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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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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下寬世事艱將軍初出山 
  1916 年。   
  湖南湘鄉。   
  山巒綿延起伏,楠竹鬱鬱蔥蔥。一條山間小路,彎彎曲曲長又長。一個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年紳士埋頭前行,他的兒子緊跟其後,還有一個人挑著一擔行李遠遠地跟在後面。中年紳士一邊走,一邊忿忿不平,埋怨世道多舛:「這世道真是越變越不像話了,千年古訓也是可以隨便褻瀆的麼?世世代代的讀書人,讀的全是《千字文》、《四書》、《五經》。什麼『洋學堂』,盡講些什麼政治,宣傳什麼『革命』,學習民族英雄。照這樣子下去,讀書的學生,豈不都成了『亂世』英雄?」中年紳士這番話是講給後面的兒子聽的。「還有那個黃先生,」中年紳士接著說,「簡直是離經叛道,教得學生荒了學問,足了野性,誤人子弟呀!」中年紳士一路走,一路數落「洋學堂」的不是。鄉間蒙館改學堂已經兩年了,看來這位中年紳士思想蠻保守的。   
  兒子大約十歲上下,父親的話全然沒有聽進耳朵裡。一雙黑亮的大眼睛東瞧西望,欣賞著大自然的美景。這是楠竹山村通往二都柳樹鋪的鄉間小路。時值初夏,艷陽高照,微風習習。山間峰迴路轉,小溪流水潺潺,路邊青青稻穀,鳥語花香。十歲的兒子第一次走出偏僻的楠竹山村,一切新鮮無比,開心極了,哪有心思聽父親的嘮叨。何況,兒子幼小的心裡有一本和父親不同的帳:以前在蒙館讀書,之乎者也,成天搖頭晃腦讀死書,直讀得昏昏噩噩。現在讀初小,那位黃篤植黃先生不教讀古文、啃八股,而是使用白話文的《國語讀本》,他講歷史、地理課時,總是結合課文講些有趣的故事,什麼戊戌變法維新,什麼英國侵略者向中國傾銷鴉片,林則徐禁煙等等,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另外,蒙館改成初級小學,還增加了算術、自然課。父親怎麼說「洋學堂」不好呢?   
  中年紳土回頭看了看兒子,見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更加憂心忡忡。他本是個鄉間紳士,又是主持譚氏家族祠堂的族長,受過正宗的儒家教育,骨子裡流的是封建文化的血,還曾經教過私塾,所以如今這廢「讀經科」、興小學堂,實在有違孔孟之道。眼前自己的長子離孔孟之學越來越遠,唉,世道亂哄哄的,學問也亂哄哄的。自己為此傷透了腦筋,生怕兒子學壞,於是多方打探,東奔西跑,終於得知二都柳樹鋪還有個沒有被查禁的私塾。他決心把長子送往二都柳樹鋪的私塾,讓兒子學好孔孟之道,以解天下,出人頭地。這不,他正領著兒子去二都柳樹鋪。十歲的兒子,哪裡知道父親的一片苦心,他只知道,終於離開家門,走進了一個新鮮的天地。「世名,二都柳樹鋪到了。」中年紳士回頭告訴兒子,並用手向前一指。那個叫世名的孩子眨眼望去,二都柳樹鋪近在眼前。那是一個鋪面不少,比較繁華的村鎮。中年紳士帶著兒子世名來到了一幢宅院前,敲響了大門。這是一幢舊式建築的宅院,前排三間房,後排三間房,共兩進,兩邊則是橫堂屋、臥房、廚房、雜屋之類。看得出,這是個大戶人家。中年紳士與這戶人家乃是至交,他知道這家老太爺陳益懷是個傳奇人物,他自幼武藝高強,因家貧無以為生,年輕時投入湘軍,英勇善戰,屢立戰功,從士兵一直做到了湘軍管帶。後來,他對湘軍充當朝廷幫兇、趕殺太平軍將士的做法不滿,認為與民為敵,與國無益,於是憤然棄官,攜帶夫人,解甲歸田,成為這一方名士。老人性格豪爽,樂於助人,聞名鄉間。而且,中年紳士知道,老太爺的夫人也是女中豪傑,曾出入軍中,跨馬揮刀,飛騎射雁呢。自中年紳士父親這一輩,兩家便結為至交,現在他與老人的兒子陳紹純也關係甚密。陳家長孫庶康還是他介紹,在譚家祠堂蒙館讀過幾日私塾呢。如今,兒子來二都柳樹鋪讀私塾,他打算讓兒子寄住在陳家,自己也放心。 「你找誰呀?」一個俊秀的小姑娘開門問道。「我是楠竹山村的譚潤區,來探訪培芝大叔和紹純兄的。」「啊,請進!」小姑娘領客人進了後院。一邊走,一邊喊:「爺爺,楠竹的譚叔來看您老人家了。」中年紳士譚潤區進了正屋。   
  恰好,老太爺陳益懷與兒子陳紹純都在。三人寒暄一番,便一一落了座。「秋葵,給譚叔端茶來!」陳紹純向開門的小姑娘發話。小姑娘應聲而去。「這是我的四女兒秋葵。」陳紹純又向譚潤區介紹。不一會兒,秋葵端茶來了,她用雙手將茶遞給了譚潤區:「譚叔,請用茶!」「哦!」譚潤區接過茶杯,忍不住向陳紹純稱讚道:「這孩子小小年紀,這麼懂禮貌。紹純兄,你家教有方啊!」「哪裡,潤區兄過獎了。」一陣攀談過後,譚潤區談起了長子世名上私塾的事。陳益懷老人一聽,立即一口應承下來:「成啊!世名的祖父不在了,他孫子唸書的事我還能不管?」「紹純,」他轉頭告訴兒子,「既然潤區捨得把世名送來唸書,就收下他吧!」陳紹純點頭稱是,並說:「潤區兄,請放心,我會把世名當親生兒子對待的。」於是,譚潤區將兒子譚世名留在二都,回家去了。那個叫譚世名的孩子開始了在陳家的寄宿生活。陳家大院。譚世名正與秋葵等弟妹嬉鬧。陳家人丁興旺,秋葵兄弟姐妹一大群。   
  譚世名感到,與這麼多小夥伴生活在一起格外地快活。有時候,老太爺陳益懷還打開話匣子,講述一串串征戰拚殺的精彩故事,譚世名每次都聽得如癡如醉,而且不停地問個究竟才作罷。放學回家時,陳家小夥伴常常是在老祖父老祖母的指點下,舞棍弄棒,譚世名就在旁邊喝彩觀戰,好不快活。譚世名很快融入了陳家那充滿親情的氛圍裡。一天,譚世名正在聽老太爺陳益懷講故事。忽然,陳家長孫陳庶康從東山學堂回來了!譚世名一聽,趕緊去找庶康大哥。世名曾與庶康大哥同在家鄉楠竹七星橋蒙館讀私塾,後來,庶康大哥去了東山學堂讀書。世名羨慕極了,但是父親不許他讀這種洋學堂,卻把他送到二都讀私塾。世名一見庶康大哥,親熱地握住了他的手。陳庶康早就聽說世名來自己家寄宿讀書了,他與世名少年朋友,親密無間,如今久不相見,十分高興,兩人立刻攀談起來。世名早就有報考東山高等小學堂的願望,他很想從庶康大哥那裡聽到有關東山學堂的情況。「康兄,我早就想考取東山學堂了,可是父親不准,又把我弄到了二都啃古書、做文章!」世名急切他說道。「世名,」庶康說,「你不要性急,要慢慢地做父親的工作。」   
  「不過,」庶康話題一轉,「這個東山學堂你還是要爭取考上。」接著,庶康詳細介紹了東山學堂的情況。他最後說:「在這個學堂讀書,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最有教育意義。我們在學校學的是白話文,還有數學、自然科學、英語、音樂課、體育課哩。另外,學校還附設了軍事課,早點名,晚訓話。學校的老師經常給我們講,為什麼中國受窮的道理,講封建皇帝腐敗,喪權辱國,所以外國人侵略我們,中國人民遭受封建主義、殖民主義雙重壓迫!學校還有一些書刊、報紙,專門講全國發生的事情..」世名聽得入迷,更加嚮往這所高等小學堂了。他暗下決心,一定要考取東山學堂,像庶康兄一樣。陳庶康還告訴世名,他現在已經改名叫陳賡了。不久,陳庶康——陳賡因反抗父母包辦婚姻,毅然出走,投奔湘軍。後來,他考入黃埔軍校,從此揭開了人生歷史上的輝煌篇章。1955 年,他步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之列。春去春又來。轉眼間,譚世名已經在陳家寄宿三年了。楠竹山村。山青水秀,竹林叢叢。幾幢灰色瓦房矗立村莊中央,分外醒目。這院落,庭院寬敞,小院套大院,正房廂房、書屋廳堂,屋後還有個小菜園。院子的大門是牌樓式的,兩扇紅漆大門上雕刻著一副對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譚世名興沖沖邁進了這院落的大門,三年私塾期滿,他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家了。母親聽說長子回家了,抹著眼淚笑了。欣喜並沒有持續幾天。譚世名向父親譚潤區提出要考東山學堂。父親又一次一口拒絕了。父親有父親的打算。   
  他與兄弟剛剛分了家,自己一家六個兒女,加上他們夫妻,八口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長工解雇了,但自己這個「秀才」不會使牛耕田,家境出現困境。   
  世名是長子,自然要負擔一份責任。當然,這是次要的。關鍵是他覺得世道混亂不安,把兒子放出去,是不會回來的!譚世名又不得不按著父親的意願,啃讀古文兩年。這兩年裡,譚世名學會了「鬥爭」,他不甘心被關在家裡讀死書,鑽「古董」,做文章,而是趁父親不在的時候,走出家門,到七星橋小學找黃老師探聽消息,借閱報紙,觀察時局的變化。譚世名求學報國之心更加強烈。每年東山學堂招考新生,他與父親總要發生一個回合的鬥爭。日子一久,他開朗的臉上逐漸失去了笑意,變得沉默寡言了。母親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但是,丈夫的脾氣她又知道,怎麼辦呢?這時,父親譚潤區為拴住兒子的心,決定為兒子找個媳婦。譚潤區相中了二都柳樹鋪好友陳紹純的四女兒秋葵。他哪裡知道,兒子譚世名在陳家寄宿三年,與秋葵姑娘兩小無猜,互生戀意,早就好上了。有時,秋葵的小弟弟來譚家找譚世名玩,實際上是為秋葵和譚世名互遞情書和信息!父親不讓自己上學堂,譚世名就寫信給秋葵訴說自己的心情。而秋葵便讓小弟給世名捎信安慰。如今,聽說父親準備托人到陳家說媒,譚世名既高興又有點失落,因為父親是不想讓他上學堂,才給他提親的。譚、陳兩家門戶相當,又是世交,因此時間不長,譚世名就和秋葵訂了婚。轉眼到了五月,秋葵的祖父陳益懷因病臥床不起。老人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便對身旁的兒子陳紹純留下話:「世名是個好後生,將來世名和秋葵是一對好夫妻。對於世名升學的事。你要出面管一管。潤區這幾年家裡有點困難,他和你己是兒女親家了,他經濟上有什麼困難,你應該想辦法接濟,如果世名升學有困難,你就給包下來!」不久,老人溘然去世。   
  陳紹純遵從父親遺願,親自來找親家譚潤區,商量世名求學的事。陳益懷老人的遺言令譚潤區十分感動,他終於答應讓世名去考東山學堂,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世名必須先和秋葵完婚!世名很快將消息轉告給秋葵,秋葵是個十分懂事、賢惠的姑娘,她羞怯地答應了。這年五月,譚世名和秋葵結了婚。接著,譚世名投入緊張的複習中,準備考東山學堂。   
  湘鄉城外東台山腳下。林蔭大道,古木參天。一座有圓形圍牆的古色古香的建築掩映其中。這就是東山學堂。東山學堂的前身是清朝時候的東山書院。   
  學堂的匾額上就有記載,上書書院於清朝某年某月創建。1898 年廢科舉,興學校,東山書院更名為東山學堂。後來,它又被列為湘鄉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校。1922 年深秋。秋風和著蟬鳴。十六歲的譚世名,帶著入學通知書,告別新婚妻子秋葵,喜氣洋洋跨進了校門。他無心欣賞那古樸典雅的校園,不顧一路勞乏,更是無心吃飯飲水,而是徑直奔向了新生張榜的地方。終於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譚世名。他控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終於走進了這所夢寐以久的殿堂。他知道,自己能進入學堂讀書是多麼的不容易,而家裡也為此承受了一定的經濟負擔。後來,他在自傳裡回憶道:   
  我之所以遲遲才入高小有兩個原因,一國父親守舊,不相信洋學堂,直到以後鄰里的人外出讀書的增多,才不得已趨趨潮流。另一原因是家境不甚寬裕,讀一年高小需花費五六十元之多,這個問題到族祠裡成立決議,獎勵族中子弟入學,規定入高小入中學者各津貼義谷若干擔之後,經費才得到解決。1寧靜而又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開始了。東山高等小學堂是一所緊跟時代潮流,崇尚進步的學校。在這裡不僅能夠聽到、學到許多革命理論知識,而且還能讀到進步的書報雜誌。譚世名如饑似渴地投入了書堆之中,汲取營養。譚世名從閱覽室借到了1918 年、 1919 年的《新青年》。   
  他專心致志地研讀裡面的每一篇文章: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的《談政治》等。這些傳播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文章,在這裡他是第一次看到,感到格外新鮮與親切。他愛不釋卷,徹夜不眠,聚精會神地學習著。他在努力探求中國革命的道路。   
  不久,「五四」運動革命浪潮波及到東山高等小學堂。譚世名參加了校內外學生運動的行列中,並被選為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人之一。   
  「五四」這天,學校裡集會,開展紀念「五四」青年節活動。集會後,東山小學的師生們,為配合全國學生運動的行動,打起標語旗幟,高喊著「打倒軍閥!」「禁止仇貨!」走出校門,蹚過一條河,浩浩蕩蕩走向湘鄉縣城大街,示威遊行,支持北京、上海、武漢、濟南、青島、長沙等地的工人大罷工。   
  五月的湘鄉,人歌潮湧,車水馬龍。遊行的隊伍如一條長龍高歌猛進。貼標語,呼口號,作講演,學生們向廣大群眾作宣傳。譚世名也在其中。他本來性格文靜,讀書刻苦,素有「白面書生」之稱,可他自參加學生運動、學生自治會以後,性格大變,人也大變,成了學生運動的帶頭人,成了革命運動中的勇士。此時,他正用一口湖南話在向群眾作講演。   
  他在向群眾解釋為什麼要抵制日貨時說道:「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了賣國條約,東洋鬼子利用經濟、文化掠奪中國!北洋軍閥吳佩孚不抵制東洋鬼子的侵略,反而鎮壓起來示威遊行的群眾,血流成河!」他舉著拳頭高呼:「打倒鎮壓工人運動的劊子手!打倒列強!打倒吳佩孚!」為了查禁東洋「仇敵」運進中國的「仇貨」,東山高小學生自治會號召全校師生不購買、不使用「仇貨」   
  即日貨。學生自治會還專門成立了「查禁小組」,譚世名便是這個小組的組長。學生運動大張旗鼓的宣傳,教育了商舖老闆,把擺在商舖的仇貨全部收拾了起來。二都柳樹鋪。二都柳樹鋪是通往湘鄉縣城的心經之地,所以世名每次往返學堂,必到二都柳樹鋪探望岳父陳紹純以及少年時的好友。岳父陳紹純知道女婿終於進入東山學堂讀書,非常高興。陳紹純是個十分開通的人,樂於接受新事物。為世名上東山學堂他可操了一份心,是他先為世名介紹了一位東山學堂的黨老師,這位黨老師是陳紹純少時好友。通過黨老師,世名瞭解了東山學堂的情況,然後他又向父親譚潤區說:「東山學堂不錯,還設有古文課。那課程表上還有《左傳》、《國語》、《戰國策》。還有,您說過,我不是將來要做教員麼?學堂裡的黨老師說,就是想當一名小學教員,也得有高等小學堂或者中學的畢業文憑才合格。」譚潤區一聽,打消了心頭的一些顧慮,覺得有道理,這才開始心動了,最後同意兒子讀學堂。陳紹純在東山學堂有老朋友,自從女婿考進東山學堂,他便讓女婿捎書信溝通情況。   
  一天,譚世名從學堂返家,途經二都柳樹鋪,給岳父捎來一封信。陳紹純打開一看,是東山學堂的陳碧純老師寫來的。他在信中說,同班同學毛澤東正在長沙從事革命活動,毛澤東和蔡和森、何叔衡等組織了一個「新民學會」,專門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民學會對會員提出要求:改造中國的世界!   
  要做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你佩服不佩服毛澤東的雄心壯志和膽量呀?陳碧純還在信中說,毛澤東還創辦了一份《湘江評論》,前幾天寄來了一份,很有新意哩..信是譚世名讀給岳父聽的。毛澤東他可聽說過,因為他還是東山學堂出來的哪。陳紹純對女婿說:「世名呀,你知道毛澤東這個人嗎?」譚世名點點頭。「這個人雄心可大啦!」陳紹純提高了嗓門,「像你陳碧純老師所說,毛澤東本來是湘潭韶山人。可是,他聽說咱們湘鄉東山書院清末改革為學堂,就來湘鄉求學了。那時他在東山戊班讀書。   
  他的弟弟毛澤覃後來也到了東山學堂讀書,比你庶康大哥低一級。毛澤東這個學生可不簡單,在學堂唸書的時候,他就不『安分守己』,經常與幾個思想守舊的先生爭論。先生們說,這個毛澤東,不管什麼時候道理總比別人多!   
  有一次,他在學堂呆不下去了,你陳碧純老師就把他帶到了我這裡『避風』。」   
  正說著,岳母端來了飯菜,一邊放飯菜,一邊喜笑顏開他說:「幾天不見,爺倆兒哪來這麼多話。世名,快,先吃飯。」「唉。」譚世名應了一聲,但是沒有動碗筷,而是用期待的目光看著岳父:「那,毛澤東和您挺熟吧?」   
  「可不。」陳紹純興致更高,「我呀,年紀大了,手懶嘴也懶,不願意和人通信。不過,毛澤東後來做什麼事都捎個信告訴我這個老頭子。」「這不,毛澤東在湖南要搞個什麼調查,來信問我同意不。還有一次啊,他來湘鄉,還在我這裡坐了一會兒哩。」陳紹純說著,從壁櫥裡拿出了一封毛澤東給他的信,讓世名看。岳父的這些話,讓譚世名激動不已。他暗暗地想:毛澤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什麼時候能夠親眼見到他?你萬萬沒有想到,以後他不僅看到了毛澤東,還有幸成為了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白駒過隙,歲月匆匆。轉眼間,三年過去,譚世名從東山學堂畢業了。東山高等小學堂——這所具有革命鬥爭傳統的學校,把一個個書生培養鍛煉成一個個愛國志士。譚世名在這裡三年不平凡的學習生活,結識了許許多多同學、朋友,鬥爭的意志受到了錘煉,素質與能力得到了培養與提高。東山高小的三年,勝過以往的十年,十五年..熱烈而充滿激情的東山高小三年學習生活,轉眼過去了。   
  譚世名告別了母校、老師和同學,回到了他闊別三載的故鄉楠竹山村。1926年。湘鄉楠竹山七星橋族立初級小學。一位面色文靜,聲音清脆的青年正在給學生上課。他正用新式的教學方法,講授新式的內容。這位青年就是從東山高小畢業不久被聘來任教的十九歲的譚世名。從東山高小畢業在家的譚世名,此時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要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人生之路。本來,在東山高等小學堂畢業前夕,譚世名是很想繼續升學讀書的,但因家境日拙,加之父親的反對,未能如願。他依照父親的願望,接受聘請,在楠竹山七星橋初小當了一名教師。然而,這井非譚世名內心所願。此時他想幹的,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業,把自己的一生獻給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機會終於來了。   
  而這一機會確實要感謝同學、朋友加大舅哥陳賡了!譚世名在東山高小讀書期間,陳賡已投身軍營。他多次寫信給譚世名,鼓勵他要投入火熱的革命鬥爭。他在信中寫道:「救中國,不能光靠政治鬥爭。因為,我們的敵人是有槍桿子的,要想革命搞成功,革命的人民還得有自己的武裝力量!」這次高小畢業,按譚世名的願望,除想升學外,還想學軍事,報考黃埔軍校,走陳賡走的道路。譚世名與妻子秋葵商量後,給陳賡寫了信,表達了自己迫切的心願,詢問黃埔軍校下幾期招生的時間和地點。為了這個心願,譚世名一面暫從父命教書,一面天天注意報紙上的新聞。1926 年7 月,國民政府發表了「北伐宣言」,譚世名為之拍案叫好。他把這幾天的報紙帶回家裡,瞞著父親,到點燈睡覺的時候,拿出來給妻子秋葵看,高興得喜形於色。妻子秋葵問譚世名:「有什麼喜事,你今天這麼高興?」譚世名神秘地回答:「你看看頭條新聞,就清楚了!」妻子反問道:「頭條新聞是什麼?你給我先說說不行嗎?」譚世名急不可待他說:「北伐軍,十萬人,從廣東出師北伐!」   
  妻子不解地喃喃自語:「什麼北伐南伐的,不知道你說些什麼。」   
  譚世名急忙解釋說:「上次,陳賡哥不是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討伐陳炯明的鬥爭嗎?消滅了陳炯明的主力軍。這次北伐,規模比上次大得多,打擊敵人不光在廣東,是從廣東向咱湖南,還有湖北、河南方向來了。這個地區的軍閥是吳佩孚,二十多萬人。北伐軍先攻的是這個地區,把吳佩孚的二十萬人消滅光了!你說這不是件喜事嗎?」   
  妻子明白了,接著說:「說不定這北伐軍裡還有咱陳賡哥呢!」   
  譚世名高聲他說:「肯定有他!討伐陳炯明的戰鬥都有他,大哥作戰英勇,還負了傷,這次哪能少了他!」   
  妻子突然果斷地說:「大哥要是真的打回老家來,你就跟他走!」   
  譚世名高興他說:「那當然!」   
  不久,北伐軍的葉挺獨立團果然打到了湖南。北伐軍路過楠竹山村時,譚世名領著學生在路邊歡迎。遺憾的是,陳賡這次沒有打回湖南老家,譚世名也沒能跟他走出家門。後來來信才知道,陳賡本來在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參加了北伐。但出師後不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去蘇聯學習去了。這次,譚世名自然白歡喜一場。譚世名與妻子秋葵就是在這種幻想與期盼中,度過了將近兩年難熬的時光。   
  1927 年2 月。楠竹山村。南方的早春雖不像北方那樣還寒天凍地,但除了和煦、明媚,仍有陣陣涼意。山間的叢叢翠竹,伴著競相開放滿山遍野的鮮花,楠竹山村變成了五顏六色多彩的世界。一封從武漢寄出的滿載深情、情系人生的珍貴的信件,在這春意盎然的時節,寄到了湘鄉楠竹山村。這是在武漢的陳賡寫給妹夫譚世名和四妹秋葵的信。譚世名的機會終於等來了。譚世名看完信喜出望外地對妻子說:「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唐生智部,正是陳賡哥誓師北伐時的那支部隊。」妻子急迫地說:「快給賡哥回封信,把你想去北伐軍當兵的事說說。」譚世名擔心他說:「我要是走了,可你以後的日子怎麼熬啊?」其實,秋葵早就看透了丈夫的「心病」。她知道丈夫為了她而放心不下。然而,秋葵又何曾不為丈夫擔心呢!一個書生,要成為一個武士,必然要經受一番磨難。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秋葵支持了丈夫的這種舉動,這罪過如何補償?可是,秋葵又反覆想過:「如果這個時候拉住丈夫的後腿,丈夫又怎麼能衝出這封建制度傳下來的家窩?他那為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而衝鋒陷陣的心願,又怎麼能實現?」秋葵下定決心對丈夫說:「你的心事,我全明白,你放心地走吧!離開這個封建的家庭,去冒一冒險,到社會的風浪裡去闖一闖,對你這個『書獃子』倒是個鍛煉。百煉成鋼嘛,說不定將來你會成為個有出息的男子漢!」秋葵撫摸著丈夫的臉,眼含熱淚深情地對丈夫說:「名哥,說心裡話,我也不願你我分開。可想到將來,你還是快點出去,去闖天下,總比窩死在這個『家』裡強得多!別看你整天默不作聲,可你心裡想啥我知道。犧牲我一個就夠了,咱倆不要都死在這個『家』裡。」妻子秋葵這番哲理加人情的不尋常的話,不由得使丈夫譚世名感到驚訝: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啊!她的心胸是那樣的寬闊,她的性格是如此的豁達!譚世名激動他說:「秋葵呀,秋葵,你真是我的好妹子,又是我的好妻子!」秋葵搶過話說:「快別說了,快給賡哥回封信,信裡再加上一句,就說你的行動,是四妹秋葵支持的!」譚世名和秋葵給陳賡寫信的事,一直瞞著世名父母。他們知道秋葵的父母會支持世名的作為的。   
  於是他們在信上告訴陳賡:「如有結果,回信寄二都柳樹鋪!」一封飽含譚世名心願、熱望、理想、信心、勇氣、深情的信件,從偏僻的楠竹山村,飛向了繁華的城市武漢。信寄出後,秋葵藉故回了二都柳樹鋪。此時,譚世名任教的七星橋初小寒假剛過,業已開學。譚世名原計劃在新年頭開學時把教師工作辭掉,可父親堅決不答應,譚世名只好暫時從命。幾天過去了。傍晚,當譚世名下班回到家中時,驚喜地發現妻子已經歸來。晚上,妻子把陳賡哥從武漢來的信遞給了他。譚世名迫不及待地打開信,一口氣把它讀完。陳賡哥信中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並為譚世名作好了安排。譚世名與秋葵的興奮是無法言表的。綿綿的長夜,他們的悄悄話說也說不完。「你這個圈在籠子裡的鳥兒,不是早想飛出去嗎?現在是時候了!」秋葵語重心長他說。譚世名接話道:「我飛了你還不是籠子裡的相思鳥,亂蹦亂跳,乾著急,想呀,想呀!」突然,秋葵亮瑩瑩的淚珠不由自主奪眶而出,不知是難過還是高興?   
  世名和秋葵悄悄地等待著,焦急而幸福地等待著..三月初的一天。楠竹山村譚世名家宅。譚世名的弟弟、妹妹正在家宅門前玩耍,兩個身穿灰藍色軍服的軍人出現在他們面前。軍官模樣的軍人問:「小朋友,這是譚世名家嗎?」   
  弟弟、妹妹驚愕地齊聲回答:「是!」那人又說:「請傳話,我們是找譚世名的!」弟弟、妹妹高聲喊道:「爸爸!來客人了!」譚世名的父親在屋裡應了聲:「好!馬上來!」譚世名的父親從屋裡迎了出來。一看是兩名身著「中山服」式灰藍色軍裝的,頭戴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大簷帽,繫著牛皮腰帶,打著綁腿,威武中帶有瀟灑。父親一看,便知是國民革命軍的人。   
  可軍人為何來找世名?老人困惑而驚奇。但是,既然是找兒子的客人,又不得不熱情接待。原來,這兩名軍人正是陳賡從武漢派來招兵、順道接譚世名去武漢的。陳賡上次信上說:「不幾天,將有兩軍人前來家鄉招募,順便接世名來漢投筆從戎!望候!」這兩名軍人就是陳賡信上所提的那兩位軍人。   
  一名軍官姓鄒,另一人是侍從。賓主落坐。老伴端來了茶水。譚潤區打破沉默問道:「官長,尊姓?」軍官模樣的軍人回答:「不敢,姓鄒。」譚潤區又問道:「請問官長,找我兒子世名何事?」那軍官回答道:「鄙人奉命來湖南招募,陳官長要我來接護妹夫譚公子赴漢口。」一切全明白了。譚潤區忍住滿腹怒火,把兒子譚世名從學校叫了回來,接待客人,安排食宿。次日,國民革命軍的兩位軍人先去湘鄉縣城。他們約定:轉回來接世名到省城長沙,然後同赴武漢。並說:「這是陳官長給我下達的命令,完不成任務不准回營。」   
  送走了客人,譚潤區家裡鬧翻了。秋葵為丈夫準備行裝等待起程。譚潤區訓斥:「拋棄列祖列宗,骨頭要往外鄉扔!」世名不管父親說什麼,就是默不作聲。他主意已定:無論如何,即便與家裡鬧翻了,這次也要走出家門去鬧革命!二都柳樹鋪。譚潤區火冒三丈,跑到了親家陳紹純家,準備拿親家試問。他指責陳紹純,說是他的兒子陳賡把他的長子「勾引」走的。   
  陳紹純知道親家的脾氣,也不與他分辯,而是心平氣和、不慌不忙地接待了他。陳紹純先是讓坐端茶,然後讓老伴做了幾個菜,拿來一壺酒,親家倆說長道短地斟起酒來。起初,譚潤區還是氣呼呼的,無理找三分,對陳紹純說:「你的兒子不爭氣,沒出息,不安分守己在家做學問,當了兵。今天你的女婿教書好好的,你的兒子偏要把他『勾引』走,去當兵送死!何等用心?良心何在?」陳紹純平靜他說:「潤區兄,先喝酒,慢慢說,別急!別急!」「喝!」親家倆又對乾了一杯酒。酒過三巡,陳紹純開口了。「潤區兄,話可不能那麼說。世名出走之事不在今日。在咱兄弟攀親之前,孩子們從小時起,就紮下了根基。他們這一代人,不像我們這一代受封建殖民地思想的愚弄,遵從舊禮教,不敢反朝廷。他們的思想時刻都在變化。他們在覺醒,他們不甘心國人受外國侵略者的欺凌,也不忍心再受皇帝朝廷勢力的壓搾,所以,想去拚搏一番。我說潤區兄,不知你想開想不開?我是想開了,就讓他們闖去吧!當然,也有風風雨雨的危險時候,而潤區兄就是把兒子硬留在身邊,在這動盪變化的亂世年月,你能管保兒子不受一點傷害?」經陳紹純這麼一開導,譚潤區的頭腦真的有點開竅了。譚潤區的火氣消了,暗想:   
  親家的話,有點道理。然而,譚潤區還是堅持說:「紹純弟,你怎麼還不瞭解我父子斷腸的心情呢?」陳紹純又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潤區兄,世名走,不是先走這麼一個嗎?你看我已經走了幾個?長子陳賡走了,老二、老三也走了,連他們的妻子、我的兩個兒媳,也都在外頭東奔西跑、走南闖北。他們身下帶有一群年歲小的,你有四、五個,我還有三、四個。你一個個都去管、都去攔,哪能操勞得了?」陳紹純停了一下用眼瞟了他一下接著說:「至於這次世名走,與陳賡有關係,這我也承認。但也要看到世名這孩子也有個人的理想與追求。讓他去闖一闖,說不定比你把他關在家裡還能出息。再說,陳賡和世名,他們是小時的同學和朋友,親如同胞兄弟,現在又是妻兄與妹夫的關係,陳賡接他出去共事,潤區兄還有什麼下放心的?」親家的一席話,使譚潤區口服心服了。陳紹純舉起酒杯說道:「潤區兄,把這最後一杯酒乾了!」譚潤區應道:「乾杯!」一場軒然大波就這樣被陳紹純平息了。當譚潤區返回楠竹山村時,心中的怒氣已經煙消雲散了。只是一心一意準備著酒菜,為即將遠遊的兒子送行。一切準備就緒,譚世名來到了湘鄉縣教育局,辭去了楠竹山村七星橋初小教師的工作。靜靜的楠竹山村沸騰了,人們奔走相告:譚潤區的長子也投筆從戎了!出發的日子終於到來了。譚世名眼含熱淚,與妻子秋葵依依話別。秋葵的眼睛紅紅的,默默地把一個包著換洗衣服的小包袱遞給丈夫,幫他挎在肩上。「世名哥,山高路遠,你可要保重。」   
  說著說著,鼻子一酸,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止不住掉了下來。譚世名強忍離別之苦,輕聲道:「秋葵,我家人多嘴雜,   
  家規嚴厲,你要忍著,等我回來就好了。」譚世名知道,自己家規嚴厲,秋葵又是長子的妻子,不僅要侍奉公婆,還要關照年幼的弟弟妹妹,十幾歲的秋葵一下子挑起這麼重的家務擔子,可不輕啊!「你放心走吧,別惦著我。」   
  秋葵是個賢惠妻子,為了讓丈夫放心,她說道。「秋葵妹妹,山再高,水再長,可是隔不斷我倆的情,我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會心裡裝著你。你也在心裡裝著我呢。」「我曉得,世名哥,你別說了。」接著秋葵又叮囑道,「見了大哥,問一聲好。」「哎。放心吧。到了地方,見到大哥,我會寫信來的。」   
  分手的一刻終於來到了。譚世名在舅舅的陪送下,跟隨接他的兩位軍人,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他一邊走,一邊回頭揮手與家人告別。秋葵迎風而立,目送丈夫身影消失在路盡頭。秋葵哪裡知道,丈夫這一走,竟是永決。譚世名也不曉得,這一走,他再也見不到那個善良美麗的秋葵妹妹、他的恩愛妻子了。譚世名離開故土,便改了名字,他認為世名這個名字帶有封建色彩,於是改名叫譚政。數十年後,譚世名——譚政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名彪青史。1927 年春,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漢口。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特務營營部。一位身穿國民革命軍灰藍色軍裝、佩帶軍銜的軍官,正在營部裡來回踱步。他濃眉大眼,英俊瀟灑,顯得十分英武。他就是年方二十四歲的特務營營長陳賡。此時,他正在等待著從老家湖南湘鄉遠道而來的妹夫、少時的同學——譚世名(譚政)。不一會兒,兩個顯得疲憊的軍人將譚政帶進了營部。陳賡見了譚政,先是一愣,接著,他立即上前,兩人緊緊擁抱在一起。喜悅,興奮,激動與昔日別離的思念之情,頃刻間都融化在這緊緊的擁抱之中。許久,陳賡與譚政才分開。陳賡讓譚政坐下,勤務兵端上了兩杯熱茶,兩人的激動之情平靜下來。譚政向陳賡訴說了自己出走前後的簡要經過。同時,他告訴陳賡,他已經為自己改了名字,叫譚政。最後,他高興他說:「不管怎麼樣,我今天總算衝出來了,衝破了封建家庭這一關!   
  但還不知怎麼革命?」陳賡笑著對自己的妹夫譚政說:「你這個紳士家庭的書獃子,能擺脫家庭的束縛走出門來,這本身就是一大革命。」武漢,國民革命的中心。譚政一入伍,便被編入了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特務營第二連,任上士文書。譚政,這個名字出現在二連花名冊上。不久,營指導員設立辦公所,譚政升任營指導員辦公所的准尉書記官。譚政下連隊的第一課,便是真槍實彈地操練。他穿上了一身灰藍色的國民革命軍軍裝,從昨日的書生、教師變成了今日的革命軍人。春夏的武漢,時而陰雨綿綿,時而驕陽似火,烈日炎炎。然而,作為軍人的培養與錘煉,是不能以天氣的陰晴、氣候的冷暖為轉移的。愈是惡劣的環境,愈是訓練軍人的好場所、好時機。譚政整日跟連隊嚴格操練,無論什麼惡劣的環境,他都堅強地堅持著。各種制式教練,持槍、瞄準、起臥,每一課程、科目,他都刻苦地學習著,操練著。   
  他的心中只有一個目標:應該是個名副其實的武士,隨時準備打仗。可是,嚴酷的現實告訴譚政,作為一個革命軍人光知道怎樣打仗是不行的,更重要的必須知道為誰打仗,為什麼打仗。這就是政治。特務營二連駐地。操練完畢,譚政渾身像散了架一樣痛。但是,他顧不上休息,提筆連寫了兩封家書。   
  他先給父母寫了一封信:父母大人台鑒:   
  兒已抵達湖北省城——漢口。陳兄分配我於國民革命軍營充軍。兒不孝遠離父母。但又得先衛國不受倭寇欺侮,而後才能報效父母,此乃國民之責矣!   
  兒克軍,整日操練習武,生活緊張不慣,數日後,軍隊生活即習以為常,望大人勿須惦念!   
  兒   
  世名敬上   
  然後,他又給愛妻秋葵寫了一封信:   
  葵妻:我已順利抵達漢口,來到陳賡兄所在兵營。賡兄已按我之意願讓我在二連擔任文書。來漢口,人生地又不熟,加上我無出過遠門,承蒙陳兄關照;又,陳兄多年未見葵妹,又聞身體不佳,陳兄對妹掛念至極。入伍前,我已把咱商定了的「譚政」大名填報連上。從此,我的名字將改為「譚政」,不再叫那個封建主義的「譚世名」。好不?入伍之後,操練繁忙,唯軍事生活尚未習慣。但特務營與其他不一般,這裡書報刊物齊金,有《響導》、《中國青年》、《共產黨ABC》,等等,這些從來沒見過的書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嚥閱讀。走後,仍掛念弱體多病,望不過分勞累,注意保健!   
  兄   
  譚政 啟   
  就在譚政發出家信不久,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發動反革命叛亂,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於是,譚政非常理智地與家人中斷了聯繫。父親譚潤區與母親掛念長子,憂心如焚,不免牽怒於媳婦秋葵。秋葵更掛念丈夫,回娘家打聽,連賡哥也杳無音信。   
  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秋葵終於病倒了,這一病,就再也沒有挺起身子來。臨去世前,她還一直默默呼喚丈夫的名字。家中發生的一切,遠在千里之外的譚政並不曉得。直到全國解放後,家人才有機會向他當面訴說妻子秋葵臨終前的情景。譚政聽了忍不住悲從中來,淚灑衣襟。他對妹妹說:   
  「可惜啊,你秋葵嫂子死得太早了,要是看到全中國的解放,她該多高興啊!   
  你秋葵嫂子性情溫柔,性格爽朗,什麼事情都沒見她犯愁過。真是個賢妻啊!」   
  譚政來到漢口,一進兵營,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還沒有對外開戰,就聞到軍隊內部的火藥味兒了。在譚政入伍下連隊以前,陳賡就根據自己同反革命鬥爭的經驗語重心長地告誡過他:「譚政弟,在這個地方可不像在學校讀書,也不像你在小學校當老師只管一群娃娃。鬥爭在即,尖銳複雜,說不定哪個時辰腦袋就會搬家!你下連隊,可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書獃子氣!這個部隊基本上還是軍閥的部隊。我們黨往這個部隊只派來少數軍官,力量很小;原來的軍官,大部分都很反動。所以,你要特別提高警惕。」譚政點了點頭,把陳賡的話牢記在心底。陳賡、譚政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原是唐生智任軍長的第八軍。唐生智,湖南東安縣人,早年在軍校讀過書,參加過辛亥革命。1914 年從保定軍校第一期步兵科畢業後,由見習官到排、連、營長,在湘軍中擔任過各種軍職。1924 年1 月國民黨改組後,廣東的革命浪潮很快波及湖南。唐生智為保全和發展自己的力量,曾經親自去洛陽會見北洋軍閥頭子吳佩孚,請其支援;又派人前往廣西和廣東聯繫,窺測南方形勢。   
  1926 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討吳驅趙運動,唐生智乘此時機取代趙恆惕,表面聲稱驅趙,但實際並不堅定。3 月12 日趙恆惕通電辭職後,唐生智即派部隊進入長沙,自行代理省長。此時,廣州國民政府派唐生智在保定軍校的同學陳銘樞和白崇禧前來同他聯繫,中共湖南省委也對他們作爭取工作。唐生智表示擁護三大政策,願意參加北伐。同年5 月下旬,北伐軍第四軍、第七軍進入湖南,援助唐生智打退了吳佩孚的反撲。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6 月1 日,唐生智在衡陽接受了廣州國民政府的任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和湖南省主席職務。7 月9 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出師北伐, 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以第四、七、八軍擔任湖南戰場的正面主攻,7 月11 日佔領長沙,三天後他正式就任省主席,並率全軍宣誓加入國民黨。鑒於湖南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和對北伐戰爭的有力支持,為了鞏固在湖南的統治,他採取同中共合作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許開展工農運動。8 月12 日,北伐軍總司令在長沙舉行軍事會議,決定先攻取武漢,然後向長江下游發展。唐生智以北伐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統帥第四、七、八軍沿粵漢路北上,9、10 月間相繼攻佔武漢三鎮。第四、七軍隨即轉入江西戰場,第八軍留駐兩湖整訓。1927 年間,唐生智統治了兩湖和豫南,成了武漢國民政府中權勢最大的人。這時,他向各方進行拉攏,對中共表示友善,甚至提出過「加入共產黨」的要求。中共黨組織把陳賡安排到唐生智的特務營任營長,除因當   
  時唐生智對共產黨的態度比較友善,還考慮到陳賡在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畢業的時候,黨組織通過陳賡和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友誼關係,曾經派了一批共產黨員到第八軍去工作。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誓師以前,陳賡也被派到這個部隊裡來,以後才前往蘇聯。唐生智總部的這個特務營是獨立的,共有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一個步兵連有二百多人,四個步兵連加上機槍連的人數,全營就有一千多人。這些部隊主要是由富有革命傳統的安源工人組織起來的,軍官裡面共產黨員不少,幾個連長都是黃埔四期畢業的共產黨員。廣東革命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廷經過西北回國時,黨組織叫陳賡從特務營抽調一排人護送他,挑出來的全是共產黨員。這個營的武器裝備也特別好,步兵連都是清一色的漢陽造新式步槍,每連還有二十一支美造新式湯姆式步槍。陳賡率領的這個特務營,好像是黨中央的一個警衛營一樣,隨時承擔保衛中央機關的任務。此外,武漢市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名義上歸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領導,實際上也由陳賡直接指揮,這就保證了中央機關的安全。陳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從事黨的保衛工作。因他比較活躍,在武漢接觸的人很多,除了同周恩來等中央的負責同志保持聯繫,隨時接受指示外,還繼續同宋慶齡、鄧演達以及汪精衛等一些國民黨的上層人物直接接觸。這對陳賡在武漢開展工作,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然而,就在這條件較為有利、北伐戰爭勝利發展的緊要關頭,一直玩弄著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的蔣介石,在帝國主義者支持和慫恿下,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4·12」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接著,反革命政變在全國相繼發生。   
  譚政在漢口入伍時和此後不久,正是「4·12」政變發生的前前後後。在這革命形勢大分化大改組、大動盪的風雨飄搖時期,各種思想與風浪,也必然要在武漢,在第八軍,在特務營反映出來。特務營裡雖然有一些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但畢竟還是少數。特務營畢竟還是唐生智管轄下的國民黨軍閥的隊伍。這個隊伍的反動分子也在磨刀霍霍準備向共產黨下手了。武漢,這個國民革命的中心,現在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態中。這些天來,譚政對國內政局的變化十分擔憂,他比往常更注意報紙上的新聞了。報紙一來,他就報不離手。譚政在分析研究形勢,認識到蔣介石在上海的政變,只不過是鎮壓革命運動的開始,而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不已經蠢蠢欲動了嗎?   
  幾天來,國民革命軍中反動的舊軍官也在四處活動。僅特務營裡,人來客去,過往匆匆,拉攏勢力,以圖結黨營私。1927 年5 月的一天。特務營營部靜悄悄的。譚政料理完公務,正在專心地看著報紙。突然有人報告。譚政問道:   
  「有什麼事?」來人答道:「張之為團長讓你立刻去一趟!」這突如其來的事情,使譚政感到迷惑不解。他跟著那人走出營部,邊走邊捉摸:特務營是個獨立行動的單位,你張團長對我營無指揮權,叫我這個營部書記官去幹什麼呢?可這些天來,政局變幻多端,人心思動,拉幫結伙準備反共的大有人在..想到這些,譚政的思想作了應付的準備。他們拐了幾拐來到了張團長的住處。「報告!」接譚政的那個士兵喊了一聲。「進來!」房裡傳出了回聲。   
  「報告團長,特務營的書記官譚政來到!」   
  「請坐!」張團長伸手打招呼,讓譚政坐了下來。   
  然後,他開始先來個自我介紹:「本人張之為,黃埔軍官學校畢業,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今日,特地請來譚書記官,敘談敘談!」   
  接著,他拉起長腔,裝腔作勢,顯示出頗有文化素養的樣子兌:「譚書記官很有文才,為何不當地為官,遠來從軍,與我軍專職共事?」   
  譚政見狀,心中十分討厭。但既然是鬥爭,就要講究策略與之周旋,看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譚政回答道:「中國,封建專制兩千餘年,落後貧窮,封建皇帝,荒淫無恥,不顧百姓死活,喪權辱國。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打倒軍閥封建割據,以使中國統一,經濟繁榮富強,中華民族興旺。學生前來從軍,即為實現孫中山革命宗旨而奮鬥!」   
  張團長假惺惺地接話道:「譚書記官忠實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可敬可佩。至於聯共,必當深思。共黨煽動工人、農民起來造反,實與黨國對立,製造內亂,故蔣委員長下令鎮壓騷亂!」   
  聽到這裡,譚政心裡怒火中燒。但為弄清虛實,他壓下怒氣,忍氣吞聲地聽下去。   
  為了盡快引這位團長亮相,譚政轉了話題:「團長先生,你我素不相識,而且你是上官,我是小官,不知找我來有何事吩咐?」   
  這個老奸巨滑的傢伙,「啪!」把桌子一拍,露出一臉猙獰的凶相說道:「原諒本人直言,好!直說了吧!」他停了一下,眼珠子一轉,接著說:「你聽說了嗎?漢口的共產黨也在動員工人起來造反,在國民革命軍裡的共產黨也在策劃嘩變呢!」譚政假裝不解地回答:「我一個教書先生來從軍,是為實現三民主義,哪裡知道這些事情?」他暗自高興知道了敵人的底細。這位老謀深算的張團長見譚政不願上鈞,就又軟硬兼施、敲山震虎式他說道:「聽說譚書記官入伍後拿著共產黨散發的傳單、宣傳紅色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不撒手!咱倆是老鄉,看在這鄉親的面子上,我要拉你一把,可不要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共產主義的毒!」   
  張團長叫他來的用意,譚政現在已知道十之八、九,但還不知道目前武漢會發生什麼事情。為了進一步摸清底細,譚政隨聲附合了一句,問道:「張團長,在武漢會不會發生類似上海那樣的流血事件?」這位自作聰明的張團長以為譚政這個人伍只幾個月的「書獃子」上鉤了,當即向譚政發問:「如國共戰端發生,你將跟誰走?」譚政嚴肅地回答:「這,我得想一想。」這時,張團長起身靠近譚政幾步,神秘兮兮並帶有幾分威脅他說道:「明著告訴你譚書記官,不幾日,國民革命軍裡面的共產黨將被清除乾淨,不留禍根。你如與共黨同謀,也將一併清除!」張團長邊說邊作手勢,把伸平的手掌砍向桌面「啪」一聲:「刀切!」這一聲響使譚政猛然一驚,更加清醒了。以往的分析、研究與判斷,已被證實:武漢的敵人要向共產黨下手了。譚政拖著沉重的步子走回營部,心情無比沉重。想不到這個國民革命的中心武漢,現在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盡快地把探聽來的消息告訴陳賡,譚政焦急地等到熄燈號吹過的夜深人靜,才輕輕敲響陳賡的房門。陳賡聽這敲門聲非比尋常,沒有回話,警惕地拉開門縫觀察動靜。一看來人是譚政,陳賡悄悄把他放進來。陳賡剛要去找燈,譚政一把按住他的手:「陳賡兄,不要開燈!」陳賡忙問:「譚政弟,有什麼緊急事情?」譚政把當天張團長叫他去的前後經過對陳賡講了一遍。陳賡由此證實了這幾天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是可靠的。聽譚政講完後,陳賡囑咐道:「我知道你被張之為叫了去。你要學會同敵人作鬥爭!譚政弟,你要利用你無黨派的身份主動與張之為接觸,纏住他不放,瞭解敵人的行動計劃!」譚政點了點頭,匆匆離開陳賡的住處。   
  當他躺在自己的宿舍裡的時候,夜,已經很深很深了。他透過窗口凝視著那漆黑無際的夜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思緒與感歎。武漢的黑夜來臨了!他默念。1927 年7 月15 日。武漢三鎮,驕陽似火。警笛尖叫,軍警遍地。汪精衛丟開了他藉以發家的三大政策,公開反共,到處搜查共產黨。「無限蒼生臨白刃」。上海龍華寺、南京雨花台、長沙瀏陽門、武漢關山口展開了殺人比賽。早在1927 年春天,武漢的形勢就己發生變化。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反革命政變以後,武漢政府內部以投機政客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假左派也動搖起來。5 月21 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統治江西的朱培德脫離武漢政府宣告獨立。6 月29 日,武漢內部反動軍官何鍵(三十五軍軍長)發出反共訓令。7 月15 日,汪精衛集團舉行分共會議,通過「分共決議案」,正式決定與共產黨決裂而叛變革命。7 月15 日以後,汪精衛又密令何鍵進行反革命大屠殺,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個漏網」。霎時間,革命中心武漢成了反革命的根據地,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著武漢三鎮。此時,何鍵看中了陳賡特務營機槍連的幾挺新式重機槍,他不願意讓這支力量掌握在共產黨手裡,便派部隊用機關鎗對準陳賡的門口,逼他隻身離開特務營並被軟禁,營長職務被撤銷,原來掌握在陳賡手中的武漢工人糾察隊也被漢口衛戌司令李品仙下令繳械。陳賡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同時,特務營連、排長大部分被撤換,指導員辦公室解散,身為書記官的譚政,因為沒有順從團長張之為的意願,被視為共產黨的嫌疑分子而失去自由。   
  面對這一嚴峻的局勢,陳賡沉思著,並果斷地作出決定:「逃!不能坐以待斃!否則就意味著被反動派捕殺!」陳賡下定了決心並悄悄通知了譚政,確定了行動約定的時間、地點和計劃。他們準備在四更時分自己人站這班崗時出營門,過江去武昌尋找已轉入地下的黨中央。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陳賡和譚政按著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悄悄地逃離了國民革命軍唐生智部隊軍營。陳賡領著譚政,穿過漢口的大街小巷,左轉右拐,來到了長江江岸。洶湧的波濤,低吟著悲歌,帶著不平與驚愕,滾滾東去。這兩位生死與共的朋友、兄弟與戰友,沿著江岸向上游又走了好長的一段路程..突然,陳賡放慢了腳步,對譚政說:「慢走!」然後拉住譚政的手,鑽進了江邊漂浮的船塢。這裡,是我們黨的秘密聯絡站,有自己的船隻,經常轉運地下工作人員,往來於漢口、武昌之間,也用不著出示什麼證件。撐船的一老一少,對陳賡和譚政的到來,十分熱情,不一會,木船載著他們,在茫茫的夜色中,中流擊水,緩緩向對岸——武昌駛去。武昌,中國革命中心城市之一。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發源在這裡,中共最早在這裡建立了黨的組織,國共合作時期曾在這裡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當時為我們黨所控制的葉挺部隊也駐紮在此。這裡的武昌警衛團,原來也是葉挺的部隊。後來,葉部主力移防南昌,武昌尚沒有葉挺第二十四師司令部留守處。三個月前的中共五大曾在這裡舉行。陳賡在小船裡低聲向譚政介紹了武昌的有關情況。經歷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對於譚政來說,這真是「大姑娘坐轎頭一次」。他聽著陳賡的講述,凝視著東方逐漸發白的夜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憧憬與興奮:「咱這真是黑夜辟光明啊!」想到這,他「哈哈哈」大笑起來!笑的是那樣真誠,那樣痛快!陳賡見此景不解地問道:「世名,你在想什麼?大難臨頭竟如此快活?」譚政不加掩飾地回答說:「庶康兄,你看我們現在不是和歷史上的探險家一樣在漂洋過海嗎?多有意思!」   
  陳賡若有所思、意味深長他說:「是的,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幾座大山,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去做歷史的探險家還沒有嘗試過的冒險——取得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把中國由黑暗引向光明!」小船載著未來共和國的兩位將軍,在陣陣歡歌笑語聲中,從漢口駛向了武昌,由黑夜駛向了黎明。武昌督軍府。警衛團駐地。四周矗立著高大寬厚的灰色圍牆,寬廣的閱兵場平布在府中央,閱兵場的前面,是戒備森嚴的督軍堂,後面和兩側,是整齊的營房。督軍堂為軍隊最高統帥的軍事機關所在地。遠遠望去,武昌督軍府顯得既神秘莫測,又威武壯觀。武昌警衛團駐在武昌督軍府。這裡現在是武昌國民政府所在地,警衛團擔任國民政府的警衛任務。這個團是以葉挺部隊為骨幹組建起來的,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該團的領導幹部都是我們黨派去的優秀共產黨員。團部裡,一個個頭不高,但卻氣質高雅、派頭十足的小伙子,在訓練有素熟練地處理著軍務。他,就是警衛團團長盧德銘。   
  盧德銘原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參謀長,是由葉挺提名走馬上任的。他生龍活虎,具有軍事家氣派,在北伐軍中指揮機智,作戰勇敢,堪稱智勇雙全的典範。「報告!」譚政在一名衛兵的帶引下來到了警衛團部。「進來!」   
  團部裡傳來了團長盧德銘的回聲。「我叫譚政,..」譚政扼要地作起自我介紹。「哦,我知道了,陳賡已向我說過你的情況。」說罷,盧德銘叫來衛士並告訴他:「你把譚政領到九連交給張連長!」這樣,譚政便到九連當了文書。原來,陳賡和譚政來到武昌後,先落腳在第二十四師司令部留守處。   
  陳賡對譚政說:「咱先在這裡歇個腳,明天我去聯絡。下一步怎麼走,等我回來再跟你說。」此時,雖然武昌的黨中央已轉入地下,並籌劃遷回上海,但周恩來仍在這裡。由於情況的變化,我們黨正在策劃南昌起義和秋收暴動。   
  陳賡將被派赴南昌,協助周恩來等組織南昌武裝起義。陳賡接受任務,興高采烈地回到駐地,他告訴譚政:「我將赴南昌執行新的戰鬥任務。我已經和盧德銘團長說好了,把你安排在武昌警衛團,跟隨警衛團隨後趕來南昌。」   
  接著,他又囑咐說:「南昌暴動,將是中國革命走向用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始。記住,譚政弟,在這條革命的道路上,無論怎樣坎坷崎嶇、艱難險阻,也要堅定意志,走下去!」譚政聽了陳賡這耐人尋味的深情話語,輕輕地點了點頭。這句話後來成了譚政的座右銘。當譚政按著陳賡的安排找到盧德銘,盧德銘根據陳賡的介紹,得知譚政文化水平高,但軍事知識少,而九連張連長也是我們黨派到這個團的共產黨員,但他沒有文化,要求團長給他配一個文化程度高的幹部。就這樣,譚政便來到了武昌警衛團,安排在九連擔任文書。8 月2 日深夜。「嘀嘀嗒!嘀嘀嗒!」當警衛團戰士已進入夢鄉的時候, 緊急集合的軍號吹響了。「軍人的天職是打仗。今晚,我們要到武昌城外舉行一次   
  軍事演習。用當兵的話說,我們打野外去。依照作戰預備命令,立即出發!」團長盧德銘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訓話聲,劃破寧靜的夜空,在督軍府內外迴盪。全副武裝的警衛團開始行動了。部隊在武昌城郊繞了半圈,轉到長江岸上的一個碼頭。部隊封鎖了通往長江碼頭的所有路口。秘密地、有秩序地開進了靠在碼頭的船艙。「怎麼打野外打到船上來了?」戰士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著。譚政沒有吱聲,因為在當天下午九連張連長與他的談話中,他已經知道了這次行動的目的。行動之前,張連長問譚政:「部隊要開拔了,你知道嗎?」譚政假裝不解地問:「上哪兒去?」張連長說:「我也不知道,你還看不出?武昌不是咱們的家,不走,內戰爆發也得被槍殺!」譚政說:   
  「對!要把部隊拉出去,不在武昌城內和敵人打。先要保存自己的力量,才是長久之法!」張連長說:「譚政,你說得對,我們要把部隊拉出大城市,擴大隊伍,吸收農民參加。力量漸漸強大,將來才有力量『爭奪天下』!」   
  張連長的一番話,使譚政又聯想起陳賡以前說過的那些話,譚政隱約猜出,這次行動的目的是開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滿載警衛團官兵的輪船,沒有笛鳴,沒有喧鬧,劈波斬浪,順流急進。譚政回望武昌,漸漸消失在靜寂的夜色中。兩天後。輪船忽然停止了前進。「發生了什麼情況?」戰士們不禁相互低聲詢問起來,眼裡閃爍著驚詫的目光。船艙裡出現一陣騷動。「大家不要驚慌!不要驚慌!」下級軍官們力圖穩住戰士們的情緒。警衛團的幾個高級軍官正在商議著什麼。顯然,是出現了什麼不測。一會兒,輪船不再順江而下,而是轉舵靠岸,停在了湖北黃石港。「背起行裝,扛上槍上岸!」   
  「急行軍,徒步前進!」命令迅速傳達下來。隊伍急匆匆向湖南方向開去。   
  原來,8 月1 日深夜,團長盧德銘接到兩份電報:一份是周逸群從南昌發來, 說南昌已經起義了;另一份是張發奎從九江發來的,命令警衛團星夜趕往九江待命。盧德銘看完電報,立即找來團指導員辛煥文、參謀長韓浚研究,最後決定去南昌,不去九江,但是可以利用警衛團調往九江的命令出發。於是,便有了這次軍事行動。然而。就在武昌警衛團採取緊急軍事行動,參加南昌起義時,漢口汪精衛集團發覺了警衛團的行蹤,通報駐九江張發奎的部隊封堵了江口。船行兩天以後,警衛團才得知這一情況。所以,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才出現了停泊、轉舵、靠岸這一幕。部隊在黃石港上岸後,隨即經武寧、靖安向南昌方向疾進。行軍途中,部隊又得知南昌起義部隊已經遠去閩、粵。   
  於是,警衛團再次改變計劃,決定西進修水,休整待命。部隊途經武寧時,遇到了一支平江農民軍,於是警衛團與他們合兵一處,相約同赴修水。經歷了將近一個月的奔波,警衛團終於進駐修水,休整待命。一個月疲於奔命,後有敵人追兵,前有高山峻嶺相阻,困難可想而知!一開始,許多戰士腳板磨起了血泡,有的人途中病倒了,然而大家的意志沒有消沉,不僅沒有人掉隊,而且沒有人逃跑。但是,當隊伍沿著江西九嶺大山與追敵周旋時,警衛團裡不少士兵,經不起長途行軍的折磨,加上腳上打了泡、化了膿,便掉了隊。譚政,這個剛出來當兵不到半年的書生,也因此掉了隊。艱難地追趕大部隊。看到不少掉隊士兵意志消沉,譚政自然而然擔負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做起了掉隊士兵的工作。他邊走邊給戰士們講故事,講革命的道理,講革命的前途,從而堅定了掉隊戰士的革命意志,大家一塊兒抵達了修水,追上了大部隊。有一天,晚上宿營的時候。夜深人靜,譚政聽到幾個戰士小聲說話,像是商量著集體逃跑。領頭的是個舊軍人。譚政就找到這個人談話,接著又說服了其他幾個想開小差的人。後來,這幾個人也參加了日後的秋收起義。   
  井岡山鬥爭時期,這些人中的一個見到譚政時,曾感激地說:「多虧譚書記1的幫助,不然早就腳底板抹油——溜了。」譚政卻說:「那個時候,大家心裡都沒有個底,摸不著頭腦嘛!」修水縣城。警衛團進駐修水後,為合法地開展鬥爭,編入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這時,團長盧德銘等前往武漢向黨中央報告工作,部隊由第一營營長余灑渡指揮。夏日炎炎。師部書記(即秘書)譚政在師部接待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身材高大,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穿著一身舊中山裝,一副知識分子模樣。來人自我介紹道:「我叫羅榮桓,是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黨代表,..」譚政急步上前,握住了來人的雙手,連聲說道:「我知道了,這不正在這裡等待您的到來呢。」   
  「聽口音,你是湖南人吧?」譚政略微停頓了一下問道。「我是湖南衡山人。」   
  「哎呀,真巧,我也是湖南人。我是湘鄉人。」譚政笑著說。兩個人認定了是老鄉,更加親熱,進而攀談起來。羅榮桓是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的黨代表,這次是專門來修水與警衛團取得聯絡的。羅榮桓遇到譚政,一見如故。   
  當他知道譚政是個知識分子軍官,便向譚政介紹起了知識分子幹部與工農相結合的經驗。譚政也根據自己在來修水途中做戰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體會,向羅榮桓談了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最後,他得出結論說:「如果沒有政治工作,部隊就得不到鞏固,更談不上什麼戰鬥力。」羅榮桓聽完譚政的話,不禁頷首。他覺得譚政雖不是黨代表,但想的問題可不少,是個政工幹部的好材料!羅榮桓也向譚政介紹了部隊政治工作的經驗。兩人談得十分投機。這是譚政與羅榮桓初次相見。然而,這次相見卻注定了他們之間的不解之緣。後來,他們一同參加秋收起義,「三灣改編」又一同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井岡山時期,又一同做政治工作,出席著名的古田會議。   
  解放戰爭時期,兩人同在東北野戰軍工作。解放後,又先後擔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革命將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使他們在紛飛的戰火中結成了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接上聯繫後,羅榮桓立即返回農民自衛軍,並率部來到修水,加入了武昌警衛團。8 月下旬,警衛團與平江、瀏陽農軍負責人在修水的山口召開會議,決定把這幾支武裝力量會編為一個師,由余灑渡任師長,靜候中央指示。不久,盧德銘從中央返回部隊,並且帶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9 月9 日,將要舉行秋收起義!駐紮在修水的警衛團,投入了緊張的整訓之中。他們焦急地盼望著秋收起義的到來。         
第二章 當秀才不怕難領袖在身邊 
  1927 年9 月9 日。江西修水渣津。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駐地。明媚的陽光透過樹葉,灑在警衛團駐紮的院落,留下參差斑駁的樹影。南國的秋風吹過,使燥熱的空氣透出幾分涼意。警衛團的戰士們步履匆匆,收拾行裝,準備出發,攻取平江,會合其他各地的義軍,發動秋收起義。大革命失敗以後,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決定,「利用今年秋收時期在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有系統有計劃的盡可能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九月間在湘贛邊界舉行秋收起義。8 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員兼中共前委書記毛澤東回到長沙,組建秋收起義的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制定起義的具體計劃。接著,毛澤東抵達江西安源,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具體部署秋收起義的軍事行動。會議決定,起義在修水、銅鼓、安源三處同時發動,然後三路大軍合擊長沙。9 月9 日,秋收起義爆發。按照計劃,參加秋收起義的武裝編為四個團,組成中國工   
  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全軍由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起義總指揮為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共產黨員盧德銘,師長為余灑渡。這樣,按照既定計劃,現駐修水的武昌警衛團及其相匯合的其他農軍,被編為第一師第一團,並且即日暴動,向平江進發。   
  滴嗒!嘀嘀嗒!」緊急集合的軍號吹響了。警衛團的戰士迅速集結起來,整裝待令。起義總指揮、老團長作了簡短講話,向第一團授旗,宣佈秋收起義開始,命令部隊向平江進發。這時,譚政擔任第一團團部書記。譚政聞聽秋收起義的消息分外激動,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工農革命軍的行列。   
  第一團以收編的第四營打前鋒,作為右翼,第二營為左翼,第一、三營和師部居中。從修水縣城出發,經馬拗、渣津、朱溪廠,越過平、修邊界,佔領平江縣龍門廠。就在起義部隊向平江推進時,敵人增派一個團馳援平江。第四營邱國軒部乘機叛變,埋伏在長壽街,反攻起義隊伍,第一團腹背受敵,被迫撤出戰鬥,向瀏陽、銅鼓方向轉移。在這次戰鬥中,譚政親眼目睹了發生的一切,部隊臨陣叛逃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同時,盧德銘等共產黨員衝鋒在前的模範行為有力震撼了譚政的心。他也冒著槍林彈雨,在部隊中來往穿梭,做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組織救護傷員,掩埋犧牲的同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有勝利的喜悅,也有失敗的痛苦。秋收起義失敗了。1927年9 月20 日清晨。   
  初升的太陽照在文家市裡仁學校的操場上,操場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輝中。   
  寬闊的操場中央,一千五百多名秋收起義撤退下來的指戰員列隊靜立,他們面容憔悴,連日來的奔波,使他們顯得十分疲憊。但是,他們臉上充滿剛毅之色,一動不動,正在聚精會神地聆聽隊伍前面一個人的講話。   
  那人身材修長,蓬鬆著滿頭長髮,身著老藍布農民裝,腳穿草鞋,黑紅的面孔,看上去三十多歲。   
  他左手卡著腰,揮動著右手,操著地道的湖南口音,面向大家說道:   
  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這次秋收起義,雖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的武裝鬥爭剛剛開始,萬事開頭難,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難。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支持,只要我們團結一致,繼續勇敢戰鬥,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現在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去,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   
  譚政懷著崇敬的心情,專心聆聽並且注目著講話者,因為他知道,講話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澤東!譚政完全被毛澤東的話語吸引住了,那耐人尋味、富有哲理的話語,那充滿激情的手勢,無形中讓人增添了無窮的力量,秋收起義失敗的陰影逐漸在人們心頭淡去。譚政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第一次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話,他為毛澤東在失敗面前那超人的胸懷,堅韌不拔的毅力所折服了。譚政暗下決心:不管今後革命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曲折,也要跟著毛澤東於革命!隊伍出發了,沿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前進著。1927 年9 月29 日晚。江西永新三灣村。濃黑的夜幕伴著連綿的秋雨,將湘贛邊界九隴山區籠罩在漆黑的雨霧中。三灣,這個只有五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在搖曳的風雨中,顯得形單影隻。楓樹坪一座破舊的古廟裡,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前敵委員會會議,正在微弱的燈光下,緊張地進行。會議提出井通過了對起義部隊進行改編的問題。原來,就在譚政跟隨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從文家市裡仁學校出發後,部隊沿著羅霄山脈向南進軍,爬山越嶺,道路崎嶇難行。再加上瘧疾、痢疾蔓延,病員大量增加,疲勞、疾病威脅著整個部隊。9 月21 日,部隊到達萍鄉縣蘆溪鎮宿營。次日清展出發,行至距蘆溪鎮十五華里的山口巖,遭到江西軍閥朱培德部特務營和江西第四保安團的伏擊。起義部隊倉促應戰,損失很大。在此危急時刻,總指揮盧德銘親自率領一個連,佔領路旁高地,阻擊敵軍,掩護部隊轉移。敵軍人多勢眾,搶佔了附近的山頭,居高臨下,向起義軍陣地猛烈射擊。起義部隊損失嚴重,死傷數百人,盧德銘不幸中彈犧牲,年僅二十三歲。蘆溪受挫後,起義部隊中瀰漫著消沉情緒。不少人看到失敗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瑟瑟的秋風染黃了路邊的樹葉,身穿五顏六色便服的起義部隊,越走越顯得稀稀拉拉。有的人乾脆跑到隊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擅自跑去採摘樹上的野果子;有的三五成群,咬著耳朵瞎嘀咕;有的乾脆開小差逃跑了。   
  有的幹部軍閥作風嚴重,以錯對錯,對士兵的錯誤,開口罵人,動手打人。   
  秋收起義的參加者賴毅回憶說:   
  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這一切,毛澤東都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當然,促使毛澤東決心進行三灣整編的還有很多因素:首先,起義軍隊伍秋收起義有五千餘人,現在,經過短短半個多月的戰鬥,只剩下不足一千人了。雖然還保持著師、團、營、連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槍多人少,事實上處於組織渙散的狀態;其次,從部隊的成員看,各地工農運動的骨幹分子,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從舊軍隊出身的人,他們懷著對舊社會的刻骨仇恨和對新社會的美好嚮往,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來。在嚴重的考驗面前,多數人表現是好的,然而也確有不少意志薄弱者悲觀動搖;最後,從黨的組織看,過去黨以城市為中心,主要在工人階級中活動。現在到農民中來,一部分黨員幹部跟不上形勢的變化,思想上產生了混亂,認為這樣槁,革命前途無望。等等。為此,當部隊到達三灣時,以毛澤東為首的前敵委員會毅然作出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   
  第一,對部隊進行組織整編。把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只有第一、第三兩個營,每營三個連,加上原來的特務連,共有七個連隊。多餘的幹部組成軍官隊。傷員與戰鬥員分開,成立衛生隊。譚政被編入軍官隊。經過整編,人員雖然減少了,但隊伍卻精幹了,戰鬥力有明顯提高。第二,在組織整編的基礎上,部隊著手建立黨的各級組織。毛澤東根據北伐軍中建立共產黨組織的經驗,進一步提出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立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為工農革命軍第一次建立了黨委集體領導制度。第三,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許打罵士兵,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可監督軍官,廢除煩瑣禮節,建立新的帶兵方法。官兵生活待遇一樣,吃一樣飯菜,穿一樣衣服。   
  9 月30 日清晨。雨過天晴,部隊集合在三灣村的楓樹坪。燦爛的朝霞映紅了雨後的三灣村。偌大的三灣村顯現出從未有過的生機與活力。毛澤東站在隊伍正前方,準備向大家宣佈改編命令。首先,大家靜立為秋收起義陣亡烈士致哀。站在軍官隊行列中的譚政悲從中來,眼淚止不住掉了下來。他想起了團長、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盧德銘是共產黨員、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他作戰機智勇敢,對待部下親如兄弟,深受全團官兵的愛戴。秋收起義,盧德銘作為總指揮,一直衝鋒在前。當三路起義大軍出師進攻長沙受挫後,盧德銘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率部退卻萍鄉。在蘆溪,部隊遭到敵人伏擊,盧德銘挺身而出,親自指揮,掩護部隊轉移,不幸中彈犧牲。他才二十三歲啊!譚政想到這裡,潸然淚下。「弟兄們,你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盧德銘一直掛在嘴邊的這句話又在譚政耳邊響起。盧德銘,是譚政崇敬的對象,斯人已去,譚政無比地懷念,怎能不失聲痛哭呢。致哀完畢,毛澤東向起義隊伍講話,鼓勵大家,樂觀向上,他充滿激情他說道:   
  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條腿,我們也有兩條腿。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馬。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幾百人,還怕幹不起來嗎?你們都是秋收起義出來的,一個人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他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幾百人的部隊,還怕什麼?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說完,他又大聲宣佈。起義部隊的人,完全是自願的。現在,願留者留,不願留者,根據路途遠近,發三至五元錢的路費,開證明信允許離隊。希望他們回到本地繼續革命,將來如果願意回來,部隊仍然歡迎。   
  毛澤東的話語,像陣陣春風,把戰士們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譚政默默地站在軍官隊的隊列裡,敬慕地聆聽著毛澤東的教誨,回憶著秋收起義以後的日日夜夜。勝利,失敗,挫折,困難,奮鬥,犧牲..「啊!共產黨人,鋼鐵般的意志!」譚政的熱血在沸騰,他的眼睛又濕潤了,跟毛澤東跟共產黨干革命的決心更堅定了!   
  10 月3 日,金色的陽光灑滿楓樹坪。改編後的部隊又一次集合在楓樹下,整裝待發。火紅的楓樹,高大挺拔,枝繁葉茂,像一支支燃燒的通天火炬。楓樹下,革命戰士精神煥發,紅光滿面。毛澤東向部隊宣佈了行軍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一聲出發令下,在三灣群眾的熱烈歡送下,譚政緊跟部隊,邁著雄健的步伐,迎著朝陽,向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進軍,跟著毛澤東去譜寫中國革命的新篇章。巍巍井岡,林海茫茫。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井岡山正處在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屬羅霄山脈中段,這裡山深林密,沒有大路通往山區,只有幾條羊腸小道連結峭壁間。同時,井岡山地區敵人統治力量薄弱。因而,井岡山的確是個屯兵之地。井岡山地區有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武裝力量,毛澤東及時與他們取得了聯繫。通過一番耐心細緻的工作,袁文才親自前來迎接工農革命軍入山,部隊進駐茅坪。接著,工農革命軍在水口一帶發動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工農革命軍來到井岡山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遂川縣靖衛團團總肖家壁的耳中。遂川靖衛團是一股反動地方武裝。團總肖家壁,人稱「肖屠夫」,心狠手辣,殺人如麻。風聞工農革命軍在水口一帶活動,他喪心病狂。糾集三、四百民團,向大汾圩撲來,妄圖消滅工農革命軍。10 月23 日深夜。深秋的大汾圩,寒氣逼人。勞作了一天的村民們已經閉門休息了。譚政也和衣而睡,進入了甜甜的夢鄉。譚政是跟隨毛澤東率領的工民革命軍主力,來到大汾圩的。連日來,部隊一直緊鑼密鼓地做群眾工作,十分辛苦。譚政和大家一樣,躺在床上,很快入睡了。一陣密集的槍聲突然從天而降,撕裂寂靜的夜空。譚政從睡夢中驚醒,一個咕嗜爬了起來,下床摸槍,衝出門去。戰友們都衝出屋門,探個究竟。很快,有人向毛澤東報告,遂川靖衛團包圍了大汾圩向我發動了襲擊!毛澤東臨危沉著不亂,當即命令部隊向敵人發起衝鋒,奪回圩外被敵人控制的制高點,力爭突出包圍。霎那間,槍聲四起。由於敵人發動突襲,工農革命軍倉促應戰,沒有防禦準備,在敵人的瘋狂衝擊下,隊伍分散成了兩部分,各自突圍。戰鬥更加激烈。部隊被分割後,無法聯絡,情況危急。譚政跟隨一支突圍隊伍,邊打邊退。敵人氣勢洶洶,一路追擊不捨。譚政又一次嘗到了被敵人追擊的滋味,忙亂中,簡直狼狽極了。   
  一片漆黑之中,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槍聲漸稀,追兵也不見了,大家這才停下來休息。譚政長出一口氣,總算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他下意識地一摸身上,行裝全無,連掛包也不見了!遭到突襲包圍,又被窮追不捨,為了輕裝突圍,哪裡顧得上背什麼東西,譚政心裡暗叫一聲慚愧。他抬眼一看身邊的戰友,一個個衣衫不整,行裝不全,顯得狼狽不堪,不禁一笑,將剛才的危險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部隊陸續集合起來了。時至晌午,大家開始點火煮飯。這時,眼前的情景令人噴飯:碗、勺早就丟光了,於是,有的人乾脆提起軍服前襟的一角,把飯兜在裡面,手拿兩根剛撅的樹枝,夾著飯吃;喝水時,乾脆用手捧著喝..儘管部隊又一次受挫,但是不久苦盡甘來。大汾圩突圍後,毛澤東率部回到茅坪。王佐率自己的農民武裝前來參加革命軍。工農革命軍開始了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艱難歷程。1927 年12 月。井岡山寧岡礱市。軍官教導隊。井岡山的冬天,葉落草黃。寒風刮過,荒草落葉隨風飄舞。剛剛扎根井岡山的工農革命軍,缺米少糧,頓頓吃南瓜湯;缺布少衣,天天穿的是當初那身單軍衣。軍官教導隊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這個一百多人的教導隊,名曰「軍官連」,實則是個集訓隊,過的是士兵生活,吃的是大鍋飯,睡的是地鋪,黃土地上鋪稻草。一座大房子裡,整班整排的人各睡一席地。鋪頭的稻草常常冒出鋪外,他們便弄來根木料或磚頭擋住。這種「擋頭」同時兼作腦袋底下的枕頭。地鋪上靠西牆一角的稻草窩裡睡著兩個人,合蓋一床又薄又小的毯子,四隻腳全部露在外頭。稻草窩裡、毯子底下這兩個人,一個叫王大年,另一個便是譚政。原來,自1927 年10 月27 日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茨坪以來,為了訓練下級軍官,提高指揮員政治、軍事素質,增強部隊的戰鬥力, 1927 年12 月,工農革命軍在寧岡礱市創辦了軍官教導隊,由呂赤任隊長。教導隊的學員,除了來自軍隊中的班、排長以及有培養前途的基層戰士外,還有來自地方武裝的指揮員,訓練時間一個半月。受訓的內容既包括軍事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內容有:   
  政治形勢的分析,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的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學習,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群眾工作的策略與方法、人民軍隊的宗旨任務的學習與教育,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與研究等。受訓期間,學員們還爭分奪秒地學識字,學文化,還通過解釋「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   
  建立紅色政權」、「擴大革命武裝」、「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等政治口號的學習,既瞭解它們的政治含義,懂得了革命道理,又學會了識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把學政治和學文化結合起來。軍官教導隊的學習,很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在學習群眾工作的策略與軍事技術方面內容時,不僅在教導隊內講授基本知識和基本方法,同時還組織學員到附近鄉村實地開展群眾工作,學會如何做好宣傳、組織、武裝群眾的工作,使學員們在鞏固、深化課堂上所學內容基礎上,提高實際工作能力。遇到戰鬥時,學員們拿起武器上戰場,在戰爭中實踐所學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能。譚政本來就是個「書生」,入伍後也一直做文書、書記之類的文職工作,沒有受過專門的軍事訓練,更沒有帶兵打過仗,但卻是一個很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於是,經組織推薦便參加了軍官教導隊。在剛上井岡山時,由於地方反動武裝靖衛團突襲,譚政與同志忙於突圍,他把隨身帶的行裝丟了精光,於是現在便和戰友王大年合睡一床。王大年出身貧寒,是秋收起義時農民自衛軍的排長,作戰非常勇敢,但沒有文化。在軍官教導隊正巧把譚政和大年編在一個班。兩人各有所長和不足,相互取長補短。大年教譚政學軍事,譚政教大年學文化,相互幫助,親如兄弟。譚政沒有了行李,大年便讓譚政鑽進他的毯子裡面。毯子又短又小,蓋不了身子,二人便用稻草捂著透風的兩邊,這也難以抵住井岡山秋冬的嚴寒。半夜裡,譚政凍得難忍難熬,無法入睡,他便悄悄溜到了伙房,幫助炊事員燒飯,藉以烤火取暖,熬過寒冷的長夜。一個多月軍官教導隊的生活,使譚政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與磨煉。每天「三操兩講」,譚政毫不含糊。早晨出操,誰也沒有譚政去得早。學習軍事,他拚命地苦練。練持槍,練跪、立、臥三式射擊,練投擲手榴彈。學習戰術,和大家一起摸爬滾打。   
  學政治,練演講口才。在政治課的演講會上,譚政演講的題目是:《『馬日事變』和它的歷史意義》。他的演講獲得了第一。在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立足的艱難歲月裡,譚政經受住了有生以來的最嚴峻的考驗。在軍官連不平凡的學習生活中,軍官連黨代表宛希先和廖春芳的介紹,譚政光榮地加入了中共產黨。這是一個多麼難忘而又莊嚴的時刻啊!入黨的儀式黨代表宛希先住的房子裡舉行。牆上掛有寫著「CCP」的鮮紅旗。入黨的誓詞是:「..階級鬥爭,努力革命,犧牲個人,服從黨紀,嚴守秘密,永不叛黨。」從此,譚政成為一名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優秀戰士。他決心在更加殘酷和火熱的武裝鬥爭環境中經受更加嚴峻的鍛煉與考驗!1928 年1 月初。遂川。國民黨縣政府駐地。山區的寒冬早已來臨,蜿蜒起伏的群山覆蓋著皚皚的白雪。座落在贛西南、井岡山腳下南側的國民黨遂川縣政府駐地——遂川縣城,已是兵臨城下,危在旦夕。本來,上井岡山不久,毛澤東曾考慮工農革命軍向北側永新發展。永新是一個擁有三十萬人口的縣,物產豐富,自然條件優越,群眾基礎好,黨的工作開展得早,戰略地位重要。然而,鑒於當時永新敵人駐軍較強,遂川卻沒有多少敵人駐軍,只有地方上的靖衛團,戰鬥力較弱。因此,毛澤東決定先打遂川,日後條件成熟時再向永新發展。在礱市,毛澤東向整裝待發的工農革命軍作了戰前動員。之後,毛澤東、張子清、何挺穎等率千百人的隊伍,離開礱市,翻山越嶺,冒著刺骨的寒風,踏著層層積雪,向遂川挺進。此時,紅軍部隊已擴大了。原「三灣改編」的秋收起義部隊已改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在井岡山爭取過來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改成工農革命軍第二團。這時,軍官教導隊的集訓也已結束,譚政調回紅一團任宣傳隊隊長。此次攻打遂川的軍事行動,譚政自然也在其中。1 月4 日下午,工農革命軍向遂川城西北重鎮、由遂川縣靖衛團頭子肖家壁苦心經營的反動巢穴——大坑發起進攻。由於工農革命軍全體官兵的英勇衝殺,不到三個小時,肖部全線崩潰,狼狽向各處逃竄。工農革命軍乘勝追擊,次日兵臨遂川城下。   
  守城敵軍無心戀戰,棄城而逃,工農革命軍隨即佔領遂川縣城。工農革命軍進入遂川縣城後,店舖緊閉,大街小巷空無一人,偌大的遂川成了一座死城。   
  顯然,這是由於地主豪紳的反革命宣傳所造成的。由於群眾受反動宣傳的蒙騙,一時不瞭解工農革命軍,所以紛紛躲了起來。看來,軍事行動沒有政治工作的配合,是難以發生效力的。此時,政治宣傳、思想教育工作,真的要大顯身手,走進軍事舞台的神秘殿堂。工農革命軍在前委領導下,組成一支支小分隊,立即開展大規模的宣傳工作。譚政也帶領他的宣傳隊,如魚得水似地在遂川縣城走街串巷大搞宣傳。他們手持小紅旗,逐家逐戶地進行宣傳。   
  他們還採取大會宣講、文娛表演等多種形式,對群眾進行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的宣傳。宣傳隊在向群眾作口頭宣傳時,揭露了敵人的種種罪惡和欺騙政策,宣傳工農革命軍的任務和宗旨,宣傳共產黨的性質和綱領,宣傳工農群眾的力量是偉大的,只要跟著共產黨干革命,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一定會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權。宣傳隊等還在牆上、門上寫滿了各種標語、宣傳口號:「打倒土豪劣紳!」「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工農要武裝起來!」「工農革命軍是保護窮人的軍隊!」「歡迎遂川工農起來參加革命!」等等。這時的譚政,身著井岡山工農革命軍的軍裝,身上斜挎著一枝盒子槍。腋下夾著一捆寫好的標語,帶領宣傳隊在大街小巷張貼。他還教少年兒童唱歌子:「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反侵略!反侵略!」站在石階上打拍子。在進行革命宣傳的基礎上,譚政又和工農革命軍一起帶領群眾打土豪,分浮財。剛開始,群眾怕反動階級的報復,對於地主的不義之財,往往不敢接受。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們就採取新的工作方法,待夜深人靜時,把豪紳的浮財送到群眾家裡。起初只是送一些糧食、現金等沒有標記、群眾又經常需要耗費的東西。這種作法深深地感動了群眾。沒過幾天,很多群眾走出家門,興高采烈地挑著籮筐,跟著部隊到各處打土豪、分浮財,出外躲避的群眾也陸陸續續回到了縣城,工作的局面很快就打開了。這樣,由於軍事行動與政治工作雙管齊下,遂川縣城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他們歡欣鼓舞,編了歌子高聲地唱:   
  過新年,   
  過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產黨軍來到了,   
  土豪劣紳哭連連。   
  過新年,   
  過新年,   
  你拿斧子,   
  我拿鐮,   
  打倒肖家壁。   
  活捉羅普泉..   
  在解放遂川的過程中,譚政的政治才能首次得到充分的體現。1928 年1月下旬。遂川縣重鎮草林。春節的煙火尚未散盡,草林的早春已經來臨。由譚政帶隊的工農運輸委員會一路和一個營的工農革命軍及部分赤衛隊,踏著帶冰的春寒,滿懷火熱的激情,開進這居住六百餘戶的集鎮,分散各鄉,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鄉村紅色政權,開闢新區鬥爭。原來,就在遂川縣城解放、政治局面打開,遂川縣城軍民歡慶勝利、共度新春佳節之後,毛澤東、張子清、何挺穎、宛希先等領導人,又帶領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和地方政府,分成三路行動委員會,開赴草林、左安等鄉下地區,廣泛開展發動群眾、打倒豪紳、分田地的游擊暴動。在很短的時間內,遂川全縣迅速掀起了一場打擊豪紳地主階級、肅清封建勢力、建立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的紅色風暴。在遂川江兩岸的遼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搖搖欲墜,土崩瓦解了。昔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豪紳地主,惶惶不可終日,成了過街的老鼠。廣大人民群眾,昨天當牛馬,今日作主人。   
  席捲遂川全縣的革命風暴,掃蕩著一切污泥濁水、渣滓餘孽,呈現著一派人類新世界的大千景象。譚政恰在工農革命軍佔領遂川時調工農運動委員會工作,不久,便帶隊開來草林圩,分赴鄉村開展工作。此時工作剛剛開始,地主惡霸毫不示弱。他們勾結民團進行抵抗,分散糧食,隱藏貴重物資,以保護他們的家產和田園。有的惡霸地主還到處散佈謠言,說什麼共產黨「共產共妻」,切莫上當。說什麼「紅軍來了呆不久,國軍馬上就來收復遂川」。   
  說什麼「紅軍一走,糧米沒收。誰要是吃了分得的一粒糧,雞犬不留全殺光!」   
  面對敵人的反宣傳,譚政帶領的武裝工作隊則是針鋒相對。他們一進村便開始了正面的宣傳攻勢。在村頭牆壁上,他們用石灰刷寫了醒目的大標語;在村頭的稻穀場上,他們說歌謠,唱歌曲,演出小劇目和打倒地主豪紳、戴高帽遊街的活報劇;在群眾會上,宣傳「埃先生」(即蘇維埃)和革命的道理。   
  譚政帶領的工作隊與勞苦大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瞭解到幾戶地主惡霸有血債,有民憤,便把他們抓起來公審,又把地主的糧倉打開,把糧食分給挨餓受凍的農民。群眾慢慢被發動起來,揭發地主惡霸的罪行。隨著群眾運動的深入,問題也越來越複雜,需要譚政的果斷處理。打開地主糧倉的糧食,可以分發給農民群眾吃,但從地主夾壁牆裡翻出的衣物、銀元等浮財怎麼處理?請示上級時間已來不及,因為當時已得到情報,敵人來攻遂川,上級團部已先行轉移,譚政只好「自作主張」了。譚政拍了板,這是他生平頭一次。   
  他通知各鄉工作人員,分頭召開群眾大會,把搜出來的衣物,全部分給群眾,並告訴群眾,地主的這些東西,連同分給大家的糧食,都是地主剝削農民血汗的鐵證,這些東西應該歸還給農民。至於銀元,就作為紅軍部隊的薪餉,用於革命的需要。在熱火朝天的群眾運動的熱浪中,遂川的冬雪悄然融化,草林的草坪一片碧綠。工農革命軍解放了這塊土地,武裝工作隊開闢了這塊新區的工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草林的早春,陽光明媚,和風煦煦。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湧向了草林圩這片遼闊的草坪。這是草林鎮前所未有的盛大萬人集會,他們在慶祝草林鎮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在萬人群眾大會上,一位個子不高、身著灰色軍裝、頭戴軍帽、腳穿草鞋、腰繫皮帶、盒子槍、腿打綁帶、臉色黝黑的年輕軍官,威風凜凜地登上了主席台,操著純正的湖南腔,開始了他鏗鏘有力的演講。他不是別人,正是譚政。譚政宣講了井岡山革命鬥爭的偉大成果,宜講了共產黨的基本主張。然後,譚政鄭重宣佈:   
  老鄉們,遂川草休圩區人民政府成立了!這個區政府的正式名字叫「工農兵蘇維埃」。那麼什麼是「蘇維埃」呢?這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新政府的名字,就是「人民」的意思。我們在「蘇維埃」前面又加了「工農兵」三個字,就是說,我蘇區人民經過和地主階級的鬥爭,有了蘇維埃自己的新的政權!1接著,譚政又拉大嗓門宣佈:遂川草林圩區工農兵蘇維埃,屬於井岡山蘇維埃的組成部分。井岡山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當家作了主人!譚政的講話結束了。掌聲、歡呼聲經久不息,在無垠的草林圩大地、在井岡山區迴盪..1928 年2 月18 日。寧岡新城。初春的晨風,夾著寒意,不時地刮著。座落在寧岡東北面、距茅坪二十餘里的新城,四周被高大堅固的城牆圍繞著。城內有數百戶人家,三百多國民黨駐軍,二百多地主靖衛團。這是國民黨寧岡縣政府所在地。遠遠望去,新城顯得格外陰森與威嚴。在城外已埋伏了一夜的工農革命軍指戰員,正尋機向新城發起進攻。不一會兒,新城南門慢慢打開。蒙在鼓裡的敵軍和往日一樣,照常出南門操練。待他們放下武器準備做操時,突然喊聲震天,埋伏在南門外的工農革命軍一齊向敵軍襲擊。這突如其來的攻擊,打得敵軍暈頭轉向,慌忙逃回城內緊閉城門。隨即,第一團在東、南、北三個方向同時向守城敵軍發起攻擊。由於敵人居高臨下,加上城牆牢固,一時敵我雙方處於相持狀態。   
  原來,正當工農革命軍攻下遂川縣城、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掀起紅色風暴的時候,江西敵軍蠢蠢欲動,老軍閥朱培德增調第二十七師七十九團一個營至寧岡新城,妄圖會同該地的靖衛團,伺機進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張子清在遂川得知敵人的意圖後,決定攻打新城,擊破贛敵的第一次進犯,鞏固與擴大革命根據地。於是,他們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迅速從遂川趕回寧岡茅坪。第一團返回茅坪後,與剛升編的袁文才、王佐領導的第二團會合。2 月17 日上午,前委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軍事會議,部署攻打新城的作戰計劃。經過認真研究,決定由第一團第一營擔任主攻,攻擊新城之東門;第三營攻擊南門和北門,以配合第一營的行動;袁文才帶領第二團第一營埋伏在西門外,利用開闊地形,待機殲滅潰逃的敵軍;王佐率領第二團第二營留守井岡山,密切監視遂川方向的敵軍。2 月17 日深夜,大地沉睡,四周異常地寂靜。做好充分準備的工農革命軍,在毛澤東、張子清、袁文才等率領下,踏著冰涼的露珠,由茅坪出發,分兩路向新城奔去。到達新城腳下,按照原定的部署,各部隊進入指定位置,待機進攻,從而才引發了剛才這場激戰。在棋山高地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張子清等,決定佯攻南北兩門,吸引敵人的火力,然後集中第一團的兵力猛攻東門,以打破缺口,迫使敵人全線崩潰,取得戰鬥的勝利。根據指揮部的意圖,人民群眾冒著槍林彈雨,搬來了許多梯子、煤油、稻草。工農革命軍一同用機槍向東門敵軍密集掃時,並用煤油、稻草火燒城門,一面架起梯子,讓突擊隊的戰上們奮勇爬越城牆。在第一團的奮力攻擊下,東城門被攻破,接著,南門和北門也相繼被攻下,守城敵軍被迫向西門潰逃。敵人發現西門外火力轉弱,便產生錯覺,誤以為西門外工農革命軍兵力不多,於是便打開西門,妄圖向外逃竄。早已在西門外埋伏起來的第二團,已佈置好了一張嚴密大網,待潰逃的敵人進入包圍圈後,會同前來圍剿的第一團,向敵軍猛烈攻擊,把逃跑的敵人打得死傷遍地,很快結束戰鬥,勝利地佔領了寧岡縣城——新城,擊斃、擊傷包括營長王國貞在內的敵軍三百多人,生俘一百多人,活捉敵縣長張開明。新城戰鬥,從清晨打到傍晚。在戰鬥中,譚政英勇善戰,特別是發揮了他政治攻勢的本領。   
  譚政和他的隊員們,從這個山頭轉到另一個山頭。一會兒把紅旗插在山巔,一會兒又插在山坡,引來城裡敵人的往意與火力。並聲東擊西,以假亂真,干擾敵人的判斷力,以顯示我軍人多勢眾。當午後敵人準備突圍時,譚政帶領宣傳隊,在我軍戰士掩護下,開始對新城敵軍喊話:「弟兄們,快投降吧!   
  你們已被紅軍牢牢包圍,你們逃不了啦!」敵人無力還擊,但不作聲。譚政等又換了個位置大聲喊:「紅軍優待俘虜,紅軍就要攻城了,快反正投誠吧,投誠過來才是活路!」開始,對於譚政等人的喊話,城裡敵人的回答是謾罵,爾後便是沉默、無人回答。後來,敵人一個兩個地跑了過來。譚政等對投誠者以誠相待,感化了投誠者,於是投誠者又返回敵群做守城敵軍的工作。這樣滾雪球,敵人三五成群一個班一個排地跑過來了。攻打新城的這場戰鬥,對於譚政的鍛煉和提高是破天荒的。他不僅把在軍官教導隊學來的知識(軍事的和政治的),巧妙地運用於戰鬥實踐,而且在實踐中又有發明創造。新城戰鬥的對敵喊話,對譚政來說是頭一回。這使譚政深刻認識到做好敵軍工作的重要性。此後,譚政擔負政治領導工作中,便把瓦解敵軍,作為軍隊政治工作原則之一。1928 年2 月下旬。井岡山礱市毛澤東住所。一輪朝日從東方慢慢升起,春意盎然的井岡山川、翠竹綠樹,正沐浴在這春日的陽光下,顯得格外雄偉壯觀。可是,在寧岡礱市一幢草屋——毛澤東住所裡,又是一夜,燈火通明。伏案疾書一個通宵的毛澤東,此時正在吸著紙煙,深深地沉思著。可能是過於勞累,烏黑厚厚的長髮,使早已瘦削的臉龐顯得更加憔悴。   
  「砰!砰!」一個身著整潔軍裝的年輕軍官,正匆匆敲響毛澤東住所的房門。   
  此人就是二十三歲的譚政,他接受組織的指派,前來毛澤東住所擔任前委即毛澤東秘書來的。毛澤東打開房門,熱情地迎了出來。「譚政同志,你從草林圩回來了!」毛澤東親切地問道。   
  「是,毛澤東同志!」譚政有些拘謹地回答道。   
  「你的老岳父陳紹純先生還好嗎?」毛澤東又問。   
  「他老人家已經過世了!」譚政低聲回答。譚政納悶,只聽岳父說過,他認識毛澤東,可毛澤東怎麼會曉得我是他的女婿?何況我又改了名。   
  毛澤東看出譚政的不解說道:「你原來的名字不是叫譚世名嗎?這是調你到前委來前從你的入黨志願書上看到的。你那老岳父可是對社會、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嘍!去年的上半年,我在咱湖南家鄉搞農民運動考察的時候,也到湘鄉去了,見到了陳紹純先生,他說得很痛快,這個世道得亂透了才能分出個高低、分出個好壞來。陳先生對我說,他把大兒子陳賡打發出去了,二兒子、三兒子也去鬧革命了,這不,女婿譚世名近日也去漢口投奔國民革命軍了!」毛澤東看了譚政一眼,接著又說:「這以後,我就注意了你的行動。秋收起義的時候,我就從武昌警衛團部隊名單裡找譚世名,只看到有個譚政,沒想到譚政就是你這個譚世名。還是這次我要宛希先推選個前委秘書,宛希先說,前不久入黨的那個譚政,是個知識分子,湖南湘鄉東山學堂畢業的,從軍前是個小學教員,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來了,表現很不錯。他古文基礎好,字也寫得工整,很適合協助我毛澤東作前委工作。隨後,我讓宛希先把你的入黨志願書拿來看過,看到你的現名和原名,這就對攏了。看到了你,也就想到你的老岳父了,哈哈!」   
  聽了毛澤東這番話,譚政驚呆了。想不到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竟然會注意他這個小人物。過了一會他才想起自己的來意,忙說:「毛委員,我今天是來前委報到的!前委在哪裡?」   
  毛澤東風趣地回答:「前委就在這兒.我一個書記,加上你一個秘書,實際工作就咱倆。」毛澤東又說:「你們在草林圩開闢新區發動群眾工作搞得不錯嘛!你先說說情況吧!」隨後,譚政把他帶工作隊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情況,作了簡要匯報。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稱讚譚政:「搞得好!搞得好!」譚政覺得在草林開闢新區工作中,自作主張把沒收地主的銀元作為罰款帶回來用作軍餉的處理上沒有把握,不知對錯,就把事情的經過、處置的原委向毛澤東如實地作了匯報。毛澤東高興地說:「處理得好!處理得好!我們每人都可以發兩元錢的軍餉了!」毛澤東又問譚政:「工作隊的事完結了沒有?」   
  譚政慢條斯理回答道:「一回來,就匯報過。我帶的那個工作隊也歸建了!」然後,譚政把複寫出來的一份工作報告遞給了毛澤東,並說:「這是我的工作報告,不妥當地方,請您指正!」   
  「那就把你的行李搬過來吧,你就住在外面這屋裡。」毛澤東接過報告放在桌上並指著外屋說。然後,毛澤東又接著說:「你來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來幫忙的。」毛澤東又指了指桌子上已寫成的厚厚一沓子草稿說:「你看,這不,為湘贛邊區黨的二大寫了個決議,還沒找到人抄寫呢。你來了,先把這件事辦辦。」   
  就過樣,譚政成了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這位未來的共和國主席、黨的領袖與未來的共和國大將,在這幢簡陋的草屋裡居住著,交談著,工作著..井岡山的日月星辰伴著毛澤東、譚政共居的草屋,從春夏走過秋冬,從黑夜迎來黎明。譚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與毛澤東共居一室,朝夕相隨,他從毛澤東身上學到的東西可真不少。秋收起義部隊剛上井岡山不久,前委決定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由團長陳浩、副團長韓壯劍、參謀長徐庶指揮下山去攻打茶陵。當時,毛澤東沒有跟部隊下山。但恰恰在這次軍事行動時,團長陳浩等人與國民黨部隊「聯絡」上了,令部隊向湘南撤退,企圖投靠國民黨。這是一起十分嚴重的叛黨、叛軍政治事件。然而,毛澤東在處理這起事件的過程中,態度是十分冷靜的,藝術性是相當高超的,表現了一個偉人的魄力與策略。事件發生的當時,毛澤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親率部隊把攻打茶陵的一團接回井岡山,穩住部隊的情緒,摸準事件的真相。在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基礎上,毛澤東主持在礱市召開前委會議,討論了如何處理革命隊伍中的叛徒,並果斷決定:召開幹部大會,公開揭露、宣佈陳浩等人的叛變罪行,以教育我們的部隊。在礱市幹部大會上,根據前委的決定,毛澤東總結了部隊攻打茶陵的經驗教訓,當眾宣讀了陳浩等人的十大罪狀。其中一條是:陰謀叛變投降方鼎英。然後,毛澤東問大家:「大家說,對於陳浩、韓壯劍、徐庶該怎麼辦?」接著,按照大家的意見,將陳浩等人捆綁起來帶走處決了。爾後,毛澤東又宣佈了新任命團長、黨代表,參謀長的名單。毛澤東對這一軍內重大案件斷然處理的重大舉措,對譚政的教育與影響是相當大的,這對後來譚政處理某些重大問題產生了深刻的啟迪作用。   
  1929 年的一天。一個被五花大綁的青年軍官,被士兵簇擁春,押送到了前委辦公室。這不是陳伯鈞連長嗎?譚政吃了一驚。   
  譚政來不及細問緣由,急忙去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不慌不忙地從屋裡出來,讓兵士鬆了綁,說:「你們先到隔壁房裡休息去吧!」譚政奉命通知其他前委委員來毛澤東住所開會。會議開始了。原來,陳伯鈞一不小心,槍走火打死了軍官教導隊隊長呂赤!委員們對陳伯鈞槍走火打死軍官教導隊隊長呂赤事件,爭論不休,各抒己見。有的說,這雖是軍隊內部事件,但也要嚴懲。   
  多數人認為,打死人就得償命,陳伯鈞應當槍斃!譚政作為秘書列席會議並擔任記錄,他為陳伯鈞的「死罪」暗暗吃驚。按照慣例,前委會議討論決定問題,一般都是少數服從多數的。今天,到會的除毛澤東一人尚未發言,其他人都同意從嚴處置陳伯鈞,這不就等於判了「死刑」嗎?   
  毛澤東聽完大家的意見後,慢條斯理地說:「已經死了一個,還要死第二個嗎?」前委會在毛澤東提議下,又研究了一番,一致同意從輕處理,但提出:「可以不槍斃,但要打屁股!」毛澤東風趣地說:「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個手板就可以了。」陳伯鈞含著淚水走出房間,來到前委會會場中間,向在場的人深鞠了一躬,說:「我對不起呂赤同志!」陳伯鈞把手伸給毛澤東,說:「毛委員,打我的手板吧!」毛澤東拍拍陳伯鈞的肩膀,說:「伯鈞同志,接受這個血的教訓吧!手板也免了。」陳伯鈞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失聲大哭起來。這哭聲飽含著對呂赤同志的內疚、悼念,飽含著對自己錯誤的自責、反省悔恨,飽含著對黨的治病救人政策的感激!毛澤東對陳伯鈞事件的處理,教育了陳伯鈞,教育了同志們,也深深地教育了譚政。井岡山的深夜。星光燦燦,夜幕沉沉,毛澤東、譚政住所四周顯得格外寂靜。已經勞累了一天的毛澤東、譚政,又開始了夜間的工作,不時夾雜著輕鬆的問話和回答。在談到井岡山根據地鞏固和發展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問譚政:「你還記得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後,不就地做群眾工作、不打土豪籌款的錯誤嗎?他們不懂得工農革命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還有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的任務,說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當時我們成立起來的縣政府呢,又沒有擔負起新政權的職責,還是沿用舊政府收稅、告狀、過堂一套官僚老辦法,不替人民群眾說話、撐腰、辦事情,還能不失敗?有失敗,才會有成功。譚政,你信不信這個話?」譚政似懂非懂,愕然地支吾著。 毛澤東看出了譚政的不解,又進一步地舉例道:「你還記得秋收起義攻打縣城,還準備打長沙,打了敗仗那個灰心喪氣的狼狽情景嗎?要不是打了那些個敗仗,還不會使人們認識到攻打大城市戰略方針的錯誤!也由於吃了敗仗,碰了壁,才逼迫我們上了井岡山,你說是不是?」譚政經毛澤東這麼一解釋,心中頓時悟出了道理。毛澤東緊接著又問譚政:「要不是總結工農革命軍打茶陵的經驗,糾正了茶陵新政府的錯誤,你譚政能把遂川打土豪得來的錢帶回來做軍餉嗎?」譚政心中的疑團,被毛澤東這深入淺出的比喻化解了。譚政還斷斷續續地向毛澤東提出了紅軍的政治工作問題,紅軍的成份問題,對士兵的政治教育問題,對俘虜敵軍官兵的改造問題,紅軍內部的民主問題,等等。對此,毛澤東都耐心而又說理地給了滿意的回答。時光一分一秒地過去,問題一個又一個地提出。當他們還你來我往談興未盡的時候,清晨的霞光,已遮蓋了那暗淡的燈光。又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不眠之夜。   
  1928 年5 月4 日。寧岡礱市溪河灘。蔚藍的天空,飄著朵朵白雲,鮮艷的杜鵑花,盛開在山山嶺嶺,彎彎曲曲的礱溪河,唱著歌兒,流向遠方。寧岡礱市的礱溪河灘,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今天,井岡山軍民慶祝朱、毛兩軍勝利會師暨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立大會,即將在這裡舉行。一大早,穿著整齊軍裝、佩戴著紅袖章的毛澤東、朱德兩部指戰員,以及數千名湘南農民自衛軍,雄赳赳、氣昂昂地列隊進入會場。從寧岡、井岡山、遂川、永新、靈縣等地趕來的人民群眾,也興高采烈地湧入了會場。會場周圍,貼滿了五彩繽紛的標語。主席台上,插滿了鮮紅的旗幟,為大會增添了熱烈的氣氛。整個會場,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大會由陳毅擔任執行主席。在一片鑼鼓聲、鞭炮聲、軍號聲、歡呼聲中,陳毅首先向全體軍民莊嚴宣佈: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已勝利成立。接著,他宣佈了第四軍的組成及領導人名單。在慶祝大會上,毛澤東、朱德、王爾琢等都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時,代表軍委宣佈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三大任務、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並要求每一個指戰員認真執行,付諸行動。譚政坐在主席台的一角。他此時雖不是名見經傳的部隊領導人,但也感到格外的快活。為了佈置會場,迎接紅四軍新的領導人,譚政跑前跑後,忙個不停。你看他平日嚴肅、緊繃的面孔,今日也笑容可掬。此刻,他看到朱、毛兩軍的勝利會師,看到這會場的盛大景觀和歡樂氣氛,激動之情無法言表。他想道:此前只是跟隨前委書記毛澤東一個人工作,以後將在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軍委書記陳毅三人統一指揮的紅四軍委集體領導下,協助他們辦事、工作。紅四軍有了如此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有了如此強大的隊伍,有了如此深厚的群眾基礎,革命的形勢何愁不會加速發展。   
  井岡山會師後,紅四軍多次粉碎了敵人的「會剿」,接二連三地打了幾個勝仗。然而,在勝利的凱歌聲中,紅軍內部政治工作基礎薄弱的缺點也日益暴露出來。對此,譚政心急如焚,想方設法給以妥善解決。對於紅四軍在永新縣城違反城市政策和部隊內部違紀等問題,負責檢查、整頓這一問題的譚政,在深入調查瞭解研究的基礎上,寫了給前委的報告,強調了軍紀的重要性。毛澤東對譚政的報告十分重視,他看過報告後批示道:「軍紀是軍隊的命脈!」   
  1928年11 月。   
  茨坪。   
  毛澤東住所。   
  呼嘯的北風,夾著片片雪花,飛飛揚揚,吹落在這茫茫無際、重重疊疊的荒郊野嶺。井岡山的冬寒,已經降臨。在茨坪一所簡陋的房子裡,有兩個人正在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忙碌著。裡屋,毛澤東在全神貫注地起草給中共中央的信,即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的《井岡山的鬥爭》。外屋,譚政在聚精會神地抄寫。半年以前,即5 月2 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曾以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報告朱、毛會師後的基本情況,並提出建立湘贛邊界特委和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根據地的建議。6 月4 日,中共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轉遞的毛澤東5 月2日的信件後,並於當日復函朱、毛並轉前委諸同志,該信題為《中央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目前形勢及今後的任務與工作》。中央六月來信,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肯定了朱、毛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制定了邊界黨的工作方針、原則和政策,指出了邊界黨組織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鞏固與壯大起了重要作用。為使井岡山根據地黨組織收到這封重要的信件,中央複寫了四份,兩份由湘贛兩省委各轉邊界一份,兩份交兩省委閱看、保存。   
  由於交通不便,中央6 月4 日指示信,經過江西省委與吉安縣委, 11 月2 日才到達邊界。接到中央重要來信後,正在遂川開展群眾工作的紅四軍立即返回井岡山。11 月6 日,邊界特委召集三十餘人參加的會議,討論了中央來信。經過熱烈討論,會議認為中央來信除主張廢除黨代表制與游擊區域過寬之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特委還把這封信交給軍隊及地方各級黨組織傳閱、學習,以便共同遵照執行中央來信的正確指示。根據中央來信的指示精神,在11月6 日的會議上,重新組成了前委,以毛澤東任書記。以前三月份,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至今,遵照中央的指示,又重建前委,以領導紅四軍軍委與湘贛邊界特委,使井岡山根據地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正是在這一變故下,毛澤東在接到中央來信後,代表前委寫長篇報告給中央,總結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歷史經驗,闡述紅色政權理論,答覆中央來信。毛澤東在寫這篇報告時,譚政正在前委即給毛澤東當秘書。此時,井岡山已經歷了八月失敗的考驗,井岡山的冬寒使人格外難以忍受,部隊的生活異常艱苦,缺衣少吃。這篇報告,毛澤東是斷斷續續寫成的。部隊一面打仗,毛澤東一面寫報告,部隊轉移一個地方,毛澤東寫一部分。寫成一個部分,譚政便用工整清晰的字體抄寫一部分。抄寫完了,再交毛澤東修改。這樣毛澤東反覆修改若干次,譚政抄寫多次,《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譚政幾乎背得下來。   
  1928 年11 月25 日,經過近一個月的晝夜奮戰,毛澤東代表前委寫給中共中央的答覆信,即《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寫完了。譚政用很薄的紙複寫了兩份。這兩份報告,也是譚政派人送走的。譚政的秘書工作,做得十分認真。   
  他抄清的報告與原稿校對兩遍,真是一字不差。毛澤東校閱後誇獎說:「你譚政抄得好啊!兩套文稿,上面寫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轉中央。」最後,譚政找來送報告的交通員,當面告誡:「就是腦袋掉了,也不能把這件東西讓敵人拿到!」這樣,譚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將近一年。無論生活多麼艱苦,工作多麼勞累,他總是興高采烈,精神煥發。一年的時光,在譚政的一生中,是多麼短暫,可又是多麼的難得,多麼寶貴呀!   
  一年裡,毛澤東對他的教誨與啟迪是具有歷史性的。1929 年1 月中旬。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彭德懷率紅五軍和紅四軍的一個團,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以擴大根據地。1929 年春節剛過,因工作需要,譚政依依不捨,揮淚告別共居一載的「老上級」毛澤東,調回了闊別一年的紅四軍第三十一團,任團黨委秘書。   
  「譚政——『談政』,名副其實嘍!」這是毛澤東在譚政受命第三十一團黨委秘書時,同他開的一句玩笑。實際上,這注定了譚政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譚政雖說是團黨委秘書,實際上已是獨當一面的團一級黨代表了。譚政就任團黨委秘書,部隊就要開始向贛南、閩西進軍。作為一個團黨委秘書,他深知這次軍事行動的艱難和自己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艱苦性。譚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部隊,給部隊講政治課,作政治動員,進行隊前講話。他不拿講稿,不用提綱,兩手叉腰,不時地用手比劃,或拳頭一揮,給部隊講形勢,講戰略「遠征」的必要。他操著一口純正的湖南話,時而參雜幾句江西「老表」   
  的方言,滔滔不絕地演說著:「這次打仗,和以前不同,不是打新城,也不是打永新,是要打出去,打到敵人的後院裡,給敵人放上幾槍。點一把火燒起來。在他的大後方,發動群眾,鬧起革命來。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行動?   
  道理很簡單,你蔣介石、朱培德可以派出兩萬人的軍隊,來圍攻我井岡山根據地,你的大隊人馬都出來了,後方空虛了,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去『搗』你的後方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轉到敵人的後方一打,敵人擔心後方不穩,就不得不撤退圍攻井岡山的兵,這樣敵人對我們井岡山的『會剿』不也就落了空?」「講得好!講得好!」聽講的戰士發出響亮的歡呼聲、掌聲,這聲音像春雷,迴盪在井岡山的川川嶺嶺。這時,譚政話題一轉,說道:   
  「要是打到敵人後院去,是不能走大路、走直道的,而是要迂迴繞圈子從大山裡鑽出去。這就要求大家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還要多準備乾糧和草鞋。」譚政停了停,收攏了一下精神接著說:「我們這次行軍路線是山區,那裡的人民還不瞭解咱紅軍,所以,大家在行軍途中,一定要嚴格遵守群眾紀律,就是當初毛委員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說罷,譚政從上衣兜裡掏出了毛澤東為這次軍事行動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讀給大家聽。並說:「這佈告和標語口號都是毛委員親自擬定的,大家就照著去宣傳。團宣傳隊準備了石灰水和刷子,沿途村莊牆壁上都要刷寫新標語。」在譚政「談政」的鼓動、教育下,將要出征的紅四軍第三十一團戰士,個個精神抖擻,英姿煥發,決心做好思想、物資準備,打好這一大仗。譚政在進行戰前動員的時候,突然發現大個子戰士張更生站在隊伍裡,兩眼直盯著自己,像有什麼心裡話要跟他說。隊伍解散後,譚政走到張更生面前,與他握了手,拍著他的肩膀說:「張大個兒,沒想到我們又要一起戰鬥了!」   
  張更生眼含淚水,久久說不出話來。張更生從小是個窮孩子,十八歲被江西軍閥抓去當兵。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開進的時候,他開了小差投奔工農革命軍。然而,張更生由於受舊軍隊軍閥習氣的影響,當紅軍佔領永新城,違反了紀律,拿了群眾的衣物,商店老闆給他兩塊銀元也放進自己的腰包。紅軍撤出永新城,譚政奉命來整頓紀律,張更生對自己的錯誤作了檢討,把得來的衣物、銀元也交了公。對此,譚政表揚了張更生:「知錯改錯就是好同志!」   
  並說:「張更生同志,上井岡山以來,戰鬥中勇敢殺敵,該是英雄;打新城,他衝鋒在前,抓到了敵人的縣太爺張開明,該是勇士;打永新,他頭一個爬上城牆,為部隊掃除前進的障礙,該是尖兵!」自此,張更生受到了教育,結識了譚政,交上了朋友。此次,老朋友重逢,百感交激。張更生從衣兜裡掏出早已寫好的決心書,遞給了譚政。譚政順手接過去,打開一看,是請人代筆、歪歪斜斜地寫了一句話:「保證遵守執行好群眾紀律!」他倆的眼睛濕潤了,聲音哽咽了。兩雙粗大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久久地沒有鬆開。1月14 日,譚政隨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多人,悄然離開日夜相伴的井岡山,千里馳騁在這廣闊無垠的贛南、閩西大地。1929 年10月31 日。廣東梅縣。深秋的涼風拂面。這時的北方已是黃葉遍地,而地處南方的梅縣,仍然綠蔭如春。紅四軍三個縱隊攻打梅縣的戰鬥正在激烈的進行。   
  這是紅四軍第二次攻打梅縣了。早在10 月上旬,前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紅四軍乘兩廣軍閥混戰、粵北空虛之機,向東江地區出擊。當這一指示到達紅四軍前委時,兩廣軍閥的混戰已經停止。然而,由於消息閉塞,紅四軍前委仍然按照中央指示執行,率紅四軍三個縱隊開赴東江地區。這時,紅四軍番號已有所改變,團改縱隊,營改支隊,連改大隊。三十一團遂改稱三縱隊,司令員為伍中豪,黨代表蔡協民,黨委秘書還是譚政。   
  10 月25 日,紅四軍攻入梅縣後,隨即撤出休整。31 日,再次來圍打梅縣城。譚政跟隨三縱隊, 投入了二打梅縣的戰鬥。由於敵人拚命抵抗,紅軍隊形擁擠,一時間,紅軍傷亡了二百多人。梅縣北門。三縱隊九支隊打進北門,衝上了城內大街。敵人憑借街道兩旁的房屋,用手榴彈、機關鎗封鎖街道。就在這時,九支隊黨代表羅榮桓率隊衝了過來。突然,隨著一聲槍響,羅榮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彈打穿,當時倒在地上,昏迷過去。隨同衝鋒的譚政剛好目睹這一幕,他急忙向羅榮桓倒地處猛撲過去。到了近前,他立即臥倒,慢慢扶起昏迷中的羅榮桓,背起他就跑。子彈嗖嗖而過,譚政毫不理會,一口氣跑了下去,直到一家小院子裡,才停下腳步,將羅榮桓輕輕地放下來。然後,為羅榮桓包紮好傷口,向老百姓借了塊門板,與另外一名戰友,抬起羅榮桓,繼續隨部隊前進。羅榮桓身負重傷,譚政便接替他,負責三縱隊收容工作。   
  汀州府衙,古色古香,高牆樓閣,富麗堂皇,院內初冬的臘梅含苞欲放。已經升任紅四軍軍委秘書長兼政治部訓練部長的譚政,正在緊張地忙碌著,等待毛澤東和夫人賀子珍的到來。自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以來,雖然取得了首戰長嶺寨、三打龍巖城、攻佔上杭的卓著戰績,但也打過一些敗仗,暴露出紅四軍內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問題。1929 年6 月22 日在福建龍巖縣城召開的紅四軍「七大」,毛澤東等力圖解決這些問題,結果不僅問題未解決,而且毛澤東又落了選,失去了前委書記之職,於7 月8 日與賀子珍、江華等去上杭縣的蛟洋、蘇家坡、永定合溪等地從事地方工作。1929 年9 月下旬在上杭縣太忠廟召開的紅四軍「八大」,朱德等力圖解決這些問題,但會議「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7 月下旬,陳毅離開部隊經廈門、香港, 乘船到達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10 月22 日回到駐在閩粵邊界松源的紅四軍前委,帶回了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委員會議定由陳毅起草,於中央政治局9 月28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11 月23 日紅四軍重占汀州,根據中央指示派人到蛟洋, 請毛澤東返回紅四軍復職。這時,譚政已升任為紅四軍軍委秘書長和政治部訓練部長,軍委辦事機關就設在歷代的汀州府院內。在這裡,譚政先是接待了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紅四軍「七大」當選),陳毅是由上海回來後,返程取道汀州的。陳毅對譚政說:「這次我到上海找到中央,向周恩來同志詳細匯報了四軍的情況,中央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指示,要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當前委書記」。接著,陳毅指示譚政,要求派一個連部隊,接毛澤東回紅四軍負責前委工作。   
  譚政得知毛澤東要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的消息,緊繃的圓臉,又露出了笑容。當一個連的部隊出發前去迎接毛澤東的時候,譚政便指令行政後勤管理幹部為毛澤東和賀子珍夫婦,在汀州府內安排出一套寬敞的住房。同時,譚政又晝夜不停地整理材料,列匯報提綱,準備向毛澤東反映自己對加強紅四軍政治工作的意見。陽光煦煦、暖風輕輕,汀州的寒潮雖已降臨,可今日卻春意三分。11 月26 日,在中央的指示和朱德、陳毅等紅四軍其他領導人的再三催促下,毛澤東與賀子珍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組織部長謝漢秋,從蛟洋抵達長汀汀州府軍委營地,同朱德、陳毅會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譚政興奮地迎了上去,與毛澤東等親切握手,然後把毛澤東、賀子珍帶進了準備好的住房。毛澤東剛坐定,便急不可待地要譚政匯報部隊的情況。什麼「單純軍事觀點」呀,什麼「嚴重的軍閥主義」呀,什麼「非組織觀念」呀,什麼「走州過府的流寇思想」,什麼「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錯誤傾向,譚政不緊不慢、不慌不忙地一古腦合盤端出。毛澤東驚訝道:「哦!這麼短時間,紅四軍中的問題竟如此嚴重!」爾後,毛澤東若有所思地對譚政說:「近日,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準備召開紅四軍『九大』,請你為我組織幾個座談會,有各類幹部戰士參加,時間、地點由你決定。但要注意,開座談會,可不是把人叫到軍委來,是下去,到各縱隊去開,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你也作些發言準備!」最後,毛澤東親切而又嚴肅並帶幾分懇求之意地對譚政說:「你能不能把羅榮桓同志接到軍委來?請你和羅榮桓助我一臂之力,作些調查研究,幫我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草案(即《古田會議決議》)!」譚政爽朗地答應了。   
  由於戰局的變化, 12 月3 日,毛澤東率紅四軍離開汀州, 前往閩西紅色區域的腹地連城的新泉。前委、軍委機關以及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都駐在蘇區主席張育才家——「望雲草室」,在這裡領導了著名的為期十天的「新泉整訓」。在「望雲草室」的小廳裡,譚政、羅榮桓協助毛澤東召開了各級、各類幹部和各種小型調查會,瞭解問題,分析原因,研究解決辦法,醞釀和草擬文件。同時,譚政、羅榮桓還帶頭髮言,揭發錯誤,分析原因,提出解決辦法。12 月中旬,由於敵金漢鼎部再佔汀州,進逼連城, 毛澤東等又率紅四軍主力由連城新泉移駐上杭縣的古田。前委、軍委機關設在八甲村,四個縱隊分別佈防於周圍的賴坊、竹嶺、溪背、菜屋等村。在古田,譚政、羅榮桓繼續協助毛澤東開好紅四軍各級黨代表聯席會議、各級黨組織幹部聯席會議和戰士座談會,幫助毛澤東起草決議。戰局緊迫,寒風凜凜,紅四軍『九大』的籌備工作正在加速進行。各類座談會開完,毛澤東留下了譚政,對他說:「這一段時間的各種座談會,你都參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來的問題,大家提出的解決辦法,加上你的意見,一類一類歸納一下,形成幾個材料,爭取『九大』形成個決議案,部隊才好貫徹啊!」時間如梭,「九大」在即,經過夜以繼日的奮戰,譚政已把座談、調查來的材料,分門別類地整理了出來,整齊地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前,為毛澤東起草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1929 年12 月28 日。閩西上杭古田廖氏祠堂院內。紛紛揚揚的鵝毛雪花,伴著陣陣春雷,飄落下來,連綿起伏的山嶺、平川,披上了潔白的銀裝,鮮艷的午時蓮,在晶瑩、滋潤的瑞雪映襯下,像一支支燃燒的火炬,放射出耀眼的紅光。古田地區好大一場雪啊!這天,閩西古田溪背村的廖氏宗祠人如潮湧,熱鬧非凡。我黨我軍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紅四軍「九大」,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這裡隆重舉行。紛飛的大雪,為古田會議,增添了莊嚴肅穆的氣氛。會場是一間普通的廳堂即小學教室,北牆上懸掛著」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的橫幅,下面是鮮紅的黨旗,黨旗下並排掛著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主席台是兩張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幾隻喝水用的陶土碗。代表們的席位就是學校的長條凳和長條課桌。為了隨時準備應付戰鬥,代表們都背著背包進入會場。大會開幕後,毛澤東作了關於大會政治決議草案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並就禁止槍斃逃兵問題作了發言。由於大會決議草案是會前經過充分醞釀、集體討論後由毛澤東起草的,因此很順利地為會議所通過,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雖然只開了兩天,便勝利的落下帷幕,但它所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卻為我黨我軍留下了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   
  譚政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擔任會議記錄。後來,譚政回憶說:   
  在此以前,在黨內、在紅軍內部存在著嚴重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例如:流寇主義、軍閥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單純軍事觀點、個人主義,等等,而這次會議上,在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決定》中,才明確指出這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危害的嚴重性。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明確了無產階級軍隊的性質,並使在我軍已經形成的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原則,以及軍隊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為我軍的優良傳統。      
第三章 人基層徒步走動員為故斗 
  「古田會議」以後,紅軍再次轉戰贛南。革命之火燃遍贛南閩西,紅色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據地略具雛形。   
  1930 年12 月初。   
  蔣介石抵達南昌,召開「剿共」軍事會議,佈置進剿紅軍方案,準備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   
  面對猖狂的敵人,毛澤東和紅軍總部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率紅軍主力實行大步戰略退卻,秘密移師黃陂、小布一線,隱蔽待機。   
  敵軍毫無阻擋,長驅直入。特別是敵第十八師在師長張輝瓚的率領下,求功心切,孤軍冒進,直逼龍岡。   
  一時間,風雲滾滾,塵土飛揚。   
  龍岡,江西永豐縣南端的一個小鎮。這裡四面環山,地勢險峻,前有河道,中有峽谷,正是個設伏迎敵的好地方。   
  遵照上級指示,紅十二軍在龍岡南端的萬功山隱蔽多時了。   
  紅十二軍政治部主任譚政抓緊時機,進行戰前動員。   
  譚政說道:「..我們的敵人是很兇惡的。不要忘記敵人在這以前對井岡山的幾次『會剿』的教訓,紅軍在反擊敵人『會剿』的鬥爭中,付出了相當的代價,許多優秀的革命領導幹部、紅軍的指戰員,還有保衛紅色革命根據地的赤衛隊員們,都英勇犧牲在與敵人搏鬥的戰火之中!蘇區的人民群眾,堅持鬥爭,他們頑強不屈,與敵人生死搏鬥。我們要向英雄致敬,向壯烈犧牲的人們致哀!」說到這裡,譚政脫帽低下了頭,動情他說:「這是中華兒女的光榮!蘇區人民的光榮!蘇區人民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撓!」1戰士們的情緒立刻鼓動起來了。譚政接著說:「這次敵人前來『圍剿』的總兵力有十一個師、兩個旅,總共約十萬多人。他們的前線總指揮是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只要我們有戰勝敵人的信心,鬥爭得法,這大於我們一倍數量的敵人,也一定是可以戰勝的!」212 月30 日,敵第十八師慢慢蠕動,終於鑽進了紅軍布下的「口袋」。情緒激昂的紅十二軍如猛虎下山,直衝敵人左翼。霎那間,槍炮聲震天動地,迴盪在山谷間。紅軍各部隊迅速佔領了各個要道與制高點,完成了對敵人的包圍,張輝瓚第十八師成了甕中之鱉。下午4 時,原本晴空萬里的天氣突變,迷霧遮天蓋地而來。   
  全線潰亂的敵軍根本摸不清東南西北,成了迷途的羔羊。紅軍如有神助,從四面八方壓向敵群。總攻的號角撕裂山谷上空。槍聲、爆炸聲、「繳槍不殺」聲連成一片。   
  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亂了方寸,全線潰敗下來。   
  黃昏時分,龍岡戰鬥全部結束。   
  紅軍全殲敵第十八師,連師長、前敵總指揮張輝瓚也成了紅軍的「戰利品」,當了俘虜。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失敗了。不久,紅十二軍與紅二十二軍合併,譚政擔任了二十二軍政治部主任。   
  譚政跟隨紅二十二軍先後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鬥爭。   
  1933 年1 月,紅二十二軍與紅一軍團合編,取消了軍的建制,改為直轄師,譚政又轉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934 年9月的一天。高興圩以北紅一師陣地。秋風夾著硝煙、帶著濃烈的火藥味,時而掠過被敵人打得千瘡百孔的紅一師陣地。在陣地的最南端高興圩高地上,師政治部主任譚政,正在向接受任務、堅守這塊高地的紅一團指戰員,作戰前動員。譚政拉大嗓門道:「高興圩是興國蘇區的前哨陣地,是敵人妄想吞併興國蘇區的咽喉。只要我們守住這塊高地,敵人的陰謀就休想得逞。而這裡的關鍵問題,就是要求我們必須緊密依靠蘇區人民群眾,發揚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精神..」在他的政治鼓動下,紅一團的指戰員,個個磨拳擦掌,嚴陣以待。原來,自1930 年8 月至1932 年5 月對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發動的四次反革命「圍剿」被粉碎以後,蔣介石更加氣急敗壞。1933 年9 月,他以五十萬的兵力分北、南、西三路,又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更大規模、更加殘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坐鎮南昌,親自指揮。其兵力部署是: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前線總指揮蔣鼎文,轄第一路軍、第二路軍、第三路軍,共三十三個師又三個旅,擔任主攻,準備經黎川、廣昌直取瑞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轄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四個保安團,外加五個空軍隊,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協助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轄九個師又三個旅,「圍剿」湘贛、湘鄂贛蘇區,相機東進,配合北路軍作戰。經過六個月的戰爭,雖經蘇區軍民的浴血奮戰,但由於錯誤軍事路線的指導,中央蘇區的處境,日益惡化,西起龍岡,中經廣昌,東迄建寧、泰寧、歸化、永安、連城,南至筠門嶺的大片地區,均被敵人佔領。1934 年6 月,蔣介石又重新調整部署:以北路軍第八縱隊六個師,由泰和向興國方向推進;以第六路軍第七縱隊四個師,由龍岡向古龍岡方向推進;以第三路軍第五縱隊四個師,先占頭陂,爾後匯合東路軍第十縱隊,共九個師,向寧都、白水鎮、驛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進:   
  以東路軍第二路軍,由朋口、連城向汀州方向推進:以南路軍三個師,由筠門嶺向會昌、雩都方向推進;另以三個師集結於南豐、廣昌地區,為總預備隊。7 月上旬,上述各路軍完成築壘、修路等任務後,便又向中央蘇區發動了全面進攻。在這種嚴峻的態勢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沒有採納黨內、軍內的正確意見,實行了「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策略。其兵力部署是:以紅三軍團第六師和第六十一團、第六十二團、贛江獨立團,抗擊向興國推進的北路之敵;以第二十三師及江西地方武裝,抗擊向古龍岡推進之敵;以紅五軍團第十三師,抗擊由頭陂向寧都推進之敵;以紅三軍團(欠第六師)、紅五軍團(欠第十三師),抗擊向石城推進之敵;以紅一、紅九軍團和第二十四師,抗擊向汀州推進之敵;以第二十二師,抗擊向會昌、零都推進之敵。   
  9 月1 日、3 日,紅一軍團(含紅一師)在連城西南的溫坊,以七百人傷亡為代價取得溫坊大捷,斃傷敵二千餘人,俘敵二千四百餘人,繳獲各種槍械一千八百餘支(挺),迫擊炮六門,各種子彈四十四萬餘發,迫擊炮彈三百四十一發,手榴彈三千餘枚,騾馬五十匹,西藥十一擔,以及各種通訊器材等。   
  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少有的好成績。但是從此以後,紅軍步步退卻,情形日益窘迫。不久,紅一師便奉命,日夜兼程,趕往興國以北的高興圩、獅子嶺開始了為時一個月、艱苦卓絕的防禦戰。此前幾月,在國民黨北路軍主力進逼寧都、石城方向時,國民黨軍第八縱隊六個師,從泰和出發,準備經沙村、車背坑、老營盤、高興圩、獅子嶺等,佔領興國。這時,早已佈防在這個方向的紅三軍團第六師和第六十一團、第六十二團等部,在陳毅、袁國平等指揮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區,連續進行了十多次反擊戰,但我部隊傷亡多達二千餘人,未能阻止敵軍的推進,被迫退守興國西北、以北的萬安、老營盤一線,沙村、車背坑等陣地,均被敵軍佔領。8 月28 日,敵第八縱隊又向老營盤進攻,紅軍又受重創,陳毅負傷,不久,老營盤又失守。在這種戰局下,倉促進入陣地的紅一師,擔負堅守興國外圍最後一道防線任務的艱苦程度與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之,高興圩、獅子嶺的戰略地位重要,是夾在兩座大山之間的丘陵地帶,是進入興國的門徑,是敵我雙方必奪之地,這就更加劇了高興圩、獅子嶺防禦戰的艱巨性、重要性。戰雲密佈,炮聲隆隆。高興圩、獅子嶺,要遭受一次血的洗札!紅一師師長李聚奎、政治委員黃甦、政治部主任譚政等師領導的精神壓力很大。按照中央「左」傾軍事指導者單純防禦、「以堡壘對堡壘」、「禦敵於國門之外」,「寸土必爭」死守根據地的指導方針,而不是大踏步的前進與後退,實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此役是必敗無疑的。但軍令如山,只好竭盡全力,爭取打好這一仗。師長李聚奎把堅守高興圩高地這一最艱巨任務,交給了紅一師戰鬥力最強、素有「能攻善守」稱號的由楊得志任團長、符竹庭為政委的紅一團。在目前嚴峻的情況下,譚政的心情格外沉重。他清楚地知道,一個政工領導幹部現在的職責。他先是召開了全師連以上政治工作幹部會議,部署打好高興圩、獅子嶺戰鬥的政治工作,爾後來到堅守高興圩高地的紅一團,作了激動人心、鼓舞士氣的簡短政治動員。時間就是生命,陣地就是戰場。紅一師部隊進入緊張的構築工事階段。譚政帶著幾名師政治部的幹部來到紅一團,進一步深入瞭解該團戰前動員的情況。「以團為單位的連以上幹部會開了沒有?」「以營為單位的活動分子會議開了沒有?」「以連為單位的黨團員大會、軍人大會開了沒有?」「有哪些思想反映和思想顧慮?」等等,譚政一一進行詢問。   
  又來到紅一師的其他團隊,激勵戰士們:「工事挖得快,築得好,敵人來了早有防禦準備,就能減少傷亡。」譚政發現有的戰士怕苦怕累,對修築工事的意義認識不足,就動員說:「只有保護自己,才能消滅敵人。現在多流一滴汗,戰時就可少流一滴血!」根據紅一師部隊成員構成的複雜情況,譚政指示有關指揮員和政工幹部,把政治上動搖的人員留在後方,在前沿陣地擔負警戒、作戰任務的,大多是政治堅定、作戰勇敢的老戰士。黨小組長、支部委員、政治戰士,更是重要、關鍵部位的骨幹力量。每當戰鬥間隙時,譚政便指派「青年隊」來到前沿陣地,為戰士唱歌、跳舞、表演各種「活報劇」、組織戰士猜謎語等,活躍戰地文化生活。後來,這種形式又慢慢發展到紅一師陣地上的文化娛樂活動和露天晚會,成了瓦解敵軍、對敵鬥爭的一種方式。他們時常對敵人喊話:「弟兄們,過來吧!一塊唱歌,一塊玩吧!」   
  有時,指戰員還把蘇區人民送上陣地的慰勞品,扔給對面陣地上的敵人。由於戰地生活的漫長,紅一師陣地周圍,佈滿了大便、小便和各種污物,蚊蠅四起,臭氣撲鼻,流行疾病也時有發生。譚政發現這些問題後,命令紅一師各級有關於部,加強戰場管理,規定大小便的位置,挖掘倒污物的深坑,清除掩埋髒物,消滅蚊蠅,動員後方機關、部隊給陣地上堅持戰鬥的部隊送開水,送最好的飯菜,送洗腳、洗澡水等。各種形式的政治工作,都是為了保證戰鬥的勝利。譚政兢兢業業地工作著。戰鬥在激烈地進行著。譚政的政治工作顯現了威力。在整個陣地上,紅一師戰士個個勇敢戰鬥,拚搏頑強,重傷不叫、不哭,輕傷不下火線。堅守高興圩高地的紅一團,真是可敬可佩。   
  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任務怎樣艱危,只要是上級的命令,他們便不惜一切犧牲,堅決執行。他們鐵一般的組織紀律性,堅強不屈、勇於獻身的奮鬥精神,創我軍傳統作風之先,在火紅的軍旗上,添上了永不消失的光輝。兵力數倍於我的窮凶極惡的敵人,天天向我軍陣地發起進攻,有時一天連續攻擊幾次,都被我紅一師的指戰員一次又一次地擊退。有時白天陣地被敵人佔領,晚上紅一師又組織反擊,再把丟失的陣地奪回來。就這樣,紅一師部隊在高興圩、獅子嶺與敵人死拼了一個月,未丟一寸土地。蕭瑟的秋風,吹過蒼涼的山野,許多犧牲的指戰員靜靜、無悔地躺在那焦土翻起的荒坡上,鮮血染紅了整個山崗。   
  高興圩以北紅一師戰鬥中的政治工作是極為突出和成功的,它對啟發指戰員的覺悟,提高戰鬥力,激勵他們英勇獻身意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後來,為了總結高興圩以北戰鬥的政治工作經驗,譚政在緊張的戰爭環境裡,寫出了《高興圩以北戰鬥的政治工作報告》,為我軍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珍貴的史料。   
  1934 年10 月中旬。興國東南靠近瑞金的一個村莊裡。紅一師師部。波浪翻滾的綿水河,泛著銀光,在深秋潔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繞過瑞金城。油燈下寫完了《高興圩以北戰鬥的政治工作報告》的譚政,伸了伸疲憊的身軀,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視著月夜皎潔的東方。遠處,不時傳來早已聽慣了的隆隆炮聲和嗒嗒的槍聲。譚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衛興國外圍的防禦戰,而是如何說服紅一師部隊撤出蘇區,實行重大的戰略轉移——長征。明天,紅一師指戰員就要離開中央紅色根據地,告別血肉相系的父老鄉親,這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艱難啊!原來,正當紅一師指戰員死守高興圩、獅子嶺防線,不讓敵人前進半步,戰鬥打得正酣的時候,紅一軍團長林彪突然來紅一師師部。他簡單地瞭解了一下戰況,爾後對師領導李聚奎等人說:「你們回去馬上佈置一下,把陣地交給五軍團的第十三師,你們撤下來,把隊伍帶到興國的東南地區集結。」稍停片刻,他又小聲而神秘他說,「可能有大的軍事行動。有什麼行動,以後再說。」這裡林彪所說的「大的軍事行動」,就是即將開始的長征。哦!紅一師撤出高興圩以北戰鬥,原來是為長征作準備,然而,長征一事在當時是一個絕對保密的軍事行動。   
  10 月15 日,剛剛收攏集結於這個小村莊,軍團司令部便派機要參謀給紅一師領導送來了要師長、政委親收的絕密信及中央軍委關於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的命令和行軍路線。信中指定紅一師(附紅一軍團供給部、衛生部)為紅一軍團右翼隊,於10 月16 日(即明日)向信豐縣屬的新田、固陂前進。當天,上級又給紅一師補充了幾百名新戰士、一批子彈和五百塊大洋,紅一師長征就此起步。以往,部隊轉移,只要條件允許,軍團首長總要開會,講明情況,面授任務。即便遇到情況緊急,不便開會,也要給師的主管幹部直接打個電話。可是,這次部隊轉移,一反常態,軍團司令部只是通知紅一師按照行軍路線指定的方向前進。而且,每天所要到達的地點,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達的地點,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達的地點。至於紅軍主力為什麼要轉移?轉移到何處去?便不得而知。其實,由於當時中央「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強調保密,不但師一級領導蒙在鼓裡,就是軍團一級的領導也不瞭解這次轉移的全部意圖。這樣,就給專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師政治部主任譚政的工作,帶來許多困惑和煩惱。幾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蘇區生活,軍隊和人民已結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的魚水之情。現在,要莫名其妙地離開,離開後,蘇區人民的處境將會如何?   
  怎樣做通戰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說服情深似海的父老鄉親?是的,這塊用鮮血換來的土地,怎麼能忍心丟棄?這些勤勞、勇敢、善良的人民,怎麼能與他們離別?怎能放那些兇惡的敵人進來,讓地主惡霸復辟,來共同蹂躪、屠殺我們的人民?想到這,譚政的淚水奪眶而出。對於紅一師的撤離,戰士們不會滿意,群眾也不會同意的。但紅一軍團的命令已下達,又不能不執行啊!   
  現在關鍵是做通部隊的工作。營級以上的幹部會就要開始了,譚政擦了擦臉上的淚水,穩定一下激動的情緒,走迸了幹部會的會場。然而,會場的氣氛,卻使譚政吃了一驚。一個個低著頭,哭著臉,好像有一種說不盡的委屈。見此情景,譚政心想:營級以上幹部都是這個勁頭,戰士們的情緒又會如何?   
  處於這種思想狀況的部隊何以能戰勝敵人?譚政下意識地驟然扭轉了自己的傷感情緒,提高嗓門說:「同志們,抬起頭來!」空曠的室內寂靜無語,大家依然低著頭。譚政義惱火似地大聲說:「怎麼搞的!都霜打啦?」突然,劉得勝營長打破沉寂,首先開了腔:「譚主任,請允許我先提個問題。」「你說吧!」譚政乾脆地回答。劉營長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敵人如此凶狠地進攻蘇區,咱紅一師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線打擊來犯的敵人,而是什麼『準備出發』?」緊接著,又有幾名幹部也表達了與劉營長類似的意見,並要求譚主任回答。譚政一見會場開始活躍起來,便因勢利導地開始了他的發言:   
  「我也向大家提一個問題,是保存下來紅軍這顆革命的火種呢?還是讓目前凶狠的敵人,大兵壓境,把這顆種子一口吃掉?讓咱們的腦袋統統搬家?」   
  經譚政這麼一問,會場的氣氛頓時平和了起來。本來,會場在座的都是紅一師部隊營級以上的領導骨幹,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級指揮員,都有指揮部隊作戰的豐富經驗。對於這次反「圍剿」陣地戰的戰術,他們早就有意見,只是上級命令不可違反,只好硬著頭皮執行。對於目前的戰局,他們也有自己的看法,敵人兵多、槍多、彈藥多,而我們是兵少、槍少、彈藥少。敵人步步為營。重重封鎖,緊縮包圍圈,如果紅軍不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其結局只能是死路一條,革命的火種也只能就此熄滅。這事實和道理是明擺著的。所以,譚政把關鍵問題一挑破,用不著再說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會場上,幹部們的頭抬起來了,精神也振作了起來,愁雲和牢騷頃刻消失得無影無蹤。啊!有這麼多懂道理、顧大局、識大體的好幹部,何愁戰士工作沒法做?譚政嚴肅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開始向幹部們佈置工作:   
  「同志們,散會後,大家分頭檢查部隊出發時的各項準備工作。不,同志們,我們不光是準備『走』,還要準備『打』!這是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們的敵人不是鋼鐵石頭,但也不是豆腐一塊。我們一旦衝破敵人的包圍圈,他們還會組織力量後追前截的。所以,我們的作戰行動,不僅要敏捷,還要似箭穿梭,打垮敵人的阻擋!」散會後,幹部們便深入部隊,分頭去做戰士的思想工作去了。第二天拂曉,嘹亮的軍號響徹了興國的山野。紅一師部隊,正緊急集合,整裝待發。蘇區的群眾,早已站在村口,歡送即將離別的子弟兵。本來,當紅一師決定撤離蘇區時,不但來不及召開駐地群眾的告別會,有的幹部連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屬也來不及通知。這除了因為時間倉促之外,還因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紅軍離開中央蘇區,會那麼久,那麼遠。   
  但是,蘇區的人民群眾憑著多年的鬥爭經驗,還是從紅一師的行動上感覺到這次轉移不是一般的戰鬥轉移。因此,他們聞訊後,不約而同地從四面八方趕來,在村口和路旁為紅一師送行。鄉親們一面跟著隊伍往前走,一面將雞蛋、糯米團等往戰士們口袋裡裝。有的拉著戰士的手問:「什麼時候回來?」   
  有的止不住「嗚嗚」地哭了起來。一時間,隊伍成了軍民匯合在一起的人流。   
  此時,紅一師指戰員的心情異常沉重,大家都為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後人民群眾的安全擔憂,許多人淚流滿面與鄉親們依依惜別。為檢查部隊紀律,並適當向群眾做一些紅一師撤離蘇區的解釋工作,譚政與幾名幹部留在後面,最後出村。部隊已經開拔很遠了,群眾還沒有散去,他們還要歡送譚政等人出莊,目送著紅一師的親人遠去。不一會兒,譚政帶領著幾名幹部出莊了。大家立刻圍了上來,並再三囑咐譚政:「打敗老蔣後,你們一定要回來!」譚政眼含熱淚激動地回答:「我們一定會回來的!」東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紅的朝陽,正冉冉升起。譚政等人率領紅一師這支用鋼鐵鑄成的隊伍,踏著南國金秋的晨露,開始了新的戰鬥征程——長征。1934 年10 月21 日深夜。江西信豐新田。火光四起,喊殺聲震天。紅一師的紅一團、紅二團配合作戰,向新田敵人據點發起了急襲戰鬥。新田,是紅一師長征起步後奉紅一軍團首長之命向敵人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它地處敵人第一道封鎖線的關鍵部位,守敵是國民黨廣東陳濟棠部隊的一個團,敵人在這裡修築了許多碉堡群,與沿桃江向北的王母渡、經大埠等據點構成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用以防止中央紅軍進入廣東的,是主力紅軍向湘西轉移首選的突破口。雖然我黨曾與陳濟棠秘談,他已答應適當「讓路」。但敵人的話是不能輕信的,更不能因輕信敵人而喪失戰鬥力、延誤戰機。這樣,對於新田據點的敵人,還是立足於打。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代政委賴傳珠,政治部主任譚政,都是這樣認為的,他們並分頭去部署軍事行動計劃和政治工作的具體措施。以楊得志為團長的紅一團為前梯隊,採取長距離奔襲的戰法,而且要在夜間急襲,給敵人以措手不及;萬一紅一團急襲戰鬥受挫,那麼,紅二團緊接著強攻奪取新田據點不能遲疑。而政治宣傳鼓動工作,也必須緊密配合軍事行動,設立宣傳站、宣傳鼓動棚等、做好部隊和沿途群眾的政治工作。   
  一聲令下、部隊的作戰行動開始了。   
  部隊從蘇區的北側向蘇區的南頭開進,目標瞄準敵新田據點,部隊要經零都穿過整個蘇區,行程多日,這樣,秘密是守不住的。因此,紅一師在蘇區境內的行軍,應該是大張旗鼓,浩浩蕩蕩的,這可以大長蘇區群眾的志氣,大滅敵人的威風。譚政首先召開了連隊黨支部以上政工幹部開會,佈署部隊開進時的政治任務,同時派出政工組沿途設置宣傳鼓動棚,運用講話、唱歌、呼口號、化裝表演等多種形式,大力宣傳,以提高戰士士氣。爾後,譚政又與地方各級蘇維埃政府商量,派軍隊幹部參加地方各宣傳站的工作,動員和指導沿途群眾配合部隊各宣傳站的活動。一切佈置妥當之後,政治宣傳工作開始了。當紅一師部隊開過興國時,在師政治部派人帶領的宣傳隊在興國城邊設立的宣傳鼓動棚的宣傳、鼓動下,興國城裡的各界群眾上萬人,出城熱烈歡送。城邊路旁紅旗揮舞,人如潮湧,歌聲、歡呼聲、講話聲、鑼鼓聲、鞭炮聲,震耳欲聾。紅一師行軍途中,每隔幾里,都有歡送的群眾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種慰勞品。鮮艷的政治之花,結下了豐碩軍事之果。   
  在上述多種形式的宣傳、鼓動、激勵之下,紅一師部隊的戰士,各個精神抖擻,鬥志昂揚,滿懷豪情地日夜兼程,準備去拿下敵人新田據點。紅一師在蘇區的行軍和宣傳另一個軍事目的,就是企圖造成「保衛蘇區」而不是突圍的假象,使新田的敵人放鬆警惕,以達到夜間奇襲新田的目的。故此,紅一師在蘇區以外的行軍,則是十分隱蔽的。紅一師經過兩天的急行軍,秘密集結於新田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深秋的贛南,寬闊無際的田園風光。紅一師部隊潛伏在這個不大的村落裡,表面一派寧靜景象。在村落裡,紅一師指戰員正在緊張地忙碌著。一堆堆等待夜間點燃的於柴,已經備好,各個連、排、班的「諸葛亮會」正在三個人一堆、五人一夥地紛紛舉行。他們焦急地在等待著新田夜幕的降臨..戰鬥終於打響了。在火光和喊殺聲中,楊得志率紅一團戰士向新田據點的敵人猛衝猛打。敵人開始神氣十足,滿以為紅軍撤退已「潰不成軍」,結果一碰上英勇善戰的紅一團,猶如銹鐵碰上了利鋼,頓時陣腳大亂。不到三個小時的戰鬥,紅旗就插上了新田據點。紅一師夜襲江西信豐的新田的戰鬥成功了。同時,紅二師六團襲佔了金雞。隨後,紅一師又攻佔了版石圩,追殲敵人至安息。至此,被敵人吹噓為「鋼鐵封鎖線」的第一道封鎖線,被我紅一軍團紅一師摧垮了。為了總結紅一師夜襲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經驗,譚政在緊張的作戰之餘,又寫下了《新田夜間戰鬥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為我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34年11 月25 日。湖南道縣瀟水西岸。初冬的北風,夾著瀟水的寒氣,陣陣向瀟水西岸襲來。岸邊的紅一軍團紅一師指戰員和紅三軍團紅六師的指戰員,阻擊敵人的戰鬥打得正酣。敵人一隻又一隻向西岸衝來的渡船,被我軍一隻隻打沉。敵人一批又一批企圖泅渡過河的部隊,被我軍一批批消滅。瀟水成了敵人不能逾越的障礙,敵人只好望河興歎,不能前進一步。自紅一師在江西信豐新田戰鬥於10 月25 日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以後, 11 月8 日隨一方面軍在廣東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 11 月14 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後,繼續向湖南的嘉禾、藍山前進。越過嘉禾、藍山,紅一師面前有兩條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堵住了去路:   
  一條是瀟水,另一條是湘江。兩江相距百餘華里。這時,敵追兵薛岳、周渾無的幾個師已尾追上來,湖南何鍵、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隊,也從西邊步步緊逼。當我軍主力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繼續前進後,蔣介石十分震驚,立即親抵南昌行營,部署第四道封鎖線。11 月12 日,蔣介石命令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總指揮薛岳部、周渾元部,統歸其指揮,並率在湘各部隊及團隊,追剿紅軍。蔣介石的計劃是:第一步,堵截我軍於流水以東地區,把我軍消滅於道縣與天堂圩之間;第二步,萬一第一計不成,就調集湘、桂軍和「中央」軍阻擊我軍於湘江以東地區,把我軍消滅在湘江之濱。這兩步計劃,構成了敵人大兵雲集、部署嚴密的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還怕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以西,深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或由黔人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因此,他又擬定了一個在湘江以西地區消滅紅軍的第三步計劃。為實現這一計劃,蔣介石急電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要他們全力堵截紅軍。廣西軍閥即將他們的兩個軍全部調往桂北防堵。   
  同時,湖南軍閥何鍵在就任「追剿」總司令以後,即於11 月13 日下令調集十五個師的兵力,分五路對我軍進行圍追堵截:第一路,以湘軍劉建緒的四個師,由郴縣急調廣西的黃沙河、全州;第二路,以蔣介石嫡系薛岳的四個師,由茶陵、衡陽向零陵推進。這兩路的主要任務,是防堵我軍去湘西。擔任追擊我軍任務的是第三路蔣介石嫡系周渾元部的四個師;第四路湘軍李雲傑的兩個師。而第五路湘軍李韞珩的一個師,則在我軍南部跟進,以配合粵軍、桂軍圍堵我軍。就在紅軍主力通過嘉禾、藍山後,薛、周、李、白準備合擊紅軍於瀟水之濱的緊急關頭,先敵佔領瀟水的大渡口——道縣,遲滯追趕之敵,則成了我軍的當務之急。這時,紅一軍團首長把搶佔道縣的任務交給了紅二師,把遲滯、阻擊追敵的任務交給了紅一師。11 月22 日,紅二師四團在團長耿飆、政委楊成武的指揮下,以日行百餘華里的速度,長途奔襲瀟水西岸的道縣,獲得成功。紅一師指戰員抵達瀟水西岸後,立即展開隊伍,在四十華里長的正面阻擊敵人周渾元部。11 月25 日,當中央縱隊渡過瀟水後,紅一師的一、三團又和紅三軍團的紅六師一起,在瀟水西岸阻擊敵人。   
  此時,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帶師政治部幾名幹部穿梭往來於這四十華里長的正面戰線上,進行頻繁、有力的思想動員,鼓舞戰鬥士氣,不准敵人上岸,堅決把敵人消滅在瀟水江裡。   
  初冬的寒氣陣陣逼人,可是,陣守在瀟水西岸的紅一師等指戰員,卻打得熱火朝天。滯水濤濤,激流滾滾。敵人在火力掩護下,船渡過江。嚴陣以待的我軍,以這瀟水為天然屏障,用機槍、步槍、小炮向敵人猛烈開火!敵人的船隻中彈沉沒了,屍漂半江。敵人又組織新的進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潰敗。敵人的渡船沒有了,又組織泅渡過江。被譚政等政治工作鼓動起來的紅一師等指戰員,哪能容得敵人陰謀得逞。他們怒不可遏地在等待著敵人靠近西岸。敵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打!」一聲令下,機關鎗、步槍、小炮,再一次向敵人猛烈射去,仇恨的子彈射進敵人的胸膛,手榴彈在江面開花,泅渡過江的敵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瀟水中。奔騰不息的滾滾滿水,頓時成了萬惡敵人的葬身之淵。紅一師等瀟水西岸的阻擊戰勝利了。阻擊敵人的戰鬥,整整進行了三個晝夜,紅一師等指戰員都是在戰火中度過的,幾乎沒有吃過一頓飯。只是在戰鬥間隙時間,方能痛飲後勤部隊送上陣地的開水。激戰中,雖然我軍付出的代價也很沉重,但紅軍的鬥志卻越戰越強,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跡層出不窮。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與敵人拚搏,許多戰士負傷不下火線,有很多指戰員在戰鬥中英勇地獻出了生命。一次,敵人登岸靠近紅一師的前沿陣地,英勇的我軍戰士毫不示弱和膽怯,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最後把登上岸的敵人全部消滅在陣地前沿。11 月28 日,紅一師等勝利地完成了阻擊任務,星夜出發,晝夜兼程追趕紅軍主力,投入了衝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譚政與紅一師的戰士浴血奮戰在一起,共同抵禦了敵人的「追剿」。瀟水西岸紅一師等的阻擊戰,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譚政都親歷目睹,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在寫給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紅一師政治工作報告裡,寫成了新聞報道,刊登在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上。1935 年1月下旬。貴州遵義土城附近猿猴場紅一師集結地。隆冬的寒風帶著赤水河的冷氣,吹向待命渡河的紅一帥指戰員。一個個頭不高、威風凜凜的首長,正在向紅一師全體指戰員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這位首長不是別人,正是紅一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原來,遵義會議後一渡赤水河前,當紅一師準備在猿猴場渡口渡河時,總司令部的一位參謀奉毛主席之命,來到渡口,請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紅一師政委黃甦、紅一師政治部主任譚政等,去毛主席那裡一下。   
  譚政、黃甦在李聚奎的帶領下,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快步向毛主席住處走去。他們在渡口邊上的一所小房子裡,找到了他們思念己久的毛澤東。這是譚政等紅一師部隊首長在長征途中第三次見到毛澤東。第一次是1934 年11月3 日前後在粵北的九峰山一帶,紅一師一個團掩護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縱隊經粵漢線過敵人第二道封鎖線。第二次是1934 年12 月19 日(黎平會議後)向貴州劍河前進的行軍途中,在一個小鎮上休息時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中央縱隊首長在一起吃飯。這第三次見是在遵義會議後,一渡赤水前。每次見面,在長征歷史上是三個不同的情況,毛澤東三次都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種不同的情感。第一次,他勉強被同意隨軍轉移,參加長征,在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後的危急時刻,卻流露出難言之隱。第二次,雖然他的領導地位未被恢復,但因他的意見已被採納,而顯得特別樂觀。這第三次,在他的親切幽默中,又有一種肩負重任的勞瘁之感。毛澤東一見到譚政等紅一師三位從最前線下來的指揮員,立刻熱情招呼坐下。譚政又見到他多年跟隨的老上級,激動的心情無法言表。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首先向他們介紹了遵義會議的情況,講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如何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特別提到周恩來在會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接著,毛澤東又講了關於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問題。他高度地評價了紅一師在長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績。他高興他說:「你們一師在長征途中幾次被敵人側擊,都隨機應變地處理得很好,你們避開了敵人的鋒芒,按照軍委的意圖,當機立斷,這是正確地執行了軍委的命令,今後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就是要發揮機動靈活的作戰方法。」爾後,毛澤東談到了紅一師部隊的縮編問題。毛澤東談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後,又問了些紅一師部隊生活和戰士們的思想情況及師政治部政治工作情況,然後親切地送走三位師領導。   
  譚政等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毛澤東,興高采烈地返回了紅一師集結地。這樣,從與毛澤東談話獲得有關遵義會議最權威信息的譚政,便在全師部隊面前,傳達貫徹了遵義會議的精神。譚政繪聲繪色地論述了遵義會議解決軍委領導問題的意義。他指出:「有了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又有政治工作強有力的保證,哪有戰勝不了的困難?哪有戰勝不了的敵人?哪有不取得長征勝利、革命不最後勝利的道理?」是啊,譚政這個政治工作的能手,從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經深深體會到了它的重要性。   
  想當初,在中央蘇區,紅三團四連有個戰士叫戴有標,操練進攻動作沒有做好,連長要他重操,他不幹,說:「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見敵人又跑回蘇區!」收操時,連長在隊前講話點名批評說:「今天連上的戴有標練兵時不認真操,大家說要得嗎?」連隊全體回答:「要不得!」連長又點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隊前作檢查。戴有標拒絕檢查,說道:「要我講話檢查,就拿刀殺死我!」回到排裡後,排裡處罰戴有標在太陽下站立正,他又拒絕,排長動手打了他。戴有標自己覺得委屈、窩火,趁全連上政治課的時候,他藉機去伙房喝水,持槍自殺。此時,正是古田會議以後,紅軍中貫徹決議精神克服軍閥主義傾向的時候。譚政來到紅三團,對四連戰士戴有標自殺事件作了詳盡的調查。顯然,這個連長和排長對戰士戴有標採取了嚴重的軍閥主義作風。對於這種軍閥主義習氣的復發,譚政毫不手軟,他在四連隊前講話,嚴厲地批判了軍閥主義,說它是紅軍建設的一個大敵,論述了紅軍開展民主運動、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遠意義,並當眾宣佈了對那個連長和排長的處分決定。譚政的這一政治舉措,有效地制止了軍閥主義習氣在紅軍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   
  為了檢驗政治工作的作用與威力,譚政在貫徹古田會議決議中,曾專門考察了一個連隊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看黨團員在困難危險情況下的模範帶頭作用。譚政考察1930 年8 月份的一次戰鬥,黨團員都能帶頭衝鋒勇敢殺敵。有一次,紅一團一個排的兵力在楓坪一帶被數倍於我的敵人團團包圍。敵人又以一個營的兵力向這個排連攻三次,未能得逞,而這個排堅持戰鬥長達七個小時之久,最後終於安全脫險。譚政仔細分析這個排如此特別能戰鬥的原因,主要就是黨團員在戰鬥中起到骨幹、帶頭、模範作用,堅定了全排戰士的鬥志。1933 年12 月,第五次反「圍剿」時,紅一師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戰鬥,紅一師所面對的敵人是號稱「鐵軍」的吳奇偉部。譚政很瞭解吳奇偉這個敵軍首腦人物的反革命歷史,他是鎮壓廣州暴動、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此時正是12 月11 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前後,譚政想利用廣州暴動紀念日活動來激發部隊的戰鬥情緒,以增強對吳奇偉的憤恨,提高戰鬥力。主意已定,譚政立刻叫來師部政工幹部,通知集合隊伍,召開紀念廣州暴動六週年、消滅吳奇偉動員大會。大會開始了。紅一師全體指戰員正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譚政慷慨激昂的演說,不時爆發出陣陣的掌聲和呼喊聲、口號聲。譚政說道:「大家還不知道我們紅一師面前之敵吳奇偉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鎮壓了中國共產黨12 月11 日舉行的廣州暴動,殺害我們無數革命群眾。今天,他又帶著反革命軍隊,來進攻我紅色根據地,『圍剿』我們紅軍來了!」「但是。」譚政幾乎憤怒地喊了出來,「吳奇偉他瞎了眼,今天的紅軍已不再是廣州暴動時的起義軍了..」最後,譚政發出戰鬥號令:「同志們!我們的紅軍戰士同志們!舉起刀槍,勇敢戰鬥,以戰鬥勝利的實際行動,來紀念廣州暴動六週年,以吳奇偉的頭和血來祭奠廣州暴動犧牲的英靈!我們要為保衛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譚政的政治動員奏效了。雷鳴般的掌聲、呼喊聲,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崗和村莊,震撼了紅一師指戰員的心!第二天,紅一師與敵軍吳奇偉部的戰鬥打響了。紅一師指戰員仇滿胸,槍滿膛,各個像下山的猛虎,向敵人陣地衝去。戰鬥結束,戰績記錄在由師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譚政簽署的戰鬥報告中:   
  這次戰鬥所殲滅之敵軍,是號稱鐵軍的吳奇偉部。紅軍挫敗之敵軍傷亡數百,放軍恐慌萬狀,軍心愈加動搖。   
  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質量,譚政還清醒地意識到部隊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部隊領導幹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於部隊政治工作的巨大意義。然而,紅一師部隊廣大指戰員,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師長李聚奎、團長楊得志,寫個戰鬥情況報告也很困難。紅一師戰土許多人還是文盲。鑒於紅一師部隊這種文化狀況,譚政下決心要改變這一文化落後的局面。於是,譚政動員和號召全師幹部和戰士學習文化。學習文化的時間,主要來自戰鬥間隙和部隊行軍過程及其休息時間。學習文化的教員,基本是部隊中文化水平較高的幹部、戰士。學習文化的組織,是依照識字多少編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級政工部門統一領導。學習文化的形式,多種多樣。部隊行軍時,「識字條」貼在前面戰士的背包上,跟在後面行進的戰士,邊走邊識字。途中休息時,戰士們互相提問,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練習寫字。   
  戰鬥間隙,不管是指揮員還是戰鬥員,都要參加識字班活動。部隊短期休整,各團除加緊識字學習活動外,都要舉行識字測驗,評比成績,表彰先進。紅一師部隊的這些卓有成效的學習文化活動,譚政都寫進了每個月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中。在一份月終政治工作總結報告中,清晰地記有下面一段文字:   
  一團團長楊得志,以前一個字不識,現在能寫簡單報告了。還有些幹部從前一個字不認識,現在認識20 字以上了。戰鬥員中還有二十分之一不識字的,識50 字以上的佔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這些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譚政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勁頭更足了。1935 年5 月23 日清晨。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朝霞的餘輝還沒有散盡,以紅一軍團紅一師紅一團為基幹組成的中央紅軍先遣隊,便踏著蜀西南初夏的晨露,從冕寧出發,進入大涼山彝族地區,準備直奔大渡河畔安順場。   
  大涼山,山巒重疊,峰巒峭拔,巖嶂奇險,怪石凌空,道路崎嶇,荊棘叢生,帶刺籐蔓,左纏右繞,蒼黑蔥蘢的林木,覆蓋著遍佈山澗的洞壑泉苔。   
  彝族區,就分佈在這大涼山深山野嶺之中,交通阻隔,文化落後,彝民百姓的生活,缺衣少吃,貧寒交加。由於國民黨在彝族區實行欺壓少數民族的政策,使貧窮落後的彝民視漢人為仇敵。   
  為了和平通過彝族區,隊伍出發前,譚政等領導對全體指戰員進行了廣泛的政治動員和深入細緻的黨的民族政策教育。他們的目的,不僅要順利、和平地通過彝族區,還要給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並規定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不得開槍。   
  先遣隊以工兵連為先導,手攀帶刺的籐蔓,腳踏厚厚的腐葉,眼觀陡峭險峻的山峰,艱難地爬行在這陰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來大涼山的天然險阻,已使先遣隊步履艱難,加上彝民兄弟誤聽謠言,把漢族紅軍與漢族國民黨軍同樣看待,聽說漢族軍隊來了,就搬開溪流裡的墊腳石,拆毀山澗上的獨木橋,這就更加劇了先遣隊的行進困難。   
  先遣隊決定讓工兵連在偵察連之後,在大部隊前面跟進,逢山開路,遇河架橋。   
  由於工兵連一邊行軍,一邊修路搭橋,因而逐漸從先遣隊的前面慢慢地落到了後面。當他們穿行到一個山谷裡時,突然有許多拿著土槍、長矛、弓箭、大刀的彝民向他們蜂擁而來。把他們團團圍住。工兵連同志向彝民解釋,彝民根本不理。   
  彝民開始動手了。他們把通信員小劉按倒在地,用腳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搶走了武器。連長王耀南一氣之下,下意識地拔出了手槍,戰士們也跟著拉開了槍栓。突然,他想起了總部的命令,想起了譚政主任等領導的親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聲地對戰士們命令道:「不准開槍,執行民族政策!」他馬上收起了手槍,戰士們也立刻把槍收了起來。   
  彝民兄弟見戰士們收起了槍,就蜂擁上來把工兵連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搶走。工兵連的同志只好光著身體退回到大橋鎮,兄弟部隊的同志湊了衣服給他們穿上。當時紅一團一、二營走在前邊,楊得志團長帶領三營掩護劉伯承、聶榮臻等,走在後面。王耀南連長赤著身子回來見到了楊團長,匯報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搶的經過。楊團長說:「趕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劉、聶首長報告。你要把部隊帶好,前面還要你們開路哪!」王連長回答道:「請楊團長放心,我們保證完成任務。我看彝族同胞不錯,他們光扯著嗓子喊,卻不開槍。可惜語言不通,不然,講講道理,我看他們是會讓我們通過的。不過王連長不好意思笑笑說:「我們紅一軍團的工兵連,這還是頭一次『打』這樣的『敗仗』哩!」的確,一個紅軍連隊,被不瞭解紅軍的彝族兄弟剝光了衣服,「繳了械」,這種事不僅在工兵連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在紅軍戰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後來,王耀南連長見到劉伯承時,他檢討說:「司令員,我們沒有完成任務,還..」劉伯承打斷他的話,表揚說:「你們模範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項大任務。」   
  後來,劉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語言風俗的工作隊員丁伯霖前去聯繫,請來了彝民首領小葉丹,按照彝民風俗,劉司令員與他同飲雞血,結為兄弟。此後,小葉丹派人護送紅軍部隊。同時,由於紅軍部隊又作了廣泛動員,準備了一些銀元衣物沿途發放,部隊才順利、和平地通過了大涼山彝族地區,並給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葉丹等也參加了革命,後來犧牲在國民黨的屠刀下。譚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隊執行民族政策上結下了豐碩的成果。   
  1935 年5 月25 日上午7 時。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順場。夏日的朝陽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順場還一派霧氣茫茫,加之大渡河如雷灌耳的洶湧濤聲,更給這迷離的自然景觀,增添了神奇莫測、險惡恐懼之感。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條支流,古名涐江,別名叫銅河。它從高山峻嶺奔瀉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測。兩岸的懸岸險灘,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攪成無數漩渦,使人間聲膽寒,觸目驚心。大渡河安順場這一段,河寬約二百米左右,水深約十多米,流速每秒約四米,水中礁石很多,急流咆哮聲音很大。對岸高山連綿,易守難攻,有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楊森的部隊據險扼守。這是中央紅軍及其紅一軍團紅一師長征以來遇到的第三道天險(第一道天險烏江,第二道天險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險峻的天險。集結在這裡的譚政部下,即紅一師紅一團紅一營紅二連的十七勇士,在遵義會議精神和譚政政治工作的鼓舞下,正嚴陣以待,整裝待發。原來,自以紅一師紅一團為主力的中央先遣隊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以後,於5 月25 日凌晨3 時來到了大渡河畔,順利地奪得了敵人的一隻小船並佔領了渡口安順場。佔領安順場後,楊得志團長立即來到大渡河邊觀察地形。經過請示後決定靠奪得的那隻小船並在一位四十多歲的老船工等幫助下,靠船渡河。天明後,楊得志團長再次來到河邊觀察對岸敵情。通過望遠鏡,他看到對岸離渡口一里左右有個四、五戶人家的小村莊,並有圍牆。渡口附近有幾個碉堡,周圍全是黑岩石。估計敵人可能把主力隱蔽在這個小村子裡,以阻擋我渡河部隊登岸。在觀察敵情時,楊得志決定:兵貴神速。先下手為強!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令配屬紅一團的軍團炮兵連將三門八二迫擊炮和數挺重機槍佈置在陣地上,輕機槍也進入陣地掩護。令有名的神炮手趙章成和機炮連的三個特等射手也進入陣地。當時渡船只有一隻,乘不了多少人,楊得志決心組織一支堅強精悍戰鬥力特強的渡河奮勇隊,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一營。在譚政等領導多年精心用政治工作培養出來的紅一師每個戰士的脾氣是:遇到困難頂著上,碰到戰鬥任務搶著上。   
  這次一營戰士聽說要組織渡河奮勇隊,戰士們一下子圍住了一營營長孫繼先,爭先恐後地要求參加。孫繼先請示楊得志後決定:集中到二連選派,然後由營長批准。開始,選定了十六人。這時,二連通信員陳萬清哭著喊著爭著要去。他是遵義會議後入伍的新同志,參軍不到半年,年僅十六歲。劉伯承、聶榮臻等首長到達安順場時,他正在要求。聶榮臻和楊得志都說:「由你們營長最後下命令定吧,叫誰去誰就去。」當孫繼先批准他參加奮勇隊時,陳萬清破涕為笑了。最後確定的十七名渡河尖兵強渡成功,後來成了紅軍歷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1935 年6 月中旬。蜀西夾金山以北藏族遊牧區。風和日麗,草原青青。紅一師主力翻越了白雪皚皚的大雪山——夾金山,來到夾金山腳下草場遼闊的藏民遊牧區。這一帶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個圩鎮都建有富麗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團聚在一起烤火唸經。他們生活簡單,以牛、羊肉和青稞為主食。紅一師主力來到這個地區,開始大家很高興,以為到了遊牧區,吃肉肯定沒什麼問題。可是,由於藏民誤信敵人的宣傳,不但把牛、羊趕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糧食也埋藏了起來。而我們所帶的糧食已經吃完了,頓時部隊的口糧無以為繼,飢餓嚴重地威脅著部隊。部隊到達馬河口時,已經斷炊兩天了。怎麼辦?有人提出說,地裡的豌豆苗可以採摘充飢。師政委黃甦覺得這是違犯群眾紀律,不同意。然而,人總是要吃飯的,紅軍指戰員也不例外,就是為了革命的勝利,也要吃飯,活下來,行軍,打仗。後來,師政治部主任譚政想出了個主意,既解決了吃飯問題,又基本上不違犯群眾紀律。譚政說:「為了不損害群眾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飢,我們可以在採摘群眾的豌豆苗後,在地頭上放上幾塊錢作為賠償,並插上木牌說明。」大家覺得除這個辦法外,也就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大家也就按這一辦法去做了。譚政的這一發明,初步解決了部隊缺糧的問題。      
第四章 新崗位經常變進諫一萬言 
  1935 年9 月中旬。甘肅迭部縣哈達鋪藏族農牧區。秋高氣爽,紅日當空, 萬里藍天飄著朵朵白雲,遼闊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綠,陣陣涼風拂面掠過,好一派祖國西北的自然風光啊!草原上,一場藏族同胞盛大的歡迎宴會,正在隆重地舉行。他們以藏族風俗的最高規格和禮節,設宴招待了長征途經這裡的紅軍領導幹部。譚政也出席了藏民這次盛大的宴會。自紅一師隨中央縱隊強渡波濤洶湧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皚皚的夾金山,橫跨澤國茫茫的草地以後,於9 月18 日來到了甘肅南部迭部縣的哈達鋪,並在此進行為期數日的休整。這裡是藏族農牧區,草原遼闊,居民極少。雖然此時9 月中旬,正值牛肥馬壯、秋糧成熟的季節,但是長征快要結束,北上抗日在即,紅軍只能路過,不能久留。由於紅軍紀律嚴明,很好地遵守了藏族的風俗習慣,嚴格地執行了民族政策,秋毫無犯,得到了藏民兄弟的擁護和支援。為此,現在藏民兄弟在盛情款待紅軍領導人。多少天來,紅軍指戰員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帶等充飢,米面從未沾唇。現在一看到藏巴糰子,肚子餓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來。譚政狼吞虎嚥,一口氣吃了七八個還不覺得飽,但卻不敢再吃了。   
  譚政在後來回憶那難忘的一幕時,萬分感慨他說道:   
  當時,覺得藏巴糰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這是因為:我們也在教育部隊,餓過頭的胃不能吃得過飽,吃多會脹死的!所以,我吃了八個藏巴糰子以後,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儘管肚子餓得很,可我們終歸是紅軍的領導幹部呀,要是沒完沒了 地吃,連受苦的藏族同胞也會笑話餓癟肚皮的紅軍的! 這大概也是紅軍長征路上艱苦生活中的一個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為紅軍長征中的一次很有紀念意義的活動!   
  1935 年10 月19 日傍晚。陝北蘇區保安縣吳起鎮。陝北秋日的晚霞,帶著落日的餘輝,慢慢灑落在這塵土飛揚的黃土高坡,灑落在群山環抱、炊煙縷縷的小鎮。此時,中央紅軍穿過黃褐色的山谷——頭道川,來到了這個地處陝西黃土高原心臟地帶的吳起鎮,最終找到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吳起鎮,是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屬地,傳說是為紀念古代名將吳起而命名的。在周圍窯洞裡住著一百多戶人家,七百多人口。當紅軍到達吳起鎮時,群眾誤以為是國民黨軍隊前來騷擾,男女老幼,牽著牛羊、逃避一空。我軍便四處尋找群眾,找著幾個老弱病殘者,但因語言不通,一問三不知。為此,譚政等政治領導人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廣泛開展政治宣傳。在他的發動指揮下,戰士們開進宿營地後,首先打掃街道衛生,清除垃圾,到處張貼「北上抗日,收復失地」、「與紅25、 26 軍會合,一致抗日救國」等標語。老人們判斷這是紅軍無疑,就去叫老百姓回來。   
  很快,吳起鎮的黨支部書記和鄉政府主席回來了,第二天,全鎮男女老少都回來了。一見紅軍,他們就高興他說:「咱們以為國民黨軍隊來了呵,原來是自己人!」群眾熱烈歡迎紅軍,鄉幹部們和部隊負責同志共同研究解決部隊的各種需要,介紹周圍的敵情。廣大指戰員興奮他說:「我們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在吳起鎮,紅軍根據當時的敵情,部隊的需要和當地物質條件的可能,決定在這裡休整七天,進行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和物質方面的整訓和準備。在政治工作方面,經譚政等人的組織與發動,深入解釋、宣傳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抗日新根據地及陝北紅軍會合的重大意義,宣告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結束,動員廣大紅軍指戰員,為保衛陝北蘇區而戰。在軍事工作方面,訓練新兵,刷擦武器,調整彈藥,整頓軍容,嚴格軍紀。在物質準備工作方面,補充服裝,加編草鞋,洗澡,洗衣,理髮,整頓內務等。   
  這樣,中央紅軍及其紅一師從1934年10 月離開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歷時一年,長驅兩萬五千里,途經十一個省份,長途轉戰跋涉,歷盡艱辛,今天,終於勝利地到達陝北蘇區,結束了偉大的長征。廣大指戰員的激動、興奮、喜悅、歡樂的情懷,是語言無法表達的。整個吳起鎮,沉浸在無限美妙的歡歌笑語聲中。譚政,作為中央紅軍紅一軍團紅一師的政治領導者,不僅自始至終參加了長征,親身經歷了長征途中的每一個艱難險阻,接受了來自敵人和大自然的嚴酷考驗,而且還親自領導了紅一師的長征,使紅一師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為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建立了功勳。參加紅軍長征,不知在何地、何時,譚政身上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紀念品。這個紀念品,就是腳掌上留有一個很硬的東西,說是棗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就成了「化石」,走路碰上這個硬塊,非常痛。到延安後,醫生給他做了手術,手術雖不大,但很複雜,沒能把那塊硬物挖掉。建國後,醫療條件改善了,醫術提高了,也沒有做掉。但診斷的結果是,那塊硬物是一截木棍在裡面,被肌肉緊緊包纏著。據醫生分析,估計是譚政在長征路上扎進腳掌上的棗刺。後來譚政富有風趣他說:「這個手術不用做了,就讓它永遠在我的腳上長著吧!當做長征紀念吧!我的腳掌有時痛得難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艱苦年代的長征路!」1935 年12 月27 日,陝北重鎮瓦窯堡龍虎山腳下,基督教禮拜堂。黃土高原凜冽的寒風,捲著稀稀拉拉的雪花和黃土高坡特有的沙塵,更給這灰白色的世界增添了幾分寒氣。在陝北,瓦窯堡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繁榮、體面的城鎮。鎮上石窯洞、磚瓦窯洞較多,瓦窯堡因此得名,鎮上千戶居民都住在這些窯洞裡。鎮子周圍有陝甘蘇區的兵工廠、造幣廠、彈藥廠。鎮東不遠的清澗(秀延)有蘇區的機械修配廠、被服廠、鎮南百里延長一帶蘊藏著豐富的石油,鎮西與保安、吳起鎮相望,鎮北是波浪翻滾的大理河。瓦窯堡當時是陝甘省委所在地,陝北蘇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中共中央臨時駐地。中共中央禮堂就座落在離鎮不遠的龍虎山腳下。   
  中共中央禮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禮拜堂)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這裡正在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著名報告,傳達瓦窯堡會議的精神,毛澤東系統、精闢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會場的前部中間,坐著一位三十上下年輕、瀟灑的紅軍將領,正在全神貫注地聆聽毛澤東的報告,不時地低下頭記錄著報告的重要內容。這位紅軍將領就是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譚政。   
  自1935 年11 月10 日中共中央遷至瓦窯堡以來,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輾轉回國,帶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八一宣言」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共策略轉變即由內戰到抗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有關精神。在這一精神的影響與推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於12月17 日至25 日在瓦窯堡下河灘田家院張聞天、劉英夫妻住的窯洞裡舉行。   
  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等十二人。張聞天受政治局委託,起草了會議決議即《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決議」), 12 月25 日決議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決議》為六個部分:1. 目前形勢的特點;2.黨的策略路線;3.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4.蘇維埃人民共和國;5.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6.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會議及其決議基本上確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開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轉折或者轉變。   
  為了傳達與貫徹上述會議精神, 12 月27 日,黨中央在瓦窯堡龍虎山腳下中共中央禮堂即西北辦事處的禮堂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會議上,譚政聽取了毛澤東的報告及其對瓦窯堡會議精神的傳達。   
  在返回駐地的路上,毛澤東報告富有鼓動性的話語,還不時在譚政的耳際迴盪:「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陝北的臘月雖然寒冷異常,可是,紅軍和陝北的父老鄉親仍然忙著殺豬宰羊,沉浸在春節前的歡快、忙亂氣氛中。然而,譚政卻無心留意這中國古老傳統的寶貴時光,多少天來,他苦苦思索,思緒萬千,他在惦量毛澤東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的份量。「政策要轉變,紅軍政治工作該怎麼辦?」「如何使黨的政治工作適應黨的策略轉變的需要?」譚政在不停地思索著。最後,譚政決定起草一份「萬言書」,向黨中央、中央軍委提出關於新時期、新形勢下紅軍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1936 年正月,譚政在瓦窯堡度過了來到陝北的第一個春節。然而,他無心觀賞陝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卻專心實施他業已定下的寫作計劃。白天,他伏案疾書,夜晚,又在窯洞昏暗的燈光下,徹夜不眠,繼續寫作。他的眼睛熬紅了,他的臉頰消瘦了,他的計劃終於完成了。1936 年3 月26 日,一份字跡工整、脈絡清晰、思想鮮明的「萬言書」——《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見》,終於上報了黨中央。   
  譚政在意見書中寫道:   
  根據新形勢下黨的政策的改變,目前紅軍在軍事戰略性質的意義上,開始了新的歷史階段。鑒於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路線、策略的轉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紅軍的政治工作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當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矛盾,國年的階級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紅軍的政治工作即應由階級矛盾跟上民族矛盾這一新的形勢,由比較單純的社會活動,轉變到複雜的社會活動。在紅軍政治工作轉變後的歷史時期,加緊對部隊進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的教育,就成為紅軍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務。同時指出,不管紅軍新形勢下的任務怎樣改變,組織形式不能不有某些變化,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的絕對領導是不能改變的,部隊的管理教育不能放鬆,嚴格的紀律不容破壞。隨著民族戰爭的開展、戰爭性質的改變,部隊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發揚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堅定革命的意志。基於今後抗日戰爭作戰任務和作戰對象的改變,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證提高部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素養為前提,使紅軍部隊走上近代軍隊的地位。發揚紅軍固有的特長——迅速、秘密、靈活機動,善於速決戰,又善於持久戰;善於攻擊,還要善於山地戰,還要善於平原作戰、村落戰、巷戰,以及河川戰鬥。軍事訓練中,著重於幹部素質的提高和指揮藝術的發揮,並開始指導戰爭規律的研究。紅軍的政治工作,必須在一定的戰略任務之下,確立政治工作的方針。從一個戰役計劃,過渡到另一個戰役計劃,使政治工作領導,始終以黨的工作為基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如果不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成為一塊,政治工作必然偏離方向。   
  譚政的意見書,最後對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和政治機關的作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指出:   
  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加強,不僅要要求他們能夠完成指定的任務,而且要培養他們具有單獨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要有敢於負責解決問題的毅力。整個政治機關的工作,必須真正建立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使工作有計劃地、系統地從組織上來推動,能夠指揮如意地去領導部隊的工作。隨著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的發展和軍隊所擔負任務的改變,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與嚴格的政治紀律,反對各自為政的游擊主義習氣,保持紅軍政治工作優良的作風,求得創立政治工作統一的意志,整齊的步調,協同一致地為著工作的目標去努力奮鬥。1譚政的「意見書」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載發了譚政的《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見》書,並加了重要按語。按語寫道:   
  譚政的這篇文章,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杭日戰爭的轉變,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2譚政的「意見書」也曾提出過錯誤的意見,如「為了遵從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的統一行動和編製體制,建議取消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對於這樣的意見,中央沒有批評指責,只是在轉發譚政「意見書」的按語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見尚待研究以外,譚政所提紅軍新時期政治工作改進意見是正確的。譚政的《意見書》深得毛澤東、朱德、羅榮桓等領導同志好評。當時一位中央領導曾風趣地問譚政:   
  「譚政呀,給你十發子彈,你能命中十個敵人麼?」譚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離,打運動目標一個也不保險。」這位領導說:「那你就別拿槍了,好好地用你的筆。你那支筆用好了,戰鬥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溫情尚未散盡,夏日的熾熱已經來臨。在這陽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節裡,陝北瓦窯堡沉浸在歡慶的氣氛裡。   
  1936 年6 月1 日。陝北瓦窯堡米糧山。一座舊廟堂門前的空地上,臨時堆起了一個土台,土台上放著一張長方桌,幾張木條凳,一條橫幅懸掛正中,上面寫著「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典禮」,舊廟牆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整個會場簡樸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黨中央領導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紅軍大學的學員們盤腿而坐,陣容整齊。譚政有幸成為紅軍大學第一期學員,坐在主席台下的學員隊裡,出席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典禮。   
  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之事,早在1936 年初就開始了,當時黨中央決定以「紅軍學校」為基礎,創辦「紅軍大學」,並立即著手籌備。   
  二月間,毛澤東、彭德懷簽發了西北紅軍大學招生佈告。5 月14 日, 毛澤東等出席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再次提出了創辦紅軍大學的問題,並且強調應抽調大批幹部到紅軍大學學習。5 月2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討論決定建立「紅軍大學」,並決定將校址設在瓦窯堡米糧山。於是,選派幹部進入紅軍大學的工作立即展開。紅軍各軍團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將一大批優秀幹部選送到紅軍大學,保證了6 月1 日紅軍大學按時開學。隨著一陣熱烈的掌聲,紅軍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開始了。毛澤東向紅軍大學學員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指出:「我黨創辦抗日紅軍大學,是為準備迎接民族革命戰爭的到來。為了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需要培訓幹部,提高幹部。因此我們的幹部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以便將來出校後,能夠獨當一面地去工作。」接著,他又鼓勵大家說:「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著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即是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毛澤東兩手時而叉腰,時而舉起和揮動右臂,給紅軍大學一期的學員們,作了一次生動、慷慨激昂的演講。毛澤東的講話深入淺出,著重闡明了創辦紅軍大學的目的、意義,規定了紅軍大學的教育任務,給正在聆聽講話的譚政很大鼓舞。他感覺身上的擔子格外沉重,一種解放民族、爭取光明的使命感、責任感油然而生,在譚政內心蕩起無限漣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指出的,面臨歷史轉折的偉大時刻,「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紅軍大學正式宣告成立。毛澤東擔任紅大政治委員,林彪任紅大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劉亞樓擔任訓練部部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紅大第一期在成立當天正式開學。   
  第一期學員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為一、二、三科。第一科為軍團一級、師一級的幹部,第二科為團、營一級的幹部,第三科是連、排職的幹部。譚政進入了第一科,這一科最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雖然在三科中人數最少,但質量高,全部是紅軍的高級幹部,他們有羅榮桓、羅瑞卿、譚政、彭雪楓、陳光、楊成武、劉亞樓、劉震、王平、莫文驊、耿飆、賀晉平、陳士矩等和林彪、黃永勝。   
  科長是陳光,政委是羅榮桓。這些同志平均年齡僅二十七歲,都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處傷疤!1955 年,當人民解放軍初次授銜時,這一科的畢業生。最低的是中將,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將軍科」。第一科的課程較重,教師陣容也相當強大。軍事課,主要由毛澤東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役學,主要由林彪講授;戰術學,由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主講;政治課,主要由凱豐、吳亮平講授;哲學則由王稼祥、艾思奇等主講;中國革命問題和馬列主義與聯共(布)黨史,則由張聞天、博古主講;文化課是徐特立講授。紅軍大學的校園生活開始了,譚政全身心地投入了緊張的學習生活中。他深知這次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學習的自覺性和熱情很高,學習十分刻苦。每天除上課外,都抓緊時間閱讀、討論、研究問題。保安,地處陝北的西部,北靠長城,南望洛河,東鄰安塞,西接吳起,在秦朝和唐朝時,是防禦北方遊牧部落南侵的邊防要地。六月的保安,景色秀麗,風光迷人。遠遠望去,起伏婉蜒的山巒,猶如茫茫之海中奔騰澎湃的雲濤。座落在山谷裡的保安古城,猶如鑲嵌雲濤中的金色項鏈,在午後陽光的輝映下。一片火紅。走近保安,一切像變了一個樣,舉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只有破廟爛窯洞,馬廄牛棚,不到四百人口的小城到處是野草亂石,遍地是牛屎馬糞。難怪當地有句民諺,「保安窮山窩,破廟比房多,菩薩比人多。」1936 年6 月21 日,國民黨軍隊突然襲擊瓦窯堡, 紅軍大學主動撤離,於7 月3 日來到了保安縣城,紅大隨即在城東南的一座半山坡上準備建設新校舍。一進保安,舉目瘡痍,真使大家倒吸了一口涼氣。來到新校址,大家一看,破爛窯洞像是荒廢了不知多少年代,沉積了厚厚的一層羊糞、腐草和獸骨,人走進去,臭氣難聞。譚政和他的同學們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倒,他們自己動手開創紅大新校舍的戰鬥開始了。譚政與戰友們,這些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高級指揮員一下子變成了打掃垃圾的清潔工,變成了劈石弄土的泥瓦匠。大家清理完垃圾,修整好洞穴,又自己鑿石、挖土,自製了教學和生活用的石黑板、石粉筆、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連油燈都是石頭做的。有的同志開玩笑說:「呵!我們又回到了石器時代啦!」毛澤東來紅大看望大家時,高度評價了同學們這種艱苦創業、因陋就簡地建立陝北「最高學府」的精神,同時還風趣他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你們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內修煉,可以成仙了。好好『修煉』吧!天下無事,你們就在這裡『參禪悟道』;天下大亂,你們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難。」毛澤東所說的「參禪」,就是「參」馬列主義之「禪」;毛澤東說的「悟道」,就是「悟」中國革命之「道」。   
  這就是說,毛澤東要求紅大的學員們,在這裡學習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道理,以便將來更好地從事革命工作,並帶著馬列主義這個銳利武器投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洪流中去。紅軍大學的學習條件十分艱苦。壘起的石頭就是擋風牆,草簾子就是門窗,幾個小石洞是臥室,講台和凳子是用石頭砌成的,晴天時大家在大樹下露天上課,雨天就搬進石洞上課。上課用的講義則是利用廢紙甚至敵機撒放的傳單背面油印的,有的紅綠紙油印得很不清楚,難以辨認。艱苦的學習環境並沒有影響譚政學習的興致。他白天聽課,看書,校對,整理筆記,晚上摸黑與同志們討論問題,聯繫自己實際,總結親身經歷的戰鬥經驗和教訓。據莫文驊回憶,「當時譚政的學習極為刻苦,他的刻苦學習精神,真是令人欽佩。」1936 年12 月12 日。   
  陝北保安,紅軍大學駐地。火紅的太陽冉冉升起,伸延在狹長山谷裡的邊陲要塞保安古城,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下,座落在城外山壁上的孔孔蜂窩似的窯洞——紅軍大學「教室」,顯得格外肅穆與莊重,這是古城保安冬日少有的艷陽天。紅大一科的學員按六個組,在各組組長劉亞樓、彭雪楓、譚政、杜理卿、張純清、楊成武的分頭主持下,各自在窯洞裡討論戰略問題,忽聽窯洞外有人喊道:「同志們,蔣介石被抓起來了!被張學良、楊虎城活捉了!」譚政及其第三組的同志們頓時驚愕了。他們相互用目光詢問:會是真的麼?窯洞內頃刻開始寂靜,寂靜得只聽見每個人粗重的呼吸聲。譚政的心激動得通通跳個不停。但大家誰也不開口,他們在沉默,在傾聽,在判斷。窯洞外那個狂喜的喊聲,還在響著,其他窯洞各組的同志已經隱約傳來陣陣的歡呼聲。是真的!譚政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拳頭往炕上一捶,大叫道:「真好啊!」一呼百應,三組的同志們同聲歡呼起來,爭先恐後擠出門,要去外面打聽個究竟。譚政等學員跑到一科科部洞口,一科政委羅榮桓同志滿臉喜色地走了出來,揮舞著拳頭激動他說:「蔣介石被抓住了,在臨潼抓住的。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立了大功!」隨後,紅大校領導也證實了這個喜訊,並向全體學員傳達了「西安事變」的大致經過。紅大領導還說,中央領導目前正在開會,準備立即派一個代表團趕赴西安。   
  聽到這些,譚政和大家欣喜若狂,笑啊,跳啊,把帽子拋到了天空,人在雪地裡打滾,有的人竟蹲在地上嗚嗚地哭了起來,他們想起了被蔣介石殺害的戰友和父母兄弟。回想起紅軍長征的艱苦歲月,回想起陝北蘇區的鞏固與發展,艱苦創業,聯繫今天蔣介石被捉的驚人喜訊,譚政陷入了無限的暇思與感慨之中。「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通電全國,希望聯共抗日,黨中央將如何解決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呢?時光如流水,歲月似煙雲。譚政和他的同學們在保安,這近似原始部落的泥土夾縫之間,度過了為時半年的窯洞大學生活。「西安事變」發生後,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堅持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方針,最終促成「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標誌著歷時十年的內戰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與發展,全國進入了一個準備全面抗戰的新階段。形勢的發展,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幹部去開展工作。這樣,中央軍委決定,紅大第一期學員提前畢業,分赴紅軍各主力部隊以及全國各地,擔負起「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政治,實現對日抗戰」的新任務。1936 年元旦剛過,紅軍大學第一期學員的畢業典禮, 在保安一座舊戲台上隆重舉行。清晨,譚政和第一期的學員們早早地整理好內務,穿起洗得整潔的軍裝,列隊來到了舊戲台前。聽說毛澤東今天也要來出席這次畢業典禮,譚政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之情,一直盯著主席台,希望能看見毛澤東那偉岸的身影。畢業典禮開始了,毛澤東出現在主席台上。他顴骨微凸,雙眼有些下陷,身上的棉襖也顯得寬鬆。無疑,這是由於操勞過度造成的。聽說,自「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他每日只休息幾個小時,文稿、電報、會議一下子增加了幾借,百忙中還三天兩頭地瞭解「紅大」學員的各種情況,毛澤東可以說在日理萬機地工作著。毛澤東在主席台上開始講話了。他一開口,大家就感到,他心情很好,彷彿有什麼喜事。   
  他聲音洪亮,笑容滿面,舉止灑脫。他剛一走上主席台,就朝學員們揚手道:「祝賀同志們從紅軍大學畢業,我代表中央來給大家送行!」台下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掌聲一停,毛澤東又著重講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和形勢發展的趨向。他說:「『西安事變』帶來了兩種可能。一是國民黨加劇內戰,二是促使蔣介石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在看來,情況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我聽說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抓住後,紅大裡頭不少同志主張殺蔣。請同志們說,殺一個蔣介石好,還是形成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好?   
  現在還有不同意放蔣的同志沒有?站起來發表你的主張嘛,我可以把這個講台讓給你。」毛澤東幽默的問話喚起了滿場的笑聲,他自己也笑了。最後,毛澤東說:「現在大家要到前線去了,我希望你們回去以後,一定要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的部隊搞好聯合。要知道,你們聯合得越好,對抗日越有利。希望你們那裡將來都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希望發展以後,我們中央和你們用無線電聯繫,而不是用騎兵通信員聯繫!同志們,抗戰到底,前途光明!」聽著毛澤東有力的話語,看著毛澤東高大的身影和面容。譚政的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半年不平凡的紅軍大學生活結束了,譚政更加成熟了。   
  他身負黨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躊躇滿志地奔向了新的工作崗位。   
  1937 年5 月下旬。延安師範學校舊址。後方政治部組織部長譚政就住在這裡。延安,這座陝北古鎮沐浴在和煦的春光裡,四周山巒上杏花、桃花竟相開放,爭奇鬥妍,春日的陝北一改冬日的凋零,煥發出勃勃生機。譚政簡陋的住所裡熱鬧非凡,不斷有人出出進進,每一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紅光。譚部長要結婚了!這消息早就像長了翅膀,傳遍後方中央機關和部隊。今天,人們專程向譚政和妻子王長德賀喜來了。老上級羅榮桓、他的同事胡耀邦、肖向榮等及其夫人也來了,大家歡聚一堂,祝賀譚政新婚之喜。譚政穿著一套整齊乾淨的軍服,眉頭掩飾不住喜悅之色,新婚妻子王長德臉紅紅的,微露羞色。他們熱情地招待著前來賀喜的同志們。譚政自愛妻秋葵病逝,長年奔波征戰,一直沒有娶妻。革命重任在肩,他哪裡有時間顧及兒女情長?上井岡,轉贛南,建設保衛中央蘇區,萬里長征,譚政一直沉浸在繁忙的工作當中。紅軍到達陝北以後,總算有了一段相對較為安定的時光。這時,父親多次來信,開始催促譚政趕快成家。父親娶妻生子的觀念很重。有一次,譚政忍不住把父親的來信給莫文驊看了,莫文驊一看,只見信中這樣寫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希望你早日成婚,為譚家留下一兒半女云云。自從中央紅軍來到陝北,開始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於是部隊中的一些大男大女也都相繼結了婚。一直未娶的譚政也被熱心人盯上了:   
  羅榮桓有個老戰友叫許建國,與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位女同志劉桂蘭相識並結了婚,經過許、劉二人介紹,羅榮桓與劉桂蘭的同學林月琴結成了百年之好。於是,羅榮桓古道熱腸,給譚政操持起了婚姻大事,他把一位叫王長德的女同志介紹給了譚政。這樣,今天譚政與王長德終於結成百年之好。王長德是川北人,出生在四川閬中的一個小村子裡,全家人靠父親當長工維持生計,生活十分窘迫。   
  十歲時,王長德就開始提著籃子,賣鹹鴨蛋補貼家用了。因為生活困難,她只在村裡勉強讀了一年半的小學,十五歲的時候,她開始給人家當童養媳。1934 年底,紅四方面軍來到川陝邊地區,王長德參加了革命,由於工作積極認真,她很快參加了閬中縣婦女委員會,不久又調任縣委婦女幹事,還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 年3 月, 嘉陵江戰役期間,紅軍傷員增多,紅軍部隊擴充醫院,王長德就被調入了工農紅軍總醫院,擔任連長,由此她參加了紅軍,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長征途中,她曾任大金川省婦女部巡視員、省委偵察隊隊長。有一次,親自帶領偵察隊偵破並繳獲敵人大批金銀、麝香等貴重物品,受到了上級的獎勵。1936 年7 月,紅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王長德又隨部隊第三次穿越草地,到達陝北,與中央紅軍會師。不久,她進入中央黨校學習,並且由共青團轉入共產黨。就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王長德結識了林月琴——羅榮桓的夫人。王長德可以說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好同志,譚政的老上級羅榮桓和夫人林月琴一直為譚政操著心,夫婦倆一商量,就把王長德介紹給了譚政,撮合成了這段姻緣。戰爭環境下,一切只能因陋就簡,譚政和王長德的婚禮極為簡單。兩個人經組織同意,便籌辦起了婚事,王長德利用一個星期天把譚政的被褥洗了洗,當作了新婚鋪蓋,就這樣結了婚。婚禮當晚,政治部所有的同志包括警衛員在羅榮桓的帶領下,都來討吃譚部長的喜面。王長德、譚政一陣張羅,便做好了面。麵條裡油很少,只放了點白菜、蘿蔔,然而大家仍然吃得分外有味,都覺得香噴噴的。婚禮雖然簡單,但是氣氛十分熱烈。同志們紛紛祝賀新郎和新娘並肩攜手,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的來臨,為民族解放,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貢獻自己的青春。閃動著昏暗燈光的新房裡,不斷傳出陣陣笑聲。1937 年6 月。延安王家坪。八路軍後方政治部。   
  延安座落在黃土高坡的一條南北走向的山谷裡,西面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頂,環抱小半個延安城。東邊的寶塔山,在半山腰高高矗立,西側的鳳凰山,樹木叢生,綠蔭濃濃,東北端的清涼山,坡身漫漫,窯洞密佈。綿長的延河水,由北而來,恰好在延安城內調頭東去,又給這座古城平添了一份魚光山色。軍委後方政治部的窯洞裡,一位三十多歲,身著灰布軍裝的中年人,正在整理著桌上的文件,並且不時地提筆寫些什麼。他就是從紅軍大學畢業不到半年,剛剛就任後方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從紅軍大學畢業以後,譚政被任命為軍委後方政治部組織部長,配合後方政治部主任、紅大同學,也是老上級羅榮桓處理日常工作。後方政治部主管軍委直屬機關、學校、工廠、陝北軍事部、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及獨立師等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務是對部隊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教育,批判張國燾退卻和逃跑、軍閥主義的錯誤,統一思想。後方政治部只有三十多人,任務較為繁重,因此,譚政一到這裡,就投入了處理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務中。譚政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很快為同志們所瞭解。在他的積極努力下,紅軍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為紅軍東征山西、西討二馬,立下了汗馬功勞。1937 年初,遵照中央部署,紅軍各部厲兵秣馬,積極準備東征山西。2 月間,參戰部隊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東渡黃河。   
  被派往紅一軍團開展政治工作。他大張旗鼓地開展各項活動,一會兒給有關於部作報告,一會兒找有關幹部談心,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時,他深入基層連隊,摸情況,作工作,卓有成效。   
  東征結束後,譚政由於出色的工作表現,又被任命為後方政治部主任兼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回到了延安王家坪。初夏的微風,帶著些許涼意,吹進窯洞。譚政放下手中的文件,伸了個懶腰。接著,他點燃了一根煙,抬頭向外面望去,窗外金黃色土坡上的片片、點點綠蔭,令人賞心悅目,有沁人心肺的感覺。譚政覺得紅軍大學六個月的學習的確大有裨益,無論在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政治思想水平,還是在軍事指揮、領導藝術等各方面,他都感到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更是給譚政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的講演,系統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批判了「左」右傾錯誤,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深刻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人民戰爭的思想和戰略方法,這些不僅開闊了譚政的視野,提高了思想認識和領導水平,而且為他指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我黨的任務與方向。陝北的夏天是迷人的,在這萬物生長的季節,譚政彷彿嗅到了收穫的氣息。全國各地抗日鬥爭如火如茶。譚政也因工作需要,不斷變換著工作崗位。1943 年2 月,他調任陝甘寧晉綏聯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 年4 月,他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6 月,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第五章居後方細運籌政工顯身手   
  1937 年8 月下旬。陝西三原,紅一軍團駐地。秋日的晨露尚未消盡,金色的陽光已灑滿寬敞的土坪上,一陣嘹亮的號聲之後,一隊隊剛剛換上新軍裝的戰士們,精神抖擻地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裡,排成方陣。只見會場周圍擠滿了當地的群眾,熙熙攘攘。台下戰士們議論紛紛:「喂,這一下咱們可以和國民黨一起打小日本鬼子啦,打他這個狗娘養的!」「唉!你瞧這個帽子,那國民黨帽徽多難看,青天白日,真彆扭!」「唉,穿什麼衣服不能打鬼子,都一樣!」「咱們穿上國民黨服裝,不就是向他們投降嗎?」「同志們,和國民黨合作,共同打日本侵略者,是黨中央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上就已決定的,這個決定,對打敗日本鬼子很有意義,毛主席是英明偉大的!」「現在,黨內有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錯誤,同志們千萬要注意,不要受干擾。」這時,只見羅榮桓主任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下戰士們熱烈鼓掌。羅主任用兩手做了一個往下按的手勢,用湖南口音大聲說:「同志們,父老鄉親們,東北三省已陷入敵手,現在華北危在旦夕。日軍還想過黃河,侵佔全中國。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關頭,為了不亡國滅種,每個中國人都要奮起抗戰!紅軍就是抗戰的先鋒!」在羅榮桓的鼓動教育下,想到大敵當前,國家民族危在旦夕,沖上心頭對日寇惡魔的怒火,掩蓋了內戰時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情緒,全體指戰員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不做亡國奴!」「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只見羅榮桓情緒昂然地拿出《紅軍抗日出征誓詞》在烈日當空下,率領高舉拳頭的戰士們,宣誓: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堅決抗戰到底!..浴血奮戰,拯救中華民族。發揚紅軍光榮傳統,誓做抗戰先鋒..   
  誓師完畢,部隊便開向抗日戰場。針對部隊中存在的各種錯誤認識,譚政千方百計地對部隊進行各種宣傳教育。   
  1937 年8 月下旬。   
  毛澤東住所。   
  「主席,這次改編部隊番號,肯定會在部隊中產生這樣那樣的消極影響。」譚政說。毛澤東站了起來,來回踱著步子,說:「他們原來是紅軍,現在要穿國軍服,他們就以為我們要變成國軍了呢,是不是啊?」譚政點點頭。毛澤東接著說:「現在黨內也有一種右的傾向,搞什麼統一口號,統一任務,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等等,無非是想把我們領導權交給他們,這是很右的錯誤。另外,部隊中『左』的錯誤也不少,他們要憑借自己單獨力量把日本打敗,要建立純而又純的隊伍,不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孤家寡人政策,自高自大,不願與友軍友黨往來;有的不願下山改編,這是『左』的錯誤,不管是『左』還是右,都對抗日有害,要及時糾正。」譚政說:「聽說部隊中有一種認識,就是說戴了紅軍帽子,又來戴國民革命軍帽子,將來又戴什麼帽子呢?」毛澤東主立即說:「這是一種『左』的思想表現,你們總政要研究研究,抓緊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譚政說:「我看首先可以重點對各部隊政工幹部進行宣傳教育,然後再推進到整個部隊!」毛澤東點頭說:「行!我同意你的意見!」陝北。軍委總政治部會議室。譚政主持會議。   
  他語氣激昂他說:「同志們,這次我們出台的《關於東進抗日行軍中政治工作的提示》,符合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意圖,此次行軍中的中心任務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我們民族抗戰必勝的信心,發揚戰士們高度的抗戰熱情,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同時,要有嚴明的紀律與抗日行動,影響友軍,發動廣大人民參加抗日戰爭。」說到這裡,一位同志插話說:「我們必須要提出恰當的口號。」「對!」譚政肯定他說,「我們的口號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為保衛華北、保衛西北、保衛中國而戰!』『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譚政接著說:「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編幾本書來激勵我們戰土的鬥志,《抗日緊急動員課本》,《新戰士課本》、《八路軍軍人必讀》等,作為統一戰線教育的基本教材。這些教材在教育內容上主要要講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以及我們抗戰的正義性,要堅定部隊抗戰必勝的信心,用中華民族偉大歷史、英雄事跡和我軍光榮傳統,來教育與激發部隊抗日熱情和敢於井善於與日本侵略者作鬥爭的信心。」「同時,各地還可以根據行軍、作戰情況,因時因地制宜,利用日本帝國主義作惡現場,利用上課、誓師大會、班排討論、標語戲劇等進行廣泛的政治教育,使戰士們認識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蠻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在譚政主持下,這幾本書很快編印出來,下發到各部隊,起到了極大的教育作用。八路軍總政治部會議室。譚政主持會議。「同志們,今天我們開會,軍委要求我們搞一個八路軍政治工作條例。分總則和細則兩部分。你們看怎麼樣?」王稼祥說:「我看可以,搞一個條例,也好使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嘛!」譚政說:「我們抓緊把這個條例搞出來,讓主席給看看,怎麼樣?」   
  大家都同意了。譚政接著說:「我已寫了一段總則,請諸位聽聽,再修改,我念給大家聽。」接著,譚政就把總則在會上讀了一遍: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第一部分,總則:中華民族已經萬分危急,只有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團結和動員全民族一切抗日的力量,堅持長久的抗戰,去爭取民族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與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八路軍最中心的任務,也就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針。   
  讀完後,譚政徵求道:「你們看,行不行?」「哎呀,太好了。」   
  另一個同志說,「你這個總則,就連老蔣看了,也不會有意見的,民族、民權、民生那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大家都鼓起掌來。譚政說:「那好,我們大家分頭去寫,越快越好!寫好了,送給中央看!」   
  為了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廣大的部隊幹部戰士,譚政日夜寫作,接連發表了四、五篇文章。毛澤東看了後,很高興。有一次,他和譚政討論統一戰線的政策策略時,對他大加稱讚。「譚政者,談政也!」毛澤東說,「你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我都看了,有《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有《華北己進入艱苦鬥爭的階段》,有《論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你寫得很好嘛,有理論、有例證,很有說服力。」   
  譚政不好意思他說:「哪裡哪裡!還要請主席多指導,我著重談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應積極走在前線,使自己成為抗戰模範,放手發動群眾,動員人民抗日,要建立和不斷擴大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力量同日本侵略者鬥。堅決反對相互傾軋、低毀和妥協。」   
  毛澤東說:「很好,要大力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統一戰線中,我們要獨立自主。八路軍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加強政治工作是黨的一貫要求,各部隊要認真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把民族教育階級教育結合起來。這是當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   
  譚政認真地聽著,不時地還記著什麼東西。譚政說:「我們搞的政治工作條例,已發下去了,各部隊反應還好。」   
  毛澤東說:「當前越是處於困難時候,越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使八路軍新四軍協調行動。要特別強調我軍的革命性。政治工作歷來是我們的優勢,有一個條例,對於加強政治工作,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極為重要,要求各部隊認真貫徹落實,並提出修改意見。當然,要因時因地而宜。」   
  譚政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他說:「聽說部隊裡有的不願戴國民黨軍帽子,有的說共產黨部隊戴國民黨帽子,這不是投降嗎?」   
  毛澤東說:「這不僅僅是個帽子問題,這是關係到統一戰線問題,要求各部隊加強對統一戰線的教育與宣傳,這是能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關鍵。要讓戰士們懂得我們的戰略策略。我們的目的是要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為了戴帽子。」   
  譚政說:「各部隊都搞了誓師大會,進行了生動深刻教育,加上我們條例的下發,這種錯誤認識正在縮小。」毛澤東滿意地點了點頭。   
  1937 年9 月30 日。陝西富平。一二九師誓師大會上。劉伯承根據總政治部有關指示精神,生動深刻他講了「換帽於」的問題。他用手推了推眼鏡,拉著四川腔說:「我們共產黨人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他們燒、殺、搶,中華民族十分危急,面對這個兇惡的敵人,我們就要和國民黨聯合起來,共同打敗日本侵略者。換個帽子算得什麼!我們雖然換了帽子,我們還是共產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紅軍的優良傳統決不能丟。我們要戴這頂帽子,和國民黨軍一道,打敗日本侵略者,當然,國民黨軍隊也有可能不真心真意地抗日,那我們就要採取措施,推著他抗日。同志們,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請戴上這頂帽子吧!」說完,劉伯承首先把綴有國民革命軍帽徽的帽子戴到頭上,頓時,全場一片掌聲。譚政身在後方「小天地」,胸懷全國大世界。他出色的政治宣傳、政治教育即政治工作,已在全國抗日戰爭的前線,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初見成效。我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發動人民,進行堅決抗戰。   
  而國民黨軍隊卻大力散佈「失敗論」、「亡國論」。助長了日寇侵華氣焰。日寇揚言要在三個月內吞井中國。國民黨在華北、滬寧戰場上雖有一百五十萬兵力,但接二連三地喪師失地。很多被擊潰的國民黨士兵說什麼:「日本鬼子太多了,太厲害了,他們的武器太好了,中國人打不過他們。」一時間,失敗情緒籠罩在國民黨軍隊裡。   
  在軍委總政治部教育宣傳與鼓動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卻大膽地深入敵後,放手發動人民群眾,配合友軍,給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政治工作在八路軍、新四軍中顯出了極大的威力,每戰中,各連黨支部都討論如何完成任務,如何英勇善戰,結果取得了重大勝利。1937 年9 月下旬。一一五師以一部在靈邱、沫源阻擊敵人增援部隊、用三個團的兵力晝夜行軍,設伏於平型關東北公路兩側山地。9 月25 日早晨,日軍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進至設伏地區。   
  「打,狠狠地打!」我一一五師戰士居高臨下,發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怒,步槍、機關鎗、手榴彈爆炸聲交織在一起。打得敵人暈頭轉向,不知往哪裡逃,到處遭到子彈的射擊。敵人死傷過半。就在這時,幾個團的衝鋒號在山谷裡吹響,我一一五師戰士端起槍、上起刀,如下山猛虎,同敵人進行了面對面的白刃戰。經過一天激戰,殲敵一千餘人,擊毀汽車百餘輛,繳獲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這一仗,有力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信心,打擊了日軍侵略氣焰,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接著,一二九師取得夜襲陽明堡機場的勝利,擊毀敵機二十四架,一二○師在雁門關伏擊敵人汽車五百餘輛,切斷敵人進攻太原的交通線,有力配合友軍太原保衛戰。平型關戰鬥後,八路軍三個師配合了國民黨忻口戰役。接著深入敵後,開闢根據地。一一五師開闢了晉察冀根據地。一二○師開闢晉綏根據地,一二九師開闢了晉冀豫根據地。   
  新四軍在華東華中也開闢了廣大根據地。各根據地依靠山地、河湖港漢、青紗帳,同敵人進行遊擊戰爭,牽制了敵人的進犯。江南新四軍利用敵人在上海、南京勝利後看不起中國軍隊的心理,大膽地設伏於鎮江至句容公路的一段,伏擊日軍車隊,擊斃日軍少佐和大尉以下十三名,擊毀汽車四輛。一位被擊散的國民黨士兵問,「陳司令,國民黨軍隊武器那麼好,都經常吃敗仗,你們就憑這武器能打敗日本人?」陳毅哈哈大笑說:「能,一定能打敗日本人!」「那你們憑什麼?」那個士兵不解地問。「就憑這個嘛!」陳毅指著頭。一個黨員戰士說:「就憑我軍有強大的政治工作,憑嚴格的紀律,憑廣大戰士的勇敢。」「好,說得好!」陳毅誇獎說。「報告,陳司令!」一個參謀來報。「我軍在伏擊戰中,擊斃敵少佐,大尉各一名,繳獲許多槍支彈藥和大批日鈔!」「好,讓部隊好好休息一下,加點餐!」此後,陳毅高興地賦詩一首:   
  彎弓射日到江南。   
  終夜喧呼敵膽寒;   
  鎮江城下初遭遇,   
  脫手斬得小樓蘭。   
  就這樣,通過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努力工作,使我軍統一戰線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有聲有色,上下一條線,左右一大片,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可是,譚政總覺得還有點不滿意。   
  1937 年10 月12 日。延安鳳凰山麓。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塞外陝北的寒風,捲著黃沙不停地吹打著延安小城。軍委總政治部窯洞裡,一盆炭火在燃燒著。窯洞內溫暖如春。毛澤東和譚政這兩個湖南老鄉正持著相同的口音聊天。「主席,我想,部隊還是要恢復政治委員制度,這樣保證黨對軍隊的統一領導,對保證我軍抗戰勝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你意向如何?」「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我的想法和你完全相同。」   
  毛澤東說:「現在黨內有一種右的傾向,認為我們八路軍、新四軍要給國民黨、蔣介石統一指揮。我看這種傾向有危險,它有害於我軍獨立性,恢復政委制,就避免黨放棄武裝力量領導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是啊,我們已吃過一次虧了,這次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時期那樣了。我們要記住歷史教訓啊!」譚政深深歎了一口氣。   
  「是啊!」毛澤東點了點頭,把手放在火盆上方烘了一烘。   
  「那我們是不是馬上就寫一份報告給黨中央,要求恢復政治委員制度?」   
  「我看可以!」   
   1937 年10 月19 日,八路軍總部關於恢復軍隊政治工作及執行黨代表制度致電張聞天等。後來,張聞天、毛澤東批復:   
  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今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名為政治委員..   
  洛甫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接著,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就發佈了由毛澤東、譚政簽署的一道命令:   
  目前抗戰已走上了新階段,為保證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鞏固黨在紅軍中的影響,爭取抗戰的勝利,特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並將政訓處改為政治部(處),恢復原來名義。   
  這樣,八路軍、新四軍和各留守處,各醫院學校邊區各部隊的政治工作,均由軍委總政治部負責統一領導。此時,譚政實際上具體主持了整個八路軍、新四軍及各留守部隊的政治工作。   
  時令進入了冬天,陝北的大地不時刮著風、下著雪。譚政在窯洞裡來回踱著步子,儘管是深夜,可他卻沒有睡意。勤務員在炭火邊的椅子上已經睡著了。譚政在思考著:這方圓八百里的陝甘寧邊區,出征在外的八路軍、新四軍,後方的各部隊;國內急劇變化的形勢,各種各樣的困難,各種思想傾向;軍政關係、軍民關係、部隊團結,等等;他都在考慮,這份擔子確實不輕!他一會兒坐下來,把手烘一下,一會兒又站起來,為小伙子蓋上大衣,他想:只要在黨領導下不管工作多麼艱巨,任務多麼繁重,生活多麼艱苦,都要擔下來,只要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就能克服一切困難。他決心更加深入細緻地做好黨交給的一切工作。那時,八路軍、新四軍分散在全國各地,各戰略區幾乎都是獨立自主作戰的,後方的總政治部很難直接瞭解和掌握各部隊的思想政治情況,為軍委總政治部的有關指示精神及時有效地在各部隊執行造成了相當的難度。面對這些情況,譚政經常思考著如何開展政治領導工作。當然,各部隊政治委員的任命,政治機關的設立,也為政治工作的落實,奠定了組織基礎。1938 年5月26 日。抗日戰爭研究會駐地。五月的陝北,到處披著綠裝。延安, 依偎在綠色懷抱之中。抗日戰爭研究會的禮堂裡,擠滿了人。毛澤東正在給抗戰研究會及後方幹部戰士作《論持久戰》的報告。譚政,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他目睹著毛澤東的演講風采。只見毛澤東不時地比劃著。他時而揮手,時而把手插在腰間,時而又在黑板上書寫。毛澤東的這個報告,系統地闡述了抗日戰爭發生發展規律,系統地提出了我軍的戰略任務、戰術原則,科學地預示了持久戰發展的三個階段和前途。同時,毛澤東論述了政治工作的極其重要性及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當講到了政治工作的根本性問題時,譚政入了迷,他時而舉頭凝視,時而低頭速記,他完全被毛澤東那深刻、精闢的報告和多姿的風采所吸引。在講述戰爭與政治關係時,毛澤東說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譚政被這精闢的論斷折服了。他不停地寫著,連一個字都不想漏掉。最後,毛澤東說:政治動員即政治工作「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就要靠它取得勝利。」毛澤東這一轟動延安、震撼全國、影響世界的演講,深深地打動了譚政。他決心在今後的政治工作中把這篇光輝著作作為指針,井在實踐中開始落實。1938 年6 月上旬。   
  總政治部會議室。譚政主持了會議,研究如何改進政治工作,落實毛澤東的政治工作的有關思想。譚政說:「同志們,主席的論持久戰,寫得特別好,很精闢、透徹,特別是關於政治工作的論述,應當成為我們今後工作的指針。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落實加強政治工作。」另一位領導同志說:「主席特別強調政治動員,發動群眾,動員群眾,擴大軍隊,我看,我們政治工作就要圍繞這些工作來開展。」「對!」譚政肯定他說,「我們的部隊,每到一地,都要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名義,頒發佈告,散發傳單,書寫標語,召仟群眾大會,召開各類代表會議,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申明我黨我軍抗戰之決心,特別要利用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罪行,來教育群眾,激發廣大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決心。   
  我們宣傳群眾的目的,是要把群眾組織起來,形成千軍萬馬。要把各階層、各團體的力量調動起來,建立抗日救國會、抗敵協會,還有工會、農會,婦救會等,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形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他把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完全領會了。接著,他又說:「我們還要武裝群眾,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建立與擴大地方武裝力量,使它能配合我主力部隊作戰,摧毀一切偽政權,肅清漢奸,消滅地方土匪,把敵人後方變成前線。我們不要怕,要放手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國民黨方面抗戰,害怕與不願武裝工農群眾,這就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說了嘛,戰爭力量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目前,黨內有一種右傾思想,強調由國民黨指揮,這是很危險的。要認真克服。」譚政喝了一口水,又說:「我們還要加強建黨建政工作,這也是黨中央的決定。各部隊都要積極協助地方黨健全各地黨的領導,在沒有建黨的地方,則負責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沒有民主政府的地方,加快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要加緊培訓地方幹部,發展和培養地方領導骨幹。抗日民族政權建立後,各部隊要維護它的權威,保證各項法令政策得到執行。」另一位同志插話說:「現在,有少數地方,政府不健全,一些地方農民對現有的苛捐雜稅很不滿意!」「我們要認真貫徹減租減息政策,給廣大人民群眾以實在利益,這樣,他們才會體會到共產黨好,他們才會擁護我們,跟著我們干,這一點特別重要。」譚政說,「我們軍隊每到一地,都要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堅決反對隨意砍伐群眾樹木,亂殺牲畜、踐踏耕地等現象,要時刻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經過討論,大家都認為要擴大軍隊,發展黨員,這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基礎。在軍委總政治部的具體指示下,各地部隊都相繼開展了擴軍工作。太行山區。一二九師師部駐地。根據總政治部和軍委擴軍指示,一二九師在師部駐地進行擴軍動員工作。只見徵兵處紅旗招展,應徵青年踴躍參軍,個個都顯得格外精神。在一桿大紅旗下,放了兩張桌子,幾名幹部在緊張地忙著。只聽喊道:「下一個!」「哎?你叫什麼名字?」「李..」   
  這個小傢伙有點緊張。「噢,他叫李二蛋,是我家老二!」「哈,哈!」幾個工作人員笑了起來,尤其是兩個女兵笑得更是合不攏嘴,使李二蛋很不好意思。接著徵兵人又問:「多大了?」「十六!不,十七了!」「那不行,年齡不夠,再等年把吧!」一個徵兵的幹部看了看這位老大娘,笑著說。「呃,八路軍同志,我這個孩子,說起來是小,他倒是有勁,準能扛起你們那槍,求你們幫幫忙吧。」   
  正說著,劉怕承師長從遠處走了過來。劉師長樂呵呵笑著,問到:   
  「怎麼回事啊?」只見一個女兵在老大娘耳朵旁說幾句。老大娘一樂,便轉過聲來,「哎,劉師長,咱求求你們,收下我這個孩子吧,他保準能扛槍打..」沒等老大娘說完,劉伯承看了看那小伙子,說:「呵,這小伙子倒是很結實嘛,多大了?」「十七!」   
  「那不行,太小了!」   
  「呃,師長,你們看在我這把年紀的份上就收下他吧,我給你們磕頭了!」   
  說著老大娘就跪下身來。劉師長趕忙扶起老大娘,「唉?快起來,大娘!我跟您說實在話,你的孩子還小,不夠參軍年齡。這樣吧,把他登記上,先到我們師部,呆上兩年再說,不過,下不為例!」「哎,謝謝劉師長。」大娘高興得合不攏嘴,連忙囑咐道:「孩子,你就跟師長去吧,他是個好人,往後要多多做事,多多打日本鬼子為你爹報仇。」小伙子一個立正,說著:「媽,您放心,我一定要多做事,多打日本鬼子,為咱爹報仇!」1938 年初春,總政治部,譚政辦公處。「報告,這是一份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匯報材料,其中,特別講到部隊某些連隊貫徹三大原則不力的情況。」「哦?」譚政接過材料,迅速地看完。說:「看來,這是政治工作不力造成的。要趕快著力解決這個問題。」一位同志說:「恐怕有少數基層幹部對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三大原則認識不力。特別是一些新入伍的同志,對其理解不夠。」   
  「對,我們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三大原則是紅軍的優良傳統,是我軍取得勝利的力量源泉。我看要下一個文件,重新強調三大原則。」「是的,這項工作即刻就要開始。」一位同志說。1938 年4 月底,晚上,譚政住處燈火通明。他正在緊張地趕寫他的文章,著重要強調我軍工作中的三大原則。「譚主任,已是晚上12 點了,您得睡覺了!」一個小同志,端了一杯開水過來, 遞了過去。「小鬼,你還沒睡啊!」「我剛才在椅子上睡著了!」「那你先去睡吧!」「不,您不睡,我就不睡。」「哎?我有重要的事要寫嘛!」「再重要的事,我看明天也能寫。」譚政寫文章思考問題時,不大喜歡別人打擾,為了讓小同志先睡覺,他就同意睡覺了。不一會兒,小同志進入夢鄉,可譚政還在思考著問題,他看小同志睡著了,就又點亮了燈,把自己被子蓋在小同志被子上,喝了口水,又開始寫了起來,直到黎明,他才起來伸伸腰,打了一下哈欠。只聽到外面的雞開始鳴叫起來。1938 年6 月,譚政辦公室。「報告,譚主任,這上面有你的大作。」譚政一抬頭,看見一個女兵,是主編派來的。就趕忙問:「什麼大作?」「不就是你那篇文章,洋洋灑灑,觀點獨到,哈哈!」「不好意思,只怕是又長又臭,我只是重申毛主席,朱總司令反覆強調的治軍原則,可不敢有什麼新觀點。」「可對不起你啊!」「怎麼啦?」「肖總編說沒有稿費!」「哎,要什麼稿費!」「肖總編說,以後,等革命勝利了,經費好轉了,再付。」「呵,你對革命勝利充滿信心嘛!」   
  「當然啦!有毛主席中央軍委領導,有你們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還能不勝嗎?」「那好,感謝你們發表我的文章!請把這本書帶給你們主編。」還沒等譚政說完,那個女戰士一溜煙似地跑了。1938 年7 月,總政治部。「譚主任,國民黨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不少愛國人士。各界十分重視,代表們提出了許多抗戰議案,還發表了宣言,都承認國共合作,表示要實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要求各黨各派各界合作起來,建立統一戰線。」「只怕是國民黨說的一套,做的一套。」一個同志疑慮他說。「哎,我們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不過,我們可以利用他合法承認,加大宣傳力度,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組成強大的統一戰線,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有利。不過,要特別警惕國民黨反動派擺弄花招,要絕對保證我軍獨立自主權、千萬不要上當受騙。」「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成立,這是國民黨承認的合法團體。」「對,就要利用這種合法性,加強宣傳活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黨要加強對這個協會的組織與領導,使之發揮出更大的作用。」1938 年8 月,延安,總政治部組織的聯歡會上。紅旗迎風招展,燈火照在人們臉上通紅通紅的。「大家請安靜,請譚主任講話。」一個主持者大聲說道。在一片掌聲中,譚政走上台,大聲說:「同志們,現在抗日戰爭已進入了縱深階段,日寇氣焰十分囂張,我們每個中華兒女,都應團結起來,齊心協力,為共同打敗日本侵略者而鬥爭。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宣傳力量,到群眾中去,到前線去,發動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拿起武器,勇敢地跟日本侵略者決戰。」接著譚政和大家在一起合唱了抗戰歌曲:《全民抗戰》、《到敵人後方去》、《游擊隊之歌》等,嘹亮高亢的歌曲響徹在延安上空: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這嘹亮的歌聲,從延安上空,飛到大行山,飛到晉察冀,飛到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形成了一股宏大的抗日潮流。   
  1938 年9 月初,總政治部。   
  「報告譚主任,這是全國各地開展擴軍與發展黨員情況的材料,請您過目。」   
  「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發展如何?」   
  「報告,八路軍由原來三萬二千人發展到十五萬六千人,新四軍由一萬二千人發展到二萬五千人!」   
  「部隊中建黨情況?」   
  「八路軍、新四軍中黨員數已由原來三萬五千人發展到十萬人!」   
  「另外還有幾萬地方武裝力量。」   
  譚政聽了這一數字,點了點頭,說:「要通知各部隊,繼續做好擴軍與發展黨員工作。要放手發動群眾,武裝廣大人民,把大批先進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大膽吸收到黨內來,還要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保證黨員質量,不斷提高我軍政治素質。」   
  「可新四軍中有一種認識..」   
  「那是右傾思想在作怪」,還沒等那位說完,譚政就生氣他說:「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否則在新四軍中影響特別不好,將會影響我軍戰鬥力的。」   
  「你看,這是長江局的雜誌,有王明的文章,這裡面思想與總政治部精神不大合得上。」   
  譚政接過雜誌,一眼看到王明的「統一行動、統一服裝、統一指揮,統一番號..」譚政氣得一把將雜誌扔得老遠,「什麼統一不統一,這分明是放棄我黨對武裝力量領導權,要把八路軍、新四軍的部隊讓給老蔣,我們吃的虧還少嗎?」另一位同志撿起雜誌,心情有些沉重他說:   
  「看來,這個問題是到了解決的時候,否則,將會影響八路軍,特別是新四軍工作全局的。」譚政點了點頭。夜,已經深了。楊家嶺軍委窯洞裡,燈火通明,燈光下,譚政正在聚精會神地閱覽著各部隊政治機關送來的匯報材料。   
  他一邊閱讀,一邊思誇,他想得很多很多:他從事革命工作己很多年了,既有經驗,又有教訓,難道是自己錯了嗎?為什麼王明老是強調統一,放棄自己獨立自主,這不是束縛自己手腳嗎?王明這個人,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他不能團結同志,搞「左」傾機會主義,現在,他又來了180 度大轉彎,由「左」 向右,眼中只有國民黨,看不起我八路軍、新四軍,說我們還沒達正規軍,只是流寇主義,這是肯定不對的,可黨為什麼又不解決這個問題呢?對,明天,我得給主席他們提一提這個問題,我看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不過,又一想,王明這個人在共產國際中挺有背景,是不是共產國際支持他這樣幹,他喜歡把蘇聯經驗絕對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這是錯誤的根源,我看我們黨現在完全有能力解決好自身建設問題。想著想著,他不知不覺地睡著了,手裡還拿著一份材料..   
  楊家嶺軍委窯洞。   
  譚政起草各部隊政治工作任務。   
  譚政在通過撰寫文章,宣傳毛澤東、朱德有關政治工作的指導思想的同時,更加注重在實踐工作中具體貫徹毛澤東、朱德有關政治工作的思想及三大原則。早在八路軍東進之時,由譚政參與制定、由軍委總政治部發出的《關於東迸抗日行軍中政治工作的指示》,就己體現了這三大原則的內在思想(如前述)。   
  1937 年10 月29 日,就在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過後四天,由譚政參與制定、由軍委總政治部下發的《關於部隊進行地方動員工作的指示》,又一次體現了這三大原則。《指示》要求「軍民一致」,「動員整個部隊的指戰員,用最高的熱情進行地方工作,創造抗日的根據地,做到人人能做宣傳工作,每個幹部時刻不忘創造根據地的任務。為完成每一動員計劃而鬥爭」。同時,《指示》還體現了「官兵一致」、「瓦解敵軍」等原則。   
  1938 年底,由八路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參與制定八路軍總部頒布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又把毛澤東。朱德提出的八路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鄭重地寫入了《條例》的總則,成為我軍建設和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指導思想。   
  同時,譚政領導軍委總政治部積極貫徹、落實,並用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等報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工作有關思想,來充實、完善已有的政治工作計劃。   
  這一期間,以譚政為副主任的軍委總政治部,緊緊圍繞兩項政治任務,開展工作。首先是發動群眾,建黨建政。在譚政等軍委總政治部推動下,部隊主要開展下述政治工作,使部隊政治工作生動活潑:宣傳群眾。每到一地,部隊便以我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名義,頒發佈告,散發傳單,書寫標語,召開群眾大會,舉行各類人員座談會等方式方法,向群眾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我軍打勝仗的消息,申明我黨我軍抗戰到底、與民眾共存亡的決心。在宣傳工作中,還特別注意利用日寇姦淫、燒殺、搶掠和偽軍、偽政權的暴行,來教育群眾,提高群眾對日偽的仇恨,激發群眾的抗戰熱情,堅定群眾的勝利信心。組織群眾。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普遍建立各界群眾的抗日救國會,抗敵協會,工會、農會、青救會、婦救會等抗日群眾團體,擴大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在「一切為著抗戰勝利」的口號下,形成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同仇敵汽,一致抗日的生動局面。武裝群眾。努力培植與發展自衛隊、游擊隊等群眾抗日武裝,幫助他們進行軍政訓練,使其擔負起偵察、警戒、放哨、堅壁清野等項任務,並配合我主力部隊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摧毀一切敵偽政權,肅清漢好,消滅土匪,把敵人的後方變為抗日的前線,並不斷向敵寇佔領區的縱深擴大我抗日根據地。建黨建政。在軍委總政治部的號召下,我軍各級政治機關還承擔了建黨建政的任務。積極協助地方黨健全各地黨的領導;在沒有建黨的地方,則負責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同時,對有舊政府的地方,進行團結爭取,逐步加以改造:在舊政府人員逃遁一空的地方,則迅速建立完全由我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並加緊對地方黨政幹部的培養訓練,開辦各種訓練班,為鞏固和發展根據地培養骨幹。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後,部隊則進行愛護根據地、尊重抗日政權的教育,規定抗日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並認真組織學習、討論,模範地遵守執行。貫徹經濟政策。各部隊各級政治工作團、服務團認真宣傳與貫徹我黨提出的減租減息、停征田賦、廢除各種苛捐雜稅等經濟政策,並將沒收的漢奸財產分發給群眾,使群眾從經濟利益上親身體會到我黨我軍的正確。同時,我軍所到之處,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積極幫助群眾恢復田園,發展生產,反對隨意支差、輕易砍伐樹木、殺害耕畜、踐踏耕地等浪費民力物力現象的發生。通過這些實際的行動,使敵後廣大群眾緊密地團聚在我黨我軍的周圍,決心在共產黨領導下抗戰到底。另一項任務是擴大軍隊,發展黨員。   
  在譚政為副主任的軍委總政治部的具體指示、部署下,各部隊以政治工作人員為基幹,組成各路工作團,分赴各地開展擴軍工作。各路擴軍人員同各地黨、政、抗日民眾團體密切配合,在群眾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鼓動工作。運用各種宣傳武器——戲劇、歌曲、壁報、群眾大會、小型飛行會議,以及個別談話、組織群眾到日寇摧殘過的地方參觀等方法,向群眾說明抗戰的形勢和求生之路,提高群眾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覺悟,使群眾明確要想自身不遭受日寇蹂躪、迫害,只有拿起武裝,為民族的生存而鬥爭,戰鬥到勝利。同時,還特別強調,部隊每到一地,都要與當地人民建立密切的關係,經常舉行軍民聯歡會,請群眾代表到部隊吃飯、參觀,以我軍嚴明的紀律、團結和諧的內部關係,給群眾以最切實的影響;推動政府和民眾團體,慰問抗日軍人家屬和歡送新戰士上前線的工作。從而在群眾中造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上前線打日本侵略者的光榮感。使命感,從而激發出蘊藏在民眾之中的抗戰熱忱,到處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第六章 糾右傾反頑敵鬥爭更艱巨 
  1938 年9 月29 日,延安橋兒溝。   
  蕭瑟秋風,輕輕掠過。   
  路邊,田園的莊稼。野草雖有點變黃,可四周連綿起伏的群山,遠望去還是綠草如茵,鬱鬱蔥蔥。   
  今天,橋兒溝顯得格外漂亮,坐落在溝門右側山腳下的大主教堂,肅穆、典雅。這一座典型的歐洲哥特式建築,屋頂又高又尖,直插藍天,跟陝北窯洞相比,風格明顯不同。1937 年1 月,中共中央黨校從定邊縣遷至延安東郊橋兒溝以來,這座教堂便被用作中共中央黨校禮堂。   
  教堂的前面,溝門外,不遠望去,奔流不息的河水,匆匆流過。   
  下午,陽光明媚,秋高氣爽。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項英、王稼祥、陳雲、劉少奇、彭德懷、王明、博古、關向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還有中央各部和各地的主要領導人吳玉章、林伯渠、羅瑞卿、林彪、賀龍、鄧小平、彭真、羅榮桓、塗海東、王首道等陸續步入中共中央黨校大禮堂,中共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這裡召開,這是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全會。   
  作為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在這次中共中央全會上,全面總結了抗戰以來黨和軍隊的工作,批判了黨內的右傾情緒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突出強調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對敵後抗戰的領導地位,重申了黨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則,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這次全會持續了一個多月, 11 月6 日全會勝利閉幕。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基本精神,為譚政在新時期的政治工作,立下了新的坐標。   
  會議結束後,譚政立刻離開橋兒溝,勿匆返回楊家嶺軍委總政治部駐地。1939年11 月7 日,總政治部。「王主任、譚副主任,你們都回來了!」當譚政他們從會場返回楊家嶺總政治部時,很多工作人員都迎了上來。「有什麼新精神嗎?」一個工作人員問。「呵!你還真急!」譚政說:「來,把這些東西放好。」譚政把一包東西交給了他。「老譚啊,」王稼祥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及時很重要啊!」「是啊!」譚政說:「偉大的行動,需要有偉大的思想來支配,這次會議,對王明右傾思想進行了系統批判與糾正,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克服軍事中右傾傾向,是太重要了,如果按照王明那一套搞下去,準會吃虧,出亂子。我就擔心這一點。」王稼祥點了點頭,又說:「許多同志的發言很有力度,值得我們思考。羅榮桓提出的要加強部隊政治工作力度,特別是加強黨支部活動,充分發揮黨支部作用,提高支部在連隊中的威信,這一點值得我們思考。今後,不能隨意抽調部隊政治機關的幹部,要保證政治機關工作的正常進行。」   
  譚政說:「對,政治機關工作一削弱,就會出現像老羅所講的思想麻痺、土匪主義及貪污腐化現象。這種情況值得重視。」   
  王稼祥說:「六中全會己勝利結束,全黨都要認真宣傳貫徹落實六中全會精神,我們總政也要著手制定工作計劃,逐步落實。我的身體不太好,你就擔起這擔子吧。」   
  譚政點了點頭說:「稼祥同志,你放心,凡重大事項我都會去請示你的,你是主任。」1   
  「哎?!你放心大膽於吧,黨中央對你的工作很放心,很滿意嘛!」說完,兩人都笑了起來。   
  夜已經深了,可譚政卻興致正濃地在制定軍委總政治部下一步工作計劃。   
  他想,六中全會已經結束,下一步任務就是要佈署宣傳、貫徹落實六中全會的任務。這幾個月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危害很大,想一下子清除影響,恐怕不可能,因此,他想,要從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抓起。經過一夜的思考,他擬好了下一步工作計劃,準備報請明天會議上討論。   
  「喔喔喔..」外面的雄雞開始鳴叫起來,東方的魚白映入了譚政窯洞的窗前,譚政吹滅了伴他一宿的燈,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1938 年11 月8 日。八路軍總部。彭德懷剛走到辦公桌前,一個工作人員把一份材料遞到他手裡說:「彭總,這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下發的材料,要求八路軍各部隊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檢查政治工作,井要求您在前敵政治部作傳達報告。」「好的,你把這份宣傳教育大綱電發給各部隊,要求各部隊在傳達學習六中全會精神中努力結合自己的實際,改進工作。」   
  「是!」   
  1938 年11 月中旬,一二九師師部,黨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操著很濃的四川口音,開始講話了:「同志們,今天是我們一二九師黨員代表大會。   
  根據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八路軍前敵政治部指示精神,我們要學習六中全會文件。剛剛下發的兩本書,一本是《論新階段》,這是毛主席寫的,一本是《六中全會組織工作大綱》,希望同志們認真學習,克服輕視政治的觀點,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更要講黨性,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反對一切右傾傾向。這次,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的領導地位,系統地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這對我們順利取得抗日勝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鄧小平堅定有力的講話,贏得一二九師黨員同志們陣陣掌聲。劉伯承開始講:「同志們,剛才鄧政委講得好,共產黨員最要講黨性,我們一定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輕視政治領導的軍閥主義錯誤。我們這些人,離開了黨的領導,都   
  沒有出路,都要犯錯誤的。現在,六中全會,要求我們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武裝,又要堅持團結友軍,共同打敗日軍。因此,我們要結合實際情況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新的情況表明,我們雖然堅持團結友軍,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對派對我們擴大武裝懷恨在心,因此,我們時時警惕,千萬不要上當犯錯。」劉伯承那激昂的演說,給戰士們增添了無窮力量,更加堅定他們抗日必勝的信心。鄧小平又說:「現在總政治部要求我們採取措施,從組織上加強政治機關的整頓,健全組織,恢復制度,改善政治工作領導。   
  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各級政治機關的主要工作者都必須是黨員。總政治部要求對政治工作進行巡視檢查,各師相互檢查,總政也派檢查團巡視,因此,我們要做好工作,接受兄弟部隊及上級檢驗。」1938 年12 月,總政治部。   
  「喂,小鬼,給我要抗大。」譚政一邊看材料,一邊說。只見那個小戰士搖著舊式話機,轉了兩圈拿起話機,沒有回聲,又搖了幾下,這回接通了,只聽見對方聲音:「喂,是哪裡呀?」小鬼趕忙把話機交給譚政,「喂,我是譚政!」「哦,你好,我是老羅啊!」「哦,羅大個子,還好吧!有個事要跟你們商量一下,總政報請中央批准,準備要請抗大再開一個政治幹部訓練班,從各師抽調幹部去學習,你看怎麼樣啊?」「可以是可以,只是現在我們校舍太緊張!」「哎,擠一擠嘛,只要不出毛病就行!」「喂,就怕擠出毛病來呀,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呀!」「哪裡,哪裡!」說完,譚政把話機放下。然後吩咐下去:「把這份文件發下去,要從各師抽調政治幹部到抗大學習。」1939 年2 月,總政治部。「譚主任,這是新四軍第二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新四軍政治工作組織綱要草案》。」「好的!」譚政接過材料,認真看了起來,只見他的眉頭緊皺,越來越不高興。最後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就說:「怎麼能把國民黨的言論編成材料呢?」「又怎麼啦?」   
  王稼祥問。「他們的綱要,隻字不提共產黨的領導,卻把蔣介石的言論、宣言編成材料,教育部隊,這樣搞下去,那就不是共產黨的部隊。」王稼祥接過材料,認真地看過,他感到問題的嚴重。1940 年5 月初,總政治部。「稼祥,中央對新四軍工作提出了批評意見,要求我們總政治部對其提出具體整改意見,你看,這是我昨晚寫出的《總政治部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指示》,你看行不行?」王稼祥接過材料,一看,上寫:   
  我們根據中央五月四日對新四軍的指示,看了新四軍的政治部的少數比較舊的林料之後,對新四軍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見:(一)我軍的政治工作是根據共產黨的理論、綱領、策略和口號。因此,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仍舊是共產黨的黨的工作,並不因統一戰線的環境和戰區的指揮關係而有所改變。因此政治工作必須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工作內容與方法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一切遷就國民黨,遷就軍隊指揮的上下系統,而喪失或減弱我黨獨立性的辦法都是有害的。(二)在鼓動宣傳教育工作中,我們應當依照共產黨的基本理論與目前策略路線出發,必須把階級教育與民族教育正確地適當地聯繫起來。   
  在目前特別著重說明投降妥協的危險,以及反對這種危險的鬥爭的必要,說明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兩重性與動搖妥協性。不應把國民黨首領的演說宣言編成講話材料,這種方法是不妥當的。(三)在組織方面,紅軍時代的政治工作條例基本上現在仍適用。你們起草的政治工作條例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一切減弱黨的領導與作用的企圖辦法,都應該堅決拒絕之。對戰區政治部的命令,絕對不應服從,因為國民黨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務工作。(四)在居民中的工作應當根據黨的政策去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中央指示已提及,茲不贅述。(五)總之,政治工作是共產黨黨的工作,我們應公開的說明我軍的政治工作這種特殊性,對抗戰是有利的、必需的,我們不能向落後看齊,而應當是落後的向進步的看齊。八路軍、新四軍中之有共產黨與其工作,正如其他軍隊中之有國民黨及其工作一樣,所以我們政治工作的原則、內容、口號與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們政治工作不應當有對外對內的兩套,不能對外遷就國民黨,對年說共產黨私話。我們的立場是公開的,理直氣壯的。以上請討論,並電復結果總政治部1   
  「這個文件寫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立即電發。」王稼祥說。1941 年1 月中旬,總政治部。「稼祥同志,新四軍出事啦!」譚政低聲他說。「啊?」   
  「項英他們大約九千人在皖南徑縣茂林地區遭國民黨軍隊突然襲擊,他們經過七晝夜殊死戰鬥,只有二千人突圍,項英遇難,葉挺去談判被扣押。」「國民黨反動派卑鄙無恥!」王稼祥憤恨他說。「這與新四軍有關領導放鬆警惕也有關係。」譚政說。「我們要徹底揭露國民黨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   
  要利用全國電台、報紙,群眾會議,廣泛地宣傳這件事情真相,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罪行,讓全軍都要記住這血的教訓。」王稼祥說。「現在,全國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國民黨愛國人士、海外華僑、中間階層都轉而支持共產黨,蔣介石現在已經孤立了。中共中央已準備重新組建新四軍軍部並要向國民黨提出懲辦何應欽、顧祝同和上官雲湘三名戰犯。釋放在上部的新四軍和槍支。釋放葉軍長。」王稼祥點了點頭。1939 年2 月,總政治部, 整軍會議。譚政主持了會議,他對整軍工作的形勢任務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他說:「中央軍委根據當前我軍發展形勢,根據地建設,認為有必要來一次整軍。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隨著這幾年我軍擴軍工作的發展,我們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但是,也有很多問題,國民黨散兵兵痞、流氓、土匪、奸細、敵探都會混進來,影響我軍的素質,部隊中官打兵的軍閥主義現象,許多黨的組織因緊張的戰鬥,缺少對廣大黨員進行經常性的教育,黨員發展工作在複雜環境中進行,教育不夠,難免會發生問題,因此,要加強軍隊建設,開展整軍運動是十分必要的。」王稼祥說:「我們必須認真地對待這次整軍,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清除異己分子,敵特分子,和嚴重違紀分子,嚴格按黨員標準發展新黨員,建立對部隊經常審查制度,對新黨員進行集中訓練一次。要用馬列主義階級教育、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教育部隊,用黨的政策教育部隊,提高部隊戰士理解黨的政策水平和遵守執行的自覺性。」傅鍾說:「為了保證這次整軍的質量,我看有必要成立相應組織機構,並派巡視團,各主力兵團再派檢查員,層層檢查;這樣,就能保證質量。」譚政說:「我完全同意這種做法。」經過討論,總政治部立即起草了文件,下發下去。1939 年2 月,八路軍總部發出了整軍訓令,華北各部隊連續進行了三期整軍。1939年6 月22 日,中央軍委和以譚政為主要負責人的軍委總政治部又指示全軍, 「在鞏固部隊方面應繼續整軍」,並指示「新四軍及華中部隊應採取八路軍之經驗,加強教育工作(除抗日教育外應加強階級教育),加強黨的工作,務求關於目前形勢及我黨任務的解說工作,深入戰士群眾。」為了使整軍工作在戰爭環境中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在譚政及軍委總政治部統一要求、號召下,各部隊各級政治工作機關,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都制定出整軍政治工作保證計劃,與軍事、後勤機關密切配合,努力創造條件,利用戰鬥的間隙,分期分批抓緊開展了對部隊的整訓工作。有的地區(如冀南),還成立了整軍的統一領導機構——整軍委員會,加強了對整軍工作的領導。   
  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先後派出了考察團、巡視團,分赴晉西北、晉察冀、冀中、冀南、冀魯豫等地區,加強了對部隊工作的檢查和指導。在譚政等總政領導的指導與關懷下,整軍工作獲得了明顯的效果。通過整軍,深入開展了黨的路線教育、政治工作作風傳統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逐步確立了幹部、戰士、黨員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審查和整頓了幹部隊伍,實行了對幹部的定期審查和鑒定制度,加強了對新幹部的培養和訓練,增進了新老幹部之間的團結,加強了各級領導。同時,洗刷了混人部隊的敵探、奸細、土匪、兵痞、流氓,保證了部隊的純潔性,基本上克服了一些部隊存在的嚴重逃亡現象。許多部隊還運用民主的方法,整頓了官兵之間的關係,克服了打罵現象等軍閥主義傾向和自由散漫等游擊習氣。   
  整軍中,在譚政等軍委總政的領導下,各部隊都把加強黨的建設擺在了首位。由於部隊數量的猛烈擴大,大量發展黨員的結果,形成了部隊中抗戰前的老黨員比例下降、新黨員佔絕對多數的狀況(據軍委總政1940 年統計,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新黨員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其他原因,如新黨員發展工作環境複雜、速度快、黨內教育不夠、黨內民主生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部隊中黨的組織不純,黨員隊伍素質下降等現象。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加強部隊中黨的建設,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先後於1939 年6 月和7 月13 日,發出《關於加強部隊黨內教育的訓令》和《關於加強黨的工作的訓令》等,指示各級政治機關在領導整軍工作中,「應以鞏固黨,強化黨的工作,加強黨內教育,作為目前黨的工作的基本方向」,並決定在三個月內,將黨齡一年及一年半以內的新黨員,舉行了一個有計劃大規模的訓練。   
  在譚政等軍委總政的推動下,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了晉東南各部隊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並且在發出的《政治整軍訓令》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了「政治整軍的主要內容是加強黨的絕對領導」,「各兵團首長必須以加強黨在部隊中領導為目的而工作」。這樣,各部隊對黨員隊伍進行了審查工作,洗刷了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及敵探奸細,處罰了違犯黨紀的黨員。同時,在發展黨員工作上,堅持了積極的慎重的個別發展的方針,嚴格按黨員標準和手續接收新黨員,建立了黨員的經常審查制度,加強了黨員的系統教育和黨員實際生活的鍛煉。開辦了幹部黨員、新黨員等各種訓練班,進行馬列主義的階級教育、共產黨員的標準、思想意識教育等,加強對黨的決議、政策的專門討論,提高了黨員掌握黨的政策、實現黨的政策的水平。此外,各級政策機關還特別注意加強了連隊黨支部的建設,普遍開展了對支部書記、支部委員和黨的小組長的培養訓練,建立健全了支部委員會的組織與工作。在整軍中,譚政還十分重視加強新部隊的政治建設。1939 年2 月25 日,在譚政主持下,軍委總政治部指示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在整軍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對我黨領導力量薄弱、把握最少的新部隊的整理。6 月,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又發出了《關於整理與鞏固新部隊的訓令》,指示各主力兵團,選派有能力有經驗的幹部組成考察團、巡視團,分派各地,協同當地黨政機關進行幫助整理與鞏固新部隊及地方武裝。在新部隊中,建立、健全黨的領導和政治機關,確立黨的活動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提高政治委員及政治工作在新部隊中的威信。此外,在整軍中,以譚政為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還協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殘廢軍人的待遇問題做出了妥善的處理。1941 年10 月1 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妥善處理殘廢軍人的指示》,指出:   
  戰爭持久,殘廢人員的數量將隨之增多,處理殘廢的工作將益加繁重,而這個工作又與提高我軍戰鬥力是不能分離的。因此,對殘廢軍人,不論新老、不論幹部與戰士,均須加以愛護。任意處置殘廢的現象,必須認為是犯罪的,應當進行堅決的鬥爭。從軍、師、縱隊、軍區一級起,至旅、分區、支隊一級止,均設立撫恤委員會。這樣,在譚政為副主任的軍委總政治部的推動下,我軍的整軍工作獲得了全方位的成效。1939 年6 月中旬一天晚上。譚政窯洞燈光下,譚政在回想著他同毛澤東的談話。今天,毛澤東在總政治部,就抗日統一戰線中有關策略問題與他進行了討論。毛澤東說,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發展進步勢力,又要鬥爭,中間派懷疑,頑固派反對。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孤立頑固派,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現在他已分化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後還要分化,對頑固勢力,既團結又要鬥爭,以鬥爭求團結..譚政被這精闢論述深深折服,他在思考著每一個論斷,領會其精神,譚政認為,這對我們搞好總政工作具有很大意義。國民黨軍隊不是鐵板一塊,他們有矛盾,因此利用矛盾,做好統戰工作,爭取地方實力派,團結他們共同抗日,能爭取二百萬中間力量抗日,那將大大增強我們抗日力量。想到這時,他立刻寫了「團結友軍,堅持抗戰,在鬥爭中團結,在團結下鬥爭」的結論。第二天,他和傅鍾、肖向榮等進行討論。譚政說:「現在國民黨已經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他們制定了所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反動文件,總的說來,在抗日戰爭中,他們反共本性不會變,但是,我看他們不是鐵板一塊,國民黨軍隊內部矛盾很大,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通過具體的活動,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傅鍾說:「我們要做好聯絡友軍工作,爭取一部分人過來。」「對!」譚政說,「對那些願意抗日並同情抗日的要爭取,對那些反動頑固不化的,要狠狠打,我們取得了打擊頑固派的勝利,中間力量就會向我們靠攏。」於是,軍委總政治部又發出了關於爭取友軍、孤立頑軍的策略指示:   
  在投降成為目前最大危險,反共就是準備投降的形勢下,開展對友軍的聯絡工作,爭取友軍繼續合作抗戰,是避免自己孤立而孤立投降反共分子的最重要步驟。同月,軍委總政治部又發佈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訓令。訓令指出:   
  我軍目前宣傳教育方針是,應動員一切宣傳機關報紙、雜誌、宣傳隊、劇團、服務團、文化團等,在本軍、友軍群眾中宣傳投降是最大危險,反共就是準備投降的陰謀,號召廣大〔軍民〕反對妥協投降及其反共,要求堅持抗戰,打到鴨綠江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   
  這樣,在譚政為主要領導的具體佈置下,各部隊通過各種渠道,運用各種方式,利用各種機會,與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多方聯絡,廣泛交朋友。在聯絡、交友方面,我方出版的書報、雜誌、抗日課本、歌本等,以各級首長名義贈送,遇友軍喜喪大典,我軍首長前去祝賀、弔唁。利用年關節日,贈送賀年片和年禮,派代表去拜年,利用雙方共同紀念日去舉行各種聯歡賽。友軍駐地近時,爭取架通電話。對方來代表時,熱情接待,給過往友軍提供食宿方便,同時向其宣傳抗日。每一幹部戰士都不放過與友軍接觸的機會,並給以良好的影響。對居住在我根據地內的友軍家屬,凡能遵守我抗日政府法令者,確保其生命財產安全,對生活確有困難者給以資助,並經常召開友軍家屬座談會或進行個別訪問,代他們書寫信件給友軍中的親人,鼓勵其英勇抗日。還通過各與友軍有交情的各地開明紳士、學者、名流,至朋密友做好友軍抗日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開展聯絡友軍工作同時,總政治部還要求各部隊用國民黨反共分子、頑固派所犯罪行事實,進行教育,宣傳。在頑固派向我進攻時,我軍堅決給以還擊,擇其反共死硬部分,給以狠狠地打擊。同時,積極開展火線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對外,共同抗日」,實現優待俘虜政策,發還俘虜槍支。如果頑固派願意停止進攻,我們也停止,恢復和平。1940 年3 月,總政治部發出《關於時局指示》,指示各地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應用各種方法在當地刊物上發表文章或發表傳單、佈告、標語等,表示反汪擁蔣,一致抗日。   
  要求各部隊在反頑鬥爭中,嚴格遵守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在反磨擦中不忘交友,團結地方實力派,一道堅持抗戰,反對投降。   
  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由於總政治部的周密指導,各地開展了廣泛的交友活動,收到了很大成效。1940 年,國民黨頑固派朱懷冰用三個師兵力向我進攻,在我軍政治攻勢下,其中一個師在戰鬥中保持了中立。新四軍在黃橋決戰中,陳毅遵照總政治部指示,領導官兵開展統戰工作,結果爭取了國民黨蘇魯皖游擊軍總司令和副總司令李明揚、李長江的中立,取得了韓國鈞、朱立仙等大紳士的同情,使我新四軍一舉擊敗反共頑軍韓德勤主力。1940 年,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在《政治工作總結》中,再次指出:   
  友軍工作是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中心的工作。經常派人與當地友軍聯絡,主動的積極的親近友軍,疏通彼此間的關係,解釋與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誤會,以虛心誠意的態度交換工作經驗,對友軍各級幹部須取尊敬親愛的態度,在他們同意與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部隊的聯歡、互相參觀、幫助工作等。以術增進我友兩軍友誼,在互助互愛的原則下保證作戰上的配合和精誠團結。1   
  1941 年6 月13 日,譚政領導軍委總政治部,會同中共中央統戰部,又向全軍發出通報,介紹了陝甘寧邊區黨、留守兵團與友軍交朋友工作的經驗。同時,通報指出:   
  交朋友工作的首要前提是,認真調查研究友軍(國民黨軍)對象。交朋友工作不僅在和平共居時可以進行,在武裝磨擦時及磨擦後也可進行。其交友方式,應由公開來往的泛泛之交,變成大公無私的朋友,是長期工作過程。此種交友工作是純粹的交友工作,不去發展黨,不去勾引人員逃跑,不去挖他牆腳,使他感到有利無害,不怕我們。要教育我們人員從大處著想,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以失大的行動。1在做好交友反頑工作的同時,以譚政為主要領導人的總政治部要求各地做好瓦解日軍工作。譚政認為,日軍雖然大舉侵華,但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通過有力宣傳、政治攻勢,不斷地瓦解他們,也能削弱他們的戰鬥力,使他們厭戰、怠戰直至反戰。譚政要求各部隊堅決做好優待俘虜政策,從物質上,從感情上接近他們,使俘虜們回去能為中國人做工作。1941 年6 月,譚政代表軍委總政部發出了《關於對敵宣傳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要抓住日軍士兵反戰情緒、思鄉思家情緒、減弱其戰鬥力,增長其悲觀情緒。我們的主要口號是:「立即結束戰爭,一同請願回國。」「和中國士兵握手,我們是諸君的朋友!」「你們家屬在為你們禱告,不要死於戰爭。」   
  「打死你們的官長,反對戰爭延長!」譚政要求,宣傳品要用日文,要盡可能改進方法,貼近日本人的感情。為了從語言上貼近日本人,譚政要求有關學校為各地培養日語人才,先後辦了多期政工干訓班,要求政工幹部學會有關語言。在廣陽戰鬥中,由於我軍用日語喊話,竟使數名日本士兵自動投誠。這一成功,使許多幹部戰士爭相學日語。各地要求一般戰士會講三四句,連以上幹部能說七八句,並能唱首日本歌,這些工作,對瓦解日軍,起到了很好效果。1941年8 月5 日,譚政又主持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開展深入我根據地之日軍據點的敵軍工作的指示》,指出:對某些孤立深入我佔領區的敵軍據點,建立暫時的和平,使他沒有決心與勇氣堅決對我,破壞敵人行動的一致,發展敵兵中的怠戰情緒和部分的怠戰行為,使我能爭取時間,從事休整生產,這在今天敵後的鬥爭情況下是允許的,而且是可能的。但局部和平是不能輕易求得的,必須利用我之軍事力量,打擊其據點之騷擾,增加其疲倦、恐懼,使敵人不敢出擾,再加政治工作,才能達到目的。1941 年8 月15 日,譚政主持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對日本兵士宣傳問題的指示》,指出:   
  德國進攻蘇聯,孤立了日寇,使日本國內國外形勢更為惡化,應向日本兵士宣傳:(一)日本國勢孤立,在中國的戰爭迅速結束無希望,勝利更不可能;(二)如日本打蘇聯,日本一定會失敗,日本士兵的前途只有死亡;(三)日本士兵的出路是要求回鄉,不與中國人民、蘇聯人民相屠殺,不作日本軍閥的炮灰。   
  偽軍是國民黨投降日本的軍隊,成為日軍侵略的主要依靠力量。   
  為了爭取偽軍,分化瓦解偽軍,譚政作為總政治部領導人,也想了許多辦法。他認為對偽軍,應是消滅與爭取同時井舉,爭取其反正和瓦解同時並舉,應培養一批專門人員,打入偽軍之中去分化、瓦解他們。1940 年7 月,譚政主持軍委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偽軍工作的指示》,指出: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組織強有力的偽軍,對已有的偽軍進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戰鬥意志,爭取偽軍對抗日的同情與幫助,爭取偽軍反正,這是我們對偽軍工作的總方針。   
  1941 年5 月,軍委總政治部又發出《關於點線及偽軍工作指示》, 指出:   
  為了統一敵工,縣以上由地方與部隊共同成立敵偽工作委員會,地方由社會部,部隊由敵工部,鋤奸部等共同組織之。   
  1941 年6 月14 日,以譚政為主軍委總政治部連續發出《關於對敵軍宣傳工作的指示》、《關於半年敵偽軍工作總結及今後工作的指示》兩道訓令。1941 年8 月17 日,譚政又與毛澤東、王稼祥、傅鐘,以軍委及總政治部名義致電陳毅、劉少奇,發出《對偽軍及俘虜政策的指示》,指出:   
  (一)對待偽軍應採取德威兼施辦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範,建立我軍威權,但專打則勢必結成生死冤仇。(二)偽軍中的兩面派分子事實是存在的,我們應當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敵人方面來反對我。(三)對偽軍俘虜不分官兵與社會出身,原則一概不殺,對我成見深放了又來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殺,再捉再放的辦法比殺的辦法要好,效果要好,我們應耐煩的採取七擒孟獲政策。(四)對李長江部隊的俘虜應多多進行工作,並從中爭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內部。此後,譚政又主持軍委總政治部於1941年10 月1 日、 10 月10 日、 12 月17 日等分別發出《關於擴大對敵偽宣傳的指示》、《對冀中第四次政工會議的指示》、《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對敵偽及敵占區人民的宣傳與工作的指示》等多道訓令,以加強對瓦解敵軍工作的政策與策略指導。譚政在主持軍委總政治部加強對瓦解敵人工作進行政策、策略指導同時,還從政治輿論上領導各部隊,運用多種方法,採取了瓦解敵人的政治攻勢。   
  在譚政領導下,各部隊採取散發、塗寫、張貼各種傳單、漫畫、佈告,寫慰問信,送慰問袋,對敵喊話,召集群眾大會,士紳座談會,自衛團員、青訓生、偽軍偽組織人員家屬會議,創作歌謠、童謠教給敵占區人民到處傳唱,以及利用各種關係進行宣傳等等。造成了強大的群眾性、社會性政治攻勢。   
  據統計,一二○師1941 年總計散發宣傳品一百一十萬份。   
  認真貫徹執行八路軍、新四軍的幹部政策,是譚政工作的主要方面。為了執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的幹部路線,幹部政策,譚政還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撰寫文章,宣傳、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他所主管的軍委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貫徹黨的幹部政策。在通過撰寫文章宣傳、貫徹、執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的幹部政策方面,譚政先後撰寫了《論八路軍的政治工作》、《關於八路軍的幹部問題》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幹部政策》等文,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在文章中譚政主要從七個方面闡述了黨的幹部政策。在提拔和使用幹部的出發點上,譚政認為,是不存私見。黨的領導者必須從黨的原則出發,不是從私人路線出發,不允許有任何狹隘的宗派思想。在幹部問題上論親疏、分派系,以個人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攏絡、排擠,關起窗戶說暗話,背後議論是非,如此的不光明正派,共產黨員是堅決反對和十分鄙棄的。因此,凡是參加抗日,同情共產黨,不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人,均可加入八路軍、新四軍,並可充當幹部。在黨員幹部與非黨幹部的關係上,譚政認為,必須一視同仁。黨員幹部與非黨幹部之間,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義務,黨的領導者,八路軍、新四軍必須給予同樣的關心、愛護,愛護有作為的非黨幹部,如同愛護共產黨員幹部一樣。在幹部培養教育問題上,譚政認為,必須嚴格要求。既不姑息幹部,也不糟踏幹部,在於部中廣泛開展自我批評,依靠自我批評去團結幹部,鍛煉幹部、教育幹部、提高幹部。在考察幹部的標準上,譚政認為,必須要高標準。獎勵前進,反對後退,拿前進的標準作鑒定和信賴幹部的主要尺度。在非黨幹部的重要性上,譚政認為,是極其重要的。沒有大量的非黨幹部,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不能建設得很好的。因此,對待非黨幹部,必須打破狹隘的宗派主義的成見,安定他們的情緒,使之安心為抗戰,為八路軍、新四軍服務。在知識分子幹部問題上,譚政認為,應當適時提拔。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八路軍、新四軍的新鮮血液,應當大量吸收,適時提拔。仇視知識分子,忌恨知識分子是錯誤的。在舊軍人出身的幹部問題上,譚政認為,必須有正確的政策。對於那些有能力有經驗能夠指揮作戰的舊軍人幹部,經過考驗之後,可分配當指揮員。凡是率領部隊加入我軍、願意接受八路軍、新四軍指揮的舊軍人,無論來自偽軍反正,土匪投誠,以及其他性質起義,均須格外優待。在通過軍委總政治部發佈指示、訓令方面,譚政也是精心策劃,親自主持的。   
  1939 年5 月6 日,譚政與王稼祥就關於審干問題發出指示,指出:審查的目的, 在於瞭解幹部思想能力、個性、特長,發現積極分子,作為提拔幹部的根本。1939 年6 月25 日,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幹部問題的訓令》。《訓令》提出:   
  由於工作開展,老幹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幹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由於中國歷史的特點,使中國知識階層的某些部分有參加革命以至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可能。同樣,正因為出身的關係,他們常常表現出思想上、行動上的弱點,因此要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強的幹部必須經過長期的教育與鍛煉。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的原則是:(一)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二)經常考察留心他們思想的動向,及時引導他們向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三)瞭解並發揮他們的特長;(四)用一切方法逐漸提高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虛心的接受本軍光榮傳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教育所有的老幹部重視和清楚瞭解新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把大膽吸收和耐煩帶領他們,看做是自己的責任,反對歧視與偏見。1   
  1940 年8 月13 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會同中央軍委發出《對野戰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會議及軍區幹部會議的指示》,指出:   
  ..   
  (二)軍隊政治機關與軍隊各種幹部尤其是軍政幹部,必須瞭解與掌握黨的政策與策略,應當承認軍隊幹部對黨的政策策略的瞭解與掌握是非常不夠的,因此必須加強幹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為幹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三)為堅持敵後的艱苦鬥爭必須團結全黨幹部,因此明確的規定下列關係是必要的。(甲)在軍隊黨與地方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軍隊黨負責任,如遇爭論糾紛,應更多的責備軍隊黨。(乙)在外地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外地幹部。(丙)在老幹部與新幹部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老幹部。(丁)在正規軍與地方武裝的關係中,在老部隊與新部隊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正規軍及老部隊。..。   
  1941 年3 月18 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夫於加強幹部保健工作發出指示,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健康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不關心,必會招致不應有的損失。幹部保健工作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不合科學的鋪張浪費,如亂吃補藥;另一種是剋扣太緊,因小失大。1941 年10 月17 日,又發出《關於軍隊內技術部門、技術兵種與技術專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訓令》,指出:   
  由於我軍的政治機關與政工人員缺乏科學知識,對於專門技術不甚瞭解,固此發生:   
  把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問政治,不同技術,把政治工作與技術工作對立起來,妨礙技術的專門化與提高,甚至以政治壓倒技術,使發生技術退步的嚴重現象;不顧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的特殊需要,在裝備、供給、經費等方面,定出平均主義的待遇;對技術專家捨不得給錢,又捨不得給名義,提出「專家政治化」的錯誤口號。為了糾正上述現象,政工人員須加強技術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須保證技術工作,不懂技術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員,無權干涉或妨礙技術;保證技術部門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請專門人才等八條措施。1   
  1941 年12 月9 日,譚政又與王稼祥、傅鍾等軍委總政領導人關於對專門家政策問題與羅瑞卿交換意見:   
  (一)所謂同情分子,在我軍中大多是指各種不同的專門家(醫生、工程師、軍事人才等),對戰士則無重大意義;(二)我們對專門家的政策應當是鼓勵他們向技術方面發展,而不是用主觀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組對於入黨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過癮,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反感束縛,因此,對他們的政治幫助可用活潑交談,友誼討論等方式吸收他們參加時事的、政策的、學術的報告與討論;(四)黨的幹部還有極嚴重的宗派主義傳統,沒有與非黨幹部共事的習慣,應加強教育。1譚政所撰寫和起草審定的有關我軍政治工作的論文,文件指示等,豐富發展了我軍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這一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分散在各地獨立作戰,譚政則生活在這延安的「小天地」裡。早出窯洞門,看見寶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邊。譚政的生活範圍比較窄,全部時間幾乎都投入到無休止的工作、學習中去。為此,他性格活潑、開朗的夫人王長德,經常親自給他調濟生活。一次過年,窯洞外面的場子裡敲鑼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隊扭秧歌,「魯藝」演出《兄妹開荒》,可譚政還在窯洞裡寫文章。妻子王長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軍委總政機關於部一起去看了文藝節目。譚政這個嚴肅有餘、活潑不足的領導幹部雖然看上去難以接近,可經常來找他反映部隊情況或者個人情況的幹部還真不少。他具有老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凡是給他提出過批評意見、指出工作中錯誤的幹部,他都覺著可親可敬,從不報復。所以,儘管他工作態度嚴肅認真,但人們都願接近他,願意與他談心裡話。譚政在延安時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為軍委總政,為後方政治部,留守兵團等起草了和審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訓令、電報、總結、報告等,撰寫了有關全軍政治工作的許多文章,但譚政卻謙虛他說:如果說我在抗戰期間為總政治部、留守兵團起草文稿、撰寫的文章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有些指導作用的話,應該說是有毛澤東等人的指導,有總政治部等機關各級幹部幫助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自己只是動手執筆寫出來而已。   
  實際上,譚政在起草文件,撰寫文章的過程中,也確實得力於許多同志的幫助與支持。在他為軍委總政起草文稿時,時任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曾經常對他起草的許多文稿提出過寶貴的意見。時任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長兼《八路軍軍政雜誌》主編的肖向榮,也對譚政撰寫文章的草稿提出過意見。譚政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經過這個主編之手,認真修改的。   
  熱心幫助譚政的還有時任人事調配的組織部長、主管幹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譚政《關於八路軍的幹部問題》、《八路軍新四軍的幹部政策》等文章,在題目醞釀、提綱構思、文章起草和最後成文整個過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幫助。《八路軍新四軍的於部政策》一文寫成後,譚政送給毛澤東審定、譚政還附了一封短信,說明文章的起草經過。經譚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方針政策,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延安時期,由於前方戰事較多,譚政的工作也很緊張,他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 年春節,一個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麼敲鑼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勝仗了?」譚政驚奇地問。   
  「晦!你還蒙在鼓裡呢,今晚是春節晚會,『魯藝』要演《兄妹開荒》!快準備一下,馬上就要開始了!」他的妻子王長德說。   
  「哦,對不起;我還有篇文章要..」「要什麼?」「要改!」「明天沒時間了?」「明天我還要出去匯報工作!」「嗨,你這個人也真是的,工作起來沒完沒了的!我說,一年不就這麼一個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別人!」說著,王長德把嘴一噘,不高興了。譚政看到這個樣子。感到心裡很過意不去,自己從未抽出時間去陪她玩一下,也是個不稱職的丈夫,想到這裡,就說:「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戲。」王長德一聽,非常高興,連忙準備準備就出去了。去看戲,譚政還是把他的文章帶去了,乘著沒演之前又在邊看邊思考,台上已正式開演了,他還在寫,王長德看著台上演戲,很開心,指著一個演員說,老譚,你看那個人,動作很瀟灑,唱得也很好,譚政只是嗯,嗯地應答,王長德回頭一看,譚政還在寫,乘譚政不注意一把把書稿奪過來,譚政只好無可奈何地看戲了。譚政自1937 年10 月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 年1 月五年間,由於王稼祥身體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實際上又作了毛澤東的五年助手,此間,他經常與毛澤東討論有關國際國內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經毛澤東修改的。並且隨同毛澤東共同簽發了電報、指示等二十餘件。1937 年12 月同毛澤東、肖勁光簽發關於做好友軍區域內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1938 年7 月,同毛澤東致電八路軍、新四軍總部,要求切實解決好幹部家庭困難的問題。1938 年12 月同毛澤東等電告八路軍總部、各師、陳再道支隊,呂正操縱隊,速派人到延安匯報工作。   
  1939 年2 月,同毛澤東、王稼祥簽發關於做好俘虜工作的指示。1940 年3月,同毛澤東、王稼祥電令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迅速匯報新四軍政治工作。1940 年8 月19 日,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賀龍、關向應,要求做好晉西北地區工作。1941 年6 月,同毛澤東、朱德等復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同意陳賡、薄一波統一指揮太岳軍隊,同意組建太岳縱隊。這些文件、文稿與電令,都凝聚了譚政很多的心血。1939 年初,日軍開始對我華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並於1938 年11 月從華中華南調三個師團, 1939年1 月又調五個旅團,至此,華北日軍共有十五個師團九個旅團、一個騎兵團和一個航空部隊的龐大兵力,另外日軍還擴充了偽軍的力量,面對敵人的大舉進攻,敵後根據地廣大軍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貫徹游擊戰略戰術,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術,同日軍開展了反掃蕩鬥爭。1939 年12 月,總政治部。   
  「報告,譚副主任,這是晉察冀邊區的材料。」譚政接過材料一看,是冀中賀龍、關向應來的。他們報告說,日軍大修鐵路、公路、據點、碉堡,對我解放區進行分割、封鎖。從10 月至12 月,日軍二萬人對其大規模「掃蕩」, 我軍採用平原挖地道優勢,同日軍開展了地道戰、地雷戰,打得敵人魂飛膽喪,暈頭轉向,並在黃土嶺戰鬥中擊斃日軍中將敵旅團長阿部規秀。譚政看到這裡,高興他說:「好,就要利用我對地形熟的優勢,地雷戰、地道戰,這種辦法很好,別的有條件的也可採用。」說到這裡,譚政又問傅鍾:」山東根據地情況怎麼樣?」傅鍾說:「羅榮桓率一一五師主力部從三月開始,首戰告捷,四月,敵人集中六千餘人,分七路將羅政委他們包圍,他們殲敵一千餘人,突出重圍,又在梁山泊殲敵一個大隊。現在,他們和新四軍聯繫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譚政說。1940 年12 月, 百團大戰勝利結束。「老譚,百團大戰結束了!」傅鍾說。「哦,戰況如何,聽說傷亡不小啊!」譚政問。「是啊,這次,我軍動用一百零四個團近四十萬人,民工二十多萬,對敵人各據點與鐵路進行了總破襲,破壞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鐵路四百七十餘公里,攻克據點二千九百多個,殲敵四萬六千多人,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只是,我方傷亡也不小,特別是一二九師,擔任正面進攻任務,傷亡過多。這是從八路軍總部獲得的消息。」「這次,國民黨蔣介石不會說我們共產黨游而不擊了吧!」譚政氣憤他說。「這次我們動用了這麼多人,敵軍也瞭解了我們的力量,往後,我們的困難就會增加了!」   
  傅鍾說。「是啊,敵人會用絕大部分兵力來對付我們,要告訴同志們更艱苦的鬥爭還在後面呢!」傅鐘點了點頭。由於敵人對根據地嚴密封鎖,嚴禁日用品進入我根據地,對我根據地物資大肆掠奪破壞,使這一時期根據地人民生活特別艱難。他們大都在窮鄉僻壤,深山老林,物質條件極其惡劣。在陝甘寧邊區,由於敵人封鎖、物資特別匱乏,解放區軍民沒有油吃,沒有糧吃,在惡劣的氣候下沒有鞋穿,沒有被蓋。解放區軍民憑著對抗戰的一片熱情和頑強精神,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克服困難,湧現了無數英雄事跡。譚政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帶領大家共度難關,為了把有限的糧油、被子衣服等物資運給前方將士,他艱苦樸素,省下一點一滴的東西。他對總政工作人員說:「八路軍、新四軍在前方開闢根據地,生活環境、物質條件極其惡劣,我們在這裡更不要講條件,我們總政要抽調一部分人去充實生產第一線,剩一部分人在這裡,我看能做完工作。」還有一次,總政分得一點米,按條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堅決不要。他說:「我不要,我還有一點面,加上一點野菜,還可以過上一段,請把這米退回去。」「嗨,這是中央分下來的!」   
  一個小鬼說。「你有沒有聽說,東北楊靖宇將軍,他肚子裡吃的是什麼?」   
  譚政大聲說。那個小鬼低下了頭。譚政說:「楊將軍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們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議,把這些糧食,除了送點給稼祥補身子,其餘送回去怎麼樣?」在譚政的帶領下,大家就自覺地把這糧食送了回去。艱苦的環境,沒有壓垮譚政的精神,反而激勵與錘煉了他艱苦奮鬥的意志和做好治軍工作的熱情。      
第七章 受重托整作風杭日立新功 
  1942 年初春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駐地。刺骨的寒風陣陣刮過,楊家嶺內外一派銀色的世界。楊家嶺中央領導人的窯洞裡,炭火正紅。「恩來,你看成立陝甘寧及晉西北聯防軍政治部怎麼樣?」毛澤東問。「我也在想這個問題,現在部隊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質有待於提高!」「現在的留守兵團,肖勁光任司令員,莫文驊為政治部主任,把這個兵團一起合併到聯防軍裡面,由賀龍為司令員,徐、肖為副司令員,關向應任政委,譚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邊說邊問大家,「這樣組建你們看妥嗎?」「我看行啊,就讓譚政兼任聯防軍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點,不過,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來說。「這樣,加上王震三五九旅總兵力大約有三萬人嘍。」任弼時說。「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則,老譚太忙了!」周恩來問。   
  「就由傅鍾、甘泗淇兼任吧!他們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澤東說。「好吧,就這樣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來說。幾個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圍成了一圈,只聽炭火發出「啪啪」的響聲。「據我瞭解,紅軍中的軍閥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山頭主義大有人在,我看,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來說。「留守兵團中,不少戰士受過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影響,再加上新入伍的戰士,他們都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我軍的正確的理論和路線,不瞭解我軍的優良傳統。」毛澤東說。「古田會議決議倒是能夠體現我軍建軍思想,不妨印一些,讓幹部們看看。」任弼時說。「這很有必要!」周恩來說,「古田會議決議,體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體現了我軍宗旨,讓新戰士看看,很有好處。這個工作,就交給譚政他們去做吧!」「那我明天給他們寫一封信吧!」毛澤東說。大家都點了點頭。譚政接到這一新任命後,心情很不平靜,他很感激黨中央對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擔負起黨中央委託的重任。聯防軍很快組建起來了,聯防軍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頭後,決定立即開始應有的工作。「譚主任,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寫來的。」一個通訊員邊說,邊把信遞給了譚政。譚政接了信,立即拆開,上寫:   
  譚政、莫文驊二同志:   
  將四軍九次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並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教材加以熟讀。   
  (各級幹部均須熟讀)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三日   
  看完信後,譚政說:「謝謝你啊,小鬼!」   
  「哎?光謝謝還不行!還得給收據,請簽個名吧!」通訊員把收據拿出來讓譚政簽了名,一個敬禮,便一溜煙跑了。   
  留守兵團是1937 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決定組建的, 9 月開始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肖勁光為主任,曹裡懷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處機關僅有十幾個人。部隊除主力紅軍抗日留下一部分外,還有陝北的地方部隊。1937 年10 月2 日,軍委決定將陝北紅軍按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進行改編,並劃定駐防地區,按陝甘寧邊區二十三個師劃分為東地區留守處、西地區留守處。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設在延安北門外左側。不久,正式成立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以原留守處為兵團司令部,原八路軍後方政治部為兵團政治部。原後方留守處主任肖勁光任留守兵團司令員,曹裡懷繼任參謀長,後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驊改任兵團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1942 年5 月13 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後,留守兵團編入聯防軍。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為政委,徐向前、肖勁光分任副司令員(徐兼參謀長),譚政、林楓分任副政委,譚政還兼任了兵團政治主任。留守兵團初建時,總兵力九千餘人, 1937 年12月擴充為一萬五千餘人,1939 年10 月以後,王震率一二○師三五九旅回到陝甘寧邊區,屬留守兵團代管,總兵力擴展為三萬餘人。留守兵團建立以來,基本上是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精神進行建設的。但是,兵團主要是由紅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紅軍的部分部隊組建的,由於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加上紅軍各根據地長期隔離,各地區和經歷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統一,同時大量新成員對我軍傳統還沒有系統深入學習,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確建軍路線和錯誤建軍路線的界限,有的還不知道古田會議決議為何物。部隊中也出現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軍閥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山頭主義和緊張的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毛澤東給譚政,莫文驊的指示信,為解決上述問題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澤東的來信,譚政煩亂的心緒似乎透進了一縷清新,信心和勇氣也增加了,接著便和莫文驊、傅鍾等討論印刷問題了。   
  「發到連部為止,要印上千本!」譚政說道。   
  「可我們的紙張、印刷油墨都緊張。」傅鍾說。   
  「是啊,敵人封鎖嚴密,從外地搞紙進來很困難。」莫文驊說。   
  「就用邊區生產的草紙吧,印好後,要求大家愛護課本,我看一樣。」譚政說。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廠聯繫一下。」莫文驊說。   
  「關於下通知,要求各連學習,是以聯防軍政治部名義還是以總政治部名義呢?」傅鍾問。   
  「就以總政治部吧!」莫文驊毫不遲疑他說。   
  「我看,兩個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譚政說。   
  「那也好,總政先下,我們聯防軍政治部後下。」莫文驊說。   
  「什麼先下後下,兩個機關的人馬已在一起嘍!」傅鍾說。   
  很快,《古田會議決議》本印成並下發到各連隊的幹部手中。軍委總政治部在譚政主持下發出了關於軍隊幹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傾向,重視業務知識、文化教育和軍事教育,不要僅僅抽像地去學馬列主義一般原則。同時,聯防軍政治部在譚政主持下,又擬定了具體的學習教育方針、計劃、內容、時間分配等。譚政由原來在總政間接領導改為雙重的直接的具體領導,變成了指揮、決策和實際操作者,他的任務確實更重了。   
  1942 年4 月19 日,在譚政等直接佈署下,八路軍三五九旅舉行了《古田會議決議》第一次學習報告會。王震說:「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忘了我軍的性質。我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是人民的軍隊,時刻為人民利益而奔走。聽從黨的指揮,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是人民軍隊的天職。現在,有些人搞軍閥主義、山頭主義、教條主義、本位主義,這些都是與人民軍隊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軍優良傳統的,通過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我們瞭解了我軍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明確我軍宗旨、性質和任務,自覺地為實現人民軍隊的任務而努力。各連黨支部在學習中都有不少體會。我們以後的任務就是要認真落實自己的行動,團結合作、講大局、講團結、擁政愛民、為人民服務,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進與人民的關係,是我軍取得勝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講話,贏得廣大指戰員的熱烈掌聲。許多連指導員都分析了本連存在的缺點,找出改進辦法。王震說:「像這樣的報告會,我們還要舉行多次,希望以後邊學習邊思考邊行動,保證質量地完成總政及聯政交給我們的任務。」   
  在學習中,聯防軍政治部還要求各級組織與政治機關抽調幹部,深入連隊,調查研究,幫助指導工作。譚政又組織了各團政治處的幹部相互檢查、交流、取長補短,促進了聯軍政治工作的開展,對提高聯軍政治素質、克服各種錯誤傾向,加強軍政關係、軍民關係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1942年春,中國共產黨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次整風運動。中心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黨的高級幹部集中在延安,學習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同志為整風而作的文件、文章,對照自己的實踐,找出思想上和實踐上的缺點與問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提高水平、加強團結的目的。1942 年12 月的一天,延安鳳凰山麓,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冬天的陝北,寒風刺骨,鳳凰山上銀裝素裹。參議會的禮堂,也披上了銀色的服裝。禮堂內,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正緊張而熱烈地進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聯防軍政治部主任譚政正在作關於克服軍閥主義傾向的報告。譚政沉穩、有理有據,有分析、鏗鏘有力的報告,震撼了整個禮堂,激動著每個與會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黨政機關縣團級以上幹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高幹二百零九人。會議就整黨、整軍、整政、整財、整黨政軍民關係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譚政從留守兵團的政治工作實際情況出發,分析與檢討了兵團的政治工作。自1942 年譚政接手留守兵團即聯防軍政治工作以來,他就敏銳地覺察到,留守兵團即後來的聯防軍中的軍閥主義、分裂主義、山頭主義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殘餘還相當嚴重,特別是由此而造成的邊區中緊張的軍政關係、軍民關係等不良傾向,深深地困惑著專做軍隊政治工作的譚政的頭腦。問題迭起,迫在眉睫。在軍政關係上,留守兵團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團出現了不尊重陝甘寧邊區地方政府的現象,對西北局的領導,留守兵團的領導未能經常向他們匯報、請示工作,有關領導間關係緊張,不團結,部隊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鬧糾紛的事情。   
  對此,毛澤東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團有關領導,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軍政關係。他指出:「軍政關係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做檢查。軍隊和地方鬧矛盾,軍隊首先做自我批評,事情就比較好辦了。這要作為一個原則定下來。」毛澤東還對留守兵團司令肖勁光說:「要尊重西北局領導,連我們中央的事都要通過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團決定的事怎麼能不通過一下西北局呢?部隊在哪裡住,也就應當尊重哪裡的地方政府。」   
  在軍民關係上,從總體上看,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留守兵團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結成了革命的戰鬥的友誼,關係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戰初期,在邊區困難日益加重的情況下,由於部隊中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作怪,軍民之間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和糾紛。因為生產,去定邊運鹽,部隊是公家騾馬運的,費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騾馬運的,費用多;開騾馬大店,部隊的人吃公家飯,老百姓吃自己的飯,因此部隊的店收費少,老百姓的店收費多,造成了與民爭利現象等等。為了占荒山,部隊也與老百姓發生糾葛。   
  有少數人不能正確對待,相互埋怨。軍隊中違犯群眾紀律的事情也增多了。   
  如女子大學的一個女生在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團的一個戰士踢了一塊石頭,打了她的頭,雙方爭執起來,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駐在延長的三五九旅的兩個連排長因做生意與縣大隊發生了衝突,開了槍,鬧出了很大的風波。   
  同時,部隊中還出現了因戀愛糾紛槍殺女學生的「黃克功(抗大隊長)事件」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部隊袒護自己,處理不利,造成惡性循環。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利用這些矛盾,製造謠言,擴大衝突,搞陰謀事件,來破壞我留守兵團、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同時,部隊內部官兵關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譚政聽在耳裡,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多少天來,譚政飯吃不下,覺睡不好。見此情景,夫人王長德十分焦急,她曾勸說譚政:「你可不能太性急呀!問題的出現是有原因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你需要慢慢仔細地調查分析才能解決,可熬垮了身體就什麼也不能解決!」   
  譚政回答道:「這道理我明白,可照此下去,不立即解決問題,改善軍政、軍民關係,這還了得!」   
  王長德有些激動地用川北方言說道:「那你也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一口吃個胖子啊!」   
  夫人的這句話突然提醒了他,他猛然醒悟過來:不能就事論事,陷入抓雞毛蒜皮具體事務的被動局面中去,應該從抓克服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入手,抓病根,驅百病。他想起了毛澤東不久前給他與莫文驊關於部隊要學習古田會議決議的指示信。他頓時領悟了毛澤東的良苦用意,他暗自佩服毛澤東的英明。這樣,譚政決心從解決軍政、軍民關係入手,以古田會議決議精神為指針,從清除、克服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為突破口,借「五整」的東風,開始了他政治治軍的活動。才有今天在禮堂演講席上的這篇報告。   
  這個報告,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歡迎,也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認為譚政的講話內容實在、誠懇,找出了原因,提出了措施,能解決問題。   
  1942 年12 月,延安楊家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   
  雖然西北局高幹會議緊張進行,距高幹會議十華里的軍委總政辦公室,也是格外忙碌。譚政在制定《關於整頓政治工作中的三風不正給各級政治機關的指示》。《指示》認為:軍隊中的三風主流是好的,這是必須要肯定的,但決不能因此自滿自足,認為盡善盡美。三風不正在各方面都有具體表現,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存在的問題等等。譚政要求全軍各級政治機關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進行認真的檢查,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切實整頓我們的軍隊、提高幹部的政治索質和戰鬥力。各部隊要密切聯繫實際學好文件,找出自己存在的問題,認真加以改正。   
  這一期間,譚政雖然直接抓了留守兵團即聯防軍的政治工作,但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並未免去。實際上,軍委總政治部的工作還是由他主抓。這點面結合、一身多職的政治工作,使他的工作經驗更為豐富。為了配合全黨全軍的整風工作,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在此期間,針對全軍的情況,發出了一系列指示。   
  早在4 月2 日,在譚政主持下,軍委總政治部就在延安楊家嶺召集各部長會議, 討論佈置整頓三風(黨風、學風、文風)。決定由專人負責傳達,組織所屬機關認真討論。關於黨性問題,總政機關規定每週討論一次,一個半月討論完畢。為了配合部隊整風的宣傳,在譚政主持下,5 月10 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為供給《解放日報》稿件的指示,提出延安《解放日報》自改版後,決定要用更多篇幅來反映和報道八路軍、新四軍及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情形。因此,在部隊中建立通訊工作,組織同志寫稿,經常供給黨報材料,是我各地軍政機關的重要任務。指示還對供給稿件的組織機構、稿件內容、要求等作了具體規定。   
  9 月2 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針對9 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毛澤東起草的「九一決定」,發出《關於討論(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的通知》,指出,對這一重要文件,在軍隊黨組織中,幹部中,軍事學校中必須深入討論與研究。在戰士中則根據決定編成教育材料,軍隊同志應根據這個決定精神檢討自己對地方黨、政府、民眾團體的關係,徹底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掃除某些同志中存在著的不尊重地方黨、政府與民眾團體,只顧本位,不顧全局的習氣。軍隊同志應首先擁護統一,服從統一,並成為統一中的模範。在譚政主持下軍委總政還發出《關於整頓政治工作中的三風不正給各級政治機關的指示》,對軍隊政治工作三風狀況作了基本估計。指出,我們政治工作是有其光榮傳統和顯著成績的。如果整頓三風時,認為我們政治工作中三風不正占統治地位、是主流,這是不實事求是的錯誤估計。然而,假如我們自滿自足,認為政治工作中沒有三風不正的問題,一切部隊都是盡善盡美了,那也是主觀主義有害的錯誤觀點。這一指示列舉了三風不正在各方面工作中的具體表現。指出,在黨風方面,表現在軍政關係軍民關係等存在的問題及糾正不力,都是黨性不純、黨風不正的表現等等。同時也提出了整頓三風的具體要求。指出,全軍各級政治機關,要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負責的、認真的檢查思想、工作中三風不正的事實,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切實整頓我們的軍隊,提高我們的幹部,洗刷三風不正的現象,使之有利戰鬥,而絕不妨礙戰鬥。根據軍委總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隊在政治工作整風中普遍注意了聯繫實際、學好整風文章,並把整風的精神、整風的成果,運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各部隊從主要的迫切問題入手,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在譚政直接、具體領導下,全軍整頓三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對政治工作整風發出第一號指示,要求主要解決政治工作的領導與作風;提高幹部素質,正確使用幹部;鞏固與提高部隊戰鬥力等三個問題。同時,對每一個問題的分析研究又分為幾個具體問題。先調查後研究,先分析後綜合,由個別到一般,既研究現狀又聯繫歷史,即分析原因又提出措施。同時,各軍區政治部還對各級幹部、各類幹部,按其工作範圍和性質,定出不同中心,提出不同要求,使整風學習完全適合對象的要求,和各項任務與業務融合一致,較好地解決了存在的問題,如宣傳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幹部工作中的片面性,缺乏對幹部歷史的全面認識,提拔幹部,不知照顧德才資;幹部政策上的片面性,對犯錯誤幹部採取過火的打擊政策;在於部關係上宗派主義的傾向;黨務工作的片面性,一方面民主生活極端不足,另一方面,極端民主化的現象依然存在,鋤奸工作的神秘化作風和鬧獨立性習氣還未徹底掃除。一方面,不靠客觀事實,靠肉刑逼供;一方面,麻木不仁,不抓偵察工作等,都在整風中基本上得到了糾正。通過譚政為主軍委總政的具體指導,部隊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轉變與改觀。1943 年1月25 日,延安北門外,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塞外乾燥的冷風不停地刮著, 留守兵團辦公室內正熱火朝天地討論著如何解決軍政、軍民關係問題。譚政板著嚴肅的臉,深情地說:「目前軍政軍民關係,極不正常,如此下去那還了得,中央很重視,要求把正月作為擁政愛民月,我們留守兵團應該有舉措。」   
  大家沉寂了一會兒,忽然莫文驊開口了,他說:「譚副主任說得對,我們要好好地抓一下軍民、軍政關係。去年,我去警四團檢查工作,確實發現軍民關係存在一點問題。我向邊區政府反映情況,希望群眾和政府多多給予支持。   
  後來有一次,毛主席、朱總司令、任弼時、李富春等在開會時,毛主席把我叫去,說:你們軍民關係不好,要作很好的自我批評,不要埋怨政府。他們邊區政府呢?也要作自我批評,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擁護軍隊,照顧子弟兵。」   
  其他同志也議論開了,有的說本來責任不在軍隊,有的說軍隊就是存在問題,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停。譚政說:「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問題,我看主席說得對,應先從軍隊找問題,我們要負更多責任。」「嗯,對!」莫文驊又說:「有一次,毛主席在楊家嶺接見咱們留守兵團的領導同志,有的同志埋怨群眾,說老百姓動不動拉著部隊同志去主席那兒評理。毛主席聽了說:自開天闢地以來,只有軍管民的,而我們現在老百姓敢批評軍隊,這是件大好事,這說明我們邊區政府民主政治建設有了很大成績,只有這樣,我們的軍隊才能打勝仗啊。毛主席說了這些話,大家再也不埋怨了。」莫文驊說完後,大家又把議題轉到擁政愛民月上,你一言我一語,最後作出了《關於擁政愛民的工作指示》。此後,在譚政的直接領導下,陝甘寧邊區的「雙擁」工作,生動活潑的開展起來。擁政愛民形成的八條主要內容是:1.進行擁政愛民的思想教育;2.組織軍民聯歡;3.清理舊案與賠償還物運動;4.自己動手生產,減輕人民負擔;5.幫助人民生產勞作;6.幫助人民提高文化生活;7.幫助政府工作,執行政府法令,保護政府工作人員;8.培養擁政愛民的典型。在譚政親自佈置與領導下,「雙擁」工作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湧現了許多「雙擁」模範。關中駐軍門善德排,在邊境警衛中,不到半年時間,掩護政府人員和稅收人員,到警戒線上進行工作一百二十多次,被譽為「擁政模範排」。   
  晉綏邊區某部二連,在連長安駿帶領下,幫助窮人翻身,組織群眾生產,改造二流子,興辦小學校,在一年時間裡,就使一個被敵人破壞得淒淒涼涼的小村莊,變得一片歡樂樣和的新景象,成為「愛民模範連」。該連在執行軍務轉移時,村幹部帶領群眾把牛羊豬都收藏起來,等他們返回時,又物歸原主,而且群眾還把他們連的土地翻耕了。一時間,軍民一家,魚水情深,在這裡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基於譚政在陝甘寧邊區領導「雙擁」工作取得很好的經驗與效果,中共中央決定在各抗日根據地推廣,並下發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指示,指出:   
  為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於開展明年的對敵鬥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於明年陰曆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佈擁政愛民公約,自己開檢討會,召集居民開聯歡會(當地黨政參加),有損害群眾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群眾方面,由當地黨政及群眾團體領導,重新宣佈擁軍優抗公約、舉行熱烈的擁軍運動。在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運動中,徹底檢查軍隊方面和黨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點錯誤,而於一九四四年堅決改正之。以後應於每年正月普遍舉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將各根據地曾經發生的軍隊欺壓黨政民及黨政民關心軍隊不足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群眾性的自我批評(各方面只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而徹底改正之。   
  這樣,雙擁工作,從延安開始,由譚政倡導並取得經驗,逐步推廣到全國抗日根據地,形成規模化、經常化、制度化,成為我軍的優良傳統,對於密切人民與軍隊的聯繫,加深軍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黨中央對留守兵團的政治工作十分滿意。有一次,毛澤東接見留守兵團的幹部們時說:「我看,留守兵團的人馬,就很值得學習!」一句話說得大家有點不好意思。毛澤東又說:「想當初,不少同志認為陝北地瘠民窮,不易做大本營,我不同意這個意見,你們看,現在的陝北,那是塞北的好江南啊!」大家笑了起來。接著,毛主席又拍著肖勁光的肩膀,說:「你們把留守兵團建設好,他們把生產搞得好,我們的大本營就穩了,現在,你們是兵強馬壯的,我在延安,就要靠你們吃飯嘍!」一句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4 年4 月11 日。延安鳳凰山麓。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和熙的春風吹過河谷,金色的陽光灑滿大地,鳳凰山上春意濃濃,一片翠綠。坐落在風凰山麓的威武壯觀的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內,西北局高於會議正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同志們,我們今天要向大家報告的問題,是《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宏亮而清脆的聲音,迴盪在整個禮堂。作報告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兼陝甘寧晉綏聯軍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年僅三十八歲的譚政。譚政沒有想到,他這個報告後來作為黨的重要歷史性文獻而載入史冊,沒想到它成為黨的洽軍工作的一顆「衛星」,沒有想到它成為譚政政治生涯的一個光輝的起點,也萬萬沒有想到,它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更改了篇名、署名,又被打入冷宮十多年,成為譚政反對毛主席的一個「罪證」。   
  這個報告的形成過程是這樣的:自1942 年12 月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作了關於克服軍閥主義傾向報告發言之後,有一天,毛澤東把譚政請去,共同商討關於當時的軍隊建設的問題。炭火盆邊,兩個人無拘無束地談了起來。「譚政同志,你想過沒有?上次西北局高幹會議上揭露和批評軍隊那些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軍隊本身存在的軍閥主義傾向,以及官兵關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種種矛盾的劣根性?」譚政低頭不語,但心裡卻十分鎮靜。他一面傾聽毛主席的開導,一面深思、捉摸軍隊中產生這些問題的後果,心裡也感到失職與內疚。自己是在第一線直接「指揮」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現在部隊這些問題成堆,他感到自己是有責任的。不一會兒,毛澤東又開口了。「你在上次高於會議上檢討軍隊方面關於軍閥主義傾向的報告,我看過了,提出了對問題糾正的方針和要求,這都很好。但是,我看那恐怕只是軍隊問題的一個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風運動中揭露出來的錯誤思想傾向,還有會議中提出批評的軍隊和黨的關係、軍隊和政府的關係、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及軍隊內部的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係、各部隊、軍隊之間的相互關係,等等方面的問題,凡是存在的缺點,都應該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通過民主檢查大會加以揭露,從而糾正不良現象,平復不滿心理,造成軍隊內部親切友好團結的空氣,激發官兵的積極性,提高部隊戰鬥力,迎接即將到來的大反攻高潮!」   
  譚政深思了片刻,回答道:「是的,主席,在軍隊政治領導方面,我的缺點很多,責任很大,工作中單打一,出現一種傾向,只考慮解決、糾正這一傾向,沒能認識到一種錯誤傾向和另一種錯誤傾向的關係,以及各種錯誤傾向的根結。」在毛澤東的啟發下,譚政開始深入、全面地認真思考軍隊政治工作各個方面、環節的問題。毛澤東接著說:「但是,譚政同志,你不要有壓力,軍隊工作我也有責任,有一個時期,我也抓得不夠。如果說政治工作中出現了偏差,我這個代理總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負責的。打屁股板子,也應該是先打我的,你說是不是?」譚政對毛澤東這種推功攬過的氣度感動了!   
  兩個人傾心地交談著,不時發出朗朗的笑聲。「譚政同志,你還記得井岡山上要打陳伯鈞屁股板子的事嗎?」毛澤東問道。「記得,那次,我還以為陳伯鈞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譚政笑著答道。「說是那麼說,哪能真打呢?」毛澤東又把話題轉入正題說:「值得慶幸的是,通過整風運動、民主運動,把問題揭露出來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也亮相了!這是好事,是整風運動的一大收穫。部隊的民主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種錯誤傾向揭露出來,要我們去認識,去解決,你說,這不是天大的好事嗎?」「啊,是的,是的!」譚政豁然醒悟了。「那麼,譚政同志,你回去立即就作些準備,把整風運動中、高幹會上對軍隊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見、問題理一理,作些歸納,再在部隊裡開展一個民主運動,對各級領導上的錯誤揭露一番。   
  你帶機關幹部再深入部隊,作些調查研究,寫成報告,提出改進的方法來,並就這個問題在下次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報告!」毛澤東叮囑道。譚政望著主席,微微地點著頭,默然接受了毛澤東下達的艱巨任務。兩人一時靜坐著沒再談話,只聽見室內盆中熾熱的炭火,偶爾發出辟啪的響聲和窯洞外高原寒風的呼嘯。譚政接受在下次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任務,深感責任重大。不一會,他開了腔,向毛澤東又提出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以求教,毛澤東都一一耐心地作了答覆。自從譚政跟毛澤東上井岡山並給毛澤東當秘書以後,他就一直把自己當作毛澤東的學生,把毛澤東當作自己的老師,處處向毛澤東求教。一會兒,譚政又若有所思地對毛主席說道:「主席,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1929 年。那時,也是個冬天,咱倆坐在炭火盆邊兒談天,談了一個白天,又談了一個通宵,後來你執筆起草,我給你抄稿,寫成了《古田會議決議》,保證了紅軍的發展壯大,打出了今天抗戰的這個新局面。啊!這可真不容易呀!」「是的,我也想起了古田會議那個時候的情景,我們倆人又想到一塊了!」毛澤東深情地回答道。這時,毛主席的警衛員端飯進來了。「該吃點東西了,不然肚子又要開船了!」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道。「什麼好吃的呀?」譚政一邊坐到桌邊一邊問。毛澤東先夾了一筷頭菜送到嘴裡,邊吃邊說:「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們家鄉菜——湖南味!」「現在這個大冬天,哪來的苦瓜?」譚政不解地問。「還不是我那塊菜地的收穫嗎?秋天摘下來的,炊事員老王收在地窖裡。   
  知道是你這湖南老鄉來了,專門炒給你吃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嗎!」毛澤東親切地回答說。「歷史條件變了,情況不同了,譚政同志。就要根據變化了的歷史情況,解決當前出現的問題。用哲學名詞講,這叫實事求是。還記得嗎?1929 年冬天,我們討論紅四軍中的問題,是解決不重視根據地建設的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軍隊內部是肅清一切軍閥主義;現在,情況變了,不僅要繼續克服軍閥主義,還要解決官兵關係緊張、軍政關係緊張、軍民關係緊張這樣一些矛盾。有些人,一當官兒,就不關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見,他又壓制民主,打擊報復。」毛澤東又開始接起前面的話題。   
  稍停一會兒,毛澤東又接著說:「還有,井岡山時期,開始,不懂得發動群眾,也不懂得維持部隊紀律,搞得軍隊和老百姓關係惡化,弄得沒有糧食吃,記得嗎?咱倆也天天一個房子裡喝南瓜湯?」「記得,記得,當時熬夜寫文章,能吃碗帶鹹味的南瓜湯,就算好的了!」   
  譚政感歎地附合著說。毛澤東接著說:「當時缺糧又少鹽,現在咱倆吃的什麼?」毛澤東用筷子敲了敲碗邊說道:「現在吃的是小米飯!你說,要是不搞好軍民關係,軍隊不開荒生產,咱倆能這樣『豐衣足食』嗎?」「哈哈!」譚政笑了,毛澤東也笑了。這笑聲飽含著多少酸甜苦辣,這笑聲是多麼意味深長啊!「所以,你這次在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不僅要解決官兵關係問題,還要檢討軍民關係、軍政關係等問題..」毛澤東收住了笑容,嚴肅地對譚政說。「好了,主席,今天來你這裡,肚子餵飽了,腦子裡裝滿了你的教導,該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譚政告別了毛主席,興致勃勃地走出窯洞。毛澤東送譚政出門,像想起了什麼事,突然在院子裡停了下來,問譚政:「你今年有多大歲數?」「三十八歲了。」譚政回答,但不解其中的用意。「孔夫子說過,『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早該『立』了!」毛澤東不緊不慢地說。「嗯!」   
  譚政以為毛澤東在鼓勵他承擔起起草《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任務哩,便應聲答應了一下。可毛澤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裡比劃著,接著又說道:「我知道你原來的名字叫譚世名,可你注意過現在的名字——譚政嗎?」毛澤東問譚政。「這個,我真的沒有想過。」譚政回答。「你數一數,看『譚(譚)政』兩字是多少劃?」   
  譚政也仿照主席用手指在手心裡寫著、數著譚政的筆劃數,說道:   
  「二十八劃!」毛澤東又對譚政說:「那你再數一數我毛澤東(澤東)三個字的筆劃數!」譚政又在自己的手心裡寫著、數著,然後回答說:「也是二十八劃!」毛澤東接著說:「咱倆從井岡山——   
  長征——延安,共事十五餘年了,大概你沒有想過這一個十分簡單的數字。好哇,這二十八劃不平常啊!你看,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嗎?」譚政恍然大悟,會心地笑了。毛澤東停頓了一會,又說:「我們都姓『共』嘛!做了共產黨的人,都是信仰共產主義,並為實現共產主義在奮鬥呀!」一個「共」字,把毛澤東——譚政兩人緊緊連結在一起。譚政告別毛澤東後,匆匆回到北門外軍委總政治部、留守兵團政治部駐地,開始了毛主席交給他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緊張調研和起草工作。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半年左右的時間,又在毛澤東召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基礎上,譚政寫成了二萬六千多字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初稿。初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多處重要修改,並加寫了三千字的有關的內容。同時,毛澤東給譚政寫了回信,指示要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審查修改,同時送給正在橋兒溝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根據地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徵求意見。周恩來召集了中央黨校學習的各地領導幹部、留守兵團的負責人和從前方回到延安準備參加黨的「七大」的旅以上幹部,討論了這個報告稿,並由他集中大家意見,充實和豐富了報告的內容。1944 年春天, 西北局再次召開高幹會議時,又組織出席會議的幹部進行了多次討論,並由毛澤東又作了幾次修改,寫下了許多精闢的論斷。最後,經過中央擴大的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由譚政於1944 年4 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   
  對此,譚政後來曾經謙虛他說過:這是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指導的結果,是軍委總政治部等機關各級幹部幫助的結果,是留守兵團政治部和兵團各級領導幹部幫助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譚政的報告,以精闢簡潔的話語,以有目共睹的事實和嚴密透徹的分析,切中時弊,深深打動了每個與會者的內心,引起了全場的共鳴與轟動。報告主要從三個方面、七個問題,總結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是非得失。這三個方面是:一、關於邊區軍隊一年經驗的總結;二、關於發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與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點;三、關於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規定。這七個問題是:一、關於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問題;二、關於我軍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務問題;三、關於執行「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正確處理軍內外各種關係問題;四、關於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問題;五、關於發揚聯繫群眾與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問題;六、關於根據情況和任務的變化,適當採用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問題;七、關於對待政治工作傳統應持的正確態度問題。譚政的報告充滿了激情。他用標準的湖南話說道:「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譚政的講話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說道:   
  「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接著,譚政又有針對性地講道:「革命軍隊的內部,必須是團結的方針,必須是合作互助的方針,不能是分門立戶、各自為政的方針,不能是互相輕視、互相妨礙的方針。」為此目的,「過去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復,軍黨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必須竭力改善,並建立在鞏固基礎之上。必須使八路軍新四軍一切部隊,無條件地服從共產黨中央及其代表機關的政治領導。」譚政的這一報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響,很多高級幹部高度讚揚了這個報告,讚譽它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 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學習和散發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指出:「譚政同志於1944 年4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於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於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後勤工作幹部,應一律將此文件作為整風文件與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並須聯繫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對於文化程度低的幹部與全軍戰士,則應根據這一文件的精神與各部隊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編為通俗教材,進行普遍的教育與檢討。」「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幹部所應注意;同時,為了瞭解黨的軍隊工作的方針,為了指導和協助各地軍隊工作,全黨幹部亦應研讀這個文件。」   
  1944 年10 月1 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再次發出了《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的指示,指出:「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報告,是給了各地總結與改進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幫助。」要求全軍各部隊」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在檢查與改進自己的工作過程中,曾經發現哪些問題,有些什麼經驗教訓,盼多作些調查研究。」   
  1978 年5 月29 日,葉劍英元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對譚政的這個報告給予高度的評價。他指出:「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歷史性文獻。它肅清了王明路線在政治工作上的影響,發揚了優良傳統,進一步提高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充分地發揮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軍經受住嚴酷戰爭的考驗,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5 年4 月23 日下午,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   
  四月的延安,陽光明媚、春意正濃,延安城北鬱鬱蔥蔥,山巒起伏的楊家嶺,在彩旗、標語的輝映下,顯得格外嬌艷。   
  坐落在楊家嶺懷抱、氣勢雄偉的中共中央大禮堂,今天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在人流的簇擁下,顯得格外美麗壯觀。此刻,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盛會——中共「七大」,在這裡隆重開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帶著喜悅的心情,來到這裡,完成一個歷史性的盛會。   
  會場內,主席台正中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主席台上方,寫著巨幅標語「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下勝利前進」。兩邊牆上掛著二十四面鮮紅的黨旗,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己走過二十四年的光輝歷程。會議在雄壯的國際歌中開始,此時,譚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貫注地凝望著主席台。台上坐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任弼時站起身來,大聲說:「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台下掌聲雷動。任弼時簡短地介紹了一些有關情況,就由毛澤東致開幕同《兩個中國之命運》。在這莊嚴的時刻,譚政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激情與感慨,中國革命走到今天的勝利是多麼不容易啊!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到長征途中的艱辛歲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個農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現在又作為一名代表,參加這空前盛會,心裡感到無比自豪。作為七大籌備委員會成員,為大會召開,譚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 年12 月,王明回國不久, 黨就決定召開七大,但由於日軍猛烈進攻,更由於王明的干擾,大會準備工作拖了下來。1938 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決議,強調「七大」要「努力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準備!」各地亦選出代表,但由於國民黨反共摩擦,大會未能召開。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中國問題備忘錄》,準備在1940 年3 月至4 月間召開,但因大會準備工作來不及,難於如期召開。但是,會議的準備工作,在任弼時和譚政主持下,積極進行著。他們首先是準備會場, 1940 年5 月,任弼時,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縣真武洞,去為「七大」選擇會址,聽說那裡環境隱蔽,便於防空,可惜,交通不便,離延安較遠。後又準備在後溝打窯洞,建禮堂,後溝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幾百名代表在一起,連水都不夠用,最後經過討論,決定把會址放在楊家嶺,利用中央黨校的校舍作為代表們的住處。其次是審查代表資格。譚政協助任弼時,進行細緻的審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線鬥爭中的表現,又要考察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及在戰場上、少量的還要考察在監獄中的政治氣節和表現。既要對黨負責,又要對代表負責,經過艱苦細緻的努力,譚政完成了這份工作。再次,譚政還負責為「七大」準備文件、材料。包括組織工作、宣傳工作、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工運、青運、婦運、財經等方面的材料,由譚政統一協調各方,認真準備。在開會之前,譚政還親自任拍攝組組長,領導了「七大」的現場拍攝工作。譚政說:   
  「七大,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大會,把這場空前的盛會,如實拍攝下來,對於加強黨的宣傳工作,加強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義,也是以後同志們回顧與總結這段歷史的寶貴的文獻記錄,因此,一定要認真拍好,對黨對人民負責。」經過譚政的精心組織,電影團在「七大」開幕之時,終於開拍。此時,譚政坐在會場裡,回想起大會的籌備工作,心中充滿了喜悅之情。4 月24 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譚政認真地聽著報告,理解思考著報告的深刻內容,在分組討論中,譚政積極發言,他說:「七大」為我們黨制定了一條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這條政治路線是唯一科學的能使我們國家走向獨立、民主、富強的路線。因此,我們今後的任務,就是要貫徹這一路線、把它作為我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實踐證明,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的理論體系,也是指導我們黨和軍隊取得勝利的思想武器,它應作為我們今後各項工作的指針,堅持以這一思想為指導,我們就能取得最後的徹底的勝利。」6 月9 日,全會舉行了選舉,選出了毛澤東等中央委員四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三十三人,譚政以他輝煌的政治業績,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6 月11 日,歷時五十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一片歡歌笑語聲中落下了帷幕。譚政懷著依戀的心情告別會場,匆匆地返回陣地,開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      
第八章 讓大路佔兩廂幹部下農莊 
  1946 年3 月下旬。   
  吉林梅河口。   
  中共中央東北局駐地。   
  北國的早春雖已來臨,外面的世界卻依然冰雪覆蓋,寒風凜冽。梅河口中共中央東北局會議室裡,卻爭論得熱火朝天,激烈非凡。   
  東北局擴大會議正在緊張地進行。   
  譚政,作為東北局委員,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這次自他赴東北以來較為重要的會議。會議由東北局書記彭真主持。東北局全體成員、在東北的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一些黨政軍負責人共四十人左右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3 月6 日先在遼寧北部撫順召開,不久國民黨進攻撫順,東北局撤遲到吉林南部梅河口繼續開會,會期將近一個月,史稱「梅河口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目前東北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城鄉關係、戰略方針和建軍問題。   
  原來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形勢,確定了新的方針和部署。1945 年8 月10 日、11 日,八路軍延安總部向各解放區發佈命令,要求我軍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接受偽軍投降。其中第2號令,要求八路軍中的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思、萬毅等所部,由現駐地分別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進發,在冀、熱、察邊境堅持抗戰的李運昌部向遼寧、吉林進發,協同蘇軍肅清日偽殘餘。8 月26 日,中共中央派出千餘名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8 月29 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晉察冀和山東解放區準備派到東北的幹部和部隊迅速開往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蘇聯紅軍未曾駐紮的中小城市,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民主政權與地方部隊。9 月15 日, 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為書記。彭真、伍修權、葉季壯當即啟程飛往東北,於9 月21 日在瀋陽召開會議,宣告中共中央東北局正式成立。   
  為實現奪取東北的戰略任務,9 月11 日,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的劉少奇致電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的建議,立即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9 月19 日,劉少奇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的指示。根據中共中央的這一戰略方針與部署,繼續調兵北上。從8 月中旬到11 月底,開入東北的我軍部隊共達十三萬人, 調集各解放區幹部進入東北的達二萬人。各部隊到達東北後,遵照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軍,省聯防軍名義,組織和發展軍隊。根據中央1945 年10 月9日指示精神,東北臨時軍事機構東北軍區司令部成立,程子華為司令員,彭真為政治委員,伍修權為參謀長。10 月31 日,為統一指揮東北軍,中央決定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東北軍區司令部撤銷),林彪任總司令員,彭真、羅榮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陳正人任政治部主任。1946 年1 月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不久,政治部主任改為譚政。6 月16 日,中央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為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   
  1946 年3 月初,蘇聯紅軍開始從東北各地撤兵,國民黨反動派乘東北停戰協定尚未達成協議之機,繼續向瀋陽及外圍以東以西擴大進攻。3 月13 日國民黨進佔瀋陽, 21 日佔領遼陽、撫順, 24 日進佔鐵嶺。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先是(1945 年12 月底)撤離瀋陽,遷至本溪, 1946 年2 月底,又由本溪遷至撫順,3 月20 日又從撫順遷至梅河口,4 月下旬又從梅河口遷至長春,5 月21 日又從長春撤至哈爾濱。   
  就在2 月末、3 月初國民黨向瀋陽以東以西方向進攻的同時,獲悉蘇聯紅軍準備從四平、長春撤兵,國民黨為了奪取四平、長春作為向北滿進攻的基地,進而奪取全東北,實現獨佔東北的計劃,令新一軍經瀋陽沿中長路猖狂北犯。   
  面對這複雜多變的嚴峻局勢,自3 月6 日開始,已遷至撫順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開了這次擴大會議。   
  譚政1946 年1 月奉調來東北時,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已由瀋陽遷至本溪。他來到本溪報到後,便開始了他為時三年的東北政治生涯,為東北我軍的政治思想建設,為發動東北人民群眾,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為遼沈戰役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次,在東北局擴大會議上,在不同觀點的激烈爭論中,他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會上,意見分歧的實質,是對東北地區敵我力量對比的估量,以及與此相關的戰略部署和工作方針。   
  1945 年11 月20 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要把「長春鐵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把工作重心放在距離國民黨佔領的中心城市較遠的中心城市和廣大鄉村,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   
  11 月22 日,中共中央在給重慶代表團的電報中,正式提出了「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方針。此後,毛澤東、劉少奇又多次指示東北局,重申上述方針。   
  此次,鑒於19 的年4 月前後四平保衛戰的失利和長春、吉林等大城市的得而復失的嚴峻局面,東北局召開了這次對改變東北斗爭形勢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由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陳雲起草的東北局《關於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即著名的「七七」決議。   
  《決議》一是指出了必須「克服『和戰』問題上的混亂思想」,自力更生,準備長期的艱苦鬥爭;二是強調了「必須堅持中央創造根據地的方針」,規定「無論目前或今後一個時期內,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創造根據地的主要的內容是發動農民群眾,因此強調城市、輕視農村的觀點是與事實和要求不相符的」;三是突出了發動農民的重要性,指出「能否發動農民成為東北斗爭成敗的關鍵,農民不起來,我們在東北有失敗的可能」,「發動農民的方法是發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分糧分地的鬥爭」,「提高農民的覺悟,武裝積極的農民,改造村屯政權」,「建立農會」,使鄉村政權確實掌握在農民手裡,吸收積極分子入黨,在農村建立黨的支部;四是號召東北黨的幹部「跑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統統到農村去」,「造成幹部下鄉的熱潮」,為創建鞏固的東北根據地而鬥爭。在討論《決議》過程中,譚政興奮地談道:「這個決議寫得很好,它正確地、實事求是地反映出了東北地區暫時還是敵強我弱的嚴酷現實。根據這一出發點,我們目前工作重心與城鄉關係的確定也是正確的,只能放在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不是進攻、防守大城市,而是準備力量,發動農民群眾,為此要組織工作團下鄉,要建立好農村的政權,要建立好黨的農村支部,同時要做好部隊的整頓,嚴明紀律..決議對我們各項工作的規定、要求也是正確可行的。」   
  「另外,決議用能否深入農民群眾作為考察共產黨員品格的標準,這就把深入農村、發動農民群眾的工作,提到了黨性的高度,這種認識與規定是正確的,我們不僅應該把我們政治工作的優勢貫徹到部隊中去,而且應該推廣、貫徹到農村中去、農民中去,決議的精神實質不僅是東北目前戰略方向的轉變,也是對東北農村的一次徹底的政治發動!」譚政邊講邊輔以手勢。由於極力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語調微微發抖。   
  會議的氣氛,在這位政治將軍的鼓動下,頃刻間活躍了,熱烈了,升溫了..   
  羅榮桓接過話題頗有感觸、意味深長地說道:「我們東北過去一段的鬥爭經驗與教訓,確實應該很好總結。過去一段在幹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負擔,對東北斗爭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估計,對自己依托的力量——農民,沒有明確的認識,對於城市與鄉村的關係,沒有正確的認識,強調城市而忽視鄉村,對於戰與和的問題,沒有正確的觀念,把東北問題的解決放在、寄托於和平談判方面,放鬆了對創建根據地與戰爭的準備工作,希望通過打幾個勝仗、取得大城市而速勝,因而造成了一時間黨內的思想混亂。這些問題的根子,就在於對東北敵我力量的對比估計不恰當,誇大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敵人的力量,因而對深入農村從事長期艱苦鬥爭和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缺乏認識。而現在這個決議,基本上對上述各問題,都有了根本、明確的轉變。我相信,通過這次會議及其決議精神的貫徹、落實,東北的工作將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和明顯的改觀。」   
  接著,與會的其他同志,也都先後談出了自己對問題看法的轉變過程,對譚政、羅榮桓三月梅河口會議的主張給予認同,對陳雲起草的這個決議給予高度評價。有譚政參加並參與了重要意見的哈爾濱東北局七月會議及其決議,澄清和結束了東北黨內軍內的混亂思想,統一了認識,為我黨我軍在東北的鬥爭,確定了一個完全新的方針,即創造農村根據地與進行長期艱苦鬥爭的新方針,從而為轉變東北的鬥爭形勢,為東北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當松花江釁落日的餘暉把美麗的太陽島融入最後一片彩霞的時候,對東北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東北局七月會議於11 日傍晚結束。譚政匆匆返回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緊張地在構恩著部隊與農村地方政治工作的更大舉措。   
  1946 年7 月中下旬。哈爾濱。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駐地。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部務會議正在熱烈地進行。會議由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主持,與會的是聯軍政治部的所有工作人員二十餘人。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正在給全政治部的同志傳達剛剛結束的東北局擴大會議精神和「七七」決議的基本內容。「今天的這次會議,主要是由譚主任傳達東北局七月擴大會議的有關精神。我們下一步的工作將有一個很大的轉變與舉措,希望同志們認真做好記錄。」周桓簡短扼要把會議導人主題。   
  「這次東北局擴大會議開了九天, 11 日結束。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通過了東北局《關於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東北今後的工作,將要有一個根本的轉變,把工作重心放在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組織下鄉工作團,發動農民群眾,建立鞏固的東北農村根據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譚政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扼要地傳達了東北局七月會議的基本內容,並把政治部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具體安排。隨後,譚政帶領政治部迅速積極地開展「七七」決議的宣傳、教育工作。「七七」決議在東北各大報紙發表後,在東北聯軍政治部譚政的具體領導下,在東北各地黨和軍隊的幹部中,普遍進行學習、教育,要他們認清東北解放區面臨的困難形勢,克服城市中心觀點,樹立鄉村工作第一、農民運動第一的觀念,實行思想轉變。在譚政有佈置、有措施、有檢查、有指導、有總結、有經驗、有典型的工作方法促使下,東北黨、政、軍廣大幹部,很快認清了東北目前的局勢,實行了工作重點與思想認識的大轉變。接著,譚政又根據中共中央1946 年「五四」指示和東北局的「七七」決議精神起草電報、決議、指示、命令,動員幹部下鄉發動群眾,全面實行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東北日報》發表東北局起草的社論《到農村去、到群眾中去》。很快,東北地區便形成了幹部下鄉的熱潮。   
  從1946年7 月中旬到9 月初,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東北解放區抽調一萬二千名幹部組成工作團,在東北局和各省委的統一領導下,在譚政的積極參與指導下,奔赴東北農村,發動農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譚政的指導下,工作團下鄉後,即挨家挨戶,扎根串連,訪貧問苦,宣傳黨的土改政策,開小會醞釀訴苦,啟發貧下中農的階級覺悟,選擇培養積極分子,再發動群眾,進行清算分地鬥爭。工作團在譚政的指導下,一開始就採取有重點、有步驟的工作方法,實行由點到面,從一點或數點取得經驗之後,很快地掀起反奸、清算、分地鬥爭的高潮。為了更好地結合東北地區的具體情況進行土改,在譚政協助下, 1946 年7 月,東北局(譚政是東北局委員)發表了《賓縣分地經驗》,8 月28 日,東北局發佈了《關於深入群眾土地鬥爭的指示》,明確規定了開展土改鬥爭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在譚政參與領導下的工作團下鄉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到1946 年11 月的五個月間,取得了初步成果。據不完全統計,東北解放區共分土地三百餘萬□,四百二十萬農民得到土地,組織起來的農民,僅黑龍江、嫩江、遼吉的統計,就達四十萬人;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得到了改造。鑒於前一階段東北許多地區的群眾工作、土改工作處於「半生不熟」、「夾生飯」狀態,在譚政參與領導下,東北局在1946 年11 月5 日及時發出《關於深入和鞏固群眾工作問題的指示》,11 月21 日又發出《關於『半生不熟』的問題指示》,指出了許多地區群眾工作處於「半生不熟」的現象,分析了產生的原因,確定了把解決「半生不熟」的問題作為當前深入和鞏固群眾工作的中心任務。從12 月開始,東北解放區的群眾工作和土改運動,進入了以「煮夾生飯」為特徵的新階段。   
  譚政參與領導的東北局指示精神,東北各地的「煮夾生飯」運動,一般採用了四個步驟:第一步是組織工作團,重新深入到貧雇農中去,調查訪問,瞭解情況,深入檢查,發現問題。第二步是集中思想教育,深入鬥爭,通過檢查,發現「半生不熟」地區的主要問題和群眾要求、鬥爭的目標和積極分子,然後再採取辦冬學等辦法對群眾重新進行階級教育,發動群眾起來鬥爭那些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惡霸地主,「挖壞根子」。通過對地主罪惡的揭露,再進一步深入發動、領導群眾,把教育群眾與鬥爭地主結合起來。第三步是整頓組織,純潔隊伍,清除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壞人,清洗壞幹部,「挖臭根子」或「反兩面黨鬥爭」。在這一鬥爭基礎上,整頓農會、民兵等組織,把領導權掌握在積極正派的貧雇農手中。第四步是促進生產,鞏固鬥爭成果。   
  在運動中,積極引導群眾,團結群眾,搞好備耕、春耕,抓緊生產,鞏固鬥爭成果。從1946 年12 月開始的「煮夾生飯」運動,在譚政參與領導下,到1947 年五、六月間,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東北農村,基本上摧毀了敵偽殘餘封建勢力,在極大程度上瓦解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社會基礎;確立了農村中基本群眾的階級優勢,農民的群眾組織迅速擴大,基層政權得到了鞏固;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大大地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得翻身,群眾覺悟普遍提高,革命熱情空前高漲,為東北我軍的武裝鬥爭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提供了廣闊的兵力來源。1946 年6 月12 日。哈爾濱。中共中央東北局駐地。一項重要的決定即《關於剿匪工作的決定》已由東北局和221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共同作出。這一決定是在時為東北局委員、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和羅榮桓副政委的積極建議、協助下作出,以東北局名義發出的。「目前各地土匪活動猖撅,匪患嚴重,如不組織徹底清剿,我們的地方政權元法鞏固,人民群眾難以發動,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便是一句空話。   
  我覺得剿匪工作目前應加大步伐,徹底清除匪患,這是當前東北工作急中之急,我們聯軍應該抽調一部分兵力,大力做好這一工作。東北局也應發一個專門指示或作出一個正式決定,推進這一工作。」譚政根據他掌握的情況,向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東北局常委羅榮桓匯報,鄭重地提出了建議。「你的建議很好,我同意。現在匪患問題不解決,東北的其他地方工作都無從談起。可以說,匪患的解決是目前發動建設根據地,鞏固民主政權的一個中心環節。我們應在原有剿匪工作的基礎上,徹底結束這一工作。」羅榮桓習慣式地推了推眼鏡,一拍即合地肯定了譚政的建議。很快,羅榮桓找到了林彪、彭真等人,轉達了譚政的建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與他們一起分析了東北各地區、特別是北滿地區土匪活動的現狀。經過會商,於6 月12 日,以東北局名義發出了《關於剿匪工作的決定》。原來,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我軍進入東北之初,東北各地的土匪就有較大的發展,其蜂起之速,及地之廣,人數之多,聲勢之大,在以「鬍子」聞名的東北來說,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而這些土匪與過去的「鬍子」不同,實際上是偽滿軍警殘餘和地主武裝。他們絕大多數都與國民黨有聯繫,是政治土匪,到處殺害我們的幹部,攻打我們的政權機關和部隊,以至攻城掠地,策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進攻。這些土匪的主要社會基礎由四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日本投降之後,偽軍政警憲人員乘機拉起的隊伍,他們四處流竄為匪。有些還曾為我軍收編,不久即叛變逃跑。1945 年12 月,在撫順就有這樣一個旅叛變,在東滿一次就有七千人叛變逃跑,上山為匪。一部分是日偽統治時期就散佈在各地的慣匪和地主武裝。日本投降後他們接受了國民黨的委任或與國民黨發生聯繫,乘我後方空虛,乘亂而起,大肆滋擾。一部分是一些官僚政客、野心家、地痞流氓、投機分子,為圖陞官發財,借治安混亂,結伙為匪。一部分是國民黨派遣的大批特務,他們進入東北,並實行在東北武裝土匪的政策,一方面基本原封不動地利用敵偽的統治機構,一方面收編敵偽、土匪流氓、投機分子等殘餘,組織國民黨黨部、三青團團部、「先遣軍」、「挺進軍」、「忠義救國軍」、「民眾救國軍」、「光復軍」、「保安軍」等,到處加委偽軍及慣匪。據統計,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組織的匪偽系統就有十六個之多,有三十七種名目,先後加委偽軍、土匪「總司令」、「總指揮」三十二個,「軍長」三十三名,「師長」一百五十八個。1據統計,到1945 年12 月,東北全境土匪總數共達十萬人左右,重點活動於通化、瀋陽、安東三角地區。較大成股活動的有三至五千人。當蔣介石國民黨反動軍隊進攻東北時,這些土匪配合敵人,在我後方進行暴動和叛亂,爭城奪地,殺害幹部,「北滿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城掌握在頑匪手中」,造成了遍地匪患的局面,嚴重地危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與民主政權的鞏固。   
  我軍人東北之後,自1945 年11 月中下旬開始,就對東北的土匪進行過一次清剿。截止1946 年3 月底,在東北全區共進行較大的剿匪戰鬥計212 次,斃傷俘土匪共達78495 人,繳獲長槍25500 支,短槍911 支,輕重高射機槍618 挺,炮52 門,收復過去為土匪盤踞城鎮118 座2。東北地區大股頑匪大部分被消滅,尚存三萬之眾。1946 年5 月,我軍從四平、長春、吉林等地撤退後,這些潛伏的三萬殘餘土匪乘機復起,尤其以合江、牡丹江地區最為嚴重。匪首李華堂、謝文東、張雨新所組織的大股匪幫,總數多達八千人,擾亂後方,襲占城市。1946 年6 月份以來,先後佔我東寧、東安、同江、蘿北等許多縣城,切斷了牡丹江至佳木斯鐵路交通線,妄圖配合國民黨軍隊向北滿地區進攻,並大肆叫嚷「會師哈爾濱」。因此,土匪的猖獗,成了東北解放區的嚴重心腹之患。為此,譚政迫切地提出了徹底剿匪的建議。   
  6 月30 日,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又決定各地抽調一切可以抽調的馬匹和已有的騎兵部隊,合編為騎兵團,以加強剿匪部隊的機動性,開始了新的剿匪鬥爭。從1946 年6 月到12 月末,我軍先後斃俘及收降土匪二萬餘人,殲滅土匪大小數百股,其中主要匪首李華堂(「東北挺進軍」第一集團支隊上將指揮官)、謝文東(第五集團軍中將總司令)、張雨新(挺進軍中將指揮官)、孫永久(地下軍軍長)、王迺康(先遣軍第一軍副軍長兼嫩江東路總指揮)、姜鵬飛(新編陸軍第二十七軍軍長)等均被我軍先後捕獲,其他一些國民黨委任的軍長、師長也或被俘或擊斃。到1947年4 月,東北解放區的土匪,基本被肅清。1946 年10 月22 日。哈爾濱。深秋的哈市,涼風瑟瑟,葉落草黃,古老的俄式建築,東方的亭台樓閣,交互輝映,散發著北方濱城特有的魅力。在哈市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駐地的一座俄式小樓的會議室裡,東北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正在井然有序地進行。主持會議的是年僅四十歲的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參加會議的是東北民主聯軍所轄北滿軍區(北安軍區、松江軍區、合江軍區、嫩江軍區、牡丹江軍區、興安軍區)、東滿軍區(遼北軍區、吉東軍區)、西滿軍區(第二軍分區、嫩南軍區、遼吉軍區)、南滿軍區(安東軍區、遼南軍區)和直轄部隊及有關縱隊政治工作等領導幹部五十餘人。會議開始,由東北民主聯軍所轄各軍區、縱隊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政治委員或副政治委員匯報了各自一年來的部隊政治工作及軍隊建設情況。匯報了「七七」決議貫徹以後的部隊政治工作新面貌。然後, 11 月4 日,譚政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同志們, 東北的鬥爭已經進行一年了。一年中,各軍區發展建立武裝有很大的成績。」   
  譚政環視了一下會場,開始了他的講話。「現在,除調人東北的主力外,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部隊,是我們進入東北以後建立起來的,各地方部隊建立以後,即擔負剿匪、支持群眾翻身求解放的鬥爭,同時,輸送兵源充實主力部隊,是有功績的。」譚政肯定了東北民主聯軍所轄各軍區的各方面的工作。   
  接著,譚政單刀直入提出了目前東北各部隊在政治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但是,由於東北解放區發展得比較快,我們現在新組織起來的地方部隊,比起主力部隊來,黨的領導,政治的、思想的、組織的基礎還很弱,骨幹也少。實際上,我們對這些部隊還不能掌握得住,黨的許多政策,還不能通過這些部隊來貫徹。有人說部隊沒有問題了,已經鞏固了,這是不正確的。   
  用招兵買馬的辦法,把部隊搞得亂七八糟。目前,還有部分敵偽武裝和土匪武裝沒有爭取改造過來,部隊還不鞏固。雖然前段經過整頓以後,幹部的思想整好了,部隊成份好多了,組織紀律也比以前好些了,官兵關係改善了,但是、必須看到,我們在東北是剛剛站住腳,由於國民黨的進攻,將來的困難會更多。以前南滿未失時,我們有人口一千八百萬人,將來地區縮小,財源失掉,人民的負擔會加重,因此,部隊的建設任務是相當繁重的。」說到這裡,譚政的語調是低沉的,聽得出,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原來,為了實現中共中央確定的控制東北的總方針,東北局成立後,立即決定在短期內擴大人民武裝,以粉碎國民黨對東北的進攻。當時發展、擴充人民武裝部隊採取兩種方法:一是以冀熱遼與原抗聯部隊為基礎,以連或營擴大成團;一是「找工人農民學生中的群眾領袖或用新兵去擴兵,擴來一班即編一班,擴來一排、一連、一營即編為一排、一連、一營等,他們的領袖即任班、排、連營長或副職,另由老的幹部或戰士任正職或副職,並派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等。」在我軍進入東北之初,根據中央與東北局發展擴大部隊的方針,在很短期間內,部隊得到迅速而大量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 年8 月中旬至12 月底, 擴大的部隊總人數,約在十五萬人左右,使東北我軍總人數達到二十七萬餘人,部隊的裝備也得到了充實。當關內部隊大部到達東北以後,為鞏固新部隊,充實老部隊,在東北局的統一領導下,對新老部隊進行了整編和調整。   
  1945 年11 月1 日,林彪、彭真發出《關於整編軍隊與擴兵問題的指示》, 指出,整編應該根據既能迅速鞏固和提高多數新部隊,又保持老部隊的突擊力量與倡導作用的原則來合編。例如:以一個老團與二、三個新團合編時,應該以兩個老的營為基礎,把一個最差的新的團補充進去,成為一個主力團,另以一個營作基幹擴編為一個次等的主力團,再由老團中抽調幹部去加強另一個新的團的領導。這樣編成的旅,很快即可成為一個有突擊力的野戰兵團。   
  經過這次整編,雖然從組織機構上克服了新部隊、新兵軍政素質較差等弊端,但這種弊端並未從根本上克服與消除,同時,有些新建部隊(如北滿),因未能得到關內主力骨幹的補充、充實,因而絕大部分部隊仍保持著新添的成份。在初期建軍與擴軍的工作中表明,以老的部隊為基礎,以前一種方式,即以老的部隊為基礎,以連或營擴大成團的方式,是正確的,它保證了擴軍的質量和部隊的戰鬥力。但是,採取後一種方式,即採取「找工人農民學生中的群眾領袖或用新兵去擴兵」的方式,則是不好的。它使某些地區和部隊沒有掌握正確發展原則,忽視黨的階級路線,只求數目,不擇良莠,單純地招兵買馬,甚至採取封官加委的辦法進行擴軍,因而使新建的部隊,軍政素質很差,成份複雜,群眾紀律不好,戰鬥力也不強。尤其是,當國民黨軍隊由山海關侵入東北解放區以後,在這些部隊中開始發生大量逃跑或有組織叛變的現象。例如.農安縣獨立團的一個營五百人,在殺害我縣委書記劉德彪後叛變。九台幾百人,懷德上千人,敦化八個大隊中的七個半大隊(一個朝鮮族中隊未出問題),以及舒蘭、榆樹、安圖、蛟河等保安隊,也都先後叛變。叛軍共達九千人,槍支在五千支以上。對於部隊存在的這些問題,譚政的心情是沉重的,焦急的。為此,譚政在談出新建部隊基礎很弱、素質很差的情況之後,語氣格外加重,堅定地說:「這就需要我們加強政治工作,注意發展黨員,重視幹部的教育與培養,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提高軍政素質和部隊的戰鬥力。」   
  這次東北民主聯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尤其譚政在會上的重要講話,對與會者的影響與震動,對東北民主聯軍整個部隊的軍政建設的影響與作用是巨大的。會議結束以後,東北民主聯軍各與會政工領導,紛紛返回各自的駐地,傳達、貫徹、落實這次東北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及譚政報告的基本思想。1947 年四至五月春夏之交。哈爾濱。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駐地。漫長冬日的積雪早已溶化,和煦的春風送來了哈爾濱夏初的暉容。歷經一百零八天(1946 年12 月16 日至1947 年4 月3 日)三下江南(北滿部隊)、四保臨江(南滿部隊)戰鬥洗禮的東北大地,顯得格外寧靜。東北要市——我東北黨政軍心臟——哈爾濱,現在顯得格外忙碌。我東北黨政軍、高級領導,紛紛雲集此地,研究東北的戰局與下一步對策。在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哈爾濱先後召集了軍、政兩界,一個中心、不同側重的兩個重要會議: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政治部召集的部隊政治工作會議,師以上高級幹部會議,參謀工作和後勤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集的局委會議,作出了著名的「五五」決議。而這軍、政兩界的兩個重要會議,與身為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的譚政,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4 月初,東北民主聯軍師以上高級幹部政治工作會議正在進行。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會議室裡,譚政正在對東北全軍的前一段政治工作情況即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過程中的政治工作進行總結,對下一步即夏季攻勢前的政治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同志們,自去年10 月東北全軍政治工作以來, 特別是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作戰中,我們北滿和南滿以及東滿和西滿的部隊的戰鬥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較好地貫徹了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堅持南滿,鞏固北滿和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策略,粉碎了國民黨『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進犯方針。在這一艱苦的作戰過程中,東北我各部隊較好地發揮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戰勝了天寒地凍等自然環境的惡劣條件,克服了長途奔襲的飢餓疲勞等困難,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英勇殺敵,忘我獻身,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與英雄業績,這些政治工作的經驗我們都是應該,也是要認真總結的。」譚政滿懷激情地充分地肯定了前段軍隊政治工作的主要經驗。接著,又對下一階段即夏季攻勢開始前的政治準備工作,作了認真的部署。「下一步,我軍即將展開夏季攻勢。我們各部隊的政治工   
  作領導者,要充分利用好這一個多月的戰役準備期間,作好部隊的政治工作。我們部隊政治工作的重點,應以『愛國保田』的階級教育為中心,其具體教育的方式、方法,應採取召開慶功會、群英會,開展訴苦復仇,立功創模範運動等多種形式,進一步提高部隊指戰員的政治覺悟,鼓舞全體指戰員爭取更大勝利的信心。」譚政用期待的目光凝視著大家,用果斷、堅毅的語調說。譚政同時也談到了如何在消滅敵人的戰鬥中,教育我軍指戰員培養優良戰鬥作風等問題。5 月上旬,中共中央東北局局委會議在東北局會議室鄭重舉行。局委成員(常委五人:林彪、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除常委羅榮桓在蘇聯治病外(左腎腫瘤,作切除手術),其他成員均出席會議。   
  作為局委委員的譚政自然也參加了會議。東北局的這次會議,主要是根據中共中央1947 年2 月1 日由毛澤東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精神,結合此時東北的戰局情況召開的。中共中央的「二一」指示強調:   
  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1此時的東北戰局是:經過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後,東北國民黨軍隊雖然受到了很大打擊,但敵人在1947 年4 月份採取了徵兵、改編地方部隊等措施,其東北兵力仍然保持著七個軍二十三個師的番號,連同其直屬部隊、特種部隊,共有正規軍三十六萬餘人,地方武裝十二萬餘人,控制著東北二十八萬多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包括七十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我南、北滿地區仍然處在被分割的狀態。敵人企圖利用現有的四十八萬兵力,依靠其優勢的裝備,以「內線作戰,機動防禦」的作戰方針,控制其東北全部佔領區,並伺機集中兵力,向我南滿地區發起局部性的戰役進攻。但實際上,由於敵人兵力不足和分散守備的結果,其整個防禦體系已呈現出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等弱點。東北我軍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後,得到了後備兵團的及時補充,保證了主力的滿員,在連獲勝利的條件下,從大量敵人的繳獲物中,改善了我軍的裝備。到1947 年5月,東北我軍已發展到擁有五個縱隊(相當於軍)十一個獨立師、四個旅、十二個騎兵團、四個炮兵團等二十四萬人的野戰主力,地方武裝二十二萬人,共約四十六萬人。此時東北我軍雖然在數量上略少於敵人,但由於我們黨在農村發動群眾進行土改,「煮夾生飯」   
  運動和剿匪工作等已接近完成,城鄉生產、軍工生產都獲發展,農民熱烈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尤其是我軍各部隊不斷深化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有威力,己使東北我軍具備了向東北敵軍發起強大攻勢的能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結合東北戰局的具體情況,在譚政的積極建議下,東北局在哈爾濱於1947 年5 月上旬召開了這次局委會議,並於5 月5 日作出並討論通過了《關於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史稱「五五」決議),並經中共中央批准正式下達。   
  東北局「五五」決議在明確指出目前東北形勢的新特點「即是在軍事上敵人不得不從進攻轉入防禦,而我軍則從防禦逐漸轉入反攻」、果斷提出東北我黨我軍的新任務即是「積極組織力量,全力準備大反攻」以外,還格外強調,為勝利完成任務,我軍前方的任務,就是繼續加強主力部隊,提高戰鬥力,研究作戰經驗,研究戰術,利用戰鬥間隙練兵,上下級普遍開展立功運動,加強政治工作,提高指戰員政治覺悟,改善群眾紀律,以使主力部隊能英勇善戰,大量殲滅敵人。   
  討論「五五」決議的東北局局委會議開始了。   
  譚政在幾個局委成員發言後,開始了他的發言。   
  「這個決議對目前東北敵我雙方狀態的分析是正確的。我認為,東北我黨政軍各方在貫徹『七七』決議以後,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由於我們的努力,可以說,目前我們已基本上完成了『七七』決議所規定的任務,已基本上克服了當時所面臨的嚴重困難,並已初步建立起了我們的東北農村根據地,反攻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我認為,這個決議對目前我黨在東北任務的規定也是適宜的。我們目前反攻任務的規定,與中央的『二一』指示精神也是吻合的。」譚政高度評價了「五五」決議的正確性。   
  譚政停頓了片刻,又繼續說道:「還有一點,決議把前方部隊的政治工作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高度,我是十分贊成的。確實,部隊的政治工作對於提高我軍的戰鬥力,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這一點是我軍明顯優於敵軍的地方,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一優勢。」   
  5 月5 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會議,最後以順利通過《關於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而落下帷幕。根據「五五」決議,為從根本上扭轉東北戰場形勢,結束東北解放區被分割的局面,以配合國內其他戰場的作戰,經中央軍委批准,東北我軍於1947 年5 月13 日向東北敵人發起了歷時五十天(7 月1 日結束)的夏季攻勢。對於有譚政參與的東北局上述決策,毛澤東給予充分的肯定。1947 年5 月20 日,毛澤東發出了《東北作戰方針及關內戰局》電報。電報指出:   
  東北在你們領導之下,改革了土地,發動了群眾,建設了一支強有力軍隊。在全國各區中,就經濟論你們佔第一位,就軍力論你們已佔第二位(山東為第一位)。..希望能子夏秋兩季解決南滿問題,爭取於冬春兩季向熱河、冀東行動一時期..總觀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區已轉入反攻作戰。只待山東再打一二個勝仗,即可轉入全面反攻。      
第九章 抓戰備抓思想整軍運動忙 
  1947 年夏季攻勢結束以後。哈爾濱南六十華里雙城。前方總部羅榮桓住所。8 月,夏日的酷暑漸漸消散,秋季的涼鳳陣陣吹來,雙城前方總部羅榮桓住所,來客不斷,忙碌非凡。此刻,一位敦實精幹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中共中央東北局要員,正在與羅榮桓親切地交談著,兩人不時發出哈哈的笑聲。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東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譚政在認真詳細地向「東總」副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羅榮桓同志匯報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訴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經驗。自1947 年7 月1 日東北民主聯軍夏季攻勢結束以後,東北戰局又發生了有利於我的新的變化。此次戰役,殲敵八萬二千餘人,收復城鎮四十二座,解放國民黨佔領區十六萬餘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萬,控制鐵路二千五百餘公里,東、西、南、北滿和冀熱遼解放區聯成一片。此時,敵人佔據東北的地區,不足十萬平方公里,被統治人口只剩一千三百六十餘萬,占東北全區人口的33%,敵人聯接瀋陽、四平、長春三大據點的中長線被完全截斷,聯接東北與關內之敵的軍事大動脈的北寧路,也時斷時續;而我東北解放區的人口已達二千六百五十五萬之多,相當於國民黨的二倍。   
  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已達七十八萬餘平方公里,為國統區面積的七至八倍。經過8 月份以後的擴兵,我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五十一萬人,其中正規軍二十九萬人。東北的戰局已發生了有利於我的根本改變。為此,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決定於9 月中旬向東北敵軍發動秋季攻勢,在秋季攻勢發動以前,要抓緊進行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尤其要進行以總動員為特徵的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47 年7 月2 日11 時(夏季攻勢結束第二天),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於雙城前方總部發出指示電:   
  我軍決定後移休整,整頓組織,另尋戰機,各部隊移下列位置:   
  (1)三縱、四縱移西豐及其以東以南地區,具體部署由肖〔勁光〕程[世才]吳〔克華〕規定。(2)一縱、獨二師移西安、平崗之線,獨二師歸一縱指揮。(3)六縱移西安以北之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及其周圍地區。(4)獨一師移平崗與西豐間之關家燒鍋、查庫關這一帶,歸肖〔勁光〕程〔世才〕吳〔克華〕 指揮。   
  當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於雙城又給東北民主聯軍部隊發出了關於休整期間的兩個指示(摘要):   
  (1)總結五十天作戰經驗,總結四平戰鬥、威遠堡門戰鬥之經驗。開會慶祝夏季攻勢的勝利,須防止因勝利而失去冷靜與穩重老練精神。   
  (2)恢復疲勞後進行普遍的軍事教育,參考這次作戰經驗,進行「一點兩面」戰術教育,縱隊派人去教導隊報告作戰經過、經驗教訓,並帶回傷員,檢查俘虜教育情形。   
  7 月6 日20 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於雙城前方總部致電二縱:休整時間暫定20 天。7 月16 日林彪、羅榮桓於雙城前方總部,指示各部隊繼續休整。在7 月2 日至9 月14 日長達兩個半月的休整與整訓時間裡,遵照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指示精神,譚政全力以赴地主抓了以訴苦教育、立功運動、戰評運動、戰鬥動員、形勢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學習《中國土地法大綱》等為基本內容,以召開訴苦會、戰鬥總結會、慶功會、英模會、請戰會、求戰會、經驗交流會等為基本形式,以提高部隊指戰員的階級覺悟、政策紀律觀念、戰鬥力為基本宗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上述諸種形式的政治教育方式中,效果最好、採用較多、發現較早、使譚政最為重視並給予精心培養與大力推廣的方式,即是東北民主聯軍遼東軍區第三縱隊的訴苦教育。   
  在此以前,其他解放區也有過訴苦運動的經驗。東北我軍中的訴苦運動早在1946 年就出現了,當時駐北滿海倫的警備二旅就開展過,以譚政為主任的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曾向所屬各級政治機關發出《關於部隊坦白運動與訴苦運動的經驗》,加以推廣,並在《前衛報》上發表了社論《從訴苦運動談到部隊政治教育的改革》。遼東軍區三縱隊的訴苦運動階級教育,首先是從三縱隊七師二十團三營機槍連,九連開始的。遼東軍區是1946 年1 月由進軍東北的冀熱遼八路軍部隊和山東解放軍合編組成的。開始程世才任司令員,後肖華任司令員兼政委,江華為第二政委,莫文驊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 年下半年,遼東軍區(南滿軍區)三縱隊(司令員程世才,政委羅舜初)和兄弟部隊一起,先後參加了保衛遼陽、本溪、四平等戰役,並在沙林子、遼中、海城大石橋、本溪、鳳城新開嶺等地打了一些大勝仗、取得輝煌的戰果。爾後,縱隊奉命到遼東、通化一帶集結,準備保衛通化、臨江、長白地區,堅持南滿鬥爭。從四平抗退開始,縱隊連續二十多個晝夜行軍、作戰、搶構工事、十分疲勞。同時,物資供應不足,生活極其艱苦。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廣大指戰員沒有退縮,他們堅信黨的領導,克服困難,勇敢戰鬥。但也有少數同志經不起困難的考驗,有的厭倦艱苦的戰爭生活,有的存在地方觀念,不願在東北堅持鬥爭,有的沾染兵痞流氓習氣,有的紀律渙散,甚至出現逃亡離隊現象。面對上述情況,如何鞏固部隊,加強紀律,提高戰鬥力,則是擺在縱隊各級領導眼前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縱隊政治工作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緊迫問題。   
  7 月下旬,三縱在柳河整訓時,七師(師長曾國華、政委李伯秋、政治部主任李政)召開了連以上政工幹部會議,專門討論上述問題,並提出要用階級鬥爭的學說來教育部隊。會上,師政治部提出了「誰養活誰」,「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等十幾道討論題,組織部隊進行討論。七師二十團三營機槍連在進行「誰養活誰」的討論中非常熱烈。一次,副班長任紀貞用他父親給地主幹了一輩子活,最後累得吐血,臨死前想喝小米粥地主都不給的事實,控訴了地主階級的罪惡,使在場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營教導員馮愷及時地抓住這個事例,向全營各連作了介紹和推廣。與此同時,三營九連也開始了訴苦教育。九連是1945 年日本投降後由本溪煤礦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日軍俘虜的八路軍人員和解放區群眾,部分是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組建的連隊,全連219 人。由於連隊大部分是新兵,加上成份複雜,連隊思想十分混亂。指導員趙緒珍從1946年秋開始,就用本連戰士的苦難家史進行階級教育,採取吐苦水,算苦帳,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啟發戰士的思想覺悟。有一次,部隊住新濱縣魚亮子村時,他用貧農房東老大娘的一件破棉祆給連隊上課,進行實物教育,講明地主、資本家為什麼富,窮人為什麼窮,揭示剝削階級的本質。他還組織連隊參觀地主家和窮人家的吃穿住等情況,進行階級對比教育。該連有一名戰士房天靜,十六歲就被國民黨抓丁東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債身亡,其母到東北來找他時,途中因生活所迫,賣掉兩個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倆隔著鐵絲網沒有能講上幾句話就被迫分離,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當談到這段家史時,房天靜一頭哭倒在指導員懷裡,一邊哭一邊檢討自己的錯誤,決心為母親報仇,堅決跟著共產黨走。此後,房天靜在九連全連大會上訴苦,給大家以深刻教育,當場就有三名戰士主動上台倒苦水,檢討自己忘本思想。解放戰士李東山邊哭邊說:   
  「我和房天靜有一樣的苦難家史,一定要牢記血淚深仇,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死不瞑目!」訴苦教育提高了戰士的階級覺悟。房天靜在1947 年1 月的一保臨江的熱水河子戰鬥中,單人獨槍衝入敵人陣地,殲敵一個班,俘敵五人,成為全縱隊第一個記特等功的戰士,縱隊贈給他「孤膽英雄」稱號。房天靜和九連這個典型一經發現,便引起了縱隊各級領導的重視。三營副教導員張廉明,二十團政委胡寅和政治處主任宋登華,都到九連幫助總結經驗。1947 年2 月, 一保臨江戰役後,縱隊領導經研究,決定宣傳九連和房天靜的事跡。   
  於是,縱隊政治部和師、團一起,派出郭辛、王暖、魏永祐等同志及宣傳隊,深入部隊採訪,並以房天靜事跡為題材,創作了歌劇《復仇立功》,到部隊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接著,縱隊在七師二十團進行訴苦教育試點,推廣九連的訴苦教育經驗。到1947年1 至4 月份的二保臨江至四保臨江戰鬥期間,縱隊將訴苦教育逐步推向其他部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又湧現出像王永太、任繼貞、周恆農、高英富、陳樹棠等一千五百多名戰鬥英雄和功臣。1947 年4 月15 日至5 月12 日,三縱奉命在進駐柳河休整期間,各師總結了四保臨江的經驗,召開慶功祝捷大會,並號召把開展訴苦教育同復仇立功運動結合起來。縱隊政治部宣傳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跡,在慶功會上突出地宣傳了王永太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成長過程的訴苦教育經驗。南滿(原遼東)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參加了會議,高度肯定和評價了三縱開展的訴苦教育與立功運動的經驗。三縱的訴苦教育經驗,很快得到了上級首長和領導機關的充分肯定。1947 年6 月,南滿軍區在通化召開師以上的軍政幹部會議,三縱七師政治部主任李政匯報了開展立功運動的經驗,三縱宣傳部長湯從列匯報了訴苦教育的經驗。   
  南滿軍區首長陳雲、肖勁光、肖華等都給予了充分肯定。《遼東日報》、軍區《戰士報》對三縱訴苦運動的經驗進行了報道。南滿軍區政治部作出決定,首先在南滿軍區各部隊推廣此經驗,陳雲並就此經驗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及政治部和中央軍委寫了報告。1947 年8 月初,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政治部在譚政主持下,在哈爾濱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總結夏季攻勢經驗,部署新的作戰、政治工作任務。南滿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驊、三縱宣傳部長湯從列,分別在會上介紹了三縱隊訴苦教育政治工作、宣傳工作的經驗。在這次會議上,加之此前陳雲的報告,譚政全面瞭解了三縱隊訴苦教育的經驗,並十分重視。為此,他專程從哈爾濱來到雙城,認真而周詳地向羅榮桓匯報了這一經驗。譚政興奮地對羅榮桓說:「南滿三縱訴苦教育激發指戰員階級覺悟、復仇立功的經驗,效果很好,值得提倡。通過這一教育形式,部隊的紀律性增強了,戰鬥力提高了。我想,應該在東北民主聯軍所有各部隊,大力加以宣傳、推廣,並向中央報告。」羅榮桓高興地談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意見。南滿軍區三縱隊訴苦教育的經驗,這在部隊政治教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解決了當前部隊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問題,是部隊政治教育的方向,我們東北全軍首先應該大力宣傳與推廣這一經驗。」接著,羅榮桓對譚政說:「你先起草一個訓令,下發東北民主聯軍各部隊,讓我東北各部隊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然後,你再組織人為《東北日報》寫一篇有關開展訴苦運動的社論,造一點輿論。」很快,根據羅榮桓的指示,譚政主持起草了關於在東北我軍政治教育中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的訓令。這個訓令,經羅榮桓審定後,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名義發出。1947 年8 月26 日,《東北日報》同時發表了由譚政組織撰寫的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和關於訴苦運動經驗的報道。《東北日報》的社論指出:   
  三縱訴苦教育的全過程,在部隊教育工作中是一個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創造。這個創造主要解決了部隊教育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部隊教育當前的主要內容應該是什麼;第二個是如何進行部隊教育。由於第三次國內戰爭是由中國的大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國民黨一小撮挑起的,因而當前部隊教育的基本內容應當是階級教育。而進行這種教育的方法絕不能用抽像的說教來提高群眾的覺悟,而應該用群眾自己的經驗來教育自己,通過訴苦說明當前極其複雜的階級關係和戰爭性質,把個人仇恨與階級仇恨、個人要求與集體要求、個人利益與階級利益緊緊結合起來,以明白個人在這個戰爭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   
  1947 年9 月28 日,譚政將三縱訴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經驗,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的名義,向中央軍委作了報告。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個經驗,對報告全文逐字逐句作了修改,爾後批發全軍推廣。1948年3 月7 日,毛主席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   
  在秋季攻勢發起前的這段休整期間,譚政除坐陣哈爾濱進行全面指導東北全軍的政治工作而外,還親自深入部隊基層,到東北有關縱隊、師、團瞭解部隊政治工作情況,具體解決、處理部隊有關問題。8 月22 日晚,譚政與劉其人來到吉林圖們六縱隊(司令員洪學智,政委賴傳珠),研究與解決六縱的有關政工問題,第二天上午9 時離開圖們。據賴傳珠日記所載,譚主任此行圖們,「輕油車出軌,幸未遇險。」9 月13 日至23 日,譚政來到沙河子、朝陽山、黃泥河子六縱隊十六師、十七師、十八師駐地,聽取各師匯報,檢查訴苦和土改教育情況,並作了時事報告。譚政特別提出了十六師的三個問題:提高黨內原則空氣,政治工作,幹部問題。在這一時期內,為加強東北全軍的政治工作,譚政與林彪、羅萊桓等,還發出指示電任免一些重要領導幹部。8 月1 日,林彪、羅榮桓、譚政、劉亞樓於雙城致一縱電:牡丹江軍分區與東安軍分區合併,多餘幹部送二團,可在前方分配工作。8 月20 日,林彪、彭真、羅榮桓、劉亞樓、譚政於雙城發出電令:以獨一師、獨三師、東滿獨立師編成野戰十縱隊,任命梁興初為司令員,周赤萍為政委,黃煒華為參謀長,劉型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日,林彪、羅榮桓、譚政發出電報:同意李偉為一師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8 月22 日,林彪、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黃克誠、呂正操、周保中、肖勁光、劉亞樓、伍修權、譚政、周桓發出命令,為培養團營幹部,使在職團營幹部都能得到輪流學習,以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決定在軍政大學開設幹部大隊,下轄兩個軍事隊,一個政治隊,教育時間暫定三個月,由總部直接領導,並規定了學員的條件、各部人數與報名時間。   
  9 月1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發出任命電:任命王明貴為騎兵師師長,朱紀先為政委,馬驥、鍾明標為副師長,劉鋒為副參謀長,牟永春為政治部主任。   
  10 月24 日,林彪、譚政答覆,同意李立三為東北局城市書記。   
  11 月12 日,林彪、譚政就領導方式問題給賴傳珠發來指示電。   
  譚政為東北民主聯軍的政治工作而日夜忙碌、操勞著。   
  燦爛的政治之花,結出精美的軍事之果。在譚政等人強大的政治工作推動下,我東北全軍歷時五十天(自1947 年9 月14 日至11 月5 日)的秋季攻勢,殲敵近七萬人,收復城市十五座,解放土地三·八萬餘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二百六十餘萬,控制了東北大部鐵路,把敵人壓縮到大小二十四個孤立的城市裡,僅佔東北面積14%的狹小地區,到11 月中旬,東北敵軍總兵力十三個正規軍,三個暫編師共四十五個師,加上特種部隊、游雜武裝等共五十八萬餘人,而東北我軍已達九個軍區,九個縱隊,十個獨立師七十三萬餘人,其中正規軍四十二萬餘人,地方部隊三十一萬人,我軍不僅在質量上,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敵軍。造成了東北敵軍空前嚴重的處境,迫使敵軍龜縮於北至吉林、長春,南至鞍山營口,東至撫順,西到阜新、錦州這個狹小地區。使我軍牢牢地掌握了東北戰場的整個主動權。   
  看到這些輝煌的戰績,譚政並沒有滿足、止步,他在醞釀著東北全軍政治工作的更大的新舉措。   
  1947 年11 月16 日。哈爾濱。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駐地。呼嘯的北風捲著雪塵,終日不停地刮著,塞外的嚴冬已經降臨。哈爾濱,這座北國的雪城,矗立在零下30 多度、白雪皚皚的冰冷天地之中。在這彷彿進入「冬眠」狀態的銀色城市裡,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住所裡卻溫暖如春。一道由林彪、譚政、劉亞樓署姓(林譚劉)的冬季作戰指示的紅色電波,正穿過冰雪,超越嚴寒,飛向東北我軍各指揮部。指示電文寫道:   
  (1)五十天的秋季作戰中,已取得殲敵六萬餘和佔十五個縣城的勝利,奠定了冬季作戰的基礎。   
  (2)今冬應利用河流失去障礙作用的時機,實行集中兵力作戰,除北滿留個把縱隊外,可集中七八個縱隊作戰。(3)從戰略上看,集中兵力冬季作戰,對我軍是最好時機,應克服寒冷的困難,確立勝利的信心。(4)關於冬季作戰的補充問題,應有強大的後備力量(北滿數十個補充團)。(5)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戰鬥員,應該發揚高度的戰鬥勇氣,去爭取勝利。(6)各部應進行認真的討論和動員。1   
  隨後,譚政又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的名義,發出指示,指示東北我軍各部隊,利用冬季攻勢發起前的近一個月的時間,作好部隊的政治動員工作,繼續開展訴苦教育和以學習、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為中心內容的階級教育。   
  同時,鑒於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我軍即將解放更多的地區和城市,加之土改後期東北出現過「左」的偏向,譚政及其所領導的「東總」政治部根據10 月10 日中央發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在此期間的部隊政治教育工作中,還加進了政策教育、紀律教育等內容。   
  早在1947 年9 月,東北我軍秋季攻勢進行過程中,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 10 月10 日,公佈了會議制定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爾後,根據全國土地會議的精神,東北局發出了《告農民書》。以譚政為首的「東總」政治部發出了《傳達劉少奇同志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關於傳達全國土地會議及深人土地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各部隊以劉少奇的總結報告為主,首先在團以上幹部中傳達、學習會議文件;對戰士則著重解釋《中國土地法大綱》與東北局的《告農民書》。   
  對於譚政等「東總」政治部關於政治工作的有關指示,東北我軍各部積極、全力加以落實貫徹。如六縱隊政委賴傳珠,在政治部發出指示電的當日,就來到岔路河方強師,商量並決定此後三個月的政治工作,並確定其工作中心應解決兩個問題:   
  (一)整思想。(1)肅清軍閥主義思想偏向。(2)克服保守自滿情緒。(3)克服右傾情緒,提高積極作戰精神,要建立六種作風及制度等。   
  (二)訴苦坦白運動,先搞第一個,然後搞第二個。   
  再如,11 24日,獨二師對「東總」司令部(含譚政的政治部)工作的兩個指示,貫徹、研究討論的情況是(摘記):   
  (一)強調工作思想:(1)發揮高度工作熱情;(2)一切為了打勝仗;(3)多作具體工作。   
  (二)改變工作習慣與作風:(1)抓緊一頓飯的機會;(2)不怕疲勞嚴寒;(3)自發主動工作;(4)有計劃、有檢查、有總結;(5)工作隨到隨辦;(6)多收集和熟悉情況;(7)嚴格執行制度。   
  (三)改變戰鬥總結方法:(1)採取典型總結;(2)戰鬥結束立即扼要上報;(3)深入班、排,選擇典型戰例;(4)參謀長、作訓參謀,為典型戰例寫稿。   
  通過「東總」及其政治部的冬季攻勢前的政治教育工作,東北我軍指戰員的階級覺悟、政治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又得到了增強。僅以我四縱(司令員胡奇才後為吳克華,政委彭嘉慶,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委劉瀾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為例, 1947 年12 月11 日,縱隊接到「東總」命令, 即刻從清原南下,回到以前老戰區安奉路。14 日傍晚,又由通遠堡、連山關一線出發,以勇猛奔襲動作,向瀋陽、本溪、遼陽之間的三角區楔進。時逢冬季大雪,雪地奔襲,十分困苦、艱難。為了避開敵人的封鎖和敵機的轟炸、掃射,部隊須經常日宿夜奔,出敵不意地遠距離穿插。每次出門,都是凜冽的北風捲著雪花撲面而來。指戰員把全身裹得嚴嚴實實,臉都用毛巾包起來。部隊在沒膝的雪地裡艱難跋涉,吃睡不好,饑寒交加,人困馬乏。然而,在部隊政治工作強大威力的作用下,指戰員行軍吃苦的能力非常強,仍然一夜走一百里以上,有時走一百五十多里,每次出發都是途中不休息,直奔目的地。如果稍有停頓,也不敢坐下,只在原地踏步,因為一不運動,就可能凍僵身體,蹲下去就很難站起來。在冰封雪飄的大地裡,從縱隊司令員、政委到戰士,都是一樣靠兩條腿走路,行軍力本身就是戰鬥力。哪個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幹部模範作用強,行軍速度就快,就能贏得時間,抓住戰機,取得勝利。部隊指戰員都明白,要大量殲滅敵人,就要大踏步前進,大打運動戰。許多幹部戰士說:「四保臨江,那麼苦都熬過來了,如今是戰略進攻,向勝利進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指戰員們在政治工作的作用下,始終保持著高昂的情緒,向西南方向猛插。不久,我四縱戰區就從中長路以東移到路西,從山區下到平原,從解放區推到敵占區。   
  同時,譚政在進行部隊的政策、紀律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成效。當時,在部隊中由於個別幹部戰士階級意識模糊,曾發生了一些喪失階級立場的現象,如幫助地主隱藏財物,干涉群眾鬥爭,強迫群眾釋放被捕地主,甚至槍殺農會主任,解除工作團的武裝等。尤其嚴重的是,有一個連長蛻化變質,與地主小老婆通姦,竟槍殺了民主政府的村長馬玉。後來,政府為馬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公審、處決了那個連長。這就是東北有名的「馬玉事件」。部隊的問題,特別是「馬玉事件」對譚政的震動是巨大的,他主持政治部、向東北全軍發出通告:   
  在經過廣泛的土政教育之後,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眾鬥爭等類行為者,不論其出身和歷史如何、均須給予批評與處分,嚴重者開除黨籍,犯罪者法辦。   
  針對六縱十六師六十四團存在嚴重軍閥主義等錯誤,1947 年11月26 日,譚政以「東總」政治部名義通電東北全軍: 十六師六十四團在海倫打傷員及送出傷員十餘人,經檢查該團存在軍閥主義、地主思想,並包庇地主,干涉土改,團長副團長下命令與傷兵打架,政委腐化墮落,二十八日十六師稱,已將該團解散。2在東北土改後期,部隊中出現了一些「左」的偏差。其表現,主要是模糊了地主同富農、甚至同中農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惡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業資產階級及自由職業者的界限,發生了亂打亂鬥亂沒收甚至亂殺人的現象,擴大了打擊面。同時,有些部隊在群眾工作和征發工作中也一度出現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濫征車馬,宰殺耕牛,損害中農利益,違反工商業政策等。   
  對於這些問題,譚政在羅榮桓的支持下,嚴肅認真地一一加以糾正。1948 年1 月30 日,以「林、羅、譚」名義及時發出了《沒收、征發工作與群眾工作的補充指示》,較好地糾正了這些問題。   
  這樣,在冬季攻勢前和冬季攻勢過程中,由於以譚政為首的「東總」政治部堅強有力豐富多采的政治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東北我軍的刻苦力、耐寒力、行軍力即戰鬥力。   
  在冬季攻勢中,氣溫常常下降到攝氏零下40 多度,夜晚在野外行軍作戰,赤手伸出一分鐘,就凍得麻木難以屈伸,濕手摸槍身,鐵質部分會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裡臥上幾分鐘,也會凍得爬不起來,常有機槍、六○炮在連續發射中因乍熱而折斷撞針事,很多指戰員凍傷了手腳。   
  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各部隊在前期與戰時政治工作的鼓動下,不怕苦,不怕凍,不怕餓,不怕累,不怕困,不怕死,士氣盛,鬥志昂揚。有的部隊,在酷寒中進行大規模雪地作業,構築高一點五米、長二千米的雪牆三道,掩護部隊作戰,出現了中外戰史上罕見的嚴寒中禦敵的宏大、壯美的人文景觀。   
  於是,東北我軍在為時九十天(自1947 年12 月14 日至1948 年3 月15 日,除掉間閒時間)的冬季攻勢中,殲敵十五萬六千餘人,攻佔城市十八座,解放人口六百餘萬,徹底粉碎了東北敵軍「確保北寧、維護中長,確保海口」的防禦計劃,取得了輝煌的戰績。整個東北敵軍被壓縮在占東北總面積不到l%的土地上,被分割於長春、鐵嶺、本溪、撫順、瀋陽、新民、阜新、義縣、錦州、錦西、綏中、興城等十二座大中小城市裡,敵人唯一的交通命脈——北寧路已被完全切斷。我軍完全掌握了東北戰場的主動權,東、西、南、北滿根據地已完全貫通,最後殲滅敵人,解放全東北的時候,已為期不遠。對於東北我軍在冬季攻勢中發揮政治工作作用的基本經驗,羅榮桓同志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戰鬥勝利所依靠的兩個基本條件中的最主要的條件(另一個基本條件是正確的戰術)。   
  譚政在1948 年衛月1 日起草的、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名義發出的題為《戰鬥勝利依靠兩個基本條件》的電報指出:   
  戰鬥勝利依靠兩個基本條件,最主要是靠部隊中間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強的部隊才能發揮全體戰鬥員的勇敢性,才不至於在敵火前趴著不動,才不至於發生要人多(密集隊形)才敢前進,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進的現象,才能使戰鬥員在戰鬥中有主動性和戰術上的創造性。   
  此刻,譚政的心情異常興奮。回首來到東北整整兩年的時光,暑往寒來;出風入雪,槍林彈雨,日理萬機,瞬息萬變的戎馬生涯,與延安時期相比,又別有一番風味與情趣。那纍纍的戰績,那陣陣的凱歌,無不浸透著他的辛勞與汗水。譚政在為東北戰場的最後勝利而思考著,策劃著,忙碌著..   
  1948 年2 月28 日。   
  哈爾濱。   
  東北軍區政治部駐地。   
  淡淡的太陽,掛在那茫茫的天空。皚皚的白雪,覆蓋著無垠的東北大地。遼南炮聲隆隆捷報頻傳,吉西緊鑼密鼓,佳音不斷。在這冬季攻勢即將結束,遼沈戰役就要來臨的關鍵時刻,東北軍區(1948 年1 月1 日,經中央軍委批准,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兼東北軍區,民主聯軍總部改為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將東北軍區與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分開。但是,軍區與野戰軍政治部雖在編制上分開了,可人員和工作未截然分開,都是在譚政主任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6 月4 日,經中央批准,調整了東北局,譚政仍為局委員, 成立軍委會東北分會,譚政為分會委員),政治部召開的東北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哈爾濱正熱火朝天地按計劃進行。   
  今天作重要報告的正是譚政。他報告的題目是《關於開展「五整一查」的整軍整黨運動》。原來,在此前不到一個月,即1948 年1 月30 日,中央軍委指示全軍,利用作戰間隙,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開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作風)為內容的整黨整軍運動。為了貫徹中央軍委的指示,總結冬季攻勢以來東北我軍政治工作的經驗,為下一步遼沈戰役(當時稱「秋季攻勢」)奠定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在譚政組織下,東北軍區政治部於1948 年2 月2 日,召開了東北全軍縱、師政委或主任以上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會議於3 月7日結束,共開三十三天。   
  譚政等軍區政治部的同志為會議作了精心妥善的安排。隨著與會人員陸續到達哈爾濱,1 月29 日,東北軍區政治部召開與會縱隊領導幹部會,各縱(除七縱外)均已到達,討論會議如何開法。l 月30 日,軍區政治部請與會幹部看電影《水泊粱山》第9 集。31 日,軍區政治部又請與會幹部在兆麟電影院看電影,發言者準備會上匯報內容提綱。2 月1 日,各發言者已將匯報材料準備完畢,晚上到哈爾濱鐵道學院看電影。2 月2 日,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在哈爾濱軍區政治部會議室舉行。會議首先由六縱政委賴傳珠、四縱政委彭嘉慶匯報縱隊的政治工作。2 月3 日,一縱政委萬毅、二縱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吳法憲匯報縱隊的政治工作。2月4 日,由三縱政委羅舜初匯報縱隊政治工作情況。2 月5 日,七縱政委吳富善,八縱政委邱會作匯報縱隊的政治工作。2 月6 日, 九縱政委李中權、十縱政委周赤萍匯報縱隊的政治工作。2 月7 日, 十一縱政委陳仁麒、十二縱政委袁昇平等匯報各自部隊政治工作情況,下午休會,軍區政治部招待與會者看京劇《霸王別姬》、《借東風》等。2 月8 日,騎兵師政委張榮匯報師政治工作情況,晚上看電影《柏林大戰》、《保衛斯大林格勒》。2 月9 日,舊歷除夕, 2 月10 日,大年初一,體會兩天,2 月10 日,軍區政治部招待與會者看電影《水泊梁山》第10 集。從2 月11 日至13 日,軍區政治工作會議繼續進行,主要由龍江、合江等東北各軍分區政委等領導匯報各自的政治工作。2 月14 日下午,東北局請與會者吃飯,晚上看京劇《呂布與貂蟬》、《玉堂春》。從2 月26 日起,上午譚政開始作報告,下午繼續報告一個小時即休會。此時各縱隊、軍分區的匯報已經結束,譚政對各縱隊的匯報情況,作了總結與說明。2 月27日,會議休會,譚政開始準備大會的總結報告。   
  就這樣,經過會議的一系列醞釀、準備階段,今天即2 月28 日,譚政開始鄭重作起作為會議中心內容的《關於「五整一查」的整軍整黨運動》的報告,報告還涉及了土地改革教育、訴苦教育等問題。但譚政在報告中著重強調,通過這次「五整一查」的整軍整黨運動,解決部隊成份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   
  在談到部隊中存在的成份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時,譚政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沉痛的,他的胸中燃燒著怒火。由於這是師縱隊一級以上的部隊高級領導政工會議,因此部隊中的問題,無須有什麼隱瞞。   
  譚政先是批評了各縱隊學員赴炮校學習途中違犯部隊紀律的問題。他氣憤他說:「這些赴炮校學習的學員,功臣思想嚴重,在脫離領導的途中,享樂腐化成風,驕橫霸道,發生問題很多:(一)帶隊人不負責任,被帶人不服從管理,由於帶隊人都是臨時指定的,甚至指定警衛員(四縱),因此都是臨時觀點,弄得亂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車了,有的私自回了家等等。(二)賣公物倒買賣成了普遍現象,如九縱隊三十四名學員中就有三十名賣過東西,別的縱隊較多的有十縱二十七人,三縱二十四人,七縱二十人。(三)蠻橫作風嚴重,如四縱有三人打了老百姓,還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縱七人打車伕,二縱、四縱繳車站執法戰士的槍,亂打執法隊的人,三縱對區政府人員發脾氣,四縱在大道上作障礙擋汽車拉他們,強迫要老百姓的拉糞車拉人,吊打退伍軍人(因偷了他們一件東西),與通化縣委吵嘴,強迫老百姓做飯,不給做就要捆,嚇得老太太跪下磕頭,八縱的大鬧牡丹江戲園子,九縱帶隊人二十六師參謀劉振江擅自向肇東縣政府要糧三百公斤,又向九縱某科長要錢二十五萬元,企圖從中貪污糧食錢(查出後,將錢追回肇東縣政府了)。」會場一片寂靜,與會的政工幹部在嚴肅、冷靜地深思著譚政的講話。   
  譚政接著講道:「有一個師(即十六師)是從井岡山下來的,是紅軍的『老祖宗』,但部隊非常不團結,上下不團結,官兵不團結,軍民不團結,幹部因此要離開部隊,戰鬥力眼看著下降,那個部隊所謂有三凶主義:對敵人凶,對老百姓凶,對自己同志凶。但是,這種『三凶主義』的部隊,在東北我軍中卻不只這一個。」譚政的批評是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的。譚政停頓了片刻,觀察一下與會者的情緒,喝了一口水,潤了一下有點乾燥的嗓子,越發激動他說道:「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當然主要靠我們深入細緻、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執行紀律,嚴肅紀律絕不可少。對於『馬玉事件』那個連長的處決,是我們下了決心的,否則,我們的部隊,我們的兵就無法帶了。譬如,四平保衛戰期間,二縱一個管理員和女房東通姦。事情暴露後,很多老鄉為管理員戰士求情,說這個女人一貫如此,『不怨這個八路』。可結果是:不行,槍斃。沙嶺戰鬥前,三縱七師一個偵察員強姦婦女。這個戰士在抗戰中立過大功。團裡盡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辦一桌飯菜。這個戰士看過棺村吃飯。團長敬酒,政委敬酒,營長、連長一一敬酒。酒足飯飽,一聲槍響。   
  十六師駐在阿城時,師部的三個警衛員強姦日本女人未遂。事情暴露後,有人找師長替戰士說情,說:都是孩子(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十五歲),好不容易從蘇北來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時犯錯誤,罰勞役就行了。但回答的是三聲槍響。沒有鐵的紀律,我們的軍隊就不能勝利。」爾後,譚政又提到了幹部的問題。他用宏亮而嚴肅的聲音講道:「夏季戰役後,幹部中出現了一種右傾情緒,感覺戰爭殘酷,死亡的威脅太大,認為革命有前途,個人無前途,想脫離前線到後方享樂。表現此種情緒的多為連幹部,但尚不普遍,不嚴重,現在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幹部還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彈,怕三次世界大戰,怕國民黨失敗後美國直接出兵。因此顧慮戰爭的結束將遙遙無期。」譚政的報告,在2 月29 日上午繼續進行,下午,與會者分組討論了譚政將近兩天的報告。譚政的這個報告,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重視和高度評價。3 月1 日上午,東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周桓報告了部隊俘虜工作及整頓後方諸事。下午,周桓繼續報告,爾後進行了分組討論。3 月2 日、4 日至6 日,劉亞樓、譚政、李富春、高崗,就有關問題在會上又作了報告。會議最後,東北軍區第一副政委羅榮桓(同年8月始兼野戰軍政委)在會上作了《關於建軍問題的報告》。這份由譚政及其東北軍區政治部起草的報告,首先談了目前形勢,其次談了建軍問題,最後談到政治工作。在關於目前形勢中,談到東北我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原因時,譚政在報告中寫道:在東北「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就有二十個!當然工作應該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該打屁股。」在關於政治工作上,羅榮桓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譚政主任在會上作的《關於開展「五整一查」的整軍整黨運動》的報告,另一方面指出了部隊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缺點:   
  一是總結經驗、推廣經驗不夠:二是思想指導不力,階級教育、訴苦運動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經驗,有的搞得平平淡淡;三是有些工作走了彎路,如立功運動、戰評運動等同階級教育結合不緊。   
  羅榮桓圍繞報告精神提出:部隊政治工作方針應該是「以階級為基本內容,在集中指導下普遍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以群眾自己的經驗來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結合譚政等起草的報告,羅榮桓說道:「整作風,首先是發揚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這也是著重整幹部。例如,規定的制度,只要戰士遵守,幹部不遵守,這還叫什麼民主呢?軍隊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義、形式主義,因為軍隊組織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有些幹部就喜歡簡單化,習慣於簡單化。   
  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眾工作,不能圖簡單。訴苦運動搞好了的,就是走了群眾路線;沒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義、形式主義。   
  幹部不懂得群眾路線,命令主義是反不掉的。當然,我們一方面反對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簡單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讓群眾自發自流。」   
  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結束後,在譚政等軍區政治部指示下、經過充分準備並在地方武裝和後方機關進行試點,各部隊從3 月上旬開始,陸續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3 月15 日,冬季攻勢勝利結束。當日,東北軍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發出《關於春訓工作指示》電報:   
  為了準備下一次攻勢,我軍利用化凍期,於18日起轉入全面整訓,暫定30 到40 天。各部隊應按照軍區政工會議的決定與指示,立即定出整訓計劃,開展以訴苦教育的「五整一查」為中心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   
  自此,主要在東北軍區政治部譚政直接、具體領導下,以訴苦教育為動力,以「五整一查」為核心、為期四十天左右的新式整軍運動,便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在東北我軍各部隊中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在譚政的領導下,根據羅榮桓的指示,以「五整一查」為核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切實貫徹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提高認識,改造思想的方針。在指戰員中的新式整軍,主要經過訴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其弄清楚苦從何來,為誰打仗,把個人的苦和階級的苦聯繫在一起,把為個人報仇的思想,引導到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大目標,從根本上提高政治覺悟,大大激發了革命的鬥志,加強了紀律性、組織性和自我約束的自覺性。同時在幹部中著重進行的「五整一查」,以整思想、整作風為主,而不以查成份為主;以查幹部尤其是團以上幹部為重點。   
  這樣,經過譚政四十天左右的主抓,佈置,檢查,落實,通過訴苦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多種方式,使東北我軍廣大指戰員,克服了缺點,改進了作風,增強了組織觀念、紀律觀念,發揚了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進一步密切了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增進了軍內外的團結,部隊原來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成份不純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不僅如此,在整訓過程中,各級政治機關在譚政統一指導下,還對部隊進行了戰爭形勢和我軍任務的教育,向廣大指戰員講清我軍將與東北國民黨軍進行大兵團作戰,直至進行戰略決戰的發展趨勢,講清決戰的條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難,使原來對戰爭前途模糊認識或有厭倦情緒的幹部、戰士,有了明顯的轉變。東北我全軍指戰員,普遍樹立了敢於決戰,敢於勝利的思想,士氣旺盛,鬥志更堅,紛紛請戰,要求到前線去殺敵立功。「為階級兄弟報仇!」「當尖兵,打大仗!」「練好兵,打長春!」「黨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等口號、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隊。這就為遼沈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五整一查」的新式整軍運動,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獲得了較好的效果。   
  1948 年8 月29 日。哈爾濱南雙城。「東野」前線指揮所(現雙城縣人武部駐地)。金秋的雙城,天高雲淡,秋高氣爽,那令人爽快的秋風,似乎就要把這舊世界,吹蕩得乾乾淨淨。雙城「東野」(由於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 1948 年8 月14日中央軍委決定,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正式分開,林彪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羅榮桓任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劉亞樓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參謀長,譚政任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前線指揮所進駐的宅廳,雖已破敗,卻仍顯得富麗堂皇,古色古香。漆皮剝落的原始大木門,嵌在灰白色的水泥牆中。院內,青磚鋪地。院牆,青磚砌成。閣樓,六根一人粗的圓柱形紅色木柱,擎著兩米寬的廊簷,簷下青磚上雕刻著鳳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細,栩栩如生。閣頂是青一色小葉瓦。東西各一四合院,中間一道月亮門。西院為參謀處,東院住著林彪。今天,一封事關遼沈戰役大局的電報指示,即《遼沈戰役行動前政治動員指示》的電報,從這裡發出。這封電報指示是由譚政起草,經羅榮桓審定,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名義發出的。   
  原來,東北我軍在1947 年冬季攻勢勝利結束後,以五個月的時間,運用訴苦、「五整一查」的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開展了以「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為目標的大練兵,使我軍的士氣更加高漲,戰鬥力大為增強。在此期間,東北人民解放軍得到了大量二線兵團的補充和加強。從1947年8 月至1948 年8 月,第一批二線兵團共組建八十八個獨立團,每團定額二千五百人,總計二十五萬人。1948 年4 月至1948 年11 月, 第二批二線兵團共組建八十個獨立團,總計二十餘萬人。至1948年8 月末,東北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一百零三萬人(其中主力部隊七十萬人,兩個大軍區、十個省軍區及地方武裝三十三萬人)。東北解放區已擁有全東北土地面積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並控制了二萬一千餘里長的鐵路(敵占區僅有一千二百里),東、西、南、北滿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權已得到鞏固,生產已有較大恢復。此時,東北國民黨軍隊經過1947 年夏、秋、冬三次我軍攻勢作戰,被殲三十餘萬人,尚存五十五萬餘人,被迫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態勢突出,地區狹小,補給困難,戰略上或撤或守,舉棋不定。我軍發起遼沈戰役之前,國民黨在東北採取了「集中兵力,重點守備,確保瀋陽、錦州、長春」,相機打通北寧線的方針。   
  根據這一方針,東北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是: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率二十七萬餘人守瀋陽地區,以便北進可支援長春,西攻可策應錦州;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率十萬餘人困守長春孤城,以圖牽制我軍主力,東北「剿總」副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率十五萬餘人,守錦州地區,以確保與關內的海、陸聯繫。東北我軍根據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形勢與東北我軍冬季攻勢後的新形勢,認為東北敵我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在中央軍委、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戰略決戰即遼沈戰役的作戰準備。其中政治動員、政治準備,又是各種準備的一個重要環節。早在1948 年2 月7 日,東北我軍攻勢正在進行之際,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電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並朱德、劉少奇,提出:「你們現在打遼、鞍、本、營區域之敵很有必要。這個戰役完成後,你們就可解放遼南,兩個縱隊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戰有兩個方向,一是打撫順、鐵嶺、法庫之敵,一是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州等地之敵。」「你們上次電報曾說錦州方向無仗可打,該方向情況究竟如何?」   
  冬季攻勢結束後, 1948 年4 月18 日,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譚政等致電中央軍委,擬攻長春,並闡述了上述兩個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 日,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大院復電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劉亞樓、譚政:「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但「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難」,你們所說打沈、打錦及入關作戰之困難等,「有些只是設想的困難,事實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們自己,特別在幹部中,只應當說在目前情況下先打長春比較有利,不應當強調南下作戰之困難,以免你們自己及幹部在精神上處於被動地位。」11948 年5 月29 日,因久攻長春不下與此次試戰和偵察情況得知,長春工事堅固,敵軍戰鬥力強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軍委、毛澤東報告,決定改變決策,由硬攻長春改為久困長圍,乘其撤退時在途中殲滅之,而使我主力轉至熱南承德、古北之線作戰。5 月31 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電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並告東北局:「為準備東北主力出至錦、榆、津、平(即錦州、山海關、天津、北平——筆者)線及平、張、綏、包線作戰,你們必須精心籌劃由東北運輸糧食至該兩線之各項技術問題。」   
  1948 年6 月5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致電中央軍委: 關於東北我軍行動問題,有三個方案:第一個是目前即正式進攻長春。   
  第二個是目前少數兵力圍困長春,主力到北寧線、熱河、冀東一帶作戰。第三個是對長春採取較長期的圍城打援,然後攻城的辦法,時間準備兩個月到四個月。我們認為第三個方案為好。6 月7 日,中央軍委復電:基本同意第三個方案。   
  6 月15 日,東北我軍總部在吉林召開幹部會議,討論打不打長春問題。根據敵我情況和中央軍委指示,決定採取長圍久困方針。   
  以少數兵力圍困長春,其他主力位於長春、四平間地區整訓。7 月20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致電中央軍委:我們意見東北主力待熱河秋收前後和東北雨季結束後,即是再等一個月到8 月中旬時,我軍即以最大主力開始南下作戰。22 日,再電中央軍委,建議派兵包圍大同,東北、華北協同作戰。當日,中央軍委復電指示: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攻擊長春,既然沒有把握,當然可以和應當停止這個計劃,改為提早向南作戰的計劃。現在距8月中旬已不足一個月,你們的政治動員和準備糧食等項工作,必須加緊進行。   
  7 月39 日,中央軍委毛澤東電示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你們新的作戰計劃,我們覺得你們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范漢傑集團,然後再向承德、張家口打傅作義。如果你們不打范漢傑先打傅作義,則衛立煌將以大力集中錦唐線,衛、范協力向西援傅,那時你們可能處於很困難地位,西面糧食極為困難,東面則是產糧區,此點你們必須充分計算到。」   
  8 月1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致電中央軍委:第一步擬以北寧線的三個縱隊和二個獨立師,採取奔襲手段,分別包圍義縣、錦西、綏中、興城、山海關,待主力到後,逐一殲滅這五座城的敵人。錦州駐敵兵力較強,故暫不擬攻錦州。第一步行動結束後,究竟是攻承德或唐山,我們當依照中央軍委30 日來電重新考慮承德和唐山兩處。   
  8 月3 日,中央軍委通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楊成武部於本月20 日左右即可完成西出綏遠準備,待你們在錦榆線作戰業已開始,楊得志、羅瑞卿兵團任務確定,或者包圍承德或唐山並已開始行動,吸引傅作義主力向北或向東之時,他們即由淶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到達並攻擊歸綏;你們何時開始錦榆線作戰盼告。   
  8 月6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報告中央軍委:我們在8 月底9 月上旬才能行動。但如楊成武部出動時間能提早,則我們出動時間亦能提早。   
  7 日,中央軍委復電:不管你們何時開始攻錦榆線,楊羅兵團必須與楊成武兵團配合行動。茲規定楊成武兵團8 月21 日由淶源以東出動,9 月10 日左右向歸綏、集寧兩點開始攻擊,楊羅耿兵團須在9 月10 日以前主力到達承德、北平線並開始攻擊,你們主力按上述兩兵團行動時間,規定自己出動及開始攻擊錦榆線之時間,並預先報告中央軍委。   
  9 月3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北寧線作戰計劃。   
  9 月5 日,中央軍委電示林彪、羅榮桓:同意3 日19 時電部署,並指示:秋季作戰的重點應放在衛立煌、范漢傑等。   
  9 月6 日,林、羅、劉向中央軍委報告:完全同意中央軍委9 月5 日電,在襲擊義縣、高橋、興城、綏中四處敵後,繼續進攻錦西、山海關外,錦州亦將成為有利之進攻目標,遲一步唐山亦可能成為有利的進攻目標。   
  9 月7 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給林、羅、劉的指示:「你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於該線(指錦州至唐山一線——筆者),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你們應當注意:(一)確立攻佔錦、榆、唐三點並全部控制該線的決心。(二)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於同他作戰。(三)為適應上述兩項決心,重新考慮作戰計劃並籌辦全軍軍需(糧食、彈藥、新兵等)和處理俘虜事宜。」1至此,從2 月初開始,經4 月中旬至9 月初醞釀、商討的東北我軍作戰行動計劃終於確定下來,即第一步進行北寧線作戰,控制整個北寧線;第二步向衛立煌、傅作義兩翼機動,爭取在北寧線上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與此同時,東北我軍進行了戰略決戰的各方面準備,特別是政治動員與政治準備。   
  8 月6 日, 「東總」及其政治部譚政等發出戰前整訓指示,就「準備九月初開始行動」問題向各縱隊、各師的領導發出預告,並要求嚴守機密,對外大造「練好兵,打長春」的輿論,麻痺敵人。在此一系列準備基礎上,即1948 年8 月29 日譚政起草、經羅榮桓審定、以林、羅、劉、譚名義簽署的《遼沈戰役行動前政治動員指示》的電報發出了(周桓回憶這份電報指示的題目是《北寧線作戰政治動員令》發出的時間是9 月7 日發往各縱隊、各師)。譚政在這封遼沈戰役前著名的政治動員令指出:   
  我軍新的作戰行動是暫時放棄攻擊長春,只以部分兵力圍困長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寧線挺進,以奔襲動作,堅決殲滅分散於北寧線上守備的敵人,切斷與摧毀東北敵人與華北的聯繫,使兩處敵人彼此完全陷於絕望的孤立中。並術引出長春之敵突圍,而在突圍中殲滅該敵,由此求得加速全東北解放的早日到來。   
  此一行動,對於打通東北與華北解放區的聯繫,更有力地配合全國各個戰場,皆有重大意義。全軍指戰員必須從思想上動員起來,懂得新的作戰行動之重大意義與有利條件,發揚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勞,不怕傷亡,不怕挫折和忍受與克服困難的精神,以適合大規模連續作戰的需要,爭取全殲東北敵軍,解放全東北。   
  從9 月10 日開始,東北我軍一方面按照中央軍委批准的新的作戰方案,緊急調整與部署,調動主力部隊向北寧線開進,一方面在此前後,即9 月上旬與中旬,按照譚政起草的政治動員指示精神, 進行了廣泛的政治宣傳與政治教育活動。準備攻堅的部隊,進行了獨膽作戰教育;準備打援的部隊,進行了頑強守備、保證整個戰役勝利的教育;圍困長春的部隊,進行了加緊圍困、瓦解敵軍的教育。   
  所有部隊,還進行了愛護人民利益,貫徹《關於政策問題的指示》,遵守《入城紀律守則》和主動團結友軍的教育等等。9 月12 日,一場關係東北命運、關係全國命運的驚天動地的戰略決戰——遼沈戰役,在東北大地北起長春,南迄灤縣,綿延七百五十餘公里長的戰線上,悄然、緩緩、鄭重地拉開了莊嚴的帷幕。在新的戰線上,未來共和國的政治將領譚政,又開始艱辛繪製我軍政治工作的新藍圖。      
第十章 攻錦州阻塔山遼沈大決戰 
  1948 年10 月8 日晚。遼西要地塔山村。東北野戰軍四縱陣地。濃雲密佈,大雪傾降。四縱隊司令員吳克華,政治委員莫文驊指揮所裡,異常忙碌。   
  幾部電話同時響鈴,參謀們、指揮員們,有的大聲與對方講話,有的邊聽邊盯著地圖,隨時標上新的記號。根據上級通報和偵察情報,敵人企圖趁我工事尚未完備之際,於10 日拂曉發起進攻,妄圖一舉突破我防線,拿下塔山, 增援錦州。一場惡戰即將來臨,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塔山是遼寧西部北寧路沿線錦州與錦西間一個比較大的村子,居民百戶左右,距錦州三十公里,距錦西十公里,它雖然沒有險要地形,但東面瀕海,西面是白台山、虹螺山,是敵軍由錦西增援錦州的必經之道。因此,塔山雖小,關係重大,成為錦州攻城的關鍵。在我軍攻錦戰役的部署中,塔山是必須控制的阻援陣地。原來,自9 月12 日遼沈戰役開始後,我軍首先奔襲錦唐路,至10 月1 日,東北我軍先後攻佔了昌黎、北戴河、沙後所、綏中、興城、高橋、四海口、義縣等,切斷了敵人遼西走廊的通道,完成了對錦州的包圍。此後,戰役進入了以錦州攻堅戰為中心的決定性階段。錦州戰局關係著整個東北國民黨軍隊乃至全國國民黨軍隊的命運。為此,蔣介石深感不安,於10 月2 日急飛瀋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親自指揮東北的作戰,組織以瀋陽敵主力第九兵團為核心的西迸兵團(由廖耀湘指揮)與以煙台敵、北平敵、錦西等敵十一個師為主體的東進兵團(由侯鏡如指揮),分別由新民地區南下和由錦西北上,企圖南北對進,夾擊我攻錦主力部隊,解救錦州。在這種情況下,塔山我軍(四縱)   
  阻擊戰的成敗,成為直接影響錦州攻堅成敗的關鍵一戰。其戰鬥的艱巨、激烈和殘酷,是可想而知的。這一戰,不僅是東北敵我軍力、戰鬥力的大比武,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士氣、耐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精神的大較量,大決戰。因此,塔山阻擊戰,實際上也是對東北我軍政治工作、譚政政治工作的大檢查,大檢閱。其實,在攻錦前夕,譚政曾主持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召開會議,分析部隊的思想狀況,並由譚政很快起草了一份關於攻克錦州的政治動員指示,經林彪、羅榮桓、譚政署名後,發至各縱隊、各師。指示提出:   
  此次攻錦雖有許多有利條件可取得全部勝利,但你們決不可因此忽略戰鬥政治動員。必須估計守城之敵有東西兩面聲援,還可能發生頑強抵抗,使我軍不易迅速解決戰鬥。   
  各部隊仍需利用現有的短促時間,將縱、師兩級政治部有鼓動能力與組織戰能力的幹部派到營、連去,幫助他們召開黨員大會和突擊隊、大力隊、爆破組的會議,說明我軍攻錦有各種有利條件,號召每個指戰員,以旺盛無比的勇氣,不怕任何困難的決心,拼全副精力拿下錦州。號召每個黨員在戰鬥中起模範作用,成為群眾鼓動者與頑強作戰的支持者。一切部隊都應學習三縱及五師、四縱、九縱七十四團,分別以最快速度勝利攻佔義縣、興城和達子營的戰鬥範例。並在此種目標上立即發起與組織競賽,保證各部有旺盛的攻擊勇氣與充分攻擊準備與良好的攻擊組織。支部應協助連首長成為攻擊的組織者,可能時,各縱、師、團的首長應親自到突擊部隊去講話,以便鼓勵士氣,使勁頭更大。各部隊對東總下發鼓動口號亦望很好利用做鼓動。1塔山防線,東起渤海,西止虹螺山,約六十餘里,原來在這裡據守的是十一縱、熱河獨四師、獨六師和炮兵旅。10 月4 日,又加派四縱來到塔山防線,具體據守從海濱到白台山二十餘里長的防線,其中塔山村左右十五餘裡,為整個塔山防線的防禦重點。錦州是關東的門戶。塔山是錦州的門戶。一星期左右能否攻克錦州,關鍵在於同時間內能否守住塔山。野戰軍領導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十分重視塔山一線阻擊敵東進兵團的戰鬥,並預見必將有一場惡戰。在譚政起草的政治動員指示向各縱、師發出後, 10 月5 日, 林、羅、劉又專門給四縱發出了電報動員令:   
  你們必須利用東自海邊西至虹螺山下一線約二十餘里的地區,作英勇頑強的攻勢防禦,利用工事大量殺傷敵人,使敵人在我陣地前橫屍遍野..而使我軍創造震動全國的光榮的防禦戰。   
  根據上述指示精神,四縱隊黨委特此發佈了《告縱隊指戰員書》、《告全縱隊共產黨員信》,運用各種形式,對部隊深入進行思想動員,號召我指戰員廣泛開展殺敵立功競賽。從縱隊、師、團幹部到戰士,都在陣地上、在軍旗下進行了戰前宣誓,決心做到「死打硬拚,人在陣地在!」「寸土必爭,寸土不丟!」   
  10 月9 日,我攻錦大軍持續五晝夜的外圍戰開始。   
  10 月10 日凌晨,我塔山防線持續六晝夜的防禦、阻擊惡戰開始。塔山阻擊戰,在凌晨三時經歷一個小小的前哨戰之後,緊接著空前殘酷、激烈的戰鬥揭開了序幕。天色微明,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山炮、野炮、加農炮、榴彈炮,敵人集中了全部炮火對我塔山陣地全線猛轟。加上飛機俯衝轟炸,成千上萬發炮彈,帶著刺耳的呼嘯聲,傾瀉到塔山我軍各個陣地,爆炸聲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驚雷,突然從空中壓到了地面,沿著打魚山、塔山、白台山一線,轟轟隆隆不停地滾動著。瀰漫的火海,滾滾的煙塵,遮天蔽日,鋪天蓋地。敵人猛烈的炮火,幾乎破壞了我軍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體炸塌了,鐵軌翻飛了,枕木破碎了,不少戰士在炮火下犧牲了。隨著炮火而來的是敵人以密集隊形向我作連續不斷的衝擊。敵人以三個師的兵力,在我十餘公里的正面展開,實施攻擊。整連、整營、整團的敵人,密如蝗蟲,來勢洶湧,一梯隊接著一梯隊,一撥連著一撥,叫著罵著喊著,向我陣地壓來。我們的每一塊陣地,都抗擊著幾倍、十幾倍、幾十倍於我的敵人。然而,在羅榮桓、譚政等用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造就、培養出來的東北我軍四縱,以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氣概與大無畏的精神,抗擊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拚命進攻。人在陣地在,陣地失而復得,工事毀而復修,斃傷敵軍一萬餘人,使敵人始終不能越雷池一步,阻擊了敵人的東進兵團,很好地保證了攻錦戰鬥的勝利。同時東北我軍又以第五縱、第六縱(欠第十七師)在彰武東南設防,誘西進兵團北進,遠離瀋陽,以十縱配屬一縱三師位於新民以西、以北地區實施防禦,阻擊瀋陽援敵,打破了蔣介石南北對迸的援錦(州)計劃。就在塔山阻擊戰進行到第四個晝夜,打得正酣之時, 10月14 日上午10 點,東北我軍對錦州發起總攻,經過三十一個小時的激戰,攻克錦州,殲敵十餘萬人。   
  到10 月15 日中午12 時,塔山防線敵人,全線潰退。塔山阻擊戰勝利了。錦州解放了。錦州戰役南北阻援戰,除塔山外,還有新立屯,彰武、錦西地區作戰,殲敵一萬二千餘人,錦州殲敵十萬八千人,俘敵軍剿總司令范漢傑與師級以上軍官三十六名,共殲敵十二萬人,我傷亡三萬七千餘人。火紅的太陽,金光燦爛,照耀著英雄的塔山,照耀著在此奮戰六晝夜的英雄們。羅榮桓、譚政等精心培育的東北我軍政治工作,在塔山的土地,在錦州、在遼西的土地上,開花結果了。   
  戰鬥結束後,四縱領導與政治部認真進行了戰鬥總結,寫出了《塔山守備戰政治工作幾個主要經驗》,受到了譚政的高度重視,並在東北我軍內大力推廣。不僅如此,在此次出擊北寧線、攻錦戰役過程中,東北我各參戰部隊,遵照譚政等所起草有關政治動員、政治教育指示精神,無論是在掃清錦州外圍的戰鬥中,還是在攻錦戰鬥中,無論是在阻擊敵東進兵團的戰鬥中,還是在攻錦人城前後部隊的紀律方面,都普遍注意、重視發揮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搞得有聲有色,十分活躍。比較普遍的做法有:一是戰場宣傳鼓動。像「關門打狗!翁中捉鱉!」「活捉范漢傑!」「當尖刀英雄!」「徹底消滅敵人,解放全東北!」等內容的標語、口號,在陣地上、在村口、路邊隨處可見、可聽;各級政治機關通過電話、廣播筒、油印小報,及時傳播我軍各部隊的勝利消息;宣傳隊到陣地上為戰士演唱戰鬥英雄事跡;及時將慰問信、慰問品送到戰士手中。這些簡便生動的宣傳活動,有效地鼓舞了士氣。   
  許多部隊都很注意發揮思想工作骨幹和積極分子的作用,在他們的帶動下,做到人人開口,互相鼓勵,使戰地宣傳鼓動工作更加生動活潑,激動人心。二是開展戰場立功運動。在掃清錦州外圍作戰後,各部隊根據軍區頒發的《立功暫行條例》,及時地進行評功、記功、表功、授獎旗頒發獎章、宣揚立功事績、表彰英雄人物等形式,使「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功臣」、「人人當勇士,個個做英雄」成為戰士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軍許多戰士就是高喊著「殺敵立功的時候到了,衝啊」的口號,殺向敵人的。三是號召火線入黨。在錦州總攻前以及後來的戰役過程中,部隊基層黨組織按照上級黨委的指示精神,都堅持了「邊打邊建」的方針。共產黨員衝鋒在前,退卻在後,進攻時敢於刺刀見紅,防禦時寧死不丟陣地的先鋒模範作用,成為激勵許多戰士勇猛殺敵,爭取入黨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火線上,一經號召,大批請求入黨的戰士紛紛向黨組織表決心,遞交入黨申請書。   
  他們表示,讓黨在火線上考驗自己!有的戰士在犧牲前還希望組織上能追認他為共產黨員。四是開展戰評活動。各參戰部隊利用戰鬥間隙時間,發揚軍事民主,用戰鬥評議的方法,實事求是地檢討幹部戰士在作戰中的得失成敗和原因,努力做到打一仗進一步,並在實踐中提高自己的勇氣和克敵制勝的信心。五是進行主動團結友軍的教育。各部隊積極宣傳、貫徹羅榮桓、譚政等提出的要求,做到:   
  不爭功,不爭戰利品,行軍讓好路,宿營讓好房,做飯讓好鍋,睡覺讓好炕。此外,在攻錦戰役中,東北我軍各部隊在執行政策、紀律方面,都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性、嚴格性。部隊各級政治機關在譚政軍區、野戰軍政治部的統一領導下,層層佈置,及時檢查,做了大量工作。攻取錦州之前, 10 月6 日,由譚政起草、經羅榮桓審定,以林羅譚簽署,向東北我各縱隊、各師發出了《關於攻城部隊應認真進行城市政策教育的指示》。《指示》強調:   
  此次我四縱部隊在攻擊興城作戰中,認真執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則,認真保護工商業、保護學校及公共設備,實行繳獲歸公,統一分配,不搜俘虜腰包及敵方市政機關職員之財物,獲得興城人民的好評,使該城秩序迅速恢復,此種執行政策遵守紀律的作風,應予通令表揚,並在全軍之內普遍表揚推廣。我十一縱於昌黎作戰及熱河各獨立師攻擊綏中作戰時,均表現紀律良好,執行政策有成績,除二兵團已表揚外,亦予通令表揚。   
  目前,攻錦戰鬥即將開始,各攻城部隊應依照以上範例進行宣傳教育,再次宣佈紀律,號召大家學習上述部隊作風。1錦州盛產蘋果。金秋時節,錦州地區的蘋果樹上果實纍纍,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彎腰伸手可得。儘管在此地構築工事的戰士們勞累飢渴,但在譚政等東北我軍政治工作的作用下,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有一個去拿蘋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無犯。後來此事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讚揚。毛澤東1956 年11 月15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裡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   
  我們的紀律就是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1攻克錦州後,城內工商業、學校、公共設備受到保護,對被俘官兵、市政機關職員的私人財物,包括高級軍官的黃金、現洋、首飾等分文未動。九縱認真執行「戰鬥當先,繳獲不爭」的原則,並發動部隊撿拾彈藥,三天共撿到子彈一百六十萬發,統一上交。對於攻錦戰役期間,東北我軍湧現出來的英雄事跡和遵紀愛民團結友軍的政治風範,在譚政等軍區、野戰軍政治部關懷與領導下,均由各級政治機關及時整理材料,寫成新聞報道,相繼發表在《東北日報》、《東北前線報》或各縱隊、各師出版的報刊上。對於攻錦戰役東北我軍政治、軍事的雙勝利, 10 月17 日,中共中央電賀東北人民解放軍解放錦州的偉大勝利。電稱:   
  慶祝你們殲敵十萬、解放錦州的偉大勝利。這一勝利出現於你們今年秋季攻勢的開始階段,新的勝利必將繼續到來,望你們繼續努力,為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完全解放東北人民而戰!110 月19 日22 時,中央軍委在致東北野戰軍首長的電報中讚揚道:   
  錦州這戰,部隊精神好,戰術好,你們指揮得當,極為欣慰,望傳令嘉獎。2   
  在攻錦戰役中,譚政的政治工作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得到了中央、毛澤東的充分肯定。1948 年10 月18 日凌晨四時。長春大同街以東,國民黨第六十軍防區。東方露出了魚白,黎明的曙光漸漸升起。在初冬凜冽的晨風中,裝束、士氣、紀律、神態截然不同的兩支部隊,已經交接完畢。裝束破舊、紀律井然、士氣高昂、神態瀟灑的那支部隊,便是圍困長春的東北我軍一部。此時,它已順利地接管了長春市縱貫南北的大同街(即現在的斯大林大街)以東地區的工事、崗哨、倉庫、物資、器材等;而裝束新美、紀律鬆弛、士氣低落、神態頹喪的那支部隊,就是國民黨「堅守」長春城的一部,即曾澤生為軍長的第一兵團第六十軍。此時,它已宣佈起義,和平接受我軍改編,開往長春東北部九台縣我解放區休整。   
  原來,自冬季攻勢結束後, 1948 年3 月18 日,我東北野戰軍第五、七、八、九、十共五個獨立師,尾追吉林逃敵,進駐長春近郊,就對長春形成了初步包圍,準備攻城。5 月24 日,趁敵外竄搶糧之機, 進行試打,並不成功,我殲敵六千餘人。爾後,我乘機緊縮包圍,並於25日控制了機場。同時,我集結整訓,準備攻城。   
  5 月30 日,根據敵我情況,我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決定對長春採取圍困方針。6 月13 日13 時,譚政與羅榮桓、李富春等一起, 從哈市起身赴吉林開會,佈置圍困長春期間二至三個月的部隊休整與政治思想工作,籌備吉林高幹會議。   
  6 月15 日至20 日,在譚政參與下,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等指示精神,在吉林召開了野戰軍師級以上高級幹部會議,會議聽取了羅榮桓、劉亞樓、譚政、肖勁光等人的報告,總結了長春外圍戰鬥經驗,分析了長春守敵的情況,最後會議決定對長春採取「長圍久困,展開政治攻勢,經濟鬥爭,使其糧彈俱困,人心動搖時再攻」的方針(如此可避免五萬人的傷亡),即:軍事上在加強攻城部隊與打援部隊的訓練同時,緊縮包圍,控制要點,封鎖市內機場,打擊出城騷擾,搶糧與企圖突圍之敵;政治上利用敵軍內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開政治攻勢,做好瓦解敵軍工作;經濟上主要封鎖敵人空投和防止糧草入城。此外,成立生產救濟委員會,有計劃地供應群眾糧食,改變過去不讓群眾出城的辦法。會上,譚政還專門就對敵軍展開全面政治攻勢、瓦解敵軍等工作作了具體部署。   
  6 月22 日,我圍長部隊進入指定位置, 25 日,開始正式封鎖圍困。為統一行動,圍城部隊成立了對敵鬥爭委員會和圍困長春指揮所,地址設在長春市東南五十里的李家屯,肖勁光任司令員,肖華任政治委員。圍城部隊為便於指揮,以伊通河及長春西南(中長路)孟家屯火車站為分界線,將其部隊分為東西兩個地區隊。東地區隊以第六縱第十八師及獨立第六、八、九師擔任,歸圍長指揮所直接指揮;西地區隊以十二縱及獨立第七、十師擔任,歸十二縱首長(司令員鍾偉,政治委員袁昇平)指揮。後獨十一師等也參加圍城。   
  於是,我十六萬大軍兵臨城下,在長春城外方圓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個環形封鎖區,連營數百里,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城外之城」,長春國民黨軍成了「甕中之鱉」。長春「長圍久困」、瓦解敵軍的政治攻堅戰役,就這樣拉開了帷幕。當時長春守敵是以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為首的國民黨一兵團(1948 年初鄭來長後組建)共十萬餘人。其中以曾澤生為軍長的六十軍等(原滇軍)四萬餘人防守大同街以東地區,以李鴻為軍長的蔣的嫡系新七軍二萬餘人防守大同街以西地區。此外還有地方雜牌部隊及後勤人員四萬餘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區。鄭洞國率其幕僚、衛隊、特務團共四百餘人,駐在大同街以西新七軍防區的偽滿中央銀行大樓,負責全權指揮。   
  我圍城部隊在對長春守敵實施軍事圍困、經濟封鎖的同時,遵照軍區、野戰軍政治部、譚政等的指示,著重對守敵採取了以瓦解為核心的強大政治攻勢,而攻心的重點選擇與蔣的嫡系新七軍有矛盾衝突的六十軍上。這時,政治攻勢主要有兩條戰線,一條是組織圍城部隊發動宣傳攻勢,經過層層發動,廣大指戰員人人想辦法,個個作宣傳,爭取、瓦解其國民黨士兵;另一條是在敵軍內做上層軍官的工作,爭取國民黨守城軍官、將領的起義、投誠、投降。   
  為更好地貫徹、落實「長圍久困」政治攻勢為主的方針,譚政領導軍區、野戰軍政治部,組織人力,統一編寫、印製了一百萬份宣傳品和《蔣軍投誠官兵通行證》,源源不斷從哈市運往長春城下,發給圍城部隊使用。在我圍城部隊實施「長圍久困」方針的第四天,即6 月28 日,我圍城指揮所便根據譚政有關指示和吉林高於會議精神召開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肖華政委在會上提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充分說明了依照東北野戰軍總部及其政治部譚政等人關於開展對敵政治攻勢的重要性。會議分析了長春守敵的特點及其弱點、矛盾,指出我軍必須利用敵人這些特點、弱點、矛盾,加強政治攻勢,達到削弱敵人鬥志,瓦解敵人戰鬥力,最後解放長春的目的。會議具體佈置了政治攻勢的任務,號召發動群眾,創造多種生動、有力的形式瓦解敵軍。當時瓦解敵軍、採取政治攻勢主要有四種形式:   
  一種是陣地喊話。廣泛的陣地喊話,開始用嘴喊,後來做「土喇叭」,利用各種掩蔽物,向敵人喊話,最後又發明了「彎形長話筒」,用長竹筒綁成彎曲的形狀,一直通向敵人陣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敵人打冷槍,效果又好,聲音清晰。喊話的內容,也從開始時的一般化的內容發展為有針對性的攻心內容,即摸準對象,對症下藥,揭露反動欺騙宣傳,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隱痛,達到攻心目的。喊話的對象主要是國民黨軍中的士兵,也爭取其中、下級軍官。喊話的除了我軍幹部、戰士外,還組織起義或投誠過來的人員,到陣地前喊話。在圍城的日子裡,每當入夜,我軍陣地上喊話聲不絕於耳,特別是後半夜,萬籟俱寂,聲音清晰,深深打動敵軍士兵的心。據後來投誠過來的士兵說:每當聽到你們叫「兄弟」,喊「老鄉」,指名道姓,喚子索夫的聲音,尤其一提到「家」的問題,弟兄們就不停地落下傷心的眼淚。一種是送宣傳品。我軍利用打宣傳單,射宣傳箭,放宣傳風箏,沿護城河水放宣傳木筏和利用各種關係帶進城等方式,把我軍印製的如:《告東北國民黨軍書》、《告長春市民書》、《告滇軍六十軍官兵書》、《告困守蔣軍官兵書》、《包圍長春漫談》各類宣傳品,送到敵軍陣地,送進長春城裡。此外,還送去了譚政組織印製的,以供敵人投誠、起義到我解放區而用的《蔣軍投誠官兵通行證》等。宣傳品的內容大多是根據軍區、野戰軍政治部譚政等所規定的,主要宣講我黨我軍的政策,給國民黨官兵擺出了一條性命攸關之路:   
  一則如若困守長春,結果必然是城破被殲身亡;二則如若向瀋陽突圍,拖著飢餓的身子在我解放區的大地上逃命,最終逃脫不了被我解放軍層層圍殲覆滅的命運;三則反蔣起義,投誠於人民,參加革命,這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到解放區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學。一種是不見面的「交友」。   
  有的圍城部隊為了聯絡感情,與敵「交友」,促其覺悟,縫製了大量「慰問袋」,裡面除裝有宣傳品外,還裝上饅頭(當時長春市內一個饅頭可換一顆金戒指)、烙餅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適當的位置上,晚上喊話時通知對方去取。有時則利用老百姓的關係,直接把東西送去。同時,部隊還利用節日,進行送節禮活動。有的部隊在中秋節前,趕製了大量月餅,針對六十軍的情況,在夾帶的宣傳品上寫上打油詩,設法送到「朋友」手裡。詩中寫道:   
  中秋佳節月兒圓,   
  拋下雙親在雲南,   
  投誠起義歸故里,   
  棄暗投明好兒男。   
  此外,我軍從陣地上拾到不少敵人空投的郵包,其中不少是國民黨軍官家屬寄來的信件,我軍都設法轉送進城。接到禮品、宣傳品和轉送的信件的敵軍官兵「朋友」,不少的給了回信,表示:「一定對得起你們,以後一定過來。」有些圍城分隊,還發展到與蔣軍士兵舉行陣地聯歡的「交友」活動,在敵前沿佈置敵軍士兵俱樂部,插上各種各樣的宣傳旗子,用留聲機向敵軍放思鄉曲,宣傳隊員為他們演唱家鄉小調,說快板,對口唱,對口詞等,以撥動敵軍士兵的思鄉情緒。有的分隊,還設法把敵軍士兵「請」到自己的陣地上來,讓他們敘述國民黨內部的情況,然後我們的戰士講我軍的政策,招待他們吃頓飽飯,再讓他們回去擴大宣傳。一種是利用國民黨家屬等直接做工作。圍城部隊,通過組織城外的群眾、老人、婦女、兒童以及長春城內逃出來的難民,尤其利用國民黨軍官兵家屬和俘虜、投誠過來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軍攻下吉林時,俘虜中有敵六十軍暫二十一師的一個團長的老婆和暫五十二師師長李嵩的弟媳。我軍對她們進行教育後,派人送她們進城。後來,我軍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進城去。這給敵軍內部以很大的影響。李嵩的弟弟感動他說:「共產黨是自古以來最好的仁義之師,蔣介石使我妻離子散,共產黨使我家人團聚。」在軍事鬥爭趨於穩定的情況下,8 月5 日、11 日,我圍城部隊又發動了兩次強大的宣傳攻勢。8月下旬,又開展了政治攻勢突擊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傳,軍區領導譚政等和圍城指揮所組織了兩次大檢查,利用自己辦的刊物《圍城簡報》推廣瓦解敵軍的先進經驗,使政治攻勢做得形式多樣,有聲有色。通過我圍城部隊在軍區、野戰軍政治部譚政等指導下所採取的豐富多采的瓦解敵軍的強大政治攻勢,城內的敵人,由土雜部隊到正規軍,由士兵到軍官,由徒手到拖槍,由個別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誠。我軍在各陣地前沿設立了投誠官兵接待站,在敵工部設立了總接待所,負責安置這些投誠官兵。凡願意留下的,就轉到吉林後方留守處。願意回家的,就發給路費。對一些合適人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從圍困長春開始,到敵六十軍起義前(6 月25 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軍投誠的敵軍官兵有近二萬人,約占守敵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集體投誠者五十七個整班,十個整排,三個整連,六十軍投誠者三千八百餘人,新七軍投誠者三千七百餘人,土雜部隊投誠者六千二百餘人。投誠者共攜出各種槍支三千二百餘支,還有三門六○炮。1為了在敵軍內部做其上層軍官尤其是六十軍上層軍官的工作,以譚政為主任、以周桓為副主任的軍區、野戰軍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國民黨第六十軍原屬雲南滇系。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中央即已著手做滇軍的工作。   
  1946 年4 月,朱德總司令主持召開了在延安學習、工作的雲南籍同志座談會,號召雲南籍的同志到滇軍中從事策反工作,爭取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隨後,我黨便派遣滇籍共產黨員劉浩到東北來做滇軍即六十軍工作。行前,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劉少奇、朱德向他具體佈置了爭取六十軍的起義工作。劉浩同志輾轉來到東北後,即找負責敵軍工作的東北局敵工部部長李立三和東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長周桓進行聯繫。此後,劉浩便在周桓直接領導下負責六十軍的工作,擔任過滇軍工作委員會的副書記。他曾以國民黨軍少校軍需官的公開身份,多次往返於六十軍和九十三軍之間,同這兩個軍的我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孫公達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黨中央、東北局及其軍區政治部、聯絡部、敵工部的有關指示精神,研究發展黨的組織,爭取掌握兵權,搜集情報,團結進步官兵,進行敵軍內部兵運工作等。他還先後見過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暫編二十一師師長隴耀,向他們交了朱德總司令的親筆信件,宣傳了我軍的政策。1948 年2 月,根據羅榮桓提議,在譚政主持下,成立了東北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任命劉浩為處長,楊濱(原六十軍地下黨負責人)為副處長,仍由周桓直接領導前方辦事處的工作。當時,在長春方向,還有由吉林軍區周保中等同志領導的吉南聯絡處,及松江軍區前線指揮所由陳光負責主持的對長工作組,在東北局敵工部、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統一管理下,開展敵軍上層工作。在譚政主持下,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成立後,對敵上層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為了進一步做好敵第六十軍上層軍官的工作,爭取他們早日反蔣起義,經羅榮桓、譚政的批准,從哈爾濱「軍官教導團」選擇了幾名經過教育改造表現較好的被俘軍官,以放俘的形式派進長春做策反工作。臨行前,周桓根據羅榮桓、譚政的指示,給他們講了話,劉浩向他們具體佈置了任務。這些人進入長春各自的部隊後,都認真執行了各自的策反工作任務,特別是一八五師團長張秉昌、副團長李崢先,對六十軍的起義做了有益的工作。東北局還委派1946 年5月海城起義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瑞擔任我第一兵團副參謀長,對長春的和平解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與此同時,譚政還親自起草若干指示,以林、羅、劉、譚、周(周桓)名義發出,以做好長春難民的安置工作和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如9 月11 日由譚政起草,以林、羅、劉、譚、周署名的發給第一兵團、第十二縱隊的《關於開放長春難民出城的處置》指示中要求:   
  對阻入長春市年的難民,在十天年分批放完,並做好難民的救濟和安置工作。   
  當時,安置難民的工作十分迫切。據《陣中日記》1948 年6 月26 日記載,敵24 日開會,決定將長市老、殘、婦、孺及可疑分子, 先登記後,武裝掩送出步哨線,到我區就食。孟家屯集長(春)難民五萬人,每日餓死十餘人。再如9 月14 日由譚政起草,以林、羅、劉、譚、周署名發出的《關於防長春之敵突圍及保衛秋收》的指示指出:   
  我軍主力已在北寧線展開作戰,長春敵人可能乘機出擊和出城搶糧,以求活命。圍城部隊應以堅決積極持久作戰的決心,繼續圍困敵人,保衛秋收,使群眾到手的糧食不讓敵人搶去,使飢餓的疲睏的敵人得不到新的糧食供應,只要新的糧食不流入市內,我們就有可能繼續以大力開展政治攻勢瓦解敵軍。1到我軍兵臨錦州城下之際,長春已成為一座死城。蔣介石曾空投手令,命鄭洞國突圍,但守敵懾於我圍城大軍之聲威與政治攻勢,及錦州「失陷」之震撼,更加感到末日來臨,突圍無望,守則待斃,只有起義、投誠之一途。10 月14 日,東北我軍向錦州發起總攻的當天早晨,敵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即派其團長張秉昌、副團長李崢先為聯絡員帶著曾澤生及兩名師長隴耀、自肇學的聯名信,到離長春十里的窮崗子我前方辦事處聯絡起義問題。兼任我第一兵團政治部聯絡部長的劉浩和兵團副參謀長潘朔端同志確認了曾澤生等來信的筆跡後,認為敵六十軍在當時情況下的起義是可信的。於是,劉浩一面向肖勁光、肖華等首長請示,一面將他寫的報告連同曾澤生等人聯名信的抄件派人急送哈爾濱譚政、周桓處。他們看了報告和信後,認為劉浩的分析是正確的,當即向東北局副書記高崗作了請示。   
  東北局同意了譚政、周桓的意見,並向我第一兵團發報,指出:應相信六十軍起義是真的。第一兵團的領導同志肖勁光、肖華等,在做好防敵突圍準備的情況下,派兵團參謀長解方、副參謀長潘朔端和劉浩,向張秉昌、李崢先表示了五點意見,請曾澤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商議。10 月16 日夜,敵六十軍曾澤生派出李佐、任孝中兩名副師長為正式代表,攜帶蔣介石空投突圍手令和鄭洞國的突圍計劃出城,到我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共商起義的具體計劃。   
  並轉告曾澤生接受我軍提出的五點意見,已下令對新七軍佈防。恰在此時我兵團接到中央指示電報。電文指出:   
  爭取六十軍起義的方針是正確的,要不失時機同六十軍代表商談,只要他們採取行動,宣佈反蔣起義,加入我軍即可,不必要他們對新七軍採取超過他們所能做的限度的行動,可即派代表進城與曾商談。   
  兵團遵照中央電報指示與東北局指示精神,立即派政治部主任唐天際辦理此事,並通知對方:我方決定派劉浩為代表,進長春和曾軍長協商起義的問題。我方代表與曾澤生商定, 10 月17 日晚十時通電宣佈起義,夜十二時交接防地。這樣, 10 月18 日凌晨四時,我軍與敵六十軍的交接防區已經結束。六十軍投入了人民的懷抱。由譚政積極參與領導、策劃、佈置的對長春「長圍久困」的政治攻勢,取得了初步也是關鍵一步的重大的勝利。敵六十軍起義,我軍接防,使一路之隔的敵新七軍官兵更加惶恐、動搖。有些人開始主動與我軍接觸,從一些分散的班、排放下武器,很快發展到個別的連、營同我軍接洽投誠。10 月18 日,新七軍正式派出代表與我第一兵團洽降,並達成協議。19 日清晨,新七軍所屬各部以連為單位在原地集結,各級軍官按職銜分別集中,聽候安排。到下午四時,全部受降工作結束,我軍又接管了長春市的西半部。黨中央考慮到鄭洞國是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是黃埔一期生,爭取其起義,對全國各大戰場的國民黨軍有震動的作用。18 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擬電報致鄭洞國:   
  目前全國勝負之局已定。兄今孤處危城,人心士氣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主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於俄傾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哀,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佈反美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國人民及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起義,並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時機緊迫,顧念舊誼,特電促逮下決心。   
  譚政、周桓收到此電後,當即轉第一兵團,請他們迅速通過關係送進城去。然而周副主席的忠告勸勉,一時尚不能消除鄭洞國對蔣介石的愚忠。稍後,由鄭的副參謀長楊友梅等人出面與我軍洽商,給了鄭一個「體面投降」的機會。10 月21 日凌晨,長春守敵在其最後一個據點偽滿中央銀行大樓,對空打了一陣亂槍,佯作了番抵抗之後,打出白旗,鄭洞國及其幕僚、特務團等共四百餘人,繳槍投誠。至此,具有現代化設防、號稱「堅冠全國」的名城長春,重新回到人民手中。這是我軍作戰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十萬守敵和堅固設防的大城市。10 月20 日,中共中央電賀長春解放。電稱:   
  錦州解放,殲敵十萬之後,長春即告解放,曾澤生將軍率部起義,鄭洞國將軍率部投誠,名城光復,秩序井然,人慶更生,歡聲雷動。   
  此皆我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前後方工作人員與廣大民眾努力奮戰的結果。特電祝賀。1譚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瓦解敵軍,和平解放長春的戰役中,又顯示了巨大的政治威力。1948 年10 月23 日上午九時。沈錦走廊門戶黑山——大虎山防線。我十縱陣地。刺骨的寒風,捲著稀稀拉拉的雪花,不停地在這遼西的山丘荒野中襲過。身著薄不經寒單衣的我十縱(司令員梁興初,政治委員周赤萍)廣大指戰員,正終日堅守在這黑山——大虎山防線綿延二十五公里長風寒地凍的山頭。突然,一陣劇烈的炮響,只見我尖山子警戒陣地,頓時淹沒在滾滾煙塵之中。黑山阻擊戰的前哨戰,終於打響了。原來,在我軍攻克錦州、解放長春以後,蔣介石第四次急飛瀋陽指揮,策劃奪回錦州,打開關內外聯繫。他嚴令已進至彰武一帶的廖耀湘西進兵團收復錦州,命令五十二軍搶佔營曰,命令杜聿明(此時杜已被任命為衛立煌的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在葫蘆島設指揮所指揮錦西、葫蘆島之敵由南向北攻擊,南北對進,企圖重占錦州,再向關內退卻。為此,我東北野戰軍總部(司令部)首長於10 月18 日至19日向中央軍委建議,我軍應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遼西的新立屯、黑山、溝幫子地區打大殲滅戰,各個殲滅退卻之敵。10 月19 日、 20日,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五次復電指示:   
  如果在長春事件之後,蔣介石、衛立煌仍不變更錦(西)葫(蘆島)、瀋陽兩路向你們尋戰的方針,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種情形下,你們採取誘敵深入,打大殲滅戰的方針,甚為正確。因沈敵決心撒退,你們須用全力抓住沈敵,暫時不能打錦、葫,在殲滅沈敵以前,錦、葫應由攻擊目標變為籍制目標。同時,應以自長春兼程南下的十二縱和三個獨立師及南滿獨二師共七個師,配置在營口以北,阻敵由海上逃跑,造成「關門打狗」的形勢,就地全殲東北蔣軍。1   
  根據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東北「野司」於10 月20日、23 日對圍殲廖耀湘西進兵團作了具體部署:一方面命令在錦州附近的兩個師有意向西南佯動,沿途準備大軍糧草房舍,虛張聲勢,迷惑敵人,製造攻打錦(西)葫的假象,以調動廖兵團繼續西進;一方面命令攻錦(州)主力一、二、三、七、八、九縱、炮縱、六縱十七師分三路秘密東進,揮師東北方向,將廖耀湘西進兵團包圍於黑山、大虎山地區,以便殲滅之。為實現全殲廖耀湘西迸兵團的上述戰略目標,東北「野司」10 月21 日中午急電十縱: 長春十萬敵軍起義投降,錦州十萬敵軍被殲,瀋陽陷於孤立,廖耀湘兵團企圖向錦州突圍,與錦西北上之敵會合,妄想奪路逃回關內。   
  令你們即返黑山、大虎山,選擇陣地,構築工事,頑強死守,阻擊敵人,掩護主力到達後,聚殲前進敵。   
  黑山、大虎山防線,北臨高達千米的醫巫閭山脈,南接連綿九十餘公里的沼澤地,北寧鐵路和大鄭公路巧妙地從這二十公里寬的狹長丘陵地帶,互不謙讓地直穿關內。這寬僅二十公里的狹長地區,正是瀋陽通往錦州的唯一走廊,是敵人大兵團行動的必經之路。而黑山、大虎山,恰如沈錦走廊門戶的兩扇堅實的鐵門,開則南北暢通,閉則人車堵塞。此時敵廖耀湘兵團正在新立屯附近,其先頭搜索部隊已進至離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鎮。我十縱則撤至黑山以北頭道鏡子一帶隱蔽,準備在敵向瀋陽撤退時插進新立屯以東,斷其退路,如敵西進則退至黑山阻擊。一縱三師則進至大虎山西南蛇山子待機。實施這次黑山阻擊戰的十縱,其任務是艱巨的,困難是重重的。從敵我力量對比上看,十縱即將阻擊的敵軍共五個軍十二個師,計十萬餘人。他們有著大量飛機、坦克和上千門大炮配合作戰的全美式機械化部隊。而我們在數量上僅是一個縱隊外加兩個臨時配屬的師(一縱三師、內蒙古騎兵師),計二萬餘人。在裝備上,我們除了步槍、手榴彈,根本談不上什麼飛機、坦克配合。就是所屬炮兵,也僅是剛成立不久、炮彈又很少的三個山炮營。一個縱隊如此單薄的兵力(另外兩個臨時配屬的師著重大虎山方向)與落後的裝備,竟要擔負起寬達二十五公里的防禦正面,三個師必須同時展開防禦陣地,這就意味著,我們黑山每一塊陣地都將受到沉重的壓力。   
  從時間上看,敵人先頭部隊已經進佔離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鎮。而我們十縱卻尚未進入陣地,仍在距黑山三十公里的頭道鏡子一帶。   
  何時能趕到黑山進入陣地?趕修出來的工事其質量能達到什麼樣的堅固程度?等等,這還都是問號。時間如此緊迫,這在防禦戰史上是不多見的。從自然環境和防寒準備上看,此時恰是初冬。遼西的初冬,北風凜冽,寒鳳刺骨。而我們的指戰員由於種種原因,尚未穿上棉裝,而是穿著不經風寒的單裝,既要與敵人戰鬥,又要與嚴寒抗爭,其艱苦困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們十縱等廣大指戰員並沒有被上述困難與艱巨任務所嚇倒,他們在東北我軍譚政等野戰軍領導、政治工作部門強大的政治工作作用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勝利地完成了阻擊敵人的艱巨任務。就在東北我軍部署遼西殲廖西進兵團的同時,以譚政為主要代表的東北我軍政治領導工作者,就適時地抓緊了對各部隊的思想教育、政治動員等政治工作。   
  10 月20 日十時,東總在關於圍殲廖耀湘兵團的部署致各縱隊的電報中,就號召部隊指戰員:   
  應忍受疲勞,奮發精神,堅決殲滅廖兵團之五個軍,並繼續殲滅瀋陽周圍之敵,解放全東北。1   
  同日,在羅榮桓的授意下,由譚政起草,經羅榮桓修改、審定,以林、羅、劉、譚名義發出了《全殲東北敵人的政治動員令》。《動員令》指出:   
  自我錦州大捷,六十軍起義,新七軍投降之後,東北局勢已發生新的大變化。目前敵人已表現極端恐慌與混亂,正準備放棄瀋陽,企圖向營口、或向錦州、葫蘆島奪路南逃,從東北作總撒退。蔣介石親到瀋陽指揮;瀋陽之敵傾巢而竄,進佔彰武、新立屯一線;錦西、葫蘆島仍在陸續增兵並與我軍對峙中,即為此種總撒退作準備。我軍應趁敵人連遭慘敗恐慌混亂企日作總撒退之時,乘勝繼續大量殲滅敵人,不讓敵人逃出東北,爭取連續的偉大勝利。目前我們決以我東面打援之部隊與攻錦各部首先抓住從瀋陽出來之廖耀湘兵團,從野戰中殲滅之,對錦西、葫蘆島之敵則實行阻擋。我全軍指戰員必須洞悉這一變化對我空前有利。由於敵從海上、陸上的退路均已被我堵塞關閉,現已無路可逃。錦西、葫蘆島雖有敵九個師並還有可能增加兩三個師的兵力,但由於我阻援部隊依托有利陣地頑強阻擊,在我錦州戰鬥前後,已連續打敗敵人十數次之進攻,使敵人遭受重大傷亡仍無法前進。現在我們攻勢業已加強,守備信心越發提高,敵更無法打過來。敵人在錦州吃了一個大敗仗,接連的在長春發生起義與投降,這對敵方士氣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必致軍心恐慌,並有可能造成瓦解崩潰之勢。這樣的敵人是最好打的,有絕對勝利把握。長春解放後,我國城部隊已迅速南來,我東北全部兵力將更大集中南線作戰,兵力之雄厚為空前所未有。   
  以此壓倒優勢的強大兵力,殺向居於極端劣勢的敵人,是無往不勝的。各部在此形勢下,必須以連續大勝仗的雄心,一口吃撣敵人七八個師至十數個師,一次俘虜敵人七八萬至十數萬,因為客觀條件與我之主觀力量允許我們這樣做。我們在錦州、長春已取得圓滿與偉大勝利,但我們決不能滿足這一勝利,應該乘勝擴大戰果,不讓敵人有喘息整理的機會。   
  由於敵之退路已被堵住,敵必拚命掙扎,企圖逃脫其覆滅的命運,故戰鬥會是極其激烈的,我各部決不可輕敵,不可因為打了勝仗滿不在意。必須像錦州戰鬥一樣,以勇猛果敢,前仆後繼的精神,不怕困難、不怕疲勞的精神,爭取大勝,爭取全殲東北蔣匪軍,解放瀋陽、解放東北全境。望各部接此電令後,立即進行動員,加緊整理組織,調整幹部,發揮人人奮戰的決心,以便迅速投入戰鬥。1   
  譚政起草的上述《政治動員令》用電報發出後,東北我軍各縱隊、師黨委和政治工作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召開會議,傳達,貫徹,落實。擔負黑山阻擊任務的東北我軍十縱黨委立即召開黨委會,進行深入,認真的討論。在動員令精神的鼓舞下,在我軍節節勝利大好形勢的振作下,與會的每個黨委委員都異常興奮,大家紛紛表示,「我們十縱一定要狠狠、緊緊地把守住黑山、大虎山這兩扇鐵門,不讓廖耀湘兵團從我們手掌心裡逃掉一兵一卒!」「人在陣地在,誓死不讓敵人前進一步!」我十縱隊黨委會議結束的時候,已是下午六點多鐘了。緊接著,我十縱黨委、指揮部立即召開有各師師長、政委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聽取縱隊黨委傳達由譚政起草、由東北野戰軍軍政首長聯名發出的《政治動員令》,聽取了十縱黨委的政治動員和軍事首長的陣地部置。十縱司令員在政治委員周赤萍政治動員後接著說道:「要想打好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現在野戰軍首長在看著我們,各兄弟部隊也在看著我們。打好了,不僅是標誌著東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的又一個『十萬主力軍』被我們從他的軍薄上一筆勾銷;打壞了,十萬大敵就將逃入關內,對我們整個解放戰爭,又將意味著什麼呢?那只能說,我們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們現在就站在這樣嚴重的任務面前,我們對待自己,難道還能有第二個要求麼?沒有了!要求只能是一個,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壞!」各師受領具體防禦任務後,師長、政委們紛紛表達戰鬥決心。散會時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多鐘。   
  我十縱各師由師領導根據譚政起草的《政治動員令》和縱隊黨委、首長政治動員內容進行深入的動員後,指戰員群情激昂,精神抖擻。   
  部隊按上級命令,火速整裝,向黑山、大虎山進發。為了在天亮前趕到陣地,修築工事,戰士們幾乎是跑步行軍。在清幽幽的月光下,只見戰士們身披絨毯,頭裹毛巾,迎著撲面寒風,在竊竊私語中,不時發出陣陣快意、爽朗的笑聲。一夜行程六十公里,部隊趕到黑山,東方已朦朧泛白。22 日清晨7 時,我十縱各師相繼進入陣地, 緊張的修築工事,在經過各級政治機關按譚政起草的《政治動員令》精神動員和黑山廣大群眾的大力幫助下開始了。入夜,各師紛紛報告構築工事的進展情況。十縱司令員梁興初、政治委員周赤萍再次指出:「戰鬥迫近眉捷,時間分秒必爭,一定要組織機關、勤雜人員,星夜投入修築工事:對主陣地的火器、步兵掩體,要保證首先完成!」10 月23 日上午9 時,尖山子前哨戰終於打響了。從10 月23 日至25 日,我十縱在黑山頑強阻擊五倍於我之敵,他們在譚政《政治動員令》和野戰軍其他首長政治工作的動員下,發揚特別能吃苦、不怕死、能戰鬥的精神,奮力拚殺,只殺得敵人屍橫遍野,寸土未進。黑山阻擊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26 日3 時,我北上主力已到達,從黑山正面投入,追擊敵人已經開始。26 日4 時,十縱三個師同時向大虎山以東地區,全線投入反攻。此時,廖耀湘兵團被圍困在大虎山以東,已被我東北大軍壓擠在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寬的狹長地區了。這真是「甕中捉鱉」、「關門打狗」。10 月的遼西平原,劃破黑夜的炮火像沸騰的開水到處滾動,槍聲密如暴雨,殺聲此起彼伏。憋在戰士們心裡的怒火,得到了最痛快的發洩。經過兩整天的追擊戰,到28 日,敵人東北主力之主力,連同廖耀湘本人一起,在這遼闊的遼西平原上,被我東北大軍一舉全殲,蔣介石的又一個十萬大軍被埋葬了。譚政等東北我軍政首長的政治工作,又在這黑山阻擊戰的烈火中,在遼西鏖戰的硝煙中,得到了血的洗禮,鐵的考驗。東北我軍在殲滅廖耀湘兵團後,不顧疲勞,乘勝向瀋陽、營口等地進擊。10 月30 日我軍攻佔海城、鞍山、遼陽等地, 11 月1 日解放瀋陽, 11 月 2 日解放營口,殘敵一萬餘人從海上逃跑, 11 月9 日錦西、葫蘆島之敵撤走, 12 日承德之敵第十三軍退入關內。至此,東北及熱河全境解放,初稱「秋季攻勢」、後稱「遼沈戰役」的東北戰場戰略決戰,最後以東北我軍的徹底勝利而落下帷幕。在接收瀋陽等城市的過程中,在譚政的參與下、東北局曾在一份關於接收城市經驗的電報中指出:   
  城市秩序的好壞,首先決定於入城部隊,特別是部隊幹部,是否能遵守紀律。1   
  在東北我軍向瀋陽發起總攻時,譚政等又發出了關於進瀋陽部隊必須嚴格遵守城市政策的指示,並對保護瀋陽這座東北最大的工業城市,處理好與外國領事館及僑民關係事項等,作出六項規定。在譚政等東北我軍政治教育下,我入城部隊自覺遵守紀律,模範執行政策,給群眾留下了「仁義之師」的良好印象,保證了對瀋陽等城市的順利接管。陳雲同志在肯定東北我軍接收城市政治工作時指出:   
  要保證接收得好,最重要的入城部隊還必須有良好的紀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隊很多,都懂得保護工廠、保護城市。今年以來,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11948 年11 月8 日,林、羅、劉向中央軍委報告了遼沈戰役的戰果:   
  東北我軍從9 月12 日進行的秋季攻勢,部隊連續行動、作戰五十二天,共殲敵正規軍四個兵團,十一個軍部,三十二個整師,三個騎兵旅,四個守備總隊(相當於師),其他獨立團及特種部隊、直屬部隊、地方部隊,共四十萬人以上,我軍傷亡總計為六萬人左右。俘虜官兵已收客總數約計三十一萬人左右(包括長春新七軍投誠)。另有四萬餘起義(包括第六十軍及暫五十二師)。1   
  中央軍委一局統計,遼沈戰役戰果是:   
  殲敵四十七萬二千人,其中斃傷五萬六千八百人,俘三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人,投誠六萬四千九百人,起義二萬六千人。我軍傷五萬三千三百二十七人,亡一萬四千零一十人,被俘二百四十四人,失聯絡一千六百三十人,總計六萬九千二百一十三人。211 月3 日,中共中央電賀全東北解放。電稱: 熱烈慶祝你們解放瀋陽,金殲守敵,並從而完全解放東北全境的偉大勝利。..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萬同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向全東北軍民表示感謝與敬意,希望你們繼續努力,與關年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並肩前進,為完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驅逐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解放全中國而戰。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3譚政在遼沈戰役戰略決戰中的踏踏實實、豐富多采的政治工作,在東北我軍戰績纍纍的輝煌戰果中,得到了驗證,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讚揚與肯定。此刻的譚政,心情激奮,頭腦冷靜。他正在為新的政治任務——入關作戰——平津戰役的到來,而從政治上去運籌。      
第十一章 大動員兵入關平津在眼前 
  1948 年11 月19 日。遼寧瀋陽,東北野戰軍政治部駐地。冬雪覆蓋遼西原野,寒風呼號。會議室裡則是另一番景象:爐火正旺,熱氣騰騰,偌大的會議室裡擠滿了人,大家正聚精會神地聆聽羅榮桓政委的講話。由譚政主持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政治工作會議已經進入了最後一天,來開會的同志們有的下午就要返回部隊了。恰在此時,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遵照軍委指示向全軍發出命令:東北野戰軍各縱隊以一兩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急速入關展開平津作戰。軍情緊急!譚政與羅榮桓政委當機立斷,將會議內容由休整改為入關緊急動員,這樣,正在舉行的政工會議一下子變成了動員會議。譚政十分清楚,早在遼沈戰役進入尾聲時,東北野戰軍總部便根據中央軍委10 月29日次來電指示精神,於10 月30 日命令東北我四縱、十一縱等歸東北第二兵團1指揮,組成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的先遣兵團,向北平近郊挺進,以配合華北我軍發起平津戰役。11 月8 日,先遣兵團開始從長城冷口入關, 11月14 日到達了薊縣、玉田地區。   
  這時, 10 月31 日,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來電,再次指示林、羅、劉等:   
  東北主力除四縱、十一縱等部即行南下外,其餘在沈營線戰鬥結束後,應休整一個月左右,約於十二月上旬或中旬開始出動,攻擊平津一帶,準備於戰爭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協同華北力量殲滅傅作義主力,奪取平津及北寧、平綏、平承、平保各線,完成東北與華北的統一,以便於戰爭第四年的第一季,或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長江流域出動,並使政治協商會議能於明年夏季在北平開會。1   
  接到電令, 11 月3 日,東野總部林、羅、劉、譚向東北我軍發出指示,要求各部隊利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與政治動員。   
  這樣,從11 月5 日起,各部隊根據統一部署,開始休整。   
  祝捷會、戰術評論會、英模功巨大會、戰鬥總結會、黨委會、黨支部大會、政治工作會等接連不斷,有聲有色;配備幹部、調整武器裝備、補充新兵、爭取解放戰士、戰術教育等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11 月4 日,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再次致電林、羅、劉、譚等:   
  休整時間可三十二月十五日為止,以便有幾天時間開縱委會及師委會,分兩項議程,專門討論反無政府狀態及整理紀律問題,並各自通過兩項專門決議。1東野首長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以及譚政經過慎重研究,於11月17 日向軍委發出關於東北主力提早入關有困難致中央軍委電: 中央軍委:(一)東北主力提早入關很困難,因為東北解放後,部隊思想發生很大波動。東北籍戰士怕離開家鄉,怕走路太遠,甚至某些幹部已開始生長享受情緒,需要以大力解決這一問題。過去固忙於決議後問題的處理,還來正式向戰士解釋此問題,正佈置通過各種方式解釋此問題。同時新兵與俘虜戰士的補充還未就緒,爭取工作也要有相當時間,否則逃亡減員會更為嚴重。此外,部隊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發下。(二)為爭取能迅速完成出動的準備工作,我們已於十四日將原訂之整訓計劃改變,集中在戰士中進行解決入關思想及爭取鞏固補充新戰士及俘虜戰士工作,及在幹部中反無政府無紀律的教育,已將軍事教育改在將來行軍作戰的機會再進行。各縱均提出要求延長休整時間,我們未予答覆。(三)此次秋攻(即遼沈戰役——筆者)一縱傷亡較小,雖可提前入關,但該縱現在瀋陽。三縱在錦州便於入關,但該縱在秋攻中傷亡共一萬餘人,需要必須的體整。   
  我們擬爭取現在海城、營口之第九縱和黑山之第十縱盡可能先出動。   
  林、羅、劉、譚   
  筱十四時   
  當日晚10 時,中央軍委電示林、羅、劉,提出東北野戰軍提前於11 月25 日左右入關作戰的行動方案。電文中指出: ..   
  (三)由於上述種種原國,望你們鄭重慮下述兩個方案:(甲)東北野戰軍提前於本月二十五日(戌有)左右起向關內開動,預計現在錦、義地區的部隊,下月十日(亥灰)   
  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區,如敵正在南撤,我可殲滅其一部或大部;如敵尚未開動,我可抑留該敵,繼續休整,並修復北寧路,然後大舉殲敵。(乙)不管蔣、傅軍是否撤走,仍按原計劃體整到十二月半,然後南進。即是說,蔣、傅要撤就讓其撤走,你們則準備於到平津後無仗可打時即沿平漢路南下,先在長江中游作戰,逐步東進與劉、陳會攻京滬。以上兩方案何者為宜,望考慮電復。   
  軍委   
  十七日二十二時   
  11 月18 日,毛澤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電示林、羅、劉,令其立即入關, 突然包圍津、唐、塘等處之敵:   
  ..(二)望你們立即令各縱以一二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於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軍或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此種可能很大)。   
  軍委   
  十八日十八時   
  這樣在毛澤東、中央軍委三令五申的催促下,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決定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作戰,並於11 月19 日復電中央軍委: 軍委:   
  十八日十八時來電敬悉。我們決遵來電於二十二日出發,詳細部署另電告。   
  林、羅、劉   
  皓九時半   
  短短十幾天裡,軍情發生一系列緊急變化,這使主管全軍政治工作的譚政覺得驟然增加了政治工作的難度與力度。趁著羅政委講話的間隙,譚政趕緊清理了一下工作思路。按他的初衷,遼沈戰役結束後,部隊利用一定時間的休整機會,全軍上下應該進行一次必要的思想教育與政治整訓。因為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東北野戰軍內思想工作上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一個難點是東北籍幹部戰士不願意離開家鄉入關作戰。比如,在先期入關的四縱、十一縱中,就有為數不少的戰士和基層指揮員開了小差,四縱五天裡就跑了五百多人,十一縱在七大裡溜號的達六百人之多!在瀋陽舉行的東北野戰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旅以上幹部對部隊面臨的思想狀況反映十分強烈。譚政及時向羅榮桓政委匯報了這次政治工作會議情況。他倆都認為這是東北野戰軍內部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並準備利用遼沈戰役結束後一個月的休整時間加以解決。這次由他主持的東北野戰軍旅以上幹部政治工作會議,正是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使全軍將士端正思想,以便遵照中央指示,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實現中央軍委統一的戰略佈置。現在,急速入關作戰的命令一來,會議突然變成了動員緊急入關的會議,原定的部隊休整及思想教育計劃實際上已被取消,政治思想工作看來只能放在行軍前的短暫動員和行軍途中來進行了,譚政覺得身上的擔子陡然間重了許多。看到羅榮桓政委即將結束講話,譚政將恩緒又拉回了會場。輪到譚政發言了,他清了清嗓子,胸有成竹,作了即席講話。他言簡意賅:「我們這個會是沒有時間再開下去了,書面指示也來不及發了,各縱隊首長返回部隊後,立即進行入關作戰緊急動員。告訴大家,我們東北野戰軍在遼沈戰役剛剛勝利結束,即行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和華北野戰軍一起,共同戰鬥,擔負最後解放全華北的戰略任務,是非常光榮的。部隊的行動口號是『打到關裡去,解放全華北,解放全中國!』」接著,譚政特別強調指出,政工幹部務必在行軍途中邊行軍邊做好部隊的政治工作。他號召機關幹部要跟隨連隊,做好工作,解決問題,盡量把工作做得深入一些,細緻一些。   
  會議結束後,各縱隊領導立即趕回部隊進行緊急思想動員。譚政更是顧不上休息,連夜起草《平津作戰的政治動員指示》,強調急速入關進行平津作戰的必要性、迫切性,指示下發各縱隊後,不僅鼓舞了全軍指戰員的士氣,也為解決東北籍某些指戰員不願入關作戰的思想障礙,打開了一個「通道」。   
  11 月20 日,譚政又接到了中央軍委來電: 部隊行動須十分蔭蔽。蔣、傅對我軍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他們尚未科到你們主力會馬上入關。固此除部隊行動應十分蔭蔽外,請東北局林、羅、譚令新華社東北各廣播台在今後兩星期內,多發瀋陽、新民、營口、錦州各地我主力部隊慶功祝捷練兵開會的消息,以迷惑敵人。譚政立即與政治部其他領導和工作人員一起認真策劃,嚴格教育部隊行軍要堅守秘密,又責令新聞單位製造假象,以迷惑敵人。11月下旬,東北的寒潮已經降臨。然而,山海關地區卻變得熱火朝天,春意盎然。白天,這裡西風呼嘯,關河冷落;夜晚,人如流水,車如鐵龍,一片繁忙,成千上萬的部隊從關外湧入,浩浩蕩蕩,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這支漫長的隊伍,當它的先頭部隊已在平古線上殺聲震天,旗開得勝之時,它的隊尾還在瀋陽。東北野戰軍兵分三路踏上了一千六百多華里的入關征程。一場震驚中外的大戰已經拉開帷幕。11 月底,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林彪笑著對參謀長劉亞樓說:「我不入關還是無敵之將,一入關便成了漢賊曹操。」「為什麼?」劉亞樓不解地問。「魏蜀吳赤壁之戰,曹操大軍南下,帶的是多少兵?」林彪反問劉亞樓。「號稱百萬,其實只有八十三萬人馬。」劉亞樓回答道。「我們入關,帶了多少部隊?」林彪一語道破。劉亞樓心下釋然:東北野戰軍號稱百萬,實際兵力也是八十三萬。八十三萬大軍浩浩蕩蕩進關,其思想政治工作的艱巨、複雜性可想而知!作為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夜以繼日地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從出發前的戰前動員,到行軍途中的電傳文件,從提高士氣,到執行紀律,他傾注了大量精力,從而使部隊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大都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出發前,各部隊都把慶功會變成了動員會,戰士們喊著打到關裡去,攻佔北平,解放華北,到早先皇帝坐的金鑾殿上去召開更大的慶功會,各連隊紛紛訂立行軍計劃,開展「反對怕勝利,反對怕進關,反對講怪話」活動。行軍途中,指戰員們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做到了「三光」、「三不要」,即炕上掃光,地下掃光,碗盆洗光,不要老鄉伺候,不要老鄉擔水,不要用老鄉的碗筷,贏得了沿途老百姓的愛戴。入關途中,在譚政指示下,各部隊還針對不同思想狀況,開展了靈活多樣的宣傳、教育、鼓動、表揚活動。針對個別戰士在進關途中產生的後退思想,同志們馬上善意提出批評、幫助,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某部偵察連戰士侯緒田還專門創作一首快板《站穩立場》,通過文藝形式進行幫助與教育:   
  東北敵人消滅完,解放華北和中南。   
  有的同志怕進關,腳底擦油向後轉。   
  開小差,不好看,仔細聽我說一遍。   
  白天不敢走大路,餓了沒人來管飯。走在路上怕盤問,晚上露營在道邊。就是算你回了家,親戚朋友冷眼看。固小失大恨常在,光榮歷史化成煙。勸君立場莫動搖,勇敢闖關去作戰。   
  某縱隊「九一」部五連戰士常展祿寫詩表場兩名炊事員:   
  快點報,快點言,優點就向大家傳。趙澤臣,周子連,都是一排炊事員。從東北,進了關,整整走了二十天。半路上,加油干,專門能做小米飯。又清潔,又香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撒米,不費柴,打到華北有貢獻。   
  多種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取得了突出成效。許多東北籍的戰士表示:關裡的老大哥幫助俺們解放了東北,俺們就應當進關幫助他們解放華北;華北籍的戰士更是意氣風發,慶幸自己能親身參加解放家鄉的偉大事業。大軍來到大凌河邊。戰士們面對著這寬有二里,水齊胸,即將封凍的大凌河是那樣滿不在乎:幹部們首先跳下河去,共產黨員們背起身體較弱的同志,戰士們粑槍支彈藥掛在脖子上,在波浪一個高過一個的急流中,大家手拉著手,高唱著前進的歌,橫渡大凌河。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爺對著戰士們讚歎地說:「從古至今,沒見過哪個隊伍能這樣涉過大凌河。」由於出色的政治工作,在一千六百華里的進軍途中,戰士們與沿途人民相親相愛的魚水之情,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一首莊嚴美麗的史詩。一路上,無論是關外還是關內,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廣大人民對東北野戰軍表示了無比的關懷和熱愛。他們冒著風雪為解放軍修橋補路,燒水做飯,洗衣縫鞋,問寒送暖,高搭松柏綵樓,扭起秧歌,打著鑼鼓,日日夜夜地等待著歡迎和歡送自己的軍隊。當他們看到戰士們時,像見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湧上前去,把早已準備好的雞蛋、手絹、花生、紅棗塞進戰士們的口袋裡。當隊伍駐下時,他們又像迎接客人似地燒熱了炕,要戰士們睡在炕上,自己睡在地下。渠梁河村婦女會主任高治華等五人,拿出自己多年積蓄的六十五萬元邊幣,買布做襪套、做軍鞋時,燈油點光了,便用苞米秸點火照亮,繼續不停地趕做。沿途人民對戰士們的愛戴,給了戰士們莫大鼓舞,戰士們紛紛表示:堅決打下平津,回答人民的熱望!與此同時,一路上戰士們也像人民熱愛自己一樣,熱愛著人民。他們無論是走在自己曾經苦戰三年的東北.或途經北寧線,進入平津近郊,都忠誠地自覺地遵守人民解放軍總部頒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們愛護人民的利益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每到一地即幫助房東挑水、劈柴、掃院、挑糞、鍘草、喂牲口,忙個不停。有一個縱隊,是從喜峰口進入華北的,當他們進到熱河南部,長城口邊時,發現該區居民由於被蔣軍三年來的大肆搶掠,家家戶戶都陷入吃谷糠和穿破單衣度日的絕境,全體指戰員馬上提出:「寧願自己少吃少穿些,也不能讓階級弟兄受凍受餓!」戰士們紛紛脫下衣服,抽出毯子,給蹲在炕頭凍得發抖的貧雇農披上。僅僅一縱隊就給當地居民獻出了東北流通券二千八百餘萬元,糧食六千餘斤,毛衣、毯子、被單、鞋子一萬四千餘件。當地居民得救了,他們拉住戰士們的手,流下了感激的熱淚。出色的政治宣傳工作,結下了纍纍碩果。譚政感到分外欣慰。   
  12 月12 日。   
  河北薊縣,東北野戰軍總部。   
  呼嘯的北風不停地刮著。   
  譚政埋頭起草政治工作指示。遵照中央指示,譚政會同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東野首長,率輕便指揮機構,從瀋陽乘火車到錦州,爾後乘吉普車,經義縣、彰陽、建平、平泉、寬城,從喜峰口入關,於12 月7 日抵達河北薊縣縣城。剛剛落腳,譚政來不及休息,便投入了工作中。他經過深思熟慮,起草了一份《目前作戰的政工動員》的指示。12 月11 日,這份指示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的名義,電告了中央軍委。   
  電文指出:   
  (二)目前形勢於我極其有利。敵在全國雖有五個戰場(平津、太原、西安、武漢、徐州),但兵力最大、對於全局有決定作用的,僅為兩個戰場,即徐州戰場與華北戰場。   
  此兩大戰場現均處於危境。..華北敵人在南線敵人遭受嚴重挫敗與東北我軍大舉入關之後,已感極大孤立,軍心恐慌,進退失據。..東北我軍與華北友軍會合後,我作戰兵力已達百萬人以上,這樣雄厚的兵力,是華北敵人所招受不了的;又有我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到現在的廣大老解放區,我全部殲滅華北敵人,攻佔平、津,甚有把握。   
  (三)如我能作到全殲華北敵人,佔領平、津,這將是一個極大勝利。不但華北全境可獲解放,東北、華北兩大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且在華北我軍殲滅傅作義,華東中原我軍殲滅杜章明各軍之後,蔣介石在全國範圍年即無主力。那時長江以北局勢即可穩定,全國勝利的基礎從此即可鞏固建立起來。故這一作戰關係極大。華北敵人數量還相當眾多,其中若幹部分且有戰鬥力,必須經過激烈的戰鬥方可取得勝利,任何輕敵觀念因而放鬆作戰準備,那是極其有害的。望各部到達集結位置後,即以此進行作戰動員,鼓勵士氣,振奮全軍,不驕不躁,為消滅傅作義及華北全部敵人而戰。這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   
  (四)其次,由於冀東與華北解放區人民對於東北我軍入關作戰寄以熱烈厚望,而我們作戰亦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配合,否則就不可能進行勝利的作戰。同時還由於我們所攻佔的目標,又是平、津等大都市與文化商業中心,我軍的行動必為全國人民與國際人士所注目。這就需要我軍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成為團結人民、團結友軍、遵守紀律、執行政策的模範。如果我們不切實整頓紀律,如果我們之中有一部分不守紀律,我們就將受到廣大人民及友軍的指責和鄙視;我軍聲譽與我黨在中外人士中的政治影響,必致同遭損失。為了整頓紀律,提高全體指戰員的覺悟程度,必須:第一、力戒驕傲,任何對於人民、對於友軍、對於地方機關團體驕傲不謙虛的表現,在他們面前以勞苦功高與以主力軍自居的表現,以及粗暴無理的表現,是絕不允許的,必須反對。第二、為了主動的團結友軍,應在各種場合給他們以可能的關切與照顧(例如在行軍宿營或作戰之時),充分發揚我軍的友愛互助精神。而在發生爭執與糾紛時,不論有理無埋均應忍耐、退讓,檢討自己,原諒對方,寧可自己吃虧,不可因此傷害對方情感。我們的口號是:田結至上,團結戰勝一切。第三、在城市工作與城市政策問題上,嚴格執行軍隊保護一切原封不動的規定。在這個問題上,許多部隊必須檢討,不從政策觀點統一集中觀點出發,而從自私自利目無紀律的本位主義出發的思想與嚴重的現象,必須從根本上予以改正。   
  林、羅、劉、譚   
  亥真   
  譚政起草的這一指示,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強烈的針對性和鼓動性、宣傳性,下達各縱隊後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此刻,譚政又伏案疾書,不時地停筆沉恩。窗外凜冽的寒風打得窗戶瑟瑟作響,他絲毫不受干擾。由於東北野戰軍已經進入華北,並且先後抵達平津地區,完成了對平津、塘沽之敵的分割包圍,大戰一觸即發,譚政洞察全局,認為有必要就平津作戰做好政治鼓動工作,以此鼓舞指戰員戰鬥情緒,提高部隊土氣。為此,他正在草擬關於平津作戰政治鼓動的指示,他寫道:   
  全部殲滅華北敵人,奪取平津、塘沽的作戰,是一個巨大規模的作戰。凡到達集結位置的部隊應即鼓動作戰;尚未到達的在進關後,立即利用行軍空隙鼓動作戰,要不怕疲勞,勇敢地接受任務。各級政治機關須以全力到下面去鼓動作戰。為了鼓勵士氣,克服逃亡,在動員問題上,應廣為利用冀東群眾對我軍的熱烈慰問與鼓動,以駐村為單位發動群眾,組織慰問團,向部隊問寒同暖,熱炕、洗衣、縫補破衣,軍民開聯歡會,一方面表達群眾對軍隊的熱望,鼓動全體指戰員,準備決心全殲華北敵人,攻下北平、天津、塘沽,為解放全華北而戰;另一方面部隊亦可派出代表講話,表示決心,決不辜負群眾的熱望,等等。   
  辦法,在沿途行軍中,屢次見效,望各部注意採用。112 月12 日,這份由譚政起草的《關於平津作戰政治鼓動的指示》,以林彪、羅榮桓、譚政的名義及時下發到各縱(轉師)及兵團政治部。就在這個時候, 12 月11 日,中央軍委做出了關於平律戰役參戰部隊統歸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指揮的決定,決定指出:   
  東北我軍正陸續入關,攻擊平、津、張、唐諸敵 之作戰業已開始。這是一個巨大的戰役,不但兩區野戰軍應歸林、羅、劉、譚統一指揮,冀中七縱及地方兵團,亦應統一指揮。望華北軍區即令七縱及冀中軍區與林、羅、劉、譚接通電話聯繫,向林、羅、劉、譚報告情況,接受任務。   
  這樣,譚政關於平律戰役政治工作的部署,無疑成了整個戰役參加部隊的政治工作指導原則。譚政的政治工作才能為更多的同志熟知。1949 年。平津前線。遵照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1 月10 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人正式組成了平津戰役總前委,並且負責與傅作義派出的代表談判,而部隊攻打天津的作戰指揮,主要由劉亞樓負責,譚政掌管部隊的政治工作。元旦剛過,白雪鋪地,寒風凜冽。譚政帶領政治部的同志又下參戰部隊巡視了。他身披棉軍衣,步履匆匆,逕奔前沿戰鬥連隊。譚政一向認為,大戰前夕,政治思想工作絲毫不能忽視,士氣關係到戰役的成敗。天津是華北第二大城市,又是華北商埠,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天津守敵有十一個師(旅),共十三萬人之多,敵人還築有堅固的城防。因而攻打天津比攻打錦州規模要大得多,為了這次攻克天津的戰役,我軍投入兵力超過敵人的兩倍,並且有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協同,可以說是一次多兵種聯合作戰行動。所以,他認為,這種戰略態勢,勢必要求政治工作必須從各方面予以有力保證。部隊進入攻堅戰的各項準備時,譚政就指示各級政治工作部門要積極做好政治動員工作。他號召全體參戰部隊要「打響進關第一炮」,爭創打仗好、團結好、政策紀律好的「三好」戰鬥連隊。同時,他親自深入參戰部隊,調查瞭解指戰員們的思想情緒,針對現實問題,面對面指導,就地幫助解決。譚政還在參戰部隊中大力提倡軍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項戰備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體指戰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攻城開始前夕,譚政又抓緊對部隊進行城市政策教育,宣佈了入城紀律,提出了爭取「軍政雙勝」、「秋毫無犯」、「原封不動」等口號。   
  這些口號和措施,保證了攻打天津部隊模範地執行城市政策和紀律。1949 的1 月3 日,參戰各部隊掃清了天津外圍據點。1 月14日,總攻開始了。經過二十九個小時的激戰,15 日下午3 時許,我人民解放軍全殲天津守敵,活捉了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天津宣告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懷抱。15 日,譚政隨東北野戰軍部隊, 冒著硝煙,進入天津市區。攻克天津之後,譚政受命擔任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與黃克誠主任等一起,負責接管這座擁有二百萬人口的華北第一大工商城市。譚政立即著手檢查部隊在天津執行城市政策紀律的情況,督促入城部隊嚴守紀律,保衛勝利成果。l月19 日,一份由譚政撰寫《關於攻津部隊作戰勇敢紀律良好及戰後情況》的報告飛報中央。l 月21 日,中央軍委批轉了這份報告,並且指出:   
  兩電(另一電為林、羅轉發第九縱隊執行政策紀律情況致各首長並報中央軍委電——筆者按)轉發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及各軍區並轉所屬,據以鼓勵士氣,增強紀律。所有攻擊天津各部隊,凡戰鬥英勇、紀律良好者,應予通令嘉獎..11 月31 日。北平。金色的陽光,灑滿北平古城的大街小巷。雖然已入寒冬,可即將解放的北平卻沒有絲毫寒意。   
  熙熙攘攘的人群,組成沸騰的巨大人流,在這獲得新生的城市中激起陣陣「熱浪」。今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並命令所屬駐北平國民黨軍隊一個總部、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五個師和特種部隊、保安團隊共二十五萬餘人陸續出城,開往指定地點聽候整編的基礎上,我人民解放軍衛戌部隊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偉大的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的日子裡,譚政在部隊政治工作方面,又顯現了他的不凡與高超。就在平津戰役展開之初,譚政這時除了主抓部隊戰前的思想動員、政治鼓動而外,還針對北平文化古都和天津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國領館多面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點,特別注重抓了部隊執行好城市政策紀律問題。他強調指出,要做執行城市政策紀律的模範。   
  譚政還主持制定了《人城須知》和《約法八章》,提出了爭取「軍政雙勝」、「秋毫無犯」、「原封不動」三大口號,並且印成小冊子下發部隊貫徹執行。北平和平解放協議未達成之前,我軍也曾準備軍事解決。這時譚政特別強調在戰鬥中「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   
  譚政教育部隊,對北平問題,是爭取和,立足打。1948 年12 月14日由譚政起草,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署名的《關於部隊入城紀律致中央軍委電》表達了譚政對部隊入城紀律的嚴格管理與精心設計。電文提出:   
  軍委:我軍攻佔北平後,關於該市之接收與管理,中央已指定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   
  但在軍管會人員尚未入城或入城後尚未接收以前,我入城部隊需以全力保護維持秩序,防止搶劫與破壞。我入城部隊必須切實遵守紀律,不得違反紀律。茲提出下列數端,望各部立即進行教育,並在入城後即照此執行:(一)保護學校及文化古跡名勝,如平市各大學、圖書館、公園及故宮博物館、西山、香山、[中]南海、北海等名勝,尚需派兵保護,防止偷竊與破壞。在秩序未恢復前,拒絕參觀。學校則一律禁止駐兵。(二)敵人經營管理的各種工廠、倉庫、堆棧、銀行、醫院及黨政軍辦公機關、官捨、公館等,由部隊派兵看守,所有這些地方物資、汽車、用具一律不許搬動,文件檔案不得亂翻,必須原封不動,等候接收。(三)平市外僑較多,且有各國的領事館,其住址多在東交民巷,我軍入城後對於外僑及其領事館人員,應採取保護政策,其合法權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許侵犯。按照中央指示,在軍事管制時期,為了防止特務與壞人搗亂,我軍有派兵保護其領事館一切安全責任,應派人向其說明我們的此種責任。但在站崗保護領事館時,對領事館出入的人員及領事館內部,都不實行人身和室年檢查,而只應注意有無搗亂分子在領事館附近或是否向領事館搗亂。應教育部隊對待外僑及領事館人員,需以禮貌相待,不得調戲、譏笑或故意刁難。如發現他們之中有特務間諜嫌疑和破壞行為者,亦應報告上級處理,不得擅自行動。   
  (四)被指定入城之機關部隊,必須服裝整齊,保持清潔,並注重禮節及軍紀教育,使為廣大市民及各界人士所尊重。(五)實行紀律賞罰制,凡保護有功與遵守紀律優良成績者,當予以獎勵;其有不盡職責,致引起破壞和違反紀律之個人與單位,則需受到批評與懲罰。   
  私自搬去物資,不論多少,均須責令退還。只要我軍各部遵守紀律,不爭奪物資,嚴格做到繳獲歸公,方可達到合理分配。(六)準備以四縱及二兵團政治部人員進入北平,擔任北平城防及城市工作。望四縱、二兵團政治部加重此項教育,並對此作各種準備。但其他部隊亦需進行此項教育,以便必要時徵調入城及在爾後攻佔天津時作為進入天津的準備。   
  林、羅、劉、譚   
  亥寒十三時   
  同時,譚政還指出,要使指揮員明瞭,「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繪圖立說,人手一份,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北平和平解放協議達成後,譚政又起草,以林、譚名義致電給準備進入北平擔任警備任務的部隊首長,指出:   
  你們將來進駐北平時,入城部隊(暫規定為一個師)須準備一個班或半個班為單位守備機關、倉庫,應嚴格紀律教育,注意服裝整齊,注意禮節,絕對不准無故鳴槍,無事不准出街,外出必須請假。房舍年的東西不准搬動,不准在街上吃東西,不准隨地大小便,不准入民宅,不拿群眾一針一線。1北平警備部隊,認真貫徹林、譚指示精神,黨委專門作出決議,嚴格要求部隊執行命令,遵守紀律,提出對北平的工商業、市政文化建設、名勝古跡、學校以及倉庫物資等等,「只許看管,不許動用;只許保護,不許破壞;空手進去,空手出來。」此次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部隊接受和平改編,可以說是轟動世界、震驚中外的大事件,產生了解決國民黨殘餘武裝的「北平方式」。但從軍隊的政治工作來說,一下子改編這麼多的軍隊,使之成為人民解放軍,這在我軍建軍史上既是罕見的,其任務自然也是複雜、艱巨、繁重的。而這個政治任務,又偏偏落在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陶鑄的肩上,這可使譚政大費腦筋。在改編傅作義部隊過程中,譚政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非常強的工作。當時,對傅作義軍隊改編方案中,規定有這樣的內容:對於國民黨部隊中的政工人員,願留在解放軍中工作的,必須經過訓練,再行錄用。原國民黨軍隊各級軍官,願學習改造的,按其工作職位與程度,分班組織學習。凡接受解放軍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屬均與解放軍同級幹部和軍屬享受同樣待遇。願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發給三個月薪金,一切私人財物均可全部帶走,並由平津前線司令部發給車票,在解放區沿途供給食宿(包括家屬在內)。改編方案還特別規定:凡在解放區居住的國民黨軍官,回家後可分得應有的一份土地。回家的國民黨軍人,一律發給《參加北平和平解放證明書》。   
  譚政和平改編傅作義部隊的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周到全面的政策規定,極大地感化、教育、改造了其部隊官兵的思想,使願去者高高興興,願留者安安心心。譚政對傅作義部隊的改編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於1949 年2 月2 日給我軍平津前線指揮員發來賀電。賀電稱:   
  慶祝你們解放北平、天津,從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華北的偉大勝利。   
  你們在華北兩個月的作戰中,消滅了國民黨正規軍一個兵團部,一個警備司令部,四個軍部,二十四個整師,連同其他國民黨部隊共約二十六萬餘人,迫使北平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將軍及其所部一個『剿匪』總部、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五個師、連同其他國民黨部隊共二十餘萬人接受和平條件,出城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凡此偉大勝利,都是我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前後方軍民協力奮鬥和金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一致贊助的結果。華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連同東北、華東、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以及南方游擊戰爭的勝利在一起,已經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鞏固基礎。國民黨反動政府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已經陷於四分五裂動搖崩潰的境地,除了徹底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為全國人民所擁護的八項和平條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範例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將徹底地被殲滅。現當偉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歷史節日,特向我全體英勇的三百餘萬人民解放軍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1中共中央對東北野戰軍平津戰役的高度評價和肯定,也包含著對譚政平津戰役政治工作的高度評價和肯定。1949 年2 月3 日。北平。   
  火紅的朝陽照耀著解放了的北平。早春的古城沉浸在沸騰、歡慶的節日氣氛中。今天,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解放北平亙古未有的盛大入城儀式。人民解放軍坦克、裝甲部隊、炮兵、騎兵、步兵,一路從南面永定門入城,一路由西北面西直門入城,會合之後向南開進,由西長安街轉和平門,向西出廣安門。這浩浩蕩蕩的行列,從上午10 點到下午4 點鐘,前頭已經出了和平門,後頭還在永定門擁進。   
  這天,從早晨起,北平的人民就一群群一隊隊地向北平前門廣場擁去。9 時半,譚政隨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出現在前門箭樓上。這時候,前門廣場上,人如海洋,旗如潮湧。人們高舉著領袖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巨像,在歡歌笑語聲中蠕動著。   
  10 時,四顆象徵著四個野戰軍的照明彈升上天空,莊嚴隆重的入城式開始了。遠遠地從北面,從前門那邊,黑壓壓地一片人迎上前來,前頭一面歡迎大旗迎鳳飄蕩;從南面,人民軍隊的頭一輛帶隊的裝甲車,搖著一面紅色指揮旗,朝著歡迎的人群駛來。隨後是高懸毛主席、朱總司令肖像的四輛紅色勝利卡車,滿載著樂隊,銅管樂器金光閃閃,吹奏著雄壯的進行曲。裝甲車部隊一條線似地跟接在後面。在珠市口一帶,部隊與歡迎的人群相遇,歡迎的人群在左面,部隊在右面,歡呼雷動。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不一會兒,人群擁了上來,他們跑進了解放軍行列裡面,一下擁抱在一起,一時隊伍難於向前行進。就這樣在歡呼人群的包圍、簇擁下,隊伍陸續向前門廣場前進。12 時,人群裡又響起一片歡呼聲,人民的英雄炮兵出現了。綠色的道奇卡車牽引著各種大炮向前門廣場駛過:一門巨大的榴彈炮上,騎著一個北平的小孩子,他驕傲地高舉著手裡的旗子笑著過去了。其他幾門炮上,有的站著五六個女學生,有的幾名郵政工人站在一起,有的坐著商人。1 時10 分,突然誰發現了前門牌樓那邊冒起了青煙,喊了聲:「我們的坦克來了!」一陣坦克轟隆隆的聲音傳了過來。   
  第一輛坦克從遠而近,一個青年學生揮著兩隻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狂熱地喊:「萬歲!」「萬歲!」戴著無簷皮帽的坦克手,從坦克裡露出半身,向人群招手,微笑,敬禮。坦克部隊後面是摩托化警衛部隊,卡車上一色綠的鋼盔,雪亮的刺刀,閃閃發光。頃刻,一片「東方紅,太陽升..」歌聲響徹天際。遠遠好像一片麥浪湧動,近來一看,原來是戴著皮帽子的人民騎兵來到了。人們喊呀!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紅旗拋到了天空。「的噠的噠」的馬蹄踏著柏油馬路,那樣雄壯整齊,騎兵們手中的馬刀閃著縷縷寒光。   
  騎兵後面就是英雄的步兵。這時,作為前導的軍樂隊一出現,人們的歡騰即刻達到了頂點。英雄的部隊一支從永定門進城,一支從西直門進城。一個是被敵人稱作「暴風雨式的軍隊」,一個是「塔山英雄部隊」。一個胸前掛著六枚獎章的戰鬥英雄,被人們熱烈地圍著,拉著..寬闊的前門廣場被擠得水洩不通。此時,歡迎、歡慶的人們,已經站了近一天,他們忘記了寒冷,忘記了飢餓,依戀地捨不得這些英雄們。他們與行進的隊伍匯合起來,高唱著:「我永遠跟著你們前進..」。隨同林、羅、聶、葉站在前門箭樓觀禮台上的譚政,此時百感交際,回首從家門到井岡山,從瑞金到延安,從遼沈戰役到平津之戰,他心中充滿無限的激情。今天北平盛大的入城式,標誌著歷時六十四天平津戰役宣告結束,意味著他為之奮鬥的政治之花,結出豐碩的軍政之果。一個月後,林彪、譚政等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他們極為喜悅地聽到了毛澤東以他那洪亮有力的聲音對北平入城式的稱讚和高度總結:   
  北平入城式是兩年半戰爭的總結;北平解放是全國打出來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軍的入城式。11949 年3 月25 日,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遷入北平城,毛主席進駐香山雙清別墅。3 月27日至4 月5 日,第四野戰軍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通過了《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決議》。在會議期間,3 月31 日,毛澤東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見並宴請了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林、羅、劉、譚等親自聆聽了毛澤東的教誨。毛澤東指出: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團。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遵照毛主席的號令,譚政等告別了昔日遼沈、平津的輝煌,又堅定地邁向了南下征戰的途程。      
第十二章 馳中南巧謀兵剿匪政策清 
  1949 年4 月11 日。北平中山公園音樂堂。四月的北平,陽光明媚,春意盎然,中山公園內百花爭妍,奼紫嫣紅,正是遊園賞春的好時節。但是,今天的中山公園卻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不對遊人開放。原來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正召開軍事動員會議。主席台正中間,一位身材魁梧、四方大臉、濃眉大眼的高級解放軍將領,操著滿口四川話,揮動著大手,正在說著富於鼓動性的講話,這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他正在向準備南進的四野部分連級以上的指戰員,作南征動員報告。而坐在朱德身邊主持會議的,正是四野政治部主任譚政同志。朱德紅光滿面,意氣風發,他首先給與會者精闢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他說:「大家都知道,遼沈戰役、平津戰役之後,我們又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勝利。這就是說,國民黨的大部分主力部隊已被我們殲滅了,剩下的一百多萬部隊,部署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進行一線式的防禦。由此可見,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不會很久了,全中國的解放很快就要到來了。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企圖用各種陰謀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前推進,以獲得喘息的時間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這完全是癡心妄想!因此,我們要遵照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和毛主席關於『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指示,堅定不移,奮勇前進,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朱德號召四野全體指戰員,要認清當前的鬥爭形勢,積極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橫掃一切敵人,到長江以南去,解救被國民黨欺壓下的千千萬萬的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他要求大家,跨上戰馬,飛速前進,向全國進軍!   
  同志們被朱總司令的講話所激勵。一時間,「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為江南受國民黨欺壓的兄弟姐妹們報仇!」「向全國進軍!」「將革命進行到底!」等口號聲震動著音樂堂。接著,朱總司令針對一些同志由於不瞭解南方情況而產生的怕若、怕熱的思想,介紹了江南的風土人情。他風趣地說:「聽說有的同志害怕南征的艱苦,害怕江南的炎熱,甚至有的說把苞米面貼在牆上馬上就熟了(下面出現笑聲),你們不要笑哇,這說明有的同志不瞭解南方。我可以告訴同志們,祖國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樣可愛,山清水秀,鳥語花香,風景如畫,好得很哪!我的家鄉就是四川,那裡是天府之國,四季翠綠,魚米之鄉,富庶得很哪!南方是人人嚮往的地方。」他有力地號召:   
  「同志們完全可以打消顧慮,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當前的困難比起紅軍時的長征,比起抗日戰爭時期的反掃蕩,就算不上什麼困難了。希望同志們打消顧慮,同時也要作好克服困難的充分準備。這樣我們就無往而不勝!」總司令的教誨與期望,語重心長,句句刻在大家的心坎上,印在腦際裡。與會者個個精神振奮,信心百倍,高呼口號,表達自己的心聲!   
  坐在朱德身旁的譚政也被總司令生動、深刻的動員所激勵,被同志們激昂的情緒所感染,他操著滿口的湖南話,鏗鏘有力地說:   
  「朱總司令的指示,對於我們四野指戰員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我們四野全體指戰員一定不辜負總司令的教誨和期望,發揚老紅軍、老八路的革命傳統,在南下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勝利,將革命進行到底!」作為政治部主任,譚政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說:「目前按中央軍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號令,我們四野準備南下作戰,從總體準備上是充分的。我們通過平津戰役後兩個多月的休整比入關前的休整充分得多了。但目前問題也不是沒有的。入關前,有的指戰員怕入關,不願離開東北,現在要南下、有的指戰員怕南下,不願離開北京。甚至有的說,『這回我北不出關,南不過江』,革命到頭、大功告成的思想還是存在的。因此,我們還要利用南下行軍和戰鬥間隙,作好部隊思想政治工作,戰勝和克服南下作戰中各種困難,包括北方籍戰士不習慣南方的自然環境以及南方炎熱、空氣潮濕、蚊蟲多等困難,按著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戒驕戒躁,把革命進行到底。」譚政的總結,雖然簡短扼要,但卻一針見血,擊中要害,使四野指戰員有了長途跋涉,南下作戰,克服困難的思想準備。朱總司令的動員和譚政的總結會結束了,大家都依依不捨不願離去,長時間的掌聲響徹音樂堂,響徹中山公園的上空。   
  會議結束後,與會指揮員紛紛返回部隊。經過簡短的會議精神的傳達,我四野主力七十餘萬人結束了兩個月的休整,於當日(4 月11 日)起,分三路沿平漢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南下,開始了馳騁中南消滅國民黨和清剿匪寇的征戰。   
  四野的中南征戰,是按著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進行的。   
  早在1949 年1 月6 日至8 日,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和部署向全國進軍問題。擔任進軍任務的幾支野戰軍首長劉伯承、陳毅、羅榮桓等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1949 年和1950 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們應當爭取佔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戰役後,幾個大的野戰軍必須休整至少兩個月,完成渡江南進的諸項準備工作,然後有步驟地穩健地向南方進軍。」中央軍委賦予第四野戰軍的任務是向中南進軍,協同第二、第三野戰軍、中原軍區部隊及堅持敵後鬥爭的人民武裝,消滅該地之敵,解放豫、鄂、湘、贛、粵、桂六省。實際上,在四野主力出發之前,按著中央軍委指示,為配合華東、中原野戰軍3 月中出動,四野於2 月19 日派出以肖勁光為司令員兼政委、陳伯鈞為副司令員、唐天際為副政委、解方為參謀長由四十軍,四十五軍共十二萬人組成的第十二兵團,為四野南下先遣兵團,從北平市郊先後出發,沿平漢路東側,跨越華北平原,跋涉二十餘天,於3 月下旬,先後到達鄭州以東、隴海鐵路以北地區。4 月下旬,按著中央軍委部署,四野主力正向湖北境內推進。5 月初, 四野總部電令先遣兵團發起渡江戰役,5 月14 日,先遣兵團以第四十軍兩個師沿平漢路向漢口進逼,打擊可能南逃之敵,並相機佔領武漢三鎮;以第四十五軍向漢口以東之團鳳、武穴沿江一線發起攻擊,並奪獲百餘隻木船,乘勝渡江。江南守敵倉惶南逃,第四十五軍冒雨追擊。截止6 月初,先後解放了大冶、陽新、九江、武寧、安義等城市,奉命停止於武寧、安義一帶。沿平漢路向漢口挺進的四十軍一部,於5 月16 日解放漢口, 17 日配合江漢軍區部隊解放武昌、漢陽,武漢至此宣告解放。   
  在解放江西南部地區以後,9月下旬向廣東挺進, 10 月2 日發起廣東戰役,殲滅余漢謀集團六萬二千餘人。11 月6 日,四野發起廣西戰役。至14 日,我軍先後佔領鎮南關、隘店, 控制了中越邊境,除萬餘人逃入越南外,白崇禧桂系部隊全部及其所指揮的蔣軍一部共十七萬餘人,全部就殲,實現了中央軍委的部署計劃。在四野南下作戰的艱難遠征與浴血奮戰中,譚政一貫倡導的政治工作,始終與之相伴隨,並為其勝利提供了思想上、精神上、政治上的保證。   
  此前, 1949 年3月,全國實行統一序列,東北野戰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譚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正當四野主力按著毛澤東主席、朱總司令統一部署,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向國民黨控制的中南進軍時,四野政委羅榮桓突然病倒了。譚政被任命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時他剛剛完成原北平傅作義國民黨的改編,妥善安置了大批原國民黨軍官和士兵,立即轉入南下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四野全軍開展了以政治為主要內容的整訓工作、對部隊進行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教育,提出的行動口號是:「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方法是:結合傳達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在部隊幹部中深入進行加強集中統一,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加強團結,反對驕傲自滿;加強黨委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包辦;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反對享樂思想,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襲擊,等等。同時,譚政還向四野全軍部署了進軍中南和接管城市、開闢新區的方針政策教育等。通過上述一系列政治教育,使四野部隊,無論是南下先遣兵團,還是南下主力部隊的進軍,都能保持高昂的革命士氣,發揚不怕一切困難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保證了南下作戰任務的勝利完成。   
  1949 年5 月下旬。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駐地。初夏的南國已是多雨季節,霪雨靠靠,霧氣繚繞,但武漢三鎮卻到處是歡歌笑語、旌旗滿天,沉浸在歡慶解放的節日氣氛中。在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的駐地會議室裡,經中央軍委任命的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譚政,正在主持軍管會會議,主要研究駐武漢部隊的入城教育及城市管理的有關事宜。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是武漢解放後由中央軍委直接任命、組成、派駐的。其成員有譚政、陶鑄、肖勁光、倪志亮、唐天際、張平化等十三人。譚政為主任,陶鑄為副主任。肖勁光為武漢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倪志亮、朱滌新任副司令員,譚政兼任政委,唐天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漢口擔任警備任務的部隊是南下先遣兵團的第四十軍第一一八師,漢陽則由武漢軍區派出的一個旅駐防。此次,譚政回到武漢,心情十分激動,夜不能眠。想當初, 1927 年3 月,二十一歲的他,正是從這裡,經大舅哥陳賡的介紹,投筆從戎,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道路的。今天, 1949 年5 月,四十三歲的他,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又回到了武漢。當初的武漢,黑雲壓城城欲摧,今日的武漢,陽光普照慶解放。譚政此次的駐漢,任務又是十分艱巨的。作為軍管會主任,作為警備司令部政委,他不僅要負責武漢三鎮的城市全面整頓與管理,還要負責駐漢警備部隊的全面政治思想工作。實際上,解放武漢的四野南下先遣兵團,在其解放武漢之前,就己按著譚政的要求與部署,全面貫徹與落實譚政關於政治工作的有關指示,並在艱難行軍中,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遣兵團的第四十五軍,按著中央軍委部署,於1949年2 月25 日提前率四個師,從北平附近的通州、香河地區出發,經安次、任丘、南官、大名、濮陽、開封、蘭考、項城、汝南、宣化店、新縣等地,向鄂東大踏步前進。沿途受到人民和兄弟部隊的熱烈歡迎,對部隊鼓舞很大。   
  每到一地,當地群眾或兄弟部隊,都預先給其準備了給養供應和宿營房屋,減少了行動的困難,大大鼓舞了指戰員的鬥志。同時,在譚政總體部署下,軍政治部針對行軍途中出現的怕苦、怕累、怕難和初到南方生活不習慣等而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對部隊進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行軍中,部隊普遍發揚了團結互助精神,特別是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保證了部隊的順利行動。很多戰士腳上打了血泡,仍堅持不掉隊,下決心說:「爬也要爬過長江去!」經過一個多月的連續徒步行軍,全軍穿過河北、河南平原,通過黃河泛區,翻越大別山,於4 月8 日先後進抵湖北東郊之黃安、河口地區集結,行程達二千六百餘華里。4 月21 日,全軍向前推進到江北宋埠、浠水地區待命。此時,賴傳珠同志從北平趕到軍部,向全軍團以上幹部傳達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與譚政的學習要求指示,部隊又為之一振,使部隊的士氣與精神面貌大為改觀,為後來四十五軍的多打勝仗,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部隊渡江前休整期間,部隊又傳達學習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學習了譚政在平津戰役期間提出的入城部隊「約法八章」與「三大口號」等,從而為後來武漢的解放、城市秩序的維持、部隊紀律與城市管理作好了準備。此次,武漢解放,市政管理,部隊紀律、政策教育,譚政又親自坐鎮指揮,主持軍管會研究對策。譚政說道:「現在武漢三鎮業己解放,但如何保證好武漢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管理好武漢三鎮,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十分艱巨任務。要搞好這項工作,我看主要還是先從抓部隊紀律、政策教育入手,像平津戰役一樣,『約法八章』,『軍政雙勝』,『秋毫無犯』,『原封不動』。」譚政的意見、計劃被通過,駐漢部隊普遍開展了以上述內容為核心的入城教育與思想政治工作,部隊的紀律與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觀,起到了表率示範作用,受到了武漢市民的讚揚。我四野部隊進駐武漢市區以後,按著譚政的有關教育與指示,自覺遵守黨的各項城市政策和入城紀律,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據肖勁光回憶,有一支部隊到達漢口時,已是萬家燈火。經過七十里的急行軍,部隊非常疲乏,但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房子,他們就在街頭露營。為了不影響市場秩序,部隊規定,在五天之內,除伙食單位買菜外,所有人員都不得購買東西。各部隊的牲口全部牽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潔。各單位人員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不上街,不看戲,群眾送給慰問品,一一婉言謝絕。   
  1949 年7 月初。鄂西山區。夏日炎炎,烈日當空,一支身著草綠軍裝,帽帶紅色五角星的部隊,正在鄂西的崇山峻嶺、深澗低谷之間,秘密、神速,而又艱難地穿插著。這支部隊,就是我四野第四十七軍,他們正像一支支前頭,按著上級的部署向湖北省長江沿岸重鎮宜昌射去。   
  自古以來,宜昌就是川東門戶,重慶屏障,是爭奪四川首先必須爭奪的軍事重鎮。渡江戰役之後,節節敗退的蔣介石集團,為了阻止我軍西渡長江,控制鄂西,確保川東門戶,以宜昌、沙市為中心,從東起岳陽,西迄巴東的長江兩岸加強防線,派遣他的「名將」、黃埔高材生宋希濂率部駐守湘鄂西,坐鎮宜昌。   
  7 月初,當我東路大軍攻佔武漢,西路主力即將渡江南進之時,宋希濂部隊集中主要兵力向我當陽、荊門地區進犯,企圖威脅我平漢、粵漢南下大軍的側背。我軍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下宜昌、沙市,直搗四川,將計就計,於7 月6 日發起了宜沙戰役。四十七軍就是在兄弟部隊配合下向宜昌急速進軍的,其行軍速度的快慢,直接關係到攻取宜昌的勝敗。   
  部隊開始是向宜昌快速迂迴。7 月9 日,與敵在當陽東北的觀音寺一帶遭遇,經過幾次戰鬥,敵人發現了我軍意圖。這些敵人,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與我決戰,立即向宜昌方向全線撤退。我軍從奔襲迂迴包圍作戰,隨即轉入了追擊作戰。   
  為此,能否克服行軍中的困難,加快行軍速度,則是整個宜昌戰役的關鍵。而在這艱苦行軍的途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就顯現了其重中之重的巨大作用。而譚政通過抓層層、層層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與內容,又是在這關鍵的時刻發生了效力。   
  此時的行軍是異常艱難的。這時正是南方盛夏炎熱而多雨的季節,天氣變化無常,時而烈日當頭,時而大雨滂沱,暑氣蒸人,道路泥濘。   
  這些來自東北的部隊,經過平津戰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鄉,又急速前進,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隊十分疲憊。他們雖然在襄陽、樊城一帶的漢水中進行過短時間渡江作戰訓練,但對水網稻田地和山地作戰非常生疏,尤其不習慣南方的水土氣候,部隊又沒有及時配發雨具、蚊帳,病員不斷增加。在行軍途中,不時看到躺在路邊生病的幹部和戰士。有的嚴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發著瘧疾,渾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燒又拉。戰士們往往是走著走著,就一頭栽下,倒在路旁。面對種種惡劣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行軍困難,部隊各級政工人員和譚政派出的隨軍政工人員,按著譚政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軍指戰員身在苦中不知苦,任何困難踩腳下。昏倒的戰士剛一清醒過來,立即就掙扎著爬起來,要求追趕部隊。對於南方炎熱的氣候,人不適應,來自東北戰場的騾馬更受不了。這些曾經拉著沉重輜重馳騁疆場的大騾大馬,在南方的惡劣氣候下一批批病倒,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嶇的山路。炮兵戰士們不得不把山炮拆開來,幾個人合起來背一個部件,在狹窄的羊腸小道上艱難行進。有的戰士掉進河裡,有的戰士摔下深谷,連人帶炮一起消失了。敵人在大路上沒命的逃跑,我軍插近路從小道上急速地追擊。鄂西的山路狹小而崎嶇,時而升入雲霧繚繞的高山,時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很多戰士腳走腫了,腿扭傷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四十七軍政治部主任楊中行是個胖子,走不動路,過去行軍打仗,從松遼平原到漢水之濱,幾乎沒有離過馬鞍,現在不得不棄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了不幾步就得拄著枴杖停下來喘喘氣。   
  一支部隊沿著沮漳河前進。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峽谷之間,羊腸小道開鑿在沿岸巖壁之上,有一段不過幾十里的路程,就要從河中穿過四十八次,人們稱之為四十八道灣。部隊從此經過,正值連日暴雨,這條平時深不及膝的溪流,現在卻是山洪咆哮的寬闊河道,水深過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戰士們不得不把綁腿解下來,連接起來,捆到會水的戰士身上拉過河去,系到對岸的樹上,然後戰士們拽著綁腿渡河。即便這樣,有的戰士還是連人帶槍被激流沖走了。鄂西山區長期遭受國民黨反動派蹂躪壓搾,山窮,水窮,人更窮。   
  當時正趕上夏荒,新谷尚未登場,群眾早已斷糧,有的人家即使有一點口糧,也由於對解放軍不瞭解,早已堅壁埋藏。部隊急速前進,糧草接濟不上,在當地籌糧,有時連個人影也找不到。他們或者從地裡掏點尚未長成的小土豆,或者從瓜棚上摘下幾個青綠的嫩南瓜,學著譚政當初在紅軍時期的辦法,留下一張條子幾塊銀元。一次,一支部隊正用麵粉做一鍋稀糊糊,一個戰士興沖沖地跑過來,一面喊著:「白面白面!」一面提起乾糧袋就往鍋裡倒,結果盛出一吃,又苦又澀。原來他把老百姓家裡的石灰當成了白面,害得大家連口稀糊糊也沒喝上,只好餓著肚子繼續行軍。在譚政一貫倡導的政治工作精神支撐、激勵、鼓舞下,我們的部隊就是這樣走過來了。飢餓、疾病、疲勞襲擊著部隊,但部隊的情緒始終是高昂的。戰士們互相鼓勵,干群間互相幫助。「咬咬牙,餓頓飯,一氣走它一百三」,「上刺刀,手榴彈,一舉攻下鎮境山」的口號,在蒼茫的鄂西深山峽谷之間迴盪。經過近半個月的急行軍,我四野四十七軍終於戰勝了南方行軍途中的重重困難,於7 月14 日和15 日到達指定地點,完成了對宜昌的包圍,最後終於取得了宜昌戰役的勝利,解放了宜昌城。譚政的政治工作,又結下了豐碩的軍事之果。   
  1949 年8月5 日。湖南長沙北。城外八里。南國的初秋,驕陽如火。長沙城郊北八里之遙,成群結隊的長沙市民十餘萬人出城,在這裡等候和歡迎我四野解放軍進駐長沙。這是我四野部隊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譚政一貫倡導的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敵軍相關結合原則的又一運用與勝利。早在我四野主力向中南進軍中,在譚政的策劃和指示下,我四野部隊便通過各種渠道,派遣有關人員深入敵人內部,對國民黨軍的上層人物開展秘密的爭取工作。前線各部隊,在譚政指示下,也以各種手段展開政治攻勢,對敵軍進行思想、政治瓦解,使他們脫離國民黨的營壘,站到人民方面來。   
  從1949 年春天開始, 當北平、天津、太原等許多大城市相繼解放以後,我湖南黨的地下組織,在省委書記周裡同志的領導下,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做爭取程潛(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陳明仁(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第一兵團司令官)的工作。武漢解放以後,四野在做好軍事進攻準備的同時,在譚政的反覆強調下,進一步加強了爭取程、陳和平起義、瓦解敵軍的工作。據肖勁光回憶,當時軍委總部和野司(譚政)派來做爭取程、陳工作的李明灝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明灝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潛、陳明仁以及譚政都是湖南人。北伐前,程潛辦了一個講武學校。程自任校長,李明灝任他的教育長,陳明仁是他們的學生。1927 年,程潛在漢口重建新六軍時,李明灝任過他的第七師師長。次年,程潛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灝又代理第六軍軍長。由於這些歷史關係,譚政等派他來做程、陳的工作,實屬人地相宜。當時,李明灝往來於長沙、漢口、北平之間,費了不少周折,多次受到譚政的會見與指示,也向肖勁光匯報過和談工作、爭取工作的進展情況。   
  7 月間,我四野大軍南下,發起了宜沙和湘贛戰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贛邊廣大地區。我四野南下先遣十二兵團,頂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於7 月19 日連克距長沙只有幾十公里遠的平江、瀏陽兩城,兵臨長沙城下。   
  與此同時,根據軍委指示,四野譚政參與組織成了一個五人和談代表團,金明為首席代表,唐天際、解沛然、袁任遠、李明灝四人為代表。代表團於7 月22 日到達平江,和程潛、陳明仁派來的代表程星齡先生舉行了談判。程星齡與程潛是本家,又是程潛智囊團中的頭面人物,是一位積極贊成和談的進步人士。他建議代表團派人到長沙去直接同陳明仁談。因當時程潛在寶慶(邵陽),兵權又主要握在陳明仁手中。   
  開始,金明覺得自己應該去,李明灝擔心別人去有風險,便自告奮勇,以解放軍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長沙,當面與陳明仁進行了洽商。   
  在我四野大軍壓境和我黨和談政策、政治爭取感召下,在四野譚政等積極參與策劃下, 1949 年8 月4 日下午,歷史終於在湖南翻開了新的一頁。程潛、陳明仁兩將軍最後接受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由程、陳兩將軍領銜,三十多名國民黨軍政要員簽署的「起義通電」正式發表,宣佈「正式脫離廣州政府。今後當以人民立場,加入中共領導之人民民主政權,與人民軍隊為伍。」   
  8 月5 日,古城長沙裝扮一新,紅綠標語貼滿牆壁,毛澤東主席的大幅畫像高掛街頭,秧歌隊濃妝待發。人們臉上喜笑顏開,奔走相告:「解放軍快進城了!」下午7 時,人民解放軍一三八師從小吳門威武雄壯地進入市區,長沙市盛況空前,十多萬群眾夾道歡迎,從五里牌到小吳門一派歡騰,鑼鼓聲、鞭炮聲,歡迎人民子弟兵的口號響徹雲霄,人們噙著幸福的淚花,慶祝解放,歡呼和平,感謝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讚譽程、陳兩將軍順應民心,使古城長沙終於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程、陳兩將軍的義舉極為讚譽,回電嘉勉,稱之為「義正詞嚴,極為佩慰。」「義聲昭著,全國歡迎。南望湘雲,謹致祝賀。」程、陳兩將軍的通電起義和長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事業的又一偉大勝利,震撼了華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加速了國民黨集團的最後覆滅,宣告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湖南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動統治的結束,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輝的一頁。其中譚政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促進了程、陳兩將軍的思想轉變,使長沙最終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12 月13 日。   
  廣西南部。   
  廣西的冬日,雖有淡淡的冷意,但中越交界處公母山上,仍景色恰人,一派翠綠。中南地區國民黨最後一股頑匪,這時正被我四野中南剿匪大軍,追擊至此,退守在中越交界處的公母山上。原來,自1949 年2 月23 日、4 月12 日至23 日,我四野南下先遣兵團主力部隊共八十二萬人分別南下作戰後,4 月29 日按照中央軍委指示,將四野各兵團的組織和前進方向進行了調整,兵分三路,進軍中南:以肖勁光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四十軍、四十五軍、四十六軍為中路軍,沿平漢路和東側地區向武漢前進。以程子華任第十三兵團司令員、肖華任政治委員,下轄三十八軍、四十七軍、四十九軍為右路軍,沿平漢路及其西側向武漢以西前進。以劉亞樓任第十四兵團司令員、莫文驊任政治委員,下轄三十九軍、四十一軍、四十二軍,由中路前進。(9 月11 日,調往北平,組建中央軍委空軍司令部)。以鄧華任第十五兵團司令員、賴傳珠任政治委員,下轄四十三軍、四十四軍、四十八軍為左路軍,由平漢路以東向九江前進。在我四野先後發起渡江戰役、宜沙戰役、湘贛戰役、廣東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等戰役,並解放了武漢、宜昌、長沙、廣州、柳州等中南地區廣大地區以後,到1949 年12 月中旬,整個中國大陸除西藏問題尚未解決,全國各省(除海南島)都獲解放。但是,在中南區的國民黨軍白崇禧殘部,勾結雲、貴、川、黔殘匪,依托山脈連亙、河流縱橫等複雜地形優勢,繼續與人民為敵。在譚政的參與下,中南軍區司令部發出號令,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部隊,立即投入剿滅國民黨軍殘餘武裝和清剿大股土匪和在新區實施民主改革的艱苦鬥爭。此時譚政出任中南軍區暨第四野戰軍第三政委兼幹部管理部部長、中南局第一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華南分局第三書記、華南軍區政委。   
  譚政針對廣西地區和湖南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頭人與國民黨殘餘武裝相勾結的實際情況,及時指導部隊嚴格執行新區各項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眾紀律的前提下,堅決貫徹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並舉的方針,較好地完成了剿匪與新區改革工作。   
  就在譚政指導剿匪過程中,到1949 年12 月中旬,中南剿匪已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後一股頑匪,則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後一仗。原來,此時粵桂邊戰役已進入了最後階段,白崇禧所視為最後支柱的幾個主要兵團都已一一被殲,只有在廣西南部的一個小角落,還殘留著黃傑兵團的一批殘兵敗將。曾經遭受我軍沉重打擊的這群匪徒,慌慌張張逃出了南寧,經過綏綠、恩樂到達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區,企圖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國主義的庇護。   
  我剿匪部隊在譚政等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原則指導下,從欽縣北面冒著連日陰雨,翻越崎嶇難行的十萬大山,向中越邊境兼程前進,於12 月13 日抵達思陵西南的國境線上,以突然和極迅速的動作,將未及逃往越南的黃傑部後衛主力九十七軍截住在中越交界處的公母山上。12 月14 日中午,我軍發起了強烈攻勢。連做夢也設想到解放軍會晝夜兼程抄小道而來的敵軍官兵們,經此突然的攻擊,就無能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當炮聲剛剛響起的時候,那些愚蠢的敵軍官們還滿自信地以為是遭到我地方武裝的攻擊,不很在意,直到炮聲越打越緊,公母山戰地上空又出現了四架法國飛機時,昏了頭腦的敵軍參謀長伍國光又錯誤地認為是「法國人的誤會」,並大發脾氣地連聲大罵法國人是「蠢豬!飯桶!混蛋!」,並責罵「是誰去跟法國人交涉的?一點事都不會辦,倒叫法國人打起我們來了!」然而,不管敵人怎麼樣的叫罵,我解放軍指戰員們,早已忘掉了飢餓和疲勞,以高漲、旺盛的士氣,擦掉槍上和臉上的塵土,向敵人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頓時佈滿了飛跑衝鋒的我解放軍戰士。慌亂的敵人蠕動在山嶺和山坡上,茫然無目標地向山下開炮掃射。在我火力掩護下,八連連長蔡子祥以一個排正面攻擊一個山頭,自己則帶著另一個排從敵人三面交叉的火網中向縱深猛插。當搶佔制高峰的戰士們剛爬到半山坡的時候,六個敵人己搶先佔領了山頭。山勢陡峭無路可尋,戰士們從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著草根、樹根、樹枝奮力攀援。這時,搶佔山頭的敵人已把機搶架好,八連一排的全部戰士和後續部隊毫無隱藏地暴露在這架機槍的殺傷範圍內。在這最緊要關頭,攀登在最前頭的八連三班代班長謝紀忠,以極勇猛的動作繞過一個小山頭,出現在敵人的側後,他把衝鋒鎗一擺,指著六個敵人喊道:「繳槍不殺!」敵人乖乖繳了械,這架正待發射的機槍就這樣繳過來。這位勇土奪過機槍,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頭,向山坡敵人猛烈掃射,迫使敵二十六團團長和部下舉手投降,其餘散亂的敵人,群龍無首,毫無鬥志。這樣,前後共四個小時,戰鬥便勝利結束,敵九十七軍軍部、兩個主力團和一個補充團連同副軍長郭文燦、參謀長伍國光等共四千餘人都當了俘虜。兩廣大陸上的最後一股殘敵,悉數被殲,在南方國境線上,到處響起了勝利的號角。   
  譚政所指導的中南剿匪勝利結束。   
  夜,已經很深了,譚政房間的燈依然亮著,譚政坐在桌前,時而緊蹙眉頭,時而伏案疾書。室內靜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碼著的一摞厚厚的書籍和文件陪伴著將軍的思緒。譚政在部隊是出了名的愛動腦筋的人,井岡山時期,譚政跟隨毛澤東作秘書,便養成了愛思考的習慣。現在兩廣剿匪結束後,譚政便不自由主地總結起我軍中南地區剿匪的經驗。譚政翻看著自己即將寫完的文稿,他已經總結了我軍中南地區剿匪過程中鬥爭形式發生的新變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團作戰轉變為分散的剿匪作戰;二是由追殲國民黨軍隊的長途進軍,轉變為在一地長期駐剿殘匪,三是匪特擾亂,交通阻隔,供應困難,生活條件艱苦。   
  譚政知道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領導剿匪政治工作當然也隨之變化了,事實上他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創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經驗,他繼續揮筆寫道:   
  其一,加強思想領導。開始在剿匪時,部隊中有些戰士和幹部認為「剿匪不是野戰軍的任務」、「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級」,有的人還有輕敵麻痺、埋怨剿匪艱苦等模糊認識。針對這些情況,譚政大力宣傳,中南剿匪是一場尖銳殘酷的肅清美蔣殘餘勢力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是一個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任務,使戰士幹部端正了思想認識,竭盡全力地投入到剿匪鬥爭中去。事實上,在實際戰鬥中我不少部隊為了合圍殲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風雨中不分晝夜地窮追猛打,忍饑挨餓,經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跡罕見的峭壁叢林、瘴癘山區中去搜捕。雖然鬥爭環境困難艱苦,但部隊士氣卻十分高漲。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對剿匪部隊教育、動員中,及時弄清了剿匪和全國各條戰線偉大勝利的密切關係,把艱苦的剿匪作戰同爭取全國人民的幸福生活聯繫起來,「苦了我一人,幸福千萬家」。同時,部隊還把交流、學習群眾創造的克服各種困難的具體辦法,及時解決剿匪部隊在醫藥、服裝等各方面的困難,作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有效地增強了部隊戰勝困難的戰鬥力量。其二,建立剿匪鬥爭的一元化領導。為了加強對剿匪鬥爭的統一領導,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黨、政、軍、民負責同志共同組成的剿匪領導機構各級剿匪委員會。這種剿匪的統一領導機構,實際上是一個臨時政權,它作為剿匪期間發動與組織人民群眾的組織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與更好組織黨政民財力量的配合」。為了集中剿匪,利用這種領導機構的特點,廣西地區黨政軍機關抽調數千人組成剿匪工作隊,並動員了一批民兵,參加剿匪作戰。   
  同時,還注意在剿匪鬥爭中學習、引進其他軍區(如華東軍區)剿匪的經驗:   
  「以政治為主,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以軍隊為主,軍隊地方齊頭並迸;以外力為主(指新區初期),外力本地協同一致。」有了統一的指揮機構,也可使各有關部隊、友鄰地區密切配合。協同動作,從全區和當地的匪情出發,統一部署,統一計劃,發揮我之優勢,同匪特展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鬥爭,可以把剿匪同反霸、減租、生產、收槍、民主改革等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此外,剿匪作戰的生活方式上出現了分散、艱苦、獨立作戰(或工作)等特點。在這種情況下,譚政要求剿匪部隊,要善於把黨中央、上級黨委關於剿匪作戰的方針、政策與要求精神,一桿子貫徹到基層,成為廣大幹部戰士言論行動的準則,中心問題要加強基層黨支部的工作,切實發揮好黨支部在剿匪作戰中的戰鬥堡壘作用。其三,堅決執行軍事清剿、政治瓦解、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中南地區的土匪,除了少數是經濟性的以外,絕大多數是政治性的,它是作為美蔣反動派的殘餘勢力,作為敵人在大陸潛伏待機、東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鬥爭,而同時還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與群眾的思想鬥爭。從中南地區剿匪的客觀形勢看,起初,不少地區政權尚未建立,或剛剛建立還不鞏固,廣大群眾尚處於觀望動盪之中,尚未發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的剿匪鬥爭,是作為恢復生產、鞏固政權、安定秩序的一個基本問題來進行的,離開了發動群眾和政治攻勢,就不會有剿匪鬥爭的勝利。從中南地區剿匪的實際經過來看,一般都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集中優勢兵力,實行軍事進剿股匪階段;然後是配合發動群眾,在一定地區內進行駐剿殘匪階段;最後是結合農村民主改革運動,清剿潛散匪特的階段。從這個全過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開展群眾性的政治攻勢,實行軍政並進、並舉,剿撫兼施,才能取得剿匪鬥爭的完全勝利。譚政認為,軍事清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軍事清剿為基礎。他認為,沒有軍事上的殲滅性打擊,政治攻勢和發動群眾也很難奏效;軍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貫徹剿匪作戰的基本戰術思想,研究匪特活動規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情剿,力爭全殲,不使漏網,清剿一區,淨化一區。譚政強調,在清剿中,特別注意捕捉匪首和鎮壓匪首的鬥爭,對於開展政治攻勢,爭取匪眾,發動群眾,打開局面,其意義十分重大。寫到這裡,譚政感到眼睛有點發澀,便抬起了頭。此時,窗外天色已經發白,「時間過得真快」,他自言自語道。譚政站起身推開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風吹來,他不覺渾身一爽,掏出一根煙,點燃,深深吸一口停頓了下來,好一會兒才「噗地」一陣長聲,吐出一圈圈煙霧,這時,譚政感到頭腦異常清醒,便又拿起筆來,繼續寫下去:在中南剿匪鬥爭中,開展政治攻勢,主要有以下五種形式:一是採取多種渠道,宣傳全國勝利的大好形勢,宣傳我黨我軍剿匪鬥爭的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基本政策,向廣大人民群眾揭露土匪的欺騙、謠言和各種破壞的罪行,提高群眾的覺悟;向匪特指明蔣匪的窮途末日,繼續作惡只有死路一條,號召他們登記悔過自新。二是開展戰場的政治攻勢,有針對性地做好戰場喊話,瓦解匪眾,孤立匪首。三是動員爭取匪特親屬,勸他們的親屬歸來投誠。四是以匪降匪,即給降匪以立功贖罪的機會,或勸匪特歸來登記悔過,或打入匪特內部,瞭解情況,最後殲滅之。五是登記、集訓、管制與改造壞人,主要是敵偽還鄉人員、反動黨團分子、土匪、流氓、反動會道門骨幹等,根據罪惡輕重,分別處理。譚政認為,少數匪特之所以還能存在,就是因為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成為他們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報工作,只有發動群眾,才能耳聰目明,絕不能只靠少數公安、武裝幹部孤立進行。譚政還認為,在大股土匪消滅後,組織武裝工作隊深入重點地區,是發動群眾、肅清潛散匪特的好辦法。武工隊是戰鬥隊與工作隊的結合、便衣與武裝的結合、地方幹部與武裝部隊的結合的一種組織形式。他非常贊成貴州省軍區提出的武工隊是「一兵兼四員」(四員即戰鬥員、指揮員、工作員、偵察員)的說法與要求,一再強調了充分發揮每個指戰員在軍事迸剿和發動群眾中的積極作用。譚政認為,野戰軍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動的。從長遠的觀點看,鞏固政權,保護城市和交通安全,警衛一些重點目標或設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裝的。他認為,這樣才不會使殘匪此伏彼起,繼續為患。因此,他強調指出,一旦條件具備、成熟,在剿滅大批股匪的戰鬥中,即應著手充實、加強地方武裝的建設。此外,譚政認為,還應視形勢發展情況,加強不脫產的民兵建設,以防匪患。其四,實行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基本政策。譚政強調,寬大與鎮壓是兩個有機結合而又不可偏廢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執行中,應切實做到「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譚政十分重視組織部隊,特別是組織部隊各級領導幹部學習黨的政策,以便劃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與罪大惡極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與受匪欺騙而參加土匪集團不久的勞動人民的界限;各種反動會道門和反動黨團的一般分子與這些組織的骨幹分子的界限等。譚政提出,對於這些各類土匪組織,均應實行「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原則,以孤立極少數罪大惡極的匪首惡霸。在執行政策中,譚政特別強調部隊指戰員和各級各類幹部要特別注意:一要正確理解和執行首惡必辦的政策。他指出,首惡,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單純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據本人的罪惡多少和民憤大小來決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惡很多、民憤極大者,也要鎮壓。他認為,必辦,不等於必殺,要殺的必須是罪大惡極、群眾強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鎮壓,應以具體情況來定。但是,不殺,也要設法管制,絕不能待為上賓,要讓他們向人民低頭認罪,服從管教。二要必須堅決反霸。譚政認為,惡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們既在某一地區殘酷壓迫剝削群眾,又是勾結、控制、支持匪特的後台老闆,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眾曾說:「不鎮壓這些惡霸,就如同只砍樹枝不砍樹根、樹幹一樣,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眾的頭抬不起來。」「你們敢鎮壓大的,我們就敢抓捕小的。」譚政認為,敢於鎮壓「南霸天」、「北霸天」,是發動群眾的關鍵。三要把我們政策的基點,放到團結廣大人民群眾中去。譚政認為,對於在匪特活動中有這樣或那樣缺點、錯誤的群眾,對於一般匪特的家屬,絕不能把他們推到匪特一邊去。在土匪活動猖獗、匪患長期嚴重的地區,絕不能把匪、民混為一談,更不能稱什麼「匪區」。否則,勢必為淵驅魚,脫離群眾,擴大敵人的力量。當然,對於參加反動會道門的群眾,也應進行必要的教育。「啪」,譚政終於放下筆,舒展了一下身體,長出一口氣。室內已灑滿陽光。他的眼睛略感發酸,手指發麻,但他心裡充滿喜悅。他認為自己只是對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總結,他還不曉得他積累的極其豐富的政治工作主貴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對於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出了多麼重大的貢獻。   
  1950 年5 月1 日。廣東海南島。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朝霞滿天,燦爛的金光灑遍了五指山、黎母嶺,萬泉河、昌化江,灑遍了這面積三萬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島,照亮了二百五十萬瓊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島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熱鬧非凡。清晨,當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邊的椰子樹還掛著晶瑩的露珠的時候,人們便已穿著節日的盛裝,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湧向慶祝解放的會場。五月的海口,微風輕拂,天空湛藍,鮮花盛開,滿城飄香。大街小巷,紅旗招展,家家戶戶,張燈結綵。   
  會場上,鼓樂喧天,鞭炮齊鳴,人人臉上掛著喜悅的淚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會,熱烈慶祝海南島的解放。同日,祖國寶島最南端的三亞市,也紅旗如林,歌聲如潮,人群如海,慶祝海南解放。那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和花團錦簇的鳳凰花交相輝映,宛如天上的彩霞。這個在過去很遠時代曾被視為蠻荒絕域,在當代又曾受過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鐵蹄踐踏過的地方,如今終於回到了人民的懷抱,開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島戰役,是我軍在解放戰爭時期,向國民黨軍隊發動的最後一次進攻性戰役,是在我軍毫無渡海作戰經驗,沒有海空軍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機帆船的情況下,對擁有海空軍,具有現代防禦優勢的敵人,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登陸作戰,是我軍建軍以來第一次渡海登陸作戰的成功戰役,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這個戰役,從1950 年3 月5 日第一批開渡起,至5 月1 日結束,戰役持續了58 天, 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歷史經驗。   
  海南島戰役勝利結束後,中南軍區、第四野戰軍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團,分別進行了戰役總結。其中,做好部隊的政治工作,抓緊海練,是戰役準備的關鍵。這一由譚政一貫倡導的經驗,是所有經驗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條經驗。雖然譚政沒有直接參加領導海南島戰役,整個戰役是由葉劍英、鄧華、賴傳珠、洪學智、韓先楚等組成的渡海作戰指揮部直接指揮的,但作為中南軍區暨第四野戰軍第三政治委員兼幹部管理部部長、中南局第一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華南分局第三書記、華南軍區政治委員的譚政,對於中南地區和四野所轄第十五兵團的這一重大軍事舉措,不能不參與決策。事實上,在葉劍英、鄧華等率領四野第十五兵團之第四十軍(軍長韓先楚)、四十三軍(軍長李作鵬)和加農炮團、高射炮團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隊共十萬餘人,自1949 年12 月下旬開赴雷州半島集結、準備渡海起,無論是中央軍委,還是包括譚政在內的四野領導、中南軍區領導,都對海南戰役的決策與組織起過重要作用。1950 年1 月27 日,在葉劍英、洪學智等參加的廣東軍區的黨委會上,初步擬定了一個先搞兩個團的偷渡方案。會後,葉劍英司令員讓洪學智副司令員到武漢向包括譚政在內的四野領導匯報。四野領導同意了這個方案,但譚政特別強調,要格外加強渡海部隊的戰前訓練,特別是要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領導並決定讓洪學智到北京向中央軍委匯報請示。洪學智到京後,中央軍委領導朱德、聶榮臻親自聽取了洪學智的匯報。朱、聶聽後,同意了這一方案,並特別強調:「注意做好準備,謹慎從事,總結好經驗。」其中的思想、政治準備,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學智從北京返回後,把軍委的指示分別向四野和廣東軍區作了傳達。   
  1950 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團在廣州召開了海南島戰役作戰會議。在廣州軍政委員會寬敞的會議室裡,葉劍英、鄧華、賴傳珠、洪學智、韓先楚、李作鵬等領導同志和來自第四十軍、四十三軍、瓊崖縱隊的領導幹部聚集一堂。會議由鄧華主持。會議根據中央軍委和包括譚政在內四野領導的指示,一致通過了原定作戰方案的同時,特別強調了譚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為了貫徹中央軍委和四野首長(包括譚政)反覆強調的渡海準備政治工作,發揚譚政在四野一貫倡導的政治工作傳統,第十五兵團所轄渡海部隊各級領導與政工人員,開始了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創造並積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可以說,海南島戰役,在一定意義上說,是譚政反覆強調、一貫倡導的軍隊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競賽,大表演,大總結,大匯報。譚政往日對部隊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島的戰役中,據時任四十軍一一八師政治部主任劉振華回憶,變成了三把鑰匙開了一把鎖教育,三個紀念章教育等。1950 年初春。廣東雷州半島。第十五兵團駐地。爽爽的海風,輕輕掠過,和煦而溫柔的陽光,正沐浴著剛獲新生的祖國大陸。第十五兵團十萬餘健兒,正在祖國大陸的最南部——三面環海(南海、瓊州海峽、北部灣)的雷州半島,展開了準備渡海作戰的海上大練兵,思想大整訓。在海練前,幹部戰士面對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顧慮重重。   
  遼闊的海洋,一望無際,巨浪滾滾,無風三尺浪,有風浪一丈。即使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裡,那波浪也從煙波浩渺的天際,奔騰著,追逐著,向著岸邊的礁石,惡狠狠地撲過來,迸發出沉雷般的巨響。在狂風呼嘯的日子裡,那狂濤更是氣勢磅磷,猶如草原上千萬匹烈馬在奔騰咆哮,勢不可擋,像要把整個世界吞進海底。與海南島相隔的瓊州海峽,寬達百餘里,最近距離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對於不習水性的東北部隊(四野)指戰員來說,並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詩所描繪的那樣,是淺藍色的胸脯,潔白的浪花。它那洶湧澎湃的浪濤,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產生望而生畏、聽而怯步之感。何況天上有敵機,海上有敵艦,島上有頑敵!當時,在進軍雷州半島之前,我十二兵團一些指戰員的思想狀況是:戰爭觀念逐漸下降,和平觀念逐漸上升,吃苦、犧牲觀念逐漸下降,享樂、保命觀念不斷上升,認為大陸已經基本解放,我們從此已經沒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認為,現在已經打到了中國的「南極」,革命已經到底。再加上部隊自入關南下以來,連續行軍作戰比較疲勞,又正值新年春節來到,所以,當時和平享樂保命思想相當嚴重,在行動上也作各種個人打算,買表、買筆、買花枕頭等等,未作執行戰鬥任務,尤其是渡海作戰任務的準備。向雷州半島挺進之後,上級便提出了準備執行打海南島的作戰任務。這一任務的提出,與當時部隊的思想狀況,對有些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事與願違的。同時,由於沒有深入進行思想動員,就開始準備渡海作戰的海練活動,因而海練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產生過較大的思想波動。   
  其主要思想問題是:第一,牢騷滿腹,消極對抗。一部分指戰員錯誤認為,上級分配任務不公,「四野其他部隊休整了,為什麼還叫我們打呢?」認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進軍在前邊,結束戰爭在後邊」,「老部隊,倒老霉!」因為四十軍、四十三軍在解放東北戰爭中,是有名的「四保臨江,三下江南」戰役的光榮的參加部隊之一;平津戰役後,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團的基幹部隊,執行了橫渡長江的艱巨任務。此次,兩軍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島,所以,有的同志便說:「咱們兩個軍是患難弟兄!」這樣,便在海練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消極對抗情緒。海練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時有發生。第二,盲目恐懼,無窮顧慮。許多東北籍和非沿海地區的戰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連,海浪好像層層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裡就恐懼,發慌,產生無窮的顧慮。有的戰士,夜間站崗,聽到海潮嘩拉嘩拉的衝擊聲,便嚇得跑回營地。不少戰士說道:「革命到底,現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認為,渡海作戰就是「九死一生」,「有去無回」。甚至個別相當級別的幹部也說:「聽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僥倖依賴。面對艱巨的任務,有的同志不是立足於自己的苦練、實幹與將來的硬拚,而是產生了幻想等待、僥倖依賴等心理。他們或是認為:「上級一定有辦法,一定會派飛機、軍艦來配合!」或是認為:「兄弟部隊可能來換我們的防,我們先練著!」   
  也有的根據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經驗,盼望「海南島上的敵人最好自己投降、起義或跑掉!」上述各種思想顧慮,其核心或焦點,集中在生死問題上。   
  當時部隊提出許多怕,這些怕除了經驗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戰士怕過海打仗,認為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戰士吃飯的時候,用筷子指著盤中的魚說道:「魚呀!魚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輪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團一連有一個排長說:「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連長講:「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連長說:「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頭裡!」根據渡海部隊的這種思想狀況,根據四野譚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經他親手培育起來的四野各級軍政領導政治工作的成功經驗與優良傳統,參加渡海作戰各軍各級,首先進行了二十餘天專門的政治工作、政治動員與階級教育。其方法是先幹部後戰士,先黨員後群眾,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和連排幹部會議,然後在全軍開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戰的諸多有利條件,提高渡海作戰必勝的信心,認識渡海作戰的光榮和重大意義,研究渡海作戰的方案和各種應急措施,充分發動廣大指戰員,讓其既明確渡海作戰的光榮,又讓其做到心中有數,一旦出海,能做到臨陣不亂,臨危不懼,英勇頑強,一往直前。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解決存在的思想問題,部隊各級政工領導的普遍作法,主要是採取「三把鑰匙開一把鎖」教育。   
  第一把鑰匙,是形勢任務教育。在十餘天時間裡,參戰部隊全體指戰員舉行了各種形式的大、小會議,進行形勢教育,認真學習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精神和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文章。兩個軍都召開了有團以上幹部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進行短期集訓。師一級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團集訓連排幹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這些會議,主要是查準備:思想準備、物資準備。   
  聯繫黨性和責任心檢查:你對這次任務是否採取積極負責的態度?問題暴露之後,就展開分析:這些思想對執行任務、對黨、對己有什麼危害?最後表示自己的態度。各級黨委作出執行渡海作戰任務而練兵的決議,每個幹部作出個人的思想鑒定,並把個人的決心計劃交給黨委審查備案。這些會議和輪訓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決戰術問題結合起來,收效比較大。根據當時部隊思想狀況與時間狀況,想徹底解決一切個人主義思想問題是困難的。講明道理,提高覺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務上,則是必須解決與可能解決的問題。在使部隊認識了解放海南島的一般意義和條件以後,各部隊都聯繫了歷史上的一些慘痛教訓(如李闖王),有系統地批判了「半途而廢」思想。同時,啟發部隊認識:「海南島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則敵人要捲土重來。」「不行,怎麼辦?」「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誰去打呢?」   
  這樣,通過逐步啟發部隊的求戰情緒,再說明:「現在全國人民還過著艱苦的生活,我們要享受,應該不應該?」「中國的南大門不在我們手裡,勝利果實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這樣,從個人前途、人民利益、國家命運關係等方面,深入淺出、具體實際地進行教育,啟發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激發對敵仇恨心,從而使部隊很自然地打開了偏狹的想法,自覺地樹立了執行任務的正確思想。通過檢查責任心不強的問題,許多幹部感到慚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別是回想起黨對自己的培養,烈士的英勇奮鬥和自己所擔負的責任時,更加內疚。通過典型人物介紹,樹立「階級硬骨頭」的戰鬥作風,使部隊有具體的學習目標。各師都選擇了一些能表現這種作風和高度階級覺悟的戲劇組織演出,其中以《劉胡蘭》給部隊的教育最為深刻。演出後,組織座談:「劉胡蘭為什麼這樣英勇頑強?」大家一致承認:「劉胡蘭有為人民服務忠貞不屈的精神!」有的戰士說:「劉胡蘭是個女同志都能這樣,我們打海南島更不能裝孬種!」紛紛表示:「死要死個有價值。」大多數立功決心書上都寫著:「打下海南島,為劉胡蘭同志報仇!」有的連在上黨課時,還講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廣大黨員。   
  通過宣傳、學習英雄人物,使廣大指戰員自覺地克服個人主義打算,服從人民與黨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軍指戰員,還專門進行了「評生死」活動,說明有幾種生,幾種死。經過這一教育,廣大指戰員更加堅定了執行渡海作戰任務的決心。第二把鑰匙,是訴苦教育。廣大參戰部隊,發揚譚政以前在四野倡導的訴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結合新的任務,運用不同形式對部隊進行訴苦的階級教育,啟發廣大指戰員憶苦,比苦,加深部隊指戰員對解放海南島人民的階級感情。各部隊還組織指戰員訪貧問苦,開展了軍民同訴苦的活動。通過這種形式,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的訴苦,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義憤,紛紛表示:「堅決將革命進行到底,誓死飛渡瓊州海峽,解放海南島,解放全中國!」第三把鑰匙,是立功運動。在階級教育的基礎上,部隊各級領導和政工人員,反覆把階級義憤引導到對渡海作戰的榮譽教育,通過這種教育,使廣大指戰員認識光榮,回憶光榮,保持光榮,創造光榮,並把渡海作戰,作為創造光榮、再造輝煌的契機。與此同時,廣大參戰部隊還對全體指戰員進行三個紀念章教育,號召他們保持「東北解放紀念章」、「中南解放紀念章」的榮譽,爭取「海南島解放紀念章」,爭創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連隊。廣大參戰部隊,按著譚政等指示精神,運用譚政倡導的政治工作的經驗、方法,結合部隊的任務與思想實際,有的放矢的開展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時間緊迫、任務艱巨的情況下,極大地改觀了參戰部隊的士氣和精神面貌,極大地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從而為海南島的解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樣,經過二十多天的專門政治教育與政治動員和兩個多月的海上大練兵,所有參戰部隊的政治、軍事素質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渡海作戰的時機成熟了。   
  1950 年3 月5 日下午7 時,夕陽的彩霞,伴著穿飛的海鷗,慢慢飄向天際。四十軍某師渡海先鋒營,在起航地點——雷州半島西南燈樓角的一塊空地上召開的海南戰役誓師大會,正在莊嚴而熱烈地進行著。落日的餘輝,映紅了墨綠的大海,映紅了飛舞的戰旗,映紅了八百名出征勇士們張張堅毅、果敢的充滿必勝信念的臉。前進的號音剛從指揮所裡發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隻船,便徐徐開動了,偉大的、驚心動魄的海南島戰役,揭開了序幕。此次戰役,共準備船隻二千一百餘條。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團以八千四百餘人乘船二百餘隻,利用夜暗和順風,分兩批(四次)實施偷渡,在長期堅持海南島武裝鬥爭的瓊崖縱隊有力配合下,登島成功。4 月16 日晚,四十軍、四十三軍兩軍主力近十萬人強渡瓊州海峽,於17 日凌晨在海南島北部海岸勝利登陸。經十餘日激戰,至5 月1 日解放全島,殲敵三萬三千餘人,其餘七萬餘敵逃往台灣或潰散。   
  譚政的政治工作, 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 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勳 
  1953 年6 月1 日。廣州軍區司令部會議室。一個四十歲開外、沉穩、老練的英武滯灑的年輕將軍,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總結報告,會場不時響起陣陣掌聲。此人正是譚政。他報告的題目是《關於整理黨的支部工作問題》。原來,自全國解放後,部隊大規模頻繁作戰的情況已經改變,在隨之而來的戰後和平環境中,部隊的鬥志已有些渙散。特別是1950 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團在準備海南島戰役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思想問題,使譚政十分震驚。為此,譚政(當時在武漢)除通過各種方式催促渡海部隊抓緊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遷到廣州後,特別著重抓緊對所轄部隊思想教育。譚政對新形勢下部隊存在的問題,十分重視。他認為,這種情況、問題的出現,不僅戰士中有,幹部隊伍裡面也有,而且主要在於部中;不但非黨群眾中有,黨員中也有,而且主要在黨員中。因此,他針對上述問題,決定先抓部隊各級黨委的思想建設和連隊黨支部的整理。譚政用眼睛掃了一下與會者,用宏亮的湖南話說道:「鑒於目前部隊的思想狀況,黨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強其基層堡壘作用。而加強支部工作,不單單是為了解決當前幹部中所存在的問題,而且也是為部隊正規劃建設所需要的。辦法是:在上級機關派人幫助和指導下,實行逐個的、分期的和實現一定要求的整理。」譚政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著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項要求。他高聲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視地強調說:「為整理好黨的支部,必須明確四項要求:第一,明確支部工作的範圍和職責,改善黨內關係,加強集體領導;第二,健全組織與民主生活,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第三,提高黨員的模範作用和活動能力,改善黨群關係,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繫;弟四,加強對青年團、俱樂部的領導。」在報告的最後,譚政又畫龍點睛式地強調:「我們整理黨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強黨內的團結和黨群的團結。因為這是支部工作中的兩個重要環子,抓住了這兩個環子,解決了問題,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為戰鬥力量的堡壘,團結的核心,在執行任務中的保證者作用,就能發揮出來。」   
  譚政報告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會議上引起了轟動與強烈的反響。與會者一致認為,譚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決的問題,是目前部隊問題的癥結,問題的提出與解決,是完全必要的,及時的。這樣,在譚政直接領導、親自上馬,通過各種形式大力抓緊基層支部整理、建設的基礎上,部隊的思想狀態和精神面貌有了較大的改觀,各方面都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富有生氣的景象。1954 年8 月下旬。廣州東山留園。廣州軍區司令部譚政住所。   
  紅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廣州軍區司令部譚政住所,電話鈴聲急促響起。譚政接過電話,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旁響起。原來,電話是北京彭老總打來,他要譚政速來京開會,作為六十名軍隊代表之一參加一屆全國人大,人大召開時間是9 月15 日,並做好調京準備。   
  譚政放下電話,凝視窗外蔚藍的天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遐思。此次電話是彭老總第二次打來。此前不久,彭老總的第一次電話,已與譚政打過調其進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 年初譚政隨中南軍區司令部由武漢遷入廣州並更名為廣州軍區以來,至今三年過去了。三年裡,譚政在廣州經常深入部隊和基層百姓之中,他與中南地區的軍民已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今天,中央催他進京,即將告別朝夕相處的地方,譚政心潮起伏,猶如珠江滾滾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聲長鳴,一列從廣州開往北京的火車緩緩起動了。譚政在他的機要秘書秦興漢的陪同下(暫未帶家屬),匆匆離開庶田、椰林的南國之鄉,馳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譚政到京後,經組織分配,立即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協助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同志,主持總政治部的常務工作。同時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其實,早在譚政調京前,他就已參與了總政治部的工作,參與了修改、審定和印發《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的工作。   
  1952 年12 月中旬,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委秘書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主持的各大軍區、各特種兵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的聯席會議上,就提出了從1953 年6 月起,人民解放軍開始學習蘇聯,實行正規化、現代化的軍事訓練,實行義務兵役制、軍官薪金制和軍銜制(簡稱「三大制度」)。在準備實行「三大制度」的過程中,有的幹部認為搞正規化建設,蘇軍有現成的條令、條例,我們照搬過來,一切按條令、規章辦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他們主張,可以按蘇軍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員制,實行單一首長制。例如,在1953 年5 月頒布的以蘇軍條令為藍本制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就只規定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而忽略了教導員、指導員在營、連中的地位與作用。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為副職,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處)主任,只管具體業務工作。   
  在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積極建議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彭德懷(1952 年7 月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認了上述右的傾向, 並於1953 年12 月7 日至1954 年1 月26 日,由彭德懷主持,召開了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會議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傾向。會後,中央決定,由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副主席陳毅與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一道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間,恰值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於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在京召開。作為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的譚政, 赴京參加了七屆四中全會,參加了反對高崗的鬥爭。會後,經陳毅、羅榮桓的建議與請求,參與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修改、審定和印發。譚政根據自己多年部隊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強調了部隊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強調了部隊各級政工人員的地位、職責與作用。在譚政的積極參加、參與下,修改後的《條例》總結了我軍所特有的豐富建軍經驗,簡明而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我軍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對我軍政治工作的性質、任務、職責、組織形式、工作作風以及與各方面的關係,都作了明確的規定。為了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條例》規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設立黨的各級委員會,作為部隊統一領導的核心;並確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條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在《條例》中,關於「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一語,原先草案中有,因幹部認識不統一而被刪去。經譚政的堅持與建議,毛澤東在審閱《條例》時,又親筆將其加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的修改與制定,是我軍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將毛澤東提出和總結的我軍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針、方法、經驗,制定為我軍的重要法規。它的出台,標誌著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邁出了學習外來經驗與我軍實踐相結合的新的一步。它不僅保證了我們「三大制度」的順利貫徹,而且還保證了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了一個正確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條例》的陳毅、羅榮桓在這方面起了主導作用,參與、參加修改、審定、印發的譚政,在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 年4 月1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經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正式在全軍頒布實行。   
  1956 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春節剛過,積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頭巷尾、城郊山湖,便已顯現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觀。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會議室裡,繼彭德懷、葉劍英、黃克誠報告之後,譚政以《關於軍隊肅反工作的總結報告》為題,作了生動的報告。他在對軍隊內的肅反工作,做深入、系統的經驗總結。   
  自譚政來京, 1954 年9 月5 日參加了一屆全國人大(9 月27 日一屆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一屆人大委員)。 1955 年3 月21 日至31 日參加了於北京召開的以清除「高饒集團」為中心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並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書記是董必武,另一副書記劉瀾濤,委員、候補委員共二十一人)。在軍隊開展的這些政治運動中,譚政始終掌握「批判錯誤從嚴,定案、處理時從寬」的原則,盡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當時,也有人反映說他思想右傾,但他還是堅持他的一貫主張:「給一個犯錯誤的同志定性做結論,總還得給他個改正錯誤的機會,不要一棍子打死嘛!」從1955 年7 月中旬開始,全軍分批開展了軍隊的肅反運動。譚政對軍隊的肅反工作,既嚴肅又認真。在運動中,他始終遵循黨的方針、政策,既打擊了真正的反黨反革命分子,又保護、挽救了一大批幹部。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譚政在此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才以此為題作為報告。譚政在談到軍隊肅反運動的基本情況時說道:「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運動的全過程中,我們始終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針行事。」在談到運動中出現的偏差時,譚政講道:「只是在某些單位,發生了打人、體罰、逼供、誘供等錯誤,但時間很短,很快便得到糾正。」在談到運動後期的處理與政策時,譚政說道:「在甄別定案處理中有關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對於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偏向,必須批評糾正。」譚政的報告,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譚政結束了自己的肅反總結報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譚政在肅反運動中,掌握黨的方針政策,不搞擴大化,給每個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相關,人們還清楚地記著譚政在參與和直接領導政治運動中,糾正「左」的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譚政下去檢查工作,某省軍區政治部向譚政匯報了該部下屬有一位政工科長, 1947 年偽造了一份入黨志願書和一封黨員介紹信,利用分配到一個新工作單位之機,「混進」了黨的組織。匯報該問題的同志並告訴譚政,這個人的問題已全部調查核實完畢,本人也如實作了交待。現在,他準備將這個人定為混迸黨裡來的政治騙子,作清除出黨的處理。譚聽取匯報後問道:「他入伍後表現如何?」匯報的人回答說:「一貫表現較好,作風正派,能聯繫群眾,工作上有一定成績。」譚政又問:「根據他的一貫表現,你看他是否具備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匯報人回答說:「可以說基本具備。」問明詳細情況後,譚政表示:   
  「我看這個同志,既不能定為混迸黨內的政治騙子,也不能清除出黨。」在座的軍區領導幹部都驚愕了。接著,譚政不緊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釋道:「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手段混到黨內來,做法上當然是錯誤的。但事實證明,他到黨裡來不是別有用心,想幹壞事,這和政治騙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 年他不那樣做,根據他在部隊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現,也可能早就入黨了。我看還是為他補辦一個人黨手續,幫助他成為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他會為黨繼續努力工作的,對黨有益而無害。」譚政這種以黨的事業為重,一切從大局考慮,歷史地、實際地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切為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化消極為積極,對人的處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針,使在場的每個人讚歎不已!後來, 1957 年在反右期間,某軍一領導同志向譚政匯報說,「內定」的師團職幹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不好掌握。過後,譚政便派出工作組幫助工作,並對派出的工作組當面交待說:「對劃為右派的複查定案,是件很細緻的工作。對人的問題一定要慎重對待。要注意接受歷史的教訓,打擊面不能太寬。」這樣,工作組通過逐人逐事複查,將原來「內定」的若干名師團職幹部「右派分子」的名單刷下來一大半。譚政又很好地保護了一批黨的軍隊幹部。1956 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政協禮堂。酷暑剛過,金秋已臨。今天,北京西城區太平橋大街新落成的政協禮堂,紅旗招展,衛兵凜然。具有劃時代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八大」,在這威武雄壯、富麗堂皇的政協禮堂裡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帶精製的代表證,代表著全國一千零七十三萬名黨員,洋溢著勝利、喜悅的笑臉,秩序井然地步入會場。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外國共產黨、工人黨的代表,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應邀出席了會議。整個會場,熱烈莊重,呈現出團結、興旺的活躍氣氛。譚政,這位「七大」時期的中央候補委員,在「七大」後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貢獻與成績,今天,也光榮地參加了大會。   
  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在聽取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陳雲、董必武等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所致的開幕詞、所作的報告和重要發言後,譚政也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了題為《建軍新階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發言。原來,譚政自調京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總政常務工作以來,在部隊的建設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隊正規化、現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加之建國前譚政的成就與貢獻,因此,1955 年9 月,譚政被授予大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 一級解放勳章。因此,譚政在黨的「八大」的發言中,便對新階段部隊中的政治工作經驗作了總結。發言前,譚政將發言稿分送鄧小平、彭德懷、羅榮桓、黃克誠等審定。彭德懷、黃克誠對譚政的發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語,鄧小平在文字上還作了改動。譚政在「八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道:「全國解放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在黨中央的正確方針指導下,逐步地從過去的舊階段,進入到現在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到來,是以技術裝備的改善開始的,由此引起的是軍隊的指揮、編製、訓練、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   
  這是軍隊建設的一個飛躍,建軍史上的一次巨大變化。」譚政在介紹了上述時代變化的背景、特點之後,單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認識政治和軍事技術的關係問題。他提高語調繼續說:「有鑒於此,因此,現階段的政治工作,應正確認識政治和軍事技術的關係。在現代戰爭中,技術條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沒有現代技術裝備,沒有高度技術水平的諸兵種合同作戰,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戰爭中取勝的。目前來說,我們在軍事科學、技術和現代指揮方面的知識,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術的薄弱仍然是當前軍隊建設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來克服這種落後狀態,並爭取若干年內在軍事技術上趕上其他先進國家的軍隊。」   
  譚政在強調了軍事技術在部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現狀之後,話題一轉,又談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說:「但是,我們強調技術的重要,並不是主張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終是戰爭中的決定因素,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術條件日趨複雜,兵種增多,戰爭更加殘酷的條件下,更需要發揮人的作用。技術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術只有同人結合,才能發揮作用。」   
  為此,譚政格外強調:「必須加強部隊文化教育,使各級幹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內普遍達到大專以上,同時普及戰士的文化學習,適應國防現代化的要求。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提高軍事素質。只有這樣,我們的軍隊才能真正實現正規化,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國防軍。」   
  最後,譚政又在發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階段中,部隊工作轉變中所發生的幾種偏向。他指出:「這些偏向大略表現為:忽視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傳統:忽視思想工作,不走群眾路線;在學校教育與部隊訓練中,存在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軍隊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同地方黨的關係,較前疏遠。」針對上述問題,譚政在發言中還提出了新的歷史階段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和方法。譚政發言結束,會場掌聲雷動。譚政的這篇發言,是我軍在新階段政治工作的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這篇發言,被編入「八大」的文件彙編之中,中央軍委將其作為建軍的重要文件印發全軍。   
  在中共「八大」上,譚政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12 月,譚政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主持全軍政治工作。同時,他還擔任中央軍委委員、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人大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等職。1957 年1 月7 日。北京。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新年剛過,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便在北京隆重舉行。   
  會上,一位風度翩翩五十歲上下的中年首長,正在滿面春風、流暢瀟灑地進行長篇講話《關於在軍事訓練中執行群眾路線的初步總結》。此人就是一年多前被授予大將軍銜,半年前參加了黨的「八大」並被選為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不久前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譚政。說起譚政出任總政治部主任,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同志,由於身體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反覆的思考,決定讓出總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由新人來接班。羅榮桓認為譚政是最恰當的接班人選。經過慎重斟酌, 1956 年9 月2 日,在黨的「八大」召開前夕,五十四歲的羅榮桓,終於提起筆來,鄭重寫道:   
  彭轉軍委並報中央主席:   
  我長期身體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掛名很多,精神上極感不安,請求解除我總政主任及總幹部長等職,以免妨礙工作。   
  羅榮桓   
  1956 年9 月2 日   
  同時,羅榮桓通過別的形式,提出譚政為自己的接班人選。中央軍委副主席彭德懷接到羅榮桓的信後,感到事關重大,需從長計議。他考慮「八大」   
  召開在即,可在會議期間向毛澤東報告後再說,便將此信壓下。10 月2 日, 彭德懷來到軍委辦公室,讓秘書將羅榮桓的信取出,在信上批給軍委秘書長黃克誠:   
  抄送軍委委員閱,準備在軍委會上討論一下。原稿轉呈主席。   
  中央軍委經過反覆研究,考慮到羅榮桓的健康狀況,決定同意他的請求,並決定由譚政繼任總政治部主任,肖華繼任總幹部部長(不久,總幹部部與總政合併)。該兩項提名在12 月29 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52 次會議通過。   
  譚政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後,主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主持全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習文化、學習理論的高潮。長期以來,部隊處於緊張而又嚴酷的戰爭環境中,而且農村出身的幹部、戰士占很大比例。因此,總的說來,部隊的文化素質、理論素質特別差,不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連小學文化程度的都很少。補人部隊的翻身農民,有許多人還是文盲。為了適應部隊正規化、現代化的要求,譚政從1953 年起在廣州軍區(原中南軍區)時,就開始考慮組織部隊學習文化問題。他先是組織力量在中南軍區部隊調查摸底,瞭解部隊中各種文化程度的狀況,看看還有多少戰士需要「掃盲」,通過什麼方法來解決和提高幹部戰士的文化程度,文化教員從哪裡來,從哪裡解決。在調查的基礎上,他又在一些單位搞了試點,取得經驗:文化教員,可以招收一批地方大中學生,教授各年級幹部班。戰士的「掃盲」,可以聘請地方小學教員兼任。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中南軍區部隊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此時,譚政又向軍委、總政治部提出了在全軍普及文化的建議。1956 年12 月底,譚政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後, 結合部隊正規化、現代化要求等特點,根據部隊文化素質低、理論素質差,很難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等不適應部隊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情況,根據他的一貫思路和主張,在他主持下,全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習文化的新高潮。對部隊領導幹部,譚政還提出了學習政治理論的任務。譚政提出,通過離職和在職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軍隊中所有的工農出身幹部的文化程度,達到高中以上,一部分達到大專以上。為此,譚政領導並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針》、《幹部理論學習計劃》、《海島工作綱要》等法規、準則。他主張幹部要脫產學習,要保證有四百個小時系統的正規的高等教育。對於領導幹部的理論學習,譚政要求在若干年內,讀完十二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等課程,並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學習毛澤東的有關著作。在抓部隊領導幹部的理論學習時,譚政還以身作則,除了抓緊時間閱讀馬列著作外,還和一部分軍隊高級幹部在南京舉辦的讀書班中,一起學習毛澤東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讀書筆記。親自組織編寫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大綱。後又主持制定《關於在職幹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這樣,便在全軍掀起了進一步學習包括高等數學、大學物理、化學在內的文化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熱潮。後來, 1957 年2 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   
  譚政學習了這篇講話後,帶領幹部到福建沿海部隊進行考察。4 月間,譚政執筆寫成了《關於當前部隊官兵矛盾和軍民矛盾的考察報告》,並提出了正確處理官兵關係的十二條措施和處理軍民關係的八條辦法,受到中央軍委的好評。譚政在抓部隊的文化學習、理論學習的同時,絲毫未放鬆抓部隊的軍事訓練工作,正確處理政治工作與軍事訓練的關係。為了把政治工作滲透到軍事訓練中去,保證部隊訓練任務的完成,除了訓練時間給以充分保證外,譚政還要求總政治部工作人員首先自己參加軍事訓練,到部隊去摸爬滾打,直接感受,變為內行。譚政本人也親自深入東南沿海部隊,檢查部隊軍事訓練中的政治工作。這樣, 1956 年12 月在譚政主持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譚政曾就部隊軍事訓練中的群眾路線問題,作了重要講話。總政宣傳部根據他的講話精神撰寫了《關於在軍事訓練中執行群眾路線的初步總結》。   
  這樣,在今天即1957 年1 月7 日起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譚政在作了重要演講後宣讀了這個《總結》。軍委副主席、會議主持人彭德懷聽後,認為很好,建議將此《總結》刊登在《八一雜誌》和《解放軍報》上。以後,這個《總結》又印成小冊子下發部隊,對推動軍事訓練和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該《總結》寫道:   
  在軍事訓練中實行群眾路線,可以調動廣大官兵的積極性,取得成績大,創造多,難點較易克服,教學方法也能得到改進等好處。發揚軍事民主,改善官兵關係,乃是在訓練中實行群眾路線的先決條件。   
  1958 年,譚政對於部隊正在開展的軍事訓練,又提出「一專多能,一兵多用」的口號。為推動部隊軍事訓練作出了積極貢獻。東北某地,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廳裡,譚政發火了。原來,這次譚政來東北檢查部隊工作。當地政府出於對革命老幹部、上級首長的尊重,特在政府機關招待所餐廳裡,為譚政等擺了一桌酒席,並把茅台酒說成東北地方名酒,把熊掌說成「牛蹄」,把魚翅說成..當譚政入席,看到桌上擺著的高檔酒菜之後,便大發雷霆,嚴厲批評了當地政府的不正之風,並要退席。後來經過再三勸說,在當地領導答應撤下高檔酒菜後,譚政才出於禮節,坐下吃飯了。建國後,譚政出任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後,仍和建國前一樣,始終保持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嚴於律己的革命傳統精神,從不向國家伸手、搞特殊化和多吃多佔等。早在1948 年8 月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東北野戰軍總部駐哈爾濱。當時,中央管理處給林彪、羅榮桓、譚政等各分一套又寬又大的住房。此時,羅榮桓不肯住這棟比較考究的庭院式樓房,他建議該房可用作機關辦公,給他另找一處房子。羅榮桓看到譚政住的那棟小樓裡倒是空蕩蕩的,就叫夫人林月琴去和譚政夫婦商量,和他們搭鄰居,搬到一塊兒住。譚政夫婦立即表示歡迎,並希望羅榮桓一家盡快搬來。沒過幾天,譚政與羅榮桓兩家便搭鄰居,一同住在一棟小樓裡。據譚政秘書喬希章、佟印回憶,建國後, 1954 年9月,譚政調北京升任後,中央管理局分配給他一套住房。該房設施簡陋,常年失修,但他從來沒有提出修理或更新。當管理部決定拆去舊廚房重修一座新廚房,並加大取暖鍋爐的時候,被他拒絕了。譚政的妻子王長德是老紅軍女戰士,偶爾坐了譚政的車子去辦私事,譚政就告訴司機:「一定按規定收費!」譚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十多年,沒有用公款請過一次客。有熟人來看望他或談工作,碰到吃飯的時間,只不過讓炊事員臨時加個菜,一同就餐。但每逢過節、過年,他總是把秘書、警衛、司機、炊事員請在一起聚餐、打撲克、說笑話,一同娛樂。譚政出國訪問時,外國朋友贈送他的貴重禮品,如照相機等,回國後都交給畫報社等專業部門公用。他經常告訴秘書,不准收禮。晚年,他曾回井岡山、東北等戰鬥過的地方,也曾回過湖南家鄉。   
  在到這些地方參觀工廠時,廠裡送他一些工廠自己的產品,他也不肯接受。   
  一次在湘鄉市一家糖果廠參觀時,廠領導背著譚政把幾包糖塞進車子裡,回到賓館發現後,譚政硬是讓秘書把這幾包糖退回了工廠。譚政嚴以律己,艱苦樸素,謙虛謹慎的革命家的政治風範,使他的秘書和工作人員都讚歎不已。      
第十四章 遭迫害理在胸功績彪青史 
  1960 年1 月22 日。廣州東山小島省委招待所。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時令嚴冬,南國花城廣州,依然陽光明媚,暖冷如秋。滾滾的珠江水,從市內穿過,把廣州分為南北兩半,橫跨江南的珠江大橋,給這繁華的市街,增添了威武壯麗之感。路旁的馬尾松,蒼翠欲滴,木棉樹、鳳凰木、洋槐樹、石栗等,開著五顏六色的花。元月的廣州,風和日麗,鳥語花香。今天,在廣州市內小島省委招待所會議廳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在熱烈地進行。林彪、賀龍、聶榮臻、劉伯承、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等在會上作了報告或發言。譚政作為總政治部主任也參加了會議。「同志們,我們這次的軍委擴大會議,研究和討論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通過了1960 年的國防建設工作綱要。會議開得很好,成績很大。」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林彪拉著尖細的湖北腔說道。接著林彪說:「目前我們軍內要開展肅清彭、黃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影響的鬥爭。同時要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們不要背那麼多,要挑選最好的,背上那麼幾十句,就差不多了。」在1959 年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就說過:「馬克思、列寧著作很多,是低級的,毛主席著作是高級的,學毛著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可以『一本萬利』。」然後,林彪話題一轉,提高嗓門說:「關於軍隊的政治工作十分重要,我們部隊一定要按著毛主席一貫倡導的方針去辦事。毛主席在延安時期曾給『抗大』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句話,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我看還是把這三句話、八個字概括為『三八作風』更簡捷。   
  我們部隊就要用毛主席倡導的這『三八作風』來要求自己。」聽了林彪這段話,坐在會議廳裡的譚政感到十分意外,怎麼能把毛主席這豐富的思想內容如此簡單化為「三八作風」呢?還有個「三·八」婦女節呢!譚政也不同意林彪只提學毛著、背警句的說法。譚政認為:有些理論是馬克思發明的,毛主席沒有發明,如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不斷革命論也是馬克思發明的,毛主席闡述了。如果只提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就不能概括。譚政還認為,對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散會以後,譚政懷著不解的心情與疑慮,不以為然地對同事說道:「林彪的『三八作風』,提法很不科學,很不準確,還有個『三·八』婦女節,這很容易混淆。恐怕需要再斟酌斟酌。」對學毛著的提法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不久,譚政對「三八作風」提法持懷疑、反對的話以及對林彪學毛著的不同看法,傳到了林彪的耳裡。林彪惱羞成怒,決心給譚政一點顏色看看。廣州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很快便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風」竟然重新端到了上海會議的會場上,從而取得了通過黨中央會議的地位,並在紅頭中央文件中出現。   
  紅頭中央文件下發到作為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手裡,這意味著,譚政不僅要收回其「商榷性」的意見,還必須不折不扣地立即執行,組織宣傳。總政宣傳部起草的宣傳提綱,送到了譚政的案頭。恰在這時,譚政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來信。這封信,是當年在「抗大」學習過的幹部寫來的。他信中指出,如果提「三八作風」的話,那麼「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否應該改成「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怎麼辦?譚政在苦苦地思索著。譚政認為,不是寫信的人在咬文嚼句,這是有道理的。於是,譚政親自出面,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專門請示是用「艱苦樸素」還是用「艱苦奮鬥」。給毛澤東的報告尚未回音,新的問題又出來了。某軍區宣傳部寫來請示,問是否可以把「三八作風寫成大字標語,刷在軍區的院子裡?」總政宣傳部又把這一請示送到譚政的手中。   
  對於譚政來說,問題很簡單。譚政的回答:「給毛主席的報告還沒有消息,這要等毛主席批復後再作回答。」然而,有人卻把總政譚政這裡沒有立即組織宣傳「三八作風」的事匯報給了林彪。林彪對常去他家裡的那個人說:「總政譚政這是阻止宣傳毛澤東思想,這是低毀『三八作風』。」他還逢人便說:   
  「正確的東西和不正確的東西,就是這樣,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1960 年5 月的一天,林彪把譚政叫去,並責問譚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機關與黨委機關是什麼關係?」「黨委的決定,你總政為什麼遲遲不落實?」在林彪的壓力下,無奈,在譚政主持下,總政治部於當月發出了《關於開展培養三八作風運動的指示》。在此前後,譚政又主持了全軍的政治工作會議。接著,他又到政治學院去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理論還是要系統地學》。這個報告,又以顯著的位置刊登在解放軍報上。同時,有一篇題為《東北戰場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無原則地吹捧林彪,提出什麼「跟著林總走」等詞句,要求《解放軍報》刊登。   
  這篇文章呈送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審定時,譚政將這篇文章給「槍斃」了,未准刊登。這時,一些政治嗅覺比較靈敏的人,已經聞出了一些味道:這與林彪的一些提法不一致。而譚政認為:他的說法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平靜的北京,已開始不平靜了。林彪決意要對譚政下手了。由於譚政的抵制,林彪決意「徹底解決『譚政』問題」。1960 年9 月14 日。北京北海公園東三座門。軍委辦公廳駐地。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金秋的北京,陽光燦爛,微風送爽,湖光山色,綠蔭濃濃。高大筆直的鑽天楊,挺拔蒼勁,深綠色的寬大葉片,在陽光的輝映下,閃著晶晶的亮光。今天,北京軍委辦公廳駐地,分外忙碌,在軍委辦公廳會議室裡,由林彪把持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在緊張、激烈地進行。會議的主要矛頭,是對準譚政。會議從9 月14 日,一直開到10 月20 日,開了一個月零六天。   
  本來在4 月份,研究全軍政治思想工作,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譚政主持下剛剛開過。但是,為了徹底否定譚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及其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林彪又提出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重新專門討論政治思想工作。並要譚政準備一個《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報告》。譚政帶了幾個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報告稿,送給軍委常委徵求意見。別人的意見均已反饋回來了,唯獨不見林彪的意見批回。這是為什麼?譚政不得而知。在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前夕,林彪突然提出要先開軍委常委擴大會議。9 月12 日,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作了重點講話。他說:「總政、譚政不緊跟搞『三八作風』,而去搞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教育和科學文化學習,這是偏離方向。」「今年4 月總政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雖然也解決了許多問題,但開得不好,許多應該回答的問題沒有回答。聯想到去年的政工會議,情況也是如此。」見此情景,坐在一旁的總政宣傳部長姜思毅,再也壓不住火了,但由於林彪的高位與專橫,也只能耐著性子解釋道:「我們總政的文件、宣傳、教育計劃,是經過軍委集體討論決定的,並經毛主席修改批准的。」   
  沒等姜部長說完,林彪便搶過活題陰陽怪氣地接著說:「大家注意呀!吃菜吃心兒,聽話聽音兒,總政的同志仍在堅持方向偏的錯誤。」在這次會議的講話裡,林彪還發表了當時使人們「耳目一新」的四個第一。他活像一個「發明家」式地喜笑顏開、眉飛色舞地說:「在人和武器的關係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的關係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與事務性工作的關係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關係上,活的思想第一。」對於林彪的責難與空頭政治的濫調,譚政聽起來真是彆扭之極,他又怎麼能接受呢?但不接受又有何法?林彪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話自然是軍委的指示,是即將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的基調與指導思想。會後,譚政無心思吃飯,他把起草報告的同志找來,要他們在原來的報告稿上,加進林彪講話的相關內容,爾後上報給林彪。在一切準備就序之後,三座門軍委辦公廳會議室裡舉行的9 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開始了。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作完報告後,總政治部的另一個負責同志卻作了一個調子與譚政完全相反的報告。譚政的報告,是林彪指定要的。後來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過的。總政另一負責同志的報告,也是林彪授意的,其基本精神是林彪的。譚政聽著這位負責同志的發言,越聽越覺得味不對。按著一般常規,這位同志的發言應該和自己打個招呼,然而,事前他卻一無所知。   
  他哪裡知道這正是林彪一手安排的。這位同志也覺得這種作法不妥,但林彪的旨意又怎能違抗?聽著聽著,譚政聞到了味道,他似乎覺察到,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是專門朝著他譚政來的。事情果然被譚政猜中了。譚政與那個負責同志兩個內容、調子完全不同的報告,在與會者那裡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看風使舵的人,便開始在會上會下活動,肆意散佈對譚政不利的言論。   
  也有人在會上向譚政發難了,把譚政的報告當成「黑靶子」重點批判。   
  林彪也公開表演了,要譚政「對所犯錯誤作出檢討!」並說譚政是「糊塗觀念」,「教條主義」。接著,譚政受到圍攻,大會小會「連續作戰」。「反對新軍委領導」,「反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毛主席」,「一貫右傾」等,各種帽子鋪天蓋地向譚政壓來。譚政毫無提防,倉促「應戰」,結果是被動挨打。會議主題變成了揭發批判譚政的「錯誤」。譚政遭難了!譚政陷入極度痛苦與壓抑之中。譚政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他氣憤而不解地問:「要我檢討什麼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見,就說是反對新軍委領導,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反黨、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說我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期間政治上一貫右傾,歷次政治運動常常拒不執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這些意見,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實嘛!」譚政還辯解說:事實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重大決策,件件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羅榮桓、陳毅同志主持、我參加制定、修改的全軍政治工作條例,關於部隊幹部政治理論教育大綱,還有文化教育十年規劃和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其他幾個方面的工作,都報告過毛主席,有的,主席還作了批示。這些,怎麼倒成了反對毛主席的東西?還有,說我在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中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人和技術的關係上只強調技術作用,不講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見,都是片面的,我怎麼能人云亦云去作檢討!」然而,譚政的這些說明、申辯和解釋,換來的只是一句話、一根大棒:「譚政的態度很不老實!」此時,又有人出來「秋後算帳」了。有人說:「1944 年,你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經過毛主席幾次修改後形成的。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卻用你的名字發表,你撈了多少政治資本?」聽到此話,譚政己忍無可忍,他站起來激憤他說道:「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的。後來在大會上宣讀和在報上發表用我的名義,都是中央開會定下來的,我就是用我的名義發表,也是發表不了哇!」「這才是你的真實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撈政治資本!你還不承認!」對方大聲訓斥道。有人說:「你譚政在『八大』《建軍新階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發言,是明目張膽地執行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鐵證』。」   
  有人說:「總政內部有個圈圈,你譚政和組織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長姜思毅,秘書長白文華,解放軍報總編輯歐陽文組成了一個反黨集團!必須交待你們的反黨綱領!總政己到獨立王國的邊緣。」譚政一一辯解著,申訴著,解釋著、鬥爭著..他,一位叱吒風雲、轉戰一生的共和國將軍,他疲倦了,他被整的神魂顛倒,蒙頭轉向,疲憊不堪..   
  10 月20 日,會議在一一認定上述種種對譚政的誣蔑、指責,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後閉幕。然而,問題並未結束。根據軍委擴大會議《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中「希望譚政同志在今後總政治部機關整風中,進一步地進行檢查」的規定,在總政黨委擴大會議上,還要對譚政等人繼續「揭發批判」。對譚政等人的政治迫害,並未就此罷手。   
  1960 年10月25 日。北京某地。總政黨委擴大會議。金秋已過,天氣漸冷,在北京某地召開的以整譚政為宗旨的總政黨委擴大會議,也如同自然氣候一樣,在冷酷寒意中一天冷似一天地在激烈進行。會議馬拉松式地從10 月25 日,開到次年的1 月25 日,長達三個月即九十天之久。在這長達九十餘天的漫長政治劫難中,譚政又遭到了接二連三的輪番「轟炸」。最後,會議以作出對譚政「反黨宗派集團」成員的處分意見,而告結束。處分意見寫道:   
  譚政同志反黨、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澤東思想旗幟,也不准別人打毛澤東思想旗幟,他反對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在軍隊建設中,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並在反彭、黃後抗拒新軍委和林彪同志的領導,而抵制新軍委和林彪同志,實質上就是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譚政為了執行彭、黃路線,與總政組織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長姜思毅、秘書長白文華、解放軍報社總編歐陽文一起,進行反黨活動,結成反黨宗派集團,把持總政領導。   
  隨後,中共中央批准井轉發了總政黨委的《整風工作報告》。譚政被撤銷了總政治部主任,降職為副主任。劉其人、姜思毅由部長降職為副部長,白文華、歐陽文調離總政治部。以後,又經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撤銷了譚政軍委委員、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撤銷了譚政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接著,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又撤銷了譚政國防部副部長職務。軍隊改革薪金制度時,又給譚政行政降兩級的處分。譚政這位投身革命奮鬥幾十年的大將軍,今天卻遭受了內部的迫害,飽嘗了逆境的苦衷。   
  然而,他沒有灰心,沒有洩氣,沒有絕望。在遭遇迫害中,他堅持真理,堅持鬥爭,馬列主義武裝在胸,寧做逆境不倒松。在譚政挨整的漫長而艱難的歲月中,譚政的心境也達到了人生的底點。他晝不願出,夜不能寐,生活無趣,飯食無味。家人發現,他本來已經戒掉的煙,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著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煙霧燎繞,愁雲籠罩。有時候,他獨自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地坐著發呆,一坐就是半天。譚政的心情,是鬱悶的,壓抑的,憤怒的。   
  他實在是想不通,這到底是為什麼?好心的朋友勸他說:「你去找林總說一說嘛!」譚政不去。也有人建議他:「去找毛主席!」譚政也不去。實在憋悶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領導、老上級羅榮桓元帥家裡。譚政與羅榮桓是幾十年的老知交了。譚政來總政當主任,是羅帥給毛主席寫信建議的。譚政把羅帥當成兄長,平時有了什麼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這位老大哥。就是家裡出了什麼糾紛,也是找羅帥來給調解。當譚政頹唐地來找羅帥的時候,羅帥便說:「你心裡有什麼話,有什麼委屈,你就儘管說吧!我雖然解決不了多大問題,但至少可能給你參謀參謀。」譚政心情激動他說:「羅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羅帥雖然身體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過問,對譚政的事情,他還是知曉的,但由於事關林彪,甚至關係到主席,因此,有些話他也不太好直說。儘管羅帥認為,譚政「跟主席工作那麼多年了嘛,怎麼會發生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但從組織原則上講,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羅榮桓只好從正面勸慰譚政,要他服從中央的決定。譚政還問羅帥:「主席同意這麼搞嗎?」   
  「不要管怎麼回事了,還是要振作精神,抬起頭來,還是要繼續工作嘛!不要老是這樣垂頭喪氣的!」說這話時,大概羅帥也覺得底氣不足,沒有說服力,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還能說什麼呢?沉默了好一陣子,譚政又說:「我這個反黨分子,還能幹什麼呢?」羅帥回答道:「過去長期在機關工作,有了時間可以下去搞點調查研究,發現了問題就及時向中央和軍委報告。」譚政採納了羅帥的意見,果然精神振作了起來,下到他分管單位的基層去了。   
  譚政由總政治部主任降為副主任後,分工管總參、總後和總政直屬單位的政治工作,後來又加了一項公安部隊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別人的想法,這種安排實際上是不讓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來的譚政,確實沒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兒八經地當起了他的副主任來了。他跑了總參的直屬單位,一個又一個的招待所,一個又一個的通信站,檢查那裡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他跑了總政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又跑八一體工大隊。要他們談談怎樣做好演員的思想工作,怎樣正確對待比賽中的勝敗。他跑到公安總隊的一些哨所,去和那裡的戰士促膝談心。他跑到武漢被服廠去蹲點,一蹲就是三個月。譚政回到北京,一見到羅帥,便興致勃勃他說:「大有收穫,大有收穫!」譚政詳細地向羅帥講起軍工生產的一些情況,談到了一些存在的問題,還帶回一些不合格產品給羅帥看。譚政告訴羅帥:「有的軍工生產有問題,特別是生產軍械彈藥的工廠,那要是出了質量問題,可是不得了!」羅帥聽後高興地對譚政說:「好哇,好哇!你把調查的情況寫個報告,也準備一個稿子,向軍委匯報。」   
  於是,譚政就又認真地準備起來了。手頭的材料是現成的,他不用準備,就能說出許多事情來。但他還是認真地準備了起來。   
  自己動手寫提綱,認真和秘書湊材料。材料準備好了,也向上面報告了,但遲遲沒有回音。等來等去,譚政向毛主席寫的調查報告,向中央軍委的匯報,不僅沒得到回復,反而說他寫的那個民兵工作考察報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與毛主席關於民兵工作「三落實」指示相對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譚政又去找羅帥。這時,羅帥的身體已經是越來越不行了。   
  一天,譚政在總後參加會議,得到消息說:「羅帥不行了!」譚政和李聚奎上將飛車趕到羅帥家裡,也沒能跟羅帥說上一句話。這不能不使譚政悲痛萬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譚政禁不住失聲痛哭。1964 年,四清運動開始。不少領導下了基層,譚政也決定下到基層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改造思想。譚政選擇了江西九江的一個軍工廠,他的正式職務是工作組的組長。到廠第二天,譚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車間勞動去了。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譚政改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譚政在這個工廠裡認認真真地當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來。工人們對這個「老唐」很是喜歡,很願接近。   
  有什麼話都願意對他說,甚至有的工人家裡發生了糾紛,也願意找他幫助解決。既然是工作組組長,就要管點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參加一個會議。他帶上秘書就出發了。不料,來到南昌當晚,秘書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告訴譚政同志,他是犯了錯誤的,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秘書反問:「這是誰的意見?」電話裡傳出來一個響亮的名字。秘書只好回答:「知道了。」怎麼和譚政交待,思來想去,只好撒謊。「譚副主任,會議改期了,我們要先回九江。」譚政不解他說:「不會吧,不是定好了的嗎?」「剛剛改期的。」秘書說道。譚政說:「不行,我要去問問他們,哪能這樣不負責任,勞民傷財?」秘書反覆勸他不要再問了,可譚政還是堅持要問。無奈,秘書只好實話實說了。譚政聽完後,就再也不說話了..譚政從九江蹲點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決定,調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長。可是,這個副省長的椅子還沒有坐熱,新的災難,又一次無情地降到他的頭上。1967 年隆冬,北國已是白雪皚皚,滴水成冰,南鄉福州,卻秋韻未盡,綠蔭濃濃。馬路兩旁,主於粗壯的榕樹,剛勁挺拔的玉蘭樹,枝繁葉茂,翠綠欲滴,彷彿是綠色的飄帶,綿延在市區內的大街小巷,給這平靜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時,「文革」已經進行了八個月,住在福州市內五峰山軍區大院裡的譚政(他是不久前為迴避紅衛兵衝擊,經省委決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際處遷到這裡的),無心瀏覽榕城的自然風光,一場不樣的厄運,似乎馬上就要降臨。接連幾天,颱風陣陣,陰雨霏霏,寒冷異常,市區內市民居住的二層結構、普遍從東向西順風傾斜的木板房,發出吱吱的響聲,似乎很難招架住這逼人的風寒。厄運果然發生了。福州軍區衛校造反派學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帶紅袖標,深更半夜闖入譚政家中,把他捆綁起來,押解到北京。爾後,在各總部、各軍兵種及各院校,譚政與彭德懷、黃克誠等一起,輪番接受批鬥,坐「噴氣式」,被拳打腳踢,「文革」中發明的各種「刑罰」,應有盡有,苦不堪言。從此,譚政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文革」監禁生活。   
  八年裡,譚政先是和羅瑞卿關押在一起,以後又分開。開始被關到北京衛戍區教導隊「什坊院」。在此院被關的,還有彭德懷、黃克誠等人。按照住房的序號,他們被稱為1 號、2 號、3 號。l 號是彭德懷, 2 號是譚政。譚政的監房比別人昏暗得多,別人的門窗朝前,門窗一壁,而譚政的監房要通過一所過屋才能進去。窗子封得嚴嚴實實,外邊已安著一個漏斗狀觀察窗,見不到一點陽光。一天到晚,室內極度昏暗,特別是陰雨大,室內白天黑夜沒什麼兩樣。這樣,譚政本來就壓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說話,也很少在室內走動,往往是在一個地方許久許久地站著,有時瞪著兩眼,呆呆望著,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內心痛苦超過了極點。他的神經己有些失常了。後又被轉移,關在公安部辦的政法大學裡。前後換了好幾個地方,具體都是什麼地方,譚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壘,無向可辨,無人可問。在陰暗潮濕的「囚室」裡,夏日悶熱,蚊蟲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難,冬天寒冷,無任何取暖設備,譚政只能合衣而臥,蜷曲著身體,以抵風寒。吃的「囚飯」,除了窩頭、鹹菜,無任何可引起食慾的飯菜可言。   
  八年裡,譚政的身心受到了極度的摧殘,政治生命降到了他人生的最低點,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也降到了他人生的極限,病疾相伴,無藥給醫,譚政險些送命。後來,譚政自己曾傷心他說:「我這個參加秋收起義的紅軍戰士,井岡山上的共產黨員,古田會議的參加者,經過爬雪山、過草地,長征二萬五千里,竟然在『自己』的監房裡蹲了八年!」一次,毛主席問:「那個譚政哪裡去了?」這才把譚政從監房中放出。此時恰是1975 年元旦過後不久的春節前後。譚政放出後,先是住在中組部招待所,長時間生活上沒人過問。老同志、老朋友前來看他,譚政一見面便失聲痛哭!老秘書前來看他,他竟然哭得老淚縱橫,像是個孩子。並說:「沒想到我們還能見面啊!」人們突然發現,譚政大將的神經已有點不正常了,說話用語遲頓,腿腳不靈,耳朵發聾,真像一個小老頭了。同志們見到譚政被折磨成這種模樣,都感到吃驚,並關切地問:「譚老,你是為什麼蹲監房的呢?」譚政的回答十分乾脆:「不知道。」當秘書問起他在監房裡的情況時,譚政搖搖頭,說道:「八年了,別提它了!」譚政對秘書和看望他的同志說起出來後的情況:「許多人來看我,那天耀邦同志來了,很關心我的生活。」說著說著,止不住又落下了熱淚。「我是出來了,但就這麼呆著,也不是個辦法,總得有點事情做才行啊!」譚政還惦記著工作並對秘書說。秘書給他出主意:「您給葉副主席寫封信,把你的情況說一說。」譚政覺得此辦法不錯。第二天就給葉副主席寫了一封短信。葉劍英接到譚政的信以後,很快把信批給了此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同志。鄧小平立即把這封信轉給了毛主席,並作了批示:   
  主席:   
  譚政無大錯,建議安排軍委當顧問。   
  當天,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處。毛澤東也想到了譚政這個湖南老鄉,老部下,老相識。當初正是毛主席「那個譚政哪裡去了?」才把他放出。今天,毛澤東又在經鄧小平批示的譚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鉛筆畫了一個很大的圈,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於是, 1975 年8 月,譚政出任中央軍委顧問,對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予以平反。譚政大將又穿上了他視為生命的軍裝,恢復了往日的殊榮。譚政穿上軍裝去看葉帥。在西山葉帥的住所,他握住葉帥的手,泣不成聲。葉帥看到譚政雖有好轉、但仍無法掩飾的落魄身心,心中猶如刀絞般的難受,他的喉嚨硬嚥了。坐了片刻,恢復了一下激動的情緒,葉帥對譚政說:「譚政啊,你出來工作,是鄧小平同志建議,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身體不好,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不要像過去那樣一個勁兒地幹,身體不行不要勉強。」譚政的耳朵已經背了,沒有聽清。葉帥只好又說一遍。譚政明白後激動地對葉帥說:「能工作了,我就要盡量給黨多做點事情。」告別葉帥時,葉帥又特意送給了譚政一個助聽器。此後,譚政又去看了徐帥等老同志、老朋友、老上級,譚政的心情,身體,精神,處在慢慢的恢復中。譚政以堅強的毅力,鍛煉身體,做著恢復工作。譚政雖然行動不便,據他的秘書回憶,有時走路直跺腳,就是邁不開步,但上任後,仍然深入邊防海島去看望部隊,回到井岡山看望老區群眾,還回到東北解放戰場去巡視。正在譚政身心狀況逐漸恢復,並躊躇滿志地準備大幹一番的時候,由於身體被迫害的虛弱,加上一個新的、意外的打擊,使他永遠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醫院的病榻上,艱難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後八年的旅程。   
  1980 年4 月25 日。北京五棵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南樓高幹病房。譚政病榻。北京的四月,陽光明媚,微風陣陣,萬木逢春。座落在五棵松地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即301 醫院南樓高幹病房, 亭台樓閣,平頂白牆,遠遠望去,顯得十分威武壯觀。院內丁香株株,松柏參天,花草遍佈,氣息幽幽,這是一個鬧中取靜,治病療養的好去處。這裡有一個經歷坎坷、閱歷非凡的特殊病人,他就是年已七旬的共和國大將軍譚政。與譚政同住三層治病療養的,還有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身經百戰的將軍韓先楚和越南領導人黃文歡等。譚政入院後,經醫生、專家會診,確診為「腦血栓」病,需住院長期治療。此次譚政住院,既是林彪長期政治迫害、身心摧殘所造成的直接惡果的繼續,又是這種迫害的餘毒對譚政的再次刺激而直接引發。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一個地位相當高的人來譚政家裡看望譚政,並對譚政說:「譚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個政治工作報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譚政沒有吱聲,但心中怒氣油然而生。礙於情面,他並未發火。這個在林彪整他時玩弄的老把戲,譚政早已領教了。他當初不認這個帳,後來不認這個帳,今天他更不認這個帳。幾天過後,有關方面給譚政送來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文件中,有一個附件,就是當初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譚政作的那個《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但這次報告的署名,處理得很滑稽,既未署譚政的名字,也未署毛澤東的名字,而是署了「留守兵團政治部」機關的名字。譚政看後,真是哭笑不得:「留守兵團政治部怎麼作報告?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譚政心中很生氣地對秘書說。秘書只能安慰譚政說:「可能是他們又搞錯了!」   
  譚政接著激動他說:「歷史總會是真實的、總有一天會有人說公道話的!」   
  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打擊,使譚政剛剛恢復的身心,無形之中又受到了一次劇烈的震痛。幾天之後,問題出現了。一天中午,公務員打了一盆洗臉水,準備給正在醫院查體的譚政同志擦臉。公務員叫一聲:「譚老!」譚政沒有反應。又叫一聲:「譚老!」譚政仍沒反應。公務員覺察到譚政的身體可能出問題了。他叫來了護士、醫生。譚政醒來後,發現他左側身體已不能動,並影響右側身體。語言失靈,吐字不清,很難聽懂,但他心中還明白,用手寫字,企圖表達意思,但手腳都已不聽使喚,劃道拐彎已很困難。經醫生、專家會診結果,確診為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靜靜的醫院高幹病房(後來又遷到新南樓即將軍樓六層四床),外面是明媚的春光,裡面是臥床的大將。   
  譚政己無法瀏覽那四季分明的都市景觀,而長期彌留於白牆、白床、白衣護士之間,偶爾又在似夢非夢的迷濛中,回到那軍旅生活的戰場,回到了那童年兒時湖南老家的田園生活..譚政長達八年的病榻煎熬,就這樣在昏昏沉沉中,悄然開始,在光怪陸離中,慢慢度過。他大小便失禁,秘書、護士們為他端尿端尿。他身背長滿了褥瘡,秘書、護士們為他翻身,擦洗,換藥..   
  有一天,老秘書興沖沖地來看他,坐在譚政的床邊,從兜子裡拿出一本書來,對譚政說:「譚老,這是黨的權威部門編輯的《黨史參考資料》,裡面收錄了您在延安西北局高於會議上的那篇報告,並署了您的名字。」   
  譚政沒有聽懂,他的聽力已經越來越差了。   
  無奈,老秘書又趕緊把這件事寫在紙上,讓他看這個可喜的消息。爾後,又把《黨史參考資料》收錄了他那篇報告的書,及其書中所錄譚政報告的「譚政」署名,指給他看。   
  譚政看懂了,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臉上現出了難得的微笑。   
  他的嘴動了動,說出了幾個字。老秘書無法聽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但從口型上看,彷彿是說:「實事求是就好。」   
  1986 年6 月13 日,在家人和秘書們的陪伴下,譚政在醫院的病榻上,度過了自己的八十壽辰。這一天,徐向前元帥給譚政大將發來了八十壽辰生日賀信。信中寫道:   
  您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的功績,是永不磨滅的。   
  譚政躺在床上,病室內坐滿了家人與秘書。   
  譚政看著徐帥發來的祝賀他八十壽辰的賀信,心中蕩起了無限的感慨與激情。回想這八十年不平凡的人生歷程與戎馬疆場的軍旅生活,回想到林彪的迫害與黨和人民對自己的信任、理解與支持,回想起這難熬的病榻生活及其對秘書和家人們的連累,回想起老帥們和同志們的關心,兩行滾滾的熱淚,情不自禁地從譚政的眼睛裡流出,淚水穿過面頰,流過耳際,潤濕了枕頭..八十壽辰後兩年,即1988 年7 月,譚政在病榻中,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88 年11 月6 日凌晨2 時5 分,凜冽的北風不時嗚咽著、呼嘯著掠過古城,當拂曉已經來臨的時候,當人們還在熟睡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將譚政在彌留昏睡中,吐出入世間最後一口氣,便悄悄地,沒有打擾任何人,永遠地告別了這個生他、養他的世界。共和國的一顆巨星殞落了。譚政大將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全軍廣大幹部、戰士的極大悲痛。有的寫悼詩、輓聯,有的寫信、發電以表悼念之情。譚政逝世後,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在黨中央的授意下, 1988 年11 月18 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幾乎以一整版的顯著位置,以大長方形黑框裡面的大黑字醒目標題「深切懷念譚政同志」,刊載了譚政同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四幅大型照片和他的生平介紹。上面兩幅照片,一幅是1936 年譚政同志在陝西保安(現為志丹縣)紅軍大學學習時校園內所拍照的;一幅是1959 年11 月28 日,朱德元帥、譚政大將等在北京長辛店坦克學校視察時所拍照的。下面兩幅照片,一幅是1958 年6 月譚政同志會見四川省革命榮譽軍人課餘演出隊時所拍照的; 一幅是1945 年8 月28 日,譚政等在延安機場歡送毛澤東主席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時所拍照的。《人民日報》還以新華社的名義,刊載了《譚政同志生平》。《生平》全文五千餘字,對譚政大將的一生經歷作了簡要的介紹與高度的評價: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問譚政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88 年11 月6 日凌晨2 時5 分,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二歲。譚政同志在六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歷盡艱辛,百拆不撓,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譚政同志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經歷無數艱險,但他總是以高度的政治熱情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勇挑重擔,開拓前進,表現了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他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養,大公無私,敢於直言,嚴以律己,寬厚待人,功高不自傲,委屈能求全。他善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聯繫群眾,團結同志,作風民主,顧全大局。他注重調查研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工作認真細緻,善於總結經驗,能夠創造性地完成黨所交付的各項重大任務。譚政同志功勳卓著、德高望重,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人民軍隊建設,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他的崇高品德和重大功績將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中。譚政同志永垂不朽!   
  是的,譚政大將的一生,功勳卓著,富有傳奇色彩。他為締造和建設人民共和國所鑄就的風雲業績,將永遠載人史冊,銘刻在共和國的豐碑上,流芳百世。他的高尚的道德風範,偉大的人格力量,高超的領導藝術,忘我的奮鬥精神,將永遠啟迪、激勵、鼓舞、教育後來人!譚政大將與人民共和國同在。      
後 記 
  在本書付梓之際,我謹向為此書提供大量資料和具體指導的老將軍莫文驊、秦興漢表示敬意,向譚政大將生前秘書喬希章、佟印以及家人譚澤岱等表示衷心感謝。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雷光鴻、姜文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崇文、作家出版社李玉英等同志為此書的審編工作所付出的艱辛勞動表示敬意。同時,對熱情提供有關資料的軍事科學院圖書館、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中共中央黨校黨支教研部資料室的工作人員道一聲辛苦。由於寫作時間倉促,發掘資料難度較大,寫作水平有限,書中定有疏漏、失誤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和廣大讀者賜教。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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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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