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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商業帝國——理查德·布蘭森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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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gin商业帝国——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序言 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1997年1月7日,星期二
  摩洛哥
  凌晨 5:30
  我比琼先睡醒,就坐了起来,马拉可奇的扩音器传来召唤回教徒们前去祈祷的喊声。仍然还没给霍莉和山姆写信,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开始给他们写信,以防万一我回不去。
  亲爱的霍莉和山姆:
  人生无常,如同梦幻。享受每一天吧,前一天我们还活蹦乱跳,第二天这一切却可能荡然无存。
  你们都知道我渴望生命活到极致。在过去的46年中,我有幸和许多人一起生活;我爱人生的每一分钟,尤其热爱同你们和你们的妈妈在一起的每一秒钟。
  许多人认为我们这项冒险愚蠢之极。以前,我深信是他们错了,凭着过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冒险中所学到的一切,我们将有一个安全的航程,我也能克服种种危险。可是现在很明显,事实证明我错了。
  然而,除了将不能和琼一起照顾你们成长,我对于人生了无遗憾。现在你们一个15岁、一个12岁,各有性格,琼和我以你们为傲。有了你们这么体贴、温和、精力旺盛、甚至有点儿鬼精灵的宝贝儿,我们还求什么?
  坚强些,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曾一起度过了欢乐岁月,谁都不会忘记我们以前共有的好时光。
  让你们的生命也活到极致,享受每一分钟,热爱并照顾妈妈,就像她是爸妈两个人。
  我爱你们。
  爸爸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穿好衣服准备出发,俯身拥抱琼。此时我清醒而紧张,她在我温暖的怀中沉睡;霍莉和山姆也溜进房间,一家子抱在一起。
  随后琼和霍莉陪我与气象专家马丁谈话,山姆则同堂兄弟们窜了出去,去起飞地点捣腾我不久后将环绕地球的热气球。马丁认为进行飞行没问题,我们恰逢5年来最好的天气。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姆?埃文斯医生,他正和第三驾驶罗里?麦肯锡在一起。坏消息传来了:罗里不能飞。他染上了轻度肺炎,如果他在飞行舱待上3个星期,那么病情将急剧恶化。我立刻打电话给罗里,约他吃饭安慰。
  早上6:20
  当罗里和我在餐厅碰面时,这里空无一人,24小时跟踪起飞的记者们都去起飞地点了。
  罗里和我拥抱在一起,我们都流泪了。罗里不仅是这次热气球飞行的第三驾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最近一起作了好多买卖。就在我们来摩洛哥之前,罗里还在我的新唱片公司V2入了股,还投资了维珍服装和维珍娱乐。
  “别担心,”我告诉他,“我们有亚里克斯,他能轻松地做你的工作。我们可以和他飞得更远。”
  “认真些,如果你们没有回来,”罗里说,“我将继续你们的飞行。”
  “好的,非常感谢!”我神经质的笑起来。
  亚里克斯?里奇已经到了起飞地点,正在和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让飞行舱准备好。佩尔?林兹兰德是一个热气球飞行的老手,是他向我介绍这项运动。亚里克斯则是一位很棒的工程师,由他设计了这个飞行舱。在此之前,没人能成功地建造起一个让热气球停留在急流层的飞行系统。虽然前两次飞跃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飞行舱也是亚里克斯设计的,但我跟他仍旧不熟,现在想深入了解也太迟了。尽管没有经过任何飞行训练,亚里克斯仍勇敢地决定与我们同行。如果飞行中一切顺利,我们有大约三个星期密切了解并相互了解。
  与我上次横跃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气球航程不同,除非必要,在这次飞行中我们将不补充热气:气球内核灌注的氦气会让我们飞行。佩尔的计划是在夜间加热内核周围的空气,间接使氦气保持恒温,否则氦气内核遇冷将收缩、变重,以致坠落。
  琼、霍莉和我手牵手紧紧拥抱,出发的时候到了。
  早上8:30
  沿着泥泞的马路开车去摩洛哥空军基地时,我们同时发现,在满是灰尘又下垂的棕榈树林间,一个珍珠般的纯白色球体圆屋顶赫然醒目,好像昨夜新冒出了一座清真寺——那就是热气球。
  它是那么高傲和廋长,每个人都被空中这个巨大而闪亮的白色热气球迷住了。
  早上9:15
  热气球四周是警戒线,周边的栏杆旁人山人海。机场人员穿着了潇洒的海军兰制服整齐排列;在他们前面是披白色披肩的摩洛哥传统舞女,她们不断地欢叫呐喊;接着,一群穿着传统柏柏人服装的骑士们挥舞着古董枪,疾驰而来。一瞬间我以为他们会开枪欢呼,然后刺穿气球。佩尔、亚里克斯和我巡视飞行舱,最后一次检查了整个系统。太阳快速有力地升起,氦气内核开始膨胀。
  早上10:15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我们整装待发。最后一次与琼、霍莉、山姆拥抱,我被琼的定力所惊呆;霍莉这四天来一直陪着我,她也表现得完全能自持。我想山姆也一样,但是他终于流出了眼泪,拖住我,不让我走,我几乎要和他一起哭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拥抱我时依依不舍的悲伤。然后,我跑过去同父母告别,妈妈塞给我一封信,“六天后再打开。”她说。希望我们能飞到那个时候。
  早上10:50
  一切就绪,得进飞行舱了,我突然犹豫不决,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踏上坚实的大地。没有时间考虑了,我从舱口钻了进去,坐在摄像机边,佩尔坐在主控台前,亚里克斯则在舱门旁。
  早上11:19
  10、9、8……7、6、5……佩尔开始倒计时,我一边调试摄像机,一边飞快地检查降落伞安全扣,努力不去想这个悬挂在头顶的巨大气球和那六个绑在飞行舱四周的大燃料罐。
  4、3、2、1……佩尔拉下操纵杆,松开锚链,我们平静而快速地升空,清晨的微风吹拂,我们飞过了马拉可奇。
  紧急逃生门仍开着,我们向下挥手,马拉可奇的每一个细节展现在我们下面:粉红色的四方城墙,巨大的中心广场,绿油油的村庄,藏在高墙下的泉水。升到10,000英尺时,气温变低,空气稀薄,我们关上舱门,从此我们得靠自己了。
  刚过中午,我的第一份传真就来了。“哦,天哪!快看看!”佩尔递给我,上面写着,“请注意,燃料罐的连接器是锁着的。”
  这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连接器应该打开,这样当我们遇上麻烦下沉时,我们才能抛下一个一吨重的燃气罐以减负。
  “也许我们就犯了这么个错误,还没那么糟糕,”我想抚慰一下佩尔。
  “没问题,我们可以下降到5000英尺,然后我再爬出去开锁,”亚里克斯说。
  但是白天下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正给氦气加热;唯一的捷径是放掉氦气,可氦气一旦放出就没法儿补回。我们不能失去任何氦气,只能等到夜晚来临再说。我们不知道热气球夜间飞行状况,燃气罐又被锁住,一切都不可捉摸。
  飞行保持平稳,阿特拉斯山脉的景观令人振奋,锯齿般白雪皑皑的山巅在阳光下晶莹发光。飞行舱装满了补给,足够我们用18天。
  麻烦又来了,除了没解开燃料罐,我们还忘了带卫生纸,所以我们只好用传真纸来方便,我的摩洛哥肠胃害我得不时的凑在传真机前苦等传真。
  抵达阿尔及利亚边境时,我们再次遇险,阿尔及利亚当局警知我们,我们正向其最大的军事基地北岔飞去,“你们不能,重复一遍,你们不能未经允许进入该地区”,传真机显示出以上信息。
  我们别无选择。
  我用花了两小时用卫星电话同飞行控制人以及好几位英国大臣谈话,最后,在摩洛哥曾帮我们解决所有起飞问题的摩洛哥总督安德烈?阿苏雷再次成为救星,他向阿尔及利亚当局解释我们已无力改变方向,而且我们并未携带高倍摄像器材。他们总算接受这个说法,事态和缓。
  好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航行日志上纪录。忽然我发现山姆手写的短信,还用透明胶带绑在本子上,上面着:“爸爸,我希望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非常爱你的儿子:山姆。”回忆起他头天晚上避开我溜进飞行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下午五点之前,我们仍然飞行在3万英尺的高空。佩尔开始给火炉点火,给气囊加热。虽然我们烧了一个小时,但是六点刚过,热气球开始不断地下坠。
  “理论出了问题。”佩尔说。
  “怎么?”我问。
  “我不知道。”佩尔继续往火炉加燃料,但热气球仍在下降——已经下落了1千英尺,接着又是五百英尺。太阳落山后,越来越冷,很明显,氦气缩成一团,死沉沉地吊在我们头上。
  “我们得扔掉压舱物,”佩尔说,他吓坏了,我们都一样。
  压舱物从飞行舱卸下去,从摄像机上看,就向扔炸弹一样。我有种恐怖的预感,这才是灾难的开始。这个飞行舱比上次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要大,但是它仍是挂在热气球下的铁盒子,靠天气和气流支配我们的命运。
  暮色降临,扔出压舱物后,我们平稳了一会儿,但接着热气球又开始下降,这次下降得更猛,一分钟内就下坠了2000英尺,下一分钟又是2000。我耳内轰鸣、肠胃翻腾、肋骨挤压,只剩一万五千英尺高了。我力图镇静,盯着摄像机和高度计,飞快地盘算种种可能——我们必须丢掉燃料罐。但是这样一来,这趟旅途也将宣告结束。
  黑暗中的阿特拉斯山脉上空,我们正在恐怖地坠落,落地后会摔得粉身碎骨,每个人都屏声静气,我紧咬嘴唇。
  “照这样下降的速度,我们只剩七分钟。”我说。
  “好!”佩尔说,“打开舱口!降压!”
  在12,000英尺时,我们打开舱门,继续下降到11,000英尺,冰冷的空气几乎吞噬我们,飞行舱继续减压。亚里克斯和我开始疯狂地扔东西:食物、水、油罐,任何不属于飞行舱的东西,我们还扔出了一大堆钞票,除了我们自己。5分钟后,气球不再下降了,没有必要继续扔了,我们似乎保住了性命。
  “还不够!”我说,此时我发现高度计掉到9千英尺。“燃料罐必须扔掉。”
  幸好是亚里克斯亲手建造了飞行舱,他清楚知道如何开锁。恐慌中我忽然想到,如果是罗里而不是亚里克斯在舱内,我们除了跳伞逃生,再无他路了。
  黑夜笼罩在阿特拉斯山脉上,头顶的燃烧器咆哮燃烧,刺眼的火光照亮了我们。
  “你以前跳过伞吗?”我朝亚里克斯喊道。
  “从来没。”他说。
  “这是你的开伞索。”我边说边将伞索扔给他。
  “7000英尺,还在下降,”佩尔喊着,“现在6500英尺。”
  亚里克斯从舱门爬向飞行舱顶端。难以确定我们下降的速度,因为我的耳朵现在全堵住了。如果锁冻住了,亚里克斯打不开燃料罐,我们就只有往下跳。
  只剩下几分钟了,我抬头看着舱口,演练逃生步骤:一手搭舱门,甩开大步,投入黑暗神的怀抱,我的手本能地摸向降落伞。佩尔紧盯着高度计,数字下降得飞快。
  四周一片黑暗。只剩6000英尺——不,5500英尺!
  如果亚里克斯在上面再呆1分钟,我们将落到3500英尺。
  我把头伸出舱外,亚里克斯在飞行舱顶忙碌。下面漆黑一片,寒冷刺骨,底下深不可测。电话和传真机铃声大作,地面控制中心一定弄不懂我们在折腾什么。
  “解决一个!”亚里克斯对我们大叫。
  “3700英尺!”佩尔说。
  “又一个!”亚里克斯说。
  “3400!”
  “第三个!”
  “2900!2400!”
  现在跳伞可太晚了,如果我们这时跳出去,扑面而来的山峰会把我们撞得粉身碎骨。
  “快进来!”佩尔嚷道。
  亚里克斯从舱口爬回,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佩尔推动操纵杆松开一个燃料罐,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在60秒内完蛋。
  燃料罐掉了下去,热气球忽地停了下来,如同电梯坠地,我们都倒在座位上,我的头都快缩到肩膀里去了。然后热气球开始上升,我们看着高度计:2600,2700,2800……
  总算安全了,10分钟内我们攀升到3000英尺,热气球重新回到了夜空。
  我跪在亚里克斯旁,抱住他。
  “感谢上帝,让你和我们一起飞,”我说,“没有你,我们死定了。”
  有人说临死的人死前几秒钟将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而言却不然,当我们飞坠而下要变成阿特拉斯山脉上的火球时,我所想的就是如果我能逃生,我将永远不再尝试。当我们回升到安全地带时,亚里克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准备游过英吉利海峡:他走到海岸上,支起折叠躺椅和放着黄瓜、三明治、草莓的桌子,然后宣布他雇的人现在将替他游渡海峡。那时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整整第一个晚上,我们努力控制热气球,突然之间它开始莫名其妙地持续上升,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直到最终发现,仅剩的燃气罐中有一个正在流失。黄昏来临,我们准备着陆。下面是阿尔及利亚沙漠,一个正处于内战的国家。
  这个沙漠不像我们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看到的那样——热风吹袭金黄色的沙丘,裸露的大地赤石遍布,如同巨大的蚁穴,绵延不断的瓦砾地带像火星那样贫瘠。亚里克斯和我坐在飞行舱顶板上,被沙漠的黄昏景观深深地震撼:拂晓的沙漠,缓缓上升的朝阳,渐渐温暖的白天无比珍贵。看着热气球的阴影滑过沙漠,很难相信这是昨天深夜几乎要坠落在阿特拉斯山脉上的同一架奇妙机器。
  当我们要落地时,亚里克斯叫喊道:“前面有电线!”
  佩尔回答说我们是在撒哈拉沙漠中,不可能有电线。“你一定看到海市蜃楼了!”他叫骂道。
  亚里克斯坚持要他上来亲自察看——哈哈,我们成功地撞到了撒哈拉沙漠中唯一的电线。
  即使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上,着陆后的几分钟内就我们就见到了生命。一群柏柏部落的人在打造岩石,一开始他们同我们保持很远的距离,我们准备给他们水和剩下的食物时,武装直升机的巨大轰鸣声从天而降,他们一定用雷达跟踪我们。他们一出现,柏柏人就迅速消失,两架直升飞机靠近我们着陆,卷起一阵阵沙尘,很快一群手握机枪、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我们。
  “阿拉,”我试探着说道。
  刚开始他们移动不懂,但是很快就好奇地围上来。我们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飞行舱,他对剩下的燃料罐十分惊讶。
  但我们站在飞行舱外时,我忍不住从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热气球。涂成了鲜红黄色的燃料罐上漆满了维珍航空、维珍理财、维珍房产和维珍可乐的宣传标语。我们捏了一把冷汗,要知道,“维珍能源饮料”的标语赫然在目:
  “谣言止于智者,维珍能源饮料绝非春药!”
  ——幸好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战士中没人懂英文。
  遥望红色沙漠,回想起阿特拉斯山脉揪心的灾难,我再度发誓我将永不尝试热气球飞行。与此矛盾的是,潜意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同其他想环绕地球的热气球迷交流后,我会再次启航。这是一项无法抗拒的挑战,现在它如影随形,深植我心。
  很多人常问我两个问题: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热气球飞行?以及维珍集团将往何处去?
  在某些方面,这个涂满各种维珍标语、陷落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热气球之旅,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知道我还会尝试下一次热气球飞行,因为它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极限挑战之一。每次克服了飞行的恐惧,我就会再度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吸取教训,成功地完成下次飞行。
  维珍集团将止于何处这种大问题难以作答。我不喜欢用学术的口吻(这也不是我思维方式), 于是写下这本书来回放维珍如何一路走来。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字里行间,我希望你将理解维珍集团的远景所在。有些人说我对维珍的理念打破了所有的成规,它过于五花八门;另一些人则说维珍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导品牌之一;还有一些人写出条缕细分研究它的学术报告。而对我而言,只不过拿起电话去做罢了。
  多次的热气球飞行和我所创立的形形色色的维珍公司,这一系列不间断的挑战都源自我小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个人自传的第一部,涵盖了我前 43 年的生活。在阿特拉斯山颠濒临死亡,我觉得我应该写下这本书,以防万一我的守护天使在下次行动中弃我而去。这 43年的生活和事业与气球飞行很像,都在孜孜以求生存。这本书记录到 1993 年 1 月为止——那年我被迫卖掉维珍音乐(Virgin Music),是我事业中的低潮期,但它也是维珍航空对英航赢得杰出胜利的时候,是维珍企业的转折点。本书写下了我们如何靠一己之力求生存,并攀爬到现在的过程,我下一本书的重点是如何将梦想化为真实。
  正当我考虑书名时,维珍航空美国分公司负责人大卫?泰特建议为《维珍:商业战略和竞争力分析的艺术》
  “不错,”我对他说,“但不够吸引人。”
  “当然,”他说,“副标题就叫‘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第一卷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1)

  我的童年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污点,但还是有几件无法忘怀。记得那时我的父母让我们面对一连串的挑战,妈妈更是决定让我们自立,当我4岁时,她把车停在离家几英里外的地方,让我自己穿过田地回家,结果我无助地迷路了。我妹妹凡妮莎仍记得某个一月早上被惊醒,因为妈妈那天让我自己骑车去朴利茅斯,她准备了一些三明治和苹果,叫我在路上找水喝。
  贝利茅斯离我家所在的萨里市山姆里?格林区有50英里,我还不到12岁,但是妈妈认为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方向感很重要。于是我在黑暗中出发,并同一个亲戚呆了一夜。我忘了我是怎么找到他们家和怎么在第二天回到山姆里?格林,但是我忘不了当我最后像英雄般走进厨房,对我马拉松式的自行车旅程无比骄傲,希望受到热烈欢迎。
  “好样的,里奇。”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祝贺我,“有趣吗?现在,你能去趟牧师家吗?他有一些木头要锯,我告诉他你随时侯命。”
  我们的挑战更倾向于体力而不是学术,不久后我们甚至自我设立挑战。我四、五岁时,我们和乔伊斯姑姑、温迪姑姑以及她的丈夫乔一起去德文郡度假。我非常喜欢乔伊斯姑姑,假期开始时她同我赌十先令,看两星期后我是否能学会游泳。结果即使我每天顶着冰冷的海水,花好几小时泡在英里,但是直到最后一天前我仍然不会游,只能拍打水面,我扎进海浪中,却只有迫不及待的伸出头来以免喝海水。
  “不要紧,里奇,”乔伊斯姑姑说。“还有明年。”
  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怀疑乔伊斯姑姑明年是否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早早地起来,踏上12小时的归程。路很窄,车开得很慢,天又很热,每个人都想立即回家。突然,我看见一条河。
  “爸爸,能不能请您停车?” 这条河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肯定我能游,我要赢得乔伊斯姑姑的10先令。
  “请停车!”我叫起来。
  爸爸慢慢地将车停在河边的草地上。
  “干什么?”当我们都从车里钻出来时,温迪姑姑不解地问道。
  “里奇看到那儿有条河,”妈妈解释道,“他想最后再试一次。”
  “难道我们不想继续赶路回家?”温迪姑姑抱怨道。“车程是那么长。”
  “来吧,温迪。让我们再给这小家伙一次机会,”乔伊斯姑姑说,“毕竟,有10先令呢。”
  我把衣服脱了,穿着短裤沿着河岸冲了下去,我不敢停下来,恐怕有人改主意。一到水边,我开始紧张:河水湍急,在岩石上激起一堆浪花。回头望去,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斯姑姑、爸爸妈妈正站在那注视着我,女士们穿得花枝招展,男士们着运动装。爸爸点燃烟斗,看起来漠不关心,妈妈像往常一样鼓励地微笑着。
  我振作起来,跳进了水中,但是我立马开始下沉,水流推得我昏头转向,撕扯我的短裤,将我往下拽。我大口呛着水,无法呼吸,只能双腿不住地踩水;我试图浮出水面,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我乱踢一气,手舞足蹈,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赶紧用力一蹬,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我稳定下来,放松了些——我一定要赢得那10先令。
  我慢慢地踢腿,张开双臂,发现自己在浮游,尽管时浮时沉,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会游泳了!我一点也不怕河水带着我往下游,反而成功地游向河流中间。在水流的轰鸣声,我听见全家为我鼓掌欢呼。当我重新游回离他们约五十码的河岸边时,我看见乔伊斯姑姑正掏出钱包。我爬出水面,从一丛刺人的荨麻中钻出来,沿着河岸跑上去。虽然很冷,满身是泥,而且荨麻刺得很痛,但是我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斯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上10先令,这是一张大块的纸币,棕黄色、易碎,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它就像笔巨额财富。
  “好了,各位,”爸爸说,他过来紧紧地抱了我一下,“我们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也湿淋淋的,原来他刚才也很慌张,紧跟我下了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缺乏家庭的爱。我们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的家庭——现在仍然一样。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很少吵架。我的母亲伊芙充满活力,父亲特德则相对沉默,喜欢抽烟斗和看报纸,但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他老爸,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想要他继承布兰森家的传统去学习法律,布兰森家族三代都是律师。所以特德无可奈何地报考了剑桥法律系,同时继续在自己的小“博物馆”里收集古代制品和化石。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时迟到了,一位名叫伊芙的金发女孩拿起一盘蜜香肠招呼他说:“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他的胃。来,吃吧!”
  伊芙从她妈妈桃乐西那里继承了一些耀眼的能量。桃乐西保持着两项英国纪录:已经89岁高龄的她是英国年纪最大的通过高级拉丁舞考试的人,90岁时她更成为能在高尔夫比赛中一杆进洞的最长者。
  外婆活了99岁,去世前她写信告诉我过去的10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我从来没有读懂的一本书!),她天天都在学习,她的人生态度是,既然你只能在世间活一次,那么好好享用它。
  妈妈继承了外婆对体育和舞蹈的热爱,12岁时她便出演一部西伦敦区的滑稽剧,不久,妈妈应邀在西伦敦皇家大剧院上演的《柯奇兰的戏剧》中伴舞。
  查尔斯?柯奇兰的戏剧因为剧中有最华丽的脱衣舞表演而臭名远扬。因为战时工作很难找,而且剧中有许多乐趣,所以伊芙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可以想见,我的外祖父强烈反对,警告伊芙他会冲进皇家剧院,把她从舞台上拖出来。伊芙把这件事转告给查尔斯?柯奇兰,他
  同意伊芙在伴舞时不用脱衣,因此,她侥幸成功,得偿所愿。
  伊芙白天的工作是照料别人,接着去赫斯顿,在那里的一个滑翔俱乐部中,有位飞行员新兵教她学滑翔。她申请当飞行员,可是这些工作只给男人,她不屈不挠,恳请教官私下同意只要自己装成男孩,就让她当飞行员。当伊芙成功地穿上皮夹克,用皮头盔藏住头发,压低声音说话后,她学会了如何滑翔,紧接着开始教新学员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加入了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作为一名信号兵驻扎在苏格兰的黑岛上。
  战争结束后,伊芙当上了空姐,这是当时最迷人的职业。报考条件十分苛刻:你必须漂亮,未婚, 23到27岁,会说西班牙语,受过护士培训。
  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聊天,发现自己可以参加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的空姐招募。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在伦敦和南美洲之间经营两种飞机:可载13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和可载21人的约克式飞机,空姐被叫做“星星女孩”。妈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应各种口香糖、大麦糖、被褥和便笺,并提醒旅客们必须在起飞和降落前擤鼻涕。
  那时候的机舱没有密封,飞行时间很长:5小时到里斯本,8小时转到喀尔接着花14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圣地亚哥时,约克式飞机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每一位乘客在飞跃安第斯山脉时必须戴上氧气罩。
  伊芙在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呆了一年后,英格兰国际航空公司收购了它,伊芙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都铎式飞机又称“星虎”,第一架飞往百慕大途中失事的飞机就是这一机型;伊芙所坐的第二架飞机起飞,安全抵达;但是接着起飞的又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因此所有的都铎式飞机停飞。后来研究发现,它们的机身过于脆弱,不能承受较大的增压幅度。
  特德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不同伊芙结婚以阻止她再当空姐,她说不定会消失在大西洋某处。骑在轰鸣的摩托车上时我爸向我妈求婚,伊芙在猎猎风中竭尽全力大喊:“我愿意!”
  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
  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 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 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 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 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
  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 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 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 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 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 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当办公室。
  我们把附近四处寻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 斯科特喜欢学生咨询中心,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甚至游说当地邮局工程师为我们装上电话,而不是让我们按照惯例等3个月。不久,我们没人注意到我们正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工作,周围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
  1969年11月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们提醒我注意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为救治性病做任何广告都是违法的,这些法案原来是为了阻止庸医骗取人们接受其昂贵而又无效的性病治疗。我争辩说我仅仅提供咨询服务,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绍给圣玛丽医院合格的医生,但是警察十分固执: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公开提到“性病”之类的话,我将被捕坐两年牢。
  这星期前,我们成功地起诉玛丽里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个客户身上放置毒品。这个警察被降职,所以我怀疑这次访问与此事有关。
  我们适时地改变了在伦敦周围分发的手册中性病的称谓,开始称它为“社会疾病”。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性病的人数从60下降到10个。我们以为警察在诈骗,而且每星期帮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玛丽里本警察威胁的风险。于是我们重新提到“性病”,但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 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 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 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 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点,但是我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他继续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再次回到山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坐在一起享受。
  除了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外,尼克还曾掌握杂志的发行,搞清了中间的过程,尼克来之前,发行只是偶尔被重视,多半是将杂志捆好发往中学和大学的志愿者手中。《学生》在缺少尼克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出版了四五期杂志。当尼克告诉我他正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选举时,我利用《学生》和印刷商的采购关系赶印了一批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不久因为利用了外界的支持而被剥夺了资格。
  我知道每个来和我们聊天或者工作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花很多钱买唱片。我们常常打开唱片机,每个人都会在专辑上市的那天,跑出去买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者杰斐逊的最新专辑。音乐可使人极度兴奋,它是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它汇聚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也注意到决不用40先令吃顿饭的人会花40先令买鲍勃?迪伦最新专辑,专辑越不出名,要价越贵,越值得收藏。
  在此之前我只是醉心于赚钱保证《学生》续写辉煌,同时为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是这个绕有趣味的商业机会击中了我。尽管政府废除了零售业定价协议,仍没有一个商店提供打折的唱片,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唱片发行公司。
  我考虑唱片的高价和《学生》读者的类型,想确定我们是否能通过杂志登广告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学生》最后一个版本里出现乐第一个为邮购唱片做的广告。没有尼克管理《学生》的发行,它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提供便宜唱片的做法带来了潮水般的购买需求,以及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大笔现金。
  我们决定给邮购业务起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吸引眼球,有独立性而不仅仅迷住学生。我们环坐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寻找名字。
  “滑动唱片”是其中一个不错的建议,后来一个女孩探身过来:“我知道了,”她说,“‘维珍’(Virgin 英语意思为处女、童贞的,原始的)怎么样?我们都是商业上的新手!”
  “现在也没有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女孩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是‘维珍’!”

  4.我准备每件事情都尝试一次(1970-1971)(1)

  就这样我们组建了维珍。回头看看一直以来我们把维珍品牌用于不同的行业,我想我们选择正确,我肯定“滑动航空”、“ 滑动新娘”或者“滑动避孕套”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小样本的市场调查证明:学生们在唱片上花了很多钱,当他们发现在维珍购买唱片只要35先令时,他们就不会在怀特?史密斯花39先令购买。我们开始在牛津街上和演唱会外分
  发有关维珍邮购唱片的手册,每天的邮件从一捆增加到一袋。有关我们邮购业务的一条最好的消息是顾客们提前付款:这为我们提供了资金购买唱片。我们在考茨银行的账户开始有大笔现金流动。
  在维珍邮购公司开始成长时,我试图将《学生》卖给其他杂志集团。IPC杂志集团是唯一的有兴趣的买家,我们经过了漫长的谈判,谈判在他们要求我留下当主编的会议上到达顶峰。我同意这样,但是接着错误地告诉他们我未来所有的计划(梦想未来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消遣),我告诉与会者关于《学生》所有其他的计划:我觉得银行对待学生不公正,我想创建一家便宜的学生银行;我想创立学生可以呆的连锁学生夜总会和旅馆;还有好的交通工具,比如学生火车或者学生飞机,谁知道呢。当我激动地说我的梦想时,他们目光呆滞,认为我疯了,同时决定他们不准备让这样一个疯子在《学生》当主编,最后他们甚至决定放弃购买。《学生》静静地死去,我未来的计划不得不从此束之高阁。
  我们把精力转向维珍邮购公司,订单蜂拥而至,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购买唱片和把它们送到顾客手中,需要人手帮我。虽然我们都在阿尔比恩大街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越来越担心支付工资的压力,即使这些钱不多,但是降低成本保证盈利十分困难。只有一个人我可以依靠,就是尼克,我希望我的老朋友回来。
  埋葬了尼克曾试图把我赶出去的记忆,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和我工作,我将赠给他新组建的维珍邮购唱片公司百分之40的股权,他立刻同意了。
  虽然尼克不是职业会计,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计算每一个便士,并以身作则:他自己从不拿一分钱,所以其他人怎么可以呢?他精打细算,节省下每个便士,当他离开房间时他总是不忘关灯,他言简意赅的打电话,他熟练地处理我们的账单。
  “最后一刻才付账总是好的,”他说,“只要你定期交钱。”
  所以我们立刻付账,只可惜经常都是快到期的账单。除了我和尼克,地下室里没有其他长期的雇员。临时雇员们循环进出,每星期的工资是20英镑。熬过1970年,维珍邮购唱片公司幸存下来。
  然后,1971年1月,我们几乎被意外的事情弄得破产:邮局职工罢工了。在邮政工会主席汤姆? 杰克逊的领导下,邮政局用胶带封上邮筒,邮递员们回家去了。我们的邮购业务即将烟消云散:人们无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无法发送唱片。
  我们决定开一家店铺卖唱片。我们被迫在一星期内找到店面,否则钱就会用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店铺如何经营,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必须采取邮寄外的某种方式卖唱片,否则公司就会倒闭。我们开始寻址。
  1971年怀特?史密斯公司和约翰? 孟席斯公司垄断了音乐零售业,二者的营业都很枯燥和正式。唱片部一般都在楼下,店员穿着单调的褐色或者蓝色制服,看起来对音乐一点没兴趣。顾客从架子上选择和购买自己的唱片,到离开店铺不过10分钟。这些店铺不受欢迎,他们的服务一点没有人情味又价格昂贵。虽然摇滚音乐令人兴奋,但是从卖这些唱片的店铺中看不出丝毫兴奋。如果你买了新出的《门》专辑,懒散的店员毫无反应,他们只把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一如你购买了曼托凡尼乐团或者佩里? 科摩的音乐,对店员们来说,它们都一样。我们的朋友没人在唱片店觉得舒服,它们仅仅是功能性的地方,必须去那个地方购买自己喜欢的唱片。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成为《学生》杂志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聚会听音乐,而不是那种仅仅想冲进去买完唱片就离开的地方。我们希望顾客呆长点,同店员聊天,真正沉浸到他们想要买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事情,人们对待音乐要严肃认真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代言着人们如何定义自己,如同他们开的车、他们看的电影、他们穿的衣服。相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听音乐,谈论他们着迷的乐队,选择喜欢的唱片。
  维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些方面,即音乐如何适合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创造了维珍后来变个发展的理论架构。维珍唱片店是一个去了会开心的地方,我们希望同顾客联系,而不是资助他们,我们希望比其他店铺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标是有些离谱,但是我们希望追加的资金继续创造气氛和卖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们购买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个早上统计牛津街的人流量,并与金斯顿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较。最后我们决定牛津街顶端是便宜的好地点。我们知道不能依靠维珍唱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路过的人的冲动,引诱他们走进店铺。我们估算出大多数人在这条街上经常驻足地方,我们开始租一家空置的物业,一家有楼梯的鞋店二楼是空的,所以我们上楼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朝我们嚷道。
  “我们在找地方开店,”我们说。
  “什么店?”
  我和尼克回头走下楼,发现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一个高大古板的希腊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永远不会付租金的。”他说。
  “对,你说得对,”我说,“我们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们将吸引很多人经过你的橱窗,他们会买鞋子。”
  “什么类型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来。
  尼克说:“多克?马腾斯鞋?(Doc Martens)
  我们保证装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没人也过来租的话,那么可以一直免费用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空房间。5天之内我们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垫子铺到地板上,搬上来一对旧沙发,放好一个装钱的铁柜。首家维珍唱片店就要开业了。
  开业前一天,我们沿牛津街发放了数百份手册,宣传我们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礼拜一,外面排起了超过一百码的长队,当顾客们开始涌进来时,我呆立一旁。首位顾客购买了“丹吉尔之梦”的唱片,我们通过邮购业务知道这个德国乐队的唱片卖得很好。
  “有趣的小伙,你应该下楼,”他说,“在我排队时,有人一直拼命把多克?马腾斯鞋推销给我。”
  那天生意结束时,我带钱去银行,发现Alachouzos先生在店外徘徊。
  “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装着对我所拿的沉重的现金袋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看着我,接着回望他店铺的橱窗,那里仍然堆满了没有卖出去的多克?马腾斯鞋。
  “好,”他坚定地回答,“不能再好了。”
  1971年期间尼克都在经营牛津街唱片店;黛比在皮卡迪利大街管理学生咨询中心;我通常看看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扩展。我们正在从《学生》杂志转变为维珍公司,因此我们重新命名学生咨询中心为一个新慈善团体名“帮助!”,直到今天它仍在运行。
  我对唱片行业了解非常少,但是通过这家唱片店,我看到唱片业是极好的不正规、没有严格管制的行业。它具有无限成长的潜力:一个新乐队能立刻畅销全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比如突然性狂热迷恋文化俱乐部或者辣妹。音乐行业奇妙的混合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流行乐队自身就是品牌,在他们的舞台生涯中,仅仅以名字就能保证唱片的畅销。但是这个行业中也只有很少的乐队非常有钱,大多数乐队鲜为人知,十分穷困。摇滚音乐就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部分的典型代表。
  作为唱片零售商,维珍不关心个别乐队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有乐队的唱片让人愿意购买,但是我们只能获得微薄的零售收入,而且我了解唱片业最能赚钱的一环是唱片公司。
  我和尼克暂时集中注意力去树立我们店铺的形象,我们继续想出各种方法让我们的顾客尽可能觉得宾至如归,允许他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耳机,他们可以坐在沙发和布袋上,可以免费阅读《新音乐特快》和《音乐制作人》,可以免费喝咖啡。
  口碑流传,不久人们宁愿从我们这里购买唱片,而不去大型连锁店,他们似乎认为同样一张鲍勃?迪伦的唱片在维珍购买就比在布茨购买的要有价值。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人们在牛津街上拿着维珍购物纸袋,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店员开始报告说没几个星期都有老顾客过来,有了忠实的顾客基础,维珍的名声开始广为人知。
  唱片业另一部分是录音棚,听说那儿的环境十分正式,乐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入场,到时间得携带所有的设备离开。因为预订录音棚的要求太多,所以乐队经常必须早饭后立刻录音。滚石乐队不得不刚放下碗就去录制“褐色的糖”(Brown sugar)。这一现状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头脑中最好录制唱片的环境应该是村里很大很舒服的房子,乐队可以去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什么时候想录就录,在傍晚也行。因此1971年期间,我开始寻找一个农村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录音棚。
  在一期《乡村生活》上,我看见一座童话中的城堡在出售,价格仅两千英镑,看起来真是便宜。我和汤姆?纽曼一同驾车去看房,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早期的会员,一位已经发行过好几张唱片的歌手,但是他对建立一个录音棚更感兴趣。当我们抵达城堡时,发现销售条文中并未指出这座城堡就在一个居民区中央。
  又累又失望,汤姆和我只好倒回车头,花了5小时回伦敦。回家路上我仔细又看了《乡村生活》,发现了另一处房产的广告,那个旧庄园的房子在牛津以北5公里。我们调转方向,跟着去Shipton-on-Cherwell的路标,最后到了一条通向庄园的死路。庄园大门紧锁,汤姆和我爬过墙,发现自己身处一座美丽的17世纪庄园内,房子用科茨沃尔德石头建成,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在房子周围走动,这房子太完美了。
  第二天早上给房产中介打电话,我们发现这座庄园在市场上待售很久了。15个卧室对于家用来说太大,改造成旅馆又太小,标价是3万5千英镑,为了尽快交易他同意以3万英镑出售。我穿着西装和黑皮鞋,走进考茨银行要求贷款。我向他们出示了维珍邮购公司和牛津街上维珍店铺的销售数字,我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同意给我两万英镑的抵押贷款。
  对我来说,考茨银行的贷款是一次突破:第一次有银行相信我,借给我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买下这座庄园。虽然我自己没有钱,但是我的父母在我、琳迪和凡妮莎30岁时将给我们每人两千5百英镑。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用来买庄园,他们俩都同意了。我们顶着风险,如果录音棚失败了,银行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庄园,但我仍然缺少7千5百英镑。
  当我们星期天正在山姆里?格林边吃午饭边讨论这个庄园时,爸爸建议我去看乔伊斯姑姑。乔伊斯姑姑自己没有小孩,常常为我们做贡献,战争夺去了她未婚夫的生命,她再没有谈过恋爱。她住在汉普郡,那天下午我驾车去看她。
  “理查德,我听说了庄园的事,”她告诉我,“我推断考茨银行已经借钱给你。”
  “对。”
  “但是还不够。”
  “是的。”
  “嗯,我可以加入进来,但要和考茨银行一样的利率,”她说,“你可以在有能力时再还我。”
  我知道乔伊斯姑姑对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她抵押了房子以获得7千5百英镑给我,还要自己偿还贷款利息。当我表示感谢时,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会借给你钱。钱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学习游泳时赢得我10先令一样,我相信你可以用录音棚做些不一样的事。”
  我向自己保证,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还她的钱,先还利息。
  我同房产中介只用电话做了买卖,但是钱转完账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取钥匙。
  “我能帮你吗?”他说,想知道像我这样的社会渣子在一处漂亮的房产中介办公室里面想干什么。
  “我来这取这座庄园的钥匙,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抽出一大串铁钥匙,“给您庄园的钥匙,请在这签名。”
  在纸上大笔一挥,我拿起钥匙就驾车去巡视这座庄园了。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立刻着手将庄园外部的房子改成录音棚。他想安装一台16音轨艺术专用的Ampex磁带机,还有其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设备:20频道的乐谱架、4声道的监控器、回声设备和一架三角钢琴。我们都想确保每一样东西不逊色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渐渐初具规模,每个周末我和尼克驾车过来,在地板上扎营,撬空壁炉里的隔板,抽掉油毡使原来石板地露出,油漆墙壁,琳迪也过来帮忙。一天妈妈带来刚从菲利普买的落地大座钟。
  “你需要它。”她说。
  我们把钟放在走廊里,钱装在它的窗扉里。现在这个落地大座钟站在希思罗的维珍顶级休息室里,但是已经没有钱塞在里面了。
  当阿尔比恩大街的合约到期时,我和一些朋友一起搬到诺丁汉?希尔一段时间,我们仍继续在地下室工作。不久地下室太挤了,我们在南码头路找了个旧仓库,那儿离成为维珍邮购公司基地的帕丁顿火车站不远。
  一天我发现自己驾驶在西路山下,进入了美达峡谷,经过一座拱形桥时,我看见一队游艇停在运河边。清澈的河水,成排的树林,明亮的红蓝色油漆好的游艇,游艇上的花盆,游艇周围还有不同的鸭子和天鹅,我仿佛突然回到了乡间。
  由于我在乡村自由地成长,因此我确实不喜欢伦敦的生活,经常觉得自己从未看见过太阳,呼吸不到任何新鲜空气。我喜欢水和船的滋味:机油、焦油和绳索,当地事务委员会告诉我去找负责发放游艇的水务局,他们提醒我如果现在申请,那么我最终大约要5年才分到一艘。虽然我不怕申请的麻烦,但是肯定有办法绕过规定。就在我沿运河边下行时,我的车坏了,我钻出车,无望地盯着汽车发动机罩。
  “你需要帮助吗?”有人用爱尔兰口音大声叫唤。
  我转过身,看见游艇顶上一个老人正随意地拨弄火炉的烟囱。
  “好的,”我说,看着他神情恍惚,“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是怎么在这些游艇上生活。”
  老人站起身来,他掏出烟斗点着火,“你应该去那艘游艇,”他说,“我刚刚卖掉它,一位年轻的女士搬了进去。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但是那有两间卧室,她或许在寻找一名投宿者。你穿过一个小木门,沿着拉船道走。她在桥前面的最后一艘船上,叫阿尔伯达。”
  我沿路走去,推开倾斜的木门,再沿着狭窄的拉船道走。在最后的一艘船上,我从舷窗窥视过去,看见一位金发姑娘在厨房里猫着腰。
  “你好,”我说,“你一定是阿尔伯达。”
  “别傻了,”她转过身说,“那是船名。我叫芒迪。”
  “我能进来吗?”我问,“我的车坏了,我在找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她不仅漂亮而且她刚搬了一张床上船。我们坐下来,吃了点午饭,她全名叫芒迪? 埃利斯。我那晚跟她住在一起,躺在床上做爱,第二天早上又将我的箱子搬了上来。她有一只叫“星期五”的拉布拉多猎狗,和芒迪、“星期五”在一起,我整个星期过得非常充实和愉快。我们在“阿尔伯达”号上很浪漫,夏日的夜晚下我们在船顶共进晚餐,看着鸭子和其他的船在运河上来回穿梭。
  芒迪和我一起生活了大约1年,她先在学生咨询中心帮忙,后来又去了庄园。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吸毒,不久芒迪常带着迷幻药,和汤姆?纽曼一起享受梦幻时间;她让我也试试,一天傍晚我们与另两个朋友鲍勃、卡罗琳?金在“阿尔伯达”住下,一起吃迷幻药,鲍勃决定他不吃以防万一出现问题。我的人生座右铭似乎很危险(有时候更可能是愚蠢的),那就是我准备每件事情尝试一次。我吸了一小块,起先一切还好,我们听了一下音乐就走到外面看夜空,但是我们再次走进房间时,一切开始变坏:很快开始头晕目眩,眼前的东西开始倾斜;芒迪变得模模糊糊,就像一个8岁的小孩。我看见其他人微笑、聊天和打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芒迪,我所见到的就是一个消瘦的人,就像电影中穿衣服的侏儒杀手。我痛恨失控和不知所措,虽然在《学生》或者后来在维珍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很重的毒瘾,但是我从未真正加入进去,我宁愿彻底放松,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我第二天必须早起,所以我几乎从不头天晚上喝醉。迷幻药会控制我的神志,让人无法正常思考,我绝对无法适应这种东西。我最终走到外面,躺在地上遥望天空,芒迪出来拖我回床上。当我们开始做爱时,我紧闭双眸,害怕如果我睁开眼就会再看到那个侏儒。
  当这迷幻时刻结束时,我和芒迪的关系也结束了,即使第二天早上她看起来不再像侏儒杀手,我也不能用相同的方式看她了。不久后芒迪离开了“阿尔伯达”号,搬到庄园里同汤姆?纽曼住在一起。


  第三卷

  5.一个教训(1971)(1)

  整个1971年春天,维珍邮购公司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但在公司壮大的同时我们正在损失盈利,我们对所有的唱片给与折扣,还要花钱打电话定购唱片、付邮资、付钱给职员和商店,我们不能继续了。有时候我们的顾客假装他们没有收到唱片,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出第2份唱片,经常还会第3份、第4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正在逐步损失金钱,不久以后我们就透支了1万5千英镑。
  这个春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比利时的大订单,我去了出版这些唱片的唱片公司,没有交付在英国购买时必须交的零售税便购买了唱片。然后借了辆货车,驾车去多佛摆渡到法国,接着驶往比利时。在多佛盖过章的文件确认出口的唱片数,但是当我到加来时,海关要求我出示另一份文件,证明我不会在法国途中出售唱片。英国和法国政府对唱片都征收零售税,而比利时不。我没有这份官方信件,只能被迫摆渡回多佛,而唱片仍然压在货车里,它们仍是库存商品。
  然而,当我驾车回伦敦时,我渐渐想到我现在满载着一货车表面上出过口的唱片,我甚至有海关的图章来证明,而法国海关不允许我通过的事实没人知道。我没有为这些唱片付过零售税,我可以利用邮购或者维珍商店销售它们,而相比较以前正规的进货途径,将大约多盈利5千英镑。像这样三两次,我们就可以还清债务。除了维珍音像负债1万5千英镑,我抵押了两万英镑的贷款将庄园和外屋改造成录音棚。这个计划如此完美无缺,尽管是一个犯罪计划,但是在此之前我经常触犯法规,那时我觉得就算我犯了错,我也不会被抓住,我还没满21岁,社会常规对我不起作用。精力充沛的最佳表现是我这时疯狂地爱上了克里斯蒂?托马斯,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孩。
  一天,我正在庄园里找我们的爱尔兰猎犬“私酒”,我走上楼沿着走廊打开所有的卧室们,大声叫唤:“私酒!私酒!”猛地推开一个小卧室的门,发现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在换衣服,比起“私酒”,她更加吸引人,而且她一个人,只穿着旧紧身牛仔裤和黑色的乳罩。
  “你现在看起来真漂亮,”我说,“多点衣服我会遗憾的。”
  “你到处喊‘私酒’是指什么?”她问。
  “‘私酒’是我的狗,一头爱尔兰猎狼犬。”我说。
  令人遗憾的是,克里斯蒂穿上了件衬衣,但是我设法和她聊了大约1小时的天,她到英格兰来度暑假,认识了一个在庄园工作的音乐家,随他到这骑马。
  我们驾驶不同的车回伦敦,克里斯蒂和她的音乐家男朋友一起,我独自一人。我一路尾随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相见,最终决定写封短信给她。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小纸片上飞快的写着,要她7点钟给我电话。一直等到阿克顿碰上红灯时,我跳出车,向他们跑过去,敲敲克里斯蒂的车窗,她把窗摇了下来。
  “我来告个别,”我说,并弯下腰在她脸颊亲了一下,“回美国旅途愉快。”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地把手伸进车内,当克里斯蒂的手和我的手交握时,把短信放进她的左手,还冲她的男朋友微笑,“希望唱片卖得好。”我对他说。
  绿灯亮了,塞在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我试图抓住克里斯蒂的目光,但是她直盯着前方,我跳回自己的车,驾车回到了“阿尔伯达”号。
  我坐在电话机旁拒绝打一个电话,这一点也不像我。直到7点钟,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你能走出电话亭,打个的士吗?”我问,“赶快过来看我,我住在一艘叫‘阿尔伯达’的游艇上,要出租车司机带你到小威尼斯沿河路,栅栏上有个小木门直通船道。
  “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克里斯蒂说,“我10分钟后来看你。”
  当克里斯蒂到来时,我在“阿尔伯达”号上开始了第2段狂热的爱情。
  第二天早上,我又该踏上假装出口唱片去多佛的旅途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之前我已经去了3次,挣了1万两千英镑,最后一次旅途将带来足够的钱还掉我们的透支款项,然后我将放弃这种诡计,全神贯注到商业上。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把唱片装上货车,准备去多佛,这次我比平时更随意,文件盖章后我甚至没有去渡口,仅仅开车在码头转了一圈就赶回伦敦了。我急着回到“阿尔伯达”号,那是1971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船道两旁的苹果树开花了。
  克里斯蒂走了,我惊慌地打电话到她男朋友的公寓,当他接电话时,我装成了美国口音。
  “我找克里斯蒂?托马斯小姐,”我说,“这里是美洲航空公司。”
  “我马上让她接电话。”
  “克里斯蒂,”我压低嗓门,“我是理查德,假装你在和一个旅行社通话,然后一旦你有空就回电话给我,去公用电话。”
  “非常感谢,我会的。”克里斯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15分钟后,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等我1分钟,”我告诉她。
  “好了,埃迪,”我捂住话筒说,“该出发了。”
  埃迪是负责装运唱片的司机,他立刻赶去克里斯蒂男朋友的公寓。
  “克里斯蒂,”我说,“你电话是多少?电话要花些时间。”
  我再打电话回去,我们谈了很久,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故事都说了一遍,20分钟后埃迪从公寓回来,他把克里斯蒂所有的衣服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并且告诉她的男朋友克里斯蒂搬过来和我住了。
  “克里斯蒂,”我说,“你最好到我这来,我有些东西给你看,是你的东西。”
  我拒绝说是什么东西,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来到了“阿尔伯达”号,向我告别,准备回美国。
  当她抵达时,我举起她的手提箱,她试图抢过去,但是我打开箱子,她的衣服洒得满船
  舱都是,然后我抱起她去了卧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这天,海关国税局的官员正计划搜查维珍。我以前从没被搜查过,因为不止我一人逃税,许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税,他们的手段比我复杂多了。我仅仅把本该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销售,一部分囤积在下星期开张营业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国出售。
  半夜里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欧洲大陆的“假旅途”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关国税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药店买个紫外线灯,把它照在我从百代唱片公司买的唱片上,我就会看到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的塑料薄膜上有一个发荧光的“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会搜查我。当我致谢时,他告诉我帮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经劝阻一位打电话到学生咨询中心想自杀的人,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怀疑他是一位海关官员。
  我立刻打电话给尼克和托尼,冲出去在药店买了两个日光灯,我们在南码头路碰头,从货架上拉出唱片检查。可怕的事实出现了:我们从百代唱片公司购买的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分钱。妈妈告诉法官她将提供她的家——农场作为担保,我对她的信任感激难言。我们在法庭上深深凝视对方,相对而泣。父母的信任我必将回报。
  “你不必道歉,理查德,”在我们乘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说,“我知道你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们必须继续,昂首面对这一切。”
  整个夏天我为自己给父母增加的负担羞愧不已。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求同海关税务局谈判申请庭外和解。相对于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英国税务局更关心如何抽取更多的钱。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交付1万5千英镑,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分期付掉4万5千英镑,整个罚金是维珍偷税所得的3倍。如果我同意偿还所有的罚金,我将被免于犯罪纪录。但是如果我不能偿还,我将再次被捕并接受审问。
  狱中的那晚后,再加上同海关国税局的谈判协议,我需要双倍努力工作,使维珍成功。尼克、托尼、以及刚加入维珍的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 德雷珀和克里斯,决心帮我不进监狱,他们知道入狱的他们也有份,所以很感激我代人受过:我们都卷进了这件事,它甚至让我们团结得更紧密。尼克不顾一切地想挣钱还账,他开始在全国开维珍音像店;西蒙开始谈一个音像品牌;克里斯开始真正地出口唱片。大大小小的激励接踵而至,但是避免入狱对我是最有说服力的激励。
  因为邮购业务成长受到限制,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扩展音像店。接下来两年是管理现金的速成班,从一个用饼干罐和一堆借据、账单来管理一点点现金的不规范公司,我们开始高度地重视现金。我们用店里挣的每一便士去开另一家店,接着从新店得到的一英镑付我欠海关国税局的帐。
  最后我付清了所有的东西,解除了妈妈所做的担保。3年后我也归还乔伊斯姑姑的7千5百英镑,还包括1千英镑的利息。如果我不能还完海关国税局的帐,我的余生将毁了:难以想象有犯罪纪录的人被允许开航空公司,或者成为国家彩票的强有力竞争者。
  我们必须通过店铺、海外市场和邮购业务卖掉更多的唱片,吸引像史蒂文斯或者保罗?麦卡尼这样的大艺术家来庄园录音,并建立一个音像品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甚至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清楚,我们第一笔财富以一种有篷货车的形式悄悄地沿着碎石路来庄园了。这次不是运违法的唱片,而是从伦敦带来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和他唱民歌的妹妹,为一支乐队的伴奏。他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他妹妹则是在酒吧唱歌的民歌歌手。他们希望在乐队的其他人不用录音棚时能够录制一些多乐器伴奏的音乐,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和莎丽?奥德菲尔德。

  6.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1971-1972)(1)

  1971年在邮政罢工让我们破产之前,一个有南非口音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走进了我在南码头路的办公室,并自我介绍说是我的表弟——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耳大学,来到伦敦时只有100英镑;他哥哥是牛津大学拿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西蒙正考虑像他一样拿到研究生文凭,同时他也在找工作。
  西蒙在一次圣诞家庭聚餐时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告诉他和我联系。午饭前他刚找到我
  ,我们去街拐角处的希腊餐馆吃东西,在那里,吃着冷肉丸、土豆片和豌豆,西蒙向我解释他想做什么。当他就读于纳塔耳大学时,他在南非《星期天时代》工作过。他告诉我星期六熬通宵等第一份杂志交印,然后夹着它去爵士乐夜总会的故事。我们交流着有关新闻业的故事,然后转到了音乐上。
  西蒙是个乐迷。因为我很早离开了学校,从没有上过大学,所以错过了躺着听音乐那些漫漫长夜。即使在《学生》地下室里经常播放音乐,我也太忙于拉广告和同印刷商谈判,没空沉醉其中。如果我听唱片,只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却不能把它同其他乐队做比较,或者分析它受到了谁的影响。而西蒙好像听过了所有乐队发行的所有唱片,他不仅仅喜欢最近《门》的专辑:也能透彻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前一张专辑的,如何将这张专辑同别的音乐比较。在纳塔耳电台,他已主持了自己半小时的节目。我不久意识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要懂音乐。
  我们也谈到政治。虽然我曾参与过很多的政治示威,比如反越战游行,但是同南非政治相比,这些不值一提。西蒙狂热地喜欢音乐和政治,并且将音乐看作政治抗议的一种途径,他在纳塔耳大学的一个同学史迪夫?比克领导了南非黑人学生联盟;西蒙的指导老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被政府的警员射杀于自己孩子的面前。南非政府反对任何持不同政见者,西蒙无法像基米? 亨德里克斯和鲍勃? 迪伦那样创作暗示政治和性的歌曲。
  在我们喝咖啡之前,我已说服西蒙来维珍工作,职责是为维珍音像店和维珍邮购做采购。我们没有尴尬的报酬谈判,因为每个在维珍工作的人的工资是每星期20英镑。
  我们仍然在试图将《学生》卖给另一家杂志社,虽然已经一年没有出版了,但是托尼依旧制造每一期的样品页,试图加深潜在购买者的印象。因此他很高兴把唱片采购的任务移交给西蒙,回转到更有政治性的问题——《学生》的未来。托尼仅仅给了西蒙一个不可违背的黄金定律:“维珍从不进安迪? 威廉斯的货!”然后在早上第一次联合会议上办完交接。
  “你不必担心,”西蒙说,“我决不会违背这个规定的。”
  从那以后,西蒙开始独立工作。我正同克里斯蒂热恋,努力阻止她回美国完成建筑学业,我为她提供一份修复庄园的工作:“来吧!你不必学习6年后才成为建筑师,现在就开始做吧!”
  没有太多的劝说,她最终同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她很自然,有着完美的个性,长长的金发,漂亮的精灵似的脸蛋,她为庄园购买巨大不凡的家具,不久成为伦敦所有拍卖行的常客。
  在尼克管理邮购业务和维珍音像店的资金时,通过选择库存什么唱片,西蒙开始清楚规定邮购目录和维珍音像店,西蒙对音乐的感觉很快成为维珍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音像店不仅仅是音像店:它代表店主的品味。我不知道推广什么音乐,但是西蒙有很多绝佳的计划去其他不知道的地方收购不知名的国外专辑。时尚与否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他开始直接从美国空运进口唱片,赢得竞争。我们过去只经营专辑,因为单曲要么太粗糙,要么是为招揽顾客而削本出售的。70年代的严肃乐队“粉红弗洛伊德”、“Yes”或“起源”很少发行单曲,这些乐队也不出舞曲,他们的乐曲是需要躺着欣赏的。有很多关于同一首歌有不同录音版本的争论,我们出售一些和英国版本有不同包装并且有时候歌曲版本也不同的美国专辑,这时候争论变得特别激起人们的兴趣。时至今日,全球市场里光盘已经标准化。
  我们主要从德国、法国和美国进口唱片、秘密交易私人收藏的演唱会实况录音带,还通过处理唱片公司清仓和脱销的唱片赚了很多钱。由于我们经营邮购业务,所以我们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信定购特别的录音带,因此我们这些清库品实际上还有一些剩余需求,便宜选进流行的唱片再高价卖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绝大多数人以为音像店的成功在于卖唱片,实际上,维珍在邮购和音像店两者上的成功都基于西蒙采购唱片的技能,他能够挑选出不在主流商店销售的乐队,然后通过维珍大量售出。他十分了解音乐,甚至在乐队成功之前就能预知他们的唱片销量怎样;利用这种直觉,两年后他为我们建立了维珍这一音像品牌,没有西蒙,这种活动只能失败。我们的另一个天才是约翰?瓦诺姆,他成功促销所有唱片,为商店撰写广告标语。
  维珍的名声扶摇直上。
  最好的音乐整天在商店和货仓播放,店员和顾客们都四处躺着吸麻醉品,谈论怎么得到范德格拉夫发电机公司设立的有大额奖金的美国唱片奖“浮质灰机器”。每个人都喜欢性,对于任何21岁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不过在此之下有项业务需要运营:在庄园,建筑工作拖延不决。我害怕汤姆?纽曼打来的每个电话,他正在安装所有的设备,经常要钱买各种录音设备。同时我要还海关的罚金和抵押贷款,还要担心是否我会随时被送进监狱。
  邮购业务主要吸引的是寻找冷门唱片的严肃音乐购买者,这项业务看起来很难扩展,我们意识到如果要赚钱,必须开更多的维珍音像店。
  我和尼克开始计划重要的扩张,从1971年底到1972一年间,我们的目标是每月开一家新店。1972年圣诞节前,我们已经有了14家音像店:几家在伦敦,全国每座城市各一家。除了需要管理店铺库存的所有唱片,做店铺宣传,挑选和培训店员,建立财务系统控制现金,我们还发现开店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谈判租约会狠狠的杀价,并要求前3个月免付租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否则我们将放弃开店,虽然我们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张时,前3个月的销量会帮助交付前一家新开店的租金。
  开店让我们学到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未来十分有利,我们常常在主要街道寻找便宜的店面,花很低的房租就能吸引购物者多走几步进店。我们也选择青少年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布莱顿的钟楼和利物浦的勇敢街,我们常问当地的青少年,哪儿是音像店的最好位置,要知道,城镇的许多人们不会违反旧俗。
  唱片零售另外一个特性是唱片转化的速度。当像大卫? 鲍威那样大规模的唱片发行时,你得在几个小时内计算他的销量,因此你需要监控主店,发现那天销售什么,然后利用这个信息重新布置其他店铺的唱片展示。如果那天你卖完了主打唱片,那么顾客当然会到别的店铺去选购。一旦你失去了销售一张《匈牙利小渔船》的机会,那你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同样的唱片不会重复销售。虽然你经常存有《匈牙利小渔船》,但是你70%的销量产生在上市后的最初两个星期。
  最开始,维珍唱片店形象定位为——人们来这花时间听音乐和选购唱片,尤其强调卓越和时尚的品味。随着主流唱片增多,我们希望向青少年展示更吸引人的东西。我们的商店断然拒绝销售大卖场的新潮少年男女的唱片,例如席卷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奥斯蒙德”和“The Sweet”。拒绝储存加里?格兰特和所有glam-rock明星的做法经常令我担心,因为我们放弃了短期收入,然而,西蒙提出关于风格有说服力的论点,向我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独特的定位,将会保持完整性并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定律,”他告诉我,“那个市场不属于我们。”
  诺丁?希尔门130号的店铺成为维珍音像店中最好的一家。西蒙开始在它楼上工作,我们又把床垫铺在店里的地板上,这样人们能够整天躺在那。当人们开始来伦敦的理由是去维珍音像店时,我们成功了。卖唱片,同顾客聊天,推荐音乐,在柜台下摸出最近的走私唱片,前往酒吧和夜总会听更多的乐队演奏,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1972年3月在利物浦勇敢街开维珍音像店时,我骄傲地看见第一个星期的销售额达到1万英镑。一星期后销售额变成7千英镑,接下来的一周下降到3千英镑,盛夏前一周销售额只有两千英镑,我决定去那看看究竟什么问题。店铺里站满了人,摇滚迷都挤在一个角落里,摩登族在另一角,嬉皮士懒散地躺在钱柜边的地板上,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在播放,但是没有人买东西。所有人在这都很开心,但是没人去付款,同时他们使其他的购买者进不来。我们想把唱片店做成俱乐部的策略失控了。第二个月,我们的店员站在门口礼貌地提醒入店者他们是进了家商店,而不是夜总会;我们安装上更亮的灯,把营业柜台搬到窗口。保持店铺的气氛和保持盈利只有一线之隔,商店的营业收入终于回升了。
  扩张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困难是采购到唱片,因为我们常年打折,因而冲击了主要零售商,以至于包括宝丽金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绝给我供货,其他公司拒绝供货则是基于怀疑我们的还款能力。尼克和克里斯(克里斯是希腊人,我们的销售经理)打遍所有供货商的电话,最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解决办法:伊令市一家叫“突然出现”并由雷蒙德? 拉雷经营的小音像店,雷蒙德准备用自己的账户为我们买唱片,对他而言这是笔好买卖,因为收取百分之五的差价后再交给我们。
  当我们第一次同雷蒙德做这种生意时,我们给他唱片目录加到他自己的合同里;货到后托尼或者西蒙将驾车过来装载,把他们送往三四个维珍商店。“突然出现”是一个小商店,墙壁漆黑暗淡无光,海报随时要脱落。一箱箱唱片挪进挪出挺困难,我们设法克服了。第二年,随着我们的店铺越开越多,经由雷蒙德店铺的定购的唱片数量也在增长,不久雷蒙德从唱片公司订购了数千唱片,我们得用大货车去装载。
  我们一直试图同唱片公司直接打交道,但是他们继续漠视我们。不久维珍成为英国最大的连锁唱片店之一,雷蒙德店铺的景象变得十分滑稽:一队货车在前门卸完数百箱唱片后,工人们摇晃地穿过商店搬到后门,把唱片再装上另一队货车,最后将唱片运往维珍音像店。我们仍然必须交额外的百分之五差价以从雷蒙德那里购买唱片。最后,我和尼克再次去唱片公司告诉他们现实,他们同意直接卖唱片给我们,雷蒙德? 拉雷作为喜剧中挣钱人的角色结束了,他的店铺又只能每星期卖几打唱片,他的会计不知道自己这个神奇的商店究竟除了什么事。
  1972年,西蒙爱上了一名南美女孩,他告诉我们他准备离开维珍去智利和那个女孩一起生活;最终庄园向艺术家开放,能够录音了;已经有了20家维珍音像店,邮购业务开展得也挺好。西蒙已经和我工作了1年,但是我才意识到他对维珍有多重要:他对音乐的选择树立了维珍音像店的形象,静静地在维珍音像店呆上一下午是一种时尚。西蒙经常谈到的信誉和我们先前经历的个性销售已经产生作用,音乐新闻撰稿人现在开始讨论维珍推广哪个艺术家,当我们把一个折衷主义的德国乐队放在商店橱窗时,这个叫“丹吉尔梦想”的乐队成为话题
  ,唱片公司开始和我们联系,询问维珍音像店是否可以为他们的乐队做特别推广。
  我努力劝说西蒙留下来,但是他仍准备离开。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1月内就和她聚在一起。在那个月中,他突然收到女孩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虽然他极度失望,但是很明显他的未来是在伦敦,而不是南美或者南非。由于维珍现在有了音像店和录音棚,所以我们开始谈论我们初次会面时在希腊餐馆讨论的宏伟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维珍建立音像公司,我们能向艺术家提供地方录音(我们对此收费),我们可以印刷和发行他们的唱片(我们可靠之盈利),我们有庞大还在发展的连锁店,在那里我们可以推广和销售他们的唱片(获得零售利润)。这三项生意相互整合,也有益于我们签约的乐队,因为我们能降低在庄园、生产车间的收费,能在商店和零售终端加大促销力度,使利润最大化。
  我和西蒙达成一项协议,他将建立和管理新的维珍唱片公司——维珍唱片,他将拥有公司20%的股份。自此之后将同维珍音像店分离,我和西蒙想签约的首位音乐人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迈克? 奥德菲尔德。
  迈克? 奥德菲尔德童年艰辛,他的妈妈是个酒鬼,他经常把自己锁在阁楼里,自娱自乐演奏所有的乐器。14岁时,他和唱民歌的妹妹莎丽一起出唱片,二人发展了叫民歌二重唱,同“穿越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15岁时他离开了家,和戴夫? 贝德福德一起成为凯文?埃冶的乐队“全世界”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的两个星期,迈克作为伴奏吉他手同在庄园录音的歌手亚瑟?路易斯签约。迈克很快开始同汤姆?纽曼聊天,一天终于鼓起勇气交给汤姆一盘自己音乐的录音带。迈克自己录的这盘磁带配上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全长18分钟,没有名字。汤姆听过后这样描述:“极度浪漫、悲伤、刺激、有才气”,然后汤姆给西蒙放了这盘磁带。西蒙非常惊讶,他试图帮迈克接触一些唱片公司,但是都遭到拒绝了。
  一年后,当我和西蒙坐在游艇上最终决定创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打电话给迈克,令人高兴的是他依然没同任何人签约,他觉得被唱片业彻底拒绝了,因此对我们想发行他的音乐感激莫名。他直接到游艇见我们,我建议迈克应该回庄园并在那里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录音棚有空,他和汤姆?纽曼可以一起制作他的唱片。
  “但是我需要租用一些乐器,”迈克提醒我。
  “比如什么?”我抽出日记准备写下来。
  “一把好的电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管风琴,一个精密低音提琴,一个好扩音器,钟琴,曼陀林,以及电子琴——”
  “那是什么?”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它不是必须的。还要三角铃,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还有一些排钟。”
  “什么是排钟?”我问。
  “管状的钟。”
  我写下“管状的钟”,准备在一份音乐杂志上找到所有的这些乐器。吉他要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Fender 扩音器45英镑,曼陀林15英镑,三角铃要价1英镑,排钟要20英镑。
  “管状的钟要20英镑?”我说,“它们最好值这个价。”


  第四卷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 丹尼”改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 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 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伦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 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 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 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laddin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mm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Net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 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
  但是在维珍首次发行的四张专辑中,只有《管钟》真正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完全是原创音乐,立刻吸引了无数顾客。人们为它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不仅听音乐,而且对迈克是如何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觉得叹为观止。我还记得《NME》的一篇评论,我读了好几遍才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理解评论家真正在说什么,但是他显然为这专辑着迷。《NME》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报纸,有它对《管钟》的称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张专辑。
  除了这些评论之外,一旦人们听过一次《管钟》,专辑将大受欢迎,就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次收听证明一切。”问题是怎样得到收听的机会。我向所能想到的电台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播放《管钟》,但是那时候3分钟的单曲统治了电台音乐,没有空间留给45分钟长且没有歌词的音乐。无线电3台因为它不是莫扎特的音乐拒绝了它,无线电1套拒绝的原因是它不是加里?格兰特的音乐。
  头两个星期,《管钟》销售死气沉沉,然后我邀请了约翰?皮尔到“阿尔伯达”号吃午饭。自从《学生》对他采访后,我们就认识了,他也建立自己的蒲公英唱片公司。作为唯一在电台演奏严肃摇滚音乐的人,他的节目也是《管钟》赢得电台播放的唯一机会。吃过午饭,我们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放出《管钟》,他被迷住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约翰最后说。
  下半个星期我们从电台听到约翰?皮尔的推荐,当时我、迈克? 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来的每个人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今晚我将不播放很多的唱片,只为你们播放一张由年轻的作曲家迈克? 奥德菲尔德所制作的唱片,这是他的首张唱片,名叫《管钟》。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它由一个全新的唱片公司维珍发行,而且是在牛津维珍自己的录音棚里面录制的。你将不会忘记它。”
  这时《管钟》开始播放。我躺在沙发上,每个人都躺在大扶椅或者垫子上,拿着啤酒、葡萄酒、香烟和大麻。我看见其他人都躺在那沉迷于音乐中,但是我依然担心,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停止考虑所有的想法和各种可能。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收听约翰?皮尔的节目?其中有多少人第二天会出去购买《管钟》?他们是否会等到星期六或者到那时就忘记了?他们会来维珍音像店还是从史密斯店定购?我们多久可以收到版税?我们将加印多少张?我们怎样把它打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自己自己像个局外人,无法全神贯注于音乐中,就像西蒙、尼克和佩妮那样(佩妮是我的新助理,她十分可爱漂亮,有一头飘逸的黑发,经常大方地微笑)。我十分清楚维珍需要卖出许多唱片才能赚钱交下个月的税,《飞行茶壶》和《浮士德的磁带》很难在排行榜上赶超滚石乐队或者鲍勃?迪伦,但是《管钟》很特别:今晚广播后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维珍将再也不能购买如此长的广播时段为它做广告。
  迈克? 奥德菲尔德沉默地坐在那,靠在佩妮的身上,直盯着收音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管钟》的唱片封套镶在画框中,封面是一个巨大的管钟悬挂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迈克盯着它就像看见了海。一个贪婪的想法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或许他已经在梦想下一张专辑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音像店打电话来定购《管钟》。除了打破传统播放《管钟》,约翰?皮尔在《收听者》节目中又做了如下评论:“当在太多的场合有人说某位当代音乐家的唱片值得“永远珍藏”时,我都想去外面透透气。加里?格兰特和Sweets没有任何持久价值,仅被认为代表了70年代真实的声音。说完这些,我将告诉你一张有力量、能量和真正精彩的唱片,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摇滚音乐家在历史上的首次突破。”
  约翰?皮尔还说了很多很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收听了他的话。
  我们安排贡和浮士德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唱,但是计划在6月25日举行的《管钟》音乐会,才是我希望能让全国性的媒体来目睹的盛会。我们让人觉得《管钟》音乐会不可错过,设法让后来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的迈克?泰勒、史蒂文?希里奇和北方乐队同意一起演奏不同的乐器。
  音乐会的那天迈克来游艇看我。
  “理查德,”他平静地说,“我不能完成近今晚的音乐会。”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
  “我就是不能去,”他喃喃地重复道。
  我感到一阵绝望。我知道当迈克想要什么时,他和我一样固执。可是整个音乐会已经安排好了,票也卖了,甚至电视报道也有了,不过我不能利用任何一样来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只会加强迈克的决心,我必须狡猾些。
  “让我们去兜会儿风,”我平静地说,走过船道去发动外面的宾利车。我知道迈克经常羡慕地看着这辆有红色皮座椅的蓝灰色轿车。我希望平静地驾驶过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后会让迈克改变想法。很快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我将速度放慢,已经有一群人在去音乐会的路上。
  “我无法上台,”迈克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这场音乐会可能把他推到完全不同的平台,让他有可能和平克?弗洛伊德站在一起。我停下车。
  “你想开车吗?”
  “好的,”
  我们继续开车,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经过维多利亚港,海德公园从车窗前闪过,从我以前编辑《学生》的教堂附近经过。
  “迈克,”我说,“你喜欢要这辆车吗?作为礼物?”
  “礼物?”
  “是的。我现在就出来,步行回家。你就一直驾车,车是你的了。”
  “住口!它是你的结婚礼物。”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是开车去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今晚上台,它是你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当迈克握着方向盘时,我注视着他,知道他动心了,我希望他会同意。
  “成交,”迈克说。
  我将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和我父母,我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宾利车,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太在意。算上所有的魔力和情感价值,宾利只不过是辆轿车,至关重要的是让迈克登台和销售《管钟》,如果他成功了,我将能买我想要的任何车。随着《管钟》的节奏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飘荡,周围一阵沉默,人们在回味他们刚刚听到的东西,似乎被催眠,没有人想破坏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跳起来大声喝彩。我坐在克里斯蒂和西蒙中间,我们站起来,欢呼鼓掌,泪水流过脸颊。迈克站在管风琴前,鞠躬说着谢谢,我们只看见他小小的身影,甚至乐队都向他鼓掌,他成了新的明星。
  那天晚上我们卖出了几百张《管钟》,迈克太惊骇了,以至不能同新闻记者说话。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挤着去买他的唱片,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似乎被强奸了。”就和他的新宾利一起消失了,后来很多年迈克一直拒绝回到舞台上。克里斯蒂和我走回家。从那晚以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成为当年最著名的专辑。维珍唱片也出名了,钞票滚滚而来。
  《管钟》于7月14日登上专辑排行榜第23位,没到8月就上升到第1位。接下来的15年里,无论迈克? 奥德菲尔德什么时候发行专辑,它都会成为前10名。《管钟》最终卖出了1千3百万张,在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专辑中排名第11位。牺牲我的宾利车是值得的。
  虽然维珍一夜成名,但我们还是家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没有能力把唱片发行到全国去。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较大的唱片公司代理,我们可以得到预付金,所有利润都归他们。如果唱片公司销售额回收了预付金,才会付给我们版税,一般在16%左右。这是像维珍这样的菜鸟唱片公司的常规选择。
  第二种选择更冒险。不谈付预付款和版税,只让另一家唱片公司代为生产和发行唱片,维珍自己负责所有促销工作,承担所有风险,可能一败涂地,相应地,如果唱片卖得好,那么我们会获得所有的利润。
  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将自己的唱片代理权让出,这种钱来得很容易,他们从其他唱片公司抽取16%的版税,一般只需要付给艺术家5%或者10%。但是我和西蒙决心要同时做生产和分销,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但是只有大胆,你才能去想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管钟》看起来挺好,我们有能力自己促销。我确信它会卖得很好,足以还清我们的投资。有了做生产和分销而不是直接授权的想法后,我们去了爱尔兰唱片公司。
  我第一次去爱尔兰唱片还是在编辑《学生》时,克里斯? 布莱克威尔创办了爱尔兰唱片,他在牙买加长大并且把瑞格音乐带入英国。爱尔兰唱片发行了鲍勃?马里的唱片,他后来成为首位瑞格音乐巨星,爱尔兰唱片还发行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乐队等其他人的唱片。
  毫无疑问,爱尔兰唱片一开始拒绝了做生产和分销的生意,他们已经取得了“蚕茧” (Chrysalis)和“魅力”(Charisma)两家公司的代理权,希望维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版权比——18%。我们只要付给迈克5%,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爱尔兰唱片公司的出价,那么我们自己将有《管钟》销售额13%的收益。如果每张2?18英镑,那我们相应有28?5便士,也就是说如果《管钟》卖得非常火的话,那我们大约有17万1千英镑的盈利,当然这要卖出60万张(双白金唱片,一张唱片销量达到20万张就成为黄金唱片,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
  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 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 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 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 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 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 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 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 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 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 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 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 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 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是在我看来,性手枪乐队比绝大多数乐队的风险小。”
  A&M唱片公司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同性手枪乐队签约,但性手枪讨厌他们,也讨厌任何其他唱片公司——至少他们假装如此,认为唱片公司是资本家,只会压榨他们赚钱。乐队的鼓手“邪恶西德”签约仪式后立刻放纵自己,砸坏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到处呕吐。我一听到这些,立刻拿起电话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果然,德里克?格林放弃他们。
  “我能同他们签约吗?”我问。
  “如果你能招架得住,我们实在没办法。”
  性手枪乐队收到了A&M唱片7万5千英镑的违约金,加上百代唱片5万英镑的违约金,除了说粗话和呕吐捣乱,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赚了12万5千英镑。性手枪乐队再次寻找唱片公司。
  我开始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如此熟稔的商业手法很欣赏,现在性手枪成为国内最令人厌恶的乐队,在所有向物质化投降的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依然不改本色。他们有首单曲叫做《上帝拯救女王》,我知道他们想在1977年7月的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发行。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出身的商人。但是好几个星期过去,纪念日越来越近,没人来同性手枪签约,维珍或许是唯一一家。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来见我们,谈判双方的处境对换,维珍用1万5千英镑签下性手枪在英国的权利,外加5万英镑的海外发行权。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签下性手枪的那刻起,麦克拉伦想方设法摆脱我们,诱使我们毁约。让他惊骇和困惑的是,我们不为所动,如期发行了《上帝拯救女王》。它被BBC禁止播放,但飞速上升到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像维珍和“主人之声”等唱片店的销售数字被排除在排行榜的统计之外。
  1977年7月女王登基周年纪念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艘泰晤士河的游乐船,沿河向下议院驶去。警察怕出事,派了两艘警察艇尾随而至。等到我们靠近下议院,乐队拿出吉他和鼓槌,吼出他们自己改编的国歌版本:
  上帝拯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把你变成笨蛋,
  成为潜在的氢弹。
  上帝拯救女王。
  她简直不是人,
  英格兰的梦想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警察驶进我们,要求乐队停止演奏,但我们的船有乐队演奏证,所以警告无效。这让人回想起当年甲壳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的屋顶上现场演奏时,警察也曾拔掉他们的插头。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把我们带回了码头,并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因为他情绪激动地反抗,大叫,“法西斯猪!”
  那个星期《上帝拯救女王》的销量超过了10万,很显然它是最畅销的唱片,但是《冠军排行榜》和BBC宣布洛德?斯图尔特才是第一。《上帝拯救女王》被电视和电台禁放,在我们看来,这是笔好买卖:禁得越严,卖得越好。
  性手枪是维珍的转折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乐队。他们不但让维珍重新出名,而且让我们开始做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全国焦点: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听说过性手枪。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指出的那样,“比议论更糟的是没有批评。”1977年除了周年纪念本身,性手枪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报纸版面,恶名成了他们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报道是负面的,但是15年前滚石乐队出道时也是如此。
  1977年11月,维珍发行了《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唱片封面是天才的设计,从报纸标题上剪下,字体好像绑架者的恐吓信。维珍商店在窗户上贴好黄色大海报,为唱片做广告,不奇怪,这样会冒犯某些人。一天,我们在诺丁汉的商店经理由于违反1889下流广告法案被捕了。10年前我因为学生咨询中心为性病患者提供帮助而做广告,违反了同一个法案被捕过。我马上打电话给从前为我辩护的约翰?莫蒂默。
  “恐怕我们再次违反了下流广告法案,”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用‘阉牛’这个词。
  “阉牛?”他问,“用阉牛究竟哪里错了?它是我的口头禅。”
  “他们要我们删除性手枪的海报中‘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他们威胁要禁止这张专辑。“他告诉我,我们需要一名英语教授作为语言学顾问,教授能够为我们定义‘阉牛’的准确定义。因为案子发生在诺丁汉,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诺丁汉大学。
  “请问我能同你们的语言学教授交谈吗?”我问。
  “詹姆士?金斯利教授。”接线的女士说。
  我被接进来,解释了情况。
  “你的一位员工因为展示‘阉牛’而被捕?”金斯利教授说,“阉牛这么重要!事实上,‘阉牛’这个词是十八世纪时牧师的外号。然后,因为牧师一般看起来在布道中太多的废
  话,所以这个词渐渐有了‘垃圾’的含义。”
  “所以‘阉牛’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要么是‘牧师’要么是‘垃圾’?”我确认了一次,保证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对,”他说。
  “你愿意在法庭上作证吗?”我问。
  “十分乐意。”他说。
  我喜欢这个案子。警方检控官决心赢得显然有全国影响的案件,我们的商店经理被反复询问,承认他在商店橱窗上突出展示了性手枪的海报。警官书面陈述了由于他正在张贴这个攻击性的海报而怎么被捕的。这个警察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为公众做了很好的服务,期望为此受到赞扬。
  “没有问题了。”约翰?莫蒂默说,此时他正被邀请盘问警察。
  不仅是失望,警察只好坐下。
  “我想传出我的证人,”约翰?莫蒂默站起来说,“詹姆士?金斯利教授,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当詹姆士?金斯利教授又一次解释“阉牛”一词的由来和含义时,约翰?莫蒂默靠近看着他,象是努力加强他的想法。
  “所以,金斯利教授,你是说这次指控的基础,‘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 约翰?莫蒂默问。
  “我是这个意思。或者它的意思是‘别理会垃圾,性手枪在这’。”
  约翰? 莫蒂默让法庭安静了一下。
  “‘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他沉思道,“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嗯,我没什么补充了。听起来是个奇怪的唱片名,但是我不认为教会会在意。”
  金斯利教授也同意。
  然后,检控官在这点上给金斯利教授压力,问他怎么能确定没有牧师会受到伤害。金斯利教授接着亮出了王牌,他翻下马球衫衣领露出脖套。金斯利教授也被称作尊敬的金斯利。这以前是牧师的尊称。
  “够了,”法官猛拍惊堂木,他挺直腰,挺起胸,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案结束。”

  10.“我想搬进来。”琼说(1976-1978)(1)

  1976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庄园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琼?谭普曼。最多和人打30秒的交道,我就可以对他们做出判断,我对琼则是一见钟情。问题是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唱片制作人和键盘手,他正在为维珍打造一支名叫“棚屋”的乐队。
  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女人,她不会耐着性子与蠢人相处,我知道不能采取对付克里斯蒂方法来吸引琼的注意。我以前同女人的关系绝大多数建立在演技的基础上,但是头一次
  我觉得有个女人让我不想展示惯用的滑稽动作。
  琼在一家叫渡渡鸟的古玩店工作,那儿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很近。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忐忑不安地在店外徘徊,然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这家店出售旧告示和旧广告。当我问老板娘琼是否在时,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位顾客?”她看着我。
  “对,我对旧告示挺着迷。”我边说边四处张望。
  琼走了出来,她说,“莉斯,这是理查德。”
  “那你想买些什么?”莉斯步步紧逼。
  我无路可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同琼的会面让我买了一大堆手工绘制的锡制旧告示,我最喜爱的一个告示是一幅为丹麦熏肉和鸡蛋做广告的旧画,上面一头猪自然地靠在墙上听小鸡唱歌,小鸡正在庆祝新下了蛋,画面的广告语是“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我把它送给了西蒙?德雷珀,因为他早上经常脾气暴躁,除非他吃了顿很好的午餐。他把画挂在桌子上方,这后来激发了我们年度最佳广告词:“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自那以后,这句话每年排名第一。这段时间,我所有的圣诞礼物都是从“渡渡鸟”店买的,莉斯认为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店员。
  虽然琼和她的丈夫罗尼?莱希将近结婚8年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孩子。罗尼常常出差,这让我有机会,因为他和琼逐渐疏远。只要罗尼一离开,我就打电话给琼的朋友,问他们是否要去看望琼。
  “是否介意我一道去?”我会偶尔问道。
  于是他们叫我“跟屁虫”,我不在乎,只要跟随他们过去我就能抓住机会同琼坐得近些,和她说话。我的求爱过程不像我其他罗曼史那样可以尽在我的掌握中。琼是一个非常注意隐私的人,很难发现她婚姻的状况。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感觉时,我一点不知道琼对我的印象,她或许被我的毅力激起了兴趣,但是除此之外我一片茫然。
  琼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去怀特岛,在本布里的一家小旅馆度过了周末,我们开始恋爱了。由于琼结婚了,所以我们过着双重生活。工作日她不能见我,因为罗尼在家,一天清晨她给我一个惊喜,直接跑到我家,当她进来时,看见我的女佣玛撒正端着两杯茶送去我楼上的的卧室,琼知道别的女人正躺在我的床上,她拦下玛撒,往碟子放了一束花。
  “对理查德说琼向他问好,”她说,然后转身回店铺了。
  我觉得十分羞愧,冲到“渡渡鸟”去看她,拉她出来和我吃午饭。
  “那这就是所谓不朽的爱情?”琼挖苦道。
  “嗯,我很孤单,”我蹩脚地说,“我等不到周末。”
  “多么可怜的借口!”
  我努力想装作羞愧不安,懊悔不已,但是我们互相对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私通持续了将近一年,不顾一切地在一起,只要空出5分钟就会给对方打电话。琼从“渡渡鸟”溜出来,我离开弗农院,我们在两地之间的地带会合。当我们午饭时偷出宝贵的20分钟,或者会议前留出一刻钟,或者“渡渡鸟”打烊后相聚的片刻时间时,我们试图抛开外面的世界。但是,伴随着激情,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琼已经结婚了(实际在法律上,我自己也是已婚人士),我们会伤害罗尼。在某些方面,琼和罗尼的关系同克里斯蒂和我的关系类似,罗尼想尝试和别的女人上床,他觉得琼也要扩大她的眼界,琼无法习惯一连串的一夜情,所以她逐渐开始爱上了我。
  当克里斯蒂听说我和琼在恋爱,回到伦敦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复杂,这时我已经成功从凯文?埃也斯手中买回了“恶鬼”号,差不多同时,克里斯蒂离开了他,她想回来和我重新在一起,毕竟,我们仍然还有婚姻关系。我的父母主张无论怎样你都应该坚持你的婚姻,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尊重克里斯蒂的意见。但是我在同琼恋爱,对我们每个人,这个状况是场噩梦:琼在我和罗尼间挣扎着;克里斯蒂曾经在我和凯文间挣扎;而我现在正在克里斯蒂和琼之间挣扎。不久以前我同琼才开始梦幻般的恋爱,没想到现在这将毁掉5个人的生活。
  当我和琼、克里斯蒂一起参加一次聚会时,这个关系混乱不堪的状态终于结束了,琼最好的朋友琳达不留情面地逼问我:“你真正爱的是谁?不能再这样了。你们在自杀,你必须理清楚。”
  琼在和其他人说话。
  “我爱她,”我盯着琼说,“但是她不爱我。”
  “我告诉你,她爱你!”琳达随着我的目光说。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恶鬼号。那是一个漆黑的星期五的夜晚,下着滂沱大雨,当时我正在打电话,没有听见敲门声;门开了,我转过身,是琼。
  我放下电话,跑过去抱住她。
  “嗯,我想搬进来,”琼说。
  1977年春天,一个名叫理查德?埃利斯的人来找我,他宣称有个惊人的发明——“翼龙飞行器”,他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一个男人正坐在有两个大翅膀的机器三轮车上飞越树林。理查德?埃利斯想让我试飞翼龙飞行器,然后销售。我邀请他来到庄园,这样我可以瞧瞧机器。这种飞行器看起来就像达芬奇和罗宾逊发明的综合体,三轮车外面装小发动机,飞行员
  的头顶上还掉着水平旋翼。埃利斯告诉我如果沿着马路或飞机跑道疯狂奔跑,那么发动机就会启动来带动起飞,然后,发动机让水平旋翼转起来,使我能在空中飞行。
  理查德? 埃利斯奉承我是第二个试飞这机器的人,他听说过那年我为维珍的夏日聚会安排了热气球,我对任何事情都积极尝试的性格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大麻烦。
  “要花两个周末才能学会如何使用,”埃利斯说,“所以这次你不能起飞。”
  他把发动机接上一些尾部带开关的电缆,接着把开关放在我嘴里。
  “当发动机运转良好,你正要从跑道上起飞时,咬它,它就会切断发动机。
  琼和一些朋友站在当地机场跑道的尽头观察,我绑上降落伞的带子,把橡皮塞进嘴里,看起来,会带来很多乐趣。“
  “好!走!”埃利斯吼叫着。
  我在跑道上开始尽可能地全速蹬腿,发动机启动了,脚踏车开始嗡嗡直响,虽然发动机的噪音让我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但是我能看见他们的脸。跑得够快了,可以结束试验,所以我使劲咬塞子——什么也没停,发动机甚至更快了,我拼命再咬,没用。我正以每小时30多英里的速度掠过,难以置信地快,突然三轮车倾斜在空中,整个装置腾空而起。虽然我继续又啃又咬,但是发动机继续轰鸣。我向下张望,看见每个人都抬头注视我,只有琼看来没什么兴致。我在空中摇摇晃晃飞行,几秒钟内我掠过机场旁的山毛榉林。怎么办?我在100英尺高的空中,没人告诉我怎么驾驶这飞行器。
  我用空出来的手伸向发动机,开始扯能摸到的线路。虽然发动机热得发烫,灼伤了我的手,但是我一根根地猛拽线路,将任何附带的东西扯开,我必须让发动机停下来。当经过树林,在另一块田地上空时,发动机终于停止轰鸣,安静下来。我飞转而下,冲向地面,最后时刻我迎风使机器转过来,它摔碎在小道上,我躺在田里,摔得动弹不了。
  “我们认为你驾驶得挺好。”我听见琼说。
  “我没准备要起飞,”我说,“太恐怖了!”
  当我从她头上飞过,疯狂地扭着发动机,几乎快死去时,琼仅仅在地上震惊于我如此迅速掌握了飞行器的诀窍。第二个星期理查德?埃利斯用同一个飞行器试飞,摔在地上,死掉了。
  “我们又收到尼日利亚的一张订单,”克里斯告诉我,“他们喜欢U-Roy这家伙。”
  克里斯现在是维珍出口部经理。在1977年后几个月里,他接到了从尼日利亚发来的数千英镑的生意。
  尼日利亚人喜欢瑞格舞曲。事实上那时在英国唱片公司中,只有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小岛唱片公司销售瑞格舞曲。1976年我跟随克里斯?布莱克威尔的脚步去了牙买加,准备签下一些瑞格舞乐队。连续几天坐在彼得?托什的阳台上后,我终于同他签约,他和鲍勃?马里,以及叫U-Roy的演奏者一起演唱。彼得?托什在维珍的首张专辑《让它合法》卖得不错。但是现在有了新的声音:牙买加的流行音乐DJ和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DJ剪掉自己的唱片,在打击声的伴奏下反复吟唱许多押韵的俚语和政治口号,这是打击乐的早期形式,他们被称为“祝酒人”。一个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嬉皮士U-Roy在尼日利亚就很受欢迎,我猜想在牙买加一定有更多的祝酒人,我们应该去那里垄断这个市场。
  我喜欢在冬天离开伦敦,阳光和长距离的旅行常常让我对伦敦生活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次我多了两个理由离开:我想要带上约翰?若顿,因为他同性手枪、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相处得不好;我也希望遇上琼,她和罗尼要去洛杉矶想最后一次挽救他们的婚姻。约翰?若顿很高兴去是因为他喜欢瑞格舞;琼和我则达成协议,无论如何要在她解决掉婚姻后我们才说话。
  最后一刻西蒙突然有事,我和肯一道走了。这样,1978年开始时,一个朋克摇滚乐手、一个会计和一个革新过的嬉皮士一起飞往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签下了一些瑞格舞乐队,寻找祝酒人。知道牙买加人不相信书写的合同,我们带了一箱子3万英镑的现金,还在金斯顿开了家店铺。不久城里就传开有3个外国佬在找乐手,一群群乐队开始在旅馆进进出出。肯拿着箱子坐在床上,约翰和我听乐队的磁带,同他们谈天。约翰决定我们应该签下谁,然后肯打开箱子取钱。美元在牙买加是硬通货,那里正遭禁运,所有的东西必须到黑市上去买。一些乐队太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鼓和吉他,不久我们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高大的牙买加塔法里教教徒,他们戴着大大的绒球帽,还有红黄绿相间的斑纹。一个高个子歌手屹立在我面前,亲切地歌唱着他的精神家园——埃塞俄比亚。
  我看见约翰坐在沙发上,随着音乐轻轻地点头。很难相信,这个憔悴、消瘦得像电线杆的人曾经尖声辱骂每个人、朝女王画像吐痰,激发了一代人的怒火。
  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签下了大约20个瑞格舞乐队,也和“远方王子一世”和塔帕?祖克等几个祝酒人达成协议。我试图说服约翰?若顿继续呆在性手枪乐队里,但是没有成功,他说乐队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以及乐队内部已经分裂:邪恶西德完全失控,他吸毒,粗暴地对待女友南希;约翰想单飞,他找到两个乐手,准备组成一支新乐队叫“限制公众形象”。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想把性手枪打造成继滚石乐队之后下一个经典摇滚乐队。毕竟,在米克?贾格尔由于藏毒和冒犯公众舆论而被捕后,滚石乐队开始成为世界上最有震撼力的乐队。
  到1978年,滚石乐队已经风行了15年,已经成为摇滚圣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看起来不会走下坡路。
  对于摇滚乐队,成功必然伴随着困难,想把名字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相当困难。性手枪当然已经进入了世界级乐队的花名册——不过是被当作让人厌恶的笑柄收列其中——但是我始终觉得放弃这种既得成绩简直太浪费。我劝约翰改变一下其极端朋克的形象,希望把他们推向海外:《别理会胡说》在海外仅仅售出了30万张,同英国国内的销量几乎一样,我肯定他们后续的专辑应该卖得更好。迈克?奥德菲尔德取得短暂成功就令我遗憾地从公众视野中退出了,性手枪绝不能重蹈覆辙。他们是维珍的王牌乐队,是维珍唱片迈向更广阔的成功和全新摇滚音乐的催化剂——只是约翰听不进去。
  最后一个傍晚,我们在金斯顿的河岸上的塔法里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鲍勃?马里的歌。虽然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成名带来的压力。作为他们唱片公司的老板,在我看来更大的区别在于迈克?奥德菲尔德让维珍唱片赚了很多钱,使我们能建立公司和签约新的乐队;虽然性手枪有头名单曲《上帝拯救女王》和名列榜首的专辑《别理会胡说》,但是维珍并未从他们身上挣到很多钱。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安排性手枪演出一部叫《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影片,也许我们可以发行里面的配乐,但是另一方面,西蒙、肯和我我不得不接受维珍将不再能从性手枪身上赚取更多的钱这一现实。
  他们解散十分令人灰心,幸好还是有些安慰,我们签下性手枪后,维珍成为朋克和新浪潮乐队签约的时髦品牌。音乐界看到我们对性手枪所作的促销,一群全新的令人振奋的乐队正向我们走来。西蒙已经签下了一些,比如“发动机”、“XTC”、“刹车扎制”、“渗透”和“成员”,都卖得很好;另一支叫“人民联盟”,也有一批支持者;维珍还签下了一位叫戈登?萨姆纳的学校老师,来自纽卡斯尔,艺名是“刺针”。戈登和一支叫“最后出口”的乐队演唱,被认为可能具有某些成功的征兆。
  我回到旅馆,谋划失去性手枪后维珍的未来,听到琼留下的消息,让我打电话给她。
  “我们能在纽约会面吗?”她问。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牙买加。


  第六卷

  11.生活在边缘(1978-1980)(1)

  我在纽约和琼会合,她对与罗尼的婚姻的补救以失败告终。我们在曼哈顿住了一星期,感觉就像难民,我得同克里斯蒂离婚。当有人问我是否是根据维珍群岛命名的维珍唱片时,虽然问题的答案是不,但是它听起来就像我和琼需要的爱情避风港。我们决定逃离纽约,争取多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不受任何电话打扰。虽然我们无处可住,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听说如果你对买下一座岛屿感兴趣,那么当地房产代理商就会免费提供豪华别墅入住,让你搭乘直升飞机环游维珍群岛,这听起来太有趣了。我厚着脸皮打了电话,当我自我介绍,提到
  性手枪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唱片正在扩张,我们想要购买一座岛屿提供给旗下摇滚巨星,甚至还会建造一个录音棚时,房地产代理商商开始变得兴奋不已。
  琼和我飞往维珍群岛,在那我们受到国王般的招待,并且住进了一座华丽的别墅。第二天我们乘坐直升飞机把维珍群岛跑了个遍,房地产代理商向我们展示准备出售的岛屿,我们假装非常喜欢见到的头两个岛屿,有问他是否还有更多的岛屿。
  “还有一座,它就像一颗真正的小宝石,”他说,“由一位不在这儿的英国地主出售。它叫内克尔岛,但是我认为它不合适,因为距任何地方都有数英里远。”
  就是它了。
  我们飞往内克尔岛,着陆在一片白色的沙滩上。
  “岛上没水,”房地产代理商说,“最后的居民是两个来这参加生存训练的记者,一星期没到,他们就致电求助。虽然它是整个群岛中最美丽的岛屿,但是它需要很多钱来改造。”
  海滩上有座小山,琼和我准备登顶眺望全岛。没有路,在穿过仙人掌丛时腿全挂伤了,被刺得出了血,但是山顶上看到的风景让人觉得值得:珊瑚礁环绕在岛屿周围,沿海岸线大部分都是沙滩,海水是如此清澈;我们可以看见一条大鲅鱼在珊瑚礁下的沙地上安详地散步;在这有成千上万只海鸥和一群正在捕鱼的鹈鹕,一头鹰顺气流滑过低空;在内陆,我们看见两个盐水湖和一小块热带雨林,一群黑鹦鹉在树林上方飞翔。视野内没有一所房子,眺望其他的岛屿,只能看见它们绿色的海岸线。房地产代理商告诉我海龟会爬上内克尔岛的海滩产蛋,我们转下山,找到这个房地产代理商。
  “他要价多少?”我问。
  “3百万英镑。”
  太阳从山顶落下,渐渐消失。“好想法,”琼说。我们走回直升飞机。
  “你们想出多少?”房地产代理商问,大感不妙。
  “我们出价15万英镑。”我天真地说,“嗯,20万英镑。”我补充道,试图让它听起来多些。
  “我明白了。”
  当我们飞回别墅时,显然不再受欢迎。20万英镑也不能让我们在别墅再住一晚,我们的行李被放在门口,琼和我拖着它们穿过村子找到一个简易旅馆。看来再也不会有直升飞机载我们参观群岛了。但琼和我依然决定买内克尔岛,我们觉得它是我们秘密的隐蔽处,一个我们可以经常静居的地方。虽然我们像贼一样被赶出维珍群岛,但是我们发誓一定会回来。
  回到伦敦,我发现内克尔岛的主人急于脱手,他想在苏格兰某地建所房子,需要大约20万英镑。我将自己的报价提高到17万5千英镑,坚持了三个月,最后我接到了电话:“如果你出价18万英镑,那么它就是你的。”
  毫无疑问,比起要价3百万英镑,18万英镑只是个零头,所以我当场同意,内克尔岛属于我们了。即使在这么低的价位上,仍然还有障碍:维珍群岛政府规定无论谁买下了内克尔岛,都将必须在五年内开发它,否则它的所有权将属于政府。虽然建房子和安装水管从邻近岛屿引水会开销很大,但是我和琼想一起回到那里,我要赚足够的钱维持它的开支。
  那个假期剩余的日子里,琼和我在比弗岛上度过,在那里我创建了维珍航空。我们准备飞往波多黎各,但当地波多黎各航空安排的班机取消了,机场候机室里到处都是进退两难的乘客。我给租赁公司打了个电话,用两千美元租架飞机去波多黎各,然后按座位把价钱区分,再借了块黑板,写道“维珍航空:39美元单程飞往波多黎各”。我在机场候机室转了一圈,不久租来的飞机上就满员了。当我们抵达波多黎各时,一位旅客对我说:“维珍航空不错,改进一下服务,你们就能做生意了。”
  “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笑道。
  “理查德,我要结婚了,我想让你当我的伴郎,”迈克?奥德菲尔德说。
  “太好了,”我说,“她是谁?”
  “我的治疗师的女儿。”
  迈克?奥德菲尔德是个毕生都极为内向的人。1976年9月,他在威尔士进行一个治疗,这种治疗包括在一群人面前被交替侮辱和赞扬,令人惊奇的是,迈克表现得消除了自己的内向。几天内他为音乐杂志拍了好几张裸体照片作宣传,现在他想要结婚了。
  “你认识她多久?”我问。
  “3天。”
  “你不想等等吗?”
  “我不能再等了,”他说,“只有和她结婚,她才同意和我上床。明天在切尔西登记处见。”
  无法劝说他放弃这想法,琼和我只好一起去了登记处,等待迈克和他的新娘。我们带了两个手工雕刻的非洲凳子作为结婚礼物。在迈克到来前,我们坐在上面,一对对男女从我们身边经过,结成夫妻。琼和我都曾受到失败婚姻的伤害,看着这条每6分半钟就出来一对新婚夫妇的流水线,我们怀有偏见地想,他们又会走到离婚律师那里。这使我们不敢再互相起誓,誓言似乎听起来不诚恳。虽然我爱琼,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说这些陈词滥调来证实自己。
  迈克和撒拉结婚了,我们送给他们这两条非洲凳子。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但是很早就结束了,因为迈克急着同撒拉上床。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
  “理查德,我要离婚。”是迈克。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不合适,”迈克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迈克和撒拉几乎是直接从登记处去了律师那,他付给她20万英镑作为生活费结束了这段关系。虽然我不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定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夜情之一。
  1977年,维珍全部的税前利润是40万英镑,到1978年已上升到50万英镑。性手枪乐队解体后,我们还剩下一些自己的原创艺术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他的专辑历经朋克和新浪潮冲击始终销售得很好。我们也新签约两支乐队,分别叫“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人民联盟”,他们看来更深奥,演奏的是电子合成音乐。同时,“XTC”、“刹车和杂志”两个乐队的销量也在保持增长,此外,我们继续在法国和德国畅销,尤其是丹吉尔梦想乐队。
  到1979年,局外人看过维珍后,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珍是由不同的公司拼凑而成。在弗农院的小房间里,我们经营好几家公司,尼克管理唱片店,西蒙和肯管理唱片公司,卡罗尔?威尔逊管理唱片出版公司。庄园经营也不错,我们已经收购一个在伦敦的录音棚,拓展了我们录音的生意。当初想为摇滚明星们建立一切所需措施的计划,开始逐步实现,录音、出版、分销和零售已经齐全,另外我们也建立了维珍出版公司,主要是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明星的传记。为了弥补性手枪的新专辑无法制作出来的损失,我们获得电影《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有关版权,这保证了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的发行。为了一并获得这部电影,我们创建了维珍电影,它由尼克管理。
  另一个冒险是尼克建立了“场所”夜总会,在那我们的乐队会现场演奏,人们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和社交。随着摇滚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显然乐队不再仅仅希望录制唱片、发行唱片,流行音乐的录像带正成为促销歌曲的最有效手段,一些先驱者认为流行音乐的录像带同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尼克也建立了摄影棚,我们的乐队可以在那里制作他们自己的MTV。
  维珍应该提供给艺人的另一项服务是把他们的唱片发行到国外去。虽然我们是家位于诺丁山的小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我们将没有机会同有国际影响的乐队签约。摇滚乐在市场的终端还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品,衡量一个乐队成功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准就是他们在国外的销量是多少。相对于维珍或者岛屿等小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谈判中,他们会强调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的一种选择是不与跨国公司竞争,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市场,同时将我们乐队的海外发行授权出去,当我们初创时就对迈克?奥德菲尔德采用了这种方式。虽然这样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意,岛屿唱片和茧蛹唱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觉得这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为这样不得不受海外授权公司的支配,一旦你把一支乐队授权给另一家唱片公司,那么你就失去了对它促销的所有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我们英国乐队的海外前景,而且还希望能吸引国外乐队到维珍来。我们想使法国、德国和美国乐队感到,相对于大型跨国唱片公司,他们更应该同我们签下全球发行的合约。
  我们在弗农院只有最基本的员工,很难想象在跨国公司的领域里我们真的能取代他们,但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个计划,1978年,肯到纽约建立美国维珍唱片。就像维珍在伦敦成长,把自己扩散到诺丁?希尔周围的许多小房子里,我也设想美国维珍从格林威治镇的一座房子里起步,然后慢慢向全国发展,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区域中心买下房子。
  1979年我去法国会见宝丽金法国分公司经理雅克?克讷。我不认识法国音乐界的任何人,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宝丽金分销维珍的唱片而去见他,但我真实的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在法国筹建维珍分公司的人。雅克?克讷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叫帕特里克?泽尼克,负责宝丽金唱片业务。帕特里克外表像伍迪?艾伦那样模糊不清,满头乱发,厚黑框眼镜,除了外表,行为也相似:当我们第一次出去吃午饭时,花了4小时去寻找他把车停在哪里。帕特里克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维珍的成长,他第一次试图和我们会面是在1974年戛纳音乐节上,我们在那里摆设了一个摊位,但是他只能在摊位上找到一个告示“滑雪去了”; 然后帕特里克开始来牛津街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和丹吉尔梦想乐队。
  雅克?克讷为取得维珍所有唱片在法国的特许权出价30万英镑,另外付给一定比例的版税。由于维珍当时没有钱,而且我们刚借了笔贷款购买内克尔岛,所以保险的选择就是接受报价。但是,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将深陷泥潭。尼克认为我们想补偿损失反而会损失更多,他回到唱片店决定再去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一位新的签约乐手,他是起源乐队的鼓手——1980年9月西蒙准备花6万5千英镑以独奏乐手的身份签下菲尔?柯林斯。西蒙极度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抗尼克扔过来的所有怀疑和批评。我们有机会签下菲尔?柯林斯的原因是我们录音棚业务的扩张,除了在庄园,我们在西伦敦也有了座录音棚,叫它“农村人在城里的住宅”,简称“市内住宅”。在市内住宅,我们用石头建造了第二个录音棚,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墙上挖洞来消除所有的回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出租。当菲尔?柯林斯准备录制一些独奏作品时,他没钱使用顶级录音棚,所以他预定了石头墙录音棚来代替。

  12.“没有任何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1980-1982)(1)

  1980年,我不仅同尼克分开,还几乎到了和琼分手的危险境地。我疯狂地工作,来使维珍的业务顺利进行,琼越来越感到灰心,不管我多晚回家,电话铃都响个不停,每次星期六早上我们醒来时它又会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游艇上没人,琼已经走了,她留下一张字条给我:“我怀孕了,我害怕告诉你,我从家里逃走了。如果你想我,就给罗斯家打电话。”
  当我看着这张字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改变了,克里斯蒂离开我后,我有无数风流韵事,我喜欢这种变化和自由。自从琼搬进来和我住在一起后,我害怕自己太重视琼,和克里斯蒂的婚姻让我怀疑是否有长久的关系,因此我没有对琼做过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压力让我和克里斯蒂和好,即使没有,结婚对象也要是有大学学历、会打网球的女孩,而琼一个条件也没达到。
  我记得告诉父母琼已经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时,爸妈在湖边钓鱼,一阵沉默,爸爸扔错了钓钩,它落在杂草里面。
  “它被扯住了。”他说。
  但是当我坐在游艇里拿着琼写的便条,想着我未出生的孩子时,我认识到我真正爱上了她。我已经享受了无数不同的关系,从没有想过后果,我想如果伴侣不强迫的话,许多男人喜欢在生活中没有孩子去四处游荡。我给琼的姐姐罗斯打了电话,冲过去和琼在一起。
  琼怀孕6个月后,我在伦敦,琼在苏格兰度假。她在威廉城堡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我直飞苏格兰陪伴她做手术。实际上,她没患阑尾炎,只是有刺痛的卵巢囊肿,但是医生决定顺便割掉她的阑尾。这次手术引起了琼的阵痛,她打了麻药减少痉挛,我们立刻上了救护车设法去因弗内斯苏市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下雪天穿过苏格兰简直是场噩梦,每一次颠簸都让琼更加痉挛。我们到达时,她痛苦地挣扎,手术的伤痛、痉挛和保不住孩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在因弗内斯苏市医院,琼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早产3个月,孩子幸存的机会很小,一个只有4磅重的女婴,按照我克莱尔姑姑的名字给她取名克莱尔。克莱尔难以喂养,医院也没有必需的设备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可爱的乳蓝色眼睛,但是4天后就死了。我现在对她的全部记忆就是她的小模样,我们两个不许抱抱或者碰碰她,她短暂的家就是早产儿保育器。她太小了,就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虽然当她睡着时,我们凝视着她的脸,对她的小手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大为惊异,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我们房间的铁椅刮着亚麻油地毡,还有护士过来告诉我们克莱尔死去的消息时她的面容。
  克莱尔活在她自己世界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绝望、空虚和爱。虽然她太小了,活的时间也太短,几乎就像从没来过人世间,但是在那个心如刀割的时刻,她让琼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在最小的尿布衬托下更加纤细的克莱尔脆弱的身体,看见她是如此的美丽,她就是我们的小孩,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个小孩。
  克莱尔死后,琼和我决定再要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一年内琼又怀孕了。
  琼又一次早产,这次提早了6星期。那晚我聚会完后,凌晨3点醉醺醺地回到家,立刻呼呼大睡;模糊地感到琼猛拍我的脸,叫嚷她痉挛,我跳下床,驾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了琼,带她去了产科病房。
  “看起来挺好。”他们让她安心。
  然后他们看着我:“你看来很糟,最好吃些阿斯匹林后上床。”
  那天早上一段时间后,我被4个医生叫醒了,他们透过面罩盯着我。 “琼分娩得很顺利,”他们说,“你最好和我们一起来。”
  霍莉生下来了,她有6磅重。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以置信的体验,到最后我甚至比琼更疲惫不堪。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经过克莱尔的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霍莉活着。
  1981年11月里一个寒冷彻骨的早晨,我们驾车回到游艇。琼把霍莉包好放在床上。这个冬天,她们整段时间呆在卧室,而我就在隔壁房间工作。
  1981年维珍唱片终于开始赚些钱了。日本乐队方面有了畅销专辑《绅士带走宝丽来》和《锡鼓》,我们一些最近的畅销单曲有XTC乐队的《将军和少校》和《石头中士》、伊恩?Gillan的《麻烦》和《新奥尔良》。“职业艺人”和“刹车”两只乐队也取得了成功。在我的笔记本上纪录的那个月要做的第24件事情是安排和我们的一支新乐队“简单头脑”一起参加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简单头脑乐队的专辑《新黄金梦想》畅销一时。
  1981年最好的消息是西蒙对“人民联盟”乐队的预测是准确的,他们最早的两张专辑是试验性的,也建立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当它们的销量在稳定增长时,我们知道有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战》,直接冲入前十,然后占据了头把交椅。《挑战》在英国的销量突破了1百万张,全世界的销量则有3百万。最火热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宝贝?》被一次又一次的播放,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英里。
  维珍的现金现在又恢复良好。无论何时维珍一有钱,我都会象猫一样再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一直努力扩大集团经营范围,这样我们就不会依赖于很窄的收入来源,但是我怀疑与其说是源于我良好的商业意识,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和不安分。这次我认为自己又看见了一个完美的机会。
  伦敦人习惯阅读一份指南杂志《暂停》,了解这座城市里的各种事件。《暂停》非常左倾,伦敦人常开玩笑,读完《暂停》,照他们的建议反其道而行就没错了;米克?贾格尔还曾经评论说,阅读《暂停》的目录部分就像穿过一条警戒线那么艰难。我曾经同《暂停》的老板托尼?埃利奥特就收购这家杂志交涉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市场上缺乏没有任何政治的纯娱乐指南。
  1981年春托尼?埃利奥特同员工发生了争论,导致了大罢工。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
  琼和我乡间买了一座叫“磨坊尽头”的房子,那儿离庄园录音棚很近,我们把它当作周末度假地。一个周末我邀请了托尼?埃利奥特来吃午饭,建议在他员工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办一份新娱乐杂志。托尼反对这个想法,因此我决定自己出版一份叫《事件》的杂志与之抗衡。
  由于《暂停》的员工正在罢工,市场上没有指南杂志。望如果我们能迅速抓住时机出版《事件》,即使《暂停》重新发行,那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读者群。
  知道《事件》正准备出版,托尼?埃利奥特马上给他的员工下了最后通牒停止罢工,那些最左翼的员工离开《暂停》,建立了自己的杂志《城市界限》。《暂停》将重返视线,更糟的是没了那40个左翼员工,《暂停》会成为一个纯娱乐杂志,而我们给《事件》的定位恰恰也是如此。
  新《暂停》于9月18日出版,成了我们的噩梦: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覆盖全面的娱乐杂志。接下来一个星期,分裂出来的《城市界限》的第一期和我们的杂志《时间》一道出版。3份娱乐指南杂志,伦敦市场达到了饱和,《暂停》取得了发行量战役的胜利,我们只能关闭了这家杂志。在我关闭了《事件》后,《城市界限》和《暂停》在伦敦市场上激烈争斗。最终《城市界限》失败破产,《暂停》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承认失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事件》杂志带来的一个正面影响就是我意识到将维珍各个公司分开是多么重要,这样如果一个失败了,也不会拖累集团的其他公司。每个成功的商人都会在创立某些新企业时失败,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曾至少有过一次破产,况且我们没有拖欠债务,而是还清后关闭了杂志。
  《事件》给维珍带来的损失很快就补偿了,做出贡献的有“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取得巨大成功的菲尔?柯林斯的首张个人专辑《面值》,以及后来的最引起轰动的年轻歌手“乔治男孩”。
  我第一次听说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乐队是1981年西蒙去看他们在一座录音棚里演奏后,他们的首席歌手男扮女装成年轻漂亮的女王,长发编织得像塔法里教人,苍白的面容,长拱形的眉毛,穿着像歌妓一样的长袍,西蒙为他妖异的外表和所演奏的和缓的白人瑞格舞曲倾倒。西蒙邀请这支乐队来到了弗农院,签下他们的版权。
  虽然他们是一支非常特别的创作乐队,但是第一首单曲《白种男孩》销售一般。1982年4月30日维珍发行了这首单曲,它只卖出了大约8千张,位于排行榜的114位。我们并不在意,相信只要帮乔治男孩排几张照或者让他亮相《流行音乐之巅》节目,他的唱片一定畅销。乔治看起来非同寻常,而且还有神奇的嗓音,非常聪明和迷人,人们只要看过乔治男孩,就会想买他的音乐,青少年会为他疯狂,他是一个与性手枪和詹姆斯?迪恩完全不同的反叛者。6月,维珍又出版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二首单曲《我害怕我自己》,虽然它比《白种男孩》销售得好,但是它也只排行第100位。文化俱乐部继续录制了他们的专辑《接吻变聪明》,在同我们签约之前他们已经写完了专辑中的大部分。
  1982年9月3日我们发行“文化俱乐部”的第三首单曲《你真的想伤害我吗?》时,它已经是我们推出这支乐队的最后尝试。有趣的是,广播二台比广播一台先播放了这首歌,对这首单曲的评价普遍较差。“平淡似水,无价值的瑞格舞曲。”《最轰动》写道,“糟糕。”但是随着广播二台的播放,它已经爬上了排行榜,第一个星期是85位,第二个星期就是38位。我们尽可能地努力宣传,然而BBC拒绝采访乔治男孩,把他称作“易装癖者”。正好我们听说《流行音乐之巅》的一个版面空档,我们想尽办法把乔治男孩挤进那个位置,当《流行音乐之巅》最后同意时,我们知道轰动即将来临。
  苍白的面容,摇摆的长袍,毡帽和难以置信的拱形眉毛,乔治男孩吸引了所有的青少年,无论男女,甚至八九岁的孩子与他们的奶奶。简直无法准确定义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父母们想关怀他,女孩们想渴望像他那样美丽,男孩们想让自己的女朋友也如此美丽——这些根本不可能量化。第二天满电话铃就没停过,这支单曲的订单如潮水般涌来。《你真的想伤害我吗?》跃升到第3位。然后乔治出现在诺埃尔?埃德蒙的《晚早餐》节目中,这首单曲成为冠军;当乔治宣布宁愿要杯茶而不愿要性时,他蜕变为国际偶像。
  1982年圣诞,我们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首张专辑《你真的想伤害我吗?》,全世界的销量达到400万张。下一个惊喜接踵而至,他们的第六首单曲《卡玛变色龙》成为1983年最畅销单曲,在英国卖出了140万张,在据我们所知的3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都是冠军。“文化俱乐部”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的奇才,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依靠数量上优势的颜色》的销量超过了1千万。
  维珍的财务状况彻底扭转:从1980年损失90万英镑到1982年的销售额5千万英镑、盈利两百万英镑。到1983年,我们的销售额冲到了9400万英镑,盈利也增长到1100万英镑。创建了乔治男孩歌迷俱乐部后,越加一发不可收拾,1983年我们盈利的40%来自乔治男孩。唱片业的特别之处就是毫无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前一分钟还没有人听说过乔治男孩,下一分钟从爱尔兰到朝鲜、日本和加纳,全世界的人都在哼唱《卡玛变色龙》。乔治男孩的成功只能用音速来比拟,许多人发现这种垂直的升降令人害怕,将对公司造成混乱,而我本人,则非
  常享受混乱和刺激。


  第七卷

  13 “你要继续做此事,就要从我尸体上跨过去。”(1983-1984)(1)

  放马后炮常常很容易。很多人认为尼克在错误的时机卖掉他在维珍40%的股份,然而当年尼克和我分手时,彼此都清楚销售状况和盈利状况很差。这一选择让尼克和我都很高兴:他离开一家看起来深陷麻烦的公司,我很乐于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维珍到了崩溃的边缘。尼克离开不久后,两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压缩盘(CD)变得普遍,所以我们可用压缩盘重新销售我们的音乐,许多人用压缩盘复制了自己所有收藏的唱片,当然像迈克?奥德菲尔德这样的艺术家的CD销售很好,性手枪的销量少点。 第二,维珍成为没有
  争议的领导性的独立唱片公司。西蒙对音乐的鉴赏力最终取得胜利,维珍唱片开始统治单曲和专辑排行榜的前十名,从以前被视为只有一支乐队的唱片公司,到现在是唱片业羡慕的对象。最近两年所有西蒙签下的乐手都迅速火了起来,我们有了“人民联盟”和他们的副产品“天堂17”,“简单头脑”,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中国危机”和日本乐队,最可喜的是这些艺术家是由我们自己发掘成功的。
  离维珍几近破产仅仅过去3年,尼克离开两年,过去3年手上没有几个钱用,现在在银行我们则有了堆积如山的现金,看到现金不断流进银行,我开始考虑利用它的其他途径,想尽快地再投资。虽然我专心于签约乐队,但是我需要新的挑战,希望创建更多的维珍公司,扩大集团的经营范围,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衰退,就不用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希望拓展维珍品牌,而不仅仅是唱片公司,应该致力于所有的媒体。
  我考虑扩大我们的图书出版业,维珍唱片在音乐出版方面靠出版音乐和版权过得很好,我怀疑一个管理得当的图书出版公司是否也能同样成功。我脑海中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摇滚明星出名了,那么就应该开发所有的相关产业,包括书籍和录像带、出演影片和给电影配乐。
  虽然在传统意义上维珍不是一个家族公司,但是横向看它又是一个家族公司,因为我经常把大家庭卷进公司所有的的事情中,而且我想倾听他们的见解。许多商人把他们的家庭从工作中分开,他们从未邀请过孩子进他们的办公室;当他们在家时,他们从不讨论他们工作上的事情。但事实上做生意也是一种生活,很少有企业家能够把生意从家庭生活中赶出去。
  当我在思考该怎么做维珍出版时,妹妹凡妮莎建议我应该同她的男朋友罗伯特?德弗洛谈谈,因为他已经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工作3年了。罗伯特和他的老板罗布?希瑞夫一起来到恶鬼号,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维珍出版工作,除了以某种方式开发维珍摇滚明星的持续成功外,我不知道维珍出版要做些什么。罗伯特建议书籍和录像带应该使用相同的销售渠道,这样维珍出版能拓展维珍在媒体上的利益,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影片、录像带和书籍。不介意我们只是个小公司,他辞职加入了维珍。罗布?希瑞夫则决定暂时留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当罗伯特到达维珍出版时,立刻停掉了小说系列,他把维珍出版定位成摇滚乐和体育的专业出版发行公司。几年后他决定收购另一家出版社WH?艾伦,然后将它与维珍出版合并,后来才发现是个错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难,1989年出版生意遭到了困难,被迫缩小规模。这给了我们教训,也让我们有了裁减员工来维持运作的痛苦经验。但它也显示当你想白手起家建立公司时,聘请正确的人、建立了你想要的公司文化的好处。
  一年后,罗布?希瑞夫加入了维珍出版担任总经理,罗伯特任董事长,他们一起重振维珍出版,致力于发展我们在音乐和娱乐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几年里,它成为娱乐类书籍最成功的出版社,或许是全球出版业内流行音乐书籍的领导者。
  当维珍唱片成为唱片业的领导品牌时,罗伯特积极地将更多的钱投资到维珍的分支——维珍影视中去,希望藉此进入英国电影业。
  我热衷于电影,投资电影会减少维珍唱片税金的税收政策更吸引我。我们拍了很多电影,比如《秘密地点》、《接触不良》和后来的《电子梦想》。《电子梦想》主题曲由维珍乐手——来自“人民联盟”的菲尔?奥克演唱,这首歌也进入了排行榜前10。维珍的下一部影片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影片的初期预算是两百万英镑,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出任《1984》的制片和导演,约翰?赫特与理查德?伯顿担任主演。电影开拍后,预算失控,一路飞涨到550万英镑,不得不采取控制措施,《1984》的庞大资金几乎将整个维珍集团拖垮,鉴于维珍唱片的销售业绩,银行同意借钱,西蒙和肯对电影制作都深表怀疑,但我必须依靠他们继续支持《1984》。
  我们没有换掉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找预算更明智的人来代替,而是让他们坚持到最后,不过决定改变迈克?莱福所选择的不知名的作曲家配乐。我们启用“艺术体操”乐队,他们不仅唱得好,而且可以从专辑上为我们收回超支资金。
  《1984》发行后,西蒙?佩里为电影配乐同我们大吵了一次,公开谴责我们干扰了他艺术的整体性。然而,“艺术体操”乐队的配乐让我们挽回了一部分影片造成的损失。《1984》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它获得了当年英国最佳影片奖。之后,在对影片制作的税收鼓励取消之前,我们只制作了一部影片《绝对新手》,决定把制作电影这项冒险的行业留给别人。
  绝大多数局外人把电影和音乐统称为娱乐,但是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同摇滚明星签合同时,标的或许看来很大,新闻界可能夸张成“500万签字费”,但是我们财务开销滚动得很慢,先给出预付金和给首张单曲、专辑的促销费,大约在30万英镑。如果首张专辑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就会出下一张专辑,以此类推,我们在决定下一步投资之前,通过了解上一张专辑的销售情况通常可以预测未来状况,而且我们可以持续销售艺人过去的专辑。至于电影就完全不一样,500万英镑不投资可能是一次性花光,而且没有下一部电影继续。要么大
  获全胜,要么全军覆没。
  罗伯特没有再做影片,他调整方向,开始从事分销录像带和影片,这个行业比起自己制作影片风险要小得多。为了取得市场份额,罗伯特开始为所有的唱片公司分销流行音乐录像带,他还买回来很多旧影片做成录像带销售。无论我什么时候碰到他,罗伯特都在做新买卖。他曾经用广东话配音好莱坞老影片在香港发行,颇赚了一大笔。维珍影视成长为影片和录像带的大型分销商,在80年代后期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英镑。
  维珍影视必须花大笔钱购买影片的分销权,比如《魔鬼终结者2》,然后从中牟利,最终,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资金负担,要求罗伯特卖掉它,维珍影视最后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MCEG。卖出维珍影视也教会我们许多售出公司的事情,售价是8300万英镑,我们以MCEG在美国上市的22%的股份来取代,然而6个月内,MCEG宣告破产,我们8300万英镑的报酬,也就是MCEG22%的股份也就一文不值。我们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
  维珍影视的成长弥补了维珍唱片在知识产权上的不足,也拓展了我们生存的根基,不再是音乐而已。虽然许多人建议我们应该增加在娱乐方面的投入,但是真正抓住我想象力的建议确是从天而降——1984年2月,一个叫伦道夫?菲尔兹的美国青年律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伦道夫?菲尔兹正寻找投资者,投资给从盖特维克到纽约的航线,那条航线自弗雷迪?雷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在1982年倒闭后就空闲了。他发给我一份建议,显然在我之前,他已经同很多其他投资者联系过,否则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不可能第一个收到,所以当我浏览这份建议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别受诱惑!拒绝考虑!”
  30秒钟我就能判定一个人,同样地我也会在30秒钟内判定某份商业计划,比起大量的统计数据,我更多地依赖直觉。这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不信任数字,觉得它可能歪曲事实。虽然经营维珍航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想象,但是我必须弄明白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再三考虑这份建议。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全是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但是这不够,当商人不出门的日子,比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假期、感恩节这些时候,谁来坐飞机?我们必须让度假者填满空档。如果想与其他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的航空公司有所区别,何不只提供两种舱位:经济舱和商务舱?这样会不会错过其他客户?吸引了商人和旅游者,我们会遗漏了谁呢?我列出一张租赁飞机的相关事项清单,如果我租用飞机一年,那么即使失败仍然可以明智地脱身,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避免资金流失。周末结束前,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事情限制在一年内,比如员工合同、飞机租约、任何有关开通纽约航线的事情,那么愿意试上一试。
  1984年为飞越大西洋提供低价机票的只有“人民航空”。我拿起话筒和他们联络,电话占线,整个早上都无法接通他们的订票热线。我想原因要么是人民航空管理混乱——我们可以轻易地竞争,要么需求实在太多——新竞争者仍有有空间。星期六整天,我从电话听到的回答都是占线,这让我坚信应当建立一家航空公司。
  星期天晚上我给西蒙打了电话,“你认为开办一家航空公司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他,“我这有份建议——”
  “你一定疯了,”他打断我,“算了吧。”
  “我是认真的。”
  “你没有,”他说,“你疯了。”
  “好的,”我说,“我现在不想它了,但是我想和你一起吃顿午饭。”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位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租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飞机,如果经营不善,愿意在一年后收回。有了这最基本的资料,我准备同西蒙和肯当面谈谈。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当我告诉他们打进人民航空的热线是多么困难以及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后,他们看起来十分震惊,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市场调查,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虽然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坚持做这件事,恐怕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工作了。我的意思是你要继续做此事,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虽然肯没有西蒙这么坦率,但是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和航空公司整合在一起的想法简直是个噩梦。“我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他说,“而且,如果你要再投资,我们可以签些新乐队。”
  “那好吧,我们让两家公司保持独立,财务分开,这样维珍唱片没有任何风险。我已经同波音谈过了,他们能提供一份租约,如果进展不顺他们会在一年后收回飞机。维珍最大的损失就是两百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地反对。
  “拜托,”我努力劝说,“维珍有能力走出这一步,所冒的风险不过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赚的钱滚滚而来,而且这会很好玩。”
  当我说“好玩”时,西蒙和肯都退缩了。“好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含义,它是我基本
  的商业准则之一。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让他们信服,我解释道白手起家建立公司而不收购现存公司的原因是如果失败,我们很容易撤退。我认为这很简单,但是西蒙担心他在维珍集团的股份,而肯则觉得我玩过了头。
  “人民联盟”乐队问题上的争吵是尼克和我、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样,这次午饭上的争吵成为我和西蒙关系的转折点。虽然这些年里我把他惹毛了好几次,但是这次他觉得我准备把维珍和我们积攒的所有财富作为赌注,去干一个荒谬之极计划。在生活中西蒙感兴趣和热爱的东西来自艺术、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美丽的轿车,我的乐趣却是给自己设定巨大、难以完成的挑战,迎难而上。从纯商业的角度,西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说到如何充实生活,我觉得需要不断尝试。自那次午饭后,我们的关系紧张,而且一直没有消除。
  伦道夫提议公司的名称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是我想用“维珍”,我们同意各自保留意见。有太多东西需要学,我向一直敬仰的弗雷迪?雷克爵士请教,他来恶鬼号和我共进午餐,为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组织架构,我担心开设一家只有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会有很多限制,他一一解疑。“而且你也不要想只有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经济舱,”他指出,“那是我犯的错误。你将很容易受到削价攻击,是它让我破产。”我们接着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理念,并决定用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以及按这个价格建立所有其他附加的服务;午餐中得出的两个最好的主意是提供搭乘豪华轿车的服务,和向任何坐过商务舱的旅客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也警告我小心英航公司一些激烈的竞争行为。
  “你要全力对付英航公司(BA),”他说,“尽可能地大声抱怨,请国家航空管理局(CAA)阻止他们,不要犹豫跟他们打官司,他们是绝对的残酷无情。我的错误是我从未大声地抱怨过,他们毁坏了我的资金,虽然我控告他们并赢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失去了航空公司。如果你陷入了麻烦,那么得在第一时间控诉他们。理查德,另一件事是压力,我不是开玩笑,但是你应该经常做健康检查,这个行业压力十足。”
  弗雷迪刚从胰腺癌手术中恢复过来,尽管有许多问题,他依然热情洋溢,没有低头,他把我看作他的继承人,扛起了他留下的旗帜。我问弗雷迪是否介意我把维珍航空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弗雷迪爵士”,他含笑拒绝了:“第一架不行,我的名字现在有负面影响,但是当你有了更大的机队时,我会深感荣幸。”
  我和伦道夫的第一个合约是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投资,他经营。伦道夫雇佣了来自湖人航空公司的两位主要人物:罗伊?加德纳负责机械工程,大卫?泰特负责经营业务。
  “你认为这个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英国大西洋航空?”他嗤之以鼻,“让世界上再多一个英航?”
  利用大卫的反应,我成功说服伦道夫同意把名称改为维珍航空,然后建立了我们的合资公司。
  “你认为新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处女航空?”他又嗤之以鼻,“没人愿意登上一架叫‘处女’的飞机。这太可笑了。谁会乘坐一架没经验的飞机?”
  我们约监察航空公司安全的国家航空管理局(CAA)进行第一次会谈,伦道夫和我的律师科林?豪斯一起去。看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打电话建议我快赶过去:“我认为伦道夫正在自掘坟墓。”
  我们的航空公司纯粹还是个纸上谈兵的想法,所以他们不断询问我们将做那些安全训练、如何保养飞机以及如何保证乘客们的安全。伦道夫是个没有耐心的人,面对这些他开始变得愤怒和迷惑。同样,国家航空管理局看起来很怀疑伦道夫经营航线的能力,当国家航空管理局开始问到财务上的问题时,他们盯着我说:“你必须在流行音乐方面有很多畅销品,才能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
  “实际上,”我全力反驳,“维珍去年的利润有1100万英镑,比苏格兰航空利润的两倍还多。
  国家航空管理局明确说明新航空公司必须有300万英镑的资金,然后才在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这只是官方的批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安全要求,那么国家航空管理局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他们的批准,当务之急是我们获得批准建立航空公司。我们在盖特维克机场附近租用了一个仓库,那里成为罗伊?加德纳和他的工程队伍的基地,并开始招募飞行员和乘务员。我们在伍德斯托克大街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室里租了办公室,依靠他们的计算机预订系统,为维珍航空创建了一个虚拟的原始数据库;大卫?泰特则到纽约的维珍唱片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一队代表波音公司的律师来到了伦敦,开始就飞机租赁进行谈判。随着为航空公司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加入,游艇变得越来越拥挤,琼和我决心在岸上安个新家。
  维珍航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同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由于维珍集团为维珍航空的整个财务状况作担保,只有我们控股维珍航空,考茨银行才愿意为我们延长赊帐期限。如果我们只能控制新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权,他们将不会借给我们钱。由于伦道夫没有提供任何金钱,所以他只能不情愿地同意了维珍取得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更困难的问题是伦道夫和维珍航空员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在第一年幸存下来,那
  么我们必须在六月开张,才能有效利用夏季繁忙的运输量,建立储蓄和现金流来让我们度过没有多少客人的冬天。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时间表,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前一刻我们或许正在选择空姐制服的式样和菜单;下一刻已经在争论某条法律条文。我第一次听到问题来自大卫?泰特,他是由伦道夫在美国聘用的。
  “我辞职了,”他告诉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可能和伦道夫一起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如果没有大卫在美国销售机票,那么维珍航空只能胎死腹中。
  “我无法具体解释,”大卫说,“就是不可能。我很抱歉,但是我祝愿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恳求他来伦敦看我,由于他没钱买票,我送给他一张,两天后他到了。当他到达恶鬼号时,琼出去买尿布,我抱着霍莉,霍莉正在非常兴奋地尖叫。我和大卫互相笑起来,笑声都盖过了哭闹声。
  “你可能认为这声音很大,”大卫说,“但是我告诉你伦道夫叫起来声音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大卫已经为加入维珍航空下了大赌注,他把小家庭从从迈阿密搬回多伦多,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和一个小卧室,不辞辛劳为才启动的航空公司售票。由于没有美国执照(在我们起飞前一天才能拿到), 也就无法为维珍航空做广告,所以大卫通过在曼哈顿上空做广告来提醒纽约人维珍航空的诞生。一个春天的下午,万里无云,五架小飞机组成的编队计划喷出白色和红色的烟雾,在天空中画出“等待英国处女Virgin(维珍)”。不幸的是,就在它们结束喷烟时,一朵白云飘了过来,盖住了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纽约人抬头望去,猜测着含义模糊的信息“等待英国处virgi”。
  大卫同伦道夫的争吵是为了票务系统。按照行规,所有的旅行社要求为自己的服务提成10%,伦道夫想绕过它们,通过一家叫“卖票机”的剧院售票系统售出,他们只要求每张票提成五美元,但是大卫拒绝同他们合作,他认为全美3000家旅行社售出了所有机票的90%,如果试图用一家剧院票务公司取代他们,会引来报复封杀我们。另外,“卖票机”在纽约只有6处办公地点,根本无法卖掉每次飞往英国航班的200张票。
  一个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是它的生命线,大卫已经同一个叫电子数据系统的票务系统达成协议,这个系统是由美国商人兼政客罗斯所有,否则我们将没有合适的订票系统,航空公司很快会土崩瓦解。当伦道夫知道后,暴怒异常,在电话里对着大卫破口大骂,大卫无法忍受被一个29岁不懂航空业运营的人辱骂。大卫的经历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我们要让航空公司开张,必须把伦道夫挪到一边去。
  在伦敦,由伦道夫指定的伦敦票务系统也处于混乱之中,员工控诉伦道夫的行为说他经常突然闯入房间叫每个人离开,打私人电话。我意识到伦道夫不是经营新航空公司的合适人选,我向大卫?泰特保证,如果他留下,那么不久后伦道夫将不再找他的麻烦。
  “他不会在这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可以直接同我联系。”
  在我们的整个四五月工作期间,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员工直接同我联系,伦道夫被排除在经营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相处,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票务办公室的锁,不让他进来。当计划中的首次航行越来越近时,伦道夫和我也面临交战
  我仍然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在最后几天干完所有的事情,刚接受培训的乘务员们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办公室处理繁忙的话务;同波音公司的租约最终通过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们对我们的坚韧会非常惊奇,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代表承认卖一支大型喷气式飞机机队给美国公司都比卖一架给维珍要容易。
  一次我带乔治男孩去伍德斯托克的航空办公室,他还是穿着奇怪的长袍,编织成小辫的头发扎着丝带,手套上装饰着大颗钻石戒指。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出机票,告诉乘客航班时间表,邀请名人和记者参加首航,处理飞行杂志的样刊。他站在那注视这场混乱一分钟后,说:“还好我的双脚安安稳稳的站在地上。”

  14.湖人的孩子 (1984)(1)

  1984年6月19日,我们计划开张前3天,为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最后的正式批准,我们需要需要试飞,我们的硕大的飞机“少女航行者”停在机坪旁,机尾醒目的闪耀着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字母“V”,多年以来,市场专家们不断分析着这个标识,还就它从左到右上升的形式做出著述。
  所有乘务员登上了飞机,还有超过100人的维珍员工,我则和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一起
  坐在后排。这架飞机前一天刚刚从西雅图飞抵这里,发动机还未保险。我们起飞了,所有人都激动地鼓掌和欢呼,我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接着传来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倾斜,一片巨大的火光,从一个发动机冒出长长的黑烟。
  整个机舱的人陷入死寂,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用手抱住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他说,“这完全是个意外。”
  我们飞入了鸟群,一个发动机吸进去一些鸟,导致爆炸,为了重做试飞,我们得连夜换上一个新发动机。按计划首航安排在后天,将有250个记者和摄影师登机。
  着陆后,我站在飞机旁努力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新闻摄影师大笑着向我走过来。“非常抱歉,”我说,“我现在无法接受采访。”
  “我也很遗憾,”他说,“我抢拍到你的发动机冒出了火光和烟雾了。”
  瞧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说:“但别担心,我来自《金融时代》,我们不是那样的报纸。”他打开照相机,取出照片,递给我,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否则尚未开始,维珍航空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幸的是,因为维珍航空没有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的执照,所以我们没有为发动机保险,必须付60万英镑买个新的。打过几个无望的电话后,我没有其他选择,感觉就像沉入水里,最后打电话给考茨银行,申请一个60万英镑的贷款。
  “你已经很接近你的底限了,”整个维珍集团在考茨银行的贷款额度是300万英镑。
  “这完全是个例外,”我说,“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爆炸了,只有得到执照我们才能够买保险;而没有新发动机,我们不能得到执照。这简直是个悖论。”
  “好的,我警告你,”银行告诉我,“你在《电子梦想》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等待米高梅的支票。”(米高梅的以600万英镑得到了《电子梦想》在美国的发行权)
  “请问你能否等我完成这次首航?”我问,“我们不过超出了30万英镑。米高梅公司的支票汇过来后,我们没有贷款额,还会有300万英镑的存款。”
  首航前一天,“少女航行者”总算安装上了另一台发动机,准备再次起飞,这次没有爆炸,我们得到了执照。我立刻赶回伦敦解决伦道夫?菲尔兹引起的另一个危机。虽然我们已经付给了伦道夫100万英镑,但是他认为不够。他在美国起诉,并申请了阻止“少女航行者”起飞的禁令。整个晚上,我们和大卫?泰特、罗伊? 加德纳、律师们一直在开会,试图得出一个办法减少损失……阻止伦道夫毁掉航空公司。虽然法官最后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我们不得不整夜苦思冥想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在首航的机舱内,家里人和朋友们环绕着我,他们是10年来对我和维珍最重要的人。我坐在琼的旁边,她把霍莉放在膝盖上,我们后面是维珍集团的全部员工,飞机里装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还有魔术师、演艺人员。在“少女航行者”沿着跑道滑行时,机舱前部的屏幕上出现画面,显示出飞行员和随机工程师的后背,他们正坐在驾驶舱内操纵控制设备,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周围的场景。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明:“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飞行,所以我们很乐意于你们分享在驾驶舱看到的场景,知道我们起飞时会真正发生什么。”
  我们看见前方伸展的跑道,然后开始加速,下面的停机坪越闪越快,直到白线变得模糊不清。飞行员太放松了,不专注地盯着前方驾驶飞机,却侧过脸相互微笑,他们中有一个人帽子下的头发很长,另一个是西印度人,他们一点也不专心。每个人注视屏幕,屏住呼吸,这是那个精神错乱的布兰森安排的疯狂自杀航行!接着,就在机头抬起和跑道开始从视野中消失时,西印度人从耳朵后拖出一块肉,交给副驾驶员,在还没人确信这是个玩笑时,飞机起飞了,两个飞行员脱下帽子,转身面对镜头:他们是伊恩?博萨姆和维福?理查兹,英国最有名的两个板球手;而那个留胡子的随机飞行员是理查德?布兰森!人们的笑声简直让整个飞机都摇晃,那是前一天我们在一个飞行模拟器上拍摄的片子。
  我们在飞机上装载了70箱香槟,刚好够8小时的旅行。我们演奏着麦当娜风靡一时的新歌《如同处女》和“文化俱乐部”、菲尔?科林斯的歌曲,人们则在过道里跳舞;放映影片《飞机》时,乘务员派送巧克力夹心雪糕,这成为维珍的一项传统。
  在纽约纽瓦克机场,我才发现由于过于兴奋,我忘记带护照了,因此我几乎不能参加终点站的欢迎仪式。而且,好玩的是,乘务员们莫名其妙把餐具全扔掉了,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垃圾箱里东翻西找,找回餐具冲洗干净,放回飞机上。
  接着我坐上了返程航班,这么多星期以来首次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梦见了爆炸的发动机、乘务员们直接用从垃圾箱捡来的盘子供应食物和抽着大麻的飞行员。
  回到了伦敦,在家门口,一个看起来很不安的人坐在台阶上,是我在考茨银行的账户经理克里斯多佛?兰希布鲁克。我邀请他进屋,我疲惫不堪,他则坐立不安,告诉我考茨银行无法延长透支款,因此非常遗憾退掉我们任何透支超过300万英镑的支票。虽然我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看着这个穿着兰细条纹套装、携带一尘不染的小黑皮箱的男人时,我感到热血沸腾,他站在那里,穿着闪闪发亮的褐色皮鞋,平静地告诉我将让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到自三月以来我和维珍航空员工无数次通宵奋战,我想到新乘务员们为能在一家新起步
  的航空公司飞行是如何高兴,我还想到我们同波音公司艰苦斗争而延长的谈判……如果支票被退还的事情传开,那么没有人会为这家航空公司提供任何东西,比如油料、食品和保养,也就没有乘客愿意搭乘我们的飞机。
  “对不起,”他还在继续道歉时,我说,“你在我这不受欢迎,请你出去。”我拖住他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当着他不知所措的脸,关上了门,走回客厅,倒在沙发上,流出了混合着疲惫、挫折和担心的泪水,然后我给肯打电话:“我们今天必须从海外尽可能多地弄钱过来,而且必须找到新的银行。”
  我们海外唱片分公司在星期五打进了足够多的钱,补足了透支,考茨银行找不到理由来退还我们的支票,所以我们阻止了他们迫使维珍集团突然破产的阴谋,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维珍唱片那年会有1200万英镑的利润,接下来一年的盈利预测是2000万英镑,虽然我们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但是考茨银行仅仅因为我们透支30万英镑就准备把我们弄破产,让3000人失去工作,而不考虑在任何时间美国那边会送600万英镑过来。
  考茨银行危机让我意识到需要强硬的财务专家来代替尼克,需要有人处理维珍唱片和维珍航空的财务,从现金流和债务中幸存下来的整个维珍集团生存得太危险了。80年代中期是伦敦市场兴旺时期,每家公司都将股票上市融资,进行再投资。我开始考虑或许那也是维珍前进的道路。
  除了维珍唱片、维珍唱片店、维珍影视和新成立的维珍航空这四个主要业务外,维珍这棵大树下现在还有一大堆新的小公司,比如给工业区送食物的“顶级食品公司”、生产平价服装的“维珍成衣公司”、“维珍酒馆”和经营不动产“凡森财产公司”。这些林林总总的生意需要有人整合。
  英国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兰把唐恩?克鲁宣克先生推荐给我们,他是位专业会计师,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5年后,并曾任《周日时报》的总经理和皮尔森集团旗下《金融时代》的总经理。我的妹夫罗伯特曾经在同皮尔逊集团旗下的影片公司做生意时接触过他,但是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恩开始在维珍局促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是维珍员工中第一个穿套装打领带的人,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有了唐恩作为总经理,维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能吸引外界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恩引进了特雷弗?阿伯特当财务总监,特雷弗曾经经营过音乐公司MAM工作过,他们不久就同银行举行会谈,重组我们的财务和集团内部架构。总体上,维珍的营业额在1984年将超过一亿英镑,每次唐恩和特雷弗见到我时都会对公司的运转大表惊异,集团里面没有计算机,没有库存管理,西蒙、肯、罗伯特和我决定投资时随心所欲,这些把他俩惊呆了。他俩来到恶鬼号见我们,陈述他们邀请一些外部投资者重组维珍的建议,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选出我们透支的业务。考茨银行和它的母公司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曾经因为我们贷款额超过300万英镑就封杀我们,带着同一份资产负债表,唐恩和特雷弗去了另一家银行集团,达成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业务。然后他们审查维珍集团的架构,决定关掉许多小公司,比如顶级食品公司和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为音乐、零售和影视,后来又将维珍航空、维珍假日、天堂夜总会、屋顶花园夜总会和内克尔岛分成独立的私有公司。当时西蒙、特雷弗、肯和我都是33岁,唐恩大一点,罗伯特年轻一点,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决心要让维珍集团公开上市,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


  第八卷

  15.“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1984-1986)(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挑战摩托艇和热气球纪录,既然我拥有了成功、金钱和家庭,不应该随意涉险,而应该享受我幸运地得到的一切。某一方面我完全同意,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家庭,我害怕被杀死,让琼失去丈夫,让霍莉和山姆失去父亲;另一方面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
  如果说得更仔细,我会说我喜爱尽自己所能体验生活。我参加的那些身体上的冒险为我
  的生活扩大了特别的范畴,这又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我拒绝考虑跳伞、驾驶热气球以及驾船横渡大西洋,那么我的生活将会乏味。虽然我从未想过会在事故中丧生,但是如果说到死,也许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
  除了实际进程令人兴奋外,我也喜欢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在为挑战做准备时,会形成很强的团队精神;如果是为了打破一项纪录,则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挑战,更会强烈地感到爱国主义精神。过去经常就有许多英国探险家,最好的例子是探险南极的斯科特,我为追随他们的脚步而感到骄傲。
  我参加的第一项挑战是为英国夺回蓝带奖。在维多利亚时代,蓝带奖授予最快穿越大西洋的汽船,1893年英国古纳德轮船公司拥有过蓝带奖,后来三艘德国船只夺取了蓝带,1906年古纳德利用铁路邮政的“露西塔尼亚号”再次得到了它,“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so)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so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so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so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船体压得粉碎。
  离爱尔兰只有100多英里时,我们遇上了强烈的风暴,船剧烈地上下颠簸,我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椅子,看不见任何东西。接近希利群岛,仅剩下60英里,黑尔兹奖杯几乎到手时,我们碰上了滔天巨浪,一秒钟后工程师皮特大叫道:“我们在下沉,船身分裂了,快跳船。”
  “呼救!呼救!呼救!”查立刻发出无线电信号,“维珍挑战者号正在下沉,我们要弃船,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弃船。嗨,特德!”查突然转过身来:“你是船长,也就意味着你最后一个离开!”
  几秒钟内船开始下沉。我们充好气的第一个救生艇被什么东西勾住撕裂了,在船舷外我们还有一个备用救生艇,我们拉开拉索开始充气。
  “不要惊慌!”查叫嚷着,“不着急!轮流上!”
  当我们还在沿着栏杆缓慢爬动时,查又大叫,“天哪!我们在下沉,快一点!”
  救生艇就象罩着帐篷的充气小船,我们挤作一团,在英里上下颠簸,就象在游乐园木马上。我刚好坐在无线电设备旁,抓起麦克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空军收到了我们的呼救信号。我告诉飞行员我们的位置,他立刻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无线信号。
  “放心,该海域有三支队伍正向你们开来,”飞行员回话给我,“开往纽约的QE2号;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货船;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也正准备从希利群岛起飞。请搭乘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或者飞机。”
  “我不要上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船,”查说,“我也不想回纽约,我要上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好,”我说完关掉无线电,可不想让查说的话传过去,因为这次我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特德就象被掏出了内脏,沉默地坐在那,他的梦想破灭了。
  从小小的舱口盖,我们能够看见“维珍挑战者号”只有船尾露出水面,剩下的部分都被淹没了,只有一个词“维珍”。“理查德,”查指着标志说,“同平常一样,最后一句话归你说。”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开始哼唱“我们都要去过暑假……”每个人都唱了起来,甚至包括特德。
  最后我们被香蕉船发现,他们用绞盘吊住救生艇旋转起来。
  “抓好,别掉下去,”查说。
  那时该是吃正餐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船长室,都穿着晚礼服,我们则穿着潮湿的尼龙救生衣,又脏又湿。
  “可怜的孩子,”一位中年女士对我说,“你还没有见到你刚出生的儿子,是吗?”
  “还没有,如果我们调转方向去牙买加,我将更见不到他。”
  “哈,我这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给你。”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出当天的《伦敦晚报》,头版上有一张我的儿子被包在围巾里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一个海上救援队通过无线电问是否需要打捞我们的船。
  “当然要,”我说。从舷窗望去,仍然可以看见象墓碑一样挺在那的船尾。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查厉声对我说,“你再也别想见这艘船了,浸过水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你不可能从保险公司那得到一个子儿。”
  放下电话,查和我看着在海上漂浮的“维珍挑战者”,它静静地沉入了海底。
  过了一个月,我耳朵里的嗡嗡声才停止,我怀疑自己得了脑震荡,但是,赢得蓝带奖和黑尔兹奖杯仍然未完。查和我觉得应该建造一艘更加坚固的单体船,由于特德擅长双体船,所以他拒绝更改设计,不参与我们的计划。我们和特德?托勒曼原始团队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了一个新队伍,他们是克里斯?威体、史蒂夫?李奇微和克里斯?莫斯,他们还问是否可以来为维珍工作,查作为首席航行专家负责这个项目。
  1986年5月15日,“维珍航空挑战者二号”由肯特郡公主主持下水。这艘单体船有75英尺长,在向萨尔康巴进发的首航上,我们遭遇了一阵巨浪,几乎造成翻船,每个人都摔倒在甲板上,皮特腿断了,查的脚趾骨折了,史蒂夫几乎被甩出船外,我们到达萨尔康巴时就象一艘难民船。
  到了纽约,我们再一次等待好天气,在1986年6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离开纽约港,向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进发时,为了防止风浪我们再次把自己绑起来,不过没上次那么糟糕,沿美国东海岸向北前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路飞奔,18小时后就同第一艘补给船在纽芬兰的海边相会。
  我们补充燃料后,在夜幕中又出发了。夏日的夜晚十分短暂,而且我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夜晚更短,所以我们只需要熬过5小时的黑夜。虽然有雷达和夜视风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在黑夜里以那个速度航行就象戴着眼罩驾车,比如我们就曾非常危险地避开了一条浮出水面的鲸鱼。
  没到第二天,启程的好运就过去了,恐怖无情的打击接连而至,每次风浪都打得我们上下颠簸,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忍耐。
  当我们在加拿大海岸边接近第二艘补给燃料船RV2时,我们不得不密切注意冰山。大冰山会在雷达上显现,容易避开,但是那些在雷达上只有一小点而事实上有一百吨重的“小”冰山才是大危险。实际上,麻袋大的冰块都能严重破坏船体。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被发动机的叫声震聋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前进。还剩下两千英里的航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时就需要团队精神:我们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我们挥手告别第二艘补给燃料船时,发动机突突直响,然后就突然失灵了。工程师滑下甲板去仔细检查,发现燃料过滤器里装满了水。这是场灾难,他用量油计测试了一下,估测出我们每往船上装载12吨燃料,就大约有4吨水。水是怎么进来和燃料混在一起的全然是个谜,没有时间担忧了,说不定这是Esso的董事们对我的报复。没办法把水从柴油机上分离,我们必须抽干全部4个燃料罐,重新启动。Esso公司的船返回过来,停在一边;我们再次补充燃料,浪费了宝贵的3个小时。
  再次启动发动机,但是又突然失灵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我们在冰冷的洋面上挨着补给船上下颠簸了7个小时,水流湍急,风浪越来越大。
  “马上有暴风雨了!”查说,“这可不好玩!”
  享受了第一天的好天气后,接踵而至的暴风雨是一次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噩梦。不久风浪足有50英尺高,我们几乎不敢站在甲板上。因为在某一瞬间我们刚好在巨大的Esso燃料船下,看起来好像要倒在我们头顶,令人窒息的汽油烟味让我们都恶心,每个人都在狂吐,痛苦地蜷缩在一起;我们的救生服被海水浸透,上面还有许多呕吐物;我们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的头发被冻住了。
  “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查朝着我的耳朵大喊,“我们试过了,也都勇敢过了。一切结束了,很抱歉,理查德。”
  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必须说服他们。
  “让我们努力启动发动机,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说,“来吧,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我知道在Esso燃料船上有一个叫史蒂夫?劳斯的发动机专家,请求他上船帮助我们,他们建起绞车,把他送过来,由于两艘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上下旋转,他的勇敢让人惊讶。把握好最佳时机,他们让他落在了我们的甲板上。史蒂夫爬下去和厄克一起抽干了燃料罐,然后灌入新的燃料。我告诉史蒂夫不必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为了航行的快乐,”他满脸油污地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有个机会,冲上甲板,从人群中找到查,把他拖到一边,“史蒂夫将留下,”我对着他耳朵大叫,“我们能够继续。”
  “结束了,理查德,”查冲着我大嚷,“他妈的结束了!这艘船已经完蛋了!”
  “我们必须继续!”我忍不住大叫。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怒目相对,象两个老酒鬼一样紧紧抓住对方,两个人的手都破了皮,鲜血汩汩,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眼睛被盐和烟雾弄得充满血丝,面无血色。我们互相依靠摇摇晃晃,彻底筋疲力尽。我们恨这艘船,我们恨这次航行,我们恨大海,我们恨这天气,现在当然更恨对方。
  “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象个疯子一样重复着,“我们必须,这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我们被拖回家?”
  “天哪,你比我更恶劣,”查说,“好,我们就给它最后一次机会。”
  我紧紧拥抱他,接着我们都倒在栏杆上。
  “好!”查向船员们叫嚷,“我们解缆放船。”
  大家都又一次振作起来,经过厄克和史蒂夫的良好调试,发动机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它们突突直响,很可能立刻熄火,但是至少它们在运行,暂时不用船桨。我们挥手告别了Esso补给船,朝灰蒙蒙的海洋进发。虽然可以远离油烟,但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被职业拳击手不断地重殴过;我们不仅仅同天气和燃料问题搏斗,而且也都在同自己的意志作斗争,告诉自己不要倒下。
  每隔4小时,燃料过滤器都会被堵住,需要重新替换,我们停下发动机,厄克和史蒂夫更换完过滤器,然后我们继续航行。时间慢慢过去,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过滤器支持到最后的燃料补给地。过滤器用光后,发动机停下来,我们就会在海上孤立无援。万幸的是,我同一架飞过上空的猎手型飞机联系上了,这些飞机时时刻刻飞行在大西洋上搜索潜艇,虽然他们可以扔下许多过滤器,但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我用无线电通知提姆?鲍威尔,他正管理着设在牛津街大卖场的控制中心。
  “提姆,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扔下一些燃料过滤器,虽然一架猎手型飞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他们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
  一小时内,提姆同唐宁街负责此类事情的人交涉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猎手型飞机从南安普顿携带过滤器朝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听见飞机,它直接从我们身后的灰白色云朵中突然下降到我们头顶,在我们头上隆隆直响,震得船身颤抖,挡住了所有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阴影中,在我们前方扔下一个有救生圈的小鼓。我们手舞足蹈,大声欢叫,朝那个标志开去,史蒂夫用一个长吊勾捡起它,把它拖到船上。这是一个装满过滤器的铁鼓,还有几排巧克力和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祝你们好运!”
  我们用无线电向飞行员表示了感谢,他说:“我飞机上有电视摄制组,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但愿你们能快马加鞭。”
  到了第三艘Esso燃料船那里,又有了满满的燃料罐和一些爱尔兰炖肉,这可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上热饭。我们信心高涨,开始了这次横渡的最后一段航程。我们计算出如果要打破纪录,那么必须在最后的12小时中以39或者40英里的均速前进,现在发动机运转良好,这个目标很可能达到。前三小时因为天气阴沉,我们虽然奋力前进,但是速度也无法超过30英里,接着太阳出来,海面平静,厄克和史蒂夫最后一次更换完过滤器,我们打开节流阀,在海面上全速前进,乘风破浪向希利群岛进发。
  经过上一次失败的地方时,我们都欢呼雀跃,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个挑战。距希利群岛还有5英里时,一队直升飞机和数百艘各类船只过来迎接我们回家。下午7点30分我们全速通过了灯塔。厄克和史蒂夫从发动机室里步履蹒跚地钻了出来,他们是英雄,连续3天憋在狭小闷热的发动机室,为了让发动机运转,他们站在漫过脚踝的机油中努力工作。我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赢了,在这次超过3000英里的航行中,整个航程花了3天8小时31分,比上次获奖者快2小时9分,打破了蓝带奖纪录。

  16.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1986-1987)(1)

  1986年,似乎每个人都奔向伦敦股票市场,每个购买了英国电信股票的人都赚了一倍,英国煤气的私有化也成为每个人的话题。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伦敦,看见购买维珍股票的人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此前已经有超过7000的人通过邮购申请购买维珍股票,仍然有还多人一直等到最后一天,即1986年11月13日。我从队伍前头走到后面,向他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他们的回答深深震撼了我:
  “我们今年不去度假了,把我们的积蓄投给维珍。”
  “继续干,理查德,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靠你了,理查德。”
  突然我察觉到新闻摄影师在对我的脚拍照,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向下一看,惊奇地发现由于打扮的太匆忙,我双脚的鞋子不般配。
  除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维珍的筹资活动比其他任何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公众申请, 10万多人申购我们的股票,邮政局增加了20名职员来处理邮件袋。当听说“人民联盟”成为美国排行榜冠军,高兴之余,我们也忧心忡忡地听到只有少部分金融机构认购我们的股份,这是我们同伦敦金融界打交道碰上的第一个噩耗。
  到1986年,维珍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大约有4000名员工;1986年7月,维珍当年的年销售额是1亿8900万英镑,而前一年是1亿1900万英镑,增长了约60%,我们的税前盈利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虽然我们是家大公司,却没有多少机会扩展: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用赚来的现金投资,就是向银行家要求更高的贷款额。我看到许多其他上市的私人公司,如TSB银行、路透社、大西洋电脑等等,几乎每星期就有一家新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了一个排队制度,以便在英国电信、英航和英国石油等大型公司私有化下保持有序的进程。
  在许多方面,公开上市是个诱人的选择:可以使维珍筹集资金投资新的事业,可以美化我们的资产平衡表,维珍员工可以认购股票作为福利的一部分;我的脑海中还潜伏着一个想法,利用手上的股份作为现款购买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EMI唱片。唐恩对维珍公开上市的前景充满热情,而且他非常乐意成为一家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和肯并不积极,他们警告说伦敦股票市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我们将拱手让出很多独立自主权;对西蒙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随时出售自己在维珍的股份。总而言之,我排除所有的负面因素,决定上市。作为第一步,前一年特雷弗已经安排了一项不公开的维珍股票选择性认购活动,他的目标是1000万英镑,但是随着英国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参与承购得传言四起,最后我们的交易以2500万英镑告终。
  股票上市时,金融机构把自己的优先股转化成约15%的普通股,我们又出让了新的股份给外界投资者,筹集了3000万。上市后,我在维珍集团的股份是55%,西蒙是9%,肯、唐恩、罗伯特、特雷弗和其他一些员工共有2%,外界投资者持有34%。维珍每股的销售价格为1.4英镑,照此计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英镑,当然,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因为伦敦股票市场认为维珍航空、维珍假日、维珍货运和夜总会金融风险太大,不可作为上市的一部分。
  尽管一般认为公众公司应该具有稳定、正面的形象下,我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疯狂。80年代中期,随着维珍航空开通航线,我开始推出自己来为维珍促销。虽然我们没有英航等其他公司那样大的广告预算,但是我发现如果记者们喜欢写有关维珍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给维珍树立一个形象。在维珍唱片我们推广的是乐队而不是将维珍作为品牌推出,与之相反,我第一次开始利用自己推广公司和品牌,所以我的名字和维珍品牌开始紧紧联系在一起。
  除了从不将我的家庭暴露给新闻界外,我很高兴为提升维珍形象做任何事情,促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戴着护目镜躺在泡沫浴缸里有助于航空公司,我决不反对这样做。
  在与新闻界交往中,我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参与的一个由劳工部发起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名叫UK2000,当时的环境部秘书长肯尼思?贝克要求我当这个项目的主席,我的条件是政府给予它无条件的财政承诺,尽可能让它看起来不象政治活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有400万,这看起来是个降低失业率的好方法。UK2000原意是让大量失业人员从事有利于环保的工作,例如打扫市中心城区、建设体育场、清理运河、再建人行道、清除废弃工业用地和植树。我联系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地球之友”,他们同意帮忙管理一些项目并同时提供一些他们想做但没有资金和人力做的事情。
  在我去希利群岛感谢人们对我横渡大西洋时的支持时,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接下这个活。这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引起了一阵骚动,里面钻出一位《太阳报》的记者,他随身带了一把扫帚。“理查德,”他说,“帮我拿一下,行吗?对,朝这笑一个。”他拍摄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怎么想这件事,然后我看见《太阳报》的头条上我拿着扫帚傻傻的笑容:“垃圾之王——布兰森”。
  从那以后,UK2000被打上了垃圾清扫计划的烙印,无论我怎么努力扭转这种误解,依然徒劳无功,每当他们报道我们的行动,总不忘加上一句“清理垃圾”。UK2000项目三年来,从事它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像捡垃圾的人那样被人嘲笑。这简直是个耻辱,要知道,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让英国环境更洁净舒适。
  除了UK2000,其他的每件事进行顺利。当我们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时,全国看起来都对
  这个挑战兴致勃勃。撒切尔夫人表示有兴趣看看这艘船,我便请她一起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并设法取得了不受航速限制的批准,当“维珍挑战者号”顺流直下时,塔桥打开闸门欢迎。除了撒切尔夫人,船上还有史汀,我们风光地兜了一圈,开到议会大厦再回航,一路上所有的船只鸣响汽笛,消防队朝空中喷出巨大的水雾向我们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迎风大笑:“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喜欢兜风,我喜欢摩托艇。”
  我看着她的侧面,她的确非常开心,她的身影在风中坚挺不拔,头发一丝不乱。
  就这样,我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成为风头人物。英国各种各样奇怪的评选,曾经我被投票当选为“英国最佳着装先生”和“最差着装先生”,维珍则被视为是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每天我都得接受报纸的访谈,为大型购物中心剪彩,或者在商学院演讲。一天我头脑发昏,拦住一辆出租车跳进去。
  “去哪,老兄?”司机问。
  “请去比林斯门。”我说。
  当我们要出发时,他从后视镜里好像认识我般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给我点提示。”
  “你知道,”我谦虚地说,“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天堂夜总会,唱片店……”
  “不,”出租车司机说,“给我点提示。”
  “横渡大西洋,”我继续说,“性手枪,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
  “对不起,先生,”司机十分困惑地说,“我不知道你嘀咕什么。请告诉我怎么去比林斯门。”
  另一次,忙了一夜后,我不得不清早坐出租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象往常一样,快迟到了,我才忙着对家里人说再见,拿起文件钻进车后座,开始阅读文件和准备会议。
  “哇塞,”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理查德?布兰森,你有一家唱片公司。”
  “对,完全正确。”
  “今天我真幸运,”出租车司机继续说,“简直不敢想象布兰森先生上了我的车。虽然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个音乐家,我确实是,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太棒了,”我强打起精神,觉得很累,希望他闭嘴让我继续看文件。
  “现在,你是否介意我为你放一盘我的磁带?今天我很幸运,这种幸运或许也属于你,我会给你带来财富。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累,”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应该聚精会神地把它听完。”
  “没关系,现在可以。”
  “不行,你看起来太累了。我妈妈就住在附近,你是否介意我带你去那,一起喝杯茶?”
  “嗯,我必须去电视台。”我一边说,心一边在下沉。
  “她喜欢你,这会让她今天很开心,”他说,“就喝杯茶。”
  “好吧,听起来挺吸引人!”我只好让自己迟一把到了。
  出租车拐上一条小街,出租车司机说:“我马上放我的磁带给你听。”
  出租车在一所小房子外停下,磁带里开始传来熟悉的鼓声,从扬声器里传来歌词:“我能感觉倒它,就在今夜的空中……”
  出租车司机跳出车外,给我开门,哈,原来是菲尔?柯林斯。
  虽然我们从股市里募集了3000万英镑,但是很快我发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伦敦股票市场坚持维珍应该任命一些独立董事。有人推荐菲尔?哈里斯爵士,他是一位通过卖地毯白手起家的人;我们也任命了科勃?斯坦哈姆,联合利华的财务总监,一位受尊敬的银行家。但我发现要按照伦敦股票市场坚持采纳的程序行事十分困难,我习惯于同西蒙和肯聊应该签下哪支乐队,维珍召开的董事会很不正式,要么在恶鬼号上,要么在牛津花园里我家中,或者在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的商业活动不习惯被限制在一个僵硬的会议日程表里,我们必须迅速决定,卷起袖子就干,如果在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之前要为下一次董事会等上4周,那么我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
  我在许多方面同唐恩不一致,尤其是在股息方面。我特别不情愿按照英国传统,派发很大的股息,而宁愿按美国或者日本的传统,把利润重新投资建设自己来增加股价。对我来说,大额股息意味着现金,维珍应该用于投资。我认为,投资者信任地把钱交给维珍,是为了让它增值,而不是让我们给他们的5%,况且这些钱还得抽税40%。
  虽然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它阐明了我丧失控制权的经历。绝大多数人认为取得上市公司50%股份,就可以控制它,这在理论上正确,但当你得不任命独立董事并把时间花在让股市满意上,你已失去了控制权。以前,我对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十分自信,然而现在维珍,我开始失去自信,对以前那样快速决定的做法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每个决定都应该在董事会上通过,然后留存备案。1987年是维珍公开上市年,也是维珍最没有创造力的时间,我们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前往伦敦金融区向基金经理、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就直接执行。
  我感到对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们责任重大,菲尔?柯林斯、迈克?奥德菲尔德和布莱恩?费瑞都购买了股票,我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也将他们积蓄的一部分投给了维珍,我的家人、亲戚、许多于我接触过的人也都购买了股票,特雷弗从我这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的股份,虽然他比我更清楚股价走势,我仍然觉得万一股票贬值,我要扛起负责。
  我毫不在意股票分析师对维珍的恶评是否重要,也不在乎他们说管理不好,让我震怒的
  是,即使西蒙、肯或我说破了嘴,向他们解释——我们超过30%的收入来自以前的专辑,即使没有发行新唱片,仍然会有很多收入,我们还解释在维珍法国40%的收入来自法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乔治男孩或菲尔?柯林斯——这些分析师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赖我和乔治男孩。虽然西蒙和肯开始带着唱片去参加股票分析师的会议,给他们播放UB40、“人民联盟”和“简单头脑”乐队的音乐,但是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维珍股票从上市时每股1.4英镑下降到1.2英镑,那些排队购买股票人们、维珍的艺人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
  1987年,维珍股票的价格回升到1.4英镑,但再没有飞涨过。我们开始利用我们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做了两项投资:第一,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分公司;第二,开始准备收购索恩集团下属的百代唱片。维珍唱片美国有限公司是一笔不便宜的投资,我们以前就有过教训,这次我们要加大投资。198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成功地发行了4首名列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黄金唱片,虽然美国维珍亏了一些钱,但是它是一项长期投资,我们确信与其把我们最好的艺人授权给美国公司,不如自己去那设立公司。
  第二项挑战——收购百代,必须十分小心地进行。我们觉得百代唱片的管理毫无生气,他们有庞大的音乐宝矿,包括甲壳虫乐队,如果好好经营,盈利将非常可观。百代集团整体的估价约在7亿5000万英镑,是维珍的3倍。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同百代的总经理柯林?南门谈谈,私下问他是否愿意把百代音乐卖给我们。
  “需要我们一起去吗?”西蒙和肯问。
  “这可能太正式,”我说,“我先溜进去和他单独谈谈,如果有兴趣,我们再一起去见他。”
  我给柯林爵士打了电话,约好到他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会谈。那儿很安静,我面对着至少20张冷冰冰的面孔,柯林爵士同我握手,往我身后看去,想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只有我,”我说。柯林爵士开始介绍那些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顾问等人。
  “我叫理查德?布兰森,”我紧张地笑着做了自我介绍,“我到这的原因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或许愿意……”我卡住了,对面所有的人伸长脖子对着我,“或许愿意出售你们的子公司百代,对我来说,索恩集团非常庞大,百代音乐也许不是你们最重要的版块。说完了。”周围一片肃静。
  “我们对百代很满意,”柯林爵士说,“正在采取方法把它经营为索恩集团的领头羊。”
  “好的。”我说,接着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我直接去弗农院见了西蒙和肯,“他们是认真的,认为我是去收购他们,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谈判准备了。如果柯林爵士这么忧心忡忡,把他所有的重要角色都带来了,那么显然他们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重击。”西蒙和肯同意我的意见,特雷弗安排我们去见另一家投资银行塞缪尔?蒙塔古,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又把我们介绍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蒙特雷,建议我们联合投标。因为柯林爵士不愿将百代唱片拆分出来卖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和蒙特雷公司一起整体收购百代集团,然后将它分拆。简言之,蒙特雷公司取得全国录像带出租连锁店,我们取得百代音乐。
  我们知道自己上市后第一年的利润会超过以前的两倍,高于3000万英镑(除去在美国新建公司的成本),所以我们计划在10月份公布这个数字,此时我们也会宣布收购索恩百代集团。这个夏天,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获得贷款一亿英镑,我们开始以每股7英镑的价格慢慢地购买索恩百代集团的股票,把它作为我们这次收购的基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飚升,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我开始担心如果我们将计划拖到10月就太迟了。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正准备开始另一项挑战——与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计划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在我平安回来之前,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维珍收购索恩百代集团的事情。
  一切是从我完成横渡大西洋后第一天上班接到的一个电话开始的。“有位叫佩尔?林兹兰德的打电话进来,”佩妮说,“他说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 我拿起电话。“如果你认为用快艇横渡大西洋很不赖,”佩尔?林兹兰德带着拘谨的瑞典口音说,“听听这个,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飞到三万英尺的高空,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
  我好像听说过佩尔?林兹兰德,他是世界知名的热气球专家,保持着好几项纪录,例如到达最高纬度。佩尔向我解释,没人乘坐热气球飞行过600英里,也没有人乘坐热气球在空中呆过27个小时。为了飞越大西洋,热气球的飞行距离必须超过3000英里,这比以前纪录的5倍还多,所花的时间也是以前纪录的3倍多。
  热气球充满了氦气,依赖气囊里的热空气从周围的冷空气中升起,然后带动气球,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可以在空中停留好几天。但是热气球的热量失去得特别快,为了加热空气,气球驾驶者依靠燃烧丙烷。在佩尔进行计划之前,热气球运动一直受阻于所需燃料的重量而无法长期留在空中。
  佩尔认为我们可以利用3种原理实现梦想,打破纪录。第一,先让热气球上升到三万英尺
  的高空沿急流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这在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急流的力量和紊乱会撕碎任何热气球。第二,在白天利用太阳能加热气球,节省燃料,也从来没被试过。第三,由于热气球将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所以飞行员将不能呆在传统的柳条筐内而是飞行舱里。
  研究佩尔的建议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巨大的可以吞掉皇家艾伯特大厅的怪物真的可以穿越大西洋,所花的时间将远远少于我们4000马力的“大西洋挑战号”。在苦苦思索了和计算了风速、惯性等理论值后,我请佩尔过来,我们碰面时,我指着一堆理论计算数据说:“我无法理解这些科学理论,但是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和你一起去。”
  “当然可以,”佩尔边说边挺直腰准备回答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
  “那么好了,”我站起身说,“我加入。但我得先学会如何驾驶飞行。”
  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7个人想成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但是他们中的5个都死了。
  佩尔带我去西班牙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热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在地球上盘旋上升,火炉熄灭后的寂静,飘浮的感觉,还有激动人心的全景式视角,这些都立刻征服了我。被我的教练怒骂了一周后,我得到了热气球驾照。我准备好了。
  我们在波士顿附近的缅因州找到了一处起飞地点,距海边约100英里以避免海风的影响。我们的两个顾问是领导工程队的汤姆?巴罗和气象学专家鲍勃?莱斯,佩尔估计等我们穿过海岸时,已经在急流上,不再受当地天气影响。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一部分流向北极,另一部分流到亚述群岛后再转回大西洋中部。鲍勃?莱斯告诉我们,要保持路线正确就像“在两个磁极间滚动滚珠轴承”,如果发生燃料用光或者结冰的情况,气球将坠落海上。“当然在飞行舱四周有安全浮袋,会保持浮力。”汤姆?巴罗说。
  汤姆在热气球起飞前一天最后重复了一遍危险性:“让这东西着陆就像让没有任何刹车的巨型坦克自由降落。”他最后的警告最为窝心:“现在,我们还在这,但是如果我认为它太危险或者你们的健康有问题,我还是会随时中止这个项目。”
  “是否包括精神病呢?”我开玩笑说。
  “不,”汤姆说,“这是飞行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们不是彻底的疯子,或者怕死怕得要命,那么你就不够格登上热气球。”
  我当然怕死怕得要命。


  第九卷

  17 “我差一点儿就要死了。”(1987-1988)(1)

  佩尔和我在起飞前的晚上吃了安眠药。当我们在凌晨两点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当我们坐车去起飞地点时,看见高耸于树林上的巨大热气球在照明灯下闪闪发亮,周边是银色,球罩是黑色,已充满了气,被锚紧紧地拖住。我们爬进飞行舱,地面工作人员开始做最后的检查。呆在飞行舱内,我们不知道已经出了意外,被弹射上天,一条缆绳缠住了两只丙烷罐;随着热气球上上下下,这条绷紧的缆绳松开了丙烷罐,热气球一冲而上,还拖着两根带沙包的缆绳。当达到一定高度,穿过缅因州海岸向大海飞去时,佩尔爬出飞行舱剪断了最后两
  根缆绳。我们朝着发热的朝阳快速前进,在急流中的飞行速度达到了85英里——差不多每小时100英里。10小时后,我们的飞行距离已经超过了900英里,轻松地打破了热气球飞行距离的纪录。鲍勃?莱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得保持在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因为那里风速最快。
  第一晚我们遇上了暴风雨,只好下降高度以求平稳一点的气流,但是这里在下雪,我们马上失去了急流的速度。“我们必须上去,”佩尔说。他点燃火炉,我们又重新上升面对糟糕的天气。暴风雨把热气球和飞行舱弄得东倒西歪,就在我们打算再次下降时,气球冲出暴风圈,进入晴朗,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60英里。第二天早上,维珍航空的747型飞机“少女航行者号”飞到我们旁边,它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八倍,我妈妈的声音从电台噼噼啪啪地传来:“快点,理查德,快点!我们要超过你呢!”
  7月3日下午2:30,我们飞速穿过爱尔兰海岸,同驾驶快艇相比,这简直是场梦幻之旅。我们在空中飞行了29个小时。惊人的飞行速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还剩3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绑在飞行舱上,在着陆时燃料罐将会爆炸。我们决定超低空飞行把燃料罐扔在空旷的地方,然后再尝试着陆。佩尔停止燃烧丙烷,让热气球下降到低空,当我们下降时,风突然在周围旋转起来,我们直接向地上冲去,以几乎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我们擦着地面弹跳,所有的燃料罐和无线电天线都撞飞了出去,没了它们,我们又噗嗤冲上天,险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高压电线铁塔,这儿是爱尔兰的一个小村庄。
  没有了燃料罐,我们彻底失去控制,一旦燃料用完,我们就会直坠而下,像一个没有打开降落伞的人,在舱内还有一小罐储备燃料,佩尔立刻把它连到火炉上。“缠住了,”佩尔说,“绳索缠得像团麻花。”热气球圆顶被压了下去,挂在热气球中部的绳索勾住了某样东西而且还在我们头上打了个结。整个热气球自己缠绕的像个毛线球,通气口也被关上,我们无法加热里面的热气,我打开飞行舱门,爬到顶上,取出刀,准备砍断打结的绳索。“快,”佩尔朝我大叫,“我们正在飞速下降。”我终于砍断了绳索,热气球猛转起来,热气球罩张开,我从舱口跳下来时,火炉熊熊燃烧。虽然我们离地面不到300英尺,但是急速增加的热量让我们下坠的速度稳定下来,然后再次上升。
  “让我们降落到海滩上,”佩尔说,“我们不能在内陆的任何地方冒险了。”
  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把救生筏绑在皮带上,海岸线越来越近,佩尔降低高度,但是地面的风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又一次把我们吹向了大海。我们正朝东北飞去,没了飞行舱里的无线电和电力,我们比以前更受风支配。
  “抓紧了,”佩尔说,他放出更多的热气以降低我们在乌云中下降的速度。当我们最后钻出这烟雾时,泛着波浪的大海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飞得太快了,错过了海滩。我意识到汤姆?巴罗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就像试图停下一辆没有刹车的谢尔曼坦克,我恐惧地看着大海朝我们扑过来。
  我们撞上海面,身子整个倾斜,无法站立,佩尔伸出双手,抓住红色的操纵杆,拉下它,切断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之间的缆绳,理论上说,热气球就会飞走,飞行舱则坠入海中,飘浮在水面上。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天哪,”佩尔叫嚷着,“导火索熄了。”
  热气球带着我们沿爱尔兰海跳上跳下,我再次翻倒,撞上了飞行舱的甲板。
  “出去!”佩尔冲我叫,“理查德,我们必须出去。”
  佩尔扭下舱门杠杆,随着飞行舱入水,热气球慢了一下,他从舱门爬上去,我随着他冲上梯子,我们抓住钢索,努力在倾斜的飞行舱上保持平衡。热气球歪斜着,一边拖在海中,留下一条冒白色泡沫的尾迹,然后一股大风卷起我们随着热气球离开了海面。佩尔从飞行舱顶一跃而下,跳进了漆黑冰冷的水里,降落的高度看起来至少有100英尺,他真是在自杀。
  我犹豫不决,可是没有佩尔的重量,大热气球又飞了起来,飞行舱像个钟摆一样在热气球下荡来荡去,我急忙蹲下,抓住栏杆,看着身下灰色的大海远离了我。已经看不见佩尔,升入乌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现在我孤身一人,驾驶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气球向苏格兰飞去,风冰冷刺骨,脚下的海洋结上了冰,我身处浓雾,身边仅有一个小小的紧急燃料罐。
  我重新爬进飞行舱,把不同的选择匆匆想了一遍:我可以跳伞落在海上,但在那里可能没有人发现我,我会淹死;我可以继续在空中飞行,试图夜晚着陆,看我是否能幸运地碰上块陆地。我拿起麦克风,电台还是没声音,我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高度计一点点下降,我本能地点燃丙烷,火焰在热气球中腾地起来,气球稳定下来。我呼吸困难,戴上氧气面罩检查了一下高度计:一万两千英尺。白色的浓云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知道下面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在佩尔抛弃热气球之前,他曾告诉我没有足够的燃料在天黑之前到达苏格兰,剩下的燃料仅够我飞行一小时,迟早我会再次面对爱尔兰海。
  我又想到导火索,或许它们已经切断了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的5根主要绳索中的一两根甚至三四根,或许仅存的一根绷得太紧,被剩下的重量快拉断了,如果这样,飞行舱将直接坠入海中,我则被撞死,正是这个恐惧让佩尔跳了下去。我加了许多丙烷后,重新爬上飞行舱顶看绳索,周围一片寂静,站在纷乱的白云中,我不由感到强烈的孤独,绳索看来完整无缺,我回到飞行舱。虽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纪录,但现在我得靠自己决定死亡或幸存。没穿救生衣的佩尔要么死了要么还在努力游泳,我必须联系救援找到他,我必须生还。已经24小时没
  有睡觉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努力清醒下来,决定升高热气球,这样我可以从飞行舱跳伞。我给火炉扇风,找到笔记本,在封面草草写下:“琼、霍莉和山姆,我爱你们。”
  等到高度计显示8000英尺,我爬到外面,一个人在云端,蹲伏在栏杆边向下望去,飞快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如果跳下去,我就只有两分钟好活;如果成功地打开降落伞,我仍然可能淹死在英里。我摸了摸降落伞的开伞索,确认它是否是正确的那根,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经常分不清左右,尤其是对于降落伞,上次我跳伞时,就拉错了开伞索,降落伞从我身上飞走,幸好那次还有几位跳伞运动员在我的周围,所以他们打开了我的备用降落伞。现在我孤身一人在8000英尺的高空,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望着上面的大热气球,我意识到我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上,如果能让气球下降,或许我能在即将撞得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刻跳入海中,现在的燃料能支撑30分钟, “只要我活着,我就仍然可以做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告诫自己。我又爬了进去,脱掉降落伞,下定了决心在这几分钟里,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进夹克衫口袋,检查是否带了手电筒。
  从飞行舱向下面的浓雾瞧去,我试图算出我该什么时候停止燃烧,让热气球可以尽可能慢地撞上海面,什么时候打开通风口,什么时候离开控制设备,爬上飞行舱顶准备最后的一跳。尽管失去了所有的燃料罐,热气球携带的重量仍然约有3吨。
  当气球从云层下钻出时,大海就在脚下,我竟然看见皇家空军的直升飞机!我最后点燃丙烷减慢我下降的速度,抓了块红布,爬出舱门,蹲坐在飞行舱顶,向直升飞机驾驶员挥舞着红布。他偶尔会朝我挥挥手,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危机。从边上看下去,大海越来越近,我在飞行舱上四处滑来滑去,想弄清楚风从何处来,然而很难,因为风好像从各处吹来。我最后选择了逆风一边,向下张望,离海面只有50英尺,也就是一所房子那么高,大海扑面而来,希望热气球失去我的重量后会上升,不要落在我的头上。我抓住栏杆,拉开救生衣的开索,从飞行舱上一跃而下。
  大海结上了冰,我深深地掉到英里,感觉我的头皮都和水冻在一起,然后救生衣带我浮上了水面。我还活着,这简直像在天堂里,我转头朝热气球望去,没了我的重量,它安静地向上飞去,就像华丽的外国飞艇穿过云层,消失在视野里。
  直升飞机飞到我的头顶,放下一根绳梯,我像坐秋千一样坐了进去,但是每次它努力把我拉高时,我又掉回水里。我太虚弱了,抓不住绳子,最后它用绞盘把我拖了进去。
  “佩尔在哪里?”我问,“找到他吗?”
  “他不在热气球里?”这个皇家空军军人问。
  “他在水里面,大约在40分钟之前。”
  飞行员做了个鬼脸,用无线电同某人通话,直升飞机开动螺旋桨开始上升。“我把你送回我们船上。”飞行员说。“我想去找佩尔,”我说,“我很好。”
  如果佩尔幸存下来,那么他一定在爱尔兰英里游泳,或者更可能淹死了。光线在减弱,从空中望去只可能看见他的脑袋,这像寻找一个足球——一个落在有暴风雨的海上的灰色足球。飞行员不理会我的争辩,两分钟内,我们降落在一艘船上,我被拖到船里。没有歇口气,飞行员立刻起飞,重新往大海飞去。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没有消息,然后电台传来兴奋的声音: “我们找到他了,他还活着,仍然在游泳。”不幸的是,拉人的绞盘被卡住了,只好靠一个小舢板抢救他,小舢板到达时,佩尔几乎要死了,他没有救生衣,已经在海水里泡了两个小时,拼命地游泳以保持血液循环,被解救上来时,他完全被冻僵,筋疲力尽。后来他说起他儿时的经历,那时他爸爸强迫他每天在瑞典冰冷的湖水里游泳。我们在舰艇的甲板上相会,紧紧地抱在一起,佩尔被脱的精光,裹着一条毛毯,他的脸苍白得像块大理石,冻得发青,牙齿止不住地打颤。
  我们成为首次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简直不能相信我们能幸存下来。
  1987年夏天,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强自支撑,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广告,并大力展示他们乘务员的格子呢服装,但是没用,8月他们宣布同意英航的收购条件。在我看来,这项收购明显违反了国家垄断和合并委员会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英国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将占大西洋航线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虽然我们向委员会投诉这次收购将让英航在穿越大西洋航线上的份额从大约45%上升到80%,但是这次并购仍然在9月通过。英航和苏格兰航空还演了场好戏,苏格兰航空将独立经营,而且乘务人员将继续穿他们格子呢套装,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没有苏格兰航空的竞争,英航现在可以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消除最后的小小的本土对手——我们,然后垄断大西洋航线。
  随着英航和苏格兰航空并购案的继续,我们意识到虽然庞大的英航给我们威胁,但是这次并购对我们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我们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至少增值到1000万美元,我们利用它租了另一架飞机来飞迈阿密航线,我们还打算进一步扩张。根据管理英美国际航空的百慕大协议,在英美间应该有两家英航公司飞行;同样,我们的律师也发现英国同日本达成的政府协议规定,必须有两家英航公司和两家日本航空公司来往于英日。由于苏格兰航空退出了竞争,维珍航空现在可以自由申请作为第二家航空公司开通这些航线。
  就像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乐队肯定是维珍唱片的转折点一样,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对于维珍航空也是个转折点,他们合并之前,我们只能飞往迈阿密和纽约边的纽瓦克机场。作为第二家英国远程航空公司,维珍航空有资格申请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最想飞的是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和东京,我们也列出苏格兰曾经的其他三个地点:旧金山、波士顿和香港。1987年我们只有两架飞机,为了飞往洛杉矶和东京,我们将必须租用更多的飞机,招募两倍的乘务员。
  同时,除了争取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仍然继续靠近索恩百代集团,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搞定了1亿英镑的贷款。尽管整个夏天股票市场持续上升,我们觉得索恩百代集团的股价仍然太低。有了一亿英镑在手,毫不畏惧百代集团的规模,1987年9月25日我们开始收购,每次10万股,决心在宣布我们收购标价之前买入百代5%的股份,即使失败,从长远来说5%的赌注肯定会升值。马上,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前些天我们购入了价值175万英镑的25万股,然后又是500万英镑,有时我们会卖掉些股份,故意把水搅混,使人相信大量的索恩百代股票在交易中,这样收购的传言就会继续,10月第二个星期之前,我们的股权交易花了3000万英镑。
  1987年10月15日,星期四晚上,飓风登陆,没有几个人可以去工作,所以股票市场星期五关闭了,而在美国,星期三开始,股票变成了抛售,道琼斯指数下降了95点,接着引发了最大的日下降指数。到第二周一之前,华尔街的崩溃还没有真正冲击伦敦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周日的报纸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甚至鼓励读者抢购英国石油的股票。星期一澳大利亚股市首先开盘,立刻下降了20%,东京股市下降1500点。我认为这是吃进索恩百代股份的最佳机会,打电话让经纪人购买500万英镑的索恩百代股份,20秒内经纪人填好了定单,问我是否想多买些,还有很多卖盘。最后我觉察到危机,停了下来,就在我斟酌时,伦敦股市下跌了100点,接着100点,又是50点——一整天共下跌了250点。那天下午道琼斯指数则又下降了500点,3天之内,世界股市蒸发了大约1/4的市值。
  维珍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从1.6英镑跌到0.9英镑。有人算出我已经在维珍的股票上损失了4100万英镑。比这更糟的是,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从7.30英镑跌到5.80英镑,下跌了20%,我们手上的股份猛跌到1800万英镑。
  新斯科舍银行也不开心,股价下降的这么厉害,他们要求立刻归还500万的现金。但我仍然要收购索恩百代集团,我决不会卖出我的股票,所以维珍股价的大幅下跌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股价被大大低估了。而且,我更多地注意百代的利润和现金流,把股市崩盘看作是收购它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蒙特雷公司在这次下跌中损失惨重,他们的股价跌去了60%,无法借到更多的钱收购索恩百代的股票。
  那个星期我和两个独立董事大吵了一架,在维珍上市时我们引进他们来代表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坚决反对继续进攻索恩百代集团并在10月底公布年报时宣布收购。
  “但是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购买机会,”我说,“索恩百代现在仅值上周五时的2/3,我们能从它的歌目中取得巨大收入,所以它是便宜货。”“未来可能更加严峻,”他们警告我,“这次股市大崩盘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购买唱片的人还会继续,”我说,“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股票。他们会继续购买甲壳虫和菲尔?科林斯的专辑。”
  但是每个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都想观望股市下一步动态,索恩百代的股价一直下降到5.30英镑。我争辩说这次崩盘是意外,股价不久将回升,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然而他们都不同意,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把这件事情放下,我期望当我们发布年报时,维珍股价将高开高走。当我们宣布维珍到七月份为止的年度利润从1400万英镑增加到3200万英镑时,我们的股价并没有上升,一点也没有,很难理解前一年维珍的每股股价能有1.4英镑,然而在利润翻倍的情况下股价却跌了一半。这次股市崩盘宣告了维珍作为公开上市公司的结束,唐恩反对改向,但是特雷弗和我悄悄讨论了重新私有化的部署,特雷弗开始计算如此大的回购需要多少资金。
  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管理层将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我们的收购价比每股1.4英镑的上市开盘价要低,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将用发行价收购,这比我们宣布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0.7英镑——要高得多。那些维珍一上市就进行投资的人,那些在银行外排队曾经给我良好祝愿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损失,我们的名声还是完整无缺。
  特雷弗再次审查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财务结构,在1988年11月底设计好了私有化的步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试图劝说他们的母银行内地银行加入到贷款银行辛迪加中时,遭到了拒绝。特雷弗决定除了名头外不要塞缪尔?蒙塔古公司的任何服务,他没有建立一个银行辛迪加,而是开始组织一个银行联合体,同每一家银行直接联系,这意味着由于他要同所有的人单独谈判,必须做大量外出搜集情况的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每一家对付其他银行。最后他获得的20家不同银行的授权,我们得到了三亿英镑的贷款额。我们收购了外部股东的股份,然后再次募集资金偿还为保护维珍集团上市公司和维珍航空而形成的债务。
  债务额超过了三亿英镑,我们负债累累,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快速转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卖掉了手中的股份,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唐恩、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离开了维珍,唐恩已经完成一项很棒的工作,他重铸了公司,让公司的管理架构清晰明了,特雷弗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总经理。特雷弗和我希望采用合资的方式投资维珍任何子公司,想用在不同维珍子公司的一两个主要合作者来代替金融界的股东,维珍集团的结构也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18.“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1988-1989)(1)

  回购尼克的40%的股份时,因为维珍迅速发行了一系列以菲尔?科林斯为首的畅销歌曲,我能力偿还100万英镑的贷款。那时我就象在刀锋上行走,但一切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负债3亿英镑,必须在一年内归还两亿。这个压力下,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只要报价合理。特雷弗、肯和我开始研究可以从哪里筹钱,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维珍零售。
  1971年初以后,维珍再没有从维珍唱片店取得很多利润,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名字显
  示在热闹的街道上,公众对维珍的印象很大程度从它们那获得,它们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在我们付完员工工资、租金和管理费用后,这些商店通常亏损。维珍零售的问题是自从1980年尼克离开后,没人真正有效地把它们组织起来,对手们开始超过我们。1987年唐恩发起的一次对公司内部的检查中,清楚表明零售业没有为我们赚钱,而且显然再也不可能了。
  “让我们把它们全部卖掉,”再次回顾了维珍零售的损失后,我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很快我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卖掉小型唱片店而保留大卖场,原因有两个:第一,HMV(全球最大型的连锁音像店)在牛津街新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店,获得了交口称赞,而且确实销量不错;第二,帕特里克已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找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可以把那儿改造成维珍大卖场。
  在英国我们有102家唱片店遍布全国,而当WH?史密斯公司问我们是否愿意卖掉一些小唱片店改名为Our Price时,我们欣然接受。1988年6月,我们以23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了67家小唱片店。特雷弗和我接着将维珍零售切割为互不相干的三个部分:第一类包括出售唱片店给WH?史密斯后的剩余部分,分布在各大主干街道和牛津街大卖场;第二类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大卖场,帕特里克将建立一个独立法国分公司负责这里;第三类是计划为伊恩?达菲尔准备的,他设立了牛津街上的HMV大卖场,我们成功游说他加入维珍。
  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伊恩为什么决心离开索恩百代而来到维珍,就短期而言,他离开了一家声誉良好的大公司、放弃可观收入,来为我们工作,而当时维珍在零售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提供给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维珍大卖场的机会,许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有维珍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这一行的奇才,对唱片店有独到思路,他的兴趣在于到海外去开一系列维珍大卖场,我感到我们可以重振雄风。
  我们也考虑过在美国开店,但是当时那里的房租太高,竞争又激烈。我们改为在悉尼开张营业第一家大卖场,那里还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平静市场,我们可以试验一些不同的方式,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伊恩去了悉尼,我们半开玩笑地说,索恩百代集团将再也逮不到他并劝他回头。伊恩雇用了他在HMV的老搭档迈克?尹门,他们一起开始筹建悉尼大卖场。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也初具规模,找到了一座19世纪后期建造的老银行大楼,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引人入胜的楼梯,这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小唱片店赚不了很多钱,仅仅吸引路人进来,他们会挑剔品种不多。70年代已经结束,维珍唱片店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和顾客忠诚度。我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地方,提供世界上最广泛最多的产品、最完善的服务。
  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认同开巴黎大卖场,我却把它看作我们在零售业最后的赌注,如果不幸,那么我们将整个产业售出。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提出开巴黎大卖场的想法时,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都不相信他的销售预测。“如果我们不能从牛津街赚到钱,”西蒙指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赚到钱呢?”我明白他对维珍零售长期的失败非常愤怒,因为他拥有20%股份的唱片公司要为维珍零售的亏损提供补助。由于整个董事会反对这个想法,所以如果帕特里克要得到继续进行的许可,那么我就必须做些努力。第二个星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关于在欧洲大陆开展生意的电视广告,我立刻同意了,并要求在巴黎拍摄。于是维珍董事会看到这则电视广告中的我站在香榭丽舍大道,宣布在欧洲大陆做生意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下一个维珍大卖场就将在这里。虽然西蒙、肯和特雷弗对我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我信任帕特里克,相信他会成功。我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倾听,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全力执行,不同意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固执。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从开张那天起,它就所有的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商店。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商店的范畴,成为了一个路标和旅游景点,几个月后甚至吸引了同罗浮宫一样多的参观者,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其他任何一家唱片店的两倍多。每个日本和德国的青少年游客来此朝圣并批量购买CD,而且顶层的咖啡店也成为法国经理们聚会的时尚场所。我对帕特里克非常满意,但是对英国的唱片店束手无策。
  1988年情人节的灾难突显所有的问题。维珍唱片店决定那天卖兰花并订购了5000枝。不幸的是,要么没有人知道兰花,要么人们更喜欢买玫瑰,到2月15号之前我们仅售出了50枝兰花,零售连锁店发现自己还剩下4950枝花,这些花不像CD,它们正在枯萎变色,必须扔掉,甚至我也不好意思送给琼那么多花。是时候引进其他人来改造维珍零售了,辞退员工令人揪心,我痛恨做这件事,但是这个团队已经江郎才尽,那一年他们承认维珍零售将亏损两百万。
  虽然猎头列出了合适候选人名单,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西蒙?伯克再次应征总经理的职位,他在两年前作为发展经理加入了维珍,负责筛选各种商业计划。
  我常常鼓励维珍员工发现自我潜能,我坚信凡事皆有可能。尽管伯克没有改造连锁店的经历,但是我确信他能。1988年8月伯克在维珍零售开始工作,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清除商店里堆积的废物:由于维珍董事会盈利的压力,以前的管理人员曾接下各类生意努力创收,从
  金属徽章和拳击短裤到记事本和各种文具,有些店铺还贩卖溜冰板和美式橄榄球护具,甚至贺年片;最不可思议的是伯明翰店,他们把空间转租给洗衣店,店铺的入口都被洗衣机堵住了。虽然这些交易会带来短期的入账,但从长远看,它们迷惑了消费者,不再将这儿当作购买唱片的地方。
  在牛津街商店,有一座小小的CD工厂,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彻底的失败,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十分有兴趣观看CD如何制造出来,它或许是本世纪唯一一家在牛津街高级地段开设的工厂,但同时它也是场灾难。第一,很多库存被偷走在黑市中出售;第二,技术员工必须从威尔士赶来,工作4天,休息3天;而且,我们的工厂太小了,无法同大型CD厂展开价格竞争。这家工厂制造的CD的长期受害者当然是维珍唱片,肯和西蒙被迫接受。我们曾成功完成了录音棚、唱片公司和唱片店的一体化,我相信这个纵向一体化的例子也会按照同一方式运作。
  伯克坚决反对这个行为,坚持立即拆除这家CD工厂,把空间还原成唱片销售场所。“它不过是个噱头,”他说,“它必须滚蛋。”西蒙和肯感激不尽地同意了,我们回到了惯常的商业模式,就是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减到最少,与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合作。
  伯克的战略开始奏效,1989年6月维珍零售重新盈利,在对维珍董事会陈述中,他要求1000万英镑投资于新店铺。他指出维珍零售正在崩溃,商店的瓷砖正从天花板上脱落,线路老化。他指出如果顾客看见这些,他们也会联想到飞机的状况。但不巧的是,帕特里克也要求1000万英镑用于完善波尔多和马赛的维珍大卖场。基于巴黎大卖场最近的成功,我倾向于投资法国,这一定让伯克懊恼。同时,悉尼大卖场即将开张,伊恩和迈克还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为了帮助英国商店进行投资来偿还债务,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合资公司。理想中的投资者买下30%的股份,但是由于利息过高,主要街道的零售业正在衰落,没人购买。WH?史密斯得到风声,打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报价。WH?史密斯购买了我们10家英国大卖场的50%的股份,与以前不同的是,这10家大卖场继续保留维珍的名称经营。股份的出售赚了1200万英镑,我们立刻用它归还维珍航空的借款。这是领先那些银行家又一次。
  英国零售业飞快地变成同WH?史密斯合资的公司,欧洲大陆的零售业务开始从巴黎扩展到波尔多、马赛和德国后,维珍各个分公司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日本。当许多英国公司抱怨在日本做生意是多么困难时,维珍已在享受同日本人的良好关系,我认为这源自我第一次去东京旅行的成功。那时只有20岁,尚未同克里斯蒂结婚,却颇有野心地安排了与娱乐界和媒体圈中人士进行会谈,试探是否可以建立某种类型的合资公司来分销唱片。那是在我们扩展维珍唱片之前,我甚至没有迈克?奥德菲尔德可以销售。我年轻,满腔热情却身无分文,参加了许多会议,艺妓们在一旁上茶服务,我穿着牛仔装和T恤,积极地同一群群友好耐心的日本商人谈生意,虽然没有达成任何交易,但真正的胜利发生在我的旅馆。当我出了机场后,坐出租车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毫无特色,房间非常小,那晚我又累又孤独,看见旅馆服务有一项按摩。两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来到我的房间,让我躺在浴缸里,享受了一生中最销魂的按摩,最后我们都躺到了浴缸里。第二晚我迫不及待的再次要求按摩时,来的却是两个系着围裙的日本壮妇,解释说上次两个姑娘休假。她们用空手道对我又砍又打,我骨头都散了。虽然这一次我预定了豪华酒店,但是什么也不能同我第一次商务旅行相比。
  1988年,维珍已经在日本家喻户晓,在那里我们一些艺人们唱片销量很好,尤其是乔治男孩、“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菲尔?柯林斯。自从英航收购了苏格兰航空后,我们成功地申请到飞日本航线的权利,但我们仍然必须出售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的部分股份以缓解堆积如山的债务。
  第一笔生意是出售航空公司10%的股份给日本大型旅游集团西武集团,维珍航空刚刚宣布税前利润翻了一倍,达到1000万英镑,而西武集团用3600万英镑购买了10%的股份。在这笔生意进行的同时,维珍通信签下长期合同将发行世嘉Sega公司的游戏。很明显,日本公司同维珍有着共同的商业理念,他们注意经营长期目标。作为公开上市的公司,除了不得不向独立董事和股东汇报,我另一个主要困惑是投资者的短视,我们必须创造快速的利益,还得付大量的股息,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日本投资者则更关心资本成长,因此,日本的市盈率经常是英国的3倍。我曾经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定两百年的经营计划!这让我想起邓小平在1980年的名言,当时他被问道如何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他的回答是“评价过早”。
  同日本伙伴合作的下一个部分是维珍唱片,这是个关键性的买卖。如果要突现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意义,维珍唱片就得卖个好价钱。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是不准备长期投资;一家日本媒体公司富士产经最受我们青睐,我与富士产经的Agichi先生在荷兰公园11号我家的花园里会谈,“布兰森先生,”他平静地问道,“你是喜欢美国太太还是喜欢日本太太?美国太太很难缠——太多的官司和赡养费。日本太太非常温顺,非常安静。”


  第十卷

  19.准备起跳(1989-1990)(1)

  维珍唱片以一亿五千万美元,即一亿英镑的价格出售了25%的股份,证明了伦敦金融界的确低估了维珍的市值。这次交易昭示大众仅这一家公司的价值至少有四亿英镑,还不包括曾经在上市公司里的部分,如维珍零售。
  有了日本合作者加入维珍航空和唱片,我们决定在日本也扩展零售业务。伊恩、迈克和我们的日本顾问开始做调查,迈克的兄弟娶了个日本姑娘,所以他已开始在悉尼学习日语,
  伊恩把他派往东京,自己则去了洛杉矶,沿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开设地点。
  迈克报告说我们自己不可能在东京建立大卖场。东京是一座零售、居住和商业区全都混杂在一起的大城市,外来人员难以识别出各个区域的特色,不象伦敦很容易辨识,东京到处看起来都一样,房价还特别昂贵,租店铺得交大笔押金。特雷弗、伊恩和律师同许多潜在的日本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最后选择和一家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合伙。特雷弗设计了一半对一半的合作关系作为日本维珍大卖场的起点。
  唱片店的难处是销售的商品同其他唱片店一模一样,很多竞争对手在东京蒙受了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得不交付高额的场地租金,另外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顾客忠诚度。为了避免这些缺陷,我们同丸井建立了合资企业,他们是最早真正明白火车站重要性的零售商。他们使自己的商店尽可能地靠近大型火车站,保有大量人流量,他们也首创了内部信用卡。丸井帮我们在东京中心的新宿租下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一万平方英尺,所有权属于丸井,我们商定以销售额的一部分来抵偿租金,这种方式避免交付大笔押金;且虽然与欧洲标准相比一万平方英尺挺小,但是它比东京其他所有的唱片店都大,正是我想要的旗舰店。
  为了同竞争对手有所区别和吸引顾客,我们安装了视听设备,并雇用了DJ,这个DJ起到了良好的促销作用。不久东京的维珍大卖场获得了同在牛津街和诺丁山的早期唱片店一样的时尚地位,全市的青少年蜂拥而至。东京的消费昂贵,所以青少年很喜欢在维珍度过一个便宜的下午,听音乐,聊天,购买唱片。消费者在东京大卖场平均的逗留时间是40分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麦当劳吃顿饭的时间。它简直是我们七十年代初销售理念的延伸,每天有一万名顾客,它的成功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内,维珍的每一个子公司都同日本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世家、丸井、西武集团和富士产经。我也准备加入在日本另一项冒险:佩尔和我计划第二次热气球之旅,从日本起飞,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
  当佩尔告诉我他的担忧时,已经太晚了,当时我们正坐在去日本的飞机上,他坦白说他没在压力室测试飞行舱,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它能承受四万英尺高空,如果在那个高度窗户爆裂,那么我们只有七八秒钟戴上氧气面罩。“必须保证氧气罩唾手可得,”佩尔以他惯用的保守口气说,“当然,如果另一个人在睡觉,那么只剩三秒钟戴上面罩,另三秒帮别人戴,还有两秒钟调整。”
  “事故发生前有征兆吗?”我问。“如果飞行舱减压,会突然起薄雾,你会听见尖叫,感觉肺要被吸出胸膛从嘴中跳出来。”
  当记者问我这次飞行的危险时,我叙述了佩尔的话:“你知道,飞行中我们得有一人保持清醒,所以,我们不能使用当年飞越大西洋时用的非常舒服的维珍航空椅,而是向英航索要了他们的两把椅子。”
  起飞定在11月,此时穿越太平洋的急流最为强大,然而,这也是海洋一年中暴风雨最多的时候。我们计划从日本起飞,立刻就会到海面上,接下来的航行距离是飞越大西洋距离纪录——三千英里的两倍多。
  佩尔的助手已经带着热气球和飞行舱到了起飞地点——位于日本南部的小镇,根据计算,这里恰好在急流层下方。到达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汤姆的电话,自从飞越大西洋后,汤姆同佩尔分手,迈克代替了他,但是汤姆一直关注佩尔的动态,非常担心。
  “你们将会死在水里,”他告诉我,“你的第一选择是准备一次安全的海上迫降。即使到了大陆,60%的可能是身处黑暗,在11月,北美夜长15个小时,尤其是你们去的地方更靠北。你们无法在黑暗中着陆,因此不得不继续飞行15个小时。即使以每小时30英里,你们会深入内陆1000英里,肯定会陷入不幸;你们还得假设出现暴风雨的情况——很难一直有平静无风的天气。在了北方,很多人被限制在船舱里等待天晴,所以你们的搜寻援救队到位了吗?总之,即使一切进行顺利,你们的飞行仍然非常危险。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句话,上次飞越大西洋虽然成功,但是最后仍然完全失控,幸亏你们两个都活了下来。你们在飞行中教会了自己如何驾驶热气球。在大西洋,你们迫降,也许能碰上附近的船只,而在太平洋,你们会死定了,要么在海上死去,要么在黑暗中着陆。”
  我放下电话,汗流浃背。电话再度响起,是琼,今天是霍莉8岁生日,她说:“我一直在写日记,爸爸,当你回家时,我们可以交换日记。”“好的,亲爱的。”我边说边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当我向佩尔提到如果我们在海上迫降,将没有生还的可能时,他同意。 “我们不需要去投健康保险,”他漫不经心地说,“只需要人寿保险就行了。”
  当佩尔的队伍在飞行舱里安装电子系统时,他和我仔细检查飞行操作。很难相信我们两个要再次被关在这个飞行舱里,周围全是小配件,但它们是同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太平洋上的急流状态同大西洋上的完全两样,大西洋上空的急流是V状急性气流,像一个倒三角,随高度变得越宽,风速变快,让你逐渐加速,在一万英尺高空,气流的速度可能有50英里,到了两万七千英尺将达到100英里,以此类推,热气球可以顺溜而上;太平洋上的
  急流却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它是亚热带气流,像一根单孔电缆,在两万英尺高时,气流还完全静止,两万五千英尺还是原样,可到了两万七千英尺,你会突然碰上速度100到200英里之间的急流。从来没人乘热气球飞越过太平洋,危险太大:当我们热气球的顶部撞上急流时,热气球会被吹离下面的飞行舱,即使没有分离,也会有巨大的颠簸,设想一下飞行舱速度是5英里而热气球速度有200英里,像突然被一匹千里马拖着狂奔。一旦设法进入了急流,它里面有一个直径大约为4000英尺的空洞,我们必须监视高度计,时时保持这一高度,避免由于热气球和飞行舱在不同气流中造成的任何颠簸。
  我的父母已经到了小镇,琼选择在气球起飞前呆在家,然后坐飞机去洛杉矶和孩子们在飞行终点迎接我。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气象员鲍勃还预报说星期二的天气棒极了,可是到了星期一却说得等到星期三。佩尔和我一遍遍地检查可能出错的每件事情。
  “保持火力燃烧——这是最要紧的!”在讨论了3个小时这次飞行的种种可能后,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这次延迟让我有机会重新检查了安装在飞行舱壁上一排排仪表盘、计量器和开关,也给我时间记住哪个是丢弃空燃料罐的开关,哪个是分离热气球和飞行舱的开关!
  “现在是黄灯,”鲍勃宣布,“预计到11月23号会变绿灯。”
  “太平洋是世界上第一大洋吗?”霍莉在电话里问,“它有多少英里?环游世界要花多长时间?”
  当我到达起飞地点时,有了麻烦,热气球气囊仍然躺在地上没有充气,佩尔的助手队伍都挤在操作间听报告:“风太大,太冒险,顺风太强。”他们决定让气囊躺在地上,希望第二天晚上风势转弱。我到外面寻找翻译,向挤起飞场边的人们道歉,决定明天再试。第二天漫长而又无聊,急流表现异常,鲍勃一直努力计算我们应该着陆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加拿大的育空。
  终于,全美最著名和最有经验的气象学者鲍勃:“准备出发!”
  回到旅馆,门下塞进来一份传真,霍莉用精巧的斜体字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在水上着陆,不要着陆不顺;我希望你安全着陆在干燥的陆地上,我希望你旅途顺利。
  爱你的霍莉。
  附:祝你好运,我爱你。”
  我吃了片安眠药,躺在床上睡着了。几小时后,我们开车去了起飞场。大约有5000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出来观看,当热气球从地上升起,在飞行舱上来回摆动时,我听见一阵阵欢呼。成百上千个炭火盆放在山坡上,它们的烟直冲上夜空,充分证明了周围是多么寂静无风,但是我们需要尽快起飞,以防万一地面上一股大风撞上我们。
  我和父母站在一起,赞美着热气球的宏大,此时一条布带突然从气囊上脱离,落了下来。“那是什么?”爸爸问我。我跑过去找到佩尔。“别担心,”佩尔说,“只丢失了一点热量。热气球够大,可以应付。”我把佩尔带回操作间,爸爸抓住他的手臂问:“从气囊中间部分飞走的是什么?”“只是从热气球一侧漏了一些空气。”佩尔说。爸爸看起来并不相信。
  佩尔和我走了出去,站在热气球底下,实际上叠层被撕开了一个洞。我找到爸爸:“老爸,别告诉妈妈,我们有了个洞,但佩尔仍然觉得可以成功到美国。”“你不能在那样的东西里面飞,”爸爸说。一分钟后,更多的叠层带开始剥落。“理查德,恐怕我们将不得不取消这次飞行,”佩尔说,“如果我们起飞,我们将死在太平洋中。”
  望着外面山上的人群,我将不得不让他们失望,我的双手由于极度失望不断抖动,但还是再一次拿起麦克风,努力不让自己哽咽:“很抱歉,热气球的叠层被撕开了,因为我们昨夜把热气球整晚放在外面,以至霜冻进了里面……”
  随着翻译重复我的话,人群传来一阵叹息,接着又有了漏气声,好几大块气囊的骨架坍塌在火炉上,整个热气球就在我们眼前解体。
  没有了火炉,热气球垂了下去,倒在一边,热气从洞里面渗漏出来。
  “我们明年还会回来,”我发誓,“请相信我们。”
  琼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坐飞机去洛杉矶,“太好了,”她惊喜的大叫,“我要开香槟!”
  蔚蓝的大海在我们身下闪闪发光,内克尔岛近了,能看见白色的珊瑚礁、海岸线、倾斜的棕榈树、房子的突出的尖顶、岛上郁郁葱葱的树林。我们盘旋在上空,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站在岸边,戴着白色的宽沿帽,热带风情的衬衣斑驳。我朝他们向上张望的脸使劲挥手,在人群中我看见穿着白色婚纱的琼,她旁边是霍莉、山姆,还有她的亲人。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他又让飞机转了一圈。
  我拿起那盒牛奶巧克力,紧紧地咬在嘴里,蹲在打开的飞机舱口,热风急速冲在脸上,我向下张望,觉得海岸和蔚蓝色的大海在我脚下疯狂地旋转。我们飞过游泳池,我抓住门边,回头看飞行员。“一切都因为琼喜爱牛奶巧克力!”他喊道。“小孩也是!”我回叫道。我冲他打了个响指,最后看了眼脚下的游泳池,然后爬到压杆上,在那里摆来摆去。琼和我终于要结婚了,我也不想牛奶巧克力融化,我准备跳下去。

  20.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1990.8——19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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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被重重蹬了一脚,我醒了,整个晚上我可是挨了不少“拳打脚踢”。已是早晨5:30,我溜下床,看着山姆蜷缩进了我温暖的被窝,他和霍莉仍然常和我们睡在一起。打开电视CNN频道,把头凑到屏幕前听新闻,不需要多大声音,我已明白局势糟糕依旧。前一周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全世界一片恐慌,原油的价格已从侵占前的19美元一桶飙升到36美元,因为联军开始为准备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而囤积航空燃料,航空燃料的价格也从75美分一加仑飞涨到1.5美元,涨得比原油还要厉害。
  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乘客数量和燃料成本。现在所有独立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灾难:占日常总开支20%的燃料价格翻了一番,乘客数量日渐减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照常运转。战争发生后的第一周里,维珍航空收到了3000个取消预订机票的通知。在路易兹银行我们可以透支2亿5千万英镑,不知道在他们来处理这事之前,公司还能挺多久。这些烦恼暂且抛到一边儿吧。
  不晓得今天取消机票的乘客又要增加多少,不过,那些大型国有航空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没人愿意冒险乘坐带有国家标志因而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飞机。由于撒切尔夫人曾经准许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袭击利比亚途中到英国加油,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都被认为容易招致恐怖主义的报复,在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客机里的炸弹已经表明这种报复多么可怕。英航虽然只是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却自称是英国官方航空公司,而这个称号第一次对我们有利。经历了第一周的空舱飞行之后,我开始怀有一丝希望:乘客们会谨慎地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于维珍表现出了些微偏爱。
  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规模还很小。我们只飞往两个国家的4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检查这4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有没有任何吸引乘客回头的迹象。东京航线的情况最差,我们只获准每周飞4次,而且不是周日,可这天正是商人们最爱启程的日子,况且这条航线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前就一直亏损。整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进行游说,希望开通的另外两次飞往东京的航班,不过和以往一样,这次又受到了英航的阻碍。我们飞往纽瓦克和洛杉矶的航线,乘客数量自从开战后第一周就开始减少,不过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选择维珍而非美国官方航空公司的细微变化,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线似乎基本未受影响。
  在此前一个月,大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琼在内克筹办了一场精彩的聚会,我却发觉自己闷闷不乐。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失去了兴趣,而我亦深有同感,每一次商谈合同都极为艰难,有时反复纠缠于一些老地方更让人感到乏味。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做成了主要的独立唱片品牌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富都维系于这一家公司,我明白他担心我的某个冒险之举可能会危及公司。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毫无兴趣,他把维珍航空完全当成维珍集团的一个巨大负担,一门会被英航或者其他意外,如海湾战争,逼上绝路的生意。
  进入不惑之年,我开始思考这一生中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建立了维珍航空之后,我发现,要随心所欲地迅速发展航空公司极为艰难,虽然我们度过了辉煌的一年,并当选为最佳公务舱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却只限于在盖特维克机场运营。只有一条短跑道,又缺乏相联的航线,盖特维克无论在货物还是乘客方面,都不如希思罗机场有利可图,我们在盈亏的边缘挣扎,还陷入了与英航的持续竞争,而后者依然是竞争中的主力。
  一想到我们奋斗只能维持维珍航空收支相抵,我便开始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做点儿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了去大学修历史。当我跟琼谈提到这个主意时,她毫不留情地否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其实是个借口,好离家去认识漂亮女孩们。我还仔细考虑过去当全职政客,去研究一些诸如医疗护理、无家可归等重要议题,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为争取政治变革、贯彻实施而努力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念头,都因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抛之脑后,我们的航空公司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是霍莉。“哪一双?”“你知道的,就那双新运动鞋。”正当电视里世界因战争而分崩离析,正当半舱空空的维珍“处女航行者”号跨越大西洋,飞向拂晓时分的盖特维克机场时,我们一家人正聚在床上吃早餐。让霍莉和山姆做好上学准备永远都是一项令人发狂的测验,鞋子、袜子、背心、体恤、运动衣和贝蕾帽,这些都得从他俩头天晚上莫名其妙藏身过的地方搜罗出来。只有最富于灵感的奇思妙想,才能把那些玩意儿召唤出来。最后他俩终于拎起了所有的玩意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是约旦王后努尔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热气球飞越大西洋之旅带来的奇遇之一。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蕾斯?凯莉,她是美国人,曾当过空姐,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魅力四射。她如今住在安曼的一座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宫殿里。她听说了我们的气球飞行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教她和她的家人乘热气球飞行。我和汤姆一同去了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皇室成员们如何乘坐热气球。在安曼,没有人见过热气球,当我们在人们头顶出现时,他们无不惊奇地仰望凝视。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站在柳条篮里的时候,人人欢呼雀跃,奔跑招手,整座城市完全呈现出一派喧闹景象。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王子们在气球离屋顶3英尺时向下挥手致意。
  萨达姆侵占科威特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寥寥几位拒绝谴责他这一过激行为的国家首脑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原本承诺给予伊拉克许多油井,以作为对持久的两伊战争的援助,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这些诺言,甚至还在OPEC组织给它的产油配额上进行欺骗。
  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籍劳工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有15万难民聚集在临时帐蓬里,没有水,也没有毯子。白天炙热,他们毫无遮蔽;夜里冰冷,他们也无法保暖。一听到这个问
  题,我立即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努尔王后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建立一个供水系统,但还需要10万多条毯子。
  “已经死了一些孩子,”努尔王后说, “不过还没有演变成大范围的灾难。我想我们只有两到三天的宽限了,很快上百名难民将会死亡。”
  那天我和维珍航空的同事们谈论如何着手找到10万条毯子并空运到安曼去,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事办的威廉?沃德戈雷姆和海外发展办的琳达?绰克,弄到了3万条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答应提供更多的毯子,我们主动表示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就在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中发出了呼吁。从那晚起,盖特维克机场开始堆积毛毯,此外,戴维?山斯柏利还答应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的一架747客机上的座位被全部挪走,取而代之的是4万多条毯子、几吨大米和医疗物资,飞向安曼。装载毛毯的卡车在机场排成了一队,返航时我们还带回了不少被困在约旦而想回家的英国人。
  回英国后,威廉告诉我他接到了英航主席金爵士的电话,金爵士惊讶地看到,10点新闻播出了维珍航空的飞机飞向约旦的头条特写。“本该由我们去做那件事情,”金爵士对威廉说。威廉向他指出,恰好是我主动提供帮助,而维珍航空又正巧有架飞机可用。第二周英航也向约旦运去了一些物资,并带回来更多的英国同胞。克里斯汀告诉我,他们非常吃惊: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英航提供帮助,然而,自从维珍航空的安曼之行以后,英航频频地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看来,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会造福慈善事业呢!
  由于听说我们运去的一些物资并没有到达难民营,我决定去安曼待上几天,观察那些物资下一步的传递流程,直至它最后到达难民营。我又一次和侯赛因国王及努尔王后住在了宫殿,并与内务部长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坚持有必要严格监控这些捐助物资,使那些捐助者确信它们交到了难民手中。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做了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西方国家希望外交斡旋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保护科威特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了。待我回国时,约旦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努尔王后告诉我,再也没有人因痢疾或脱水而死去,不久后15万名难民也慢慢疏散了。
  几天后看电视新闻时,我见到一组不同寻常的镜头:萨达姆身边围聚着一群滞留在巴格达的英国人!在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中,萨达姆坐下来,示意一个小男孩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头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摄像机讲话,那男孩和山姆差不多年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人,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制服的伊拉克士兵能够幸免于难。
  “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金爵士在他给威廉的第二个电话里这样怒吼,“是该死的外事办的一分子吗?”金爵士的愤慨也在一些报纸上得到了附和,它们暗示我不过是出于个人荣耀才,我被这一批评刺痛了,和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曾在日记中极力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完全碎裂了。一直疲于奔命,在接受ITN采访、谈到我所见的各种人士时,我噎住了。说起在巴格达机场,那位英国父亲不得不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以带出伊拉克,那位菲律宾妇女在那天离开伊拉克生第二个孩子。讲述时我只能说到一半就不忍继续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些嘲笑有没有道理?一个月之前,我正接受《名利场》的访谈,那段时间整天情绪低落,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我刚满40,在寻找新的挑战,甚至考虑除了航空公司,变卖掉一切东西,缩小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门我热爱的冒险生意。但也要有时间尽力运用我的商业技巧,去解决我认为自己会有所裨益的问题,如攻击烟草公司、子宫颈癌,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会得到更大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把接下来的40年时光浪费在经营公司、把生意做大上——那只是前40年的重复而已。
  为此我需要得到承认吗?不,我认为不必。一个两难问题是,要针对许多问题开展运动,你需要公开地利用自己,以号召别人。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借助我在电视上的讲话,成吨的药品、食物和毛毯、帐篷送达了难民手中。撒切尔夫人辖下的政府捐助了200万英镑,五大慈善机构之间也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N开始播放免费广告……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行动迅速,一场主要的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公布于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难题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个人可以以何种频率、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媒体而不至于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如果真有迹象表明我是为了个人荣耀而做的,那么我将来就根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通过飞往巴格达和营救人质,维珍再次篡夺了英航惯有的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维珍的这次巴格达之旅会让金爵士如此恼火,我只是在尽力帮忙。我们成功地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运载了医疗物资,而且带回了人质。后来我才发现,金爵士的愤慨反应仅仅是个开端,一场由英航发动的旨在将维珍航空挤出市场的暴风行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卷

  21.我们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 (1990.11—1991.1)(1)

  “低头,”我冲着珍妮和她的丈夫雷内大叫,点燃了汽油,我可不想珍妮的头发着火。随着火苗在气囊中熊熊燃烧,热气球绷紧了绳子,我解开了缆绳,大地越离越远。因为珍妮没有带任何飞行时可以保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更衣室找了件旧皮大衣给她穿上,这让她看起来很瘦小。我们在秋日的下午静静地滑动,树叶凋零,残留在树上的叶子也是红色或者金黄色,11月里昏暗的阳光穿过枝头,投下斑驳的长长的阴影,热气球运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影子:每棵树、篱笆、甚至母牛都有长长的清晰的阴影,而你很难在地面上注意到这些
  。
  当我在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时,我也开始同珍妮?杰克逊谈判,她对同维珍签约表示了兴趣。同努尔皇后一样,我问她是否愿意乘热气球升上天空,邀请她来到磨坊端。我喜爱热气球运动。这是我做过的最安宁的事情之一,让我觉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中,当你滑行时觉得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没有人可以打搅你的飞行,你是多么自由自在。热气球是最自然的运输方式之一,当我看见一个热气球悬挂在天空中时,我觉得它和周围的风景协调美丽,不像摩托艇和轿车那样破坏风景,你还会看到周围宏伟的景象流淌在你脚下。我曾经飞过一个干草堆时,发现一对赤裸的情侣在上面纠缠在一起,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瞧见他们,我在他们上方十英尺处点燃了火炉里面的丙烷,他们立刻跳起来分开了。
  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了,”佩尔嚷道。
  地面工作人员逐渐后退,我们点火,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强,佩尔点燃放开钢缆的螺栓,我们冲上云霄。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云层,看见水平线上破晓的银光。我拿起无线电通讯设备,同地面人员联系。“你们飞走了,”威尔大叫,“这儿的人疯狂地在下面欢呼,太了不起了!”
  五分钟内我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向急流层冲去,半小时后我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急流层底部,这时我们好像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加燃料,热气球还是进不去。风太大了,把热气球的平顶直往下压,我们一直被弹回来,只好穿上降落伞,把自己捆上救生筏,以防万一热气球遭受灾难性的撕毁。接着,热气球终于先挤进了急流层,气球顶部突然飞到我们前面,甚至掉到飞行舱下面,我们被撞倒在一边,飞行速度突然从20英里猛升到100英里,我们简直要被撕碎了,但是幸好飞行舱跟着热气球
  进了急流层,我们处于正常位置了。热气球再次吊在我们上方,我们安全地进入了急流层。接着,配而扔过来一句:“从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进入了未知的区域。”
  7小时后,该丢弃一个空燃料罐了。我们有6罐丙烷拴在飞行舱上,当燃料罐空了,我们就会扔掉罐子,减掉多余的重量,相应地飞行速度加快。我们决定在扔燃料罐时降低高度,钻出急流层,以防万一有什么地方出错。
  我们在飞行舱下有一个镜头垂直向下的摄影机,充当我们的一扇窗,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很危险,虽然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白色的波峰和阴暗的波谷。佩尔按下按钮松开空燃料罐,飞行舱突然倾斜在一边,我被扔过飞行舱,掉在佩尔的头顶。“怎么回事?”我大叫。我沿倾斜的飞行舱地板爬回座位,我们以25度的角度悬挂着。佩尔检查了所有的控制器,想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我们就被一根钢索掉着,飞行舱会同热气球分离,垂直坠入海中。我打开录像带机,看看燃料罐消失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怖的是,我看见三个罐子往大海落下,而不是一个。“该死的,”佩尔说,“飞行舱一侧所有的罐子都扔掉了。”我们实际上抛弃了一个空罐和两个装得满满的罐子。我们才飞行了一千英里,现在却只有出发时一半的燃料,我们得靠三个而不是五个燃料罐来完成太平洋飞越中最危险的远征。
  “当心,”佩尔说,“我们在上升。”我看着高度计,没了两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的重量,热气球骤然升高,速度如此之快,高度计滴答滴答地从三万一千英尺稳定地上升到三万四千英尺。
  “得放出热气,”佩尔说,“我们必须下降。”我们不知道飞行舱有多坚固,只知道玻璃舱顶能抵御的压力高度大约在四万两千英尺,如果我们到了四万三千英尺,玻璃舱顶就会爆裂。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够时间看到我们的肺部从胸部挤出来,眼珠从眼眶里蹦出,我们就变成太平洋某处四落的碎片。虽然佩尔打开了热气球顶部的通风口,但是它还是继续上升,时间和高度计展开了竞赛……
  感谢上帝,在我们丢弃所有燃料罐之前,终于慢下来了。三万九,三万九千五,四万,四万零五百,四万一千英尺。我们现在到了无人知晓的区域,我们的设备没有在这个高度测试过,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四万两千五百英尺时,高度计停止上升。我悲观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它已经破裂了,不能记录任何更高的高度。除了协和式飞机,我们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任何喷气式客机。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里,浪费了一半的燃料。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爆发,因为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未必会到达海岸,但是情绪高涨,我们飞行的速度太惊人了!”
  依然没有联系上圣何塞控制中心,我写道:“事情看起来令人非常绝望。这时我不能确认我们将到家。”
  然后,就像我们突然中止联系一样,我们的联系又恢复了。我从无线电设备上听到话音,这时联系已经中断了6小时10分钟。迈克曾经以为他已经失去我们了,因为两艘他联系寻找我们的船只报告说看见残骸了。
  “迈克,是你吗?”“理查德,你们在哪?”“坐在太平洋上空的一个锡罐里。”我们如释重负,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迫降了。上帝,我们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我们很好,”我撒谎,“虽然丙烷在我们飞行舱上引起了火灾,但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位置。“除了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还有什么问题?”迈克想知道。“没有了。我们依然歪斜,当然不会再扔掉任何燃料罐了。”“海湾战争爆发了,”一个女孩说,“美国人正在轰炸巴格达。”是佩妮,她也在控制室。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机场碰到的士兵,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实迫降,一定没人会关注。鲍勃通知说:“我算出了你们的路线,你们需要立刻下降,你们现在所在的急流不久将折回日本,你们将会被放逐在太平洋上。如果你们从三万英尺下降到一万八千,你们或许可以进入向北的一股急流,它正冲向北极,但是至少那儿是陆地。”
  我们关掉火炉,开始下降,五小时后鲍勃让我们再次上升,回到三万英尺的高度,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往西北飞去。我感到凡事皆有可能,而且奇迹仍在继续。我们的速度非同寻常:每小时210英里、220……突破了所需的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正平稳地向加拿大海岸飞去。燃料维持得不错,速度保持得很好,佩尔和我开始相信安全着陆没问题。
  经过36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海岸。即使我们现在正飞往落基山脉——肯定是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至少那是陆地。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感觉难以让人置信。在我们飞越落基山脉时,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当地地面控制中心——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把你们的救援信号灯打开,”他们建议,“现在遇上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风速达35英里。”我们的兴奋变成了绝望,救援信号灯每隔五秒钟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我们曾经期望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却在洛杉矶3000英里之外,飞入北极的暴风雪中,恶劣的暴风雪会撕碎热气球,我们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像丹羽文雄那样死去。我们必须在黎明后立即降落,如果拖延三四个小时,太阳就会加热热气球的气囊,我们将继续飞过格陵兰岛,深入北极,失去同任何救援队的联系。
  我们在暴风雪中,以大约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速向前旋转,我的任务是让热气球着陆。750英尺高时,我打开舱门,冷空气和雪花扑面而来,我爬到被冻住的飞行舱顶部,抓住钢缆,侧身把安全栓拔出扔到暴风雪中,它们是用来在碰上雷电时防止螺栓着火。我在那蜷缩了一分钟,注视着旋转在我周围的雪花,仅有的灯光是头上巨大的桔色火苗。热气球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你和风速一样快,所以你听不见风声,你的飞行速度有每小时150英里时,如果你将薄纸放在飞行舱上,从理论上说,它不会被吹走。所以,虽然我们在暴风雪的中心,但是觉得非常安静,我被雪花消失在火苗中的景象迷住了。然后,我环顾周围,看见了脚下的大地,意识到这么黑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下方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我朝佩尔大叫:“不要降得太低,下面全是森林,我们走不出去。前方有块空地。你能看见吗?”“准备着陆,”佩尔一边叫一边熄灭了火炉。
  爬回飞行舱,我们降落了,以大约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上地面,发出一声巨响,一路滑行。不幸中之大幸是在气囊飞离我们之前飞行舱停住了,我们立即扳开阀门,手脚并用地爬出来,害怕飞行舱将和最后的丙烷燃料一起爆炸。我们拥抱在一起,在雪中跳了会儿快步舞。银色的热气球气囊悬挂在松树林上,风正吹得它四处乱晃,飞行舱没有爆炸,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0度,如果我们回不去,就会冻伤。我们再次爬进飞行舱,用无线电联系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我们已经着陆,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着陆在四周有森林的湖上
  。”“这是个结冰的湖泊,”一个简洁的加拿大声音回答道,“很安全。唯一的麻烦是你们周围大约有80万个湖泊,湖边全是树林。”
  我们不得不在飞行舱里再等上8个小时,佩尔的一只脚和我的一个手指冻伤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半睡半醒,吃着补给,极度渴望得到温暖,这8小时中每隔5秒钟,紧急呼叫器就叫一次,几乎刺破我们的耳膜。我们的着陆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300英里,距离最近的道路有150英里,这片荒野大约有英国的两百倍。“我们已经飞行了6761英里,”佩尔带着疲惫骄傲地说,“我们的飞行时间是46小时6分钟,平均速度是147英里——这些都打破了记录!”“我只渴望一杯热咖啡,”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还有篝火、阳光海滩。为什么我们不降落在加利福尼亚?”
  “下次,最后一次飞行,”佩尔开始梦想,“环绕世界!”我想知道我是否疯了,还去考虑同他再次合作。相对其他任何人,他将热气球飞行的技术推广到极限,但是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关系,但是佩尔没有团队精神,他很孤独,经常难以理解,很容易批评别人。我的成长经历却告诉我要寻找人们的优点,尽管这样,作为两个性格相反又相互尊重对方优缺点的人,我们仍然和平相处。他也必须忍受我们所做得每个项目都命名为“布兰森”或者“维珍”,当然,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绝大多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还要多。
  终于听见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它盘旋在上空,降落在我们旁边。我们拿好装录像带带的包和飞行日志,摇摇晃晃地进了直升飞机,佩尔由于冻伤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耶洛奈夫的一个小机场,一圈圈黄色的荧光灯在大雪中模糊不清,我们嘎吱作响地走过雪地,来到飞机棚,打开门踏进去时,威尔、爸爸妈妈、佩尔的妻子海伦和一些来自耶洛奈夫的人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欢呼起来。“来一杯冷啤酒,”威尔叫道,“只有这个了。”佩尔和我打开瓶塞,向每个人喷洒。“你们成功了,”妈妈说。“不要再做了,”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佩尔开玩笑说,“我们下次将环绕地球。如果那些燃料罐还在,那么现在我们在英国。”“你看了我给你的信吗?”妈妈说,它还在我的裤兜里,“这封信是一些日本小学生写的。你必须把它交给你着陆地点的当地孩子。”耶洛奈夫的一位地面人员带了六岁的儿子来看两个从日本飞来的热气球驾驶员,所以我单膝跪地,把信交给了他。“日本的一些孩子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你也许有一天去那儿,但是别乘热气球!”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餐厅吃了顿饭,耶洛奈夫的半数居民都到了那里,吃饭时新首相梅杰发来一份传真,祝贺我们飞行取得成功。第二天我们飞经西雅图到了温暖的洛杉矶,在那里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报纸上说入侵后股票市场飞涨,看着多国部队如此猛烈的火力,很难想象伊拉克可以长时间坚持。我同机务人员谈话了解到航班是多么空,一位飞行员警告我海湾战争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持续相当时间的大衰退。“所有的轰炸结束,萨达姆死后,”他说,“世界将突然发现主题将不是‘所有战争之母’,而是‘所有衰退之母’。

  22.飞向暴乱巴格达(1991.1 -1991.2)(1)

  1月25日是星期五,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坐在沙发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纸笔,拒绝喝杯咖啡,对上周飞越太平洋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愿看我的眼睛。他的举动让我不祥地想起我以前的考茨银行经理。
  “周一我参观了欧洲航空,周三我去了丹航空公司,”西德尼开始说,“我怀疑你们同样深陷麻烦,恐怕我们要收回在那两家公司的贷款,也看不见你们怎么能够让维珍航空运营
  下去。”显然这就是他的想法,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或许是航空工业史上最差年份中的最糟一周。虽然维珍集团在银行的贷款额正式为两千万英镑,但是现在已经为五千万英镑。他们星期一访问了欧洲航空公司,随后收回了贷款,所以这家由哈里领导的欧洲最大的独立短途航空公司于本周五宣布破产,4000名员工失业。
  海湾战争仍在继续,航空燃料每加仑的价格仍然高于1.2美元,旅客们也不愿飞行,尤其是乘有国旗标志的飞机,在外行看来,航空陷入了灾难。然而,维珍集团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很好:仅仅靠出售日本世家的设备,维珍通信当年的销售额也会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西蒙和肯的唱片销售也进展顺利;维珍公司的歌手保拉?阿卜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位居前两名,布赖恩?费瑞则在英国排行首位。海湾战争和愈演愈烈的衰退没有影响唱片销售,虽然维珍大卖场盈利不多,但是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维珍航空是我们最大的负担,但是潜在的前景依然让人振奋。维珍假日照常运营,总经理让?希姆斯预言今年度假者的数目将从去年的八万三千人增加到十万,增长率高达20%。让把维珍假日打造成维珍旅行旗下最盈利的一部分,而且他的预测从不会失灵,所以我深信不疑。假设维珍假日的平均价值是每人730英镑,那么仅仅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得到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况且他们都得搭飞机。货运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价格确实在上涨,成功经营我们货运部分业务的阿伦指出太多的航空公司暂停了远东的服务,因而他现在能对发往日本的货物增加费用。“我们现在往那边运什么?”我问他。“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说,“大部分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运回电脑游戏。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维珍的政策经常是把我们多余的现金重新投入到这个业务中去,因而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表无法充分说明潜在价值。虽然这项政策长远看来是有效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危机,就会掩盖真实的情况,意味着银行担心我们的短期利润和我们归还我们当前利息的能力。特雷弗向西德尼解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既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同维珍艺术家的合同价值。“看,”我告诉西德尼,“简单说,我们有很好的业务。仅唱片公司今年的利润就有三千万英镑,还不包括在美国所进行的大笔投资,它明年的利润预计是七千五百万英镑;维珍通信和维珍零售也在盈利。航空公司、度假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在今年年底盈利。只是现在它们比较倒霉。由于海湾战争和冬季影响,我们的现金流缺少一千万到两千万英镑。这对于整个维珍集团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到年底就会补齐。总之,我们可以轻易地出售维珍唱片的一部分或者整体。最近城市银行对它的估价是九亿美元。现在,你们还会因为战争引起的暂时现象收回你们的贷款吗?”
  “不,不,不,”西德尼让步了,“但是你必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可以从他们的观点清楚看到:尽管集团的其他部分有着巨大价值,但是维珍航空小的现金流赤字让我们受罗伊德银行的支配。在英国银行系统下,银行愿意通过高利率赚钱却不愿像德国和日本的同行那样冒险,因此英国银行更可能切断与某个公司的联系后逃离,而不是支持它度过困难时期。战争中期令人绝望,航空公司比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更快地破产:所有的电话铃声消失了,乘客们停止订票,即使大航空公司也撑不了几天。西德尼走出门口时,他已经消除了绝大部分忧虑,他写信给我承认他最害怕的东西不见了,他甚至为“反应过度”道歉。罗伊德银行暂时站到我们这边,唯一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出售部分或整个维珍唱片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特雷弗已经对1991年做了很多预测,即使最坏的估计也显示这年维珍航空会有七百万英镑的利润,所以我们非常自信。然而,一回到伦敦我就意识到谣言传遍了这座城市,说维珍航空将步上欧洲航空和丹航空公司的后尘。没时间为维珍唱片寻找合适的合作者,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去扑灭有关维珍航空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从航空公司传来的消息也令人不快:订了票友退掉的乘客数量已经超过了自我们成立以来最高的水平。一天,威尔忧心忡忡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收到了一位在罗斯恰尔兹公司的朋友电话,”他说,“金男爵昨天在那吃了中饭,他对维珍航空大放厥词。”对脆弱财务的指控很快会自我兑现,尤其当它来自崇高的权威人士。金男爵关于维珍财务风险的指控有许多重要听众,比如新闻界。更重要的是,金男爵的谈话也会被银行家们听见,他们正在考虑收购维珍航空的部分股份。我们正同美国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进行初步接触,他们准备融资两千万英镑,而有关我们即将破产的谣言将让我们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格。第三种被这个谣言影响的受众是飞机制造商,尽管衰退,我们还正在准备扩展我们的机队,但是没有人会愿意同一家拮据的航空公司做生意。而最重要听众是掌握所有航空公司运行权的国家航空管理局。
  当我们开始创建维珍航空时,维修任务外包给苏格兰航空,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时,他们向交通部和国家航空管理局许诺自己会延续所有现存的维修合同。然而,当我们于1988年9月获得了第三架和第四架747飞机后,英航对它们的服务索要了高昂的费用:平均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16英镑跃升到61英镑。一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打印错误,但让我们惊惧的是,它不是。自从英航成为唯一一家有足够大的飞机棚保养波音747的公司后,他们认为即使将成本增加两倍,我们除了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决定飞往爱尔兰,由Aer Lingus公司保养
  我们所有的飞机,即使这很贵,也非常不便利。
  此外,回溯到1988年夏天,英航应履约保养我们的一架747 飞机。他们的工程师没有发现联系发动机和机翼的飞机外挂架上有裂缝,以致我们最后必须买个新的外挂架,这架飞机停飞,可英航竟然拒绝提供他们空闲飞机来代替,因此罗伊只能暂时外租了一架747。然而情况越来越糟:零件缺货,飞机在机棚中又没了位置,工程师也排不出时间……当英航的工程师们修好外挂架时,我们的747已经在地上待了16天,这可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绝望的等待中我给英航的老总科林?马歇尔爵士打电话:“你们的工程师太差了,简直毁了一架飞机。”“这是从事航空业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他冷漠地告诉我,“如果你们坚持做流行音乐,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们不会借给你们一架飞机。”
  这次事件意味着无法用夏天旺季收入贴补冬天的淡季,还让乘客疏远了我们。由于必须另付飞机的租金,我们的现金流严重受损。当我们同意英航的补偿时,他们有拖延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不办,让我们陷入了周转危机,维珍唱片不得出面帮忙。所以,在我出发去日本进行热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出起诉。
  除了维修之外,我们同英航的主要斗争是我们申请每周增加去日本的两班航线,正在同日本政府谈判。航班日程表和航道对其他行业毫无意义,但它们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飞行许可,我们那儿也不能去,如果维珍要扩张,赢得去东京的航道和航线特别重要。苏格兰航空被收购后,他们飞往日本的四条航线已经转移给了维珍,但是这依然还不够。要让这些航线维持下去,我们得每天都有航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日本政府提供四个航道,英航想当然是他们的。但咨询了律师后,我们依然提出了申请,如果我们成功了,维珍不仅赢得航道,更给予英航沉重一击。当我们申请的消息泄漏出去,英航暴怒异常,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他们开始行动起来。金男爵和他的队伍努力向议员们游说,这些航道应该由英航“公正地”继承,把它们交给维珍航空是非法的,结果,这个论点收到了反效果。“它们不是‘你们的’!”交通部长的马尔科姆?瑞金德简略地告诉英航,“它们属于政府,我们来授权。英航并未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失利时,他们转而开始更有杀伤力的指控,指出维珍航空的财务状况不足以接受这些航道,他们在业内嘀咕说维珍航空要破产了,于是就有了金男爵在罗斯恰尔兹公司午餐会上的评论。他们还往交通部寄“秘密”信件,置疑我们的财务状况。这击中了国家航空管理局的要害,他们不能把航道交给眼看着要破产的维珍航空。我们得大费口舌说服国家航空管理局维珍航空运转良好。整个一月,就在国家航空管理局商讨是否将两条东京的航道授予我们时,关于维珍航空和我的谣言越来越多,所有这些谣言都暗示我们深陷麻烦。
  终于,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家航空管理局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历史性决定:将多余的四个航道授予维珍航空,命令英航将他们在成田机场的频段移交给我们,并宣布它将向交通部建议维珍航空应该被允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金男爵暴怒不已,作为保守党主要的捐款人,他宣称自己被欺骗了,疯狂谴责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1月29日,第一部有关维珍航空和英航之间竞争的纪录片在泰晤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描写了我们赢得东京的频段和进入希思罗机场所做的斗争,也突出强调了我们长期以来关于维修争论在内的维珍航空对英航的抱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英航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宣称维珍航空辱骂他们。文中将我们对他们的攻击称作“猛攻”。金男爵又对我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后,我想让这些谣言消失。虽然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害怕同英航或者其他任何人竞争,但是有害的谣言越来越多。
  1月21日,我给金男爵写了第一封信,希望通过开诚布公让谣言消失。我相信做生意时私人关系很重要,人们应该直接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希望他接着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交谈很快地取得和解。我写道:“我对你们英航所做的人身攻击感到不快,作为一家独立的小航空公司的主席,我所做的同你在我这个位置所做的没什么不同。我同国家航空管理局讨论过,他们决定支持我们。现在这个决定正在再次审查,我们已经讨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的案子,我们正在等部长最后的决定。上述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当条件合适,我们已经通过国家航空管理局、交通部、欧共体和高等法院取得补偿。我们没有对您和科林?马歇尔爵士做出任何个人攻击,我希望你们公司表现出同样的礼貌。
  我的信只是一相情愿,接下来一个星期,威尔收到一个自称是弗兰克?都布森的电话,他是个私人侦探,想同威尔立即见面。他建议地点是滑铁卢车站下的一个酒吧。威尔和我们的律师一道前往,弗兰克告诉他们一个叫“克罗尔伙伴”的侦探所正在调查我和整个维珍集团。弗兰克问威尔自己是否可以为维珍工作,抵制克罗尔所做的任何事情。威尔感谢他的情报,但是谢绝他的帮助,因为我们从没有用过私人侦探。2月5日我收到金男爵的回信,他引述了自己在《星期天电讯》上的讲话:“我管理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公司
  。祝他好运。”他补充说自己不愿对此事说得更多。这封信的简短正昭示了其中的傲慢,显然金男爵蔑视我。金爵士的信里只有两句话,他不想让我交“好运”,他还会对着无数人连续不断谈论“这一问题”。有关金爵士的信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没有直接邮寄给我,而是在一份报纸上做了回应,。就像英航努力打压维珍航空、让它消失在视野里一样,对我来说金男爵假装我没有存在。


  第十二卷

  23.无耻勾当(1991.2—1991.4)(1)

  “我接到一个来自英航的男人的电话,”维珍航空的市场经理克里斯?莫斯告诉我,“彼得?弗莱明观看了泰晤士电视台的节目,说他能证明所有英航做过的事情。”“他会写下来吗?”我问,“这是否是有力的证据?”“他说维珍航空是英航最大的敌人,而且自从巴格达的飞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来专门破坏你们。”“你能写下来吗?”“我试试。”
  整个二月和三月,我们与交通部长马尔科姆?瑞金德讨论了东京航道的争论和我们进入希思罗机场的问题。他是位实际的苏格兰人,公正地听了我们的陈述。我觉得他和我们完全一致,他指出希思罗和格拉斯哥之间定期航班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我现在有合适的餐具,吃一顿象样的饭,过去常常是有点潮湿的白色三明治。”虽然我们的工作午餐进行得不错,但是结束时他说:“理查德,你必须承认,英航干得很棒。”“是的,他们改善了不少,”我同意,“但是他们吃的是免费的午餐:比如他们免费得到协和飞机,没有任何负债,还被允许专用希思罗机场。”“是的,”马尔科姆承认,“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争辩道:“这与任何国家利益无关,现在英航是个大公司,归它的股东所有。只是因为曾经是国有时才所得到一切,形成垄断。但它不再是民航总局的了,想想你在格拉斯哥飞机上所吃的白色三明治吧。”或许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马尔科姆尴尬地点着头,我明白他不会乘坐维珍航空,因为政府鼓励所有的国会议员、公务员和所有的军人乘坐英航,似乎某种程度上它仍是“国家运输公司”。
  “好消息,理查德,”马尔科姆1991年3月15日说,“政府同意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经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将授权你们作为英航运输公司来经营飞往东京的两条航线。”
  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重要的转折点。“太棒了,”我喊道,“佩妮,让我喝点香槟!给威尔打电话,通知每个人。”
  当每个人聚集在我的办公室庆祝时,我拨通了休?维尔本的电话。休曾经写文章指出希斯罗机场对航空公司是多么重要,因为盖特维克只有一条短跑道,缺少联运的航班,而在希斯罗机场同样的航班会比盖特维克机场利润额增加15%;维珍航空能从希斯罗机场更长的跑道上空运更多的货物,从而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这些都给马尔科姆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赢了,”我告诉休,“终于进入了希斯罗。”休很高兴也很惊奇,他在航空业做咨询已经有很长时间,告诫我说:“虽然这是你们的突破,但是得当心,英航不会善罢甘休。”在我们喝香槟时,得到消息的记者们接二连三打来电话,他们也打给金男爵,接下来周末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交通政策?”在他女婿马文任商业版编辑的《观察家》中,金男爵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交通政策?看起来每次我们建立一条盈利的航线,就有人凑过来说,‘我也要点儿,’于是政府就施以恩惠。”我对这个访谈哭笑不得。金男爵估计马尔科姆决定允许维珍航空开辟飞往东京的航线将使英航每年损失两亿五千万英镑的收入,他严词谴责道:“我们的股东损失的两亿五千万英镑将直接落到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里!”但愿收入是直接进了我的腰包。盛怒之下,金男爵忘记了在收入和利润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成本”。在《观察家》中,金男爵还拉长着脸争辩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他举出了雷克航空、苏格兰航空和欧洲航空的例子。这太虚伪了,所有的三家航空公司被迫限制在盖特维克机场,远离竞争视线,让英航渔翁得利。
  同一天《星期天电讯》评论道:“本周金男爵正为允许维珍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最终决定大动肝火。维珍航空长期被限制在盖特维克,这对英航是个保护政策,现在人们明白了,由于国有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英航的服务死板,而维珍具有年青企业家的厚脸皮、坚韧劲和创意,这些都击中了英航的要害。就食物和服务质量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的相当于英航头等舱。”
  我的父母常教育我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一无所得。”通过拼命挤进希斯罗机场,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同英航相比,维珍航空还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英国苏格兰航空从未做到这点。虽然马尔科姆已经在理论上开放了希斯罗机场,我们仍然需要战斗,寻求如何真正获得起飞的频段。
  从英航雇员彼得那儿拿到的信件周一早上到了,彼得在3月18日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英航的英国销售管理层将维珍航空公开视为头号劲敌。在海湾战争中营救人质使理查德?布兰森取得了良好形象,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我在英国销售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去破坏‘布兰森的形象’”。彼得曾经是英航在维多利亚的高级市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确切消息,英航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破坏我的名誉,并且已经下令撕毁同维珍有关的一切文件。那些文件有什么罪,需要他们去销毁?我们静观英航挑起的战役如何发展。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运营,我们不得不设立登机柜台、行李处理器和一支工程队,提供工作日程表给我们的乘客。这意味着要获得频段,只有当我们的频段到位时维珍航空才能制定时间表,然后出售机票。如果我们要赶上繁忙的夏季运输,就必须最迟在四月前一切到位,每一个项目都是场战争。首先,没有登机柜台了。而我却在第三终点站看见一整排空余的登机柜台。“这些是谁的?”我问。“英航。”这就是回答。即使空置,英航也转租给我们。我向英国机场管理机构投诉,它在八十年代私有化开始时就改革了,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机场,总经理是约翰?伊根爵士,他曾经管理美洲虎公司。我认为约翰爵士会有点同情我,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曾经把美洲虎公司经营得很兴旺。我们通电话,我告诉他我只想拥有同英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想让他们从我身上踏过,他许诺尽力帮忙。最终英国机场管理机构分配给维珍航空一些登机柜台,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行李处理器,得在英国内陆航空和英航两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英国内陆航空。
  最困难的事情是频段的分配。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新斯科舍银行的布鲁斯?伯明翰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肯,那边还是半夜,但显然肯还没有睡。“特雷弗正在去多伦多,”我告诉他,“我们正努力让新斯科舍银行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 肯沮丧地说:“我们必须在傍晚之前完成这笔生意。”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谈成了这个合同就只等签署了。
  飞到多伦多需要八小时,在瑞士的午后喝茶时间,肯已经起床,在比华利山庄开始同珍妮律师进行最后的会谈,他们最后再次检查了合同。彼得、琼、孩子们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饭。特雷弗在多伦多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多伦多,在新斯科舍银行停止业务之前到了这所银行。早上三点前,采尔马特村的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和彼得都睡熟了,连值夜的守门人也消失在背后的办公室。我坐在投币电话旁的塑料沙发上,焦虑不安,想象着特雷弗和布鲁斯进行的会谈。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特雷弗和布鲁斯从新斯科舍银行的食堂打过来的,我盲目地保证珍妮?杰克逊下张专辑的销量会达到她的兄弟迈克尔的《Thriller》的销量。虽然布鲁斯?伯明翰明白这张专辑对维珍的价值,但是他不愿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对他来说,安逸的选择就是骑墙观望。
  “我们需要现在做出决定,”我说,“我坐在旅馆大厅里,这儿将近凌晨四点。感谢上帝,肯在洛杉矶谈判,如果他在香港签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失败了。如果我们要签下珍妮?杰克逊,就必须在洛杉矶下班时间之前拿到银行汇票。”“这大概就是信任,”特雷弗说,“维珍从来没有拖欠你们的任何贷款。这次也一如既往。”
  “特雷弗,”布鲁斯说,“我能信任你们吗?否则我会死的。”“是的,你可以。”接下来陷入长久的沉默。“我猜想伦敦支行的人会对我无比愤怒,”布鲁斯最后说,“但是无论怎么样,珍妮?杰克逊是位了不起的女士。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笔生意。但是我可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又花了烦人的两小时从新斯科舍银行的洛杉矶分行取得银行汇票。洛杉矶时间下午五点,当特雷弗和布鲁斯在多伦多欢度晚餐,而我正在补觉时,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到达了比华利山庄的会议上,并且转给了珍妮?杰克逊的律师。珍妮?杰克逊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问题,她和肯愉快地签署了合同。“该死,”她的一位律师说,“我们应该早点。我们要等到周一才能把它换成现金。”
  由于我们仍然需要在珍妮制作专辑时付给合同中的费用,所以我们继续想法子把资产套现。特雷弗和罗伯特设法将世家电脑游戏在欧洲的经销权卖回了母公司——日本世家公司,我们需要现金,虽然没有银行家对该经销权估价很高,但是我们卖出了三千三百万英镑,这次出售的时机也非常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到了谷底,而日元飞速升值,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经销权变得一文不值。
  1991年6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一捆简报中一份叫《对维珍的控诉》,记者是弗兰克? 凯恩,他说:“维珍的一位乘客显然对上星期豪华商务舱的服务不够满意。在来宾登记簿上有一条这么写到:‘不奇怪你们的老板会用热气球环游世界。’”
  我蜷曲在货车里等待信号。这时是1991年7月7日凌晨四点,希斯罗机场外的环形路上。我们雇用了一台起重机,把印有维珍商标的红旗慢慢地挂在停机坪上的协和飞机尾翼上,把写着“维珍领地”的告示牌放在英航告示牌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纷纷从我们旁边的货车中跳了出来,架起了自己的设备。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穿着织锦缎双排扣常礼服,一只喂饱了的鹦鹉在我肩上晃动,我还在左眼蒙上眼罩,别着一把有剑穗的长剑。
  交通越来越繁忙,经过的汽车都停下来拼命按喇叭,司机们高声欢叫,不久警察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笑得非常开心,”警察说,“但是英航要求我们逮捕你。”“那么你们会逮捕我吗?”我问。“当然不会,”警察笑道,“我告诉英航,世界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第十三卷

  25.告那个混蛋!(1991.10—1991.11)(1)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西蒙对维珍唱片的投入。他已经不再发掘新人了,两年来维珍没有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新乐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出新乐队是一家唱片公司动力所在。虽然我明白西蒙担忧如果维珍航空稍有不测,就会危及他在维珍唱片的股份,但是同样地,我也担心他对维珍唱片的不投入会损害我股份的价值。他的心不再在这项业务中了,看起来对他私人的项目更感兴趣。
  维珍航空在同英航竞争中辛苦煎熬,为了给每次航班提供服务,我们的工程队伍不得不在希斯罗和盖特维克间一天跑三四次。如果一个机场的航班延误,就会大大影响另一个机场。威尔曾听说金男爵在四处骄傲地宣布“保卫希斯罗机场的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维珍要倒闭了。”除此之外,英航正在悍然窃取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份报告说,英航曾打电话给一位在家的维珍航空乘客,企图说服他们改乘英航,我们的员工也亲眼目睹英航员工在终点站游说维珍航空的乘客改乘英航的飞机。夹在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之间,我脚踏两只船。另外和这两家公司搅在一起的是罗伊德银行,因为罗伊德银行给维珍航空的贷款是由维珍唱片担保的,这也是西蒙担忧的症结所在。维珍航空的麻烦引发了维珍唱片的隐忧。整个夏天,西蒙、特雷弗、肯、罗伯特和我都在努力想出解决之道,虽然我的脑海中跳出过出售唱片公司的念头,但是有关维珍航空的谣言达到了高峰,我必须马上予以干预。
  当我1984年创建维珍航空的决定违背了西蒙的愿望,我们的友谊再没有全然恢复。他认为我象疯子一样把我们辛苦建立的每件东西置于新的冒险中。他现在只想保护他的财产。他当然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它压宝在维珍航空上,他感到这这个维珍航空的价值已经被冬季价格战毁坏了。我们请教了投资银行专家约翰?索顿,希望他能指点迷津,最大化实现维珍唱片的价值。我宁愿部分出售这个公司来为维珍航空筹措资金,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显然西蒙对部分出售没什么兴趣,他打算售出整个公司,清楚了断。肯则告诉我,他不介意维珍集团的变化,无论怎样他都会一直留在公司。从某些方面说这使将公司出售的想法更容易考虑:肯会留下来,细心照顾员工和艺人。约翰?索顿列出可能的买主名单,整个夏季他都暗中调他们可能的报价。约翰也是索恩百代董事局主席科林爵士的顾问,很快我们发现索恩百代公司对收购维珍唱片非常有兴趣。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同意出售,那么我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维珍航空来度过寒冬,击退由英航发出的一连串攻击;但是如果我们卖掉它,就会卖掉用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宝贝。每位在维珍工作过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那工作了超过10年。
  我希望等到最后一刻再作打算,也许事情出现转机,但是由罗伊德银行为首的银行团一直迫使我们出售。约翰?霍布利已经取代西德尼?肖作为我们的账户主管,随着衰退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他开始将我们的贷款恶毒地从四千万英镑降到两千万英镑。虽然我们从未拖延过利息,但是他们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看过这个吗?”周一早上威尔带来《财富》的新文章,所配的照片是我懒洋洋地躺在内克尔岛的轻便折叠躺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叫《天堂中的另类》的书,插图说明是:“维珍集团的创立者理查德?布兰森享受百万富翁的生活……在英国维珍群岛上!”
  我很感兴趣地说:“我希望罗伊德银行看到这些。”“他们或许会看到,”威尔说,“但是他们会相信吗?”“这可是在报纸上,”我大笑,“这一定是真的!”
  “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10月2日《卫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整个商业版都在讨论我的债务,标题说:“在这个点石成金的人物背后是高额负债和利润低下的企业景象。”副标题则是“旋律优美但不是投资所需。”文中说“最近维珍公司的账目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景象,断断续续的现金流不能满足公司投资需要。” 这份文章简直无中生有,一般说来,当记者写报道时,即使是诽谤,他们也会联系我核查一些基本信息,但是《卫报》的这名记者从未联系过我。我看完这篇文章,很感害怕,这会激起其他报纸登载类似的文章。如果财经记者说维珍陷入如此的麻烦,银行家们就会把他们的金钱带回自己的保险箱。“因此维珍处于高度曝光下,”文章总结道,“与竞争对手相比,它非常弱小。它的主营业务非常不稳定,回购的影响和这个商业帝国的飞速膨胀让债务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布兰森的热气球看来正走在通往平流层的危险的道路上。虽然这个旅途让人兴奋,装饰花哨,但是布兰森先生的热气球旅程是任何后继的商人的不良范本。”这份文章击中了我们最脆弱之处,所有的账目暴露在灯光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卫报》的读者会认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快速下沉。
  电话铃响起,其他的记者询问我的反应,我重复了威尔和我刚写的声明,重点声明这些数字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份文章忽略了维珍唱片无形资产,也没有计算维珍航空飞机的价值。我预备那天下午五点飞往日本,没有许多时间来回应《卫报》,便开始飞速给编辑回信。我试图对这份文章不屑一顾:“在你们的文章《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中有许多不准确数字,如果你们的记者懂得在写之前采访过我的话,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几分钟后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会伤害你们读者。然而,必须指出你们的错误,我们的利润并非“盲目投资”——它们翻了两倍!”我继续列出理由表明在归还完所有的债务后,我们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十亿英镑。威尔过来说:“不能仅仅写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击了,应该让他们给你一整版来自我防卫。”“可是他们决不会那么做。”“或许会。这会引起骚动,对《卫报》也有利,这比将这封信塞在最后一版无人看要好。”我们一起炮制了一整篇文章反驳《卫报》,当我抵达东京时,威尔打来了电话:“好了,我们拿到了半个版面,我把草稿传真给你。《卫报》认为我们会起诉他们,所以当我们只要求公开回应的权利时,他们乐得提供。”
  我又打电话给特雷弗,问罗伊德银行如何评估这篇文章。“她们对此很放松,”他告诉我。当我给罗伊德银行打电话时,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确看了文章,”约翰?霍布利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无论如何,我认识的人都不把《卫报》当回事儿。如果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或者《金融时报》,事情会大不一样。”“现在,你对贷款做了什么决定?”我努力装作随便问问,好像我不怎么关心。“董事会已经批准了,”霍布利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在你们的资产被出售前得到它们。”我放下电话,躺在旅馆的床上,闭上眼
  睛,如果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伦敦的反应大不一样,我们正在拼命重获信任,如果这样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上,银行会立刻收回自己的贷款,让维珍破产。
  我在日本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所大学要求我飞过去同学生见面,并建议我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讲。当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时,教授请他们提问,一开始几乎三分钟毫无动静,为了打破僵局,我鼓励说第一位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两张去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双手立刻举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问题让我没歇过。
  我也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寻找可能的地点,迈克和我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火车,这种火车名叫“子弹头火车”,这种火车更像飞机:在上面可以听磁带,有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我很奇怪,草草记下有关日英两国的火车比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周回到伦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电讯》交通版记者托比?海尔姆打电话给威尔,问如果政府将英国铁路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过来问我。“我们会吗?”我反问。“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主意,”威尔说,“我喜爱火车,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免费提供食物和报纸,甚至维珍飞机舱内的服务。我们能直接在伦敦至曼彻斯特和伦敦至格拉斯哥两条路线上直接和英航竞争。”我们讨论的越多,越觉得它有意义。铁路一定是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一条新建的公路都会立刻堵车,驾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简直是场噩梦。“告诉他我们会!”我盖棺定论。
  于是,接下来《星期日电讯》的头条是“维珍要经营火车了”,并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部的特许权,将和英国铁路建立合资公司。这成了那个星期的热点话题,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维珍财务问题的关心,极佳地反驳了公众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它显示出我们更关心拓展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担忧我们的财务,总之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记者们停止打听财务和假想的破产,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星期一各色人等都打电话过来,包括西门子和通用,还有一名叫吉姆?史德的交通顾问。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位行家。
  我们登记了三个可能的公司名:“维珍铁路”、“维珍捷运”和“维珍快车”,委托史德用艺术家的感觉发展维珍的火车。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是零,但是他奋勇向前,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叫Electra的创业投资公司,他们同意提供两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有了商业计划和维珍火车的模型,特雷弗、威尔、吉姆和我等人同英国铁路等相关公司和部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维珍运营火车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英国铁路一点也不热心,他们的总裁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他把我们的建议看作得寸进尺的开端。在他走出会议室时,他向他的一个同事做了总结,而这些话不幸通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办公室,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让那个笨蛋把他的商标放在我的火车上。”
  10月21日的那个星期,我全都在赶赴LBC(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安琪拉?瑞彭的清晨广播节目。这项工作太麻烦,我必须早上五点起床,在黑暗中摸向LBC电台,从六点录音录到八点,然后才回家吃早饭。电台节目制片人电话邀请金男爵同我在电台争论维珍和英航现在的对立以及英航对我们各种措施。“告诉他,我们不准备降低标准,”金爵士断然拒绝,“而且你可以引用我的话。”虽然自一二月间通信以来我第一次接近金男爵,但是他的回答已经毫无伤害。
  上个星期管理公司车队的约瑟夫打电话给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打扰你,但是你应该知道有件挺罪恶的事情。我们已为一位有个女儿在私人侦探公司上班。她告诉她妈妈,这个公司正在监视你。他们上个星期跟踪你去了克拉瑞吉餐厅,坐在邻桌。”我快速翻看我的笔记:我确实在克拉瑞吉吃过午饭。我感谢了约瑟夫,考虑是否应该报警?我放下电话,盯着它,在我的生活中电话曾是我的生命线。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正在监听我的谈话,我也不知道这些私人侦探是否跟踪我的孩子上学,或者搜查我的垃圾箱。我失神地站在窗前,看着荷兰公园,或许在那里停着的英国电信维修车是假的,事实上装满了监听设备——也许我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我努力把这些想法驱除出头脑,我不能改变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如果我不停猜测是否是英航雇佣这些私人侦探,我一定会累疯掉,或者很快变成妄想狂。我决定生活一切照旧。
  整个星期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到星期五我已经筋疲力尽。下午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佩妮留的便条:“《今天》的克里斯?哈金斯说自己有一个飞短流长的故事,希望你能够回电。”克里斯?哈金斯是《今天》的闲话专栏作家,人们都知道他曾酗酒。我打电话过去,“理查德,首先我想让你明白我已做了酒精戒毒保守疗法,”克里斯说,“我很清醒,所以你必须认真对待我所说的话。”我开始倾听,拿出笔记本。“我同布赖恩?巴沙姆谈过。”“他是谁?”“英航的公关负责人,因为他老婆艾琳为我工作过,我和艾琳挺熟,她打电话给我
  说布莱恩有个关于布兰森和毒品的好故事。”“太好了,”我讽刺道。“我给布莱恩打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对维珍的经营做详细研究,分析它的优缺点。他提到有关天堂的虚假消息,建议我应该亲自去检查那儿的毒品状况。他说他不是有意让你破产,实际上英航最不愿看到的事情是你死在他们的手上。”这让我产生了联想,我努力回想起来其他记者也问过“天堂”的问题,突然我明白了:是弗兰克?凯恩,《星期日电讯》城市版的财经记者。“然后他告诉我应该看看近期描写你现金状况的《卫报》的文章。嗯,财务非我所长,我也不感兴趣。”“好的,或许你应该转过头去调查英航。”我建议。“我会考虑的,”克里斯说,“但是这真不是我的风格,我写了闲话专栏。无论如何,我将在周一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你会在这个周末过来看我吗?”我问,“我愿意和你详细地讨论。”“当然,”克里斯说。
  电话又响了,是《泰晤士报》的艾略特。“我猜想维珍不得不大量裁员,”艾略特开门见山,“我听说你已经给员工们写了信解释这次裁员。”“我每个月都给我的员工写信,”我说,“但是我从没有写过任何裁员信。”“可是我已经拿到了这封信。”艾略特说。我告诉他:“我给员工的信是私人的,没有裁员。”
  接下来是《星期日电讯》,弗兰克?凯恩急速抛出一大堆指控:“我有你写给员工的信,里面你承认将会有大量的裁员。”“好了,”我说,“维珍不会进行任何裁员,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节省开支。”“比如说?”“我不能告诉你,它们是在航空公司内部节省出来的开支。”“我从维珍的内部渠道得知你们正计划冻结工资、冻结招聘、延长工时和合并航班。”“不,”我说,“全是假的。”“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八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继续在冬季飞行的话,你们就会损失五千万英镑。”“瞧,弗兰克,”我终于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你说话,你就是个英航的傀儡。”“别指责我是英航的傀儡,”他向我反击。“那么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你知道我是不会泄漏消息来源的。”“好,无论我说什么都对你写什么没有用,所以走开,写你的去吧,”我边说边挂断电话。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感觉奇怪又让人害怕。我正要去参加一个由脱口秀主持人克莱夫?安德森主持的现场电视访谈节目,准备离开时,电话又响了,是弗雷迪?雷克爵士从迈阿密打来的。“嗨,理查德,”听起来他兴致挺高,“只是想提醒你10年前英航让我滚出这个行业时和你现在一模一样。很快就完了,那些混蛋在那年10月25日阻止了我和麦克道尔?道格拉斯的增值方案,紧接着我在下一个星期就破产了。”“我会在广播中提到这件事情,”我边说边记,“我正准备做清晨广播节目。”弗雷迪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太迟才控诉‘不正当竞争!’别耽误时间啦!”“我不会的,弗雷迪,”我努力鼓起勇气,“我会尽力而为。”“我以前就说过,以后我还会说,告那个混蛋!”
  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威尔和我走进了电视录制现场。当我坐在那里等待开始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最近几小时发生的事情。走上讲台,但是我听不见克莱夫?安德森说什么,他吱吱喳喳地提起维珍航空,对它大倒污水。撕碎某样东西很容易,而建好它会难得多。“现在,热气球飞行怎么样?”克莱夫?安德森说,“你对公众做了什么吗?”当我试图回答时,他又跳到另一个话题:“现在,你打扫垃圾进行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虽然我开始回答他,但是我看出他不感兴趣,我盯着他,义愤填膺。不,我没有做垃圾项目,我正在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虽然你可以随心所欲对我吐口水,但是我花了20年建立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私人公司和维珍品牌。现在英航企图让我破产,把我的员工扔在大街上,如果不力挽狂澜,我就会像弗雷迪?雷克爵士一样破产,而现在我坐在一个耍小聪明的记者面前,他觉得自己可以奚落我为打造一个好航空公司所作的一切努力。我咬着牙朝他微笑,站起来,拿起一杯水倒在他头上,走出演播室,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好吧,”克莱夫?安德森一边擦头和衣服,一边说,“我只想说:乘坐英航。”

  26.登机口的野蛮人(1991.10 –1991.11)(1)

  “昨晚我和哈里?高德曼共进晚餐,”《今天》的专栏作家克里斯?哈金斯告诉我,“他很好,但是他说他再也不能让欧洲航空起飞了。”哈里?高德曼创建的欧洲航空曾经拥有从盖特维克起飞的欧洲航线中20%的份额,海湾战争让它损失了部分乘客,但是我依然不明白它怎么停了那么多航班,直接损害了业务。那年年初他破产了,同一周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肖几乎冻结了我们的账号。在哈里破产前,有许许多多谣言,比如欧洲航空遇到的困难,它们必须用现金买燃料的事情,以及他们的飞机不安全。
  1991年10月27日星期一,克里斯?哈金斯来荷兰公园见我,我觉察他正陷入两难的境地。隔天他就要去萨伏伊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我想让他带上隐藏式麦克风,录下布赖恩?巴沙姆所说的话,这将成为重要的证据。我也希望克里斯给我上周四他和布赖恩?巴沙姆电话谈话的副本。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非常不情愿。“看看英航在做什么,”我对他说,“这会毁掉我们的生意。当欧洲航空破产时,几千员工失去了工作。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否则维珍航空也会倒闭,又有几千人会失业。如果你现在说你不能帮我,那么为什么当初你要告诉我布赖恩?巴沙姆的事情?”“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认为英航这样做不对?”克里斯说。“好,而如果我要阻止英航,就需要证据。不仅需要谈话的副本,更需要谈话录音。”“但是现在我不确信我能否完成,我不能私下录音。”我们沉默地坐在那,我保持安静,只是紧盯着克里斯,让他局促不安。“好吧,”他终于同意了,“虽然我再也得不到英航的优惠了,但是随它去吧,我得为别人做些好事。”“有录音机吗?”我问。“信不信随便你,只有《世界新闻》这家报纸有那东西,”克里斯说,“现在那里没人,明天就太迟了。”“好吧,我马上给你买一台。”
  威尔在周一早上买了个小录音机给克里斯?哈金斯并演示了如何使用,他还让克里斯将麦克风放在衬衫里面。头天傍晚我已经同《今天》的编辑马丁?顿谈过,让他知道我让克里斯做什么,马丁很高兴克里斯拿着隐藏式录音机去。一切进展顺利。但是那天克里斯一直没有打电话过来,弄得我很焦虑,最后他终于致电给佩妮:“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在办公室,周围有许多人,请告诉理查德我明天早上过来。”他过来时十分为难,不想交给我磁带和巴沙姆拿给他有关调查维珍的情况。我递给他一杯茶,让他平静下来。如果他不交出磁带和报告,我不会让他走出我的屋子。终于他打开箱子,当他拿出一张纸时,纸上写着“克里斯?哈金斯同布赖恩?巴沙姆于10月24日下午1:40开始的一段电话交谈” 内容如下:“巴沙姆:‘你已经和我太太谈过天堂俱乐部的事了,事实是你可以在那里公开地买卖包括毒品在内的任何东西。我个人对天堂俱乐部的事没有兴趣,我的兴趣是布兰森如何管理。毋庸置言,我的客户英航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获得了两条去日本的航线。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现金情况,他手里现金经常是紧巴巴的,当要陷入麻烦时,他就筹资,比如说,出售了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现在他又找到了日本投资者。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但是只要你的名声好,一切还可以。如果天堂的事暴露出来,当然会大大影响他的名声,那么他就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哈金斯:‘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调查了?’巴沙姆:‘我没有兴趣……我不想让布兰森破产。实际上,从我的客户角度,他们最不想的是让布兰森毁在自己手里。艾琳知道我对布兰森先生很有兴趣,《卫报》用大量篇幅分析他的财务状况和他危险的管理方法,他周期性地融资,如果裁减所有的费用,他一定会失血。我很有兴趣听听你是如何调查的。’”看完后,哈金斯补充道:“后来更坏,我们昨天谈话时,他提到你的一架飞机将如何从空中坠落,他不断地称维珍是‘脆弱的公司’。我不知道这个磁带是否能放出来,但这是他的报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听听,”我建议,不看他的眼睛,以免露出我的恐惧,拿出磁带放入录音机,然后开始看巴沙姆的报告,这是个转折点,我考虑着,如果我出来反抗英航,那么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刻。
  可是录音带里有很多干扰声,什么都听不清楚。我们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巴沙姆的报告上,这份报告中详细地提到了维珍很多东西,摘要如下:“基本情况:维珍是小公司;维珍集团的市价有八亿六千万英镑;维珍的管理质量低;维珍的风格不正式,但是管理队伍证明自己足智多谋,面对快速变化反应敏捷;核心业务由有相关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主持;维珍财务脆弱,业务需要大笔现金支撑,然而通过利用合资等手段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金,财务状况可能是未来的弱点。
  个人特点:布兰森树立了一个独立、反传统的形象;他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那里有类似英雄崇拜的情结。)弱点:1,布兰森的战略充满着试验性,过去他常常能够从不成功的冒险中提前把自己解脱出来,未来他不会永远这么成功。
  2,布兰森能为了组织的成长通过合资及同日本人做生意得到资金,同日本人的合资企业最终会束缚这些业务的方向,并由于布兰森放松了控制而受到限制,这些业务的继续成长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现金流要求。
  3,由于任何原因会导致日本人失去信任而切断他的现金生命线,引起灾难。
  4,布兰森喜欢成为公众人物,当某项业务呆板、没有新意时,他会很快厌倦;他喜欢突破障碍,然而这样也会容易引起批评。
  5,他拥有天堂俱乐部,这也许会威胁他树立的形象。”
  哈金斯想同《卫报》的编辑马丁?顿交流一下,我则试着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从磁带中抢救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把录音带拿到录音室,请教工程师可不可以消除后面的杂音。一个小时过后,威尔和我出现在录音棚里,两位工程师正忙着调整各项混音设备,巴沙姆的声音突然从黑色的喇叭中清楚而响亮地传出来。(我们安坐在那里静静聆听。公平地说,巴沙姆已经注意到维珍的公司形象,他后来用一些证据声明,英航扭曲了他在这次肮脏伎俩中的角色,他们只会谴责别人、推卸责任。)
  “布兰森的商业模式是他的手中有许多业务要开展,一些需要大笔资金,他一要得到现金,就立刻去借。商业与利润无关,是现金,是拥有的现金,是你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现金付欠款,是在最后时刻你手上是否有足够的现金——利润并不重要。布兰森每次在花光自己融资所得之前都最大限度使用现金,他将出售在日本的唱片店,还会卖掉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看看周末的报纸,《星期天电讯》的弗兰克?凯恩说他正在筹资两千万英镑。
  两件事会搞垮布兰森:一件是匹夫之勇,比如热气球飞行这种极度危险的事情。即使有救生设备,可身处三万尺的高空还是挺危险。而且如果他发生意外,我相信他的事业也会完蛋,因为是他的个人魅力吸引资金进来。另一种是我所称的道德危险,主要集中在天堂俱乐部上,如果没有天堂俱乐部,我也相信总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天堂’会有什么问题?”哈金斯头一次能够插上话了。
  “没什么,”巴沙姆很快地说:“没有一点问题,它不过是间同性恋夜总会而已。如果金男爵拥有这样一家夜总会会很奇怪,是吗?如果布兰森想要成为一位正正当当的生意人,这样的夜总会不是也很奇怪吗?如果布兰森想成为正经的商人,要是拥有夜总会,就会引起危险,不只是他本人,他的事业也会受威胁。你能想像这样的情景,所罗门银行接受了货款申请,正要授予贷款时,天堂遭到搜捕?俱乐部拥有者被控有罪,对吗?不难想像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还牵涉到大量的毒品,这就是我认为他会犯错的地方,我想他有麻烦,他在非常危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当哈金斯问他有关政府决定让维珍经营东京航线的问题时,布莱恩?巴沙姆的语气温和而有说服力:“我试着由客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意。当我看到布兰森从英航手中拿到这些航线时,我觉得非常丢脸。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觉得他的业务很脆弱,非常脆弱,我不敢用自己的钱去投资。金男爵所知道的就是如果像布兰森那样经营商业,会蒙受巨大危险,会重蹈弗雷迪?雷克的覆辙。我认为政府将这些如此有价值的航线交给这样一名商人,实在不够明智,令人丢脸,特别特别丢脸。”
  布莱恩?巴沙姆然后巧妙把话题转到维珍的管理以及麦克?贝特的奇异行为,他离开英航到维珍上班两天后又回英航,麦克进入维珍是为了要从布兰森手中接管维珍。
  “罗伊和特雷弗会喜欢这个想法!”我说。
  “无论如何,”巴沙姆继续说:“他工作了一周就辞职了,我请他吃晚餐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嗯,实际上经营方式非常恐怖。’他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飞机会出事——你知道,飞机常常出事,一定会发生,如果展开调查,就一定会有人离开,因为他们经营的方式和程序骇人听闻。”
  “告那个混蛋!”我重复着弗雷迪?雷克的话,“真是难以置信!”
  录音带中,巴沙姆和哈金斯准备离开,哈金斯起身整理衣裳时,噪音量增大。
  “我有些顾虑,”巴沙姆告诉他,“首先,我一点都不想被扯进这件事;其次,英航也不能被卷进此事。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英航在进行一场对付维珍的战役——事实上并非如此。好吗?……”
  “如果我们对布兰森的事情胡说八道,不会让你惹恼金男爵?” 哈金斯问。
  “不会,”巴沙姆说,“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他们也不会不同意,是吗?”
  “当然不会,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介意你搞垮别的航空。”
  几分钟过去,哈金斯要去上厕所。我们从四声道的喇叭里清清楚楚听见他拉下裤子拉链,撒了好长的一泡尿,一直到录音带结束。威尔和我互相盯着。
  “把最后一段重放一次,”我说。
  “不会,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我重复道,盘算着如何处理这盘磁带。我感到自己像是亲眼目睹了一场犯罪,更奇怪的是那位受害者是我。录音师复制了磁带,我给律师送一份。
  紧接着英航的彼德?佛兰明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英航所做的许多事情,重复指出已经建立了一个管理团队来破坏“布兰森的形象”。他写道:
  “我感到这点是从英航高层产生的一个策略,我对这家公司如此公开此事感到无助,这是毫无前途的方式。然而,在维珍向欧洲法庭起诉后不久,可以注意到整个英航到处都是由此带来的反应,经理们或者秘书们多次被告知毁掉所有有关维珍的文件。我再次震惊,英航的高层管理者这么关心维珍的行动。虽然我觉得自己的文件没有任何有害的成分,没有亲自销毁任何东西,但是我知道本部门的其他人因为这个指示而销毁了资料。”
  虽然彼德? 佛兰明已经描述了英航战役的这两个方面,但是看见它们白纸黑字地显现出来,我仍然深感震惊。有了佛兰明的证据,我现在知道英航在背后玩什么;有了哈金斯对巴沙姆所做的录音,我也了解他们在新闻界搞什么鬼把戏。虽然身受两重攻击,但是至少我确切知道了他们的伎俩。
  《今日》的新闻记者还在冥思苦想如何运用巴沙姆的录音时,我接到《星期天时报》的记者尼克?拉弗的电话。他正计划详细分析维珍王国,上个星期五已经同巴沙姆会面,巴沙姆告诉他一些曾经告诉哈金斯的事情,但是因为拉弗是位财经记者,巴沙姆提到了英航内部谣传的维珍航空由于信用额度过低,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午饭后,拉弗打电话给巴沙姆检查一些他提到的细节,还在巴沙姆不知道的情况下预防性地给电话录音。巴沙姆给出了一大列破产的其他航空公司名单,还说是从壳牌石油公司传来的。尼克?拉弗给威尔打电话,想得到对这个故事的反应。
  “我即将报导维珍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他说,“你们对此有何评论?”“我他妈的有话要说,”威尔愤怒无比,“完全胡说八道,我希望你们不要报导这种消息,如果这类事情上了报纸,对小航空公司来说会是种致命的,几天之内就会让我们完蛋。我们只好起诉你们!”接着拉弗开始复述巴沙姆给他的航空公司名单。“别挂断电话,我让理查德和你说。”威尔跑进办公室向我说明情况,我告诉拉弗这是堆垃圾,是谣言,我根本不必用现金买燃料。燃料占我们成本的20%,没有从乘客们的现金票款来保证让我们一个月后交燃料费的话,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贷款,这点是没有一个银行会支持的。
  “为什么你不调转枪口去调查英航?”我建议,“写出他们的肮脏把戏?那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试试,”拉弗说,“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边说边想着巴沙姆的录音。拉弗说一位英航的董事曾经告诉他在科林?马歇尔的桌子上见过一份有关我的文件。
  “我想你将发现那是布莱恩?巴沙姆写的一份报告,”我说,“马歇尔得到一份毫不奇怪,我只希望他不必太在意。”
  拉弗保证会向壳牌石油公司核对,然后打电话给巴沙姆。几个小时后他再次给我电话:“我刚同壳牌石油公司核对过,他们说维珍的信用额度同平常一样,所以我致电给巴沙姆,告诉他我会调转报道的方向,我们现在正在写一篇有关英航中伤维珍的报导,而且会提到他。”
  “他高兴吗?”
  “他在车上,我想他一定是在遂道里,信号不好。”拉弗圆滑地说。
  这时,我直觉出形势对我们有利了,过去几个月里,看来只有我和威尔相信英航正在做坏事,我感到自己终于让他们有所了解。约翰?索顿也给我打电话:“有段时间没有同你联系了,但是我一直看到有关你的许多报导。”
  “是的,越来越多,”我同意,“但问题是许多报导都是错的。”
  “新闻记者和银行家,”约翰友好地说,“永远不要相信他们。”
  “百代索恩那边有什么消息?”虽然罗伊德银行和百代索恩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但是我明白罗伊德银行的下一个电话为期不远。他们月初已经延长了贷款,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不能展示出正价值的现金流,出售维珍唱片的压力仍在。约翰证实了这个想法,百代索恩正在进行购买计划。
  “布兰森反击英航的‘把戏’”成了1991年11月3日《星期天时报》的头条,虽然这不完全是我心中所想,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开始。巴沙姆和英航首次公开联系在一起,揭开了他的伪装。报导中详细说明了巴沙姆如何提供机密资料给许多记者,同时引述我的话说如果英航不停止他们的把戏,那么我可以列出一百件事情去欧洲法庭申诉。尼克?拉弗却没有提到引起他调查现金买燃料的故事。但是这份报道的脚注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布兰森的困境”,这大大削弱了维珍的有利面。
  受《星期天时报》的鼓舞,《今日》终于鼓起勇气,给我传真他们将在第二天出刊出的头版新闻。“我们会打电话给巴沙姆核实一下他的话。”编辑告诉我。一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来。“他妈的反应太大,”他说,“巴沙姆气疯了,英航的人正在跟我们总编通电话,事情难办了。”结果《今日》屈服于英航的压力,决定取消报道。
  我期望大量的新闻记者给我打电话,但是奇怪的是没有电话,我很惊奇竟然没有人来调查这件报道。《星期天时报》的报导或许对我弊大于利,因为绝大多数的后续报道全都引述金男爵的话,说我是在指挥一场对抗英航的战争,或者我只是想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是英航太忙于打理大型飞机而没有受到维珍的影响,或者说我只是非常“下流”。
  “理查德必须学习如何面对困难。”我父母的一位朋友珍妮?戴维斯说,这个意见看起来象是全国的观点。对外界,我看来在抱怨激烈的竞争,他们或许十分相信如果我不能忍受一定的竞争,就不能经营航空公司。但是珍妮?戴维斯更应该明白:她的丈夫迈克?戴维斯是英航的独立董事。


  第十四卷

  27.他们说我是骗子(1991—1992)(1)

  佩妮探头进来说:普林斯?鲁珀特坦找你!
  我几乎是跳向电话,我没听说滚石乐队可以寻找新合约,但他们的经理毫无征兆地打电话给我,只代表一件事。果不其然,普林斯? 鲁珀特证实他们正待价而沽,他希望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这样维珍唱片能够提出一揽子报价。挂上电话后,我暗自盘算,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出高价,让普林斯?鲁珀特只跟我们一家谈。我打电话给肯,他开始调查销售数字,滚石
  的旧专辑几乎仍然畅销,我们都认为合约该签三张专辑。经济萧条也影响了音乐界,销售数字较以前为低,肯预计未来的销售与旧专辑可能的销量后,推算我们至少要提出六百万镑预付金才能争取到滚石。虽然这比我们付给珍妮的价格要低,但银行团却毫无资助我们的意愿。
  暂且把英航的困扰搁在一边,我集中精神决心赢得滚石。唱片业的很多人则正把滚石扫地出门,一些文章还质疑一群祖父级的艺人能继续玩摇滚多久,每个人都以为他们准备收山归隐。但是当西蒙、肯和我聆听他们下一张专辑《伏都长廊》(Voodoo Lounge)的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还要好,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签约维珍,我们将会重新打造他们,把他们推向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最好的事情是报纸上负面评论已经吓跑了其他一些唱片公司,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并且报出正确的价格,才有可能占尽先机。由于我们手头拮据,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风声传出我们对滚石有兴趣但却无力筹钱。联络了不少银行,终于设法从花旗银行筹到六百万镑,将于隔年四月偿还,反正我们已经身无长物,不管明年四月能否偿债,我们深信事情终究会有转机,明年总有办法重谈货款,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签下滚石。11月20日,霍莉生日当天,我们在餐厅内举行签约仪式。我暂时把和英航的麻烦和即将出售维珍唱片这两件事请搁在一边,集中注意力来赢得滚石乐队。但是当西蒙、肯和我坐下来听他们下一张专辑“巫毒长廊”的一些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都要好。
  霍莉挥手送我们出门时,神色认真地问我:爹地,“谁是滚石合唱团?他们是某个流行合唱团吗?”一时之间,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回忆起在25年前我第一次同米克?贾格尔会面,我还雄心勃勃地想签下滚石乐队,在欧洲跑了一圈试图筹资四百万美元。现在事实很明显:普林斯?鲁珀特认为维珍是最适合滚石的唱片公司。我希望事情有所转机,否则我就会失去维珍唱片,也会失去发行滚石乐队下一张专辑的机会。1975年未能成功同他们签约后的某个星期,他们来庄园录音,忙了一整夜后,他们正懒洋洋的散坐在录音室外,基思?理查德和他的牙买加女友还在床上。外头的石径上传来一阵吵杂的脚步声,然后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滚石的其他团员都在喝咖啡,我起身开门。
  一位穿着紫色外套,身材高大牙买加人站在我的面前。本来我还以为那位女孩是基思的女友,现在看样子全然不是,他拿出一把枪指着我:“她在哪里?快说!” 我盯着那把手枪张口结舌,眼角却瞥见两个赤裸的身影正蹑手蹑脚的穿过边门,那是基思和那位女孩,他们看了一下那个牙买加人,飞快地跑过他身后的草地。我简直崇拜他们的速度,基思的头发在他白皙的背部飘动,他一跃而过木篱笆,女孩紧跟着他,两个人拼命地奔跑,似乎命悬一线。他们跃过栅栏,穿过田野,向河边奔去。牙买加人瞧见我的目光,转身查看,正好看到两个光光的屁股,一白一黑,他发出一声怒吼,急忙跑向车里,发动引擎疾驶追赶,从此失去他们的踪迹。
  忽然想到这段插曲,不知他们当年是如何逃出来的。“基思,”我倾身向前问道,“你还记得那个牙买加人和他的枪吗?当年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当然记得,”基思说,“那是她老公。她看见车子开进来,就马上要我快跑,他是个毒贩或者其他什么人物,反正我们必须逃走。我们跑了几里路藏在河边,希望有人能够经过那里。后来来了一艘船,船上载满学生,我们从草丛里爬出来向他们挥手求救,穿上他们的衣服,仍旧人模人样的坐船回到了牛津。”
  在回家的路上,琼试图说服我不要卖掉维珍唱片,她确信滚石下次的巡回演唱将打破所有纪录,而且我们会从他们身上赚到比航空公司更多的钱。这种困境使我简直要爆炸了。拥有滚石乐队、珍妮?杰克逊、菲尔?科林斯与布莱恩?费瑞等乐手,维珍唱片将成为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唱片公司;如果滚石的下张专辑一飞冲天,那么我们将跟着发财,而他们以往的专辑会让我们的财产翻倍。我拼命忘记银行的压力,拒不出售维珍唱片,我决心尽可能长地血拚到底。
  “理查德,你不能相信英航,”罗尼?托马斯告诉我。
  罗尼?托马斯在纽约经营自己的一家豪华轿车公司。1986年我遇到他时,他已经有200辆轿车提供良好的服务。在知道维珍航空要为豪华商务舱乘客提供豪华轿车服务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求全部的合约。他赢得了合同,并且从此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过去几天,他和他的司机们发现,当他们将乘客放下时,英航的员工就会拦住乘客并为从维珍航空改乘英航提供“奖品”。罗尼和英航的员工大吵了一架,接找英航通知他说他的公司被禁止在英航的侯机口服务。
  自从《周日时报》揭露英航的伎俩后,第二个报导这一消息的是《卫报》,头版头条大写着:“英航因维珍备受攻击”,并以全版版面分析报导英航的诡计,标题是:“维珍向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抗议使英航行径更受怀疑。” 尽管有这些报道,这些肮脏的把戏仍然在继续。不管有多少翔实报导出现,英航总能面对批评显得很无辜;面对普通大众,他们对待我的抗议就像是对待一个无法接受竞争的人所作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而不屑一顾,他们太猖狂了。既然英航极力要将我们赶走,我知道自己只有更强烈地反击,我越来越绝望,开始寻求
  反击英航的法律途径。在美国,这可以构成反托拉斯罪名,但是我们的律师说:这里并没有类似的条例。令人讶异,英国的航空业没有规范竞争行为的条例,公平交易局或专卖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也束手无策,他们的权力只限于航空公司间的合并,民航局权限则除了航行安全外,只能就航空服务与票价提出意见。虽然英航和英国电信一样都是属于民营化的独占事业,但却没有政府机构监督管理。我们向欧洲法庭申诉,虽然他们可以依据《罗马条约》第85条所载的公平竞争原则来裁断英航的所作所为,但仍然无法强制要求任何公司改变其经营策略,事实上,我们对欧洲法庭的申诉只能产生宣传的效果。
  我并不希望和英航对簿公堂,既花钱又很冒险,他们会聘请一些顶尖的律师以各种统计资料打压我们。其实,我早该认清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维珍航空完全无力筹款。美国的所罗门投资银行曾经非公开销售我们的部分股份,希望能筹足二千万镑,但是,和雷克航空与英航的官司进行时一样,没人会对维珍有兴趣,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和英航对簿公堂。我们还在继续赔钱,当我们努力注意英航在干什么勾当的同时,银行也正在密切注意我们的资金周转。冬天快完了,一切却更加恶化。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正落入英航的股掌间。阻止我们继续成长正是他们的目标之一,而要继续成长则必须不断增加投资,我越是大声抗议,其他航空公司、创业投资公司或投资人就越不可能投资我们,外人也会认为无风不起浪。我们两方面都不讨好: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被大公司打垮的小公司,也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要花上巨额费用和大公司打官司的小公司。没有金融界提供的后续资金,维珍航空一直缺钱。到了1991年圣诞节,维珍航空艰难度过了冬天的淡季,损失了不少金钱。六家主要的贷款银行持续不断写信给特雷弗,提醒他我们的贷款必须在明年四月偿还;而我们的清算银行罗伊德银行看到大笔资金不断进出,更是变得越来越着急。或许这正是英航的赌注,就算我们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也会尽量拖延诉讼时间,好使我们破产。即使在12月11日我写信后,英航还是那么厚颜无耻,嘲笑我的控诉。
  12月21日,罗伊德银行送来的一封信更提醒了我们窘迫的状况,它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超过了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额,说银行仅仅因为超出部分是工资而且还有七百五十万英镑第二天到帐的情况下才允许这一超支的;还警告我们,银行不会“再支持下一次突破五千五百万英镑限制的申请”。如果这七百五十万英镑推迟一周到帐,那么罗伊德银行会让我们的工资支票作废;如果维珍航空破产,我甚至不能保证维珍唱片会不受影响。我怀疑航空公司的破产将让珍妮?杰克逊或者菲尔?科林斯印象深刻。
  情况愈来愈清楚,我们必须找到立即的解决方式,而非一直和银行争论小额债务。维珍唱片是我们的行业中唯一最赚钱、也是唯一能够拯救航空公司的机会。由于英航加诸我们身上的负面宣传,我们无法卖掉航空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卖掉唱片公司来拯救航空公司,仍有两个强大的公司;关闭航空公司则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公司和一个破产的公司,外加2500名失业员工,维珍的品牌名声也会支离破碎。
  我打电话给索顿,他仍然在接洽几个对维珍唱片有兴趣的公司,我怀着不详的预感密切注意他的进展。索顿告诉我索恩百代EMI现在愿意先支付四亿二千五百万镑,外加从第二年开始的营业所得,这比达比得?葛芬(Dabid Geffen)卖给MCA的价码还少,1990年3月,他以年度营业额的2.6倍——五亿二千万美元卖出他的唱片公司。如果以此类推,维珍唱片的年度营业额三亿三千万镑乘以2.6的话,公司应值八亿五千万镑。1992年1月间,罗伊德银行持续施压,措词强硬说既然我们一年以前就讨论卖掉维珍唱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展?我们欠罗伊德银行五千五百万镑,到了二月与三月,航空公司还会需要三千万镑,因为冬天的月份最为困难,我们需要同时维修所有飞机,而旅客的数量却持续减少。另一方面,维珍唱片的钱却不断进来,今年我们的营业额是是三亿三千万镑,利润为三千八百万镑,明年我们预计收入会达到四亿镑,利润会增加至七千五百万镑,但是罗伊德银行不能等,我必须弃守。
  泰晤士电视台将于二月底再次播出有关英航与维珍航空之间的战争,这次将会在他们的全国黄金强档“本周”中播出。威尔和我一月初就与他们的制作人马丁?格雷戈里见面讨论内容,我们尽可能告知有关英航的事,然后让他自己独立调查。马丁同彼德?弗莱明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没有接触的英航员工会谈,并且设法证实了他们的肮脏把戏。英航拒绝参与节目,他们的法律代表写信给制作人的指责他落入了理查德?布兰森的宣传圈套并成了颗棋子,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能激怒一位独立电视制作人。
  我对这节目进退两难,我明白通过向人们公开所有肮脏的把戏,我们会面对他们的两个反应。一个可能的回应是他们能看出我们的脆弱,这样逐渐撤退,就像维珍航空是个失败者;但是同样,公众会把我们当作被压迫的人,帮助和支持我们,这才是我的主要希望。律师还告诉我由于电视观众来源广泛,节目会激起某些人的记忆,让他们打电话给维珍航空,告诉其他有助于我们搜集对付英航证据的事情,于是我组织了30个销售人员来接电话。
  “本周”节目的标题为“侵犯维珍?”,开头的旁白是:“维珍正在叫喊‘抢劫’,理查德?布兰森宣称英航正要让他出局。” 节目中访问了弗莱明,他的脸完全被遮住,声音也经过处理,他描述英航专门打击我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以及隐藏销毁文件的行为;另一位同样被遮掩的美国目击者也证实英航也在美国销毁所有关于维珍的文件;在纽约,罗尼?托马斯说出了英航在乘客从豪华轿车下来时抢夺旅客的行为;一家洛杉矶施行社则描述旅客听说维珍将破产时,如何改乘英航的情景。然后,我们听到巴沙姆对哈金斯的谈话,字幕清楚地打出他的话:“维珍是个脆弱的,非常脆弱的公司。”
  节目组登门拜访英航高级主管,但他们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泰晤士电视台采访了我。“我知道许多故事来源于布莱恩?巴沙姆,他向英航公关部经理汇报,公关经理然后朝金男爵汇报,我从未起诉过人,虽然我们必须打场官司说有人企图破坏我们的业务,但是你知道这会浪费管理的好多时间。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将它公之于众,希望英航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相反的效果,这样他们将弃用这种方式了。”
  “本周”采访了英航的员工,他们都拒绝回答。节目最后是破旧的飞机躺在沙漠中,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就是英航想让维珍航空去的归宿。节目结束语说:“或许到了理查德?布兰森大干一场的时候了,否则维珍航空的飞机就会像雷克航空的飞机一样,迫降死在沙漠中。”
  有超过七百万人收看这个节目,我们接到四百多个电话。绝大多数是来电祝我们好运,并且说自己再也不会搭乘英航的飞机了,但是除了祝福外也有许多人说自己曾在机场试图搭乘维珍航空时受到英航的打扰,然后我们中了大奖。
  2月6日,伊冯?帕森斯在家接到某个自称是维珍订票部人员的电话,说她所订的班机超员了。因为她的机票还没有签出,问她是否介意改乘英航的飞机?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伊冯?帕森斯在过去八个月中四次往返美英间,每次维珍都发生这样的“订票错误”。去年10月,一位自称“玛丽?安”的人打电话给在纽约办公室的伊冯?帕森斯说她的维珍航班超员了,为了弥补不便,她可以在不加价的情况下搭乘第二天的英航。帕森斯拒绝了,她定期往来于纽约与伦敦之间,在搭乘过一次维珍的飞机后就喜欢上维珍。她是位忠实的固定顾客,对维珍如此忽视自己她深感惊奇,她要求留在候补名单中,并且要玛丽?安第二天再打电话通知她是否是否可以上飞机。就像在八月份维珍的“邦妮”告诉她航班延迟了,以及在九月份维珍的“拉里”告诉她非吸区的座位全满了一样,玛丽?安并没有回电话。因此帕森斯打电话到维珍订票处,要求找玛丽?安。回答是:“我们这没有人叫玛丽?安,”
  “那么是谁昨天打电话说我10月16日航班的座位没有了?”帕森斯问。
  “10月16日?不会,你的座位已经确定,非吸烟区。”
  帕森斯疑惑不解,同时也对维珍非常愤怒,接下来的那年中她改乘美国航空或是联合航空。当她在今年2月决定再给维珍最后一次机会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接到自称是维珍订票处员工的电话,说她的航班又超员了,问她是否愿意改乘英航。然后她看到了“侵犯维珍?”节目,第二天她就打电话给维珍,电话接到律师处,她告诉律师整件事情。“当我看到这个节目,”她说,“我忽然明白我不过是英航特意使用卑鄙手段欺骗下的牺牲品。他们一直提供英航班机,从来没有其他航空公司,我怀疑这些人是冒充维珍员工的英航人员。”
  “真是份太棒的声明!”记下这个事情后,律师告诉我,“仅仅围绕她的事情,就可以打官司。”
  在2月28日“侵犯维珍?”节目播出后,我又写信给科林?马歇尔爵士,要他重新考虑我在1991年12月11日给英航独立董事们的信,要求他们立刻停止肮脏的所作所为,给出道歉。周五我们正在滑雪度假时,威尔打电话给我:“我这有一份《英航新闻》,头版头条写着:‘布兰森的肮脏的指控没有根据’。他们说你是个骗子。”《英航新闻》的文章中还写到:“泰晤士电视台的报道当今事件的节目‘本周’昨天播出了理查德?布兰森对英航肮脏把戏的指控。英航受到了邀请,但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拒绝参加,原因已经在法务经理给制作人的信中有了充分阐述。”文章后附上了这封信,重复了说制作人陷入我的宣传圈套之内,并说“英航不会被激怒去参加布兰森先生无聊的游戏,也就不会参加节目。”
  “真他妈的胡说八道,他们说我是骗子,这是诽谤!”我们俩异口同声。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威尔从荷兰公园将这篇文章传真给我,我们找到律师,他立即同意英航诽谤了我。与起诉他们在希斯罗机场滥用垄断权相比,向法官起诉英航诽谤要简单得多,而且会让陪审团更清楚这件事情。
  星期一早上,我发现金爵士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所有观看节目后向他质问英航有关肮脏把戏的人,保证说我所有的控诉都是假的。又是次诽谤,而且是还针对公众,我决定应该同时起诉金爵士。
  那天早上,收到了科林?马歇尔爵士的信,声称“控诉肮脏把戏完全没有根据。”我对这封信惊讶不已,或许科林?马歇尔爵士没看到“侵犯维珍?”,或许他乐呵呵地不知道自己
  公司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也非常奇怪:科林?马歇尔爵士是个出名的工作狂,不会忽略公司发生的任何事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维珍唱片的出售终于把我压垮。

  28.胜利(1992.3-1993.1)(1)

  桌上有五亿六千万英镑——十亿美金,但我不想要。索顿告诉我:“下午两点前,他们要知道答案。”我看着西蒙和肯,我们一起花了二十年建设这家公司,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卖掉它。在很大程度上,签约滚石乐队是过去维珍唱片的顶峰,我们终于拥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组合。从1973年依赖天才迈克?奥德菲尔德的一家小公司起步,我们现在已经成熟,成为世界上众多著名乐队的选择。艺人们看到我们如何开创菲尔?科林斯的单飞生涯,我们如何推广UB40和简单头脑乐队,以及我们曾经为文化俱乐部和彼得?加百利所做的努力,他们
  愿意和我们签约——但是就在我们正当这个高度时,一切结束了。
  “肯?”我问。
  “你来决定,”他说。
  “西蒙?”
  “拿现金!你别无选择。”
  无论什么时候别人告诉我别无选择,我都会努力证明他们错了。过去几天里,索恩百代EMI的出价从股份(这会让我成为百代的最大股东)到增加部分现金,最后变为全是现金,但我还是更喜欢股份交换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在百代有股份,将来还可能以此为基础买下整个公司。困难的是每个人都劝我,说拿股份担保去融资支持维珍航空太过冒险——索恩百代的股价并非坚若磐石。
  在最后同意前,我打电话告诉彼得?加百利这个消息。我需要他的建议,而且这场出售会影响他的事业。“不要,理查德,”他说,“你会在某个晚上半夜醒来,浑身冒冷汗,希望自己没做,你永远失去了它。”我明白他是对的,这也是琼曾经说过的话,然而英航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罗伊德银行要收回我们的抵押权,我别无选择。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挽救维珍航空,不让它破产,但可笑而残酷的是,我出售维珍唱片的理由是它太成功了,如果我出售维珍唱片,维珍的名称品牌会保存,不会再有一家挣扎中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唱片公司,而是有有一家安全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属于百代的唱片公司。我知道西蒙会离开,我则继续留在公司当总裁,最重要的是,肯会继续在百代执掌维珍唱片,他将守护维珍品牌。
  我给特雷弗打电话,他证实了银行的底线。“现款是唯一的选择,”他告诉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还清所有债务,重新开始,这会给你完全的自由,别忘了股市崩溃。”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如果我接受了百代的股份而它们大幅贬值,那我就无力阻止银行的进入,弗雷迪?雷克爵士曾提醒过我,他的航空公司曾同英航长期作战,就在他需要银行支持时,他们抽走了贷款;他去银行希望增加透支,但是当他抵达时,从房间里的人脸上他明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已经接管了雷克航空,”他们告诉他。一切都完了,雷克航空的登机口当晚就消失了,销售柜台停止订票,电话被拔走,一生的心血在六小时内就毁于一旦。弗雷迪的经历让我不敢怠慢和忽视银行,一旦让他们取得了控制权,维珍航空就完了,即使曾有十亿美元在桌上也毫无用处。
  “生活在现在,”我听见父母的老话在耳边回响,“未来自然会来。”继续留在维珍唱片、取得百代股份的想法被财务安全的需求代替。所以,维珍唱片已成为过去,我拿起电话打给约翰?索顿对他说:“我选择现金,其他的看你的了!”
  虽然我拯救了航空公司,但觉得自己谋杀了内心的希望。看着西蒙与肯,我非常难过,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在某些方面,我为肯感到最高兴,他会继续留在百代集团的维珍唱片,很快要发行珍妮?杰克逊和滚石乐队的唱片;我不知道西蒙有什么打算,也许他会享受比较平静的生活。我知道,一旦维珍唱片事了,自己就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同英航战斗,记不清我们已经打了多少个回合,只感到自己头晕目眩,筋疲力尽。
  我们在黄昏前签约,第二天早上索恩百代集团宣布收购维珍唱片的确切价格是十亿美元,即五亿六千万英镑。西蒙、肯和我去看维珍唱片伦敦总部的员工。我觉得像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西蒙、肯我白手起家经营维珍,多次在就要倒闭的情况下支撑下来,随着新得音乐发展不断重塑公司,树立了维珍唱片作为业内最激动人心的唱片公司的形象。其他公司还在以甲壳虫与艾比路乐队为象征时,维珍已经从迈克?奥德菲尔德跳到了性手枪,然后是乔治男孩,接着是布莱恩?费瑞,后来是珍妮?杰克逊与滚石乐队,历经每个时代——嬉皮、朋克、新浪潮,西蒙的品味一直引领潮流,而肯则让每件事情贯彻执行。
  肯站起来向员工们宣布他们已属于索恩百代集团,而他会继续留在百代确保维珍的独立性。西蒙想说话,却忍不住哭了出来,每个人都泪眼朦胧望着我,我强忍泪水站起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无法告诉他们出售公司的真正原因,如果银行对航空公司失去信任,维珍航空和余下的维珍集团下属集团都会受到牵连。所以我一边痛恨自己表现得成了个钱迷,一边向每个人保证如果他们在百代不开心,一定给他们在维珍航空提供职位。当乔恩提议感谢我、西蒙和肯创造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时,我无法再控制自己,冲出房间,泪流满面地在大街上狂奔。不顾路人好奇的眼光,我奔跑了大约一英里。当我经过报摊时,我看到《晚间标准》的海报:“布兰森出售获利五亿六千万英镑现金”。我跑过报摊,泪水仍然不断流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回到家中。
  除了通过选择固定债务而多赚了一千万英镑外,肯通过给富士产经的现金套汇又为我们赚了九百万英镑。由于百代付给我们的是英镑而富士产经希望我们换成日元,从拿到现款到6月1日完成转交,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决定何时换成日元,西蒙和特雷弗都希望马上兑换,肯和我则倾向碰碰运气,将它保持为英国货币。好运降临,英镑对日元升值了,我们直到最后时刻才兑换,为自己赢得了九百万英镑的额外收益。什么都比不上运气!这样危机解除了,富士产经取得了一亿两千七五十万英镑,我们拿到三亿九千万英镑的钱,西蒙
  与肯拿到他们那份进帐后分道扬镳,我则拿这些钱偿付了银行的债务,将剩余部分投资给维珍航空。有关我们必须拿现金买燃料的谣言现在自然破产,我们比英航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现金。银行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重新充满耐心,提出把我的资金放到高利率的存款户头和离岸户头,对我们继续投资,邀请我吃中饭,和我一起做些生意,而且一点不觉得尴尬地主动借钱给我,满足任何我未来生意的需要。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理解这次出售的含义:在我一生中,首次有足够的钱满足我最狂野的梦想。不久我就没空沉醉于此,因为英航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在某些方面我很乐意没空回味维珍唱片的出售,我痛恨生活在过去,特别不愿考虑逝去的友谊。但是压在我肩上的重担没有了,在我脑海中我知道维珍集团现在可以自由选择发展的方向。维珍唱片走了,肯、我和西蒙分开了,但是最好的东西来了。
  1992年3月13日 星期五
  “理查德,我刚收到一盒非常奇怪的磁带,”维珍航空的市场总监克里斯?莫斯说,“我昨天收到的,它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我曾认为这是某个怪人送来的音乐样本,所以直到现在才打开它。”
  “是什么?”
  “两个男人的谈话录音,其中一个是科林?马歇尔。”
  “说什么?”
  “他们在谈论‘侵犯维珍?’节目,他们提到了科林斯?哈金斯和巴沙姆磁带,他们提到这显然是诽谤,自己正准备起诉节目组。”
  我让克里斯送来磁带,一开始我还麻痹不觉,认为有人在帮我们,但是立马意识到这像个陷阱,决定直接把它送回英航,私人提醒一下科林?马歇尔爵士。
  1992年3月14日 星期六
  我们正准备出去吃午饭时,电话响了。“我搜集到你们雇请了私人侦探调查英航,”弗兰克?凯恩说,“我也得到证据你们正在偷录电话,我从维珍内部得到了消息。”
  “别搞笑,弗兰克,”我说,“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有人告诉我,你们雇用了私人侦探社。”
  “弗兰克,我从来没有给记者发过传票,但是如果你刊登这件事情,那么我不得不起诉你。”我很少对记者发脾气,但是我拿着弗兰克?凯恩无能为力,他正要刊登一个破坏我们名誉的疯狂故事。如果他写我们雇用了私人侦探,那么每个人都会觉得维珍和英航一样坏;如果我告诉他录音带的事情,他也会写出一篇难以辩驳的不实报道,宣称科林?马歇尔爵士是电话监听的受害者。而尊敬的马歇尔爵士则会大呼要求警察讯问我,所有的推论都对我不利。我只好给《星期天电讯》的总编特雷弗?格罗夫打电话:“这是个疯狂的故事,你们不能刊登。”
  弗兰克和他一起在办公室,因为他先暂停了一下才回答:“弗兰克告诉我他有这个报道确切的来源。”
  “好,就像我告诉弗兰克那样,如果你们发表,我只能起诉你们。”
  整个午餐我都没有心情,在同英航的战役中我首次被弄得手忙脚乱,我甚至应该坚持在转录前要克里斯?莫斯直接将磁带送回英航,但是我的好奇心抑制不住,我落入了险境,我手上有了磁带,也就可能被判有罪。我应该明白无论谁送来磁带,他一定知道人类的好奇心会让每个人想听到其中的内容。
  那个下午就被这些电话给毁掉了。
  1992年3月15日 星期天
  “玩摇滚太老,玩飞行太年轻!”这是《星期天电讯》商务版的开篇语,我紧张不安地飞快看了全文,没有提到私人侦探和电话监听。
  1992年3月16日 星期一
  早上,我立刻写信给科林?马歇尔,并附上了录音带。信中写道:
  “上周四,就在谈话进行时,一盒匿名磁带送到了维珍。里面录制了你和罗伯特?艾琳对维珍航空和其他事情的私人谈话。我不知道英航内部人员是否继续提供关于我们的错误信息,但是让我们到此为止吧。别再玩危险的游戏。”
  我告诉他们《星期天电讯》如何打电话给我,他们准备刊登有关维珍雇用私人侦探的报道。那天下午我接到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琼?塞可图的电话。“我试图让金男爵上电视同你辩论肮脏的把戏!”她说。
  “他同意了吗?”我问。
  “不,他说自己不会同失败者争辩。”
  我受够了。
  1992年3月17日 星期二
  我写信给金男爵,指明他对“侵犯维珍?”的听众所做的回信声明都是在撒谎,我和维珍航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侮辱,我也设定了最后期限:
  “我的要求如下:3月18日下班前,你和英航必须正式撤回指控我所说虚假、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不实声明,同时还要对你们所做的声明向维珍航空与我本人道歉。”
  1992年3月18日 星期三
  整个星期三我都在静心等待答复。我知道金男爵绝对不会道歉,实际上,就算是他输掉了诽谤官司,我也不奢望他的道歉。我坐在家里,沉浸在恐慌和绝望中,准备用法律维护我的名声。虽然深信一定会赢,但是法庭的判决不怎么可靠,常常犯错。如果我败诉,那么维珍就会失去自己必不可少的信誉。不管“侵犯维珍”做了什么结论,不管罗尼?托马斯等人给
  出了什么证据,如果我失掉官司,我的名声就会烂掉,而每个人都会同维珍航空作对,英航会嘲笑我们,新闻界也会把我们吃光。虽然我非常自信能赢,但是巨大的代价让我有点头晕。
  星期三下午六点,没有收到英航的任何消息。我最后一次检查传真机,甚至弯腰伸手到桌子底下,以防万一有送来的传真被吹到桌子底下,但是什么都没有,我只好拿起电话:“弗雷迪,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我要告那个混蛋。”
  开始打官司后,我就提醒自己一件事:这是一桩诽谤案,而非经营实践中的争论,我的名誉必须还以清白。集结的证据分为三部分:自己手中的证据;通过合法途径,从英航得到的大量文件;最有力的证据则是一些觉醒的英航员工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它们正逐渐成型。律师杰拉德突然收到前英航雇员沙迪?卡里法的来信。卡里法从1974年就开始在苏格兰航空工作,1988年英航接收苏格兰航空后,他加入了英航内部“特别服务”部,专门负责特殊的旅客问题;1989年他在盖特维克机场当登机员,然后加入热线服务分部。表面上这个分部帮助英航的乘客,协助他们转机,并照顾年长旅客,其实他们另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是偷取其他航空公司的旅客。在希斯罗机场也有类似的团队,呢称为“猎手”。1990年4月,销售与订票部取代了热线服务部,新任经理杰夫?戴走进热线服务的办公室,向卡里法和他的15名团队成员宣布:“帮助老太太登机赚不到钱,你们必须做的是走出去从其他航空公司那边拉乘客。”卡里法告诉杰拉德,八月份时杰夫?戴还特别提议举行第二次秘密会议,其他非热线服务员工无人参加,甚至不能听到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戴宣布一项新任务:尽可能多的收集维珍的情报——里面包括航班讯息、订位旅客人数、实际登机旅客人数、商务航与经济舱的调配、起飞时间等等。每次交接班前,热线服务员工要将每个航班的资料填写在表格内并且亲自交给萨顿女士,由她交给杰夫?戴。那么他们是如何取得这些信息呢?杰夫?戴告诉他们只要用维珍的航班号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业内闻名的英航订位系统,由此获得信息。热线服务部的锁头也换掉了,他们要使自己的行为保密。一位和卡里法一道工作的女士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而拒绝加入这些活动,其他团队成员只好替她作掩护。
  杰拉德取得卡里法的证词,我们将它寄给了英航,这是我们案子中一个主要证据。收到卡里法的书面陈述后,英航的一位独立董事迈克尔?戴维斯立刻邀请我共进早餐。在我们会面时,迈克尔开始提到“扫面子”。这是首次有道歉的暗示,显然他被挑选出来并作为独立董事同我谈话。金男爵和科林?马歇尔爵士显然还不愿屈尊同我见面,承认我的控诉中有些是真的,可是我父母的老朋友迈克尔?戴维斯,这位被指定为应付英航困难局面的最佳人选,可能犯了些错误。“我想我们三个可以聊会天,”迈克尔说,“随便聊聊,就我们三个人,你、我和科林爵士。”
  “科林爵士?”
  迈克尔暗示金男爵在英航的日子到头了,但他只承认英航有人干了“扫面子”的事情。不管迈克尔?戴维斯、科林?马歇尔爵士、罗伯特?艾琳和金男爵在英航做了些什么,他们都会收到公司付给他们的薪水,英航股东会为布莱恩?巴沙姆、私人侦探和律师们买单。这或许是笔好投资,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就会物有所值。而维珍航空却是我私人所有的公司,如果英航抢走了一位去纽约的乘客,我们就会损失3000英镑,这3000英镑我们就无法再投资到业务中,而且不像英航,我没有大量的共同储备金来付工资。所以,当所有迈克尔的谈话内容都只是“扫面子”时,他漏过了要点:英航曾努力让我破产,让我的员工失业,还导致我出售了维珍唱片,影响了集团中其他和航空公司无关的人的生活。这让我十分愤怒,这绝不是吃了顿绅士的早餐就能苟同的问题。
  在对抗肮脏把戏的日子里,我一直被指责为“幼稚”:幼稚地相信英航不会采取这种行为,幼稚地认为英航会停止这种行为,幼稚地相信自己可以将英航告上法庭,幼稚地相信自己会赢得官司。“幼稚”这个词在我脑袋上不断回响,在某些时刻几乎让我放弃。或许我幼稚地战斗,要赢得自己想要的公正,或许这过于理想主义,或许我不过是顽固不化。但是我明白英航的行为已经违法了,我应该获得赔偿,我决定让那些将我的立场称为“幼稚”的人收回他们的话。接下来一周,我们同负责案子的皇家法律顾问乔治?卡曼会面。我打电话通知迈克尔?戴维斯,决不会让我的控诉无疾而终,案子会在一月开庭,英航的董事们将接受乔治?卡曼的盘问。甚至还没等我提到乔治?卡曼会如何做,迈克尔?戴维斯就挂断了电话。
  现在我真正相信我们能够击败英航,不仅因为我们发现了许多他们肮脏把戏的证据,而且也找到了英航特别秘密活动的细节。有人打电话给我办公室说自己有关于英航秘密雇用私人侦探活动的信息,内容录在一份电脑磁盘上,记载了私人侦探的行动日志,他坚持要亲手把磁盘交给我。我和一位助理坐进轿车赴约时,在衣服下藏了一支麦克风来记录下将开始的谈话,明白哈金斯和巴沙姆谈话录音的重要性后,我不会错过录制这次谈话的任何机会。然而当初创立维珍航空时,我从未想过必须依靠007的方式来经营公司!
  我们得到了磁盘,它简直是份启示录。私人侦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曾向英航的什么人报告。日志显示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柯分特花园”,第一笔资料是1991年11月30日,上面写着:“在S1位于恩社区(英航位于伦敦中心的总部)的办公室内,首度看到巴巴拉项目”。S1显然是大卫?伯恩赛德的代号,“巴巴拉项目”是巴沙姆交给哈金斯的关于维珍的报告。英航绝大多数高层的名字都被提到,但是他们都被冠以数字和字母混合的代号,真名从未出现。但很容易看出谁是谁:金男爵是“LK”或“C1”,马歇尔爵士是“C2”,巴沙姆是“S2”,还有其他的“R1”、“R2”不知道是谁,后来才发现他们是私人侦探。他们伪装成公司人员,企图找出英航内部泄漏消息给我们的叛变分子。“柯分特花园计划”看来由伊恩?约翰逊合伙公司,也就是“国际安全管理顾问公司”所执行,报告内容详细描述了强森和私人侦探如何向英航的安全总监和法务总监报告这份计划的进度,磁盘也记录了与罗伯特?艾琳和科林?马歇尔的会谈。报告内容的详尽程度让人惊讶,里面纪录了小组成员如何让英国高层确信维珍在进行一场对抗英航的秘密行动,他们估计这场子虚乌有的行动大约花了40万英镑。后来我们发现英航在 “柯分特花园”行动的费用是每周一万九千英镑。
  这次被详细揭露出的行动中最奇怪部分是私人侦探如何运用隐藏式摄影机和录音设备监视某个宾馆。他们想要是要录下伯恩赛德与一位“柯分特花园”行动组认定的“维珍密探”的谈话。报告记录了由于伯恩赛德无法打开窃听器,计划失败!我可以让英航放一百个心:我过去和将来都不会雇用私人侦探,这不是我或者维珍的作风。当我读完“柯分特花园”行动日志后,感到仿佛刚刚从虚幻太空返回。这完全是英航的高层和他们雇用的阴谋家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却花费了这么多钱。我真的开始期望打这场诽谤官司,它已经被媒体宣称为“诽谤官司之母”。
  1992年12月7日
  “英航崩溃了,”卡曼对我说,“他们今天付了约50万英镑,确切地说是四十八万五千英镑给法院。这有效地承认他们自己如控诉的那样有罪。”
  我们后来发觉,就在官司开庭前,英航的律师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希望英打赢,如果他们想避免站在证人席中接受卡曼的询问,或者免受自己所作所为被新闻界曝光的侮辱,那么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向法庭支付罚金,进行庭外和解。一开始我还举棋不定是否该接受和解金,我是清白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英航董事送上证人席上击败他们。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我意识到虽然这种做法很刺激,却可能被认为是报复过度。“你必须记住你要控告的原因,”卡曼劝我,“你希望这种肮脏把戏停下来,你希望恢复清白的名誉。英航已经承认你完全正确,你已经澄清了名声。如果你坚持把官司进行到底,那么有两件事情要出轨:陪审团或许会判决你的损失,但是他们会认为作为个有钱人,你不需要五十万英镑,他们只会给你二十五万英镑,而如果陪审团判给你的金额少于英航付给法院的金额的话,那么你不得不支付两方面的费用。所以你赢了官司却损失大笔金钱,而公众就会怀疑维珍为什么要支付三百万的费用。”他建议的最后部分非常有说服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接受庭外和解的决定看起来有点虎头蛇尾,因为我们不能获得看着那些董事被质询的快感,但是决定接受英航的条件会是一场全面的毫无风险的胜利,可以立刻毫无牵挂继续我的事业。
  卡曼花了一周的时间谈判和解金额,1992年12月11日,我们同意英国历史上最高的诽谤和解金:我个人获得五十万英镑以弥补个人名誉受损,维珍航空获得十一万英镑以弥补企业名誉受损。
  1993年1月11日
  “维珍强压英航”成了《太阳报》的头条,在头版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留给其他事情了。
  我在卡曼的办公室,还有律师杰拉德,以及我最很高兴与之分享成功滋味的父亲,我们沿斯特兰德大道走向高等法院,从一堆摄影记者中挤出路来。在听证会即将举行的十一号法庭走廊上挤满了人,里面却非常安静。英航首脑们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金男爵、马歇尔爵士和罗伯特?艾琳这三位主要的公司利益维护者不在、大卫?伯恩赛德也没有来,巴沙姆出国了,但是他的律师却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把他的名字从道歉声明中除去。法官问英航律师的意见,他们也同意维珍的意见,认为巴沙姆的名字应该包括在道歉名单中,法官最后裁定道歉声明必须和事前准备的一致。
  乔治?卡曼站起来念出共同同意的声明,当他念到最后部分时,法庭内鸦雀无声:“英航和金男爵现在毫无保留地同意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有失诚信与廉洁的指责完全不实,对于英航的部分员工以及巴沙姆先生的行为将会危害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商业利益和名声这一后果同样完全接受。英航与金男爵在此由律师代表自己致以歉意,并为弥补因其不实声明所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愿意给原告十分充分的赔偿。同时撤销对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反诉。另外,英航与金男爵已经同意支付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的各类诉讼费用,并承诺不再重
  复引起这场官司的诽谤中伤。”乔治?卡曼喘了口气,整个法庭都屏住了呼吸,“英航和金男爵将赔偿布兰森先生个人五十万英镑,赔偿维珍航空的损失十一万英镑。”
  法庭里突然一阵骚动,卡曼不得不提高声音:“考虑到无条件道歉的诚意以及弥补损失的充分赔偿,布兰森先生和维珍航空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名声得到了公开平反。”
  我看到父亲听到和解方案时泪流满面,他从胸袋掏出的大真丝手帕抹去泪水,我在桌下握紧双拳以免让自己跳起来。
  在英航的道歉声明中,还有条刺耳的注解,他们毫无保留地道歉的同时还在继续逃脱指责:“在这场诉讼进行的同时,英航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员工确实参与了很多事情,英航觉得很后悔,这些事使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有理由关切。然而我也要着重指出,”他们的律师说,“英航的董事并未参与任何对付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的计划与行动。”
  法庭内的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英航始终拒绝从道歉声明将这段摘除。“随它去吧,”卡曼最后劝我,“大家都知道它的真正含义。”
  法庭外,我面对着重重包围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激动万分,握紧双拳,挥舞着庆祝胜利的手势。“我接受这项条件不仅仅为了维珍航空,”我说,“也为了所有其他的航空公司:雷克航空、丹航空、欧洲航空、苏格兰航空。他们都是英航的压力下的牺牲品,只有我们幸存了,刚刚幸存。”
  回到荷兰公园,聚会开始。我决定把自己的五十万英镑赔偿金与所有维珍航空员工分享,因为在英航的压力下他们也不得不遭受了减薪和降低红利的损失。墙角的电视里新闻节目全天都在主要报道维珍航空胜利的消息,独立电视台甚至访问了卡里法和伊冯?帕森斯。聚会的人们停下来观看,朝他们欢呼,然后又继续庆祝。过了许久,我正在和别人说话,忽然感到精疲力竭。我感受到我们胜利了,肩上所有的压力突然消失了,我高兴地开怀大笑,倒向一边,进入了梦乡。
  觉得自己象站在世界之巅,我和琼、霍莉和山姆去马略卡岛上的旅馆庆祝。整个星期新闻界都在不断对我拍照,我觉得我们正领导潮流,未来几年内维珍将完全改变,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
  一天早上,我躺在游泳池边,读着所有传真过来有关维珍的报道,一对年轻夫妇走近身边,紧张地咳嗽以引起我的注意。“打扰一下,”他们边说边打开一个照相机,“能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我站起来灿烂地微笑,还一边把头发梳到脑后:“你们想在哪里拍?”
  “就在这好了,”他们说。
  我走过去,背对游泳池站好,挺胸收腹,梳理头发。“这样行吗?”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小声耳语一阵,没将照相机对着我,反而将它交给我。“对不起,”丈夫说,“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拍照。我叫爱德华,这是我的太太埃拉敏塔,请问先生贵姓?”

  29.维珍的领域(1993及以后)(1)

  对于维珍来说,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维珍首次资金充足;我们有了“维珍”这样一个强势的品牌,并可以将它推广到广泛的商业领域。我们凭着我们的直觉在尚未规划好的领域中逶迤前行,而不是花费所有的时间去劝说他人这样做。一旦我们完成从维珍音像到大西洋维珍航空公司这一惊人的横向跨越,我们便能从事任何事情。从我们第一次在游艇抄写一个老唱片的合同并同麦克?奥得费尔德签约以来,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时代不同了,我们在银行里也有了差不多五百万英镑,但是我并不想把它搁在那儿。
  从这一点说,我当然可以退休,将我的注意力转到学习如何画水彩画或者如何在高尔夫球场上打败我老妈,但那并非我的本性。人们问我:“为何你不去找些乐趣?”他们没有问到点子上,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找乐。乐趣是我喜欢从事商业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开始做任何事情的关键因素——超过其他任何相关因素——乐趣正是维珍成功的秘密。我认识到商业意识充满着乐趣和创造力,它不是开会的成果,也不是在某些商学院教导出来的——在那里商业就是痛苦的折磨,就是大量的“现金流折扣”和“当前净利润”。
  虽然我经常被要求给我的“商业哲学”下定义,但是我一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它并非像“见方抓药”那样可以传授。没有任何因素和技术可以保证成功。遵循那些已经存在的参数,可以让某项商业进行下去;但是你无法清晰地定义我们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把它像一瓶香水那样装起来。一切不是那么简单:要成功,你必须趋时而动,而且,如果你的周围有一个良好的团队和超乎寻常的好运,你也许能取得成功。但是,仅仅遵循他人的模式,你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
  商业充满着变化和流动。据我所知,商业组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切都那么不可确定,过去的几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前些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许多领域维珍尚未进入,而这些领域现在已占去我这么多时间。只有当你开始写书时,你才能发现你想到达的目标有多远。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它不仅仅是我过去五十年努力奋斗的全面总结,而且是前进中的一项工作和一种生活。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来表述我对生活和商业的态度后,商场风云变幻。但这些事情只能在下本书中出现。过去的几年,维珍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而且它扩张的速度或许超过了欧洲任何一家集团。我们经商的手法也许和以前一样,但内容已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本书一开始就不打算像财务报表那样干巴巴,至少我希望它会给出一个观点——什么对于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来说是重要的。1993年1月卖出维珍音像并击败英航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首次意识到:我已经越过了阻碍,渐渐能看到目的地了。这是非同寻常的,对于任何没有资金支持的人来说,成败只有一线之隔。即使维珍取得过不少成功,一直以来它始终都面临着现金枯竭的危险。维珍有盈利,但我经常将利润投入到新项目中以使集团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很少奢望用多余的现金去抵抗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过三次经济衰退,我们承受过巨大损失,我们退出了某些行业并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裁员,但是1993年后,我们获得了财务上的自由,已经没有银行敢指手画脚地教育我们如何经商。而我已经成为少有的一类企业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无法在如此之多的领域扩张后幸存下来。当然,在取得财务自由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
  一开始,我们是一家经营邮购音像的公司,所以很依赖邮政,但不幸的是当时就遇上了六个月的邮政罢工,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开创新领域,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了。一切别无选择,罢工的期间,我们的第一家维珍音像店开张了,它在一家鞋店上面,要爬过一条又黑又窄的楼梯才能上去,里面也只有一些货架,一个破沙发和一个铁柜。但是通过它自身的运作方式,小店让我们掌握了零售方面的全部知识。我能在这个小店和维珍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旗舰店之间画一条直线。虽然它们只有规模的区别,但是你必须让它有机会诞生。
  同样,早些年维珍音像集中了我们所有的资源,每单买卖不成即败。我们或许没能签下10CC,但是我们仍然不殚将公司置于寻求新乐队的风险之中。然后,我们在不确定和祈祷中启航,要知道,一旦在试飞中引擎爆炸,航行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幸运的是:每次出错时,我们反应得总比银行快一点点。
  然而,你不能不在脑海中有广阔的远景,有关这点最好的证明就发生在1992年经济衰退最严峻的时期。当时,我正努力融资以使我们所有的飞机上每个椅背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在飞行中提供最好的娱乐——为此,我们需要一千万英镑,维珍航空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所需的资金。那天,正当我们所有人都绝望地坐在克罗利准备放弃这项计划时,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最后赌上一注。
  紧张地拿起电话,我打给了波音公司并要求与菲尔?坎度义特总裁通话。我问菲尔,如果我们购买10架新的波音747-400S,他是否能在经济舱每个座椅后装上个人录像带机。菲尔对于有人在经济衰退时买波音飞机感到很高兴,他同意了。然后,我打电话给空中客车的吉恩? 皮埃尔森,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意了。经过更深入的询问后,我们发现,贷款四亿英镑来买18架新飞机比为贷款一千万去安装椅背个人录像带机要容易得多。结果,维珍航空突然拥有了一个业界最新最现代的机队,而且购买的价格也是我们开始购买飞机以来的最低价。
  彼时很多人问我维珍的极限是什么,我们拓展的领域是否已经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在死板的规则指导下,他们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公司把它的品牌投放到如此广泛的行业和产品中去。他们绝对正确,但这也恰恰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要知道,我正是通过生活中此起彼伏的机遇和挑战而获得成功。一些最好的点子就产生于困境中,而且你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去看到它们的优点。就像在1984年一个美国律师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开一个航空公司,1987年一个瑞典热气球爱好者邀请我和他一起飞越大西洋。这些提议来得突然而且
  含混,我无法想到下一步将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听得足够认真,这些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将符合维珍已有的商业组织架构。从本质上说,我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并将这一点业扩展到商业领域。好奇心带着我走上许多无法想象的道路,又让我认识了许多不一般的人,维珍就是这些人的组合,而它的成功也依赖于他们。
  维珍有自身的生命进程,而且我常常尽力提前规划。当我试着将《学生》卖给IPC杂志社时,他们被我吓退了,因为我开始侃侃而谈所有其他我想开发的商业机会:一个将提供比其他航空公司的旅行便宜得多的“学生”旅行社;同时我认为当学生没有任何收入来保护自己时,他们正受到剥削,所以我要开一家“学生”银行;由于英国铁路公司的列车经常晚点而票价很贵,我甚至想从他们那租用列车……即使当时我的资源有限,我仍然企图尽可能地进入这些行业并制造巨变。那时,它都是些理论,已经超过了我能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想法产生了。我创立和经营盈利性的公司,所以我或许是个商人,但是当我试图梦想和超前计划出新产品和新公司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宏伟计划没有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是,卖掉维珍音像后,我再次准备去推倒障碍。这次已经有明显不同了:过去在《学生》这个小杂志里我们没几块钱,因而不得不卖掉它;现在我们的大钱柜里却装满了数以百万英镑。这是多么迷人的时刻,凡事皆有可能,我们资金充足,更重要的是,有了维珍这样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品牌,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自身变革,维珍的领域一望无际。
  我从不压制我的直觉,对于任何商业计划,首要的是有趣。如果一个市场被两个寡头垄断,对我来说它就有正当竞争的空间。不仅仅是有兴趣,我还喜欢趟混水,尤其是当大公司提供价贵质次的产品时,我就想从他们的收入中分一杯羹。九十年代早期,在我的记事本里就有了推出一系列维珍软饮料的可行性方案,这些饮料以维珍可乐为首,维珍可乐将梦想代替名列世界十大企业之列的可口可乐;正当此时,科特公司专注于推出自创品牌的灌装可乐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作为合作伙伴。
  “你有因素X和Y,”科特公司总裁格里? 彭塞对我说,“人们喜欢维珍,他们相信这一品牌,只要是维珍的产品,他们就会去购买。怎么样?我们已经有了配方,你拥有品牌,你对‘维珍可乐’有何看法?”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优势显而易见,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它也是世界上最具盈利性的公司。它只有一个对手:在美国市场,可口可乐拥有百分之四十的份额;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大约为百分之三十。美国以外的市场,可口可乐完全占统治地位。两个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有数亿美元,而且它们一些最好的广告现在仍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但是当我近距离研究饮料行业时,我看到它们盔甲上的裂缝。最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告诉你可口可乐只是一个有巨大市场预算的碳酸饮料,而单一性将使它的市场容易受到攻击。对于“什么是真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口可乐公司将原来的可口可乐从渠道中退出,而推出号称有更佳口味的新可口可乐。但是美国消费者的反映迫使可口可乐公司重新使用原来的配方,并起名“经典可口可乐”。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播下,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承认“经典可口可乐”不如“新可口可乐”,那么根据定义另一种可乐的配方更好。对我来说,出击的号角已经吹响。
  双寡头垄断市场的另一方,百事可乐看起来更弱。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推出维珍可乐时,百事可乐首先做出反应:它们将自己的罐子从以红色为主改为以蓝色为主,看起来我们刺痛了它的神经。当我们得知百事可乐准备这样做后,我们在报纸上作整版的广告声明我们已经开发出独特的可乐罐——因为罐子变成蓝色,当可乐不冒泡时,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即使这样,对加入这个行业,维珍内部仍然存在阻力。可以理解,人们这样是想保护我们的品牌,对于维珍品牌的使用,这是它首次受到异议,以后异议发生得更多。
  象往常一样,当人们提醒我别做我想要的某件事时,我反而更加想要去试一试。就这件事而言,我们都承认:将在超市货架上展开每一英寸的争夺战。但是一旦我们估算出,即使我们失败了,财务风险也非常小时,我们决定着手这个项目。我们的产品一点都不输给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而且在一所学校进行的首次蒙眼测试中,大多数人更喜欢维珍可乐,这项测试后来在全国全面展开,因此,我们正式推出维珍可乐。几个月内,我们在全国卖出了五千万英镑的维珍可乐;们继续将它推向法国、比利时和南非,甚至我们打算在时代广场可口可乐标志下放一台维珍可乐售货机。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冲破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重重围困,甚至烧掉了时代广场上可口可乐的标志。
  展望未来,我无法想象维珍可乐是否能成为软饮料中的全球领导性品牌,对我们所有的生意,我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但是,我知道维珍可乐将成为维珍哲学的代表,在贩卖它的乐趣和活力下具备着一份很棒的商业计划作基石。推出维珍可乐的决定基于三个要素:找到合适的人,对维珍品牌的积极使用,以及对市场萎缩的保护措施。
  维珍可乐的商业计划十分清晰:我们从不花太多的钱来卖维珍可乐。不像其他产品,生
  产可乐是那么便宜,以至于制造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能通过销售来平衡广告和分销的成本。维珍的财务报表充分表明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有这么大的空白区间,足够让其他人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旁边卖更加便宜的可乐。
  一旦我确信我们能在可乐市场萎缩时有效应对——这常是我首先关心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推出维珍可乐是否真的能提升维珍品牌。尽管同事们反对,我仍确信可乐可以让人们想到维珍的许多特质——乐趣、自由和激动人心,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的可乐更好更便宜。我们的成功基于以下事实:我们是面对两个巨人的弱小新来者,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让这一品牌在青年人市场中生存。
  “好的”,当人们听过我对维珍可乐的辩护后,他们同意了,“我能看到可乐是乐趣,它令人兴奋,可以盈利,而且符合维珍的形象,但是人寿保险肯定不是!你卖寿险、抵押品和投资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得不同意在我们决定开设维珍财务之前,来一些关于发展寿险的健康性的讨论。
  “人寿保险?”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想法时,都很不屑,“人们痛恨人寿保险,所有的业务员看起来没有道德,他们闯入你们家,从你身上抽取秘密的佣金。这是一个很糟的行业,它绝不是维珍的生意。”
  “没错,”我说,“但它有潜力。”
  我喜欢同魔鬼跳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建立维珍寿险和维珍银行的想法会吓着不列颠的老员工以及在维珍音像店闲逛的顾客,然而,我能看到金融服务业所有的缺点。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到有人做了不公平的买卖,我就想插一脚进去。当然,这不纯粹是慈善事业,它也需要有利可图,但是区别在于,我准备向顾客更多地让利,这样买卖两方才能获得双赢。我的特色也许有点黑色幽默:卖给你性手枪的人也替你管理养老金。另外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是,银行以前曾经差点取消我们抵押品的赎回权,现在,我们则要开一家银行,从那个领域抢他们的生意。
  罗万?果姆利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金融服务,他也是我邀请来帮助维珍找出新商机的风险投资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评估他认为毫无意义的维珍养老金政策,当他请教了六个不同的养老金专家,试图最好地重新构建这一政策时,六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让他十分困惑。
  “我不能理解”,他告诉我,“我在财务上有三个学位,但是它们所教的没一个对这件事情有用。”
  我直觉感到金融服务领域被神秘和偷窃所笼罩而且没有隐性收入,维珍拥有空间提供没有沾染行业习气的替代品。象我们的其他冒险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伙伴,他既了解这个行业又能够提供与维珍品牌匹配的资金。尽管过去与人合作时我们有过些困难,我仍然坚信1:1的合作关系对金融业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某些时候出错难以避免,当出错时,双方有相同的动机进行修正。事情也不总是这样,最坏的情况,比如当年和冉多尔夫?菲尔兹公司的合作,维珍最后会将伙伴整体收购;最好的情况,则比如和我们在日本合作开大商场的玛瑞公司,仍然是对半分而且双方一直很满意。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已经尝试过绝大多数合作形式,即使你们都有同样的激情投入一个项目,情况仍然会变化。因此和别人打交道时,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对合同重新谈判是商业挑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财务,开始是维珍股份和诺维奇联合银行组建的合资公司,双方的股份为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我能毫不谦虚地说这一切无法再次发生,我们取消了所有的佣金,我们提供高价值的产品——实际上,蜂拥而来的投资者令我们招架不住。我们不是在伦敦城里租下一个高级写字楼,而是在诺维奇建立新的办公室,我们从不雇用基金经理,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他们严实保护的秘密:他们中的某些人拿着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却从不能联合起来打败股票指数。
  我们强势进入金融领域,而且刚开始一切迹象良好,然而成功之余,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诺维奇联合银行的实力,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看起来我们比当初预期的要大上两倍。不久,我们安排诺维奇联合银行将股份出售给能匹配我们雄心的伙伴——澳大利亚互助远见银行(AMP)。由于有AMP和维珍财务的优秀团队,我们在竞争激烈的金融服务领域收获颇丰。从1995年宣告成立,维珍财务令人惊奇地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投资公司,迄至1999年,25万人将1.5亿英镑信任地交给我们。
  罗万?果姆利的成功和他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表明了维珍最大的长处:我们靠特立独行获得成功。当我请罗万为维珍工作时,我意识到他身上的一个特质:他总是主动让事情发生。在他在荷兰公园半岛上的某张办公桌上开始工作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将去创立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其实事后想起这点倒也并不让人吃惊,当他进军金融服务领域时,我们安排了新的公司结构,让他和他的团队在公司拥有自行处理的股份。和维珍所有分公司的经理一样,罗万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因为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功将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财富。对于维珍这样叛逆的公司,维珍财务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如同维珍从音像转到航空一样,这也是横向跨越,但是它仍然还是关于服务、资产增值以及供应简单产品的行业。
  沿着正统途径建立一个有巨大办公室、董事会命令层层传达的金字塔结构公司完全不符合我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我不是说这种组织结构错了——远不是这样。该结构造就了从可口可乐到皮尔森再到微软这样令人敬畏的大公司,只是我不喜欢那样工作,我太随便,精力太旺盛,我喜欢继续前进。
  随着公司越来越多样化,我更多地被问道有关维珍的远景构想,我既不想逃避这个问题
  ,也不想很采用保险的回答,比如“我将在下次被问道时再做回答”,我对维珍的远景不是僵止的,而是像这个公司一样在常变常新。我通常列表来过日子:列出需要电话联系的人,列出想法,列出筹建的公司,列出主动制造事端的人。每天我都按照这些表来工作,一个个电话推着我前进。回顾七十年代早期,我大量时间在跟不同的银行和贷款者耍花招,以使他们互不确认并认为我有偿付能力。我仍然这样生存,但是除了银行,现在我做的都是大得多的买卖,依然不过是规模上的差别。
  即使有时我把它放错地方,我办公室的任何人都知道我最重要的财产是一个标准的学生笔记本,这种本子可以在全国任何的一条大街上的任意一家文具店买到。无论在哪,我都随身携带这个本子,记下我碰到的维珍员工和其他人对我所有的意见,我也对电话会议和所有会谈作记录,而且还会起草信件和列出需要打的电话。
  这些年来,我用这种方式所做的笔记已有一书柜,将所有事情记下的戒律让我不得不仔细倾听。现在重新翻阅这些笔记,我发现一些想法离我远去:有人曾建议我去投资一项叫“细节追捕”的木板游戏和一个装有发条的收音机。但是,当我拒绝开设劳埃得斯保险公司进入保险业时,我的守护天使一定眷顾了我。
  无论我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在音像店里,我都四处走动,询问碰到的人是否有改善服务的建议。我把建议记下,一回到家我就会温习我记下的东西,如果有好主意,我拿起电话将它贯彻实施。在机场巴士上,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飞行中提供咨讯。当我告诉我的雇员这个想法并问他们是否能实施时,雇员们都疯了。他们取消我那是“一张理查德的草根选票”。但是顾客反复地建议维珍提供更多的服务,只要建议有影响,我才不管主意从哪儿来。
  我也坚持我们应该不断地询问雇员们有什么建议,而且我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当我试着在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走廊里推手推车时,我几乎撞倒了所有的人。在我同机务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引入更多的女服务员提供服务,让手推车的数量保持最小。
  某次同我谈话时,彼得?加百利最终总结了我对维珍的远景构想:“真让人无法容忍!维珍在做任何事情。早上醒来,你在听维珍电台;你穿上维珍牛仔裤;你去维珍大卖场;你喝维珍可乐;你坐上维珍航空去美国。不久你还会提供维珍生育,维珍婚礼以及维珍葬礼。我想你应该把维珍重新命名为‘进出口公司’,这样,你从头至尾无所不在。”
  像平时一样,作为机敏的商人和天才的音乐家,彼得非常接近事实。当时他不知道在伊斯特本我们有两百人在生产维珍化妆品,另外一组在设计维珍衣物,还有我们正准备竞标两条英国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以成为英国最大的铁路运营商。我怀疑我们是否推出过维珍葬礼,但是曾设想推出维珍生育。如果有良好的商业计划、有限的市场萎缩、高素质的人员和好的产品,我们就会努力获取。
  在某些方面,依照传统就是受折磨,就像你所注意到的,我对这种所谓的智慧没有兴趣。传统意义上,当你管理一个公司时,你应该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千万别偏离这狭窄的范围,那样我既大受限制又十分危险。如果你只经营音像店并拒绝改变,当象因特网之类的新事物出现时,你将丢掉那份来自新媒介的顾客的销售额。即使在令人兴奋的1999年,我也觉得建立自己的网上音像店给维珍传统音像店带来损失,要远远好过将这块市场丢给别的网上音像店,当然,这不包括各种外部顾问让我们申请一个因特网址,奇怪的是他们建议我们别使用我们自己的名称,“这是一个葡萄干小面包,手提包和果酱罐的时代”,他们说。他们不懂品牌。
  这也部分揭示了我们对公司的分割。除了能互相保护,他们也有共生的关系。当维珍航空的航班开始飞往南非时,我发现我们在那儿能提供维珍电台和维珍可乐;同样地,我们能利用在航空业的经验,使火车票的购买更加便宜和便捷;我们吸收在飞机上招待乘客的经验,用它去为火车上的旅客服务。尽管雇用了三万名员工,维珍也不是大集团——它只是许多小公司组成的一个大品牌。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同那些大的竞争对手恰恰相反,传统上规定一个公司首先应该注意股东的利益,其次顾客,最后才是员工,在维珍正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员工最重要。我的常识是如果你首先有一个快乐、能自我激励的员工队伍,你很容易拥有忠实顾客,可以肯定的是相应的利润将会让你的股东满意。
  传统认为“大即是美”,但是当我们某项冒险太大时,我们就会将它拆分成小的几块。我会对副总经理、副销售总监和副市场总监说:“祝贺你们!现在你们已经是一家新公司的总经理,销售总监和市场总监。”每次我们都这样做,相关人员不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去执行,他们对工作有更多的激情,这种结果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棒了。在卖掉维珍音像之前,我们有多达五十家的音像分公司,但它们中的任何一家的雇员数不超过六十。
  收购以后,肯整合了维珍音像并让它在2002年前成为索恩百代EMI公司皇冠上最具盈利性的宝石。对于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用相同的技术和技巧重新开辟V2音像。我们签的第一份合约“立体声”可能不会像迈克?奥德菲尔德那么有影响,但是,“立体声”仍然被贝瑞特奖授予最佳新秀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露天音乐节上向大批观众演奏,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维珍之路就是开展许多不同的冒险,并能独特地成长起来。我们大多数的公司都是白手
  起家,而不是仅仅收购现成的公司。我们希望维珍的每一个分支都处于有效可控制的范围中。因此,维珍的分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办公室里,如伦敦的诺丁山,西苏塞克斯的克劳雷和诺维奇,这样可以集中起来,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当要开新公司时,我的一个优势是本人对商业没有高度复杂的看法,比如当我考虑应该在维珍航空提供什么服务时,我试图设想我的家人和我是否会喜欢自己购买这些服务。通常就这么简单。
  当然,一旦你从有组织地成长中分离,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几年维珍收购了一些公司以增大我们创建的公司。对MGM电影院线的购买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次大型收购,我们还收购了英国两条铁路的经营特许权。相对于我们能够在把MGM电影院线卖给法国UCI公司之前相对较快地修复它,列车是一个长期得多的投资。有意思的是,某些方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只要维珍取得列车运营权,乘客们就期望发生奇迹般的改变。很不幸,这项任务的后勤保障同我们作对:我们的两家列车公司有三千五百名雇员,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车队,同时还需同轨道公司谈判他们改进铁轨和信号。尽管铁路业总的来说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相信维珍铁路将最终成功并且提供便宜、便捷和高效的列车服务,如同维珍品牌从前所做的那样,维珍铁路将成为最好事业中的一个。我们时速达140公里的新型火车将使全国的旅程大大缩短,而且舒适和安全将会使它们成为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欧洲最棒的列车。
  一旦你有了伟大的产品,小心地保护它的名声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将它投入市场的问题。因此,每天我都收到一堆报纸摘要——任何提到维珍的事情。这些摘要和员工信件是我首先在早上读的,当我开辟航线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利用我自己提升维珍航空的形象和建立品牌的价值。如果新闻中出现失真的故事,而且还被允许在报纸上开几个专题,那么故事就变成了事实,然后,每次提到你的产品时,这个故事又被再次提起。
  在两个重要的场合我的名誉收到了损害——首先是我在前一章详细提到的英国航空;第二件就是最后赢得经营英国国家彩票专营权的卡默洛特公司幕后支持者,盖?斯诺登和他的公司GTECH。对这两家公司,我是他们工作中的捣乱分子,让它们损失了数百万英镑。GTECH 事件特别关乎名誉。我和盖?斯诺登会谈时,正好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开国家彩票的专营。不同的商业团体开始形成,但是我强烈地感到彩票应该被一家愿意把所有利润捐给慈善事业的公司专营,因为这是根本没有风险的垄断。我邀请了约翰?杰克逊一同进行我们具有慈善性质的投标,当约翰还是形体商店公司的总裁时,我和他在健康关怀组织里工作,并一起推出了伴侣避孕套。GTECH 公司是彩票设备最主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与他们商讨万一他们没有获得合同,是否愿意向我们提供设备。
  1993年9月24日,约翰?杰克逊和我同盖?斯诺登一起吃午饭,从那开始,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谈变得充满了法律故事。因为盖?斯诺登不愿提供给我们设备的报价,我也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团队,会谈陷入了僵局。然后,斯诺登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坚持投标,GTECH团队将蒙受数百万英镑的损失,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将准备向运营商收取的营业额百分比从15%降低到13%甚至可能更少。假设每年彩票的年销售额达四亿英镑(他们也做到了),运营商的收入分成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每年就值四千万英镑,危如累卵。
  我们坐在荷兰公园的花园温室里,我注意到斯诺登开始出汗,他移动椅子,注视着我:“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表达,理查德。”
  我盯着他,想知道他想说什么。
  “凡事都有底线。我已经到底线了。我能帮你做些什么,理查德?”斯诺登阐明了他的目的,“我的意思是,私人上我能帮你什么?”
  这个问题搞得我晕头转向,我正在受贿。“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镇静而又愤怒,我努力给他机会让他住嘴,但是他没有。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点什么。”斯诺登说。
  “谢谢,”我答道,“我已经足够成功了,我每天只需要早中晚各一顿。你能帮助我们的唯一方法是为我们的竞标提供设备。”说完,我站起身,离开了温室。我不想将深入这家伙的世界了。当约翰和我正努力为国家彩票竞标,准备向慈善事业捐数百万英镑时,这家伙竟想贿赂我,使他的投标通过,少向慈善事业捐钱来助长他和他的公司。我冲下楼梯,进了厕所,胡乱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刚说的话。我从未被贿赂过。接着我走上楼,和约翰一起把斯诺登请了出去。
  “我没错,是吗?”我问约翰,“那是贿赂,不是吗?”
  “绝对是贿赂。”约翰说。后来,约翰告诉我当盖?斯诺登说那些话时,他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长话短说,在法庭上陪审团支持了我对盖?斯诺登和GTECH公司的指控,而且我的名誉恢
  复了。在不久前离任的乔治?卡曼律师的总结呈词中,他向法庭指出任何商业成功之外,一个人珍惜自己的名誉才是最重要的。盖?斯诺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向一个错误的人说了一番错误的话。


  后记

  后记:差异性和逆境

  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知何故,我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坐下写出第二卷。然而,我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黑笔记本,每天都在上面记东西。我将尽快地找到时间把它彻底地完成,但是同时我想让各位对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
  这本书开头是我首次用热气球环绕世界,在阿尔及利亚就结束了。所以看起来让故事重新开始的合适方法是告诉你接下来的飞行。当我们准备出发时,有人建议我记日记,我现在
  正在这弹去它上面的灰尘,我不会有所裁减,会让你看到我书写的全部东西,这样你能对在地球上几千英尺的高空滑行而且只有风给你动力的情况有些认识。
  1998年18日,第一天
  这份日记献给今天在马拉可奇送我们出发的人们,献给我的侄儿和侄女们,献给我的孩子霍莉和山姆。
  可爱的摩洛哥人像兄弟一样欢迎我们,霍莉和琼到了飞机场,热气球就像雄伟的清真寺,太阳升起在阿特拉斯山脉上。很奇怪,在这个场合我没有感到紧张,我们有了这么好的团队在规划这件事情。我们过去已经克服了那么多苦难,我相信这次会交好运。唯一严重的问题是英美两国开始轰炸伊拉克,而我们计划在三十小时内沿伊拉克边境飞行——大约有五十英里的距离。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气象专家鲍勃?莱斯,他相信自己会帮助我们找到沿边境飞行的风,而且还不会穿越边境。
  我们受到了音乐家、骆驼、魔术师,甚至还有飞毯的热烈欢迎。亚里克斯?里奇的孩子阿莉丝黛和邓肯、我的女儿霍莉和佩尔的女儿珍尼一起按下了按钮,让我们飞向空中。我们穿上降落伞,向父母、爱人、女儿和朋友们告别,他们眼中充满了泪水。
  倒计时:10、9、8、7、6、5、4、3、2、1——起飞。
  我们平稳地上升到两千两百英尺。门依然开着,每个人都在鼓掌欢呼。突然我们又开始下降:碰上了倒置气流。努力烧火、加热氦气,好不容易从倒置气流中冲了出来,可氨气已经燃烧得太多。继续急速上升,热气球底部正在不完全燃烧——每分钟1700英尺,1800英尺,1900英尺——终于我们慢了下来,但是液体燃烧炉将热气球底部烧破了,幸运的是,洞在底部。最重要的是这是氦气球。我们可以继续飞行——虽然洞挺难看,但是没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太棒了。我们和鸟儿一起飞翔在路上,每件事情看起来运转良好:我们上升到预定高度,飞行舱被压紧,热气球没有爆炸。我们开始了伟大的探险,我们的下面是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脉。
  1998年12月19日,第二天
  我们良好地飞行了几个小时,看着延伸在整个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经过大约七小时的飞行后告别了摩洛哥人,向阿尔及利亚飞去。两年前我们的热气球在晚上破掉,只好迫降在那里宣告结束。这次每件事情进展顺利,几乎太顺利了!当太阳落山,头顶的氦气冷却下来时,我们打开了火炉,火熊熊燃烧,必须小心不要比白天升得高,否则热度会排出氦气,减少我们在空中的时间,所以晚上我们轮班驾驶。
  正当我们筋疲力尽时,突然我们的计划被完全打乱。利比亚传来的消息说,他们收回了给我们飞越他们国家的权利。这时周围黑漆漆的,我们在穿越他们边境前无法着陆,虽然如果我们降低高度,就可以沿利比亚南部飞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梦想。最后我们决定下降高度来减速,以获得时间说服统治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告诉他我们的飞行是呼唤和平的体育运动。约旦国王上次帮过我们很大的忙,我过去也有幸认识了纳尔逊?曼德拉——我知道他和卡扎菲关系不错。我的秘书找到他们的电话,接下来突然意识到他们都在睡觉,约旦国王患有癌症,而曼德拉也不是个小伙子,所以我决定给卡扎菲上校写一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信,向他说明了我们所处的情况。
  我们全部都累得呲牙咧嘴,只愿飞得够慢争取时间。舱内的电话响了,虽然是凌晨一点,卡扎菲上校还是批准我们继续飞行。我们的路线由于速度减慢而变得困难,可是更大的困难立即而来,由于我们放慢速度,方向已经改变,我们正向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上空的暴风雨飞去,除此以外,我的嗓子开始沙哑,应该打青霉素以防万一。佩尔仍然保持镇静,他多年前开始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史蒂夫很高兴与我们同行,他冲进厨房,做出一份非常好的“史蒂夫汤”。破晓时分,我们已经穿越了利比亚边境,绵延无际的沙漠,的黎波里的空中管制也表示热烈欢迎。没有军用飞机,谢谢,谢谢,卡扎菲上校,我们环球飞行团队都非常感谢你。
  1998年12月20日 第三天
  二十四小时前我们离开了利比亚,朝塞浦路斯飞去。我们碰上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力神飞机,我们互祝好运。我二十四小时前写完日记后就一直没睡觉。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摆在我们这些热气球驾驶者面前的挑战,不仅仅是天气,或者技术挑战,悲哀的是还有人和政治的因素。就像平常生活一样,不是国家的普通人挡住了路,是一小撮高级政客自私地让国家和世界变得更糟。毕竟,这是项体育运动,目的是实现和平。
  我建议你打开地图,想象你是位热气球驾驶者,就像我们一样是个瑞士人、美国人或者摩洛哥人。然后穿过一些国家,这儿的政治家说你不能够飞越:俄罗斯、伊朗、伊拉克。记住,三年前两位热气球驾驶者在穿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残酷地打死了。当你的天气预报员说他可以让你们在俄罗斯和伊朗间飞过,你只有冒这个险。即使这意味着你只能飞越土耳其境内二十四英里宽的土地,周围是两个不欢迎你的国家,离美英开战的伊拉克也只有六十英里。
  记住,热气球除了风就没有任何动力。唯一加速的方法是改变高度,努力找到不同方向的风,而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气预报员会对你有莫大的帮助。我们的天气预报员鲍勃?莱斯曾经同我们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飞越中一同战斗,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么狭小的区域飞过的话,那他就是鲍勃?莱斯。就在我写这日志时,我们刚刚从这条小路的另一头出来,一边是伊拉克一边是伊朗,我们奇迹般地通过了。
  我刚要躺下睡觉时,听见史蒂夫大叫:“穿好降落伞,他们报告说前方有大雷雨!”就在两个月前同样的雷雨中,史蒂夫失去了他的热气球,所以他非常明白它们会造成多大的破坏。然而升高高度,风就会把我们吹往伊拉克。哪个更糟?可能的暴风雨或者伊拉克的“暴风雨”?已经远远地看见防空炮火。我们决定冒险面对暴风雨,向前冲。
  上帝保佑!我们不仅没有碰上暴风雨,景色是如此迷人,我们飞行在亚美尼亚山脉上,空中的管制说:“我代表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民欢迎你们。”要是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友好就太棒了。
  我们已经走了两千六百英里,足有大西洋那么宽,还剩下两万英里。
  1998年12月21日 第四天
  我们仍然在飞行,此时旅程变得更加可怕。
  我们已经飞过了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里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又飞过了内战不绝的阿富汗,伟大的亚历山大曾经征服过这里。突然就在清晨,风向毫无预兆地改变了,现在不能从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北线飞过,而是要直接往里面飞去。
  这太可怕了,还没有哪个热气球驾驶者飞过喜马拉雅山脉,我们本来计划飞经尼泊尔。尼泊尔在印度和西藏之间,那里是佛祖的出生地,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它的北面。听起来简直太棒了,但是一不小心,风会将热气球吹往山峰,撞得粉身碎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得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在山峰上方一千英尺的高空飞行。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山峰上方八千英尺。
  我们的团队是否能过在珠穆朗玛峰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之间飞过?不知道,所以如果明天我们成功了,我就会告诉你。
  1998年12月22日 第五天
  好了,因为我现在仍然在这里写我的日记,所以我们一定没有撞上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实际上我们是和山峰擦肩而过,我们更多的是依靠运气。最近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这美丽的山脉中,白天它们是那么优雅,晚上在我们脚下却又是那么可怕。我们除了一堆问题,热气球顶部结冰,堵住了气阀,白天到来时,大冰块会落到飞行舱上。
  这里真得很美丽,我已经录制了一部非常棒的片子,描述我们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将为我们骄傲。
  1998年12月23日 第六天
  在我们离中国边境还有三个钟头时,他们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没有允许你们穿越中国,你们不能进入!” 中国已经允许我们飞越南中国。但是因为我们被迫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我们将比他们允许我们飞行的地方要偏北一百五十英里。
  除了进入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喜马拉雅山脉着陆,着陆就是找死。然而在严重警告后仍然还飞入中国非常危险,只剩三小时说服他们。我认识英国政府前首相爱德华?希斯,他同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人首先和他取得联系,他非常好,立刻就利用他的关系。我又接通在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让秘书联系托尼?布莱尔首相,“但是我们由唐宁街的号码,”她说。
  我累计了,坦白地说还非常害怕,我提高声音:“打192问讯电话。”
  托尼?布莱尔很好,他写了封信给尊敬的朱镕基总理。我们也得到英国驻中国大使和他的团队的大力帮助。就在我们抵达边境半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进入中国的允许,但只能呆在中国底部。我们不久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风会把我们送往上海,两周前我还访问过那里,因为维珍航空最近申请了飞往上海的航线。
  接着我们得到通知,中国政府稍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声明我们已经未经允许闯入了他们的领空——如果我们不立即调整,后果将十分严重。同时伦敦的基地发来消息,分析过所有的可能后会采用一架救援飞机,我们接受了。接着我们收到了中国民航局的通知:“请你们必须在拉萨机场着陆,不能继续在我们领空飞行,因为你们不遵守我们的要求。请稍后联系。你们必须按要求驾驶热气球到拉萨机场。谢谢你们的合作。”
  好,这些话中“谢谢你们的合作”还比较友好。热气球不能在机场着陆,天气也十分恶劣,两小时后天会变暗,我们那时还在山脉上,携有五吨重的丙烷。我写信给伦敦基地让他们同中国联系,解释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小时后我们收到了回答:“你们必须着陆,你们不能在我们领空继续飞行。”
  我们左右为难,着陆是死,继续飞行就会被射落。别无选择,只有继续飞行,我让大使交给中国政府一封信:
  “我们友好地希望不着陆,否则舱员和地面人员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由于热气球受风控制,我们无法决定热气球的方向。我们眼前云雾缭绕,无法看清地面,不能从云中降落,这会让热气球上结冰,导致我们粉身碎骨。我们友好地接受你们的关注,我们正竭尽所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对没有遵守你们的规定致以诚挚的歉意。我们不是不尊敬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处于无法控制的境地,我们现在不能拿生命冒险。我们友好地请求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尝试过你们给我们的所有频段,但是还不能联系上你们,他们将继续尝试,你们能否给出更多的高频或者特高频吗?我们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答复。”
  我们紧张地飞行,毕竟这么多世界上知名人物的个人请求,希望中国不要做太引人注目的事情。凌晨发来的传真让我们大大松了口气:“由于维珍环球航行的热气球已经破坏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英国方面所做的承诺,未经许可进入了中国领空,中国政府只有要求着陆。考虑到大使先生的请求,中国方面克服了种种困难,现在决定允许热气球继续飞行。但是他们要求热气球尽可能快地离开中国领空。如果中国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会同英方联系。”
  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1998年12月24日 第七天
  当我们离开中国海岸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收到从英格兰传来的消息:“热烈祝贺!维珍航空成为唯一一家可以直接从英格兰飞往上海的航空公司。英航遭到了拒绝。赶快回来。”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一分钟前还害怕在上海上空热气球被打下来,紧接着就得到驾驶波音747飞往那里的许可。
  如果没有往朝鲜飞去,那么这确实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和最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之一。我们曾经被告知不要妄想申请飞越领空的权利。鲍勃高速思索能找到带我们飞越韩国的风,同时凯文联系了朝鲜人。令我们震惊和高兴的是,很快有了回音,欢迎我们飞越,或许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准备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份子。无论什么原因,太高兴了,我们现在“仅仅”剩下太平洋、美国和大西洋了。
  我们前五天仅仅完成了旅程的三分之一,虽然我们都非常敬畏太平洋,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在前几天解决完政治问题后觉得很轻松,在美丽的黄昏,我们飞过了日本。当我们经过时,我们可以看见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抬头看我们。我的得力助手威尔正在那里,他联系上热气球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壮观的景象——所有的人都驻足观看。”
  风开始大起来,让我们放心,速度到了每小时150到180英里,我们进入了需要的急流层。在飞越珠穆朗玛时用了很多燃料,必须赶快回去,剩下的燃料支撑不了五六天,我们计算出可以在四十小时内飞越太平洋,飞越美国一天,飞经大西洋一天,然后就到家了。我们信心十足,坚信自己抓住了机会。接着收到了鲍勃的紧急消息,他说夏威夷有个风会改变我们的方向,将我们吹回太平洋,我们需要在它形成之前到达低风槽,如果没有按时完成,我们会被转回南方,在水里结束旅程。所以我们尽力升高以获得加速度,但是还有一个晚上才到低风槽,鲍勃重新计算了数据,想知道现有速度是否足够让我们到美国。如果没有,幸运的是飞行舱建造得可以飘浮,但是我可不希望检验这一性能。
  日记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几乎要穿越太平洋,而美国就在眼前,天气预报员说我们两天内就可以到家了。风这么强,风速大约有每小时两百英里,看来胜利在望!
  就在我要入睡前,我想着对一个人来说,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事情,有这样奇异的经历,又这么幸运。遗憾的事,当我醒来时,我意识到这次幸运没有在此降临,我们没有成为首次完成热气球环游地球的人,而是最终着陆在太平洋上。坏天气赶在我们之前,无论怎样都无法通过,就像碰上了厚厚的一堵墙把我们拦在美国海岸前。万幸的是找到了把我们带回太平洋的风,目的地是万里以外唯一的群岛夏威夷,我们在离夏威夷还有六十英里时就落入海中。热气球随着波浪起伏,每次都要上下跳跃三十英尺的高度。我们打开屋顶,从里面爬出,在热气球跳跃了十次后,跳入海中,再一次被刚刚赶到的直升飞机救起,维珍赞助伦敦直升飞机救援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诞节我登上了夏威夷岛,决定去家人所在的内克尔岛。我抵达那里时,发现了有点离奇的事情,大房子里面没有人。我所有的好朋友和亲戚都在岛屿的一角举行孩子们的聚会,离奇的原因是在我起飞前一天我写下自己的愿望,希望如果热气球掉下来而我的尸体被找到,那么我要埋葬在岛屿的一角。我想我所有的好朋友和家人出席葬礼,我想躺在这非常特别的地方。好了,我已经有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老天对我真好,我每次幸存下来。我将把注意力转到自己是否能够采取除了热气球冒险之外的其他方式,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冒险已经帮助我让维珍出名,让自己出名,给予我极好的回忆去告诉我的孙子们。但是我用光了自己的运气,现在想知道如果我用现在所处的地位——比如我可以打电话给曼德拉总统、克林顿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或许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用这个权力和地位来努力完成我十五岁办杂志时就开始的梦想——改变世界。
  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仅仅是台造钱机器,由于维珍拥有一个小国的财富,我们应该用这些财富比以前更多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公司有责任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年里,比尔?盖茨已经向非洲投了大笔资金,试图帮助人们消灭疟疾,尽管他处于困难时期,微软面临着沉重压力,比尔仍然给社会大量的回报,他是所有其他企业家的好榜样。当我上次到南非时,我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医院,尤其是在索韦托,我发现简直难以置信,只要三美元,给患有艾滋病的妈妈在生产前注射预防针,就可以减少孩子感染艾滋病50%的机会。只要在每个孩子身上花几美元,超过五百万的儿童就会得救,否则他们就会在七到十岁时死去。所以我们设立了维珍儿童慈善机构,唤起人们的意识并且着手解决。又是在非洲,我也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致力于让野生动物在非洲的生活环境从2%上升到4%到5%,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给野生动物更大的幸存机会,那么对下一代来说这是多么棒的遗产。这也会给非洲带来巨大的好处,会鼓励旅游者到非洲付出非洲紧缺的外国货币。
  2001年9月11日
  在我的生活中,我曾期望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在我、我的家人以及维珍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教育我,你必须时刻准备应付意外。但是我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对“9?11”事件有所准备。
  布鲁塞尔时间下午三点三刻,我正准备站起来回答欧盟关于竞争的质询,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会议,9月的那天也一如平常。我知道我们的实力,所以已经开始考虑会议后的事情,比如回家、同家人在内克尔岛度暑假、回到日常的工作中。这次不是关于航空、音乐、零售和火车,但同样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解决欧洲汽车生产商们的免税权。我在那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因特网和呼叫中心降低了分销成本,维珍可以用比汽车专卖店便宜四分之一的价格向公众直销汽车。在前一年,我们已经销售了六千多辆。正当我准备对房间里坐在我周围的既得利益者发动致命的攻击时,世界改变了。有人递了张纸条给主席,他读完后脸色苍白,震惊万分地向整个房间宣布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使用了好几架飞机,然后他问我是否愿意继续。虽然我们中没有人明白事情是多么严重,但是它们听起来不妙,有人担心欧盟大厦也会成为目标。一小时后,我正要登上欧洲之星的火车返回伦敦,威尔说:“好像中东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飞机,世贸双塔刚被摧毁了,那儿起码有一万人死亡。也有报道说还有其他飞机被劫持,美国的领空已经关闭。你开会时,我们要求四架飞机返回,其中三架无法返回。我们得赶紧详细地讨论,明天的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到荷兰公园集合。”
  当我和维珍汽车的伊恩坐上火车时,开始了解这场人间惨剧。坐在我们对面的女士是位银行家,她疯狂地给伦敦和纽约的朋友打电话,详尽地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一切:坎特?菲茨杰拉德的所有经纪人都失踪了;一些法国和美国银行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我们都可以看到她是那么悲痛,我尽力帮助她。虽然我仍然还没有看见这场悲剧的画面,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眼泪中明白事情是多么可怕。那天早上,我还在考虑业务进展的怎样。在9月11日前,维珍航空继续着它非凡的成功,新加坡航空已经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在2000年3月他们用六亿英镑购买了我们49%的股权,我们是2001年飞越北大西洋唯一盈利的航空公司。实际上我对这项业务非常有信心,几乎就在世贸双塔惨剧前一年,我还在澳大利亚开设一家航空公司拓展这项业务,公司名称为维珍蓝航,仿照美国西南航空低成本运营。尽管澳元脆弱而且油料昂贵,可是它急速成长,降低了机票价格,使乘坐自己的航线的人数翻倍,到此时它的一个境况不佳的竞争者甚至还要求购买这家公司。
  这还不是前几年唯一的新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为了整合维珍品牌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已有了基于“品牌投资”这个概念的清晰战略。不是许多分公司的联合企业,维珍已经成为在不同领域投资的投资商。所以我们谨慎地选择商业领域,努力为这些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来给消费者带来利益。然后我们找好的合作伙伴和管理层带领业务前进,最终目的是让它们能够靠自己独立存活,就像维珍唱片和维珍电台所做的那样。我们也把注意转到自己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有巨大影响。这年中大约有250天我都在环游世界,试图让维珍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品牌:不必最大,但要最好。我们也在英国和国际层面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团队,他们能在所有业务充当我们的耳目,所以前几年新的投资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维珍活力”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的连锁健康俱乐部;在“9?11”事件前我们的网站www.thetrainline.com拥有了五百万顾客;维珍移动是欧洲成长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在那个不幸的日子,就要和Sprint公司达成协议将我们的移动服务提供给美国公众;零售业务和维珍其他业务帮助维珍移动在2002年前就赢得了大约两百万用户,这些统一在同一个品牌下的业务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是9月12日早上我们聚集在我荷兰公园的家中都很忧伤,所有的维珍高层都来了,讽刺的是维珍航空没有人到。维珍航空总裁史蒂夫和他的管理层已经启动了微机处理程序,开始对整个业务进行72小时紧急检查,在周五前向我们提供应该做什么的建议。由于穿越大西洋航线的关闭和旅客的突然减少,维珍航空每天要损失一百五十万英镑。那天早上我同英航的新老板罗德?埃丁顿交谈,他告诉我英航每天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建议我们一起向政府申请一旦美国领空重新开放,我们可以得到协助。他直接的回答大大鼓励了我:“太棒了,朋友!下周初我就给你电话。”英航比我们处境更糟的事实并不能安慰我们几个人,列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显然我们在不同公司有足够的现金让我们撑过最困难的时候,可是维珍航空潜在的黑洞必须尽快填补。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我们的竞争者。我们知道布鲁塞尔的萨比那航空和澳大利亚的安塞特航空将被政府托管,它们会有何变革?
  听说恐怖袭击后,我检查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认识的人是否卷了进去。曾经为维珍航空服务的弗朗西斯在那个春天搬到纽约去和她的未婚夫成婚,就住在世贸双塔附近。她正在帮助我们完成维珍移动和Sprint的生意。我们同她三天失去联系,后来才发现当第一个塔楼倒下时,她正在世贸中心附近的车上。幸运的是,我们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切安好。然而对其他人不是这样,坎特的主席霍华德打电话给我,他们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上千名员工。周五晚上,他们打电话给威尔,需要紧急运送悲伤的亲属去纽约,但是他们的这个业务已经瘫痪了。周六早上我们表示,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将尽可能多地运送人员飞越大西洋,毕竟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霍华德那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经历着地狱般的日子,沉浸在失去绝大多数亲密同事的痛苦中。“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对坎特的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多。”我感到尴尬,我们能做的已经太少,尤其当我在他的充满感情的电话后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加里也死于这场毁灭性的攻击。
  这个周末,我们为类似的危机准备的计划首次启动。维珍航空的团队非常好地估算了英美之间的“市场损失”并草拟了一份危机方案。这里面也有些让人心痛的东西:航空公司在英国的一千两百多个职位将消失,但是他们尽力保证了其他上万份工作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波音747之类的大飞机转到蓬勃兴起的非洲航线,将稍小的空中客车放到北大西洋航线。我们在周日早上启动了重组计划,并在周一通知了员工,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开始工作时表现出的善意和职业素养。虽然接下来的几个月处境困难,但我们已经在第一个星期就准确的预见:到圣诞节前,维珍航空显然可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存活下来。我们打造了如此优秀的团队,直到“9?11”前我们还在盈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士气高涨的员工如何面对被迫的裁员。
  我们还有另外两家航空公司,布鲁塞尔的维珍捷运和澳大利亚的维珍蓝航,它们独立运营,其中一个还在布鲁塞尔上市。“9?11”事件对于这些公司的影响完全不同,可是同样具有挑战性,比如它们需要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倒闭。两家公司必须很快地改造,发展自己的业务,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问题上。
  类似地,维珍移动面临挑战:英国市场增长,新加坡衰退,是否扩大美国市场。如果维珍移动是一个联合企业,那么做这些决定会陷入瘫痪,幸好每个都是分离的合资企业架构,管理层只需注意手上的工作。到十月,维珍移动的团队做出了重大决定,继续在美国与Sprint开拓市场,并且开始为五亿美元的投资筹款。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愚蠢,美国经济正陷入衰退,可是同样明显的是由于”9?11”悲剧引起的不确定,移动电话市场开始在美国飞速发展,这个市场以前不像欧洲、非洲和亚洲同样的市场那样欢迎手机和短消息。
  又过了两周,如每个人所知,对恐怖分子的战争爆发,炸弹和巡航导弹倾泻在阿富汗。另外一个打击来了,维珍铁路的最大供应商铁路线公司破产,这个消息对乘坐火车的公众和维珍都是沉重的打击,维珍当时正努力挽救西海岸干线的升级换代。
  终于有了一个让人骄傲、让人流泪的时刻,在这个11月寒冷却有阳光的日子,我们站在伯明翰的工厂,看着琼命名的我们的新列车“维珍女士”开始它的处女航。更好的时刻是我们坐在火炉边,观看六点档的新闻,听我等待了五年的话语:“维珍已经实现了他们的诺言。”这不是一般的壮举,在1998年下订单后,尽管有许多技术困难,维珍还是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车,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0英里(约合225公里),当然不妙的是铁路轨道线要到2003年才能适应每小时125英里的速度。
  同时,在澳大利亚,“9?11”事件继续在影响航空业。安塞特倒闭后,维珍蓝航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布雷特?戈弗雷总裁已经稳固地打造这个公司一年了,建立了一项真正的维珍商业:它变革了澳大利亚航空市场,打造了高质量的好名声。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小小的风险投资开始的,启动资金只有一千万澳元。
  甚至我们1998年新开的网络公司看起来在“9?11”事件后也变得越来越有实力,很大的原因是他们用真诚的品牌卖货真价实的东西。维珍汽车在那个冬天卖出了第六千辆汽车,尽管”9?11”袭击后有过短暂的下降,但是汽车销量实际上在圣诞节前期得到改善;同样www.thetrainline.com进展顺利。到2002年初,这些和其他维珍帝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都有了正向现金流。通过与合作伙伴在不同的业务投资,我们已经能够经受住”9?11”事件的管理压力,分散风险,得出正确的决定。
  安然公司倒闭后,看到人们仍然想建立大公司非常有趣,如果根本的东西错了,那么整个业务都会失败。维珍试图做的事情并非在某个领域以一面旗帜来创建一个大型公司,而是由两百甚至三百个分离的公司形成链。每家公司各自独立,以一个品牌来联系它们,如果遇上了”9?11”之类的悲剧,也不会让整个集团倒闭,所以我们成功避免了某个早上醒来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出错而导致所有公司垮台的危险。我们从来不会扔下一个公司不管,一定会还清它的债务,就如同一个尊重自己义务的组织那样保护自己的名声。但是万一发生突如其来的灾祸,我们会关闭某个公司,或者把它隔离,以免集团的其他业务受影响。
  维珍业务的多样性已经为时间和环境所证明,每个管理团队都聚焦于自己的业务和企业目标,总部则可以赢得任何对公司品牌有利的事情。在九十年代后期我已经学了很多,开始意识到将我们的名字粘贴在产品上并不是创造价值的最好方法。例如虽然“维珍伏特加”或许在飞机和机场销售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世界范围的分销机构来支持它。但是,要是找到像维珍活力的弗兰克和马太这样的经理人,给他们资源,商业的天空将不会有限制。当“维珍活力”于1999年8月在普雷斯顿开自己的第一个俱乐部时,兆头并不好。一场大火烧毁了俱乐部,造成了几万英镑的损失,心神狂乱的弗兰克用电话通知了我这个坏消息,然而当时他几乎把这件事情描述得象是件好事,说这给他们机会做一两件不同的东西和更多地训练员工时,我放心了。我也开始明白为何弗兰克在休闲业有这么高的名声。同时他帮助我履行了这些年一直对南非投资的誓言。在世贸双塔受袭前股市下跌造成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一家南非公司,它拥有南非最大的连锁健康俱乐部。当我躺在浴缸里时,纳尔逊?曼德拉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意味着黑人特许经营的80家健康俱乐部倒闭,同时还将有几千人失业。他问我们是否能够营救它,并挽救那些人的生计,我们帮助了他。到2001年9月11日,维珍活力已迅速成长,成为世界五大顶尖健康俱乐部之一。
  “9?11”事件让维珍航空完全重组,英航的主要反应是投入英国政府的怀抱,缠着政府支持自己另外一个企图,就是和美国航空垄断北大西洋航线。英国交通部允许了将希斯罗机场60%以上的英美之间航线交给一个单一的组织并予以资助!在华盛顿一个十一月温暖而又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正在参议院陈述对这个计划的反对意见时,认识到英国政府部门的伪善。英国大使馆发表了支持这项合并行为和相关“开放天空”措施的声明——让人惊讶的是唯一的受益者就是那两个创造垄断的航空公司。如果有人告诉我建立北大西洋航空垄断的想法是为了对抗塔利班和本?拉登,那么我为了保存公司将很高兴给他们两方提供免费的头等舱机票。直到2002年1月底英航和美国航空的这个游戏才自我破产。美国交通部宣布如果英航放弃自己的频段给其他的美国公司,那么他们将支持这项合并,问题是价格:美方意识到希斯罗机场过分拥挤,他们要为本国航空公司争取端口作为这笔生意的代价。可是对于英航,这个代价太高,在1月的最后一周他们放弃了合并计划,重新开始整个“开放天空”方案。自从1996年他们开始打算合并以来,英航浪费了上万个工时在毫无希望的方案上,更别提几千万英镑,这个方案更适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观点,而不适应当今无管制、竞争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的世界。罗德?埃丁顿明智地咽下这个苦果,他没有继续试图建立一个垄断企业渡过难关,而是宣布一个“未来的大小和形状”的计划来重组英航。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他迫切地开始寻找欧洲的其他伙伴。有些事情从未改变。虽然总裁们来来去去,但是无论状况怎样,你能常常确定英航对待维珍的方法贯彻始终。
  这一点也适用于Camelot,他们把英国国家彩票经营得一塌糊涂。1999年我做出决定,和非盈利的联盟再次投标彩票经营执照,我相信我们在1993年就提出来的、并由新工党政府承诺的非盈利方法将最终受到尊敬。像从前一样,我的绝大多数维珍顾问试图劝说我不要竞标,因为和Camlot的斗争将会有损品牌,在他们眼中,这会把一些事情置于危险境地。尽管如此,我太想做这件事情了,我决定继续,并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西蒙。他已经在杰?沃尔特?汤普逊广告公司当了几年总裁,不过激情还没有消失,无论是对于“人民彩票”的概念还是在投标后同Camelot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西蒙是个有话直说的人:“理查德,我一直都在近距离地追踪Camelot,我们在1993年所有的预言变成了现实——销量直线下降,GTECH的技术就是废物,他们的游戏十分无趣。有了适当的供应商,我们一定能够做!”他立刻开始工作,带来了所有的人。同上一次队伍的惟一区别是威尔,他再次强烈感到在维珍和“人民彩票”之间应该有明显的界限,我们正在对一项全新的业务投资,也许在前几年无法实现盈利,威尔告诉我:“竞争对手这次会冒险卡住我们的喉咙,努力破坏你的商业名声。我觉得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来对抗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雇用芬斯伯里公司来做公共关系?它们是非常棒的公司,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这样以1993年竞标时的队伍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包括供应商、代理商和其他人员的新团队。我们总共有超过二十家供应商,比如微软、JP摩根等公司。
  Camelo也联合了邮政局来代替出过丑的GTECH,尽管他们仍然要购买GTECH公司的设备。在他们无亮点的六年中总算改进了一件事情:引入了令人敬畏的黛安娜?汤普森做总裁,黛安娜是新生代女总裁中的范例。我喜欢同她开战的感觉,但是在听过她在英国广播公司四台的著名节目“今天”做过几次访谈后,我明白她不是一个容易打败的对手。1998年圣诞节那次失败的最后一次环球热气球飞行后,我没有察觉到1993年的Camelot和1999年的Camelot有了本质的不同。在赢得彩票执照并且经营六年后,他们准备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执照,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认为他们会再次胜利,而我们成为唯一的竞争对手意味着他们(和他们的朋友)能集中自己的活力发泄到维珍以及我个人身上。
  2000年夏天这场竞赛结束了,我们全家都在内克尔岛上度假,彩票委员会主席海伦娜女爵士发来了一张传真,我们没赢,但是我们又“赢了”。如果我们能够担保足够的金钱来弥补可能的损失,那么彩票执照就是我们的。事情没那么简单,西蒙和约翰在进行过程中早就看到了危险的信号,并且做了正确的预言,Camelot会对海伦娜有些奇怪的决定要求法律评估。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更可气的是他们赢得了执照,然后在那个秋天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海伦娜女爵士不得不痛苦地辞职,一位英国政府的前官僚泰莉?伯恩斯取代了她的位置,短短几周后,泰莉?伯恩斯把海伦娜女爵士设计的彩票方案颠倒重来,做出了(我认为)愚蠢的决定,认为执照应该属于Camelot。没有一个人相信,到了2001年时,英国公众也不相信,他们给出了愤怒的反应回击,抛弃Camelot。到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时,彩票销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我对此非常不满,因为除了Camelot蒙受损失,还有许多公众事业——体育、艺术、慈善机构和其他组织——只能得到更少的资金。又有新事实浮现出来,Camelot曾经许诺为公众事业筹集一千五百万英镑从而赢得了执照,但是政府没有要求他们立保证书。就在获胜后的几周内,Camelot公开寻找借口说他们无法筹集一千五百万英镑,什么“公众发现彩票令人厌烦”,什么“我们为投标过程分了心”,如此之类。这是令人惊讶的结果,我认为政府应该把自己的脑袋吊上耻辱架:他们在选举中曾发誓要让彩票的全部盈利投入到公众事业中——可他们食言了。
  2002年2月
  到2001年秋天,我已经把Camelot事件置于脑后,维珍的业务不可思议的繁忙,而且家庭生活的一些巨大改变占据了我的生活。霍莉轻松地获得了门门优的成绩,实现了她的愿望——去大学学医;山姆也真正开始学校的生活,到了需要父亲越来越多地陪伴他的年纪。在我写这本书时,我的儿子已经16岁了,或许同我女儿对学校的目的不一样,可是他和他老爸一样,知道如何充分享受生活。
  我的爸爸就要快乐的度过自己85岁生日,妈妈也80了。他们仍然不停地乘坐飞机到世界各地旅游,和我一样都十分喜爱非洲。在前些年我们已经在南非购买了一处美丽的禁猎区,还在那儿的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可以俯瞰树林的房子。考虑到家庭因素,我越来越少地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冒险行为来推广维珍品牌,坐在家写这本书时,我想我不会再进行类似乘坐热气球环行世界的活动了。现在我花大量的时间旅行,万分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在很多方面,当我们在内克尔岛时,我们最近。它已经从标志我和琼感情的宝石发展成为整个家庭最放松,心态平和的地方。我们在复活节、暑假、圣诞节都去那里,同我的父母、姐妹和她们的家人、我最好的朋友,以及各位来自维珍不同公司的人在一起,这座岛屿就像一个融合之处,除了传真机我们远离了所有事情。我在那教会了孩子们打网球、游泳、潜水和驾船,我们共同享受。是时候放松,深思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大家明白当我们回到伦敦就会该重新回到工作中去。
  在那里的一天中我最喜爱的是夜幕来临时,此时伦敦还是深夜,事实上不可能同欧洲任何一个人交谈。传真机和电话寂静无声,太阳飞快地落山。大约一小时,灿烂的阳光就会变成黄昏,太阳在地平线上发出桔黄色的光芒。坐在阳台里,最后还有一小群鹈鹕在捕鱼,然后拍打着翅膀叽叽喳喳地返巢。几分钟内天空就像深蓝色的天鹅绒,上面点缀着几颗最早冒出来的星星,面前的大海变得黑乎乎的,万物一片寂静。我们一般在露台上吃午饭。每个人都让太阳晒黑,兴高采烈。我凝视着霍莉和山姆,意识到自己不想安排他们的生活,我只希望他们高兴。虽然我知道其他的商人,比如鲁珀特?默多克和罗伯特?麦克斯韦,在早餐前让自己的孩子们阅读年度报表和资金账户,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这样。在这些时刻我很高兴忘记我的笔记本,它上面经常有许多事情要做和许多人要去打电话,只想在我喜爱和关心的人们中彻底放松。
  即使我们坐在这儿,我也知道我们一架崭新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正从希思罗机场飞往JFK,直到最近这条航线还是由我们最早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少女航行者”来运营。1984年以来她就一直从伦敦飞往纽约,并且成为我们航空公司的支柱和成功的关键,她的退役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与此相伴的是2002年夏天投入运营的空中客车340-600。我们最早的空中客车340有一架叫“非洲女王”,现在正在夜空中轰鸣着飞向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这是我们每天最晚起飞的航班目的地;我们的第一架空中客车由戴安娜王妃命名为“红色女郎”,此时这架飞机正连夜飞往香港。位于伦敦克劳利区的维珍航空办公室没有一位员工,而在希思罗机场和盖特维克机场的晚班员工会在喝自己第二或者第三杯咖啡。“天堂夜总会”门口排起了长队,日本和巴黎的大卖场就要关门了,纽约人下班后,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购买了一罐维珍可乐,走进维珍大卖场翻看架子上的CD,与此同时,在伦敦的维珍出版社正在猜想为什么某位作家推迟了交稿……
  对于公司创业来说,每次冒险都是无法知晓的一步,有点像丧失纯真。但是,与真正丧失纯真不同,无论你为自己创造了怎样的世界,你都可以不断地拥抱各种各样新的事物——这就是我经常希望维珍所处的状态,无论这是靠判断还是靠运气得来,都将是我唯一选择的方式!

  附录:维珍集团大事记:

  1968年 1月26日
  ?《学生》杂志创刊问世。这是理查德?布兰森的第一个商业冒险。
  1970年
  ?维珍邮购开始营业。
  1971年
  ?第一间维珍唱片店在牛津街开张。
  1972年
  ?第一间维珍录音棚在牛津街附近的庄园开张。
  1973年
  ?维珍唱片成立。第一位签约歌手是迈克?奥德菲尔德,他的专辑《管钟》是这十年最畅销的唱片,它还是国际大片《驱魔人》的背景音乐。
  ?维珍唱片出版公司在英国成立。
  1977年
  ?在百代EMI和A&M公司认为性手枪乐队过于烫手后,维珍签下他们。
  1978年
  ?第一个维珍夜总会“场所”开业。
  1980年
  ?维珍唱片拓展海外市场扩展,一开始是特许经营,后来开始自建分公司。首先在法国,逐渐到所有主要地区。
  1981年
  ?维珍唱片签下菲尔?科林斯。
  1982年
  ?维珍唱片签下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
  1983年
  ?维珍传播的前身维珍影视成立,公司业务是分销影片和录像带,以及经营电视和广播。
  ?凡森发展成立,寻找在英国零售、商业和住房房产的机会。
  ?从事电脑游戏软件出版的维珍游戏成立。
  ?维珍集团的营业额不过五千万英镑,但税前利润达到两百万英镑。
  1984年
  ?维珍航空与维珍货运成立。
  ?获得马略卡岛上豪华旅馆的股份(现在完全拥有)。是英国和加勒比海旅馆经营的先驱者。
  ?维珍影视开通24小时的卫星电视音乐频道。维珍影视还拍摄了由理查德?伯顿主演的获奖电影《1984年》。
  1985年
  ?9月上市前,25家英国和苏格兰机构投资两千五百万英镑买下7%的可转换优先股。
  ?维珍获得当年最佳商业企业奖。公司的业务包括唱片、零售、出口、音乐出版、广播、卫星电视,以及录像带带和影片分销。
  ?10月,维珍影视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分销录像带带和影片。
  维珍度假成立。现在是英国最道德长途旅行经营者之一,专攻美国东西海岸。
  1986年
  ?拥有音乐、零售、地产、传播四大分支的维珍集团在11月正式在伦敦股票市场挂牌上市。8700名股东获得了35%的普通股股份。航空公司、俱乐部、旅游公司与航空服务仍然归私人所有,组成航行者集团。
  1987年
  ?维珍唱片美国公司成立,这对进入世界音乐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分公司接着成立。
  ?维珍集团与Granada、Anglia、Pearson等公司合作成立英国卫星广播公司,英国政府同意授予五个卫星电视频道执照,于1989年秋季开播。
  ?维珍卖出音乐频道的控制权,建立独立音乐节目制作商“音乐盒公司”。
  ?维珍买下Mastertronic集团45%的股份,包括英国世家游戏的经销权。
  ?维珍收购了制作广告和编辑流行乐录像带带的伦敦电影样片后期制作公司。
  ?维珍汽船公司与热气球公司成立。
  1988年
  ?理查德?布兰森第一本传记出版,作者是米克?布朗。
  ?欧洲最摩登的录音棚——奥林匹克录音棚开张。
  ?新的国际唱片公司——维珍古典乐成立,专注于高品质的古典乐节目。
  ?出售英国小型唱片零售店(没有大卖场)给WH?史密斯,价格为两千三百万英镑。
  ?零售策略重点转移到大卖场。继在巴黎(11月)和格拉斯哥(12月)后,又将在英国、欧洲、美国、太平洋地区开设大卖场。
  ?维珍广播成立,进一步发展广播与电视事业。
  ?维珍航空赢得三项商务舱奖,成为第二大英国长途飞行公司。
  ?1987年股市崩盘后,理查德?布兰森宣布收购公司经营权。
  ?收购诺顿旅馆等旅馆后,成立维珍旅馆。
  ?维珍出售英国卫星广播公司股份给邦德公司。
  1989年
  ?维珍航空宣布盈利翻倍为一千万英镑,并建立了自己的工程部。
  ?维珍Mastertronic签下世家游戏在欧洲长期代理合同,世家随后成为欧洲电脑游戏第一品牌。
  ?维珍航空的控股公司——航空者控股公司出售10%的股份给日本最大的旅行和零售集团之一的西武集团,获得三千六百万英镑的普通股和可转移资产。
  ?维珍影视旗下的录影带发行公司,以八千三百万英镑卖出。
  ?维珍唱片与富士产经合资,后者获得25%的股份。
  1990年
  ?维珍零售集团与日本主要零售公司丸善集团宣布成立对等投资公司,经营日本大卖场。9月第一家卖场在东京开业。
  ?维珍灯塔船公司成立,建造和管理新型可做广告的空中氦气船。
  1991年
  ?作为“维珍传播”分公司的维珍出版成立。
  ?维珍航空赢得国家空中管理机构下达的历史性决定,获得允许接收英航转让的两条东京航线,而且还取得希斯罗机场的经营权。
  ?维珍传播以三千三百万英镑的价格售出Mastertronic公司的电脑游戏分销部门,保留出版部门,并且开始扩张维珍游戏公司。
  ?维珍零售与WH?史密斯宣布成立对等投资公司来经营英国大大卖场,新公司计划在现有12家卖场的基础上,到1997年前再开设20家新卖场。
  1992年
  ?三月宣布维珍唱片出售给索恩百代公司,交易金额达十亿美元。但维珍唱片仍然在百代保持独立性,而且理查德?布兰森还是独立董事。
  ?广播管制协会同意授予维珍传播和晨空电视经营电台的执照,这个叫INR2的电台是英国首家全国性商业摇滚电台。
  ?新控股公司维珍电视重新组织了制作权益,以期在全世界拓展这项业务。
  ?维珍零售在西班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增设新店。
  ?维珍宣布与世界上最大家庭录像带带零售商佛罗里达百事达公司进行重要合资计划。
  ?维珍买下专营个人电脑消费配件的欧洲磁性产品公司100%股权。
  1993年
  ?在对英航的诽谤官司和相关指控中维珍航空赢得历史性胜利,英航需要赔偿六十一万英镑并负担官司费用。
  ?维珍航空连续第三年获得“年度最佳商务旅行航空公司”。
  ?四月,英国第一家全国商业摇滚广播电台——维珍1215正式播音。维珍拥有75%的股份。
  ?希腊的东南欧洲航空公司利用波音737开通伦敦至雅典的每日航线,这些飞机取得维珍航空的特许并且用维珍颜色。
  ?维珍旅馆获得第一份管理合同:克罗斯旅馆和餐厅。
  ?维珍游戏改名为维珍互动娱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哈斯布罗公司拥有其中15%的股份。
  ?维珍欧洲磁性公司进入个人电脑市场,推出自有品牌的电脑。
  ?布罗克巴斯特娱乐公司取得维珍互动娱乐公司的20%股份,和哈斯布罗公司一起成为战略小股东。
  1994年
  ?二月,维珍航空利用新型空中巴士A-340、300飞机运行希斯罗机场和香港之间的每日航班。五月,又开通了希斯罗机场和旧金山之间的每日航班,新加入维珍机队的两架波音747-400担负这项任务。
  ?香港维珍大卖场成立,面对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市场。
  ?维珍零售收购了“我们的价格”公司英国与爱尔兰连锁店。WH?史密斯拥有这项新投资75%的股份,维珍则有25%,但有相同的董事人数。维珍零售成为欧洲最大的音乐零售商。
  ?维珍旅馆集团宣布同Shirayama Shokusan合资将乡村大厅发展为伦敦首选的家庭旅馆和休闲场所。维珍又收购了一系列旅馆的股份,进行了进一步扩张。
  ?维珍管理公司与Rodney Fitch&Company合组一家结合设计与商标发展的咨询公司。
  ?维珍宣布布罗克巴斯特娱乐公司控股维珍互动娱乐公司,维珍成为少数股东。
  ?第一家维珍电视在墨西哥播放。这是维珍在拉丁美洲的首家公司,提供所有数码制作服务伦敦的录制公司罗希斯,洛杉矶的525分别开设多媒体邮购服务。
  ?维珍贸易公司成立,用维珍品牌销售快速消费品。这家公司计划家里许多独立的合资企业。维珍贸易与Grant&Sons宣布合作,共同建立英国维珍伏特加酒公司。
  ?维珍电台获得伦敦新的调频执照。这个电台在1993开设的第一个调幅频道维珍1215到1994年9月已经有了大约四百万的听众。
  ?维珍集团宣布成立维珍可乐公司,来制造、营销和分销饮料,计划维珍品牌在世界上生产其他食品。一开始这家公司集中精力于可乐上。
  1995年
  ?维珍航空与马来西亚航空宣布每日两班由希斯罗飞往吉隆坡的合作协议,并续航至澳大利亚。这项新服务将在6月1日开始。
  ?在1995年1月进行的调查中,《谁?》杂志的读者将维珍度假选为英美两国最好的长途旅行经营者。
  ?美国交通部终于同意维珍航空与德尔塔航空公司于1994年签署的联盟和分享航班号的协议。
  ?三月,维珍个人理财公司成立,目标是通过电话进行理财服务,比传统财务投资公司收费低廉。出售的第一项产品是索引个人资产计划。
  ?维珍宣布收购英国最大的影院经营商米高梅影院。
  1996年
  ?5月,维珍航空开通曼彻斯特到奥兰多航线,6月开通希斯罗到华盛顿航线,接着10月开通约翰内斯堡的航线。维珍航空新添了五架飞机。
  ?4月,维珍旅游集团购买欧洲比利时航空重新改名为维珍捷运。维珍捷运总部在比利时的短途航空公司,提供低价无区别的服务。
  ?维珍为主要股东的伦敦与欧陆火车公司赢得三亿英镑的合同,建造海底火车隧道,经营欧洲之星火车,往来于伦敦、布鲁塞尔与巴黎之间。
  ?V2音乐公司成立,包含V2唱片公司与V2音乐出版公司。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维珍网络成立,提供最新的技术让新老用户最大限度的使用万维网。
  ?维珍新娘开张,许诺要革新英国的婚礼服务业。它是欧洲最大的新婚零售店。
  ?维珍铁路公司取得横穿国家火车公司的特许运载权,连接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之间一百三十多个车站。
  ?维珍旗下的索恩大堂旅馆过的1996年AA年度度假奖。
  1997年
  ?维珍铁路成功赢得西海岸经营权,并获得十五年特许,还承诺引进四十辆高速火车,大大节省行车时间。
  ?维珍旅馆有限公司获得1997年英国皇家飞行俱乐部行业奖。
  ?Kinko公司和维珍宣布用Kinko品牌,计划成立英法合资公司首次提供来英国的24小时服务。
  ?维珍航空又增加了盖特维克和纽约间的航线,还增加了许多航邦,比如两日一班的洛杉矶航线。这家航空也宣布计划到2002年要定购16架空中巴士A360-600。
  ?理查德?布兰森买下伦敦野马队55%的股份
  ?维珍电台和首都电台宣布合并计划,维珍将收购首都电台17%的股份,理查德?布兰森以独立董事身份加入董事会。然而,克里斯?埃文斯和风险投资集团APAX劝说理查德?布兰森,Ginger制作公司以八千五百万英镑买下维珍广播公司。新的组合重新命名为Ginger媒体集团,由原班人马继续打理,电台并以原来名字继续播音。
  ?以布鲁塞尔为基地的低成本公司维珍捷运,宣布将在布鲁塞尔和纳斯达克上市。
  ?维珍电影院与全世界的维珍大卖场(英国除外)宣布合并成维珍娱乐集团。
  ?维珍化妆品公司成立,是化妆品与美容保养的新公司,并且在英国开设了四个旗舰店。这家公司也对公众直销。
  ?维珍直投开展首项金融产品“维珍一号”,这是与苏格兰的皇家银行合资出品
  1998年
  ?理查德?布兰森在控告彩票设备供应商GTECH与它的前任总裁盖伊?史诺德的官司中获胜。
  ?V2唱片代表唱片业发行纪念威尔士王妃黛安娜专辑,筹集四千万英镑的善款。
  ?维珍太阳成立,维珍度假开始提供短程度假服务。
  ?维珍捷运开通史丹斯德与欧陆之间的航线。
  ?铁道部长约翰?斯威夫特同意维珍铁路集团在西海岸干线上大幅度提升设备。
  ?Stagecoach公司购买维珍铁路集团49%的股份,维珍的股份从41%增加到51%。
  ?维珍娱乐集团买下WH?史密斯在英国与爱尔兰的维珍“我们的价格”公司和大卖场连锁店的75%的股份。
  1999年
  ?维珍铁路集团完成了对西海岸和横穿全国的铁路线上新型高速列车的融资。这些在2001-2002年间仍然在运营的新型火车的引入,确保了对大多数英国破败不堪的铁路线进行的四十亿英镑投资没有白花。
  ?维珍航空宣布由于持续的增长而进行进一步扩张的计划,在1999年,将开通到芝加哥、上海和其他地点的航线。1999年5月,维珍太阳的首次租赁的航线开始运营。维珍航空喷气式飞机的架数达到二十八架。12月,新加坡航空和维珍航空宣布前者将使用六亿英镑的现金购买维珍航空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这桩买卖对航空公司的估价为十二亿英镑,将对乘客和公司大有裨益。同一个月,维珍航空业宣布和印度航空达成协议,后者首次同意维珍航空进入南亚次大陆,首航将于2000年7月进行。
  ?维珍集团宣布进入电信领域的计划。
  ?维珍网络自由成长,维珍继续在广泛的范围里扩展电子上午,包括在线的大卖场和网上订火车票。
  ?维珍的首家电信服务公司——维珍移动宣布在威尔特郡特罗布里奇市招聘五百人。这家公司将为营销移动电话产品建立管理队伍,客服队伍和呼叫中心。
  ?维珍大卖场继续在全世界的扩张,迈阿密、格拉斯哥等地和日本冈山卖场的开出使全世界的大卖场数增加到381个。由于更多集中于零售的战略,维珍娱乐集团于11月用两亿一千五百万英镑购回了法国UGC集团在维珍影院的股份。
  ?维珍活力在普雷斯顿、利兹和斯多可利公园首次开张了一系列连锁的健康生活方式中心。
  ?维珍捷运又开通了斯丹斯迪得到柏林的新航线。维珍还证实在澳大利亚建立新的独立低价航空公司的计划。
  ?维珍在南非的首家游戏公园开张。公园名为Ylusaba,位于克留格尔国家公园附近的塞比沙地中。公司也证实作为重新将注意力集中的全球国外资产的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将出售一些英国的小旅馆给私人投资者。
  2000年
  ?维珍移动的合作者,One to One公司获得了3G移动运营牌照,以提供更高技术的移动电话服务。这给了维珍进入这个价值巨大的新移动电信架构标准的潜在机会。到2000年11月,这家公司的顾客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并且被《移动选择》杂志评为“年度最佳网络”。
  ?维珍铁路集团竞标东海岸铁路经营权,同已有的经营者GNER公司展开竞争。为西海岸和横穿全国的铁路线上出品的最新的牵引列车和柴油机车又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
  ?维珍亚洲管理公司撤离了,它首次做的生意中有一个就是和新加坡电信建立合资公司,在整个亚洲经营移动电话业务。
  ?维珍进入了一系列商业领域,包括维珍轿车、维珍酒业、维珍学生、维珍金钱在线、维珍能源和维珍旅行在线。
  ?维珍航空和新加坡航空之间六亿英镑的合资协议在四月完成,开通拉斯维加斯和德里的新航线使这项业务进一步扩张。航空公司为豪华商务舱准备的新卧铺首次投入服务。
  ?新的零售概念V—shop最终取代了在1998年从WH?史密斯获得的“我们的价格”这一品牌。2000年9月到11月间,过百的商店完成了转换,创造了历史上最快的零售转变纪录。
  ?NTL签约同意以大约九千万英镑的现金和股权来购买维珍网络ISP业务。
  ?维珍和Bear Stearns建立了猞猁新媒体风险投资基金,对新媒体和技术的启动公司进行投资。
  2001年
  ?维珍移动的用户数达到一百万,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移动公司,在世界上也成为顶级运营商。
  ?维珍移动和它的合资伙伴在英国大陆获得成功后,又在北爱尔兰开展了新业务。
  ?在东京新开的维珍大卖场使日本的卖场数达到33。
  ?Sprint公司和维珍宣布成立一家新合资公司,将在美国市场提供通话即付费业务和手机。该公司使用维珍移动品牌,Spint公司所有的PCS制式的数字设备和全国无线网络。
  ?维珍活力完成了一亿英镑的融资,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的健身集团。这笔资金将用来在英国和南非开设17家健身俱乐部。
  ?维珍活力进入南非。
  ?维珍航空在7月开设去尼日利亚的新航线。
  ?第一家中东维珍大卖场在贝鲁特开张。这项业务特许给Murr电视集团经营。这家大卖场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一座重建的历史剧院内,它将成为维珍在中东的旗舰店。
  ?迪拜的第一家维珍大卖场在10月开张。
  ?维珍娱乐集团将法国大卖场业务出售给Lagardere媒体集团。虽然这笔买卖让Lagardere媒体集团经营16家维珍大卖场,但是他们继续使用维珍品牌。Lagardere媒体集团同意授予维珍在法国利用它的商店出售移动电话。
  ?维珍移动将业务拓展到新加坡。根据协议,新加坡电信将取得维珍移动亚洲分公司一半的股权。
  ?AMP公司和维珍合并了维珍直投和维珍财务经营业务,同意在维珍财务一个品牌下经营。维珍将在维珍一号的股份出售给苏格兰皇家银行。
  ?维珍火车在伯明翰工厂制造出自己的第一辆时速为140英里的牵引列车。
  ?在澳大利亚安塞特公司倒闭后,维珍蓝航继续扩张。
  ?在萨比那航空倒闭后,维珍捷运还在扩张。
  ?维珍航空在”9?11”纽约世贸中心撞击事件后进行了重组。
  ?时速为125英里的新航行者列车在横穿全国的铁路线上投入运营。
  2002年
  ?维珍旅馆将La Residencia和Le Manoir de Quatre Saisons以四千万美元(两千七百五十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东方快递旅馆。
  ?维珍活力和Briddgepoint风险投资进行了价值一亿一千万英镑的合作,以在全球推广活力的健身和休闲理念。
  ?日本的维珍影院同蚂蚁工厂KK风险投资集团达成一千万美元的协议,在日本市场开设更多的影院。
  ?维珍蓝航同Patrick公司签下两亿六千万澳元的协议,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扩展新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第一列维珍Pendolino牵引火车在西海岸干线上投入运营。
  ?英国维珍移动实现了第二年的顾客数增加到160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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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商業帝國——理查德·布蘭森自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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