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張雲逸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說明 
  《張雲逸傳》一書在網上搜尋不到,十分遺憾。   
  本書包括張雲逸部分著述以及從網上下載的資料。   
張雲逸 
  張雲逸(1892.8.10—1974.11.19),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軍事家。原名張運鎰,又名張勝之。生於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頭苑區造福鄉上僚村。1908年入廣東陸軍小學堂。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4月在廣州參加黃花崗起義。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參加攻打兩廣總督府的戰鬥。1912年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1914年畢業後,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入軍閥部隊,從事秘密反袁世凱鬥爭,歷任粵軍排長、連長、營長。1915年參加護國戰爭。1923年任廣東省揭陽縣縣長。1924年到粵軍許崇智部任旅長。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25師參謀長,同年10月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秘密掩護和支持25師主力參加南昌起義的行動。同年12月後,在廣州、香港等地從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寧,與俞作柏、李明瑞建立關係,任廣西軍官教導總隊副總隊長、警備第4大隊大隊長、南寧警備司令。重視並堅持對所轄部隊實行改造,為舉行起義奠定了基礎。同年12月11日,與鄧小平等領導百色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任軍長,指揮紅軍打退桂系軍閥的反撲和進攻,建立了右江蘇區。1930年4月率紅7軍主力轉戰桂黔邊,曾攻佔貴州榕江城,6月率部回師,攻佔百色、奉議、恩隆等縣城,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與鄧小平、李明瑞率部離開右江蘇區,轉戰於桂、黔、湘邊界地區。1931年1月在廣西全州召開的紅7軍前委會上與鄧小平等決定停止執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轉向湘粵邊開展游擊戰爭,適時向中央蘇區轉移。2月全軍搶渡樂昌河時,被敵截為兩部。他率軍部和58團大部,迂迴突破粵軍封鎖,於3月中旬進入湘贛蘇區,與湘東獨立師會合,成立河西臨時總指揮部,任總指揮,進行了永陽鎮等戰鬥。4月在永新與紅7軍主力會合,改任河西總指揮部參謀長。隨後,與李明瑞指揮所部連克安福、茶陵、安仁等縣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兼作戰局局長,參與組建軍委機關和領導紅軍的參謀工作建設。1933年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後任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研究和總結紅軍的戰略戰術和參謀工作,發表《戰鬥指揮研究事項》等指導性文章。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革軍委副參謀長兼作戰局局長,協助軍委領導組織偵察、開路設營、部署軍事行動。到陝北後,兼紅一方面軍副參謀長。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6年兩廣事變後,受中共中央派遣,往來於廣州、香港、南京、武漢、福州、桂林等地,在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中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抗日戰爭初期,參與領導新四軍的組建、整編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軍參謀長兼第3支隊司令員,指揮了清水潭、馬家園等戰鬥。11月率兩個連到江北無為地區,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組建江北遊擊縱隊,後率部東進,開闢皖東抗日根據地。1939年5月參與組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任指揮和中共前委書記。指揮第4、第5支隊和江北遊擊縱隊在淮河以南、津浦路兩側積極打擊日偽軍。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與書記劉少奇等指揮第4、第5支隊主力先後取得大橋、半塔集反頑作戰和夏季反「掃蕩」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淮南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兼第2師師長,抗日軍政大學第8分校校長。直接領導第2師同敵偽頑的軍事進攻、政治破壞、經濟封鎖進行鬥爭,同時注重加強根據地建設。1943年1月專任新四軍副軍長。   
  1943年11月陳毅代軍長赴延安後,他主持新四軍軍事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師主力西進,基本上收復了豫皖蘇邊區根據地。同年冬部署第1師一部渡江南下,開闢蘇浙皖邊敵後新區。接著又指揮新四軍各師開展對日大反攻作戰,殲滅大量日偽軍,收復大片失地。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新四軍第一副軍長兼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山東軍區司令員、華東軍政大學校長等職。1945年秋執行戰略部署的調整,組織領導了新四軍一部北移的工作。隨後指揮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裝配合下破襲津浦鐵路(天津一浦口),遲滯國民黨軍北上。1946年11月,組織膠東、魯中軍區部隊發起平安戰役,殲國民黨軍1.5萬人。1947年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時,指揮軍區地方部隊配合主力作戰。同年8月兼中共華東後方工作委員會書記,在戰爭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整頓後方,克服困難,為淮海戰役和渡江作戰提供數億斤糧食、動員上百萬民工支援前線,保障了作戰的需要。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二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屆中央委員,第一 、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1974年11月19日病逝於北京。      
張雲逸著述       
紅七軍的誕生 
  一、誕生前敵人的情況    
  當在1928年秋天的時候,我黨中央估計國內形勢有了新的變化,蔣桂軍閥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明爭暗鬥就發展到武裝衝突,這個軍閥戰爭經過長期醞釀,終於1929年口月在武漢等地爆發了。戰爭的結果,桂系軍閥失敗,蔣介石集團戰勝了歸附蔣的桂系軍閥將領李明瑞、楊騰輝、俞作柏等。蔣給李為廣西總司令,楊為副總司令,俞為廣西省主席,統率部隊南下收復廣西。沒有多久,李、俞等又反蔣,大舉反攻歸蔣的軍閥陳濟棠,在半途中,李軍所部軍隊為敵收服,均叛變歸附李、白再投蔣介石,李、俞單身逃脫。    
  二、我黨在廣西秘密工作的情況    
  我們黨根據上述形勢估計,決定派一部分同志抓緊時機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到廣西李、俞軍政中去活動,培養革命力量,乘機奪取軍政領導權,創造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和革命根據地。    
  那時我們同志陸續先後到南寧的有;鄧小平、張雲逸、葉季壯、袁任遠、李干輝、袁振武(袁也烈)、符克振(獨立團營長)、胡斌、符錄、馮達飛、徐狄生、李謙(上3人都是黃埔第一期生)章健、許進、許卓、餘興、李樸、何世昌等,在小平同志領導下進行工作。    
  我到南寧時,適辦軍事教導總隊(抽調各部隊的班排長來訓練的),我被派去教導總隊為副總隊長,主持教育工作,隊裡的政治教員和連長都是我們同志擔任,工作進行較順利,只有2個月已發展黨員300餘人,這是紅七軍骨幹一部分。我又兼任第四大隊隊長,李謙同志副大隊長,這部隊是舊軍隊,紀律不好,我們決定半月內迅速改造,將教導總隊的黨員(李天祐、廣輝武同志等)和進步分子接替原來的營連排長,很快把這個大隊鞏固起來。    
  在李、俞決定進攻廣東時,我們黨估計是要失敗的,只設法把我們領導的教導總隊,第四大隊、第五大隊留在後方訓練,以保持力量,李、俞口口前方後,我們又利用南寧警備司令之職權接管省軍械局,準備在得前線失敗消息,即把所有武器彈藥等運到右江去,擴大部隊之用。適李、俞在前線失敗的消息傳來,南寧人心波動,教導總隊內部無發生動搖,我們即提出同第四大隊到右江辦擴充訓練,待機反攻,一面堅決反對叛變投敵,爭取大部分過來和第四大隊到右江,同時將軍械局武器全部(山炮、迫擊炮、輕重機槍、步槍和彈藥、無線電等)裝上9艘汽船向右江進發,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主力沿右江而上,第五大隊由俞作豫率領到左江去。    
  廣西在1925年大革命時期,有許多地方都有黨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活動。大革命失敗,被國民黨反動派李、白、黃等軍閥嚴重的破壞與屠殺,只有右江裝運在韋拔群同志等領導下,堅持鬥爭。至1928年黨派雷繁(經)天同志回桂聯絡失散的同志,恢復廣西黨的組織,鄧小平同志到後,又決定出右江地委書記,開展該地區工作,同時由第四大隊派一營部隊進駐百色,打算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據地。    
  三、我們到右江後的情況    
  我們到了右江地區,在部隊和地方都公開宣傳黨的主張,發動和組織群眾,發展地方武裝,進行反地主惡霸鬥爭。同時整頓補充訓練第四大隊,擴大教導總隊,訓練幹部,並以右江督辦的名義(國民黨原設右江督辦)統一管理地方各縣行政。當反地主惡霸鬥爭開展之時,右江封建勢力勾結國民黨第三大隊開來右江協防(實際是準備向我們進攻)。我們將計就計引誘他們到乘馬地區,集中力量完全消滅之,局勢穩定了。    
  此時黨中央派龔飲冰同志來右江傳達中央指示:將右江原有部隊轉變成為紅軍第七軍,以張為軍長,鄧為政委。並詢問何時能宣佈成立。我(當時鄧不在家)說:我們堅決執行中央指示,但還須有40天的準備工作。龔返中央,鄧回來即召集會議,決定於1929年12月11日宣佈成立紅七軍,軍部設在右江百色城。並決定擴大和整編部隊,把第四大隊編為第一縱隊,以李謙同志為司令,沈靜侖同志為政委;以機關鎗營和一部分地方武裝編為第二縱隊,以胡斌同志為司令,以袁任遠同志為政委;以韋拔群同志領導的東凡地方武裝編為第三縱隊,以韋為司令,李樸同志為政委,並組織軍部機構。    
  我們依照決定在部隊加緊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同時堅決暗洗部隊中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保證純潔部隊。到了12月11日即在百色宣佈紅七軍成立,右江各縣都開軍民大會熱烈慶祝,特別是百色平馬發動群眾參加大會,熱烈慶祝自己的軍隊——紅七軍誕生。      
百色起義與紅七軍的建立 
  一    
  大革命時期,廣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樣,在黨的領導下,蓬勃地展開了革命運動,「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減租減息」等口號,春雷一樣響遍城市、鄉村,工會、農民協會等革命的群眾組織紛紛建立。當時,黨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裝,領導人民展開了武裝鬥爭,聲勢浩大。    
  蔣介石國民黨反動集團叛變革命,進行清黨反共、屠殺工農群眾、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勾結帝國主義之後,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革命鬥爭,反對國民黨投降叛變,號召全國人民組織工農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繼續承擔中國人民革命的光榮任務。大革命失敗時,廣西黨的組織和工農群眾的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及革命群眾被反動派捕殺或監禁了,其餘的轉入了地下繼續鬥爭,只有韋拔群同志領導著右江地區的群眾,仍堅持著公開的武裝鬥爭。    
  1929年初,蔣桂軍閥戰爭結束,李宗仁部師長李明瑞和楊騰輝,當了廣西省綏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廣西省主席。那時,我們黨中央決定利用這個時機,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入廣西,到李明瑞部隊中進行工作,也有的分頭到左、右江農村進行工作,發展革命力量,爭取領導權,以便創建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先後到達廣西的有鄧小平、張雲逸、葉季壯、袁任遠、李干輝、袁振武(也烈)、李謙、馮達飛等同志,由鄧小平同志負責領導。    
  二    
  我們到達南寧後,經過黨的活動,並通過黨員俞作豫同志(他任廣西警備第五大隊長,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議開辦一個訓練初級軍官的教導總隊,並且活動由我去負責。李明瑞果然答應了。    
  教導總隊有3個營9個連,都是從部隊裡抽調來的班、排長,後來,我們又把廣東和廣西地方黨陸續派來的工人、學生黨員,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隊進行工作外,其餘的都安插在教導總隊各個連隊裡當幹部和學員,建立了各連隊黨的秘密組織,以便於開展工作。這時,全隊共有1000多人,9個連的幹部都是共產黨員,排長也是挑學員中思想左傾、比較接近我們的來擔任。另外有些黨員,則以教員的名義在總隊部工作,袁任遠等同志就是當時的政治教員。在我們控制全局的優越的條件下,緊張地展開了活動,加強對學員進行革命的政治宣傳教育,加強黨的秘密組織工作,兩個月便發展了300多個新黨員,李天祐、盧紹武等同志都是在這時候入黨的。    
  這時期,我們對政治上反動的舊軍官,採取了「調虎離山」的辦法,給這些人以較高的職位,讓他們專門擔任軍事訓練,實際上卻是剝奪了他們的指揮權力,使他們與群眾隔離開來。這樣,他們的反動思想和行動,就無法影響群眾,更無法利用指揮實權去支配群眾和阻礙我們黨對群眾的領導。    
  我們將黨的基層組織秘密設在連隊裡,也是能迅速爭取群眾的重要原因。正由於支部設在連隊裡,教育群眾、爭取群眾的問題,就自然的成為支部的一項日常的任務,使黨員能更加適時地、靈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對更多的群眾進行黨的宣傳和組織活動。同時,我們又把政治水平較高的黨員都盡量地配置到連隊裡當學員,充實支部的力量,使每個黨員都能與群眾保持最廣泛、最密切的聯繫,更便於教育、爭取他們到黨裡來。    
  在上述條件的保證下,我們抓緊時機積極發展黨的秘密組織,使黨的力量益發增強。如果沒有這個時期的大發展,我們就沒有可能使革命的影響在全隊佔據上風。從而爭取更多的群眾到革命方面來;也沒有可能在後來給四大隊輸送了100多個黨員,保證了黨對四大隊的改造。    
  一個多月後,通過黨的活動,我又兼任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隊長。這是李明瑞來廣西後,收容土匪、民團、散兵游勇編成的隊伍,成分複雜,紀律極壞。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裡由於有共產黨員進行政治工作,戰鬥力之強是十分聞名的,那時我曾在那支隊伍裡幹過師參謀長,李就想利用我來幫助改造四大隊。他找我談話,我當即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一,軍隊太壞,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個得力的副大隊長協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須採取堅決、迅速的措施。他猶豫了一下,點頭答應了。    
  黨組織接到我的報告後,決定派李謙同志擔任副大隊長,並給予指示。我們一到那裡,立即按照黨所指示的原則,發動士兵群眾,揭露剋扣軍餉、虐待士兵的軍官的罪惡行為。士兵群眾一經發動,鬥爭異常堅決、勇敢,一致要求嚴厲懲辦那些反動軍官。我們當即嚴辦了兩個營長,只留下一個姓梁的營長(李明瑞的表弟)未動。連長以下的軍官,除一部分撤職外,大多數送到教導隊當學員,進行教育改造。卻又從教導隊調來了100名左右的黨員,擔任連排幹部,符祿和何子祁2同志當了營長,連長以下的軍官,幾乎全是我們的人。這樣一來,便基本上掌握了這支部隊。然後又進行整頓,進行革命的教育,並且大量招收工人、農民和學生參加。只一個月,部隊就從原來的1000多人擴大到2000人,面貌煥然一新。    
  在黨的秘密領導下,我們在四大隊所採取的一系列的堅定、果斷的措施,保證了我們能夠迅速地掌握和改造這支舊軍隊。首先是我們掌握了大隊的領導權,從而大隊以下的各級的領導權也迅  速地被我們掌握,這就使黨的意圖,能夠通過行政的命令予以實現,並且得到貫徹的保證。在舊軍隊裡,官長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發動群眾。在廣大士兵群眾中,進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發動他們與反動軍官進行鬥爭。通過鬥爭,一方面揭發了反動軍官的罪惡,打掉了他們的威風;另方面,群眾的革命覺悟也在實際的鬥爭中進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擁護我們黨的主張,從而益發密切地團結在我們的周圍。通過這一鬥爭,我們深入地瞭解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並加以培養教育,吸收到黨的組織內來,以建立或充實連隊黨的秘密組織,使黨的工作能夠在每一個連隊中都得到組織的保證。這是改造舊式軍隊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斷撤換舊軍官。經過士兵與反動軍官的鬥爭,抓住群眾要求懲辦反動軍官的時機,接受群眾的意見,堅決撤換反動軍官,並立即派遣黨員幹部掌握各級領導權,建立黨的秘密支部,這樣連隊黨的秘密領導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後,改造部隊的成分。除了加強政治教育外,從組織上注意增加工農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舊式軍隊,如果其中工農成分不佔優勢,那麼他的壞作風、壞習氣,就很難改變,這支部隊也就很難為我們所掌握、很難得到鞏固。我們在改造四大隊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農民和進步學生參加,迅速增加了部隊中工農成分的比重,這對我們能迅速鞏固這支部隊、聯繫和團結群眾,起了決定性作用。    
  綜上所述,如果不依靠黨的正確領導,不依靠群眾的積極參加和支持,要改造舊式軍隊為新型的革命軍隊,是不可能的。    
  我們到南寧還不到3個月的時間,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決定反蔣,在這年9月,便大舉進攻廣東的陳濟棠。李明瑞只有3個主力師,內部又不一致,來廣西時間很短,立足未穩,政治、經濟基礎都很薄弱。我們黨內根據上述情況,估計他們一定會失敗,因此,決定利用軍閥混戰之際,大膽的發展我們的力量,便借口還沒有訓練好,不能配合作戰,建議他們不要把教導隊、四大隊及五大隊帶去作戰,而擔任維護後方的任務。經我們一再說明和堅持,李、俞終於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只是從教導隊調走了300多人回各師去。    
  他們出發後,我們黨隨即決定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去右江地區,五大隊派一個營去左江地區,準備今後的工作,並協同地方黨發動群眾;其餘的留守南寧,繼續加緊整頓補充。並且活動由我兼任了南寧的警備司令,利用這個職權,接管了省軍械庫等機關。軍械庫裡儲存著五六千支步槍以及山炮、迫擊炮、機槍、電台和堆積如山的彈藥。同時,將汽船預備好停在邕江邊待用,並且在部隊中作各種應變的準備工作。    
  誰知,李、俞的失敗來得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原來楊騰輝和黃權、呂煥炎等師長,久已心懷不滿,隊伍剛到桂平就立刻叛變,把3個師及特務營全部帶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邊的幾個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寧就向左江去了,前後只一個多月的時間,就結束了他們的一場好夢。    
  一聽到前方的消息,我們即按照原來的決定,立刻組織了大批的部隊和民工,把軍械、彈藥搬上船,準備撤退上右江去。    
  失敗的消息在教導隊裡卻掀起了軒然大波。原來學員們大多是從3個師裡調來的,一聽說部隊倒戈,都鬧著要回去。黨員們雖然積極展開了活動,可是由於有些壞分子從中鼓動,風潮卻越鬧越大。    
  當夜,我們黨組織就把各支部的書記和委員找來,研究對策。決定第2天分為許多小組,各組都有黨員參加,對那些反動分子進行鬥爭,在群眾面前盡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動本質,堅決反對投降的可恥行為,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同時,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爭取大多數可以爭取的人到我們這邊來。經過一天的反覆爭論,大部分人都認清了是非,解除了實際顧慮,表示願意跟我們到右江去幹革命,但是還有些人堅持要走。    
  採取分散的小組的形式,組織群眾與反動分子進行爭論,是解決反革命分子起哄鬧事的辦法。因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間就無法聯繫,在態度上,情緒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響,易於被我們各個擊破;同時,小組形式的會議,容易掌握,適合於我們作說理鬥爭;在真理面前,反動分子的恐嚇、欺騙和煽動,是很難影響群眾的。    
  在小組鬥爭勝利的情況下,我們在這天午後,把全體學員集合起來。我說:「有些同學還是要走,這也可以,我們革命部隊是由有革命覺悟的人組成的。現在就站隊,願意跟我們去右江繼續革命的,站在這邊,願意去投降反動派的,站在那一邊!」隊伍立刻散亂了,大部分擁到我們這邊來,那些反動的軍官、兵痞、壞分子,就往那邊集中。還有些人在中間猶豫,許多黨員和進步的學員們就喊他們的名字:「××,站到這邊來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動派去呀!……」那些猶豫著的,甚至已經跑到那邊去的人,又陸續走過來一些。最後查點人數,願意跟我們的,有五百數十人,堅決要走的有100人左右。    
  三    
  第2天,我們還特地舉行了一次歡送會,對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後一次教育工作。學員們紛紛上台講話,都是說:我們是同學,是一家人,你們到那邊干,我們在這邊干,都應該為勞苦大眾利益盡力,不要替軍閥陞官發財去賣命打仗……。我們把這批人的槍統統留下,發給路費,把他們送走了。這場鬥爭,由於黨採取了依靠群眾的辦法,不但爭取了大多數群眾到革命方面來,而且提高了黨員、積極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廣大群眾;而對投降分子來說,也是給他們上了一次嚴峻的政治課。    
  因為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在南寧時,黨決定加強有江地區的領導。在1929年6月,先派雷經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黨的右江  特委組織,加強黨對右江工作的領導,恢復工會、農會的組織,和開展群眾的武裝鬥爭。當時黨的右江特委機關就設在田東(又名平馬),特委書記是雷經天同志。在特委的領導下,右江沿岸各縣都有群眾的武裝鬥爭與韋拔群同志領導的群眾武裝呼應起來,聲勢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後,鄧小平同志即率領著黨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兩天離開南寧,並指揮軍械船和警衛部隊,溯右江上駛。我帶著教導總隊及四大隊,從陸路掩護前進。幾天後,來到田東。從此,我們黨便由秘密工作狀態變為公開了。    
  我們到達不久,軍械船也到了。過不一會,忽然看見葉季壯同志陪著一個不認識的同志,向大隊部走來。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歲年紀,神采奕奕,舉止安詳。我們連忙迎上前去,葉季壯同志就給我介紹說:「這位就是鄧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鄧小平同志!」我不禁歡呼起來,三四個月來,我經常得到他的許多寶貴的工作指示,解決了許多工作中的疑難,但卻一直沒有見過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動,緊緊握著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溫暖感情充滿心間,使我們一時忘記了說話。坐下來後,雷經天和特委會的幾位同志也來了,大家互相介紹,興奮地談笑。這時鄧小平同志說我們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軍械都帶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彈藥,則疏散到東蘭、田東的山區裡保存起來。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便馬上行動起來,繼續走了兩天,到達百色。從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這時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開了一個黨的委員會議(後來稱前敵委員會,書記是小平同志)。會上決定了幾件事:第一,公開在部隊和群眾中宣傳我們黨的主張,發動群眾。第二,整頓、補充部隊,實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發揚民主,反對軍閥制度,反對貪污,反對虐待士兵。第三,是組織和武裝群眾。在有工作基礎的地方,通過地方黨組織,將槍支發給群眾,以便進行反霸鬥爭。第四,是繼續清洗部隊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據黨委的決定,大家立刻行動起來。在部隊中公開宣傳黨的主張,嚴辦了一向剋扣軍餉、打罵士兵、為大家所痛恨的梁營長(即先派駐百色的第三營),因而大大推動了部隊的民主改革,戰士的政治覺悟普遍提高,革命積極性也增強了。    
  部隊整頓之後,便分散各地幫助群眾打地主惡霸,收繳其武裝,並將沒收其財產,發給群眾。在部隊和地方黨的共同努力下,當地的群眾革命運動便大大地開展起來。群眾政治覺悟提高,熱愛自己的軍隊,紛紛報名參軍,因而部隊便迅速地擴大了。革命烈火燃燒著有(左)江地區,聲威震動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壯族人民佔多數的地區,革命運動的開展,也標誌著壯族人民和漢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團結鬥爭;而韋拔群同志則是右江地區出色的群眾領袖,他領導著群眾堅持英勇的武裝鬥爭,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貢獻。    
  我們在黨委會上還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四大隊不能指揮地方政府,必須有個公開的行政名義,才能取得稅收,為起義籌措經費。大家想到舊政府原設有右江督辦和左江督辦,便決定使用這個名稱,並在右江宣佈我為右江督辦,在左江宣佈俞作豫同志為左江督辦。宣佈後,我立即通知右江備縣縣長、稅務局長將全部稅款上繳。這一帶比較富庶,特別是煙稅更加可觀,我們一次便收得了幾萬銀元。    
  可惜的是那時毫無經驗,對政權的重大作用認識不足,對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體會亦淺。因而,當我們取得政權之後,只知道收稅解決財政問題,卻不會利用它來做更多有利於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時候我們完全可以發動農民群眾向政府告狀,揭發地主豪紳的罪惡及種種不法行為(如私設公堂、監獄、殺害人命等),然後利用政權的力量,抄沒其家財,收繳其武裝,將他們一網打盡;也可用各種辦法,如以編訓名義,將各縣土豪武裝分別集中起來,然後繳下他們的槍械。我們沒有這樣做,這就使後來發動群眾鬥爭依然遭到困難,並且影響了革命根據地的鞏固。這  是當時我們工作中的一個最大的缺點。    
  正如上述,地主惡霸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反革命氣焰還十分囂張,因此,我們發動群眾,將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堅決地展開後,有的大豪紳竟跑到南寧去勾結反動的廣西警備三大隊,請求他們到右江來駐防,以對付我們革命的群眾運動。我們已先獲得消息,早作了佈置,決定讓他們進到田東,立即堅決、乾脆予以消滅。當該大隊長熊鎬派人前來聯絡時,我便佯作歡迎。結果,預定的計劃執行得非常順利,來敵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陣外,其餘的幾乎沒有費我們一槍一彈,1000多敵人全部當了俘虜,繳了700多支槍。地主們這著棋被打垮後,氣焰頓時收斂了不少。我們趁著有利形勢,配合地方武裝,展開活動,群眾便大大地發動起來。    
  四    
  過了幾天,我們派到上海向黨中央請示的龔飲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們傳達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們的建議,要我們在左、右江地區創建根據地,創建紅軍,頒給的番號是紅七軍,委任我當軍長,鄧小平同志為政治委員。左江地區的部隊編為紅八軍。我們再派龔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區後部隊和地方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並且表示,我們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準備,就可在百色宣佈起義。    
  小平同志當即召開了黨委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在這次會上,決定加緊準備,在12月11日廣州起義兩週年紀念日,宣佈起義,成立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會議結束,把工作佈置後,小平同志便帶著一部分幹部,到左江地區去佈置工作了。後來,俞作豫同志領導的第五大隊,在紅七軍成立之後,於1930年2月,也在龍州宣佈成立了紅八軍,俞作豫同志任軍長,何世昌同志為政治部主任。那時,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經過幾番挫折,在我黨的影響下,轉到了革命營壘,隨後加入了共產黨,成  為堅定的革命戰士。紅八軍成立後,有力地策應了右江地區的革命鬥爭,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進攻。他們進行了英勇的戰鬥,終於因為部隊基礎較差,敵我力量懸殊,而遭致了嚴重的失敗。紅八軍最後剩下的幾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領,轉戰到右江,與紅七軍匯合,並加入了紅七軍。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後,我們便根據黨委決定,將部隊編成3個縱隊:原四大隊編為第一縱隊,李謙同志擔任縱隊司令,沈靜齋同志任政委;將機關鎗營、特務營以及黃治峰同志和阮殿□同志所領導的思林、奉議、恩隆等縣地方武裝合編為第二縱隊,胡斌同志任司令(後為馮達飛同志),袁任遠同志任政委;第三縱隊是由韋拔群同志領導的東蘭、鳳山一帶地方武裝編成,由韋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樸同志任政委。一個縱隊實力約相當於一個大團,後來改為十九、二十、二十一3個師。同時,擴大教導總隊,從各縱隊和地方武裝中,抽調班排連長及優秀的戰士來訓練,以培養初級幹部。韋國清等同志,就是當時從第三縱隊抽調來教導總隊學習的。這時,部隊成分也較前大有變化,戰士中,從舊軍隊來的只千餘人,其餘的都是右江的農民和工人、進步學生。軍部各部的機構也建立起來了,參謀長是龔鶴村(到中央蘇區後調任中原軍區參謀長,後來叛變了),政治部主任陳豪人(1931年1月我軍佔領全州時,離開了隊伍),供給部長是葉季壯同志(後任政治部主任)。    
  準備工作就緒後,我們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區的百色起義,公佈紅七軍的番號,同時在田東宣佈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紅軍的幹部和戰士們,每人都領到一套新灰色軍服,軍帽上綴著引人注目的紅五角星,個個精神抖擻。周時,上自軍長,下至戰士,都同樣地領到了第一個月的薪餉——20塊銀元。    
  這一天,右江各縣城鄉,都熱烈慶祝右江蘇維埃政府和紅七軍的誕生。前委派我到田東去參加當地的慶祝大會。天氣特別晴朗,田東萬人空巷,都聚集到鎮北的廣場上來。紅軍戰士們威武、  整齊地排列在主席台前;農民們敲鑼打鼓,婦女和小孩穿紅著綠,從百十里外趕來,廣場上挨挨擠擠站了足足5萬多人,紅旗如海,歡聲雷動。慶祝會開過後,就在廣場上進行了各種文藝活動,演戲、唱民歌等等。這一帶農村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飽受國民黨和地主豪紳摧殘而新翻了身的農民們,當著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和紅七軍成立的時候,怎不歡欣鼓舞呢。這一整天,人們都沉浸在狂歡中,右江蘇維埃政府招待到會的5萬人吃了飯,讓大家盡歡而歸。    
  下午,我們乘著一艘掛滿鐮刀鐵錘紅旗的汽船回百色時,沿岸農民都從沸騰著的村莊裡湧到江邊來,敲著鑼鼓,舉起紅旗,朝船上歡呼:「共產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紅七軍萬歲!」,我們船上的同志也不斷地向他們揮舞紅旗,高呼口號,河上河下,口號聲匯成一7一股巨大的聲浪。這時,晴空萬里,陽光耀眼,紅旗招展如畫,許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動得流下淚來。大家都說:「我們一定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革命力量,鞏固勝利!我們一定要把紅旗插到全中國去!」    
  紅七軍能夠這樣迅速、順利地建立與發展,首先是由於黨的堅強的領導,和黨員們團結一致、艱苦努力的工作。我們部隊裡的黨員,雖然有些是外省來的,有些是廣西地方上來的,還有大部分是在部隊中新發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團結,革命熱情很高,都能自覺地服從組織的決定。他們都是紅七軍的政治骨幹,也就是紅七軍能夠發展和鞏固的有力保證。    
  其次,是教育群眾、爭取群眾。從舊式軍隊轉變為新型的革命軍隊,這是一個群眾性的問題,必須提高廣大戰士的革命覺悟。、而反動軍官正是壓制民主、阻礙群眾革命積極性的一種惡勢力,是改造舊軍隊中的絆腳石。廣大士兵群眾對反動軍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們如果不搬掉這塊壓在群眾頭上的石頭,就不可能更好的聯繫群眾,甚至會脫離群眾;另一方面,也只有通過與反動軍官的鬥爭,我們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眾的擁護。因此,發動群  眾與反動軍官的鬥爭,就成了改造舊軍隊的最實際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於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抓緊與反動軍官的鬥爭,因而我們就教育了群眾,從而爭取了群眾站到革命方面來。    
  第三是爭取領導權。我們採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通過黨的活動,取得了部隊的領導權;另方面,發動群眾與反動軍官進行鬥爭,在群眾積極要求懲辦、撤換舊軍官的憤激情緒下,我們接受群眾要求,即分配黨員幹部擔任各級領導。由上而下地採取命令方式,使撤換、調配幹部的工作順利進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眾的支持,這兩者一結合,我們所掌握的領導權便不可動搖了,從而達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證了黨的政策的貫徹執行,同時,部隊也才能更加鞏固。    
  政治上、經濟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來了,促使部隊內部益發團結一致。這也是紅七軍建成和得到鞏固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隊的內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裝的發展必須依靠地方黨和廣大群眾。當時,廣西還有韋拔群同志領導的一支群眾武裝在右江地區堅持鬥爭,黨和群眾的基礎較好,因此,我們黨選定在這塊地區創建根據地是正確的。我們如果不到右江和當地的革命群眾會合,便很難在短時間內建成紅七軍和得到鞏固、發展;同時,也由於有了革命武裝的配合,右江群眾的革命運動也才能進一步開展,並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蘇維埃政權。依靠黨的領導、依靠群眾、依靠政權,這是革命武裝建設的最重要的條件。      
關於紅七軍在湘贛邊活動的一些情況 
  1930年立三路線統治時期,決定紅七軍打大城市,與朱毛紅軍會師武漢,我們公開的提法是:開始打柳州,然後打桂林,會合朱毛紅軍。具體的任務是:搞總暴動,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滅兩廣軍閥,建立兩廣政權,與全國紅軍會師武漢。中央派鄧剛為中央代表,監督貫徹執行。當時紅七軍有一萬多人,執行此任務有些困難,紅七軍黨代表鄧小平同志,曾對此產生懷疑,與中央代表有些爭執,後來還是執行了中央的決定。為貫徹立三路線,組織了行動委員會,曾冒險攻打柳州。因部隊訓練差,完不成任務,連受嚴重損失,兩門山炮也埋掉了,根據地丟掉了,以後就沒繼續攻打桂林。到了全縣(此時中央代表鄧剛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訓,但考慮到當時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據地,需要兩三個月,困難較大;乃決定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這一決定是正確的。此時七軍已由原一萬多人減員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兩個團,每團9個連。從全縣經湖南道縣到江華,沿途與敵挨戶團進行戰鬥。在江華城受敵襲擊,我們守城門,外有敵人進攻,城裡有內應到處打槍,有一連未撤出來。部隊受阻後,又返回全縣(此時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廣東進發,在連縣打了一仗,至乳縣與湘粵軍六、七團之眾作戰一天,部隊損失很大,犧牲師長一人,傷師長一人,團長2人。此時部隊只剩3000餘人。當時部隊相當疲勞,到樂昌西北的梅花地區(大革命即有黨的基  礎)找到地方黨的組織,才聽到立三路線是錯誤路線的傳達。在梅花得到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休息了兩天,決定繼續東進到江西去。在樂昌以北過樂昌河(武水)時,由於船隻少,部隊過河慢,敵人從韶關、樂昌用汽車增運兵力,向七軍進攻,此時鄧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兩個營過河後經湖南汝城、桂東到達贛南。被阻於河西之五十八團一個營和軍直屬隊一部和伙食擔子等,由我率領抵抗韶關方面來的敵人,未能過河,又返回梅花地區,整理部隊,丟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傷病員,把軍直屬隊的警衛連、特務連(李天祐任連長)和五十八團的一個營編為兩個營6個連。    
  休息了兩天,在地方黨的幫助下,從梅花轉道向湖南進發,梅花地方黨組織派人擔任嚮導,經湘粵交界之坪石(屬樂昌)乘由群眾偽裝之運糧商船,於夜間順利地渡過武水,這是群眾的力量,群眾的支持,沒有群眾是不行的。過武水後群眾幫助帶路,到達郴縣東××山嶺休息了四五天,湘軍分數路進攻,部隊轉到了桂東、資興。在資興附近過的舊歷年。敵又以3師兵力進攻,又轉移到酃縣王裡塘,迂到當地游擊隊(朱總司令建立的,有幾十個人)。這時汝城大惡霸匪首胡鳳璋和他的兒子帶1000多人追來,當即將其擊潰,繳了百多條槍,休息一下過了水口,在酃縣附近一個山上與王震同志率領的湘東獨立第一師第三團會合了。這時大約是1931年2~3月間(舊日曆年一月)。    
  會師後,七軍與獨一師兩個部隊共約2000人,後向茶陵進發。在嚴塘與陳光中的部隊打了一仗,俘虜了一個團長。到達茶陵蘇區,補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蘇區人民的熱情招待,部隊情緒高漲。吃盡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到了根據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據地人民的親切,深深認識到毛主席創建井崗山根據地和他的根據地思想的英明偉大。    
  以後到蓮花休整了一個短時期,就到永新與湘東南特委機關會合,安置了後方與傷病員,留下了河西教導隊,特委給七軍補充了七八百人。這時沒有接到中央指示,我們也沒有過河東的打算,與紅七軍主力也沒有聯繫上,我們就在湘東南特委的指導下進行行動。    
  中央紅軍反對敵人二次「圍剿」時,紅七軍的部隊和獨立第一師與紅二十軍會合(軍長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積極配合行動,進攻敵人。    
  為了統一指揮河西部隊行動,臨時組織了河西總指揮部,我為總指揮,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兼總指揮部政委。當時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同志正在湘贛,我們有事即和他商量。這時的軍事行動任務是湘東南特委決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紅軍粉碎敵人二次「圍剿」,鞏固擴大蘇區,開展游擊戰爭。    
  紅七軍、紅二十軍、獨立一師,在總指揮部指揮下統一行動,大約是四五月間,首先進攻吉安永陽鎮敵人的一個旅。獨一師部隊作戰是勇敢的,和七軍進攻永陽,二十軍在戰鬥中垮了下來。敵人迂迴到後面包圍了我們的指揮位置,相當危險,後終於打退了敵人。敵人跑了,我們佔領了永陽,這個仗是勝仗也是敗仗,二十軍的戰鬥力太差。永陽鎮戰鬥後,我即帶部隊去找紅七軍主力。會合之後,七軍和獨一師向安福方面行動(二十軍沒有去),安福之敵向我進攻,我將敵打垮,追至城下,包圍了敵人,大家商量確定進攻守城之敵,打了一下,沒有打下來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動是因為那裡敵人對群眾摧殘的很厲害,紅軍好久沒去,群眾情緒低落,地方工作開展困難。於是特委決定七軍和獨一師到袁州附近游擊一下,相機殲滅敵人(找點小仗打),以鼓勵群眾鬥爭情緒。部隊在袁州西活動,為了找報紙看消息,曾打了一個靖衛團的據點,幾十個靖衛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隊追了一下到河邊也就回來了。沒有攻城,我也不記得打過泰和。    
  由於沒有電台和中央聯絡,當時交通十分困難。在二次反「圍剿」中,中央沒給什麼指示。行動是由湘東南特委確定的。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二次「圍剿」之前(5月),滕代遠和張啟龍同志就帶特務團過河東去了。    
  袁州行動之後又向湘東南行動,曾兩次攻克茶陵,又打開攸縣和安仁縣城,兩次佔領酃縣,後回永新。六七月間中央命令七軍過河東,這時已粉碎敵人二次「圍剿」,正當反三次「圍剿」開始,七軍過河東是為執行反敵三次「圍剿」任務的。王震同志率領獨一師送七軍到贛州以西之沙地,我們從贛州以北過了贛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企圖變我國為殖民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抗日救國已經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群眾一致的要求。可是,賣國賊蔣介石卻悍然不顧民族存亡,繼續驅使其軍隊進攻我紅軍根據地。1933年1月,我黨發佈了宣言,表示紅軍願意在3個條件下與一切軍隊合作抗日。這個宣言,受到各階層廣大愛國群眾的熱烈響應,並且也影響了一部分國民黨的軍隊。當時,被蔣介石從上海抗日前線調來進攻紅軍的十九路軍,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響應我黨抗日宣言的一支國民黨軍隊。    
  1933年春,我們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以後,駐在福建的十九路軍的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先派陳公培,後又派秘書長徐名鴻與陳公培和紅軍談判。    
  和不和十九路軍談判?在黨內曾一度引起爭論。當時統治全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對當時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更是毫無認識。正如我黨中央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因而『他們拒絕和十九路軍談判。』」    
  這種錯誤主張,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對。這些同志認為十九路軍本質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的利益的,與帝國主義和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當權派存在著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對日仇恨、對蔣不滿的一面。現在日寇緊逼,而蔣介石卻把他們從抗日戰線上調來打內戰,並且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種種壓迫,因而他們的反蔣情緒就必然發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被迫與我們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們聯合十九路軍,不僅在政治上對全國人民、對國民黨軍隊會起到重大的影響,在與蔣介石的軍事鬥爭上,也會產生直接的對我有利的作用。經過一番爭論,「左」傾錯誤的領導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    
  中央派我(軍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來到河州。談判的主要內容是訂立抗日反蔣協定及劃定邊界問題。經過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線邊界劃定,作出了抗日反蔣的文字協定,並決定雙方互派代表。    
  「左」傾路線領導在軍事上同樣採取了錯誤的措施,我們談判期間,東方軍仍在北線與十九路軍打了好幾仗。我們雖然把談判的結果通知了北線我軍,告他們在前線與十九路軍聯繫,可是卻沒有能改變「左」傾路線的這種錯誤的行動。    
  這年9月,蔣介石開始了對我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相隔不到兩個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在福州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正式舉起了抗日反蔣的旗幟。這時,蔣介石立即調「圍剿」軍一部向東去打十九路軍。    
  一天,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訴我十九路軍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戰,並派一個軍事代表去。因為我是廣東人,大革命時期和十九路軍有些關係,中央決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擔任軍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點隊伍過來。可是,關於如何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推動革命形勢發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戰,支持他們反蔣抗日,克服其軟弱動搖等等問題,他卻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對於中央所採取的方針,始終不敢苟同,也覺得此去工作甚是為難,作為一個軍事代表,就要決定問題,可是在這個錯誤方針下,我又怎能決定問題呢?因此,我便建議此去不叫軍事代表,而只以軍事聯絡員的名義進行工作,有什麼問題,請示中央,這樣可以取得轉圜的餘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議。    
  由於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務後,帶了一個機要員和密碼本,很快就出發了。    
  輾轉來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濟深立即接見了我。寒暄一番以後,他劈口就問我:「你們部隊究竟什麼時候出動?」    
  我早就估計到他們會提出這個問題,便答覆道:「三軍團已經出動了,現在到了那裡,還不知道,我可以打電報去問。但是,還希望你們能把前方的情況隨時通知我。」    
  李濟深的臉色陰暗下來,好半天,才又低聲說:「司徒飛旅被消滅了;廷鍇不久就要從前方回來了。」    
  聽了他的話,我暗暗著急。看來:十九路軍難於抗拒蔣介石大軍的壓逼,福建政府的上層人物已經開始動搖。如果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軍毅然出兵猛擊蔣軍側背,這股反蔣勢力,或許不致這樣迅速地被扼殺。可是,黨中央會不會改變既定的方針呢?    
  後來我才知道,這時,十九路軍果然已經決定放棄福州,陳銘樞、蔣光鼐已經消然去港,李濟深的行期也只在這一兩日了。    
  這些天,蔣介石的飛機來福州轟炸掃射,街上人心惶惶。碼頭上更是混亂不堪,達官貴人,豪紳政客,紛紛登輪逃命,到處是一片敗亡的景象。    
  第3天晚上,蔡廷錯從前方回來了。由於戰爭失利,他已經完全喪失了銳氣,成天忙幹部署撤退。    
  我見他這樣悲觀,便鼓勵他說:「紅軍即使不能趕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還大有可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後,我們背後還有這麼大的根據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們不得!」    
  可是,這時他意氣已盡,無心再圖進取,回來後第3天,便率司令部渡過烏龍江,撤退到莆田。接著又繼續南撤,形勢急轉直下,十九路軍的部隊跑的跑,降的降,誕生不足兩個月的福建政府就這樣迅速地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毀了。    
  我來到福州僅一個星期,便親眼看到這個反蔣政權的滅亡,不勝惋惜。這並不是因為十九路軍是革命的軍隊,相反的,他們不過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別。他們之所以反蔣抗日,無非是為了避免在反共內戰中損失自己的力量。他們軟弱動搖,空喊民主口號,不知道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與廣大士兵,其失敗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們利用這個大好形勢,積極幫助並領導他們,使這個從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反蔣抗日力量,得以生存發展,這樣,不但是粉碎蔣介石對我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之一,整個中國革命的形勢也會更快地發生變化,抗日高潮會來得更早。可是由於「左」傾錯誤的領導,竟把這個有利時機錯過。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就在蔣介石猛烈進攻十九路軍,福建政府搖搖欲墜,亟需紅軍支持的時候,「左」傾錯誤領導卻不讓紅軍打擊蔣介石部隊的側後方,反把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這樣就使蔣介石在消滅十九路軍後,得以從容驅軍南下,繼續圍攻我中央革命根據地,以致使蘇區大部淪喪,中國革命戰爭瀕於絕境。所以說,「左」傾錯誤對福建事變的政策,無論從政治上、軍事上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回憶及此,不禁聯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當時,我曾經跟隨周恩來同志去西安,參予了我黨代表團的工作。同樣是敵人內部分化出來的抗日勢力發動的政變,同樣遭到反動的親日派的武力威脅,也同樣產生過動搖。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澤東同志手裡,處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為了停止反共內戰,迫蔣抗日,說服張、楊釋放蔣介石,粉碎了親日派企圖擴大內戰,以利日寇進攻的陰謀,促成了國內和平的實現;另方面,堅決支持張、楊的抗日要求,當親日派何應欽廿萬大軍兵臨潼關威逼西安,張、楊表現動  搖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立即調紅軍主力開赴藍田、商南一線,壯其膽而振其氣,克服了張、楊的動搖。談判結束,為了防止親日派製造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又立即命令部隊以一夜140里的速度撤離了前線。一進,一退,高度表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正由於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在上述兩個方面,防止了「左」傾盲動和右傾的錯誤,終於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抗戰的偉大局面。    
  對待福建事變的政策,是「左」傾錯誤在革命任務與階段關係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產物。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因而對那些可能爭取和孤立的中間勢力,採取了關門主義的政策,並稱之為「最危險的敵人」。「左」傾錯誤和其他錯誤結合一起,就使中國革命遭到空前的損害。而毛澤東同志從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出發,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正確地對待和處理了各階級的關係,制定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從上述對待兩個事變的政策的對比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可靠保證。      
論皖東武裝磨擦(1940年) 
  在今年3月以後,皖東我新四軍曾與皖東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隊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武裝衝突。事實的經過,外間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論如下。    
  我們所說的皖東,是指淮南鐵路以東,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屬地區,有津浦鐵路縱貫其間。淮南津浦兩路,均為敵寇所佔,如是又將皖東分為津浦路東與路西兩個區域。在皖東各縣城及所有村曾為敵人佔領,受遭敵寇的蹂躪,至今除開定遠、含山、和縣縣城沒有敵人,來安、盱眙縣城被敵人佔領,經我新四軍收復以外,其他如鳳陽、滁縣、全椒、嘉山、合肥、天長、六合、儀征、江浦各縣城與各重要據點,現仍為敵人所盤駐。即是說皖東曾為淪陷區,雖經我新四軍四、五支隊2年來艱苦作戰,雖收復失地,至今皖東的四邊及縱貫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敵人,並且時常出來掃蕩我軍,燒殺和掠奪人民。    
  我新四軍四支隊活動於津浦路西地區,五支隊活動於路東地區,並有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活動於無為地區,這是2年前安徽前廖敵主席正式劃歸我們新四軍駐防作戰的區域。在這區域之南為長江,隔岸與我新四軍軍部及一、二、三支隊相望,在淮河北岸,則有六支隊活動並與山東蘇北之八路軍活動地區相聯。所以,皖東為聯繫我八路軍與新四軍之樞紐,又為大別山之前衛,我軍必須堅持在皖東地區活動。    
  我新四軍四、五支隊來到皖東駐防抗戰,已經2年多了。當  我們來到皖東時,直至最近,沒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國軍到皖東來,到最近才有江蘇的八十九軍三十二師之一旅及預備旅到皖東盱眙天長地區。在很長的時期,除地方游擊隊外,只有新四軍四、五支隊在皖東堅持抗戰。我軍曾幾次粉碎敵人對皖東的掃蕩,收復來安、盱眙縣城,經過大小400餘戰,雖然我軍傷亡巨大,但是收復了不少的失地,保衛了皖東人民。我軍在皖東並且誠意的執行了統一戰線原則,誠意要與友黨友軍的人士共同來建立皖東民主的進步的抗日根據地。我軍為尊重行政系統起見,當每次收復失地之時,所有行政人員均由省政府委派,即一鄉保長,我軍亦從未委派和保薦過。其他一切行動及與友黨友軍接觸,均無不小心謹慎,務求團結抗戰,能達於美滿之地位。但我軍這一切努力與顧全大體的行為,均被反共派頑固派誤認為軟弱可欺的表現,給他們以反對我軍、破壞我軍,進行磨擦的機會。而皖東的反共派、頑固派、投降派分子的活動,就更加猖狂起來。    
  首先,來到皖東的行政黨務人員,大多是經過選擇與上過磨擦課的專家。他們來到皖東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我軍進行磨擦。他們曾召集鄉保長會議,要鄉保長動員人民控告本軍的所謂「不法行動」,他們偽造出千百件情報去蒙蔽上級,他們禁止人民援助本軍抗戰,不許人民為本軍抬傷兵、買糧及運輸。他們禁止人民參加本軍抗戰,他們向人民說:「誰參加新四軍的,就要燒誰的屋子,殺誰的頭。」因此本軍官兵家屬被槍殺蹂躪者不下數百人。他們到處斷絕本軍與其他方面的交通。曾有某機關之密令謂:對新四軍之少數來往人員可以逮捕槍決以不了了之,不以上聞云云。因此本軍交通及來往人員被逮捕、槍決、暗害、失蹤者已有數十人。他們禁止人民參加本軍所召集之民眾會議,禁止人民接近本軍,禁止人民閱讀本軍所出版之書報,禁止青年投奔本軍,禁止本軍傷殘退伍官兵回鄉居住,並逮捕拷打驅逐他們。本軍江北部隊系大別山及豫南內戰時之遊擊隊改編而成,因此本軍不能不在大別山及豫南設立留守處,照顧我們歷年來傷病殘廢官兵及官兵家屬,然  此亦不能見客於反共派,於去年冬初首先襲擊我豫南竹溝留守處,屠殺我傷病殘廢官兵及官兵家屬100餘人,我軍為此曾派交際科長王恩九同志前去與當地確山縣政府交涉,王同志亦被該縣常備隊所殺害。我軍在經扶之留守處,也於今春被包圍襲擊,死傷數十人,至今我數百傷殘官兵及官兵家屬無家可歸,露宿山谷曠野之間。至於他們在民眾大會造謠誣蔑辱罵本軍,則更不知幾幾。本軍對此橫逆之未,一貫忍辱退讓,不與計較,除開交涉向上級請求制止外,本軍對於這些無法無天之行為從未嘗予以還擊。但這並不停止反共派頑固派對本軍之攻擊。    
  事情發展到最近,是愈加惡化了,反共派頑固派已開始對本軍進行武裝攻擊,企圖用武裝殲滅本軍,如是發生大規模之武裝磨擦。    
  反共派頑固派在今年春即在皖東到處宣傳,要驅逐本軍出皖東,說本軍將奉令調江南,甚至某些區、鄉、保長也以高傲命令的口氣向本軍說:你們南調,你們倘若不走就打你們!如是要本軍南調之空氣瀰漫於皖東。    
  當時我們想,反共派頑固派的目的,是企圖消滅本軍的,本軍是不能如反共派頑固派的願望南調的。因為:(一)本軍在皖東抗戰已有2年,皖東敵人還時出造謠,又還沒有其他的國軍到皖東來,本軍保衛皖東的成績也並不壞,那為什麼還要本軍南調呢?本軍可以到江南抗戰,難道就不能在皖東抗戰嗎?如有別的國軍隊可以來皖東抗戰,本軍在皖東地形、敵情已經熟悉,為何又不能在皖東抗戰呢?留本軍在皖東抗戰,比本軍南調及調別的軍隊來皖東均來得適宜,那又為什麼一定要本軍南調呢?因此「醉翁之意」已不難明瞭。(二)江南京蕪地區狹小,本軍軍部及一、二、三支隊均在江南這一地區,還有國軍十多個師也在京蕪附近,江南抗戰部隊不獨嫌過少,且嫌過多。本軍一、二、三支隊在京蕪狹小地區內游擊已不能回轉,若本軍江北部隊再行南調,則簡直無法活動,若敵人出擊,反共派頑固派對本軍不講客氣之時,則  本軍全部均填炮坑無路逃生,因此本軍絕不能照此行動。(三)本軍四、五支隊均系大別山及豫南兩淮健兒,現大別山及豫南周圍均有敵人,本軍已丟棄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據地,這還不足,還不讓本軍在皖東立足,必欲逐本軍出皖東而殲滅之。當然為本軍將士所極不願意,本軍首長也不能不顧及這種情形。(四)長江天險為敵占駐,軍人來往阻礙尚多,大軍南渡更不可能。自長江被敵占後,至今尚無任何國軍大部隊南北調度者,而必欲本軍於此時南渡,實為不近情理之言。綜以上這4項,本軍無法南調,本軍早已申明:雖有明令,本軍也不能南渡。然而這就成為反共派頑固派進攻本軍的資本,說本軍不願執行命令,「所以該打」。從這以後,就形成了反共派武裝進攻本軍的全部思想。    
  從今年一月份以後,皖東五區專員李本一所指揮之第十游擊縱隊,安徽省政府皖北行署(駐定遠)主任顏仁毅所指揮之第十二游擊縱隊,前五區專員趙奉藻所指揮之第二十游擊縱隊,定遠縣長吳子常所指揮之常備隊後備隊,及皖東地方頑固土劣謝少臣、王桂東等,就不斷向本軍小部隊進攻,俘捉我軍人員,圍繳我軍小部隊的槍支,逮捕槍殺我軍官兵及家屬,掠奪我們布匹資財之事,已幾數起,捆綁我軍人員在街上抽打示眾,說誰還當新四軍的請看榜樣。並逮捕我軍女同志剝脫衣服遊街,我軍官兵家屬之婦孺及60餘歲之老父亦有被殺者,甚至侮辱到我高級軍官之家屬。就我張雲逸妻室小兒近從江南來到江北,攜款7萬元,也聯同護送人員20餘人,長短槍11支,在無為縣之襄安被當地保安第八團所逮捕,至今尚無下落,我軍派出交涉之人也被扣留,事變是一天一天來得嚴重。至2月底,乃在滁縣縣長樊公純領導之下,滁縣常備隊及後備隊千數百人開始向我在滁縣駐防甚久之第七團武裝進攻了。    
  起初,滁縣常後備隊向我七團部隊攻擊,捉去我17人,繳去槍16支,我未還擊,向該縣長交涉還槍還人,縣長置之不理。次日,該縣長又指使數百人向我攻擊,我仍未還擊。第3日又向我攻擊,並不還我槍支及捕去之人員,我忍不可忍,乃子還擊,且將其擊潰,並繳來槍支30餘支,當即送信給縣長與專員李本一,聲明我軍還擊之原因,請將捉去我軍人員、槍支發還,我也照還滁縣常備隊之槍支。但李、樊等仍置之不理,並借此擴大衝突,並動員其游擊縱隊調集五區集結,常備後備隊數千人,向我七團進逼不已。我見事態有擴大趨勢,仍於3月7日派人轉信(附後)向李本一交涉。聲明我願將七團調離滁縣縣境,避免衝突,並願交還所繳滁縣常備隊之槍支,但願李也交還我軍槍支人員及物品。但李仍不願口口口口□,置我提議於不顧,並乘我七團調離滁縣之際,於3月7日乘虛調集兩千餘人配合由北面西面而來之顏仁毅、吳子常之部隊,三面合擊我駐無恙之指揮部及四支隊司令部與我後方醫院。殺我死傷數十人,至使我軍乃不得不下決心給以堅決之抵抗。首先在界碑集附近,擊潰由東而北向我指揮部進攻之李本一部千餘人,再擊潰由北面口口□方面而而來之吳子常部五六百人及由西面高塘集方面而來之顏仁毅部千餘人。因此,乃發生大規模之武裝衝突。自此以後,我指揮部難保無恙,但顏、李、吳、樊各部即不斷進襲我軍駐各地之部隊。當我駐定遠紅心鋪之部隊為敵寇襲擊包圍,我軍經過定遠附近前去救援紅心鋪之時,縣長吳子常派隊襲擊我軍,因此我軍對各地進襲我軍之部隊,不得不予以堅決之還擊,直至將顏仁毅、吳子常所部大部擊潰,無力再行進襲我軍,衝突始得適當停止。    
  在衝突中繳獲了顏仁毅、吳子常及李本一的不少文件,在這些文件中證明反共派頑固派進攻我軍之目的,是企圖完全消滅我軍,並且有長期的佈置和計劃。我軍幸而未遭其毒手。茲將這些文件摘要如下:1月21日行署主任顏仁毅致其廿隊長密電云:「對於某部(即新四軍)表面尤宜極端和平,茲定辦法如下:遇見其著便衣之隊伍,以其作土匪名義剿之,我也派便衣隊假裝民眾或假裝土匪襲擊之,暗地著便衣參入民眾內面圍剿之」。又云「無論用何種辦法前往剿辦時,不可使其知道系我們的部隊,並且來去不可同道路」。「此電看後即付火定鐸子馬戍」云云,下有顏之刻章。由此看來,我軍小部隊之屢遭攻擊,及我軍人員之屢被逮捕,是有這些反共分子命令之下發生的。    
  顏仁毅又在3月2日午後子時的命令上面說:(一)嘉鳳、定遠近日發現冒充軍隊之「土匪」(此為對我軍之重大侮辱)。(二)本部為鞏固後方計,奉令「肅剿」。(三)各部之任務分別於左:1、第一支隊(除派一大隊歸吳縣長指揮外),其餘應控制於二十墩、宋府集、孫家崗之線,將定遠本鄉「土匪」肅清。2、吳縣長掌握之一大隊於徵日推至張橋左翼與第一支隊聯絡,右翼與譚家巷第二支隊聯絡,發動民眾「肅清」定遠東南鄉之「匪」。3、第二支隊歸李大隊長,口口推至譚家巷左翼與吳縣長聯絡,右翼與本支隊聯絡,肅清大橋(我指揮部所在地)方面之「匪」俟,與莫支隊長取得聯絡後,再「會剿」口口王回崗、界碑集(即我各軍後方機關所在地)之「匪」。4、第二支隊(缺第三大隊)縣特務大隊及步炮兩門於江日護送點驗委員至界碑集,再聯繫其行動指揮譚家巷之李大隊長「協剿」大橋、王回崗、界碑集、得勝集(我後方醫院所在地)之「匪」。5、鳳陽縣長在本部「南剿」定遠東南鄉「股匪」時,應與本部駐紮孫家崗之第一支隊取得聯絡。6、王英珊全部(重機槍連、步兵炮、特務中隊歸該員指揮)控制於高塘鎮。(四)各部「肅剿」方法必須以政治與軍事並進。(五)(略)。(六)(略)。    
  注意:此密電只發至縣長及大隊長上,中隊長以下用口傳達。    
  司令顏仁毅(私章)    
  由此看來(一)我軍是國家委任的正規軍隊,該顏仁毅稱我軍為「土匪」,實屬重大的侮辱我軍;(二)顏仁毅是奉令「肅剿」我軍;(三)江日「護送點驗委員至界碑集」之事實是已於3月2日午後10時以前即已定妥了的進攻我駐大橋指揮部之陰謀;(四)該部進攻我軍是有全盤佈置的。    
  又吳子常於3月18日致安徽省政府民政廳之密電上曰:「東冬兩日新四軍乘我縣隊回防不及之際於大橋鎮、三關集、老人倉、得勝集、王回崗等處,□□□徵日(5日)率縣隊及武裝民兵數千進取老人倉,驅逐大橋之某部大本營,與之一拚死而後已」。    
  吳又於徵日(5日)特致民政廳一電云:    
  「職又(4號)晨率常備二中隊出城將某部『掃蕩』,並於石板集結武裝民眾數千分4路向老倉進犯,經20餘里之小戰,某部節戰節退,戰至徵晨已停,職於徵日進佔老人倉,某部傷亡數十,我常備二中隊長吳均四戰亡,重傷3名,某部張雲逸、戴季英部計千餘人退在三官集、大橋矣。」    
  由此看來;(一)駐大橋、三關集、老人倉、得勝集、王回崗等處之部隊並非『土匪』,而為新四軍,且為新四軍之大本營;(二)該縣長率常備隊兩中隊並集結武裝民眾數千『掃蕩』我新四軍;(三)他分四路向老人倉進發,「且經20餘里之小戰」,我軍是節戰節退,該縣長進佔了老人倉,我軍傷亡數十,我軍張雲逸、戴季英退至三官集、大橋。由此證明是該縣長進攻我軍,而我即在傷亡數十之後,仍不斷思退,並不是我軍進攻他們。    
  由此看來是忍著避開的。    
  又顏仁毅在第五戰區第十二游擊縱隊司令部3月7日午後7時定遠參字第258號命令說:    
  (一)某部連日因友軍之壓迫,大部集結於大橋、王回崗、曹家崗、肖家墟一帶,有向西、北兩方突圍模樣。    
  (二)本部有堵截與清剿該部之任務。    
  (三)決以分進合擊之處置「殲滅該部」,茲區命於下:    
  1、著第一支隊(缺第二大隊)附迫〔擊〕炮2門,以大橋為目標,以老人倉、大橋、馬家橋3點集合,職向南搜索推進;    
  2、著第一支隊第二大隊於老人倉附近地區選擇據點分向東南兩方面嚴密警戒,並掩護主力向前推進。    
  (四)第二支隊(缺第三大隊)附特務大隊迫〔擊〕炮2門、重機關鎗兩挺,以王回崗、曹家崗為目標,該支隊應作左側之部署:    
  A、以第一大隊沿胡村歐莊子之前前進……向譚家巷、王回崗之「股匪」嚴密監視。    
  B、該支隊長親率主力沿張橋公路前進到達張橋後(子),即派一中隊在張橋南端佔領伏勢村莊向江巷梁園方面監視,再將主力向東南之湯楊坊、大河莊挺進以進擊王回崗「股匪」。    
  (五)王英珊大隊控制於高塘鋪附近。    
  由此看來:(一)我軍是因友軍之壓迫(即指受李本一軍之壓迫)彙集大橋,並未向任何友軍攻擊(此事實關係第七團從滁縣自動撤退至大橋附近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為避免衝突而撤退也),我們要繼續向西北兩方撤退而沒任何進攻友軍之表示。(二)顏仁毅游擊縱隊是要來「堵截」與「協剿」本軍;(三)顏仁毅之目的是要「殲滅」本軍;(四)顏仁毅之手段是以「分進合擊之處口」向我駐大橋及其附近之指揮部及各機關攻擊。    
  從這此文件看來,反共派頑回派是有計劃的決心要消滅本軍,毫無疑問,本軍至此已不能夠再行退讓,如再退讓,本軍就只有死亡!因此,乃於3月7日對各路進攻我軍之反共武裝予以堅決的抵抗,乃將各路分別擊潰,繳槍數百支,俘獲數百人(向其解釋口官兵,施行釋放)。如是顏仁毅、吳子常等其勢凶凶的反共頭子,也只得抱頭鼠竄,滁縣之反共武裝,也被我軍全部擊潰;有嚴重漢奸嫌疑之縣長樊公紀也只逃之夭夭;南面的李本一也只能建築工事,固守不出。我想這不過是給這些反共英雄們以小小的教訓,他們反對我軍第一個計劃,已被打破了!    
  現在我軍已停止反擊,避免衝突,只要反共派頑固派,再不以武裝進攻我軍,則我軍也再不向他們還擊了,他們捎去與殺害我們之人員,我軍當然希望釋放與撫恤。本軍在此異族敵人深入國土,民族危機深重之際,是絕不願意向一切抗日父老磨擦的,只有在被迫不得已時才予以抵抗!這是我軍一貫的主張。    
  但是,事情並不能就此了結,衝突似有再行擴大之勢!被擊退的反共派頑固派他們將要蒙蔽事實,造作各種報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裝衝突。據聞,大別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規軍隊動員,並向皖東開展;反共派頑固派也正在眉飛色舞,他們仍在做更大的計劃企圖殲滅本軍於皖東。然而本軍除一方面公佈事實真相,並向各方面呼籲和平,請求和平解決外,對於從某方面而來之武裝進攻也決不畏懼,本軍只得準備一切抗抵對於我軍之任何進攻!我們知道,在目前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是沒有人民贊助的!我軍之自衛戰爭是能夠勝利的。所以我們不怕反共派頑固派的任何進攻,也只有徹底擊退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抗戰才能堅持,團結才能鞏固,國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則讓他們猖撅下去,統一戰線就會在他們的挑撥之下破裂,抗戰就不能堅持,中國就會亡國。    
  然而,我們是衷心誠意的希望精誠團結,抗戰到底,我們前電請蔣委員長、李司令長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領袖,呼籲和平,請求停止軍事行動,一切問題均由和平途徑商討解決!因此,我們更希望各界領袖、賢明人士同聲呼籲,化干戈為玉帛,固團結以抗戰,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本軍所求者為生存,為要有立足之地,為要能夠堅持抗戰,此外別無所求。我們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贊助,要求和平的輿論之下,衝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頑固派是無從挑撥的!抗戰是能勝利的!中華民族是一定要獨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闢 
  新四軍成立後,我在皖南軍部擔任參謀長。當時黨組織在大別山有一個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彭康,不久就改為鄂豫皖區黨委,鄭位三任書記。新四軍在江北有一個第四支隊,是由兩支武裝合併組成的:其第七團和第九團是高敬亭領導的原鄂豫皖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第八團是周駿鳴從河南竹溝帶來的原桐柏山紅軍游擊隊。    
  1939年5月初,軍長葉挺到江北來視察,於5月中旬在廬江東湯池宣佈成立江北指揮部,由我擔任江北指揮部指揮,徐海東任副指揮(時在延安),鄧子恢擔任政治部主任,賴傳珠擔任參謀長,統一領導新四軍江北部隊。7月,以第四支隊的第八團為基礎,又成立了第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副司令周駿鳴,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隊是我們獨立自主搞起來的。    
  抗戰初期,江北的地方黨和新四軍的關係是相互關係,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地方黨受長江局領導,軍隊受皖南軍部領導。1937年以後,由於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學生從城市撤退到農村,要求武裝抗日。如果我們當時向敵後發展,這是一個最好機會。但是由於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強調發展武裝要經國民黨批准、承認。因此,雖然發展了一些武裝,但都不是新四軍領導的。其實,我們是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的,並不需要國民黨承認,國民黨也不會承認的,只要群眾承認就行了。我到江北後,便將第四支隊第九團、挺進團和游擊縱隊恢復起來,並擴大了游擊縱隊。但王明主張精兵主義,說一個支隊只要兩個團就夠了。當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團司令廖磊也說:「你們沒有錢,兵要精,不要多」。在這點上,右傾機會主義者與國民黨的觀點是一致的。我曾當面駁斥廖磊說:我們的力量並不是多,而是少。你為什麼要往大別山,而不到安慶、合肥去呢?蔣介石為什麼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這是因為你們的力量不夠,怕日本打!由於東南局主要負責人什麼都講合法,怕破壞統一戰線,所以皖南軍部的武裝一點也沒有擴大。    
  在江北時,國民黨無理扣減我們的彈藥,我們就搞稅收,還辦了一個教導隊,把幹部訓練一月或半月後就放出去搞武裝。我們武裝抗日是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雖然是國共合作抗日,但國民黨始終是想消滅我們的武裝力量的,我們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會產生的。我當時與東南局負責人爭論說:我們現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國民黨欺侮我們力量太小,什麼事都還要向廖磊請求,如果我們的武裝發展到10萬人,那時國民黨就不敢與我們鬧磨擦了,什麼事情還要反過來請求我們,不然他的省主席就當不成。    
  黨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們向敵後大力發展,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但東南局負責人卻要一切通過國民黨,向國民黨要委任狀,不執行中央向東發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蘇南的部隊調回皖南。當時國民黨為了割斷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聯繫,命令我們皖東的第四支隊和豫皖蘇邊區彭雪楓的第六支隊調到江南去。廖磊還無理限制我們皖東部隊只准在津浦路東西30里之內進行活動,企圖借刀殺人,讓日軍打我們。當時我們沒有接受國民黨這個命令。針對這種右傾錯誤,毛澤東有過指示:對國民黨不合理的命令,要進行抗議,不僅中央可以抗議,哪個軍隊都可以抗議,我曾故意對廖磊說:如果我們與日本打仗失敗了,你當司令也不光榮。    
  以國民黨的面目來進行革命,大革命時期我們搞過,但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只搞表面宣傳工作,不敢爭取領導權,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果使大革命失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鬥爭又團結,以鬥爭求團結,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達到團結的目的。王明只講團結,不講鬥爭,這是重複陳獨秀的錯誤。他們害怕破壞統一戰線,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他們不瞭解抗戰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數人的要求。為什麼蔣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戰?因為他也懂得,不抗戰人民會起來反對他。毛澤東說過: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當時華中比華北的發展機會好,完全可以在華中敵後大力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但由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這樣做,失去了在華中發展的最好時機。    
  1939年11月底劉少奇來到皖東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才開始得到糾正。劉少奇來之後,傳達了黨中央的正確指示,批評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發動群眾,不發展武裝,不建立政權,做國民黨的工具是極端錯誤的。他還指出,要抗戰一是要有槍桿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據地,只有這樣才能把群眾發動起來。他還向江北的廣大幹部介紹了華北工作的經驗,從而扭轉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軍約有兩三千人向我們發動「掃蕩」,江北指揮部把第四支隊全部兵力調上去反擊敵人「掃蕩」。我們的裝備雖然比較差,但因為在戰鬥中採取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戰士們作戰又勇敢,所以最後在全椒縣周家崗一帶粉碎了敵人「掃蕩」,並乘勝追擊到古河。在日軍「掃蕩」開始不久,駐古河的國民黨專員李本一部隊都跑掉了,我們佔領古河後,李本一才敢回來。這一仗是隨劉少奇從延安來皖東不久的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徐海東指揮的,此戰政治影響很大,給群眾的印象很好。群眾從國民黨部隊和我們新四軍對日軍「掃蕩」兩種不同的態度上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軍的抗日部隊。    
  這一仗以後,在劉少奇領導下,我們在皖東地區進行了發動群眾、擴大軍隊等一系列工作。鄧子恢當時說:我們就是要發展「人、槍、款」。我認為是很對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裝、建立根據地,才能有立足點。自從劉少奇來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後,皖東的抗戰局面才徹底打開。我們江北黨和軍隊的同志都一致擁護劉少奇為首的中原局的正確領導。    
  1940年春天,國民黨桂系軍隊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們發動進攻。我們調第四、第五兩個支隊主力在路西反擊,從藕塘鎮打到定遠縣城,先後建立起定遠、鳳陽、滁縣、全椒、合肥、含山、和縣等縣政權。我們在路西反磨擦鬥爭正激烈進行之時,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以10個團的兵力進攻半塔集,我方僅有五支隊後方機關和一個教導大隊及少量留守部隊,在地方游擊隊的配合下,頑強堅持了一個星期。後來路西的主力調到路東支援,陳毅也派葉飛的挺進縱隊趕來配合,打垮了韓德勤的進攻。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據地決定性的戰鬥。戰後,在路東先後成立了嘉山、來安、盱眙、天長、六合、高郵、儀征等縣政權,自定遠和半塔自衛反擊戰以後,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輕易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各級政權建立以後,立即發動群眾搞減租減息。津浦路東反動地主出自對新政權的仇恨,組織武裝暴亂。當時來安縣屯倉區我們的區長被地主殺死了。因為這關係到新政權能不能站住腳的問題。我們對反動地主武裝進行了堅決鎮壓,把地主武裝暴亂迅速地鎮壓下去了。    
  經過減租減息,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群眾組織擴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權作依托,很短時間內,新四軍武裝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打開了華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兩側廣大地區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據地。      
堅持敵後抗戰現階段中在軍事上必須研究的幾個問題(1944年5月) 
  一、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問題    
  從我們在華中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以後,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即已經由戰略進攻方針(即發展的階段)轉到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方針了(即鞏固與堅持的階段)。現在,為了大家瞭解怎樣執行這一積極的戰略防禦方針,,我想把它講一下,但又因為它與一般戰略原則和抗日戰略問題都有關係,故須先把一般的抗日的戰略問題約略說之:    
  (一)一般的戰略與抗日戰略    
  (1)在一般戰略中有戰略進攻,亦有戰略防禦。但對進攻與防禦的採用,並不是根據考察防攻本類利害多少憑主觀願望而選擇,乃是估計敵我雙方力量對比誰優誰劣而決定。如我強敵弱,而我欲達到消滅敵人,擴大自己之目的,則採用戰略進攻;反之,我弱敵強,而我有拒止敵人,鞏固自己之目的,則必須採用戰略防禦。這兩種戰略方針,不是絕對分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如在進攻中有防禦,在防禦中亦有進攻。譬如,我們實行進攻時,有突擊方向和箝制方向之區分。突擊方向採取堅決進攻的動作,箝制方向則暫時採取防禦動作。我們實行防禦之時,也有守備部隊與突擊部隊之分。守備部隊其任務為堅守陣地,而突擊部隊則待機進行反突擊(進攻)。可是,進攻中的防禦,防禦中的進攻,都屬於次要的與輔助的地位,亦是暫時的。這就是說進攻的防禦是為著輔助達到進攻之目的,而防禦中的進攻則是輔助達到防禦之目的,二者不能機械的去看,亦不能孤立的去看。所有這些,就是一般戰略運用中的基本原則。    
  (2)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我們領袖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早已英明的指出——是防禦的,持久的,同時又分為退卻、相持、反攻3個階段。現在已進到敵我相持階段了。在6年抗戰過程中,事實證明了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此問題在《論持久戰》一書中已有詳論,這裡不多說了。    
  在敵後堅持抗日游擊戰爭,所執行的戰略問題,我認為亦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略的進攻(這仍屬於整個抗日戰略的局部進攻);第二階段是積極的戰略防禦(同整個抗日的相持階段);第三階段是戰略反攻階段(同整個抗日戰略的反攻階段)。現在已經進到第二階段了。這3個階段之間是互相聯繫互相作用著,與整個抗日戰略各階段也都互相聯繫互相作用的。    
  (二)積極的戰略防禦是什麼    
  我們目前在敵後所執行的戰略,不是戰略進攻階段,已是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階段。這種戰略任務既不同於消極的防禦,亦不同於單純防禦,更不是戰略退卻。它是在防禦中,一方面善於拒止敵人,打擊與削弱敵人。不僅軍事上是這樣,就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也要採取各種辦法,積極去破壞它,瓦解它。另一方面又要善於保存自己力量,加強與積蓄自己的反攻力量(軍事上,政治上,物質上,都要如此),轉變敵我形勢,伺機反攻,消滅敵人。如果只要防禦,不要進攻(反攻),或者只要進攻,不要防禦,這都是不完全的積極戰略防禦方針。因為現在採用積極的戰略防禦,是為著將來待機大舉反攻。但在條件未夠,時機未熟,為著達到防禦目的,亦必須採用部分進攻。二者要能互相聯繫互相變動的運用。至於如何變動,則是依當時敵我具體情況而來決定的。    
  我們正在執行積極戰略防禦的階段。這一階段,乃決定今後堅持敵後抗戰勝敗得失的階段。能保存過去與現在所得的成就多少,能爭取將來反攻的勝利大小,都由於這階段工作的好壞程度如何而定。為著保證正確執行積極戰略防禦方針之實現,又必須堅決反對單純防禦的保守主義,同時又要反對盲目進攻的冒險主義。以上這些,就是積極的戰略防禦的主要內容,也是它的總方針。    
  (三)為什麼現在要執行積極戰略防禦方針呢    
  因為目前堅持敵後鬥爭已進到第二階段——積極的戰略防禦階段,在這階段中,如果不懂得採取積極戰略防禦方針,就不會適時的轉變過去的工作方向,也就不會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群眾各方面作戰略防禦的準備——保衛根據地的準備工作。尤其軍事部署,如一旦遇到情況新的變化——被敵人嚴重進攻的情況,將會驚慌失措,無法應付,這是非常危險的。    
  可是有些人說:我們在敵後是執行遊擊戰爭的任務,游擊戰爭是採取進攻的,不應該採取什麼戰略防禦,以使自己處於被動的不利地位。是的,游擊戰爭一般的採取進攻,但這只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游擊戰爭在某種條件下,也有採取防禦的必要,如進行遊擊戰爭之時,每把游擊地區分為主要與次要方面,在次要方面,常是採用迷惑敵人,牽制敵人的戰法,這種戰法則屬於防禦的,或者建立地方工作,與整訓部隊的時候,游擊戰爭的活動,主要的也是防禦。再就敵後抗戰來說:我們在第一階段所採取的是戰略進攻,如從整個抗日戰略意義上來說,還是防禦的,因為抗日戰略是防禦的,這乃屬干整個的動作而言,我們在敵後第一階段所執行的戰略進攻,應屬於局部的動作,也就是整個戰略的一部分。原則上部分的動作要服從整個動作,所以我們在敵後,第一階段的戰略進攻,應當為著完成整個抗日戰略的防禦任務。這就是對立底統一例子。但這又不能說我們在敵後所有游擊戰爭的動作,都要樣樣服從於整個的動作,我們現在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仍是在統一戰略企圖之下,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總方針。    
  又有些人說:我們最初進到敵後開展游擊戰時,採取戰略進攻方針,不是已經得到很大的勝利嗎?假使現在要採取戰略防禦方針,則從前執行的戰略進攻,不是錯了嗎?    
  不!我們在第一階段所執行的戰略進攻是對的,因為當時敵人正集中大兵向我正面進攻,敵後空虛,我有進攻的良好時機與勝利的條件。同時我為了停止敵人正面進攻,為了創造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必須在敵後採取積極進攻,牽制敵人,與打開新的局面,以達到我正面戰略防禦之目的與完成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之任務。因為這樣,從前採取戰略進攻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還是指敵後戰略進攻而言。如上面所說在全國抗戰來看,這個敵後戰略進攻,仍是局部的進攻,又是為著達到整個抗日戰略相持階段之目的(當然也是為著將來的反攻),不是整個戰略進攻的。    
  現在的情況與過去不同了!過去敵人主要是對我正面進攻,現在是主要的轉向我敵後根據地掃蕩了。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過去我們在華中敵後是大的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時候,現在是開展敵後任務基本上完成,又轉到堅持與鞏固根據地的時候。因此,我們敵後執行的戰略進攻方針,應暫告停止,即應該轉到開始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方針了。只有認清這一方針,堅決執行這一方針,加緊準備反掃蕩與反清鄉,才能打破敵人的企圖,才能夠堅持與鞏固根據地。如果沒有根據地,就成為沒有陣地的作戰,結果將會失敗的。    
  要知道,在敵我力量沒有基本起變化以前,我們在敵後的戰略進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敵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時間性的。如果沒有認識這點,會忘記了我們的戰略是防禦的,持久的方針,將會走入極錯誤的速戰速決戰略論中去。我以為我們在敵後有個別地區,不能堅持而失掉,就是由於只知道過去的戰略進攻,不會相機的轉到戰略防禦,同時也不能適時的部署戰略防禦的各種工作所造成的。所以這些都充分的說明了在敵後游擊戰爭,只要進攻不要防禦的見解,是錯誤的。      
  那麼現在敵後游擊戰爭,採取積極戰略防禦方針是根據什麼條件呢?它是根據下面的幾個具體條件:    
  (一)敵人對我全面戰略進攻業已停止,現在採取保守其佔領區的方針,因此估計敵人對我敵後軍用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將是必然的,並且現在敵人已開始這樣做了!但敵人這一企圖是很難做到的,因為他兵力不足,我國幅員廣大,它並不能處處進攻,亦不能處處駐守,更不能作永久的掃蕩與清鄉與永久駐守很多地方。同時敵人進行的是侵略的野蠻戰爭,在政治上處於寡助,沒有得到國際國內人民的同情,尤其被佔領區人民的不同情,因此敵之力量是向下的,它是越打越弱的,最後必然失敗的。    
  (二)我們在敵後發展的任務基本上已完成,現在主要的是粉碎敵人的掃蕩與清鄉,保存與鞏固根據地和軍隊的時候,不是繼續戰略進攻的時候了。目前我之力量雖處於劣勢,處於被進攻的地位,但我有擊退敵人完成戰略防禦之任務,同時我所進行的是保衛祖國的正義戰爭,在政治上是佔絕對優勢的,有廣大人民的積極贊助與參加,又有國際愛好和平人士的同情,特別淪陷區人民對敵人的仇恨,對祖國的關懷,熱烈的贊助我們。因此我們力量是向上發展的,是愈戰愈強的,結果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三)我們總的任務是繼續堅持敵後抗戰,完全鞏固根據地,聚集力量,準備反攻,這是互相聯繫的三位一體的任務,不能孤立的去看(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在目前情況下應該以鞏固與堅持根據地為中心,因為根據地能夠鞏固與堅持才能繼續堅持抗戰,才能保存與聚集力量,準備反攻,以取得最後抗戰勝利。如果根據地不能堅持與鞏固,新的力量就無從準備,即原有力量,也難保存,而沒有力量,就談不到鞏固根據地與堅持敵後抗戰,更談不到取得反攻勝利了!所以目前必須動員一切力量,首先要完成堅持與鞏固根據地之中心任務。    
  由上述情況與任務來看,如果我們完全採取戰略進攻,不轉到戰略防禦的話,那就會實行過早的與敵決戰,這是不對的。反之,完全採取消極的戰略防禦,實行退卻逃跑,放棄根據地,則更是錯誤。現在堅持敵後鬥爭,只有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的正確方針,才能完成總的任務。    
  (四)怎樣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呢    
  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任務,就應從以下幾方面去做:    
  第一,要在思想上一致,這就要做到全體幹部與軍民都認識積極戰略防禦方針,乃現階段堅持敵後抗戰的正確方針,只有堅決執行這一戰略方針,才能完成鞏固根據地之任務,同時又要認識這樣的戰略防禦是處在敵強我弱形勢之下執行的,為一種極困難極複雜的事情,如果粗枝大葉,出於主觀鹵莽態度,則必致於僨事,務須細心多方研究,有了認識一致,思想一致,才能共負艱巨,達到積極戰略防禦的任務。    
  第二,要有正確的軍事動作,依我各根據地目前的情況,其一般的動作應該是:    
  (一)劃分游擊區與準備戰場和後方:    
  甲、劃分游擊區:應把根據地周圍,劃成為若干個游擊區(大的可再劃分為若干小的),就地堅持,就地游擊。這些游擊區的劃分須依敵我情況,以及地形交通等條件而決定。但每一個游擊區,都要對著一個或一方面的敵人游擊活動;又要依地形狀況及河流、鐵路、公路等交通線狀況劃分。一般的劃法就是把交通要線與戰略戰術上要點,應劃歸一方負責,不可把它劃為分界線,以免發生兩不管現象,造成空隙為敵所乘的危害。    
  乙、準備戰場:為什麼要這樣呢?主要是為著便於游擊(伏擊、襲擊、擾擊等),其次是運動戰之用一般的選擇地點,多在估計敵人可能來的方向去準備,並要在地形與群眾條件利於我,不利於敵的地區,最好每個方向要準備2個以上的戰場,便於機動。至幹部隊的位置,亦須預先準備,它的位置通常選擇在各戰場之間(或附近),以及封鎖消息,部隊運動通訊聯絡宿營供給等都便利的地方,也要準備兩個以上的位置為好。    
  丙、準備後方:對後方所在地的準備,應該群眾條件好,地形好,交通不便利,敵人不甚注意的地方選擇,並須準備不大轉動的(負傷員與物質)與時常行動的(後方人員)兩種,每種多準備幾個,以便分散隱藏及通常移動,這些後方不僅大的游擊隊要準備,就是極少的游擊隊也要準備必須的隱藏地。    
  (二)游擊部隊與偵察通訊的組織:    
  甲、各游擊區的部隊組織,應有游擊兵團(大的游擊隊)、基幹隊、便衣工作隊、便衣偵察隊(班)、通訊隊(班)等,這些部隊主要重質不重量,愈精幹愈好,特別是基幹隊與便衣隊尤要著重於政治上鞏固與堅強,因為他通常分散獨立活動的。    
  乙、偵察組織是軍隊的耳目,也是指導戰爭者不可少的東西。除武裝偵察組織外,還要有秘密的偵察組織,這個組織應分為軍事的(戰略戰役戰鬥等偵察)、政治的(政治設施經濟政策……偵察)兩種組織系統,並組成偵察網。它是由根據地最高指揮部擬定總的計劃,轉令各游擊區分別執行。這一工作,不僅軍事機關做,還應動員全根據地游擊區黨政軍民各組織去做,更加保證情報靈通。    
  丙、通訊聯絡的組織,在游擊戰爭中通訊聯絡是保證領導與指揮順利的最重要工具,也是保證戰鬥勝利的主要武器之一,必須把這件事辦好。因此各游擊區與中心區之間,前後方之間,游擊區相互之間,游擊隊與主力之間,各游擊部隊相互之間,均應設立公開通訊站,同時又須設立秘密通訊站(要可靠人員做)並準備兩條以上的路線(平時不利用,只在戰時用)。    
  (三)部隊一般的活動方針:    
  甲、在敵人未掃蕩(清鄉)前游擊部隊活動的方針是向邊區敵占區開展游擊戰爭,在軍事上打擊敵之出擾部隊與特工,同時對敵偵察警戒,在政治上展開政治攻勢,宣傳與組織群眾,培養新的游擊隊,加強敵偽軍工作,軍事活動應以服從政治活動的一般原則。    
  乙、在我根據地周圍之敵(據點與部隊),對我威脅甚大者,只要有機會與可能,必須集中力量消滅之。如對我威脅不大,攻亦不易者,暫不取硬打的辦法。但對其出擾部隊,必須堅決打擊之,以遏其鋒,各根據地與各游擊區指揮部,應依此方針,定出具體活動計劃,使各部隊相互配合,共同指定方向活動,求得協同動作。    
  丙、當敵向我根據地掃蕩(清鄉)時,我們的動作方針是要各根據地的指揮部,即依當時情況,來估計和下決心適時訂出作戰計劃,規定各游擊部隊主力部隊新的任務及主要動作,使其依照執行,以免混亂。    
  各游擊區的部隊活動,仍執行就地堅持,積極游擊的原則。並相機向敵占區或敵背後動作牽制與遲滯敵之前進。在必要時,抽調一部協同主力作戰。    
  主力部隊的動作,是決定根據地的存亡得失與否的,其作戰的主要動作,是在被動中求主動,在防禦中尋求進攻(反攻),從戰略的內線作戰,求得戰投戰鬥的外線作戰。如果沒有勝利的把握則不打,敵情未明,時機未到不打,硬拚消耗不打,反之,我主力自己有準備而又有勝利把握時,則必須堅決打擊之,因為打勝仗根據地可保,否則根據地必遭損失,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要對退卻逃跑的避戰及漫無計劃的浪戰兩種傾向作鬥爭。    
  要採取以上所說的動作,必須不斷的研究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及機動運用之,不能久停於一套辦法。如在反掃蕩中最主要的有兩個動作,我們指揮員應該慎重考慮的:    
  (一)是怎樣打敵人。在未行動之先,就要想到那個敵人好打,那個不好打,需要多少部隊打和派那個部隊打。如果實行打的話,應該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打?採取怎樣打法,打勝了或打敗了又怎樣辦?要是敵我對峙著又怎樣辦呢?這些,都是需要思想上預作準備好。    
  (二)怎樣轉移部隊。在未轉移之先,就要想到轉移好,還是不轉移好?要轉多少部隊呢?除留堅持部隊外,那個部隊需要轉移和轉移到什麼地方去?要經些什麼路線?甚麼時候走好?又甚麼時候可到達目的地呢?如都想好了又準備好了,這才下決心轉移。同時,又須想到如果情況變化了怎樣辦?路上遇到敵人又怎樣辦?這些都需要思想上預作準備的。    
  第三,要積蓄自己力量:    
  (一)首先要加強軍隊戰鬥力。凡脫離生產之武裝,無論主力軍或地方軍都要精幹,軍事政治都須強,做到以一人當10人,以10人當百人之用。    
  我記得過去紅色游擊隊有許多隊員在行動中,他是戰鬥員也是指揮員,同時又是宣傳者與組織者。他不僅懂得與敵人作公開鬥爭,還懂得與敵人作秘密鬥爭,樣樣都很堅強。現在我們如要求每一個戰士都做到這樣,除一般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外,特別要抓緊幹部教育,因為幹部是部隊骨幹,如幹部強戰士一定強,其教育方法是:    
  一面總結每一個戰鬥與工作的經驗教訓實際教育之(主要的);一面利用戰鬥間斷中經常教育之,同時又要辦學校與訓練班,進行比較更有系統的教育,提高幹部質量(不僅部隊幹部如此,其他幹部也如此)。    
  (二)儲蓄群眾武裝力量。在根據地的民眾和武器,都要組織在民兵(自衛中精壯的)與自衛軍中,作為堅持根據地的主要力量之一(軍事建設雜誌中有民兵專論,這裡不重談)。但民兵的教育內容在軍事上只教以簡單的軍事知識——如打槍、打手榴彈、偵察警戒、行軍、宿營、伏擊、擾擊時的動作,在政治上是主要的以民族的、民主的、生產的、階級的教育。這些教育如果只講空洞理論,不講實際生活內容,則將收效極微,必須把它本身所獲得的利益與他現在和將來所負的政治任務聯繫起來講,才能啟發其覺悟與認識。這就是大處著想,小處著手的做法。    
  這樣群眾力量,不僅在根據地游擊區內要廣泛的組織,同時還要積極的向邊區敵占區,利用各種方法與方式繁殖起來,這對將來反攻有莫大的作用。    
  (三)實行黨員軍事化。我們黨——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為解放鬥爭最進步最正確的政黨,現在,正負責領導全國抗日的偉大責任,為了將來領導更眾多武裝人民開赴前線,大舉反攻,即必須許多善於武裝鬥爭的黨員,作為人民的領導者,才能指導取得反攻勝利。如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實行黨員軍事化,因為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鬥爭主要法寶之一,如果不懂得武裝鬥爭,我們無產階級就沒有政治地位,中國革命就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    
  (四)準備大量資材。現在戰爭的勝敗,不僅看人力之多寡,還要看物力財力之充足與否而決定的,特別是我們持久抗戰中更應看他為重要。因此我敵後各根據地,對於軍用資材,必須有計劃的生產(兵工糧服必需品等),適當的配備,並盡一切可能求大量蓄存,如資材越多,取得抗戰勝利亦愈大。甚至節省一錢一物,對於抗戰貢獻都有意義的。    
  第四、動員一切力量來配合,因為游擊戰爭不僅完全依靠軍事動作(當然這是主要的),同時還須要各種方法與方式鬥爭來和他相配合。如在政治上有公開的政治鬥爭,又有秘密的反奸細鬥爭;在經濟戰線上,一面加強生產,一面又要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及其種種的陰謀詭計作鬥爭;文化戰線上,不僅從思想上教育自己,還要從思想上來打破敵人,瓦解敵人;群眾工作上除平時有組織的共同動作外,戰時亦要有民兵協同作戰的配合。所有以上這些配合,又賴於黨政軍民各部門動作的一致。如果要工作上互相協調一致,先要思想上取得認識一致。這樣動員一切力量,運用一切方法,善於從各方打擊敵人,即可完成積極的戰略防禦任務,達到最後戰勝敵人,保存自己之目的。    
  我講以上這些,是依據我所知道的材料而講的,仍希望同志們多多研究,以充實今天我們執行的積極戰略防禦的具體內容和機動的動作,這對於學習與堅持敵後抗戰,都是有幫助的。同時更要我們在每一次新的戰役戰鬥中不斷的研究戰爭的新經驗,學習這些經驗,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戰略戰術的新知識。因為現代的戰爭發展,是與時俱增的,尤其是我們現在堅持敵後的抗戰是複雜與艱巨的,如果我們老是一套,停留於一個地方不動,沒有力求進步,沒有隨著情況的發展而求日新月異的作戰方法,想戰勝我們的敵人,一定是困難的。所以我們要一致奮起努力學習,共同努力學習!    
  二、堅持與轉移問題    
  為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方針,必須研究和瞭解堅持與轉移的動作,它是實現積極戰略防禦方針的主要問題,我想分為:    
  一、什麼是堅持;    
  二、什麼是轉移;    
  三、堅持與轉移的聯繫怎樣;    
  四、為什麼要堅持與轉移;    
  五、怎樣堅持與轉移;五個問題來研究。    
  (一)什麼是堅持    
  所謂堅持,在戰略上說,是堅持華中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持華中敵後抗戰,也是堅持全國抗戰。在戰役上說,就是堅持根據地中那個或幾個地區。在戰術上說就是堅持某陣地某戰線而言。堅持的主要內容,包含有堅持陣地,打破敵人,適時轉移3個動作。這是三位一體的動作,是互相聯繫與作用著,不是完全分開的。如果做到堅持原有陣地,必須打破敵人;要打破敵人,又須適時由內線轉移到外線作戰,也只有適時轉移到外線作戰,才可大量破敵;有大量破敵,才可保持陣地。如果只要一個或缺一個動作,都是不完全的東西,所以必須具備堅持陣地,適時轉移,打破敵人3個動作,又要聯繫起來運用,才是真正的堅持方針。    
  (二)什麼是轉移    
  所謂轉移,就是由此地轉移到彼地。在戰略上說,是由此根據地轉移到另一根據地;在戰役上說,是由此地區轉移到另一地區;在戰術上是由這一陣地轉移到另一陣地,或由這個戰線轉移到另一戰線而言。轉移的具體內容也是包含有適時轉移,打破敵人,堅持陣地3個動作。這些具體內容都是相互聯繫不是孤立的。如適時轉移,是為著打破敵人,打破敵人又是為著堅持陣地,要堅持陣地,必須打破敵人,要打破敵人,又須由內線作戰適時轉移至外線作戰。如果只要一個或缺一個動作,都是不完整的東西。所以必須具備上列三個內容,又要相互聯繫運用,才是完整的轉移。    
  現在我們各指揮員,主要是首先研究與瞭解戰役上與戰術上的轉移,為目前所使用,其次再研究戰略上轉移。這並不是說戰略轉移不重要,相反的,它是關於全局的問題,非常重要的。這種戰略轉移,通常是由軍部決定,不是由各地區自行決定的(只有特別情況時則在例外)。    
  (三)堅持與轉移的聯繫怎樣    
  任何事物沒有互相聯繫,則不能起作用。但它的相互聯繫,又有主要與次要之分,不是完全一樣的。所有事物既是如此,堅持與轉移也是如此。為了懂得運用堅持與轉移的動作,就必須研究它的聯繫問題。它的聯繫又是怎樣呢?    
  如當在我們堅持某一陣地的時候,就要一方面積極的主動的部署各種堅持工作,另一方面亦要有轉移的打算,以免無備之患。如果只照顧堅持一方面,而沒有照顧到轉移之準備,一旦遇到情況變化,將會處於被動與混亂的狀態,甚至有受莫大損失的可能。如道了大的損失,則陣地亦難堅持了。因為這樣,在情況有新的變化之時,只有適當將主力轉移,保存力量,有力量才可乘機破敵,才可堅持陣地。所以堅持必須聯繫轉移,才可達到堅持之目的。    
  如當在主力部隊由此地區轉移到另一地區的時候,也須一面作轉移的部署,同時又須以一部堅持原陣地作為轉移配合,才可獲得轉移的成就。如果只照顧轉移一方面,沒有照顧到堅持一方面的部署,結果成為無目的之轉移,這樣就會把陣地失掉,再圖恢復,已不容易。此時只有適當部署堅持,才是正確的轉移。所以轉移也要聯繫堅持,才能達到安全轉移之目的。    
  上面已說明堅持與轉移的聯繫了,但這些相互聯繫不是把二者並列為一樣的,而是有重要與次要之分。如現在我們執行堅持根據地任務之時,應以堅持為主要的,轉移為輔助。因為轉移是為著堅持而服務的。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主力部隊需要轉移之時,則應以轉移為主要,堅持為次要(暫時的),因為此時堅持主要是為掩護主力安全轉移,同時亦有堅持陣地之任務。這就是堅持與轉移,又有互變其主要與次要之作用。它的互變,是看當時具體情況的變動而決定,不要預先想好的。    
  (四)為什麼要堅持與轉移呢    
  我們有鞏固敵後根據地,繼續堅持敵後抗戰之任務。而敵人正加強掃蕩我根據地,企圖鞏固其佔領區。在這情況下,我們為著粉碎敵之企圖,完成上述任務,一定要採用堅持的動作。    
  可是敵軍現仍強大、又處於外線作戰優勢的地位。它持這優勢,採取分進合擊我軍和根據地;而我軍力量現尚弱小,又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但我佔有政治上優勢。在這情況下,我為著打破敵之企圖,爭取堅持之勝利,必須運用各個擊破的戰法。運用戰法,一定要主動的由內線作戰轉之外線作戰,因此又要採取轉移動作了。    
  這就是主客觀需要堅持與轉移的根據,不是單憑主觀願望決定的。    
  (五)怎樣堅持與轉移呢    
  第一,要有正確的作戰指導。戰略的指導在上面講執行積極戰略防禦方針時已說了,現只說戰鬥指揮的一般辦法。戰鬥指揮必須有主動的計劃周到,準備充分,嚴守秘密,突然動作,特別是指揮員要不慌不忙,看清情況,尋求良機。如發覺對敵不利對我有利的地方,應即乘機以我之利擊敵之不利,並積極擴張我之有利敵之不利,而至戰勝敵人為止。如果粗心大意,不問情況,不擇時間,單憑自己想打就打,想走就走,結果會吃大虧。或者猶豫不決,模稜兩可,想打又不下決心打,想走又不下決心走,這更是有害的。    
  因此,我們現在堅持某地區的時候,或要向某地區轉移的時候,凡吾指導作戰的各級指揮員(政委)就要精密考慮與切實把握有利情況,有利時間,有利地形與道路,不失時機的確定堅持與轉移的決心,採取堅決的動作,否則,欲達到堅持與轉移之目的是很困難的。    
  要知道堅持敵後根據地的鬥爭,我軍在戰略上是處於內線作戰,但在戰役戰鬥上我要力求外線作戰,並採用各個擊破之方針,才能戰勝敵人。因此我軍在根據地內堅持之時,各級指揮員尤其直接指揮作戰的指揮員,必須預先想好準備好兩套辦法,一是準備以主力堅持,一部轉移,一是準備一部堅持,主力轉移。這兩套辦法的運用,是看當時當地敵我實際情況決定,應用那一套即用那一套(當然還要略加修正與補充),其他一套作為應付新情況之準備。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以主力堅持一部轉移呢?又在什麼情況下以一部堅持,主力轉移呢?要在什麼時機轉移呢?這是、由當時敵我的具體情況決定,不能預先想好的。但一般來說,如在敵人來向我進攻之前,我多以一部兵力向邊區及敵占區游擊活動。主力則在根據地整訓和準備各方面的工作,或是對我進攻之敵兵力不大,我有把握在原地區戰勝敵人之時,則以主力堅持原地,伺機破敵,只以一部轉向邊區及敵占區活動,牽制另一方面敵人,或威脅敵人之側背,配合主力作戰,這就是主力堅持,一部轉移的辦法。如果在敵人大舉向我根據地進攻之時,估計敵人兵力強大,我主力難於在原地堅持活動的時候,在戰役初期,則應避免過早與敵決戰,而適時將我主力轉移到原地區(敵企圖合擊地區)以外活動,待機破敵,只留一部在原地區與敵游擊,堅持原地,並能配合主力回擊敵人,這就是一部堅持,主力轉移的辦法。    
  至於轉移時機的選擇,在內線作戰一般的動作,通常是選擇在敵人已分進將到合擊線(就是利害分界線)以前的時機為宜,如過早轉移,各路之敵尚未分進,則我之企圖已先暴露;如過遲轉移,各路之敵已合攏來,則我地區狹小,又不能周旋,都是不利的。    
  然而轉移時機的選擇得宜,即由於努力搜集情況的精密研究情況,正確判斷情況而來的。因為這樣,我們指揮員如欲求得堅持與轉移的動作運用自如,即應該以搜集、研究、判斷情況為最重要的問題了。如果不這樣,將會被危險不利的情況所嚇倒,被複雜、似是而非的情況所迷惑,亦會為可以克服的困難所沮喪,為不應摘取的小利所引誘。所以不貪得,不喜功,敗不餒,勝不驕,審情勢之趨向,見良機而動作,老成待重,胸有成竹,此乃我們指揮員指導堅持與轉移動作的原則,也是正確的態度。    
  第二,要有根據地各種工作配合。為著保證堅持與轉移動作做得好,不僅依靠作戰指導的工作(當然是主要的),還要依靠根據地各種工作的配合。如果沒有群眾熱烈的參加,沒有軍民的合作,沒有民主政府的協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黨政軍民的團結與共同協力,欲達到堅持與轉移的任務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就要加強根據地的工作,首先是群眾工作,民兵工作,生產工作,以及民主政權,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工作,一致配合起來。只有這些工作做得好,配合得好,則堅持根據地動作,或轉移地區的動作,就會便利了。    
  第三,要有敵占區的工作。這些工作主要是在政治宣傳上,盡量暴露敵人的滔天罪惡,揭破敵人的種種陰謀,同時宣傳我必勝,敵必敗,以動搖其人心,瓦解其組織,爭取其群眾。在經濟鬥爭上,要極力破壞其經濟設施與封鎖,並煽動其人民起來反抗抽捐抽稅,同時加緊我根據地的禁糧出口工作,以斷絕其糧源,混亂其秩序,為達到上述目的,必須有公開與秘密的各種各樣的鬥爭配合。如果把這工作做好,對我們與敵鬥爭有莫大作用。    
  所講這些,就是執行堅持與轉移的一般辦法,現在舉例來說:    
  在1943年春季,我三師在鹽阜區反掃蕩之時,當反掃蕩初期,敵人以萬餘之眾,瘋狂的分向我根據地進犯企圖找我主力決戰,消滅我軍與根據地。在這情況下,我三師領導同志,即決心以我主力分向淮海與鹽東轉移,避免與敵過早決戰,只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裝分散就地堅持游擊與敵糾纏,一面保持陣地,保護民眾,一面牽制敵人,掩護主力安全轉移,亦為將來配合主力回頭破敵。至反掃蕩中期,敵人分散建築據點,並開始撤退的時候,我三師即集中力量回擊敵人,打下陳集、八灘,攻克東溝、益林等地,恢復我原有地區。從此來看,在敵集中力量大舉掃蕩初期,我主力必須適時轉移,暫避決戰保存力量。但這時轉移,並不是單純為著避免決戰,保存力量而轉移,正是積極為著打破敵人與堅持根據地而轉移的。同時亦須有一部就地堅持游擊配合,否則不能達到堅持之任務。假使我三師採取單純堅持或單純轉移,沒有把這兩個動作聯繫運用,則我三師部隊與鹽阜根據地可能受到大的損害。相反的,這次反掃蕩得到勝利,主要由於我三師各領導同志善於把握堅持與轉移的戰術,以及運用其他戰術的結果。    
  根據這次我三師在鹽阜區反掃蕩的戰例,已可證明在敵後鬥爭中,如我們同志能夠學會正確靈活的運用堅持與轉移的戰術和其他戰術動作,最後殲滅敵人,達到堅持根據地與保存力量是有充分可能的。    
  三、隱蔽與暴露的動作問題    
  為了堅持敵後抗戰,為了實現目前積極戰略防禦的方針,以達到堅持根據地的目的,又必須研究隱蔽與暴露的動作,因為它也是堅持游擊戰爭中的主要問題,我想分為3個問題來說:    
  一、隱蔽與暴露動作的作用怎樣?    
  二、隱蔽與暴露動作的聯繫怎樣?    
  三、怎樣運用隱蔽與暴露的動作?    
  (一)隱蔽與暴露的作用怎樣    
  隱蔽是為了秘密自己的力量和行動企圖,蒙蔽敵人,遮掩自己,使敵人視聽不靈,失去其偵察情報的作用,不能發現我之目標,如在「迷魂陣」中,莫知所向,而陷於情況不明的困境。我們若能很好的隱蔽了自己,則在情況緊張時,或大敵進逼時,可以保存我之力量,不致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同時也能使我之行動自如,獲得在隱蔽中爭取我之行動的主動。    
  暴露是為了使出自己的力量,來打擊或消滅敵人;以我之暴露來暴露敵人,支配敵人的行動,求得爭取戰鬥或戰役的勝利。在必要使用暴露時,其動作應如急風驟雨般,出敵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敵人促不及防。若我之暴露的時機適宜,動作積極,則可以主動的有力的打擊敵人,威脅敵人,同時又因我暴露的時機倏忽不定,出沒無常,可以迷亂敵人,使其莫知所措,而陷於處處受我牽制和支配的被動地位。    
  (二)隱蔽與暴露動作的聯繫怎樣    
  隱蔽與暴露的動作,本是兩個東西,但又不是絕對分開的,而是相互聯繫和作用著的,如在執行隱蔽的動作中,常有暴露的動作配合,在執行暴露的動作中,也有隱蔽的動作配合,如果只要隱蔽動作不要暴露動作,或者只要暴露動作不要隱蔽動作的話,都是不對的,和不完全的。但是在隱蔽中的暴露動作,及在暴露中的隱蔽動作,都是居於配合的服從的地位,前者應該為主,後者應該為輔,不能等量齊觀,同時並重。關於隱蔽與暴露的聯繫就是這樣。    
  (三)怎樣運用隱蔽與暴露的動作    
  在一般使用這兩個動作,對自己是多用隱蔽動作,對敵人則是力求暴露其動作,並常以我之隱蔽對敵之暴露(如伏擊敵人),也有以我之暴露對敵之隱蔽(如武裝偵察搜索等),但不是絕對分開與固定的運用,而是有聯繫有變動的運用。如當我採用隱蔽動作時,不是單純的顧到部署隱蔽動作,還要注意暴露動作的配合;同時,當採用暴露動作時,也須顧到隱蔽動作的配合。如這裡隱蔽我主力,同時又在那裡暴露我一部力量,迷惑敵人,以掩護我主力安全隱蔽,這就說明了隱蔽動作須要與暴露動作聯繫配合運用,才能達到隱蔽之目的。又如在伏擊敵人時,它在未暴露之前,是極秘密的埋伏著,待敵人進入我埋伏圈,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如狂風暴雨般打擊敵人,這又說明了暴露又要與隱蔽配合運用,才能達到暴露之目的,二者都不可偏廢的。    
  同時當使用這兩個動作的時候,不是依靠考察其本身利害,從主觀願望出發來決定,而主要是應經過詳細研究當時敵我力量對比,以及地形、時間、天氣等條件誰優誰劣,又根據自己所負的任務,綜合判斷而決定使用隱蔽動作抑是使用暴露動作,並不是機械不變的東西。    
  現在堅持敵後抗戰的第二階段中,對於隱蔽與暴露的動作,更有研究它的重要性,因為我軍所採取的動作,主要是根據游擊戰爭的總方針,我們游擊部隊的活動,常常採用忽然暴露忽然隱蔽的動作,以迷惑敵人,打擊敵人,和保存自己,所以我們每個幹部都要學會這兩個動作,尤其要學會這兩個動作的相互配合運用,才會把游擊戰爭打得更好些。    
  如在敵人向我根據地掃蕩的時候,它每每採用分進合圍的戰術,我們亦時常運用一部,分途牽制其數路,集中主力突擊其一路,以各個擊破它,這個戰法,在牽制方面的各部隊,就要到處擾亂、迷惑、引誘、消耗敵人,以阻滯它的行動,使它不能齊頭並進,想做到這點,必須懂得使用暴露的動作。在突擊方面的主力部隊,就先要選擇良好的地形,秘密部署,適時出擊,突破敵人,想做到這點,又須懂得使用隱蔽的動作,更要懂得把這兩個動作統一運用起來。又在強大敵人攻入我根據地尋求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下,我們為暫時避免不利的過早決戰,有時採用隱蔽的動作,把主力轉移隱蔽於適當地區,伺機破敵,也有時採用暴露的動作,把主力轉移到敵人後方去積極打擊它所必救的地方,威脅與引誘敵人離開我根據地,這就是「圍魏救趙」的戰法。以上這已夠說明,在堅持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鬥爭中,都要求我們學會把握隱蔽與暴露的動作。    
  總之,不管隱蔽動作也好,暴露動作也好,都要為著打破敵人,保存自己,以達到堅持敵後抗戰,鞏固根據地,儲蓄力量,準備反攻之目的;如果不為此目的而隱蔽或暴露,便是無的放矢的盲動,因此你們使用這兩種動作的時候,必須反對躲避鬥爭的埋伏主義,也要反對耀武揚威的冒險主義,只有堅決反對這兩種現象,才能保證正確執行隱蔽與暴露的動作。    
  茲再舉最近的戰例來說,如民國311[即公遠1942年。]年冬,我四師在淮北反掃蕩戰役中,曾經採用隱蔽與暴露的動作,最後擊退敵人,保衛了我淮北根據地。當在11月14日夜,我四師黨的軍政委員會,對反掃蕩戰役討論決定的作戰方針是這樣:    
  第一步主力跳出敵合擊圈到適當地區隱蔽,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裝就地堅持與敵糾纏。    
  第二步主力轉移於敵之翼側或後方,協同我敵後部隊(如宿東區睢銅)打擊敵人實行破擊戰。    
  第三步如敵偽建立據點,則製造並找尋其弱點而集中襲擊拔除之。    
  我四師負責同志能正確的決定這些方針,就是善於靈活運用隱蔽與暴露之動作,同時它的各級幹部在反掃蕩戰役中,又能切實執行這個方針。如第一步把主力不失時機的跳出敵合擊圈,轉移到隱蔽地區;第二步又不失時機的把主力暴露於敵後進行破擊戰,威脅與吸引敵人撤退;第三步亦適時的暴露主力,堅決打下敵新佔之青陽、金鎖鎮、馬公店諸據點。在此戰鬥中又賴我英勇的指戰員努力奮鬥,和有群眾的配合作戰,終於12月15、16兩日,敵人分途敗退,我軍乘勝追至泗州城下,敵人一場大的掃蕩遂告粉碎。我被佔陣地(青陽、金鎖鎮、馬公店諸大市鎮)也告克復,這次反掃蕩我們是贏得勝利了。    
  由這戰例的主要動作來看,已證明了在反掃蕩的戰鬥中,如果我們能夠學會把握游擊戰爭中正確的隱蔽與暴露動作,以及其他戰術諸動作,最後是可以戰勝敵人,達到堅持根據地與保存力量之目的。    
  四、集中與分散動作的問題    
  在堅持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游擊戰爭中,對於集中與分散的動作,是經常要用的,如弄不清這問題,就不會掌握「堅持與轉移」的動作,亦不會掌握「隱蔽與暴露」的動作,更不會執行積極的戰略防禦方針,所以我們每個幹部必須瞭解這兩個動作,現在我只提出4個問題來研究:    
  一、為什麼要集中動作?    
  二、為什麼要分散動作?    
  三、集中與分散動作相互聯繫怎樣?    
  四、怎樣使用集中與分散動作?    
  (一)為什麼要集中動作    
  所謂集中動作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向敵人施行有效的打擊,為什麼要集中動作呢?因為我們在打大仗的時候,經常都是使用很多的兵力於主要決戰方向,才能夠迅速獲得戰鬥的勝利,所以要集中的動作。現在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中,我各游擊部隊,亦常是分散活動,如果老是這樣分散在各地,沒有輪流整訓,既不能大的打擊敵人,又妨礙部隊進步,因此集中動作,不但是作戰需要,就整訓來說也是需要的。    
  (二)為什麼要分散動作    
  所謂分散動作,就是把自己的部隊分散於各地向敵活動,為什麼需要分散動作呢?因為現在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鬥爭,是處於敵人四面包圍中進行的,我們為了牽制敵人,疲憊敵人,引誘敵人,而便於各個擊破敵人,則常採取分散活動,或是在做地方工作的時候,亦採取分散游擊掩護工作,所以必須要分散的動作,就是在集中打仗或集中整訓的時候,也要派一部分散動作,擔任對敵人的游擊偵察警戒,才能保證集中動作之安全,這樣看來,分散動作也是在軍事鬥爭上不可缺少的動作了。    
  (三)集中與分散動作相互聯繫怎樣    
  集中動作是為了打大仗,分散動作是為了打小仗,但是打大仗要有打小仗的配合,才能取得勝利,而打小仗也要有打大仗的打算,才能大量破敵,二者是有一定聯繫的,不是孤立的。因此在打大仗的時候,不單是照顧到集中動作方面,還要照顧到打小仗的分散動作方面;在打小仗的時候,亦不單照顧到分散動作方面,還須照顧到打大仗的集中動作方面,如果只有集中動作不要分散動作,或只是要分散動作不要集中動作,都是片面的,不是完全的東西。這兩個動作雖有相互聯繫,但它的相互作用不是一樣的,從一般戰爭來說,集中動作是主要的決定作用的,分散動作是次要的輔助作用的,但在另一個條件下,分散動作也是很重要的,如游擊戰爭中分散動作,經常站在主要地位,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四)怎樣使用分散動作與集中動作    
  從一般軍事鬥爭來說,在大的進攻敵人的時候,多用集中的動作,在防禦敵人前進的時候,多用分散動作,在游擊戰爭中,亦多兼用這兩個動作。如敵人分散行動時,我則使用集中動作,以打擊敵人,圍殲敵人,如敵人集中行動時,我則使用分散動作,以擾亂敵人,牽制敵人,疲憊敵人,尋機打擊敵人,求得達到逐漸削弱以至打破敵人之目的,這就是集中打敵分散游擊的辦法,也就是以我之集中對敵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對敵之集中的游擊戰法。但這些戰法的使用,不是依據考察它本身的利害得失與主觀所想以決定,而是正確估計當時當地敵我的一切情況,對比孰優孰劣決定的,並要互相配合使用之。    
  當在敵人向我抗日民主根據地進犯(掃蕩或清鄉)之時,如我們估計敵人力量不強,又是分散進攻聯絡困難的時候,有利於我破敵之條件,同時又估計自己的力量及地形、群眾、時間等條件亦有戰勝敵人的可能,此時則應採取集中動作,以我之強大的兵力迅速圍殲敵一路或一部,並繼續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次要的各方面亦須以小部兵力游擊,箝制敵人,配合主力作戰,以保證我主力對敵集中打擊之順利進行。    
  假若向我抗日民主根據地進犯的敵人力量很大,而我的兵力弱小的時候,但我有堅持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任務,此時我軍則應採用分散動作,並配合地方武裝和群眾等力量就地游擊,就地堅持,以分散敵人,誘惑敵人,造成敵人弱點,如一發現敵人這個弱點,即應抓緊時機迅速打擊敵人,求得逐漸削弱敵人的力量,集小勝為大勝,改變敵我的形勢,再圖大的破敵,鞏固根據地,這就是堅持敵後抗戰現階段中主要鬥爭的動作。    
  又就「堅持與轉移動作」,和「隱蔽與暴露」動作來說,這些動作有時以集中動作行之,也有時以分散動作行之,那麼在什麼條件下才集中動作呢?又在什麼條件下才分散動作呢?這是應該看當時當地敵我兵力大小與強弱,情況的緩急,地形的好壞,居民的影響,時間的多少,以及我的任務諸條件加以正確的估計,與雙方利害得失的對比,誰多誰寡,用實事求是辦法來研究判斷,然後審情決定,不是預先想好的,茲分別敘說之:    
  在實行堅持動作時,如敵人強大,情況嚴重,地形與居民也好,時間亦許可,而我不求或不宜與敵過早決戰的條件下,則應採取分散動作,與敵游擊,堅持根據地;相反的,敵人不很強大且又分散,情況不很緊張,地形與居民亦不壞,而我有殲敵之時機與條件下,則應採取集中動作,乘機破敵,達到堅持根據地之任務。    
  在實行轉移動作之時,如敵人兵力強大,情況緊張,地形、時間、居民均不許可,我的兵力較大,目前又無打敵的機會與條件下,則應採取迅速分散轉移的動作;相反的,敵人兵力不甚強大,情況和緩,地形、居民、時間均許可,而我又有破敵的機會和條件下,則應採用集中轉移的動作,尋機破敵。    
  在實行隱蔽動作之時,如敵情嚴重,地形、居民、時間皆不適宜,而我目前又沒有迅速打敵的時機與任務下,則採取分散隱蔽的動作,相反的條件下,則又應採取集中隱蔽的動作。在實行暴露動作之時,如敵情嚴重,地形、居民、時間雖適宜,但我的兵力不大,又不應過早決戰的時候等條件下,則應採取分散暴露的動作——游擊活動,相反的,敵情不很嚴重,地形居民不很壞,而我有破敵的時機等條件下,則採取集中暴露的動作,消滅敵人。    
  然而,決定實行上述諸動作之時,不僅根據情況的判斷,還要根據自己的任務。譬如,敵情目前對我雖是不利,但我有破敵的任務,在這種情形下,如為嚴重的敵情嚇倒,不執行自己的破敵任務,退卻逃跑,或者不顧一切與敵人硬拚,吃大敗仗,結果也不能完成任務,這兩種行動都是不對的。正確的辦法是:既不放棄任務,又不硬拚消耗,它是在敵我情況中找出敵我的強弱與利害,以我之強對敵之弱,以我之利對敵之害,並努力把自己的強處和有利之處發展,又將敵人的弱點害處擴大,造成我日戰日強,敵愈戰愈弱的形勢,最後達到破敵的任務。現在我們堅持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也就是運用這些辦法來進行的。    
  為著把握集中與分散動作的靈活運用,第一,要經常調查研究和瞭解根據地及其周圍的敵偽情況,不僅瞭解它現在的情況,還要瞭解它將來可能轉變的趨勢,就是要摸熟它的脾氣。第二,須經常調查研究自己的部隊的實況,懂得它的組織狀況訓練狀況與現在的活動位置,又要懂得各個部隊的政治情緒,及其特長與缺點。第三,須調查研究根據地內及其周圍的地形與道路情況,不僅瞭解它的形狀,尤要瞭解它在軍事上的價值。第四,須調查根據地內及其周圍居民的情況,懂得他的組織工作教育情形與現在的鬥爭情緒,更要懂得他對我軍與敵人的關係。第五,須要有堅強的指導,又有堅決秘密迅速的動作。只有認真的把這五件事情弄好,才能夠使集中與分散動作運用自如。    
  我們在堅持敵後抗戰現階段中,使用「堅持與轉移」或隱蔽與暴露」諸動作,不論集中動作也好,分散動作也好,它是互相配合達到堅持根據地的,如果只要集中動作一方面,不要分散動作的配合,或是只要分散動作一方面,沒有集中動作的籌劃,都是不對的,因此在實行集中動作的時候,應反對只要一個核心,不要外圍的絕對集中主義,在實行分散動作的時候,亦須反對只要到處分散不要中心的絕對主義,如果不堅決對這兩種偏向作鬥爭,則既不能保證集中與分散動作的正確執行,也不能實現積極的戰略方針,更談不上堅持根據地了。(關於集中與分散進攻的戰例從略)    
  五、軍民密切合作問題    
  我們在敵後打游擊,如果沒有人民大眾同情與積極協助,是不可能打得好的。所以,毛主席曾經這樣說:「抗日游擊部隊與人民的關係,好像魚與水的關係一樣,魚在水中才能生存與長大,游擊部隊有了人民依托才能生存和長大」。這些道理,我們在抗戰的實際鬥爭中都已證明其正確了。可是,有少數同志尚未深刻認識人民大眾的力量對於游擊部隊的活動是有偉大作用的;另有些同志在實際鬥爭中已經體驗到人民的力量配合游擊戰的重要性質,但又沒有很好的研究它的所以然。因此,把軍民密切合作問題提出研究也是急要的。關於這問題,我想分為兩個問題來談:    
  一、怎樣發動軍民密切配合動作?    
  二、在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中,軍民怎樣實際配合動作?    
  首先講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只談下面4點:    
  第一、要宣傳教育根據地內所有軍民都認識到反掃蕩和反清鄉的勝利,保衛根據地爭取最後抗戰建國的勝利,這是每個抗日軍民共同應盡的光榮任務,且要瞭解到這些任務是重大與困難的,非少數人能夠完成的。假若只靠軍隊單獨與敵人英勇作戰,沒有根據地人民大眾積極幫助與參加,將有受到失利的可能。如軍隊失利了,不僅是軍隊的損失,而且人民大眾同樣受到亡國滅種的苦痛;或者只有人民大眾與敵人殘酷鬥爭,沒有軍隊努力協同作戰,則人民大眾鬥爭亦將有挫敗的可能。如果人民大眾鬥爭受到挫折,軍民都要同受敵人的摧殘。顯然的,只有軍民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一致為共同任務而奮鬥,才能夠戰勝敵人,保存自己利益,若非大家都懂得這一點,則不能做到軍民自動密切合作的。    
  第二、要宣傳教育根據地內每個軍民都懂得軍民的密切關係,懂得軍民本是一家,親同手足。無軍隊則人民大眾不能安居,無人民大眾則我們軍隊亦不能生存。尤其現在處於敵後殘酷鬥爭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我們軍隊在前方與敵苦戰,捍衛根據地,則人民大眾那能在後方生產安居樂業呢?或者沒有人民大眾在後方積極努力生產供給我們軍隊,幫助我們軍隊,則我們軍隊就沒有飯吃,軍隊沒有飯吃那裡有力量作戰呢?又怎樣生存和長大呢?顯然的,只有軍民休戚相關,患難相助,才能共同生存。如非令大家懂得這一點,欲求密切合作,是很困難的。    
  第三、要在軍隊與人民中廣泛開展擁政愛民與擁軍的運動,並深入這一教育,使軍民都一致瞭解其意義,我們軍隊尤要認真執行擁政愛民的政策,首先把擁護民主政府,愛護人民大眾的工作做好,因為我軍的鬥爭歷史,一貫就是為人民大眾利益鬥爭的歷史,如過去10年獨撐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的鬥爭,3年游擊戰爭,萬里長征,近數年來堅持華中敵後的游擊戰爭,犧牲無數頭顱,流了許多熱血,都是為著爭取人民利益的。同時,我軍原有三大紀律,十項注意,鐵的紀律,有保證團結人民,鞏固自己的優良傳統,應在部隊中盡量發揚外,還要研究和執行黨中央和黨華中局選次給我們的指示「我們應當始終與老百姓在一起,保護其生命財產與自由,遵守紀律,不脫離群眾,不浪費民力,要向人民群眾作宣傳工作,不僅要保護根據地的人民,還要扶救敵占區的人民,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勝敵人」以及朱德總司令的訓示:「要我們象兒子忠實他的母親一樣的忠實於中國人民」和陳軍長今年在「七七」紀念中的指示「人民乃本軍之母親,本軍乃人民之衛士」。所有這些寶貴的指示,我們不但在部隊中做深入的教育,且要切實做到具體幫助人民大眾爭取應得的利益。至於我根據地的民主政府,是人民與抗戰的政府,它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參加抗戰與實行民主政治,配合我軍作戰,籌備我軍供給,我們應該竭誠擁護這樣的政府,尊重政府人員,執行政府法令。凡是人民大眾與政府人員有合理的請求,我們指戰員應該看為上級命令一樣執行(有大的戰鬥任務時例外),不好藉故推諉,這樣人民大眾與政府人員都會愛戴我們擁護我們,幫助和配合我們作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在人民大眾與政府人員中進行擁軍的教育,使他們認識我軍不怕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在前方打仗,都是為著保護人民擁護政府的,自動把我們軍隊的事看為自己的事一樣,關心我軍,愛護與幫助我軍,如看護傷病員,優待抗屬,歸隊運動及參加配合作戰工作等。只有軍民雙方進行深入教育,加以實際相互幫助,使彼此都得到利益,都體驗到軍民團結密切合作,便是打敗敵人保護自己的利益的有力武器,自覺的配合動作起來。    
  第四、領導幹部要團結軍民大眾中的積極分子,作為聯繫軍民大眾的核心,只有經過堅強的核心聯繫群眾,團結群眾,才能夠真正發動全體軍民密切合作。    
  以上所講這些,如果切實做到,則軍民大眾在思想上就有認識,在組織上亦有準備,推動彼此密切合作,一定會做得到的。    
  其次講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中軍民怎樣實際配合問題,這裡我只想談以下四點:    
  第一、要在軍民大眾中做深入的動員工作,不僅說明這次抗日戰爭的意義,尤要深刻說明這次抗戰勝敗得失與它的切身利害的關係,激動他們,特別要說服幹部,因為幹部是在鬥爭中起核心作用的,如果軍民大眾在思想上都一致認識配合作戰的重要性,又有核心領導這樣一定會積極的密切配合起來。    
  第二、要各根據地的指揮部,除規定我們軍隊的行動計劃外,還須定出我根據地的民眾及其武裝的動作計劃——如民兵動作,堅壁清野,偵察放哨,送信運輸等,都應有一般的指定給它們執行,並把我們軍隊一般的行動告訴民眾的領導幹部(在不妨礙軍事秘密的條件內)使他們瞭解一般的情況,便於機動的配合。    
  第三、要加強軍民的戰鬥準備,如在敵人沒有進攻根據地之前,我們軍隊應該積極向口區與敵占區游擊活動,一方面打擊與牽制敵人,及對敵偵察警戒,保衛根據地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向敵占區人民進行政治宣傳和組織的工作,以及敵偽軍工作。動搖其民心,瓦解其組織,給敵人處於被動的地位,在耕種收穫兩季中我們軍隊更要加緊戰鬥準備,保護根據地人民生產的安全,當敵人掃蕩或清鄉的時候,我們軍隊應該打擊阻止敵人,掩護人民生命財產,同時號召人民備戰參戰,尤其民兵的配合作戰,但給民兵的任務,要輕易做到的為好。    
  第四、我們軍隊在平時要幫助民眾組織自衛武裝(民兵與自衛隊),教育群眾自衛武裝,並指導民兵演習,最好帶他們到邊區去活動,鍛煉他們膽大,鍛煉他們懂得夜間的行動,懂得配合主力作戰。但在他們行動中,要關心他們安全與生活問題。此外還要有組織的幫助民眾生產(當然要在不妨礙戰鬥與整訓任務下進行);增加根據地的收入,這不僅是人民得到豐衣足食,而且充實抗戰的物質資材。    
  總之為了發動軍民密切的合作,主要是須把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我們軍隊的利益完全結合起來,這就是說我們軍隊打仗是為著人民大眾,又是為著軍隊自己,人民大眾幫助我們軍隊是為著我們軍隊,也是為著民眾自己,二者都不可分離的,不過我們軍隊中要強調愛護人民大眾,幫助人民大眾。在人民大眾中要強調擁護我們軍隊,幫助我們軍隊,不可一樣看待,但在戰鬥時不論軍民都要服從戰爭,努力爭取戰爭的勝利。因為戰爭的目的,就是為著人民取得利益的。      
給饒漱石並華東局的信(1948年6月7日) 
  漱石同志並華東局諸同志:    
  此間許多問題由康、曾、舒面談,我只想提幾個軍事上的問題說一下:    
  一、目前華東情況已經好轉,我完全取得主動。但現在敵尚退守堅固據點,準備作持久掙扎,尤其青島、煙台、威海、濟南等據點,是美指[使]蔣企圖久占,準備對蘇的戰略基地,他是不會輕易放棄的。同時敵人兵力分散,還有些據點被我完全包圍,處在孤立的狀態,這又給我們各個消滅之便利。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徹底解決這個敵人是有可能條件,但須經過比較長期的艱苦鬥爭才行,特別膠東沿海的敵人。因此,我們目前作戰方針是:對於孤立而又易於攻破的敵人據點,或戰略戰術上有關的敵人據點,應分別先後打下(如沂水、蘇村、日照、石臼所、蒙陰、淄博等),使我們後方獲得鞏固,作為長期戰爭的依靠;對於其他據守的敵人,應普遍展開游擊戰爭,深入土改,發動群眾配合軍隊鬥爭,以鄉村包圍城市,以中小城市包圍大城市,使敵人陷於孤立。再看當時具體情況,分別逐漸各個擊滅。不宜急於求速效。在戰術上應注意研究夜間戰鬥、攻堅戰鬥,集中兵力,集中使用各種火力和統一各種火力的指揮,步炮協同,爆破動作進逼作業等。    
  二、中央決定,軍隊占總人數3/4,地方1/4,主力軍占軍隊人數2/3,地方軍占1/3的原則來整編部隊。我們山東現應有軍隊人數共37.5萬人,要以2/3編主力軍,則占25萬人。除現在4個縱隊外,我認為大魯南、膠東、渤海(現已有兩個師)3個軍區各再編一個縱隊(暫由軍區指揮)。所餘人數再編為獨立旅或團,看具體情況決定為軍區或軍分區建制,堅持原地鬥爭。    
  三、過去我們前後方的後勤工作不統一,浪費很大,毛病百出,我認為必須依朱總司令指示強化統一。我去冬赴冀中與肖克同志等談,晉察冀軍區後方組織是:設後勤司令部,軍區參謀長兼司令,財辦主任兼政委,掌握財政後勤司令部,參謀長主持日常工作,主要為野戰軍服務,前方需要什麼,由後勤司令部負責供給。野戰軍司令部不設龐大後勤組織,主要重心負責指揮作戰與整訓部隊,設一副參謀長指導後勤工作(如兵站勤務等)。這樣前方野戰軍司令部機關輕便,利於行動。我認為在解放區內線作戰,這樣組織很好(當然到大舉反攻外線作戰時要改變),請考慮。    
  四、現在敵人據點建築多有地堡和核心工事。為克復這工事,就前次與總司令及肖克同志談,攻石家莊敵人的地堡採取抵近射擊收效甚大,這就是利用地形地物或近迫作業,接近敵人地堡(多是夜間)到百米以內的距離(因距離遠看不見地堡),以炮兵抵近射擊,一炮就可打掉一個地堡。我又與向明談八縱克復地堡的辦法是:    
  (1)組3人的逼近戰鬥組,各持炸藥(做如手榴彈樣子,柄長些,一斤半重能打25米突)和衝鋒鎗。其動作:(A)對圍上或碉堡的敵火應先用我炮火壓制之,並以機槍射擊地堡的火力巢,援助逼近戰鬥小組前進。(B)逼近戰鬥小組乘我炮火壓制敵人的時機跳躍前進(不是低俯躍進),因為地堡射擊設備是低的,只能打我腳部。(C)逼近地堡到25米左右的距離,即向地堡投炸藥,如打在地堡附近或上面均能將地堡打垮,如打遠一些也能振動地堡,並可煙蓋地堡。射擊空一短時間,我小組即乘機逼近再炸之,便奏效。    
  (2)用煙幕炮彈射擊,乘機逼近,投炸藥炸之。沒有煙幕彈可用火力造成煙幕,乘機接近炸之(但浪費彈藥)。    
  (3)用石灰或辣椒粉捆綁手榴彈上,向地堡投去,可刺激守敵流淚,我戰鬥小組乘機迅速逼近地堡炸毀之。    
  五、我與軍大研究班學員同志談,據他們說,過去我們攻村莊或攻據點時,各種火力多不集中使用,射擊又沒有統一的火力指揮和統一的射擊計劃,便不能發揚火力應有的效果。因此,我認為現在我軍的裝備已接近現代化,各部隊都有各種炮、擲彈筒、槍榴彈、重機槍、輕機槍等火器。為了統一指揮各部隊各種武器,在組織上(如連、營、團、師、縱隊、野戰軍司令部),均應增設火力指揮員,專任指揮各種部隊的火力進行戰鬥。在連、營、團指定副連長、副營長、副團長(參謀長)兼負統一指揮火力之責。在組織戰役或戰鬥時,則由火力指揮員依總的作戰計劃,擬出射擊計劃和步炮協同動作計劃,由首長決定執行。各級首長則指揮火力隊、突擊隊、箝制隊三部份的動作。在蘇聯步兵條令中,也是有火力隊、突擊隊,箝制隊的組織。最近,我曾與美國的留學生談美軍兵種,不是步、騎、炮、工、輜,而是火力兵種(各種炮兵)擔負破壞防禦工事,殺傷敵人,開闢進攻道路的任務;運動兵種(坦克車、裝甲車、騎兵等)擔負突擊包圍迂迴的任務;佔領兵種(步兵)擔任佔領、修復和陣地的任務。上述兩種組織較科學的,可作我們參考。    
  六、這次檢查渤海部隊,幹部的成份不純實是警〔驚〕人,我想其他區的部隊也難例外。為了改造、純潔、鞏固部隊,為了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必須培養提拔貧雇農成份幹部代替舊的幹部。我們認為,團以上各級指揮部要有輪訓班,將貧雇農成份中選擇年輕、聰明、勇敢能造就的同志分別抽調訓練,培養新的幹部。同時,在部隊(地方軍在內)中每連調3個年輕有為的貧雇農、工人成份到軍大受訓半年,準備充任排級幹部,畢業後派回連隊任副排長,在戰鬥中學習戰鬥指揮後再升充正排長,這樣可改造部隊幹部成份,特別是俘虜成份多的部隊更要如此。這次軍長回來談,一、四縱隊前在魯南戰役中處境比較困難,俘虜成份逃亡比較多,但解放區貧苦的新戰士這時對鞏固部隊起很大作用,工農幹部表現多能受苦,能做模範,能照顧戰士生活。知識分子有些議論紛紛,作用較差些,這是歷來鬥爭一般的規律,茲提起我們注意。    
  以上意見是否妥當,請考慮。余再報。    
  致以    
  敬禮!    
  張雲逸      
給劉少奇的信(1955年7月21日) 
  少奇同志:   
  我在學習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中,發現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培養工農知識分子和工農專門人材的問題。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5年內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共有54.33萬人,中等專業學校招收新生100.57萬人,派遣赴國外的留學生有1.1萬人,高級中學招收新生108萬人,初級中學招收新生共603.8萬人。以上總共有867.8萬人。   
  我認為,在現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和目前工農學生的條件下,招收這樣大量的新學生,必須優先錄取工農青年、烈軍工屬子弟及在職青年幹部入校學習,以爭取迅速培養一批工農知識分子,培養一批工農的政治可靠的技術專門人才,掌握生產技術,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專業人才的骨於。同時爭取迅速改變各學校的學生成分,保證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完成,這是符合我們黨的階級路線的。   
  我所主張的優先錄取,並不是一般的優先錄取,即不僅在地主資產階級子弟與工農青年學生同考70分的情況下,優先錄取工農青年,而是只要工農青年或烈軍工屬子弟、在職青年幹部在考試中能夠得到合格的分數(如60分或多一點),特別是主要課程能夠得到合格分數和估計入學後能夠跟得上功課,即使地主資產階級子弟考得較好(如70分),也要優先錄取工農青年而不取地主資產階級子弟。但是,我也反對像過去有個別地區,為了錄取工農成分的新學生,而把不及格的工農青年分數增加到合格,勉強錄取一些成績太差的工農青年,結果使他們跟不上功課的做法。這不僅造成不好的影響,而且也耽擱了我們培養人材的計劃。在考試中,如發現有成績優良、來歷清楚的資產階級子弟,亦須錄取培養。如果名額還多,對一般成績的非工農成分學生也應選擇錄取,但要注意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又,在計劃中規定,初級中學5年內畢業學生409.3萬人,而在同時期高級中學和中等技術學校共招收新生208.57萬人,尚有200.73萬人不能升學;高小畢業生2015萬人,而初級中學招收新生只603.7萬人,尚有1423萬人不能升學;高級中學亦有一部分畢業生不能升學。對於這些不能升學的學生,除大多數應組織參加農業生產,另外也可根據國家經濟部門和其他部門的需要,有計劃地組織一批不能升學的畢業生,加以短期的專業教育,然後分配到各生產單位或其他部門中去工作。   
  此外,為了照顧到今後每年均有相當數量的畢業生不能繼續升學的情況,應在初中、高小學校教育中酌情增設一般生產知識的課程,尤其是農業知識的課程,以打下今後就業的初步基礎。   
  以上意見是否適當,請您考慮決定處理。   
  致以   
  敬禮!   
  張雲逸上      
網上資料       
張雲逸大將傳奇 王熙蘭 
  當年的北伐軍少將參謀長,幾經周折輾轉南國,被國民黨廣西軍界委以要職。爾後,他卻按照那尚未晤面的中共代表鄧斌(鄧小平同志)的指示,趁蔣、桂軍閥混戰之機,把隊伍拉到了百色地區,打出了「右江督辦大人」的舊官號……   
  上海灘頭受重任   
  1928年8月的一個深夜。   
  黃浦江畔秋高氣爽,月明星稀,外國商船和租界巡捕們的小汽艇在江中來回亂竄,一束束紅光射向江岸,似乎在向人們抖示帶血的威風。   
  上海新問路一棟小樓中,兩位中年男子正在用廣東白話低聲交談。這種粵地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灘的人聽來,如同舶來西語。然而,這種無法聽懂的南國方言,對他們所談要事,倒是十分利於保密。   
  「勝之兄,由於國內局勢突變,中央決定要你放棄去蘇聯學習的機會,另行安排去處。」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楊殷對張雲逸說道。   
  張雲逸在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唸書時曾用名「張勝之」,楊殷當時就讀於廣州聖心書院。張雲逸長楊殷一歲,所以楊殷總稱張雲逸為「勝之兄」。   
  「孟揆(楊殷字),眼下革命處於低潮,黨需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張雲逸看著楊殷,期待他說出中央的具體安排。   
  楊殷不慌不忙地起身踱步:「勝之兄,你我都是17年前在廣東參加同盟會的青年會員,追隨中山先生革命,後來你我都成了共產黨員,想到拯救國家和民族,豈料蔣介石叛變,殺我革命志士,去年年底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火種猶存,恩來同志要求我們重新振作起來,到各地組織軍事鬥爭,就算東山再起吧。」   
  「中央打算派我去哪裡?」張雲逸問道。   
  「去廣西。」   
  「去廣西?為什麼要去廣西?」張雲逸不甚明白其中奧妙。   
  楊殷告訴張雲逸,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矛盾越來越激化,蔣桂雙方在中原、兩湖對峙,桂系內部的黃紹竑、俞作拍、李明瑞等人與李宗仁、白崇禧同床異夢,「廣西這大後方是個空檔,正是我黨開展工作的好去處。所以,中央決定派一批得力的幹部赴桂去開展工作。」   
  「看來,我們又得去碰老對手了。」張雲逸說。   
  「老對手,不打不相識嘛。」楊殷笑道。   
  「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一桿子,我們該佔領海南島了。」張雲逸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過一次大虧,真有點不是滋味。   
  那是1927年10月,張太雷在廣州起義中犧牲後,楊殷以廣州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島參加瓊崖特委擴大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當時,張發奎只曉得自己部下少將參謀長張雲逸是個人才,卻不知他是留在北伐軍中做秘密工作的中共黨員。於是,張發奎為驅逐桂繫在瓊勢力,便派原籍海南文昌的張雲逸帶800人去海口取代黃鎮球任瓊崖守備司令,而張雲逸則和楊殷與中共瓊崖特委暗中商定,就此機會舉行海南秋收起義,奪取全島。豈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搶先收買了海口駐軍副團長葉肇。張雲逸的隊伍一離船上岸,便被葉軍繳械。好在張雲逸本人乘坐的船尚在海上,聞訊後便返航轉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   
  「孟揆,你知道我曾經栽在桂系手下,這回去廣西,棋逢老對手,能否打開局面,我還沒把握。」   
  「吃一塹,長一智嘛。」楊殷告訴他:「黨需要你再去會會老對手,這回將有幾十位黨的幹部分頭赴桂,你的任務是利用自己北伐軍官的特殊身份,設法打進廣西軍界,到時候伺機行事。另外,中央還將專門派一名黨代表去,負責指導你們的工作。」   
  「黨代表,是誰?」張雲逸問道。   
  「現在是非常時期,我還不能告訴你,這是黨的紀律,到時候他會跟你聯繫的。」楊殷拍了拍張雲逸的肩:「勝之兄,放心去吧,到了香港,你可以跟韓碧嫂子團聚一段時間再走。這年頭,牛郎織女,夫人也夠苦的。」   
  「好吧,既然你這軍事部長說了,我服從命令,去看看她。」張雲逸說道:「一旦與黨組織聯繫上,我一定盡快趕到廣西去。」   
  英烈血染黃浦江   
  1928年8月24日,張雲逸正準備買船票動身赴港,黨組織派來的一位聯絡員撞進了他的寓所。   
  「張將軍,情況不妙,周恩來同志要你暫時留下。」來人神色惶惶。   
  「到底出了什麼事?」張雲逸忙問道。   
  「黨內出了叛徒,彭湃、楊殷、顏世昌、邢士貞四位同志在經遠裡參加江蘇省軍委會議時被租界巡捕逮捕,過兩天可能引渡給上海警備司令部。」   
  「現在怎麼辦?能否設法把他們救出來?」張雲逸十分著急。   
  「恩來同志專為此事派我來,通知你參加今晚的緊急會議,商量營救辦法。」   
  「好,我一定準時赴會。」   
  8月27日深夜,由周恩來、張雲逸等人指揮的營救行動開始了。他們組織了一個特別行動隊,計劃於28日清晨,趁外國巡捕把彭湃、楊殷等人轉解龍華監獄時,在囚車必經的楓林橋進行武裝劫救。然而,這次經周密策劃的營救行動卻因為臨時擦槍延誤時間而未能成功。8月30日,彭湃、楊殷等四位革命志士在龍華被松滬警備司令部槍殺。一代英烈,鮮血染紅了黃浦江……   
  第2天,周恩來正在為彭湃、楊殷等同志的犧牲起草《告人民書》,張雲逸秘密化裝前來請示工作。   
  恩來把筆擱在一邊,對張雲逸說:「雲逸同志,楊殷部長犧牲了,但他生前對你的安排不變。今後,我們要用行動來回答反動派的屠殺。你盡快去廣西開展軍事鬥爭,拉起隊伍,實行工農武裝害據……,,「周書記(周恩來當時是中央軍委書記),我不會忘記這筆血債,更不會忘記楊殷同志生前的囑托。」   
  「打進廣西軍界,伺機行事。」周恩來接過話茬:「要讓烈士的在天之靈看到你們在廣西揭竿而起。」   
  「炸彈隊長」敘舊情   
  1929年5月間,張雲逸從上海乘船到達香港,與夫人韓碧團聚。有孕在身的韓碧坐在椅子上,拉著張雲逸的手:「雲逸,這回既然來了,就等孩子出生再走吧。」   
  「好,我答應你。」張雲逸注視著韓碧那祈求的目光:「阿碧,這幾年,我南北奔波流徒,欠你的確實太多了。」張雲逸靠近夫人坐下,臉上露出幾分愧色。   
  幾天後,張雲逸按照聯絡地點、暗號,秘密地同在港黨組織接上了關係。負責與他接頭的葉季壯為他開了一張到廣西去的組織關係介紹信。葉季壯告訴張雲逸,蔣、桂之間爆發的戰爭,因廣西軍人俞作柏策動李明瑞、楊騰輝兩個師在前線投蔣倒桂,導致桂系軍隊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已流亡國外,廣西政局動盪,倒戈的原桂系軍官可能回桂掌權,我們應抓緊這個時機入桂做工作。   
  「雲逸同志,黨組織希望你馬上啟程赴桂,有什麼困難嗎?」   
  「沒困難。我準備一下,明天就走。」張雲逸爽快地答道。   
  事不湊巧,張雲逸的夫人韓碧偏偏在這時生下了孩子。   
  「雲逸,兒子剛下地你就要去廣西,要走,還是先給兒子起個名字吧。」   
  張雲逸從夫人手上接過包成一團的兒子:「小寶貝,你剛下地我就出遠門,就起名『遠之』吧。」   
  「遠之,叫他『遠之』?」韓碧反問道。   
  「一是為了革命我不得不遠離你們母子,二是兒子前途遠大。」張雲逸把孩子送到韓碧懷裡:「阿碧,你我都是總理夫人宋慶齡的同鄉,我們要學習中山先生和孫夫人的精神,為革命犧牲自己……」   
  「好吧,你安心走,我會帶好孩子的。」韓碧說著,眼眶濕潤了:「這世道很亂,你要多加保重……」   
  兩天之後,張雲逸來到了羊城,出現在廣東海軍總司令陳策寓所。   
  「勝之兄,這兩年混得好嗎?」   
  「好得很,好得無路可走。」   
  「此話怎講?」陳策不知內情,便想問個究竟。   
  「汪兆銘與蔣介石若即若離,李宗仁又跟老蔣大戰一場,我們這些北伐軍官還不知向著誰好呢?」張雲逸故歎懷才不遇:「北伐勝利了,我也失業了。」   
  陳策笑了笑:「想當年北伐,我們兄弟倆同為炸彈隊長,後來還是你智勇雙全,才華出眾,向華(張發奎)提拔你當了二十五師參謀長。我呢,直到今年才時來運轉,托我們陳家祖宗的福,廣東陳主席銘樞、陳總司令濟棠讓我來充任海軍總司令,與海打交道,驚濤駭浪,前程莫測啊!」   
  「陳兄眼下正青雲直上,鵬程萬里,何不也拉兄弟一把。」張雲逸繼續試探著。   
  「好說好說,陳總司令與你是陸軍速成學校老同學,我跟他說一聲,你原來的少將銜肯定少不了你的。」   
  「陳兄,我跟你說實話,廣東雖系北伐革命源頭,但也是個多事之地,我不願留在這裡。」   
  「你想去哪裡,去海南老家?」   
  「不。我想去廣西。」   
  「去廣西?」陳策驚了一下:「李宗仁、白崇禧剛剛敗逃,廣西已成土匪、亂兵的天下,你這時去那裡,又有何作為?」   
  張雲逸笑了笑:「陳兄有所不知,幾天前老蔣已委任俞作柏為廣西省主席,李明瑞為第四編遣區主任兼廣西省綏靖司令,聽說他們已帶兵入桂接管軍政,百廢待興,正需用人。」   
  陳策一拍張雲逸肩膀:「勝之兄有遠見,有遠見。俞作柏是我知己,我寫封信把你推薦給他,定能委你重任。」   
  將才豈可空閒置   
  1999年7月的一天,邕城南寧格外炎熱。共產黨員俞作豫按照中共中央黨代表鄧斌(鄧小平)的指示,來到哥哥俞作柏的省主席公館。當時,俞作柏正與綏請司令李明瑞在客廳議事。俞作豫走進去默不做聲地坐到一旁。   
  不一會兒,隨著一聲「報告」,俞作柏的副官走進了客廳:「蔣委員長派來一百多名黃埔軍官,聽候俞主席安排。這是委員長的親筆信和軍官名單。」   
  俞作豫的表哥李明瑞拿過名單瞄了一眼,氣憤地說道:「送什麼『黃埔軍官』,這分明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們一個也不要。」   
  俞作柏沉默了一會,憂心沖忡地說:「裕生表兄(李明瑞字裕生),老蔣為人高深莫測,這些人確實不能要。不過,廣西匪患橫行鄉里,軍政腐敗,民不聊生,我們如果再不充實力量,就是擋得了蔣介石的暗箭,也難抵住黃紹竑的明槍呀。」   
  「眼下有什麼辦法呢?」李明瑞也似乎很為難。客廳裡頓時鴉雀無聲。   
  「有辦法!」坐在一旁的俞作豫打破了一時的沉寂。   
  「哦,備豫(俞作豫字備豫)有何高見,何不說來聽聽。」李明瑞忙問道。   
  「二位兄長,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培養一批人才呢?」俞作豫以反問作答,頓時引起了胞兄和表哥的興趣。   
  「備豫,你說說,自己如何培養人才?」   
  「中山先生曾利用黃埔培養軍官,後來有的被蔣介石利用了。我們不開軍校,辦一個教導隊怎麼樣?」   
  「好啊,表弟這主意不錯。」李明瑞高興地站了起來:「開辦教導隊,自己培養一批軍事人才,充實到下面去,這樣保險。不過,由誰去組織這個教導隊的工作?」   
  「有位將才正閒著呢。」俞作豫說。   
  「誰?」俞作柏問道。   
  俞作豫說「廣東陳策總司令介紹來的張雲逸,當年是北伐第四軍二十五師少將參謀長,兩位兄長對他的軍事才能恐怕也早有所聞吧。」   
  「對,張雲逸最合適!將才豈可空閒著。陳策親自寫信推薦,讓我給他安排,這些天一忙就遺忘了,你看我……」俞作柏十分滿意弟弟及時薦才。   
  俞作柏、李明瑞採納俞作豫的意見,立即委任張雲逸為教導總隊總隊長,不久,又讓他出任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大隊長職則由俞作豫擔任。這樣,中共中央派桂人員很快便掌握了廣西部分軍權。   
  後來,張雲逸向李明瑞提出,由他給四大隊推薦二名副大隊長,李明瑞當即答應。於是,共產黨員李謙當了張雲逸的副手。張雲逸迅速採取果斷措施,對成分複雜的第四大隊進行改造,使大部分營、連的領導權很快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一天,葉季壯來到南寧西鄉塘四大隊部找到張雲逸,向他傳達了中共中央黨代表鄧斌(小平)的指示:「黨代表要求我們,盡快在各個連隊和大隊部建立黨的秘密支部,對工農成份的積極分子,大膽發展為黨員,以壯大我們的力量。」   
  根據黨代表的指示,張雲逸領導著一批共產黨員迅速開展工作,大量招收工人、農民、學生參加第四大隊,選派骨幹到教導總隊,並把黨的組織建到基層。僅僅兩個多月時間,便在教導總隊發展了300多名新黨員,在第四大隊發展了100多名新黨員。   
  留守南寧另有圖   
  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廣西執政沒多久,形勢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一個炎熱的午夜,張雲逸剛在四大隊秘密開罷黨員骨幹會議,五大隊長俞作豫來到了西鄉塘他的住處。   
  「雲逸同志,有個重要情況。」   
  「什麼情況?」   
  「我哥今天告訴我,國民黨改組派頭目汪精衛、陳公博派薛岳到了南寧,遊說我哥和我表兄,拉他們與張向華(發奎)聯合反蔣。」   
  張雲逸一聽心裡一驚,忙問題:「備豫,你哥他們意見如何?」   
  俞作豫歎了口氣:「他們在武漢倒戈不久,就覺得是上了老蔣的當,回桂主政,又屢受蔣介石鉗制,心裡早就對蔣不滿,薛岳這次來桂拉攏,幾乎是一拍即合。」   
  「這事非同小可」張雲逸說:「伯陵(薛岳)與我是廣東陸軍小學時同窗,後來,他曾與張發奎、葉挺3人一起分擔孫中山總統府警團3個營的營長,他的軍事才能還算出色,口才也不錯,汪精衛叫他到廣西當說客,也算是煞費苦心了……不過,張向華收羅桂軍殘部組為『護黨救國軍』,羽翼未豐,令已回桂主政又立足未穩,他們倉促聯手反蔣,成敗難說呀。」   
  「是啊。」俞作豫看了看張雲逸:「我當時曾勸說過他們,但他們聽不進去。」   
  張雲逸想了想:「備豫,此情事關重大,你設法與葉季壯、陳豪人等同志聯繫,請他們速向中央黨代表匯報。」   
  兩天後,陳豪人來到西鄉塘,向張雲逸傳達黨代表鄧斌的指示。   
  「雲逸同志,俞、李反蔣一事,鄧代表已跟中共廣西特委的同志認真研究過了。」   
  「我們的對策是……」   
  「局勢瞬息萬變,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發展有利的方面。」陳豪人說。   
  張雲逸著急地說:「我們好不容易經營起這支隊伍,難道拉去參加軍閥混戰?」   
  「你別急,我還沒說完呢。」陳豪人告訴張雲逸:「鄧代表和廣西特委派人力勸俞、李穩住廣西,不要出兵,結果俞、李一意孤行,他們想以兩廣為根據地,走李宗仁、白崇禧的老路,與將介石逐鹿中原。我們要利用這個時機,大力發展自己的力量。」   
  「具體怎麼辦?」張雲逸急忙追問道。   
  「鄧代表指示我們力爭把自己掌握的部隊留守南寧,俞、李反蔣若勝,形勢對我們當然有利;若反蔣失敗,我們就把隊伍拉到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鄧代表高瞻遠矚,委實令人欽佩。」張雲逸高興地說。   
  第2天,張雲逸專程趕到廣西綏靖司令部李明瑞寓所。李明瑞設宴招待了他。   
  「勝之老弟,我可要托你的福了。」   
  「李將軍,你這是從何說起呀?」張雲逸反問道。   
  「我和俞主席已決定與張向華聯合起兵反蔣,你的教導隊和四大隊是我們的骨幹力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呀!」   
  張雲逸故作為難的樣子:「李總司令,你也知道教導總隊組建不久,我接管第四警備大隊也時間很短,各項訓練都未完成,你說養兵千日,我可養兵不到百日啊。」   
  「誰不知勝之老弟帶兵有方,教學得法,百日勝千日嘛,哈哈哈哈……」李明瑞笑罷,又冷靜下來對張雲逸說:「蔣介石兩面三刀,又拉又打,這兩天連發幾個電報拉攏我,只想牢牢控制兩廣。中國要是由這個傢伙掌握,將會國無寧日,家無寧日呀!」   
  張雲逸鄭重其事地說:「蔣介石兵力強大,如果我們傾巢出動,後方必然空虛,到時候,『賠了夫人又折兵』,可不是鬧著玩的。」   
  「你的意思是……」   
  「我建議把教導總隊和四大隊留守南寧,還有你表弟作豫的五大隊也駐守市郊,由我們保衛後方,你盡可放心。這樣即使討蔣失利,你和俞主席也有個退路呀!」   
  「嗯……這倒也是……」李明瑞摸著下巴:「勝之想得周到,我深表欽佩。我把你的意見轉告俞主席,由他定奪。」   
  李明瑞跟俞作柏商量後,同意張雲逸的教導總隊和第四、五警備大隊留守南寧。原來,黨代表鄧斌已在此間派俞作豫向其兄俞作柏做了工作,所以才使李、俞不得不考慮後路。   
  留得青山有柴燒   
  1929年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委任張雲逸兼任南寧警備司令。張雲逸利用這個職權,接管了廣西省軍械倉庫等要害機關。   
  俞作柏、李明瑞不聽中共的再三勸告,於9月27日通電反蔣。10月1日,俞、李在南寧召開反蔣誓師大會,成立「討蔣南路總司令部」,俞作柏任總司令,李明瑞為副總司令。隨後,俞、李親自率兵進攻親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   
  10月2日,部隊剛開到桂平縣,形勢便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俞、李所部的呂煥炎、楊騰輝、黃權被蔣收買叛變,3個師及特務營全部投蔣。   
  2日晚,蔣介石下令免去俞作柏廣西省主席職務,委任新編16師師長呂煥炎為省主席兼「討逆軍第八路副總指揮」(陳濟棠為總指揮)。   
  10月3日,呂煥炎在梧州通電就任。同日,75師師長楊騰輝通電擁蔣,李明瑞下屬旅長黃權被蔣介石派人重金收買,倒戈投蔣,當日即被蔣提升為15師師長。至此,俞、李的「討蔣南路軍」全部瓦解。   
  10月5日,蔣介石免去李明瑞第四編遣區主任職務,任命楊騰輝接任。楊騰輝隨即指揮部隊進軍南寧,並干10月12日發出通電,逼俞作柏、李明瑞下野……   
  俞作柏、李明瑞親征討蔣,不到半月便告失敗,2人只帶了幾個警衛人員逃回南寧。真可謂--「出征時干軍萬馬,歸來時寥寥幾人」。兩位北伐老將,一時莽撞衝動,落得如此結果,好不淒涼!   
  1929年10月12日下午,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官身份為2位敗將和老上司「接風洗塵」。   
  在一桌豐盛的酒宴上,張雲逸對李明瑞說道:「李將軍,還記得我說過的話麼?」   
  「當然記得。」   
  「要是我們不留這一手,你這位北伐虎將和俞主席恐怕就無家可歸了。」   
  「蔣介石王八蛋!」李明瑞罵了一句:「丟他媽海,老蔣先是許給呂煥炎一個省主席,又叫他派黃勉兜著30萬港幣去收買黃權,真是不擇手段!」   
  「蔣介石老謀深算。」俞作柏悻悻地說。   
  「勝之,往後你看……」李明瑞看著張雲逸。   
  「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張雲逸對俞、李2人說:「實話告訴2位,為保存力量,以利發展,我們教導總隊和四大隊已決定開赴右江地區發展革命力量,令弟作豫將率五大隊去左江龍州。」   
  「非得要走嗎?」李明瑞有些不甚理解。   
  張雲逸反問道:「不走能行嗎?明擺著,叛軍從梧州、桂平向南寧步步進逼,兵臨城下,此處豈是久留之地。」他看了看俞作柏、李明瑞那無可奈何的神情:「如果2位願意,可以跟我們一起到右江地區,或隨令弟去龍州。」   
  「你們想在廣西搞紅色蘇區?!」李明瑞睜大著眼睛,顯得十分驚訝。   
  見到李明瑞那般神態,張雲逸激動起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為了干百萬勞苦大眾,我們的前面只有一條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打破蔣介石的黑暗專制!我希望2位與我們同行。」說著,張雲逸高高地舉起了酒杯。   
  俞作柏兩隻手顫抖著,久久不敢去端酒。這時,只見李明瑞突然拿起酒杯,高舉過頭,伸出去與張雲逸的酒杯「光當」一碰。   
  「我和俞主席兵敗回邕,愧見鄉親父老,今蒙張將軍至誠相待,真是三生有幸!」說罷,李明瑞一飲而盡。   
  「好樣的。」張雲逸說完,也隨即乾了杯。   
  1929年10月14日晨,邕江上泛起淡淡的晨霧,90只大船在碼頭停靠著,數百名士兵正來回地把一個個大木箱扛上船去。   
  張雲逸走到俞作豫身邊:「作豫,有這些槍支彈藥,夠用了吧。」   
  俞作豫笑了笑:「按現在的隊伍人數,每人3支槍都有了,按革命發展的需要,武器彈藥多多益善。全靠你當機立斷接管了軍械倉庫,要不然,我們一人一槍都不夠呢。所以我得好好感謝你。」   
  「不要感謝我。」張雲逸說:「搞這批武器是鄧斌和雷經天等同志的安排,是中共中央和廣西特委的決定。」   
  「鄧斌這位神秘的中央特派員,都幾個月了,我還不知他是什麼模樣。張將軍,你見過鄧代表嗎?」   
  張雲逸搖了搖頭:「廣西形勢複雜,黨組織與我們都是單線聯繫,中央特派員鄧代表每次給我的指示,都是通過陳豪人、葉季壯傳達過來,迄今為止,我也從來沒見到過鄧代表本人。不過我相信,過不久一定會見到他的。」   
  平馬欣逢鄧代表   
  船隊已裝滿武器彈藥和各種行李、給養,邕江碼頭千帆待發。   
  張雲逸、俞作豫正要上船巡視,忽見城裡走出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   
  張雲逸吃了一驚,他定睛一看:「哦,是符祿他們。」他連忙迎上前去:「符祿,任務接上了?」   
  「接上了。」符祿答道。   
  原來,頭天晚上,葉季壯告訴張雲逸,說中央特派員鄧代表安排一特殊任務,要張雲逸派一名共產黨員帶一連人馬另候調遣,張雲逸派了符祿集合警衛連前往接受任務。   
  符祿指著隊伍中的兩名年長的士兵:「張大隊長,你看誰來了!」   
  張雲逸的眼睛沿著符祿指處一看,許久才說出一句話來:「啊--,俞主席、李總司令,兩位將軍都成了普通一兵!」   
  身著士兵服裝的李明瑞走近張雲逸:「這何足為奇,自從跟隨中山先生革命,我一直就是一個普通戰士。勝之,還記得前幾天你置宴接待我們兩員敗將時說的話麼?」   
  「記得,記得--歡迎2位與我們同行!」張雲逸緊緊握住李明瑞的手;「李將軍,我們總算走到一起來了。」   
  李明瑞面帶愧色地微笑道:「勝之,北伐時我就很佩服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如今,蔣介石把我逼到了絕境,我也不得不參加了。」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李將軍審時度勢,今日果斷抉擇,也為時未晚。」   
  這時,俞作豫走近俞作柏:「大哥,你打算怎麼辦?」   
  俞作柏遲疑了一下,回答說:「鄧代表親自找到我們,問我們去右江還是左江,我跟裕生商量了一下,還是跟你去左江好。」   
  「你這是因為……」   
  「這不是因為兄弟關係才跟你去,而是考慮到左江上游的龍州靠近越南,能進能退。我現在手上還有一筆錢,除資助你擴編隊伍,還想叫徐光英到越南買飛機。」   
  「對,我們在龍州起事,可與右江地區策應。」   
  聽到俞氏兄弟的談話,葉季壯走過來插話道:「鄧斌(小平)同志同意李將軍和俞主席去龍州。」   
  張雲逸忙問葉季壯:「鄧代表現在何處?……楊騰輝、黃權就要進攻南寧,他的安全……」   
  葉季壯告訴張雲逸:「鄧斌同志已收拾行裝,準備隨軍械船和警衛部隊去右江地區,讓你帶著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西進,約定在平馬鎮會合後一起到百色。鄧代表說,百色是個好去處,韋拔群同志已在那一帶作了4年的工作,農民運動的基礎很好。」   
  張雲逸拍了一下葉季壯的肩:「好,到平馬會師,我這就去組織隊伍。」   
  「鄧代表指示,一定要在3日內出發。」   
  「3天,我保證不誤。」   
  薄霧漸漸散去,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送走俞作豫五大隊和隨行的俞、李2人,張雲逸迎著朝霞回到了四大隊總部西鄉塘。   
  1929年10月20日,張雲逸帶領教導總隊和第四警備大隊,經過3天日夜兼程,終於到達右江畔的平馬鎮。當天下午,溯江而上的軍械船和警衛部隊也到達平馬。   
  張雲逸正與幾位負責同志在隊部臨時辦公室--平馬商會一間小店舖裡研究工作,忽見時季壯陪著一位陌生人走了進來。張雲逸打量了一下那人,只見他神采奕奕,舉止和藹可親,人約20多歲。張雲逸馬上迎上去:「老葉,這是……」   
  「這就是中央特派員,黨代表鄧斌同志。」   
  「啊,鄧代表,我早就盼著見你了。」   
  鄧斌握住張雲逸的手:「雲逸同志,你們辛苦了,把這麼大的隊伍拉出來,不容易啊。你幹得很出色,我都派人向中央匯報了。」「鄧斌同志,這幾個月雖然沒見到你,但每項工作都得到你的指點,有你把舵,我們覺得踏實。」張雲逸給鄧斌搬過一張舊木凳:「鄧代表辛苦了,請坐下。」   
  「雲逸同志,不用叫鄧代表,就叫我鄧斌吧。」   
  「好,鄧斌同志,請坐。」張雲逸挨近鄧斌同志坐下:「這幾天隊伍行軍勞累,你們也剛上岸,是否休整一兩天?」   
  鄧斌笑了笑:「張將軍關心士兵身體無可非議,但目前形勢太緊,時不待我呀。」說著,他做了個手勢:「黃權的部隊已逼近南寧,李宗仁、白崇禧也乘機跑回了廣西,我們想盡快控制右江地區,就得馬不停蹄!」   
  「你的意思是……」張雲逸看著鄧斌。   
  鄧斌果斷地說:「今晚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就開向百色。」   
  張雲逸站起身來,走了幾步:「鄧斌同志,我同意盡快趕到百色去,但是,幾大船的武器彈藥不能繼續上駛,搬上岸又帶不完那麼多,這個問題,你看……」   
  「當前的革命形式是武裝鬥爭,離不開槍桿子。」鄧斌說道:「我們要盡最大努力把大部分槍支彈藥帶走,目前暫時不用的重武器,先疏散到東蘭、奉議等縣的山區保存起來。你們各位的意見怎麼樣。」   
  「同意鄧斌同志的意見。」張運逸和在場的幾位負責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同志們,我們黨掌握的隊伍已經拉到右江來了。」鄧斌對在座的黨員領導說:「現在,我們可以公開宣傳我黨的主張,團結工農大眾,開展土地革命。形勢有利,但也不可掉以輕心。第三警備大隊還屬反動軍官掌握,我們要有所提防。」   
  「在南寧時,我看三大隊長熊鎬心懷鬼胎,便暗中在他那裡發展了幾位秘密聯絡員,一有情況,他們會馬上報告我的。」張雲逸插話道。   
  「雲逸同志可是個細心人。」鄧斌笑著說。   
  「鄧斌同志,剛才我聽到一個情況。」留蘇回國的共產黨李樸匯報道:「東蘭縣的反動縣長勾結當地土豪對抗農軍,韋拔群同志那邊有些吃緊。」   
  「這幫上豪劣紳,真是本性難移。」鄧斌很氣憤。他跟身邊的張雲逸低聲說了一句,便對李樸說:「李樸,你和黃明春同志馬上趕到東蘭去,協助韋拔群同志工作,鞏固和壯大農軍,為建立紅軍作準備。」   
  「你們在東蘭紮穩了,我們進駐百色,這樣,百色、平馬、東蘭即為犄角之勢,互相呼應,向周圍發展,這一大片地方就會完全成為我們的根據地了。」張雲逸一邊說,一邊用筆桿指著牆上那張自己草繪的地圖比劃著。   
  公興當鋪共籌謀   
  這裡正是南國的金秋。   
  晴朗的天空沒有一絲雲彩,澄碧河與鵝江兩股清流在這裡交匯,構成了一條新的河流向東奔去。這就是右江--珠江上游的主要干流。兩條河流匯合的地方,有一座依山傍水,風景優美的山城--百色。   
  1929年10月22日,鄧斌、張雲逸率領教導總隊直屬隊分水陸兩路來到了這座山城。   
  大塊石料砌成的「公興當鋪」--原「清鄉總辦公署」的大洋樓被重新佈置。在這裡,鄧斌主持了黨的核心領導會議。   
  「同志們,我們這次拉出來的隊伍,是張雲逸同志一手掌握的教導總隊和第四大隊,人員結構成份和政治軍事素質總體還不錯。這都是因為雲逸同志事先做了大量工作,在各連隊配備了一批工農幹部,發展了不少黨員。」   
  「但是,」張雲逸接著說:「因我們接管時間不長,個別連隊和部分官兵的舊軍隊惡習尚存,要把這支軍隊完全改造為人民的紅軍,還需要我們繼續做工作。為了充分發揮這支部隊的革命性和戰鬥力,以保證武裝起義取得成功,我們要認真討論一下軍隊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做法。」   
  「現在是黨委會,請各位充分發表意見。」鄧斌說道。   
  參加開會的黨員領導幹部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各自的見解。會議最後作出了四項決定:第一、公開在部隊和群眾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發動群眾;第二、整頓補充部隊,實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發揚民主,反對軍閥制度,反對貪污,反對虐待士兵;第三、組織和武裝群眾,在有基礎的地方,通過地方黨組織把槍枝發給群眾,以便進行反霸鬥爭;第四、繼續清洗部隊中的反革命分子。   
  鄧斌在會上鄭重地指出:「我們拉出來的這支部隊是轉變為紅軍的基礎,務必加緊整頓改造,加強黨組織領導,以迎接正式建立紅軍那一天的到來。」說著,他轉向張雲逸:「雲逸同志,你過去是這支部隊的頭,現在還是,將來變成紅軍,仍由你掛帥指揮。整頓改造部隊的工作,要靠你多操心了。」   
  「請黨組織放心,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一定按照黨的決議,為建成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盡心盡力。」張雲逸公開表態,博得了與會者一陣掌聲。   
  黨委會最後還作出一項決定:為籌措武裝起義的經費,決定在左右江地區打出公開的且利於地方接受的行政機構,即利用舊有「督辦」官銜,宣佈張雲逸為「右江督辦」,俞作豫為「左江督辦」。   
  根據黨委會的決定,張雲逸親自領導展開了對部隊的整頓改造。他把黨員骨幹分派到各個連隊,宣傳我黨的政治主張,對官兵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教育,並發動士兵揭發舊軍官的貪污行為和軍閥作風。   
  「各位不要有顧慮,凡是有損於我們這支軍隊的行為,只要講出來,我們一定從嚴處置。」張雲逸下到連隊為士兵壯膽撐腰。   
  部隊整頓一開始,便有幾位士兵悄悄找到張雲逸:「大隊長,我們三營的梁祝南營長一貫剋扣軍餉,打罵士兵,誰也不敢惹他,不知大隊長敢動他麼?」   
  「只要事實確鑿,有什麼不敢動的?!」張雲逸果斷地回答。   
  「他仗著是李明瑞將軍的親戚,胡作非為,可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   
  「李將軍是北伐名將,一貫主張軍紀嚴明,對他的親戚,我們更不能姑息縱容。你們回去發動大家一齊揭發他,看我敢不敢摸他的老虎屁股!」   
  張雲逸說到做到。幾天後,三營營長梁祝南受到了嚴辦。還有幾個屢教不改的舊軍官和兵痞流氓,也先後被撤換、「調訓」或「禮送出境」。在較短的時間內,張雲逸採取措施,使部隊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壞的被清洗,並從農軍中選調了一批優秀青年補充到各連隊,此後部隊面貌一新。   
  桂系軍閥伸黑手   
  百色縣城那棟高大堅固的「公興當鋪」洋樓大門口,「清鄉總辦公署」的牌子被砸爛在地,換上了一塊「右江督辦公署」的新牌子。在這裡,張雲逸這位「地方行政長官」簽署「走馬上任」後的第一道命令。   
  幾位官兵站在張雲逸面前,等候著「督辦」大人的吩咐。   
  「你們把這個命令馬上送到各縣縣長、稅務局長那裡,要他們在5天內把所收得的稅收款全部上交督辦署。」張雲逸把命令用信封分裝好:「告訴他們,誰要是違抗命令不交稅款,本督辦將從嚴查辦。」   
  命令分頭送了下去,各縣稅官不敢有違。幾天時間,督辦公署便收到4萬多塊銀元。右江地區乃是雲南鴉片東出的集散地,煙毒販子要從此地過境,一般少不了要給地方交大量煙稅。張雲逸一道命令收穫數萬,半數以上則是來自這種稅收。殊不知,這筆款後來居然成了右江起義和紅七軍轉戰桂黔湘粵贛的軍餉。   
  正當鄧斌、張雲逸等積極準備武裝起義的時候,企圖將革命扼殺於搖籃的黑爪伸了過來。   
  南寧西門內老道台衙門一座小公館裡,剛剛「打回老家」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立友)三位新桂系台柱,正在籌劃東山再起,重新北伐的雄圖大略。   
  「離開4個多月,我們又回來了。蔣介石想置我們於死地。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李宗仁說道。   
  「德公(李宗仁,字德鄰),情勢並不樂觀呀。」白崇禧有些不安:「我們是兩面受敵。」   
  「健生,何謂『兩面受敵』?」黃紹(立友)反問道。   
  白崇禧張開雙手比劃著:「東面,陳濟棠佔著大半個廣東,一切唯老蔣馬首是瞻。粵軍已進入桂東、桂南,眼下是大軍壓境;西面,張雲逸把原來守南寧的幾千人馬拉到了右江地區,李明瑞下野出逃後受共產黨策動,跟俞作豫一起帶著兩干人槍到了龍州安營紮寨。倘若他們鬧起赤色革命,左右江遙相呼應,順流而下,迅達南寧,其能量也不可低估呀。」   
  「健生老弟洞察秋毫,不愧是『小諸葛』。」黃紹(立友)笑著對白崇禧說。   
  「眼下東邊粵軍3個師正窺覷南寧、柳州,我桂軍僅2萬餘眾,擋得了東邊,就會保不住西邊,健生,你看還有什麼萬全之策?」李宗仁問道。   
  「我們集中力量驅逐桂東粵軍。至於西邊,主要危險在百色張雲逸那裡。」白崇禧一手托著下巴邊想邊說;「現在他們赤色起義情況未明,我想先牽住他們。」   
  「派誰去牽住他們?」黃紹竑問道。   
  「熊鎬!他已表示死心踏地投靠我們。」   
  「就是那個老土匪頭子,他那人『有奶便是娘』。」李宗仁似乎對白崇禧推薦的這個人不放心。   
  白崇禧喝了一口茶,故意漫不經心地說:「德公,張雲逸可以把第四大隊拉到百色,熊鎬的第三大隊為什麼就不能跟著西去。季寬(黃竑站)兄,你說呢?」   
  「妙哉,健生,馬上讓熊鎬來一趟,我要好好跟他談談。」黃紹(立友)似乎對這個老土匪、兵痞有著極大的興趣……   
  「督辦」巧設「鴻門宴」   
  遵從黃紹竑的旨意,熊鎬行動可謂神速。張雲逸剛離開平馬鎮3天,熊鎬便帶著他的第三警備大隊1000多人馬在一幫地主豪紳的吹打歡迎下駐進了這個右江至南寧的水路咽喉小鎮。   
  1929年10月25日,張雲逸收到了熊鎬派人送來的一封信,熊鎬在信中說,他要親自到百色「拜見張大督辦」,與第四大隊「商談防務」。   
  「鄧斌同志,你看熊鎬葫蘆裡裝的什麼藥?」張雲逸把那封信遞給鄧斌。   
  鄧斌把信看了一遍,笑著抖了抖那封信:「黃鼠狼給雞拜年,他是想親自出馬探個虛實。然後再把雞吃掉。」   
  「我們何不來一個順手牽羊。」張雲逸做了個手勢。   
  「對,將計就計,先下手為強!」鄧斌果斷地說。   
  「熊鎬這老匪奸猾刁鑽,第三大隊的軍官多是為他兩脅插刀的把兄弟,要對付熊鎬和第三大隊,我看最好是智取。」   
  「怎麼個智取?」   
  「這樣,」張雲逸從鄧斌手上接回那封信:「他要來百色,我就成全他,給他回信,邀請他到這裡作客,我將好好歡迎他。」   
  「呵!好傢伙,你要準備鴻門宴。」鄧斌大笑起來。   
  "鳴門宴的戲劇性情節太多,我可沒那麼多雅興,他來了,我們就快刀斬亂麻,拔掉這顆釘子。」張雲逸併攏五指向下一砍。   
  「快刀斬亂麻,好呀!」鄧斌也做了同樣一個手勢:「不過,我們還要認真研究一下具體方案,越細越好,這樣才能萬無一失。」   
  10月28日,熊鎬從平馬乘坐一艘小火輪溯右江而上,午時到達百色下船。他趾高氣揚地走向岸邊,身後緊隨的一個班衛兵,一個個荷槍實彈,好不威風。   
  「熊大隊長大駕光臨,我因公務在身,有失遠迎,還望見諒。」在岸上路口等候多時的張雲逸迎了上去。   
  「張大隊長,不,不,不,張督辦大人,你現在是官居顯位,威震右江,熊鎬當刮目相看。」熊鎬陰陽怪氣,皮笑肉不笑地說道。   
  「熊大隊長,我張雲逸受命於右江百姓,這些天是為民做了些事,往後,還望熊大隊長協力配合。」張雲逸不露聲色地說道:「聽說你要來,我已吩咐部下設了兩桌便宴。為熊大隊長及隨行弟兄接風洗塵。」   
  「據說,督辦大人一道命令,便收取了數萬稅款大洋,隨便漏出幾塊來,也夠我們今天開懷痛飲。好,既然張督辦一片盛情,我熊鎬定來他個一醉方休!」   
  在督辦公署的樓上,張雲逸及幾位「陪客」向熊鎬頻頻敬酒。熊鎬原有點戒心,後來見張雲逸一片熱忱,疑雲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的那班衛兵被安排在樓下一間耳房喝酒。見到那一桌豐盛的好酒好菜,衛兵一個個狼吞虎嚥,無所顧及。   
  張雲逸看了看懷表--「午時三刻」已到,他側耳傾聽著樓下的動靜,樓旁練操的四大隊戰士整齊的腳步聲越來越近。這時,酒興正濃的熊鎬正在與一位「陪客」碰杯,嘴裡吐出含混不清的桂南方言。   
  「張大隊長,張督辦大人,聽說你炒牛下水很拿手,兄弟已酒過三巡,怎麼還不見你的牛下水?」   
  「牛下水?!」張雲逸冷笑一聲:「對,牛下水,我今天就是要炒你的牛下水。來人,把這個老土匪拿下!」   
  席旁的兩名虎背熊腰的衛兵一齊上來,一把揪住了熊鎬。   
  「張督辦,你……你這是……」熊鎬叫嚷著。   
  「熊鎬,李、白、黃正等著你提我的頭去領賞,而我卻想先借你的頭給百色起義祭旗!」張雲逸站起身來,拔出短槍在熊鎬面前晃了晃,只見熊鎬這個作惡多端的殺人魔王竟嚇得兩腿篩糠。   
  與此同時,督辦署大樓外佯裝練操的幾十名武裝戰士出奇不意地衝進了樓下的宴席間,將熊鎬帶來的那班衛兵全部繳械生擒。秉承桂系軍閥黑旨意,陰謀破壞革命的反動軍官熊鎬被「督辦公署」判處死刑、立即送上了斷頭台。   
  緊接著,張雲逸率四大隊一部乘船順流而下,鄧斌另率一部走陸路抄近道向平馬鎮進發,這時,由右江特委負責人雷經天指揮的農民自衛軍也正從奉議、恩隆、思林等縣向平馬集結。   
  夕陽西下,晚霞映紅了天際。正值晚飯時分,第三大隊駐守平馬鎮及鎮外兩處營房的1000多人正在吃飯,便全部被從天而降的神兵包圍。那些追隨熊鎬的反動軍官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就乖乖地被繳械。   
  3艘小火輪載著繳獲的槍枝彈藥,在寧靜的夜色中緩緩上駛。火輪上,鄧斌、張雲逸一起扶著欄杆在回味今天「鴻門宴」的精彩場面……   
  「雲逸同志,你炒了熊鎬的牛下水,我們又把新桂系收買的三大隊一鍋端了,就等著李、白、黃一起來哭靈吧。」   
  智殲熊鎬三大隊計劃的實現,粉碎了桂系軍閥妄圖撲滅右江革命烈火的陰謀,為舉行百色起義,建立紅軍革命根據地掃清了障礙。   
  右江兩岸義旗紅   
  完成百色起義前的籌劃部署之後,中共中央特派員、黨代表鄧斌並沒有輕鬆。他知道,李明瑞、俞作豫正在龍州焦急地等著他前往指導龍州起義和左江革命根據地的工作。   
  1929年12月1日,鄧斌打好了出發的輕裝。他緊緊握住張雲逸的手:「雲逸同志,百色起義時間不變,記住了吧,還是廣州起義兩週年那天。」   
  「黨代表放心,我們一定準時起義。」張雲逸說。   
  鄧斌邊走邊說道:「按照中央的決定,你出任紅七軍軍長,我對內是前委書記,對外是紅七軍政委。我這一走,起義時的具體工作就由你和陳豪人同志主持。龍州那邊隨後也將起義,成立紅八軍,中央還要我去兼任政委。」   
  「鄧代表身負重任,兩處都要顧及,夠辛苦的。」張雲逸說。   
  「其實,我只是跟你們一起開了個頭,不少工作留給了你們。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匯報廣西的情況,我到龍州停一兩天又得走。」鄧斌說著,跨上了那匹桂西山地馬。   
  「嗒嗒嗒嗒……」馬蹄聲由近及遠,直到完全消失。張雲逸站在大路口,目送著那位為開闢革命根據地而深謀遠慮的領導人遠去。   
  1929年12月11日,人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百色縣城東門廣場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一大早,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商人和城鎮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廣場上,等待著那個莊嚴的時刻。   
  張雲逸穿起了嶄新的灰色軍裝,他把腰上的皮帶束緊,又端端正正地戴上了紅星軍帽,繫上了紅色領帶,然後邁著雄健的步伐走出了粵東會館大門。他注目前方,幾千雙眼睛在期待著,起義部隊集合的方塊隊前,一面鮮紅的大旗迎風招展,東方絢麗的朝霞映襯著紅旗上繡著的鐮刀錘子,旗上「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9個隸書字分外奪目。   
  張雲逸心潮激盪,久久不能平靜。40多天的緊張籌謀,今天就要正式付諸實施,一股劃時代的責任感在這位北伐少將身上油然而生。運籌帷幄、決策大計的中共中央鄧代表雖然離開10天了,但這位起義禮花的設計師早已在焰花筒裡裝好了「特製火藥」,它會迸發五彩的火花。現在留給張雲逸的,是用他那顆燃燒的心,去點燃起義禮花炮筒的導火索。   
  「吹集合號!」他發出了第一道命令。   
  軍號聲響徹右江上空,駐百色的四大隊、教導總隊官兵著一色灰軍裝,佩戴紅領帶,頭頂紅星帽,扛著步槍,以整齊的隊形、整齊的步伐來到廣場上。頓時,廣場上的數千群眾掌聲雷動,歡呼雀躍,經久不息。   
  張雲逸、陳豪人、韋拔群等起義領導人登上了主席台。陳豪人操著帶有濃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宣佈:「同志們,鄉親們,今天,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這裡光榮誕生了!」   
  一時間,整個廣場沸騰起來,人們舉著槍,敲著鑼鼓,呼喊著,歌唱著,慶賀這支人民軍隊的誕生。   
  沸騰的浪潮稍稍平息,陳豪人宣佈紅七軍領導機構成員:「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斌,政治部主任--陳豪人……」   
  張雲逸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歡呼的軍民群眾頻頻揮手致意。   
  群眾大會結束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紅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蔣介石反動政府」……口號聲一陣接一陣,迴盪在山城上空。   
  這一天,人們在百色縣城的大街小巷裡,看到了由軍長張雲逸、政委鄧斌、政治部主任陳豪人簽署的紅七軍司令部、政治部佈告:   
  「……本軍應革命之要求而產生,其目的在驅逐帝國主義出華,推翻國民黨統治,肅清貪官污吏、豪紳地主等反動勢力,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以解除民眾痛苦為標誌。」   
  張雲逸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回頭看著這支向著朝陽邁進的隊伍,心情十分激動。他想起了中央黨代表鄧斌兩個月來的精心謀劃;想起了在上海時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的叮囑;想起了中央軍事部長楊殷在龍華英勇就義前對他的安排。   
  他默默自語:周書記,按照你的指示,廣西的工農武裝割據開始了;鄧代表,放心吧,一切都在按你設計的程序進行;楊部長,你的遺願實現了,反動派絞殺了你,但他們永遠不能絞殺革命!      
張雲逸在右江的活動 農武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中共中央任命張雲逸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長。右江活動這段歷史,在張雲逸從事革命鬥爭的一生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一)   
  1929年6月,新桂系軍閥在蔣桂戰爭中失敗。廣西左派軍人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廣西軍政大權。他們要求與我黨合作,黨中央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鄧小平等一批共產黨員到廣西。那年7月,張雲逸通過社會關係,從廣州到達南寧找俞作柏。經過黨的活動,張雲逸被派到俞、李新建的警備第四大隊去當大隊長,還擔任廣西教導總隊副主任。為了把這兩支舊軍隊改造成為新型的革命軍隊,張雲逸依靠黨的領導,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堅定、果斷的措施。他把廣東和廣西地方黨派來的工人、學生黨員大部分都安插到教導總隊各連當幹部和學員。在教導總隊和第四大隊各連建立黨的秘密支部,形成領導核心。對於這兩支部隊中的反動軍官,張雲逸分別採取:「陞遷」和撤換的辦法,來剝奪他們的實際指揮權。經過不長的時間,這兩支部隊的各級領導權基本為我黨所掌握。為了爭取和教育群眾,張雲逸在第四大隊中對廣大士兵進行民主教育,開展士兵運動,提高士兵群眾的政治覺悟,發動他們起來同反動軍官作鬥爭。在改造這兩支舊軍隊的過程中,張雲逸還十分注意在部隊中發展黨員,壯大黨的力量,新吸收黨員300多名。在張雲逸的領導下,經過全體共產黨員的緊張工作,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教導總隊和第四大隊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後來的武裝起義、建立紅七軍奠定了基礎。   
  1929年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公開反蔣,在風雲突變時刻,鄧小平等果斷地作出決定,將我黨掌握的武裝開赴右江、左江地區,為舉行武裝起義作準備。   
  (二)   
  右江地區地處桂、滇、黔3省交界,聚居著壯、瑤、苗等兄弟民族。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派出黨員余少傑等到這裡開展工作,建立農民武裝,領導群眾反對貪官污吏,打擊土豪劣紳的鬥爭。   
  1929年10月上旬,根據廣西形勢的新變化,張雲逸派第四大隊一個營的武裝進駐右江,加強右江的防衛工作。10月13日,俞、李反蔣失敗後,張雲逸等立即組織部隊和民工,把省軍械庫裡儲存的武器彈藥,搬上了汽船,準備運走。10月17日,張雲逸帶領教導總隊和第四大隊從陸路掩護軍械船和警衛部隊朝右江上游前進。10月20日,陸路和水路的兩支隊伍2000餘人,同時到達恩隆縣(今田東縣)城平馬鎮。在平馬,根據黨的決定,張雲逸撥出部分武器送給恩隆、奉議、思林、果德、向都等縣農民自衛軍;命令第四大隊留3個營分駐平馬、田州(分一個連駐紮那坡鎮)、果化。第2天,部隊分頭出發。10月22日,鄧小平、張雲逸等率領教導總隊及特務營到達百色縣城。23日,張雲逸參加鄧小平主持召開的部隊黨委(即桂軍委)會議,根據黨的「六大」決議和廣西省黨代會精神,研究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和今後的鬥爭策略。   
  會後,張雲逸和其他負責人一起,以大無畏的精神,堅決貫徹黨委會的各項決定。首先,認真抓緊部隊的整頓和補充工作。他在部隊中宣傳我黨的政治主張,進行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實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發揚民主,發動士兵揭發舊軍官的罪惡行為和軍閥作風。在廣大士兵起來鬥爭的基礎上,嚴辦了一貫剋扣軍晌,打罵士兵,深為大家痛恨的一個營長。對其他屢教不改的舊軍官和兵痞流氓,張雲逸則採取撤職、「調訓」或「禮送出境」等辦法加以處理。同時,在部隊進行無產階級、共產黨、共產主義和唯物史觀等教育,堅定了幹部和戰士的鬥志。並從教導隊裡抽調一部分黨員加強連隊黨組織,先後發展新黨員200餘名,從農軍中抽調一些優秀分子補充連隊。這樣就使部隊出現了嶄新的面貌。   
  部隊整頓後,張雲逸派部隊分散到各地,配合地方黨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對豪紳地主分子的鬥爭;組織部隊和農軍攻打土豪、團局反動武裝,收繳其武器,武裝革命群眾。張雲逸和鄧小平等,到百色城苦力工會和省立第五中學(今百色中學),給工人和師生演講,宣傳革命道理,號召工人群眾和師生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經過一段努力,右江地區各縣的工會、農會組織進一步發展壯大,群眾武裝鬥爭廣泛地開展。   
  張雲逸以「右江督辦」的名義,召集右江各縣縣長、稅務局長開會,通知他們將全部稅款上繳,交出武器,並保管好公共財產和文書檔案。結果收到幾百萬銀元的稅款,為舉行武裝起義準備了經費。對這次會議,凌雲縣縣長拒不到會。會後,張雲逸派第四大隊幹部胡斌率一連武裝進駐凌雲縣城,代行縣長職權(原縣長聞訊先逃走),收繳稅款,維持地方秩序。11月,張雲逸委任共產黨員李植華為鳳山縣長,加上原來省裡委派共產黨員擔任縣長的東蘭、奉議、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縣,右江各縣基本上為我黨所控制。   
  在黨的領導下,革命風暴席捲了右江各縣。右江地區的豪紳地主把群眾的革命鬥爭視為洪水猛獸,他們勾結反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妄圖絞殺革命力量。我黨及時識破了敵人的陰謀,決定解除第三大隊的武裝。10月28日,張雲逸以「商談防務」為名,邀請第三大隊的大隊長熊鎬到百色。這天上午,熊鎬及其隨從人員按照商定的時間,乘汽輪來到百色。熊鎬一上岸就東瞧西望,觀察四周的動靜。當他看到一切正常時,就大搖大擺地朝大街上走去。這時,張雲逸和幾位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也到了。熊鎬被接到選好的「公興當鋪」。雙方坐下交談了一會,「招待」熊鎬的宴會隨即開始。張雲逸及我方官員同熊鎬及其主要隨從在一席,雙方警衛人員的酒席安排在另一個房間裡。張雲逸首先在宴會上講話,對熊鎬到百色來表示「歡迎」,希望他多喝幾杯,然後再「商談防務」。酒過三巡,熊鎬狂妄地說:「第三大隊人多槍多,現有防地太小,第四大隊最好把右江地區讓出來,到別的地方去駐防。」張雲逸繼續勸酒說:「老兄酒量大,別的暫不說,來來來,再乾幾杯!」見酒不要命的熊鎬又喝了幾杯。正當「宴會」在熱烈地進行,熊鎬酒興正濃的時候,預定殲敵的時間已到。突然,「光當!」一聲響,張雲逸將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擲,這是按原計劃發出的擒敵的信號。頓時,我方的「陪客」和「招待人員」,同在宴會廳外面佯裝出操的幾十個武裝人員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上前去,只經過短短的幾分鐘搏鬥,熊鎬及其一夥即全部俯首就擒。那天,雷經天統一指揮各縣農軍同第四大隊駐平馬、田州的部隊,向第三大隊在平馬、田州的反動武裝發動襲擊,將敵全部繳械。第2天,張雲逸又親自帶隊消滅了第三大隊駐紮在那坡的一連武裝。圍殲反動的第三大隊的戰鬥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共俘敵1000多人,繳槍700多支。為舉行百色起義掃清了障礙。   
  11月初,黨中央批准在廣西舉行武裝起義的指示傳達到百色。張雲逸參加鄧小平主持召開的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10月30日成立)會議,傳達中央的指示,並就武裝起義的重大問題和具體部署作出決定。   
  反蔣失敗後,隨警備第五大隊到龍州的李明瑞,於11月中旬從龍州來到百色。張雲逸與鄧小平一起,在百色耐心誠懇地做李明瑞的思想工作,肯定他在北伐戰爭中為革命立了功,這次主政廣西又為革命作出了貢獻,勸他與共產黨一道打起紅旗革命到底。經耐心的談話,使李明瑞認清了「共產黨的前途是光明的」,表示願意參加革命,並迅即返回龍州,參與領導龍州起義的準備工作。   
  應中共中央電召,11月底,鄧小平經龍州,前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鄧小平離開百色後,張雲逸同其他負責人一道,領導右江地區軍民完成百色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在組織上,進行部隊整編。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和地方武裝編成3個縱隊。第一縱隊由原來第四大隊和凌雲、百色農軍組成,縱隊司令李謙,政治部主任沈靜齋。第二縱隊由原機關鎗營、特務營以及奉議、恩隆、思林等縣農軍組成,縱隊司令胡斌(後馮達飛),政治部主任袁任遠。第三縱隊由東蘭、鳳山縣農軍組成,縱隊司令韋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樸。同時,擬辦幹部訓練所,擴大教導總隊,以訓練幹部和培養初級指揮員。起義前夕,部隊總人數擴大到4000多人。在思想上,進行充分的發動。張雲逸和其他負責人深入基層,親自給部隊的幹部、戰士作報告,印發材料和叢書,宣傳我黨的革命綱領,講清進行武裝起義的目的和意義;組織幹部、戰士就當紅軍的光榮和紅軍的任務進行熱烈的討論,集中大家學唱《國際歌》,使部隊營區內外到處是一片熱氣騰騰的革命景象。12月10日,張雲逸等在百色城主持召開警備第四大隊士兵代表會議、百色縣工人代表會議和百色縣農民代表會議,分別討論和通過了廣西警備第四大隊舉行起義建立紅軍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決議案。當天,張雲逸下令第四大隊,在工人、農民武裝的配合下,將百色縣公安局、禁煙局以及百色、田州、那坡、平馬、果化等城鎮商會、商團的武裝全部繳械,收繳各種槍300多支。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勝利舉行。陳豪人在大會上莊嚴宣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武裝起義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成立!中央任命張雲逸為紅七軍軍長,鄧小平為政治委員。紅七軍成立的當天,中共廣西前委隨即改為中共紅七軍前敵委員會,書記鄧小平,常委張雲逸等3人。   
  同一天,在平馬召開了右江第一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右江蘇維埃政府成員,雷經天任主席。   
  12日,慶祝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的萬餘群眾大會在平馬隆重舉行。張雲逸專程從百色到平馬參加慶祝大會,並講了話,他說:「紅七軍的成立和右江蘇維埃政府的誕生,是工農群眾的一件大喜事。紅七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是保護工農群眾利益的。我們歡迎右江父老兄弟選送自己的優秀子弟參加紅七軍。有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紅七軍一定會迅速壯大,革命一定勝利。右江蘇維埃政府是工農自己的政府,領導農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護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現在,我們右江成立了工農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紅軍,而廣西其它地區的工農兄弟還在受反動派的壓迫,反動派是不會甘心他們在右江一帶的失敗的。因此,我希望每一個紅軍戰士,每一個工農兄弟,都要擁護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府。要提高警惕,隨時準備反擊敵人的進攻,保衛我們的革命根據地。」他講完話後,代表上級黨委把右江蘇維埃政府的印章授給雷經天。會後,張雲逸返回百色途經那坡鎮時,當晚該鎮各工會、商民協會召開群眾大會,熱烈歡迎張軍長蒞臨那坡。張雲逸在大會上講了話,指出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國民黨反動派組織的軍閥不同,他說:「兄弟希望各位對於紅軍不要害怕。紅軍是代表工農群眾謀利益的,各位見著『擁護工農兵一切利益』等等的口號,也不用懷疑,因為工農兵是最窮苦、最大多數,紅軍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還有好多學生們,小商人們,也同樣的受大資本家、軍閥等的壓迫,許多學生們因為無錢,不能升學讀書,許多小商人受著大商人、帝國主義的壓迫,以致營業破產。這種種的情形,都是社會組織不好的原故。現在我們要把從前一切組織不好的制度,通通打破去。所以,我們要組織工農兵的政府--蘇維埃。有少些反動派,說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是姦淫擄掠的,這通通是他們的造謠。請各位不要相信。殺人放火的只是軍閥的行為,紅軍是代表工農群眾利益,自然不做這種事。本軍此刻有4個縱隊,有成萬多人,又有革命的工農民眾來擁護。此外,還有各省、各地紅軍和革命民眾,我們相信在最短期間,一定能得到勝利。我們希望你們大家團結起來,同做革命工作,組織蘇維埃政府。我們繳了豪紳資產階級的槍械,都要交給你們組織赤衛隊,以便你們自己保衛自己。」13日早晨,當張雲逸乘坐的汽船回到百色城時,廣大居民群眾湧到江邊,舉著紅旗,敲鑼打鼓,朝船上歡呼:「共產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紅軍萬歲!」船上的同志也不斷向岸上的群眾揮舞紅旗,高呼口號。河上河下口號聲、歡呼聲連成一片。   
  百色起義不久,粵桂軍閥戰爭繼起,南寧空虛。1930年1月中旬,張雲逸參加紅七軍前委代理書記陳豪人(此時,鄧小平還在上海)在平馬主持召開的前委會議,決定調動紅七軍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動,待紅八軍成立後,請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揮,待機兩軍會師攻南寧。會後,由張雲逸將前委的決定電告在龍州的李明瑞。接著,張雲逸根據前委的決定,領導紅七軍做好攻打南寧的準備工作,並派第一縱隊司令李謙、政治部主任沈靜齋,率第一縱隊隊部和第一營進軍隆安,佔領了該縣縣城。1月21日,第一縱隊黨委協助當地農運領導人,組織成立隆安縣蘇維埃政府,使隆安成為拱衛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前哨陣地。按照預定計劃,李明瑞前來右江的時間將到,張雲逸親自到鎮結縣去迎接。1月29日,張雲逸帶領一個連隊,從平馬出發,經思林、果化、(禾農)圩,30日到達鎮結縣城。隨後親自會見該縣農會領導人馮鏡等人。31日,張雲逸在縣城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我黨主張和紅軍宗旨,號召群眾起來鬧革命。並派員在縣城及附近的屋牆上書寫「打倒帝國主義!」等標語。當天,李明瑞率60多名武裝從龍州經天等來到鎮結縣城與張雲逸會合。2月1日,張雲逸、李明瑞在鎮結縣城召開縣農會領導人會議(龍茗縣農會主任湯學禮也參加),研究成立縣蘇維埃政府事宜和擬定政府領導成員名單。2日,因有緊急軍事任務,張雲逸和李明瑞離開鎮結,前往思林縣。   
  紅七軍前委作出攻打南寧的決定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桂系軍閥聞訊,驚恐萬狀,從前線調4個團兵力進犯右江革命根據地。2月4日早晨,桂系軍閥派出的部隊在李畫新指揮下,向駐守隆安的紅七軍部隊陸續發起攻擊。紅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5日,張雲逸和李明瑞率紅七軍增援部隊相繼抵達隆安。經過3晝夜激戰,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為了保存實力,張雲逸等指揮紅七軍撤出戰鬥。   
  紅七軍撤出隆安後,張雲逸等率部退到恩隆縣七里山區。敵乘機進佔右江沿岸各城鎮。為了打擊敵人,張雲逸和李明瑞又指揮紅七軍,與敵進行了馬鞍山、亭泗戰鬥,重創了一批敵人。爾後率部轉移到東蘭、鳳山一帶休整。2月底,張雲逸在鳳山縣盤陽鄉參加前委會議,總結前一段鬥爭的經驗教訓,研究部隊今後的行動計劃。為了擴大紅七軍的政治影響和補充裝備、給養,前委作出第一、第二縱隊到桂、黔邊境開展游擊戰爭,第三縱隊留在右江,保衛根據地的決策。在會議期間,張雲逸、陳豪人介紹李明瑞加入中國共產黨。   
  根據前委規定,紅七軍成立後的頭兩個月,從軍長到戰士,每人每月發20元銀元的薪金(不包括伙食)。1930年2月份以後,因為脫離城市,經濟較為困難,決定停發。當部隊在東鳳休整期間,張雲逸等親自向全體指戰員進行解釋,講明現在部隊的後勤面臨困難,老百姓的生活還很困難,我們紅軍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經過做思想工作,大家都能團結一致克服困難。   
  3月底,張雲逸等率領第一、第二縱隊從東鳳向河池進發。在紅七軍離開根據地到敵人統治地區作戰的時候,張雲逸十分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紀律教育。規定紅七軍到外線作戰,不准借端滋擾良民,不准姦淫擄掠,不准拉夫,要公平交易等紀律。4月初,紅軍抵達河池縣城稍事休息後,東進佔領了懷遠鎮。部隊在這裡住了3天,召開了幾千人的群眾大會。張雲逸在大會上講了話,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經過做商界的工作,紅軍在懷遠鎮籌集了幾萬銀元作軍餉,後繼續向桂、黔邊界前進。4月下旬,第一、第二縱隊進入貴州邊境的苗山。張雲逸反覆強調,紅軍進入苗山時,要尊重苗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不准亂鳴槍,不准拿群眾的東西。由於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使苗胞深為感動。他們從害怕逃跑上山,到懷疑持槍監視,最後主動送糧送菜。還主動給紅軍帶路,遇到險處,幫助開路、架橋等。在苗胞的幫助下,紅軍3000餘人,用一個星期的時間,順利地通過了苗山,秘密進抵貴州省榕江縣附近。4月30日清晨,紅七軍向敵人發起進攻。榕江縣城依山傍水,城牆高大,易守難攻。紅軍連戰3個小時仍未能攻下。張雲逸等深入第一線,聽取指戰員的意見,最後決定用雲梯和打竹釘到城牆縫隙中爬城攻擊。並提出「攻下榕江城,紀念五一節」的戰鬥口號,鼓舞指戰員的士氣。下午5時,張雲逸和李明瑞親臨前線指揮,命令加強火力,掩護攻城突擊隊登城。結果攻擊成功。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完全佔領了榕江城。這次戰鬥,共殲敵500多人,繳獲電台一部,大炮數門,步槍600多支,子彈10多萬發,以及一大批軍用品。還籌集得軍餉幾萬元。榕江戰鬥的勝利振奮了紅七軍的鬥志。   
  還在隆安戰鬥發生期間,2月7日,鄧小平從上海回到龍州,4月5日來到東蘭武篆。5月中旬,李明瑞、張雲逸率紅七軍主力從貴州回到河池。鄧小平立即趕到河池與他們見面。大家見面十分興奮。接著,鄧小平召開黨員大會,傳達中央指示,討論今後行動問題。會議決定紅七軍回右江一個短時期,在右江開展土地革命及發展、改造紅軍。會後,張雲逸和其他負責人率紅七軍主力回師右江。   
  百色城於2月間被敵人佔領後,成了桂系軍閥在右江的一個反革命大本營。城裡駐紮有桂軍岑建英團和稅警隊、民團1000多人。6月初,張雲逸等率紅七軍主力又回到百色的外圍山地。根據偵悉敵人兵力的佈置情況,張雲逸和李明瑞制定了圍攻百色城的部署,決定分3路攻城:一路從東蠶過牛坡,直取大西門後,到較場圩、一路從東坪攻入長蛇嶺後,直進北勝街,衝向較場圩;一路自羌園坡下南閣亭,經觀音堂、大碼頭、二碼頭,直奔較場圩。3路進軍部隊從東面、北面、西面3個方向切斷敵人的退路,形成對百色城的包圍。當天下午,張雲逸一聲令下,攻城戰鬥開始,敵人陷入一片驚慌,紛紛奪路逃命。但是,第二縱隊第一營攻到長蛇嶺腳下時,突然被山上敵人的一個大碉堡噴出的密集火力封鎖住去路。摧毀敵人的這個大碉堡,成了收復百色的關鍵。紅軍集中火力進行長蛇嶺攻堅戰,各種輕重武器同時向敵人陣地猛烈射擊。敵團長岑建英為了作拚死的掙扎,也不斷向長蛇嶺碉堡調集兵力。並親自到碉堡內督戰。由於敵人佔據有利的地形,紅軍多次強攻均未奏效。戰鬥持續到第2天下午,碉堡仍未攻破。這時張雲逸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從敵碉堡的側面爬上長蛇嶺,到離敵500米處去觀察敵情。在現場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用山炮將敵碉堡摧毀。由於只剩下3發炮彈,必須做到彈無虛發,才能保證戰鬥的勝利。為此,張雲逸和李明瑞決定將一門山炮移到離敵500百米的山頭,不用曲射,實行水平射擊。當山炮在指定的位置安裝好後,張雲逸、李明瑞等圍到山炮前,作射擊前的最後檢查。李明瑞親自測定距離,校對瞄準器,下達開炮的命令。「轟隆」一聲巨響,第一發炮彈打響了。只見敵碉堡火光一閃,煙塵騰空而起,碉堡被炸開一個大口。紅軍士氣大振。炮手接連射出第2、第3發炮彈,都擊中目標。預先埋伏在敵碉堡附近的攻擊部隊,在第3發炮彈射擊後,一躍而起,往前衝去,迅速拿下了長蛇嶺碉堡。敵人在這裡丟下10多具屍體,殘敵狼狽逃向城內。紅軍乘勝前進,衝入城內,同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經過短時間的交火,敵人紛紛潰退。一部分逃過河,一部分當了俘虜,岑建英化裝坐小船逃跑。晚上10時,戰鬥結束。這一仗,共殲滅敵軍600餘人,繳獲槍枝500多支,迫擊炮2門,子彈4萬餘發,以及其它軍用品。接著,派部東進,收復了奉議、恩隆、思林、果德等縣。   
  6月中旬,雲南軍閥取道右江,出師攻打南寧桂系軍閥。滇軍張沖部過右江時,張雲逸率七軍撤出百色城開往恩隆、思林、果德一帶山區待命。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宣傳紅七軍,以影響全國。根據前委的決定,7月初,張雲逸等指揮第一、第二縱隊和思林、果德等縣赤衛軍,在鷓鴣坳伏擊滇軍尾部,激戰5晝夜。敵軍損失五六百人,驚歎「從沒有遇到過這樣有戰鬥力的隊伍」。   
  伏擊滇軍後,7月下旬至9月底,張雲逸和鄧小平等領導紅七軍在恩隆、奉議、思林、果德一帶開展土地革命,整訓部隊,擴大紅軍,建立地方政權,鞏固根據地。按照分工,張雲逸和李明瑞集中軍直部隊和第一、第二縱隊3000多人在平馬整訓,總結紅七軍成立以來開展軍事行動的經驗教訓,並由教導總隊舉辦訓練班。7月15日訓練班在城隍廟舉行開學典禮,張雲逸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此後,張雲逸還親自給學員講授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等課程。在部隊整訓期間,張雲逸和鄧小平等到思林縣那叭村看望伏擊滇軍戰鬥中的傷病員。隨後張雲逸到恩隆、奉議一帶檢查工作。根據前委決定,張雲逸將恩隆、奉議赤衛軍改編為紅七軍第四縱隊,由黃治峰任司令員。經過3個月訓練,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和軍事技術水平都有了提高,黨的工作也加強了,又補充了3000多名戰士,全軍發展到8000多人,整個部隊精神飽滿,鬥志昂揚。   
  平馬整訓後,前委提出按原計劃向湘粵邊發展的問題,決定在10月1日出發。出發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鄧拔奇(鄧崗)到達平馬鎮。10月2日,鄧拔奇在紅七軍前委會議上,傳達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過的決議和中央給紅七軍的命令。對中央給紅七軍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張雲逸等認為,紅七軍剛成立不久人數不足萬人,武器裝備很差,要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打下柳州、桂林,消滅兩廣軍閥是很困難的,不贊成把紅七軍拉去打大城市。但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須執行。會議最後仍決定按中央指示執行,部隊到河池集中。10月3日,張雲逸等到奉議縣田州鎮,在鎮東北角的草坪上舉行出征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紅七軍部隊、工農兵代表和田州鎮的居民數干人。誓師大會正式開始,在鳴禮炮、奏軍樂之後,工人、農民代表先後發言,接著張雲逸講了話,他說:「我們紅七軍指戰員將要離開可愛的革命根據地,離開親愛的家鄉,離開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們的離開是暫時的。現在我們去執行中央交給我們的戰鬥任務,去打擊敵人。我們相信,日後會勝利回來的。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過去把我們害得太苦了,只有消滅他們,方能過上好日子。當然,這是件艱巨的事情,但只要我們堅決奮鬥,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一出發,反動派必然不會放過我們,一定會用所有的力量來阻止我們的行動。因此,前進是有很多艱難險阻的。我們一定要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克服一切困難,才能戰勝敵人,光榮地完成任務。對每一個同志來說,這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我們相信,在我們這支隊伍裡,每個同志一定能經得起這場考驗的。工農同志們,黨政工作同志,希望你們繼續為保衛右江蘇區而鬥爭!」   
  誓師大會後第2天,張雲逸率領紅七軍第二、第四縱隊從田州出發;軍部直屬部隊和第一縱隊從平馬出發。7日前後,兩支隊伍等五六千人集中龍川一帶。接著,張雲逸和李明瑞、陳豪人等率部繼續前進。9日,到達凌雲縣城,休息兩天;張雲逸等曾前往參觀了該縣有名的勝景--水源洞。14日,到甘田圩,休息3天,17日,到樂業鎮,休息7天;23日,紅八軍第一縱隊與紅七軍在樂業會師,張雲逸熱烈歡迎八軍第一縱隊轉戰千里,不辭勞苦,前來加入紅七軍的行列。隨後,張雲逸等率軍往邏西經天峨、南丹去河池。在進軍樂業時,張雲逸先後在甘田圩場和樂業鎮召開有800餘人、9000多人參加的群眾、軍民大會,宣傳革命形勢和我黨我軍的方針、政策。同時,派人沿途開展宣傳活動,在圩場、村屯、路口書寫「紅軍的勝利就是工農的勝利!」、「岑團(指岑建英)象只鼠,紅軍是貓捕鼠!」等標語。此外,張雲逸還安排部隊,一路橫掃反動團局武裝,打擊土豪劣紳,為廣大貧苦百姓撐腰除害;重點沒收一批豪紳地主的財物糧食作為軍需,並分出一部分救濟貧苦農民。這樣革命聲勢大振。各地群眾議論說:「窮人不要慌,富人不要狂!」真是土豪劣紳聞風喪膽,貧苦人民揚眉吐氣。   
  11月初,紅七軍各縱隊先後到達河池。11月7日,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大會在鄧拔奇主持下,通過了執行中央命令的決議,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的口號。會後,把紅七軍四個縱隊改編為十九、二十、二十一3個師。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總指揮。9日,全體指戰員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舉行閱兵式。張雲逸等檢閱了部隊,並進行北上動員。閱兵後的當天晚上,二十一師師長韋拔群帶領一個由80多人組成的連隊返回右江根據地,張雲逸親自給他送行。兩位革命戰友在皎潔的月光下一面走一面談。他們從右江的農民運動談到百色起義,從紅七軍的建立談到土地革命的開展,從右江和全國革命的形勢,談到今後艱巨的戰鬥任務。他們回顧了他們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下建立起來的親密無間的革命情誼。張雲逸懇切地對韋拔群說:「主力部隊撤走後,右江蘇區的困難一定很多,今後的鬥爭將更加艱苦,更加殘酷。但是,軍閥之間的矛盾很多,總的形勢對革命是有利的。只要我們善於使用幹部,掌握武裝,一定會取得勝利的。」   
  韋拔群滿懷信心地說:「我們一定堅持到勝利!」   
  在交談中,韋拔群很謙虛地請張雲逸給他提批評意見,張雲逸說:「拔群同志,我們雖然相處不久,我知道你是一個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你立場堅定,對黨忠誠,鬥爭堅決,不怕困難,光明磊落,紀律性強,這些都是你很突出的優點。我覺得你有一個弱點,就是太重私人感情。這一點要特別注意。我們干革命,要依靠黨,依靠一切真誠革命的同志。要知道,在階級鬥爭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韋拔群聽了之後,心裡熱呼呼的,感到這些話正說到自己的心坎上。他緊緊地握住張雲逸的手說:「是的,這是我的弱點。今後我一定好好克服!」   
  他們就這樣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經走出了20多里,可是要說的話還很多。這一帶是游擊區。反動豪紳地主武裝還很強大。韋拔群請張雲逸返回軍部,不要再送了。但看到張雲逸只帶了兩個警衛人員,他馬上又對張雲逸說:「你這樣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這一帶我還熟悉,就是遇見敵人,也好對付。」這樣,韋拔群帶著他一連人又往回送10多里。兩個人這樣來來回回,弄到天交半夜。在離河池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張雲逸無論如何也不肯讓韋拔群再送了。這樣,他們才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握手告別。   
  11月10日,張雲逸和鄧小平、李明瑞等率領紅七軍7000多人,從河池出發北上,去執行中央交給的任務。   
  (三)   
  紅七軍從河池出發向白區進軍,當天佔領懷遠鎮。原來擬定攻打宜山慶遠鎮後下柳州,到懷遠後,發生了是否攻慶遠的問題:一種意見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堅,應攻慶遠;張雲逸和鄧小平、李明瑞認為慶遠是敵重鎮,敵必出死力固守,反對攻慶遠,主張及時渡江向桂林前進。一路上,張雲逸和鄧小平、李明瑞團結一致,堅持正確主張,不斷與堅持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同志進行激烈的爭論。由於左傾錯誤路線未得到克服,部隊仍然受到很大的損失。1931年1月2日,部隊進佔全州時,在鄧小平召開前委會議上,張雲逸同意鄧小平的意見,決定放棄攻打大城市的計劃,改變硬打攻堅戰略,部隊開往湘粵贛邊界,到江西與中央紅軍匯合。2月5日,部隊到達廣東省樂昌、韶關之間的楊溪長來渡口,橫渡武水東進。日暮時分,敵軍從韶關和樂昌兩個方向同時撲來,將紅七軍截為兩段。鄧小平、李明瑞和五十五團已渡過武水。張雲逸率未過河的軍直屬隊和五十八團共約600人,甩開敵人,撤至乳源縣瑤族聚居的必背、半崗嶺、埋坑山裡。至此,紅七軍兵分兩路活動。2月6日,五十八團開回到梅花大坪村,張雲逸將非戰鬥人員武裝起來,共編成兩個營6個步兵連,仍用五十八四番號。後張雲逸率五十八團沿湘東南向江西前進,3月9日攻佔酃縣縣城。3月14日,在酃縣沔渡與前來接應的湘贛獨立師三團會師。兩支部隊與紅二十軍配合作戰,打擊侵犯湘贛根據地的敵人。4月4日,五十八團、湘贛獨立師、紅二十軍由張雲逸統一指揮,攻佔吉安縣永陽鎮。不久,五十八團與五十五團在永新縣天河會合。月底,張雲逸在永新參加紅七軍第二次黨代會,清算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在這前後,張雲逸等率紅七軍與湘贛獨立一師、紅二十軍等兄弟部隊並肩作戰,先後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幾個大仗,配合中央主力紅軍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同年7月初,張雲逸等率紅七軍尚存的老戰士2000餘人渡過贛江,22日到達於都縣橋頭鎮,與彭德懷率領的中央紅三軍團勝利會師。   
  從右江到贛江,在漫長的征途中,張雲逸等率領紅七軍行程7000里,轉戰桂、湘、粵、贛4省,歷時9個多月。英勇粉碎了敵人多次的圍、追、堵、截,戰勝了難以想像的各種困難,終於實現了「匯合朱毛紅軍」的願望。此後,紅七軍編入紅三軍團,成為中央紅軍的一部分。      
紀念百色起義 袁任遠 韋國清 陳漫遠 莫文驊 吳西 
  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張雲逸等同志組織領導的廣西百色起義,至今已經五十二年了。這次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同志創造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推動下爆發的,它為祖國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歷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一   
  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搾之下,災難深重,民不聊生。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已經背叛了孫中山先生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殺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如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廣西的革命運動,這時也幾乎被軍閥摧殘殆盡。但是廣西的黨組織和革命人民,並沒有被征服、被殺絕,他們轉入地下,繼續著各種方式的鬥爭。   
  1929年初,爆發了蔣桂戰爭。桂系軍閥在混戰中失敗。俞作柏、李明瑞分別擔任了廣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綏靖司令。他們執掌廣西軍政大權後,要求與我黨合作。黨中央即派鄧小平同志(當時名鄧斌)為中央代表,前往廣西負責黨的領導工作,到了廣西南寧,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較密切的合作關係。當時,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軍。新建的警備第四、第五大隊,即以黨中央派去的共產黨員張雲逸、俞作豫同志為隊長,張雲逸同志還擔任了訓練幹部的教導總隊副主任。同時,經我黨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釋放了「清黨」中被桂系軍閥監禁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分子,並吸收他們到政府和軍隊中工作;俞、李還同意開放工農運動,恢復工會和農民協會組織,給韋拔群同志領導的右江農民自衛軍發了一批武器裝備。黨的廣西特委還抓緊恢復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召開了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定武裝農民,加強城市工人運動。   
  正當廣西革命形勢有了轉機的時候,俞作柏、李明瑞公開宣佈反蔣。結果不出十幾日,由於蔣介石收買了他們手下兩個師長倒戈,粵軍入桂進逼南寧,俞、李反蔣遂告失敗。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龍州。在此風疾雲湧的關鍵時刻,經過中央批准,鄧小平、張雲逸等同志決定按原計劃把我黨掌握的武裝拉出南寧,到左右江地區,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武裝鬥爭。去右江的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一部,攜帶輜重,在鄧小平、張雲逸同志率領下,到達百色。警備第五大隊在俞作豫同志帶領下開到了左江地區的龍州。   
  廣西右江地區地處桂、滇、黔三省交界,原來就有我黨的工作基礎,特別是農民運動領袖韋拔群同志,素孚眾望,即使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時期,這裡革命鬥爭也沒有停止過。鄧小平、張雲逸等同志到達後,根據當時當地情況,立即籌劃武裝起義。鄧小平同志召開了黨委會議,決定進一步發動群眾,宣傳黨的「六大」主張;改造和擴大部隊,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組織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通過地方黨組織,武裝農民,開展打土豪劣紳的鬥爭。於是,右江地區的革命活動日益發展。至11月初,黨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頒發了紅七軍、紅八軍的番號,任命了領導幹部。鄧小平同志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龍州籌劃一切,具體部署武裝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二   
  1929年12月11日,也是廣州起義兩週年紀念日,百色城頭高高昇起了武裝起義的紅旗,宣告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正式誕生。按照黨中央的任命,張雲逸同志為軍長,鄧小平同志為政委和前委書記。下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李謙,政治部主任沈靜齋;第二縱隊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遠;第三縱隊司令韋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樸。軍部經理處長葉季壯。第二天,在平馬召開了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右江蘇維埃政府,雷經天同志任主席,韋拔群、陳洪濤等同志為委員。   
  翌年2月1日,左江英雄兒女聚集在邊陲重鎮龍州,宣佈紅八軍和左江蘇維埃政府成立。紅八軍軍長俞作豫,政委鄧小平(兼),下轄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何家榮(後離隊),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縱隊司令宛旦平。同時還宣佈鄧小平同志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政委,李明瑞同志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這時,左右江紅色區域有20個縣,100多萬人口,成為當時全國矚目的革命根據地之一。   
  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的革命風暴,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極大地鼓舞了南部邊疆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使桂系軍閥大為驚恐。敵人首先以四個團的兵力,襲擊龍州。紅八軍由於內部尚不鞏固,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儘管進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棄龍州。後來,紅八軍剩下的一部分,輾轉進入右江地區,編入了紅七軍。   
  這期間,為了發展右江革命根據地,紅七軍在隆安等地重創敵人後,一、二縱隊即轉向桂黔邊界活動。鄧小平同志在東蘭縣與率領第三縱隊的韋拔群同志等一起,則著力開展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鄧小平同志向幹部們介紹了井岡山地區土地革命的情況和經驗,闡述了土地革命對於擴大紅軍、鞏固和發展工農民主政權的重要意義。韋拔群同志是廣西著名的農民領袖,工作的開展至為順利。1930年5月1日,右江蘇維埃政府頒發了《土地法暫行條例》,宣佈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耕種。接著,紅七軍一、二縱隊從貴州邊境回師右江,進行整訓,並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根據地建設工作。經過土地革命,有20多萬群眾參加了農會、工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地方赤衛隊發展到數萬人,各級黨政機關舉辦的幹部訓練班、少數民族訓練班、鄉村宣傳隊,以及勞動小學、農村夜校等,遍佈山寨村鎮。整個右江地區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1930年9月間,紅七軍前委決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據地向東發展。恰在這時,黨中央又派來代表,指令紅七軍離開革命根據地,冒險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廣州,保證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後來發現這些大城市都有敵人重兵防守,我軍處境不利,鄧小平等同志力主放棄攻打大城市的計劃,但是這種意見當時屬於少數,沒有通過。由於執行左傾路線,紅七軍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這時已進隆冬,行軍途上雪花紛飛,寒風怒號。紅七軍指戰員們還穿著單衣、草鞋。大家憑著堅強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嶺,忍饑挨餓,且戰且走。1931年2月初,紅七軍在粵北樂昌渡河時,遭敵截擊,鄧小平、李明瑞同志指揮主力渡過河去,向江西崇義前進;張雲逸同志率領的另一部在坪石以北渡過小北江,進入湘贛根據地。4月,這兩支部隊在永新會合。旋即協同紅二十軍、獨一師在安福打了一個勝仗,連克茶陵等五城,配合中央紅軍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   
  紅七軍自1930年9月離開右江,至1931年7月到達興國縣橋頭鎮與中央紅軍會合,在長達10個多月的時間裡,轉戰桂、湘、粵、贛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了難以想像的各種困難,終於實現了「匯合朱毛紅軍」的殷切願望。從此,紅七軍成為中央紅軍的一部分,在毛主席、朱總司令直接指揮下,轉戰南北。   
  三   
  從百色起義到紅七軍進入中央蘇區這一段時間裡,許許多多黨的忠誠戰士,優秀的紅軍指揮員、戰鬥員,為了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事業,前仆後繼,英勇戰鬥,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紅七軍北上後,韋拔群同志根據黨的指示,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了右江地區的革命鬥爭,與一萬多名「進剿」的敵人進行周旋,給了他們沉重的打擊。1932年10月20日,由於叛徒出賣,韋拔群同志壯烈犧牲。龍州起義失敗後,紅八軍軍長俞作豫同志到了香港,在找黨的組織關係時,不幸誤與叛徒接頭,在深圳車站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在獄中,他拒絕敵人的引誘,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並留下絕筆詩:「十載英名宜自慰,一腔熱血豈徒流!」1930年9月初,被害於廣州紅花岡。   
  這裡,我們還要沉痛悼念黨的英勇戰士李明瑞烈士。   
  李明瑞同志早期參加北伐戰爭,是一位著名的勇將。1929年6月,他和俞作柏主政廣西後,作了不少有益於革命事業的事情,對我黨在廣西能夠公開或半公開地活動,提供了條件。反蔣失敗後,他隨俞作豫同志到龍州。不久,龍州被叛變部隊佔領,形勢異常危急。李明瑞同志沉著冷靜,和俞作豫同志一起指揮戰鬥,收復了龍州,穩定住了左江局面。11月間,鄧小平同志到達龍州,部署武裝起義。李明瑞同志毅然同意參加武裝起義,並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增補為紅七軍前委委員。在紅七軍開向中央蘇區的艱險而漫長的征途中,李明瑞同志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他勇挑重擔,指揮明智,忍受艱苦,臨危不懼。李明瑞同志在指揮和維護部隊方面是有重要貢獻的。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同志親切接見了他,黨中央委任他為紅七軍軍長。   
  1932年,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黨中央,搞肅反擴大化。紅七軍一些受過血與火考驗的好同志,都遭到了不應有的打擊,李明瑞同志也在這次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中含冤而死!黨對他們的冤屈業已昭雪。他們為人民事業而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紀念。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經過歷史風雨的洗刷,百色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所領導的許多次武裝起義中的一次起義,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澤東同志「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光輝思想,在廣西左右江地區的一次重要革命實踐,是對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貢獻。它的歷史經驗,豐富了我們關於建黨、建軍和建政的思想寶庫,特別是它所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們撫今追昔所要學習的主要內容。讓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發揚共產黨人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同心同德,排除萬難,鼓足幹勁,奮發圖強,為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而奮勇前進!      
張雲逸等同志到右江工作的情況 中共百色地委黨史辦 
  1929年黨中央派鄧小平、張雲逸、葉季壯、袁任遠、陳豪人、龔鶴村、李謙、馮達飛等到廣西工作。他們在南寧秘密進行工作一段時間之後,由於情況變化,根據中共廣西行動委員會的決定,鄧小平、張雲逸等同志撤出南寧,進到右江工作。這些同志到右江後的工作情況,鄧小平同志已寫有資料,現將其他同志到右江後的情況(各人擔任的職務、會議活動、提出主張、實踐情況和所起的作用)簡述如下,供自治區寫專題時參考。   
  (一)起義之前   
  1929年10月17日,張雲逸等同志率領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的部份學員,沿右江向百色方向前進。10月20日,和鄧小平同志在平馬鎮會合。會合後,第二天繼續前進,10月22日到達百色。   
  到百色後,張雲逸等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一起,積極籌劃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10月下旬,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部隊黨委會議,張雲逸、陳豪人、龔鶴村同志參加會議,經過討論,作出了四項決定。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會議還決定利用國民黨舊有的督辦官銜,宣佈張雲逸同志為右江督辦。通令各縣縣長上繳稅款,保存文書檔案等等。   
  會後,在部隊黨委集體領導下,張雲逸等同志抓緊部隊的整頓工作和開展農民運動,並經過黨委研究,由張雲逸同志用右江督辦名義,「邀請」陰謀扼殺革命力量的警備第三大隊大隊長熊鎬到百色「商談防務」,將他捉拿;同時,秘密調集恩陽、恩隆、奉議、思林等縣農軍,配合駐平馬第四大隊的一個營,向熊鎬部突然襲擊,順利地消滅了反動的第三大隊,俘敵1000餘人,繳槍700多支。緊接著,又收繳了右江各縣反動民團的武器。   
  此外,張雲逸等同志還和鄧小平同志深入工廠、街道、學校宣傳發動群眾,領導群眾打擊地主惡霸,沒收他們的財產分給窮苦百姓。同時號召軍隊同志到群眾中去,規定每個連組織七八個人的宣傳組深入山村、街道,廣泛地開展宣傳活動,密切軍民關係。經過廣泛的宣傳發動,右江地區的革命運動轟轟烈烈,為舉行武裝起義準備好了群眾基礎。   
  1929年11月初,派去上海向黨中央請示工作的龔飲冰同志回到百色,帶回黨中央批准的舉行武裝起義、建立紅軍和創建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計劃,黨中央頒給的紅七軍番號和任命,以及黨中央的指示。張雲逸、陳豪人、龔鶴村同志參加了鄧小平同志召開的部隊黨委會議,詳細分析形勢,具體部署百色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會議結束,把工作佈置後,鄧小平同志帶著一部份幹部,到左江地區去佈置工作。小平同志去左江後,張雲逸等同志根據黨委決定,將部隊編成3個縱隊:原四大隊編為第一縱隊,將機關鎗營、特務營以及黃治峰同志和阮殿□同志所領導的思林、奉議、恩隆等縣地方武裝合編為第二縱隊,韋拔群同志領導東蘭、鳳山一帶地方武裝編成第三縱隊。同時,擴大教導總隊,從各縱隊和地方武裝中,抽調班排連長及優秀的戰士來訓練,以培養初級幹部。   
  (二)起義以後   
  經過周密的準備,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勝利舉行,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正式宣告誕生。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前敵委員會書記鄧小平,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後脫黨),參謀長龔鶴村(即龔楚,後叛變),下轄3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李謙,政治部主任沈靜齋;第二縱隊司令胡斌(後由馮達飛擔任),政治部主任袁任遠;第三縱隊司令韋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樸。葉季壯同志任經理處處長。同一天,右江第一屆工農兵代表會議在平馬召開,選舉成立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雷經天當選為主席。張雲逸同志代表紅七軍前委到平馬祝賀右江工農民主政府成立。那天在平馬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張雲逸同志代表紅七軍講話。他說:紅七軍的成立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誕生,是工農群眾的一件大喜事。紅七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是保護工農群眾利益的。歡迎右江父老兄弟選送優秀兒子踴躍參加紅七軍。有了廣大工農群眾的大力支持,紅七軍一定會迅速壯大,革命一定勝利。   
  當七軍在右江工作有了相當進展,七軍本身軍事政治訓練也有了相當成效之後,正值蔣桂在粵北江桂北一帶激戰。七軍前委錯估形勢、認為南寧空虛,決定聯合紅八軍進攻南寧。根據前委決定,張雲逸等同志率軍向南寧前進時,桂系軍閥也派3個團攻右江。1930年2月3日早,雙方在隆安城邊遭遇,發生戰鬥。此時,正好紅七、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同志從左江來到,立即投入指揮戰鬥。雙方激戰5天5夜,敵死傷600多人,我傷亡400多人。隆安戰鬥失利後,李明瑞同志和張雲逸等同志又指揮部隊進行馬鞍山戰鬥和亭泗戰鬥。連遭這3次打擊之後,七軍士氣為之衰頹,一部分幹部士兵失敗情緒甚濃厚。所以,亭泗戰鬥之後,部隊在盤陽(今巴馬縣)休整一個多月。因為3次戰鬥武器彈藥大量消耗,加上東鳳交界山區供給困難,為了補充裝備和籌備軍款,前委決定向外游擊。張雲逸等同志和李明瑞同志率領一、二縱隊前往河池,到黔桂邊一帶進行遊擊戰爭,於1930年4月30日攻克貴州榕江。此役繳槍400多支,大炮一門,子彈十多萬發,迫擊炮、機關鎗各2挺,無線電台一架。退出榕江後,因第三縱隊和紅八軍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粵邊界有國民黨重兵駐紮,前委乃決定回師河池,待與第三縱隊紅八軍取得聯絡後,再向湘粵邊前進。到河池,適逢鄧小平同志從東蘭來到,帶來中央指示,要七軍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擴大紅軍。前委接受中央指示,決定回師右江。當時重回右江是根據以下的策略而定的:(1)攻敵不備,收復右江沿河各縣政權,肅清豪紳;(2)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擴大紅軍組織,改編赤衛軍為紅軍;(4)聯絡第八軍第一縱隊。策略決定以後,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等同志帶領隊伍從河池返右江,經東蘭向百色前進。過百色邊境時,敵人約兩營來進攻,駐鳳山的第三縱隊一部,加上七軍主力,出其不意,將其擊潰。龍川戰役,敵受重大打擊。6月初,我軍到百色時,敵岑建英部約一團人及豪紳武裝數百人,據堅固之炮台頑抗,經過一天激戰,將敵擊敗,收復了百色。此役得步槍500支,迫擊炮2門,機關鎗一挺,子彈三四萬發。接著分兵東進,連續收復了右江沿岸的奉議、恩隆等縣城。   
  不久,滇軍一萬多人經百色下南寧與桂系軍閥作戰。我軍沒有利用這一機會和他們搞統戰。反而於7月中旬,在果德鷓鴣坳一帶伏擊滇軍尾部,造成兩敗俱傷,我軍在榕江、百色兩役所獲得的彈藥又基本耗盡。然後在平馬集中整訓。      
紅七軍的誕生 莫文驊 
  這是1929年的事了。   
  9月下旬,正是秋末時分,國民黨一部分反蔣軍隊佔領廣西不到2個月,便掀起了反對蔣介石的運動。可是,在南寧開了一個討蔣大會才3天,部隊就被蔣介石收買而叛變,因而失敗了。廣西政局又處於混亂之中,作為省會的南寧,更是亂紛紛的,政權在土崩瓦解。正當此時,親蔣的部隊很快便開進南寧來了。   
  當時,在南寧,由共產黨員領導的部隊是教導隊一部分和廣西省警備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即兩個團)。這些都是新成立的以漢民為主的部隊。我黨利用了當時的形勢,決定把這些部隊開到左、右江一帶去開闢新局面。所以一聽到前線失敗的消息,我們第四大隊和教導隊一部分,於10月初在大隊長兼教導隊副隊長張雲逸同志率領之下,由南寧向百色開進(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到龍州,後來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部隊沿著右江江岸走,輜重(南寧軍械局所存輜重武器和彈藥)乘船沿江逆流而上。當時,跟隨著這支部隊行動的還有南寧的許多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一些國民黨左傾分子。   
  部隊在隆安休息了一下,便一直開到百色,大隊部就駐在這個依山傍水、景致清秀、不到一萬人的小城市--百色。   
  部隊駐下後,便進行整頓:加緊進行階級教育、宣傳官兵平等、組織士兵委員會、發展黨團員、淘汰一些政治上不堅定的舊軍官;在地方上配合當地黨組織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實行打土豪分田地。   
  以百色為中心沿著右江一帶的政治情況是很複雜的。我們的隊伍在黨的領導下一天天地革命化;在東蘭、鳳山、果化、平馬、向都一帶以當地農民領袖韋拔群同志為首的壯、瑤、苗少數民族的農民游擊隊,以復仇的姿態重新公開舉起紅旗,打土豪分田地,和我們聯合。他們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一直堅持下來的,是一支經過幾年嚴酷的階級鬥爭成長起來的人民隊伍。然而,在我們的隊伍進到右江地區不久,由熊鎬率領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的部隊亦進入右江,進駐平馬、那坡(今田陽縣)一帶。它是一支反動的軍隊,支持地主勢力,反對我們的做法。於是,土豪、劣紳、惡霸、土匪就和他們勾結起來。半個多月中,這個地區犬牙交錯地駐著這兩支敵對的武裝,鬥爭一天天地尖銳化、表面化,社會空氣異常緊張,謠言蜂起,人心動盪。   
  反革命的企圖是很明顯的。我們知道在革命任務的面前,就必須堅決迅速殲滅這支反革命的軍隊,否則將會被敵人殲滅。於是,在10月底的一個晚上,第四大隊便有計劃有準備地在同一個時候分別對反動的第三大隊包圍、襲擊。經過劇烈的戰鬥,兩天內將它全部乾淨地殲滅了,把那隻狗熊(第三大隊長熊鎬)也擊斃了。這樣,政治空氣為之一變,革命勢力佔絕對優勢了,反革命分子害怕了,人民的革命情緒活躍了,各地農民軍隊紛紛組織起來,地方蘇維埃政府也成立了。   
  12月初的一天早上,在百色的大隊部裡,參謀長叫我到他的跟前。他說:   
  「我給你做一件事,很重要又很秘密,你能辦到嗎?「「一定能辦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紅旗,旁邊寫上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中間是黃色的鐮刀、錘頭。另外,再找人刻圓形的關防和長條戳子各一件。」接著他把紅旗的尺寸告訴了我。交代任務後,他又問我:「你高興嗎?」   
  其實,這是我幾年來的願望。過去,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由於廣西沒有革命軍隊,所以我們許多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左傾青年都被捕了,不少人被殺害了!虎口餘生的我,現在已有了一支黨領導的革命軍隊作為自己的家,可以隨著這支軍隊戰鬥,貢獻自己的一切,實現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所以聽著參謀長告訴我做旗子、戳子的時候,我的心直在跳動,那種快樂的、戰鬥的、看到光明前途的心情,不是文學家的我,是不能用筆墨把當時的情形描寫出來的。當我聽到他問我時,我立即回答道:   
  「當紅軍是我的理想,現在達到了,太高興了,一定好好的幹。」   
  「好!」他微微地笑著說:「你3天內把事情辦好。」   
  我向他敬了一個禮,便走了。   
  這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27年後的今天回憶起來好像還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呢。   
  當我把做紅旗、戳子的事辦好之後的第3天,即12月11日廣州暴動兩週年紀念日的那天早上,鐮刀、錘頭的紅旗,高高地掛起來了,宣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誕生!出了一大張宣佈工農紅軍第七軍宗旨的安民佈告。軍長是張雲逸同志,政治委員是鄧小平同志。同時,在平馬成立了廣西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是雷經天同志。   
  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這件事,是從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以來廣西第一次轟轟烈烈的、最徹底的、最廣泛的人民革命運動。選擇廣州暴動紀念日來舉行起義,這意味著我們要沿著廣州暴動所指示的道路,踏著烈士們的鮮血前進!紅七軍的同志興高采烈地慶賀自己的新生,每人領子上紮著一條紅帶,神氣十足地在街上走著,十分引人注目;在營房裡,討論著當紅軍的光榮和任務,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游擊戰」、「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政工人員普遍地教戰士、幹部唱起國際歌來。一些碼頭工人、店員工人,手執紅旗,在河邊集會慶祝;農民們聽到這個消息,拿著土槍、長矛,穿著破爛衣服,手執紅旗,一二十個一群的入城示威了。一般的商人,以驚奇的眼光看著紅旗,竊竊私議。由於紅軍的政策是保護商業,市面交易又都是用現洋,又加之紅軍官、兵、夫每人剛得20元現洋的餉(照當時宣佈,每月每人現洋20元,以示一律平等,但發了2個月以後再沒有發),因此,市面不僅是照常營業,而且相對地繁榮起來。離軍部不遠的福音堂,有些外國神甫們,穿著長袍,捻著鬍子,看著高舉的紅旗,嘰哩咕嚕的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也有些開著窗子,探頭張望,看外邊發生什麼事情。因為沒有驚動他們,於是又回去劃十字,禱告上帝了。雖然如此,市面並沒有平穩下去,反革命還在暗中活動。   
  暴動的第2天晚上,縣蘇維埃政府的一個水夫老李,在挑水回來的路上,忽然被一個土匪用手槍威脅著:   
  「不要作聲,回答我問你的話,不然就給你吃花生米。」   
  「什麼?」老李吃驚地回答。   
  「百色街上有多少紅軍?」   
  「不知道,我是縣政府的。」   
  「那麼告訴我,百色縣主席是什麼樣的人?」   
  「是個工人。」   
  「他的名字是蘇什麼?」   
  「不!他是姓關。」   
  「不對,你胡說!你不老實說就送你到西天去,他不是蘇什麼主席麼?」   
  「唷!你聽錯了。蘇維埃是政府的名字,主席本人是姓關。」   
  「唔!真的?那麼奇怪!你去吧。」   
  反革命匪徒們並沒有睡覺,並不甘心他們階級的滅亡,他們要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剛剛誕生的時候就給以嚴重的打擊,以達到消滅這個蘇維埃新政權的企圖。所以幾天來,反革命謠言紛紛,說什麼土匪要來進攻啦,地主武裝要暴動啦,李宗仁的部隊快打來啦,這些謠言自然引起了我們的警惕。   
  才豎起紅旗不幾天的百色,一天早上忽然被土匪四面八方進攻了。那時我們的主力都分散到各地去開展工作去了,軍部只剩下一個教導隊(即一個連)、一個特務連(即警衛連)和一個機槍連。在這緊急關頭,部隊立即出城與敵人展開激戰,而城內除了機關以外,便沒有戰鬥部隊了。由於敵人四面八方打來,路又熟,我們抵抗不及,所以敵人很快便進入城來,到處搶劫。正在緊急關頭,軍部所有的參謀、副官、經理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都自動地各自為陣,分批分頭去迎擊敵人,並向敵人反覆反擊。這樣,經過約4個鐘頭的戰鬥,2000烏合之眾的敵人被擊退了。敵人嘗到了初生的紅軍的鐵拳,他們企圖打擊新政權的嘗試失敗了。過了幾天,千餘敵人又來進攻一次,又被我們迅速擊潰了。   
  兩個多月來,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改造了舊軍隊,和當地農民游擊隊合編,發動了農民,組織和發展了紅軍,殲滅了當前敵人,舉行了起義,成立了包括漢、壯、瑤、苗各族戰士5000多人組織起來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成立了廣西右江蘇維埃政府,並粉碎了反革命的反擊。一系列的極緊張的戰鬥和勝利,使紅色政權在右江一帶十幾個縣份相對穩定下來。從此,在中國南部的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共產黨領導下,也就開始了為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土地革命運動的新的更嚴重的戰鬥生活。      
戰鬥在桂黔邊 莫文驊 
  1930年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一、二兩個縱隊3000多人,從廣西河池縣出發,第2天便佔領了懷遠鎮。懷遠鎮是一個六七千人口的商業重鎮,市面繁榮。我軍在懷遠駐了3天,在那裡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傳土地革命、維護城市工商業政策以及揭露桂系軍閥剝削、壓迫的罪惡行為。我軍首長也在會上講了話。由於我軍紀律嚴明,群眾反映說:「國民黨說紅軍像個妖怪,這都是造謠騙人,世界上哪兒見過這樣講道理的軍隊!」   
  我們在懷遠籌借了幾萬元的現洋,給部隊以必要的物資補充,隨即向思恩開進。   
  一天,天剛麻麻亮,「嘀嘀噠噠」的起床號還沒落音,忽然,駐地周圍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敵人圍攻我們來了。指揮員們立即指揮部隊投入戰鬥,抗擊敵人。   
  張雲逸軍長站在村邊的一棵大樹下,用望遠鏡向四周觀察。戰鬥打得很激烈。由於我軍準備不足,因而處在被動地位,而敵人的後續部隊還在源源不斷開來增援,我們兩個縱隊也被敵人隔斷了。為了不打無把握的仗,避免部隊的傷亡,張軍長(那時鄧小平政治委員已去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去了)立即決定:第二縱隊向北進,第一縱隊向西撤,並以號音指揮第一縱隊撤退。為了保存實力,執行新的任務,兩個縱隊暫時分開行動了。   
  軍部率領第二縱隊,經過幾天的艱苦行軍,到達了宜北縣。駐軍兩日,休息整頓後,部隊又沿著崎嶇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貴州省荔波縣的板寨前進。   
  這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候,這個地區每天上午白霧瀰漫,或下著毛毛細雨,到中午時才映著淡淡的陽光。   
  隊伍曲折地通過田疇,又蜿蜒地爬上山坡。當我們快到荔波縣的板寨時,得到一個消息:板寨方面來了紅軍。軍首長估計是第一縱隊來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參謀陸瓊去探聽情況。偵察的結果證明,確實是第一縱隊來了。   
  兩個縱隊又匯合了,全體人員莫不歡欣鼓舞,歌聲、笑聲、談話聲響徹雲霄。一群一群衣服襤褸的男女老少都圍攏來看熱鬧,人民群眾也在慶賀我們勝利的匯合。   
  兩個縱隊匯合後,前委決定了新的行動:向苗山進軍。那時已是4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漢族封建地主、官僚壓迫趕到這裡來,他們過著落後和貧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漢對立。他們不服從漢族官僚地主的管轄,有自己的酋長,一般苗胞是不和漢人往來的。間或有個別與苗族有關係的漢族小商人,挑著日用必需品,進入苗區做買賣,但也是以不等價的交換,換取他們貴重的山貨。過去國民黨桂系軍閥部隊是不能進入苗區的,要進來,就得開火。當我軍初進苗山的時候,苗胞都走光了,因為他們習慣上認為漢人的軍隊都是壓迫他們的。我們一些懂苗話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著:「不要怕」、「我們是工農紅軍,是愛護苗族的軍隊」、「紅軍是打國民黨反動派的」等口號,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於是,他們也就不和我軍採取敵對行為了。但是還持著槍站在山頂上,對我軍進行監視。   
  苗胞走了,房屋沒有了主人,長途跋涉的英勇健兒們,飢腸轆轆,得不到糧食,怎麼辦呢?隨便拿麼?這是和紅軍紀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軍糧又如何解決?部隊正在為難的時候,軍政治部通知來了,決定各個大單位統一徵集住戶的糧食、豬和蔬菜,並且按漢人區的市價給錢,食物在哪裡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裡,並寫清徵集給養的原因、數量和留給的款項數目,此外還貼上政治部印製的宣傳我軍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傳品,希望他們和我軍合作反對國民黨。同時,政治部還出了佈告,佈告裡說明如果苗胞沒有拿到錢的,可以親自來我軍領取。經過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決了部隊給養問題,又執行了民族政策,維持了紀律。次日,部隊繼續前進。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漢文、通漢語的,他們看了佈告和宣傳品後,便奔走相告。這樣,苗胞開始瞭解了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本質不同。自此之後,我軍每到一處,苗胞都來歡迎,並拿出一些食物來賣。我軍用大洋和他們交易,糧食也容易買到了。為了迅速籌措軍糧,酋長登高一呼,呼嘯一聲,四周山谷都聽到了。不一會,各家都有人用背簍背糧食出來,交給酋長。我們的給養就靠著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決了。   
  由於苗區山高路險,又遇著連續幾天的寒風山雨,因而行軍艱苦異常。好在我軍民族政策正確,政治紀律嚴明,所以苗胞不僅沒有為難我軍,而且除賣糧食、肉菜之外,還主動給我們帶路,遇到難走的地方,還幫助開路架橋,使我軍順利而秘密地到達了榕江邊境。   
  4月30日正午,我軍出了苗山,突然奔襲榕江縣城。那時,正是貴州軍閥和湖南軍閥在湘黔邊境鏖戰之際。榕江,是貴州軍閥的後方,許多軍需、輜重囤集在這裡,有一個敵軍副師長率領的600人的武裝守城,還有數百名警察。我軍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敵猛攻。敵不支,紛紛向城內潰退,我軍隨即尾追攻城。   
  敵人對於我軍情況事前一點也不知道,當我軍突然兵臨城下向他們攻擊時,他們以為是「土匪」,毫不在意。後來看我軍攻勢猛,戰鬥力強,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是什麼部隊,敵人卻不知道,只好沒頭沒腦,倉促地登城應戰。   
  我軍當時的意圖是乘敵人毫無準備之際,一鼓作氣攻下榕江。戰鬥一打響,我軍便在城南缺口處爬城。一霎間,雙方的槍聲、炮聲、號聲、喊殺聲震撼四野。我軍前仆後繼的進行猛攻,敵軍則猛烈地向我軍射擊。由於我軍沒有攻城火器,子彈又缺,加上幾天來在山地雨天里長途跋涉,幾門迫擊炮有的運來了炮筒,卻沒有炮座;有的沒瞄準鏡,只好把炮筒捆在樹上打,但是打不準,轟轟的炮聲只能壯壯軍威,卻不能起殲敵作用。而且,部隊是陸續到達的,隨到隨投入戰鬥,這就無法組織堅強的突擊力量。一直攻擊了約3小時,毫無進展。這時擺在軍領導者面前的嚴重問題是:繼續攻下去麼,照這樣的辦法是不行的。因為開始時是奔襲,急襲,現在已形成對峙,敵方有了準備、不打麼,問題更大。如果不能攻佔榕江,已有的一二百傷員便無法處理,帶來的彈藥消耗很多,以後作戰就會發生困難,部隊的政治情緒也會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響。那時,第一縱隊長李謙同志,在最前線指揮,他視察了地形,窺測敵軍力量不多,戰鬥力也不強,而我軍的戰鬥情緒卻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決心,便積極向張軍長提議,非攻下不可。張軍長隨即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加強了政治工作,鼓舞戰鬥情緒,提出「攻下榕江紀念五一節」的戰鬥口號。指揮員們又細心選擇了幾個攻擊點,部隊重新準備攻城的雲梯、大竹釘等。整個部隊從軍長到士兵,都在緊張地進行攻城準備工作。掩護攻城的迫擊炮、機關鎗和步槍、穩妥地安置在離攻擊目標幾百米的地點,攻擊部隊也埋伏在指定的攻擊出發地的墳堆或窪地。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軍部下達攻擊命令。   
  下午5時,一連3發迫擊炮彈向城中射去,這便是發起衝鋒的訊號。隨即機關鎗、步槍向城堡掃射。攻擊部隊隨著密集的槍炮聲,如猛虎一般帶著雲梯、大竹釘,迅速地向城上缺口處爬。敵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隊射擊。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不少同志犧牲或負傷了。由於城牆高,上不去,突擊部隊又退了回來。但這種挫折並未挫傷我軍攻城的銳氣,經過簡單的政治動員和整頓,第2次攻擊又立即開始了。這次攻擊更為勇猛,敵人的火力也加強了。戰士們急了,眼紅了,咬著牙,一股勁衝到城下,用大竹釘釘進城牆的磚縫中,再踏著竹釘爬上城牆去。一個倒下了,又上去一個,一個接著一個不停地向上爬。好在這個舊名古州的城牆,久已失修,缺口較多,所以攻擊不到一個鐘頭,便有幾個戰士爬上去了。接著,一連連長楊光同志也爬上了城牆,他使勁地揮動著紅旗。在紅旗的鼓舞招引下,各處攻城部隊發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殺聲,許多部隊登上了城牆。登上城牆的部隊即在城牆上攻擊敵人,敵人也企圖消滅我登城部隊,雙方在城牆上進行肉搏戰。敵人本來就士氣不高,此時我軍又攻上了城牆,因而敵人軍心更亂了。在城牆上肉搏了10多分鐘,敵人便紛紛潰退。我軍攻擊部隊大部登城,又下城開了城門,主力大隊蜂擁而入,並很快就肅清了城內殘敵。至此,我軍完全攻佔了榕江。時間是下午6時20分。這一戰鬥,敵人(包括主力部隊和警察)傷亡慘重,約500人被殲滅。我軍也傷亡約300人,而首先登城的楊光連長,在城上和敵人肉搏中也英勇犧牲了!特務連長李天祐同志以及一些幹部在攻城的時候,身先士卒,指揮攻城,也負傷了。   
  攻城時,不只戰士、軍官們英勇善戰,而農民群眾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農民,包括漢族和兄弟民族,由於他們飽受封建軍閥、地主的壓迫,生活太苦了。聽到紅軍的宣傳,又看到紅軍戰士將自己僅有的衣服脫下來送給他們,態度和氣,紀律很好,知道紅軍是他們自己的隊伍,窮人是愛窮人的,他們多麼高興啊!因而當我軍發起攻擊時,許多群眾,不論男女,甚至背著小孩的婦女也紛紛幫助紅軍送飯、送水,幫助抬擔架,埋屍體。從這裡可以看出,我軍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歸功於基層群眾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時,細雨初停,煙霧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紅的太陽,這象徵著榕江的廣大勞苦人民,開始撥開烏雲見青天。就在這時,軍政治部召集紀念紅色「五一」節的群眾大會開始了。到會的群眾約有一萬人。在大會上宣傳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意義,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中國工農紅軍是打土豪,主張公平買賣、維持城市秩序的。同時,將沒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糧食等物分發給貧苦人民。群眾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隊。所以當分發財物的時候,開始有些人還不敢要,經過一再解釋說服,他們才把東西拿回去。他們伸著大拇指說:「紅軍真是『干人』(即窮人)的隊伍。」   
  大會到下午1時結束,有些群眾還戀戀不捨,後來看到部隊整隊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戰鬥勝利,對部隊情緒鼓舞甚大。全軍在榕江駐了3天,進行休息整頓,補充了數十名新戰士,籌得幾萬元的款,並在戰鬥中繳獲了幾尊大炮,600多支步槍,十多萬發子彈,還有一部無線電台以及其他軍用品。這次勝利解決了許多困難,又獲得了戰鬥的鍛煉。大家懂得,戰鬥只要決心正確,不怕犧牲,堅決奮鬥,誰能夠堅持到最後,誰就能夠取得勝利。   
  這時,貴州軍閥王家烈因榕江被我軍攻下,派軍回援。由於我軍這次行動的目的是在廣西、貴州邊境打游擊,發動群眾,擴大政治影響,而現在部隊的輜重多了,傷病員也有200多名,隊伍笨重了,長駐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決定:回師右江。主力部隊以戰鬥的姿態沿河北岸行進,少部沿河南岸行進,傷員和輜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東,順流而下,水陸並進,走了5天便到達廣西邊境的福祿鎮。獲悉敵人4個主力團從北邊追來,我軍為了避免背水作戰,連夜渡河。次日拂曉,敵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興歎,隔河鳴槍「歡送」我們。      
難忘的日日夜夜 歐陽山 
  記張雲逸同志在南雄北山   
  1934年6月間,正當全國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得異常激烈的時候,中央決定張雲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隨同醫生。   
  張雲逸同志在紅軍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黨派他到廣西與鄧小平同志等一起,領導了著名的百色起義,創建了紅七軍,他已到不惑之年,個頭不高但很結實,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張從容而又愉快的笑臉使人感到格外親切。我們這支隊伍共300多人,編成一個西征支隊,張雲逸同志任司令員。就在我們行至贛南一個大山谷隱蔽休息時,突然遭到數倍於我之敵的包圍。激戰4個多小時,支隊突出重圍。張雲逸同志因連續急行軍和緊張戰鬥,終於病倒了。上級指示把張雲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養病,一同留下的還有其他傷病員,加上警衛員、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條短槍。   
  南雄西北山,地圖上叫大庾嶺,位於廣東南雄西北部,扼南粵與湘贛之要衝,地形複雜險峻,為古今兵家所必爭。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滿坡,野獸成群出沒;山外,廣東軍閥陳濟棠部隊層層封鎖,頻繁地進行搜山。當時,我們每個人除了一身破單衣,其餘的糧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圍中丟光了,困難是可以想像的。張雲逸同志由重感冒並發大葉性肺炎,體溫上升到40度以上,時常昏迷,病情嚴重,我和警衛員小張緊緊地守護著他。張雲逸同志病成這樣,作為隨同醫生的我,苦於沒有藥品,焦急萬分,有時禁不住籟籟落淚。然而,張雲逸同志卻是那樣安詳自若,他安慰我們說:「我的病不要緊,慢慢會好的,不必著急。」歇了歇又鼓勵我們說:「『天無絕人之路』嘛!俗話說,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們多多想辦法,再大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為了治好他的病,我發動大家獻單方,採草藥。這些土方草藥還真靈,張雲逸同志的燒終於退下去了,病情漸漸好轉,同志們都為此而慶幸。進山初期,由於沒有跟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取得聯繫,我們沒有糧食吃。張雲逸同志親自領著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別說油,連鹽也沒一粒,又苦又澀。張雲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來,邊吃邊打趣地說:「大庾嶺是個大聚寶盆,吃的東西可不少。」他將碗一舉說:「你們說,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爺對我們的優待呀!」逗得同志們一陣開懷大笑,野菜不知不覺下了肚。過了一些天,地方黨得知張雲逸同志在南雄北山養病的消息後,派游擊隊帶著菜、米、油、鹽上山,對我們的生活與安全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為了防止敵人搜山時發現目標,張雲逸同志叮嚀我們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樹底下露宿;每天的飯,乘早晨大霧瀰漫時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轉移一次。首長體弱,我看到他和年輕人一樣風餐露宿、日曬雨淋,心裡委實過意不去,於是背著他搭了一個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後趕忙制止,嚴肅地對我說:「我和同志們患難與共,你不要讓我搞特殊!」於是這個小草棚就只好當作臨時的簡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轉移,他還在發高燒,警衛員和挑夫要背他,他說啥也不肯,執著而懇切地說,「你們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傷員吧。」說著便柱起竹棍,邁開了不太穩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張雲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來再走,堅持不給同志們添負擔。   
  張雲逸同志大病過後很消瘦,眼珠凹陷,顯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為他買到一斤多白糖,他這個一勺,那個一勺都分了。只給自己留下一點兒,沖上一杯開水,我以為他該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輕輕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並作兩步地給老炊事員送去。為了給張雲逸同志補補身體,游擊隊的同志費了幾番周折,特意弄來一隻雞,香噴噴的雞湯送到他面前,他接過來往大鍋裡一倒,一邊用筷子攪動,一邊喊:「來,咱們有福同享吧!」這時一個同志急了,指著他顴骨突出的面龐,略帶埋怨的口氣說:「您老這樣,我們可有意見啊!」張雲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門大聲地說:「看,比你們不差!像我這樣的身體,閻王爺是不會要的,哈哈!」幾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   
  每到一個新的宿營地,張雲逸同志顧不上自己休息,總是首先逐個查問重病號的情況。為了讓炊事員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燒火,就是煮飯、炒菜。同志們親切地稱呼他「老炊頭軍」。本來,我是他的保健醫生,他卻叫我多去照顧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給一個傷員洗傷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員老何突然使勁拽我,我猛一抬頭,只見敵人只離我們十幾米了。一個傢伙大聲喊叫:「有共軍!抓活的!」遠近的敵人也都叫了起來,看樣子大概有一個連的兵力。我們一個箭步跳下懸崖,不顧一切地穿過幾十米寬的沼澤地,朝對面山背跑去,引開了敵人,敵人東跳西竄也沒有搜到我們,亂放了一陣槍,悻悻地溜了。天黑後,我們摸回來。張雲逸同志上前一把將我抱在懷裡,問長問短。同志們也高興得在旁邊你一言我一語:「這半天,首長坐立不安,飯也吃不下!」「敵人一走,他就派人尋找你們去了……」是啊,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張雲逸同志是那樣鎮定泰然,但我們遇到一點情況,他卻那樣緊張著急。望著首長慈祥的面孔,我激動得好久說不出話來。   
  張雲逸同志是廣東海南島人,方言口音較重,但能聽懂。他說話時常習慣地摸摸鬍鬚,做各種引人注目的手勢。他幾乎每晚都給我們講革命故事,大家簇擁著他靜靜地聽。銀白色的月光灑滿樹梢,落在身上。。張雲逸同志用大芭蕉葉啪嗒啪嗒地驅趕著蚊子,講到第三次反圍剿中,紅七軍和兄弟部隊遵循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回師千里,5天打3仗,三戰三捷,活捉敵師長的生動情景時,津津有味,喜形於色。   
  10月,中央紅軍向西南轉移的風聲傳到山上來,一向笑呵呵的張雲逸同志變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們怎麼辦」的問題。張雲逸同志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講革命必然戰勝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讓位於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來教育我們。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揮說:「革命就像大海行船一樣,不會是一帆風順,總會有挫折,但這是暫時的。蔣介石一定被打敗,革命勝利的目標一定能達到!」聽了他富於哲理的分析,望著他堅定的神態,同志們有了主心骨,覺得光明就在前頭。他還提出:「如果我們回不了部隊,就和游擊隊聯合組成粵北縱隊,就地堅持武裝鬥爭,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這個計劃,由於後來中央指示我們歸隊,才沒有實現。   
  張雲逸同志對游擊隊十分關心,游擊隊的同志們也非常敬愛這位樸實和藹的領導同志。游擊隊的楊政委是個農民出身的硬漢,積極而熱情,就是方法比較簡單。一次晚上行動,一個傷員因負傷掉隊,被他責備得哭了。張雲逸同志知道後,馬上找楊政委談心。他說:「作為領導,處理問題,批評下級,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合情合理。我們游擊隊和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和國民黨軍隊有本質區別。指揮員要關心戰鬥員,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還說:「政治工作很重要,宣傳教育平時就要多做、做好。激發了人的覺悟,軍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辦了。」從此以後,老楊經常與群眾打成一片,找同志們談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張雲逸同志的關懷和教育下,游擊隊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組織紀律性都有很大進步。   
  我們從7月進入南雄北山,到11月歸隊,共在這裡度過了130多個艱苦的日日夜夜。雖然已經過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樣令人難忘。      
閩浙贛、閩東遊擊隊下山改編側記 孫克驥 
  一   
  1937年8月、9月間,我在中共南方工委黨訓班學習。   
  先是1936年冬,閩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設法同活動在閩東的葉飛紅軍游擊隊溝通關係。於是,1936年冬天,閩中特委委員俞長樾委託福州大眾社進行此事。經派大眾社成員胡伯香攜帶《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閩東遊擊區,胡伯香找到閩東紅軍游擊隊部隊,但以後就不見回來。事後,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懷疑,王助輕率地把他殺掉了。這件事也就暫時擱置起來。正在這個時候,1937年春節之後,閩中特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書記王於潔,委員王孝敏、潘濤、陳炳奎、俞長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國民黨殺害,福州大眾社成員也有數人被捕。雖然在西安事變之後,福州仍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之中。6月間,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關係的同志是負責人之一老孔(以後知道他名叫薛尚實)。我向組織口頭報告了特委遭破壞和找閩東紅軍游擊隊的詳細情況,同時又寫了詳細的書面報告。薛尚實安排我住下來,以後與我經常接關係的有蒲特(即解放後在廣東省委工作的饒彰鳳)、姚鐸和石昂(現名賴石昂)。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一天,薛尚實同我碰頭,他告訴我:「組織決定你先到黨訓班學習,以後再安排你的工作。」8月間,我到黨訓班學習。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後果。   
  黨訓班設在香港九龍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區的一家四層樓上,同學約有十數人,有幾位是海南島人,據說是從廣州監獄釋放出來的。課程有黨的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職工運動、農民運動、游擊戰術。薛尚實講的是職工運動,王集成同志講的是游擊戰術,這是以後到新四軍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員的名字,他們不說,我們也不問。同學中互相間從不談姓名和過去的經歷。9月間,學習結束。同學陸續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實來,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說:   
  「你準備同我到一個地方看一位領導同志。」   
  我穿好衣服,準備跟他走。   
  薛打量著我說:「有沒有好一點的衣服?」   
  我說:「除了兩套換洗衣服之外,身無長物。」   
  「那就算了,不過,皮鞋該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確,我這雙舊皮鞋至少有幾個月沒有上過油了。我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走了幾步,朝薛尚實說:「就是這副尊容了,實在沒有辦法!」   
  「就這樣罷!」說著,我跟薛到九龍油麻地彌敦道的一家豪華的旅館。我看看門面,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像樣一點的用意。我們走進一間陳設很講究的房間,沙發上正坐著一位約莫50多歲的老人,看到我們來了,趕忙站起來握手、招呼。這人個子很矮,穿著一套乳白色的西裝,敞著領口,沒有打領帶,裝束隨便得很。   
  「這就是小孫,福建人。」   
  這位老人慈祥地望著我,和藹地笑著自我介紹說:「我叫老張。」   
  接著,他問我是福建那裡人,家庭情況,什麼時候參加黨組織?開始時我有點拘束。這時,他叫來了咖啡、茶點,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懇切。我一一回答了他問的問題。   
  他凝思了會兒,又問我:   
  「你談談你們去找葉飛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實,又把派人找葉飛的事詳細地講了一遍。接著說:「我已向南委作過詳細的報告。」   
  薛尚實點了點頭。我又講了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部隊繼續在福建「圍剿」閩東、閩北紅軍游擊隊的情況。閩北的黃立貴就是這一年春天犧牲的。   
  老張笑了笑說:「這是國民黨的手法,他們一方面否認福建還有紅軍游擊隊存在,一方面又瘋狂『圍剿』,想盡可能消滅他們。」   
  隨後,又問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況。接著他又談到他在「福建事變」時,曾到過福州和十九路軍打過交道。   
  這次會見在非常輕鬆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我們告別了。我私下忖度,老張無疑是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這樣老的高級領導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過。這次見面之後,可能要我去執行一件新的任務,內心極為興奮。我私下問薛尚實。薛神秘地笑了笑,說:「你以後會明白的。」   
  過了幾天,薛又來找我。帶我到九龍油麻地另一家旅館裡第2次見到老張。這次,是開門見山地交待我的任務了。   
  原來,老張就是八路軍的副參謀長張雲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國民黨商談福建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我的任務是送文件到閩東遊擊區找葉飛。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隨後就來。要我給他留下一個可靠的通訊處,他到福州後好通告我去同他見面。最後,張雲逸問我對執行這一任務有什麼意見,還有什麼困難。   
  我表示:「黨給我的任務,一定堅決執行,我在福州等你。」又問「我何時動身合適?」   
  「回閩的一切技術問題由老孔安排,動身的時間由老孔通知你。我們在福州再見。」   
  第2次會見就這樣結束了。同薛尚實分手後,心緒極不平靜。我沒有立即回到黨訓班住地,順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濱漫步。海面碧空無際,沙鷗點點,涼風吹來,略有秋意。相傳這裡就是南宋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日丙)跳海殉國的地方,後人為了紀念,便把此地稱為宋皇台。這是700年前中華民族的一出悲劇。現在,日寇已深入華北,上海戰端已開,廣州也頻遭空襲,神聖的抗日戰爭已經全面開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抗日戰爭的前途無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劇是永遠不會再重複了!我在沙灘上來回徜徉,直到晚霞滿天,才回到住處。   
  過了幾天,薛尚實來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這是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後熟記其中各要點,特別是第三點武裝問題,鑒於閩南何鳴、吳金事件的沉痛教訓,在同國民黨的和平談判過程中,「一定要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嚴防對方瓦解與消滅我們的陰謀詭計與包圍襲擊。」概括成一句話,就是「獨立自主靠山扎」。同時,又給我一份同樣內容的用航空信紙以極小的字體抄寫的文件,他告訴我:「內容是一樣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蘇區後,交給負責同志。」   
  隨後又約好通訊密碼。是用香港報紙中一篇文章做亂碼,不進位加電報明碼編成密碼,然後以密寫寄出。他又給我一個香港信箱的號碼。   
  我於1937年10月間回到福州。   
  二   
  我在福州等了半個月,接到張雲逸的信,約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館見面。旅館座落在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機關附近,福州鬧市區中的一條小巷裡面。我見到與張雲逸同來的一位廣東口音的青年人,全國解放後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機部副部長。   
  張雲逸告訴我:「他已同陳儀見了面,但是國民黨方面一口否認閩東有葉飛部隊存在。現在約定:雙方各派一人同去找葉飛,決定由我同國民黨方面的人員共同前往。國民黨方面出面與他商談的是建設廳長林知淵。問我對執行這一任務有沒有困難。我表示服從黨的決定。他又問:   
  「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嗎?」   
  我說「按照南委的指示,蠟封秘藏在一塊肥皂裡。」   
  「很好。你放心,現在國共合作,他們不會怎樣為難你的。文件在必要時應銷毀。你今天來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開了,你應當把福州的一切社會關係切斷,住到旅館裡同國民黨打交道。」   
  「林知淵是個老滑頭,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兩手準備,萬一林知淵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約,你應立即設法到閩北去找黃道,閩北同國民黨已開始談判,送給葉飛的文件,可請閩北方面迅速轉送。」   
  張雲逸匆匆離開福州,臨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館裡吃了一頓飯。   
  我遵命搬到閩江邊的一家小旅館裡,並如期應約到另一家旅館找國民黨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約三十歲上下,矮個子,圓扁臉,大眼睛,態度十分傲慢。我不準備同他多談,便開門見山提出啟程的日期。到了約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詢問帳房,說是此人已於日前他去。我知道發生枝節,便發函質問林知淵。林知淵約見我,一見面就多方解釋,並要我代向張雲逸表示歉意。並說,指派的人是保安處的,他對保安處也無能為力。交涉毫無結果。   
  事態已成僵局。我知道這又是國民黨在搞什麼陰謀,留在福州無濟於事。只有按張雲逸的指示,去閩北找黃道,並將詳情及今後行止報告了南委。   
  這時閩北正在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紅軍游擊隊已改名為抗日義勇軍,部隊正在從各地分別向江西鉛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長澗源,找到閩浙贛邊區黨委的財務科長王忠華,而後,由王忠華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將文件交給黃道和曾鏡冰,並要求他們盡速派交通送給葉飛。   
  稍事休息數日,我本應返南委覆命。黃道和曾鏡冰一再同我談,現在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你回香港去做什麼,不如留在閩漸贛工作。我想也是,但總覺得對南委應該有個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總不是好辦法。黃道說:   
  「對,這好辦,中央秘書長塗振農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個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閩浙贛工作。   
  三   
  1938年1月間,在江西鉛山石塘見到葉飛。這時,閩東已經同國民黨談判。我黨又派顧玉良到閩東。這次葉飛和顧玉良去南昌,就是為了向軍部匯報談判和下山的情況。   
  我向葉飛談到張雲逸在福州談判以後國民黨百般刁難的經過,葉飛說:「我們打了幾個勝仗,他們才不得不和我們談判。」他又笑著顯了顯身上穿的一套毛料軍服說:「這就是國民黨保安旅旅長的,一次戰鬥的戰利品。」我說:「你就是穿了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葉飛說:「不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這套衣服出席國民黨的宴會。」我說:「國民黨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葉飛說:「有苦難言,心照不宣而已!」葉飛去南昌不久,又經石塘回閩東去了。   
  2月間,黃道同志也自南昌回來,在石塘召開了邊區黨委擴大會,傳達了東南分局和新四軍軍分會的指示。這時,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決定閩浙贛和閩東兩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閩漸贛的部隊改編為五團,閩東的部隊改編為六團,改編就緒,即將開赴江南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閩浙贛邊委也改組為閩漸贛特委。在老區成立留守處;福州成立新四軍辦事處,由王助任辦事處主任。   
  1938年春節前,張雲逸由南昌到石塘籌建新四軍第三支隊機構。張雲逸任新四軍參謀長兼任三支隊司令,參謀長趙凌波,政治部主任胡榮(到浙江開化才到差)。並抽調一批幹部到司政機關工作,我被調到支隊政治部任宣傳教育科科長。五團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紹銘,參謀長桂逢洲,主任劉文學;六團團長葉飛,副團長阮英平,參謀長黃元慶。六團的政治處主任暫缺,以後到皖南才分別由張友來、劉松青先後擔任的。   
  張雲逸在石塘籌建完畢,決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務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國民黨商談在福州成立新四軍辦事處,二是瞭解閩東部隊改編情況。2月中旬,張雲逸和秘書王白如(即徐平羽)、新華社記者馬駿,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人,從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霽、杉嶺上白雪皚皚,松林做生,竹叢青翠。過溫林關,到福建崇安地界,氣候轉暖,一山之隔,氣候差別竟如此之大。經崇安縣城順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閩江到古田縣的谷口鎮,在鎮上江邊的一家鄉間客店中休息。江岸幾樹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鴨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兩校,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詩句。此時南京已陷入敵手,半個中國迷漫在烽煙之中,此間竟然謐靜如許,國破猶覺河山美,留連景色,久久不能離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車,隨張雲逸抵古田縣城。張雲逸往訪古田縣長,得悉六團已由葉飛率領,於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當晚,古田縣長設宴款待張雲逸,駐軍保安旅旅長某也在座。我暗想,這大概就是葉飛身上那套軍服的主人吧。席間,古田縣長談論到六團集中出發的情況,狂妄下斷語說:「我看葉飛的部隊,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張雲逸笑著回答說:「不見得,這是一支有政治覺悟的部隊,不要看他們大多數是大老粗。退一步說,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興的嗎?」   
  縣長大人碰了軟個釘子,搭訕著「顧左右而言他」,轉向那位旅長敬酒,著實地把他恭維了一番。那位旅長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噓起與蔣介石的師生關係來。   
  張雲逸似乎有點不耐煩了,便故意問:「蔣委員長近來好嗎?我和他已多年不見了!」旅長愣了一下。「我同蔣委員長還是民國初年在許崇智的幕中共過事,幾十年不見了,」張雲逸幾乎是故意在擺「老資格」了。   
  張雲逸在舊軍隊的地位很高,這位旅長畢竟資歷淺,見識差,有眼不識泰山,只好調轉話題,向張老前輩敬酒。   
  晚間,回到旅館。馬駿說:「今天是『舌戰眾儒』」,有誰搭腔:「不是,是舌戰群丑。」   
  第3天又回到谷口,張雲逸準備同王助去福州同國民黨商談組建新四軍福州辦事處,命我先送一封信給葉飛。於是,我沿葉飛部隊開進的路線,一路趕去,到浙江常山縣的球川鎮才找到部隊。六團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鎮休整。我將信交給葉飛,傳達了張老的口頭囑咐,沿途千萬要警惕國民黨的陰謀。   
  大約是2月下旬,部隊開進到浙江開化的華埠鎮。五團、六團在道裡匯合。在華埠成立了三支隊司政機關。當時部隊的裝備很差,五團的步槍都配不齊,有相當一部分戰士扛的是梭標,子彈更少。但是,部隊士氣很高,紀律嚴明,給群眾留下良好的印象。連一向敵視我們的地主階級人物也不得不滿口稱讚。華埠的鎮長就說:「你們部隊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可謂王者之師;不過你們的裝備行嗎?抗戰以來,多少裝備精良的部隊都被日本人打得丟盔棄甲,你們靠梭標能打日本人嗎?」抱有這樣觀點的人不止華埠鎮的鎮長。有不少基本群眾也為我們擔心,他們的擔心是出於善意的。但是,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只看到武器裝備,沒有看到這是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部隊,沒有看到這支部隊是人民的軍隊,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廣大的人民之間紮下深根,茁壯成長。   
  3月間,支隊率五、六兩團由開化翻過馬金嶺,到安徽的歙縣巖寺,同一、二支隊匯合。軍部駐巖寺,支隊率五團駐西溪南、六團駐磚橋。在這裡,軍部決定成立先遣支隊,從六個團各抽出一些部隊,由二支隊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進到江南敵後,首捷韋崗,開闢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據地。5月,六團率一、二營挺進江南敵後。8月間,支隊率五團和六團三營接替國民黨一四四師紅楊樹到青弋江一帶防務,武漢失守之後,又轉移到南陵、繁昌、銅陵一帶開展游擊戰。      
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和發展(節選 
  一、江北抗日根據地的開闢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後,隨即渡過長江,沿津浦鐵路北犯,與華北南下日軍會攻徐州。另兩路日軍沿揚州、蕪湖北犯。中國第五戰區第十一集團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與日軍激戰。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在這前後,淮南地區的蚌埠、滁縣、九龍崗、舒城、合肥、壽縣、巢縣、和縣、含山、江浦、六合、儀征等地相繼淪陷,第十一集團軍、二十一集團軍相繼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處在日軍鐵蹄下的淮南地區人民飽嘗淪亡之苦,紛紛揭竿而起,抗擊日寇,保衛家鄉。同年6月,日軍沿江淮孔道從浦(口)信(陽)、安(慶)合(肥)公路,穿越大別山麓西攻武漢,第五戰區主力撤往平漢鐵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敵後大別山區堅持,改番號為鄂豫皖游擊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月至8月,舒城、六安相繼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駐安慶),由六安再遷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將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全軍共10,300餘人。鄂豫皖紅二十八軍和桐柏山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林維先任參謀長,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東進時由戴季英接任),吳先元任經理部主任,全支隊3100餘人。日軍攻陷南京,繼續北犯,會攻徐州,江北戰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項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同年12月29日,周恩來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臨時聯席會議,聽取傅秋濤、高敬亭、張青萍分別匯報紅軍長征後,留在湘贛、鄂豫皖、鄂豫邊的紅軍堅持游擊戰爭和黨組織的情況,認為這些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在極艱苦條件下英勇奮鬥,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其後,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就鄂豫皖紅軍改編、東進抗戰、開闢根據地等進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月,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鄂豫皖紅軍以一部參加新四軍整編,餘部仍在鄂豫皖邊界力求發展,以擴大和發展中州游擊運動。同月,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在武漢向高敬亭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發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隊從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河南省確山縣竹溝東進抗日,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日游擊戰爭。1938年2月1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聯席會議,鑒於日軍以突破黃河、奪取武漢為新戰略中心,會議決定在長江、黃河間設立一個軍區。還決定武漢不守時,從長江局轉移一部分幹部到新四軍第四支隊,建立長江、黃河間的領導機構。2月,葉劍英、羅炳輝分別赴七里坪、信陽縣邢集,動員紅二十八軍和桐柏山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東進抗日。   
  1938年3月,攻佔蚌埠的日軍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軍第四支隊從平漢鐵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發,東進到以合肥為中心的淮南鐵路兩側地區,在第五戰區戰鬥序列內,參加津浦、平漢戰區抗戰,在徐州會戰中,奉命擔負開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擊戰爭,第四支隊司令部駐舒城西南山區西港沖。5月12日,第四支隊一部在巢縣蔣家河口伏擊日軍,新四軍首戰告捷。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5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致長江局,要求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領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浦信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的工作,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游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基幹游擊隊與游擊區,使高敬亭支隊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在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內,即應建立一個能獨立領導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務為,發動游擊戰爭。江蘇省委即應派一些得力幹部去。6月,日軍重兵集結合肥,西犯武漢,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東線參加保衛武漢戰役,經連續作戰,殲西犯之日軍近千名,炸毀日軍汽車百餘輛,收復淮南鐵路兩側地區廣大國土,並於同年冬攻克廬江、無為兩座縣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後為鄂豫皖區黨委、皖東工委)的配合下,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江北敵後「初步開創了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同年7月,以第四支隊第八團為基礎成立第五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郭述申任政治委員,周駿鳴任副司令員,趙啟民任參謀長,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夏、秋在以張雲逸為書記的江北指揮部前委的領導下,經過兩個多月的連續作戰和發動群眾,第四支隊開闢了以定遠東南藕塘為中心的皖東津浦路西抗日游擊根據地;第五支隊開闢了以來安縣東北半塔集為中心的皖東津浦路東抗日游擊根據地。江北遊擊縱隊仍堅持巢縣、無為地區的抗戰,一部進至和縣、含山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活動。同年11月,新四軍江南指揮員陳毅、副指揮粟裕組織蘇皖支隊北渡長江,向儀征、揚州、天長、六合地區挺進,與第五支隊羅炳輝部會師,開闢該區抗日根據地。至此,皖東抗日根據地初具規模。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偕徐海東率中原局機關進入皖東敵後,與駐定遠藕塘附近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會合。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2月,劉少奇連續召開中原局會議,貫徹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關於「發展華中」的方針,並直接指揮皖東鬥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中原局、劉少奇和江北指揮部指揮下,皖東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粉碎了日軍4000餘人對皖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大「掃蕩」並在江北遊擊縱隊以及前來增援的蘇皖支隊、蘇北挺進縱隊和李先念部豫鄂挺進縱隊配合下,擊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進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第四、第五支隊司令部的國民黨軍李品仙、韓德勤部,勝利保衛了皖東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指出: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1940年3月21,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發動群眾擊退反共勢力進攻,鞏固皖東抗日根據地的指示,致胡服及江北新四軍負責同志並告項英及朱、彭,中共中央指出:「你們的決心及佈置,均是正確的,望堅決執行。在這種堅決方針之下,發動新四軍全部官兵的積極性,發動鳳陽、定遠、合肥、無為、含山、全椒、和縣、滁縣、嘉山、來安、盯眙、天長、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縣數百萬民眾的積極性,肅清反共勢力,建立民主政權,爭取中間勢力,爭取一切進步的及中間的國民黨,並極力講究作戰方法,就能各個擊破反共勢力的進攻,並在這種艱苦鬥爭中鞏固這個戰略上極端重要的抗日根據地。在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期,反共派的進攻是沒有人民援助的,你們的自衛戰爭是能夠勝利的。八路軍正設法援助你們,但你們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獨立自主與艱苦奮鬥的精神戰勝一切進攻者。」中共中央急令華北八路軍黃克誠部增援華中新四軍。皖東新四軍經一個多月的苦戰,終於將李品仙、韓德勤部擊退,取得定遠自衛戰和半塔保衛戰的重大勝利,為建立皖東抗日民主政權創造了條件。6月下旬到7月上旬,我軍又平息了國民黨頑固派策動的津浦路東來安縣屯倉、天長縣大通等地反動地主暴亂,擊退從淮(安)寶(應)間來犯的韓德勤軍。8月,羅炳輝、張勁夫等率新四軍第五支隊、第四支隊第七團開闢淮寶抗日根據地,並與南下馳援皖東的八路軍黃克誠部會師,打通了皖東、皖東北和蘇北的聯繫。   
  在反「掃蕩」、反磨擦鬥爭取得勝利之後,中原局不失時機地指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委任皖東各縣縣長,將鄂豫皖區黨委從大別山撤到皖東的千餘名幹部派到各縣,建立各級抗日民主政權。在劉少奇直接領導下,定遠縣抗日民主政府於1940年3月17日在定遠城成立,魏文伯任縣長。接著,鳳陽、滁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組成定鳳滁三縣聯防辦事處,魏文伯兼主任。在這前後,嘉山、來安、盯眙、天長、高郵、寶應、儀征、六合、淮寶、合肥、和縣、含山、巢縣、無為等縣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1940年4月18日,津浦路東各縣聯防委員會辦事處成立,賀希明、鄧子恢、方毅先後任主任。同年8月1日,津浦路西各縣聯防委員會辦事處成立,黃巖、童漢璋先後任主任,魏文伯為副主任。津浦路東、路西抗日根據地政令所及人口達200萬。皖東抗日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開創了淮南地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面。從此,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雛形便在皖東津浦路東、路西形成。   
  1941年1月13日至18日,津浦路東召開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到會議員131名,內有開明士紳50名。會上,鄧子恢作《抗日民主政府一年來施政工作總結報告》,鄧子恢繼續當選為津浦路東各縣聯防辦事處主任,方毅為副主任;鄧子恢當選為參議長,愛國人士朱雨江、趙堅為副參議長。2月,頒布《津浦路東各縣聯防辦事處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同年9月18日,津浦路西召開第一屆第二次臨時參議會,選舉童漢璋為津浦路西各縣聯防辦事處主任,魏文伯為副主任;選舉魏文伯為路西參議會參議長,愛國人士劉子谷為副參議長。   
  皖東抗日根據地是在對日偽頑三角鬥爭中建立起來的,不單要同日偽軍不斷戰鬥,而且還要同頑固派不斷地進行自衛鬥爭。1940年4月至8月,來犯的韓德勤部第八十九軍主力被我軍擊退到運河以東,此後,津浦路東地區的新四軍部隊主要是同日偽軍作戰;路西地區則一直處於同日偽頑尖銳的三角鬥爭之中,這是淮南敵後抗戰的主要特點。   
  二、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根據皖南事變以後的鬥爭形勢,將華中抗日根據地劃分為7個戰略區,建立中共鹽阜、淮海、淮北、路東、路西、蘇中、蘇南等7個區黨委和舒(城)無(為)桐(城)廬(江)特委。皖東抗日根據地的路東、路西區黨委和舒無桐廬特委統歸皖東黨政軍委員會領導,書記鄭位三。路東區黨委以劉順元、方毅為書記,管轄來安、嘉山、天長、盯眙、儀征、六合、高郵等7個縣委;路西區黨委黃巖為書記,管轄定遠、滁縣、全椒、鳳陽、合肥、壽縣、定東南、含(山)和(縣)等8個縣委;舒無桐廬特委書記何偉、李步新。皖南事變以後,在皖東的江北指揮部所屬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副軍長張雲逸兼師長、羅炳輝任副師長、鄭位三任政治委員。轄第四、五、六旅(分別由四、五支隊和江北遊擊縱隊改編)及津浦路東聯防司令部(獨立旅)、津浦路西聯防司令部。   
  1941年春,新四軍第二師在津浦路西粉碎了日偽「掃蕩」及頑固派軍隊的進攻,鞏固了路西根據地以後,主力遂轉向天(長)儀(征)揚(州)地區開展破襲戰,經金牛山等戰鬥,殲日偽軍800餘人,粉碎了敵軍對路東根據地的進犯。路東軍民繼1940年9月粉碎日偽軍10000餘人的大「掃蕩」後,1941年5月又粉碎了日偽軍5000餘人的「掃蕩」,鞏固了路東根據地。   
  1942年,是淮南抗日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由於日軍頻繁而殘酷的「掃蕩」、「蠶食」,李品仙部的進攻,加上嚴重的乾旱,給淮南軍民造成嚴重的困難。   
  為了戰勝困難,淮南軍民堅決擊退日偽軍進攻,保衛敵後抗日根據地。1942年1月至3月,新四軍第二師擊退日軍2000餘人對津浦路西地區的「掃蕩」。10月,李品仙部第171師進犯藕塘;11月,日偽軍10000餘人大舉「掃蕩」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據地,其中,由明光、滁縣、定遠等據點出動的日偽軍3000餘人向定遠地區「掃蕩」,均被津浦路西軍民粉碎。1943年6月,津浦路東我軍在東南邊區發起反「蠶食」、反偽化的鬥爭,攻克儀征縣謝家集據點,收復儀征、江都縣20多個鄉,成立甘泉縣,打通二師淮南抗日根據地和一師蘇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繫。8月,二師主力一部,擊退進犯六合縣解放區的日軍,取得桂子山戰鬥勝利。   
  為了戰勝困難,淮南抗日根據地厲行精兵簡政,緊縮機關,充實基層。新四軍第二師主力縮編,加強地方武裝,津浦路東8縣合併為4個辦事處(縣)。1943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華中局指示,淮南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撤銷路東、路西區黨委,組建淮南區黨委,譚震林任書記,劉順元任副書記,轄津浦路東、路西兩地委。趙啟民、陳光先後任路東地委書記,李世農任副書記;譚希林、黃巖先後任路西地委書記,譚光廷任副書記。成立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轄津浦路東、路西兩專員公署,汪道涵、鄭抱真分別任專員。周元斌、李竹平分別任副專員。新四軍第二師師長羅炳輝兼淮南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為政治委員,轄路東、路西兩軍分區。   
  為了戰勝嚴重困難,淮南軍民掀起大生產運動,戰勝自然災害和敵人封鎖,改善軍民生活,為反攻作物質上準備。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從蘇北轉移到皖東抗日根據地盯眙縣黃花塘,直接領導皖東鬥爭。   
  1943年,淮南抗日根據地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44年,淮南新四軍轉入局部反攻,至1945年7月,淮南抗日根據地發展到2萬餘平方公里,人口達280萬,新四軍第二師兵力擴大到4.4萬人,並在南京城郊建立上元縣。   
  1945年8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朱德總司令命令在華東的日軍由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同村寧茨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駐地天長地區,就日軍投降事宜,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新四軍軍部發表粟裕為南京特別市市長、方毅為副市長,黃克誠為江蘇省主席,羅炳輝為安徽省主席。新四軍第二師組織南京支隊渡江南下,進抵南京城郊。第二師在戰略反攻中,收復定遠等6座縣城,佔領津浦、淮南鐵路各一段。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屢遭侵略,飽受屈辱。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鬥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新四軍第二師殲敵2萬餘名,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擁有330餘萬人口的解放區,第二師由其前身新四軍第四支隊成立時的3100餘人發展為近5萬人的兵團。這是淮南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浴血奮戰取得的偉大勝利。   
  劉少奇、陳毅、張雲逸、鄧子恢、徐海東、賴傳珠、高敬亭、鄭位三、羅炳輝、譚震林等領導淮南軍民進行了英勇的鬥爭。淮南軍民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作出了重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半塔烈士紀念塔和藕塘新四軍第二師抗敵紀念塔記載著烈士們的英雄業績,永垂不朽!   
  註釋:   
  (1)本文節選自龔意農、楊聯主編的《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16頁。題目和文中小題為原書第2章第一、二節。節選時略有刪節。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籌建前後 葉建忠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紛紛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時刻,國民黨被迫接受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同年10月2日,國共兩黨談判達成協議,將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轉設南昌,下轄4個支隊,8個團,總人數10300餘人,其中,福建的人數佔全軍一半以上。   
  為了在福建開展統戰工作與恢復黨的組織,黨中央決定在福州成立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1938年2月黨中央派參謀長張雲逸同志再次來福州與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談判這一問題。2月9日張雲逸從南昌到達閩浙贛特委所在地江西省鉛山縣石塘鎮。隨同張參謀長來福州的有王助、孫克驥、張的秘書徐平羽(又名王白如、白丁)、新聞記者馬駿以及警衛員、機要員等十幾人。他們一行於2月23日到達福州,24日上午張雲逸偕同王助出見福州記者並發表談話。   
  1938年春節前一天,新四軍第六團(閩東紅軍游擊隊)在屏南縣城接到軍部電報,立即開赴前線。葉飛、阮英平在農曆正月初三把隊伍帶去了。閩東特委工作由範式人負責。葉飛等走後,范又接到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的電報,即到福州見張,張說:他此行的目的要辦兩件事,一是,1937年10月間在漳浦有數百人被國民黨繳械,要追回人和槍。二是,談判成立辦事處。張又說,陳儀不同意成立福建辦事處,只同意成立福州辦事處,人數限制不超過20人。於是範式人便留在福州參加辦事處工作。   
  1938年2月底,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正式成立,地點設在福州市城內安民巷27號(現53號),辦事處人員有新四軍參議、辦事處主任王助(因軍部不能委任將級軍銜,所以用參議名義顯得位高),新四軍上校秘書範式人,副官章水和。1938年八九月後又增加工作人員莊草(現名林楷),看門兼燒飯林書壯,並配備一個警衛班。辦事處人員都穿灰色軍裝,掛「抗敵」臂章,門口後來掛上黃底黑字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的牌子(有的同志回憶當時沒有掛過牌)。   
  辦事處成立後,則致力於恢復和建立福建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號召群眾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組織進步文化人創辦刊物、教唱革命歌曲、義演、募捐、辦美展、辦夜校、支持開辦生活書店、保護抗屬、紅屬,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5月由於日寇進逼福州,辦事處遷往南平。1940年6月辦事處接到省委有關避免遭受國民黨暗算,撤退紅色幹部的通知,決定自動撤銷,因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辦事處籌建到撤銷前後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它的主要歷史作用是:   
  一、執行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積極主動「聯蔣抗日」,推動全民族抗戰。1937年10月中旬黨中央曾派張參謀長和機要員林青第一次到福建找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談判有關釋放政治犯和福建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竟遭到陳儀無理拒絕。11月上旬,在武漢的博古、葉劍英、李克農又派顧玉良隨帶葉挺將軍的介紹信到福建找陳儀談判有關改編問題,陳儀逼於形勢,不得不答應,但又使出調虎離山之計,以圖借日本之刀來消滅共產黨軍隊。我黨為了全民族利益不計既往嫌隙,在閩西、閩北、閩東等聚集4個團5000多人的兵力,組成新四軍4個團,另一個連,開赴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   
  抗日大軍開赴前線以後,黨中央為了團結抗戰,擴大統一戰線,1938年春又派張雲逸、王助等第二次來福州找國民黨省主席陳儀談判,主要辦3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數百人被國民黨繳械,要追回人和槍;二是,談判成立辦事處;三是,要求釋放政治犯。以上三點陳儀基本上都答應了。漳浦數百人與被釋放的政治犯一起由張參謀長帶赴前線參加抗日,後方成立辦事處,辦理有關軍部後勤事宜。這是我黨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黨的政策「聯蔣抗日」的勝利!   
  二、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是對外的辦事機構,對內則代表福州地區黨的組織。福州從1934年黨組織遭到破壞以後,黨員失去了聯繫。辦事處成立後,一方面積極恢復過去在福州和鄰縣失去黨組織關係的同志的聯繫,如張立、江國榮等;一方面培養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如何思賢、王一平、林澗青、鄭震霆、盧懋矩、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時派出黨員幹部分赴各地領導抗日救亡運動,如連江林澗青、梁真等,古田陳必猛(即林聿時)、福清陳金來、永安王一平、沙縣陳振芳。1938年5月間辦事處又提出成立「民先」,團結更多的進步青年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辦事處又通過盧懋矩等同志聯繫進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達夫、樓適夷、黎烈文、楊騷、許欽文等,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如1938年6月,著名愛國人士李公僕來福州,請他作了「喚起民眾,不做亡國奴」的講演。10月。郁達夫、黎烈文、盧懋矩等在於山戚公祠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兩週年大會,號召團結抗日,共赴國難。   
  辦事處還利用合法組織和一切機會開展宣傳教育工作,佔領宣傳陣地,教唱抗敵歌曲,組織歌詠隊,舉辦美展、募捐、義演、辦夜校等等,發展進步勢力,團結各界愛國人士。   
  三、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動員和組織有志之士,獻身革命。辦事處通過各級黨組織,組織進步青年閱讀革命書籍,成立讀書小組、讀書會、辦短期培訓班,引導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辦事處派何思賢、盧懋矩、林白、陳必猛、黃辰禹、鄭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嶼和南港等地,訓練武裝人員,籌集槍支,派林澗青、梁真、林君玖等到連江丹陽溪東鄉以辦農業合作社名義,培訓武裝幹部,準備開展游擊戰爭。   
  四、爭取團結抗戰,反對製造磨擦。抗戰初期,國民黨對南方紅軍游擊隊採取「清剿」政策,妄圖消滅我們軍隊,如1937年7月15日閩粵邊發生的「何鳴事件」,1938年3月閩中發生「泉州事件」,都是國民黨一手製造的。1938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突然襲擊寧德我軍留守處,當場打死我軍警衛排長石頭梯,並打傷多人。留守處被砸爛,40多位留守處人員被押送福州市。辦事處成立前後對國民黨製造的磨擦事件,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終於得到了妥善解決。既揭露了敵人陰謀,又爭取團結抗戰,保持了我黨軍隊的獨立性。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前後 張凱 
  每當我回憶起,自己當年在新四軍中生活、學習、戰鬥的歲月,「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軍歌的戰鬥旋律,便使我這個老戰士的心激動不已。   
  多年來,我有個心願:要將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前後這段歷史再回憶一下。這對於我們記取歷史的教訓,悼念在抗日戰爭英勇獻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懷念原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人劉少奇、張雲逸、鄧子恢、徐海東、羅炳輝、賴傳珠諸同志,進而對展望未來,也許是不無意義的……   
  一   
  1937年7月8日,即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的第2天,我們的黨中央發出通電,號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佈了抗日戰爭的開始。同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敵後,堅持抗日游擊戰爭。而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8省13個地區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軍,則改編為新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江西南昌正式辦公。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實際是政委),張雲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副主任。全軍共編為4個支隊。江南3個支隊,江北1個支隊。   
  1938年3月14日,第四支隊首先集中於皖西霍山縣流波□地區;繼而於4月進抵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地區。3月,軍部亦由南昌遷至巖寺,第一、二、三支隊也於4月在皖南巖寺集結。至此,一支雄壯的抗日鐵流業已出現在大江南北兩岸廣大地區。   
  新四軍軍部在巖寺住了一個短時期,很快轉到皖南涇縣的雲嶺。各支隊經過一段短期整頓,繼續東進。1938年5月,第一支隊挺進江南敵後,到達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地區。同年7月,第二支隊挺進江南敵後江寧、當塗、溧水、高淳地區;第三支隊則進入皖南銅陵、繁昌地區。新四軍的東進,有力地打擊了蘇皖的敵偽軍,鉗制了沿江向華中內地進犯的日寇軍力。深入到淪陷區的各部隊,大大鼓舞了敵後人民的抗日情緒和堅持鬥爭的勝利信心。   
  然而,新四軍取得的每一勝利,卻是十分不容易的。我們不但面對日寇的瘋狂進擊和蔣介石夥同地方頑固勢力的干擾,而且還要同內部王明錯誤路線的影響等思想傾向進行艱韌的鬥爭。當時,我們在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東進方針的過程中,的確是有過一段難忘的曲折過程。遵照黨中央指示,1939年5月和11月,先後成立了新四軍江北和江南兩個指揮部,勢如破竹,打開了大江南北敵後抗戰的大好局面。   
  二   
  當時在江北的第四支隊,下轄七、八兩個團,另屬一個手槍團,一個特務營。全支隊約3000餘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未到職),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維先任參謀長。該支隊根據黨中央「東進」的戰略方針,1938年2月,七團和八團、手槍團分別從湖北省黃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確山竹溝出發,三四月間到達安徽省桐城、廬江、舒城之間蔣沖東西湯池流波□一帶。先後收復了淮南路西的無為、廬江、襄安等城鎮,為繼續向淮南路東地區挺進、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由於四支隊主要領導對黨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敵後的東進方針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團遵照黨中央的方針,繼續東進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區外,其餘部隊在桐城、舒城地區停留時間較長,沒有及時東進。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軍參謀長張雲逸同志到達江北無為地區,瞭解情況,檢查四支隊工作,督促四支隊繼續東進。隨後不久,鄧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區。   
  張雲逸、鄧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後,積極開展與安徽桂系當局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並將廬江、無為地區地方黨領導的一部分游擊隊和人民自衛軍組織起來,編為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由孫仲德任司令員,黃巖任政治委員。張雲逸、鄧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隊的廣大幹部傳達了黨中央關於東進的戰略方針。經過耐心工作,四支隊逐步向淮南地區兩側活動。   
  這時,桂系當局已在大別山區暫時站穩了腳根,在日寇誘降和蔣介石的指示下,公開轉向反共。四支隊廣大指戰員對黨中央的東進指示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面對這種局勢,紛紛要求東進。1939年3月,部隊到達合肥附近地區。   
  三   
  1939年4月底,葉挺軍長親臨江北(隨行者有羅炳輝、賴傳珠等同志)。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於5月4日在廬江東湯池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任命張雲逸同志兼指揮,先後任命羅炳輝、徐海東同志為副指揮,賴傳珠同志為參謀長,鄧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揮部的成立,對扭轉這一地區的抗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問題處理以後,徐海東同志兼任四支隊司令員,轄七、九、十四三個團。徐海東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據地創建人之一,1939年9月受到黨中央委派,到新四軍江北部隊擔任領導工作。由於緊張而艱苦的戰爭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沒有休息和治療條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帶病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特別是他兼任四支隊司令員後,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向我淮南路西地區進犯,徐海東同志於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崗戰鬥中,帶病指揮部隊與敵人激戰3晝夜,斃傷日軍160餘名,並乘勝收復了大片土地。這是我軍在皖東首次反掃蕩中取得的重大勝利,這次勝利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謂新四軍「游而不擊」的反動欺騙宣傳。   
  1939年7月,以四支隊八團為基礎,成立了新四軍第五支隊,下轄八、十、十五3個團,羅炳輝同志為司令員,郭述申同志為政治委員,周駿鳴同志為副司令員,張勁夫同志為政治部主任。從此,五支隊在羅炳輝、郭述申等同志率領下,堅持在淮南津浦路東地區開展抗日游擊鬥爭。   
  羅炳輝同志身高體魁,一口雲南鄉音。他平時總是著裝整齊,裹綁腿,扎腰帶,在腰上掛支左輪手槍,那身影、嗓音、風度,給人一個直觀印象:確是一個標準的軍人。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是我軍一位優秀的指揮員。日寇從津浦路滁縣出發,佔領鐵路東邊的來安縣城,國民黨的舊政權人員不是聞風而逃,就是附敵為逆。為了堅持保衛路東抗日游擊戰爭根據地,擴大我軍的影響,鼓舞路東軍民的抗戰士氣,羅炳輝同志親自部署和指揮,先後3次攻打來安城,第3次兼用火攻,消滅日軍100餘人,偽軍200餘人,粉碎了日偽的「掃蕩」計劃。從此,「羅司令三打來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蘇皖邊區到處流傳,五支隊也威名大振。   
  五支隊剛成立時,部隊沒有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基礎較差,羅炳輝同志就組織領導整訓部隊,從基礎訓練做起,親自做示範,手把手地教,有時還經常出題目考問戰士,他總是講:「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他就是這樣嚴格要求部隊的,同時對待下級或戰士又是十分關懷、體貼。天氣尚未轉寒,他就關照供給部的同志及早為戰士們準備冬衣;部隊有了傷病員,他常常囑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顧好他們的生活,做好一點的東西給傷病員吃,部隊到了宿營地,他親自檢查床鋪和生活安排得怎樣;休息時,就找幹部掰腕子,比臂力,給戰士們講故事。那種平易近人的作風,官兵親密無間的情景,深受廣大幹部戰士的擁護和愛戴。   
  我是1939年秋,從皖南來到江北地區的,當時軍部組織了一個巡視團,共十餘人。由軍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陳再勵為團長,軍部教導總隊教育長馮達飛為副團長。巡視團還帶了一個20多人的服務隊,開展部隊和地方上的宣傳、文藝活動。巡視團的任務,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隊和江北遊擊縱隊,檢查幫助工作。這年冬天,陳再勵、馮達飛兩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則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擔任組織科長。這時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來,總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務隊除外)。從此以後,我就在江北皖中、皖東地區與江北部隊一起活動,再沒有返回皖南。   
  當時的鄂豫皖區黨委,在1939年7月前,曾受到王明錯誤路線的影響,沒有將主要力量放在敵人佔領的地區,放手發動群眾,發展武裝,而是把大批幹部留在大別山國民黨第五路軍部隊所在地,幫助五路軍建立大別山根據地,事實上,為國民黨桂系當了「苦力」。到了1939年7月,接到黨中央指示才進行了轉變,有計劃地把黨領導下的抗日青年和進步人士,分批轉移到新四軍主力活動地區。致使江北的廣大地區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發展,錯過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時機。回憶起來,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由於受到王明的「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發展。這種狀況,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東以後,才完全扭轉過來。   
  四   
  1939年11月初,黨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領導華中敵後軍民進行抗日戰爭。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揮部以後,他為了團結教育幹部,指導進行抗日鬥爭,與幹部戰士親密無間。他走到那裡,就深入到那裡進行調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幹部談工作,談思想,談生活。由於我當時工作在江北指揮部,有幸親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質,親耳聆聽過不少他的教誨。   
  當時,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經濟上進行封鎖,在政治上製造磨擦,限制「異黨」,破壞抗戰。他們妄圖削弱新四軍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們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確貫徹黨中央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獨立自主」的方針,在中原局幹部會議上,多次強調:領導幹部要明確樹立獨立自主地發展人民武裝,依靠群眾創造根據地,堅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敵後發展游擊鬥爭,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說:「我們不但要打日本鬼子,還要堅決地對國民黨頑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當進行鬥爭;如果不在反磨擦鬥爭中取得勝利,敵後就沒有我們的地位,就沒有抗日根據地。」他還意味深長地說:「抗戰光說不行,要有錢,有槍;有了槍,沒有家也不行,還要有個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當時,皖南軍部少數領導人,在王明路線影響下,指責「獨立自主」地發展部隊,自搞武器,自籌抗日經費的正確行動是「人、槍、款主義」,是「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冒險政策」。少奇同志針鋒相對地反駁說:「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權,人民承認它,這是最合法的!」當時,我們聽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講話,覺得茅塞頓開,心明眼亮。這對於江北廣大幹部提高認識,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抵制王明錯誤路線影響,起了決定性作用。   
  1940年2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進犯。少奇同志號召我們,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堅決打退頑固派的進攻,決不讓步!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們一方面採取自衛,一方面做敵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這次反磨擦的勝利。與此同時,蘇北的韓德勤部向我路東地區大舉進攻,妄圖以東、西、南三面圍攻我軍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備部隊,進而消滅我淮南地區的部隊。對此,中原局決定:先留少數部隊堅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顧的進攻,在打退桂頑後,再將主力回師東進,解半塔集之圍。並要求蘇南,蘇北的部隊積極配合這一行動。江南指揮部陳毅司令員和粟裕副司令員,當即令葉飛同志率領的挺進縱隊和陶勇同志率蘇皖支隊,沿運河西進,星夜趕來支援,共同向蔣介石的嫡系韓德勤部展開反擊。經過十多天的激烈戰鬥,粉碎了頑固派的進攻,共殲敵兩三千人,繳獲了大量的槍枝彈藥,殘敵丟盔棄甲,狼狽地向三河以北潰退。   
  至此,津浦路東,路西廣大地區連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東、西兩側,淮河以南,長江下游以北廣大地區,在新四軍各部隊的控制之下,堅持抗日游擊戰爭。   
  半塔集保衛戰勝利以後,皖東抗日游擊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根據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關於獨立自主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精神,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志除領導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外,還大力領導地方工作。領導建立了路東8個縣的抗日聯防辦事處和聯防司令部,鄧子恢同志擔任主任,方毅同志為副主任,這是華中地區第一個由我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聯防辦事處在鄧子恢同志的領導下,展開了大規模的群眾發動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給息」、「廢除舊債」等口號,進行減租減息運動;規定了懲治漢奸、組建農會、組織抗日人民政府等辦法,建立各級組織,進行剿匪、反霸、反漢奸鬥爭;同時,還從部隊中派出一批幹部到地方做群眾工作,加強了軍民團結,密切了軍民關係。   
  鄧子恢同志從事農民運動有著豐富的經驗,大家稱譽他為「農民運動專家」。凡派往各縣做地方工作的黨、政、軍幹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講話,交待政策、任務,並特別強調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原則和在反頑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他主張發動農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決一些實際利益問題。他常常告誡幹部,蘇維埃時期的紅軍為什麼能得到群眾的愛戴與支援呢?就是因為紅軍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嚴明的群眾紀律。鄧老他不僅口講,而且常常親自深入農村,召開各種座談會,宣傳黨的政策,提高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信心。由於鄧子恢同志的正確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密切聯繫群眾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區廣大軍民更加團結一致,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不斷的勝利。   
  五   
  但是,就在這以後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月上旬,蔣介石一手策劃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地區的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損失。   
  為了對付時局的突然變化,「皖南事變」後,中央決定重新組建新四軍軍部,整編部隊。全軍共編為7個正規師,一個獨立旅。任命陳毅同志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同志為副軍長,賴傳珠同志為參謀長,鄧子恢同志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揮部所屬的第四、五支隊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隊被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下轄四、五、六3個旅。以江北指揮部為基礎建立二師師部,江北政治部改為第二師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揮部和江北政治部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二師的師長,初由張雲逸同志兼任,後由羅炳輝同志擔任,鄭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員,周駿鳴同志為參謀長,郭述申同志為政治部主任,張勁夫同志為政治部副主任。後肖望東同志任二師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蘇北。皖南事變後,經黨中央批准,原來的中原局與東南局合併為華中局,統一領導華中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   
  回憶這段歷史,我親自經歷和目睹江北指揮部的建立過程及江北部隊的發展壯大,並且看到了新四軍曲折的發展過程,它說明了這樣一條真理:沒有武裝鬥爭就沒有人民的政權;要進行武裝鬥爭,就離不開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線來指引。江北地區所以能夠戰勝艱難險阻,最根本的是正確地執行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區,軍部領導同志由於沒有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政策,不但沒有使部隊迅速壯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損失。   
  雖然,我們偉大的國家已經進入了建設四化的新的歷史時期,但是,這一慘痛的教訓,仍每每在我們這些老戰士的心中縈迴。記取這一慘痛教訓,對於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始終和黨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我想,這也是我們對在抗日戰爭中獻身的革命先烈的英靈的最好悼念……。   
  註釋:   
  (1)張凱,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東湯池成立 杜金山 李明勝 
  1938年3月中旬,新四軍四支隊的七、八、九團和手槍團在金寨會合後,由支隊司令高敬亭率領進入舒城、廬江、桐城、無為地區。為了統一領導江北之部隊,於1939年5月5日以張雲逸同志為首,在廬江西鄉40華里之東湯池正式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張雲逸,副指揮徐海東、羅炳輝,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副主任張勁夫。指揮部和政治部分別住在八字門和屯井虞家。   
  當時江北指揮部所屬的新四軍四支隊分別駐紮在舒城的東江沖、西江沖和湯池大小馬槽等地,所有駐軍紀律嚴明,軍民關係非常密切。同時還成立了服務隊(宣傳或文工隊),化裝宣傳,張貼標語,內容是號召民眾團結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打倒日本鬼子。通過宣傳教育,廣大群眾對抗日鬥爭情緒高漲,紛紛要求參軍,僅在東湯池參軍即達600多人。江北指揮部成立後,除整編四支隊外,以周駿鳴領導的八團為基礎成立新四軍第五支隊,羅炳輝任支隊長。   
  1939年冬江北指揮部所屬部隊,奉中央指示向東伸延。葉挺軍長渡江至皖北,於1940年5月初在東湯池月形地,召開千餘軍民聯合大會,號召加強團結,反對分裂,站在一條戰線上,打倒日本鬼子。   
  同年5月底,江北指揮部離開東湯池和舒城東進抗日,所屬部隊全部開拔到津浦路西之定遠、全椒兩縣交界地區的青龍場、白龍場、周家崗等地,開展抗擊日寇鬥爭。   
  當時,江北指揮部離開東湯池,留下老七團所屬的廬南遊擊大隊之鄭子錚同志,堅持廬南、桐城、無為邊境,開展抗日活動。      
新四軍第二師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周駿鳴 肖望東 劉順元等 
  偉大的抗日戰爭已經過去50年了,我們在新四軍第二師工作過的同志,對二師的抗戰歷程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新四軍第二師是皖南事變後,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其所屬部隊整編而成的,是堅持華中抗戰的主力部隊之一,在長期尖銳複雜的日偽、頑、我「三角鬥爭」中,轉戰在淮南的廣大地區,堅持抗日。在抗戰中,不但要粉碎日、偽軍的「掃蕩」,還以很大的兵力執行對西防禦的任務,反擊頑軍的破壞和進攻,並協同兄弟部隊向東發展,為淮南和華中地區的抗日鬥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新四軍第二師的發展壯大與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淮南抗日根據地是在反「掃蕩」、反磨擦鬥爭中,於1940年3月以後創建起來的。它位於淮河以南的津浦鐵路兩側,是聯接我皖江、淮北、蘇北、蘇中根據地的樞紐地帶,它對南直接威協日偽的指揮中心南京,對西防禦桂系頑軍(簡稱桂頑)東犯,是我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前衛,是支援、配合友鄰地區創建、鞏固和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戰略要地。   
  我二師在與日、偽、頑反覆較量中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由二師部隊和淮南地區的特點與條件決定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後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先後設在淮南多年,直接領導和指揮我們抗戰;二師認真貫徹執行了黨的各項抗日方針和政策,正確地處理了日偽、頑、我「三角鬥爭」的矛盾;淮南地區的黨政軍民對部隊和根據地的建設都很重視;二師部隊有較多的紅軍骨幹,戰鬥力較強;淮南地區臨近南京,人民群眾長期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對共產黨有較深的瞭解,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府衷心擁護;我二師和淮南各級民主政府始終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對偽軍的爭取工作做得較好。這些對我二師部隊的發展壯大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回憶我二師的戰鬥歷程,大致經過了3個階段   
  一、堅持淮南,支援淮北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德、意、日法西斯積極準備並猖狂擴大侵略戰爭。日軍為向太平洋地區擴張,對蔣介石加緊誘降,對我抗日根據地加緊「掃蕩」、蠶食。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以華中為重點,發動了第2次反共高潮,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我淮南抗日根據地在日、偽、頑軍的軍事進攻、政治破壞和經濟封鎖下,處於最艱苦、最困難時期。日偽軍不斷對我進行「掃蕩」,在淮南根據地周圍增設據點120餘個,部署兵力約3萬人,常駐淮南地區與周圍據點的日軍有第十三混成旅團,偽軍有第四、六師和警衛二師,「掃蕩」時還從第十五、十七、六十一師團和偽軍第三、二十四、四十六師抽調兵力。頑軍頻繁地向我進攻,經常同我對峙的先後有桂頑一三八、一七一師,第十游擊縱隊和第三、六、八保安團,加上土頑武裝共約2萬人,向我大舉進攻時還有一七二師等部參加。日、偽、頑軍有時還默契配合夾擊我軍。我淮南抗日根據地在此形勢下,面臨著極端嚴重的局面。   
  (一)整編所屬部隊,阻止桂頑東犯   
  皖南事變後,為適應抗日鬥爭形勢的需要,反擊蔣介石的反共行徑,遵照黨中央將新四軍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的命令,江北指揮部及其所屬部隊於1941年2月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副軍長張雲逸兼師長,鄭位三任政委,羅炳輝任副師長,周駿鳴任參謀長,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職),張勁夫任副主任,胡弼亮任供給部部長,官乃泉任衛生部部長。下轄3個旅9個主力團,1.5萬餘人;兩個聯防司令部和地方部隊9000餘人。四支隊改編為第四旅,旅長梁從學,政委王集成,參謀長詹化雨(後黃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張樹才,轄第十、十一、十二團;五支隊改編為第五旅,旅長成鈞,政委趙啟民,參謀長張元壽,政治部主任侯政(後祝世鳳),轄第十三、十四、十五團;江北遊擊縱隊改編為第六旅,旅長兼政委譚希林,參謀長朱紹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轄第十六、十七、十八團;路西聯防司令鄭抱真,政委譚光廷,參謀長李國厚(後杜國平)。同年底,陳慶先任副司令,呂清任政治部主任,轄獨一、獨二、獨三、獨五團,1942年又組建了獨四團;路東聯防司令楊梅生,政委劉順元,副司令羅占雲,參謀長趙俊,政治部主任王敬群,轄獨三、獨四團。同時,將皖中的巢(縣)、無(為)、含(山)、和(縣)地區與活動在該地區的江北遊擊縱隊第二團(缺一個營)及地方武裝,劃歸皖江地區和七師。同年9月後,我師又成立了軍工部和社會部,吳師盂任軍工部長(後王新民),侯政調任社會部長。二師通過整編更加堅強,走上新的發展階段。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置抗戰大局於不顧,復令「進剿」淮南區的總司令李品仙率一三八、一七二兩個師向我淮南進攻,並限兩個月內完成任務。   
  根據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指示,我二師的任務是,堅持淮南津浦路西,阻止桂頑向我東犯,確保淮南津浦路東,堅持淮南敵後抗戰。作戰方針是加強對西防禦,配合友鄰向東發展,隨時準備粉碎日、偽軍的「掃蕩」,擊退頑軍的進攻。針對桂頑在路西對我蠶食、圍剿的態勢,以最大的決心堅持路西,保障路東,決不讓桂頑越過津浦鐵路向東進犯。因此,我師以路東為基地,將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團部署於淮南津浦路西地區,堅持路西陣地。調四旅到路東整訓和機動,並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準備策應路西作戰,保衛路東。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團,繼續配合兄弟部隊向東發展,鞏固和發展淮(陰)寶(應)、淮(陰)泗(陽)及皖東北地區。   
  時隔不久,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2次反共高潮即被我打退。桂頑經我自衛反擊後,士氣沮喪,又見我軍鬥志昂揚,充分地作好了反擊的準備,遂停止了對我的進攻,於二三月撤回了向我路西地區進攻的部隊,其東犯企圖被我粉碎,我在路西反頑鬥爭的形勢暫時有所緩和。   
  (二)粉碎日頑進攻,保衛淮南地區   
  1941、1942年期間,路東地區的日、偽軍加緊了對我蠶食、「掃蕩」。在路西地區,不但日、偽軍加緊對我蠶食、「掃蕩」,頑軍也於1941年10月以後又加緊對我進攻。為了堅持路西,確保路東,粉碎日、偽、頑軍的「掃蕩」和進攻,我淮南黨政軍民進行了頻繁激烈的艱苦作戰。   
  在路東地區,1941年4月,日、偽軍在天(長)、儀(征)、揚(州)地區增設據點,修築天--儀公路,蠶食我路東根據地。我四旅第十二團、五旅第十五團和路東獨四團等部隊,在天、儀、揚地區發起了反蠶食作戰,在謝家集、鐵牌店、十二里岔等地,斃傷敵200餘人,擊毀汽車3輛。戰鬥結束後,我十二團轉移到金牛山以南地區。日、偽軍遭我打擊後,惱羞成怒,進行報復,又從揚州、儀征出兵700餘人,偷襲我駐金牛山的部隊,遭我四旅第十二團迎頭痛擊,經一天激戰,斃傷日軍200餘人,偽軍300餘人,俘日軍2人,偽軍30餘人,給敵人以沉重打擊,迫敵狼狽潰退。   
  日軍在天、儀、揚地區遭我痛擊後,又以5000餘人的兵力於5月28日在飛機的掩護下,對我路東地區進行報復性「掃蕩」。我師四旅第十一團在來安縣張山集、屯倉與敵激戰兩天,打退了敵人的進攻,斃傷日、偽軍300餘人。6月3日,我四旅第十團在盱眙縣車棚擊潰了向盱眙縣馬壩等地「掃蕩」的日、偽軍,斃傷敵100餘人。   
  經過這幾次戰鬥,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與此同時,我積極開展了對日、偽軍的爭取工作,正確地執行了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使我路東地區的形勢,有一年多的時間比較穩定。   
  1942年7月,揚州地區的日、偽軍企圖「掃蕩」蘇中地區。我師為配合蘇中一師反「掃蕩」,發起了天、儀、揚公路破擊戰。六旅第二六、十七團、師部特務營和路東獨四團,深入日偽統治的心臟地區,襲擊了十二圩、東溝等地的日、偽軍,攻克了大儀集偽軍據點,共殲滅偽軍數百人。在新城消滅日軍一個小隊。天、儀、揚公路破擊戰打亂了揚州日偽軍「掃蕩」蘇中的部署。   
  在路西地區,我黨政軍民同心協力,在路東軍民的全力支援下,反擊日、偽、頑軍大規模的「掃蕩」和進攻。   
  1941年2月正當桂頑一三八師等部向我進攻最緊張的時候,我軍退守中心區定遠縣藕塘等地堅持鬥爭。日、偽軍與頑軍默契配合,乘我處境困難、歡度春節之際,從明光、定遠、鳳陽、滁縣、蚌埠、水家湖、劉府等地,糾集3000餘人分路向我路西走遠、鳳陽、滁縣地區進行大「掃蕩」。我師六旅第十七、十八團、五旅第十三團及地方武裝一部,在殷家澗、朱家灣、靠山集、永康鎮、皇甫山、花山、施家集、普益公司等地抗擊敵人,奮戰半個多月,斃傷日、偽軍500餘人,粉碎了敵人的大「掃蕩」。   
  在路西定遠以南的謝圩子等據點,盤據著謝黑頭、牛登峰、陳華斌、王華錦等6股土頑惡霸武裝,他們與日、偽軍勾結,經常襲擊我區鄉政府,殺害我幹部和人民群眾,危害極大,路西人民深惡痛絕,我決心掃除此害。6月,我六旅和五旅第十三團,發起對謝圩子等土頑據點的攻堅戰。經半個月戰鬥,斃土頑180餘人,拔除了油坊戶、謝六巴圩、花張集等土頑據點,打擊了土頑的反動氣焰,迫使他們不敢恣意出擾,安定了民心,保護了群眾利益。   
  1941年春,桂頑侵佔我路西的企圖被粉碎後,其一三八師撤退到古河和淮南路西地區。但到10月,同一三八師換防的一七一師以及第十游擊縱隊各一部,又侵佔了靠近我路西中心區的廣興集和大橋鎮。為反擊頑軍進犯,我師組成路西野戰司令部,集中了第四、五、六旅的6個主力團和路西地方部隊,於11月16日晚在大橋等地對頑軍發起了反擊作戰。四旅第十一團、六旅第十六團在大橋鎮、新張家,經過激烈戰鬥,一舉殲滅頑軍五-一團兩個營及地方武裝共1400餘人,收復了被頑軍侵佔的地區。   
  11月底,桂頑一七一師三個主力團和第十游擊縱隊一部,分路向我藕塘中心區和赫郎廟進攻。我扼守赫郎廟陣地的第十三團頑強阻擊,殲頑軍300餘人。頑軍遭重創後潰退。經過這兩次戰鬥,初步穩定了路西地區的形勢。   
  1942年1月,駐定遠縣城的日、偽軍,為了分割我路西定、鳳、懷地區和中心區的聯繫,蠶食定、鳳、懷地區,修通了從定遠縣城至壽縣的公路,並沿途增設了十八里崗、西三十里店、永康鎮、清洛澗等據點,經常對我「掃蕩」。我路西獨三團和定鳳懷總隊,不斷襲擾打擊敵人。路西聯防部隊第十八團為打擊敵人運輸線,於同年3月在柏家圩伏擊了從水家湖往永康鎮運輸物資的敵人,殲滅日軍一個小隊,偽軍一個中隊,俘日、偽軍30餘人。   
  10月,桂頑乘我精兵簡政,部隊減少,路西地區只有3個主力團,兵力比較薄弱之機,以一七一師、第十游擊縱隊和保六團等部共6個團的優勢兵力,長驅直入,佔領我中心區藕塘鎮。我師四旅第十、十一團和路西聯防部隊第十八團,在羅炳輝副師長的指揮下進行反擊,連續10天艱苦奮戰,打退了頑軍的進攻,殲頑1500餘人,生俘了保六團副團長。這次反頑戰役,軍部首長非常重視,戰前,陳毅代軍長明確指出,路西地區的得失,對我堅持華中全局影響甚大。戰後,陳代軍長又來電慰問嘉獎說,擊退了桂頑進攻,保衛了根據地,意義甚大。   
  (三)配合友鄰,向東發展   
  根據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指示,我師五旅等部從1941年到1943年8月,配合新四軍第三、第四師向東發展,阻止湯恩伯、王仲廉頑軍東犯。鞏固與開闢淮(陰)寶(應)、淮(陰)泗(陽)和皖東北的南部地區。   
  1941年3月到5月,我師五旅第十四、十五團先後在淮寶、淮泗地區作戰。在淮寶縣高良澗打退了日、偽軍的「掃蕩」,掃除了白馬湖土頑慣匪,並配合三師九旅,迫使洪澤湖上頑水警大隊長陳培華率部投降,建立了洪澤縣抗日民主政府。同年8月,根據華中局決定,將淮寶縣、洪澤縣及其所屬地方武裝劃歸淮北地區。   
  遵軍部命令,我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團於7月初進抵皖東北地區,配合三師九旅(後為四師九旅),防止淮北津浦路西和蘇北頑軍東西對進,掩護四師主力在淮寶地區休整。並視情況,相機發展。到8月中旬,連克蘇家圩、羅圩、雙蔡圩、旗桿楊、霸王城、草溝等偽頑據點,掃除了這些地區的偽軍和同日偽勾結的頑軍及土頑武裝,恢復了泗縣南北地區。   
  8月24日,我師五旅第十四團配合九旅第二十五團,攻打對我危害極大、與頑軍相互勾結的張海生偽軍據點張樓,斃傷敵300餘人。正當我繼續攻殲守敵時,泗縣縣城的日軍500餘人分兩批乘汽車來援,先後遭我第十五團一個營和第十四團三營七連的阻擊,我七連在連長彭家祥的指揮下,在何宅子(村)與敵頑強拚搏,浴血奮戰,激戰8小時,打死打傷敵人200多人,勝利地完成了阻擊任務。不久,陳毅代軍長親臨五旅視察指示,給部隊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五旅在皖東北地區活動中,第十四團協助當地縣委恢復了泗縣南北地區。第十五團協同泗五靈鳳縣委開闢了新區,由兩個區擴大到10個區。   
  1941年7月,在我五旅奉命西進皖東北的同時,四旅旅部率第十、十一團進到淮泗地區,支援友鄰部隊作戰。到淮北後,因淮南地區情況緊張,四旅旅部又率第十一團返回淮南,留下第十團在淮泗地區活動。該團於8月先後襲擊了泗陽城北火神廟偽據點,乘勝攻擊了泗陽縣城,在薛莊反擊並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9月,韓頑乘我淮寶地區空虛,不斷渡過運河西犯。我第十團一部又奉命返回淮寶,在林家碼頭打擊韓頑,將頑軍擊潰。10月,配合第三、第四師各一部,在淮泗地區程道口戰役中,全殲了韓頑王光夏常備六旅,打通了淮南、淮北、淮海、鹽阜根據地的聯繫。此次作戰,我第十團俘頑軍300餘人。   
  1941年底,我五旅在皖東北地區完成任務後,又奉命回到淮寶、淮泗地區,仍然擔負鞏固發展淮寶、淮泗的任務。1942年1月,該旅第十三團由淮南津浦路西到淮寶歸建。在1942年,第十三、十四團在淮寶、淮泗地區先後攻克了陳雙庵、三棵樹等日、偽軍據點,在三岔伏擊了日本兵。又奔襲了淮陰城,繳獲大洋馬30餘匹,粉碎了九十月日、偽軍9000餘人對淮寶、淮泗的「掃蕩」,鞏固和擴大了淮寶、淮泗地區。   
  1942年秋皖東北形勢吃緊,為支援淮北四師作戰,我六旅第十六團北渡洪澤湖,進到淮北泗縣半城地區機動作戰,不久因津浦路西形勢緊張,遂到路東和全旅一起返回淮南津浦路西地區。   
  1943年3月,五旅第十三、十四團配合四師參加泗陽地區的山子頭戰役,反擊並殲滅了侵佔我淮北中心區的韓頑,韓德勤被我抓獲。此役我五旅殲滅頑獨立六旅1000餘人,頑旅長李仲寰被我擊斃。這一戰役的勝利,粉碎了王仲廉、韓德勤東西對進夾擊四師,侵佔皖東北的企圖,使淮北津浦路東根據地更加鞏固。   
  (四)加強各項建設,堅持敵後抗戰   
  為了戰勝嚴重困難,堅持敵後持久抗戰,我淮南黨政軍民在與日、偽、頑軍頻繁作戰的同時,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加強軍隊、政權和黨的建設,深入發動群眾,開展統一戰線與敵偽工作。   
  我二師在抗戰中,一貫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各階層愛國進步力量,共同抗日。張雲逸、羅炳輝等領導同志在淮南期間,都強調並親自作統戰工作。各級領導和政治機關,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進行宣傳和聯絡,爭取愛國進步人士參加抗日。   
  在反摩擦鬥爭中,我既堅持自衛立場,又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加強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軍隊的建設中,充分注意吸收舊政權中和社會上的愛國進步人士參軍參政,不少人擔任了我游擊隊長,營、團長,參議員,副參議長,其中梅竹樵、謝祿軒、魏立成、夏雨宜、王養吾、胡公球等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根據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實行「三三制」的決定,協助地方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早在1940年建立民主政權時,各級抗日民主政府就相繼實行了「三三制」,這樣既保障了我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工農群眾的政治優勢,又團結了各界愛國人士和開明士紳抗日。1941年1月與9月,淮南津浦路東和路西,分別召開了第一屆臨時參議會,選舉了正副參議長。路東參議長鄧子恢,民主人士朱雨江、趙堅為副參議長;路西參議長魏文伯,民主人土劉子谷、梅子明先後為副參議長。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後,立即著手制定法令、條例、制度,廢除苛捐雜稅,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和兵源補充,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開展擁軍優屬活動等。由於人民政權的職能作用和威力日益發揮,使堅持長期抗戰有了可靠保障。   
  農民是抗日的主力軍,為了調動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1942年初,根據黨中央指示,放手發動群眾,貫徹了減租減息政策。一方面實行「三七分租」、「分半給息」、「退還押板」、「老債停息還本」,減輕農民負擔,改善群眾生活;另一方面在減租減息的前提下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在政策允許範圍內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爭取地主參加抗日。從而削弱了封建剝削,緩和了租佃矛盾,加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同根據地建設密切相關的軍隊建設,也始終擺在重要地位。我江北部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二師後,為了吸取皖南事變的教訓,針對我二師的實際情況,於1941年3月18日在天長縣趙莊,召開了歷時20天的全師政治工作會議。二師政治部副主任張勁夫對江北部隊兩年來的政治工作作了總結。張雲逸、鄧子恢、鄭位三等領導同志作了指示,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隊軍政素質,為建設正規化的黨軍而奮鬥。會議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明確了部隊政治工作的原則、制度和任務,號召加強團結,反對各種不良思想作風。會後,各部隊通過召開黨代會、政工會、英模會,認真貫徹「3.18」政工會議精神,加強基層建設,逐步建立與健全了工作、生活制度,使部隊精神面貌、官兵關係、思想作風、紀律狀況和行政管理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各部隊除利用作戰間隙抓緊練兵外,還有計劃地輪流集中整訓,針對我軍特點和實戰要求,加強了近戰、夜戰、襲擊、伏擊和射擊、投彈等戰術技術訓練。政治教育除進行中日民族鬥爭教育外,還特別強調階級教育、時事政策教育,鼓舞鬥爭意志,增強勝利信心。文藝宣傳工作在政治教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二師抗敵劇團的葉華同志編寫的劇本《兩肩仇恨》給部隊演出後,收效很好。此外,我師還針對部隊中文盲多、文化水平低的情況,狠抓了掃除文盲的工作,要求大家過識字關。張勁夫副主任還親自編寫了識字課本。所有這些,對鞏固部隊,提高部隊軍政素質,加強正規化黨軍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貫徹黨中央的精兵簡政政策,使主力部隊精幹化,加強地方武裝建設,1942年2月我師決定,以主力部隊的1/3編入地方部隊,將3個旅的9個團減為6個團,撤銷第十二、十五團,第十八團劃歸路西聯防司令部建制。同時減少機關層次和人員,充實基層和戰鬥部隊。1943年,路東8個縣合併為4個辦事處,路東地方部隊整編為4個縣支隊,同年6月,又成立了甘泉縣支隊。路西地方部隊的獨立團,除淮西獨立團外都撤銷了,各縣武裝為縣總隊(定合縣總隊由十八團兼)。路東、路西的區有中隊、鄉有小隊,還有不脫產的自衛隊(民兵)。這樣,便形成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體制,加強了對敵作戰的力量。   
  在加強部隊建設中,還很重視辦好軍校,培訓幹部。早在1939年7月,江北指揮部就組建了教導大隊,1940年4月改為江北指揮部軍政干校,1941年2月又改為新四軍第二師干校,5月改為抗大八分校,張雲逸、羅炳輝兼正、副校長,馮文華任教育長,高志榮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4月抗大八分校改稱第二師教導團。到1945年8月共培訓軍政幹部4期,近3000人,他們分赴抗日前線,為抗戰勝利和根據地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員的黨性,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建設正規化的黨軍,從1941年下半年開始,二師認真貫徹了黨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加強請示和會議匯報制度,嚴格黨的生活,開展了創造模範黨員和模範黨支部的運動。在加強淮南地區黨組織的建設中,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的兩篇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為加強廣大黨員的黨性修養,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1942年4月,二師軍政委員會在新鋪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羅炳輝、張勁夫同志傳達了1~3月在阜寧單家港召開的華中局擴大會議精神。擴大會議提出的關於堅持華中敵後抗戰、為爭取中國抗戰最後勝利的各項任務,對進一步加強我淮南地區和二師的對敵鬥爭與軍事建設,鞏固、擴大根據地,準備戰略反攻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壯大抗日力量,準備戰略反攻   
  1943年特別是下半年以後,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形勢逐步好轉。為了加強與聚集力量,準備戰略反攻,爭取抗日的最後勝利,我師滿懷信心地加強了對敵鬥爭和根據地建設。   
  (一)實行黨的統一領導,加強鬥爭力量   
  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密切黨政軍民關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華中局及軍部關於實行「一元化」領導的指示,1943年2月撤銷了皖東軍政委員會,成立了淮南區黨委、淮南行政公署和淮南軍區(由二師師部兼),統一領導淮南地區的抗日鬥爭。區黨委書記譚震林兼任二師和軍區政委,劉順元為區黨委副書記,方毅為行署主任,羅炳輝師長兼軍區司令,韓振紀任二師兼軍區參謀長,詹化雨任二師兼軍區副參謀長,肖望東任二師兼軍區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任二師兼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原來的路東、路西兩個區黨委及其聯防辦事處、聯防司令部,分別改為路東、路西兩個地委、兩個專員公署、兩個軍分區。路東、路西軍分區,分別由五旅和六旅兼任,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   
  路東軍分區司令由五旅旅長成鈞兼任,地委書記和軍分區政委由五旅政委趙啟民兼任,專員公署專員汪道涵。路西地委書記、軍分區司令、政委由六旅旅長譚希林兼任,專員公署專員鄭抱真。同年9月,六旅建制撤銷,旅長譚希林率十六團加強七師,十七團劃歸五旅,改為十五團。四旅兼路東軍分區,旅長梁從學兼路東軍分區司令,路東地委書記陳光兼路東軍分區政委。五旅改兼路西軍分區,旅長成鈞兼路西軍分區司令,旅政委趙啟民兼路西地委書記和路西軍分區政委。原屬皖江根據地的巢合縣和七師的巢北支隊,劃歸淮南津浦路西地區領導。   
  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後,進一步密切了黨政軍民的關係,增強了黨的團結。各級領導同甘共苦,同心協力,戰勝困難,形成了步調更加一致,共同對敵的鬥爭力量。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一步加強了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的協同對敵鬥爭,同時也加強了對工、農、青、婦、文各界抗敵協會和兒童團組織的領導。1941年底,津浦路東地區有組織的群眾僅17萬餘人,路西僅12萬餘人,到1945年,人民群眾絕大多數都參加了各級抗日組織,在各方面的發揮作用,成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銅牆鐵壁。   
  (二)開展攻勢作戰,鞏固與擴大解放區   
  1943年特別是下半年後,隨著形勢的逐步好轉,淮南地區的對日作戰,由游擊破襲戰,逐步轉入攻擊敵佔據點,以縮小敵偽區,擴大根據地的攻勢作戰。在路東地區,加強了邊緣區的對敵鬥爭,經過一系列大小戰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   
  在我師五旅兼路東軍分區期間,於1943年6月組織十三團和東南支隊,在儀征縣謝家集打擊日偽軍,拔除了謝家集的偽軍據點,全殲偽軍200餘人。8月,又組織十三團和特務營在六合縣桂子山痛擊七八百日偽軍的「掃蕩」,經過一天浴血奮戰,斃傷日偽軍300餘人。同年8月,我甘泉支隊伏擊由大儀集出擾的日偽軍,激戰3小時,斃敵60餘人;不久,又奔襲偽二十四師的黃玨橋據點,全殲守敵,俘70餘人。經過這幾次作戰,擴大了路東根據地,鞏固了新建的甘泉縣民主政權,使高郵湖以西與路東的東南地區聯成了一片。   
  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我師主力都在路西,路東軍分區的盯嘉、來六、天高、甘泉、東南5個支隊和獨立四團,在軍分區首長的領導指揮下,獨立擔負在路東的作戰任務,部隊越戰越強,頻繁地向各縣的日偽據點出擊,擴大了解放區,保衛了華中局、新四軍軍部、淮南黨政軍機關和路東地區的安全。   
  為打開盱嘉地區的對敵鬥爭局面,盯嘉支隊3次攻打了盱眙縣城。1944年1月這一次,盱嘉支隊3個連和一個偵察排及一部分基幹民兵在支隊司令兼政委朱雲謙率領下,攻進盱眙縣城,全殲偽警察局、偽縣政府,搞掉偽保安隊一部,共殲200餘人,改變了盯嘉地區原來比較被動的局面,振奮了抗日軍民的信心,使日偽軍龜縮在縣城,不敢輕舉妄動,下鄉「掃蕩」。   
  1944年2月,我浦六工委武工隊,夜襲六合瓜埠鎮偽區公所及偽軍,殲俘偽區長以下200餘人。   
  12月,來六支隊在六合縣城北羊山頭伏擊日偽軍,全殲日軍一個分隊和偽軍一個營,受到軍部的通令嘉獎。   
  1945年2~4月,羅炳輝師長調集了路東的地方武裝3000餘人,反擊向我天長、高郵、盯眙等地進犯的日偽軍,經兩個月24次戰鬥,攻入高郵湖西的黎城、金溝等地,截獲敵運輸船80餘只,斃傷日偽軍少佐以下260餘人,俘日軍4人,偽軍525人。粉碎了日偽軍打通淮河到高郵湖的交通線、控制高郵湖西和分割淮南與蘇中、蘇南根據地聯繫的企圖。   
  1945年6月,路東獨四團攻克六合縣東溝鎮的偽軍據點,全殲偽軍一個營380餘人。同月,嘉山縣總隊在師特務營的配合下,發起了黃泥崗戰鬥,激戰兩天一夜,斃傷俘敵110人。   
  在路西地區,為加強這個地區的對敵鬥爭,適應局部反攻的需要,1943年9月以後,我師四旅部隊部署在東南部的得勝集一帶,擔負機動作戰任務(後方機關在路東);五旅的部隊,部署在西南部的宣家崗一帶,擔負鞏固和擴大路西根據地的任務。在我對日偽軍發動攻勢作戰的過程中,桂頑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與日偽軍默契配合,更加頻繁地進攻我路西根據地。因此,我路西部隊採取了北攻南防的作戰方針,對北線的日偽軍展開攻勢作戰;對南線的桂頑,在東自全椒縣鴉窩集西到合肥謝圩子一線構築碉堡工事,分兵進行自衛。   
  1943年10月,我五旅第十四團在定遠縣總隊配合下,在北線主動出擊日偽軍,拔除了定遠縣東興集、陳圩子等據點,殲偽軍徐郁堂部300餘人,擊潰了由定遠城出援的日偽軍600餘人。正當我在北線出擊日偽軍之際,南線的桂頑五一一團和第十游擊縱隊進攻我五尖山陣地,企圖直搗我中心區。我師五旅十五團頑強抗擊,將其擊退。11月,五旅部隊又擊退了向我定遠縣占雞崗陣地進攻的桂頑2000餘人。我在北線、南線的勝利,使路西的形勢趨於穩定,由被動開始轉為主動。   
  10月,為打擊駐全椒縣平塘(村)的頑軍第十游擊縱隊的一個中隊和武裝特務「白刀隊」,使我根據地不再遭其騷擾破壞,我師四旅十一團奔襲了平塘,全殲頑軍250餘人,拔除了對我危害極大的一個反動據點。   
  12月,為了反擊桂頑對我五尖山、占雞崗等地的進攻,配合七師粉碎桂頑對我皖江地區的進犯,我師四旅十團奔襲全椒縣程家市的頑軍據點,經兩小時戰鬥,全殲頑軍500餘人。   
  1944年3月,桂頑五一二團一部和第十游擊縱隊進攻我滁縣的棗林集,被我師四旅十團打退,斃傷頑軍200餘人,俘80餘人。   
  5月,日偽軍3000餘人,分3路合擊我中心區藕塘鎮。我師五旅採取敵進我進的戰法,對敵交通線和據點發動進攻,奔襲並攻克了鳳陽縣殷家澗等日偽據點,攻進了定遠城,給敵以重大殺傷。日偽軍在我內線外線的打擊下,被迫潰退。   
  9月,我師五旅第十三團在定遠縣總隊配合下,在定遠縣陳家集及其周圍伏擊徐郁堂部一個支隊,支隊長以下106人全部被俘。接著,我又攻打徐郁堂的老巢陳圩子據點,全殲了守敵。   
  11月,日軍第六十一師團一部和偽軍近萬人分7路「掃蕩」我路西根據地中心區。我師四、五旅與路西軍分區部隊同敵周旋半個月,殲敵700餘人。在我反「掃蕩」的同時,日、頑默契配合,日偽軍在撤退前,將我對頑的防禦工事全部破壞。桂頑一七一師四個營及土頑一部乘著日偽軍剛剛撤退,我還未得喘息之機,進攻我佔雞崗等地。我師五旅和路西軍分區十八團,在占雞崗地區反擊桂頑,奮戰2天,全殲桂頑4個營和土頑一部,共2000餘人,俘五一二團團長蒙培瓊和3個營長以下1000餘人。同月下旬,我師四旅十團反擊侵佔我周家崗的頑軍,殲其大部,收復了周家崗。這次反「掃蕩」、反摩擦戰鬥的勝利,進一步改變了路西地區的鬥爭形勢,鞏固和擴大了路西根據地,策應了第七師在皖江地區的鬥爭。   
  1945年3月,為支援七師粉碎桂頑對巢縣、無為、和縣、含山地區的進攻,我師五旅又先後攻克了被頑軍侵佔的界牌集、肖家圩等10餘個頑軍據點,殲頑軍五一一團一個營及土頑300餘人。   
  4月,桂頑又企圖再度進攻我路西根據地中心區。為了反擊頑軍和恢復被頑軍切斷的二師、七師交通聯繫,軍部決定,由譚震林、彭明治同志指揮,進行了淮南津浦路西黃□廟反頑戰役。我師四、五、六旅在師首長的親自指揮下,協同三師七旅,在肥東的王子城、富旺集、八斗嶺等地,打擊桂頑一七一、一七二師和土頑武裝,經4天激戰,我師殲頑軍1800餘人,生俘了五一三團團長,其中四旅全殲了頑軍一個營。在戰役進行中,軍首長饒漱石、張雲逸也來到路西指揮作戰。   
  7月,桂頑一七二師4個營進攻我肥東白龍廠陣地,我巢北支隊三連,頑強抗擊,堅守陣地7晝夜,後我師五旅十四團、六旅十八團和巢北支隊主力趕到增援,打退了頑軍的進攻。   
  (三)開展整風、生產運動,加強思想、物質準備1942年6月8日,黨中央發佈了《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1943年4月3日,黨中央在《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中,要求在整風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審查幹部的運動。我二師和淮南抗日根據地從1942年秋季開始整風。1943年4月,淮南區黨委在盱眙新鋪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譚震林同志作了《開展淮南的整風運動》的報告,這次會議對端正部隊思想作風,克服不良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45年5月,二師分期分批組織營以下幹部到二師整風隊學習,團以上幹部到盯眙縣新鋪的華中局黨校學習。二師整風隊共辦3期,每期半年以上,都由領導同志作報告上課,經過深入學習整風文件、自我檢查和審查幹部等階段,聯繫自己歷史和思想實際,進行深刻反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弄清思想,糾正錯誤,本著對黨忠誠,襟懷坦白的要求,全面交待歷史情況。在審查幹部階段,路西地區的部隊有一段時間出現過亂抓「托派」、「特務」等擴大化偏向,並涉及到連隊,但一經發現,很快就得到了糾正。通過這次整風,加強了黨的團結,純潔了黨的組織和幹部隊伍,促進了黨的思想建設,提高了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為堅持抗戰,準備反攻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整風的同時,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渡過困難,我師堅持一面打仗,一面生產。過去沒有條件搞生產,部隊發展快,國民黨給我們軍餉6餉既少又靠不住,連每人每天1斤糧、5分錢菜金的最低標準都難以保證。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我斷絕了一切供給,部隊經費更加困難。從1942年開始,開展了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利用戰鬥間隙,開荒種糧、養豬、養雞、捕魚、種菜、搾油、磨粉、做豆腐、幫助農民收種。同時,還組織手工業生產,開辦小型工廠,如軍工廠、修械所、織布廠、搾油廠、煙廠、紙廠等,除生產被服、綁帶、皮帶、毛巾、水壺、香煙等生活品外,特別是軍工生產成績顯著,可自制槍榴彈、平射炮、手榴彈、迫擊炮彈等大批武器彈藥,保證了部隊物資的部分供應。軍工部副部長吳運鐸就是軍工戰線上著名的優秀代表。據不完全統計,僅1943年,二師就收穫糧食200多萬斤。發展生產對改善部隊生活條件和武器裝備,打破日、頑的經濟封鎖,減輕人民的負擔,提高部隊戰鬥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開展敵偽工作,孤立打擊敵人   
  在開展攻勢作戰,堅決打擊出擾、蠶食我根據地之敵的同時,為了分化瓦解、孤立敵人,擴大解放區,我師採取各種手段,通過地下黨組織和統戰關係,深入邊緣區、敵占區和偽軍內部,開展工作,建立「兩面派」政權和情報網,組織偽軍反正,懲治日偽的爪牙和耳目,獲取敵人情報,掩護我軍行動和來往人員。如戰鬥在津浦路南段的鐵路工委及所屬便衣大隊,在爭取偽軍工作中,建立了連接路東、路西兩地區的交通線,變敵偽據點為我之聯絡站、情報網,變敵封鎖線為我「安全走廊」。戰鬥在長江北岸和南京北大門的(江)浦六(合)工委,插入敵占區,以「兩面派」政權為橋樑,利用各種關係和身份,出入敵區,為我辦事,掩護我大江南北的交通聯繫。戰鬥在淮南根據地東南前沿的(高郵)湖西工委和湖西辦事處,深入到長江邊,揚州城附近及高郵湖以南地區,從爭取地方實力派入手,利用幫會盛行的特點,因勢利導,以「洪門」對付「青幫」的辦法開展工作,同時,積極開展便衣武裝鬥爭。到1943年6月,湖西工委和高郵湖南畔的水南工委合併,組成甘泉縣。經甘泉支隊積極作戰,解放黃玨橋等地區,把偽化的「和平模範區」逐步變成了根據地,從而打通了淮南與蘇中、蘇南的聯繫,維護了淮南抗日根據地和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聯繫。   
  此外,被俘日軍10多人經過教育,組成了淮南反戰同盟,幫助我搜集情況,管教日俘,散發傳單,進行反戰宣傳。在一次反「掃蕩」中,還識破了化裝民工向我偷襲的一個日軍大隊,為淮南人民抗日鬥爭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動員青年參軍,壯大主力部隊   
  1944年12月至翌年初,在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逐步鞏固和發展的大好形勢下,為準備執行新的作戰任務,我師四旅恢復了3個團的建制;五旅免兼路西軍分區,準備渡江南進,後因情況變化,南進計劃沒有實現;重建第六旅並兼路西軍分區,旅長兼司令陳慶先,政委黃巖,副司令兼參謀長饒守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轄十八團、巢北支隊、淮西獨立團和定遠、定鳳懷、鳳定嘉、滁全、定合等縣總隊,6月又組建了第十七團。   
  為了壯大主力部隊,1944年底和1945年初,淮南地區掀起了大規模參軍熱潮。路東、路西地委和軍分區動員青年參軍,模範隊(基幹民兵)上升為主力部隊,僅參軍的青年就有1.5萬餘人。到1945年底,二師主力部隊發展到3.5萬餘人,地方武裝為1.5萬餘人。   
  兩年多來,我淮南抗日根據地軍民,經過艱苦努力,積極對敵作戰,日偽被我壓縮到津浦、淮南兩條鐵路沿線和一些孤立據點。頑軍的不斷進攻被我粉碎,部隊得到了加強和發展,根據地得到了鞏固與擴大。這一系列的勝利,為迎接戰略反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參加戰略反攻,奪取和保衛抗戰勝利果實1945年8月,抗日戰爭的局勢發生急劇轉折。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聯紅軍開進我國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進攻,我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最後一戰》的文告,10日日本發出乞降照會,同日朱德總司令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軍民向日偽軍發起進攻。新四軍軍部指示我師向津浦鐵路南段和淮南鐵路沿線出擊,迫使日偽軍向我投降,並與第三、第四師共同佔領津浦線。17日,我二師集中路東部隊,組成淮南獨立旅,加強反攻力量,旅長羅占雲,政委李世焱,副旅長兼參謀長譚知耕,政治部主任王敬群。   
  為了反對蔣介石壟斷受降權利,奪取和保衛抗戰勝利果實,根據軍部的命令,我師一方面向日偽軍開展政治政勢,發出限期向我投降的通牒;一方面積極對日偽軍採取軍事行動,各部隊分別向津浦、淮南兩條鐵路和長江北岸的日偽據點進擊。四旅向滁縣、全椒進擊,攻克了陡崗、腰鋪等10餘處據點。五旅向蚌埠及其外圍劉府、爐橋等據點進擊,直逼蚌埠城下,殲敵200餘人,繳獲山炮一門。六旅向淮南鐵路沿線進擊,攻克了朱家巷、柘塘街等據點,逼近了水家湖,殲敵100餘人。獨立旅向長江北岸進擊,收復了水口鎮,消滅日軍30餘人,繳獲步兵炮一門。三師第七、第八旅在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率領下,進到淮南津浦路西定遠地區,與我師部隊會合、準備與企圖向我東犯的桂頑決戰,後因情況變化,三師部隊又回師蘇北作戰。各縣地方武裝向本縣境內日偽據點出擊。我淮南部隊先後收復了來安、定遠、盱眙、嘉山、六合、天長等6個縣城,拔除了日偽軍的村鎮據點,使淮南的廣大地區連成一片。8月13日,爭取了偽警衛三師師長鍾劍魂率部3000餘人在六合起義。我師還組織了南京支隊,曾兵臨南京城下,準備配合一師接管南京。我師部隊反攻持續了半個月,作戰200多次,殲敵(合起義)9000多人,在蔣、日、偽合流的情況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蔣介石為了搶佔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美帝的支持下,調集部隊迅速向被我解放區包圍的大中城市開進,並不斷進犯我解放區。在淮南地區,1945年8月,桂頑第七軍3個師進佔津浦、淮南鐵路沿線的蚌埠、合肥、滁縣等城市。1946年1月,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五十八旅攻佔長江北岸的我六合縣城,另兩個旅進佔南京到龍潭一線的長江兩岸。因此,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   
  1945年9月19日,黨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總方針。中央軍委遂決定,山東大部主力調赴東北,新四軍大部主力調赴山東。我二師師部和第四、五旅於1945年10月由羅炳輝師長率領,北上魯南,與四師九旅合編為新四軍津浦前線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羅炳輝,副司令員韋國清,參謀長詹化雨,在津浦鐵路中段作戰,打擊北犯之敵。同月,淮南行署分建為華中蘇皖邊區政府的第三(路東)、第四(路西)兩個行政區。二師主力北上後,淮南區黨委和淮南軍區於1945年12月重新組建,周駿鳴任軍區司令,肖望東任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梁從學任副司令兼參謀長,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朱雲謙任副參謀長,胡弼亮任供給部部長,阮漢清任衛生部部長。轄六旅、獨立旅和華中第三(路東)、第四(路西)兩個軍分區。1946年1月,津浦前線野戰軍第二縱隊改稱山東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韋國清,政委趙啟民,參謀長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鄧逸凡。同年5月中旬,國民黨調集桂軍9個團的兵力,侵佔了我淮南津浦路西地區。6月,內戰全面爆發,為準備反擊蔣介石對路東地區的進攻,我師五旅於7月初由山東回師淮南,組成新二師,師長周駿鳴,政委肖望東、副師長成鈞,副政委趙啟民,副師長兼參謀長梁從學,副參謀長宋雲謙,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轄五旅、六旅、獨立旅、特務營和路東、路西兩個軍分區,共3萬餘人。7月中旬,國民黨集中第七十四師五十八旅和新五軍等部隊大舉進攻路東地區,我淮南部隊經半個月的奮勇抗擊後,於7月底奉華中軍區電示,除留下少數部隊堅持淮南敵後鬥爭外,分別轉到蘇中、淮寶地區作戰。   
  淮南抗日根據地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國19塊解放區之一,到抗戰勝利,淮南根據地擁有人口330萬,面積3萬平方公里,建立了17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我二師在鞏固和發展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戰鬥歷程中不斷發展壯大,主力部隊從其前身算起,由一個支隊的3100餘人發展到4個旅11個團共3.5萬餘人;地方部隊以一部分主力部隊和游擊隊為基礎發展到兩個軍分區15個縣總隊(獨立團)共1.5萬餘人;民兵20餘萬人。此外,二師還調給七師一個紅軍團,抽調了一個旅的各級幹部到東北地區工作。二師在堅持淮南敵後抗戰的鬥爭中,牽制和打擊了軍事上佔優勢的敵人,保衛了淮南人民。據不完全統計,二師(包括其前身)在抗戰中,對日、偽、頑軍作戰大小3400多次,共殲日、偽、頑軍6.1萬餘人,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與物資。二師和淮南人民在抗戰中湧現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共傷亡2萬餘人,其中先後犧牲和病故的縣團以上幹部就有高敬亭、文明地、徐庚、桂蓬洲、田豐、曾昭銘、劉樹藩、王少香、何結榮、顧士多、徐世奎、劉景勝、高昆、漆承宏、凌雲、紀正、方和平、鄭行郯、林英堅、程式、汪立斌、余海青、陳世新、王楓、吳師孟、浦風、汪心泰、王鳳岐、陳宗勝、李秉初、童漢章、陳之道、許言希、鄭維發、朱茂緒、徐康明、劉述敘、許午陽、何於慶、王福生、桂本奎、梁明倫、王勝凱、彭濟五、周傳學等同志,他們用血汗和生命譜寫了光輝的史章。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先烈們的光輝業績將永遠激勵後人奮勇前進。      
淮南二年 鄧子恢 
  淮南抗日根據地是鄂豫皖紅軍改編的新四軍開闢的。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先後長征後,鄂豫皖紅軍成立紅二十八軍,由高敬亭任軍政委,領導整個鄂豫皖邊區黨政軍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紅二十八軍和豫南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轄七、八、九3個團,高敬亭擔任四支隊司令員。   
  新四軍成立後,黨中央的意圖是要新四軍到敵後去建立根據地,江南新四軍向上海(京滬鐵路兩側)挺進,江北新四軍向津浦路東挺進。但高敬亭消極執行中央命令,堅持將部隊留在皖中舒城、無為地區,中央派董老、鄭位三去說服都說不通,1938年底,軍部又派軍參謀長張雲逸率2個連過江到江北,沿途見了高敬亭部下林維先(支隊參謀長)、詹化雨(九團長)等幹部,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他們都贊成中央路線,唯高個人反對,東進未成。1939年4月底,中央決定派葉挺、我、賴傳珠和羅炳輝帶一人到達江北高部視察。並於5月5日在廬江東湯池成立了江北指揮部,指揮張雲逸,副指揮徐海東(時在延安)參謀長賴傳珠,我為政治部主任。解決高敬亭問題之後,重新改組了江北部隊。以周駿鳴為團長的八團,加上新組建的十團、十五團成立五支隊,羅炳輝任五支隊司令員,周駿鳴任副司令員,郭述申任政委。   
  不久,我帶了十餘名幹部到達津浦路東。當時路東有一個黨的工委,領導來安、六合、盯眙、嘉山等縣。我們到路東後,立即開辦訓練班,發動群眾進行減租減息,發展地方武裝。但是原長江局的右傾機會主義在江北影響很深,當時項英對我們在江北百般指責,要我們幫助國民黨在當地搞保甲制度,搞合法工作,從而影響了皖東局面的打開。   
  1939年11月下旬,劉少奇同志率中原局來到淮南津浦路西,在定遠縣藕塘召開了幾次會議。少奇同志在會上傳達了黨中央關於發展華中的指示,及時指出了長江局的右傾錯誤是一種「苦力政策」,不是中央的方針。他反覆強調了中央的政策是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新四軍,新四軍要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東海之濱。他還及時提醒我們說,我們要發展,國民黨肯定要同我們磨擦,必須提高警惕,以反磨擦對付磨擦。由於貫徹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清除了長江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極大地鼓舞和振奮了皖東軍民的抗日積極性,短短3個月時間,根據地就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各地群眾紛紛組織起來,自己籌款,建立抗日游擊武裝,沒收漢奸財產,收繳地主武裝。到1940年二三月間,江北新四軍武裝力量完成了發展3000人的計劃。這時,整個皖東地區黨的組織也有了迅速的發展。   
  1940年3月,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桂系頑軍從津浦路西向我初創不久的根據地發動進攻。當時,少奇同志和張雲逸、賴傳珠、羅炳輝、戴季英等同志率領四、五支隊主力在路西對付桂頑;江蘇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10個團兵力乘機向我路東進犯。少奇同志派我和周駿鳴、郭述申等同志率五支隊一個營的兵力,在地方游擊隊的配合下,堅持路東半塔地區,牽制韓頑。我們在半塔整整堅守了7天7夜,最後在路西反頑獲勝後,少奇同志及時指示把主力抽出來支援路東。陳毅同志在江南也派兩個團來增援,才把韓德勤打敗。4月9日,我們趕到馬壩,韓德勤部已逃過淮河,我們在馬壩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抗日主張,沒收漢奸財產分給農民。後回到半塔集中全力發動群眾,成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權。先後成立了嘉山、來安、盱眙、天長等路東8縣抗日民主政府,獨立自主地委派了自己的縣長。當時,原來在大別山地區的領導同志鄭位三、張勁夫等早已到了江北。我們把從大別山撤退下來的大批幹部分派到各縣,領導群眾進行減租減息鬥爭,成立區、鄉農會和農民抗日自衛隊。4月份成立了淮南路東各縣人民抗日聯防委員會(8月份改選我和方毅為正、副主任)。接著召開各界代表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條例,規定:三七分租;取消舊租;退回押租金;取消無償勞動;取消債務;分半給息等等。同時還規定取消國民黨的一切苛捐雜稅,但抗日公糧照完,這些規定受到了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從此,津浦路東、淮河以南、長江以北、運河以西的蘇皖邊區,完全在我們掌握之下,成為敵人的心腹之患,也成為後來我軍戰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路西自反頑鬥爭勝利後,形勢緩和下來。徐海東這時病情很重,離開四支隊到路東半塔養病。四支隊司令員戴季英、政委鄭位三(中原局委員)。路西定遠縣是淮南最早成立縣政府的,但形勢不穩定,所以其餘各縣政權建設遲於路東。我到路西傳達了路東工作情況和經驗,路西也開展了各縣政權建設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的工作,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淮南路西各縣人民抗日聯防委員會。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黨中央決定在鹽城成立新的新四軍軍部。代軍長陳毅、政委劉少奇,副軍長張雲逸,參謀長賴傳珠,我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淮南新四軍統一改編為二師,師長張雲逸兼、副師長羅炳輝,政委鄭位三,參謀長周駿鳴。不久中原局改為華中局,華中局來電派我到淮北工作,任四師政委兼淮北黨政軍委員會書記,後改為淮北區黨委書記。從此,我就離開了戰鬥2年的淮南,赴淮北投入新的戰鬥。   
  註釋:   
  (1)本文系1960年訪問鄧子恢記錄整理。   
  (2)鄧子恢曾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聯防辦事處主任等。      
回憶抗大五分校的建立和第一期學習情況 徐承連 
  1940年9月,淮南路東反「掃蕩」結束後,在天長汊澗鎮召開了總結大會,劉少奇、張雲逸、鄧子恢等領導同志在大會上都講了話。這次會上還決定將新四軍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澗鎮)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隊原址改為抗日軍政大學第八分校,一大隊前往蘇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   
  我是1940年7月參加大馬場戰鬥後調到江北干校一大隊二中隊學習的。汊澗會議後沒幾天,一大隊在劉少奇、張雲逸等同志率領下,經過四五天的行軍到達鹽城,先住在城內的海陸中學,後搬到北門外千佛寺。   
  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鹽城正式成立,(這個分校是新四軍抗大總校)。校址設在海陸中學。校長由陳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劉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長是張雲逸、教育長是謝祥鈞,後由馮定同志擔任。分校編為5個大隊和一個機炮連,我們一大隊仍編為第一大隊;第二、三大隊是從蘇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編過來的;第四、五大隊是從地方招收的學生隊,五大隊是女生隊,對外叫魯藝學校,全校幹工、學員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會和第一期開學典禮,是在海陸中學大操場上舉行的,劉少奇、陳毅、張雲逸、鄧子恢等領導都出席了大會。劉少奇同志在講話中說:抗日軍政大學是為部隊培養骨幹的,你們都是各部隊選送的優秀幹部和老戰士,畢業後就是一名大學生了,就是部隊的基層領導和骨幹了,你們學習很重要,任務也是很艱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學習,刻苦鑽研,盡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軍事技術水平,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奮鬥!劉少奇同志的講話,使我們明確了學習的目的,端正了學習態度。   
  5個大隊的學習重點各有不同,一、二大隊為軍事隊,三大隊為政治隊,四、五大隊是為部隊培養文化、宣傳、文藝骨幹的隊,我們軍事隊以軍訓為主,突出技術和戰術訓練。技術方面,主要是射擊、刺殺、投彈、土工作業等;戰術方面,主要是單兵動作和班排連攻、防訓練,以及游擊戰術等。還學習一些其它軍事常識,制式教練也是一項重要軍事內容。軍事隊每週二、四用兩個小時學習政治,主要是學習社會發展史,黨的基本知識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學習一些自然科學知識等,劉少奇還作了3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對我們教育很深,至今還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還把《論共產黨員修養》印成小冊子發給黨小組,星期六黨日活動時組織黨員學習討論。   
  此外,文化學習抓得也較緊。由於學員中大多數不識字,學校就組織這些同志認字,寫字,教員們頭天晚上寫5個字,叫大家認,再佈置作業,次日下午收回作業本批改,晚上發給學員,再佈置5個字。那時,紙、筆、墨都很困難,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筆,先在地上寫,寫熟後,再用鉛筆抄到本子上,行軍時也不放過學習機會,每個人背包上綁小板凳,上面掛個硬紙牌,也寫上5個字,讓後面的同志邊走邊認,大家學習的勁頭都很足。   
  那時,學校的生活既緊張又艱苦,冬季每天早上5點半鍾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點才休息。訓練時,大家都懂得「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句話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滾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學點本領。星期六早上,大隊一般都要進行會操,有時全校組織會操,劉少奇,陳毅等領導同志也常參加,有時還親自進行講評,週末都要開個生活檢討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間有什麼問題,就當面鑼鼓當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暢。文藝生活也很活躍,一周學會一首歌曲,部隊一集合起來,就互相拉歌子,很熱鬧。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較簡陋,我們一大隊的一、二中隊和大隊部都擠在一座廟堂裡(三中隊住海生橋,離我們兩里多路),地鋪一鋪就沒有空地方了。上課時把背包背出來,坐在外面地上聽課,雨天就把地鋪的稻草堆到牆角在室內上課,桌椅凳也沒有,記筆記,寫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裡我們從來沒有洗過熱水臉,每天清晨總是砸開冰凍進行洗漱。伙食費每人每天8分錢,但大家吃得都比較滿意,那時生活都很苦,部隊每人每天只有5分錢伙食費,我們學員夠優厚的了。   
  我們在學習期間,正值皖南事變。事變發生的第2天早晨,劉少奇同志來到操場講話向我們宣告這個消息,並動員我們做好戰鬥準備,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營救軍部的同志,後來,校領導幾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報軍部被圍情況。一天早晨,劉少奇、陳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場上,心情很沉重地說,軍部已經與我們中斷了電台聯繫,軍首長和同志們可能遇到危急情況。我們聽後,義憤填膺,紛紛罵蔣介石是一個反共、反人民的頑固分子,是最大的賣國賊。當時有許多同志把戴有國民黨軍隊的帽徽摘下來,當場甩掉,有的氣得連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營救被圍同志。   
  那一段時間裡,全校處於臨戰狀態,每人準備了兩雙鞋子,15天的糧食,整裝待命。當時我們除了加緊訓練外,其它活動都圍繞著「皖南事變」進行,如開會、學習、討論等都是講這個事,各個班還專門辦起了牆報,把個人參戰要求的決心書貼在上面。記得饒漱石還看了我們的牆報欄,並表揚了我們的求戰決心。後來,聽學校領導說黨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又大肆狂叫,宣佈新四軍是「叛軍」,取消其番號,妄圖徹底消滅新四軍,針對蔣介石頑固派的罪惡陰謀,黨中央採取了針鋒相對堅決反擊的方針,一方面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一方面發佈命令,重建抗戰有功,馳名中外的新四軍軍部。1941年1月底,重建新四軍軍部大會在海陸中學大禮堂召開,分校全體學員都參加了大會。會議由陳毅同志主持,劉少奇同志宣讀了中央命令,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兼政委,張雲逸為副軍長,饒漱石為副政委,參謀長賴傳珠,政治部主任鄧子恢。新四軍各部隊也進行了整編,我們不但沒有被消滅而且擴大了,原5個支隊編為7個師後,每個師轄3個旅,一支近900多人的抗日隊伍,英勇奮戰在各個抗日的戰場上。   
  我們在學習期間,還參加了蘇北抗日根據地保衛戰。1941年2月,日寇進攻鹽城,並向蘇北大舉進攻,為保衛蘇北抗日革命根據地,保衛剛成立的新四軍軍部,我們全校師生都參加了這場保衛戰。我們一大隊奉命到鹽城北的上崗鎮阻擊南下之敵,部隊剛到鎮西,鬼子已佔領了鎮東頭,我們立即佔領有利地形,阻擊敵人,雖然敵我力量懸殊,不少同志受了傷,有的已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同志們發揚了不怕流血犧性的革命精神,與日寇進行殊死的戰鬥,連續阻擊了7天7夜,沒有後退半步。後來,軍部調來特務團增援,學員隊與特務團的指戰員一道,一舉擊潰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   
  上崗戰鬥勝利後,我們二中隊又奉命奔赴九里窯守衛,後又調到秦南倉的五里窯十字河口,控制日軍的船隻活動,敵人知有我軍把守,始終未敢從這裡通過船隻,使敵人的進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月初,我們從戰場回到學校繼續學習,回城不幾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又派飛機轟炸鹽城,妄圖配合蔣介石反動派消滅新四軍,海陸中學和軍部的房子都被炸毀了,軍首長們住的小院裡,落下了幾枚炸彈,幾棟小樓亦被炸壞,慶幸的是軍首長都在城外九里窯開會,免遭此難。由於敵機的狂轟濫炸,學校和軍部不得不撒離出城過著野外生活,我們上課、吃飯、睡覺都在露天,雖然困難較多,但大家情緒飽滿,學習抓得也很緊。敵機一連炸了七八天後逃走,我們又回到城內學習。   
  4月下旬,第一期學習結束,開了結業典禮大會,發了結業證書,上面還貼了本人照片。結業時,我們進行了會餐,每個人一斤豬肉、還有酒、香煙。會餐這天中午,剛吹號開飯,劉少奇、陳毅、張雲逸、賴傳珠等首長都來了,看到首長到來,大家立即站好隊歡迎首長,這時只聽陳毅同志說:「你們會餐也不打個招呼,也不邀請我們參加,好啊,你們不請,我們就自己來嘛!」陳毅同志的幾句風趣話,把大家都說笑起來。開飯後,首長們端起酒杯走到每個班跟前敬酒,並說:你們學習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現已圓滿結業了,希望你們再接再勵,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為黨為人民立下新的戰功。      
憶張雲逸副軍長的幾件事 沈華新 
  今年(1)是張雲逸同志誕生100週年,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戰爭時,我在新四軍司令部門診所工作時,他給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眾打成一片;處處以身作則,以一位普通戰士嚴格要求自己;非常關心幹部、戰士和群眾的疾苦,以一個人民的勤務員,人民的公僕出現在群眾之中。還有……,這些高尚品德永遠印在我的腦海中,他確實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我們永遠崇敬他。   
  親自為老大娘請醫生   
  1942年,我們軍司令部住在江蘇省阜寧縣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張副軍長突然來到我們門診所,和藹可親地對我講:「小沈,我的房東老大娘病了,請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說:「我就去。」接著又說:「首長,只要叫通信員或警衛員來叫我一下就行了。……」他聽了後,又很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對我講:「小沈,聽你的口氣,似乎我就不能來了,你應該知道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子弟兵嗎,我為什麼不能來?你快去吧,我還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藥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邊走,一邊浮想聯翩,心潮翻騰。記得有一次,張副軍長警衛員跑來找我,要我給張副軍長的家屬去看病,恰巧,被張副軍長看見,他就對警衛員說:「門診所工作很忙,他們不但要為司令部許多單位巡診,還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時還要替人民群眾看病……,以後凡是我的家屬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門診所,不要門診所派人來。」可是,他對房東老大娘卻不一樣,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還親自跑到門診所,叫我出診,去為房東大娘看病。他真是愛人民甚於愛自己的親人,以實際行動教育了我們。當我對老大娘講,是張副軍長叫我來的,在場的人民群眾都感動得熱淚滾滾。   
  一定要兒子背著背包去上中學   
  軍部移到淮南黃花塘以後,一年9月的一天早飯後,張副軍長見有一匹馬不在,就問警衛員:我們的一匹馬到哪裡去了?這下很為難了警衛員。他深知在張副軍長面前是不能講假話的,如果說了假話,不但要受批評教育,還要嚴肅處理。更知張副軍長以身作則的模範作風是一貫的,對自己和家屬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從不允許破例。所以,警衛員還是老實地告訴了張副軍長:「我和飼養員看小張年紀小,背著背包等東西,還要走這麼遠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馬送他去上學。」他聽了後,立即下命令,叫警衛員將他兒子追回來。在追回後,他和他們就此事開了一次小討論會。老飼養員首先講:「是我看小張年齡小,同時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萬不要怪他們……。」警衛員接著說:「是我叫的,這事做得不妥,以後我保證不這樣做。」可張副軍長卻和藹可親地對他們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們部隊在紅軍時代就有許多紅軍小戰士,現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戰士,他們不管颳風下雨,天寒地凍,爬山越嶺,身上背著背包和我們一樣行軍幾十里,甚至100里以上,有的還要照顧傷病員。他們中的大多數和我的兒子年齡差不多大,有的甚至還比他小,他們能這樣做,為什麼我的兒子做不到呢?何況,他背的東西比小戰士輕,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戰士少。絕不能因為他是副軍長的兒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們都是普通的革命戰士,和那些可愛的小戰士之間是同志關係,只是我分工擔任副軍長……。」聽完張副軍長的發言。大家一致認為用馬送小張上學的做法只對他有害。小張聽後也搶著發言說:「爸爸,媽媽,叔叔們!請您們放心,我一定向紅軍抗日小戰士學習,學習他們不怕苦的好思想。」講完後,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學去了。   
  在戰士中過節日   
  我記得每逢中秋節或春節,只要張副軍長在軍部,他都要到戰士中去過節日。有一年的中秋節,我到他那裡去巡診,他老伴對我說:「他一早就去特務團了,要和戰士們一起過中秋節了。」這使我想起也是這一年春節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檢查飲食衛生和炊事員中有無患病的。正好遇到我們的張副軍長已在那裡和炊事員一起包餃子,他邊包邊和他們談家常。他問炊事員在參軍前在家裡過春節的情況,炊事員們都踴躍發言,當有幾位同志講到那時在家過春節時,想吃一頓餃子都很困難時,這時,張副軍長用啟髮式方法發問說:「這是不是你們的命苦,地主的命好決定的。」炊事員們說:我們說不清楚,請首長跟我們說說。張副軍長很親切地說:「什麼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騙人的鬼話,我們的命都是一樣的,只困為地主老財家佔有很多土地,而你們家有的沒有土地,有的也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飯,那只有給地主種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裡收的糧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來的糧食不夠吃,只有向地主借錢,借糧。借錢是要付高利息,借糧一斗要還2至3鬥,這樣一來,你們家就越來越窮,所以過年時想包一頓餃子都困難,你們說對不對?」聽了張副軍長的一番話,炊事員們都齊聲答:「是這樣的道理。」張副軍長繼續說:「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不但要使全國人民在春節時能吃上餃子,而且要使全國人民都富裕起來,生活越過越好。在平時也能吃上餃子、魚、肉等好東西。這種情況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們趕出去以後,把代表地主老財的階級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你們有了自己的土地,糧食才能歸於你們自己,日子才能越過越好。所以,我們當前首要任務是要將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炊事員們聽完了這席話,都喜笑顏開地說:「到那時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員激動得站起來講:「到那時我一定請首長和同志們到我家過春節。」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連巡診。連隊領導為使戰士們過一個愉快的春節,不但這幾天伙食搞得好,還組織一些文體活動。突然戰士們都站起來齊聲鼓掌並高喊:「我們的張副軍長又來拜年了。」我抬頭一看,果真是張副軍長,只見他面帶笑容,不斷地向同志們招呼講:「同志們!我又來向你們拜年了,祝你們節日愉快,身體健康,在今年的各項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績!」他見戰士們正在做拔河比賽等文體活動,就說:「同志們,我來當你們拔河比賽的裁判員好嗎?」戰士們個個都高興地鼓掌道:「歡迎!歡迎!」這時連隊文體活動更加熱烈了。當他的拔河裁判基本結束向戰士們告別時,戰士們又以熱烈的掌聲歡送張副軍長,並齊聲高呼:「祝首長身體健康!」一直等他走了很遠,才繼續進行各種文體活動。   
  張副軍長就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群眾之中。回憶起當時印象最深刻的3個事例,腦中很自然的又出現張副軍長在行軍中的形象。當他看到哪位同志患病,他就跳下馬,讓病人騎上他的戰馬,而自己和戰士們一起行軍的情景。   
  張副軍長!我們懷念您,崇敬您。您為我們作出了榜樣,我們一定踏著您的足跡,永遠向前,為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奮鬥終身!   
  註釋:   
  (1)[指1992年。]      
緬懷鄭位三張雲逸同志(節錄) 陳祥 
  每當我回憶起在新四軍四支隊和二師時期那段生活,心頭總要浮起對兩位領導同志的深深懷念。一位是新四軍第四支隊長兼任政委、後為二師的政治委員鄭位三同志;一位是原新四軍參謀長,江北指揮部指揮、後為副軍長兼二師師長的張雲逸同志。他們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對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對軍隊的擴大和建設都作出過卓越的貢獻。這兩位領導同志雖已離開人世,但他們的共產黨員優秀品德卻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從1939年秋開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隨四支隊部隊行動。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再次掀起反共惡浪,終於在1941年初製造了干古奇冤的皖南事變。這時,四、五支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位三同志任政委,張雲逸同志兼任二師師長。這兩位領導同志是淮南地區黨政軍的優秀領導,他們情同手足,軍政工作十分協調。   
  張雲逸同志是1938年11月由黨中央和毛主席派來領導江淮地區的抗日鬥爭的。1939年5月他任江北指揮部指揮。1941年1月任新四軍副軍長兼二師師長等職。雲逸同志是我黨我軍的老前輩之一,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他早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期就擔任過紅軍副總參謀長的職務。   
  記得1941年夏,二師在黃花塘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當時正值雲逸同志50壽辰,師政委鄭位三同志代表中共二師軍政委員會和師黨委號召全師向張師長學習,給予部隊廣泛的影響和深刻的教益。   
  雲逸同志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他在擔任江北軍事指揮和任二師師長職務時期,曾指揮過許多著名的戰鬥。例如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到來,國民黨桂系軍隊和韓德勤部集中數倍於我的兵力,向我軍大舉進攻。我軍在張雲逸同志統一指揮下,經過數十次戰鬥,殲滅了大量敵人,粉碎了敵人消滅異已的陰謀,為勝利開創淮南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雲逸同志十分重視和關心部隊的建設,重視培養幹部戰士的軍事素質。他曾親自兼任抗日軍政大學八分校校長,經常到學校為學員授課。他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一絲不苟,以他淵博的軍事知識結合古今中外的戰例,深入淺出地為學員講授軍事理論,並經常親自教操,親自作戰術示範動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誘,對於沒有弄懂的理論問題,只要提出來,他總是耐心細緻地進行解答,直到弄懂為止。誰的軍事動作不合要求,他便反覆糾正。一個高級指揮員能夠這樣,確是可貴的,在軍事史上也堪稱楷模。   
  雲逸同志的組織觀念是非常強的。他身為副軍長兼師長,外出活動或下部隊時,總是要向其他領導同志或參謀人員打招呼,說明自己的去向,從不擅自行動。他為人謙和,平易近人。有一次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志參加抗大八分校開學典禮,雲逸同志即以校長的身份請子恢同志作指示。我們當時想,張副軍長怎麼還向政治部主任請示呢?後來大家才領悟到,一個革命者,任何時候都應當謙虛謹慎,軍事指揮員尊重政治工作者,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雲逸同志以身作則,使學校工教人員和學員們受到了教育。   
  雲逸同志作風民主,他在作出一些重要決定前和指揮作戰時,總是盡量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而且他的下級不論有什麼意見,都敢於隨時向他提出。身為副軍長兼師長的雲逸同志,在戰鬥頻繁的敵後環境裡,很少坐在屋裡聽匯報。不論是軍事行動,部隊訓練,還是做思想工作,他總是要到基層調查研究,去看望戰士們,去找各級幹部談心,虛心地聽取指戰員的意見。1941年,我在八分校政治部做組織工作,張校長每遇學校召開會議處理政策性問題時,都參加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最後作出結論。   
  雲逸同志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1941年春,抗戰進入艱苦的階段,部隊生活十分困難,幾乎天天吃綠豆。為了改善部隊伙食,雲逸同志經常深入伙房,瞭解情況,與大家研究改善部隊伙食的辦法。他幾次將學校營團幹部召到師部駐地,講授軍事課和野外戰術動作,同時設法給學員們加兩個菜,改善生活。雲逸同志在艱苦的戰爭環境裡真正做到了和廣大指戰員同甘共苦,保持了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   
  每逢我回憶起這個時期的戰鬥生活,總會深切地緬懷兩位革命先輩,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今天,我們緬懷先烈,悼念老一輩,就是為了學習他們忠於黨、忠於人民,為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革命獻身精神。      
記新群煙草公司創建(節錄) 
  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二師供給部創辦的新群煙草公司,是華中敵後根據地開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家公營機器捲煙公司。它所生產的飛馬牌香煙,牌子最響,聲譽最高,不僅獲得淮南根據地軍民的好評,就是在鄰近根據地和一些兄弟部隊中也是很受歡迎的。解放戰爭中,煙廠隨軍北渡黃河,轉移途中堅持生產,所到之處,軍民也是爭相購買。後來大軍南下,由開形勢發展的需要,新群煙草公司不存在了,可是飛馬牌香煙在華東地區仍有幾家煙廠生產,供應市場,歷史事實證明,新群煙草公司在保障供給,增加財政收入,開展對敵經濟鬥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新群煙草公司生產的背景及其名稱的由來香煙是軍民都需要的消費品。可是由於日偽封鎖,機制香煙進不來,當時淮南根據地除有一家私營小煙廠外,全靠手工捲煙,遠遠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就部隊來說,問題更加突出,有的煙癮大的同志沒有煙抽,索性把樹葉、麻葉、棉絮用紙包起來抽。部隊首長對這一情況很重視,張雲逸副軍長(兼二師師長)對二師供給部胡弼亮部長說:「我們當領導的要關心幹部戰士的生活問題,吃的、穿的、用的都得關心解決,我們能不能辦個煙廠,解決幹部、戰士的抽煙問題?」胡部長向張副軍長報告說:「我們也有這個打算,準備自己動手辦個煙廠。」並把辦煙廠的計劃作了匯報,張副軍長聽後很高興,當即同意了辦廠計劃,並說:「好啊!將來在供給制中把髮香煙也作個規定,你們看好不好?」又指示說:「我們辦煙廠,頭一條重要意義:就是要配合政治開展對敵經濟鬥爭,這也是根據地建設的一個項目,要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這裡須要談一下我們二師合作社對當地私營煙廠的支持與合作關係。它是我們產生自辦煙廠打算的一個重要因素。抗戰初期,日寇侵佔揚州、天長、六合等縣城後,銅城鎮及其附近廣大地區是國民黨統治區。當時,由於敵人實行經濟封鎖,機制香煙進不來,手工捲煙供不上,於是銅城鎮有幾位商人,集資籌辦起一個「群眾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搞了一部捲煙機,生產名叫神龍牌的香煙,供應市場。但在國民黨政府的敲詐勒索之下,當我軍解放該鎮時,這個煙廠已奄奄一息,難以維持下去了。師領導瞭解到這個廠的困境後,指示合作社支持該廠一部分現金,以解決其燃眉之急。但是要長期生產,他們還是不斷感到資金不足,於是到1942年底,私商就要求我們投資,合股經營。經請示上級,同意合作社投資入股,公私合營,並派出幹部、戰士進廠參加生產和管理。這就使群眾煙廠能夠繼續生產下去,並得到一定發展。而我們也從中學到了煙廠管理經驗和業務知識,使我們產生了自辦煙廠的念頭,為籌建新廠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我們新群煙草公司的前身。   
  自辦煙廠的方案確定後,給廠和香煙取個什麼名字好呢?我們多方徵求意見,經過一番議論,最後大家認為:既然公私合營的煙廠名叫群眾煙草公司,出品神龍牌香煙,那麼,我們就取名為新群煙草公司和飛馬牌香煙吧。其意義是:1、煙廠取名新群煙草公司,意為新的群眾煙草公司。它既有別於又要勝於合營的群眾煙草公司,同時含有根據地的群眾是新型的群眾之意。2、香煙取名飛馬,意為賽過神龍,同時含有象徵革命發展如駿馬奔騰之意。   
  二、因陋就簡艱苦創業   
  購買捲煙機和聘請開機技師,是籌備工作中的關鍵問題。因為沒有機器就談不上辦廠,沒有技師就開不動機器。但是這兩個問題在根據地是無法解決的,都得到敵占區才能辦成。當時敵人對機器的控制比對布匹、藥品的控制更嚴,尤其從敵占區城市請一個技師到既危險又艱苦的農村來,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通過商人關係,想方設法,費盡周折,才搞進來一部捲煙機,又通過他們做了大量細緻工作,給予技師優惠待遇和各種生活照顧,終於聘請來一位技師,從而把關鍵問題解決了。如何解決大批煙盒印刷問題,也是一大難題。因為當地只有一家僅有三、五個工人的石印作坊,連印刷神龍牌煙盒都來不及,當然更不能承擔我們飛馬牌的印刷任務了。當時,我們想到,淮南日報社有圓盤機,可以解決問題,於是與報社印刷廠聯繫,他們答應可以承擔印刷任務。但缺乏製作鋅板的條件,這又需要到敵占區去辦。我們又托生活書店的同志,冒著危險,到敵占區做了幾塊鋅板,這樣就解決了煙盒的印刷問題。   
  新群煙草公司的管理幹部和工人,主要來源於師合作社。因為此時合作社撤銷了,大部分人員就轉到煙廠,從經理到會計、採購、營業等,都是合作社原班人馬,這是建廠的骨幹力量。同時,從部隊調進一批幹部(其中有幾位老紅軍)、戰士和隨軍家屬(當包煙工人),還招雇了當地部分男女工人。部隊同志實行供給制,僱請工人實行計件工資和月工資制。我們稱部隊同志為內工,僱請工人為外工。廠址選擇在銅城鎮西邊小李莊,是一個地主家的院落,房屋約20餘間。10間較大的正房和廂房當車間用,炮樓當會計室,樓下辦公,樓上放錢和住人,其餘零星房屋就當宿舍。根據生產工序的不同,廠裡分捲煙車間、制絲車間和包裝車間。我們的車間不是一級行政組織,不設專職管理幹部,每車間指定一名專人負責,不脫離生產,廠部實行精兵簡政,不設職能部門,脫產管理人員也很少。當時的設備非常簡陋,捲煙機沒有動力設備,我們就做了個大木輪,套上皮帶,用人力搖。在包裝間,我們做了幾張長桌當包裝台。制絲間僅有一部切絲機,又買了一口大鐵鍋,砌了個鍋灶用來炒煙絲。我們就是這樣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地很快將煙廠籌備就緒,於1943年上半年開始投產,當時,每天產煙600餘條,大部分供應部隊,實現了張副軍長提出的在二師部隊供給制中增添香煙一個項目的要求,初步解決了部隊吸煙難的問題,多餘香煙就在市場銷售,供應群眾,開始緩和了市場香煙緊張的狀況。   
  三、精工細作力創名牌   
  我們從建廠的頭一天起,就樹雄心,立壯志,一定要使飛馬煙勝過神龍煙,力爭創出名牌。所以狠抓質量,主要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採購上等煙葉。煙葉好差是決定香煙好差的基礎,安徽定遠、鳳陽一帶的煙葉色質精良,聞名全國,所以我們專門採購這些地方的上等煙葉。從銅城到定遠,必須穿過敵人津浦鐵路封鎖線。儘管有一定危險,但我們仍決心把好煙葉搞到手。於是選派了得力幹部、自備騾馬10匹,組成運輸隊,不間斷地出發到定遠朱家灣一帶採購煙葉。運輸隊的同志冒著危險,頂著嚴寒酷暑,長年累月地往返於津浦路東西之間,有時自身力量不夠,還僱請當地老鄉幫助運輸,從而源源不斷地將大量煙葉運回煙廠,保障了煙葉供應。二是精心炒制煙絲。煙葉進廠後,我們進行挑選,將優等煙葉加工成絲,次等煙葉另作處理。加工前先把煙梗全部抽掉,然後才刨成煙絲。炒絲時要求達到不焦不碎,香料要攪拌均勻。三是科學配加香料。我們對香料配製缺乏經驗,就再一次通過來往於敵占區的商人,想方設法搞到上海大煙廠的配方。在此基礎上逐步摸索經驗,取長補短,終於搞出了一個較成功的香煙配方。四是認真搞好包裝。我們要求技師認真捲煙,包裝工人細心包裝。每支香煙都嚴格做到不緊、不松、無空頭。   
  由於我們重視香煙質量,千方百計精工細作,因而使飛馬煙一出廠就深受好評,廣大軍民交口稱讚,越傳越廣,聲譽迅速提高,真像是一匹飛騰的駿馬,奔馳在淮南抗日根據地。群眾爭相購買飛馬香煙,前來訂貨的商販絡繹不絕。煙廠門前經常排有長長的隊伍,甚至夜裡還有人睡在那裡等候批貨,寂靜的小李莊,頓時變得熱鬧起來。為供應市場更多的香煙,我們於1944年上半年又添置了捲煙機、切絲機各一部,蓋了20間竹草結構的廠房,增加100多名工人,並加開了夜班,每天生產香煙1200餘條,較好地緩和了市場供煙緊張狀況。在這一段期間,新群煙草公司前後兩任經理分別是劉保華、李德秀。   
  四、統一領導發展壯大   
  1944年下半年,為了適應根據地經濟事業日益發展的新形勢,上級決定,部隊的企業單位交給地方政府統一領導。於是我們新群煙草公司和路東軍分區創辦的生產工農牌香煙的東聯煙草公司,統歸路東專員公署建設處領導。公私合營的群眾煙草公司,這時也歸屬建設處領導。為了便於管理,建設處決定在新群煙草公司的基礎上,成立新群煙草總公司,總公司下設一廠(新群煙草公司)、二廠(東聯煙草公司)、三廠(群眾煙草公司),總公司設在銅城鎮,各廠仍在原址生產。總公司機關設有總務股、營業股、會計股以及銅城、漢澗兩個分銷處。總公司及3個廠共有職工約600餘人,擁有捲煙機5台,切絲機3台,分別生產飛馬牌、工農牌、神龍牌香煙,日產量約2500餘條。   
  1945年前後,總公司及一、二廠(三廠已併入一廠)相繼搬遷到盯眙縣古城鎮附近。總公司設在古城鎮上,一廠在鎮東朱家四,二廠在鎮西斗山。抗戰勝利後,我軍收復盯眙縣城,總公司於1946年初進入了盯眙縣城。這時,新群煙草總公司的組織機構及幹部配備,有了大幅度調整。在機構設置方面,撤銷了兩個廠部、其職能人員併入總公司有關業務股,一切生產業務統由總公司辦理。總公司下設總務股、工務股、會計股、營業股以及盱眙、銅城、議澗、竹鎮、古城5個分銷處,同時還成立黨支部和工會,以便對工人進行思想教育和福利等工作。總公司黨支部書記劉智惠,工會主席殷毅。進入盱眙之後,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公司擁有捲煙機8台,切絲機4台,動力設備已取消了落後的人力木輪而改用柴油機,職工也猛增到近千人,日產香煙3500條。工資發放,除外工仍實行計件工資和月工資外,內工均改為低薪制,按折實標準發薪。這一時期,可說是新群煙劃公司的鼎盛時期。   
  五、度過難關迎接解放   
  1946年8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對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我們為了奪取最後勝利,暫時放棄部分地區。當國民黨軍瘋狂進攻盯眙縣城時,新群煙草公司被迫搶渡淮河,用騾馬和牛車,載著沉重的機器和原料北上,長途跋涉。即使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煙廠仍不斷利用間隙,就地裝機生產,直至1946年底,撤退到山東沂水縣界湖鎮時,才暫住下來,這期間,新群煙草總公司一面進行整頓,一面恢復生產,二師供給部的勤富煙廠也合併進來。在沂水期間,我們還派出部分幹部、工人帶一部捲煙機,到魯中第三軍分區協助他們開辦新生煙廠。1947夏天,敵人大舉進攻魯中和膠東等地,我們的煙廠北渡黃河,撤退到渤海地區惠民縣境內。當時,這裡是華東後方,環境較安靜,煙廠又住下來,開動機器,堅持生產。這時,全廠保留捲煙機2部,幹部和工人200餘人。   
  1948年春天,在我華東野戰軍準備解放濟南、青島的前夕,為了做好對大城市工廠企業的接管工作,新群煙草總公司併入山東大雞煙廠,並在以後直接參加了對濟南、青島、徐州等煙廠的接管工作,有的同志至今還是這些地方煙廠的骨幹。濟南、徐州等煙廠回到人民手中後,都曾生產過飛馬牌香煙。上海捲煙廠至今還把飛馬牌香煙作為一種保留產品生產、出售。解放初期在華東軍區後勤部開辦的勤豐煙廠和安徽省軍區開辦的建新煙廠中,都有新群煙草公司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可見新群煙草公司不但在戰爭年代發揮了作用,而且也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培養了力量。(劉俊、王德明整理)      
張雲逸在田東的蹤跡 黃大昆 
  陽春3月,朝霞滿天。1961年清明節前夕,張雲逸同志風塵僕僕地來到曾戰鬥過的地方--廣西南寧市和田東,並到東蘭去給書拔群烈士掃墓。第一天到達田東,張老帶大家去看當年消滅反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的地方,去看右江蘇維埃政府舊址,並到縣烈士墓掃墓。這是張老對田東縣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對為革命犧牲的戰友的懷念。   
  張雲逸同志領導百色起義,時間已經過去60年,他已於1974年11月19日和我們永別了。但是他在那硝煙瀰漫中的戰鬥身影;在那千山萬水中留下的腳印;在那壯家瑤寨裡與人民談心的音容,都時刻地銘記在田東縣各族人民的心中。   
  掃開路障   
  1929年春,李明瑞在俞作拍的鼓動下,倒桂搞蔣,得到老蔣的委任狀。6月,與俞回桂主政。俞作柏、李明瑞分別擔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綏靖司令。當時,我黨在廣西已有群眾基礎,加上俞、李原來受我黨影響,同情革命。他們與蔣、桂軍閥之間矛盾重重。因此,他們執掌廣西政權後,想借助我黨的力量來鞏固其地位,要求我黨派幹部到廣西工作。為了發展廣西的革命力量,抓住有利時機,我黨中央及時派鄧小平為黨中央代表到廣西工作,與此同時,張雲逸同志也通過李明瑞的戰友,粵軍海軍司令陳策寫信介紹到廣西工作。經過黨的活動,張雲逸被調到俞、李新建的警備第四大隊去當大隊長,還擔任廣西教導總隊副主任。但第四大隊是李明瑞到廣西後,收容土匪、民團、散兵游勇編成為隊伍,成份複雜,紀律很壞。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時期,張雲逸曾在國民革命軍裡當過師參謀長,這支隊伍紀律嚴明,戰鬥力強,曾聞名於軍界,李就想利用張雲逸來幫助改造第四大隊。當李明瑞徵求張雲逸的意見時,張雲逸當即提出了兩個條件:軍隊太壞,要我兼任大隊長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個得力的副大隊長協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須採取堅決、迅速的措施。李明瑞稍微猶豫,也就點頭答應了。經黨組織決定,選派李謙同志擔任副大隊長。該大隊經過短時的整頓,調來黨員擔任基層幹部,招收農民、工人和學生來補充,部隊摻了沙子,顯得更有生氣。再加上,對反動軍官採取「陞遷」、「調訓」等辦法進行處理。結果該大隊很快成為一支我黨領導的革命軍隊。同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不聽鄧小平和張雲逸的奉勸,突然決定反蔣。然而,李明瑞部下的楊騰輝、呂煥炎、黃權等三個師,都給蔣介石收買而倒戈了。俞、李只剩下身邊的幾個馬弁。張雲逸同志深知李明瑞的困境,立即派兵接應李明瑞返回南寧。正如李明瑞對俞作柏所說:「全完了!要不是張雲逸派部隊接應我,我可能還回來不了。」當時,李明瑞對張雲逸是多麼的感恩啊!   
  反蔣失敗,遂於1929年10月14日,李明瑞和俞作柏逃往左江。10月17日,鄧小平同志即率領黨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離開南寧,並指揮軍械船和警衛部隊,溯右江上駛,前往百色。張雲逸帶著教導總隊及第四大隊,從陸路沿江掩護前進。20日,水陸兩路,先後到達平馬。雖然,鄧小平同志在南寧工作三四個月,代表黨組織對軍隊工作作過許多寶貴指示,但為了保守黨組織的秘密,張雲逸一直未能與鄧小平見過面。到平馬時,經葉季壯介紹,張雲逸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戰友見面,分外激動。當天省農協右江辦事處在平馬召開了歡迎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警備第四大隊、教導隊和當地農民群眾等幾千人,張雲逸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倒國民黨,建立蘇維埃的口號,大大鼓舞了人民群眾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心和決心。會上群情激奮,場面熱烈。第2天,部隊啟程百色,大部份軍械部帶去,暫時不用的重武器和彈藥則疏散到東蘭,恩隆(今田東下同)七里區等深處保存。同時,將第四大隊一個營留駐平馬、一個營住四州、一個營下駐果化,領導機構率教導總隊、直屬隊到達百色。   
  自從張雲逸同志率部到右江後,革命活動由秘密走向公開,革命烈火猶如乾柴堆加上了汽油,越燒越旺。廣大群眾日盼夜盼,鬧翻身求解放的日子終於來到了。然而,妄想聽命於捲土重來的新軍閥的熊鎬,便帶上1000多名的士卒,像警犬一樣緊緊跟蹤我黨領導的第四大隊,分駐有江重鎮,虎視眈眈,伺機吃掉我軍,盤踞右江。幸好鄧小平和張雲逸兩位同志,心明眼亮,看穿了敵人的陰謀,做到勇謀取勝,先發制人。果斷地於10月28日,在百色、恩隆、奉議(今田陽,下同)迅速地殲滅了反動的第三大隊。張軍長還在百色設「鴻門宴」,智擒了三大隊長熊鎬。這一仗的勝利,為百色起義的準備,開闢了大道。張雲逸同志說「如果說百色起義是高潮,那麼消滅第三大隊就是序幕。」可見,消滅第三大隊敵軍是多麼重要的一著啊!   
  嚴冬時節,寒氣襲人。各地的土豪劣紳,看到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並與國民黨反動派互相勾結,妄圖撲滅農民運動。張雲逸同志早就看到這一步棋,下定決心把他們消滅掉。恩隆、思林(今田東、下同)、奉議等縣各路農軍,密切配合張雲逸同志所率領的第四大隊,圍剿土豪劣紳,打擊地主惡霸的反動勢力,革命活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於1929年11月1日,張雲逸同志派一連人槍,和滕國棟、黃治峰率領恩隆、奉議農軍共千餘人槍,圍攻韋寧村大土豪黃曹山團局武裝;11月21日,張雲逸同志又派第四大隊第一營長王抗節率部會同思林、恩隆縣的黃永達、滕國棟等帶領農軍共2000餘人槍,彙集於恩隆縣萬鞏鄉,進攻同老土豪黃貴朝的巢穴;11月底,張雲逸同志再派一個連和滕國棟、黃永達、蒙元升率領農軍共1000餘人槍,分4路向那坡進攻,拔掉恩隆縣五毒俱全的大地主譚典章這顆釘子。譚典章認為,自己多年經營的老巢,牢不可破。但經過我軍7天7夜英勇奮戰,攻下了層層布壘,匪徒們被打得焦頭爛額,鼠竄逃遁。譚典章也隻身逃到那領屯旁的山溝裡去躲住。在搜捕中,我隊員韋少榮發現譚匪在深山溝裡,一槍打中了他的左腿膝蓋上,還企圖潛逃,最後被打死,並割下頭顱送到平馬鎮示眾。各族人民為除掉這個惡慣滿盈的「土皇帝」,無不拍手稱快。   
  張雲逸同志不但狠抓部隊的改造工作,提高部隊的素質,發展共產黨員,壯大革命隊伍,收繳反動軍隊武裝,而且還與我縣農軍緊密配合,圍剿土豪劣紳,從而增強了廣大人民樹立革命必勝的信心,為百色武裝起義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成立作好準備。   
  百色起義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誕生   
  1929年11月初,中共廣西黨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請示工作的龔飲冰回到了百色。龔飲冰向部隊黨委傳達了中央指示。中央同意鄧斌、張雲逸等同志在左右江地區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中央頒給的部隊番號是:進駐右江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進駐左江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任命張雲逸為紅七軍軍長,俞作豫為紅八軍軍長,鄧斌為紅七、八軍總政委。前委還決定在廣州起義2週年即12月11日舉行百色起義,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同時誕生。   
  這天早晨,睛空萬里,右江河面光波粼粼,朝霞撒滿平馬上空,古城鑼鼓喧天,歌聲嘹亮,鞭炮齊鳴,響徹雲霄,好一派歡樂景象,大街小巷貼有紅綠色標語:「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土豪劣紳!」街上人山人海,附近百數十里的有組織的農民,都匯合來了。三營戰士,自衛隊隊員全副武裝,背著步槍、手持梭標、長矛;工會、農會會員拿著斧頭、鐵錘,扛著鋤頭;學生們打鼓吹號,揮舞紅旗;婦女小孩穿著紅綠的節日盛裝,手持一面小紅旗,從四面八方湧向平馬鎮北廣場。   
  這一天上午,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恩隆縣平馬鎮經正書院隆重開幕。百色、那坡、田州、平馬、果化等城鎮工會選出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陽,奉議,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鎮結、東蘭、鳳山等11個縣農民協會選出的農民代表,紅七軍士兵委員會選出的士兵代表,共80多人出席大會。紅七軍軍長張雲逸已在前一個晚上到達平馬,指導大會的召開。大會奏完國際歌後,陳洪濤同志報告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籌備工作情況,張雲逸軍長在大會上宣佈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勝利誕生。這喜訊給到會代表極大的鼓舞。大會討論建設各級工農民主政權,擴大紅軍、組織地方赤衛軍,實行土地革命、肅清反革命分子等問題,並通過了實施政綱。大會選舉了雷經天為右江工農民主政府主席,還選有肅反,勞動、軍事、土地、財政等委員。   
  這天的12時許,平馬鎮廣場紅旗如海,歌聲雷動。各縣代表排著整齊的隊伍,到廣場參加慶祝大會,他們每人的胸前佩掛一張「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的紅布代表證;紅七軍指戰員穿著新灰色軍裝,撕掉了青天白帽徽,繫上紅領帶,整齊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個個精神抖擻,英姿威武。廣場上參加大會的挨挨擠擠2萬多人。當雷經天、陳洪濤、黃治峰等陪同張雲逸軍長登上主席台時,全場起立,並鼓起雷鳴般的掌聲。   
  陳洪濤同志主持會場。他宣佈慶祝紅七軍的成立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誕生,全場歡聲雷動,鞭炮齊鳴。在這掌聲、歡呼聲、口號聲中,張雲逸軍長含著微笑,從座位上站起來,大步流星的走到講話台前,用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演講。有時他還捻著自己的那(咎)小鬍子。他說:「紅七軍的成立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誕生,是工農群眾的一件大喜事。紅七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是保護工農群眾利益的。歡迎右江父老兄弟選送優秀兒子踴躍參加紅七軍。」張軍長講完話後,把一個包著紅布的大印交給雷經天主席。雷經天主席接過大印後,表示要為工農兵掌好印,還宣佈政府各項政策。   
  下午5點多鐘,張雲逸同志和隨員,乘著一隻掛鐮刀、鐵錘紅旗的汽船回百色。各縣來參加會議的代表、部份群眾到平馬一(馬)碼頭歡送張軍長。張軍長在雷經天、陳洪濤、黃治峰、滕□甫、滕國棟、黃永達等同志的陪同下來到碼頭,人們鼓掌,各縣代表站在靠近汽船的地方,和張軍長握手告別。頓時,岸上、船下,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共產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紅七軍萬歲」的口號聲和右江的波浪聲匯成一股巨大的聲浪,迴響在右江山谷林濤。   
  右江紅旗升起來了,經濟工作怎麼辦?張雲逸同志對軍部和政府的經濟工作非常關心,經常過問軍費收支,被服和槍支彈藥的情況,反覆指示:要認真做好軍需工作。張軍長還親自在恩隆縣創辦鑄錠廠、蘭芳兵工廠、被服廠、解決了當時急需的困難。   
  是年12月的一天晚飯後,張雲逸同志和警衛員一起來到平馬鑄錠廠負責人陸啟瑞家。陸啟瑞和妻子蘇春鳳,見到張軍長親臨寒舍,似見如故,陸請坐又沏茶。張軍長說:「自已人,不要客氣了。」接著和陸啟瑞促膝談心,從家常談到鑄造銀錠工作情況。談著談著,張軍長道出了來意,他說:「無事不登三寶殿。老陸呀,我和你商量一件事,現在軍部和政府有一批從地主豪紳、資本家沒收來的銀器和碎銀元,是否可以鑄成銀錠兌換銀元,給紅軍軍響和蘇維埃政府解決一些財政的困難。」「這個可以辦到。」陸啟瑞信心十足地說。   
  張軍長接著說:「老陸,那我拜託你負責這個工作了。」第2天,陸啟瑞就召集陸啟榮、吳順保、凌保、蘇春鳳等十多人進行討論分工,分為5個小組,一個小組一個風箱,自製統一的模型,各個組都有鐵錘、鐵枕、鐵鉗等工具。鑄銀錠小廠就在這樣因陋就簡地迅速建辦起來了。廠設在文昌廟(今慶平小學),主要任務是將手飾、耳環等舊銀器熔鑄成銀錠、每塊銀錠重16兩(舊稱),相當於14塊光洋的值。每天可熔鑄出銀錠約150斤,建廠一個多月,計產銀錠6750多斤,確實為蘇維埃政府彌補了一定的財政困難;同月底,梁維禎打報告給張軍長,請求派師傅和工人來修爛槍、造彈,張軍長立即批復,並寫介紹信到南寧找兵工廠的人員來,後來梁維禎就派梁天才到南寧去,果然從南寧帶回來一個叫李榮周的師傅來。他上來辦好合同手續後,轉回南寧,過了20多天,又率領30多個工人和搬來工具箱。這樣兵工廠就算籌建起來了。該廠建在蘭芳村愛桑屯,故命名為愛桑兵工廠。廠長是阮麗千,經理是梁天才。該廠內設有造槍、造彈、維修3個車間,工人師傅利用簡陋設備,靠自己雙手製造槍支彈藥。建廠僅數月,製造新槍200多支、子彈6萬多發、修理壞槍80多支,新槍除補發給赤衛軍戰士使用外,餘下的賣給當地群眾,收得經費作為廠的經濟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工廠建立後,屢次遭到敵人的破壞,廠址先後搬遷到布干、弄足、市絨、弄圖等地方,人員也多次變動。工人散伙了又集中起來,集中起來又散伙。一次是搬到弄圖,敵人又來破壞,並打死了一個工人,這個工人叫黃標。喪心病狂的敵人,對兵工廠的建立,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處圍剿。1934年,兵工廠基本完成它的史命,終於停辦了。這時,有的工人跟著部隊去,有的也散伙回家了;同月底,張雲逸同志又指派平馬車縫工會主席黃木生,負責創辦被服廠,廠址設在黃木生家(今中山街17號),約有40個工人,他家只能安置4台衣車,其餘30多台分散在各戶生產。紅七軍代表,恩隆縣蘇維埃政府委員陳皆玉分管被服廠工作。該廠辦後,為紅七軍生產軍服500多套,棉大衣200餘件,乾糧袋及子彈帶1500多條,剪制各區鄉蘇維埃政府的犁頭紅旗數百張和紅七軍戰士的紅色領帶標誌1000多條。該廠於1930年2月,隆安戰鬥失利後才停辦。   
  迎接李明瑞 保衛蘇維埃   
  1929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反蔣失敗後,隨同俞作豫率領的廣西警備第五大隊赴龍州。俞作柏即出越南轉去香港,李明瑞卻被法越當局以有「通共」嫌疑拒絕過境而留在龍州。11月中旬,李明瑞鑒於當時剛復辟的李宗仁、黃紹竑指揮黃權等部駐在桂東南與蔣介石的粵軍相遇,無力後顧,南寧兵力空虛,便想回來佔領南寧,以圖東山再起。李明瑞先商量得俞作豫的同意,由俞集中第五大隊,隨後開到崇左一帶待命。他親自赴右江找張雲逸,聯絡第四大隊去攻打南寧。李明瑞到右江後,張雲逸懇切的向他說明,我黨的主張是建立革命根據地。左、右江群眾基礎較好,依靠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大有發展前途,如果不建立可靠根據地而糾纏軍閥混戰是沒有出路的。同時,張雲逸同志還說明我們也同意向南寧發展,但要在革命根據地建立和鞏固以後。並表示左、右江正式建軍後,我黨準備請他擔任紅七、紅八軍總指揮,希望他走革命道路。李明瑞聽罷張雲逸的話,不禁大吃一驚,急忙擺手說:「不行,不行,我到這裡,還是個戰士,那能挑得起如此重擔?」李明瑞一副嚴肅的樣子。   
  張雲逸也一本正經地說:「請不要客氣,只有你能挑得起這個重擔,論資歷,你是著名的滇軍講武學堂出身;論打仗,你指揮過干軍萬馬,是北伐軍的虎將;論跟蔣桂打交道,你最熟悉他們的脾氣。現在有共產黨領導,你一定能勝任。」李明瑞說:「行了,行了,舊事已如煙雲。過去,苦頭也吃過不少。現在我倒是想在共產黨領導下,從頭做起,當一名戰士。」張雲逸見他一再謙虛,只好進一步交底說:「原來中央考慮任命你擔任紅七軍軍長,但鄧代表和我們一起研究過了,我們認為你擔任總指揮,統領紅七、紅八軍更合適。請你考慮。」李明瑞覺得張雲逸的話真摯誠懇,合乎當時的革命形勢,就心情舒暢地說:「行呀,你們先在右江舉起紅旗,我們左江跟上。」李明瑞欣然接受勸告,表示願意參加革命。張雲逸就派了一個步兵連護送李明瑞轉回龍州。1930年元月29日,張雲逸按前委在平馬召開的全會的預定計劃,率領一個特務連從田東,經思林、果化等地,經過兩天行程到達鎮潔,迎接李明瑞正式就任紅七、紅八軍總指揮職務。這天,風和日麗,大地復甦,高高的木棉掛滿蓓蕾,含苞待放。張雲逸率領一連戰士在路邊等候。李明瑞一下馬,張雲逸就迎上去:「李總指揮,幸苦了!我是專程來迎接你的!」「不敢當!不敢當啊!以後還是叫我李明瑞嘛!」張雲逸笑著說:「不叫總指揮,難道叫特派員好?」說得隨從的人員都笑起來。2日,因桂繫在戰略上有了改變,其主力移到南寧,決心以南寧及左右江為後方,向廉、欽攻廣東,在此戰略,乃分3個團攻右江,兵臨隆安縣城,戰事告急,張雲逸和李明瑞立即離開鎮潔,前往思林縣城赴隆安督戰。經過鄧小平和張雲逸過細的思想工作,以及馬列主義陶冶,李明瑞終於成為紅七、紅八軍得力的指揮員。   
  隆安戰鬥失利後,我軍只能暫時駐紮在平馬附近的山區,平馬鎮遂被敵人佔領,其實這就打亂了張雲逸和李明瑞的原計劃(到東蘭休整)。張雲逸說:「平馬鎮是右江工農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給敵人佔去,影響可不小。如果敵兵不多,我們要打一下收復平馬。」偵察員說:「平馬鎮有覃興一個團駐守。」「趁敵人沒後援,攻它一下。」李明瑞接著說。2月12日,平馬戰鬥打響了,紅軍和赤衛軍,分兵3路,首先攻下平馬的屏障--馬鞍山,擊潰敵人一個營,又乘勝追擊敵人直到牛行街。敵人雖然森嚴布壘,但我軍採取「分兵把守,分路挺進,全面開戰,形成包圍」的戰術,弄得敵軍喪魂落魄。經過5晝4夜的激烈戰鬥,整個平馬鎮除了東慶街的城隍廟(今慶平小學)和觀音廟(今縣政府)這兩個據點還沒有攻下外,而這兩處彈丸之地僅佔平馬鎮的五分之一的面積,其餘全部被我軍佔領。敵軍有小部份據險死守,大部份已驚慌逃遁。因我軍得知楊駿昌團,從田州方向回頭增援平馬覃興團。在不明援敵多少的情況下,惟恐敵人援兵夾攻,所以張雲逸軍長下令收隊。雖然沒有攻下平馬全城,但我軍勇猛善戰,殺了桂軍一個回馬槍,威懾了敵膽,牽住敵人的尾追,使我軍順利地挺進七里山區。這場戰鬥,擊斃敵軍100多人,繳槍100多支,大大地激勵紅軍指戰員們革命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1930年4月初,紅七軍外出到黔桂邊游擊,6月,勝利回師右江後,於7月初,我軍派往雲南的偵察員匯報緊急情況:「南京政府,命雲南龍雲部取道龍州、百色,沿左右江進攻南寧,其經右江的張沖師已到富寧,將經剝隘入百色。」過幾天後,二縱隊第二營六連的戰士,在百色那畢方向,又抓到4個頭戴北伐軍式的大沿帽,帽腳圍著一條紅布帶,身穿深綠色軍裝的兵,送到紅七軍軍部,經張雲逸和李明瑞審訊,得到他們交來一封信,信中寫道:「敞軍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進攻南寧,絕不侵犯貴治及騷擾軍民,幸勿誤會,請借百色至南寧通道……」。   
  張雲逸同志認為,這是蔣介石的詭計,當時,桂系軍隊留少數看守廣西老巢外,大部份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親自率領出發湖南,協助粵軍張發奎部、湘軍唐生智部、和北方軍閥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李宗仁、白崇禧指揮的桂軍先頭部隊佔領長沙,直指岳州,黃紹(立友)、黃旭初指揮的後續部隊也到達湘邊,開向衡陽,形成第二次反蔣的高潮。故蔣介石即命粵軍余沒謀沿西江向南寧進逼,又命雲南軍閥龍雲迅速出兵廣西,妄圖擾亂桂系軍閥後方,牽制桂軍北進。龍雲派盧漢為總指揮,率滇軍兩個師約19000多人,由滇桂邊界的舊州進入廣西。盧漢蠻橫地要求我軍退出百色、恩隆、果化至南寧一線走廊,給他們讓路。鑒於滇軍兵力數倍於我軍,紅七軍前委乃決定暫時讓開,待滇軍兵力大部通過後,乘襲擊其後路,攔截輜重。7月下旬,張雲逸軍長率軍部和第一、二縱隊撤出百色,經田州、平馬到達思林,部隊埋伏在思林縣古芬村、果德縣可恆村一帶交界的鷓鴣坳,指揮所建在那叭屯(今田東縣定廣村)。當滇軍大部隊開過後,我軍突然猛擊其後續部隊。滇軍聞警迅速組織反擊。雙方反覆爭奪陣地,戰鬥非常激烈。經過5晝夜的衝殺已達到伏擊的目的,我軍也十分疲勞,張軍長只好下令撤出戰鬥。而滇軍急於向南寧進軍,也不敢戀戰。這場戰鬥滇軍傷亡600多人,其中擊斃一個團長,重傷一個特務營長,俘獲官兵500多人,繳獲步槍400多支,10多匹騾馬,幾十擔煙土等。我軍也傷亡400多人。戰鬥結束後的第2天,部隊就到平馬進行整訓。   
  平馬整訓 勝利轉戰   
  我軍在鷓鴣坳攻打滇軍撤出戰鬥後,就收隊回師平馬,本來欲想恢復百色,但原來距離大部隊約60里處,擔任向百色警戒任務的第二縱隊一營一連的連長,暗中勾結少數反動排長和兵油子,將營長和副營長殺害,率隊向百色逃去,一般幹部和士兵受挾被迫而跟去。這事變說明,當時部隊尚未徹底肅清和改造好舊軍官、兵油子,故軍前委決定:部隊在平馬一帶進行整訓。在整訓中。部隊一方面幫助地方建立武裝,組織縣、區赤衛隊;另一方面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為期3個月的平馬整訓開始了。   
  張雲逸軍長等選擇在平馬整訓,這是正確決策。因為平馬鎮是右江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老革命根據地重要組成部份,群眾基礎好,右江地區武裝敵人較少。另滇軍和桂軍閥互相鬥勾,也沒辦法抽出兵力來對付,這對集中整訓是十分有利。1930年7月15日,在恩隆縣平馬鎮古老的城隍廟(今慶平小學)裡,紅七軍軍部教導隊開學典禮開始了。在開學典禮會上,張軍長給學員們講了話,要求參加人員努力學習政治、軍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教導隊有隊長、指導員、教務主任,下設3個區隊,每個區隊3個班,共有學員100多人,教職員和學員大部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少數民族學員佔大多數。在學習期間,張雲逸軍長還經常到班上看望大家,做軍事技術示範,和同志們促膝談心。在整訓期間,恩隆蘇維埃政府按照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頒發的《土地法暫行條例》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土地革命開始在百谷、那恆、林鳳、上法等鄉村搞試點。田舍區上法鄉陸子明帶頭在群眾面前公開燒燬家裡的地契約,群眾也陸續拿出契約燒掉,並沒收地主陸獻臣、陸正良等的土地和財產,然後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貧苦農民。經過3個月的整訓,部隊的政治素質,階級覺悟和軍事技術都有了很大提高。地方政權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紅七軍原定於10月1日,離開右江蘇維埃根據地北上,但在出發前一天,中央派代表鄧崗(拔奇)同志趕到平馬,傳達中央指示。於是紅七軍的行動計劃只好暫時推遲。對於中央給紅七軍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張雲逸等少數同志認為,紅七軍剛誕生,人力、物力、財力都有明顯的不足,要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攻下柳州、桂林,消滅兩廣軍閥是很困難的,不贊成把紅軍拉去打大城市。但中央一聲號令只能執行,不能違抗。出發前,在平馬召開了軍民群眾歡送大會。張雲逸軍長向戰士和群眾講了話,他說:「英勇的紅色戰士們、軍官們,親愛的工農群眾!今天,我們要離開可愛的蘇維埃根據地了,離開親愛的家鄉、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們離開只是暫時的。現在,我們去執行黨中央交給我們的戰鬥任務,去打敵人!我們相信,日後一定會勝利回來的。」「工農同志們,黨政工作同志們,希望你們繼續為保衛蘇區而鬥爭!再見吧!」全體官兵、廣大群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10月4日,張軍長離開平馬,與李明瑞、陳豪人、龔鶴村、葉季壯等率領紅七軍一、二縱隊和新編的第四縱隊集中龍川(今屬百色市)繞道凌雲、樂業、上天峨、南丹,赴河池整編。   
  關心同志 秉公辦事   
  曾在張雲逸身邊工作過的許多同志都這樣說:「我們的張軍長,在戰場上是叱吒風雲的將軍,在同志們中是和藹可親的慈母。」是的,這是對張雲逸軍長切實的評價。   
  百色起義後,紅七軍以新型的人民軍隊出現在祖國的南疆,部隊實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則,在生活待遇上,從軍長、政委到每個普通戰士,都領一樣多的薪炯,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張雲逸同志不抽煙,不喝酒,生活艱苦樸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馬外,其餘跟戰士的待遇完全一樣。他對幹部戰士十分關心和愛護。1930年2月間,我軍在隆安與敵軍激戰,第一縱隊政治部主任沈靜齋和軍部特務營長符祿等同志光榮犧牲,許多同志負傷,軍長叮囑軍醫處長吳清培同志,要盡最大的可能救護他們。他看到負傷和犧牲的同志,心裡無比悲痛!當他得知符祿同志身負重傷在抬回平馬途中犧牲的消息後,立即趕來與符祿同志的遺體告別,將烈士埋葬在平馬鎮東面的馬鞍山上。他參加培土後,站在墓前默哀流淚,遲遲不願離去。張軍長對工作深入細緻,對戰士的生活也非常關懷。同年7月上旬,紅七軍伏擊滇軍撤退後,張雲逸軍長和雷經天主席研究決定在那叭屯設立紅醫站,把傷員約300多人集中醫治。房子沒有怎麼辦?張軍長找來當地幹部群眾共同商量,發動群眾獻工獻料,不幾天就建成了30多間留醫用的簡易房子。他高度讚揚了群眾的革命熱情,還親自到病床前慰問傷員同志,給群眾極大的鼓舞和安慰。廖春蓋父子3人都在紅醫站裡給傷員治療,張軍長常向他們問長問短,問他們家有什麼困難極需要組織上去幫助,使他們父子3人安心為傷員治療。當時經他們父子3人用中草藥治療的200個傷員中,經治療無效的僅死2人,其餘的傷員都治癒重返部隊。張雲逸軍長在那叭屯紅醫站看望傷員時,還和當時專為紅軍等糧的思林縣農民赤衛軍一營二連副連長廖忠德攀談。問:「你做什麼工作。」答:「我是為部隊籌糧的。」問:「你去那裡找米,價錢怎麼樣?」答:「我是在思林街上買米的,5枚銅板一斤,而我出6枚給人挑到家。」張軍長聽了點點頭說:「合理、合理!」   
  在鷓鴣坳打滇軍時,繳獲了一批輜重彈藥、煙土、被服、法光等勝利品,裝上12匹馬馱。當時,張雲逸軍長就把這個任務,交給赤衛軍營長梁維禎,梁營長又委派連長廖利甫和黃榮敬、黃力等3人護送到定廣村那叭屯軍部指揮所。可是,他們3人見利忘義,心懷鬼胎,送到半路就把2匹馬馱的法光,運往林秀村弄太屯,後又轉到平果縣太平鄉那洪村那袍屯3人分贓,只交10匹馬馱到軍部。軍部發覺少了2匹馬馱法光。當晚,張軍長馬上傳訊梁維禎,限他10天後把案查明。後把案件查出,貪污人就是廖利甫、黃敬榮、黃力3人。當時,張軍長就下令把他們逮捕歸案。廖利甫深知自己貪贓枉法,軍規不可置容,於是就妄違逃命。最後,只抓得黃榮敬、黃力2人押往平馬槍決。當時,對廣大幹部、軍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隆安、平馬、亭泗戰鬥後,部隊撤到東蘭縣武篆休整了大約兩個星期。這時,同志們反映了張雲秋同志的一些缺點錯誤。張雲逸同志給他及時的做思想工作。從家庭身世,談到兄弟倆的成長,從國家的危難深淵,談到人民的流離失所。使其弟從迷途醒悟,反省過去,從零做起,展望未來。張軍長不但做弟弟的思想工作,還對大家說:「我的弟弟有缺點錯誤,大家要堅決給予揭發、批評,否則,發展下去,就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調離軍部,經理處處長由葉季壯同志接任。這件事充分體現了張軍長不講情面,剛直無私的革命精神。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張雲逸同志近一個世紀的一生,經過歷史風雨的洗刷,使他磨煉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特別是在田東短暫的蹤跡,他那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謙虛謹慎,作風民主,剛正耿直的優秀品質,正是今天我們建黨、建軍和經濟建設的思想寶庫,正是今天我們撫今追昔所要學習的主要內容。每當我們想起敬愛的老將軍--張雲逸同志,一幕幕往事就呈現在人們的眼簾,記起當年田東各族人民對將軍的稱頌:   
  斧頭不怕硬絲柴,   
  紅軍不怕反動派,   
  豪紳地主威風倒,   
  張軍長英名傳山寨。      
真摯的友誼 覃國翰 黃超 譚慶榮 
  懷念張雲逸同志   
  1980年初春,美麗的桂林城飄著細雨,雖仍感寒意,但畢竟是春天了,寒風中夾著暖氣,大地正敏感地開始披上綠色的新裝。我們3人聚集在覃國翰同志家裡,情不自禁地談論著我們紅七軍的老軍長張雲逸同志,大家按老習慣,稱他張老。我們紅七軍老戰士和張老的友誼,源遠流長,誠摯,深厚。談起這種友誼,真是春風送暖,把我們帶到半個世紀前那種戰火中的青春年華。   
  1929年紅七軍成立時,張老就和我們有著深厚的戰鬥友誼,不!還更早一些,在為創建紅七軍和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戰鬥中就有了。這種友誼,是在戰鬥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戰鬥中,才能充分地體現出來。   
  1930年,紅七軍奉命從右江北上,艱苦的行軍,殘酷的戰鬥,張老為同志們的安危焦慮,為死難的同志幾次流出了眼淚。   
  部隊剛出發不久,就在四把、長安打了兩仗,增加了不少傷員,有些傷員被安置在老鄉家裡,但也捨不得離開部隊,一拐一拐的偷偷跟著部隊出發。張老見到這種情景,眉頭緊皺,站在部隊中不動了,見一個傷員走過,就上前問問,有時還扶著走一程,囑咐部隊幹部照顧好。我們見張老又忙又累,就請他放心,我們包管好好照顧傷員。張老考慮了一下,交待說:「他們是我們的戰友,什麼東西都可以丟掉,不能丟掉戰友!」這話很快傳遍了部隊,同志們熱情地幫助傷病員,傷病員咬緊牙關,緊跟部隊,部隊出現了團結戰鬥的新氣氛。   
  最使張老動感情的數梅花戰鬥,這次戰鬥幹部傷亡大,張老含著眼淚向這些為革命獻身的戰友的遺體告別。李謙師長在這次戰鬥中負重傷,臨犧牲前要求見見張老,張老急忙趕去,李謙師長一見張老,眼淚刷刷往下掉,緊緊握著張老的手,深情地說:「軍長!我不能跟隨您了,望您保重。」說完,安祥地閉上了眼睛,張老抱住李謙同志的屍體,眼淚象泉水一樣地湧出。李謙師長是員猛將,從在南寧改造廣西警備第四大隊起,一直是張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犧牲,張老如失左右手。此後數十年,張老一直深深懷念這個親密的戰友。   
  張老深情懷念戰友,在部隊渡樂昌河時表現得更感人。鄧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部分過河後,敵軍大部隊壓來,張老率領其餘部隊過不了河,後面部隊情況危急,隨時有被敵軍包圍的可能。可是,張老好像不知自己所處的嚴重局面,一個勁地念叨:過河部隊是不是擺脫了敵人?他們在哪裡?還能不能匯合?什麼時候匯合?在部隊分開的幾個月的時間裡,張老那個愁勁就不用說了,沒有安靜地吃過一頓飯,香甜地睡過好覺,有時想急了,見到誰就抓住誰問:鄧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裡?當不能得到回答時,他只好歎口氣走了。   
  張老也有高興的時候,那是在樂昌河,分離的兩支部隊重新會合時,他摸摸這個,看看那個,對別後的情況問得那麼細,聽說部隊進展,同志們都很好,他笑得那樣快活。自離開右江革命根據地以來,我們還沒有看到他這樣樂過。   
  張老這種戰友的感情,紅七軍的每個戰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紅七軍戰士也同樣深深熱愛自己的這位老軍長。記得,他從紅七軍調走時,大家都捨不得,不少同志還鬧了情緒。黃超同志說:「張老調走時,我心裡很難受,好像丟掉什麼。好在那時還沒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點影響。」   
  溫暖   
  我們的張老,是一個叱吒風雲的大將,但在他領導下的指戰員,都在他身上體驗到慈母之心的溫暖。   
  「張老對我們,完全是慈母心腸。父母死,我沒有掉淚,張老死,我痛哭了一場。」覃國翰同志這樣開始了他的回憶。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紅七軍,我在紅七軍裡,只是一個基層幹部,與張老接觸並不多,可幾十年來,我深深地記著他,沒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記住了我。   
  「1950年1月,我帶領150名幹部,在剛起義過來的二十一兵團做整編、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說張老點名要我回廣西。張老那時是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   
  「到達南寧後,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天去見張老,張老急於去開會,沒有詳談,只是簡單地告訴我:『去百色分區當司令員,任務很艱巨。』艱巨怕什麼?紅軍戰士哪一個不是從艱巨的任務中走過來的?我高高興興上任去了。   
  「到百色後,一看,確實很難,土匪多,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多,我們的兵少得很,只有一個獨立團。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平北分區當司令員時,還指揮4個團呢!說老實話,我不僅沒有洩氣,反而把氣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勁都使了出來,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滅不了反動勢力。但兩個月後,到南寧開會,在張老面前卻發開了牢騷,我說:『給我兵,給我槍,百色是紅七軍生長的地方,反革命殺我們的人還少?殺了6萬多!今天,我殺這個數的1%、1□不行嗎?』最後還非常任性地提出:『答應我!不然,我不當司令員了。』張老沒有生氣,他開始眼睛有點濕潤,為百色地區死難的戰友而難過,繼而用慈祥的面容看著我,緩慢而溫柔地說:『百色起義時,四圍都是白色統治區,今天,全國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難也沒有那時困難。力量從哪裡來?靠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對反革命,要寬大與鎮壓相結合。我知道你幹得好,做了不少艱難的工作,到我這裡發點牢騷,可以嘛。』會議的間隙,張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愛人韓碧大姐,待我比親人還親,問寒問暖,毫無外人的感覺。張老的話,張老的待人,真像是慈母的手在輕輕地撫摸著我的心,再有什麼問題,也解決得了。他下面的幹部,再調皮,也得老老實實回去工作。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南寧開會研究重點進剿土匪的問題,張老對百色的情況很瞭解,想減輕我們身上的壓力,要我們撤出百色,把黨政軍機關搬到田東去。我雖然對這種關心很感動,但考慮百色是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池,群眾吃過不少苦頭,再不能讓土匪糟蹋群眾了,於是說:『不放棄百色,有我覃國翰在,就有百色在。』張老慈祥地笑了,充滿著信任地說:『那就不要動了。』「我參加革命半個世紀多,各個方面都在不斷成熟了,但一到張老面前,我還是個孩子,高興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興時就在他面前耍脾氣、發牢騷。所得到的是愛撫、囑咐、教育,沒有給我戴過帽子,打過棍子。現在,張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遠不會忘記。」   
  掃墓   
  1961年清明節前夕,張老來到南寧,大家都很照顧他,他總是說:「廣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裡,不是客人。」推卻各種照顧。但他也有個要求,要到東蘭去給韋撥群同志掃墓。   
  張老帶著盧紹武、陸秀軒、黃超等一些紅七軍老戰士從南寧出發去掃墓。黃超同志敘述了這次掃墓的經過:   
  「第一天到達田東,張老帶著我們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滅反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的地方,說我們打第三大隊,指戰員機智勇敢,戰鬥進行得很順利。現在,有許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問黃治峰、阮殿□等一些同志是怎麼犧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嚴肅而沉痛地說:『死難烈士永垂不朽』!   
  「第2天到巴馬,我們陪同張老去看亭泗戰鬥的地方。1930年3月紅七軍隆安失利,經馬鞍山一戰,開進東、鳳革命根據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敵人打退了。戰鬥中,韋拔群同志組織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戰鬥。戰鬥後,韋拔群同志把經過訓練的老兵、老赤衛隊員補充第一、二縱隊,使紅七軍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補充,對紅七軍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們邊走邊談,張老高度讚揚『韋拔群同志度量大,沒私心』。回到巴馬縣城又住了一天,張老很關心老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到處看看,最後還組織人員畫了一張巴馬建設的遠景圖。   
  「從巴馬到東蘭,就住在機關裡,張老每天跟我們談論韋拔群同志,他說韋拔群是個很好的同志,對敵人鬥爭堅決、勇敢,從1921年回到家鄉鬧革命,經過1923年打東蘭的失敗,1926年的東蘭慘案,以後敵人的圍剿、燒殺就更多了,他沒有退縮過,把東、鳳一帶建成為一個好的根據地,為紅七軍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有利的條件;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服從黨的決定,從不講價錢,要人給人,要槍給槍,再大的困難自己承擔。我們大家都要學習他。   
  「清明節那天,我們在韋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獻花圈後,張老飽含著眼淚,談到在河池與韋拔群同志分別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鄧小平同志和張老率領紅七軍主力北上前夕,韋拔群同志把好戰士好武器交給第十九師、二十師後,帶著幾十人的一個連隊,打著二十一師的旗幟回東蘭去,張老送韋拔群同志幾十里路,韋拔群又回送張老幾十里。張老說:『那時,我已經預料到,敵人會乘紅七軍主力北上的機會,對右江地區進行殘酷的圍剿,想到韋拔群同志的擔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會受到摧殘,有許多話要囑托,韋拔群同志也有許多話要向我講,走走停停,完全忘記了時間,但時間不等人,我們還是分別了。沒有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訣別。』張老的話,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眼睛裡,都飽含著淚水。   
  「掃墓後,回到住地,大家還在議論韋拔群同志的戰鬥故事,以及在人民群眾中的傳說。一些好心的群眾,說韋拔群是天上的紅神,大海的蛟龍。一說到這些,每一個人都破涕為笑了。張老說:『勞動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說明群眾對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們說:『神,解救不了大眾的苦難,共產黨人都能把勞苦群眾從苦難中解放出來。』張老說:『韋拔群同志就是模範共產黨員』。   
  「在東蘭住了3天,張老對東蘭的革命和建設都一一地詢問,和縣的領導一起研究如何把東蘭建設好。臨走時,縣領導和群眾都感謝張老對老革命根據地的關懷,張老情意深長地說:『我應該感謝你們,在紅七軍成立和戰鬥中,壯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這個軍長當不成。』」   
  我們聽了黃超同志的回憶,感慨萬千,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開了:張老懷念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子韋拔群同志,是對壯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戰鬥中播下的友誼,將萬古長青,永不凋謝。   
  看望   
  張老每到一個地方,只要聽說有紅七軍的老戰士在,就要去看望;紅七軍老戰士只要知道張老在那一個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對這個問題,我們談得更熱鬧。   
  譚慶榮同志說:   
  「長征中,我在五軍團當參謀。過婁山關前,有一天,毛主席帶領中央機關經過我們部隊,大家雖然緊張地在準備戰鬥,但很興奮,增強了勝利信心。大概過了100多人,就看見張老來了,那時,他是中央情報局長。他走到我身邊問:『戰鬥準備得怎樣?』我說:『正在準備』。他聽我說廣西話,問我『原來是哪個部隊的?』我說:『紅七軍的,您是我們的老軍長。這裡有個便衣排,一半多是紅七軍的。』張老高興地笑了,囑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幾米遠,又走回來,拿出地圖攤在地上,指著地圖說:『你們兩頭都要設防。』他對我們關心備至,走時,回頭告訴我:『向同志們問好!不能一一看望他們了。」』黃超同志說:   
  「張老一次去大連,路過瀋陽,聽說我在瀋陽軍區工作,當即打電話給我,卻打錯了地方,打到黃惠良同志那裡去了。黃惠良同志原來也是紅七軍的,接電話後,高興地告訴我和譚慶榮同志。我們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興地接待我們,說總想找我們談一談,我們和張老在一起,可以說是無話不談,從紅七軍的創建談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情況,每當他聽到紅七軍老戰士在什麼工作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時候,總是點頭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邊說邊用指頭算開了,張老越算越高興,把一隻手的5個指頭伸開說:『紅七軍有50來個將軍,一個將軍是在多少次戰鬥中打出來的,50個將軍加起來多少次?』談了一陣,我們向張老告別,他戀戀不捨地一再囑咐:『你們有機會,一定常來跟我玩玩。」』覃國翰同志說;   
  「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氣比較冷了,張老路過桂林,住在榕湖飯店,事先沒有通知我們,我們不知道,沒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來到我們軍隊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說我們這裡好冷,我才知道張老身體有病怕冷,勸他早點回去,他笑了笑問我:『這裡住有多少紅七軍老戰士?』我告訴他後,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勵我們好好把身體養好,如果國家遭受侵略,別看我們這把老骨頭,還可以頂一陣子,講得大家都笑了。以後他又把我們找到榕湖飯店,談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歷史,談紅七軍的戰鬥歷程,他說這是廣西壯族人民的光榮史,今天的廣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鮮血換來的啊!我們是親自走過來的,能不能用筆把它寫出來呢?寫出來,能激勵自己,還可以教育後代。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都成了革命對象,還講什麼光榮歷史。今天,該實現張老這個遺願了。」   
  覃國翰同志這麼一提,我們都爭著說開了:到戰鬥過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煩,不怕再白幾根頭髮,把能記住的東西都拿出來。   
  最後,我們很自然地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時,我們想去看張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難得很。覃國翰同志說:「1969年在北京學習,我要去看張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講理由,沒有去成,以後,張老逝世了,再也見不到了。」覃國翰同志眼裡含著晶瑩的淚花,我們心裡也難過,有點說不下去了,還是黃超同志打破了這個短暫的沉寂,繼續說:   
  「1969年,我也在北京學習,覃國翰同志和我一起請假,不知道為什麼,只批准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去就一個人去,我坐公共汽車去,下車後,一步一步走到張老家,張老看到我很高興,說:『見到你們很不容易,還有什麼人來?』我說還有覃國翰同志,沒有請到假,很有意見,張老默不作聲,也為見不到而難過。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更加想見見自己的老戰士,這是可想而知的。最後,他派車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親一樣,慈祥、親切。至今,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   
  張老逝世了,我們之間真摯的感情永存!   
  註釋:   
  (1)覃國翰,原任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黃超,原任瀋陽軍區後勤部油料部政委;譚慶榮,原任瀋陽軍分區副司令員。      
對一位革命長者的懷念 李曉光 
  紀念張雲逸同志誕辰一百週年   
  我注視著陳放在案頭的一張照片,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之中。   
  這是張雲逸同志的身著大將戎裝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靄的目光,像往日那樣凝視著我,要說什麼似的。記得他送我這張照片時,親筆在背面寫了「曉光同志惠存,張雲逸,1961年12月15日。」從那時以後,我又多次看望過他,每次見面,他都給我以極大的教益。   
  最難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見面。那時我已受到不應有的株連,但張雲逸同志還是毫無猶豫地接見我,給了我許多安慰和勉勵。我發現,同他贈送像片時相比,他蒼老多了,談話時,頭不由自主地在顫動。這一次他談到了許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說:「現在不知他們怎樣了。」接著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尋往事的蹤跡,表現出了他的憤慨和傷感,這時,他頭顫動得更加厲害了,我怕他過於勞累,不敢久談,只好扶他回臥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後他逝世了,這次見面竟成永訣。   
  我第一次見到張雲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魯南戰役結束,我從前方調到參謀處工作,從此每天都有報告和通報由我起草,經來光祖處長、袁仲賢副參謀長和張雲逸副軍長審批發出。部隊改稱華東軍區後,大家還是習慣地稱呼張雲逸同志為「張副軍長」。這期間,我每天都見到他。他常常低著頭,戴上老花眼鏡,緊閉雙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鋼筆或小楷毛筆,認真地修改電文稿,像語文教師給學生修改作業似的,一絲不苟。有時他也親自起草電文,如以華東局或華東軍區首長名義向中央軍委的作戰建議電報,多是他親自起草的。他工作起來,總是那樣聚精會神,十分嚴肅。那年我剛17歲,第一次接觸高級首長,起初有點拘束,但幾次接觸以後,就自然多了,覺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靄可親的首長。每當他改完電稿,只要沒有別的事,他都耐心指點我這個電稿為什麼這樣修改。那時,我們就聽說他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粵軍和北伐軍中的著名幕僚軍官,在紅軍中也是少數最優秀的參謀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指揮員,他治軍整軍有方,大至改造舊軍隊成為鋼鐵紅軍,在軍事鬥爭中,運籌謀略,縱橫捭闔,指揮部隊作戰,小至實施軍事教育,研究戰略戰術,以至參謀工作的文書業務,他都有豐富的經驗。我讀過他多篇關於參謀工作的文章,闡述參謀工作者應有的作風和修養,以及戰時和平時,戰鬥前、中、後參謀工作的要領,是他的這些教導,引我進入參謀文書工作之門。他特別強調要培養參謀人員的戰略眼光和工作預見性。在參謀文字工作方面,他對軍語的使用,文字表達,要求都十分嚴格,每一份文電都要十分簡明準確。有一次,我接東西南北方位在電稿裡寫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軍事文電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寫明左岸或右岸,只有這樣準確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誤解。他還指出,必須勤查地圖,核對清楚,不能照抄照轉。又一次,他問我:「你學過寫革字嗎?」接著又說:「在電報稿裡不要寫草字,要考慮到譯電報困難。」他看我有點窘,微笑著解釋說:「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麼寫,只是不要寫在電報稿紙裡,電報要求字體工整。」   
  我在參謀處工作一段時間後,張副軍長要我去給他當秘書,因為首長原來的秘書劉平同志調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劉平離任前,向我交代了辦好電報、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項任務。前後我在張老身邊工作不到一年時間,但朝夕相處,使我從這位革命長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參謀處作戰科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後在華東局秘書處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張雲逸同志也是參加作戰科黨小組生活的。他經常強調首長、幹部在黨內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有黨員都要遵守黨章。他親自繳納黨費,按時參加黨小組會,從無疏忽,從不特殊。在黨小組生活會上,他經常結合形勢、任務對黨員同志提出嚴格要求。當山東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時,他在小組會上提出黨員幹部要自覺地參加土改運動,參加駐地附近的群眾鬥爭會,受過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沒受過苦的也跟著喝一點苦水,一起提高覺悟。對我這個入黨不久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是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產黨員,我出生於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後經組織同意把我送到山東老家生活過一個時期,於是我就有了一個地主階級的社會關係。在土改中,我寫信給老家的農會,表示堅決支持土地改革。部隊的報紙(大概是《軍直小報》)報道並表揚了我的正確態度和堅決行動。這和張老的教育也是分不開的。   
  華東局和華東機關由沂水地區向膠東轉移時,在掖縣城附近,張雲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車被一部分輕傷兵攔阻,要強行乘年。為解困,我跑步到掖縣公安局調來一個班,當我帶著這個班趕到時,張雲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們訓話了。這次首長發了脾氣,我第一次看到他那麼嚴厲地批評人。以後,再也沒見他那麼嚴厲過。這些傷員明白違犯了紀律,面面相覷,誠惶誠恐。但當張雲逸同志知道他們距集中地點還有較長路程,糧票將要用完時,就親自批條給兵站部於眉部長,請他為這批傷員解決糧票問題。他們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復後重返前線的決心,然後歡欣鼓舞而去。我帶著公安局的這個班站在那裡,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機關一分為二,饒漱石、張鼎丞、黎玉等率少數人員留在膠東,張雲逸、鄧子恢等率大部人員去渤海,並組織華東後方工委。出發前夕我忽然生病發燒,將動身時高燒還是不退,手足冰涼。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書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況報告了張雲逸同志。張老便和舒主任跑來看望和慰問,叫人端來熱水,親自把我的手腳按在盆裡燙洗,並找來醫生診治,安慰我堅持到達駐地再好好休息。頓時,我感到一股暖流湧進心頭,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多麼慈愛的首長啊!我真後悔!自己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生病呢?   
  張雲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誠懇,十分關心愛護幹部。我在他身邊工作期間,看到多位旅以上幹部找他談心,或來信請求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不論分配工作,還是治病休養,他都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給以圓滿的解決。成仿吾同志從華北寄信給陳毅和張雲逸同志,要手槍和提琴,信中說:「手槍以自衛,提琴以教學。」張老看到來信後,立即交有關部門去辦理。他的一位特務員,從江北指揮部時期就跟他工作,張老很關心和尊重他,曾對我說:「他文化低,沒能調他去學習,去部隊鍛煉,很對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聽了這話,心裡大受感動。   
  張雲逸同志自律以嚴,生活簡樸,他穿的汗衫常是補了又補,特務員要給他丟掉再領新的,可怎麼說他也不准丟。行軍時,他則盡量輕裝,把平時節省下來的食品分給作戰科和機要科的同志,有時還把馱騾空出來幫助幾位老參謀馱行李。   
  1947年10月底,調研室需要調一批同志去工作,張雲逸同志答允從司政機關選調。於是我被提名,首長同意了,張老親自告訴我組織上的這一考慮。但那時我的黨性覺悟較低,表示不願作這種埋頭苦幹的工作,希望到戰鬥部隊鍛煉,或者先到軍政大學學習,然後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後方後,一直懷念前方的戰鬥生活,何況這時正風傳「準備10萬幹部下江南」呢。張老看我不願去調研室,春節前便同意我去了軍大。這不是無原則遷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轉變。5月的一天,調研室一位科長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他告訴我副軍長來參加會議,叫我去一下。我從一大隊二中隊駐地陽信縣王家集來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塢時,正是傍晚時分,張雲逸同志吃過晚飯後,正在同余立金、陳鐵君等校首長圍坐在露天的一張桌邊打撲克。我來到副軍長面前,他第一句話就問:「李曉光同志,他們還要調你去,你已經學習過了,還有什麼意見?」我很難為情地說:「我服從組織決定。」但心裡還有點勉強。他接著說:「這個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沒有別的話說了,便立即到調研室報到。從此以後,除了「文革」中調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戰鬥在這條戰線上,我經歷了從不安心到安心,以後熱愛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時光貢獻給了它,直至雙鬢染霜。這一過程同黨的教育是分不開的,同首長和同志、革命工作實踐中的集體的教育和幫助也是分不開的。而張老的言傳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後,我同張老見面機會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幾次見到他,每次見面,他都問起我們的工作情況。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張老家,張老談了學習問題。他強調學習是革命者的責任,要一面學理論,一面學業務,至少要學一門外文。張老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要結合實踐堅持學習毛澤東著作,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提高。革命長者的殷切期望,使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張老,留下一本冊頁請他題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後來,他把冊頁帶來南京,上面的題字是引用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一段話,張老寫道:「曉光同志:我們共產黨員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要有堅持黨內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於聯繫群眾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張雲逸一九六三年七一節,於北京」。「文革」中,組織通知收繳有關劉少奇同志的材料,張老的這個題詞也沒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躊躇,後來還是動了剪刀和漿糊,留下「我們共產黨員要善於聯繫群眾」幾個字拼裱起來,保留了下來。如今,回想起來,一則為保留了張老的遺墨而慶幸,又則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來而引為終身的遺憾。1974年11月19日張老去世的時候,我在溧陽縣城,從廣播中聽到了這個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遙寄無限的哀思。張老是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他為中國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勳和他那革命長者的風範,將長留天地,久駐人間,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歲誕辰和紀念館開館之際,我想到他對我的關懷和教育,心情激動,感奮不已,愛以此文,作為對他的深切緬懷和永久紀念。   
  1992年3月15日於南京   
  註釋:   
  (1)李曉光,原任南京軍區司令部第三部副參謀長。      
懷念張雲逸同志 韋國清 張勁夫 胡立教 朱雲謙 陳銳霆 
  今年11月19日,是張雲逸同志逝世十週年忌辰。他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我們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風,激起了無限追懷之情。   
  張雲逸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他是廣東省文昌縣人,生於1892年。他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張雲逸同志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奮鬥不息,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品德高尚,嚴以律已,寬以待人,關心幹部,愛護同志,為人們所稱道,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張雲逸同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地參加北伐戰爭。他入黨後,利用社會關係,在國民革命軍中做了大量有利於我黨的工作。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在第四軍二十五師任參謀長,由於他的秘密掩護,使該師大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他說服張發奎任命共產黨員盧德銘同志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長,後來該團轉入湖南,參加了「秋收起義」。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黨派鄧小平和張雲逸同志進入廣西工作。張雲逸同志擔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軍官教導總隊負責人,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南寧警備司令。他根據黨的指示,為把教導總隊和警備第四大隊改造為革命的軍隊,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顯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鄧小平、張雲逸同志的教育幫助下,後來參加了革命,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使他成長為一位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有張雲逸、韋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參加,先後舉行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了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當時,張雲逸同志任紅七軍軍長。   
  1930年2月至3月,紅七軍粉碎了桂系軍閥的猖狂反撲和進攻。4、5月間張雲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敵人統治薄弱的黔桂邊境進行遊擊戰爭,攻佔貴州榕江,全殲守敵。6月初,紅七軍回師右江予敵以重大打擊,重新攻佔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議、恩隆等縣城。後來,紅七軍奉令北上,在鄧小平同志直接領導下,抵制了「立三路線」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錯誤,沿粵桂邊界率領該軍到達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紅七軍在一年多時間裡,經歷了一系列戰鬥,輾轉七千多里,終於勝利到達中央蘇區,得到了中央「轉戰千里」的獎譽,張雲逸同志受到了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的親切接見。   
  後來,張雲逸同志曾任粵贛軍區司令員、一方面軍副參謀長、中央軍委副參謀長兼作戰局長等職,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爭,跟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踏上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道路。長征中,張雲逸同志協助劉伯承總參謀長組織完成突破烏江的任務。他親自察看地形,指導部隊架設浮橋,保證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安全渡過了烏江。1936年12月7日,張雲逸同志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我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的協議,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黨中央任命張雲逸同志為新四軍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他是組建新四軍的領導人之一,參加了新四軍的整編、集中、展開的一系列工作。1938年4、5月間,黨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江北皖中展開,11月,張雲逸同志率軍部特務營到達江北舒城地區,傳達貫徹東進方針,恢復已被取消的挺進團,指揮四支隊八團挺進淮南路東,開展皖東遊擊戰爭,擴編江北遊擊縱隊,擔負皖中抗戰任務,推動四支隊全部東進。1939年5月,成立江北指揮部,張雲逸同志兼任指揮,並任前委書記,統一領導新四軍江北部隊。在張雲逸同志領導下,積極貫徹中央指示,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擴編部隊。除第四支隊外,以八團為基礎,成立了第五支隊。五支隊挺進到津浦路東,四支隊進到淮南路以東、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區,從而完成了戰略展開。到1940年,實現了北與八路軍打通關係、東與蘇中新四軍取得聯繫的任務,為開闢淮南邊區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1939年11月,劉少奇同志到達江北指揮部,傳達了中央向敵後發展的方針。張雲逸同志堅決擁護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領導,推進了皖東的抗戰局面。12月,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蔣介石命令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進攻,接著又令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向我津浦路東進攻,企圖夾擊消滅我軍。張雲逸同志堅決貫徹黨中央反摩擦的方針和中原局劉少奇同志的指示,積極做好自衛反擊的準備,堅決貫徹先擊桂頑、後擊韓頑的方針,先集中主力於津浦路西,攻克了定遠城,取得了反桂頑作戰的勝利,繼又指揮四、五支隊及由蘇中向路東增援的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展開了以半塔集為中心的反韓自衛戰,取得了第一次華中反頑作戰的重大勝利,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範例,打擊了反共頑固派的氣焰,開闢了皖東抗日根據地。陳毅同志曾經說過:「先有半塔,後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高度評價了半塔自衛戰的重大意義。   
  皖南事變後,張雲逸同志被任命為新四軍副軍長並兼第二師師長,直接領導二師堅持淮南地區的鬥爭。1941年3月18日,他同鄧子恢同志主持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進一步貫徹中央關於反頑鬥爭的指示,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開了參謀工作會議,作了《作戰參謀戰時怎樣工作》的講話。1942年夏,他調回軍部專任副軍長前,指示二師供給部開辦了飛馬煙廠,後來又在二師供給會議上作了《克服浪費、厲行節約》的報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開展對敵經濟鬥爭。   
  1943年秋,新四軍軍長陳毅同志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張雲逸同志代理主持全軍軍事工作。在此期間,他指導二師、三師一部的皖東反頑鬥爭,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雞崗首戰殲敵一個團的勝利,以後又予敵以重大打擊,有力地策應了我軍恢復豫皖蘇根據地的鬥爭。1944年冬,根據黨中央和軍委的指示,他部署了開闢蘇浙皖邊區的鬥爭,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蘇浙軍區,取得了粉碎日偽軍多次進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頑戰役的勝利,擴大了江南反攻的前進陣地。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決定華中局和山東分局合併為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當時,陳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東即到魯南前線指揮作戰,張雲逸同志領導了部隊北撤工作,並率新四軍軍部到達山東,實現了同山東軍區的合併。   
  解放戰爭期間,陳毅同志兼任野戰軍司令員,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揮作戰,軍區的軍事工作由張雲逸同志主持。1947年,蔣軍對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時,張雲逸同志組織、指揮地方部隊就地堅持鬥爭,避免了損失,贏得了勝利。同年,華東軍區機關轉移到渤海惠民地區,由張雲逸、鄧子恢等同志組成了黨的華東後方工作委員會,張雲逸同志任書記,領導華東後方工作和渤海地區的土改複查工作,進行了土改、整風、三查三整和整頓後方工作,提高了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克服了暫時的經濟困難,對鞏固後方,支援戰爭作出了貢獻。   
  全國解放後,張雲逸同志歷任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南局委員,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直接主持廣西工作,大力進行經濟恢復,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勝利。   
  (二)   
  張雲逸同志有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參加了「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軍工作。1933年11月,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張雲逸同志奉黨中央指示,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名義到長汀,與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談判閩西邊界與交通問題,達成了協議。1934年1月,張雲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擔任我黨駐十九路軍的軍事聯絡員,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漢年同志一起,參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關於合作反蔣的談判。由於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領導,沒有採取正確的方針,張雲逸同志雖然盡了自己的努力,終未取得成功。後來他寫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闡述這次失敗的經驗教訓。「西安事變」後,張雲逸同志跟隨周恩來同志參加我黨代表團的工作。1937年4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在離延安五十里的勞山山口遇匪阻擊,周恩來和張雲逸同志臨危不懼,脫險後又踏上征途,為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繼續戰鬥。   
  抗日戰爭初期,為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張雲逸同志奉黨中央指示,奔走於南京、武漢、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黨中央還派他到澳門去迎接葉挺同志出任新四軍軍長。   
  張雲逸同志在江北指揮部時期,鑒於以往參加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情況下,他始終堅持了我黨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對反共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張雲逸同志曾多次同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談判。國民黨限制我軍發展抗日武裝,企圖割斷江北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聯繫,「命令」皖東我四支隊和豫皖蘇六支隊調往江南,並無理限制皖東部隊只准在津浦路東西三十里之內地域活動,企圖借刀殺人。張雲逸同志堅決拒絕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廖磊的繼任者李品仙,1940年初入皖,正值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對我限制與摩擦愈加厲害,直至向我發起進攻。張雲逸同志一面提出團結抗戰,強硬抗議國民黨的限制和挑釁;一面堅決粉碎反共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取得了勝利。   
  (三)   
  張雲逸同志對黨忠心耿耿,把黨的事業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為人寬厚,平易近人,待人熱情誠懇,關心幹部,愛護同志,個人生活儉樸,工作刻苦,一貫被同志們稱道為德高望重的革命長者。   
  張雲逸同志一貫謙虛謹慎,對黨中央的指示堅決執行,對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和鄧小平、劉伯承、陳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貫重視維護領導核心,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從不突出自己。他總是兢兢業業地工作,誠誠懇懇地團結同志,他既是一個好「主角」,也是一個好「配角」。當「主角」時能集思廣益,從善如流;當「配角」時則主動配合,精誠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繼日,帶病工作。   
  張雲逸同志注意從政治上關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誼。紅七軍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時,他同韋拔群同志依依借別,相送分手時贈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階級鬥爭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語短情深,十分感人。   
  張雲逸同志對待犯錯誤的同志,一貫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熱情幫助,耐心教育。抗戰期間,張雲逸同志從皖南到江北後,曾耐心地對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爭取他貫徹東進的方針,對於解決高敬亭的問題,張雲逸同志一直主張以寬厚態度處理。有一位團的幹部在戰鬥中失利,被誤解為臨陣脫逃,將被嚴厲制裁。張雲逸同志得知後,立即根據實際情況保釋了他,保護了幹部。   
  張雲逸同志對幹部的工作和生活關懷備至。新四軍北撤山東後,各地到軍部分配工作的團以上幹部,張雲逸都親自接見談話,許多同志都深感張雲逸同志待人親切無微不至。凡經他談話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個同志不願做敵軍工作,想到部隊帶兵打仗,張雲逸同志對他說,派你去策反敵人,比多幾個師、幾個旅都重要,說服了他,後來在策反敵軍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張雲逸同志特別關心患病和負傷的幹部。1939年,徐海東同志患病,張雲逸同志親自安排他治療和休養,並派了一個加強步兵連警衛和保護。   
  張雲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細緻。他是我軍的一位老一輩參謀工作者,對我軍的參謀工作建樹頗多。抗日戰爭時期,他對參謀工作作過許多精闢的報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艱苦細緻的工作作風給部屬作出了榜樣。他對工作要求十分嚴格,一絲不苟,經常強調指揮員對情況要瞭如指掌,參謀處一定要確實弄清。起草各種文書,都要文字準確,不容含糊。他對作戰、情報、機要、通信等部門十分關心,親自找幹部談話,做思想工作,幫助解決實際困難。紅軍時期,張雲逸同志任軍委副參謀長時,是在作戰局黨小組過組織生活的,抗戰和解放戰爭中,也是在參謀處作戰科黨小組過組織生活。   
  張雲逸同志生活儉樸,戰爭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補了又補;分給他的食物常常節省下來分給周圍的同志食用;行軍時用自己的馱騾幫助機關年大體弱的同志馱行李。勝利後,他還是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   
  張雲逸同志十分關心下級和年輕幹部的成長,經常要求他們要刻苦學習,注意在實際工作中增長才幹,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職逐漸減少以後,仍然注意聯繫群眾,經常深入到工廠、農村、部隊、老革命根據地去調查研究,並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他經常看望離休幹部,勉勵幹部發揚優良傳統,鼓勵青年要把共產主義事業一代一代接下去。   
  張雲逸同志逝世十週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業績,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他的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回憶張雲逸 林青 
  張雲逸是我的老首長和同鄉,我們都是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人,他家在頭苑鎮上僚村,與我的家文教鎮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們真正相識是在1929年廣西百色起義前夕。當時,我們有11個海南島同鄉參加了這次歷史上有名的武裝起義。此後,我曾有幾年時間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他那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質、可親可敬的音容笑貌,時時縈迴在我的腦際。   
  (一)   
  張雲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參謀長,在北伐戰爭中,他身先士卒,驍勇善戰,享有較高聲望。1929年夏,蔣桂戰爭結束後,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廣西的軍政大權,黨派張雲逸到廣西開展革命活動,那時,我因身體不好,又痛恨軍閥混戰,離開了軍隊(原在國民黨第十一軍新兵教導團任見習排長),在廣州住在同鄉陳銑(原名陳澤農,在長征途中犧牲)家裡休養。在陳銑的幫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嚮往革命。不久,我們聽說廣西政局發生了有利於革命的變化,決定前往南寧。陳銑先動身,他到南寧後就在我黨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與另一位同鄉林鎮(後在一次戰鬥中犧牲)於7月間從廣州坐輪船經梧州到達南寧。之後,我於9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議縣(今田陽縣)任警備隊長,在我黨領導下控制該縣的地方武裝。百色起義後,我由奉議調到百色,分配在紅七軍軍部經理處金櫃股工作,有很多機會見到張雲逸。他對經理處的工作非常關心,經常過問軍費收支、被服和槍支彈藥的情況,反覆要求我們要廉潔奉公,精打細算,注意節約,以對革命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做好軍需工作。我們經理處全體人員牢記張軍長的教誨。百色起義後不久的一天拂曉,1000多土匪突然襲擊百色城,當時、留守的部隊和軍直機關僅四五百人,情況十分危急。我們經理處的人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貴重的財物分散埋藏起來,並把部分紙幣、黃金和銀元分給工作人員保管,大家手裡拿著槍,肩膀上背著裝滿法國「自由神」或中國「大袁頭」銀元的乾糧布袋,構築簡易工事,警惕地堅守崗位,誓與經理處共存亡,經理處長張逸秋(張雲逸的弟弟,後犧牲)、金櫃股長雲廣英等都參加戰鬥。這時,張軍長正在平馬鎮,他接到土匪襲擊百色的消息後,心裡非常焦急,立即調一個營兵力趕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達前,我們經過四五小時的激烈戰鬥,終於擊潰了敵人,保住了百色,我們的錢財和軍需物資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二)   
  百色起義,紅七軍以新型的人民軍隊出現在祖國的南疆。部隊實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則,在生活待遇上,從軍長、政委到每一個普通戰士,都領一樣多的薪餉,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張雲逸同志不抽煙,不喝酒,生活艱苦樸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馬外,其餘跟戰士的待遇完全一樣。他對幹部、戰士十分關心、愛護。有一次,他看到戰士缺少理發用的剃刀,便立刻從自己的的薪餉中拿出幾個銀毫買了一把剃刀,送給戰士們用。現在,這把剃刀保存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裡,成為革命優良傳統的教材。   
  1930年2月間,我軍在隆安與敵軍激戰,第一縱隊政治部主任沈靜齋和軍部特務營營長符祿等光榮犧牲,負傷甚眾。張軍長親自到衛生所看望傷員,叮囑軍醫處處長吳清培,要盡最大的可能救護他們。他看到負傷和犧牲的將士,心裡無比悲痛!當他得知符祿身負重傷在抬回平馬途中犧牲的消息後,立即趕來與符的遺體告別,將烈士埋葬在平馬鎮東南方一個山坡。他參加培土後,站在墓前默哀流淚,遲遲不願離去。   
  隆安、亭泗戰鬥後,部隊撤到東蘭縣武篆休整了大約兩個星期。這時,指戰員們反映了張逸秋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張軍長知道後,對大家說:「我的弟弟有缺點錯誤,大家要堅決給予揭發、批評,否則,發展下去,就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調離軍部,經理處處長由葉季壯接任。這件事充分體現了張軍長不講情面、剛直無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月31日,紅七軍主力在張雲逸、李明瑞的指揮下打下貴州的軍事重鎮榕江,「五一」舉行慶祝勝利大會。接著,部隊在榕江休整3天,隨即回師右江。這段時間,部隊長途跋涉,張軍長十分勞累,但還經常深入基層找幹部、戰士談心,關心大家政治上的進步,並親自介紹幾位幹部入黨。在張軍長等的帶動下,經理處的黨員也經常找我談心,培養我入黨。這年6月1日,我經葉季壯和陳銑兩人介紹入黨,後來又擔任經理處出納科科長。張軍長為我的進步感到高興,見面時,總是對我微笑點頭,臉上流露出鼓勵、愛撫的神情。   
  1930年10月,紅七軍離開右江革命根據地,揮師北上。在艱苦卓絕的征途中,張軍長把戰士的冷暖時刻掛在心頭,經常噓寒問暖,並想了許多辦法,解決部隊的糧餉問題。他常把乘馬讓給傷病員騎,自己卻堅持步行。我們離開右江向江西中央蘇區進發的近10個月裡,張軍長一直留著長鬍子不刮。大家問他:「張軍長,你什麼時候刮鬍子?」他乾脆而有力地說:「不同朱毛紅軍會師,我決不刮鬍子。」由此可見,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堅強,充滿勝利的信心。   
  1931年2月在搶渡樂昌河(即武水)戰鬥中,前頭部隊五十五團在鄧小平總政委、李明瑞總指揮帶領下,勝利地過了河,後續部隊被敵炮火截斷。張軍長當機立斷,命令五十八團和軍部直屬隊迅速後撤,迂迴於崇山峻嶺之中,並妥善安置了傷病員。當時,部隊的處境艱危,張軍長又是獨挑重擔,即要全面瞭解和分析敵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確的處置,又要深入各營、連,掌握部隊的思想動向,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勞,顧不上吃飯、睡覺,身體消瘦了許多。我們深感憂慮,勸他說:「軍長,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體。」他樂觀地說:「沒啥!我自己會注意的,請你們放心!」在張軍長的周密部署以及樂昌地下黨宣傳部長谷子元和當地群眾的大力協助下,部隊在坪石、宜章之間安全渡過武水,衝破敵人的重重阻擊,勝利地到達湘贛蘇區,與當地紅軍以及紅七軍五十五團會師,之後,在配合中央紅軍進行第二次反「圍剿」中,打了幾個勝仗,從此紅七軍英勇善戰的聲威大震。   
  1931年7月,紅七軍到達中央蘇區於都縣橋頭鎮,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面軍會師,隨後,紅七軍歸紅三軍團建制,在彭德懷、滕代遠指揮下,參加了第三次反「圍剿」的戰鬥。在這之前,上級黨組織調張雲逸到中央軍委任一局局長,我便連續幾年沒有同他見面。   
  註釋:   
  (1)原文共三部分,這裡節選前兩部分。   
  (2)林青,曾參加百色起義。原任第四機械工業部辦公廳主任。      
張雲逸同志二三事 覃國翰 
  張老是我的老首長,每當我回首往事時,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軍委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曾經想請假去探望他,卻沒有實現。誰知事隔剛幾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萬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熱淚。現在想起來,心情還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腸,一言難盡……   
  慈母   
  凡是和張老相處的同志,無不說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廣西剛解放不久,張老就要我回廣西工作。當我從湖南回來向他報到時,他正準備到中南局開會,很忙,但仍然對我問寒問暖,接著就直截了當地交代了任務,說:「明天你就到右江軍分區(後改為百色軍分區)當司令員,我就要去中南局開會,有話回來再說。」我見首長對我如此信任,二話沒說,第2天背行李就走。   
  豈知,我到百色以後,情況相當複雜。軍分區剛成立,百事待興。幹部配備不齊,兵力又不多,只有一個獨立團,物資補充又不夠。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難度大。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我就回南寧向張老會報,說「不好工作,擔子太重。」他問我:「怎麼不好法?」我就發牢騷地說開了:「你還不懂?抗日戰爭時期,我當軍分區司令員,有3個團,包括一個騎兵團,現在也當軍分區司令員,只有一個獨立團。土匪多,又沒有幹部,叫我怎麼工作,打開局面?」我訴說一通之後,望著他,準備等著他訓我一頓。只見他那慈祥的臉上,顯得很平靜,不時捻著鬍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聲,不動人,也不板面孔,就連一點怒色也沒有。等我平靜片刻之後,他問我:「你看怎麼辦?」   
  「請軍區解決,多給一點兵。」   
  「我是黨委書記,又是軍區司令員,也有困難呀!」   
  「你有困難,有中南軍區上級解決,我有困難,只好找軍區解決。」   
  張老在房子裡踱步起來,然後說:「你把地委、軍分區搬到田東來好不好?」我聽張老這麼一說,不禁震動了一下,他的話是話中有話呀,他是試探我是有決心幹下去,還是把百色讓給敵人。這真比打我一巴掌還厲害。我想到這裡,臉上頓時熱辣辣起來。我說:「不能把桂西讓給敵人,我國翰沒有向敵人低過頭。抗日戰爭時期,我有困難,自己解決。現在我有個獨立團,死也死在百色鎮裡。」他見我的氣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強後,就說:「這就對了,有決心,就有辦法克服困難啊!」停了一下,他又說:「廣西是李、黃、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還有困難,以後再給你一個團吧!」談來談去,還是一沒人,二沒錢,三沒有幹部。我見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說什麼。他又拍著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緊鎖的眉頭慢慢地展開了。談完後,他叫我一起進晚餐,我說:「明天我就走。」他說:「發牢騷夠了沒有?還有什麼話也可以到李天祐同志那裡再談一談。」我又一陣臉紅,說:「夠了,心情也輕鬆得多了。你也有困難,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來,我的若惱,頓時煙消去散。   
  事後,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談,他說:「在新四軍的時候,張老是副軍長,誰要是有火氣,到張老面前,氣就消了。」這次我自己親身體會到了。   
  讓賢   
  1952年,我從中央軍事學院學習回來。這時,張老擔任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省主席兼廣西軍區司令員,李天祐同志擔任軍區副司令員。   
  一天晚飯後,張老約我到邕江邊散步。我們沿著邕江邊信步,面對著波浪滾滾的邕江,我們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黨把建設廣西的重擔委託給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張老慢慢地說開了,他說:「現在我兼職太多,忙不過來,年紀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軍區的擔子讓給別的同志來挑好了。」聽張老這麼一說,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說:「怎麼,把省軍區這一攤子讓出來?」   
  「是呀!讓出來!」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員,你對廣西情況熟悉,工作需要你,你應該繼續幹下去。」我勸他說。   
  「不,兼職太多,容易犯官僚主義,再說,別的人也上不來,還是讓年輕能幹的同志來幹的好!」   
  「那誰能勝任這個職務?」   
  「李天祐同志。他是紅七軍上來的,很有基礎。」他胸有成竹的說。   
  「要是真的這樣,李天祐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張。   
  是的,李天祐同志是張老一手培養起來的。他原是紅七軍的特務連長,經過南征北戰,在革命戰爭中,鍛煉成長為人民解放軍的好指揮員,任過軍長、兵團副司令員。今天張老推薦他出來當廣西軍區司令員,正是很適合的人選。張老把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並不認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榮。他的胸懷多麼寬廣啊!我又問他:「這是誰的主意?」他說:「我早已反覆考慮過。」原來張老時刻考慮著把革命的旗幟接過來,傳下去了。這是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啊!我的腦海在翻騰,他又說:「還有你,也可以在軍區司令部裡多負一點責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著說:「我不行……」「怎麼不行,才幹是鍛煉出來的,你也是紅七軍上來的呀!」張老打斷我的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下來。當晚,我一夜沒睡著。   
  後來,經中南軍區批准,中央軍委備案,1952年6月,李天祐同志擔任廣西軍區司令員,我擔任了軍區參謀長。   
  張老自動讓賢,在廣西黨內、軍內,開創了先例。   
  關懷   
  1965年冬,一個北風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來敲我的大門。我開門一看,面前站著一個70多歲的老人,他白髮蒼蒼,兩邊太陽穴青筋突起,腦袋已有點搖晃了。他,原來就是張老,多年不見面,他竟然變得這樣衰老了,這是為黨為國分憂太多了!我連忙請他進屋裡坐,一邊遞上熱茶,一邊問張老:「天氣這麼冷,怎麼來到這裡?」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寧過冬,聽說你們都在這裡。就在這裡停一停,看看你們!」   
  「你為我們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問我的情況,我說:「按少將離休年齡的規定是55歲,可我53歲就離休了。」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嘛,安心休養吧!」接著他說:「聽說,你們這裡是將軍村了。」   
  「不能這樣說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將級。」我解釋說。   
  「我聽老百姓說的呀,你們不要小看自己,群眾是尊重你們的,你們這裡是將軍村、榮譽村。」張老這一番話,把我說得心裡暖乎乎的。喝完茶後,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圍,口裡不停地說;「不錯,不錯,黨和人民沒有虧待你們呀!」我說:「夠優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飯店去了。臨走時,叫我和幾個原紅七軍的老同志到他那裡。   
  下午,我和姜茂生、譚慶榮、黃超、楊維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進房子,暖氣向我們撲來,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張老在一起,身體更感到暖和了。我們坐下來,就熱烈地交談起來,張老說:「你們沒有工作,可以給年青人講講革命故事,也可以寫點東西,教育後一代呀!」我們說:「寫東西,困難不少。」他說:「我年紀比你們大,困難更多,我也要寫。你們應該寫一點,有病就看病嘛!」他還問我們,回農村過沒有,他說:「有時間,要到農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們逗笑了。他的話聽起來雖然很輕鬆,但意義極深刻,一是要我們寫革命回憶錄,把革命傳統傳下去;二是不要脫離群眾,時刻關心群眾生活,離休了也要密切聯繫群眾。這就從根本上提醒了我們,要保持紅軍光榮的本色。他的話,至今仍在我的耳邊縈繞著。當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飯,請我們一起進晚餐。   
  1969年,中央軍委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和黃超去參加,趁機請假去探望張老。黃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問題,未得批准。黃超去到張老那裡,張老關心地問:「國翰不來?」黃超告訴他,來不了。張老知其原因,就說:「你們回農村去吧!」意思是說,林彪整你們,不相信你們,你們就回去吧!不要等著挨整,避開算了。當時張老也挨林彪整得夠嗆,他身體病得更厲害,連回憶錄也寫不成了。他和我們是患難同當的,張老是被林彪折騰致死的。他時刻關懷我們,我們更永遠紀念他。      
緬懷張老 學習張老 金冶 吳健 
  今年(2)是張雲逸同志誕辰100週年。回顧張老的革命一生,我們無限懷念,無限敬仰。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擔任新四軍副軍長,那時,我們有幸在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張老的身邊工作多年,他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我們耳濡目染,深受薰陶。回憶半個世紀前,張老對我們言傳身教,關懷備至,我們永記不忘。今天,海南省文昌縣紀念張老誕辰100週年活動,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現特撰文,以表達我們對張老的深切懷念。   
  我們早就知道張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50年代初,我們從北京到廣州檢查工作,在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時,講解員向我們介紹說:當年差點鬧成「七十三烈士」的笑話。為什麼?回答說:「孫中山領導同盟會發動廣州起義時,原有張雲逸參加,後因他又另有任務,所以倖免於難……」。從他那傳奇般的敘述中,佐證了我們早就聞知的張老是辛亥革命的參與者。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由武漢遷移南昌,張雲逸被任命為新四軍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1938年11月,他由皖南渡江北上,到了安徽巢湖之濱,廬江以西的東湯池(現稱東池鎮),位於桐城、舒城兩縣交界處。這裡群山環抱,地形複雜。1939年7月經黨中央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主持,在東湯池正式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張雲逸為指揮、前委書記,徐海東為副指揮,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賴傳珠為參謀長,統一領導江北部隊,開展對日偽軍的鬥爭。江北指揮先後領導第四、第五、第六支隊,江北遊擊縱隊,豫鄂挺進縱隊。張老到了江北,認識到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右傾錯誤:不敢大膽發展武裝,不敢大力向敵後發展建立根據地。1939年11月劉少奇同志到皖東後,傳達了中央指示,批評王明右傾錯誤,指出不發動群眾,不發展武裝,不建立政權,做了國民黨的工具。劉少奇又指出,抗戰主要靠槍桿子,有了槍桿子,還要有個「家」,即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張老緊密配合劉少奇,扭轉了皖東局面,擴大了軍隊,建立了政權與根據地,抵制了項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1941年皖南事變後,黨中央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張雲逸為副軍長。1943年秋,陳毅軍長赴延安,準備參加了「七大」後,張雲逸代理軍長,主持新四國全軍的軍事工作,指揮新四軍各師與地方武裝,堅持華中敵後艱苦的鬥爭,並實現從戰略相持階段向戰略反攻的轉變,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張老是我黨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軍傑出的參謀工作者。早在10年內戰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時,他先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作戰局長。在擔任新四軍參謀長時,在皖南召開的兩次參謀工作會議上,他作了《參謀工作建設》的專題報告,後又在新四軍第二師參謀工作會議上,作《作戰參謀戰時怎樣工作》、《目前建軍中的幾個基本要求》的報告。他對司令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業務建設、作風建設都非常重視,特別注意工作經驗的總結,在每一個戰役或每一次戰鬥後,都要求各級司令部抓緊時間認真進行總結。他根據陳毅提出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設,「以戰教戰」的方針,注重在實踐中不斷提高司令部參謀人員的思想政治水平與軍事業務素質,以及優良作風的培養。司令部原有參謀人員都知道張老是我軍參謀工作的楷模,我們在他們身教言傳下,學會戰前、戰中、戰後參謀工作的基本功。「飲水不忘掘井人」,我們永遠不會忘懷在8年抗戰中張老對我們的栽培。   
  在抗戰的戰略反攻前夕,張老親自領導全軍的整風運動。他率先在黨的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並在高級幹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學習階段中,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在抗戰時期的具體表現及對華中各地的影響》的報告,系統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總結了華中敵後抗戰的經驗教訓,對提高廣大幹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和統一廣大幹部的思想,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而為全軍轉入反攻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他還領導全軍的大生產運動,開展根據地經濟建設,在淮南根據地時,他親自創辦了「飛馬牌」香煙工廠,大大增加了經濟收入,解決了廣大幹部戰士的實際困難。在軍部機關的生產運動中,他處處為幹部戰士做表率,他親自撿糞種菜,在房前屋後種上西紅柿。他種的西紅柿長得最好,每當我們年輕人經過他的家時,總要我們嘗嘗他的西紅柿,大家吃後總是讚不絕口。他的實際行動對軍部機關的生產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老很關心部隊的練兵運動,他領導第二師的戰術技術訓練,是全軍出色的一支勁旅。為了使戰士有健壯的體質,他同羅炳輝都很重視部隊的體育訓練,有時還指定幹部親自跳越溝渠,做得好的,當場予以表揚或獎勵,進一步促進了部隊的練兵和體育訓練運動。他對軍部機關人員軍容風紀禮節很重視,機關不少人員是來自敵占區青年學生,生活比較散漫,不大講究軍容風紀禮節,他除在各種會議上不斷教育外,還身體力行帶頭作表率。如機關有些人員見到首長迎面而來,不是躲開,便是側身而過。為了教育他們,每當張老同這些年輕人迎面相遇時,他便先給你敬個舉手禮,給他們做出榜樣。   
  歲月流逝,張老離開我們已近20年了,但他的光輝形象,卻永遠留在我們心中,我們深深地懷念他,他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永遠鼓勵著我們前進!   
  註釋:   
  (1)金冶,原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吳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2)[指1992年。]      
人們懷念張老 黃妙 
  到今年[指1984年。]11月19日,我們敬愛的張雲逸同志長辭人世已經整整10週年了!10年來,時光在流逝,景物在變遷,然而,張老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浮現在人們眼前。曾經在張老身邊工作的同志,至今都在深切地懷念著他,大家一提起他,無不表示衷心的敬佩和沉痛的悼念。   
  在張老逝世10週年前夕,我走訪了解放初期在張老身邊工作的秘書、幹事、司機和警衛員。大家一談起張老來,記憶依舊是那樣鮮明,感覺仍是那樣親切。   
  1949年12月廣西全境解放。解放初期的廣西,百業待興,千頭萬緒。身兼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廣西省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張雲逸同志,工作十分繁重,特別是當時廣西的剿匪任務緊迫。張老除主持各種重要會議外,還經常深入基層瞭解情況。由於公務繁忙,他幾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時通宵達旦。1950年元月下旬,恭城、玉林等地發生土匪暴亂,張老說:「剿匪任務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他召開高級幹部緊急會議,制訂剿匪計劃,調兵遣將。在廣大軍民的共同努力下,迅速殲滅了殘匪,從而保證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新生的紅色政權也得以鞏固。廣西在剿匪中曾榮獲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表揚。   
  1950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廣西召開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那是解放後廣西各族各界人民的首次集會。會議總結了解放後10個月來的工作,集中商討了剿匪、減租和土改3個議題,最後由張雲逸同志作總結報告。過去,不少人都聽說過張老,但只聞其名,未見其面。11月2日,他在會場一出現,立即把代表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有的站立起來看,有的走上前去瞧。報告一結束,大家就談論開了。這個說,張老早年就投身於辛亥革命;那個講,他是中國紅軍第七軍的軍長。會議期間,張老宴請各兄弟民族代表,大家紛紛上前與張老握手。席間,女代表饒夢祥斟了滿滿一杯酒,懷著敬佩的心情,走到張老身邊說:「張主席,我敬你一杯!」接著,「我代表苗族人民敬張老一杯!』「我代表瑤族……」一個接一個上前敬酒,歡快的笑聲夾雜著熱烈的掌聲,震盪著宴會大廳。大家對張老的敬佩之情,溢於言表,此情此景,同志們至今回憶起來,宛如昨日剛發生似的。   
  張老十分注意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對一些知名人士的來信、來訪,他總是那麼嚴肅、認真、熱情地處理、接待。他常常親自閱讀來信,親自接待來訪,細心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對某些信件,他口授秘書廖榮鏗同志作復,有時還親自執筆。起初,在張老身邊工作的工幹事感到不理解,張老說:「這是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出生人死、流血犧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革命也給予同情和支持,有的多次資助過革命,也有的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我革命同志。現在建立了紅色政權,我們怎能忘記他們啊!何況,還要團結他們一道建設新廣西呢!」凡以張老名義寫的覆信,他都要求秘書注意語氣謙和,態度誠懇,字體端正。   
  張老度過了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他不僅關心部隊的同志,而且關心廣大群眾。一有機會,他就深入群眾,瞭解情況,體察民情。1950年冬,張老乘車往柳州,當汽車到達大塘附近時,路邊遇到兩個農民在打柴,張老叫司機陳寶桂停車。身邊的警衛員看到那兩人手上都拿著砍柴刀,怕張老不安全,忙勸道:「首長,不要停車了吧!」張老不聽,他走下車來,親熱地和他們打招呼,拍他們的肩膀,詢問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他們不知張老是誰,只見他和藹可親了,也就無拘無束地談了起來。在一旁的警衛員見了,一再催促:「首長,不要談了,還是快趕路吧!」張老說:「你不懂,別管。」好不容易等張老上了車,警衛員才悄悄對張老說:「這兩人很可能是土匪。」張老回答說:「不對,他們是老鄉,你不懂看人。」汽車開動了,從車窗往外看,只見那兩位老鄉仍站在原地,目送汽車很遠很遠。   
  張老住南寧市桃源路3號時,常到群眾中進行「家訪」。警衛員說:「:首長常『亂跑』,又不帶我們去,真叫人擔心。」1950年一個寒冷的冬夜,警衛員莊寶玉值班時,發現張老突然「失蹤」了,問秘書、司機,都搖頭說不知道。莊寶玉慌了,連忙到處打聽,好不容易才在附近一個居民家中發現了他。事後,警衛員提意見了:「首長,你獨自一人到處走,出了事怎麼辦?」張老除對大家表示歉意外,還耐心地說;「他們都是我們的群眾,不接近怎麼行呀!」   
  大家在回憶張老生平時,還列舉了不少事實,說他堪稱遵守制度、以身作則、廉潔奉公的模範。解放之初,實行供給制,張老吃小灶。有一次,炊事員把飯菜一端上桌,張老立即把愛人和孩子叫走。炊事員說:「算了,首長,讓他們一塊吃吧!」張老認真地說:「不!要按制度辦事。」張老的小兒子小廣東童年時代特別愛坐汽車,一天,他上保育院,叫司機陳寶桂開車送去,回來時,張老問司機:「你開車上哪兒去了?」「送小廣東。」「這麼近,不能走路去嗎?」從那以後,司機再也不敢私下開車了。   
  同志們最難忘的是張老關懷體貼部下的熾熱心腸。凡在張老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講我們不願離開他。臨時給張老開車的司機范光明聽說張老要走,不帶他去,流著眼淚說:「首長太好了,我要跟他去,再苦再累也情願。」張老的小兒子可以入托了,保姆吳阿姨對張家戀戀不捨。警衛員莊寶玉也曾對張老表示:「首長,我一輩子都跟你就好了。」張老問:「你是黨員嗎?」「是。」「是黨員,就要考慮今後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老是跟著我,以後能獨立工作嗎?」張老只讓跟他3年。儘管他不讓跟,可大家還是想跟。同志們怎能不眷戀他呢!身兼要職、公務纏身的他,仍不忘關心大家的學習和生活。警衛連的一個班長病了,張老一夜來看望兩次。警衛人員中,不少人沒上過學。張老多次勸告:「解放了,我們要管好國家,沒有文化怎麼行!」他掏錢給大家買書、買本子。當時,警衛員李項德、莊寶玉一字不識,聽說要學文化,心裡直嘀咕:「我們當警衛員的,槍打得准就行,認字幹嗎?」而張老抓大家的學習卻很認真。一天,莊寶玉正在值班,張老走了進來,問:「小莊,你的練習本呢?快拿來給我看!」寶玉推說正在值班,張老堅持要他去拿來。小莊忙連忙回屋拿本子,因本子還沒寫姓名,他急匆匆把名字寫上給張老送去。張老一看,不由得笑了起來:「你叫什麼?」「叫莊寶玉呀!」「你看看,上面寫的是不是寶玉?」小莊定睛一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原來,他在匆忙中把莊寶玉寫成了「莊寶寶」。在張老的督促下,大家每星期要交一次作業,由張老親自過目。他看完作業,常鼓勵:「很好,有進步。」寫錯了字,當即指出。所以,同志們學習都很有長進。莊寶玉在回憶這段學習生活時,無限深情地說:「我學文化就是在張老身邊開始的,如果不是他嚴加督促,可能我至今仍大字不識一個哩!」      
張老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黃榮 韋純束 駱 明 廖聯原 
  紀念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張雲逸誕辰一百週年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張雲逸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我們曾經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親聆他教誨的老幹部、老戰士,懷著無比深厚的感情,緬懷他光輝的一生,高尚品德和這位嚴父慈母般的革命老前輩。   
  大將風範光輝一生   
  張老原名運鎰,字勝之,1892年出生於海南文昌縣一個貧苦的家庭。他高小畢業後到縣城及廣州當工人,到黃埔陸軍小學學習時加入同盟會,畢業後,先後參加1910年廣州起義,擔任炸彈隊隊長。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後任排、連、營長,參加反袁和陳炯明之役。曾任揭陽縣縣長、旅長。1926年北伐任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第二方面軍參謀處長。1926年11月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7月受黨的派遣到南寧從事兵運工作,在中央代表鄧小平領導下,以俞、李政權的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長、南寧警備司令的名義,率部運軍火到百色,發動百色起義,任中國紅軍第七軍軍長,開創了右江革命根據地。1930年末至1931年春,與鄧小平、李明瑞率廣西子弟兵7000人小長征去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合,轉戰佳、黔、粵、湘、贛五省沿途遭國民黨軍截擊、圍堵,艱苦卓絕,英勇作戰,終於戰勝頑敵,保存了2500名紅七軍精銳,與中央紅軍會師,得到毛澤東和朱德接見,備受讚揚,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委員。1931年底任中央軍委作戰局局長,後又擔任副參謀長兼作戰局長,對粉碎國民黨圍剿作出貢獻。長征時,任中央縱隊先遣隊司令員,率偵察隊先行,偵察敵情,參與擬訂作戰計劃,進軍貴州、搶渡烏江、佔領遵義,作出重大貢獻。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後,協助周恩來主持後方工作,任西北軍委辦事處參謀長。1936年4月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渡河東征抗日,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先鋒軍副總參謀長兼任渡河司令員,為部隊東征、回師提供了保證。1937年末,任新四軍參謀長兼三支隊司令員,對組建新四軍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5月兼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前委書記,統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並兼淮南軍區司令員,對發展新四軍和擴大淮南抗日根據地功績昭著。1943年底至抗日勝利,代軍長陳毅去延安期間,由張老主持新四軍工作,積極向江南發展。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山東軍區司令員、華東軍政大學校長,為支持解放戰爭作出努力。1949年9月22日,中央任命張老為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同時,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他在北京和宋慶齡見面時,互認同鄉,握手致候,張老親切稱她為「妹妹」,宋慶齡高興地說:「我為有你這樣的哥哥感到榮幸,共同為建設新中國、新家鄉出力吧!」張老返回廣西後,兼任軍區司令員、政委、政協主席,並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主持廣西全面工作,領導剿匪、建立和鞏固各級政權、恢復和發展生產、土地改革等社會改革運動,使廣西面貌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張老年登花甲,積勞成疾,毛澤東主席親自寫信,要求張老治病休養。1952年秋赴蘇聯療養,次年歸國,在中央工作。1955年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在黨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第一、二、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2年以後,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年老體弱,仍深入各地視察、檢查工作。1974年1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開的追悼會上致悼詞說:「張雲逸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幾十年來,他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忠於黨,忠於人民,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工作,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為革命事業貢獻了一生。」   
  堅定不移 統戰楷模    
  張老執行黨中央的方針路線是堅決的,他一生從事武裝鬥爭,轉戰南北,身經百戰,在歷次戰爭中,他無所畏懼,沉著指揮,英勇作戰,克服種種困難,爭取勝利。從紅七軍到中央紅軍長征,從新四軍到解放戰爭、廣西剿匪,張老在軍事上的成就卓著,不庸我們贅述了。   
  這位獨當一面的大將軍,曾經是我黨發展統一戰線與國民黨政府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並完成重大使命的代表,對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3年冬,張老被派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的代表,與十九路軍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談判,簽訂協議,團結抗日反蔣,任中共中央駐十九路軍軍事聯絡員。   
  1937年4月,他隨周恩來去西安參與同國民黨談判,去西安時,與周恩來副主席同乘一輛卡車,在離延安35公里的嶗山遭遇匪徒襲擊。張老命警衛人員保護周副主席撤離,自己帶11名戰士猛衝過去與敵激戰,周副主席脫險回延安,警衛人員大部分犧牲了,張老指揮部分戰士與敵兩百餘人苦戰,半夜才撤回延安,化險為夷。5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開展華南統一戰線工作,聯絡愛國民主人士,共商抗日救國大計。6月抵桂林,與李宗仁、白崇禧商談,又經李宗仁介紹與四川劉湘代表會談,同他們達成團結抗日協議。他在桂林時3次向毛、周、朱用電報匯報請示,得到中央的肯定和讚揚,中央電示,同意他的活動方針,並作了具體指示。6月26日,又將與桂系當局及四川代表擬定的團結抗日7條綱領草案電報毛主席。次日,毛澤東復電:「綱領草案是對的,我們贊成本此去做,並促請桂方和粵、港、滬各方也努力去做。」   
  「七·七」抗戰爆發後,張老與李宗仁商談,李通電支持抗戰,並請張老留桂磋商抗日事宜。毛澤東電示張老:為促蔣抗日,各方面應表示擁護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牽制之意,並要求張雲逸以後仍來往粵桂港之間,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白崇禧飛南京見蔣介石,就任副總參謀長,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並派桂系廖磊等兩個集團軍到上海投入抗戰。以後張老又到廣州與余漢謀多次談判,余同意國共合作抗日,得以在穗建立八路軍辦事處。我黨對桂、粵、港、川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成績昭著。   
  1938年底,張老到安徽金寨縣,與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談判省政府對新四軍供給問題。廖表面很尊重張老,但他限制新四軍活動範圍,欠餉半年不發,見面時廖說:「兩廣老鄉,有失遠迎,失禮失敬。」張老說:「我是來討新四軍軍餉的。」張老又說:「你是省主席、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為什麼要住大別山,不住安慶、合肥呢?蔣介石為什麼要住重慶,不住南京、上海呢?就因為抗日力量不夠嘛!你不給我們發餉,叫我們怎麼去打仗?你限制我們在津浦路以西15公里內活動,叫我們如何出擊日寇呢?」廖磊不得不立即支付法幣4萬元,子彈2萬發。張老派黃榮去領款,叮囑說:「你要講幾句白話,老鄉,大家都是廣西人,幫幫忙吧!」對方派警察和馬車,護送軍晌到了張老住所。廖磊還答應新四軍可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動;同意成立江北遊擊總隊;新四軍四支隊軍餉由省政府撥給。1938年廖病逝後,繼任者李品仙配合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新四軍進犯,張老指揮江北新四軍堅決還擊,殲滅其2000餘人。然後,張老出面談判,形成以津浦路為界、東西分治的有利局面。   
  1949年秋末,張老邀請在港、穗的愛國民主人士回廣西參政。一起從廣州同船返桂的有知名人士雷沛鴻、陳此生、陳良佐、雷榮珂、莫乃群、陳雄,還有王力教授和他的兒子秦似同志。隨後,李任仁、呂集義等先生也由北京回廣西任職。反袁宿將、廣東軍政府的軍長林虎,也被邀請來南寧參政,參加土改,後任政協副主席。張老要求有條件的縣都有一位愛國民主人士任副縣長,加強統一戰線工作。   
  關心廣西 建設廣西   
  張老對廣西有特別深厚的感情,把廣西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解放前,他關心廣西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解放後,又時刻關心廣西的建設和人民的疾苦,孜孜不倦地工作,人們都以為他是廣西人。   
  早在1945年抗日戰爭剛勝利結束,新四軍軍部還在山東省臨沂的時候,張老就和軍長陳毅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遣廖聯原、黃傳林回廣西開展地下黨工作和武裝鬥爭工作。廖聯原毫不猶豫地接受任務回到廣西家鄉開展工作。   
  1949年秋,中央決定派張老回廣西主政,親自動員一些在華東工作的廣西籍幹部如黃榮、賀希明、駱明、廖聯原等同志回廣西工作。他們在華東工作多年,工作都比較順利,工作條件也比較好,如黃榮當時擔任華東電訊管理局副局長兼上海市電訊局局長,工作條件較好,是否回廣西正在猶豫。張老親自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說:「人家東北都支援廣西,你是廣西人,怎麼不回去?」幾句中肯的話,說得他們心服口服,便愉快地回廣西。接著,張老便動身從上海回廣西。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雷經天、賀希明、駱明等。到了廣州,他就發特急電報給在桂中游擊支隊司令員廖聯原,叫廖到梧州,並令其帶身邊的部隊集中到桂平江口待命。廖到梧州時,張老和他親熱如故,問寒問暖,叫人拿來新軍裝給廖換去破舊衣服,對廖大加讚揚,說廖搞得不錯,3年來沒被敵人吃掉,反而搞起幾千人的隊伍。指示廖部編入正規軍,參加剿匪、反霸、土改等。張老還當即撥款,給廖裝備部隊,並決定駱明留下任梧州行署專員,迅速成立各縣政府,發動群眾、徵糧剿匪,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廖聯原隨同張老乘輪船離開梧州。到桂平江口時,正是1950年元旦,張老上岸熱情慰問桂中支隊,在向指戰員講話中充分肯定桂中支隊艱苦奮鬥取得的成績,勉勵大家向解放大軍學習,更好為人民服務,要徹底消滅國民黨殘匪,鞏固政權,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張老還召開連級以上幹部座談會,強調要認真貫徹執行黨對新區政策,並請全體指戰員會餐,共度元旦。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廣西是革命老區,比較貧窮落後。張老在制定政策上堅持從實際出發,加快廣西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廣西剛解放,百事待興,張老深深懂得「恢復經濟首先要恢復交通」的重要。1950年春節,張老不休息,召來負責交通和公路工作的黃榮商量「凡是未通汽車的縣城都要通車」的問題。邕江第一座大橋興建時,張老已離開廣西去治病,但他仍關心支持。當時黃榮和韋純束負責建橋工作。從城建長遠考慮,大橋設計長800多米,寬24米。國家計委只給數百萬元包干,不夠用。張老主張募捐,又幫助去找國家計委解決,廣西終於建起當時全國橋面最寬的第一座邕江大橋。3年困難時期,韋純束到京開會,去拜訪張老,張老深夜接見,吩咐韋要幫助百色、河池地區修公路,還要韋把他的話原原本本地轉告韋國清主席,要解決少數民族地區人畜飲水困難問題。韋國清很快在韋純束轉告張老意見的信上批字,要辦公廳通知民政廳、水電廳、計委等部門提出計劃,具體落實。南寧吳圩飛機場的興建,張老也付出心血,在征地、搬遷、用水發生矛盾的關鍵時刻,他在韋純束陪同下,親自去吳圩鄉,說服教育幹部群眾「局部服從整體利益」,矛盾很快得到解決。此外,老虎嶺水庫、良鳳江水庫的修建,張老都親自過問,並不辭勞苦到水庫視察指導。解放初期,張老也曾在鄭少東陪同下,多次到邕寧縣五塘鄉看望農民,召開農民座談會,研究農村如何發展生產和建設問題,並和工農代表合影留念。   
  張老雖然離開廣西,但對廣西仍十分眷戀,每隔幾年都要回來看看,越是在困難的時候,他越想念過去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和艱苦奮鬥的各族人民。解放初期,他就派黃榮、覃應機作代表去看望老區人民。1960年,年近古稀,頭髮斑白稀疏的張老,穿著大將服,風塵僕僕,專程從北京回來給韋拔群烈士掃墓。他由衷地說:「像韋拔群這樣的民族英雄、黨的優秀兒女,我們不能忘記啊!」掃墓回來後,他又在南寧住了幾天,講述廣西紅七軍和蘇維埃的創立和發展情況,成為研究廣西黨史軍史的珍貴資料。1965年冬,張老回廣西,又到桂林干休所看望原紅七軍的幾位老戰士,並請他們到榕湖飯店共進晚餐。他勉勵同志們離休以後,不要「孤守城池」,脫離群眾,應多到下面看看。他還吩咐同志們多寫革命回憶錄,教育後代,提醒大家要保持紅軍的本色。   
  張老即使在晚年,還為廣西的建設出大力。1965年,正是援越抗美,要緊急修國防公路,而民工修不快,質量又不高,區黨委派黃榮到中央求援,張老給予大力支持,打電話給中央有關部門,得到谷牧同志的重視,有關部門撥給了幾十台機械設備,幾十萬元,還調了兩個團來支援修路。張老交代黃榮說:廣西要修水利,發展農業、要抓糧食、抓蔗糖生產,多搞農業機械,扶持山區生產。這些話,對加快改革開放的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直至1973年,張老病重,還吃力地對黃榮說,希望廣西工農業生產趕上全國先進水平!這是張老對廣西各族人民最後的衷心遺願!   
  如今,廣西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老的遺願大部分已化為現實,張老可以安心地安息了。未實現的,廣西各族人民將繼續為之而奮鬥!   
  愛兵愛民 親如嚴父慈母   
  張老愛人民、愛戰士、愛護幹部,就像慈祥的母親一樣。但如果幹部的工作出了毛病,他毫不放過,嚴格批評,耐心教育,促使改進。   
  百色起義前夕,黃榮從鳳山縣蘇維埃送錢到百色作為起義經費,他是縣常備連指導員,張老接見黃榮時和藹地問「你家有幾口人呀?」「什麼時候參加游擊隊,打過仗嗎?」「你們幹些什麼工作,群眾擁護嗎?」黃榮一一作了匯報後,要求留下來當兵。張老問:「你讀過書嗎?」「高小兩年。」張老安排黃榮到經理處(後勤部)當文書。一年後,調到張老身邊當警衛隊員。小長征到廣東樂昌河邊,軍部和五十八團700餘人過不了河,和鄧小平、李明瑞率領的大部分指戰員失去聯繫。撤退上山時,黃榮扶著疲乏的張軍長走路,馬已給傷員騎了。張老說:「由於敵人封鎖,我們過不去,已面臨嚴重困難。但我們有黨的領導,一定能克服困難,一定要過河,找到五十五團,和中央紅軍會師。」張老帶領這支紅軍,在上游渡河。在湘贛邊界的山上,天氣很冷,有個戰士把農家茅棚草扯下來燒火取暖,張老看見就嚴厲批評,命令戰士割茅草,給這一家修好房子才走。快進入蘇區時,張老見大家頭髮很長,衣服很髒,他叫警衛連長李天祐買幾把剪刀,讓大家剪髮,下河洗澡洗衣服。有兩團地方反動武裝追擊我們,張老說:「要打個勝仗,才能建立威信。」他下令「李天祐,把這個山頭奪過來!」李說「可以!」帶著手槍連,一個衝鋒打垮了敵人。不久,與李明瑞總指揮率領的五十五團會合了。張老生了病,隨軍治療休息。在安福縣,他帶病和李明瑞指揮消滅敵軍一個團,繳槍1000餘支。紅七軍在兄弟部隊配合下,在河西粉碎了敵人的「圍剿」。1931年7月在於都與中央紅軍會師,成為中央紅軍的一部分。   
  毛、朱二位親切接見了李、張兩位。中央軍委給紅七軍特授了「轉戰干裡」的大錦旗。第三次反「圍剿」中,李、張率紅七軍在東固全殲逃敵五十二師。黃榮被派到三軍團學無線電。長征到了道州,張老見到黃榮,便親切地叫:「黃榮、黃榮!」下馬來看看他發腫的雙腿,叮囑說:「黃榮呵,征途遙遠,保護雙腳!」一別又是兩年,1937年初,在延安任電台報務員的黃榮到窯洞去探望張老。張老說:「你學無線電很好嘛,毛主席說無線電是千里眼順風耳,你要精通業務,更好地為革命服務。」1938年11月,黃榮奉命到新四軍工作,跟張老到江北去,由一個營護送。張老對黃榮說:「電台通訊工作很重要,要保持和中央的聯繫,失去聯繫就會迷失方向。」皖南事變後,張老任新四軍副軍長兼二師師長,駐來安縣蓮花塘村,黃榮任通訊大隊長。張老親自給黃榮介紹對象,把舒平從供給部調到電台來做文化教員,在他倆的結婚報告上親自簽批:「祝你們做一對革命的伴侶。」婚禮只在機關加點菜,張老夫婦來了,說:「希望你們革命感情加愛情,結合在一起。」關懷無微不至。   
  1946年,新四軍北上山東時,有些同志捨不得蘇北魚米之鄉。張老動員時說:「我們丟了一個李果,換來一個大蘋果,何樂不為。多則五年,少則三載,全國都是我們的,還捨不得走麼?」經張老諄諄教導,大家高高興興北上了。   
  張老回廣西途中,對隨行的同志反覆談話,特別關心廣西地下黨的同志,他說:「廣西地下黨的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鬥爭,有一段時間曾經與中央失掉聯繫。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仍能堅持下來,是廣西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你們算是南下幹部,一定要同他們團結,依靠他們工作。他們有什麼困難,要關心幫助他們解決。」他還要求地下黨的同志同南下幹部親密團結,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大家都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共同建設廣西。   
  張老戎馬生涯,轉戰萬里,自己生活總是那麼艱苦樸素,平易近人,作風民主,與人民同甘共苦,愛人民、愛戰士、愛護幹部,像他這樣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大將,使人們終生難忘。   
  註釋:   
  (1)黃榮,原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韋純束,原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駱明,原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廖聯原,原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中華民族精英 共產黨人楷模 張愛萍 張勁夫 莫文驛 
  一   
  今年8月10日是張雲逸同志的誕辰一百週年。我們曾長期在他領導下工作,謹以無限崇敬的心情緬懷他革命一生的光輝業績和高尚品德,以為自勵,並勵來者,作為對他百年誕辰的紀念。張雲逸同志一生追求革命,從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轉變為自覺的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他出生在海南文昌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童年即參加勞動,後隨同鄉軍官當勤雜工。少年時,正值清廷腐敗,帝國主義加緊侵略。1909年10月,他在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秘密加入同盟會,獻身於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後參加了1910年廣州起義、辛亥革命黃花崗之役和攻擊兩廣總督府之役。在攻擊兩廣總督府的戰鬥中,擔任炸彈隊長。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進虎門廣東陸軍學校深造,1914年畢業後,赴海南島北洋軍隊中進行反袁工作,任排、連長。繼到粵軍任營長、參謀。陳炯明背叛孫中山,許崇智佔領潮汕時,他任揭陽縣長。後任許部旅長,參加討陳東征之役。1925年,粵軍編為國民革命軍,他隨軍參加二次東征和北伐,屢立戰功。1926年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   
  中國共產黨的徹底民主革命綱領,共產黨員在北伐中的英勇犧牲精神,使他深受教育。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覺悟到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使勞動人民獲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34歲。他說過:「我入黨時年齡已經很大,薪俸相當高,我是為了解放勞動人民才來入黨的。」從那以後,他由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轉變成了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抱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堅持革命鬥爭,始終不渝,奮鬥終生。   
  他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在隱蔽鬥爭和武裝鬥爭的戰場上,冒險犯難,百折不撓。   
  1927年冬,他準備配合地方黨發動瓊崖武裝暴動時,在海口遇險,逃脫虎口到上海找到黨中央。1928年8月,中央軍事部長楊殷向他轉達中央決定,派他赴廣西進行兵運工作,面對全國處於革命低潮,敵人對革命者進行殘酷鎮壓、屠殺的形勢,和未來千鈞重擔的任務,他無畏地、毫不猶豫地表示:「完全服從組織的決定。」   
  張雲逸在廣西進行兵運工作不久,在鄧小平領導下舉行了百色起義,以後率紅七軍轉戰千里,終於到達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合,表現出張雲逸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軍事才能。   
  1940年,張雲逸的妻子韓碧同志攜幼子遠之,從新四軍軍部赴江北指揮部途中,在安徽無為縣襄安鎮被國民黨部隊扣押,企圖以人質向我施加壓力。正在前方指揮皖東反頑自衛戰的張雲逸聞訊後,處變不驚,不為所動,一面向蔣介石、李宗仁提出抗議,一面繼續指揮作戰,狠狠打擊敵人,表現了共產黨人無私無畏的高風亮節,終於迫使國民黨將韓碧母子釋放。   
  二   
  他參加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過程。在長期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加強黨的建設中,造就成為有深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基礎和無產階級戰略策略修養的優秀的革命領導人。他有組織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開創革命局面,領導建軍、治軍和指揮作戰的精湛藝術才能,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   
  他為我黨建軍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大革命中,他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任參謀長。為使我黨掌握武裝,1927年向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力薦共產黨員盧德銘任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長,後來盧率部參加秋收起義。在張雲逸的秘密支持和掩護下,二十五師大部分人員由李碩勳、周士第率領參加八一南昌起義。   
  他是百色起義和紅七軍的重要組織者之一。在第一次蔣桂戰爭中俞作柏、李明瑞從桂系中分化出來,控制了廣西局勢。張雲逸7月到南寧工作,9月開始在鄧小平領導下爭取俞、李和準備武裝起義。經過黨組織的活動,張雲逸出任南寧軍官教導總隊副隊長,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長,調離了在這兩支部隊中的反動分子,建立了秘密黨支部,掌握了各級領導權。以後利用俞、李出師反蔣失敗的機會,獲得兼任南寧警備司令接管省軍械庫的大權。10月22日,同鄧小平率隊到達百色。後同中共右江特委和農民土地革命武裝相結合,消滅了反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12月11日宣佈百色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任軍長、前委常委。同時成立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建立了包括十多個縣的右江革命根據地。後來,李明瑞在鄧小平、張雲逸幫助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成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紅軍指揮員。   
  百色起義後,張雲逸、李明瑞率部給予向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反撲的桂系軍閥重創後,留部分部隊堅持鬥爭,主力轉移至黔桂邊境開展游擊戰爭。4月下旬攻克榕江,全殲守敵。爾後回師右江,重佔百色。繼又解放恩隆、奉議、思林、果德、向都、恩陽等縣,以土地革命為中心進行根據地建設,擴大紅軍。11月,紅八軍從龍州撤出的部隊和紅七軍合編為紅七軍。爾後,韋拔群率少數人員回東蘭堅持鬥爭。1931年1月,紅七軍轉移至湘粵桂邊界,縮編為五十五、五十八兩個團,向湘粵贛發展。7月間東渡贛江,在於都橋頭圩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不久張雲逸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親切接見,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紅七軍得到了中華蘇維埃授予「轉戰千里」錦旗的獎譽。   
  百色起義在我國南疆建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軍,進行了土地革命,為中國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歷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他在長征中出色地完成了進軍川黔、突破烏江等計劃組織工作。1931年底,張雲逸調任中央軍委作戰局長。此後,又擔任副參謀長兼作戰局長。1934年底,長征中紅軍向貴州進發,他率偵察隊先行,保障主力佔領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澤東的主張,放棄原定北上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決定西渡烏江北上。他協助劉伯承參謀長投入進軍川黔的計劃組織工作,部隊迫近烏江時,他親自勘察地形、選擇渡口,完成組織突破烏江任務。1935年1月,他率工兵部隊架設江界河浮橋,保障一軍團主攻部隊和中央軍委直屬部隊渡過烏江,甩掉國民黨「追剿」縱隊,佔領遵義。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指引下,紅軍擺脫了被動局面,走向勝利。後來,他回憶說:「什麼是大事?部隊過烏江時,毛主席指示去架橋,架橋便是大事。」他把這個在特定條件下的戰術任務,提到軍事家的戰略視角和政治的高度,抓住了軍事問題的本質。   
  長征到達陝北後,張雲逸協助周恩來、葉劍英主持後方工作。1936年4月,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渡河東征後,張雲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員的工作中,為東征部隊回師陝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他多次圓滿地完成統一戰線的重大使命。1933年冬他奉派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代表,與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後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談判,簽訂了《閩西邊界與交通條約》,後任中共中央駐十九路軍軍事聯絡員。1934年,福建事變失敗後撤回。1937年4月,隨周恩來到西安,參與同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團工作。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開展華南抗日統一戰線工作。6月,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會談,又經李宗仁介紹與四川當局劉湘的代表會談,最後同他們達到協議,擬定了關於團結抗日的七條綱領草案,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以後,又到廣州同余漢謀談判,促成余同意國共合作,全面抗戰,在廣州設立八路軍辦事處。   
  他在新四軍的組建中,起了重大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與國民黨達成協議,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他受命任參謀長兼三支隊司令員。建軍之初,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到澳門迎接葉挺出任軍長;先期到武漢、南昌參加組建軍部;到福建向紅軍游擊隊傳達黨中央關於南方游擊區域保存革命戰略支點及部隊改編後堅持共產黨領導等指示;與國民黨福建當局陳儀談判,解決福建各地游擊隊改編北上集中等問題;並親率葉飛、胡榮等部到達皖南。他四處奔波,為新四軍組建成軍而卓著勳勞。   
  他為貫徹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開拓了江北抗日局面。1938年11月,他到江北貫徹黨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方針,後任江北指揮部指揮,統一指揮皖東、豫皖蘇部隊。先是推動四支隊東進,以八團為基礎成立五支隊,擴編江北遊擊縱隊,逐步形成了四支隊以淮南路東津浦路西、定遠藕塘為中心的路西遊擊區;五支隊以津浦路東來安半塔為中心的路東遊擊區和江北遊擊縱隊,堅持皖中游擊戰爭的戰略佈局。實現了北與八路軍,東與新四軍蘇北部隊打通聯繫的任務。   
  1939年11月,劉少奇同志經豫皖蘇游擊支隊到達江北指揮部,統一中原黨政軍領導後,張雲逸組織部隊粉碎了日偽頑軍多次「掃蕩」和進攻。1940年3月,挫敗了李品仙、韓德勤向我津浦路西、路東的進犯。先集中主力於津浦路西,攻克定遠城,取得反桂頑作戰的勝利,繼指揮四、五支隊和向路東增援的挺進縱隊,蘇皖支隊,開展以半塔為中心的反韓頑自衛戰,從而取得了皖東反頑自衛戰的全勝,這就是新四軍戰史上著名的「半塔保衛戰」。這是第一次華中反頑作戰的重大勝利,成為開創淮南抗日根據地關鍵的一戰。   
  張雲逸在領導皖東抗日鬥爭中,在政治上把蔣系、桂系區別開來,對桂系採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他拒絕李品仙要我四、五支隊南調的無理要求,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受到毛澤東的讚揚,譽為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一個好例子。   
  他把淮南抗日根據地建成為鞏固的華中後方。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張雲逸任副軍長兼二師師長,並兼淮南軍區司令員。從此,淮南抗日根據地進入了鞏固、發展的時期。在他的領導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隊的統一組織指揮,大膽放手擴軍;在創造主力兵團同時,抽調主力部隊骨幹,加強地方武裝;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專署各縣政權機構和群眾抗日團體。到1941年底,淮南津浦路東、路西地區面積發展到2241平方公里,人口近700萬。地方的財經、稅收、生產建設都有很大發展,部隊供給得到了有力保證。他領導淮南軍民貫徹生產自給方針,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還在財政、糧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據地。後來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也都遷到了淮南地區。   
  他審時度勢,主動地做好抗日大反攻的準備,迎來了反攻的勝利。1942年11月,張雲逸到軍部協助陳毅代軍長工作。1943年陳毅去延安,張雲逸代理主持全軍軍事工作。他根據抗日游擊戰爭處於積極防禦階段,我軍總任務是粉碎敵人「掃蕩」與「清鄉」,堅持敵後抗戰,鞏固根據地,聚積力量,準備反攻等實際情況,連續組織各根據地反「清鄉」鬥爭,並開展減租、減息、發展生產、整訓部隊,從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軍事上做了反攻的準備。   
  1944年春、夏,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部隊配合四師的西進行動。經4個月連續作戰,淮北根據地擴大了一倍,延伸了繼續西進的陣地。同年冬,部署了開闢蘇浙皖邊區的鬥爭。1945年二三月間,他組織粟裕、葉飛率部渡江南下,與浙東、蘇南部隊合編成立蘇浙軍區,多次取得了粉碎日偽軍進攻和反頑戰役的勝利,擴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進陣地。日寇投降後,他部署新四軍部隊舉行反攻,至1945年9月2日止,解放縣城32座,佔領了大江南北廣大區域,使華中解放區連成一片。抗戰勝利後,他組織領導了新四軍部隊的北撤和新四軍同山東軍區的合併。   
  他在主持華東後方工作中,忠實地全面地貫徹人民戰爭的指導思想,為保證解放戰爭的勝利,建樹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抗戰勝利後,他組織了以備戰為中心的各項工作。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後,他部署指揮山東北線的自衛戰,打破了敵人半個月打通膠濟鐵路的計劃。組織地方武裝配合野戰軍作戰,發動了廣泛的人民戰爭。他領導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組編地方部隊升級為野戰軍,為前方源源不斷地補充兵員。他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同鄧子恢、張鼎丞同志一起,組織了千百萬人的支前大軍,提供了數十萬野戰軍的作戰物資保障,車輪滾滾,直至戰淮海,渡長江以後,氣勢磅礡,規模之大為中外戰史所罕見。   
  張雲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從來都是以軍事從屬於政治的觀點,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互相關聯的整體上去瞭解和把握軍事問題,一貫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革命軍隊建成鐵的黨軍,要為黨的政治路線而鬥爭。一面打仗,一面建設,建黨、建政、建軍一起抓。他治軍有方,既抓前方作戰指揮,又抓後方保障建設。他在武裝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在階級鬥爭政策策略的運用上得心應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   
  張雲逸同志黨性堅強,始終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稱共產黨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楷模。   
  全國解放以後,張雲逸同志是廣西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還參加了中南和華南的領導工作。他為領導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推進民族區域自治等做出了貢獻。1952年以後,積勞成疾,在毛主席關懷下離職休養。毛主席曾親筆函囑:「視身體情況許可酌量看些文件,參加一些黨的和國家機關的會議。」1955年,張雲逸同志被授大將軍銜。1962年,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他還是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即使在養病期間,他也一直保持著和人民群眾的聯繫,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經常訪問工廠、農村、部隊和老革命根據地,重視信訪工作,傾聽群眾呼聲,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活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惦念身處逆境的戰友,,擔心黨和國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張雲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彌留之際,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同志來到醫院看望,緊握著他的手說;「我們是老戰友,相識45年啦。」他當時說話已經困難,但也緊緊地握著小平同志的手,頷首示意。他逝世後,小平同志於11月25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指出:張雲逸同志「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為革命事業貢獻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大損失。」   
  張雲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我們永遠難以忘懷。   
  他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觀念,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職位高低。他對創建紅七軍有功勞,但兩次調離紅七軍領導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從調動,真正做到了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叫幹就幹,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的正確領導。偶有工作失誤,從不推諉迴避,都是認真進行自我批評。解放初期,廣西剿匪雖已取得很大的成績,但是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和更高的要求,張雲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進行自我批評,調整部署,採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鬥爭的重大進展。毛主席致電張雲逸同志稱;「廣西工作大為開展,」「成績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興。」他遵守集體領導原則,時刻注意維護黨的領導核心。一貫謙虛謹慎,從不突出個人。當「主角」時,能集思廣益,從善如流,成為團結的核心;當「配角」時,能主動配合,精誠合作,做維護核心領導的模範。他先後在鄧小平、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劉少奇、陳毅直接領導下共事,對他們都保持著應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關係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為人正派公道,誠懇真摯,與人為善,和藹可親。他不僅尊重上級,對同級、下級也一視同仁,一樣尊重。他平易近人,從來不擺架子,不使人有居高臨下,望而生畏之感。他為人的風度,眾口交譽。陳毅同志呼他為「同志長兄」,說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輩都以長者視之,深為他的長者風範所傾服。他愛護同志,很客觀地對待幹部在戰鬥中、工作中的失誤,寬慰、開導,使能正確接受經驗教訓,解除懊惱情緒,振作奮進。他信任幹部,放手地使用幹部,往往把最危險最困難的任務,交給最信任的幹部去執行,不因信任而偏愛姑息。他重視發揮幹部的主動性、創造性,在交代情況、任務,說明原則要求後,從不過分干涉下級職權範圍的事。我們深感這對一個指揮員來說,是十分難得的。他經常親自同幹部談話,勉勵他們努力學習,積極工作,也注意從生活上關心照顧。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困難時,每有可能弄到一點衣食被服,他都分給別的同志,對傷病的同志尤為關懷。我們都感到他親切,既是領導,又是師長,願意同他說心裡話。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嚴,始終同群眾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員要求自己。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和勤儉樸素的作風。   
  他身為高級軍事首長,卻把自己首先看作一個士兵。他的愛兵觀念十分明確和強烈。戰爭年代時時從保證每個戰士的衣食住行考慮問題,組織生產,保障供給。在軍事訓練和學校教育中,他帶頭整頓軍容風紀,服裝綁腿穿扎得整整齊齊。抗日戰爭期間,有時還親自做戰術、技術示範埃。   
  他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但處處以普通黨員要求自己。他說黨的領導人首先是一個黨員,以身作則,嚴格參加黨的基層組織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毛澤東稱讚他是模範共產黨員。   
  他生活簡樸,吃的是普通飯食,穿的是縫補過的舊衣服,住房陳設簡單,不講排場。他經常教育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不搞特殊化,「有時需作無時想,莫到無時思有時」,不忘勞動人民本色。   
  張雲逸同志不愧為中華民族的精英,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尤其需要發揚革命先驅者的精神。我們要永遠不忘為人民服務,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張雲逸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註釋:   
  (1)本文原為紀念張雲逸誕辰一百週年而作,原載1992年8月9日《人民日報》。徵得作者同意,作為本書代序。      
驍將雄風 德高望重 莫文驊 
  深切懷念張雲逸同志   
  今年(2)8月10日,是我們敬愛的原紅七軍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張雲逸同志誕辰100週年。這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他以無比堅定的革命信念、豐富的軍事閱歷、傑出的指揮才能、百折不撓的剛強毅力、堅強的黨性和表率作用,在紅七軍中樹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僅在壯鄉遐邇聞名,深受紅七軍指戰員和廣西各族人民的景仰、愛戴,而且在全國中也負有盛名!   
  歲月悠悠,往事歷歷。半個多世紀來,我有幸曾兩段時間在張老身邊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場,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廣西時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戰鬥和工作中,我們建立了深厚的、真摯的、難忘的上下級之間革命情誼,他給我教益匪淺。現在,我作為紅七軍的一名倖存者,在心頭的屏幕上,總是浮現著他那戎馬倥傯、馳騁疆場、指揮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記憶的長河中,總是揚起他那襟懷坦蕩、肝膽照人的風帆……   
  (一)   
  張雲逸同志是紅七軍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裝行列的好首長和介紹我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的一位好導師。   
  我第一次與張雲逸同志相見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晚上。   
  當時,曾在北伐戰爭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的中共黨員張雲逸同志,肩負著中共中央軍委的重任,從上海來到廣西開展革命武裝鬥爭工作。他到南寧後,在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化名鄧斌)同志領導下,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和統戰工作,先後擔任了廣西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廣西省政府警備第四大隊長等職務。他依靠黨的骨幹,對這兩支成分複雜、紀律渙散、舊氣習和舊作風較嚴重的舊軍隊,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頓、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其領導權很快掌握在共產黨員手裡。正當廣西革命形勢有了新的轉機時,主桂的國民黨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後參加革命犧牲)錯誤估計形勢;不聽中共勸告,於1929年10月初出兵參加反蔣戰爭,很快敗回南寧。在廣西政局將發生突變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和張雲逸等按照事先準備的應變計劃,當機立斷,決定把中共在南寧掌握的部隊及南寧軍械庫裡的武器彈藥,轉移到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的左、右江地區,準備舉行武裝起義,建立革命根據地。   
  那時,我和五哥文驄及好友黃奇彥正在廣西軍校學習。鄧小平和張雲逸等同志率隊撤離南寧前一天,恰是星期天。這一天,我與黃奇彥回到南寧近郊亭子村我家裡,晚飯後,回校時已近黃昏。我們走到南寧洋關碼頭(即現在廣西軍區駐地),見那裡有很多部隊和滿載軍火的車輛。我們兩人頓時一怔,不知其究竟。過一會,碰巧遇見俞作柏的少校秘書陳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同我一起坐過牢的難友,他對我們的情況比較瞭解,當我們知道他們要撤往右江地區時,我倆迫切要求同他們一起到右江地區去。他考慮了一會,便寫一條子給我們,要我們立即乘運軍械的汽車到郊區找張雲逸大隊長。這樣,我來不及告訴家人和在軍校的五哥文驄,便同黃奇彥同志登上一輛開往市郊的卡車。半個多小時後,我們順利地在西鄉塘的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部裡找到了張雲逸同志。   
  我們向他敬了一個軍禮,說明來意。他看了我們是軍官學校學生打扮,又看了陳叔度同志寫的條子,便捻著山羊鬍子,笑瞇瞇地操著濃重的海南口音,詢問我們倆是否在大革命時期坐過牢、是否是軍校學員、是否是共青團員等問題,我倆一一作了回答後,他高興地站起來拍拍我們的肩膀說:「好吧,你們倆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共青團,坐過牢,經受了大革命的鍛煉,很難得。歡迎你們加入第四大隊,現在,我任命你們倆為中尉副官,具體工作由大隊部副官處安排。」   
  我倆一聽,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立即到副官處報到。晚上,我激動得無法入眠,想不到張雲逸同志這麼快、這麼乾脆批准我們的請求,並立即委以重任。這是他對大革命時期廣西遺留下來一批幹部的厚愛和充分信任。正因為這樣,當時先後共有幾十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區,參加百色、龍州起義,後成為紅七軍、紅八軍中的一支骨幹力量。   
  百色起義勝利舉行和紅七軍建立後,張雲逸同志擔任紅七軍軍長兼中共紅七軍前委委員,他的工作雖很繁忙,但沒有忽視對幹部政治上的關懷和培育。當時,我曾在起義前夕寫一信給張雲逸同志,向他匯報自己的思想工作情況,並大膽提出由團轉黨的要求。他接到信後,經與鄧小平同志商量,決定由他和陳豪人(軍政治部主任)、葉季壯(軍司令部黨支書)3人組成一個審查小組,負責審核我的歷史。他們通過調查、瞭解,很快核實我在獄中參加絕食鬥爭、不暴露身份、不洩漏團的秘密等表現,又結合考察我到百色後各方面的表現,結果,黨支部於1930年1月初正式通過我的轉黨申請。張雲逸同志親自擔任我的轉黨介紹人。他曾找我談話,對我進行黨的性質、任務和紀律教育,並對我今後提出更嚴格的要求。那時我之所以成為該支部吸收的第一個新黨員,(軍司令部黨員有鄧斌,張雲逸,龔楚,葉季壯,後又調來鐘鼎。)這是與張雲逸等同志的熱情培育分不開的。   
  我人黨後不久,被調任司令部參謀處中尉機要參謀,與張軍長同住在百色粵東會館二樓上,同他一起在會館的大廳裡吃飯,接觸機會也較多。他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樣,同領一樣的薪餉(每月20塊大洋),同穿同樣衣服,同吃一樣的飯菜,既不抽煙,也不喝酒,沒有特別嗜好。他深知自古以來兵強第一和帶兵貴在愛兵之道,經常深入士兵群眾,盡力幫助士兵解決生活困難問題。有一次,他發現戰士們理發的剃刀舊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餉,給戰士們買了一把新的,現此刀存展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裡。此事雖小事,但表露了他愛兵之心和他為這支勁旅的成長所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鑄大志,險境礪將才。   
  張雲逸同志在關山征戰的險惡情況下,勇於「負重」,臨危不懼,泰然自若。這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紅七軍主力在以李立三為首黨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影響下,奉命北上。在轉戰桂、黔、粵、湘、贛五省七干裡的悲壯征途中,幾乎每天都是在同敵人的險戰、惡戰和與惡劣自然環境的鬥爭中度過。   
  1931年2月初,紅七軍在廣東省乳原縣梅花村(今屬樂昌縣)與敵進行一場驚心動魄的鏖戰後,冒著紛飛大雪,來到楊溪附近強渡樂昌河(又名武水),當鄧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一部分先渡過河時,突然,槍聲大作,炮彈橫飛,廣東軍閥部隊從韶關和樂昌乘汽車趕來,直撲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鎖河面,不久,敵人又控制了灘頭陣地,我軍繼續渡河已不可能,紅七軍被截為兩部分。張軍長同五十八團大部分和特務連、後勤工作人員約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員(當時是二十師輜重隊長)。接著,對岸敵人往我們這邊打炮,特務連政治指導員吳西等同志被炸傷。面對這突而其來的情況,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時,張軍長騎著一匹高大黑馬從渡口下遊方向奔來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著、剛毅站在高地上對大家說:「同志們,敵人已封鎖了渡口,我們暫時過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我們鐵打的紅七軍戰士的前進道路!我們一定能渡過河去,一定能夠會合朱毛紅軍。現在,我命令大家,立即從原路後退30里!」   
  大家聽了張軍長簡短有力的話,看到他如此沉著、冷靜、果斷、堅定、穩操勝券,一時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緊張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   
  在張軍長的鼓舞、帶領下,我們摸黑經過三四十里山路的急行軍,便在一座高山附近的小山村停下宿營,很多戰士因連續幾天行軍、打仗,疲勞至極,一倒頭便入睡了。張軍長雖然很睏,但他沒有睡,他為部隊的前途命運而憂慮,深感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他慢步走出屋外,一邊看望分散在各處休息的戰士,一邊思索著如何把眼下這支部隊帶到中央蘇區去,還找經理處長葉季壯、五十八團團長黃子榮等同志商量、研究突圍辦法、路線等問題。那一夜,他又幾乎整夜不入眠。   
  第二天早上,為加強部隊戰鬥力,輕裝前進,張軍長集隊宣佈丟掉伙食擔子、籮筐和扁擔,把非戰鬥人員編入戰鬥部隊。然後,他便帶領這支部隊,在當地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幫助下,經過幾天急行軍,神速繞過樂昌縣城,轉到樂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著雨夜,悄悄地渡過了樂昌河,後來,經歷種種艱難險阻,戰勝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這支經過千錘百煉的紅軍隊伍,終於到達湘贛蘇區,在江西永新縣與原分開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領的五十五團會合後,於1931年7月,到達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師,成為中央紅軍的組成部分。這裡,突出表現張軍長獨撐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揮才能。   
  (三)   
  張雲逸同志功勳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謙虛謹慎,嚴於律已,襟懷坦蕩,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奮進不息。這又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張雲逸同志滿懷建設壯鄉的豪情,帶領一批幹部回到滿目瘡痍的廣西,先後建立了廣西黨、政、軍的領導機構,他被任命為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廣西省政協主席等職。當時,我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十三兵團政治委員,司令程子華調走,由我率三個軍參加解放廣西的戰鬥。南寧解放後,我先後擔任中共廣西省委副書記、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省政協副主席、南寧市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和市長等職,這樣,我又在張老直接領導下工作、戰鬥,心裡感到無比高興。   
  張老主持廣西工作期間,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繼承和發揚黨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緊密依靠廣大各族幹部和群眾,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積極性,使解放初期廣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較大的成績。   
  因廣西是桂系軍閥經營多年的老巢,其反動基礎比較深厚,加上國民黨軍閥逃離廣西前夕,精心佈置留下幾萬名正規部隊,故解放初期,廣西匪患極其嚴重,社會很混亂。至1950年上半年,在張雲逸等同志領導下,我駐廣西的部隊雖然已殲滅了近10萬名土匪,但匪勢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後,匪勢的發展更為嚴重,給廣西的革命和建設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的危害和影響。黨中央和毛主席對廣西的剿匪工作十分關注,來電指示和批評我們的剿匪工作,要求廣西必須在1951年5月前徹底肅清全省股匪。   
  張雲逸同志接到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後,立即召開幹部緊急會議,研究、分析匪情,總結、檢查過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計劃,調兵遣將,決心以殲滅全省股匪的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戰爭。他曾於1950年11月,連續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領導人(張雲逸、陳溫遠、莫文驊、李天祐)的名義發電報或寫信給毛主席,表示誠懇接受批評,虛心檢查過去的工作,並匯報我們今後的部署,其中第一份電報的電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開第三次高級幹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題為《為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內肅清全省股匪的任務而鬥爭》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過去剿匪工作出現的一些缺點、偏差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號召全體幹部和黨政軍民一齊動員起來,布下天羅地網,打一場圍殲股匪的人民戰爭。結果,經過半年的艱苦奮戰,勝利完成了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務。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親自致電嘉勉廣西剿匪鬥爭工作。   
  隨著革命的進程,我們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發展。我在南寧患病開刀做手術時,他立即到家裡看望我,我調離廣西時,他在廣州買了象牙筆筒、獅、象等3件禮物送給我留念。我和張老調到北京工作後,仍保持密切來往。1955年,國務院授軍銜時,我們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寫《回憶紅七軍》一書過程中,他不僅給予熱情提供有關史料,而且親自審閱書稿,並於1957年1月16日給我寄來親筆信,對書稿提出不少寶貴修改意見,現此信此稿刊登在《將帥墨跡選》上。尤其令我感動的是:1974年5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張老也正在住院,他聽到我病危消息時,心裡很擔念,坐臥不安,他的腳不能走路,便坐著手推車,在他夫人韓碧同志陪同下,來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張老同志情!   
  張老離開我們已18年了。或許因我們過去結下的情誼篤深、交往甚密的緣故,我總拂不盡心頭的哀思和懷念。現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正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斷發展,蓬勃向前,一個光輝燦爛的前景展現在我們面前。我想,如果張老能活到今天,那該多好呀!   
  註釋:   
  (1)莫文驊,曾參加百色起義。後曾任紅七軍直屬政治處主任等。建國後,曾任廣西省軍區副政委兼南寧市市長等。   
  (2)[指1992年。]      
英雄業績光照千秋 
  紀念張雲逸同志誕辰一百週年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海南人民的優秀兒女,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張雲逸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張雲逸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戰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的英雄業績,光照千秋!   
  張雲逸,原名張運鎰,曾用名張勝之,1892年8月10日誕生於海南省文昌縣頭苑鎮上僚村的一個貧農家庭。早年,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學習,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裝起義,擔任革命軍的炸彈隊隊長。辛亥革命後歷任排長、連長、營長、旅長和縣長,參加過反袁(世凱)、討龍(濟光)、伐陳(炯明)的鬥爭。1926年7月,參加北伐,他任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參謀長、第二方面軍參謀處長;1926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張雲逸在國民黨軍隊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11月,根據中共南方局的《經營瓊崖計劃》,他受黨的派遣回海南籌劃發展工農武裝,受挫後撤離海南島,經香港到上海轉回廣東參加了黨領導的廣州起義。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他和鄧小平等一批同志進入廣西開展革命工作,擔任廣西教導總隊總隊長兼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長,在鄧小平領導下,採取了一列堅定、果斷的措施,把部隊改造成新型的革命隊伍。10月,按照鄧小平同志指示,他帶領教導總隊和第四大隊,從南寧開往百色。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中央任命張雲逸為紅七軍軍長,鄧小平為政治委員,為創建右江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勳。1930年初,為保衛根據地,他率領紅軍抗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予敵以重創。3月初,他按前委決定帶領第一、二縱向廣西、貴州邊境開展游擊戰爭,攻佔貴州的榕江城。5月上旬,回師右江革命根據地領導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   
  1930年11月根據黨中央的命令,紅七軍四個縱隊在河池整編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個師,張雲逸和鄧小平、李明瑞率領第十九、二十師從河池出發,執行中央交給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務。部隊在東進中占懷遠、攻四把、打長安、大戰武崗城。1931年1月2日,紅軍進佔全州縣城。前委在這裡召開了會議,決定拋棄「左」傾冒險主義,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險計劃,決定北上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師。會後,他率領紅軍經湖南道州、江華到達湘、桂、粵3省交界的桂嶺,將十九、二十兩個師縮編為五十五、五十八兩個團。2月初,在廣東樂昌渡河時,遭到敵軍的襲擊,紅七軍被截為兩部分,他帶領五十八團一部分和衛生隊、休養連、供給處等七八百人渡河後,進入湘南酃縣的黃挪潭,擊敗汝城土霸、民團團總胡鳳璋帶領1000多地主武裝。2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鎮與王震領導的紅軍獨立一師三團會合。3月中旬,張雲逸統一指揮部隊擊敗何鍵部兩個團的進攻,先後佔領了茶陵、攸縣和酃縣。3月下旬,紅七軍五十八團和獨立師第三團到達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永新城與紅二十軍會合後。湘贛省委決定成立「河西總指揮部」,由張雲逸任總指揮。4月初,他指揮紅七軍、獨立一師和紅二十軍進攻敵人盤踞的吉安縣永陽鎮,殲滅了大量敵軍。隨後,他帶領紅七軍五十八團南下,在永新縣的天河與五十五團重新會合。5月中旬,他指揮攻打安福縣,取得了消滅敵軍一個團的重大勝利,乘勝連克茶陵、安仁、酃縣、逐川等縣,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7月,他奉命率紅七軍在於都縣橋頭墟與中央紅軍會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總司令朱德親切接見了他,對紅七軍的戰績給予高度的評價,特授給「轉戰千里」的大紅錦旗。   
  在第三次反「圍剿」鬥爭中,他堅決執行黨的「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乘退追擊」的作戰方針,帶領紅七軍全殲敵韓德勤的五十二師,為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作出了貢獻。11月,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12月,調中央軍委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央軍委一局局長兼紅軍第一方面軍副總參謀長、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3年「八一」建軍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他二等「紅星獎章」。同年「福建事變」後,他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代表的名義,與福建人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談判,達成了一系列協議。接著他又擔任中共駐十九路軍的軍事聯絡員,為黨同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作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他擔任中央軍委副參謀長兼作戰局局長。1935年初,他協助劉伯承參謀長組織部隊完成了突破烏江的任務。1935年9月,中央紅軍同四方面軍會合後,黨中央決定由中央紅軍主力組成北上先遣支隊繼續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隊副參謀長,到達陝北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辦事處參謀長,協助周恩來工作。1936年2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副參謀長,東征期間,他負責後方負責聯絡、後勤工作。紅軍西返時,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員,親自佈置迎接部隊回師河西各項工作。保證紅軍順利西渡黃河。   
  1937年春,張雲逸受黨中央派遣到華南,爭取地方實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為實現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他在香港,利用各種關係和場合,對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同他們共商團結抗日救國的大計。6月,他從香港到廣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進行商談。同時,經李宗仁介紹,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劉湘在桂林的代表張斯可商談。接著前往廣州同廣東當局談判。他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為爭取香港、廣西、廣東、四川的地方實力派和愛國人士支持國共合作,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將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方針,張雲逸親自到澳門同葉挺取得聯繫,接著又到福建閩西地區向鄧子恢、張鼎丞等傳達了黨中央的方針,深入紅軍游擊隊做細緻的政治思想動員。為組建新四軍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他被任命為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1938年2月,他根據黨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設立新四軍辦事處,釋放被捕的共產黨員,追回被繳去的閩中游擊隊,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鳴部被抓去的人員和槍支,將這些人員和閩北紅軍游擊隊一起,帶到安徽巖寺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12月中,他率領軍部特務營到達第四支隊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東湯池,向廣大幹部傳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央的東進皖東、皖中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決定,以軍部特務營為骨幹,將無為、廬江地區的抗日武裝統一改編為新四軍江北遊擊總隊,擔負開展皖中地區的抗戰任務。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指揮部前委書記,指揮江北部隊開赴津浦路西和路東地區,展開了敵後游擊戰爭,打開了皖東敵後的抗戰局面,開闢了以定遠的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遊擊根據地和以來安的半塔集為中心的津浦路東遊擊根據地,新四軍江北部隊發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東敵後的戰略展開任務,為進一步創建皖東根據地打下了基礎。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增補張雲逸為委員。1940年春,他按照黨中央和中原局關於皖東反磨擦鬥爭的指示,粉碎了安徽李品仙和江蘇韓德勤等頑固派的軍事進攻,鞏固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11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原局、東南局合併,改稱華中局,張雲逸為委員,主持皖東的工作。12月,他同徐海東、羅炳輝對「掃蕩」的日偽軍採取「誘敵深入,敵退我進,敵守我攻」的作戰方針,取得了皖東反「掃蕩」的重大勝利,江北部隊由七千餘人發展到一萬餘人。   
  1941年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了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他為新四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4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新四軍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他任第二師軍政委員會書記。1942年2月,淮南軍區成立,他兼任軍區司令員。在此期間,遵照黨中央、華中局及軍部的指示,他為提高部隊的軍事、政治素質,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地方政權建設和民運工作等方面,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對此劉少奇在1942年3月召開的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報告時曾提出表彰。1942年夏,他奉命到新四軍軍部專任副軍長。在1943年底到1945年秋,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去延安參加整風和黨的「七大」期間,由他主持全軍軍事工作。他指揮二師、三師一部的皖東反頑鬥爭,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雞崗首戰殲敵一個團的勝利,以後又給頑軍予以重大打擊,有力地策應了我軍恢復豫皖根據地的鬥爭。1944年冬,根據黨中央和軍委的指示,他部署了開闢蘇浙皖邊區的鬥爭,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蘇浙軍區,取得了粉碎日偽軍多次進攻和3次天目山反頑戰役的勝利,擴大了江南反攻的前進陣地。1945年夏,他被選為七屆中央委員。8月,遵照黨中央、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張雲逸率領華中軍民迅速向敵偽展開了戰略反攻,取得了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根據黨中央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他組織領導了蘇南、浙東、皖中、皖南的機關、部隊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月,他率領新四軍軍部到達山東臨沂。12月中旬,中央書記處批准由陳毅、饒漱石、張雲逸、黎玉、舒同五人為常委組成華東局,領導華東地區的鬥爭。1946年1月,新四軍軍部和山東軍區合併,他任副軍長兼軍區副司令員。他一方面在黨中央領導下爭取國內和平民主,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陰謀;一方面領導華東軍民做好自衛戰爭的準備。6月,全面內戰爆發,他領導了山東軍民配合野戰部隊進行自衛戰爭,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1947年1月,中央決定取消新四軍番號,成立華東軍區和華東野戰軍,他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主持華東軍區工作。4月,蔣軍開始對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他組織、指揮地方部隊堅持鬥爭。8月,華東局和華東軍區機關由他和鄧子恢率領轉移到渤海惠民地區,組成了黨的華東後方工作委員會,他任書記,領導華東和渤海地區土改、整風、三查三整和整頓後方等工作。1948年11月1日,華東野戰部隊整編為華東野戰軍(後改稱為第三野戰軍),同時按地區建立各級軍區,華東軍區為一級軍區,下轄山東軍區第二級軍區。他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山東軍區司令員,繼續在後方主持華東軍區和山東軍區的工作。1949年3月,他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後,他主持召開了山東軍區會議,傳達二中全會精神,作出了關於建軍、治安、生產、支前等工作的決定,領導山東軍民為進一步加強人民軍隊的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解放區,支援大軍南下解放全中國作出了貢獻。   
  隨著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進軍,廣西取將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張雲逸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和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月下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他出席會議,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隨後,他又被任命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廣西解放後他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廣西省政協主席。同時,他還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華南分局第二書記和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在主持廣西工作期間,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團結廣大幹部和各族人民群眾,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勝利,使廣西的面貌在短短的兩三年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長期的艱苦戰鬥生活和緊張的工作,使他積勞成疾。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張雲逸的健康十分關心,毛澤東親自寫信要張雲逸抓緊治病和安心休養。1952年11月,他到蘇聯療養,1953年夏回國後在中央工作。由於張雲逸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人民建樹的卓越功勳,1955年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並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在黨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雲逸均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第一、二、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2年10月後,他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在他的晚年,雖然體弱多病,但他始終保持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質,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他雖然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但仍保持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本色,平易近人,密切聯繫人民群眾。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注意調查研究。在擔任人大常務委員時,經常深入基層視察工作,瞭解情況。1974年11月19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張雲逸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11月25日,在中央召開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對張雲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悼詞說:張雲逸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幾十年來,他在毛澤東、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忠於黨,忠於人民,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積極工作,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為革命事業貢獻了一生。   
  英賢雖逝,精神猶在。張雲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們和子孫後代永遠學習的。我們要學習他堅韌不拔、奮進不息、對黨對人民的事業忠貞不渝的革命精神,學習他無私無畏、廉潔奉公、艱苦奮鬥的崇高品質,學習他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優良作風。我們一定要以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精神為指南,堅定不移地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進一步振奮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時機,大膽探索,為加快海南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步伐,為實現我省經濟超常規發展的戰略目標,為完成張雲逸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未竟之志,為把祖國寶島建設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在張雲逸身邊工作的日子裡 程介一 
  我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張雲逸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時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紹到新四軍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給張雲逸參謀長當隨從秘書。我是在學生運動中入黨的,總想到前線去鍛煉自己,事與願違,思想上有點彆扭。在工作中,張雲逸同志看出了我這個思想問題,但他沒有批評我,總是耐心教育我,說革命分工不同,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解放中國。   
  張雲逸的工作很忙,我報到時,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統戰工作,調解與我新四軍四支隊的關係。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廣西部隊的集團軍總司令。因為我四支隊駐在舒城一帶,靠近大別山腹地,這是國民黨所不歡迎的。而我軍為了擴大進步力量,必須向東面擴大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威脅並控制津南段,為此部隊必須動員起來,向東挺進。我們在國民黨南京失守之後已失去一段時間,如再不積極推進,將使我開闢華中戰場與建設根據地更加困難。當時的四支隊某些領導人,由於3年游擊戰爭,長期與中共失去聯繫,因而對當時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理解還不深,所以直到雲逸同志北上時還未積極行動起來。四支隊必須東進敵後,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隊是我黨我軍在偌大的華中唯一的一支部隊,所以,雲逸同志這次去江北的任務是重大而艱巨的。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帶到四支隊司令部駐地,一安頓下來,他就要我們去直屬部隊瞭解他們對東進方針的認識情況。我們去了教導大隊、司令部及留守處,接觸了許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來的一些知識份子幹部,他們對黨有深厚的感情,對黨的政策的擁護和上前線殺敵的勇氣,都使我非常感動。如關大聖同志是鄂豫皖3年游擊戰的老戰士,當時雖然受到不適當的處理,也依然毫無芥蒂,表現出了擁護黨的方針極大的熱情。我們把這些情況向雲逸同志作了匯報。經過幾天準備,張雲逸同志召開了四支隊直屬隊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傳達六屆六中擴大會議精神。中央特派員何偉同志也參加了這個會議。經過這些工作之後,雲逸同志便啟程去立煌和廖磊談判,何偉同志也以新華社記者名義到立湟去。   
  張雲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時期,在廣西擔任過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和政府職務,又是百色起義領導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國民黨廣西軍隊的老前輩,廖磊當時還是他的下級。在立煌,他謝絕了廖磊請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駐在地,我向他匯報後,他說那不能去,那樣對特務太方便了),住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莊裡。這期間,常有一些廣西部隊中下級軍官來看望他,他便抓住這個機會宣傳黨的抗戰方針和統一戰線政策。其中也有個別不懷好意的特務來糾纏,我記得有一個國民黨上校叫張岳靈的就來過幾次,和我們套近乎,沒話找話說。張雲逸同志瞭解他的底細,事先就同我們打過招呼,因此我們把什麼東西都收拾得乾乾淨淨,說話也很謹慎,最後使他一無所得。我們在這個偏僻山村裡接待了廖磊的拜訪。在這期,雲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聯繫過地方的同志,作聯繫工作。由於我軍的方針並不要與廣西軍爭奪大別山,矛盾是不大的,而當時國內反共磨擦尚未全面興起,因此四支隊問題也就初步解決了。於是我們就離開立煌回舒城。   
  在歸途中,張雲逸視察了四支隊八團,會見了團長周駿鳴與政委林凱(林是從蘇聯學習回國的老同志)。老八團的組成不屬於鄂豫皖地區游擊戰爭的部隊,而是由周駿鳴同志從河南竹溝帶出的骨幹擴建而成的部隊。因此知識青年參軍的不少,如70年代任軍委副總長的胡偉同志就是那時八團教導隊指導員。這是一支很有生氣的部隊,後來事實也證明不僅是八團,七、九兩團在以後反頑與抗戰兩面作戰中都是很有名氣的。之後又去合肥官亭,視察了程明遠和桂俊亭在當地組織的游擊大隊。在部隊醞釀東進,組建過程中,又準備以當時過江來的軍部警衛營為基礎再成立一個縱隊,趁這個機會,我向張雲逸同志提出下部隊鍛煉的要求。因為他現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書,比我強得多,而我這個未經受戰火鍛煉的黨員要求到部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雲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歐堅到正在組建的二縱隊去工作。   
  我在雲逸身邊的工作時間不算長,但他對我的影響是終生難忘的。雲逸同志來江北的大事是,動員江北部隊深入敵後,擴大進步力量,發展部隊,建立根據地,決不能與國民黨在沒有淪陷的地方與之糾纏。說服部隊領導同志的工作是很費力的,那一段時間他總是奔走於司令部、參謀處(他們的司令部與參謀處不在一處,而是隔著一座山)和政治部這幾處村莊。他去立煌以前連馬也沒有一匹(過長江不能帶馬),只是帶個警衛員翻山越嶺來回跑。那時他已是近50歲的人了。有一次給我印象特別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剛坐下來,雲逸同志急匆匆地來了,在他和戴主任談話時,我忽然發現他只穿了一雙用布條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麼也穿草鞋呢?即使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雙較舒服的布鞋的。我們曾先後二次進駐舒城,不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張雲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裡的領導幹部談話,很少見到那些幹部主動來找雲逸同志,這個原因有的是不好來,而有的則是不願來。我們跟隨張雲逸到舒城的幾位同志也曾議論過這些事,覺得不太應該。在江北那段時間,為開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艱苦的,而且是他一個人撐持局面。記得以後在一次行軍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時的政治環境已有了變化,與國民黨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顯得疲勞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過來許多人,且派來了鄧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輕鬆了點兒。   
  張雲逸同志的道德修養是非常好的。他生活儉樸,不搞特殊化。當時新四軍創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難,只是在淮南根據地創立後,對高級領導才有一些照顧,但當時的伙食也還是一樣的,天天是青菜。記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餓了,他才叫伙房做點飯吃,吃時,他拿著筷子指著菜說:「這也算是特殊了。」他對自己的學習抓得很緊很緊,在舒城那段時間,只要晚上沒事,他總是戴上老花鏡認真讀書,有時他也和我講學習問題,一次他問我:「介一,你說西班牙的革命還能不能勝利?」這一問把我問住了。1936年西班牙發生了共產黨革命,因而發生了內戰,在中國的學生運動中也唱起了保衛馬德里的歌曲,就是說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關注。歐洲不少進步人士也參加了保衛馬德里的戰鬥。可是歐洲反動勢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別是德國納粹政權公然派兵反對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實行法西斯專政,革命當時是失敗了。可是我怎麼回答呢?真有點難呵!我想了一想說:「人民還會起來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將來還會勝利的。」他接著說:「這只是暫時的失敗,革命總是長期的事。」他就是這樣聯繫革命實際,教育我們這些晚輩要認真學習,提高理論水平。   
  我不僅在雲逸身邊工作的時候得到他的諄諄教導,就是在我離開後,在同他幾次的接觸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誨。1941年我在淮南師範當教員時,有一次得知他路過這裡,我就趕到鎮上去看望他,並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吃飯時,他給我介紹了譚希林同志,並說譚同志也當過教員,於是他又對我談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勵我要當好教員,樹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轉業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過雲逸同志。我已經有近10年沒有見到他了,他仍然記得我,並非常熱情的接待了我。那時他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我們交談中,他忽然記得他的兒子張遠之曾在淮南聯中讀書,就叫他出來同我見面。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愉快地交談著,我就在這樣融洽的氣氛中度過了一個下午。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在雲逸同志身邊工作時間並不長,以後的接觸也是短暫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遠銘記心中。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張雲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愛的父親,我們永遠懷念您 張遠之 王婷 
  父親張雲逸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自幼參加勞動;青年時期在廣州黃埔陸軍學校加入同盟會,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34歲(1926年)那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一位自覺的共產主義者。   
  1929年5月,父親接到黨的指示,毫不猶豫地離開妻子和剛出生幾個月的長子遠之,到廣西組織革命武裝和開闢革命根據地。他參加領導了著名的百色起義,以後又率領紅七軍轉戰干裡到達蘇區,參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在漫長的歲月裡沒有父親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黨派父親到港澳、華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了掩護工作,組織上將媽媽、遠之接到香港同住。這是在相隔8年多之後,一家3口在異地他鄉第一次重逢,9歲的遠之才得以見到父親,感到還沒有來得及熟悉爸爸,黨又派父親去組建新四軍,在1938年初就匆匆離別妻兒奔赴抗日前線。直到1940年母親和遠之被國民黨扣押了7個月後,歷經劫難,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之後才和父親重逢。父親在任何時候都是把黨的事業、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國後不久,遠之聽從父親的勸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難,用3個月時間突擊補習了中學課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1957年我倆調到北京遠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週末進城看望父母。雖然我們和父親相聚的時間不多,但他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總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對待同志寬厚熱情,對待親友關懷備至,對子女兒孫們慈祥的愛以及生活上艱苦樸素,克勤克儉,都給我們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回想起來,父親一生中值得我們奉為楷模的事跡確實很多,現僅就一些片斷的回憶寫寫我們的感受。   
  父親生前從不和我們談論黨和國家機密,其他首長來談工作,甚至他給秘書交待任務時,子女均不得在場。記得1951、1952年,劉少奇兩次看望父親,他事先對我們和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來看我是談工作,你們要迴避不許隨便出來。我們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離開時,躲在房間裡隔著紗簾偷偷地看一眼。   
  父親積勞成疾,「文革」期間一個深夜,他的膽石病發作,疼痛難忍,他捂著肚子在走廊來回行走,嘴裡不停地喊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他似感到自己身體不行了,還有滿腹的話急要向毛主席訴說,但又說不出來。父親常常和我們談處世作人之道,他總是稱譽毛主席倡導實事求是;朱總司令待人寬厚;少奇同志的黨性修養;周總理忘我工作、關心周到……這些都是他身體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處都是大字報,叫我們選些重要的抄給他看。我們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時面都毫無表情,一言不發,在第2次抄給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名單時,他看了幾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氣沖沖地說:「以後不要再抄了!」那一時期,在打倒「劉、鄧」的高潮中,專案組要父親寫揭發材料,父親寫好後要王婷幫他謄寫。他說:「鄧小平在崇義離開紅七軍到中央匯報工作,是經過前委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眾組織找他調查問題時,他首先給他們念毛主席語錄:「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魯莽的態度,必須採取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這兩段語錄總是放在案頭,便於隨時給來訪的人讀。他的手跡我們至今仍珍藏著。他所寫材料,嚴肅認真,按照歷史的原來事實,實事求是。即使面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屈服於咄咄逼人的壓力。   
  在養病期間,他和人民群眾也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他說:「我是廣西人民代表,要為廣西人民辦幾件實事。」為了給貧困的廣西創造發展經濟的條件,力爭給廣西一個出海口,他四處奔波遊說,堅持把欽州、合浦、北海等地從廣東省劃過來。他經常說,家鄉海南經濟非常落後,長期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父親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紹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的經驗,推廣種植咖啡、胡椒等,並在文昌縣親手種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區視察時,親自到貧困的老紅軍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發現身後的警衛員提著一個熱水瓶。他生氣地說:「怎麼能拿著熱水瓶去看望群眾呢?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群眾養育了我們,現在勝利了,群眾的水就喝不得了嗎?」在山區看到公路邊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機停車,讓全體隨員和群眾一起滅火,直到把山火撲滅了才繼續往前走。   
  父親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關心他們的工作、學習、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難。幫助工作人員創造學習條件,使他們在他身邊工作幾年後能夠到專門的學校去學習,好擔當更重要的工作。逢年過節都把工作人員請來和家人一起會餐。平時親友送來南方的時新水果或家中包餃子、蒸包子也讓子女給工作人員送去。60年代初,警衛員小孫山東老家受災房屋倒塌,父親拿出200元給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經常教育我們要尊重保姆的勞動,他說,沒有保姆幫你們帶好孩子,你們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們從上海帶來的劉阿姨突然發現患了晚期子宮癌,父親叫司機開車送她到醫院檢查治療,又把她哥哥從上海接來,給他們錢送她回上海繼續治療。劉阿姨的病終於在上海腫瘤醫院治好了。   
  父親對待自己的母親和妻子的態度體現了真正共產主義者的人性。他身經百戰,出生入死,但一談到自己的母親總是非常動情,眼中充滿淚水。他常對我們說:「要孝敬母親,沒有娘的孩子最可憐。我幼年家境貧寒,母親很年輕就死了,不久兩個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親的前妻是被敵人打死的,他常說阿娘是一位極賢惠的母親。解放後他曾多次到廣東給前妻掃墓。對我們的母親韓碧更是視為生死與共的戰友和伴侶。母親長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親下落的情況下,靠著當理發工人掙得的一點微薄收入,撫養遠之,歷盡艱辛。1939年7月經組織上安排,母親帶著遠之繞道越南,經廣西、湖南、江西,長途跋涉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就在到江北指揮部途中,剛過長江,在無為縣襄安鎮被國民黨扣押,坐了7個多月的牢。1945年母親生下小妹妹遠明,萬沒想到聰明可愛的小妹妹在一歲半時突然得了急病,根據地缺醫少藥,母親眼巴巴地看著心愛的小女兒死在懷裡。這接二連三的打擊使母親受到極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以後嚴重的神經分裂症不時發作,弄得父親日夜不得安寧,也影響了他的工作和健康。不少同志善意地勸父親把母親送到精神病院去,父親始終不肯。他說在家裡大家都很體貼她,又有兩個心愛的孫兒陪伴,對她的病有好處。母親怎麼鬧,他都不發火,還經常陪她到風景幽美的地方散心,盡量使母親心情愉快。在父親關懷照顧下,經過多位著名中西醫治療,母親的病逐漸好了。1957年我倆調到北京後,父親告訴我們「五月初九是母親的生日,你們應該有所表示,讓她高興高興。」我們給她買了一套繡花綠綢衣服,母親非常喜歡,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至今。從此以後,每逢母親的生日我們都送一件她最喜歡的東西,孫子們每年也都給祖母送生日禮物。   
  父親還把兩位孤寡姐妹接到北京家裡,一直供養到她們90多歲,安然辭世。   
  父親對兒子兒媳及孫輩都是既嚴格要求,又非常關心疼愛。他首先要求子孫們不脫離群眾,不搞特殊化。他對兒子找對象毫無世俗的門第觀念。我們在上海工作時,每逢年節,他或親自或派人到北京一個小胡同裡的破舊大雜院中看望兒媳的家人,有時送點布料,有時送點錢資助他們。   
  父親工作忙,年邁有病,但他無時不在關心我們。我們在學校讀書,在工廠勞動,在農村搞四清,不管在哪裡,都常接到父親的來信。他和我們談家常,和我們同志式地討論問題,要我們密切聯繫群眾,和工人農民交朋友,向他們學習,鼓勵我們上進。   
  他的長孫張小龍參軍後,發現食堂和倉庫裡有很多老鼠糟踏糧食,寫信要家裡幫忙買些鼠夾。爺爺見信後非常高興,買了許多老鼠夾寄給所在部隊,並寫信給小龍表揚他關心集體,愛護國家財產。   
  一次他看到孫子小健的作文本放在秘書的辦公桌上,他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之後,把小健喊過來生氣地說:「我們培養你,希望你做一個有用的人,誠實的人。你為什麼叫叔叔幫你寫作文?」小健連忙對爺爺說:「作文是我自己寫的,叔叔一點沒幫忙。」爺爺聽罷,臉上有了笑容,高興地說:「這篇作文寫得很好,字也寫得好,爺爺錯怪你了。」爺爺疼愛孫子,孫子也最愛爺爺。空閒時祖孫一塊游泳,下棋,打撲克。孩子們生病他比我們還著急,孫子參軍他親自送行,孫子們入了黨,他親筆寫信祝賀鼓勵。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將軍,在兒孫們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慈愛最值得敬重的人。   
  父親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烈士子女和幾個沒有父親的子侄們。紅七軍烈士張逸秋的女兒張念環,在父母犧牲後流落在廣西一地主家當使女。解放後父親派人多方尋找,幾經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對待自己親生女兒一樣,把她培養成為一名軍醫。念環常對我們說:「張老就和我的親生父親一樣。」   
  父親一生勤勞、節儉。他愛整潔,外出時非常注意軍人儀表。平時在家裡衣著十分樸素,衣服鞋襪破了,補了一遍又一遍。他經常自己洗內衣、襪子,飯後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勞動。3年困難時期,他帶頭吃粗糧,並在每個房間裡貼上親自寫的『節約用電,節約用水』的紙條。他常對我們說:「生活要節儉,不能鋪張浪費。」「錢能養人,錢也能害人。用得當可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當會使人成為腐化墮落分子。」他在廚房的牆上貼著「有時需作無時想,莫到無時想有時」。至今我們仍堅持人走燈滅,用洗過澡的水洗衣服,然後再衝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澆花。   
  親愛的爸爸雖然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他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對祖國的摯愛,他不忘勞動人民本色的風範,永遠銘刻在我們心裡,並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張雲逸將軍軼事 丁芒 
  我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星火燎原》編輯部工作期間,曾替已故張雲逸大將代筆過幾篇文章。1964年冬,為了進一步修訂《百色起義與紅七軍》及《一次重大的失策》兩篇文章,也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隨張老來到廣西南寧,住在東郊的一座賓館裡。張老曾多次邀請當年的老戰友來此聚會,並帶我去各處拜訪紅七軍老戰士。因為和張老住在一起,閒談的機會多,話題有時就不完全局限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想到什麼就談什麼。有時是在散步,有時是在車中,因此,許多材料只是事後憑記憶寫下來,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話,聽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記個梗概。可惜「文革」,期間,我這些寶貴記錄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猶覺痛心。   
  這裡僅憑記憶,記敘張將軍幾則鮮為人知的軼事,以紀念他轟轟烈烈的一生。   
  險為黃花崗烈士   
  張雲逸將軍是海南島文昌縣人。16歲(1908年)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旋秘密參加同盟會。1911年初夏離開陸軍小學,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孫中山與黃興、趙聲等在檳榔嶼議定辛亥廣州起義計劃,會後由黃、趙在香港組成統籌部,派人至新軍、巡防營和會黨中活動,並向海外募集經費。選骨幹800人組成先鋒隊(敢死隊),在廣州設立秘密機關30餘處。時張雲逸年方十九,即踴躍擔任革命軍炸彈隊隊長。因事洩,清兩廣總督張鳴歧嚴加戒備,被迫改變計劃。1911年4月27日,黃興率敢死隊攻入兩廣總督衙門,與清軍展開巷戰。起義軍奮戰一晝夜,終因寡不敵眾,死傷過多,被迫退卻。喻培倫、林時爽、方聲洞、李文甫、林覺民、徐廣滔等100多人,英勇犧牲。   
  當時清軍圍逼,張雲逸身邊炸彈已經打光,人員死傷甚眾,奉命撤出戰鬥,但由於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極嚴,雖化裝亦無法出城。張乃與幾個同志隱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獨自挎一竹籃上街買菜,其實是探望情況,覓求突圍道路。返回時,見清軍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槍殺於路口。張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籃掩身於路人中,清軍從他身旁嘯呼而過,竟未發覺。   
  後來,廣州人民收殮烈士遺骸,得72具,葬於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也稱「辛亥廣州起義」,震動全國,不久即爆發了武昌起義。   
  張將軍曾幽默地對我說:「如果那時我不出去買菜,就將是『黃花崗七十三烈士』了。」   
  在盛大的歡迎後面   
  張雲逸將軍在北伐時曾任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與國民黨軍許多將領有舊。1937年5月,黨中央就派他從延安到香港,在華南進行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抵港後,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劉仲容聯繫,請他為之先容。6月上旬,即輾轉乘飛機抵南寧。   
  他原擔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態度如不積極,將費一番唇舌。誰知下飛機一看,白崇禧竟親自恭候於前,南寧各界人士楊旗鳴號歡呼於後,旗上大書:「熱烈歡迎共產黨代表蒞桂!」聲勢□赫,氣氛熱烈,實出意外。   
  接著,白崇禧前導,請他登車。卻是敞篷汽車。白請他居中站立,自已則畢恭畢敬側身一旁,逕向南寧市中駛去。街道兩旁已預有佈置,學校、機關、人民團體列隊揮旗,鞭炮齊鳴,不斷高喊「熱烈歡迎共產黨代表!」的口號。到人群稠密處,白崇禧乾脆請張雲逸下車,攜著他的手,面露笑容,緩步通過,時而舉起相握的手,向歡呼的人群致意。   
  自從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共產黨一直被追捕殘殺。現在李、白髮動如此盛大的歡迎,張雲逸立即意識到:固然有人心傾向團結抗日的因素,也顯然是李、白在故意張揚其事,是對蔣介石表示的一種姿態,以便討價還價。果然,後來從劉仲容那兒瞭解到:李、白和陳濟堂曾於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蔣、抗日的「六一」運動,遭到蔣介石的圍攻,直到9月才和平解決。從此蔣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擴展其在桂勢力的活動,益發加劇。對張雲逸此次來桂,李、白專門召開高級會議,決定接受共產黨鞏固國內和平、團結抗戰的主張,並且以此要脅蔣介石。   
  張雲逸分析了上述情況,兩次致電中央。得中央指示後,坦率向李、白說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動,與蔣介石比進步,才能生存發展,如以軍閥政策與蔣比高低,只有失敗。   
  談判從6月12日開始,26日就達成了綱領草案七條。不久,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敦請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   
  張雲逸將軍是民主革命老戰士,和國民黨不少高級將領有舊,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時候坐在一張課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學。因此,當國共達成合作抗日協議的時候,黨中央就派陳毅同志和他分頭到南方八省聯絡我黨游擊部隊,下山整編為新四軍。陳毅同志負責湘鄂贛各省,張雲逸同志負責閩浙粵諸省。在奔走聯絡過程中,他們都隨時與中央取得聯繫,匯報情況,接受指示。   
  可就在這之前,張雲逸還為組建新四軍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務。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電令,要他立刻去澳門,邀請葉挺同志出來擔任新四軍軍長。葉挺自從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壩地區遭到失敗以後,就離開部隊,避居澳門,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視著時局的發展。   
  張雲逸化裝成華僑闊佬,通過國民黨軍界上層人物的關係,平安到達澳門,並按黨中央告知的地址,順利地找到了葉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們在廣州就相識。張雲逸的到來,對苦悶的葉挺來說,不啻大旱之遇雲霓。張雲逸詳細向他介紹了十年來的情況,以及大敵當前,黨中央適時實行戰略轉變,與國民黨合作抗日。考慮到軍長必須是國共兩黨均能接受的合適人選,黨中央決定請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葉挺來擔任。張雲逸隨即出示了黨中央的的敦請葉挺的電報。葉挺接電看後,激動不已,神情昂奮,立即表示決不辜負共產黨對自己的信任。於是馬上束裝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與周恩來同志會見。從此結束了他10年幽居的歷史,重新開始了叱吒風雲的革命生涯,張雲逸從澳門回來後,繼續執行他聯絡各地黨組織和游擊隊的任務,促成了新四軍的組建。   
  我黨對楊虎城的最後敦勸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都因對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及其陰鷙險毒的秉性,認識不足,均思以誠待他,或可感化,結果適遭其害。共產黨有見及此,均曾諄諄勸誡,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張學良陪同蔣介石登機去南京,以示「兵諫」之誠意(國民黨說成是「負荊請罪』),事前未和當時在西安的我黨代表周恩來商量,終致囚居終生,這已是眾所周知,而對楊虎城,我黨也曾作過最後諍勸,這卻鮮為人知。   
  原來楊虎城被蔣介石遣送歐洲「考察」,七七事變後,於當年11月下旬,又滿懷抗日壯志,匆匆返回祖國,奔赴國難,準備請纓殺敵。路過香港時,張雲逸是中共中央駐香港代表,按黨中央指示,特別去拜訪了他,後又設宴款待。張向他轉達了我黨中央歡迎他同我們黨共籌抗日的意見,並具體建議他直接到武漢會見周恩來同志,然後到延安去。張雲逸也向他概述了張學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結果,以及抗戰後蔣介石的一些作為,希望他能引鑒前車,洞察其奸,臨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轍。無奈楊將軍當時對蔣介石的本性,仍然認識不足,以己心度之,以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實,因而拒絕採納共產黨的建議,率然去見蔣,誰知,蔣介石根本沒有等到他來見他,就先下了手。楊虎城從香港來到長沙、南昌,就落入特務頭子戴笠之手。從此鐵窗冷雨,幽室淒風,長期監禁,直到全國解放前夕,終於全家慘死於蔣介石屠刀之下。      
大事年表 
  1892年8月10日,出生於廣東省文昌縣頭范區造福鄉上僚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08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開始受到軍事熏陶。    
  1909年10月,與同班的幾個愛國學生秘密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1911年4月,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黃花崗起義。10月,辛亥革命爆發,加入革命軍行列,充當炸彈隊隊長,參加攻打兩廣總督府。    
  1912年,到廣東陸軍速成學校學習。兩年後畢業,由同盟會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島北洋軍中做反對袁世凱的工作。在此期間,秘密發展反袁「三合會」成員80多人。    
  1921年,到粵軍工作,任香山護沙營營長。    
  1923年,任廣東揭陽縣縣長,為政清廉,受到廖仲愷的讚揚。    
  1924年,積極擁護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受派到廣東許崇智部任旅長。    
  1925年,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先後兩次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作戰,屢立戰功。    
  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25師參謀長、第二方面軍參謀長。先後參加汀泗橋、賀勝橋、武昌、河南等戰役戰鬥,為北伐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10月,在武漢參加中國共產黨。    
  1927年7月,與周士第等秘密組織、掩護第25師的大部分人員參加南昌起義。11月,任國民革命軍海南島綏靖司令。遵照黨的指示,執行「經營海南計劃」,在登陸海口時情況突變,機智脫險,到上海找黨組織。後根據黨的指示,回廣東參加廣州起義。    
  1928年8月,中央決定他到廣西做兵運工作。    
  1929年7月,任廣西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警備第4大隊大隊長。在此期間,採取措施,改造部隊,使之發生了根本變化。10月17日,帶領1000餘人撤出南寧,掩護中共派往廣西的代表鄧小平及軍械船隻到達右江地區。10月20日,與鄧小平會見。22日,到達百色後即研究起義問題。28日,率部殲滅了反動的警備第3大隊1000餘人。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宣告成立,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委。在慶祝紅七軍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1930年3月,率紅7軍到桂黔邊界開展游擊戰爭。在此期間,籌措了大量經費和物資,攻佔了榕江等城市,殲滅了不少敵人。    
  1931年1月2日,紅7軍佔領全州。前委會討論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問題上,由於他和鄧小平的堅持和鬥爭,決定放棄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計劃,去江西和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會合。2月3日,紅7軍整編為兩個團,在搶渡樂昌河時被敵截為兩部,張雲逸率未能過河的第58團一部在水口與紅軍獨立1師會合。3月,指揮紅7軍和獨立師在茶陵擊潰敵兩個團。4月初,任紅7軍河西獨立師指揮部總指揮,和李明瑞等指揮紅7軍第55團、第58團攻佔安福縣城,殲敵一個團。接著,連克茶陵、安仁、遂川等縣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7月22日,率紅7軍在雩都縣橋頭圩與中央紅軍會師。毛澤東、朱德高度評價了紅7軍的戰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授予「轉戰千里」的錦旗。11月,任中華蘇維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奉調到中央軍委工作,先後擔任紅一方面軍副參謀長兼第1局局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作戰局局長、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紅軍總司令部作戰部部長。在此期間,撰寫文章,總結作戰經驗,發表在《紅星報》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同中華人民革命政府閩西善後處代表談判,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的具體規定,推動了第19路軍與紅軍聯合,共同抗日反蔣,接著,又奉命支福州對李濟深、蔡廷鍇等開展統戰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兼任軍委縱隊先遣隊司令員,參與制定紅軍的行軍路線和作戰計劃,為紅軍進軍貴州、搶渡烏江、佔領遵義等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副參謀長。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西北軍委成立後方辦事處,任參謀長,協助周恩來主持後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副參謀長兼渡河司令員,為部隊東征與回師做了許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支華南搞抗日統戰工作,與桂、閩、川等地方當局的代表談判,訂立共同抗日協議,在廣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軍辦事機構。同時,到閩、浙等省傳達中央指示,為新四軍的整編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任參謀長兼第3支隊司令員。3月19日,他在參謀會議上作了題為《參謀工作建設》的報告,11月,帶領軍部特務營到達無為地區,和國民黨豫鄂皖邊游擊總司令廖磊談判,建立了統戰關係,並把我黨領導的廬江、無為地區游擊隊整編為江北遊擊縱隊,擔負皖中作戰任務。同時,他指揮新四軍第4支隊第8團挺進淮南路東,開展皖東遊擊戰爭。    
  1939年5月,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前委書記。在此期間,整頓了新四軍第4支隊,組建了新四軍第5支隊,創建了以半塔集、藉塘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完成了新四軍向皖中、皖東戰略展開的任務,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   
  1940年春,和劉少奇等領導淮南軍民英勇作戰,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蘇韓德勤等頑固派發動的軍事進攻,鞏固了淮南抗日根據地。11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12月,和徐海東等指揮部隊,取得了對日偽軍反「掃蕩」作戰的勝利。    
  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兼第2師師長、師軍政委員會書記。在此期間,他大力號召和組織軍隊發展生產,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取得了顯著成績。    
  1942年2月,兼任淮南軍區司令員,為提高部隊軍政素質和戰鬥力、加強黨的建設,鞏固和發展根據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專任新四軍副軍長,在代軍長陳毅去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黨的「七大」期間,主持全軍軍事工作,領導淮海、淮北和淮南軍民取得了冬季反「掃蕩」作戰的勝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軍第3、第4和第1師的反的「掃蕩」作戰。    
  1944年,部署和指揮蘇北、蘇中部隊連續開展了春夏季攻勢作戰,進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許多重要據點。8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部署新四軍第4師西進作戰,收復了8個縣,恢復了豫皖蘇邊根據地。同年秋,部署新四軍第1師渡江南下,創建新的抗日根據地。    
  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參與領導華中軍民繼續向日偽軍發動進攻,解放淮陰、淮安等30多座縣城,殲滅日偽軍3萬餘人,使新四軍發展到30多萬人。9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與饒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隊北上工作,組織華中軍區、華中野戰軍和華中局等機構。10月,率新四軍軍部北移山東臨沂,與由延安返回的陳毅會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東局,批准陳毅、饒漱石、張雲逸、黎玉、舒同為華東局常委。    
  1946年1月,兼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主持新四軍軍部和軍區工作(陳毅司令員在前線指揮作戰)。    
  1947年1月,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主持日常工作。8月,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移至渤海惠民地區,成立了黨的後方工作委員會,任書記,領導華東地區的土改、支前、整風和地方武裝、民兵建設等工作,為華東野戰軍發展壯大作出了貢獻。    
  1948年11月,兼任山東軍區司令員,繼續在後方主持華東軍區和山東軍區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軍渡江南進的準備工作問題,並制定了兵員、幹部、民工、糧食等支援計劃。3月,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9月22日,中央決定他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委員,後以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2月,率領一批幹部赴廣西工作,同時任中南軍區黨委委員。   
  1950年2月,在廣西省委、省軍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鞏固治安,發動群眾作為全省部隊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至年底,全省消滅土匪11萬多人。    
  1951年,全力組織和領導廣西剿匪工作,勝利完成了黨中央提出的在5月1日前消滅全省土匪的任務。毛澤東致電嘉勉。    
  1952年2月,經黨中央批准,在杭州療養,後到蘇聯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黨委會委員,同時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後又連任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62年3月,作為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力量委員會副主任,對沿海七個省軍區參謀長發表重要講話。9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1969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3年8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4年11月19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張雲逸>>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