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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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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命運軌跡:儲安平與《觀察》 作者:謝泳                      
   《觀察》是儲安平創辦於1946年9月1日的雜誌,因敢於抨擊國民黨政權,提倡「民主、自由、進步、理性」,被國民黨查封,新中國成立後復刊並改為《新觀察》。 
  想給儲安平寫傳記的人很多,因種種原因,只有戴晴、章詒和等撰寫的一點文章。著名學者謝泳在本書中,以客觀、平實的筆觸和大量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系統介紹了儲安平這位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鬥的知識分子令人難以忘懷的命運軌跡以及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特殊地位的《觀察》的興衰歷史。    
中國社會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儲安平的一生   
  第一節 早年儲安平   
  關於儲安平,現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別是有關他早年生活的情況,我們現在瞭解的至多是一些間接的傳說,而沒有什麼文字材料,筆者曾和他的四個子女有過通信聯繫,但關於他父親早年的生活,他們也所知甚少,筆者也曾專門訪問過他的女兒儲望瑞女士,她也知道的不多。儲安平的檔案今天的研究者還看不到,根據他1949年後工作的變化,可以從四個地方去尋訪儲安平的檔案,即中國民盟、九三學社、中國新聞出版署和《光明日報》社,因為他曾在這四個單位供職,有可能留下有關的歷史資料。 
  在目前接觸到的有關儲安平的歷史資料中,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幾乎沒有他自己寫的自傳性文字,1949年以後,儲安平並沒有停止寫作,但他對於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想給儲安平先生寫傳記的人很多,但正是由於沒有資料,所以至今還見不到較為完整的儲安平傳記。 
  儲安平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儲家是宜興的望族。對於他的家世,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還是儲安平自己寫的一篇散文,這是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題目是《母親》。 
  儲安平在文章一開始就說:「我生下來了六天,我的母親就死了。還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給予我母親的印象,就像白煙一般的淡吧!」 
  這是儲安平一篇自敘性的散文,雖然他自己沒有說明這是一篇有關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於用了很強的抒情筆調,人們不大留意他所敘述的真實家世,而多數為他憂鬱的筆調所吸引,但從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儲安平早年的生活情況,再結合他後來的一些生活,可以判定這是一篇真實的文字而不是虛構的。他說:「我父親,愛賭也愛嫖。———還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親的孤兒我,因為相貌好,皮膚白,聰明,便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他家人們所疼愛。在那樣異樣疼愛的祖母之撫育下,我健壯地生長著,一直到14歲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雖則曾經撫育我十四年,非常疼愛我的祖母究竟是一個年老的人了;家人們之愛,也只是母親之外的另外一種愛。」 
  從這篇文字中可以知道儲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長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儲南強。儲南強早年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同學,清末曾做過南通知縣,後在家鄉興學,興辦水利,建設宜興市政,修築古跡。50歲以後,致力於整修善卷、庚桑兩洞,直到抗戰爆發,儲南強1959年去世。 
  儲安平從小是在一個特殊家庭中長大的,對於他的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他的女兒曾告訴我說:「父親床前一直掛著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對他的伯父非常敬重。儲安平的成長與後來讀書,都得到過儲南強的幫助。他讀小學和中學都是伯父給錢,去英國留學,伯父也為他在江蘇教育廳申請到二千元官費。據說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遊覽善卷洞時,看見儲安平智慧出眾,曾大為誇獎。 
  《母親》是1930年夏天寫的,當時儲安平21歲。他說:「祖母和父親,在我14歲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賴了祖母的撫養,以後,便只是憑了自己這天生的資質,和從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學問,識見,應付了一切苦難困危──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還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葉片舟般的我。」 
  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出儲安平的個性,由於幼失怙恃,他從小就有較強的自立精神,養成了能吃苦愛節儉的品質,獨立自強,非常自信。葉聖陶日記中有一則儲安平請客的記載,可見出儲安平的風格:「儲安平請客單印有三事,別開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為度。二、菜不多備,以夠吃為度。三、備煙不備酒。曾參觀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數人將新出版之雜誌插入封套,預備投郵。其出版日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閱者於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紙版分寄台灣北平兩地,因而該兩地與上海附近同樣,可於星期五閱讀。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觀察》銷數到六萬份,蓋為發行量最多之一種週刊矣。」1 
  許多接觸過儲安平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這可能與他早年的生活有關。   
  第二節 光華大學   
  對今天的人來說,光華大學已是很陌生了,但在過去它是很有名氣的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被取消了,它的幾個學院被拆散到了其他大學,要是不很嚴格地看,可以說今天上海華東師大的前身就是光華大學,而光華大學的前身是著名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那時的光華是一所自由空氣很濃的大學,他的校長是張壽鏞,文學院長是張東蓀,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是錢基博,政治學系系主任是羅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會學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他曾任職的教授陣容是胡適、徐志摩、吳梅、盧前、蔣維喬、黃任之、江問漁、呂思勉、王造時、彭文應等。可以這麼說,二三十年代中國活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幾個主要人物一時都集中在了光華大學,儲安平的大學生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的,他後來成為胡適之後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與他早年在光華大學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儲安平大學時代正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活躍的時期,那時《新月》剛剛由羅隆基主政,不久就引發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論戰,雖然當時儲安平沒有在這次論戰中留下什麼文字,但可以說《新月》的精神和氣質影響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後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後,這位沐浴著《新月》陽光成長起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終於接過了他前輩的事業。 
  儲安平是1928年進入光華大學的,這個入學的時間現在沒有什麼爭議,有爭議的是他在光華讀的是什麼專業。戴晴說:「他在光華讀的是新聞系,從1928年到1932年。」1 
  陳子善認為「1928年秋,儲安平考入光華大學政治系。」2 
  而趙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儲安平是我在光華附中、大學讀書時代的同班同學,娶女同學端木新民為妻」。3趙家璧是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的,以他和儲安平是同班同學來看,儲安平也應當是英國文學系的學生。儲安平的英文非常好,他在大學時代曾翻譯過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寫的三本書《英國采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英國和印度》也都是有關英國歷史的,這也許和他曾在英國留學有關。 
  趙家璧還在文章中引述了他1935年北上組稿的日記,在5月29日至3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在途經南京時和老同學儲安平見面的詳細情況,他們還一起去看望了當時在南京的小說家張天翼。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趙對儲的評價,說儲「反右鬥爭開始,被錯劃為右派。據說文革期間已逝世」。   
  第三節 早年的文學活動(1)   
  早年儲安平主要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學活動,也就是說,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國留學之前,儲安平是以一個新起的文學青年而為人所知的。《魯迅日記》1929年6月21日有一條記載:「寄安平信並稿」。4 
  這個安平就是儲安平,這是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的有關儲安平文學活動記載的資料。那時魯迅在上海主編《奔流》,儲安平可能給這本雜誌投過稿,所以魯迅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但查閱《奔流》雜誌,沒有儲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幾篇儲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個〉》,是一篇介紹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寫作日期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當時儲安平還不到20歲。 
  大體上可以說,40年代以前儲安平還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但那時他對政治已有興趣,1931年10月他就編過一冊《中日問題各家論見》1,書中所收的文章沒有一篇是作家寫的,而多是當時知名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頌華、武育干、羅隆基、陳獨秀、汪精衛、樊仲雲、陶希聖、王造時、陳啟天、張東蓀、薩孟武、張其昀、梁漱溟、高永晉等,當時儲安平只有21歲,可以想見他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而40年代以後儲安平就不單純是一個作家了,他的文學活動只可以說是早年生活的一個側面。 
  儲安平的文學活動開始於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期,比儲安平晚一屆後來成為知名小說家的穆時英在《光華文人志》中說:「他很努力,時常寫東西。」2 
  儲安平早年的文學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光華時期,即他在光華讀書期間和畢業之後的一段時間,一個是《新月》時期。光華時期以小說為主,而《新月》時期則以散文為主。 
  總體上觀察,儲安平早年的文學活動以散文成就為高,而小說的寫作只是一個人文學青春時代的產物。雖然儲安平出版過小說集,而沒有出版過散文集,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為世人認可的還是他的散文。關於自己的文學寫作活動,儲安平在他的小說集《說謊者》的自序中曾說過:「我最初是學習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紀太輕,人的感情太浮,這使人覺得自己還沒有寫散文的才氣。我這一點不能數的年齡,我這一點不夠掂量的人生體驗,能夠容許我寫得出什麼深含哲理的東西?我這一點蕪雜的思緒,我這一點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許我寫得出什麼郁蔥曠遠的文品?我實在沒有理由不允許我自慚形穢,收拾起我從前對於散文的熱望。」3 
  儲安平的這段話很有意思,那時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說要難,在他的文學觀念中散文的地位好像要高於小說。他最初寫小說在1931年春天,他寫了一篇名為《春》的小說,1932年的春天他又寫了他的第二篇小說《世紀與義務》。這兩次偶然的嘗試,使他對小說發生了興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時間中,他大約寫了十二三篇小說。對於這些作品,儲安平說:「我得承認,在每一次習作的時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認真嚴穆的。但是我對於文藝上的修養實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說寫成了之後,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還是失敗的地方居多。」 
  儲安平自己認為他在文學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點興趣,這倒也不是什麼謙虛的話,而是對於自己才能的一種準確判斷,證之後來儲安平的經歷,應該說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客觀的。他後來放棄文學而選擇了政論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自問自己對於文學毫沒有一點修養,有的只是「興趣」。我的作品可以說明我在文學上的造詣是如何的膚淺和空虛。我內心裡常常有一種衝突,有一種矛盾。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擺脫文學,說得再苛刻一點,叫我詛咒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又拉著我接近文學。這一個衝突,這一個矛盾,就摧毀了我的希望,是在別方面既無造就,在文學方面也一無建樹。因為我的感情拉著我接近文學,所以我常常還要情不自禁地寫一點近乎文學的東西;因為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所以我永遠不能發奮認真地讀一點文學的書籍。 
  這是儲安平1936年說過的話,他的這本小說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華的同學趙家璧為他安排的。 
  《新月》時期儲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幾乎所有評論《新月》散文創作或者編選《新月》散文作品時,儲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寫作上,儲安平可以說是《新月》的後起之秀,1984年,梁實秋和葉公超在台灣主編《新月散文選》就選了儲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實秋這兩位公認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過每人選了四篇,可見對儲安平散文的推重。儲安平的散文很講究辭藻,抒情的味道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響,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後寫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說過:「我寫散文多少是受著他的影響的。『在相識的一淘裡,很少人寫散文。不過,』他說:『在寫作時,我們第一不准偷懶……』對於他這份督促我永遠不該忘記。」1(《新月》第4卷,第1期)對於儲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做出過這樣的分析: 
  儲安平的散文那麼詩意蔥蘢,也應他深摯地領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的這篇題目《一條河流般的憂鬱》的散文,以繆塞那種「一個世紀兒的懺悔」式的語氣抒述著從人生的流處知和悟解到的愁緒和苦況:因為「太聰明」,「感受力」太強,便深深地體驗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滅和空虛裡呼吸著」的「痛楚」;但他寫散文絕不是為了訴苦,而是為了表現他在這種人生況味中所感悟到的憂鬱之美:「人生就是那樣的Sentimental……憂鬱像一條河流般在我心頭流過。」正是這種感傷和憂鬱的甜蜜使得他雖備嘗人生愁苦卻又感戀著人生。《在豁蒙樓暮色》一文中,儲安平更以一種燦爛的詩思表述了這種紳士的悟美感戀心性:他從南京的雞鳴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遠山背後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軟,加倍清新,同時又加重慘白」,「縱然天地立刻將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這樣一次美麗的夕光,則雖將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縷美麗的夕光便能補償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種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種意蘊都能被那清新的慘白之美包容無疑。2   
  第三節 早年的文學活動(2)   
  1936年開明書店還出版過儲安平的一本《給弟弟們的信》,也是一冊散文集。在儲安平離開中國前往英國的那一段時間裡,他寫過一些散文,大體是懷人和抒情的。梁實秋在《新月散文選》的序言中說過:「《新月》的散文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夥人所寫的散文就是這個樣子。」而儲安平就是這一夥人中的一個,雖然比他的前輩徐志摩、梁實秋等寫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儲安平的散文確實是代表了較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風格的,這一點值得研究中國現代散文的人注意。 
  1935年11月,儲安平主編的文學雜誌《文學時代》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印刷發行。其時儲安平大學剛畢業,時年26歲。《文學時代》是一本純文學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常在上面寫文章的有老捨、張天翼、王統照、郁達夫、田漢、宗白華、臧克家、梁宗岱、陳夢家、余上沅等,均為一時之選,可見儲安平在編輯方面的才幹。儲安平在1936年去英國採訪,刊物也就停了。 
  儲安平曾說:「這年頭:一個純粹的文學刊物真是沒辦法維持的。我們雖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經的苦樂,簡直出乎意料。最後一期的印行,更有許多困難,這困難我們不想訴說了;只有一句話可以對大家說,那便是所有的困難給了我們一種更大的決心去努力將來。」 
  儲安平後來一度做過《中央日報》文學副刊的主筆。抗戰軍興,隨報館遷往長沙。曾和馮英子先生一起在《中國晨報》共事。   
  第四節 在湘西   
  儲安平從英國回來後已是抗戰時期,大約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書,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很少見到什麼文字材料。那時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負責的是過去光華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許多光華的畢業生到那裡去,儲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與此有關。 
  湘西時期,是儲安平一生在寫作上較有收穫的時期,他後來的兩本著作《英國采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他在《英國采風錄》的自序中說:「本書作於自長沙失守至桂林淪陷這幾個月近乎逃難的生活之中。在這幾個月中,他及他數以百計的同事,大都將整天的精力花費在日常的飲食瑣事之上,心情因局勢的動盪極不安定。然而在那種混亂、困頓、幾乎無所依歸的生活中,有時不能不做一點較為正常的工作,以維持一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紀律。著作因於離亂之中,每日舒捲濡筆,稍事記述;當他所執教的學院西遷粗緒勉可復課時,他雖隨作隨輟,終亦寫成了十章。」 
  在這之前,他還在俞頌華做總編輯的科學書店出版了一本根據他在藍田師院的演講整理成的書稿《英國與印度》。他在藍田師院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那時每逢周會,教授們都要輪流演講,輪到儲安平演講時,據說「連走廊都坐得滿滿的,中間不曉得要拍多少次掌。」1 
  在藍田師院時,儲安平剛剛32歲,他和許多知名的教授結下了友誼,這些人後來有不少成了《客觀》和《觀察》雜誌的撰稿人,比如錢鍾書、高覺敷、鄒文海等。   
  第五節 在重慶(1)   
  儲安平在重慶的重要活動有兩事可記,那時他在中央政治學校做研究員。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組織過一個名為「渝社」的社團,為首的是周子亞教授,他當年在政校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還有經濟方面的課程。參加的人有儲安平、沈昌煥、黃堯和陳紀瀅。最初有一二十人,後來只有六七人了,因為是學術性的,所以他們只重傾談,而沒有大量吸收社員。儲安平那時是《中央日報》的主筆,陳紀瀅回憶儲安平時說「曾留英,人非常聰明能幹,而且頭腦清晰。」2中央政校當時在重慶南溫泉,「渝社」的成員曾以「未來中國的前途」為題進行過兩次討論,當時他們對國共兩面都有很清晰的評價,那時候他們這批人都在35歲以下,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經驗和理論,但天真的想法還是免不了的。陳紀瀅多少年後回憶起他當年在重慶的生活時說:「但天真的想法,總不能與事實和發展齊驅。就是對『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誰又料得到呢?我們只判斷日本是敗定了,怎麼個敗法誰也不知道。對於蘇俄於戰後將怎樣對待中共與怎樣對待國民政府,我們那時毋寧看它對我政府不會太壞。後來證明事前的看法與事後的距離相隔太遠,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後對於一些政論家的預見,也只能聊備一格,僅作參考而已。」1這兩次討論可能儲安平都參加了,他後來在辦《客觀》和《觀察》兩個週刊時,對於中國未來的前途有過許多想法,這些想法,與當年在「渝社」的爭論是有聯繫的。儲安平在重慶時曾參加過文協,那時他在《中央日報》,文協中有他過去的許多朋友,如老捨、張天翼等人。2孫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記田漢」。其中說:「田漢這時正在貴陽圖書館,負責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則好有兩位記者先生在那裡,一位是貴陽中央日報儲君,一位是大剛報黃君,我們從不認識,他們的熱情我永不敢忘記。記者先生是喜歡問名道姓的,一聽是我,黃君立即掏腰包,傾其所有贈送了我。我記得是將近三千元法幣的樣子。儲君保管著一筆雲南文協匯到的款子,指定專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協會員。」3這個儲君的經歷很像是儲安平,因為儲安平和田漢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報·文學週刊》寫過一篇《記田漢先生》的文章。儲安平在重慶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創辦了《客觀》週刊。 
  40年代晚期,中國有三家名為《客觀》的雜誌,分別是上海《客觀》半月刊,代表人賈開基。廣州《客觀》半月刊,發行人兼主編凌維素。重慶《客觀》週刊,張稚琴為發行人,主編儲安平,編輯吳世昌,陳維稷、張德昌、錢清廉、聶紺弩。《客觀》週刊的編輯除聶紺弩外,後來都成了《觀察》週刊的撰稿人。關於重慶《客觀》週刊的由來,儲安平曾說:「在三十四年冬天,我們有幾個朋友曾在重慶編過一個週刊———《客觀》。在精神上,我們未嘗不可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是一個大型(八開)的週刊,十六面,除廣告佔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發六萬餘字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次過分的冒失。因為創刊號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們決定主編,猶為十月八日之事,實際上其間只有三四個星期的籌備時間。」1《客觀》週刊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據儲安平講是:「當時的《客觀》只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 
  馮英子回憶說:「《中國晨報》停刊的時候,儲安平也決心離開重慶,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擺脫了張稚琴合作的《客觀》,回上海辦一份《觀察》,後來曾養甫的弟弟曾憲立告訴我,他當時也在經濟上給予儲安平以支持。」2儲安平是1946年春天離開重慶的,他實際上只主編了12期《客觀》週刊,從第13期起,改由吳世昌編,所以《客觀》週刊的「客觀一周」專欄,從13期起即為吳世昌所撰。據儲安平在一則告別讀者的簡訊中說,《客觀》原定在重慶出版12期。當時他們以為1946年春天,政局會發生大的變化,估計《客觀》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東移。可事情出乎他們預料,12期出滿後,政治局面還在高速變化中,雖然儲安平已決定離開重慶,但為不使《客觀》中斷,所以將編務交給了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吳世昌。3給《客觀》撰稿的人,後來多數成了《觀察》的撰稿人,《客觀》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影響,《觀察》後來的許多讀者也是由《客觀》而來的。以儲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觀》能成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刊物。他說過:「我們認為這就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一個刊物。編輯部同人每週聚餐一次,討論每期的稿件支配,並傳觀自己的及外來的文章,我並不承認我們彼此的看法、風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們也不要求彼此什麼都一致,我們所僅僅一致的只是我們的立場,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態度。我們完全能夠對於一個問題作無保留的陳述,而服從多數人所同意的意見,其權仍在作者;其間絕不致引起『個人的情緒』問題。我並願在此鄭重聲明:在《客觀》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義發表者外,沒有一篇可以被視為代表《客觀》或代表我們一群朋友『全體』的意見,每一篇文字都是獨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責,都是由各作者自負的。」1   
  第五節 在重慶(2)   
  儲安平還再三聲明,《客觀》絕不是少數人的刊物,它是絕對公開的,只要合乎他們的立場,無論看法和編者相左與否,都願刊載,同時也說明凡在《客觀》發表的文字也不一定為編者所同意。儲安平的這種風度絲毫未變地帶到了《觀察》中,《觀察》後來所產生的影響和擁有廣大的讀者,與儲安平堅定不移的自由主義立場有極大關係,他是在充分尊重每個人權利的前提下,尋求基本立場的一致性,至於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儲安平回到上海後,很快即投入到《觀察》的籌備中。不久他要創辦《觀察》的消息就已傳開。據當時出版的《上海文化》記載:「伍啟元編《觀察》週刊定於9月1日出版」。2 
  雖然誤將儲安平說成伍啟元,但可以看出《觀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說:「儲安平為主持《觀察》週刊,辭去一切職務,並對於撰稿人及到滬者一律負招待之責。」 
  儲安平對辦好《觀察》充滿信心,《觀察》的欄目設立,基本上延續了《客觀》的風格,只是沒有了像「《客觀》一周」這樣簡短的時評專欄。《客觀》的這個專欄,前12期都由儲安平執筆撰寫(第6期為吳世昌撰稿)。   
  第六節 儲安平的《客觀》政論   
  抗戰勝利後,對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有過一個短暫的興奮時期,這時國內出現了很多週刊,充分表明了多數知識分子希望國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們紛紛創辦刊物闡述自己對國事的看法,儲安平在張稚琴的幫助下,創辦了《客觀》週刊。這一時期,他以「安平」署名,為《客觀》撰寫「客觀一周」專欄文章。這些文章是儲安平思想成熟時期的產物,他後來為《觀察》撰寫大量政論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觀》專欄文章中流露過,他著名的《中國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觀》時期已有雛形。 
  綜合起來看,儲安平《客觀》政論大致有這麼幾個方面:一對國民黨的評價,二對共產黨的深入分析,三對美國的態度,四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看法,五對內戰的批評。 
  對於當時國內的現狀,儲安平的評價是「一團糟」,這實際上是他後來對國民黨「一場爛污」的總結性批評的另一種說法。對於國內出現「一團糟」的現狀,儲安平認為責任完全在國民黨。他毫不保留地說:「我認為無可推諉,現在的執政黨是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1 
  抗戰勝利後不久,儲安平對於國民黨的批評比《觀察》時期的言論要溫和。這時他對國民黨改變自己的形象還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總是以分析和勸告的語氣談及國民黨的過失。他甚至認為,除共產黨外,當時的中國絕大多數人還是關切國民黨的,這不是基於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於現實的考慮。政治是一個現實。國家政治不能沒有重心,而現在中國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國民黨身上,國民黨有這種優越的條件而沒有好好利用,實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2他分析國民黨有兩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種高度新陳代謝的作用。這兩件事情互為因果,實際是一回事。國民黨統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認的,也正因為在種種腐爛的覆蓋下,使許多潛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長。基於對國民黨腐敗的批評和分析,儲安平在《客觀》時期最為成熟的思想表現在他對共產黨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評價,這是儲安平比他同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更為成熟的一面。 
  在《客觀》時期,他對共產黨所作的理論分析是相當深刻的。儲安平認為,共產黨有它的長處,但也有的它的缺點。共產黨的主要缺點,在儲安平看來就是過於崇奉外邦,一味視外邦為宗旨,則不免喪失了自我的獨立意識與獨立人格,此處指的是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 
  儲安平對共產黨作出這樣的總體分析:他認為共產黨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它的社會主義。他不承認極端的社會主義能適行於中國,同時他也不相信假如共產黨取得了政權,就能完全實行它的主義。儲安平說:「中國人總是中國人,中國的共產黨執政後,它的施政較之今日他們所揭櫫者,恐將打一個大折扣,然而打了一個大折扣以後的共產黨的政策,又可能相當地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儲安平認為共產黨有刻苦精神,這是它的可取之處,而這正是國民黨的短處。就儲安平個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認共產黨在當時中國所獲得的地位,他甚至認為「假如中國能真正實行民主,共產黨在大選中可能獲得的選票和議席,為數恐不在少」。1他對共產黨的前途是這樣判斷的:「共產黨掌握政權之遲或早,是和以後中國的執政黨的政績如何互為因果的。」對於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儲安平有較強的國家至上傾向,他認為共產黨的崇尚蘇聯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對於共產黨獲取政權的途徑,儲安平寄希望於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對革命的方法,基於這樣的觀點,《客觀》時期,儲安平在涉及內戰、國共兩黨的黨爭時,多次闡述過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他認為軍隊國家化是實現民主和憲政的起碼條件,捨此則一切都不好說,因為以武力相較的爭鬥是難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儲安平對於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之關係的分析也很引人注意。儲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認為人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為絕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無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有無「民主」的前題。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達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如何能實行得了民主? 
  儲安平受英國的影響極深,一生論政,常以英國的事例為典型,也常援引英國工黨獲勝的歷史事實來教育國人。 
  儲安平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自己信奉的自由主義理想有執著的追求。在《客觀》的政論中,他甚至希望:「為了達到造成一個民主的中國的目的,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以鼓勵中國的中產階級抬頭,成為民主政治的幹部。其中特別對於自由思想的大學教授及著作家等,應鼓勵他們出面說話,建立一個為民主國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輿論。」1 
  儲安平的希望在半個世紀後的中國,依然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他過分早熟的自由與民主的觀念,給他帶來了終身的不幸。儲安平早年由文學而報界,又由報界成為獨立的報人,終身的理想是想通過言論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受英國人思想影響過深,甚至忘了自己所處的現實環境。在知識分子中,儲安平的言論行為獲得極大成功,但當他試圖以此種思想影響政界及更多的人時,便顯得一籌莫展了。   
  第七節《觀察》時期(1)   
  作為一個刊物,《觀察》時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抓住了在中國最後的一次發展時機。 
  《觀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創刊,16開本,每期6萬字。《觀察》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希望通過刊物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強烈願望。《觀察》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參與的價值和作用。 
  由於《觀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超然態度創辦的,所以它能夠在具體政治具體態勢的評價中,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地進行暢所欲言的自由評說,體現了知識分子在事業之外對社會的關心。對於《觀察》的誕生,儲安平說:「但在《客觀》出版的時候,我們獲得各方面的鼓勵。特別是許多前輩,他們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學人,他們鼓勵我們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許多朋友和讀者也一致惋惜《客觀》的夭折,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在這種鼓勵下,我們漸漸計劃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不僅刊物的立場、態度、水準等,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並且這個刊物機構在辦事上也能多少貫徹我們的精神。」1從儲安平的敘述中能夠大致想像到未來《觀察》的基本風格。 
  1946年1月6日,《觀察》的第一次發起人會議在重慶召開。會上決定了刊物的名稱,緣起及征股簡約。對於這個刊物生命能否維持,當時儲安平他們籠統地建立在兩個基本假定之上。一、國內擁有極廣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學人,他們可以說話,需要說話,應當說話,而當時國內卻還沒有這樣一個帶有全國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夠確是不偏不倚,秉公論政,取稿嚴格,做事認真,則能獲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國的知識階級,絕大多數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於黨爭之外的,只要刊物確是無黨無派,說話公平,水準優高,內容充實,刊物可以獲得眾多的讀者。 
  儲安平在籌備《觀察》之前所做的這個基本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的,特別是他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這一判斷,可以說為《觀察》日後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論壇作了力量上的估計。另外,儲安平一直認為今日中國極需要有這樣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話要說而又無適當說話地方的自由思想學人,得到一個說話的地方,有了這樣一個刊物,就可鼓勵一般自由知識分子出面說話,而他們所以要提供這樣一個說話的場所,正是因為他們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見,對於中國的言論界有一種穩定的力量,而這種穩定的力量正是當時中國所迫切需要的。 
  《觀察》是純粹的同人刊物,資金集股匯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員也是股東。股東每年分紅,還贈送股份給一些對刊物有較大貢獻的作者和職工。在中國現代史上,《觀察》差不多可以說是最後的同人刊物,在《觀察》之後,似乎再沒有這樣允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由創辦刊物,自由議論國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國的消失是一件至今還在牽動知識分子的大事。 
  由於《觀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懷有強烈理想主義精神的人在支撐,所以,它一創刊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觀察》的最高發行量達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總有幾個讀者,據估計它的實際讀者約在百萬人以上。費孝通曾說:「《觀察》及時提供了論壇,一時風行全國。現在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曾是《觀察》的讀者。」1 
  馮英子說:「《觀察》已經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讀者的歡迎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影響。應當說,從《觀察》的出版到後來的被迫停刊,這個刊物一直是辦得比較成功的。」2 
  作為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儲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環境中,儲安平能夠把《觀察》設計為一個週刊,這在今天的讀者看來是難以想像的。不僅是週刊,而且儲安平要讓這份刊物成為全國一個有影響的論壇。當時廣州、武漢、昆明、重慶、西安、北平、台灣等地均有航空版。發行深入到廣大的內地城市,鄉鎮直至邊疆省份的遼遠部落。《觀察》每週六出版,一到發行的時候,上海的報攤前就有讀者排長隊購買。它的讀者階層,主要是大中學校的教師、學生、公務人員,文藝工作者、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軍隊裡的將領士兵及蔣政權裡的高級官員,當時立法院長孫科便是長期訂戶。 
  《觀察》的成功與儲安平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儲安平在辦《觀察》的時候有這樣幾個特點很值得今天辦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儲安平把《觀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確,把讀者對象也想得非常具體。《觀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讀者就是知識分子,儲安平還明確說過,中學生不在《觀察》的讀者考慮之內。第二,儲安平有強烈的在中國傳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義傾向和恪盡職守的敬業精神。他能多次設法求得像胡適、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這樣一些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健將的支持,而且能夠團結和他年齡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觀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當一批是和儲安平年齡相仿的同時代人,這是需要一點胸懷的。第三,儲安平作為刊物主編,目標遠大,視野開闊,在《觀察》的撰稿人中,除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專家外,還有一批像任鴻雋、戴文賽、陳維稷這樣一些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專家。第四,儲安平同時也能注意求得當時政府內一些文職官員的幫助,讓他們來撰寫介紹國家有關方面情況的文章。在讀《觀察》的時候,今天的讀者除了為《觀察》所倡守的客觀、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傾倒外,對於儲安平對刊物的認真態度也肅然起敬。在《觀察》前5卷中,每到出滿24期,儲安平都要親自執筆詳細撰寫一篇半年來《觀察》的總結報告,這種總結報告從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讀者直到經營發行情況,都非常詳細。對於為什麼要辦《觀察》及在辦刊過程中的種種情況,1947年儲安平曾給胡適寫過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瞭解儲安平的重要資料:1   
  第七節《觀察》時期(2)   
  適之先生: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我們在籌備時候,曾請陳之邁先生轉求先生,賜予支持;之邁先生事忙,或者未獲代致我們的誠意。去夏,先生返國,許多朋友鼓勵我晉謁先生,我始終未欲冒昧從事。因為先生離國多年,這幾年中,也正是中國社會上詭詐最多的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雖然撫心自問,是真正無黨無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對於一個不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決不會給予任何關切與支助。所以我認為假如那時冒昧晉謁,徒然僨事。《觀察》創刊迄今,忽忽半載,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將出完。我們曾按期寄給先生,請求指正,從過去二十幾期中,先生能得到一個大概印象:這確是一個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們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們也吸收,而這個刊物的本身,確是居中的。過去各期內容,尚有許多缺點弱點,總因我們能力有限,人力不夠,力與願違。從籌備時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這個刊物上。在籌備時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後,買紙,核賬,校閱大樣,簽發稿費,調度款項,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個月中,我沒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時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夠,一方面要顧到刊物的水準,一個人獨立孤苦撐持,以迄於今。所幸我自己有此決心,能以長時期來經營這個刊物,以最嚴肅認真的態度從事,長線放遠箏,三五年後或者可有一點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較瞭解我亦最鼓勵我的,大概要算陳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還甚淺,但傅先生也給我許多指示。我希望這個刊物能得到許多前輩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發展和穩固,我現在正著手計劃第二卷的方針。我寫這封信給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請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先生對於這個請求,自須加以考慮,不致輕諾。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幾個人能不顧一己的利益,忘私從公,獻身於一種理想,盡心盡智,為國家造福。到底有幾個人,能這樣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做人做事。當我在籌備本刊最艱苦的時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難籌足),南京方面約我幾次,我都未加考慮,因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為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於他的國家。刊物出版以後,我除了我寓處、社裡、學校三處之外,任何集會不參加,任何人不周旋,這就表示,我不以這個刊物為私人進身之階,不以這個刊物為活動的根據。今日中國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氣的人,我們請求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是為對於我們的鼓勵,並非要先生鼓勵我個人,而是鼓勵並贊助我們這種理想,這種風度,這種精神。後輩需要得到前輩的道義責任,因為我們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種有關國家福利的事業。茲掬最大誠意,並坦率陳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們並想求先生為第二卷第一期寫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擲下),希望是個大題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並為號召。如何之處,佇候賜教。專肅,即請 大安後學儲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農曆大除夕儲安平對胡適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這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一種自覺聯合,現沒有見到胡適寫給儲安平的回信,在有關的胡適傳記資料和他的書信日記中都沒有發現胡適和儲安平的聯繫。由此可以說胡適一生沒有和《觀察》發生過多的直接聯繫,但在精神上,儲安平一直將胡適尊為自己的師長和前輩。從儲安平致胡適的信可以看出他對胡適的感情。 
  儲安平在給胡適寫信之前,也給傅斯年寫了信,陳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國為培養自由主義而盡力的設想,傅斯年在《觀察》時期,是前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為《觀察》寫過較多文章的人,他也給過儲安平不少具體的建議。儲安平在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手教奉悉,承賜鼓勵,至為感激。一年以來,我們確是以全國來辦此刊物,只是環境太難,我們只能以辛勤忍耐應之。先生所云《觀察》語調缺乏共同性一點,我們也深切感到;並因這個原因,減少發言力量。我們應當有若干在基本觀點及風度上相同的朋友,經常聚會,共同討論發為文章,易生力量。《觀察》非無基本的寫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與昔日之《獨立評論》完全不同,這是《觀察》極大的弱點,而一時無法可設。」1儲安平在創辦《觀察》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意圖就是要延續胡適和傅斯年他們的自由主義傳統。儲安平在年輕的時候,曾給魯迅寫過信,也寄過稿,那時他在思想上也許還是認同魯迅的,但到他從光華畢業以後,他的思想就轉到《新月》這批人一邊來了。而且以後也沒有再發生變化。雖然儲安平對胡適非常尊敬,但胡適卻始終沒有給《觀察》寫過文章。那一時期,胡適許多重要的文章常發表在一家名為《獨立時論》的雜誌上,可能他對於儲安平的一些做法並不認同。 
  笪移今在《大陸時期蔣經國周圍的「進步人士」》中說:「我在離重慶前,寫信給蔣,說我正在籌集資金準備回上海創辦《觀察》週刊(《觀察》週刊創辦人是儲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鯤送來兩股資金。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見,沒有向任何人談過蔣經國是《觀察》的股東之一。」   
  第七節《觀察》時期(3)   
  漆高儒對此評價說:「看笪這段文字,好像蔣經國先生是支持《觀察》的,甚至送了『兩股資金』。我的看法,儲安平在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觀察》週刊,初期的言論是倣傚大公報式,在分類上可以說是『中間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執筆人之中還有胡適、葉公超、傅斯年、陳之邁、沙學浚、蕭公權、顧翊群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堅決反共的學人,蔣經國送點錢給《觀察》,能算是『支持者』嗎?這種支持與共產黨又有什麼關係?至於後來的《觀察》變成中共的傳聲筒,把國民黨說成百非而無一是,已經成為中共的外圍文宣單位。」2   
  第八節 在復旦   
  抗戰期間,復旦曾遷至重慶,那時儲安平就到復旦做過講演,1946年復旦遷回上海,儲安平也應聘為復旦大學的教授。在《觀察》時期,儲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復旦大學的教授,那時他在政治系和新聞系講授《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憲法》《評論練習》,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復旦新聞系教過的學生,王火在《回憶儲安平教授》中說:「儲教授給我們上『報刊評論寫作課』時,除了講授報刊評論之重要性和應當如何寫評論之外,主要是通過讓我們實踐來取得認識和進步,也就是經常要我們練習寫評論,由他命題作文。他不時將一些報刊上的社論、評論,包括《觀察》上的論文,作為範例講一講他的體會,或綜合評述一下習作中存在的優缺點;有時也將我們同學中他認為優秀的評論文章讓大家當堂傳閱。他對大家寫的評論,並不在紙上進行批改,卻有時採取同每個人進行個別談話的方式對評論的優缺點進行講評。……『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話原是杜甫這位大詩人寫詩的體會。儲教授借用來指導我們:寫評論時如要出色動人,必須要有驚人的佳句,不能平淡無奇,不能用人家用濫了的意思和文句來寫評論。記得他同我個別交談我的評論文的優缺點也僅有一次,但因為是個別交談,印象就較深。我記得談話時,他仍強調了『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個觀點。此外他談過論文應有長期存在的生命力,這要依靠學識,但評論既是評,還應有較強的時間性和針對性。他說他辦《觀察》和《客觀》都是週刊,就是為了能及時評點國是,及時反映時局。」1 
  儲安平在復旦期間有過很多學生,他們後來成了中國新聞界的主要力量,張嘯虎就是其中的一個。張嘯虎1944年夏天入復旦大學新聞系就讀,1948年他四年級時,被儲安平邀請到《觀察》雜誌社工作,當時儲安平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教授。張嘯虎曾寫過一篇《憶儲安平先生與〈觀察〉週刊》的文章,他說:「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和愛國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躍起來,每當我從報刊上讀到他們的言論,通過熒屏重睹他們的面容,備感親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湧起一點悵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師,您到哪裡去了呢?這幾年來,我一直想寫一篇紀念儲安平老師的文章,但究竟是『懷念』還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為我至今尚未確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斷定他是否尚在人間。」1   
  第九節 儲安平受到的兩次批評   
  儲安平在40年代末期因為創辦了《觀察》週刊,一時成為新聞人物,由於《觀察》週刊的立場是自由主義,所以也受到了代表其他思想觀點力量的批評。在那時的批評中有兩次很引人注目。一次是署名土司的一篇《觀察『觀察』儲安平》,發表在《人物雜誌三年選刊》上,一次是署名蕭源的《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儲安平》,發表在當時南京出版的一家名為《正論》的週刊上。這兩篇文章雖然代表的立場不同,但在對儲安平的批評上大體是一致的,就是認為自由主義的立場很虛偽,土司在文章中說:「『自由分子』正同非自由分子一樣,也有各式各種,但安平教授這種含混曖昧的『自由』,作個不好聽的比喻,好像是摩登太太小姐們所不離身的法寶,用來塗口紅的鏡子,兩面皆可用,對『高級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臉,對『我們自由分子』反映出一副勢態,面對於『數以萬計的讀者』則仍然是好的市招。」2 
  蕭源則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場上說話,他認為儲安平和他的《觀察》純粹是給政府添亂,他質問道:「今日儲安平所得意者,以為在課堂內能夠騙得幾個學生對他喝彩,便認定『民心已歸』,可以縱橫宇宙一下了,其實古來從事禍國殃民工作者,有幾個達到了他的目的?自己以為不凡,罵張責李,究竟自己做出了幾件有利民眾的事?常常罵政府不能容納異己,但在現政府之下,還可以見幾個與政府主義不同的黨派公開活動,通行無阻,並沒有驅之於所管轄地區之外,而儲安平弄了一個《觀察》週刊,口雖在叫『容納不同意見』,『尊重個人獨立發言』,但《大公報》在自己的地盤內講話,就遭到儲安平的無情臭罵,如果《大公報》那主筆先生不幸而參加《觀察》週刊作事,儲安平還不立刻撤他的職麼?假如儲安平為今日中國執政者,還會允許旁人有自由發言的餘地?還會允許有不同自己主義的黨派存在?儘管話說得如何漂亮,文章寫得如何的流利,嘴如何的會講,事實還是事實,真理還是真理,絲毫不可以矇混」。文章甚至認為「儲安平作孽的事實太多,舉不勝舉」。1 
  《正論》在發表了蕭源文章之後,還在第2期上發表了署名王萌和繆玉明的兩封讀者來信,以支持蕭源的觀點。當時的《中華時報》上也有過一篇《儲安平的進步》,可惜筆者沒有見到。   
  第十節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1)   
  1929年初,當胡適在《新月》雜誌上進行人權與約法論爭時,儲安平還是一個20歲的青年,雖然那次他沒有捲入這場論戰,但《新月》及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那時他還只是個文學青年,但由於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強烈嚮往,15年後,作為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動階段:《觀察》時期。1946春天,儲安平匆匆擱下在重慶辦了約半年的《客觀》週刊,奔赴上海籌劃《觀察》的出版。這時的儲安平從年齡上看,正是38歲,精力充沛,已經成為一個滿懷自由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這時的儲安平,已經從英國留學歸來,思想深受著費邊主義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響。整個抗戰期間,他在湖南、在重慶分別做過報紙主筆,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到來,使正在壯年時期的儲安平開始一展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以言論政,靠言論的力量來影響政府的決策,「我們平日的職業,就是議論政事。」2與儲安平抗戰期間一起辦報的馮英子曾回憶說,儲安平一生對辦報辦刊有極高的熱情,他一直想辦一張類似英國《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馮英子這樣評價:「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傚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當別人在引蛇出洞時,他卻自投羅網,竟以身殉,這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1 
  五四以後,凡信奉自由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一般有這樣幾個特徵:一是留學歐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為不僅是抽像地理解西方的社會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體驗),二是年輕時期對文學有高度熱情(可以理解為對人生、對社會有強烈的表達慾望),三是在文學之外有相對穩定的專業(可以理解為他們不是空發議論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歐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義的價值標準(可以理解為他們設身處地地比較過兩種制度的差異後作出的選擇)。 
  由於這樣的特徵,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一種特別容易聯合的條件。40年代執著於自由主義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與胡適有過各種各樣的來往。他們有較高的學術水平,但對於政治又抱有熱情,所不同的是他們的熱情不表現在具體直接的政治活動中,而是在道義和言論上。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無論是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人,對於政治的態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評國民黨腐敗、支持學生運動,呼籲停止內戰等重大問題上,都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差異只在於實現自己的理想時應採取的方法。 
  《觀察》在創刊的時候,能將各類知識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體反映了儲安平本人的一種人生態度,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很明顯是中間偏左的。儲安平不同於他的前輩胡適、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個特徵是他沒有直接介入任何具體的政治活動,也許當時的儲安平尚未獲得什麼社會聲望,還沒有資格進入政治家的視野。但從儲安平當時的許多言論看,他在不介入具體政治活動這一點上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有資格有條件介入也不介入,這是他比他的前輩胡適、傅斯年、張君勱、梁漱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 
  儲安平的關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態,以理性公平的立場對國事發表意見,他的理想是作一個有資格批評一切政治勢力的言論代表。所以他在《觀察》的發刊詞中明確宣佈:「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議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 
  在整個《觀察》時期,它的言論確實體現了儲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獨立發言精神的。 
  儲安平在《觀察》時期寫下了許多重要的文字,儲安平在創辦《觀察》之前已寫出了《英國采風錄》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本專著,從這兩本介紹比較性的專著中,可看出儲安平對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過深入研究的,他認為那種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國學習的。儲安平不僅在政治上信奉英國那一套,而且在為人處事,工作作風上都明顯地帶有英國人辦事的作風和效率。體現在他的政論文章中,更是嚴格以理性為判斷事物的出發點,以公平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計利害的。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對國民黨腐敗政治的批評。二是對學生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對言論自由價值的維護。四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態度。 
  《失敗的統治》是儲安平為《觀察》寫的第一篇時評,在這篇文章中,儲安平首先指出國民黨二十年的統治是一場「失敗的統治」,儲安平是以歐美政府的正常運作來比較國民黨的失敗的。他力陳二十年來國民黨統治下國家在一切方面的毫無所成,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是「只知以加強『政治的控制』來維護其既得利益的政權。」1他大聲疾呼:「要挽回黨的頹局,當前的執政黨必須趕快改變作風,換條路走,下大決心,大刀闊斧做幾件福國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二十年的歷史說明單靠消極的政治控制維護不了既得的政權;這條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   
  第十節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2)   
  在儲安平批評國民黨政府的這部分時評中,表現了儲安平在政治上的態度和他極強的邏輯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個超然獨立的姿態,毫無顧忌地對現政權發表議論的。儲安平所處的時代是為他所特別痛恨的,但在那個時代裡,他還能夠獨立辦一份《觀察》並以自由的心靈對國事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這一點已是現在的知識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為時評,一般來講,當歷史發生變化,人們對具體事件不再抱有興趣的時候,這些時評的價值也就只剩下歷史價值了。只有對歷史發生興趣的人才會重新翻檢。但儲安平的《觀察》時評卻好像是為今天而寫的。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很有感染力。1949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單說儲安平的心態,就是後來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沒有顧忌,完全敞開獨立思維的狀態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與文思的泉湧,喪失了這樣自由的心境,思維的空間必然狹小,寫出的文字也很難體現出獨特的個性。 
  當時對於民社黨參加國大一事朝野多有議論,對此儲安平發表了《論張君勱》一文,他在文章中暢論自己的看法,並同時闡明了作為政治活動的一些基本規則,從中可以看出這個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的風度和氣質。他認為,實行民主政治不能沒有良好健全的輿論,我們既要求有一個有風度的政治,我們就得先希望有一個有風度的輿論。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看法,我們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對他人,批評他人,但我們仍然尊重他人。論政的人與從政的人都須度量寬大,心平氣和,我們今日從政也好論政也好,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開。類似的言論,還體現在儲安平幾乎所有的時評中。他的時評從語言上看不可謂不激烈,甚至有這樣的話「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美國蘇聯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但從文章的邏輯和氣度上看,是平靜的,說理的,反映了儲安平一貫論政的風格:理性、公平、平心靜氣,據理力爭。 
  儲安平論政是以公理和法治為基本出發點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評政府市政改革的失敗,同時對當時政府賦予傅作義「以後華北軍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權處理」的權力也據理力爭。認為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違憲的。」 
  在儲安平看來,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個失常的限度。他認為要講法治,就要盡量使制度法律化,人遷就制度,制度不要遷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權。對於當時國內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儘管政府採取了各種各樣的鎮壓手段,但在每一次學潮之後,儲安平都要發表時評,對學生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可以歸結為這樣幾點:一、學生總是對的。二、教授總是勸學生讀書,遊行最終是沒什麼用的。三、當學生遭到逮捕以後,教授總是要抗議的並願意利用一切關係保釋學生。四、社會各界對學生運動總是同情和理解的。儲安平認為:「我們並不偏袒學生,認為學生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對的。學生年青,富於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時不免失之過高,而且在群眾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衝動。但是從大體上說,學生常常是站在正義一方面的。」 
  這是儲安平對歷次學潮的基本評價。在儲安平的《觀察》政論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評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我們對美國的感覺》《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這三篇政論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幫助後人瞭解儲安平及同時代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和蘇聯的態度。 
  第一篇文章是針對美軍駐華及參加調解所發的。儲安平對美國的評價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開始對於美國在抗戰中對中國人民的感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在戰爭時期,中國人對於美國都懷有一種廣泛的好感。這種感情,包含著感激和敬佩的兩種成分了。「在這次戰爭中,美國所充分表現了的那種令人難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獲有深刻印象;美國男女竟然不僅僅是『公子哥兒』,亦復為有血有汗的英勇鬥士。無論是美國國內的生產速率、社會管制、團結合作,或在全球各區戰場美人所表現的衝刺力,組織力,以及英勇堅毅的犧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贏得全世界的敬服。」 
  就是在這樣對美國的理性認識下,儲安平依然對美國在華駐軍和參與調停提出了批評,他對美國的態度一方面是由於對國民黨二十年來腐敗統治強烈不滿,由此延伸到對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表示不滿,也有美國軍人在華的惡劣表現,但這些都是具體的表面現象,在讀這幾篇對美國的評論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在儲安平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也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傾向甚至影響了他在判斷美國和蘇聯問題上的清醒程度。他說:「在原則上,我們根本反對任何一個外國來過問中國的內政。」他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立場來看待美國的。 
  儲安平在《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一文中認為:「老實說,美國和蘇聯沒有一個好東西,大家都想犧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國成為他們的衛星,成為他們的附庸。」從當時歷史情形看,儲安平在文章中對蒲立特訪華報告所持的批評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顯流露出的民族主義傾向卻值得人們深思,也許這正是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難以擺脫的某種局限。有時候,這種局限限制了他們長遠的歷史眼光。在《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一文中,這種意味也很濃。   
  第十節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3)   
  《觀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觀察》第5卷只出了18期。這一年《觀察》遭到了國民黨的查封。據《觀察》雜誌社的林元回憶,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載了儲安平寫的專論《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這篇文章由於批評了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的對華政策,並激烈地批評了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引起了國民黨的不滿,為此中統特務還光顧了儲平安的寓所。1948年7月,蔣介石在「御前會議上決定同時查封南京《新晚報》和上海《觀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傳出,南京《新晚報》便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了。但面對這種情況,儲安平沒有被嚇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觀察》第4卷第20期的頭條位置上發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觀察〉》,文章歷數國民黨對言論的管制,據理力爭,顯示出了儲安平一貫的態度: 
  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以後,連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聞界又盛傳本刊將繼新民報之後,遭受停刊處分。我們業已在多方面證實此項傳說。聽說當局最初曾想一口氣「解決」幾個在他們認為眼中之釘的報紙、雜誌、和通信社。其後因為新民報的查封令發表以後,各方反應不佳,所以第二個查封本刊的命令遲遲未下。政治風雲,變化莫測,本刊命運,存亡難卜;我們願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對政府公開說幾句話。 
  一、政府現在自稱「行憲」,並在「行憲」以前,大吹大擂,說得一般人心癢癢地,好像從此中國,就要換個局面。其實,上海人一句話,大舞台對面「天曉得」!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撫心自問,你們行的到底是什麼「憲」!人身之無保障如故,集會結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論之遭受摧殘,只有變本加厲。即以本刊而論,雖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說一言難盡。或者禁售,或者檢扣;經銷「觀察」的,受到威脅,閱讀「觀察」的,已成忌諱;甚至連本社出版的「觀察叢書」也已成為禁書,若干地方的郵檢當局,一律加以扣留。讀者申訴,日必數起,諒解我們的,把政府痛罵一陣,不明實情的,責怪我們何以款到而書不寄;每讀來函,如坐針氈。此種情形,不僅「觀察」一家,其他同業,亦有同樣經驗。我們創辦刊物,獻身言論,其目的無非想對國家有所貢獻。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其組織既極繁雜,其活動尤極錯綜,全賴所 有份子,獻策獻力,各在崗位,有所建樹;分而言之,各盡一已之獻,合而言之,充實國家之命。政府雖是治理國家事務的一個最重要的機關,但是政府並不就是國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並非國家禍福最後主宰之人。我們不僅認為執政人物,假如他們政策錯誤或不盡職責,可以令之去職,同時,對於過問國事,我們堅決認為,這既是我們的權利,亦復為我們的義務。在朝執政和在野論政,其運用的形式雖異,其對國家的貢獻是一。所以歐美民主國家,在國會裡無不有與政府相對的反對黨,在一般社會上,亦無不有健全的公共輿論;如無反對黨派和反對意見,亦即不成其為民主政治。所以英國反對黨的官銜是「英皇陛下的反對黨」,而英儒戴雪復稱公共輿論為政治的主權者;凡此皆為歐美憲政的精義所在。今茲政府既稱行憲,不可昧於此義,若以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議政,務使一切民間報章雜誌歸於消減,萬可謂糊塗太甚。抑有進者,批評政府於不忠國家絕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條,謂不得有「意圖顛覆政府或危害中華民國」的記載,這種限制,可謂滑天下之大稽。所謂「顛覆政府」者,亦即叫舊有的政府下台,讓新的政府上台之謂也。以英國言,邱吉爾執政時,工黨固無時無刻不處心積慮以求邱吉爾政府之顛覆,現在工黨上台,保守黨人又肆意攻抵,以求工黨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禮無罪也,今日之邱吉爾亦無罪也。再觀美國,杜威華萊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幟,以求杜魯門之垮台乎,未聞有美人入杜威華萊士於顛覆政府之罪者。就說中國,數月以前為「國民政府」,現在則為中華民國政府,此豈非舊的「國民政府」已被顛覆,新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告成立之謂乎?此「國民政府」既被顛覆矣,然則亦有人蒙顛覆「國民政府」之罪名乎?說來說去,實在說不通。但是我們的政府,一看見有人批評它,便臉紅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總以為人家要「顛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無不可替換者,政府制度尤無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講,毫無稀奇可言,只有那些佔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來,於是今天想封這家報館,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說到頭來,還是為了自己的私權,不是為了國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憲,得把國家放在第一,一切愛國的人都有發言論政的權利,一切愛國的人都有辦報辦刊物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人民這種權利。我們反對政府一切摧殘輿論的行為和任何摧殘輿論的意圖,我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自己的作風,封報館封刊物的作風,是萬萬要不得的。 
  二、現在大家不滿意政府是事實,然而政府應當平心靜氣地想想,你們過去所做所為,對於國計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為,對於當前局勢,又有什麼補救!今日一般國民,想到國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離,無不悲從中來,欲哭無淚!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講話,不出悲憤之言,這是做得到的事嗎?在政府裡供職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時一開口就希望我們多做建設性的建議,其動機固不能為不善,但是請問,今日的時代是一個建設性的時代嗎?請問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壞性的工作,我們發為設建性的言論,政府能採納嗎?又能施行嗎?我們一直的態度是希望結束內戰,這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我們這個建議嗎?今日普天之下,皆無飯吃之民,無衣穿之民,無屋住之民,我們現在建議,請政府給無飯吃的人以飯吃,無衣穿的人以衣穿,無屋住的人以屋住,這不是又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之而一一見之於行嗎?再退一萬步說,就說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陳之邁先生所作「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國內外讀者廣泛的重視,並譽為極有建設性的文字,然而該文發表以來,已八閱月矣,政府果會採納實行嗎?政府果能勵精圖治,做幾件富國利民的事,則又何懼乎間輿論之抨擊;假如政府百事不為,只管自私,則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詬!今日大局日非,政權浮動,政府欲加緊其政治控制,取締一些不利於政府的言論,就其自私之立場言之,固未嘗不近情近理,但就解決國家之困難而言,固南轅北轍,無補實益。假如政府害怕 一般社會的動亂因而影響其政權,則政府應以有益方法,以蘇民困,民困得蘇,社會之動亂自平,此與封不封報紙雜誌,風馬牛毫不相關。重慶搶米,是出於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寧波搶米,又是出於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老實一句話,今日造成社會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製造社會的不安,而反將其責任嫁移到我們言論界身上,可謂不平之至。我們不相信封了一個新民報,再封一個「觀察」,社會即能趨於安定。文匯報被封,業已一年,社會秩序又何嘗因文匯報被封而稍改善。我們在此忠告政府,你們要挽回你們的頹局,就得全盤檢討,痛改前非,人民受你們的迫害,已經到了歷史上少見的程度,假如你們以為封幾個報紙刊物就能挽回你們的頹局,那就大錯特錯!   
  第十節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4)   
  最後,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的文字,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一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我們願意在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罷,不封也罷,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燬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裡,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儲安平的這篇言辭激烈的文章發表以後,不知什麼緣故,居然平安無事,直到5個月以後,1948年12月24日,《觀察》才遭不幸。從12月21日起,關於查封《觀察》的消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具體,《大公報》一天三次詢問《觀察》是否已經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報終於以「《觀察》封門」的標題發表了第二天由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會局派人送來的國民黨內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觀察》週刊,言論態度,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曾經本部予以警告處分在案。乃查該刊竟變本加厲,繼續攻擊政府,譏評國事,為匪宣傳,擾亂人心,實已違反動員戡亂政策,應按照總動員法第二十二條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予以永久停刊處分。相應電請查照辦理,飭繳原領登記證送部註銷」當時儲安平已離滬赴北平,找一些知識分子商量《觀察》今後的命運了,在滬照料《觀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齡和笪移今。 
  此次查封《觀察》的由頭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觀察》上發表了一篇南京特約記者的軍事通訊《徐淮戰局的變化》。這篇文章的內容是闡述戰爭進行中的變化因素和所謂國軍「大捷」、「共軍」潰退的喜訊,報道了國軍統帥部在這一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軍的「大量傷亡」以及「聽說美國方面曾向當局作『調用日本兵來應爭的建議』,飛虎將陳納德的請纓」;以及「分析陳佈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等等。蔣介石認為這篇通訊洩漏了軍事秘密,以致國軍在淮海戰役大敗,於是下令查封《觀察》雜誌社,追捕那個「《觀察》南京特約記者。」至此,《觀察》雜誌被迫停刊。 
  1992年當事人唐寶璋曾撰文詳細回憶了《觀察》被查封的情況,他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當時那位南京特約軍事記者的真實情況。這個人名叫張今鐸,山東東平人。年輕時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後去廣東參加革命,在黃埔軍校任教官,與周恩來相識。曾在馮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蔣。曾隨周恩來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後到新四軍葉挺教導隊,皖南事變前離開。抗戰勝利前他在昆明擔任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顧問,對於軍事問題頗有研究。 
  儲安平因當時讀者非常希望瞭解國共戰爭形勢發展的真實情況,聽說張今鐸對軍事很有研究,觀察深刻,所以就請他來給《觀察》寫軍事通訊。張今鐸對儲安平說:「你約我寫稿,如內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嗎?」儲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寫,我就敢登!」可見儲安平那時的氣魄。張今鐸給《觀察》寫軍事通訊的時間並不長,但因為掌握大量實際情況,分析在理,很受讀者歡迎。1 
  關於這次查封《觀察》週刊的詳細情況,當時一家雜誌發表過一篇「本刊記者」撰寫的《〈觀察〉七同仁被捕記──訪問觀察社》,所述情況和唐寶璋先生事後的回憶相同,這期的《大學評論》還在首篇發表《抗議當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籲,「要求釋放《觀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復該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2   
  第十一節 儲安平和《觀察》的復刊(1)   
  《觀察》的復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後,當時林元和雷柏齡從南京出獄回到上海,並和儲安平聯繫商量《觀察》的復刊工作。這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了北平,所以儲安平決定留在北平籌備《觀察》的復刊工作。 
  據林元回憶,當時領導和聯繫《觀察》復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喬木、胡愈之、范長江、胡繩等人。1949年5月以後,儲安平曾向中共請求復刊《觀察》,胡喬木將《觀察》的情況向周恩來做了請示匯報,周恩來的意思是說,既然有那麼多的讀者,當然可以復刊。這樣《觀察》在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並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復刊後的《觀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後,奉命改為《新觀察》,是為《觀察》第6卷。 
  復刊後的《觀察》編輯部設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觀察》的第一位主編是黎澍、第二位主編是楊賡,來自四野新華總社。原《觀察》社留在《新觀察》的編輯只有林元一人。《新觀察》籌備時,儲安平曾和黎澍碰過幾次頭,楊賡來了以後,儲安平就完全不來了,後來儲安平調任出版總署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至此,儲安平完全離開了他壯年時期傾其心血創辦的《觀察》。 
  《觀察》在國民黨時期維持了將近3年,雖然最終被查封,但《觀察》的精神和品格卻永遠留在了人們心中。《觀察》的言論以批評國民政府為主,在客觀上有利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當時的認識尚不能說幼稚,他們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她強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有時使他們的理性多少受一點影響,就拿儲安平來說,為了揭露國民黨在經濟上的失敗,他甚至承認過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在評蒲立特的訪華報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對蘇聯的好感和對美國的排斥,對於這樣一個比較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一切充滿矛盾地統一在儲安平身上。他在壯年時期,以自己犀利的筆向專制制度開戰,然而他們的最終選擇也給人們留下了很多疑點。在國民黨的高壓之下,他可以說冒著很大的風險抗議對《觀察》的查封,然而在《觀察》復刊號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過去,這其中有多少是出於政治壓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誠?一時不好妄下結論,但在儲安平轉變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令人深思的東西。 
  1948年12月查封《觀察》到1949年11月《觀察》復刊,這其間不到一年的時間,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能在這一年時間內放棄自己青年時代業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嗎?儲安平很快離開了《觀察》,告別《觀察》,對儲安平來說也許是一種被迫的選擇,也許是一種理智的表現。 
  1948年12月《觀察》被國民黨查封的時候,儲安平已經到了北平,儲安平也許沒想到,他的這次北平之行,會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個沒有準備的轉折,這一選擇,對於他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可能在一開始就種下了不祥的後果。 
  1949年9月21日,儲安平作為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的候補代表參加了新政協,他是當時兩個候補代表中的一個,另一個是《文匯報》的徐鑄成。徐鑄成在他的日記中說:「今天與(儲)安平兄談話,他說《觀察》即將復刊,領導上大力支持,但恐群眾思想難捉摸,如何辦好,毫無把握。他又說,近日曾至東北旅行,寫了旅行記二十五萬字,材料甚新,胡喬木看了極讚賞,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說,他出發前及回來後,都與領導同志商談,反覆請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難,《文匯報》之被歧視,殆即由予之不善應付歟?余如遇事諾諾,唯唯聽命,《文匯報》也不會有今日。以本性難移,要我俯首就範,盲目聽從指揮,寧死亦不甘也。」1 
  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恢復《觀察》週刊,是與胡喬木有關的,胡喬木好像對儲安平一直比較有好感,1957年儲安平能去《光明日報》也是胡喬木的建議。我的一個朋友在寫作《常芝青傳》時,曾為我留意過有關儲安平的材料。1 
  1956年6月,王謨給於毅夫的一封信中說:「張際春同志說,一些民主人士對光明日報辦得很不滿意,是否我們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調出來,由前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接任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這樣我們可以更主動一些。際春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統戰部,並徵求統戰部意見。」 
  可見當時中央是想讓徐鑄成去,儲安平出事以後,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說過:「我個人以為,喬木同志對儲安平的一些看法與估計(那次談光明日報問題時說的),看來是未必符合實際的,有一些同志反映,這樣些人到光明日報是未必恰當的,我也有同感。」 
  由此可見,儲安平能到光明日報確實是胡喬木推薦的。1957年3月26日,於毅夫有一封給中央的信:「喬木、周揚同志並維漢、徐冰同志:最近瞭解儲安平準備4月1日去光明日報就總編輯職,日前章伯鈞曾約儲安平、薩空了談話,儲對去光明日報工作頗有顧慮,曾表示編報方針要放,放到什麼程度?大知識分子有意見要不要他們講出來?要他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如果報紙言論還仍舊停留在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口號上,發表的文章有誰看?章、儲都主張要問中央統戰部的意見,章伯鈞還主張增加薩空了、常芝青(黨員)為副社長,儲顧慮到光明日報後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側面瞭解儲怕和原來黨員總編輯常芝青搞不好。」   
  第十一節 儲安平和《觀察》的復刊(2)   
  據說80年代胡喬木還曾想請儲安平出來,話說出口,才有人告訴他,儲安平早就死了。2儲安平本來是一個對現實政治沒有多大興趣的人,他的志向在於言論界,可是他沒有估計到他的這個志向很快就由不得自己了。儲安平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人,對於辦報紙辦刊物具有很高的熱情,像《觀察》這樣的刊物,在1949年後居然能夠復刊,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儲安平及《觀察》同人有此願望;其次當時政府還有這個雅量,但事後回想,人們又會為儲安平的選擇感到困惑。《周恩來年譜》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條記載:「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朱啟平、高汾、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聚餐,並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1 
  儲安平當時提出的問題可能就有《觀察》的復刊。林元回憶:「上海解放後,儲向黨中央請求復刊,喬木同志曾將《觀察》的情況向周總理匯報,請示復刊問題,總理說,既然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可以復刊。這樣《觀察》便於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2 
  後來領導和聯繫《觀察》復刊工作的是胡喬木、胡愈之、范長江、胡繩。雖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與儲安平不同道,以前《觀察》從未發表過他們的文章。《觀察》撰稿人中有《大公報》許多人,但沒有范長江。《觀察》復刊後,由週刊改為半月刊,發行量一落千丈,後中共中央決定將它改為《新觀察》。復刊後的《觀察》從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觀察》在1949年以前曾發行到10500份,並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灣航空版,直接訂戶即有12000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閱讀計算,它的讀者約有100萬人左右。而復刊後的《觀察》連3000直接訂戶都不到。 
  儲安平個人對國民黨沒有好感,這種感覺是具體的,他曾經作過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筆,但後來離開了。他對新政權也有清醒的認識,但這認識是抽像的,因為他畢竟沒有直接和他們打過交道。1949年之際,多數像儲安平一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評價都是僅止於一般認識,因為它還沒有成為執政者。人在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的煩躁中,常有某種幻想和錯覺,總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後來者身上。這種心理使儲安平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選擇中帶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劇色彩。 
  儲安平不容於國民黨,1948年《觀察》被國民黨查封,他逃離上海,才免於囚禁。個人的直接遭遇,讓他再去選擇國民黨,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後,曾兩度試圖在新的環境下重振自由主義的理想,但又毫無所成。 
  1949年,新政權剛一建立,他要恢復《觀察》,天遂人願,《觀察》復刊了,但此《觀察》已不是彼《觀察》,他也無可奈何。離開《新觀察》,去新疆考察,他為新的生活所感動,寫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誠地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環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論,人們會說40年代的儲安平,居然是一個沒有經過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識分子,這太難令人相信,然而歷史總是由人的具體經歷構成的。如果儲安平,或者說他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經過思想改造已經成為新知識分子的話,那麼就難以理解,1957年會有那麼多經過思想改造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一夜之間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狀態。 
  儲安平1949年後的第一次選擇以平和的方式失敗了,他離開《新觀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選擇,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卻給他終身帶來不幸。可以肯定地說,儲安平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但同時也是儲安平個人的,內在性格的悲劇因素使他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最終的命運。按說,《觀察》復刊的失敗,可以使儲安平覺醒,他不應該再有第二次選擇,然而,儲安平的個性卻決定了他還要向悲劇的深淵走去。儲安平一生對辦報、辦刊的熱情中就已經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復刊後的《觀察》在表面形式上,雖然還留有往日《觀察》的印跡,但差異是非常明顯的。第一,往日《觀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單被取消了。第二,環繞《觀察》刊徽周圍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獨立),Non-Party(無黨派),The Observer(觀察)沒有了,只剩下圖案。第三,《觀察》每期重複聲明的本刊傳統:「只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同時,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在復刊後的《觀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編「儲安平」的名字。變化最大的是往日《觀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 
  在復刊後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費孝通、錢端升、王鐵崖、彭子岡、季羨林、笪移今、樓邦彥、陳達、葉君健、吳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費孝通多次出現外,其餘幾乎都只寫了一兩篇文章。 
  儲安平為復刊後的《觀察》寫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旅大農村中的生產、租佃、勞資、稅制、互助情況》。與舊日《觀察》專論:《政府利刃指向〈觀察〉》、《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大局浮動、學潮如火》、《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一場爛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無鋒芒。過去從未在《觀察》上出現過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繩也出現了。   
  第十一節 儲安平和《觀察》的復刊(3)   
  從整個刊物的文章內容上看,與往日《觀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針除了歌頌新中國的內容外,剩下的就是對蘇聯、朝鮮、東歐國家的盲目讚頌,還有就是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 
  復刊後的《觀察》出過兩個專輯,一個是第4期的《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專欄,共發了社論、編輯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長詩《我向你高呼萬歲》,社論的題目是《斯大林教導了我們》。第11期發表了《美帝在亞洲的新陰謀》的特稿,署名《觀察》編輯部。復刊後的《觀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變了。 
  復刊後的《觀察》沒有復刊詞,只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的本社同人文章。從這篇文章的文字、風格、敘事方式上看,出自儲安平手筆無疑。本社同人文章分為三個部分:一、自我批評,學習改造;二、工作任務;三、編輯計劃,工作態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盤否定了以往《觀察》的意義和價值。細讀這個過去的文本會發現,文章作者在敘述事件經過時使用的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評價當時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過去時,則完全使用的是源自於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及當時流行的報刊語言,其特色是抽像、空洞、雷同,毫無個人行文的風格特徵。與儲安平往日議政時所採取的客觀超然態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種聲音,毫無分析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不加懷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整個文章中充滿了悔過和忐忑不安。 
  儲安平說:「學習改造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的工作,我們現在還剛剛開始第一步。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檢查自己過去的工作。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裡的。我們只批評了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解剖揭發蔣介石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雖然我們是一片赤心地愛著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好,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的階段,不能把一切外國區分敵友,分別看待。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地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著反動的國民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至我們在客觀上不知覺地好像自居於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1文章對於自己的過去只敢承認一點,即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是做對了,其餘則一概否定。這是一個被囚禁的人在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情況下,把一切理性、尊嚴都置之度外的選擇、一種無可奈何的辯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讓我承認什麼都可以。 
  《觀察》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一個以宣傳黨的意志、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以勞苦大眾為讀者的刊物了。對復刊後的《觀察》,無法從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觀察》作者的直接評價。只能看到來自基層的普通讀者的聲音。對於復刊後的《觀察》,來自基層的沈淑平、吳四維對它提出了願望。他們作為普通讀者,對往日的《觀察》雖有不滿之感,但都客觀地評價了它在過去的功績,主要不在她的啟蒙特色和文化建設方面,而在對國民黨的批評。他們希望「更明確地提出為工農服務的,為建設新中國的新文化的總目的。而且我們改造和提高的過程就是明確的和工農一步一步的結合,如果沒有這種政治上明確的路線,光是互相勉勵一番是會掉在時代後面的」。2 
  復刊後的《觀察》已失去往日鋒芒,對於不同意見也不敢大膽地刊載了。對於復刊後的《觀察》,當時的讀者也有尖銳的批評,這種批評被《觀察》的編者們小心翼翼地在一則《編者簡復》的回答中傳達出來,信的讀者署名「無名氏」,寄自天津。他痛罵《觀察》「一面倒」,對於復刊後的《觀察》,他「完全失望」。 
  對於這位「無名氏」的意見,《觀察》編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希望他理智地全盤地考慮我們國家的問題。我們必須拋掉自己一切的陳見,坐下冷靜地來檢查一下自己過去的認識,我希望他不要專門想到自己一個人,自己一個小圈圈,自己的一個階級的既得利益;我們應該想一想一般的勞苦工農大眾,他們過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腳底下。他們現在是翻身了,他們是應該翻身的。至於在這過渡時期內,一切的缺點和困難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該根據一時的缺點懷疑這次革命的意義。」 
  復刊後的《觀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50年代初的儲安平和過去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也還在寫文章,但風格和過去迥然不同,他本來是一個寫政論的好手,但現在只能寫遊記了。他還成了人大代表。這個儲安平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儲安平了。 
  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有一個發言,題目是《南疆旅途見聞》。1而同時參加會議的羅隆基的發言卻是《我對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瞭解和意見》,那時羅隆基是森林工業部長,他卻在發言中說:「今天我不談森林工業有關的問題。今天我願意就國家目前高級知識分子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瞭解和意見。」2   
  第十一節 儲安平和《觀察》的復刊(4)   
  反右之前的羅隆基還是比儲安平敢說話。1956年,儲安平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遊記《瑪納斯河墾區──新疆旅行記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關於新疆的書:《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訊集》。從這兩本書中再也看不到當年那個儲安平了。   
  第十二節 儲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報》黨組撤銷,儲安平就任總編輯,這次重操舊業,對於儲安平來說也是他這一生最後的一次機會。也許是他感覺到了胡喬木對他有好感,也許是他從別處得到了什麼判斷,他這次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本來也有一個非常好的設想,可惜後來發生了變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總編輯就離開了。6月8日,他因為在統戰部的發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辭職。11月12日,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 
  儲安平初到《光明日報》社的時候,精神很快就恢復到了1949年前的狀態,也可以說他是壓抑了好多年,這回應該出一出氣了。他在報社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他還說:「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儲安平又一次讓人們看到了他那留學英國的教育背景,許多年了,他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次既然讓說,何不說個痛快。他在《光明日報》社就說過:「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他反對報紙報道工作,宣傳政策,認為不必管什麼政策。他認為:「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就叫新聞紙,它是報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實,什麼新聞都可以登」。他一再強調:「搞頭條新聞,時間要爭,質量可以少一點。」當有人問儲安平,對於重大新聞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時,他直率地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著。」那時儲安平還說過:「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檢查一下子。」說到「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去辦光明日報」的方針時,儲安平多次說過:「這句話說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看到什麼時候會受到阻力!」 
  儲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做了「黨天下」的發言的。「黨天下」的說法並不是儲安平的創造,30年代羅隆基就用這個說法批評過國民黨,「黨在國上」這是那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看不過的。儲安平的這個發言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礎,同時也有一點要試試看的味道。 
  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說:「儲安平其人是善於思考的,又是大知識分子,見多識廣。比如,他要在北京買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發展。他問我,這房子要在什麼地方才最保險,才不致因改造舊城而拆掉,我答覆不出來。他說他買了白塔寺魯迅故居近鄰的一個院子安家。他說,魯迅故居這個出名的老虎尾巴,決不會拆掉,那麼他這個院子也就保險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於這是魯迅故居而要造魯迅紀念館,動遷了他買的院子。而給他的房子條件太差,他心中頗有情緒,但又說不出口。當他握筆寫『黨天下』這篇發言稿時,我正好坐在他辦公桌對面。他說,他一再猶豫,冒不冒這風險,但他要看一看有沒有這個雅量。他是以這種心情發表了他的『黨天下』的言論的。」1 
  1957年為了給儲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統戰部上的發言說成是和羅隆基共謀的,但儲安平從沒有承認過,他只說自己可能受了羅隆基的影響。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學社一次批判儲安平的會上,儲安平對於他和羅隆基的關係是這樣說的:「5月19日,我去看過羅隆基一次。」這次主要談了《光明日報》的改版和調整新聞等問題。儲安平還和羅隆基談到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如何在《光明日報》上體現出來。就是在這一次,羅隆基說可以給「老和尚」提些意見,希望大家給毛主席提些意見。儲安平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也堅持說:「我的發言稿沒有送他看。錯誤應由我自己負責。但是受了他的影響。」2 
  從這裡可以看出儲安平的個人品質,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檢討中,可以注意到儲安平的檢討是極少涉及別人的,尤其是他同時代的朋友,對於那時右派的個人檢討,有的人就講得非常具體,甚至還有細節,而儲安平的檢討是抽像的,沒有涉及別人。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當然符合他的自由主義理想,但也不是沒有和別人商量,從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儲安平的這個發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說過。   
  第十三節 儲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長儲安平一輩的人,在儲安平開始打天下的時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學者了。儲安平比梁漱溟小17歲,但儲安平這個人在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是很能團結他的前輩和同時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業與他的這個特點密切相關。 
  儲安平開始辦《觀察》週刊的時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當時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力量都發揮出來,在前輩知識分子中,儲安平特別信賴像胡適、傅斯年、陳衡哲、張東蓀、梁漱溟這樣的人,尤其是張東蓀和梁漱溟,整個《觀察》時期,像他們那樣年紀的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他們那樣筆勤的,經常給《觀察》週刊寫重要的文章。《觀察》當時有78個人的名字是作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雖然不在這個名單中,但他卻是給《觀察》寫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當年像張東蓀、梁漱溟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許多人眼裡是中間偏左的,他們是知識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國共和談期間,作為第三方面活躍的人物,他們一度曾不是學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動家了,他們一生的榮辱都與此相關。 
  儲安平是1957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聞界的,此前他的兩位前輩張東蓀和梁漱溟都因為毛澤東的原因,而成為被批判的人了。也許儲安平沒有想到,他當年比較敬重的幾個前輩,除走了的胡適和傅斯年等人外,命運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們這些人之所以不見容於當時的環境,皆因身上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一直試圖以言論來參與政治,最後又都因言論而獲罪。過去知識分子當中,本來已培養起了一種用言論關心社會的風氣,那時,在無論哪種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中,大家對用言論來關心社會的方式都是認同的,雖然觀點可以不同,但對健康的輿論應該靠什麼維持,彼此之間也是有共識的,正是由於他們早已習慣了在那種環境裡說話的自由,所以這種氣質在那些知識分子身上就很難一下子消失。張東蓀未出事以前,就對葉篤義說過,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澤東要有容人的雅量,還有陳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從舊時代走來的知識分子,根本適應不了新的生活。適應了的知識分子不少,但歷史正是由於那少數不適應的知識分子才使人覺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初起的時候,梁漱溟就是一個比較硬的人,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人不能不經過思考就輕易放棄自己曾經相信的東西。當時他的這種態度就受到遠在美國的胡適的敬佩。在儲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傾心的多數是具有這種性格的人,雖然50年代初儲安平一度丟失了自己的獨立性,為了能讓《觀察》盡快復刊,他曾被迫放棄了過去《觀察》所追求的那些東西。從梁漱溟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和儲安平的友誼是一直保持下來的,梁漱溟對儲安平也很關心。他在《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一文中曾提起過和儲安平的交往。他說:「解放戰爭時期,儲安平主編《觀察》雜誌,曾發表過我所寫的好幾篇有關當時和談的文章。儲安平要求我把前後首尾的情節寫成一個完整的東西,我答允下來,且把書名定為《八年努力無功錄》,大概得寫好幾十萬字。不過,我當時正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所以沒有功夫寫他。」1 
  50年代初,梁漱溟和儲安平還常有書信往來,可惜這些書信今天不容易見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記中記有:「收儲贈《察》合訂本全部,答謝一信。」1953年9月1日記有:「收學習會圖書室送來《觀察》兩冊。」2 
  從梁漱溟和《觀察》的關係中,可以說明他是很看重儲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記中說:「張歌今來談同去廣州事……張雲儲安平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當時梁漱溟對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很讚賞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記中說:「儲安平 時事,特及於言論出版界情況。」 
  梁漱溟日記中脫漏二字,但這二字從上下文看並不難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這個日期,因為第二天(即6月1日),儲安平就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作了給毛主席周總理提點意見的發言。 
  6月1日梁漱溟的日記空缺,難以瞭解他的感想了,但從他5月31日和儲安平議論時事,談及出版界的情況看,很可能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是徵求過梁漱溟意見的,而以梁一慣敢言的性格推論,他是支持儲安平說話的,這樣想來,未嘗不可以說,當年儲安平的發言代表了多數知識分子的心聲,而他卻為此付出了生命。   
  第十四節 儲安平之死(1)   
  1957年之後,儲安平基本上就結束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涯,因為從此以後他就再沒有為人所注意。他成為右派之後,一直由九三學社管著,從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說還過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他成為右派之後,他的長子曾在《文匯報》上發表過和他脫離關係的聲明,那時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時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時過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還和他有些來往,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非常孤獨的。 
  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關於儲安平的死,現在還是一個謎,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終結局,我曾和他的女兒說起過這件事,她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他是在北京一個地方跳河死了,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說他是在青島跳的海,也有人說他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前幾年還有人寫文章說他沒有死,而是在江蘇某地一個山上當了和尚。這些說法,都是傳說,沒有一點文獻材料為證。所以現在只能說,儲安平是不知所終,我個人以儲安平的個性和他的經歷推斷,他是有自殺可能的。他的小兒子,現居澳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捨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那裡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到了9月20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幹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實在令我疑慮。事後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我是否和父親『劃清了界線』。」1 
  據儲望華回憶,到了1966年秋天,他們尋找父親的失蹤仍然毫無結果,兩年之後,又有人來調查儲安平的下落,對於這種調查,儲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沒有信心了。儲望華說:「事實上,這是一個『生死之謎』,如果『活』著,為什麼兩年來沒有任何活動跡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時間、地點、方式,又如何得以確證。」儲望華先生記得,早在60年代初,儲安平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儲安平雖然寫過檢查,雖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裡並不以為自己是錯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者「平反」。這不僅是因為他有「脾氣強」的個人性格,而且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可殺不可辱」的氣質。面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 
  儲望華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捨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霉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1982年6月,他準備去澳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做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16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鬥的知識分子,最後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來也有材料認為儲安平是被紅衛兵打死的,湖南余開偉寫過相關的文章。他說,現在湖南省政協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訴他,儲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殺,更不是出家隱居,而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1 
  雷逸湘的這個結論來自於他的朋友,一位居住北京的孫毅斌。孫毅斌原是北京一所小學的教師,早已退休,已經七十多歲。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農業部土肥中心的高級工程師。孫毅斌女士有一結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謂「歷史問題」,1949年後在北京一個街道所屬的小工廠當會計。「四妹」與打成右派後的儲安平一直來往,有很深的感情關係,瞭解許多事實真相。 
  儲安平解放前與前妻離婚,後與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結婚,共同生活僅四年,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易與他離異,後來嫁給了原國民黨將領宋希濂。儲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結識了上述這位「四妹」。兩人同病相憐,但懾於當時嚴峻的社會環境和輿論壓力,他們未能結婚,只能暗中來往。四妹將她與儲安平這種關係告訴了她的知心好友孫毅斌女士。   
  第十四節 儲安平之死(2)   
  據孫毅斌女士對雷逸湘先生說,「文革」爆發後,儲安平遭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反覆抄家毒打。有次,她鼓著勇氣冒險探看儲安平,看到儲安平被一夥不明身份和單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殘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從此就沒有回來。次日,四妹再到儲安平住處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從此儲安平被宣佈「失蹤」,接著「蹈海自殺」、「深山出家」的傳言便紛紛揚揚,真相難辨了。從孫毅斌女士所說的情況來看,儲安平乃是被人虐殺。 
  關於儲安平的死,現在有許多說法,不管真實性如何,這個人最終是消失了,消失的無影無蹤,他的命運似乎是一種宿命,人們只能在感歎聲中懷念這位執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第二章《觀察》的主要活動   
  第一節 《觀察》報告書的意義(1)   
  《觀察》創刊以後,每出滿24期,編者儲安平就寫一篇詳細的總結報告,為論述便利,在以下的論述中以「報告書」稱之。 
  在《觀察》已有的歷史中,儲安平共寫過4篇「報告書」,第5卷由於中途被國民黨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為復刊後《觀察》,由於基本方針已變,所以例行的「報告書」也自然消失了。現存4篇完整的「報告書」分別是: 
  第1卷報告書《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 
  第2卷報告書《艱難·風險·沉著》 
  第3卷報告書《風浪·熬煉·撐住》 
  第4卷報告書《吃重·苦鬥·盡心》 
  從「報告書」題目的連續性,可以看出儲安平是將「報告書」作為《觀察》的一種風格連續下去的,這些「報告書」絕非一般應景式的總結,而是客觀、嚴肅認真地向讀者報告刊物的經營狀況、發行情況以及編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這些「報告書」是研究《觀察》最有說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儲安平本人思想歷程極為重要的資料。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儲安平在選擇創辦《觀察》的時候,有過周密的考慮,他最終選定以辦刊物為自己終身的事業,是在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支配下所做的嚴肅選擇。 
  儲安平在30年代初即創辦過《文學時代》,後來做過《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筆,抗戰時在湖南做過《中國晨報》的主筆,一生的事業與報刊結下不解之緣。 
  抗戰勝利後,儲安平在重慶創辦《客觀》週刊,邁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言論政的第一步。儲安平曾給胡適寫過一封信,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寫的,由此可見儲安平對《觀察》的感情。在儲安平的理想中,有一點非常可貴的精神,那就是他時時處處強調立言與行事的一致性。在記述《觀察》創刊的時候,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平常有一種基本的理想,即立言與行事應當一致。假如一個言論機構,在紙面上,它的評論寫的頭頭是道,極其動聽,而這個言論機構的本身,它的辦事原則和辦事精神,與它發表的議論不相符合,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極大的失敗。假如我們主張政府負責而我們自己做事不負責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們自己腐化,這對於一個懷有高度理想的人,實在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1 
  儲安平在《客觀》週刊已初有影響的時候,毅然決定另立門戶,創辦《觀察》,主要原因就在於《客觀》只由他主編,而不由他主辦,看到此事難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斷放棄了《客觀》週刊。 
  從儲安平在第一卷「報告書」中所闡述的《觀察》創辦經過中,能夠強烈地感覺到儲安平不僅在政治主張上信奉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就是行事也時時以西方精神來嚴格要求自己。馮英子曾說過,儲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辦一份類似英國《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靠言論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這個夢想纏繞了儲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業由這個夢想始,也由這個夢想終,儲安平是一個極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義者,他的深遠見識來自於對這種理想的執著追求,他始終認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義,可以在自己的手中變成現實。不能說儲安平是天真的,因為《觀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時間,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成功的。儲安平作為一個成功的新聞工作者的價值,遠沒有為人們所認識,他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言論參與政治的一個成功實踐者,儲安平是一個在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上有過成功嘗試的報人。 
  《觀察》的「報告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年終總結,而是充滿靈性、富有思想和創見的報告,雖然它是就某一具體時期刊物的整個情況而言的,但在其中,可以感到一個自由靈魂的跳躍,他是自由的,他是沒有任何束縛的,他可以講自己想講的話,努力把整個刊物的一切都詳細報告讀者,在報告書中,儲安平每卷都做了極其認真的工作,他不僅統計了《觀察》的讀者分佈,以地域分別報告,而且以行業分工為界,將《觀察》的讀者群詳細地統計並報告給讀者。 
  從報告書中,不僅能夠瞭解儲安平本人的思想狀況,而且通過他翔實公佈的讀者情況,可以深入瞭解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況。 
  儲安平在第一卷的報告書中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清醒而客觀的評價。這種認識是他創辦《觀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觀察》後來產生巨大影響的基本保證。儲安平認為,當時國內已經擁有一批廣大的自由思想學人,他們可以說話,需要說話,也應當說話。他還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絕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於黨爭之外。在此判斷上,儲安平認定, 《觀察》確應當是無黨無派的,說話公平,所以能夠得到廣大知識界的支持。他認為像這樣一種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價值。中國需要這樣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話要說而又無適當說話地方的自由思想學人,得到一個說話的地方,有了這個刊物還可以鼓勵一般自由思想學人出而說話,而他所以要提供這樣一個說話的地方並鼓勵大家說話,實是因為他深切相信,這種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見,對於當時中國的言論界實具有一種穩定的力量,而這種穩定的力量正為中國所極需。   
  第一節 《觀察》報告書的意義(2)   
  儲安平在第一卷報告書中始終強調《觀察》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許各人陳述各人意見,他認為目前最需要的是「自由」與「寬容」精神。儲安平在整個《觀察》時期,在言論的客觀上,在識見的寬容上是有非常傑出表現的。《觀察》的言論能夠體現出自由知識分子的真正聲音,與儲安平的這種風度是分不開的。 
  儲安平自己認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則,以這種原則為基準評論國是,同時他所做的又是一種言論工作,而非組黨工作。在這種信念下,儲安平對於熱心組黨的人頗有微詞,他認為「在中國現行局面下,黨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亂」他很贊同當時張東蓀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觀點,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執政。干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則是一種組黨的做法。在此認識上,《觀察》無意組黨,所以沒有具體主張,也無意去擔任組訓青年的工作。儲安平想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國家』做的,不是為『我們』做的,我們絕無意思要本刊的讀者成為我們的『群眾』。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 
  儲安平在報告書中顯得很有風度,無論報告財務還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誠,絕無遮遮掩掩。尤其是對於自己,要求更是嚴格。在報告書中,他還專門報告了自己在辦《觀察》時期的活動情況。他說:「在過去的半年中,本人從未參加任何政治的集會或活動。此事包括著兩個原則:一、一個刊物要維持它超然的地位,這個刊物的編者必須是真正絕對超然的;二、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這個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這個刊物絕不應成為編者個人活動的工具。大家支持這個刊物是為了要支持這一個理想,而非支持任何個人;任何個人都不該利用這個刊物以達到他為了他私人利慾的目的。」 
  《觀察》報告書所體現的為國家建設做長遠考慮的理想是一貫的,在第2卷「報告書」中,雖然所說多為具體的刊物經營編輯情況,但這期報告書依然表現出儲安平一貫的風格。他始終告誡讀者,《觀察》不僅是一個無黨的刊物,而且也是一個無派的刊物。是一個獨立而無任何黨派的民營刊物。在經濟上,《觀察》的發行數是足以證明它可以自給,而無需仰求外援。儲安平非常自信,對於《觀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評價,那就是辦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貼,刊物本身是可以靠發行自給的。儲安平還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不要消極,一面爭取更大的目標,一面在自身的範圍內切實奮鬥。政治的改革是一個方面,社會的充實又是一個方面,兩者是並行的,互為輔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識之士,大家鼓舞起來,沉住氣,在本身的崗位上努力,以充實國家的生命。 
  《觀察》在出滿第3卷時,由於儲安平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而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一時《觀察》面臨被查封的危險,面對眼前的政治危機,儲安平在第3卷的報告書中坦誠自己的心情:「在我們的心底裡,我們有一種無可搖撼的信念,我們必須本著我們的良心,為祖國的前途努力奮鬥。我們一切都為了國家,除了國家我們另無其他。請看今日天下,芸芸眾生,奔波終日,究為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是為了幾張鈔票,為了若干權勢。可是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頭,絞腦汁,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假如人人只知為私,國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菲薄,隨波逐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有我們的勇氣,向前邁進,義無所辭。」1 
  儲安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觀察》發生危機的時候,儲安平對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來的有關民盟事件的評論都照發不誤,毫不猶豫,沒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慮。他所持的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於人,說話之權操之於我,刊物要封,聽命封。儲安平認為:「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的肯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只能說些含含糊糊沒有份量的話,那老實說,今日中國言論界,擔當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著我們再來獻身言論,從事於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素來是主動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變環境,而非欲為環境所改變,儘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機,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對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減少了我們在理智上對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扇我們,我們不會被人扇得衝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嚇我們,我們也不會被人嚇得後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處的局勢如何混亂震盪,我們必能撐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猶豫或張皇中失去方向。」1 
  1948年8月1日,儲安平為《觀察》第4卷寫了「報告書」。雖然有關查封《觀察》的信息傳得沸沸揚揚,但儲安平的態度很堅決:「我們絕對不願因為外來的意見而改變我們的編輯政策。我們的編輯政策是獨立的,不受外來干涉的。我們在商標上標明,Nonparty和Inde-pendent兩字,lndependent(獨立)是我們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們所以如此者,就因為我們認為:要維持完整的人格,必須保有獨立的意志。這個原則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的。」2   
  第一節 《觀察》報告書的意義(3)   
  《觀察》報告書所體現出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顯示出它的價值。對儲安平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況,曾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的費正清在一篇報告中曾有評價:「我們在中國培養自由主義已有百年之久。我們的傳教士曾帶去個人價值的信息。———中國教育、新聞、銀行、工業等方面的領袖人物曾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所知的近代中國,就是由那些借鑒我們經驗的人建立起來的。」3 
  儲安平及《觀察》在抗戰勝利後的出現,可以說為費正清的判斷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解。曾經留學英國的儲安平詳細考察過英國的政治情況,並分別寫了《英國采風錄》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本書及許多介紹英國工黨執政的論文。4超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使命,使儲安平在《觀察》時期為自由思想的傳播做了很大貢獻。儲安平雖然沒趕上像胡適年輕時那樣開一代風氣的歷史時機,但他在本世紀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義理想,而且身體力行。他沒有像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樣躋身於激烈政治鬥爭的漩渦,也沒像他同時代的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有直接介入的興趣,他始終保持了一個獨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言論政的形象,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都有待於重新認識。   
  第二節 「《觀察》叢書」的情況   
  《觀察》週刊社成立後,除了出版《觀察》週刊外,還出版「《觀察》叢書」。 
  儲安平是一個有事業心的人,在創辦《觀察》週刊的時候,他確是將這項工作作為一件長遠的文化事業來做的,他的願望是希望能在中國培養一點自由的種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做一點基本工作。 
  儲安平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除了具備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胸懷、知識和品質外,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他不是一個書齋型的學者,除了對學問的研究,他對於辦報紙、辦刊物這樣的事業都有執著的追求。他在20多歲的時候,即出版過小說集,後又做過大學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資格作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型的學者,即在思想上保持超然和獨立,但對於具體的社團活動和具體文化事業的操作則又缺乏熱情。儲安平的長處是他能夠為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有一塊生長的田地,甘願捨棄自己在學術上的進一步發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設事業,儲安平有這方面的才能,又有這方面的熱情和寬廣胸懷,所以在40年代末,《觀察》才能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鎮。 
  儲安平是一個有清醒頭腦和良好判斷力的知識分子,他懂得自己事業的價值和意義,他在《中國的政局》中曾說過:「我們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個『犧牲自己為後代造福』的時代。然而我們可以犧牲自己,而不可以不為後代造福。」1這種理想主義精神,不但體現在整個《觀察》週刊上,也體現在同時出版的《觀察》叢書中。 
  《觀察》叢書,雖然不屬於《觀察》週刊的範圍,但它和週刊是平行的,成為《觀察》社的兩大業務,並同時引起了讀者的關切。 
  據儲安平在一份報告中說,他們出版叢書有幾個動機:一是週刊只能刊載短文,而且多數是有時間性的,所以要出叢書,以便容納有系統、字數較長的著作。二是有許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出版人,所以他們願意擔當這個任務,為許多作者服務。三是當時一般出版界比較消沉,大家很少出書,而《觀察》週刊略有盈餘,《觀察》既然不以盈利為目的,所以願意以週刊的贏利來幫助叢書的出版,同時也給讀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糧,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點生氣。 
  《觀察》叢書前後一共出了16種,分別是: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潘光旦《政學罪言》吳恩裕《唯物史觀精義》費孝通《鄉土中國》吳世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朱自清《論雅俗共賞》何永佶《中國在戥星上》費孝通《鄉土重建》蕭乾《紅毛長談》樊弘《兩條路》費孝通·吳□等《皇權與神權》王了一《龍蟲並雕齋瑣語》周東郊《新疆十年》潘光旦《優生原理》儲安平《英國采風錄》這些作者多數都是《觀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沒有列在《觀察》封面下連署的「撰稿人」中外,其餘都是。周東郊的《新疆十年》多次刊出了出版廣告,但最終沒有出版,所以現在可以見到的完整《觀察》叢書共有15本。 
  《觀察》叢書出版後,受到各方面讀者的好評。各位作者對於《觀察》出書及時、印校認真以及支付版稅迅速等都表示滿意。《觀察》叢書成為當時很暢銷的一套書籍,今天看來,這些著作多數也成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讀的重要資料。這套叢書多數再版,甚至連印四版,行銷都在三千冊以上,像張東蓀的著作,一個月內曾銷完五千冊,在當時出版界蕭條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得。 
  《觀察》叢書,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寫的很少,這可能是由於當時動盪的環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許多學者難以安下心來寫作系統的著作。儲安平在當時也非常清楚這點,可當他設法改變的良好願望尚未實現的時候,《觀察》週刊即受到查封,叢書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雖然這套叢書的銷路很好,但由於當時紙價的原因,對《觀察》社來說,還是要賠本的。儲安平說:「在業務上雖然是賠的,在精神上卻是有收穫的。」1足見這位理想主義者的遠大眼光和胸懷。 
  另外,叢書出版後,引起讀者的廣泛好評,許多讀者投書《觀察》,希望發表書評,但儲安平明確規定,《觀察》週刊絕對不發表任何《觀察》出版社出版書籍的書評。雖是小事,但也可以見出儲安平身上所體現出的民主風度。   
  第三節 《觀察》與學潮(2)   
  儲安平說:「每當我們目擊青年學生遊行示威時,無不衷心激動,熱淚盈眶,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疲乏與飢餓,憑著一腔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黑暗腐敗的國家內,亦何幸尚有這一批熱血青年,能責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2儲安平在面對學潮的時候,能從公理和道義上給學生以強大的支持。在《觀察》時期,從輿論學的角度看,儲安平盡到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職責,他稱讚學生,認為今日的學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學生,他們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們有感情並有理智,並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於他們的理智之中」。在這篇文章之後,緊接著儲安平又寫了《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的專論,他以嚴密的邏輯和充分的證據,對學潮予以公正的評價,他認為這次全國的學潮完全是政府逼出來的,而非發動的,他們的行動絕對是純潔的,而非卑鄙的,他們的精神絕對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從《觀察》時期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論看,他們對於學潮的評價基本一致。錢端升對學生的評價是:「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的痛苦,已與人民痛苦連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領袖慾,群眾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1《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寫過一篇《我看學潮》,《觀察》很快就在「觀察文稿」專欄中全文轉載。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見所聞,開宗明義地宣稱,對於學潮「我同情」。2《觀察》在第4卷第7期中還發表過一篇《談今天的學運》的專文,作者回顧了從抗戰開始以來發生的多次學潮,以此來比較當時學生的精神面貌。他認為,今天的學生是有理想的,同時他們的理想也經過了社會的磨煉,他們有熱情,同時也經過了社會的冷壓。所以「他們比昨天的學生更結實,更堅定。這其實就是說他們能夠發揮理智,發揮理智表面看非常簡單,不過絕對不是那些把自己關閉在象牙之塔裡的書獃子辦得到的。……今天的學生運動,理智佔據了主要的地位」。3趙超構發表了專論《論政府大捕學生》。他首先反駁了政府認為學潮被人利用的觀點。他認為,就任何觀點看,學生批評政府是好現象,學生有知識,有熱情,如果還不能有政治覺悟,還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興趣嗎?假如多數公民都能像現在的青年學生關心政治,勇於批評,豈不是國家的幸運?對學潮的總體評價,趙超構的認識是:「歷史可以作證:民國以來的學生運動,在發生的時候固然都給當時的政府以煩擾,事後看來總是功多於過。」對於政府大捕學生,趙超構呼籲:「我們誠懇地希望在處理過去以及以後的學生運動時,對於學生的政治表示有較寬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躁的心理狀態,對學生隨意加以審判。4在趙超構文章發表後不久,《觀察》又以同樣頭條專論形式刊出了律師張志讓的文章《評全國學生被捕事》,文章對於政府搜捕學生及為此設立的各種借口逐條進行反駁,對學生的行動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還有我們不應該忘卻的,學生既為國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權,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對學生加以迫害。1總括《觀察》對學潮及學生的看法,可以看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儲安平及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能對學潮寄予同情,對學生的行為給予充分肯定,並用自己掌握的刊物,為學生進行呼籲,表達知識分子的良知,在學生受到政府迫害後,《觀察》能夠不畏強暴,挺身而出,這一切行為大體反映了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整個精神狀態。   
  第四節 張申府的《呼籲和平》(1)   
  從年齡上講,在《觀察》時期,張申府已是將近60歲的人了,他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一代人,對儲安平來說,張申府算是他的前輩。在《觀察》78位特約撰稿人中,沒有張申府。在整個《觀察》時期,張申府只給《觀察》寫過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籲和平》,發表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頭條。當時張申府還給《觀察》寫過文章,但因為時局的關係,文章未能刊出,為此儲安平曾寫信向張申府道歉,他說:2 
  申府先生: 
  這件事我覺得十分抱歉。 
  先生的論新政協我們本擬發表,並已排好,但戒嚴令突然頒布,對於言論自由的環境根本起了變化,我們充其量所能努力的,只能在批評政府的一個範圍之內,此間同人認為:尊文在目前的情形下,不便刊載。我希望先生能特別原諒。 
  附上排好的小樣一份,藉以證明我們確是付排了的。 
  專此 即頌 
  大安 
  儲安平 十一,十五 
  《呼籲和平》這篇短文,對張申府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決定了他後半生的道路,可以設想,假如沒有這篇短文,以張申府的學歷、學識、資歷和他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他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的命運不會終止在一個圖書館研究員的位置上。張申府的《呼籲和平》成了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因為他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以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良知,講出了他最應該說的話。 
  在五四時期,由於受李大釗的影響,張申府信仰過共產主義,並譯介過一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但張申府畢竟是一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他雖然參與過共產黨的最初建立,但他對政黨的理解卻執著於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秉性,不願在政黨鐵的組織紀律支配下失去個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產黨,足見其對個人自由的渴望和願以學者身份參政的超然姿態。他後來參與「北平救國聯合會」,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組建民盟等政治活動,都是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選擇,他不是那種願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具體政治活動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和平主義影響,始終願以超然的獨立態度表達自己對戰爭、對和平、對一切反人道現象的獨特見解,而不計較個人一己的利害得失。1 
  因為《觀察》上的這篇文章,張申府被開除出了民盟,並受到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的嚴厲批評。《毛澤東選集》中收有一篇《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的文章,「呼籲和平」是加了引號的。雖然沒有指明這一口號的具體來歷,但可以從中看出對這個口號所持的激烈批判態度。對於張申府的「呼籲和平」,很多人以為是書生氣十足的議論,因為當時淮海戰役即將開始,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適應了國民黨政權企求喘息的需要。這種評價其實誤解了張申府。 
  以張申府的學識和他多年接觸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動的經歷看,他不會想不到自己文章將要遭受的命運。張申府作為一個遠離具體政治活動的大學教授,他不可能從具體的黨派利益出發,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只能憑自己的良知說話,至於他所說出的話在客觀上對參與戰爭的雙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慮的,他面對的是被戰爭搞得疲憊不堪的人民和喪盡元氣的國家。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識分子的區別之後,才能對他們的言行進行具體的評價。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邏輯,張申府不應該「呼籲和平」而應該「呼籲戰爭」,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這怎麼可能呢? 
  對於張申府的《呼籲和平》,應當持這樣評價:書生論政,惟負言責。以黨派利益判斷一正直知識分子的言論,並以這種言論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對這個知識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 
  其實張申府在1945年初就發出過和平的呼籲,而且是在《新華日報》上。為什麼同樣的聲音得到的回應卻截然不同呢?1在《觀察》時期,與張申府聲音保持一致的知識分子並非個別人,像楊人楩、董時進、錢端升、梁漱溟等都發出過類似的聲音。 
  張申府認為,現在呼籲和平,就像抗戰前呼籲民主一樣,不管一時怎樣受盡了誤會,但在理完全對,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樣的成功的前程。」 
  張申府開始呼籲的時候,大局已經大致明瞭,不要說知識分子,就是一般的民眾也看得分明。從當時知識界的情況看,雖然有少數不計較個人私利的知識分子仍在執著地抱著和平的希望,四處奔走,大聲為和平疾呼,但對於將要到來的變化,絕非沒有一點判斷。這時的情形,張申府絕不會一無所知。他明白,這時呼籲和平,會「受盡了誤會」,但他還是這樣做了。他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著眼點的,他的思路是:「一個國家絕無可以百年內戰或百年戡亂的道理。」 
  張申府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敢於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講出呼籲和平的話,從個人的角度講是不明智,因為這種聲音非常明顯會使打得順手的一方反感,自己的處境可想而知。但張申府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又不能在國家和人民面臨戰亂的危機時刻一切為自己的私利考慮,這有背於他作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良心。他的呼籲和平,實際就等於把自己的未來置於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險的。以張申府的性格論,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數學系出身,對哲學有極深的研究,對於眼前的利害,不會毫無判斷,但他還是把自己應講的話講出來了。在當時,有資格發出這樣聲音的著名知識分子絕非張申府一人,但多數人是沉默的,雖然這種沉默不能成為後人非議的前提,但呼籲與沉默比較,就更能顯出張申府的可貴。   
  第四節 張申府的《呼籲和平》(2)   
  《呼籲和平》中說:「一般人所以還未群起呼籲和平,也許是感到和戰決於有力作戰的兩方,而兩方現在顯然還無要收兵的模樣;在此情況下,呼籲和平,適足於招犯嫌忌,若傷無謂,非但於事無補,更且於己有損。」看得出來,張申府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深思熟慮,發出自己儘管微弱,但卻不能不發的聲音。 
  《呼籲和平》一文對知識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評。張申府認為,近些年來,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已經犯了一個絕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與成敗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敗利害,而不管是非。」張申府認為,為國家打算,只應辨是非,而不應該計較個人的成敗利害,所以他認定:「凡事,但令其是,就應該說,就應該做。」張申府對於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作法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說:「可惜就在抗戰之前,有些號稱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現在,右了怕得罪將來。」這樣的情形造成了多數知識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張申府對於當時的國共雙方是比較瞭解的,他對時局的變化絕非毫無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許有人以為,現在有一方正打得順手,正打得起勁,正要一勞永逸,一舉而成功。在此時呼籲和平,也許轉移他們的戰態,必為他們所不快,必為他們所不睬,那麼打得不甚順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實不管誰睬誰不睬,這樣說法,究竟仍是只顧成敗利害,而沒注意到是與非。」 
  張申府的這些判斷是出於他求真求善的社會理想,雖然很快到來的巨變有些出於張申府的意外,但這種變化的事實並不能說明張申府當時講的話錯了,無論從公理和進步的哪一個角度看,張申府《呼籲和平》的言論都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張申府認為呼籲和平,應當是真正的和平,是長期的和平,是為國為民的和平,必須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不是別有動機,別有背景,更不是為哪一作戰方面「謀取喘息整補空隙時間。」張申府的這些言論被歷史誤解了半個世紀,當後人開始有重新理解的機會時,他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第三章 《觀察》的兩次論爭   
  第一節 關於「中國出路」問題(1)   
  1947年下半年,在《觀察》週刊上,曾進行過一場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討論,直接和間接捲入這場論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以梁漱溟、張東蓀和樊弘為主,另外,費孝通、谷春帆和郭叔壬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場討論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跡,但以往多數中國現代史都對這場論戰作了否定性的評價。 
  對於《觀察》時期所開展的這場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爭論,可以理解為知識分子在國家面臨分裂、內戰連綿不斷的情況下,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熱情,以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瞭解,坦誠的講述自己對國家前途的看法,雖然後來很快發生的歷史劇變沒有能按照他們所想的那樣進行,但這不能成為他們的歷史錯誤。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學識,獨立思考,坦陳己見,時時處處體現著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在評價這場爭論時,不能把它作為政治活動看待,因為這場討論是自發的,每一個參與爭論的知識分子只有自己的學術背景,而無黨派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把這場爭論看作是一場自由的學術論爭。這場爭論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9月,梁漱溟在《觀察》第3卷第4、5期連續發表了《預告選災,追論憲政》的長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觸及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敏感的問題,即憲政。這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久存於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一塊心病,從當時歷史情況看,知識分子沒有人不認為憲政是好東西,但好東西是一回事,好東西能不能在中國生根則又是一回事。從理論上講梁漱溟也認為憲政是好,但不適合中國國情,這個問題已經困撓了中國知識分子很長時間。 
  一般說來,凡留學歐美,詳細研究過歐美憲政理論的人傾向於憲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國傳統文化,又對中國鄉村政治結構有較深瞭解的知識分子,對憲政的實行多持懷疑態度。概括地說,傾向於憲政可行的知識分子多從長遠的文化發展著眼,而不計較憲政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令人不安的行為;反對實施憲政的知識分子,一般比較注重當時的現實,過分看重中國特有的歷史條件。主張實行憲政的知識分子是理想主義者,而反對者,多為現實主義者。從長遠的文明發展進程看,理想主義者是值得敬重的,從當時的具體國情看,反對實行憲政的知識分子又應得到理解。 
  梁漱溟的文章一發表,很快引起爭論,也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對於憲政問題比較關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力陳他曾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及《鄉村理論建設》中多次闡述過的觀點。他認為:「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不過民主憲政在中國都要從其固有文化中發揮,而剴切於當前事實,不能襲取外國制度。」1 
  接著梁漱溟詳細回顧了近五六十年來中國政治改造運動的歷史,認為憲政在中國的失敗根源在於太被動而缺乏自覺。梁漱溟不僅認為歐美憲政在中國行不通,就是蘇聯的黨治在中國也不行,他始終認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還是要依靠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來完成。 
  梁漱溟的文章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國民黨選舉鬧劇的憤慨,但整篇文章則在於從學理上講述憲政在中國為什麼不能實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實行,則不必強行。 
  梁漱溟對自己的理論抱有絕對的自信,他說:「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的,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梁漱溟是一個有個性的知識分子,他對西方文化有瞭解,但對中國文化更自信,特別是他搞過鄉村運動,對基層的社會生活更有深刻的體察,另外,他是一個試圖把自己的理論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分子,讀他的論著,總給人一種感覺,他在尋求知音,尋求能夠實施自己理論的政治操作者,這也是為什麼梁漱溟曾經一度處在政治漩渦中心的緣故。在他不能兼濟天下的時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書立說,獨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具備傳統知識分子幾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被人稱為是中國最後一個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這也體現了梁漱溟作為知識分子的本色。1 
  梁漱溟一生曾有異常活躍的時候,但在這篇文章中卻透出了自己內心的孤獨,他說:「我懷此見解主張,既二十年,雖曾埋頭工作於鄉村,顧未得高明之士,唱和於學術界。自愧不學,尤苦無友,悵前途之艱難,不知何以負荷。」梁漱溟的這篇長文是以引用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一書中的一段話為結束的,他認為張東蓀有些意見與他頗為相近,很快張東蓀即在《觀察》第7期上發表了《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一文,闡述自己的觀點。 
  張東蓀的文章不是與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發出自己的觀點,在憲政問題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觀點,但這種同意是態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釋上卻有不同的地方。 
  張東蓀認為,憲政在中國難以實行固然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存在一種「特殊的勢力」,這種「特殊勢力」常常利用選舉來謀私利,而這「特殊勢力」的產生又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有關。 
  張東蓀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觀點。他說:「最近《大公報》專欄上有費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層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點頗得我心。他認為中國政治軌道有兩個,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雖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等用語容易導人於誤解,但事實上,確有這樣兩橛的分別。所以我特別避用這些容易誤會的名詞,而只把上一橛名為甲橛,把下一橛名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治。乙橛是鄉民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實行的互助。這種互助並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時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其中尤以社會方面為多。」1   
  第一節 關於「中國出路」問題(2)   
  張東蓀觀察到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人民對土皇帝的受不了實基於全國性的皇帝」。他認為,後世儒家無不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就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沒了。由此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橛。從這樣的觀點看,他始終認為儒家在歷史上可以說盡了他的使命,他們總是想在甲橛吞併乙橛的壓迫過程中設法抵抗。他說:「中國古人(先儒)沒有人主張把皇帝廢除,這決不證明他們是為皇帝張目。因此,我對於儒家的看法和現在時流論客很不相同。我以為儒家在歷史上說得好些是功多於罪,說得壞些亦只是功罪參半,而斷不可認為完全是罪人。」接著,張東蓀以甲橛和乙橛的觀點,比較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他認為西方多是「民族國家」而中國則是「天下式國家」。民族國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為一個一元的。而凡民族國家所有的制度和辦法搬到天下式國家來,除了助長政府的權力,使其對人民更加高壓和搾取以外,沒有別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國文化上。 
  在梁張的文章之後,經濟學家樊弘在《觀察》第3卷14期上發表了《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一文。 
  樊弘認為,梁張兩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這是行不通的。他從經濟學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經濟特徵之後指出:「為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而敗呢?就是因為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敢在維持土地生產力一點上,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始終沒有造成一個可與地主階級對抗的資本家階級。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不為舊社會所謁誠擁護。」他認為,中國的民主問題要看將來中國的工業是否走資本主義的老道,如果是,中國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資本家階級領導的民主了。他預言,「中國今後還有一個勞動萬能的時代。今後中國的建設需要由中國有計劃的集體勞動來領導,同時中國的民主政治亦需要這個偉大的有計劃的集體勞動來領導。」 
  與樊弘文章同時,梁漱溟又寫了《略論中國政治問題———答張、費二先生》,對於張東蓀的文章和費孝通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再論雙軌政治》一文進行了答辯,梁漱溟認為張費二先生在許多方面誤解了他的意思,然後又逐條闡釋了自己對政治的看法。1 
  樊弘文章發表之後,張東蓀又寫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聲明自己從來沒有主張過通儒主政之說。然後指出他與樊弘看問題的態度不同。他認為,一種政治理想由於人們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實現,是一件事,而這個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類幸福,又是一件事;這樣在思想就形成了兩種情況,一種重現實,一種重理想。注重現實的以為一切都是由現實推演而成,高談理想的以為必如此如此為算為好,其弊在於絕塵而奔。但注重現實也難於說清為什麼會有進化。張東蓀認為兩者都趨於極端,都有毛病。 
  張東蓀認為,我們不能說停留在農業中的中國人對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體努力推動它,卻不能說中國人不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就是鄉下不識字的百姓,如果告訴他民主的道理,他也會明白民主比專制好。對此張東蓀說:「所以我們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有的。我個人對於民主看法是分兩種:一是把民主只認為是一個理想,一個原則。一是把他分作一種制度。制度當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實際上因為情形不同,不但總和理想相差,並且各地因環境而有不同的實現。至於理想亦不是完全憑空而來,當然有種種因素與影響,現在不必細加討論」。2在文章的最後,張東蓀指出樊弘所說的集體勞動在中國也行不通。 
  張東蓀的文章刊出後,樊弘立即又發表了《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最後答覆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的指教》一文。 
  樊弘認為,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想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與特權階級取得的收益方式相違背。他認為梁漱溟系統的政治理論是由少數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而用這個救國大計,只可由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在樊弘看來,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都必須首先對於特殊階級表示態度,他說:「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起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階級的,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我所謂的被壓迫的階級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特權的或壓迫的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一切的階級。假如說,一個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層,或不是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起聯合起來,推翻被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的階級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1 
  作為經濟學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國的政治問題時,很顯然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主張以階級的觀點來分析問題的,這或許也正是他與梁漱溟張東蓀分歧的根本所在。   
  第一節 關於「中國出路」問題(3)   
  對於樊弘的答辯,張東蓀很快又發表《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張東蓀主張,在蘇聯和英國兩種類型之外,還有一種類型即戰後東歐幾個國家實行的所謂新民主主義。他認為中國可以吸納在這個廣泛的類型中,並說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標準。接著張東蓀比較了東歐民主和蘇聯的不同,他說:「第一在政治上是不僅有一個黨(如蘇聯),而是多黨並存,只是因聯合而執行一個統一的政綱。第二在經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資本,有些是國家資本,有些是合作經營。至於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為如果把這幾類當作原則,這都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尤其我所贊成的是學術自由純采西洋文化的傳統的自由空氣。」 
  張東蓀在文章的最後聲明他不願爭論下去,他認為一個書生來談政治,最好還是態度要斬釘截鐵的光明,固然不要顧忌,卻亦不要投機。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異。 
  張東蓀的文章之後,《觀察》關於中國出路問題的正面交鋒似乎已經平息,但並沒有結束。後又發表了當時遠在美國的郭叔壬的《憲政和中國文化》一文。這篇文章雖然不是以論戰的方式參與論爭,但所發的議論是由論戰本身引起的。這篇文章在論戰中似乎有點總結的味道,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觀察》編者的某一傾響。 
  郭叔壬認為,憲政政治是一種生活情態,生活情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體,所以憲政初行之際,不宜陳義過高,只要我們能有這個制度,則總勝過我們沒有這個制度。如果大家能夠腳踏實地,就問題的本身想解決問題的方法,則假以時日,這個制度終有一天會為大多數國民所接受的。而且憲政的推行,我們不能期望成功於旦夕,更不能因為有人把持,便根本懷疑這個制度的本身,而放棄推行這個制度的努力。認真講,我們必須把這個制度的理想,貫注於我們人民的實際生活,濡染浸淫,使這個制度能夠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縱有錯誤,我們可以不斷地修改,時間一長,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從長遠文化建設著眼的理想主義者的回答,作為一種文化預設,這種思路是富有遠見和實事求是的,時間越長,越能見出這種思想的可貴之處。 
  《觀察》關於中國出路的爭論最後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一篇名為《只有兩條路》的文章而結束。 
  樊弘認為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學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反動的路,一條是革命的路。「反動的路,是把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以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或自動的限制他們自己的剝削,可以增進人民的福利。耶穌、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們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 
  樊弘說:「革命的路,是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層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剝削的權利,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由此樊弘認為中國只有兩條路,沒有第三條路。樊弘在這場爭論中給人的印象是他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出現,而缺少純粹知識分子從長遠考慮文化建設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數觀點都是著眼於眼前的現實,他甚至主張不惜以「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這就與知識分子的功能相去甚遠了。 
  自樊弘文章之後,《觀察》沒有再繼續爭論這個問題,但關於這場爭論的餘波還在持續。1948年7月張東蓀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作為「觀察叢書」之一出版。在本書中他明確而系統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的觀點在往日《觀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給人印象深的還是他一貫主張的「以增產而求平均」反對「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張,另外,他反對暴力革命,認為「歷史上的革命幾乎無一不是犧牲太大而代價不足償其十分之一」。 
  張東蓀在中國社會將要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時刻所貢獻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個多世紀以後,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關於這場討論,當時的《世紀評論》、《時與文》及新創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發表。   
  第二節 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1)   
  《觀察》在1947~1948年所開展的關於「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的討論,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討論雖然是在《觀察》沒有任何號召,沒有組織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在斷斷續續發表的有關「自由主義」在中國命運的文章,確也造成了一定聲勢。這次討論,是在國共衝突日趨激烈的時刻,一群以國家和民眾利益為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客觀公正的良知發出的最後呼籲。這次和幾乎同時發生的關於「中國的出路問題」及關於「內戰」的討論,都充分顯示了40年代末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深遠的歷史眼光。 
  由於這幾次討論在以往中國現代史研究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數也對這些討論做了否定性的評價。1 
  關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有的人稱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義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觀察》對此一直比較留意。在創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發表過蕭公權的論文《說民主》。蕭公權闡釋民主概念時,對自由主義的歷史進行了考察。2隨後不久發表的鄒文海的《民主政治與自由》一文,也對自由主義的含義和真諦進行了分析,並回答了一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當時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解,各有各的側重。3 
  如果仔細追溯在《觀察》上展開這場討論的源頭,可以找到儲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發表的《中國的政局》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儲安平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地位,承擔的責任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文章發表後,當時遠在美國的陳衡哲給儲安平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陳衡哲詳細談了他自己對於「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評價。 
  陳衡哲認為,中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傳統精神,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對於當時許多人希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聯合組黨來參予國家事務的呼聲,陳衡哲很不以為然。她認為,問題在於政黨既然必須借重權力方能發揮力量,那麼自由知識分子組黨,則也必須借重權力,用利害來維繫它,而這種做法與中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傳統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覺得,政黨這條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組織政黨來發揮。 
  那麼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該如何生長呢?陳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來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結論:「(一)略等於英國的反對黨,而缺少組織。(二)略等於英國及美國的新英倫區域的知識分子,立於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領導地位。(三)略等於歐美的教士,立於道德的領袖地位,但缺少維持生活的薪資。」 
  通過以上的比較,陳衡哲認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國的目標,不妨是看向英國的政黨,但這又「遠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還在於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領袖為限。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陳衡哲希望國內的自由思想分子,糾正好人不管閒事的惡俗,培養「雅量」與「大我」的人生觀,並造成穩重清潔的輿論環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會上道德力量的支持。1 
  《觀察》在1947~1948年間集中刊發大量有關「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文章,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當時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正值壯年。在抗戰勝利以後,鬥志正在旺盛時期,尤其是憲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識分子心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力量的不斷壯大,已成為在國共政治勢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個原因是國際勢力。特別是美國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未來的成長所給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獲得了鼓舞,特別是馬歇爾在離華前發表的聲明中曾預言:「此種問題之解決,自余視之,須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獲得領導權,此種人物頗為優秀,惟無政治權力以運用其控制力量。」2 
  馬歇爾在調停宣告失敗以後,對當時自由主義分子的分析,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特別是他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政治中所應當占的地位寄於厚望,有相當的遠見。但馬歇爾畢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國共調停時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來推斷雙方的政治態度,這就注定了他的調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馬歇爾發表離華聲明不久,楊人楩在《觀察》上發表了《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成為這次《觀察》論爭的主要文章,其後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爭論,多數是圍繞這篇文章展開的。 
  楊人楩首先從自由主義本身作為一種和政治生活有關的態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變過程。他肯定自由主義的目的在於要求自由,而「自由」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而是人類生活所必須的條件,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依時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類進步的動力,進步需要創造,所以自由具有創造性。他認為自由主義是不滿現狀的,要改變現狀以求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對派。自由主義含有消滅暴力的道德使命。 
  楊人楩還認為,自由主義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也可以深入中國,顯然是針對那種認為自由主義不合國情的論調而言的。楊人楩甚至認為五四運動就是自由主義的運動,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進步分子事實上就是自由主義者,至少是與自由主義的精神相吻合的。   
  第二節 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2)   
  楊人楩通過對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的考察,認為在目前現狀下,只有「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覆古風尚,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才是真正自由主義的生活態度。 
  那麼誰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呢?楊人楩肯定地說,惟有不滿於現狀而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才是,這種知識分子就是共產黨所謂的「小市民」和「小資產階級」。他認為,抗戰以來的艱苦生活,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勞苦大眾沒有什麼距離,並能和他們打成一片,這些窮苦的知識分子,是能夠代表人民的,並能根據人民的要求而提出進步的要求。他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為數並不少,只是不曾構成一個有力的組織而已。」 
  楊人楩認為自由主義無論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格格不入的,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是與自由主義者對立的,「共產黨則根本否認自由,其干涉之嚴密更有甚於國民黨。」1這與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的分析評價一致。 
  對於自由主義,惟有掌握政權才能發揮作用的看法,楊人楩與陳衡哲的看法無異,他也認為:「在野亦能同樣起作用。」 
  楊人楩和陳衡哲一樣,作為熟悉世界歷史的史學家,在討論關於「自由主義向何處去」時,非常明顯地以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作為參照。在回答「自由主義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時,楊人楩以非常堅定自信的口吻提醒:「即使不願接受自由主義,也不宜消滅自由主義。第一,要消滅自由主義必須用暴力,憑借暴力的政權即可遭遇到憑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義是棄絕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義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義之被消滅只是暫時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靜態,不如容許反靜態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動態中求進步。第三,自由主義之消滅雖只是暫時的,但此一暫時的打擊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進步。第四,民族創造力因自由主義之暫時消滅而消滅,則人民將無力量阻遏可能發生的災難,則更無力來恢復災難以後所應有的民族自信。」對於當政者來說,自由主義可能是感覺頭痛的東西,然而為著保全促進民族文化,為著消滅暴力,稍有眼光的執政者,必須忍受著這一點點頭痛,而允許自由主義存在。 
  楊人楩《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發表後,又在《觀察》上寫了《關於中共往何處去》,本文是他發表《國民黨往何處去》之後,寫給儲安平的一封信。 
  在這封信中,楊人楩重申了他對自由主義的理解,特別是目前對中共應採取的態度。楊人楩認為,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不同,因而距離的長度也有不同。自由主義所以反共,並不一定基於個人的恩怨與好惡,而是由於一種獨立的認識。任何政治上的主張與理論,無法使每一個人都接受,必然會有與之對立或相反的主張與理論發生。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對立的,它就是在這種對立中顯示其存在價值,它並不要消滅共產主義。 
  楊人楩的文章主要是針對中共在內戰中所承擔的責任。他認為:「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1 
  楊人楩的文章發表後不久,李孝友即以《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回應。 
  李孝友基本不贊成楊人楩的觀點,他認為楊文認為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之間的對立與距離並不是不存在縮短的可能。李孝友歷數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簡略歷史後,傾向於認為,楊文所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道路,未免脫離中國實際和現世空間。李孝友說:「如果脫離中國空間與時間的背景,未能深刻瞭解中國的社會,而欲論列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正遭雙重的苦惱。一方面受全世界兩大潮流「自由」與「平等」的激盪,一方面又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他認為,歷史交予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課題有二,一是摧毀封建社會,二是使每個人的個性得到完美的發展。就自由主義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來看,這兩個課題中的前一個工作,自由主義與共產黨並非格格不入,但後一個工作兩者見解懸殊,各異其趣。李孝友認為楊文所謂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不能妥協,似乎言之過早。他認為,促成中共造成承認異己尊重異己的民主風度,與發揚個性沖淡黨性的溫和氣氛是可能的。但必須是在真正的和平到來以後,他的根據是:「大半出身於中產階級的中共,我相信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者善意的批評,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應當有這種希望,同時也應當有這種信心。」1 
  不過李孝友在文章中對內戰問題的看法與楊人楩並無差異,他也期望中共能夠回到政協道路上來,不到最後絕望關頭,不訴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後,早年曾是中共黨員的施復亮也在《觀察》上發表了《論自由議者的道路》參加論戰。 
  施復亮沒有批評楊人楩及與其自由主義者的意見,而是集中闡發自己對於中國前途的看法和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他是主張走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的。 
  施復亮認為,假如中國當前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麼自由主義者只有選擇後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可是從當前的國內外形勢看,上述第一個前途絕無實現的機會,第二個前途也還很少有實現的可能。他說「在最近的將來所能實現的前途,恐怕還只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2對這條道路的實現,施復亮認為自由主義者應負極大的責任。然而,中國歷史的發展,沒有被施復亮言中,他認為不可能的那個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來了。   
  第二節 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3)   
  施復亮本人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解是,自由主義若必須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認自己是廣大人民中間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廣大人民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為自己的要求。這大概是針對當時自由主義者過分看重個人自由而言的。他還說:「自由主義者在國民黨統治下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下也要有勇氣爭『自由』;但他爭取的應當是多數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1施復亮畢竟是曾直接參加過政治活動的人,對政治的運作有切身的體會,所以他在文章中,對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分高估知識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評,認為這是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強弱之爭」,誰有力量,誰在政治上就有發言權。施復亮在對國共的評價上,有自己獨特的觀點,他認為國民黨不等於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也不等於蘇聯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所以不能完全用歐美的眼光來評價這兩個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目前的事實。與李孝友的觀點一致,他也認為只有在內戰徹底停止,和平真正到來以後,才會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內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施復亮認為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後對自由主義的前途給予了這樣的評價:「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待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面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2這確是對自由主義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復亮文章發表之前,《觀察》在它的《觀察·文摘》專欄中轉載過朱光潛為《獨立評論》寫的一篇社論,題為《自由分子與民主政治》。 
  朱光潛與楊人楩、陳衡哲、儲安平等人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認為,自由主義不屬於一個政黨,只保持一個中立的超然的態度。他說:「他不參加一個政黨,有時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業,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做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它的思想與行動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黨與黨的紛爭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個中立超然的態度,那對於國家社會有健康的影響。」1朱光潛認為,既然為自由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這與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離的。他認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應當仇視自由分子,因為自由分子如覺得某一黨某一問題是正確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會成為它的朋友。因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體人民福利一邊,是以公正的態度為民謀福利的。他說:「自由分子是政黨的清化劑」,是在野黨與在朝黨衝突的一種緩衝。」自由主義者是國家至上的,決不會以黨派利益而妨害國家利益。 
  朱光潛對自由分子在中國的地位的評價是:處在夾縫中,左右做人難。他說:「在朝黨嫌它太左,在野黨嫌它太右。」都以為它是眼中釘,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我難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值得各方人士鄭重考慮一番。」 
  《觀察》的這場討論持續了近兩年多的時間,從《觀察》創刊到被國民黨查封,這個討論一直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楊人楩文章發表以後,還曾有潘光旦就當時剛剛開過的世界自由主義大會發表的《自由宣言》寫的一篇長文《讀〈自由主義宣言〉》。文章側重於從本意上闡釋自由主義的原則和基本精神。2接著鄭慎山發表了《釋LIBERAL·LIBERLISM》,從「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概念上闡明自己的理解,並對張東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談了不同意見。隨後張東蓀又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了不同意見。1這兩篇文章著重談了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概念的來歷和在西方的基本含義,沒有過多涉及當時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地位及出路。2在這次《觀察》的爭論中,張東蓀寫了許多文章。首先他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已成為過去。張東蓀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與他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評價有關。在40年代,張東蓀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評價是首先看到了它沒落的一面,他認為「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要推車撞壁之時」。張東蓀當時過於看重資本主義國內的貧富不均,對外的愈趨於侵略。他在自由與平等之外,引進了生產的概念。當時張東蓀特別推崇蘇聯的計劃經濟,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救命湯。」他說:「用計劃經濟以增加生產遂使社會主義站得住,這乃是蘇聯對於人類的一個無上貢獻。」3   
  第二節 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4)   
  可能是有感於經濟的落後,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當中,在經濟上許多人是推崇蘇聯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經濟上的成功。這種錯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某些幻想。張東蓀在他的文章中有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割裂開來的傾向,他已經隱隱約約感到「社會國有計劃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尚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這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張的「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他認為:「社會的計劃性只為了生產,總是有時間性的;一個計劃完成以後必須增加。所以社會的一時固定是一種不得已的事,亦並無絕對的可怕。但卻必須在固定中留有一個變化的活力可以發生的餘地。這就是文化方面的絕對自由。我主張在這一方面使養成良好的自由傳統充分培養個人主義的良好習慣,此即我所謂補習中學功課是也。本來在西方也是自由主義的根底本在於文化。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絕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後在文化上依然要抱著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芽。」 
  這次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討論中,張東蓀將偏重於自由主義精神在政治方面的價值引申到文化建設上的看法,確是非常有見的。不過對文化上的自由,張東蓀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為計劃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可以並存且互不妨礙,這未免有點天真。其實計劃的社會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專制。 
  1948年10月,楊人楩又發表《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一文,算是對一年多來各種對自由主義批評的回應。楊人楩保持了他一貫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自由主義概念的理解,並回答了一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 
  當時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一是有人指責目前的自由主義之所以難以實行,主要在於國人的知識水準低下,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會自趨沒落,楊人楩對此的認識是,這種指責沒有什麼道理,像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讀懂的東西,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得不以口號來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義卻在努力以理論與事實來說服人民。二是許多人指責自由主義在當時國共衝突激烈的情況下,是一種可以兩面討好的東西,這種左右夾攻式的批評,引起了信奉自由主義的人的強烈反感,楊人楩便說:「假使自由主義者是投機取巧的,那麼,在這動盪不安的局面中,頂好不推出具體的主張,更不必表明與國民黨或共產黨之不同的看法。」1從情理上講,說自由主義者兩面討好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還有一種人認為自由主義者是逢人皆罵,自詡超然,楊人楩對此也做了回答。他強調自由主義者是以理服人,他們不相信罵人是一個有效的工具。三是對於有人認為自由主義是中間路線或第三路線的看法,楊人楩也做了回答。他繼續發揮他以往對自由主義是創造歷史動力的說法,他認為歷史在不斷地變,自由主義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斷地變,它是代表一種進步的力量,所以它總是與進步的勢力合流,當某種勢力不再求進步的時候,它便會與之分手,並指出進一步的前進的目標。自由主義始終是走在前面的。始終不滿於現狀而要求進步,所以它始終為掌權者所厭惡。四是還有一種認識是說自由主義者一面討厭舊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們代表小市民階級的利益,害怕共產革命破壞他們的優裕生活,這種心情使他們拒絕流血的革命,而選擇改良主義的道路。因為是改良主義,所以他們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視經濟民主,在當前的情況下,一碗飯比一張票更有價值。針對這種「吃飯第一」的觀點,楊人楩從人類文化進步過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發,指出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他說:「千萬不能放棄這一張票的要求;否則民主要和我們隔得更遠。」 
  楊人楩在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別人的批評,綜合起來看,原因出在許多批評者過於考慮眼前的現實政治,而楊人楩則是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著眼於長遠的人類進步,所以衝突自然是難免的。對於看重現實政治鬥爭得失的人來說,指責自由主義的種種理由似乎也不無道理,但從進步的觀點看,則未免過於狹隘。楊人楩對於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不是沒有清醒的認識,他們都知道組織起來或參加某一政黨對現實的政治會更有力量,但自由主義者的堅強信念,卻使他們把組織的力量看得過於透徹,以為一旦進入黨派,難免受制於嚴格的組織和紀律,而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們都明白在當時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中,最現實的態度是「擇一而事」,要兩面討好是不可能的,而兩面不討好又是最不現實的,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保持緘默,待機而動」。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能夠在一時的得失之間,靠著他們的知識和科學精神,按自由主義的信念行事。對於自己的選擇,楊人楩說:「自由主義者不致因遭受打擊而放棄其信念,在追求進步的工作中,能時時表現其力量,假使有人說自由主義是違反時代潮流的,那麼等著時代潮流來考驗吧。」 
  在這場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討論中,《觀察》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張東蓀寫的《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   
  第二節 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5)   
  張東蓀文章發表之前,曾在《展望》週刊上寫過一篇《告知識分子》的文章,《觀察》也曾轉載過。張東蓀主張,知識分子在今天的大轉變局勢下不必害怕。他以善良的願望推測未來,料定將來無論有何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大改變,而知識分子自有其始終不變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識分子是否瞭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識分子真能瞭解自身的時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還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1 
  當時相當一批大學教授有一種憂慮,他們恐懼將來的變化會使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張東蓀認為這是一種誤會,一種杞憂。張東蓀認為一些知識分子只把學術作為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把自己的靈魂與學術打成一片」。 
  張東蓀察覺到當時知識分子有分化的趨勢,他們已沒有抗戰和政協時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張東蓀特別強調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即保持學術和思想的自由。張東蓀對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形成的知識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說,「中國接受西方文化雖只短短將近五十年,然而卻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LIBERAL MIND。此字可譯為『自由胸懷的陶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一種精神。」 
  張東蓀認為這種精神不是隨便可以得到的,是積若干學養後方可達到的。他覺得當時中國文化界已有這樣的風度。懷疑的精神和批評的態度,在當時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們中已經萌芽。「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卻已植了一些根基。雖然有待於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卻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為了將來發展科學,為了中國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這一些萌芽是必須保全下去,千萬摧殘不得的。」 
  張東蓀說:「我個人對於中國學術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觀的。因為我始終相信人類的知識一經開放,便無法退回到蒙蔽的狀態。中國在這數十年中居然已養成這樣的自由思想的風氣,誰也無法再壓倒下去。所以我們的任務還是如何把它發揚光大,總要比現在更自由些。對自由風氣的不能保全,卻不必擔憂。我個人在生活方面雖願意在計劃社會中作一個合乎計劃的成員,但在思想方面卻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在這場討論中,張東蓀的觀點很耐人尋味。他對計劃的社會抱有理想的色彩,但這種信仰並沒有妨礙他對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執著追求,雖然他與許多自由主義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遺餘力的。 
  《觀察》這場討論,隨著它的停刊而結束了。但這場討論所提出的問題、思考的深度並沒有隨著《觀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義,重新回顧這場討論,會發現今天面臨的現實,所存在的問題,依然和當年一樣,為了追求學術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國幾代知識分子都做了他們力所能及的努力,雖然結果不理想,但其精神可嘉。     
  第四章 《觀察》的自由主義承傳   
  第一節 《觀察》的精神來源(1)   
  從嚴格的歷史事實上看,《努力週報》、《現代評論》、《獨立評論》和《新月》與《觀察》是沒有什麼直接聯繫的。它的編者也不是同一個人,但如果不計較具體的歷史承傳關係,而從整個精神氣質、文化品格以及對自由主義理想的追求上分析,那麼就會看出《觀察》與那些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說,《觀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鑒了那些刊物並有所創新的。那些雜誌誕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觀察》出現在40年代中期,其間已經過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在將近20年的時間中,自由主義思想仍然有頑強的生命力,雖然這期間左翼力量的不斷強大給自由主義思想以各種形式的打擊,但信奉這種理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是在不斷地追求著自己所認定的目標,這種自由主義思潮的力量在《觀察》時期曾非常活躍,聚集在《觀察》周圍的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和不同理解,構成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場主要論爭,儘管這場論爭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並給予恰當的評價。 
  從《努力週報》以降的幾種自由主義雜誌,核心人物是胡適,主要成員以有留學歐美背景的人為主。這些刊物的性質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還是這些刊物所持的自由主義立場。陳西瀅在談到《現代評論》和《新月》的關係時說過:「《現代評論》是《新月》的前身,話雖說的有點道理,因他們都是自命的自由主義者,但門戶不同,不容易合起來。」1陳西瀅的評價有兩個意思,第一,從信奉自由主義的理想追求上看,《現代評論》的確可以視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離開這個整體的文化精神,則《現代評論》和《新月》之間也有不同。從自由主義的理想追求上著眼,《觀察》是繼承了《現代評論》和《新月》自由主義傳統的。從三個刊物所設置的欄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風格上,把三個刊物聯繫在一起,能感到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而且《觀察》更接近於《現代評論》。 
  儲安平曾留學英國,在《新月》第3捲上曾發表過幾篇散文,徐志摩遇難後,還在《新月》上發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處敘述到他們之間的交往。儲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適的影響較深,在文學上受徐志摩影響,所以《觀察》雖然是一個政論刊物,但儲安平畢竟由文學起家,對於文學有割不斷的情份。在《觀察》每期6萬字的篇幅中,特意設立了《文學·藝術·戲劇·音樂》欄目,每期都發一點這方面的文章。 
  1924年,《現代評論》創刊的時候,沒有發表專門闡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發表了一則《本刊啟事》:「本刊籌備,已經半載,因為種種原因,至今才獲出版。同人等對於曾允贊助本刊的許多朋友,實深抱歉!本刊內容,包涵於政治、經濟、法律、文藝、哲學、教育、科學各種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科學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凡對於本刊,願賜佳作者,無論為通信或論著,俱所歡迎。本刊純為同人之論壇,而認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與讀者的公共論壇。」2《現代評論》的這則簡短啟事,顯示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信奉的理想。 
  1928年,《新月》創刊的時候,發表了《「新月」的態度》。這篇類似於「本刊宗旨」的文章宣稱:「新月刊是獨立的」。它強調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藝與學術上的努力之外,沒有什麼組織,除了幾個共同的理想之外,沒有什麼一致。那麼他們的共同的理想是什麼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極富浪漫氣質的詩一樣的語言,但在這浪漫的激情下,會發現,他們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則,用徐志摩的話說就是:「在這頭驃悍的野馬的身背上我們不能不謹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們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奮鬥,尤其在人與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凌辱與侵襲的時間。」1 
  《新月》初期還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文藝刊物,到了第二捲開始,《新月》又回到了當年《現代評論》的路子上去了。而《觀察》正是從這變化了的《新月》上獲得了更為明智的選擇,一直把政治放在第一,文藝倒退居第二了。1930年1月10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上發表的《〈新月〉敬告讀者》一文,可以看做是後來儲安平在《觀察》創刊號上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的前奏,兩篇啟事不僅內容大致相同,甚至連使用的語言都無什麼大變化。《〈新月〉敬告讀者》中說: 
  讀者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從第2卷第2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從前不同了。我們接連著登了胡適、梁實秋、羅隆基幾位先生的文章,於是許多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新月談政治了!」不錯,我們是談政治了,我們以後還要繼續地談。現在我們就把我們談政治的由來及今後談論的計劃略為讀者諸君告。 
  我們辦月刊的幾個人的思想是並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這個主義,有的是信那個主義,但是我們的根本精神和態度卻有幾點相同的地方。我們都信仰「思想自由」,我們都主張「言論出版自由」,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這幾點是我們幾個人都默認的。如今這個時局是真沉悶,但是這沉悶,不是安靜的意思,是在醞釀著將來更大的不安。我們沒有法子使我們不感到空虛時局的嚴重。我們有幾個人便覺得忍無可忍,便說出話來了,說出與現在時局有關的話來了。這幾篇文章都是作者個人良心上的呼聲,決沒有經過團體的討論和指使。我們編稿的手續是極簡單的,有文章來便由編者閱看,只消內容是充實的,態度是嚴謹的,文字是通順的,便登出來。我們每篇文章都是作者個人署名負責。胡適之先生的那篇《人權與約法》引起了全國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讀者無意地發表了幾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質變了,贏得了許多的新朋友。反對的聲浪也起來了,這是我們認為當然的。   
  第一節 《觀察》的精神來源(2)   
  我們現在要有意識的定下一個編輯的計劃:以後每期都希望於原有的各種文章之外再有一兩篇關於現在時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這便是我們現在要特別告訴讀者諸君的一個消息。有幾點要請注意:我們沒有黨,沒有派,我們只是個人用真名真姓說我們的真話。我們幾個人說的話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因為我們沒有約定要一致。我們的立場態度希望能做到嚴正的地步,我們不攻擊私人。實際政治我們由那種有能力的人去幹,我們的工作是批評的工作。 
  儲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與徐志摩認識,並且有一定的往來,他對《新月》所持的自由主義觀點非常稱讚。後來無論在重慶辦《客觀》還是在上海辦《觀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與《現代評論》的路子。儲安平在《觀察》的創刊宗旨中一再強調:1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了大體上代表著一股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只是眾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瞭解。 
  儲安平接著詳細闡述了《觀察》所持的「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原則,並在以後的刊物中隨時標示出《觀察》的「本刊傳統」: 
  一、只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況之下,不刊載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第二節《新路》與《觀察》(1)   
  關於《新路》的情況要先從蕭乾說起。蕭乾在晚年回憶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選擇時曾這樣說:「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著《新路》的黑鍋,也僅止在1956年解下過幾個月。」1從蕭乾的回憶中,可以知道對於《新路》週刊,他過去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 
  蕭乾回憶說:「朋友姚念慶告訴我,北平幾家大學的教授們計劃出一份刊物,內定由清華大學教授吳景超主編,錢端升主持政治欄,劉大中主持經濟欄。那裡正在物色一個編國際問題及文藝的。他認為我最合適不過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載再回滬。於是,就同意了。刊物後來定名《新路》。但是沒等到刊物問世,我由於受到復旦同學及楊剛的勸告,就堅決辭了。事實是:一、刊物封面上寫明系吳景超主編。二、我最後並沒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報》,也依然兼著復旦教職。這是當時有目共睹的。」 
  蕭乾是1979年說這番話的,他在回憶中的第一條顯然是記錯了,《新路》封面上並沒有標明是「吳景超主編」。對於蕭乾的這番辯解,巴金在1979年寫給蕭乾的一封信中說:「還有關於《新路》的那段話不大好。說到自己,如能檢查,就誠懇地講幾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開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辯護。要辯最好等時機到來,一下子講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辯更壞。」1 
  1948年1月底,蕭赴北京參加社會經濟學會。會上決定籌辦《新路》雜誌,由吳景超主編,錢端升負責政治欄,劉大中負責經濟欄,蕭乾負責國際政治及文藝兩欄。2 
  1948年3月1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會員大會上通過了著名的「三十二條主張」,並決定主辦《新路》週刊。 
  《新路》的創刊號1948年5月份出版。創刊號在第二頁刊載了《發刊辭》,在封底以附錄形式,全文刊載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初步主張》,即「三十二條」主張。 
  創刊號在文藝欄中刊載了蕭乾的《柏林那趟》,樓邦彥在「專論」專欄中發表了《當前中國的行憲問題》。他們兩位同時是《觀察》的特約撰稿人。 
  《新路》週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期,時間是1948年10月23日。第2捲出至第6期,即停刊,時間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發表過一篇:《本刊對於「嚴重警告」的答覆》,是針對國民黨令其停刊的決定而發的;3 
  本刊對於「嚴重警告」的答覆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會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號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內政部三十七年三字第一五五一六號代電內開:查新路週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載:「新金圓卷發行總額的規定」,「總統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執法以繩」,「北平大捕學生記」,「小休局面中的華北情勢」,「天堂噩夢」各文,言論反動,詆毀政府,同情匪軍,袒護匪牒,破壞幣制,煽惑人心,實屬違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條第二三兩項之規定,應予嚴重警告。又該刊原登記繫在北平出版,近復在上海同時出版發行,核與出版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規定不合。除分電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應電請查照轉知警告並見復等由,節飭辦等因,奉此,合予嚴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會局轉給我們的通知裡面,轉來內政部對於本刊的嚴重警告,並責備我們在上海同時出版發行。關於這兩點,我們願意在這兒公開答覆。 
  在內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兩篇是短評,三篇是通訊,前者是批評時事的文章,後者是報道事實的文章。關於批評時事,本刊素來抱著一個見解,就是在憲政之下,政府是公僕,人民是主人,公僕所做的事,是否對於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為清楚,因此主人對於公僕的行為,有盡量批評的權利,公僕對於主人的意見,有虛懷接受的義務。這是憲政的國家中,政府與人民所公認的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我們的政府,過去在一黨專政之下,養成了一種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記了政府是服務人民而設,以致一切的行為,多與人民的利益脫了節。過去在專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總算持起憲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務人員,還沒有把他們那種傲慢的心理扭轉過來,還不知道虛懷地向人民領教,還想以威力來壓迫人民言論的自由,這實在是可以惋惜的。我們願意忠告政府,批評時事,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評,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現在這種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壓迫逆耳的正義,長此下去,這樣的一個政府的前途,是誰都可以預料得到的。 
  關於報道事實的文章,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把客觀的事實,告知全國關心國事的讀者。事實發生在全國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兒觀察。這種觀察,因為個人的耳目難周,所以本刊對於各期所載的通訊,決不把他與實驗室的報告同樣看待。試驗室的報告比較更為客觀,因為在實驗室中所觀察到的事實,要經過好幾次的審核之後,才發表出來的。我們對於通訊中所說的事實,無法做審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讀者發現通訊中所說的事實,有與實際情形不符之處,只要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把他公開,以供讀者的參考與判斷。譬如我們曾登過一篇通訊,是報道開灤煤礦情形的,負責辦理開灤的人,指出其中有幾點與事實不符,我們便把這封來書登出,表示我們對於事實的報道方面,完全採取求真的態度,不歪曲事實,也不隱蔽事實。政府方面,假如覺得我們的通訊中,有與事實不符之處,只要來函更正,我們是願意登出的。同時,更正的事實,是否即是事實,我們也不加判斷,那種工作,應該是由讀者自己擔當起來的。   
  第二節《新路》與《觀察》(2)   
  以上是我們對於嚴重警告的答覆。通知中還有一點,完全是出於政府的誤會,我們應當在此聲明。本刊的編輯及發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郵運很難,為節省物力起見,為減輕讀者的擔負起見,所以我們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紙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給南方本刊讀者的需要。我們這種做法,一可以節省航空公司的噸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價,不致高於北方,因而可以節省本刊讀者的費用。這種辦法,有百利而無一弊,現在不但本刊有這種辦法,同業中採取這種辦法的,也有好幾家。假如政府是愛護輿論的,我們看不出政府對於這種辦法,有何反對的理由。我們要問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發行。如此種行為,並等於另在他地出版發行,則內政部要我們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於無的放矢。如政府以為加印航空版,即等於另在他地出版發行,則請政府立即允許我們在上海出版發行。北平與上海,都是中華民國的版圖,我們看不出一個刊物,為什麼可以在北平發行而不能在上海發行的理由。 
  最後,我們願意借本刊第二捲開始刊行的時候,重申我們在發刊詞中已經表示過的態度如下: 
  「我們願意在本刊中,提高討論的水準,以理論應付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盲從偏見。但是我們這一班人,都不以罵人見長,所以凡是以謾罵來對付我們的,我們只有藏拙,不與計較。同時我們這一班人,也以剛毅自矢,凡想以武力來壓迫我們,要我們改變主張的,我們也決不低頭就範」。 
  20世紀40年代末,較能集中反映當時大學教授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認識的言論,以《新路》最有代表性。這本雜誌和它所屬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以往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但從學術的角度觀察,當時這些教授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作為一種學術來評價,可能他們當年的建議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參考作用。 
  《新路》能在那樣的時代裡很快出版,就與錢昌照有關。錢昌照晚年回憶說:「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華大學住了兩天,一天在吳景超家,一天在劉大中家。朋友們聚在一起,談到想辦一個雜誌,批評時政,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批評。雜誌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們還決定在北平找所較大的房子,買些參考書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裡討論問題;從南方來的朋友可以住在那裡。後來我們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東直門大街。」1 
  籌辦《新路》週刊的同時,他們又商定籌設一個機構叫「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其性質類似英國的費邊社。1948年2月1日,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簡稱「社經會」)在北平正式成立,會員50多人,絕大部分是文化人,只個別的人是資本家。成立會上選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吳景超、周炳琳、孫越崎、陶孟和、樓邦彥、劉大中、潘光旦、錢昌照、錢端升和蕭乾。監事三人:邵力子、吳蘊初和童冠賢。社經會的惟一活動是出版《新路》週刊。社經會和辦刊物的經費是錢昌照籌的,資委會出了些錢,宋子文也出了些錢,但宋並不知道辦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總負責,經濟編輯是劉大中,政治編輯是錢端升和樓邦彥,文藝編輯是蕭乾。刊物專辟一欄,贊成和反對馬列寧主義的文章同時發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開始出版,它一面罵蔣介石和國民黨,一面對共產主義抱懷疑態度,因此受到左右兩方面的攻擊。香港方面的保守和進步輿論都對它不滿。而蔣介石則橫施壓力,先是嚴重警告,12月30日國民黨政府社會部又勒令其停刊。 
  錢昌照曾說「1949年我來到北平,周恩來對我提起這件事。他說:那時《新路》這個刊物的論調沖淡了共產黨的宣傳,所以要組織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辦這個刊物,應該算是進步的,到現在辦也還可以,就是那個時候辦不適宜。」 
  《胡適的日記》1948年1月24日記載:「吳景超來談。他說,錢昌照拿出錢來,請他們辦一個刊物。要吳半思主編,景超任社會,劉大中任經濟,錢端升任政治,蕭乾任文藝。」2 
  錢昌照這樣回憶:「我在辭職後出國前的一個階段裡,在北平創辦了一份走中間路線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吳景超等執筆。因社論中多次抨擊蔣介石獨裁誤國,一度被社會局勒令停刊,復刊後的社論指責蔣介石更為嚴厲。後該刊終於在各方壓力下宣佈停刊。辦了這個刊物,進步人士乃至共產黨人指責它阻撓革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是反『革命』言論。蔣介石得知是我辦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對陳佈雷說:『錢昌照是叛徒!』陳佈雷找了我秘談,勸我早點出國。」 
  《觀察》將要被國民黨查封的時候,《新路》才創刊。參與《新路》的幾個主要人物,除劉大中去了台灣以外,留下的吳景超、錢端升、蕭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現,足以證明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力量和熱情,也表達了這些知識分子希望把國家引上民主憲政之路的良好願望,當時民主和憲政的思想在20世紀40年代已深入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不過這種思想的過分早熟使得信奉這種理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成了一種孤獨的政治勢力,中國經濟的貧困和文化的落後使多數人視眼前的生計為第一利益,而放棄了對更高理想的追求,這也就是為什麼從五四運動以後,在中國凡是最終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實現為基本目的的。   
  第二節《新路》與《觀察》(3)   
  儲安平本人沒有給《新路》寫過文章,但《觀察》對於《新路》的創辦是有反映的,在《觀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讀者來信,對《新路》的創刊給予充分的肯定: 
  編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定名為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同時公佈三十二條工作綱領,計分為政治主張,外交主張,經濟主張,社會及其他主張四個部分。此會領導的人頗多知名之士,包括實業界教育界中堅分子,於是社會上便發生種種的傳說,說這是中國「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說此會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當引起人們的注視。 
  關於這個會的一切詳細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後報道,不過它的性質及主張目標,大體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我以為這個會並非政治團體,更非政黨,所以說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離題尚遠,可是說它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社會團體,恐怕也非事實。或者說它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一個新社會團體,似乎近於事實些。 
  在現在這種沉悶、各階層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時候,只要有人肯出來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論用什麼方式,我個人一概贊成。因為再長此窒息下去,人們精神的痛苦超過物質的痛苦,的確是國家的最大危機。所以由比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先站出來拿出鮮明的主張,號召更多的民眾,使政治上的空氣流通流通,客觀上大有必要。同時,我個人一向很恭維英國的費邊社同工黨的關係,可惜中國還沒有一個費邊社,學術界的朋友們是有其責任的…… 
  與《觀察》比較起來,《新路》顯得更專業化一些,尤其偏重於經濟和社會問題,但這兩個刊物除了內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別是作為專業性較強的時評刊物,兩家都設有專門發表文藝作品的專欄,這一方面可能是出於增加刊物可讀性考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文化修養,因為給這兩個刊物撰稿的許多人都對文學藝術抱有濃厚興趣。 
  在《觀察》「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專欄中發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學有專長的大學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這兩本週刊帶有濃厚的文人氣息,同時在辦刊宗旨上也幾乎完全是以歐美自由主義的價值標準為基本規範的。下面是《新路》的發刊詞: 
  我們這個刊物,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主辦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會員大會中,對於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各問題,曾通過主張三十二條。(見本刊本期附錄) 
  這三十二條主張,表示我們一批朋友對於幾個重要問題的基本看法。我們所以作這種主張的理論根據,以及實現這些主張的辦法,乃是本刊以後所要討論的。 
  在此,我們要鄭重聲明的一點,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並非一個政黨的組織,所以這三十二條也並非黨綱。在一個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社會裡,一個團體,對於社會上許多重要的問題,有所主張,而又聲明其組織並非政黨,自然會引起許多人的懷疑。但是在憲政的社會裡,這是一件極其普通的事。有人統計,在華盛頓想以他們的主張來影響國會的團體,起碼有五百個,但是他們確乎是無黨無派,並不附屬於任何政黨,那一個政黨的辦法,採納了他們的意見,他們就同情於那一個政黨。這是在憲政之下,一般公民對於政黨所應採取的態度。我們以為:在真正的憲政之下,政黨的組織與活動,是必要的,但是從事政黨的活動,是一種專門的工作,不必每一個人都要參加,正如每一個人不必都去當醫生,作律師一樣。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的一個公民,對於每一問題,自然有我們的看法。把這種看法公開的說出來,是做公民的義務,也是做公民的權利。在我國將來真正實行憲政的時候,任何人的選舉票、前途究屬投那一黨候選員,就要看那一黨採納了他的看法。所以一個團體,把自己的主張說出來,同時又說明自己不是政黨,實在是極為自然,極為合理的一種舉動。 
  其次,我們要說明的,就是我們所提出的三十二點,乃是我們以後討論中國各種問題的出發點,但不能看作我們大家所有意見的最後結晶。把我們的主張先寫出來,以後的討論才有所附麗,才不致空談無補,才不致漫無邊際。我們承認:社會是時刻在變動的,因而適應這些變動的主張與辦法,也不能固執不變。只有頑固的衛道士,以及偏執的宗教徒,才會死守他們的陳說與教條。我們對於目前的重要問題,一定要去虛心研究,想從事實中求得結論,而且還要不斷的從新的事實中,來試驗我們所作結論的正確性。我們自己不敢說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並不擺出包辦真理的面孔,凡是我們所提出的理論與事實,假如別人能以相反的理論與事實來批評我們的,我們都願意誠懇的、虛懷的與他商討。有人認為:思維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衝突,是發現社會真理的最好方法。這是對的。我們願意在本刊中,提高討論的水準,以理論應付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盲從偏見。但是我們這一班人,都不以罵人見長,所以凡是以罵來對付我們的,我們只有藏拙,不與計較。同時我們這一班人,也以剛毅自矢,凡想以武力來壓迫我們,要我們改變主張的,我們也決不低頭就範。   
  第二節《新路》與《觀察》(4)   
  在萬方多難的今日,我們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發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來探索中國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內容有不同,並且可以不同到一個程度,可以和我們三二條的初步主張牴觸,我們自己中間也一樣的可以彼此質難,互相辯駁,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動機是相同的,就是對於國家社會的種種事實與問題,想瞭解得更清楚,我們的態度也是一樣的,就是刊物儘管由團體辦理,每一句的責任還是由每一個人自己負擔。我們相信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腳踏實地,不草率行事。我們希望全國人士,本同樣的動機與態度,給我們以道義上、精神上的各種協助,使我們的工作,可以發生最大的效用。 
  這是在國家危機關頭所發出的真正知識分子的聲音。   
  第三節 胡適與《觀察》(1)   
  胡適一生沒有和《觀察》發生過多的直接聯繫,但在精神上,儲安平一直將胡適尊為自己的師長和前輩。 
  從儲安平致胡適的信,可以看出他對胡適的敬意。創辦《觀察》的時候,致函胡適,為的是求得他支持,並答應擔任《觀察》特約撰稿人。後來的一些資料中沒有發現胡適寫給儲安平的信,但胡適的名字作為特約撰稿人列在了《觀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適南來上海,儲安平特致一函給胡適,匯報一年來《觀察》的經營情況並向胡適約稿:1適之先生:先生南來,我沒有往謁。因為我覺得先生在極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沒有要事,便不應當去浪費先生的時間。 
  我們最近開了股東會議,去年一年,盈餘二億三千三百餘萬。辦刊物本來照例是賠本的,本賠完,就關門大吉。我們實在沒有想到會賺錢,而且賺了這許多。一千萬的本錢,在一年中賺了二十倍。我們有幾件印刷品,原是給股東,不對外公開的。但是我想先生對刊物素來有很大的興趣,所以我檢出一部分寄給先生,作為先生公餘消閒材料。 
  這兩天,南北教育界都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許多意見,拆穿了說,還是為了先生那一句話:「第一個五年先扶助北大、清華、中大、武大、浙大」。許多讀者來信,希望能讀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計劃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開?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寫一篇文章否?專此,即請大安後學儲安平上 九,廿二後來《觀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觀察》文摘」專欄中轉載了胡適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規劃》。 
  儲安平在《新月》時期是否和胡適見過面,一時沒有得到可信的資料。但在1947年,儲安平曾在北京拜訪過胡適,此事見於儲安平寫給胡適的另一封信:2適之先生:安平數謁,恭聆教益,深為感幸。先生對《觀察》的鼓勵和指示,尤使我們增加不少勇氣。我們願以全力持久經營此刊。先生允為《觀察》三卷寫文一篇,大大增加《觀察》的光輝,擬乞至遲於八月十八日擲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書,如承便中一揮,尤感。專肅,即請大安後學儲安平上 八,十二一般常見到的是儲安平寫給胡適的這三封信,而見不到胡適的回信。耿雲志在介紹胡適的私人檔案時曾說:「學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給他寫信的更是名流薈萃。」他一一指出了許多人,在新聞界的名單下,列有儲安平的名字。1從這三封信,不難看出儲安平與胡適的關係。儲安平一生對英國的制度很有好感,行文做事都以英國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對胡適的主張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個《觀察》時期,儲安平對胡適的言行都給予重視。在1947年的五四前夕,《觀察》曾專訪過胡適,《觀察》在一則補白中曾以《胡適談話一段》為題,報道過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講。2《觀察》時期,胡適沒有給《觀察》寫過一篇專文,他惟一給《觀察》發表的是一封與費孝通的信,與費孝通的覆信同時刊出,信由費孝通提供。 
  胡適針對費孝通《美國人的性格》中出現的常識性錯誤,寫信給費孝通。從中可以看出胡適認真治學的態度和對學術研究的嚴格要求,同時也說明胡適是細讀《觀察》的。 
  《美國人的性格》曾在《觀察》上連載,費孝通在該書的後記中曾說:「回到北平之後,安平屢次來信要我為觀察週刊寫稿。我就決定翻譯那本書。」3費孝通後來出該書的單行本時,按胡適的意見修改了自己的失誤。從費孝通給胡適信的稱呼和語氣中,可感到與儲安平給胡適寫信時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對胡適充滿敬意。下面是胡適和費孝通的通信:1關於「美國人的性格」(通信)一孝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見大作「負了氣出的門」,開篇兩節裡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 
  第一節說丘吉爾「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取義」。丘吉爾說「他身體流著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Jennie Jerom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的是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懷德海名字裡有個North,這並不錯。但你解說錯了。你說「原來他是North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歷史上並沒有這樣一位將軍。小懷德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Lord North。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遭讀者譏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諒。 
  胡適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此信是我南飛前一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磋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適之老師:(前略)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想說:從歷史的過程說,美國人的血是從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不慎,以致讀來不易十分清楚。   
  第三節 胡適與《觀察》(2)   
  懷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變成了將軍,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觀察》創刊不久,就在「《觀察》通訊」專欄下,發表了一篇題為《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這篇文章對胡適歸國後的情況有詳細的分析和報道,當時有人希望他能組織政黨,有人主張他先辦刊物。《觀察》的這篇通訊是研究胡適從美國歸來的重要資料,特別是當時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對胡適所抱的極大希望,從某一側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國知識界對自由與民主的渴望。文章認為,這幾年來,國是日非,一片混亂,人人都對現狀表示不滿,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懷有的苦悶尤其深刻。當今中國國共對壘,一般受英美傳統民主教育洗禮的人,雖不滿意於國民黨,但也未必贊成共產黨。1文章對於胡適組黨的聲勢及他個人的條件作了客觀分析。針對當時國內言論界的混亂,許多人主張胡適來辦刊物,甚至恢復先前的《獨立評論》,大家一致認為胡適若辦刊物,對於國家可發生相當的影響。 
  《觀察》的這篇通訊細緻地傳達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心聲,《觀察》對胡適行蹤的特別留意,反映了《觀察》同仁對這位自由主義領袖的極大熱情。 
  胡適後來在《觀察》上多次出現,源於四十年代末的學生運動。《觀察》在每次報道學潮的過程中,都要涉及胡適。由於《觀察》是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報道一般較為可信。比如胡適在沈崇事件中的態度和言論,《觀察》都有很細緻的報道和分析。胡適說:「對於女家,很多的長輩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後輩,當然要負責的。如果她願意我陪她出庭,我當然願意的。」1 
  胡適對於沈崇事件的態度是:這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過去對胡適的言論多有指責。其實胡適本人在這一事件上的態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規模的學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但必須指出,在這種熱情的內裡,也隱含著某種較為狹隘的民族情緒,而胡適在面對這種極為複雜的民族情感時,依然提醒青年學生將法律的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來看,自然是他們所難以接受的。 
  胡適對於學潮的態度一直很堅定。他多次講過,他認為古今中外有一條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滿意、沒有正當合理的機構來監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漢宋的大學生請願,明代東林黨之攻擊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變,乃至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學生。中國的現狀不要說青年人不滿意,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滿意的。2   
  第四節 四十年代大學教授(1)   
  《觀察》是一個政論刊物,可以說是一個教授的雜誌。這個群體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專業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強調他們作為大學教授,而沒有籠統地以知識分子相稱,是因為注意到作為大學教授,在整個知識分子群體中較能獨立表達自己思想,很少受制於黨派利益制約。雖然當時教授有相當一批人分屬於民盟、國社黨、青年黨等政治團體,但多數教授在以言論政的時候,都以個人身份發言。張東蓀就多次說過:「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隸屬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卻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1 
  中國的大學教授對國家的熱情,在抗戰勝利後曾一度高漲,只是在1949年以後才相對減弱。這裡有幾點需要注意:第一、當時政治上的嚴酷並沒到不准民間報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學教授在經濟上相對有保障;第三、大學教授有遷徙的自由,擇業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個黨派的自由,有在學術上自由闡述自己觀點的自由。 
  抗戰八年,大學教授的精神可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聯大為典型代表。張申府在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曾向政府進言,希望他們能保護大學教授對國家的關懷之情。他說:「還有一點,我認為也是重要的,也願就此附帶一說。這幾年來,國人中表現得比較最規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最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今後國家一切改革,總應該對他們多加些重視才是。」2 
  1946年7月,西南聯大返回北方,分別重建清華、北大、南開大學。《觀察》對西南聯大在抗戰中的表現給予了很高評價。它在一篇《觀察》通訊中,將西南聯大的精神概括為:「民主傳統,寬容精神」。 
  《觀察》對教授和學生生活從始至終給予關注,從思想活動到生活就業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及時反映。對於西南聯大的精神,《觀察》可以說是推崇備至,因為這不僅完全符合儲安平一貫信奉的自由主義理想,更為難得的是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時刻,那些大學教授身上表現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義精神在三所大學的聯合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在整個抗戰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多是聯而不合,不到幾年便不歡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織而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到九年之久,而在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 
  《觀察》認為,西南聯大的成功「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1而這一切都與西南聯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多數是出身於清華、北大而留學歐美又扎根於母校之中的。 
  《觀察》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非常詳細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無派系之爭。在一般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西南聯大是很少有派系之爭的。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種種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什麼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才,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什麼派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上發生了什麼錯誤的措施,總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由於他們的道德,他們的意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總是合作去為學術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諧。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堡壘」或「自由堡壘」,容忍主義或寬容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多數不肯尊重少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時,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這種寬容精神才能夠「教授治校」。例如清華,重要的問題是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學校,才能三校聯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黨各派,兼收並蓄。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哪一黨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府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贛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林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在聯大這許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聯大是沒有頑固派的分子。不過如果有極左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堡壘」,真正的「自由堡壘」。這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   
  第四節 四十年代大學教授(2)   
  三校校長分工合作。聯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長的功績也不少。這三位校長是采分工合作的辦法。南開張伯苓校長總是在重慶代表學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蔣夢麟校長則負責所有對外的事宜。清華梅貽琦校長則負責校內事務。他們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這就替學校散播了和諧的空氣。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這三個北方的最高學府在西南角上替戰時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1抗戰勝利後,對於大學教授來說,考查他們對於學潮的看法,是瞭解整個大學教授精神狀態的一個主要標誌。從《觀察》時期看大學教授對學潮的看法,會對他們的精神狀態有這樣的評價:他們不僅同情和理解學生,而且敢於公開表達對政府鎮壓學潮的不滿情緒。他們通常採取的辦法是先在校園內勸阻學生,因為他們都是過來人;其次他們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勸政府理解學生的行為,改善自己的統治。在學潮勢不可擋的時候,他們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參與到學生的遊行行列中。 
  教授在學潮中沒有什麼恐懼感,整個精神是正常的,敢於路見不平,以言相助。對學生的態度上,他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講的都是真心話和心裡話。他們對國家的前途抱有強烈的責任感,而且他們有說話的權利。當時有民間報刊這一主要言論渠道,教授對時政的看法都能及時傳達出去。當時大學之間對於教授的評聘有較為嚴格的學術標準,這使獲得教授資格的人比較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夠呼籲公正,主持正義。在歷次的學潮中大學教授經常站在學生面前演講。 
  《觀察》中有這樣的記載:「在這種情緒之下,眾料在第二天的紀念會人數一定更多,因為在這莊嚴的紀念會中有北大許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張東蓀,清華張奚若、吳□教授的演講,講的又都是大家所苦悶的問題,大家正好從這裡找到一個方向。」1當時的大學教授中有中間偏左的,有中間偏右的,甚至也有共產黨員。在清華一次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中,學校教授的言論很能看出他們的性格:陳寅恪教授說:「罷課既經決定,即須遵守,一致行動。」 
  張岱年教授說:「今天內戰的性質,是買辦階級反人民殘暴的戰爭……知識分子無論如何應該做抗議的表示……」 
  陳福田教授說:「我對目前物價飛漲所感受的威脅,完全和你們一樣。這基本的原因是內戰。對你們的行動,我很同情。」2針對當時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對學潮的一次講話,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大學90位教授聯合發出抗議,這90名教授中幾乎包括了當時大部分知名教授。他們認為:3學潮發生固屬不幸,但接連地傷害學生,包圍學校搗毀校舍等暴行,當局實不能辭刺激學潮之責。手無寸鐵的善良純潔青年對於這樣假借暴行來挑畔的手段,表示憤慨與抗議,我們只有衷心同情。為了維護學府尊嚴與爭取安全保障,我們也會忍痛罷教,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層出不窮的迫害與慘案,挽回迭受摧殘的教育生機。目下學潮正在漸起平息中,而黨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極盡挑撥、誣蔑、威脅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詫異。 
  無論吳鑄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們要質詢他:「所謂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證據?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製造了?我們願意提醒當局,聞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於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假令政府容許在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樣的慘劇,祗足以表現其顢頇與殘暴而已。 
  當時《觀察》經常發表這樣的意見。如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張培剛、曾炳均、鄧啟東、韓得培、蕭文爍等6位教授的《我們對學潮的意見》。1在四十年代,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大學教授在公眾心目中代表著公正和良知。他們當時最大的特點是在批評和抗議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體力量,絕不是個別獨立地去抗爭,而是團結一致。那時的大學教授,只要覺得政府作出的決定不合理,馬上就可以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抗議,而且無論是從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還是從事工程技術的,從事人文科學的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彼此之間在關心國家命運上全都投入了熱情,並沒有以專業為借口,遠離社會政治。大學教授整體力量的形成,實際上已成為現實政治的一種制衡力量,至少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觀察》時期,經常可以看到大學教授對政府的批評。下面是《觀察》上一篇大學教授的宣言。2保障人權宣言者:朱自清 向達 吳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陳達 陳寅恪 許德珩 張奚若 湯用彤 楊人楩 錢端升二·二二·北平近日北平市清查戶口,發動警憲八千餘人,分八百餘組,午夜闖入民宅,肆行搜捕,據平津二月十九日各報記載: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同前數日已入陷圇圄者共兩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學校王雲相教授,北平耆舊符定一,行總平津分署組長於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經理社經理張亦風夫婦及店員三人,牙醫師朱硯農博士,前協和醫學院大夫蔣豫圖博士,師院附小女教師二人,以及華北學院學生三人,並據當局表示:尚擬繼續搜捕。當初政府公佈憲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頒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釋放千餘人,今反以清查戶口之名,發動空前捕人事件,使經濟上已處水深火熱之市民,更增恐懼。同人等為保障人權計,對此種搜捕提出抗議。並向政府及社會呼籲,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至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亦應從速依法移送法院,並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   
  第四節 四十年代大學教授(3)   
  當時,大學教授發出這樣的呼籲並非什麼奇特之舉,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文明的抗議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達出我的意見。 
  針對當時公教人員待遇每況愈下的情況,王道明、王鐵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栴、袁翰青、陳振漢、楊人楩、樓邦彥、戴世光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坦陳自己的意見,督促政府改變自己的作風。1對於當時國民黨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一事,周炳琳、李廣田、俞平伯、朱自清、陳達等四十八名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的教授立刻發表《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他們本著「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黨的基本要素」。2並從法理的觀點指出,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的不合理性。《觀察》時期大學教授聯名簽署的聲明,宣言有四個非常明顯的特點:第一,以西方的法制為立論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眾利益為原則;第三,一切為國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憲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決不圍繞自己,而是以公理為尺度。在《觀察》時期,有法學專業背景的青年知識分子鬥志最為旺盛,如樓邦彥、韓德培等,對於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處,他們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評。1   
  第五節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心態(1)   
  1949年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轉變,多數人能夠設身處地予以理解。對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後人不必責之過苛。但有必要進行深入的分析。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一、這種轉變是真誠的,還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們為什麼能夠保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三、屈服來自於理性的分析,還是天然的保護本能?四、信仰執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情和理性的選擇為什麼會產生偏差?等等。 
  《觀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復刊,其間僅有10個月的時間,但這10個月,卻是至關重要的,其間發生的重大變化給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來了無窮的困惑。新時代的到來,使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暫時的慰藉,連年戰亂,外敵的入侵,經濟的崩潰,人民的苦痛,使他們厭惡戰爭、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滿足,但矛盾也在此時產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數受過歐美教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理智上對於國共都有清醒的評價,所以難以相信1949年後他們的突然轉變是真誠的。這裡可能有一個「青年信仰」的問題。 
  「青年信仰」是指人生觀尚未確立之前所自覺選擇的一種人生信念。一般說來,信仰的形成要受到個人的性格、家庭環境,教育程度(包括傳統教育和留學背景)等等的制約,從其年齡上看,當在二十五歲以前。如果以「青年信仰」為基本出發點,反思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突然轉變,就會發現,這種轉變是出於政治的高壓和人身的威脅。1957年後知識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氣的消失,就是這個原因。也許有人會說,1949年前,同樣存在著政治的高壓和人身的威脅,為什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前後表現絕然不同?難道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內,會有什麼神秘的力量將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青年信仰」衝垮? 
  1949年以前中國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不管他們最後發出的聲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夠左右統治者,但這聲音畢竟能夠發出,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還保留著起碼的敬意。而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在整個社會中的獨特地位。這種「邊緣化」的最終形成,是統治者的強權造成的。至於知識分子自身應當承擔什麼責任,是另外一回事。許多知識分子確實在真誠地否定自己。 
  1966年自殺的翻譯家傅雷也曾是《觀察》的撰稿人。他寫給自己孩子的信,無疑是自發的、真誠的,沒有政治壓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書中,雖然多數是談藝術、談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談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的內容。他主動給傅聰寄去五年計劃的各種文件和一本關於《農業發展綱要》的小冊子,其態度的虔誠令人感動。他還動情地說:「我很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分子的缺點等等。政府既然已經作了這樣大的努力幫助我們,我們自當加倍努力來配合政府。」1 
  無法懷疑傅雷的這種感受。還有另一種錯覺,傅雷對毛澤東1957年春天講話的評價是:「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傅雷認為「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然而就是這位令傅雷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出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號令,傅雷便在其中。 
  復刊後的《新觀察》在表面形式上,雖然還留有往日《觀察》的印跡,但差異是非常明顯的。第一,往日《觀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單被取消了。第二,環繞《觀察》刊徽周圍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獨立),Non-Party(無黨派),The Observer(觀察)沒有了,只剩下圖案。第三,《觀察》每期重複聲明的本刊傳統:「只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詞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同時,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在《新觀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編「儲安平」的名字。 
  復刊後的《觀察》沒有復刊詞,只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的本社同人文章。從這篇文章的文字、風格、敘事方式上看,出自儲安平手筆無疑。 
  文章說:學習改造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的工作,我們現在還剛剛開始第一步。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檢查自己過去的工作。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裡的。我們只批評了將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解剖揭發蔣介石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雖然我們是一片赤心地愛著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好,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的階段,不能把一切外國區分敵友,分別看待。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地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著反動的國民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致我們在客觀上不知覺地好像自居於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   
  第五節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心態(2)   
  復刊後的《觀察》已失去往日鋒芒,對於不同意見也不敢大膽地刊載了。對於復刊後的《觀察》,當時的讀者也有尖銳的批評,這種批評被《觀察》的編者們小心翼翼地在一則《編者簡復》的回答中傳達出來,信的讀者署名「無名氏」,寄自天津。他痛罵《觀察》「一面倒」,對於復刊後的《觀察》,他「完全失望」。對於這位「無名氏」的意見,《觀察》編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希望他理智地全盤地考慮我們國家的問題。我們必須拋掉自己一切的成見,坐下冷靜地來檢查一下自己過去的認識,我希望他不要專門想到自己一個人,自己一個小圈圈,自己的一個階級的既得利益;我們應該想一想一般的勞苦工農大眾,他們過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腳底下。他們現在是翻身了,他們是應該翻身的。至於在這過渡時期內,一切的缺點和困難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該根據一時的缺點懷疑這次革命的意義。」1 
  復刊後的《觀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第五章《觀察》撰稿人的命運   
  第一節 關於「《觀察》撰稿人」   
  「《觀察》撰稿人」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經給《觀察》寫過文章的人,而是從《觀察》創刊號上起,一直列在《觀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對「《觀察》撰稿人」,1947年初,《觀察》出滿第24期後,儲安平曾寫過一篇題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的文章,儲安平談到編輯部的籌備工作時,對於「《觀察》撰稿人」有一段詳細論述:1我們擬了一張「擬約稿人名單」,分別函洽。函洽時,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緣起,二、擬約稿人名單,三、擬就之覆信。函附「擬約稿人名單」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於考慮允任或不允任時,獲得一種參考材料。擬就之覆信,則請收信人在「遵約擔任」或「不克擔任」上做一符號,可免另寫覆信之煩。但是我們認為單單這三種印件還不能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大都另外附有私人親筆的函信,以最大的熱忱,要求允諾,共同為國家的福利努力。擬約的撰稿人原不止於那張名單上的幾十位,但因我們對於撰稿人負有贈閱刊物的義務,所以不能不竭力縮減。在那張擬就的名單上,有一小部分仍未發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接洽的許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復函「不克擔任」,有8位先生迄無覆信(各信託人轉致,是否轉到,不明)。其餘大都函復「遵約擔任」,併除寄回印就的復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勵我們。有許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允諾就將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為「特約撰稿人」,我們深不以此種態度為然,故凡非確實函允擔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我們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發生更關切的感情。現以第一卷而論,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給本刊寫過文章。 
  從儲安平的論述中,對於「《觀察》撰稿人」可以作這樣的評價。這是一批自覺自願結合在一起的人,雖然沒有任何組織聯繫,但在精神和道義上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這批人能夠自覺地聚集在一個普通刊物周圍,說明當時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在「五四」運動之後,依然沒有絕跡,他們並沒有因為多年頻繁的戰亂和各種波折放棄對自由主義理想的追求。第三,《觀察》辦刊宗旨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用儲安平的話說:「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是要對國是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絕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無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只是眾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實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瞭解」。1今天雖然見不到《觀察》籌備期間,儲安平寄給撰稿人的「緣起」,但從《觀察》所明確宣揚的辦刊宗旨和後來所努力實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當時的撰稿人,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支持名氣並不很大的儲安平的,這種支持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自覺聯合。 
  「《觀察》撰稿人」對政治都是關心的,但他們願以知識分子超然的態度來關心政治,並不願意捲進具體的政治鬥爭的漩渦中,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悲慘遭遇並不能理解成是他們的幼稚和不切實際,這裡有一個基本的區分標準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以知識分子的方式傳播自由思想,並不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對自由主義的誤解,並不因為這種思想本身的價值難以理解,而在於這種思想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環境中顯得不合時宜。 
  林毓生、格裡德都曾對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進行過詳細考察,但他們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義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而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況。他們過分注意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能否生長和這種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而沒有注意到為什麼自由主義思想雖然在中國從來沒有得到過長時間自由生長的機會,這種思想一直沒有從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為影響了一代代知識分子的重要思想來源。21949年以後,雖然這種自由主義思想被壓制了,但只要有機會,就會發現它的巨大影響力。1957年反右之前,當年《觀察》的撰稿人幾乎都有自覺的表現。1966年文革之後,雖然經歷了將近10年文化專制主義禁錮,但在1978以來,在20年間歷次運動中一大批知識分子的表現,無不帶有自由主義者的氣質。無論是儲安平,還是《觀察》的撰稿人,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當時對於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   
  第二節 儲安平、徐鑄成的交往   
  儲安平在關於《觀察》撰稿人的情況中,提到的「不克擔任」的撰稿人,就是《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對於這件事,戴晴曾寫道:「1988年,筆者就此節直接請教徐鑄成先生,這位年屆八旬的前輩報人清楚地記得這件事:『我那時可是有點左傾幼稚病,認為他搞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幫國民黨的忙,最後終會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沒有回他的信。當時就是那麼一種邏輯。後來三報被封,大公報落井下石,只有兩個人站出來說話,一是密勒氏評論報的John Powell,一是《觀察》的儲安平。』」1 
  徐鑄成在《我的同鄉》裡說:「我和他第一次見面,還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藍田國立師院任教,兼為附近一報社寫社論,道出桂林,曾來訪晤。1945年他和吳世昌在渝創刊《觀察》(應為《客觀》),抗戰勝利後移滬出版,曾邀我擔任特約撰述。我不同意他們標榜的第三條道路,未予答覆。1947年,上海《文匯報》及《聯合晚報》、《新民報》同被國民黨封閉。第二天,一位所謂『輿論權威』,在某報寫一短評,題為『保障正當輿論』,大意說,三報已封閉了,希望政府今後切實保障輿論。含沙射影,似指我們是『不正當』是為『共黨張目』的。當時站出來憤憤不平的,據我所知,一是《密靳氏評論報》,說中國兩張權威報紙,一是中間偏左,一是中間偏右,應該配合前進,不該相互攻擊,更不該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儲安平,他寫了一篇長文,說徐鑄成雖是我同鄉,而為人極傲慢,《觀察》請他當特約撰述,他一字不復,儘管這樣,我們對於《文匯報》等遭到某報的暗算,不能不憤怒,實在太不符合新聞道德了……」1 
  徐鑄成對於此事的說法大體沒錯,但由於是多年後的回憶也難免有不確切的地方。當時的情況是儲安平在《觀察》上寫了一篇題為《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示的態度》。儲安平在文章的最後說:「我和聯合晚報的同人,一個都不認識,甚至連他們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報的高級負責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雖然同在一地,我和他們已有整整8個月未見過面。文匯報的總主筆徐鑄成先生前後見過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寫過兩封信給徐先生,但是徐先生為人傲慢,吝賜一復。獨獨大公報裡面,我的朋友最多。單說在大公報編輯部服務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們今日所檢討的問題,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問題。我們今日從政也好,論政也好,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開。這就是今日我們需要鍛煉自己的地方。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於這十里洋場之日,我們仍就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為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2 
  當年儲安平請徐鑄成做《觀察》的撰稿人,徐鑄成「不克擔任」,兩人最終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儲安平作為《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由於放言「黨天下」,而最終結束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生涯。而徐鑄成也由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成為右派,所幸徐鑄成的命運比儲安平要好,雖然經歷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後還有一個安好的晚年。比較1957年儲安平被迫寫的檢討《向人民投降》和徐鑄成的檢討《我的反黨罪行》,雖然都出於無奈,但即使在這種類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兩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別。   
  第三節《觀察》撰稿人的三種類型(1)   
  儲安平、費孝通和錢鍾書大體代表了《觀察》撰稿人中的三種類型,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他們三人都是有專業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之外,尚能對社會進步投入一部分熱情,這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徵。不過他們關心政治的方式卻有很大區別,這種區別可能來自於三個人各自性格和興趣的不同,但也與他們每個人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和評價不同。 
  《觀察》撰稿人中有這樣三種人: 
  一是企圖通過自己辦報辦刊來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專業之外對政治懷有濃厚興趣並試圖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扮演某種角色的人。 
  三是對政治完全看透而鍾情於學術的人。 
  第一種人常常以自己所認定的政治理想為追求目標,用自己的思想影響政府,但又不願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渦中去,他們所信奉的影響政治的方法,用傅斯年的說法是:「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1儲安平屬於這一種人。 
  第二種人是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人,他們不如第一種人超然,如果有機會,他們願意參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團中去。費孝通屬這類人。 
  第三種人是看透政治並厭惡政治,他們對於政治絕非不關心,但這種關心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完全退入內心,對政治冷眼旁觀;一種是把對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選擇的專業中。錢鍾書就屬這類人。 
  儲安平、費孝通和錢鍾書同年。在《觀察》時期,都曾和儲安平有過一定的交往。在《觀察》近3年的歷史中,費孝通是發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鄉土中國》、《鄉土重建》都是作為《觀察》叢書出版的,僅署真名的就有34篇。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專業之外,不是關於社會學的專門研究,而是關於中國政治、時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紹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的。費孝通後來曾回憶道:「《觀察》是日本投降後到解放前這一段內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論壇。知識分子就是好議論。《觀察》及時提供了論壇,一時風行全國。現在五六十歲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曾是《觀察》的讀者。當時我年華方茂,剛身受反動勢力的迫害,豈肯默默而息。於是仰首伸眉,振筆疾書,幾乎每期《觀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 
  費孝通對政治卻一直抱有熱情,在學生時代受其兄長費青的影響,很早就參加過政治運動,他曾經試圖退入純粹的學術專業中去,但對政治的熱情又總把他從專業中分離出去,他曾說過:「兩年以後我對國家的關心又復活了,我不再僅僅滿足於幫助個人,治療身體上的疾病這個目標。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2 
  費孝通年輕時形成的對政治的熱情,一直持續到今日。對於費孝通來說,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轉折。在1949年以前,作為社會學家的他,在李公樸被暗殺後,面對白色恐怖,他敢於在報上公開發表聲明,認為:「李公樸的血是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是最後勝利的前兆」。在1957年,費孝通能寫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樣的文章。他在1980年復出之後,雖然仍能在他的文章中感到一顆知識分子跳動的心靈,但卻很難再讀到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那樣的文章了。作為一個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他更有資格、更有機會放言國是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費孝通的影響卻不如他年輕的時候。他曾說過:「四十年代後期是寫作上第一個豐收期,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在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費孝通成為新時代學者從政的一個典型。 
  在《觀察》時期,錢鍾書一共給《觀察》寫過5篇文章,其中還包括他給儲安平的一封信。這4篇文章的題目是:《說「回家」》、《補評英文新字詞典》、《遊歷者的眼睛》和《雜言———關於著作的》。 
  從題目上可以看出這些文章遠離政治隨筆。儲安平早就認為:「錢鍾書先生,若把各種條件總加起來,他是中國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學的人。他造詣的廣博精深,允為同儕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風采,別具一格。」1 
  錢鍾書在《觀察》上只寫了幾篇簡短學術隨筆,他對政治的態度和他對政治特有的迴避方式,常使人想到《圍城》。抗戰結束以後,有多少作家在為國家和民族命運憂慮重重,而錢鍾書卻能夠在他的書中把這一切都消解在永恆的日常人生主題中。當有人問到錢鍾書:在抗戰末期,錢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同是上海紅極一時的作家時,錢鍾書連忙說:「我不如她。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我是一個比較retired person(閉門不管天下事的人)。」2 
  在《觀察》撰稿人中,錢鍾書對政治的看法非常獨特,這種獨特是在迴避政治中得到體現的。錢鍾書對政治有自己更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記·小引》中,他寫道:「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裡,如同在歷次運動裡,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裡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怯懦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籐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於心」。3錢鍾書對於災難的評價依然如此平靜,這符合他的一貫性格。錢鍾書在當代為人廣泛尊敬,除了他在專業上的巨大成就外,錢鍾書是一個真正超然物外的學人,凡是瞭解歷史的人,都很難在任何一個歷史的波動中找出錢鍾書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種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   
  第三節《觀察》撰稿人的三種類型(2)   
  儲安平、費孝通和錢鍾書同為江蘇人,都受過比較嚴格的傳統教育和完整的大學教育,又都曾留學歐美。儲安平熱衷於政治,以辦《觀察》達到人生最輝煌的時候,以接任《光明日報》總編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儲安平是執著的,對自由主義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推上了歷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幾乎所有的「右派」言論中,儲安平的言論最為人熟悉,也最有悲劇色彩。   
  第四節《觀察》撰稿人簡況   
  第一、從《觀察》撰稿人的年齡結構上看,大體有兩個年齡段,第一個是以胡適、馬寅初、許德衍、任鴻雋、傅斯年、張東蓀、蕭公權、馮友蘭、胡先驌等一批19世紀末出生的,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約占《觀察》撰稿人的10%左右。在《觀察》時期除個別人外,這批人不是最活躍的。 
  第二、《觀察》撰稿人主要是20世紀初出生的人,具體時間約為1900~1910年前後。作為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40年代最為活躍,因為從年齡上看這個階段出生的人,在當時都在50歲以下,其中多數人是不滿40歲,無論在專業、思想還是勇氣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齡時期。 
  第三、從《觀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們都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範圍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 
  第四、從留學背景看,《觀察》撰稿人除個別人是留日的以外(約有3人) ,其餘都是留學歐美的。 
  第五、從《觀察》撰稿人的職業分佈看,除了個別人為政府官員如陳之邁、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當時名牌大學的教授。從專業分佈看除任鴻雋、戴文賽、胡先驌、曾昭掄等少數從事自然科學外,多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其中尤其以從事經濟、法學、社會學、新聞和文學的為多。 
  第六、1949年以後,《觀察》撰稿人中約有十人離開大陸先後到了美國和台灣,其中絕大多數人留在了大陸。如果從個人生活的基本情況看,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有離開大陸的條件,但他們沒有離開。《觀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楊剛、徐盈、李純青和范長江這樣的共產黨人,但多數是無黨派人士。 
  第七、1957年夏天,《觀察》撰稿人中的多數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66年,《觀察》撰稿人中的許多人像傅雷、儲安平、潘光旦、曾昭掄等就已先後離世。   
  儲安平著作單行本目錄   
  儲安平編《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政論集),新月書店,1931年,上海。 
  儲安平著《說謊者》(小說集),1936年,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上海。 
  儲安平著《給弟弟們的信》(散文集),1936年,開明書店,北平。 
  儲安平著《英國與印度》(專著),1943年,科學書店,桂林。 
  儲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國人》(專著),上海觀察社,1948年,上海。 
  儲安平著《英國采風錄》(專著),上海觀察社,1948年,上海。 
  儲安平著《瑪納斯河墾區》(散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北京。 
  儲安平著《新疆新面貌》(散文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北京。 
  批判儲安平言論專集目錄 
  《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光明日報社印刷,1957年,北京。 
  《〈觀察〉儲安平言論選》,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工人日報社印刷,1957年,北京。 
  《批判光明日報參考資料》,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光明日報社印刷,1957年,北京。   
  後 記   
  這本小書是我在1993年完成的。其中的主要部分曾收入《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這次單獨印出,我在原稿基礎上作了較多刪除(主要是個人色彩較濃的議論)。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國內關於《觀察》週刊的研究還很少,材料也不易得到。過了十幾年,相關的研究已很豐富。作為較早對這本週刊的研究,這本小書曾起過一點作用。今天單獨印出,更多具有的是紀念意義和在材料方面的線索。 
  感謝韓勃兄的關照,是他在十幾年後還記得我曾做過這方面的研究,給了我這次難得的機會。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所長,為我提供了一年在北京訪學的機會,使我有較多時間修改這本舊作,感激之情難以言說。友情比書重。 
  作 者 
  2005年5月19日於北京訪學期間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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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與《觀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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