖民投順大清國,餘人各執線香,爭往大營納款」的踴躍場面。不到兩年,由士紳鄉民自願捐資塑建的當地佔領軍最高統帥都察使土國寶的生祠——作為百姓感戴郡守政績的最高表現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領袖顧亭林順治年間的突然過江北上,據當代學人王春瑜先生考證,也並非前人所謂為聯絡義師顛覆清廷,而是試圖通過對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經濟、物產等的綜合考察,將研究的成果提供給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擔任重要職務的多名學生,「直接、間接地為清朝的統治服務」。這樣的結論相信對很多人的愛國主義都是一個很殘酷的打擊,但由於它證據充分,言之鑿鑿,也只好讓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無疑問,同樣的景像當然也出現在曾作為六朝故都,無奈已王氣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動的方式。秦淮舊院入夜低垂的珠幃綺帳、竹簾紗幔深深隔斷了前朝的滄桑。河上的燈鼓畫船在拂去篷頂的硝煙與戰塵後,也大都已經恢復當年脂香粉膩、笙歌徹夜的盛世景況。柳葉渡口的春宵,丁字簾前的花朝,前度劉郎與王謝燕子紛至沓來,「嫖妓不忘憂國,憂國不礙宿娼」(施康強先生語)的才子名公在掌握髮辮的拆編技藝以後,私下裡很快又開始蠢蠢欲動。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信號是順治七年新朝權貴龔芝麓一擲萬金迎娶名妓顧眉生,其才調韻事大可媲美於當年柳如是之嫁錢謙益,董小宛之歸冒辟疆。而吳偉業與卞玉京的戀情雖因吳的矜持與多慮,一時難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許,靈犀別通的歡好場面畢竟也只有在相對自由寬鬆的政治環境裡才有可能產生。因此,烏衣巷至鈔庫街一帶月夜重現的釵香鬢影、紅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個新的開明時代的某種衍生物,答案應該是可以肯定的。深諳懷柔之道的滿清政權在以武力征服了一個民族倨傲、虛弱的軀體的同時,也在它的血液與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異族入侵,朝代更替對這個國家的老百姓來說當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戲裡中間的座位上換了個主兒。治人的依舊治人,治於人的依舊治於人。居廟堂之高的依舊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的依舊處江湖之遠。當時代開始以某種既熟悉又陌生的速度與方式從容運轉,人民安居樂業。商賈熙去攘來。新老儒生繼續埋首故紙堆中克己復禮,為三年一度如期舉行的會試而努力奮鬥,而知識精英、黨社魁首經過一段時間的迷惘與失落——在生命取向與民族節氣之間進行痛苦抉擇——也終於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臉上的道義的面紗,先後走上與新政府坦誠合作的政治不歸路,其中甚至包括象黃宗羲、傅青主這樣曾經以抗清領袖著稱的知名人物也深明大勢已去,逐漸放棄了抵抗。「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饑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且老死窗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作為同時代人的汪鈍翁這樣尖刻的論調當然出於某種程度的自我解嘲——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擔任刑部郎中一事略加開脫。但任何人只要有興趣對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文壇作一清點或鳥瞰,就不得不承認他說的完全基於當時的事實——的確相當殘酷——然而不容迴避。儘管在後來的文學史和歷史課本中,我們讀到的卻是滿紙猶如平型關或台兒莊那樣可歌可泣的戰鬥故事和民族英雄。    
    人物    
    當明室傾覆後一直象梅蘭芳那樣蓄須明志,並有幸出現在上述汪那張「以隱者自命」「初終一節」的人物名單上的余懷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出生於古城金陵,並一直在那裡長大時,他在當地人的眼裡卻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這顯然與他的移民身份有關。事實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僅僅因為走私販運洋貨的父親在江南經商偶然暴富,才決定在當地置產買宅,娶妻生子。根據與他全家都淵源甚深的方文《塗山集》裡的有關線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後與他的書札往來,可以大致推斷當時他家的位置在城東西華橋駕裝巷一帶。限於資料的匱乏,不清楚這位洋貨巨商的兒子幼時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驚人才學傳自何人。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僅二十歲以前他在文壇名氣就已經很大,手邊的一個現成例子是當時名揚吳中的前輩詩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時,就曾慕名向他求序。這以後他在明末重臣蘇州人大司馬范公幕中短暫擔任過平安書記一職,業餘時間則與孫克鹹、姜如須、方坦庵一幫朋友在他終身就讀且好學不倦的名牌社會大學——秦淮兩岸的妓院裡廝混。他的性啟蒙老師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顧喜這樣的風韻徐娘,也有顧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禎壬午他參加過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舉考試。當時他正與曲中翹楚李十娘的侄女媚姐相好。據余晚年自己回憶,那段時間後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種民間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夠一舉高中。當然,像舊時代絕大多數才華蓋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樣,這次會試的結果也相當不幸。儘管整件事情只是出於對家庭壓力的敷衍,這個自視甚高的年輕人在內心仍然無法原諒自己,以至於「憤郁成疾,避棲霞山寺,終年不相聞矣。」    
    乙酉鼎革那年餘懷剛過了二十九歲生日。面對清軍攻陷揚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現實,江南的巨室大戶紛紛南遷,他和全家也只好淒淒惶惶加入了逃難者的隊伍。在此之前他甚至已經逃過一次——躲避大順國的流兵——並渡過錢塘江一直到了紹興境內才敢停下腳步。戰爭與動亂所帶給余懷全家的災難看來也足夠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親和妻子,還有店舖和一部分藏書。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藝術。當年由汲古閣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幾乎均寫於明亡以後的數年之間。另外從林佳璣《江山集序》中所說的「今淡心豪情逸韻,不以衣食累諸公」,以及他平時縱酒、征色、到處買書,在一次旅行中隨隨便便「又買一舟,載書畫酒茗,以錦纜牽於大舫」這樣的豪綽出手來看,可以推測他家的財產在戰亂中雖遭受到一些損失,但相比一般中產階級依然毫不遜色。這大約也是他為什麼能在此後幾十年的遺民生活中一直維持不事生產、放歌縱酒的現狀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後余懷的表現顯然有別於他的同時代人。他為自己設計的人生形象是「暫向西園采薇蕨」「吞聲忍恨歸山丘」——一種想像中的效仿前賢伯夷、叔齊的隱士生活,而實際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閒著呆著,詩酒自娛。與統治者採取既不鬥爭也不合作的態度。彷彿一個現實的盲師或時間遺忘症的患者——出於某種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裡有些像是兩百年後某些西方現代派名劇所演繹的境界——既無所謂過去也無所謂將來。除了依舊去絲竹重整的秦淮曲院裡聽歌觀劇,他的另一項主要生活內容就是尋找各種理由出遊,通過憑弔山川勝跡,謁訪海內耆舊以排遣胸中鬱積的塊壘。這樣的方式雖說不上有什麼新鮮,但在當時卻是唯一能令他鍾情並忘卻現實的最佳途徑。他的朋友吳梅村當然看出了這位落魄才子的襟懷與故國山水之間那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因此曾將他一次次慨然獨遊的屐履譬之於「阮步兵途窮之哭,謝康樂鑿山之遊,謝太傅諷海之舟,韓吏部華山之慟。」現在所能考證出的他多次頻頻光顧的城市先後有蘇州、華亭、嘉興、青浦、湖州、海鹽和嘉定。嘯傲。沉吟。濯足淪浪。剪燭西窗。把欄干拍遍或將風塵倦容貼在道旁的半截殘碑上,看來這些都是讓一個前朝遺民找回自己從前的祖國的最直接的方式。當然,在其餘的絕大多數時間,我們將發現包括伎樂、美色、醇酒,甚至孌童在內的世俗歡樂對他仍然有著強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訪的當地文學青年,想要向他請教,不妨可以到戲院中間的雅座間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當紅粉頭的床上。    
    這期間他還寫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吳遊覽志》一書最初僅僅作為私人日記被壓在他的枕頭底下,死後才偶然由他人發現,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裡流傳。考慮到作者的政治背景這應該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況書中隨處可見的那些悖逆時尚的語句和對文壇權威人物的尖銳批評。儘管余懷不是經常這樣鋒芒畢露,但相對於他在此書開頭部分所聲稱的面對「江山花鳥,洞壑煙雲,畫舫朱樓,綺翠錦瑟,麗客高僧,以及荒榭遺台,殘碑寒驛……若置其身於空青縹渺之間,而不復知行路之艱難,與羈旅之憔悴矣」卻是一個不小的諷刺。一個想要通過出遊逃避現實的人,當然就像拎著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地球那樣愚蠢。在以下對這個「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貴文本的介紹與剖析中,我們將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吳幽絕的山水並沒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樣遮去生活中的陰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種更強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喚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國之情和年華蹉跎之恨。當他以簡潔、傳神的文字將兩者之間的關係刻驀出來,一個典型的滄桑、孤傲的前朝遺老形象於是躍然紙上。儘管那一年,他的實際年齡甚至還不到三十四歲。    
    


第三部分余懷出遊(2)

    路線或行蹤    
    初春。從南京家中出發。又一次辭別尊長和未及冠笄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於桃葉渡口的豪華私人遊艇中滿載著酒甕、書籍、琴簫、紙墨,以及成箱成櫃的戲裝。這是他每次出門都必須配備的不可或缺的行頭。時間是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這個具體紀年應該為日記中所沒有,考證它當然也頗花費了一番精力。另外細心的讀者還將發現景點與行期的分佈上看來也不盡合理,雖說整個旅程總共約有八十來天,但非常蹊蹺地有超過一半的時間他一直以旅行途經的借口逗留在華亭。由於事情的真相後面自有交代,請允許我暫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藝精湛的偵探小說作家——在這裡先設置一個小小的懸念。    
    在四月六日抵達蘇州,招上藝人王公沂結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幾天他幾乎堅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進行,而且蕭然一身。尋訪故友,飽覽山水,隨看隨記。其形象完全符合我們對一個興致勃勃的旅遊者的主觀想像。日記裡有他在句容鍾無期宅中留宿的記載,丹陽由於是他風月場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盤,自然玩得也分外開心盡興。「忽不知沉痾之去於體也」——連離家時就略染風寒的病體也霍然而愈,以至半夜深更還要到城東河邊去鬧,最後攜陳清持、李俊卿二人買舟共宿才告罷休。奔牛沒有人事方面的記載——可能因為不熟——因此在日記裡也只能找到一個有關地名由來的典故。無錫的煙雨在余懷看來彷彿米南宮濕筆山水的某種意境:「空濛有無,雲氣與天相接,不復辨草樹峰巒嶺岫也。」他還特意移舟惠山品泉並為它的屈居天下第二憤憤不平。作為個人行動的實際表現,他當場掏錢一下買了數十甕置入舟中。「初五晴,舟過虎丘,徘徊山門外,擬買一庵作六月息,飽餐枇杷楊梅,此時未免作道逢曲車想也。是日聞黃鸝聲,啖櫻桃甘蔗,買新岕茶。」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發覺他一直逗留在蘇州。閶門、半塘、三板橋、平遠堂。這裡是他精神中的第二故鄉,歌館曲院,僧捨道觀間到處是他的新交故識。事實上去年此時他就曾在這裡住過很長一段時間。「憶去年暮春,公沂與吳中諸君邀余清泛,挾麗人坐觀音殿前奏伎,絲肉雜陳,宮徵競作,或吹洞簫度雅曲,或撾漁陽鼓唱大江東,觀者如堵牆……。」除了訪友,獵艷,唱曲,聽書,在蘇州的活動似乎還有兩件事情值得特別一提。一是他對前輩作家王元美頗具權威的《藝苑卮言》一書的批評。此人系嘉靖間大名士,其文藝思想對後世深具影響,並被清代學者一直認為是小說《金瓶梅》的作者。余懷認為他的學問博而不精,與楊升庵犯的是同一毛病。二是四月八日煙雨迷離中與王公沂在舟中洗岕自烹後即興為湖州岕茶寫的那篇廣告式文字。此茶出湖州長興西南六十里之羅岕山中,尤為明清士大夫階層所酷嗜,從陳眉公,龔芝麓到袁隨園輩,莫不甘之如飴。從文中對岕茶采、洗、焙、藏等獨特工藝的熟悉程度來看,說作者到過當地甚至還有實際製作經驗恐怕不算言之無據。而我的遺憾僅僅在於作者所處的年代——生於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清之際,不然有他這樣全國知名的詩人學者不遺餘力地為之吹噓推介,我想當地政府肯定是願意拿出很大一筆錢來的。    
    然而余懷在蘇州的行蹤儘管詩酒風流,飄逸瀟灑,是一個如同唐伯虎、侯朝宗那樣的翩翩濁世佳公子的形象。但如果誰據此想像他青衫白袷、錦披峨冠的華麗服飾——像我們在新派古裝戲裡所見的那樣——估計要出問題。至少當時他的頭上除了已拖著一根屈辱的辮子,應該還有一頂像今天海邊漁民所戴的那種斗笠,笠頂甚至還系有一綹模樣古怪的紅纓。因為就在他到達蘇州的兩天以前,當地清軍政府突然在城內四處貼出告示,下令「時當初夏,民間俱應戴涼笠,綴以紅纓。小帽滿巾,俱不許戴,五日外以違制處。」考慮到余懷在法律生效日以後還一直呆在蘇州,因此那個西塞山前斜風細雨中張志和式的漁翁模樣,想必也非得扮演不可。這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在頭顱與思想之間進行殘酷選擇的大事。當然我這樣說絲毫沒有任何取笑他的意思。相反,我欽佩他通達的人生態度,也同情他的遺民身份在當時國家的政治條件下所承受的屈辱與壓力。    
    四月十二日天氣晴暖,他與王公沂一早就駕舟出發,這次的旅行目的地是二百里外的江南文化重鎮華亭,明末清初那裡的才士高人從董其昌到陳眉公、陳子龍、董孟履真可謂多若過江之鯽。途中花費的時間為三天兩夜。當天中午和風麗日中如果他像往常一樣推開船窗品茗閒眺,正好可以看到顧炎武、歸莊的昆山。可是因為意外事件的干擾——一個舟中女郎,「鬢髮如綠雲,美姿容,衣羅衫,弄手腕蕩槳,翩若驚鴻,杳不知其所之」,使他的注意力被全部吸引過去。此前一天他在蘇州半塘也有過類似艷遇,當時他甚至還情不自禁放舟急追了一陣——有如當代開放城市裡某些馬路求愛者的驃悍作風——後因實在追不上才只好怏怏作罷。而第二天薄暮舟過綠家濱時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深沉、儒雅的景象。這裡有他一個認識的朋友趙仲衡。「仲衡昆人,教授村私塾,兼善醫,足不入城市。去年經過此地,聞葦簾內讀書聲,披帷訪之,布袍草屨,古風蔚然。攜樽柳下,出茶筍相供」。此次重訪大致上還是依稀舊時風光。是夜趙還被邀請到客人的畫舫中去談詩論道,聊了半宵。看得出來,我們文中的主角喜歡這樣的多姿多采、散漫放任的生活。如果有意往他臉上貼金,甚至說他是出於紓解生存壓力、排遣胸中鬱悶所需也未嘗不可。    
    華亭是余懷此次三吳浪游最重要也最盡興的城市,他將在這裡一直住到下個月的二十一日,才因急事所迫,不得已依依惜別。這裡有他的一大幫崇拜者兼追隨者,其中既有書畫大家董孟履,名臣張冷石,郡守陳天乙,高士陸子玄、王伊人、馮天垂、宋尚木這樣的社會名流,又有藝人戴文卿,舞台藝術家張友鴻、宗漢,歌妓陸浣月、陸楚雲等娛樂界人士。這位三十四歲的風度翩翩的年輕人當時無論其文學天賦還是所謂民族節氣,都是眾人眼裡理所當然的明星。想像一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著名的詩人作家去內地小縣城講課所能引起的轟動與追捧吧!何況他又是那樣一副平易近人又言談無忌的樸素派頭。不遺餘力地舉薦後學,同時又謙恭有加地造訪前輩。既能在官府的豪宴上面對山海珍饈食不厭精,而一個寒士招待時羞答答端上飯桌的一碗豆一篁飯和一碗用油炒過的鹽也能讓他吃得津津有味,並由衷讚歎:「道味沖和,使人之意也消」。四月十八日他在李素心家中發表了一通對藝術真實性問題的精闢議論。而幾天後在為好友張友鴻《野廬詩》作序時又大膽提出了「詩有別腸」的觀點,並將自己數十年的詩學心得歸納成十六字真言悉數相贈——「總括群辭,孤行一意。懷新標異,理至則順」——也讓崇仰他擁戴他的那些當地文人感到受益匪淺。    
    像他以往所過慣的自由放任生活一樣,華亭近四十天的客居記錄上也留下了一個散漫成性的傢伙才可能有的種種古怪念頭和詭奇行跡。包括梵門獨坐,花間自語,水上夜宿,清言竟日,與陸子玄「連袂行紫籐翠條中」等等等等。一次他與一幫朋友男男女女二十餘人在街頭轟飲喧歌,彷彿行為藝術家那樣幾乎鬧了一整天。還有一次當地居民發現他一個人從早到晚獨對剛被砍伐的沿河垂柳,神色肅穆,涕淚漣漣。也許在余的推崇者看來,這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言行舉止,大約就是所謂名士風度吧!至於他對當地文壇巨擘,被譽為山中宰相的陳繼儒毫無顧忌的抨擊,更讓他華亭的朋友們為之膽戰心驚。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人拿來一部眉公生前的手稿想要賣給他,結果非但為他所拒,反而就此借題發揮,斷言「此老純盜處士之虛聲,以為終南捷徑,言無足法,行有可疑。今墓士拱矣,佘山一片石,急須傾百尺瀑布,以洗其羞。」一百年後這個觀點被與袁枚、趙翼同稱江左三大家的蔣心余寫入他的《臨川夢》一劇中,並以此得享大名。考慮到當時距眉公去世不過十餘年,其生活態度與文學思想對時人影響尚在,這樣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評,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他性格中輕率、偏激的一面。    
    然而,儘管花酒風月、伎樂歌吹融匯成余懷三吳遊覽的主要特色,但在世俗歡樂的表層之下,與他的遺民頭銜息息相關的河山之痛和愛國主義仍然如同暗潮洶湧。這尤其表現在我敢斷言他多半不敢拿出來發表的紀行詩篇中。四月二十二日在華亭赴一個朋友的宴請,本是相當平常的詩酒唱酬的世俗場面,突然就出現了「閒來莫把離騷讀,山鬼縱橫難問天」「杜鵑飛去冬青死,六代花殘恨未平」這樣驚心動魄的句子。幾天後與前重慶太守、甲申亂後以冠服投蜀江、絕意仕進的張冷石的贈答也是這樣,由於彼此談得投機,「帝閽不可叫,豺狼欲登天」十個行楷小字也就乘著酒意一下寫在了紙上——且墨痕淋漓。在至交張友鴻的來鶴樓,當他偶然得知一個從前認識,並有過一段情好經歷的雛妓及他年輕時候的兩名狎友仿村止園均死於戰亂,當場發出「地軸已翻,天河莫挽,義士青萍,朱顏黃土,浩歌盈把,如何可言」這樣令聞者生色的悲慟。而五月五日他移舟臥龍橋邊參加當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民間社集,面對「簫鼓沸天,樓船匝地」的舊日情景,突然觸動愁緒,禁不住悲從中來,「焚一爐香,炊茶灶,幾上置《楚辭》,且讀且哭,觀者皆目攝余曰:此狂生也」。看得出來,政治與風月,民族感,藝術,酒色,時代逃避和個人尊嚴這些年來一直以這樣莫辨你我、涇渭交流的方式糾纏在我們這位即將進入中年的詩人的內心,何況腦後拖著的那根沉甸甸的辮子時刻提醒著他的身份和現實處境。征曲,聽歌,學禪,賞劇,寫作,出遊,研究性藥以及不知疲倦地追逐女性。它們發出的一個共同聲音是:因為我的靈魂在精神的火中煎熬,所以我的身體必須在世俗的酒色裡淫浸。這大約就是後世研究者眼中的余淡心——余懷所謂操行高潔一生的主要內容。    
    幾天後他的畫舫停靠在青浦名儒王鶴占的水鏡山房,進行一次短暫的禮節性拜訪,並經由綠家濱再過昆山——仍然是途經。此前五月二十一日當他在華亭與諸友惜別時曾明確告訴過他們,自己的下一站是去太倉看望吳梅村,而事實上他卻急急趕回與太倉正好處於相反方向的蘇州。唯一的解釋是當時他與吳恐怕還只是彼此心儀,尚未正式見過面。這個推測在數日之後他贈吳的長詩裡很快得到了證實。充當他們之間此後二十年友情媒介者的是吳中名士姜垓。此人不僅與他具有相同身世,還由於經常在秦淮艷窖裡彼此彼此從而聲氣相投,情同莫逆。六月一日薄暮時分當他的豪華遊艇靠近吳家後宅的碼頭,手頭自然多了一份出自姜手筆的為之牽合引見的書信。當時吳梅村尚未迫於清廷壓力去京任職,自六年前在南明福王政府短暫充任宮詹事太史以來,一直居住在被余懷稱作五畝之園的那幢王世貞遺下的帶花園的舊邸裡。據余懷日記裡所稱,當夜兩人「披襟縱談」,彼此相見恨晚。數日後吳又正式設宴款待,並邀請當地名士周子椒、許九日,書畫大家王周臣兄弟,洞庭隱士顧右民等十餘人作陪。在這張與宴者名單上有一位叫馮靜容的女性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幾年前在讀尤侗的《西堂全集》時曾發現有尤贈此人的《訪馮靜容校書》和《留別靜容》等艷作。據徐釚《續本事詩》卷九介紹,馮「江上名姬也,意態瀟灑,風韻不減徐娘,尚登場演劇,一座傾靡。」余懷本人的《板橋雜記》在回憶辛丑中秋蘇州一次才子美人的日常聚宴時,也有「靜容亦吐,髻環委地」的生動描寫。看來系一曲中名妓無疑,且又不是什麼太倉本地人,此時卻風情萬種出現在一代高士吳梅村森嚴的內庭裡。這也不去管她。余懷日記裡還有「駿公(梅村)手錄《琵琶行》見遺」,並約他「當十日登床,揚擢風雅」的記載,但因自己有急事須立刻趕回蘇州處理,不得已於九日午後兩人只好怏怏而別。    
    此後余懷一直由姜如須陪同在蘇州四處清游,頭上估計又戴上了那頂凡不戴者均以違法論處的古怪的涼笠,上面的紅纓如同鮮血或者火焰,想像它驕矜的色彩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或殘山剩水間頻頻出沒,該是多麼刺眼且讓人黯然神傷的風景!儘管如此,我們文章中的這位苟全性命於亂世的人物依然讓自己盡可能顯得意態瀟閒。他在靈巖山憑弔吳宮殘跡。在西崦虎山橋拜訪當地義民徐玄初。他甚至與故人林若撫在光福寺後的山下童趣盎然摘楊梅。在萬峰禪院與「論經之餘頻涉世諦」的吳中高僧剖石和尚討論因果,色相,和朝代更替。空餘時間除了繼續寫作手頭那本指摘前人謬誤,考訂典章沿訛的批評著作,大半在與姜如須、王公沂的即興式閒聊中被打發。有一次他們宿酒微醺在舟中聯句,面對如夢家國,如水人生,彷彿要暗中比賽誰更大膽似的,那些觸忤時忌,完全可以被用來作為意圖謀反證據的詩句脫口而出,又是「朔馬躪幽燕」,又是「低頭泣杜鵑」。當時南明魯王、桂王殘餘勢力尚在舟山、福建、兩廣一帶糾集鄭成功、張蒼水等圖謀恢復,因此僅詩中「南雲通北粵」一句,在大興文字獄的清代初期恐怕就是不止一顆腦袋的事情。事後可能他們自己也為此感到害怕,催舟急歸,加上當時又天氣突變,以至在當天的日記裡留下了「薄暮至橫塘,風雨飆作,電光繞船,船幾沒」這樣驚險的記載。    
    


第三部分余懷出遊(3)

    三位女性    
    《三吳遊覽志》以日記的形式展示了作為前朝遺民的余懷日常生活的一個時間剖面。它的魅力當然完全在於它的真實。而我在此前的敘述中有意略去其中異性的部分並非故意賣關子,而是想以更為集中的方式加以描述與交代。如果我們打算相信他文中所記已沒有任何隱瞞,那麼先後出現在他旅行中且有特殊關係的女性共有三位,而且全都集中在華亭,這大約可以被用來解釋他在當地的逗留時間何以如此之長。由於這冊日記當時並沒考慮要成書出版,故而書中對自己私生活部分的記錄應該大致真實可信。如前述丹陽的曖昧與昆山飛舟追麗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讀者可能很難接受他在兩性問題上所表現的輕狂乃至放蕩。也許在他們看來,與其說余的身份是一名遺民作家,不如說更像是當今國外影視界或娛樂界的某位二流明星。然而,在十七世紀五十年代的士大夫階層,一位名士玩女人的手段以及數量的多寡,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被視作他才氣與知名度的一個衡量標準。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在當時全國色情業流行的主流話語:一個富翁如果有幸搞了一個名妓,這是可惡的傖父行為!相反,如果一位才子搞了她,則可以被認為是文化盛事。    
    將小家碧玉蕙如與余懷在華亭結交的另外兩名女性區分開來,是因為她最初與作者之間的那種「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式的純情關係。她不像出現在余懷以往生活中的那些投懷送抱的歌妓或者善解風情的閨閣詩人。事實上她的家也確實住在水邊——與一位性情乖僻的當地文人薛薜雨彼此相鄰——並在余對此人的一次例行拜訪中偶然相識。作為一名略通書畫文翰又自負美貌的小城佳人,她對突然出現在面前的這位名聞天下的才子有著相當的興趣,同時在內心又告誡自己不能表現得過於熱情。不清楚初次見面時彼此情感的發展程度,但在當晚的日記裡我們饒有興趣地讀到余對他的朋友能夠有幸與美人「暮藹晨吹,芳馨相接」的地理環境的羨慕和妒忌。這以後兩人的關係若即若離。直到有一天餘情思若狂從薛薜雨家裡出來,「渡小橋扣竹扉,蕙如幅巾紈扇,扶病以出,真可謂南方有佳人矣。……」由於原文以下緊接著就是余別去時留贈的兩首內容豐富的情詩,我想任何有心的讀者都相信這裡有一部分文字應該已為作者省略或此書編輯出版者所刪去——出於為賢者諱的良苦用心。這種忌諱想必可以為我們所理解,因為就在當天早晨,他才剛剛把當地另一名絕色女子送出他的私人遊艇——連同他作為贈品的文采斐然的七章詩。後面那首甚至還是分手前不久才「撫摩其胸口占」。在不到十二小時的時間內分別與相互認識的兩名美女幽會,這樣的速度與精力,應該可以讓前輩高人如西門慶先生者感慨後繼有人了吧!    
    這名「霧鬢煙鬟,嬌嘶若病」,一大早從余懷舟中出來,娉娉婷婷消逝在沿河煙柳中的女子名叫陸楚雲,職業身份是當地劇團的演員。她的身世幾乎與她的容貌一樣楚楚可憐,十二歲不到就離開家鄉嘉善,在南京的風月場所為客人侑酒,此後又學音律歌舞。清兵過江後她與曲中姐妹流寓華亭,以演戲為掩護繼續自少女時代就開始的賣笑生涯。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名風塵女子對來自權勢與財富的性要求幾年來她一直持鄙夷的態度,唯一能令她心悅誠服的是名聲與才氣。這同樣也是秦淮這所學校教育的結果。二十四歲的皮膚白頭髮黑的柳如是因此主動委身於六十四歲的皮膚黑頭髮白的錢謙益,從而成為這方面最鼓舞人心的經典。她與余懷的歡好看來屬於典型的男女間的一見鍾情。從後者抵達華亭後第二天偶然在朋友陪同下看她登台演《拜月亭》一劇,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登門訪艷,成為她那「窗壁潔清,几榻香靜」的閨房的座上佳客。半個月不到我們這位舊時代的追星一族已出現在余懷舟中——為自己的崇拜付出代價——而且一進船艙就是整整三天不出。有關此人的另外一件事想來也很有意思,數年前有朋友偶然告訴我她與吳梅村也有一腿,我的第一個直覺就是肯定與余懷有關。這次為寫作此文找來吳的全集細讀,果然一下就在詩全集卷八找到了吳的兩組贈詩,而且數量竟有十四首之多。時間是壬辰上巳(公元一六五二年春天)也即余懷相好此人的兩年以後。另外在余的日記裡也找到了他離開華亭前一天,曾特意請張友鴻畫一楚雲小像帶在身邊的記錄。舊時代的文人看來還是有不少東西可讓我們學的。至少對當代文藝圈的那些為女人爭風吃醋,大打出手的所謂名人影星,這一條小小資料就足以令他們全都無地自容。    
    陸浣月的情況相比之下肯定要簡單得多,她的年齡大約與余懷彷彿,而彼此的友情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前朝——一六四四年的初春。這位風韻猶存的嘉善名妓的艷名二十年前就已在秦淮傳播。日記中沒有出現兩人的風流記載顯然事出有因。事實上她的真實身份是楚雲的養母,而前述名士美人間的那場快餐式愛情暗地裡可能也有她的一份功勞。儘管她的徐娘風韻對余仍然有著相當的魅力,但我想即便是最具有想像力的人,也不大敢相信他同時將母女兩人搞定那種納博科夫小說裡才有的荒唐情節。有關陸浣月的記載在她女兒鑽入余船艙以後再也未見出現,因此將她的形象定位於兩人情事的媒介者與推動者可以大致無疑。    
    詩詞、賦、札、旅行雜記  及其它    
    與我們的主角以往的任何一次出遊一樣,公元一六五○年春天的這趟完美旅行的戰利品除友情、女人、美酒佳餚、江山勝概和市井風俗,還有大量感時傷懷、寄情寓事的即興式作品——與日記混雜一起——既作為他勤於著述的良好個人習慣,也是後人看好這本薄薄小書的一個主要理由。民國初年上海進步書局在重刊此書的編者提要中,也曾採取將它與陸游的《入蜀記》相比較的方式,並認為後者由於有事無詩所以不免要略輸一籌。如果誰有興趣對全書作一詳盡檢搜,就會發現它們的數目加起來總共有八十八篇之多——速度上甚至超過了一天一篇。假如我有統計局官員的才能,相信一定會繪製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圖表,以對得起這些才氣縱橫的華翰詞章。然而事實上我當然沒有,因此只能勉勉強強以時間為經城市為緯,將它們羅列出來,於是就成了下面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樣子:    
    丹陽  《贈方坦庵太史》七律二首。    
    無錫  《海天落照歌》七古一首。    
    蘇州  《虎丘新綠歌》 七古一首。《採茶記》傳記一篇。《過姜如須舊宅》七律二首。    
    昆山  《昆山女郎蕩槳歌》七古一首。    
    華亭  《來鶴樓用少陵重遊何氏山林韻》五律四首。《贈子山諸君》七律二首。《野廬詩敘》序一篇。《春宴即席》七律一首。《憶武靜》詞一首,調寄停雲。《集張冷石庋書處,分韻得蓮字》五律四首。《贈楚雲》七絕六首。《再贈楚雲》七律一首。《和少章庚寅吊楚湘》七律一首。《贈女郎蕙如》五律二首。《薜雨山亭題壁》七律一首。《奉和友鴻詠系舟圖》七律一首。《飲張止鑒宅分韻得聲字》七律一首。《贈屏間墨竹》七絕一首。《戲作佛謁》六言古詩一首。《憶楚雲》七律六首並序一篇。    
    蘇州  《思美草堂論舊分賦》七律二首。《孤舟夜雨歌簡如須聖野》七古一首。    
    太倉  《長句贈吳駿公》七古一首。《謝駿公招宴》七律二首。    
    崦西  《崦西訪舊》五律七首。《光福寺山行》五律三首。《舟中夜飲與人話舊》五律五首。《次韻平圃》五律一首。《贈崦西諸友》七律四首。《與姜如須舟中聯句》五言排律一首。《暴風歎》七古一首。《寄如須札》書札一通。《折楊柳歌辭》擬古樂府十六首。    
    好不容易抄完這張目錄,儘管知道對讀者的耐心將是一種折磨,但由於它的詩題和寫作順序對我們的閱讀所可能產生的幫助,我還是不忌憚煩將它輯錄在這裡。除了這些,我對散見書中的一些即景式議論和記事也非常感興趣,何況有些文字在我看來本身就可以獨立成篇。如在太倉與當地朋友聚飲時「公沂掃地焚香,右民洗茶曬藥,余企腳北窗下觀書。時久雨乍晴,山碧欲滴,用惠泉水潑峒山寺後茶,燒蘭溪豬,煮太倉筍,喫松江米餅,飽餐摩腹,繞堂而行……」的那一段生動描寫,簡直就是一篇漂亮的晉人清言。另外對吳梅村邸宅歷史、花石、建築、沿革、園藝如數家珍的描繪,也比吳的自敘文章來得更有意思。還有就是四月十九日日記裡他與王公沂在華亭買書的那張書單,書名分別是《王弇州史料》  《雲棲法匯》 《三國史》 《玉茗堂集》 《五雅》 《四夢》 《元白長慶集》 《弇州別集》 《杜詩》 《金瓶梅》 《水經注》。既可幫助我們瞭解他的涉獵興趣,同時對清初坊間流行刻本的品種與範圍也提供了大致的概念。其中值得特別提到的當然就是《金瓶梅》,由於清廷禁刻瑣語淫詞的法律要到《明史》案發後的一六六三年才頒布,因此我們有幸看到在公元一六五○年江南春天的大街上,這部書與偉大愛國詩人杜甫、偉大戲劇家湯顯祖、偉大現實主義作家白居易,以及自學成才的著名水利專家酈道元的書放在一起,顯示一種和諧的文化之美。據張岱在《陶庵夢憶》裡說,他此前十二年甚至還在南京與曾波臣、陳老蓮等觀賞過「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遺憾地看到此書一直被禁錮,甚至它的全刻本至今我們仍然只有在國家圖書館或專賣盜版本的地下書攤才有可能找到。    
    後來的事情    
    三吳之遊以後余懷似乎還去別處轉了一圈,然後回到南京的家中。他對自己此次旅行的評價相當不錯,即包括艷遇,遊山玩水,吹牛聊天在內的所謂「一遊而三兼」。說白了也就相當於今天一個作家去外地參加筆會。此後幾年他仍然頻頻往來於蘇州與南京之間。由於在兩地都有別墅和朋友,加上疏狂放浪輕財仗義的個人風格,以及任何時代都必不可少的金錢與知名度的強有力支持,以至一段時間內被隱隱視為南京文壇的領袖人物。他自己似乎也有意通過政治獨立、經濟自給、詩酒風流等手段將自我形象維持在經典的水平。大約一六六○年左右父親去世,他終於移家到心儀已久的姑蘇城外虎丘。當時那裡聚集著宋荔裳、周亮工、尤侗等戲劇界大腕人物,加上不久後也在蘇州買了宅子的李漁。這些夏襲葛披,冬天穿著厚厚的裘皮華袍的遺民准遺民整天廝混在劇院或妓樓,他們有舞台優伶的雍容儒雅風度,愛吃螃蟹和河豚,喜歡對色情開著各種機智的玩笑。他們討論劇本,研究食譜,徵選歌曲,出任各種選美活動的評委。戲劇+性+生活享樂——這是他們友情的基礎與紐帶。其中余懷與李漁的交情較他人似乎又要更深一層。從兩人的文札往來中也可領略到只有知交之間才可能存在的那種默契與坦誠。如其時新納喬、王兩姬的李因房事過度不堪支持,余主動將自己屢驗不爽的秘密春方推薦給他。而李有關女性服飾與化妝的新著脫稿後,也曾指名余的愛姬作為第一讀者,並「不吝斧削」。然而,儘管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瀟閒奢靡、聲色並茂,那種白髮龜年說天寶舊事的滄桑之感還是免不了於酒闌歌歇之際頻頻襲來。這就是余中年以後為什麼要花好多年的時間寫作《板橋雜記》一書的全部秘密。    
    余懷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他對聲色美人終其一生的濃厚興趣。在為李漁《閒情偶記》一書所作的序言中,雖然自陳「往餘年少馳騁,自命江左風流,選妓填詞,吹簫踮屐,而今老矣,不復為矣!」但同時也坦然承認「雖頹然自放,倘遇洞房綺疏,交鼓緪瑟,宮商迭奏,竹肉竟陳,猶當支頤鄣袖,傾耳而聽之。」這段自述為我們刻劃出一個惟妙惟肖的《儒林外史》中嚴監生那樣的形象——雖財色各為異途,但聲色何其相通乃爾!從他一六七一年端午前後兩次攜才六七歲大的三個兒子在朋友家裡看戲,也可知道他搬到蘇州後又置新妾,而且數量可能還不止一人。這以後隨著周亮工的辭世,李漁回遷杭州,尤展成舉博學鴻詞去北京做官,我們當時已自號曼翁、曼持老人的余淡心先生一下子也突然從後世研究者的視線中消失。除了知道他六十六歲那年還去海鹽看過當地大儒汪森外,從此下落不明。以至一直對余感興趣的今人黃裳後來偶然在曹寅《楝亭圖》的眾多名人題詠中,發現他署名「舊京余懷」的兩首短詩,不免有一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外驚喜。    
     黃裳先生還在《藝風堂友朋書札》找到楊晉、惲恪曾為余懷畫肖像的線索。華亭丹青名手宗漢也曾有過這樣一幅即興式速寫,當時還開玩笑地「補楚雲醉臥於其旁」。可惜二者現均已不傳世者久矣!而且文字介紹也缺乏生動的形象描繪。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幫助我們領略他的神采風貌,使讀者在掩卷遐思之餘,尚能形神略備的,看來只有吳梅村那首有名的滿江紅詞《贈南中余淡心》了——限於篇幅,請允許我只抄半闕:    
    綠草郊原,此少俊,風流如畫。盡行樂,溪山佳處,舞台歌榭。石子崗頭聞奏伎,瓦官閣外看盤馬。問後生領袖復誰人?如卿者。    
    吳梅村的詞裡當然也提到了舞台,因為這是包括他在內的那些生活在十七世紀中葉的遺民孤臣孽子忘懷政治苦痛的唯一方式。在對前朝衣冠制度的觀賞與留戀中,遺忘頭頂的髮辮,就像本文的主角曾打算通過不間斷的出遊遺忘他的真實自我一樣。但生活不是演出。生活是現實。那些借酒澆愁的人總有一天將看到杯中晃動的其實是火焰,沉溺美色者最終也將發現自己獲得的只是更大的空虛。這就是為什麼看上去幾乎一生都「優遊林下」「寄情聲色」的吳梅村到頭來還是發出了「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今心力已枯,一至於此」這樣沉痛的悲慟。儘管這只是他臨終前的個人獨白,但從文學史的角度則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個尷尬、無奈的時代的共同心聲——尤其是他的朋友圈子裡與他具有同樣身世的那幾個人——包括陳其年和侯朝宗,還有尤侗,還有隱居的冒辟疆和做官的龔鼎孳,還有躬耕太湖東山的顧伊人,當然——還有最終不知飄遊到了何處的余懷。    
     二000年國慶定稿於太倉    
    


第三部分沈復自述(1)

     一       
    在我的一生中,有兩件事情曾從相反方向改變了我對人生原有的印象。一七七五年,我剛滿十三歲,乘坐前人或同時代作家作品中多次描述過的那種充滿奇遇色彩的夜航船,跟隨母親前往南京外婆家探望臥病已久的舅媽。那時正值太平盛世,沿途物產豐富,士風奢靡。關於這次旅行,腦海裡至今保持著如下清晰畫面:一是當天晚上我樂不思眠,憑借低矮的舷窗,曾驚訝於凸現在江楓漁火古典意境中的達官名士奢侈的夜生活。另外那就是到達南京後與表姐兼未來的妻子陳芸急不可待的相見,以及接受她手贈的「秋俊人影瘦,霜染菊花肥」這一佳句時的纏綿情景。當時距芸的父親——也就是我的舅舅陳心余先生逝世差不多已有十年。儘管年齡與我彷彿,她卻儼然以家政主持者的形象出現在廳堂或廚下,一家三口的衣食,包括弟弟的學費、母親的藥資全賴她擅長女紅的十指供給不說,同時還不廢閱讀和吟詠。這樣的女性當然為其時正情竇初開的我所深深心儀。於是就在那天夜裡,在一陣羞澀和慌亂中我向母親坦陳了事後看來也許不無衝動的內心的真實嚮往。第二天起床後不久,一枚作為信物的戒指就從母親臂上脫下,鄭重交到了芸的長輩手裡。對這樁婚事的順利和神奇速度許多年後仍然使我感到困惑不解,也許是當時我的真情打動了母親,也許整件事情原本就出於大人們的精心設計。但不管怎麼樣,我和淑姐(芸的全名叫陳淑珍,字芸,因年齡大我十個月,故大多時候我還是習慣以淑姐稱之)就這樣在偶然的一見鍾情中決定了一生的命運,並發誓從此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一天的精確日期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的早上。    
    幾個月後的初冬,陳芸堂姐的出嫁又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十分難得的相見機會。攜帶我前去出席婚典的仍然是我的母親。在花燭與綾羅的海洋裡我一眼就認出了她——雲鬢花顏、通體素淡,唯一表現婚禮喜慶氣氛的僅是腳上一雙自製的做工精美的繡鞋。我平生第一次近距離仔細端詳了她的容貌。雖然自忖放肆已極,但偷看的內容其實仍然只局限於她的身體上部:削肩長頸,眉彎目秀,舉止顧盼間有一種天然高貴的與眾不同的品格。尤其是唇頰間那種若隱若現的夢幻與叛逆的痕跡,讓我感到既擔憂又神往。讓一個天生麗質的做夢的女人生活在貧困環境裡當然是一種犯罪,起碼也是資源的浪費。我想像自己有漢武帝金屋貯嬌那樣的財富與權勢,儘管後來經過多番努力,我還是不得不將她迎娶在蘇州滄浪亭西舊宅的那兩間木樓裡,而且貧困程度也並無多大改變,到後來甚至較她的閨中歲月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想到這些不禁令人黯然神傷。    
    當天夜裡送親歸來已是三更時分,婢嫗送來棗脯作為宵夜,我一向討厭甜食,芸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天才這時充分表現了出來。她暗捻衣袖——出於羞澀與怕同伴取笑——將我引入她的閨房,饗我以預先備下的熱氣騰騰的白粥和幾碟精緻醬菜。幾年後在蘇州,她又讓我品嚐她親自動手制做的蝦鹵瓜和玫瑰腐乳。那時她嫁至我家差不多已有一年,不僅以努力表現出的所謂婦德以及一手出色女紅贏得左鄰右舍的尊敬,而且輕財重義。手邊的一個例子是我弟弟沈啟堂與吳中名儒王虛舟先生的孫女訂親時由於家中缺少珠花,芸當即傾自己篋中所藏慨然相贈。至於裁剪衣料,培植盆景,整治菜蔬之類那更是她的拿手好戲。但我知道隱藏在這些日常瑣碎事物背面且不安騷動的,是她天生的自由精神以及為時代與傳統士紳家庭所無法容忍的浪漫。「一個生活的玩火者最終將毀於他自己點燃的火焰,就像用蠟炬翅膀飛行的人終有一天會在太陽下露出原型。」在二十歲的某一天,我在日記裡這樣寫道。說來也真夠巧的,那天也正好就是我被迫品嚐素所討厭的鹵瓜與腐乳的日子,而我之所以甘願這樣做,理由當然是為了愛情。當天晚上我們在住宅後面的一處古跡洞庭君寺踏月散步。芸怯冷怕風,楚楚可憐,我緊緊將她擁在懷裡,內心為一種自以為是的愛情所感動。我們在月下盟誓,花前私祝,願來生來世繼續有緣結為夫婦。然後接吻,做愛,情不能已。夜深時分,當她在我懷中猶如嬰孩宛轉嬌啼,皇帝駕幸江南的儀仗與車馬正從廟門外驚天動地地碾過。    
    我最後一次將芸這樣擁在懷中,心肝俱碎已是二十年後,在江對岸揚州先春門外臨河的那兩間草屋裡。其時她身患血症,奄奄待斃,在大大小小的藥罐擁圍中猶如被命運所遺棄的孩子。家中釜薪告絕不說,連伺候病榻的丫環阿雙見大事不妙也乘隙攜物逃走。此前我為籌措診費沖雪冒雨步行至數百里外的淮陰告貸,等我吃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弄到二十五兩銀子趕回來,芸的生命如同風中之燭已只剩下最後一點微弱的光亮。她就這麼微微側著頭,像平日做愛高潮時一樣躺在骯髒的床單中央,雙眼緊閉。當我流淚貼著她漸漸冷卻下去的消瘦的面頰,正好聽到她嘴裡喘喘吐出的「抱歉」「來世」這最後兩個哽咽的詞。我心中的悲痛與自責,我如何形容呢?儘管她的死有著涉及家庭、環保、禮教、性生活不諧、社會輿論與飲食習慣等諸方面的複雜原因,但在內心深處我仍然無法因此而寬恕自己。怯懦、任性、謀生計拙,還有對家庭和父親無原則的屈服。尤其令我傷心的是她臨終前唇間浮現的那種欲言又止的曖昧笑容。一個出色演員就此退出人生舞台,生命在我懷中消逝,而我居然還一直以她命運的守護神自居。一想到這些我欲哭無淚,這同時也是我為什麼要在五年後的今天剖心瀝膽,寫作這部題為《浮生六記》的私人回憶錄的全部動機與原因。    
    


第三部分沈復自述(2)

     二    
    蘇州滄浪亭初冬的暮色有一種純粹的小米淡墨山水的韻味,又像一大塊明鏡透徹人生的精微。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我有幸出生在那裡的一位世代儒生家庭,私下裡一直自以為是上蒼的厚愛與恩德。包括世道太平,衣食無愁,父母的溺愛,以及幼年所接受的良好的教育。如果打開我童年的記憶匣子,就會發現除了四書五經,對園藝、物理和生物學的愛好也佔據了其中相當的部分,而這對於一個傳統士紳家庭的孩子來說也許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印象中我六歲時遊戲舞台的主體依稀是屋後一堵傾圮的土牆,似乎每隔幾天我就會聚精會神蹲在那裡,觀察蚯蚓、螞蟻、蟋蟀等昆蟲的爬行與飲食習慣。夏天南方的長腳豹蚊其兇猛不亞於兩個世紀以後美國人的轟炸機。那時雖然我還沒有讀過李笠翁的《閒情偶記》,但似乎已經懂得怎麼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經營藝術美感。通常是在晚上,當奴婢們叫苦連天地用艾草與蒲扇跟蚊蟲作戰,我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它們引入我的帳中,然後噴上幾口白煙。於是奇跡立刻出現了:一幅幅生動的有著晚明筆意的白鶴舞空圖,就這麼伴我度過無數個難眠的炎熱之夜。這種對生活以及弱小動物的熱愛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從未改變。尤其是在與芸相識並結合以後,我們每天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插花、疊石、製作盆景、培植園蔬——甚至打制傢俱。比如我們結婚用房的整個設計與裝修就是自己動手完成的。即使是後來漂泊揚州的那些窮愁潦倒的歲月,將清貧生活盡可能藝術化的初衷也仍然沒有絲毫改變。當時我們租用的兩間平房實在逼仄得難以容膝,芸從吳中太平船後艙的復合結構獲取靈感,用原木製成台階,前後左右均形成獨立的空間,分別作為我、她和丫環阿雙的臥榻。從而使這一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得以解決。那時候每天我從供職的江都縣衙門歸來的第一件事情,記得就是將芸抱進廚房,然後閉上眼睛,猜想她今天又為我做了什麼好菜。順便提一句,將尋常菜蔬整治成美味佳餚也是她的生活強項之一。還是在蕭爽樓借居的那段時間,有一回楊昌緒、王星瀾、袁沛等朋友前來討論詩藝,加上居停主人畫家魯半舫,正待我們渴極思飲之際,一桌異常豐盛整潔的酒席彷彿魔術般和盤托出。事後才知這是芸拔下頭上唯一的一根金釵,沽酒買菜精心整治的。在她離開這個世界的六週年後回憶這些細節顯然相當殘酷,好在我的眼睛已習慣了淚水和棺槨的輪廓。無論盛宴當前或美人在抱都不能將我完全與過去分割。那刻骨銘心的悲痛,在我身體上留下吳鉤寶劍也難以剜去的深刻烙印。即使是在後來以隨員身份出使琉球的那段日子裡,在城市或海濱,當我為異國的景物深深迷醉,在富士山下的櫻花甚至北海道廟宇佛像的臉上,說來也難以令人置信,有好幾次我看到的仍然是芸臨終前淒迷哀婉、欲說還休的盈盈淚光。    
       三    
    為了在本質上為自己的愛情悲劇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我常借助倫理學與社會學,並盡可能讓自己置身事外,如同後來法國的結構主義作家羅蘭·巴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戀人絮語》中所做的那樣。儘管如此,對婚姻最初階段的追憶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仍然讓我情不能已。比如結婚當天的那個夜晚,我們從親戚朋友的打趣與諧鬧中脫出身來已是二更,淑姐身襲杏紅薄衫倚坐燈前讀《西廂》的倩影就曾是那樣叫人怦然心動!還有她對這部吾邑前輩金聖歎先生譽為天下第六才子書的流行唱本的癡迷與不俗見解。她對漢唐經史「識高氣雄」的四字酷評也一向令我佩服不已。有一次我們做愛後興致勃勃躺在床上討論唐詩,在瞭解她最心儀的文學大師為李白與白居易後,曾有如下一段戲謔性的對話。當時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碰巧我的表字就叫做三白,看來你跟白字真是有緣啊。」「這肯定因為我這人沒什麼文化,所以難免白字連篇。」她甚至想都沒想就這麼隨口應答——還故意幽幽歎了口氣——讓人忍俊不禁。還有一次是我清明祭掃祖墓回來偶爾撿到一些巒紋細膩的卵石,經過半個月的慘淡經營,一架帶有我們的手跡與思想的精緻的假山脫穎而出,並且就置放在那張我按《玉蒲團》裡的款式精心製作的春凳上。有一件事也許我不該說——但還是讓我說出來吧!儘管骨子裡悖逆時尚的思想和性情被我,包括我的朋友認為是芸身上的最動人之處,同時也是幾年後我父母驅逐她的主要理由。但在床笫之間和性生活的方式上,她卻表現得相當保守,以至這張可憐的充滿想像力的春凳自完工之日起到我們後來離家出走一次也沒派上過用場。兩個世紀以後的作家林語堂也說芸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可愛的女人,但如果到了床上我想他肯定不會這麼說。而在奴婢面前和公眾場合,她更是一直以刻意塑造的端莊勤快形象贏得全家上下及左鄰右舍的尊敬。每天五更不到就早早起來煮炊灑掃——置春睡乍醒時枕畔的情急呼聲於不聞,害得我有一天興致勃勃之時不得不像賈寶玉那樣在被窩裡自己解決問題。    
    那時候夏天我們最愛去的地方當然就是父親偶爾用於宴客的滄浪亭愛蓮居——一(處)凋敝的私家花園。瀉入臥榻中央的是窗前古松的一大片愜意的濃陰,據說這還是元明間物。芸浴後喜歡躺在床上慢慢穿衣服的裸體彷彿一個翡翠製作的藝術品,在不經意的動作與姿勢的變換中,折射出各種複雜涵義。而我對此常抱有資歷尚淺的收藏家偶然擁有重寶時的那種不知所措之感。一天酒後她鬢邊濃烈的茉莉花香象無聲的風暴,當時她正隨口吟出白居易的兩句詩「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我們的淚水與脂粉就流到了一起。同一天夜裡,在花園臨水的曲榭,彷彿有意要為我們的喁喁情話、耳鬢廝磨提供某種凶險背景,一聲轟響突然傳自月光下寂靜的河面,在四下裡既無人影又不見水波泛動的情況下,這樣的聲音確實非常可疑。芸當即大驚失色倒在我懷裡,繼而又赤足狂奔回臥室。當天深夜她在蠟炬的陰影裡無語垂首,臉上閃現出一種很難形容的木訥、憂傷的神情,好像某種冰雪與火焰的灰燼在沉澱在她的眼瞼內部。天明時分她開始發燒,說胡話,幾個小時後又發冷。緊接著同樣的病症也開始出現在我的身上。那是公元一七八○年多雨的初秋。國家落後的醫療手段使我們不得不在病榻上躺了整整兩月,並成功地將同病相憐這一成語註釋得幾近完美。當時父親遠在蘇北泰州作幕。母親私下裡已好幾次向我表示對芸吟詩作畫的不滿。弟弟啟堂送我們的病中禮物是一張桃花塢年畫新作,展現一百個孩子歡樂的生活場景,神情各異,惟妙惟肖,從而令所有的觀賞者都讚不絕口。當然,他們不可能知道還有兩位在畫外哭泣——樂極生悲,擔驚受怕——如果我們願意將自己也比做這樣兩位孩子的話。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甚至在這以前我們的自由天性就難免和家庭與社會時常產生某種齟齬。比如芸喜食腐乳蝦囟瓜以及喝湯時發出的響聲就一直為全家瞧不起。三天兩頭交新朋友,露齒大笑這些事也令長輩們私下裡時有議論。結婚第二年全家遷至倉米巷,由於失去了滄浪亭這一避暑勝地,夏天芸圖清涼曾說動我搬到郊外一個種菜老婆婆的園子裡去住,繼而又不顧身份與周圍的漁翁牧豎打得火熱,在一起釣魚砍柴學唱山歌什麼的。她甚至幾次勸我不必出去做事,強調布衣素食,以老終身的樸素生活的樂趣與真義。還有那次至今想來都讓人膽戰心驚的郡城花會,由於法律嚴禁婦女參加,當時她不惜女扮男裝以表弟的身份隨我同去,以圖一飽眼福。雖然此事源於我的一句玩笑,想不到她說干真干。令人意外的事情就發生在那晚歸來的途中,一個少婦抱著孩子坐在廟門口休息,芸顯然為她的出眾容貌情迷意醉,身不由已走上前去搭腔,甚至將手搭在她的身上。這一放肆舉動在我們這個以程朱理學為國家道德基礎的社會簡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很快散坐周圍的家人奴婢氣勢洶洶擁上來,並執意要將他們眼中調戲良家婦女、膽大妄為的惡少扭送官府治罪。雖然事情的最終結果是以芸脫帽蹺足展示自己的真實性別而乞得對方的寬恕,但此事作為一件特大新聞為裡中爭傳並流入父母之耳恐怕在所難免。然後是幾年後同樣鬧得滿城風雨的吳江之行。當時父親令我前去弔唁他的好友兼當地名儒錢師竹先生,由於舟行要經過她渴慕已久的太湖,芸吵著非要和我同去不可。她為自己設計的行動方案是借托回娘家探親先走一步,然後約定在胥門萬年橋附近的一個渡口會合。當我們為自己小小伎倆的成功自鳴得意,素雲,我們俏麗的客船船主的女兒,一個跟我有點兒瓜葛的少女,獨坐船頭清唱馮夢龍編的那些煽情的掛枝兒。回來時我們泊舟月下橋邊飲酒聯句,令人驚異的事情再一次發生:衣鬢不整、兩頰酡紅的芸突然將素雲推入我懷中讓我和她親熱,而她自己以局外人的身份坐在一邊飲酒觀看。她的膽大妄為以及開放的性觀念理所當然再度為坊間口頭媒體所津津樂道。以至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我的好友魯半舫的妻子在遇見芸時,還以閨中知己的身份悄悄向她透露:她的丈夫是如何風流放蕩,如何深夜挾雙妓在舟中飲酒作樂。而芸當時堪稱詼諧的經典回答是:「你說的一點兒不錯,因為其中的一名艷妓就是此刻站在你面前的這個女人。」    
     十年後我們羅曼蒂克的愛情終於到了尾聲。躺在揚州客舍一張骯髒病榻上的芸瘦骨伶仃,語音哽咽。往昔的風情與驚世駭俗作派已如門前古運河的流水悄然遠逝。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企圖確認對方感情的真實程度。說真的我並不企望在剩餘的人生歲月再次遇上像芸這樣的女人。同樣,我對那種花樣百出,不易駕馭,感情上需要付出很多的愛情從此也不再懷有任何興趣。儘管這麼說也許會讓很多對我們的婚後生活持欣賞乃至讚美態度的朋友們傷心,如清代的楊引傳、王韜,民國的俞平伯、鄭逸梅,還有前面提到過的學貫中西的著名作家林語堂等,但隱瞞這一點則肯定是更大的誤導。要知道中國男人感情生活的自私與狹隘一向積重難返,是那種屬於血液與基因的東西,而像我這樣一個小人物想要有所超越又談何容易。今天我之所以敢於在讀者面前展示自已的內心剖面,除了悲痛與懺悔的力量,芸臨終前的哀惋目光在這裡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它像塵封的明鏡,或黯淡的火焰逼視我一生的陰暗與怯懦。在閨閣繡榻年青嬌美的肉體與揚州金桂山下淒涼的一抔黃土之間,我被迫清算愛情的陳賬,並以盡可能真實的筆觸將它們寫在紙上——像當年謀生計拙時與友人程墨安合開的那家書畫鋪裡的賬房先生撥動算盤珠一樣謹小慎微、錙鏤必計——所謂回憶錄的目的和真實意義,我想大概就是如此的吧!    
    


第三部分沈復自述(3)

     四    
     皇帝南巡的御輦再次驚動了綠肥紅瘦的江南,父親帶領我在吳江接駕,說白了也就是混在人堆裡胡亂望上幾眼。皇家樂隊演奏的浩蕩天樂加上大小官員驚天動地的口頌萬歲之聲,簡直將這座文化小城的麻雀都嚇得好長一段時間內不敢再飛回來。這是公元一七八四年的春天,父親應邀在吳江知縣署中擔任辦公室主任一職,而我被破例允許以見習生的身份隨同赴任。次年在海寧,大致相同的錢谷書牘工作,不過歲俸稍豐。這座傳聞與當今皇上有著某種血緣關係的縣城除了讓我見識了名聞天下的錢江潮的浩瀚與壯美,還與另一樁純粹的私人秘密有關,那就是我和衙門書吏史心月的兒子史燭衡的彼此仰慕與傾心。我請他在當地名勝陳氏安瀾園桂花亭吃飯的那個晚上,芸別後的一通纏綿家書——告訴我即將成為父親——正好托人輾轉帶到。在如此溫馨的背景下胡作非為在事後看來是相當奇怪的。當晚我們兩人喝得大醉,醒來時發現彼此已躺在附近客棧的一張床上。惺惺相惜,熱情澎湃。燭光下他的身體宛如光滑的綢緞無聲地抖開,又彷彿春天的河流宛轉流動。我曾以此為題寫過四首七律——在幾年後任職績纖克明府署中的那些百無聊賴春宵。記得那時有人給我找來一部叫做《宜春香質》的坊間流行小說,集中敘述男人間的愛情故事,令人在閱讀之餘不免心神蕩漾。那種難以形容的奇異感覺,彷彿某次在邑中貴戚家偶爾喝到過的西洋蘇打水的味道——既甜膩又酸澀——以至我每晚不得不通過拚命縱酒與自慰才能讓自己勉強睡去。    
     差不多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們平靜的婚後生活在外力壓迫下開始有了某種難以彌合的裂痕。先是弟媳的挑唆使家母對芸有了偏見。接著女兒青君的出生也頗令全家失望,然後父親又幾次暗示我已到了自立門戶的年齡。雖然兩年後被逐出家門,寄居朋友魯半舫的蕭爽樓源於在父親納妾一事中芸扮演的尷尬角色,但引發家庭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線卻是幾年來斷斷續續埋下的。當時我們既無財產,也無固定職業,日子過得也真夠嗆的。於是再怎麼粗心的讀者也能猜出我的身影頻頻輾轉於江南的大小城市,目的當然與經濟有關。應該承認芸傑出的治家才能以及一手刺繡絕活在那時生活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一次她花費十天功夫為我們一個共同朋友周春熙繡《心經》一部,就足足賺了五兩銀子。只是她的身體狀況和對生活的熱情已明顯不如以往,這主要是我根據她對性生活的投入程度推測出來的結論。前不久兒子逢森的出生似乎更成為這方面的一個理由。她開始試探性地提出要分床睡,繼而又以怕吵醒孩子、身體疲倦、月期臨近等諸如此類的借口時常拒絕我的親暱。與此同時一批女性朋友如素雲、蘭官等開始絡繹不絕出現在她的生活中。一天夜晚,當我多次央求後終於有幸為自己謀來一夕之歡,結果卻大失所望。怎麼說呢——猶如火焰燃燒在巨大的冰塊上。    
     現在仔細回想起來,那段時間——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我們的婚姻確實出現了某種致命的危機,包括內部與外部。雖然那時我還沒有發覺她內心強烈的同性戀傾向,而且與性生活的偶爾不諧相比,事業以及掙錢養家當然顯得更為重要。但不時閃現在她目光與言詞間的某種曖昧色彩,我似乎還是感覺到了。何況當時所有的事情看來都被我弄得一團糟,自然也就心無旁騖。說真的,在工作、賺錢、教育子女和處理人際關係等方面,也許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稱職的男人。績溪的游幕生涯本來應該是我領悟中國官僚政治精髓的一個很好的機會,而我卻自鳴清高,與同事落落寡合,很快丟了飯碗。辛辛苦苦賺到的幾個錢(包括部分借款)貿然投入與人合開的一家以台灣為產品主要銷售地的酒廠,半年不到也因經營不善弄得血本無歸。這一切再加上功名無望,債台高築,兒女呱呱待哺,父母的成見與日俱增等因素,直接導致了我一七九三年秋天的那次不無悲壯色彩的粵東之行。儘管此事的起因出於長期在廣東經商的表妹夫徐秀峰的偶然建議,但最後促使我下定決心的是芸對此所持的出乎意料的贊同態度。於是,在開過三十一歲生日派對兼餞行薄宴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努力藏起內心莫名的疑慮與恐懼,並盡可能讓自己表現得像慷慨出征的威武的將軍。帶著滿腦子發財致富的夢想,和用跟親戚朋友借來的幾十兩本金置辦的蘇繡、紹酒、醉蟹等江南特產,站在細雨濛濛的婁江邊欲語無言拋妻別子。十二月上旬,當我跟秀峰合租的貨船進入江西省境內的那個傍晚,愛吟幾句詩的年輕舟子上岸採購用品回來,無意中傳出當時江南的文學領袖,同時也是我的精神偶像隨園老人袁枚幾天前在南京辭世的不幸消息。    
    五    
     廣州經商的半年對我人生態度與觀念所產生的影響——叫我怎麼說呢——就像塵封的鏡台被拭淨後置放於明麗的光線下。即使略去物質上身體上的收益(這以後我羸弱的體質明顯強於從前)不計,起碼也讓我這個抱殘守缺的傳統儒學人家的子弟的目光第一次越過教館、幕府、孔孟塑像與官吏嘴臉,看到了更為廣闊而真實的世界。奇異的風土人情加上琳琅滿目的異國商品,還有滿街腳趿拖鞋口嚼檳榔的鮮衣華服的男女。在我們下榻的靖海門內一個王姓老者臨街的那三間商舖裡,我親眼目睹一群蚊子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都吵得人睡不好覺。而次日上午在與前來拜年的當地商界人士的寒暄周旋中又驚奇地發現,其中幾位甚至只穿著薄薄的綢衫。同樣讓人大飽眼球的當然還有他們作為禮物相贈的那個叫做望遠鏡的物事。我小心翼翼將眼睛湊近去,街對面賣鴉片的鋪子頃刻飛到面前,而珠江邊英國通鋪樓頂那面花裡胡俏的旗幟簡直就像飄動在我的頭上。    
     我是否有過想在那神奇的小圓孔中窺測芸別後生活情狀的慾望?表面上看,我們的分離只是緣於家庭財政危機,但更內在的原因恐怕是我對她日益嚴重的同性戀傾向產生的恐懼與憤怒。而且船主女兒素雲想來也不是她唯一的情人。現在認真回想起來,幾年以前她與母親的義女王二姑、俞六姑非同尋常的親密交往就大有貓膩。那時俞或王三天兩頭睡在我們家裡,飲酒嘻鬧不說,更為可惡的是每次只要她倆一來我就會被趕到書房裡去睡。有一次我曾以玩笑的方式對俞進行試探,我說:「等你將來有了嬌婿,我也要請他來與我同榻,看你惱不惱火。」而心直口快的俞的回答似乎並沒有出乎我的意料:「到時他來我也來,你和他睡,我與芸姐睡,豈不更妙。」當我們進行這些弦外有音的有趣對話時,倚坐一傍的芸的表情是一種相當曖昧的微笑。緊接著進入她私人生活的素雲與蘭官姿態各異,後者作為職業演員在一次為父親生日舉辦的家庭堂會上與她相識後,暗中一直互通款曲。芸偶爾失口時也曾向我描述過這位曲中名伶的體態如何豐頤白膩。想像兩人在一起(比如說在床上)的情景也許是相當令人神往的,一組反差強烈而又諧合的色情線條——芸的瘦削單薄與她演員朋友的豐腴肥美——猶如趙飛燕與楊玉環頗具波普色彩的藝術組合。在廣州客舍那些孤寂而壓抑的夜晚這樣的胡思亂想簡直就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課,直到想像自己成為唐明皇或漢武帝才長歎一聲幸福地睡去。    
     反覆揣摩事件的細節與過程對我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除了得益於少年時代對生物學和物理學的濃厚興趣,客中無聊,有著大量可任意支配的時間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回首往昔,心神不定,彷彿過氣的資深偵探將出現在她生活中的每一位女性都看作是嫌疑犯,又像閱讀迴文詩一樣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環節。我甚至開始懷疑她母親---也即我的岳母,一個二十二歲就守寡的年青女人是如何解決她的性問題的?這裡頭顯然大有文章。另外一個重點是前面提到過的那次郡城花會,事後看來她對那位陌生的美艷少婦所作的性侵犯僅用一時衝動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假如當時她並非男子裝束而兩人又單獨相處,相信事情的結局又將是另外一番模樣。我承認這樣的惡意想像所帶來的快感與刺激,雖不足醫治並彌合受到猝然打擊的愛情傷口,在某種程度上至少也起到了「創可貼」的作用。與此同時,作為某種報復(此前在海寧我已試圖報復過一次)與自我平衡,我的身影開始頻頻在珠江兩岸素有銷金窟之稱的花舫妓樓間出現,並學會像真正的嫖客那樣大把花費銀子。肉體的狂歡看來有時確實可以令人忘懷精神的苦痛。在那些骯髒的艙蓬和散發廉價脂粉與海鮮腥味的床鋪上,我由衷感謝廣東的冬天所帶給我的刺激與溫暖!    
     當時粵地的色情業中邵寡婦手下的姑娘一向以蘇杭風味令來自江南一帶的客人趨之如騖。而我對一個名叫喜娘的雛妓的鍾情僅僅因為她跟芸長得十分相像,而且年齡也只有十七歲。薄施脂粉,素色淺花的裌襖加拖地長裙成為她每日待客的標準行頭,而且通常不穿內褲。「這樣省事得多,即使有些客人不喜歡脫衣服也可以做。」她這樣毫無羞恥地貼近耳畔悄悄告訴我。在我們初次相交的那個夜晚,她用一把銀質小刀切下一小塊酥糖滿懷愛意餵進我正接連打著哈欠的口中。一張兼作妝台的小小几案置放著筆墨紙硯,甚至還有一冊時下流行的暢銷小說《紅樓夢》。「我還要,我還要」,整個做事過程中她不停地用腳磨擦我的背部,真假難辨地這樣叫喊(頭微微側向一邊,這一點與芸也非常相似),而我像垂死的病人深溺在自己的精神幻象中,直到奔湧而出的淚水一滴滴淌在她的臉上。    
     出人意料的事情接連發生——主題是喜娘。先是我和徐秀峰喝醉酒為了她和人打架。然後她每次歡娛後除上交鴇母的四元番銀外不再乞討小費。再後來我公然帶她上街購物、吃飯什麼的也不再怕傍人閒話。考慮到自己一貫謹小慎微的性格,這樣的變化應該相當引人注目。喜娘,這個江南雛妓,善解人意的風塵女子,廣東的陳芸,新版《長恨歌》裡的琵琶別抱的商婦,就這樣以她的肉慾幻影和性愛技巧一次次打濕我江州司馬的青衫。是的,相比於芸床笫間一貫敷衍了事的態度,她奔放的肉體與富有想像力的動作是如此引人入勝啊!我開始破例將她帶回我的寓所,每次做事前也習慣先聊上一會。由於那時嶺南與蘇杭之間令常人畏懼的漫長路程,生意顯得非常好做。我和徐秀峰等人帶去的貨物很快銷售一空,這使我有時間整天與她泡在一起。在前後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內,我總共花費了一百多兩銀子,找回了結婚十年芸所吝於賜我的那種純粹的肉體狂歡。這個數目差不多已是我那次棄文從商辛苦賺取的利潤的全部。如果不是後來她的媽咪邵寡婦強迫我拿出五百兩銀子來為她贖身,恐怕我至今還會賴在那裡遲遲不肯起身。    
     回憶廣東的情事對我來說有一種川味火鍋的強烈的味道,它在記憶中多麼的荒唐與放蕩,那些送舊迎新的肉體,投映在潮濕的西洋布床單上(檳榔與海腥使它們顯得更為噁心難忍)。但在另一方面,當我用藝術的望遠鏡對準她們並打亮燈光,又是怎樣可愛且富有童稚情趣的圖案啊——秀髮纖足、白皙玲瓏的身體,彷彿花朵般綻開的結實乳房。在以後的歲月裡我習慣在高貴與世俗之間為女人的美麗定位,並以真實的水柱反覆沖刷她們的身體。在芸與喜娘影像的交投中,努力尋找並塑造出精神的女性形象,純潔、透明、質樸,在餘下的生命時間裡我一直與她生活在一起。    
    


第三部分沈復自述(4)

    六    
     我回到了蘇州,這是第二年七月的上旬。彷彿緣於某種默契,芸對於我揮霍貨款、縱情尋歡一事不置一詞。相反,她對徐秀峰新娶的廣東美人卻相當感興趣,並堅持讓徐帶來給她看一看。事後的評價是「美則美矣,韻猶未也」,這幾個字由女兒青君寫在包中藥的黃裱紙上,倒也有稜有骨,工整可觀——這當然是芸的功勞,幾年來孩子們一直在她的嚴厲督導下讀書和寫字。期間父親對芸的態度突然有了明顯好轉恐怕也正與此有關。尤其令我們感動的是他老人家甚至親自上蕭爽樓來相請,將我們重新接回家中居住。與此同時出於唯一當官的好友石韞玉的力薦我很快也有了一份工作——重操游幕舊業——不過地點換成了青浦。生活的輪子在經歷了脫軌、震顫以及左右擺動後,似乎又慢慢開始回復到原先的平靜——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這樣的。如果不是後來憨園事件所引發的強烈地震,故事的結局完全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打算動手寫出發生在公元一七九六年的那個荒唐事件以前,我必須先讓自己重溫幾遍《警世通言》裡的賣油郎傳奇。一個販夫走卒看上一位珠繞翠擁的名妓,並發誓要將她弄到手。雖然歷經磨難坎坷最終他得到了她,但這仍然只是故事。寫作它的人是我的老鄉蘇州人馮夢龍。觀前街的書鋪裡有他的繡像——一個微笑的和藹的老頭。好幾次當我目不轉睛看著他,疊合在視線中的卻是芸掙扎著想要飛翔的姿容。她像什麼呢——一個僅憑黑暗生活的夢遊者?一隻生下來就被剪去翅膀的天鵝?一團大風中央微弱的火焰?以及,一桿堂吉訶德那樣奮勇與風車作戰的可笑的長矛?    
     她用盡她的一生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從婚前到婚後,聰明的小腦袋裡滿是開創新生活的夢想。令我羞慚並自責的是,每次在她需要她丈夫的肩膀和力量的關鍵時刻,他卻從來不在那兒。在我們一起生活的那些歲月裡,我既不曾主動關心她的精神世界,也無力將她從不切實際的幻想中解救出來。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作為一個思想前衛者她一直是在孤軍作戰,跟社會、家庭、世俗、時尚、道德觀念、孔孟禮教,或許還要加上自己的卑賤出身和毫無生氣的乏味的婚姻。即使後來揚州郊外那場命運的大雪將她的一生覆蓋,她的手臂依然掙扎著想要伸起,保持飛翔的姿勢,孤獨而悲壯——象萊蒙托夫《帆》一詩中所反覆吟詠過的那個令人震顫的意像一樣。    
           
     七    
    描寫憨園的故事必須回到蘇州,而且首先要與詩歌和一個叫張閒憨的朋友有關。此人作為憨園養母——寓居吳地的浙中名妓溫冷香的多年相好,在一次虎丘之行的途中曾建議我順道前去拜訪一下。地點就在半塘附近臨水的一座僻靜宅院。此前他手攜溫的得意之作《詠柳絮》四律前來索和,我見一個娛樂界人士能寫成這樣也算難能可貴,一時技癢答應了下來。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撩她離緒更纏綿」之句,據說曾令溫激賞不已。事情的由與背景大概就這麼個樣子。而且見面以後我們這位傳聞中色藝冠群的美人的姿容在我看來也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之感。唯一讓人感覺不虛此行的是她的女兒(後來她奉命陪同我們遊玩),清純中不乏性感,而且目光也相當大膽。但我即使狂妄到將自己看作是清朝的李白,也絕對不敢在身無分文、窮愁潦倒的情況下對一個中產階級人家的女兒產生什麼非份之想。真的,如果不是那天剛巧家母也正帶著家人秋遊虎丘,以至在中途相遇,故事發生到這裡應該已經結束。    
     我至今清楚記得芸與憨園初次相遇時的情景,包括每一個細節——雖然回憶這些事後只能令我倍感心傷。當時兩條游舫同泊在半塘西岸的柳蔭之中。憨園出於禮貌執意要過舟叩見我的母親,就在拜罷起身朝艙外走的一瞬間她的目光與芸相遇,並久久停留。好多年後張閒憨依然聲稱敢與任何人打賭,說當時他在空氣中確實嗅到了「耀眼的火藥的氣味」。新的也更精彩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兩人當即扔下眾人不管,雙雙攜手去虎丘絕頂千頃雲盤桓了一個下午,傍晚在野芳濱吃飯時也杯來盞去,彼此都表現得有些失態。回去的時候芸甚至提出讓她與憨園共舟,而我和張改乘母親的大舫,並最終強迫我接受了這一方案。可以想像我當時的灰頭土臉形象與尷尬身份,也就是說,既妒火中燒,在船上其他人面前則又被迫充當了她的秘密戀情保護人的角色。是的,新的也更危險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我相信自己從一開始已經看到它的結局。而我沒有試圖去加以阻止是因為沒有什麼可以為我所阻止:那個勉強做了兩年好妻子的芸已經再度從相夫課子的生活表層消失,現在在那條遠遠落在我們後面,且燈火幽暗、寂靜無聲的船上的已經是另外一個陳芸。    
     第二天中午憨園出現在我們家中,兩人喁喁密語,情好歡洽。幾天以後又正式嚙臂結盟,拜為姐妹。芸最心愛的一隻翡翠釧子作為某種定情信物,也早已堂而皇之出現在憨園的玉臂上,這些應該都並不讓我感到意外,包括她對外聲稱所有的這些努力全都是為了我——讓憨園成為我的侍妾。也就是說,我才是這出頗有黑色幽默風格的劇中的真正主角,而她不過在其中飾演了紅娘的角色。應該說明的是這種遮人耳目的伎倆她並非初次使用,當年與素雲、蘭官情好交往時打的也正是我的招牌。僅僅出於對來之不易的家庭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唯恐受到破壞的擔憂,在一次酒後我曾藉著醉意與她開玩笑,我問她「你到底打算演的什麼戲?恐怕不是董解元的《西廂記》,而是李笠翁的《憐香伴》(此劇繫著名女性同性戀題材)吧!」儘管事先已有思想準備,但她坦然回答「是的」時的天真語調,還有說話時臉上的燦爛笑容還是讓我相當吃驚。這是怎樣真實而又膽大妄為的一個女人啊,她完全應該享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國籍,而讓她生活在十八世紀末的中國小城,可以說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個悲劇。    
     隨著戀情的發展,芸與憨園不計後果的羅曼史也從秘密狀態逐漸演為半公開。細心的朋友與家人開始發現,儘管客人作為我的女朋友,每次來後我卻總是毫無例外地被請出門外。公眾場合偶爾忘情時兩人的神色也難免讓人有些生疑。在接受同性相愛事實的文明時代遠未到來之前,這樣曖昧的事情確實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全家精神上的重負。好在我的全力遮掩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父親在半年中已接連三次在他的書房內向我盤問。他投注於我臉上的目光猶如冰雪一樣寒冷,而他下巴的美髯卻因恐懼而不間斷地微顫。    
     芸憨畸戀的最終結局以失敗而告終。溫冷香幾乎從一開始就對兩人的交往持強烈反對態度,正好一位洋貨巨商此時願意拿出一大筆錢來梳櫳她的女兒,而憨園本人對此則全然沒了主張——這就是故事差不多可以預料的令人掃興的結尾。可以想像這次失戀從精神到肉體所施於芸的毀滅性打擊,如同時下流行小說《紅樓夢》裡得悉寶玉婚娶消息時的黛玉——既使她的自尊受到深深傷害,也摧殘了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身體。此後八年她的生活基本上是以一個病人的身份在床上度過的。在那些無語淚流的黃昏和深夜的狂夢中,她反反覆覆說的一句話就是「她怎麼會是這樣的人啊」「她怎麼會是這樣的人啊!」    
     幾乎在這以後不久,父母對我們最後攤牌的時刻也終於到來了。我們被勒令三天以內從家裡搬出去,理由是我擅自為人作保,債主追討上門,但更內在的原因當然是因為芸的醜聞。當時這件事情鬧得如此之大,以至親戚朋友中無一人肯收留我們,包括素有豪俠之名,並曾為我們的落魄提供過庇護的故人魯半舫。作為唯一的選擇是芸遠在無錫鄉下的一個姓華的閨中女友。考慮到一家四口寄人籬下不易,臨行前又不得不對十四歲的女兒和十二歲的兒子作了近乎殘忍的處置:童養媳和貿易商行學徒,這就是他們各自的悲慘命運。所幸此後不久有朋友幫我在揚州找到了工作,接著芸也很快趕來相會。眼看著生活幾經重創好不容易又恢復了一些生氣,但我任職的國稅局突然裁員一下就令夢想中的一切全部化為烏有。與此同時芸的肺結核也嚴重發作。在揚州冬天的風雪中我們一邊默誦「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古詩,一邊相互抱頭大哭的情景,每次想來都令人心如刀割。彷彿兩個不幸的生活落水者互相抓住對方的身體想要盡量往上托舉——最終,如前面已經敘述過的那樣,她沉了下去,而我僥倖浮了上來。    
     八    
    現在是公元一八○八年的深秋。在四川省著名的潼川書院和北京皇家翰林院供外省文官暫居的客寓裡,為寫作這篇私人性質的回憶錄一連數月我沉浸在對往事的追憶與內省中。秋風透過垂簾拂動我微斑的鬢髮。在一傍伺硯添香的侍妾系我的好友兼上司,即將出任山東按察使的石大人石韞玉所贈——此前我一直單身獨居,並在他和其它朋友的提攜下混跡於商場與政界。前不久甚至還有機會風風光光跟隨趙介山大使公費出國觀光。後來世界書局版王均卿的所謂《浮生六記》足本將我出使琉球一事謬考為在無錫華家寄居期間,除了時間上和經濟狀況的描寫上都與全書相悖以外,更為可惡的是後兩記的文字也純屬此老托名偽撰。當然我不打算對這個沽名釣譽的吳興皮貨商人提起著作權訴訟。真的,一個人連妻子是秘密同性戀者的事實也忍受了,還有什麼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何況我飽經滄桑的心靈早已厭於紅塵紛爭。在那裡芸的遺容一直象石頭壓得我透不過氣。如果說我對生活與女人還有什麼興趣,那也不過是我們崇尚自由精神和開放思想的人生主題曲的一個蒼白的尾聲……    
     芸是我一生中最愛的女人,我相信一直到死我都會這麼說。儘管婚姻中期一段時間互有猜疑與妒忌,但在精神上我們始終相依為命。像那個時代所有封建家庭中的長子一樣,有一種致命的矛盾永難解開,那就是在屈從父母與呵護嬌妻之間感情天平上的身不由己。而我在這方面應該說做得尤為糟糕。如果我具有袁枚的才情與石韞玉的仕途通達,相信事情也許就不會弄成後來這種樣子。為了這一點,幾年來在內心我一直無法寬恕自己。    
     生活在兩百年後的文明時代是多麼教人羨慕!人們可以在中學教室或生日派對上自由相愛,也能隨便上商店購買自慰器和進行變性手術。有芸這樣癖好的女人在荷蘭和比利時聽說甚至還可以公開登記結婚。這使我在勉強寫完本書的第四章後,頗覺意興闌珊。並最終喪失了將它們全部完成的力量與信心。在京城皇家賓館御煙沉沉的夜色之中,我茫然面對眼前的文字,舉棋不定,審視並懷疑它們是否真的具有存在的必要。事實上幾個小時以前我的感情已經將它們撕成碎片,以至我的理智盡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們重新拼湊起來。    
          
    二○○一年三月    
    


第三部分隨園食事及其它(1)

    建築風格頗具幾分歐化的小倉山房座落在南京清涼山麓。採用大面積的彩色玻璃作主要采光材料,這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極為罕見。作為大名鼎鼎的隨園的主體結構,如果不是太平天國後期為戰亂與兵火所毀,它的建築歷史迄今應該已有二百五十餘年。七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五台山體育中心觀看夏季中朝籃球友誼賽的興高采烈的市民,當然不會想到他們的木屐與劣質塑料涼鞋下面曾是一個時代文學乃至政治的中心。同樣,假如你是一名外省旅客,同一時期到南京出差,沿著廣州路往上海路方向走,你會在路旁某幢舊宅的牆上看到一塊標有「隨園」二字的鐵皮牌子,但這僅僅作為街道的命名,並不表示有珍秘的遺跡可供憑弔與賞玩。而路南邊位於百步坡至永慶寺一帶,當年曾是隨園南山的著名景點天風閣與柏亭,現在除了粗暴地寫在永慶寺大門額頂的「明亮油漆合作社」七個大字,書法依稀尚有幾分隨園味道(這一點很有意思)外,你同樣什麼也別想看到。但如果你是剛巧是古典文學愛好者,又一向對此間主人心懷仰慕,那麼接下來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將上述地名再加上寧海路與紅土橋,在紙上用線條細心把它們連接起來,就意味著你對這座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別墅的地貌與規模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印象。    
    無論在今天的圖書館或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隨園以及它的主人袁枚都應該不是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有關他形象的定位卻一直勉乎其難。當然,對大多數讀過他的《隨園詩話》以及傑出散文《祭妹文》《黃生借書說》等的讀者來說,首先他應當是一個有著簡潔、生動的文風的作家,但這並不影響歷代的風流才子對他鑒賞女人眼力以及不菲艷福的真心欽佩,同性戀者與官場失意者也引他為知音,知識經濟時代的知本家則將他看成是他們這一行的弄錢好手。此外,旅行家,財會人員,室內工程師,時尚消費者以及其它雜七雜八的行業,估計在他那兒也都能找到精神上理論上的有力支持。最後當然還要加上烹飪界那些食古不化的懷舊主義者,他們對他一生的不俗口福和獨到的美食心得推崇備至。他是那樣喜愛精美的膳食以至專門為此撰寫了一部兩百來頁的作品。這本取名《隨園食單》的專著記錄了他一生飲饌上的體驗與技藝,其品位之高雅,見聞之廣博,當世幾無出其右者。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它於公元一七九二年刊行問世,這以前的那些討論飲食的著述如《山家清供》《閒情偶寄·飲饌部》等,立即退避三舍──彷彿燈燭之火為強光所掩──儘管作者的本意還遠不止於此。    
           
    袁枚購置隨園作為自己的人生舞台時年僅三十三歲,當時他在隸屬南京的江寧縣擔任知縣,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個得力人物──時任兩江總督的滿洲人尹繼善的蔭庇之下。由於才能和政聲,加上與上司非同尋常的師生關係,從而使得他在官場上如魚得水,任期未滿一年即被推薦出任高郵州知州。但這一破格擢升在報請吏部核準時遭到了斥責與拒絕。僅僅因為吃不到那裡名聞天下的野禽與鹹鴨蛋,雖然也有可能讓一個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總有些說不周全。比較接近真相的解釋應該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官場禮儀與個人生活習慣之間的扞格與矛盾。怎麼說呢?比如你總不能讓一個所謂民之父母者對山水的投契重於農桑,或者對碑帖的興趣遠勝吏牘吧!另外,對個人驚世才華中文學與山林屬性的深刻自我瞭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辭官這一大膽決定時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總之,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這位在仕途上本來應該有著遠大前程的年輕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從一個堂堂七品知縣老爺,變成了優遊林下的山人隱士。由於買的是前人的廢園,加上處地略偏,當時只用了大約三百兩銀子,但擴充它重建它的花費又何止十倍!只要讀一讀他後來為此撰寫的情文並茂的系列散文《隨園六記》,就可以發現這簡直是一個縝密而宏偉的人文規劃下的產物。其中既有對中國歷代園林精華的廣采博取,又借鑒了從意大利傳教士那裡好不容易獲取的文藝復興後期西方建築的某些樣式,更有對自己家鄉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斷橋、南北峰、蘇堤白堤等的移植與複製。如此的洋洋大觀再加上園內書倉庋藏的三十萬卷圖書,以及「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鵠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為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這樣的廣告式自我宣傳,(參見《隨園遺囑》裡的有關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為清代園林藝術的驚世之作,無論達官貴人或平頭百姓都以有機會一遊為幸。好在這裡的主人偏偏又是個喜歡熱鬧,又具有開放思想的傢伙,於是一個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現在當時瓢飲簟食、皓首窮經的江浙作家群中。「開筵宴客,排日延賓,酒賦琴歌,殆無虛日,其極一時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種牡丹,花時如一座繡錦屏風,天然照耀,夜則插燭千百枝,以供賞玩。先生排日延賓,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為止。彷彿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隱士,而是一位迪斯尼樂園,或中華錦繡風情園的業務經理。    
    隨園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周邊不設圍牆,這無論在當初或今天都稱得上是驚世駭俗。想想看,幾萬身家的私產,數百人口的性命,就這麼大大咧咧的如同現代城市裡的廣場或街心公園那樣坦露著,甚至連夜不閉戶也談不上,因為根本就無戶可閉。將安全的基礎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憐憫和可能具有的人道主義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蒙賊哀憐而已」。山勢逶迤、修築困難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也有人把這歸結於主人的開明作風,但我總覺得事情可能不會如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就像他在創作上以「性情」二字號令天下,痛詆考據,反對格律,批判復古等偏激觀點,也不能被簡單認為是普通的文學思想之爭一樣。一個在文藝坫壇上如項羽那樣打算逐鹿中原、問鼎天下的傢伙,這是我自十七歲讀《小倉山房全集》以來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們在這裡談論的這個人畢竟是連蘇東坡和陸放翁都不放在眼裡的,至於本朝的同輩或前輩那就更不在話下。「一代宗師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詩」,這就是他廣為人所非議的對清初兩個最有才華的作家方苞和王漁洋的評價。在文學的國度裡他也許一直就是這樣隱隱以君王自許的吧?我總愛這樣詢問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據統計每年總數約達十餘萬人的遊客每逢春秋佳日從城內及郊縣喜氣洋洋湧上山來,那種扶老攜幼,流連忘返,士女如雲的吉祥瑞慶場面,與其說出自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某種自詡的與民同樂更恰當一些吧!我們可以想像,在那些風和日麗的正午或黃昏,當他站在園中主樓冬燠夏涼室明亮寬大的陽台上,在十二侍妾與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擁伺候中,手持籐杖,眼戴西洋進口的金質眼鏡,手撫新染的齊胸長鬚,慈和,寬仁,居高臨下地觀賞下面這國泰民安的景象,內心很有可能將自己錯認為是長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開封城裡元宵賞燈的道君皇帝什麼的。如果有誰對這一假設感到驚訝,或心存疑惑,那麼園中主要景點柳谷正中高懸的那副對聯「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為讀詩書又戀花」至少可以為我們透露出一些這方面的信息,何況這對聯還出自他的自撰。    
    一個世俗生活的熱愛者,同時也是一個在政界又十分想出風頭的傢伙。很多資料表明,退職賦閒只是袁枚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種策略與手段。事實上這以後他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興趣非但沒有半點減少,反而更為積極與熱衷。這方面既有《小倉山房尺牘》中大量的與當時朝中權要的往來書信為證,也有他與江南官場位居要津者的稱兄道弟,長年廝混應酬的實際生活狀況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認,他在隨園這一個人生活舞台上實際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陳眉公,王百谷那樣的山中宰相角色。我們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員無不來此討教做官的訣竅,順便進獻一點兒禮物。而當朝大員外放路過南京也時常對這裡進行禮節性的拜訪,因為這樣做既可滿足自己附庸風雅的虛榮心,博取禮賢下士的美名,同時也期望能通過此間主人令人羨慕的龐大的社會政治關係網絡,為自己今後的仕途前程與輿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即使彼此從一開始就知道是相互利用,但和一個名聞天下的詩人打打交道,畢竟有利無害。要知道當時的政治空氣中儘管也會時不時的刮上幾次沙塵暴什麼的,但從總體上來說還是一個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學術繁榮、文化昌盛的清明時代。連皇帝一生也寫了一萬多首詩,你想還有什麼別的話可說。    
    他們一般都在距隨園數里外的紅土橋下馬,這一禮節在許多書中都有著詳盡的記載。屏棄轎輿、眷屬與儀仗,輕車簡從,步行上山,以示對主人的仰慕與敬重,這在當時幾乎已成為一個慣例。其中的一個人物是燒鴉片的大大有名的兩廣總督林則徐。林對隨園的匆匆造訪甚至已在袁枚死後多年,卻仍然堅持要循依舊例,並且任憑隨從與袁氏後人怎麼勸阻也不改初衷。這種隆重禮待與規格肯定為擔任七品江寧知縣時期的袁枚所難以想像,同時也從另外角度說明他對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設計與塑造所獲得的成功。    
    當然,偶爾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謙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與當時簇擁在他周圍的那一群人──同學、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壇幫閒、孌童歌妓──在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眼睛裡,隨園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已被認為有幾分混同於承德的避暑山莊。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時是這樣的。因此,當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個五品學士曾冒冒失失乘坐車轎來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嘲弄當然也就不難理解了。除袁本人在致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說,一個後代崇拜者在所編《隨園軼事》一書中還專門以《某學士》為題列一條目。內云「仕隱兩不同途,先生退居小倉山,久已將官場習氣,一概掃除,是以達官過訪,亦必於十里外屏去騶從。某官排道上山,為先生所憎惡」。可見袁當時的權勢與驕矜之氣已到了怎樣的程度。    
    如果這還不夠,還有一件事,也許同樣能從另一側面加深我們對上述這一點的印象。某一天──據袁自述──他從與江寧縣同屬南京的上元縣衙門幹事回來,在路上看見一個因賭錢被押解去縣堂的年輕理髮匠,「嫣然少年,饒有姿媚」。袁一時不由為之吸引,當即以理發的借口讓上元縣令李竹溪立刻將該少年送到他家裡來。及至後來近身之際仔細一看,才發覺此人其實長得並不怎麼樣。大失所望的袁一下弄得興趣全無,又叫上元縣馬上派人來將此人領回。這件事的詳細經過記錄在《小倉山房尺牘》卷二《令上元縣李竹溪釋枷犯》的前後兩通書札中。以一個退職縣官的身份,可以將一個現職縣官隨心所欲地驅役差使,這樣的政治事實確實讓人觸目驚心。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袁枚當初在致友人信中為自己辭官一事力辨時「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台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那番有名的牢騷,相信至少有部分應該出自真心,而不能說他全是矯情之言吧。事實上田野麥穗葉尖的清亮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與收成,在詩人眼裡也許從來就是兩個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讓一個文學的皇帝同時又是官場上的風塵俗吏,確實是件難堪甚至讓人無法忍受的事情。從現存《小倉山房尺牘》內指點江山,結交天下,紙面上不時流露出疆臣議政、內閣辦公口氣的那些往來信件來看,袁後來內心想必一定有足夠的資本和理由為自己當初毅然辭官的英明決定得意非凡。當然,如果純粹從市場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觀察,倒也不能不承認他個人設計的名山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僅僅只有幾年時間,隨園雅致的上山小道彷彿就成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點擊並展示出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官場複雜而污穢的一面。我們可以看到以此為中心逐漸形成的那張複雜而龐大的人事網絡──並且還在繼續擴大之中-----通過同年、座師、老鄉、同僚、學生、弟子等各種社會、人情關係。當然,把風度翩翩的詩人袁枚比做蜘蛛顯然有失恭敬,但事實上他是這張網的主要設計者與編織者。其中既囊括了象樹齋相國,阿廣庭公相,豫親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這樣顯赫的皇親國戚與當朝大老,也有各據要津的地方政要與文壇名公。這些人天南海北牽扯到一起的理由雖說不盡相同,但至少有一點應該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圖,各取所需。是的,他們需要他,而他也許更需要他們──出於彼此間的虛榮和公開或隱匿的利益。作為某種恰到好處的藉口和障眼物,一個文學的美麗光環始終在頭頂堂而皇之照耀他們。    
    隨園五十年退隱生活以及在文壇的地位,可以說達到了一個文人一生中所能達到的頂峰。說真的,我想像不出在他的同時代作家或前輩文人中,還有誰能像他那樣擁有如此顯赫的權勢和豪華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來要喝惠泉水沖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擺著愛吃的新鮮牛奶和鰻面蝦餅,眼戴廣東巡撫搜羅來的紅毛國新款眼鏡,身穿陝甘總督奇麗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時常在上面灑一點西洋貢品古刺水(香水),懷中揣著大金錶,手裡玩著古玉履,到處載美同游,兩天染一次鬍鬚。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幾套杯盞。家中不僅有當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價值連城的三十餘面西洋鏡子。其中由浙江巡撫張松國所送的最大的一面據說縱橫有七尺之長。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鏡子前攬須微笑、恬然自得的情景。但他在這鏡子裡看到了什麼呢?他看到的想必一定是自己傳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個成功人士特有的躊躇滿志中又不無迷惘的那種神情,自負?倨傲?或許還要加上幾分空虛?就像小倉山房雨後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鏡面上──明淨中的晦澀。    
    


第三部分隨園食事及其它(2)

    下面我們必須立即將話題轉入飲食,這也是這篇文章題中的原有之義。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用相當篇幅討論了隨園建築上鮮明的美學特徵以及它的政治寓意。但純粹從個人興趣而言,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的也許不是這裡樹木花草的名貴和亭台樓閣的恢宏,而是此園東角那由一百餘畝田產與養殖場所組成的龐大的農產品供應基地,以及長年供養在園,各司其職的三十多個農夫和大量後勤人員。其中包括工程部主管龍武台,廚師長王小余,財務總管汪芝圃,方甫參,女廚師兼園藝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層幹部。我想像自己當初讀到這些描述時的感覺,也許財大氣粗和啼笑皆非是最能形容我當時心情的兩個詞了。「園之東西,各有田地山池」「樹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魚,雞鳧之豢養,尤為得法。美釀之儲藏,可稱名貴。形形式式,比購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辦。」在羅浮宋梅、大理茶花間種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羅卜,在珍禽異鳥的嚶嚶鳴聲中雜以豬羊的哞哞亂叫,想來這也實在是令人不禁莞爾的事情,但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實。一位與隨園恩怨甚深的人物──《批本隨園詩話》的作者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曾詳細記錄了他個人先後幾次上隨園作客時的所見所聞。比如有一年初秋上山吃到了剛摘下用秘法炒的桂花栗子。另一次陪母親去看望袁的家眷,作為主人的熱情款待是一桌豐盛整潔、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前後好像也只張羅了不到一個鐘點,可見書中所載並非是胡亂吹的。還有一個叫陶西圃的杭州老鄉在隨園不僅吃到新鮮的爆羊肚,還有正宗奎元館製法的蝦仁爆鱔,也都是現殺現炒,當場置辦。這種物資供需上的豐富與精到與我們印象中飲風餐露的隱士顯然大異其趣,因此從文化的意義上來探討,它的內涵恐怕已遠遠超出傳統園林的範疇,顯得更像是一座地主階級的城堡或鐘鳴鼎食人家的豪華莊園。後來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以此作為書中大觀園的原型和想像基礎,大概看中的也正是這裡的富貴靡爛氣象吧。儘管因為此說出自袁的好友明義甚至袁自己之口,自視甚高的紅學界一百年來對此一直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但考慮到位於清涼山五台山脈的隨園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寧織造時置下的產業,後因貪污遭查抄後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轉手繼任隋某,最後輾轉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時間因生計維艱在兩江總督尹繼善署中擔任過慕僚,而袁與尹的特殊親密關係又為當時朝野所周知。更有意思的是大大有名的隨園十二侍妃與書中金陵十二釵的描寫,在數目上也正好相等。凡此種種,我想對這種說法我們還是不妨姑妄信之的。另外,大觀園裡食事的鼎盛與精緻,在我看來與隨園在氣勢與排場上也盡有相當程度的可比之處。如寶玉在病床上喝的蓮羹湯所用的模具在《隨園食事》裡就有著類似的描寫,而第七十五回裡賈母吃的那盤風醃果子狸,其製法簡直就像是出自隨園名廚楊二之手。在當天的菜單上我還發現有一碗豆腐,與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與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豆腐為袁枚所喜愛當然與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關係。他的個人解釋是寫作辛苦以至虛火上升,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應該是性生活過於頻繁。彷彿他選擇性對象的首要標準是膚色白淨,他烹調豆腐也以盡可能保持本色為第一要義。《隨園食單·雜素菜單》一上來就是十來種豆腐的烹製秘方,可見他對是味確實情有獨鍾。從烹飪的角度而言以其中慶元豆腐製法最為簡單,「將豆豉一茶杯,水泡爛,入豆腐同炒起鍋」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數揚州鹽商的海鮮豆腐。試想現在是公元十八世紀中葉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淮揚巨賈程立萬座落在邗江南岸的豪宅內燈燭輝煌,笙歌四起,一次別開生面的宴飲剛剛進入到高潮。邀請的客人多為名重天下的文壇諸公如金農、厲鶚、蔣士詮、杭世駿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倉山房主人袁枚。席間一盤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他後來在文章裡回憶,這盤豆腐「精絕無雙,其腐兩面黃干,無絲毫滷汁,微有□螯鮮味,然盤中並無□螯及其它雜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細細討教一番,但當夜傳來的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趕回南京,以至於「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語之間頗有幾分嵇中散臨刑前所感歎的「廣陵散從此絕矣」的悲涼味道。但袁枚也許永遠不可能成為象嵇康那樣的純粹藝術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他對政治的駕輕就熟,他以文人之身而與官場一直維持的良好關係,理財的本領,物質生活的慾望,以及對個人知名度的重視與自覺維護等等,既傳統又先鋒,既搞笑又另類。在實現個人生活理想的同時,也為幾千年灰暗、單調的傳統文化長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肖像,並且在中國作家中可以說至今無人能及。雖說近百年來欲步其後塵者多如過江之鯽,比如郭沫若,比如余秋雨,但想玩得像他那樣出神入化,爐火純青,恐怕還有不少距離吧!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較為偏愛的品種,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其外形楚楚可憐,色澤嫩白,他一般用它來與切得極細的燕窩絲同炒。另外一隻愛吃的家常菜魚翅炒羅卜絲同樣製作工藝複雜,羅卜絲須在雞湯裡出水兩次,以去其味,而魚翅純取上半根,下面一截棄之不用,烹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為羅卜絲、為魚翅」為最高境界。這兩道菜在色澤與形象方面雖說頗多類同,但我們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藝術上的故伎重演,而應該從袁氏一生美學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飾──的高度上來加以認識。正是在這樣的藝術原則的指導下,他肉喜白煮,魚愛清蒸,甲魚用湯煨,鮮蝦以酒熗。即使鹿筋、鹿尾這樣膻腥之物,他也令廚工想方設法或用雞湯煨,或用菜葉包而蒸之。「不雜他物,便成白色,用盤盛之……加花椒細末」。    
    順便瞭解一下他對點心的態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後的袁枚愛吃麵食,這大概也出於他對白色食物難以釋懷的美學趣味。但南京面製品一向粗礪,自然難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人的法眼,這樣就給那些想居高臨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計巴結他的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因此他筆下的那些什麼劉方伯月餅、盧運司糕、陶方伯十景點心、揚州洪府粽子云云,在作為食單來讀的同時也是不妨作為政治秘圖來讀的。其中好像楊中丞的西洋餅最為袁所喜食,按書中所列製法與作料來看,似恐是今天食品超市裡賣的蝴蝶酥一類。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裡還有一個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蕭美人的故事。蕭系揚州儀征一容貌出眾的半老徐娘,在該地南門外驛道邊開一點心鋪,「善制點心,凡饅頭、糕、餃之類,小巧可愛,潔白如雪。」由於吃上了癮,袁一次遣人過江竟一下子定購了三千件,後來還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聞。同樣,五十歲前後有一段時間他三天兩頭往蘇州跑,原因也正因為一個蘇州朋友唐靜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聞先生至,必手自烹飪,後王氏亡,先生挽以聯云:『落葉添薪,心傷元相貧時婦;為誰截發,腸斷陶家座上賓』,蓋記實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這樣的殘酷現實儘管令人心痛,好在《隨園食單》裡還保留著王氏最為拿手的絕活炒鱘魚片的具體作法,使這一闋廚房裡的國風雅歌尚有依稀餘音可聞。    
    從飲食一道探討一個人的文學思想,這樣的角度雖然不無標新立異之嫌,但終歸還是值得一試,至少隨園主人當年自己也曾經是這麼幹的。在食單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不止一次拿文學來取譬烹飪,興致勃勃討論兩者藝術上那些可以共參的部分。同時只要我們略加關注,也可看到在《隨園詩話》、《小倉山房尺牘》等著作中,到處有著大段大段的有關食物的描寫。正如較他早些的作家李漁喜歡借用戲劇來闡述人生見解一樣,飲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成為袁枚表述自己藝術得心應手的工具。「余不喜山谷詩,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畢竟少味」。「唐詩最佳,而五言八韻試帖,名家不選,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詩尚如此,食亦宜然」。一次他應某巨賈之邀欣然赴宴,發現主人雖張羅出四十餘種山珍海鮮款待客人,烹調手段卻令人不敢恭維,以至於「歸家以後,仍煮粥吃」。他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跟寫作者貪求作品數量犯的是同一性質的毛病。而在強調食物的精緻與廚師技藝的辯證關係時他又指出:「審問慎思明辨,為學之方也;隨時撥點,教學相長,作師之道也,於是味何獨不然」?    
    與食事緊連著的一件事是性事,這可是中國的道德老師孔子和孟子當初所排列的人生秩序。身為儒林表率的隨園先生自然不敢有違先賢的雅訓,並有志於將這一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推陳出新。自少年讀書期間與同學張顧鑒──詩人張船山的父親──發生性關係,至六十七歲載美出遊天台寵納侍者金鳳,他一生艷遇的數目雖比不上唐明皇后宮佳麗三千人,但較之前朝的仇英唐寅輩那可是不遑多讓,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在愛情境界和對女性的呵護與尊重上,後者較前者更是不知要高出多少。文化與藝術修養看來在這裡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我對袁在性問題上的好感首先在於他的坦誠,其次是講究隨緣。說真的,沒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那樣輕鬆、自然地談論性以及與性有關的話題,至少在他同時代的文人圈子裡沒有。他對性的開放態度在後代研究他的人眼裡一般被認為是男權主義對女性的輕賤與狎弄,但事實上這種說法很難讓人信服,尤其是對那些通讀過他全集,並對他的愛情態度有一個粗略輪廓的讀者。即使我們略去他主張女性知書達禮、接受教育,主張男女自由接觸,反對纏足,反對以是否處女判斷一個女性貞潔與否,贊同婦女改嫁這些封建社會中難得的文明思想不說,在他一生足以讓人眼紅的愛情生活中,我們很難找到利用權勢或金錢引誘達到佔有對方身體的範例。看來袁在愛情舞台上的形象確實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乾淨得多。同時,用張生崔鶯鶯,或者他的同時代文人──《浮生六記》裡的寒士沈復與芸娘的夫唱婦隨來要求他也顯然過於苛刻,因為他的富有,也因為他在當時的國家擁有的如同現在的歌壇天王、影界巨星那樣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個中心,時代的強光打在他略有幾顆白色麻子的儒雅、機敏的臉上。我們可以想像,那些傷春的少女,那些達官內眷、大家閨秀,如何為他的驚世才華和明星光環所吸引。我們可以想像,那些錦書、淚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詩文的形式出現的發自內心的崇拜和若有若無的傾心,如何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向小倉山房,春流一般湧動。    
    袁枚不是清代歷史上第一位將生活質量和生活享受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確實是這方面做得最好、最為成功的一位作家。但隨之而來的一個敏感問題是他的生活來源。(哦!我們終於要談到錢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敵人甚至朋友── 對這一點一向以來深懷興趣,並習慣以今天紀檢官員的敏銳眼光對他的收入問題抱有持久的懷疑和警惕。也許在他們看來,袁偶爾於兩江總督府中嘗嘗菜包鹿尾,在隨園宴請客人時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雞汁石斑魚作為壓軸節目,那也算不上什麼,但以一退職縣官的閒身,終其一生都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背景下逍遙自在,讓人眼熱乃至忌恨也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在他死後表現得更為突出。然而袁生前對自己的經濟來源事實上並無半點隱瞞與諱言,《隨園詩話》的編輯與刊行在我看來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該書洋洋兩大卷六十餘萬字,事先雖已由財大氣粗的畢秋帆、孫穭田二人資助全部出版費用,作者方面私下裡其實卻另有孝敬。「求入選者,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數目雖甚微小,但考慮到詩話中總共選錄並評點了一千餘人的詩作,加在一起應該也是很可觀的數目。加上這部帶有暢銷書性質的名家新著出版後由全國各大書坊出售本身也還有一筆很大收入。另外妥善保存在隨園詩城木架上的標明序號的書板,也隨時作好了視市場銷售情況印刷第二版的準備。一切彷彿都帶著顯著而嫻熟的商業化操作的痕跡。這曾是李漁對文壇的貢獻,但袁將它做得更好也更完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出版事業自他們二人始--加上作為先驅者的馮夢龍等人--才逐漸擺脫了顏如玉、黃金屋、千鍾粟之類的浪漫空想,慢慢步入市場化的商品經濟的良好循環。    
    寫作序言及碑、傳、墓誌之類也在袁枚一生所掙下的萬貫家產中佔到了相當的比重。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知名度,以及傳神的文筆。「五十年中,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誌,而贈銀巨萬者」。(《隨園軼事》)這樣驚人的稿費收入自然遠勝在朝廷做官了,但我懷疑多半出自後人的附會與誇張。比較切合實際的估計是每篇一百兩到數百兩不等。這裡必要提到的兩個人物是董怡亭觀察與鮑肯園參議,作為袁生平筆墨業務上的兩位最大客戶,為一篇墓誌銘和一篇傳記曾分別付給他一千兩銀子作為酬金,讓袁喜出望外進而深感不已,甚至臨終前還不忘將兩人名字寫入遺囑大大頌揚了一番。可見上述巨萬云云,顯然出於商業策略上的自我炒作。就像今天請歌星出台開演唱會動輒一二十萬,自抬身價,私下最多數萬即可成交。不過傳說中一個姓安的淮揚鹽商曾附庸風雅,出巨資重刻孫過庭《書譜》,托人向袁索跋。袁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幾個字予以打發,就毫不留情地一下宰了他兩千兩銀子,這事倒有可能。對有錢的呆佬下手不妨可以重一些,這似乎符合袁平時的一貫作風。    
    就像世界銀行的金融寡頭們千方百計四處尋找項目投資,如何加速手中資金的運作與流動,也成為袁吟風弄月之餘必須時常考慮的一個問題。他的選擇對象是前面提到過的文壇好友兼淮上巨商程魚門。通過對全集的細心閱讀,我發現自袁退隱之日起,一筆數目為五千兩銀子的巨款就以月利二分的高息放在程在揚州的鹽行裡。還有一些在恩師尹繼善的兩江總督府,不過利息可能要低一些。另有少部分由親戚汪芝圃主持,或投資實業,或短期放貸。我們不難想像這樣的人情與利害關係雙重保險下的良性金融運作產生的效益。程那裡的後來雖因主人耽於吟風弄月、不善理財意外出了事情,但袁歷年取回的利息早已超過本金數倍。在幾年後程客死陝西,歸還無望,孤兒寡母哭到南京求助的黯淡現實面前,袁謀定在先,胸有成竹,當即以壯士斷腕的豪情,果斷而機敏地進行了一系列別開生面的炒作。比如毅然焚去借券,(反正已是白紙一張)比如倡議為遺孀求恤,比如登高一呼,說動陝西巡撫畢沅掏腰包拿出三千兩銀子之類。成功和一帆風順總是和他在一起。這些義舉在文壇與政界果然達到了預定中的讓人仰懷高義、聞風心折的良好效果,何況這樣他自己就再也用不到拿出一分錢來。    
    


第三部分隨園食事及其它(3)

    也許正是因為一生名山事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度與完美,認為袁是政治投機者和道德淪喪者的批評仍然不少,至少在他生前死後很多人都在暗裡這樣痛詆他。然而叫人難以信任的是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孫星衍,還有吳嵩梁和鄭板橋等等──多為袁的生平交好甚或執弟子禮者。其中王昶曾多次給袁寫信,稱其人曰「巋然為東南人士所仰止」。其文曰「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鄭板橋,這個主動贈詩於袁稱「室藏美婦鄰誇艷,君有奇才我不貧」的傢伙,對同性戀的共同嗜好曾是他們友誼的基礎,也在作品中對他冷嘲熱諷。一名入室弟子甚至在他死後將原來引以為榮的「隨園門下」的私章改刻為「悔作隨園門下」。昔日的崇拜者與追隨者說這樣混帳的話顯然出於內心積壓已久的自悲與忌恨。是的,也許袁對他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擁戴袁意味著可能一生都要淹沒在他持久的光芒之中,但反對他訾議他同樣被證明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何況袁枚政治上處世上的藝術還只是他生活的一個側面。事實上他的文學成就比財富和社會關係更有力地支持著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詩藝,他的性靈學說,淵博的大部頭歷史著作,小說,藝術筆記,涉筆成趣的書信體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隨筆讀的食單、詩話,以及那部彷彿外國作家隨想錄一類的《牘外余言》,無不展示著他作為一名傑出作家所擁有的強大實力。洋洋四百餘萬字的《小倉山房全集》作為清代文學具有獨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讓人仰之彌高。在二十世紀末中國小縣城的書店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評點它們的當代名人有錢鍾書、台靜農、郭沫若、毛澤東。    
    袁一生的最後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興致勃勃度過的。他以七八十歲的高齡下廣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當然是在他那些年輕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時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達到了一生中的巔峰時期,到處是盛況空前的歡迎、禮待、宴請、饋贈。如果誰對這一點缺乏想像,只要回憶一下前些年劉德華或郭富城來大陸演出時的狂歡場面──並從這中間減去閃光燈與攝像機——就可以了。或者讀一讀他的好友詩人趙翼寫的那篇有名的戲謔性妙文──其中幾句正是對他出遊的生動調侃:「佔人間之艷福,游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    
    其間他還幹過一件驚世駭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詩自挽。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預言包括七十六歲死亡在內的他後半生的人生大事。由於其它諸事都被先後驗證,他於當年年初便作好了辭謝人世的準備,並毅然作詩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這種知天達命精神對社會感官的刺激與衝擊力。整個國家上下沸騰了,一千多首和詩從天南海北寄向小倉山房,敬佩與悲痛之情溢於言表。但事實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來。四年以後的一七九五年,由於自覺不支他戲作自壽詩十首,交代生前死後諸事,但死神再次與他開了一個善意的玩笑。然後這樣又過了兩年,他於揚州舟中偶染風寒,腹瀉不止。在小倉山房冬日寧靜中略帶幾分清寒的光線裡,他披著皮袍,倚著病榻,用彷彿平時給朋友寫信那種平靜語調給兩個兒子阿通、阿遲寫遺囑,中謂「用淡紅紙小字寫訃,不可用素紙,其餘平行用小古簡最雅,用大紙便市井氣」。「恐屍硬不便著靴,有極華刺誘朱履一雙,白綾襪一付可用」。「但題一碣云『清故詩人袁隨園先生之墓』,千秋萬世必有知我者」。書畢摘下眼鏡,臉呈笑意。這次,他是真的去了。    
    寫於2000年4月─5月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1)

    在採石磯太白樓頭把酒看欄外的長江依稀是一派典型的盛唐詩歌景象:開闊的視野,雄壯的氣韻,平穩而有內在節奏的流動速度,而這三樣東西正是構成一個傑出藝術品所不可或缺的部件。儘管長江沿岸賞心悅目的登臨處不少,但採石磯的江山如畫在文化上的位置一向得天獨厚。詩人李白當年選擇這兒跳下去從而結束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至今他的軀體與思想尚安睡在距此不遠的一抔寂寞黃土之中。尤其是在暮雨瀟瀟的殘春或深秋的黃昏,驚濤在故壘西邊拍擊出蘇東坡詞中那種鐵綽銅琵的聲音,而江心的點點帆葉彷彿被歷史的大風拂亂的正史或野史的殘篇斷章——講述時間與滄桑——既深沉又凝重。在這樣的時刻如果你剛巧有興致在那裡憑欄懷古,你會覺得捲起千堆雪的浪花與你的思想形體是如此相像,而浩蕩的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江水此刻則彷彿正從你的胸中流過。    
    公元一七七一年,幾乎出於同樣的偶然因素,一大幫文人雅士在這裡的一次浪漫集會,至今尚被認為是安徽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那一年春天的上已佳日,洪稚存、黃仲則、孫星衍,還有汪容甫和楊荔裳,這些清代文學史和學術史上名頭響噹噹的人物,在時任安徽學政——文化教育廳長——朱筠的發起下,假座太白樓頭舉辦規模浩大的詩酒文會。由於與會者的長長名單不僅囊括了該省的名士宿儒,更有正好來當塗參加當年春季會試的全省各州縣的青年才俊,其盛況空前的情景應該不難想像。有關這次詩會的詳盡情況以及天才詩人黃仲則如何技壓群雄,一舉成名,以至被譽為「清朝的李白」的整個出鏡經過,在後來現代作家郁達夫的著名小說《採石磯》裡應該有著生動的敘述。其中學政大人磨墨、侍從攤軸等明顯模仿李白當年初入皇廷派頭的細節恐怕出自郁的自撰,至少在記錄此事的文獻中很難查到明確出處。不過黃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一詩在與會群賢中引起的轟動以及詩壇權威人士的酷評卻全然有史可稽。無論黃後來的座師王昶的《黃仲則墓誌銘》,還是乾隆名士吳蘭修的《黃仲則小傳》等均不吝筆墨描寫了他當時「年最少,著白袷立樓前,頃刻數百言,遍視坐客,客為之輟筆」,和朱笥河學政見詩後驚歎「黃君真神仙中人也」等出風頭場面。何況那時他的年齡才二十三歲,與他的同學兼良友洪稚存同在朱的官署中擔任秘書工作。因性情落落寡合加上恃才傲物的才子惡習,以至與衙門裡的同事時常搞得關係緊張。每逢這種關鍵時刻,作為他一生利益自始至終的主動維護者,洪的厚道、謙恭在大多情況下總是起到了某種調停與緩衝的作用。有關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著重提到。    
    黃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來第一人」的盛名,與他一生貧病潦倒的身世所形成的那種觸目驚心的對比,一直是令後世文人唏噓感慨,為之痛心疾首的一件恨事。這大約也是自感懷才不遇的郁達夫情有獨鍾的更為內在的原因。郭沫若當年也說郁寫《採石磯》純屬某種「夫子自道」。就一般而論,讓一個天才詩人同時又是交際大師和弄錢好手當然所望過奢,這不僅因為藝術與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回事情,更要命的是才華的擁有者在通常情況下都會據此向社會索取某種報償——比如說,官職或財富,或者兩者都要。但假設有人能從更高的境界——社會普通一員的角度——來認識自己,並盡可能在現實生活中保持謙遜與低調,想像中應該還是可以做到的。而黃樂於扮演的正是自屈原、楊修、嵇康,到李白、徐渭的那種恃才倨傲、憤世佯狂的誇張角色。一個讓人永遠無法迴避的參照物是他的朋友洪稚存。同樣的出身低賤,同樣的才華橫溢而屢試不第,但兩人在世俗形象的定位上卻大相逕庭。洪謹小慎微,修身養性,待人溫良禮讓,在遭受多次功名失敗後勤學不倦,終於以庚戌科榜眼的風光一舉成名,官居翰林院編修,一度還擔任過皇子的老師。嘉慶初年由於犯顏直諫流放伊犁,後以皇帝公開下罪己詔承認錯誤的結局賜還復職,從而成為清史上受人敬仰的名臣和經學大師。黃則自怨自艾,疏狂放浪,堅持以「遺棄」和「蔑視」的方式處理個人與現實世界的關係。儘管一生中不乏文壇名公和朝中大佬的推許與賞識,包括對其作品的揄揚以及經濟上的資助,卻始終深溺在詩酒放縱與牢騷不平的名士怪圈裡無力自拔。由於兩人的過命交情一直被認為是清代歷史上的經典與佳話,如此殊異而又耐人尋味的文本,簡直讓人無法不對隱藏在這背後的某些有意思的東西深感興趣。同時,在同時代人的贈詩裡,黃的傑出詩才又曾有太陽之譽。假設這個比喻成立,我想我們是否有理由將他後來的不幸結局看成是兩種物理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外力的擠壓與內部黑子的爆炸——但願我持這樣的苛論不至於驚擾已在地下沉睡兩百一十八年之久的古人。    
    如果將場景從太白樓頭的詩酒狂歡移到五百公里外江陰小城的旅舍孤燈,而且時光也同時往前倒溯五年,那時黃作為科舉場上又一躍躍欲試者正在當地一家廉價客棧裡發狠苦讀。三更燈火五更雞,廢寢忘食,臥薪嘗膽,怎麼形容也不過份。因為這畢竟是那個時代有志之士實現生平理想最原始的途徑,尤其對黃這樣出身貧寒的市民階層子弟來說更是如此。此前他已順利通過縣裡的童子試,並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得到常州知府潘君恂、武進知縣王祖肅的器重與嘉獎。當然,這樣的榮譽對幾年後揚名天下,朝中名公貴戚爭相結納的黃來說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但當時也確實令這位十七歲的少年新進很得意了一陣子。黃的計劃是以同樣的成績通過郡試,正式取得庠生資格,那麼日後的青雲直上、仕途通達似乎也就有了一個良好而堅實的起點。以黃當時「慕與交者,爭就趨君,君或上視不顧」的倨傲與自恃,這樣的打算當然不至於被認為是什麼奢望。有意思的是,他與後來成為他一生至交的洪就相識於如上的一次夜間長讀——在某日夜間燈火昏昏、書聲朗朗之際出於好奇相互循聲尋訪。相同的身世、家境、幼年喪父以及對文學的狂熱愛好,很快令兩位素昧平生的貧民知識分子一見如故,並從此相依為命。當時黃因家庭反對尚未習詩,洪行前偶然塞在行囊裡的一冊漢魏樂府不免令他大開眼界,於是複習功課之餘兩人競相仿作。僅僅幾個月時間,洪就坦然承認黃作無論詩藝及意境均已在自己之上。這是一個信號,也是本文的一個關鍵。在此後兩人長達一生的友情關係中,我們將發現洪一直處於被動和從屬的地位。儘管他的年齡較黃要大上四歲,卻令人奇怪地甘願對黃惟命是從,這與一個世紀後蘭波與魏爾倫在倫敦的那段交往多少有些相似。唯一可能的解釋只能是黃的天才和傲慢對他的神奇的征服力。這也就是說,令洪俯首稱臣的並非黃的精神人格,而是藝術上的天賦與高度。瞭解這一點相信對我們認識兩人一生的過命交情至關重要。         
    次年初春他們再度聚首,形影不離,不過地點已換在了由地方名士、經學家邵齊燾主持的常州龍城書院。作為一名資深學者和從前的翰林院編修,邵退隱以後一直熱心於講經授道,以培養和舉薦地方才俊為己任,其身份地位略相當於現在地市一級的文聯主席。而洪與黃的勃勃才氣和風雅吐屬也很快令他們在眾多學生中脫穎而出,成為邵在公開場合樂於向他人主動言及,並引以為傲的一個不倦話題。邵同時也是第一個發現在黃的天才光芒裡潛伏著某種危險陰影的人。在他現存與黃酬答的七首詩中,幾乎都暗蘊指謬摘疵之旨。細玩詞意似可明顯看出,當時的黃極欲以詩詞動公卿,揚名立萬,事業上走的是李白當年那樣的偏鋒一路。這不免令一向主張以文學作修身養性之用的邵深感憂慮。從《勸學一首贈黃生漢鏞》裡「得失亦區區,何時成忿怒」的苦心勸解到《和漢鏞對境行》中「輕狂慎戒少年行,沈靜更於養病宜」的直陳其非,一個語重心長的前輩形象躍然紙上。以黃的孤傲與大牌脾氣,這樣直言不諱的批評恐怕很難聽得進去。此後他的身影於是頻頻出現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之間——以謁造名賢、拜訪座師等各種世俗名目。遊山玩水,樂不思蜀。當他得知嘉興的著名學者鄭虎文、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等均系邵同榜好友,又央求邵分別修書代為引薦。「鄭太史、王廉吏皆以國士待之。」(洪稚存《黃君行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後者,除了日日酒宴相待,更是「每有所作,必持質黃秀才定可否」(左輔《黃縣丞狀》),簡直是將這位二十出頭的詩壇新秀當老師看待了。湖南向為詩國勝地,汩羅湘靈,水悲風郁,這使逗留那裡近一年的黃從思想到藝術都受益匪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為謫仙人復出矣。」(同上)清朝的李白至此好像開始在詩壇上正式亮相。兩年後朱笥河太白樓頭黃吟畢擲筆那一瞬間「望之若神仙中人」的美譽,確實就像是當年賀知章在長安酒家初遇李白時所發出的「真謫仙人也」那一聲驚歎的另外一個版本。    
    當黃仲則於一七六八年——一七七○年間在名山大川間浪游,意態蕭閒,行萬里路之時,洪稚存一直寄居陽湖親戚家奉母盡孝,掙錢養家,孜孜不倦讀萬卷書,同時致力於經籍金石的研究與考訂。常州向為清代歷史上大大有名的乾嘉學派的開山之地,一大批經學名家如孫星衍、翁方綱、汪容甫、朱筠等均與這裡淵源頗深,一時間猶如星斗燦爛,竟相輝映。洪後來終能自成體系躋身一流大師行列,與孫、翁齊名並史稱經史江左三大家。這樣的榮譽在旁人看來自然風光無限,但只要讀一讀幾年後他在京師所繪的帶有自傳性質的《機聲燈影圖》上的名人題詠,比如「讀勤母心喜,讀倦母心悲」「樓風刮燈燈一粟,書聲機聲互相逐」這樣的句子,就會知道「業精於勤」在任何時代都不是一句空話。    
    從後來發生的事實來看,洪、黃二人藝術、性情、生活見解,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等均無多少共同之處。儘管有些書中熱衷於以浪漫筆調對他們的友情作出誇張描述,但實際上兩人的關係微妙、被動、熱情高漲又相互厭棄。對此黃的一個經典說法是「顛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機遣世情。」而洪在著名的《與畢侍郎箋》中則說得更是直接乾脆:「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然而也許正是這種相互不以為然又能彼此容讓的情感結構,反倒陰差陽錯地成全了兩人之間近二十年的交情。以今天的觀點而言,洪一生成就在份量上較黃絲毫也不遜色,但在當初的實際交往中卻摧眉折腰,整個一個謙卑、低調、息事寧人的老大哥形象。上海古籍版的《兩當軒集》收錄有黃存世唯一的一封致洪的書札,看看文中那種「欲足下深心閱之,求其用意不用字……更欲足下多讀前人詩,於庸庸無奇者,思其何以得傳」的狂妄口氣,完全是拿後者當學生來教訓的。還有一件事,黃當初在邵門下求學時呈獻於邵的大量詩作,在邵死後不久出版的那本《悔存齋集》裡卻一首也沒保留下來。而僅就邵文集裡提到具體詩題的就有七八首之多。有一次邵偶然與黃提起自己從前的一次遊歷,黃當夜就寫出新作《長句述邵叔衡山舊遊》拿來投獻。另外黃在詩集自敘裡說自己當年「苦吟無師」,邵對他如何有知遇之恩,「遂守弗去,三年,公卒,蓋無有知之者,乃為浪游」。而文中提到的這三年事實上正是他一生中感覺最為良好的浪游時期。更何況邵甚至在與他相識次年就已黯然與世長辭。當然這麼說並不表示我對黃有什麼偏見與不滿。我的想法僅僅是:當我們描述一個人並試圖對他的整體形象作出評判,某些為人忽略的細節有時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抵達完美與真實。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2)

    現在請允許我再將鏡頭切換到安徽,不過是在學政大人府署所在地的古城安慶。時間大約為公元一七七一年的春末夏初。儘管這裡正廳設有聖人香案的辦公大樓在黃一生的功名事業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他卻仍然時常感覺沉悶與乏味。當然,比起前些年芒鞋青衫、書劍飄零的旅行生涯,這裡的一切太過於按部就班。好在有朋友洪的終日相伴,加上朱對自己確實也似乎格外器重,再說幾年來彷彿火焰加速器般積蓄的靈感也需要有一個相對較為安寧的環境來加以整理,以便讓它們完美、精彩絕倫地呈現在紙上。白天兩人一同在衙門喝酒批考卷,晚上則奮不顧身寫詩。一段出自洪手筆的生活實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他的寫作熱情到了如何瘋狂的程度。首先晚上不大想睡覺是他的一個習慣。其次新作完成喜歡當場有人拜讀叫好才算過癮。由於兩人同寢一室,作為唯一聽眾的洪於是只好每天晚上迷迷糊糊被他從床上拉起來。有一段時間黃才思敏捷,一晚上要接連寫出好幾首,「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通曉不寐」。天才人物身上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思想與行為不受制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根本不管別人死活。二十世紀的朱湘在自殺前寫給友人的信中也曾說自己「每天二十四個鐘點之內都在想著寫詩,如今,總算是已經結清了舊賬」,言下之意不無自懺與痛悔。以洪的厚道與豁達,當然不可能令對方掃興,但一天公事下來晚上時常又無法安息,那種尷尬處境想來也實在令人同情。    
        幾個月後發生在學政衙門裡的一個小小事件,突然又使這好不容易維持住的平靜生活土崩瓦解。由於與同事某就某個詩歌問題——以才氣為詩抑或以學問為詩——爭得不可開交,雙方一時都不肯退讓,黃一怒之下竟然揚長而去,並從此不見蹤影。根據後來從徽州方面傳來的消息,黃當日出門後即典衣買舟,乘興訪戴,去那裡看望一個舊日朋友。這樣的乖僻行為對黃本人來說當然是瀟灑得可以,但對於洪,既擔驚受怕,在朱和同事面前又要打起笑臉做和事老,也真夠難為他了。此後黃儼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浪游者形象,足跡遍佈江南各處,憑弔山水,謁訪名賢,而洪則被迫回到陽湖家中,繼續他兢兢業業的學問生涯和養家責任。    
        一年後兩人在常熟虞山再度相見,祭奠他們的恩師兼道德楷模——死去差不多已有六年的著名學者邵齊燾先生。但黃一向天馬行空的行事方式使這短暫聚首再度出現某種戲劇性的場面:向洪突然托付後事——以前所未有的傷感語調與鄭重方式——並且非要洪擔任自己遺作的編輯兼出版代理人。這樣的荒唐念頭當然為後者斷然拒絕,但黃顯然不是那種能輕易改變自己決定的人。甚至在洪力辭不果,不得已而勉強答應下來以後,還硬逼他在該地仲雍祠的大殿上焚香立誓才告罷休。在此我想我們恐怕已經開始涉及到隱藏在他身體內的那個家族的秘密-----一個陰影------令黃家數代人談虎色變的肺結核症。現有文獻資料不僅表明他的祖父、父親、長兄、女兒、兒子均死於此症,「甚而至於他的夫人趙氏,我疑心她也是因病肺而致命的」(郁達夫《關於黃仲則》)。當時黃的年齡雖然只有二十六歲,但私下裡受此病折磨已有近二十年的悠久歷史。在我們現在所能讀到的有關他形象的描繪中,黃看來屬於那種宋玉、潘安式的標準美男。現存《清代學者像傳合集》裡的那幅唯一的遺像也足以證明這一點。也許正是因為他傳神的文筆與俊朗的風儀一直令同時代人傾倒的緣故吧,以至白皙臉蛋上那兩團終年不散的紅暈,在一般人眼中也大多被認為是他神采的一部分,而根本不會想到它們竟然是結核病菌頑固盤踞的紅色據點。在瞭解了這一不幸事實以後,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一直以父親般的感情對待他的邵先生為什麼在幾乎每首贈他的詩中,都要喋喋不休地強調健康與心平氣和的重要性。據黃自己回憶,邵甚至還千方百計為他覓來秘方,以細楷端抄寄贈於他。但黃身世與天賦之間的完全不成比例使他注定要成為李賀那樣自虐型的詩人。這很難說是他的過錯。正是與生俱來的那種強烈詩人氣質使他敢於蔑視任何現實秩序和人情藩籬,像尋找風暴中心的火焰在發出巨大光照的同時也令自己墜入永恆的黑暗。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虞山祭墓前的某個時期,他的身體再度遭受來自血液中的秘密敵人的無情打擊(有關這一點後來我已經在黃作於次年的《呈袁簡齋太史》四律所附的作者自注中「去秋先生招宴,以病未往」找到了佐證)。黃山絕頂的雲煙,汩羅與剡溪深寒的秋水,這些骨清神逸的意象對詩歌也許是絕佳養料,而對一個資深肺結核患者來說則無疑是致命的。從他此後九年終因病入膏肓,客死異鄉這不幸事實來看,當日虞山宗祠裡的惶恐以及安排後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問題是在對自己日趨惡劣的健康狀況有了清醒認識後,他非但沒有就此有所收斂,恰恰相反,從他當年晚些時候作出選擇寒冷的北京作為定居之所的決定來看,那簡直是打定主意要跟自己的身體過不去了。彷彿某種飛行速度的隨意拉升和長跑運動員的中途衝刺——既任性又耗費能量——有關這一點我想我們以下很快就能看到。    
        無論對於家人、朋友以及作者個人,一七七五年冬末黃敝裘蹇驢突然出現在北京應該都是一個令人擔心的鏡頭。儘管時間過去已有兩百餘年,研究者對當初促成這一事件的內在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重視。從表面上看,這一年發生的諸多事情既令人眼花繚亂彼此間又看似毫不相干。首先新年伊始他突然作客南京隨園一事就頗多蹊蹺,緊接著又通過袁枚與兩江總督尹繼善的公子尹似村拉上了關係。三月風風火火編定了個人詩集並自敘生平。四月再度拜訪好友安徽太平知府沈既堂,作詩留別,首次透露自己即將北上的計劃。六月以後情勢又急轉而下,出人意外地任職安徽壽州正陽書院講習,與當地太守及地方縉紳打得火熱,詩酒唱酬,一副打算長期住下去的樣子。十月女兒病亡,家報傳來,儘管悲痛不已,卻又不想回去處理後事。十一月尹六公子應請為黃繪的那幅《雲峰閣圖》寄到,幾天後我們發現他就立即辭去了壽州的職位,一馬一擔,沖寒冒雪,正式起程北上入都。如果我們將上述內容當作一冊年度日記來觀察,那麼作為引人注目的封面與封底的兩個重要事實,應該是他的恩師朱笥河出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的消息和一直以來對他的政治偶像李白當年入都後的風光和傳奇生活的傾慕與神往。一個大膽的設想是在此之前他因疾病日甚、功名蹉跎不得已再次上書朱乞求垂憐,而且這一招很有可能就是《乾嘉詩壇點將錄》裡封為「及時雨宋江」的袁枚代為籌措的妙計。朱當然不是那種胸襟狹隘、記人小過的人,這從他先安排黃在壽州任職用作過渡,入京後又將自己家的三間偏房讓給他住這兩件事就足以看得出來。    
        當在功名之途上打算走捷徑的黃「絮帽不暖頭,迎面玉龍戲」,拖著病體在通往京師的風雪中沖寒而行,洪依然羈留在陽湖家中。他本來也打算到北京去。在象黃一樣以驚世才名蒙受連續十年名落孫山的羞辱後,終於在上年時來運轉,鄉試中舉。但母親的突然病危使他不得不放棄了這難得的三年一次的會試機會。當他接到黃通報自己最新行蹤及打算的書札後,他顯然對故友這種不肯下死功夫讀書,挾策侯門,投機取巧的做法很不以為然。尤其是這麼多年來扔下老母妻兒不管,只顧自己天南海北的瀟灑,在他看來也與聖人「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相去甚遠。在隨後題為《送黃大之都門》的四首律詩中,他不僅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甚至還不無「應憶楚越依都遍,更向燕台試轉蓬」「涉世未妨顏更冷,依人何意舌尚存」這樣委婉的諷喻。許多人對黃歿後洪在致畢秋帆的信中公開披露兩人的分歧,以及輓詩自注裡抱怨「君(黃)不善攝生,去歲別西安,余又苦規之,君雖頷之,而不從也」的做法感到有些吃驚,其實這種態度倒是為洪所一以貫之,屬於純粹的朋友間的直言相告,依稀有幾分類似杜甫當年對李白苦口婆心的勸阻。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朋友的詩文裡,他們兩人的關係確實也時常被比李白和杜甫。    
    按照當時常州到北京的水陸郵遞速度,洪的回信及贈詩大約要到近一個半月後才能被置放於黃在京西橫街寓所的案頭,更何況當時他的人也早已樂顛顛趕去天津迎恭聖駕。當然,即使能夠及時開緘,估計對他也不會起到什麼作用。因為自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黃昏抵達京城,其風塵僕僕的身影僅兩天後就已在朱笥河於陶然亭舉行的那次詩會的座中俯仰隨人,(據黃《哭龔梓樹》自注,龔「正月初三卒」「時予至都甫十日」。另集中又有《乙末除夕前五日笥河先生偕集陶然亭分韻得影字》詩題,由是推之)並由此結識了翁方綱、紀曉嵐、蔣心余、王闌泉等京師文壇的權要人物。這些城府極深的長者大人為博取舉薦賢者、獎掖後進的名聲,加上主人朱筠的面子,大大的稱讚幾句那當然是免不了的。這不免令黃深受鼓舞。這時命運也似乎要給這位困頓多年的落魄才子一個難得的機會,因平定金川噶爾丹叛亂從而躊躇滿志的乾隆在班師迴鑾的途中,突然心血來潮,恩准天下才子寒士在天津接駕,並決定同時舉辦全國性詩歌大賽,獲勝者將根據成績分別獎以大小不等的官職。聞訊之下大喜欲狂的黃當即嘔心瀝血準備了長短詩作二十一首,外加頌文兩篇趕去參加,並以二等獎的名次獲得兩匹綢緞和一個四庫全書抄寫員的封賞。也許在旁人看來,以黃當世第一的詩名位居朝中最微的官職,這就像神話中的孫行者被授予弼馬溫那樣簡直就是一種諷刺。而事實上黃自己當時非但不這麼認為,甚至不無提刀而立、顧盼自雄之色。這從他隨後發給洪的一封急函中可以看得出來。在信中他除了以洋洋得意的口氣命令洪立即設法將他的老母妻兒弄來,以便讓她們同沾聖恩外,還大言煌煌地宣稱:「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矣!」而後者儘管認為這種安排十分不妥,但由於為朋友事業上的進展感到高興,同時也不想敗了他的興頭,於是百般設計將黃的祖居兩當軒質押,得銀三十兩,物色可靠族人將黃家主僕七人及時護送進京。然而不過兩年以後,我們將看到這扶老攜幼的移家一幕再度在連接常州與北京的運河上重演,不過方向恰恰相反——不是進都,而是出都——由於經濟窘迫加上身體狀況的日趨惡化,黃不得不為自己當初的浪漫與輕率付出代價。當然,回程的盤纏以及家眷回鄉後的生計等俗事,照例還得由洪一一代為籌措。而他自己需要做的也許僅僅是:仰天長嘯,荷戟彷徨,用清遒的八分書在仿宋古紙上寫幾行類似「野火春風句全刪,今日長安住較難」或「入世無妨醒是醉,謀生敢道貧非病」這樣風雅、瀟灑的句子,再將它們寄給洪——讓他學習學習、揣摩揣摩——這事看來也就完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北京發生了什麼?這無疑是我們解剖黃晚年生活的關鍵。雖然這方面的大致輪廓並非無跡可尋,但要將這些散落在他詩集以及旁人著作中的零言片語拼湊成完整的生活圖像則依然困難重重。首先記事人的身份、背景、目的與傳主的親疏關係,看問題的角度等無不影響著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況某些長者大人在回憶與黃生前的交往時有意推卸責任,文過飾非,盡量往自己臉上貼金。在此我只要舉出翁方綱為黃詩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說明問題。此人系乾嘉詩壇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詩派之一的「肌理詩」的理論創導者,常州文人的精神領袖。自黃入都後就一直以同鄉與前輩的身份籠絡著他。又是請看收藏又是以先祖畫像索題。還共同發起組織都門詩社,幾乎三天兩頭混在一起詩酒酬唱。然而正是這個偽善的老頭,在黃死後不僅胡說什麼「每來吾齋,拜文節(宋代詩人黃庭堅,據雲為黃先祖)像,輒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相觀於深處,而孰知其饑寒驅迫……其精氣已長往矣」,甚至還單憑個人好惡將黃的兩千首遺詩刪得只剩下五百首。以至連一向不與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過去,出來打抱不平,批評翁「刪除風月少精神」。《清詩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認為「幸而仲則詩後來有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則,這位絕代風華的薄命詩人不知要被肌理詩論糟蹋到什麼樣子。」    
    黃仲則詩中有一種類似海底珊瑚與崑崙靈芝那樣的東西——瑰麗與清俊。令人驚歎的想像力加上對事物細緻精闢的本質把握,以及體貼入微的語言,使得他寫詩神奇得猶如魔術師從蓋有黑布的暗箱裡掏東西,又彷彿一手握管一手同時拿著顯微鏡。從表面上看,他的作品與當時風靡文壇的性靈主義詩歌同出一轍,但同樣的生活場景、意象、山水與情感細節,在他筆下往往別是一番面目與滋味,這就是天才的力量。他寫七言古詩猶如大禹治水,寫七律好像庖丁解牛,或者孔令輝打乒乓球。尤其是他藝術生命達到顛峰的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那幾年,功力上差不多達到了打通全身經脈的武學大師那種摘葉成劍,無招為有招的境界。我們幾乎完全可以假設,如果不是隨後突然作出的貿然入都的決定,在支撐清詩輝煌與高度的由吳梅村、龔自珍與他所組成的那個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歎的三角型支柱,由於他的高出一頭,以至這個比喻可能有因此無法成立的危險。    
    京師的七年公務員生活是一塊珍異寶石在世俗的熔爐中變成石頭的精采文本。我們將再次看到一顆理想的頭顱如何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低垂——疲倦而沮喪——最後乾脆完全停止了轉動。在此之先它甚至已將他的才華提前送上了藝術的斷頭台。在這座連皇帝也會寫詩的傳聞中的開明城市,儘管黃的詩才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其現實處境卻一直未如嚮往中那樣有所改變。首先他一年年滿懷希望參加的順天鄉試依然保持著與在江南時同樣的失敗紀錄。雖然他的老師身為掌握錄取大權的同考官,但以朱笥河一向的嚴正刻板,想寄希望於在錄取名單上弄什麼手腳顯然過於樂觀。其次是傚法李白以詩詞名動公卿的路子,那也只能證明他對清代嚴格的人才制度缺乏起碼的瞭解。再說他那恃才傲物、喜怒無常的名士派頭也讓很多人受不了。因此,整整七年中,這個清代歷史上的傑出詩人除了上班以外,大多時間消磨於各種無聊的名人聚宴和社會應酬,以陪襯人或風雅擺設的身份,在所有這些地方他都受到了熱情歡迎和酒食款待。而一旦他們認為不需要他時,也許他就得知趣地主動離開。貧病潦倒和性情古怪逐漸成為他天才以外的第二特徵。當他在某侍郎的生日盛宴上捧場,當他在某相國的藏品前趨奉諛美,當他面對某尚書的塗鴉之作作違心之論。我的內心之所以滿懷憂傷與憐憫之情,或許是因為在我看來他那時的形象已不像是神姿英發的李白,倒更接近於「剩酒與殘炙,到處潛苦辛」的落魄長安期間的杜甫。雖然對於這種難堪的現狀,包括洪稚存、楊芳燦等在內的好友曾一再提醒過他:時代不同了,「千金辟士置幕府,此風古有今則微。」然而讓人遺憾的是,一直到死,黃似乎仍然深懷著這樣的僥倖心理不肯回頭。    
    作為黃晚年最激動人心和充滿想像力的事件,陝西巡撫畢秋帆客觀上確實扮演了某種「火焰守護者」和「希望工程主持人」的角色。然而讓人感慨且油然而生敬意的是,這同樣歸功於他命定中的貴人——生平知己洪稚存的大力吹噓。當時他們的一個共同朋友孫星衍在畢那裡混得不錯,來信要在京等候秋試的洪前去幫忙。畢的豪爽與一向體恤寒士的作風立刻給洪留下了深刻印象。洪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於是在一次宴飲進入到高潮時不失時機向畢詳細介紹了黃的窘狀並私下裡約同孫合力舉薦。對於乾隆年代的中國文壇,畢是天下公認的最慷慨最偉大的財神爺。如果我們拋開戴在他頭上的那些巡撫總督之類的官銜不論,此公的真實身份應該是巨貪兼慈善家。多年來受他資助與施捨的落魄知識分子那真是多如過江之鯽。由於本身是知名文人的緣故,他當然也聽說過詩壇巨星黃景仁的名頭。尤其是在洪為他背誦了黃《都門秋思》裡的名句「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以後,畢當場神為之往,「謂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遊。好事惜才,亦佳話矣!」(陸繼輅《春芹錄》)    
    於是就有了黃一七八一年秋天突然的陝西之行。此前他出於避債與養病的雙重目的寄居京西法源寺。雖然詳細情況少見記載,但從洪《法源寺訪黃二病因同看花》中的「今年花盛病亦盛,轉恐病久花難尋」這兩句來看,恐怕已有幾分瀟湘館藥爐病榻間無力回天的林妹妹的樣子。在這種背景下,畢輕財憐士的古風確實如同一支強心針令他的生命頓時出現了新的轉機。這位幾年來被京中大佬們的空頭讚美與虛情假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清朝的李白,這回大約感覺自己可真是遇上韓荊州或賀知章了。加上此前不久他正科級的武英殿校書官可援例升為副處級主簿這件事也令他精神為之一振。從現今保存在《兩當軒集》內的那些紀行詩來看,他當初的扶病千里訪畢有一種易水西風式的悲壯,物質上的目的則可能是唯恐夜長夢多,好事易黃,先把那答應下來的五百兩銀子拿到手再說。何況對這筆錢的用途他私下裡也早已有了明確安排:加捐縣丞外放。用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將一個文化部的副處閒職弄成實實在在的地方上的副縣長。儘管對這個看似偶然的決定背後隱藏的動機多年來沒有人提出過疑問,但想像我們的詩人會如晚清譴責小說裡的那些猾吏那樣將這純粹看成一種生意,打算通過窮奢極欲地收刮地皮,以盡早收回投資成本仍然是相當荒謬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合理的推測是他可能已打算離開北京,到南方的某個溫暖地帶,擔任一名收入豐裕、生活穩定的地方官員。這不僅有利於他的病體,或許還能讓他自覺負疚過多的家人也跟著沾上些實惠。京師的北風與飛雪,以及比風雪更冷的人情看來已經令他感到寒入骨髓,而他當時最想做的事情也許就是盡早離開它們。    
    對西安的匆匆拜訪很像是黃一生理想主義的一個隆重的告別儀式,而且途中也出乎意料地順利——甚至沒有發病。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這幾乎是有些不可思議的。他不僅如約拿回銀票並受到巡撫大人異乎尋常的款待,同時與洪、孫等故友的重逢也讓他感慨萬千,分外動情。雖然到後不久從京師方面傳來恩師朱筠去世的消息令三人感到震驚與傷感,並一同在附近有名的興善寺中設奠大哭了一場。但總的說來黃對這次旅行的感覺相當良好。唯一的不愉快看來就是離開前與洪有關那筆銀子用途的激烈爭吵。洪主張以了結債務為當務之急,餘下的用作贍養家小和生活藥資之需,黃卻堅持自己的打算不肯改變。從洪後來對此事的回憶性文字來看,那次兩人雖未鬧到不歡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已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難免。只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關河冷落、朔風淒緊的咸陽古道上的揮手一別,竟然已是他們生前所能見上的最後一面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4)

    雖然一七七五年冬在「詩少幽燕氣」的借口下對帝都狂熱而理想化的進軍以及後來的一再抱有幻想,已被黃的研究者、生前的好友甚至黃本人認為是人生策略上的重大失誤。但對做出這一錯誤決定的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反省。以當時的事實而言,黃的才名在江南一帶無論政界還是文壇都已經逐漸如日中天,同時也不乏某些風雅權要對他的賞識以及經濟上的支持,而這應該足以令一個職業寫作者維持詩酒放縱、風流自賞的名士形象並游刃有餘。更何況北京的風沙與燕山大如席的雪花與他的肺結核症又是那樣勢若水火,不同戴天。在這種任何人都能輕易作出評判的利弊得失面前黃仍然堅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可畏精神北上入都,除了說明他的輕率與固執己見,另外還能說明什麼呢?也許天才之所以成為天才,正是因為他那種不同凡俗的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與作派吧!從這個角度來說,他之所以落到後來這樣「才人落魄如君少」的狼狽地步,也許並非因為他寄於滿腔希望的北京對他做錯了什麼事情,事實上北京一直在做著這樣的事情:口蜜腹劍,老於世故,自高自大。而且這方面已有李白當年在長安的遭遇可供前車之鑒。因此,儘管黃詩歌的高度可以成為他所處時代的標尺,但在政治與生活常識上確實表現得相當弱智。同情他的人雖然盡可義憤填膺地強調社會與政府的責任,但當一個人不能對自己的才華負責,甚至不能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那麼所謂的他人的責任又從何談起呢?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畢的五百兩銀子是黃基本上已經放棄掙扎,隨波逐流的京居生活最後的漂浮物。因此回來以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顧債主追討和衣食無靠的現實窘狀,立即將它們全都送進了吏部,然後繼續躲在法源寺的佛光香煙之間,看花養痾,靜候佳音——一種表面的自以為是的風雅。一位名叫武億的舊日相識當年晚些時候游寺時偶然遇見他,發現那時他的情況實際上已相當糟糕。「病寢一木榻,出新著詩兩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興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景仁憊甚,脫不幸死,奈何?』余視其貌過戚,強慰之曰:『君才猶未盡,天忍奪之速耶!』」在武的回憶中,那天黃還非要掙扎著爬起來去廟裡弄來些吃的算作招待。「飯已別去,自此絕不相聞」。作為記錄黃晚年淒涼境狀的生活實錄,此文因文字生動、言事翔實一向為人珍視。文內提到黃對自己身體的那番抱怨令人聞之鼻酸。由於病情日復一日的惡化,部裡的批文又遲遲不見下來,當時他的處境確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乾隆壬寅(一七八二年)雖然一般被認為是黃在京師度過的最後一個年頭,但有關該年他的生活與交遊則一直是個可疑的空白——無論是在旁人的記載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唯一知道的一個事實是,自年前病情加重以後,他幾乎已經完全停止了寫作——甚至包括與洪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也許在當時的黃看來,老畢的五百兩銀子進了吏部猶如泥牛入海那還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按照清代部員候選須一律先行革去舊職的吏例,那時的他不僅貧病纏身,同時也早已失去了任何工作與收入。想像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形只影單地躺在偌大一座北京城的一席病榻上的情景是相當殘忍的。儘管法源寺的古本海棠春來依舊紅灼如錦,然而以黃的病眼看來,它們與侯方域筆下那些恨血凝碧的桃花應該不會有本質的區別吧?在由他後人編撰的年譜該年名下僅有的一點手跡——《送余伯扶之太原序》——中,他再次沉痛感慨長安的居大不易,並終於開始承認自己理想主義人生的失敗。當然,這期間他的那些大人物朋友的家宴依舊在招飲,那些周彝漢鼎唐字宋畫依舊在捧出來分請名士題詠。包括他參與發起的都門詩社,也依舊在分字拈韻,聚飲集游。然而在所有這些風光場合都已經找不到「丰神玉立」「飄逸若鶴」的天才詩人黃仲則的身影了。「以是始之恭與交者,後則稍稍避去。」(洪稚存《黃君行狀》)順便說一句,像納資加捐,部選待放這樣對黃無異一生性命系之的大事,在翁方綱、王昶等權臣眼裡卻根本不算什麼。如果真有憐才之意,也就打個招呼寫個字條的事情。可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是沒有人肯出來雪中送炭,施以援手。「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當年的命運在他清朝的傳人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某種殘酷的驗證。而洪稚存——我們清朝的杜甫——事實上對這一點早已有清醒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他屢次勸黃放棄幻想,早作歸計,並與他相約「南溪邊,北江口,他時官滿放歸船,我倘持魚壽君母」——這發自肺腑的深情的聲音,與杜甫當年那一句沉痛的「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在音調與頻率上又是多麼的想像啊!    
    最後的時刻總是來得突乎其然,又盡在意料之中。公元一七八三年初春,由於黃在法源寺的寓居終於為債主發現,加上衣食藥資的再也無計籌措,他不得已被迫逃離京師並臨時決定再度長途跋涉,奔赴西安。作為徹底擺脫窘境的唯一辦法,除了當初老畢一諾千金中那剩下的五百兩還沒兌現的銀子,他的生活中看來已不再有任何別的指望。再說他內心又是多麼期望能夠與洪再見上一面。由於缺少盤纏同時又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匆匆出逃,他甚至連車擔僕隨什麼的也無力置辦,單身匹馬在通往西秦的斜陽古道上扶病強行。等到四月下旬好不容易即將走出山西境內,他的支離病軀一如道旁黯然墜地的楊花,在命運風雨的無情擊打下再也無力回枝。在作為臨時搶救現場的河東鹽運使沈業富的官署,他躺在微寒的暮色中回想自己一生的天真與荒唐,淚流滿面。一邊咳血一邊口述遺囑。急報傳入西安,洪當即以兵部六百里加急飛奏的速度,「借馬疾駛,日走四驛,而君已不及待矣。」(洪稚存《與畢侍郎箋》)中國的文學史應該永遠記住這個催人淚下的淒涼鏡頭,一七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代才子黃仲則終因貧病潦倒,以三十五歲的英年客死山西解州(今運城市)郊外一座破敗的古寺。幾天後他的好友洪稚存日夜兼程趕到後撲地不起,但見黃的身邊「遺篇斷章,零星飛紙,尚狼籍几案」,而「衣裘為藥資典盡」。作為全部遺產的竟然只是幾張沒用過的信箋和一頂邊縫磨損,以至內絮綻露的破舊棉帽。在臨終前由他人代筆向洪托付後事及家小撫養的那封遺書中,他沉痛檢討了生平的浪漫與自行其是,並請求洪能夠原諒他。內中還有一張詩箋,上面錄有前年西安回來後思念洪與孫所寫的一首詞,調寄《金縷曲》,字裡行間零星咳血尚依稀可辨,不難看出即使在那時他的病狀就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往事君應省。記南州吟聯山騎,昔時游俊。今得孫郎應勝我,君自不憂孤零。念獨鶴,風淒露警,(原註:時與稚存有猿鶴之名。作者註:為恩師朱笥河當年所譽。)豈意江潭寥落後,覓一行征雁都無影。何久不,枉芳訊。    
    縱教懶作長安信,也應憐長安市上,故人多病。我夢慣隨江上下,哪管蛟龍睡醒。羨二子,相依為命。抵死不沾京洛土,算從頭作計輸公等。相憶苦,筆難罄。    
    這時一向老成持重的洪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手撫棺木放聲慟哭起來。這個姿勢可不太像當初乍聞傳李白死訊時的杜甫,同時黃為塵世的虛榮與冷漠掩蓋的遺容也遠不如李白醉後捉月溺水那樣寓有精神象徵。但它們所蘊含的悲痛和力量卻使整個國家的詩壇終於感到了羞慚與不安。於是他們再度開始異口同聲說黃的好話,就像他們在他生前對他曾經說過的那樣。儘管黃一向喜聞恭維,但遺憾的是此刻他的耳朵已再也聽不見這一切了。在運城河東臨水的那間塵封蛛網的古寺的後殿,他被釘入棺槨的軀體很像裝有詩稿密密封訖的一個待發的郵件。真的,在我的理解中,我原先以為他一定會將自己寄往浪漫的天國,然而,按照遺囑中開列的確切地址,洪稚存素冠白袍,千里扶樞,最終還是將它送回到家鄉常州現實的土中安葬。    
                                                   二○○一年七月十七日    
    


第四部分兩個板橋(1)

    多年以來,板橋鄭燮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現在他生前手訂的那部全集裡,也凸現在他那些以竹蘭梅自喻的線條誇張的書畫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間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藝術作派,更使他在兩個世紀以後的那些崇揚與階級鬥爭的文學史編撰者眼裡獲得了廣泛的青睞。而且,作為一名出身貧寒,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小縣作家,又身處經學大師、天才詩人輩出的雍乾王朝,要在當時宛如現在的彩票市場、證券交易所那樣鬧哄哄的文壇展露頭角,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揚長避短並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勢。更有意思的是他彷彿川劇名角似的能同時以清官、狎客、畫廊老闆、風月閒人等多種面目出現,並始終在它的中間隱匿自己真實的曖昧的面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當初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個太平盛世,鄭卻依然樂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謂關心民瘼的詩詞,諸如《孤兒行》《逃荒行》之類。而事後,他瘦小、佝僂的身影可能立刻就會出現在揚州鹽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膩的床上。他的成功在於他發出的這些聲音雖然矯情而突兀,且不無政治功利,但在當時的文學大合唱中卻因過於刺耳從而顯得不同凡響,並穿越書頁與時光最終抵達我們的耳邊。由於中國的文藝批評向有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的惡習,於是他被目為那個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典範躺在文學史上接受後人的敬仰。只要我們的批評家將作家分門歸類的惰性思維有一天不改變,這種敬仰看來還得繼續沿襲下去。    
    在那個由南方士子統治文壇的時代,鄭生於江蘇興化的事實顯然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簡單,五十歲以前一直以苦讀與賣畫打發日子,其間除去過兩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於他的家鄉揚州一帶。既無名師傳授,也不見得有什麼特殊的才氣與天賦,因此終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為應該得到的重視與推舉,倒也不能說是怎麼委曲了他。如果我們有興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單,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樣靠自學成才,疏狂放誕,後來終於混出幾分名堂來的文藝青年。四十四歲中進士應該可以說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這得益於他對時文和制藝(考試大綱)的鑽研,以及通宵達旦、下死功夫複習的本領。這種本領即使今天我們在貧困地區發狠考大學的農村窮孩子身上仍然不難見到。這以後他在山東的范縣與濰縣做了大約十二年的縣太爺,然後又回到揚州賣畫,並於十年後在那裡去世。他的簡歷中至少有兩處地方因語焉不詳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賜進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實授山東范縣知縣,中間當了六年多的空頭進士,甚至連個混飯的都中閒職也沒有,這在清代的職官制度上並不多見。二是有關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記載年譜裡可以詳細到十二月十二日這一天,但於死因卻過於珍吝筆墨以至未留下半點記載。    
    與他的同時代作家相比,鄭顯然是一個複雜、矯飾、頗有城府,並且因愛說大話、言行相悖,因而總讓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傢伙。長期以來他在讀者心目中的聲譽,不僅因為他的才華,還在於有關他作為一個時代叛逆者形象的種種軼事傳聞。從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熱衷於自我標榜道德情操的同時,身影卻在揚州世俗的燈紅酒綠間醉生夢死。而這個一到知縣任上就將憐才愛士掛在嘴邊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時遇有讀書人有事上謁,居然會作出「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捽頭黔面驅之出」這樣嚴重侵犯人權的野蠻行為。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是關於他六十一歲那年的被罷官,竟然也可以有「以歲饑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清代學者像傳》)與「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為上官呵斥」(《墨林今話》)兩種內容與性質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於他平日好罵名流而又附庸名流,抨擊權貴而又阿諛權貴諸種事實,更在不可枚舉之例。這樣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形象與性情都截然相反的兩個板橋:一個清高、內省、磊落坦蕩,為民請命;一個世故、輕浮、追名逐利,工於心機。有時,當我面對他全集扉頁上那張滿臉皺紋,下巴有一撮山羊鬍子,目光閃爍的尖臉,心中難免會產生這樣難以釋懷的困惑與尷尬:到底哪一個才是我所認識的鄭板橋呢?    
    興化是清代屬高郵州管轄的一個頗具幾分水鄉情調的小縣。公元一六九三年,當心高氣傲的鄭板橋出生在城東鸚鵡橋與杏花樓一帶的汪頭時,父親鄭之本的現實身份只是當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師,家徒四壁不說,甚至常常無米可炊。鄭三歲時母親汪氏的病故對這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於鄭發跡後對早年的回憶側重於歎窮叫苦而少具體描述,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年代他們一家是怎麼生活過來的。僅從詩中偶露鱗爪的一些零言片語,依稀得知童年的鄭由一個名叫費乳娘的鄰居女人帶大,並在父親的私塾裡完成了最初的學業。教他學習填詞的老師是縣裡的一名老秀才陸種言先生。還有兩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愛吃黃橋燒餅。在他三十歲父親逝世前後,甚至他自己也做過一段時間的私塾教師。多年以後當他回憶自己當初的苜蓿生活,曾有「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饑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名子弟結冤仇。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這樣深沉的感歎。    
    三十歲以後鄭板橋到了揚州——出於憤怒和貧困生活的兩重壓迫,其情景完全相當於今天中國內地自覺懷才不遇的大學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紀前期的揚州由於盛產妓女(「瘦馬」)、鹽商、寺廟與風月,加上又是權勢熏天的兩淮轉運使(中央政府管理江南鹽政的最高行政機構)衙門的所在地,其繁華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能想像。一大批落拓不羈、風流自命的才子、詩人、畫家、骨董販子、風水鑒賞師什麼的於是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聚集在那裡不亦樂乎地打秋風、吃白食、索贈請托,鬻畫賣字。根據《揚州畫苑錄》的作者汪鋆後來統計,當時揚州城裡光畫家就有五百餘人,他們中的皎皎者有李鱔、汪士慎、高翔、金農、黃慎等,加上稍後也欣然加入這一行的鄭板橋、李方膺與羅兩峰。由於作品風格以及生平事跡的某種相似性,「揚州八怪」云云也就成了後人對這些商品經濟中游刃有餘的風雲人物的一個特殊稱謂。很多論者習慣從純粹藝術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這在我看來顯然過於天真。要知道當時的需方市場主要由權宦、貪官、暴富的鹽商、附庸風雅的巨賈豪紳形成,藝術在他們看來理所當然只是一種體面的裝飾。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機敏人物喜歡胸佩一枚據雲出自鄭手筆的「難得糊塗」的徽章招搖過市一樣,當年把持揚州政綱的這些惡俗勢力的代表也極需高雅的書畫來點綴他們糜爛、窮奢極侈的生活。他們的首選對像無疑就是象徵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蘭一類的風雅之作,而且構圖愈怪、線條愈奇則出價越高。在商品經濟中,市場需求總是代表一切。這就是為什麼「八怪」中除當過宮庭畫師的李復堂(鱔)會畫幾筆仕女,羅聘、黃慎偶爾也畫些鬼神外,其餘幾乎大都以鐵棒磨成針的功夫在所謂「歲寒三友」身上耗盡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頗似浙南、廣東沿海地區那些幾十家開在一起,生產同一產品的家庭作坊。確實,同行間的競爭也是促進他們的藝術想像力得到最大發揮的一個良性動力。    
    儘管青年鄭板橋一向神往前人「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豪邁風采,但事實上他當初去揚州時腰間揣的只是兩個又冷又硬的黃橋燒餅,而且四顧茫然,唯一的投靠對象是一個在一所破廟裡當和尚的族父。我懷疑他當初於書畫一道不過稍會塗抹幾筆而已,至少在他現存的題識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僅僅出於父歿子亡、生計無依的現實悲劇,其次是風聞淮上巨賈出手豪綽,對落魄才子動輒以大把銀子相贈,加上自己崇敬的同鄉藝術家李復堂聽說在那裡也混得不錯。這種種理由已足夠讓一個絕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並且在旅途中對未來充滿奇妙的想像。但揚州很快讓這個自以為是的淘金者嘗到了理想破滅的苦澀。金錢在任何時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條件是交換。讓勢利、精明的揚州鹽商對一個既無名氣又無作品的小縣秀才青眼另加,怎麼說也不現實。鄭的機靈與練達在這裡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得益於多年來底層生活的磨練。他當即趕往北京找到早幾年已在那裡充當皇帝私人畫師的李鱔,並以同鄉和崇拜者的身份終於弄到幾份李的薦書。重回揚州難免讓鄭產生今非昔比、躇躊自得的感覺,他下榻於城中金農住過的天寧寺裡,並很快與汪勤齋、黃癭瓢等著名畫家交上了朋友。雖說當時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覺預測到書畫一行在這座新興商業城市裡的廣闊前景,但由於一時還拿不出手,只好一邊苦讀制藝為會試作準備,一邊堅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覺良好的詩詞干謁豪門與公卿。數年以後,當意外的成功從天而降,整個揚州都將為自己當初對這個容貌醜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輕視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麼法兒,竟使得一個程姓徽商慷慨出手,一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贈。相比於他晚年名氣最大時一幅扇面或斗方的潤資也僅須碎銀五錢,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是個什麼概念應該不難想像。正是這筆可觀的饋贈使鄭的人生迅速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他開始移居鎮江焦山別峰庵中靜心複習應考,並於次年僥倖中了進士。同時,他帶有編年體式的自編全集裡的內容,也相映成趣地從昔日的嗟貧歎窮,諷時譏世,逐漸轉入對風月以及聲色犬馬的關注與描述。揚州對鄭板橋一生的名山事業事實上起到了某種催生劑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們略去程羽宸的一千兩銀子不計,他的藝術和知名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那裡清麗的山水與文化的力量。這就使得他後來在山東濰縣任上對淮揚商賈不遺餘力的抨擊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後來被從全集中偷偷刪去的《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中,他突然以道德捍衛者的標準形象出現,感慨「凡米鹽船(左舟右公船,即船字異體)算之事,聽氣候於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於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蹀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複述矣!」在此前寄堂弟鄭墨的一通家書中,自覺已成為政界人物的鄭同樣憤激於「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這樣在他看來簡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壇狀況。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僅僅數年以後,突然被罷官的鄭荷筆彷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揚州重操舊業,成為那裡聽氣候於商人,寫字作畫,滿街名士中的光榮的一員。    
    


第四部分兩個板橋(2)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間鄭板橋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機在江南的幾座大城市裡不停地飛來飛去。那時他的現實身份已是「賜進士出身」,卻令人沮喪地什麼職務也沒有。他當然希望立刻弄到實授。設計中的方略仍然是通過對江浙官場位居要津者的上詩——恭維加自我推薦——這樣毫無新意的公式。他詩集裡的一大批諂媚之作即集中寫於此時,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送都轉運盧公四首》之類。幾年以後當他在縣署中為詩歌界的惡俗痛心疾首,認為「近世詩家題目,滿紙人名……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時,顯然已經忘了當初他自己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頂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對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終都能保持從容的態度與恬然的心境,關於這一點我們後面可能還要提到。    
    這裡有一個特殊人物必須進入我們的視線,那就是鄭板橋詩中謙恭有加的都轉運使盧公——即乾隆初年揚州的最高執政官之一——兩淮轉運使盧見曾。這個被袁枚戲稱為盧矮子的傢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氣很大的詩人,加上又身處財富與權勢的中心,其對四方窮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於清廷的鹽政像今天的煙草一樣採用嚴格的專賣制度,官督商銷,從沿海產區運往內地,其中的利潤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轉運使大人就是掌握鹽引(食鹽專賣證),權勢熏天,想讓誰發財就讓誰發財的那個人。商人們手捧珠寶與美妓圍繞著他的情景就像一群餓犬圍繞肥肉,而朝中大佬因為每年都指望他豐厚的「炭敬」和「冰敬」,與他的關係自然也就非同尋常。以至這個職位在後世的經濟學家眼裡被視為官僚資本、商業資本黑箱運作的一個典範。打秋風的文人墨客在考慮對像時往往也視此為首選,何況慨然以一代宗師自命的盧矮子以及稍後的曾賓谷風雅的生性,使他們對此基本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以這個從三品官職年俸銀一百三十兩的區區收入,要支持這樣體面豪奢的生活顯然非常困難。受賄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於是也就成了當時情況下可供選擇的主要手段。可憐的盧矮子後來終因江南鹽政案的全面暴發而伏誅。曾賓谷的下場自然也同樣倒霉。「曾為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坤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詩上聞,曾遂得罪永廢。」(《清詩紀事》第十四冊)此事後來被龔自珍寫入他那著名的《詠史》一詩,其中除郁達夫先生所激賞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外,尚有「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貧狎客操全算,團扇才子踞上游」云云,儼然一副揚州政治、商業、文化的眾生相。確實如此,如果你想要瞭解清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現實人生中的真實嘴臉,應該找不到比揚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鄭板橋上詩一事發生在盧剛到揚州上任後不久,在這滿紙諛言的四首律詩中,為了求得盧的力薦,竟然將之比作李白與杜甫,又吹捧盧的父親及其家世的清德,然後才婉轉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對又空還」的不幸現狀,最後又突然筆走邊鋒,以退為進,自稱「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頑梗」。其精義完全符合司空圖論詩所要求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在謁呈其它權貴人物時,鄭使用的大致也是這種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願以償主要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尋常詩才還不足以引起這些南方政界權要的重視,二是盧當時適逢朝廷突然檢查財務,驚恐不安,以至無暇他顧。在經過將近兩年的漫長等待與失望後,鄭只好又到北京去另找門路。神通廣大的李復堂為他引見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也不知鄭使用了什麼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討得了這位小他近二十歲的王爺的歡心,僅半年不到,一頂山東范縣知縣的烏紗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見這個堂堂七品正職對多年來一直擔任鄉村教師兼流浪畫家,嘗盡窮愁滋味的鄭的重要意義。在當年由鄭親自手寫刀刻,承攬全部出版活計,並為之撰寫跋文的慎郡王的兩冊詩集《隨獵詩草》與《花間堂詩草》中,顯然出於感恩涕零的理由,鄭一口氣拉來五位唐代大師加一位宋代名將——杜甫、韓愈、王維、杜牧與韋應物,還有岳飛——來形容這位年僅二十餘歲的詩歌愛好者的藝術成就。就算我們不去過多指責這種所謂評論骨子裡的諂媚與不負責任,甚至相信他當初寫作態度的真誠——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報答自己的恩人。但我們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後他對別人巴結豪門、挾權貴自重的鄙夷和憤怒呢?我有一個痛苦的發現,那就是,當我們對他的瞭解越來越深入,我們和傳統印象中的那位鄭板橋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遙遠。任何推崇他的人都樂於舉出他的清正與骨氣作為立論依據,但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像畫在紙上的那些自我標榜清高的梅蘭竹之類一樣,根本經不住現實風雨的淫浸與吹打。鄭板橋對今天的文學史家的意義顯然在於他用文字為自己塑造的那個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個比方,他善於讓我們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滿身污泥的藕節——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兩個板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的鄭板橋一生被迫充當的只是它們之間的調解者與仲裁者的角色。    
    山東是鄭板橋繼揚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當他以一個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縣正堂的太師椅時,迫不及待所幹的頭兩件事就是娶了個名喚饒氏的小家碧玉當小老婆,然後迅速出版了自己的詩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討小」(瞿兌之《養和室隨筆》)作為那個時代滿身酸氣的知識分子人生得意後的主要功課,我們遺憾地看到憤世嫉俗的鄭非但未能跳出這一傳統窠臼,反而一身而兩兼之。但我可以保證他的娶妾僅僅出於宗嗣方面的考慮,並無風月與色情的因素在內。他嚴重的同性戀傾向使他對女人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厭惡與迴避。我們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後饒氏僥倖得子,馬上就被無情地遣送回鄭的興化老家居住(其子復於五年後死去),而他的原配徐氏攜帶兩個女兒已在那裡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論者總喜歡喋喋不休地根據鄭的自吹肯定他的親民思想,但他對待自己家人的令人寒心的態度使我們有理由對此保持足夠的懷疑。我們還可以看到,幾年後他的二女兒出嫁,儘管那時鄭已囊中頗豐,但為了證明自己的風雅與清貧,他僅送了她一幅墨蘭作為嫁妝。而根據《板橋潤格》,當時他尺寸最大的畫作的市場價格也不過只值白銀六兩。    
    那麼對於鄭詩中口口聲聲自我標榜的關心民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這在當時既被他用來往自己臉上貼金,又作為打擊別人的有效武器。政治在我看來是觀察這些作品的一個相當有效的角度。作為一生都以矯揉造作為能事,彷彿演員不停變換角色的人,鄭初任縣令時給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閒適與太平。「拾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日高猶臥,夜戶長開。訟庭花落,掃積成堆」,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與《止足》中的名句。儘管這仍然拾人牙慧,因為《清稗類鈔》引前人筆記中就有「政平人和,訟庭花落,厥為雅吏,而亦有三聲。三聲者何?則為唱曲,為吟詩,為下棋」這樣的說法。(典出清初袁籜庵事,見顧公燮《丹午筆記》)但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師李復堂在距這裡不遠處的滕縣由於風雅過度終於惹出大禍,甚至還以瀆職罪吃了幾年官司。完全出於矯枉過正的功利目的,鄭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選擇的新的角色是勤政愛民。當時適逢黃河發大水,剛調任濰縣不久的鄭急於建立功績,不經請示 就啟動國家糧食儲備賑濟鄰縣災民。好在他當時的上司同樣也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傢伙,這事也就糊里糊塗過去了。幾年後黃河繼續發大水,鄭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強令「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令其平糶。」(法坤宏《國朝耆獻類征》)平日坐堂聽訟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錢的那一方怎樣含冤受屈也一定會輸掉官司。後來甚至發展到我們前面所說的「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拍案大罵,馱錢奴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左提手傍右卒)頭黔面驅之出」(同上)這樣可怕的程度。彷彿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相傳有賢政之名的縣令,而是殺富濟貧的梁山好漢、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極左的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他的農民出身所發自本能的對中產階級的憎惡,至此終於發展到了頂點。因此,由於士紳階層的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滿所直接導致他的被免職,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連上引《國朝耆獻類征》一書作者法坤宏為他所作的小傳中,也說他「臧否人物,無所顧忌……而嵌崎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不能否認鄭板橋的偏激政令所帶給當地老百姓的實惠與好處,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傳記裡所津津樂道的「濰人戴德,為建生祠」這樣誇張的說法。問題是他作為一個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長官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在他個人的人生中也是失敗的。至於說他離任時因將宦俸都捐給了地方,以至「囊橐蕭然,圖書數卷而已」我一直持保留態度。因為在任期間他除了刻稿討小,支付長年累月的狎嫖費用外,還在家鄉興化置田買宅,後因新屋式樣不理想又在城東鸚鵡橋一帶買地另造,光地價就花了五十兩白銀。考慮到清代七品官職每年幾十兩銀子的俸入,這樣的開銷也已經不算太小。然而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幾乎與此同時,我們發現他在致堂弟鄭墨的家書中又在大罵他同時代的文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好在我們現在對兩個板橋的不同嘴臉多少已有了一點認識,因此面對這樣的尷尬事實,過於吃驚或過於感慨也許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在接受一個人的整體形象以前瞭解這一點,並認識到人生的複雜與多義——不管他是一位公認的歷史名人或身邊的某個現實人物。    
    


第四部分兩個板橋(3)

    現在我們可以來說說他的全集了,因為這也可看作他山東十年為宦收穫的一部分。我對這本書的整體印象彷彿一個光怪陸離的跳蚤市場,或者二十世紀末中國小城的某些雜七雜八的時裝模特展覽。世俗者的自鳴清高可能是它的一個主要基調,而憤世與隨俗,窮酸和擺闊,炫耀風月以及關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雜在一起,彷彿黃金與瓦礫被置放在同一貨櫃上出售。當然這中間還要加上一點半通不通的學問和幾分機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評他的同行自己又不停地繼續這麼幹,顯然是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樣熱衷於說話以至他的抒情主體在形成對批評對象的威脅以前,彼此之間往往自己先吵了起來。家書十六通在我看來就像讀雷鋒日記,或者聽一個領導在講台滔滔不絕作報告,不允許有任何駁詰——因為經不起駁詰,因此唯一的聽眾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與詠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陳。前者不過將李鱔叔祖壺庵道人李沂的詩拿來略作改動就歸入自己名下,而後者如聞盲師說鼓詞——僅僅對事件作某種故作高深的複述,同樣毫無新意可言。如《紹興》中的「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兩句,就算我們不論其立意上對文徵明《滿江紅》的拙劣仿襲,就文字與語感而言,較前作「千載休言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之蘊藉驚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對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進行明顯超出常規界限的模仿,這是我接著要談到的鄭詩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現象。而且由於為數頗眾,理應引起我們的職業批評家足夠的重視。他的題畫詩作為他的詩藝與思想特色的顯著體現,一向為後代的推崇者所嘉許。但只要我們的閱讀工作稍微細緻一些,就會發現他的題竹詩「且應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農題竹詩「清瘦兩竿如削玉,首陽山下立夷齊」的影子,題蘭詩「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也像是金農題蘭詩「苦被春風勾引出,和蔥和蒜賣街頭」的另外一個版本。同樣,我們也發現蔣心余贈他的「板橋作字如寫蘭,板橋寫蘭如作字」一詩,才到手就被他現炒現賣,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題畫詩「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當點心」一句,更是將南宋詩人的「細嚼梅花當點心」略作改動就拿來用上。詩學天賦的匱乏可能是這裡的一個主要問題,另外閱讀視野上的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鄭主張一生只讀四書、六經、韓文、杜詩,余不足觀)也局限了他的想像與知識結構。生在遠非法制社會的清王朝在今天看來還是鄭的一大幸事,因為這不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權訴訟的麻煩,同時也用不到象劉心武先生那樣在公眾面前丟乖露醜,面對來自媒體與讀者的詰責,機關算盡,不得已編撰出「夢中得句」這樣的現實神話來。    
    當然據此斷言鄭不會寫詩同樣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艷情之作——多半是長短句,某些作品的題跋,以及為大眾所熟悉的那幾首題畫名篇,加上我個人喜愛的他的早期作品《揚州》四首和《燕京雜詩》,還多少有點意思。但問題是一個江蘇省的二流詩人,由於筆下稍涉民間痛癢,以至身價百倍,在今天讀者中的知名度甚至蓋過了領袖當時詩壇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黃仲則、厲樊榭等同代傑出詩人,除了我們的文學評論在某種程度上已墜落為政治批評,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所幸這種現象現在正在慢慢扭轉過來,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復旦大學版的《中國文學史》,在對鄭的評價中我們聽到了「作者立意於勸世,所以重敘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內心,作為詩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這樣久違的聲音。    
     鄭板橋卸任山東後並沒有如當初與李復堂約定的那樣立刻返回揚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顯得相當蒼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靜寺裡。這當然又是金錢的力量——為杭州太守吳作哲作畫。他甚至還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為地主兼媒介者的烏程知縣孫升還是他的一個昔日對頭。但面對銀子與免費招待的誘惑,鄭最終還是說服自己不妨又「難得糊塗」了一回。「其供給甚盛,姑且游諸名山以自適」,在旅行中寄回興化老家的信札裡,他這樣興沖沖告訴他的堂弟,並隨信先捎回了三十兩銀子——作為這趟典型的「秋風之行」最重要的收穫。我發現他在信中還充分表現了他的會計才能:「吳太守……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鄭分司……請七八次,遊湖兩次,送銀十六兩。」當然這封信函連同此行為孫烏程作的兩首祝壽詩(詩中將自己與孫比作蘇東坡和賈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為慎郡王詩集撰的肉麻跋文這樣的文字,在他的手訂全集中你是讀不到的。這也正是為什麼他在詩集的自序裡要惡狠狠地警告「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若有托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的全部精義所在。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在兩個板橋的齟齬與衝突中他之所以總是毫無原則地傾向於其中的風雅者,不僅因為藝術審美方面的某種功利與盲視,他一貫張揚的道德姿態也使他在無奈之餘,只能被迫作出這樣的選擇——事情就是如此的簡單!    
    


第四部分兩個板橋(4)

    鄭板橋重返揚州的準確時間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時他已六十一歲,先後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園和枝上村裡,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社會底層人物,他對自己當時所擁有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及不菲聲譽已顯得如此滿意和知足,以至在帶有自傳性質的《後刻詩序》與《劉柳州冊子》裡,他以將軍暮年回憶從前的光榮與戰績那樣的姿態,為自己一生中頗足自雄的種種韻事開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包括京師雛妓招哥紅牙檀拍唱他的道情,新安孝廉曹某用藏墨二十三錠換他一冊詞集,某鹽販子吳其相「貌粗鄙,亦能誦《四時行樂歌》」,加上結交當朝貴人慎郡王,乾隆東巡時短暫充任過侍奉書畫的小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誇張的筆墨對自己才華與知名度所作的大量吹噓,又是「自鑄偉詞」,又是「索詩文者,必曰板橋」,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得其一片紙,隻字書,皆珍惜藏庋」。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為自己一生的藝術成就作蓋棺之論。而在另一些也許需要保持低調才對他更有利的場合,他居然又會謙卑得讓人吃驚:「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屢欲燒去」。在各種不同的功利背景下總是能從容地以各種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現,這是迄今為止我對鄭板橋作品的最深印象。彷彿他既能作為一幕傳奇劇中主角的現實原型,又喜歡動不動就自己跳上台去親自參加演出。相同的面容與服飾,不同的精神和心靈,以至觀眾有時真的弄不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鄭板橋。    
    可能正是因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與獨白的引人入勝,認為鄭的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均臻上乘的評價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標價賣畫、縱情聲色的揚州一帶,有一個習慣性的美譽叫「鄭虔三絕」(唐時鄭州滎陽人鄭虔能詩,擅書畫,尤工山水。因其詩、書、畫並妙,相傳玄宗曾以此譽之),不僅出諸他的朋友之口,連鄭自己也時常這樣津津樂道。但如果誰要據此較起真來,在我看來至少犯了一個常識方面的錯誤。因為三絕云云在當時僅作為顧客與同行對某位書畫家帶有恭維性質的稱呼,就像今天的文壇上喜歡動輒就將大師、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隨便送人一樣。只要對當初聚集在揚州的那幫傢伙的生平行狀稍微有一點瞭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幾個人當年幾乎人人都有幸得到過這一稱號。甚至還有文藝愛好者慎郡王——鄭在為他的詩集題跋時也曾慷慨地以這一桂冠相贈。我懷疑這樣做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出於一種刻意的商業炒作——提高彼此間的知名度——讓大夥兒的作品都能賣出好價錢。在這種情況下,聽一聽遠離這座混雜著脂粉、銅臭與鹽滷味兒的商業城市的聲音——局外人的評價——也就顯得相當必要。「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惟好男風,是其劣跡」。批評者的身份分別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袁枚和作為非專業人士的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一個貴族身份的文學青年,《批本隨園詩話》的作者。其中袁還戲稱鄭自我感覺良好的「六分半書」為野狐禪並詳細陳述其理由,認為「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為齲齒笑,墜馬妝,以蠱惑梁冀、秦宮耳。若西施、王嬙,天然國色,明璫玉珮,豈屑為此矯揉造作,效小家子態哉!」    
    我們終於開始說到袁枚了,那就讓我們再來談一談他們之間的恩怨吧!作為鄭板橋一生最欽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壇盛名、政治上的呼風喚雨以及生活的豪闊奢侈一向讓鄭眼紅心熱。何況兩人同為平民出身,年齡上袁又小鄭二十多歲。加上彼此間人生態度與文學見解上的諸多分歧,比如鄭一生挾杜自重,將三吏、三別、《哀王孫》《秋興》八首諸篇置於嘴邊不離須臾,而袁卻坦陳不喜杜詩,並引明代作家林貞恆觀點認為「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痛而呻矣。」但純粹的藝術之爭何以會上升為對品行與人格的惡意攻訐?這個問題看來主要應該由鄭——即作為道德老師的鄭——來作出回答。台靜農先生當年偶然從《批本隨園詩話》得到鄭板橋、趙翼曾作文攻擊袁枚的線索,深感興趣,他在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裡好不容易找到了趙的《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而始終以鄭文無處覓跡為憾事。他當然不會想到鄭所作的其實系詩非文,而且匿去題目——這就是今天仍然列於全集裡的兩首《偶然作》。「弟頌其師客談說,居然拔幟登詞場」,「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刻薄的筆調,陰暗的心理,難以抑止的憤怒與怨氣,彷彿有意要為錢鍾書先生討論袁與他同時代人關係所斷言的「子才……盛名之下,佔盡韻事,宜同時諸生,由羨生妒,由妒轉恨矣」提供一個絕妙的註腳。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當兩人在揚州盧矮子的官署中意外相遇,戲劇性的一幕立刻開始上演了。當時盧涉嫌貪污一案經上下打點及親家紀曉嵐力保後已脫去幹系,風風火火趕回揚州繼續當他的兩淮轉運使兼詩壇領袖。當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風雅人物——包括鄭板橋在內——臉不改色心不跳地又來投奔門下。是年盧發起的一個名曰紅橋修禊的詩會,和韻者竟有七千餘人之多。也正是在這次盛會的席間,當鄭見盧對袁異乎尋常的禮敬,另一個板橋——作為生活隱型人的板橋隨即粉墨登場了。據袁後來回憶,當時鄭滿臉肅穆,聲音哽咽,說自己幾年前在山東風聞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從中來,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場。言下之意當然是為中國詩壇所遭受的巨大損失痛不欲生。鄭板橋那天還對他說:「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幾人」,言語之間頗有幾分「天下英雄,使君與操」的意味。可以想見當時年近古稀的鄭對袁說這些話時後者心中的感動。於是彼此贈詩,互有恭維。袁詩即現見《小倉山房詩集》中的《投鄭板橋明府》,鄭詩卻在重訂時刪去其中諛詞,僅存「室藏美婦鄰誇艷,君有奇才我不貧」兩句。當然,鄭並非頭一次幹這樣的事情。當年他上詩於盧求官,後因不遂其欲,加上盧矮子又謫戍塞外,於是其中「龍標格韻青蓮筆」一句在詩集出版時,也就理所當然要降格為「清詞頗似王摩詰」了。    
    其間他們還著重交流了同性戀方面的心得與經驗,作為生平僅次於藝術的一項狂熱愛好,鄭一生可憐的俸入與賣畫所得幾乎全花在了這上面。從乾隆甲戌杭湖之行近百兩銀子的收入僅捎回不到三分之一,可見他於此道開銷之大。由於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視狎童納寵為雅癖,使我們難得有幸見到鄭於此倒也並無諱言。除了自稱「好色,尤多餘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還不無傷感地坦陳「自知老且醜,此輩利吾金而來耳」。《墨林今話》的作者蔣寶齡也說他「不廢聲色,所得潤筆錢隨手輒盡」。相較於袁的風流俊郎,蘊藉雅致,投懷送抱者不乏其人,鄭在這上頭不免又輸了一籌。好在這對當天 兩人的酒後談興倒也並無多大影響。鄭甚至還色迷迷地對袁說,假如他有機會參與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為笞背,使袁不覺撫掌稱快,引為知音。事後,袁還幾次興沖沖告訴他的朋友「鄭大有此意,惜斷不能辦到,然其所以愛護金臀者,則真實獲我心矣」。(蔣敦復《隨園軼事》)    
    鄭板橋的晚年形象一如從前那樣帶有川劇藝術的某種韻味,是一個重疊著知名畫師、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時尚批評家等各種身份的復合體。由於他對產品宣傳包裝工作一貫的重視,加上朋友間的互相捧抬,當時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軼事傳聞就性質而言已帶有一定的神話傾向。包括他作品「達官貴人不賣,生活夠了不賣,老子不喜歡不賣」的所謂三項基本原則,以及一位當地巨賈如何為求得他一幅墨蘭,不惜喬裝販夫牧豎,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進,遂得逞其願云云。但這些商業炒作帶來的的負面效應是通過各種人情關係求字索畫者一下子多了起來,且大多為開口白要或以微薄禮品權充潤資。這個可憐的打秋風的老手,現在總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但鄭的練達與精明使他有足夠的方法應付一切,於是一張驚世駭俗的告示出現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鳳樓的大門上——這就是那張仿明人戴易的《板橋潤格》出籠的動機與背景。至於非要將一個純粹的商業行為視為藝林美談,則完全出自後代不識世味酸辛者的附會與誤讀。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內,鄭板橋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藝術相對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紀中後期的揚州頗像一個瀕臨落幕的傾圮舞台。當時李方膺、高鳳翰、李復堂、金農等已先後謝世。汪士慎瞎了一隻眼睛,和他的小腳老婆在天寧寺的家中朝不保夕。羅兩峰去北京開畫展,黃慎也因年老身孤居大不易回老家福建居住。這使鄭有相當時間將精力集中於他的繪事。除了偶爾到小玲瓏山館、竹西亭喝喝茶,或應邀去盧矮子的衙門裡飲酒斗詩什麼的,他一生最後幾年的光陰全部消磨在紙墨筆硯之間。推動他藝術的主要力量是孤寂與滄桑,以及對人生虛無的認識。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紙窗蕭疏、梅花淒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當他於墨凍手倦之餘稍事休息,凝視鏡子裡的白髮蒼顏,對自己頗具幾分傳奇色彩的一生暮然回首,他看到的將是自己的兩個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親切,道德和世俗,真實與虛飾,它們漸漸開始重疊在一起,時而又迅速分離。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對如此殘酷的景象,他甚至無法確定它們中的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當他絕望地將手伸向冰冷的鏡面,一滴淚水從乾瘦的蒼老的眼角滲出,他沒有立刻擦去是因為內心希望它們能夠痛快地流下來。他迷惘了嗎?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滿補丁的風帆渴求找到寧靜的港口;他疲倦了嗎?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妝的演員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鄭板橋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除了依舊全神貫注地在紙上潑墨,盡情渲洩內心的憂懣與孤獨,向鏡子中的那個真實的自己努力靠攏,沒有其它任何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當時的生活情景。但根據年初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和盧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發入獄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不難想像他內心所遭受到的震驚與打擊。他去信興化家中確認堂弟鄭墨之子為自己的繼子兼遺產受贈人,可以看作是開始考慮為自己的世俗人生安排後事。而作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於當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別具寓意的墨竹,這也是他一生創作所留下的臨終絕筆,並鄭重題詩其上:「兩枝修竹出重霄,幾葉新篁倒掛梢。本是同根復同氣,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鄭終於開始敢於正視自己面目複雜、曖昧的一生並有所憾疚,但畢竟為時已晚,因為他的肉體即將如同他筆下的那些怪異線條凝固在歷史的這張大紙上。說得形象一點,像用生命完成的並不完美的畫作。所以當他懺悔的聲音從兩百三十年前的揚州傳來,我們聽到的彷彿是一個嚴重的支氣管炎患者臨出院前發出的一聲輕輕的咳嗽。    
           
     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四部分龔自珍在一八三九年(1)

    一    
    首先是一個舊時代的暮春的拂曉。兩團灰白影子── 一輛載人馬車與一輛載滿書籍及文稿的馬車,前後倉皇疾駛於古老北京長安街兩畔宮煙沈沈的御柳之間。由於當時天色尚未大亮,試圖描繪車中乘客的面容與神色顯然有些困難,但從不攜家眷僕從,且無親朋相送,舉止慌張,行跡異常這些特徵來推斷,說此人身遇急難或者災禍臨頭恐怕也不為過。事實上後來的文史研究者對於這一點也都大致保持了這樣的共識。考慮到這個細節在本文中的特殊意義,記住它的發生時間也就顯得十分必要。好在這個日子──乙亥歲四月二十三日── 在出逃者後來陸續寫於旅途的詩稿裡有著十分詳盡的記錄。當然,這裡使用的是傳統的舊歷。如果要換算成道光年間已相當流行的德國人湯若望為崇禎特製的西洋曆法,那麼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這一天可能就是我們這裡要講述的這個淒婉愛情故事的開始。特別有意思的是,如果換上一個角度,即純粹從敘事及情節高潮來考慮,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個故事的結束。    
    一個同樣衣冠不整,神態驚惶的年輕官員吳虹生在距都門七里外的荒僻涼亭裡等他。作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與同僚,同時也是京師裡大大有名的一個悲歌慷慨之士,此時卻表現得審慎而憂形於色。匆匆說過幾句話以後,彼此滿飲三杯,灑淚而別。當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滿斟者其實系茶非酒。這也正是吳甘願冒著天大風險趕來相送的更為內在的原因。規勸抑或責備,或者這兩層的意思都有吧!對於這位多次因縱酒狂言最終引來殺身之禍的生平知己,吳為安排這個非同尋常的場面可以說費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時也指望自己精心設計的這個相送細節能對他今後的生活多少起到一點警戒與提醒的作用。    
    當天傍晚時分車馬已抵達南北必經的通衢大縣固安。穿過斜陽殘照、衰柳暮鴉的運河碼頭,車中乘客突然讓馭者勒住韁繩,緩步下車,登上堤岸,朝暮靄繚繞的北京方向最後望了一眼,然後掩面長歎,令車急駛。森嚴而顯赫的帝都在身後猶如一個讓人愛恨交加的舊夢。他知道,在馬首緩緩轉動的那一瞬間,他的功名,他的事業,他的愛,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劍和他情感的怨簫,都將在他的生命中被從此埋葬。同時,自己的現實身份也將從昔日倚才傲物、名動公卿的狂士,迅速轉化為一個怯懦的猥瑣的逃亡者。他為自己命運的乖戾感到悲哀。儘管他對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後悔。    
    此後兩年這位我們故事裡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裡東藏西躲──當然是在謁造名山,尋訪耆舊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蹤詭密、謹慎,如同電影裡那種膽大心細,經驗豐富的地下黨員。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是在僧捨與曲阜的孔廟裡度過的。而當出現在公眾場合時,他又從不放過任何機會頻頻扮演出醇酒美人、放蕩形骸的浪子形象,並和一個名叫靈簫的北地風月女子打得火熱。他好像一直在掩飾什麼,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現出什麼。時而訪艷招妓,山盟海誓,時而車船頻換,晝伏夜行。如同驚惶的蝙蝠迷失於現實的強光,又彷彿風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束手就縛的命運。但他的求生意識與懺佛禮神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挽救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在江蘇丹陽的一所書院裡,他突然於酒後暴斃,屍體數天後才為人發覺。由於隨身攜帶的行囊內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個聞名京師社交界的貴族美婦的自畫小像,從而使他的死成為清代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稱「丁香花案」。當時英國人強橫的大炮的余響尚在長江水面上迴旋,而另一種暴力── 來自國家內部的暴力── 卻以同樣殘忍和不道義的手段,將一個人的肉體與他自由精神永遠分離。    
           
    二    
    數十年後的一個春天,死者的兒子龔孝拱托名龔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樸的紀實體小說《孽海花》裡現身說法,從而撩開了這一引人入勝的歷史疑案關鍵性的一角。雖說小說家言一向不足為據,但它的主要事實部分卻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陳士可、周星詒、羅癭公、戴文節、冒鶴亭、王半塘等學者宿儒多年來身傳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礎上的。更重要的是,這一論點還得到了死者生前幾乎全部書信、隨筆、詩詞,包括近百年來陸續發現、刊印的有關當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閣詩》《寫春精舍詞》《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終於浮上水面的久佚的《東海漁歌》全刊本,也許就成了我為什麼敢冒淺薄、妄誕之譏,有恃無恐,敢於在這裡像引用史實那樣大膽引用這些文字的主要理由吧?    
    「……有一天,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我老子拆開看時,內有一箋,箋上寫著娟秀的行書數行,記得是太清筆跡:    
    『我曹事已洩,妾將被禁,君速南行,遲則禍及,別矣,幸自愛。』    
     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向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裡遇見一個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當年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    
    ── 《孽海花》第四回    
    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上述這位騎在馬背上擔驚受怕、書劍飄零,最終還是成為一次理想化愛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的死因逐漸一一揭開。此人系浙江杭州仁和人氏,姓龔,名自珍,號定庵,是晚清文壇一位重量級的人物。雖然柳亞子先生「三百年來第一流」的評價許多年來讓人印象深刻,但我相信大多數讀者最初都是從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所喜愛的「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詩中才開始認識他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為一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儘管沒有為他後來的不幸結局帶來什麼改觀,但對創作而言卻因禍得福,形成強大的推動力量。彷彿情感的能源為悲痛的火焰所意外點燃── 在心靈的礦層下面。結集於該年年底的《乙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作為他個人一生創作的巔峰,同時也是近代文學史上最燦爛瑰麗的珍寶。這部明顯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詩集雖然借用七言絕句的形式,記錄的卻是他一生的人事、交遊、理想、精神遭際,以及彷彿難以言說又低回不止的苦難與深情。它的結構在我看來完全符合構成一部宏偉的交響樂所需要的全部特徵,在一組悲愴的管樂撕人心肺的轟鳴之後,你往往可以聽到小提琴低緩的、彷彿暗夜流水般的動人傾訴。    
    詩集還用相當篇幅回憶了他一生的愛恨與私情,這又是讓他京師的朋友們為之頭痛並擔憂不已的事情。以旁觀者的身份檢討自己從前的風流與放誕,大約是他在這些詩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場。雖然意象與隱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讀者視覺上的撲朔迷離,如他在前幾年出版的《無著詞》《紅禪室詞》等集中曾使用過的,但撩去語言的面紗明眼人應該依然不難窺測到事情的大致真相。在並非開放時代的十九世紀中葉,應該說還很少有人真的敢這麼幹。因此,對於它的問世在某些當事人家庭所立刻引發的軒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們可以想像那種因家族榮譽被認為受到玷污而產生的憤怒乃至忌恨。我們甚至可以推斷這些朝野上下迅速傳播著的詩篇,與他一年後在丹陽雲松書院的突然暴斃之間有著的某種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在因倉皇出都而漸歸平息的讒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激情的吟詠非但不能如他想像那樣給內心的所愛送去慰藉與精神養料,相反,它像驟起的大風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種。他應該為真實記錄自己從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責嗎?當然不是。但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談論真實卻必定要付出某種代價。啊,真實,這是何等奢侈的話題!遺憾的是,道理雖然十分淺顯,但幾乎一直到死,我們天真的詩人對這一點可能都不明白。    
    


第四部分龔自珍在一八三九年(2)

    三    
    太平湖,一處由植物、亭閣、遊艇、方圓數里內眾多寺院等組成的幽絕風景,位於北京宣武門內大平街的西側。水光瀲灩、山色空朦之間,一座豪奢的森嚴的黃色建築物掩於古木濃陰中,彷彿一大塊熠熠發光的瑪瑙,在世俗的眺望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它稱呼分別是七王爺(醇親王)府、北平進步黨本部、中央音樂學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紀前期,這裡是聲名顯赫的道光侄子繪貝勒奕繪的私家別墅,時稱榮親王府。作為世襲的王公和當朝政府的大臣,自號太素道人的此間主人雖然自青年時代起就一直處於政治權力的中心,但他卻似乎更願意別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詩人。與他同樣持這種有意思的生活觀點的還有他的愛妻顧太清。這對坎坷結合的恩愛夫婦、精神文明的典範、世人眼睛裡的神仙眷屬,一生鍾情文學,夫唱婦隨,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貴族的時髦作派,如喜歡聽歌、觀劇、寫作、狩獵、修剪花園草坪什麼的,同時還時不時的在府邸內舉辦文學沙龍和詩會。詩酒酬唱,相親相愛。直到有一天,一位局外人的偶然闖入使這平靜而有秩序的一切不復存在。    
    早春,這裡的海棠與杏花持久地發出令人意迷神醉的氣息,使路過湖邊的任何遊客都覺得自己簡直就像是花海裡翩飛的某只彩蝶。當然,如果你有意觀察,你會很容易發現於花叢間纏綿留連,迷戀最久的那一隻就是翰林院的內閣中書龔自珍。五月,湖對面的棗花寺應該已是遊人如潮,寺中那兩株據傳出自朱竹坨、王漁洋之手的互成連理的丁香作為京郊的一大景觀,每年都為一團和氣的老住持平添了不少香資。顧太清與閨中女友許雲姜、石珊枝徜徉花下,正好與林則徐、魏源、龔自珍、何紹基等一幫前來縱酒高歌的朝中名士撞了個正著。二月,新做母親不久的顧太清與她的詩人丈夫同去西山潭柘寺踏青,「馬上彈鐵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見者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冒廣生《校本天游閣集》),又與前來考察京師防守形略,有志於軍務的龔自珍在寺中意外相見。十二月太平湖紅梅新綻,疏影橫斜,龔自珍有感於懷,情不自禁寫下紀事性質的《紀游》、《後游》兩首。龔學專家王鎮遠先生經考證後推斷,「他寄情的女子叫做『梅』,或與梅有關的名字,所以兩首詩中都以梅來暗指她。」(王鎮遠《劍氣簫心》)而顧太清的閨名偏偏又剛好叫做梅仙。元宵,內閣元老杭州人阮元照例又要舉辦家宴招待在京的門生和同鄉,顧太清作為浙中名臣兵部主事許宗彥的義女,席間有幸向同樣前來出席宴會的龔自珍請教了詩藝,回來後集宋詞為七言絕句三十五章,中有「腸斷魂夢兩沈沈,只願君心似我心。已被色香撩病思,便愁雲雨又難禁。」「歌盡陽關不忍分,更無留影霎時雲。青箋後約無憑據,日日思君不見君」云云。七月,在同為道光侄子的鎮國將軍容齋居士的府上,對學習滿文的共同興趣再次為兩人的頻頻見面提供了機會。九月,太清在尺五莊雨中看荷花後,又去三官廟看桂花,忽忽心有所戚,情不能已,並在詩前的長題中寫下「冷暖相摧,氣候無准,向來北方此二種(花)都不能同時……」這樣語意淒然、感慨良深的句子。    
           
     四    
         
    模仿太素詩集《流水編》的形式回溯龔顧情事最初的交往片斷,顯然出於我對這位出身帝胄,又篤好風雅,宅心良厚的文學愛好者的敬意。作為丁香花一案中被動的關鍵性人物,他的貴族風度不僅表現在藝術的精通以及文學修養上,對精神與心靈的尊重,也是他時刻告誡自己必須面對的無法迴避的課題。我們可以看到,在龔顧二人柏拉圖式戀愛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他採取的似乎一直是一種忍耐、大度、既不支持也不阻撓的模稜兩可的態度。但這種表面上的中立對當時侵擾他生活的這一事件實際起到的卻是某種保護作用。(當事人的不動聲色是證明流言空穴來風的最好說明,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他擁有的權勢使他只需動上一個小小指頭,就能擊倒一個甚至一百個龔自珍。但事實上他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在道光十五年龔處境困難時主動伸出援助之手,把他弄到自己擔任總管的宗人府(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來做事,以至僅僅幾個月後連他自己也成為讒言的直接犧牲品── 被他的親叔叔道光突然免職,並在兩年後的一八三七年鬱鬱死去,享年四十歲不到。太素個人短暫的、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對於整個滿清王朝政治上的翻手為雲覆手雨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在這場棘手的愛情糾紛中表現出的寬容與克制卻帶有明顯的文明社會的印記,即使在他死前所作被認為別有深意的《六銘》一詩中,更多表現出的也僅僅是某種規勸與互勉之意。如詠《鏡》的「虛乃明,明乃容,容乃公,公乃大矣」。詠《筆》的「夫言與行,君子樞機,可不慎歟」!即使詠《劍》中「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這兩句略見鋒芒,但緊接著「恐亦有悔」四字卻顯示了他良好的自制能力。太素的人格看來稱得上是清代貴族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心靈典範,但他的詩詞卻實在令人不大敢恭維,滿紙的陳詞濫調加上生硬而工整的格律,給了我幾乎與他印在詩集扉頁上那張單調、刻板的臉同樣的印象。一想到此公在這本書上耗費了差不多一生的時光,禁不住讓人悲從中來。是的,選擇詩歌作為人生夢想的主要棲息地,也許太素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靈象黎明時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達彼岸,他貧乏的想像力卻像又破又舊的駁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與她緘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顧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無疑都要高出一籌。這個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針線上也照樣拿得起的女人。作為謫戍的滿清名臣鄂爾泰的孫女,她二十歲以前的生活對文學史家來說至今都是一個難解的謎團。包括回到北京後最初幾年的行蹤,同樣也罕為人知。自二十六歲嫁給與她同齡的榮親王奕繪到後者四十歲因心力交瘁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儘管珠繞玉圍,但在夫唱婦隨、互敬互愛的日常表層之下,她的內心深處似乎一直留有一個空間保存著完全屬於她個人的情感與秘密。她詩詞中大量出現的、樂此不疲的贈懷遊冶之作,也向我們發出了這方面的一個危險信號。近世有些文章談到她早年蘇州的歌女生涯,還有人甚至直接說她曾在青樓為妓。就算我們對這些說法姑置不論,但讓一個從前的風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規循距多少還是有點殘忍的。因此,明善與太清的結合在我看來頗有點像是香港的煙草商人黃和祥娶了影星鞏俐。可以想見在太平湖畔的這座風光旖旎的幽深邸宅裡,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門前春天的湖水那樣清澈明靜,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樣的深度。另外考慮到習性、思想、觀念、行止上的種種差異,我敢擔保她與她的婆婆綿億夫人、太素正室妙華夫人、非嫡生的長子載鈞等的關係混得也不會怎麼樣。這一點從這些人一開始就對婚事持反對態度就可得知。唯一對她愛憐有加並可以倚之如長城的一個人就是她的丈夫,還有一隻雪獅子貓和一隻名叫雙環的小狗,也即龔自珍詩中所謂「長安俊物」。    
    


第四部分龔自珍在一八三九年(3)

    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發生在當初的這場圍繞丁香花案展開的爭論是多麼的片面且於事無補。再翻出張璋編校的《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的附錄部分,有那麼多文人學者捲入了這場訟案,捨本求末地各執一詞。藏書家陳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詞集,著《蕙風詞話》的況周頤被裡面的內容嚇壞了,刪改過半不說,私下裡又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樣後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吳昌綬編《定庵先生年譜》,置龔父任上海警備司令多年,歲入巨萬,動輒幾千銀子匯至京師供兒子買古董的事實於不顧,將龔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說成是「先生官京師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意思是說因為餓肚子才突然想到辭職回家的。冒鶴亭從其外祖父周星詒先生處得聞龔顧韻事,私心慕之,除轉述好友曾樸外,另作《太清遺事詩》六絕句紀懷。身為滿人後裔的書法家啟功先生對此頗多詰責,「無論其事曾氏無從得的知,即冒翁又何從而目遇」。好傢伙,不是親眼看見的簡直就不能說了。龔逃離京師後老婆兒子多次致信要求將她們接回杭州,然而龔始終「憚國門不敢入」,「遣一僕入都迎眷,自駐任丘縣待之」。「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於雄縣」。「又請,乃又進,次於固安縣」這樣出於龔自述的證據鑿鑿的事情,也被在丁香花一案中持否定意見的孟森先生解釋成是「定公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另外,對於龔在丹陽的暴斃,當代學人朱維錚先生認為「說不定就是亂吃亂喝,得了某種急性傳染病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女文豪自命的蘇雪林甚至將龔詩中對一大腳女子反覆多次,毫不掩飾的讚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繞過顧太清,將之考證為是對另一滿族女子的戀情──道德捍衛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順便說一句,蘇的那篇考證龔顧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駁)但有一個真實得讓人害怕,像天安門矗立在長安街上那樣的事實他們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龔寫於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終引發殺身之禍的《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具體的地點、場景、人物,具體的交往情節與特殊環境中人的服飾,除顧太清外簡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電,與人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認「非惟明指為太平湖,且明指為朱邸,自是貝勒府之花」。但如果誰認為這種對私情的大膽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於檢點所至,那他肯定是錯了。實際上這是龔自珍自以為是的深謀熟慮的產物。要知道在當時黑雲壓城、風聲鶴戾的危急情況下,通過這樣的過激形式,將自己的行狀一下子全部置於公眾的視線之中,應該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離京,辭職理由的自相矛盾,將妻兒扔下不管,以詩告別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這種策略的一部分。從離京後致好友吳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頹放無擬,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的謹慎,到在杭期間一連用十多個「劫生」「浩劫」來表達自己的生還之喜,到後來敢於接受丹陽縣的教職,我們大致可以相信他在驚惶之餘,對自己親自設計並努力扮演的這個角色還是頗有幾分得意的。儘管兩年後仍然遇害,但正是在這彌足珍貴的兩年間,他以心靈受壓過久突然爆發式的激情、悲憤和汪洋恣肆,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們很難想像十八卷的《龔自珍全集》裡沒有《乙亥雜詩》和《庚子春詞》,那情形就像是從魯迅的小說裡抽掉《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同樣,我們也很難想像龔自珍的一生中沒有顧太清,那情形也像魯迅先生四十五歲那年沒有遇上許廣平。    
    六    
     一八○二年秋天當龔自珍初次跟隨調任京職的父親來到北京時,當然不會想到三十七年後他的離去會是那樣狼狽。那時生活在他眼裡像一本精采的書才剛剛打開,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喜歡高談時事,最狂熱崇拜的一個人是北宋有爭議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蠅頭小楷抄寫王的策論外,甚至服飾上也對他的政治偶像進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流傳著有關他「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屐,十年不更」的軼聞。幾年後的結婚同樣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變。《清稗類抄》說他剛做父親不久後的一個秋夜出去拜訪朋友,當主人從內室披衣出迎,發現站在門外的龔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舊紗衣,「絲理寸斷,脫帽露頂,發中生氣蓬蓬然」。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形象基礎上再添加一張「廣額巉頤,戟髯炬目」的尖臉和矮小,瘦削的身體,這對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為他的天才所傾倒,因而想像他劍眉朗目、風流倜儻的人應該是個不小的打擊。    
    龔自珍的奇特當然並不僅僅局限於形象,他的嗜賭,他的仗義,他的政治和軍事才幹,他的收藏癖與兩次令人生疑的發誓戒詩,新邊疆觀念,文學上的罕見天賦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為一生都處於媒體(當時叫朝議)關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紀前期的北京曾一度點燃過青年龔自珍內心深處的政治理想,因為它是財富、權力以及文化的象徵,也因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匯聚了當時全國最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白天分別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辦公室裡編邸報,繪地圖,研究邊疆問題,制定賦稅政策,晚上則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談國事。但國家在浩浩蕩蕩輸運鴉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無策以及奸臣的當道,很快使他們年輕、驕傲的臉上禁不住淚流滿面。短暫而虛幻的強國之夢破滅以後,魏源立馬去兩江總督陶澍署中充當高級幕僚,並通過倒賣食鹽許可證很快使自己暴富起來,在揚州置地買宅,成為寓公。林則徐後來雖被派去廣州禁煙,朝廷內外卻又頗多掣肘,結局相當不幸。何紹基沉溺於六王法書,專心致志寫字禮佛打發時間。而龔自珍再度「狂來說劍」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簫」──為自己難以實現的政治抱負尋找一個情感的宣洩口。大約正是在那段時間裡,他突然情不自禁,與新寡不久的顧太清又漸漸恢復了來往。    
    龔顧情事其真實情景究竟如何?有一種說法是顧少女時代流落江南時就與龔相識,還有學者根據龔後來為仇家所害這一點推斷兩人結識應始於顧結婚以後。在沒有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以前,這些假設當然都可以成立。但考慮到顧在江南期間龔一直隨父任職北京、安徽等地,而顧二十六歲結婚的事實也與龔《無著詞》中對一位髫齡少女復調式的回憶與綣戀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龔二十九歲那年正當才情橫溢時突然宣佈戒詩,並在那首著名的贈江南才女歸佩珊的詩中有「風情減後閒閉門,襟尚餘香袖尚溫。魔女不知侵戒體,天花容易損靈根。蘼蕪徑老春無縫,薏苡讒成淚有痕。多謝詩仙頻問訊,中年百事畏重論」這樣狼狽的自我解嘲,可見當時有一件事情應該鬧得很大,以至遠在蘇州的歸聽到傳聞後也禁不住來信動問。另據稗本《龔自珍全傳》,顧從江南回京不久適逢朝廷懲處罪人之後,為逃脫遣送東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換姓入親戚綿億郡王(即奕繪母親)府中當差,此後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說可以參考,兩人相識當於一八一九年龔第二次入京參加會試--其時龔顧年齡分別為二十八歲與二十一歲── 時最為可能。當時顧的身份是榮親王府的書房侍女,而龔剛在詩壇展露頭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學崦為師,住在京師宣武門南的水月庵中苦讀,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遠。    
    


第四部分龔自珍在一八三九年(4)

    七    
    想像中----作為本文最關鍵的部分----壯志消磨的名士與秀外慧中的王府侍女之間這令人感傷的一幕,大約是在一個早春的雨中突然開始的吧!場景就在這附近的紅泥寺或棗花寺。任何一位兩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兒是遊客雲集的地方,或踏青進香,或慕名賞花。可以假設兩人從相見恨晚到彼此傾心那種簡單而狂熱的過程,並在這以後開始了頻繁的約會和交往。但問題是當時顧可能已是篤好風雅的榮親王太素的意中所屬。同時,龔狂言無忌的性格和不修邊幅的名士派頭,也在影響我們貴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選擇時,起到了相當消極的作用。加上考慮到自己的不幸身世,家庭的倚仗和依賴,尤其是幾年來王府對自己的關照庇護。我還有一種懷疑是那時可能已有某種流言出現。總之,在一種類似「還君明珠雙垂淚,恨不相逢未嫁時」那樣的古典情懷中,迅速了結兩人的情緣,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應該是比較切合當時事實真相的推測。    
    結束這次愛情對龔自珍意味著什麼?任何一個對他稍微有一點瞭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問題上一貫表現出的纏綿與一往情深。當然他也曾試圖忘懷一切,並宣佈從此戒詩作為對自己偶爾失言或信筆所至的懲罰,同時對佛學也很快表現出不無誇張的狂熱興趣。此後幾年風平浪靜,龔回家鄉杭州住過一段時間,回來後一直在國史館任職,參與修訂《大清一統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瑣的文字工作中消磨自己的頗不如意的一生。而顧與太素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會的各種壓力障礙後,終於於一八二五年得以順利結合。故事到此似乎已經有了中國傳統小說式的完美結局。如果不是後來兩人在朋友家又意外相遇,以至波瀾另起,這樁淒婉的情事將永遠只有溫馨的太平湖水和棗花寺中那兩株互相纏繞的丁香所知。     
     這裡必須提到的兩個人物是大學士阮元與睿親王容齋居士,作為京師社交界的漢滿兩大知名人物,他們寬大的客廳分別聚集著社會各界的精英分子。剛成為母親不久的顧也時不時地光顧這裡。而這兩人碰巧又都是龔的熟人。當時他的《無著詞》《小彌奢詞》剛出版不久,顧在為書中所閃耀的驚世才情傾倒的同時,也傷感於詞意的淒美和此人對自己的一往情深。於是,在一種身有所礙又情不自禁的複雜心緒中,兩人看來又開始恢復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復燃的死灰雖然引人注目,卻始終被嚴格規範在道德的範疇之內。我們甚至可以假設這些精神與藝術上的交流是在雙方家庭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顧的集中那段時間裡出現了大量玩空手道的情詩。而龔雖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孫憲儀《存題龔中翰破戒草》),行為上卻完全表現得像個道德老師。儘管這樣,由於這兩個人的名氣實在太大,朝野上下還是很快出現了各種流言。從他們的作品中搜尋所謂的證據,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某些好事之徒的嗜好。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維護美人清譽的考慮,他很快又第二次斷然決定戒詩,並一直堅持到一八三九年離開北京後才自我解禁,其時間竟長達十七年之久。    
    八    
    站在如今崇尚性愛自由的時尚一族的立場,這些努力以道德為準則的男女私情確實顯得非常可憐甚至可笑。包括顧太清當年讓龔神魂顛倒的那幅自畫小像,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也不過花木庭院間一個彈琴的瘦小的女人,神情木然、哀怨,並不能給我們的審美帶來多少意外的愉悅和激動。還有龔自珍消磨在精神通姦裡的短暫的一生。幽怨的簫聲。懷才不遇的寶劍。丁香。滿文。光明殿。太平湖。蒙古圖志。我們看到他一會兒「於春夜,梳雙丫髻,衣淡黃衫,倚欄吹笛」。一會兒又「與同志論談天下事,風發泉湧,有不堪一世之意」。一八二五年初冬他突然異想天開去山海關考察京師防守形略,回來後又為一顆意外弄到手的趙飛燕的玉印喜極欲狂,「復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此印現為上海市博物館收藏)社交聚宴只要有顧在場,他總是意氣飛揚,縱談高論。意緒牢落時則攜酒獨坐京郊花間,碰到有人走過不管認不認識便拉來共飲,以至到處被人稱為「龔呆子」。這種生活形象的雜亂無章雖然不無政治失意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卻可理解為是這場「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的惱人愛情的產物──某種內心壓抑所導致的行止異常。相比之下,顧在生活中的表現則要從容得多,也冷靜得多。她一方面相夫課子,遊山玩水,一方面堅持寫她那些與尊寵的側福晉身份相悖從而難免讓人生疑的婚外戀詩詞──儘管是在《贈雲姜》、《憶屏山》《《疊前韻答湘佩》之類詩題的掩護之下。但這些生活舞台上的各自表演無論其精彩與否,都只能是某種階段性和過程性的產物──作為暴風雨到來前的短暫寧靜。它們臉部的濃重油彩很快就要駁落,它們賴於生存的面具也將為真實之手無情摘去。隨著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逐漸臨近,我們將看到一些意外的人與事件的加入如何使劇情突然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並在淚光與呻吟中,推動全劇迅速進入到高潮。甚至,在舞台大幕尚未完全合攏以前,我們可憐的男女主角就已經像傳說中試圖飛翔的孩子,被仇恨的大風從天空一下子刮落到了地面。周圍是現實──一片堅硬的,又濃又大的黑暗。    
     九      
    一八三五年冬天太素的突然被道光皇帝解職,可以看成是這幕長達十餘年的愛情肥皂劇的色彩從悲劇向鬧劇過渡的轉折點。大約在這一年的春節後不久,他曾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相當引人注目的事情:將龔弄到自己任總管的宗人府裡來當了一名主事。不清楚此事發生的背景與具體原因,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龔在內閣中書的冷板凳上可能遇到了什麼麻煩。兩人共事的時間大約僅只半年不到。然後在一個早晨,我們敦厚而可敬的榮國公驃騎將軍、宗人府總管,當今皇上的侄子,在事前並無半點徵兆的情況下,一下了就被自己的親叔叔褫奪了全部職務,並於兩年後的夏天很快就因愁病交加,鬱鬱死去。當時對龔作出的處罰好像不是太重,僅僅只是停發一年工資了事。然而這一事件究竟緣何而起?幕後真相是什麼?對內對外一直都沒有明確交代。這裡有一個事實也許值得研究者們加以必要的關注,那就是當時號稱滿清第一女詞人的顧對詞的入門與濃厚興趣,實際上是只在此前不到一年才開始的。我們知道,顧的文學老師最初只是她的丈夫,雖因天性聰慧,進步很快,但格律上到底不如太素老練,創作數量同樣也不能與之相比。而據《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的編者張璋先生統計,是年(一八三五年)顧作詩一百二十七首,詞六十五首,明善作詩九十六首,詞六十五首。平心而論,顧於詞學一道鋒刃初試當年就有如此佳績取得,實在令人刮目相看。更何況張在為兩人藝術上的突飛猛進不勝感慨的同時,還發現「直至上年(一八三四年)基本上還是太清以詩與奕繪的詩或詞相和。及至本年,她才運用自如地進入以詩和詩,以詞和詞的階段。她的以詞和詞的作品,至此不僅有了一定的數量,而且就水平論,已進入與奕繪旗鼓相當的地步,有的甚至在意境與辭藻上,開始超越奕繪」。有意思的是,上述這段時期,剛好正是龔顧兩人重又開始恢復交往,並有幸成為王府座上賓的時期。因此,只要我們稍微放縱一下想像,應該不難在這些彷彿吃了腦白金、洋參丸以至進展神速的作品背後,很輕易地找到龔那知恩圖報、悉心輔導的老師形象。事實上,也許正是這些因交流詩藝所需,時不時所形成的三人間的親密關係太過引人注目,加上龔本人言談無忌、口沒遮攔的惡習屢戒屢犯,「酒席譚論,尚有未能擇人者,,,,,,此事須痛自懲創,不然積習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引自魏源致龔自珍信札)導致從最初的社會和文學圈子裡的流言蜚語,一直發展到朝廷上下尤其是滿清集團內部出現了種種非議與詰難,最終,使得作為最高統治者兼長輩的皇帝本人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坐視。    
    京師的暮春在黃昏中散發出類似國子監霉爛的四書五經那樣的腐敗氣息。撲天蓋地的楊花猶如紛飛的讒言,壓得人簡直都喘不過氣來。在龔看來,這座城市有時真的不敢讓人相信是帝國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惡俗的市民味兒。他在上斜街的舊宅裡給關心他的朋友們寫信,在其中致鄧守之的札中,他指天劃地,口口聲聲保證:「足下及默深去後,吾將緘舌裹腳,杜絕諸緣」。然而事隔不久,言猶在耳,他說話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塗。也許是在與都中同事的聚宴上,也許某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碰頭的沙龍,酒酣耳熱之際意興飛揚,有意無意將自己與顧私下裡還有來往的秘密做為艷事又吹了出來。事後由於一個名叫陳雲伯的同鄉兼好事之徒別有用心的傳播與張揚,猶如巨石投於太平湖中。我們將看到,它激起的波瀾是如此之大,最終導致龔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那個淒冷的春天倉皇逃離了北京。當然,我們同時也看到了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人的弱點有時並不一定造成悲劇,但悲劇卻往往由於一個人的弱點而造成的。    
    


第四部分龔自珍在一八三九年(5)

    十      
    從稍後發生的不幸事實來看,明善的突然被罷黜與緊接著的辭世對龔顧情事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譬之於一棵傾圮的大樹或一片遮風擋雨的屋簷的倒塌。在克己復禮的私情中做夢的男女,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置身於道德法庭與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處是忌恨、迴避、仇視、冷眼、譏嘲,幸災樂禍,朋友圈子裡的津津樂道以及來自道德人士的強烈抨擊。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龔當時自已的一些做法又是多麼的輕率而不負責任。喜歡吹噓自己的風流韻事首先是他的一大喜好,平時有事沒事常愛去太平湖一帶走動,社交場合見了顧也從不掩飾自己的感情。我懷疑他甚至還給朋友們看過太清贈他的那張繪像。至於詩裡頭信手亂寫那就更不用說了,除了反覆暗示自己對一「大腳鸞文勒 ,明妝豹尾車」「微音豈在纖厥恥」的非漢族女子的戀情,連此人的身份:「官閣梅花」「官梅只作野梅看」,居所:「城西閬苑」「城西一角」「光明殿」,生平:「生小在侯家」「我儂生小幽並住」,一度負約:「綠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五侯門第非儂宅,勝可五湖歸去」, 私許終生:「細語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願青裙縞袂。  畫梁燕子已無家,那有五侯第。等到歲寒時候,折黃梅簪髻」。(此詞調寄《好事近》,當寫於明善死後不久)無不一一交代明白,那樣子好像不是在做詩,而是在縣官老爺的衙門裡過堂畫押。更有甚者,甚至當顧為他口風不緊惱火,私下裡勸他說話注意分寸這樣的事情,居然也敢公開寫入詩中,「我昨青鸞背上行,美人規勸聽分明。不須文字傳言語,玉想瓊思過一生」。他當然注定要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不僅因為他的愛情對象是一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婦,而且其身貴為皇室遺孀。更重要的是,有一個人一直在暗中象猛犬打量獵物那樣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這個人就是太素的長子載鈞。    
    討論載鈞在龔顧情事中的立場和態度確實相當有必要。作為榮親王府的未來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劃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惡的眼光看待兩人之間的交往,除了生母妙華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於對家族榮譽自覺維護的本能。他的貴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使他無法接受一個鐘鳴鼎食人家的貴婦與一個邋遢文人之間的所謂戀情,何況這個女人居然還是他的後母。但父親奕繪的曖昧態度顯然令他覺得十分掃興,甚至私下裡不無惱怒。於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想方設法搜集兩人之間的證據,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 以一個職業間諜的幹練與敏銳──而且頗多斬獲。這一切當然不為我們沉溺於熱情和詩藝交流中的可憐的男女主角所知。他們依舊在上述京師大佬的文學沙龍裡見面,卿卿我我。其間龔自珍還主動放棄了兩次令人眼紅的外放地方官的機會,(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現職)。這樣的事實除了說明對顧的眷戀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確實找不出什麼別的解釋。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父親明善辭世後僅僅只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已承襲親王爵位的載鈞聚積已久的仇恨終於全面爆發。當時整個北京都被一件爆炸式的新聞所震驚,城西太平湖榮親王府新孀的太清夫人和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均為太清所出),突然在一個早晨被長子載貝勒和婆婆綿億夫人宣佈從此逐出家門,史稱「太清家難」。直到龔自珍暴斃丹陽後的一八四一年年底,才被勉強允許重回王府居住。一個多年以來一直養尊處優的女人,現在突然要以寡婦的身份面對生活與社會,並且還攜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兒女。其間的艱難困頓與委曲憤懣,我們完全可以在《天游閣詩》卷五的那些長題中讀到詳盡的描寫。在義兄許滇生及容齋親王等朋友的幫助下,她剝下身上首飾送進當鋪,在距太平湖不遠的城西養馬營附近賃屋暫住,度日如年。那段時間裡龔自珍的日子自然也好不了多少。由於當時已能明顯感到來自載鈞輩的威脅與敵意,他終於被迫放棄對北京的戀棧,打算以調動工作的方式,體面地離開。一個被他認為有能力幫助自己的朋友是奉旨即將前往廣東禁煙的湖廣總督林則徐。但林在採納他那篇有名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提出的禁煙方略後,對他相托的想同去廣州一事卻支支吾吾,虛與委蛇,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輕輕擋之門外。說起來,這是龔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時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個所謂的詩人朋友得罪皇帝的親戚?這個道理應該很容易理解── 當然,除了龔本人以外。    
           
      十一    
    堅冰封凍的太平湖再次像一面真實的鏡子映照出愛情蒼桑而幽怨的面容。這是公元一八三八年的冬天。我們文章裡的三個主要人物在歷經多年的坎坷與劫難以後,都毫無例外地已經屈服於現實巨大的魔力。其中太素躺在榮邸南谷別墅自己生前選定的墓地裡,再也不能吟風弄月和呵護他心愛的妻子了。顧太清在貧屋中含苦茹辛,獨力撫養四個子女,同時不廢吟詠。而龔自珍一會兒打算出家,一會兒又想去他位於昆山玉峰的羽琌山館隱居。後來,他開始頻頻出入於賭場與歌樓,幻想能在世俗的歡樂中徹底忘卻精神的苦痛。再後來,幾乎源於一種因過度絕望而產生的勇氣和衝動,他私下裡可能與顧討論過婚嫁一事。這裡頭既有多年來私心相慕的癡情,也有對孤兒寡母不幸身世的同情與憐惜。說起來,也正是因為他不拘小節的疏狂行止,最終造成了這個傑出而美麗的女人眼下的這種尷尬境地。他將自己的想法商諸朋友圈中,但有證據表明這一秘密可能再度為人出賣,並促使太平湖榮邸的新主人和他的家族在暴怒之餘,終於對內心謀劃已久的一個尚有幾分躊躇的計劃痛下了決心。於是,幾天後的一個黃昏,一匹快馬突然鬃毛飛揚疾奔過太平湖初春風淒雨迷的薄暮,將一封密密封訖的信札和一束丁香遞交到正在上斜街的家中欲振無翅,埋頭禮佛的龔的手裡。他當場打開一看,神色大變。再後來,大約就是我們前面看到過的那個刀光戟影、殺機四伏的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了。    
          
          
    二○○○年七月寫於暑熱之中     
    


第四部分潛園傳奇(1)

    一    
    一隻噴吐白煙的嗚嗚叫的汽輪拖帶三條駁船,停靠在城內苔痕深凝的古老河埠,這在今天的江南一帶應該是十分尋常的景致。然而對於近百年前尚不識機器為何物的湖州市民來說,卻顯得相當聳人聽聞——既新鮮又神奇——並引起了普遍的轟動與圍觀。由於地處商賈雲集的縣署對面華樓橋堍的月河街口,加上從沿河那幢素有幾分傳奇色彩的森嚴豪宅裡不斷抬出的那些瞧上去份量很沉的神秘木箱;何況它們的數量又是如此之眾,乃至需要幾十名壯漢馬不停蹄搬運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細心的看客甚至還發現指揮裝船的隊伍裡夾雜著幾位西裝革履、唇飾短鬚的異邦人士(當地人按習慣稱作倭寇)。傍晚時分裝卸工作全部結束,輪船立刻鳴笛離埠朝上海方向急駛而去。機器時代的羅旋槳絞碎古城寧靜的暮色,將驚濺的浪花無情地推向兩岸的樵歌漁唱。粼粼水波裡,一個美輪美奐的文化舊夢——在時間中裂成碎片——逐波散去。當然,這一點尚只有少數幾位深詳內情,且愛國情切的人才有可能看到。而對於這座以江南望郡自詡的衰敗古城裡的絕大數士民,他們也許要等到幾天後上海的各大新聞紙上刊出消息,方才得知作為他們的驕傲與光榮,同時也是這座城市精神文化一桿標尺的潛園主人陸氏皕宋樓的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卷宋元精槧,已被藏主以十萬銀元的價格秘密出售給了日本三菱財團旗下的靜嘉堂文庫。後來成為浙江書畫大家的譚建丞先生當時年僅十歲,那天剛好也由家人攜帶鑽在人堆裡看熱鬧。傍晚回家以後曾偶然瞥了一眼父親書齋裡的舊歷,如果他的記憶不誤的話,這一天的日期應該是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六月三日。    
    此前兩年一條書郵熱線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一直在皕宋與靜嘉之間忙個不停。熱線兩頭分別是藏書擁有者陸心源長子陸樹藩和日本資深版本學家島田翰。儘管後來事件被曝光時面對國內文化界的憤怒與譴責當事人曾反覆強調事情的無奈與偶然性,但從日本平治四年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裡的記載來看,早在一九○五年底,作為售書一方代表的陸樹藩的堂弟就已在東京主動與日本方面秘密接洽,並由該國宮內大臣田中光顯伯爵介紹給三菱重工總裁巖琦彌之助和靜嘉堂文庫長重野成齋博士。等到次年四月島田先生看似風雅的中國之行,其實際目的已是到皕宋樓現場驗貨。五月中旬,在收到島田翰寄自湖州的藏書目錄與評估報告後,靜嘉方面幾乎花了近一年的時間邀集該國著名學者與古籍專家對此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與論證,並最終決定全數購進。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前往歐洲進行文化考察的重野成齋與等候在上海的陸樹藩秘密會面,並正式簽署合同。這是一紙沉重的、令人傷感的文件,以至有個別激進者將之比作那時政治上的某些屈辱條約。由於島田翰事後在所著《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一書中以勝利者自居,對國內藏書界枉加譏評,甚至連陸氏父子也不放過,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可以想像,這對中國文化人一貫崇仰的民族自尊該是如何沉重的打擊。「意輕疏雨陋芳椒,賓客文章下筆驕。割取書城歸舶載,蘋風淒絕駱駝橋。」「三島而今有酉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愁聞白髮談天寶,望贖文妃歸漢關。」著名學者王儀通的一腔憂憤固然感人肺腑,而為搜尋散佚古籍曾先後七次去日本,束腰典衣,將之贖回的誦芬室主人董授經,儘管作為島田翰的好友,但在應請為該書出版撰寫題識時,仍然抑制不住內心的蒼涼與悲痛,寫下「古芬未墜,異域言歸,反不如台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留故鄉者」這樣傷心到了極致的句子。    
    董康和王儀通的觀點無不展現一種令人鬚眉賁張的書生本色,並在時人中激起普遍的共鳴。但作為售書事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估計還是要數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早在此前多年,當張初聞號稱江南藏書第一樓的皕宋珍刊在主人陸心源歿後不久就已漸有棄守之意,深恐散佚民間或流入外人之手,私下裡十分著急,並百般籌計。他甚至通過學部尚書榮慶代奏清廷,希望政府能拿出一筆錢來妥為收藏。但其時正處於瀛台落日迴光返照中的滿清朝廷,對付庚子賠款和內外交困的國計民生猶恐不及,又有何閒情顧及於此。在這種情況下,張毅然決定由自己約同館內其他股東獨力購買。然而當這位前維新人物慷慨激昂,與售書一方進行了多次洽商後,卻被告知其售價最低也需二十五萬方可成交。(開價五十萬元)這對當時剛進行了引資擴股的張的經濟實力(總股本十二萬元)顯然是個天文數字。陸家甚至對這位世交之子所提出的登樓一觀的請求也斷然加以拒絕。尤為可惡的是一年後當張臨時得悉全部珍藏將以十萬元的低價盡售日人的不幸消息後,於最後關頭再次輾轉找到陸,表示先以六萬現銀作定金,並保證餘款將在短期內湊齊,同時再三曉諭對方應以國家利益為重。而陸採用的手腕是滿口答應——一種虛假的承諾——處心積慮的欺騙。因為就在張滿心歡喜而去的幾乎三天不到,滿載這批國寶的日資上海輪船公司的新式汽輪早已在湖州打了個來回後,經由黃浦江昂然出海,舶載東去,從而令身心交瘁攜款而來的張領教了什麼叫貪婪與欺詐,以及背信棄義。    
    皕宋樓售書這一鬧劇就此匆匆收場。然而如果要在塵埃落定的舞台上尋覓事件真相的蛛絲馬跡,至少有兩個細節有理由令我們產生深刻的懷疑。一是經手人陸樹藩與管家沈聯方分別向家中報稱的十萬元售價,在日本方面的解密文件裡卻是十二萬元。其中兩萬元顯然作為某種賄賂——按現在的說法是回扣——落入了陸樹藩的個人腰包。這大約也是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同等價格面前堅持寧售日人,不售國人的全部秘密。另外一個奇怪現象是,很多人對藏書出手前胡亂鈐在上面的「歸安陸樹聲叔侗文印」、「歸安陸樹聲所見金石書畫記」、「臣陸樹聲」、「陸樹聲印」、「歸安陸樹聲藏書之印」等雜章甚感意外和不解,但事實上這僅僅是為了搶時間——要趕在張元濟將款籌足以前趕緊出手。由於兄長陸樹藩時正坐鎮上海指揮,這一緊迫任務於是就落在了在家奉母守書的三弟陸樹聲的身上。由於四萬三千餘卷圖書的封鈐工作絕非等閒之事,將家中所有可用之印翻找出來分人趕蓋,想像中應該比較符合當時的慌亂情景。這樣的結論儘管多麼顯得有些殘酷,但事實本身的殘酷似乎不允許我們有別的解釋。當然,在所有當事人均已作古,當年皕宋樓頭的縹緲書香也早已化作今日湖州月河街道派出所的呼嘯警笛的情況下,唯一深詳內情且有發言權的,看來只有街對面白蘋洲賓館(原歸安縣治所在地)門前的參天古柏,以及重鑰深鎖在彼邦靜嘉堂文庫密室裡的那些圖書了。我想像有一天靜夜中它們突然發出聲音,猶如啞巴終於開口說話。而在此之前,除了假設,除了推理,我們也許永遠也無法另外再做些什麼。    
    二    
    當日本人運書的輪船泊近華樓橋堍那幢兼有中西風格的豪宅的七十三年前,那裡的建築規模甚至還不到後來鼎盛期的四分之一,而作為主人陸銘新多年從商家產殷實的全部標誌,也不過開在家門口的一爿鴉片店和一家名號「恆友」的當鋪。同樣,當年晚些時候我們文中的傳奇人物陸心源在這裡出生時所發出的那一聲響亮的啼哭,帶給這個九代經商的單傳家庭的振奮與喜悅,大約也僅僅為僥倖得子,以至煙店與當鋪的事業可以後繼有人而已。至於蘇州的俞曲園在陸墓誌中所杜撰的「夜夢宋左丞相葉夢得入懷」什麼的,顯然是為陸後來的意外發跡所精心定制的一件精神紗麗。如果陸終其一生只是一名煙店老闆,子承父業,我敢擔保這樣的神話在他的履歷中就不可能出現。不過我對《潛園遺事》一書中所說的他十三歲那年「生父銘新公,欲觀心源公心志,建議心源公從祖業習經商煙店,心源公不從,力請繼續從學」這一點倒是有些相信。一個富家子弟不願經商而愛讀書,那也算不上是什麼很特別的事情,據此而得出「此兒有大器」這樣的結論恐怕倒也不必。此後陸一直在當地一位飽學老儒凌少茗的督導下研習舉業課程,並於二十歲那年正式考取了秀才資格。後來活躍於吳地文壇的古文經史學者俞剛、戴子高、施補華、姚宗堪、凌霞等人,其中多半系他的鄉鄰或縣儒學裡的同學。雖然在陸身後的各種傳記——始作俑者為俞樾——和介紹文字中,陸的大名時常與上述諸人一起被列入當時享譽文壇的苕上七子的名單。但在姚宗堪《姚子展遺文》、施補華《與吳摯父書》《題登高圖》《書姚子展遺文後》等回憶當日同人聚會的文章中,如果誰想找到陸的哪怕一丁點兒蹤跡,那他肯定會大失所望,知難而退。    
    咸豐三年曾來湖州短暫講學的萬青藜,是陸一生風雲際會的最有力的提攜者。此公當時身任浙江學政,又系以內閣學士身份京官外放,這對其時正急於尋找政界背景的陸及其全家被認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其間不知通過什麼關係,竟然使得這位浙江省的教育文化廳長降尊紆貴,滿口答應將陸收入自己的門下。次年萬卸職回京任禮部右侍郎,顯然出於他臨行前的關照與囑托,新任浙江學政吳式芬對陸同樣青眼有加。由於吳與咸豐八年繼任的張錫庚被稱作是陸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老師,從而給人一種由於他才華超群,名動公卿,達官顯貴爭相以納之門下為榮的感覺。不過這些出諸陸氏後人之口的說法事實上並無具體的資料佐證,因此我們不妨將之視作類似「天子門生」那樣的廣義上的稱謂。    
    此後六年,陸一直以躋身仕途作為自己的最高人生目標。咸豐年間,由於英法聯軍入侵以及稍後的割地賠款,加上南方烽火連天的洪楊內亂,朝廷的內庫已嚴重地入不敷出。自嘉道兩朝以來一直低調進行的賣官鬻爵至此終於漸漸轉為公開,並隨戰事的擴大變得越來越大張旗鼓。但這裡的一個嚴格規定是正五品以上者一律須有舉人功名方可封贈。胸有大志的陸顯然不是那種如同邑士人沈吾、陳首尊式的小打小鬧的人,於是設法中舉也就成了他短期內志在必得的首選目標。也許命運也有意要向這位精明幹練、躍躍欲試的鴉片店老闆的兒子網開一面,在經歷了咸豐五年、八年的兩次鄉試落第的失敗後,他終於在次年為慶賀「外夷初平」而特開的江浙恩科中僥倖中式。當然,如果他潛心學問,將舉業進行到底,獲取一官半職按理說也不是沒有可能。但相比從七品知縣一級級做上去,捐納買官顯然是更為直接、迅捷的途徑。更何況幾年後是否真有可能考取進士還是個很大的問題。不管怎麼樣,對於咸豐九年剛滿二十六歲的陸來說,生活至少已像一座芬芳庭院在他眼前燦爛地打開。如果從月河街口他家那座祖傳宅子樓上的窗口望出去,我們將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看到的肯定不僅僅是他自稱的精神偶像顧炎武慨然有志於世的清背影,還有功名富貴、光宗耀祖,以及想像中隨之而來的如同華樓橋下春天河流般洶湧的滾滾錢財。    
    


第四部分潛園傳奇(2)

    三    
    一八六○年初春興致勃勃的入京是陸個人履歷以及家族歷史上的一個革命性的轉折。作為那個時代相當少見的具有敏銳的經濟頭腦和現實眼光的年輕人,他甚至等不及參加短期內的貢士複試,就毅然為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事後被證明十分英明的重大決定:即通過雜途——捐納——進入他夢寐以求且蘊含無限商機的政界。擔任這方面咨詢和中介工作的自然是他的恩師朝中大老萬青藜。從在此之前他未雨綢繆,設法央人介紹認識了丁憂在鄉的江蘇巡撫徐有壬這一點來看,估計陸原先的打算是將自己弄到其時正和太平軍對壘,軍餉開支糜費的徐的江南大營裡去效力。但該年六月楊秀清部突然攻入蘇州以及徐的自殺謝國使得這一計劃臨時破滅。在這種背景下,以候補知府的頭銜由萬出面舉薦到廣東巡撫郭嵩燾署中擔任高級幕僚,看來不失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穩健選擇。以當時的行情而言,一個正五品知府的開價大約為一萬多兩銀子。不清楚這筆巨款的具體籌集情況。從陸在京聞報洪楊將陷湖州,當即心急火燎,甘冒性命干係匆匆趕回這一事實來分析,家裡煙店和當鋪的歷年積蓄甚至店舖本身的典賣恐怕是其中的最主要來源。    
    這裡似乎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清代的捐納制度,雖然這對那些熟悉《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讀者不免顯得多餘。儘管早在秦漢時期的文獻裡已能找到有關納粟拜爵的記錄,但那只純粹作為一種榮譽性的封贈,並無真正的實惠可言。既使到了清代初期,所奉行的依然是有虛銜無實授,也就是說,可以享用官服和頂戴,卻不能正式做官。咸豐以降所實行的候補待放實缺的制度,固然令當時虛虧的國家財政有所改善,但此例一開,流弊無窮。姑不論那些不學無術,仗著家裡有幾個錢就可以平步青雲的富商子弟對傳統吏治的衝擊,就是平時下功夫讀書的飽學儒生,此後恐怕也再難安得下心來。正是基於這樣的擔心與憂慮,朝野上下那些有遠識的人士中,一直不乏有人對此持強烈的批評態度。比如同治四年底接替郭嵩燾擔任廣東巡撫,被陸視為仇敵和政治異已分子的蔣益灃就曾公開著文表示過他的看法。蔣同時也是同治六年以涉嫌貪贓上奏朝廷,將陸從廣東高廉兵備道任上革職查問的直接主事人。對此陸氏後人的解釋是:由於此前陸曾因發放餉銀一事得罪過蔣的部下,「而其從者意未厭,讒之果敏」,從而導致了整個罷官事件的發生。    
    陸心源正式趕赴廣東布政衙門上任的時間為咸豐十一年的年底。當時儘管有萬青藜以及萬引見的內閣大學士倭仁,大理寺少卿蘇州人潘祖蔭等的推薦,但由於廣東向為富庶之地,擁擠在那裡等放實缺的候補老爺多若牛毛,實在很難分到什麼實際事情可做。陸在整整兩年的閒擱中,只委派去下面處理過一件刀筆猾吏私刻關防,株連無辜的小案,而且也不指望能有多少油水。於是只好又由萬暗中出力,將陸弄到直隸總督劉長佑的營務處(非吏部正式編製,相當於現在的政府臨時機構)幫辦軍需與善後工作。這從不久後萬即將自己的兩個侄兒以見習為名塞到陸的部門吃餉一事即可略見其中奧妙。在當時全國總數幾達萬人的候補大軍中,這總算也是個令人眼羨的肥缺了。何況在工作期間又有幸與同樣幫辦軍務的郭嵩燾的弟弟郭昆燾交上了朋友。對於陸今後的仕途通達,這顯然是一個相當有利的基礎。我們將很快看到,僅僅一年以後,已由劉長佑以軍功保舉詔擢道員的陸突然又回到了廣東。儘管仍舊閒擱了大約一年之久,但這時的等待已僅相當於黎明前的短暫黑暗,或某種好戲上演前所特有的緊張與靜寂。因此,一八六五年四月當陸突然以政壇黑馬和明星的姿態光采耀人出任廣東南(雄)韶(關)連(州)兵備道兼海關關長,確實令粵地所有的政界人士都大吃了一驚。包括他的恩師萬青藜,似乎也為這樣的破格提拔感到有些誠惶誠恐,認為郭和當時的兩廣總督毛鴻賓給的面子太大了。以至在隨後給陸的一封私人信件裡,告誡他「發韌之初即膺繁要,恐眼熱者羨而生妒,當祈隨時謹慎,格外謙和」,應以「庶不啟人指摘」為第一要旨。即便如此,以陸當時的春風得意與躇躊滿志,這樣掃興的話一時恐怕未必能聽得進去。從陸赴任不滿五月就遭調離,並於半年後被即行開缺這一事實來看,萬的宦場練達與驚人的政治洞察力確實令人佩服。    
    陸的南韶連道員一職當然出自郭的精心安排,但其真正用意是要陸在所轄海關的關稅以及罰金上做手腳,以便這些款項越過原屬藩司專管的國家稅局直接進入巡撫衙門私設的小金庫。這一秘密是我在研究太平天國後期史料的過程中,偶然在郭罷官後致曾國藩高級幕僚、後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一封為自己辯白的信件中找到的。這裡要牽涉到的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湘軍大帥左宗棠。同治年間左因克復杭州為朝廷所倚重,以閩浙總督身份幫辦江南軍務,督催粵省解支糧餉。郭可能為財政上的收入一到賬上就被催著如數劃走一事大感惱火,不得已才有另設幣庫之舉。「凡新設之沙田捐房捐船捐,應須於經費者,仍歸藩司主持,其不須於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凡有短乏,即取給此庫,以備支放……積存二百餘萬」。而陸心源作為郭的心腹兼謀士,對此自然心領神會。比如他上任伊始即將原先的國家海關關法「一物漏稅,全船入官」私改為「漏者補納,余物不問」就是一個極富創意的個案,這樣做的好處是只需一小部分按舊例上繳國庫,其餘收入即可源源不斷進入郭主管的錢袋。「餘者不問」云云當然那只是說說而已。就算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感恩戴德的商賈們私下裡也肯定另有孝敬。然而叫人不免為之感慨的是好景不長,左、郭衝突最終以左上折劾郭而安排自己手下大將蔣益灃接任而告結束。陸隨之也很快被弄到一向被廣東官場上視作清水衙門的高(州)廉(州)。半年後南韶連海關戲法終於被曝光,原本就一直視一班候補老爺們如眼中釘的新任巡撫大人雷厲風行,奉旨將陸即行開缺。一想到多年的慘淡經營猶如建立在火焰上的冰雪宮殿那樣徒有其形,岌岌可危,陸的內心想必一定覺得沮喪無比。    
    其時已擢升兵部尚書的萬青藜稱得上是陸生平唯一真正賞識他並關照他的人。早在近一年前,對政界風雲洞若觀火的萬在看到左宗棠手下的親信瑞麟即將取代毛鴻賓出任兩廣總督時,就曾函告陸此人做事不講情面,謂「到任後必迥異尋常」,言下之意自然是叫他小心提防。在陸被突然調至高廉後,卸任在家的前總督毛鴻賓作為萬的好友,也來信切囑他在地方上多行善政,潛心學問,最好能有著作出版,盡可能以深受士民擁戴的聲譽消彌其時已在官場傳播的有關他的流言。應該說這些臨時措施對事情最後的處理結果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尤其是他一兩個月就弄出來的《儀顧堂文集》以及那塊因廣行善事,解職赴京前由高廉兩州紳民同立的《陸公去思碑》,在某種意義上與他南韶連的關稅虧短具有政治上同等的份量。這一點陸個人對此想必體會更深。儘管此後他在福建擔任過更顯赫的官職(從三品的鹽法道),但我們將看到生前由他自己審定的墓誌上的正式謚稱,卻依然是「廣東分巡高廉兵備道」。怎麼說呢?在他自稱仕途險巇的一生中,也許因為高廉是唯一沒有出過事的地方吧。當然,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陸同治六年的被劾不過僅僅作為當時政治鬥爭——曾左之鬥——的某種犧牲品。清代中後期吏治久弛,貪穢成風,從恭親王奕繪、曾國荃、李鴻章這些一品大員到下面縣衙門的吏目捕快,甚至鄉丁保甲,又有哪一個稱得上有清廉可言?這也難怪私下裡陸一直要為自己的不幸遭遇鳴冤叫屈。尤其值得同情的是他的父親。陸銘新是在兒子高廉任上被接去同沐天恩的,沒想到才享了幾天福就禍從天降。由於當時陸被催著要立刻奉旨入京,老先生不得已只好先行歸里。途中車馬勞頓,加上擔驚受怕,未能到家就一病不起,死時年僅五十二歲。盡一生積蓄傾囊為兒子捐官,卻未能分享其成果的陸老太爺的遽爾仙逝固然令人悲痛,但對北行途中忐忑不安的陸卻未必不是一件禍兮福所倚的事情。以丁父憂的官例回家守喪,成為他當時迴避朝廷斥責的最正當的理由。這一切再加上朝中有力朋友的斡旋與打點。猶如夏日傍晚雷聲過後並不見雨下,一件大事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就這樣逐漸消彌於無形。    
    四    
    當三十五歲的陸以學者兼著名藏書家的身份出現在浙省文壇和他的同郡人面前,看來已經是同治七年春天的事情。公元一八六八年的湖州雖然才剛經歷戰爭的蒼夷與陰影不久,但其文化底蘊和經濟上的強大生命力使它短期內很快恢復了原先的富庶繁華與歌舞昇平。陸家的當鋪數量隨著主人的歸來從一家發展到三家,煙店的鋪面和生意也遠較以前為大。沒有人對這些驟富的跡象產生過哪怕一絲懷疑。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代,一切看來都是那麼順理成章。何況在最初的閒居生活中陸一直刻意保持必要的謙遜與低調。由於那時他的舊日同學不是喪於戰亂就是出外謀生,以至他每次想到要論文講學,就不得不趕到蘇州或杭州去。他與俞樾、吳雲、楊峴、丁日昌、朱智以及潘祖蔭之兄潘祖同等的結識大約就在這段時間。除了楊與丁時常不假辭色,倨傲自負,其它人與他相處得倒也不壞。楊對陸的冷嘲熱諷顯然出於一個前輩文人對後來附庸風雅者的蔑視。和丁交惡卻為爭購太倉郁氏宜稼堂的藏書,有關這一事件的詳情後面很快還會提到。    
    現在我們終於要開始說到皕宋樓和它那些著名的舊鈔精刻了。陸打算以資深藏書家的面目出現——作為政治面目的某種補充——究竟始於何時?這在眾多論者的筆下均有不同的表述。一個基本能大致持同的時間斷代是丁憂居家以後。但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廣東罷官歸來的行囊就已載有古籍百箱。居京的內閣學士陳廷經在一封信中,也曾提到陸於同治五年向他打聽已故名士葉名灃遺書一事。《潛園遺事》第四章在介紹收藏部份時更是不無誇張地稱陸「及至到廣東,直隸再至廣東為官時,所得俸金,大量購書」。考慮到此項愛好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非一般尋常殷實人家所玩得起的,因此,將初始時間斷為高廉兵備道任上,應該較為恰當。這裡既有萬青藜毛鴻賓急告他注意形象的切囑,又有南韶連半年的腰囊打下的基礎。不過那時他這麼做尚純粹出於政治策略的需要,因此雖有「不惜典當衣服」這樣令人欽佩的熱情與勇氣,無奈「缺乏經驗,常購贗品」。    
    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陸正式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於收藏一道牛刀小試的黃金時期。連年的戰亂與兵火使江南故家舊籍大量流出,這給其時正虎視耽耽的陸提供了一個能以極廉價格悉數吃進的良機。後來成為皕宋精藏主體的平陽汪氏芝芸書會、歸安嚴元照芳椒堂、太倉郁氏宜稼堂、烏程劉桐瞑琴山館的那些秘本,大多系那段時間先後落入他手中的。按照島田翰在所著《皕宋樓藏書源流考》裡的形容,當時的情景簡直就像今天超市破產或縣城廣場上開積壓商品交易會那樣不顧血本地賤賣。「大江南北,數百年沈霾於瑤台牛篋者,一時俱出。而心源時兵備南韶,次權總閩艖,饒於財。於是網羅墜簡,搜抉緹帙,書賈奔赴,捆載無虛日」。其中陸對丁日昌的不滿與攻訐緣於丁先他購到了宜稼堂的精華部分。一九三五年上海《正風》雜誌倫明的《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在對事件經過進行詳盡考證後,斷定此事其錯在陸。「相傳有豪奪之事,蓋陸存齋誣之。存齋欲據郁氏宜稼堂書,及至閩(「閩」似有誤,應為粵)歸,其精槧已為中丞(丁)所得,大嗛之,因造無據之言」。此事後來經過蔣香生、俞曲園的居中調停後,以陸不得已向丁認錯而告結束。但從事後陸見丁仕途上青雲直上,打算盡棄前嫌,主動致信丁以學術問題請教,而丁的態度始終不卑不亢這些事實來看,其內心對陸顯然已懷有相當深的成見。有意思的是光緒二年當陸因福建鹽法道任上貪贓事發被革職查問時,作為頂頭上司的福建巡撫偏偏正好就是他的舊日冤家對頭丁日昌。    
    收藏古籍當然只是同治年間陸罷官後閒居生活的一部分。此後幾年我們將發現他的興趣範圍已逐漸擴大到交遊與著述,以及社會公益事業。他對當地的政治生活也始終懷有濃厚的興趣。由於那時阮元在杭州創辦的詁經精舍已有相當規模,一大幫江浙名公碩儒如孫琴西、俞蔭甫、朱苕生等輪替主持講學,陸時不時地也興沖沖前去躬逢其盛,並由此結識了浙江政壇的那些袞袞諸公。為人詬病的有關他試圖插手地方政府人事的說法大概也就起於這段時間。雖不至於有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裡所說的「險薄鄙詐,劣跡甚眾,一郡皆不齒也」那麼嚴重,但由他後人撰寫的《潛園遺事》一書倒也坦然承認他在與浙江按察使楊昌濬(後因楊乃武一案革職)交上朋友以後,時有「向楊公提出湖郡中某些官員有失檢點之事,供楊公瞭解後處理」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當然,對於一名因故開缺又系丁憂在籍的官員來說,這樣的做法顯然有格體統。不過他參與倡議發起的《同治湖州府志》的重修倒是一件於地方功莫大焉的善事,雖然這樣做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比如事實上他只承擔了這部近百卷的煌煌大著個別欄目的撰稿,在出版後的扉頁上卻作為三名總編纂之一得以青史留名。順便說一句,就在他四年家居風雅生活的後期,家中當鋪的數量又從三間發展到了六間。    
    


第四部分潛園傳奇(3)

    五    
    同治十一年春天陸精神抖擻站在豪華的萬年清輪的船舷顧盼自雄,跟隨新任閩浙總督李鶴年前去福建上任,這個鏡頭一時間令所有認識他的新老朋友都驚呼大跌眼鏡。因為此前他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過對政界黑暗的厭惡,有志在家誓墓,不復出山。同時他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學術界與收藏界,考證版本,研習經史,確實也給人留下了從此勘破仕途,打算以金石圖書終老其身的深刻印象。然而清律嚴格規定的三年丁憂守孝期剛滿不久,昔日皕宋樓前的梅花三尺竟一下子化作道台衙門的紅塵十丈,在張志和《玄真子》封皮底下一不小心讀到的,也已經是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了,這也不去管他。讓很多人感到遺憾與婉惜的是陸好不容易剛建立起來的名聲——在他渴望進入的藝術領域。因為僅兩年後當他再度因貪贓被劾革職歸來,這一切也許又將要從頭做起。    
    李鶴年對陸的信賴與重用可謂無以復加,事實上他們早在同治二年直隸圍剿賴文光捻軍的軍事行動中就因工作相識,並有過彼此滿意的合作。據《潛園遺事》作者徐楨基先生介紹,李「欣賞心源公才華」,「瞭解心源公的工作能力」。從李一開始就將洋務,釐金,通商總局等令人眼紅的肥缺一古腦兒相授,可以證明這一說法確實有根有據。等到一年後從三品銜的福建鹽法道盧士傑因故開缺,總督衙門突然掛牌破格委正四品的陸署任,更是以其大膽的風格、豐富的內涵從而成為當地權力圈子裡的特大新聞。多年以前讀張友鶴先生所著的《清代的官制》,對其中一段話印象很深。張先生在分析有清一代大小官職的含金量時,曾得出「如管理鹽務的鹽運使,管理關稅的海關道,都是利益所在,收入甚多,為大家公認的肥缺」這樣的結論。而陸的幸運在於一生中所短暫署任的三次正式實缺,上述兩職竟然為他兼而擁之。這固然得力於他的才智和精明幹練的工作魄力,另外與朝中權要良好的個人關係所起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    
    陸心源當然不是唯一一個在當時國家的鹽業稅收上做手腳的人,但他確實是這方面胃口最大,膽量也令同行自歎望塵莫及的人。清代的鹽務一向採取國家酌量給予補貼的政策,那是因為考慮到鹽商運銷過程中因地區氣候、路途遠近所可能產生的損耗。作為立法者的本意來說,這完全應該是一項體恤民情的恩典或仁政,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成為主管官員假公肥私、中飽腰囊的極好機會。即便如此,按照當時各引區的通行比例(清代鹽務以引為單位,大引兩千數百斤,小引三百斤),即以加耗較大的長蘆鹽包每小引十三斤十一兩,另加包皮耗鹽十斤為準,大約其總數也不過百分之七左右。而陸之所以一上任就敢將這一數字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自然因為背後有總督李鶴年的撐腰——甚至是主使也說不定。(按清官制一省鹽務本屬巡撫衙門管轄,道光十二年陶澍在兩江總督任上由魏源代為籌謀主持,全力整肅鹽政積弊,卓有成效,此後援例權歸總督)問題是想不到原鹽法道盧某卻是個碌碌無為、膽小怕事的傢伙,當他於幾個月後回任看見事情已弄成這樣,唯恐自己被牽扯在內,猶豫一段時間後終於決定向有關部門舉報。相比幾年前在廣東的公私兼顧,陸這次的禍闖得可真是大了。再度就地免職不說,朝廷還特諭福建將軍(官職大總督一級,相當於現在的福州軍區司令)文煜奉旨嚴加查辦。現今完好保存在清廷檔案《清實錄》裡的一份原始文件——一道聖旨——詳盡記錄了當時的案情以及事後對一干涉案人員的處理結果。其中「前署福建鹽法道陸心源於西路官商各幫領運票鹽,輒詳請加給耗票兩成,經李鶴年批准」是涉案經過,「已短完課厘銀兩萬六千餘兩之多」系辦案人員認定的犯罪金額,而「陸心源擅改章程,具詳請批。李鶴年率行批准。鹽法道盧士傑於回任後不能即時查出,雖據自行檢舉,詳明停止,究屬疏忽」顯然是對一干案犯各自應承擔責任的追究,頗有點像現在檢察院公訴人慷慨激昂的起訴,最後照例是皇帝親旨定奪——也即法院的終審判決:「陸心源擅改票鹽章程,徇私專擅,著照部議,即行革職。閩浙總督李鶴年率行批准,著降兩級留任。盧士傑於回任後,始行查報,著罰俸兩年。李鶴年盧士傑所得處分均准其抵銷」。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詳述同治末年福建票鹽案的整個經過,並非有意要對我的鄉前輩有什麼不敬,而純粹出於對試圖尋覓事件真相的濃厚興趣。因為在不同版本的郡志以及陸同時代人的筆下,此案給我的印象一如玩具百變金剛那樣的神奇的魔幻體,可以因不同敘述者的語言操弄從而變幻出各種耐人尋味的形象與性質。比如同為同光兩朝儒林泰斗,李越縵眼中的陸「入資為廣東督糧(應為兵備)道,貪穢著聞,被劾開缺。閩督李鶴年奏調福建,委署鹽道,遂專閩事,招搖納賄……復被劾開缺」。而到了俞曲園筆下竟又化腐朽為神奇,成為「有讒君於當路者,仍命遵前旨(開缺)……然惡者猶未已,屢興大獄以陷君,己而竟以鹽務加耗奏落君職」。至於陸氏後人對此事的正面處理那就更不用說了,又是「心源公大受冤屈」,又是「殊覺為官之難,決定退隱,以吳太夫人年高需歸里養母為由,上疏准辭閩職」。革職查問的貪官一下子成了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高士不說,連已經朝廷定罪的擅抬耗額,中飽私囊一事,也被譽為「深得鹽商之心」的愛民之舉。我理解作者極力想要維護自己先祖聲譽的拳拳之心,但對這種全然置事實真相於不顧的強詞粉飾實在有些不大敢表示苟同。    
    六    
    同治十三年冬末當陸心源再次罷官歸里,最初的打算是舉家外遷,選擇與湖州隔太湖相望的蘇州作為自己的終養之地。這顯然出於忌諱,不無羞見江東父老的意思在裡頭。其時尚留任福建的李鶴年在聽到有關他準備「移家吳郡」的傳聞後,曾來信表示關切之意。稍後郭嵩燾的朋友李鴻章在一封公函中,也順便提到「前聞鄉人有排擠者,屬昆燾便中轉述。以驚弓之鳥,須避彈射」,表示贊同他的決定。最終未能成事雖然不明其礙所在,但蘇州知道他事情的人很多,其地又屬丁日昌的管轄範圍,恐怕當時不得不令陸有所顧忌。好在這時他的舊日朋友楊昌濬升任浙江巡撫。一向有意的毗連趙孟頫蓮花莊的那座朱氏廢園的主人,又剛巧願意以極廉的價格出手。在這種情況下,他最後還是決定回到湖州。修築豪華的私家花園潛園固然需要花費一筆很大的款額,但這對其時官囊豐實的陸來說當然已不成問題。包括月河街舊宅的大興土木,擴建重修。廣搜珍稀金石書畫。發展恆友當鋪連鎖店,在上海籌建絲廠、錢莊,先後娶六名妙齡女子充陳內室。種種跡象無不顯示出他已打算對自我形象作出新的重大調整。考慮到清代吏律中以貪贓革職官員一律永不敘用的祖制,這樣的絕望與無奈倒也著實令人同情。    
    於是四十初度的陸又回到了從前以名士身份周旋於藝林文壇的浪漫生涯。儘管當時的民間輿論對他相當不利,但成竹在胸,謀定而後動的陸很快通過種種社會慈善事業——也即他在高州嘗試過,並卓有成效的那一套——基本消除了影響他生存環境的不利因素。兩年後山西的特大旱災又為他提供了新的機會,由於陸帶頭捐贈白銀一千並發動湖州紳民踴躍捐獻,負責籌賑的直隸總督李鴻章與災區最高行政長官曾國荃援例為他具奏,陸的四品道員銜(榮譽稱呼)於當年晚些時候得以賞還。    
    幾乎也就是從那時以後,陸個人歷史上那個被李慈銘稱作「好為詩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書畫以為聲譽」的時代開始了。他的身影再度於蘇杭寧等地的社交場合頻頻出入,「與諸老輩文酒宴游,自稱潛園老人,恬然有以自樂」。出於好勝心與敏銳商業頭腦的雙重驅使,更大規模的對藝術收藏品的搜求也正在轟轟烈烈進行之中。從唐宋字畫到先秦鼎彝,一時間江南故家舊物無不盡入囊中。與此同時設在潛園守先閣內的印刷工場也早已隆重開工,一大批宋元精槧被冠於《十萬卷樓叢書》的總名在那裡開雕刻板,然後委託一個退職太守,寓居蘇州的鄉前輩吳雲在觀前街的書坊印刷。饋贈國內政界權要與文壇名公,以書會友,自高身價顯然是陸急於推出這些出版物的原始動機。從當時諸多受贈者收到後的禮節性回札來看,總的來說不外乎以下三種態度與反應。一是答謝與嘉勉,如潘祖蔭,吳大澂。二是如黎庶昌、朱智那樣表示感激之餘不無抑揄。三是乾脆予以拒絕,如翁同和光緒年間的一冊私人日記裡,就有「陸存齋觀察送字畫皆未受,著書甚黟,貌則甚俗」這樣的記載。    
    儘管陸光緒最初幾年對形象的重新設計還不足以令某些思想僵化的正派文人完全信任,但他通過努力使自己在文壇基本站穩了腳跟卻已是不爭的事實。湖州月河街口那幢六楹二層大宅樓上的西洋玻璃在拂去政治的詬塵以後,也逐漸成為江南藏書界有目共睹的重鎮。尤其是幾年後皕宋樓的正式命名行世,更是將他善於鑒賞與博學的聲譽推向了高潮。以道鹹名士黃堯圃的博洽與盛名,其盡一生心力所築之百宋一廛室也僅藏宋槧百部。而名聞海內的寧波范氏天一閣在陸的門客李宗蓮——也即前述被王儀通斥為「賓客文章下筆驕」者——眼裡看來,那簡直更是不值一哂。由於陸同時又築有精藏兩漢古磚之千甓亭,皕宋千甓因此也就成為支撐陸中年以後社會知名度的兩大基石。其中以潤資八元弄到大書家楊見山隸書題額的千甓亭,據地方宿耄費在山先生《閒閒集》披露,「由於所收僅限於湖州及鄰縣,地區不廣,均只於晉代為多,漢磚不過四五」。而且這還沒有算上陸當時以一兩銀子一塊的價格公開收購,以至四野鄉民掘地搜求,從而令當地漢晉墓葬大量遭受毀壞的慘重代價。而皕宋秘藏的真實數目約為宋本一百十部,陸的方法是將其中絕大多數分拆為二,以勉強湊足兩百之數。這既是他生前堅持不向任何人開放的奧秘所在,同時也可以用來解釋,一九○七年當其子陸樹藩與日方就售書一事談妥後,作為買方代表的島田翰登樓驗貨,售價何以就立刻從原先一直堅持的最低價二十五萬元乖乖降到了十萬元——一種典型的彼此間的心照不宣。我甚至還有證據說明他廣為人所稱道的皕宋的冠名,也純粹出於對他人的移植與借用。陸的朋友兼同鄉吳雲的二百蘭亭齋,皕鏡室和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這就是被認為出自陸獨出機杼的皕宋一名的最直接的來源。當然,對於光緒六年已基本完成自我轉型,並成功進入藝術收藏主流話語圈子的陸來說,這一切也許都算不了什麼。多年來他一直奉行的生活原則似乎是:只要是成功的,就是正確的。這大約也是他的後輩——比如寫《潛園遺事》的徐楨基先生——對他「一生幾經沉浮,但最終還是成為清代名人列於史冊」表示欣賞與敬佩的主要理由。    
    


第四部分潛園傳奇(4)

    七    
    如果將光緒八年《皕宋樓藏書志》的出版視作一條藝術上的明顯的分界線,此前陸的精力一直集中於收藏與社會活動的話,那麼從那時起到光緒二十年因病逝世,我們將看到他終於已經慢慢靜下心來,開始致力於他真正的名山事業——讀書與著述。昔日宦海風波的弄潮兒居然一變而為潛心學問的作家,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令人高興且油然而生敬意的事情。那幾年文壇中人在紛紛對他刮目相看的同時,確實也被他每年幾十卷乃至數百卷著作出版的速度嚇壞了。杭州的朱苕水在復他的札中不得不坦承「前贈諸作,弟讀之尚未終編,今又獲三種」,並稱「壽世著作,與年俱增,等身之譽,不讓古人」。而蘇州的末代狀元陸潤庠更因「見惠大著全部,愧無以相報耳」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那段時間他是那樣醉心於著書立學以至專門為此成立了一個寫作班子,由他的堂弟陸學源、門客李宗蓮、學生李延達等各司其職。加上潛園內的排版車間,蘇州幾家定點的印刷工廠,儼然當今京城某些大腕書商現代化的商業運作手段。到了他臨終前出版個人著作《潛園總集》,其作品數量竟達到了驚人的三十五種九百三十六卷。如果加上他參與編輯的《同治湖州府志》、《歸安縣志》、《湖州叢書》十五種七十五卷,以及革職歸里初所寫的《罪言》等(後經友人奉勸未予出版),相信這一數字將更為聳人聽聞。    
     但北京的李慈銘好像永遠也不肯寬恕陸心源,這曾經讓同為湖州著名藏書家的周越然先生感到深為不解。「李氏對於陸氏,似有難解之仇」。除了在著名的《越縵堂日記》裡時有抨擊外,就是一般文章札記裡見了,也很難為他輕易放過。如光緒十三年他在應請為朋友傅節子重版《擘經室經進書錄》題跋時,就曾因原書附有陸的一篇序文一事大為惱火:「至末附歸安人陸心源一序,妄言輕詆,更足為累。節子刻此時,未嘗相商,惜不得阻止耳」。周先生也許不知道李對陸之所以嫉惡如仇,有一部分原因是為陸與李之生平仇敵周星詒系朋友兼同僚的緣故。同治十三年陸在福建任上出事,時任福建建寧知府的周差不多同時也因涉嫌侵吞軍裝案被劾,下場甚至較陸還要悲慘,「奏賠吃虧之款十萬元,革職遭戍」(詳見周自撰之《橘船錄》)。有意思的是致周下台的軍服採辦一事,其發包權恰屬陸兼任的軍需部門。何況兩人在閩期間還平分了陳蘭鄰帶經堂的全部珍藏,關係應該相當不錯。當然,那時學術界對陸著作表示不敢恭維的也不止李越縵一人。葉昌熾「其所刊叢書,亥豕縱橫,不可殫述」的批評,瞿子玖「大集熔鑄百家,獨運機杼,義法之精嚴,氣體之浩博,固是偉視一代」的戲謔,隨手摭拾,觸目皆是。更讓人遺憾的是,儘管陸一生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但在他身後出版的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家辭典裡,我們似乎都一直無緣找到他的名字。    
     生活在崇尚知識的年代裡作為一名著名藏書家的聲譽是現在的人很難感受的。皕宋樓與十萬卷樓在時間中煥發著持久的魅力,而設在潛園內收藏普通版本的守先閣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慷慨與慈善向所有讀者開放,甚至免費提供食宿。這使那些即使對陸懷有成見的人態度也開始慢慢改變。然而,正是在這樣坐擁書城、著述自娛的優雅生活表層下面,陸為恢復自己政治名譽的努力卻始終沒有打算過放棄。說起來這也是他晚年心中最難放下的一件事情。一想到自己風雲際會的一生將無法在身後的墓碑上展現,這是怎樣的痛苦與殘忍。就在他臨終前四年,黃河的一場特大洪災終於有幸為他提供了最後的機會。由於主動向山東災區捐賑了一萬件棉衣外加一萬多兩銀子,山東巡撫張曜專折保奏,終於令他的歷任官職中唯一乾淨的高廉兵備道一職得以開復。此前他曾通過浙江學政瞿子玖向國家捐獻宋元精藏一百五十部,但未能奏效。得到的象徵性恩典只是給了他兩個兒子樹藩樹屏以國子監學正的榮譽稱呼。即便如此,這對其時視政治聲譽如大旱之望虹霓的陸依然非同小可。現今巍然樹立在湖州潛園(為今蓮花莊公園一部分)裡的刻有這道聖旨的巨大碑石,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陸當時的心態與珍惜程度。    
    八    
    周越然先生對陸的容貌與精神特徵是這樣描繪的:「面團團,體肥胖,福相而兼富相」。這大約就是當時的政府總理翁同和得出「貌則甚俗」這一結論的唯一理由。從傳統相術的角度而言,應該說陸的體貌並無任何異稟和過人之處。但就是這麼個貌不驚人的傢伙,一生中通過自我奮鬥以及現實提供的各種機遇,竟把自己從一個鴉片店老闆的兒子弄成從三品的政府大員,外兼名聞海內的大藏書家。在對現存史料的研究分析中我發現他的一個主要策略就是以盡可能爭取到貴人相扶為最高原則。其次那就是善於發現並利用各種人情關係。即以革職以後為挽救自己名聲所作的種種努力為例:晉省義捐開復原銜一事實際上有時任山西布政使的福建同僚林壽圖暗中主持,向國子監捐書恩蒙綸音嘉諭則又是出於曾來湖州作客的瞿大軍機的面子,而光緒十六年向山東災區捐衣捐款,令他的政治生命得以全部恢復,更非如一般書中所言「廣行善事,各地有災,必為捐賑」,同樣,這也是一種事先得到某種可靠承諾的有選擇性的投資。當時的山東巡撫張果勤(即《孽海花》中之章一豪)本系他直隸任上的朋友,而且多年來一直保持通信聯繫。至於陸的同學施補華時以候補道員任巡撫衙門高級幕僚,為張面前第一紅人,言聽計從,知道的人恐怕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光緒十八年五月五十九歲的陸突然出現在上海,準備再次摘下名士面具,大幹一場。此前他又因多次賑捐本省災情,得到浙江巡撫崧駿與朝廷重臣李鴻章的分別保舉,經送部引見後,詔以道員記名簡放——等於說又恢復到三十年前在廣東的候補道員身份。一直對陸的經濟頭腦與才幹有深刻印象的李鴻章——其中有郭嵩燾昆仲的面子——立刻以所轄上海招商局稽察一職相委。然而陸最終未能正式上任並非關鍵時刻急流勇退,知恥而返,而是他的左眼突然患病幾近失明。儘管這對他的身體是一種意外的不幸,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並非全是壞事,因為這至少使他的晚節得到了保持。此後他一直纏綿病榻藥爐間有將近兩年之久,終因身心交瘁,藥石罔效,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在家中與世長辭。位於現在湖州鹿山林場區域內的墓地為他生前自己所選定。由於殯葬時有大量書畫珍寶以及後周柴窯瓷瓶,古銅鼎彝等稀世之物陪葬,不到二十年陵墓就為人洗劫一空。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連他的遺骸也被重新掘出,當眾焚燒。承現離休在家的湖州市政協主席董淑鐸先生見告,當時他曾設法保存了陸的部分骨灰。八十年代末在與陸氏後人聯繫上後,曾去函詢問處置事宜,卻令人意外地被告知委託他代為送到殯儀館安置。    
    潛園傳奇至此似乎全部已告結束,如果說還有什麼未予交代的事項的話,那就是陸生前對自己在中國文化中一向佔有特殊地位的墓誌文字的擔憂。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將來的追悼會由誰主持?悼詞中又如何評價?事實上這也是陸兩年病中生活最牽腸掛肚的事情。雖說屬於自我介紹式的行狀早已親自審定,但究竟選擇何人來寫,此人又敢不敢不避嫌疑,竭盡全力,依然問題多多。這情景頗類似於今天一家企業捧一大堆自我吹噓的材料請某名記者寫稿,由於文章出來必須署其真實姓名,人家是否肯甘冒名譽受損的風險放開手腳來幹,確實很難論定。最終選定代張之洞作《書目答問》的翰林院編修繆荃孫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一是繆其時為全國藝林高山仰止的學問人品,二是兩人之間並無交情,如蒙慨允,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效。但繆敷衍之下遲遲不見寄來,對彌留之際的陸以及陸全家顯然是個殘酷的打擊。雖說此文於陸死後多年終於好不容易等到,然而就憑其中「難泯眾嚨,止謗無術」八字,那也肯定是沒法用的。出於當時緊急情況下的被動與無奈,其時正在蘇州馬醫科巷築園自娛的陸的好友俞樾,看來也就只好成為最佳的人選了。    
     俞與陸的關係是我寫作此文過程中始終揮之不去的一個疑點。在我的印象中,儘管對他一向自負的學術成就晚清經學大師如王壬秋、李純客等多有訾議,但此公退居吳下四十年,研經講學,著作等身,素為江南士林所仰重。想不到實際生活中走的好像還是袁子才的路子。其主要著作全由大小政客資助出版不說,在致陸心源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我甚至發現他還公然向陸敲竹槓:「拙著《諸子平議》,在吳開雕,已成十七卷,尚有十八卷未刻。然每卷刻資止須洋蚨八枚,若得洋泉一百五十,即可盡刻之。未知閣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否」?「金衙莊因循不成……聞四間尚虛其一,欲借重左右,未知果否」?這使我們完全有理由對其立論的公正與可信程度產生懷疑。從現存《湖州文化藝術志》裡的墓誌全文來看,那簡直就像是在陸的自撰文字上閉著眼睛加署了自己的大名而已。不僅為陸一生中的兩次開缺革職一一翻案,說成被人誣陷,甚至還十分荒唐地將陸的政績口碑比之管仲、蕭何,軍事天才比之范仲淹、韓世忠,至於其經史方面的成就,更是超過了開一代風氣的兩位漢代大儒——箋《毛詩》的鄭玄和寫《漢書》的班固,可謂天下諛墓文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座奇峰。    
     還是據徐楨基先生《潛園遺事》稱,陸心源臨終前神智忽然顯得十分清醒,其情淒淒,其言淳淳,「訓勉諸子,以努力讀書勿負國家所給恩惠,且以著作未盡刊刻為念」,並「訓囑諸子保守好藏書,勿令散失」。然而,低垂在死者墓前的香燭紙錢才剛飄散不久,靜嘉方面前來舶載的船隊就已發出響亮的金屬鳴聲泊到了皕宋樓前,其中相隔時間僅十三年不到。這真叫人說什麼好呢?潛園傳奇的深嚴幃幕在陸生前已被掀去大半的情況下,好傢伙,這最後剩下的部分,終於也讓掛著膏藥旗的日本汽輪的桅桿給徹底撩開了。    
         
       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部分柳亞子的牢騷(1)

    十七名居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圍坐在一座破敗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縱談,意氣風發,四周點綴著詩稿,畫卷,酒器,煙具,以及伶人伎樂,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蘇州文化的一個精采片斷,地點是在虎丘山塘右側以義烈著稱的張公祠內。比起兩百六十年前吳中著名知識分子團體復社在這裡召開大會時的招搖,這次無論規模與影響顯然都要遜色得多。如果不是與會中一個名叫柳安如的吳江人後來與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一番私人交往,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一一包括歷史學家與政治史研究者一一這次聚會所偶然推出的一個冠名南社的純粹文學組織,會在本世紀的中國現代史上產生如此重大的聲望與影響。說起來還讓人真不敢相信,甚至就在當天早晨一干人興沖沖訂雇畫舫前往虎丘開會以前,作為他們領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柳慰高,後改名柳亞子一一尚一連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館對面的戲院裡風流自許,力捧一個名叫馮春航的當紅男旦,於銀箏鳳管、彩幕紅氍間儼然新一代的顧曲周郎。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影響在後來的回憶錄和各種傳記中,其臉部濃重的傳統文人脂粉逐漸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塗抹。在文學理想與政治抱負之間一直上下求索,始終無法辨識自己的真實面目,這大約是柳亞子一生壯懷激烈卻又牢騷滿腹的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從未擔任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政機關職務,未做任何工作,採取了消極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們黨的各種抗日主張,是我們黨的一位好朋友。」(鄧穎超《緬懷柳亞子先生》)「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亞子信》)而一貫以激情與浪漫著稱的郭沫若先生更是乾脆以一頂「今屈原」的高帽相贈。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與評價,柳亞子的才華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頌揚。包括南社的歷史地位,也從一個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學社團,一躍而為「與同盟會互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國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像,生平對知識階層一向不大感興趣的毛以及黨內同人對柳之所以如此推許,除了他藝術本身的天賦以外,恐怕還著眼於抗戰勝利後盡一切可能爭取黨外進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實上,那時的柳不僅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被朝野視為民主鬥士,甚至因過於同情中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也已有數年。一位擁有不可忽視的輿情力量與聲望的文化名人一一這就是也許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價值與籌碼。而四年後北京解放,當他應邀前往共籌建國大計,因所受禮遇和倚重程度與想像中相去甚遠,從而大發脾氣時,毛澤東卻明確告訴他:牢騷太盛防腸斷! 接下來到辭世的近十年中儘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但與他心目中輔君王治天下或和毛《沁園春》詞中「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難免已有幾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當然,作為一名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傳統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負、簡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裡也一向大大有名。這一點甚至當他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時就讓人有幸好好領教了一番。如果我們現在回到蘇州張公祠初創南社的那個深秋的下午,就會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籌交錯,言笑晏晏,詩興逸飛之際,僅僅為了詩法繼承問題上的一些小小岐見,當選為書記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編輯、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來。由於柳的觀點既偏激又霸道,加上口齒不清,於激烈的爭論中處於劣勢也就在所難免。但柳隨後採用的倒地大哭這樣一種極端方式確實令他的社中同志們都大吃了一驚,並一時不知所措。在寫作於一九三○年的《南社紀略》一書中,柳試圖為自己當時所扮演的荒唐角色進行辯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歡以極端手段處置個人情感上的壓抑與窒礙,從行為學的角度來分析,這與他後來掛冠孫中山總統府、想擔任南社惟一領導的主觀意圖受阻時斷然宣佈退社、受蔣冷遇向蔣宣戰、上詩毛澤東乞隱等無論手法與作派幾乎都同出一轍。因此,儘管生活為他提供的舞台與時代背景全然有別,投射在他深度近視鏡片上的二十世紀的光線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臉部卻習慣於深埋在挾策求售,致君舜堯的古典政治夢想中,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怨氣滿腹。至少其人生格局與思想特徵與他仰慕的前輩文人如吳梅村、龔定庵等看不出有什麼兩樣:即廟堂與江湖間一個自負異才,言行放誕的所謂名士。認識這一點也許相當殘酷,但對那些與柳有著大致相同的毛病,熱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文人們不啻於一帖猛藥。    
    古鎮黎裡與北面一個同樣古樸的市鎮同裡極不相諧地座落在三一八國道的兩側。即使以汽車時代的速度而論,它們之間的距離也需車主以時速一百碼的車速開上約三十來分鐘方可抵達。而另一座海濱小城金山則相距更遙。在中國現代的文學史或政治史中,這三處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視作一個整體,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出於地理學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實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領袖人物一一柳亞子、陳去病、高天梅一一分別出生於上述地點,確實很難讓人相信還能找出什麼別的理由將它們如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同樣讓人納悶與意外的恐怕還有柳的突然成名,因為在南社成立以前,這位後來歷官三朝,名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過只是一個普通鄉村小儒的兒子,身材矮胖,兩目近視,而且還患有相當嚴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驕傲的也許只有十六歲當年所僥倖考取的那名秀才,這使他有機會在縣城松陵結識了同樣前來應試的陳去病與金天翮,並從此眼界始開。次年由陳介紹加入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教育會,並與蔡元培、鄒容等民初風雲人物相識不妨視作是文學家柳亞子向政治家柳亞子所邁出的第一步。當時年方十七,自稱維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將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裡藏著擬上清帝光緒的萬言書和用肥皂自製炸彈的秘方,言詞激烈;行跡乖張,私下裡卻一心打算在滬上的時新女校內覓到一位才貌雙全的天足女生為偶。雖說當年秋天他最終還是迫於母命與同鄉鄭佩宜女士訂婚,但據南社舊人鄭逸梅先生晚年回憶,那幾年柳在上海確實跟一個叫史冰鑒的松江女子有過一番感情上的非凡經歷。如果對他的著作加以細心閱讀,甚至會發現在柳寫給某相好朋友的信中,自己也曾公然坦承「我生命史中最熱烈的一段,就是在閘北的情形」。文中閘北為當時上海愛國女校校址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後來在南京殉難的才女張秋石曾求學其中,而史為張的閨中女友。「張娘嫵媚史娘憨,復壁搖賜永夜談。白練青溪厄陽九,朱欄紅藥護春三」,保存在《磨劍室詩集》內的這惟一的艷體,依稀可辨認出當時的旖旎風光。當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後的各種傳記中,這樣的情史你肯定是讀不到的。同時,這一事件似乎也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儘管柳的倔強與倨傲一向為世稱道,但在外力的強大作用下,有時似乎也會委曲求全,作出某種程度的妥協與讓步。如果我們將這次婚事上的屈服與多年後與毛澤東在北京的衝突結合起來觀察,雖然性質全然有別,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徵與情感上的相似之處相信還是不難找到的。    
    從上海回來到南社成立前的五年間.剛投身政治,以雙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亞子卻是以丈夫和業餘作者的身份在家鄉黎裡度過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參與撰稿的《蘇報》因言論過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師長兼朋友章太炎、鄒容等的因此事先後被捕入獄。加上其時中國教育會與柳就學的愛國學社又不甘寂寞地鬧起了內訌。暫回家中避避風頭,靜觀事態變化,於是也就成為當時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其間數度往返蘇、滬之間,廣交同志朋友,撰寫報刊專欄,搜羅鄉邦文獻,參加各類名目新奇的組織,甚至興致勃勃拜職業革命家陶成章為師學習催眠術。頭腦狂熱,興趣廣泛,作為這方面的高潮,是曾於一個初秋的下午由人領著去泊在黃浦江邊的一條外輪上,拜見了秘密回國的流亡革命黨人孫中山先生。儘管事後找不到有關此事的任何紀錄,但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這次會見肯定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參觀黎裡柳亞子紀念館的心思縝密的遊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劍室的案頭發現那尊小小的孫的半身銅像。如果你向講解員打聽它的歷史,我想她也許很樂意告訴你,自一九0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謁孫回來以後,這尊銅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前。    
    孫當然不是柳惟一崇拜的政治偶像。這個長期閉塞鄉間的少年秀才當時猶如一個撲在萬花筒的圓孔邊留戀忘返的孩子。新時代的畫卷在他視線裡神奇地展開,挾帶著風雷與漫天飛舞的霞光。從盧梭、王爾德、保羅,到馬克思和列寧,還有國人中的梁啟超和自稱「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以及後來的斯大林和毛澤東,似乎都在柳個人的政治星空中先後閃耀並煥發持久的色彩斑斕的輝芒。他對古代的卓越人物如嚴子陵、王粲、賈誼等也一直懷有由衷的敬意。儘管如此,如果誰為柳的虔誠與謙遜感動,那他顯然將被證明過於天真。從後來發生的許多事實來看,一生自命不凡,心雄萬夫的柳當時差不多是以一種引為同類,惺惺相惜的態度來接受這些非凡人物的。全國柳亞子研究會的印學專家們或許還樂於從他們的專業角度舉證:在柳身後遺下的滿滿兩抽屜印石圖章中,隨手撿拾幾枚就能找出像「亞洲盧梭」「列寧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則(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這樣狂言無羈,自高自大的例子。正是後者的大言煌煌甚至在柳身後還為人銜恨以至風波陡起,並將一頂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他的精神軀體一一這就是一九六六年震驚中國政界的反動印章案。所幸其時長眠地下的柳亞子已看不到聽不到這一切了,不然其間的風風雨雨,想來絕非牢騷二字可以了得。    
    


第四部分柳亞子的牢騷(2)

    分湖位於黎裡鎮的西面,在柳十二歲隨父遷往鎮上的周壽恩堂暫居以前,他們全家一直居住在湖邊大勝村東頭的那幢祖傳老宅裡。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蓋,作為這座景物秀美、民風淳樸的水鄉小村最顯著的標誌。在柳亞子的個人詞典裡,也許門前後來曾被他比作嚴子陵富春江的分湖,無論從內涵與外延上來看都應該是相當複雜的概念。比如說,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稱,又是家鄉文化的縮影與象徵,在政治上又時常被用來形容某種與仕途騰達對立的人生狀態。甚至還可乾脆看作是文壇上大大有名的柳牌牢騷的別稱和具象物。一生中至少有兩次當我們素懷經國濟世大志的詩人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時,揚言隱居分湖便作為某種精神要脅或向對方開列談判條件出現在他筆下。民國元年他應邀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總理孫中山的私人秘書,因孫未能賞識他自矜的政治才具,未滿三天便拂袖而去。而所留下紀事詩中就曾明確表示了「不如歸去分湖好,煙水能容一釣舟」這樣的意思。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春的北京,滿心打算羽扇綸巾輔助共產黨坐天下的柳因僅被授於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閒職,當即上書毛澤東表示不滿,並聲稱「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事後看來其政治目光同樣也相當近視的柳當時儼然視毛為自己的學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將他一向得心應手的對付孫中山蔣介石的那套玩法拿了出來,結果卻被證明犯下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還是在加入中國教育會後,閒居家中讀書寫作,醉心革命的青年時期,柳後來言詞激烈,思想極端的性格缺陷事實上早已經顯露端倪,並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試。當時他好像特別熱衷與他的朋友們談論暴力問題和各種舶來主義。結結巴巴的嗓音猶如節日鞭炮炸響在分湖深秋或初春的夜晚。四肢短小,精幹的軀體卻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給尚淫浸在漫漫長夜中的二十世紀初的江南小鎮帶來最初的曙色。是的,柳亞子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沒遮攔的言詞風格確實具有某種與火焰相同的內涵與形體,這一點不僅為他的朋友,甚至為他的敵人所樂於承認。然而,由於他的理智無法為他在身體內部安裝一個必要的控制樞紐,這團熊熊燃燒的烈火在給別人送去溫暖與熱情的同時,有時也會因火勢過猛從而產生不必要的傷害。例如南社同人汪旭初就曾記有一段他與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柳)性率直無城府,喜怒毀譽,皆由中發。初每以臥龍(諸葛亮)況余,及論事不合,則於報端著文詆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賊?」』。相比於對汪的先譽後毀,詩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為不幸。「林庚白參加南社,常到亞子寓所談天。一日,論詩不合,爭鬧起來,亞子大發脾氣,舉起一棒,向庚白擲去,庚白逃,亞子追,環走室中。亞子高度近視,行動不便,大聲叫罵。他的夫人鄭佩宜聽到了,阻擋了亞子,庚白才得溜走。」(鄭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亞子》)    
    成功地參與組織、籌建南社,並出任首任書記是柳亞子一生中第一個重大事件。蘇州虎丘張東陽祠內效仿復社前輩風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標誌著這個貌不驚人的鄉村秀才從此開始正式在國人的文化和政治視線中亮相。儘管山塘的畫舫笙歌與分湖的漁笛野航景色殊異,但由於大部分準備工作始於此地,加上中國文人所獨擅的成名後喜歡對家鄉景物誇大其辭的慣用手法,因此後者在柳的筆下一直被形容為類似孔明的隆中,嚴光的富春江,毛澤東的井岡山那樣具有傳奇色彩的藏龍臥虎之地。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響柳愛屋及烏地將它說成是「吳越間巨浸」。前不久當我在那裡實地踏勘,懷古憑弔,對這一點的印象應該說尤為深刻。當然,同樣讓人感觸良深的也許還有這座位於蘇南經濟開發區中樞的知名小鎮與周圍熱浪朝天的富裕景像極不相諧的落後與清貧。當晚投宿柳故宅周壽恩堂隔壁那家據說是全鎮惟一的旅館,當我被告知最好的雙人間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個舖位時,著實吃驚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關掉必須用一根牙籤才能轉換頻道的電視機,枕著遠處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夢以前,我終於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質而言只是一位傳統文人而絕非政治家這樣的武斷結論。    
    南社對柳的脫穎而出所起的作用猶如舞台之於演員,這一點現在應該已經可以取得共識。清末民初一幫吳中文人偶然興會所至、詩酒風流的一番即興表演,竟然始料未及地讓他們中間那位熱愛表演藝術,且素懷大志的年輕人迅速走紅。與此同時,另一出爭奪社內領導權的鬧劇台上台下也正在緊鑼密鼓地加緊進行之中。有跡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籌劃、準備階段,柳對未來組織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種大膽的設想。而作為共同發起人的陳去病的謙讓與高天梅的臨時因故缺席,顯得更像是天賜良機或西學概念上的「運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國,由於知識階層一向嚴於恪守溫良恭儉讓的古訓不敢逾雷池半步,一個不拘形骸,敢於自我炒作的人因此反倒更有可能贏得公眾的欽佩與推崇。儘管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柳當年在權力領域裡的一番作為還遠稱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兩件事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做得相當漂亮。一是借論詩觀點不合突然表現出的那場倒地大哭,讓同道中人初次領教了他死纏爛打的獨門功夫。二是不失時機對自己社內的主要政治對手高天梅別有用心地攻擊,會前會後均公開揚言「虎丘雅集有危險的可能,於是天梅杜門避增檄不來了」。事實證明,這些有力措施對當時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的主要領導地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這麼做對曾經作為他政治老師和革命引路人的陳與高來說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幾十年後出版的《南社史料》一書在談到這一事件時,作者鄭逸梅尚為之忿忿不平,並駁斥道:「亞子這句話,未免把天梅說得太膽怯了」。他所持的一個頗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當時與會者中的諸貞壯、胡粟長兩位均為江蘇巡撫旗人瑞方幕中紅人,如果說真的要有什麼風險與政治壓力的話,諸、胡二位又何以會毫無顧忌,欣然赴會?    
    不幸的是,在如願以償取得對南社的控制地位後,我們將看到柳並未就此斂手。相反,以一種更大的熱情排斥異己,唯我獨尊,成為最初幾年他除寫詩酗酒外最為狂熱的一項嗜好。由於當時社刊的文選編輯陳去病與詩選編輯高天梅在社內的威望均高於他,上任不久柳即以校對馬虎,編排雜亂等借口將上述兩人雙雙罷免,應該並不讓我們感到意外。幾年後自覺地位已經鞏固,更是極力主張對社內原先頗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進行徹底修改,由分工負責的「三頭制改一頭制」,並公然宣稱:「我覺得南社的編輯事情,老實說,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當的人來擔當的」。「為了南社的前途,我認為用不著避免大權獨攬的嫌疑」。這似乎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假如半個世紀後中國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長制、一言堂想要尋找門派宗主的話,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園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倒是個不錯的人選。尤為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在當天晚些時候大會進人表決程序時,由於柳的提案為到會的絕大多數代表所斷然否認,勃然作怒之餘竟當場以退社相脅,並不顧諸多朋友同志勸阻,於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體上公開發表了正式退社的聲明。這一事件也許表明,在柳亞子的政治學與行為學中,個人意志永遠是第一位的,而所謂的社會、團體、政黨、宗派不過僅僅作為它的載體。如果彼此相諧,他的才具和熱情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反之則水火不容,就算不與你兵戈相見,起碼也會立刻成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騷發洩的對象。兩年後當以大局為重的南社設法主動與柳妥協時,我們將看到得意非凡的柳開出的條件甚至較原先更為苛刻:社內設主任制,由他擔任。編輯、書記、會計等職一律由選舉制改為主任委派,必要時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關注此事的人士意外,這場鬥爭後來以黨內同人屈服,柳躊躇滿志重返盟主寶座而告結束。    
    那麼,又何以如此? 問題又究竟出在哪裡呢? 誰也無法論定。一種說法是當時南社高層大多身羈要務,餘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顧。就拿我們熟悉的高天梅與陳巢南來說,一個是中國同盟會江蘇分會的會長,一個在杭州身兼兩家報紙《越鐸日報》《平民日報》的主編,惟有柳是能夠有條件將時間精力全部都投入社務的人。另外,以每年數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經濟上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而柳家厚實的家底應該可以從容應付這些開銷。在當時情況下,這一點估計也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總之,真正的問題也許並不在於柳的霸道與咄咄逼人。對於那些熟悉他瞭解他的朋友來說,柳一向就是這麼個人,「善怒能狂」「唯我獨尊」。而我們後來的各類歷史讀物之所以樂於將他定位於著名民主鬥士,多半是因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種短視---比如柳一生中與蔣介石的恩怨齟齬,以及對國民黨內外政策的不滿等等。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當他突然以自己的慣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騷一一來向毛澤東叫板時,中國共產黨內的很多同志都要為此感到震驚和憤怒了。    
    


第四部分柳亞子的牢騷(3)

    早在登上泊於黃浦江邊那條外國輪船拜見革命領袖孫中山前的少年時期,柳充滿幻想與詩意的頭腦似乎就已描繪過類似三顧茅廬或渭水垂釣這樣令人神往的圖景。沒有任何紀錄能告訴我們兩人初次會面的真實情況,從這以後柳對此事一直諱奠如深這一點來看,估計當時孫對自己面前這位鋒芒畢露、期期艾艾的慕名來訪者並沒留下多深的印象。六年後當剛宣佈退出南社,意興蕭疏的柳經雷鐵涯引薦出任孫的古文秘書一職,其時已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政務繁重,百廢待興的孫對後者自負的才具同樣也並無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費煞柳一番心思的「前發齊額,後發披肩,穿一領大紅斗篷」這樣的另類打扮,孫接見時居然也一概置若罔聞,僅寒暄幾句後就以他事要處理為由端茶送客。這一切當然有理由讓柳感到沮喪與不滿一一準確點的說法是引得他的牢騷再度發作。僅僅三天以後,我們興沖沖前來打算兼濟天下的二十世紀的諸葛亮與姜子牙就一怒之下托病辭職,揚言要回分湖去退隱讀書,獨善其身了。相比於三十七年後在北京上書毛澤東的那場鬧劇,這次的勃然作怒非常顯得像是一次預演。不僅劇情與演技雷同不說,連所呈詩的詩題中都有「感事」「分湖」這樣的字樣。所不同的也許僅僅是:善持寬恕之道的孫對此不過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樣剛猛的毛卻展示其政治手腕將柳好好教訓了一頓。    
    大約正是在這前後,一個以「青凹」為筆名的政論作家開始在《天鐸報》《民生日報》《太平洋報》等滬埠大報的頭版上頻頻出現,才情縱橫,言詞激烈,筆鋒瞄準孫當時打算爭取的統戰對像---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鷹派人物袁世凱。儘管不久後當圈內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稱已去家鄉歸隱的柳亞子時不免都大感意外,但他們仍然無法斷定柳對袁這種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憎惡與痛擊的耀眼火光裡,是否含有某種個人意氣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洩對孫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滿?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一年後他與蘇曼殊、朱少屏、葉楚傖等支持他的南社舊黨在上海的秦樓楚館吃花酒、捧戲子的胡鬧場面卻貨真價實,向公眾真實展示一個政治失意者內心難以排遣的寂寥與愁悶。也許,像柳亞子這類滿心打算成為政治家的文人們的一個性格通病是:他們往往自以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賦,結果卻連自己的行為也治理不了。他的後輩親戚徐孝穆或許正是鑒於柳的這種時而亢奮、時而頹廢的人生態度,私下裡一直將他戲稱為「神經病患者」。    
    此後十年柳的牢騷頻頻加劇,這位自比賈誼、嚴光、王粲、陳琳、辛棄疾、龔自珍的自覺懷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罵座,尋花問柳,「與裡人顧悼秋、凌昭懿、沈劍雙輩結為酒社,狂歌痛飲,滾跳在瓦礫場上,以至腿部受傷。」(柳無忌《柳亞子年表》)此前在與南社要人高吹萬、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時,更是「狂態畢露,先是撫膺痛哭,襟袖俱濕,繼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盡汩羅」。(李海□《柳亞子》)作為其中一個幾近癲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與同社社友、詩人朱鴛雛的那場令路人側目的公案。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朱僅僅因為在對宋詩的評價上與柳持不同觀點,竟被認為有意向自己的權威挑戰的柳擅用手中權力將其開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強的朱愧憤交加,結郁成疾,沒過兩年就黯然辭世。事後柳雖然在悼念文章裡自承「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於懺贖無從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內的暴力軀體一旦在現實中原形畢露,引發普遍的抗議與聲討恐怕也就在所難免。在當年的南社大會上柳的主任一職宣佈落選,應該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僅就處理問題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殘酷無情而論,也許明眼人不難瞧出,這與五十年代中期發生在中國文壇的評《紅樓夢》,大鳴大放等觸目驚心的事件,也頗多可以細加參照印證之處。    
    柳亞子在他三十歲到四十歲時的一個想法是:傚法戰國時期的著名賢者信陵君門下畜養食客三千,高歌痛飲,醉死夢死,「誰使英雄無用武,翻投酒國作賓氓」或者「疏狂便合稱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這顯然就是他當時為自己的消極人生形象開脫時所持的理由。那些年頭有人時常看見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舊花呢黃色長袍,眼鏡手杖,禮帽布鞋,乘坐一輛他素所喜歡的黃包車,在被他改名為梨花裡的黎裡小鎮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觀劇就是趕著去校他主編的《新黎裡報》的社論大樣,或搜臚尋訪他嗜好的新發現的吳江文獻。由於雙目近視得實在厲害,他的詩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每逢這種時候便主動扮演了僕人的角色。作於那階段的《吳根越角詩餘》《迷樓集》《分湖歸隱圖》等無不印有他當時生活和思想的真實痕跡。假如柳能終其一生維持著這樣著書立學、詩酒風流的名士形象不變,倒也並非是件壞事,就算有違初衷,無緣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藝術天賦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後人仰慕,並在文學史上被固定下來。    
    然而正在這時,在酒精與絲竹中昏睡的另一個柳亞子突然又醒來了。一九二一年七月當後來與他關係密切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南湖紅船上召開成立大會,頹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遠處的嘉善西塘樂國酒家與一幫新老酒友聚飲轟談,狂歌酬唱。如果翻檢彙集這次同人雅集的詩歌專集《樂國吟》,就會發現其中光柳的個人應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麼使他在短期內又對政治與暴力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根據柳無忌在為其父所作的年表裡披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列寧著作在中國的大量傳播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布爾塞維克主張武力奪取政權的新奇理論,與柳內心崇尚權力、習慣通過極端手段解決客觀事物矛盾的思想幾乎一拍即合。此後不久柳突然申請加入在蘇俄指導下改組的新國民黨,並從此熱心黨務,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大顯身手,致君舜堯的一個明確信號。與此同時他振臂一呼組織發起新南社,爭取到廖仲愷、何香凝夫婦、汪精衛、於右任、葉楚傖、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參加,走的依稀還是當年吳梅村出山前召開復社大會,隱隱以在野黨領袖自居,謀取政治上的更大資本與利益的路子。事實也證明他的策略相當成功。一年後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次年更是在該黨第二次黨代會上被推選為中央監察委員,無不預示著這位自命有宰輔之才,感慨時運不濟的人物在權力的階梯上正一步步逼近他夢想中的高度。也許,對於作為政治家的柳亞子來說,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是他個人歷史上的一個輝煌時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如同當年孫中山的渾渾噩噩、有眼無珠一樣,當時國民黨內的第一號實權人物蔣介石對柳自覺驚人的政治才華同樣也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這不免使他的熱情與信心再次遭受到重大打擊。在以政事為由主動約見蔣理論一番依然未果後,銜恨而去的柳當晚即神秘地出現在中共高層人士、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惲代英家的客廳裡,極力建議後者立即採用極端手段殺蔣舉事。據首次披載此事的陳邇冬先生《一代風騷》一文介紹,柳獻計除蔣一事系柳生前親口對自己所說。可以想見.這樣的荒謬計劃理所當然為其時正打算與國民黨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絕。據說惲當時甚至還這樣開玩笑地對柳說:人家叫我們共產黨是過激黨,我看你老兄是「過過激」,因為你比我們還要過激呢!(柳無忌《柳亞子年表》)從後來惲逝世柳所作悼詩自注裡有「余在廣州,曾建議非常駭人之事,君不能用」這樣的用語來推斷,此則傳聞應該不是出於什麼空穴來風。    
    也就是在這次乘興而去、敗興而歸的會議的某個間隙,兩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詩人一一柳亞子與後來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毛澤東---在珠江邊的一間茶樓上初次晤面,並暢敘平生。相同的個性、志向、政見、才情以及書生意氣,這是他們此後長達二十餘年的友情的基礎與養料。從柳抗戰期間贈毛詩中「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飲茶粵海未能忘」等詩句來看,這次意外會晤在兩人內心似乎均留下了相當美好的印象。當時剛滿四十的柳也許因為年齡上比毛大了六歲,參加革命的資歷也自覺較毛為早,言語之間不免時時以兄長自居。前述陳邇冬文也談到會面中柳在毛同樣拒絕了他主張殺蔣的建議後,曾揚言「你們不聽我的話,將來要上當的!」口氣中不無斥責與教訓之意。二十年後在重慶重逢時兩人友情關係上大約也是如此定位,這方面前文提到的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其時柳已正式開始使用的「兄事弟畜」「大兒小兒」的兩方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懷人四截》一詩中,他甚至還運用戰國毛遂的典故將毛比作自己的門生:「平原門下亦平常,脫穎如何竟處囊? 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政治版圖上尚處於弱勢,這樣的誇誇其談倒也無人與他較真。等到在一九四九年春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態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顯得有些不自量力和有欠周詳了。從事件後來的發展與結果來看,儘管柳對毛權威的冒犯表面上看並沒受到任何懲罰,但一個揚言要回家歸隱的人終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實實呆在北京,這一事實本身也許就已經宣告了柳的失敗。    
    


第四部分柳亞子的牢騷(4)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戰烽火構成了新時代以及中年柳亞子思想與精神的悲壯畫面一一在為援助東北義勇軍創辦的國難救護隊的隊伍中,在國民政府緝捕赤色分子與持不同政見者的黑色名單上,在舉辦義賣畫展、營救愛國人士,奔赴全國各地巡迴演講等各類救亡活動的前列,柳精神抖擻,大義凜然的身影猶如一面代表氣節與力量的旗幟,旗下是他的戰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愛國人士。對於當時國內劍拔弩張,內亂外患的複雜的政治格局,這是一支介乎於南京政府與延安紅色政權之間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勢必成為彼此對立的政治勢力都想要爭取與拉攏的對象。由於柳與蔣之間的私人恩怨,加上對其政策與個人品格的一貫不滿,思想的天平最終傾斜於西北的紅色根據地也就理所當然。一九二二年以後「獨拜彌天馬克思」的堅定信仰在這裡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對柳毛之間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興趣又覺意外,其實這裡頭的關係應該並不十分複雜。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鐵錘鐮刀大聲說出,並發揚光大。反過來,毛對柳的推崇既有後輩詩人對前輩尊敬的成分,同時也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善於駕馭各種對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範。從本質上說,兩人傾注友情的目光也許從一開始就並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運行的鐵軌---有著各自的方向與目標---僅在某一站頭或某一時間契點上才有可能交匯切合。如果誰看到並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感慨幾年後柳在北京所發的那場怒氣沖沖的牢騷顯得多麼的迂腐與不合時宜。    
    當然,渾身散發著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卻一心想成為政治家的柳亞子並沒有認識到自身的這種局限。在漫長的為期八年的異國統治下面,他先是傚法明末清初家鄉蘇州一帶的某些文學前輩,將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題名為「活埋庵」,閉門讀書,蓄須明志,埋頭撰寫他的史學巨著《南明史綱》。有一段時間還在著名的西南聯大任過教。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亞洲皇后號離滬赴港的那些逃離戰難的神色驚惶的旅客們,當天晚上也許會在甲板或船上豪華的西餐廳用餐時遇見一位衣衫不整、臉色肅穆的矮胖的中年男子。這也是柳整個抗戰期間的標準表情。此後五年他作為一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一直活躍在九龍、香港、桂林、重慶等後方城市,從事宣傳、營救、籌款、結社、義演等各種具體活動。其間發生的皖南事變是他與自己的政黨徹底決裂的一條醒目分界線。由於與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等公開聯名發表批評蔣的言論,竟被後者斷然開除黨籍一一簡直就是他當年對朱鴛雛採取的極端手段的一個絕妙翻版。這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當然,這樣顯然有損自尊的打擊事實上並不能讓柳屈服,相反,這勢必促使他與延安的共產黨人在感情上更為接近。此後一個彷彿火焰與炸彈般的柳亞子以更激進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這也是郭沫若何以慷慨贈之以「今屈原」這一冠名的出典。而用柳自己的話來說。也許應該叫做「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西山采蕨,甘學夷齊,南海沉淵,誓追張陸,不願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慶位於中國西南部的嘉陵江邊,曾是三國英雄劉備棲身的地盤,抗戰期間成為國民政府在中國最後的軍政中樞。那裡的政治景觀向來與它迷霧茫茫的自然氣候一樣不可捉摸,並時常出現某種戲劇性的轉折。一九四五年秋天當中共主席毛澤東突然應邀前往與蔣共商國事,曾讓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現和平的熹微,而事後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長達四年的殘酷戰事在雙方唇齒間的預演。但不管怎麼樣,對於其時正和郭沫若、田漢等人發起組織革命詩社,致力於統戰工作的柳來說,這至少給了他與毛重晤的機會,並促成後者一首著名詩篇《沁園春·雪》的問世與廣泛流傳。正如柳在和詞跋文中「展談之餘,歎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的高度評價一樣,原詞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後公開發表後,不僅立即引起轟動,並成為當年中國文化界的首件大事,在政治評判與個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為毛掙來了漂亮的分數。由於柳願望中的第一讀者是他的政治對頭蔣介石,因此,在所和詞中說上幾句「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這樣的大話嚇唬嚇唬對方,其內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後在北京,當這個被舊友林庚白稱作「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愛老頭一臉天真,打算假戲真做,這玩笑恐怕就開得過於大了。其情景頗類似於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劇的兩位主創人員,也許,作為編劇的柳亞子可以憑借自己的想像構思劇本,但他無法阻止這齣戲的導演毛澤東大刀闊斧對劇情進行局部甚至整體性的修改。    
    


第四部分柳亞子的牢騷(5)

    黎裡鎮中心的柳亞子紀念館目前依然是國內保存柳的生平資料與遺物最豐富最完整的地方。圖片、書籍、衣物、手跡、用品,從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櫃與衣鏡,到幾張邊角泛黃的自印方格稿箋,甚至一管禿筆與一張用紅線勾劃出重要段落的舊報紙,無不印有他生前手溫與思想的生動痕跡。磨劍室的正牆上依然掛著南社社友傅純根所贈的那幅有名的對聯「青凹前身辛棄疾,紅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樓第四進當年曾僥倖躲過軍閥孫傳芳特警緝捕的那層復壁雖然不會開口說話,但當有關它的傳奇故事,由講解員不無驕傲地一次次向參觀者娓娓複述時,我得趕緊承認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聽眾。因為在我不久前對那裡所進行的一次用心叵測、意有所圖的短暫拜訪的幾乎所有時間,我的思想都為在陳列室偶然看到的一幀柳的舊照所吸引。像片上的柳風度儒雅,意態自得,身體斜倚在劈波斬浪的巨輪的舷欄邊。目極遠天,精神抖擻,簡直就是當年吳偉業去北京前在蘇州逗留時那種躊躇滿志的得意勁兒。從時間與所攝地點上來推斷,大約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應毛澤東電邀赴京途中,在所乘坐的華中輪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當時與他同行的應該還有他的夫人鄭佩宜,以及陳叔通、馬寅初、鄭振鐸、葉聖陶、萬家寶(曹禺)等社會各界名人。此前作為一名老資格的民運分子兼文學泰斗,柳一直在香港從事地下黨主持下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他還被推選為剛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監察委員會主任。也許在他看來,即使不論自己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僅以革命元老與民主黨派高層領導的身份,在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應該算不上是什麼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於,當事實已經證明他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一一甚至完全錯了以後,並未及時採取自我反省,就此斂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孫中山、蔣介石等先後亮出過的殺手鑭一一他著名的大牌牢騷,從而導致一場本來應該可以避免的鬧劇的最終發生。    
    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當初發生在北京的毛柳衝突是否更有意思? 儘管當事諸公現在均已先後作古,同時某些研究者顯然囿於自身利益與政治局限的不同聲音,也為這原本已經顯得錯綜複雜的歷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但綜合這些年來陸續解密的文史檔案與部分見證者的回憶,當時整個事件的源起與大致經過應該仍然不難推斷。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與毛正式相見這一周內所發生的諸多事情所顯示的跡象,就已經使這位滿心打算前來坐天下的老革命黨人感覺有些不大對頭。到京當日他本擬立即以國民黨元老身份參拜位於西山碧雲的孫中山靈堂,因有關方面無法及時提供小車接送而告流產。緊接著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維漢、周揚召集的全國文聯籌備會議上,柳意外地發現自己竟連常務理事候選人也不是,不禁令他大感沮喪和憤怒。同樣,三月二十四日應邀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感受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天日記裡「尚未垮台為幸」的自我解嘲應該就是一個明證。這還不包括其間某政界要人對他詩作的公開詆訾,以及對接待部門將他安排在嘈雜的六國飯店居住、沒有配置秘書和小車等的不滿。由於主觀上傾向於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毫不知情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頤和園益壽堂設宴款待在京民主人士之便當面陳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預並迅速撥亂反正,應該符合當時情況下柳的心態與個人性格特徵。可以假設是在宴後或席間的某個適當的機會,柳將自己的委曲與怨恚向毛和盤托出,並有可能當場得到了後者口頭上的某種承諾一一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後三天柳一直在焦急與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寧。但事實證明非但他的情況與待遇未能得到絲毫改善,甚至連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籌建華北文史探討委員會一事,也因周恩來突然轉達毛的意見,讓柳立刻停止進行而告夭折。在這樣幾乎已經完全超過他忍受底線的情況下,近半月來的積怨與憤怒連同對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憐自艾,猶如壓抑已久的火山噴礡而出,並且迅速在紙面上凝固---這就是他那首廣為人詬病的詩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寫作動機與背景:    
    開天劈地君真健,說劉依項我大難。奪席傳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生死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然而,事件後來的發展一波三折,不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時對所有關心此事的人士來說,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費提供的生動精彩的政治課程。一個月後柳收到載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這一名句的毛的和詩。由於此前三日已有齊燕銘稱奉毛澤東之命前來接他夫婦遷居頤和園讀書養病,加上詩末「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兩句給人的想像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詩人頭腦再次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來他家作客,談詩論文,幾天後又抽暇驅專車陪他上中山靈堂了卻拜謁夙願等風光場面,更是讓柳自覺給足了面子,以至前嫌盡釋。為了略略表示內心的歉疚與錯怪之意,在即興寫成的《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中他寫下「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這樣的轉圜之言,顯然已帶有某些程度的示好與自我檢查的意味。稍後所作《疊韻寄呈毛主席》一詩更顯得像是自我批評,並公開表示「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這時,毛澤東的語氣忽然變得嚴厲起來。據早年坊間流傳的一個毛詩注本所引未經證實的毛的原話,當時毛澤東氣呼呼地對他說:「沒有權力給你,就是有權力給你,把造兵艦用的八百萬兩銀子都給你,讓你像慈禧太后那樣好不好」?可以想像,這樣尷尬的殘酷的場面當然為柳所始料未及,且無地自容。幾天後當他主動請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頤和園,遷往城內車水馬龍的北京飯店暫住時,不知上車前有否曾在園門口的西風斜陽間驀然回首,佇身凝望?如果那樣的話,其姿式應該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別。    
    在此後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復到詩人形象的柳慎言微行,深居簡出。位於城西北長街八十九號的那座僻靜宅院是他晚年在京最終的居住之所。門楣上出自毛親筆的書有「上天下地之廬」六個大字的匾額蒼勁奔放一一作為兩人友情的見證或某種政治信物——其熠熠生輝的光芒似乎足以抹去記憶中彼此之間曾經發生過的齟齬與不快。儘管這以後他仍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人大常委等職,同時在某些於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重要會議的席間如果誰有興趣仔細尋找,想必偶爾也會看到他佝僂、近視、耳掛助聽器、咳嗽得厲害的蒼老身影---猶如我們在早些年電視屏幕上所時常見到的那種標準形象。作為他一生政治上最後一個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當他應邀偕夫人鄭佩宜赴中南海懷仁堂觀賞文藝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轉過頭來親切向他致意,並以自己即席吟詠的《浣溪沙》一詞當場索和,這不免讓柳受寵若驚。但這位從前以門生視前者,顧盼自雄,相許「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時代風雲人物,現在落在紙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領導,哪容百族共駢閬」這樣令人同情的紀曉嵐式的文字了。也許,對於他的舊僚、朋友、同事,最後一次有機會見到他應該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孫中山誕辰九十週年的紀念會上。當時柳已經衰老得相當厲害,耳聾目昏,站立不穩,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著才能勉強在主席台就座。兩年後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讀《人民日報》有關余江縣的報道,寫下七律兩首的那個浮想聯翩、欣然命筆的夜晚的幾乎同時,在北京醫院的一間高於病房內,一生慷慨激昂,好作驚人之語的柳一言不發,黯然辭世。三天後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公祭大會,在主祭者的長長名單上不乏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吳玉章等中共重量級人物,但我始終無法找到他的詩友兼政治同道毛澤東的名字。同時主祭場挽幛上「柳亞子委員靈堂」的稱呼一一而非習慣所稱之「同志」或「先生」一一看來也不無耐人尋味之處。當然,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生前,我敢擔保這勢必又會引發他一頓大大的牢騷。所幸他的思想與異乎尋常的自尊當時已再也無暇顧及這些細節。公祭結束後他的靈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裡,他軀體的政治部分在火焰與空氣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輕煙。而藝術部分卻被永久紀錄在文學史上,直至今天為止,尚是一座恐難為時人逾越的山峰。    
    二00二年二月吳江一一湖州    
    


第四部分後記

    去年深冬的一個黃昏,從外地回湖州,一時心血來潮想到要看運河,於是讓開車的朋友拐道去了塘棲。沿著殘陽下清冷的古河道閒走,又在當地那座建於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廣濟橋頭坐了一會。突然想起本書中的十六個人物一生中至少有過一次於此行經的記錄,或赴考,或謀職,或訪友,或探親,或載美同游,或進行商業活動,風塵僕僕,無一例外。而大浪淘沙,水流花謝,江山依然,斯人何在?一時難免有些傷感。    
    散文究竟應該怎麼寫?也許,這個問題的標準句式應當是:散文的定義究竟是什麼?袁宏道提出了他「盡翻窠臼,自出手眼」的偏激觀點,英國人則認為必須像「有趣味性的談話」才夠味。周作人有個比喻:自己的園地。他說,「種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自己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而董橋的「須學、須識、須情」「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雖然說得精闢,畢竟為一般寫作者所難以企及。就像書中鄭板橋到處宣稱難得糊塗,在實際生活中卻被證明精明到了極點。因此,我最欣賞的還是一個朋友酒後的一句狠話:「說那麼多幹什麼?寫就得了!」    
    十年閒居家中,書看了不少,學業上卻沒什麼長進,正如朱彝尊當年所自嘲的那樣:「學書不成,學劍不成」。看書飲酒之餘,偶爾也曾想到要動動筆,於是就寫了這麼本東西。也不管它什麼文體、師承、內容、形式、怎麼順手就怎麼寫。承蒙浙江《江南》雜誌謝魯渤先生相邀,曾以專欄形式在該刊連續刊登了三年,其中有幾篇被人貼到網上,頗獲謬讚。在去年的書稿論證會上,來自上海的評論家吳俊先生使用了這樣一個定語:「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的統一體」。廣東的謝有順先生另外有個說法叫做:「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試圖糾正歷史上的某種偏見」。至於南帆先生《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一文,更是於我心有慼慼焉,在此一併謝過。    
    二十年前初涉文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後來讀了點書,又喜歡標榜「大象無形」「大音稀聲」。至於真正的藝術到底是怎麼回事,坦率說,我到現在還是半明半昧。即使有時有些心得,可能一段時間後又會為自己所推翻。當年洞山和尚在有人問他什麼是佛的時候回答說:「麻三斤」。而我談的是自己的作品,加上也不指望能有老和尚那樣的禪機與定力,只好老老實實說了這些。    
    二○○四年六月十日作者記

<<陰陽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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