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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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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晚年代表作:隨想錄  作者:巴金                       
   巴金直面「文革」帶來的災難,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終於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隨想錄》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他在《隨想錄》中深刻反思;他在《隨想錄》中重新開始青年時代的追求;他在《隨想錄》中完成了一個真實人格的塑造。   
作家出版社 出版               
  序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合訂本新記 
  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嘰嘰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癒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著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做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乾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擔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為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於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為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望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園》副刊上開闢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望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於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坰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為我開闢一個《隨想錄》專欄。際坰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只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為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儘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瞭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為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做武器進行戰鬥。   
  序言:沒有神(2)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於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為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污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瞭解剖刀。要消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穫,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卻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為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歎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唧唧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覆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為什麼連老病人的有氣無力的歎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懷著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彷彿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著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著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歎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只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徵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週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麼?!或者在替誰翻案?!為什麼也犯了忌諱?!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決不是文字遊戲!將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廣元縣衙門二堂「大老爺」審案的景象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邊彷彿還有人高呼:「小民罪該萬死,天王萬世聖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幾年。我以為我還在做噩夢。為了戰勝夢魘,我寫下《鷹的歌》,說明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著傷「滾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飛語的中傷,一方面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為什麼寫到五卷為止?我估計我的體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個時候,而且我必須記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隨想」中也容納得了。 
  我的病情漸漸地惡化,我用靠藥物延續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夢魘作鬥爭更感到困難。在病房裡我也寫作,只要手能動,只要紙上現出一筆一劃,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過去,書桌上的手稿也逐漸增多。既然有那個專欄,隔一段時間我總得寄去一疊原稿。 
  我常說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感到病痛。然而我並未完全失去信心,喪失勇氣,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終於完成了五卷書的計劃。   
  序言:沒有神(3)   
  沒有被打倒,沒有給罵死,我的書還在讀者中間流傳。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作出公正的判斷。我只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十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評我「狂妄自大」,我並不在乎。我在前面說過,第一卷書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我得承認,當時我悶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我不願在這裡講五卷書在內地的遭遇,為了讓《隨想錄》接近讀者,我的確花費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擱筆,因為我一直得到讀者熱情的鼓勵,我的朋友也不是個個「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給我送來同情和支持。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來信中那些像火、像燈一樣的句子。大多數人的命運牽引著我的心。相信他們,盡我的職責,我不會讓人奪走我的筆。 
  為什麼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裡滾了十年,為什麼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據說有個西德青年不相信納粹在波蘭建立過滅絕種族的殺人工廠,他以為那不過是一些人的「幻想」。會有這樣的事!不過四十年的時間,人們就忘記了納粹分子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過奧斯威辛的納粹罪行博物館。毀滅營的遺址還保留在那裡,毒氣室和焚屍爐觸目驚心地出現在我面前。可是已經有人否定它們的存在了! 
  那麼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它的遺跡?才過去二十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乾淨。我們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連這樣的「幻想」也沒有,腦子裡有的只是作業和分數,到現在她仍然是我們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個小時。惟有我不讓人忘記過去慘痛的教訓,談十年的噩夢反反覆覆談個不停,幾乎成了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寫好第一百五十篇「隨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我有滿腹的話,不能信手寫去,思前想後我考慮很多。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巴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總序   
  我年過七十,工作的時間不會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我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奪回來,但辦得到辦不到並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願意一點一滴地做點實在事情,留點痕跡。我先從容易辦到的做起。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寫,一篇一篇地發表。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部堪稱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書   
  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隨想錄》 
  由作家出版社剛剛出版的作家版《隨想錄》,為《隨想錄》1—5卷合集。巴老專門把他在九十年代寫作的《沒有神》來作為這個新版本《隨想錄》的代序。 
  巴金直面「文革」帶來的災難,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終於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一步步逐漸深入的獨立思考,首先從主張「干預生活」開始。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道德懺悔、從全人類角度看待「文革」、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點貢獻。 
  《隨想錄》堪稱一本偉大的書。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經驗來傾心創作的。沒有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沒有高度嚴肅的歷史態度,老年巴金就不會動筆。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他在《隨想錄》中深刻反思;他在《隨想錄》中重新開始青年時代的追求;他在《隨想錄》中完成了一個真實人格的塑造。 
  這次剛剛新出的作家版《隨想錄》還收入了巴老在寫作《隨想錄》期間和他不同時期的歷史照片和手跡近30幅。書籍裝幀設計精美莊重,將歷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為一體。     
  隨想錄   
  談《望鄉》   
  最近在我國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鄉》,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公開反對,有人說「映了這樣的影片,社會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說這是一部「黃色電影」,非禁不可。總之,壓力不小。不過支持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報刊的評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鄉》在今天還能繼續放映,當然不會是無條件的放映,是進行了手術以後的放映。我看放映總比禁止放映好,因為這究竟給我們保全了一點面子,而且闡明了一個真理:我們的青年並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 
  據說老年人對《望鄉》持反對態度的多,我已經踏進了七十五歲的門檻,可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認為這是一部好電影。我看過電影文學劇本,我看過一次影片,是通過電視機看到的,我流了眼淚,我感到難過,影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運像一股火在燒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麼好的人啊。我寫過一本小書:《傾吐不盡的感情》,我對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我對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謝他們把這部影片送到中國來。 
  我喜歡這部影片,但是我不願意多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我看一次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譴責,彷彿有人在質問我: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來改變那個、那些受苦的人的命運?沒有,沒有!倘使再看,我又會受到同樣的質問,同樣的譴責。 
  我生在到處都有妓院的舊社會,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當時只有十九歲。我們上了岸就讓旅館接客人用的馬車把我們送到四馬路一家旅館。旅館的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斜對面就是當時的一家遊樂場「神仙世界」。我們住在臨街的二樓,到了傍晚,連續不斷的人力車從樓下街中跑過,車上裝有小電燈,車上坐著漂亮的姑娘,車後跟著一個男人。我們知道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們從未因此想過「搞腐化」之類的事。後來我在上海住下來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馬路一帶,每天晚上站滿了穿紅著綠、塗脂抹粉的年輕妓女,後面跟著監視她們的娘姨,這是拉客的「野雞」。我們總是避開她們。我從未進過妓院,當時並沒有人禁止我們做這種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軍閥、官僚、國民黨反動政府封建法西斯統治下的舊社會,年輕人關心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哪裡有心思去管什麼「五塊錢」不「五塊錢」?那個時候倒的確有黃色影片上演,卻從未見過青年們普遍的腐化、墮落! 
  難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後了?反而不及五十幾年前的年輕人了?需要把他們放在溫室裡來培養,來保護?難道今天偉大的現實,社會主義祖國繁花似錦的前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就不能吸引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無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時光耗費在胡思亂想、胡作非為上面?我想問一句: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面的東西是不是占主導地位?那麼為什麼今天還有不少人擔心年輕人離開溫室就會落進罪惡的深淵,恨不得把年輕人改造成為「沒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機器人1 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辦法多,決心大。沒有這樣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說他們只能看刪剪後的《望鄉》,否則聽到「賣淫」、「五塊錢」這類字眼,就會——,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這是極其可悲的民族虛無主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再談《望鄉》   
  曹禺最近來上海,閒談起來,他告訴我,不久前他接待過幾位日本影劇界的朋友,他們談了一些關於《望鄉》的事情。據說《望鄉》給送來中國之前曾由影片導演剪去一部分,為了使這影片較容易為中國觀眾接受。我們最初就是根據這個拷貝放映的。過了日本電影周之後,主管部門又接受一部分觀眾的意見剪掉了一些鏡頭。曹禺還聽說,這部影片有些鏡頭是在南洋拍攝的,在拍攝的時候,導演、演員、工作人員都吃了苦頭,這說明影片的全體工作人員都非常嚴肅認真;還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員,為了使她的手顯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繩捆自己的手腕,至於怎樣捆法我聽過就忘記了,現在也說不清楚,不過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後來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這是為了什麼?我不能明確地回答,因為我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這可能是忠於她的工作,忠於她的藝術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這樣。田中絹代女士已經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鮮明地印在我的腦子裡。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這樣想:像三谷這樣「深入生活」和描寫的對象實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她不講一句漂亮的話,她用樸實的言行打動對方的心。本來她和阿琦婆之間有不小的距離,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難,使得距離逐漸地縮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愛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樣自然,那樣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別人的心。她最初只是為了寫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這一段時間裡她的思想感情也發生了變化,她的心也給阿琦婆吸引住了,她們分手的時候那種依依不捨的留戀,那樣出自肺腑的哀哭,多麼令人感動!最後她甚至遠渡重洋探尋受難者的遺跡,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慘痛的遭遇提出控訴,這可能又是她當初料想不到的了。這也是一條寫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鄉》以後,我一直不能忘記它,同別人談起來,我總是說: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我在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一句:「多印幾本近代、現代的西方文學名著,又有什麼不好呢?」這句話似乎問得奇怪。其實並不稀奇,我們這裡的確有人認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讀書比讀書好。林彪和「四人幫」掌權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說、這樣辦,除了他們喜歡的和對他們有利的書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們還搞過焚書的把戲,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他們煽動年輕學生上街大「破四舊」,一切西方名著的譯本都被認為是「封、資、修」的舊東西,都在「大破」之列。我還記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張春橋在上海發表談話說四舊破得不夠,紅衛兵還要上街等等。於是報紙發表社論,大講「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當天晚上就有幾個中學生破門而入,把一隻繪著黛玉葬花的古舊花瓶當著我的面打碎,另一個學生把一本英國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拿走,說是準備對它進行批判。我不能說一個「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間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學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讀了少得可憐的幾本書,就大放厥詞,好像整個中國只有她一個人讀過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書給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為住房縮小,無處放書,只好秤斤賣出,還有人被迫改行,以為再也用不上這些「封、資、修」的舊貨,便拿去送人或者賣到舊書店去。西方文學名著有漢譯本的本來就不多,舊社會給我們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間出現過一些新譯本,但數量也很有限,遠遠不能滿足讀者需要。經過「四人幫」對西方文學名著一番「清洗」之後,今天在書店裡發賣的西方作品(漢譯本)實在少得可憐。因此書店門前讀者常常排長隊購買翻譯小說。讀者的要求是不是正當的呢?有人不同意,認為中國人何必讀西方的作品,何況它們大多數都是「封、資、修」?這就是「四人幫」的看法。他們在自己的四周畫了一個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塗掉、一筆抹殺,彷彿全世界就只有他們。「沒有錯,老子天下第一!」把外來的賓客都看做來朝貢的,拿自己編造的東西當成寶貝塞給別人。他們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醜。江青連《醉打山門》是誰寫的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向外國人吹噓自己對司湯達爾「頗有研究」!自己無知還以為別人也同樣無知,這的確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幫」下台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頭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發現我們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後一二十年。那麼究竟是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咬緊牙關、往前趕上好呢,還是把門關緊、閉上眼睛當「天下第一」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現在的問題是趕上別人,那麼先要瞭解別人怎麼會跑到我們前面。即使我們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也得先學習,學懂了才能夠批判。像「四人幫」那樣連原書也沒有挨過,就用「封、資、修」三頂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學名著頭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後又怎樣呢?還要不要學,要不要趕呢?有些人總不放心,把西方文學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騷。有些人認為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就難免沒有毒素,讓我們的讀者中毒總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強出了,也不妨刪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黃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發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確的」前言,「四人幫」就是這樣做了的。其實誰認真讀過他們寫的那些前言? 
  「四人幫」終於垮台了。他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們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歷史會清算這筆賬!他們還禁、毀了成千上萬的書。人的冤案現在陸續得到平反,書的冤案也開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幾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裡,一個女青年拿著一本書在讀,人們看見她讀得那樣專心,就問她讀的是什麼書,看到她在讀小說《家》,大家就告訴她這是一株大毒草,終於說服了她把《家》當場燒掉,大家一起批判了這本毒草小說。我讀了這篇文章,不免有些緊張,當晚就做了一個夢:希特勒復活了,對著我大聲咆哮,說是要焚書坑儒。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我也太膽小了,以「四人幫」那樣的權勢、威力、陰謀、詭計,還對付不了我這本小說,燒不盡它,也禁不絕它。人民群眾才是最好的裁判員。他們要讀書,他們要多讀書。讓「四人幫」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見鬼去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有什麼不好呢?」 
  一月二日   
  結婚   
  近兩個月忽然謠傳我要,而且對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個朋友對我談起,我只笑了笑。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種事。像這樣的「社會新聞」在舊社會可能有市場,但在解放後二十九年多的現在不會有人對它感到興趣吧。謠言會自生自滅的,我這樣相信。但這一次我的估計又錯了。謠言並不熄滅,卻越傳越廣。這兩天居然有人問上門來。據說我曾在錦江飯店擺宴二十八席慶祝婚禮,又說我在新雅飯店設席四十桌大宴賓客。凡是同我常見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書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給我送書來的新華書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兒、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聽的對象,連我的四歲半的外孫女也受到幼兒園老師的盤問。老師問她:「你外公結婚嗎?」她乾脆回答:「沒。連相也沒照!」前天晚上有個朋友帶著兒子來看我,談了正事之後,她忽然問我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動」,我說完全沒有。她的兒子就說,他勞動的工廠和他愛人的工廠裡都在流傳我結婚的消息。今天有兩批客人來,談起外面講得好像有憑有據,說我元旦結了婚,請客三四十桌,他們不相信,到我家裡來看看,又不像辦過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剛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讀者來信,說:「聽說你有喜事,……特來信賀喜」。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這條老命就難保住了。所謂「謠言殺人」,並非虛傳。當時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說一句:「他結婚請客四十桌,這是資產階級復辟!」那麼馬上就會對我進行全面專政。這不是笑話,真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參加過一次追悼會——替一位著名詩人平反。這位詩人同一個造反派談戀愛,要和她結婚,據說本單位的工宣隊員不但不同意,並且批判了他。聽說那位徐某某又講了話:「某某人腐蝕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吧。於是詩人開煤氣自盡。對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沒有責任,還是讓歷史來裁決吧,我不必在這裡多談了。提到結婚就死人,多可怕!我舉這個事例正好說明造謠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橫行、謠言可以殺人的時候了。我並不感覺到謠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幫」的陰謀詭計和法西斯暴行並沒有把我搞死,何況區區謠言!然而奇怪的是:為什麼大家對這種謠言會如此感興趣呢?這當然要「歸功」於林彪和「四人幫」這一夥人,他們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優美、最純潔的理想、感情踐踏、毀壞,使得不少人感到國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脫離關係,個人眼前只有一團漆黑,因此種種奇聞奇事才可以分他們的心,吸引他們的注意,使他們甚至花費時間來傳播流言。 
  然而對什麼事情都要用一分為二的眼光看待。對這件事也並不例外。我也應當把謠言看做對我的警告和鞭策。一個作家不是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而是通過其他的社會活動同讀者見面,一個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經常出現在新聞中間,難怪讀者們疑心他會幹種種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月七日   
  懷念蕭珊(1)   
  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週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於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裡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彷彿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裡,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裡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裡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嚥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裡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麼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並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後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那裡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裡。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給人當做「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每天在「牛棚」裡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連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裡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鬥。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佔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裡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麼能遮蓋住!怎麼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裡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懷念蕭珊(2)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癡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著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歎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裡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裡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裡,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歎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裡,有什麼用!「留在家裡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裡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裡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裡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 1 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裡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在會場裡我一直像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彷彿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裡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裡猜到的。   
  懷念蕭珊(3)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裡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裡,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當時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飲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讚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扎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只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裡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做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我們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病房裡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麼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裡我明白她多麼想看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西西的血?該怎麼辦?」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病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麼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後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裡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於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後她只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麼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著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並沒有抱怨過什麼。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麼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裡的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嚥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於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後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於癌症。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的掙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鄉」。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現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願意到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裡,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嚥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裡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麼告別呢? 
  據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對表妹說:「找醫生來。」醫生來過,並沒有什麼。後來她就漸漸地「沉入睡鄉」。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覺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後來常常想,她對表妹說:「找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麼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裡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淒涼!   
  懷念蕭珊(4)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後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對象。沒有悼詞,沒有弔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後,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女兒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病房還不知道把他當做命根子的媽媽已經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做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看見她的最後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後,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到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後,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裡。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願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裡,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六年彷彿一瞬間似的遠遠地落在後面了。其實哪裡是一瞬間!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裡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紙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裡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們兩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後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唸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裡。她托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後,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並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並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分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疾風暴雨般的鬥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做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協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裡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儘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並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懷念蕭珊(5)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寫完   
  毒草病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蔑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做「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裡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止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匯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裡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裡,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遵命文學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並非謙虛,而且關於藝術我知道的實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寫了五十年的小說,雖然中間有十年被迫擱筆。無論如何,我總有一點點經驗吧。此外,我還翻看過幾本中外文學史,即使丟開書就完全忘記,總不能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 
  人們經常通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很少有人只是因為想做作家才拿起筆。我至今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但誰也沒有權說我寫的小說並不是小說,並不是文學作品。其實說了、罵了、否定了也沒有關係,稱它們為「破爛貨」、定它們為毒草也無關係,只要有人要讀,有讀者肯花錢買,它們就會存在下去。小說《三國演義》裡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罵得死的。可是據我所知(當然我的見聞有限),還不曾有人寫過什麼誰罵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來挨的罵可謂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好像是因為我參加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人生怕我擠進亞非作家的行列,特地來個摘帽運動似的。「四人幫」不但給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還「砸爛」(這是「四人幫」的術語)了「作家協會」,燒燬了我的作品。他們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們「火」、「棍」並舉,「燒」、「罵」齊來,可是我的作品始終不曾燒絕。我也居然活到現在。 
  我這樣說,毫無自滿的情緒。我的作品沒有給罵死,是因為讀者有自己的看法。讀者是我的作品的評判員。他們並不專看「長官」們的臉色。即使當時的「長官」們把我的小說「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還有人偷偷地讀我的書。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讀者的信,開頭就是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我轉托日本的朋友書店而買到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今年四月才看完了這全書,共十四冊。」(原文)一九七○年正是當時在上海管文教的「長官」徐某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也是我在干校勞動給揪出去到處批鬥的時候,香港還有人重印我的文集,這難道不是讀者們在向「長官意志」挑戰嗎? 
  我這樣說,也絕非出於驕傲。我是不敢向「長官意志」挑戰的。我的文集裡雖然沒有「遵命文學」 1 一類的文字,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採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後來,我又打電話去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裡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章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做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並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麼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可是心裡卻有歉意。三個多月後我從越南回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願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做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更使我感到難過的是第二年八月初,葉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含恨跳樓自盡,留下愛人和五個小孩。我連同他的遺體告別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譽才得到恢復。我在追悼會上讀了悼詞,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國文藝界失去這樣一位戰士,我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在心裡說:絕不讓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在這個儀式上我見到了劉素明同志和她的五個孩子。孩子們都大了。把他們養育成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以群死後第二個月單位就停發了他的工資,做母親的每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十三年十分艱苦的歲月是可以想像到的。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著,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為我們祖國各條戰線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一月二十四日   
  長官意志(1)   
  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捨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詞組。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捨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捨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 1 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齣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長官意志(2)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   
  文學的作用   
  現在我直截了當地談點有關文學的事情。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文學作品能產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歷和他們所受的教育。經歷、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內應。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只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岳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確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覆地讀,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著躲在溫室裡度餘年了。 
  我正是讀多了小說才開始寫小說的。我的小說不像《說岳全傳》或者《彭公案》,只是因為我讀得最多的還是外國小說。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上開始寫《滅亡》的一些章節。我說過:「我有感情必須發洩,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洩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時,就攤開練習本,一面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一面揮筆,一直寫到我覺得腦筋遲鈍,才上床睡去。」 
  那麼「我的感情」和「我的愛憎」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不用說,它們都是從我的生活裡來的,從我的見聞裡來的。生活的確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都是從這惟一的源泉裡吸取養料,找尋材料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儘管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對有錯,但是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作家經常把自己的親身見聞寫進作品裡面,不一定每個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說作品裡就沒有作者自己。法國作家福樓拜說愛瑪·包瓦利(今通譯包法利。編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說蔡文姬是他。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裡也有我自己,有時在覺慧身上,有時在覺民身上,有時在劍雲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談談對《紅樓夢》的看法。他是紅學家,我卻什麼也不是,談不出來,我只給他寫了兩三句話寄去。我沒有留底稿,不過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記。我說:「《紅樓夢》雖然不是作者的自傳,但總有自傳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接觸過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他怎麼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到哪裡去體驗生活,怎樣深入生活?」 
  說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寫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領。解放後我想歌頌新的時代,寫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夠,經常浮在面上,也談不到熟悉,就像蜻蜓點水一樣,不能深入,因此也寫不出多少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些外國留學生找我去參加座談會,有人就問我:「為什麼不寫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問題就在於我想寫新的人。」結果由於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與「熟悉」,雖然有真摯的感情,也只能寫些短短的散文。我現在準備寫的長篇就是關於十多年來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遭遇。我熟悉這種生活,用不著再去「深人」。我只從側面寫,用不著出去調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個會上的發言中說過:「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這句話並不是我的「創作」,這是好些人的意見。作家下去生活,是極其尋常的事。不過去什麼地方,就不簡單了。我建議讓作家自己去選擇生活基地。一個地方不適當,可以換一個。據我看倘使基地不適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寫不出什麼來。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麼地方,這種做法不一定妥當。至於根據題材的需要而要求創作人員去這裡那裡,這也值得慎重考慮。 
  話說回來,文學著作並不等於宣傳品。文學著作也並不是像「四人幫」炮製的那種朝生暮死的東西。幾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我們這一代也得有雄心壯志,讓我們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把心交給讀者(1)   
  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裡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裡,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做了答覆。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繫,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說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面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覆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只好委託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說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面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裡,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說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曾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說,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枴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裡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裡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1 
  話又說回來,我在信裡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做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裡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裡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把心交給讀者(2)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裡—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裡搖頭歎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裡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匯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干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二月三日   
  一顆桃核的喜劇   
  《家》的法譯本序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後,有個朋友寫信問我,在按語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繼承人吃剩的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來談一下。 
  首先讓我從《往事與隨想》中摘錄三段話來說明這件事情: 
  在一個小城裡還舉行了招待會,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個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員中間有一個喝飽了酒的高個子馬上走出來,這是縣陪審官,一個出名的浪子。他從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進衣袋裡去。 
  招待會之後,陪審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親口咬過的桃核送給她,太太很高興地收下了。然後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裡,又到第三位太太那裡——她們都十分歡喜。 
  陪審官買了五個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滿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為她那顆桃核是皇位繼承人留下來的……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這種「喜劇」是經常上演的。不過「皇位繼承人」給換上了「中央首長」,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別人,桃核給換上了別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東西如草帽之類。當時的確有許多人把肉麻當有趣,甚至舉行儀式表示慶祝和效忠。這種醜態已經超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們的表演了。我們在某一兩部影片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除了這種「恩賜」之外,十多年來流行過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來,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遊行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一下子跳出來的?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是後來明白了:它們都是從舊貨店裡給找出來的。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沖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起來了。蔣介石後來又把它當做寶庫。林彪和「四人幫」更把它看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四人幫」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實他們道道地地在販賣舊貨。無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變經」,江青整夜做呂後和武則天的夢。「四人幫」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厲害,在國際上混到了個「激進派」的稱號。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來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麼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 
  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炸」,沒有給炸死是僥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斗」,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在那種場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時期的見聞。我六七歲時候,我父親在四川廣元縣當縣官,我常常「參觀」他審案。我一聽見有人叫喊「大老爺坐堂!……」我就找個機會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講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細的竹板打光屁股。兩個差役拿著小板子左右兩邊打,「一五一十」地數著。打完了,還要把挨打的人拖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說或者由差役代說「給大老爺謝恩」。 
  我當時和今天都是這樣看法:那些在批鬥會上演戲的人,他們撈演的不過是「差役」一類的角色,雖然當時裝得威風凜凜彷彿大老爺的樣子。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戲箱裡就只有封建社會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並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我四十八年前寫了小說《家》。我後來自我批評說,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但是那些認為「反封建」已經過時的人,難道就反得徹底嗎? 
  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關於麗尼同志(1)   
  半年前我寫過一篇創作回憶錄《關於〈春天裡的秋天〉》,談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實關於郭可談的事不少,我雖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腦子裡至今還保留著這個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倘使他能夠關起門來寫作,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這裡用了「關起門來寫作」這個詞組,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只是想說不受到干擾。而在郭,這就是生活上的干擾,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小家庭給打掉了,他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東奔西跑,最後到國民黨政府機關裡工作,混一口飯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沒有人向他約稿逼稿,他寫好文章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裡去換稿費。我同他失去聯繫大約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頭遇見了他。我是從廣州「逃難」到桂林的。他跟著機關從湖南某地遷往四川,經過這裡,暫時住在旅館裡面。我們交談了幾句,聽見警報聲,就匆匆地分別了。當時我準備在桂林復刊《文叢》,向他拉稿,他答應把身邊寫好的稿子給我。第二天早晨他到東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來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說,還有好幾篇文章,打算校改後全交給我。他還說,他翻譯了契訶夫的幾個劇本,譯稿都帶來了。我們正談得高興,警報的汽笛聲又響了起來。我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躲避。 
  我們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廟裡看見敵機向城內投彈,看見大股上升的塵土,看見火光。郭擔心他的行李,他估計他住的旅館就在中彈的地區。警報剛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後來進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給攔住了,走不過去。這次大概是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轟炸,街上亂糟糟的。 
  下午我進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個旅館,眼前只有一大堆還在冒煙的瓦礫。他也來了。他想在瓦礫堆裡找尋他的東西。有兩三個老媽媽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麼。他看見我,搖搖頭說:「燒光了。」我問他:「怎麼辦?」他笑了笑,說:「今天就走,都準備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笑中帶了點苦味。我問:「稿子呢?」我感到留戀,又感到茫然。他說:「反正現在沒有用,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我心裡難過,知道他也不好過。我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帶著他的散文到北平,終於把它介紹給靳以在《文學季刊》裡發表了一組,後來又介紹給上海的黃源在《文學》月刊裡發表了另一組,然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個散文集《黃昏之獻》,我不僅是叢書的主編,我還是這本集子的校對人。我這樣做,只是因為我喜歡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說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黃昏之獻》以後,我還編印了他的兩本散文集《鷹之歌》和《白夜》。我準備著編輯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燒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話,彷彿迎頭給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搖了搖頭,我說:「不要緊,你再寫。你寫了給我寄來。」 
  這一天他離開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裡,攤開他給我送來的手稿,我讀著: 
  ……我記得,在一次夜行車上,我曾經一手摟著發熱的孩子,用另一隻手在一個小小的本子上,握著短短的鉛筆,興奮而又慚愧地,藉著月光,寫下了幾個大字: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寫得多好啊!我記得就在我來桂林之前在廣州市一個碼頭,雇小艇轉到我們租賃的木船,小艇沿著河面緩緩地流去,岸上的景物開始變為模糊,我用留戀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像敵軍進城以後它們的「命運」,我不停地在心裡說:「廣州,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多麼愛這個我們就要失去的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我才懂得它是多麼美麗,多麼牽繫著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話裡包含著多麼深、多麼豐富的感情。在抗戰的年代裡我不知道多少次反覆說著這一句話,我常常含著眼淚,但是我心裡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時候我也相信我們美麗的土地是敵人奪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從台北坐車去基隆,在那裡搭船回上海。小車飛馳著,南國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麼明亮,那麼茂盛!我上了船,望著美麗的海港漸漸退去、朋友們的揮動的手終於消失的時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著欄杆,搖著手,低聲說:「台灣,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寫的一篇慶祝上海解放十週年的文章裡,還用了這樣一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今天單單念著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我在文章的開頭寫著: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裡,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著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裡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只編印了這一冊刊物。至於《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著紙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關於麗尼同志(2)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裡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說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他重新翻譯了契訶夫的劇本。可是他始終擺脫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裡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著,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說《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爭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裡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他響應號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佈了對他的歷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復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文叢》第二卷合訂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幾個月後就離開上海,後來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結了婚。抗戰勝利後他們夫婦去了台灣。一九四七年我去台灣旅行曾到台北他們家做客,當時烈文在台灣大學教書。三年前我聽說烈文病故,家境蕭條,友人建議為他們的子女教育費用募款,雨田拒絕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見到在報館工作的朋友,他證實了這個消息,說雨田表現得很堅強。分別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記她。台灣回歸祖國,我相信這絕不是夢想。我一定會看到它成為現實。只要有機會我願意再到台灣旅行。一九四七年因為大雨沖壞了公路,我沒有能去風景如畫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遺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麗的南國寶島,這將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   
  三次畫像(1)   
  不久前畫家俞雲階來看我,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問題解決了。我也替他高興。我知道他說的「解決」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這些應當早解決了,他的公民的權利,也早已恢復了。他講的是,給劃為「右派分子」的錯案現在得到了徹底的改正,是非終於弄清了。他摔掉了壓在頭頂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頭來左顧右盼,他當然感到輕鬆。他愉快地談他的計劃,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覺得他還有雄心壯志,他是一個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這位畫家以後,我還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匯報》的《百花週刊》上發表了畫家的一篇短文《三次為巴金畫像》。他講的是事實,我和他之間的友誼是跟畫像分不開的。 
  我本來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的負責人賴少其同志對我說,要介紹一位畫家來給我畫像,我們約好了時間,到期俞雲階同志就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人似乎很老實,講話不多,沒有派頭或架子,有一種藝術家的氣質。我記得就在我樓下的客廳裡,他花了四個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點不覺得麻煩。油畫完成了,他簽了名送給我,我感謝他,把畫掛在我的工作室的牆壁上。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這幅畫像,但這不能怪畫家,我自己拿著書在打瞌睡嘛。對畫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後我似乎就沒有再看見畫家了,也不曾去找過他。反正運動一個接一個,不管你是什麼家都得給捲了進去,誰還有時間去找不怎麼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鬥爭過後,我才聽說俞雲階同志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當時就覺得奇怪,他倒像一個不問政治的書獃子,怎麼會向黨猖狂進攻呢?然而那個時候連我也不願意做上鉤的「魚」,對俞雲階同志的事情只好不聞不問,甚至忘記了他。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那幅油畫像還掛在我的工作室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靠了邊、等待造反派來抄家的時候,我才把它取下,沒有讓造反派看見,因此它也給保存下來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在友誼電影院門口遇見畫家,我高興地同他握手,告訴他:「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裡,好好的一點也沒有損壞!」這的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這十一年裡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衛兵抄家幾次?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燒燬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書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絕命書的抄本(這是我請我九妹代燒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這幅「反動權威」的「反動」畫像,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畫家也變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藝術家了。他親切地微笑道:「我再給你畫一次,好不好?」 
  座談會結束以後,畫家有一天到我家來做客,談起畫像的事,他說:「上次給你畫像,我還年輕,現在比較成熟了些,你也經受了這一次的考驗,讓我再給你畫一幅像,作個紀念。」我同意了。他又說:「在你這裡干擾多,還是請你到我家裡去,只要花半天時間就行了。」他還說:「你還是穿這件藍布上衣,連鬍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他的家。的確是一位油畫家的畫室。滿屋子都是他的畫,還有一些陳設,佈置得使人感到舒適。我只坐了一個半小時,他的畫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說:「就寫五·二三吧。」過了一個星期畫家夫婦把油畫像給我送來了,我們把這幅新畫掛在我那間封閉了十年、兩個月前才開鎖的工作室的牆壁上。畫家看了看畫,還加上一句解釋:「你這是在五·二三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的罪行。」我覺得他說得好。 
  這幅畫像在我家裡已經掛了將近兩年,朋友們看見它,都說不像,說是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但畫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過了幾個月他又來向我建議,要給我再畫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實的熾烈的心情寫進畫面」1,要畫出一個煥發青春的老作家來。他的好意和熱情使我感動,我不便推辭,就答應了。其實我對一般人所謂「煥發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從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帶著畫稿到我家裡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的工作室裡「足足耗上了六個半天」。他相當緊張,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他的畫完成了,送到華東肖像畫展覽會去了。我向他道賀,可是我仍然說,我更喜歡那幅油畫頭像。我祝賀他成功地畫出了他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奮」,他的「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心」。他畫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應當是他自己。我不過是畫家的題材,在畫面上活動的是畫家的雄心壯志,畫家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厚感情。站在這幅畫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奮。畫家更成熟了,更勤奮了,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更有信心了。 
  兩年來我常常聽見人談起「煥發了革命的青春」,有時指我,更多的時候是指別人。拿我來說,我考慮了幾個月,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煥發了青春」,也不是「老當益壯」。我只能說,自己還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橫行的時期,我的生命力並未減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別的方面消耗它。那個時期,「四人幫」及其餘黨千方百計不要我多活,我卻想盡方法要讓自己活下去。在這場我要活與不要我活的鬥爭中,沒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我的生命力可以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寫作,我當然要毫無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況我現在面對著一個嚴酷的事實: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寫的作品全寫出來,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閉上眼睛,這是我最後的願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奮勇前進的不僅是當前的大好形勢,還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內傷。老實說,我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更多。   
  三次畫像(2)   
  那天雲階同志走了以後,我關上大門,在院子裡散步,還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話:「他生活困難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1 這是講雲階同志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真堅強。兩年來同他的接觸中我一直沒有感覺到一九五七年給他投下的陰影,我始終把第三次肖像畫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歡笑。現在一句話說出了畫家二十二年中間悲慘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將來不會再有什麼「改正了的錯劃右派」這頂帽子吧。那麼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所身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應當從此結束了。 
  三月十七日   
  「五四」運動六十週年(1)   
  詩人田間來信:「『五·四』六十週年快到,《河北文藝》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題目由您自己決定……」 
  讀到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六十年前的事情彷彿還在眼前,那個時候我還是十五歲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歲的「老朽」了。六十年,應該有多大的變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樣懷著強烈的感情反對封建專制的流毒,反對各種形式的包辦婚姻,希望看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舉著兩面大旗:科學與民主,喊著口號前進。我如饑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和我同時代的許多青年都是這樣,雖然我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的英雄事跡撥開了我們緊閉著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挽救了我們。 
  不管怎樣,歷史總是篡改不了的。我得為我們那一代青年說一句公道話。不論他們出身如何,我們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是個人的出路。在「四害」橫行最黑暗的日子裡,我之所以不感覺到灰心絕望,是因為我回顧了自己六七十年間走過的道路,個人的功過是非看得清楚,不僅我自己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不曾完全忘記,連別人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也大致記得。「四人幫」要把我一筆勾銷,給我下種種結論,我自己也寫了不少徹底否定自己的「思想匯報」和「檢查」。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別人所宣傳的一切,我的確否定自己,準備從頭做起,認真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後來發覺自己受了騙,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時間的空虛。這是最大的幻滅。這個時期我本來可以走上自殺的道路,但是我的愛人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深厚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還有各種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頭腦又冷靜下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即使受到「游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發言的人。漸漸地我的頭腦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極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個非常的時期,鬥爭十分尖銳、複雜,而且殘酷,人人都給捲了進去,每個人都經受了考驗,什麼事都給推上了頂峰,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給逼上了這樣一條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不能靠販賣別人下的「結論」和從別處搬來的「警句」過日子。今天我回頭看十一年中間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幼稚,實在愚蠢。但當時卻不是這樣看法。今天有人喜歡表示自己一貫正確,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貫正確。我不大相信。我因為自己受了騙,出了醜,倒反而敢於挺起胸來「獨立思考」,講一點心裡的老實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穫,「四人幫」之流販賣的那批「左」的貨色全部展覽出來,它們的確是封建專制的破爛貨,除了商標,哪裡有一點點革命的氣味!林彪、「四人幫」以及什麼「這個人」、「那個人」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種種「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他們為了推行他們所謂的「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帶著無法治好的內傷迎接「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我慶幸自己逃過了那位來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顧背後血跡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來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麼來安慰死者、鼓勵生者呢?說實話,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一直到今天,我和人們接觸,談話,也看不出多少科學的精神,人們習慣了講大話、講空話、講廢話,只要長官點頭,一切都沒有問題。 
  難道真的就沒有問題嗎?我手邊還有不少年輕讀者的來信,控訴包辦婚姻的罪惡,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還應當大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上一代沒有完成的任務下一代一定能夠完成。我說過,現在是「四五」運動英雄們的時代,在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著我們的希望。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將由他們來解決。四個現代化的宏圖也將由他們努力來實現。我們要愛護他們。願他們吸取過去的教訓,願他們不要再走我們走過的彎路,願他們取得徹底的勝利!…… 
  我在《河北文藝》上發表文章,這將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當時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學》。那一次是遠千里同志來信約稿。當時我在黃山度夏,寫了一個短篇《飛吧,英雄的小嘎嘶!》,給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國文代會上認識了遠千里同志。大會閉幕以後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幾次見到遠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歲的兒子暈車,不巧吐了他一身,我們非常抱歉,可是他沒有露出半點厭煩的樣子。離開北戴河,我還在北京一個旅館的飯廳裡遇見他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他身體不大好,講話不多。以後他寄給我一本他的詩集《三唱集》。十幾年沒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況。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聯全會擴大會議,我也沒有見到他。後來在《人民文學》九月號上讀到孫犁同志的《遠的懷念》,才知道他「終於輕擲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會」在石家莊舉行,他的骨灰有了適當的安放地方。他「無負於國家民族,無負於人民大眾」1,可以毫無遺憾地閉上了眼睛。但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1 是任何反動勢力所摧毀不了的,他要永遠徘徊在人間。   
  「五四」運動六十週年(2)   
  三月十三日   
  小人、大人、長官   
  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小孩中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看電影,看戲,或者聽人講故事,只要出來一個人,孩子就要問:好人?壞人?得到了回答,他們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就用不著他們操心了。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大人常常笑孩子們「頭腦太簡單」,認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來太複雜」。其實不見得,「大人」簡單化起來,也會只是在「好人」、「壞人」這兩個稱呼上面轉來轉去。因此林彪談「好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場。明明是胡說八道,卻有人把它們當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沒有考慮過真假和信與不信,總之長官說了就算數,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張春橋、姚文元說:「巴金是壞人」,他當然就是壞人。有一個時期,好幾年吧,我就是壞人。大家都把我當做壞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國都把我當做壞人。只有我的愛人有時候還說我不是壞人,有一回我看見她給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信說:「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壞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當壞人看,但他們自己也給當做壞人關進「牛棚」了。我記得蕭珊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朋友的兒子問他媽媽怎麼壞人都是老頭子,因為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眾」,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裡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著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裡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廣大群眾,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干校裡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斗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為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念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干校裡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裡。長官是江青,就跟著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煉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再訪巴黎   
  一個半月沒有記下我的「隨想」,只是因為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法國去訪問了將近三個星期。在巴黎我遇見不少人,他們要我談印象,談觀感。時間太短了,走馬看花,匆匆一瞥,實在談不出什麼。朋友們說,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過幾個月,拿過去同現在比較,你覺得變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脫,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華了,更美麗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夠全面」。不過我的確喜歡巴黎的那些名勝古跡,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紀念碑。它們似乎都保存了下來。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個時期我朝夕瞻仰的盧騷(梭)的銅像不見了,現在換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樣的盧騷(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並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而是一位書不離手的哲人,他給包圍在數不清的汽車的中間。這裡成了停車場,我通過並排停放的汽車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個下著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裡,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裡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五十年中間我常常記起他,談論他,現在我來到像前,表達我的謝意。可是當時我見慣的銅像已經給德國納粹黨徒毀掉了,石像還是戰後由法國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國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樣佇立了。先賢祠前面的景象變了,巴黎變了,我也變了。我來到這裡,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難道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追求了嗎?不,不!我回到旅館,大清早人靜的時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問過自己的那句話:「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才開花?」這個問題使我苦惱,我可以利用的時間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時都是追不回來的。在我的腦子裡已經成形的作品,不能讓它成為泡影,我必須在這一段時間裡寫出它們。否則我怎樣向讀者交代?我怎樣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連三個大清早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結束訪問的日期越近,我越是無法擺脫它。在國際筆會法國分會的招待會上我說過,這次來法訪問我個人還有一個打算:向法國老師表示感謝,因為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裡受到的教育。我在《隨想錄》第十篇中也說過類似的話。就在我瞻仰盧騷(梭)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學中文系師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歡迎會,有兩位法國同學分別用中國話和法國話朗誦了我的文章,就是《隨想錄》第十篇裡講到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的那一大段。法國同學當著我的面朗誦,可能有點緊張,但是他們的態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懂。沒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隨想錄》的讀者!我聽著。我十分激動。我明白了。這是對我的警告,也是對我的要求。第一次從法國回來,我寫了五十年(不過得扣除被「四人幫」奪去的十年),寫了十幾部中長篇小說;第二次從法國回來,怎麼辦?至少也得寫上五年……十年,也得寫出兩三部中長篇小說啊! 
  在巴黎的最後一個清晨,在羅曼·羅蘭和海明威住過的拉丁區巴黎地納爾旅館的七層樓上,我打開通陽台的落地窗門,涼涼的空氣迎面撲來,我用留戀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時間過得這麼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會空著手回去。我好像還有無窮無盡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這樣多的朋友,我有這樣多的讀者。我拿什麼來報答他們?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話: 
  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見《旅途隨筆》)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筆,它點燃火燒我自己,到了我成為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感情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五月二十二日   
  諾·利斯特先生   
  前天看完《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的校樣,我又寫了一篇後記(《後記二》),現在摘錄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兩次會見赫爾岑的外曾孫,在巴斯德學院工作的諾艾爾·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還介紹我認識他的兄弟萊翁納爾。 
  我重訪巴黎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諾·利斯特這個人。可是他在報上看見我到達巴黎的消息,就主動地跟我聯繫,到旅館來看我。他第一次看見我,彷彿看見親人一樣。我也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我們談得融洽,主要談赫爾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關的資料和書籍。……他又介紹《往事與隨想》的法譯者達利雅·奧立維葉同我見面,並且讓她帶來她的法譯本前兩冊。他知道我去尼斯掃赫爾岑墓,便打電話通知他的親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說明赫爾岑夫婦葬在尼斯的一些情況。 
  在我返國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別的活動,剛剛走出旅館,諾·利斯特先生在後面追了上來,交給我一封信和赫爾岑的彩色畫像的照片。像是赫爾岑的大女兒娜達麗繪的,現在在他的家裡。他特地為我把畫像拍攝下來。信上還說,畫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後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譯本裡採用…… 
  我和這位和善的老人分別不過三個星期,他的親切的笑容還在我的眼前,我剛剛根據他給我的資料校改了《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的校樣,我每看完一章抬起頭來,好像這位老人就在旁邊偏著頭對我微笑,甚至在涼風吹進窗來的深夜,我也感覺到他的微笑帶給我的暖意。我感謝他的深情厚誼。…… 
  《往事與隨想》中譯本第一部出版了。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還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勞動。我有困難,但是我有決心,也有信心。敬愛的遠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遠是對我的工作的鼓勵。我常常想起您的幫助,我絕不放下我的筆。讓我再一次緊緊地握著您的手。 
  我同諾·利斯特夫婦見面還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國駐法大使館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招待會上。他們來得不早,見到我顯得很親熱,我也是這樣,好像他們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認識的舊友。的確,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買到《往事與隨想》,開始接觸赫爾岑的心靈。今天正是我和他們同樣熱愛的赫爾岑的著作、同樣珍貴的赫爾岑的紀念把我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談起赫爾岑一家的事情,我們好像打開了自來水的龍頭,讓我們談一天一晚也談不完。他送了一本書給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書裡的那些故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可能都是「家醜」吧。那麼還是把它們掩蓋起來,瞞住大家,另外編造一些假話,把丑當美,騙人騙己,終於不能自圓其說,這不就是我們的一貫做法:家醜不可外揚?法國人畢竟比我們坦白、直爽。諾·利斯特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就寫著:「這本書對我的先人講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話,但是書中有很多《回憶錄》所沒有的資料。」我收下了他的贈書,不過我說我已經讀過它。那些故事並不損害赫爾岑的名譽,倒反而幫助我們瞭解一個偉大人物的複雜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劇。它們在他的著作裡留下很深的痕跡,這是掩蓋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兩天。天氣好,風景好。天藍,海藍。前兩天在巴黎還飛過「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還記得赫爾岑自己的話:「我們把她葬在突出在海裡的山坡上。……這周圍也是一座花園。」十八年後他也給埋在這裡。又過了兩年,「他的家裡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豎起一座銅像。這銅像對我並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見它的照片。這個偉大的亡命者穿著大衣凝望著藍藍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麼呢?…… 
  我埋下頭抄錄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親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亞乘船遇難淹死在海裡;他的夫人娜塔裡雅患結核症逝世;他的十七歲女兒麗莎自殺死去;他的一對三歲的雙生兒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歲!但是苦難並不能把一個人白白毀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許多至今還是像火一樣燃燒的文章。它們在今天還鼓舞著人們前進。 
  六月二日   
  在尼斯(1)   
  在法國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過來的手。我對法國朋友說:「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裡面」,這不是「外交辭令」,我是帶著真摯的感情講話的。法國友人關心中國人民的鬥爭,願意瞭解中國,勤奮地學習漢語,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法國讀者關心我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談起來他們對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國太太拿了法譯本的《寒夜》來找我,說是她喜歡這本書,要我為她簽名,還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太多的痛苦」。可是寫了出來,「太多的」三個字沒有了。作為作者,我不希望給讀者帶來痛苦。這種心願是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來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開始拿筆的時候,我的想法並不是這樣。但是作品一發表,就像一根帶子把我同讀者連接起來了。從此我就時時想到了讀者。我總是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幫助,而自己又覺得它們對讀者並無實際的益處。因此產生了矛盾,產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擱筆,說在白紙上寫黑字是浪費生命,而同時我卻拚命寫作,好像有人在後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在我的內心正在進行一次長期的鬥爭。兩股力量在拉我,我這樣經過了五十年,始終沒有能離開藝術。今天快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還下決心爭取時間進行創作。我當時利用藝術發洩我的愛憎,以後一直擺脫不了藝術。現在我才知道藝術的力量。過去我不瞭解藝術,也不瞭解自己,難道我就瞭解讀者嗎? 
  我常說我的作品給人們帶來痛苦,談到《寒夜》,我稱它為「悲觀絕望的書」。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裡,我還為最後那一句「夜的確太冷了」感到遺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淒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一直折磨著我,在那難忘的十年中間,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說,特別害怕人提到《寒夜》。沒有想到去年我無意間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一句話:「這是一本燃燒著希望的書。」原來讀者也有各人的看法,並不能由作者一個人說了算。難道我真的就只給讀者帶來痛苦嗎?現在連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協會分會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同時也歡迎從瑞士到尼斯來會晤我們的韓素音女士。招待會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廳和飯廳裡舉行,不少的人參加了招待會,他們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協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會上酒菜點心相當豐盛,客人們談笑,親切自然。兩位年輕太太或者姑娘過來跟我談《寒夜》和《憩園》裡的兩個女主人公。她們說,她們瞭解她們,一點也不陌生。我說,我寫的是舊中國,舊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們說:「我們理解,心是一樣的。她們是好人啊。」這時又有一位女讀者參加進來。我就帶笑說,女讀者找我談話,我不緊張,因為我在小說裡很少把婦女寫成壞人。後來在巴黎的確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我回答:在舊中國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總是受壓迫,受欺負,受剝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們。在這之前我還參加過一次同讀者見面的會,我雖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實際卻有點像中學生接受考試,幸而讀者們十分友好,沒有出難題,一個半小時就順利地過去了。我列舉這幾件事,為了說明一個問題:讀者們不是一塊鐵板,他們有各人的看法,他們是「各取所需」。我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我還要談到它。 
  那個晚上的招待會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法國人的晚宴常常繼續到午夜甚至更遲,因為我年紀大了,女主人允許我早退。尼斯友協分會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會的成員和骨幹。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華僑醫生的法國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個還在大學唸書的小兒子講漢語,書寫漢文。這裡是一所相當漂亮的別墅,房內還有各種古玩陳設。我們一行四人住在這裡,另外還有三位住在車夫人未來媳婦的家中。她們對我們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遠方來的親戚。招待會的菜點都是車夫人和女兒、媳婦準備的。我們出去參觀訪問都是車夫人自己開車。兩天以後我們代表團從尼斯坐火車去馬賽,友協分會負責人和車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車站。我們在車廂裡看見車夫人頻頻揩眼睛,我的女兒也落了眼淚。 
  我在法國的訪問還是一次在讀者中間的旅行。我的作品引著我走了這麼遠的路。我常常說:「讀者們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榮譽。」我也曾把「讀者們的期待當做對我的鞭策」。到處我都聽見一個友好的聲音:「寫吧。」「我要寫,我要寫。」沒有把我想的和應當寫的東西寫出來,我對讀者欠了一筆債。不償清債務,我不會安靜地閉上眼睛。對於真誠、深厚的友誼,我一定要有所報答。 
  在尼斯車夫人家那間窗明几淨、寬敞的房間(她的小兒子把自己的住房讓了給我)裡,或者在巴黎我接待過《新觀察家》記者(他寫了那篇《會晤巴金》)的「豪華的」旅館裡,我常常早晨七點前後站在窗前望著外面院子裡盛開的野蘭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濕了的街道,窗內外都是那麼安靜,我站了好一會。回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深深感覺到我和他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為什麼法國讀者的友誼這樣吸引我?法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使我這樣感動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我的養料,也是我寫作的源泉。握著每一隻伸過來的朋友的手,我感覺到祖國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興的是我要把這樣的友誼帶回給他們。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個目的就是追求友誼。五十二年後重訪法國,我滿載而歸。我不會白白地接受這珍貴的友誼,我要讓它開花結果。……   
  在尼斯(2)   
  矛盾解決了。我要永遠捏著我的筆。寫了幾十年,我並沒有浪費我的生命。我為什麼還要離開藝術、擺脫藝術呢?離開了友誼和藝術,我的生命是不會開花的。 
  六月十七日   
  重來馬賽(1)   
  前幾天收到法國朋友從馬賽寄來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們,又想起了馬賽。這一次我在馬賽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過的美景旅館。我在短篇小說《馬賽的夜》裡寫過:「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館內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就只有這麼一句。但是在《談自己的創作》卻講得多一些,我這樣說:「有時在清晨,有時太陽剛剛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馬賽的海景;有時我晚飯後回到旅館之前,在海濱散步。」在我的另一個短篇《不幸的人》裡,敘述故事的人在旅館中眺望日落、描繪廣場上窮音樂師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據我自己的實感寫的。印象漸漸地模糊了。可是腦子裡總有一個空曠的廣場和一片藍藍的海水。 
  五十一年後我又來到了這個地方。我找到了海濱的旅館,還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發現的。我站在旅館門前,望著這個非現代化的建築物,我漸漸地回到了過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海員罷工,輪船無法開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著。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濱閒步,在我是一種享受。此外我還做過兩件事:讀左拉的小說,或者參觀大大小小的電影院,這是我在《馬賽的夜》裡也講過的。我在法國至少學會兩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裡我學會寫小說;在馬賽我學會看電影。我還記得我住在沙多—吉裡中學裡的時候,我的房間在中學食堂的樓上,有時晚上學校為學生們在食堂放映電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國同學約我下去觀看,我總是藉故推辭,讓他一個人去。不知什麼緣故,我那時對電影毫無興趣。在馬賽我只有那個新認識的朋友,他也姓李,還在唸書,是巴黎一位朋友給我介紹的,因為是四川同鄉,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們就相熟了。他約我去電影院,很快我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回到國內,也常看電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無法安靜下來,於是拿起筆寫作,有時甚至寫到天明。今天,我還在寫作,也常常看電影,這兩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張是我和遠近七隻灰鴿在一起拍攝的。依舊有安閒的鴿子,依舊有藍藍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給私人的遊艇佔據了,過去窮音樂師在那裡拉小提琴的廣場也不見了,一切都顯得擁擠,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館似乎還是五十一年前那個樣子,我在門前站了一會,腦子活動起來了。我想起當時我怎樣從這小門進出,怎樣從五層樓的窗口望海濱廣場,我有一個印象:旅館兩旁的樓房大概是後來修建的,彷彿把它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樣的記憶不見得可靠,人老了,記憶也混亂了。只是當時我沒有這個印象,所以我這樣說。這天下午我去參觀古希臘修道院舊址的時候,法國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馬賽圖》。書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繪畫,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當然看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馬賽。因此在海濱散步的時候,我常常想,我要是當時照個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聲音我還不曾忘記,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煙消雲散了。 
  重來馬賽,我並不感到寂寞,我們代表團一行五人,還有同行的中國朋友、法國朋友和當地法中友協的主人。我們毫無拘束地在海濱閒步、談笑。微風帶來一陣一陣的魚腥味:我們走過了魚市,看見家庭主婦在攤上買各種各樣的鮮魚。我們買票搭船去伊夫堡,再從那裡回到海濱時,魚差不多銷售一空,一個上午過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們這些中國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聽那位姓李的朋友講過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腦子裡只是一個可怕的陰影,一個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國以後才知道這裡關過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馬寫《基度山伯爵》的時候,為他的英雄挑選了這樣一個監牢,他當時經常同助手到這個地方來做實地調查。我去伊夫堡,不僅是為了看過去的人間地獄,而且我還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幾分鐘,幾十分鐘也好! 
  我達到了這個目的。海風迎面吹來,藍色海水開出了白花,船身在搖晃,我也在搖晃。看見平靜的海面起了浪,看見船駛向古堡,我感到興奮,感到痛快。我不暈船,我愛海,我更喜歡看見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許多事情。 
  我走進了古堡,到了過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間一間的囚室,看到一個一個人的名字。每個給帶進來的人大概都會想到但丁的一句詩: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 
  我站在底層的囚室裡,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詩,那是寫在地獄入口的大門上的。我掉頭四顧,那麼厚的牆,那麼高的小窗,那麼陰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島上!進來的人還會活著出去麼?「鐵假面」(居然真有「鐵假面」,我還以為是大仲馬寫小說時創造的人物!)的結果不知道怎樣。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間了。我似夢非夢地在囚房裡站了一會,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這裡又算得了什麼呢?法國人不把它封閉,卻對外國客人開放,無非作為歷史教訓,免得悲劇重演。巴士底獄沒有給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民憤太大,革命群眾當場搗毀了它。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   
  重來馬賽(2)   
  走出古堡,我重新見到陽光,一陣潮濕的海風使我感到呼吸自由。開船的時刻還沒有到,我坐在一塊大石上,法國友人給我拍了照。在這塊大石的一側有人寫了「祖國萬歲!」幾個紅色的法國字。望著藍藍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國。…… 
  馬賽的法國朋友對我們親切、熱情。小儒先生從尼斯開汽車趕回來同他父親一起到火車站迎接我們,還有當地法中友協的瑞羅先生和加士東夫人。他們為我們在一所現代化的旅館裡預訂了房間。我們在馬賽過了一個非常安靜的夜晚,睡得特別好。的確是現代化的旅館,我們住進以後,還得研究怎樣開關房門。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規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門外,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沒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機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飯廳裡才看得見服務員。我們是在同機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機場跟好客的法國主人告了別,走上了飛機,我還在想一個問題:不搞人的思想現代化只搞物質現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惱。但是飛機到達里昂了。 
  七月六日   
  里昂(1)   
  現在繼續談友誼。 
  里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從那裡帶走的是另一種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里昂。我在日記裡這樣寫著:「七點半到達里昂(機場)。來接的人不少,還獻了花。某夫人帶著她兩個女兒開車把我送到沙瓦旅館。」某夫人是當地友協的一位成員,她的兩個「女兒」中一個叫克勒爾,另一個叫杜偉鳳,是來了不久的中國留學生,寄宿在夫人的家裡,夫人把她當親閨女看待,叫她做「女兒」。杜偉鳳不過十八九歲,同夫人母女相處得很好。某夫人送我們到旅館,同我們照了相,又把我們接到一家中國菜館萬福樓去。我原以為只是「共進晚餐」,沒有想到飯店樓上三張長桌都坐滿了人,大約四十位左右。 
  我們好像在這裡過節日,談笑、祝酒,毫無拘束,彷彿舊友重逢,也不知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話!一直談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結束。還有少數人來得較晚,但也在這裡待了兩個多小時。還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館,我因為這個歡樂的聚會一再向她致謝。她帶著兩個「女兒」走了。第二天我沒有再見到她們。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飛巴黎的客機。我多麼想再見她們一面,小姑娘似的杜偉鳳和她的法國「母親」在一起不正是我們兩國人民友誼的最好的象徵嗎? 
  在里昂我們待了不到一天。我們參觀了中法大學的舊址,參觀了十九世紀的大教堂,參觀了古羅馬劇場的廢墟;我們看了絲織博物館,看了過去絲織工人居住的地區,瞭解了過去絲織工人的鬥爭;我們遊覽了現代化的商業中心,參觀了現代化的圖書館。短短的大半天的時間裡,我們從古羅馬跑到本世紀後半葉五光十色的噴泉。每時每刻我們都受到親切、熱情的接待。現代化的建築和設備,壯麗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動使我眼花繚亂。但是牽繫住我的心的還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兩份報刊的記者來採訪,那是兩位年輕姑娘,我沒有機會讀到她們的報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覺得我是在同兩個謙虛的學生親切交談。我的確應當感謝許多見過面和不相識的朋友的友好的語言和善意的鼓勵。就是對偶爾在報刊上出現的挖苦和不實之詞,我也把它們當做對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諷刺我寫了那些關於「戰鬥友誼」的報告文學,有人責怪我解放後沒有發表長篇小說。我也曾反覆思考,心平氣和地做過解釋。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改造十分艱巨。我自己應當負全部責任。 
  至於友誼,我不會為過去那些散文感到遺憾。固然我在這方面走過不少彎路,有時候把白臉看成紅臉,把夢想寫成現實。即使一些文章給時間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誼永遠不會褪色。我開始寫作時有一個願望就是追求友誼。我第一次到法國,有一個願望也是追求友誼。在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停止對友誼的追求。我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裡都講過類似的話:五十二年前我在這裡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寫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今天我懷著感激的心情來尋找我的足跡,只是為了向法國朋友們表示謝意。 
  這一次我的確「滿載而歸」。在萬福樓我舉杯祝酒,我說:「我們在這裡過友誼節。」吃中飯的時候,法國朋友和我們又在一所法國大飯店相聚,人數不到前一個晚上的三分之一,我們吃著當地的名菜,談著美麗的前景,談笑更自然、更親切。友誼一直是我們談話的主題。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遞給我一件禮物,可能是一本書,一本畫冊,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紙包好了的。她說這禮物表示了法國朋友的心意。她那認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動。我鄭重地接受了它。在來飯店之前我還接受了另一件禮物,那是一幅畫的複製品。是「圖書的力量」書店主人送給我的。我把兩件禮物放在一起。後來到商業中心參觀,我女兒把它們從我手上接了過去。朋友們陪我們逛了一個下午,七點二十分我們才上飛機。瘦長的、鬍子不多的法中友協里昂分會的負責人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我記下他的名字,以後又忘記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會忘記。在萬福樓他曾小聲教大家唱《絲織工人之歌》。在我們回國的前一個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協幹部會議的會場上又看見他。分別時,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望著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話到了嘴邊又給嚥下去了。我想對他講什麼呢? 
  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情:那兩件禮物給傳來傳去,上了飛機放在行李架上,忘記拿下來。我請陪同我們到外地訪問的法中友協主席貝熱隆先生找人到機場查問,飛機已經到別的國家去了。回到巴黎我們又住了五天,可是沒有再聽見人談起那兩件禮物。…… 
  兩個月又過去了。回憶仍舊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個沒有寫上字的花紙包,和那幅複製的畫和它的沒有署名的封套,我彷彿受到誰的嚴厲的譴責。我始終記住那一句話:法國朋友的心意。我沒有把它們帶回國內,我辜負了法國朋友的友情。我談論友誼,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是認真地追求它,嚴肅地對待它。為了這失去的禮物,我不會原諒自己。我必須把心裡的話寫出來,才能夠得到安寧。   
  里昂(2)   
  我相信親愛的里昂友人會瞭解我這歉疚的心情。 
  七月九日   
  沙多—吉裡(1)   
  在法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裡,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裡,一年零一兩個月。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裡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寧靜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我頭上的第一根白髮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髮師給我拔下來的。1 我還記得那位理髮師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髮,您還是這麼年輕呢!」我在小說裡說他是老年的理髮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於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個時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2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在學校裡我收到外面的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裡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裡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並且照料我們。這三四個星期,學校裡就只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別的人都休假去了。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走走看看。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顏長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只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裡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內)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彷彿到了家一樣。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著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著我寫這篇回憶。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著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在我靠邊挨斗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裡徘徊。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斗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沙多—吉裡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對於長時間挨斗的人,墓園就是天堂。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彷彿茫茫天地間就只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裡,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只是設備更新了。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麵包的刀不見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別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只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1。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彷彿又回到那些寧靜的日子。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著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閒談。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栗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裡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裡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鬍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個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 
  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見一個學生。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別人。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裡之行。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寧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隨我尋找過去的腳跡。慇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裡來了。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裡去,只是為了拿著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這一次坐小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裡,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著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瞭解一切。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將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窮盡的友誼之中!我甚至忘記了時間的短暫。副市長從學校把我接到市政廳,打著傘送我進去。那是我過去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裡市長安·羅西先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用熱情、友好的語言歡迎我們。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國朋友碰了杯,從市長和副市長的手裡分別接過了沙多—吉裡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偉大詩人拉封丹的像章,對我來說,再沒有更珍貴的禮物了。過去我想念沙城的時候,我就翻看我回國寫的那幾個短篇(《洛伯爾先生》、《獅子》、《老年》和《墓園》)。今後我看見這兩樣禮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況我手邊還有老同學阿·巴爾博贈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沙多—吉裡(2)   
  這一次我又是滿載而歸,我得到了廣泛的友誼。在市長的招待會上表示感謝的時候,我講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聲音帶給我的溫暖。但是從市政廳出來,我們就離開了沙多—吉裡。就只有短短的幾十分鐘!我沒有打聽到古然夫婦安葬在哪裡,也沒有能在他們的墓前獻一束鮮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願沒有實現。不過我並不感到遺憾。這次重訪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恆的,並沒有結束的時候。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將在人間燃燒。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裡,墓上的鮮花何曾間斷過。重來沙多—吉裡也只是為了擴大友誼。我沒有登古堡,過橋頭,可是在心上我重複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週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離開四十天的家,整理帶回來的圖書、畫冊和照片,我感覺到心裡充實。我幾次走到窗前,望著皓月當空的藍天,我懷念所有的法國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漢的「哲學家」,他來信問我:「不知瑪倫河橋頭賣花小鋪是否仍在?你還去買了一束鮮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裡,對那個寧靜、美麗的古城有同樣深的感情。他還記得橋頭的花店,我們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裡買花束送去。花店裡有一個名叫曼麗的金髮小姑娘,遇見我們她總要含笑地招呼一聲。倘使她還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著小雨,我在車上看橋頭,花店還在,卻不是從前那個樣子。我沒有下車停留。後來我才想:要是能夠留一兩天問清楚每個熟人的情況,那有多好。其實,憑我這一點印象,真能夠打聽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嗎?五十年並不短……而且中間發生了世界大戰。連拉封丹中學的外國學生登記名冊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個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學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堯棠)。 
  七月十二日   
  友誼的海洋(1)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樣寂寞。這一次再訪巴黎,我彷彿在友誼的海洋裡游泳,我發覺有那麼多的朋友。「友誼的海洋」,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也是我當時的感受。我很擔心,我已經游到了中心,怎麼能回到岸上?離開這一片熱氣騰騰的海洋是不是會感到痛苦? 
  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裡寫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給拉回到我離開的地方。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沒在這樣的海裡,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對於友誼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對朋友只能講好話、只能阿諛奉承,聽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見,看不慣一點懷疑的表示。我認為不理解我,並不是對我的敵視;對我坦率講話,是願意跟我接近;關心我,才想把一些與我有關的事情弄清楚。對朋友我願意把心胸開得大一點,看得高一點,想得遠一點。 
  在我國駐法大使館為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酒會上,我又見到了第二電視台的記者克萊芒先生,這是我們第三次的見面。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裡拍電視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從巴黎香榭里捨大街附近的旅館接到電視台,同我進行了五分鐘的臨時對話。我們談著同樣的話題:大字報、民主、人權、自由……頭兩次都是面對著全世界,而且限定時間,我有些緊張,但並未失去冷靜,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場,說了真話,只想到不要引起誤解,卻忘了說服別人。這一次我們碰了杯,我說我真願意跟他辯論一次,幫忙他弄清楚一兩個問題。他說他今、明年還要到中國訪問。我就說,他應當多看看、多聽聽,看了、聽了之後還應當多想想。我的意思是:應當根據自己的見聞做出判斷,不要以為在中國什麼都是十全十美。儘管今天還有人在刊物上吹噓我們這裡「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艷陽高照」,也有人因為外國友人把「五·七干校」稱為「五·七營」感到不滿,但是我總覺得外國朋友並不是對我們一無所知。不到三個星期的訪問和交談,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國朋友關心中國,願意瞭解中國,而且正在埋頭研究中國。他們有時接觸到我們設法迴避的問題,也只是為了加深對我們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稱為「營」的。我對他只說我在干校裡受到鍛煉,學會勞動,學到許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兩年半的時間裡我沒有一天感覺到我是一個「學生」,這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的確有人把我當做「犯人」看待。我還記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隊」老師傅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罪行,判你十個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腦子裡哪裡有什麼「人權、民主、自由」?據說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其實資產階級從來是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關的時刻,他們根本沒有什麼「遮羞布」。難道我們因此就不敢面對現實?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間所發生的一切徹底檢查一番,總結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裡同克萊芒先生進行第一次電視對話的時候,我說我在國內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說的是真話。他問起李一哲的事情。雖然去年六月我還聽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但是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沒有宣佈罪狀,我知道他們的大字報已經有了法文譯本,在法國電視台人們正在談論他們的問題。我不瞭解,就沒有發言權,我只好老實地講不知道。我沒有人云亦云,也並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隨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為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只是不實之詞。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我過去吃過人云亦云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螢光屏上我們只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隨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為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群。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克制自己了。貼別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民主並不是裝飾。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別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才有無窮的威力。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為它後面有著「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今後呢……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歷史是人民群眾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靠長官意志寫歷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只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談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群眾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友誼的海洋(2)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為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別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一定加深。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為了增進友誼?為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為什麼我的耳邊還響著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為什麼我懷著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為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為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七月十六日   
  中國人(1)   
  我出國之前完全沒有想到,在法國十八天中間,我會看見那麼多的中國人。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過著各樣的生活,有著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場。他們穿不同的服裝,發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職業。我們參加過巴黎三個大學(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談會和招待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在弗納克書籍超級市場裡舉行的和讀者見面會,會上見到他們;我們出席過法中友協的座談會,在那裡也見到他們。有些人好像真是無處不在,不過我也沒有想過避開他們。我過去常說我寫小說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說裡的人物從來不是一好全好,一壞到底。事物永遠在變,人也不會不變,我自己也是這樣。我的思想也並不是一潭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觸,只要經過敞開胸懷的辯論,總可以澄清一些問題。只要不是搞陰謀詭計、別有用心的人,我們就用不著害怕,索性擺出自己的觀點,看誰能說服別人。 
  離開了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感覺並不是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過。我們常常把祖國比做母親。祖國的確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老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裡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著我。好像丹東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人不能帶著祖國到處跑。我不是這麼看法。這次出國訪問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的身邊。這樣一想,對於從四面八方來到巴黎的中國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們面前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我感覺到祖國近在我的身旁。祖國關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遊子。他們也離不開祖國母親。即使你入了外國籍,即使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你在某國某地有產業,有事業,有工作,有辦法,吃得開,甚至為子孫後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沒有祖國母親的支持,一旦起了風暴,意想不到的災禍從天而降,一切都會給龍捲風捲走,留給你的只是家破人亡。這不是危言聳聽,一百年來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慘劇和暴行。幾十萬、上百萬的華僑和華裔越南「難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嗎?過去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馬賽,在西貢、在新加坡上岸閒步,遇見中國人,他們像看到至親好友那樣地親熱。這種自然發生的感情是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果。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狗》,小說中的我會「在地上爬,汪汪地叫」,會「覺得自己是一條狗」,難道作者發了神經病?我寫過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裡有人說:「為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難道我缺乏常識,無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裡一般的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是不會忘記的。今天重讀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寫的短篇《人》,我又記起那年四月裡的一場噩夢,那天凌晨,好幾個東京的便衣警察把我從中華青年會宿舍帶進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當天傍晚。我當時一直在想:要是他們一輩子不放我出來,恐怕也沒有人追問我的下落,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孤兒」。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新安江飯店和當地僑胞會見,我們感謝華僑俱樂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會的人有好幾十位,但據說也只是要求參加的人中間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見不少年輕人的臉,我也見到那位從日內瓦趕來的女編輯,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女,她想瞭解一些祖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的法國主人已經無法為我們安排會談的時間了。還有不少的年輕人懷著求知心到這裡來,他們需要知道這樣或者那樣的關於祖國的事情,總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這個聚餐會上,反正我們一行五個人,每個人都可以解答一些問題。這個聚會繼續了三個多小時,我或者聽,或者講,我感到心情舒暢,毫無拘束。年輕人說:「看見你們,好像看見我們朝思暮想的祖國。」他們說得對,我們的衣服上還有北京的塵土,我們的聲音裡顫動著祖國人民的感情。我對他們說:「看見你們我彷彿看見一顆一顆向著祖國的心。」遊子的心是永遠向著母親的。我要把它們全帶回去。 
  聚餐以後大家暢談起來。可是時間有限,問題很多,有些問題顯得古怪可笑,但問話人卻是一本正經,眼光是那麼誠懇。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輕的心。有些人一生沒有見過母親;有些人多年遠遊,不知道家中情況,為老母親的健康擔心;有些人在外面聽到不少的流言,無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們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解答了他們的疑問。不過我讓他們看見了從祖國來的一顆熱烈的心。我緊緊地握了他們的手,我懇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吧。祝我們親愛的母親——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萬壽無疆。我們為親愛的祖國舉杯祝酒的時候,整個席上響起一片歡騰的笑語,我們互相瞭解了。 
  當然不是一次的交談就可以解決問題。我這裡所謂「互相瞭解」也只是一個開始。過了一個多星期,我們訪問了尼斯、馬賽、里昂以後回到巴黎,一個下午我們在貝熱隆先生主持的鳳凰書店裡待了一個小時。氣氛和在新安江飯店裡差不多,好些年輕的中國人拿著書來找我們簽字。我望著他們,他們孩子似的臉上露出微笑。他們的眼光是那麼友好,那麼單純,他們好像是來向我們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著我就明白了:我們剛從祖國來,馬上就要回到她身邊去,他們向我要求的是祖國母親的祝福。   
  中國人(2)   
  我還見到一位從國內出來的年輕人,他有一個法國妻子,說是幾年後學業結束仍要回國。他對我女兒說:華僑同胞和法國朋友在一些會上向我提問題十分客氣,有些尖銳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來。這個我知道,不過我並不害怕,既然參加考試,就不怕遇到難題。我不擅長辭令,又缺乏隨機應變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講老實話」,知道什麼講什麼。我們的祖國並不是人間樂園,但是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它建設成為人間樂園。對那位從中國出來的大學生,我很想做這樣的回答:「你袖手旁觀?難道你就沒有責任?」還有人無中生有在文章裡編造我的談話,給自己喬裝打扮,這只能說明他的處境困難,他也在變。他大概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人無論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國。 
  最後,我應當感謝《家》的法譯者李治華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樂機場第一次看見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個機場跟我握手告別,在我們訪問的兩個多星期中,除了在馬賽和里昂的兩天外,他幾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願地擔任繁難的口譯工作。要是沒有他的幫忙,我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他為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沒有講一句感謝的話。我知道這只是出於他對祖國母親愛慕的感情。他遠離祖國三十多年,已經在海外成家立業,他在大學教書,剛剛完成了《紅樓夢》的法文全譯本,這部小說明年出版,將在法國讀書界產生影響。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動的十幾天中間,我始終感覺到有一位老母親的形象牽繫著他的心,每一個遊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裡相當熱,夜間十一點我坐在寫字桌前還在流汗。這裡比巴黎的旅館裡靜,我彷彿聽見夜在窗外不停地跑過去。我的生命中兩個月又過去了。我沒有給那些人中間任何一個寫過一封信,可是我並沒有忘記他們。我每想到祖國人民在困難中怎樣挺胸前進的時候,我的腦子裡就浮現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會乾涸。母親的召喚永遠牽引遊子的心。還需要我講什麼呢?還需要我寫什麼呢?難道你們沒有聽見母親的慈祥的呼喚聲音?我已經把你們的心帶到了她的身邊。 
  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友誼的事業   
  我們在趙無極先生家裡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點鐘,似乎應當告辭了,主人說照法國的習慣,照他們家的習慣還可以繼續到午夜。然而這是我們在法國的最後一個夜晚,明天大清早我們就要搭班機返國了。這天我們是參加了法中友協的幹部會議從郊外趕到趙家的,「友協」的幹部拉斯吉葉先生開車送我們到趙家。本來他和他的夫人準備兩小時以後開車來接我們回旅館,我們想讓他們休息,就說自己回去方便,堅決地請他們不要來。最後他們把電話號碼抄給了我們。等到要離開趙家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叫出租汽車有困難,便打電話到拉斯吉葉家,說是他早已開車出去。我們走出趙家大門,一輛麵包車在門外等候,從車上走下來拉斯吉葉夫人,駕駛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涼夜突然暖和起來了。他們夫婦在巴黎地拉爾旅館樓下同我們告別的時候,帶著友好的微笑祝我們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樓上的房間,為了整理行李,忙了將近兩個小時。凌晨一點前,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我感到疲勞,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擺滿沙發的寬敞的客廳裡,沒有翻看書報,也沒有人同我談話,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腦子裡一本一本地映了出來。幾個小時以後我就要去戴高樂機場。離開這個國家,我感到留戀,離開朝夕陪同我們活動的法國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誼」並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和法國朋友的心緊緊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協」是民間團體,經費有限。為了便於我們活動,朋友們借來一輛麵包車,由「友協」的幹部輪流來為我們開車。他們並不是「友協」的專職幹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們為我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們接待我們就像接待久別重見的親友。對於他們這一切全是自覺自願的「義務勞動」,鼓舞他們的力量是友誼,是對新中國的熱愛,是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每次向他們表示謝意,他們總是帶笑地回答:「你們來了,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盼你們盼了好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其實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說,也應該說。同法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想盡多地瞭解我們,也希望我們盡多地瞭解他們。他們對我們懷著無限的好意,但是對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也有一點疑惑,他們需要更多的理解。我們最後一次參加他們的幹部會議,以為會上總有人提出要求幫忙澄清幾個問題,他們的會議就是為著解決思想問題召開的。可是他們不願意打擾我們,害怕使我們感到為難,什麼都沒有講出來。我們感到輕鬆地走出了會場。只有坐在巴黎地拉爾旅館七樓會客室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我才想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我們增進了友誼,可是很難說相互的瞭解加深了多少!我記起來,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好幾次「友協」的秘書長馬紀樵夫人開她的小車送我到目的地。有時路相當長,小車常常中途停下,我們有機會交談,她讓我們瞭解一些法國的事情,卻從不問:「你們那裡怎樣,怎樣?」有一次她談起剛剛讀了《家》的法譯本,說對書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輕時候本來打算學醫,因為父親反對,才改學經濟。另一次她的女兒也在車上,她們母女坦率地講了些法國青年學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友協」的主席貝熱隆先生陪同我們飛尼斯,去馬賽,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就彷彿相識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譯本《赫爾岑文選》送給我。我們從尼斯到馬賽,因為通知當地「友協」的到站時間有錯,迎接的人來遲了,急得貝熱隆先生跑來跑去,不住地搖頭,接連打電話找人。看見他急得那個樣子,我反倒幾次同情地安慰他,這當然沒有用。但是後來車站上一下子出現了不少的人,他暢快地笑了。根據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脾氣很好的人。為了安排我們訪問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馬賽海濱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腳跡,在里昂我們過著友誼的節日。他和我們一起衷心愉快地歡笑。在維爾高爾先生「島上磨坊」的家裡我們談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裡我重溫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舊夢。這也和貝熱隆先生與馬紀樵夫人的安排分不開的。從早到晚,他們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協」幹部也是如此。我們和他們雖然都是初次見面,但我尊敬一切為人民友誼鞠躬盡瘁的人,他們在荊棘叢中找尋道路,在泥濘裡奮勇前進,對他們這種艱苦的工作,子孫後代是不會忘記的。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絕不是徒勞的。你們不聲不響地為我們所做過的一切,我們都牢牢地記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長,困難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遠在前面照耀。我們回國已七十多天,代表團成員分居三個省市,今天我還接到詩人的來信,他說:「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八天,意味還是很長,許多美好的回憶是不會忘記的。」詩人可能把他火熱的感情寫成動人的詩篇。我呢,這幾篇隨筆只是向法國朋友的普通問候。倘使問起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我的回答便是:讓我也把這餘生獻給人民友誼的事業! 
  七月二十四日   
  中島健藏先生(1)   
  訪法歸來,我在上海寫信給東京的日本友人中島健藏先生說:「在巴黎同朋友們談起當代的法國文學,我常常想到您,因為您是法國文學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著深的印象。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著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台的記者到我家裡來採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裡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為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別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著。等了十一年,我終於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著熱淚緊緊握著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裡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著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到了旅館,閒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瞭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著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燬,他們以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那個時候我彷彿就坐在達摩克裡斯的寶劍 1 下面,準備著隨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別,我對著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干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裡,我的心內又漸漸產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東京的友人。我在報上看到中島的照片和他到中國的消息。我盼望著、等待著同他們再見。 
  漫漫的長夜終於到了盡頭,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從一些熟人的口中我還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見都不敢相認的日子裡,好些日本朋友四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有一次「中日友協」的工作同志告訴我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國訪問,聽說不讓我出來,他說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國朋友也曾使用各種方法打聽我是否已遭「四人幫」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了它我的生存就沒有光彩,離了它我的生命就不會開花結果。我不是用美麗的辭藻空談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卻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島的真實病情。但是我還希望他的病有轉機。我開始給他寫信,我去過三封信,他寫過三封回信。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還不瞭解他的病情的嚴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訴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辦法進行工作。目前只是為一份雜誌寫連載文章《昭和時代作家群像》」。過了兩個多月他寄來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國訪問一行五位的名單,他們將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機返國,他希望我接待他們。小說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嚴文井、馬烽兩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飯店新樓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暢談了一個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將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時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匆忙中我給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還有一封信是請他帶給中島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幾天,《人民日報》就刊出了中島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國文聯發了一個唁電去。但是對和中島先生相依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講什麼話呢?再過兩天從上海轉來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發的前夜接到中島健藏先生的訃告,來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轉交中島先生的信函,實在無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給中島先生的信就是訪法歸來寫的那一封,我哪裡想到他的時間竟然是這麼短促,連聽人念它的機會也沒有!一位在北京「作協」工作的朋友對我說:「我見到和水上先生同來的木村女士,她含著眼淚說,『中島先生不會活過一個星期了。』」我開完會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彥同志談起,他接待過水上先生,他告訴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說,中島先生病危時,講過幾個人的名字,有一個就是你。」 
  這一切我為什麼早不知道?我為什麼從法國回來不馬上給他寫信?為什麼我不趕去東京探病?現在已經太遲了!他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跡了。難道這就是結局?難道這本友情的書就從此合上給鎖在書櫥裡面永遠不再打開?不,不可能!死絕不能結束我們之間的友誼。   
  中島健藏先生(2)   
  我最初看見中島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國解放後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以後我去他來,我們幾乎年年見面,無話不談,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歡酒,又有海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當時他正在為著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嚇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著日子。他並不屈服,也不動搖。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訪日,當時兩國邦交並未正常化,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中島先生是我們活動的一個有力的支持。我深深體會到,要是沒有中島先生這許多年的努力,我們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嗎?只有由荊棘叢中、泥濘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瞭解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它的主要負責人中島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義。 
  有一次我和中島閒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將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他說。於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的經驗」來。一九四二年他當過隨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著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他一直為這件事感到苦惱。他苦苦想著戰後日本的出路。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於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1。他的確為它獻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先生經過上海回東京,我到機場送行。閒談間我想起兩年前的事。兩年前我也曾來這裡送別,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還有中島先生和京子夫人,還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過兩年的時間,機場上仍然是一片燦爛的陽光,候機室裡卻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終感覺到自己心上那個無法填補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機飛遠了。我也回到家裡。我靜下來,仍然不能忘記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來信,讀著:「一九六一年櫻花盛開的時節我同您一起遊覽了富士五湖和金澤,那個時候我們在東京還遇見了春雪,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情。還有東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闆娘上了年紀,去年把店關了。您下次來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樣的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話。 
  敬愛的朋友,我是要來的。但是我在什麼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杯呢?中日兩國的邦交恢復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學》出版了。您的事業正在發展,您的影響不斷擴大。為什麼您偏偏死在剛剛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時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橋架起來了,走的人越來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孫後代會看見的,一定會看見的,我相信,我堅信。 
  七月三十日   
  觀察人(1)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說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裡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儘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說假話騙人,儘管他們降低身份拚命學習傳統戲裡壞人幹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癡,總會有一點點收穫吧。我的收穫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複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只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台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著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並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並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說裡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很簡單,高老太爺並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我並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著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裡他只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只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裡,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並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至於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洩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敗筆」。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裡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干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著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佔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著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誌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   
  觀察人(2)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八月二日   
  要不要制定「文藝法」   
  我國的憲法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這所謂「自由」絕不是空話。這裡說得很明白,一個人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只要他不觸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應該受到干涉。憲法上並沒有規定還有一種拿著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別人的文藝創作活動,可以隨便給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說是不是還要制定一種「文藝法」,他並非在開玩笑,他實在是膽戰心驚,因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們並不躲躲藏藏,卻若隱若現,有時甚至故意讓你看見,在這些人的腦子裡,憲法是不存在的,他們對待第一個憲法和第二個憲法有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所以說話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還有一種「文藝法」,上面說得明明白白:寫什麼主題,怎樣寫法,如何開頭,如何結束,哪一種人可以做反面人物;正面人物應當屬於哪一種人等等,等等……這樣一來文藝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產」,避免事故了。 
  這種想法似乎很妙。其實一點也不妙。首先不會有人出來制定什麼「文藝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藝法」,它也不會像安全帽那樣保護工作的人。我還記得「四害」橫行的時候,因為有人說「文藝工作危險」,就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四人幫」及其爪牙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的同時,又大整文藝工作者。凡是在文藝工作上有一點成績的人都挨過整,受過迫害,有的給弄得身敗名裂、妻離子散,有的給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枝金筆或者一副眼鏡。總不能說這不是一場百年難逢的浩劫吧? 
  現在形勢大好。不過所謂「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釋。我們是在一面醫治創傷、一面奮勇前進的時候,我們應當鼓足幹勁,充滿信心,但是絕不能夠自我陶醉,忘記昨天。我們還得及時給身上的傷口敷藥。還要設法排除背後荊棘叢中散發出來的惡臭。有人大言不慚地說「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叩門」,這種白日做夢信口開河的做法是不會變出「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來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號的《河北文藝》上就出現了這樣的話。文章的題目是:《「歌德」與「缺德」》。用意無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難道作者真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靠吹牛吹出來的嗎?不會吧。「四人幫」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國國民經濟吹到了崩潰的邊緣,難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見,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當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這麼一夥人。有的公開地發表文章,有的在角落裡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後放暗箭傷人,有的打小報告告狀。他們就是看不慣「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他們就是要干涉這種「自由」。憲法不在他們的眼裡。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們的眼裡。 
  那些給蛇咬過、見了繩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藝創作,你們希望有一個「文藝法」來保護自己。有人就是不滿意憲法給你們的這種權利,你們怎麼辦? 
  道理非常簡單: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必須經過鬥爭。 
  八月五日   
  絕不會忘記   
  我還記得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在成都買過一種「良心印花」,貼在自己用的書上。這種印花比普通的郵票稍微大一點,當中一顆紅心,兩邊各四個字:「萬眾一心」和「勿忘國恥」。據說外國人譏笑我們是「一盤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所以我們發售這種印花以激勵自己。我那個時候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後來我相信了無政府主義,但愛國主義始終丟不掉,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一直受到各種的歧視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運始終跟我的祖國分不開。 
  然而有一點我應當承認:我當時貼了印花,我記住了國恥紀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條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表示接受。因此當時有兩個國恥紀念日),但過了一個時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偶爾想起來自己也感到難過:難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嗎?我每自責一次,這個記憶在我的腦子裡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謂國恥早已雪盡。今天的青年並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沒有忘記,而且我不願意做健忘的人。 
  這一年我身體不好,工作較多,很少時間讀書。但偶爾也翻看了幾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寫了他們個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有的接觸了一些社會問題……總之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個時期我們社會生活的真實的側面。有人討厭這些作品,稱它們為「傷痕文學」、「暴露文學」,說這些作品「難免使人傷悲」,使人「覺得命運之難測、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說:「鬥爭才是主流」,「寫反抗的令人感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夢,還是別人在做夢?難道那十一年中間我自己的經歷全是虛假?難道文藝界遭受到的那一場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幫」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興別人控訴他們的罪惡和毒害。這不是健忘又是什麼!我們背後一大片垃圾還在散發惡臭、染污空氣,就毫不在乎地丟開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滿身傷口,難道不讓他們敷藥裹傷? 
  「忘記!忘記!」你們喊吧,這難忘的十一年是沒有人能夠忘記的。讓下一代人給它下結論、寫歷史也好。一定有人做這個工作。但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給他們留一點真實材料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個人的遭遇如實地寫下來呢?難道為了向前進,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當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 
  我們應當向前看,而且我們是在向前看。我們應當向前進,而且我們是在向前進。然而中華民族絕不是健忘的民族,絕不會忘記那十一年中間發生的事情。 
  八月六日   
  紀念雪峰(1)   
  最近香港報上刊出了雪峰舊作詩八首在北京《詩刊》上重新發表的消息,從這裡我看出香港讀者對雪峰的懷念。我想起了一些關於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幾天,住在北京的和平賓館裡,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兒來看我,談起五月初為雪峰開追悼會的事,我說我沒法趕回來參加,我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亡友。雪峰的女兒我過去似乎沒有見過,她講話不多,是個沉靜、質樸的人。雪峰去世後不久,他的愛人也病故了,就剩下這兄妹兩個,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瞭解,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堅強地生活著。 
  雪峰的追悼會一九七六年在八寶山開過一次。據說姚文元有過「批示」不得在會上致悼詞。姚文元當時是「長官」嘛,他講了話,就得照辦。那算是什麼追悼會!冤案未昭雪,錯案未改正,問題似乎解決了,卻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頭。只有這一次要開的追悼會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種追悼會:伸張正義,推倒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我在這裡說「要開」,因為追悼會並沒有在五月裡舉行,據說也許會推遲到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日子,因為那個時候,雪峰的朋友們都可能來京參加,人多總比人少好。 
  我認識雪峰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產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黨的意見。我並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黨,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並不懷疑這個說法。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跡,關於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我們談得融洽。奇怪的是他並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個普通朋友,並未肅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關於那篇文章他也只談了幾句。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復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走過出版社,進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閒談到天將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確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衝動感到惋惜。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並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幾年我也是這樣看法。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將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我辭謝。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耿直而易動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一直辛勤地幹著,事業不斷地在發展,儘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於改正,沉冤終於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但我們還活著。我真願意忘記過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大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他慇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飯。雪峰雖然做主人,卻拿著菜單毫無辦法,這說明他平日很少進館子。他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重慶時就傳開了。吃過飯他還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同他夫婦在附近閒走了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可能已經成為批判的對象,自己已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紀念雪峰(2)   
  我回到上海,過一兩個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一次大會。我還記得大會是在首都劇場舉行的。那天我進了會場,池子裡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頭坐在前排的邊上。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判丁玲、馮雪峰、艾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的大會。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這以後我還見過雪峰多次,不過再也沒有同他長談的機會了。他的外貌改變不大,可是換了工作單位,也換了住處。他給戴上帽子,又給摘了帽子;他勞動過,又在寫作。然後浩劫一來,大家都變成了牛鬼。在什麼戰鬥小報上似乎他又給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早已印發專書封我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而且我在「四人幫」的掌握中一直與世隔絕。一九七二年我愛人病危,我才從五·七干校遷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來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馮國柱、金祖敏六個人的決定,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這是由我們那個組織的「支部書記」當眾宣佈的,沒有任何根據,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個人的決定就等於封建皇帝的詔令。他們妄想用這個決定讓我一輩子見不了天日。朋友中誰敢來看望我這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願意給別人、也給自己招來麻煩。我更害怕他們再搞什麼陰謀、下什麼毒手。我決定採取自己忘記也讓別人忘記的辦法。我聽說雪峰在干校種菜,又聽說他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我不聲不響。我聽說雪峰患肺癌進醫院動手術,情況良好,我請人向他致意;我又聽說他除夕再進醫院,我為他擔心;最後聽說他在醫院裡病故,一個朋友來信講起當時的淒涼情景,我沒有發過唁電;後來聽說在北京舉行無悼詞的追悼會,我也不曾送過花圈。我以為我已經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卻沒有想到今天還能在這裡饒舌。 
  我還想在這裡講一件事,是關於《魯迅先生紀念集》的事情。這本書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開始編輯發排了,詳情我並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上海成為戰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業務完全停頓,幾個工作人員也陸續散去。有人找出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校樣,八百多頁,已經全部看過清樣了。這本書可能是吳朗西經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時回不來。河清(黃源)是《紀念集》的一個編輯,不過他也不清楚當初的打算和辦法。看見沒有人管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邊沒有一個錢,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沒有錢,怎麼辦?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雪峰,我同他談起這件事,我說現在離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日近了,最好在這之前把書趕印出來。他鼓勵我這樣做,還說他可以幫忙,問我需要多少錢。我就到承印這本書的科學印刷所去交涉,老實講出我們的困難。最後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費兩百元,餘款以後陸續付清。我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裡來交給我兩百元,說這是許景宋先生借出來的。於是我就拉著河清一起動起來,河清補寫了《後記》,但等不及看見書印成就因父親患重病給叫回海鹽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東同鄉會大樓開會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我從印刷所拿到十本剛剛裝訂好的《魯迅先生紀念集》放在許廣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冊。 
  關於雪峰,還有許多話可說,不過他似乎不喜歡別人多談他,也不喜歡吹噓自己。關於上饒集中營,他留下一個電影劇本;關於魯迅先生,他寫了一本《回憶魯迅》。前些時候刊物上發表了雪峰的遺作,我找來一看,原來是他作為《交代》寫下的什麼東西。我讀了十分難過,再沒有比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陳登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主張作者應當享有版權,我同意他這個意見,主要的是發表文章必須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說文章一脫稿,作者就無權過問。雪峰長期遭受迫害,沒有能留下他應當留下的東西,因此連一九七二年別人找他談話的記錄也給發表了。總之,一直到現在,雪峰並未受到對他應有的尊重。 
  八月八日   
  靳以逝世二十週年   
  時間好像在飛跑,靳以逝世一轉眼就二十年了。但我總覺得他還活著。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見他,他還在復旦大學唸書,在同一期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我們兩人的短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學季刊社我們開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編輯《文學季刊》,我只是在旁邊幫忙看稿,出點主意。)這以後我們或者在一個城市裡,或者隔了千山萬水,從來沒有中斷聯繫,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覺。他寫文章,編刊物;我也寫文章,編叢書。他寄稿子給我,我也給他的刊物投稿。我們彼此鼓勵,互相關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慶,開始在復旦大學授課。他進了教育界,卻不曾放棄文藝工作。二十幾年中間,他連續編輯了十種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藝副刊,寫了長篇小說《前夕》和三十幾本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並為新中國培養了不少優秀的語文教師和青年文學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獨特風格的刊物上發表過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幫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視著他在生活上、在創作上走過的道路,我看見那些深的腳印,他真是跨著大步在前進啊。從個人愛情上的悲歡開始,他在人民的歡樂和祖國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終於找到了共產黨,他的精神越來越飽滿,情緒越來越熱烈,到處都聽見他那響亮的、充滿生命和信心的聲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遠,我也要跟著你轉,我們誰也不能落在誰的後邊。」 
  二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響亮,那樣充滿生命和信心。我閉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臉就在我的面前。「怎麼樣?」好像他又在發問。「寫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就是說,他的聲音、他的笑容、他的語言今天還在給我以鼓勵。 
  靳以逝世的時候剛剛年過五十,有人說:「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們常常感到惋惜。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和其他幾位老作家在「牛棚」裡也常常談起他,我們卻是這樣說:「靳以幸虧早死,否則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後回到「牛棚」裡,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現在也會給折磨死的。」我有時這樣想。然而他還是「在劫難逃」,他的墳給挖掉了。幸而骨灰給保存了下來,存放在龍華革命公墓裡。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剷平以後,什麼都沒有了。1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後,中國作家協會派人到上海慰問他的家屬,問起有什麼要求,家屬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選集或者文集。協會同意了,出版社也答應了,不過把編輯的事務委託給作家協會上海分會辦理。最初聽說要編四冊,後來決定編成上下兩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數少,沒有人注意,而且「大寫十三年」的風越刮越猛,即使還沒有點名批判,出這樣的書已經構成了右傾的罪名,再沒有人敢於提起下集的事。於是石沉大海,過了十幾年還不見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屬問原來的編輯人,說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還沒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現在紙張缺乏」,或者「不在計劃以內」。不過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運,只要風往這邊一吹,下集馬上就會出來。否則……誰知道靳以是什麼人?已經十幾年沒有印過他的一本書了。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會有什麼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隨想錄》後記   
  《隨想錄》第一集收《隨想》三十篇,作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後每年編印一冊,到一九八四年為止。 
  《隨想錄》是我翻譯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時的副產品。我說過赫爾岑的「這些議論就在當時看也不見得都正確」。而我的「隨想」呢,我可以說:它們都不高明。不過它們都是我現在的真實思想和真摯感情。 
  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隨想錄》其實是我自願寫的真實的「思想匯報」。至於「四害」橫行時期被迫寫下的那些自己咒罵自己的「思想匯報」,讓它們見鬼去吧。 
  過去我吃夠了「人云亦云」的苦頭,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動腦筋思考。雖然收在這裡的只是些「隨想」,它們卻都是自己「想過」之後寫出來的,我願意為它們負責。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探索集   
  「豪言壯語」   
  《隨想錄》到第三十篇為止,我已編成第一集,並且給每篇加上小標題,將在一九七九年內刊行,今後每年編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將收在第二集內。 
  我為第一集寫了一篇很短的《後記》,裡面有這樣一句:「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這是我的真實思想。我的意思無非:我可以利用的時間不多了,不能隨意浪費它們。要講話就得講老實話,講自己的話,哪怕是講講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講出來,讓大家看看,議議,自己改不了就請大家來幫忙。當然別人隨便給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過去沒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講明白。 
  最近我們討論過「歌德」與「缺德」的問題。我對「歌德派」說了幾句不大恭敬的話。我是經過思考之後講話的,因為我過去也是一個「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樣,這是我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我讓我女兒和女婿替我編選,他們挑選的文章並不多。可是我看校樣時才發現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裡充滿了豪言壯語。單單舉出幾個標題吧:《大歡樂的日子》、《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無上的光榮》……我並不是在吹牛,我當時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確實生活在那樣的氣氛中。二十年過去了。前幾天出版社一位編輯看校樣時來信問我是不是還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後一句:「叫某國落後。」我當時是把它當做「豪邁的壯語」來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後我們仍然落在某國的後面,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將它刪去了。我校閱自己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感想實在不少。我當初的確認為「歌德」可以鼓舞人們前進,多講成績可以振奮人心,卻沒有想到好聽的話越講越多,一旦過了頭,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習慣,就上了癮,不說空話,反而日子難過。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過的豪言壯語:「叫鋼鐵聽話,叫某國落後」,當時的確使我的心十分激動。但是它是不是有助於「叫某國落後」呢?實踐的結果證明說空話沒有用,某國並未落後。倘使真的要「叫某國落後」,還得另想辦法。無論如何,把夢想代替現實,拿未來當做現在,好話說盡,好夢做全,睜開眼睛,還不是一場大夢! 
  其實「叫某國落後」,有什麼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幹勁,有辦法,有行動,說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這當然好。「歌德」也是這樣。只要開的是準能兌現的支票,那就開吧,當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兌不了現,那就叫做空頭支票,這種支票還是少開的好,開多了會吃官司,名譽掃地,我二十多年前寫文章喜歡引用「豪言壯語」,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樣的「豪言壯語」,別人就會說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還住在淮海坊的時候,我們家的保姆遇見進弄堂來磨刀的小販,就把菜刀拿出來請他磨,她仍在廚房裡等著,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說:「解放了,還會騙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見了,菜刀也沒有了。半個月前有個親戚在鄉下買了一隻母雞晚上送到我家來,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殺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裡用竹籠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兒和小外孫女在院子裡散步,還看見樹下竹籠裡有一隻雞,我們都沒有想到把雞關到廚房裡去。大概我們因為經常討論「歌德」的問題,腦子裡還有點「歌德」派的影響吧,我夜裡做了一個沒有「大漢輕輕叩門」的好夢,真正到了「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來時心情萬分舒暢,走下樓,忽然聽說雞給人拿走了,我當然不相信,因為我還沉醉在「桃花源」的美夢中,可是雞卻不會回來了。給偷走了雞,損失並不大,遺憾的是這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夢了。 
  夢的確是好夢,但夢醒之後,我反而感到了空虛。現在我才明白:還是少說空話、埋頭實幹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騙子   
  幾個月前在上海出現了一個。他的真面目還不曾被人認出的時候,的確有一些人圍著他轉,因為據說他是一位高級軍事幹部的兒子。等到他給抓了起來,人們又互相抱怨,大驚小怪,看笑話,傳小道,越傳越廣,終於到了本市兩家日報都刊登長篇報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發表了記事之類的東西。(當然報道、記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有人出醜,有人慶幸,有人憤慨。總之,人們私下議論紛紛。後來劇團也編演了有關小騙子的話劇,但也只是在內部演出,因為對於這個劇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堅決反對。有人說劇作者同情小騙子,有人說劇本醜化了幹部。 
  我沒有看過這個戲,當然沒有發言權。我沒有見過小騙子,不過在他還被人當做「高幹子弟」的時候,我就聽見人談論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聽說他給抓起來了以後,還說:「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兒子。」又聽說他還說:「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還聽說,有人同情小騙子,甚至表示將來開庭審判時願意充當小騙子的辯護人。不用說,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騙子的人確實是有的。不過我卻不曾聽說有什麼人同情受騙者,我只聽見人批評他們「自作自受」。至於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這不是喜劇,這是悲劇,應當受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是這樣做,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是我運氣不好,碰上了假貨。」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的一本戲《欽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有人今天還感到頭痛。可是不幸得很,這位俄國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們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們反駁道:果戈理鞭撻的是俄羅斯封建社會,跟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跟我們「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他們說得對:毫不相干;而且時間隔了一百四十三年,當時的騙子和今天的騙子不會有類似之處。但奇怪得很,今天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跟果戈理時代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不是一樣地為了私利?兩個騙子差一點都把老婆騙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騙子更聰明,他遠走高飛,反而寫信給朋友把受騙者嘲罵一番,而我們的小騙子卻給關進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這樣,小騙子也不是傻瓜,他給我們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講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過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這句話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認: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兒子,那麼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就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有人請他吃飯,有人請他看戲,有人把汽車借給他,有人給他介紹女朋友,他可以挑選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給他未婚妻活動調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當然,他甚至可以出國訪問,可以享受其他的許許多多—— 一句話,作為小騙子的罪狀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許的了。不會有人寫報道或者編話劇,也不會因為話劇上演的問題發生爭論了。事實上這樣的事自古以來經常發生,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為什麼呢? 
  小騙子的一句話使我幾個月睡不好覺。我老是想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生活經驗相當豐富的人會高高興興地鑽進了小騙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惱,因為我不能不承認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還有非現代的東西,甚至還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譴責的東西。儘管三年來我們不斷地說,要糾正「開後門的不正之風」,可是後門越開越大:有人看不見前門,找不到前門,有問題無法解決,連配一塊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載,他們只好另想辦法找門路開後門,終於撞到騙子懷裡,出了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某些衙門為什麼不可以打開大門,替人民多辦一點事情呢?我們的某些幹部為什麼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關於話劇能不能公演的問題,倘使要我回答,我還是說:我沒有發言權。不過有人說話劇給幹部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我看倒不見得。騙子的出現不限於上海一地,別省也有,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倘使沒有產生他的土壤和氣候,他就出來不了。倘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中他鑽不到空子,也就不會有人受騙。把他揭露出來,譴責他,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為了消除產生他的氣候,剷除產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瘡不上藥,連開後門,仗權勢等等也給裝扮得如何「美好」,拿「家醜不可外揚」這句封建古話當做處世格言,不讓人揭自己的瘡疤,這樣下去,不但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而且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寫   
  悼方之同志   
  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南京來的朋友,聽他們談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據說江蘇省代表團因為參加方之同志的追悼會,比我們遲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前不久見過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現在怎樣努力回憶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當時我只讀過方之的短篇小說《在泉邊》和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覺得還不錯,認為他們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們想在創作上多下工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餘作者共同「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談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瞭解他們,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我現在記不清楚他們當時是不是已經發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這以後才公開了它。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們沒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過幾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我一到北京,反右的鬥爭,就開始了,許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後,我聽說「探求者」們都給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再也沒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陸文夫的名字後來倒在《文藝報》上出現過,先是受到表揚,說是他「摘帽」以後寫了不少的好作品,後來又因此受到批判,說是他的表現並不好,總之,他還是給打下去了。一直到許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報刊上重新出現的時候,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兩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後發表了《閣樓上》和《內奸》兩篇小說,受到讀者們的重視。我讀過前一篇,別人對我講述了後一篇的內容。我聽說有些刊物的編輯不敢發表他的作品,這說明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至今還在「探求」,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他有什麼樣的責任。他的小說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是「一團火,一把劍」。現在需要這樣的作品。我等待著他的更多的作品,卻沒有想到他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裡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我回了一封短信,說我生病寫不出文章,請他原諒。這是我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信。我今天才體會到這封信帶給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經太遲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國解放那年他才十九歲。他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也不過二十六歲,我也正是在這樣的年紀開始寫短篇。他的作品說明他很有才華。他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後果。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關於這一代人的故事我聽到不少。可是像千萬根針那樣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聽說「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劃,他說:「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這樣的話是那些不愛惜自己的時間、也不珍惜別人的時間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來,我幸福多了,我還有五年的寫作時間。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靈之火將永遠燃燒,他的愛憎還激動著人心。他的作品沒有能寫出來,太可惜了!但是勤奮地寫作的人今天是不會少的。我也要奮筆寫下去。當然我寫不出他那樣的作品,不過把筆當做火、當做劍,歌頌真的、美的、善的,打擊假的、醜的、惡的,希望用作品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這樣的理想,這樣的抱負,這樣的願望我也是有的。我為什麼不能夠實現它們呢? 
  十二月四日   
  懷念老捨同志(1)   
  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裡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別的事。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裡,十一點半上床,睡不著,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裡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捨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捨,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說:「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總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在機場貴賓室裡我拉著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文章裡轉述了老捨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1 我說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只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別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乞丐並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佔有這只壺,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說,老捨富於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我不知道老捨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著壺跳樓。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 
  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瞭解井上先生文章裡講些什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說老捨先生抱著壺跳樓的。」意思可能是老捨無意摔破壺。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 
  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籐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我當時並不理解為什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籐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說《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捨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在國內看到懷念老捨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寫於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捨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為老捨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我最初聽到老捨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通過「小道」傳來的,內容互相衝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只有在虹橋機場送別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裡,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捨同志的死訊,他說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在坦率的交談中講出來的。但這一次也只是解決了「死」的問題,至於怎樣死法和當時的情況中島先生並不知道。我想我將來去北京開會,總可以問個明白。 
  聽見中島先生提到老捨同志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老捨見面的情景,那個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會,我和老捨,還有中島,都參加了大會的主席團,有些細節我已在散文《最後的時刻》中描寫過了,例如老捨同志用敬愛的眼光望著周總理和陳老總,充滿感情地談起他們。那天我到達人民大會堂(不是四川廳就是湖南廳),老捨已經坐在那裡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在談話。看見老捨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見人提到老捨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身旁,聽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萬分高興。過一會中島先生也來了,看見老捨便親切地握手,寒暄。中島先生的眼睛突然發亮,那種意外的喜悅連在旁邊的我也能體會到。我的確看到一種衷心愉快的表情。這是中島先生最後一次看見老捨,也是我最後一次同老捨見面,我哪裡想得到一個多月以後將在北京發生的慘劇!否則我一定拉著老捨談一個整天,勸他避開,讓他在精神上有所準備。但有什麼辦法使他不會受騙呢?我自己後來不也是老老實實地走進「牛棚」去嗎?這一切中島先生是比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觸,就知道他有所預感,他看見我健康地活著感到意外的高興,他意外地看見老捨活得健康,更加高興。他的確比許多人更關心我們。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在替我們擔心,什麼時候會大難臨頭。他比我們更清醒。 
  可惜我沒有機會同日本朋友繼續談論老捨同志的事情。他們是熱愛老捨的,他們尊重這位有才華、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們的心上、在他們的筆下他至今仍然活著。四個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橋機場送別井上先生,我沒有再提「壺碎」的問題。我上次說老捨同志一定會把壺留下,因為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雖然含恨死去,卻留下許多美好的東西在人間,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單單提兩三個名字就夠了:《月牙兒》、《駱駝祥子》和《茶館》。在這一點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懷念老捨同志(2)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館》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樣熟悉舊社會,那樣熟悉舊北京人。這是真實的生活。短短兩三個鐘頭裡,我重溫了五十年的舊夢。在戲快要閉幕的時候,那三個老頭兒(王老闆、常四爺和秦二爺)在一起最後一次話舊,含著眼淚打哈哈,「給自己預備下點紙錢」,「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著淚水,好些年沒有看到這樣的好戲了。這難道僅僅是在為舊社會唱輓歌嗎?我覺得有人拿著掃帚在清除我心靈中的垃圾。坦率地說,我們誰的心靈中沒有封建的塵埃呢? 
  我出了劇場腦子裡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了老捨同志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樣回答呢?我曾經對方殷同志講過:「老捨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這是我的真心話。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捨,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捨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機場上告訴同行的人我讀過他的《壺》,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對老捨的死不能無動於衷!但是兩年過去了,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慚愧。重讀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憶、開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說,我也不能不責備自己。老捨是我三十年代結識的老友。他在臨死前一個多月對我講過:「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做過什麼事情,寫過什麼文章來洗刷塗在這個光輝的(是的,真正是光輝的)名字上的濁水污泥呢? 
  看過《茶館》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老捨同志是偉大的愛國者。全國解放後,他從海外回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是寫作最勤奮的勞動模範,他是熱烈歌頌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寫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館》。他是用藝術為政治服務最有成績的作家。他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和外事活動,可以說是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他沒有一點私心,甚至在紅衛兵上了街,危機四伏、殺氣騰騰的時候,他還拿著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到北京市文聯開會,想以市文聯主席的身份發動大家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裡他受到拳打腳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專政的對象。老捨夫人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怎樣在深夜用棉花蘸著清水一點一點地替自己的親人洗清頭上、身上的斑斑血跡,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問題,不明白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我彷彿看見滿頭血污包著一塊白綢子的老人一聲不響地躺在那裡。他有多少思想在翻騰,有多少話要傾吐,他不能就這樣撒手而去,他還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要留下來啊!但是過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蓋了一床破席。沒有能把自己心靈中的寶貝完全貢獻出來,老捨同志帶著多大的遺憾閉上眼睛,這是我們想像得到的。 
  「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老捨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我低頭默哀的時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問話。為什麼呢……?從主持骨灰安放儀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當然也能夠回答。但是已經太遲了。老捨同志離開他所熱愛的新社會已經十二年了。 
  一年又過去了。那天我離開八寶山公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華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談話,她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們是忠誠的愛國者。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幫』時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們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給他們準備什麼條件,他們能工作時就工作。」這位女士腳跡遍天下,見聞廣,她不會信口開河。老捨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什麼教訓呢?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什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 
  話又說回來,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明白,老捨同志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含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沒有看見老捨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對我說:「不要糾纏在過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謝他的勸告,我也願意聽從他的勸告。但是我沒有辦法使自己趕快變成《未來世界》中的「三百型機器人」,那種機器人除了朝前走外,什麼都看不見。很可惜,「四人幫」開動了他們的全部機器改造我十年,卻始終不曾把我改造成機器人。過去的事我偏偏記得很牢。 
  老捨同志在世的時候,我每次到北京開會,總要去看他,談了一會,他照例說:「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他們夫婦便帶我到東安市場裡一家他們熟悉的飯館,邊吃邊談,愉快地過一兩個鐘頭。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卻希望真有一個所謂「陰間」,在那裡我可以看到許多我所愛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見到了老捨,他約我去吃小館,向我問起一些情況,我怎麼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懷念老捨同志(3)   
  十二月十五日   
  大鏡子   
  我的書房裡壁櫥上嵌著一面。「文革」期間造反派和紅衛兵先後到我住處,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舊」,卻不曾碰一下這塊玻璃,它給保全下來了。因此我可以經常照照鏡子。 
  說真話,面對鏡子我並不感到愉快,因為在鏡面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皺紋多、嘴唇乾癟……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麼怎樣辦呢? 
  索性打碎鏡子,從此不接觸這一類的東西也罷。我遇見的人經常對我講:「你沒有改變,你精神很好。」這些話聽起來很入耳,同死亡完全連不起來。用好聽的話做養料,是不是越養越好,我不敢斷定。但這樣下去,日子總不會不好過吧。我曾經這樣想過,也這樣做過。有一個時期我就不照鏡子。我不看見自己的「尊容」,聽見好話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開始編造好話。別人說我「煥發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進一步幻想自己「返老還童」。開會的通知不斷,索稿的信不停。我還要為各種各樣的人辦各種各樣的事,做各種各樣的工作。那麼多的來信,那麼多的稿件,還有訪問和談話。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樹雄心、立壯志」。我也就完全忘記了自己。 
  於是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垮了。用鋼筆寫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樓梯也感覺到膝關節疼痛。一感冒就發支氣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這時候我才又想起應當照照鏡子,便站在鏡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剛剛漱過口,取下了假牙,連自己都認不出來了。哪裡有什麼「青春」?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似的,我清醒了。在鏡子裡我看見了自己真實的面容。前天看是這樣;昨天看也是這樣;今天看仍然是這樣。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覺,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稱,也可以說是符合。這說明一件事實:鏡子對我講的是真話。所以我不得不認真地考慮現實。這樣我才定了一個五年計劃。我是站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定計劃的:是作家,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最近常有人找我談我自己的事。他們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個時期我的思想情況和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等等。這使我想起了我「靠邊」的時候受到的一次外調,來的那位工宣隊老師傅要我講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蘇州經人介紹見到一位年輕朋友,當時講了些什麼話。我怎麼講得出呢?他把我訓了一頓。不用說,他是別有用心。現在來找我談話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是懷著好意來的,他們來「搶救材料」。他們是有理由的,有的人還想對我有所幫助,替我的舊作作一點辯護或者講幾句公道話。我說:好意可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是在號召大家向前看嗎?我也要向前看。 
  對,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為什麼還要制定計劃、想方設法、東求西告、爭取時間來寫作品呢?其實不寫也照樣過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見報,大會小會不缺席,東講幾句話,西題幾個字,這樣似乎對社會就有了貢獻,對後人就有了交代,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書房裡偏偏留著那面大鏡子,每次走過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氣,又無派頭,連衣服也穿不整齊,真是生成勞碌命!還是規規矩矩地待在家裡寫吧,寫吧。這是我給自己下的結論。 
  我感謝我眼前這面鏡子,在我的頭腦發熱的時候,總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講一句我心裡的話:請讓我安靜,我不是社會名流,我不是等待「搶救」的材料,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小狗包弟(1)   
  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聽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據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裡,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裡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後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裡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鬥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裡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舐舐,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幾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斤肉去看望那隻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以後,回到家裡什麼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聽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裡有一塊草地,適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兒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種的黃毛小狗,乾乾淨淨,而且有一種本領:它有什麼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隻前腳並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於他我毫無所知。他離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裡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裡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做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餵包弟。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我彷彿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裡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裡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的老闆,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裡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罈罈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小狗包弟(2)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裡,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裡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裡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堵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籐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裡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彷彿又給放在油鍋裡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決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探索(1)   
  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1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我講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於現狀)有多種多樣。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別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別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別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爭論。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個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裡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覆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並不起作用。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別人卻不是這樣看。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螢光屏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別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爭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只談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隱隱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我只是討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關於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著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於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裡去,只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干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只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並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儘管我的原稿裡還有錯別字,而且常常寫出冗長的歐化句子,但是我邊寫、邊學、邊改,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一個道理:人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這幾年來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初聽從我家裡人的吩咐,不動腦筋地走他們指引的道路,今天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的結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裡寫過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肺病患者)的死亡,這就是我可能有的結局,因為我單純、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討好別人,耍不來花招,玩不來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諾諾地依順別人,我祖父要我安於現狀,我父親(他死得早,我十二歲就失去了父親)要我安於現狀,我大哥也要我安於現狀,我就只好裝聾作啞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歲時神經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歲時破產自殺,那麼我怎樣活下去呢? 
  但是我從小就不安於現狀,我總是在想改變我的現狀,因為我不願意白吃乾飯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寫些文章,多完成兩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變我的現狀。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動腦筋思考,我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雖然我的成績很小,雖然我因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打擊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認為選擇了文學的道路是我的幸運。我同胞兄弟五人,連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個,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紀最大,還能夠奮筆寫作,是莫大的幸福。這幸福就是從不安於現狀來的。年輕時我喜歡引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現在我又想起了它。這十幾年中間我看見的膽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個時期我也誠心誠意地想讓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成為沒有自己意志的機器人。我為什麼對《未來世界》影片中的機器人感到興趣,幾次在文章裡談起「它」呢?只是因為我在「牛棚」裡當過地地道道的機器人,而且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做著機器人。後來我發現了這是一場大騙局,我的心死了(古話說「哀莫大於心死!」),我走進「牛棚」的時候,就想起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   
  探索(2)   
  經過我這裡走進苦痛的城, 
  經過我這裡走進永恆的痛苦—— 
  這說明過去有一個時期的確有人用「地獄」來懲罰那些不安於現狀的人。我相信會有新的但丁寫出新的《神曲》來。 
  白傑明先生說,「想真正搞出……有創新意義的東西」,就要「讓人家探索」。對,要「探索」,才能「創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東西。他的意思很明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應該讓人家探索。但是據我看,一個「讓」字還不夠,還需要一個字,一個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舉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會。白音同志,不是因為寫了一篇《創新獨白》就受盡地獄般的磨煉嗎?最初也是有人「讓」他「創新」的。可是後來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批巨靈神,於是一切都改變了。在這方面我也有豐富的經驗,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運,今天我還能探索,還能思考,還能活下去,也還能不混日子。不過也只是這麼一點點,沒有什麼值得自我吹噓的東西,連《創新獨白》也沒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發揚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發言中講了幾句自己的話,不久運動一來,連自己也感覺到犯了大罪,「文革」時期我在「牛棚」裡給揪出來示眾、自報罪行的時候,我從未忘記「報」這件「發揚民主」的「反黨罪行」。這就是劉郎同志在《除夕·續舊句》詩注中所說的「折磨自己」 1 。這種折磨當然是十分痛苦的,現在我還忘記不了(不是不想忘記)。 
  我講這些話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你就是讓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創新,不肯創新。有人說:「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是唯唯諾諾地混日子保險,我們不是經常告訴自己的小孩:聽話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嗎?」 
  我自己也是在「聽話」的教育中長大的,我還是經過「四人幫」的「聽話」機器加工改造過的。現在到了給自己做總結的時候了。我可以這樣說:我還不是機器人,而且恐怕永遠做不了機器人。 
  所以我還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   
  再談探索(1)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談到了探索和創新。 
  探索,探索,追求……這不是一篇文章、幾千字就講得清楚的。儘管這一類的字眼有時候不討人喜歡,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為「探求」(剛剛開始),吃夠了苦頭,而且有人幾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來人類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創新,從未停止,當然也永遠不會停止。白傑明先生說「非得讓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賞這句話,後來再思三思,才覺得這種說法也近似多餘。任何時期總有些人不高興、不願意看見別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類總是在探索而前進。為什麼我們今天不「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為什麼我們不讓人褪掉褲子打了小板子還向「大老爺」叩頭謝恩呢?……例子太多了,舉不勝舉!對我來說,最不能忘記的就是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無蹤無影,連他修建的公館,他經常在那裡「徘徊」的園林也片瓦不存。最近還有一件事,已經有兩位作家朋友告訴我:江蘇省的文藝刊物大有起色,過兩年會大放光芒,那裡有一批生力軍,就是過去的「探求者」。我希望這兩位朋友的看法不錯。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對我發問:你不是說過高老太爺的鬼魂還在到處出現嗎?問得好!但鬼魂終究是鬼魂,我們決不能讓它借屍還陽。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向終南山進士學習呢? 
  現在言歸正傳,我們還是談探索……吧。 
  像我這樣一個不懂文學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學的道路,不可能是「長官」培養出來的,也不可能是一條大路在我面前展開,我的腳踏上去,就到了文學之宮。過去有些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給我幾頁篇幅,我看這是在浪費時間,我並不是文學家。 
  我拿起筆寫小說,只是為了探索,只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說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當時我只有二十三歲,是個不知輕重的「後生小子」,該可以原諒吧。說拯救自己,倒是真話。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裡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據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這種情況,但他們是在成名成家之後,因為解決不了思想問題、人生問題而毀掉自己的生命。我沒有走上絕路,倒因為我找到了紙和筆,讓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的。五十多年來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但是我從來不曾離開文學。我有時寫得多些,寫得好些;有時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沒有寫作的渴望,只有寫作的任務觀念,寫出來的大都是只感動自己不感動別人的「豪言壯語」。 
  今天我還在繼續探索,因為我又拿起了筆。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寫不出作品。 
  我說我寫小說是為了安靜自己的心,為了希望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對讀者有所幫助,這當然只是我的主觀願望,我的作品也可能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最有發言權的人是讀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讀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讀者的歡迎,卻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壞的影響。我今天還不曾給革掉作家的頭銜,我的作品還未在世界上絕跡,這應當感謝讀者的寬大,不過這也許說明這些作品的社會影響不算太壞。不會有人讀了我的作品就聚眾鬧事或者消極怠工或者貪污盜竊,這一點我很放心。我在多數作品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說高尚,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是單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我幾十年來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匯報」。它們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說我的答案是正確的,但它們是嚴肅的。我看到什麼,我理解什麼,我如實地寫了出來。我很少說假話。我從未想過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給人們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說過:「我不是說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說:「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產生社會影響,希望給讀者帶來幫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哪怕是藝術性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很難牽著讀者的鼻子走。能夠看書的讀者,他們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經有一些積累,這些積累可以幫助他們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個讀者的腦筋都不是一張白紙,讓人在它上面隨意寫字。不管我們怎樣缺乏紙張,書店裡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出售,圖書館裡出借的小說更多,一個人讀了幾十、幾百本書,他究竟聽哪一個作者的話?他總得判斷嘛。那就是說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個人都有理智,我這樣說,大概不會錯吧。我從十一二歲起就看小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文學作品的讀者,雖然我同時又是作家。那麼照有些人的說法,我的腦子裡一定擺開了戰場,打得我永無寧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可是我還是我,並沒有變成赫爾岑。同樣我從四十年代起就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譯來譯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變成了屠格涅夫呢?沒有,沒有!但是我不能說我不曾受到他們的影響。這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即使這就是「潛移默化」,但別人的影響,書本的影響,也還是像食物一樣要經過我咀嚼以後消化了才會被接受。不用怕文學作品橫衝直闖,它們總得經過三道關口: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只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隨便讀到一部作品就全盤接受,因為他頭腦空空,裝得下許多東西。但這種人是少有的。那麼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吧。   
  再談探索(2)   
  前些時候有人不滿意《傷痕》一類的小說,稱之為「傷痕文學」,說是這類揭自己瘡疤的作品讓人看見我們自己的缺點,損害了國家的名譽。楊振寧教授也曾同我談過這個問題。那天他來訪問,我講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隨想》中闡明的那種想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祖國建設成人間樂園。」他說,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華人都熱愛祖國。他又說他們從傷痕文學中看到祖國的缺點,有點擔心。他的意思很明顯,有病就得醫治,治好了便是恢復健康。我說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但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只要掩住傷痕不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瘡,卻怪別人亂說亂講。在他們對著一部作品準備拉弦發箭的時候,忽然把文學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寫了二十多年小說、接著又編寫《中國服裝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還是老兩口共用一張小書桌,連一間工作室也沒有,在這裡文學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為什麼呢?在精通文學的人看來,可能非常簡單,從來就是這樣。但在不懂文學的我卻越想越糊塗了。對我來說,文學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還要探索下去。五十幾年的探索告訴我: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也用不著因為沒有給讀者指出一條明確的路感到遺憾了。 
  二月十五日   
  探索之三(1)   
  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見到當代法國著名畫家讓·埃利翁先生,他對我國很感興趣,希望到我國訪問並在大城市中舉行畫展。我們談得融洽。他和我同年,為慶祝他生日舉行的他個人的畫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開幕,我因為日程早已排定無法接受他的邀請,深感遺憾。最近得到朋友們從巴黎來信知道讓·埃先生的願望就要成為現實,他的畫展將於今年秋季在我國京滬兩地舉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在上海再見到這位老人聽他暢談訪問我國的觀感,這對我將是莫大的愉快。不用說,這次畫展對我們兩國文化的交流也會有大的貢獻。 
  讓·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為畫展的目錄作序,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重視,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我終於辭謝了,因為我拿起筆準備寫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對繪畫一無所知。我喜歡畫,卻不懂畫。 
  同時我喜歡詩,卻不懂詩。朋友們送詩給我看,新詩也好,舊詩也好,我看後也可以背上幾句,但是意見我一句也提不出。對小說、散文也是如此。 
  記得兩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裡來,拿出一篇小說要我看後給他提意見。他以為小說不長,不過幾千字,看起來不費事,提意見更容易。可是我差一點給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裡,他當時還是文藝刊物的編輯,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來,解了我的圍;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見,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說:「你不是編輯過文學刊物和文學叢書嗎?」有這麼一回事。不過那些文學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編的,我只是掛個名,幫忙拉點稿子。叢書呢,我倒編過幾種,但也只是把書推薦給讀者,請讀者做評判員,我自己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然而我寫文學作品寫了五十多年,這也是事實。當然,評論家也可以說它們不是文學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說它們是「破爛貨」,而且我自己反覆聲明我決不是為了要做「文學家」才奮筆寫作。我寫作,因為我在生活。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當時怎樣看,怎樣想,就怎樣寫。沒有作品問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時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我想來想去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一句話,我寫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我發表文章,也曾想到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會效果與作品實際上產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盡力而為,另一方面請讀者自己評判。作者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這很難說。回想起來,我也說過假話,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聽信別人講話不假思考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學生》雜誌上用「馬琴」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篇《廣州》,是雜誌社約我寫的地方印象記。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開的海珠橋,我寫道,聽說這是從瑞士買來的舊橋。一位廣東朋友對我這樣講過,我不加考慮,就把他的話抄錄在文章裡。這句毫無根據的話讓當時的廣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們拿出可靠的材料,找發行《中學生》雜誌的開明書店交涉,書店無話可說,只好登報道歉,廣告費就花去兩百多元。我販賣假話闖禍的事大概就只有這一件。但我寫文章時並不知道這是朋友的信口「隨說」。像這樣的事以後還有,只是沒有闖禍罷了。因此我應當補充一句:堅持不說假話,也很困難。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欺騙讀者。我倒願意拿本來的面目同讀者見面,我說把心交給讀者,並不是一句空話。我不是以文學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說,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說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寫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話,那麼幾十年來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舊社會中寫作,為了對付審查老爺,我常常挖空心思,轉彎抹角,避開老爺們的注意,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決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誇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自己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是我並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利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個寫文章的朋友談起文學技巧的問題,我們之間有過小小的爭論,他說文學作品或者文章能夠流傳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誰會關心幾百年前人們的生活!我則認為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我說,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什麼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話:「熟能生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經驗。寫熟了就有辦法掩蓋、彌補自己的缺點,突出自己的長處。我那位朋友寫文章遣詞造句,很有特色,的確是好文章!可是他後來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離開生活去追求技巧,終於鑽進牛角尖出不來。當然他不會贊同我的意見,我甚至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我還說,生得很美的人並不需要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生得奇醜的人,不打扮,看起來倒順眼些。我不能說服他,他也不能說服我,我們走的是兩條不同的探索的路。   
  探索之三(2)   
  四十幾年過去了,我們兩個都還活著,他放棄了文學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績。我的收穫卻不大,因為我有一個時期停止了探索,讓時光白白地飛逝,我想抓這個抓那個,卻什麼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書桌前算了算賬,除了慚愧外再也講不出什麼。失去了的時間是找不回來的。但是未來還不曾從我的手中飛走,我要抓緊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繼續進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擱筆的時候。 
  我不能說我的探索是正確的,不!但它是認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個小說人物的口說明我探索的目標:「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那麼我已經做到了?沒有,遠遠沒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說: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也不想做一個藝術家,我只要做一個「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的人。為了這個,我決不放下我的筆。 
  二月二十八日   
  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標也不盡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動人心,我看不妨來一個競賽,讀者們會出來充當義務評判員。 
  我在這裡不提長官,並非不尊敬長官,只是文學作品的對象是讀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寫給長官看的,長官比我懂得多。當然長官也可以作為讀者,也有權發表意見,但作者有權採納或者不採納,因為讀者很多,長官不過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據「文責自負」的原則對他的作品負全部責任,他無法把責任推到長官的身上。任何人寫文章總是講他自己的話,闡述他自己的意見,人不是學舌的鸚鵡,也不是錄音磁帶。 
  前些時候人們常常談起「長官意志」,我在去年發表的《隨想錄》中也講了我對「長官意志」的看法。我認為長官當然有長官的意志。長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確的。長官也做報告,發表文章。這些報告和文章中所表達的就是長官的意志,而且它們大都是人們學習的材料。我沒有理由盲目反對任何長官的意志,可是我無法按照別人的意志寫作,哪怕是長官的意志。我有過一些奇怪的經歷。五十年代有一份雜誌的編輯來向我組稿,要我寫一篇報道一位勞動模範的文章,人是編輯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術員,編輯同志給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採訪他一次。我寫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無可取之處,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結果文章不曾在雜誌上刊出,編輯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轉給一份日報發表了。今天回想起來,我覺得編輯的「意志」並不錯,錯在我按照別人的意志寫作。當時我也為這種事情感到苦惱,但是我總擺脫不了它。為什麼呢?大概是編輯同志們的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這位去了那位來,彷彿組稿的人都是雄辯家,而且都是為一個偉大目標服務的。我無法拒絕他們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總以為過去所作所為全是個人奮鬥、為自己,現在能照刊物的需要辦事,就是開始為人民服務。這種想法,我今天覺得很古怪,可是當時我的確這樣想、這樣做,在「文革」的頭三年中我甚至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傳達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經常暗中背誦但丁的詩篇,想像自己就站在阿刻龍特(Acheronte)河岸上,等著白頭髮的卡隆(Caron)把我當做「邪惡的鬼魂」渡過去。1 真是一場但丁式的噩夢啊! 
  現在大夢已醒,我不再想望在傳達室裡度過幸福的晚年了。我還是要寫作,而且要更勤奮地寫作。不用說,我要講我自己心裡的話,表達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勸我下筆時小心謹慎,頭伸得長些,耳朵放得尖些,多聽聽行情,多看看風向,說是這樣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讓我來試一下,也算是一種探索吧。但這是為聰明人安排的路。我這個無才、無能的人能走嗎? 
  二月二十九日   
  友誼   
  《隨想》第四十在《大公報》發表後,我就放下筆訪問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間生活了十六天,日子過得愉快,也過得有意義;看得多,也學到不少;同朋友們談得多,也談得融洽。人們說「友情濃於酒」,我這次才明白它的意義,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經常陶醉,重要的感覺就是心裡暖和,心情舒暢。我忘不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我到東京後不久,日本電視台安排小說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飯店的花園裡對談。對談從上午九點開始。那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風。我們坐在園子裡曬太陽,起初相當舒適,後來風大了,負責接待我們的清水正夫先生幾次到園子裡來,可是他只能站在線外,因為我們正在談話,錄像的工作正在進行。他幾次仰頭看看風向,匆匆地走了,過一會又跑回來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風向,似乎急得沒有辦法。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可是我不能對他講話,我的膝上蓋著大衣,還是他先前給我送來的,我沒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為我不願意打斷我們的對談,即使風吹過來我感到涼意,卻也可以對付過去。這一個上午的對談並不曾使我受涼,見到清水先生我還笑他像一位善於呼風喚雨的法師,後來聽說他當天晚上在事務局(接待辦公室)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是既然有風就不該安排在園子裡舉行對談。我二十五年前就認識清水先生,當時他帶著松山芭蕾舞團第一次訪華,在上海文化廣場演出舞劇《白毛女》,以後在東京和上海我都見過他,可是少有交談的機會。他是有名的建築師,又是松山芭蕾舞團的團長,這一次他領導事務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們活動,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務局工作的朋友一樣,從清早忙到深夜,任勞任怨。他究竟為了什麼呢?難道不是為了! 
  我再說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東京朝日講堂裡宣讀一篇講稿,題目是《文學生活五十年》,規定的時間是四十分鐘。我在上海家中寫好一篇七千字的講稿,在北京請人譯成日文,一起帶到東京。講演會在四月四日舉行,前一天晚上,事務局的朋友建議請作家豐田正子女士在會上念譯文。豐田女士是亡友江馬修的夫人,也在事務局工作,她一口答應下來。為了念得流暢,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個通宵把譯文重新抄寫一遍。她又是為了什麼呢?還不是為了友誼! 
  像這樣的事情還有不少,我也不想在這裡列舉了。在一次招待會上我講過這樣的話:「當中國作家由於種種原因保持沉默的時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開高健先生卻先後站出來為他們的中國朋友鳴冤叫屈,用淡淡的幾筆勾畫出一個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捨先生恢復了名譽。……我從日本作家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這決不是說過就忘記的「外交辭令」,我講的是簡單的事實。他們都是為了什麼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我將心比心,以心換心,我對朋友們講真話,講心裡的話。我雖然是一個感情不外露的東方人,可是誰觸動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給他。究竟為了什麼?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裡充實,越想越是覺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並不感到空虛,因為我換來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兩倍的勇氣,有兩倍的力量。究竟由於什麼?我得到回答了:由於友誼。 
  在日本訪問的十六天中我流過兩次眼淚,第一次是在羽田機場,我們離開東京去廣島,同朋友們握手告別,一位在事務局工作的年輕姑娘忽然哭出一聲,淚珠滾滾地落下,這個時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另一次在長崎機場,我們結束了訪問從那裡動身回國,西園寺公一先生從橫濱趕來送行,他的腿關節有毛病,拄著手杖陪我們到機場,我走出候機室的時候,最後一次向著站在平台上的朋友們揮手,忽然看見了西園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幾位朋友的眼淚,我真想轉過身跑回去擁抱他們。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卻無聲地哭了。我含著淚水上了飛機。我感謝這樣的眼淚,它們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乾枯的心靈,培養了友誼,培養了人間最美好的感情。 
  從長崎到上海只需要一個半小時,訪問結束了,但是友誼將繼續發展,流傳到子孫萬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為塵土,我那顆火熱的心仍然在朋友們中間燃燒。我們的友誼決不會有結束的時候。 
  四月二十四日   
  春蠶   
  我在中國「文壇」上混了五十幾年,看樣子今後還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舉行「告別宴會」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聲明我只是一名「客串」,準備隨時擱筆,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終捏住我那枝禿筆不放,無怪乎後來激起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公憤」,他們將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腳」,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確把我趕出了文壇。我自己沒有辦到的事他們辦到了,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幫」及其爪牙們忽然無蹤無影,我說不出他們躲到哪裡去了,不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們身上的肉。 
  由於讀者們的寬大,我又回到了文壇。我拿起了被奪去十年的筆,而且參加了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闊別十七載的友好鄰邦。對日本朋友、對日本讀者我也說我不是文學家,我缺乏文學修養,但是我有一顆真誠的心,我把心掏出來交給朋友,交給讀者。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不是文學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學上的什麼清規戒律。只要讀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學事業是人民的事業,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業,這個事業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遠閉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奪走我的筆。 
  我從日本回來,有人緊張地告訴我某某「首長」做了報告,某某「首長」講了話。有人擔心地問我:「你看會不會收?」我笑笑。長官講話,做報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歡伸起頭辨風向,伸起鼻子聞聞空氣中有什麼氣味,以便根據風向和氣味寫文章。這樣的作家並不是我們國家的特產,別的國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的是另一種行情。寫文章不動自己的腦筋,卻依照上級的指示下筆,其實這種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時候就見過,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知縣的時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寫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壽序」之類。後來民國成立了,我二叔在家開辦「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一位姓鄭的書記(當時的確稱「書記」),我常常去事務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見我二叔交給他寫應酬文章的任務,二叔怎麼說,他就怎麼寫。在成都正通順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於亡友李宗林市長的安排,我在我十幾歲時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鐘。李宗林同志後來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悲慘死去,與我有關的房屋大概已經拆光,半個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給我一疊他拍攝的照片,我只認出來一棵樹和一口井。就在這個老家裡我幾十年前讀到一本《醉墨山房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遺著,倘使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文集裡有幾篇像《聖壽六旬賦》、《徐母李太宜人壽序》這樣的文章,都是他替別人寫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級的意志寫的作品,我當時讀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這樣一種想法:為了吃飯而活著、為了吃飯而寫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並不是一個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我的啟蒙老師是《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梭),我當時一天幾次走過他的銅像前,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是:講真話,講自己心裡的話。最近我以中國作家的身份訪問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談起來,我講的仍然是這樣幾句話。日本朋友要我談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我的經驗很簡單,很平常,一句話:不說謊,把心交給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是一個住在巴黎拉丁區的中國窮學生,我沒有長官,也沒有上級。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後我雖然傷痕遍體,但是我掏出來交給讀者的仍然是那一顆燃燒的心,我只能寫我自己心裡的話,而且是經過反覆思考之後講出來的話。我從小就喜歡李商隱的一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有人引用時把它改做「春蠶到死絲不斷」,改得也好。在廣元縣我母親帶著我兩個姐姐養蠶,我看見蠶繭在鍋裡煮著,還不斷地吐出絲來,可見春蠶到死絲也不盡。七十年來這個景象常常浮現在我的腦子裡。這一次訪問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現代化的客房裡,我不開電視機,也不聽音樂,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給每一天的活動作總結。我們對談時日本劇作家木下順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問題,他說在日本像我這樣年紀的作家可以放下筆隱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開玩笑,因為同我相熟的幾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幾歲,今天卻仍然十分活躍。木下先生的一句話引起了我不少的回憶。在廣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豪華旅館裡我寫成第二篇講話稿《我和文學》,回答了木下先生:我決不放下我的筆。這些時候我一直擺脫不掉鍋裡蠶繭的景象。我說:我寫作一不為吃飯,二不為出名。我藏在心裡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裡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但是到現在為止蠶只能吐自己的絲,即使是很有本領的現代化養蠶人吧,他也不見得能叫蠶替他吐絲。 
  現代科學正在迅猛發展,真是前程似錦!一個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一個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寫作,不寫自己心裡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讓位給機器人,這是可以斷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懷念烈文(1)   
  好久,好久,我就想寫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貧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濺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沒有動筆,因為我一則害怕麻煩,二則無法擺脫我那種「拖」的習慣。時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氣這樣冷我這一生也少見,夜已深,坐在書桌前,接連打兩個冷噤,腿發麻,似乎應該去睡了。我坐著不動,仍然在「拖」著。忽然有什麼東西燒著我的心,我推開面前攤開的書,埋著頭在抽屜裡找尋什麼,我找出了一份剪報,是一篇複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喪禮……」這幾個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陣子,但是我清醒了。這材料明明是我向別人要來的,我曾經想過我多麼需要它,可是我讓它毫無用處地在抽屜裡睡上好幾個月,彷彿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讓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說我這一生充滿著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爭,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說寫小說了。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於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隨想》裡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鬆,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並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於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裡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裡,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裡,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著,還是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彷彿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髮往上拉,讓台下的聽眾可以看到我的臉。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眾法」。它們的確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歷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別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台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台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台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裡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裡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台北回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台北寄了一首輓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台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說他是反動文人呢? 
  不用說,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著別人投擲的污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復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說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只是聽說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著孩子艱苦地過著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我托朋友給我找一點關於他們的材料,並沒有結果。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台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說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閱讀就給別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裡,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干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裡去了。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著日子,不以為怪。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打開抽屜,我打開了我的心。   
  懷念烈文(2)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他托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誌,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魯迅先生從來不發號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態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閒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著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他在先生那裡把它們合併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標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並不相同。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說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殯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著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說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後來我們抬著棺木上靈車,我們抬著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裡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起編了兩三期《吶喊》之後,他就帶著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州,他還到香港同我們聚了兩天。下次我再看見他卻是十年以後了,靳以倒在福建見過他,而且和他同過事,就是說為他主持的改進出版社編過一種文藝雜誌。因此我後來從靳以那裡和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點他的情況。他做了官,但官氣不多,思想也還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進文藝》上發表過小說。 
  烈文就這樣一直待在福建。抗戰勝利後陳儀去台灣,他也到了那裡,在報社工作。他相信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又做過國民黨福建省主席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後來他得罪了報社的上級,丟了官,陳儀也不理他了。他懷著滿腹牢騷到台灣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他在給我的信中一則說:「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說:「這半年來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說了。」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台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五十年代初期連陳儀也因為對蔣介石「不忠」在台北給槍斃了。後來我又聽到黎烈文牽連在什麼要求民主的案件裡被逮捕的流言。又過若干年我得到了關於他的比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樣給亡友摘去那頂沉重的「反動文人」的帽子、揩去濺在他身上的污泥濁水呢? 
  感謝那位遠道來訪的女士,她從海外寄來我需要的材料,過去在台北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敘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頁。沒有裝飾、沒有頌揚,似乎也沒有假話,但是樸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經認識的那個人。我抄錄幾段話在下面: 
  「很少的幾副輓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著哀傷的台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跡。」 
  「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裡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晚報報道黎先生臥病的消息以後,曾經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我覺得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風範。」   
  懷念烈文(3)   
  我彷彿也參加了老朋友的葬禮,我彷彿看見他「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長時期的分離並不曾在我們之間劃一道溝,一直到死他還是我所認識的黎烈文。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這是他從福建的那段生活中、從到台灣初期碰釘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點教訓吧,我起初是這樣想的,但接著我便想起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這樣嗎?那麼我可以這樣說吧:有一段時期他丟開了寫作,結果他得到了懲罰。但最後二十幾年中他是忠於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從黎先生那裡直接間接獲得很多東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著我替死者摘帽,用不著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濺、帽子亂飛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的了。那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就讓它給扔到火裡去吧。在那種時候給戴上一頂「反動」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給戴上帽子也不見得就是幸運。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給戴上「右派」帽子,卻寫了一些自己感到臉紅的反「右」文章,並沒有人強迫我寫,但是陣線分明,有人一再約稿,怎麼可以拒絕!「文革」期間我靠邊早,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因此今天欠債較少。當然現在還有另一種人,今天指東,明天指西,今年當面訓斥,明年點頭微笑,彷彿他一貫正確,好像他說話從不算數。人說「蓋棺論定」,如今連這句古話也沒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頭卻不知道給拋到了什麼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莊嚴地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在群眾的心目中他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我不斷地解剖自己,也不斷地觀察別人,我意外地發現有些年輕人比我悲觀,在他們的腦子裡戴帽或摘帽、濺不濺污泥都是一樣。再沒有比「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只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訪問廣島(1)   
  這次訪問日本,我實現了二十年的心願:我到了廣島。 
  一九六一年櫻花開放的時節我在鐮倉和光旅館裡會見了年輕的小說家有吉佐和子女士,聽她談了一些廣島的故事,關於那個地方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從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麼時候到廣島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沒有能去,六二年我到東京出席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以為這一次可以看到廣島了,可是出席大會的一部分人動身去廣島的時候,我要留在東京繼續開會。楊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麼羨慕他,我請他帶一樣紀念品給我,他帶回來一扎明信片,我把它們當做珍品收藏著。六三年我又有訪日的機會,我把廣島的明信片帶在身邊,我興奮地想大概可以去廣島了,我和同行的人談起,他們的反應並不強烈,主人也沒有做這方面的安排,結果我白白做了一場夢。再過三年連那一扎明信片也給拿走了。在「牛棚」裡,除了「改造」二字外什麼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動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裡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歡聚的日子,我彷彿又在東京秋田家同中島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順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溫暖和安慰,終於沉沉地睡去了。那個時候我正準備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績回到上海作家協會傳達室當一個看門人,我以為今生今世不會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廣島的夢,因為一提到廣島,我便想起楊朔同志的悲劇的死亡。 
  十七年似夢非夢地過去了,我早已從「牛」又變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訪日的邀請。主人問起有什麼要求,我提出了去廣島的願望,我想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再過兩年我連出門也會有困難,更說不上去遠方。 
  我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在羽田機場辭別了東京的朋友走進機艙坐定以後,我頻頻地揩著眼睛:朋友們的眼淚引出了我的淚水。飛機平穩地前進,我望著下面的雲海…… 
  我為什麼這樣激動?我的思想為什麼這樣厲害地翻騰?為什麼二十年來我一直忘不了這個地方?我走下舷梯,機場上一片陽光,我的心平靜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榮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來,不,不止二十年,應當說三十五年來,我一直關心廣島人的命運,我讀過關於廣島的書和新聞報道,我也聽人談過廣島的事情,包括種種不真實的流言。五十年代後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當時身受其害的醫院院長的日記,有幾天睡不好覺。三十五年來我就是這樣想:他們遭受了多麼大的痛苦和不幸,他們應當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這大概就是我這個理想主義者的正義觀吧。三十五年中間我並非時時刻刻都想在這個遙遠城市發生過的大悲劇,想的時候並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廣島,我就受到那個願望的折磨,我多麼想親眼看看廣島人(包括當時的倖存者)今天的生活! 
  現在我終於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廣島人的中間。我呼吸著少塵土的清潔空氣。在安靜、寬敞的現代化旅館裡住下來以後,我們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在原子彈爆炸中心的廢墟上建設起來的和平公園,我們把鮮花紮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難者的慰靈碑前,站在那裡默哀行禮。是在一個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園裡綠草如茵,櫻花盛開,孩子們在草地上遊戲,不停地發出歡笑。成群的鴿子從容地在草間找食物,同孩子們友好地在一起。馬鞍形大紀念碑下面有一個石箱,箱裡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譯成中文就是:「安息吧,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犯了。」這碑文據說是廣島大學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寫的。我默念著碑文,我的腦子裡閃現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長日記中所描繪的一切,我不敢攪動這一池記憶的黑水,但是我什麼也沒有忘記,我的耳邊彷彿響起了許多人的聲音:「水,水,給我水!」我的嘴也干了。我轉過身,本地記者拉住我問話的時候,我差一點發不出聲音來。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會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這裡曾經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對著慰靈碑我還有口乾的感覺。抬起頭我望見了當年產業獎勵館遺留下來的骷髏般圓頂建築物,這是惟一的舊時代的遺跡,只有它是人類歷史上這個大悲劇的見證。在慰靈碑後面隔著水池便是「和平之燈」,兩隻象徵性的大手捧著一隻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點起來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沒有了核武器的時候。火熊熊地燃著,池子裡現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裡燃燒!這不滅的火就是廣島人對和平的熱烈願望。 
  千羽鶴紀念碑下面掛著全國兒童折好送來的無數的紙鶴,我取下一隻藍色硬紙折成的小仙鶴放在袋裡帶回中國,可是今天我卻找不到它了。難道它飛回了廣島?紀念碑是為了悼念受害的學生和兒童建立的,是全國兒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頂上立著一個小女孩,高高舉起一隻紙折的仙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兩歲小女孩當時受到原子輻射,十年後發了病,她根據過去的傳說,相信自己折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得到幸福、恢復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僅折到一千隻,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隻。但是她死了。 
  和平紀念資料館就在前面,在那裡我們停留的時間不長,因為接下去還有別的活動。我只是匆匆地看了幾個部分,那些鮮血淋淋的「資料」我早已熟悉,而且從未遺忘。我這次不是來挖開記憶的墳墓,找尋痛苦的。我走過和平大道,兩旁蔥鬱的樹林是從日本各地送來的;我看見許多健康活潑的廣島兒童,在他們周圍開放著美麗的鮮花,它們是世界各大城市兒童送來的禮物。我在廣島看到的是活力和生命。資料館裡一位負責人給我們解釋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他當時是小學生,手上還留著損害的痕跡,但是他一直堅強地工作,我不願用慘痛的回憶折磨他。同他握手告別的時候,我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主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寫下自己的感想,我用不太靈活的手指捏緊日本的「軟筆」寫了下面的兩行:   
  訪問廣島(2)   
  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 
  世界和平萬歲。 
  這兩行文字並不曾表達出我複雜的思想感情。靜夜裡我在大飯店十二層樓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沒有一點噪音來干擾,我想起許多事情。我想到了我們的十年浩劫——人類歷史上另一個大悲劇。我不由自主地低聲念起了慰靈碑上那一句碑文:「安息吧,過去的錯誤不會再犯了。」眼前浮現了楊朔同志的面貌,老捨同志的面貌,我愛人蕭珊的面貌……我的眼睛潤濕了。我坐到靠牆的小書桌前寫我四天後在京都「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稿《我和文學》。 
  這一夜我只寫成講話稿的大半。第二天上午我們遊覽了風景如畫的宮島,在舊日的市街上悠閒地散步,用食物喂鹿,鹿像熟人一樣親切地撲到我的身上來。路旁櫻花開得十分絢麗,我在東京只看到初放的花朵。天氣好,空氣格外清新,淺藍色的天空,深藍色的瀨戶內海……在短短的一個上午我們無法欣賞有名的宮島八景,但是海中屹立的紅色大華表和八百年前的古建築物好像浮在海上似的,華麗而優雅的嚴島神社長留在我的記憶裡。 
  然後我們坐船回去,到東洋工業的招待所休息,下午我們參觀了這個產量居世界第十位的汽車工廠,我們看了兩個車間。我對汽車工業一無所知,但是工廠十分整潔,車間勞動緊張而有秩序,在這裡親眼看到了廣島人出色的勞動成果。出了工廠,車子馳過繁華、清潔的街道,一座一座的高架橋從我們的頭上過去,茂盛的樹木,整齊的樓房,身體健壯的行人……這一切和蘑菇雲、和火海、和黑雨怎麼能連在一起呢?我疑心自己在做夢。 
  晚上八點我辭別了主人回到十二樓的房間。在廣島的訪問已經結束,明天一早我們就要乘「新幹線」去京都了。我又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來,開始了我的思想上的旅行。就這樣離開廣島,我不能沒有留戀,說實話,我愛上了這個美麗的「水城」。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半的時間,我沒有訪問倖存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屬,也不曾到原子彈醫院去慰問病人,我感到遺憾。但是我找到了我尋求的東西,在宴會上我對新認識的廣島朋友說:「我看見了廣島人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繁榮、美麗的現代化城市,我看見了和平力量和建設力量的巨大勝利。」我帶著無限的同情來廣島,我將懷著極大的尊敬同它告別,一切夢魘似的流言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認識到無比堅強的人民力量。我不是白白地來一趟,我對未來的信念在這裡得到了充實和加強。 
  城市怎麼這樣靜,夜怎麼這樣靜!我的思想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車那樣飛奔,忽然停了下來,好像給前面的車輛堵住了一樣,我幾乎要叫出聲來:「敬愛的廣島人,我感謝你們,我永遠懷念你們。」坐在靜靜的窗前,我仍然感覺到那股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所摧毀不了的人民力量。它在動,它在向前。 
  於是我想起昨夜留下來的未完的講話稿,已經夜深了,可是有什麼力量在推動我,也許就是我常說的那種火在燒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書桌前,一口氣寫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個心願:給自己的十年苦難做一個總結。公園裡兩隻大手捧著的火炬在我的眼前時隱時現,我不會忘記這不滅的火。為了使十年的大悲劇不會再發生,也需要全國人民堅決的努力,讓我們也燃起我們的燈,要子孫後代永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六月五日   
  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1)   
  我聽到一些關於某一本書、或者某一首詩、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見,也聽到什麼人傳達的某一位權威人士的談話,還聽到某些人私下的嘰嘰喳喳,一會兒說這本書讀後叫人精神不振,一會兒批評那篇小說替反面人物開脫,或者說這部作品格調不高,或者說那篇小說調子低沉。還有人製造輿論,說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經常感到威脅。 
  我動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後見到兩位有理想、有才華的比較年輕的作家,我勸她們不要緊張,我說自從一九二九年我發表《滅亡》以來,受到的責罵實在不少,可是我並沒有給誰罵死。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東西,總會讓一些人喜歡、讓另一些人討厭。人的愛好也有各種各樣。但好的作品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讀者,每一個讀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個人不能代替大多數的讀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數的讀者,除非你說服了他們,讓他們全相信你,聽你指揮。即使做到這樣,你也不能保證,他們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樣,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樣的軌道上進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別人實在困難,結果不是給扔在垃圾箱裡,就是完全走了樣。「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輸到我兒子的腦子裡,這些思想是批判會上別人批鬥的成果,我給說服了,我開始宣傳它們,可是,被我兒子一頂,我自己也講不清楚了,當時我的愛人還在旁邊批評兒子,說「對父親應當有禮貌」。今天回想起來我過去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這說明我並未真被「說服」。根據我的經驗,灌輸、強加、宣傳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別是有這類好心的人常常習慣於「從主觀願望出發」,以為「我」做了工作,講了話,你總該被說服了,不管你有什麼想法,不管你是否聽懂了「我」的話,不管你的情況怎樣,總之,「我」說了你就得照辦。而結果呢,很少人照辦,或者很少人認真照辦,或者不少的人「陽奉陰違」。而這個「我」也就真的「說了算」了。 
  我過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動別人,用我的思想去說服別人。我也做過灌輸、宣傳的事情,至少我有這種想法,不過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說的不同,因為我無權無勢,講話不受重視,想製造輿論又缺少宣傳工具。我的惟一辦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書前寫序、寫小引、寫前記,書後寫後記、寫附記、寫跋。我從不放過在作品以外說話的機會,我反覆說明,一再提醒讀者我的用意在什麼地方。過了相當長的時期以後,我開始懷疑這樣「灌輸」是不是徒勞。我才想起自己讀過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麼前言後記,我腦子裡一點影子也沒有。我這時才發現我讀別人的書常常避開序文、前記。我拿到一本印有譯者或者專家寫的長序的西方文學名著,我不會在長序上花費時間。正相反,我對它有反感:難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勞?我後來發覺不僅是我,許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後記(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紅樓夢》,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幫助讀者正確地對待這部名著;過了若干年書重版了,換上一篇序,是另一個人寫的,把前一個人痛罵一頓;又過若干年書重印,序又換了,罵人的人也錯了,不錯的還是出版社,他們不論指東或者指西,永遠幫助讀者「正確對待」中外名著。類似的事情不會少,我再舉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過一本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英雄事跡的通訊報道,「文革」期間出版社給砸爛了,這本書被認為宣傳和平主義的大毒草,後來出版社恢復,檢查過去出版的圖書,我那本書也列在銷毀的名單內。究竟它是不是宣傳和平主義,我至今還不明白。其實不僅是那本書,我在朝鮮戰地寫的那些通訊報道、散文特寫,我回國後寫的反映戰士生活的短篇小說都受到了批評,說它們渲染戰爭恐怖、有意讓英雄死亡,說它們是鼓吹和平主義的「反動戰爭文學」。主持批判的是穿軍裝的人,發言的也是穿軍裝的人,他們是支左的「軍代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權威。批判的重點是小說《團圓》和根據它改編攝制的影片《英雄兒女》,人們甚至拿它同《一個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兒女》的回憶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後兩個多月,我愛人蕭珊又在電影院裡看了這影片。當時我每天到作協分會的「牛棚」學習、勞動,早去晚歸;蕭珊在刊物編輯部做過幾年的義務編輯,也給揪回去參加運動,但最初只是半靠邊,一個星期勞動兩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買票看電影。晚上我回家她興奮地告訴我,影片上還保留著我的名字,看來我的問題不太嚴重,她要我認真做檢查。可是僅僅兩三天以後作協分會造反派的一個戰鬥隊就拿著大字報敲鑼打鼓到電影院和電影發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報張貼在大門口,給影片和我個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當場停演,蕭珊臉上最後一點笑容也消失了。以後支左的軍代表來到作協分會,批判了一陣「反動的戰爭文學」。批判剛結束,《英雄兒女》又作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國上演了。一共開放了五部電影,據說是周總理挑選的。當時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談話問我感想,我只說影片是編導和演員的成績,與我的小說無關,小說還是毒草。我這樣表示,還得不到諒解。還有人寫匯報說我「翹尾巴」,而在干校領導運動的軍代表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電影又上演了它就沒有缺點,我看它有問題。」這個時候我已經不那麼恭順了,我口裡不說,心裡卻想:「隨便你怎樣說吧,反正權在你手裡,你有理。」   
  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2)   
  像這樣的經驗是不會少的,我以後還有機會談論它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這筆糊塗賬似乎至今還沒有搞清楚。我不是經驗主義者,可是常常想到過去,常常回頭看過去的腳印,我總有點擔心,會不會明天又有人站出來「高舉紅旗」批判「和平主義」,譴責我給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結局?我忍不住多次問我自己:走過的那條路是不是給堵死了?賬沒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講明白,你也引經據典,我也有根有據,誰的權大勢大,誰就發號施令。我們習慣「明哲保身」,認為聽話非常省事。我們習慣於傳達和灌輸,彷彿自己和別人都是錄音機,收進什麼就放出什麼。這些年來我的經驗是夠慘痛的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竟然沒有一點個人的看法,一個作家竟然甘心做錄音機而且以做錄音機為光榮,在讀者的眼裡這算是什麼作家呢?我寫作了幾十年,對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碼的評價,卻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頭,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稱姚文元做「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可笑,不可思議。反覆思索,我有些省悟了:這難道不是信神的結果? 
  對,我想起來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橫濱一個朋友的家裡,他相信神,我根據我那些天的見聞拿他做主人公寫了短篇小說《神》。現在重讀這小說,拿前一段時期的我跟小說中的主人公長谷川君比較,我奇怪我怎麼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麼在一九三四年就寫了諷刺若干年後的自己的小說!是我自己嗎?我竟然那樣迷信,那樣聽話,那樣愚蠢!它使我渾身冒汗,但是我感謝自己意外地留下這一幅自畫像,讓兒孫們會看到我某一個時期的醜態。 
  最近聽說有人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這是對我的稱讚。其實我也有過「思想簡單」的時候,倘使思想複雜,人就不容易虔誠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據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應付複雜的局面,思想複雜些總比思想簡單些好。要把新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人間樂園,恐怕也得靠複雜的集體的智慧,靠九億中國人民。現在不是信神的時代,不可能由一兩個人代表千萬讀者給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結論,也沒有人願意讓別人把自己當做錄音機吧。要是大家都成了錄音機,我們就用不著進行複雜的思維活動,腦子也成了多餘的了。但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總是由簡單到複雜,而不是由複雜到簡單。 
  我們文藝發展的方向當然也是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放,更不是無花開放。 
  六月十五日   
  發燒   
  我本來要寫我們訪問長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發高燒、到醫院看病就給留了下來。吊了兩天青黴素、葡萄糖,體溫慢慢下降。燒退了。沒有反覆。再過幾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裡相當靜。三十年來我第一次住醫院,有點不習慣,晚上上床後常常胡思亂想。想得最多的就是關於發燒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堯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從重慶回上海,住在霞飛坊(淮海坊)五十九號三樓。李堯林生病睡在床上,因為沒有錢不能住進醫院,由一個懂醫道的朋友給他治療。晚上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的旁邊。每天清早他醒來就要在床上量體溫,早晨溫度不高,我在旁邊聽見他高興地自言自語:「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語教員,喜歡講英語。下午他的體溫逐漸增高。每天都是這樣,體溫一高,他的情緒就壞起來。不幾天靠一位朋友幫忙他住進了醫院。但是在醫院裡他並不曾活過兩個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蕭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從奉賢縣「五·七干校」回家度假,發現蕭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麼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給查。當時是「四人幫」橫行的時代,看門診的「醫生」不一定懂醫,一個普通老百姓(還不說「牛鬼的臭婆娘」)發燒在三十九度以上,到醫院掛急診,或者開點藥就給打發走了,或者待在「觀察室」吊鹽水針過半天回家。蕭珊患腸癌,那年三月想辦法找人開後門,在一家醫院裡照了直腸鏡,但她的病在結腸上,照不出來。那個時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難,不但要請人幫忙,而且還得走不少彎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進醫院,癌細胞已經擴散。她在病房裡只活了三個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時候,我每天四次給蕭珊登記體溫(我回家之前我女兒、女婿做這工作)。清早,溫度低一些,以後逐漸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緊張起來,準備上醫院去掛急診號。明知到醫院看門診也解決不了問題,(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門診醫生還斷定她患腸結核呢!)但是發了高燒不去一趟又怎麼說得過去? 
  今天回想起這些日子我還會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歡量體溫。我長時期沒有患過大病,沒有住過醫院,總以為自己身體好,什麼病痛都可以對付過去。明明感覺到不舒服,有熱度,偏偏不承認,不去看病,不量溫度,還以為挺起胸來就可以挺過去。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來就覺得發燒,人不舒服,卻不肯量溫度。下午四點實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樓下找藥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體溫:三十八度八,我女兒、女婿便拉我到醫院去看病,再量體溫:三十九度三,人已經十分委頓。兩天後才退燒。 
  現在一切都正常了。不過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兩方面都像是生過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總結這次退燒的經驗,我不能不感謝我的妹妹和女兒。她們懷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過不去,我當初有點責怪她們多事,後來才明白,要不是她們逼我量體溫,拉我上醫院,我很可能堅持到感冒轉成肺炎,病倒下來,匆匆忙忙地離開人世。在討厭我的人看來,這大概是好事。但對我來說,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認自己發燒,又不肯設法退燒,這不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險的事。今後我決不再幹這種事情,也勸告我的朋友們不要幹這種事情。 
  七月十一日   
  思想複雜   
  在病床上讀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華小記》(《愛之……與惡之……》)1,我看出來他對我那句「」的話有所誤解。有人說我「思想複雜」,並非讀了我的《隨想錄》後所下的結論。我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輕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樹碑立傳,得到他的單位負責人的同意,起初業餘寫作,後來請假寫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談話幾次,辛辛苦苦,寫成二十幾萬字的著作。我讀了他寄來的兩大疊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給我的是第幾次的謄寫稿。但他的辛勤勞動我是看得出來的。我不好意思給他潑冷水,沒有提什麼意見,只是指出少數與事實不符的地方。他告訴我有一家出版社願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種感覺:他對他這部著作有較大的自信。那麼就由他去吧。 
  但是兩個月前他寫信給我的女兒,說稿子給退回了,據說出版社裡有人懷疑替活人寫傳是否合適,何況我的「思想複雜」。朋友情緒不好,垂頭喪氣,從信上也看得出來。 
  很對不起他,我看了信,心裡高興。一則書出不了,無人替我樹碑立傳,我倒感到輕鬆,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則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是對我的恭維。當然,說話人決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複雜」可能是貶義詞。 
  「思想複雜」的人喜歡胡思亂想。思想會長眼睛,想多了,會看見人們有意掩飾的東西,會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間「思想複雜」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簡單的人飛黃騰達。 
  思想不簡單,怎麼能創造出「忠字舞」?怎麼想得到「早請示,晚匯報」?怎麼能發明出「噴氣式」?怎麼能夠不休止地召開以「高舉」開始、以「打倒」結束的批鬥會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應當詳細記錄下來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想想看,十年中間八個樣板戲,一位作家!簡單到了這樣的程度。人人都看樣板戲,每個人腦子裡都有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歡誇大文學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幾億人民齊看革命樣板戲,怎麼產生不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形勢!他們忘記了人民不只看戲,他們還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權的人。十年中間人們的思想也漸漸變得複雜了。你不帶頭做,就沒有人信你的話。 
  一切都會變,一切都在變。我也在變。我的思想由複雜變簡單,又由簡單變複雜,以後還要變下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決不會再低頭彎腰「自報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訪問日本,看見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相隔十七年,變化很大,幾乎適應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有它的缺點,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變化總是從無到有,從舊到新,從複雜到更複雜。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也決不會由複雜到簡單。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還想談談,例如文字的發展究竟是為了簡單易學,還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我也有個人的看法。說我「思想複雜」,是無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世界語(1)   
  上一篇《隨想》還是在病院裡寫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歐去了一趟,出國前我又患感冒,到達斯德哥爾摩時,發了支氣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老老實實地對我國駐瑞典使館的同志講了。晚上有一位從上海來進修的醫生給我治療。第二天使館的同志們給我送稀飯、送麵條、送水果來,我在旅館裡也感到了家庭的溫暖。前一天我下飛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卻見到了這麼多的親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兩個星期,可是我過得輕鬆愉快。離開這個由無數個小島構成,由七十多道橋連接起來的風景如畫的和平城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我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世界語,我自己也講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認真地學它,而且繼續不斷地學下去,卻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學,課餘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了一些書,就一本一本地讀下去,書不多,買得到的全讀了。因為是自修,專門看書,說話不習慣。後來我到法國常和兩三個朋友用世界語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館裡,友人索非來看我,他當時還擔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的秘書或幹事一類的職務。他說:「學會的房子空著,你搬過來住幾天再說。」我就搬了過去,在鴻興坊上海世界語學會的屋子裡搭起帆布床睡了將近半個月,後來在附近的寶光裡租到屋子才離開了鴻興坊。但從這時起我就做了學會的會員,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幫忙做一點工作。我還根據世界語翻譯了幾本書,如意大利愛·德·亞米西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髏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炮火使鴻興坊化為灰燼,我才搬出了閘北,上海世界語學會終於「消亡」,我也就離開了世界語運動。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幫」用「上海市委」的名義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剝奪了我寫作的權利。我後來偷偷地搞點翻譯,空下來時也翻看家裡有的一些世界語書,忘記了的單字又漸漸地熟悉起來,我彷彿回到了青年時代,對世界語的興趣又濃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幾十年前我就聽人講起這樣的國際大會。在上海世界語學會裡我只是偶爾聽見人用世界語交談。現在來到大會會場,會場內外,上上下下,到處都是親切的笑臉,友好的交談,從幾十個國家來的人講著同樣的語言,而且講得非常流暢、自然。在會場裡人們報告、討論,用世界語就像用本民族語言那樣地純熟。坐在會場裡,我覺得好像在參加和睦家庭的聚會一樣。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來盼望的、想像的正是這樣,我感到遺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這種語言,它們從別人口裡出來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絕的噴泉;有時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樂曲,聽著聽著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們從我的嘴裡出來,卻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處,動不了。不過我並不灰心,我們中國代表團裡的年輕人講得好,講得熟。他們交了不少新朋友,他們同朋友們談得很融洽,希望在他們的身上。 
  我去北歐前,友人幾次勸我不要參加這次大會,甚至在動身前一兩天,還有一位朋友勸阻我,他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應當為這樣的會奔波。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些年,我一直關心國際語的問題,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 
  中國人把Esperanto稱為「世界語」,我認為這種譯法很好。經過九十三年的考驗,波蘭人柴門霍甫大夫創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認的惟一的「世界語」了。它已經活起來,不斷地豐富、發展,成了活的語言。我開始學習世界語的時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現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頁的插圖本大字典了。世界語的確在發展,它的用途在擴大,參加大會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間,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只佔少數,整個會場裡充滿了朝氣,充滿了友情。 
  在斯德哥爾摩我還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會外活動。朋友們見面首先問我關於世界語的事情,他們不大相信它會成為真正的「世界語」。我便向他們宣傳,說明我的看法:世界語一定會大發展,但是它並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語言,它只能是在這之外的一種共同使用的輔助語。每個民族都可以用這種輔助語和別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學世界語,那麼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新形勢,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會會場一樣,那該有多好!世界語是易學易懂的,這是人造語的長處,不僅對於歐洲人,對於我們亞洲人,對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語吧,它既然給人們使用了,活起來了,它就會發展、變化,而且一直發展、變化下去,由簡單變為複雜,由貧乏變為豐富、更豐富……而且積累起它的文化遺產…… 
  從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會場,回到上海西郊的書齋,靜夜裡攤開那本厚厚的世界語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們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發生一些疑問:難道我們真要廢除漢字用漢語拼音來代替嗎?難道真要把我們光輝的、豐富的文化遺產封閉起來不讓年輕人接觸嗎?我並不完全反對文字的簡化,該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發展總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只是為了使它變為更簡單易學。在瑞典、在歐洲、在日本……人們每星期休息兩天,難道我們中國人就永遠忙得連學習的工夫也沒有!忙得連多認一兩個字的時間也沒有!忙得連複雜的思想也不會有?!我們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是使我們的文字簡單再簡單,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億人口的國家裡,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點,聽聽大家的意見,總沒有害處。   
  世界語(2)   
  八月二十四日   
  說真話   
  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裡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講真話並不那麼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後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說《大寨行》裡有假象,那麼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許多豪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幹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裡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裡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彷彿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賬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裡。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鬥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裡真不好受。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做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嚥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陞。……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人到中年》   
  幾個月前我的一個侄女從遙遠的邊疆寫信來說:「我們工作很忙,設計任務一個接著一個。作為技術骨幹,總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點經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務勞動又重,真有筋疲力盡之感。最近《收穫》中裡的陸大夫就是我們這些中年科技人員的寫照。……一些基層幹部總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無所作為的人,而對我們這些『大學生』總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諶容同志的中篇小說,陸大夫是小說中的主人公眼科醫生陸文婷。半年多來我聽見不少的人談論這部小說,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起初還聽說有一份省的文藝刊物要批判它。以後越來越多的讀者出來講話,越來越多的讀者在小說中看見了自己的面影。的確到處都有陸大夫,她(他)們就在我們的四周。她(他)們工作、受苦、奮鬥、前進,或者做出成績,或者憔悴死去……小說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三十年來我對自己周圍的一切絕非視若無睹。但是讀了《人到中年》後我一直忘不了這樣一個事實:今天在各條戰線上幹工作、起作用,在艱苦條件下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多數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也就是像陸文婷那樣的「臭老九」。(「臭老九」這個稱號固然已經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裡它們還藏得好好的、深深的,準備到時候再拿出來使用。)正是靠了這無數默默地堅持工作的中年人,我們的國家才能夠前進。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國式的「四化」吧,也離不開他們。那麼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讓他們心情舒暢,多做工作、多做貢獻,有什麼不好?!即使辦不到這個,把他們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大家多關心他們,多愛護他們,又有什麼不好?! 
  讀了小說的人沒有不同情陸大夫的處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氣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沒有塵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嚮往,使我感動。有人說作者不應該把陸大夫的遭遇寫得那樣淒慘,也不應該在「外流」的姜亞芬醫生的身上傾注太多的同情;還有人責備作者「給生活蒙一層陰影」。有人質問:「難道我們新社會就這樣對待知識分子?」「難道外流的人會有愛國心?」但是更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卻說:「小說講了我們心裡的話。」 
  我們已經吃夠了謊言的虧,現在到了多講真話的時候了。我們的生活裡究竟有沒有陰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決不了問題。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有這麼一個習慣,讀了好的作品,我會感到心靈充實,我會充滿對生活的熱愛;我有一種願望,想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寫了我們社會的缺點,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感情,這種感情不是空洞的、虛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動表示出來的。我接觸到她(他)們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體傷痕的母親,我深深感覺到我和祖國血肉相連的關係。是她把我養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筆走上文學道路的,我從她那裡不斷地吸取養料。她有傷,所有她的兒女都應當獻出自己的一切給她治療。陸大夫就是這樣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獻出一切的。在中國她(他)們何止千千萬萬!同她(他)們一起為社會主義祖國盡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滿信心。還有姜亞芬醫生,對她,對她(他)們,祖國母親也會張開兩隻胳膊歡迎。難道海外華僑就不熱愛祖國?難道外籍華人對故土就沒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條件,「外流」也可以變為「內流」。建設新中國,人人有責任。這個偉大的、嚴肅的工作決不是少數人可以壟斷的,文學的事業也是這樣,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員是大多數的讀者,而不是一兩位長官。作者在作品裡究竟是說真話還是販賣謊言,讀者們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再論說真話(1)   
  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有人告訴我,在某雜誌 1 上我的《隨想錄》 (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燬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並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們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他們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麼容易受騙。事情過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還是右,也可能還有人揪住他不放鬆。這就是不肯獨立思考而受到的懲罰吧。 
  其實我自己也有更加慘痛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我不但相信各種「豪言壯語」,而且我也跟著別人說謊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從此就不以說假話為可恥了。當然,這中間也有過反覆的時候,我有腦子,我就會思索,有時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藝界的一次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勇氣和責任心」!就只有三幾十句真話!它們卻成了我精神上一個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著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還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廳裡就貼出了「興無滅資」的大字報,揭露我那篇「反黨」發言。我回到上海便誠惶誠恐地到作家協會學習。大字報一張接著一張,「勒令」我這樣,「勒令」我那樣,貼不到十張,我的公民權利就給剝奪乾淨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彷彿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裡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背著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默認。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鬥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掛出了十殿閻羅的圖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毀譽無損於我。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我還癡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再論說真話(2)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寫真話   
  朋友王西彥最近在《花城》1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我們一起在「牛棚」裡的一些事。文章的標題是《煉獄中的聖火》,這說明我們兩個人在「牛棚」裡都不曾忘記但丁的詩篇。不同的是,我還在背誦「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2,我還在地獄裡徘徊的時候,他已經走向煉獄了。「牛棚」裡的日子,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憶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彷彿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彥所說,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剛在機場送走了亞非各國的作家,「就被當做專政對象,關進了『牛棚』。」他卻是第一個給關進上海作家協會的「牛棚」的,用當時的習慣語,就是頭一批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常說,他在家裡一覺醒來,聽見廣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會上上海市長點了他的名,頭銜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就這樣一下子變成了「牛」。這個「牛」字是從當時(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的。「牛鬼蛇神」譯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這個字眼。我被稱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從未搞過「反黨」、「反革命」的活動。但是看到「興無滅資」的大字報,人們說我是「精神貴族」,是「反動權威」;人們批判我「要求創作自由」;人們主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我就逐漸認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和西彥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頂。他的罪名本來不大,因為「頂」,他多吃了好些苦頭,倘使「四人幫」遲垮兩三個月,他很有可能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協會的「牛棚」裡,我同西彥是有分歧的,我們不便爭吵,但是我對他暗中有些不滿意。當時我認為我有理,過兩年我才明白,現在我更清楚:他並不錯。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迷信神,他並不那麼相信。舉一個例子,我們在「牛棚」裡勞動、學習、寫交代,每天從大清早忙到晚上十點前後,有時中飯後坐著打個盹,監督組也不准。西彥對這件事很不滿,認為這是有意折磨人,很難辦到。而且不應照辦。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何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通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並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醜態,我也記得別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賬,也不贊成報復。但是我決不讓自己再犯錯誤。 
  十年浩劫決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 
  當然是寫真話。 
  十月四日   
  腹地   
  西彥同志在介紹「牛棚」(和「勞動營」)生活經驗的文章裡提到關於「」的批判。這件事我早已忘記,翻看西彥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發生的事。我們起初在那裡參加「三秋」勞動,幹完了本來要回上海,但由於林彪的所謂「一號命令」就留了下來,等到第二年年初,我們文化系統在奉賢縣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後,直接搬到那裡去。當時我們借住在一所小學校裡面,靠邊的人多數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墊了些稻草。除了勞動外,我們偶爾還參加班組學習,就是說同所謂「革命群眾」,同「造反派」在一起學習。也就是在這種「學習」的時間裡,「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一篇短文裡用過的一句話:「我們(應當)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民間……」他們解釋說,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這就是蘇區,蘇區是國民黨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們揭發我「鼓動青年到蘇區去搞破壞活動」。他們要我寫交代和檢查。 
  多麼可怕的罪名!幸而當時我已經不那麼迷信神了,否則一塊大青石會壓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題目是:《給一個中學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簡》裡面,後來又給編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裡。「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一個中學生寫信問我:「該怎麼辦?」我回答說:第一,我們沒有理由悲觀;第二,年輕人還有讀書的權利,倘使不得不離開學校,應該去的地方是中國的腹地,是人民中間。文章裡有這樣一整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到民間去,到中國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躪了的十六省的農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對於「腹地」兩個字《辭海》(一九三七年版)裡就有這樣的解釋:「猶雲內地;對邊境而言也。」我不承認所謂「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釋。我幾次替自己辯護,都沒有用。在我們那個班組學習會上我受到了圍攻。只有一個人同意我的說法:腹地是內地。他就是文學評論家孔羅蓀,當時也是「牛鬼蛇神」,還是很早揪出來的一個,據說問題不小,當然沒有發言權。只是在別人問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釋的時候,他回答是內地。不用說他因此挨了訓。 
  班組學習會上不能逼我承認反黨罪行,造反派就召開全連批判會。會前兩位「革命左派」找我談話,要我老實交代、承認罪行,並對我進行威脅。我已經看透了那些用美麗辭藻裝飾的謊言,忽然感到一陣噁心,我堅持腹地只有一個解釋:內地。但是在批判會進行的時候,發言人接連問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區?」我忽然感到厭倦,我不想堅持了,就說「是」。他接著問:「你以前為什麼不承認?」我遲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們都得意。他們勝利了。我放棄了鬥爭,我疲倦,我甘願倒下去、不起來了。但這只是我當時的一種想法。 
  批判會結束,靠邊的人奉命到「牛棚」開會談感想。只有羅蓀同志表面上有點狼狽相,他替我辯護,我自己反而承認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慚愧,但另一方面聽著大家的責罵,我倒覺得腦子清醒多了。剛才召開的哪裡是對我的批判會?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層一層地剝下自己的面具,一個個都是騙子。 
  於是我開始有了另一種想法:「偉大的中國人民難道會讓騙子們長期橫行下去嗎?」這以後我經常用這問句問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連批判會開過後不到一個星期,本市報紙和《人民日報》上都刊出一條國際消息,講到「以色列腹地」。再過兩三天又出現了另一條類似的消息。在這兩處「腹地」都是作為「內地」解釋的。我把兩條消息抄錄在筆記本上,心裡想以後也許用得著它們,卻不曾想到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再說小騙子   
  兩三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諱疾忌醫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們認為:你有病不講就沒有人知道,你的體格本來很好,可以不醫自愈,大病化為小病,小病化為無病。 
  這種人自己生了病怎麼辦?難道他們不找醫生?不吃藥?從前我很老實,現在我的腦子比較靈活些了,儘管有人說我倒退,寫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順」,可是我看人、看事卻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騙了。 
  去年九月底我寫過一篇談小騙子的「隨想」。當時小騙子已被逮捕,話劇正在上演,人們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那時還有人出來責備話劇同情騙子,替騙子開脫,認為這種作品助長青年犯罪行為、社會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們看來,不讓它上演,不許它發表,家醜就不會外揚。我沒有看過戲,但是我讀過劇本,我不僅同情小騙子,我也同情受騙的人。我認為應當受到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話劇雖然不成熟,有缺點,像「活報劇」,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風,批判了特權思想,像一瓢涼水潑在大家發熱發昏的頭上,它的上演會起到好的作用。劇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對它的看法一直是這樣,我從沒有隱蔽過我的觀點。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時候我曾向領導同志提出要求:讓這個戲演下去吧。開會期間這個戲演過好幾場,有一次我在小轎車上同司機同志閒談,他忽然說看過這個戲,他覺得戲不錯,可以演下去。 
  關於小騙子的戲究竟演了多少場,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後來在北京召開了有該戲原作者參加的討論會,議論了戲的缺點。又聽說劇作者另外寫出了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的好戲。以後就不聽見人談起小騙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讓人完全忘記了,一直到小騙子再出來活動的時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二版上刊出了這樣一條消息:「又一騙子騙得某些領導團團轉。」當然不是那個姓張的小騙子,姓張的已經給判了刑。這一個姓吳,冒充「市委領導同志的侄子」,又自稱哈爾濱市旅遊局的處長,「套購了大量高級香煙準備到外地販賣」。事情敗露、狐狸尾巴給抓住的時候,姓吳的小騙子還說:「當今社會上特權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這些人做牌子,他們就不會賣給這麼多高檔香煙……」 
  小騙子給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會認輸。我看他比我們聰明,我們始終糾纏在「家醜」、「面子」、「傷痕」等等之間的時候,他看到了本質的東西。不寫,不演,並不能解決問題。 
  有人問我在騙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縮小他們的罪行,替他們開脫。我說:決不是!騙子有大小之分,姓張、姓吳……他們只是一些小騙子。大騙子的確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製造冤案、虛報產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騙子是不會長期逍遙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趙丹同志(1)   
  昨天傍晚在家看電視節目,聽見廣播員報告新聞:本日凌晨趙丹逝世…… 
  一個多月來不少的朋友對我談起趙丹的事情。大家都關心他的病,眼看著一位大藝術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卻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幫助他多給人民留下一點東西。一位朋友說,趙丹問醫生,可以不可以讓他拍好一部片子後死去。這些年他多麼想拍一兩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給他時間了。我想得到,快要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多痛苦。 
  然而趙丹畢竟是趙丹,他並沒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講得多麼坦率,多麼簡單明瞭。這正是我所認識的趙丹,只有他才會講這樣的話:我就要離開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來「管住自己不說」積壓在心上的意見傾吐了出來。 
  我認識趙丹時間也不短,可以說相當熟,也可以說不熟。回想起來,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第一次同他見面,也說不出。「文革」期間沒有人來找我外調他的事情。我們交往中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腦子裡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鏡頭我永遠忘記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過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解放後的影片我喜歡《聶耳》和《林則徐》,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討飯辦學的武訓,將近三十年過去了,老淚縱橫的受盡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還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覺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問題,演員也受到連累。我沒有參加那一次的運動,但趙丹當時的心情我是想像得到的。 
  在討論《魯迅傳》電影劇本的時候,我也曾向人推薦趙丹扮演魯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個時期聽說片子要開拍了,由他擔任主角。我看見他留了鬍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來,最後就沒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實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舉行的三屆全國人代會的省市小組會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聽說趙丹是其中之一,剛剛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開放映。對《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經開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燒香許願,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飄起烏雲,耳邊響起喊聲,頭上壓著一塊大石,我有一種預感:大禍臨頭了。 
  於是出現了所謂「文革」時期。在這期間趙丹比我先靠邊,我在九月上旬給抄了家。我們不屬於一個系統,不是給關在一個「牛棚」裡。我很少有機會看見他。現在我只想起兩件事情: 
  頭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給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揪到江灣,住了將近一個月,住在學生宿舍六號樓,準備在二十六日開批鬥會。會期前一兩天,晚飯後我照例在門前散步,一個學生來找我閒聊。他說是姓李,沒有參加我的專案組,態度友好。他最近參加了一次批鬥趙丹的會,他同趙丹談過話。趙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煙抽得不少,而且抽壞煙,趙丹說,沒有錢,只能抽勞動牌。大學生笑著說:「他究竟是趙丹啊。」 
  第二件,大約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吳強給揪到上海雜技場參加批鬥會。我們只是陪鬥,主角可能是陳丕顯和石西民。總之,挨斗的人不少,坐了滿滿一間小屋,當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趙丹來了,坐在白楊旁邊,我聽見他問白楊住在什麼地方。在旁邊監視的電影系統的造反派馬上厲聲訓斥:「你不老實,回去好好揍你一頓。」這句話今天還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後趙丹在病床上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是多麼強烈的控訴!他能忘記那些拳打腳踢嗎?他能忘記各式各樣的侮辱嗎? 
  後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島健藏先生一行來上海訪問,我和趙丹一起接待他們,我們向久別的日本朋友介紹我們十年的經驗,在座談會上趙丹談了他的牢獄生活,然後又談起「四人幫」下台後他去江西的情況。他說:「由於我受到迫害,人們對待我更親切、更熱情。」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還有一次我聽見他表露他的心情:「為了報答,我應當多拍幾部好片子。」我很欣賞他這種精神狀態。他樂觀,充滿著信心。我看見他總覺得他身上有一團火,有一股勁。我聽說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總理,又聽說他要拍《八一風暴》,還聽說他要扮演聞一多,最後聽說他要同日本演員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傳過,雖然這些願望都不曾實現,但我始終相信他會做出新的成績。 
  我沒有料想到今年七月會在上海華東醫院裡遇見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邊看花。他變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說他吃不下東西。他剛在北京的醫院裡檢查過,我聽護士說癌症的診斷給排除了,還暗中盼他早日恢復健康。我說:「讓他再拍一兩部好片子吧。」我這句話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誰說的。主管文藝部門的長官,領導文藝部門的長官是不會聽見我的聲音的。華東醫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趙丹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從北歐回來,就聽說他病危了。 
  趙丹同志不會回到我們中間來了。我很想念他。最近我們常常惋惜地談起我國人才的「外流」。這個優秀的表演藝術家這些年的遭遇可以幫助我們頭腦清醒地考慮一些事情。「讓你活下去」,並不解決人才的問題。我還是重複我去年十二月裡講過的話:   
  趙丹同志(2)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 
  對趙丹同志來說,已經太遲了,他只能留下「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樣的遺言了。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沒什麼可怕的了   
  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說:「對我,已經。」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覆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瞭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裡聽人談起趙丹,據說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斗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裡不說,心裡卻在想:說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裡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游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說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說那位作家受辱;今天聽說這個朋友挨打,明天聽說那個朋友失蹤。……人們正在想出種種方法殘害同類。為了逃避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過死的秘密。我能夠活到現在,原因很多,可以說我沒有勇氣,也可以說我很有勇氣。那個時候活著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紅寶書」一手拿銅頭皮帶的紅衛兵和背誦「最高指示」動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還在我的噩夢中出現。那麼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說:「沒什麼可怕的了。」 
  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倡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經失去它一切殘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腳步緩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說,我要和死神賽跑。 
  然而我和他一樣,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滿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文藝事業的信心。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讀者,後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 
  他們決不會容忍一個說假話的騙子。 
  那麼讓我坦率地承認我同意趙丹同志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十月十四日   
  究竟屬於誰   
  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上,我發言不贊成領導同志隨意批評一部作品,主張聽取多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把文藝交給人民。」講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然感到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要。我從此背上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要自我檢討這個「反黨」言論。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狀態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也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以為我不錯。我的錯誤多著呢!反對「有啥吃啥」,替美國作家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要求創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心,對我沒有好感的人忙著準備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趙丹同志說:「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當時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領導作家「寫十三年」、領導演員「演十三年」。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的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但是這個慘痛的教訓我還不曾忘記。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詩歸誰所有?當然歸人民。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誰的財產?當然是人民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只有那些用謊言編造的作品才不屬於人民。人民不要它們! 
  這是最淺顯的常識,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顧過去,我不但憐憫自己,還輕視自己,我奇怪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十月十五日   
  作家   
  前兩天我意外地遇見一位江蘇的青年。她插隊到農村住了九年,後來考上了大學,家裡要她學理工,她說:「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們寫出來;我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全吃在肚子裡。」我找到她的兩個短篇,讀了一遍,寫得不錯。她剛剛參加了江蘇省的青年創作會議。她說,「儘是老一套的話,我們受不了。我說:吃得好,住得好,開這個會不講真話怎麼行!」她和別的幾個青年作家站出來,放了炮。 
  我在這裡引用的並不是她的原話,但大意不會錯。我和她談得不多,可是她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滿自信,而且很有勇氣。她不是為寫作而寫作,她瞧不起「文學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風向」的「作家」。她腦子裡並沒有資歷、地位、名望等等東西,我在她的眼裡也不過是一個小老頭子。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們昂著頭走上文學的道路,要坐上自己應有的席位。他們坦率、樸素、真誠,毫無等級的觀念,也不懂得「唯唯諾諾」。他們並不要求誰來培養,現實生活培養了他們。可能有人覺得他們「不懂禮貌」,看他們來勢洶洶,彷彿逼著我們讓路。然而說句實話,我喜歡他們,由他們來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這裡並不恰當,決不是我們帶著他們、扶他們緩步前進;應當是他們推開我們,把我們甩在後面。 
  我決不悲觀。古往今來文學藝術的發展就是這樣地進行的。我也許不夠瞭解這些新人,但是我欣賞他們。到該讓位的時候,我決不「戀棧」。不過士兵常常死在戰場,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沒有作品就沒有作家。作家和藝術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而不是活在長官的嘴上。李白、杜甫並不是靠什麼級別或者什麼封號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這些天大家都在談論趙丹的「遺言」。趙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時候,在病床上回顧了三十年來的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疑問,發表了一些意見。他的確掏出了自己的心。這些疑問和意見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希望今後再沒有人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一類的話。 
  不過,對這一點我倒很樂觀,因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們,他們是不懂得害怕的,他們是在血和火中間鍛煉出來的。 
  我常說:作家不是溫室裡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學士。作家應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應當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生活。 
  作家是戰士,是教員,是工程師,也是探路的人。他們並不是官,但也決不比官低一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是這樣地看待新人的,我熱誠地歡迎他們。 
  十月十七日   
  長崎的夢(1)   
  昨夜我夢見我在長崎。 
  今年四月訪問日本,我曾要求去廣島。長崎的日程則是主人安排的,我當然滿意。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破壞的城市,我都到過了,在其中生活過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這兩個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強了我對人類前途的信心。對我這是必要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背著弟弟找尋母親的少年、銀行門前石頭上遺留的人影這一類的慘象,和數不清的慘痛的故事……我必須消除它們。不需要空話,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現代化城市的強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問題: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謹慎,到了廣島和長崎,他特別擔心,惟恐我們中間誰多講一句話會得罪別人。我尊重他的意見,努力做到不使他為難。對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難的時候,他關心過我;在「四人幫」下台半年後,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他出來替我講話,說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見面。後來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發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來上海,要見我,約好我到錦江飯店去找他。因為我是「一般人」,服務處不讓上樓進他的房間,他下來交涉也沒有用,我們只好在底層談了一會。我告辭出來,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電車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動,我們社會中這樣嚴格的等級觀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過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在他的陽光明媚的小園裡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這次一到東京我便要求登門拜訪。聽說他身體不適,不能見客。我沒有想到我們一到長崎,剛剛在和平公園內獻了花,到了國際文化會館就接到東京的電話:土岐先生逝世了。沒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沒有能在他的靈前獻一束花,我感到遺憾,彷彿有一個聲音一直在責備我:「來遲了!」我這一生中「來遲了」的事情的確太多了。我說過我來日本是為了償還友情的債。長崎是這次旅行最後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們訪問六個城市,相聚的日子越來越短,晚上靜下來我會痛苦地想到就要到來的分別,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債了。 
  在這一點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廣島,在長崎我到底想些什麼,他就不太清楚了。何況我們一行十二個人,十二張嘴會不會講出不同的話,他更沒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夢裡,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間做的夢裡,十二張嘴講了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不足為怪的。過去我們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後,今年四月十八日我們從長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發表意見:要是十二個作家都說同樣的話,發同樣的聲音,那麼日本朋友將怎樣看待我們?他們會讚賞我們的「紀律性」嗎?他們會稱讚我們的文藝工作嗎?我看,不會。 
  每個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廣島和長崎,我回顧了過去長時間複雜的經歷,也想到橫在面前的漫長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費了的寶貴時間。長崎人民和廣島人民一樣,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在那樣可怕的廢墟上建設起一座繁榮、美麗、清潔的新城市。來到這裡,誰能夠無動於衷?難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難中的祖國?難道我們就不想在祖國建設沒有污染、空氣清新的現代化城市?倘使我們說話需要同一的口徑,那麼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願望。回國的前夕,我們出席了當地華僑總會的晚宴。同僑胞們一起舉杯共祝祖國母親長壽,不僅是我,我看見好些人,有僑胞,有留學生,有祖國來的海員,大家眼裡都閃耀著喜悅的淚光。彷彿有兩隻母親的胳膊把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在夢裡,我也到和平公園獻花,到資料館觀看遺物;我也乘坐遊艇看海,在海上機場休息,在繁花似錦的名園中徘徊……我重複了半年前的經歷,同真實的見聞完全一樣。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銅人像離開像座走了下來,原來他右手指著上空,左手平伸著,現在他高舉兩隻銅臂大聲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麼?他沒有說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轉身往後一指,後面立刻出現了無數的兒童,他們哀叫,奔跑。出現了蘑菇雲、火海、黑雨……一隻給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在空中飛來飛去,孩子哭著喊「爸爸,媽媽!」要「水!水!水!」然後青銅的巨人又大叫一聲:「我不准!」於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銅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週一片靜寂。我一個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聽著噴泉的聲音,我念著紀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樣的東西……我十分想喝水,就連油一塊兒喝下去了。」這是一位九歲小姑娘的話。和平泉就是為了紀念喝著水死去的受難者建立的。當時在原子彈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學,一千五百個學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這些受難者拚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搶著喝,就死在水邊…… 
  感謝日本友人的慇勤款待,兩天的長崎見聞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夢中我也能重睹現實。從長崎和廣島我帶走了勇氣和信心。歷史的經驗不能不注意。忘記了過去慘痛的教訓,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廣島和長崎的悲劇,我們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須牢記在心。怕什麼呢?我們沒有理由迴避它們。我並不想迴避,我還不曾講完我的夢呢!   
  長崎的夢(2)   
  在夢裡我終於憋得透不過氣了,當著朋友的面我叫喊起來:「讓我說!我要告訴一切的人,決不准再發生廣島、長崎的大悲劇!決不准再發生『文革』期間的十年大災禍!」 
  說完了我自己想說的話,我的夢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說夢   
  我記得四歲起我就做怪夢,從夢中哭醒。以後我每夜都做夢,有好夢,有噩夢,半夜醒來有時還記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覺,就什麼都忘記了。 
  人說做夢傷神,又說做夢精神得不到休息,等於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夢,頭腦還相當清楚,精神似乎並未受到損傷。據我估計,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夢。對我來說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這一生中不曾有過無夢的睡眠。但是這事實並不妨礙我寫作。 
  人們還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句話有時靈,有時又不靈。年輕時候我想讀一部小說,只尋到殘本,到處借閱,也無辦法。於是在夢裡得到了全書,高興得不得了,翻開一看,就醒了。這樣的夢我有過幾次。但還有一件事我至今並未忘記: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從廣州回上海,待了大約兩個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復興中路吧?)一家旅館裡,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愛情三部曲》,準備交給上海開明書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從裡屋出來,到陽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來,走過桌子前,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我夢見你死了。」他就回裡屋睡了。第二天我問他,他什麼都不知道。我也無法同他研究為什麼會做這個夢。 
  我說做夢不損傷精神,其實也不盡然。有一個時期我也曾為怪夢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從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我受夠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雖說我當時信神拜神,還妄想通過苦行贖罪,但畢竟精神受到壓抑,心情不能舒暢。我白天整日低頭沉默,夜裡常在夢中怪叫。「造反派」總是說我「心中有鬼」。的確我在夢中常常跟鬼怪戰鬥。那些鬼怪三頭六臂,十分可怕,張牙舞爪向我奔來。我一面揮舞雙手,一面大聲叫喊。有一次在家裡,我一個人睡在小房間內,沒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頭檯燈的燈泡。又有一次在干校,我夢見和惡魔打架,帶著叫聲摔下床來,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還有些痛。當然不會有人同情我。不過我覺得還算自己運氣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干校的時候,軍代表、工宣隊員和造反派頭頭指定我睡上鋪,卻讓年輕力壯的「革命群眾」睡在下面。我當時六十六歲,上上下下實在吃力,但是我沒有發言權。過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隊員來到干校,他建議讓我搬到下鋪,我才搬了下來。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麼我這一回可能摔成殘廢。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半夜裡又夢見同鬼怪相鬥,摔在鋪了地毯的地板上,聲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給驚醒,我爬起來回到床上又睡著了。 
  好些時候我沒有做怪夢,但我還不能說以後永遠不做怪夢。我在夢中斗鬼,其實我不是鍾馗,連戰士也不是。我揮動胳膊,只是保護自己,大聲叫嚷,無非想嚇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靈魂,很想找到一點珍寶,可是我挖出來的卻是一些垃圾。為什麼在夢裡我也不敢站起來捏緊拳頭朝鬼怪打過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確像一位朋友責備我的那樣,「以忍受為藥物,來純淨自己的靈魂」。 
  但是對我,這種日子已經結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錄:我和文學(1)   
  ——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 
  「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 
  我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件事。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瞭解我,我講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洩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小說月報》上發表。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用不著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惟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夠到手的就讀,讀了也不完全忘記,腦子裡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鬥。那一堆「雜貨」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麼武器,只要用得著,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問我你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1 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麼多作品,你怎麼說不是文學家呢?」我說,惟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彷彿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髮。 
  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說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著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醜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說:「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盜名欺世、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間我寫了後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裡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第二個二十年裡面,新中國成立了,一切改變了,我想丟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鬥,後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標語說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張春橋公開宣佈,我不能再寫作。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事實是這樣,「四人幫」垮台以後,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我常說:「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讀者們要我寫作用不著等待長官批准。「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 
  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制定五年計劃,宣佈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著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製造輿論,就是希望別人不要來干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後一次為爭取寫作時間而奮鬥。 
  我要奮筆多寫。究竟寫什麼呢?五本《隨想錄》將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本小說將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員吧。我又說,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每一個人都作了表演,出了醜,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附錄:我和文學(2)   
  於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讀者許下的願,我用讀者的口說出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瞭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時在廣島寫完   
  《探索集》後記   
  我按照預定計劃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了什麼人,別人也有權回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決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在《開卷》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了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覆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只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決不是為了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裡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家》,也只是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決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了回來,那麼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輓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裡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家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的一點收穫,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個過程,我有責任向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裡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的大學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裡,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決不止是「四個人」,它複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出點眉目來吧。儘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麼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麼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家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們遭受了苦難,才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出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工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     
  真話集   
  三談騙子   
  不久前我看過北京電視台攝制的電視劇《他是誰》,接著又看到雲南電視台的電視小品《似夢非夢》,兩部作品寫的都是騙子的事情。電視劇裡的騙子冒充省委書記的兒子;在電視小品裡,騙子就靠一張港澳同胞回鄉證。小品的最後還有說明:這裡表現的是真人真事,騙子是來自福建農村的社員,憑一張「回鄉證」吃喝玩樂地混了好一陣子,欺負了三個女青年。我對著螢光屏,一邊看「戲」一邊思索。對在我四周發生的事情,我無法冷眼旁觀。兩個騙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樣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腦子思索,就不會受騙。但偏偏有不少人上當。可以說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羅網的,而且他們推波助瀾,推動騙子朝前走,使「他們」欲罷不能。騙子能夠一再出現,而且到處吃得開,正因為我們社會裡還有不少像飛蛾那樣的人,也因為我們的空氣裡還有一種類似舊小說中使人神志糊塗的迷魂香的東西,有的人見到騙子就頭發暈,馬上繳械投降。 
  我幾次談論騙子,並非對那種人特別感到興趣。我沒有忘記我們社會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國英雄和好人佔絕大多數,應當多談他們。但是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談騙子就是給新社會抹黑。當然最好是生活裡沒有騙子,大家都說真話,彼此以誠心相待。不幸事與願違,騙子竟然出現了。有人想把他一筆勾銷,有人想一手遮蓋,有人想視若無睹,反而怪別人無事自擾,少見多怪。這種做法也不見得妥當。你輕視騙子,你以為騙子起不了作用。他卻在暗中放毒,擴大影響。吃虧的還是別人,一些沒有經驗的人。 
  揭露騙子的話劇沒有公開演出就過去了。倘使騙子能像戲那樣永遠過去,那有多好。可是騙子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所以電視劇和電視小品又出來了。我希望這樣的「劇」和「小品」多放映幾次,它們會產生防疫針的作用。我看對付騙子最好的辦法就是揭露他,讓大家都學會識別騙子的本領,時時處處提高警惕。沒有人肯鑽進圈套,那麼連騙子也會失業了。 
  其實,騙子的問題並不簡單,有各種各樣的騙子,不一定全是壞人。在說謊受表揚、講真話受批評的時期中,誰沒有講過假話?提起冒充的問題,它更是複雜。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加喬夫不是也冒充過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嗎?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魯彥、靳以同去杭州,幫助一位不認識的女讀者脫離危難,我就冒充過她的舅父。這三十年來常常有人寫信給我或者到作家協會、出版社、刊物編輯部找我,說是我的親戚,不過是為了見我一面,同我談談。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聽見外面傳說我二次結婚大擺酒席,傳得太厲害了,他就出來證明確有其事,他也參加過宴會,還說明自己坐在第幾桌。後來謠言過去,別人問他,他只好老實承認:「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這種大喜事,我怎能不參加?……」他講假話騙人,只是為了「保全面子」。還有一些人,平日喜歡吹噓交遊廣、朋友多,說認識某某人,同誰來往密切,他們說謊,並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或者特殊的興趣。只要聽話的人腦子清楚,不去理他們,或者當笑話聽聽,就不會出什麼亂子。對這種人,難道你也能把他們抓起來,依法判刑嗎? 
  我不過是一個作家,卻也有人冒充我的這個、那個。幸而我無權無勢,講話不起作用,有時「長官」高興,還在報告中點一下名,免得我翹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麼的人,在社會上也得不到好處,我才可以高枕無憂,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長官」,或者海外富豪,情況就兩樣了,有人冒充我的兒子、我的侄子或者什麼親戚,只要漏出風聲,就會有數不清的飛蛾撲上來,於是種種奇怪的事情都發生了。 
  騙子的一再出現說明了我們社會裡存在的某些毛病。對封建社會的流毒我有切膚之痛。六七十年來我就想擺脫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和虛偽的禮節,但一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掙斷千絲萬縷的家庭聯繫。要做到大公無私,有多大的困難!不過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權是醜惡的東西,是應當徹底消除的東西。 
  我記得一句古話:「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這樣。有了封建特權,怎麼能要求不產生騙子?難道你能夠用「禁」、「壓」、「抓」解決問題嗎? 
  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師並不是高明的大夫。至於我呢,我仍堅持我的意見:要是人人識貨,假貨就不會在市面上出現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我和讀者(1)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游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麼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繫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麼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游鬥」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願。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我和讀者(2)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干的燈點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繫。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悼念茅盾同志(1)   
  十年浩劫之後我到北京開會,看見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親切。他還是那樣意氣昂揚,十分健談,不像一位老人。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興。這幾年中間我見過他多次,有時在人民大會堂,沒有機會長談;有時我到他的住處,沒有干擾,聽他滔滔不絕地談話,我彷彿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會,但又害怕談久了會使他疲勞,影響他的健康。告辭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還有許多話不曾講出來,心想:下次再講吧。同他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艱難外,我沒有看到什麼叫人特別擔心的事情,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丟不開「下次吧」這個念頭,總以為我和他晤談的機會還有很多。最近有人來說「茅公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總要發這樣或者那樣的毛病,天氣暖和就會好起來,我那「下次吧」的信心並不動搖。萬萬想不到突然來的長途電話就把我的「下次吧」永遠地結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改版,開始發表新文藝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編輯,那時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三部曲《蝕》的時候,我在法國。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見他,我就稱他為「沈先生」,我這樣尊敬地稱呼他一直到最後一次同他的會見,我始終把他當做一位老師。我十幾歲就讀他寫的文學論文和翻譯的文學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歡讀他那些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魯迅先生身邊用筆進行戰鬥,用作品教育青年。我還記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出版時的盛況,那是《阿Q正傳》以後我國現代文學的又一偉大勝利。那個時期他還接連發表了像《林家鋪子》、《春蠶》那樣的現實主義短篇傑作。我國現代文學始終沿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成長、發展,少不了他幾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藝園中一位辛勤的老園丁,幾十年如一日澆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將開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視的文章。 
  我不是藝術家,我不過借筆墨表達自己的愛憎,希望對祖國和人民能盡一點點力,由於偶然的機會我走上了文學道路,只好邊走邊學。幾十年中間,我從前輩作家那裡學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學到一些文學知識。我還記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學社安排的幾次會晤,有時魯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沒有人打擾的旅社房間裡,聽他們談文學界的現狀和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聽著,今天我還想念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學生,缺乏刻苦鑽研的學習精神,因此幾十年過去了,我在文學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來我總是感到慚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為記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堅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爆發,文藝刊物停刊,《文學》、《中流》、《譯文》、《文叢》等四份雜誌聯合創辦《吶喊》週報,我們在黎烈文家商談,公推茅盾同志擔任這份小刊物的編輯。刊物出了兩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繼續出下去,我們按時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裡。不久他離開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發現他看過採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紅筆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讓一個筆畫難辨的字留下來。我過去也出過刊物,編過叢書,從未這樣仔細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欽佩,我才懂得做編輯並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編輯《文藝陣地》,刊物在廣州印刷,他每期都要來廣州看校樣。他住在愛群旅社,我當時住在廣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見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專心改正錯字。我自己有過長期校對的經驗,可是我校過的書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錯字。記得我在四十年代後期編了一種叢書,收的有一本蕭乾的作品(大概是《創作四試》吧)。書印出後報紙上刊載評論讚揚它,最後卻來一句:「書是好書,可惜錯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內疚之後,眼前就現出茅盾同志在廣州愛群旅社看校樣的情景和他用紅筆批改過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苟,連最後寫《回憶錄》時也是這樣。我尊他為老師,可是我跟他的距離還差得很遠。看來我永遠趕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 
  人到暮年,對生死的看法不像過去那樣明白、敏銳。同親友分別,也不像壯年人那樣痛苦,因為心想:我就要跟上來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淚流在肚裡,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啊,現在到了盡頭了。他是我們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樣,他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寶貴財富,他不應該有遺憾。但是我呢?我多麼想拉住他,讓他活下去,寫完他所想寫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訪問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後院那間寬闊、整潔的書房裡和他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和羅蓀同志同去,但談得最多的還是茅盾同志,他談他的過去,談他最近一次在睡房裡摔了一跤後的幻景,他談得十分生動。我們不願意離開他,卻又不能不讓他休息。我們告辭後,他的兒媳婦攙他回到寢室。走出後院,我帶走了一個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這兩年我腦子裡一直有一個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實我並不理解他。今天我讀了他的遺書,他捐獻大量稿費,作為獎勵長篇小說的基金;在病危的時候,他這樣寫道:「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的祝願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他的心裡裝著祖國的社會主義的文學事業,他為這個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怎麼會感到寂寞呢?   
  悼念茅盾同志(2)   
  三月二十九日   
  現代文學資料館(1)   
  近兩年我經常在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甚至在夢裡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做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慮文學館的事情著了魔。其實在一九七九年中期關於文學館的想法才鑽進我的腦子。我本來孤陋寡聞,十年浩劫中我給封閉在各種「牛棚」裡幾乎與世隔絕。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文學資料成了「四舊」,人們無情地毀掉它們彷彿打殺過街的老鼠,我也親手燒燬過自己保存多年的書刊信稿,當時我的確把「無知」當做改造的目標。我還記得有一個上午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外面的紅衛兵跑進來找「牛鬼」用皮帶抽打,我到處躲藏,給捉住了還要自報罪行,承認「這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傳達室的老朱在掃院子,紅衛兵拉住他問他是什麼人,他驕傲地答道:「我是勞動人民」。我多麼羨慕他!也有過一個時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幾個「樣板戲」才是文藝,其餘全是廢品。我徹底否定了自己。我喪失了是非觀念。我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是唯唯諾諾,不動腦筋地活下去,低著頭,躲著人,最怕聽見人提到我的名字,講起我寫過的小說。在那種時候,在那些日子裡,我不會想、也不敢想文學和文學資料,更不用說創辦文學館和保存我們的文學資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狀態就是這樣可憐、可鄙的。這才是真的著魔啊! 
  但是「四人幫」貼在我的腦門子上的符咒終於給撕掉了,我回頭看以前走過的道路又比較清楚了,文學究竟是什麼我也懂得一點,不能說自己讀過的書都是毒藥或者胡說。文學是民族和人類的財產,它是誰也壟斷不了的,是誰也毀滅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攪動了我心靈中的沉渣,它們全泛了起來,我為這些感到羞恥。我當時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學,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這樣想過。現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絕非虛假。萬幸我在入迷的時候並沒有把手邊的文學資料全部毀棄,雖然我做過的蠢事已經夠多了。我燒燬了大哥寫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類似的東西,自己也受到了懲罰,我再要寫《激流》一類的作品就有困難;同那些信件一起,我過去的一段生活也變成了灰燼。但是一個人的歷史可以隨意改寫嗎?可以任意編造嗎?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後的兩三年中間我的想法真是這樣。我甚至相信過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當然也沒有資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來了。當時也有人偷偷地問過我:「難道我們的祖先就沒有留下一點值得重視的遺產?難道『五四』以來我國的現代文學就全是廢品、全是『四舊』?難道你幾十年中那許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來,一方面我仍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另一方面我已經給「打翻在地還踏上一隻腳」,不敢「亂說亂動」,惟恐連累親戚朋友。活命哲學是我當時惟一的法寶。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國三次。我出去並非鍍金,也不想撈取什麼,我只是讓一些外國朋友看看我並不曾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還能夠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在國外我才發現人們關心中國,多數讀者想通過中國現代文學認識我們國家,瞭解中國人的心靈。好些國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國現代文學作品和有關資料;或者成立研究會、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有關問題。我們的「文革」期間被視為糞土的東西,在國外卻有人當做珍貴文物收藏。 
  在世界聞名的幾個都市裡我參觀了博物館、紀念碑,接觸了文化和歷史資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瞭解他們的過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輝的歷史。毀棄過去的資料,不認自己的祖宗,這是愚蠢而徒勞的。你不要,別人要;你扔掉,別人收藏。我們的友邦日本除了個別作家的資料館外,還有一所相當完備的他們自己的「近代文學館」。日本朋友也重視我們現代文學的資料。據一位美籍華人作家說這方面的資料美國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歐洲有些學者還要到美國去看材料。荷蘭萊頓有一所「西歐漢學研究中心圖書館」,成立已經五十年,雖然收藏我國現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廣泛地搜集。我說句笑話,倘使我們對這種情況仍然無動於衷,那麼將來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學整個勾銷,不然就厚著臉皮到國外去找尋我們自己需要的資料。 
  現在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時候。聽說日本的「近代文學館」是日本的作家們創辦的,並沒有向國家要一個錢。日本作家辦得到的事,難道我們中國作家就辦不到?我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決心很大,帶個頭總是可以的吧。創辦和領導的工作由中國作家協會擔任,我們只要求國家分配一所房子。我準備交出自己收藏的書刊和資料,還可以捐獻自己的稿費,只希望在自己離開人世前看見文學館創辦起來,而且發揮作用。 
  我設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等等。這只是我的初步設想,將來「文學館」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對文學館的前途我十分樂觀。我的建議剛剛發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熱烈響應。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心情振奮,在這裡發表我的預言:十年以後歐美的漢學家都要到北京來訪問現代文學館,通過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文件、資料認識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   
  現代文學資料館(2)   
  點著火柴燒燬歷史資料的人今天還是有的;以為買進了最新的機器就買進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認識。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文學,認識中國人民的心靈美。我們有一個豐富的礦藏,為什麼不建設起來好好地開採呢? 
  我那些美好的夢景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的愉快的微笑並不是毫無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懷念方令孺大姐(1)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寫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台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著欄杆,隔著裡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那麼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彷彿在看皮影戲。顏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游西湖,有一兩年春秋兩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隨身只帶一點乾糧,一路上有說有笑。同游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致始終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彷彿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著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劃。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裡,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當時同游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到好像缺少了什麼。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彷彿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戒備。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我對她的瞭解是逐漸加深的。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的。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文章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復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我同她交談不多,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但是關於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瞭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別人的出身和成分。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只能談個人的印象。關於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倘使別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著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盡」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彷彿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懷念方令孺大姐(2)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慾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台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彷彿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做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消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壙,連石桌、石凳全化做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裡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麼善良的笑臉,多麼真誠,又多麼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周,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裡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衝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巨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麼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 
  這以後她和我一家的往來更加密切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喜歡她。我們和她在黃山度過一段時間,又同在從化洗過溫泉。一年中間我們和她總要見面兩三次,書信的來往更是頻繁,她喜歡讀蕭珊的信,也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來上海,同上海的親友們一起歡度了她的七十大慶。這一次我們和她無憂無慮地相聚了幾天。我還興奮地說十年後要到西湖慶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實說無憂無慮,也得打個折扣,因為上海的作家已經開始學習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每個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藝會堂參加學習會,有一回姚文元眉飛色舞地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看見他口沫四濺,手舞足蹈,我覺得我的上空烏雲正在聚攏,一陣暴雨就要傾注下來。九姑雖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動地要求參加我們的學習會。我笑著誇她「學習積極」。她說她來「取經」,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樣的學習,我才看出來她也有點緊張。這年清明前後我和蕭珊並沒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經和幾個同事匆匆趕去北京開會。形勢越來越緊,連蕭珊也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銅廠去了。 
  九姑從北京回來,仍然經過上海,我記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幾天,我還聽見她誇獎蕭珊參加工作隊有了很大的進步。她不曾談起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但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燬,他本人願意到生活裡去滾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寫詩的朋友也誠懇地勸我表態,我接著就在學習會上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這樣完全否定了自己,我並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輕鬆,心想總可以混過一些時候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彷彿把人的腦子磨煉得非常敏感,其實它反倒給磨得十分遲鈍。那幾個月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就是這樣。我好像十分害怕,又彷彿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車,朝著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的長姐似的和善面顏不住地搖手,我沒有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雨具,怎麼擋得住可能落下的傾盆大雨!「我們」不單是指我,不單是指九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   
  懷念方令孺大姐(3)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參加前面提到過的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我從北京到武漢再轉到杭州,分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將在杭州會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繫。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我的女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聯,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零用錢。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著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裡並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麼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鬥。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將方令孺拉進黨內的「罪行」。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屋子減少了,只剩了一間。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道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於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時間,她沒有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四人幫」垮台後我兩次去西湖,都沒有到她的墓前獻花,因為這樣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還不如心上的祭壇,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我兩次經過白樂橋,都是坐在車子裡匆匆地過去,眼前一片綠色,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可是我眼裡有一位老太太拄著手杖帶笑地不斷揮手!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裡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寫完   
  《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過去我在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上發表過的前言、後記集在一起,編成《序跋集》,並為這個集子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氣候並不炎熱,因此我想不通為什麼有人那樣喜歡風。風並不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吹,它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我的頭腦遲鈍,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風向,常常是這樣:我看見很多人朝著一個方向跑,或者擠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風來了。 
  說實話,有一個長時期我很怕風,就像一個經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風那樣。風不僅把我吹得暈頭轉向,有時還使我發高燒,躺在床上起不來。 
  但這也是過去的事情了。十二級颱風也好,龍捲風也好,差一點把我送進了「永恆的痛苦」,然而我也見過了世面,而且活下來了。我不能說從此不再怕風,不過我也決不是筆記小說裡那種隨風飄蕩的遊魂。 
  我從未想過要把過去寫的那些前言、後記編成集子。去年我還在懷疑寫這些東西「是不是徒勞」。今年年初有一位長住北京的朋友來信動員我編輯這樣一本《序跋集》,連書名他也想好了。他說明他這樣建議和敦促(他後來還幫忙抄稿,他是一位現代中國文學資料的收藏者),只是為了支持一位廣州朋友的工作,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藝出版社,不願向錢看,卻想認真出版書刊。北京的朋友愛書如命,也熟悉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腦子裡貯藏著不少生動的書的故事。他關心書,關心寫書的人,當然也關心出版書刊的人,他熱心地替廣州那家出版社組稿,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對他我才不便用一句話推出門去,他有具體的辦法,還可以舉出書名,還可以替我搜集稿子。我不曾拒絕,但我也沒有答應。我還想慢慢地考慮。 
  有一次我意外地聽見別人談論那位廣州同志的事,人們說冷風又刮起來了。我起初不肯相信,可是漸漸地我發現有人在我面前顯得坐立不安,講話有些吞吞吐吐,或者縮著脖子,或者直打哆嗦,不久就有朋友寫信來勸我注意身體,免受風寒。於是關於我的謠言就流傳開來,有人為我擔心,也有人暗中高興,似乎大颱風已經接近,一場災禍就在眼前。 
  這個時候我非常冷靜。有風,我卻不感到冷。我一點也不害怕,但是我不得不嚴肅地考慮自己的事。我喜歡把自己比做春蠶,三十年代初我們幾個未婚的年輕人游西湖到白雲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籤,簽上有一句話我至今還不曾忘記:「……似春蠶到死尚把絲抽。」盡可能多吐絲,這就是我惟一的心願。倘使真有龍捲風,那麼也讓我同它做一次競賽吧。我要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點東西,所以我決定編輯我的《序跋集》。 
  編選自己的集子,我已經有不少的經驗了。但《序跋集》和別的集子不同,《序跋集》中有一些為別人的著作或譯文寫的前言、後記還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集子裡出現。我還想指出:這本書是我文學生活中各個時期的「思想匯報」,也是我在各個時期中寫的「交代」。不論長或短,它們都是我向讀者講的真心話。在「十年動亂」中我不知寫過多少「思想匯報」和「交代」,想起它們,我今天還感到羞恥。在我信神最虔誠的時期中,我學會了編造假話辱罵自己。「監督組」規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一份「交代」,不能回家。他們就是用謊言供奉神明的。我卻不敢用假話來報答讀者。我把五十幾年中間所寫的前言、後記搜集起來,編印出來,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飾地讓人們看個明白。我所走過的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變化的來龍去脈,五十幾年的長期探索、碰壁和追求……等等等等,在這本集子裡都可以找到一些說明。我希望對我有偏愛的朋友多看到我的缺點。對那些準備批判我的人我提供一點材料。編輯的時候我沒有改動原意,只是偶爾刪去多餘的字句。有些「豪言壯語」今天成了大話空話,但當時我卻深信它們,因此也讓它們保留在書中。 
  這本集子的編成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經沒有精力完成搜集和抄錄的工作。我首先得感謝那位北京朋友的幫忙,其次我依靠了我的侄女國煣的努力,大部分的稿子都是她抄寫的。我也感謝廣州的朋友,他在困難的時候還不曾失去工作的勇氣和信心,肯接受我的這樣一本集子。 
  從決定編選到序文寫成,經過了三個多月,抄寫的工作還有一小半未做完。這中間幾次刮起冷風,玻璃窗震搖不止。今天坐在窗前停筆深思,我想起了英國王爾德童話中的「巨人的花園」。春天已經來了。 
  五月二十二日   
  懷念豐先生(1)   
  豐一吟同志來信要我談一點我和她父親交往的情況。我近來經常感冒,多動一動就感到疲勞,但生活還是忙亂,很少有冷靜思考的時間。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裡噪音很多,要使腦子安靜下來,實在不容易,思想剛剛進入「過去」,馬上就有古怪的聲音把它們拉回來。過去、現在和將來常常混在一起,要認真地回憶、思考,不知道從哪裡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後,我匆匆想過幾次,我發現我和她父親之間並沒有私人的交往。我覺得奇怪。按情理我們應當成為往來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愷先生和我都是在開明書店出書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親切、友好的語言談起子愷先生,他們中間有的人同他一起創辦了立達學園,有的人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第三,我認為他是人道主義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義的成分;第四,不列舉了。……想來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愛講話,不善於交際,不願意會見生人,什麼事都放在心裡,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於紙筆。我難得參加當時的文藝活動,也極少在公開的場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離開自己的作品。今天我還堅持這個主張。作家永遠不能離開讀者,永遠不能離開人民。作為讀者,我不會忘記子愷先生。 
  我現在完全說不出什麼時候第一次看見豐先生(我後來就習慣這樣地稱呼子愷先生),也講不清楚當初見面的情景,可是我還記得在南京唸書的時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歡他那些漫畫。看他描寫的古詩詞的意境,看他描繪的兒童的心靈和幻夢,對我是一種愉快的享受。以後一直是這樣。一九二八年底從法國回來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要在開明書店出版。索非常常談起豐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稱讚他「善良、純樸」。他又是一種辛勤的勞動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譯著和畫集。他介紹了西方藝術的基本知識,他講述西方音樂家的故事,他解釋西方繪畫發展的歷史;他鼓吹愛護生物,他探索兒童的精神世界。……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的腦子裡有一個「豐先生」的形象:一個與世無爭、無所不愛的人,一顆純潔無垢的孩子的心。我並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我敬重他的為人。我不僅喜歡他的漫畫,我也愛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自傳》脫稿,曾托索非轉請豐先生為這書寫了封面題字,我不用多說我得到他的手跡時的喜悅。這部印數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傳》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純樸的藝術家連在一起的珍貴的紀念品了。 
  我在記憶裡搜索,可以說是一無所得,我已經沒有條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戰前我從索非那裡經常知道豐先生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細節。後來我讀到他自己的文章親切地描述他在家鄉安靜的寫作生活,然後是戰火爆發、侵略軍逼近家鄉,他同家人倉皇逃難。從此他從浙江,去江西、湖南、廣西,再去四川。這期間我也到過不少的地方。我說不出什麼原因,我同他不曾有過任何的聯繫,可是他的腳跡始終未從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發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讀了。閱讀時我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感到親切的喜悅。他寫得十分樸素、非常真誠,他的悲歡、他的幸和不幸緊緊地抓住我的心。抗戰期間我在重慶開明書店遇見過他,談過幾句話,事後才想起這是豐先生。另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到他在沙坪壩的新居去看望他。記不起我們談了些什麼,時間並不長,但是我保留著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樣一個人:善良純樸的心,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始終愉快地、勤奮地從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還在成都祠堂街開明書店買了一幅他的親筆漫畫,送給我一個堂兄弟,為了激發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後,我幾次見到豐先生和一吟同志,聽說他要翻譯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語》,他開始自學俄文,並表示要學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這兩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的會議,他從俄語翻譯的文學作品也陸續出版。(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我就聽一位老友講他正在閱讀豐先生翻譯的《源氏物語》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們有時一起參加學習,他發言不多。今天我還隱約記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簡短的講話,他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他反對用大剪刀剪冬青樹強求一律的辦法,他要求讓小花、無名的花也好好開放。三個月後他又發表了散文《阿咪》。這位被稱為「辛勤的播種者」的老藝術家不過溫和地講了幾句心裡話,他只是談談生活的樂趣,講講工作的方法。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要「反」什麼,要向什麼「進攻」。但是不多久颱風刮了起來,他的講話,他的漫畫(《阿咪》的插圖——「貓伯伯坐在貴客的後頸上」)一下子就變成了「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大談《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我帶頭「發揚民主」,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當時也有點擔心,但料不到風向變得這樣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夠沉著,信口講話,我的腦子也跟著風在轉向,另一方面我對所謂「引蛇出洞」的說法想不通,有意見。聽見人批評《阿咪》,我起初還不以為然,但是聽的次數多了,我也逐漸接受別人的想法,懷疑作者對新社會抱有反感。縱然我不曾寫批評文章,也沒有公開表態,但是回想起這一段時期自己思想的變化,我不能不因為沒有盡到「作家的責任心」而感到內疚:在私下議論時我不曾替《阿咪》講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從未替我那篇發言講過一句公道話。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接著的幾年中間我彷彿在海裡游泳,岸在遠方,我已經感到精力不夠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懷念豐先生(2)   
  於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後回到上海,送走外賓之前我到作家協會分會開會,大廳裡就掛著批判我那篇講話的「興無滅資」的大字報。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樓的文學評論家,我被邀請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見對面一張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後,大禍就臨頭了。我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心裡很害怕。我盼望著出現一個奇跡: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這是妄想。我開始承認自己「有罪」,開始用大字報上的語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們同我劃清了界限,其實大多數的熟人都比我早進「牛棚」,用不著我同他們劃清界限了。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過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陝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裡。我去作協分會開會、學習、上班的時候,要經過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聽,他早在六月就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這只是幾頂帽子中的一頂,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為「權威」,我不是「反動的」,難道還是「革命的」?我居然以為自己「受之無愧」,而且對豐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憤慨。在頭兩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鬥」折磨當做知識分子少不了的考驗。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過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鬥較晚,關入「牛棚」一年後才給揪上批鬥場。我一直為自己能不能過好這一關擔心。我還記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陝西路口下車,看見商店旁邊牆上貼著批判豐子愷大會的海報,陝西路上也有。看到海報,我有點緊張,心想是不是我的輪值也快到了?當時我的思想好像很複雜,其實十分簡單,最可笑的是,有個短時期我偷偷地練習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的姿勢,這說明我是心甘情願地接受批鬥,而且想在台上表現得好。後來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鬥,我的確受到了「教育」:人們都在演戲,我不是演員,怎麼能有好的表現呢? 
  批鬥以後我走過陝西路搭電車回家,望見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豐先生,心裡很不好過:我都受不了,他那樣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怎麼辦呢?!一天我看見了他。他不拄手杖,腋下夾了一把傘,急急地在我前面走,鬍子也沒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協學習時看見他的那個樣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見我,我覺得他倒顯得年輕些了。看見多一個好人活下來,我很高興。我以為他可以闖過眼前的這一關了。 
  但是事情不會是這麼簡單。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刮來一陣狂風,所謂「批黑畫」的運動開始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揮舞大棒做報告隨意點名,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的藝術家又無緣無故地給揪出來做靶子,連《滿山紅葉女郎樵》的舊作也被說成「反對三面紅旗」的毒草。《船裡看春景》中的水裡桃花倒影也給當做「攻擊人民公社」的罪證。無情的批鬥已經不能說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誰有權有勢誰就有理。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懂得人們談論的社會效果是怎麼一回事情。我逐漸明白:像棍子一樣厲害的批評常常否定了批評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鬥我是為了挽救我。但是經受了長期批鬥之後,我才明白那些以批鬥別人為樂的人是踏著別人的屍首青雲直上的。我已經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忽然發現一切符咒都是隨意編造,我不能靠謊言過日子,必須動動自己的腦筋。眼睛逐漸睜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漸減輕。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覺。腦子活動了,思想多起來了,我想起給搗毀了的杭州的岳飛廟和跪在岳墳前的四個鐵像,我彷彿見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須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場嗎? 
  我不再替豐先生擔心了。人民喜愛的優秀藝術家的形象是損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幫」能長期橫行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會垮得這樣快,更沒有想到豐先生會看不到他們的滅亡。在現今的世界上畫家多長壽,倘使沒有那些人的批鬥、侮辱和折磨,豐先生一定會活到今天。但是聽說他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醫院的急診間觀察室裡。在上海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還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著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開會,他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沒有在他的靈前獻一束鮮花,我始終感到遺憾。優秀的藝術家永遠讓人懷念。但是我不能不想:與其在死後懷念他,不如在生前愛護他。讓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吧。 
  五月三十一日   
  《序跋集》再序   
  我寫完《序跋集》序,意猶未盡,於是寫《再序》。 
  說老實話,我過去寫前言、後記有兩種想法:一是向讀者宣傳甚至灌輸我的思想,怕讀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覆說明;二是把讀者當做朋友和熟人,在書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開門招呼客人,讓他們看見我家裡究竟準備了些什麼,他們可以考慮要不要進來坐坐。所以頭幾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費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變。我因為自己讀書不喜歡看前言後記,便開始懷疑別人是不是會討厭我的嘮叨。這樣懷疑之後,我的熱情就逐漸消減。我仍然在寫序跋之類的東西,但不再像寫《〈愛情三部曲〉總序》時那樣地囉嗦了:一寫就是兩三萬字。我越寫越短,盡可能少說廢話,少跑野馬。五十幾年來,我一直記住一句「格言」:你實在想說什麼,就寫什麼吧。翻看幾十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些長長短短的序跋,我覺得我基本上還是說了真話的。 
  我把能找到的過去寫的那些東西集在一起出版,並不認為那些「真話」都很正確。完全不是。所謂「真話」,只是說我當時真是這樣想的,真是這樣見聞、這樣感受的。我的見聞、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錯。一九五七年編輯我的《文集》的時候,我刪去了《死去的太陽》序中的最後兩行文字。那兩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樣地宣言道: 
  「我要舉手向天,我說: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這說明我的思想有變化。一九三○年我還認為我的思想永遠正確,永不改變。後來自己收回了這句大話。我的思想明明在改變。誰又能說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年輕時候的「膽大妄為」。今天翻看舊作,我還感到愧悚。留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間它們是我的罪證。現在它們又是我的生活與創作道路上的腳印。要批判我,論斷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們。在我,自信和宣傳的時期已經過去,如今是總結的時候了。我把自己有的東西陳列出來,讓讀者們講話。一定還有遺漏,但決不是我有意為之。不過我並沒有搜集為非文藝譯著寫的序跋,心想編一本集子總得有個範圍。其實這也是一種框框。可見解放思想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近兩年常常說要認真地解剖自己,談何容易!我真有這樣的勇氣? 
  我想起來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東京朝日講堂裡講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學生活。講話結束,我在門廳中等候車子,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對我說:「您批評了自己,我是頭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卻使我頭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馬上又掉轉身子,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有一位朋友勸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 
  我感謝這兩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聽他們的話。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還是這樣想的:第一,人活著,總得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事情;第二,即使我一個字都不寫,但說過的話也總是賴不掉的。何況我明明寫了那麼多的文章,出過那麼多的書。我還是拿出勇氣來接受讀者的審查吧。 
  有人責備我:「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厭倦?」他用了「厭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卻是恐怖,不是厭倦。今天我的眼前還有一個魔影。手拿烙鐵的妖怪在我的這本集子裡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審查?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忘不了那些騙子。我說審查,是指讀者的審查,多數讀者的審查。」我這樣回答。「我相信不會再出現那樣的空白。」 
  是的,一紙勒令就使我擱筆十年的事決不會再發生了。 
  六月十一日   
  十年一夢(1)   
  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話是一位公主向一個武士說的,當時是出於誤會,武士也並不是真的奴隸,無論在身或者在心。最後好像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使我感到興趣的並不是這個結局。但是我也萬想不到小說中一句話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寫照。經過那十年的磨煉,我才懂得「奴隸」這個字眼的意義。在悔恨難堪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來跟我當時的處境對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時候更清楚。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這十年的奴隸生活也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寫小說的人愛說,有生活跟沒有生活大不相同,這倒是真話。從前我對「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這兩個詞組的理解始終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寫《家》的時候,寫老黃媽對覺慧談話,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這位少爺,我心想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寫鳴鳳跟覺慧談話,覺慧說要同她結婚,鳴鳳說不行,太太不會答應,她願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我想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間我受批鬥的時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有人舉出了老黃媽和鳴鳳為例,說她們應當站起來造反,我卻把她們寫成向「階級敵人」低頭效忠的奴隸。過去我也常常翻閱、修改自己的作品,對鳴鳳和黃媽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不曾看出什麼大的問題。忽然聽到這樣的批判,覺得問題很嚴重,而且當時只是往牛角尖裡鑽,完全跟著「造反派」的邏輯繞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裡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一九七○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鬥,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歲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經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後在「造反派」的「引導」和威脅之下(或者說用鞭子引導之下),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暗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匯報》,我當時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聽說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認真匯報自己的思想,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時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經常高呼的口號和反覆宣傳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問下去,我只能回答說: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六九年後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口裡所講的並不是他們心裡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學習毛主席的《講話》我寫了《思想匯報》。我們那個班組的頭頭大加表揚,把《匯報》掛出來,加上按語說我有認罪服罪、向人民靠攏的誠意。但是過兩三天上面講了什麼話,他們又把我揪出來批鬥,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匯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 
  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麼我也講什麼,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這和小說裡的黃媽不同,和鳴鳳不同,她們即使覺悟不「高」,但她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黃媽不願意「住渾水」,鳴鳳不肯做馮樂山的小老婆。她們還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們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們並不低頭屈服,並不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她們相信命運,她們又反抗命運。她們決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反抗的思想,一點也沒有。 
  我沒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進「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爾通才能睡幾小時。那幾個月裡我受了多大的折磨,聽見捶門聲就渾身發抖。但是我一直抱著希望:不會這樣對待我吧,對我會從寬吧;這樣對我威脅只是一種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這是真的嗎?」我拚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這樣想:雖然我「有罪」,但幾十年的工作中多少總有一點成績吧。接著來的是十二月。這可怕的十二月!它對於我是沉重的當頭一擊,它對於蕭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進的作用。紅衛兵一批一批接連跑到我家裡,起初翻牆入內,後來是大搖大擺地敲門進來,凡是不曾貼上封條的東西,他們隨意取用。晚上來,白天也來。夜深了,我疲勞不堪,還得低聲下氣,哀求他們早些離開。不說蕭珊挨過他們的銅頭皮帶!這種時候,這種情況,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從此我斷了念,來一個急轉彎,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從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乾二淨。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後來分析說,我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其實我還挖得不深。在那兩年中間我虔誠地膜拜神明的時候,我的耳邊時時都有一種仁慈的聲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來我腦子裡始終保留著活命哲學。就是在入迷的時候,我還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導。在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常常想到黃媽,拿她同我自己比較。她是一個真實的人,姓袁,我們叫她「袁袁」,我和三哥離開成都前幾年中間都是她照料我們。她喜歡我們,我們出川後不久,她就辭工回家了,但常常來探問我們的消息,始終關心我們。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經死亡。我無法打聽到她的墳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也不會到她墓前去感謝她的服務和關懷。只有在拿她比較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筆多麼深切的愛。她不是奴隸,更不是「奴在心者」。   
  十年一夢(2)   
  我在去年寫的一則《隨想》中講起那兩年在「牛棚」裡我跟王西彥同志的分歧。我當時認為自己有大罪,贖罪之法是認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對「造反派」的訓話、勒令和決定句句照辦。西彥不服,他經常跟監督組的人爭論,他認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卻認為磨練越是痛苦,對我們的改造越有好處。今天看來我的想法實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訓話思考,卻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結論。對「造反派」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動的」作家。可是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各種手段逼迫我、也引導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這說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亂,誰也不正確。我說可笑,其實也很可悲。我自稱為知識分子,也被人當做「知識分子」看待,批鬥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綻」來了:把我們當做奴隸、在我們面前揮舞皮鞭的人其實是空無所有,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許奇怪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寫了幾十年的書嘛,總還有那麼一點「知識」。我現在完全明白「四人幫」為什麼那樣仇恨「知識」了。哪怕只有那麼一點「知識」,也會看出「我」的「破綻」來。何況是「知識分子」,何況還有文化!「你」有了對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繳械不可。其實武器也可以用來為「你」服務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須把「你」的「知識」消除乾淨。 
  六七、六八年兩年中間我多麼願意能夠把自己那一點點「知識」挖空,挖得乾乾淨淨,就像掃除塵土那樣。但是這怎麼能辦到呢?果然從一九六九年起,我那麼一點點「知識」就作怪起來了。迷藥的效力逐漸減弱。我自己的思想開始活動。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還有「工宣隊」、「軍代表」……他們特別愛講話!他們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記在心上。我的思想在變化,儘管變化很慢,但是在變化,內心在變化。這以後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開始感覺到做一個「奴在心者」是多麼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沒有改變,我仍然低頭沉默,「認罪服罪」。可是我無法再用別人的訓話思考了。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我吃驚,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滅。我浪費了多麼寶貴的時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謹慎,因為我害怕。當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誠跪拜的時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虛偽,我的恐怖增加了,愛說假話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無論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過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這種場合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漸漸地脫離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換句話說,我不是服從「道理」,我只是屈服於權勢,在武力之下低頭,靠說假話過日子。同樣是活命哲學,從前是:只求給我一條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們怎樣收場!我又記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蕭珊用來互相鼓舞的那句話: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蕭珊逝世,我卻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編造假話,用假話騙人,也用假話騙了自己,而終於看到假話給人戳穿,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這便是「四人幫」的下場。以「野蠻」征服「文明」、用「無知」戰勝「知識」的時代也跟著他們永遠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因為我懷疑「牛棚」就是「地獄」。這是我擺脫奴隸哲學的開端。沒有嚮導,一個人在摸索,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為了贖罪,卻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著,不怕三頭怪獸,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發女怪,不怕赤熱沙地……我經受了幾年的考驗,拾回來「丟開」了的「希望」1,終於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動亂的十年,多麼可怕的一場大夢啊! 
  六月中旬   
  致《十月》(1)   
  《十月》雜誌創刊三週年,編輯同志來上海組稿,說是長短不論。我答應試試。我想談談關於編輯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感情激動起來,連寫字也困難,看來文章是寫不成的了,那就隨便談點感想吧。 
  我一直被認為是作家,但我也搞過較長時期的編輯工作,自以為兩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點。過去幾十年中間我多次向編輯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這樣的情況:做編輯工作的時候,我總是從編輯的觀點看問題,投稿的時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場對編輯提出過多的要求。事情過後,一本雜誌已經發行,一部叢書已出版,平心靜氣,回頭細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編輯應當成為誠意合作、互相瞭解的好朋友。 
  《十月》雜誌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並不是一出現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漸改進、越辦越好的。刊物是為讀者服務的。用什麼來服務呢?當然是用作品。讀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發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編輯同志的功勞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來,這個刊物就會受到讀者的冷落,編輯同志也談不到為誰服務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樑。作家無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讀者的手裡,要靠編輯的介紹與推薦,沒有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刊物要是不能經常發表感動讀者、吸引讀者的好作品,編輯要是不能發現新的作家、不能團結好的作家,他們的工作就不會有成績。文學藝術是集體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與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關係,大家都有責任。大家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說誰比誰高。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倒符合實際。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負責人寫了一篇文章,替編輯同志們講了幾句話。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也知道一點編輯工作的情況,聽到一些人的牢騷,想「安撫」他們,對他們做思想工作。沒有料到一篇文章闖了大禍,姚文元的「金棍子」馬上打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從此背上「雜家」的包袱,吃夠了苦頭。沒有人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因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後。但是解決是非問題,不靠官大官小。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仍然聽見作家們在抱怨、編輯們在發牢騷。我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對每一方面我同樣勸告:對自己要求高一點,對別人要求低一點。前些時候我讀過一篇文章,說「批評也是一種愛護」,我不這樣看。不過「愛護」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說,真正愛護作家的是好的編輯,同樣,好的編輯也受到作家的愛護。好作品喜歡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這也是所謂「物以類聚」吧。一種刊物發表了兩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樣彙集到它那裡,刊物選擇作品,作家也挑選刊物。我聽見一位作家對別人說:「某某是我的責任編輯。」聲音裡充滿感情,我看除了讀者們的鼓勵外,這就是對編輯的莫大酬報了。但是我又聽見一位作家抱怨,編輯不向他組稿,他連雜誌社的門向哪裡開也不知道。他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勸他不要生氣,我說:「這樣倒好,主動權就在你手裡了。你有兩個辦法:第一他不組稿,你就不投稿,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個刊物的損失;第二他不來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識貨不識貨。漏過了好作品是編輯的過失,他會受到讀者的批評。」拿我自己來說,我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好些篇,可是《小說月報》編輯部的大門我一次也不曾進去過。正因為我不管這些,才有時間多寫作品。我從來不管誰來約稿誰不約稿,經常考慮的倒是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作品比較好。當然別人用不用我的稿子,並不能由我自己決定。我也只是寫稿、投稿。作家嘛,時間應當花在寫作上。我還聽見有人批評編輯「偏心」,說他們「重名氣輕質量」。這已經是幾十年的老話了。不能說別人就沒有缺點,但我們更應該相信讀者。不要以為讀者對當前生活一無所知,對作品毫無欣賞力和判斷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員還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是靠誰保留下來的呢?還不是讀者!也只能靠讀者。編輯不可能跟讀者對著幹,硬要編一本沒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沒有人要看,一定辦不下去,編輯也得改行。讓兩方面都來經受時間的考驗吧,都來經受讀者的考驗吧。 
  我還想談一點個人的經驗和個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講過了我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這裡我只想表示我對葉聖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當做很好的編輯而感謝的。我寫了長篇小說缺乏自信不敢投稿,從法國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幾百冊。我赴法前看見過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說,還記得書名叫《洄浪》,印費並不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見面就告訴我:「你用不著譯書賣稿籌印費了,《小說月報》明年第一期起連載你的小說。」原來當時《月報》的代理主編葉聖老經常去開明書店,他在我的朋友那裡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認為可以發表,就拿去推薦給讀者。倘使葉聖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我感激葉聖老,因為他給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始終是一位不聲不響的嚮導。   
  致《十月》(2)   
  我從來沒有把寫作當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作家不是一種資格,不是一種地位,不是一種官銜。我重視、熱愛這個職業、這個崗位,因為我可以用我的筆戰鬥,通過種種考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作家會是「社會名流」或者「太平紳士」或者「萬應膏藥」。我決不相信作家可以脫離作品而單獨存在,可以用題字、用名字、用講話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靜夜深思,難道我當初拿筆寫作,就是為了大寫「苦學自學」的經驗談,引導青年如何青雲直上,充當各種活動、各種場面的裝飾品?難道我所有辛勤的勞動都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我一切熱情的語言都是欺騙讀者的謊話? 
  有時我的思想似乎進入了迷宮,落到了痛苦的深淵,束手無策,不知道怎樣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位老人的笑顏,我心安了。五十年來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我。真是一位難得的好編輯!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進了「文壇」,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他也少給我寫信,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對我非常關心,他的形象也是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的文集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四人幫」垮台後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聽覺減退,我們交談已有困難。但是同他會見,讓他知道我的腦子還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彷彿盡了責任。我們最近兩次會見,葉聖老都叫人攝影留念,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照片,我總是興奮地望著他的笑臉對人說:「這是我的責任編輯啊!」我充滿了自豪的感覺。我甚至覺得他不單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但是我記得作家們抱怨過編輯同志的硃筆無情,那麼我就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現在「文責自負」,就讓作者多負點責任吧。我一生改過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讓不少編輯刪改過,別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滿意,後來一定恢復原狀。我的經驗是:有權不必濫用,修改別人文章不論大刪小改,總得徵求作者同意。我當編輯的時候,常常對自己說:「要小心啊,你改別人文章,即使改對了九十八處,你改錯了兩處,你就是犯了錯誤。最好還是筆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動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現在還是這樣看法。 
  以上只是我對一般編輯工作的意見。這個小小的要求並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慚愧,說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筆不曾償還的文債。《十月》創刊的時候我答應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沒有給刊物寄過一行文字。看來,我再也寫不出適合刊物的像樣文章了,編輯同志不會責怪我。但是作為讀者,我讀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編輯們的勤勞和苦心,既高興又感謝。刊物在發展,在前進。讀者的眼光永遠注視著你們前進的腳步,奮勇直前吧,親愛的朋友們。 
  七月二十五日   
  《序跋集》跋   
  幾十年來我編選過不少的集子,有長篇,有短篇;有創作,有翻譯。我保留著一個印象:為自己編選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這一回編選《序跋集》,我感到了厭倦,說句老實話,我幾乎無法完成這工作。 
  為什麼呢?……我不能把責任全推給「衰老」。固然我現在拿筆寫字手就發抖;我越是著急,手和筆尖都停在原地越難移動,但我也掙扎著抄寫了一些較短的前言後記。而且在這方面我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國煣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別是那些滔滔不絕的「代序」都是她抄錄的。我應當感謝她。 
  為什麼呢?……是不是在編選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實編選工作並不繁難,何況我(一)定下了一個範圍:只收文學著譯的序跋。(二)又聲明會有遺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這是事實。但先來一個聲明,等於網開一面,留一條出路:反正有遺漏,多一篇,少一篇,關係不大。我也用不著苦心「求全」了。 
  那麼為什麼會感到厭倦呢?是由於閱讀五十四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一大堆前言後記吧,我看一定是這樣。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還在奉賢縣「五·七干校」的時候,有一天工宣隊老師傅帶著我們機關「造反派」到我家去抄書,拿走了幾本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著作,這些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書架上,我想它們該是最保險的吧。沒有想到給沒收的偏偏是它們。後來我回家休假,蕭珊講起這件事,我們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陣,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們過去寫的文章並不都證明他們生來就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因此不利於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們,還是將它們沒收燒燬為妙。 
  我堅持這個看法,我有夠多的經驗和體會。我寫過多少很不正確的文章,連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發一篇,就斗一次,還要我寫檢查交代。不讓我看原文,也不對我說明文章的內容,卻要我像猜謎一樣承認有罪,我實在應付不了!我怕極了,真的朝夕盼望來一場天火把我過去寫的文章燒光。我的這種想法,我的這種精神狀態也許是接連不斷的多次運動的後果。倘使我遲生幾十年,就不會背上那麼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個字也不會寫,更有可能不讓人抓住辮子。我有幸躲掉了幾次運動,可是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揪住算總賬,一筆也不放過。那麼重的包袱!那麼多的辮子!我從小熟悉一句俗話:「在劫難逃」,卻始終不相信。但聽慣棍棒聲音的人很難說自己毫無餘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辮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們一一地清理。這決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麼想把它們一筆勾銷,一口否定。然而我無權無勢,既毀不了,又賴不掉,只好老老實實把包袱和辮子完全攤開展覽出來,碰碰運氣。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著頭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難逃」嘛。 
  我又想起一樁往事:我開始寫第一本小說《滅亡》的時候,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旅館裡,離先賢祠很近。我經常在飛著細雨的黃昏,在先賢祠前廣場上盧騷(梭)的銅像下徘徊。我尊敬盧騷(梭),稱他為「老師」,一,我學習他寫《懺悔錄》講真話;二,我相信他的說法:人生來是平等的。五十四年過去了,可是今天還有人告訴我:人是應該分為等級的。那麼根據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我大概屬於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將進入八十高齡,看來到死我也不會上升為批人的那個等級了。因此對著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我不會感到心情舒暢。 
  但是我終於把它們閱讀完畢了。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興奮,我思索,我回憶,我痛苦。我彷彿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台上接受批鬥,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歷史。它又是我心裡的話。不隱瞞,不掩飾,不化妝,不賴賬,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事實不斷改變,思想也跟著變化,當時怎麼想怎麼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替自己解釋、辯護,已經成為多餘。五十四年來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究竟做過些什麼樣的事,等等等等,在這本書裡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變化在這裡毫不隱蔽地當眾展覽了。 
  「四人幫」還在台上的時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脅我,說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產主義社會」。說話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記不了。我不想死後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進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偉大的詩人能把我的靈魂帶進「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須走遍「地獄」和「煉獄」,我也心甘情願。 
  結束了這個使我感到厭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氣,覺得輕鬆多了。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勵我編輯的,我感謝他的幫助,我還請求他允許我把我的《序跋集》獻給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讀者,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懷念魯迅先生(1)   
  四十五年了,一個聲音始終留在我的耳邊:「忘記我。」聲音那樣溫和,那樣懇切,那樣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樣嚴厲。我不知對自己說了多少次:「我決不忘記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間我究竟記住一些什麼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個秋天的夜晚和一個秋天的清晨,在萬國殯儀館的靈堂裡我靜靜地站在先生靈柩前,透過半截玻璃棺蓋,望著先生的慈祥的面顏,緊閉的雙眼,濃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鮮花扎的花圈和花籃,沒有一點干擾,先生睡在香花叢中。兩次我都注視了四五分鐘,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彷彿看見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睜開眼睛坐起來又怎麼樣呢?我多麼希望先生活起來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彷彿就發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記還是不忘記,我總覺得先生一直睜著眼睛在望我。 
  我還記得在烏雲蓋天的日子,在人獸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魯迅先生奉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語隻字當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斷章取義、用來打人,他的名字給新出現的「戰友」、「知己」們作為裝飾品。在香火燒得很旺、咒語念得很響的時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動權威」,做了先生的「死敵」,連紀念先生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在作協分會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經常在園子裡勞動,拔野草,通陰溝。一個窄小的「煤氣間」充當我們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擠在一起寫「交代」。我有時寫不出什麼,就放下筆空想。我沒有權利拜神,可是我會想到我所接觸過的魯迅先生。在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別。我同七八千群眾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蒼茫中我看見覆蓋著「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裡。在「牛棚」的一個角落,我又看見了他,他並沒有改變,還是那樣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小老頭子,一個沒有派頭、沒有架子、沒有官氣的普通人。 
  我想的還是從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當時不過是一個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編輯一套《文學叢刊》,見到先生向他約稿,他一口答應,過兩天就叫人帶來口信,讓我把他正在寫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編》收進去。《叢刊》第一集編成,出版社刊登廣告介紹內容,最後附帶一句:全書在春節前出齊。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來了,他對人說:他們要趕時間,我不能耽誤他們(大意)。其實那只是草寫廣告的人的一句空話,連我也不曾注意到。這說明先生對任何工作都很認真負責。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決心要向先生學習,才發現不論是看一份校樣,包封一本書刊,校閱一部文稿,編印一本畫冊,事無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別人的事,先生一律認真對待,真正做到一絲不苟。他印書送人,自己設計封面,自己包封投郵,每一個過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學習,越學越是覺得難學。我通過幾位朋友,更加瞭解先生的一些情況,瞭解越多我對先生的敬愛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態度也在逐漸變化。我感覺到所謂潛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拿起筆並不感到它有多麼重,我寫只是為了傾吐個人的愛憎。可是走上這個工作崗位,我才逐漸明白:用筆作戰不是簡單的事情。魯迅先生給我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仰慕高爾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燒的心,給人們帶路,我把這幅圖畫作為寫作的最高境界,這也是從先生那裡得到啟發的。我勉勵自己講真話,盧騷(梭)是我的第一個老師,但是幾十年中間用自己的燃燒的心給我照亮道路的還是魯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寫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開的。他寫的全是講真話的書。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進步。他勇於解剖社會,更勇於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認錯誤,更不怕改正錯誤。他的每篇文章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他的確是把心交給讀者的。我第一次看見他,並不感覺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們說他的筆像刀一樣鋒利,但是他對年輕人卻懷著無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導下編輯一份刊物,有一個時期遇到了困難,先生對他說:「看見你瘦下去,我很難過。」先生介紹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費印刷年輕作家的作品。先生長期生活在年輕人中間,同年輕人一起工作,一起戰鬥,分清是非,分清敵友。先生愛護青年,但是從不遷就青年。先生始終愛憎分明,接觸到原則性的問題,他決不妥協。有些人同他接近,後來又離開了他;一些「朋友」或「學生」,變成了他的仇敵。但是他始終不停腳步地向著真理前進。 
  「忘記我!」這個熟悉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它有時溫和有時嚴厲。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個夜晚和那個清晨,還有自己說了多少遍的表示決心的一句話。說是「決不忘記」,事實上我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但在靜寂的靈堂上對著先生的遺體表示的決心卻是抹不掉的。我有時感覺到聲音溫和,彷彿自己受到了鼓勵,我有時又感覺到聲音嚴厲,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來解剖自己的靈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遷葬先生的時候,我做過一個秋夜的夢,夢景至今十分鮮明。我看見先生的燃燒的心,我聽見火熱的語言: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但是當先生的言論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紀念被壟斷的時候,我有沒有站出來講過一句話?當姚文元揮舞棍子的時候,我給關在「牛棚」裡除了唯唯諾諾之外,敢於做過什麼事情?   
  懷念魯迅先生(2)   
  十年浩劫中我給「造反派」當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裡寫「檢查」、寫「交代」混日子已經成為習慣,心安理得。只有近兩年來咬緊牙關解剖自己的時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將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這是多麼優美的心靈,多麼廣大的胸懷!我呢,十年中間我不過是一條含著眼淚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掙斷繩索,它也會突然跑起來的。 
  「忘記我!」經過四十五年的風風雨雨,我又回到了萬國殯儀館的靈堂。雖然膠州路上殯儀館已經不存在,但玻璃棺蓋下面慈祥的面顏還很鮮明地現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為我又記起先生,我才有勇氣活下去。正因為我過去忘記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種種的不幸。我會牢牢記住這個教訓。 
  若干年來我聽見人們在議論:假如魯迅先生還活著……當然我們都希望先生活起來。每個人都希望先生成為他心目中的那樣。但是先生始終是先生。 
  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著,他決不會放下他的「金不換」。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愛戴的偉大的作家。 
  七月底   
  鷹的歌   
  為了配合魯迅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收穫》雜誌向我組稿,我寫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文章不長,但講的都是心裡話。我見過魯迅先生,腦子裡還保留著鮮明的印象。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彷彿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麼希望再有機會聽先生談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謂「陰間」或「九泉」,連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燼」的年紀了。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是受到懷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寫好的《懷念》送到《收穫》編輯部,拿到文章的清樣後,再寄給《大公報·大公園》副刊的編者,當時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過國慶節,在我國駐瑞士的大使館裡聽一位同志說,她在香港報上讀到我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回國後我雜事較多,也就忘記翻看自己的發表過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訴我有過刪節的事,我還不知道我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發表的不是全文,凡是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或者有「牽連」的句子都給刪去了,甚至魯迅先生講過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牛」和「牛棚」有關。 
  讀完被刪削後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講不出話,我疑心在做夢,又好像讓人迎頭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說同讀者見面已經是五十幾年前的事了。難道今天我還是一個不能為自己文章負責的小學生? 
  刪削當然不會使我沉默。魯迅先生不是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我還要繼續發表我的「隨想」。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將近三年的長時間裡,《大公園》連續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隨想」。我的「無力的叫喊」給我帶來了鼓勵和響應,主要依靠讀者們的支持。我感謝一切對我表示寬容的人(《大公園》的編者也在其中)。 
  我的《隨想錄》好比一隻飛鳥。鳥生雙翼,就是為了展翅高飛。我還記得高爾基早期小說中的「鷹」,它「胸口受傷,羽毛帶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懸崖邊緣,「展開翅膀」,滾下海去。高爾基稱讚這種飛鳥說:「在勇敢、堅強的人的歌聲中你永遠是一個活的榜樣。」 
  我常常聽見「鷹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飛的時候,我也會「滾下海去」吧。 
  十一月下旬,未發表   
  《懷念集》序   
  病中閒不慣,編輯了一本《懷念集》,還為這小書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把過去寫的懷舊的文章集在一起,編成這本懷念的書,從頭到尾重讀一遍,彷彿在自己一生的收支簿上做了一個小結。不用說賬上還有遺漏,但是我也看得出來:我負債太多。這麼一大筆友情的債,像一個沉重的包袱壓住我的肩頭。在向前進的時候我反覆思考(我不能不思考),我面前出現兩條路:或者還清欠債,或者宣告破產。 
  我當然挑選前一條路,我編印《懷念集》就是為了還債,不是為了「賴賬」。其實要賴賬,現在也容易找到借口。有人不是在宣傳忘記過去嗎?這樣的「號召」有理由,但可惜我不是一個沒有感情、沒有思想的木偶。「四人幫」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脫胎換骨」變成木偶,我幾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說我已經在由人變木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點點感情和思想始終不曾凍僵、變硬,我還保留了那麼一點點我自己的東西。我所謂的「自己的東西」,就是我在這本懷念的書中記錄下來的——我的經歷、我的回憶、我的感激、我的自責、我的愛憎、我的複雜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這些都是忘不了、賴不掉的,它們不斷地折磨我的心靈。人怎麼能忘記自己的過去呢?你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難道真是永遠正確的?你難道一生不曾負過債?難道欠下的債就不想償還?最好還是先來個「小結」吧。 
  在這本書裡我也記下了「四人幫」的罪行,我有不少的朋友是給「四人幫」或者他們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慘。他們死了,而我活下來,我活著並不是為了忘掉他們,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們,為了讓他們活下去。我活著不是為了「撈一把」補償十年浩劫中的損失,我願意把我這剩餘的心血和精力,把我晚年的全部愛和恨獻給我的社會主義祖國和勤勞、善良的人民。 
  我不講假話,我不講空話。這本書是為那許多位我所敬愛的人和對我十分親近的死者而寫的。我不能用污水玷污他們的紀念。雖然我不相信神和鬼,但是我經常覺得有許多雙眼睛望著我,不放鬆我的一言一行。我不能不對那些敬愛的死者負責,《懷念集》裡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無法背棄的誓言。 
  我不是白白地編寫這本懷念的書,敬愛的死者都是我學習的榜樣。說真話,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進。對一個七十八歲的老人來說,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著「死亡」,可是我決不悲觀,也決不害怕。我不想違背自然規律,然而我也要學習前人,嚴格要求自己。只有這樣我才有權利懷念敬愛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小端端(1)   
  一 
  我們家庭年紀最小的成員是我的小外孫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現在七歲半,念小學二年級。她生活在成人中間,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講話常帶「大人腔」。她說她是我們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話可能有道理。在我們家連她算在內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學離家最早。下午放學回家,她馬上擺好小書桌做功課,常常做到吃晚飯的時候。有時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她吃過晚飯還要溫課,而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好。 
  我覺得孩子的功課負擔不應當這樣重,偶爾對孩子的父母談起我的看法,他們說可能是孩子貪玩不用心聽講,理解力差,做功課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錯了又重做。他們的話也許不錯,有時端端的媽媽陪孩子複習數學,總要因為孩子「頭腦遲鈍」不斷地大聲訓斥。我在隔壁房裡聽見叫聲,不能不替孩子擔心。 
  我知道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我對兒童教育毫無研究。但是我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總覺得灌輸和責罵並不是好辦法。為什麼不使用「啟發」和「誘導」,多給孩子一點思索的時間,鼓勵他們多用腦筋?我想起來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人們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責罵和灌輸;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死記」和「硬背」(誦)。七十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求於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記和硬背,用的方法也還是灌輸和責罵。只是課本的內容不同罷了,豈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學生功課負擔之重,成績要求之嚴格,卻超過從前。端端的父母經常警告孩子:考試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聽見也膽戰心驚。我上學時候最怕考試,走進考場萬分緊張,從「死記」和「硬背」得來的東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記得在高中考化學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試前我大開夜車死記硬背,終於得到一百分,否則我還畢不了業。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我對化學這門課還是一無所知。我年輕時候記性很好,讀兩三遍就能背誦,但是半年以後便逐漸忘記。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強記是沒有用的。 
  幾十年來我常常想,考核學習成績的辦法總得有所改變吧。沒有人解答我這個問題。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給帶進考場考核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績。這是「革命群眾」在考「反動權威」,不用說我的成績不好,鬧了笑話。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愛人蕭珊也被「勒令」參加考試,明明是要看她出醜。她緊張起來,一個題目也答不出來,交了白卷。她氣得連中飯也不吃。我在樓梯口遇見她,她不說一句話,一張蒼白色的臉,眼睛裡露出怨恨和絕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會忘記。 
  我還隱約記得(我的記憶力已經大大地衰退了)亞·赫爾岑在西歐亡命的時期中夢見在大學考試,醒來感到輕鬆。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幾歲還給趕進考場,甚至到了八十高齡也還有人找我「命題作文」。那麼我對考試的畏懼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們談起端端,也談起學校考試和孩子們的功課負擔。對考試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一致認為,減輕孩子們精神上的負擔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朋友們在一起交流經驗,大家都替孩子們叫苦,有的說,學習上有了進步,身體卻搞壞了;有的說:孩子給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思想上毫無生氣;有的說:我們不需要培養出唯唯諾諾的聽話的子弟……意見很多,各人心裡有數。大家都願意看見孩子「活潑些」。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可是始終不見改革。幾年過去了,還要等待什麼呢?從上到下,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把孩子們當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必須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過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二 
  也還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學校考數學,交了卷,九點鐘和同學們走出學校。她不回家,卻到一個同學家裡去玩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才回來。她的姑婆給她開門,問她為什麼回家這樣遲。她答說在學校搞大掃除。她的姑婆已經到學校去過,知道了她離校的時間,因此她的謊話就給揭穿了。孩子受到責備哭了起來,承認了錯誤。她父親要她寫一篇「檢查」,她推不掉,就寫了出來。 
  孩子的「檢查」很短,但有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這是她自己寫出來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來。我也大笑過。端端當然不明白我們發笑的原因,她也不會理解「深深體會到」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我就能夠理解嗎?我笑過後卻感到一陣空虛,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十年浩劫中(甚至在這之前)我不知寫過、說過多少次「我深深體會到」。現在回想起來,我何嘗有一個時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體會」?我那許多篇檢查不是也和七歲半孩子的檢查一樣,只是為了應付過關嗎?固然我每次都過了關,才能夠活到現在,可是失去了的寶貴時間究竟有沒有給奪回了呢? 
  空話、大話終歸是空話、大話,即使普及到七八歲孩子的嘴上,也解決不了問題。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講空話、大話的苦頭,一定要讓孩子們重演我們的悲劇?   
  小端端(2)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們一定要比我們這一代幸福。 
  一月二十日   
  懷念馬宗融大哥(1)   
  羅淑(世彌)逝世後十一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離開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習慣,舉行公葬儀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沒有人拉住我寫悼念文章。他的兩個孩子住在我們家裡,有時我同他們談過話,靜下來我的眼前便會出現那位長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這分別,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訴說我的痛苦,為了平靜我的感情的波濤,我對自己說:「寫吧,寫下你心裡的話,你會覺得好受些。」我過去的懷念文章大都是懷著這種心情寫成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靜不下心來,一直沒有寫,新的繁忙的工作佔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事情多了起來,人就顧不得懷舊了。這樣地一拖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三十三年了!這中間我常有一種負債的感覺,彷彿欠了「馬大哥」一筆債。我想還債,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筆的勇氣,因為時間越久,印象越淡,記憶也越模糊,下筆就不那麼容易。儘管欠債的感覺還常來折磨我,我已經決定擱筆不寫了。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裡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麼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怎麼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像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衝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只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消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裡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只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裡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別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懷念馬宗融大哥(2)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這件事我並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於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內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沒有別的辦法,我馬上帶著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佈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馬大哥給我開了門。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並沒有所謂「鐵飯碗」。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讓我搬到敦和裡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他們作好了計劃: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們把敦和裡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馬大哥按預定計劃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著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產褥熱死在醫院裡面。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麼容易地給死亡摧毀。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別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他們結婚後就只有這短時期的分離。她在兵荒馬亂中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麼短。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劃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於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寫了信去。信不會有多大用處。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我去北碚復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將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麼熱情,那麼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對那個孩子她的確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裡她代替不了羅淑。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寬裕。他的心情很不舒暢。然而他仍舊常帶笑容,並不把困難放在心上,雖然發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彷彿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他同教授們相處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別人辦事他最熱心。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老捨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於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內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別處就業。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他越聽越不耐煩,終於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蔑我的朋友就是誣蔑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帶著全家渡海,去台北。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懷念馬宗融大哥(3)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我們一起到墓地,只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著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彷彿來到分別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只是在內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世彌在這裡安息多麼好。」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麼有力。我向他建議將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彷彿死者就在我們中間。他連聲說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別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劃。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台北。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爭,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懣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魯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喬大壯教授)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他病倒後還吵著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台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於回來了。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著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隆返滬的貨船。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內。」1 
  復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於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他一直躺著,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麼快。關於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著: 
  父親得不到適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嚥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裡的復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孩子們小聲地哭著,死者靜靜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殯儀館的車子,只有寥寥幾個朋友向遺體告別。 
  但是在殯儀館開吊的時候,到靈前致敬的人卻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會感到寂寞。他身邊毫無積蓄,從台北只帶回幾箱圖書。有人建議為子女募集教育費,已經草擬了啟事並印了出來,但不久戰爭逼近上海,也就沒有人再提這件事情。儀式完畢後遺體由回教協會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們起初不同意,經過說服,一切都順利解決。我也參加了公葬儀式,我後來也去過公墓。公墓在徐家匯,地方不大。兩個孩子健康地成長起來,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學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兒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掃父親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麼地方。 
  關於馬宗融大哥我還可以講許多事情,但是對於讀者,我看也沒有多講的必要了。我們有一個習慣:寫紀念文章總喜歡歌功頌德,彷彿人一死就成為聖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還有人把文章作為應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凶化吉,誇死者,也誇自己。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著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於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他雖然死亡,但死後並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人們似乎忘記了他。但是我怎麼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他活著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裡的男子》,字數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懷念馬宗融大哥(4)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我怎麼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團火並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一月二十九日寫完   
  《隨想錄》日譯本序   
  日本東京築摩書房要出版《隨想錄》的日文譯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譯者來信徵求意見,並要我為日譯本寫一短序。我感謝他們把我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讀者。我回信說,還有一位刈間先生也在翻譯這兩本小書,我也同意了。至於寫序的事,我說身體不好,寫字困難,不寫什麼了。 
  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但是回信寄出以後,傍晚在院子裡散步,我想起了這兩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別是那兩本引起了強烈反應的《隨想錄》,我的心也不平靜。我擔心日本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講幾句話,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說過我要寫五本《隨想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闖進」文壇,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結束文學生活之前,我應當記下我對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個人的獨特的看法。通過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經歷了多少次的大小失敗,我總算懂得一點創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權向讀者談談它們。 
  日本的讀者也知道我們經歷了十年的浩劫,但是這浩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可能也講不清楚。我以為不是身歷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靈魂、不願暴露自己醜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兩年前我在東京同木下順二先生對談,我說我們吃夠了苦頭,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十年浩劫是和全人類有關的大事。我們的慘痛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們瞭解「極左」的空話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又說,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我們沒有一個人逃掉,大家死裡逃生、受盡磨煉,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寫下我們的經驗,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讓這種「浩劫」再一次發生。我對日本作家說我們歷盡艱辛,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國漢學家對我說:「你們遭逢了那樣的不幸,卻能夠堅持下來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說:「我出盡了丑,想起來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嚴肅地堅持說:「還是值得尊敬。」我聽說那個時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風暴」。 
  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我要求的並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靜。只有把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只有把堆積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幾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講得明明白白,我才會得到心的平靜。 
  我經常思考那位漢學家的談話,我感覺到在十年的慘痛生活中我並不是一無所得,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它是什麼,連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它在發光,它在沸騰,它在成長。我也要挖出它來,才能結束我的《隨想錄》。 
  是的,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並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樣,我要努力寫,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會是白費的。 
  前些時候有人批評《隨想錄》「忽略了文學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書辯護,不過我要聲明:我也不是空手「闖進」文壇,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隨想錄》便可以給我的話作證。 
  二月二十日   
  《小街》(1)   
  近來在家養病,星期天下午看電視節目,沒有人來打擾,我安靜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聽說有這麼一部影片,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我兩三年沒有進過上海的影劇院,只是在家看電視,而且只能「有啥看啥」。這次總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難受。然而它又是那麼真實,使我看後很難忘記。「青年司機」和「黑五類」的女兒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這裡評論影片,我只想談談自己看過《小街》後的思想活動以及影片給我引起的一些聯想。 
  在影片的最後有幾種不同「結尾」的設想,我不管這些,我只說有兩句話(不僅這兩句,還有些和這類似的話)打動我的心。說打動了心也許不恰當,更可能是一種啟發。我打一個比方:我的思路給堵住了,想前進,卻動不了,彷彿面前有一道鎖住的門,現在找到了開門的鑰匙。像鑰匙一樣的兩句話就是: 
  夏司機說的:「經歷了十年悲劇之後,我們應該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意義了……」 
  俞姑娘說的:「十年的動亂捲走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們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東西。」 
  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這個。 
  「四人幫」垮台以後我探索了幾年。一九七八年我說:還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內傷還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訴日本朋友:我們做了反面教員,讓別國人民免遭災難。去年我離開法國的前夕,在巴黎和幾位漢學家聚談,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來的事。對我們看做很尋常的事情,他們卻嚴肅地對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館想了好些時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蘇黎世,在一家清靜的旅舍一間舒適的客房裡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確地感覺到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這是在十年動亂之前所沒有的。一九八○年我在東京說,經過了生死考驗的大關,我感覺到驕傲,其實這有什麼可驕傲的呢?第一次僥倖活下來,第二次也會死去,倘使我不珍惜這一段時間利用它多做一點好事。在東京我還不知道有這個在心靈中新生出來的東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覺到它的存在,我還好像看見它在發光,它在沸騰……還有什麼,我就說不清楚了。 
  我繼續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靈。但是不知怎樣我無法前進,彷彿我走進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著兩扇黑漆的舊木門,一直沒有應聲。我一連敲了幾個月,但我並不是白白在敲打,我從門縫裡逐漸看到院子裡的情景。 
  現在有了應聲,而且門緩緩地開了,雖然只開了一個縫,但是我可以把頭伸進裡面,我瞥見了我正在尋找的東西。 
  這不是讓人猜謎。我在講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點收穫。我彷彿在一條小街上,挨門挨戶地詢問,想弄清十年的壓迫和折磨給我留下多少東西。 
  我終於明白:除了滿身傷痕,除了慘痛教訓,我多了一顆同情的心,我更愛受難的同胞,更愛善良的人民。我並不想奪回十年失去的時間,我卻願意把今後的歲月完全貢獻出去。這才是我的真實思想,只有做到這樣我的心才會得到安寧。 
  我提到心的安寧,因為在過去一段時期中我受夠人們的折磨,那以後又是回憶折磨著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親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殘的才華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們,我忘不了那些慘痛的經歷,那些可怕的見聞。……但是這一切的回憶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對我的「大批判專欄」、熟人在路上遇見不敢相認的時候,我仍然感覺到人間的溫暖,我的心上還燃燒著對同胞的愛。我的記憶裡保留著多少發亮的東西,是淚珠,是火花,還是使心靈顫動的情景?我還記得在機關的「牛棚」裡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塊麵包,因為食堂不把晚飯飯菜賣給我們。有一天下午我們受到無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後,我對朋友說:「保重身體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說:「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兩個人的心,許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貼在一起。除了給揪到機關和學校批鬥不讓回家,在「五·七干校」勞動和學習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從「牛棚」回家,走過門外竹籬,心裡十分激動,彷彿一根繩子拉著我的心進了家門。這樣的對親人的感情我以前從未感覺到。…… 
  前些年我朦朧地感覺到的東西現在看得比較清楚了。它應該是愛,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積極的東西罷。許多許多人活下來堅持下去,就是靠了這個。許多許多人沒有活到今天,但是他們把愛、把火、把希望留給了我們,而且通過我們留給後代。不止一次地我站在死者的靈前默默地祝告說:「放心吧,我們有責任讓你活下去。」 
  所以我理解影片中夏司機的感情。影片中人物不多,都沒有名字,有的(包括著男女主角在內)只有姓。故事也很簡單。一個青年司機認識了一個少年,他幫助少年採集草藥給靠邊受審的母親治病。不久司機發現少年是個姑娘,她因為「跟媽媽劃不清界限」讓人剪去了頭髮。司機決定買假髮送給她。他花錢買不到,就拿走演員的假辮子,雖然他留下了錢,但是讓人抓住,給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醫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來,雖然他的視力大受損害。他摸索著再走到那條小街,但是他稱為「弟弟」的姑娘的家門緊緊關閉,別人告訴他:「人早走了……門上還貼著封條。」從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處打聽她的消息。他寫成電影劇本,設想了種種的「結尾」。他始終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裡出現,也有可能她已經永遠消失。在那十年中間,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我見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覺得又一次接觸到那些熟人的心靈深處。我又回顧過去那段黑暗時期的生活,我覺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雙醫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小街》(2)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國記者說,我不喜歡「傷痕文學」這種說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創傷,我不能否認。揭露傷痕,應當是為了治好它。諱言傷痛,讓傷疤在暗中潰爛,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見傷疤出血就驚惶失措,或則誇大宣傳,或則不准聲張。這些人都忘記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們應當怎樣對待那些傷痕,這半年來我反覆思考的正是這個。 
  我也有數不清的內傷,正是它們損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們使我感覺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離的共同的命運。…… 
  現在我找到更恰當的說明了。感謝影片的導演和劇作者把我引進了小街,讓我在小樓上遇見雙目傷殘的青年司機,聽到他那麼堅決的聲音:「如果對未來不抱有什麼希望,我的眼睛寧可瞎掉。」他始終不放棄他的詢問,他的探索,他的追求。這決心,這希望從什麼地方來?他自己告訴了我們:要「把自己微薄的心願贈給自己的同類」。這也就是俞姑娘所說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東西」—— 十年動亂所捲不走、反倒加強了的東西。 
  我也有這樣一個微薄的心願。 
  三月二日   
  三論講真話(1)   
  我昨天讀完了諶容的中篇小說《真真假假》1。我讀到其中某兩三段,一個人哈哈地笑了一陣子,這是近十幾年來少有的事。這是一篇嚴肅的作品。小說中反映了一次歷時三天的學習、批判會。可笑的地方就在人們的發言中:這次會上的發言和別人轉述的以前什麼會上的發言。 
  笑過之後,我又感到不好受,好像撞在什麼木頭上,傷了自己。是啊,我聯繫到自己的身上,聯繫到自己的經歷了。關於學習、批判會,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經驗。我說不出我頭幾年參加的會是什麼樣的內容,總不是表態,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過以後參加的許多大會小會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難免了。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是自己同別人一起說。起初自己還懷疑這可能是假話、那可能是誤傳,這樣說可能不符合事實等等、等等。起初我聽見別人說假話,自己還不滿意,不肯發言表態。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甩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於是叫我表態就表態。先講空話,然後講假話,反正大家講一樣的話,反正可以照抄報紙,照抄文件。開了幾十年的會,到今天我還是怕開會,我有一種感覺,有一種想法,從來不曾對人講過,在會議的中間,在會場裡,我總覺得時光帶著歎息在門外跑過,我拉不住時光,卻只聽見那些沒完沒了的空話、假話,我心裡多煩。我只講自己的經歷,我浪費了多少有用的時間。不止我一個,當時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大家都在浪費時間」,這種說法可能有人不同意。這個人可能在會上誇誇其談、大開無軌電車,也可能照領導的意思、看當時的風向發表言論。每次學習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預期的效果。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認識上提高了一步」。有人說學習批判會是「無上的法寶」。而根據我的經驗、我的收穫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只是在混時間。但是我學會了說空話,說假話。有時我也會為自己的假話紅臉,不過我不用為它擔心,因為我同時知道誰也不會相信這些假話。至於空話,大家都把它當做護身符,在日常生活裡用它揩揩桌子、擦擦門窗。人們想,把屋子打掃乾淨,就不怕「運動」的大神進來檢查衛生。 
  大家對運動也有看法,不少的人吃夠了運動的苦頭。喜歡運動的人可能還有,但也不會太多。根據我的回憶,運動總是從學習與批判開始的。運動的規模越大,學習會上越是殺氣騰騰。所以我不但害怕運動,也害怕學習和批判(指的是批判別人)。和那樣的會比起來,小說裡的會倒顯得輕鬆多了。 
  我還記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從河內回來,出國三個多月,對國內的某些情況已經有點生疏,不久給找去參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學習會,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長期學習呢?我每個星期六下午去文藝會堂學習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搶先發言,輪不到我開口。過了兩三個星期,我就看出來,我們都在網裡,不過網相當大,我們在網中還有活動餘地,是不是要一網打盡,當時還不能肯定。自己有時也在打主意從網裡逃出去,但更多的時間裡我卻這樣地安慰自己:「聽天安命吧,即使是孫悟空,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學習會,我今天還感到不寒而慄。我明明覺得罩在我四周的網越收越小、越緊,一個星期比一個星期厲害。一方面想到即將來臨的災難,一方面又存著倖免的心思,外表裝得十分平靜,好像自己沒有問題,實際上內心空虛,甚至惶恐。背著人時我坐立不安,後悔不該寫出那麼多的作品,惟恐連累家裡的人。我終於在會上主動地檢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的錯誤。我還說我願意燒掉我的全部作品。這樣講過之後比較安心了,以為自己承認了錯誤,或者可以「過關」。誰知這次真是一網打盡,在劫難逃。姚文元掄起他所謂的「金棍子」打下來。我出席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送走外賓後,參加作家協會的學習會,幾張大字報就定了我的罪,沒有什麼根據就抄了我的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我家裡來對我訓話。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順順地當眾自報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牛鬼蛇神」沒有資格享受它。但當時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時間裡,我常常失眠,做怪夢,游地獄;在「牛棚」裡走路不敢抬頭,整天忍氣吞聲,痛罵自己。 
  十年中間情況有一些變化,我的生活狀況也有變化。一反一復,時松時緊。但學習、批判會卻是不會少的。還有所謂「游鬥」,好些人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只要得到我們單位的同意,別的單位都可以把我帶去開會批鬥。我起初很害怕給揪到新的單位去、頸項下面掛著牌子接受批判,我不願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開了一次會,我聽見的全是空話和假話,我的膽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我明白連講話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何況聽眾?以後我也就不害怕了。用開會的形式推廣空話、假話,不可能把什麼人搞臭,只是擴大空話、假話的市場,鼓勵人們互相欺騙。好像有個西方的什麼宣傳家說過:假話講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話。根據我國古代的傳說,「曾參殺人」,聽見第三個人來報信,連他母親也相信了謠言。有人隨意編造謊言,流傳出去,後來傳到自己耳邊,他居然信以為真。   
  三論講真話(2)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著「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裡,在會場內,人們全戴著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台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在《隨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只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並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有位朋友是有名的雜文家,他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賬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寫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我沒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裡的話,應當請求原諒。但是我要說像他那樣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學習。我也一樣,「當時沒有勇氣」,是不是今後就會有勇氣呢?他坦白地說:「不敢開支票。」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嗎?難道說了這樣的老實話,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嗎?我辦不到,我想他也辦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總有結束的時候;說空話也好,說假話也好,也總有收場的一天。那麼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對自己要求嚴格點,總不會有害處。我想起了吳天湘的一幅手跡。吳天湘是諶容小說中某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的主任、一個改正的右派,他是惟一的在會上講真話的人。他在發言的前夕,在一張宣紙上為自己寫下兩句座右銘: 
  願聽逆耳之言, 
  不作違心之論。 
  這是極普通的老話。拿它們作為我們奮鬥的目標,會不會要求過高呢?我相信那位寫雜文的老友會回答我:「不高,不高。」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說真話的勇氣。在小說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讀完小說,我不能不掩卷深思。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學,而是生活。我在想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想來想去,總離不開上面那兩句座右銘。 
  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我真想和雜文家打一次賭。 
  三月十二日   
  《靳以選集》序(1)   
  潔思編輯她父親的多卷本選集,要我為這個集子寫序,我沒有答應。作為靳以的老友,看見他的多卷本集子終於編成,即將問世,我是高興的。能在這方面盡一點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寫序,只是因為我不曾具備寫序的條件。要是嚴肅地對待工作,我認為對寫序的要求應當嚴格,更嚴格。柯靈同志為《李健吾劇作選》寫的序文是一個榜樣。我指的是他的寫作態度。他在醫院中養病,為了寫這篇序文托人到處借書,花了兩個多月的工夫,幾乎把健吾的話劇創作全讀了。 
  我很想學習柯靈。倘使在十年以前,我還有可能將《靳以選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讀一遍,但是現在我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了,過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漸模糊,我不能信口開河,也不便寬待自己,所以我兩次婉辭,因為我寫不出像柯靈寫的那樣的序文。 
  時間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樣的速度壞下去。但是潔思的編輯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為沒有人為《選集》寫序感到苦惱,也可能因為我不肯答應感到失望。我鼓勵潔思自己動筆寫一篇編者的序言。她熟讀了《選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許多話要說,她又是她父親最疼愛的孩子,把她的真摯、樸素的感情寫出來,就能打動讀者的心。可是她謙虛,不肯寫。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奮鬥了二十多年,我也不願意看見這個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讀者見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裡只有一管毫無技巧的筆,即使我寫字相當困難,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寫下我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從兩條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的,他是大學生,我沒有上過大學。我發表作品比他早一兩年。我認識他的時候,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某一期上同時發表了我們兩人的短篇小說,後來我去北平,住到文學季刊社,和他(還有振鐸)一起編輯《文學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當時我們都住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北屋,每人一個小房間,中間有一間大的辦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張大寫字檯的兩面,我們看校樣,看稿件,也寫信,寫文章。他的寫作態度十分認真。他不像我拿起筆就寫,他總是想好了以後才動筆,他有時也對我講述小說的故事情節,講得非常動人。他並不花費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見他停筆苦思。他的作品我讀過不少,但時間久了,記憶力衰退,即使是從前喜愛的篇章也逐漸消失在遺忘中,只有像《別人的故事》、《生存》一類的短篇長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現他伏案寫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對不對,我認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藝術家,有一顆富於同情的心。 
  將來會有人研究他的創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瞭解舊中國。它們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新的讀者。作品放在面前,讀者們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用不著我在這裡饒舌。我只說我想說的話。我在北平的那個時期和靳以到上海編輯《文季月刊》與《文叢》的時期,我們在一起真是無話不談,而且談得投機。以後我們從內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後一次住進醫院都是這樣。當然,我們之間也有過分歧,但是難得發生爭執。他對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滿意,不過也少發表尖銳的批評。我對他的《青的花》一類的作品也有意見,但後來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瞭解他過去的創傷,我就無話可說了。他走上文學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價的。在當時寫小說並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戀遭到失敗,就因為他不肯放棄文學的事業。 
  他不僅終生堅持寫作,而且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又搞起了文學期刊的編輯工作,從《文學季刊》、《文季月刊》、《文叢》、《現代文藝》、《小說月報》(與周而復同志合編)一直到《收穫》(中間還有些日報的文學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動。最後在醫院病室裡他還在審閱《收穫》的稿件。我們兩人對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來我看見他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地埋頭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讀者面前,我深受感動。我做編輯工作就遠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見過的一位最好的編輯,要是他能活著編選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過潔思理解她父親,她做這工作也很認真負責,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會使她父親的讀者失望。 
  靳以剛剛活了五十歲。最後十年他寫得不多。他很謙虛,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過去的作品。我還記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們在北京開會,同住一個房間,晚上我拿出《寒夜》橫排本校樣在燈下校改,他看見了就批評我:「你為什麼還要重印這種書?」我當時還不夠謙虛,因此也只是笑笑,仍舊埋頭看校樣。後來《寒夜》還是照常出版。但是,兩三年、四五年以後我自己也感到後悔,終於徹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復,作家的思想也在變化。靳以離開我們二十三年,我無法知道他現在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說出我今天的意見。作家有權否定自己的作品,讀者也有權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為作品發表以後就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財富。凡是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勵人積極地對待生活的或者給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覺到自己和同胞間的密切聯繫的作品,凡是使人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作品都會長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會是例外。   
  《靳以選集》序(2)   
  三月二十二日   
  懷念滿濤同志(1)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得你律己似嫌過於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事不是個人可以負責的。」 
  他的話裡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對自己並無嚴格要求,倘使要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總是事後拿悔恨折磨自己。說到責任的問題,我想要是我們能夠丟開「明哲保身」的古訓,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處世,那麼有些事可能就不會發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換一個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和滿濤同志間並無私交。關於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編的一種叢書裡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訶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只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訶夫,所以譯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後我才看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多,大都是在學習會上,偶爾也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只是點頭握手,至多也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胡風問題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現了給滿濤信裡的幾句話,講到什麼「組織原則」,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心。不過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並未吃到多少苦頭,過一個時期又出頭露面,仍然是市政協委員,他譯的書也還在出版。他喜歡看川戲,川劇團來上海演出,我總有機會在劇場裡遇見他。 
  於是來了所謂的「十年浩劫」。我後來給朋友寫信說:「十年只是一瞬間。」其實那十年的歲月真長啊。這之間我聽到不少關於熟人們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滿濤,後來我聽說他在干校做翻譯工作,再後又聽說他身體不好,同時我看到了他和別人一起譯成的小說。人們說他工作積極。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協上海分會給「四人幫」的爪牙徹底砸爛,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專搞翻譯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願意,而且仍舊是「控制使用」,這正是對我這個不承認「人權」的人的懲罰。我借口身體不好,一個星期只去兩個半天參加政治學習。頭一次去參加傳達什麼文件的全體會議,走進弄堂不久看見了滿濤,他也發現了我,很高興,就到我身邊來,表示歡迎,邊走邊談,有說有笑,而且學著講四川話,對我很親切。這樣的遇見或談話我們之間有過幾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滿濤的笑語的確給我帶來一些溫暖。我聽人說,他身體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聽說他工作積極,總是爭取多做。我便勸他注意身體。他笑笑,說,「不要緊」。 
  又過了一些時候,時間我記不準確了,大約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總之是在「四人幫」活動猖獗的時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樓學習,開始時學習組長講了幾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關於滿濤的。據說滿濤原來給定為「胡風分子」,應當接受監督勞動,當時由於疏忽沒有照辦,但是二十年來他表現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監督勞動了。不過據某某機關說這項「反革命」帽子是張春橋領導的十人小組給戴上的,不能變動,應當拿他當反革命分子看待,剝奪他的政治權利,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一下子發愣了。哪裡會有這種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現換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為當初給張春橋領導的小組定成「胡風分子」。我又想:滿濤怎麼受得了?!然而沒有人出來發表意見。我那時還是一個不戴帽的「反革命」,雖然已經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學習會上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講一句真話。而且我知道我們的學習組長的想法不會跟我的相差多遠,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開懷疑某某機關的解釋。 
  這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滿濤,只有一次學習結束我下樓,在樓梯口遇見他,我想打個招呼,他埋著頭走開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忽然要宣佈他是「反革命分子」,又無法向人打聽。後來我無意間聽人說,這裡的負責人看見滿濤態度好,工作積極,想給他摘掉「胡風分子」的帽子,就打了報告到上級和某某機關去請示,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那樣的答覆。這可能是一種誤會吧。但是這裡的負責人卻不敢再打報告上去說明原意,或者要求寬大。於是大家將錯就錯,讓滿濤一夜之間平白無故地給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 
  我不聲不響,又似怪非怪。我當時正在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書中就有與這類似的記載,可見「四人幫」幹的是沙皇幹慣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講一講道理,好像大家都喪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們都到出版社的大禮堂去參加了弔唁活動。過兩三天在我們的學習會上,組長宣佈室裡要開批判滿濤翻案的小型會議,每個學習小組派兩個代表參加。關於翻案的解釋,據說我們出去參加弔唁活動的時候,滿濤給叫到××室來由留守的工宣隊老師傅監督並訓話,滿濤當時就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會亂說亂動」。這便構成了他的所謂翻案的罪行。這樣荒唐的邏輯,這樣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夠多的經驗,我當然不會再相信他們。但是我仍然一聲不響,埋著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燒身。我只是小心地保護自己,一點也未盡到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盡的職責。幸而下一個月「四人幫」就給粉碎了,否則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懷念滿濤同志(2)   
  總之滿濤給保全下來了。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大的損害。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忘記給被冤屈者雪枉,為受害者治傷。但是這一切並不曾減少滿濤的工作的積極性。用「積極性」這樣的字眼並不能恰當地說明他的心願和心情。人多麼願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別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經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他本來可以翻譯很多的書。但是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兩年!他死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龍華公墓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見到不少的熟人。這追悼會也就是平反會,死者的冤屈終於得到昭雪。在靈堂內外我沒有講一句話。肅立在靈前默哀的時候,我彷彿重見滿濤同志笑臉相迎的情景。望著他的遺像,我感到慚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著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滿濤同志遭遇不幸的時候,我沒有支持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冷眼旁觀,對他的不幸我不能說個人毫無責任。 
  三月二十五日   
  說真話之四(1)   
  關於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說現在的確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並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標。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就是說真話。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講出來讓大家瞭解你。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作進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我只能講我自己。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老四不會在裡頭。」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強得多:不能辜負別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因為一,他們經常用板子打學生;二,他們只要聽他們愛聽的話。你要聽什麼,我們就講什麼。編造假話容易討老師喜歡,討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鬆愉快。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螢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戲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關於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干涉。他和戲裡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有時一打「犯人」就招;有時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寬窄兩種,稱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抬盒」,讓「犯人」跪在抬盒裡,膝下放一盤鐵鏈,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抬桿的洞裡。這刑罰比打小板子厲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的叫起來。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親就只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麼壓迫下面哪裡會有真話? 
  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的辦法可比滿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逼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我腦子裡至今深深印著幾張造反派的面孔,那個時期我看見它們就感到「生理上的厭惡」(我當時對我愛人蕭珊講過幾次),今天回想起來還要發噁心。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惟恐學得不像,其實他們早已青出於藍!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造反派」用起刑來的確有所謂「造反精神」。不過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那十年中間並沒有人對我用過體刑,我不曾挨過一記耳光,或者讓人踢過一腳,只是別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後常常想起旁聽縣官審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歲小孩,而且每天給逼著講假話,不斷地受侮辱受折磨,哪裡還能從容思索,「憶苦思甜」?! 
  在那樣的日子裡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後,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裡的人活下去,於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地在心裡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會得到什麼報酬,自己種的苦果只好留給自己吃。我不能欺騙我的下一代。我一邊生活一邊思考,逐漸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漸認清了「造反派」的真實面目。去奉賢文化系統五·七干校勞動的前夕,我在走廊上舊書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匯注本《神曲》的《地獄篇》,好像發現了一件寶貝。書太厚了,我用一個薄薄的小練習本抄寫了第一曲帶在身邊。在地裡勞動的時候,在會場受批鬥的時候,我默誦但丁的詩句,我以為自己是在地獄裡受考驗。但丁的詩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讀讀《地獄篇》,想想「造反派」,我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還不曾抄完第九曲就離開了干校,因為蕭珊在家中病危。……   
  說真話之四(2)   
  「四人幫」終於下台了。他們垮得這樣快,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沙上建築的樓台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愛聽假話和愛說假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我也沒有逃掉。 
  四月二日   
  未來(說真話之五)   
  客人來訪,閒談中我說明自己的主張:「鼓舞人前進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說:「那麼我們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談談美滿的未來?!」 
  於是我們暢談美滿的未來,談了一個晚上。客人告辭,我回到寢室,一進門便看見壁爐架上蕭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櫃上面。它們告訴我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蕭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說真話,我想到她的時候並不多,但要我忘記我在《懷念蕭珊》中講過的那些事,恐怕也難辦到。有人以為做一兩次報告,做一點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記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記得南宋詩人陸游的幾首詩,《釵頭鳳》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詩人在四十年以後「猶吊遺蹤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還要「斷腸」。那麼我偶爾懷念亡妻寫短文說斷腸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佈失望的情緒,我的文章不是「傷痕文學」。也沒有人說陸游的詩是「傷痕文學」。陸游不但有傷痕,而且他的傷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詩就是用這血寫成的。七百多年以後,我在法國一位學哲學的中國同學那裡讀了這些詩 1,過了五十幾年還沒有忘記,不用翻書就可以默寫出來。我默念這些詩,詩人的痛苦和悲傷打動我的心,我難過,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從未感到絕望或者失望。人們的幸福生活給破壞了,就應當保衛它。看見人們受苦,就會感到助人為樂。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變它。看夠了人間的苦難,我更加熱愛生活,熱愛光明。從傷痕裡滴下來的血一直是給我點燃希望的火種。通過我長期的生活經驗和創作實踐,我認為即使不寫滿園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過來說,縱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夢,也產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據我看,最好是講真話。有病治病;無病就不要吃藥。 
  要談未來,當然可以。談美滿的未來,也可以。把未來設想得十分美滿,誰也干涉不了,因為每個人都有未來,而且都可以為自己的未來作各種的努力。未來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東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狀。當然這也不那麼容易。不過努力總會產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產生好的效果。產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壯語。 
  客人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他說:「多講些豪言壯語有什麼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氣嘛。」 
  我聽過數不清的豪言壯語,我看過數不清的萬紫千紅的圖畫。初聽初看時我感到精神振奮,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無動於衷了。我看,別人也是如此。誰也不希罕不兌現的支票。我不久前編自己的選集,翻看了大部分的舊作,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從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間,我也寫了那麼多的豪言壯語,我也繪了那麼多的美麗圖畫,可是它們卻迎來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體鱗傷。我更加驚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壯語和萬紫千紅中生活過來,怎麼那麼多的人一夜之間就由人變為獸,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寢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問題弄清楚。最近遇見幾位朋友,談起來他們都顯得驚惶不安,承認「心有餘悸」。不能怪他們,給蛇咬傷的人看見繩子會心驚肉跳。難道我就沒有恐懼?我在《隨想錄》中不斷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正因為我有恐懼。不用說大家都不願意看見十年的悲劇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不把它的來路堵死,單靠唸唸咒語,簽發支票,誰也保證不了已經發生過的事不再發生。難道對於我們的未來中可能存在的這個陰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見到第二次的獸性大發作,那麼為什麼要把自己的恐懼埋葬在心底?為什麼不敢把心裡話老實地講出來? 
  埋葬!忘記!有一個短時期我的確想忘記十年的悲劇,但是偏偏忘記不了,即使求神唸咒,也不管用。於是我又念起陸游的詩。像陸游那樣朝夕盼望「王師北定中原」的愛國大詩人,對於奉母命離婚的「凡人小事」一輩子也不曾忘記,那麼對於長達十年使幾億人受害的大災難,誰又能夠輕易忘記呢? 
  不忘記浩劫,不是為了折磨別人,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保護下一代,人人有責任。保護自己呢,我經不起更大的折騰了。過去我常想保護自己,卻不理解「保護」的意義。保護自己並非所謂明哲保身,見風轉舵。保護自己應當是嚴格要求自己,面對現實,認真思考。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我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夠大的了。 
  十年的災難,給我留下一身的傷痕。不管我如何衰老,這創傷至今還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帶著分明的愛憎奔赴未來。縱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還有未來,而且我還有雄心壯志塑造自己的未來。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的年代早已過去,人們要聽的是真話。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不是想說真話?是不是敢說真話?無論如何,我不能躲避讀者們的炯炯目光。 
  四月十四日   
  解剖自己(1)   
  《隨想》第七十一則發表好久了,後來北京的報紙又刊載了一次。幾天前一位朋友來看我,坐下來閒談了一會,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說他那次批鬥我是出於不得已,發言稿是三個人在一起討論寫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講,逼著他上台;又說他當時看見我流淚也很難過。這位朋友是書生氣很重的老實人,我在干校勞動的時候,經常聽見造反派在背後議論他,摹仿他帶外國語法的講話。他在大學裡是一位詩人,到歐洲唸書後回來,寫一些評論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尷尬,我有時看見他「靠邊」,有時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時我又聽說他要給「結合進領導班子」。總之變動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現在事情早已過去,他變得不多,在我眼前他還是那個帶書生氣的老好人。 
  他的這些話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記起來了:我曾在一則《隨想》裡提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雜技場裡召開的批鬥大會,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話,並沒有描述大會的經過情形,更不曾講出誰登台發言,誰帶頭高呼口號。而且不但在過去,就是現在坐在朋友的對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點印象也沒有。我就老實地告訴他:用不著為這種事抱歉。我還說,我當時雖然非常狼狽,講話吞吞吐吐,但是我並沒有流過眼淚。 
  他比我年輕,記憶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說法,因此他繼續解釋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為了使他安心,我講了不少的話,盡可能多多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雜技場參加批鬥會的次數不少,其中兩次是以我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鬥大會,另一次是電視大會,各個有關單位同時收看,一些靠邊的對象給罰站在每台電視機的兩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會上發言,我至今說不出來,這說明我當時就不曾把他的話記在心上。我是一個「身經百斗」的「牛鬼」,誰都有權揪住我批鬥,我也無法將每次會、每個人的「訓話」一一記牢。但是那兩次大會我還不曾輕易忘記,因為對我來說它們都是頭一次,我毫無經驗,十分緊張。 
  雜技場的舞台是圓形的,人站在那裡挨鬥,好像四面八方高舉的拳頭都對著你,你找不到一個藏身的地方,相當可怕。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佈大會開始,場內奏起了《東方紅》樂曲。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可是在那些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慄,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初次挨鬥我既緊張又很小心,帶著圓珠筆和筆記本上台,雖然低頭彎腰,但是不曾忘記記下每人發言的要點,準備「接受批判改正錯誤」。那次大會的一位主持人看見我有時停筆不寫,他就訓話:「你為什麼不記下去?!」於是我又拿筆續記。我這樣摘錄批判發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沒收了這些筆記本,還根據它們在某一次會上批鬥我準備「反攻倒算」,那時我已經被提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眾」批鬥的時候,兩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把我從江灣(當時我給揪到復旦大學去了)押赴鬥場,進場前其中一個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辯護,而且對強加給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須承認。我本來就很緊張,現在又背上這樣一個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現,又怕承認了罪名將來洗刷不清。埋著頭給拖進鬥場,我頭昏眼花,思想混亂,一片「打倒巴金」的喊聲叫人膽戰心驚。我站在那裡,心想這兩三個小時的確很難過去,但我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論點改造自己。 
  兩次雜技場的大會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電視大會召開時,為了造輿論、造聲勢,從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到雜技場,沿途貼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標語,我看見那麼多的「打倒」字樣,我的心涼了。要不是為了蕭珊,為了孩子們,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兩次會上我都是一直站著受批,我還記得電視大會上批判結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時,我一下子提不起腳來,造反派卻罵我「裝假」。以後參加批鬥會,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爭取坐下,我已經漸漸地習慣了,也取得一點經驗了。我開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種「改造」是並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話鼓舞我做了一次長途旅行,我從一個批鬥會走到另一個,走完了數不清的不同的會場,我沒有看見一張相熟的面孔。不是說沒有一位熟人登台發言,我想說那些發言並未給我帶來損害,我當時就不曾把它們放在心上,事後也就忘記得一乾二淨。 
  回顧過去,我覺得自己這樣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裡容得下許許多多芝麻大的個人恩怨!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做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匯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2)   
  解剖自己的習慣是我多次接受批鬥的收穫。瞭解了自己就容易瞭解別人。要求別人不應當比要求自己更嚴。聽著打著紅旗傳下來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誰能保持清醒的頭腦?誰又能經得起考驗?做一位事後諸葛亮已經遲了。但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有了它我不會再走過去走的老路,也不會再忍受那些年忍受過的一切。十年的噩夢醒了,它帶走了說不盡、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它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決不能再來。 
  「該忘記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們的未來還是在自己的手裡。」我緊握著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門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西湖   
  一年過去了。我又來到,還是在四月。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館裡,也還是一間帶陽台的屋子,不過陽台小一些。房間面對西湖,不用開窗,便看見山、水、花、樹。白堤不見了,代替它的是蘇堤。我住在六樓,陽台下香樟高聳,幽靜的花園外蘇堤斜臥在緞子一樣的湖面上。還看見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經常在窗前靜坐,也常在陽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來休息的。我的身體好比一隻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緊,為了不讓弦斷,就得讓它鬆一下。我已經沒有精力「遊山玩水」了,我只好關上房門看山看水,讓疲勞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幾次靠著欄杆朝蘇堤望去,好像又是在堤上從容閒步。六十年代頭幾年我來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來回走過蘇堤。蘇堤曾經給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過一個難忘的月夜,後來發表了一篇關於蘇堤的小說。有時早飯後我和女兒、女婿到蘇堤上消磨一段時間。更多的時候我站在欄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綠樹掩映的蘇堤上來回移動。忽然起了一陣風,樟樹的香氣吹到我的臉上,我再看前面明淨的湖水,我覺得心上的塵埃彷彿也給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霧大,站在陽台上,不但不見湖水,連蘇堤也消失在濃霧中,茂密的綠樹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歡西湖。但是對於美麗的風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國也有不少令人難忘的名勝古跡,我卻偏愛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歲前我就知道一些關於西湖的事情1。在幼小的腦子裡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風景連在一起。岳王墳就佔著最高的地位。我讀過的第一部小說就是《說岳全傳》。我忘不了死者的親友偷偷掃墓的情景。後來我又在四川作家覺奴的長篇小說《松崗小史》中讀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縱身捉知了的文字,彷彿身歷其境。再過了十幾年我第一次站在偉大死者的墓前,我覺得來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連那些石像、鐵像都是我看慣了的,以後我每次來西湖,都要到這座墳前徘徊一陣。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著了牛皋的墓,彷彿遇到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於是小說中「氣死金兀朮」的老將軍、舞台上撕毀聖旨的老英雄各種感人的形象一齊湧上我的心頭。人物、歷史、風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來了,活在我的心裡,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愛西湖,原因就在這裡。岳飛、牛皋、于謙、張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墳,不是鬼。他們是不滅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獻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這樣的人、這樣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它不僅美麗,而且光輝。 
  五十二年來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來時,是一個作家,今天我還是作家,可見我的變化不大。西湖的變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墳,少了些廟,多了些高樓……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過大的變化的。我很想寫一部西湖變化史,可惜我沒有精力做這工作。但記下點滴的回憶還是可以的。說出來會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對西湖的墳墓特別有興趣。其實並不是對所有的墓,只是對那幾位我所崇敬的偉大的愛國者的遺跡有感情,有說不盡的敬愛之情,我經常到這些墳前尋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個時期我到處尋找秋瑾的《風雨亭》。她是我們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們忘記了她,她也會通過魯迅小說中的形象流傳萬代。三十年代我寫短篇《蘇堤》時,小說中還提到「秋瑾墓」,後來連「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風雨亭也不見了,換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後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對著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著奇跡。現在奇跡出現了,孤山腳下立起了巾幗英雄的塑像,她的遺骨就埋在像旁,她終於在這裡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無窮的毅力,她拄著寶劍沉靜地望著湖水,她的確給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個時期我尋找過於謙的墓,卻找到一個放醬缸的地方。當時正在岳王廟內長期舉辦「花鳥蟲魚」的展覽,大殿上陳列著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綠毛龜。我和一位來西湖養病的朋友談起,我們對這種做法有意見,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張煌言的詩句。蒼水先生抗清失敗,被捕後給押送杭州,在杭州就義。他寫了兩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兩句把它們改成「油鹽醬醋于氏墓,花鳥蟲魚岳家祠」。我們看見的就是這樣。 
  又過了若干年之後,今天我第若干次來到西湖,「于氏墓」的情況我不清楚,「岳家祠」給人搗毀之後又重新修建起來,不僅墳前石像還是舊日模樣,連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長跪在鐵欄杆內。大殿內、岳墳前瞻仰的人絡繹不絕,如同到了鬧市。 
  看來,岳王墳是要同西子湖長存下去的了。 
  四月二十八日   
  思路(1)   
  一 
  人到了行路、寫字都感到困難的年齡才懂得「老」的意義。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我很後悔以前不曾注意這個問題,總以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忽然發覺自己手腳不靈便、動作遲緩,而且越來越困難,平時不注意,臨時想不通,就認為「老化」是突然發生的。 
  根據我的經驗,要是不多動腦筋思考,那麼突然發生、突然變化的事情就太多了!可是仔細想想,連千變萬化的思想也是沿著一條「思路」前進的,不管它們是飛,是跳,是走。我見過一種人:他們每天換一個立場,每天發一樣言論,好像很奇怪,其實我注意觀察,認真分析,就發現他們的種種變化也有一條道路。變化快的原因在於有外來的推動力量,例如風,風一吹風車就不能不動。我並不想諷刺別人,有一個時期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讀到吉訶德先生跟風車作戰的小說時,另有一種感覺。 
  我不能不承認這個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實:自己在衰老的路上奔跑。其實這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到最後鬆開手,眼睛一閉,就得到舒適的安眠,把地位讓給別人。肉體的衰老常常伴隨著思想的衰老、精神的衰老。動作遲鈍,思想僵化,這樣密切配合,可以幫助人順利地甚至愉快地度過晚年。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狀態同衰老的身體不能適應,更談不上「密切配合」,因此產生了矛盾。我不能消除矛盾,卻反而促成自己跟自己不休止地鬥爭。我明知這鬥爭會逼使自己提前接近死亡,但是我沒有別的路可走。幾十年來我一直順著一條思路往前進。我幼稚,但是真誠;我犯過錯誤,但是我沒有欺騙自己。後來我甘心做了風車,隨著風轉動,甚至不敢拿起自己的筆。倘使那十年中間我能夠像我的妻子蕭珊那樣撒手而去,那麼事情就簡單多了。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離開了風車,又走上自己的軌道,又順著思路走去,於是產生了這幾年中發表的各種文章,引起了各樣的議論。這些文章的讀者和評論者不會想到它們都是一個老人每天兩三百字地用發僵的手拼湊起來的。我稱它們為真話,說它們是「善言」,並非自我吹噓,虛名對我已經沒有用處。說實話,我深愛在我四周勤奮地生活、工作的人們,我深愛在我身後將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年輕的一代,兩代以至於無數代……那麼寫一點報告情況的「內參」(內部參考)留給他們吧。 
  我的這種解釋當然也有人不同意,他們說:「你為什麼不來個主動的配合,使你的思想、精神同身體相適應?寫字困難就索性不寫,行動不便就索性不動。少消耗,多享受,安安靜靜地度過餘年,豈不更好?!」 
  這番話似乎很有道理,我願意試一試。然而我一動腦筋思考,思想順著思路緩緩前進,自己也無法使它們中途停下。我想起來了,在那不尋常的十年中間,我也曾隨意擺弄自己的思想使它們適應種種的環境,當時好像很有成效,可是時間一長,才發現思想仍然在原地,你控制不了它們,它們又順著老路向前了。那許多次「勒令」,那許多次批鬥都不曾改變它們。這使我更加相信: 
  人是要動腦筋思考的,思想的活動是順著思路前進的。你可以引導別人的思想進入另外的一條路,但是你不能把別人的思想改變成見風轉動的風車。 
  那十年中間我自己也宣傳了多少「歪理」啊!什麼是歪理?沒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 
  「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同一位外賓談話,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四個人」會有那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始終講不清楚。他為了禮貌,也不往下追問。我回答外國朋友的問題,在這裡總要碰到難關,幾次受窘之後終於悟出了道理,脫離了思路,我的想法就不容易說服人了。 
  二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墳。看到長跪在鐵欄杆內的秦太師,我又想起了風波亭的冤獄。從十幾歲讀《說岳全傳》時起我就有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秦檜怎麼有那樣大的權力?我想了幾十年,年輕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著了種種的障礙,但是順著思路前進,我終於得到了解答。現在這樣的解答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我這次在杭州看到介紹西湖風景的電視片,解說人介紹岳廟提到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檜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這就是正確的回答。 
  這一次我在廊上見到了刻著明代詩人兼畫家文征明的滿江紅詞的石碑,碑立在很顯著的地方,是詩人親筆書寫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後的一句:「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這個解答非常明確,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詩人會有這樣的膽識,的確了不起!但我看這也是很自然、很尋常的事,順著思路思考,越過了種種的障礙,當然會得到應有的結論。 
  我讀書不多,文征明的詞我還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詩話》中第一次讀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書還在我的手邊,不曾讓人抄走、毀掉,我把最後一則詩話抄錄在下面: 
  予在成都時,有以岳少保所書「忠孝節義」四大字求售者,價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偽,然筆法遒勁,亦非俗手所能。又嘗見王所作滿江紅詞,悲壯激烈,凜凜有生氣,其詞曰(原詞略)。明文征明和之曰: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   
  思路(2)   
  慨當時倚飛何重,後來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說(贖)。 
  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念),中原蹙? 
  豈不念(惜),徽欽辱? 
  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 
  千古休談(誇)南渡錯,當時只(自)怕中原復。 
  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誅心之論,痛快淋漓,使高宗讀之,亦當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歲,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經過了一百零四年了,詩話寫成的時間當然還要早一些。詩話中並無驚人之處,但我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我曾祖不過是一百多年前一個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頭高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時候,他卻理解、而且讚賞文征明的「誅心之論」,這很不簡單!他怎麼能做到這樣呢?我的解釋是: 
  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越過種種的障礙,順著自己的思路前進,很自然地得到了應有的結論。 
  五月六日   
  人言可畏   
  一年來我幾次在家裡接待來訪的外國朋友,談到我國文學界的現狀,我說,這幾年發展快,成績不小,出現了許多好作品,湧現了一批有才華、有見識、有膽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為數不少。 
  外國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來的一位瑞典詩人告訴我,他會見了幾位女作家,還讀過中篇小說《人到中年》。 
  我說的是真話,我真是這樣想的。評論一篇小說,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說一篇作品寫得好,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生活,因為它打動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覺到我和同胞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使我更加熱愛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勤勞的人民。我讀了好的作品,總覺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種力量,渴望為別人多做一點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純真的心,把人們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談起那些作品和作者,總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來我在家養病,偶爾也出外開會,會見過幾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論成就當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謂的成就不過是指她們的作品在我身上產生了感激之情。她們不是幾個人一起來找我的,有的還是我意外地遇見的,交談起來她們都提出一個問題:「你過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這樣多的阻力,這樣多的困難?」 
  問話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調查」,也不是在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資料,她們是用痛苦的語調發問的。我覺得她們好像在用盡力氣要衝出層層的包圍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像的更嚴重,但是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簡單地安慰她們說:「不要緊,我挨了一輩子的罵,還是活到現在。」我就這樣地分別回答了兩個人。我當時還認為自己答得對,可是過了不多久,我靜下來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沉靜的、佈滿哀愁的女性的面顏。我記起來了,一位作家兩次找我談話,我約定了時間,可是我的房裡坐滿了不速之客,她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後來才知道她處在困境中,想從我這裡得到一點鼓勵和支持,我卻用幾句空話把她打發走了。 
  我責備自己,我沒有給需要幫助的人以助力,沒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擺脫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為像她這樣一個有才華、有見識、有成就的作家一定會得到社會的愛護。可是幾個月中各種各樣的流言一次一次地傳到我的耳裡,像粗糙的石塊摩擦著我的神經,我才理解那幾位女作家提過的問題。那麼多的嘰嘰喳喳!那麼多的嘩哩嘩啦!連我這個關心文學事業的人都受不了,何況那幾位當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個人奮鬥和朋友關心活下去的日子裡,一位有才華、有成就的電影女明星因為「人言可畏」自殺了。但是在個人奮鬥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麼還有那麼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麼「可畏」? 
  文明社會應當愛惜它的人才,應當愛護它的作家。如果沒有豐富的文化積累,如果拿不出優秀的現代文藝作品,單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說明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必須跟一切帶封建性的東西劃清界限。那麼對那些無頭無根的「人言」,即使它們來勢很猛,也可以採取蔑視的態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來我就是這樣應付過去的。甚至在「四人幫」垮台以後,我還成為「人言」的箭靶,起先說我結婚大宴賓客,宣傳了將近兩年;最近又說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還要先打聽我家裡有無「異狀」。我總是要「病危」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我手邊還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說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勸告。她帶著沉重的精神負擔去南方療養,聽說又在那裡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況,我還錯怪她不夠堅強。最近讀了她的小說《方舟》,我對她的處境才有了較深的理解。有人說:「我們的社會竟然是這樣的嗎?」可是我所生活於其中的複雜的社會裡的確有很多封建性的東西,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小說結尾的一句話:「做一個女人,真難!」 
  但是這種情況決不會長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祝願她早日恢復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氣,為讀者寫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1)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來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說明來意:希望我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講幾句話。我道歉說,我行動不便,少出門,不能到會祝賀。他便說你寫三五百字鼓勵鼓勵吧。交談起來我才想起文藝出版社最初還是由幾家小出版社合併起來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兩家同我有關係,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這兩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我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短,還不到兩年),雖然沒有拿過工資、印過「名片」,但實際上我卻做了十幾年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這裡面也有你十幾年的甘苦和心血,你總得講兩句。 
  他的話像頭一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來決定不寫什麼,但是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就有點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麼想到什麼就寫點什麼吧。 
  我想先從自己談起。現在再沒有人「勒令」我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憶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我總想寫一點「檢討」之類的東西。倘使拿我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每樣工作都做得很不夠。我當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沒有計劃,更沒有所謂雄心壯志。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那時文藝書銷路差,翻譯小說更少人看,一本書的印數很少,不過一兩千冊,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們積了一筆錢,雖然不多,但幾本書的印刷費總夠支付,其餘的則靠個人的義務勞動,出版社就這樣地辦了起來。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與,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掩蓋我工作的缺點。我當時年輕膽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簡單,對編輯、出版的事也是這樣看待。不用設想,不用考慮,拿到什麼稿子就出什麼書。不管會與不會,只要有工作就做。當時做事情勁頭大,印一本書好像並不費事。我還記得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爾基原著)中的錯字,我到華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當場改好。那個年輕工人因為下班後同女朋友有約會,顯得很不耐煩,但是我纏住他不放,又講了不少好話,終於達到了目的。 
  我這一生發排過不少的書稿,我自己的譯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後發排的。我做這個工作從來粗心草率。抗戰初期我看見茅盾同志批改過的稿件,才感到做一個責任編輯應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幾年偶爾見到別人發排的書稿,我不禁大吃一驚,那樣整齊,那樣清楚,那樣乾淨!我見過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樣也改得一塌糊塗,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事情。我慚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幾十年,不但搞不了編輯的工作,恐怕連作家也當不成。我見過不少魯迅、茅盾的手稿,它們都是優美的藝術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還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連小學生的課卷也比不上。我承認作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夠資格,不僅拿出手稿展覽我感到臉紅,遇到有人找上門來要求題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當初不曾練就一筆好字,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變成「社會名流」。 
  話題扯得太遠了,還是簡單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細,稿子抄得工整,有什麼不好?!不過從著作人的立場看來,出版一本書花費的時間似乎長了一些。一本不到十萬字的書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跟讀者見面。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前些時候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有人誇獎他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賞這種說法,我就半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係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我並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我生活在「個人奮鬥」的時代,不能不無休止地奮鬥,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裡這麼說,心裡也這麼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個時候出版社少有人關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領工資的機會。儘管在學識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點,但是我有一種不錯的想法: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說我已經辦到了。但是我經常意識到我和作家們走向同一個目標。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麼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著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我並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後錯字不少,越是後期出的書,錯字越多。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2)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回過頭去,倘使能夠從頭再走一遍幾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願意,而且一定要認真地、踏實地舉步向前。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多想到別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錯誤。我本來可以做一個較好的編輯,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然而我對文藝編輯出版的工作還是有感情的。我羨慕今天還在這個崗位上勤奮工作的同志,他們生活在新的時代,他們有很好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機會接近作者和讀者,他們編輯出版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一版就是幾萬、幾十萬冊。寒風吹得木屋顫搖、在一盞煤油燈下看校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丟掉全部書物倉皇逃命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他們不可能懂得我過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過去的甘苦。我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 
  現在是高速度的時代。三十年不過一瞬間。一家出版社度過三十年並不難,只是在一切都在飛奔的時代中再要順利地度過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現在不是多聽好話的時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振興中華」的兩面大旗在我們頭上迎風飄揚。但是真正鼓舞人們奮勇前進的並不是標語口號,而是充實的、具體的內容。沒有過去的文化積累,沒有新的文化積累,沒有出色的學術著作,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所謂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話。要提供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充實的內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責任。我相信他們今後會滿足人民群眾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寫不出賀詞,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說過的話表示自己的心情: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五月二十七日寫完   
  三訪巴黎(1)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民航班機提前半個小時著陸,我也提前離開機場,因此沒有能見到專程來迎接我們的法中友協的一位負責人貝熱隆先生。貝熱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兩年前我們到法國訪問就受到他熱情的接待,他為我們安排整個日程,陪著我們從巴黎到尼斯、去馬賽、訪里昂。我還記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鳳凰書店同讀者見面,為他們在我的作品上面簽名,書是新近在巴黎發行的,也有一些來自北京,還有一些從香港運來。我見到不少年輕的面孔,似親近,又像陌生。年輕人都講著我熟悉的語言,雖然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們的心貼近了,我輕快地寫著自己的名字,彷彿他們是我的親友。貝熱隆先生是這家出售中國圖書的書店店主,他瞭解我的心情,他為我的忙碌高興,他還在旁邊插話介紹我在法國訪問的日程。這些年輕人大都是常來的顧客,他們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譯本《家》搬光了。這一個小時過得多麼快!朋友們催我走,我的心卻願意留在讀者們的中間。分別的時候那個在北京學過漢語的女店員緊緊握著我的手,激動地說:「請再來!」我笑著回答:「我一定來。」鳳凰書店的名字從此印在我的心上。我萬萬想不到一年以後我會在法國報紙上看到鳳凰書店被人破壞的消息:店面焚燬,店員受傷,剪報是尼斯的法國朋友寄來的。我立刻想到貝熱隆先生,這對他該是多大的打擊。我托人發去了慰問的電報。又過了一年多,一直到這次動身的前夕,我才知道書店已經恢復,由貝熱隆先生繼續負責。我多麼想同貝熱隆先生見面,並且在復興的鳳凰書店暢談。這是我三訪巴黎的一個心願。願望終於成了現實。儘管那個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書店裡仍然有不少的讀者。貝熱隆先生發出爽朗的笑聲在店門口迎接我們。看到他的笑臉,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撲了過去。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他無恙,我也活著,書店比兩年前更興旺,書也似乎多了些。我又聽見貝熱隆先生的響亮的聲音,他不休止地談論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我寫字吃力,卻並不感到疲勞,我又看見那些講著我熟悉的語言的年輕人,也可以說我又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書店裡又待了一個小時,告別前我還和店員們在門前照了相。我感到遺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傷的女店員到北京訪問去了,我沒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問。但是在書店裡我意外地見到車夫人,兩年前在尼斯慇勤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她剛剛訪問了中國回來就趕到書店來同我們相見,她還帶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復仇》,薄薄的一本書,上面似乎還留著二十年代一個中國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我不再是那個在盧騷(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輕學生了,我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我感激地為她簽了名,題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訪馬紀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協的另一位負責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訪問巴黎曾受到她的親切接待。她經常開著小車到旅館來接我出去進行參觀活動。這一次我沒有看見她,問起來才知道她傷了腳在家休養,又聽說她在寫一本關於中國農村的書,她曾在我國北方農村做過幾次調查。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潔的公寓裡,他們夫婦在家中等待我們。夫人的傷已經好多了,她的情緒很高,賓主坐下互相問好之後我們又開始坦率交談。我很想知道法國知識界的情況,主人談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誠,坦率,喜歡獨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今天,服裝略有改變,談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變化不大。我會見新朋友或者舊相識,談起來,即使有分歧,他們甚或發表尖銳的意見,可是我看得出他們是懷著友情來接近我們的。有些人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希望多瞭解新中國,願意同我們交朋友。法國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見從世界各地來的流亡者。拜訪馬夫人的前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一家中國飯館吃中飯。店主是從柬埔寨出來的華僑難民,他告訴我們法國人對外國僑民並不歧視。我三次訪法,儘管中國的地位增高,儘管我的年紀增長,儘管我停留的時間很短,可是我彷彿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法國人還是那樣友好,那樣熱情,那樣真誠,那樣坦率。我特別喜歡他們的坦率,我回國以後讀到一位巴黎朋友發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給我的,談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覆記者說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卻認為我一定知道,因此將我挖苦幾句。他的坦率並不使我生氣。朋友間只有講真話才能加深相互瞭解,加深友情。有些人過分重視禮貌,在朋友面前有話不講,只高興聽別人的好話,看別人的笑臉,這樣交不上好朋友。別人不瞭解我並不等於反對我,事情終於會解釋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說服我,我決不會認錯。我並沒有健忘症,我沒有什麼把柄讓人抓住,因此讀到挖苦的文章我並不臉紅。 
  我這次到巴黎是來參加國際筆會的里昂大會。大會在里昂開幕,在巴黎閉幕,一共舉行了五天。這是第四十五屆的國際大會了,但在我看來它只是個開端。對國際筆會我個人有特殊的看法: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它應當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是理想,這是目標,我以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這個意見,反正這是長遠的事情,今後還有不少討論它的機會。   
  三訪巴黎(2)   
  這次在法國,我們並未接受任何團體或者個人的邀請,開會以外的時間都可以由我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安排,出外訪友也好,在住處會見客人也好,參觀藝術寶藏也好,遊覽名勝古跡也好,到大樹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讀者從不朽的文學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熱愛它的一切。法國人珍惜他們的過去,熱愛他們的歷史。以巴黎為例,他們把現在同過去結合得非常好。他們保存了舊的,建設了新的。法蘭西始終是法蘭西。即使先賢祠前廣場上停滿了轎車,我還可以到盧騷(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協合廣場上方尖碑前我彷彿看見了兩百年前斷頭機上帶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兩小時內我回顧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兩百年間的道路。我對進步人類的前途仍然充滿信心。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個人的想法。這次在巴黎小住比較清閒,有時間觀察,也有時間思考,還有時間同朋友們閒談。我的確認真地想過了一番。在國內我常常聽人說,我自己也這樣想過:西方國家裡物質豐富,精神空虛。三次訪法,我都沒有接觸上層社會的機會,因此我並不特別感覺到「物質豐富」。同文化界人士往來較多,瞭解較深,用我的心跟他們的心相比,我也不覺得他們比我「精神空虛」,有一位華裔女漢學家一天忙到晚,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她說她需要學習、需要工作,閒著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樣生活,我倒感到太緊張,受不了。從國外回來我常常想到我們一句俗話:「在家千日好。」在我們這裡「個人奮鬥」經常受到批判,吃大鍋飯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習慣了「混」的生活,我不願意,也不可能從早到晚地拚命幹下去了。然而我能說那樣拚命幹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虛」嗎? 
  我在上海家中晚間常看電視節目消遣。在國外偶爾也看電視。初看西方節目,覺得節奏太快,不習慣。看多了,習慣了,回到國內又嫌我們的節目節奏太慢。我知道過一個時候我又會習慣於慢的節奏。但是我忘記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返回巴黎。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紛紛趕回城來,轎車一輛接一輛排成一根長線。我們的車子擠在中間隨大流飛奔。速度太快,我有點緊張,我想要是我們的車子忽然出毛病開不動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坐在我身邊的朋友彷彿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帶笑地談起來。他說:「有一回我開車回城裡,車子比現在更多。我已經十分疲勞,但是欲罷不能。我像一個機器人在滾滾車流中向前飛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動我,我停不下來。我要是停下,那麼幾十輛,幾百輛車子都撞上來,怎麼得了!我只好振作起來開車回家,好像害了一場病一樣,第二天睡了一天。我們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車,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別人不讓你停啊!」 
  這位朋友還講了一些話,我不在這裡引用了。關於他的事我本來可以多講幾句,不過我看也用不著了。「物質豐富」,那是上層社會的事,與他無緣。「精神空虛」呢,「精神空虛」的人是沒有精力和勇氣往前飛奔的!…… 
  最後我接受了瑞士蘇黎世市長先生的盛情邀請,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別了巴黎,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度過了難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知識分子(1)   
  去年年底我為《寒夜》——挪威文譯本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說《寒夜》已經被譯成挪威文,友人葉君健問我是否願意為這個新譯本寫序,我當然願意。 
  《寒夜》脫稿於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閱自己的《文集》時,我又把全書修改了一遍。一個多月前我新編自己的《選集》(十卷本),又一次讀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樣激動。我不能不想到自己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慶了。 
  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復的「大樓」。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道路(我由於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於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在戰時的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小說裡的描寫並沒有一點誇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 J』accuse)。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鬆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關於《寒夜》,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悲觀絕望的書;一說是充滿希望的書,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說是常常跟著評論家走。現在我頭腦清醒多了。我要說它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因為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究竟怎樣,挪威的讀者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很高興挪威的讀者通過我的小說接觸到我國舊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心靈,瞭解他們過去艱苦的生活和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互相瞭解是增進人民友誼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說能夠在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滿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寫到這裡為止,想說的話本來很多,但在一篇序文裡也沒有說盡的必要,留點餘地讓讀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識分子講話。在一九四三年寫的《火》第三部裡面,我就替大學教授打過抱不平。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現在做個教授也實在太苦了,靠那點薪水養活一家人,連飯也吃不飽,哪裡還有精神做學問?我們剛才碰見歷史系的高君允提個籃子在買菜,臉黃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裝,真像上海的小癟三。」昆明的大學生背後這樣地議論他們的老師,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學生看不起老師,因為他們會跑單幫,做生意,囤積居奇,賺大錢,老師都是些書獃子,不會做這種事。在那個社會知識無用,金錢萬能,許多人做著發財的美夢,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溫飽。錢可以賺來更多的錢,書卻常常給人帶來不幸。在《寒夜》中我寫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慶的一些事情。當時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沒有實權,靠正當收入過日子,也談不到舒適。我有幾個朋友在國民黨的行政院當參事或者其他機關擔任類似的職務或名義,幾個人合租了一座危樓(前院炸掉了,剩下後院一座樓房)。我住在郊外,有時進城過夜,就住在他們那裡,樓房的底層也受到炸彈的損害,他們全住在樓上。我在那裡吃過一頓飯,吃的平價米還是靠他們的「特權」買來的,售價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來難下嚥。這些販賣知識、給別人用來裝飾門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槍桿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實權的大官相比,他們也只是勉強活下去,不會受凍挨餓罷了。 
  那幾年在抗戰的大後方,我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這樣:知識分子受苦,知識受到輕視。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負,生活也越苦。人有見識、有是非觀念,不肯隨波逐流,會處處受歧視。愛說真話常常被認為喜歡發牢騷,更容易受排擠,遭冷落。在那樣的社會裡我能夠活下去,因為(一)我拚命寫作,(二)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沒有家庭的拖累。結婚時我們不曾請一桌客,買一件傢俱,婚後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飯。沒有人譏笑我們寒傖,反正社會瞧不起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好像它不需要我們一樣。幸而我並不看輕自己,我堅持奮鬥。我也不看輕知識,我不斷地積累知識。我用知識作武器在舊社會進行鬥爭。有一段長時期汪文宣那樣的命運像一團黑影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我沒有屈服。我寫《寒夜》,也是在進行鬥爭,我為著自己的生存在掙扎。我並沒有把握取得勝利,但是我知道要是鬆一口氣放棄了鬥爭,我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說句心裡話,寫了這本小說,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輕視文化、輕視知識的舊社會終於結束了,我卻活到現在,見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寫過一些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愛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還寫過批判、鞭撻知識分子的小說如《知識階級》、《沉落》,就只這兩篇,目標都是對準當時北平的準備做官的少數教授們。我寫《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給河清(即黃源,他幫助鄭振鐸和傅東華編輯《文學》月刊)後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讀了我的小說很生氣,從北平寫長信來批評我。他嚴厲地責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洩氣(發洩氣憤)?!我把他的勸告原封退還,在橫濱寫了一篇散文答覆他,散文的標題也是《沉落》。在文章裡我說,我「所攻擊的是一種傾向,一種風氣:這風氣,這傾向正是把我們民族推到深淵裡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說明,小說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當時北平知識界的「領袖人物」。我並未揭發他的「隱私」,小說中也沒有什麼「影射」的情節,我只是把他作為「一種傾向、一種風氣」的代表人物來批判,進一番勸告。他本人當然聽不進我這種勸告。我那位好友也不會被我說服。我記得我們還通過長信進行辯論,誰也不肯認輸。不過這辯論並沒有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後來我的小說給編進集子在讀者中間繼續流傳,朋友對我也採取了寬大的態度。至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繼續「沉落」下去。不過幾年他做了漢奸。再過幾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經喜歡過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還保存在我的書櫥裡。但是對於我他只是黑暗深淵裡的一個鬼魂。我常常想,人為什麼要這樣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   
  知識分子(2)   
  這「沉落」的路當然不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我們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是經受得住這血和火的考驗的。即使是可憐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盡了那麼難熬的痛苦,也不曾出賣靈魂。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以後有機會我還想談一談,現在用不著多講了。 
  中國人民永遠忘記不了聞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真話集》後記   
  《隨想錄》第三集編成,收《隨想》三十篇,我也給這一集起了一個名字:《真話》。 
  近兩年來我寫了幾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議論。有人懷疑「講真話」是不是可能。有人認為我所謂「真話」不一定就是真話。又有人說,跟著上級講,跟著人家講,就是講真話。還有人雖不明說,卻有這樣的看法:「他在發牢騷,不用理它們,讓它們自生自滅吧。」 
  我欽佩最後那種說法。讓一切胡言亂語自生自滅的確是聰明的辦法。我家裡有一塊草地,上面常有落葉,有時刮起大風,廣玉蘭的大片落葉彷彿要「飛滿天」。風一停,落葉一片也看不見,都給人掃到土溝裡去了。以後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記了有過落葉的事。 
  我一向承認謙虛是美德。然而我決不願意看見我的文章成為落葉給掃進土溝裡去。但是文章的命運也不能由我自己來決定。讀者有讀者的看法。倘使讀者討厭它們,那麼不等大風起來,它們早已給扔進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聲明:我所謂「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我從未說,也不想說,我的「真話」就是「真理」。我也不認為我講話、寫文章經常「正確」。剛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間我犯過多少錯誤,受到多少欺騙。別人欺騙過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騙過我。不用說,我講過假話。我做過不少美夢,也做過不少噩夢,我也有過不眠的長夜。在長長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腳印。 
  我的《文集》,我的《選集》,都是我的腳印。我無法揩掉這些過去的痕跡,別人也不能將它們一下子塗掉。 
  我的生命並未結束,我還要繼續向前。現在我的腦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對過去走過的路也看得比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錯,文章俱在,無法逃罪,只好讓後世的讀者口誅筆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能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為了證明人還活著,我也要講話。講什麼?還是講真話。 
  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個小孩子講出真話來:「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就提倡講真話了。 
  巴金     
  病中集   
  干擾(1)   
  《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已經編成,共收「隨想」三十篇。我本來預定每年編印一集,字數不過八九萬,似乎並不費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發表了十二則「隨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則,放下筆已經筋疲力盡了。可以說今年發表的那些「隨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都是我一筆一畫地慢慢寫出來的。半年來我寫字越來越困難,有人勸我索性擱筆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筆就再也不會寫字,所以堅持著每天寫兩三百字,雖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裡的火吐出來,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會感到一陣輕鬆,這就是所謂「一吐為快」吧。 
  然而事情並不像我所想的那樣簡單。意外的「干擾」來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發現了囊腫,而且因感染發炎化膿,拖了一個月,終於動了小手術。把膿擠乾淨,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邊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還鋪著軟墊,在它上面要翻個身不碰到傷口,實在不容易(對老人來說)。我剛剛翻過身躺下,以為照這個姿勢可以安靜地睡一陣子,沒有想到一分鐘才過去,我就覺得彷彿躺在針氈上面,又得朝原來方向翻回去。這樣翻來翻去,關燈開燈,我疲勞不堪,有時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裡越來越煩躁,一直無法安靜下來。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靜,但沒有辦法。工作、計劃、人民、國家……都不能幫助我鎮壓心的煩躁和思想混亂。我這時才明白自己實在缺乏修養,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標——言行一致現在也很難達到。在這短短的三四個鐘頭裡,什麼理想、什麼志願全消失了。我只有煩躁,只有恐懼。我忽然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狂。我在掙扎,我不甘心跳進深淵去。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勞,終於閉上眼睛昏睡了。 
  一連三夜都是這樣,睡前服了兩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時躺下幾分鐘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來在院子裡散步消磨時間。我不願意把這情況告訴我的妹妹和子女們,害怕他們替我擔心。我一個人順著自己的思路回憶那些不眠的長夜,我知道它們來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的後遺症。事情並沒有結束,我還在忍受痛苦的磨煉,我還在進行生死的鬥爭。經過了痛苦難熬的三夜,我幾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也許是我的心逐漸恢復了平靜,也許是我的腦子因疲勞而變遲鈍,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時還做噩夢,可是我不再心煩。「危機」似乎過去了,我鬆了一口氣,我得救了。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又出現了無端的煩躁,不過只有兩夜,而且每夜不到兩小時。以後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情況。現在傷口也已經癒合。醫生說等到秋涼再去醫院動手術把囊腫取出,不會有麻煩。我也就忘記了那些難熬的不眠的夜。人原來就是這樣健忘的。 
  在編輯《真話集》的時候,我重讀了一年半中間寫的三十則「隨想」,忘記了的事情又給想起來了,因為從《人言可畏》起最後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機」中間和「危機」前後寫成的。它們使我記起當時的掙扎。特別是《人言可畏》,字數少,卻在我的腦子裡存放了好幾個月,「危機」到來,自己在作拚死的鬥爭時,首先想起這筆心靈上的欠債。開始寫它,我好像在寫最後一篇文章,不僅償還我對幾位作家的欠債,也在償還我對後代讀者的欠債。講出了真話,發狂的「危機」也過去了,因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負擔。 
  我嘮叨地講自己的「危機」,只是說明作家的「思想複雜」。作家的腦子並不像機器那樣,一開就動,一關就停,一切聽你指揮。 
  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看出《三訪巴黎》和《知識分子》兩篇並不是一口氣寫成的。兩篇「隨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動筆,我寫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別的事情幹擾把它們擱在一邊,差一點連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後來我想起了它們,過了幾個月找出原稿續寫下去,總算按計劃寫成了。 
  那麼「干擾」從哪裡來? 
  可以說「干擾」來自四面八方。這些年我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像是一個舊社會裡的吹鼓手,有什麼紅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寫作,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看書,我得為各種人的各種計劃服務,我得會見各種人,回答各種問題。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卻不得不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我說不要當「社會名流」,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作家。可是別人總不肯放過我:逼我題字,雖然我不擅長書法;要我發表意見,即使我對某事毫無研究,一竅不通。經過了十年的「外調」,今天還有人出題目找我寫自己的經歷,談自己的過去,還有人想從我的身上搶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寫作了五十幾年之後,我彷彿還是一個不能自負文責的小學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樓,有時我剛剛在書桌前坐下,攤開稿紙,就聽見門鈴在響,接著給人叫了下去。幾次受到干擾,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裡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這兩篇不曾消失在遺忘裡,終於給找出來加上新的內容同讀者見面了。在我的長時期的寫作生活中被「干擾」扼殺的作品太多了!所以聽見門鈴聲,我常常膽戰心驚,彷彿看見過去被浪費掉的時間在眼前飛奔而去。我只能責備自己。一個作家有權利為他自己的寫作計劃奮鬥,因此也有權同「干擾」作鬥爭。   
  干擾(2)   
  最近人們忽然對已故法國作家薩特感到了興趣,我聽見有人私下談論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訪問上海,我在家裡接待過他們。但是我當時很謹慎,很拘束,講話吞吞吐吐,記得只談了些像用第一人稱寫小說一類的問題。一九七九年我訪問法國,他雙目失明在家養病,曾托法中友協設法聯繫,打算登門拜訪,卻沒有得到機會。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經逝世,聽說有幾萬人參加他的葬禮。關於他的著作,我只讀過兩部多幕劇,也談不出什麼。但是他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贊成「把作家分為等級」。他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分為等級的東西,而你在這種文學中屬於這樣的級別。我否認這樣做的可能性。」他的話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在重視等級的社會裡,人們喜歡到處劃分級別。有級別,就有「干擾」。級別越高,待遇越好,「干擾」也越多。於是「干擾」也成了一種榮譽,人們為爭取「干擾」而奮鬥。看來薩特一口否認的「可能性」是畢竟存在的了。不是嗎? 
  那麼要發展我們的文學事業,怎麼辦?擴大級別嗎?增加等級嗎?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辦法只能是讓作家們受到最少的「干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再說現代文學館   
  中國新聞社記者谷葦來探病,閒談中又提到中國現代文學館。每次見面,我都向他談文學館的事,快兩年了,他以為這個館總該掛起招牌來了。沒有想到我的答覆仍然是:好像困難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還沒有落實。文學館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歲老人葉聖陶同志寫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掛出來。我們並沒有雄心壯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現代化的高樓。我們只打算慢慢地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發展。但搜集資料,需要有一個存放的地方;開展工作,需要有一個辦公的地點。我們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們手中有一筆贈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卻找不到我們需要的房子。我們要求過,我們呼籲過。在北京有一個文學館的籌備委員會,設在中國作協的防震棚裡,籌委會的人也在為房子奔走。有一次說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麼廟什麼寺,但是無處存放搜集來的資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來信,說是房子已經解決,作協的人看過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興了兩個星期,甚至一個月,後來才知道住在房子裡的人不肯搬,我們也無法叫他們搬走,這就是說我們只好望梅止渴了。那麼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一位朋友說:「你不用性急,不會久等的。我們不是在大聲疾呼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嗎?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當然不止是:種樹木,掃馬路,文明服務,待人有禮,大公無私,助人為樂等等等等。我們長期的文化積累,文學遺產……特別是反映我們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藝作品都應當包括在內。你們的文學館當然不會給人忘記。」 
  「但願如此。」我只能這樣回答。不過能不能看到文學館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說過:「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現代文學六十多年來的發展做一個總結,讓大家看看我們這些搞文學工作的人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其實沒有文學館,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總結。黑字印在白紙上,誰也塗沫不掉嘛。 
  這些年我常有一種感覺,或者一種想法:我們搞文學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過一件好事,只是白吃乾飯,因此一有風吹草動,或者什麼事情給搞壞了,就有些人給叫出來受批挨訓,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緊張,好像我們六十多年來的現代文學,除了少數幾部作品,對革命、對人民沒有一點貢獻。 
  「難道事實真是這樣嗎?」但是我有個人的經驗,我也熟悉同時代人的經歷。在我們十幾歲的時候,給我們點燃心靈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輕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們的現代文學作品嗎?抗日戰爭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艱難困苦,甘冒生命危險,帶著獻身精神,奔赴革命聖地,他們不是也受到現代文學的影響嗎?在烏煙瘴氣的舊社會裡,年輕人只有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呼吸到新鮮空氣,這些作品是他們精神的養料,安慰他們,鼓勵他們,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培養了他們鬥爭的勇氣,啟發他們,幫助他們樹立為國為民的崇高理想,樹立戰勝舊勢力的堅定信心。我們的現代文學好像是一所預備學校,把無數戰士輸送到革命戰場,難道對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絲毫的功勞?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在摧殘文化的十年夢魘中我們損失了多少有關現代文學的珍貴資料,那麼把經歷了浩劫後卻給保留下來的東西搜集起來保存下去,也該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紀念魯迅先生誕生百年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先生不見得會喜歡這種熱鬧的場面吧。用現代文學館來紀念先生也許更適當些。先生是我們現代文學運動的主帥,但他並不是「光桿司令」。倘使先生今天還健在,他會為文學館的房子呼籲,他會幫助我們把文學館早日建立起來。 
  八月十七日   
  修改教科書的事件(1)   
  近來大家都在議論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的事件。中國人有意見,日本人也有意見,東南亞國家的人都有意見。 
  修訂本國的教科書可能是很尋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進入」,掩蓋「皇軍」殺人奪地的罪行,翻過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溫侵略「美」夢的野心,問題就大了。有人說,這是「內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國、屠殺別國人民的「內政」嗎?又有人說,是進入還是侵略,應當由後人來論斷是非。這是「成則為王」的老觀念,只要我有錢有勢,後人會講我好話。不過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這種事也不會拖到後代等後人來解決。關於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事,我們記憶猶新。「進入」不止一次,單是從「九一八」開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萬以上中國軍民的死亡,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在中國土地上還留下不少「皇軍」的「德政」——萬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國人都不曾忘記日本軍人的殘酷暴行。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等不到後人論斷就垮台了。聽說在日本今天還有人準備建立「滿洲建國之碑」為它招魂,這只能說明那班人靠搞陰謀、唸咒語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們要「進入」,中國人民一不歡迎,二無所畏懼,不過說實話,你們真的能夠再像三十年代那樣「進入」中國嗎?真應該動腦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中日人民之間有兩千年的友誼,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軍國主義的逆流和破壞友誼的阻力又算得什麼!但是怎麼會讓這逆流、這阻力佔優勢,終於引起一場災難深重的戰爭,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一九三五年在橫濱和東京七個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沒有把真相告訴日本人民,人民聽慣假話受了騙。我寫過一篇短文《日本的報紙》,講的都是事實。我對日本報紙天天謾罵中國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舉出一些報道文章,證明它們全是無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讀者受了影響,居然真的相信日本軍人「進入」中國是為中國人謀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為上海的一份雜誌寫的,雜誌發稿前要把稿件送給當時國民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結果「不准發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顛倒是非到了這樣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覺到輿論工具「威力」之大。這些事,這種情況,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相信宣傳,以為日本人真在中國受盡迫害。而事實卻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軍人和日本浪人當做「賤民」看待。究竟誰欺侮誰,我有一部中篇小說《海的夢》可以做證,單憑這一點,我的小說也要傳下去,讓後人知道日本軍人「進入」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勞的優秀人民。我知道他們受騙上當,卻無法同他們接近,擦亮他們的眼睛。我在橫濱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個月,我看見朋友代他女兒寫的寄守衛滿洲的「皇軍」的慰勞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佔領滿洲是為了趕走中國「馬賊」保護滿洲人民,傀儡「皇帝」溥儀乃是「真命天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用這些荒謬的神話來教育兒童、教育青年的,無數的年輕人就這樣給騙上戰場充當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沒有忘記。溥儀訪問日本的前夕,幾個日本「刑事」(便衣偵探)半夜裡跑到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闖進我的房間,搜查之後,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會,遇見那個中年的日本職員,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給帶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 
  慘痛的血的教訓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聲」的人在六十年代卻站出來講話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訪問日本尋求友誼,都是滿載而歸。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沒有恢復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處都有歡迎的手伸向我們。在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我結識了許多真誠的、互相瞭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受到破壞,兩國人民都會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公園裡看到日本岐阜縣建立的紀念碑,岐阜人說:「日中不再戰!」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縣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聲音應當更加響亮,人民的團結應當更加緊密,讓那些妄想再度「進入」中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這一次修改教科書的人又給我們上了一堂課。我們中間有少數健忘的人習慣於聽喜報,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損害友誼,有傷和氣,或者妨礙團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來,做了反面教員,敲了警鐘,對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點治療的作用。軍國主義的逆流就在近旁翻騰,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忘記八年抗戰的往事了。那麼讓大家都來參加人民友誼的活動罷。   
  修改教科書的事件(2)   
  九月六日   
  一篇序文(1)   
  一 
  我知道魏以達同志把我的《家》譯成了世界語後十分高興。三十年代中我曾經想望我的長篇小說有一個世界語譯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動手試一下。那個時候我經常接觸世界語書刊,使用世界語的機會較多。可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嚴格,下不了決心,害怕開了頭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後來別的事情多起來,我和世界語接觸的時間越來越少,對世界語又由熟悉變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譯自己作品的考慮了。 
  四十幾年過去了。中間我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十載「文革」,但是我對世界語的感情卻始終不減。我為近四十多年來世界語運動的發展感到興奮。我個人的心願也並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沒有能做的事情魏以達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刪節本翻譯,他根據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訂過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麼時候也出現一個完全的英譯本!我不喜歡整章的刪節。 
  《家》不是自傳體的小說,不過我在書中寫了一些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像高家那樣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但封建社會的流毒還像污泥濁水積在我們的院內牆角,需要我們進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鬥爭,才能把它們掃除乾淨。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誤認為我的小說早已「過時」,可是今天我還感覺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斬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說並沒有「過時」。 
  當然它總有一天要「過時」,我是指到了污水給打掃乾淨的時候。但新社會總是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要瞭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記昨天的事,我們都是從昨天走過來的。對我來說,《家》今天還是警鐘,多麼響亮的警鐘!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語譯本的序文。在翻譯這小說的時候,譯者曾來信要我為譯本寫篇短序,我說我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譯本一共寫了十篇以上的序,說來說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飯,決定不寫什麼了。後來見到譯者,我也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次出版社準備發稿,來信中又談起了寫序的事,我一口答應,動筆寫了六七百字,過兩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話要講。但在序文裡我只是簡單地講了幾句,我害怕讀者會感到厭煩。我讀小說就不看什麼前言、後記,特別不喜歡那些長篇大論。 
  在短短的序文裡我講了兩件事情:一,我對世界語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歡刪節過的英譯本《家》。 
  先談世界語,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語之特點》。當時我不到十七歲,還沒有開始認真學習世界語,我只是在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麼雜誌上讀過宣傳世界語的文章,自己很感興趣,就半抄半寫,成了這篇短文。短文發表以後,有一位在高級師範唸書的朝鮮學生拿著《半月》來找我商談開辦世界語講習班的事。我只好告訴他,我寫文章是為了宣傳,我手邊連一冊課本也沒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講習班終於沒有辦起來。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唸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 — 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語書店裡只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接著我又讀了《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別的一些書,如卜利瓦特的《柴門霍甫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信、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用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語寫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此外,我還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幾期《綠光》雜誌,在上面發表了兩三篇像《世界語文學論》那樣的文章,談個人的印象,當然很不全面,因為我讀書有限,只讀了學會的半個書櫥的藏書,而且不久連這些書也被「一·二八」侵滬日軍的炮火毀得乾乾淨淨。這個學會在閘北的會所給燒光之後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間屋子,繼續活動了一些時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後成立了新的世界語學會,但是我已經離開了運動。我是舊學會的會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從法國回來不久參加了學會,後來又當選為理事。在「文革」期間「巴金專案組」的人審訊我的時候,就揪住這個「理事」,這個「會員」不肯放。他們問來問去,調查來調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參加過兩個團體,另一個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我也是這個協會的理事,別的我再也編造不出來,他們夢想發現什麼「反動集團」,結果毫無收穫,幸而他們只會使用斥罵、侮辱這一類的手段,沒有採用嚴刑拷打(文藝界中吃過這樣苦頭的人確實不少),否則我也不可能在這裡漫談對世界語的感情了。這感情今天還存在。雖然我已經沒有精力繼續做從前做過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關心世界語的事業,並且願意為它的發展盡一份力量。   
  一篇序文(2)   
  再過五年,一九八七年,將是世界語誕生的一百週年。一百年!它應當有更大的發展。 
  三 
  關於《家》,幾十年中間我講了不少,現在似乎無話可說,其實也用不著我饒舌了。 
  這次我在序文裡提到英譯本中整章的刪節,並且表了態,只是因為編輯同志來信說:「我們發現英文版有較大的刪改,據說是你親自為外文版刪改的。」他們「徵求」我的意見:世界語版的內容以中文原本為根據,還是按照刪改過的英文版。 
  這樣一來,我不得不表態了。其實我早就應該講話。從一開始我就不滿意那樣的刪改法。但刪改全由我自己動筆,當時我只是根據別人的意見,完全丟開了自己的思考。這「別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由他同我聯繫,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為了宣傳,凡是不利於宣傳的都給刪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等等。他的意見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刪除,雖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說會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過隨地吐痰和女人纏腳的事,收到宣傳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滿足,而且英譯本早日出版,還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此外,我還有一張護身符:「政治標準第一」嘛。我在「雙百」方針發表前交出了刪改本,英譯本則在反右運動後出版,我害怕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作家,不愛護自己的作品,卻拿它來獵取名利,這也是一件可恥的事。英譯本可以說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鏡子。讓我牢牢記住這個教訓吧。 
  現在,我的座右銘是: 
  盡可能多說真話; 
  盡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十月四日   
  一封回信(1)   
  一 
  瑞士作家馬德蘭·桑契女士最近訪問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問題。她這樣寫道: 
  我一九七五年來過中國。當時我要求會見作家、訪問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給我文學作品閱讀,我卻為人們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貧乏而感到吃驚……其中敘述了革命,但並沒有文學,或者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謂的「文學」。 
  現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形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變得重要起來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化的?您說過:「要相信未來。未來將是美好的。」您怎樣看這未來呢?中國目前出現的西方化的傾向太顯著,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一些苗頭,您以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後來吹起了一陣暖風,我的思想稍微活動起來,於是「文革」發生,我被打翻在地,還有一隻腳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動彈不得。「四人幫」垮台以後,我又站了起來,而且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了。對每件事我都有個人的看法,對有的問題我考慮得多一些,有的考慮得少一些,不過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慮。我常常想,最好等考慮成熟了再開口講話,但實際上我常常被逼著發表不成熟的意見。我想既然給逼上梁山,那就說吧,橫豎是說自己的話,說錯了就認錯,受到責難,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書桌上亂紙堆中睡了十多天,終於給找了出來。無法避開她的問題,我寫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動不便,沒有能接待您,請原諒。您要我『用書面回答』您的問題,我寫字困難,只能簡單地寫一點;而且,當然,只講我個人的看法。作為一個中國作家講話時,我也並不代表別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幫』專政下,我還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社會』的『賤民』,我早已被趕出了文藝界,您當然不會見到我。您也不會見到別的寫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因為他們全給趕到『五·七』干校或者別的地方勞動去了。『四人幫』用極左的『革命』理論、群眾鬥爭和殘酷刑罰推行了種種歪理:知識罪惡,文化反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加速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害怕反映真實生活的文藝,他們迫害講真話的作家。他們開辦『工廠』,用自己發明的『三突出』、『三結合』等等『機器』製造大批『文藝作品』,他們得意地吹噓『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結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們製造的『作品』都是他們用來進行政治陰謀的工具。在那一段時期出現的『作品』裡,既沒有生活,也沒有革命,更沒有文學。有的只是謊言。不到十年,它們全給扔進了垃圾箱。 
  「現在的確有了像您所說的那種根本的變化。『四人幫』垮台了,他們的『陰謀文藝』破產了。作家們又站了起來,再一次拿起了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五十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們也給恢復了名譽,重新得到執筆的權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奮地寫作。幾年來出現了相當多的文藝刊物,相當多的新作家,不用說,還有讀不完的各種各樣的新作品。作品很多,當然有好有壞,但好的並不少,我只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卻保留著很深的印象:這裡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學;而且還有作家們的辛勤勞動和獨立思考。作家們各有各的風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瞭解的人物,生活多種多樣,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觸的平凡人物,我發現我的同胞們的優美心靈。我很高興,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我把希望寄托於未來,我說『前程似錦』(『未來將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許多經過十年『文革』的磨煉,能夠用獨立思考、願意忠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當然也會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數作家寫作,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圍的生活,使生活變得美好,使自己變得對社會、對人民更有用。現實生活培養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著作家寫作、前進。認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難不倒的。 
  「用不著擔心形式的問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為內容服務的。在寫作的道路上中國作家從未停止探索,總想找到一種能夠更準確地表達自己思想、使它打動人心的形式,就像戰士們總想找到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讓他們自己挑選吧。讀者們的銳利的眼光正在注視他們。 
  「至於西方化的問題,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們在談論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我還看不出什麼『西方化』的危機。拿我本人為例,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的,以後也就順著這條道路走去。但我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始終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舊作,我並不覺得我用的那種形式跟我所寫的內容不協調,不適應。我的作品來自中國社會生活,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它們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沒有採用我們祖先用慣了的舊形式。我正是為了反對舊社會制度,有志改善舊生活、改變舊形式,才拿筆寫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現手法,他們有創新的權利。他們或成功或失敗,讀者是最好的評論員。作家因為創新而遭受長期迫害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成為社會的東西,好的流傳後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論來自東方或者西方,它屬於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現在不再是『四人幫』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時代了。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總會有一些改變。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因此我不在信裡談克服所謂『西方化傾向』的問題了。」   
  一封回信(2)   
  十月二十六日   
  願化泥土   
  最近聽到一首歌,我聽見人唱了兩次:《那就是我》。歌聲像湖上的微風吹過我的心上,我的心隨著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鄉。近年來我非常想念家鄉,大概是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三年半了。我訪問巴黎,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中吃晚飯。朋友是法籍華人,同法國小姐結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們在他家談得暢快,過得愉快。可是告辭出門,坐在車上,我卻擺脫不了這樣一種想法:長期住在國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也知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甚至不對。但這是我的真實思想。幾十年來有一根繩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國的時候,我在《海行雜記》中寫道:「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訪巴黎,住在凱旋門附近一家四星旅館的四樓,早飯前我靜靜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過白紗窗帷看窗下安靜的小巷,在這裡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卻是北京的長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廣東的鄉村,還有成都的街口有雙眼井的那條小街……到八點鐘有人來敲門,我站起來,我又離開了「親愛的祖國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這樣,好像我每天回國一次去尋求養料。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彷彿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間,在想像中我重見那些景象,我覺得有一種力量在支持我。於是我感到精神充實,心情舒暢,全身暖和。 
  我經常提到人民,他們是我所熟悉的數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這些人中間成長的。我的正義、公道、平等的觀念也是在門房和馬房裡培養起來的。我從許多被生活虧待了的人那裡學到熱愛生活、懂得生命的意義。越是不寬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嗇。然而人類正是靠這種連續不斷的慷慨的貢獻而存在、而發展的。 
  近來我常常懷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館裡馬房和門房的景象,時時在我眼前出現。一盞煙燈,一床破席,講不完的被損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遠不變的結論:「人要忠心」。住在馬房裡的轎夫向著我這個地主的少爺打開了他們的心。老周感慨地說過:「我不光是抬轎子。只要對人有好處,就讓大家踏著我走過去。」我躲在這個陰濕的沒有馬的馬房裡度過多少個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黃昏。 
  門房裡聽差的生活可能比轎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們中間我感到舒暢、自然。後來回想,我接觸到通過受苦而淨化了的心靈就是從門房和馬房裡開始的。只有在十年動亂的「文革」期間,我才懂得了通過受苦淨化心靈的意義。我的心常常回到門房裡愛「清水」恨「渾水」的趙大爺和老文、馬房裡轎夫老周和老任的身邊。人已經不存在了,房屋也拆乾淨了。可是過去的發過光的東西,仍然在我心裡發光。我看見人們受苦,看見人們怎樣通過受苦來消除私心雜念。在「文革」期間我想得多,回憶得多。有個時期我也想用受苦來「贖罪」,努力幹活。我只是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雜念不曾消除,因此心靈沒有得到淨化。 
  現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驗,是磨煉,是咬緊牙關挖掉自己心靈上的污點。它不是形式,不是裝模作樣。主要的是嚴肅地、認真地接受痛苦。「讓一切都來吧,我能夠忍受。」 
  我沒有想到自己還要經受一次考驗。我摔斷了左腿,又受到所謂「最保守、最保險」方法的治療。考驗並未結束,我也沒有能好好地過關。在病床上,在噩夢中,我一直為私心雜念所苦惱。以後怎樣活下去?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漫長的不眠之夜彷彿一片茫茫的霧海,我多麼想抓住一塊木板浮到岸邊。忽然我看見了透過濃霧射出來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館的馬房和門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黃瘦臉和趙大爺的大鬍子。我發覺自己是在私心雜念的包圍中,無法淨化我的心靈。門房裡的瓦油燈和馬房裡的煙燈救了我,使我的心沒有在霧海中沉下去。我終於記起來,那些「老師」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會那樣地熱愛生活,跟他們比起來,我算得什麼呢?我幾百萬字的著作還不及轎夫老周的四個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們煮飯做菜,我幫忙燒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馬房裡過的那些黃昏,想到在門房裡過的那些夜晚,我彷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麼想再見到我童年時期的腳跡!我多麼想回到我出生的故鄉、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隻給剪掉了翅膀的鳥,失去了飛翔的希望。我的腳不能動,我的心不能飛。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會衝破一切的阻礙,會闖過一切難關,會到我懷念的一切地方,它們會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燒成灰,使我的私心雜念化成灰燼。 
  我家鄉的泥土,我祖國的土地,我永遠同你們在一起接受陽光雨露,與花樹、禾苗一同生長。 
  我惟一的心願是:化做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裡。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病中(一)(1)   
  整整七個月我不曾在書桌前坐過片刻。跟讀者久別,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裡摔斷左腿給送進醫院的。在好心的醫生安排的「牽引架」上兩個月的生活中,在醫院內漫長的日日夜夜裡,我受盡了回憶和噩夢的折磨,也不斷地給陪伴我的親屬們增添麻煩和擔心(我的女兒、女婿、兒子、侄女,還有幾個年輕的親戚,他們輪流照顧我,經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講夢話,把夢景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聽見我在床上自言自語:「結束了,一個悲劇……」幾乎嚇壞了他。有時頭腦清醒,特別是在不眠的長夜裡,我反覆要自己回答一個問題:我的結局是不是就在這裡?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麼多的債,決不能這樣撒手而去!一問一答,日子就這樣地捱過去了,情況似乎在逐漸好轉,「牽引」終於撤銷;我也下床開始學習走路。半年過去了。 
  我離開了醫院。但離所謂「康復」還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夢也帶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發出怪叫,或者嚴肅地講幾句胡話,種種後遺症迫害著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靜。白天我的情緒不好。食慾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繼續在鍛煉,沒有計劃,也沒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腦子好像一直受到一個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擔心,我也不能不懷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來?」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堅持一個念頭: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夢就能將我完全制伏。這兩夜我睡得好些,沒有夢,也沒有干擾。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負離子發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總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懼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讀者的來信。寫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從未見過面的讀者。除了鼓勵、慰問的話外,還有治病經驗、家傳秘方、珍貴藥物,等等,等等。最初將近三個月我仰臥在床上不能動彈,只能聽孩子們給我念來信的內容。那麼真摯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淚。我無法回信,而且在噩夢不斷折磨下也記不住那些充滿善意的字句。信不斷地來,在病床前抽屜裡放了一陣又給孩子們拿走了。我也忘記了信和寫信的人。但朋友們(包括讀者)寄出的信並未石沉大海,它們給了一個病人以求生的勇氣。倘使沒有它們,也許今天我還離開不了醫院。 
  我出院,《大公報》上發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寫信來祝賀。我在醫院裡確實受到了優待,在病房內幾次接待外賓,還出院去會見法國總統。《寒夜》攝制組的成員到過病房,找我談塑造人物的經過和自己今天的看法。還有人來病榻前給我塑像,為我攝影。最使我感動的是春節期間少年宮的兒童歌舞團到醫院慰問病人,一部分小演員到病房為「巴金爺爺」表演歌舞。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在我耳邊報告節目,並做一些解釋,他們表演得十分認真。看見他們告辭出去,我流了眼淚。 
  我在醫院裡度過春節。除夕的午後女兒告訴我,孩子們要帶菜來同我一起吃「團年飯」。我起初不同意,我認為自己種的苦果應該自己吃,而且我已經習慣了醫院的生活。但是孩子們下了決心,都趕來了。大家圍著一張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頓飯,並沒有歡樂的氣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裡卻充滿了感激之情。剛吃完這一頓「團年飯」,孩子們收拾碗筷準備回家去(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婦來了。他們說過要陪我度過除夕,還約了羅蓀夫婦。孩子們走了,他們一直坐到八點,他們住在靜安賓館,來往方便。我這種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動了他們的心,曹禺又是一向關心我的老友,這次來上海,幾乎每天都要來探病,他比較喜歡熱鬧,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給我。我和我兄弟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他們夫婦穿上大衣離開病房。 
  我兄弟照顧我睡下不久,羅蓀夫婦來了,他們事情多,來遲了些,說是要同我一起「守歲」,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進入半睡眠的狀態,他們同我兄弟談了一會,也就掃興地告辭走了。 
  我想,現在可以酣暢地睡一大覺了。誰知道一晚上我就沒有閉過眼睛。友情一直在攪動我的心。過去我說過靠友情生活。我最高興同熟人長談,沏一壺茶或者開一瓶啤酒,可以談個通宵。可是在病房裡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講幾句,多坐一會,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難道你變了?」我答不出來,滿身都是汗。 
  「把從前的我找回來。」我忽然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不僅是在除夕,在整個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這一句。但是連我也明白從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來的了。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十年「文革」決不是一場噩夢,我的身上還留著它的惡果。今天它還在蠶蝕我的血肉。我無時無刻不在跟它戰鬥,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發現,在我兒女、在我侄女的身上還保留著從農村帶回來的難治好的「硬傷」。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夢話。即使我的結局已經到來,這也不是「一個悲劇」。即使忘掉了過去的朋友,我想我也會得到原諒,只要我沒有浪費自己最後的一點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個陽台,陽台下面便是花園。草地邊有一個水池。這次我住在三樓。八○年七月我在二樓住過,經常倚著欄杆,眺望園景,早晨總看見一個熟人在池邊徘徊,那就是趙丹,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個月後就要跟這個生龍活虎般的人永別。三年過去了。這次住院,我行動不便,但偶然也在欄前站立一會。我又看見水池,池邊也有人來往,也有人小坐。看見穿白衣的病人,我彷彿又見到了趙丹,可是我到哪裡去找他那響亮的聲音呢?!   
  病中(一)(2)   
  我在欄前看見過黃佐臨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這位有名的戲劇導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裡,春節大清早,他進來給我「拜節」。同來的還有影片《家》的編導陳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輪椅上讓人推著進房。他是二樓的老病人,身體差,談得不多,但熟人見面,有說有笑。幾個月過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樓去看過西禾兩次:第一次他在睡覺;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連連說:「非人生活。」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我想起四十年代我們在霞飛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劇本《沉淵》的演出,我永遠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劇《這不過是春天》中有聲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淚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話都吞在肚裡,我多麼希望他活下去。沒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訃告。什麼話都成了多餘,他再也聽不見了。 
  七月五日   
  漢字改革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佐籐女士轉來「活躍在純文學領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這樣的話:「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見過先生,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別是,先生對敝人提出的有關文字改革的問題予以懇切的回答,並且允許我在敝人的書裡介紹那一次的談話……」他那本「批判日本國語改革的書」出版了,寄了一本給我,表示感謝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見。 
  我翻讀了丸谷先生寄贈的原著,書中引用了我們的「一問一答」,簡單,明確,又是我的原話。關於文字改革,我說:「稍微搞一點漢字簡化是必要的,不過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問起是否想過廢掉漢字。我笑答道:「這樣我們連李白、杜甫也要丟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見,我一口答應了。 
  關於日本國語改革我並無研究,不能發表議論。但說到漢字改革,我是中國人,它同我有切身的關係,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慮。我對丸谷先生講的是真心話。我認為漢字是廢不掉的,我單單舉出一個理由: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文化遺產,誰也無權把它們拋在垃圾箱裡。 
  我年輕時候思想偏激,曾經主張燒燬所有的線裝書。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要是丟掉它過去長期積累起來的光輝燦爛的文化珍寶,靠簡單化、拼音化來創造新的文明是不會有什麼成果的。我記起了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見我的時候說過:「單是會拼音,單是會認字,也還是文盲。」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思。有人以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幾天功夫學會字母就能看書寫信,可以解決一切。其實他不過同祖宗劃清了界限,成為一個沒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還有一個理由。我們是個多民族、多方言、十億人口的大國,把我們大家緊密團結起來的就是漢字。我至今還保留著一個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國,在西貢 — 堤岸的小火車上遇見一位華僑教師,我們用漢字筆談交了朋友,船在西貢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來,要是沒有漢字,我們兩個中國人就無法互相瞭解。 
  我還要講一件事。《真話集》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我接到樣書,就拿了一冊送給小外孫女端端,因為裡面有關於她的文章。沒有想到這書是用繁體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認識,拿著書讀不下去。這使我想起一個問題,香港同胞使用的漢字大陸上的孩子看不懂,簡化字用得越多,我們同港澳同胞、同台灣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漢字簡化必須慎重。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記漢字是團結全國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我跟漢字打了七十幾年的交道,我也有發言權。我從小背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不下數百篇,至今還記得大半。深印在腦子裡、為人們喜愛的東西是任何命令所廢不掉的。 
  我不會再說燒掉線裝書的蠢話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講過的話。語言文字只要是屬於活的民族,它總是要不斷發展,變得複雜,變得豐富,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更優美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會越來越簡化,只是為了使它變為簡單易學。 
  我們有的是吃「大鍋飯」的人,有的是打「撲克」和開無軌電車的時間。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美語言文字困難。西方人學習漢語漢字的一天天多起來,許多人想通過現代文學的渠道瞭解我們國家。我們的文學受到尊重,我們的文字受到重視。它們是屬於人類的,誰也毀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別的人。 
  以上的話,可以作為我給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補充。 
  七月九日   
  病中(二)(1)   
  在病房裡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夢,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夢,把「牽引架」當做邪惡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兒子、女婿或者親戚,要他們毀掉它或者把它搬開,我自己沒有力量「拿著長矛」跟「牽引架」決鬥,只好求助於他們。怪夢起不了作用,我規規矩矩地在牽引架上給拴了整整兩個月。 
  這以後牽引架給撤銷了。夢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來了。我這人也有點古怪,左腿給拴在架上時,雖然連做夢也要跟牽引架鬥,可是我卻把希望和信心放在這個「最保守、最保險」的治療方法上,我很樂觀。等到架子自動地搬走,孩子買了蛋糕來為我慶祝之後,希望逐漸變成了疑惑,我開始了胡思亂想,越想越複雜,越想越亂,對所謂「最保險」也有了自己的解釋:只要摔斷的骨頭長好,能夠活下去,讓八十歲的人平安地度過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輪椅活動,已經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這個解釋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辯論,我反駁自己,最後我感到了疲倦,就望著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裡有一盞檯燈整夜開著放在地板上。兩個月「牽引」的結果使我的腦袋幾乎不能轉動,躺在床上習慣於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著天明。六點以後醫院開始活動起來。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飯,服了藥。我不由己地閉上了眼睛,動了一整夜的腦筋,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著呼嚕睡了一陣之後,再睜開眼,接班的人來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裡的事,可以向他問話,要他讀信給我聽。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兒和侄女。她們兩個在兩點鐘護士量過體溫後給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寫信,陪我見客,在我講話吃力的時候代我答話,送走索稿和要求題詞、題字的人。她們照料我吃過晚飯,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來才離開病房。不知怎樣,看見她們離開,我總感到依依不捨。大概是因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來了。 
  這就是「牽引」撤銷後我在病房裡一天的生活。當然,護士每天來鋪床送藥;醫生來查病房,鼓勵我自己鍛煉,因為我年近八十,對我要求不嚴格,我又有惰性,就採取自由化態度,效果並不好。醫生忙,看見我不需要什麼,在病房裡耽擱的時間越來越短,也不常來查病房,因此我兒子斷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這段時期,我已經部分地解決了失眠的問題。每晚我服兩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時,兒子的想法又幫助我放寬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緊了。情緒又逐漸好起來。不過偶爾也會產生一點疑惑:這樣出院,怎樣生活、怎樣活動呢?但是朋友們不斷地安慰我,醫生也不斷地安慰我:「你的進步是已經很快的了。」大家都這樣說,我也開始這樣相信。 
  就這樣病房裡的日子更加好過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惱: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籐椅上,我都無法看書,看不進去,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我甚至把這個習慣帶回家中。 
  因為我「不能」看報、看信,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進醫院時,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興興地游過四川,又兩去西安,身心都不錯,說是「練了氣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這類傳說。萬想不到半個月後,就在這個月二十四日他離開了人世。噩耗沒有能傳到病房,孩子們封鎖了消息,他們以為我受不住這樣的打擊。我一無所知,幾個月中間,我從未把健吾同「死」字連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還躺在病床上寫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後來有一次柯靈來探病,他談起健吾,問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說知道,他去四川跑過不少地方。柯靈又說:「他這樣去得還是幸福。」我說:「他得力於氣功。」柯靈感到奇怪,還要談下去,我女兒打斷了他的話,偷偷告訴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訊。我一直以為他活得健康,又過若干時候,一個朋友從北京回來忽然講起健吾的沒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責備我女兒,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講起來,他們那輩人、連長他們一輩的我的兄弟都擔心我受不了這個打擊,相信「封鎖消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自私。 
  再過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兒維音來上海出差,到醫院看我。幾年前我還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時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給我帶來人民幣五百元,那是汝龍送的款子。汝龍後來在信上說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兒也出差來上海,帶給我健吾的三百元贈款。在我困難的時候,朋友們默默地送來幫助。在病房中重見維音,我帶眼淚結結巴巴地講她父親「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動。曹禺也在病房,他不瞭解我的心情,卻擔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這樣。聽維音談她父親的最後情況,我才知道他在沙發上休息時永閉眼睛,似乎並無痛苦,其實他在去世前一兩天已經感到不舒服。維音曾「開後門」陪著父親到兩家醫院,請專科醫生檢查。他們都輕易斷定心臟沒有問題。病人也無話可說,回到家裡一天以後就跟親人永別。 
  維音講起來很痛苦,我聽起來很痛苦,但是我多麼需要知道這一切啊!曹禺怕我動了感情,會發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擔心我支持不下去,他聽說維音還要去看健吾的另一個老友陳西禾(住在二樓內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時間快結束,催她趕快下樓。維音沒有能把話講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離開我。   
  病中(二)(2)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對維音感到抱歉,沒有讓她講完她心裡的話。關於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對我毫無私心,真正把我當做忠實朋友看待的。現在我仰臥在床上,寫字吃力,看報困難,關於他,我能夠寫些什麼呢?他五十幾年的工作積累、文學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他的家裡,他要我給他的《劇作選》題封面,我說我的字寫得壞,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寫,我堅決不肯,他說:「你當初為什麼要把它們介紹給讀者呢?」我們兩人都不再講話。最後還是我讓了步,答應了他,他才高興。現在回想起來,我多麼後悔,為什麼為這點小事同他爭論呢? 
  我想起了汝龍的一封信,這是我在病中讀過幾遍的少數幾封信中的一封。信裡有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左鄰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氣十分緊張,不料有一天他來了。那時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屋裡,很狼狽。……他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小包,說,「這是二百元,你留著過日子吧。」……我自以為有罪,該吃苦,就沒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時候我的親友都斷了來往,他的處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風險,特意來拉我一把。 
  汝龍接著感歎地說:「黃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裡想有關健吾的往事,想了幾天,始終忘不了汝龍的這兩句話。對健吾,它們應該是最適當的悼詞了。 
  黃金般的心是不會從人間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裡,我不斷地念著這個敬愛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掏一把出來   
  《隨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寫成的。在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龍(翻譯家)來信中的話。發表私人通信,沒有事先徵求本人同意,我應當向寫信人道歉。在某一個長時期,私人信件常常成為個人的罪證。我有一位有才華、有見識的朋友,他喜歡寫長信發議論。反右期間一個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給上級,他終於成了「右派」。後來他的「右派」帽子給摘掉了。過了幾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個做教授的朋友給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疊信,造反派學生根據信件又抄了他的家,並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還有人不願寫信,不願保留信件。 
  但是那樣的日子是不會再來的了。今天人們可以隨意講心裡的話。汝龍也不願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來。那麼讓我再從他的信中抄錄幾句: 
  我知道他死訊的那天晚上通宵沒睡,眼前總像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他那充滿焦慮的目光,他那很舊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絹包著的錢,我甚至覺得我再活下去也沒意思了。…… 
  汝龍是少見的真摯的人,他一定沒有忘記那十年中間種種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記不了許多事情,許多嘴臉,許多人的變化。像李健吾那樣的形象,我卻很少看見。讀了汝龍的信,我很激動。那十年中間我很少想到別人,見著熟人也故意躲開,說是怕連累別人,其實是害怕牽連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會像健吾那樣在那種時候不顧自己去幫助人。 
  我變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間的精神狀態,我明白這就是我的所謂「改造」。我參加「運動」還不算太多,但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把一個「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結果一切都為保護自己,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算是什麼作家呢?當然寫不出東西來。想起健吾,想起汝龍信中描繪的形象,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著,一下!一下! 
  汝龍不是悲觀主義者。他可能因為看見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絕望。這絕望只能是暫時的,不然他怎麼能長期伏案勤勤懇懇地翻譯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個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了。我卻認為一個好人死了,我們更有責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為可以做的事、應該做的事更多了。儘管十年「文革」至今還給我帶來血淋淋的噩夢,但長時期的折磨卻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義,使我更加熱愛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著不是為了「撈一把進去」,而是為了「掏一把出來」。 
  好人?壞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釋,但是我們國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來」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   
  病中(三)   
  人以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實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麼問題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糾纏在一兩個問題上擺脫不開,似乎非弄到窮根究底不可。其實憑自己的胡思亂想,什麼也解決不了。例如生與死的問題,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給我的還有多少時間,我應當怎樣安排它們。而仰臥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眼看時光飛逝,我連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著急。於是索性把心一橫,想道:只要心不死,我總會留下一些什麼。又想,只要有信心,我還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給釘在「牽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許多過去的事情。我忘記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季節,發生過完全不同的事。那幾年中間我不敢到醫院看病,因為害怕兩件事情:一是在「醫療卡」上加批「反動權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醫院群眾專政登記處去登記,表示認罪。我們去看病,要向本機關監督組請假,他們就在「醫療卡」上隨意批注。不用說,這種做法早已跟著「四人幫」一起消失了。這次在醫院中我從亡友西禾的口裡聽到「非人生活」四個字,他是在講自己病的痛苦。其實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時期的生活,我也幾次吐出「非人生活」這樣的句子,在那一段時期我們哪裡被當成人看待?!有多少人過著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發揮獸性對待同胞?! 
  我激動起來,滿頭冒汗,渾身發顫。那種「非人生活」是從哪裡來的?它會不會再來?我抓住這個問題,想窮根究底,一連想了好幾個晚上,結果招來了一次接一次的人與猛獸鬥爭的噩夢。我沒有發高燒,卻說著胡話,甚至對眼前的人講夢中的景象(當時也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卻又無法突破夢境),讓孩子們替我擔心。他們笑我,勸我,想說服我不要胡思亂想。他們說從來夢景荒唐,不值得花費腦筋。他們不會說服我,倒是我說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對我的迷信的懲罰。 
  記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干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做過我的專案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聽人講起文章的內容,我感到可悲,以人為獸不過是暴露自己的獸性,在我們文明古國的臉上塗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覆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地責備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的責任還是在我自己。不用說,今天還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決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筆賬讓下一代的歷史家去算吧。連關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也有那麼多的歷史記載,何況我們口號震天、標語遍地的十載「文革」! 
  我說過在病房裡兒女們封鎖消息,不讓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醫院中人們常有機會接觸死亡。我入院後四十天光景,著名導演吳永剛也摔傷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間,進院時就昏迷不醒,說是正在同別人討論新的劇本,很興奮,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說是腦溢血,又說腦部受傷。聽說家裡沒有人,只有一個媳婦在照料他。這些話都是間接聽來的。我仰臥在病床上,連房裡的陳設也看不清楚,何況門外的鄰居! 
  我和吳永剛同志不熟。兩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看《巴山夜雨》,見到他,看完出來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釋他的導演構思。影片和他的話都使我感動,我從心底感謝他拍出這樣的電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費了的才華。後來《巴山夜雨》得獎,我為這位重見光明的老導演感到高興,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電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卻萬想不到他在進行創作構思的時候發了病,先給送進另一家醫院,第二天才轉到這個醫院來。從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護士們輪流值班守著他。我經常從兒女們的談話中知道一點他的情況。我女兒代我去看過他。聽說在病房外方桌上放著紙筆供探病者簽名,我讓女婿代我去寫上一個名字,對永剛同志表示最後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聽到了哭聲,便對陪伴我的女婿說:「一定是永剛同志過去了。」這天上午死者的遺體由幾位電影界的負責人護送下樓。我讓病房門開著,仰臥在床上我看見一群人過去。然後走廊又空了。 
  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觸到的死亡。永剛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幾個人物活在我的心裡,甚至在病床上他們還常在我的眼前出現。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我的哥哥李堯林(1)   
  一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彷彿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我的「記憶之箱」打開了,那麼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內,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別三十七年。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跡。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麼親切,這麼善良,這麼鮮明。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於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並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唸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徵求別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朋友不多,他們對我瞭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他見到我很高興,並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同堯林去游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唸書。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我並沒有重視他的勸告。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裡住了一夜。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著微笑答道:「我習慣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裡有一種苦味。他改變了。他是頭一次過著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匯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別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我瞭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閒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只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著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麼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們友愛地分別了。他送給我一隻舊懷表,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於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大哥的答覆是可以想像到的:家中並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我堅持要走。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瞭解家中經濟情況。這倒叫三哥為難了。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唸書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見。最後大哥匯了錢給我。我委託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別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將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只有現在很短的時間。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別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我的哥哥李堯林(2)   
  這些話並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於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裡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裡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唸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像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像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背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惟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對象,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啊! 
  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我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薦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我的哥哥李堯林(3)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唸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一個星期裡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關心他實在不夠。他究竟有什麼心事,連他有些什麼朋友,我完全不知道。離開上海時我把他托給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陸蠡,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們兩位在浦江岸上望著直航海防的輪船不住地揮手。他們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還送到昆明。 
  這以後我見到更多的人,接觸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終未斷。這些信一封也沒有能留下來,我無法在這裡講一講三哥在上海的情況。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剛在那裡定居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斷絕了。 
  日本軍人佔領了上海的「租界」,到處捉人,文化人處境十分危險。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一點真實的消息。謠言很多,令人不安。聽說陸蠡給捉進了日本憲兵隊,也不知是真是假。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報告平安,但從字裡行間也看得出日軍鐵蹄下文化人的生活。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當久,終於到了我眼前。我等待著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離開了桂林,以後也沒有能回去。 
  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癒,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兩個多月才趕回上海,可是他在兩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旁邊。據說他病不重,只是體力差,需要休養。 
  我相信這些話。何況我們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業餘醫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進醫院,我也就沒有堅持送他去,後來還是聽他說:「我覺得體力不行了」,「還是早點進醫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幫忙讓他住進了醫院。沒有想到留給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時間!事後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進醫院,他的病是不是還有轉機,他是不是還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後悔,我責備自己,已經來不及了。 
  七天中間他似乎沒有痛苦,對探病的朋友們他總是說「蠻好」。但誰也看得出他的體力在逐漸衰竭。我和朋友們安排輪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過他一個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兩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說《火》的校樣。他忽然張開眼睛歎口氣說:「沒有時間了,講不完了。」我問他講什麼。他說:「我有很多話。」又說:「你聽我說,我只對你說。」我知道他在講胡話,有點害怕,便安慰他,勸他好好睡覺,有話明天說。他又歎口氣說了一句:「來不及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看了我兩眼,於是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病床時,他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只說了一個「好」字。這就是我們弟兄最後一次的見面。下一天我剛起床就得到從醫院來的電話,值夜班的朋友說:「三哥完了。」 
  我趕到醫院,揭開面紗,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麼黃瘦,兩頰深陷,眼睛緊閉,嘴微微張開,好像有什麼話,來不及說出來。我輕輕地喚一聲「三哥」,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卻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我為什麼不讓他把心裡話全講出來呢? 
  下午兩點他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入殮。晚上我一個人睡在霞飛坊五十九號的三層樓上,彷彿他仍然睡在旁邊,拉著我要說盡心裡的話。他說談兩個星期就可以談完,我卻勸他好好休息不要講話。是我封了他的嘴,讓他把一切帶進了永恆。我抱怨自己怎麼想不到他像一支殘燭,燭油流盡燭光滅,我沒有安排一個機會同他講話,而他確實等待著這樣的機會。因此他沒有留下一個字的遺囑。只是對朋友太太講過要把「金鑰匙」送給我。我知道「金鑰匙」是他在燕京大學畢業時因為成績優良而頒發給他的。他一生清貧,用他有限的收入養過「老家」,幫助過別人,這刻著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鑰匙」是他惟一珍貴的紀念品,再沒有比它更可貴的了!它使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貧的生活,它使我今天還接觸到那顆發熱、發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後我們把他安葬在虹橋公墓,讓他的遺體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裡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 
  他翻譯的《懸崖》和別的書出版了,我們用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請錢君匋同志寫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攤開的書,書中有字:「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它們是我從他的譯文中選出來的。我相信,他這個只想別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歲的窮教師在這裡總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時,我們在墓前添置了一個石頭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們一家人都要帶來鮮花插在瓶內。有時我們發現瓶中已經插滿鮮花,別人在我們之前來掃過墓,一連幾年都是這樣。有一次有人遠遠地看見一位年紀不大的婦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後來花瓶給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費,我總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裝飾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經沒有時間了。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邊,成了鬥爭的對象。嚴寒的冬天在「牛棚」裡我聽人說虹橋公墓給砸毀了、石頭搬光,屍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這是謠言,當時我連打聽消息的時間和權利都沒有。   
  我的哥哥李堯林(4)   
  後來我終於離開了「牛棚」,我要去給三哥掃墓,才發現連虹橋公墓也不存在了。那麼我到哪裡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裡去找這個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好教師的遺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將不停地追問自己。 
  八月十日寫完   
  懷念一位教育家(1)   
  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著。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裡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裡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 
  《南國的夢》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遊記《旅途隨筆》裡面,是我初到廣州時寫成的。這年春天我離開上海前曾經去醫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醫院,我到了那間單人病房,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說是腸癌,動過手術,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淚,我不敢多看他那張帶著痛苦表情的瘦臉,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咬著嘴唇,輕輕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們走出了醫院。 
  在廣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麼表示也沒有,只是空下來和一位廣東朋友在一起,我們總要談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並不熟,我同他見面較晚也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常常用敬愛的語氣談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後來才瞭解他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歲,是為了他和朋友們創辦的立達學園獻出自己生命的。我沒有在立達學園待過,但我當時正住在那位廣東朋友創辦的「鄉村師範」裡,跟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學校設在小山腳下三座並排的舊祠堂內,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創造出四周美麗的環境,用年輕的歌聲增添了快樂的氣氛。我作為客人住了五天,始終忘記不了在這裡見到的獻身的精神、真誠的友情、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態度,我和廣東朋友談起,說了幾句讚美的話。他說:「我是匡先生的學生,不過照他培養人、教育人的思想辦事。」我說:「要是他來看一看多好!」廣東朋友歎息說:「不可能了。不過他的思想會鼓勵我們。」他含著眼淚加一句:「我們一定要把學校辦好。」 
  我相信他的決心。我想到在上海醫院裡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興奮起來:「只要思想活著,開花結果,生命就不會結束。」我卻沒有料到兩年後,這個師範學校由於省教育當局的干涉停辦了。 
  互生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房裡陳設簡單。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那兩天我剛剛聽到關於他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裡,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我和幾個朋友都贊成他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佩服他的改造人們靈魂的決心和信心。他從不講空話,總是以身作則開導別人。 
  立達學園不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著崗位堅持到底。有一個學期他為學校經費到處奔走。我去過他的家不多久,那裡就被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掉了,學校也只剩了一個空架子。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中的事。停戰後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灣看立達學園的舊址,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裡斜立著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隻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這次到江灣是來找尋侵略戰爭的遺跡;互生先生卻是來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劃。 
  學校重建起來,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經熬盡。學園七月恢復,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腸癌進醫院動手術,他起初不肯就醫,把病給耽誤了。開刀後,效果也不好。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願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錢。我還記得在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讀到一篇讚美互生先生的短評,說他為學校籌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馬路上被車(人力車吧)撞倒,給送進醫院診治。醫生要他每天喝點白蘭地。他離開醫院後,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蘭地,花去八角。他說:「我哪裡有錢吃這樣貴重的東西?錢是學校需要的。」他以後就不再去喝白蘭地了。 
  手邊沒有《中學生》,我只記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當做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燈滅了,我感到損失,我感到悲痛。 
  還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戰爭爆發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戰區,只好在兩位留日歸來的朋友的住處借宿。後來我在環龍路一家公寓裡租到一間屋子,那兩位朋友也準備搬家。沒有想到過兩天那位姓黃的朋友忽然來說,姓伍的朋友讓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況,原來伍到他友人林的住處去洗澡,剛巧法國巡捕因「共產黨嫌疑」來逮捕林的朋友鄭,結果把三個人都捉走了。朋友們到處打聽,托人設法,毫無用處,我們拿不出錢行賄。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一天大清早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原來是互生先生。他進了房,從公文包裡掏出李的信,拿給我看,一面說:「信裡只有兩個名字,對姓鄭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寫進去。那麼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來。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朋友伍今天還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沒有忘記五十年前的這件事情。   
  懷念一位教育家(2)   
  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1)   
  陳仲賢先生把他寫的訪問記的剪報寄給我,我讀了兩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編譯室」樓上的學習,北京某招待所樓下的長談,我都還記得。我不把他看做一個記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讀他的文章,我感到親切。不過他同我接觸不夠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隨便談一兩件,例如我和其他幾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為了實現「四人幫」「砸爛作家協會」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做給人們看:對我這個人他們也落實政策,讓我有工作做。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這之前我們在巨鹿路作家協會舊址學習。作協的名稱已經取消,合併到「文化系統四連」裡,當時常有小道消息說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許會放我回家,因為我已年過七十,「文革」以前我並不在作協上班,也未拿過工資,我又無一技之長,只有一點虛名,「文革」期間連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說我是一隻「死老虎」,毫無用處。沒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學習,那位工宣隊出身的四連黨支部書記在門口看見我,叫我跟他到樓下東廳裡去。兩年前也是在這裡,他向我宣佈「市的領導」決定,將我的問題「做人民內部處理,不戴帽子」。這是「四人幫」的語言,說「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頂你自己看不見的帽子。沒有文件,他只是翻開一個筆記本念出幾句話。我沒有抗議,也沒有質問,當時我仍然聽話,我想到「文革」前開了頭的《處女地》的改譯本,就說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點翻譯工作吧。」支部書記不曾回答,但是過兩天他在學習會上向群眾宣佈關於我的決定時,就加了一句:「做翻譯工作。」我想:「也好。」從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處女地》躲在樓上小屋裡工作。全書譯完了,支部書記也沒有查問過一句。這次到東廳他坐下,仍然沒有文件,連筆記本也不拿出來,只是口頭宣佈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報到。我仍然沒有抗議,不過我要求單位寫封介紹信說明我年老多病的情況。他寫了一封短信給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組織處報到,又給派去「編譯室」,「編譯室」是出版翻譯圖書的,當時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從作協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藝編輯室,我一個人卻給派到「編譯室」,這意味著把我趕出了文藝界。 
  拿著組織處的通知回到家裡,我躺在籐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憶了過去幾年間的事情。對「四人幫」及其招牌口號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過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麼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做自己應得的懲罰。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為了討別人的歡心。……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決心: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別人。 
  第二天我去「編譯室」報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見我的是一位管業務的負責人。我便向他說明我身體虛弱不能工作,只參加學習,一個星期來兩個半天。他起初想說服我參加工作,我堅持有病,他終於讓步。我就這樣進了「編譯室」。和在「文化四連」一樣,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單位參加學習,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裡聽同志們「開無軌電車」,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到了必須表態的時候我也會鼓起勇氣講幾句話,或者照抄報上言論,或者罵罵自己。但在這裡我發言的機會不多。不像在作協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學習幾乎每「人」都得開口,我拙於言辭,有時全場冷靜,主持學習的人要我講話,我講了一段,就受到了圍攻,幾個小時的學習便很容易地「混」過去了。換一個人開頭髮言也一樣受圍攻,只要容易「混」過學習時間,大家似乎都高興。到了「編譯室」,學習時間裡氣氛不太緊張,發言也比較隨便,但是我已經明白這樣耗費時間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和陳仲賢先生就是在學習會上認識的,他到「編譯室」比我遲幾個月,他經常發言,容易引起人注意,當然也有違心之論,但我覺得他是個不甘心講假話的忠厚人。即使是這樣,我也不曾同他交談,當時多認識一個人,可能多一些麻煩,說不定旁邊有人打小報告,也有可能對方就會把你出賣。多說一句話,也許會添一個罪名,增加別人揭發的材料。還有一些人小心謹慎,街上遇見熟人不是轉身躲開,就是視若無睹。陳仲賢先生說我「寓悲憤於沉默,從未說『四人幫』一句好話」。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孤零零的「牛鬼」。別人害怕同我接觸,我也怕見別人。幾年的批鬥使我習慣於「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後來對偶像逐漸幻滅,看夠了「軍代表」、「工宣隊」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認識陳仲賢先生的時候,的確有些悲憤。但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講過「四人幫」的好話,不過不是當做真話講的;至於「文革」初期由於個人崇拜,我更是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四人幫」的腳下,習慣於責罵自己、歌頌別人。即使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今天對人談起「十年」的經歷,我仍然無法掩蓋自己的污點。花言巧語給誰也增添不了光彩。過去的事是改變不了的。良心的責備比什麼都痛苦。想忘記卻永遠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傷疤露出來,我才有可能得到一點安慰。所以我應當承認,我提倡講真話還是為了自己。   
  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2)   
  最近接到友人蕭乾寄贈的《培爾·金特》,這是他翻譯的易卜生的名劇。這名著我幾十年前翻讀過,毫無印象。這次看了電視錄像,又匆匆地翻讀了譯本,感受卻大不相同。我不想在這裡談劇本,我只說,我喜歡劇中的一句台詞:「人—— 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說真話,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吧。 
  我和陳仲賢先生都離開了「編譯室」,我說不清誰先誰後,只記得「砸爛」的作協分會復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先後來採訪過幾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記者了。我們談得很融洽,並無顧忌,不必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很健談,但讀他的報道又嫌他下筆謹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採訪的經驗寫出來,我一再給他鼓勵,我相信講真話的書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九月七日   
  談版權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來信,談起烈文對舊作的態度,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少年時期所寫的小說,原名《舟中》,後來有人偷印,改名《保姆》。當年靳以在永安買到了,使烈文臉紅,他不願意人知道有這一本東西……」國內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創作選集,所以雨田說:「不應該再將它重印。」 
  我同意她的意見。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讀過《舟中》,覺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認識烈文,有一個時期我們經常在一起,無話不談,他從未提過《舟中》,我編印叢書,他也不曾將這類舊稿交給我重印。人對待自己的作品應當嚴格,當時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較隨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個:我的作品的盜版本最多,有的「選集」裡甚至收入了別人的文章。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制止盜版和不徵求同意的編選,我便親自動手編印選集,不讓人在我的臉上隨意塗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關於我自己,我有兩點意見:一、我不是文學家,我當時不過拿文學做武器跟舊社會作鬥爭;二、我是一邊寫作一邊學習,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費,我是這樣想:我說自己的話,不要別人付錢。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說的「版稅」送給了一個朋友。以後書寫多了,領取稿費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勞動換來的嘛!」說到修改作品,拿《家》來說,自從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說在《時報》連載後,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後大概不會再改了。關於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堅持作家有這個權利。我說過,作品不是學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後就不能修改。作家總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寫得更好些。拿我來說,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鋒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讀者不滿意,可以寫文章批評,但是誰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規定以初版本為定本。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願意別人把我發表第一本小說以前寫的東西找出來重印。不管有沒有出版法,我認為作家應當享有作品的「版權」,既然他對自己的作品負有責任。沒有得到作者同意就編選、翻印別人的作品,這是侵犯「版權」。對這類事情作家也可以進行抵制和抗議。 
  我也曾經說過,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是社會的東西,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因為作品發表以後就在讀者中間產生作用。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勞動的成果,是根據作者的生活經驗與思想感情寫成的,只有作者最瞭解作品寫成的甘苦,他不會因為某一位讀者的批評而隨意修改作品,但是他也應該知道自己對讀者負有什麼樣的責任。世界上有千萬部作品被人遺忘,讓人拋棄。可見作品既不屬於作者個人,它又屬於作者個人。這種關係可以通過「版權」來說明。作者的「版權」必須得到保障,但「版權」並不是私有財產。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為自己作品的「版權」奮鬥,我的書櫥裡至今還有一大堆隨意拼湊、刪改的盜版圖書。作品的本來面目給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一再提到「版權」,我不是想到稿費,我已經下定決心:在所有的舊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費。我要把它們轉贈給新成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作品既然不屬於作者個人,我也無權將「版權」視為私有財產給兒女親屬繼承。 
  在《隨想錄》中談文學館,這是第三次了。我願意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雖然成立不久,規模很小,但發展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大量開發的日子就會到來的。一九五五年我讀過法國作家薩特的《對新中國的觀感》,裡面有類似這樣的話:中國人跟你談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還有個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況。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記錯薩特的話,現在行動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難。在這裡我只想說,我已經看到了文學館的明天。這明天,作者和讀者人人有份。我的心靈彷彿一滴水,在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歸宿。有一天我會被讀者忘記,我的作品將和一切選本書、盜版書一起化為塵土。但是我們的文學事業一定要大發展,任何干擾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錦局面的出現。 
  九月十五日 
  我終於找到了薩特的原文:「我們時常非常感動地看到:許多工程師、工人、農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樣很自然地對我們描繪一個他們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兒女們來代替他們看到的未來社會。」這是二十八年前寫的文章,可惜薩特沒有機會重訪中國。 
  九月十九日   
  又到西湖   
  摔斷左腿之後,我以為三五年內不可能出門旅行。現在靠朋友們的幫助和兒女們的照料,我居然又來到西湖,住在去年住過的那所旅館內,一切如舊,只是我身邊多了一根木拐和一把輪椅。 
  木拐和輪椅有它們的用處。我幾次拄著木拐在正門外大平台上散步;我坐在輪椅上游過三潭印月和西山公園。這說明我還不能自理生活。 
  這次我和孩子們同住一個大房間,因為我離不開他們。九歲的外孫女端端也同來陪我度過國慶節。寢室外有一座較大的陽台,在那裡也可以看到西湖,仍然是蘇堤、孤山,還有新建成的公園「曲院風荷」,園中一帶水杉林,水面上一大片荷葉。正對面孤山腳下就是秋瑾墓,白色的烈士塑像聳立在綠樹叢中。往左看,白堤遠遠地橫在前面,保俶塔高高地立在左側,眼界開闊多了。 
  陽台下香樟和桂樹枝葉茂密,長得十分高大。這次我住在五樓,離它們更近了些,剛巧又是桂花開放的時節,站在欄前,滿面花香,好久沒有聞到這樣濃郁的香氣了。可惜連續下了四天的雨,陽台上積水難消,紅磚地鋪得不夠平,從寢室打開門走出去,面前就是一個水蕩,我的病腿無法一步跨過去,只好「望洋興歎」。幸而下雨的時候還不算太多,我在杭州小住的十五天中,雨天不過占三分之一。落雨我就不下樓,陰天我喜歡在樓下大廳的沙發上閒坐,默默地觀察別人。我至今還保留著這個老習慣。 
  今年遊客特別多,外賓和華僑一批接著一批,每天游車出發前和游罷歸來後,大廳裡顯得十分擁擠,看來它快要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了。前幾天我游三潭印月,女婿推著我坐的輪椅走過曲折的小橋,我驚奇地發現四周有那麼多的人,好像在鬧市一樣。人多了,風景的負擔加重了;大家擠來推去,風景的魅力也就減少了。一九三○年我第一次游西湖,在一個月夜,先到三潭印月,彷彿在做一個美麗的夢。一九六○年春夏之際我常到三潭印月橋上碑亭中徘徊,欣賞康有為親筆寫的對聯「如此園林,四洲遊遍未曾見」。「文革」期間連康有為的對聯也被砸爛了,現在換上別人的手跡用小字給刻了出來,我無法在亭內停留將聯語重念一遍,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旅遊淡季。 
  我沒有去靈隱,聽說到那裡燒香的人太多。國慶節上午我侄女國糅帶著小端端從靈隱寺後面爬上韜光,回來抱怨說絲襪給人們手裡落下的香灰燒了個小窟窿。遊人和風景、名勝之間需要做適當的安排,看來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了。 
  但西湖的綠化工作做得不錯,也不難應付發展得很快的形勢。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遊人,也看到越來越美的山水。橫遭冤屈的名勝古跡得到了昭雪;破壞了的景物逐漸在恢復;新建設的公園不斷在增加。西湖的確是我們的大花園。 
  三十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們游西湖,住湖濱小旅館,常常披著雨衣登山,過煙霞洞,上煙雨樓,站在窗前望湖上,煙雨迷茫,有一種說不出的美。煙霞洞旁有一塊用世界語寫的墓碑,清明時節我也去掃過墓,後來就找不到它了。這次我只到過煙霞洞下面的石屋洞,步履艱難,我再也無法登山。洞壁上不少的佛像全給敲掉了,不用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績。 
  石像毀了,影子還在。為什麼要砸爛呢?我想不通。 
  十月十九日   
  為《新文學大系》作序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要求我為小說選集作序。我認為給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總結是一件好事,但我並不是適當的作序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大系》(第一個十年)中有三卷小說選集,三位編選人(魯迅、茅盾、鄭伯奇)都寫了「導言」,他們的導言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新編的《大系》中,小說選集共有七卷,卻只用一篇序文。我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重讀當時的許多作品,對入選的作家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也寫不出那樣精彩的導言;何況我又是一個病人。我一再推辭都得不到諒解,編者說:「並不要求你寫完整的序文,寫一點感想也可以,長短都行。」好,我就寫點感想吧。我被說服了,便答應下來。 
  「文革」期間我給戴上了精神的枷鎖,什麼也不敢想。近幾年來,我想得較多。我走上文學道路正是在這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新文學一出現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個忠實的讀者,然後拿筆寫作又成為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說在國外寫成,我說過《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梭)是教我講真話的啟蒙老師。其實我動身去法國的時候,腦子裡就裝滿了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沒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為首的新文學作品的教育。它們使我懂得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文學。 
  在新文學作品中我經常接觸到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做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人?作品解答了這個問題。作者和讀者一同探索,一起前進,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現實生活中成長,也在文學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我和無數的青年一樣,如饑似渴地從新文學作品中汲取養料,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它們像一盞長明燈照亮了我的心,讓我不斷地看到理想的光輝。儘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受到挫折,走過彎路,可是從新文學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勵,得到安慰,我始終熱愛生活,從未失去鬥爭的勇氣。我們的新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傳給別人。在幾十年的文學生活中,我作為學生不曾離開老師們走過的道路。 
  我們的新文學是集體的事業。它有它的傳統;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作者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新文學就是講真話的文學,過去也有「說假話」的作家,但只是極少數,而且也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創造的「不過一個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為人生的藝術,為社會改革的文學,我國新文學就是沿著這條道路發展、壯大的。對這幾十年的成績應該有人出來做一番總結了。 
  謙虛是東方人的美德。作家對自己也應當有嚴格的要求。「文革」期間我每星期寫一篇《思想匯報》,罵自己一輩子「白吃乾飯」,「放毒害人」。但是運動過去,我冷靜地考慮問題,回顧自己由讀者成為作家的道路,覺得並沒有虛度一生,儘管我並無什麼值得提說的成就,但是在集體事業中我也曾獻出小塊的磚瓦。我不止一次地說過,作為新中國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這個集體的事業。我們的新文學是表現我國人民心靈美的豐富礦藏,是塑造青年靈魂的工廠,是培養革命戰士的學校。我親眼看見大批青年在抗戰初期,不顧危險,不怕困難,奔赴革命聖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過旗幟站了出來,革命思想傳播得那樣快,新文學也有不小的功勞。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樣,並不是生下來就相信:光明必然驅散黑暗,真理一定戰勝謊言。我本來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孩子,又在私塾裡讀慣了宣揚孔孟之道的四書五經。可是不少的文學作品讓我在死氣沉沉的舊社會中呼吸到新鮮空氣,在潛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靈魂,使我敢於拿起筆攻擊舊社會、舊制度。我自己衝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運的讀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邊寫邊學,在那十年中間我每天收到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的親切、熱情的信函,向我傾吐他們的理想、願望、困難和痛苦,掏給我他們的真誠的心。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後來由於種種的原因,我和讀者們漸漸疏遠,我接觸文學作品的時間越來越少,更不用說「深入生活」。我的創作力也逐漸減弱,有一個時期幾乎什麼也寫不出來。然而新文學的事業甩開了我一直大步前進。 
  以上是我的一點感想,作為序文也許不適當,但感想畢竟是感想,而且它還是我幾十年閱讀和寫作的經驗的總結。 
  有人問:你給小說選集作序,怎麼不提「小說」二字?我答道:我說的「文學作品」,指的正是小說,我認為在新文學的各個部門中成績最大的就是小說。 
  又有人問:你說的「新文學作品」是不是也包含著壞的作品?我答道:當然不把壞作品算在裡面。我記得一個規律:好作品淘汰壞作品。壞的作品即使風行一時,也不會流傳久遠,很快就會被讀者忘記。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我的「倉庫」   
  我第二次住院治療,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時,就下床,坐在小沙發上,等候護士同志兩點鐘來量體溫。我坐著,一動也不動,但並沒有打瞌睡。我的腦子不肯休息。它在回憶我過去讀過的一些書,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記憶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點美好的東西。 
  我大概不曾記錯吧,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演說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衛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長期被德軍包圍的時候,一個少女在日記中寫著「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類的句子。沒有電,沒有燭,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她不可能讀書,她是在黑暗裡靜靜坐著回想書中的情節。托爾斯泰的小說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現在跟疾病做鬥爭,也從各種各樣的作品中得到鼓勵。人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熱愛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書中人物的命運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未來的閃光。人們相愛,人們歡樂,人們受苦,人們掙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關在病房裡,我的心也會跟著書中人周遊世界、經歷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沒有精力閱讀新的作品,過去精神上財富的積累也夠我這有限餘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熱。 
  人們常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有深的體會,我的心靈就是文學作品塑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許多部作品,許多部內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盤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發上我回憶了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 
  我最後一次讀完《雙城記》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國郵船「昂熱」上,第二天一早郵船就要在馬賽靠岸,我卻拿著書丟不開,一直讀到深夜。儘管對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我和小說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儘管書中主要人物懷才不遇的卡爾頓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是幾十年來那個為了別人幸福自願地獻出生命從容走上斷頭台的英國人,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還是我的許多老師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則,教我懂得一個人怎樣使自己的生命開花。在我遭遇噩運的時候他給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氣。 
  我好久不寫日記了。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我就會寫下「某某日《雙城記》」這樣的句子。我這裡沒有書,當然不是閱讀,我是在回憶。我的日記裡可能還有「某某日《戰爭與和平》,某某日《水滸》」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沖挑著葫蘆踏雪回到草料場……許多人物的命運都加強了我那個堅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貢獻;不在於接受,不在於獲取。這是許多人所想像不到的,這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間要是「造反派」允許我寫日記,允許我照自己的意思寫日記,我的日記中一定寫滿書名。人們會奇怪:我的書房給貼上封條、加上鎖、封閉了十年,我從哪裡找到那些書閱讀?他們忘記了人的腦子裡有一個大倉庫,裡面儲存著別人拿不走的東西。只有忠實的讀者才懂得文學作品的力量和作用。這力量,這作用,連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卻徹底否定了它們。高爾基說得好:「我不記得有過什麼大藝術家會像他這樣相信藝術(這是人類最美麗的成就)是一種罪惡。」可是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根據作家的意見把它們全部燒燬。連托爾斯泰本人,倘使他復活,他也不能從我的「倉庫」裡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懷念均正兄(1)   
  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讚我「記性好」。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只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銓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霞飛坊,即現在的淮海坊)裡。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著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回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我們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蕭珊笑著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他們的感謝並不是客套話,只是出於他們的謙虛和好客。蕭珊並沒有想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別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隨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我大吃一驚。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並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大會。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捨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閒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別,均正兄帶著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敘」。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我說:「一定來。」 
  沒有想到一別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彷彿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只能是女兒小林了。 
  「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於發了出來。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著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那麼一定是由於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於講話,他也一樣。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庭負擔較重。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讚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內,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內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態度都是嚴肅認真的。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著不到一歲的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托他帶口信。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他從來不發牢騷,只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其實我的生活也並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幣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著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淮海路)去買賣「大頭」,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我上街總要注意煙紙店門口掛的銀元(「大頭」)牌價。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懷念均正兄(2)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第二年他跟著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確好起來了。後來開明併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並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我瞭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瞭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著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著眼淚拿著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干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消息。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見到他們我彷彿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四人幫」垮台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銓打電話通知他。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久別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只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但交談起來我們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傷痕,他們失去一個女兒,我失去了蕭珊。我們平靜地相對微笑,關心地互相問好,在幸福村的小屋裡,坐在他們的身旁,我感到安穩和舒適。我第一次體會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義。我就這樣坐了兩三個鐘點,還在他們家吃了中飯,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別的朋友,我不想離開他們,但也只好告辭走了。 
  第二年我出國訪問,從北京動身。在上海的時候我聽說均正兄患病,據說是「骨刺」,又說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醫院探望。在一個設備簡單的底層單人病房裡,均正兄側著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國華嫂在旁邊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對我微笑,我卻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適當的安慰的話,我默默地望著那張熟悉的臉,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亂,雜事多,腦子裡裝滿了文字、聲音、形象……它們互相排擠,一刻也靜不下來。每天從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勞;同客人交談,不得不時時用力睜開眼睛。我沒有足夠的精力應付各種意外的干擾,也無法制止體力和記憶力的衰退。我並沒有忘記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闖進腦子裡來的生客們一筆勾銷。他病中我一共探望過三次,除了在醫院那一次外,還有兩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見他坐在籐椅上,不像一個病人,我們談話不多,但是我不曾見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輕鬆。第三次看見他,他又側著身子躺在床上,顯然病情惡化了。這一次我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長留在腦中。我待的時間不長。但也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一面。 
  然後便是北京來的訃告和小銓的信,告訴我一位勤勤懇懇埋頭工作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後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見不到了。他是那麼善良,我從未聽見他講別人的壞話,他也並不抱怨生活。我看見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那麼安靜。他默默地死去,不會有什麼遺憾吧。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他做到了有一分熱放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他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懷念均正兄(3)   
  我沒有去北京參加他的追悼會、向他的遺體告別,作為一個老朋友,覺得有負於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學習不了他。像他那樣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兩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訪巴黎歸來,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顧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國華嫂一人,小銓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國華嫂高高興興拿這拿那,熱情不減當年。家中很安靜,很有秩序,國華嫂精神好,講話多,坐在她的小房間裡我仍然像從前那樣感到不變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溫暖,好像均正兄還在出版社辦公或者出席什麼會議,他並沒有離開我們。 
  十二月十三日   
  我的名字(1)   
  我這裡要講的只是我的筆名,不是我父親給我起的學名。我的學名或本名已經被筆名「打倒」和「取代」了,這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料到的。幾十年來有人問我「貴姓」,我總是回答「姓李」,而人們卻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國沙多—吉裡城拉封丹中學食堂樓上宿舍裡寫完小說《滅亡》,用五個練習本謄好全稿,準備寄給在上海的朋友,請他代為印刷。在包紮投郵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書上印出我的本名,讓人知道作者是誰。於是我在扉頁上寫了「巴金著」三個字。 
  這就是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的開始。關於它我已經做過多次的解釋,說明我當時的想法。我看用不著在這裡多說了。其實多說也沒有用處,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今天還有些外國人喜歡拿我這個筆名做文章。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我使用筆名,只是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隱藏起來,我不會在名字上花費精力、表現自己。其實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過一個筆名發表小詩和散文,不過那個筆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過去發表的東西我也並不喜歡。在沙多—吉裡養病的時候,我給美國舊金山華僑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寫過好些雜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滅亡》發表以後我便不再用這個筆名了。 
  小說《滅亡》在上海《小說月報》一九二九年一月號上發表,連載了四期。但「巴金」這個名字第一次的出現卻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東方雜誌》十九號上面。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裡過了暑假後,到巴黎住了一個時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給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寫的《托爾斯泰論》(法譯文刊在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面)。為了紀念托爾斯泰的百歲誕辰,他要我翻譯這篇文章給《東方雜誌》發表。過幾天我譯好全文要給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個新的筆名,不加考慮就寫在譯稿上面。這樣《滅亡》刊出,愈之他們就知道作者是誰了。 
  《滅亡》連載後得到讀者的鼓勵,使我有機會陸續發表作品。我走上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我並沒有到處碰壁的經驗,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編輯部退回,這部退稿經過我改寫後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來只打算用一次兩次的筆名,卻被我接二連三地用了下去。編輯先生喜歡熟悉的名字,讀者也習慣常見的筆名。「巴金」收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我用筆名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還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後面過平凡人的日子。後來本名給筆名淘汰了,即使別人承認我姓李,我也不會得到安靜。我想不必計較吧,反正人活著,用什麼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說《萌芽》被查禁,我的筆名在上海犯了忌諱,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筆名,先是「余一」,以後又是「王文慧」和「黃樹輝」,還有「歐陽鏡蓉」。然而不多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就「被迫」撤銷,「巴金」又不知從哪裡鑽了出來,不過活動範圍也只限於書刊,因此認識「巴金」的人並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場所出現,也不會讓人識出。 
  解放後前十七年中我參加社會活動較多,無法再躲在本名後面過清閒日子,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還有一個本名。它的惟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戶口簿上的戶主。這些年我寫得不多,但認識我的人越來越多。通過筆名,人和作品給連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總有人認出我是什麼書的作者,有讚美,也有批評。我自己很感到拘束,彷彿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視我的一舉一動,用我書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說實話,有個時期我真想改換我的名字,讓大家都忘記我。 
  於是所謂「文革」的風暴來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還不寒而慄。我也說不清自己是怎樣熬過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的外賓,回到機關學習,就有一種由「堂上客」變「階下囚」的感覺,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報了。前有大海,後有追兵,頭上還有一把搖搖欲墜的利劍,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裡。這個時候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說我的筆名要不得,是四舊,是崇洋媚外,應當「砸爛」。我膽戰心驚,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說今後決不再用。我已完全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裡只有「罪孽深重」四個大字。也許我頭腦單純,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麼重大;也許我在「打如意算盤」,還以為脫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沒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槍靶,他們不肯把它一筆勾掉,反而到處為它宜傳,散發我的言行錄,張貼打倒我的大標語;在馬路旁豎立我的大批判專欄;在工廠和學校召開我的「游鬥」會;在殺氣騰騰的批鬥會上人們要「砸爛」巴金的「狗頭」;我自己也跟著舉手高呼口號「打倒巴金!」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不斷地寫檢查,寫「思想匯報」,重複說著同樣的話。我灰了心,斷了念。「讓它去吧」。 
  十年過去,我還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擱不了筆。看來我用不著為這個多花費腦筋了。今天我在醫院裡迎接了我的第八十個年頭,來日無多,我應當加倍珍惜。多寫一個字就多留下一個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讓後人去議論吧。   
  我的名字(2)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的日記   
  最近我在《花城》雜誌上讀到楊沫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單是開頭的一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就使我渾身顫慄,作者好像用頭把一個字一個字打進我的靈魂。短短的一兩頁篇幅的文字記錄了著名作家老捨、蕭軍、駱賓基……被斗、挨打的真實情況,這批鬥,這痛打,導致了老捨同志的死亡。楊沫同志坦率地說:「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將與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們許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慘痛經驗。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傷殘飲恨終身,更多的人懷著餘悸活到現在。把當時的情況記錄在日記裡保存下來、發表出來的,楊沫同志似乎是第一個。作者的勇氣使我欽佩。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開頭。對這個開頭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傷疤不必揭露;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並不是一場噩夢,我床前五斗櫥上蕭珊的骨灰還在低聲哀泣。我怎麼能忘記那些人獸不分的日子?我被罰做牛做馬,自己也甘心長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獸性發作起來凶殘還勝過虎狼。連十幾歲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為樂,任意殘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經常思考,我經常探索:人怎樣會變成了獸?對於自己怎樣成為牛馬,我有了一些體會。至於「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還想不通。然而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否則萬一將來有人發出號召,進行鼓動,於是一夜之間又會出現滿街「虎狼」,一紙「勒令」就使我們喪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餘悸」,我嘮嘮叨叨,無非想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關進「牛棚」。只有牢牢記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現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衛後代,我看楊沫同志這個頭開得好。 
  稱讚了別人以後我回顧自己,我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記讓作家協會分會的造反派拿去。以後我停筆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開始寫日記,那時我在作協分會的「牛棚」裡學習,大部分時間都給叫出去勞動。勞動的項目不過是在花園裡掏陰溝、拔野草,在廚房裡揀菜、洗碗、揩桌子。當時還寫過《勞動日記》,給「監督組」拿去掛在走廊上,過兩天就不見了,再寫、再掛、再給人拿走,三四次以後就沒有再寫了。《勞動日記》中除了記錄每天勞動的項目外,還有簡單的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寫的時候總說是「真心悔改」,現在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用假話騙人爭取「坦白從寬」。接著我又在一本練習簿上寫日記,並不每天交出去審查,但下筆時總覺得「文革派」就坐在對面,便主動地寫些認罪的話討好他們。當然我在短短的日記裡也記錄了當天發生的大事,我想幾年以後自己重讀它們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艱難曲折。總之我當時是用悲觀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並沒有楊沫同志的那種想法,更談不到什麼勇氣。但即便是我寫的那樣的日記也不能繼續下去。到這年八月底幾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勒令我搬到作協分會三樓走廊上過夜,在那裡住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把我揪到江灣復旦大學批鬥,讓我在學生宿舍裡住了將近一個月,然後釋放回家。我的日記卻不知給扔到哪裡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蕭珊要了一本「學習手冊」,又開始寫起日記來。我的用意不再是爭取「坦白從寬」,我已經看透造反派的心(他們要整你,你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我只是想記錄下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不過為了保護自己,我繼續「歌功頌德」。我每天在「牛棚」裡寫一段,儘管日記中並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時間只要是自稱「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我以為把日記放在「牛棚」內,鎖在抽屜裡面比較安全。沒有想到不到兩個月,造反派、監督組忽然採取「革命行動」搜查「牛棚」,勒令打開抽屜,把「學習手冊」中的日記和「檢查交代」、「思想匯報」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寫日記。我不鬥爭,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裡,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裡。我深深感到內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茅盾談話錄》   
  在病房裡我讀到沈韋韜、陳小曼兩位同志的來信。我最近一次看見他們,還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參加茅盾同志追悼會的時候。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們習慣這樣稱呼茅盾同志),總會見到他們中間的一位。這一次他們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談起來我覺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們面前,我忘不了剛剛離開我們的偉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見過韋韜,他那時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們一直少有交談的機會,因此至今還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見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見過幾面。茅公逝世後,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過北京,也沒有給他們寄過信去。我兩次住進醫院治病,加起來已經超過十個月,這中間我從探望的友人那裡知道一點韋韜夫婦的消息,朋友們稱讚他們沒有私心,能夠遵照茅公的意願,把遺物獻給國家。我說我要寫封信向他們表示敬意,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心願。但是信並未寫成,我寫字困難。 
  他們的信卻意外地來了。信上一開頭就說:「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幫助。」接下去解釋是什麼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來,上海的《××報》和《×××報》先後選載了×××寫的《茅盾談話錄》。這個《談話錄》是以記錄先父談話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社會上就當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談話,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實並非如此。先父生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談話錄》,……而從內容來看,失實虛假之處很多,因此其真實性很值得懷疑。我們認為,假如這個《談話錄》傳佈開去,以訛傳訛,不僅有損先父聲譽,且對國內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響。為此,我們寫了一則「聲明」寄給《××報》,希望他們刊出。……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別人把我們的沉默當做默認,考慮之下我們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對此事予以關注。 
  隨信還附來他們的「聲明」和致編輯部信的副本。「聲明」簡單明瞭,給編輯部的信中對情況做了較詳細的說明,我想報社可能很快刊出他們的「聲明」,事實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澄清事實便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三年前我曾說過:「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認為我們不應當做任何有損於茅公聲譽的事。 
  關於《談話錄》,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用記錄談話的形式發表的《談話錄》,記錄者在發表它之前應當向讀者證明:一,他所記錄的全是原話;二,這些原話全是談話者同意發表的。至少,發表這些《談話錄》的報刊編輯應當看到證據,相信他們發表的是別人的原話,因為他們也要對讀者負責。讀者信任他們,他們要替讀者把好這個關口。其實把關的辦法也很簡單:一,取得談話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談話者已經去世,就徵求家屬的同意。但家屬的同意不同於談話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為旁證而已。 
  要茅公為這個《談話錄》負責是不公平的事。《談話錄》不在他生前發表,不讓他有一個「表態」的機會,就作為第一手材料,流傳下去,這是強加在偉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實的東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韋韜、小曼同志的聲明:「希望讀者注意,凡引用《談話錄》作為研究茅盾的依據而產生的錯誤,概與茅公無關。」 
  總之,我認為此風不可長。 
  我並非信口開河。我也有自己的經驗。幾十年來我見過無數的人,說過不少的話。除了回答採訪記者提出的問題外,我講話有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有時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時敷衍應酬,言不由衷;有時缺乏冷靜,議論偏激。我不要發表這一類講話,也不能為閒談中的片言片語負任何責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聲明: 
  我說了我沒有說過的話,我做了我沒有做過的事。……有些人在小報上捏造了種種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訪問記》、《印象記》等等文章裡面使我變成他們那樣的人,說他們心裡的話。1 
  我希望不要再看見五十年前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裡,已經在醫院住了半年零幾天了。瘸著腿到了家中,我才發覺傷腿短了三公分。 
  在醫院裡幾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來探望的親友)都對我說:「你已經恢復得很快了。現在要靠鍛煉。」回到家裡我也對所有的來客說:「我要靠鍛煉。」但我並沒有方案,並沒有計劃;這個人說,該這樣動好,我就這樣動動;那個人說,該那樣動好,我就那樣動動。精力不夠,在樓下太陽間裡來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時讓別人扶著下了台階繞著前後院走了一圈,勉強可以對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這裡所謂走是指撐著木拐移動腳步,家裡的人不讓我獨自走下台階,我也不敢冒險。 
  我睡在二樓,吃飯、活動、看電視都在樓下。上下樓梯也是一種鍛煉,有欄杆可扶,不必撐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費力,上下多了又擔心摔倒。每天上下樓各兩次,早晨起來下樓,吃過中飯上樓,午睡後下樓,晚上八九點鐘再上樓。在樓下活動的時間可以說是很多。 
  剛回家的時候我還重視鍛煉,晚上早早上樓,在鋪毯子的房間裡做各種活動,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來滾去,弄得滿身大汗,覺得有一些進步,自己也相當滿意。但是過了十多天又聽人說,鍛煉要「適可而止」,不能過於勞累。自己正感到有點吃不消,就放鬆了鍛煉。感冒以後,精神不振,有個短時期我甚至放棄了鍛煉。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放棄,我不能不經常走動。只要坐上一個小時,我就會感到跌傷的左腿痠痛,坐上兩三個小時心裡便煩躁不安,彷彿坐在針氈上面。幸而我沒有停止走動和散步,否則我今天即使拄著手杖也不會走路了。 
  除了這些「鍛煉」,我還求助於一位傷科大夫,他每週來兩次,給我推拿、治病。他還替我出主意,提建議,服什麼藥,打什麼針。正是聽從他的意見,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經科門診,最後又作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療。我還聽他的勸告到醫院打過多種氨基酸的針藥,打了兩個療程,效果很好。我應當感謝他。關於《病中》的三篇「隨想」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我重新拿起筆續寫《隨想錄》大約在回家後的一個半月。我整天在樓下活動,大半在太陽間裡。這裡原先是走廊,我摔傷後住院期間給裝上玻璃門窗,成了太陽間。坐坐,走走,會見探病的親友,看看報紙,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籐椅,沒有扶手我就起不來。太陽間裡光線好,靠窗放有一架縫紉機,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這裡寫字也行。後來身體好了些,我覺得手也得動一動,寫字也是一種鍛煉,便在樓上揀出一疊稿紙,端一個長方小木凳放在鋪了檯布的縫紉機前,坐下來開始寫作。起初圓珠筆或自來水筆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寫一個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強寫上一百字光景。後來打了多種氨基酸,療程還未結束,精神特別好,一坐下來往往可以寫兩三個小時。本來我試圖一筆一畫地一天寫百把字來克服手指的顫抖,作為一種鍛煉,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跡很難過,認為比我那小外孫女寫的字還差。他幾次勸我改用錄音器或者找人代筆,他忘了我是一個病人,我也無法使他瞭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這樣回家後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寫成了。就是《願化泥土》。為什麼先寫它?因為我在摔傷前開了頭,寫了這篇「隨想」的前三段。八個月後我接著以前中斷的地方續寫下去,並不困難,我順著一條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還是對家鄉、對祖國、對人民的感情。這些感情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變化,我很想弄個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時候剛剛拔光了剩餘的幾顆下牙,只能吃流質食物,食慾不振,體力差。鍛煉成績不好,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想到死亡,我並不害怕,我只是滿懷著留戀的感情。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盡頭,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動的時間究竟還有多少。我好為我那些感情做適當的安排。讓後人來判斷我嘮嘮叨叨,反反覆覆,是不是在講真話。單單表示心願是不夠的,只有講了真話,我的骨灰才會化做泥土,留在前進者的溫暖的腳印裡,溫暖,因為那裡有火種。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裡我受盡了噩夢的折磨,我要另寫「隨想」談我的噩夢。有時我同兒女們談起當時的情況,還不寒而慄。我怎樣熬過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說不清楚。不管怎樣,我總算熬過來了。我的健康在逐漸恢復,雖然很慢,我的身體終於好起來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的噩夢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卻得到一身的後遺症。這兩天天剛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對我說:「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講過三次,這就是說三天我都在做噩夢。 
  我一生做過太多的夢。但是噩夢做得最多的時期是「文革」期間。現在還應當加一句:和「文革」以後。這樣說,並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隨想」中我講過,我怎樣在夢中跟鬼怪戰鬥,滾下床來。後來我又講我怎樣將牽引架當做堂·吉訶德的風車。在夢中我還受到魔怪的圍攻,無可奈何地高聲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後患感冒發燒,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見的卻是房間以外的夢景。為了照顧我特意睡在二樓太陽間的女兒和女婿聽見我的叫聲,吃驚地來到床前,問我需要什麼。我愣愣地望著他們,吞吞吐吐半天講不清楚一句話。我似清醒,又似糊塗,我認得他們,但又覺得我和他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個世界。四周有不少柵欄,我接近不了他們。我害怕他們走開,害怕燈光又滅,害怕在黑暗中又聽見虎嘯狼嚎。我掙扎,我終於發出了聲音。我說「小便」,或者說「翻身」,其實我想說的是「救命」。但是我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周圍刀劍似的柵欄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閉上了眼睛,孩子們又關上燈放心地讓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夢見紅衛兵翻過牆,打碎玻璃、開門進屋、拿皮帶打人。一連幾天我做著各種各樣的噩夢,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又在夢中重現;一些人的悲慘遭遇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幸而藥物有靈,燒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夠斷續地安靜地睡三四小時,連自己也漸漸地感覺到恢復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夢做鬥爭我只有失敗的經驗。不說做夢,單單聽到某些聲音,我今天還會打哆嗦,有一個長時期,大約四五年吧,為了批鬥我先後成立了各種專案組、「批巴組」、「打巴組」,成員常常調來換去,其中一段時間裡那三四個專案人員使我一見面就「感覺到生理上的厭惡」。我向蕭珊訴過苦,他們在我面前故意做出「獸」的表情。我總覺得他們有一天會把我吞掉。我果然夢見他們長出一身毛,張開大嘴吃人。我的噩夢並不是從這裡開始,然而從這個時候起它就不斷地來,而且越來越凶相畢露。我在夢中受罪,醒來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經繳械投降,「認罪服罪」,你們何必殺氣騰騰,「虐待俘虜」。有時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們開恩,不要扭歪臉,不要像虎狼那樣嚎叫。可是我站在他們面前,聽見一聲叫罵,立刻天旋地轉,幾乎倒在地上。他們好像猛虎惡狼撲在我的身上用鋒利的牙齒啃我的頭顱。不是鋼鐵鑄成的頭顱怎麼經得起這樣地啃來啃去?我的傷痕就是從這裡來的,我的病就是從這裡來的。我掙扎,並未得到勝利;我活下來,卻留下一身的病。 
  人為什麼變為獸?人怎樣變為獸?我探索,我還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傷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經系統的病住進醫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深刻的教育   
  病中,讀書不方便,只好胡思亂想。想得較多的還是跟作家和作品有關的事。這些事以前也想過,思考的結果便是幾則「隨想」。 
  我說過: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創作的甘苦。多少年來我一直用作品換取稿費養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間我因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種種懲罰,給逼著寫了檢討文章承認自己「用軟刀子殺人」。這一切似乎說明作品屬於作家個人:版權所有,文責自負。 
  我記得很清楚:批鬥會上我低頭認罪,承認《激流三部曲》是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的「毒草」,會後回到「牛棚」我還得寫「認罪書」或「思想匯報」。寫造反派要的大路貨並不難,可是寫完後交了出去,我卻懷疑起來:難道作品真是作家個人的私產,可以由他 1 信口胡說?難道讀者不是「各取所需」,誰又能否定他們 2 的聰明才智? 
  我寫過不少的「認罪書」,承認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說些什麼?今天「深刻地」分析起來,也無非想把自己表現得無恥可笑,爭取早日過關而已。那個時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罵自己,什麼也寫不出,不僅只講假話,而且真假不分,習以為常。在批鬥會上看夠了造反派的表演,聽夠了他們的歪理,給逼得無路可走,醜態百出,會後交出「認罪書」得到短時間的安靜,反而感到輕鬆,以為又過了一關。只有午夜夢迴,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對批判者的那些「永遠正確」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給批來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學會了一面用假話騙人、一面用「獨立思考」考慮任何問題。 
  十四卷「邪書」決不是我的私產,發表了的作品都歸社會所有。或好或壞,不能由作家自己說了算,也不能由別的幾個人說了算。是毒草是鮮花,要看它們在廣大讀者中間產生什麼作用。批鬥會解決不了問題。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並不屬於我自己,我不能拿它們跟造反派做「交易」。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刻的教育」。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歲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發表的手稿,他在遺囑中委託友人馬·布洛德把它們全部燒燬。德國小說家馬·布洛德違背了亡友的遺願,把那兩部未完的長篇小說整理出版了,它們在歐美知識界中產生了大的影響。人們閱讀這兩部小說,讚美或者批判這兩部小說,卻不見有人出來說:應當聽從作者的話毀掉它們。 
  我並不喜歡卡夫卡的小說。可是我無法抹煞它們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來,即使他為自己的小說寫上十篇認罪書或者檢討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們閱讀《審判》和《城堡》。 
  同樣,即使我寫上一百篇自我檢討的文章,讀者們也不會承認《激流三部曲》是「殺人的軟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關於《復活》(1)   
  病中,有時我感到寂寞,無法排遣,只好求救於書本。可是捧著書總覺得十分沉重,勉強念了一頁就疲乏不堪,一本《托爾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還不到一半。書是法國世界語者維克多·勒布朗寫的。這是作者的回憶錄。作者是托爾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書。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探望托爾斯泰的時候,才只十八歲,在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過信。在這裡他見到那個比他年長四十歲的狂熱的女信徒瑪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帶他到村子裡去看她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晚飯很快地吃完了,我們走進隔壁的小房間。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乾淨,桌上豎著托爾斯泰的油畫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畫的。…… 
  靠牆放著一張小床,收拾得整整齊齊。 
  「你看,他們把《復活》弄成什麼樣了!」她說,拿給我莫斯科的新版本,書中夾滿了寫了字的紙條。「審查刪掉四百九十處。有幾章完全給刪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說:「我們在《田地》上讀到的《復活》就是這樣!」 
  她說:「不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國外沒有一個地方發表《復活》時不給刪削。英國人刪去所謂『駭人聽聞』的地方;法國人刪去反對兵役的地方;德國人除了這一點外還刪掉反對德皇的地方。除了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沒有一個忠實的版本!」 
  我說:「可惜我沒有充足的時間。我倒想把那些刪掉的地方全抄下來。」 
  她說:「啊,我會寄給你。把你的通訊處留給我。我已經改好了十本。……以後我會陸續寄新的給你。」…… 
  引文就到這裡為止。短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一些回憶,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住了幾個月,有時間讀書,也喜歡讀書。我讀過幾本列夫·托爾斯泰的傳記,對老人寫《復活》的經過情況很感興趣,保留著深刻的印象。五十年過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記憶中並未模糊,我把它們寫下來。手邊沒有別的書,要是回憶錯了,以後更正。 
  托爾斯泰晚年篤信宗教,甚至把寫小說看成罪惡,他認為寫農民識字課本和宣傳宗教的小冊子比寫小說更有意義。他創作《復活》是為了幫助高加索的托爾斯泰信徒「靈魂戰士」移民到加拿大。過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靈魂戰士」(或譯為「非靈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們因信仰托爾斯泰的主張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後來經過國際輿論呼籲,他們得到許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費不夠,難於成行。於是有人向托爾斯泰建議,書店老闆也來接洽,要他寫一部長篇小說用稿費支援他的信徒。老人過去有過寫《復活》的打算,後來因為對藝術的看法有了改變,擱下了。這時為了幫助別人就答應下來。書店老闆還建議在世界各大報刊上面同時連載小說的譯文。事情談妥,書店老闆預付了稿費,「靈魂戰士」順利地動身去加拿大,托爾斯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據說老人每天去法院、監獄……訪問,做調查。小說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敗,聶赫留朵夫公爵的見聞都來自現實的生活。 
  小說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連載,接著陸續分冊出版。《田地》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有圖片的週報。每月還贈送文學和通俗科學的附刊。《復活》發表前要送審查機關審查,正如席米特所說,刪削的地方很多,連英、法、德等國發表的譯文也不完全,只有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印行的英、俄兩種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來面目。但它們無法在帝俄境內公開發賣,人們只能設法偷偷帶進俄國。 
  契爾特科夫也是托爾斯泰的一個熱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個有錢的貴族軍官),據說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權都交給了他。 
  維·勒布朗離開雅斯納雅·波良納後,拿著老人的介紹信,去匈牙利拜訪杜先·瑪科維次基醫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歲,可是他們一見面就熟起來,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書中寫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爾斯泰家中為止,多少年來從不間斷地從匈牙利寄給我契爾特科夫在倫敦印售的《自由言論》出版物,包封得很嚴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幫助,靠了瑪利雅·席米特的幫助,可惡的沙皇書報審查制度終於給打敗了。 
  我不再翻譯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爾斯泰評傳》作者、蘇聯貝奇科夫的話:「全書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後未經刪節歪曲而發表出來的總共不過二十五章。描寫監獄教堂祈禱儀式和聶赫留朵夫探訪托波羅夫情形的三章被整個刪去。在其他章裡刪去了在思想方面至關重要的各節。小說整個第三部特別遭殃。第五章裡刪去了一切講到聶赫留朵夫對革命者的態度的地方。第十八章裡刪去了克裡爾左夫講述政府對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話。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爾斯泰全集》(紀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發表了《復活》的全文。」(吳鈞燮譯) 
  以上的引文、回憶和敘述只想說明一件事情:像托爾斯泰那樣大作家的作品,像《復活》那樣的不朽名著,都曾經被審查官刪削得不像樣子。這在當時是尋常的事情,《復活》還受到各國審查制度的「圍剿」。但是任何一位審查官也沒有能夠改變作品的本來面目。《復活》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今天在蘇聯,在全世界發行的《復活》,都是未經刪削的完全本。   
  關於《復活》(2)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病中(五)(1)   
  第二次入院治療已經三個月。當初住進醫院,以為不到一個月便可回家。前幾天我女兒在院內遇見上次給我看過病的一位醫生,他聽說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說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來我要在這裡長住下去了。我並不悲觀,「既來之則安之」。我已經在病房裡住慣了。 
  這兩個多月我並不是白白度過的。我不會忘記:進院的那天我上了床還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還要撐著木拐;坐在病房裡小沙發上要站起來還感到困難;吃飯夾菜使用筷子時手還在發抖。更不用說穿衣服、脫衣服、扣紐扣、解紐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轉。有時快一些,有時慢一些。但總是在變化。最近忽然發現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彎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東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興了一陣子,因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點進步。我寫信給一位北京友人說:「情況還好,可以說是一天天地好起來(當然是慢慢地好)。」這倒是老實話。今天回頭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但是跟入院前比較起來就大不相同了。 
  這次入院還是住以前的那所醫院,不過不在同一座樓。我的病房在大樓的最高一層,只有十幾個房間。這一層樓與下面各層隔斷,由兩架小電梯上下,來往的人較少。這裡病人不多,長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經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會議室看電視的時候,坐在旁邊的人經常變換,剛剛同我相處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對著電視機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電視只看新聞節目,因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著腰、背都不舒服,必須站起來動一動,走一走。後來情況有了好轉,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著多看一兩個小時,看看各地的電視劇。我頗喜歡電視劇,對於像我這樣行動不便的老人來說,看電視劇就是接近各種生活的機會。電視劇裡有生活,當然也有編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現舊時代、舊社會的東西就差得多,好像編導和演員並不太熟悉過去的人和事。孩子們笑我什麼電視劇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實也不盡然,有些電視劇一開頭就讓人知道故事的發展,知道它的結局,我也用不著往下看了。也有一些電視劇,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運帶著觀眾往前跑,搓揉著觀眾的心。但大多數的電視劇都有一個特點:節奏很慢。為了等待結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連移動,我常常在心裡哀求:「快一點吧,時間太寶貴了!」我不耐煩地看到劇的最後,吐了一口氣,疲乏地站起來,拄著手杖搖搖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時還後悔不該耗費了這一個多小時。不過下一次節目中有電視劇時,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還是看到結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時節目排在九十點鐘以後,又拖得很長,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後,我又想老年人為了保護眼睛,少看電視也好。同看電視的病友交談起來,都說節目不夠豐富。但要是連這些節目也沒有,我怎麼熬過病房裡的夜晚呢?! 
  藥有效,病繼續轉好,但更加緩慢,有時好像停滯不前似的。作為鍛煉,我每天三頓飯後都要在走廊上散步,來回三圈共走六百步。頭兩個月我撐著木拐走,到第三個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後來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後,第三圈還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為鍛煉,我仍然每天寫一兩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紙。摔傷前兩三年,我經常訴苦:「寫字越寫越小。」第一次出院後經過一個時期的鍛煉,寫滿一張稿紙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寫在格子裡面,現在幾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筆一畫地寫,動作十分遲緩。有時寫封短信也要花費一個上午,而且相當吃力。我又著急起來:難道進展就到此為止嗎?好像正是這樣。 
  我在前面說過「不悲觀」,說過「則安之」。其實我偶爾也有悲觀和不安的時候。在那些時候我就睡不好,心裡煩躁,在床上不斷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聽見來探望的友人說:「你已經恢復得很快了!」總覺得不好受。當然我經過思想鬥爭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觀和煩躁,不然我就難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聽到朋友逝世的消息總有點「傷感」。這次我住在北樓,去南樓不方便,又要經過有穿堂風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過偶爾有一兩位病友從南樓走過來看我,例如師陀和林放,談起來我才知道一點南樓的情況。聽說金焰也在那邊。我住在南樓的時候,金焰還沒有住院。好些年不見他了,「文革」後期,有一次在電車上遇見他,他瘦得厲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開刀,切除胃以後,效果不好,一直沒有恢復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療,可能擔心老年病人難熬過冬天的節氣。沒有料到過了不多幾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給我帶來金焰去世的消息。這並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驚,馬上想到了「冬天的節氣」,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經遲了。他死在南樓,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遺體告別,我托人在他的靈前獻了一個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觀眾。五十年代中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見面時彷彿很熟,會後卻很少往來。五十年代後期吳楚帆帶著粵語片《寒夜》來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們三個人談得融洽、愉快,還同去看了《寒夜》。吳楚帆是回來領取《大眾電影》百花獎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讚賞。過去金焰是國語片的電影皇帝,吳楚帆是粵語片的電影皇帝。吳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少。這次我們見面以後,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據說要編導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劇本沒有搞出來,他病倒了。後來聽說他的胃動了手術後,長期不想吃東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黃山休養,他也到過那裡,身體不好,不能拍戲,他喜歡搞點業餘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約還見過他兩三面。要是沒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觀眾一樣早已把他忘得乾乾淨淨了。為什麼他的死訊使我震驚?使我痛苦?   
  病中(五)(2)   
  我一夜沒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個藝術家長期脫離自己的創作實踐,再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給疾病折磨了兩年以後,才理解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的老家(1)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訪問成都後,經上海回國。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訴我他到過我的老家,只看見一株枯樹和空蕩蕩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樹。他輕輕地撫摩著粗糙的樹皮,想像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暢談了別後的情況。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裡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那一盒錄像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裡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讀了他的文章,我彷彿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在我的記憶裡枯樹是不存在的。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裡並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才種上的,我離家整整六十年了。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家」,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麼兩株銀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家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但是我多麼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麼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皴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籐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家裡的人找出來,請佐籐女士帶給水上先生。後來還是從佐籐女士那裡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著水上先生的腳跡回到成都的老家,卻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誌上發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惟一的真實的「舊址」。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裡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於《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只有井是真實的東西。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裡去過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別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傢伙夫挑水時,掛帶鉤扁擔的地方。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著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禿禿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砍掉了。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裡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家時,那裡沒有什麼改變:門前台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簷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牆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家》裡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家原有的。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裡修馬路,我們家的大門應當朝裡退進去若干,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關於新的門面我只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一九三一年我開始寫《激流》,當初並沒有大的計劃。我想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地把高公館寫成我們家那個樣子,而且是我看慣了的大門翻修以前的我們的家。從大門進去,走出門洞,下了天井;進二門,再過天井,上大廳,彎進拐門;又過內天井,上堂屋,進上房;順著左邊廂房走進過道,經過覺新的房門口,轉進裡面,一邊是花園,一邊是僕婢室和廚房,然後是克明的住房,順著三房住房的窗下,走進一道小門,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後面。這一切全是如實的描寫。在小說裡只有花園是出於我的編造和想像。我當時用我們那個老公館做背景,並非有意替它宣傳,只是因為自己沒有精密計劃,要是腦子裡不留個模型,說不定寫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搞得前後矛盾,讀者也莫名其妙。關於我們老家的花園,只有覺新窗外那一段「外門」的景物是真實的,從覺新寫字檯前望窗外就看得見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樹。我們的花園並不大,其餘的大部分,也就是從「內門」進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寫在另一部小說《憩園》裡了。所以我對最近訪問過成都的日本朋友通口進先生說:「您不用在成都尋訪我的故居,您把《激流》裡的住房同《憩園》裡的花園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2)   
  我離家以後過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個傍晚,我走到那條熟悉的街,去找尋我幼年時期的腳跡。舊時的伴侶不知道全消失在什麼地方。巍峨的門牆無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門的衛兵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門開了,白色照壁上現出一個圓形圖案,圖案中嵌著四個絳色篆文大字「長宜子孫」。這照壁還是十八年前的東西,我無法再看到別的什麼了。據說這裡是當時的保安處長劉兆藜的住宅,門牆上有兩個大字「藜閣」。我幾次走過「藜閣」門前,想起從前的事情,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愛爾克的燈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個月光景,不曾到過正通順街。我想,以後不會再到那裡去了。 
  解放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聽說我的老家正空著沒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閒談起來,他當時還掛名成都市市長,他問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說:「看看也好。」過了一天他就坐車到招待所來約我同去正通順街,我的一個侄女正在我那裡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還是「藜閣」那樣的門面,大門內有彩色玻璃門,「長宜子孫」的照壁不見了。整個花園沒有了。二門還在,大廳還在,中門還在,堂屋還在,上房還在,我大哥的住房還在,後面桂堂還在,還有兩株桂樹和一棵香椿,桂堂後面的竹林彷彿還是我離家時那個樣子。然後我又從小門轉出來,經過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過道,順著大哥房外的台階,走到一間裝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們老家本來沒有這樣的小屋。我還記得為了大哥結婚,我父親把我們叫做「簽押房」的左邊廂房改裝成三個房間,其中連接的兩間門開在通入裡院的過道上,給大哥住;還有一間離拐門很近,房門開向內天井,給三哥和我兩個住。到了我離家的前兩三年,大哥有了兒女,房子不夠住,我們家又把中門內台階上左右兩塊空地改裝成兩間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讓我和三哥搬到左邊的那間去,右邊的一間就讓它空著。小屋雖小,冬天還是相當冷,因為向內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對面就是中門的邊門,窗有窗縫,門有門縫,還有一面緊靠花園。中門是面對堂屋的一道門,除中間一道正門外,還有左右兩道邊門。關於中門,小說《家》描寫高老太爺做壽的場面中有這樣的話:「中門內正對著堂屋的那塊地方,以門檻為界,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戲台……門檻外大廳上用藍布帷圍出了一塊地方,作演員們的化裝間。」以後的玻璃小屋就在這「戲台」的左右兩邊。 
  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幾歲時住過的小屋,我還記得深夜我在這裡聽見大廳上大哥摸索進轎子打碎玻璃,我絕望地拿起筆寫一些憤怒的字句,捏緊拳頭在桌上擦來擦去,我發誓要向封建制度報仇。好像大哥還在這裡向我哭訴什麼;好像祖父咳嗽著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出來;好像我一位嬸娘牽著孩子的手不停地咒罵著走進了上房;好像從什麼地方又傳來太太的打罵和丫頭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三本小說在我的眼前活了起來。 
  李宗林同志讓同來的人給我拍攝了一些照片:我站在玻璃小屋的窗前;我從堂屋出來;我在祖父房間的窗下……等等,等等。我同他們談話,我穿過那些空蕩蕩的房間,我走過一個一個的天井,我彷彿還聽見舊時代的聲音,還看見舊時代的影子。天色暗淡起來,我沒有在門房裡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時期常去的馬房,我匆匆地離開了這個把夢和真、過去和現實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後我還會再來。說實話,對這個地方我不能沒有留戀,對我來說,它是多麼大的一座記憶的墳墓!我要好好地挖開它! 
  然而太遲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回成都,再去正通順街,連「藜閣」也找不到了。這一次我住的時間長一些,早晨經常散步到那條街,在一個部隊文工團的宿舍門前徘徊,據說這就是在我老家的廢墟上建造起來的。找不到舊日的腳跡我並不傷感。枯樹必須連根挖掉。可是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我對封建主義流毒的揭露,決不會跟著舊時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毀而消亡。 
  二月六日   
  買賣婚姻   
  前不久我接到一個在西北工作的侄女的信,信裡有這樣一段話:「從明年起我打算慢慢積蓄一些錢。……替大兒子過幾年辦婚事準備點錢。這地方相當嚴重。孩子結婚,男家要準備新房裡用的如大立櫃、五斗櫥、高低櫃、寫字檯、方桌、沙發、床、床頭櫃等等一切東西;要給女家彩禮錢。此外男家還要給新娘買手錶、自行車和春夏秋冬穿的裡裡外外的衣服。結婚時還要在館子裡待客,花銷相當大。而女家只給女兒陪嫁一對箱子、兩床被子、少量衣物和日用品等。現在年輕人要求更高了,新房裡還增加了錄音機什麼的。……人們都說把女兒當東西賣,太不像話了,但有什麼辦法呢?……」 
  她講的無非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全國各省市都有人這樣做,當然也有人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人為數並不少。而且似乎越來越多。我說「似乎」,因為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根據我個人不很明確的印象,「文革」初期我還以為整個社會在邁大步向前進,到了「文革」後期我才突然發覺我四周到處都有「高老太爺」,儘管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新舊服裝,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這是一個大的發現。從那個時候起我的眼睛彷彿亮了許多。一連幾年我被稱為「牛鬼」,而一向躲在陰暗角落裡的真正的「牛鬼」卻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遊逛。我指的是封建殘餘或者封建流毒。當時我已從「五·七」干校回來,對我的批鬥算是告了一個段落,我每天到單位學習,人們認為反封建早已過時,我也以為我們已經摔脫了舊時代的夢魘。沒有想到殘餘還在發展,流毒還在擴大。為了反對買賣婚姻,為了反對重男輕女,為了抗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筆整整戰鬥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對著買賣婚姻還是毫無辦法。二十幾年前她結婚的時候,沒有向人要過什麼東西,也沒有人干涉過她的婚姻。可是她的兒子卻不得不靠錢財來組織新的家庭。難道這完全是舊傳統的罪孽?她訴苦,卻不反抗。許多人訴苦,只有少數人反抗。我看過像《喜鵲淚》那樣的電視劇,我看過像《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那樣的故事片……那麼多的眼淚!那麼多的痛苦!那樣慘痛的結局!今天早晨在廣播裡我還聽見某個省份八位姑娘聯名倡議要做帶頭人,做到婚姻自主,與傳統決裂。她們的精神值得讚賞;她們的勇氣值得鼓勵。但是我不能不發問:「五四」時期的傳統到哪裡去了?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傳統到哪裡去了?怎麼到了今天封建傳統還那麼耀武揚威?要同它決裂,要保衛自己的合法權利,年輕姑娘們還需要有人帶頭,還得從頭做起。總之,不管過時或不過時,我還是要大反封建,我還是要重複說著我說了五六十年的那句話:「買賣婚姻、包辦婚姻必須終結了。」 
  我還要講一件我耳聞目睹的事。 
  我的外孫女小端端出世以後,我們家請來了一個保姆,她原是退休職工,只做了幾個月就走了。她在我們家的時候,她的兒子常來看她,我有時也同他交談幾句。他不過二十多歲,在什麼店工作。他喜歡書,拿到工資總要買些新書、新雜誌。他每次來都要告訴我,最近又出了什麼新書。他母親回家後,他偶爾也來我們家坐坐,同我們家的人聊聊。後來說是他做了公司的採購員,經常出差買東西。他不再購買書刊了。不記得過了若干時候,他來講起他新近結了婚,請了八桌或十二桌客,買了多少傢俱,添置了多少東西,又如何雇小轎車把新娘接到家中,他講得有聲有色,十分得意。又過了若干時候,聽說他已經做了父親。有一天他的母親來找我的妹妹,說是他因貪污罪給抓起來了。她想求我設法援救。我沒有見到她。過了不多久他在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人民法院判了他兩年徒刑。這是真實的生活,但是它和電視劇一模一樣,這也是買賣婚姻的一種結局吧。它對人們並不是陌生的。 
  二月九日   
  再憶蕭珊   
  昨夜夢見蕭珊,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緊。」她哭起來。我心裡難過,就醒了。 
  病房裡有淡淡的燈光,每夜臨睡前陪伴我的兒子或者女婿總是把一盞開著的檯燈放在我的床腳。夜並不靜,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攪拌混凝土。此外我還聽見知了的叫聲。在數九的冬天哪裡來的蟬叫?原來是我的耳鳴。 
  這一夜我兒子值班,他靜靜地睡在靠牆放的帆布床上。過了好一陣子,他翻了一個身。 
  我醒著,我在追尋蕭珊的哭聲。耳朵倒叫得更響了。……我終於輕輕地喚出了蕭珊的名字:「蘊珍」。我閉上眼睛,房間馬上變換了。 
  在我們家中,樓下寢室裡,她睡在我旁邊另一張床上,小聲囑咐我:「你有什麼委屈,不要瞞我,千萬不能吞在肚裡啊!」…… 
  在中山醫院的病房裡,我站在床前,她含淚望著我說:「我不願離開你。沒有我,誰來照顧你啊?!」…… 
  在中山醫院的太平間,擔架上一個帶人形的白布包,我彎下身子接連拍著,無聲地哭喚:「蘊珍,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我用鋪蓋蒙住臉。我真想大叫兩聲。我快要給憋死了。「我到哪裡去找她?!」我連聲追問自己。於是我又回到了華東醫院的病房。耳邊仍是早已習慣的耳鳴。 
  她離開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麼長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門口,眼前就出現一張笑臉,一個親切的聲音向我迎來,可是走進院子,卻只見一些高高矮矮的沒有花的綠樹。上了台階,我環顧四周,她最後一次離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她穿得整整齊齊,有些急躁,有點傷感,又似乎充滿希望,走到門口還回頭張望。……彷彿車子才開走不久,大門剛剛關上。不,她不是從這兩扇綠色大鐵門出去的。以前門鈴也沒有這樣悅耳的聲音。十二年前更不會有開門進來的挎書包的小姑娘。……為什麼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這裡再現?為什麼不讓她看見活潑可愛的小端端? 
  我彷彿還站在台階上等待車子的駛近,等待一個人回來。這樣長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夢裡我也聽不見她那清脆的笑聲。我記得的只是孩子們捧著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這骨灰盒起初給放在樓下我的寢室內床前五斗櫥上。後來,「文革」收場,封閉了十年的樓上她的睡房啟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樓,她仍然伴著我度過無數的長夜。我擺脫不了那些做不完的夢。總是那一雙淚汪汪的眼睛!總是那一副前額皺成「川」字的愁顏!總是那無限關心的叮嚀勸告!好像我有滿腹的委屈瞞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給打翻在地讓人踏上一腳。……每夜,每夜,我都聽見床前骨灰盒裡她的小聲呼喚,她的低聲哭泣。 
  怎麼我今天還做這樣的夢?怎麼我現在還甩不掉那種種精神的枷鎖?……悲傷沒有用。我必須結束那一切夢景。我應當振作起來,即使是最後的一次。骨灰盒還放在我的家中,親愛的面容還印在我的心上,她不會離開我,也從未離開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並不感到孤單。我還有勇氣邁步走向我的最終目標——死亡,我的遺物將獻給國家,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撒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鬧鐘響了。聽見鈴聲,我疲倦地睜大眼睛,應當起床了。床頭小櫃上的鬧鐘是我從家裡帶來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時間:六點半起身。兒子幫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麼夢,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錄:答井上靖先生(1)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拜讀了先生的來信,充滿友情的語言使我十分感動。雖然在病中寫字困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寫出我心裡的話來。 
  您談到我們幾次見面的情況。我得承認,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會見,我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謁的情景,還如在眼前。在那個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積雪未化,我們在樓上您的書房裡,暢談中日兩國人民間的文化交流。我捧著幾冊您的大作告辭出門,友情使我忘記了春寒,我多麼高興結識了這樣一位朋友。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誼的開始。 
  那個時候中日兩國間沒有邦交,我們訪問貴國到處遇見阻力,彷彿在荊棘叢中行路,前進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泥濘的道路上,處處有援助的手伸向我們。在日本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一連三年我懷著求友的心東渡訪問,我總是滿載而歸,我結交了許多真誠的朋友。我曾經和已故的中島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談,說中日友好事業的發展也是他用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我敬佩他挑選了這個值得獻身的工作,同時我也表示願意為它獻出自己的力量。我還記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訪問結束,離開東京的前夕,代表團同接待工作人員舉行聯歡,席上大家交談半個多月的活動和相處的情況,感情激動地談起中日人民友誼的美好前景,不僅幾位年輕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淚,連我、連比我年長的謝冰心女士,我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遭到破壞,兩國人民就會遭受大的災難。 
  關於這個,我們兩國人民都有難忘的慘痛經驗。中日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人民友誼,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我讀過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過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大師的雕像,大師六次航海、十二年東渡成功的情景經常在眼前出現。我也曾在刻著詩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彷彿接觸到充滿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動。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訪問,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觸,朋友間的相互瞭解也不斷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還記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們在上海和平飯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您說:比起西方人來,日本人同中國人更容易親近。您說得好!我們兩國人民間的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們謙虛,不輕易吐露自己真實的感情,但倘使什麼人或什麼事觸動了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交出個人的一切,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真摯的友情,我們甚至可以獻出生命。您我之間的友誼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先生來信中提到「文革」期間十一年的消息隔絕,但我在前面說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誼裡仍然包含著這十一年,因為我在「牛棚」內受盡折磨、暗暗背誦但丁的《地獄》的時候,我經常回憶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歡聚、坦率交談的情景,在嚴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聽說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可以說,就是在我給剝奪了同你們會見的權利時,我同你們之間的友誼也不曾中斷。而且我們的友誼正是在重重的困難和阻力中發展起來的。 
  由於兩國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友誼發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樹木正在開花結果。但是破壞友誼的阻力始終存在,軍國主義的逆流一直在翻騰。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歡聚,常常感覺到:保衛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們責任重大。我至今心有餘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門拜望的時候,我還帶著熬心斷腸的痛苦回憶。我是「身經百炸」的一個倖存者,在東京豪華的旅館裡,我還做過血肉橫飛的噩夢。我聽石川達三先生談過他一邊流淚一邊寫《活著的兵》的情景;小說中日本兵殺害中國老百姓的殘酷場面,我今天還不能忘記。芹澤光治良先生在山東濟南目睹中國青年們被日軍綁赴刑場。中島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見日軍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我和日本的作家含著淚緊緊握著彼此的手,我們知道我們友好正是為了不讓過去的慘劇重演。 
  二十一年過去了。在兩國人民興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的時候,發生了修改教科書的事件。把「侵略」改為「進入」,可能還有人想再次「進入」中國。日本軍人「進入」中國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進入」就造成了一千萬以上中國人的死亡,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一九八○年我訪問廣島和長崎,在慰靈碑前獻了花。石階上遺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蘑菇雲,火海,黑雨……我腦子裡裝滿了這一類的資料。在廣島資料館的留言簿上我寫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決不容許再發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劇。」在廣島和長崎,我都看見在廢墟上建設起來的繁榮的城市和美麗的花園。鮮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兒童送來種植的。它們是人民友誼的象徵。和平的力量戰勝了戰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無敵的,也是無窮的。問題在於讓他們看見真相。先生,作為文學家,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免得他們再受騙上當。 
  在我國杭州西湖風景區,我看見日本岐阜縣立的紀念碑。岐阜縣人民說:「日中不再戰!」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我們要用更加響亮的呼聲來迎接邦交正常化的節日,讓那些妄想「進入」別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附錄:答井上靖先生(2)   
  先生,寫到這裡,意猶未盡,但是篇幅有限,我應該擱筆了。我相信以先生為會長的日本筆會籌備召開的一九八四年東京國際筆會,一定會取得圓滿的成功。關於國際筆會,我認為可做的事情很多。國際筆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應當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見不一定對,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搖上海   
  《病中集》後記   
  我的第四本《隨想錄》又編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為收在這個集子裡面的三十篇「隨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標題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還是在病房裡寫的,當然也講了些我生病和治病的情況。 
  我當初制訂寫作計劃相信每年可以寫出「隨想」三十則。那時自己並未想到生病、摔傷以及長期住院治療等等。但這些事全發生了。我只得擱筆。整整八個月,我除了簽名外,沒有拿筆寫過字。以後在家裡,我開始坐在縫紉機前每天寫三四行「隨想」時,手中捏的圓珠筆彷彿有幾十斤重,使它移動我感到十分困難。那麼就索性扔掉筆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說:「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點東西。」因此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終於寫出一篇接一篇的「隨想」。 
  有一位朋友見我寫字那樣吃力,不覺動了惻隱之心,三番五次地勸我改用口述。然而我寫文章從來不是發揮個人才智。離開了筆,單靠一張嘴,我毫無辦法:講不出來。有筆在手,即使每天只寫一百字,花兩年工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隨想錄》。我不靠駕馭文字的本領,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本領,我靠的是感情。對人對事我有真誠的感情。我把它們傾注在我的文章裡面,讀者們看得出來我在講真話還是在撒謊。不談過去,單說現在吧,我決不寫文章勸人「公字當頭」,而自己「一心為私」。自己不願做的事情,我也決不宣傳。我的座右銘就是:「決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不管寫什麼長短文章,我時時記住這句話。 
  病中寫的短文大概不會是「無病呻吟」之作吧。我寫文章並非為了消遣,也不是應酬朋友,只是有感而發,也無非根據幾十年生活、閱讀和寫作的經驗。我雖是病人,但醫生說我的腦子清楚,沒有病態。我自己經過反覆思考,也覺得我還能順著一條思路走下去,似乎尚未患老年性癡呆症,不至於信口胡說。當然,醫生講話,並非法令;自我吹噓,也不可靠,何況小道消息又傳我「風燭殘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為我憂慮,經常來信勸我休息。我不是一個固執的人,我也知道擱筆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規律不可違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乾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稱之為「生命的開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幾年來關於我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唧唧喳喳」,使得朋友和讀者替我擔心,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讓我安靜,將我忘掉。但是並沒有用。有時謠言自生自滅,有時消息越傳越多。有的完全無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線索。謠言傷人,鋒利勝過刀劍;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覺越發遲鈍,不會一嚇就倒,一罵就死。有時冷靜思索:為什麼我不能安靜?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不肯安靜?……我想來想去,始終在似懂非懂之間。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按原訂計劃我要編寫五冊《隨想錄》,現在只差最後的一冊,快結束了。這樣一想倒又處之泰然了。 
  這兩年中間除「隨想」三十篇外,我只寫過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歡這篇書信體的文章,它表達了我對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將它作為附錄收進這個集子。 
  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從寫第三十幾則「隨想」起,我養成一種習慣,讓女兒小林做「隨想」的第一個讀者,給我提意見。小林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她校閱我的每一篇「隨想」都認真負責,有話就講,毫不客氣。我們之間有過分歧,也有過爭吵。我有時堅持,有時讓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見刪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編輯《病中集》,重讀兩年來的舊作,我覺得應當感謝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議。作為年輕人,她有朝氣,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種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無題集   
  訪日歸來(1)   
  一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在醫院裡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只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瞭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跟疾病做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持。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1,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閒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盡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裡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著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我只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 1 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著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著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著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著墓碑,我在心裡喚著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著,想著。他明明舉著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著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我的眼睛濕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著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著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1,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訪日歸來(2)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著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瞭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彷彿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只當做「小道消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髮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只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髮,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為過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著下面五顏六色的燈綵。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只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著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著,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裡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彷彿挨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裡。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家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經常發生的。這次講話的是一個過去的勤雜人員,他罵了一通之後,「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頭。他並不說明理由。那時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違抗,至少我們這些人不敢。我剛理過發才兩三天,回家後同蕭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頭上動了一陣,說:「可以了。」我就這樣應付了機關裡的監督組。下個月我去理髮店時還小心囑咐理髮師「剪平頭」。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麼不方便,更沒有領會到「懲罰」的意義,只是自己有時照照鏡子覺得有點不順眼罷了。可能造反派當時還有什麼打算,不過沒有成功,後來就放棄不提,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來訪好像用一根鐵棍攪動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來了。 
  舊日的沉渣給染上了新的顏色,像無數發亮的針聚在一起,不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覺得頭越來越沉重,好像壓在朋友S的肩頭的那個包袱給搬到我的背上來了。我想忘掉的幾十年的舊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現,又是那樣顯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開始問自己:難道我欠的債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難道我不曾受騙上當自己又去欺騙別人?!難道我沒有拜倒在巫婆腳下燒香唸咒、往井裡投擲石子?!還有,還有……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懲罰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樣償還欠債。事情一過,不論是做過的事,講過的話,發表過的文章,一概忘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用自己負責。我健忘,我周圍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後大家都還可以很輕鬆地過日子,彷彿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誰也沒有欠過誰的債。我甚至忘記自己剪過平頭,而且是別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著平頭的瘦臉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他嚴肅地、聲音嘶啞地反覆說:「債是賴不掉的。」就是這一句話! 
  …… 
  整個夏天過去了。我仍然聽見同樣的一句話。我常常靜下來,即使在籐躺椅上,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沉重的包袱壓得我抬不起頭。我甚至想到理髮店去,在大鏡子前面坐下,說一聲:「給我剪平頭。」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緊緊地握手,我也要做一個不賴債的人。 
  九月三日寫完   
  幸福(1)   
  一 
  我上月中旬帶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受到中大師生的盛情接待,回滬後因寫字困難,過了十多天才給一位香港朋友寫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見「香港的夜」1,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為了酬答友誼。……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年輕二十歲,那麼我可以多寫,寫盡我心中積累的感情。 
  ……我常說,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燈。寫作五十幾年之後我重來香港,仍然是滿目燈光。我結交了那麼多的朋友!他們的友情溫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們,我不能不時時考慮怎樣償還友情的債。即使還不清,能還多少就還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標就在於「付出」二字。我必須用行動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會上您還為這個跟我碰杯。其實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時時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還應該做那麼多的事,卻只有這麼少的時間!我還想寫那麼多的文章,一天卻只能寫一兩百個字,有時拿起筆手抖起來,一個字也寫不好。我著急。然而我並不悲觀。我寫不好,會有寫得好和寫得更好的人。年輕人已經趕上來了。現在和未來都是屬於他們的。活躍的應該是他們。當然我手中的筆也還是屬於我的,我有權、也有責任寫作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動身返滬的那天,在機場上見到您,我沒有講什麼。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我只能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二 
  上面的信是寫給某一個人的,話卻是對許多人講的,因為這是我心裡的話。本來我應該給每一個朋友寫信表達我的感謝之情,可是我沒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沒有保證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擾奪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須克服的困難,但困難嚇不倒我。我耳邊仍然有各式各樣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會使我昏迷。從香港回來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樓太陽間的書桌前,只聽見一片「知了」聲,就是說我耳鳴相當厲害,可是我的頭腦十分清醒,我拿著筆,一邊在回憶前一個「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動,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次離開香港的時候,我會像幾十年前那樣感覺到我有足夠多的勇氣和力量。 
  我想念風景如畫的中文大學的校園,在那裡我參加過幾次同大學師生的座談會。我始終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個問題:「你拿著高的稿費過著優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樣看待你的讀者?」可能是我弄錯了,記錯了,原來的問題也許不是這樣,我的女兒小林那天也在場,她就說不是那個意思,而且當時我也不是照那個意思回答問題。但究竟是怎樣回答的,散了會當天晚上我便說不清楚了。我記得的只是寫在上面的那一句話,它一直折磨著我。我夜間因為翻身困難,睡不好覺,就常常考慮應當怎樣解答這個問題。它已經變成我自己的問題了。我並沒有拿高的稿酬,用不著解釋。但我靠稿費過著比較優裕的生活,這卻也是事實。我常說讀者養活作家,總覺得自己欠了讀者一筆債。怎樣償還這筆債?在香港的夜裡我翻來覆去想解答這個問題,卻始終找不到滿意的答案。我把這個問題帶回上海來了。難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嗎?我深深體會到自己帶回來一個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樣,我覺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個聲音壓倒了我的耳鳴:「你寫作,不是為了職位,不是為了榮譽……讀者需要的是你的藝術的良心。」回顧過去了的八十年的歲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責問自己:在那麼長的日子裡,你究竟做了什麼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責備自己,我感覺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惱,並不是我灰心、喪氣,這正是因為我還有力量和勇氣。 
  參加典禮的那天,我從大禮堂回到大學賓館,收到一位香港大學學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學的同學轉來的。 
  這位署名「琴」的年輕讀者為我複印了一篇用英文寫的散文詩一樣的文章《你就永遠這樣年輕》。我慚愧一向讀書不多,孤陋寡聞,說不出這文章是誰的作品。裡面有兩三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就記在心裡,常常念著它們: 
  沒有人因為多活幾年幾歲而變老:人老只是由於他拋棄了理想。歲月使皮膚起皺,而失去熱情卻讓靈魂出現皺紋。 
  你像你的信仰那樣年輕,像你的疑慮那樣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樣年輕,像你的恐懼那樣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樣年輕,像你的絕望那樣衰老。 
  在你的心靈中央有一個無線電台。只要它從大地,從人們……收到美、希望、歡欣、勇敢、莊嚴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遠這樣年輕。 
  我的譯文並不夠標準,它們只是我的一點粗淺的理解。琴女士認為拿這文章來「形容」我「最適合不過」,這是她的過獎。我自己卻感覺到那一條稱為「衰老」的毒蟲不斷地在蠶蝕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將一直到最後。飛去了的時光不會回來,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長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說過我不會「煥發青春」。但是我更不願意躺下來閉上眼睛等待死亡。我一直在掙扎,我從生活、從文學作品汲取養料,汲取力量。人們習慣看作家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文學作品所塑造出來的,當然我不是受一個人的影響,我讀過許多人寫的書,到了八十我還在追求,也還繼續不斷地受各種各樣的影響,例如上面提到的關於年輕、年老的文章,它使我想起許多事情,有些事我經常在想,有些我早已遺忘,但是現在又來到我的心頭。我開始用「文章」裡的話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完全拋棄了理想?我的靈魂有沒有出現皺紋?我必須承認:皺紋太多了!過了八十我還得從零開始。   
  幸福(2)   
  我感謝那位年輕的香港讀者,不僅是為了她的鼓勵,也是為了她推薦給我的那篇文章。我現在才懂得怎樣從大地、從人們收聽希望……的信息。我在香港的時間那麼短,會見的人也不夠多,特別是年輕人。但是同那些年輕人短短的交談,我覺得我正是在收聽希望、歡欣、勇敢……的信息。這都是我所需要的養料。而且我接觸到了一顆一顆真誠熱烈的心。 
  短短的十八天並不是白白地度過的。我忘不了我那些年輕的「老師」(我應當稱他們為老師),他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想到他們我總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拿著鞭子在趕我前進。說實話,太吃力了,因此我感到苦惱。但是有這樣一根鞭子在督促我,我又感到幸福。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為舊作新版寫序(1)   
  天地圖書公司打算在香港重新排印、發行我的《激流三部曲》和別的一些舊作,托人來徵求我的同意,我愉快地答應了。 
  我知道在香港出過不少我的著作的盜印本,有的把一部長篇改名換姓分成幾冊印行;有的集子署我的名字,卻收入別人的文章。還有些出版社則是租了國內書店的舊紙型重印,不過他們照付紙型費。 
  我一向是在版權得不到保障的條件下從事寫作的,所以看見盜印本接連出現,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正是靠了這些盜印本和「租型本」,海外的讀者至今還不曾忘記我的名字,甚至在我給關進「牛棚」、押到工廠、農村、學校「游鬥」的時候,香港書店還在發賣我的「邪書」。一九八○年我訪問日本,四月三日日本電視台安排水上勉先生和我在新大谷飯店的庭園裡對談,水上先生邊翻書邊向我提問,他翻看的就是絳色封面的十四卷港版文集。我知道有些日本朋友正是靠了這些「租型本」和盜印本聽到我的聲音的,因此我看見它們反而感到親切。這次作為中文大學的客人到香港小住,有些讀者就拿「租型本」甚至盜印本來找我簽名(其中還有新買來的盜印本),我都高興地在扉頁上寫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我更希望讀者們看到我自己修改過的新版本。我常說我寫文章邊寫邊學,邊校邊改。一本《家》我至少修改過八遍,到今天我才說我不再改動了,並不是我不想改動,只是我不能把時間完全花費在一本書上面,我不是在寫「樣板小說」。對生活的感受和認識是無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沒有止境。我這一生也寫不出一本毫無缺點的完美的作品,不可能!不過我一直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少出現毛病。我決不是害怕被什麼領導在講話中點名批判,我只是願意讓讀者靠這些文字更準確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後來才明白,要做到這一點,單單糾纏在一本書上是不行的,最好還是多寫。那麼我的確可以不再修改舊作了,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天地圖書公司願意照付「版稅」,我說:「還是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吧。」我只提出一個要求:新版一律根據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張著作的版權歸作者所有,他有權改動自己的作品,也有權決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認為修改過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發表的連載小說是隨寫隨印的。我當時的想法和後來的不一定相同,以後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節兩方面都有變動。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編《文集》卻讓婉兒活了下去,接著又在《春》裡補寫了婉兒回到高家給太太拜壽的一章,我以為這樣處理更接近真實,馮樂山討一個年輕的小老婆,並不單是為了虐待她,也是為了玩弄她,他高興時還可能把婉兒當成寶貝。在補寫的《春》的第六章裡婉兒對淑英們揭露了馮樂山「欺負孤兒寡婦」的「偽君子、假善人」的行為,她最後說:「我初到馮家的時候……挨罵又挨打。飯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願早死……我真想走鳴鳳的路。現在我也變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們!該死就死,不該死就活下去。他們欺負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輕,今年還不到二十歲,我總會死在你們後頭。我會看到你們一個一個的結果。」今天重讀改訂後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覺得這樣寫婉兒比較好。她的性格顯著了,馮樂山的也更鮮明瞭。《三部曲》中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我決不會刪去補寫的章節,讓《三部曲》、讓《家》恢復原來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印《新文學大系》(第二個十年),在《小說專集》中收入我的《家》,他們一定要根據一九三三年開明書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數很少的初版本。他們這樣做,大概是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況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數不多,我又不斷地修改,讀者們得到的大多是各種各樣的改訂本,初版本倒並不為讀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願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讀者見面,我很想堅持一下不讓初版本入選,但是後來我還是讓了步。我想:「不要給別人增加麻煩吧,它既然存在過,就讓它留下去吧,用不著替自己遮醜,反正我是邊寫邊學的,而且《新文學大系》又不是給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讀物。」作品給選進《新文學大系》,戴上「文學」的帽子,當然要受「體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現在由自己編輯出版單行本,丟開「文學」的頭銜,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訂本會淘汰掉那些盜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訂本中最先印出來的不用說就是《激流三部曲》。關於它,我還想講幾句話。也許有人認為我已經講得夠多了,但話總是講不完的。有人批評我「反封建不徹底」,有人斷定《家》早已「過時」,可是我今天還看見各式各樣的高老太爺在我四周「徘徊」。在我還是一個「懂事的」小孩的時候,我就對當時存在的種種等級抱有反感。我父親是四川廣元縣的縣官,他下面有各種小官,他上面有各樣大官,級別劃分十分清楚,誰的官大,就由誰說了算。我「旁聽」過父親審訊案件,老百姓糊里糊塗地挨了板子還要向「青天大老爺」叩頭謝恩。這真是記憶猶新啊! 
  我當初寫《家》,矛頭就針對父母包辦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絕沒有想到《家》發表後五十三年,又輪到我來寫批判「買賣婚姻」的隨想。有一件事情我實在想不明白,近來常從新聞報道、廣播宣傳中聽到關於「紅娘」的消息,好像許多地方都有「紅娘」在做好事。我們從小就熟悉《西廂》的故事:只知道「門當戶對」的老夫人違背了自己的諾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屬。小丫環紅娘才挺身出來,傳書帶信,巧計安排,讓這一對青年男女實現他們的心願。紅娘能夠發揮她的作用,正因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上面還有一位昏聵、專橫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針引線」,不顧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戰士」,決不是一個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會聽從老夫人的吩咐,給鶯鶯小姐介紹「門當戶對」的對象。難道在我們這個社會裡,男女青年間或者大年齡的男女青年間就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就不能自由戀愛,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結合,必需求助於「父母」和「媒妁」嗎?   
  為舊作新版寫序(2)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還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爺,「門當戶對」至今還是他們決定子女婚姻的一個標準。聽話的孩子總是好孩子。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還在進行鬥爭。 
  十載「文革」期間,有人批評《激流》毒害青年,說我的小說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多麼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說我喜歡這個三部曲的主題:青春是無限的美麗。未來永遠屬於年輕人,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的希望。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決不會「過時」。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會給年輕人徹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講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人道主義   
  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給我寄來鄧樸方在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發表在《三月風》雜誌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報》轉載的全文。朋友在第二節的小標題上打了兩個圈,他在信裡寫道:「您大概不會把看做洪水猛獸吧。」原來這一節的小標題是《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講話並不長,特別是第二節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講得好! 
  關於人道主義,我也有我的經驗。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訪問巴黎回來,在北京作家協會朋友們的一次小型宴會上,閒談間,我說:「講一點人道主義也有好處,至少不虐待俘虜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人無緣無故把人打死,只是為了『打壞人』。現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經晚了。」沒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說:「資產階級也不講人道主義,他們虐待黑人。美國××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們的那種暴行嗎?」這雖然不是原話,但大意不會錯。影片我沒有看過,因此連名字也忘記了,只記得那個時候正在上演這部影片。 
  這位同志板起面孔這樣一說,我不願意得罪他,就不再談人道主義了。但他的話並沒有動搖我的看法。我已經聽慣了這種「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時期什麼事都得跟資產階級「對著干」。資產階級曾經用「人道主義」反對宗教、封建的統治,用「人權」反對神權和王權,那麼是不是我們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獸道主義來反對人道主義呢?不!當然不會!在十載「文革」中我看夠了獸性的大發作,我不能不經常思考造反派怎樣成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權控訴,也有權探索,因為「文革」留下的後遺症今天還在蠶蝕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不過是怕見這種超級大馬戲的重演,換句話說,我不願意再進「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即使口裡不說,心裡也不會不想,有時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眼前也會出現人吃人的可怕場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終於從那位同志的話中找到一線亮光:問題大概就在於人道主義吧。為什麼有的人那樣害怕人道主義?……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為審查對像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一個從外面來的初中學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帶到我家裡去。我知道要是我聽他的話,全家就會大禍臨頭。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拚命奔逃。他並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只聽人說我是「壞人」,就不把我當人看待。他追我逃,進進出出,的確是一場絕望的掙扎!我當時非常狼狽,只是盼望那個孩子對我講點人道主義。幸而在這緊急關頭作協分會的造反派出現了。他們來拉我到大廳去,那裡有不少外地串連來的學生等待「牛鬼們」去「自報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學生只好另找別的「壞人」去了。我還記得他惡狠狠地對造反派說:「對這些壞人就是不能講人道!」 
  像這樣的事我還遇見不少次,像這類的話我也聽見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著這樣一個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權談人道主義,對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講人道主義」的。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那麼對我們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講獸道主義嗎?我很想知道這獸道主義是從哪裡來的。…… 
  前些時候全國出現了一股「人道主義熱」,我抱病跟著大家學習了一陣子,不過我是自學,而且懷著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去學。我的問題始終是:那些單純的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和所謂的「革命左派」怎麼一下子會變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熱很快就過去了,可是答案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即使有人引經據典也塗抹不掉我耳聞目睹的事實。楊沫同志在日記裡記錄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1,明明發生在我們偉大的民族中間,我雖然年邁體弱,記憶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沒有忘記那些在「浩劫」中被殘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傑出作家的名字將永遠活在讀者的心中:老捨,趙樹理,楊朔,葉以群,海默……和別的許許多多。他們本來還可以為我國人民繼續創造精神財富,但是都給不明不白地趕上了死路。多麼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什麼? 
  究竟是因為什麼?…… 
  在鄧樸方同志的講話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上,而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上去批判的。即使口頭不這樣說,實際上也是受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為先導的封建關係,是宗教狂熱。大量的非人道的殘酷行為就是在那時產生的…… 
  他講得非常明白,產生大量非人道的殘酷行為的是什麼?就是披著「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熱。那麼人獸轉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的道路了。所以時機一到,一聲號令,一霎時滿街都是「虎狼」,哪裡還有人敢講人道主義?哪裡還肯讓人講人道主義? 
  人獸轉化的道路必須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憶也應該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緊箍咒(1)   
  老友林放讀了《我的噩夢》1 以後,也寫了一篇雜感《「文革」還在揪人》。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老友是出色的雜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樣愛說空話。他常常對準目標,彈無虛發。聽說他去年發表過雜文,提醒大家不要讓「四人幫」餘黨漏網,居然有人打電話恐嚇他,可見他的文筆的鋒利。事後我遇見他,對他談起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這裡用了「遇見」二字,其實並不恰當,那天上午是他來看我,當時我們兩人都住在華東醫院,他住南樓我住北樓,病人來往比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來,不會有人干涉他。 
  他現在不那麼健談了。前幾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開會,他總是有說有笑、無話不談。可能是他也老了,雖然他比我還小幾歲。不過一談到寫雜文,我就看出他心裡還有一股火。他即使講話不多,但拿起筆來,仍未失去當年的勇氣。對於不合理的現象,對於不應當發生的事情,他還是有自己的看法,雖然三年前他寫信給我說:「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指發「違心之論」)……我不敢開支票。」 
  我瞭解他,我知道他為了寫雜文吃過不少苦頭。他和我同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川省選出的代表,第一屆一共開過五次大會,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的相鄰的房間裡。他平日愛喝點白酒,見到熟人總是談笑風生。他參加第二屆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組,那麼我們就不住在同一層樓了。這些事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看即使記錯了,也無大關係,我要在這裡提說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會。時間大概是六月,我們都住在前門飯店,我住在他的斜對面,都是兩人住一個房間,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學的教授或校長,都是「知識分子」。 
  在這一屆的會上開始了對所謂「右派」的批判,不僅在我們的大會小會上,在會場以外,在各個單位,在整個社會中都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這情況是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時期,到處都在舉行座談會,邀請大家「大鳴大放」,我們都分別出席了有關的會,發表了意見,各人都寫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沒有想到,我剛在前門飯店住下,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一位女記者就來找我,要我寫一篇「反擊右派」的短文。我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她催得急,說是要用電報把文稿發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長,可以摘抄大報上的言論,我當天就寫成了,記者拿去,第二天見報,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還記得短文的題目是《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多年的心願,但文章裡的句子則全是別人常用的空話。我當時還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我看見來勢兇猛,熟人一個個落網,一個個給點名示眾;更奇怪的是那位來找我寫「反右」文章的女記者,不久就給揪出來,作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會議期間我的心情十分複雜。我一方面感謝「領導」終於沒有把我列為右派,讓我參加各種「反右」活動,另一方面又覺得左右的界限並不分明,有些人成為反右對像實在冤枉,特別是幾個平日跟我往來較多的朋友,他們的見解並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會上我不敢出來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且時時擔心怕讓人當場揪出來。在北京我們在小組會上批判過本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過作協分會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我從小不善於言辭,常常因此感到遺憾,但是今天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慶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發違心之論。沒有人找我談過話,或者要我如何表態,雖然一直膽戰心驚,我總算平穩地度過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愛人蕭珊談起來,我還帶苦笑地說自己是一員「福將」。其實我的麻煩還在後頭。 
  雜文家當時的處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幾天他臉上不見笑容,我也替他擔心,卻又不便問他有什麼情況。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報,但是過兩天我就聽見了他的笑聲。原來他得到暗示寫了一篇自我檢討的文章,連夜打長途電話到上海,在晚報上發表了。檢討得到諒解,態度受到表揚,他也就放了心:過了關了。 
  今天我們的想法不會是當時那樣的吧。過去有一個時期談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樣。現在再回頭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多麼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緊箍兒」。他也一樣。我所認識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從此我們就一直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念起「緊箍咒」來叫我們痛得打滾,但我確實相信唸咒語的人不會白白放過我們。 
  這以後我就有了一種恐懼,總疑心知識是罪惡,因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不光彩的名稱了。我的思想感情越來越複雜,有時候我甚至無法瞭解自己。我越來越小心謹慎,人變得更加內向,不願意讓別人看到真心。我下定決心用個人崇拜來消除一切的雜念,這樣的一座塔就是建築在恐懼、疑惑與自我保護上面,我有時清夜自思,會輕視自己的愚蠢無知,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哪裡有什麼「知識」?有時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績不大。總之,我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緊箍咒(2)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這樣度過的。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吊膽,沒有主見,聽從別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筋疲力盡,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緊箍兒」。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著,爬著,走著,爬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給戴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為審查對象。 
  但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給關進「牛棚」的。雜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還在北京、漢口、上海三地相繼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以副團長身份大宴賓客的時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為報上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牛鬼」。我和雜文家失去了聯繫,即使住在同一個城市,我也無法知道他的真實情況。會議結束,送走全部外賓,我也做了「階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開始了。我不再有恐懼,因為我已經給揪了出來,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僥倖」心理。我被稱為「黑老K」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認識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藥。但我又不願滅亡,在那兩三年中我甘心受辱,爭取吃苦,有時甚至以為受苦可以使人淨化,表現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在這一段時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斷絕了關係,只有從各地來「外調」的造反派的兇惡的審訊中猜到一點情況,我不得不把朋友們忘得乾乾淨淨,我真正被孤立起來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見熟人,誰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雜文家在上海,現在他的處境比我的好多了,我為此感到高興,熟人中間有一個人得救,總比全體滅亡好。我去過干校,在那裡住了兩年半,日常的課程不過是勞動、學習和批鬥。以後又回到機關,批鬥總算結束了。最初是一個人自學,然後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以後給分配到別的單位,始終戴著無形的帽子,即所謂「敵我矛盾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是另一種「緊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單位,除了每週兩次政治學習外,有時還參加大會聽報告,這樣我就有機會見到雜文家了。他已經解放,參加了工作,在另一個出版社。有一天我去開會,他在會場裡看見我,過來打個招呼,要我散會後同他一道出去。我們,還有一位朋友,三個人步行到紅房子,吃了一頓飯。我們交談起來,還是很親切,只是不常發出笑聲。我當然忘記不了頭上那頂無形帽,他呢,雖然當了第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但過去的「緊箍咒」不會輕易地放過他。不過在這種時候主動地請我在飯館裡吃飯,也需要大的勇氣。他的脾氣沒有大改變,只是收斂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舊日的友情。經過兩次大火還不曾給燒成灰燼的友情。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提起兩個我們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華和陳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個上吊自殺,另一個據說死在煤氣灶上。他們為什麼死去,我至今還不明白,可是我們一直懷念他們。 
  十年中間我們見面交談大概就只有這一次。還有一次,也是在會場裡,他坐在台上發言,拿著稿子在念,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經人指點檢討「脫險」的經過,還是他以前講過的那些內容,還是那種充滿感激的腔調。當時「四人幫」剛剛下台,我仍然戴著那頂無形帽子,不過連我自己也看得出來那些橫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產。有些關心我的親友替我著急,勸我到處寫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仍然安心等待。又過了兩三個月,我那三間給上鎖又加封、關了整整十年的書房和寢室終於打開了。再過一些時候,《文匯報》的文藝編輯來找我寫文章。編輯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給他我的《一封信》,就這樣地結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雜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國人大,參加各種大小會議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斷左腿的時候。…… 
  這以後我的情況大都記錄在《病中集》裡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過兩三次醫院外,我經常在新聞報道上讀到他的名字,在螢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還是各種會議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給請出來發言表態。一切照常。他的晚報給造反派砸爛以後過了十多年也復刊了。於是我又讀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雜文。可能因為他身體不好,文章寫得少些,也可能我讀晚報的機會不多,讀不到他的雜文,好像跟他漸漸地疏遠了。我總覺得把時間耗費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談談,勸他多寫文章,勸他多講心裡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朋友把《「文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原來雜文家還在繼續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並未閉目養神,他還睜著雙眼注視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讀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詞句,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積累——「人吃人」的噩夢。我們兩人都感覺到「『文革』還在揪人」,這決不是開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進醫院的時候,噩夢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當時的確害怕這些夢景會成為現實,所以我主張多寫這些噩夢,不但要寫淚,而且要寫血,因為那些年我們流的血、淌的淚實在太多了。我一再勸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惟一的原因就是擔心「造反派」捲土重來。   
  緊箍咒(3)   
  雜文家關心知識分子的遭遇,因為知識分子政策長期不能落實而感到苦惱。落實政策已經宣傳了好幾年了,為什麼還這樣困難?他說得好:「『文革』這個母大蟲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還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總會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總得照辦,就再呼籲一下吧。為什麼沒有人出來乾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靈會復活呢?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一雙猛獸的眼睛在草叢中偷偷地望著我們;什麼地方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說:「人啊,你們要警惕!」 
  關於知識分子我不想講什麼,我只想問問雜文家:我們頭上還有沒有「緊箍兒」?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求別人做這做那,等待別人做這做那呢?想想我們自己這二三十年的親身經歷吧。「緊箍咒」不就是對我們的迷信的懲罰?想起《西遊記》裡唐僧對孫悟空講的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說:「當時只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寶塔已經倒掉,我舉手摸頭,果然頭上什麼也沒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創作自由(1)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從紐約寄來的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這次北京『作協』大會,海外反應很強烈,雖然大家說話有些不好聽,但幾乎都感到興奮與欣慰。我們只盼望能真正地實行下去。您那顆一直年輕的心,也許能分外地理解我們。」她是《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的編輯,還附寄了兩期副刊的剪報。副刊的大標題是:《海外的迴響,對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觀感》,執筆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這次大會的確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會上念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文件和簡報。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會結束了。反應的確很強烈,我指的並不是「海外」,是國內,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係的全國作家。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對於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只說:「會開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並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並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當選是「革新派的凱歌」。這樣的意見有什麼「不好聽」呢?我們自己不是也有類似的意見嗎? 
  最近我還在家養病。晚上,咳得厲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兩面翻身,總覺得不舒服,有時睡了一個多小時,又會在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睡不著我就東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剛剛開過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於是對大會我也有了自己的「觀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兩樣事情:祝詞和選舉。這是大會的兩大「收穫」,也是兩大「突破」。代表們出席大會,並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了解決繁榮創作的問題。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對他們「創作自由」和「藝術民主」不再是空話了。不用說黨中央對「創作自由」的保證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舞。說到選舉,有人說,這次不是照別人的意思畫圈圈,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挑選「領導人」。 
  這兩件事都只是一個開端。但是一開了頭就會有人接著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帶了頭,跟上來的人不會少。有了路,走的人會更多。全國的眼睛都在注視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們走出了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跟著走上去?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張挑選人,哪怕只有一個兩個,也總算給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畫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見。既然好不容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誰還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後退?! 
  關於選舉,我不想多說了。只要大家不講空話,在創作實踐中踏著堅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會陷在泥坑裡拔不起腳。從「創作自由」起步,會走到百花盛開的園林。「創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只有在創作實踐中人們才懂得什麼是「創作自由」。也只有出現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說明什麼是「創作自由」。我還記得一個故事,十九世紀著名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臨死前在病床上訴苦,說他開始發表作品就讓檢查官任意刪削,現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詩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話我記不清楚了,但《俄羅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沒有「創作自由」這事實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由的,更不用說「創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至今還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內的許許多多光輝的名字都是從荊棘叢中、羊腸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的最後一部(《復活》)就是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寫作、發表和出版的。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在他的國家裡就沒有出過一種未經刪節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樣,都是為「創作自由」奮鬥了一生。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嚴肅認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寫出垂光百世的傑作,雖然事後遭受迫害,他們的作品卻長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創作自由」的保證不過是對作家們的一種鼓勵,對文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保證代替不了創作,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到來還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黃金時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決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來的。關於作協大會的新聞報道說,「許多作家特別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紅了,哭了,說他們盼了一輩子才盼到這一天」。我沒有親眼看見作家們的淚水,不能憑猜想做任何解釋;但是我可以說,倘使我出席了大會,倘使我也流了眼淚,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費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時光。我常說自己寫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寫字不如小學生。他講的是真話。我從小就很少花功夫練字,不喜歡在紅格紙上填字,也不喜歡老師手把手地教我寫,因此毫無成績,這是咎由自取。後來走上文學道路,我也不習慣討好編輯、迎合讀者,更不習慣順著別人的思路動自己的筆,我寫過不少不成樣子的廢品,但是我並不為它們感到遺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樣逝去的那些日子。那麼多的議論!那麼多的空談!離開了創作實踐,怎麼會多出作品?!若說「老作家盼了一輩子才盼到」使他們流淚的這一天,那麼讀者們盼了一輩子的難道也是作家們的眼淚?當然不是。讀者們盼的是作家們的創作實踐和辛勤勞動,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沒有它們,一切都是空話,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空話。應當把希望放在作家們的身上,特別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創作自由(2)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再認識托爾斯泰(1)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讀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題做《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再認識」托爾斯泰,談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託爾斯泰,有多少人咒罵托爾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爾斯泰,但誰能說自己「認識」托爾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偉大死者的臉上,這不是什麼「私生活揭秘」,關於托爾斯泰的私生活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資料,本人的、家屬的、親友的、醫生的日記、書信、回憶等等,還有警察的報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說數不清的用各種文字編寫的托爾斯泰的傳記了。在他的晚年,這位隱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老人成了政府和東正教教會迫害的對象,各種反動勢力進行陰謀,威逼托爾斯泰承認錯誤,收回對教會的攻擊,老人始終不曾屈服。他八十二歲離家出走,病死在阿斯達波沃車站上,據說「在他與世長辭的那所屋子周圍,擁滿了警察、間諜、新聞記者與電影攝影師……」 1 這說明一直到死,他都沒有得到安寧,對他的誣蔑和誹謗也始終不曾停止。他活著就沒有能保持什麼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這樣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誠的人。他從未隱瞞自己的過去。他出身顯貴,又當過軍官,年輕時候確實過著放蕩的貴族生活。但是作為作家,他嚴肅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種慾念做鬥爭。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書,他宣傳他所理解的教義。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傳的去行動,按照他的主張生活。為了這個目標,他奮鬥了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藝術,相信「藝術是一種罪惡」。他離開書齋把精力花費在種地、修爐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贈稿費,讓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靈魂戰士」們去加拿大移民。他還放棄自己著作的版權……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們夫婦間的隔膜越來越深,分歧越來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樣自稱為「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寄生蟲」 1 的包圍,他們對他過分的要求 2 促使他的偏執越來越厲害,他竟然寫了一本書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在逝世前最後幾天裡他還寫過這樣的話:「我深深感覺到寫作的誘惑與罪惡……」他走到這樣的極端,並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減輕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們」完全滿意,卻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誤解和擔心。那個替丈夫抄寫《戰爭與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當然不願意他走上否定藝術的道路,因此對那些她認為是把托爾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們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她熱愛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維護他的榮譽,做他的忠實的妻子,為他獻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卻不能忍受作為人生教師的托爾斯泰,也就是「說教人」的托爾斯泰,她這種不斷的歇斯底里的爭吵,反而給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門徒」,促使老人終於離家出走。他留給妻子的告別信還是一八九七年寫好的,一直鎖在他的抽屜裡面。這說明十三年前他就有離家的心思,他的內心戰鬥持續了這麼久。只有小女兒亞歷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計劃,她陪他坐火車,中途他病倒在阿斯達波沃車站,就死在那裡。 
  亞歷山德拉後來寫過一本回憶錄 3,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父親死後,母親大大地改變了。……她常常在一張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幾個鐘頭,只有在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時,她才醒過來。她歎息,並且說她多麼後悔曾經使他痛苦過。『我真以為我那個時候瘋了』,她這樣說。……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達尼亞和我看護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時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說『我要告訴你們』,她呼吸困難,講話常常被咳嗽打斷,『我知道我是你父親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後悔。可是我愛他,整整愛了他一輩子,我始終是他的忠實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說不出一句話。我們兩個都哭著。我們知道母親對我們講的是真話。」 
  這就是托爾斯泰的家庭糾紛,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劇。亞歷山德拉是他最喜歡的女兒,曾被稱為「他的親切的合作者」,難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見證人?! 
  誰也想不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會有人根據什麼「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賴」的「研究材料」撰寫文章,說托爾斯泰是「俄羅斯的西門慶」,說他的「道德」、「文章」「應該身首異處、一分為二」,甚至說他「一向就是個酒色財氣三及第的浪子……他這樣的生活作風,由於家庭出身與社會沾染形成,變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質。」 1 這哪裡是研究?這樣的腔調,這樣的論斷,有一個時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給關進「牛棚」的時候。我奇怪,難道又在開托爾斯泰的批鬥會嗎?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喜歡或者討厭托爾斯泰,稱讚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們總應該多少瞭解他,總應該根據一點點事實講話。托爾斯泰的生活經歷是那麼豐富,有那麼多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是不難找到的,我也用不著在這裡引經據典來證明托爾斯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只從一本傳記中引用一節話說明我的看法: 
  每件細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爾斯泰由於他的生活環境和他所願望過的生活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感到的痛苦不滿。有一天他喝茶的時候,皺著眉頭抱怨生活是一種負擔。   
  再認識托爾斯泰(2)   
  索菲雅問他:「生活怎麼會是你的負擔?人人都愛你!」 
  他答道:「是,它是負擔。為什麼不是呢?只是因為這兒的飲食好嗎?」 
  「為什麼不是呢?我不過說大家都愛你。」 
  「我以為每個人都在想:那個該死的老傢伙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現在你應該死掉,免得做一個完全的偽君子!這很對。我經常收到這樣的信,連我的朋友也寫這類的話。他們說得不錯。我每天出去,路上總看見五個衣服破爛的叫化子,我呢,騎著馬,後面跟著一個馬車伕。」 
  在一九一○年頭幾個月的日記裡,經常記著托爾斯泰因為這個問題所感受到的敏銳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寫道:「我沒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識到我過的是罪惡的生活,我四周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人都是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難過,十分不好意思。……」 1 
  夠了。這些話就可以說明偉大作家最後幾十年的內心鬥爭和家庭悲劇的實質了。托爾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達到這個目標是多麼困難,為了它他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後在病榻上不願意見他的妻子,一是決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靜地離開人世。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跟什麼「小白臉男妾」、什麼「大男人主義」怎麼能拉扯在一起?!傳播這種流言蜚語的人難道自己不感到噁心? 
  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願。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了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還是把托爾斯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再說端端(1)   
  一 
  我還想談談外孫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是三年前發表的,現在端端不再是「我們家庭最小的成員」了(我兒子結了婚,家裡添了一個一歲的小孫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學讀到了五年級,每天還是帶了不少的課外作業回家,到家後休息不過半小時,就埋頭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點鐘,中間只除去吃一頓晚飯的時間。她在家做功課,常常借用我的寫字檯。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時間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卻沒有想到連一個小學生也比我寫得更勤奮。「有這樣的必要嗎?」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我總覺得:兒童嘛,應當讓她有時間活動活動,多跑跑,多笑笑,多動動腦筋。整天坐著看書寫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過童年,我並不曾忘記我是怎樣過來的。雖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裡,我也還是一個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腦筋想主意,我有時背書背不出來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們遊戲的時候。我始終不曾感覺到讀書像一種沉重的負擔,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聽見端端一個人自言自語發牢騷:「活下去真沒勁!」不覺大吃一驚,我對孩子的父母談起這件事,我看得比較嚴重,讓一個十歲多的孩子感覺到活下去沒有意思,沒有趣味,這種小學教育值得好好考慮。孩子的父母並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別是做母親的總以為孩子不肯多動腦筋,做作業做得太慢,自己又沒有工夫輔導孩子,有時看見到了九點孩子還在用功,就動了氣,放連珠炮似的大罵一頓,逼著孩子上床睡覺。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課。孩子的父親偶爾和我同聲說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將來念中學,考重點學校,功課更多,老師抓得更緊,現在不練就一些本領,以後怎樣過日子? 
  端端並不理解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練就應付那些功課的本領。她母親責備她「竅開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兩篇文章寫成相隔三年,這就說明三年中她的情況並未改善,可見進步很小。她的學習成績始終不穩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愛面子,又怕挨罵,每逢考試成績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馬上告訴大人(姑婆、太孃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績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設法拖延一兩天,終於給媽媽知道,還是挨一頓痛罵。說也奇怪,我女兒思想很開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課,或者她發現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說,迎頭來一陣傾盆大雨,有時甚至上綱上線,嚇得孩子無話可說。我不同意這種教育方法,我心裡想:她不開竅,你幫忙她開竅嘛。可是我女兒、女婿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忙碌著,抽不出時間來照顧孩子的學習。我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也看得出來:孩子挨罵的時候,起初有些緊張,後來挨罵的次數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發生過的事情又繼續不斷地發生。做母親的卻從未想過:為什麼孩子會有「活下去真沒勁」的思想。她大概以為「不要緊,大家都是這樣地教育成人的。」 
  當然,誰也不必把孩子的話看得太認真。的確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孩子不會因為功課重就「看破紅塵」,也不會因為挨罵多就起來「造反」。一切會照常進行,不必緊張。孩子雖愛面子,但也不會去考「重點學校」,她父母也不會強迫她考「重點學校」,我更不鼓勵她念「重點學校」,因為做「重點」學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她還不夠條件。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現在的教學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時候的差不太多,我稱它為「填鴨式」,一樣是灌輸,只是填塞進去的東西不同罷了。過去把教育看得很簡單,認為教師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樣,無非是照課本宣講,「我替你思考,只要你聽話,照我說的辦。」崇高理想,豪言壯語,遍地皆是;人們相信,拿起課本反覆解釋,逐句背誦,就可以終生為四化獻身,向共產主義理想邁進了。 
  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了所謂孔孟之道,可是我並沒有相信過那些聖賢書,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了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丟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我總是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也只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 
  今天的孩子當然也不是鴨子,即使我們有十分偉大、極其崇高的理想也不能當做「飼料」使用吧。要是作為「飼料」,再偉大的東西也會走樣的。何況用「飼料」填鴨只是為了讓鴨子快快長肥給人吃掉。我們給孩子受教育卻是為了讓他們做有用的人,為建設祖國長期盡力,這是「百年大計」,決不是單單把他們「養肥」就解決問題。 
  為孩子們著想,培養他們最好是「引導」、「啟發」,使他們信服,讓他們善於開動腦筋,學會自己思考問題。真正懂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好,什麼是美,他們才有可能向偉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聽話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學生,肯動腦筋的孩子總比不動腦筋的好。人總是不停地前進的,人類社會總是不斷地發展的。不論是人,不論是社會,都不可能照一個模式世世代代不變地傳下去。依賴父母的子女是沒有出息的。下一代不會讓我們牽著鼻子走,他們一定會把我們拋在後面,因為我們常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希望。是希望,是未來,就得跟「填鴨式教育」決裂。未來決不會跟過去和現在一模一樣。   
  再說端端(2)   
  最近人們又在談論教育改革,這是好事。改革教育,人人有份,它不只是少數專家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這一次能改出一點成績來。我看,單單伸起頸項等待是沒有用的,有意見就講出來。不能再走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前的老路了。多考慮,多議論,多徵求意見,一切認真對待。總之,千萬不要忘記認真二字。 
  二 
  我的前一篇關於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氣寫下去的。這一段《隨想》則寫得很吃力,還刪改了三次。為什麼會這樣困難?我找出一個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寫端端,卻想到自己。我的書櫥裡有二三十冊筆記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間給造反派抄走後來落實政策又退了回來的。本子上記錄著「老師們」的「講課」,全是我的字跡。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裡我經常像小學生那樣戰戰兢兢地應付沒完沒了的作業,背誦、死記「老師們」的教誨;我強迫自己順著別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連串的指示當做精飼料一股腦兒吞在肚裡。是的,這全是為我準備、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飼料。為了討好「老師」,爭取分數,我發奮,我虔誠,埋頭苦學到夜深,只換來連夜的噩夢:到處尋找失去的東西,卻一樣也找不回來。應該說,有一個時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個「沒有開竅」的小學生,永遠記不牢「老師們」的教導和批評,花費了那麼多的學習時間,我得到的卻常常是迎頭的傾盆大雨。頭髮在灌輸和責罵中變成了銀絲,拿筆的手指顫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寫作成為懲罰的苦刑,生活好似長期的掙扎。「沒勁!沒勁!」甚至在夢裡我也常常哀求:「放學吧!」我真想做一個逃學的「小學生」。說老實話,我同情端端,我也憐憫過去的自己。 
  三 
  關於端端我還得講幾句公道話。固然在學習方面她有缺點,成績也屬於中等,但正如她自己所說「不能把人看死」,她還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十一歲的小姑娘。她也是要變的。 
  我妹妹批評我「偏愛」端端,我不否認,生活把我和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過根據這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老外公和小外孫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現。我摔傷後從醫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兩張床放在一個房間裡,每天清早她六點起身後就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輕輕地說聲「再見」,然後一個人走下樓去。晚上她上樓睡覺,總是先給我鋪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過來給我穿好襪子,讓她再上床睡一會,我笑著說:「這是包給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來了。」似乎她為這種沒有報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會想到每天早晨那一聲「再見」讓我的心感到多麼暖和。 
  五月二十五日   
  尋找理想(1)   
  一 來信 
  江蘇某縣某鄉中心小學十位同學四月十八日寫信給我: 
  敬愛的巴金爺爺:我們是十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平均年齡不到十一週歲,在學校裡都獲得了「三好」或「品學兼優」的獎勵。但是近年來,我們被一些新的現象迷惑了。爸爸媽媽說話三句不離鈔票,社會上常以收入多作為自己的驕傲。有位每月工資是三十多元的老師,當我們問她工資多少時,她臉紅了。我們有位同學數學考了九十四分,她嗚咽起來,原來爸爸答應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獎金。許多家長都用金錢、新衣、旅遊來鼓勵我們取得好成績。有些同學在談到將來時,往往把單位好、工資高、獎金多作為自己最好的嚮往。一句話,為金錢工作、為金錢學習,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這難道就是我們八十年代的少年應該追求的理想嗎?作為三好學生,我們可以攻克學習上的重重難關,但是在這裡,在理想問題上我們成了十隻迷途的羔羊。但是我們不甘沉淪,我們決心探索、尋求,我們十個朋友決定開展一個「尋求理想」的活動。 
  巴金爺爺,我們讀過您寫的很多書。現在您已上了年紀,可是我們還常常在報紙上、電視裡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我們想您那裡一定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有打開我們心靈窗戶的神秘鑰匙,因此,我們想向您請教。當您伏案寫作的時候,您想的是什麼?您寫了那麼多的書,您追求的是什麼? 
  巴金爺爺,我們知道您很忙,您有很重要的工作,您還需要休息,我們實在不願意打攪您,但是我們十分需要您的幫助。十隻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請您以最快的速度給我們指點。 
  祝您長壽。 
  十個尋找理想的孩子 
  寫信人的名字給我刪掉了。 
  二 我的回答 
  親愛的同學們:你們的信使我感到為難。我是一個有病的老人,最近雖然去北京開過會,可是回到上海就彷彿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一點力氣也沒有,講話上氣不接下氣,寫字手指不聽指揮,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給你們一個回答,我很難辦到。我只能跟在你們背後慢慢地前進,即使遠遠地落在後面,我還可以努力追趕。但要帶著你們朝前飛奔,不是我不願意,而是力不能及了。這就說明我不但並無「神奇的力量」,而且連你們有的那種朝氣我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神秘鑰匙」了。 
  不過我看你們也不必這樣急,「尋求理想」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滅;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標,對理想當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聽廣播、看報紙,彷彿人們隨時隨地都在談論「理想」,彷彿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麼你們為什麼還那樣著急地向我「呼救」呢?你們不是都有了理想嗎?你們在「向錢看」的社會風氣中感覺到窒息,不正是說明你們的理想起了作用嗎?我不能不問,你們是不是感到了孤獨,因此才把自己比做「迷途的羔羊」?可是照我看,你們並沒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們四周的一些人。 
  我常常想,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時會是十分古怪,叫人難以理解。人們喜歡說,形勢大好,我也這樣說過。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我也有自己的經驗:根據我耳聞目睹,捨身救人、一心為公的英雄事跡和一人有難、八方支援的好人好事,每天都在遠近發生。從好的方面看,當然一切都好;但要是專找不好的方面看,人就覺得好像被壞的東西包圍了。儘管形勢大好,總是困難很多;儘管遍地理想,偏偏有人惟利是圖。你們說這是「新的現象」,我看風並不是一天兩天刮起來的。面對著這種現象,有人毫不在乎,他們說這是支流,支流敵不過主流,正如邪不勝正。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譬如說鈔票變成了發光的「明珠」,大家追求一個目標:發財,人人爭當「能賺會花」的英雄;又譬如說從喜歡空話、愛聽假話,發展到販賣假藥、推銷劣貨,發展到以權謀私、見利忘義……也不要緊,因為邪不勝正。還有人說:「你不要看風越刮越厲害,不久就會過去的。我們有定風珠嘛!」同他們交談,我也感到放心,我也是相信邪不勝正的人,我始終樂觀。 
  同學們,請原諒,我不是在這裡講空話。束手等待是盼不到美好的明天的。我說邪不勝正,因為在任何社會裡都存在著是與非、光明與陰暗的鬥爭。最後的勝利當然屬於正義、屬於光明。但是在某一個時期甚至在較長的一段時期,是也會敗於非,光明也會被陰暗掩蓋,支流也會超過主流,在這裡鬥爭雙方力量的強弱會起大的作用。在這一場理想與金錢的鬥爭中我們決不是旁觀者,鬥爭的勝敗關係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我們是這個社會的成員,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要是我們大家不獻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那麼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騰飛,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我常常想為什麼宣傳了幾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勢,卻無法防止黃金瘟疫的傳播?為什麼用理想教育人們幾十年,那麼多的課本,那麼多的學習資料,那麼多的報刊,那麼多的文章!到今天年輕的學生還彷徨無主、四處尋求呢? 
  小朋友們,不瞞你們說,對著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連我有時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問,理想究竟是什麼?難道它是虛無縹緲的東西?難道它是沒有具體內容的空話?這幾十年來我們哪一天中斷過關於理想的宣傳?那麼傳播黃金疫的病毒究竟來自何處、哪方?今天到處在揭發有人販賣霉爛的食品,推銷冒牌的假貨,辦無聊小報,印盜版書,做各種空頭生意,為了帶頭致富,不惜損公肥私、禍國害人。這些人,他們也談理想,也講豪言壯語,他們說一套,做另外一套。對他們,理想不過是招牌、是裝飾、是工具。他們口裡越是講得天花亂墜,做的事情越是見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子就變為「向錢看」,定風珠也會變成風信雞。在所謂「不正之風」刮得最厲害、是非難分、真假難辨的時候,我也曾幾次疑惑地問自己:理想究竟在什麼地方?它是不是已經被狂風巨浪吹打得無蹤無影?我彷彿看見支流壓倒了主流,它氣勢洶洶地滾滾向前。然而即使在這個時候我也沒有理由灰心絕望,因為理想明明還在我前面閃光。   
  尋找理想(2)   
  理想,是的,我又看見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妝品,不是空談,也不是掛在人們嘴上的口頭禪。理想是那麼鮮明,看得見,而且同我們血肉相連。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過是一粒泥沙。不管我多麼渺小,從它那裡我可以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拜金主義的「洪流」不論如何氾濫,如何衝擊,始終毀滅不了我的理想。問題在於我們一定要頂得住。我們要為自己的理想獻身。 
  我在二十年代寫作生活的初期就說過:「把個人的生命聯繫在群體的生命上面,在人類繁榮的時候,我們只看見生命的連續,哪裡還有個人的滅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把它們分給別人,不這樣做,我們就會感到內部乾枯。」你們問我伏案寫作的時候想的是什麼?我追求什麼?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話。我追求集體的幸福和繁榮。 
  五十幾年來我走了很多的彎路,我寫過不少錯誤的文章,我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我經常感受到「內部乾枯」的折磨。但是理想從未在我的眼前隱去,它有時離我很遠,有時彷彿近在身邊;有時我以為自己抓住了它,有時又覺得兩手空空。有時我竭盡全力,向它奔去,有時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時候在我的前面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會永遠給我指路。我的工作時間剩下不多,我拿著筆已經不能揮動自如了。我常常談老談死,雖然只是一篇短短的「隨想」,字裡行間也流露出我對人生無限的留戀。我不需要從生活裡撈取什麼,也不想用空話打扮自己,趁現在還能夠勉強動筆,我再一次向讀者,向你們掏出我的心:光輝的理想像明淨的水一樣洗去我心靈上的塵垢,我的心裡又燃起了熱愛生活、熱愛光明的火。火不滅,我也不會感到「內部乾枯」…… 
  親愛的同學們,我多麼羨慕你們。青春是無限的美麗,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也是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希望,這樣一個信念,貫串著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們面前,未來屬於你們。千萬要珍惜你們寶貴的時間。只要你們把個人的命運同集體的命運連在一起,把人民和國家的位置放在個人之上,你們就永遠不會「迷途」。理想不拋棄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們會沐浴在理想的光輝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輕自己,你們決不是孤獨的!昂起頭來,風再大,浪再高,只要你們站得穩,頂得住,就不會給黃金潮衝倒。 
  這就是一個八十一歲老人的來遲了的回答。 
  六月二十五日   
  從心所欲(1)   
  一 
  我總算闖過了八十的大關。人生八十並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時候我常常想,過了八十總可以「從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釋,「從心所欲」也不過是做一兩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說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樣的願望大概不會是過分的要求吧。 
  可是連這個願望也實現不了。人不斷地找上門來,有熟人,也有陌生的讀者,他們為了接連出現的各種「紅白喜事」拉我去充當吹鼓手;他們要我給各式各樣的報紙、書刊題辭、題字,求我擔任這樣那樣的名譽職務。我曾經多次解釋:作家應當通過作品跟讀者見面,不能脫離創作對讀者指手畫腳。我又說自己沒有權利教訓讀者,也不敢命令別人照我的話辦事。我從小不練書法,長大又不用功,我寫字連自己也看不順眼,說是「鬼畫桃符」。要我題字,無非讓我當眾出醜,這是我不願意做的事。有些人卻偏偏逼著我做,我再三推辭,可是我的話不起作用。人家已經給我做了結論:我不過是一個只有名字的空殼,除了拿名字騙人或者嚇唬人外,再無別的用處。找上門來求這求那的客人認定:「這個空殼」行將入土,你不利用,就白白喪失最後的機會,所以總要揪住我不放。我呢,只好向他們哀求:「還是讓我老老實實再寫兩篇文章吧。」倘使只是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沒有意思,我實在不想這樣地過日子。可是哀求、推辭、躲避有時也沒有用,我還是不得不讓步,這裡掛一個名,那裡應付一下。有人笑我「不甘寂寞」,他卻不知道我正因為太不寂寞感到苦惱。有人怪我「管事太多」,其實除了寫《隨想錄》,我什麼事都沒有管,而且也不會管。 
  當然我也不甘心任人擺佈。我雖然又老又病,缺乏戰鬥意志,但還能獨立思考,為什麼不利用失敗的經驗保護自己?付了學費嘛,總要學到一點東西。過了八十,為什麼還要唯唯諾諾,討好別人,看人臉色,委屈自己?既然不能「從心所欲」,不妨帶著微笑閉戶養神。這是我的「持久戰」。我就是這樣地爭取到一點時間來寫《隨想錄》的,我還想寫一點別的東西,有時候真是想得如饑似渴。究竟為著什麼?我自己分析,眼睛一閉一切都完了,我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有!那就是我的祖國,我的同胞,真想把心掏出來給他們。 
  我活了這麼幾十年,並不是白吃乾飯,我寫了那麼一大堆書,不管好壞,究竟把我的見聞和感受寫出多少,自己也說不清。既然別人給我做了「結論」,為什麼我自己不也來一個總結?我大概再沒有機會參加批鬥會了,沒有人逼著我寫檢查,我自己也不會再寫它。本來一筆糊塗賬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這最痛快。可是想到將來會出現的評論、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種種流言蜚語,我再也不能沉默。說實話,我前兩天還在做可怕的怪夢,幾張凶神惡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當時有一些人變成猛獸,後來又還原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這可能是好事。但在我的怪夢裡那些還原為人的「人」在「不正之風」越刮越厲害的時候卻又變成了猛獸。我們當然不能相信夢境。不過回憶過去,把一些經驗寫下去,即使做了一個不像樣的總結,對後人也不會沒有用處。我牢牢記住這樣一句名言:「人啊,你們要警惕!」 
  我正是為了這個才活下去、寫下去的。 
  二 
  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在香港接受了中文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典禮後幾天在當地一家日報上我讀到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作者對中文大學對我的「贊詞」有不同的意見,他引用我自己的話來批判我,挖苦我,證明我並不「堅強」,證明我沒有「道德勇氣」。這些話聽起來並不悅耳,特別是在長篇贊詞之後,它們好像當頭一盆雪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陣不舒服之後,我卻覺得一度發熱的頭腦清醒多了。這文章裡講的正是我永遠忘不了的一些「文革」中的事情。本來我就這樣想:過去是抹煞不了的,未來卻可以由我們塑造。不堅強可以變為「堅強」,沒有「勇氣」的人也會找到「勇氣」。總之,事在人為。我欠了債並不想賴掉,有債就還,還清了債豈不很輕鬆!我提倡講真話,爭取講真話,正是為了有錯就認、認了就改,也是為了有病就治、治了就好。不錯,世界上也有所謂「一貫正確」的人,他們生了瘡還說是身上開花,要人家講好話。我不會向他們學習。這些年我的慘痛的教訓實在太多了。在牛棚裡那些漫長的日子,總覺得有人把我的心放在油鍋裡反覆熬煎。我想起小時候我父親去世家中設靈堂請和尚誦經的情景。我彷彿又看見大廳上十殿閻羅的掛圖。根據過去民間傳說,人死後要給帶去十座閻羅殿過堂、受審,甚至要走「奈何橋」、上刀山、下油鍋接受種種殘酷刑罰。 
  亡靈還要在這些地方重複自己一生的經歷,不是為了「重溫舊夢」,而是經受一次嚴格的審查,弄清是非、結束恩怨,然後喝「迷魂湯」忘記一切,從「轉輪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過這一套鬼話。不過,時間很短,閻羅圖是和尚從廟裡帶來的,它們給收起以後我也就忘記了。不知道因為什麼,過了五十年我又想起了它們。而且這一次和從前不同,我不得不把自己擺了進去,從我進「牛棚」開始,領導也好,「革命群眾」也好,我自己也好,整天都把「重新做人」掛在嘴上,他們把我變成了「牛」,把所有和我類似的人都變成了「牛」,現在需要他們來執行閻王的職務,執行牛頭馬面的職務了。   
  從心所欲(2)   
  十年浩劫中的頭幾年特別可怕,我真像一個遊魂給帶去見十殿閻王,過去的經歷一樁樁一件件全給揭發出來,讓我在油鍋裡接受審查、脫胎換骨。十幅閻羅殿過堂受審的圖畫陰風慘慘、鮮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獸是魂,是在陰司還是在地獄。當時蕭珊尚在人世,每天我睜開眼睛聽見她的聲音,就喚她的名字,我說:「日子難過啊!」倘使要我講出自己的真實思想,那就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閻羅殿長時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絕路,只是因為我不願意同蕭珊分別。除了我對蕭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讓「個人崇拜」搾取光了,那些年中間我哪裡還有信心和理想?哪裡還有什麼「道德勇氣」?一紙「勒令」就使我甘心變牛,哪裡有這樣的「堅強戰士」?說謊沒有用,人無法改變自己的本來面目,我也一樣,我不想在自己臉上搽粉,也用不著給它抹黑。「罵自己不臉紅」,並非可恥的事,問題在於我是不是在講真話。 
  然而那是非不分、人鬼難辨的十年終於過去了,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頭都給扔在滾滾油鍋裡煎了千百遍,我的確沒有「倒下去」,而且也不會倒下去了,這一點「信心」我倒是有的。我並不諱言我多次給「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過「坐噴氣式飛機」、低頭認罪的種種醜劇。還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年作家跪在作協分會大廳裡地板上接受進駐機關的所謂「狂妄分子」、「革命」學生的批判,朋友西彥的牙齒就在這個下午給打掉了兩顆。當時的情景還是那麼鮮明,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一樣,我並不曾臉紅,也不覺得可恥。我只想:這奇恥大辱大概就是對我那些年的「個人崇拜」的一種懲罰或者一種酬勞吧。我給剝奪了做「人」的權利,這是自作自受,我無話可說。但是從此我就在想一個問題:不能讓這奇恥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今天我也還沒有忘記這個問題。究竟我有沒有「勇氣」,是不是「堅強」,要看我有沒有「不讓『文革』的悲劇再發生」的決心。我決不會再跪在地板上接受批判了。我想把那篇所謂《寫真話》的文章當做鏡子照照自己,可是我什麼也看不清楚。作者把在「文革」中受盡屈辱、迫害的人,和在「個人迷信」大騙局中受騙的人作為攻擊和批判的對象,像隔岸觀火似的對自己國家、民族的大悲劇毫不關心,他即使沒有進過「牛棚」、沒有坐過「噴氣式」,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過是向下一代人勾畫出自己的嘴臉罷了。 
  七月十四日   
  賣真貨(1)   
  一 
  偶爾翻閱近幾年出版的《隨想錄》,原來我寫過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可能有人認為我講得太多了,為什麼老是揪住真話不放呢?其實,誰都明白,我開的支票至今沒有兌現。 
  我編印了一本《真話集》,只能說我扯起了真話的大旗,並不是我已經講了真話,而且一直在講真話。這幾年我生病,講話、寫文章不多,要是給自己算一筆賬,收穫當然更少。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懂得講真話並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難。 
  此外,我還忽略了講話和聽話的密切關係。人們習慣於聽好聽的話,也習慣於講別人愛聽的話。不少的人善於看別人的臉色講話:你喜歡聽什麼,他就給你講什麼,包你滿意。更多的人聽到不「滿意」的話馬上板起面孔。對他們,話並無真假之分,只有「入耳」與「不入耳」之別。他們說話,總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說過就忘記,別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會承認。在他們,講話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遊戲,一種消遣,或者一種手段。總之不論講話聽話,都只是為了滿足一時的需要,所以他們常常今天講一套話,明天又講另一套,變化無窮,簡直叫人沒法跟上。他們永遠正確,而你卻只好不斷承認錯誤,有時認了錯就算完事,有時你轉不過彎,或者黑字留在白紙上,你不能不認賬,就會叫你背一輩子的黑鍋。即使你完全販賣別人的話,並未走樣,原來講話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給你戴帽子,因為他們的級別高,你的級別低,或者他們是官,你是民,同樣的話由他們講就正確,你講出來會犯錯誤。有時需要一個靶子,你也會給拋出來,揪出來,即使你只講了三言兩語。 
  以上的話並不新鮮,現在說來,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責任,說明我開出的支票不兌現,情有可原。其實真有這個意思。前一個時候不是有人笑我沒有「道德勇氣」嗎?幾年前我開始叫嚷「講真話」,接連發表《隨想錄》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放暗箭傷人,有人疑心我在罵他,總之,不大滿意。我吞吞吐吐,講得含糊不清,便於他們爭取對號入座,因為我雖然寫作多年,「駕馭文字的功夫」至今還「很低下」,無法使某些讀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眾的也首先是自己。這裡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決之後才有可能想到別人,對自己要求應當比對別人更嚴格。但是我自己要過關就十分困難。前不久我寫過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有人說我替托爾斯泰「辯護」。偉大的作家並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我只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污泥濁水,看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後半生所走的那麼艱難的道路。他給後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麼多的糾紛,招來那麼大的痛苦,最後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別人的意志強加給他了。寫完「再認識」的文章,我才明白:講真話需要多麼高昂的代價,要有獻身的精神,要有放棄一切的決心。這精神,這決心,試問我自己有沒有?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 
  二 
  聽別人講真話也是好事。 
  好些年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沉默地觀察人。我聽人講話,常常看他的動作,揣摩他的心思,回憶他以前講過的話,再把它們同他現在講的連起來,我便得出了結論:假話多於真話。老實說,從人們的嘴裡,從電台的播音,從報刊的報道,從到處的廣告,還有,還有……我一直在懷疑究竟有多少真話!不知是不是我的腦子有毛病,根據我的經驗,越是好聽的話,越是漂亮的話,越不可信,所以話講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實來作證,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於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觀察了別人以後應當解剖自己。我這一生講過太多的話,有些連自己也早已忘記,但可能別人還記在心上,圖書館裡也還留存著印在書刊上面的字句。它們是真是假,固然別人可以判斷,但自己總不能不做個交代吧。我經常想起它們,彷彿在查一筆一筆的舊賬。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夢迴我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往往為一件事情或幾句假話弄得汗流浹背。我看所謂良心的責備的確是最痛苦的,即使別人忘記了你,不算舊賬,你躲在一邊隱姓埋名,隔岸觀火,也無法得到安寧。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寬恕。 
  人不能用假話欺騙自己。即使臉皮再厚的人,假話說多了也要紅臉。在十年「文革」期間我確實見過一些人大言不慚地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後來他們又把那些話賴得乾乾淨淨,在人前也不臉紅。但甚至這種人,他們背著人的時候,在沒有燈光什麼也看不見的時候,想起過去的事,知道自己說了謊騙了人,他們是不是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是不是也會紅臉?我常常想這個問題,卻始終想不出什麼道理來。近二三十年中發生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那許多辦案的人難道對蒙冤者就毫無歉意,一點也不感到良心的譴責?據說還有不少人斤斤計較地堅持要給受害人身上留一點尾巴。「怎麼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朋友們笑笑或者歎口氣說:「這種事情太多了。」的確有這樣一種人,他們不但說了假話,而且企圖使所有那些假話都變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費過許多寶貴的時間去學習那些由假變真的東西。而且我當時總相信我是在擁抱真理。我還以為火在心裡燃燒。一覺醒來才發現是許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陣煙,一陣霧,真理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我自己倒變做了一個販賣假藥的人。賣過些什麼假藥,又賣了給什麼人,我一筆一筆地記在賬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劃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時時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厲害,有時也會妨礙我平穩地睡眠。一連幾年我到處求醫,想治好這個心病,才寫了那麼幾篇關於真話的文章,我也不過干嚷了幾聲。   
  賣真貨(2)   
  三 
  幾年過去了,我的確只是干嚷了幾聲。 
  可是我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呢? 
  仍然是報刊的報道,電台的播音,它們告訴人們: 
  這裡在製造假酒,那裡在推銷假藥;這個商店發賣致病的點心,那個企業製造冒牌的劣貨……可怕的不再是講好聽的話騙人,而是賣有毒的食品騙錢。不小心,我們每個人都會中毒受害。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應當要求:賣真貨。 
  單單講真話已經不夠了,太不夠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說知識分子   
  一 
  近年來到處都在議論「知識分子」,好像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什麼新奇的東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識分子講好話,也有人對他們仍然不滿。但總的說來,過去所謂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總之,一片「尊重知識」聲。不過向來瞧不起知識分子的人多數還是堅持己見,「翹尾巴」論就是從他們嘴裡嚷出來的。「知識分子政策」到今天還不能完全「落實」,也就是由於這類人從中作梗。他們說:「為什麼要這樣尊重知識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簡單,「要使用知識分子嘛」。我要你替我賣命,就得對你客氣點,做個笑臉,說兩句好話,讓你心甘情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是有好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優秀的科學家在困難條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寧願早日獻出生命,成為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嗎?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別的國家中也很少見,你要他們出力賣命,為什麼不該尊重他們?但是「翹尾巴」論者卻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們賣命還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後抽嘛!」「四人幫」就是這樣做過的。結果呢,肯賣命的人都給折磨死了。不要知識,不要科學,大家只好在苦中作樂,以窮為光榮。自己不懂,也不讓別人懂,指手畫腳,亂髮指示,堅持外行領導內行,無非要大家都變成外行。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整了別人,也整到自己。這樣一來,知識真的成了罪惡。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矛頭都是對準知識分子。「文革」期間批鬥難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時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獄,希特勒「元首」的個人迷信等等,等等……這不都是拿知識分子做槍靶子嗎?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識分子的這一點點「知識」,擔心他們不聽話,惟恐他們興妖作怪,總是挖空心思對付他們,而且一代比一代厲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還把知識當做草原上的草一樣想用野火燒盡它們。人們這樣說,我也這樣相信,哪怕只有那麼一點點「知識」,我也必須把屬於知識分子的這些「毒草」燒盡鏟絕,才能得到改造,做一個有用的人。幾十年中間,我的時間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驗上,最後差一點死在「四人幫」的毒手上。當時我真願意早一天脫胎換骨,完成改造的大業,摘去知識分子的小帽。我本來「知識」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大油鍋裡熬來熬去,什麼「知識」都熬光了,可是卻給我換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讓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隨意打罵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麼一點點「知識」。 
  我還在癡心妄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我還在等待從一個大運動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時甚至希望做一個不會醒來的大夢。但是我終於明白,把那麼一大段時間花費在戴帽、摘帽上面,實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陰似箭,我繞了數不清的大彎,然後又好像回到了原處。可是我也用不著再為這頂知識分子的帽子麻煩了。我就只有在油鍋裡熬剩下來的那一點點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開會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聽的話鼓勵也好,我總要交出它們,我總要走完我的路。我生長在中國,我的一切都屬於中國人民。為自己,這樣生活下去,我已經心安理得了。 
  二 
  我長期生活在知識分子中間,我寫過不少作品替知識分子講話,為他們鳴冤叫屈,寫他們的艱苦生活,寫他們的善良心靈,寫他們的悲慘命運。我不是寫一本書,寫一篇文章,我寫了幾十年,我寫「斯文掃地」的社會,在其中知識分子受罪,知識受到踐踏,金錢是惟一發光的寶物。在那個社會裡,「秦始皇」、「清朝皇帝」、「希特勒」一類的鬼魂經常出現,知識分子是給踏在他們腳下的賤民。誰不曾膽戰心驚地度過那些漫長的、可怕的「寒夜」!黑暗過去,新中國成立,知識分子用多麼歡快的心情迎接燦爛的黎明,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新的生活開始了。三十幾年來他們的歡樂和愁苦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了好的政策,更盼望認真落實,痛痛快快,不打折扣,也不拖泥帶水,更不必留下什麼尾巴,不讓人有使用鞭子的機會。拿鞭子抽人不是新社會的現象,我們的社會也不會有甘願挨打的「人下人」了。 
  知識分子也是新中國的公民,把他們當做平等的公民看待,這才是公平合理。國家屬於全體公民,有知識或者沒有知識,同樣有一份義務和一份權利,誰也不能把別人當做待價而沽的貨物,誰也不是命運給捏在別人手裡的奴隸。我讀過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我也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倘使有人把某一個時期我們知識分子的生活如實地寫出來,一定會引起無數讀者同情的眼淚,喚起他們憤怒的抗議吧。但是這樣的時期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根據知識劃分公民的等級,並不是聰明的事。用恩賜的優惠待遇也收買不了人心。我們說肝膽相照,應該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為你創造並保證工作和生活的條件,你毫無保留地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都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大家同樣地心情舒暢,什麼事都好辦了。誰也用不著再為香臭的問題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再說創作自由(1)   
  三個多月沒有寫「隨想」,原因仍然是寫字困難,雜事不少,既無精力,又無時間。幾位老朋友看見我這麼久不發表文章,以為我要擱筆,擔心我心上那點餘燼已經冷卻。有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來信問我是不是「找不到題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說真話,那麼根據我目前的健康情況,我似乎應當「擱筆」了。我從來不「找題目」做文章,只是有話才說,但我也有避開擺在面前的題目不聲不響的時候。因為有病,經常心煩意亂、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題目講不清楚,不如不寫,沉默對養病的確有好處。不過為了報答朋友們的關心,表示火種猶在,我又帶病執筆,無論如何我總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的計劃。 
  前些時候大家興奮地談論「創作自由」,確實熱鬧了一陣子。大半年過去了,現在人們又在議論怎樣加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可能還要談一年半載吧。能夠談出一個名堂來,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傳播的那樣,一提到「創作自由」,有人就想起這一段時期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壞事,擔心又出現了什麼「自由化」的問題。有位朋友開玩笑說,「創作自由」好像一把懸掛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寶劍,你想著它拿起筆就有千萬斤重。我勸他不必提心吊膽,我說:「不會有人打小板子了。」我從小看慣了大老爺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腦子裡小板子比外國的寶劍更具體,更可怕。 
  我這一生和「創作」的關係不能說不密切。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區外國窮學生住的公寓小房間裡寫頭一本小說《滅亡》,或者在貴陽和北碚的小客棧中寫《憩園》,或者在重慶和上海兩地斷斷續續地寫《寒夜》,並沒有人來看我如何下筆,或者指導我怎樣寫作,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我有沒有這樣或那樣寫下去的權利或自由。我只顧照自己的想法寫下去,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我就這樣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壞,我把它們全交給讀者去評判。讀者願意花錢買我的書,我才能夠靠稿費生活下去。我通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懂得一些寫作的甘苦,可是我並沒有花費時間考慮過「創作自由」。「創作自由」就在我的腦子裡,我用不著乞求別人的恩賜,也不怕有人將它奪走(後來我在自己的腦子裡設置了不少框框條條,到處堆放石子,弄得舉步艱難,那又當別論了)。我下筆之前從來不曾想好完整的、不會變更的小說情節,我是邊寫邊想的,因此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我的寫作計劃(腹稿),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應當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始終相信那一句老話:生活是創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寫我熟悉的生活。我執筆的時候從來不問自己:為什麼寫作?我活著總是希望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就是要盡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我不能「白吃乾飯」,而且別人也不讓我「白吃乾飯」。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吧,不過這責任是我自己感覺到的,並不是別人強迫地放在我肩頭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的作品對社會起不了好的作用,讀者就會拋棄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總之,自由也罷,責任感也罷,問題還得在創作實踐中解決。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的十年,那個時期我連做人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但是在舊社會中因為沒有「發表自由」和「出版自由」,雖然也曾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我卻吃了不少苦頭。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說《萌芽》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二年當時在上海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又不讓我的中篇《電》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但是這些不成熟的作品並不曾因此消亡,它們還留在人間。當然它們終於會消失,因為讀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未免把我們抬得太高了。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夠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給送到讀者的手中,總要經過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關口。而且任何書刊都不會自己走到讀者面前,它們必須經過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的挑選,發行機構不訂購,作品就見不了天日,哪裡談得到產生影響?!作家並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讀者的靈魂隨意捏來捏去。他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筆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諾諾,低頭哈腰。我當了幾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說作家是一種職業,他的筆是工具,他的作品是產品。作家用作品為讀者服務,他至少不應該販賣假貨、販賣劣貨。要是讀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無法存在。作家並無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法術,單靠作家的一枝筆,不會促成國家的繁榮富強,文學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物質文明的建設。我們有句古話:「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崇高的理想不會脫離現實世界而存在。責任再重大,也得有個界限。坐在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底下,或者看見有人在旁邊高舉小板子,膽戰心驚地度日如年,這樣是產生不了偉大的作品的。 
  前一個時期人們談到文學的黃金時代,我也講過幾句。其實關於「黃金時代」,關於「我們文學的春天」,我在作家們的集會上已經談過多次了。我不是預言家,我的「豪言壯語」不過是我個人長期的願望。有人問我這個黃金時代什麼時候到來。我只能說:等待了三十幾年,今天我終於明白黃金時代決不會自己向人們走來,它等著作家們去迎接它,擁抱它。要迎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其中包含著作家們的辛勤勞動。空談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開一百次會,人人表態,也解決不了問題。還是多創造條件鼓勵作家們勤奮地寫作,讓大家團結起來,腳踏實地在創作實踐上比個高低吧。   
  再說創作自由(2)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全集》自序   
  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四年前編選《十卷本選集》的時候,我在《後記》裡寫著「我不會讓《文集》再版」1 。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談編印《全集》的事,我幾次沒有同意,可是終於給朋友樹基 2 說服了。無怪乎我的女兒小林向我提出質問:「你連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麼又答應編印《全集》?」她問得有理。答應出版全集,我的確感到壓力,感覺到精神上的負擔。我多麼願意讓我的全部作品化為灰燼,化做塵土,讓我的名字在人間消失,被讀者忘記。這樣,我最後閉上眼睛或者會感到一點輕鬆。寫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讀者太多的債。現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擔心我的文章對讀者會不會有幫助,會不會有啟發。我真不願意它們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傷害!因此我寧願讓它們同我一起消亡。這大概就是所謂社會責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卻不能由我自己說了算。任何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它繼續存在,或者它消滅,要看它的社會效益,要根據讀者的需要和判斷來決定。所謂不屬於個人,並非說它就是「社會財富」,只是因為它已經產生了社會影響,好的或者壞的影響,作者便不能推卸責任,譬如欠債要還。編印《全集》,不過是給我五六十年的創作實踐做一個總結,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債,我自己心中有數,才可以安心地放下這枝已經變得有千斤般重的筆。 
  現在是結算的時候了。我有一種在法庭受審的感覺。我不想替自己辯護,我也不敢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經受不住考驗。但我認為作家對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我不尋求桂冠,也不追求榮譽。我寫作一生,只想摒棄一切謊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不曾達到這個目標,我還不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覺得應當對自己要求嚴格,越是明白做到這個有多大的困難。讀者在這《全集》裡可能發現我的文章前後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釋,我在不斷地追求;朝壞的方面說,那就是我太軟弱,缺乏毅力,說得到卻做不到。 
  我將用《全集》來檢查自己,解剖自己。讀者也可以用《全集》對照我的言行來判斷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樹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較瞭解我,熟悉我的寫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認識他的。把編印的工作交給他,我放心。雖然來日無多,精力有限,我還是願意充當他的助手,做好這個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費幾年的工夫,而且對《全集》的「全」字我們可能還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緊!我只希望它成為一面大鏡子,真實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個面目,整個內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來的賀年片,祝我「健康長壽」。我慚愧我不能用筆表達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滿足他們好心的祝願,但是我仍然要盡最大的努力朝著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前進。 
  不能用筆表達的,還可以用行為寫出來,我這樣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四談騙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過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寫了三篇談小騙子的隨想。有人怪我多事,他們說在我們這個十億人口的大國裡出現幾個小騙子,不值得大驚小怪,何必讓大家知道,丟自己的臉。還有少數幾個受了騙的人想起自己在這出醜戲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惱羞成怒,忘記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認為別人揭露騙子就是揭露他們,就是跟他們過不去。更奇怪的是當時不少人都有這樣一種主張:家醜不可外揚,最好還是讓大家相信我們這個社會裡並沒有騙子。所以連揭露騙子的話劇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沒有再寫談騙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過去了五年。是不是騙子們就「自行消亡」了呢?沒有。這一段時間裡,我雖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門上街,可是我也聽到這樣那樣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買過、用過假藥假貨,甚至接觸過一些睜著眼睛說謊、吹牛的人。我不聲不響,反正心中有數,我不想撈到什麼好處,偶爾遇到騙子也不會吃大虧。 
  我說過,即使在我們這個新社會裡,也會有各種各樣的騙子。騙子的產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氣候。他們出現了,生存了,這就說明我們社會還有不少毛病,還有養活騙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應當搞好清潔衛生。對付騙子的最好辦法,不是一筆勾銷,否認他們的存在,而是揭露他們,培養大家識別騙子的能力,不讓一個人受騙,必須找到產生他們的原因、土壤和氣候,消滅原因,破壞土壤,改變氣候,不讓騙子在新社會中生存。 
  騙子並不是神仙,他們也「食人間煙火」;騙子並非一出現就很「成熟」,他們也是逐漸長成的。供給他們各種養料,讓他們迅速成長起來的,就是各樣受騙的人。那些人替騙子們創造活動的條件,提供活動的機會,即使後來明白自己上了當,也要保護騙子過關,表示本人「一貫正確」,或者讓騙子漏網,大事化小,或者讓大家相信新社會萬事大吉,不用杞人憂天。那些人從喜歡聽好話,發展到喜歡聽假話,再發展到喜歡講假話,這樣同騙子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開始把騙子當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暴發戶變成了人們學習的榜樣,大家挖空心思,帶頭髮財,改善生活,提高消費。於是「向錢看」推動一些人向前飛奔。目標既然是發財,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樣,只要會動腦筋,手腕靈活,能說會道,就會左右逢源,頭銜滿身,買賣越做越大,關係越來越多,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當然還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著我多說了。 
  現在不會有人重讀劇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則他會吃驚地發現連騙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變了。他們不再是打著「高幹子弟」假招牌活動的小騙子了。他們也不再用假話為個人謀小利,過舒適的生活。他們是人們眼裡的「財神爺」。他們中間有的行騙九個省市,詐騙金額百多萬元,如上海的黃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騙出資金一千九百多萬元,如廣東的劉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個縣市,共詐騙一億多元,如福建的杜國楨案。名字多,人多,到處都有,我也無法一一地舉出來,而且也不必列舉,因為他們招搖過市,有目共睹。他們像老鼠一樣,啃我們社會的高樓大廈;他們是一群白蟻,蛀我們國家的梁木支柱。他們散佈謊言好像傳播真理,他們販賣靈魂,彷彿傾銷廉價商品。一帆風順,到處都為他們大開綠燈;家醜不怕外揚,受害人也會變做同夥。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場面了。是不是還要讓騙子們再來一個大發展呢?不!現在應當向某些人大喝一聲:「睜開眼睛」了! 
  請那些「一貫正確」的人相信並非我對騙子有特殊的興趣,坦白地說,《四談騙子》的標題,本來就是《最後談騙子》,因為已經到了人民與騙子勢不兩立的時候,不需要我在這裡講空話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答衛××   
  來信收到,我讀了很難過。我還以為你們已經到了泉州,在大學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沒有想到你還在美國醫院治療,又病到了這樣。我有病,小林又忙,無法代筆,因此久未給你去信。我責備自己只顧到我的困難,失去幾次跟你們聯繫的機會,現在突然得到你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這兩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這個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藥物在延續生命。我整天感到渾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計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慮怎樣安排生活,安排工作。萬想不到你會落在比我更壞的境地裡。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過一些事情,你卻是這麼年輕。你是你父親最小的女兒,你活潑愛動,又學到一些本領,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誠的感情獻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甚至在第一次動手術以後,你還準備回到你父親熟悉的地方,「找一個工作園地,好好地將所學用出來,在祖國人民中間平靜地過一段日子,等病魔再來時,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種沙漠植物,四十年開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個植物的生命也就結束了。」 
  你講得多好!多麼美的願望!哪裡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著信,從我熟悉的那些字跡上感覺到春天的溫暖。我彷彿看到了你那顆火熱的心。你第一次回國前後我並不理解你,你準備捨棄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放棄比較方便的工作條件,回來長期工作,我還以為你只是一時的衝動。我和你父親分別多年,你在台灣長大成人,又在美國讀書就業,我單單在一九八○年同你見幾次面,怎麼能接觸到你的內心?我只看出你的樂觀和幹勁,卻並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從未談過你對祖國的感情和對事業的理想。今天反覆念著你這次病中寫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麼是對祖國的愛,事業在你心裡佔什麼樣的位置。原來你這位建築設計師六七年前還沒有發病的時候就設想在先人生長的故土上修建千萬間廣廈。你為這個理想到處奔走,就在它快要實現(你是這樣看吧)的時候,突然來了可怕的病,開刀時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轉移。目前你正在進行藥物治療,是否有效,說是三個月後便見分曉。你說:「我只盼望這藥物延續的生命不只是維持一個接受藥物的肉體,不只是鍛煉我和家人的耐力,但願能找到個有意義的『事』把時間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費。」 
  你正在經受生與死的考驗,一切希望都瀕於破滅,四十年一次開花的機會已經「沒有可能」,你還在掙扎,爭取生命的延續,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業。你還在考慮把爭取回來的寶貴時間怎樣用在有意義的事業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個「走」字,這說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後的一刻。你不只要鍛煉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這個詞組,就說明你有決心堅持到最後一息。這都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你在講自己的心願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話,彷彿你拿了刀把它們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確是在給我指路。我也應該鍛煉自己的「耐力」,不讓靠藥物延續的生命白白浪費;我也應當「走」得平靜、從容。而心煩意亂,思想集中困難,這說明我不能堅持到最後一刻了。你這番話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寫到這裡,我的眼前起了一陣霧,滿眶淚水中我看見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麗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異卉?不,不是,我從未到過沙漠。它若隱若現,一連三天,不曾在我腦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愛、強烈的愛、真誠的愛、執著的愛才能夠開出這樣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讓我睜開了眼睛,這是你的生命在開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卻始終不曾得到的東西。 
  愛,尤其是像你有的那種對祖國、對事業的愛,要戰勝疾病,戰勝死亡! 
  問候你的老父親,你的病對他是多大的打擊!三年前他回國講學即將結束的時候在廣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醫,那時我患骨折,給拴在病房中牽引架上動彈不得,少同你們聯繫。行動不便,講話困難,他一直同你相依為命。他為你的病「落過幾回淚」,這情景我想像得到。雖然還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麼需要你!你真能撇開他「走得心安理得」嗎?但願你的「耐力」、你們一家人的「耐力」能創造奇跡!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可怕的現實主義   
  二月十四日《大公報》頭版頭條新聞有一個這樣的標題:《北京懲處作惡衙內》。原來在上海有三名「強姦、流氓犯」給判了死刑,其中有兩名是高幹子弟。到十九日這三名犯人真的給送往刑場槍決了,於是大家拍手稱快,說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這幾天到處議論紛紛,沒有人不關心這件事情。當然各有各的看法,沒有經過充分討論,還不會有一致的意見。我也讀了各報評論員的文章,它們對我很有啟發。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有兩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 
  先說第一個,那就是關於「衙內」的。我最早知道衙內是從施耐庵的《水滸》來的,我讀這部小說時不過十二三歲,林沖的故事使我入迷,我愛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內父子和陸謙、富安之類的走狗,可以說印象很深,至今還忘不了。我還看過一些公案小說,如《彭公案》、《施公案》,書中也有強佔民女的惡霸、衙內、採花賊等等,這類人在地方戲中,我也見到不少,他們都不是單干戶,大都沒有好下場。我從未想過要做他們那樣的人。解放後衙內仍然常在戲曲舞台上出現,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為了反映舊社會的黑暗、腐敗的現象吧。但是我過目就忘,今天還在我眼前「活靈活現」的就只有一個楊衙內,那是由於川劇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這齣戲叫《譚記兒》,人物還是從元代戲劇家關漢卿的名劇《望江亭》裡來的。一個高衙內,一個楊衙內,刻畫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卻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來的人物。我很奇怪這兩位大作家當時怎樣深入生活,進行創作,居然寫出了幾百年以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活動」的人,即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衙內坐摩托車或者小轎車,開家庭舞會,住高級賓館是關、施兩位所夢想不到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始終跳不出那兩位作家的掌心。作為一個讀者,我理解關、施二公當初塑造那兩個衙內是在鞭撻他們,批判他們,絕非拿他們做學習的榜樣。可是現在偏偏有人要學他們而且學得很像,好像兩部作品就是為這些人寫的一樣,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關係又是那麼近似。我讀報上發表的幾篇報道,有些地方讀來讀去始終弄不明白,總覺得有些話沒有講出來,後來我想起《水滸》,找出來翻了翻,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這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難道不就是講真話的作用嗎?……難道不就是現實主義作品的偉大成就嗎? 
  我今天才理解現實主義的威力。可怕的現實主義! 
  然而現代的衙內究竟是怎樣「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我仍然沒有完全解決,我還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衙內   
  的問題其實我已經想了多時了。每當報紙沉默的時候,小道消息就特別活躍,「某某人的兒子做了什麼事情」,「某某人的兒子給抓起來了」,這一類的話早就在人們中間傳播開來。案情越傳越大,終於到了公開宣判、押赴刑場的一天。那些人的兒子的確是按照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慢慢成長起來的,那就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一點我也懂了,漸漸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卻是另一件事。 
  從僅有的幾篇內容差不多的報道中,任何讀者都會看出那些年輕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樣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戰慄的一片漆黑啊!殘忍,貪婪,破壞,毀滅,發洩獸慾,佔有一切,以損害別人為樂……那也是高衙內、楊衙內的精神狀態啊! 
  報紙又沉默了,事情也應該結束了。是不是我們必須忘記它?可是我還在想,我不能不想,這樣一種可怕的精神境界,怎麼會發生在高幹子弟的身上?怎麼會出現在革命家庭的中間?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對青年人的影響。」那麼我們不妨堵住這個口子試試看。不過高衙內、楊衙內以及各式各樣的衙內都是舊中國封建主義的土特產,因此要搞好清潔衛生,還是要大反封建主義。 
  是的,要反封建主義,不管它穿什麼樣的新式服裝,封建主義總是封建主義,衙內總是衙內。 
  二月二十三日   
  牛棚   
  別人說我堅強,其實我脆弱,或者可以說有時也很軟弱,舉一個例子:春節期間在電視節目裡一連幾天聽見人唱「樣板戲」,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裡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鬆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板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也早給拆掉了,我才高興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來找我。我談起這個夢,他笑著說:「還是那句老話:你心有餘悸嘛。」這朋友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卻引起我的反感,我反問:「難道你就沒有餘悸?」 
  他收斂了笑容,過了一會,才說:「五十年代,我萬萬想不到會有『文化大革命』。今後,我又能夠向你保證什麼呢?我只能說我決不再進牛棚。」 
  「那麼你是想消極抵抗嗎?」 
  他理直氣壯地回答:「倘使沒有牛,那麼也就用不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將了。」 
  我們又談到所謂衙內的一些事情,當時衙內尚未處決,但關於判決的各種小道消息已經在社會上傳開。他認識兩衙內中的一個,但並不熟,他說:「是不是可以說他也是受害者?」 
  「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嗎?」我問。 
  「不,我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這樣說嗎?」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年他們讓這個『大革命』抓在手裡,拋來拋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們認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別人報復,幹出了種種壞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嗎?」 
  「你我不同,你我是長了尾巴的知識分子。他們出身好,父母為人民立過功。」 
  「那麼是不是你我還要進牛棚割掉尾巴?」 
  他沒有做聲。他似乎回答不出來了。 
  客人告辭以後,我還坐在沙發上胡思亂想。 
  「難道我還要準備再進牛棚嗎?」我越想越糊塗了。 
  二月二十五日   
  紀念(1)   
  近來幾次夢見自己回到大唱「樣板戲」的日子,醒來我總感覺心情很不舒暢。二十年了!怎麼我還是這樣軟弱?在上一篇「隨想」裡我提到重進「牛棚」割尾巴的事。難道我真相信知識分子都有一條應當割掉的叫做「知識」的尾巴嗎?請不要笑我愚蠢,有一個時期,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的確相信過,我甚至下過決心要讓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給關進「牛棚」以後,還甘心做一輩子的「牛」,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羨慕那些自認為比我高一等的人。當時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唱「樣板戲」,哼「樣板戲」。無怪乎最近聽見人唱「樣板戲」,即使是清唱也罷,我就記起我們曾經有過一個任意劃分人的等級的時代,一個把「知識」當做罪惡的尾巴的時代。那難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說「牛棚早給拆掉」,只是一句空話。那十年中間我進過各種各樣的「牛棚」,只要有人作為「牛」給揪了出來,什麼房子都可以成為「牛棚」,無所謂「修」,也無所謂「拆」。我至今心有餘悸,只能說明我不堅強,或者我很軟弱。但是十年中間我究竟見過多少堅強的人?經過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之後,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點鋒芒都給磨光了。有人「畫地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個圈圈,彷彿我們還生活在周文王的時代1。包括我在內,我們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這「勒令」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封建的手段(「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的土產)。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眼睛應該睜大了,應該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過去的許多「看牛人」現在還在各處活動,好像在等待什麼,但只要我們不再走進「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會有變人為獸的魔法。沒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問題在於我們要嚴肅地對待自己,我們要尊重自己。能做到這樣,就用不著害怕什麼了。我那位決心「不再進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對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來探病,我繼續同他交談。 
  他坐下來就問:「你現在還怕給人揪去割尾巴嗎?」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說: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大家卻這樣給擺弄了這麼些年。多大的浪費!前不久我還在一份文學刊物上讀到一篇小說《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五個可愛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繩子上,她們還以為自己看見了天堂。想著這些純潔的少女,我很難過,她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種各樣的人都成了這場『文字遊戲』的受害者。以反對知識開始的這場『大革命』證明了一件事情:消滅知識不過是讓大家靠一根繩子走進天堂。辦得到嗎?——」 
  我不等到他講完,便插嘴問:「那麼衙內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嗎?你上次這樣說過。」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還是這樣看。你應該記得那年我們在奉賢五·七干校,一起靠邊的老王幾次請假回家處理兒子的事情。他們夫婦在兩個干校學習、勞動,不得不把九歲的小孩留在家裡,鄰居也無法照顧,孩子開始落到小流氓手中,聽流氓的話幹起壞事來。老王夫婦最後只好把兒子送到寧波阿姨家中,請她代管。這一類的事當時的確不少。不讓父母管孩子,又沒有老師來管他們,他們怎麼能躲開流氓呢?沒有辦法的人就只好丟下兒女讓流氓去擺弄了。那些衙內在父母被當做『走資派』或者『叛徒』隔離審查、挨批鬥的時候,也曾落進流氓手中受過『教育』,用各種方法給培養成一批現代的衙內。在今天的電視劇、故事片裡面,你也會看到類似這樣的鏡頭。你記不記得他們當初鼓動年輕學生抄家、打人、強佔房屋、設司令部,你家裡樓下住房不是也給佔去了嗎?六六年有個時期剛剛傳說不讓學生到處破四舊,張春橋馬上發表談話要學生繼續上街,晚上許多人家又遭了殃。你還記得嗎?」 
  「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那天晚上幾個中學生翻牆進來,帶頭的一個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來的幹部子弟,就是他用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眼睛。他們鬧了幾個小時,最後把我和蕭珊,還有我兩個妹妹,還有我二十一歲的女兒全關在廁所裡面。他們隨意搬走了一些東西。廁所的門並未上鎖,可是他們走後半個多小時,我們還不敢開門出去。第二天早晨蕭珊向機關報告了,沒有用。學生照樣地來,亂翻亂拿。不過衣櫥、書架都由機關貼上了封條,還沒有人動過。大約過了一年多,機關要我們全家搬到樓下去,把樓上的房間封起來。接著大學生又『進駐』了我們機關。他們最初進來的時候,我們這些『牛』都被叫去審問,大家跪在大廳裡,還有人給打掉了牙齒。這機關就是當時的作協分會,作家們在這裡被當做『牛』受盡折磨,真是莫大的諷刺!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審問結束,一個造反派頭頭把我們叫到草地上去訓話。我們受了侮辱以後,又挨罵,卻沒有人敢哼一聲。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機關,同路回家,我對他說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說,我怎麼保重!?』這天他生病在家,開會時特地把他找了來,他還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開會。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畫地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聽話。我也明白自己已經完全解除了武裝,現在只好任人擺佈了。我有滿腦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寶:通過受苦淨化心靈,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淨化心靈嗎?無論如何,我們要活下去 ——」   
  紀念(2)   
  朋友打斷了我的話,他說:「你是不是想說『堅持就是勝利?』我們大家都這樣說過,只有堅持下來的人才見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輕人,他們經了風雨,見了世面,升上來又給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兒子到安徽插隊落戶,我去車站送他,車上擠滿了年輕人,火車開動的時候,孩子們一片哭聲。為什麼不讓他們好好地上學唸書呢?我想都不敢想。那個晚上下著大雪,我出站擠不上車,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擔心,又替孩子擔心,含著眼淚向我問這問那。我說,孩子很高興,他和同學們高唱革命歌曲離開上海。她不相信,想著孩子,她一夜沒有睡。當時哪一家不是這樣?對我自己我無話可說,可是對我們孩子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高興,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進流氓的手裡,好險啊!不然我們怎麼辦?回想起來我真害怕。」 
  他說:「你放心,你我的孩子還沒有做衙內的資格。那些衙內是『受害者』,他們又害了別人,他們自己有責任,別人也有責任。不過我擔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個時候我們開口閉口都是『緊跟』,幸好只是口說而已,我們並沒有『緊跟』的機會,否則你我將作為『四人幫』的爪牙遺臭萬年了。想到這個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過去了。現在天天開紀念會,這也紀念,那也紀念,是不是也要開一個會紀念『文革』二十週年或者慶祝『四人幫』垮台十週年。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站起來,挺起胸膛做一個人!」 
  「不容易啊!」我搖搖頭說。「有人說:『我們應當忘記過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給『文革』,有人想一筆勾銷『文革』,還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讓『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滿身創傷,有人從『文革』得到好處,至今還在重溫舊夢,希望再有機會施展魔法,讓人變『牛』。所以聽見唱『樣板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慄。拿我們來說,二十年之後痛定思痛,總得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嚴肅地對待自己,想想究竟我們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大家都應當來一個總結。最好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文革博物館』。」我終於把在心裡藏了十年的話說出來了。 
  他說:「我讀過你寫的那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好像親身參觀了那個納粹殺人工廠一樣。我也是這樣想,應該把那一切醜惡的、陰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東西集中起來,展覽出來,毫不掩飾,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記住。不能允許再發生那樣的事。不讓人再把我們當牛,首先我們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個能夠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 
  「對,對。」我連聲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從文字遊戲開始的。我們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變化,那些過程,那些謊言,那些騙局,那些血淋淋的慘劇,那些傷心斷腸的悲劇,那些勾心鬥角的醜劇,那些殘酷無情的鬥爭……為了那一切的文字遊戲!……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們也應該對中華民族子孫後代有一個交代。」 
  「所以要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紀念館,你這個意見我完全贊成。要大家牢記那十年中間自己的和別人的一言一行,並不是不讓人忘記過去的恩仇。這只是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責任,對那個給幾代人帶來大災難的『文革』應該負的責任,無論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無論是上一輩或者是下一輩,不管有沒有為『文革』舉過手點過頭,無論是造反派,走資派,或者逍遙派,無論是龍是鳳或者是牛馬,讓大家都到這裡來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為『文革』做過什麼或者為反對『文革』做過什麼。不這樣,我們怎麼償還對子孫後代欠下的那一筆債,那筆非還不可的債啊!」他的聲音嘶啞了。 
  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 
  四月一日   
  我與開明(1)   
  一 
  去年國內出版界為了紀念開明書店創建六十週年,召開座談會,編印紀念文集,有幾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會祝賀,想寫文章,思想不集中,揮毫又無力,只好把一切推給渺茫的未來。現在我已經不為任何應景文章發愁了,我說過:「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應該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費。」但怎樣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時間呢?我不斷思考,卻還不曾找到一個答案。 
  我始終相信未來,即使未來像是十分短暫,而且不容易讓人抓住,即使未來好像一片有顏色、有氣味的濃霧,我也要迎著它走過去,我不怕,穿過大霧,前面一定有光明。《我與開明》雖然是別人出的題目,但「回顧過去」卻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著手杖在廊下散步,邊走邊想。散步是我多年的習慣,不過現在走不到兩圈,就感到十分吃力,彷彿水泥地在腳下搖晃,身子也立不穩。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著尚未發綠的草地上的陽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顧。《我與開明》這個題目把未來同過去連接在一起了。這一段長時間裡,我不曾在紙上落筆,我的思想卻像一輛小車繞著過去的幾十年轉來轉去,現在的確是應該寫總結的時候了。 
  可以說,我的文學生活是從開明書店開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說就在開明出版,第二本也由開明刊行。第二本小說的原稿曾經被《小說月報》退回,他們退得對,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將原稿再送出去,後來……過了一個時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較大的改動,送到開明書店,沒有想到很快就在那裡印了出來。這小說便是《死去的太陽》,它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所以在談到開明時我想這樣說:開明很少向我組稿,但從第一本小說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開明去,他們都會給我出版。我與他們並無特殊關係,也沒有向書店老闆或者任何部門的負責人送過禮,但也可以說我和書店有一種普通關係,譬如,淡淡的友情吧。書店的章錫琛「老闆」當初離開商務印書館創辦《新女性》的時候,我給這份月刊投過稿(我翻譯過一篇愛瑪·高德曼的論文《婦女解放的悲劇》)。後來在我去法國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這個新書店的職員,他寫的那本回憶錄《獄中記》也交給書店排印了。關於我的小說《滅亡》的寫成與發表的經過,我自己講得很多,不用再囉嗦了。葉聖陶同志就是在開明見到我從法國寄回來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後,才決定發表它的。索非進開明可能是由於胡愈之同志的介紹,他和愈之都學過世界語,他認識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從沙多—吉裡到巴黎,才第一次見到愈之,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過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約住了兩個月,常常到愈之那裡去。愈之當時還是《東方雜誌》的一位負責人,那個時候全世界正在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生一百週年,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爾斯泰論》,愈之要我把它翻譯出來,我在交給他的譯稿上署了個筆名:「巴金」。我寄給索非的《滅亡》原稿上署的也是這個名字。可是我的小說下一年才在《小說月報》上分四期連載,《東方雜誌》是綜合性的半月刊,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發表了。這是我用「巴金」這個名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滅亡》就在《月報》連載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為他主編的《微明叢書》的一種。這個袖珍本的叢書在開明一共出了八種,其中還有索非自己寫的《獄中記》等三部,我寫的《死去的太陽》和我譯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骷髏的跳舞》,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後面兩部小書都是從世界語譯出的。還有一種《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譯的短篇小說和李石曾的舊譯四幕劇《夜未央》編輯成冊的,它們是同一位年輕的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我只知道抗夫寫過《夜未央》,我在十六七歲時就讀過它,我的朋友們還在成都演過這本描寫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很感人的戲。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買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小說《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寫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譯完《薇娜》,從沙多—吉裡寄給索非,這年八月下旬我離開沙多—吉裡時就收到開明出的那本小書。接著在將近兩個月的巴黎小住中,作為消遣我翻譯了全本《夜未央》,回國後交給另一家書店刊行,譯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過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時我便改用李石曾用過的舊譯名,因為開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個短篇也由我編入另一本譯文集《門檻》了。 
  請原諒我在這裡嘮叨,離開題目跑野馬。這的確是我幾十年文學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這樣東拉西扯也可以說明我那幾年的思想情況和精神狀態:我很幼稚,思想單純,可是愛憎非常強烈,感情也很真摯。有一個時期我真相信為萬人謀幸福的新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一起出現;又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賢祠廣場上盧騷(梭)銅像前訴說我的痛苦,我看不見光明。我寫作只是為了在生活道路上邁步,也可以說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為了最初出版的書不好意思收取稿費,我或者把「版稅」送給朋友,或者就放棄稿酬。當然開明書店是照付「版稅」的。它是作家和教師辦的書店,因此對每一位作者不論他的書是否暢銷,它一樣地對待,一種書售缺了,只要還有讀者,就給安排重印。我最初寫作不多,後來發表稿子的地方多起來,出書的機會就多了,向我組稿的人也逐漸增加。我從法國回來,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一幢石庫門樓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樓,我住在樓下客堂間。那些雜誌的編輯先生大都知道我是開明的作者,又有個朋友在開明工作,他們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寫好稿子也請索非帶出去,我的小說就這樣給送到各種各樣的報刊,用不著我攜帶稿子去拜訪名人,我只消拿著筆不斷地寫下去。我有話要說,我要把自己心裡的東西傾倒出來。我感覺到我有傾吐不盡的感情,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常常寫一個通宵,文章脫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書桌上,索非離家上班會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會編輯,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我並不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讀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發表和出版的地方,人們把稿費送到開明書店,索非下班後會給我帶來。我一個人生活簡單,過日子並不困難,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準備要是文章無處發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終不把稿費放在心上,我一直將「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做客,過著閒適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鐸、靳以做助手編輯《文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我與開明(2)   
  一九三二年後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開明的關係並沒有什麼變化,索非和開明照常替我轉信;我的作品不斷地增多,也有了來找我約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給別家書店出版,開明不反對,後來我把賣給別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書收回來送到開明去,開明也會收下,給印出來。在開明主持編輯事務的是夏丏尊,他就是當時讀者眾多的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他思想「開明」,知道我寫過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我也並不歧視。我感謝他,但我很少去書店,同夏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更難得同他交談。我只記得抗戰勝利後我第一次回上海,他來找我,坐了不到一個小時,談了些文藝界的情況和出版事業的前景,我們對國民黨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體不好,近幾年在上海敵占區吃夠了苦,臉上還帶病容。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同我住在一個弄堂裡,可是我不久又去重慶,第二年四月在那裡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錫琛「老闆」也不熟,他因為寫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文章被迫脫離《婦女雜誌》,才動手創辦《新女性》月刊。他這段反封建的個人奮鬥的光榮歷史使我和朋友盧劍波都很感動。劍波先給《新女性》寄稿,我看見劍波的文章發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兩篇,都給採用了。我同章並無私交,記得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過一頓飯,卻想不起同章談過什麼事情。索非同章處得不好,說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灣,便脫離開明一直留在那邊開辦新的書店。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章去哪裡工作,我並不清楚,當時我也很忙,只能應付找上門來的事,後來聽說章做了「右派」,這時我記起了索非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講話「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卻會成為「右派分子」挨批挨鬥,有些惋惜。有時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語:「不管怎樣,他辦了開明書店,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間,沒有人敢講這樣的話,也沒有人敢聽這樣的話,那個時候不僅是章老闆,還有幾個我在開明的熟人都給「錯劃為右派」,其中在抗戰期間「身經百炸」的盧芷芬先生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這些人今天也許會在泉下拜讀新編的紀念文集,知道他們曾經為之獻身的事業也有好的傳統和好的作風,對祖國的文化積累也有貢獻,那麼我們也不必為過去的一切感到遺憾了。 
  二 
  我還要繼續講下去。 
  新編的紀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紹這照片的文章,作者認為它是在書店成立十年紀念的日子拍攝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會是為了另一件事情,記得是為了減少「版稅」。原來的稅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這次書店請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論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聽索非說,在開明出書拿版稅最多的是英語教科書的編者林語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譯的《愛的教育》當時是一本暢銷書。他們兩位同意減少稿費,別人就不會有意見了。我對稿費的多少本無所謂,只要書印得乾乾淨淨,裝得整整齊齊,我就十分滿意,何況當時在開明出書的作者中我還是無足輕重的一個。後來在抗戰期間開明幾次遭受較大的損失後又減過一次「版稅」,稅率減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盧芷芬給我看一封開明負責人的來信,要他跟我商談減少稿費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在開明已經出了不少作品,跟書店的關係比較密切,書店又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內地各個分店結交了不少朋友。書店的情況我也熟悉,它提出減少稿費,我不好意思斷然拒絕。而且我個人對稿費的看法,一直不曾改變,今天還是如此。讀者養活我,我為他們寫作。我在這裡重提這件事情,不過說明開明書店畢竟是一家私營企業,為了發展這個事業,它還要考慮賺錢,它似乎並沒有講過要「為人民服務」。不用說,它即使講了,我也不會相信,因為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喜歡講漂亮話的人做起事來不見得就漂亮。但是我同開明接觸多年,我始終保留著好的印象,有兩點我非常欣賞:一是它沒有官氣,老老實實,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作者;二是不向錢看,辦書店是為了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只想勤勤懇懇認真出幾本好書,老老實實給讀者送一點溫暖。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都把開明看做忠實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開明負責人便是後來的總經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個人的靈前行禮告別,那是在一九五一年,開明還不曾結束。記得在抗戰後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常見到他,同他一起喝過酒,躲過警報,吃過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遠。那些年我寫文章、辦書店、談戀愛,各處奔跑。最後離開廣州和桂林,兩次我幾乎都是「全軍覆沒」,一九三八年「逃難」到桂林,連過冬的衣服也沒有。在狼狽不堪的日子裡我常常得到開明的支持。可以說,沒有開明,就不會有我這六十幾年的文學生活。當然我也會活下去,會繼續寫作,但是我不會編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許多書,書印出來就讓敵軍的炸彈和炮火毀掉。一批書剛剛成了灰燼,第二批又在讀者眼前出現;一個據點給摧毀了,新的據點又給建立起來。沒有開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戰八年中間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說:什麼地方只要有開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著朋友,我的工作就會得到支持,用不著為吃飯穿衣擔憂,只愁自己寫不出讀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經常同開明往來,我寫作,我編印書刊,我想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與開明(3)   
  我在開明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調孚向我組稿,並且要我像從前那樣給開明介紹稿子,他們打算出一些翻譯小說(不用解釋,大家也知道,出譯文比較保險)。調孚兄是《小說月報》的助理編輯,協助鄭振鐸、葉聖陶做具體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被日軍炮火摧毀,他便去開明做編輯,我的大部分小說的原稿他都看過,也向別處推薦過我的稿子。這次他找我幫忙,我知道汝龍打算翻譯高爾基的小說,就同汝龍商量為開明編了六本高爾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譯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這本書的校樣,給開明編輯部送回去。當時開明總店已經遷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處我只見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裡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學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後來我和他還常在會場上見面。他是一個矮胖子,我看見他那大而圓的臉上和藹的笑容,總感到十分親切。這位對中國封建文化下苦功鑽研過的經學家,又是「五四」時期衝進趙家樓的新文化戰士。不知道因為什麼,「文革」開始他就給「拋」了出來,作為頭一批「反動學術權威」點名批判。最初一段時期他常常被各路紅衛兵從家裡拖出來,跪在門口一天批鬥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時期,這位患病的老學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廟去忍受種種侮辱。後來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顧。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開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對他那樣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把一切都推給「四人幫」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要是能活到現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趙家樓的大學生那樣,那有多好!今天也還需要像他那樣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殘餘,向封建主義的流毒進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掃除乾淨,我們是建設不好四化的。 
  關於開明的朋友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可是我懷疑空話講多了有什麼用。想說而未說的話,我總有一天會把它們寫出來,否則我不能得到安寧。一九五三年開明併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朋友顧均正寫信告訴我開明已經找到「光榮歸宿」,書店願意送給我一部分舊作的紙型,由我挑選,另找出路。我寫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給我運來了一箱紙型,我把它們轉贈給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舊作才有機會重見讀者。 
  開明結束,我和過去那些朋友很少見面,但是我每次上京,總要去探望顧均正夫婦。前兩年我在醫院中還寫過懷念文章重溫我和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識分子中間生活了這幾十年,談到知識分子,我就想起這位不聲不響、踏踏實實在書桌跟前埋頭工作了一生的老友。這樣的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正是我們國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為什麼,在新社會裡也還有人不信任他們。眼光遠大的人願意做識別千里馬的伯樂,卻沒有想到國家屬於全體公民,在需要的時候每個公民可以主動地為祖國獻身。開明是知識分子成堆的書店,它不過做了一點它應當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結束以後三十幾年還有人稱讚它的傳統,表揚它的作風。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義的浪潮衝擊我們的出版事業,不少人爭先翻印通俗小說、推銷賺錢小報的時候,才有人想起那個早已不存在的書店和它的好傳統、好作風,是不是來遲了些呢? 
  當然遲來總比不來好1。 
  五月三日寫完   
  我的責任編輯(1)   
  我和丁玲同志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也是由葉聖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不過晚幾個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從法國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開明書店出版,受到人們的注意。我並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我後來托索非把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轉給《小說月報》時,他早已不代編《月報》了。我還在《月報》上發表過幾個短篇。葉聖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過我的稿子,是為了他主編的《婦女雜誌》組稿(好像他擔任這個職務並不久)。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那是一個波蘭革命姑娘的真實故事。小說很快就刊了出來。其實說快,也是在幾個月之後,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雜誌都脫期,而且總是落後幾個月。但它們都是名牌刊物,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對手,不愁賣不出去,因此脫期成了家常便飯。我只記得我拿到發表《亞麗安娜》的那期刊物時,葉聖老已經離開《婦女雜誌》,或者甚至離開了商務印書館。我以後也就不曾再給《婦女雜誌》寫稿,因為新的主編思想右傾。那個時候情形複雜,但又有趣,人們並不隨便把別人劃成「右派」,也不需要請人給自己戴上帽子。不過進步與落後的劃分卻是十分明顯、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錢有勢,讀者也不會跟著你跑。商務印書館那些雜誌經常變換它們的主編,官方施加壓力,刊物便朝右擺。過了一段時間刊物又逐漸恢復本來面目,因為它們不願被讀者拋棄。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給日軍炮火轟毀,這以後除了《東方雜誌》不久復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動停刊。《東方雜誌》由胡愈之繼續編了一個時期,我的中篇小說《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說月報》編輯部一起燒成灰燼,我重寫了它,一九三三年《東方雜誌》連載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調孚兄為它花費了不少的心血。《小說月報》停刊後,調孚兄去開明書店工作,業餘為《東方雜誌》編輯文藝欄,每期發表兩三篇作品。《東方雜誌》月出兩冊,辦得很精彩,思想進步,受讀者歡迎。但是不說也想得到,從上面來了壓力,南京講話了。然後愈之離開,換上汪精衛派的李聖五,他把雜誌抓在手裡,一直到抗戰爆發,雜誌停刊,他跟著主子走上了絕路。 
  葉聖老離開商務後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我原是這雜誌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但我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時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將近一年,以後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為了遊山玩水,只是去尋求友誼。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為這些朋友我寫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組稿的人多起來了。我無法隱姓埋名,只好用文章應酬朋友,於是我成了所謂「多產」的作家,在各種各樣的刊物上都出現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題作《靈魂的呼號》的序文中訴苦說:「拿文章來應酬,到後來就是拿名字來應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後來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過我又說:「我的文章是寫給多數人讀的。我永遠說自己想說的話。……」記得就是在這個時期葉聖老和調孚兄托索非帶口信來,勸我慎重發表文章,我沒有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可是我感謝他們的關心。特別是對葉聖老,我漸漸地領會到他把我送進文壇後,雖然很少跟我接觸,很少同我交談,卻一直在暗中注視著我。 
  我常常這樣想,也彷彿常常看見那張正直、善良的臉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責備我,他是在鼓勵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會恢復勇氣,在正路上繼續前進。我指的不僅是寫作的道路,還有做人的道路。這樣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我還說過他是我的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現在簡單地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著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著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第二件:「文革」期間葉聖老得到解放之後,到上海來要求見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他仍然為我的安全擔心。據說徐景賢說我是「反革命」不給見,好像豐子愷先生也不能出來,他就只見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經雙目失明,癱瘓在床,給折磨成那個樣子!旁邊還有人監視;即使是老朋友見面又能談些什麼呢?看到一位進步知識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場,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慘痛遭遇,而自己毫無辦法,他的心情我很瞭解,他後來不曾對我講過什麼,他把一切都咽在肚裡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個事實:他要看望的人還活著。聽說那次和他同來的人中還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幫」下台了。長期給關在活葬墓中的我終於看到了一線光明,一線希望。我叫起來,我想用我的聲音撞破四周的岑寂。於是從朋友們那裡來了鼓勵,來了安慰;從四面八方伸過來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說:「今天從《文匯報》讀到你的一封信,喜躍欲狂。儘管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迫害,從你的文字看來,你還是那樣的清新剛健,你老友感到無比的快慰。先寫這封信表示衷誠的祝賀。中國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這不該祝賀嗎?」葉聖老不但幾次來信,而且還寫了一首詩贈給我,他這樣說:「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作湧如泉。」   
  我的責任編輯(2)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這樣的友情!這樣的信任!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應當高興:我有這樣的朋友,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責任編輯!愈之也是我的責任編輯,一九三一年他幾次到閘北寶山路我的住處來約稿,除了中篇小說《霧》以外,他還要我在第二年的《東方雜誌》上發表連載文章。我只寫好一篇《楊嫂》,「一·二八」事變就使我改變了寫作計劃。愈之的確是我的老友,世界語運動把我們連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後,一直到今天,因為他還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沒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幾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來!這些年我和他接觸不多,不過在我患病摔傷之前,我們常有機會見面。他對世界語的熱情和對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使我感到慚愧。作為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他離開這個世界,不會有什麼遺憾。我雖然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諍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干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閒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彷彿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 
  五月十五日   
  樣板戲(1)   
  好些年不聽「樣板戲」,我好像也忘了它們。可是春節期間意外地聽見人清唱「樣板戲」,不止是一段兩段,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這種夢在某一個時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樣板戲」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現在我才知道「樣板戲」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從烙印上產生了一個一個的噩夢。 
  我還記得過去學習「樣板戲」的情景。請不要發笑,我不是說我學過唱「樣板戲」,那不可能!我沒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樣板戲」當做正式的革命文件來學習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學,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們學習的。在那些日子裡全國各省市報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樣板戲」。他們這樣全文發表一部「樣板戲」,我們就得至少學習一次。「革命群眾」怎樣學習「樣板戲」我不清楚,我只記得我們被稱為「牛鬼」的人的學習,也無非是拿著當天報紙發言,先把「戲」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樣板戲」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後把自己大罵一通,還得表示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後是主持學習的革命左派把我痛罵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腦中仍然十分鮮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學習。那次,下鄉參加「三秋」勞動,本來說是任務完成回城市,誰知林彪就在那時發佈了他的「一號命令」,我們只好留在農村。其實不僅我們,當時連「革命群眾」也沒有居住自由的「人權」,他們有的就是那幾本「樣板戲」,雖然經過「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盡量拔高,到「四人幫」下台的時候也不過留下八本「三突出」創作方法的結晶。它們的確為「四人幫」登上寶座製造過輿論,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著「四人幫」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們學習的戲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詩人主持學習,參加學習的「牛鬼」並不多,因為有一部分已經返家取衣物,他們明天回到鄉下,我們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們回來的卡車去上海。離家一個多月了,我沒有長期留在農村的思想準備,很想念家,即使回去兩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動身的前一天還給逼著去罵自己,去歌頌「革命旗手」,去歌頌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本來以為我只要編造幾句便可以應付過去,誰知偏偏遇著那位青年詩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認自己堅決「反黨、反社會主義」。過去有一段時間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組學習,我受到他的辱罵,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聽見他的聲音,我今天還感到噁心。他那天得意地對我獰笑,彷彿自己就是「蓋世英雄」楊子榮。我埋著頭不看他,心裡想:什麼英雄!明明是給「四人幫」鳴鑼開道的大騙子,可是口頭上照常吹捧「樣板戲」和製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講話向來有點結結巴巴,現在淨講些歌功頌德的違心之論,反而使我顯得從容自然,好像人擺地攤傾銷廉價貨物一樣,毫無顧忌地高聲叫賣,我一點也不感覺慚愧,只想早點把貨銷光回房休息,但願不要發生事故得罪詩人,我明天才可以順利返家。雖然挨了詩人不少的訓斥,我終於平安地過了這一天的學習關。只有回到我們的房間裡,在一根長板凳上坐下來疲乏地吐了一口氣之後,我才覺得心上隱隱發痛,痛得不太厲害,可是時時在痛,而且我還把痛帶回上海,讓它破壞了我同蕭珊短暫相聚的幸福。「樣板戲」的權威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夢裡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帶著獰笑用兩隻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拚命掙扎,大聲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從床上滾下來撞傷額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揮手打碎了床前的小檯燈,我經常給嚇得在夢中慘叫,造反派說我「心中有鬼」,這倒是真話。但是我不敢當面承認,鬼就是那些以楊子榮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這裡回憶自己扮演過的那些醜劇,我仍然感到臉紅,感到痛心。在大唱「樣板戲」的年代裡,我受過多少奇恥大辱,自己並未忘記。我決不像有些人過去遭受冤屈,現在就想狠狠地撈回一把,補償損失。但是我總要弄清是非,不能繼續讓人擺佈。正是因為我們的腦子裡裝滿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號就叫出「萬歲,萬歲,萬萬歲!」難道今後我們還要用「三結合」、「三突出」等等創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嗎?難道今後我們還要你一言、我一語、你獻一策、我出一計,通過所謂「千錘百煉」,產生一部一部的樣板文藝作品嗎? 
  據我看「四人幫」把「樣板戲」當做革命文件來學習,絕非因為「樣板戲」是給江青霸佔了的別人的藝術果實。誰不知道「四人幫」橫行十年就靠這些「樣板戲」替它們做宣傳,大樹它們的革命權威!我也曾崇拜過「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後來就知道這種用一片一片金葉貼起來的大神是多麼虛假,大家不是看夠了「李玉和」、「洪常青」們在舞台下的表演嗎? 
  當然對「樣板戲」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並沒有人禁止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