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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野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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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
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
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
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
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
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
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
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
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裡,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
寧。
你為什麼不生氣?你為什麼不跟他說「滾蛋」?哎呀!不敢呀!這些
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麼為什麼不找警察呢?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
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裡,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
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
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
清紀律為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為止。可是你什麼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
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
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裡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
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裡來。
愛河的人,你又為什麼不生氣?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
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
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
的汽水瓶。你為什麼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我看見計程車
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
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為什麼不生氣?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
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
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為,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
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裡,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裡的小商人焚燒
電纜,使灣裡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
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裡將流著我
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你又為什麼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
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西方人來台灣
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
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台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這是
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
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
國人的命這麼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
者團體。現在卻又有「佔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為不知道什麼人做說客
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麼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裡做「沉默的大多
數」?你以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為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
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
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為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
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
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
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
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
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
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
—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中國
人當然不生氣羅肇錦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
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裡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
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為中國是一
個以「家」為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著個人的行為,家族長
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如此一代傳一代。反
復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
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
著做」卻說不出「為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為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
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譬如:家裡希望我努力讀書,將
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為我好,我為什麼要生氣?家裡告訴我出外壞人多,
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
什麼要生氣?家裡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
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
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
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日常生活裡,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
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
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
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
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
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
氣呢?長大後佔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
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
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
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
皇,扣人心弦,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
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
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
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佔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
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
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
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
台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飢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台的老一
輩也是戰亂、飢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
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
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
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
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裡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
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
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裡,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
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
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飢餓災荒而死裡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
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
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
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
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
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
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
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
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
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
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
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
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
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氣,沒有用嗎?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
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著脖子、透不過
氣來的雞??※※※
如果你住在台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
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
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台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
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在郵局窗口,我說:「請
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裡。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裡;鼻子
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
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裡,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
圾!」沒有回音,我只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
嗎?」回答是:「沒有。」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回台灣第二天,
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斗笠,
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
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司機
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
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
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
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英文郵報》。」
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拔另一個號碼——
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那你把
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
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
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
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台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
為什麼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台灣實情如此,取締是辦
不到的。」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上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凶狠
地說:「哇宰樣你報警察。給你講,哇是會宰人的,哇不驚死!」走在人行道
上,有輛計程車掃著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地走過去,
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
有水準的國民??」很可笑的,知識分子的調調,我知道。燈綠了,這個司
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裡守著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
來??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
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著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
只能默默地走開。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
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
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准隨地設攤、污染環境,但是當執
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麼辦?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
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
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
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台灣實情如此」
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
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
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丑呢?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
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
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半
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為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
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
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只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
我們制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只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
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開學術會議的歐洲學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
每五年來台灣考察或開會一次。台灣的繁榮蒸蒸日上,他說,可是台北,一
年比一年難看。我微笑——你要我說什麼?我住過美國的紐約、西德的幕尼
黑,到過歐洲的羅馬、雅典、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薩布蘭卡、埃
及的開羅、日本的東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
亂的都市。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見紅燈未滅就在烏煙瘴氣中衝過街去的一
張張殺氣騰騰的臉,我覺得驚駭:是什麼,使這個城市充滿著暴戾與怨氣?
但是我愛台灣,無可救藥地愛著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為我生在這裡,因為
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學校裡每天為我倒杯熱茶的工友、市場裡老
是塞給我兩把青蔥的女人———他們,還有他們一代一代的子女,都還要在
這個受盡破壞的小島上生長、生活。可是,我是一個渴望尊嚴的「人」;我
拒絕忍氣吞聲地活在機車、工廠的廢氣裡,攤販、市場的污穢中,我拒絕活
在一個警察不執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蠻的社會裡。
我可以從皮夾裡拿出護照來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
灣實情」就是污穢混亂,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變環境。
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見那人拿著鐵棒來了,
夾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來順受」;台灣的環境再這樣敗
壞下去,這個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謙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點「微
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機的肩膀。
請他別鑽前堵後,打個電話到環保局去,告訴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
樹造墓,寫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來取締你家樓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地下工
廠,撿一片紅磚道上的垃圾,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煙,叫阿旺排
隊買票? .我只想做一個文明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罷了。你說,我
的要求過分嗎?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
挑戰?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王民雄閱貴報(《中國時報》)十一月二
十日刊載的「一個題目兩人寫」專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感觸深
深,沉思良久。龍應台先生大作部份尤令一向不生氣的我羞慚喟歎,久久不
能自已,晚間至北投金馬獎戲院觀賞《省港旗兵》,進戲院甫坐一下,即感
覺「煙香」陣陣撲鼻,片刻後實難忍受,遂鼓起勇氣,顧不得後座的癮君子
有女友,勸其熄掉香煙,勿再羞人。未幾,又見入口處一陣亮光,原來兩位
少年家一進場就相互點起煙來,一副悠然自得模樣,愈看愈冒火,心想「為
什麼不生氣」,為什麼忍其一意製造惡劣空氣,於是起得身來,準備前去曉
以大義一番。未料才跨出兩步,心中又猶疑了起來,膽怯之餘,靈機一動,
出去找戲院管理員幫忙,說明原委後,只見管理員一再搖頭。明白表示這是
「無法度」的事情,愛莫能助。經再三強烈抗議,斥其沒用、姑息,他姑折
衷由戲院打出字幕——請勿在場內吸煙。這是個人親身的一個經歷,也是閱
讀《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後所激起的良知與道德勇氣,事情微不足道,
效果或也僅止於短暫的一個晚上,然而,我仍很為自己高興、驕傲,畢竟,
我已開始在做了,雖然還是有點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當中,你、我、
他都摒除從小被養成的自我、自利的習氣和觀念,鼓起道德的勇氣,隨時隨
地,對於身旁週遭令人不快或不當的事物,勇於抗議,敢於檢舉告發,人人
都來管這個社會,相信一定可以積少成多,徹底改造的。
最後,提醒大家,將近兩千萬人生活在一個小島上,假如休想擁有一
個清爽愉快的生存環境,請別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忍耐、沉默都是
懦弱的表現,該生氣就生氣,該說話就說話,讓我們從今天開始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了梅毒的母親
有一天黃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時候,密
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膩的污泥中暴露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離垃圾遠一
點的地方,剛坐下來,就看到這個毛毛頭,五歲大的小男孩盯著我們,轉身
對抱著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聲音說:「妹妹,我會聽英文,這
個外國人在說我們台灣很不進步? .」我愣住了——因為我的金髮朋友一句
話也沒有說。這個小毛頭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麼樣的放棄啊!中國
民族的自卑感已經這麼深了嗎?這孩子才五歲哪!
火紅的太陽在垃圾的那一頭沉了下去,我默默地離開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說:台灣沒有你說的那麼糟!
要糟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你震動?在德國,我看見萊茵河裡游著雪白的
野天鵝,公路旁高高地抽著鮮紅的罌粟花,森林裡嘻笑的小孩在尋覓香菇和
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見裸著身子的女郎在冰涼透明的湖裡游泳,老太婆坐
在葡萄籐下聊天,販夫走卒在籠罩著月光的沙灘上跳舞。
在希臘,一個像淡水一樣依山傍水的小鎮裡,我看著漁民把鵝卵石鋪
在海堤上,就著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開著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著花裙的吉普賽女人背著滿籮筐的花朵,沿著古
老的石板路叫賣,臉頰豐潤的小孩在山坡上滾來滾去。
回到台灣,我去看山——看見剝了皮的青山。綿延的綠當中突然陷下
一大塊,砂土被挖走了,紅土石礫赤裸棵地暴露出來。台北縣的山滿目瘡疤,
像一身都長了癬、爛了毛的癩皮狗,更像遭受強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聽
說關渡有雪白的水鳥,不錯。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著一層垃圾,水鳥瘦瘦的
腳找不到棲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烏黑惡臭的水裡抓水蟲。
居然有人說:台灣沒那麼糟!
為了多賺幾毛錢,有人把染了菌的針筒再度賣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
的身體裡去。
為了享受物質,有人製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個嬰兒的
性命。為了逃避責任,有人在肇事之後,回過頭來把倒地呻吟的人瞄準了再
輾過一次。我們的子女坐在教室裡,讓毒氣給轟倒。我們的朋友喝了偽酒而
失明。我們的兄弟,被車撞斷了腿,每天拄著枴杖,一跛一跛上學校。而我
們自己,心平氣和地吃喝各色各樣的化學毒素,呼吸污濁的空氣,在橫行霸
道的車輛間倉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麼程度你才會大吃一驚?
※※※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十一、二十)和《生氣,沒有用嗎》
(十二、六)刊出之後,我聽說有大中學的老師把文章發給學生,做課堂討
論材料;有人把文章複印了四處寄發;也有人當海報傳單一樣到處張貼。每
天我的郵箱裡塞著讀者的來信,寫信的人有老師、水電工人、學生、軍人、
理發小姐? .其中有兩封特別傷感:——我們的家鄉台灣,本來山青水秀,
現在被當作歇腳的地方.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會兒,氣力足就走了。你要
他們怎麼去愛鄉愛土?——今天台灣生活環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
步。可是,眼見苦難的中國人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地方,稍稍享受一點沒有
飢餓、沒有戰亂的日子,實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們的環境卻又敗壞至此,
令人痛心不已。
我實在不瞭解為什麼我們的環境會受到如此的破壞。人窮的時候。把
門砍破了燒來取暖,還有話說,三十年後的台灣早就「發」了,為什麼還在
到處打洞?更何況台灣這個「房子」還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是百代的過客,
我們之後還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來這裡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沒有權利把租
來房子的屋頂拆掉、地板挖空、牆壁燻黑,因為將來還有別的房客要來。台
灣這個小小的島嶼,我們也還得留給下一代的下一代。我們哪裡有資格,哪
裡有權利——為了現在多賺幾毛錢,瘋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謂「經濟成長」
——而在蒼天有德暫租給我們的這片土地上橫行肆虐,把青山毀掉,把綠水
弄渾,在泥土裡摻毒?以後的人怎麼辦?中國人還沒有短見自私到絕子絕孫
的地步吧?
※※※
詩人說:生了梅毒,還是我的母親。台灣,是生我育我的母親;骯髒、
醜陋、道德敗壞的台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你說台灣沒有那麼糟。我覺得
你在做夢;你說,治文學的人不應該為這種凡間瑣事費神,我覺得你麻木:
我坐在書房裡,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飯,有中毒的危險;出門上街,可能
被車子撞死;走進大自然,看不見一片淨土。
有哪一門「學問」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
學院門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台灣的環
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
我,沒有辦法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來,急切地想與你接觸。我是個大學教授,你或許是個
麵店老闆、小學老師、公車司機,或滿手油污的修車工人;在日常生活上,
你和我卻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樣的需求——安靜的環境、乾淨的社
區、有條理的街道、文明禮讓的鄰居。有許多問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不得
不仰靠專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學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處理。也有許多人,
是我沒有能力影響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殺人的老大或偷偷丟垃圾的阿旺(他
們也不會讀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舊可以做許多事情:專家不盡力的
時候,你要監督他、指責他,告訴他:做不好,換別人來。至於阿旺,如果
他一個人丟,有十個市井小民去撿,我們的街巷仍舊是乾淨的。台灣的環境
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萬劫不復。
※※※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間行走,看見一隻潔白的鷺鷥輕俏地站在一
頭墨黑的水牛背上。那頭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澤裡來回。背著無盡
的天光,它悠然地吃著腳邊翠綠的水草;不知魏晉、不知漢唐、不知古往今
來的一腳一個印子。風輕輕地吹著,我在田埂上凝視許久,心裡溢滿感謝:
感謝這水牛的存在,感謝這鷺鷥與水草的存在。
我的母親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還沒有死去,她還有痊癒的希望。我
既不願遺棄她,就必須正視她的病毒,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
新春的第一個晴天,我會到大屯山上去看豐碩的芒草。我的車裡會有
一隻大塑膠袋;我會把沿著山路的垃圾撿起來,帶走。新春的第一個晴天,
你或許會帶著學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巒去尋找一點
野氣;或許你也願意帶著一個大塑膠袋,撿走花叢裡的空罐頭。在你彎身的
那一刻,或許我也在彎身,如果我們在轉角處相遇,就打個招呼吧!
或許這一年的台灣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灣稍稍乾淨一點、安靜
一點、和諧一點。你,來赴約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難局
有個叫蘇格拉底的老頭,你大概不認識。
他已經七十歲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鬍子。在牢裡關了好幾天
了;明後天等船回來,死刑就要執行。這天清晨.他剛睡醒,一小格窗子透
著一點光,非常希臘的天空。
克瑞圖是個有錢的老朋友,已經滔滔不絕用盡了口舌,懇求蘇老頭逃
獄。「錢,包在我身上,」他說,「更何況,你死了,誰來照顧你的小孩?」
可是蘇老頭頑固得很,他一本正經地說:「雅典政府以『妖言惑眾』判我死
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獄而破壞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於以其人之
『惡』還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錯了。你要知道,兩惡不能成一善。
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的時候,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
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讓
雅典人殺我吧!我願意做一個受難者而死,不願做一個叛逆者而生。」蘇老
頭仰頭吞了毒藥而死黃黃的藥水流下來,弄髒了他的鬍子。
※※※
另外有個人叫梭羅,喜歡獨來獨往。三十歲那年,一個人到森林湖畔
搭了個木頭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樹林裡升火烤肉,差點把康考特的林
子燒了一半。
這天黃昏,正在散步的時候,梭羅被抓進了監獄,、理由是他拒絕付稅。
他認為政府用他繳的錢去支持戰爭(美國人欺負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
違他的個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動來抵制他認為是錯的法制。
「面對不合理的法制時,我們應該盲目地遵從嗎?還是暫且遵從,同時
慢慢地循合法途徑去改革?還是立即地反抗,來抵制、破壞這個法制?」梭
羅問著,而他的回答理直氣壯:「盲目的遵從是最低級的愚蠢。不必考慮。
尋求改革途徑,時間拖得太長。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飽飯沒事幹,一
天到晚綠頭蒼蠅似地去改造社會。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不是為了改革。所以
對付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地抵制。」梭羅並沒有盡興;
在牢裡興奮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個慈善心腸的老姑媽代繳了稅金,贖
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後,在古老貧窮的東方,有個叫甘地的人盡了興,帶
了千萬個人去「立即地抵制」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
愛恨分明的紐約最近也出了一個人物。戴著金絲眼鏡、很文靜秀氣的
葛茲坐在夜車裡,一心想回家泡個熱水澡。四個年輕的黑小子圍了上來,跟
他要五塊錢。紐約的人都知道,五塊錢的下一步大概就是頭上五個窟窿。那
個臉上有條疤的傢伙上個月才把一支槍抵在一個老女人的脖子上,搶走了一
條金鏈子。
但是文靜的葛茲怎麼辦呢?沒有警察來保護,沒有乘客敢幫助——他
究竟應該,如蘇老頭所說,做一個守法的受難者;還是如梭羅所說,做一個
違法的反抗者?換個問法,他究竟應該任這四個人把他毒打一頓、刺上兩刀,
然後到警局報案;或是應該拿出手裡所有的武器打擊敵人,使自己成為法紀
的犯人?戴眼鏡的葛茲在搖搖晃晃的車中站起來,說:「我給你們一人五
塊!」他連發了五槍。有疤的那個被打中脊椎,半身癱瘓,他今年才十九歲。
而葛茲,在家裡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運。
※※※
還有個中國人,你或許沒聽說過,叫張系國。他坐上了計程車,惡司
機不但繞了路,還要下車來打架。這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張博士居然撩起袖子
來跟司機當街對峙起來。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來了,卻認為,打架是不應該的,若輪到他,就
該讓司機給打傷了,再去告他傷害罪。
也就是說,萬一給扁鑽刺死了,那麼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殺人罪,
皆大歡喜。
一個制度無力保護個人的時候,個人有沒有權利保護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則而言,我們不能容許個人的「執法」。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繳稅,如
果每個人都拿起槍來像約翰韋恩把「壞人」給「干」了,如果每個人都撩起
袖子來打架;我們或許就回到了原始蠻荒的時代,人人靠一己的齒尖牙利,
適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們說,是因為它使齒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個人也獲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為了「個人」,為什麼「個人」卻經常要為
了「法」而犧牲呢?對於梭羅而言,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益,但
當他在爭取個人權益的時候.政府反而要懲罰他。對於葛茲而言,他保護了
自己——達到了「法」的目的,卻同時也犯了法。只有蘇格拉底那個老頭,
他根本就放棄自己、犧牲個人,所以與法相安無事。
當所謂「法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個血肉
做成的「人」鎖在一方方小格子裡的時候,這個法是不是違背了當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當一個警察要老百姓讓惡人打傷了再去報案的時候,人是不是
已經「文明」得糊塗,忘了「文明」究竟是為了什麼?
※※※
所以我很怕聽人說「學校榮譽」,因為我知道,為了這麼一個抽像的框
框,有多少「不聽話」、「不受教」的學生要受到殘酷的壓制,多少特立獨行
的個人要被塞進框框裡,呼吸不得,動彈不得。
我更不忍心聽人宣揚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個和諧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歎息、破碎的夢想、解體的個人意志,一切都為了一個抽像的理想、
一個原本造福個人而往往犧牲個人的制度。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辭
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
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告訴我。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我收到好幾十封讀者的來信。年長一點的說:「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動難平,一再淚下。」年輕一點的大學生寫著:「在成為冷漠的『社會人』之
前,請告訴我們:我們能為台灣這個『母親』做些什麼?」更年輕的,高中
生,說:「反正做什麼都沒有用:我大學畢業就要遠走高飛,到美國去!」
※※※
少年人激動憤慨,老人家傷心落淚,絕對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寫得好。
這一大疊情緒洶湧的信件對有心人應該透露出兩個問題:第一是事態本身的
嚴重性;台灣生活環境的惡劣已經不是知識分子庸人自擾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個人的無力感;如果這個社會制度中有暢通的管道
讓小市民去表達他的意願、去實現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鬱積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憑靠區區幾篇不起眼的文章來發洩他的痛苦。
第二個問題要比第一個還嚴重得多。因為環境再惡劣,難題再複雜,
個人如果有適當的途徑去解決問題,覺得享有可為,他總是肯定的、理性的、
樂觀進取的。反過來說,即使問題本身並不那麼惡劣,但是個人覺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條死巷,他的憤懣鎖在堵塞的管道中時,人,是會爆炸的。
半年前,有個愛看書的青年因為受不了隔鄰女人早晚不斷地誦經,沖
進了她的屋子拿刀殺她。暴力當然沒有任何藉口,但是我們要追究原因:如
果這個青年只要打一通電話,警察就會來取締噪音的話,這件兇殺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換句話說,假使這個青年一通一通電話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勸告誦經的婦人而婦人不睬;那麼,你說;他可以搬家——別開
玩笑了,台北什麼地方可以讓人安靜度日?於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絲毫沒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該怎麼辦?
※※※
蘇格拉底那個老頭子被判了死刑之後,不願逃獄,他說:「當我對一個
制度不滿時,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
個制度。但是我沒有權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壞它。」(見《難局》,二月五日
「人間」)不錯,蘇老頭是個循規蹈矩的模範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個
好公民有兩個先決條件:首先,不肯妥協時,他有離開這個國家的自由;其
次,這個國家必須供給他適當的管道去改變他不喜歡的制度。也就是說,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許他離境,又不給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沒有義務片面地做
個循規蹈矩的公民。
那麼我們的情況呢?台灣的生活環境惡劣,升斗小民所面臨的選擇與
蘇格拉底沒有兩樣:他可以離開台灣,但這有大多實際上的困難。他可以「循
合法途徑」去改變現狀——我們有沒有這個合法的途徑、暢通的管道?
※※※
一位醫生來信敘說他痛苦的經歷。住宅區中突然出現一個地下鐵工廠,
噪音與廢氣使整個社區變色。他從私下的懇求到公開的陳情控告,無所不試,
結果,等於零。這個機構說法令不全,那個部門說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說
開工廠的人可憐!這位醫生傷心絕望地問:「政府到底在做什麼?法律究竟
在保護誰?」連十七歲的高中生都理直氣壯地說:「反正沒有用!我要到美
國去!」你不為我們的前途擔憂嗎?這份絕望的無力感是誰造成的?
※※※
許多人或許會把箭頭指向政府——營建處、環保局、衛生署、警察局
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為我的知識領域狹窄極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幾
種處理方式、食品進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調動要如何分配。我不是專家,沒
有資格告訴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麼去做。
但是和你一樣,我是個有充分資格的公民。無力感的根源或許是個雞
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你或許覺得缺乏暢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卻認為,你
和我之所以有無力感,實在是因為我們這些市並小民不懂得爭取自己的權
利,縱容了那些為我們做事的人。咎在我們自己。
大多數的中國人習慣性地服從權威——任何一個人坐在櫃檯或辦公桌
後面,就是一個權威。我看見學生到郵局取款,填錯了單子,被玻璃後的小
姐罵得狗血噴頭。這位學生唯唯諾諾,驚恐萬分。我也看見西裝筆挺的大男
人到區公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揮揮手:「去去去!都快十二
點了,還來幹什麼?」大男人哈腰賠笑,求他高抬貴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
學生,在面對一個拆「爛污」的老師時,不是翹課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順從。
到郵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錢,填錯單子可以再填,學生為什麼卻覺
得辦事小姐有頤指氣使的權利?區公所的職員,不到鐘點就理應辦公,大男
人為什麼要哀求他?學生繳了學費來求知識,就有權利要求老師認真盡職,
為什麼老師不做好,學生也無所謂?所謂政府——警察局、衛生署、環保局
——都是你和我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納了稅的錢把一些人聘雇來為我們
做事的。照道理說,這些人做不好的時候,你和我應該手裡拿著鞭子,睜著
雪亮的眼睛,嚴厲地要求他們改進;現在的情況卻主僕顛倒,這些受雇的人
做不好,我們還讓他聲色俱厲地擺出「父母官」的樣子來把我們嚇得半死,
腦袋一縮,然後大歎「無力」!
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連這個主雇關係都沒弄清楚,我們還高喊
什麼「民主、倫理、科學」?
※※※
每天清早,幾萬個衣履光潔的人湧進開往紐約市區的火車到城中上班。
車廂內冬天沒有暖氣,夏天冷氣故障,走三步要拋錨兩步,票價還貴得出奇。
可是因為是壟斷事業,所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人抱怨,人人還是每天
乖乖地上車。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組織起來,拒乘
火車,改搭汽車。同時,火車一誤點,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賠償。他跟鐵路公
司「吃不完,兜著走」。
史提夫沒有無力感。
※※※
安東妮十三歲的女兒被酒後駕車的人撞死了。因為是過失殺人,所以
肇事者判的刑很輕,但是安東妮只有一個不能復生的女兒,這個平凡的家庭
主婦開始把關心的母親聚集起來,去見州長,州長不見,她就在會客室裡從
早上八點枯坐到下午五點,不吃午餐。
兩年的努力下來,醉酒駕車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檢的制度加嚴了。
別的母親,或許保住了她們十三歲的女兒。
安東妮也沒有無力感。
※※※
我並沒有史提夫和安東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著去改革社會,
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時間。大部分的時候,我寧可和孤獨的梭羅一樣,去
看雲、看山、看田里的水牛與鷺鷥。不過,我們不做大人物,總可以做個有
一點用的小人物吧?一個渺小的個人,如你,如我,還是可以發光發熱。過
程會很困難,沒錯;有些人會被犧牲,沒錯。
可是,在你沒有親身試過以前,你不能說「不可能」!在你沒有努力奮
鬥過以前,你也不能談「無力感」。問問史提夫,問問安東妮。
講「道德勇氣」,不是可恥的事,說「社會良知」,也並不膚淺。受存
在主義與戰亂洗禮的現代人以複雜悲觀自許,以深沉冷漠為傲;你就做個簡
單卻熱誠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麼一丁點勇氣與天真。你今天多做一點,
我們就少一個十七歲的說:「反正沒有用,我到美國去!」美國,畢竟不是我
們的家。
原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幼稚園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
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我我:
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
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
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
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學生
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
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
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逐漸的,我發
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
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
他不敢。
※※※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
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
不肯幫忙!」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
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拚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
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
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
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
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
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
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
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
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瞭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
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
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
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裡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
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
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
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
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
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
「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
兒女看待」,一派慈祥。
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
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
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
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
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
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
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
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 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
(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
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 .」;第三,將他「嬰
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
聽我的? .」。
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
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
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
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
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
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
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裡的
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
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
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
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
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裡「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
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
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
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
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
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
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
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
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
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
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
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
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
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
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
教室裡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
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
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
執鞭呢?
※※※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
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
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
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
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
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
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
也不是象牙塔裡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
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
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
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
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
室裡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
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
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
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
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
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
有。
※※※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
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
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
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
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
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
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
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
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
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
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
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
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
裡,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
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
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
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
無「道」的「師」?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
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
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
的權威造成威脅?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
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
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
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
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
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
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
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
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
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
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
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
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
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再談「幼稚
園大學」龔鵬程拜讀龍應台先生《幼稚園大學》(三月十四日「人間」副刊
《野火集》專欄)一文之後,感觸良多。龍先生的野火燒得很熾烈,對國內
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評得很生動。
但是我個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龍先生認為國內大學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嚴重缺乏。其所
以如此,原因在於辦教育的人,在生活上採取「抱著走」、在課業上採取「趕
著走」、在思想訓練上採取「騎著走」的態度,不能把學生當做一個成人來
看待。這個批評,基本上是相當正確的。
然而,大學教育的問題,其實並不如此單純。整個機構、制度、從業
人員、社會組織,乃至學生本身,都與大學教育的成功與否,有著密切的關
系。以社會之組織與規範來說,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上並不需要獨立思考的能
力,即能獲得成功,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處碰壁,那麼請問大學生還
會不會渴望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來說,我們已經僵化了的制度,
對於一位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和一位毫無思考能力的學生,有什麼保障、
鼓勵或懲罰嗎?如果沒有,何能要求學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
反而能讓他順利獲得高分、獲得學位,我們又何忍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
力?我這樣說,並不是在替學生辯護,更不是認為獨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
實上,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辯明以下幾點:第一,獨立思考能力,主
要是在知識問題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獨立思考能力甚少。因
此,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顯得愚鈍,例如大家
所熟知的:牛頓拿手錶去鍋裡煮之類,但這並無疑於他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
家。
換言之,像龍先生所舉大學女生不曉得腳扭傷了該怎麼辦這樣的事,
乃是日常生活之處理,與獨立思考能力無太大關係。今天的大學生,其實並
不是在處理日常生活上無知,而是在知識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處理上,像
辦活動、遊玩、處理人際關係等方面,他們超過幼稚園階段甚多;但在知識
層面的思考能力上,他們似乎依然是羅素所說的「十歲笨童」。
第二,獨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對知識問題時才顯得重要,則我們
便必須瞭解近代大學教育在性質與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誰都知道,
在邁向廿一世紀的今天或未來,要使台灣能適應未來的挑戰,自須提高人民
的知識水準,而要使全民知識水準提高到合於時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質、
量、時間方面,都必須再予延長。所以,高等教育對一般人來說,已經不是
奢侈,而是必須。這種情勢,不但逼使大學在功能上由高等教育變成了大眾
教育(MassEducation),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也在這樣一種形勢之下,被「驅
迫」到大學裡來。大學對他們而言,是必須,而非嚮往;獲得高等教育所給
予的知識和技術,已成為一種責任,而不是興趣;對於大學崇高的理想,他
們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曉得究竟為了什麼要來到大學。他們雖然也可能知道
知識在現代社會和未來世界裡的重要性,卻遠比他們的前輩,顯得在心理上
怠情,燃不起探詢宇宙真理的熱情。
因為非常明顯地,來到大學既然不是由於對知識的渴慕,不是由於對
大學理念的嚮往與認同,而只是因為將來謀職求生之所必須。那麼,只要能
夠畢業就好,管它學的是什麼!
知識的尊嚴以及獨立思考能力,就是在這樣一種求知態度中斷送的。
大學生本身沒有責任嗎?拷貝文化之盛行、校園中瀰漫著的實用導向,早已
使大學變成了一座座高級技藝訓練班;獨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學生看來,往
往只是不著邊際的唱高調而已。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中國台灣特殊的毛病,
其實這是現代大學性格及其功能蛻變中,普遍發生的世界現象,代表大學本
身的危機。只不過是因為歐美各國多有深厚的知識傳說,所以還能保得住學
術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嚴,我們實際上無此傳統,再加上開發中的特殊社會
性格,遂一發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們在這樣的逆境中,還想使大學具有一些理想性、創造
性,具有知識上獨立探索的可能,獨立思考能力之要求,當然不能放棄。但
是,獨立思考能力會不會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點、
放鬆一些,學生就自然能夠獨立思考了呢?一隻鴨子,沒人管它,擺在那兒,
十年後還是一隻呆鴨。獨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養、需要訓練的。
而這種的訓練,莫說學生沒有,老師沒有,主持教育的人、社會一般
人士也沒有。
熟悉我們的學術界的人都曉得,我們思考能力之貧瘠,已經到了令人
不忍再談的地步了,不只學生是十歲笨童,大多數的學術從業人員也是。今
後我們如果不能從大學課程設計上加強思考之訓練,不能建立學術評量的規
范,再多呼籲「給他們一個機會」也毫無用處,因為機會來了而無能力去掌
握,情形會比雖無機會但有能力去創造機會更糟。
另外,有關課程多寡的問題,龍先生認為應該少開課,不能把學生的
學分時數填滿,而讓他們沒有思考的空間和時間。這個有關課程應多或應少
的爭議,其實由來已久,各有利弊,龍先生可能可以先參考一下有關的教育
論著,瞭解一下它的複雜性,不必太匆遽論斷。這並不是說龍先生講得不對,
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來想想這個制度上的嚴重問題。畢竟,教
育是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須徹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們不妨審慎討論,
這其中便須要知識及獨立思考能力,情緒性的爭論,越少越好。   原載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戴著面具讀書吳
齊仁龍應台小姐的《幼稚園大學》一文擊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發
了我個人四點不能已於言的感想。(但這四點感想不全與龍文相關)其一:
我個人心中常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覺得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腦海中曾
灑下了太多的迷霧,這些迷霧有的是屬於人生觀的,有的是歷史觀的。或世
界觀的? .不一而足。許多人年紀漸大以後,常要花幾年或者幾十年,才能
逐步解除早年蒙蓋在他腦海的迷霧。本來,人所吸收的知識就不可能是完全
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霧大多是來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
了。其實,在很多時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種智慧。但如今「老師即真理」
或「課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條,使許多人沒有能力去鑒別什麼是
迷霧、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應去知、什麼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務
的機構派到高階單位聽一場旅美學人的講演,那次演講的內容之荒誕拙劣,
演講者態度之蠻橫是很罕見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輕同事卻仍賣力地筆記著,
事後還為我們歸納了兩點似通非通的結論。他的勤懇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
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拚命拿泥巴塗自己的眼睛。
其二:關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問題。這一點是龍應台小姐著力
特重之處,也是幾十年來台灣教育最大的隱憂。我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某
小學上美術課時,老師宣佈今天要畫蘋果,學生正要拿起畫筆,老師喊「停」!
「照講桌上的模型蘋果畫!」學生興高采烈地準備動手了;又一聲「停」』「我
來教你們要這樣這樣畫才行」。每次圖畫課老師都要叫停數次;躬親指導每
一個細節。後來他班上的一個學生轉至他校,上美術課時,所有同學都熱熱
鬧鬧地畫起來了,只有新轉來的同學靜靜坐在那裡等老師宣佈這一次應該怎
樣怎樣畫。這一個故事或許不全真實,但我少年時所受教育的經驗,卻可以
證明這故事不是亂說的。我說這個故事並不是想利用它來提倡「傳道、授業、
解惑」是完全多餘的論調;事實上文明如果不是靠著薪火相傳,人類就像被
拋擲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從頭開始。故我想表達的,毋寧是「傳道、授
業、解惑」該有一套適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際,過度保護,過度「提
攜」,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學生的腦袋弄壞(而許多人的腦袋確是這樣
被弄壞了的)。「莊子」「應帝王」裡混沌被他的朋友們善意鑿竅終至於鑿死
的故事,及孟子書中「揠苗助長」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極而流的,咀嚼之
余,怎能不留意「鑿」之過度,「揠」之過度的保護型教育對下一代的斫傷
呢?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所謂自發,是要
在一定的紀律內從事的,而不是要縱容甚至鼓勵學生培養「作怪」的能力。
獨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煩言,是因為有感於我們的教育歷程中,這一
筆可貴的資源流失得最厲害,而且最難從形跡上去察覺。舉個例說:記得我
念小學時,每逢壁報比賽,老師為了怕出醜,總是替我們包辦了五六成以上
的工作,那些壁報上過度成熟的造型與筆觸,背後是一群縮在老師身旁驚歎
的小鬼,而教室後面櫥櫃上的錦杯是以犧牲學生的能力換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師合一的味道太濃,由於受我們的學制及習俗之影
響,校長、院長、主任、教授是呈階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職位之
尊卑時常左右一個教授在學院中的地位。從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勢力
對「師」毛細孔般滲入,但在真正的運作中政治力量參與作用的情形是非常
嚴重的,不像漢代,博士論辯學術問題時,卿相只能坐在旁聽席上。
我個人覺得台灣在任命大學的各級行政主管時特別考慮學術上的聲
望。美國的大學校長多已淪為募款家或會計師了,台灣則有不少是將此職當
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國的大學校長社會地位之高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學術思想與風
范對學校及社會都發生一種看不見的真實影響力,怎能任令些一輩子只寫過
兩三篇論文的老官僚,屍居其位呢?有些離開學術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
卻又要天天處理學術行政,難道處理起來沒有「隔」(借用王靜安語)的感
覺嗎?其四:許多人從五六歲入學到將近三十之齡,幾乎沒有一天為自己念
過書,套用理學家的話頭,就是在學問上「終生作客」。從應付學校各種考
試,到聯招,到托福、GRE… …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應付」,所思所學與自
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給朋友的信上說「生平所記,都茫如隔
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這段告白把與己不相干和與己相干的分別說得再透
徹不過了。
但相不相干,為「主」為「客」又不是以學科分的,有些人學了電機,
並對電機生死相與,而有些人電機的知識對他還是像客人般的——因為他可
能是為了出路或時髦而學,換句話說:他是戴著面具在唸書。近代日本哲學
家西田幾多郎即曾說過:「學問畢竟是為了生命? .沒有生命的學問,無用
也!」這段話對我們那些急急忙忙的學生們特具意義!
筆者對教育雖是個大外行,但充分瞭解教育變革牽涉層面之複雜及速
度之緩慢(有時甚至是用「地質學」的腳步在進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
又一年的重蹈舊轍,又不能不有「無力可回天」之感。而這篇文字,也正是
這份無力感下的一點吐露耳。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國時
報?人間》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台灣是個標語地區。走上街,看見「兩個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橋,讀
到「迎頭趕上」,經過電線桿,瞄見「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公車裡坐下,
猛抬頭就是「敬老尊賢」,走進教室,有熟悉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進
了廁所,大概是「養成洗手好習慣」,路過公家機關,就看見「民主、倫理、
科學」、「檢舉壞人就是保障好人」。
還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拚命就是保命」,橫掛在車馬雜亂的大街上,
好像鼓勵開車的人要衝鋒陷陣。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灣的標語這麼多?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
努力造出一句話來,然後寫在紙上、塗在牆上使我們在生活空間中想逃也逃
不掉?他的動機在哪裡?答案當然是,「解決問題」。因為有些人很髒,所以
貼個「整潔為強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橫街掛個大布幅:「兵役是光榮
的義務」。因為拚命三郎開車喜歡追撞,所以車窗後貼個「保持距離,以策
安全」。因為中國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門柱刻上「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
人」。每一個標語背面都有一個我們希求解決的問題。而台灣標語之無所不
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個問題都產生一個標語。
這些標語有用嗎?你幾時在行色匆匆之餘,停下腳步來思索「民主、
倫理、科學」?有多少人因為看見「消除髒亂、人人有責」的大字牆,回家
就打掃庭院?又有誰看了電線桿上「培養書香社會」的條子,開始讀起書來?
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這些不痛不癢、老
生常談的標語口號有什麼潛移默化的效果呢?中國人重形式、作表面的習性
到處可見,標語的氾濫只是一個表徵。拿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來看:大家都
說,現代的中國人對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學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
自己的傳統文化卻已完全拋棄。怎麼辦?很簡單!首先,到街頭、學校、車
站,貼上千千百百個標語:「復興中華文化!」然後,在台北市塑造一個比自
由女神還要高、還要重的孔子巨像。氣魄要大,所以單單銅料就要花一億元
以上。銅像用來宣揚孔子思想、復興中華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氣質,更昭告
世人,台灣是中華文化的堡壘。
我不是在說笑話;你沒看報紙嗎?市政府一點沒有幽默的意思。
這個龐然巨物建立起來之後,大概會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許多住家
變得陰暗封閉。
冬天的霪雨和市區的污染將為銅像覆上一層骯髒的顏色。銅像邊的街
道,大概與紅毛城四週一樣,會有像蒼蠅叮肉似的攤販,而街上的交通將因
遊客的往來而呈爆炸狀態。至於這麼一大塊銅將如何「宣揚孔子思想」、「復
興中華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個銅像能解決傳統失落、自信缺乏的難題,那可好了。我們不
是要培養書香社會嗎?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軍艦還大的書怎麼樣?要
發展尖端科技嗎?在鵝鑾鼻頭造個比山還高的塑膠火箭模型吧!要恢復民族
自信心嗎?何不在玉山頂上刻幾個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見的字:「中國第一」。
如果你覺得這些例子很荒謬,那麼用幾億元鑄個銅像來宣揚中華文化就不荒
謬嗎?希望一個巨無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機,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
是狗」的牌子去解決垃圾問題一樣的愚蠢。
但是這種形式至上、表面優先的心態以各種方式在各個層面表露出來。
學生頭髮長一時或短一時,似乎比他腦袋裡的知識來得重要;制服上多一個
鈕扣或少一個鈕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與否要嚴重得多。要招徠國際觀光
客,不先默默地把環境整治乾淨,把古跡保存原色,把都市環境美化,卻先
大聲嚷嚷「美麗的寶島」,努力於宣傳。聽說要推行綠化運動,好,把樹林
都砍了,水泥鋪上去,再用綠色的油漆把水泥塗綠。我們的小學生,上學時
有憋一整天不上廁所的,因為學校的廁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筆錢,
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
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有個朋友在我出國前夕,帶來幾卷中國畫,語重心長地說:「送給外國
人,宣揚一下中華文化之美!」我聽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國人如
此渴求別人的認可?如此盼望別人拍我們的肩膀說:「還可以?!」今日的台
灣若真有厚實的文化傳統,不需要努力地「宣揚」,人家自然會慕名而來。
台灣的內在若是空虛淺薄,我們再「宣揚」又有什麼意義?我們這樣迫切地
要求別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個心虛、缺乏自信的表現。
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罷了,何不勇敢地承認自己的心虛與弱點,實實在
在地去提升自己!
相反的,我們做的是沒頭沒腦的「宣揚」工夫——貼標語、作宣傳、
鑄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貴的銅像? .這不是心虛的暴發戶心態,是
什麼?人瘦並不可恥,可恥的是把自己的臉打腫了來冒充胖子。我們有社會
問題與文化危機並不可恥,可恥的是造個大銅像來自我陶醉,宣稱自己是中
華文化的掌門人。走過陰暗狹窄的小巷,我又看見駝著背的老頭坐在板凳上,
用枯乾的手一針一針縫著一隻破舊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個衣履光潔的市
府官員要從他口袋裡拿出錢去造一個巨無霸的銅像「復興中華文化」?如果
報稅單上有這麼一個名目,我也會和梭羅一樣拒絕繳納這筆銅像稅,我寧可
坐牢,也不願支持這樣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實在夠糟了!給我們一片青翠的草地,給我們一點新鮮的空氣,
給我們一個清靜的社區,給我們的孩子一個乾淨的廁所、一個寬廣的公園、
一個兒童圖書館,但是不要,不要給我們一個會遮住陽光的大銅像。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份日《中國時報?人間》
不一樣的自由
她那個打扮實在古怪,而且難看。頭髮狠狠地束在左耳邊,翹起來那
麼短短的一把,臉蛋兒又肥,看起來就像個橫擺著的白蘿蔔。腿很短,偏又
穿鬆鬆肥肥的褲子,上衣再長長地罩下來,蓋過膝蓋,矮矮的人好像撐在面
粉袋裡作活動廣告。她昂著頭、甩著頭髮,春風得意地自我面前走過。
她實在難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過了,欣賞她有勇氣穿跟別人不太一
樣的衣服。
※※※
這個學生站起來,大聲說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
邏輯完全錯誤的例子。比手劃腳地把話說完,坐下。全班靜靜的,斜眼看著
他,覺得他很猖狂,愛自我炫耀,極不穩重。
他的論點非常偏頗,但我微笑地聽他說話,欣賞他有勇氣說別人不敢
說的話。
※※※
朋友發了兩百張喜帖,下星期就要結婚了。可是又發覺這實在不是個
理想的結合——兩百個客人怎麼辦?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決定實在下得太晚了一點,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張喜帖,欣賞他有
勇氣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車,還有下車的勇氣。
※※※
簡陋的講台上,披著紅條子的候選人講得聲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
著便衣的監選員,緊張地站在群眾堆裡。候選人口沫橫飛地,把平常報紙絕
對不會刊登的言論大聲大嚷地說出來。
他舉的例子謬誤百出,他的用語粗糙而低級,可是我站在榕樹蔭裡,
耐心地聽他說完,欣賞他有勇氣主張與大眾不同的意見。
※※※
那個蘿蔔頭也許很幼稚,只是為了與別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學生也許
很膚淺,站起來說話只是為了出風頭。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許有朝三暮四的個
性,極不可靠。使警察緊張的候選人或許知識和格調都很低,對民主的真義
只有很淺薄的瞭解。
可是,我想,他們有與我不一樣的自由,也有與你不一樣的自由。
原載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正眼看西方
說台灣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貨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裝,就有
人趨之若騖。走進豪華大飯店,侍者對外國客人慇勤備至,對自己的同胞卻
往往視而不見。有難題存在,總要打上「有礙國際觀瞻」的字號才能得到快
速的解決,如果有政客來訪,記者最強調的,是此人對台灣印象好不好。在
教育上,當年背誦「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險釁」的一代,現在忙
著送下一代到英語幼稚園讀「哈羅,你好嗎」。每年夏天一批一批優秀或不
優秀的青年乘著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頭腦與精神的改造。到了
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頭。
可是台灣真的祟洋嗎?好像又不是。一個金髮朋友在動物園裡看檻欄
裡的猴子,旁邊一個年輕人突然大聲說:「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圍的人愉
快地大笑。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話不說地走開。認為西方人是猴子、
鬼子、蠻子的中國人可還真不少。中國菜世界第一,中國人會用筷子真聰明,
中國人講禮義廉恥、重倫理道德,西方人卻功利現實、人情澆薄。
中國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輕薄隨便,道德敗壞。
中國人在制禮作樂的時候,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呢!
如果說台灣祟洋的心理很深,那麼「反洋」的情緒卻一點兒也不弱。
寫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優點,就得趕忙下個註解:「我不是祟洋!」作
為招架之用。「祟洋」這個辭本身就是個罵人的話,表示我們的社會一方面
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這兩種衝突的情
緒左右之下,就產生許多奇怪的現象。
譬如說,如果某個生在台灣的金髮小孩說,「我要作中國人,我不要回
美國」,或是哪個傳教士說,「我熱愛中華文化,我把一生獻給中國」,我們
的報紙會大加喧騰,每個中國人都覺得得意。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生於美國
的中國孩子說,「我不要作中國人」,或一個留學生膽敢宣佈「我熱愛美國文
化,我要獻身美國」,恐怕很少中國人不氣憤填胸,罵這個人是數典忘祖的
叛徒。也就是說,別人仰慕我們理所當然,我們卻絕對不可以欽佩別人。這
個心理怎麼解釋?許多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兒女送到國外,以逃避台灣的聯考
制度。這些父母被指責為祟洋媚外。而事實上,在台灣凡是作父母的,大概
心頭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希望孩子無憂無慮地長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
制下,不得不眼看著他眼鏡愈戴愈厚、書愈讀愈死、精神愈逼愈緊張。如果
有機會,哪一個父母不希望兒女能逃過這個制度?在這種情況之下,有父母
送子女出國,我們不沉痛地檢討教育制度的缺失,問為什麼台灣留不住人,
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來指責,這不是也很奇怪嗎?掙扎在祟洋與排外兩
種心態之間,我們有時候就像個同時具有自卑感與自大狂的個人。對人,做
不到不卑不亢。許多人對金髮碧眼的人固然是討好賠笑,過度的諂媚,也有
許多人特意地表現自尊而故意以傲慢無禮的態度相對。我們的駐外人員有時
在簽證手續土刁難外人,所採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與
自大的攪混之下,對事我們就做不到客觀冷靜。在討論台灣種種社會問題時,
常發現三種直覺的反應。其一是:「怎麼,老說咱們不好,西方就沒這些問
題嗎?」我可不懂,台灣有的缺點,與西方有什麼關係?難道說,好,意大
利也髒,所以台灣髒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嚴重,所以我們污染沒有
關係?別的國家有相似的問題,於是我們的問題就可以隨它去?不管西方有
沒有類似的問題,我們仍舊得正視自己的缺陷,不是嗎?第二種反應是:「你
老說歐美文明進步,你崇洋!」這種說辭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說歐洲
乾淨,那麼正常的反應應該是,第一問,歐洲乾淨是否事實?第二問,「干
淨」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如果兩問答案都屬肯定,那麼第三問:我們如
何傚法,做到「乾淨「?整個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點的關係。
第三種常出現的反應,尤其來自官方,是說:「那是西方的,不合台灣
實情!」這」不合台灣實情」是個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罵人家崇洋、一方
面罵人家不切實際,一方面也擋住了改革的呼求。什麼建議或觀念,只要加
上「西方」的標幟,就容易以「不合台灣實情」來打發掉、而事實上『凡是
「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灣實情」,『不合台灣實情」也不表示不能作。
公德心不合台灣實情吧?我們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們要
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灣實情,我們要不要守法?這三種反應都很情
緒化;「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歐美一些價值觀念或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擷取。如
果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該見賢思齊,努力地去「祟洋」。如果
不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我們都不要受誘惑。但是我們若不能清除掉
對西方的情緒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義和團式的反洋也好——我們就永
遠不可能面對西方,就事論事,作客觀而合理的判斷。
當一個西方人說:「在台灣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過街有被撞死的可
能。中國人髒、亂、嘈雜、粗魯」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不勃然大怒
的,但是我不,因為我知道,當中國人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回來的時候,他
們也說:「哇!那邊好落後,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上街會被撞死。他們又
髒、又亂、又吵,真受不了!」「他們」聽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
不僅只西方人而已。這個世界,有醜陋的美國人,也有醜陋的日本人、德國
人、法國人,你想,就少得了醜陋的中國人嗎?更何況,聽到別人批評時,
正常合理的反應應該是,先問他說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進?
在聽到西方人的批評之後,或者因民族情緒高漲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別為了
討好西方而快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現。
收音機裡聽到立法委員說:「我們出去考察,發覺歐美國會議員都有助
理,我們沒有,害我們很不好意思? .」說得理直氣壯,我聽得一頭霧水:
因為他們有,所以我們也要——這是什麼邏輯?但是今天好像這個現象很普
遍:紐約有地下車的塗鴉畫,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難看。美國有自由女神,
咱們也來個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實際。這是心理上的奴隸。反過來,別人出
國深造,我偏不出去,我愛國。西方講開放容忍,我就偏講保守的美德;西
方人談尊重個人,我就偏說團隊至上。西方愈怎麼樣,我就愈是不怎麼樣。
這,也是心理上的奴隸。我們必須除去這個心魔,才能正眼看著西方——他
們反核,我們要不要?他們反污染,我們要不要?他們有休假制度,我們要
不要?他們講性開放,我們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觀冷靜的、不自卑不自大、
不情緒反應的探討,中國人才有可能從西方巨大的陰影中自己站出來。否則,
祟洋或反洋,我們都是別人的奴隸。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
「對立」又如何?
農林廳與養豬的老百姓本來有一個契約:豬價看好的時候,政府抽成;
豬價低落的時候,政府補助。這個政策是否智舉在此不論。最近市場奇壞,
農林廳採取了一項行動:片面毀約。而後廳長在報上說:希望農民「體諒」
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電決定要建核廠,先用了老百姓幾百萬的錢之後,再來徵求同意。
反對的聲浪掀起之後,台電一方面大作廣告宣傳,一方面說,請大家「體諒」
政府、「支持」政府。
這些政府機械的首長之所以會對民眾有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因為他們
覺得自己有權利作這樣的要求。從小學裡的公民課本到大街上的海報標語,
我們被灌輸的觀念是:人民對政府要「支持」、要「擁護」、要「愛戴」、要
「感激」所謂「德政」。人民與政府的「對立」,是危險的。
這種觀念,這樣的字眼,不能稱為民主吧?!所謂政府,是為我這個
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監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與成果,
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就得換人。我憑什麼要不分是非,沒有條件
地去「擁護」、「支持」政府!政府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贏取我的支持,他沒
有權利全面地要求我的「愛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須涕淚感激的「德
政」,是他「份內」的責任。
農林廳片面毀約,能要求受損的養豬戶支持嗎?政府可以毀約,那麼
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絕繳納一頭豬四五百元的屠宰稅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
在拒絕納稅之後要求農林廳長「諒解」與「支持」呢?農林廳如果不作補救
的措施,而我們赤腳的養豬戶、屠宰商又不訴諸法律,這就表示台灣的民主
完全沒有生根。
台電的作為就更令人心驚膽跳。不管核廠在生態、經濟各方面考慮之
下該不該建,它在計劃未通過之前,就先動用了老百姓的錢,本身就是一個
值得議論的行為。它更在電視的兒童節目裡,利用小學生以稚嫩可愛的聲音
說:「老師說,核電廠對生態沒有任何破壞!」台電真的是把我們的民眾當傻
瓜來處理。
但是我們的民眾是不是傻瓜呢?到大安戶政事務所去申請戶籍謄本,
發覺幾十個人背貼背地擠在一個櫃檯,櫃檯後只有一個工作小姐埋頭苦幹,
其他部門的人卻輕鬆得很,談笑的談笑,吃糖的吃糖。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把
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來質問。
「你為什麼不能增加人手?」主任擺出自衛的姿態,不耐煩地說:「上面
編製就是一個人,不能增加!」一個女人扯開嗓門:「那你不能調動別的人來
幫忙?你沒看到這兒擠得不像話?人家古亭區就不這麼糟!」主任生氣地回
答:「古亭怎麼樣與我無關!」圍在他身邊的人愈來愈多,一個滿嘴金牙的女
人大聲說:「那個小姐忙不過來,你這個主任就不能過去幫忙嗎?你這算什
麼公僕?」主任推開群眾,走進辦公室,砰一聲把門關上。
這是令我高興的一幕。這個主任就是構成所謂「政府」的一部分。像
這樣缺乏效率、不知檢討、毫無服務觀念的政府「官員」當然不少,但是今
天的人民已經不是「愚民」。
我很欣喜地看著大學生與學校當局熱烈地討論組織章程,大聲地提出
反對的意見。我很安慰地看見智能不足兒童的母親集體到教育部去陳情,慷
慨激昂地把現行制度對她們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責,有要求,就算是「對立」,那麼對立有什麼不好?權利是爭取
來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個需要無條件「支持」、「擁護」、「愛戴』的東
西,那這政府也真可以為所欲為了。就是要有「對立」的人民,監督的人民,
才可能有好的政府。從前教育不普及的時候,或許政府壟斷了知識,民眾不
得不聽政府專家的領導。今天的台灣,「在野」的知識說不定比「在朝」的
還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不經溝通就一廂情願地要求人民「支持」.「擁
護」嗎?「政府」,通常是個很嚇人的名辭,意味著權威、統治,非常的抽
象。事實上,政府由個人組成,而只要是個人,就有個人的偏見、私慾、學
識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種有缺陷的個人所組織起來的政府,可能「完
美」嗎?人民怎麼可以閉起眼睛來,放心地「擁護」呢?湯瑪斯?曼寫過一
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說,描寫一個魔術師如何用他的意志與偽裝徹底地瓦解了
觀眾的意志。他的政治訊息是:如果沒有觀眾的「默許」,這個魔術師不可
能得逞;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默許」,任何獨裁者也不可能得勢。也就是
說,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須經過理性的爭取,不懂得爭取權利的人
民,而受獨裁統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計程車,跳過馬路上一個大坑,受驚之餘,這個嚼檳榔的司
機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罵了一句:「操國民黨!」這個司機完全錯了;他可
以「操」養工處,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個坑,與國民黨這個政黨何
干?他的咒罵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許有一個可能的解釋:他罵黨,因為他
不知道政府哪一個部門負責那一樁事,路上有坑的時候,他不知道該找誰負
責;換句話說,當他要爭取權利的時候(譬如行路無坑的權利),他並不知
道有什麼管道可循。
這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擁護」,
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如何由各種管道去爭取各種權利,倒過來,當人民不
滿的時候,他的指責也就變成盲目地亂指一通。我們要的是敢於面對現實、
接受挑戰,勇於負責的政府,但是要促成這樣的政府,我們更需要有批判能
力、有主動精神、有理性的人民;歸根究底,實在是一句老生常談:幾流的
人民就配幾流的政府。這篇文章能夠刊登,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指標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余玉賢(農
林廳長)/龍應台(《野火集》作者)編者先生:貴報(《中國時報》)一九
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人間」副刊,龍應台先生所寫《「對立」又如何?》文
內有關指責農林廳「毀約」問題,與事實不符,對作者在未明瞭事實真相之
前,即大作評論,竭盡誹謗之能事,本人深感痛心,不知貴刊是否也有「文
責」的約束?龍文說:「農林廳與養豬的老百姓本來有一個契約:豬價看好
的時候,政府抽成;豬價低落的時候,政府補助」。「最近市場奇壞,農林廳
採取了一項行動;片面毀約。
而後廳長在報上說:希望農民『體諒』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
政府。」我不曉得龍先生根據什麼道聽途說舞文弄墨?跟養豬的老百姓訂定
產銷契約的是台灣省農會,不是農林廳,省農會是農民(人民)團體,不是
政府機構。最近省農會「片面毀約」,農林廳站在輔導機關立場,正在設法
協助省農會籌措資金,俾能繼續辦理產銷計劃。確保養豬戶的利益。
農林廳長曾在省議會答覆議員質詢時呼籲契約養豬戶,體諒省農會的
不得已作法,大家支持政府的調節毛豬供應計劃,不要擴大養豬規模,渡過
此次難關,希望毛豬價格能夠回升? .。農林廳長絕對沒有在報上說;希望
農民「不要控告政府」。養豬戶沒有理由控告政府,也不會控告政府。
如能惠予更正或予披露,感激不盡!敬頌編安農林廳長余玉賢 敬啟
五月十九日編輯先生:多謝您轉寄余廳長的來信。
關於余廳長談話的部分,我所依據的是今年五月十日《中國時報》第
二版的報導。
「余玉賢希望契約戶能體諒基金已理賠將竭盡的苦衷,不與興訟。」該項
報導的標題則為:「農戶血本無歸、農林廳長表歉疚,希望不要興訟、願磋
商給予補助。」「對立」一文主旨不在「指責農林廳毀約的問題」,更不在議
論毀約一事誰是誰非,文章重點在闡釋民主制度中一個權責分明的觀念——
政府與民眾都應以理性的態度就事論事,人民為了爭取應有的權利,該「興
訟」時就興訟,政府為了守約守法,該補償時就補償,沒有「歉疚」或「體
諒」的必要。這種性質的「對立」其實是最有效的「合作」。
我能夠體會余廳長的心情,但希望他也瞭解我談觀念不談枝節,對事
不對人的立場。
祝編安龍應台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原載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七日《中
國時報?人間》
焦急
為什麼老寫台灣的缺點?難道你看不出這裡有任何一點美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說說台灣的好?朋友這樣指責我。
※※※
於是我帶點罪惡感,走到人頭攢動的淡水街頭,再深深看一眼。
還有比阿華更好的肉販嗎?他的肉攤子在市場入口第一家。從清晨六
點開始剁肉切肉,應該是血肉模糊的木檯子卻乾乾淨淨;他每切一次肉,就
清洗一次檯面。切肉的時候,專心一致,把皮切開,把肥肉去掉,然後小心
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訴你多少錢,再添上一點瘦肉。包好之後,如果
嫌提著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裡,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麼
去清理豬腦,他就做給你看:拿支牙籤,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來,
然後告訴你有幾種做法。阿華是個賣豬肉的市場小販,沒讀過幾年書,可是
他彎身切肉那個專注的神情,好像手裡一塊油膩的豬肉是珍貴的木雕藝術,
一刀都錯不得。他對自己行業的敬重,比一些大學教授還要來得虔誠。
※※※
到河邊的郵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認識你是「淡水人」之後,忘了
郵箱鑰匙也沒有關係,窗後的人並不在意為你走一趟,把信遞給你。買郵票
少了幾塊錢也無所謂,下次再帶來。如果你有遠行,回來時急急探望堆積的
郵箱,會發覺整疊整疊的郵件一捆捆紮好,等著你來拿。更好的是,插隊的
人擠到你前頭去時,賣郵票的小姐會很有正義感地堅持先把郵票賣給你。
早上取信之後,我就繞到郵局後面的淡水河堤。十點鐘,正是漲潮,
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撲著河岸,皮膚黝黑的漁民蹲在地上修補魚網。對著觀音
山,我坐在堤上讀信,偶爾,水花會濺到信紙上來。如果是黃昏,艷麗的夕
陽就把薄薄的信紙映成透明的紅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捲著褲腳,正吆喝著黃牛拖犁,犁過的
地方。黑色的泥土就鬆鬆肥肥地翻起來。面貌包紮得嚴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
小心地在青葉的周圍松土。
「你們種什麼?「「高麗菜。「「真甘苦吧?」「自己的土地,也沒什麼甘
苦可講。人就是愛打拼啦!」黃牛腳蹄沉重地又邁了過來,女人說:「阿兄,
讓牛休困啦!伊在喘呢!」他們的語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樣實在,不是我學
得來的。他們不吃牛肉,因為牛曾經為他們的土地喘息、流汗。他們用手腳
與泥土接觸,甘苦不甘苦,這是他們與大地之間生命的契約,沒有置疑的必
要。
誰說我看不出這塊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確實寫不出讚美的文章來;
我說不出口。
※※※
住在校園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條路可走。出了前門是一條短短的下坡
路,左邊有棟樸素的老廟,飛簷很輕俏地指向天空。右邊是青翠的稻田,荷
鋤的農人站在田心,遠遠看去像個稻草人。從側門走出,是條充滿蛙鳴與蟋
蟀聲的山路,通往長滿相思樹的山丘。
夾道的茅草叢和茅草後的水田里藏了千百隻生命旺盛的小東西,在夏
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這條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為蟲聲很放肆。第
三條路則從後門出去,路上沒有一盞燈,就是黑暗中一條荒野小路。草叢的
香味濃得像塊固體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這條小徑就變成了條白色的帶子。
一年過去了,第一條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機填平,擁擠的鋼筋水泥樓房
像骯髒的章魚,張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車軋壞了,凹凸不平。建築材料
到處棄置。再過幾個月,人家會搬進來,騎樓會塞滿貨物,攤販會佔據路旁,
貨車會夾在路中;這條路,愈來愈難走。
蛙鳴的山路也結束了。建築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機
器壓死。後山上滿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園像癬
一樣,到處散佈。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著生銹的鐵管,很猙獰地霸佔著
山坡。
這條路,我不再走,因為每走一次,就發覺相思林又禿了一塊。
最後那條在黑暗中仰視月光的小徑,也失去了。半年前,草叢深處開
始有人堆積垃圾,現在,短短一條路上有七個垃圾丘,一轉彎就是一個,半
年前丟在那兒的免洗飯盒、汽水瓶、廢電池,現在還在那,明年,也會在那。
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漸消失的草香裡。
※※※
阿華的家就在這條小路底。他有四個眼睛圓滾滾的小孩,成天在外面
玩;從前在草叢裡玩躲濛濛,現在在垃圾堆裡玩廢電池。
郵局後面的夕陽依舊是紅澄澄的一輪,很熱鬧地把河水染紅。只是落
潮的時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紅。
指責我專挑台灣缺點的朋友;是個比我快樂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頭,
迎著河風盡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動,毫無保留地去愛那滿天的彩霞。我望著波
光瀲灩,想的是水中多少魚已經含汞。望著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
是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殼沒有附著的沙土而漁民要操作十幾
個小時才能撈起一點點收穫,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積在河口,造成淺沙風
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險。望著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陽,我想的是,為什
麼這樣的美景,我卻必須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賞?坐在杜鵑花圍繞的陽台
上,我想的是,那三條路正一條一條地乾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
結,好像有什麼病毒正一寸一寸順著我的四肢蔓延上來——我想的是:這個
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裡去?
※※※
原諒我,我真的寫不出讚美的文章來,因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嗎?原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國時報?人間》
機器人中學
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八十個學生,因為他們頭髮過長。有一個教
官在大街上罰學生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
因為學生翹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餘,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牆
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第一步,申請經費修牆。更有出了名的復興中學,因為
學生上台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我們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
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捲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
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
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髮一定旁分,一定要用髮夾。發長是用尺
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劉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
會把你的頭髮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後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是誰在作賤我們的子女?老師嗎?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嗎?還是高高在上的
教育執政者?老師們,忙著把聯考所需要的知識塞到學生腦子裡,恐怕沒有
時間去管學生的袖子是否捲起。訓導人員一手拿著一個四方框框,一手拿著
剪刀,看到一個學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髮絲、裙角、手臂、
頭腦,就卡察一聲剪掉,再記個警告。這種所謂「訓導」的目的呢,就是使
所有台灣地區所培養出來的十幾歲的小孩都長得一模一樣——髮型一樣、穿
著一樣、舉手投足一樣、思想觀念一樣,像工廠的生產線所吐出來一部一部
機器。當然並非所有的中學訓導人員都是剪刀與框框的信徒;把學生當作有
尊嚴的個人去愛之誨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這些剪刀與框框的信徒究竟錯在
哪裡?一位管理組長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頭髮多長、制服怎麼穿,又不是我
的規定,我只是執行任務,盡心職守。你要罵。去罵教育部長好了。
他說得不錯;他是用框框去套學生的人,可是製造那個框框的人並不
是他。那麼這一類的訓導人有沒有錯?那個一口氣處罰八十個學生的管理組
長、那個當眾罰學生站的教官,有沒有錯?當然有!只有機器人才會拿著工
具一視同仁地去「執行任務」,一個鎯頭打一個釘子。中學的訓導人員是知
識分子,是負有重任的知識分子,他們直接地影響、塑造這整個民族的下一
代;他們不應該是,不可以是沒有思考力、判斷力的機器人。
手裡拿著一個框框,他首先要問自己:這個框框的目的是什麼?女生
的頭髮「為什麼「不能過耳?套頭毛衣「為什麼」不能是綠色?熱天裡,「為
什麼」不能捲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與目的之後,這個負有訓導重任的知
識分子還要問:這個框框是否適用於所有的學生,所有的情況7 跟我所學的
教育的原則與信念是否有所衝突?執行的方式與尺度應該如何調節才不至於
使本來是「手段」的框框變成死胡同的「目的」?這個為我們栽培民族幼苗
的人更要問自己:我要怎麼樣運用這個框框才能達到真正幫助學生成長的目
標?學校不是軍隊,訓導人員不是沒有大腦的機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斷。
以「只是執行上面規定」為藉口,只有兩種可能:其一,他或許真的沒有慎
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許有思考能力,但沒有勇氣去質疑這個框框或改
變這個框框。不管前者或後者,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沒
有思想、沒有膽識的機器人能教出什麼樣的下一代?歸根究底,當然要問:
是誰作的框框與剪刀。除了位高權重的教育決策者還有誰?但是這些部長、
廳長、局長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才上任幾年,這個框框是傳統移交下來
的,不是我,是別人。
這個說法可以接受嗎?笑話,當然不可以。一個策劃百年大計的人,
上了台之後就應該細心審視這個由來已久的框框:它應不應該繼續存在?它
有沒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個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麼都不做,蕭
規曹隨,就等於說,這個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給每一個校長、訓導主
任,每一個教官、管理組長,去套在學生頭上。
他要負最終的責任。
那麼,究竟這個框框有什麼不好呢?這個問題比想像中要複雜得多。
限於篇幅,我暫且不理論為什麼中學生頭髮非是個倒過來的西瓜皮不可,也
暫且不追問為什麼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為什麼不可以把衣袖捲起來等等
細節。這種壓制性的「管訓」教育有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不合理的、
僵化的形式主義。認定了凡是合於框框的(頭髮短、裙子長、書包帶子剛剛
好)就等於「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頭髮中分、裙不及膝、穿綠色
毛衣),就是「品行不好」。頭腦再簡單的人也看得出這兩個等號畫得不合理。
人的品行是多麼深奧複雜的東西,哪裡是頭髮的長度能夠代表的;說起來像
笑話,在中國台灣的學校裡卻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結舌!學生的內在
本質似乎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樣子對了就可以了。這種殭屍
式的教育,實在可怕!
「管訓」框框的第二個問題恐怕有許多訓導人員不願意承認,是個權威
的問題。這個框框是成人用來證實自己權威的工具。當一個教官在震怒之下
把學生頭髮剃掉或罰跪罰站或記學生過,他所憤怒的原因,大概不會是因為
他覺得學生髮型太難看,而是因為學生沒有尊重「校規」、服從師長命令,
越過了那個明令頒布的框框。頭髮長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潛在的因素是:學
生沒有服從我。校規合理與否並不重要,師長的尊嚴、權威卻不可以破。這
個框框像個緊箍,緊緊地夾在學生頭上,一有越軌舉動,教官就念個咒,讓
學生得點教訓,學習服從權威的重要:一切都是為了你好? .這裡我發現一
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的教育者也的確希望造就出類拔萃的學生——
我們也有科學獎、才藝獎等等。報紙特別喜歡報導中國人的孩子在美國如何
如何地表現優異,什麼人得了總統獎,什麼人得了西屋科學獎,什麼人年紀
輕輕就上丁大學,居然都是台灣過去的小留學生。我們的教育者與父母羨慕
之餘,不免心裡有點狐疑:同樣的種,為什麼一移植就大放異彩?是我們的
教育土壤有問題嗎?問題可多了,這高壓性管訓教育就是問題之一。教育者
一方面希望學生在學問上精益求精,也逐漸領會到啟髮式教育的重要。許多
老師也開始鼓勵學生活潑地思考、大膽地創新、勇敢地質疑。可是同時,在
行為方面,管訓導的人卻仍舊努力地把學生壓制在框框裡,處心積慮地要把
他訓練成一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馴畏縮的「好」學生。
而矛盾就在這裡:一個在知識上能夠活潑地思考、大膽地創新、勇敢
地質疑的聰明學生,可不可能同時在行為上是個中規中矩、言聽計從、溫馴
畏縮的所謂「好」學生?如果他敢在課堂上表示物理老師對流體力學的解釋
不夠周密,他難道不會對訓導主任追問他為什麼不可以穿著制服吃西瓜?反
過來說,一個老師說一他不敢說二的「乖」學生,他可能把老師的實驗推翻
而自己去大膽創新嗎?教育者所不自覺的矛盾是:他們在「智」育上希望學
生像野兔一樣往前衝刺(當然也有為人師者希望學生在智育上也如烏龜);
在所謂「德」育上,卻拚命把學生往後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這兩
者其實不能並存。有高壓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開放的「智」育,
換句話說,我們如果一心一意要培養規矩順從聽話的「乖」學生,就不要夢
想教出什麼智慧如天馬行空的優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
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對這個僵死的緊箍咒框框其實沒有什麼成見。我們的教育決策
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於有意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易於控制操縱的機器人,這
個框框很實用、很有效,越緊越好。但是如果製造機器人並不是我們的長程
計劃,如果我們想為這個民族栽培的其實是思考活潑、創新大膽、質疑勇敢
的下一代,那麼這個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開不可。
「吻頰」事件發生之後,報紙輿論固然批評學校過分保守,卻稱讚教育
部「不干涉」的態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樣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
教育,怎麼能夠「不干涉」?難道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在鼓勵這個高壓管訓的
框框的拴緊?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台灣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
受什麼樣的教育呢,小小年紀就送到國外去也實在不是辦法;還是在這個又
髒又亂又擠的台灣「知其不可而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沒有人
的爭取與努力,當然就是夢想!            原載一九八五年
六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不干涉」為什麼可貴?何懷
碩復興高中「吻頰記過」的事件,我曾於六月四日在《民生報》,六月十一
日於《聯合報》各寫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認為姑不論復興中學校方
處分學生,記兩個「暗過」一事,是非對錯如何,教育部長與教育部能尊重
該校的決定,不予干涉,是正確的,也是比較以前為「進步」的。另一方面,
我也曾對復興中學校方的處理方式,對我們教育某些虛偽、敷衍和落伍,對
校長、訓導與教師對學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處提出了批評。最後我曾
說:「學生行親頰禮而被記過,教育部長尊重校方的決定,不加干涉,這種
領導作風,令人激賞。但對學生施行懲罰的校長與教師,其荒謬與錯誤,誰
來懲戒呢?」我並不主張放任。
今(二十六)日讀龍應台教授《機器人中學》大文,末段說「吻頰事
件發生之後,報紙輿論固然批評學校過分保守,卻稱讚教育部『不干涉』的
態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樣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怎麼能夠
『不干涉』?? .」我覺得在該事件的「輿論」裡面,我曾有兩篇文字參與
其間,有必要說幾句話,表示回應。
龍應台與胡美麗的文章,觀察敏銳,析理深入,常有獨到見解,發人
之所未發。她的社會批評,比長期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所見更廣,
更深,雖然她是回國客座的學人;她的頭腦清晰,文字鋒利有力,有一股清
剛之氣,也有熱情與魅力。她狂飆野火一般的批評,大多數我都非常欽佩。
可能百密一疏,這回她認為教育部應該干涉才對,但她沒有想到教育部長久
以來對各級學校事事干預,使學校(尤其是各大學)只能成為教育部的夥計,
毫無自立的權限與獨立的精神,學校豈不也變成操縱於教育部手中的機器?
而龍應台是反對中學製造機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學校既成製造機器人的機
器,如何能期望學校不製造機器人?學校沒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沒有校風可
言;自校長到教師,都應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創造性與自主權,便變成教育
部辦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敗,理所當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長尊重校
方的決定,不加干涉,我們如何能不讚揚支持?至於學校的校長教師所推行
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虛偽教育」,我認為我們要檢討、追
究的是這樣的校長、教師是如何委派或遴聘來的?通過什麼管道,認定什麼
資格,引來這樣的一批「教育專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屬省教育廳,也不應
直接由教育部來干預。我所擔心的問題是某些荒謬錯誤的校長與教師,誰來
懲戒?我還是不贊成由部長、廳長、局長來懲戒,所以對「長」字輩的人能
尊重各級負責人的決定,總是首先表示激賞,而認為這是開明進步。讚美不
干涉,但並不贊成放任。我覺得,教育方面應有一個評鑒委員會,由教育當
局召集各級教育界、學術界有關的權威人士組成。(不是由校長、院長、系
主任、訓導長等「學官」來組成表決部隊,因為現在的不少「學官」太政治
化,承恩奉旨的話,決議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專業知識,
有聲望,有獨立學術身份的權威人士所組成的評鑒委員會,才可能有正確(或
比較正確)的評斷。教育部長雖然沒有進一步表示應如何糾正教育人員的偏
弊,但他不干預的表示,難能可貴;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
干預,那麼教材、教法、學分、課程? .連教育哲學都要唯教育部是賴,不
啻將教育部視為「至聖導師」,教育還有希望嗎?我相信龍應台教授深思明
辨,絕無這個意思。不過社會上其他人或許會有誤解,責怪輿論為什麼稱讚
教育部不干涉呢?我們要知道集權很有力量,但很可怕;開明似乎無力,但
能使生機活潑,希望無窮。我們不能既不喜歡集權,又埋怨開明。事實上,
容許大家公開討論批評,雖然沒有力量馬上制止弊端,但一點一滴的進步必
可積成豐碩的收穫。最怕的是不容許討論批評,某些進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縮
回去。藉此小文對前此淺見加以一點補充;也表示對龍教授《機器人中學》
一文基本論點讚賞欽遲之意。
原載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我的過去在哪裡?
大有為的台電要在立霧溪建水壩,很多人反對。桃園神社差點被拆了,
報紙輿論喧騰了一陣。高雄市的古牆被怪手毀了一段,社會上議論紛紛。這
兩年來,保護自然、維護古跡似乎成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裝,去
年個個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來談「文明」。而台灣為什麼要維護古跡呢?
報紙說,是為了保持「國際形象」,不能讓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
動不動就搬出「國際形象」來作為自我督促的標準,洩漏了台灣目前
一種缺乏自信的心態:我這樣做,別人(西方人)會怎麼想?於是一面揣測
西方國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決定自己該怎麼做。西方講究人權,
所以我們處理政治案件要特別慎重;西方人愛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們要節制
吃老虎鯨魚的慾望;西方人珍惜古跡,所以我們也得有一兩樣,不能太落後。
一切一切的努力,都為了一個大目的:避免別人輕視我們,在國際舞台上不
丟人現眼。
這種心態有時候還真有點好處。譬如說,有國際的矚目,我們的司法
單位與情治機構在政治人物的處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國民人權獲得保
障,這是意外的收穫。可是如果我們有自剖的勇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種
向國際求好的心態其實可悲可歎:講人權難道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言論、思想
的自由?生態保護難道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幸福?維護古跡難道不是為
了我們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國際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權、自然、古
跡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標準,而我們只是應付應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樣
子來對國際做一種交代。
台灣的英文報紙曾經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讀者投書,呼籲我們趕
緊保護自然、維護僅存的古跡。這封信馬上就得到一個中國讀者的反應,他
說,西方人要台灣保持自然與古跡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自己工業發達,現在
要落後地區「存真」其實在防止我們邁入開發國家之林,所以我們不要上當。
所謂自然與古跡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灣需要的是開發!開發!開發!
※※※
讓我們暫且只說古跡。古跡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嗎?我們自己究竟
有沒有需要?如果沒有,就是為了「國際形象」這個外殼,它值得我們努力
嗎?你去街頭問問那個賣青草茶的老頭:桃園神社跟他有什麼關係?或者去
問樹下那個正在嚼檳榔的少年郎:高雄古牆拆了怎麼樣?或者,停下片刻,
誠實地問問自己:多一棟、少一棟所謂古跡,究竟與我何干?賣荼的老頭大
概會說「嗯宰樣啦!」嚼檳榔的少年大概會坦率地說:沒關係啦!而受過教
育、思想複雜的你,沉吟片刻,大概會說些「國際形象」、「文化遺產」、「慎
終追遠」等等有學問的話來。
可是「國際形象」、「文化遺產」、「慎終追遠」又怎麼樣?你刷牙時要
「國際形象」嗎?上廁所時帶著「文化遺產」?摩托車在烈陽下拋錨時你「慎
終追遠」嗎?如果把這些冠冕堂皇其實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們究竟有
沒有什麼迫切的、真實的理由要保護古跡?
※※※
阿弗瑞是個德國人,今年八十歲。他帶我去看他的故鄉小鎮。
「這棟房子三樓第二個窗,是我出生的房間。」他指著那棟紅瓦白牆的建
築;「我的母親也在同一個房間出生的。」沿著窄窄的石板路就來到古修道院
的門牆,厚厚一層青苔柔軟地覆在顏色斑駁的石牆上,嫩嫩的青草從牆縫裡
長出來。
「牆裡頭埋著一個十二世紀的詩人,以歌頌花鳥出名,還是咱們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轉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塊是否有個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歲的時候,父親每天清晨牽著我的手沿著石板路到修道院散
步。每次到這個轉角,他就會蹲下來對我說:那邊第二排石塊有個小小的凹
孔,摸摸看裡面有什麼?我興沖沖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裡真有一顆花生米
或巧克力糖,又是驚奇又是快樂。一直到五六歲了,才突然開竅,大概不是
聖誕老人偷偷放的? .我的孫子卻還以為花生是洞裡長出來的——」我伸手
摸摸,青苔有點濕潤,那個凹孔依舊在,淺淺的一點。這個駝著背、拄著拐
杖的老人正瞇著眼睛懷想他的父親。石板路再轉個彎,就到了他家的墓園;
石碑上刻著他父親、母親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給阿弗瑞自己;幾叢玫瑰隨
著風搖蕩,飄著若有若無的香氣。
※※※
我也曾經回到我生長的小鎮上,可是找不到一條走過的路、住過的庭
院,爬過的老牆、認識的墳墓,更看不到一叢似曾相識的玫瑰。可是你說,
懷舊也只是流行病,沒有「過去」又怎麼樣?沒有過去,就沒有情感的羈絆。
你為什麼把情人給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夾在書頁裡?廿年後的某一天,在枯乾
的花瓣不經心地掉下來的那一刻,你對人生與愛情會沒有特別的感悟嗎?枯
干的花瓣就是古跡。沒有過去,我們就無從體認現在,創造未來。賣青草茶
的老頭的子孫如果有機會撫摸先人賣茶的木製推車,與青草茶的「過去」比
較,他才能瞭解屬於他的「現在」有什麼樣的意義,也才能決定他所追求的
是怎麼樣的一種未來。盛青草茶的陶甕與木車就是古跡。
我嫉妒八十歲的阿弗瑞,因為我也希望能牽著幼兒的手,走下一條青
青石板路,告訴他第三株廟柱的雕龍嘴裡有一顆陳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
駁的墳頭看鮮紅的玫瑰花怒長,癡迷地回想當年的母親如何牽著我的手走下
一條青青石板路。沒有過去,現在就沒有意義,未來就沒有方向。古跡,對
我而言,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裝飾;古跡,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
的需要。
※※※
蘇南成市長拿怪手把高雄的古牆給毀了。他說,如果處處保存古跡,
我們豈不是走著碰著的都是古人東西!這是閉眼說瞎話。台灣幾十年來所作
的是恨不得把整個土地翻過一次,消滅過去所有的痕跡,古跡根本難得,蘇
市長居然擔心太多。至於說,這麼長的城牆,只去了一點點,不值得大驚小
怪——這是無知。因為你用這個理由切掉這一寸,下一任市長可以用另一個
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牆能禁得起幾次的切割?蘇市長又說,毀牆沒錯,錯
在執行小組技巧不當。這樣說,就是市長無能,督導不當,也不是什麼可以
原諒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蘇市長罔顧法律,因為那堵牆已是內政部選定的
「古物」。
蘇市長過去的政績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敢作敢當,不怕惡勢力的公僕。
在我們台灣地區,這樣的人才實在太難得,我們一定要特別珍惜。可是珍惜
並不表示我們就該姑息他的錯誤。在這次古牆事件中蘇市長所表露的無知無
能,就應該受到指責與糾正,內政部說要「淡化」處理,是是非不明、不負
責任的態度,蘇市長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風,更應該承認錯誤,從錯誤中學習
教訓。
※※※
古跡;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不是文明的裝飾,更不是爭取國際形象的
手段。古跡,是一面鏡子,一個指標,把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繫起
來;沒有古跡——沒有書頁裡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甕、桃園的神社、高雄的
古牆,我們便只是一群無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為什麼一個中國人需要寫這樣的文章呢?歷史悠久的中國人?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以「沉默」為恥
— —為高雄市民喝彩這一齣戲精彩極了!台上有三個主角:一是剛剛
上任的大頭市長,一是熱中連任的市議員,再就是「生氣」了的高雄市民。
蘇南成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派任為高雄市長:他有魄力、有勇氣對準了
膿包下刀。在台灣追求高等生活品質的過程中,環境污染是最臭的膿包,所
以他要大刀闊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議員團體卻有不同的算盤。選舉日迫近,選票最重要。攤販
是不是社會膿包根本無所謂;一個攤販就是一張選票,非保護不可。大頭市
長又是個外來客,這個時候不欺負他,更待何時?報紙上描述議員如何團結
起來攻擊市長罔顧商販「民生」,來旁聽的攤販集團如何鼓噪叫好,市長如
何抱歉——軟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環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
在執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為觀眾的我,在台下憂心忡忡:壞人的聲音這麼大,沉默的大多數
要沉默到什麼時候?這片面的「民主」繼續演下去有什麼意思?然而,「匡
啷」一聲,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寫信的寫信,打電話的打電話,明明白白
地昭告世人這齣戲裡究竟誰扮演主人:我們市民要乾淨的環境,我們市民要
安靜的社區;大頭市長所執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
是我小市民——的意願。你別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個角色演只是因為我讓你
上去演!別忘了誰是老闆!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場戲。我為每一個寫過信、打過電話、表過意的高
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說:台灣不能實施真正的民主,因為台灣的人民還沒有那個水
准。這次高雄市民的表現可以作為對這種說法的反證。我們的人民顯然漸漸
瞭解到「沉默的大多數」其實是一種罪惡。排隊買票時,真正可恨的並不是
那一兩個插隊的人,因為他們是少數;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長排、幾十個耐心
排隊的人眼睜睜看著少數人破壞秩序而不說一句話!
沒有勇氣說,沒有正義感!而走出車站時還要抱怨:沒有用哪!亂糟
糟,沒有用哪!
中國人到歐洲旅遊,常常讚歎歐洲環境的幽雅清淨,欣羨之餘,卻不
曾想到,美好的環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由每一個國民的努力爭
取來的。一個德國市民走在街上看見一個坑,他會生氣市政府保養工夫沒做
好,會打電話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這種態度他必須先有兩個基本觀念:
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來維持,政府受雇於他,就有義
務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進步。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幾流的環境,這話一
點也不錯的。
環境髒亂惡劣,就表示這裡的人民沒有能力創造美好的社會。我們是
幾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絕作「沉默的大多數」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指標。
不,沉默不是美德,是恥辱。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國時報?人間》
啊!紅色!
美術館長是個藝術工作者,還是政戰官?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李再鈐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術館展出,有人投書認為作
品漆成紅色有點像中共的紅星;蘇瑞屏館長從善如流,立即把該作品花了八
千元改塗成銀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議。這是一件小事嗎?我認為非常嚴
重,因為「小事」暴露出兩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是對藝術的
極端蔑視,第二是極權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會訊」,發覺其中轉載了《野
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確實是我,但是內
容中突然出現一段奇怪的話:「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為
先在西方,而我們就認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實,天主子耶穌基督,人類
的救世主,原來降生在中東? .」這段話不露痕跡地混進了我的文章,卻不
是我寫的!但是任何讀者都看不出來這段文字不屬於原文。
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與報社或作者取得轉載許可就徑行刊登別
人的文章,這是對別人智慧財產的一種掠取行為。而塗改作品、穿鑿附會以
達到利於自己的目的,這對於讀者是欺騙,對於作者,是栽髒。如果一個宗
教團體可以塗改我的文章,那麼一個有政治野心的團體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
插進它的宣傳用語——身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寫了些什
麼?文字的後果又由誰來負擔?我相信天主教協會塗改我的文章並沒有惡
意,但這樣的行為所透露的,是對創作者極端的蔑視。作為一個寫作的人,
我要為所寫的每一個字負責;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與我所有智
慧的集合。恣意地塗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鈴的作品如果是紅色的,
那麼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個顏色能真實地表達出他創作的意
義,換了顏色,那個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蘇瑞屏擅自塗改了一位藝術
家的創作,就好像天主教協會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樣,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
不再是我的作品,紅色變銀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鈴的心血。這個行為叫
做欺騙,叫做盜竊。天主教協會這樣做,我覺得只是欠考慮的結果,或許可
以原諒;一個美術館館長做出這樣的事來,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個塗色「小事」很明白地顯示出來,台灣的藝術
仍舊籠罩在若有若無的政治陰影裡。首先,我們有這麼一個人逛到美術館去,
他看的不是藝術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這麼一件紅色的作品,馬上興起政
治的恐懼(害怕雕塑家是共產黨?害怕紅色對觀看人有洗腦作用?害怕共產
黨為這個作品拍照作宣傳?)而給美術館寫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們又偏有這麼一位不用大腦的美術館長。她塗改作品的動機
大致上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她也同樣有這位投書人的恐懼;因為同意紅色
有政治危機,所以改色。
第二,她並不同意投書人的說法,但為了避免「有關單位」可能會有
的敏感,為了自己是「官」的身份,以為塗改顏色是最保險、最省麻煩的辦
法。
而最後,還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議中,他說,只有一個人投書,
怎麼能算!意思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人或一百個人投書認為紅色有「政治」,
那麼塗改顏色的行為就不算錯。
這個塗色事件由三個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與藝術家。三個
人中,沒有一個覺得政治干涉藝術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對。這是怎麼回事?投
書的市民患有恐懼症,我們可以說,他只是不懂得藝術獨立的重要,可以諒
解。那麼蘇瑞屏呢?她有沒有受過任何藝術訓練?她了不瞭解作為一個美術
館長有什麼樣的責任?她是政戰官,還是藝術工作者?至於作品受到塗改的
李再鈐,難道他真的認為,多幾封投書,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藝術嗎?這真像
個指鹿為馬的社會。            原載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
《中國時報?人間》?回應與挑戰?血,也是紅的孟祥森讀了八月二十九日
龍應台的《野火集》《啊!紅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龍應台一般聲明:「如果新聞報導沒偏差的話」,因為我
甚至連那篇新聞報導也沒有看到。
其次,便要問問,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在「立即把該作品(李再鈐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之前有沒有把該作品的「本色」(紅色)
先用沙紙打掉,或用松香水之類的融解劑化掉、洗掉。
因是,這是一個「絕對」關鍵性的問題:設若李再鈐的雕塑果真又像
星狀,而且又是紅的,則只是表面上用銀色把它「塗」起來,「絕對」是問
題重大,因為那是「粉飾」,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飾、掩藏或包
庇的是什麼呢?是「紅星」!這比赤裸裸的「紅星」還要可怕,還要危險,
因為赤裸裸的紅星眾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書指出來了嗎?——而粉
飾的、掩藏的和包庇過的紅星,卻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視而不見,見而
不明,使人「視線不清」,其將可造成的「潛在」禍害,千百年後,誰能知
之?這是「包藏禍心」,其罪當——當什麼?我不敢講,還是請原先那位投
書的市民判斷和裁決吧!
所以,悔罪避禍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銀色先「洗」掉,然後,再派人
把包藏在銀色之內的紅色「洗」掉——要記得,必須洗得乾乾淨淨的,連一
點渣渣都不准留——然後嘛,還先不能塗銀色,必須先請各方面人士——當
然包括原先那位投書人——從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從各個角度與微角度來
察看,李再鈐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狀或「可能」成星狀,甚至也「莫
須」呈星狀,反正,只要有呈「星」狀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
打磨成什麼樣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為星狀的樣子,絕對、永遠不
再可能成為星狀了,這樣,才「安全」,才「沒有問題」,然後,再把這永不
再可能成為星狀的東西,塗上銀色——注意,什麼顏色都可塗,就是不能塗
成紅色,當然,也不能塗成「近於」紅色或跟紅色「有關係」的顏色,再者,
也絕不可塗成黃色,因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圖案——也就是
那兒顆星——不是紅色,而是「黃」色,因此,不但紅星不可用,連黃星也
是有問題的——這樣,把這個除去了星狀之一切可能性並塗成銀色的東西,
再標上「李再鈐作品」——這就對了,這才是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該做的
事。
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二十多年前,當我們在大學唸書時,就曾聽
我們溫文爾雅的美學老師虞君質先生對我們說過,某某年輕的抽像畫家在某
某國家畫廓展出其抽像作品,經人指出,其抽像畫中竟隱含有「毛某某」的
字樣,於是群眾大嘩,而該畫家則遭治安單位扣押詢問,而終由虞君質等先
生聯名保出的事。
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虞先生那文氣非常明顯的臉上透著的那極難捉摸
的笑容來。
※※※
再舉一個例子給那位投書市民和蘇瑞屏館長壯膽:約在半年前(當然,
也是「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但那篇新聞報導我是親眼看到的),台
中的某一位女議員在巡視台中通往梧棲港的中港路時,突然發現中港路兩旁
的行道樹開的都是黃花。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趕回議府,發言曰:偌大
一條路都開黃花,還成什麼話,我們台中市豈不成了「黃色都市」了,因此
建議市長把那些樹統統砍了,另種別樹——至於是什麼樹,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不能開黃花,當然也不能開紅花,否則,不是黃城就是紅城,那還得
了!
可惜的是,當時的台中市長並沒有「從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膽敢如
此固執,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樹開的只不過是黃花,而不是紅花,而那女
議員參的那一本,也只不過說是「台中市怕要變成了黃色都市」而非「紅色」
都市,否則,台中市長的肩膀不被她壓垮才怪,而中港路的兩排行道樹即使
沒有連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塗」成銀色了。
說實在的,我認為這些事情都還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只不過區區一
個李再鈐的區區作品而已,只不過區區台中市的區區中港路的區區兩排行道
樹而已,重要的還在後頭:重要的是,要把台南市的鳳凰木統統砍掉,因為
鳳凰木這種樹還像話嘛,從四月到九月,整整半年,什麼花也不開,偏偏開
紅化,而最糟糕的,它的花瓣是五瓣的(好像;反正是不是真的五瓣也沒關
系),台南市半年,豈不成了紅城,甚至紅星城?如果,紅色真這麼可怕,
照這樣推衍下去,還得把一千八百萬人各個抽血換血,或發明一種「健康」
漂白劑,把血漂一漂——因為血的顏色也是紅的!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不會「鬧事」的一代
— —給大學生今年5 月27 日的《紐約客》雜誌有這樣一篇文章:我的
母親生在柏林,僥倖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
這部影片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
長。有一個年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要買票,因為這部片
子是南非製作的。排隊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樣:「看不看由我自己決定,
不用你來告訴我。」所以沒人理他。
入場之後,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
對觀眾,大聲地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地蔑視南非黑人的慘境,希望大家
抵制。觀眾中噓聲四起,有人不耐煩地大叫:「這裡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
面去!」也有生氣的聲音喊著:「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們自己決定愛
看不看!」偶爾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們說什麼也好!」但是群眾的喊
聲愈來愈大:「出去!出去!出去!」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
對我說:「這兩個年輕女孩竟然願意花十塊錢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
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
員很粗暴地把那兩個女生架走了。燈又黑下來,但是沒幾分鐘,一個年輕人,
帶著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視的影片——」憤怒
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毫無懼色,繼續大聲說:
「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群眾喊著:「滾蛋!滾蛋!」好不
客易,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傢伙給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
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
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
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
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
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裡。」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
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
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這一則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許多值得爭議的問題來。譬如說,
這幾個為道德感所驅使的年輕人有沒有權利阻止別人看這部「種族歧視」的
電影?如果我也在戲院裡,我會是憤怒的群眾之一,叫他們「滾蛋」主要的
原因是,他們沒有權利主宰我的思想——這個電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過
了再作決定。其次,如果這一撮以「道德感」為理由的小團體能打斷我的電
影,那麼,一個宗教團體、政治黨派、商業集團等等,都可以肆意地來強迫
推銷它的理想,那個人還有什麼自由自主可言?南非的是非善惡也是個棘手
的問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是千夫所指,萬人唾棄。
南非的白人簡直是廿世紀的污點。事情的另外一面卻是:南非若由黑
人自決自主,恐怕歧視與屠殺會比現況更為劇烈——看看烏干達!看看整個
非洲大陸!
但是《紐約客》這篇短文令我沉思許久的,卻是這幾個年輕抗議分子
的行為。他們不算少數;哥倫比亞大學在南非有金錢的投資,哥大的學生也
曾經熱烈地示威過,反對學校當局「善惡不分」的和稀泥作風。而在戲院裡
「搗亂」的這些年輕人,事實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塊錢買票——對學生而言,
五塊錢不是個小數目;進到戲院去讓群眾噓罵,然後一次一次地被踢出來。
這些人中,當然難免會有少數是為了幼稚的英雄主義或純粹嬉鬧,但大部分
的,是為了一個道德立場,擇善固執的理想。在一個人決定到戲院去「鬧事」
之前,他必須先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關心這個世界;因為關心,所以才
會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價值判斷。對南非種族問題的報導
紛紜不一,他得自己決定站在黑白那一邊。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充
分到促使他付諸行動的地步。於是,他走到戲院去買票;五塊錢,他很可以
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們的年輕人呢?或者,縮小一點範圍,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少人
具備這三個品質?就我有限的觀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對社會的關心而言,
我們的學生在大學的四面圍牆裡自給自足地活著,不常把頭伸出來。幾個月
前,當十四位省議員集體辭職時,我曾經對幾百位學生作過測驗,要他們寫
下議員辭職的原因,結果正如預料,有少數給了支離破碎而模糊的答案,顯
然是瀏覽報紙後的殘餘印象。百分之八十卻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為什
麼不知道?當然是因為缺乏興趣,不關心。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美
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這樣「可
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只對
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陌生了。
伊索匹亞的饑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
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
沒有關心,自然沒有做價值判斷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嚴重的種
族問題。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
所謂道德勇氣和道德行動。
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海
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跡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僥了
再燒,事不關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兩件值得關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
以後有結婚的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
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內。
換句話說,我們的年輕人天真、單純、聽話;他們絕對不會到戲院裡
去「鬧事」。
※※※
為什麼大學生的關心面那樣狹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環境不鼓勵,
甚至於試圖阻礙,他對書本以外的興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沒說過這句話:「你
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大學以前這樣說,為了應付聯考。進
了大學之後這樣說,為了應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
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這個金玉良言是應現代科舉制度而產生的。讀
書的目的在求技能,用來敲開一層一層考試的門。研讀哲學、歷史、文學、
經濟等等,都不是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與瞭解,而是為了取得謀生的技術。
因為這種技術與人生無關,所以可以「什麼都不要管」。
可是這個金玉良言實在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的
前提下,書,根本就不可能讀得好。譬如讀經濟,一個學生可以用課本裡的
各種定義與學理來解釋「通貨膨脹」,可是要他分析為什麼公務員的薪水要
加百分之八他卻目瞪口呆,我們能說他書讀好了嗎?譬如讀文學,他可以熟
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洋洋灑灑地寫篇論文討論制度與個人的關係,但
是要他對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卻一片空白,我們能說他把書讀通了嗎?這
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
與例證,都還是抽像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裡去觀照驗證
之後,知識才能落實。要我們的學生封閉在大學的圍牆裡「其他什麼都不要
管」,等於是把學問與人生割離,也等於要學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圖解學游泳,
卻不沾水,或學解剖的人在暗室裡看幻燈片學解剖,卻不動刀子。
※※※
我們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張——不
是報紙社論,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
天真的學生而言,獨立作價值判斷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為什麼?高三那年,
開始上三民主義。有個沉悶的下午,我在課本中看到一句話:「三民主義是
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就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我以為自己漏掉了編
者解釋引證的部分,把課本前前後後翻過,卻找不到任何闡釋。十七歲的我
坐在書前,感覺到深深的挫折:要達到這樣一個結論,課本編者應該一步一
步來,先解釋中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族,然後說明其他主義如何的不適用
於中國社會,最後才能邏輯地演繹出「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這
個結論。可是編者顯然覺得這些辯證的過程毫無必要。
第二天,在課堂上我請求老師解釋「為什麼」。
老師很驚訝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氣地一笑,回答:「課本這麼寫,你背
起來就是。
聯考不會問你為什麼。」在我早期的求知過程中,這個小小的經驗是個
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課本編者與授課老師並不認為學生有自己作判斷、下
結論的能力,所以才會有這種「你別問為什麼,記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態度。
他們因此所剝奪於我的,是我求知的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現在的教育方式和過去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者仍舊習慣於供
給「結論」,仍舊不習慣供給學生「方法」,讓他們自己去找結論。最能夠反
映這種現象的莫過於作文題目了。多少年來,任何考試中,學生面對的總是
什麼「學問為濟世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滿
招損、謙受益」之類的金玉良言。所謂金玉良言說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
代下來的「結論」。出這種約定俗成的題目可以塑造學生的思想,使他更緊
密地成為傳統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義。但是這種思想傳遞根本上就不容
許獨創,不容許學生下自己的結論。如果教育者真正的興趣不在於學生對傳
統的妥協與認同,而在於他獨立判斷的能力,那麼同樣的題目就應該以疑問
的方式出現:「一分耕耘確能導致一分收穫嗎?」『你是否同意學問為濟世之
本?」或者以挑戰的方式:「試辯論『忠勇為愛國之本』一說。」只有這樣不
「既定結論」的思想訓練才能真正刺激學生睜著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身邊紛擾
複雜的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理出頭緒來。當我們的教育者習慣性地把作好
的結論拋下,學生也就懶惰地把結論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
摸索。
※※※
在我們的環境裡,一個能關心、能判斷的學生,卻也不太可能有任何
道德行動。一般教育者對學生行動採取壓抑與抵制的態度,目的在求校園的
穩定。
有一個專科學生被同學指控偷竊,教官在原告的帶領之下也確實在該
生書包中找到贓物,但是在沒有聽過被告辯解之前,就令這名學生退學。幾
個大膽的同學出來主持正義,要求學校給被告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
事情結果如何不論,學校當局對這些挺身而出的學生卻有個斬釘截鐵
的態度:「去讀你的書,不要多管閒事。誰鬧事,誰就記過。」奇怪,為什麼
我們的公民倫理課一再地教導學生要見義勇為,要當仁不讓,要擇善固執,
學生一旦實踐了這些美麗的道德理想,我們卻恐慌地去壓制他?學生對學校
措施有所不滿而投書、開會、抗議的時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機會,幫
助學生學習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決問題,為什麼我們反而以記過
處分作為鎮壓的手段?為了表面的安靜穩定而扼殺年輕人的正義感,代價是
否太高了一點?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
後,當然也學會了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
正義感。
※※※
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在考試、舞會、郊遊的世界中,
沒有什麼值得「鬧事」的題材。在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下了
結論的世界中,沒有什麼難題值得重新省思、費心判斷。在明哲保身、少做
少錯的環境中,更沒有什麼「鬧事」的餘地。我們的大學生天真、單純、安
分、聽話。
可是,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
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四年一過,他就成為社會中堅——一
個不懂得關心社會,不會判別是非,不敢行動的社會中堅!公車應不應漲價?
不清楚。路邊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營機構虧了多少納稅人的錢?不
知道。核電廠會不會貽害萬年?不知道。上司舞弊應不應告發?不知道。台
灣往哪裡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
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
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一
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
需要堅強的理性。
台灣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關心、判斷之後開始
了行動。最好的例子是消費者基金會的推動者,他們已經「鬧」了不少事。
台灣需要鬧的事情還很多很多。以婦女問題來說,我們現有的婦女組織還停
留在獻花、慰問、穿漂亮的衣服開慈善晚會與孤兒擁抱的階段。在同樣的社
會版裡,我們讀到七歲的男孩被母親活活燙死、十歲的女孩被賣到妓女戶、
十三歲的女兒被養父強暴而懷孕、三十歲的妻子被丈夫打斷肋骨——我們天
真可愛的校園美女覺得將來沒事可關心、可「鬧」嗎?又是一個學期的開始,
讓我們想想從哪裡做起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自白
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
的「人」看待。
他們很冷靜地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入試圖指出我所忽
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
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
繹一遍證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
攻擊?我不屑於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幾
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
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突然之間,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
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總而言之,被人發現正身之後,我就不再是個「人」,
而是個「女人」。
本來稱我「教授」的大學生,突然改口稱「小姐」。本來恨恨想跟我打
一場硬筆仗的作家,頹然擲筆長歎:「唉!對方原來是一介婦女!」本來要罵
我「刻薄」、「激烈」的人,現在理所當然地改口罵「妓女」。本來想寫信來
表示欣賞的人,突然猶豫起來:會不會被人誤會?最奇妙的,莫過於訪問記
者。在我還是個「人」的時候,』訪問者所擬的題目往往平淡無奇:你為什
麼寫「野火」?批評家必須具備什麼條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癥結在哪裡?等
等等。變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學者」,換句話說,「女人」之後,訪
問的內容突然活潑生動起來:你結婚了嗎?先生是哪裡人?在哪裡墜入情
網?他在做什麼?他對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興太大出名?陪不陪你買
菜?你們有幾個毛毛?長了幾顆牙齒?還打算生幾個?用什麼避孕方式?一
天換幾次尿布?誰換?你的文學批評干不干擾臥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書、
寫文章,一面照顧丈夫?你買什麼牌子的尿布?在被「發現」以前,在我還
是個教授、學人、正常「人」的時候,也有人讚美我的文章思考縝密、條理
清晰。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一個思考不縝密、條理不清晰的人本來就不該
選擇學術的路。頭腦清楚只是所謂「學人」的基本條件罷了,就像鴨子非有
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麼能算鴨子!可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後,連這個基
本條件都在一夕之間變成稀奇的東西,惹來許多問題:作為一個女人,你怎
麼會寫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沒有感性的一面?你究竟為什麼會有那樣清晰的
思路?你是不是個女強人?你是不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
才寫這麼強勁陽剛的文章?你的家庭是怎麼教育你的,你會變成這個樣子?
父母兄弟、街坊鄰居看得慣你嗎?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嗎?
※※※
我其實從來也不曾故意隱瞞自己的性別,只因為旅居國外多年,此地
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而「龍應台」三個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時候,為了名
字,還發展出一點恨父情結,怨他沒給我取一個比較秀氣的名字,譬如龍咪
咪、龍美麗或龍可愛之類。但是父親後來解釋,他當初只有兩個方案,一個
是龍應台,另一個就叫「龍三條」,因為我排行第三。兩相比較之下,我反
而心生感謝,還好沒叫「三條」。那麼,別人是怎麼發覺龍應台是女的呢?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中午,電話鈴響? .「請問龍教授在不在?」一個很
雄壯的男人聲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對方突然斷了聲音,我的耳朵陷在電
話線的真空裡。等了半晌,正想掛斷,他又說話了,結結巴巴的:「你你你,
你是個——」我很同情他的受驚,趕忙把聲音放得更輕柔一點:「對不起,
是啊!很抱歉哪!」他長長地噓了口氣,又沉吟了半天,猶疑地說:「我是大
文人出版社的負責人——怎麼電話裡傳來香味?」我趕忙解釋:「廚房裡正
在煎豬腦? .」「哦;是這樣的,龍——龍小姐,我打電話來是想徵求您的
同意將您一篇大作編入我們今年的最佳散文選,不過,現在既然知道您是,
是個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個月要出版的『我見猶憐——女作
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讓我考慮一下好嗎?」「好,那
我就不打擾了。抱歉妨礙了您煎豬腦——」「啊!沒關係!」我打斷他,「是
我先生在煎豬腦;我剛剛在修理馬桶? .」「嗄———」他又半天沒聲音,
最後才找出話來:「再見,龍小姐。」
※※※
第二天,龍應台是個女的消息就上了花邊新聞,也開始了我這今人同
情的遭遇。
《龍應台評小說》出版了,記者來電話;是個嬌滴滴的女聲:「龍小姐,
這本書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個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說說您對這本書的期
許?」「這書只是一個粗磚,我拋出去希望引出文學批評的風氣來,使嚴格
公平的批評——」「您覺得一個女人寫這樣的東西合適嗎?」「呃———」
「我的意思是說,」她緊接下去,「這樣硬的東西平常都由男性來寫,您寫來
覺不覺得奇怪?有沒有壓力?」「呃——壓力很大,因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
負面的批評——」「對,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風格?」「呃——我不知
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麼關聯——容忍與開放是一個評者必備的態度,
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識加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對對對,我很
同意;你們夫妻感情如何?」「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針砭,我們需要的是說
實話的勇氣———」「您覺得異國婚姻需要特別的勇氣嗎?」就是這樣!被
發覺是「女的」之後,與人的溝通變得比較困難一點。常常這麼陰差陽錯的,
牛頭馬嘴對不上。但這還算小事,比較令我傷心的倒是,被發覺是個女人之
後,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說
「作家」,當然指男的,不必加個「男」字)陰惻惻地對我說:「你現在名氣
大噪,知道為什麼嗎?」我理直氣壯地回答:「當然因為我文章好——我思
考縝密、條理清晰、頭腦清——」「得了!」他打斷我,陰惻惻地從鼻子裡哼
了一聲;說:「得了!文章好!哼。只因為你是女的!女的!」我頓時覺得心
靈受傷,很難過,掙扎著反問他:「拿出證據來!」他斜眼睨著我,從頭看到
腳,陰惻惻地一笑:「怎麼,你不是女的?」低下頭來看看自己,六個月大
的肚圍,已經看不到腳指頭了。我歎口氣:「是的!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國時報?人間》
精神崩潰的老鼠
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清晨一兩點,
讀到兩眼充血,像針扎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條繩子
把左腿跟一隻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
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聯考前,李國
棟很平靜地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臉頰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
白裡一條一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哪裡。
「為什麼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嗎?」他搖搖頭:
「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方式。」「為什麼不先當了兵再回來考?讓心理休息一
下?」他搖搖頭:「非考上不可。」「為什麼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學,讀
職校或學技術?」他開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爛爛毛毛的:「不行,
我非讀大學不可。」※※※
李國棟後來仍舊落了榜,但是也沒去當兵。他在精神病院裡住了兩個
星期之後,有個晚上,偷偷吞了五個大鐵釘,從七樓的陽台上跳下來,剛好
摔在垃圾車旁邊。
※※※
麥爾教授對老鼠很有興趣,曾經作過這樣的實驗:把老鼠聚集在一個
平台上,讓它們一個個往下面兩個門跳;跳向左門,它會碰得鼻青臉腫,跳
向右門,門卻會打開,門後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當然不笨,訓練幾次之後,
就快快樂樂地老往右門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選擇方式固定了的時候,麥爾就把乳酪從右門移
到左門;本來以為可以飽食一頓的老鼠現在又碰得鼻青臉腫,不知道客觀情
勢已經改變了。幸好,摔了幾次之後,它又漸漸熟悉了新的情況:原來乳酪
在左邊!
問題是,這個時候,麥爾又有了新花樣;他把門的顏色重新漆過,把
乳酪一會兒放左,一會兒放右,老鼠在新的習慣形成之後,發覺原來的抉擇
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須不斷地適應新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習慣行為? .
老鼠變不過來,下一個反應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麥爾發覺,在應變不過
來的時候,老鼠就搞「擰」,開始固執起來,根本就拒絕改變方式。譬如說,
如果它已經習慣於跳向左門,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門口,讓它看
見,它仍舊狠狠地往左門去碰腫鼻子,愈碰就愈緊張。如果實驗者在這個關
口繼續強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擇,老鼠就往往會抽筋、狂奔、東撞西跌
或咬傷自己,然後全身顫抖,到昏迷為止。換句話說,這隻老鼠已經「精神
崩潰」。
麥爾教授於是歸納出導致老鼠「精神崩潰」的五個階段:首先,對某
一個難題(左門或右門),老鼠逐漸培養出一種應對的習慣來(選擇右門;
右門有乳酪)。第二個階段,客觀環境改變,老鼠發覺慣有的方式已經不能
解決問題,因此感到驚駭。下一階段,不斷地焦慮與挫折、失敗之後,它就
固執地以舊有的方式面對新的情況,不計後果(就是看見乳酪出現在右邊,
仍舊往左邊闖)。第四個階段,根本放棄努力(乳酪也不吃了,乾脆餓死!)。
最後,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決問題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習慣的舊方式(左
門就是左門,非左門不可!)當然又碰得鼻青臉腫,餓得老眼昏花。明明只
是換個門徑就解決了一切,它卻檸執在習慣行為中飽受挫折與失敗的煎熬,
最後以崩潰結束。
[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
N.Y.1981.]※※※
在垃圾車邊被清潔工人發現了的李國棟是一隻弄「擰」了的老鼠,我
們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製造難題的實驗家。從前,大學之門
是通往乳酪的門,所有的人都往那個門跳。「士大夫」觀念深深地植根,因
為我們發覺成了「士大夫」之後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習慣
於這個方式之後,客觀情況卻變了,乳酪換了門;往「士大夫」那個門撞去,
卻撞個鼻青臉腫,而且沒有乳酪。
可是孩子們繼續去撞那一扇門;作父母的繼續鼓勵孩子們去撞那扇沒
有乳酪的門。
他們說,「有志者,事竟成」;說「有恆為成功之本」;說「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說「老天不負苦心人」。門的顏色變了,乳酪的位置換了,可是
弄「擰」了的人固執地守著舊有的方式,「以不變應萬變」。
於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潔工人在垃圾車邊發現一團血肉模糊的——是
人還是老鼠?他嚇了一跳。
※※※
一個人,也只不過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潰的老鼠。人生的每個階段裡都
有看似不可解的難題時時強迫他作抉擇:考試失敗了,愛人變心了,婚姻破
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個難題都需要一個解決的辦法。究竟乳酪在左邊還
是右邊?不管在左在右,當一個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來應付「新」的情
況,當他不計後果的,根本拒絕改變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隻弄「擰」了的
老鼠;精神的解體只是自然的結局;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
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
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二十年後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於舊習慣、
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而撞得鼻青臉
腫,需要的是彈性與智慧。
智慧, 不正是人之所以為人, 鼠之所以為鼠的差別嗎?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台灣是誰的家?
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
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
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復節!
光復節又怎麼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週年的光復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四十
年又怎麼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喂假
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 .
四十年又怎麼樣?光復節又怎麼樣?立法委員向俞國華我們是否有一個「信
心危機」。俞院長說,沒有沒有;當然沒有。
江南、李亞頻、餿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
義。我們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聽到鄰居十歲的小孩丟下書包大聲喊:「媽媽媽媽,台灣不能住
了。我是吃餿油長大的!」我也聽到二十來歲剛結婚的朋友皺著眉頭說:「結
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騎機車上班,眼紅瘋狂的人潮與車馬常勾出
我心中對整個人類的仇恨來。一輛機車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
騰得很願意當場撞得他頭殼破裂而不覺一點點惋惜。把新生命帶進這樣一個
世界來,不,太殘忍了。」為什麼沒出過國的小孩會下「台灣不能住」的結
論?為什麼一向篤信傳宗接代的中國人會覺得台灣這個地方不可以養兒育
女?俞院長的「信心」來自哪裡,是哪一種信心,我覺得茫然。不肯承認我
們有信心問題,是因為看不見問題或不敢說實話,我實在無從判斷。我只知
道,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信
心(是的是的,王贛駿與丁肇中的成功等於我們教育的失敗? .)。有錢人
把產業化整為零地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
與大學生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地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
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
信心。至於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於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
缺乏信心,這是絕望。年輕人的話,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著邊際的高
調,令我失望。
※※※
八年前我帶了幾份介紹台灣的畫報給歐洲的朋友看。這些畫報都有中
英對照而且攝影圖片非常精緻。朋友翻看之後不經意地說:「這些很像東德
或保加利亞的官方刊物。」我很驚訝:台灣的東西怎麼會讓他聯想起兩個共
黨國家來?原來也只是一句憑直覺的評語,朋友也得思索好一會才分析出原
因來:「因為你看得出這個刊物在刻意地表現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實任
何社會都有的缺陷與難題都隱藏起來。你看,第一頁到末頁全是美麗的森林,
純樸的山胞,富庶的農村等等,像人間天堂。相反的,一個開放地區的刊物,
通常,在稱頌美麗的森林同時,或許會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脅;介紹純樸的山
胞時,也許會說到物質文明的侵略;讚美富庶的農村時,就不免提到農村人
口的流失? .你拿東德與西德的畫報一比較,就看出很明顯的態度上的區
別。」他不說,其實我也該知道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
點,更不忌諱承認啟己的醜陋。試圖遮掩粉飾才真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四十
年後的台灣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卻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問題、
燒在眉睫的環境問題、需要急診的經濟轉型問題、影響深遠的教育問題,還
有,使每個人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搖頭歎息的道德淪喪現象。可是,如果我們
有能力,我們就不怕面對這些病痛;如果我們有自信,我們就不怕大聲承認:
是的,我們確實有這些病痛。避諱或遮蓋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夠,這,
才是真正的危機,我從來不忌諱大聲說台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也不
猶豫地告訴你台北是我所見過最庸俗最醜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對你說,中國
人是個自私短見鄉願的民族——不怕你覺得刺心。我還可以恨恨地說,台灣
的社會是個道德腐蝕到骨髓裡的社會——不怕你罵我數典忘祖。
因為我對台灣還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裡默默地播種、耕耘;台灣的「有心人」真多。
消費者基金會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現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見了。還有許多
看不見的:「婦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點一點地提高女性的自覺,教導她
保護自己的權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婦女研究中心,引導社會重視婦女
問題。扶輪社——你以為有錢人都是腦滿腸肥之流嗎?——正在籌備環保基
金會。另外又有幾個人正準備推出《新環境》雜誌,為我們病重的大地作記
錄。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要出版《人間》雜誌:沒有穿泳裝的明星,沒有微
笑的政客;雜誌關心病患孤兒寡婦,幫助這個愛喊光明口號的社會親眼看看
陰暗痛苦的一面。
這些少數人的努力卻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就像小草拚命要突破已經龜
裂但仍舊堅硬的水泥板一樣。當年消費者基金會飽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
教」兩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現在扶輪社要建立的環保基金會又在
團團轉,尋覓出路。婦女消費團體或自覺行動也受法規制度的百般束縛;任
何民眾為自己爭取權益的行動都受到限制與束縛。這些保守而落後的法制就
是壓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於這些小草伸向陽光的力量。只要有
這麼多「有心人」,台灣就有希望。壞的可以變好,腐爛的可以新生,染病
的,可以復原。
※※※
可是,你是誰?憑什麼你就做「沉默的大眾」,等這少數人努力了,甚
至犧牲了,你再去享受他們的成果?你現在買著消費者團體認可的食品,當
初這些人投告無路的時候,你是在一旁觀望?嘲笑?還是漠不關心?現在正
開始墾荒的小團體,譬如「新環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環境的制度問
題、評鑒問題,需要金錢的援助去啟發小學生愛生的觀念,對老農夫解釋濫
葬的害處。你關心嗎?你在乎嗎?你應該現在也變成工作的一分子呢?還是
做個「沉默的大多數」等著成果從天上掉下來?在台灣革新很難,一方面固
然是由於許多制度的僵化(一個團體登記之後就不允許第二個性質類似的團
體存在——這是什麼蠢人訂的蠢法?消費者組織不是愈多愈好嗎?),另外
還有保守的執政單位對社會自覺運動的疑懼。一個更大的障礙,卻是民眾本
身的缺乏動力。美國有個年輕的母親,因為女兒被醉酒駕車人撞死,組織了
「反醉駛運動」,到處陳情、抗議、演講,教導駕車道德。現在這個組織有
六十萬個母親加入。
我們之中,多少人有這種楔而不捨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籠罩的海灘上
看見卡車盜沙——你視若無睹呢?還是恨恨罵一聲。繼續釣魚?還是打個電
話給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會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盜沙的行為:
通知警察局,無效;再試環保局,無效;再試海防部隊,仍無效;好,那麼
從頭研究法令,到底海濱的沙地由誰負責。我們有多少人有這種精神?前人
種樹,後人納涼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種樹,身後的人又哪裡有涼可納呢?那
群少數人的努力或許能衝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點草根裡的
養分嗎?我不知道誰視台灣為家。有人依依不捨地回顧過去的大陸,有人拿
著綠卡飛向未來的大陸,有更多的人不想過去,不想將來,也不知珍惜現在
腳下的泥土。我是個要浪跡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著涼鞋的腳踩
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別人問「客從哪裡來」時,我只有一個答案:不是湖
南,不是紐約,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暫時揮別,可以離棄,可以忘懷,但
家,永遠還是那麼一個。四十年後的台灣,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
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種,只要他把這
裡當「家」——心甘情願也罷,迫不得已也罷——只要他把這裡當「家」,
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耕耘、培養。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
家,這個家才會破落。
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顏六色的脾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人物
在演講,報紙的刊頭用紅色? .但這是四十週年的光復日,人生有幾個四十
年?五顏六色之外、歡呼與口號之外,是不是該有——點新的、誠實的省思?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野火現象
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
和胡蘿蔔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
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
伊在讀大學。」撕掉蒙眼布《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
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
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
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
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
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
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
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
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
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飢渴的需求。
需求什麼呢?「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
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裡
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
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
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吶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
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麼廿年前叫喊的事情
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
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
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
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麼一句話:「啊!你說
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歎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
給了情緒的發洩,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洩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麼堵塞,
多麼鬱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
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
上的獨立,那麼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
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
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裡根說卡扎菲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
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
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
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裡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
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
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
舊制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
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
許也就傳達了那麼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
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
但是為什麼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
圈以外的迴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
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
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
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
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
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
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
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
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
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分
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台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瘖啞。知識分子
或者受制於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慾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
於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
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麼一本鼓吹最基
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麼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
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
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隻猴子;
台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裡泡
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
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
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
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
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
邊肺?怎麼不誇——誇那好的一半?」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
明面」呢?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
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
因為他像只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麼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
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
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
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
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麼多台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
傳怎麼辦?不怎麼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
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松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
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
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
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佈,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
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
台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
表現;表現台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台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
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
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
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准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污染
青年人思想? .」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
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
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麼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就讀者來信分析,
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
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
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
「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
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
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
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
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
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
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這是第
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
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麼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
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
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
是從石頭裡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
不滿鬱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
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
溫暖的安定局面,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
聲嚷嚷什麼自由、什麼人權? .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
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麼玩意兒?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
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
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
是錯的。
就某些層面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
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裡熟睡的嬰
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
讓孩子繳學費,後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
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
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拼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
松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並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
衣食溫暖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
自由、人權? .衣食溫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
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唾個午覺,那就
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緻。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
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只是社會
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麼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
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
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
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衝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
斷他的胳膊。
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
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
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幸福沒
有止境市場裡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
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
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
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
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裡,他不需要經過掙扎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
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吶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吶喊。
原載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中國時報》
又是公假
假使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處,那麼學生缺課的借口往往是最準確的指
標。
「老師,下星期我要帶家裡的豬到德州去參加豬種競賽,不能來上課。」
「湯姆去比賽馴野牛,他今天趕不回來。」「老師,我後天要幫家裡開收割機;
收成季節到了。報告能不能延幾天?」沒錯,這是堪薩斯,美國的黃金穀倉。
學校四周有綿延不盡的麥田,牛馬漫步的草原,學校裡有這些與泥土青草很
親近的農家子弟。
當皮膚黑得發亮,牛仔褲緊得要裂的約翰對我說:「教授,請原諒我昨
天沒來;昨天在巴士上被兩個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頓,我昏死過去,被人家送
到醫院? .」我知道,我在紐約市。
金髮的茱莉說:「我本來可以趕上課的.但是在一百廿五街等火車的時
候,有個人用刀子抵著我的腰,搶走了我的皮包——能不能給我補考?」然
後從委內瑞拉移民來的海蒂垂著頭說:「我明天不能來上課。明天是哥哥的
葬禮;哥哥上星期在中央公園慢跑,被人用剃刀割了喉嚨? .」我仔細聽著,
點點頭,但是不知道應該睜大眼睛表示震驚與同情,或沉著地不露聲色——
這個海蒂,不是上個月才說她缺牙的老祖母被槍殺了嗎?上學期,她不是說
做修女的妹妹被強暴了嗎?她們一家有多少人?她能缺課幾次?當黑頭髮的
學生在下面說:「林秀美不在,公假!」的時候,我想:啊,回到了台灣!
這「公假」兩字,既沒有牛羊豬馬的鄉土氣息,也沒有殺奸擄掠的煽
情刺激;它只是一張缺乏創意與想像力的小條子,上面蓋了七七八八的章,
但是小條子的意旨非常清楚:我有比你這堂課更重要、更優先的事要這個學
生去做!
什麼事比教授的講課討論還重要呢?明晚校慶晚會,總務處要我去裝
飾會場。
南非拳擊師協會來訪,縣政府要我們去招待七天。
青年團辦ABC 研習會,我要去受訓。
土魯共和國的土魯大學代表來訪,我們得去當翻譯。
有議員來演講,系所要我們停課去聽,人太少面子不好看? .這種「公
假」整學期絡繹不絕,所幸每次、每個人所缺的課,大致不會超出幾個小時。
就學生而言,跟同學借個筆記,與教授課外討論一下,倒也還彌補得過來。
對教授而言,這不斷的公假卻是個不大不小的煩惱:我已經給全班考試了,
卻因為這個學生「佈置會場」去了,我必須費盡心思重新出一份不一樣的考
題,還要安排額外的時間讓他補考;換句話說,總務處要「佈置會場」,間
接地就佔用了教授私人的研究時間。
這也還是小事吧?可是有一天,一個陌生的臉孔突然冒了出來:「老
師,我缺課兩個月,因為政府派我去友好訪問,剛剛回來——」我不能不大
吃一驚:一個學期總共不到四個月,缺了一半以上的課,他還能學到什麼?
這個「公假」未免太神奇了一點。
於是,作教授的就面臨一個大難題、他應該挪出晚上看書、喝茶、聽
音樂的時間來為這個學生補課嗎?這對教授不公平。那麼,因為這是「公假」,
所以老師可以對學生要求降低一點,放一點水,好讓他期末過關?這對其他
努力了整學期的學生不公平。好吧!公平論事,不管缺課多少,這名學生必
須把所有的課業都彌補過來,通過所有大大小小的考試,評分標準也不打任
何一點折扣——我大致可以肯定:這個學生非重修不可,因為課堂裡講的東
西大部分不是一兩本教科書的白紙黑字所能涵蓋的,他沒有聽到,就不可能
學到。可是,這對學生又公平了嗎?他本來是因為有特殊技藝才光榮地出國
「友好訪問」,光榮的代價卻是重修的懲罰。
佔用正課時間,派學生出去的機構又是什麼打算呢?要教授「犧牲小
我」去補課嗎?希望教授在分數上「放水」嗎?還是算定了學生該重修呢?
「究竟是哪個機構安排的?」我好奇地問,心想八成是個不太懂得教學的部
門———「教育部!」學生說。
※※※
在美國,常與教學「喧賓奪主」的「公假」通常不是政治義務,而是
令美國人如癡如醉的明星球賽。每一學期都會有足球教練打電話來:「貴班
的吉米要缺一星期課,因為球隊要到費城去比賽。」到了緊張的期末,緊張
的籃球教練也來探問:「莫裡生會不會及格?有沒有缺課太多?他英文非過
不可,不過就不能當校隊,沒有他,校隊就完了? .」有一次,一位教練寫
了封正式公函給英文系主任,要求繫上批准名叫艾克的足球明星一禮拜請一
小時英文課的「公假」。理由非常充分:第一;艾克是校隊靈魂,第二,校
隊是學校的靈魂,每次球賽都為學校爭光、賺錢。第三,練球非常耗時,不
得不佔用正課時間。
英文系主任也回了一個公函,內容大致如下:史密斯教練:來函敬悉。
您要求讓艾克請公假練球,應無問題,但本系亦有一相對請求。本系
高材生威廉具學術及創作天才,本系擬推薦其為羅德創作獎學金得主,但該
項獎學金亦要求有體育表現,而不幸威廉君四肢不全,且有交發性心臟病,
經常發作。
為使威廉得到該項榮譽,本系想請您以威廉作為校隊中鋒,但因英文
系課業沉重耗時.他勢必無法參加您所有的球場練習,請您准予他一星期請
一次「公假」,好讓他專心寫作。
威廉是本系靈魂,若蒙合作,則艾克球員請「公假」事絕無問題。
英文系亞當教授我們的初高中生常常被調去作「秀」:遊行、排字、在
大太陽下立正聽講、跳大會舞、作大會操等等。大學生比較少作這種大型「秀」
了,卻不斷地作個別的演出:招待、翻譯、受訓、導遊、國民外交,理直氣
壯地取消正課。而且所謂「公假」條,並不是一封信徵詢教授是否學生可以
缺那一堂課,而是一紙通知單告訴老師:這個學生我要了,他沒空上你的課。
我想,也該有人寫這樣一封信了:某某長:今早我班上有十位學生缺
考,「公假」條上是您的簽字,原來明天學校要頒榮譽學位給圖圖主教,您
需要學生去準備會場,排演儀式。
雖然為這十位學生我大概得在課外再講解一次課業,再出一份考題,
再找一個適合十個人的補考時段,我卻深覺值得,因為頒獎給圖圖主教當然
比教課重要。
在此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請求。我的戲劇課正在排演法國沙特的《蒼蠅》
一劇,需要幾十人演蒼蠅,苦於學生人數不夠,所以想借用貴處職員十位,
利用上班時間,來英文系分別扮演紅頭及綠頭蒼蠅。排演時間大約每次兩小
時,不知您能否給予您的職員這個小小的「公假」?原載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六日《中國時報》
天羅地網
又有人在動腦筋了。
台北縣政府預備花五億零五百二十萬元的經費在觀音山、淡水河口建
一個公園,一個石雕公園。
建公園總是好客吧?現代人的生活那麼緊張,活動的空間那麼侷促,
一個公園,就像是讀一個冗長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句子好不容易盼到的逗點。
不過,台北縣政府對這個計劃中的公園期待很高,它必須「糅合傳統
藝術與現代風貌,又兼具文化、教育、休閒、娛樂的功能。」除此之外,它
還要以「現代社會進步情況和優良傳統倫理道德為題材,表現傳統的石雕藝
術,發揮美學教育的功能。」(四月十四日《中國時報?地方版》)這座公園
真是任重道遠。裡頭的石雕不只要表現傳統手藝;還得宣揚現代台灣社會進
步情況。對誰宣揚呢?當然大多是台北縣民,為什麼要宣揚呢?顯然是讓民
眾瞭解「政府為你做了什麼」。如何宣揚呢?所謂社會進步情況,在台灣,
那大致是指很硬、很大、水泥做的東西了:高速公路啦,飛機場啦,水壩啦,
哦,別忘了核電廠,都是我們最驕傲的成就。八里鄉、五股鄉,大概沒見過
世面的草地郎特別多,沒見過什麼高速公路與核電廠,不知道我們社會的進
步情況,所以台北縣政府認為這個石雕公園可以擔負宣導的任務。拿塊大石
頭,用人工一刀一刀刻出一個核電廠的模型來,就可以充分地「糅合傳統藝
術與現代風貌」了。
可是且慢,這個公園還得發揚「優良傳統倫理道德」,我們的「優良傳
統倫理道德」,積五千年之久,實在太多了,最重要的,或許是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吧?這麼抽像的思想如何表達呢?缺乏藝術修養的我只能想出兩種方
式;一是模擬,譬如說,將石頭刻出一個軍人敬禮的姿態,代表「忠」;刻
兩個石頭一立一跪,代表「孝」等等。另一個方式比較簡單,乾脆把八個石
塊刻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一列排開,讓所有進出公園的人一抬眼
就看見。這樣直接的教化對五股鄉的草地郎比較有效,但是有一個缺點,去
游訪的台北市民會以為這些石塊刻著路名。
又是現代社會進步情況,又是優良傳統倫理道德,這樣雙管齊下(「雙
管齊下」的意思就是,兩根管子中部裝滿了思想的飼料,往一個喉嚨同時灌
下),觀音山下這個公園才可能達到計劃中的文化、教育、休閒、娛樂、美
學等等多重功能,這些功能翻譯出來,就是國民小學牆上到處都寫著的「德
智體群育樂」的標語。台北縣政府真正是面面俱到,一個公園同時也是教室、
美術館、遊樂場、博物院,等著教化每一個踱入公園的人。
這種公園真令人不寒而慄。看看我們公園外的世界:道路,是讓人走
的,可是有人覺得路也要發揮宣導教化的功能。於是我們走路時,眼睛還得
忙碌地吸收知識;直的標語、橫的口號,像鞭子一樣抽打在眼睛上:尊師重
道、消除髒亂、兩個孩子恰恰好? .火車,是讓人乘坐從甲地到乙地的,可
是一坐下來,眼睛才閉上,耳朵就開始受訓:我們要團結合作、自立自強、
努力奮鬥、自新向上,我們要? .信封,是用來裝信郵寄的,一翻過來,跳
入眼裡就是「保我民族文化,還我民族自由」。餐廳,是讓人享受食物的地
方,可是一面喝湯,一面就躲不過紅柱上的貼條:「注重食品安全,講究衛
生習慣」,「大聲喧嘩,擾人安寧」。
或者,到淡水看看古跡吧!進入台灣一級古跡的紅毛城,放眼看去,
到處都是寫了字的牌子,不是介紹古跡的解說,而是「禁止在此小便」!禁
止在此小便?在紅毛城?這牌子或許是立給狗看的,但人的眼睛卻不得不
看,而且看了之後很難忘記。
好,那麼到青翠的郊外走走吧!郊外沒有「寫」的污染。看看遠山,
啊,遠山上赫然有幾個巨大的字,由草木剪排而成,不是學校名稱就是偉人
的名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麼看看近樹吧!近樹,被剪成魚,剪
成鳥、兔、烏龜,反正就不是樹。那麼走到巖邊遠眺吧!巖邊有個水泥作的
涼亭,鮮紅的亭柱上,有字: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到空曠的海邊去吧,
海邊應該只有水天無際。不,海邊有個花枝招展的小廟,廟柱上的文字要人
及早覺醒,回頭是岸。
字字字字字字字,為什麼沒有人抗議字的污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樹不是樹。
山、水、樹,對於某些人,似乎都只是宣傳道德思想的工具。我們「教
化」的過程開始得很早。上了幼稚園,要跟老師唱「哥哥爸爸真偉大? .當
兵笑哈哈」,當了小學生,慶祝兒童節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熱的太陽底下聽校
長演講「如何孝順父母」;中學以後,要誦讀青年守則十二條,大學裡,作
文題目永遠是「為學與做人」等。離開學校,以為飽受「教化」的頭腦可以
休息一下了,沒想到,走路、坐火車、買信封、進餐廳,無處不是教條,無
處不是字,霸道地將意義刺進疲倦的眼裡,種在已經沒有一寸空地的腦裡。
連本來只有宇宙意義的山林草木都被刻意組排,加上人為的意識,作
為宣傳的道具。
不留任何一點舒適的空間,充滿教條的生活環境像一張漫天漫地的巨
網,劈頭罩下來,無處可躲。
於是又多了一個石雕公園。這一排石頭提醒你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上
前拐個彎,一個大石碑刻滿了字,告訴你,你剛剛經過的那一排石頭解釋現
代社會進步情況,另一排石頭提醒你優良傳統倫理道德,哦,你還遺漏了廁
所前面那個石頭,刻著「禁止在此大小便」,廁所後面那排石雕告訴你這個
公園耗資五億零五百三十萬元,由納稅人提供,目的在供給你德智體群育樂;
這個石雕公園在教育你、美化你、喚醒你、提升你、文化你、改造你? .我
所害怕的一個未來:窗外的杜鵑花排出「奮鬥」兩字,遠處的觀音山上出現
一個大石碑,上面寫著「復興中華文化」。天空裡的白雲吹成字:見賢思齊。
淡水的關渡橋樑釘上四個牌子:「飲水思源」。新興建築區飄上一個大汽球,
汽球寫著「努力向上」。
校園裡的草坪,由上俯視,排成一個「忠」字。然後,再加上一個擴
音器,每個小時播送剛硬的女聲:我們要發揚? .光大? .啊,是誰在製造
這麼一個沒有逗點沒有留白沒有空間沒有思想自由緊得透不過氣來密得掙脫
不掉使眼睛耳朵頭腦疲備不堪天羅地網的環境?給我們一個公園,一個沒有
字,沒有意義、沒有教化,只有青草怒長的公園吧!
原載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自立晚報》
弱國,你會說「不」嗎?
收屍車已經堆得滿滿的,密密麻麻的蒼蠅粘在裸露的屍體上,太陽曬
著。工人一把抓起拉吉夫的身體,在屍車上找了一個空隙,把拉吉夫的頭往
下塞一塞,他的兩腳還是在車外;車子又發動了。
小小拉吉夫只有六歲,頭髮很黑,眼睛很亮,腿很細瘦。美國永備化
學工廠洩氣,六歲的拉吉夫只是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一個小孩,跟他一起暴屍
街頭的還有幾千個印度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拉吉夫懷孕的母親,即將生
下的孩子不會再有濃密的黑髮,明亮的眼睛。
弱國,有些什麼特徵?許多人會說:人口多、經濟落後、政治腐敗、
社會不安、土地貧瘠等等,然後舉印度、菲律賓、烏拉圭? .為例。但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他不會說「不」。
先進國發展出「神跡麥」、「神跡米」,飢餓的弱國說:「要」,於是大量
地引進,新品種很快地取代了傳統品種。「神跡米」長得快、長得多,「綠色
革命」使弱國充滿了希望,使強國充滿了成就感。
可是大地有他自己的平衡原則;任何一個種下的「因」,在短近或長遠
的未來,都會結出一個「果」來。而這個「果」,對短見的人類而言,很可
能是個惡果。新的品種需要大量的化學肥料。一畝傳統田或許只需要三十磅
的氮肥,一畝新品種卻不得不用兩倍到四倍的氮肥。另外,為了維持新品的
高產量,殺蟲劑的需要也急劇的增加。記得DDT 嗎?一點點DDT 流入水中,
不算什麼。但是水中有藻類,經過食物鏈的積累產生放大作用,由藻類而魚
類,當那一點點DDT 滲進吃魚的鳥類中時,濃度已經達到七萬倍;因為體內
高濃度的DDT 妨礙了鈣質的新陳代謝,蛋殼因而變薄,經不起孵就破裂。許
多鳥類因此沒有下代。
同時,在母親的乳汁中出現了超過安全度的DDT;鳥,失去了下一代,
那麼我們的母親呢?神跡米需要化學肥料;當先進國的化學企業問是否能到
印度設廠時,貧窮的弱國興奮地說「要」,小小拉吉夫的父親興高采烈地變
成化學工廠的洗槽工人。毒氣外洩的那一晚,拉吉夫的父親就倒在槽邊。
先進國製造了嬰兒奶粉,但是自己國中的醫生勸導婦女拒用奶粉,於
是奶粉企業「跨國」而到第三世界來推銷;弱國說:「要!」跨國公司買下廣
告,告訴弱國消費者奶粉比母奶科學又高級。然後買通婦產科醫生,使醫生
鼓勵婦女用奶粉育嬰。很有效率的,整個弱國的下一代都成為吃奶粉長大的
下一代。
煙,不管科學證據是否絕對,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相信它對人體有害。
先進國的煙草企業需要廣大的草葉供應,問巴西是否需要外快;弱國說:
「要!」於是一畝一畝的大樹被砍下,換上煙草。傳統的雜糧米麥,也被煙
田取代。說「要」的結果呢?錢是賺了,但是非正式的調查指出,每烘焙三
百支煙的煙草就是一株大樹的砍伐,樹的砍伐,對生態平衡造成潛伏的危機。
潛伏的危機還不是看得見的危機。這些像王國一樣富強有勢的香煙企業,在
自己先進國家中飽受約束,不准作電視廣告,一些比較守原則的刊物,譬如
《紐約客》和《讀者文摘》,也拒絕刊登香煙的宣傳。香煙王國因而轉向第
三世界。
據一九七六年的調查,雷諾公司花了五百萬美元,買通了三十個國家
的中小官吏,菲立蒲莫裡斯公司則承認花了兩百四十萬美元用在七個國家的
大小官吏身上。這些錢所買得的;是弱國一個大聲的「要」字。巴西的街頭、
電視、廣播中,無處不是香煙廣告。生動的畫面,誘惑的訊息,很技巧地使
中年人覺得吸煙代表社會地位,使青少年以為吸煙表示帥氣、成熟。愈來愈
多的青少年開始染上煙癮。在土耳其,任何公共場所部是煙霧迷漫,嬰兒與
小孩在其中,也甘之若飴。
在經濟上,台灣已經不弱,但是,在說「不」的智慧上呢?每一年,
我們已經向國外買進近三千萬美元的煙草。從今年八月開始,我們對先進國
的香煙王國說「要」,就要進口一百億台幣的香煙。這個「要」,當然有它的
理由。
既然同是損害健康,我就看不出為什麼非要指定由公賣局來壟斷不可。
但是,「要」了香煙之後,還有接著而來的問題:如果香煙王國要求公開作
廣告呢?我們現在的回答是「不」,可是很令人不放心。如果他們也花五百
萬美金來與我們的大官小官「溝通溝通」呢?錢,是不是會把「不」買成「要」?
堅持說「不」,要有智慧,要有勇氣,也要有基本的節操。台灣的土地與生
活在土地上的人,已經受到多年來閉著眼說「要」的毒害,讓我們學習說「不」
吧!
原載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中國時報》
讀者來信
為了保護個人,讀者姓名全部隱去;
為了傳真,信中錯別字也加以保留。
每一封來信對我都是一個提醒:
我不是在黑暗中獨白。
生氣,有用嗎?             老師,說話小心點
怕怕                  代溝
服從權威有何不好?           難民意識
我是好訓導               人有知的權利
夢魘                  風車,有時就是魔鬼的
化身
學生不該有自由             中華民族萬歲
其思也「利」,其行也「險」!      冷血的知識分子
從祖師爺開始吧!            引蛇出洞
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有不理他們     老一輩有話說
女人自輕                忘恩負義的年輕人
十五歲的迷惑              演講現場
生氣,有用嗎?
龍先生大安:
晚輩是在台北市開業之小兒科醫師,屢見閣下大作登於時報人間副刊,
針砭目前紊亂之社會現象,每次閱畢皆熱淚盈眶,未能自已。生為這一代中
國人是何等不幸,要忍受這些不正當、不公平、不合理之事實。閣下真是道
出眾人心願,令人喝采!
閣下曾說,「只要生氣的人多一點就有效」,我們鄰間一共八戶聯名檢
舉地下汽車修車廠,還讓我動用了兩位議員,才在四個月之後,換取了一張
還不見得會執行的罰單。
我們生氣的人,不可謂不多,請托、電話、陳情所花力量不可謂不大,
然而換得是官員的姑息,請問閣下,「生氣的人多就有用」,在台灣此種環境
是否仍適用?對地下工廠,目前工務局建管處的態度是檢舉乃論,只要有人
檢舉、催辦,可能就開次罰單(萬把元),不過僅限一次而已,有位科員曾
經想配合民眾,每檢舉一次就罰一次,但其科長認為罰太多次「會出人命」,
因為沒有人這麼做。請問:政府官員為何如此保護違法的人?為何如此為壞
人顧慮周到?這樣做,地下工廠怎麼可能消失?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日
怕怕
龍先生:
今天再看您的文章,我忍不住快快給你寫信,放棄擺在面前待改的試
卷和休息,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在報上看到你這樣的人,敢寫這種文章
的人,而中國時報也敢登(心想,可能是你姓「龍」的關係)。
你太叫我感動了,你才是一位真的愛鄉土、愛家的人;你是位有「愛
心」的人,更富正義感,不是沽名釣譽的人,可是我替你捏把冷汗,活到今
天對所見所聞,可以用「欲哭無淚」來形容,而今,你大膽地說出來,登出
來,使我在被捏著脖子之餘,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
從前也有像您這樣的人:看他們的結果,使我對您有一絲隱憂,龍先
生,但願天保佑您長久,但願您的吶喊有效,但願您還有別的保障,不是赤
手空拳而來。
我們的家鄉台灣,本來山翠水清的地方,現在是被拿來當過客歇腳的
處所,他們都不打算生根的,歇會兒氣力足了,就走了。這種地方怎麼可能
叫他們去愛「土」愛「水」,只會搭些違章棚子暫遮風雨而已。這樣的處境,
除了悲哀無奈,還能做什麼?但願您的吶喊有效,但願,但願啊。
我把十一月二十日的報紙給孩子看,他說要影印起來,想貼到班上去
又說不敢,怕訓導處,我們一直活在怕怕中。
祝您平安
一九八四、十二、六、午
服從權威有何不好?
龍應台先生安好!
我也是位小人物,但卻與您持相反的見解,同樣身為中國人,同樣有
著無力感,而我卻贊成「服從權威」。也就是因為中國人有這個習性,才能
有五千年文化。在古代,帝王的話沒有人敢不遵從。一個命令不合理:但百
姓依舊聽從。市並小民永遠抱著逆來順受的精神,減少了糾紛。周公制禮作
樂,使國家有層次,也減少了國家的暴動。一百人有一百條心,沒有權威政
府該聽何者。而且眾人是盲目的,如果太強調,後果便? .學生不聽從老師
教導,「我付錢於您,何要聽從於您」那叫老師如何教導?只要講課就好了
嗎?歐美文化並不適於我們台灣,但我還是贊同您的合法途徑,有些見解令
人佩服!
我也曾想等學成便去美國,但謝謝您的:「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晚輩 冬烘先生 敬上
一九八五、二、十八
我是好訓導
應台先生大鑒:
最近閱讀了先生於六月廿六日中國時報刊載的一篇《機器人中學》的
大作,心中有種憤憤不平的感覺,當然訓導主任、管理組長、教官中有良莠
不齊的現象,他們的做法確屬不當,但終究是少部分的人,絕大多數的訓導
人員都在很辛苦地從事這種吃力又不討好的「訓導」工作。
你可見過學生發生車禍在醫院急救,深夜在急診室中忍著寒冷的時候,
憂心如焚的訓導主任?你可曾體會過當一個頑劣的學生被訓導人員輔導而改
過向上的那種成就感?很多以往被認為是不堪造化的人,當他到了某個年
齡,有了某些成就的時候,他心裡最常記起的就是這些最討厭的「訓導人員」。
當他當了父母,他最希望的也就是學校的訓導人員能把他的子女教養好。當
他的子女有所成就,他心裡最感謝的也就是訓導人員。
所以訓導人員身上的責任最重,而受的責備也愈多。當然這也有「愛
之深責之切」的成分在裡面,可是也不能排除對訓導人員先天就有敵視心理
的成分在裡面。有國中一口氣罰了八十個頭髮過長的學生,你認為不對,可
是能不處罰嗎?如果你是訓導主任、管理組長,當別的頭髮合格的學生對你
說:「他們頭髮長都沒有受到處罰,那我以後頭髮長的時候你也不能處罰
我」。或者當你下次檢查頭髮的時候,發現頭髮長的同學增多的時候,想要
給予一些處罰,而這些同學對你說:「上次八十多位同學頭髮不及格你沒有
處罰,為什麼我不及格你要處罰我?」的時候,請問你何言以對。當然有些
訓導人員的做法實在是不太對,需要改進!但是該處罰學生的時候,必須要
處罰,重要的是訓導人員要對他說明白,讓他心服口服,瞭解處罰並非目的,
而是幫助他改過的一項方法。同時也使其他同學有所警惕。最近幾年各級學
校也都注重心理輔導,學校也有專職心理輔導的老師,但是有種病態現象:
犯過的學生為了逃避處罰,就會到心理老師那兒請求輔導。
他的目的並不是請老師給予輔導幫助改過而是請求心理輔導老師向訓
導人員說情,希望免予處分或輕減處分。結果造成訓導人員和心理輔導人員
之間的摩擦。在這種情況之下某些著名的學者一定會為文用好大的道理批評
訓導人員一番。可是,你可知道,你溺愛了這些犯過的學生,會使其他守校
規的學生怎麼想呢?(老實說,一天到晚罵訓導人員的人,他的本身也一定
有問題,為了規避處分,希望把這些人給罵倒,才會高興),如果學校給犯
過同學適當的處分,那麼學生的想法又不一樣了,他們會說:「世界上還是
有公理正義的。」「活該,誰叫你要那樣。」如有冒犯之處尚請見諒。說實在
的你這篇文章我看了實在是不高興。我從事訓導工作這麼多年,許多同學被
我輔導過,在事業、品德上都有成就,本來我很有成就感的,被你這篇文章
都給否定了,和我同樣心理的人很多,希望閣下今後為文一定要三思而動筆。
一九八五、七、十一
夢魘
龍教授您好:
自從拜讀了您在人間副刊的《機器人中學》之後,不免覺得您有些少
見多怪。不知您在台灣讀過中學沒有,如果有,你應當不會如此大驚小怪。
如果沒有,那麼我願將自己六年來的中學經驗告訴您。
我今年虛歲二十二,沒讀過大學,現在某醫院任職護士,工作還愉快,
有固定一群朋友,家人均和睦相處。老實說,我的人生還算美滿順遂。若要
說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沒上過大學,好在上大學這碼子事於我而言就像
身上少了裝飾品般可有可無。但是回顧這二十二年來,我的人生裡還是有面
陰影,這陰影偶爾還會出現在夢中,出現在走在馬路上學子們的身上。如今
我很慶幸自己脫離了學校生活,脫離了那種三更燈火五更雞,讀書像拚命一
樣地漫長夢魘? .我想先描述一下這位我國中教數學的「恩師」。她很擔心
我班的數學,只要是音樂、美勞、體育課全讓她抓來上數學課,考數學,某
次本班數學競試殿了最後,結果全班罰坐在椅上由她一人一個地左右開弓「拍
拍」地打耳光,由第一號打到最後一號。猶記得我還作了最蠢的姿勢,兩手
微交叉擋在臉前像作防護的樣子,實在可笑。
這個老太婆更厲害的絕招是排座位。那是按照月考成績單排出來的,
最後一名坐最後一個座位。當全班坐定,由老太婆口中吐出最後一名的時候,
那個同學總是雙唇抖顫,臉色死白地坐在那個寶座上,以後各科老師來上課
時總要看看那個「第一名」是誰。
另外有個老師常罰那些考不好的學生站溜冰場,而溜冰四周均是男生
教室,那些放牛班男生常隔了鐵窗猛吹口哨,嘩笑取鬧著。那些被罰的女生
總是低垂著頭,有的還偷偷掉眼淚也不敢伸手去拭。(據姐姐說,她們那一
屆的學生均是用跪的,有的還端著考卷到男生大樓去逛一圈回來。三毛女士
也有過這樣的經驗。)高中階段,最令我咬牙切齒的是搜書包。每天上朝會
的時候,主任總是一邊訓話,一邊張望教室大樓,迨實在沒話講了,又找不
著藉口,才鄭重其事般宣佈,現在教官正一間一間搜書包,請某年級的學生
留在原地,其餘可回教室上課。那種好似被欺騙的感覺實在實在? .某次正
好端端地開班級會議,導師從教務處回來,第一件事便是「搜」。那次好像
是因為有人掉錢吧,每個人均把書包打開放在桌上受檢。結果錢沒怎麼找著,
倒搜出一些課外書籍和零碎的化妝品(口紅)。搜完全班之後,她把那些「戰
利品」一件件拿出來加以取笑和諷刺。
高中時代,只要是有學生在書包上掛些不起眼的小鈴鐺或綴些小花朵
馬上被教官沒收。有自稱是哥哥表哥表弟的男生打電話或寫信到學校的,那
個被約的女生絕對有義務向那些「三姑六婆」們把身家仔仔細細交代清楚,
把動機解釋清楚,下次不予再犯。
若在街上與男生走在一起勾肩搭背者,一律予大過處分。
只要是穿著校服,就不可以去西門町逛街,去看電影,逛書店買書倒
是可以啦!只要是身為學生身份的,該去什麼地方和不該去什麼地方,各位
同學應當分野清楚。(結果部分同學很聰明,把便服放在袋子裡,放學後馬
上換掉去趕場電影。結果不是被門口的糾察同學登記名字,便是在早晨朝會
搜書包時被沒收了去。)龍教授,有時我好恨生為台灣的中國人,為什麼我
的父母不是留洋華僑?』我的寶貴的少年時代幾乎是在「鐵窗」裡度過的,
留了那麼難看的西瓜皮,及膝的黑裙,看本《京華煙雲》都是偷偷摸摸的。
十五歲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初戀的青年;實踐著偉大
英雄的行為,卻沒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無聊乏趣功課」。我就淚眼汪汪。二
十一歲看到《夜遊》裡的麥珂說的:年長的人在死亡的威脅下對年輕人嫉妒
得要死。他們除了想盡辦法折磨年輕人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出氣的法子了。
真讓我驚出一身冷汗來。
我暗下立誓:將來絕不生小孩,要不,就把小孩弄到國外讀書。我不
能忍受我將來的孩子是生活在沒有陽光,沒有綠坪大樹,沒有河流,沒有籃
球、釣魚竿的少年生活裡。
而且如果不幸讓他碰上了那些性格怪異的、虛偽的、假道學的為人師
者(老實告訴您,教師不正常的很多。只要有這種奇怪的教育制度在,就會
有這麼多奇怪的人員助紂為虐),那麼我倒是寧願讓自己的孩子休學在家自
讀。
龍教授,我們該怎麼去拯救那些孩子,以及我們未來的孩子的孩子?
(註:最近看到某國小女生慘遭教師強暴案後,內心實在憤怒:可惡的教師,
愚蠢的學生和家長,腐敗的教育。)
一九八五、七、廿
學生不該有自由
龍應台女士,
《機器人中學》發表以後,深受同學歡迎、喝彩,但我認為您所說也
並非完全合乎「中庸」。
首先文中提到校規問題。我認為學校並非「學店」能讓我們任意胡來,
現在規定短頭髮,學生就干方百計想使頭髮長。有朝一日規定可留長頭髮,
同學更會有一些歪主意,想變換一下髮型。到時候,披頭、嬉皮整個學校都
是,這如何教學呢?至於衣服捲袖的事情,我的學校也有人卷,教官訓導也
沒有禁止,但卷的人五十人僅可找到一二人,難道夏天只熱到他們一二人,
其他四十八人全無感覺?這我可以大膽告訴你,這些人只想標新立異。學校
又不是服裝展示會,想要漂亮回家再耍,何必來學校花枝招展。而且有些鄉
下學校貧富相差並不太小,你一些較富有穿些較高級的,難不會造成窮學生
的自卑?中學生沒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如果不加以限制,難免會流於放縱。
如果不以校規稍加框起來,您想會流於什麼情況。如果沒有教官訓導加以管
教,則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要怪只能怪那些執行錯誤的人員。
學生、軍人、公務員是沒有自由可言的,難不成規定短頭髮、穿制服,
就會限制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同學發明新東西。笑話!天大的笑話!難不
成遵從師訓就是懦弱。
那為什麼還要念前人留下的東西?我想這個「框」只能把我們推入正
道,並非限制我們的思想。我想創新大膽不是用在和校規對抗的,是用來改
進我們的生活。
至於吻頰這件事,至今我仍然想不通,我們並非西方人,有吻頰這個
必要嗎?
最後
祝萬事如意
一個高中二年級學生
其思也「利」,其行也「險」!
龍女士:後輩乃一私立大學法律系的准畢業生,此時正忙於準備畢業
考試。惟今日拜讀大作:《「對立」又如何?》之後,頓感若有百萬瓦電力之
衝擊,震撼之大,莫可言喻。故暫擱書本於案邊,不忌文筆之拙劣,疾疾振
筆,以表「支持」與「擁護」。
「對立」又如何?只要立於法律基礎,即使是赤足的養豬農民,何懼於
「霸道」的政府。惟中國台灣政府的權威由來已久,令老百姓懼怕,何敢輕
言「對立」,今見貴君仗義直言,且又登載大報副刊之「義文」,直教後輩肅
然起敬,老百姓們必然也豎起大拇指,敬稱貴君為文學界之女俠。
地痞流氓似的政府事業單位,挾其「老大」地位,為所欲為。水、電、
電信單位的附從契約,本就不合法律公平、平等之性質,其種種又為民生必
需,老百姓能拒絕嗎?老百姓埋怨又能如何?要「對立」,誰又戴得住「反
支持」,「反擁護」,甚至「反政府」之帽子呢?近日中油公司又要抬高天然
氣之單位價格,其負面影響,豈不鼓勵老百姓多用「定時炸彈」——瓦斯筒
嗎?唉!其思也「利」,其行也「險」啊!
「中醫師考試洩題案」近日總困擾著後輩之心思,後輩雖不敢斷言有無
「賄賂」之事實,但「洩題」事實是存在的。題目如何在層層嚴密的關卡事
先流出?補習班負責人的錢給了誰?這是社會大眾想知道的,也是司法單位
該給社會大眾交代的,絕非一個「違反補習教育法」的判決,就能朦庇事實
的真象,轉移案件的焦點。社會大眾不是好見高級「公僕」丟官受處罰,而
是希望政府及司法單位共同維持考試的公正性,及保障大多數善良應考入合
法(憲法賦予的)的,平等的應考權。社會大眾只不過希望法律給予那些侵
害考試公正性、公平性的違法人員適當的處罰。老百姓不是愚民,政府怎能
「愚」民呢?!
權利是爭來的。惟貧弱(知識或力量)的老百姓何德何能去和政府爭
呢?有力量的人士又有多少想到人民權益去和政府「對立」呢?後輩乃一位
本該「乖乖唸書」之學生,惟素日於社會眾人之事甚為關注,或有不平處,
或有失望處(以上所指皆為政府之行為),終因欲訴無門而鬱積心室,今讀
貴君之大作著實感動,故冒然書信,聊表敬佩之意。莽撞、不當之處尚祈見
諒!伏乞,敬請
文安
五月十九日
從祖師爺開始吧!
龍老師:收信平安!
常常拜讀您的文章.每每心神大振。今日「人間副刊」又見———《不
會「鬧事」的一代》,於我心有慼慼焉,沉思良久。我對我這一代的青年,
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思想體系,心智人格的發展,有許多不滿。今日,終於
見到有人代我說出內心的話,(應該是代所有年輕人說出內心的話),謝謝
您。
其實,不是我們「不會」鬧事,而是我們「不敢」鬧事。小時候,父
母禁止我們「鬧事」——小孩子懂什麼,大人在說話,小孩子少嚕嗦!入學
後,接受「斯巴達」教育,大家行動一致,思想一致,朝著導師為我們設定
好的「模式」去發展。老師惟恐學生「鬧事」,若有「見解獨特」、「思想突
出」者,視為「大逆不道」,將「鬧事」學生稱為「問題學生」。
您說學生缺少獨立思考的精神,試問,又有幾個老師有獨立思考的精
神?老師們也是接受「師祖」設定好的「模式」發展,將師祖們那一套一成
不變地灌注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可惜,師祖們本身也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
我師大數學系畢業後,實習一年,現入伍軍中。實習期間擔任國中管
理組長一職,深深體會到所謂「師道尊嚴」的威力。校長的話就是聖旨,導
師的話就是校規。學生從不考慮這種規定是否合理,若有學生敢「反應」便
視為問題學生,若有以身試「法」者,立刻記過處分。學生個個惟命是從,
不敢妄加「蠢動」。
某師解題時,明明是計算錯誤,答案與「標準答案」不符,某師一聲
令下,全班立刻「修正」標準答案。學生提出一難題請教,老師明朋不會做,
卻總是不慌不忙地說:這題是高中範圍,以後高中老師自然會教你們!或是
修改題目:這題缺少××條件? .。
老師們從不「認錯」從不「服輸」。學生們也從不「思考」。
我個人覺得不應責怪一般年輕人,他們從小到大,根本就不知道他們
「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權利)。要怪就怪師大的教授們吧!台灣的教育
「失敗」,他們要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把我們這群「教育尖兵」
教好!您不妨調查師大學生有幾人能獨立思考!師大學生的唯一休閒活動是
家教。
大四時,導師要求我們的教學方法解題型式必須與他一模一樣,不從
者冠以「拒絕學習」的罪名,「驅逐出境」,「明年再來」,學生敢「造反」嗎?
原諒我「毀詆」母校,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誠心盼望我們能教育出「會
鬧事」的下一代。
誠心盼望師大的教授們能教育出有獨立思考的老師,至於如何改進台
灣當前教育缺失,那是李部長的事,我只知道以後(退伍後)做好老師的「本
分」。
祝您
常常鬧事
九月三日
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有不理他們
龍小姐,
您好:對不起,我想應該稱呼您龍教授。看了您的「自白」,我也深感
訝異。本來我以為輕視「女性」,只在知識層次較低的地方才會發生的(我
是工廠作業員),沒想到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有這種觀念,真是叫人遺憾。
知識是沒有性別的,知識的獲取也應該不分性別而只是理解能力的差
異吧了!也許有些人還忘不了幾千年男尊女卑的習慣。龍教授您大可不必為
了那些沒跨出過象牙塔的人生氣。對那些無知的人。如果不能教育他們,只
有不理他們了。希望您繼續努力,為我們女生出口氣。
謝謝您看完這封信,耽誤您寶貴的時間,我們的時間一小時值二十多
元,您一定無法想像的,我相信只要多一些像您有獨到見解的女鬥士,那女
生的地位就可提高一點。
再一次抱歉,我沒念什麼書,只想說說一點心意。
一九八五、九、廿二
女人自輕
龍教授:
今天我在中國時報的副刊上看到您的文章——自白,心中感到十分慚
愧,您說的都是實情,更何況我也是「女的」。
以前,我不知您也是女性,常把您想成一名威武的男士,有一天,我
從報上得知你的演講會吸引了很多人,有一張照片是一個女人綁了一個馬
尾,我懷疑那是「龍教授」,看來自古人們輕視女子,連我也不例外,自輕,
我羞愧極了!
不知從何時開始,還是從「有人」就開始,大家的觀念中「女人」應
該待在家裡,做好媽媽、好太大、好媳婦等等,賢妻良母世所公認,「每一
位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位偉大的女性」,種種說明「女人」是不宜露
面的,適合默默耕耘? .別人加諸於您的種種,讓我深深感到惋惜,一樣是
人,為何不能坦然接受他人的成就,我得知您是「女性」,使我對您更加佩
服,同樣的工作,由女性來作,往往能力要超出男性更多才行,否則,根本
沒有機會來爭取,您是夠堅強的了,在此,我為你加油,迎接更多的挑戰。
祝
健康快樂
一九八五、九、廿四
十五歲的迷惑
龍教授:您好!
我很急迫地、著急地、想請教您一些問題,希望您不吝指教。我今年
初三,雖聯考將至,卻還是忍不住地想問、想說。利用模擬考後的小暇片刻,
附上這些疑惑、著急。
歷史老師告訴我們,「左派」「右派」的由來典故,是因為法國的議會
在開會時,較保守的議員總是聚坐於右邊,較激進的則聚坐於左邊。我老覺
得執政黨太右,反對黨太左了。我對於太多事不懂,像什麼是「保釣」「綠
化」等。我生於一九七一年,十五歲的我有太多、太大的疑惑。同齡的同學,
課餘時並不對這些感興趣,有些甚至一點也沒概念。我對這方面較感興趣,
有志於社會工作,在看完《不會鬧事的一代》後,更是急迫地去涉獵一些平
常不看的社論、時勢政局評析之類的文章,愈覺台灣原來這麼孤立、政局這
麼壞,還有那麼多我沒概念的東西。
在上次選舉縣市長時,在課堂上,導師向我們進行傳導。雖然,我們
沒有投票權,但是家長有,尤其班上同學的家長有四分之三強,是屬於知識
水準較低的藍領階級。所以在選舉之前,實行「選情方針」,主題是:「黨內
的都可以、黨外的都不可以」。我當時楞住了,這不是拉票嗎?在我的觀念
中,黨太過腐敗不振、問題叢生,不知改革;黨外則太缺乏「反對黨的水準、
忠誠、方法、手段」。我不知道要向誰請教這些問題。
學校裡,一大堆保守派的老師,連公民課都不忘教我們容忍、息事寧
人。而父母呢?他們雖任教職,卻屬「太左」,黨外書刊看不少,但是主觀
的性格,已被雜誌刊物所左右。
報上說您已創造了一個「龍應台時代」,雜誌上說您已成為「青年導師」,
所以我想問您:中國人的水準太低,所以才會搞成這樣,對不?我實在有沉
沉的無力感,自身的安全,大家的權益,都面臨危機。十五歲的我,是否太
早蒙上這灰暗的醜陋。我一直希望中國人也能像日本人一般,有強烈的羞恥
心,奮發不懈,也希望像北歐有先進的社會福利,更是希望能有那英國的政
治環境,美國的民主制度。這是不是遙遠的夢想?會遲到或是永遠不到?症
結是什麼?
讀者敬上
五月三十一日
老師,說話小心點
龍阿姨:
請容我這樣稱呼你,因為我是如此尊敬你。
日前看到你在報上所登的《容忍我的火把》一文,對於「趙先生」所
做的行動以至造成對你的屈辱,深深的為你抱不平。你發揮勇氣與毅力,用
行動來表示你愛這個社會,卻需忍受一些無知人士的無聊舉動及流言譭謗。
而就我所知,我們目前這個社會像「趙先生」這樣的人,為數不少,
如我有一位老師,他在補習班教課,有一回他在上課時表示中國時報有一些
文章實在非常好,能夠正確指出我們社會的缺失以及病痛,而座下竟有同學
立刻大呼「中學生只讀中央日報」,表情嚴肅且憤怒,再加以這位老師,平
日即同你一般,對一切事物就事論事,只認理而不認人,上課時即不斷的向
學生灌輸為人處事所應有的客觀態度,所以這位學生在數日後同他的父親一
起到補習班,而這位家長竟冒充自己是「有關單位」的人,要這位老師說話
小心點。
我想這位學生以及他的家長乃至於「趙先生」和建議美術館「避紅」
的某先生,他們的心絕對是好的,只是他的行為和意識形態是如此的幼稚昏
泯,令人不禁搖頭歎息!
我認為教育制度的僵化,對於這種情形是有責任的。
龍阿姨,誠如你所說的,「他們」代表的是少數,所以請你千萬不能灰
心。喜歡、支持這把「野火」的人還是非常多的,你的「野火」只燒野草,
我們絲毫不以為忤,且感到溫暖,在這個道德勇氣冷淡鮮見的環境中。
讀者敬上
代溝
龍教授,您好:
我是一個補習班的學生,我很喜歡您的文章,您的文章給我很大的啟
示和感觸。雖然面對巨大的學業壓力,但我從不錯過每天在人間副刊中掃視。
很久以前就想寫信告訴您,遠在南部鄉下也有人對您所寫的認真去感
受。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前,我從來不看社論之類的文章,新
聞也只掃過大標題,但這篇徹底改變了我的「閱報觀」。在此之前,我對台
灣的社會的一些行為的認識都很零碎,在我心中「台灣本來就是這樣,沒什
麼大驚小怪的」。想不到看了這篇之後,開始去關心社會。從那時起,從不
放過人間副刊中有關這類檢討社會得失性的文章,這都是您筆所帶來的。
在與「生氣」有關的行為,我也曾有過,但很慚愧,我表現得很懦弱。
在鄉下,晚上大家都較早睡覺,雖然我家門前那條路是全鄉最主要的道路,
但大家差不多在十點多就關門睡覺了。在接近聯考之際,在大家都熄燈後正
是我讀書的最佳時刻。但就在我家對面一間三角窗房屋之騎樓下,每天晚上
總是聽到很大的喧嘩聲,我好幾次想去叫他們小聲一點,但都鼓不起勇氣。
我的口才不好,找不到適當的話去說,且那些聲音聽起來似乎是幾個「老伙
仔」在喝酒,而那些人正是最難理喻的。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無法在那種情況
下將書嚥下,又想起《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就毅然地走出去。結
果,卻是十幾個約二三十來歲的人,他們不和善的臉色來判斷,是十足混混
型的工人。那時我真的有些後悔,心跳急速增加,不過沒有表現出來,箭在
弦上不得不發,我只好向他們和氣地說:「拜託你們講話小聲一點,人家都
在睡覺了,我也要看書。」其中一人只露出一副冷笑的樣子,另外一人則以
譏諷的口吻說:「人家叫你小聲一點。」我講完就走,連頭都不敢轉回,因為
一轉回,可能就會遭殃。等到我回到家裡,就聽到更高的喧囂聲,「干××,
他叫我閉嘴,
※※※,
連一個娛樂的時間都沒有,高雄的歌廳開到半夜都沒人說怎樣,
※※※,
在那一家,去叫他出來,
※※※。」
並且一直重複這些話和
※※※。
我雖然「躲」在家裡,但還是緊張得要命,生怕他們來敲我家的鐵門,
直到十二點多他們散去後,我才稍微平靜下來,我真恨我自己為什麼這麼懦
弱。
我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家人,說出采不被罵死才怪。我家人就像龍
教授所寫的一樣,只叫我用功讀書,做個「好」孩子,什麼事都不要管,但
我卻無法這樣,因為我討厭思想受別人左右。從小祖父母、父母都只叫我認
真讀,將來才不會繼承水果園去過苦日子。「人家××都考上國立大學;看
看××家的孩子大學畢業,現在做××;你看你的××都到美國留學。現在
甚至連大學畢業都找不到工作,考不上大學,你又算什麼,像你這種樣子也
不是做粗重的料子。你弟弟頭腦不好,不喜歡唸書,以後就讓他去種水果。
從小大家都說你很聰明,你一定要考上大學,才會有比較輕鬆的好職業。」
我的天啊!我讀書是為了將來有安定的好職業,是為了賺錢?小時候做書的
奴隸,長大後還要做錢的奴隸!這難道是台灣人的一生嗎?我養小鳥,是因
為我需要純潔的朋友;我看電視,因為有很多節目能觀察到許多內心與內心、
人與人的衝突,這對我有啟發的作用;我常把東西拆開看一看,再裝回去,
因為那帶給我滿足? .。但這些都被視為是成績退步的禍害,在這樣的家庭
教育下除了讀書外沒有一樣是我應當做的,我還是個「人」嗎?我從小就接
受這種教育,就這樣養成我的怕事、懦弱、依賴,不過我很慶幸的是我很堅
持我的獨立思想,我一直視它為我最珍貴的東西,於是造成了我和家人的觀
念衝突。我起初很納悶為什麼我總是表達不出我意見的理由,後來我在一個
叫做JOHNCOUGAR 的搖滾歌手,他的專輯UH,HUH 中的幾首歌曲得到了答案,
某中AuthoritySong 的一段更讓我頓悟:
Ifightauthorityanthorityalwayswins.I'vebeendoingitsince ,
Iwasayoungkid . ?? SoIcalledupmypreacher.Isaid:"Givemestrengthforround5."Hesaid:"Youd
on'tneednostrengthyouneedtogrowupson."Isaid:"Growingupleadstogrowi
ngoldandthentodying.Anddyingtomedon'tsoundlikeallthatmuchfun."我將
authority 比做我的長輩,而且那preacher 所說的話更和我家人不謀而合。
「你現在讀書苦一點,將來才會好過一點。」我常將這種譬喻告訴同學,只
要是肯聽我說的,不是贊同我,就是無辭以對,只是不知道是發自內心,還
是不好意思反駁我?或者根本聽不懂。龍教授,您同意我這種比方嗎?不過
我從未說給家人聽,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嘗試解釋許多我所說的話的意思。
但都遭到誤解, 這個當然就更難讓他們接受, 因為
「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例如,我祖母就不懂絕對和相
對的意思。我爸爸常常告訴我:「你無法改變環境,你就必須適應環境。」我
很不以為然,尤其是看了您那篇提到蘇格拉底的文章,更是不向那句話低頭。
他也常常告訴我,台灣現在很不好,要考上大學,才能到美國去,但他卻沒
想到自己不能改變它,就去適應它,這不是很矛盾嗎?我不能反駁他,因為
「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
又有一次我們看一個電視節目介紹到一個無人小島,我半開玩笑地說:
「如果我能住在那裡真好,沒有人強制我,沒有人壓迫我,更沒有人要求我。」
您絕對猜不到我爸爸的回答:「不努力用功,只在那裡空思夢想將來要做什
麼,是沒有用的。」我的天啊!想要逃避竟然得先努力去面對,那叫做逃避
嗎?我不能告訴他,因為「Ifightauthorityauthorityalwayswins.」。您想
這兩相逕庭的思想能不產生代溝嗎?不過它存在於無形,只有衝突發生時才
會顯現出來。
我家人常叫我將自己管好就行了,不要多管閒事,自我麻煩。他們常
說:「要不是你是我們家的孩子,我管他誰去死!」這種自掃門前雪的觀念鄉
下最多。就拿以前我家正對面的一件事來說,一天晚上兩個混混騎一輛50CC
撞倒一位騎腳踏車的老先生,這時有一位路過的機車騎士下車將那老先生扶
起,並問那兩個說:「你們是誰的孩子?」不問則已,一問之下,其中一個
就翻臉了,「你問阮是誰的子昧用哪?」並出拳打那中年騎士,旁邊圍觀的
人不少,卻沒有人去制止。不久,恰有一輛警車開過,裡面坐四個刑警,停
車下來問,但那人被打卻不敢告訴他們,其他的人也沒有說,刑警見沒有下
文,就匆匆忙忙開車走了,可能是要去捉逃犯。我當時也沒有挺身出來,因
為我很懦弱,而且那時我是看了不少人圍在對面才出去看的,就算我想告訴
他們,也說不出原委。另外一件事,我鄰居的先生被卡車撞死,結果警察不
但不拍照,有人拍,還叫他不要拍,我想那些條子和開卡車的一定有來往,
尤其是收紅包。事後,我鄰居要求在場的人去做證,準備申訴,但卻沒有人
要去,大家都生怕惹上麻煩,尤其那些開卡車的大多是混混。其實還有很多,
這些都只因為大家怕事。人家都說鄉下人人情味較濃,但我成長的過程中所
看到的鄉下人都只關心收成而已。
我是個自然組的學生,但依照我的思想、個性應該讀社會組,但我不
明白我終究都不改讀社會組,或許是讀自然組在先,受您文章的影響在後吧!
我真羨慕您能將心裡所想的表達出來,我真恨自己不能。
囉囉嗦嗦寫了一大堆,如能看完,真是萬分感謝,措辭用語有許多幼
稚之處,尚請一笑置之。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難民意識
龍先生,您好:
看了您的《容忍我的火把》,我想我有義務寫信為您聲援,同時表達我
個人對您的敬意。
很可惜我只能用這種方式為您打氣,可是似乎已經沒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如果直接投給報社,別家不會登;時報為了避嫌,或同類意見太多,恐
亦無見報的機會。
我課餘在一家報社兼職,某日下午在社裡看外電稿,聽到女社長不太
大聲地向某位幹部說:「聽說有個叫龍應台的? .」接著聽到那個幹部說:
「啊!她很早就被黨外利用了。」我們的社會所以這樣一團糟,主要雖然是
由一群深具「難民意識形態」的人主政(多數在幕後,我想)把我們的教育
搞得僵化不堪,把政治搞得烏煙瘴氣,使得貪瀆特權橫行,社會百病叢生。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老百姓」(他們甚至伯看到人民兩字)也有責任,因
為我們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義。說挺身而出,似乎準備跟人家大打一架,
或竟慷慨就義的味道,也許有強人所難之處。但是適當表達我們的正義感和
對同胞的關心,應該是經常有機會做的。
可是台北人(也許是絕大多數在台灣的中國人)這樣冷漠,只有在作
秀時才表現他們的熱情,只有對外國人才表現「中國人濃厚的人情味」,至
於自己的社會同胞,管他去死!我這人也許比較情緒化,看到週遭環境不合
理的事物,常要憤慨不已,想到台灣的未來,總是感到絕望傷心,可是平常
無意領受周圍人們(親朋或陌生人)無條件的好意時,又感動莫名,心頭十
分溫暖,覺得台灣也許尚有可為。
讀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
人有知的權利
龍教授:
我想每一個人都深愛著這個生活的地方或生長的地方,只不過也許是
用著各種不同的方式,但我想只要在出發點上是本著一種真心的喜愛這個地
方的話,縱使無法苟同他的行為,也應該可以以一種諒解的眼光來對待。
以我一位在服役中軍人的立場而言,這是一件較忌諱的事情,但我想
人有知的權利,要求改革的權利。您的書及中國時報在我們單位已經算是被
「禁」掉了。雖然我並不贊同這個作法,但軍隊之所以構成,就是必須懂得
服從命令。
這是一份政戰部門所下的文,屬於「密」件的,也就是對外流傳便算
違反了規定,所以我並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我是誰,因為結果是如何,也沒有
一定的尺寸,反正自我保護一下便是。
中國時報被禁是因為《野火集》的文章,我相當贊同您的說法,我甚
至向朋友們推薦,很有趣的是我曾經在努力地讓別人接受後,再來宣佈大家
不要擁有這本書,他們會如何想我並不清楚,我是覺得人應該擁有自己判斷
的一種能力。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讓您知道這麼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更希望它
不會影響到您一貫理性及執著的態度,事情總是須不斷地檢討才能進步,真
理應該是愈說愈明的,在這個社會上每一個人都站在不同的立場來觀察這個
社會,老一輩人經過許多的奮鬥才維持到今日的局面,這也難怪在心態上保
持著較保守的立場,雖然有些時候構成進步的阻力,卻也是維持這個局面不
可或缺的力量。
我非常支持您的努力,這是需要勇氣的,也盼望您在「容忍」這件事
情之餘,能繼續讓這社會仍舊擁有那「力求改進」的呼聲,我們這社會上歡
呼的聲音已經夠多了,我想敢指責出有缺失的一面是我們所更須要的;每一
個人都有權利要求這個社會進步,都有權利要求您盡一份能為社會貢獻出一
個國民所能盡的努力,我們當然是包含賣蚵仔煎的婦人,忙碌的上班族及許
許多多堅守著自己崗位的軍人。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八
風車,有時就是魔鬼的化身
龍老師:
自從入伍後,很少再半夜衝動地提起筆來寫信。可是今天看到了你對
informer 的辯白,激起我心中積鬱已久的不平。能夠知道校園中有你這樣
一位敢於直言的牧者,無疑是件令人興奮的事,也更慶幸我們的報界能刊登
直言不諱如您的文章。曾經把你的文章念給我連上的弟兄聽,讀完之後接下
去的就是一陣掌聲,我說:「那不是排長寫的。該感謝中時有這份雅量刊登
這樣率真的文章。」你知道,我的兵有70%以上是國中以下程度,大專兵那
時在場的沒幾個。平常,他們只被允許看幾份黨報,我只有利用讀報(一天
三次)或教室課的時間念一些非八股的東西給他們聽,否則,我會覺得他們
的日子太空洞、單調。
不知幾時發表過「過當言論」。全師的預官只有我被打下連隊干排長(自
然沒入黨),並且常受上面責難,尤其是管政戰的,將我列入營區重點考核
人員之一。為了這一個小報告,我不知已挨了多少黑槍。可是,我並沒有放
棄神所賜與我的職務。我依然在各面要求我的兵,並且不時地開導他們,期
盼他們退伍後都能作個有用的人。我的目標與上面的要求相去不遠,可是手
段卻不為他們所苟同。我所受過的教育不允許我用權威式的
leadershipstyle 去帶領部屬。我寧可相信他們的本性是善良的,是想讓自
己變得更好。
這個假定卻不是科班出身的軍官所能接受。
常覺得,當完這個兵,就再也不虧欠台灣了。因為她拒絕了太多人的
關懷與擁抱。
我個人這一點小小的挫折與其他人比起來也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是也
實在有些心灰意冷。
我並不是那種領導社團的意見領袖,充其量不過在seminar 中與老師,
同學辯論,偏偏有些議題就是非常敏感,老師的引導往往不是下結論,而是
澄清問題的本質。彙集一些feasiblesolutions 而已。如果就因為這樣被擺
上一道,我那真是心有末甘!
也許,我不是個好軍官。可是,我對自己連上弟兄的一份責任感,卻
沒有因為自己個人的遭遇,而有所消滅。我這個人一點也不是雄才大略,只
能為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四周有限的人奉獻出一點力量。我關心我的兵
不是因為我的軍服或階級,而是因為他們都是一群可愛的弟兄。如果我有學
成歸國的一天,那也不是響應什麼號召,而是我認為我已有能力為更多的人
做更多的服務。
與王津平老師有一面之緣;也曾在會議廳見過陳鼓應老師。我為他們
今日的處境感到悲哀;我自己的老師因為黨籍問題而始終無法升任研究所所
長。這些遭遇對於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而言已是司空見慣。我熱切地希望
你的子弟兵都能青出於藍,也盼望你有時不要太唐吉訶德。風車,有時就是
魔鬼的化身。
中華民族萬歲
龍小姐應台教授:
什麼是「是」,是「非」,你能告訴我嗎?什麼是「對」,是「錯」,你
真能分別嗎?什麼是「好」,是「壞」,你敢確定嗎?我沒有替任何人說話,
我只知道,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小單位,我討厭西洋文化,我
不相信它們優於我們,憑什麼必須事事處於低姿態,以它們為對,我們為錯?
試想,是誰害得台灣至今如此「落後」(它們眼中的落後)?是誰傳給我們
「皰疹」與「愛死病」?是誰發明了色情書刊與電影,來加害我們青少年?
是那個混蛋民族流行一些亂七八糟的舞,然後再說:「會導致頭髮掉落、筋
骨拉傷」呢?我恨自己不是電影中的李小龍,我恨自己沒有一身武功來多打
一些洋鬼子,我恨? .洋人的政治制度好嗎?他們才行多久,一大堆又一堆
的問題,讓他們窮於應付;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該學它們?何況背
景、習慣、風俗完全不同於它們蠻漠之邦,你說呢?憑什麼以它們為「是」,
我們全「非」?!笑話!
你是否認為孔、孟全是放屁,只是所謂「進步」、「現代化」的絆腳石?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該有自己的一套,當我們全成了「洋奴」(好比一些女
孩,心甘情願地給洋鬼子玩弄,只是為了一張卡,他媽的,噁心!)全被洋
鬼子吃得乾乾淨淨的時候,我敢保證,沒人能再找到回頭的路,中國,中華
民族便完了,樂於見到吧?!教授啊!
我可能會被你教到,我敢寫,是受你的影響,感謝你,使我不怕被你
「砍」,教授,請別失望,我是不會念英文的——永遠!!哈!哈!哈!去你
的蠻文,橫行霸道的文字,哈!哈!哈!中華民族精神萬歲
學生蔡○○上
附記:什麼狗屁筆記簿都有洋文,去他媽的!
冷血的知識分子
龍教授:
連夜風雨,快速地讀完大作。書中立論絕大多數極為肯切,對這個渾
身是病的社會,痛下針砭,那種可貴的道德勇氣與權利意識,確實令人感動,
而且激賞!如果這些觀念能夠盡快在社會中傳佈,那麼,弊端必可減少,可
憐的升斗小民,應可以活得更愉快,更有尊榮。
不過,大作中有若干地方姿態擺得太高,個人覺得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一、曾經有一陣子,報上的文字極為憤怒地指責殺虎是野蠻行為,大呼要保
護虎權虎命,言詞激烈,聲勢可畏。然而我卻覺得,這只是一種詩酒文人自
命清高的無聊舉動,實在荒唐得有點可笑。
個人也讀過幾年書,雖然學業不成,卻沾染了不少多愁善感的書生習
氣,每走過市場的雞籠,或者看著村民養的豬只,總要為他們的命在旦夕而
悲憾不已!然而,我知道我不能說什麼,畢竟我不能全不吃肉,絕大多數民
眾也不能不吃肉啊!而且雞與豬長大不宰殺,誰有精神去養它們?又那來這
許多飼料?而我疑惑的是:這些文人對於台灣,每天成千上萬地宰殺牛、羊、
雞、豬,可以一聲不吭,並喝酒吃肉,卻對幾隻老虎的命運大呼小叫,難道
老虎的命高於雞豬?老虎的命需要保護,為什麼雞豬的命就不需要保護?為
什麼我們必須每天宰殺雞豬來養活老虎呢?而且就台灣的生態觀點論,老虎
的重要性會高於雞豬或青蛙嗎?不殺虎,從外國買虎放到山中,難道就有助
於生態復原?而以台灣人口的稠密,虎可以放歸山林嗎?虎不可以放入山
中,又不准殺,那到底誰來喂呢?不讓殺虎又不出錢喂虎,為了滿足詩酒文
入的一點清高心態,硬是要別人養虎至死,硬是要小民傾家蕩產每日買肉喂
虎,這算那門子人道主義呢?今天,我又看到你以「稀有動物」、「人道」、「生
態」的理由反對殺虎,我想問的是:你既主張禁止殺虎,可連帶準備了買虎
養虎的經費?要小民憑空負擔養虎至死的義務,總不合權利觀念吧?!
二、你在九三頁上寫:一位計程車司機開車撞過馬路上一個大坑;受
驚之餘,罵了一句「操國民黨」,你說「這個司機完全錯了」,「他的咒罵完
全不公平」。然而,我卻對他的罵發出會心的微笑。我想假使你肯比較客觀
地理解台灣的黨政關係,理解每一表象背後的結構因素,理解一個良民所受
到黨政軍警稅特眾多衙門的長久欺壓,你也會發出會心微笑的,或者你會感
慨地沉默了。因為這根本不是僅僅在咒罵,有沒有行路無坑的權利而已!而
是在長期非憲暴力的壓迫下,在無數重稅,無數過橋、過路費、停車費、行
政規費的盤剝下,最無奈而可伶的洩恨方式啊!說他無奈是因為根本無法無
理可爭,遑論什麼管道不管道!而之所以可憐是指,在我們台灣,只准講反
話,不准講真話,挨打你要說不痛,被關你要說感激德政,好要說不好,不
好要說好。否則,就像去年的一位計程車司機——老兵余新民一樣,向乘客
吐露不滿政府,思念大陸親人的心聲,遭乘客檢舉,結果以「為大陸宣傳」
的罪名;送到綠島,小小夜曲淒淒唱了!
試問:小老百姓雖然知道個人至少擁有那些權利,但眼見「合法」武
力,肆無忌憚地侵入個人權利及私有財產的範圍,佔地為王,個人既無能自
衛,法律又站在強權的一方,你說那位司機不這樣罵,又能如何?三、請恕
我犯了愛抬槓的毛病,在《以「沉默」為恥——為高雅市民喝彩》一文中,
我覺得你下筆似乎太快了!你說:「蘇南成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派任為高雄市
長:他有魄力、有勇氣對準了膿包下刀。」我倒覺得這話有點矛盾在,那就
是:如果他「知道」他為什麼被「派任」為高雄市長,而他又是有魄力,有
勇氣的人,那麼,他絕不會就任高雄市長;如果他就任,他就不是有魄力有
勇氣的人。因為依據憲法,他只能被選,不能被「派」。再依據中央法規標
准法,他之就任不是合法,勉強只可說合令。請問一個口念三民主義,動機
以法以權強制人民,而自己卻可以為了陞官發財,漠視「總理遺訓」,不管
法律,不講道理的人,可以稱為「有魄力」「有勇氣」麼?在這篇文章中,
你把攤販比為「膿包」「壞人」,而為高雄市民(或者線民)喝彩。
我知道你身處上流社會,可以出國留學,可以出有轎車、住民洋房,
可以不必為了生活去沐風沐雨,可以不必見到警察就逃,在街頭奔命? .然
而,身為下流社會的一員,我希望你正視貧困小民生命的尊嚴與生存的權利。
你可知道在邦交斷絕,外貿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發達的海島台灣,
升斗小民是怎麼求生的?你可知道在農村破產,農產品被低壓中,農民辛苦
經年,收入不敵一個工廠工人時,農民是如何活下去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
收稅,不管失業救濟,勞動法令殘缺,閉只眼睛執行的情況下,勞工受傷,
勞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決每日開門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礦災工
人死亡,成為植物人,政府及勞保給付如杯水車薪,民間捐款被台北縣政府
留下一半,礦工子女是如何過活的?? .台北、高雄及其他城鎮的妓女、乞
丐、攤販之所以存在,絕大部分不是這些人天生下賤,不知廉恥,甘願在街
頭淋雨吃塵砂,而是有很多很多原因,逼著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試問:人
心都是肉長的,人都知道追求富裕、舒適與尊榮,若不是萬不得已,誰願如
此生活在陰暗角落,面對卑微而悲慘的人生呢?「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知識分子如果可以無視於酒肉臭之當前事實,而獨責凍死骨的礙眼,這也冷
酷的近乎沒有人性了!
當然,都市應該現代化,應該整潔,攤販應該有一個適當的管理。然
而讀過現代西方理論的你,應該知道都市現代化不能孤立的看,要求都市整
潔也不能單單苛責攤販。
你為什麼不問問北高二市府,徵收了天文數字的捐稅、規費及罰款,
到底有多少錢用在為市民謀福的項目上?台北市十六區「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只有人事及行政費,沒有活動及服務費,市政府如此漠視社服,卻可
以胡亂設計工程,設計了不算,白花三千萬設計費,更不必論許多工程做了
挖,挖了做,到底浪費多少民之膏血?在多如牛毛的市府法規上,絕大多數
都只知道禁止、不准、罰款、拘留、沒入、強制徵收(以市價四五成),在
這群貪權成性的官僚眼中,政治就是管理,法令就是管制,卻很少人知道:
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發展負起責任,才是政治與法令的積極目的啊!
想一想:社會上一職難求,一枝難覓,升斗小民除了用最原始的商業
行為養家活口之外,又能如何?難道要他們去偷去搶?市政府有錢、有權、
有人,卻不負起養民的義務,又在市政上亂搞,知識分子不敢指責也就罷了,
怎可反過頭來,落井下石,指罵攤販呢?老實說,台灣的文人特別會自命清
高,也特別低賤,缺乏民胞物與的精神,更不知何謂「知識良知」?何謂「愛
人敬人」?對稼穡之艱難充分無知,歌德獻醜卻唯恐後人。
報紙上「英明偉大」、「感激德政」、「自由安定」是他們不經大腦的口
頭禪。為虎請命,為牆為日本神社請命,就是他們最英勇的事跡了!然而,
許多小老百姓被非法拘留,拘留幾天後暴死,人權人命受到最目無法紀的踐
踏(如不信我可舉證)。卻從未見到這些文人,用其為虎請命的言詞,關懷
一下死難的可憐同胞!難道所謂的文人良心,就是「只問畜牲,不問蒼生」?
所謂文人道德觀,就是虎命重於人命,虎權重於人權?你——龍教授,不但
是個大學教授,還是一個知識分子,不但有知識,還有愛心,不願關在象牙
塔中,吟哦現代歪詩,而以可貴的洞察力,關懷我們的社會,這是我特別欽
仰你,願意給你寫這封信的原因。但我也殷盼你,不要被紙面資料框住,不
要被自我成見蒙蔽,更不要向這些低俗文人看齊。多走出校園門牆,到各處
看看,在民生樂利,進步繁榮的背後,是些什麼景象。但願經過了現實的磨
洗,你會對這片大地人民,做出更偉大的貢獻!
讀者敬上二月二十二日
引蛇出洞
龍小姐:
我真想不通中常委辦的報紙怎會容許你在那裡撒野放火?尤其是在這
選舉前夕?你們不會是在玩什麼「引蛇出洞」的把戲吧?如果你是在「玩真
的」,我倒覺得你們這些學院派的人物(區區在下是個「跑江湖」的,所謂
太平洋上的腓利斯坦人是也)實在天真得可愛。人家說我們沒有信心危機,
你居然那麼氣憤,真是笑死貧道。你難道沒聽說過慧能的禪宗公案?「貧僧
本無信,施主亦無稽。本來無信心,何來心危機?」廢話!我們當然沒有信
心危機。
在下並不懷疑你的智商,只不過擔心像你這樣天真爛漫(假如你是真
的),恐伯很快就會灰頭土臉。
首先,你有沒有看清楚,你所謂的那一夥「默默播種、耕耘的有心人」,
那些要出版「人間」的「理想主義者」和出資人當中,有沒有達官貴人的媳
婦和嗲聲嗲氣的女作家?有沒有裝出一臉「理性、公正」之像的apologist
和whitewasher?有沒有奉御命出來唱黑臉做陪襯的?有幾個是真正的、良
心的,社會工作者?你們的出資人經得起嚇嗎?其次,你有沒有弄清楚權力
的本質?有沒有搞清楚對像?你知不知道「清君側」事實上就是在「清君」?
(東林兒就是一群在身首異處的時候仍然相信皇上聖明萬歲的蠢蛋,
ThereareonlytwokindsofbelieversforConfucianismmasochisticbelieversandmake-
believers!)你曉得不曉得,凡是能夠提高
社會意識的東西——從草根性的社會運動,到精緻的文學、藝術活動——都
不利於需要依賴愚民來維持統治的儒家式政權。(你只要看看這個社會龐大
的迷信勢力,以及令人感到羞恥的電視節目,便會瞭解,「愚民」的指控絕
非誣賴)你能搞得清一些問題的真正本質和根源嗎?舉例來說,你能瞭解你
那個「每天騎機車上班」「血液沸騰」『恨不得去? .撞得他頭殼破裂? .」
的朋友,以及那些「瘋狂的人潮」和那一部「狠狠插在我前面的」機車的主
人的心理背景?你以為那只是交通問題,或者是國民道德問題嗎?你能瞭解
那個對你大吼「阮是會宰人」的小販所受到的壓力嗎?你有沒有聽說過「法
西斯社會心理」的說法?你能瞭解那些為公理。正義、進步、良心、慈愛人
士所反對的人是不堪再與邪惡、冷漠、殘酷的人為敵嗎?(巴勒維就是因為
這樣腹背受敵才垮的。)你瞭解傳統中國儒家統御官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
強盜幫會集團所運用的裹脅方式嗎?(所以莊子才會說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在下絕對不是但丁所說的那種「在嚴重道德危機關頭仍然保持中立」
的人(地獄裡面最炙熱的地方是為他們而保留的)。我誠然樂於見到我們有
社會運動,然而社會運動若只是漣漪性的、象徵性的,搞錯目標的(譬如提
倡國民道德,譬如海山愛心捐款等)只不過徒然為這個社會製造一些進步的
假像而已,無助於基本問題的解決。長遠下去反而使我們的社會完全喪失生
機。
最後,我也想問「台灣是誰的家?」。老實講,我也很迷惑。報上看到
的小說文章,不是講新大陸,就是講舊大陸。這裡是誰的家?或者說誰當家?
應該是很清楚的。祝野火燒不盡
讀者敬上 一九八五、一○、廿八
P.S.我又看到你說的「? .民眾本身的缺乏動力? .」你應該知道,
在台灣,國營事業總資本額(黨營也算民營)占台灣總資本額的百分之卅五
的以上。你再把它加上公教人員、軍警、黨營、待權事業、小販、還有不得
不逃稅的商人,全台灣不看執政者臉色吃飯,敢惹麻煩的(像你一樣)能剩
下多少?執政者(既然如你所說)不喜歡社會自覺運動.看他們臉色吃飯的
人,又不是吃撐了,怎麼敢公然支持各種運動?其餘的人(像我),抱歉,
謀衣食都來不及了,那來閒情雅致。還有你舉的例子,要人家看到卡車盜砂
時,通知警察局。這大概是信筆的推理(或者是制式化的)。你以為警察光
領一份薪水就肯過日子嗎?結果「無效」,算你祖上有德。
老一輩有話說
應台小姐:你好。
看完《野火現象》其中「上一代」一段,覺得有點不妥,個人就是你
所指較多的人群之一,也有你舉例被認為「傳播叛逆」者相同身份,只不過
是低層次罷。
以一個耳順之年,坐領退休金生活的人,對一切事物,都是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來面對社會,讀野火集初版時,內心舉個多次的手。喝個多次的彩,
自娛已足,何必錦上添花,讚許一番呢!和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可能為數不
少,再者我輩讀書不夠多的人,不善於書寫,看一篇文章,也許能找出路疵
(當然不是你評小說的功力),但是,要寫一篇什麼的,就到處都是瑕疵,
所以就形成了你所說的較多的一群了。
老一輩的並非不祈求更高層次的福,更不會天真得民主、自由、人權
都不要,俗話說:「起家猶於針挑土,敗家猶於浪淘沙」這兩句話,非經過
體驗,是難以深切瞭解的,你能想像一個老佃農,胼手胝足(不是現在機械
耕作)以其一身辛勞,造就的小康局面,再傾其所有變賣後,去投資一個電
腦公司?他們不是反對你,是怕你一竿子,把這竟有的一隻船打翻了,因為
他們都窮怕了啊!!你為什麼不用更具說服力的文章,使人心悅誠服呢?!
祝撰安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忘恩負義的年輕人
龍應台教授青鑒:
你的大作自去年在中國時報「人間」陸續發表後確實令人振奮與讚譽
不已,你能不辭辛勞替讀者精挑細選,以勇者姿態替知識分子(寫與讀)導
引至正途可喜可貴。但是近日中國時報一篇《野火現象》細讀之後實在感觸
良多,我們先避開大文中所提的民主自由人權不談,因為這問題太大而且談
這些都離不了權勢。而權勢的得來(自古中外)一是世襲一是血汗換來,而
且談這問題可能會被有心人亂加帽子(大作中也已提到)。
我只想就你所寫的「上一代」「這一代」寥敘一下我的心聲(因為我恐
怕看不到下一代心智成熟之時所以不談),你所說的都很對,但你似乎太「討
好」了這一代的年輕人,而且你似乎在鼓吹他們違反家庭背叛父母,走向自
私自利棄天倫與不顧的生活(對不起也許我說重了一些)。我現在就說一個
實例來證明他們之中有些已經如此(請不要向我要證據那是隱私權對不對),
我有一位朋友夫婦倆年均已經身近六旬且健康不佳,且僅有一子,由其自由
發展留學國外獲PHD,回台灣後在一所大學任職。由於學業婚姻蹉跎歲月前
方於一位輔仁大學畢業之女孩成婚(該夫婦說其子求學階段所受之物質精神
壓力與折磨聰慧如你當可思知)。由於兩家生活環境不同而且家庭教育寬嚴
殊異,再加上年輕人自由成性,老人家百般忍耐對待媳婦可說較對自己好過
千倍。但仍不為其諒解動輒怒目相向,棄二老與不顧迫使老人返回老窩渡其
孤寂生活,固然每人都有自由與獨立。但這一代有沒有替上一代想想所謂「權
利」與「義務」相等,雖然有人說「夫妻冤家兒女債」,即使離開「感恩與
報答」不談,單以生存問題總該顧到對不對。難道年輕人自顧自由就可棄孤
寂父母於不顧,何況現在的「這一代」就是未來的「上一代」。也許他們會
說「不要等到那時我們不要求」,但那是他們的自由,但目前上一代要求的,
他們為何不結(上一代已經付出要求回報也都不對?)況且台灣之社會福利
還沒有達到歐美之水準,否則老年人誰願意忍辱負重似地受其折磨似地要這
一代來養活,也許你會說這是「個案」特例甚至會說「也沒有什麼不對」。
不錯!但問題是年輕人為什麼不將自己的遊樂時間與精力分享一點給其親
屬,而有些竟爛用「同情」的一窩蜂的(請原諒我這樣說,就像他們買你的
書一樣,只是在趕時髦,究竟影響他們多少你也清楚是吧。)助長歪風我長
而使投機取巧得勢。而真需要幫助的人寂寞無助,我們不說恩,單講「義」
年輕人總該有吧。我再舉個年輕人自由不當的例子,若你在假日到一些遊樂
場所看一下(包括餐飲店)。擠在那裡的多半都是年輕人,這並沒有什麼不
對,問題是他們多半都不是生產者,換句話說,都是拿父母的辛苦錢(說不
定也像那賣菜的歐巴桑一粒粒剝來的。)這叫不叫「公平」,當然依有些年輕
學者的邏輯來說「他們父母樂意你管不著」,不錯,但你有沒有想到若有些
父母不樂意如此又該如何!事實上多數家庭中孩子已經是其主宰,尤其是你
所說的那些「自以為是青出於藍」自大無知以叛逆為進步者,有些已到了強
行掠奪之地步,家庭結構與倫理已到破碎邊沿(說到這裡請容我對家庭不成
熟的見解,就以「家」而來看「家」(是包括了老、中、少)上面「」即
有庇蔭之意,就以洋文home 來看Hold-Old-Middle-Eppemiancy 都離不了承
先啟後)耳聞目睹矯縱慣了的年輕人的事例太多,請不要再「風助火威火乘
風勢」的燒燬了家庭,毀壞了倫理(我知道你沒有這些意思,但恐那些意念
末泯、好歹不分、心智未開瞎者胡鬧)。所以我覺得你更該運用你的才華發
揮學者之良知良能,以及「龍應颱風」之影響力巧妙地感情地來勸導那些心
智不開、好逸惡勞、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同上一代爭自由,爭權威的年輕人,
少做不義之事(即是爭也要公平對不對),你可能不知道有不少的家庭,父
母受子媳的氣,已經欲哭無淚投訴無門(你也許會說「活該」)。但人都有老
的一天也不能與禽獸相比對不對!你在國外求學一定很久,見多識廣,他們
年輕人在家之用錢與享樂自由如何。當然我們都不要「以偏概全」的方式來
衡量,你要鼓吹向權勢爭自由,民主人權,這是時代潮流誰都阻擋不了,更
不會有人去「扭斷他的胳膀」,但你在大文中意味著對父母(上一代)再爭
什麼,恐怕「這一代」將來會嘗其惡果。而且也會失掉炎黃子孫特有的風格
(真正走上四海一家,但就怕別人不肯)時代的悲劇與太多的無奈已經夠多。
有人說聰明與智慧不同,你是智者,若你是想投其(年輕人)所好想
「名利」雙收(由你大文中已經顯示),你已得到請你再落筆之時,設法善
盡言責,使有些年輕人不要一味地反對家庭(上一代),當然我的意思也不
是要你違背你說過的重入「框框」之中,「獨立思考」甚之頂撞父母都(說
辯駁好啦)在所不計,但請不要助長與父母作對與反對家庭之勢才好。你說
「嚷嚷」而我這是哀求,請不要將此家看成那「枷」,那「枷」的家在五四
之後,就已打破了真的。我想向你說的太多,我很同意你所說不要兩走極端,
水火不融,是請權勢放手而非讓無辜受害。教授先生再次地向你表示,由於
我腦昏眼花思維遲鈍,言不及意及字草詞亂之處甚多,若有無意而你覺得有
冒犯之處尚請海涵
耑此祝
教安
一匹夫敬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燈下
演講現場
龍小姐:
今天下班後,抽空前往耕莘6:45PM 就已經站滿人潮,有幾個位置被
書本壓著,要是以前,我就會把書本丟到一旁去。
站在後排,人愈來愈擠,從正立變成側肩時,我開始懷疑有必要再等
五○分鐘嗎?於是我把注意力放在周圍的面孔上,想從他們的眼神中,去找
出他們來聽你演講的動機,但是愈看愈茫然,因為,我以為我是在一場演唱
會上。
PM:7:08 我決定放棄,因為這種焦躁的環境根本不適合去聽下去。沒
想到從最後一排走出大門也是一場掙扎的過程,因為我要不斷推開正想往裡
面擠的人群。在一五~二○公分的近距離中,臉孔和眼神正急劇地變化,幾
乎是在一種厭惡的心情下離開會場。
回家的途中,想不出你會在熱烈的掌聲中找到什麼?從照片中看你,
還蠻清秀,那些正徘徊在場外的年青人,是否把你當成一種偶像呢?是否這
樣的攝影,使你的姿態重現一種「自信」的魅力,導致那些憧憬和迷戀你的
年青人,產生嚮往呢?因為我在會場就聽到有人說「很迷她」這類的詞彙。
尤其是你所要講那樣的主題,真的會有那麼多的現象有興趣嗎?還是
你的文章一直在滿足他們腦中想像有關「鬧事、反叛」的樂趣呢?在少數與
多數之間,差不多在三年前,我就肯定群眾與非群眾的類屬。近代的社會及
心理學的發展,更證實這種性格也興趣的偏向差別,所以,我覺得這場演講
會這麼轟動是否異常呢?以及近來文藝演講的盛行。又是否是異常現象呢?
尤其是像今天這種非常嚴肅的文學批評的演講,觀眾怎麼會這麼多呢?事實
上,我一直懷疑這些現象都是一些表面情緒的反應,跟台灣的經濟形態有關,
都是暴起暴落的模式。或者是海島性的人文氣息,缺乏一種平穩的個性去沉
靜面對事物的變化,經常莫名捲入一窩蜂的狂熱中。
過去,有一陣子,都是靠上述的方法來調整心情。因為幾千年的中國
人,難免積習太多代代相傳的尾病。大學生也不過是人,過去的科學,也還
是有那麼多類似的地方,而歷史上數得出來的人也不過那幾個,今天又怎麼
去要求呢?最後只是問自己靠那邊站的問題而已,日子過久了,沒辦法去積
存那麼多的責任、道德和勇氣。我能猜的是一千八百萬分之一或二三而已。
罵群眾,久了,又能怎樣,校園美女還不是照選。買賣式的情感還不是一樣
存在,只不過是一次付清或者分期付款而已(或者零買)。
做人也沒什麼好驕傲,也沒什麼好自卑。要尊嚴就得付出生命和利益。
田納西威廉不也在「玻璃珠動物圈」,把現代人性的缺憾勾勒出來嗎?在台
灣這種環境裡;還能作多少呢?自己的經驗,繞了一圈,又退回到存在主義
的闊海裡,太多的觀點就是在激進的改革行動派與冷眼旁觀的側視黨,兩極
間擺盪,相信你也有冷的時候。焦雄屏不也由熱到冷,消極了一陣子。
我只看經驗和意志,一個是現象,一個是理想,人最後的表現,就是
這二個,前面一個看得見,後面一個說得出。而我只是想最後呢?當我在上
歷史哲學時,一下克羅齊、一下黑格爾,我想寫卻是史記與司馬遷,可是我
們的歷史課本把人簡化成偉人,這一個空洞的概念,連司馬遷都接不著。而
今,以台灣的現實環境,該怎麼做,你也很清楚,是否要像司馬遷賠進去,
去證明一件事,我想司馬遷的自敘已提到了。
一度你在罵人時,我以為我站在你那邊,後來想想又好像不是,不曉
得你是否感受到另外一群人的存在,在過去,在現在他們卻不曾被提到,但
是他們一生很清楚地活著。
有一天,我發覺到我是屬於那一群,漸漸我也感染到他們的生活態度
——在可為與不可為之間等待著。
你的演講,就現實而言,算是成功,也算是一種希望,只是觀眾本身
似乎真的自覺到「什麼」那就很難說。
最後,我想說,是有機會時,別忘了留一些刺痛給觀眾,尤其是面對
面。有點傷痕或是疤痕,人才會記住一些事情也才會去想些「為什麼?」因
為現場的觀眾,很容易被「新論」「新釋」的過濾沖昏了頭。這是今天會場
的印象之後的想法。
至於台灣的遠景,就要問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無比的冷靜,與堅強的
理智來應對,什麼時候挺身接棒?什麼時候退身交棒?這些都是現階段試著
去要求自己或責問朋友的地方。提供你作再接再勵的慰勉。
祝福你
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
醜陋的推銷術
文正言有人說現在是商業時代,一切要懂得推銷,才有出路。歌星出
唱片,要設法上電視綜藝節目打歌;食品公司新出品的狗食罐頭,要在報紙
上刊登廣告;明年二月要選縣市議員和鄉鎮長,現在你就可能會接到「某某
鞠躬,敬請指教」的賀年卡? .總而言之,為了推銷自己,花樣層出不窮,
真正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不過推銷自己也有一個原則,不
能過分,過分就跡近無恥!比方說:某食品公司推銷狗食罐頭,盡可以在廣
告詞中說「我的狗食罐頭如何如何好,狗吃了以後,可以長得又肥又壯、又
凶又猛,為你看門守衛,萬無一失。」如果誇大過分,說「我的狗食罐頭營
養豐富,色香味俱全,人看到都想吃!」那樣不僅是無恥,恐怕還要被人砸
掉招牌!
這個月十二日「中時」的副刊有一篇龍應台的文章(姑且稱之為文章
吧)。看到標題有「火」字,以為她又在燒什麼野火,看了幾行之後,才知
道她是為了推銷自己而做的廣告,其中肉麻當有趣地往自己臉上貼金,使人
懷疑「中時」刊登這種文章,是不是收了廣告費!
龍應台說:她過去在「中時」的文章登出來以後,「大學生拿到佈告欄
上去張貼,又有讀者剪下個三四份寄給遠方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
老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她
的郵箱裡一把一把讀者來信? .」(以上是原文照抄,其間有不通的文句,
請原諒龍應台。)我有一個正是教國中公民課的女兒,她說:「只有瘋子和白
癡才會拿這種偏激文字到課堂上跟學生討論。」我另一個正在台大讀政治的
兒子,看了之後,呸了一聲,十分不屑地說道:「她把大學生當成什麼?就
憑她那種半生不熟,一隻筷子吃藕的文字,就讓我們去張貼?她以為她是誰?
是胡適之嗎?、還是蔣夢麟?胡適之的文章我們學校也沒有在公佈欄裡張貼
過!」事實上我兒子為這件事,還死心眼兒地到學校多處公佈欄去找。公佈
欄裡除了有人邀約寒假到合歡山去賞雪的啟事,還有就是交換郵票的,尋找
遺失的雨傘? .就是沒有看到「龍應台」三個字。他問同學,同學反問他「龍
應台是個什麼人?是美麗的模特兒嗎?為什麼你要找她?」龍應台這種推銷
術,在影劇界叫做「穿梆」!
「穿梆」的文字還不止於此,在短短不到兩千字的「廣告文」當中,曾
經一再出現。
龍應台又說:「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
何在宿舍裡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
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麼學問的家庭主婦,
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到
過的現象? .」這一段文字最妙的是「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和洗油煙機的
水電工」。真是神來之筆,看起來跟真的一樣,其實龍應台是洋水喝多了,
她不曉得論時計工資是美國人搞法,而水電工也不兼洗油煙機。自己編情節
捧自己是「社會啟蒙大師」,大有「我龍應台不出,奈蒼生何」!只可惜她寫
小說編情節的功力還不夠,「穿梆」之後,突然教人覺得肉麻復可笑!
寫文章的人,都覺得自己的文章好,這是無可厚非的「自慰」!不過。
還是那句話,如果過分,那就牽涉到人格的問題了!
龍應台在「中時」寫文章,篇篇都是醜化我們台灣,醜化我們中國人,
(據說她有一本外國護照,就如同昨天本報副刊余懷麟先生所說,她雖然是
黑頭髮、黃皮膚、塌鼻子,不見得就是中國人!)以一點概全般,醜化我們
的社會,而且鼓煽大學生「鬧事」,唯恐天下不亂,唯恐我們一千九百萬台
灣同胞能繼續過好日子,這種人寫這種文章,如果說還有人捧著當聖經讀,
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是非?事實上,龍應台忽略了這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是一
個有是非、有正義、有真理的社會,就憑著這一點,我們能昂首闊步地向前
邁進;否則,要是像龍應台說的那樣,恐怕我們早就跳海了,也就沒有目前
這樣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讓龍應台在這裡亂開黃腔了!
我們要警告龍應合,不要自不量力想要在台灣復興基地「傳遞這把火」,
絕大多數善良沉默的大眾,都願意過安定和樂的日子,不願意有人來破壞,
過去曾經有不少比龍應台「功夫深」的人,也曾經想搞點「野火」,想要燒
掉台灣安定的社會。最後都遭受社會大眾的唾棄了,又都嘗到了苦頭!前事
之鑒,是不能漠視的!
據說龍應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台灣讀的,到國外接受更高的教育之
後,回到台灣,應該回報社會,這是知識分子起碼的良知。如今反其道而行,
用尖酸刻薄,極富煽動的文字,想要挑起社會大眾的激情,不是一個有良知
的知識分子所應該做的!除非她是別有用心!我們相信她還不致於!
原載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青年日報》
誰來點燃野火
— —從阿多諾的省思到龍應台的野火張旺台我是一個想做平民知識分
子的人,然而,在這一篇文章個用了一些菁英知識人的理論內容,這樣取用
多了違背了一些我個人的原則,也使讀者初看時覺得生硬。
不過,請大家(特別是讀過龍應台《野火集》的讀者)耐心點,因為,
阿多諾的思想和龍應台的野火好像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阿多諾其人阿多諾(TheodorWiesengrundAdorno1903 樂理論家。著名
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當代知識界已承認或已肯定了,他是二
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啟蒙者。
阿多諾大學時在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y 接受音樂與哲學的
雙科教育。
二十八歲時,進入法蘭克福大學任教。三十一歲,因為猶太人受到納
粹的壓迫,因而離開德國。
而後講授哲學於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三五——一九三八),教音樂於美
國普林斯頓(一九三八——一九四一),教社會哲學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一九四一——一九四八)。最後,他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執教,直到逝世。
阿多諾前半生的研究較著重在美學方面,這多半與他個人對音樂的深
厚素養有關係,他同時代的傑出思想家如布萊希特、盧卡契、班傑明均各擅
勝場,在三十年代著名的「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論戰」裡,互不相讓,各顯
神通。在藝術哲學方面, 阿多諾曾寫「 新音樂之哲學」
(DiePhilosophiedernevenMusik1949 樂理論研究的重要經典之作。
一九五六年,阿多諾回到法蘭克福。此時,他已是聲譽卓著的大儒,
在優渥的學園裡,得以專心從事立言的研究工作。與他同時代的班傑明早逝。
布萊希特組成「柏林劇團」,在東德專事戲劇工作,亦於該年辭世。盧卡契
則投入匈牙利的抗蘇(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中,言論受到蘇共官方文化打手
猛烈攻擊,並被開除黨籍,流亡出國。所以,到了冷戰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初期,二十世紀早期歐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諸人中只剩下阿多
諾有條件清靜地為德語系統的文藝思想做繼續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戰後的歐美,出現了一個空前未有快速發展的「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成為阿多諾後期思考的主要對象。
基本上,大眾文化並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時代資本主義的產品。它是今
日極度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糅合了集體主義(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
主義的產品。這個產品的本質是集體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然而,它的表象卻
正好相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或者是說藉著個人滿足與自由表象來完
成集體控制的事實。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諾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諾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大眾文化」(MassCulture)的出現,始於
二十世紀初期,在德、日、意等國是伴隨著法西斯主義有意證的操縱媒體(電
影、報紙、收音機、機關刊物)。在英、美、法等國是隨著經過自由競爭而
出現的言論托辣斯集團,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縱媒體(看過電影《大國民》
吧?報團、無線電公司、通訊社)。這個現象,到了二次大戰以後,更形發
達,形成了空前未有之龐大的普及文化——從文明人類生活一切可能接觸到
的細節著手。普及文化的出現,建立在二個實際的物質基礎上:12 在「文
化工業的再省思」(CulturelndustryReconsidered)一文中,阿多諾認為:
古典的上流社會文化,嚮往一個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個人修
養去實現的。
但放任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心自由」,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則受操
縱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蝕。在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次級思想家霍克海默眼
中,冷戰時代的東西兩大集團,同樣是極權性的,要不為制度所舌噬,唯有
靠自己。在極權社會裡,普及文化及現代媒介,不論是流行音樂、小說或電
影,功能是操縱群眾。阿多諾稱之為「文化工業」,因為普及文化一詞仍假
設文化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其實先進科技社會,文化工業是由上而下的操縱
群眾意識。先進科技社會如一極權整體,能控制每一範疇,由文化至經濟皆
不放過。
在另一本他與霍克海默的作品「 文化工業: 啟蒙就是瞞眾」
(TheCulturelndustry:EnlightenmentasMassDeception)中,阿多諾認為:
文化工業製造的是假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文化市場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選
擇,但其實每樣文化商品都是預先估計好了市場的反應,故此是基於「劃一」
原則:個人只是被動的接受。譬如說流行音樂,每多少首歌,必有幾首高踞
流行榜,音樂消費者以為這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民主結果,其實是音樂工業推
銷商品的劃一伎倆。
在「大眾文化」的時代,個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體主義所淹沒(在
台灣黨內、黨外亦不必禮讓,一起抱住跳進去)。因之,阿多諾的文化觀,
被逼迫到最後的一條戰線,就是「個人」。除非以個人的力量在自省裡發出
道德的聲音,才能夠在「大眾文化」中,創立一個「異質文化」或「小眾文
化」。而「異質文化」、「小眾文化」在阿多諾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現人類創
造力的文化。當然,這種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謀而合了。
阿多諾不以全面的階級出發考慮社會改革,而求諸個人自省的看法,
似乎是悲觀的,而且被不少人評為失敗主義路線。然而,從實際的現代社會
去看,特別是資本先進國家的現實,全面性的階級鬥爭似乎暫無可能。所以,
發展個人最前衛的創造力,至少是與大眾文化做抗衡的一種方式。且依歷史
經驗,對體制反抗,個人的開始常為充分且必要的。
不過,阿多諾的晚年,對他上述「大眾文化/個人」的觀念有所修正。
他已不像先前那樣單一地去看「大眾文化」(其實,所有嫻熟於辯證史觀的
人,都應有這樣子的本事)。他看出來了,「大眾文化」是有雙重性的,也就
是說,「大眾文化」在歷史的過程中,也會有其矛盾的轉化和整合(若無矛
盾,即無辯證,即無發展進化之可能)。阿多諾指出基於意識的雙重性,或
許文化工業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縱人類意識。當群眾參予普及文化活動時,
雖為尋求娛樂,但我們不應單面地用道德禁慾主義眼光譴責這種行為,群眾
的心理,可以是同時向文化工業妥協,同時又作出抗拒。文化工業生產出來
的逃避主義普及文化,未嘗不是同時生產出它的反面:群眾對更美好世界的
烏托邦夢想及要求。
之外,人類對快樂的要求是不受歷史所固定的,當文化工業不斷向人
類的快樂原則創造商品的同時,人類是否永遠會快樂就非文化工業能力所及
了。再者,文化工業所生產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雙重性的,其中有建設性
的一面,也有顛覆性的一面,這兩面的矛盾,將成為今後文化工業的最主要
生產與再生產的前提了。
龍應台的野火《野火集》這本書好厲害,真像野火燒在台灣民間的心
靈草叢裡。《野火集》不是黨外的資源,也不是國民黨的資源。它是台灣社
會結構裡整體的新資源,所以,它又可以說是黨外的,又可以說是國民黨的,
更傳神地說它是「超黨」的。
其實,如果我們若真正站在這塊土地裡,要繼續生活下去,現在應該
重視所謂「超黨的力量」。這個「超黨的力量」,固然與十年前「以黨掛帥」、
以「政治地盤重新分配」的黨內外對立的民主運動有關。可是,由於歷史前
進的腳步,以「黨內/黨外」來分析台灣社會的現況,以「獨立/統一」來
辯論台灣社會的前途;以「左派/右派」來唯心唯物大戰一番,以「現代/
鄉土」來唇槍舌劍的熱烈場面,恐怕都逐漸過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裡。抗議的聲音有了變奏。
《野火集》,在我們看來,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可以清醒黨外運動者一
些積在內心的那種對客觀事物不夠確定的懷疑。
然而,《野火集》卻又生存於一個如阿多諾所謂的「大眾文化」的時代。
它出來如野火,然而我們真的可以抽像地看到另一個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
住了這股火勢,這個消防罩主要不是來自於保安單位、情治單位、文工單位。
它是來自一個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無可抗拒的力量。這種例子,要舉很
多,比如說,當年反主流音樂的「披頭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眾面前,
轟動了西方世界,結果,電視、電影、報紙上下交征,使「披頭四」的命運:
以個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終。《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陸續出現在
時報副刊過程到最後集結成冊,到成為全國第一暢銷書,不能不說是一個很
合理、而又可喜中帶無奈的過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嗎?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然而,
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諾,即在於指出:台灣在全面升高的大眾文化過程中,創
造大眾文化的知識分子突出前衛性的文化商品,雖不能解決「知識權被剝削」
的總局面,可是對「次文化」尊嚴權利的維護卻屬必要。《野火集》的意義,
不在於它是不是對商品化的社會有何改變。
而是,它在這個商品化的社會中能夠瓦解多少已經不合時宜的意識形
態。龍應台是個情緒文字的博士,不錯。龍應台是個抗議型的小資產階級知
識分子,不錯。龍應台是個煽動家,不錯。可是,用句老外的話:SoWhat(又
怎麼樣?)我們如果平心而問:「今天在台灣的讀書人,他們裡面有多少人
瞭解到自己的歷史任務是什麼?知道自己的歷史任務的人,又有多少願意去
背負這個歷史任務呢?」我個人對龍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
去探索這個問題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後,社會的反應一波接一波
而來,她被環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膠著,於是內外交煎,開始思索和探求
她先前所未思之問題。畢竟在社會裡受高等教育,比在書房里長進得多,讀
《野火集》的序言,我們看到的龍應台已經不是早先那個剛點野火的龍應台
了。龍應台,我說對了嗎?積極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眾文化」裡
頭,它給大眾帶來了個人在「先前的大眾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
快樂的或不快樂的。這些「刺激」多少對「先前的大眾文化」產生其一定的
暖昧作用;甚至於顛覆作用。(國民黨的新生代、黨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這
樣子做嗎?)眼前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的氣數還在,「龐大的商品堆積」時
代還有的是,所以.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野火集》是一個例子,指出了「個
人主義」和「大眾文化」之間,是有一個可以辯證出來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極看,《野火集》並沒有使現在的商品法西斯,變得更烏托邦。只要
我們打開電視連續劇,或者是到百貨公司走一走,我們是不是看到了一個所
謂的「商品烏托邦」與「商品法西斯」的綜合體呢?總體看,《野火集》是
統治階層容忍度內的最大聲抗議。所以,就統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顛覆意義。
卻有著更多的建設意議。
《野火集》暗示了什麼?社會是永遠需要被「滿足」的。(滿足有多種,
從宗教的到凡俗的,從高尚的到膚淺的。都算。)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
給社會「滿足」。
因為,社會若已經在「滿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滿足」的,
這是常識。
所以,給的時機常常是很重要的。
當年,李敖給過好多滿足的野火——在體制外。
當年,蔣經國給過好多滿足的炮火——在體制內。
結果,他倆都冒起來了,成為一代人物。
現在,龍應台點了一把野火。有那麼多人起了「滿足」的反應。這是
有趣的現象,它是不是意味著另一個時機又要開始了呢?是不是社會從舊權
威得到的「滿足」,已經乏味了,而正在等待著新的權威帶來新方式的「滿
足」呢?總之,不需什麼大道理,大家都感覺得出來,今天的社會需要新的
聲音才能「滿足」。
因為,悶呀!
看來,舊的權威,已經不夠了。舊的文化工業,也應付不了了。從龍
應台、從白虎社的舞蹈,從賴聲川的戲劇。「嗚? .嗚? .」我們聽到了火
車的汽笛聲了。
「新滿足」號點火專車到了,各位要去點火的乘客請上車!
原載《前進月刊》第二期
《野火集》與社會批評的回顧
何懷碩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華美國學生寫了一篇《人情味與公
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學生為中心的一個知恥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會風氣
的社會運動。整個社會被激起自覺自新的熱情,一時間風生雲起,好不生動。
然而,後來餘波漸息,社會風氣還是舊態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報》副刊連續六天發表了署名「孤影」的《一
個小市民的心聲》,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現狀,反對革新,並
為貪污的官吏與斂財的奸商巧言辯飾。一時固然麻痺了大多數蒙昧的群眾,
但也立即引發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識分子強烈的批判與反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龍應台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點
燃了社會批評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熱烈的迴響。當他寫了一連串的同類文章,
集成《野火集》一書之後,一年之中,所銷行的數目,差不多是台灣歷史上
所未曾有過的記錄;在書商的新書「排行榜」中,也幾乎長時間獨佔鰲頭。
其間雖然也有誤解、歪曲、攻訐與言論上的圍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勢,
銳不可擋。
去年,諾貝爾得獎人李遠哲博士回國,對教育與科學發展的批評與建
議,亦蔚成旋風。這是近二十多年來,對社會現狀所發表的言論,引起廣泛
而巨大迴響的第四回。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二三十年來,台灣的知識分子與輿論界,對於台
灣社會的現狀與展望,批評與建議,並非一片沉寂,而且可以說,不乏許多
擲地有聲的.談論諍言,卻為什麼難以得到廣泛而巨大的迴響呢?為什麼上
述四次言論的旋風,除「小市民的心聲」之外,不是發自外國人,便是留洋
歸國的學人呢?我只有這樣回答這個問號:第一是崇洋;第二是外來者較本
地學者言論的自我約束較少,有更大膽量暢所欲言,無所忌諱,故較能引起
興奮與共鳴。我說「崇洋」,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普遍的自卑心態,另一方面
卻也是理性的衡量——那些在歐美學有所成的人,一般而言,的確擁有遠比
台灣為開放、自由、豐富的資訊與觀念。我們知識的狹窄與落後,不免自愧。
當然,外來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識分子有更銳敏的眼光,更鮮
明的感受,也是他們的言論容易一針見血的原因。
直到今天,有關「孤影」和他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的神秘之
謎還不曾解開,十餘年過去了,當然誰也再無興趣探知真相。「孤影」其人
其文,是否是《中央日報》當時所曲意「製造」?至今大概也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是非。根據該文作者自白:「我是一個終年為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沒
有高深的學問,也無特殊地位,過去不曾在任何報紙雜誌上寫過文章,純粹
為一讀者」,作者自認代表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沉默的大眾)。
我們且不問作者是否誠實?《中央日報》據此印成單行本,以數十萬
冊廣為發行,軍政學校,分派閱讀,很明顯地是黨官透過傳播媒體推行意識
形態的宣傳。與後來的《南海血書》一樣,引起了輿論界,尤其是知識分子
的批判與反擊。當時的《大學雜誌》乃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兩期,刊登了
多篇討論「小市民心聲」的文章,並選輯為《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一書(楊
國樞等著,環宇出版社出版)。
回顧過去這一段歷史,再看看今天的社會現狀:不能不說,我們社會
確有可喜的進步。我們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雖然尚待多多努力,但是
黨報與官報製造輿論,尤其像「小市民心聲」與《南海血書》那樣神秘的、
啟人疑竇的做法,在今天的言論市場上斷無銷路。《中國時報》刊出了《野
火集》各文,表現了一個真實的人,一個關愛民族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面
對真實的社會現狀,說了許多真實的話。這是言論自由經過千辛萬苦爭取得
來的大勝利,這個勝利才表明了我們的社會確有重大的進步。李遠哲的批評,
能夠在最有影響力的各報上傳播,也同樣表現了我們已經朝著更開放,更加
自由化的方向邁進。
不過歷來在台灣社會轟動一時的社會批評中,《野火集》有它獨特的地
方。我認為約有這幾方面的特色:第一,許多社會批評往往是針對某一事件
或事象而發,所以比較具體而孤立;《野火集》雖然也不無事件或事象的舉
證,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這些事象背後的觀念與心態,所以比較深入而廣袤。
第二,《野火集》各文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陣式」,面對中國台灣社
會、文化、生活、觀念、制度、法律、習俗? .提出挑戰。細心的讀者不難
看出在龍應台有力的批評,鮮明的例證背後,頗有傳佈一個合理的、現代的、
富有人的尊嚴與價值的人生觀的抱負。第三,《野火集》對現實觸感的明利,
說理的雄辯,舉例的貼切,充分表現了不尋常的審思明辨的智慧。第四,文
章寫作的手法不落一般議論文字之窠臼,遣詞用字,痛快而乾淨,以及作者
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氣,都協助它充實的內容,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共鳴。
《野火集》能吸引偌多讀者,不是人為的導演,乃是現實的渴望。有
「乾柴」然後「烈火」能燎原。這一場火,使枯枝野草化為「腐殖質」,將
使土壤肥沃。《野火集》的序尾附言.曰:「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
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恆煒尤其
是『野火』的支柱。」讀《野火集》,我們也不能忘懷在不美滿的人間,那些
秉承崇高理想,在不同領域裡,為社會的進步嘔心瀝血的少數人。而《野火
集》能為社會所容許,並且得到讚賞,心血便沒有白費。如果能喚起大眾的
自覺,我們的社會將有飛躍的進步。只要我們能夠朝向更人性、更人道、更
坦誠、更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斷進步,我們才能相信,歷史發展的主線必跟隨
著我們的腳步。而犀利的,獨立自主的社會批評能夠自由傳播,是一切可喜
的進步中最可貴的一步。
(丙寅歲闌寒夜燈下)
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背著書包一塊
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背著書包,不容易混
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
土頭土臉地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
十歲大的女孩。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麼在意,
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地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地看。放
學之後,我把頭髮捲起來,換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
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麼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
子喜歡我。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
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
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
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
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
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龍應台的回答:
「你有這麼壞嗎?」※※※
一九七○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
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
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
「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
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
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
我!
我想我比她聰明。
※※※
二十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裡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
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
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裡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
你想台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彆扭嗎?」三十歲那年她取得
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
她的來信仍舊很慇勤,帶點日記的味道: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
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
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
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裡的
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裡潮濕的席木都蓋上了黃
色的楓葉。
我坐下來,陷入干葉堆裡。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
三十歲真好!
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
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台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
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
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
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
水塘裡,激起相當的震盪。《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
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佈告欄中張貼。
一把野火龍應台,該者對「野火」專欄的反應你滿意嗎?我收到的來
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
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
五卻採取一種自衡的態度,把我對台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台灣髒亂,他
就說:怎麼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
麼,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
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國的月亮圓」的傾向呢?有人批評你說,你拿台
灣和歐美比較,台灣當然顯得落後;可是如果和印度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比,
台灣其實可愛得很,你說呢?我討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和地區比
台灣好,有許多比台灣差;但是為什麼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
圓。別人確實比我們乾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跡,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
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
「不愛台灣」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你能夠分析為什麼你的文章吸引人嗎?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
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
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裡,「敢說話」應
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
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有
關。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麼「人生燦爛的花朵」
或什麼「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
滑過,不留任何印象。
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
文系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
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像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像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
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批評的材料會
不會寫完?怕不怕重複?讀者會不會對你厭倦。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
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你對台灣的言論自由尺度滿意嗎?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
的知識分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或誠實的勇氣。
那麼《野火集》又能怎麼樣?也不見得能怎麼樣。不過,你注意到我
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
片面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
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
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你並不在意別人說你很「擅於推銷自己」?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
就不會推辭掉那麼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
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
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遜掩飾。我
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
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我的人生裡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
做的事太多了。
譬如什麼?譬如在夜裡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
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發覺龍應台是個女的,大家都
吃一驚。在行文之中.你會不會有意掩藏你的性別?女人!女人!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
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
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
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嘗不可。要講
「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麼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
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麼不對。至於認為只有男人寫得出思
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麼問我呢?我對女權不
女權的沒有什麼興趣!台灣的婦女好像蠻平等的嘛!我有個男同事就常說:
你看,賈母不是拿大權的嗎?婆婆的地位不尊貴嗎?中國根本就是個母系社
會。
放屁!
別激動呀!
說這種話的男人簡直缺乏大腦。他不想想看賈母的權是熬過多少年、
多少階層的痛苦而來的?在沒有變成虎姑婆之前,哪個女人不是從女兒、媳
婦、妻子、母親一步步過來?掌權之前她過什麼樣的生活?更何況,掌權之
後的婆婆也倒過來磨媳婦,使另一個女人受苦。用這個例子來證明中國傳統
男女平等簡直是幼稚。
聽說你也常收讀者來信?是啊!女性來信大多表示喜歡。年輕的男人
有時候會寫「胡美麗我愛你」——很誠懇的。年齡大一點的男人就會寫侮辱
性質的很難聽的字眼罵我。
不難過嗎?一點也不。這些人罵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沒有這樣
的阻力,胡美麗的文章也就沒什麼稀奇了。
可是當女性來信支持我的觀念,我就很快樂;表示台灣逐漸地在形成
一個新女性的自覺;很慢很慢,但是比沒有好。
喂,到底是誰在訪問誰?龍應台,你別喧賓奪主。談談你的異國婚姻
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開。
你為什麼嫁給一個外國人?你為什麼聽交響樂?那是「外國」音樂。
你對中國男人沒有興趣嗎?胡博士,結了婚的女人還談對男人的興趣
嗎?你是不是缺乏一點道德觀?迂腐!迂腐!迂腐2 結婚並不是賣身、賣靈
魂。受異性吸引的本能不會在你.發了誓、簽了約之後就消減了。結了婚的
女人當然有權利同時喜歡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過,為了保護她當初的選擇,
她或許不願意讓那份「喜歡」發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盡可
以與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談心的知交。他們可以坐在咖啡屋裡聊
天,可以去看場電影;總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親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像一對年輕男女結婚簽約之後就說:從此,我只有你,你只
有我。與異性的來往一刀兩斷,以後的一輩子,不再有異性感情的存在。
這種囚禁式的關係不是很可怕嗎?聽說許許多多的女性雜誌及電視台
都找過你,想作訪問,你都堅持不肯「曝光」,為什麼?我不像你呀,至少
還出了一本書,有一點成果。我才寫了那麼零星幾篇短文,算得了什麼。我
覺得我根本還沒有出來「曝光」的份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麗還有些「爆炸性」的題目要寫——譬如性;
寫出來大概罵我的人會更多一點。現在就出來演講座談的,等於自找麻煩。
我希望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寫作。
你喜歡「胡美麗」這個名字嗎?喜歡極了,因為它俗氣;人有俗氣的
權利。「胡美麗」也是「不美麗」的意思,代表我。
還是談龍應台好不好?掛銅鈴的老鼠《龍應台評小說》才上市一個月
就印了四版,還上了金石堂的暢銷書單。出版界的人士說批評的書賣得這樣
好非常難得。你的反應呢?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
台灣的批評風氣,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而且
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圈,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裡去。《龍應台評小說》
有人買,使我發覺或許這個野心並不那麼「狂妄」,或許台灣確實有足夠的
知性讀者,瞭解書評的重要。
我很快樂,知道自己在為台灣文學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只是一
個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書能起多大作用?沒關係!有起步就好。我一個
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於大海,太渺小。可是這樣一本書傳遞了幾個重要
的訊息:它告訴出版商,只要寫得好,批評也是有市場的,那麼出版商就比
較願意出批評的書。它告訴有能力寫評論的作者:批評是可以有讀者的,使
作者願意寫大家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評論。它更告訴讀者:文學批評並不一
定枯燥可厭。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點人來加入我的工作:寫嚴格精確的小說
批評、詩評、戲劇評,甚至於樂評、畫評。中國人的客氣與虛假不能帶到藝
術創作裡來。
你的批評很受文壇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說。龍應台這麼敢直言,
因為她是女的——大家對女性還是「寬容」一點。或說,因為她不會在台灣
生根,人事關係就比較不重要。或說,因為她不認識文壇中人,所以沒有人
情負擔。更有人說,她有博士學位可恃,當然理直氣壯。你認為呢?第一點
不能成立。我寫了頗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沒有什麼「寬容」
可言。
說我不認識人、不久居台灣,所以能暢所欲言,這是對我個性的不了
解。如果我是回來定居的,我一樣會寫批評。認識了馬森之後(而且很喜歡
這個人),我評了他的《孤絕》,照樣「六親不認」。馬森這個作家也很有氣
度;他剛巧也同意我對他作的批評,在新版的《孤絕》裡就作了一些更改。
會因為我的專業批評而恨我的人,我不會作為朋友;胸襟開闊的人可
以作為朋友,也就不會被我得罪。道理很單純。
至於說我有博士學位可恃——對呀!作文學批評,我所「恃」的就是
我背後十年的學術訓練,不恃這個,我就只有膚淺的直覺與不負責任的感覺
可言,怎麼能寫批評呢?博士學位沒什麼可恥。
總而言之,用各種情況來解釋「為什麼別人能寫批評而我不能」,我覺
得,是一個軟弱的借口。支持一個藝術家的,往往就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性,
對人情世故過分屈服,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
你很自負!
一點也不!柏楊在好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呼籲書評的重要。他說了
一個故事:幾隻小老鼠會討論如何對付一隻凶貓;最好的辦法是在貓脖子上
掛個銅鈴,那麼貓一來銅鈴就叮噹作響,小鼠兒就可以躲起來。
主意是好極了。卻行不通——誰去往貓脖子上掛銅鈴?!
我只是個自告奮勇去掛銅鈴的老鼠——這有什麼了不起?更何況,我
不是井底之蛙,以為天只有這麼大。嚴格的文學批評在歐美根本是理所當然
的稀鬆常事。我做的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自負的理由。
因為你受的是西方的學術訓練;如果有人說你是以西方的文學理論模
式套在中國的作品上。同意這種說法嗎?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學位而斷定我的批評模式必然是西方的,這犯
了邏輯上的錯誤。任何對我作品的論斷必須以我寫的白紙黑字為憑,不能以
我外在的頭銜或背景下理所當然的結論。
至於我是不是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文學,或者更精確地說,以西方
理論模式「套」在中國作品上究竟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不那麼簡單。
我認為,用西方的某些理論來註釋中國古典文學,譬如用心理分析中
的象徵來讀李商隱的詩,確實可以偶爾另闢蹊徑,但總是末流,不重要。如
果以它來「評價」古典作品,那就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離不開文
化傳統的架構。東西文化差異太大,以西方理論來判定中國古典作品的優劣
就好像用金髮碧眼三圍的標準來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樣不合理。
可是現代作品就不同了。當代的中國台灣作家——看看白先勇、張系
國或馬森,甚至於所謂「鄉土」的王禎和、黃春明或陳映真;哪一個沒聽過
什麼敘事觀點或意識流,誰不熟悉所謂「存在的意義」或「現代人的孤絕感」?
難道你在說,現代的中國台灣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不是。譬如張系國的《游
子魂》系列處理的就是中國台灣人特有的難題,還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
意思是說,現代的中國台灣作家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不再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世界。中國台灣作家所用的寫作
技巧——譬如象徵,譬如內心的獨白等等(想想王文興的《背海的人》)—
—也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關切的主題——海明威的個人尊嚴或卡
夫卡的孤絕感等等——也為中國台灣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評中國台灣的現代小說。在這種多面的、開放的、交流式
的文化環境中,我認為我所作的不應該稱作以「西方」理論來評定「中國台
灣」作品;應該是,以「現代」理論來審視台灣「觀代」作品。重點不在東
西之異,而在現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為東西之間缺乏「共識」;後者
可行,因為東西之間有一個共通的語言,那就是屬於現代的寫作技巧與主題。
那麼你現在所用的理論夠用嗎?就我短程的目標來說,夠用。短程的
目標就是先把真正兇猛的批評風氣打出來,一部一部作品來琢磨針砭。希望
更多的人來寫批評。但是就長程目標來說,當然不夠。台灣必須樹立起獨具
一格的批評理論,用來容納東西共同語言之外獨屬中國的情愫。也就是說,
中國終究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評體系來。這,恐怕要許多人十年不斷的共
同的努力。
你會出第二本批評嗎?不知道。
一方面,責任感的督促使我覺得必須一篇一篇寫下去。另一方面,我
覺得很疲倦。
一篇書評要消耗我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實在辛苦極了。有一次
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要多寫一點,因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沒時間寫
書評!」我啞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寫作只是我的副業,我的正業
是教書、帶學生、作學術研究? .報酬也很低,不是嗎?對。稿費低不說。
台灣有各形各色的小說獎、戲劇獎、詩獎,甚至於文藝理論獎,就是沒有批
評獎!我現在寫批評除了一點責任感的驅使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推力要我繼
續。我很希望有兩件事發生:第一是有人設置一個批評獎,用很重的獎金來
鼓勵批評的興起。其二是有人給我一筆學術經費(grant),與我定個契約,
專門讓我寫書評。我可以用這個錢來買書,找資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這種實際的力量來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獻身批評的人),
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來。靠一點個人的「責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麗與龍應台在公開場合,你為什麼從來不承認你和我胡美麗是至
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侶?我並不完全喜歡你。你有女人的虛榮心:喜歡美麗
的衣裙,喜歡男人,喜歡男人的愛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
而且語言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我寫文章的時候,並不自覺是「女性」,而
是一個沒有性別、只有頭腦的純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話!我才看不慣你那個道德家、大教授的派頭。難道寫《野火集》
的人就不會有優柔寡斷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
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認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瞭解你的內在,你在隱藏自
己吧?!
或許。隨你怎麼說。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新書月刊》
行萬里路
龍應台出國十年後,在紐約辭了職,賣了家當回台灣,朋友驚訝地問:
真的回去?為什麼?我知道為什麼。不是為了愛台灣愛人民,也不為什麼服
務鄉梓,造福社會;一個文學教授有多大能耐我沒有把握,熱情的高調唱來
也不好意思。回台灣,只是很溫情主義地想念夏日裡恍惚飄漾的茉莉花香。
為了採集印象,我們決定繞個大圈子回家:以台北做最後一站。從紐
約出發,德國,是第一站。
巴伐利亞在西德,我是常客了。每一回從美國飛來——不管是從平野
遼闊的中西部或十里紅塵的紐約市——一離開法蘭克福機場,進入郊區。就
衝動地想說:哎,德國怎麼這麼漂亮?!
在美德之間每年來來去去,每一回都有這種感覺,卻又說不上來為什
麼。這一次,我用心看著,突然有了領會。
美國的壯闊得天獨厚,自然景觀從沙漠峽谷到鱷魚叢林,變化無窮,
不是小小的西德所能比。但德國的美不在它粗獷原始的大自然——千年的耕
耘墾植,哪有「原始」的餘地!德國的美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環境裡。
野生紅艷的罌粟花沿著公路密密地長著,高挺挺地在風裡搖曳。從車
裡往外望。大地是一片綠色的絨毯,一波一波溫柔地起伏。深綠的松樹林襯
著青翠的麥田,壯碩的婦女騎著腳踏車打田埂過,車後載著竹籃。山坡凹處
就有個村落。先入眼簾的當然是教堂的尖塔。村屋紅瓦的屋頂、白漆的牆,
三三兩兩圍繞著教堂。走近點,看見家家戶戶明亮乾淨的玻璃窗,窗內掛著
雪白的紗簾,窗台上一盆盆火紅耀眼的海棠花在綠叢中怒放。
走走看看,家家都是清亮透明的玻璃窗,窗窗都有熱鬧鮮艷的海棠花。
巴伐利亞的村落美得寧靜,美得諧調。紅頂的住家和山坡上的松林相
映襯,像一幅畫裡不可少的兩抹顏色。文明和大自然和諧地構成一個整體。
美國的村鎮一般就缺少這份諧調的美感。一片綿延的田野上會猛然冒
出一棟孤立的住宅,車行數里,又有一家。即使在密集的鎮裡,住屋也各形
各狀,教堂三三兩兩的,格調不一。一體古色古香的老石屋旁,也許是座張
牙舞爪的現代派建築。美國的歷史背景似乎也反映在它村鎮的面貌中;這些
村鎮,就橡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偶爾湊在一起,各造各的房子,各選各的家。
結果呢?房屋街道雖然劃分整齊,因為色彩、格調的各自為政,看起來就像
一堆小孩玩過的積木,不經心灑了一地。
相反的,德國人受一兩千年共同歷史文化的熏陶,在教堂尖塔、紅瓦
白牆和繞城的綠野中就現出一個整體的氣質來。為了維持那份諧調的美感,
德國政府對建築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古屋不能隨意拆除或改建,建築的格調
必須事先經過審核,在一個千年歷史風格古典的村落裡,譬如說,就不太能
出現一棟光怪陸離的現代作品,以免破壞諧調。
也因此,儘管經濟、科技的發達,德國仍舊有許多城鎮保留著中古世
紀的風貌;石板路狹窄曲折,城牆上青籐蔓爬,綠苔斑斑,古意可愛。
誰也買不到萊茵河這個國家環境的美好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工業和都
市的發展對純樸的自然造成很大的威脅。為了保護環境,防止都市無限的蔓
延擴張,德國人寧可犧牲一些個人自由。在住宅區外的綠野山林,即使屬私
人所有,地主也沒有建宅的權利。相對的,在美國的限制就小得多。鬱鬱森
林中買塊地,誰都可以建造住屋。
也許哈得遜河與萊茵河是個很好的代表。哈河波瀾壯闊,氣魄超俗,
沿河卻沒有幾段供人漫步賞河的小徑。河濱主要是橫七豎八的鐵軌和黑漆漆
的工廠。幽美的河岸不是沒有,卻多變成私人的住宅別墅。偶爾被一條幽深
小徑所吸引,踏青兩分鐘,林蔭深處赫然已是侯門大院,「不許私闖」的牌
子後面是隱隱約約的水光山色。
萊茵河靈秀嫵媚,沿岸工廠極少。據說從前鐵軌也是沿河而建,但為
了築一條濱河的人行道,政府花了大筆資金將鐵軌往外移上一大段,好讓人
無礙地欣賞河光水影。在這裡,私人住宅也不能壟斷山水,兩岸的小徑花木
扶疏,綿延幾百里,任何人都能來到水邊,張袖撈一把萊茵河上的清風,探
望河裡潔白的天鵝,河邊每一寸土、每一片磚,都屬於渴望自然的大眾。
哪一個方式好呢?旅美的德國人批評美國人自私自利,不注重公眾的
福利。留德的美國人卻抱怨德國的方式不尊重個人權益。一個朋友說:「有
錢為的什麼?就為了要買得起河邊一塊土地、一片森林,就是要凡夫俗子的
大眾不能進去,有錢才有意義。以德國那種限制,錢再多也沒有意思!」因
為我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份,我不能不偏愛德國的環境。現代文明所製造的
污染和緊張,使青翠的大自然成為僅有的安慰。在德國,我可以隨興踏進深
邃的松林裡,呼吸原始的氣息;行到金黃色的麥田邊,坐在青苔滿佈的石塊
上,可以望盡風動的草原,感覺混沌的自然與蒙垢的我畢竟仍是息息相通的
一體。在我尋求野氣的時候,我不願看見「不許擅入」的木牌將山光佔為己
有,更不願有鐵絲網擋住我沾滿泥草的行腳。
台灣仍舊山明水秀嗎?意大利出了德國南境,我們開進奧地利。奧國
的邊境守衛永遠是最和善可親的;與世無爭的國家,誰來都歡迎。
車子在阿爾卑斯山中蜿蜒而行,順著淙淙的泉水。出了奧國,進入意
大利。
意國北角其實是德語區,一次大戰前仍屬奧地利,戰後卻被「送」給
意大利,種下禍根。這些奧人不與意人認同,激進分子更採取暴力行動與意
政府作對。許多男人胸前繫著藍布褂,外人看起來,還以為滿街都是屠夫菜
販,其實那塊藍布是抗議的標誌。
我們的車子被一隊全副武裝、神情凶狠緊張的警察攔了下來,檢查護
照。華德告訴我:「他們在搜恐怖分子。」坐在啤酒店裡,胖嘟嘟,繫著圍裙
的女房東正在擦酒杯。
「你喜歡意大利人嗎?」我問她。
她嗤之以鼻,用鄉音很重的德語說:「誰喜歡他們?意大利人都是賊,
又髒,住到哪,垃圾就到哪,亂七八糟? .誰跟他們一流?!」在加油站碰
到一個德國學生,正要到希臘去。
「為什麼不在意大利留幾天呢?」他搖搖頭:「沒意思!到處都髒亂,我
看了渾身不舒服。他們在公共場所講話又大聲,吵死了。到處都是髒、亂、
噪音,受不了——」是德國人對意大利的偏見吧?!我想,意國也屬高度開
發國家,怎麼會「髒亂」呢?離開冷泉淙淙的山區,進入真正意大利區了,
交通突然擁擠起來,華德專心開車,我專心看窗外的景致,細細和德國比較
——怎麼愈看愈覺得像回到了台灣,意大利怎麼倒跟台灣的景觀相似呢?德
國和奧國的公路上難得見到一株乾枯的死樹。他們有所謂「樹醫」,專門照
顧生了病的樹,死木破壞美感,所以大概一發覺就拔除了。進入意大利,馬
上注意到夾道的綠蔭叢中一兩株枯黃僵硬的樹屍,大概站在路邊也很久了,
灰濛濛的。
然後注意到垃圾:夾道的樹下不是青翠的芳草,而是骯髒的塑膠袋、
廢紙、壓扁的空罐頭,在風裡從路這頭吹到那頭。走近鄉鎮,發覺小河小塘
裡沒有雪白的天鵝,只有積垢的死水,蚊蚋叢生。隨便踏進路邊的餐館,嗡
嗡的蒼蠅爬在桌子上。揮走了又來。
鄉鎮的景觀也缺乏諧調美。綠油油的一頃農田中突出一棟冒煙的工廠,
過了工廠也許有幾排住家,住家旁又可能是嘈雜的商店市場。房屋的格調也
參差不齊;一棟青籐蔓布的古屋旁站著一片四方塊、塗著水泥、軍營似的醜
陋樓房,接著一座太空艙似的現代藝術。如果說美國有些鄉鎮風貌像散置的
積木塊,那麼意大利今日的村落就橡不留神打翻了的棋盤,一地的亂七八糟。
很明顯的,意國的建屋限制和分區(ZoningLaw)大概不太嚴格,使都
市肆無忌憚地往郊區延伸,且是沒有計劃地延伸,結果呢?放眼看去,看不
見整片青翠連綿的曠野,也不見諧調美好的村落,只見張牙舞爪的都市建築
把田野割碎,一片很礙眼的雜亂——我突然發覺意大利和台灣貌似的原因
了。
意國的一些著名古城——羅馬、佛羅倫斯,或是出了羅密歐與朱莉葉
的Verona,都保存得非常完美,水城威尼新的靈秀更令人心儀;為什麼現
代所建的環境卻如此雜亂粗俗、如此缺乏美感和氣質?悠久的文化對現代的
意大利人沒有潛移默化的效用嗎?大家來跳舞地中海的水平靜而溫暖,我們
在沙灘上紮營。夜空裡,星星一個個低垂下來,我們到街上走走,看意大利
人晚上做些什麼!
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裡坐著人,葡萄架陰影裡也坐著人,隔著
籬笆和鄰人說話,笑聲像風鈴似的在窄窄的巷子裡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
家家戶戶的燈火卻照亮一點生活片斷:正在洗碟子的母親,哭得驚天動地的
小兒,蹺著腿看報的男人,鉤毛衣的老婦人。每一家門都是關的,好像隔鄰
的朋友隨時會闖進來串門兒;借鹽巴。
這個熱絡的氣氛在乾淨的德國卻是沒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華
德長大的家,前前後後、上上下下,總計有三十個門,三十個門都是關的;
隨手關門是每個人的習慣。
門關了,保障了個人隱私。朋友要闖進來串門兒、借鹽巴,可也就不
那麼容易。
到了一個鼓樂沸騰的廣場,擠滿了人。拉風琴的小伙子熱烈地奏著輕
快的舞曲,一對對男女——漂亮的、肥的、醜的——在水泥地上湊著節拍就
跳起舞來。一個禿了頂的矮老頭索性跳到桌子上,誇張地扭起腰來,惹來一
陣瘋狂的掌聲。舞曲突然一變,成為優雅的探戈,卻也沒難倒這些意大利人,
就跳起探戈來。
我無限驚異地看著這群樂陶陶的人:這些都是小鎮的村民,也許是賣
菜的小販、切肉的屠夫、做麵包的師傅、清垃圾的工人——他們怎麼這麼會
創造生活的情趣?我想到台灣的村民;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他們在做什麼?
也在瓜篷下話桑麻,在谷場上婆娑起舞嗎?希臘帶著朝聖的心情來到這個充
滿荒山石礫的古國。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臘人那樣,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創
造出奇如天馬行空的神話,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寫下無可奈何的悲劇?到雅
典、奧林匹克、斯巴達緬懷膜拜之餘,最想看的還是二十世紀的希臘。和中
國一樣,它有光榮的過去;和中國一樣,它也有歷史的包袱。跋涉萬里,我
想知道:現代的希臘髒嗎?亂嗎?人民有氣質嗎?文化精緻嗎?從德國、奧
國,南下到意大利、希臘,經濟上,愈南,國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髒。
希臘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層。每一棵橄欖樹下都有野餐後拋棄的空罐、
紙袋;海灘上到處是露營的人前一夜留下來的污穢;咬了一半的西瓜招來一
頭一腦的蒼蠅,每叢樹後大概都有幾團排泄的污穢和揉皺的衛生紙,在火辣
的太陽裡蒸騰。
但希臘的髒也許可以辯白: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萬的旅客所留下來
的,不算是希臘人本身的錯。一般希臘鄉鎮倒還算乾淨。
手編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產之一。美麗的色彩織成協調的圖案,凹
凸不平的結,可以想見葡萄架下勞動的雙手。現代的希臘人顯然尚未放棄傳
統的鄉土藝術,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擁抱塑膠和尼龍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來,只請我進去看看,卻不饒舌推銷。轉身離去時,
他也許有點失望,卻很文雅地說:「沒關係,多看幾家也好,喜歡再回頭。」
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販,不但漫天開價,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這些低姿
態的希臘人顯得那麼可愛溫厚。我一口氣買了五條。
希臘的販夫走卒,我發覺,也有不俗的氣質。泥灰造的房子也許簡陋,
前庭攀爬的綠萌紅花,在風裡搖曳,卻平添幾分逸趣。海邊的空地,或許沒
錢蓋觀光飯店,鋪上一層鵝卵石,擱上幾張舊桌椅,卻也成為喝酒賞月的好
地方。
在Agamemnon 的古城邊有個簡單的營地,種滿了檸檬樹。營主人留著
兩撇俾斯麥式的鬍子,沒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也不會任何外國語,卻能背上
幾段荷馬的《奧德賽》。我們「手談」投機,同桌喝了幾杯酒,他就就著月
光和檸檬絲絲的清香,敲著桌子大聲唱起歌來。唱了一個晚上。
在一條荒野路上,一個古稀老頭騎頭灰驢子搖搖晃晃而來,看見我們,
骨碌溜下驢背,過來搭訕,比手劃腳的,還帶股刺鼻的酒味。華德被逼著讀
過九年的古希臘文,現在正派上用場。大概老頭要我們到他的橄欖園裡去吃
晚飯。我們不能赴約,他倒也不在意,搖搖擺擺又跨上驢子,一轉身卻聽「碰」
的一聲,驢子把老頭摔個四腳朝天,一頭的灰。趕忙扶他起來.他也不在意;
醉態可掬的,親了親灰驢的大眼睛,又搖搖晃晃掙扎上去,對我們揮揮手,
蹄聲嘀帝噠噠,消失在野路盡頭。
裸泳的人看過希臘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為什麼有那樣的神話:也只
有這麼神秘、這麼粗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麼出神入化的想像。煙霧
濛濛的山從廣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見山的面貌。山卻更顯得深不可側。嶙
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無數個幽隱的巖岸,巖岸中的水特別清澈,成為裸
泳的天堂。
在鵝卵石上鋪著睡袋,傍著海水和滿天搖搖欲墜的星子而眠。清晨醒
來,已經有三三兩兩的人在海裡浮沉。光著身子涉進水裡,成群結隊,花花
綠綠的魚也赤裸地在水裡遊蕩。四周只有天、水、魚與長著青苔的岸石。水,
溫柔而清涼。
幾個沒穿衣服的人坐在石頭上聊聊天,都是來自雅典的年輕醫生;既
是知識分子,我就問個知識分子的問題:「希臘淪落過那麼多次,又受土耳
其統治四百年,文化和種族都變了很多——你們還自認是蘇格拉底的後代
嗎?」李奧是精神科醫生,有一頭漂亮的黑髮,他說:「希臘政府和一些老
學究當然堅持我們是蘇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煙。
「可是誰在乎呢?古希臘的成就是古希臘人的光榮,我們若不是他們的
子孫,當然沾不了光;說我們是他們的後代,又怎麼樣呢?我們憑什麼拿祖
宗的成就來沾沾自喜?現代的希臘人若要驕傲,就必須靠他自己的努力,以
他自己現在的成就而驕傲;硬攀著祖宗的光榮未免太沒出息——老實說,我
真不在乎我是誰的後代? .」安格拉是婦科醫生,笑起來很有蘇菲亞羅蘭的
韻味。她轉過來問我:「你們中國人呢?」中國人嗎?我不能說,我離家太
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載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國世界日報》
傳遞這把火
龍應台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
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
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佈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
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者師複印幾十份
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裡一把一
把讀者來信? .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
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只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
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地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
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
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台灣
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地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
國泰民安,領導英明? .」。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鄉愛人愛民的堅
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訐,「別有用心」;最後,還要解
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
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
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嚥;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
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讚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
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
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慾則剛」
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於「敢講話」三個字,
與其說是對我的讚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
稱民主開放的社會裡,為什麼「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
有的權利嗎?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麼
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
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只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
的痙攣。台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麼問題都可以面對,任何事情都
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麼《野火集》再怎麼「勇敢」也只是眾
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矚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
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麼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
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
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於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
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眾「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台灣真正當家,
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麼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
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
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
道只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餘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後呢?
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洩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
由開放的社會為什麼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
社會?那些紅腫是怎麼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
的可能?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譁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
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嘩」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
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制,人的
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擔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
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
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
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
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制
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
殘障的民族?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滅野火,當一些報
紙宣稱要「圍剿」龍應台,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 .
沮喪之後,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
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台灣還有這樣不
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
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裡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
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裡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
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
的女工、自稱「沒什麼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
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
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裡既熱
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裡?我
怎麼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
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云亦云之後,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
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給
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裡。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麼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焰似的,
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
醉嗎?究竟,有沒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台灣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恆煒尤其是「野
火」的支柱。
一九八六年,台灣
龍應台茄萣鄉一九六五年,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輛塞滿破
舊傢俱的卡車裡,我們來到了海濱的茄萣鄉。道路上有很多坑,從跌跌撞撞
的車中望出去,右邊是荒草叢生的墳場,左邊是漾著水光的魚塭。
只有這麼長長的一條街,街上大概還沒有路燈。晚上推著沒有燈的腳
踏車出門,感覺到頭上一點暗暗的月光。車輪突然碰到一團軟軟的東西,擋
在路中央,原來是頭黑毛母豬,正在呼呼大睡。我牽著車子繞道而過。她當
然累了,白天,母豬帶著群小豬到處遊蕩,在陰溝裡攪和一下,渾身髒泥地
又晃進衛生所和派出所裡去。
簡陋的木頭造的家就在大路邊,睡在家裡和躺在大馬路上沒有兩樣;
街坊鄰居的談笑聲、咒罵聲就在耳邊。黃昏時分,成群結隊的少年家嚼著檳
榔,足登日本木展,卡啦卡啦地踩過街頭,往上茄萣去;那兒有鄉里唯一的
戲院,戲院中放著一排一排板凳,角落裡散著刺鼻的尿味。週末的時候,常
常有脫衣舞的插放。
颱風一來,海水跟著倒灌,年年鬧水災。有一回在傾盆大雨中搭客運
車從學校裡回來,下車時,車門一開,習慣性地蹬腳下去,撲通一聲,人卻
大半個泡在水裡。板凳、竹簍、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著及腰的水回家,
丟了書包就趕到街心去摸魚。
茄萣人講話聲音特別大;是因為在廣邈的沙灘上、在呼嘯的海風中對
話,需要扯著喉嚨喊叫吧!鄉人的台語有一種特殊的腔調,和中北部農村裡
的人非常不一樣,聽起來很剛硬樸直,三句兩句間夾著「猴」的口頭禪,好
像是茄萣漁民的標記。當我說台語時,賣鴨子的婦人會笑得很開心:「你的
台語有一個腔,真好聽呢!這個查某嬰仔真有人緣。」然後一刀霍下,把血
淋淋的鴨頭斬下。
賣鴨子的婦人叫做「駝背嫂」,她的丈夫叫「闊嘴的」,長著很闊的一
張嘴,像唐老鴨。一年到頭我見他背著魚簍,赤著腳,腳板又大又扁又黑,
踩在地上,緊緊地扣著地面,兩隻腳板竟然像兩隻鞋子。「闊嘴」的兄弟叫
「黑鼻仔」,鼻子上有塊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歡
賣弄成語,有一次,他生氣地對「駝背嫂」說:「你不要『指雞罵狗』,你在
說誰『爛蕃薯充數』?」「駝背嫂」的女兒書讀得很好,但是小學畢業就被
送到針織廠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讀冊有什麼落用!」她勸告我的母親,「現在讓伊去打拼賺錢,
廿歲出嫁時,金銀首飾嫁妝都賺到了。查某的讀冊,再讀也是別人的!」「駝
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幾個女兒;每一個都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賣到
高雄的茶室裡去。沒幾年,阿珠就起了樓房。
而我們,繼續過著清貧的日子。學校的家庭調查表上總有「家庭經濟」
一欄,不曉得誰先想的,我們總是填上「小康」兩字。可是家裡破舊宿舍的
牆壁總是斑駁脫落的,一塊一塊的水漬痕跡和落漆的禿處造成一幅蠻恐怖的
畫。下雨天,到處漏水;連臥室裡都是一地的泥濘。每次填「小康」之前,
大概總是開學註冊的時候,也就是母親到對街西藥房那兒去借學費的時候。
有一年,一個警員拿了把執勤的槍射殺了他剛考上初中的十三歲女兒,
然後用槍對準額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歲。據說是因為四處借不
到女兒的學費,一時想不開。
另外一個警員用摩托車載著剛考上高中的兒子到高雄去籌學費,在岡
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車,人倒過來讓頭插進鬆軟的稻田里。兒子的身體夾在
鐵輪裡被拖得老遠。
十五歲的我,覺得茄萣很陌生,可是還蠻好玩的。
※※※
當價值判斷漸漸在我腦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灘上堆著每天兩萬人所排泄、製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發著惡臭
的小山。海風一吹,垃圾滿天彌蓋,擦過什麼的衛生紙會「啪」一聲貼在臉
上。黝黑的孩子們在垃圾山之間追追打打,玩躲濛濛的遊戲。
廟前的戲台演著歌仔戲,巨大的擴音器把作假的哭調放大到不能忍受
的程度。過了午夜,「我的苦命兒喲」的哀嚎還籠罩著整個村鎮。塞著耳朵
深夜讀書,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吃人的世界裡。這哪兒是文化呢?颱風年年
來,海水倒灌年年來,鹹死了椰子樹,也把鄉民拋到大海裡的病死豬又漂上
街來。浮浮腫腫的,眼睛陷進腐肉裡,只剩一條縫。「死貓掛樹頭,死狗任
水流」,防風林裡木麻黃枝上,到處吊著屍身腐臭的貓。死狗和死豬三三兩
兩地點綴著海灘,太陽一出來,屍肉開始蒸騰,惹來密密麻麻的蒼蠅。清潔
隊員在街上掏陰溝,用一很長長的杓子把烏黑惡臭的淤泥挖上來,倒在溝的
兩邊;說是颱風過後,溝中必須噴消毒劑。
可是從溝中掏上來的污穢卻就曝置兩旁,一天又一天地擱著,似乎誰
也不在意。
「闊嘴」有一天突然失蹤了,一天一夜沒回來。駝背嫂到派出所去報案。
第二天有人在沙灘上撿到一節人腿,連著被咬斷的褲腳送到派出所來。
有一天,同學在上大學的哥哥也失蹤了。聽說是讀了不該讀的書,說
了不該說的話。
聽說五個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裡去搜查,把他捕魚的老爸嚇得哭了。
有一天,駝背嫂十六歲的女兒拿了一袋草蝦到表叔開的冰凍廠裡去冰
凍。表叔把鐵門一拴,就把她摟抱起來,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來,在我的
窗外對駝背嫂哭訴。
利用課餘時間看羅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運到學
校上課。客運車駛過千瘡百補的路面,經過灣裡的南定橋,顛顛簸簸地在晨
曦中行走。當時我當然不知道,南定橋下那一堆堆亂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
著臭煙的垃圾,就是在製造戴奧辛;也不知道,與我擦身而過的年輕女人幾
年後要產下無腦的嬰兒。廿歲的我,只知道我不願意帶朋友到茄萣鄉去,不
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麼一個骯髒、醜陋、落後、鄙俗的地方。
我頭也不回的,離開了茄萣。
※※※
旅居異國的幾年,很少想到那個對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
紐約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個警員判刑的新聞。這個警員以貪污受捕,雖然
貪的只是很小的數目,好像是一兩千塊台幣吧!司法當局為了「殺雞儆猴」,
將他判了死刑。
在遙遠的、下雪的紐約,讀報的我流下了眼淚,久久止不住的眼淚。
我想起那個拿槍對著自己骨肉的警察,那個載著兒子奔馳借貸的警察,想起
我所常見的那些破爛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擁擠的、成群的幼小子女,還
有那些子女所倚賴的一個駝了背的父親與他卑微的所謂薪水? .淚眼中,我
為那個將受死刑的人傷心,人的命,再賤也不過如此吧?那一兩干塊錢,是
為兒子繳學費的嗎?決定他罪應至死的人自以為替天行道,而事實上只是因
為自己不曾受過貧賤的折磨,不知道「貧賤不能移」的艱難,而「殺雞儆猴」
也只是不敢直接殺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淚裡有憤憤的不平。
※※※
一九八六年,在踏過千山萬水之後,我又回到了茄萣。
興達港正鬧著「綠牡蠣」的問題。可是海灘上沒有了垃圾。濱海新建
了一條筆直的大路,車輛很少;漁家用路面來曬魚翅。戲台一座接著一座,
正演得熱鬧。留著山羊鬍子的老頭穿著黑色的唐裝,捲起褲角,坐在板凳上
看戲。「闊嘴」,也該是這個年齡吧?光著頭的國中生跨坐在腳踏車上,望著
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邊,望著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邊刷刷響著,輕輕撲著沙
灘。熟悉的夕陽正在同一個角度緩慢地沉落,餘暉把戲台前的人都籠罩在一
層淡淡的霞色裡。
從前是一大片魚塭的地方,現在新開了一條大路,路很乾淨,很有都
市的氣派;拐進一條巷子,卻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條臭溝上搭著一座又
一座的廁所,所謂廁所,不過是一個坑,糞便就落在溝裡,溝就在路邊,路
邊就是人家的廚房。外銷的魚翅、魚乾,就鋪在溝邊讓太陽曬。
轉一個角,又是一座戲台。上好裝的演員正在做最後一分鐘的準備。
繞到後台,驀然看見一個滿臉大紅大紫的年輕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著戲台
的柱子,正在給懷裡的幼兒餵奶。
她長得很豐腴,穿著短褲,露出兩條大腿晃呀晃的。塗得鮮紅的嘴唇
圓起來,正在哼著歌仔戲詞,一副悠遊自在、天塌下來也沒關係的坦然。孩
子有一張圓潤的臉,長長的睫毛,滿足地吸著奶,在女人的懷裡輕輕晃著。
前面鑼鼓已開始響起來。
我定定地站在那裡,泫然欲泣地看著她,看著她抱著嬰兒,像看一幅
永恆的圖畫;心裡的虔敬比我站在羅浮宮「蒙娜麗莎的微笑」前的感受還來
得深刻,來得真實。鄙俗嗎?是的。骯髒嗎?仍舊。落後醜陋嗎?怎麼可能
呢?還有什麼比這幕後戲台的母子更美麗、更深沉?茄萣鄉的意義,不是由
我這種過路人來賦予的。它的價值,它的尊嚴,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
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掙扎生活的,是眼前這個母親、這個嬰兒。為茄萣鄉在
意義的座標上定位的,是闊嘴、是駝背嫂,是滿臉油粉餵奶的戲子母親,是
要在茄萣鄉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這些人。
啊,這樣的生命力!
蘇黎世聖誕節的前晚,大雪覆蓋了大地,厚厚的一層白雪,像條溫柔
的毛毯,無聲地覆蓋。
黑夜裡,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滾下來。我突然聽見歌聲。打開門,赤腳
站在結冰的陽台上張望:紛紛的大雪中站著四個人,手裡捧著一點燭光,在
安靜的街上,唱歌。藉著雪光與燭光,看得出原來是幾個五六十歲的人,胡
子上沾滿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邊公寓裡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不知何處的陽台上有
人合唱起來。
甜蜜的歌聲裡帶著感恩、帶著祈求,一條街充滿著人間的祥和;燭光
在雪地裡閃著。
赤腳站在陽台上聽歌,冰冷的雪花紛紛灑了一身。
※※※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寫出「野火」那樣的作品來。我給過不同的答案,
卻從來不曾想過「野火」和我一度引以為恥的茄萣鄉有任何關連。在陌生的
蘇黎世、在大雪中聽歌的一刻,卻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賣到茶室的
兒女、海上失蹤的闊嘴、被捕的大學生、自殺的警員、借貸的母親? .啊,
促使我寫「野火」的。難道不是像茄萣鄉那樣與我有過交集的鄙俗鄉里?我
對台灣的感情,難道不是來自那些我一直認為與我不同國度的人——闊嘴、
黑鼻仔、駝背嫂——他們卻其實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於我的民族意識之中?
我所關切的人,難道不正是那個歌仔戲子懷裡閉著眼吃奶的嬰兒?富而有禮
的蘇黎世人在讚美上天的恩寵、祈求世間和平時,茄萣鄉的人還在為生活努
力、為作人的基本尊嚴掙扎;什麼時候,茄萣鄉黝黑的漁民也和蘇黎世人一
樣,溫飽、自由、人權、尊嚴,都已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
海灘上只需要發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類祈求?一九
八六年,台灣兩年前,我眼中的台灣是一個逆來順受、忍辱吞聲、苟且懦弱
的台灣;「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是一聲忍不住
的怒吼與指責。兩年後的台灣,卻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社會。草根階層發起
環境自保運動,表示民眾生氣了。大學校園裡發生衝突,表示學生生氣了。
反對人士組成新黨,表示黨外也終於忍耐不住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
氣》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現,因為「生氣」的中國人已經很
多。
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注重環保等等都是執政者面對「生氣」的社會
所作的因應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覺醒永遠落在民眾覺醒的後頭,如果改革永
遠來在民眾「生氣」之後,這個政府是吃力又不討好的,因為它一切的革新
努力都顯得被動、被迫、勉強。聰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變的前頭,主動地
改造環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後所寫的社會批評,事實上是一個「野火
的告別」。
人既然已經在歐洲,我就不可能繼續專注地審視台灣。不同的環境有
不同的刺激,我寫作的觸鬚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時是一個
歷史的見證。一九八六年的台灣社會發生了這麼一個「野火現象」,為什麼
會有這個現象?支持者為什麼支持?反對者為什麼反對?「集外集」,更是
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聲」——平常不敢吐露的心聲。
一千多封來信中,有些信令我驚詫:所謂的市井小民對台灣的問題有
那樣透徹的瞭解,對時事有那樣尖銳的批判。有些來信則令我難過,最令我
難過的,無寧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燒死台灣」。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
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識形態的灌輸結果,像口號一
樣的喊出來。她的歷史詮釋、民族意識、是非判斷,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
策需要。面對這樣一個中國的下一代,一個完美的灌輸案例,我的心情特別、
特別的沉重。
※※※
茄萣鄉那個戲子懷裡的嬰兒,那個臉頰豐潤、眼睛清澈的中國嬰兒,
有權利要求我們給他一真正開放自由的社會。
一個冷冷的聲音
戴小華那天,當我知道她應新加坡《聯合報》系之邀,將於今年五月
底出席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時,就撥了個長途電話給她。
電話那頭傳來的是她清脆又略顯焦灼的嗓音:「看顧孩手的保姆剛離
開,兩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歲半,如果找不到幫手,我真擔心去不成。」
想不到,這位勇敢又灑脫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樣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點:新加坡人物:龍應台、戴小華龍應
台終於順利成行。這天,我倆結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閒逛。她對所見的一
切都覺得新鮮、好奇,不時摸摸這兒,看看那兒。
眼前的她,一點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灣「興風作浪」的龍教授,而更
像位天真快樂的少女。
她興奮地說:「這是個內容非常豐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語言,全匯聚在這塊土地上。」我想如果她來到馬來西亞感受定會更
加強烈。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時人物:龍應台、戴小華、馬來西
亞中國報攝影記者一襲輕便的套裝裹住龍應台纖細瘦小的身軀,顯得楚楚動
人。唯一能將她流動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羈的性格洩露出來的是,她那頭鬈
曲蓬鬆不太受「控制」的長髮。
雖有許多人仍懷念過往她所發射出的尖銳鋒芒,然而,人到歐洲後,
似乎讓人覺得她已不再對這個混亂中充滿生機的時代懷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關切?還是另有所屬?從以下的對話中,她會為我們道
明因由。
戴:到了歐洲後,你的關切面似乎已不在台灣,是因為台灣的社會已
合乎理想?還是你擴大了視野?龍:這有幾個原因:第一,當我在台灣時,
腳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兒的人面臨的是同樣的命運,任何不合理的現象,我
有權利批評。現在,我離開台灣,人在歐洲享受別人所建立起來的比較優美
的環境,再去批評台灣的話,對那兒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灣,跟八五年的台灣不同了。八五年的台灣是一
個在蒸汽鍋裡,被鍋蓋蓋著,沸騰了四十年,汽沒處發的時代。整個社會需
要代言人,我適時出現,就被當成文化英雄。現在鍋蓋已被掀開了!他們自
己可以走上街頭,不再需要文化英雄來代替他們說話。現在的台灣是一個比
較成熟、比較自信的社會。
第三,近幾年,歐洲發生了劃時代的劇變,剛好我在,難免會從原本
局限在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社會的關切面,擴展到整個世界所發生的種種
變化。
換句話說,台灣變了,我也變了。一個社會有時候需要的是大聲疾呼
的文化英雄,有時候需要的是一個冷靜的聲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長,我不能夠因為留戀「野』火」時代的掌聲而作
繭自縛。讀者的期望往往是一個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過去,不管
那過去多麼輝煌、美麗。
戴:這兩年,你一直住在德國,請問東西德統一後,整個社會發生了
什麼變化?龍:非常的複雜。現在的東德人,不是,應該稱「德東人」。他
們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圍牆倒下前,心裡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
時候,心裡有一個附帶的夢想,就是認為當自由獲得時。也就會享受到和「德
西人」一樣的物質水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麼德西人又是什麼感覺?龍:德西人一樣不高興,因為他們的
損失已經夠大了;七月一日為止開始加稅,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
有今日的物質享受是他們四十年來努力的結果,現在卻憑空讓窮兄弟來分
享,可是德東人還覺不夠;所以,兄弟之間的情緒是不太和諧的。
戴:難道說統一後的德國反而不如以前?龍:那也不是。
德國統一後,單看現狀是問題叢生,人們怨聲載道,德東人每兩家就
有一家失業,可是我個人仍覺得樂觀,因為在那層很薄的怨聲載道下,有非
常濃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礎。
畢竟血濃於水。加上西德的經濟實力非常雄厚,假以時日,這個國家
定會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
戴:有時是非正義並不這麼容易就顯示出來,由於資訊的被壟斷,可
能會影響正確的視覺角度。
龍:這是人的悲劇。納粹的真面目,歷史的真相,德國的知識分子在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資訊來源去判斷真正的是非,這是我們尋找真相的
最大問題。
龍:一個人的判斷,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都不會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設法擴大資訊的來源。人民很可能被執政者對資
訊的壟斷所蒙蔽,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這個蒙騙的層面揭開。這是
長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訓練一個人敏銳的觀察力及獨立思考的能力?龍:這需要培
養,而培養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從小訓練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瞭解事
情,用自己的質疑方式來下結論。譬如過去給我們的作文題是:「台灣是大
有為的政府」。,如果要訓練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作文題應是:「什麼的政
府才是大有為的政府」。我們不應先給結論,而是訓練孩子自己去尋找結論。
戴:如果學校並不鼓勵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 .龍:就得多看教
你思考方法的邏輯以及哲學的書,另外多讀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對人生的了
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觸各方面的資訊,才能做出對比;但如果資訊來源的
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難。
戴:學院的訓練,使你有縝密的思維,看好的文學作品,讓你懂得剖
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樣教育、看同樣書的人,未必就有你這種凡事掀
開鍋蓋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長環境也對你有所影響?龍:我倒從
未仔細想過這樣的問題? .(陷入沉思)嗯? .我想母親確實影響了我。
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親有何相同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
的不同,我也沒有她的強悍,可能因為我生活比較好,不需要強悍就能生存。
但在母親那個時代,她就必須強悍才能撐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現出她比
丈夫能幹。
她的痛苦在於很多事她能處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現,因為她
是女人,為了這個,她一輩子受苦。
如果將表層面剝開,可能母親的強悍及叛逆性影響了我,使我不願意
輕易接受現實的擺佈。
戴:這又激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假設當初你用胡美麗或王阿香的名
字發表社會評論,讀者又知道你只是一個家庭主婦,你想,文章發表出來產
生的效果會是一樣嗎?龍:當初我的社會批評,不僅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
而且也受到知識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講的這種情形,我想一開始就會受排斥,
所以,從《野火集》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所流露的心
態是,只有男人可以寫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見解,結果事實證明這種認
定是一種成見。
戴:像你這類作家的出現,在扭轉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
了一種教育的作用。
龍:但是,到現在為止,這種對男女性別刻板印象的偏差還存在。既
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們就想,這種女人一定聲音極大,人極凶,
極不可愛的半女人,總之,談論多半是負面的。
而寫這類文章的若是男性,他們就認為這個男人很有見解,成熟、有
勇氣? .戴:這次你差點因不能解決托兒問題而來不成新加坡,就你認為政
府及企業應在這方面盡什麼樣的責任來協助婦女參與社會事務?龍:我覺得
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就是提供婦女有選擇的機會。想工作的婦女,政府和企業
有完善的托兒制度及設備。使婦女能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
家裡專心育兒的婦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會不致於歧視她沒有外
出工作的能力。社會必須瞭解,持家育兒是一個價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這次你的講題是「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點你有何觀察?龍:我想
沒有人有資格或權力告訴作家應該有這個那個使命感。不過,我覺得一個越
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會,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強;在一些已
經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所有的輪子都運轉得很順暢,作家的使命感就不
強烈。
戴:文學的理想是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
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裡,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學有時又不
能避免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原因何在?龍:文學和政治「結合」是與當時的
文化社會背景脫不了節的。我就以東、西德為例:柏林圍牆倒下來之前的東
德,是一個比較壓抑的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說人們
沒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創作主題不容
易脫離政治的現實,讀者與作者間也似乎有種完美的默契。東德讀者很擅長
讀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東德作家像是走鋼索的藝人,他小心地在表演,
然後在步步危機中尋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為文字跌下
來而摔死。讀者像是看著高空表演的知音,他們仰頭尋找那個作家故意踏空
一步,然後在最適切的時候,發出最大的讚歎和驚訝!
戴:現在柏林圍牆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龍:
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
們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並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
掉進大海裡,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
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後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
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
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並不贊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
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
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
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
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 —原載馬來西亞《中國報》
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
柏楊三十年前,便有人呼籲:台灣需要嚴正的文學批評!而且也曾有
人看上了我,要我寫一點書評。我當時就誓死不從,蓋中國人的自卑感奇重,
什麼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評,一旦被批評,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
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評他的創作,他卻連自己也塞了進去。所以,
我雖然也知道文學批評重要,卻絕對不肯提筆上陣。老鼠雖然知道給貓脖子
上掛銅鈴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誰也不敢去掛。於是書評的專集雖然
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後,一本嚴正的文
學批評,終於問世,那就是龍應台女士寫的《龍應台評小說》。她是第一位
用文學的觀點,來檢查台灣小說創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無顧忌。結果,
場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來好評如風,一方面也招來破口大罵。舉一個
例子來說明,她曾指出無名氏先生的小說:「冗長囉嗦得令人疲倦!」「除了
濫情外,一無所有。只是一個愛情公式加上昏了頭的囈語和咖啡屋裡的故作
深沉。」無名氏先生的反擊可是森林式的,他發表在他老弟主編的「展望雜
志」上,為自己蓋世名著聲嘶力竭地辯護後,還畫龍點睛地攻擊她性冷感。
然而,文學批評招來的反擊,比起社會批評招來的反擊,又輕得多。
前者不過想像她性冷感,後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龍應台的《野火集》出版後,
以《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兩家軍方報紙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
先生說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開場白:「批評並不可怕,可怕的是,
批評者是懷著何種心態來從事批評。」這就有點不妙,因為殺手的「自由心
證」就要出籠。李正寰先生還把台灣當作他被窩裡的私產,警告龍應台女士,
如果不滿意,「為什麼待在這裡!」又認為殺江南不過小事一樁,他問龍應台
女士:「你可知道美國有多少總統是被人暗殺的?」龍應台女士當然不知道,
因為她好像從沒有幹過這種勾當。余懷麟先生卻直截了當地指龍應台是「假
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斷言,如果龍應台到她的「祖國」去做「良民」:
「我敢保證,連個屁也不敢放!」打手終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們的特
質,在飛帽之餘,粗野下流的舉動,忍不住爆發。
以上的場景,呈獻出的是一個古老的現象:攻擊龍應台女士的人,很
少討論事實,而只一味地作情緒性的人身辱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死不認錯,第一:我根本沒錯。一旦被逼得緊啦,把證據掛到鼻子上,第
二步的行動則是:老羞成怒。
不過,到底是時代不同,人心大變。我於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
然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禁止出國期間,有一天,龍應台女士撥電話給我,五
分鐘的電話,竟中斷了四五次,她大驚問:「有沒有錄音?」然後歎息:「我
到現在才知道他們的利害。」其實,不准出國以及搞搞電話,不過是小動作,
我可是見過大世面,碰上過大動作的。所以龍應台女士應該開心才對,雖然
被鯊魚群咬得遍體鱗傷,但距大動作還有十萬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
紀錄片,我還是為龍應台女士祝福,無論如何,趁著這個沒有大動作的黃金
排檔,再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這個將被鯊魚群、馬屁精、顢頇頭
葬送的地區,需要你跟其他幾位有愛心的人,如孫觀漢先生、馬森先生、楊
青矗先生一樣,伸手拯救。
緣
馬森我交朋友,全憑一個緣字。
跟應台的交往,也是起於一種緣分。
生於同一個時代,又有幸在某一個空間相遇,自然是一種緣。然而時
地的緣具備了以後,如雙方有一方覺得對方面目可憎,言談無味,仍然無法
成為朋友。有人說決定人間善感或惡感的是人體所含有的化學成分,另一說
則是由於人體所發射的電波或磁力。
我沒有能力做這種科學性的分析,所依賴的不過是一種不由己的主觀
印象罷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從對方的眼眸中直覺到是否是一個可能的朋
友。如果對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經表示了他沒有跟你接交的意
願。如果對方的眼光是諷譏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種形態的怪
物,你又何必去自討無趣呢?要是對方的眼光一接觸到你的,就像有一襲簾
幕似地刷地拉了下來,使你無法透視他眼光後面的心思,這表示他不是對你
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極深,這樣的徵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對方的眼
光在熱切中含有阿諛的神采,則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種可資利用的價
值。當你具有的這種價值消失的時候,他還願意做你的朋友嗎?就很難說了!
應台的眼光給我的感覺卻是坦蕩親切的。她思維縝密,卻不具城府;
她詞鋒犀利,並不含惡意。她對朋友有彈有贊,正是一個諍友和摯友所應具
備的條件。
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濃來」周浩正邀請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時候
浩正還正在編《新書月刊》。他說最近有一位在《新書月刊》上撰寫書評的
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紹我們認識。並說那位作者已經寫好了一篇評《夜
游》的文章,預備下期發表,不過發表以前礙難給我事先過目。當然我並不
曾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這樣說來堵我的
嘴的。
那晚應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還有也是初次見面的席慕
蓉。慕蓉也是那種慧而不黠,言談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覺得一見如故。那
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編者、有專門挑眼的文評者,說起來頗有針鋒相對之勢,
但事實上交談卻十分融洽、投機。
應台評《夜遊》的文章發表以後,我覺得她讀得十分仔細,評得很有
章法,對文學的鑒賞力和洞察力均屬上乘。她挑眼剔刺之處,常常發作者之
未見,使作者獲益匪淺。
當然我們也有不盡同意之處,但那只是普通兩個個人在觀點或口味上
應有的歧異,不足為怪。為了感謝她的批評,我特意約她在羅斯福路一家牛
排館便餐。那晚談了些什麼,已經不記得了。因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
談了些美加兩國的生活吧!
之後,她又寫了一篇評《孤絕》的書評。先投給《中國時報?人間》,
遭到退稿。
以為《孤絕》是聯經出版的,不能上時報的副刊,良有以也。後又寄
給《聯副》,同樣遭到退稿。兩報的副刊編輯都是我的朋友,沒有理由因為
原作者而退稿。應台書評的水準,有目共睹,當然也不是因為文評本身的問
題。那麼問題何在呢?原來台灣副刊的原則是不登書評的,深怕一旦破例,
捧場、攻訐的文字潮湧而來,編者就難以應付了。這跟西方專刊書評的報紙
副刊很為不同,可見我們素缺客觀評論的習慣和訓練,才會使編者如此戒懼,
以致剝奪了報紙副刊讀者讀書評、文評的權利。
那篇評《孤絕》的書評,最後還是在《新書月刊》刊出的。
雖然應台的書評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新書月刊》停刊以後,
立刻便發生了發表園地的問題;幸好主編《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只眼獨具,
貢獻出副刊的篇幅,才使應台的書評得以繼續與讀者見面。《當代》雜誌創
刊以後,應台的書評遂移到《當代》發表。
應台的大部分小說評論。後來收在爾雅出版社出版的《龍應台評小說》
一書中。當時出版的時候,據說爾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隱地只是喜愛應台的評
論文章,還難預知出書以後是否可銷。以後的暢銷,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
料之外的。
我在藝術學院客座結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劉海北約幾個朋友到龍
潭去夜遊,那次也有應台。另外還有張曉風、愛亞、孫春華、林貴真和隱地。
在龍潭公園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盤月亮。第二天早上,
隱地還露了一手「荷葉稀飯」。玉色的米,浸入了荷葉的顏色和清香,真正
具有幾分仙氣了。本來吃過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該知趣啟程的,無奈大家
都賴著不肯走,好歹又賴了席幕蓉一頓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
真是請客容易,逐客難!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眾人才萌生了體諒主人
的心情,起身就道。這時候席幕蓉終於鬆下一口氣來,聲言再也不請這群惡
客進門。不幸她很健忘,過一段時間,忘了這次的教訓,恐怕又要迎客上門
了。不過她已搬離了龍潭,月下的赤足蓮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後跟應台又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介紹她認識了主編時報「人間」的
金恆煒,不意在他們兩人間竟展開了一次聲光俱備的合作——在「人間」推
出了龍應台的《野火集》。
龍應台的這一把野火愈燒愈旺,社會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穢腐敗的暗
角,都成了野火焚燒清除的對象。經過一年多猛烈的燒掠,我們的社會、我
們的心是否乾淨了一些呢?這個問題得需要歷史的見證人來解答了。
龍應台以她學院的理性與邏輯訓練,加上她熱愛鄉土的赤誠,再加上
率直的個性、敢言的勇氣、善言的技巧、無畏的氣魄,才能夠寫得出這種聲
光並茂、振奮人心的文章。
但是如沒有一個有眼光、具魄力的編者在幕後支持,再好的文章也無
法與讀者見面的吧!
我於去年暑假再度來台的時候,應台已經在待產中,有些行動不便了。
應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學的宿舍裡,但在和平東路還租賃了一間房。我到台
北後正無處可住,應台很慷慨地把那間空著的房子讓給了我,還特意為我加
裝了冷氣,實在令人感動。應台的弟弟龍醫師就住在我的樓下,對我也有百
般照顧,還分用了他的電話。在那段時間中,龍醫師就成了大家的龍弟弟。
好多朋友常常對我說:我請龍弟弟轉告你。我也會對朋友說:如果我不在,
有什麼,就請告訴龍弟弟。
回到倫敦,在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的一通長途電話中同時獲知了兩
個好消息:一個是《野火集》結集出版後意外地也是意中地暢銷,另一個是
應台生了一個兒子。我立刻拜託志忠替我送兩打最新鮮的玫瑰花給應台,以
表達—個遠方的朋友的祝賀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隱地的來信,他提議我們時常一同出遊的一夥朋友合
出一本選集,其中有席慕蓉、張曉風、愛亞、楚戈、蔣勳、隱地自己,當然
也有龍應台。書名是《希望有一條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詩人的小說和小說
作家的詩。
今夏我又告別了對我來說越來越感到冷漠的英倫,回到了熱切渴望著
的台北。圓神的簡志忠說好要來機場接我,但一下飛機赫然發現除了志忠外,
還有同坐一條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
過他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我。
應台是我走出機場後最後看到的一位朋友。遠遠見她走過來,發現她
又恢復了原來窈窕的身材,親切熱情如故。我說:「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龍
年,不但出了兩本龍書,而且生了一個龍子!」她笑得很開心。但是,她就
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銀行的聘約,不久他們全家都要遷居瑞士。那
時候距離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卻遠離了這兩三年來她為之掬心絞腦的
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覺到一種淒愴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於台北
救贖
馬以工去年的同學會是在獅頭山開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錯的同學表
示,他要請三桌素席。
幾部賓士、富豪名牌車浩浩蕩蕩地殺上了半山的一座禪寺,住持尼姑
冷冷地看著這群施主,說著:「那麼年輕的人,又沒什麼大事,吃什麼素席!」
那麼輕易地,就推掉了近萬元的收入。天氣微暗時,我們被安排吃他們日常
的素齋飯,簡易的四萊一湯,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廟中沒有養豬,碗中不
要剩飯。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們坐
那幾桌,這一桌是特別修行的,他們吃『剩菜』的!」一會兒,坐下了幾位
剛念完經的太大們,看他們穿戴,經濟狀況應該是十分良好,他們在那桌坐
下,甘之若飴地吃著別人的剩菜。
※※※
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龍應台替《煙幕》一書寫的序文《弱國,
你會說「不」嗎?》六三禁煙節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時,弱國兩個字被編
輯拿掉了。《天下》雜誌的殷允凡看過這篇文章後告訴我,這篇文章不太像
龍應台過去的文章,後半部簡直是像我在說話。
我把這段話告訴龍應台後,我們兩人在電話中大笑起來,「殷允凡真是
好眼力!」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那篇文章的後段;的確是我所提供一連
串的數據,以及一大堆我的氣憤,但也經由這篇文章,使我對龍應台有了更
深刻的認識。
斗魚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台開始在時報「人間」副刊
上,寫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年半後的中
國人,很多人真的生氣了。特別是環境問題從核能電廠失火、牡蠣、文蛤被
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氣的大題目。台中大裡鄉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長
期忍受三晃農藥廠排放出來的毒氣,自組了「公害防治協會」。鹿港有十萬
零六千人簽名連署,拒絕杜邦化工設二氧化鈦廠。到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熔
爐意外,反對再興建核四廠的聲音升至最高。
當一種社會運動變得十分熱門,或是竟然成為主流時,參與者的心態
與組成分子就會變得十分複雜。
「搭便車」的人,在任何社會運動草創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後,成了氣
候之後他倒也搖身一變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專業知識豐足,談環境問題
只是想出出風頭,倒也罷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討論環境問題,或有些
人純粹以關心或愛心為出發點,卻不願意支持專家呼籲的保護方法,甚而錯
聽了非專家的理論,造成愛之反而害之的惡果。
這兩類的人最容易被對立的利益團體醜化與攻擊。
同時,由於環境問題變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鳴,每一個人切身的問題時,
環境問題很容易成為政治反對者,在他提出其他社會改革口號,過於空洞而
引不起群眾關注時,所剩下來最大的本錢。也有些人,以階級仇恨的心理來
看利益團體。當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這幾種人反對的力量可
能最為猛烈,但他們反對的效果卻不一定卓越,有時他們的反對,反而造成
一種反效果。
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我們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覺得自己像斗
魚,也許是好鬥成性使我們仍堅持立場,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惡如仇外,一
定還有些什麼,除了做斗魚之外,一定應該還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標。
龍年我也嘗試看在想,什麼才是更高層次的奮鬥目標呢?我把龍應台
為《煙幕》所寫的序文再拿出來看,前半部是一個六歲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
事,一開始拉吉夫已經被永備化工的氰酸毒氣毒死,他身為洗槽工人的父親,
在洩氣的當時,已先拉吉夫而亡。這樣的故事與相同的感動,我曾在讀《野
火集》時感受到,特別是讀到《不會「鬧事」的一代》。這篇文章刊出時,
我並不在台灣,幾乎是同時,我也經歷了這篇文章一開始,引述自《紐約客》
上的一個故事。
我的故事則發生在舊金山,站在漁夫碼頭附近的戲院前,掙扎著該不
該進去看那部叫《龍年》的電影,看看電影的海報,中國人的形象已經有改
善,不再是福滿州或陳查禮之類的妖怪,然而骨子中應該仍是一部辱華電影,
腦中閃過的是昨天電視新聞,此間華人抗議的畫面,不看是敵愾同仇,看呢?
回台灣後多一個吹牛話題,因為台灣勢必是會被禁演的。最後我還是決定不
看。
我很慶幸我的決定,而後我看到《不會「鬧事」的一代》時,激動地
流下了眼淚,有學生一次又一次花錢買票進場去抗議,在紐約抗議南非的種
族歧視,一次又一次被觀眾噓,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結尾最為感人:「觀
眾的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
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
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
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
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
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裡。」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
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
了起來;她全身在顫抖。」雖然龍應台在後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會
基於自由自主的原則而反對這些學生強迫向別人推銷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
可以做出這樣行為的人,至少先具備了關心此界,有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
勇氣。不然他們大可拿這買票的五塊錢去溜冰或吃掉。
現在想來這一番文字用來形容龍應台也是頗為恰當,她關心世界,有
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勇氣,否則她一定是吃撐了,她何不挾著她現有的優
越條件,和和稀泥在紐約安享榮華富貴。
一九八四我也曾經問過她寫這些文章的動機,她並沒有正面的回答,
只是說,有些事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存在
一天,這些東西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聲勢浩大。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抽樣調查,知識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懼,很可能都
是不願意生活在如歐威爾所描寫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龍應台寫下了《歐
威爾的台灣?》期盼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對事實的勇氣。
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沒有刊登過的文章,顯然現實與她所期盼的理想
之間,還是有距離,這個距離本質上即是一種危機。
生態學上一個故事,正可以來說明這種危機:假設布袋蓮生長的速度
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會在三十天內長滿。那麼在第什五天時,布袋蓮
還只佔了整個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對很多人來說,可以根本不覺得池塘中
生長著布袋蓮,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還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過一天,
就完全沒有水面,全是布袋蓮了。
極權的勢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蓮,無聲無息地在
那裡滋長,如果沒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這種惡勢力剷除,它就會像布袋
蓮那樣突然之間,不聲不響滿佈著整個池塘。
救贖龍應台回台灣後沒多久,我們就在一個飯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
我的旁邊,瘦瘦地,也不大說話。沒有幾個月,就看到她以胡美麗為筆名所
寫的文章,金恆煒說我可能是台北最後一個知道胡美麗就是龍應台的人。接
著《野火集》在「人間」副刊開始連載,第一篇的題目叫做《中國人,你為
什麼不生氣》,文章從一個反對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立法委員,在電視中說:「你
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令龍應台覺得惡
心開始。
看到了攤販佔據騎樓,半夜的喧嘩吵鬧、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
車輛爭先恐後,塞成一團,瘦小的龍博士真的生氣了,她還大聲地問別人,
為什麼不一起來生氣,大家一起爭取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這把野火燒得的確聲勢浩大,據說《中國時報》刊出《野火集》的當
天,報紙的零售可以增加數萬份,學生把文章剪下來張貼,也有人影印了分
送給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賣了十四版,到現在,發行總數已
超過十萬本了。龍應台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壓力卻也相當
巨大。
其實她是我看過最婉約的一位反對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廣大的共鳴,
除了她文字平鋪直述,條理分明外,她關心的題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層面的,
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裡面,包藏了
一顆救贖的心,也只有這種「真」心,才能感動所有的人。
如果沒有關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繼續當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
好的家庭,與她一般聰明傑出的丈夫,可愛活潑的兒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
作,她為什麼要來趟這趟渾水,遭受這麼多惡毒的漫罵。
※※※
我又想起在禪寺中吃著剩菜的老太太們,她們曾經令我感動,而她們
的救贖行為卻是消極的,她們可能並不貪戀塵世的榮華富貴,卻無補於塵世
的苦難。
慶幸的是每個時代,總有些傻子,關心世界,有判斷的能力,且有批
判的道德勇氣,不願安享榮華富貴,卻願以自己做代價,謀求全體人類更多
的幸福快樂。不論你同不同意這些人的價值觀,他們都值得我們最高的尊敬。

<<龍應台——野火集>> 〔完〕

天博閱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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