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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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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序(1)

    《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挖掘參議員約翰·克裡的一切生活和歷史紀錄,他的參選班子對記者似乎沒完沒了的追問、採訪、挖掘惱火不已。記者本應該跟蹤報道2003年6月的競選進程,可是就在記者準備開始對他們掌握的許多不為人知的敏感事情再次查證時,他的競選班子似乎被徹底惹翻了。    
    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瞭解約翰·克裡——民主黨人最看好的、有望獲得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三天之內,七部採訪系列的第一部刊登了出來,克裡的競選助理吉姆·喬丹顯然已經收到了我們許多信件。喬丹似乎火冒三丈,認為我們沒有實事求是,稱我們為騙子。    
    喬丹:越來越明顯,你們的描述毫不真實。新聞界很早以前就對總統候選人評頭品足,極盡挖掘杜撰之能事,但我們還是希望會友好相處。然而,從你們的報道來看,那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客觀的成長記錄,相反,是一部搜集了眾多瑕疵和爭議的記錄。    
    我的反應:噢,請不要如此武斷。你為何不讀完它再下結論呢?如果你覺得它確實失實,你再抱怨也不遲,但不要僅憑你對新聞界的壞印象就武斷地對此書下結論。你一個字也沒有讀,你認為很明顯的東西對我這個已經通讀全書的人來說卻並不明顯。    
    喬丹:因為沒有什麼比挖掘已經發生的故事更愚蠢了。很抱歉,我過於苛刻。當然我們還沒有通讀全文,但我們每天都在接受採訪,足足六個月了,對我來說,該書的內容已經毫無神秘可言。而且,越來越顯而易見,儘管你兩個月前保證如實報道,但你仍然用推測而不是紀實的口吻記述一切。你們根本沒有記述表面事實,你們的任何疑問都沒有價值,任何解釋都不令人信服。你們在先入為主的觀念下企圖揭露不存在的醜聞。你們用政治鏡頭來看待一切事情……    
    序克裡 傳我真希望我沒有聽過這些話。喬丹(於11月被克裡解雇,當時其競選舉步維艱)大部分都錯了,但在重要的一點上他是對的。說他錯,是因為《波士頓環球報》的七部分系列採訪報道是完全屬實的,克裡的競選班子後來也承認了這一點。說他對,是因為我們確實沒有簡單地只記述表面事實,我們核實了每一句結論。我們從未臆測杜撰任何事情。我們查找了詳盡的記錄和資料。約翰·克裡正在為爭取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地位而努力,而《波士頓環球報》則努力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描述他。    
    2002年12月,《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和政治記者開始考慮為克裡立傳的必要性。為獲取民主黨黨內提名,他已經募集了比任何其他候選人都多的選舉基金。在早期的民意測驗中他也遙遙領先。我們那時就決定應該為任何想更多地瞭解克裡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為此我們開始了艱苦的資料搜尋工作。    
    毫無疑問,我們報社有些人持懷疑態度。他們懷疑我們是否能找到足夠的資料。我們的資料室裡有不少克裡的故事,大家都被這個在1972年進入政界並在參議院工作20年的馬薩諸塞參議員深深吸引住了。不過,我們的胃口不止於此,我們還要發掘出更多有關克裡的新信息,從更新的角度瞭解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波士頓環球報》的主要優勢就是我們為了迎接這次挑戰選出了三位記者。每人都曾在克裡的政治生涯中採訪過他,而且每人都有豐富的採訪經驗。他們對採訪對像知之甚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挖掘出大家不知道的故事。按照安排,邁克爾·克拉尼奇負責記錄克裡的早年生活、他的成長以及在越戰時期的經歷。邁克爾·克拉尼奇與參議員克裡算是老相識了,早在1986年他就曾經就石油業稅務問題首次採訪克裡,1987年又就伊朗門事件再次採訪參議員。早在1988年,克拉尼奇曾經作了一個專訪,描寫了克裡如何如何從自由主義政治家轉變成為堅決調查毒品問題的積極分子。「這似乎與他極『左』的形象相距甚遠,」克拉尼奇寫道,「也許這恰恰就是克裡想要的主流可信形象。」    
    傑克·阿洛伊修斯·法雷爾負責克裡在國會工作的經歷,現在他已經轉到了《丹佛郵報》工作。這是法雷爾駕輕就熟的採訪領域,他在1990年剛來到《波士頓環球報》時就開始負責採訪在國會中的馬薩諸塞州代表。從那時起,法雷爾就開始採訪克裡。他記錄了克裡1992年在耶魯大學的演講,該演講中的一些言論在日後北卡羅來納總統競選提名中還困擾著克裡。他還記錄了現在看來是克裡鮮明特徵的一些政治成就,如解決戰俘問題和與越南發展友好親善關係。    
    在我們這個採訪小組中,沒有人比布萊恩·C.穆尼更關注、更瞭解克裡。他早在26年前就認識克裡,並在這段期間持續報道他。他們第一次接觸是在1977年,當時克裡還是米德爾塞克斯縣地方檢察院第一助理檢察官,穆尼則是《每日信報》初出茅廬的記者。從那時起,他就為《洛厄爾太陽報》、《波士頓先驅報》和《波士頓環球報》采寫克裡競選的新聞。穆尼的任務是采寫約翰·克裡最不受人重視的那段生活——在檢察院作為公訴人的工作,任副州長期間居無定所、到處借宿,以及他在私人部門擔任律師那段相對藉藉無名的日子。穆尼還負責調查克裡在馬薩諸塞的政治關係以及競選活動。    
    儘管關於克裡的故事已經寫過很多,但我們的調查還是帶來一些驚人的發現。在奧地利系譜學者克拉尼奇的幫助下,我們發現了克裡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世——他的祖父是猶太人,以及為何1921年在波士頓中心的科普利廣場飯店的洗手間裡自殺。    
    隨後,在整理克裡從越南回國後的那段經歷時,克拉尼奇又發現了先前一直沒有公佈的錄音帶,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錄音帶中把這個年輕的反戰領袖評價為「某種程度上是個騙子」,儘管他在越南戰功顯赫。穆尼還查閱了之前記者沒有注意到的一些卷宗和記錄。他用極大的耐心仔細查閱了克裡在馬薩諸塞任副州長時那段厲行節約的短暫時期的一些記錄。穆尼第一個發現克裡在任時期奇怪的稅收保護政策給他帶來的好處,但克裡放棄了一筆回扣,擔心會給他正在準備的參議員競選帶來麻煩。    
    他們一點一點地搜集了最完整的資料,從中我們可以全面地瞭解這個將可能成為總統的人。參與報道這場總統大選的新聞記者都認為這一系列報道值得一讀。    
    


關於本書序(2)

    這一系列報道的準確性和敘述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尼娜·J.伊斯頓嚴格、細緻的編輯,她是《波士頓環球報》駐華盛頓D.C.的代表。伊斯頓因為她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傑出報道而被邀請編輯這一系列。作為90年代《洛杉磯時代雜誌》的獲獎作家,這份工作對她來說可謂駕輕就熟。在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伊斯頓的書,她在書中指出正在上升的保守派一代成為支持喬治·W.布什(小布什)的中堅力量。在評論她的書《五人幫:保守統治中心的領袖們》(Gang of Five: Leader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時,《華盛頓郵報》說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新意地、更入木三分地、更幽默詼諧地」描述了後裡根時代的保守主義。伊斯頓主要負責本書克裡的立法報告等部分。    
    像其他報社一樣,《波士頓環球報》系列報道和這本書都凝聚了許多人的心血。這一系列的編輯包括副常務編輯約翰·亞瑪;國內編輯肯尼思·庫珀;帕特裡克·希利,他全程跟蹤報道了克裡的預選,為競選總統這一章提供了大量素材;還有格倫·約翰遜,他報道了克裡的候選資格的早期階段。理查德·彭寧頓的調查研究也為本書做出了巨大貢獻。    
    《波士頓環球報》已經刊登了七部系列報道,但記者還有更多有關克裡的故事要講述,因此在2003年夏刊登的一系列報道基礎上,擴展而成此書。    
    在今年的總統競選中,即使是克裡最親近的同盟也沮喪地發現克裡並不善於表露自己的生活,這樣選民就更難瞭解他了。而這本書及報紙上的後續系列則會幫助選民瞭解一個真正的約翰·克裡。從各個方面來看,他是一個複雜的人。毫無疑問,他的生活也是複雜的、充滿迷惑力的。    
    如果一份報紙盡了本職去報道政治,那麼它與政治領導人的關係一定是緊張的。阿諛奉承不是我們報人的職責。作為公眾的監督人才是我們的天職。政客們從他們的角度看,總是把我們的監督當做是中傷和詆毀,認為我們筆下的一切都是歪曲和捏造。    
    《波士頓環球報》與約翰·克裡的關係一同經歷了很多考驗,他並不經常覺得——直接或通過代言人表達出來——記者的圈套就在等著他。要公正地評估自己與克裡的關係,《波士頓環球報》並不處在理想的位置上,但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人的觀察來客觀估價我們與克裡的關係。2002年12月,《紐約客》的一篇人物評述文章略微談到了《波士頓環球報》對克裡的態度,喬·克萊恩覺得報社對他的態度有些不夠友好。「我們這些年對他確實相當不友好。」前《波士頓環球報》政治作家馬丁·諾蘭對克萊恩說。在克萊恩眼裡,諾蘭是個「從《波士頓環球報》剛剛退休的、占報社大多數的愛爾蘭人中的一員,是個相當穩定可靠的政治記者」。    
    克萊恩提到在1984年採訪克裡角逐民主黨內參議員提名時克裡的尷尬,當時他認為《波士頓環球報》支持他的對手——來自勞倫斯的眾議員詹姆斯·香農。V.詹韋時任《波士頓環球報》編輯,他告訴克萊恩:「他(克裡)想知道我們為何對他如此不友好。我提醒他薩姆·雷伯恩的經典政治分類。我說:『約翰,有埋頭苦幹的役馬,也有毛色光鮮參加評比的馬,我想我們認為你屬於後者吧。』」    
    在1996年競選參議員時,克裡要面對強勁的對手——馬薩諸塞州州長威廉·威爾德。「一頭亂蓬蓬的草莓髮型和尖刻的諷刺話語,」克萊恩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威爾德看起來像個榮譽愛爾蘭人,注定會受到《波士頓環球報》熱愛浪漫色彩的記者們的喜愛。」    
    《紐約時報》的R.W.阿普爾在2003年12月報道,克裡和其他人將在新罕布什爾州競選前期的失利「歸咎於《波士頓環球報》的負面報道和其他早期組織缺陷」。蒂姆·諾亞根據報紙上的「隻言片語」給出了他對《波士頓環球報》顯然不科學的看法:「新聞版面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守新聞業客觀報道的行業規矩——但新聞采編室內的觀點和態度是永遠都不會統一的——雖然如此,《波士頓環球報》對克裡的態度卻一成不變。」是的,正如諾亞指出的,《波士頓環球報》在社論版面始終如一地支持克裡。《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董事(editorial board)獨立掌管新聞部門,他在1984年就在參議員競選中支持克裡,1990年、1996年和2002年也繼續支持克裡。只有在1984年的參議員民主黨預選中,《波士頓環球報》才支持了克裡的對手。    
    當《波士頓環球報》在2004年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預選中支持克裡時,編輯董事簡要總結了這些年來他對克裡的印象,說克裡「自從1977年第一次在米德爾塞克斯縣擔任第一助理檢察官時就激發我們,讓我們難以忘懷,有時還會激怒我們」。    
    新聞工作者早已熟悉了政客們對他們採訪的不滿,尤其那些覬覦總統位子的競選人更是厭煩身邊無時不在的記者們。所以,在這場角逐總統的激烈競賽中,克裡的競選助理吉姆·喬丹等人對我們這一系列報道的不滿也就情有可原了。我們《波士頓環球報》對克裡和其他總統候選人的競選報道都是全面的。我們堅持對克裡和他的對手們的採訪是毫無偏頗的。    
    美國廣播公司的政治報道部門在每日在線的時事通訊中,稱讚我們對克裡的採訪是「突破性的傳記系列」。    
    為了把《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系列採訪擴展成一本書,我們的記者們做了更多的調查。2月,他們請求克裡給予更多的採訪時間,這樣克裡可以就他們發現的一些新信息給予證實和評價。根據我們的請求,克裡的競選助理瑪麗·貝絲·卡希爾說參議員已經為我們報社的一系列採訪「留出了十多個小時的採訪時間和無數準備採訪時間」。她還說競選班子成員都花費了「數百小時來支持《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計劃」,還「努力回答出《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們提出的所有問題,即使是那些小紙條上的臨時問題」。可是卡希爾最後說,在白熱化的全國競選中期階段,在民主黨內的對手和布什白宮的攻擊下,克裡沒有任何空暇坐下來接受更多的採訪。    
    「數十年以來,」卡希爾回絕我們時寫道,「《波士頓環球報》對參議員克裡的報道體現了該報的公正性和高度準確性。去年刊登的一系列突破性報道和其中的許多新發現更是讓這種良好品質達到頂峰……」卡希爾信中的語氣顯然與去年夏天她的前任吉姆·喬丹充斥著謾罵與斥責的電子郵件截然不同。可是最後,克裡的競選班子還是拒絕了我們繼續採訪的要求。    
    我們更希望參議員克裡能給我們更多的機會和他坐下來講述他的故事。選民們有權更好地瞭解任何一個渴望成為總統的人。我們希望,這本內容翔實、記述客觀、資料可靠的傳記能夠幫助選民達到這個目的。    
    馬丁·拜倫    
    波士頓環球報    
    2003年3月    
    


關於本書引言(1)

    2004年1月27日,隨著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中的勝利,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約翰·F.克裡在愛達荷州預備會議中再次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成為當代美國競選政治中最為波瀾壯闊的轉折之一。就在幾個星期之前,佛蒙特州前州長霍華德·迪安還明顯遙遙領先,當時克裡的支持率在九位民主黨候選人中大約處於中間位置,政府內部人士甚至還打賭猜測克裡何時會退出競選。克裡的總統競選活動一度被人們看好,預計會打敗其他的挑戰者,但卻由於競選班子內部分歧而漏洞百出。作為一名總統候選人,克裡被批評為態度傲慢,立場不鮮明,尤其是在全國上下意見最不一致的伊拉克戰爭問題上觀點模糊。    
    但是,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勝利以後,政治評論機構對這位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態度急轉——從失望轉變為熱烈擁護,並稱讚他是11月份與共和黨總統喬治·W.布什一決勝負的理想對手。保守派喬治·威爾稱讚他的「陽剛之氣」(「騎著哈雷摩托車,帶著獵槍捕捉愛達荷的野雞,在新罕布什爾打曲棍球。」),而開明的哈羅德·邁耶森聲稱他是「自比爾·克林頓下台以來最有魄力的政治家」。    
    「他不是善於表達親善友好的那類人,但是在那瘦削的身軀裡似乎有一種鋼鐵般的意志,從而使他走出混沌狀態,贏得前兩輪民主黨角逐的勝利。」自由主義專欄作家理查德·科恩鄭重說道。    
    「他沒有犯下很多錯誤。」保守派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堅持說道。    
    誰有可能成為2004年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他會是什麼樣的政治領導人?約翰·克裡的大致生活經歷已為人們所熟知:戰功卓著的越南老兵,隨後——儘管不太可能——卻成為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反戰領袖。他今年60歲,身材瘦長,喜歡高速的風箏衝浪、風帆衝浪、飛行、騎摩托車尋求風險刺激。作為一名參議員,他和另一位更有名的同僚泰德·肯尼迪截然不同,後者是有名的立法者,而克裡恰恰相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贏得了調查人和外交政策專家的榮譽。    
    但是,除了這個輪廓以外,克裡在公眾的印象裡似乎是個謎一般的人物,這主要是因為本書裡記載的那樣複雜而又迷人的個人經歷和職業生涯。就批評家看來,克裡是個冷漠而沒有核心見解的政客。他的個人經歷往往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從地理上看來,克裡漂泊不定,沒有固定居所。他不是來自馬薩諸塞州附近地區。確切地說,他的青年時代遍佈兩大洲的很多城市,他只是在他所稱做家鄉的州里生活了幾年而已。他享有顯赫的姓氏,但是家庭生活卻不是那麼親密無間、適於成長。在他孩提時代,他就被送到瑞士和新英格蘭的寄宿學校長達七年。    
    克裡對自己的少年時代耿耿於懷。「我總是在離開,總是在跟人們說再見。」在2003年《波士頓環球報》的一次採訪中,他這樣說道,「這樣你就變得堅強。沒有永恆,也沒有根基。」2001年,深受人們愛戴的南波士頓國會議員小約瑟夫·莫克利因為白血病奄奄一息,2000名波士頓人集會對他表示祝福和敬意。在這次集會中,來自南部的國家參議員威廉·M.巴爾傑描述了和睦友好的鄰近地區以及對莫克利的養育。    
    接著克裡說道:「當我聽他談到在那個社區學到的經驗教訓時,我感到一陣心痛。因為我很遺憾自己不能和人們分享那種鄰里關係。我過去不知道有這樣的鄰里關係。我爸爸做外交工作。我們經常搬家。」    
    在任何地方,克裡都處於這樣一種社會環境:擁有財富和特權的貴族圈子,說著流利的法語,舉止完美無瑕。作為一個年輕人,比爾·克林頓會因為在一次男孩夏令營(Boys Nation Outing)中有幸和約翰·F.肯尼迪握手而驚喜萬分;相反,年輕的約翰·克裡卻和肯尼迪的夫人傑奎琳·肯尼迪同父異母的妹妹約會,並曾經和掌權的約翰·F.肯尼迪一同航行至納拉甘西特灣。但是,克裡也不完全屬於這個精英世界。他的父親在政府工作的薪水,再加上他時時困窘的財政狀況,讓他更加植根於新英格蘭統治階層的郊區民眾中。這個在貴族預科學校接受教育的男孩沒有花費太多的金錢就長大成為一名紳士,就好像是你在簡·奧斯汀小說裡發現的沒有土地的貴族一樣。克裡娶了富有的妻子,她的資產淨值遠遠超過了他自己的。    
    克裡在政治上的發展同樣也很複雜。當他從耶魯畢業的時候,他代表班級的演講暗示越南戰爭是「過度干涉主義」,但是他卻像他的朋友們一樣,像他的英雄偶像約翰·F.肯尼迪那樣,應徵入伍成為一名軍官。他希望避免戰爭,但卻陷入戰爭的漩渦之中,還由於在槍林彈雨中的英勇表現而得到榮譽。在經歷了好友的死亡以及目睹了美軍對待越南平民的暴行的雙重打擊之下,他離開戰場,回國以後成為反戰積極分子。他在國會中質問立法者的話——「你怎麼能要求一個人堅持到最後,為一個錯誤而死呢?」——為他的反戰事業做出了有力的辯護。他也譴責美國士兵犯下的暴行;而越南老兵,包括他以前的戰友,卻在這場讓克裡全國知名的反戰運動中感覺到克裡的出賣。    
    


關於本書引言(2)

    「越南是一個教訓,」克裡在2003年對《波士頓環球報》說道,「對我來說已經過去了。它可以引導我但不能操縱我。你必須繼續前進,我很久以前就這樣了。但是,我得到的教訓非常有價值。我喜歡那些教訓。我喜歡戰爭中的友誼和那樣的經歷。雖然也有不利的方面,但這是非常特別的學習經歷。」    
    對於克裡來說,這場戰爭是「極好的領導藝術課程,一次非常棒的人際關係課程。想想看,船上六個男人幫助一位越南婦女接生胎位倒置的孩子,而且還要匆忙解決掉三分鐘前還試圖擊斃你的一個人,然後讓一切恢復原樣。這種生命中的經歷會讓你念念不忘」。    
    克裡是作為「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分子去越南的。責任,榮譽,這都是肯尼迪號召年輕人應該做的。僅僅24個月之後,他就回到了因為反戰人士、城市暴動、羅伯特·F.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嬉皮士的出現而動盪不安的社會裡。就像他的同伴一樣,他不是凱旋,也沒有人們的夾道歡迎,而是回到了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裡。他回來的時候,對於朋友的死訊、對於寬恕在越南叢林中射殺平民的士兵的美國軍事政策、對於政府的欺騙和歪曲事實感到非常憤怒。    
    作為一名參議員,克裡在越南的經歷促使他去發現政府的罪行,儘管不能總是成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為促使美國與越南的關係正常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執行這項任務(他會說是他「最後」一次在越南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他聲稱他曾經反對的政府並沒有撒謊或掩蓋事實;在印度支那,美國並沒有像很多家庭和陰謀理論家堅持認為的那樣秘密設有大量的軍人監獄。    
    越戰讓克裡對於戰爭奪去人們生命的最高代價產生了矛盾的看法。他說自己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戰爭中的殘酷景象以及放在運屍袋裡運回國的美國士兵的形象困擾著他,並且影響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對於中美洲以及1991年海灣戰爭中的態度。然而,他也支持美國的軍事干涉行動,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他的批評者們譴責他在越南戰爭以來美國介入的兩場最大的戰爭中立場不鮮明,這兩次戰爭的目標都是伊拉克這一個國家。1991年,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以後,克裡投票反對戰爭,然後又讚揚H.W.布什(老布什)五角大樓發動的速戰速決的軍事行動。2002年,他投票反對戰爭,接著對喬治·W.布什(小布什)五角大樓發動的入侵表示譴責。「我的意思是,我過去支持解除薩達姆·侯賽因的武裝。但是,我不喜歡政府及其外交方式等。」他解釋道。    
    克裡的衝動會帶來怨恨。無論背景如何,約翰·F.克裡總是留下許多爭議。作為一名反戰領袖,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靶子,後者把當時這位27歲的年輕人說成是「偽君子之流」,但是卻擔心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是加裡·特魯多的《杜恩斯比利》(Donnesbury,美國著名的諷刺連環漫畫——譯者注),即他那一代人中頗受爭議的嬉皮士的靶子。該雜誌諷刺他是「了不起的預科生」。在那些和他一起服兵役以及和他一同反戰的越南老兵中間,他或者受到尊敬或者遭到斥責。    
    除了約翰·克裡在公開場合那種貴族舉止、與眾不同的姿態外,他還有另一方面鮮為人知。波士頓前市長雷蒙德·L.弗林從與克裡在20世紀80年代結盟以來,在很長時間裡他們就沒有太多聯繫了。但是,1994年,當弗林在羅馬擔任美國駐梵蒂岡大使期間,克裡獲知弗林的兒子雷因為躁狂抑鬱症而住院治療後多次去看望他。「他會順道停下來,帶著雜誌,和小雷談運動和政治。」老弗林回憶著。同樣,托比·古佐斯基記得克裡1989年在波士頓的貝思以色列醫院他母親的床榻前「度過了很多時間」。當時,托比的母親安·古佐斯基——也是克裡的長期志願者——由於晚期乳腺癌在接受治療。克裡斯·格裡利以前是他的助手,現在是說客。他說1989年他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感受到了老闆的關懷。「在你需要的時候,他伸出的援助之手讓你非常驚喜。」格裡利說。    
    作為馬薩諸塞州的公訴人和華盛頓的參議員,克裡通常表現出一副反抗政治主導風向的投身正義、口齒伶俐的調查人和立法者的樣子。不過,他一直都被冠以政治機會主義分子的名聲,表現為他在1971年把越戰期間的獎章和勳帶扔到五角大樓的圍牆上公開表示對戰爭的抗議,隨後又宣稱這些獎章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個老兵的,從而把這件頗引起爭議的事情搪塞過去。他發表了大膽的宣言,諸如1992年譴責反歧視行動和福利制度,這些在還沒有產生政治效力的時候就被放棄了。近來又對他過去投票贊成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但現在卻因此而譴責布什政府做出辯解,有的時候這種自圓其說就是折磨。後來,克裡又投票反對撥款870億美元用於資助伊拉克重建以及美國在伊拉克的佔據。    
    這些行動是否反映了一位貴族知識分子、一位意識到政策和行動中的細微差別,但有時卻難以向大眾解釋的人的內在矛盾?那些聲明和表決是否反映了這樣一位在戰鬥中受了重傷、眼睜睜看著戰士們在自己的指揮下犧牲,並在以美國的撤退宣告結束的戰爭中失去了五位最好的朋友的人本能的謹慎?一位發言人說,克裡「很自豪自己非常獨立,而且對於因反抗正統思想導致他難以進入政府內部也毫無顧慮」。    
    但是,批評家們把他看做是鎮定自若的政治行家。與很多在主流信仰驅使下仕途順利的人不同,克裡的政治生活一直在不斷尋找問題、關係人以及機會來完成近乎終生的抱負。約翰·福布斯·克裡自從在少年時代看到有著相同的名字首字母(JFK)的戰爭英雄、馬薩諸塞州天主教徒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在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宣誓的時候,就開始關注著白宮的一切。但是,只是在現在,在他60歲的時候,他才準備競選。他持續領導越南老兵反戰組織(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VVAW)約五個月。他28歲的時候第一次參加國會的角逐,結果失敗了,這次失利動搖了他的信心,並在馬薩諸塞州非常排外的政治圈子中永遠留下了投機鑽營的機會主義分子的記號。他在41歲的時候第一次當選為參議員,但卻由於和得了嚴重抑鬱症的妻子離婚,再加上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從而留下了頗不光彩的形象。當他第三次當選為參議員之後,他開始了新的生活,也有了新的妻子特裡薩·海因茨,她的財富估計達6億750萬美元。但在2000年,又出現了其他更加老練的總統競選人。    
    喬治·W.布什在秋天即將面對的對手鬥志旺盛,而且仍然保持著落後時所表現出來的頑強鬥志。克裡從逆境中振作起來,顯示了異常的能力。朋友們說當他在壓力下或是落後的時候狀態最好。2003年,他患上了前列腺癌。當政府機構中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他無法挽救的時候,他痊癒了。    
    在資金籌集方面,他經驗老到,非常有效率。他宣稱拒絕動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作為競選資金,以此限制特別利益集團的金錢的影響。但是,從那些法律事務所、金融機構、電信公司、高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受國會管轄的經濟部門的人們那裡籌募捐款,克裡在這方面是個中翹楚。儘管如此,克裡還是表現得很願意利用他的個人財富——很大程度上歸結於他與特裡薩·海因茨的婚姻而積累的個人財富。(海因茨原本是一位共和黨人士,在2003年宣佈加入民主黨。在體力上,克裡一再鞭策自己,經常做高速運動,測驗自己的運動素質、耐力以及快速反應能力。不過,在他第一次總統競選活動中,那一頭灰白的頭髮非常引人注目。他60歲,比當年比爾·克林頓開始競選總統時大14歲,比喬治·W.布什在2000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大6歲。    
    約翰·克裡和喬治·W.布什都是預科學校畢業生,相隔兩年前後在耶魯學習。他們都屬於集結精英分子的秘密骷髏社的成員。但是,他們之間只有這些方面相似而已。在11月的選舉中,美國的選民們要在持有兩種不同世界觀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候選人之間進行選擇。    
    


關於本書書評

    「如果我是總統……」    
    2004年3月2日,星期二,美國民主黨在加利福尼亞、俄亥俄、佐治亞、紐約、馬裡蘭、馬薩諸塞、羅得島、佛蒙特、康涅狄格和明尼蘇達等十個州進行總統大選的預選,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約翰·F.克裡在這個被稱為「超級星期二」的日子裡一舉贏得九個州的選舉勝利,擊敗他在民主黨內的競爭對手,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將在11月份與現任總統喬治·布什決逐美國第55屆總統。媒體普遍認為,這個又高又瘦、年過60卻酷愛以極速運動來滿足對危險事物的渴望的人極有可能是布什總統謀求連任的「終結者」。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克裡這個名字浮出水面也不過是從去年美國大選的初選開始,此前,普通中國人並不知道這個克裡是何許人物,競有如此鋒芒。這本有關克裡的傳記全面展示了他的身世生平,為人們揭開了這個頗有些傳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的神秘面紗。    
    和許多美國政壇高層一樣,克裡也有著極為顯赫的家世,然而這個顯赫家世卻並不為人所知,甚至連克裡本人都不完全知曉。本書的作者聘請了奧地利的系譜學家費裡克斯·岡戴克對克裡的身世作調查,將其祖上一直追溯到美洲的第一批移民和美國建國時期的功勳人物。書後附錄裡關於克裡祖父的非正常死亡考證嚴謹翔實,讀來饒有趣味。這些身世之迷對於克裡的政治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克裡本人對此也不全知道,以至當作者把這些資料交給克裡本人時,克裡竟然十分吃驚自己的家族事跡。這也使得本書成為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深刻揭示克裡生平且有詳盡史料資源的傳記。    
    耶魯大學可以稱得上是美國總統的搖籃,克裡也是這所大學的畢業生,而且是耶魯大學的神秘精英組織——骷髏會的成員(1966屆),這個排他性的神秘組織一直由美國一些顯赫的家族把持著,每屆會員只有15名。骷髏會經過170多年的自我繁衍,目前已成為在白宮、內閣、參眾兩院、最高法院、中央情報局等部門都掌控著至大權力的「隱形帝國」。克裡在骷髏會的經歷無疑為他步入政壇鋪上了一條寬闊的紅地毯。巧得是,現任總統布什也是骷髏會的成員(1968屆),於是有評論說,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骷髏會的會員之爭。    
    克裡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一個越戰中功勳赫赫的英雄和激烈的反戰人士。在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中,克裡擔任海軍一艘掠行艇的艇長,曾獲得三枚紫心勳章、一枚銀星勳章和一枚銅星勳章。在戰後,又成為最激烈的反戰人士,擔任越南老兵反戰組織(VVAW)的領導人,反思越戰給美國和越南人民帶來的傷害。    
    克裡因功提前從越南戰場返回美國後,開始以激烈的反戰人士身份進入政界,然而一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卻屢受挫折,長達十年的政治「放逐」使他反戰領袖的光環逐漸隱去,從一時的社會明星變為一個藉藉無名的人。十年蟄伏,克裡蓄勢待發。他選擇了法律,考入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成了一名律師,並以此為根基,再次叩響政壇的大門。從馬薩諸塞州的副州長,到聯邦參議院的參議員,克裡開始了向美國權力頂峰前進的行程。這其中,在美國政壇舉足輕重的肯尼迪家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年輕時就瘋狂崇拜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克裡如今得到了肯尼迪兄弟中唯一健在的愛德華·M.肯尼迪的鼎力支持,這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3年,很早就覬覦總統寶座的克裡終於等到了機會——他要謀求美國歷史上第55屆總統。然而,在民主黨內預選過程中,克裡就遇到了強勁的對手,其中既有一致被看好的佛蒙特州州長霍華德·迪安,又有曾任北約最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四星上將韋斯利·克拉克,然而克裡最不可思議的魔力就在於他的絕地反擊技巧,他能在逆境中,特別是希望渺茫的時刻力挽狂瀾,一舉擊敗對手。在這部傳記裡,三位作者真實而生動地描述了克裡如何擊敗對手,展示了他出色的政治競爭策略。    
    取得預選勝利的克裡已經表現出總統的行事風範和講話語氣。「我們或許需要一位新的總統,一些新鮮空氣,來讓其他國家對我們重新建立信心,並以此建立一個可信的政府,決定我們未來前進的道路。」克裡如是說。得知克裡在民主黨勝出,成為自己連任的競爭對手,現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如臨大敵,馬上以「堅強」形象出現在美國民眾面前,以壯聲勢。對於他這位耶魯大學的學長、骷髏會的前輩會友,布什絕不敢掉以輕心。孰勝孰敗,今年11月份的大選會讓全世界人見個分曉。    
    


家族淵源家族淵源(1)

    這裡講述的就是其中一個人的故事。對他的朋友和鄰居而言,弗雷德裡克·A.克裡(Frederick A.Kerry)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盡職的丈夫、慈愛的爸爸,堪稱各方面的模範。他與妻子艾達和三個孩子住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郊區的布魯克林富人區。他們擁有一個風格隨意的三層小樓,距離電車線幾個街區,一位德國移民婦女伊莉斯是家中的傭人,也是他們家庭的一員。他們經常參加地區羅馬天主教堂的活動。    
    美國這個移民之國是在1921年繁榮起來的,當時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傳統中心——歐洲正動盪不安,弗雷德裡克·克裡16年前就離開歐洲,來到了美國,這個日後美國參議員約翰·F.克裡的祖父已經在自由之國掙下了——也失去了——兩份財產。現在他正在為第三份財產奮鬥。    
    體重接近二百磅、身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吋的老克裡是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商人。他曾經幫助改組美國的幾大零售巨頭,一些報紙稱他為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在離開芝加哥後,他又來到波士頓,奮鬥了大約七年。弗雷德裡克·克裡和他的家庭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國社會,在美國這個夢的國度取得了成功。在愛爾蘭人數最多的這個州里,他們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社會生活,甚至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還說克裡是來自愛爾蘭的。    
    然而,表象是靠不住的。在剛來到美國時,在愛麗絲島上對移民局官員陳述或後來在布魯克林的人口普查中,弗雷德裡克一家都沒有隱藏自己的家庭背景:克裡和其家人是奧地利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出生於當時奧匈帝國的一個地區,後來這個地區成為捷克共和國的一部分。奧地利的記錄告訴我們更多的細節:弗雷德裡克·A.克裡出生在一個以制啤酒和制鞋為生的猶太家庭,名字叫弗裡茲·科恩(Fritz Kohn)。關於這個秘密,他顯然不想讓布魯克林的鄰居們得知。    
    據奧地利人口記錄記載,弗裡茲·科恩於1873年5月11日出生在當時奧匈帝國的貝尼施(Bennisch),現在則是捷克共和國的霍爾尼·貝內紹夫(Horni Benesov)。弗裡茲的父親本尼迪克特·科恩據記載是貝尼施的猶太啤酒製造商,母親瑪蒂爾德·弗蘭克爾(Mathilde Frankel)是一個虔誠的猶太商人的女兒。這個小城約有4300人,其中猶太人寥寥無幾,1896年,弗裡茲來到維也納郊區莫德林,他在那裡經營舅舅阿爾弗雷德·弗蘭克爾的鞋廠。    
    弗裡茲·科恩娶了一位來自布達佩斯的猶太女孩艾達·羅維(Ida Luwe),隨後生下兒子艾裡克。當這個家庭逐漸在維也納富裕起來時,一場反猶太運動席捲了維也納。當時基督教社會團體管理著維也納,他們嚴酷地對待猶太人,在各個方面壓迫他們。儘管猶太人享有法定權利,但他們很難甚至不可能在商業和軍事領域獲取高層位置,也幾乎沒有希望成為教師、法官或政府官員。1900年,科恩申請將自己的姓改為克裡。當時的文獻資料顯示如下:    
    弗裡茲·科恩,莫德林的工廠管理者,出生於貝尼施的西裡西亞,享有一切法定公民權利,屬於預備役軍隊一員,申請將姓氏從科恩改為克裡。    
    其一,因為該姓氏是猶太人典型的常見姓氏;    
    其二,因為他認為該名字將暗示他在軍隊中的成功。但是為什麼他選擇了克裡呢?根據其家族後人的敘述,弗裡茲及其家庭成員展開一張地圖,當時弗裡茲閉上眼睛隨意扔了一枝鉛筆,恰好落在了愛爾蘭克裡縣(Kerry County),所以他就這樣選擇了自己的新姓氏。事實上,儘管克裡縣有很多人移民到維也納,但克裡這個姓氏卻很鮮見。這對夫婦隨後就改名為弗雷德裡克·克裡和艾達·克裡。    
    不過要改變命運,改個姓氏可遠遠不夠。1901年10月9日,科恩偕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來到了莫德林的聖奧斯瑪教區,共同受洗成了天主教徒。隨後,又在維也納居住了四年。    
    此時,從維也納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相對較少,大多數猶太人都來自東歐鄉村。不過這個新受洗的基督徒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機遇在大洋彼岸。於是,他偕家人從意大利港口登上Konigen Luise號,於1905年5月18日來到愛麗絲島。弗雷德和妻子、兒子告訴移民局官員他們是奧地利人。隨後他們舉家遷往芝加哥,並在此發跡。克裡在當地黃頁(姓名地址錄)上刊登了一則廣告,宣傳「弗雷德·A.克裡及其員工」的商業咨詢公司,克裡的大名還列於專門記載當地名流的芝加哥藍皮書上。    
    到1915年,克裡夫婦帶著艾裡克和在美國出生的兩個孩子米爾德裡德和理查德(未來參議員克裡的父親)遷往布魯克林。據說,他們在唐寧路10號過著富足的生活。他們宅第內部的院牆圍著精巧的木製鑲板,天花板是由上好的木頭精細地製成的房梁。當克裡夫婦搬進去的時候,房子才剛剛建好,門前有一個長長的前廊,坐在廊下,克裡夫婦可以看見周圍富人鄰居們同樣的豪宅。克裡還購買了一輛凱迪拉克,而且有能力去歐洲旅遊。1921年,美國對移民的態度和制定的移民政策都發生了極大轉變。國會通過了緊急限額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限制進入美國的移民人數。秋天,艾達·克裡帶著理查德和米爾德裡德回到歐洲。艾達此時已經是一位富有的夫人了,據其後代說,她搜集了大量「令人驚愕的銀器」。他們為什麼返回歐洲不為人知,不過1921年10月21日,他們又回到了紐約,然後據說回到了布魯克林家中,與弗雷德團聚。    
    也許旅行途中發生了什麼,也許他們聽到了什麼壞消息,也許這僅僅是一次心血來潮的、感傷的探親,但從隨後發生的事情來看,這個時機卻似乎很不尋常。1921年11月15日,克裡立下了自己的遺囑並歸檔,他將所有的東西都「給我最愛的妻子艾達·克裡,任其永遠自由支配」。    
    八天以後,陰雲低低地壓著天空,天氣陰冷,弗雷德·克裡似乎仍然像平常一樣循著每日的日程,他從布魯克林走了四英里來到位於城中波伊斯頓街(Boylston Street)的辦公室,大概是乘電車。大約中午11:30,克裡來到了久負盛名的科普利廣場飯店(Copley Plaza Hotel),距離他的辦公室僅有一個街區。據記載,這家飯店於1912年開業,由詹韋·哈登伯格(Janeway Hardenbergh)設計,其風格與紐約中央公園飯店一樣。飯店的橢圓形大廳以其天棚的天使著名,是由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畫的。克裡作為當時城中的商業領袖,自然是這裡的常客。    
    但是在11月23日這一天,克裡卻情緒低落,異常絕望。午飯前,許多賓客都在餐廳裡等著就餐。克裡向洗手間走去,從衣袋裡掏出一枝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扣動了扳機。他魁梧的身軀轟然倒下,餐廳裡的人群聽到一聲巨響。    
    弗雷德裡克·克裡死了。    
    


家族淵源家族淵源(2)

    這個死訊成了波士頓許多家報紙的頭版消息,包括《波士頓環球報》、《電訊報》和《波士頓先驅報》。《波士頓環球報》的大字標題說:「於科普利廣場槍擊自己,F.A.克裡,商人,立即死亡。」隨後各家紛紛撰文猜測他自殺的原因。一些文章說克裡一直患有嚴重的哮喘,還有文章推測他自殺可能是因為財政危機。而克裡的死亡報告書上則寫著克裡自殺是由於「暫時的精神錯亂」。《波士頓先驅報》上的一篇文章說:「F.A.克裡在飯店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鞋商由於嚴重的疾病變得虛弱沮喪——他曾經改組了許多百貨公司。」該文章還注意到克裡在自己口袋裡給妻子留了張紙條,其內容沒有被披露。該文章還引用了克裡律師的話,說克裡「一直以來受哮喘的折磨,由於長期失眠導致身體虛弱,精神沮喪,這是他結束生命的惟一原因」。    
    但是克裡的一個孫女南茜·斯托克斯雷格(Nancy Stockslager)稱她知道真實的原因:「祖父掙下了三份財產,可當他即將失去第三份財產時,他再也無法面對了。」    
    這個解釋很合理。一份法院的遺囑檢驗報告聲稱:弗雷德裡克·克裡留下了一輛凱迪拉克,一些衣服,兩股價值200美元的股票,25美元現金和J.L.沃克公司及斯潘塞鞋業製造公司(J.L.Walker Co.and Spencer Shoe Manufacturing Co.)的一些股票——如同廢紙,毫無價值。據報紙報道,克裡的第三份財產就是斯潘塞鞋業製造公司,就像其孫女所說,這份遺囑檢驗記錄也證實他瀕臨破產了。    
    克裡還留下了他摯愛的家庭,包括他最小的兒子——6歲的理查德,他日後成了一位外交官,後來也有了自己的兒子,即參議員約翰·福布斯·克裡。約翰·克裡對祖父的猶太血統和祖父的自殺知之甚少,直到2003年他準備競選美國總統時才得知。事實上,克裡最親近的助手和家庭成員都以為參議員從父親這邊算是愛爾蘭裔,從母親這邊看則是純粹的貴族名流——從他母親這支可以追溯到福布斯家族和溫斯羅普家族。這個結合在馬薩諸塞政界相當有益。1763年,德高望重的約翰·福布斯,也就是參議員約翰·福布斯·克裡母系的祖上,被大英帝國授予要職。這個蘇格蘭人被任命為聖奧古斯丁地區的大臣,該地區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的東佛羅里達的重鎮。在隨後的20年裡,福布斯一直住在佛羅里達,是該州政務會的最高法官。他娶了一位富有的波士頓女人多蘿西·墨裡(Dorothy Murray),她一直住在馬薩諸塞彌爾頓布魯士山(Brush Hill)的自家房產領地裡。    
    隨後,災難降臨了。當美國獨立戰爭席捲新大陸時,福布斯依然對大英帝國忠心耿耿。1783年,發狂的福布斯逃離佛羅里達,回到英國,幾個月後不幸去世。他的死亡似乎是使美國的福布斯家族變化的開端。福布斯三個兒子中的一個——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也回到了英國,這個人正是參議員約翰·福布斯·克裡母系的祖上。老福布斯的另外兩個兒子約翰和拉爾夫留在了美國,對日後馬薩諸塞的變革起了重要作用。約翰是日後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哈佛的同學,後來總統任命約翰為駐阿根廷的大使。拉爾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兒子托馬斯後來在19世紀早期幫助建立了波士頓與中國的貿易。在僅僅50年間,福布斯家族就從大英帝國的忠實臣民變成了美國商人階級的精英。隨著福布斯家族在對華貿易中繁盛起來,其他家族也被吸引到這獲利豐厚的貿易中。弗朗西斯·福布斯,即參議員克裡的曾外祖父,先後在中國和歐洲居住了許多年。他在經商方面很傑出,在上海居住時建立了上海鄉間俱樂部(the Shanghai Country Club),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他熱愛的植物。不過弗朗西斯最大的財產是他的兒子——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與其祖先同名),他有過人的經商天賦,比家族中的任何人更瞭解商場。這個人即克裡的外祖父。他也許是這個家族中最成功的一員,不僅參與波士頓對華貿易,還涉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重建。    
    克裡的外祖父於1879年10月22日生於上海,後來進入哈佛學習,1901年畢業後進入波士頓銀行業。在哈佛1901屆學生畢業25週年的紀唸書中,作者說:「從他們的自我評估來看,處於最佳狀況的莫過於詹姆斯·福布斯了。看了他所提供的一切證據後,沒有人會質疑他高貴的血統和體面的家庭背景。」惟一遺憾的是,作者寫道,福布斯在自我評估中沒有提到他娶的非凡的女人——波士頓的瑪格麗特·溫斯羅普。    
    如果馬薩諸塞的福布斯家族是因其商業的成功而成為名門,那麼馬薩諸塞的溫斯羅普家族則是在政治上叱吒風雲的望族。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和瑪格麗特·溫斯羅普的結合無疑是名門望族的聯姻,聯繫了這一州最著名的兩大家族。    
    溫斯羅普家族的歷史就是馬薩諸塞州的歷史,這個家族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員即約翰·溫斯羅普,他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第一任州長。約翰·溫斯羅普是參議員約翰·克裡母系的祖上。溫斯羅普社團(The Winthrop Society)一直致力於研究家族的宗系,很謙虛地在其報告中說:「1630年,約翰·溫斯羅普州長和隨他前來開墾馬薩諸塞海灣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是來到北美的所有歐洲團體中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團體。」    
    溫斯羅普於1588年出生於英格蘭,認為英國國教(安立甘教會)應該被純潔化,號召清除一切天主教繁文縟節的殘餘,宣稱英國國王不應該領導教會。溫斯羅普和大約1000名清教徒離開英格蘭,乘船來到馬薩諸塞,他被推選為馬薩諸塞海灣殖民地的第一任州長。溫斯羅普認為自己的使命不僅僅是建立一個新世界,還要拯救舊世界。在航海期間,他在一篇布道中說:「我們必須要注意,我們就像建立在山上的新城一樣,所有人的眼睛都在關注著我們。」    
    1630年6月6日,溫斯羅普和他的追隨者來到了馬薩諸塞的撒勒姆,那裡離後來克裡度過一段少年時光的地方不遠。來到了新大陸,很多清教徒發現環境很艱難,似乎難以生存,許多人死了。溫斯羅普為了鼓舞士氣,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基督慈善的楷模》。「在這種艱難環境下我們必須緊緊團結起來。」溫斯羅普又寫道:「我們必須彼此鼓勵,急他人之所難,同甘共苦,永遠結為一體,時刻與我們的團體同呼吸、共命運。」    
    溫斯羅普認為,只有那些他認為「敬神」的人才能夠忠於職守,只有清教徒(不包括女人)才被委以職位。溫斯羅普曾12次被推選為州長,不過他卻利用職權排擠其他潛在的對手。最著名的一例是,他曾經把宗教改革者安娜·哈欽森(Anne Hutchison)驅逐出殖民地,罪名是她企圖破壞道德法律。其他反對者,如羅傑·威廉姆斯,被流放到鄰近的羅得島,當時該地區與教會和政府都隔絕,異教徒猶太商人則允許在那裡做生意。    
    


家族淵源家族淵源(3)

    從此以後的許多年,溫斯羅普家族一直在馬薩諸塞和美國的政壇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隨後參議員約翰·克裡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克裡的祖上——羅伯特·卡羅斯·溫斯羅普是家族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他於1809年生於波士頓,後來在馬薩諸塞擔任州眾議院議長、立法代表會議的主持官員。隨後,他被選為美國眾議員,1847-1849年間擔任聯邦眾議院議長、立法代表會議的主持官員。1850-1851年間,為了填補他的好朋友丹尼爾·韋伯斯特升任國務卿後留下的空缺,他又被任命為代表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這樣,約翰·克裡就是他們家族中的第二位代表馬薩諸塞的聯邦參議員。    
    羅伯特·溫斯羅普在爭取連任時不幸落敗,接著在競選馬薩諸塞州州長的激烈競爭中也失利了。隨後,羅伯特從政治生活中引退,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對歷史的研究中,尤其是關注並研究著名祖先約翰·溫斯羅普的事跡。他有一個兒子——小羅伯特·查爾斯·溫斯羅普,即克裡的曾外祖父,小羅伯特後來有了一個女兒瑪格麗特,就是她後來嫁給了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將這兩個馬薩諸塞著名的家族聯繫起來,二人生下了女兒羅斯瑪麗——參議員約翰·克裡的母親。    
    瑪格麗特·溫斯羅普和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於1906年11月28日舉行了婚禮,他們生了11個孩子。為了繼續其家族在上海的基業,福布斯幾乎全身心投入到對外貿易活動中,隨後他又很快作為股東投資興建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鐵路。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正住在巴黎,戰爭期間他一直留在法國,為美國對歐洲的削減債務計劃和商業投資計劃而工作。    
    根據福布斯家族的歷史記載,一些蛛絲馬跡似乎顯示詹姆斯·福布斯可能為美國政府做了一些情報安全工作。他在哈佛求學時,曾說:「與美國安全部門在幾件非常有趣的任務上合作過,尤其是1922年去莫斯科和阿爾巴尼亞,還有1924年去伊朗。最近,我在德國和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時間。」這是他於1926年寫的。兩年後,福布斯在法國布列塔尼附近的聖布裡亞克(Saint Briac)購置了一處美麗的鄉村別墅,名叫Les Essarts,他和家人經常去那裡避暑。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福布斯在歐洲的煤炭和鋼鐵貿易中起著重要作用,同時他也在巴爾幹和伊朗地區經商。在這段時間,福布斯與著名的讓·莫內關係密切,一起經營歐洲的商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莫內在組建失敗的國際聯盟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還試圖組建英法同盟。在組建英法同盟失敗後,莫內又與美國官員合作戰後歐洲重建計劃以及歐洲各國聯合的計劃——這個努力最終促成了今天歐盟的創立。    
    福布斯家族說莫內和福布斯之間有一種商業關係,儘管細節並不為人知曉。從福布斯於1938年4月22日從上海寫給親戚的一封信中,人們似乎可以窺到二人商業關係的某種端倪。    
    「莫內去了巴黎,現在紐約。」福布斯對他住在波士頓的一個親戚W.卡梅倫·福布斯寫道,「我們正在一起進行一個對中國人民可能有幫助的計劃,但需要長期努力,而且可能不會得到華盛頓政府的同意,所以對於此事請不要對任何人提及。與法國人關於修建連接印度支那和中國南寧的鐵路修建合同經過多次延期後終於簽訂了。我可能整個夏天都要待在這裡,與莫內在上海的常駐代表梅佐(Mazot)協商。」隨後福布斯又感謝他的親戚邀請他的女兒羅斯瑪麗「幫助你管家」。    
    此時,羅斯瑪麗剛剛遇到年輕英俊的理查德·克裡,他整個夏天都待在聖布裡亞克,在一個雕刻家的工作室裡做學徒。二人迅速墜入愛河。理查德·克裡是個性格活躍、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他曾經駕駛一艘雙桅小船穿越大西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來到柏林擔任駐外事務處官員。我們不知道福布斯家族對理查德·克裡瞭解多少。他不是一個像福布斯家族成員那樣的名流貴族,但顯然具有所有新英格蘭上流紳士的特點:他畢業於菲利普·安德華學院和耶魯大學,現在他又追隨岳父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在哈佛法學院學習。他來自波士頓,符合福布斯和溫斯羅普家族的歷史背景。    
    「我的外祖母聽說在我們(法國)別墅所在的村子裡有一個年輕美國人,於是就邀請他來吃午餐。」戴安娜·克裡——參議員克裡的妹妹說。理查德·克裡立即對羅斯瑪麗一見鍾情。「我父親說他從來沒有這樣目不轉睛地看過一個女孩。」羅斯瑪麗當時想成為一名護士,理查德則打算去美國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可是大西洋阻隔了這對戀人。羅斯瑪麗在法國,與故鄉相隔萬里。向北她可以望見英吉利海峽,而向東,納粹正準備發動進攻。    
    


青年時代青年時代(1)

    就在德軍佔領布列塔尼之前,羅斯瑪麗·福布斯逃離了在聖布裡亞克的別墅。她來到巴黎,結果卻發現法國首都也處於德軍包圍中。1940年6月14日,26歲的羅斯瑪麗給未來的丈夫理查德·克裡寫了封信。信中她說希望他們還會團聚,就像一年前在夏爾特爾(Chartres,法國地名)那樣共度美好時光。可是現在物是人非,一切都變了。    
    下面是信件原文:    
    親愛的迪克:    
    真令人震驚,一個原來我如此熱愛的國家竟然已經土崩瓦解了,腐爛已經侵蝕了這個國家的核心。在6月11日車站關閉之前,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慌和混亂之中,逃亡的難民們驚恐不安,歇斯底里。看看車站月台上,男人們爭先恐後搶著坐位,甚至大打出手,把號哭的女人和孩子扔下不管不顧。靠近車站的街道上擠滿了逃亡的人,他們在這裡日夜等待著,盼望那永遠不會來的、能帶他們到「安全」之地的火車。在巴黎,羅斯瑪麗看到到處都是可怕的情景。難民如潮水般湧入協和機場,各種交通工具全都派上了用場。「裝滿各種金銀細軟的轎車;疲憊的、汗水淋漓的馬拉著的乾草車;手推車,獨輪手推車,殘疾人的輪椅,嬰兒車,人們還牽著狗,抱著貓,提著鳥籠。這是個讓人無法忘記的悲慘景象。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也會成為其中一員。」    
    羅斯瑪麗受過醫學培訓,因此她想留在巴黎幫助紅十字會救護傷員。可是一兩天後,她也騎著自行車匆忙逃離了這座即將淪陷的城市,除了理查德·克裡的照片,她幾乎什麼都沒有帶。    
    我們6月13日(星期四)晚8:30離開,之前,煤氣和電全都停了,敵軍的轟炸還引爆了城中的汽油罐。黎明時分,德軍進入巴黎。第二天,我們匆忙趕往奧爾良,幸運地躲過了轟炸。我們當時看見敵機執行轟炸任務,及時躲避,幸好沒有化為炮灰。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美國,但是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無所畏懼了。    
    全心擁抱你(法語)    
    露茜(羅斯瑪麗的暱稱)羅斯瑪麗逃往未被佔領的法國南部,最終來到葡萄牙,輾轉乘船回到美國。而理查德·克裡此時正在受訓,準備聽候國家命令加入羅斯瑪麗剛剛逃離的戰爭,他在亞拉巴馬的軍事基地等待未婚妻返回美國。剛剛回到美國,羅斯瑪麗就聽說德軍已經接管了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的房產,將其應用於監視英軍反擊的崗哨。    
    在這個似乎一切事情都受戰爭影響的世界,羅斯瑪麗來到亞拉巴馬,接受了理查德的求婚。這對戀人於1941年1月在亞拉巴馬成婚,同年11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而不到一個月,日本人就襲擊了珍珠港,人們毫不懷疑,理查德和他所屬的軍隊就要奔赴戰場了。    
    但是首先,軍隊需要理查德執行一項特殊的新任務。作為一名熟練的飛行員,理查德已經在代頓(Dayton)的俄亥俄飛機場測試了B29飛機的性能,不過軍隊方面有更宏偉的目標。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軍方徵用了洛杉磯以北150英里的一片大農場,佔地86 000英畝,以此作為一個試驗基地,當時叫做庫克營(Camp Cooke),即現在的范登堡空軍基地(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美軍利用庫克基地來發展最終能夠對抗德軍閃電戰的戰術。該基地還被用來進行高空飛機飛行測試,而理查德就被挑選來執行該任務。但是就在理查德有機會可以終日飛行在庫克上方的藍天上時,一場幾乎要奪去他生命的肺結核讓他不得不遺憾地放棄了該任務。這種傳染病通過空氣中的飛沫傳播,患者起初咳嗽,體重下降,發燒,隨後肺部功能和身體其他器官都迅速受到影響。如果不及時診治,患者就會死亡。    
    軍方立即將理查德及其家人移送到專為患肺結核軍人建立的丹佛療養院。醫生們認為這座海拔較高的城市空氣清新,有助於清新患者的肺部。丹佛於是利用其天然條件來宣傳所謂的「肺結核旅遊」,結果該城很多肺結核療養院都人滿為患。理查德很幸運,軍方剛剛於1941年在菲茲蒙斯醫院(Fitzsimmons Hospital)設立了一所一流的肺結核診所,理查德在那裡接受到了最好的治療。在理查德剛剛痊癒出院後,羅斯瑪麗給他生下了第二個孩子。    
    約翰·福布斯·克裡於1943年12月生於丹佛。當時理查德·克裡大病初癒,還不能回到軍中復職。現在他有一家四口要養活,理查德需要找個工作。在約翰·克裡出生四個月後,理查德·克裡偕家人離開丹佛遷往馬薩諸塞格羅頓(Groton),找了個暫時的棲身之地。馬薩諸塞就像他們的家一樣:理查德·克裡在布魯克林長大,畢業於哈佛商學院,他的母親艾達仍然住在這裡;羅斯瑪麗的幾個兄妹也搬到了馬薩諸塞,福布斯家族和溫斯羅普家族的親戚幾乎遍及全州。    
    大洋彼岸,盟軍正在執行宏偉的諾曼底登陸計劃,美國軍隊最終逼近納粹佔領的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海濱的房產,可是納粹卻掉轉坦克,將這片美麗的別墅碾為平地。而在馬薩諸塞,克裡一家已經習慣了田園牧歌般的寧靜生活。他們用繼承的一部分財產,在米裡斯(Millis)購買了一處帶有壁爐、圖書館和六間臥室的舒適的鄉村別墅。在此期間,理查德·克裡在一家波士頓律師事務所工作,羅斯瑪麗和孩子們則繼續在這個半鄉下的別墅裡度過了六年時光,享受著穀倉、池塘和似乎沒完沒了的親戚們的來訪。    
    約翰·克裡大約四歲時,全家去了聖布裡亞克憑弔福布斯家族在那裡的房產。除了煙囪和樓梯外,一切都化為了磚石瓦礫。他們發現廢墟中還埋著一顆地雷,自從盟軍趕走德軍後,這裡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沒有人動過。這次探訪給小克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這是他早期的幾個回憶之一。    
    「我記得聳立在空中的樓梯、腳下的玻璃,媽媽看著這一切哭泣著。」克裡回憶道。他們得知村民們盡力搶救了該別墅中的財產,美軍最終也解放了它。福布斯家族決定重建別墅,將其作為一個家族成員消遣度夏的避暑勝地,讓小克裡和其他子孫都能享受這種貴族的生活方式。克裡一家回到了米裡斯,可這次探親讓他們回憶起戰爭的殘酷和給全民族帶來的巨大犧牲,這給他們一家人都帶來了長久的影響。    
    


青年時代青年時代(2)

    理查德·克裡因患病無法直接參加戰爭,這一直是他的遺憾;他只好夢想著參加戰後重建及各國交流工作。於是,1950年,理查德·克裡舉家遷往華盛頓D.C.,在那裡他在海軍總參謀室謀取了一個職位。隨後他們在華盛頓切維蔡斯居民區(Chevy Chase)買了一棟房子。    
    切維蔡斯就像州界對面馬里蘭州的同名姐妹村莊一樣,絲毫不能讓約翰·克裡感覺到當初居住在米裡斯的那種鄉土氣息。當地住著政府官員以及附近政府科研中心的科學家。切維蔡斯被康涅狄格大道分成兩半,該大道筆直地一直通到六英里以外的白宮,路兩旁精巧的公寓一字排開。    
    在隨後四年裡,克裡一家過著那種最典型的華盛頓公務員的家庭生活:按時上班,關心局勢變化,和家人在飯桌上討論著國家政策和權力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理查德·克裡陞遷很快,1951年就職於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問題辦公室,在那裡又工作了三年。    
    克裡的家庭成員後來回憶,由於年輕的聯邦參議員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聲名鵲起,全家從馬薩諸塞搬到華盛頓時有一種額外的激動心情。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海軍巡邏艇上服役,1946年當選為聯邦眾議員,1952年當選為聯邦參議員。約翰·克裡正是在華盛頓居住期間耳濡目染了政界的各種事情,這些都是他父親和肯尼迪親身經歷的。    
    卡梅倫·克裡說所有這些都對他的哥哥約翰有重大影響。    
    「我們餐桌上的談話離不開華盛頓的各種政治事件——爸爸在政府任職,我們都很關注總統大選,支持約翰·F.肯尼迪,他也是個天主教徒,和我們祖先一樣來自馬薩諸塞,他的一切都讓我們有深刻的共鳴。」卡梅倫說,「我想正是這種談話促使我哥哥約翰開始主動關心政治。」    
    1954年,約翰·克裡10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理查德·克裡接受了美國政府委任他在西柏林的工作,在那裡他擔任美國駐西柏林律師,並就一系列法律問題提供建議。錯過了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理查德現在要舉家遷往冷戰中心。這將對年輕的約翰產生長遠的影響。    
    當理查德一家遷往柏林時,戰爭留下的廢墟已經基本被清理了,可城市的毀壞是無法彌補的。人們似乎認為美國及其盟軍導致了大多數破壞——不過自由需要代價,柏林的居民不得不為此承受許多年的痛苦。「當我父親駐歐洲時,美國仍然(被認為)是歐洲的解放者。」卡梅倫說,「這是馬歇爾計劃的時代,在歐洲,你幾乎每走一步就會遇到一幢建築物,牆壁上鑲嵌著一塊瓷磚寫著:『此建築是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下重建。』被侵略國家的人們仍然會屈辱地回憶起納粹的鐵騎開進歐洲,他們被迫夾道向侵略者敬納粹禮,這些記憶還很鮮明,傷疤自然也還在隱隱作痛。」    
    戰後,沒有一個城市像柏林這樣淒慘:整個城市幾乎淪為廢墟,無言的斷壁殘垣提醒著人們戰爭的殘酷。柏林被分成東西兩部分,在西柏林的居民或是美國人只要踏過分界線就會被蘇聯軍隊逮捕入獄。    
    所有這些景象都強烈震撼著小約翰,當時他還是個孩子。他時常想分界線的那一側會是什麼樣?一天,為了滿足強烈的好奇心,他跳上自行車,騎車到了東柏林。「那時我12歲,」克裡說,「很有趣,那可以說是一個冒險。我記得看到了希特勒的碉堡。我的自行車是我逃離父母懲罰和其他所有壞事情的最好幫手。」    
    他的父母很不高興。萬一克裡在東柏林被捕入獄,這就可能導致一場國際糾紛,讓他處理法律事務的父親陷入尷尬境地。但是克裡仍然以這段經歷為榮。「我騎著自行車穿過勃蘭登堡門,看見了一些與我同齡的孩子永遠也看不到的東西。」    
    不過理查德夫婦顯然認為,把約翰送到國外寄宿學校對兒子的教育和將來更有益。理查德·克裡經常在歐洲各地參加有關北約組建的會議,經過實地考察,理查德決定把小克裡送到瑞士的寄宿學校。這並不是拋棄了親骨肉,可當時小克裡確實有這種想法。該寄宿學校叫蒙大納,位於蘇黎世附近的楚格(Zug),引人注目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視著山腳藍寶石般的湖泊。楚格蒙大納學院(Insitut Montana Zugerberg)建於1926年,原址是捨恩弗大飯店(Grand Hotel Schonfels),校內建築富麗堂皇。克裡對瑞士的鄉村美景陶醉不已,可是獨自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又感到強烈的孤獨。在隨後的七年裡,他的生活就是這樣度過:假期結束後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學校,他要在一群競爭激烈的富有貴族子弟中重新適應新生活。對他來講,克裡的父親似乎總是一個遙遠的形象。「我的父母人格高尚,對我寵愛、關心,但他們卻總是不在身邊。」克裡回憶道。    
    克裡感到父親的形象很遙遠,這不僅僅由於地理原因。理查德·克裡一直對父親的自殺鬱鬱寡歡,而他的姐姐米爾德裡德後來也由於癌症病逝,這更讓他傷心不已。「我父親對他的姐姐和父親的離去非常痛苦,很氣憤,不願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似乎與我們都很遙遠。」    
    這種遙遠感在1956年9月變得更加強烈了,當時理查德夫婦決定繼續住在歐洲,而送兒子約翰·克裡回到祖國馬薩諸塞上寄宿學校。理查德夫婦為兒子選擇了牛頓的費森頓學校(Fessenden School in Newton),這是一所男校,以其著名的校訓而聞名:「勤奮戰勝一切。」該校要求學生上課時穿西裝,打領帶,遵照嚴格的學校標準,但也有很多運動和比賽時間。「我似乎總在搬來搬去,總在對朋友說再見,」克裡回憶道,「這難免會對人產生什麼影響,儘管不是很大。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也經歷我這種漂泊的生活。」    
    克裡最喜歡暑假,他可以逃離這個死板的、與世隔絕的貴族學校。夏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克裡幾乎都在水邊度過,或是徜徉於科德角(Cape Cod)的海灘,或是在挪威的海灣憑海臨風。他父親1957年出任位於奧斯陸的美國駐挪威使館的法律顧問。    
    在學校,克裡認識了許多志趣相投的夥伴。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叫做理查德·潘興的男孩,他們的友誼從日後來看無疑是最重要的。像克裡一樣,小潘興也在瑞士上過學,他的祖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指揮在歐美國遠征軍的陸軍參謀總長、赫赫有名的約翰·約瑟夫·潘興,綽號為「鐵錘」或「黑傑克」。他們家族對於美國確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克裡與潘興幾乎形影不離,一起做遊戲,一起謀劃未來,也許還談到了在戰場上帶軍立功。1957年,他們一起從費森頓畢業,各自進入不同的相當於高中的預備學校,這兩個好朋友仍然保持密切聯繫。兩個人的新學校都在原來學校的北面,約有一小時路程,潘興進了飛利浦·埃克塞特學院,克裡則進了康科德的聖保羅學校。    
    


青年時代青年時代(3)

    表面上,從母親這方面的福布斯家族和溫斯羅普家族來看,克裡是個藍血貴族後裔,似乎來自收入更高的家庭;而潘興的家庭背景似乎不那麼□赫。事實上,沃倫·潘興要比克裡的父親富裕得多,理查德的官職一直沒有超過中等外交官的職位,而沃倫·潘興則是華爾街著名的潘興股份公司的高級合夥人。    
    克裡進了聖保羅學校,但並不是父親提供學費,而是由他的嬸祖母、沒有子嗣的克拉拉·溫斯羅普慷慨地提供費用。她在海邊曼徹斯特擁有一處豪華房產,內有保齡球道等設施。溫斯羅普主動提供了克裡在預備學校的大部分費用,這讓囊中羞澀的克裡夫婦可以把兒子送到昂貴的貴族學校。「有一個錢多得沒處花的嬸祖母真是太好了。」克裡回憶道。在今天,這樣的大禮約為每年3萬美元。    
    「我們家並不富裕,」克裡的妹妹戴安娜說,「當然我們家族中有一些富人。我們從沒有孩子的嬸祖母那裡受惠。我父親只有政府給的薪水,我母親有一些繼承的財產,但數目並不大。」    
    在瑞士和馬薩諸塞的寄宿求學經歷讓克裡很快就適應了聖保羅學校,這個學校更是個精英雲集的地方。聖保羅學校於1856年建校,以宗教準則為建校宗旨,其100年的辦學歷史都體現了「世俗和神聖的完美結合」。學校的校訓是聖哲羅姆的名言:「學習塵世間的一切,天堂裡繼續體驗真知。」    
    聖保羅學校是美國新教聖公會的學校,也就是說作為一個非新教的天主教徒,克裡有時候必須離開學校去參加天主教會活動。(該校於2002年聘請了第一個天主教學校牧師。)事實上,從很多方面來看,克裡都很與眾不同,比如他在這個共和黨人控制的學校裡居然瘋狂地崇拜肯尼迪。    
    在接受精英教育的這幾年,克裡對嚴格的學術要求絲毫沒有感覺到困難。克裡對這所學校非常滿意:校園佔地2000英畝,蔥蘢高大的白皮松環抱著一個小池塘,樹木掩映中可見新哥特式的尖頂建築,與牛津建築風格相呼應。學生們都紳士風度十足,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在伊麗莎白式的餐廳裡進餐。這所學校當時只招收男生。清晨早餐後,學生要在8:10分做強制性的禮拜。隨後課程從早8:30一直到下午1:30,下午是體育課和運動時間。4:50到6:15還有兩節課,晚餐後則是家庭作業時間。當時,該學校是從八年級到十二年級,克裡在那裡整整度過了五年。「那些日子孩子們被非常嚴格地管制,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克裡的英文老師赫伯特·丘奇說。他曾在聖保羅學校任教27年。    
    克裡進入聖保羅時是個矮矮胖胖的男孩,當時的照片幾乎和後來沒有一點相似之處。幾年後,他的個子迅速長高,才和現在的樣子有幾分相像。後來他是校園裡最高的男孩,令他高興的是,他的高度讓他在體育場上出盡風頭,尤其是曲棍球和足球。他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冬天在校內池塘平滑如玉的冰面上迎著風輕盈地滑冰,此時他就像一隻自由的、翱翔於天際的小鳥。    
    克裡已經在家庭餐桌上耳濡目染了多年時事辯論,早期又在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年,所以在聖保羅,他迫切渴望能有一個辯論的舞台,於是他發起成立了約翰·溫納特社團(John Winant Society)。該社團以新罕布什爾州前州長的名字命名,他當時仍然每天出現在媒體上評論當天大事。克裡記得他曾經交過一篇主題為「黑人的權力」的有獎演講比賽徵文。聖保羅學校的官員已經無法找到原文了,但他們找到了克裡投稿給康科德文學社團的一份贏得了一等獎的演講稿,題目為《西方世界上半個世紀趨之若鶩的比賽標誌著西方文明的衰落》。    
    丘奇是克裡的英文老師,克裡在課後經常與他待在一起。克裡住在一個容納30個男孩的三層小樓的男生宿舍。「我還記得晚上他坐在我家的沙發裡,滔滔不絕地談論著。我當時常常想他將來會有怎樣的前途,現在我仍然想。」丘奇說,「我當時想這個孩子是個志在四方的男人。我認為他進入外交界會大有所為。他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那種嚴肅的理想主義。許多孩子都想將來就接手爸爸的公司,當然這樣想沒有任何錯,但面對這個年輕的孩子,你就會覺得他是個為整個世界做大事的人。他是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除了辯論、政治和體育,克裡的大部分時間都給了他最喜愛的搖滾樂。他甚至還和六個男孩組建了一個名為「電子」的搖滾樂隊,他們製作了一張密紋唱片,複製了500份,不過這些唱片似乎只能讓他們自娛自樂,當然也可能在舞會上為他們博得了一些女孩子的青睞。該校記錄校園歌曲的校友錄記錄了學生們創作的一些歌曲,如《吉他舞起來》、《夏日布魯斯》等,該歌曲旁有關於克裡的註:「電子貝司手,來自挪威奧斯陸,他譜寫的旋律給該樂隊注入了一種神奇的力量。」當時,克裡的爸爸是美國駐奧斯陸使館的法律顧問,不過克裡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聖保羅學校和馬薩諸塞的親戚家裡。    
    上面有關克裡的注是克裡最好的朋友之一彼得·韋思·約翰遜所寫。一個夏天,克裡和約翰遜以及其他一些夥伴駕著克裡父親的船從百慕大回到美國。回想起來,那是很浪漫的往事:百慕大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朋友們在划船,自創的樂隊在聚會。然而這卻成為克裡痛苦的回憶之一。就在約翰遜為克裡寫下記載下他高中對音樂的狂熱愛好七年後,1968年2月13日,美軍中尉約翰遜在越南平定(Binh Dinh)的戰鬥中死去。不過悲慘的結局是將來的事。當時聖保羅就像一個與世隔絕的安全的孤島,不僅遠離戰爭,也遠離貧窮、種族衝突以及許多美國人民為之焦頭爛額的煩惱。這是個全是男性也全是白人的社區,但也有一個例外。德高望重的約翰·沃克被聘為學校第一個黑人教師,後來成了華盛頓主教區的主教。他是克裡的導師,當時經常與克裡談論民權問題、種族問題以及其他克裡頗為陌生的事情。    
    「約翰·沃克是我的良師益友,」克裡說,「他是我最親近的老師,也是學校裡第一個黑人教師,晚上我經常在他的公寓裡逗留數個小時。他的世界與聖保羅的小天地截然不同。」    
    沃克的影響也是促使克裡立志作為一個終生民主黨員的幾大因素之一。毫無疑問,克裡的父親是一個忠誠的民主黨員,而且他們一家很久以前就關注自己州的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並將肯尼迪作為一個楷模。隨後,1960年,肯尼迪競選總統。在共和黨人控制的聖保羅學校,大多數人都支持理查德·M.尼克松,狂熱崇拜肯尼迪的克裡似乎是個異端。    
    1960年11月7日,克裡從康科德來到波士頓,參加大選前肯尼迪的最後一次演說。當時從康科德到波士頓有火車,克裡乘車到波士頓北站。10萬多人夾道向馬薩諸塞的參議員致敬,還有2萬多人在波士頓花園等著一睹肯尼迪的風采,克裡就是其中之一。    
    肯尼迪被「一群面色紅潤、體態肥胖、巧舌如簧的政客簇擁著走上了講台,在肯尼迪出任參議員之前這群人一直控制著馬薩諸塞的政治」。H.懷特在他的1960年總統大選中這樣寫道。很多年來,克裡都說肯尼迪的演說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當時的情景也讓克裡心馳神往。《紐約時報》說道:「從下榻的賓館到波士頓花園,肯尼迪的汽車隊足足用了90分鐘才爬過這兩英里的路程,目的地還有2萬餘名尖叫的觀眾在翹首以待。」    
    


青年時代青年時代(4)

    後來,在大選前最後一次電視辯論中,肯尼迪對法內爾(Faneuil)大廳中的觀眾說:「這次大選不僅僅是兩黨或兩個候選人之間的競爭,而且也是國泰民安和民不聊生之間的競爭,是那些想拋錨躺下的人和勇往直前的人之間的競爭。」    
    克裡踏上了返回學校的列車,思緒萬千,也許想著肯尼迪的演說,也許想到了自己的前程。第二天上午,克裡對聖保羅學校的同學發表了一通支持肯尼迪的演說。克裡的同學約翰·沙特克後來也與克裡一起進入耶魯大學,同樣支持肯尼迪當選,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克裡的演說。    
    「似乎只有我們兩人支持肯尼迪。(克裡)似乎在政治上有點獨樹一幟。他是一個很嚴肅的學生、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一個運動健將,他有一幫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似乎不是那種典型的預備學校的半大小子,他非常嚴肅,已經深深地迷上了政治舞台,尤其被肯尼迪的當選深深打動了。」    
    克裡從來沒有說服那群共和黨的朋友,但他堅信自己是一個和肯尼迪一樣的民主黨人。克裡究竟在什麼時候確立了他的政治信仰呢?也許就像他的妹妹戴安娜所說:「我一直感覺到正是約翰·肯尼迪讓約翰(克裡)熱烈地投身於政治,16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對辯論感興趣了,他是那個辯論俱樂部的負責人。」    
    那是在1962年夏天,高中畢業準備進大學時,克裡更加鞏固了與肯尼迪的聯繫。他利用假期為愛德華·M.肯尼迪競選聯邦參議員散發傳單。同時,克裡還閱讀了有關總統肯尼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PT109巡邏艇上的戰爭經歷,這也直接促使克裡在越戰期間自願報名到海軍巡邏艇上服役。    
    很碰巧,克裡的一個室友路易斯·盧瑟福,正在與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珍妮特·奧金克洛斯約會,她恰好是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的異母妹妹。1962年,18歲的克裡也和她度過了不少時間。因為與總統妻妹的特殊關係,克裡的朋友們都驚訝於約翰·福布斯·克裡和美國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之間驚人的相似。除了家族背景類似外,兩個人都在馬薩諸塞度過了一段童年時光,兩個人的政治哲學也頗為相似。甚至克裡的聲音和肯尼迪也有幾分相像,都帶有濃重的波士頓口音,儘管克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度過。    
    「肯尼迪絕對是他的偶像和楷模。」丹尼爾·巴比羅——克裡在聖保羅和耶魯的室友說,「他非常崇拜肯尼迪,崇拜他演說和寫作的煽動力。」    
    隨後,1962年8月,珍妮特·奧金克洛斯邀請克裡去她家位於羅得島的豪華房產漢莫史密斯農場(Hammersmith Farm),約翰和傑奎琳就是在那裡結婚的。    
    「我們關係不錯,似乎開始約會了,或者說是半約會的狀態,她在1962年夏天邀請我去她家裡。」克裡回憶說,當時總統也去妻子家裡探望,就像電影《阿甘正傳》裡的情景,克裡幸運地有機會見到心儀已久的偶像。    
    克裡赴約遲到了,他被引進房子裡,看見一個男人靠著牆站著,然後轉過身。當克裡走近時,才認出這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那個人就站在那裡,轉過身來,竟然是美國總統。」克裡回憶道,「我記得我萬分激動,對他說:『嗨,肯尼迪先生。』於是我們交談起來。他說:『哦,你在做什麼?』我說:『我剛剛從聖保羅畢業,正要去耶魯上學。』」    
    剛剛說完這個,克裡就意識到錯誤了,因為他想起肯尼迪是哈佛畢業生。就在幾星期前,當肯尼迪在紐黑文1962屆畢業典禮上接受耶魯大學的榮譽學位時,他還調侃地嘲笑耶魯大學:「我很高興來到耶魯,哈佛的女兒。可以說現在我擁有了兩個世界,即哈佛的教育和耶魯的證書。」現在,克裡侷促地站在肯尼迪面前,肯尼迪並沒有為難面前的孩子,他告訴克裡他有耶魯的證書,「我現在也是個耶魯的人。」    
    「他難以置信地親切,非常友好,讓我很放鬆。」克裡回憶道。接著他們又談論了肯尼迪弟弟競選參議員的事情,隨後總統帶著克裡來到碼頭,他們和其他一些人乘著海岸巡邏快艇在納拉甘西特海灣划船。白宮的一個攝影師記錄了這一瞬間並發表在《曼尼托》(Manitou)雜誌上:肯尼迪穿著白色長褲、海藍色襯衫,帶著太陽鏡,極其瀟灑;還有克裡,白色T恤衫的袖子捲著,微微後傾,沐浴在陽光和權力之下。    
    幾個星期後,克裡又見到了肯尼迪,這一次是在1962年9月的美洲杯比賽上,還是在羅得島的海邊。一個攝影師再一次捕捉了這一次見面。    
    當時,克裡的一半時間都是在寄宿學校度過的,幾乎走遍了歐洲,還和總統——他的偶像一起滑過船。但是他不會追隨肯尼迪進入哈佛——他想離馬薩諸塞遠一些,也想循著父親的足跡做一個耶魯人。走在耶魯大學林立的哥特式尖塔中,這是他的夢想。    
    克裡進入耶魯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總統肯尼迪寫一封信,為那年肯尼迪在耶魯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時一些耶魯學生的不敬和詰問而道歉。親愛的總統先生:    
    這個夏天有幸在漢莫史密斯農場幾次遇到您,還有幸為您的弟弟在馬薩諸塞參選議員而效力,我也可以算做肯尼迪的衷心支持者了。在此,我為我們耶魯大學一些學生對您的不敬行為表示道歉。您最近來訪耶魯給同學們留下了許多討論的話題——不僅是從政治角度,還有從社交角度。然而,很遺憾,一些反對者對美國總統的不尊敬行為讓我很難過。當然,一個並沒有冒犯您的人寫信為其他人的不敬行為道歉並不算是真的道歉,但這至少表明這裡的人已經認識到了他們給學校和他們自己帶來的恥辱。當然,您並沒有為這裡發生的小事情煩惱,但是對您的侮辱已經發生了,沒有人可以裝作它沒有發生過。    
    我還要感謝有機會與您度過了美洲杯比賽時的激動時刻。    
    致以最美好的祝願!    
    約翰·F.克裡    
    幾年之後,就輪到克裡來領導成百上千的反對者來反對另一個不同的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但是首先,他要結束大學教育,要戀愛,還要迎接即將來臨的戰爭。    
    


耶魯求學耶魯求學(1)

    在美國大蕭條時期,耶魯大學的主管人決定在校園內興建一系列建築,該建築計劃與美國傳統的學院建築風格迥異。耶魯大學的高層決定將校園變成一個哥特式的仙境,圖書館看起來像是尖頂大教堂,餐廳和宿舍則體現了伊麗莎白時期的建築風貌。1932年,學院系列中的第一個開始動工興建,每個學院約入住400名學生,構成一個雅致的宿舍區。第一個建成的宿舍——這個普通的名詞實在不足以彰顯學院的富麗堂皇——以天才神童的名字被命名為喬納森·愛德華茲學院(簡稱JE)。喬納森·愛德華茲學院是一個封閉的小天地,六英尺深的護城河圍住了部分學院,精巧的大門裝點著城牆。學院雖然主要是學生的宿舍區,但很大,各種設施也很完善:圖書館、演講大廳,以及耶魯頗有歷史的大廳(the Great Hall),該大廳帶有教堂式神聖的天花板、木樑和嵌板牆。    
    建築家的目的是通過這種高聳的神聖建築給學生們一種非凡的優越感,似乎他們都屬於高級的富有人群和知識分子階層。該學院是由一個舍監監製的,他利用捐款每週舉辦一次講座、演講或藝術展覽。很奇怪的是,任何一個耶魯畢業生畢業後都喜歡說自己是喬納森·愛德華茲學院畢業的。每天早晨,當一個JE的學生在套房宿舍中醒來時,房間裡古雅的壁爐、窗外保養良好的草皮以及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他尊貴的地位。你沒有「室友」,與你分享套房的人是你志同道合的夥伴;你的房間外不是普通的走廊,而是「黃金海岸」。當你來到JE時,事實上,你已經進入了生活的軌道,你周圍的夥伴將成為你終生的好友。    
    如果你覺得這還不算是經營世界,那麼你可以來看看與JE毗鄰的、耶魯大學裡最神秘的社團——骷髏會(Skull and Bone)。JE是個美麗的校園,吸引每個人信步進門,欣賞校園內每一個角落的美景;而骷髏會卻是個閒人免進的地方,除了15個會員。骷髏會所在的二層小樓每一側都有一個長方形的裂痕,讓人想起陰森的監獄。這裡似乎沒有任何鮮活的氣息,籠罩在小樓旁邊那種神秘、陰森的氣氛似乎在警告任何人「勿進」。    
    而約翰·克裡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生活得卻很愜意。這是他一直以來夢想的事情:追隨父親的足跡進入耶魯,走在知識的尖頂高樓之間,想像著父親1937年在這裡的身影。    
    對於一些學生來說,來耶魯上大學可能是他們第一次離開家門。不過克裡12歲的時候就遠赴大洋彼岸的歐洲去上寄宿學校了;在來到耶魯之前,他又在聖保羅充分享受了自由、友情、體育、辯論以及音樂,還經常與朋友們去滑雪或去紐約旅遊。他早已熟悉了大學生活。    
    1963年,克裡進入大學二年級,搬進了JE學院一套位於三樓的宿舍。他有兩個室友,第一個是他的好朋友,聖保羅時的室友丹尼爾·巴比羅。    
    巴比羅很驚訝克裡居然對這裡如此癡狂,似乎克裡一直以來都在盼望這一時刻。「在他看來,這似乎就是他要來的地方。」巴比羅回憶道,「我記得,我們剛到那裡的時候,都是初來紐黑文的新生。他為來到耶魯激動不已,而且對耶魯的歷史頗感興趣,似乎對這裡的歷史掌故都瞭如指掌。」    
    第二個室友是哈維·邦迪,是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著名的邦迪兄弟的侄子,邦迪兄弟——威廉和麥克喬治——是當時美國制定越戰政策的關鍵人物。威廉最終成了促使克裡去越南參戰的重要因素,而麥克喬治將成為克裡對戰爭一腔怒氣的發洩對象。克裡充沛的精力讓室友很吃不消。他總是熬夜到凌晨5點才睡,於是他們讓他獨享一個臥室,巴比羅和邦迪則分享另一間。除了參加足球隊和曲棍球隊外,克裡還經常去佛蒙特州的斯托和基靈頓滑雪。但是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政治上,七歲時在華盛頓家庭餐桌上就開始聆聽父母對政治的討論,在柏林的經歷和聖保羅求學時的辯論社團使他對政治的興趣更濃厚了。    
    從一入學起,克裡就被許多人認為有政治雄心——確切地說,有想當總統的野心。一些人注意到克裡與肯尼迪的名字首字母縮寫都是JFK,於是就拿這個開克裡的玩笑,當克裡出現時就吹起「向領袖致敬」的口哨。有些同學認為克裡自我膨脹得厲害,但更多的人認為克裡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同時又有足夠的能力去做一個參議員或總統。    
    「克裡顯然有一種領導全國的慾望,」他的同學卡裡·考普林說,「他似乎早就為將來做好了計劃:他要成為一個領導者。」    
    克裡成了辯論隊的領隊和著名的耶魯政治聯合會(Yale Political Union)的會長,並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小威廉·F.巴克利和麥克喬治·邦迪之前都曾擔任過該會會長。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政治團體為參照,耶魯大學的學生於1934年發起成立了耶魯政治聯合會,以「扭轉30年代耶魯大學自閉、淡漠的政治文化」。政治聯合會不僅為克裡提供了一個發表演講的舞台,還讓他有機會聆聽眾多知名政治家的演講。克裡以後的政治傾向和決策類型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聯合會和辯論隊的直接影響。作為一個學生以及後來的參議員,克裡經常在最後決定某項重大決策之前進行長達數星期的反覆辯論。參議員助理們說,克裡經常走進國會山後還不告訴他們他將如何投票,這種習慣也許源於多年以來他一直習慣於為一個論述的正反兩方面反覆論辯。    
    據大家所說,無論辯題大小,克裡幾乎都是贏家。克裡和他的搭檔小威廉·B.斯坦伯裡,曾一起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就「貴族時代已經終結」這一辯題對陣麥吉爾大學。耶魯的二重唱征服了主場的加拿大聽眾,投票結果竟然是不可思議的250︰1!隨後,克裡和斯坦伯裡再戰告捷,漂亮地贏了英國大學聯隊。    
    克裡還有一項突出的能力,那就是可以就任何問題鼓動同學開始辯論。克裡的朋友說他並不滿足於朋友之間只談論女孩或是體育運動,一場激烈的唇槍舌劍才是他想要的。    
    至於克裡是否在耶魯見過布什,我們搜集的資料有些矛盾。布什當時是德爾塔·卡帕·愛普希龍(DKE,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會的會長。克裡和布什都說不記得在耶魯見過面,可是克裡的密友大衛·索恩,說他曾經和克裡及布什在一起過,還詳細地描述了細節。    
    據索恩說,布什比克裡小兩歲,他在耶魯總是試圖展現自己得州血統的獨特,在耶魯小有名氣。儘管布什曾在馬薩諸塞安多弗的菲利浦學院接受預科教育,還曾在東部的康涅狄格、馬薩諸塞和緬因州度過一段幼年時光,可他對美國東部的政治文化傳統卻頗不以為然。克裡作為溫斯羅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後裔、外交官的兒子,以及聖保羅學校的畢業生,當然是東部貴族的典型代表。當時,布什的父親在競選參議員中失利,正準備為競選聯邦眾議員準備,並最終獲勝,不過小布什似乎沒有表現出對政治的任何興趣。    
    那天,據索恩說,布什和克裡見面了,兩人討論起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問題。當時(1965年)關於公車種族衝突的案件時常見諸報端。布什的爸爸正在競選參議員,約翰對此很感興趣。索恩回憶道:「我很清晰地記得,他們討論了公車種族隔離問題。約翰參加過罷乘遊行,而喬治卻非常保守,認為這簡直是瘋了。」    
    除了政治分歧,在克裡加入骷髏會兩年後,布什也追隨父親的足跡加入了。    
    克裡對JE校區旁的骷髏會會址非常著迷,加入骷髏會意味著獲得新生。「你的骷髏會會友將在事業上幫助你,如果需要的話還會提供財政支持。與其他社團不同的是,你不能申請加入該社。該會挑選會員相當嚴格:每年,骷髏會的15名成員——都是大四學生——將從三年級學生中選出15名替代他們。通常新成員之間最好彼此並不認識,但一旦加入後要立即成為朋友,而且是終生的朋友。墓穴中所討論的事情成員們必須嚴守秘密。」    
    


耶魯求學耶魯求學(2)

    該會於1832年成立,也被稱為死亡兄弟會。根據亞歷山大·羅賓斯所記錄的骷髏會歷史《墳墓之謎》一書記載,骷髏會是由一個叫做威廉·H.羅素的學生創建,其家族由於經營鴉片貿易而聚斂了巨額財產。據羅賓斯的記載,羅素在德國的一個好朋友領導著一個崇拜死人骷髏的秘密組織。「羅素立即就迷上了這個神秘團體」,並在耶魯建立了一個類似的秘密組織。羅賓斯寫道:「他們崇拜歡樂女神(Eulogia),為海盜行徑歡呼,熱中於通過秘而不宣的陰謀詭計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    
    自創立起,100多年來骷髏會已經有了很多變化,但據羅賓斯所說,它仍舊是一個只接納精英的排他團體,大約二十幾個在全美國名頭很響的名門望族掌控著骷髏會,其中包括布什家族、邦迪家族、哈里曼家族、洛德家族、菲爾浦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塔夫脫家族。「叛徒是不會被骷髏會原諒的,」羅賓斯寫道。羅賓斯採訪了一些1966屆的骷髏會會友,他們對有關骷髏會的一些可怕傳聞瞭解頗多,說這些故事有的聳人聽聞,有的純屬編造,包括有傳聞說會員們都會被給予金錢。他們說這完全不對,因為後來會員們被要求向組織交納許多錢。至於羅賓斯所說的骷髏會會友都有「許多美女任其支配」,他們則都報之大笑。    
    不過無論真實情況如何,大家的普遍感覺似乎就是真相,圍繞著骷髏會的傳說也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對於1966屆的骷髏會會友們來說,一個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是組織讓他們有機會暢談個人和政治。在1966屆這15個成員中,雖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數人有一個令人矚目的前程。    
    克裡能夠成為其中一員,這並不出人意料。即使在精英雲集的耶魯大學,克裡也是很傑出的,辯論冠軍、足球和曲棍球運動員、溫斯羅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後裔——這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數骷髏會會員都有顯赫的金錢背景,或是遺產或是基金或是畢業後可以賺到的錢。儘管許多人認為克裡也許很富有,可事實上他幾乎沒有多少錢。克裡入會是由幾個即將離會的大四學生推薦的,其中包括約翰·沙特克——克裡在聖保羅的校友,後來在克林頓政府的內閣成為主管民主、人權和勞工問題的副國務卿。選擇克裡入會不是因為他的社會背景,據沙特克說,而是因為大家普遍認為克裡將是一個未來的政治領袖。「我記得我推舉他入會,毫無疑問,他將來會進入政治領域大展宏圖。」沙特克說。    
    在骷髏會的另外14個會友中,克裡結交了在耶魯最親密的三個朋友:弗萊德·史密斯,他激起了克裡對飛行的興趣;大衛·索恩,他的妹妹成了克裡的未婚妻;還有理查德·潘興,他們14歲就相識了,後來又讓克裡下定決心奔赴越戰。如果骷髏會是校園裡最精英的團體,那麼這幾個人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了。此外,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沒有試圖利用關係逃避兵役或是延期服役,而是都去了越南參戰。    
    史密斯和克裡立刻走到了一起,復興了耶魯飛行俱樂部(the Yale Flying Club)。「我使他愛上了飛行,」史密斯回憶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耶魯飛行俱樂部的成員成了海軍航空的主力。他們自學飛行,通過考試加入了海軍航空隊。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飛行俱樂部逐漸衰落了。我們復興了耶魯飛行俱樂部。」他們重建的動力也許來源於一個圍著金門大橋翻觔斗飛行的教授。    
    克裡熱愛飛行的刺激,敢於挑戰大多數耶魯飛行者不敢嘗試的。他學會了特技飛行,經常練習翻觔斗以及其他危險動作。「在耶魯的最後一年,我的專業似乎變成了飛行。」克裡說,「我對此很認真,幾乎很少去上課,而花大量時間學習飛行。」而此時,史密斯卻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飛行。他寫了一篇期末論文,提到「社會自動化將如何支持一個完全不同的後勤運輸系統」。這篇論文僅被勉強通過,但史密斯的目的不僅僅是得到成績。按照他在論文裡提到的一些原則,他後來建立了聯邦快遞公司——一個為客戶空運文件和物品的公司,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另一個密友大衛·索恩,在耶魯的第一年就見過克裡,他們的初次見面簡直糟透了。他們談到了女人。克裡說他正在約會珍妮特·奧金克洛斯——第一夫人傑奎琳·肯尼迪的異母妹妹。然後,索恩說:「不,我正在和奧金克洛斯約會。」結果,珍妮特與兩人的關係都告吹了。(她後來嫁給了克裡在聖保羅時的同學路易斯·盧瑟福,後於1985年死於癌症,年僅39歲。)    
    自從40年前初次見面後,克裡和索恩一直保持著親密的關係。這兩個年輕人都曾在歐洲生活過,克裡可以說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索恩也可以說至少一種外語。索恩來自於他所說的「堅如磐石的共和黨家庭」,而克裡的家庭則傾向於民主黨,不過兩人對於歐洲的觀點倒是一致的。他們一起在歐洲度過了一個悠閒的暑假,駕駛一輛舊出租車遊歷了整個歐洲大陸。除了他們的世界觀外,兩個人還都熱愛足球,他們都是在國外學會的,這讓他們發起了耶魯大學足球隊。最後,索恩介紹克裡認識他迷人的妹妹朱莉婭,她後來成了克裡的妻子。    
    這個小團體的最後一個成員,據說是最古怪的,也是最可愛的。他就是理查德·潘興,第一次世界大戰著名的總指揮「黑傑克」約翰·潘興的孫子,一個錦衣玉食的公子,他的明星氣質和與眾不同的舉止都使他很難令人忘懷。    
    潘興會用這樣的語氣談論一件嚴肅的事情:「如果戰爭來了,你去。」潘興和骷髏會會友們說話的口吻像是黑幫老大。    
    


耶魯求學耶魯求學(3)

    但是潘興的魅力遠不止於此。如果這是一部電影,那麼潘興將是最活躍的英雄式人物,是個愛搞笑、愛製造麻煩的人。他會吸引很多女孩,似乎沒有什麼煩惱。在許多方面,他都與克裡截然相反,可是這兩人卻非同尋常地親密,他們14歲的時候就認識,一起在費森頓度過少年時光,都曾在歐洲住過,現在又一起來到了耶魯。    
    不可避免地,潘興會被人比做傑·蓋茨比——F.斯克特·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主人公,他有某種「對生活的未來高度靈敏的預感,好像他是那種能夠測出千里以外地震的複雜儀器」。    
    「潘興是蓋茨比20世紀最有力的競爭對手。」骷髏會會友艾倫·克羅斯說,他說蓋茨比和潘興都曾住在「長島同樣的地方」。    
    潘興在耶魯的朋友都叫他「珀西(Persh)」,克裡是他最先認識的。儘管離開費森頓後兩人去了不同的學校,但兩人還見過幾面,現在又在耶魯重逢,自然十分高興。    
    美國人幾乎都知道潘興祖父在美國軍事史上的赫赫戰功。約翰·潘興得以名揚美國不僅僅是因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歐洲美國軍隊的總指揮,還因為他在1895年蒙大拿州領導名噪一時的第十騎兵團。該團裡有一隊黑人騎兵,即「水牛戰士」。當時黑人不許在白人部隊裡服役,但是潘興很敬重他們並樂意領導他們,這也為他贏得了「黑傑克」這個綽號。    
    約翰·潘興的戰績相當傑出:1898年在聖胡安山(San Juan Hill)贏得銀星獎章,隨後在菲律賓一直戰鬥到1912年,然後帶領「水牛戰士」於1914年在墨西哥邊界巡邏。在墨西哥巡邏的時候,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仍然住在舊金山的軍事駐地,可是1915年駐地的大火奪去了他妻子和兩個孩子的生命,僅有一子倖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潘興領導美國遠征軍,聲威大振,後來又被任命為陸軍特級上將,聲名達到頂峰。可是喪妻和喪子之痛讓他在餘生裡一直鬱鬱寡歡,這也更切合他的綽號「黑傑克」。惟一倖存的兒子是沃倫,後來生下了理查德——也就是克裡的好朋友。毫無疑問,理查德·潘興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創造輝煌的事業。    
    「我們非常非常親密,」克裡說,「我們在一起度過了非常無憂無慮的時光,我懷念那段日子。」    
    其他骷髏會會友也注意到了克裡與潘興之間的親密關係。「約翰很嚴肅,對政治非常感興趣。潘興則截然相反,他很愛搞笑,總愛捉弄我們。」骷髏會會友喬治·布朗博士說,他與克裡和潘興的關係都很好。「潘興似乎對任何事都滿不在乎。就在他出發去越南的前一天,他說:『沒有人會陪我喝酒了,我們今晚一醉方休吧。』潘興是個風度翩翩的貴公子,他超凡的個人魅力使他成為我們的英雄。他曾經帶我去紐約城的許多飯店吃飯,那裡的女孩全都認識他。」    
    史密斯印象中的潘興也是這個樣子,他說將軍的孫子是「我一生所見過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的個性時刻提醒你他是一個出身良好的美國人,就像是美國的邁克爾·凱恩」。史密斯用英國的著名演員來比喻他。毫無疑問,這麼有吸引力的潘興一定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友,她就是基蒂·霍克斯。她是著名導演霍華德·霍克斯的女兒,她執導的片子有《酣睡》和《紳士都愛金髮女郎》。    
    2003年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基蒂·霍克斯用一種電影般的語言描述了與潘興、克裡以及其他骷髏會會員在一起的時光:「與他們其中的一個人戀愛似乎就是與他們所有人戀愛。那是一段神奇的時光,與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讓我日後無限回憶。」    
    潘興和基蒂、克裡、史密斯以及其他骷髏會會友一起去紐黑文的酒吧、曲棍球賽場,或任何能讓他們喝點酒、找點歡笑的地方。「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分鐘都充滿了歡聲笑語,他們彼此之間從不嘲諷,他們彼此之間都有足夠的尊重。」霍克斯說,「約翰很嚴肅,而理查德卻沒有這種嚴肅感。我們所有人都覺得克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我並不覺得命運如此,但我知道總有一天他會出人頭地的。」    
    與骷髏會的聯繫至關重要,霍克斯說:「會友之間的感情是他們這個組織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我的感覺是,這不是那種『我們出去喝酒,盡情享樂』的兄弟會。骷髏會會員遠不止如此。在這裡,你不再嬉笑、玩鬧,生命開始有點嚴肅起來。他們開始把自己看做男人,而不是男孩,然後就要上戰場,似乎一眨眼就全都長大了。」    
    從各方面來看,克裡都是富有的、高貴的骷髏會會友中的一員,大約他的朋友也這樣認為。布朗回憶道,一天,他和克裡、潘興還有其他一群人前去瑙什恩島(Naushon Island)出海航行,該島是他家從福布斯家族這邊論的一個遠親所擁有的地產。    
    「他說:『嘿,我家擁有這個小島的一部分。』」布朗回憶道,「我們都不相信,他說:『這兒不允許別人上島遊玩,但是我們可以,因為我家擁有這個島。』潘興嘲諷他,說克裡帶我們來到了他的貴族小島。我們想說也許他小時候的保姆會過來給我們一個擁抱。」    
    事實上,儘管克裡經常來這裡玩兒,可他家從來沒有擁有過這小島,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據說這個小島是由福布斯家族的一個旁系親屬擁有,他家的孩子就是克裡的第五個表兄弟。這就是潘興,他的爸爸在華爾街工作,是個不願依靠遺產和利息逍遙度日的金融家。    
    1963年11月22日,耶魯大學正在舉辦一場足球賽,突然人群中一陣騷動,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迅速傳開了:肯尼迪總統遇刺。這僅僅是克裡有幸與肯尼迪共同去航海的15個月後。    
    「我們都驚呆了。」克裡回憶道,他的英雄,他的行動楷模,遇刺身亡了。克裡坐在他的小黑白電視前,久久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這對他是個極大的打擊。」大衛·索恩回憶道,當時在足球賽看台上他和克裡坐在一起。「那是他的偶像,他很早就崇拜的英雄。這個噩耗讓他無比傷心。」    
    肯尼迪的死一直讓克裡鬱鬱寡歡,此時肯尼迪「最好,最聰明」的朋友威廉·邦迪來訪。邦迪當時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此番來到耶魯宣傳美國在越南戰場上的勝利並動員大家支持政府的越戰政策。在演講結束後,他來到侄子的宿舍,並與其室友,包括克裡,一直談到次日凌晨。    
    「(我們)一直圍坐在一起,喝著啤酒,滔滔不絕地談論。你知道,談論南亞的事情以及國家政策。」克裡回憶道。邦迪對這些年輕人談話的主題就是:「我們需要你們。我們需要你們去參軍,去越南。」這次拜訪把幾個年輕人都推到了去越南的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促使我們上戰場的主要因素,」巴比羅補充道,「但他絕對影響了我們。他可是助理國務卿。」    
    隨著畢業臨近,克裡面臨著三個選擇:服役,以上研究生為借口推遲服役,或是去軍官學校,然後到越南當個軍官。「我給徵兵局打了電話,因為我想也許我可以出國上學,不過顯然我要冒風險。徵兵局說:『聽著,很有可能你必須要參軍。』我說:『如果我要去參軍,我希望有些責任並能當個軍官。』」    
    參軍服役幫助約翰·肯尼迪走上政壇,當然克裡也有在政治上一展宏圖的雄心壯志。「約翰很清楚地說過:『如果上帝能讓我達成一個夢想,那就是競選美國總統。』」威廉·斯坦伯裡——克裡三年來的辯論搭檔回憶道。「這並不是戲言,而是認真的、執著的夢想。他一生的夢想就是進入政界,大展宏圖。」    
    為什麼?什麼促使克裡有這樣的夢想?「我覺得並不是什麼空洞的口號讓他有這樣的政治理想,如『我一生都要為種族融合和世界和平努力奮鬥』。」威廉說,「我覺得他也不是隨便說說:『政治家的生活就是我想過的,我想在公眾面前侃侃而談,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到大四時,克裡開始考慮他的前途。他偶爾去飛行,然後回到耶魯,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骷髏會的總部。女孩、性和金錢常常是骷髏會會友們討論的話題,但大部分會友都記得克裡總是把討論話題引向越南。    
    


耶魯求學耶魯求學(4)

    克裡的朋友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轉變。艾倫·克勞斯——骷髏會會友,回憶克裡對越南戰爭表示出越來越多的疑問:「當(總統)約翰遜逐漸增兵越南時,克裡總會無意中譴責這次戰爭,甚至懷疑我們以後去越南的意義何在。」    
    克勞斯清晰地記得克裡的談話,因為這種關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骷髏會中很少見。「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從耶魯高年級中精挑細選的,他們早已習慣於只關心自己的事情,可能認為一切都是圍著他們轉的。」克勞斯說。但是克裡促使這一群精英去關注越南。「我覺得我們的所作所為讓他警醒了。他看到我們懵懂無知,懷著善良的意圖走進越來越深的沼澤,他覺得應該提醒我們了。我記得他的話並不是反對我們的所作所為,而是響亮的號角:『嘿,朋友們,這已經發生了,這是要定義我們這一代的時刻,是很關鍵的時刻。』」    
    1966年初,克裡被選出代表年級在畢業典禮上致辭,這是極高的榮譽。可是克裡最初的演講稿充滿了索然寡味的空虛言論,絕不是個讓人難以忘懷的佳作。    
    「我們不需要崇高的召喚去做偉大的事情,我們只需要些微刺激去做對社會有益的事,也就是說讓你生存的條件更好。」該原始演講詞被刊登在年級年報上,說:「我不會嘗試去告訴大家什麼永恆的真理,這些真理會讓你們循規蹈矩,效忠職守。我的目的只是去挑戰,而不是傳道;去質疑,而不是作答。」    
    以克裡的實際水平而言,這幾乎不算是一篇合格的演講稿。幾個星期以來,克裡一直在想演講時他是否應該提到越南,是否應該質疑國家的決定。在骷髏會成員最後一次去旅遊的途中,這些問題還一直困擾著克裡。他們利用假期去聖勞倫斯海域的鹿島。該島佔地40英畝,是骷髏會的一處固定地產,島上設施很齊全,有房間,有壘球場和網球場,有圓形露天劇場,還有15英里長的跑道,標著骷髏會的密碼——332。    
    克裡和潘興照例形影不離。但是一天,他們邀請會友邁克爾·多爾比和他們一道去聖勞倫斯划船。多爾比答應了,等他發現他是和兩個熱愛冒險的人出海航行時已經太晚了。「我們在聖勞倫斯河上,那是很大一片水域,有很多大船。」多爾比回憶道,「潘興完全率性任意,帶我們三人上了一艘帶發電機的小艇,瘋狂追趕那艘大船,拚命地向它衝去。我嚇壞了,覺得我們快完蛋了,他是那麼瘋狂。約翰裝作相當緊張害怕的樣子,就在最後一秒,約翰緊急調轉船頭。這兩個人徹底耍了我,我這輩子都沒這樣害怕過。約翰很善於在幽默和嚴肅之間來回轉換。」    
    事實上,克裡在這次小島之旅中一直想著很嚴肅的事情。他覺得如何致辭是次要的,他應該仔細想想美國對越南使用武力的政策是否正確。    
    其實,這個問題克裡已經想過很久了。他在冷戰最緊張的時候隨父母在柏林居住,後來他父親也因為不贊成動用武力而離開了外交崗位。當時大多數人似乎對戰爭都持肯定態度,克裡對越戰的反感也許是因為參議員羅伯特·F.肯尼迪。他在1966年1月31日公開質問總統約翰遜的戰爭政策……約翰遜重新開始對越南進行轟炸,肯尼迪說這是「導致美國走上不歸路的第一步,而這條路會給全人類帶來災難」。    
    克裡開始寫一篇新的演講稿,並將稿件給多爾比看,徵求他的意見。    
    「出於某種原因,他讓我幫忙一字一句地修改,我記得我們在語法上作了一些修改。」多爾比回憶道。「他說:『你沒有領會,我要這樣說。』他確實這樣做了,我相當震驚。」    
    1966年6月12日,克裡交上了新的演講稿。    
    「過度的孤立也會變成過度的干涉。越南戰爭恰恰說明我們的決策制定者正把美國人民推到一個奇怪的角落……如果我們不幸失敗,這將不是領導者的錯誤,而是那些在背後懷疑領導者決策的質疑者們的錯誤。」然後,在提到他媽媽輾轉逃出納粹的侵略時,他說道:「我認為,美國必須明白,這種適用於西歐的干涉政策並不能在世界其他國家取得同樣的效果。」    
    隨後他又暗示自己會去應徵入伍,克裡補充道:「我們並非不想服役。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在為什麼服役。」    
    克裡對美國政策的批評很引人注目。當時,反對美國戰爭政策的人很少,民眾普遍認為對越戰爭志在必得,一批英雄會從軍隊中產生。這篇演講也顯示了克裡對越戰看法的逐漸成熟。    
    他的爸爸理查德也是堅決反對越戰政策的反戰人士,1996年,即他去世的前四年在接受《環球報》採訪時說,克裡剛入大學時對美國的政策全心擁護;而到了大四,他「長大了許多」。    
    戰爭發展得太快了。如果克裡在演講那天看了《紐約時報》,他會看到許多籠罩著不祥氣氛的消息。一則消息報道,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說又有18 000名士兵被派到越南戰爭中。這樣,在越南的美軍總數已經達到了285 000人。    
    1966年,在麥克納馬拉所說的勵志報告中——這實際上是人數統計對比——他說越共迄今已經喪生了21 000人,而在這六個月裡,美軍只犧牲了2100人。但是第二則消息報道了前駐印度大使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在羅得島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他說美國應該縮減對越戰爭規模,停止轟炸,盡快撤軍。他還說如果美國政府認為其對越政策得到普遍支持,那麼就「大錯特錯了」。那麼,既然克裡已經開始質疑越戰政策,他為什麼還要迫切地加入海軍呢?克裡和許多同學都認為1966年意味著耶魯大學裡一種天真氣氛的終結。肯尼迪的號召「問問你們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仍然回想在每一個熱血青年的耳邊,而一年以後大規模的反戰和焚燒徵兵卡就遍及全國了。    
    「我記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還是1966年,」克裡的同學多爾比說,「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美國政府十惡不赦。不過我肯定當時的氣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經記述的:「當時耶魯的反戰遊行運動非常冷靜有序,主要原因是在學校的教育下,學生們都表現出成熟、有責任感和合理自由表達的一面。耶魯校園裡很少見到那種偏激、狹隘、令公眾討厭的激進運動分子。」    
    而事實上,在克裡大四的時候,耶魯一位歷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頓·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內執行一次和平任務。1966年1月,他回到耶魯後給3500名學生做了一次演講,揭露了許多美國士兵的厭戰情緒,而學校校長卻以「給敵軍提供援助,粉飾敵軍」為名懲罰了他。對於此事,校史中記載說該懲罰決定是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的叛國定義而制定的。    
    這就是克裡大四時期耶魯的氛圍。他不是個激進分子。他響應肯尼迪的號召——他和總統一起出海劃過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勸說他去服役,去當一名軍官。    
    儘管克裡對戰爭仍有疑慮,他還是簽約要去羅得島的預備軍官學校,準備上戰場了。他似乎在質疑自己正在做的、無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聖勞倫斯河上的大船,逐漸在前方顯現,而他,儘管知道衝撞上去必死無疑,還是無法停下衝向前去的腳步。無論怎樣,有些東西驅使他走向戰場,是一種危險、責任和友情的混合感覺讓他無法停止。    
    「我想去那裡,想成為美國軍隊中的一部分,想盡力貢獻我的力量,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戰爭。就像所有喜歡冒險的人一樣,我們用生命作賭注來體驗戰爭。」克裡說,他和他的朋友都有「無敵的感覺」。    
    潘興、史密斯和索恩也要奔赴前線——克裡並沒有被孤單地留在後方。    
    


戰前訓練戰前訓練(1)

    約翰·克裡駕著他的雙人座飛機飛過舊金山灣,衝向金門大橋。「我們從橋下穿過去吧!」克裡激動地對他惟一的乘客大喊著。他的密友大衛·索恩不敢低頭看下面洶湧的波濤,盡量控制著自己不被嚇得尖叫起來。    
    克裡在耶魯的同學普遍都覺得他是一個優雅的貴族子弟,是個勤奮、認真、代表年級致辭的好學生,是個總有一天要競選總統的有志青年。可是在索恩和其他骷髏會會友的眼裡,克裡還有另外一面:他是一個酷愛冒險的年輕人。索恩還知道克裡一直為一個耶魯教授的冒險飛行而瘋狂,他曾經駕駛飛機穿過金門大橋橋洞,並表演了幾個連續360度翻轉。    
    那是1967年夏天,克裡前一年6月剛從耶魯畢業,後來又在羅得島的海軍預備學校受訓了六個月,現在則正在加利福尼亞接受為期一年的飛行訓練。這幾年來,他一直和好友索恩的雙胞胎妹妹——美麗的朱莉婭·索恩約會,她經常往返於美國和歐洲之間。    
    克裡酷愛飛行,可是,他的父親理查德·克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後備飛行員,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兒子戰爭時期做飛行員會讓你以後對飛行索然寡味,於是克裡應徵當了海軍,飛行則仍然是他的業餘愛好,今天他就駕機出去兜風冒險。金門大橋已經在視野內了,天很藍,克裡穩穩地控制著租來的T34飛機的操控桿,該型號的飛機只有一個引擎,類似軍事訓練機。兩個年輕人緊張得屏住呼吸,期待著飛機來一個漂亮的轉彎然後穿過金門大橋橋洞。    
    轟隆!飛機突然開始顛簸起來,左右搖晃著。一隻海鷗的雙腳卡在了飛機一個機翼上,就像動畫片裡的驚險鏡頭一樣。幾秒鐘之後,情景更恐怖了,就像阿爾弗萊德·希區柯克的影片一樣,越來越多的小鳥出現在他們面前。如果小鳥撞到了擋風玻璃上,克裡恐怕就要當場喪命了:一個耶魯畢業生,一個夢想成為總統的青年,就這樣在舊金山海灣上方的一次駕機冒險中喪命。    
    不過,克裡很冷靜,他拉高了操控桿,飛機逐漸升高,躲過了這群危險的小鳥。    
    「我們非常擔心機翼會掉下來。」索恩回憶道。於是克裡駕駛飛機飛離了大橋,駛向附近的飛機場。他駕駛飛機的冒險計劃,就這樣永遠埋藏在他23歲的心中了。    
    克裡與大衛·索恩的關係是終生的友誼。當雙方都知道二人在同時與珍妮特·奧金克洛斯約會後,他們都為了朋友放棄了女友,轉而去與其他女孩約會,二人則繼續做好朋友。一天,就在克裡準備進入大二時,他拜訪了索恩位於長島的家。當克裡乘坐公共汽車到來時,索恩的雙胞胎妹妹朱莉婭正身穿比基尼站在那裡,大聲唱著彼得、保羅和瑪麗的成名歌曲《五百英里》。    
    「他就呆呆地站在那裡,看著我。」朱莉婭多年以後回憶道。    
    二人迅速就產生了好感。兩個人都來自顯赫的家族,都曾在歐洲居住過。朱莉婭的祖父擁有部分希爾頓海德島(Hilton Head Island),該島後來被出售以獲得更好的發展。她的叔祖(great uncle)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戰爭顧問。她也是威廉·布拉福德的後裔,布拉福德簽署了《獨立宣言》,是美國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長。這樣名望之家的後裔顯然與溫斯羅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後裔門當戶對。他們都對歐洲有同樣的感覺,都有雙語生長環境,都有一種上等階級的貴族感覺,兩個人迅速墜入了情網。克裡儘管言語犀利,能言善辯,可他在異性面前還是個很害羞的人,而朱莉婭卻讓克裡感覺相當自在放鬆。朱莉婭沒有上大學,主要原因是她富有的父母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去大學接受教育。「我是那種上流社會乘私人飛機到處遊玩的人,我在上流圈子裡長大。」她說,「我母親的價值觀念體系仍然是愛德華七世時代的。她清楚地知道那個年代一個上流年輕淑女的生活應是什麼樣子,而這種生活不包括上大學。其實,對一個上流社會的淑女而言,知道恰當地待人接物是遠遠不夠的;不上大學簡直浪費了大腦。」    
    他們的羅曼史開始了,克裡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僅是她的男友,還是她的老師。克裡總是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對和平、政治、歷史和藝術等各方面的看法,讓朱莉婭大開眼界。「我渴求知識,而約翰極大地滿足了我。他考慮如此多的事情,他開始了我的教育。」    
    數月以來,克裡和朱莉婭一直約會,可是克裡在耶魯的時候,朱莉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歐洲。克裡畢業了,可是他還要履行在美國海軍服役的約定。1966年秋天,他來到了位於羅得島的預備軍官學校。他後來回憶,他當時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履行與海軍長達六年的服役承諾。當初的決定是不是個錯誤?他的一些朋友繼續讀研究生;戰爭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他的女朋友在大洋彼岸,而他卻被一個約定牢牢地拴在這裡。當時,朱莉婭在歐洲也與其他人約會,不過在她哥哥和克裡受訓期間,她也定期地回到加利福尼亞。她與克裡的感情也越來越好。    
    1967年初,克裡離開羅得島來到加利福尼亞接受海軍循環訓練,先是去舊金山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然後去聖地亞哥。越南戰爭迅速升級。1966年1月1日——當時克裡還沒有畢業,剛剛決定參加海軍,美軍在越戰中陣亡的人數僅為636人。而到1967年初,陣亡數字翻了十番,高達6644人。到1967年末,陣亡數字又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6 021人。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如「潘興行動」——大概是以理查德·潘興的祖父命名——舉步維艱,往往要進行一年多。    
    1967年6月23日,克裡和大衛·索恩當時都在南加州,他們聽說約翰遜總統要來洛杉磯飯店,而數千名反戰者計劃屆時將舉行集會。出於好奇,這兩個年輕人脫下軍裝,換上普通衣服來到世紀廣場飯店觀望。    
    當約翰遜在500美元/每位的籌款晚會上對1000多位民主黨員講話時,15 000名反戰者組成龐大的遊行隊伍,圍繞飯店大聲喊:「嘿!嘿!我們的總統先生,今天又有多少孩子為你喪生?」當反戰隊伍聚集到飯店門前停下時,約有1300名警察趕來驅散隊伍,並以非法集會並拒絕散開為由當場逮捕了51人。克裡和索恩震驚了。「我們在遊行隊伍的外圍,聽著他們的口號,彼此交談著,頗為擔心。」克裡回憶道。「那看起來是個相當和平的遊行,」索恩回憶道,「可是警察很凶狠,開始打人。隊伍被驅散了,場面相當混亂。我只記得我震驚極了,約翰也很震驚。」    
    骷髏會裡的另兩個好朋友——史密斯和潘興——幾個月後就來到了越南,那是1968年初,那時克裡和索恩還在接受訓練。這四個骷髏會會友相當親密,經常彼此寫信詢問對方的近況。索恩和克裡對在越南的好友非常擔心。    
    史密斯在越南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潘興則作為第101空運分隊的少尉努力續寫家族的顯赫軍事歷史。潘興的視力很糟糕,他完全可以免除服役,可是他卻設法搞到一份放棄免役的證書。於是,1967年12月,他上了戰場,追隨祖父和父親的足跡,他的父親沃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    
    就在潘興到達越南後不久,1968年1月31日,北越軍隊發動了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一系列奇襲令美國和南越軍隊傷亡慘重。潘興和他所屬的軍隊迅速投入到戰鬥中,結果慘不忍睹。「理查德·潘興就站在那裡,」一個人回憶道,「他就呆呆地站在那裡,剛才的戰鬥讓他損失了一半部署,也許是三分之二。現在他要安排埋葬死者,保證把他們的個人物品寄回家中,還要給家屬寄陣亡通知單。」    
    


戰前訓練戰前訓練(2)

    儘管死神就在前方,潘興仍毅然返回戰場。從那時他的一張照片可見,潘興一身戎裝,體格健壯,相當英俊,皮膚被太陽曬得很黑,帶著一副厚眼鏡。他的襯衫沒有系扣子,露出了胸膛;腰帶上別著一枚手榴彈,肩上挎著步槍。他一手抓著一瓶百威啤酒,另一隻手提著一個包裹和一封航空信。    
    1968年2月17日,就在拍這張照片的幾天後,潘興和他的隊員在稻田里遭到了越共的火箭彈襲擊。起初,似乎每個人都倖存。可是隨後潘興發現他的一個隊員不見了,掉隊了或是受傷了。就在他獨自回頭在稻田里尋找隊員時,一枚火箭推動的手榴彈向他飛來。    
    潘興死了。    
    非常巧合,此時弗雷德·史密斯就在距戰場約三英里的地方。在耶魯的時候,史密斯、潘興和克裡一起度過了許多嬉笑打鬧的時光,朋友在一起的時候總是那麼快樂,可又那麼短暫。現在,史密斯驚聞潘興陣亡的噩耗。耶魯的同學之情、骷髏會的兄弟情誼以及兩個人的友情驅使弗雷德來到潘興倒下去的地方憑弔好友。「那是個很常見的地方,稻田、水壩、村莊,沒有什麼重要的。可是就因為它完全不重要才顯得重要——無數生命為了毫無意義的東西長眠於此。我們正在用美國男孩的生命換越南男孩的生命。    
    他們可以選擇時間和地點襲擊,我們總是傷亡慘重。潘興和他的排當時正在巡邏,敵人襲擊的時候有一兩個隊員受傷或是陣亡了,潘興回去想要找回他們,結果也犧牲了。」    
    大衛·索恩當時正在海上美國軍艦Maddox上,艦上官員遞給他潘興陣亡的電報,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友已經長眠於越南了。他憤懣得無以復加。    
    克裡此時也在海上Gridley號軍艦上,這是一艘巡航導彈護衛艦,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朝越南東京灣開去。就在這時,好友陣亡的噩耗讓克裡頓時呆住了。一個軍官拿著一封電報來甲板上找克裡:「你認識一個叫做理查德·潘興的人嗎?」隨後,軍官遞給他電報,克裡顫抖著打開電報,害怕看見最擔心的消息。「潘興,」電報上寫道,由於「尋找失蹤的隊員遭遇敵軍火箭彈襲擊而受傷陣亡」。    
    對於克裡來說,這場戰爭不再是抽像的政治問題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為了尋找掉隊的隊員而犧牲。可是克裡遠在海上,卻無法參加他最好的朋友的葬禮。他給朱莉婭、大衛、潘興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寫了信,傾訴心中的苦惱和悲憤。親愛的媽媽爸爸:    
    我能說什麼呢?我現在空虛、痛苦、氣憤,似乎失去了一切,只有戰爭、暴力和無窮無盡的戰鬥。我不知道戰爭如此殘酷,如此不近人情——任何人都可能接近潘興並奪去他的生命。多麼該死!我們做了多少無謂的犧牲!為什麼?我原來從來沒有這種空虛的感覺……    
    失去了潘興,一些東西似乎也離我而去了——他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是與我分享愛、憂愁、歡樂和痛苦的兄弟,是他人永遠也無法替代的。    
    然而他已無法回頭。潘興的骨灰正運回美國,克裡正要踏上越南戰場。戰爭就在前方等待著。    
    就在克裡還在太平洋上航行時,約翰遜總統和他的戰爭內閣也正面臨著危機。「春節攻勢」讓北越付出損失了4萬名士兵的代價,重創美軍1100人,南越軍隊2300人。儘管比起敵人來傷亡數字不算慘重,可是北越顯示出了在多地點同時發動突然襲擊的能力,還短期佔領了美國駐西貢大使館,這大大打擊了美軍的士氣。隨後又發生了一系列大事件,這些事情改變了美國一代人的思想觀念。    
    


戰前訓練戰前訓練(3)

    美國和南越聯盟與北越就前越南首都順化展開了長達26天的拉鋸戰,幾番攻佔又幾番被奪去,雙方都傷亡慘重。這更加引發了國內對越戰的不滿,激發了新一輪反戰運動。美國軍隊指揮官請求國內再增派206萬名士兵,群眾的不滿情緒達到頂點。在越南的最高美國將領威廉·威斯特摩蘭和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都被罷免了職位。    
    就在這一時期,約翰遜總統被越戰漩渦弄得暈頭轉向,幾乎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總統初選中輸給明尼蘇達參議員尤金·麥卡錫。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持人沃爾特·克羅凱特從西貢返回,在媒體上宣稱他「越來越肯定美國對越南的血腥干涉將以僵局而告終」,這個論斷後來被認為是民眾情緒的一個轉折點。    
    羅伯特·F.肯尼迪宣佈他計劃競選總統。3月31日,約翰遜宣佈他將不會爭取連任。四天後,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各地暴動幾乎遍及全國,一些人擔心美國也會變成戰爭前線。    
    在Gridley號上,克裡只能得到關於國內這一系列大事的零星報道。他的航海旅程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超現實的,奇異地脫離開了在越南和國內的緊張氛圍。他乘坐著裝滿武器的護衛艦,航行在從夏威夷到新西蘭相對平靜的海面上。該軍艦僅在美軍的越南基地短暫逗留,在那裡克裡看見越南人的屍體像木柴一樣被堆成了小山。    
    「我並不知道我們究竟要面臨什麼該死的東西。」克裡數年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該文章被收錄在《親歷越戰:戰事回憶》一書中。「我每天要去峴港(Da Nang)待上八小時,看那些戰爭中的軍人配備,但是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在航空母艦上忍受著撲面而來的熱浪。」    
    1968年6月初,克裡和美國軍艦Gridley號駛回加州的長灘(Long Beach)港口。他堅決擁護羅伯特·F.肯尼迪,就在艦船靠岸那天,肯尼迪正在加利福尼亞參加總統初選。克裡的艦船正要駛進船塢,一個驚人的消息爆炸開了。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飯店遇刺,他剛剛贏得加州初選。對克裡——這個以約翰·肯尼迪為偶像、期待羅伯特·肯尼迪終結戰爭的年輕人來說,這消息不啻於晴天霹靂。    
    Gridley號進港了,克裡最好的朋友大衛·索恩在港口等待他。當索恩遠遠看見克裡時,索恩伸出食指指著自己的頭,就好像舉著槍對著自己一樣。克裡點了點頭,他明白這個手勢表示羅伯特·肯尼迪被謀殺。    
    朱莉婭也在港口,穿著一身綠松石色的連衣裙在遠處等著克裡。她的出現對克裡來說是個驚喜,朱莉婭數年以後還能想起見到未婚夫一身戎裝、跳過來與她擁抱的情景。這是索恩兄妹和克裡歡樂的重逢,但也是充滿了無法言說的悲痛和哀傷的一天。擁有另一個肯尼迪總統的夢想破滅了,整個國家也都籠罩在這種悲傷之中。反戰人士聚集起來,嬉皮反正統文化開始在青年人中間盛行,一些大城市中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克裡請了幾天假,回到馬薩諸塞看望了父母。然後還被吸引去了波士頓紅襪(Red Sox)棒球隊的主場芬威球場(Fenway Park),不是為了棒球,而是為了政治。1968年7月25日,參議員尤金·麥卡錫也是激烈的反戰人士,他仍然打算爭取民主黨內提名,他來到芬威球場演講,吸引了多達45 000名民眾。    
    「那是波士頓紅襪棒球隊贏得冠軍以來最瘋狂的夜晚。」《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羅伯特·L.特納寫道。這是這個棒球場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所有的坐位全都坐滿了,5000多名觀眾不得不站在外面。克裡一年前已經在洛杉磯見識過反戰場面,現在這位反戰總統候選人的演講讓他癡迷,又讓他不安。但無論怎樣,他仍然是一個海軍戰士,仍然要上戰場。「我在軍隊中,我正在休假,我聽著他的演講,我對政治異常癡迷。」克裡回憶當時的感覺時說。    
    8月,克裡回到了加利福尼亞,他從電視上得知芝加哥的反戰運動攪亂了民主黨全黨大會。但是克裡無法再在國內的政治混亂中傾注太多的注意力了,在返回越南之前,他還要去聖地亞哥的快艇訓練學校,然後還有更殘酷的訓練——莫哈韋沙漠中的生存訓練。1968年9月,克裡前來參加逃生、對抗和躲避訓練,在該訓練中,海員們被當做戰俘對待。他們要忍受嘲弄、辱罵、鞭打以及心理騷擾,這些都是為以後他們不幸被俘而做好準備。生存訓練營是一場模擬訓練,可是訓練結束後,克裡就要回到越南,真刀真槍地面對真正的敵人。    
    在分別之前,克裡還有最後一次機會和朱莉婭見面。他們都知道潘興離開未婚妻去越南,可再也沒有回來見她。現在,就在克裡和朱莉婭難捨難分的時刻,他們定好了未來的計劃:等到克裡從越南回來後他們就結婚。克裡並不想讓朱莉婭獨自承擔戰時未婚妻的等待之苦和重大壓力,於是他們只是將這計劃告訴雙方父母和最親密的朋友。    
    1968年11月中旬,克裡登上了飛往越南的飛機,他將成為管理六個人的「快艇」船長,負責巡邏海岸線。克裡離開祖國,心想自己巡邏越南也許相對安全。可是他不知道在西貢,美國海軍改變了作戰計劃。    
    


四十四號快艇四十四號快艇(1)

    1968年12月2日夜晚,僅僅在重返越南兩周以後,克裡就執行了一個秘密任務。這次軍事行動相當危險:他要離開美軍駐紮在金蘭灣大片的安全區,乘坐掠行艇去搜尋越共游擊隊。    
    克裡和另外兩名士兵在漆黑的水面上執行搜索任務。他們的船剛剛轉過彎,克裡就遇到了兩名劃著舢板的越南人。這裡屬於自由開火區的宵禁區,海軍明確規定:任何違反宵禁的人都將被視為敵人,並予以擊斃。「上帝真是太仁慈了,他們並沒有開槍。」克裡說。據他回憶,這兩個人被俘虜了,隨後快艇把他們帶到了一艘更大的船上。後來,克裡的船又遇到了兩個劃舢板的越南人,並把這兩個人也俘虜了。    
    據克裡所說,他大約花了幾個小時來偵察位於海岸的「六艘舢板或其他東西」,該海岸區是敵人禁止航行的一段交叉海域。克裡的小隊點燃了閃光信號,接著,那些舢板上的人便衝上了河岸襲擊他們。據他的隨行士兵回憶,開火幾分鐘之後,克裡就受了傷。2003年,當記者採訪他時,克裡回憶道:「我是在海灘對越南人的開火中手臂受傷,榴霰彈的碎彈片傷了我的手臂。」     
    私下裡,克裡告訴他的歷史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義務之行》一書的作者——他的M16卡住了。「就在我衝到船上抓起另外一枝槍的時候,我突然感覺手臂上一陣劇烈的刺痛,我看見那兒(傷口)就像受到地獄烈焰灼傷一般。那真是一個蠢笨的行動,甚至不算是一場戰鬥,但是,那卻是我第一次參戰,真是令人難以忘懷。」他又補充道,「我甚至都沒有看見彈片是從哪兒飛來的。」    
    對於那次戰鬥——克裡第一次上戰場並受傷的戰鬥,他的兩名隨行士兵有著幾乎相同的記憶。威廉·扎拉多尼斯(Zaladonis)配備了一枝M60機關鎗,帕特裡克·魯尼恩控制引擎,他們發現舢板上的人正衝上岸來。這些人拒絕放下武器投降,克裡的小隊警告無效便開始射擊。「約翰下令開火,我們就開始射擊。」扎拉多尼斯回憶道。扎拉多尼斯和魯尼恩都說當時一心射擊敵軍,根本無暇顧及克裡究竟是被敵方還是己方的火力所傷。「我向他們還擊了。」扎拉多尼斯說,「我拿著一枝M60機關鎗,對越南敵人拚命射擊。這時我能看見什麼呢?什麼也看不見。對我來說,我甚至很難講我的敵人是否在向我射擊。深處槍林彈雨中,你根本不會注意到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魯尼恩也是如此,他說他也根本不知道身邊發生的事情。「想想看,在炮火喧天的戰場上,你在不停地打著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彈,在這種噪音下你還會聽到什麼呢?在戰場上你會感到恐懼,緊張也隨之而來,只要自己沒有受傷,你恐怕感覺不到任何事情。」魯尼恩說,「我並不確定敵軍是否還擊,也不知道克裡是如何受傷的。我知道他受了擦傷,手臂被彈片擦傷了。」    
    再回到基地,這次任務的當事人之一、曾短期服役於金蘭灣並指揮克裡的指揮官格蘭特·希巴德中尉說他見到克裡受了傷。據希巴德回憶,克裡還對他說自己有資格拿到紫心勳章。    
    然而,希巴德又聲稱他對此並沒有太深印象了。    
    希巴德回憶,他覺得克裡所受的傷並不嚴重,而且他一直以來都懷疑在克裡受傷的那一刻,他的船隻是否遭到敵人的火力攻擊。他又說:「每一位當事人都說:『我認為我們並沒有交火。』」但是希巴德聲稱他並不能確定這是否是真的,而克裡也顯然認為自己經歷了一場戰事。    
    「克裡說過一些有關他受傷的經歷,」希巴德在2004年接受採訪時回憶道,「在他的手部或是前臂處有一處彈片擦傷」。36年以後,希巴德說他仍可以回憶起那個類似於指甲劃痕的傷口。「我曾被玫瑰刺傷過多次,要比那種『傷』嚴重得多。」希巴德說。    
    在那個時代,紫心勳章的評判規則提到:需要有一個必須醫療機構強制治療的傷害。而有資格的創傷則被描述為:1抗擊美國敵人的任何行動;    
    2美國已參與或按約定參與的與外國敵對武裝力量作戰的任何行動;    
    3與盟軍一起參與抗擊敵對武裝力量的作戰(在此衝突中美國為非交戰方);    
    4因上述敵人或敵對武裝力量所造成的傷亡;    
    5因國外敵人所造成的傷亡。    
    在那次事件中,另外一位當事人是威廉·沙赫特,他對此次行動進行監督,後來成為海軍上將。在2003年,當被問及有關克裡的傷口時,威廉·沙赫特回應道:「那根本就不算是一個很嚴重的傷口。」後來在2004年的採訪中,威廉·沙赫特拒絕對此進行進一步評論。    
    希巴德說,儘管他質疑傷口的嚴重與否,克裡仍為了紫心勳章繼續對他抱怨。對於他的「委屈」,希巴德回憶,儘管他不記得是否曾經簽署過紫心勳章的證書,但他妥協了。    
    「我仍然記得一些關於此事的疑問和我們之間的來往信件。」希巴德說,「最後我對他說:『好吧,如果真有此事,你想要什麼就給你什麼。』在那之後,我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顯然,他得到了勳章,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到的。」    
    


四十四號快艇四十四號快艇(2)

    儘管希巴德的辦公室通過了克裡獲得紫心勳章的申請,不過人們並不確定究竟是希巴德同意了克裡對紫心勳章的申請,還是有資格的醫療機構證實了其治療紀錄。如果希巴德一直都對克裡的紫心勳章持反對態度,而克裡又認為權威的醫療機構已經證明他有資格獲取紫心勳章,那麼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克裡如此迫切地向上司申請想要得到它。    
      無論怎樣,大約在三個月以後,克裡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通知:因他在1968年12月2日的行動中負傷,且嚴重程度已達到評判標準,故被授予了一枚紫心勳章。這封信是由海軍參謀機關中一個名叫唐納德·A.斯梯爾的人蓋的章。現在,他已不在人世了。    
      在2003年,當克裡詳細講述他在越南的經歷時,拒絕記者對此事進行採訪。2004年,當記者想為此事安排採訪時,他的競選班子又聲稱採訪時間與他的競選時間表有衝突,故無法安排。在2003年,當記者提及到他的傷口時,克裡說那根本就不值得用一天的時間去治療。在2003年5月他又拒絕公佈他的醫療記錄和治療時間,在2004年他同樣又回絕了這個要求,而這份醫療記錄則可以顯示克裡獲得紫心勳章之傷的嚴重程度。在競選過程中,克裡一直沒有公佈這次事件的官方記錄。海軍歷史中心保存了有關克裡第二枚和第三枚紫心勳章的記錄,中心聲稱,這裡沒有第一枚勳章的記錄,該記錄則是證明克裡獲得第一枚紫心勳章的重要證據。    
    無論事實如何,對於一個剛從聖地亞哥派來的、僅僅到這兒才兩個星期的年輕官員來說,那都是一個恐怖的夜晚。克裡被告知去監視軍火走私分子和狙擊手,這是個充滿危險的任務。像克裡一樣,魯尼恩說:「我們幾乎要被嚇死了。」    
    1968年12月上旬,克裡離開了金蘭灣,前往安泰(An Thoi)——一個位於泰國灣的小島,接下來的四個月裡,這裡成了他們的軍事基地。安泰成了掠行艇艦隊停靠的港灣,而幾個星期以前這支艦隊還在越南本土海岸線上巡邏,在那裡執行相對安全的任務。克裡在科德角就喜歡駕駛父親的快艇,現在他更是深深迷上了這種氣派的掠行艇,這種巡邏艇的典型配置是一個船長加上五個船員。五十英尺的艇長使得克裡很容易對全船進行監控、指揮。    
    1968年早些時候,克裡給海軍人事部長官寫了一份述職報告,明確提出想到掠行艇上服役的要求。「我(最)願意參加海軍,我有豐富的駕船經驗,我認為這可以讓我更稱職地做一名快艇上的軍官。」克裡寫道。在列出了自己應徵的條件以後,克裡又加上:「我認為在越南服役將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我的條件能令海軍滿意。」    
    艾倫·W.斯裡弗是Gridley號軍艦的指揮官,他回復了克裡的要求,並寫道:「海軍少尉克裡相當優秀,他是我所見過的最精幹的軍官之一。如果對其進行詳細描述的話,我認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一個天生的、高效的領導者。」    
    克裡也相信,在掠行艇上工作可以使他遠離前線。要知道,這種船隻的主要作用是巡邏,「很少能在戰場上派上用場」。1986年,克裡收錄在《親歷越戰:戰事回憶》一書中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他們的任務就是巡邏,而我認為我最好也做這種工作。我想找到適合自己的事去做,我真的不想捲入到這場戰爭中。」    
    但是克裡一到越南,這種掠行艇的任務就改變了——隨著戰爭不斷升級,克裡原來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已經變成最危險的地方。克裡並不知情,海軍正計劃擴大自己原來在戰爭中較小的角色。當時美軍其他兵種都在戰場上與敵人正面交鋒,人員傷亡慘重,而海軍卻一直在海上巡弋,相對安全。    
    在1968年9月,隨著海軍上將埃爾莫·朱姆沃爾特的到來,海軍出現了極大變化。朱姆沃爾特是前小鷹號偵察機的成員、高校畢業演說者和海軍學院的畢業生,他剛被提拔為海軍少將,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在47歲的時候,他又成為了最為年輕的四星海軍上將和最年輕的海軍軍事行動的指揮。    
    美國的海岸巡邏隊並沒有成功阻止越共對湄公河三角洲的武裝滲透,這讓朱姆沃爾特很惱火。越共控制了河上的供應路線,因為美軍不被允許跨越邊界進入第三國柬埔寨,而且對於美軍的船隻來說,三角洲流域也相當危險。「我們不能控制敵軍。」朱姆沃爾特的海軍秘書、海軍上校霍華德·克爾回憶道。    
    在朱姆沃爾特到達越南不久以後,曾經視察過海軍戰績的克萊頓·艾布拉姆將軍告訴朱姆沃爾特,他希望海軍在對越作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艾布拉姆告訴我,一直以來,在對越作戰中他幾乎從未從海軍這裡得到半點幫助。」朱姆沃爾特在自傳中提到。朱姆沃爾特也答應,這種情形很快就會改變。    
    於是,朱姆沃爾特立即開始實行他著名的「ZWIs」計劃。簡而言之,「ZMIs」計劃的內容就是:掠行艇將深入到河流的上遊巡邏,駛入越共活動猖獗的地區,用轟鳴的馬達吸引敵人的注意。在用這種方法牽制敵人的情況下,為了保證空運的安全,士兵們還要用無線電通知對敵區進行轟炸。    
    士兵們被鼓勵要勇敢作戰。對於這個新的作戰安排,在克裡到達之前的一個月,也就是1968年10月便被部署下來。一個叫做邁克爾·伯尼克的船長指揮自己的掠行艇順著河道一直向上巡邏,到達了越柬邊界的一條運河處,遠離了美軍的控制範圍,同時這也侵害了柬埔寨的中立性。越共在禁行水域看到邁克爾·伯尼克和他的船時,目瞪口呆,而美軍則趁機開了火,就像記錄片《快船,勇士》中的情景一樣。雙方交火,五個越共士兵喪生。回到基地以後,邁克爾·伯尼克被召到西貢,他可能要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但是基於敵軍的傷亡數字和伯尼克的突擊能力,朱姆沃爾特主動介入。「我決定授予他一枚勳章,而不是判他有罪,還要把這條小河重新命名為伯尼克小溪。」在片中朱姆沃爾特這樣說。    
    實際上,2000年朱姆沃爾特回憶越戰的時候提到了他的兒子埃爾莫·朱姆沃爾特,他也是一個掠行艇船長,在巡邏時穿過了邊界,進入了柬埔寨地區,違反了禁止開火規定,並擊沉了幾艘舢板。「對於他的行為,我不知道怎麼辦。於是我把該問題移交到海軍參謀長那裡,他長時間思考後決定,埃爾莫必須接受軍事法庭對他的審判,因為他違反了規定;但他也將因此戰功而被授予一枚勳章,因此兩相抵消。」朱姆沃爾特回憶道。    
    


四十四號快艇四十四號快艇(3)

    為了保護掠行艇的全體士兵,在1969年1月,朱姆沃爾特批准大量噴灑一種叫落葉劑(橙劑)的化學制劑,它可以殺死河岸邊樹木和植物的葉子,而茂密的枝葉則是越共在密林中隱身的天然屏障。朱姆沃爾特估計,如果沒有橙劑的協助,掠行艇上的士兵就有70%~75%死亡或受傷的可能性。    
    「掠行艇的船體是由鋁制的,僅僅有八分之一英尺厚。」幾年後他寫道,「敵人用B40就可以把它擊沉,B40是一種舊式的火箭筒,是手持便攜式火箭筒。在茂密叢林的掩護下,敵人隨時都可以在偵測不到的情況下對我們發動攻擊。」朱姆沃爾特對化學落葉劑的依賴導致了難以彌補的惡果。他的兒子埃爾莫·朱姆沃爾特於1988年因癌症去世,其家人認為落葉劑是罪魁禍首。但在家庭的聯合傳記中,父子倆都認為落葉劑對於保護美軍生命是必要的,並為其作了辯護。在越南期間,克裡也接觸過落葉劑。當說起2003年的前列腺癌事件時,他認為這可能是遺傳所致。而說到落葉劑是否與朱姆沃爾特死亡有關的時候,他說他對此表示懷疑。    
    在1968年12月的第二個星期,克裡掌管了他的第一個「高速巡邏艇」——這是官方對掠行艇的稱謂。克裡被任命為PCF44號的船長,他們最初的任務就是把石油工人運送到海上石油開採平台,這些高速艇並不能給他們提供安全保障。因為子彈可以輕鬆穿透船體,所以士兵們在船的兩翼都佈置了重型機槍。船隻引擎轟鳴的馬達聲也招來了越共伏兵的注意。25節的高速航速是這種船隻惟一的安全保障。但是,在這種狹窄的、佈滿重型水雷的水域,掠行艇並非總能以高速行駛。這種掠行艇典型的配置就是由受過大學教育的船長——如克裡——和五名藍領士兵構成,士兵的平均年齡在19歲左右。掠行艇最易受到攻擊的位置是操控室,在這兒,要有一名士兵對兩門50毫米口徑的機炮進行操控。另外船尾也配備了一名機槍手。而克裡的任務就是等待,只要隱藏在密林深處的越共游擊隊向他們發起襲擊,他便組織船員進行還擊。    
    對克裡來說,這種戰略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於在沿關鍵河流和運河的宵禁區違反宵禁令的越南平民,美軍有權向他們射擊。自由交火政策的頒布意在遏制偽裝成越南平民和隱藏在越南村民中的越共分子對美軍的突襲,從而在更大程度上對美軍士兵進行保護。但是,船長們必須要小心。海軍報告記錄了一次突發事件,在這次事件中,眼鏡蛇直升機為了援救一艘掠行艇而致使七名越南平民喪生,這次事件促使一名美軍軍官寫道:「美軍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傷亡完全不必要並可以避免。」此後,美軍也為帶來的傷亡作了補償,以減少因此而導致的平民心理上的牴觸情緒。在這次報道中沒提到克裡的船隻,克裡也聲稱他並未捲入到此事當中。但是這份報告突出地說明,這次衝突是每一位船長都可能遇到的。船長們一方面被告知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要努力避免傷害平民;但與此同時,他們又被鼓勵在自由交火區發生交火時,要加大打擊力度和射擊範圍。如果一名平民在自由交火區或是在交叉火力中被射殺,這種死亡是可以被理解的;可是在叢林中敵我交火時,你很難區分敵人和盟友。    
    最初的時候,克裡內心對自己的任務還有一些矛盾。但是他那貴族般的氣質吸引了士兵和他的指揮官們的主意。把所觀測到的資料記錄在紙上、磁帶中和膠片上是克裡的習慣。一些士兵稱克裡正在循著約翰·肯尼迪走過的道路。「我們都知道有一天他會去競選總統。」掠行艇上的一名士兵傑瑞·利茲如是說,他曾經與克裡一同執行過任務。「想想他們的首字母都是JFK,都來自馬薩諸塞州,也都在海軍戰船上服役過,這真是太難分別了。」    
    羅伊·霍夫曼作為一名指揮官曾視察過所有的掠行艇,並鼓勵他們積極作戰,他與克裡存在著一些矛盾。「那非常的明顯,他不喜歡任何人的權力在他之上,」霍夫曼說,「無論分配給他什麼任務,在他看來它都是愚蠢的、拙劣之極的想法。」    
    克裡後來對快艇戰術表示慎重的憂慮,可霍夫曼說他從來沒直接聽到克裡談論過這些(快艇)問題。霍夫曼記得的只是他必須對克裡和每一位船長施加壓力,強迫他們執行命令。    
    「說好聽點,克裡有一點不受控制。」霍夫曼回憶道。在要求詳細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霍夫曼說:「他的行動常常偏離我們的計劃,有時候他做的並不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但是霍夫曼還說,他很欽佩克裡勇於追擊敵人的勇敢行為。    
    伯尼克是一位典型的性格激進的船長,他和克裡十分相似,也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英格蘭人。他在越南就認識克裡。「我非常喜歡這個傢伙(在越南的時候)。」伯尼克說。不久以後,由於克裡積極參加反戰運動,他與克裡斷絕了來往。「但是我知道其他人認為他冷漠、孤僻、漠視他人。」但無論怎樣,伯尼克對於克裡在越南時的勇敢都毫無質疑,他曾親眼見過克裡深入到一個周圍佈滿地雷的區域執行任務。    
    「我說:『快離開那裡,很危險。』約翰只是聳聳肩,仍舊走了。」伯尼克回憶道,「約翰無所畏懼。」在1968年聖誕節的前夕,克裡50英尺長的鋁制小艇進入了柬埔寨水域,他也將直接同自由交火政策打交道,而對他來說,這種政策毫無價值。    
    美國認為越南敵人將會遵守聖誕節停戰協定,克裡也一直期待一個安寧的節日。但是當迫擊炮彈在克裡和五個船員周圍爆炸時,這個僅僅承諾了三分鐘的協定也隨之化為泡影了。    
    「敵人在哪裡?」一個同伴喊道。    
    據他的副指揮、來自伊利諾斯州的詹姆斯回憶,克裡當時命令:「開火,幹掉他們。」在遠處,一個正在放水牛的老人處在了交叉火力的籠罩之下,也被十幾個潛伏的越共機槍手當做人體掩體。瓦塞爾說,他的M60機關鎗擊中了這個老人,老人跌入水中,大概死了。敵人現在全部暴露在射程範圍內,在另外兩艘掠行艇的支援下,克裡及其船員全力向其開火還擊,立即使這個機槍點啞了火。    
    戰鬥結束以後,越共死的死、傷的傷,還有一些在逃竄。顯然,一名越南平民被射殺了,另外兩名向克裡小隊報告敵人行蹤的南越的盟友也一死一傷。    
    也就是在這一夜,當一些南越的盟友為了慶祝節日向河裡射擊的時候,克裡和他的船員們差一點就死在盟友的槍下。    
    


四十四號快艇四十四號快艇(4)

    克裡回憶說他們後來進入了柬埔寨腹地,儘管尼克松總統對美國公眾承諾:「在中立國絕不會發生戰鬥。」可這個美國年輕海軍再也不相信政府的聲明了。    
    回到基地,就像往常一樣,克裡疲倦、孤獨地坐在他的打字機前,傾訴著他的悲傷。他不僅把自己看做是一名士兵,他還把自己當做戰爭的旁觀者,他一直以來都不斷地從小說中找尋靈感,如約瑟夫·康納德的《黑暗之心》。    
    在他稱之為《戰爭記錄》的日記中,最震撼的記載之一就是聖誕節前夕的事件,那時他對死亡似乎還很陌生。    
    他以第二人稱方式敘述了這一段,這讀起來就像是一部中篇小說——他勾勒出一個和平美麗的自然,然而,炮火所帶來的恐懼徹底打破了他的幻想。    
    「今天你向這個地區的北部邊緣進發——向著柬埔寨,在那裡新的東西將會令你的神經興奮不已。」他回憶自己發動引擎之後,聽著引擎的轟鳴,掠行艇向河的上游駛去,一道道浪花泛起在船舷兩邊。    
    克裡對途中所見的密林和水牛印象很深刻。「水牛深黑色的,看起來很強壯,它不停地摩擦著自己的背部,那長著很多疥瘡。可是船的轟鳴和激起的道道水紋破壞了這裡的寧靜,這簡直就是犯罪。你不得不把船速降到最低,在清晨的薄霧中,你似乎在與幽靈一同舞蹈。」    
    克裡沉浸在這美麗的景致中,周圍這一切讓他覺得「活著是件多好的事」。可是這時美軍攔截敵機的直升機出現了,「遮天蔽日的一群,就像蝗蟲般醜陋。它們污染了天空也污染了你的頭腦,你眼前的美景似乎都消失了。」    
    他還看到「一位村民和一位婦女駕駛著一隻舢板,婦女抱著她的孩子,把孩子緊緊貼在自己赤裸的胸脯哺乳。我問他們要去哪裡,儘管女人赤裸著胸部,但是她見到我並不感到害羞」。克裡的部隊打破了這個地區居民寧靜的生活,漁民們扔下了漁網,離開了生活過的河流。戰爭讓他們時刻生活在危險之中。克裡寫道:「在綠樹掩映的岸邊,掛在帳篷邊搖擺著的漁網已經成了一種擺設,在和緩的晚風中搖擺著,它們不再適合這片土地了,因為對於這些鄉下人,戰爭正一步步地向他們逼近。」    
    突然一顆炮彈落在快艇旁邊,克裡的沉思被打斷了。    
    「一陣爆炸聲響傳來,你看見就在離船隊不遠的河岸邊排列著一個迫擊炮陣。你跳了起來,抓住望遠鏡,你快速地搜索著河岸,但是你什麼也沒有找到,究竟是誰在向你們開火呢?」接下來克裡用無線電尋求援助,「另一輪的炮擊就在離你們周圍十五碼的地方發生了,船隊立即騷動起來。」他們開始還擊。    
    襲擊者被擊退了,這時兩名南越人衝出河岸,喊叫著向克裡的船跑了過來。「你把油門開到最大,並不在乎螺旋槳是否碰到了沙灘或石礫,並不在乎船是否會擱淺,你衝上了河岸,興奮地從掠行艇中跳了出來,就好像一匹衝出牢籠的賽馬。」    
    這兩個南越人告訴美軍,越共游擊隊攻擊了他們的村莊,並打傷了一個村民。剛剛來臨的平靜只持續了三分鐘。他的隊員立即進入了備戰狀態,準備迎接敵人新一輪的攻擊。    
    「突然,火光一閃,天昏地暗,岸邊的蘆葦被炸得飛向了天空,迫擊炮彈掠過水面,擊到了你和你周圍的掠行艇上,一道道紅色、致命的炮彈尖嘯著向你身邊襲來,你感到無比恐懼,這場意外使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周圍一道道炮彈向你飛來,你感覺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室外的萬花筒中。」克裡和他的隊員們一邊還擊一邊撤回到艇上,向水道中央駛去。    
    「不知道什麼原因,你抓過船上的喇叭,向你的人喊道:『在沒有發現目標之前,不要開火。』就在這時,炸雷般的響聲再次傳來,接著就什麼也聽不到了,掠行艇快速離開岸邊。」    
    儘管危險依舊存在,可是克裡卻禁不住發出陣陣興奮的嘶啞的喊叫,「因為你大難不死,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你依舊毫髮無損。」河中克裡的隊員們逐漸駛到了射程以外,他們停止還擊,附近的船隻遭到了更多狙擊手的襲擊。不過據克裡寫道:「但是那根本就傷害不到船隻,所以你不必譴責(敵人)。」    
    剛才的戰鬥沒有帶來傷害,克裡和他的隊員們返回基地,可並沒有享受到片刻寧靜。閃光的曳光彈劃過漆黑的夜空。「那是正在慶祝聖誕節的南越前哨放出的彈火。子彈從你的身邊呼嘯而過,你心裡不禁想,所發生的這一切簡直太可笑了,你正遭受盟友的火力,說不定還會不小心中彈。」克裡抓起無線電叫道:「是哪個該死的在不停地射擊?」並警告他們立即停火,否則隊員們可能會還擊。    
    回到了安全的基地,克裡沐浴著微涼的晚風,喝了杯可樂,吃了些花生醬和果凍,一邊看著「閃亮的曳光彈飛向天空」,一邊享受著幾乎震耳欲聾的音樂。    
    當時,克裡喚來了一名隊員,並讓他起草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信給朱姆沃爾特,他是這次掠行艇深入內陸行動的指揮官,該行動代號為「市場時間」(「Market Time」)。這則消息是這樣的:「祝聖誕快樂——來自內陸『市場時間』 戰鬥小隊的祝福!」他還提及了他們「侵入」了柬埔寨。    
    克裡用抱怨、譏諷的口氣繼續寫道:「你盼望著他們會對你的英勇或者其他一些相關的事件加以讚賞,因為這是對你行為的一種肯定。但深夜的黑暗吞噬了剛剛發生的一切,你頭腦中想的都是溫暖和寧靜。美味的李子好像在你的頭腦中跳舞,還有長襪、雪、烤栗子和燃燒著的樺木段,所有的景象都是那麼的美好、溫暖和真實。這才是聖誕節前夕的景象。」儘管克裡的記錄細節翔實,但是他卻沒有提到被殺害的那個放水牛老翁。克裡說,直到2003年瓦塞爾才把這件事告訴他,在此之前,他對此根本一無所知。但是瓦塞爾卻無法忘記他傷害了一個無辜平民。「我甚至根本就不喜歡什麼聖誕節。」他說。    
    包括瓦塞爾和扎拉多尼斯在內,大多數四十四號的船員對在任此艇指揮官時期的克裡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果你也曾處於那種緊張的事態下,那麼你將很想和他共事。」瓦塞爾說道。    
    


四十四號快艇四十四號快艇(5)

    但是隊員斯蒂文·邁克爾·加德納指責克裡「在他作為掠行艇指揮官的初期,他實在是太謹慎了。」加德納是兩個50毫米口徑機炮的操控手,他在不久後的作戰中被敵人的火力所傷。在1968年12月28日的一次作戰中,他一直在英勇戰鬥,直到看見炮管上和裝著彈藥的軍火箱上有血跡,加德納才意識到自己受了傷。他回憶,當時他像受到電擊一般,但是他立刻意識到他的傷口並不是很嚴重,然後便繼續開火。    
    加德納說,當克裡得知加德納受傷時,他立即命令小隊調轉船頭去尋求醫療救助。加德納爭辯道,不能因為他受了傷就撤離戰場,而且,如果離開了戰場將會增加執行這次任務的其他隊員的危險。「我說:『海軍上尉克裡,我很好,根本就沒事,這僅僅是皮肉之傷。』但是克裡仍舊準備回到運河處,準備為此而逃命。」加德納回憶道。隊員斯蒂芬·哈奇說克裡帶著受傷的加德納撤退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加德納的傷勢有多重。」    
    加德納指責克裡快速撤離戰場的行為——這似乎與克裡幾個月後的進攻行為頗為矛盾。「我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日子裡,他絕對不想和敵人作戰,他也不會步入到戰區偵測。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克裡有一個負面評價。」他回憶道,他總是把克裡與原來的三位船長相比,與他們相比,他認為克裡在戰場上是一個新手,並且常常遲疑不決。    
    加德納說,他曾就四十四號掠行艇上的一次事故與克裡發生了爭執,兩人對此都記憶猶新——一名大約12歲左右的孩子被射殺了。加德納回憶,在巡邏時他們發現有一隻舢板侵入了宵禁區。他打開探照燈,命令這艘小船停下。然後他看見一個人手持一枝半自動武器跳到了船舷上。    
    加德納說,他把機槍架在船舷上,而這艘船上其他的隊員都開了火。他記得一個人從舢板上墜到了河裡,或許死了。在克裡命令停火、射擊停止之後,隊員們發現在舢舨上的婦女仍然活著。還有一個孩子,死在了船頭。他說根本無從知曉究竟是哪個隊員的機槍射中了孩子,不過他可以肯定克裡一直都在駕駛室裡,當時並沒有射擊。    
    克裡與他的描述類似,他說他和他的隊員們發現了一個舢板,舢板上的一些人開始向他們射擊。克裡說,停火後隊員們營救了倖存的母親,把她帶到了美軍的船上以審問具體經過,但將孩子的屍體留在了船上。由於當時所處區域非常危險,並且剛才的交火聲也可能會引來敵人,克裡說,他當時根本就沒有機會看一眼,是否這位婦女將槍支藏在了將要沉沒的舢板上,他也不知道他和隊員們是否面臨了一次真正的威脅。「那僅僅是許多恐怖事件之一,可是我永生難忘那個孩子的屍體。」克裡說,「但是對此我們毫無辦法,那僅僅是一個事故。」    
    「可是這激怒了我,」克裡說,「你想想,越共是在利用婦女和孩子。誰又能知道,在他們的背包裡、稻米下面會不會有炸藥,如果我們准許他們靠近,他們會不會把那個炸藥包扔到我們的船裡。那真的很危險,但我並不覺得我們做錯了什麼或是有什麼罪過。那是個夜晚禁行的地區,他們根本不應該在夜晚劃著舢板靠近我們。」    
    在克裡的隊員們發現了這個孩子的屍體之後,加德納說:「克裡威脅要把我送上軍事法庭,大聲對我嚷著:『見鬼,你到底在做些什麼?我應該把你送上軍事法庭。』感謝全體隊員在這件事上都是中立的,他們證明我們的確遭到了武力襲擊,就這樣,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扎拉多尼斯也回憶了一個類似的事件,可是記憶很模糊了,他也不確定是否是同一個事件。在一次突發事件中,他覺得自己的子彈射殺了一個15歲左右的孩子。但是他說,他不記得是否有位母親被營救了,也不敢肯定當時克裡是不是他們的船長。「當小隊在自由交火區遇到了一個舢板時,我擊中了一個15歲的孩子。」扎拉多尼斯說。他又補充道,他是接到了命令才開火的,而且「整個行為都是合法的,那個15歲的孩子是一名士兵」。儘管記憶有差別,一項1969年1月20日海軍的報告顯示:「當四十四號掠行艇遇到一隻舢板攻擊時,他們進行了還擊,並俘獲了一個婦女和一個孩子,還在行動中擊斃了一名敵軍,而且還有四名敵軍或是從沙灘逃走或是在行動中被擊斃了。」依照克裡競選網站上的說法,當時克裡是四十四號掠行艇的船長。當在2003年提到這次事件時,克裡最初說,他不確定此事究竟發生在任四十四號船長時還是九十四號船長時。在《義務之旅》一書中,一個類似於上述的事件被描述是發生在九十四號船上,但是九十四號上的隊員(其中包括邁克爾·梅戴羅斯)說九十四號掠行艇不曾遇到這種事故,而四十四號的隊員們(其中包括斯蒂文·加德納)記得這次事件。無論怎樣,克裡在他的日誌中提到過「一位婦女抱著一個孩子站在船(舢板)尾,這個孩子大概有兩歲或更小」,克裡也知道在交火中一個孩子死在船上。克裡看見了孩子的屍體,但是他沒有再看下去,因為「這張臉將會一直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我最好永遠都不去知道是一個微笑還是扭曲的臉龐,那可憐的孩子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    
    美國海軍的「自由交火區」政策給越南平民帶來極大的生命威脅,克裡也為之擔憂不已。在因這次突發事件而被提名嘉獎的兩天後,他和其他掠行艇長都被派去西貢參加一個特別會議,與會者還包括朱姆沃爾特和戰爭的總指揮艾布拉姆將軍。    
    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鼓舞士氣,朱姆沃爾特和艾布拉姆鼓勵這些軍官在戰場上要勇猛善戰,並承諾他們將會有一個不可限量的前途。但是克裡說,他和其他船員們利用休會期私下裡交流了對「自由交火政策」的批評意見。    
    「我們一直在同自由交火政策抗爭,非常非常艱難,甚至許多成員都拒絕執行一些軍事行動命令;甚至有一些士兵嘩變,宣稱退出海軍:『我將不會再次回到船上。』」在1971年一期「迪克·卡弗特脫口秀(Dick Cavett Show)」的電視節目中,克裡回憶道。然而與克裡共事過的士兵和船長們在接受採訪時都表示不記得有什麼士兵嘩變的威脅。克裡後來的表現也沒有顯出他是一個不敢開槍的人。他不僅回到了船上戰鬥,還即將成為海軍中最勇猛善戰的船長,並以此為自己贏得榮譽。    
    


地獄之旅地獄之旅(1)

    美國海軍九十四號掠行艇正在南越的運河中執行巡邏任務,突然越共火箭炮等火力攻擊猶如雨點一般向他們——六人組的巡邏小隊——襲來。在船艙前部類似浴盆的機槍操控室中,大衛·奧爾斯頓正操控兩挺50毫米口徑的機槍瘋狂地還擊敵人的襲擊。他是一個黑人,加入美國海軍的理由就是家裡不能負擔他上大學。有人過後對機槍操控室的槍孔進行了統計,一共有90個彈孔,但是大衛·奧爾斯頓卻大難不死。 「那是上帝的恩典。」他常對別人這樣說。    
    可是,船長愛德華·帕克卻受了重傷,傷口遍及左臂、左半身和右腳踝。帕克不得不住院治療。一份調令隨之而來,在克裡的調任命令浮出水面的時候,原四十四號掠行艇戰鬥小隊也跟著被解散了,克裡被派去接替帕克的位置,在那裡,他將管理九十四號掠行艇上五名堅忍不拔的士兵。    
    帕克是一名任勞任怨、堅忍不拔的士兵,在克裡因一個小傷要求得到紫心勳章(克裡的第一枚)時,他深為克裡的行為不齒。在醫院中,當他被告知克裡接管了九十四號時,他感到非常驚訝,還有些憤怒。「我記得我當時躺在床上想,這真是在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而此時,新的隊友卻很樂意聽從這個帶著肯尼迪口音的貴族。    
    克裡和新隊友之間的障礙被湯米·貝羅德清除了,湯米·貝羅德來自於馬薩諸塞州的切姆斯福,他直接從高中來到了越南戰場,戰後他成為了一名州監獄的看守和電工。貝羅德告訴他的隊友們「克裡很棒」。為什麼?「他來自馬薩諸塞!」貝羅德回答。    
    在接下來的48天裡,在50英尺長、僅有一個薄鋁殼和幾挺機炮保護的小艇上,這個「兄弟連」中的每位成員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了彼此。  他們將一同在更激烈的戰爭中一起浴血奮戰。這次火速調任之後不久,克裡便在新的崗位上獲得了銀星勳章、銅星勳章和另外兩枚紫心勳章。奧爾斯頓被派到一個浴缸似的機炮操控室中,他和隊友們一樣熱愛大海,熱愛海軍,但是他從未想過他的工作將面臨多大的危險。「最令人感到恐懼的就是,我們隨時都可能遭到襲擊。」 奧爾斯頓回憶道,「你永遠都處於緊張狀態。我們要進入到那些禁止交火的流域,我們不能開火,只有等待,等待遭到攻擊然後再還擊。我時時刻刻都要想到一個狙擊手隨時都可能會幹掉我。我的位置決定了他們第一個就是想幹掉我。」    
    佩蒂是九十四號快艇的駕駛員,若干年後,他在克裡的競選活動成為了至關重要的人物。這個綽號「雪橇」的伊利諾斯人說,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失職的,當他在船上時,他甚至連一秒鐘也不敢擅離職守。    
    尤金·索爾森負責控制引擎,他來自愛德華州的一個農場,性格溫和。第五名成員是性格活潑、身材細高的邁克爾·梅德羅斯,他來自加利福尼亞,作為一名軍需官,他的任務就是給炮手補給和填裝彈藥,在閒暇的時候,他還是一名業餘的攝影師。六個年輕人很快就變得非常融洽。地獄般的日子——隊員們都這麼稱呼——就要開始了。    
    1968年2月20日,包括克裡小隊在內的六艘掠行艇沿著南越譚惹(Dam Doi)河執行巡邏。一艘或幾艘掠行艇(海軍報告上並沒有詳細地記載)上的隊員開始向「潛在危險目標」射擊。「潛在危險目標」是指那些被認為有可能是敵人藏身的建築或船隻。    
    突然,克裡船上的一名隊員偵察到三個疑似敵人的人,他們身著傳統的黑色衣服,出現在河一側的碼頭上。克裡小隊遭到了襲擊——火箭筒和全自動武器向他們展開猛烈的攻擊。索爾森的左臂被流彈的碎片擊中,比較嚴重。克裡的右腿也被流彈碎片擊中了,這個傷口對於他的第二枚紫心勳章來說功不可沒。他在離岸船隻上接受了治療,幾個小時以後又投入到了戰鬥中。後來,一個海軍的調查對下令向「潛在危險目標」開火的幾名船長的決定提出了質疑。海軍建議,與其消滅少數潛在的危險目標,還不如應用心理戰獲得當地村民的支持。    
    「這個地區非常有利於開展心理戰,在這裡只有為數不多的防禦,並且這裡沒有發現具有進攻性的掩體。」海軍報告上說道。海軍官方的報告中還提到:「在這個地區,未來的作戰方針就是以心理戰為主導,而不是摧毀性的火力攻擊。」     
    克裡等人這次開火破壞了約40只舢板、10座木樓(一種越南風格的建築)、3個掩體和5000磅大米。美軍小隊耗用了14 000發50毫米口徑的彈藥,但是據報告說沒有一個敵軍傷亡。    
    克裡解答了這個報告所質疑的問題——向潛在目標開火。「問題就是……那三個傢伙已經從岸上潛到了水裡,你不得不向他們開火。」克裡說,「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如果你不開火,任何人都可以反過來幹掉你。這就是這場戰爭中存在的問題。」    
    五天後,正在執行巡邏任務的克裡小隊遭到了攻擊,此時補給直升機用盡了彈藥。在沒有空中支援的情況下,克裡佈置好攻擊隊形,掉轉船頭,直接登岸,向狙擊手藏身的掩體衝過去。    
    在另一艘掠行艇的掩護下,梅德羅斯和克裡衝到河岸上,並找到了那個他們認為裡面藏有越共游擊隊員的掩體。克裡開始向掩體中喊話,試圖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卻沒有聽到回應。在這種情況下,梅德羅斯向掩體內投擲了手榴彈。兩個人以為敵人被炸死了,但是梅德羅斯說他並未看到屍體或傷兵,他後來說或許是有什麼動物被誤認為越共了。    
    


地獄之旅地獄之旅(2)

    第二天,克裡小隊在河中偵察到了五名越共。他們看上去似乎死了。實際上他們是在裝死,其目的就是吸引掠行艇的注意力。這是一個陷阱,可是等到克裡他們認識到時已經晚了。立刻,掠行艇就遭到從河岸上飛來的火箭筒的攻擊。隊員們連忙還擊,並成功地俘虜了這五名狡猾的越共游擊隊員,立即撤離。    
    接下來的一天,也就是2月27日,克裡小隊又差一點遭到火箭筒的攻擊。但是這僅僅是噩夢般的一周的序曲。第二天發生的一切對克裡來說將是永生難忘——銀星勳章之日。    
    靠近Bai Hap河岸,在同貢河附近坐落著一個村子,該村大約有800名村民,他們正是越共即將攻擊的對象。這個鄉村位置偏僻,村民們生活在簡樸的茅草搭建的棚屋中,這些棚屋大都在河岸邊。這裡的村民是有信仰的,他們都信奉一個叫做Cao Dai的本土宗教,該教融合了佛教和天主教的許多思想。村子的廣場上還有一個廣播台,如果發電機能正常運行的話,它可以收到一個頻道。    
    這樣一個不起眼兒的小村莊卻是威脅南越的越共游擊隊的首要目標。雖然這個村莊沒有公路與外界相通,但是這裡卻有河道通向外界。作為美軍的心理戰目標,它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它地處越南南部,理所應當得到美軍更多的保護。越共游擊隊員來自於不同的地區,擁有不同的信仰,他們與北越軍隊同盟作戰,試圖統一越南。    
    華盛頓決策者們擔心,一旦這個村莊淪陷。其他村莊可能也會遭此厄運,甚至整個南越都會淪陷。到那時,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可能都會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    
    這個村莊已經駐有六名美軍了,他們駐紮在村郊,負責提供一些重要的軍事信息。大多數時候生活還是平平淡淡、單調乏味的,但這種平靜是虛假的平靜,戰爭可能會隨時降臨。    
    起初,大約有十名越共曾試圖在鄰近的村莊發起一次突襲。在這些游擊隊員中,有一部分偽裝成婦女以迷惑村民。當村民在岸上聚集起來時,越共游擊隊員劃著兩隻舢板,衝上岸去襲擊他們,想盡量多殺傷村民。但是兩個巡邏兵發現了越共的埋伏,並在敵軍援軍到來之前把他們全部殲滅了。駐紮在這個村莊的軍事顧問中,有一位是中尉道格· 裡斯,他生活在村民中間,詳細掌握了南越人的生活,以及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威脅。    
    1969年2月28日, 裡斯高興地迎來了克裡的船和另外兩艘掠行艇。海軍派他們來清掃一個位於河下游、被懷疑是越共營地的地區。當時,海軍正處於「戰爭越南化」的進程中,他們促使越來越多的越南人加入到這場戰爭中,今天也不例外。據海軍報告記載,大約有70名南越士兵擠在三艘掠行艇上,裡斯和另外兩名軍事顧問終於迎來了大部隊。    
    除了克裡的九十四號掠行艇以外,這個小型艦隊還包括二十三號掠行艇和四十三號掠行艇,二十三號的船長是威廉姆·路德,而四十三號的船長是克裡的好朋友——唐納德·德羅茲,德羅茲的妻子朱蒂在幾個星期前剛剛生下一個女兒。    
    離開了寬闊的Bai Hap河後,這個小型艦隊北上進入了同貢運河——大約有四車道寬。河水泛起了波紋,拍打著船體,使它們擺來擺去,克裡的小隊一直處在備戰狀態,隊員們一直扣著扳機,密切注視著河兩岸的一切動向。    
    在九十四號的「浴盆」(兩挺機炮的操控室)裡,作為一個新手,佛瑞德·肖特暫時代替了大衛·奧爾斯頓,他太年輕了,就像他故鄉阿肯色州的草一樣嫩。肖特已經掌握了如何控制這種50毫米口徑的高噪音機炮,他也知道它的局限性。為了安全起見,操控室的四周被鑲上了防護欄,這可以確保在機炮向下射擊時,子彈不會意外地射到甲板上的自己人。貝羅德要一直守候在機炮前,桑德斯掌舵,索爾森負責引擎——掠行艇的動力來源,梅德羅斯隨時聽候克裡調遣。幾個星期以前,克裡和他的船員們就心貼心地對這次戰爭進行了暢談。在戰爭中,掠行艇的任務就是執行河上巡邏,牽制敵人火力,一旦有敵人伏擊便一邊還擊一邊迅速撤離,這讓克裡非常失望。他們這樣能真正殺敵嗎?通常情況下他們甚至連越共游擊隊的影子都看不到。    
    克裡堅持認為他們應該在戰爭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他們應該登上河岸,追擊敵軍。當然海軍是否允許開展這種戰術還有待上層決策者決定;但是克裡——他最初選擇掠行艇就是為了遠離正面戰鬥——此時卻如此渴望投入到戰鬥中。    
    據梅德羅斯回憶,克裡曾抱怨:「我們沿著河流巡邏,試圖射擊或牽制敵人火力,但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殲敵的成果如何。」 梅德羅斯清楚地記得克裡渴望殺敵的迫切心情。「他還說:『如果機會自己送上門讓我們立功,我們一定要對敵人緊追不捨。』沒錯,我們總是被敵人當做射擊的靶子,這真是一件令人很受挫的事。無論是行駛在河流還是在運河中,轟隆隆的快艇都是個明顯的靶子。他們(敵人)總是知道你們來了,總是能首先向你們開火。」    
    所以克裡向隊員們提議,他們要做好登陸作戰的準備,如果必要的話,他們還要追擊敵軍。當然這些海軍戰士中沒有一位參加過這種作戰訓練。地面戰爭是陸軍的事。小艇成員們都是一身甲板上的穿戴,他們甚至都沒有一雙適合在泥濘的叢林中行軍的靴子。「他宣佈了自己的命令,對全體成員說:『這就是我們將要做的。』」 梅德羅斯回憶道,「然後我們回答:『我們將聽從命令。』」在這天夜裡,克裡對成員們進行了戰術部署,這裡提到的成員不僅僅是他們小隊,而是這個小型艦隊的所有成員,因為在此之前,三位船長已經達成了這種搶灘作戰的策略。克裡小隊剛剛駛入同貢運河,他就接到通知,二十三號路德的船遭到了伏擊。    
    


地獄之旅地獄之旅(3)

    二十三號掠行艇船長路德受到伏擊後立即指揮掠行艇迅速登岸,同時隊員們一直在用它兇猛的火力回應敵人的突襲。裡斯後來回憶,他當初就在這艘船上,當時他和其他一些美軍及南越士兵一起衝上岸,迅速投入到了與越共的正面戰鬥中。正如後來路德在海軍報告中提到的那樣,在美軍的攻擊下,「20名越共從掩體和戰壕中穿過原野和茂密的紅樹林逃竄。精確的……火力攻擊擊斃了3名越南人,在隨後的追擊中又擊斃了6名越南人,並繳獲了6件武器。    
    就在兄弟船隻登陸作戰的時候,克裡的船還在後面,也是岸上越共射擊的靶子。克裡的掠行艇遭到了B40火箭筒的攻擊,幸好沒有擊中,但這意味著第二發炮彈幾秒後就會打過來。克裡並沒有按照程式命令船員們在水面上還擊或是撤離——這是海軍官方標準的作戰程式,而是決定登陸追擊那些向他們開火的越共。    
    登陸!克裡命令道,戴爾·桑德斯駕駛著掠行艇向河岸衝去。在岸上不遠處,一個青年拿著一個火箭筒發射器從貓耳洞中躥了出來,這種武器足以把掠行艇擊沉。看到美軍在遭到攻擊後不是逃之夭夭,而是衝到了河岸上,他驚訝得忘記了立即開火。作為克裡小隊中的前鋒,湯米·貝羅德向這個年輕的越共成員射擊,並擊中了他的大腿。然後貝羅德的槍就卡住了,據他的隊友們回憶(貝羅德死於1997年)。梅德羅斯試圖衝上去射擊,但是他卻一發子彈也打不出來。    
    被關在了機炮操控室安全防護欄裡的肖特意識到,他無法把槍口壓低到可以對敵軍實行有效攻擊的高度。肖特回憶,就在那生死未卜的片刻,那個越共游擊隊員甚至用手中的火箭筒瞄準了他。肖特想這個年輕人之所以沒有開火,可能是因為他離目標太近了,擔心火箭筒的碎片炸到自己。儘管他的腿部受了傷,這名年輕人還是掙扎著站起來逃跑了。克裡從船上跳下來,追了上去。「我們去追擊他,確信他並沒有藏匿起來,然後麻煩來了。」克裡回憶道。    
    面對著火箭筒隨時都有可能向他們射來的威脅,克裡在剎那間迅速做出了一個決定——離開小隊去追繳這名越共隊員。「這個傢伙可以在眨眼間讓我們都化成炮灰,但是為了……我永遠也不知道他沒有開炮的原因,我們當時真的可以說是面對面,他扛著B40火箭筒發射器,而我們近在咫尺,他沒有勾動扳機,如果當時他那樣做了,今天我就不可能在這裡和你談話了。」克裡回憶道。在機炮操控室,肖特試圖依靠50毫米機炮對船長進行火力掩護。肖特說,在船的四周「他們(越共)無處不在,我們遭到了來自河兩岸的火力攻擊」。據肖特回憶,這個受傷的游擊隊員跑到了一座棚屋後面。    
    克裡一邊追他一邊射擊,擊斃了他。 「我沒有片刻時間去考慮要不要射殺他,跟著我的隊員也不會考慮這個問題。」當克裡回憶起他射擊的緣由時說道。「他一直都沒有丟掉B40發射器,我想他隨時都有可能轉過來,調整好平衡,向我射擊。」當問到克裡是否從後面向這個游擊隊員射擊時,他說:「不,絕對不是。他受了傷,其他隊員的子彈也從後面和旁邊射來。當時任何人都不會否認這個傢伙很危險。要知道他是一名士兵,他擁有殺傷性武器。」    
    事後的海軍報告中這樣記述:「克裡深入內陸追擊這名越共隊員,在越共逃跑到一座棚屋後將其擊斃,並繳獲了一個填裝了彈藥的B40火箭筒發射器。」    
    在所有隊員中,肖特——坐在機炮操控室裡的隊員——對這次行動的評價最為正面,他認為「毫無疑問」克裡這麼做是正確的。「那是你死我亡的事。」肖特回憶道。《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聯繫到肖特,他在戰後34年來第一次與克裡對話,在談話中他這樣說:「那是填裝了彈藥、具有很大殺傷力的武器。它甚至可以擊穿坦克的裝甲。如果他開炮的話,我就葬身於那條小溪中了,根本不可能在這裡與你交談。」    
    查爾斯·吉布森曾在克裡的船上服兵役——一星期的教化訓練課,他認為克裡的行動雖然危險,但卻是必要的。「每天當你醒來的時候,你不禁會問:『我們過的是什麼鬼日子? 』」吉布森說,「克裡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次戰鬥突然爆發,很快就結束了。這次行動後的報告上這樣記載:10名越共在戰鬥中被擊斃,殘餘的越共也都逃走了。美軍和他的南越同盟軍隊搜尋了這個地區,他們發現了一個越共的地下營地,以及製作統一制服的縫紉機。    
    當克裡回到基地後,他的指揮官喬治·艾略特提出了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克裡的行動應該為他贏得一枚勳章還是讓他上法庭接受軍事審判?「克裡的勝利之戰幾乎盡人皆知,他率領海員深入埋伏中心,然後追剿一名越共並擊斃了他。當克裡從這次勝利之戰歸來後,我去聽了他的報告,然後,我說:『約翰,我不知道你是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還是得到勳章,上法庭是因為你離開了船,離開了你的崗位。』」 艾略特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道,「我最後還是為他申請了銀星勳章,實際上那也是他應得的,我對此沒有任何遺憾,我也沒有其他的什麼想法。」一枚銀星勳章意味著在戰爭中表現突出。    
     艾略特說他也「警告了克裡他的行動會招致軍事審判,因為我想讓克裡知道我不希望他放任不管自己的船。在海軍戰鬥中,一個指揮官不允許因為任何原因離開他的船」。    
    艾略特又補充道:「克裡非常勇敢地反擊敵人的埋伏。」還強調他從來沒有質疑克裡追擊越共並射殺他這個決定的正確性。事實上,銀星勳章的嘉獎令恰好說明克裡那天的表現既勇敢又過於冒險。「全然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敵軍的炮火,」嘉獎令上寫道,「克裡再一次下令向敵軍衝鋒,他的小船靠岸,距越共的火箭彈只有10英尺,隨後自己帶領一支先頭登岸部隊追擊敵人。面對多數敵人的兇猛火力,克裡少尉突出的勇敢行為和個人勇氣贏得了這次任務的勝利。」    
    僅僅在幾個星期以前,朱姆沃爾特還聽到了克裡對美軍自由開火區政策的抨擊,現在,克裡的行動不禁使他為之一振。「這次行動鼓舞了海軍的士氣……在行動中,PCF(快艇巡邏隊)聯合地區武裝在戰鬥中擊斃了10名敵軍……表現相當突出。」 朱姆沃爾特在備忘錄中寫道,並在海軍中大肆宣傳。朱姆沃爾特決定要飛到安泰親自為克裡佩戴銀星獎章。    
    詹姆斯·拉斯曼是一位21歲的美軍特種部隊中尉,當離開突擊隊學校的時候,他的體質處於一生中最好的狀態,他身高6英尺,體重180磅。但是在越南生活了幾個月以後,他的身體消瘦了下來。當遇到克裡的時候,詹姆斯·拉斯曼下降到了135磅。不久以後,他就意識到體重下降實際上救了自己一命。    
    


地獄之旅地獄之旅(4)

    在雨季,拉斯曼的任務是駕駛濕地型船巡邏南越沼澤,帶領著那些惟利是圖的僱傭兵執行巡邏任務。當雨季結束後,拉斯曼和他的軍隊就可以自由掌握時間了,所以他決定到越南南部去,與海軍快艇船員待在一起。    
    一天,他來到俱樂部,在那裡遇見了克裡,克裡正坐在那裡喝啤酒,他和克裡聊得非常投機。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他們幾乎形影不離,並且還至少一同執行過一次任務,在執行這次任務的過程中,拉斯曼看見一位同事差點就在敵人的炮火中丟掉自己的眼睛。    
      有一次,克裡和拉斯曼把手榴彈扔進了一個巨大的稻米貯藏室中,這個貯藏室是從越共那裡繳獲的,為了抵禦攻擊,它由石頭砌成。在扔出手榴彈之後,兩個人迅速跳開。拉斯曼逃脫了隨之而來稻米的爆炸,但是克裡就沒這麼幸運了,成千上萬的米粒向他飛了過來,結果非常好笑,後來這兩個人還成了好朋友。       
     在1969年3月13日的早晨,拉斯曼跟隨著克裡的小隊乘坐掠行艇,跟隨著他們一同向Bai Hap河駛去。那天,恐怖事件接踵而至。清早他們便遭受越共火箭筒襲擊,炮彈當場炸死了拉斯曼帶領的一名僱傭兵。「他活生生地被炸成了碎片。」 拉斯曼回憶道,「在這突然的火力攻擊下,我們帶著這些支離破碎的屍體迅速撤離了。」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這個擁有五艘掠行艇的巡邏艦隊沿著狹窄的運河執行巡邏任務,這其中也包括克裡的小隊。很不幸,一艘掠行艇引爆了一顆水雷,小艇被炸得飛了起來——足足有兩英尺高,它的引擎也被炸毀了。後面就是克裡的船,爆炸的衝擊波無疑讓他的船也左右顛簸,此時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還沒有反應過來,就已經被衝擊波拋到了水裡。他跳到了水裡,盡可能地向河底下潛,躲避兩岸飛來的子彈。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襲擊不得不再次潛入水底。    
    拉斯曼幸運地避開了所有攻擊,有些人喊著:「有人落水了!」接著幾艘掠行艇調轉船身,過來營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盡力向克裡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漁網,並試圖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時間太久了,身體太虛弱了。克裡在剛才的襲擊中一隻手臂負了傷,傷口的血還未止住,他伸出另一隻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帶——這真是一個壯舉,如果拉斯曼還保持原來的體重,他恐怕就無法獲救了。就像其他與克裡一起執行任務的人一樣,拉斯曼後來在克裡的競選活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裡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說:「他應該得到銀星獎章。」可是克裡得到的是銅星獎章,這似乎與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爾特在克裡的嘉獎令上寫道:「在敵軍的火力下,克裡的冷靜、職業技巧和偉大的個人勇氣保持了美國海軍最高尚的傳統。」    
    克裡在那天受的傷也為他迎來了第三枚紫心勳章,他也因傷休假兩天(前兩次負傷後,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崗位)。把紫心勳章授予那些受了輕傷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彈和一些M40手榴彈的爆炸帶來了驚人數量的紫心勳章。」克裡的指揮官艾略特這樣說,「紫心勳章簡直氾濫成災了。」     
    但是克裡認為這個榮譽對自己來說當之無愧。海軍官方人事指令第1300.39號文件中規定:任何曾負傷三次的士兵和軍官「都將終結在越南的服役」。    
    在這個規定下,克裡被允許復員。在1969年3月17日艦隊隊長查爾斯·F.霍恩簽發的委任狀中,他被再次委任為「波士頓或紐約或華盛頓特區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裡在此服役的海岸艦隊的行政官員。霍恩說這個調令是「很合適的……得到三枚紫心勳章卻沒有犧牲,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當時,艾略特擔任克裡的指揮官,他說,如果克裡想繼續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為海軍規定戰士可以放棄(回美國的調令)。西裡爾·L.坎默爾是官方雜誌《紫心勳章》的編輯,他說一些像克裡這樣的人,這樣受傷但不需要醫院治療的軍官,如果他們願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羅伊·霍夫曼說,他並不知道那時克裡為什麼要離開。克裡提前六個多月離開讓他頗為惱火。「那(他的離開)讓我很生氣,在我看來他是個逃兵。」 霍夫曼說,他在克裡所執行的行動中擔任指揮官。「他就那麼逃離了戰場,大家都知道我是這麼評價他的。」    
    克裡早早地便離開了,這意味著他把與自己一起浴血奮戰的隊員獨自丟在了越南——但最後他的隊員都倖存了下來。由於他擔心自己的隊員在以後執行巡邏任務時犧牲,他設法把他們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當梅德羅斯試圖留在掠行艇上時,克裡「過來對他說:『我真的很想讓你離開這裡……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對於他的隊員來說,克裡是成功的。「克裡真的很出色,他把我們全都調離了那裡。」大衛·奧爾斯頓說道,他在九十四號快艇上是司職兩門50毫米機炮的操控手。「我們並沒有贏得越戰的勝利,但是約翰·克裡卻在他自己的戰爭中獲勝了,因為他讓我們都倖存了下來最後回到家鄉。」    
    儘管克裡所有的隊友在越南之旅都倖存了下來,可是至少五個克裡的朋友卻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魯的同學理查德·潘興和聖保羅學校的同學彼得·W.約翰遜。僅僅在克裡離開的幾天之後,他的另一個朋友唐納德·德羅茲也在敵人的一次伏擊中陣亡,在克裡獲得銀星獎章的那次行動中,這位船長(唐納德·德羅茲)為他提供了支援。幾十年後,德羅茲的遺孤特蕾西·特拉格將為她從未見過的父親寫一本紀念回憶錄,而書名就取自於德羅茲在寫給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著,快樂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這場戰爭導致的2萬名遺孤中的一位。    
    美國巨大的犧牲讓克裡越發不瞭解自己究竟在為什麼奉獻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歐洲,美國人成為了解放者,到處受到歡迎,克裡在法國的祖父祖母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在越南,許多人都把美國人看成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侵略者。克裡對自己在戰爭中的角色和美軍全盤的戰略感到不安。許多朋友和無辜的人在這次戰爭中致殘或死去,這讓克裡更加質疑越戰的意義何在。    
    「我認為是把那裡發生過的事情說出來的時候了,」他回憶道,「我對那裡所發生過的一切憤怒不已。現在我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結論——它真是錯到極致了。」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顧問查爾斯·W.科爾森的一個電話。    
    「他們上周找來做節目的傢伙叫克裡。」科爾森告訴總統,提及一個約翰·F.克裡露面的電視節目,當時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戰組織(VVAW)的領導。    
    「哦。」尼克松回應道。    
    「他可是個實實在在的偽君子。」科爾森說。    
    「哦,在某種程度上他確實屬於偽君子之流,不是嗎?」尼克松說。    
    是的,科爾森說,並告訴總統當其他反戰者在華盛頓國會前露營示威時,克裡正在喬治敦一個社會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個月,」科爾森嘲笑道,他並沒有提及克裡獲得了三枚紫心勳章、一枚銀星勳章和一枚銅星勳章,也沒提到克裡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戰就是在找個政治機會。」    
    「是的。」    
    「他回國的時候是個鷹派,等看到政治機會就立即變成了鴿派。」科爾森說。    
    「的確,」尼克松回應道,「無論如何,堅守立場。」他們的語氣中帶著幾分嘲諷。但是這秘密的對話記錄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對克裡的態度是多麼重視。一天天過去了,根據磁帶和備忘錄中所記載的,尼克松的助手擔心克裡是一個獨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如果那樣的話,他將會影響甚至逆轉公眾對戰爭的支持態度。    
    其他反戰老兵是政府很明顯的目標,他們蓄著長髮,展示越共的旗幟,甚至還經常叫囂要推翻美國政府。與之相反,克裡是個乾淨整潔、談吐文雅、功勳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總統肯尼迪的克隆——他們都去海軍巡邏艇上服役並成了戰鬥英雄。    
    白宮惟恐克裡是個不同於其他反戰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們對克裡的擔心和阻撓遠遠比克裡認識到的要嚴重得多。然而,這注定是克裡生命中一個輝煌的篇章,它幫助克裡從一個年輕的鬥士變成了一位全國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裡從越南返回了美國,海軍給他安排了一個舒適、高薪的工作——在布魯克林給海軍上將沃爾特·F.施萊克當助手。這個戰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憤怒,對未來一片茫然。早在戰前,他就考慮復員後進入政府部門。但是當他回來以後,他並沒有像約翰·F.肯尼迪那個時代的士兵一樣被當做英雄對待。    
    「我回來了,頭腦裡一直想著戰爭,對它既悲傷又憤怒,」克裡說:「我似乎一直無法放鬆。人們見到我都問我:『你怎麼了?你的眼睛似乎陷進了腦袋裡。』你心裡的緊張和身體上的創傷讓你不能輕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在越南的美軍數量又創歷史新高——543萬名,33 400名美軍陣亡。反戰浪潮不斷高漲,但是克裡此時仍舊是一個海軍軍官,對反戰運動抱著局外人的態度,直到後來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戰運動中來。佩蒂·克裡一直在紐約的一個反戰機構中工作,這個機構一直在策劃一個多城市並發的罷工和平集會。1969年10月的一天,這個機構中的一位領袖亞當·瓦林斯基——曾是羅伯特·F.肯尼迪的演講撰稿人——說他需要一個飛行員和一架飛機,這樣他就可以在整個州發表反戰演講。他問同事們是否認識飛行員。    
    佩蒂·克裡推薦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約翰·克裡被委以任務——駕駛一架小型私人飛機送瓦林斯基去紐約。他沒有穿海軍制服,也沒有就任何事件講話,但是這些經歷讓他產生了一個迫切的願望——幫助領導反戰運動。    
    「他仍舊在海軍服役,仍然是那個海軍上將的助理。」瓦林斯基回憶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個在職軍人居然幫助我們反對越戰,我當時可能心裡想:『哎喲,如果這個傢伙、這個嚴肅的海軍戰士願意幫助我飛來飛去發表反戰講話,我們完全可以策劃更多的反戰運動,吸引更多的人。』」    
    當時,一些越南老兵和他們的家庭也加入到這場剛剛發起的反戰運動中來。在11月,一次華盛頓的反戰遊行吸引了25萬名遊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羅茲,她是唐·德羅茲的遺孀,唐·德羅茲曾是掠行艇船長,在克裡獲得銀星勳章的行動中,唐·德羅茲的船為克裡提供了掩護。在克裡離開越南的兩星期後,唐·德羅茲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離開了妻子和僅僅十個月大的女兒。23歲的朱迪·德羅茲領導了這次遊行,在這次遊行中,她在一條橫幅上畫了一口棺材,上面寫著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著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將遭受到我女兒將遭受到的。」她向群眾控訴戰爭的殘忍。    
    1970年1月3日,克裡正式向施萊克請求准許他提前辭職,這樣他就可以以反戰為背景來競選國會議員了。「我就對海軍上將說:『我必須離開。我必須要做我回到這裡要做的事,那就是結束戰爭。』」克裡回憶道。這個辭職要求得到了批准,克裡光榮地辭職了,他說這離他服役期滿還有六個月。    
    幾年來,克裡一直夢想著進入國會。當他與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時,他們都爭論克裡是應該以越戰英雄還是反戰英雄的角色去參加競選。現在,他密切注視著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競選。    
    現在看來,克裡試圖進入政界的第一次競選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他僅僅在馬薩諸塞州長到七歲,此外還有在牛頓學校的一年時光,以及在親屬家中度過的一些暑假。克裡希望從第三選區競選眾議員,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來自克林頓的現任議員菲利普·J.菲爾賓的位置,他是一個71歲的保守民主黨人,是對越戰持強硬態度的鷹派人物。當時,克裡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觀點。他對《紅色哈佛報》(Harvard Crimson)《紅色哈佛報》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所辦的一份日報,職員為兩百五十多位熱愛新聞與寫作的歷屆哈佛學生,紅色是哈佛大學的標誌顏色——譯者注記者說他想要「取消中央情報局的所有活動」,還想把「除美國本土以外的駐軍全部遣散,除非聯合國需要」。但是一位強大的競爭者——羅伯特·F.德裡南牧師——卻極受反戰民主黨人的青睞。作為前法律學院院長和波士頓大學教務長,在第三選區,德裡南更被看好,也相當受大家的尊敬。而克裡才剛剛試圖去瞭解這個選區。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頓郊外17英里處的康科德卡萊爾高中禮堂中,一個2000人的政黨選舉候選人大會召開了。這些人裡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條件,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確定一個反戰民主黨候選人去挑戰菲爾賓。剛剛從海軍離任的克裡「用自己的演講震動了與會的代表們」,傑羅姆·格羅斯曼在自己的備忘錄中寫道,他當時任德裡南的競選主席。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2)

    「與德裡南不同,克裡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輕,也很溫文有禮。」    
    隨著投票的進行,克裡從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競爭者那裡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格羅斯曼回憶道:「演講和投票從上午9點開始,直到晚上6點半。在第四輪投票之前,我看到德裡南的支持者們準備離開了,這時,我使用我們市長德雷的策略,把這所高中所有的門都鎖上了,不許任何人離開。」    
    這個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輪選舉之前,克裡撤出了,並公開聲明支持德裡南,以免這次初步選舉陷入僵局——他此舉贏得了廣大與會者的熱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後我說:『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你所做的。』」格羅斯曼回憶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諾:他和其他一些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人都將在以後的競選年裡支持克裡。    
    3個月後,也就是1970年5月,克裡和他相處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婭·索恩結婚了,她是克裡的密友大衛·索恩的妹妹。由於克裡是福布斯家族和溫斯羅普家族的後裔,早已樹立起來一個完美的貴族形象,因而他在這場華貴的婚禮上更加引人注目。    
    《紐約時報》這樣描述道:「朱莉婭·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國建國時立下了汗馬功勞,與約翰·福布斯·克裡——這個期待重現家族榮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於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長島200英畝的土地上舉行了婚禮。」    
    這篇報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禮上穿著的奶油色的婚紗是她的祖先凱瑟琳·皮爾特裡·史密斯曾穿過的。凱瑟琳嫁給了伊萊亞斯·布迪諾四世。聯邦黨人文集中記載著,伊萊亞斯曾是大陸議會的議長。「在那次婚禮中,著名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擔任伴郎,總統喬治·華盛頓也出席了那次婚禮。」「今天的婚禮是否將會成為歷史的再現,這將取決於新郎,作為一位耶魯的畢業生和一名參加過越戰的老兵,來自於馬薩諸塞的克裡一直在考慮競選國會議員。」(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到克裡不久前在競選中落敗退出。)婚禮後,克裡選擇了一個美麗的、意義深遠的地方度蜜月——潘興家族在牙買加的故鄉。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興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朱莉婭也已經從一位社會名流向一位社會激進分子轉變了,在反戰運動中,她支持克裡要更加積極,更加激進。克裡曾寫過一封自己稱之為「寫給美國的信」,其中的內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見所聞,他把它「賣」給許多雜誌社,但是卻從未能夠發表。    
    1970年勞動節的那個週末,克裡加入剛剛組建的越南老兵反戰組織(VVAW)在賓夕法尼亞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戰集會,並進行了他在馬薩諸塞州以外地區第一個獲得廣泛關注的反戰遊行演說。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講者是簡·方達,她是好萊塢著名女演員,同時也是積極的反戰活動家。在那時,她一直在為VVAW調查在越美軍暴行的計劃募集資金。最後一名發表演講的是克裡,他說:「讓美國人為這個錯誤而犧牲並不是一種愛國精神的表現。」這也是他隨後將要在參議院發表的演說的前奏。    
    克裡的演說給方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記得,當時我在想:『哇,這才是真正的領袖,一個具有林肯風範的領袖。』」簡·方達在2004年的一次採訪中提到。她還喜歡克裡演講時的文風,她認為,與那些激進的老兵相比,他是一個具有紳士風度、更有影響力的人。但是她不記得當時曾和他交談或與他握過手。實際上,她說直到若干年後,他成為了一名參議員,他們才交談過。但無論如何,她將在克裡以後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以來,方達都在全國各地進行演說,在她所進行的24場演說中,她把每場演說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贈給了VVAW,以資助VVAW對美軍在越暴行的調查。1971年1月,調查美軍在越南暴行的為期三天的「冬日戰士」聽證會(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開了帷幕。克裡和方達都參加了這次聽證會,但是方達說,她不記得曾與克裡見過面或是和他交談過。克裡並沒有在公共場所表態,取而代之的是他聽了大約150名老兵令人驚悚的陳述。    
    在大多數生動的陳述中,相當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爾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斷頭和其他暴行。「兩個人的頭被砍了下來,並被放在了樹樁上,然後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爾證實。    
    這些事件不久後便被拍成了一部名為《冬日戰士》(The Winter Soldier)的電影。在這部影片中,有一個片斷是克裡在越戰老兵詳細描述他們的暴行之前與他們交談。影片播出之後,一些批評家質疑部分老兵以及他們所作陳述的真實性,而後,國內對有關暴行程度的爭論又持續了數年。方達說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證實了。無論如何,作為《越南:一段歷史》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斯坦利·卡諾後來回顧過去時說:「暴行具有它的兩面性。這就是戰爭。」    
    克裡不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後來的參議院發言中,他的很多觀點都是以這些老兵的陳述為基礎。「那真的震驚了他。」方達在提及老兵的陳述對克裡的影響時說道。但是她說,這場聽證會沒有得到媒體廣泛的關注真是令人「非常悲傷」。正是克裡堅持要把這場反戰運動移到華盛頓,來到國會前。「這就是為什麼當克裡成為這個組織的領袖以後,『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就是去華盛頓,在國會前進行我們現在的行動。我們都知道克裡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傢伙,他想讓每一個人都從他們的行動中獲利,他在國會中有一些朋友,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們的證詞很震撼,我徹底震驚了。」克裡回憶道,「我認為這次聽證中的許多證詞都是合法的。」所以克裡私下向這個組織的領導者提議,他要在華盛頓組織一次遊行。「我們已經初步決定去華盛頓時,是因為我感覺底特律不是一個適合集會遊行的地方……我認為在這裡舉行集會遊行不會獲得太多的人對我們的關注。除非在人們有機會加入的地方舉行遊行,否則我們將不會成功。去華盛頓是我的想法,在那裡遊行也是我的想法。」    
    儘管這個反戰組織中有一些人把克裡看成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還有一些成員認為克裡——這個博學的貴族青年——是對那些對反戰人士持有片面論點的人的挑戰,很多人把這個反戰團體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3)

    當克裡於1971年4月18日到達華盛頓時,他幾乎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子。確實,當時最新一期《生活》雜誌的封面人物是簡·方達,還打出了這樣的標題:「忙碌的叛逆者,簡·方達,理想的推動人。」這發生在方達對越南河內的訪問之前。當時由於攻擊美國對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說,方達已經成為了一名全國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當方達未被准許在北卡羅來納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軍隊前演講時,她走進了「當地一家美國兵咖啡館」。據《生活》記載,在充滿了士兵歡呼聲的房子前,方達開始了她的演講。    
    在《生活》中,凡是有關反戰運動的文章,沒有一處提到過克裡的名字。但是他即將成為這個組織的代言人和新聞官,他至少暫時搶了方達的鏡頭。他首要的任務就是募集購買巴士的資金,而這些巴士將成為老兵們的交通工具。克裡回憶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並沒能成功地競選到紐約州首席檢察官,但他擁有完美的金融關係。在紐約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廈,瓦林斯基安排了一個有希望捐款者的會議,與會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紐約的其他20位商人,他們都反對戰爭。克裡發表了一個低調的講演,其內容主要是說明讓越戰老兵加入到反戰中的重要性。然後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來宣佈他們將捐資的數額。    
    「我們大概募集到了5萬美元,」瓦林斯基回憶道,「僅僅用了一小時。」    
    克裡不僅幫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節如何募集資金的課程,這對於若干年後想成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籲一些有影響力的人,他們當然還認識其他一些有影響力的人,讓他們聯合起來,並告訴他們,他們的貢獻將會改變美國的命運。    
    就在克裡正準備動身去華盛頓前,一件事情點燃了反戰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審團指控海軍上尉威廉·卡利殺害了22名越南平民,這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美萊大屠殺。尼克松命令卡利放棄他未決的上訴。隨著媒體對這件事情的報道,人們紛紛質疑,美軍究竟犯下多少類似美萊慘案的大屠殺。1971年4月18日,在到當時為止克裡所接受的最大的國家性媒體的採訪中,他出現在了NBC的《與媒體面對面》(Meet the Press)訪談節目中。在訪談過程中,他就美軍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進行了討論。在幕後,白宮一直試圖去質詢甚至干擾他的言論。在科爾森的備忘錄中記載道:「大量有關VVAW尖酸刻薄的問題都被準備好了。」    
    在這個節目中,克裡被問道他是否也曾犯下過此類的暴行。克裡用一種濃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誠地回答他做過。在以後的很多年裡,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始終如初。    
    「這有很多很多類型與性質的屠殺,我必須要這樣說,是的,是的,就像千千萬萬其他士兵一樣,我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屠殺),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區開火。我也指揮部下去騷擾村莊。我使用過50毫米口徑的機槍,這是我們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們抵禦敵人的惟一武器。    
    我們參加過搜查和毀壞行動,在一片火海的村莊……我相信,那些策劃了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區的人,那些命令我們戰鬥的人,那些用無線電指揮空襲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審判上尉卡利的那條法律,他們都是犯下戰爭暴行的罪犯。」    
    克裡這顆媒體之星開始綻放光芒了。幾天後,《紐約時報》刊登了對克裡的人物概評,題目是《憤怒的越戰老兵:約翰·福布斯·克裡》。《紐約時報》引用了克裡對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溫和。在任何意義上,我都不是一個激進分子,我想我僅僅是一個憤怒的青年。」    
    事實上,這是克裡作為一名清醒海軍戰士的白描,他與尼克松私下很輕視的那些留著鬍子的嬉皮憤怒青年不同。當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個與克裡共同參加《與媒體面對面》的老兵憑借他的社會地位和經歷誤導了觀眾,他們便試圖確定克裡是否也誇大了他在越戰中的角色。克裡在電視中露面的一天後,科爾森在備忘錄中表達了他的憤怒,但這並沒有對克裡和其他VVAW組織者造成什麼破壞。他命令官員們去宣傳VVAW是「一個邊緣組織,該組織的資金來源不明,它並沒有實際代表老兵,這群棘手的傢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釣譽者……為了阻止他們,我們必須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試圖阻止這些老兵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前遊行。但這種阻撓卻使反戰者們獲得媒體更多的關注——那種他們在底特律夢寐以求的關注。儘管白宮千方百計阻撓,反戰者們仍然獲得准許遊行,他們在國會前搭起了帳篷,打出了橫幅。馬薩諸塞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也來到了這裡與克裡會面,他的到來給這次遊行帶來了更多的關注。    
    儘管克裡短期參加過肯尼迪1962年的競選,但這卻是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我對此記憶猶新,走進帳篷,他介紹我與其中的一些老兵見面。」肯尼迪說,「我記得我坐下和他們交談,那天晚上在那裡停留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裡的這一邊,八名VVAW領導者和一些支持他們運動的參議員安排了一次見面。克裡、在底特律講述令人震驚的證詞的卡米爾,還有其他六名老兵參加了在參議員菲利普·A.哈特家中舉行的一次資金籌集會,並與幾位參議員會面。參議員菲利普·A.哈特是來自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他非常熟悉「冬日戰士」聽證會,而且對老兵的反戰運動充滿同情。當晚的一位客人是參議員威廉姆·富布賴特,他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    
    卡米爾記得這次會議真是前所未有,在這裡,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禮、衣冠楚楚的政客,還有衣著體面的服務生為這些極度飢餓的反戰者提供「幾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麵包」。克裡身著質地精緻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潔,帶著貴族的氣質,卡米爾回憶道,而他和其他老兵們穿著滿是皺褶的衣服,由於睡在國會前的帳篷裡,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了。    
    參議員們也顯然意識到了他們之間這種顯著的差異。當卡米爾對著富布賴特誇誇其談,說他支持1964年引發了越南戰爭的東京(越南北部一地區的舊稱)海灣決議時,參議員走開了。而當參議員們討論該由誰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他們都選擇了舉止優雅的克裡。克裡正和他的朋友喬治·巴特勒在一起,在這之後他們一同去了喬治敦公寓巴特勒繼母的住所。在那裡,克裡一整晚都在奮筆疾書寫講演稿,這篇講演稿將徹底改變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室中擠滿了人,27歲的克裡身著綠色軍裝,胸前佩戴著他的銀星勳章和紫心勳章,出現在了證人席上。廳內四周架滿了電視台的攝像機,場內也坐滿了老兵。一頭濃密的深色頭髮遮住了雙眉,克裡坐在證人席上,發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說。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4)

    「你怎麼能要求一個人堅持到最後,為一個錯誤而死呢?」他慷慨激昂地質疑越戰政策,尼克松政府「極大地侮辱了我們,他們試圖與我們脫離關係,否認我們為這個國家所作出的犧牲……一些人必須作出犧牲,這樣尼克松就不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輸掉戰爭的總統了』,這是他的原話」。    
    克裡想知道,戰爭的策劃師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邦迪兄弟為何沒有出席。克裡和哈維·邦迪同年進入耶魯,他的叔叔威廉·邦迪和麥克喬治·邦迪都是越南戰爭的策劃者。當時威廉·邦迪作為助理國務卿到耶魯發表演講,正是他說服在耶魯就讀的克裡加入了海軍,成為了一名海軍軍官。    
    此時,克裡看著這些參議員問道:「我們來了,可他們在哪裡?那些發動了戰爭的人在哪裡?就是那些司令官拋棄了他們的士兵,在戰爭法裡,沒有比這更嚴重的罪行了。」(隨後,克裡說他在演講中提到邦迪是針對麥克喬治的,麥克喬治曾經是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國家安全顧問。)    
    對於大多數旁觀者來說,克裡演講中最駭人聽聞的部分就是他對「冬日戰士」聽證會上一些證詞的總結。克裡聲稱,這些越戰老兵曾「強姦無辜,砍掉耳朵,砍掉腦袋……砍斷肢體,向身體內充氣,任意射殺越南平民……把村莊夷為平地,射殺牛和狗來取樂,向糧倉內投毒。除了戰爭中的常規打擊外,還通過轟炸南越的鄉村來進行常規和非常規的攻擊和蹂躪」。    
    對於一些老兵,包括那些曾追隨克裡的老兵,這對他們來說太過分了。他們認為自己光榮地服役,在他們眼裡克裡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船長,一個在戰場上命令部下衝鋒陷陣而不是表達這種反對態度的戰士。克裡並沒有把每一個越戰老兵都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是他的確告訴參議院有關「拷打戰犯,殺害戰俘,還有在南越被許多分隊所公認的戰俘政策」。在演講中,他的語氣是如此堅決有力,以至於現在一些老兵還對此怨恨不已。「在任何時候,我都將和他一同急流勇進,他是一個偉大的、鬥志昂揚的美國人。」邁克爾·伯尼克說,他是一名曾獲得過較高榮譽的老兵,越戰時作為另一艘掠行艇的船長曾與克裡並肩作戰。但是他不贊成克裡指控的美國犯下的暴行。「我認為,克裡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才倉促下了這種結論,我認為他一直以來所說的都是為了需要而說的。」    
    愛德華·帕克,他受傷後被克裡接管四十四號快艇長一職。他說:「我認為那真是令人作嘔。他看起來荒謬可笑。」    
    許多克裡的前隊友都震驚了,幾年後他們才開始瞭解克裡的立場。「我感覺被出賣了。」詹姆斯·瓦塞爾說。邁克爾·梅德羅斯回憶他曾看過一本有關克裡反戰運動的書,他當時也震驚了。「我仍舊是一個強硬的鷹派。我看見了(克裡的)圖片……我當時想:『這太糟糕了。這是不對的。』但是現在我理解了當時不能接受的行為,我將義無反顧地支持他。」    
    尼克松總統收看了媒體對克裡混雜著憤怒和欽佩的報道。根據白宮錄音機秘密錄製的磁帶,在克裡作證演說的次日,尼克松告訴參謀機構的要員H.R.「鮑勃」霍爾德曼和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這次聽證會「真正的明星」是克裡。    
    「他幹得相當不錯。」霍爾德曼說。    
    「他是相當有效率的人。」尼克松說道。「昨天,他在外交關係委員會表現得非常出色。」霍爾德曼說,「一個肯尼迪式的傢伙,他看起來像肯尼迪,並且他說話的口氣與肯尼迪完全一樣。」    
    「他曾在哪裡服役?」尼克松問道。    
    「他曾在一艘炮艇上任海軍上尉,那時他常高速駕駛著他的炮艇並開槍射擊,射殺離開婦女懷抱的孩子。」霍爾德曼說道。(根據克裡的回憶,在發生在「自由交火區」的一次突發事件中,克裡艦隊中的一名成員曾向一名越南兒童開槍,導致這名兒童中彈身亡。但這裡我們不知道霍爾德曼是真的瞭解事實,還是在這兒開個玩笑。)    
    「哦,別這麼說,」尼克松說,「海軍並沒有做過這種事。」他轉向基辛格,用明顯挖苦的語氣說,基辛格曾確信婦女身邊的孩子不是克裡所殺。    
    尼克松格外懷疑克裡的赫赫戰功和勳章。「鮑勃,除了空中,海軍在越南沒有任何人員傷亡。」尼克松對霍爾德曼說。他掌握的數據顯然還是在掠行艇被允許進入內陸水域進行巡邏之前。    
    三天之後,霍爾德曼來到了總統的辦公室,對總統說:「我們找到了克裡一個讓人很感興趣的把柄。」    
    尼克松確實對此很感興趣。    
    「原來,克裡在一段時間前曾經想進入政界。」霍爾德曼說,「他曾經想在國會謀求個職位。他還就此事徵求這裡喬治敦的一些人的意見。」霍爾德曼告訴總統克裡想「找件事……作為進入政界的途徑」,然後錄音帶就戛然而止。    
    一夜之間,克裡就成了美國最有名的越戰老兵。他深諳媒體塑造形象的重要性,所以他又給這次反戰事件加上了一個醒目的驚歎號:在4月23日,他和其他老兵排著隊把勳章「歸還」給了軍隊。他說他曾經建議老兵們把他們的勳章和緞帶放在一個桌子上,然後還給國家。但是他說,其他反戰組織的成員更想把勳章和緞帶扔到國會大廈前的圍欄裡,克裡也就贊同了這個觀點。早在幾天前,《華盛頓郵報》就引用了克裡對這項榮譽的厭惡:「那些勳章毫無意義。」    
    現場的錄像帶證明,幾百名憤怒的老兵聚集在國會大廈前一個極大的垃圾桶旁邊,桶上寫著大大的「垃圾」兩字。    
    這些老兵之中,很多人都留著長髮,身著軍裝,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把他們的勳章扔進了臨時製作的垃圾箱裡。克裡則把勳章和緞帶扔到了國會大廈的柵欄內,並宣稱:「我現在並不是為了暴力和憤怒,而是為了和平和正義,為了讓這個國家永遠覺醒,我將矢志不渝地為之努力。」最初,人們以為克裡扔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勳章,但是幾年後他說他扔掉的僅僅是自己的綬帶和另外兩名老兵的勳章。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5)

    托馬斯·奧利芬特當天一直為《波士頓環球報》采寫相關報道。他回憶道,克裡把手伸向了柵欄,放下了自己服役時獲得的緞帶和那些從其他老兵那裡得來的勳章。「對於他的所作所為,我絲毫不迷惑。」奧利芬特說,他現任《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編輯。「我知道他一直都保留著他的銀星勳章、紫心勳章和銅星勳章。」    
    2003年,克裡被要求解釋他當時的行為,他解釋道,他曾接見過兩位老兵,一位參加過越戰,另一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委託克裡去送還他們的勳章。克裡說他把勳章放進了夾克裡。當他準備把勳章扔到柵欄裡時,他把手伸進了夾克,拿出了兩名老兵的勳章。他說他仍保留著自己的勳章。    
    這周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產生了一個毋庸置疑的影響。本周伊始,大約800名越戰老兵舉行了反戰遊行。接著,克裡於4月22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證並發表了演說,4月23日大批老兵歸還戰爭勳章。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媒體的關注和公眾的參與使得事先計劃好在國會集會的人數至少擴大到了25萬人。    
    集會當天,克裡身著一件傳統的、溫文爾雅的藍色襯衫,外面套著他的軍裝夾克,站在國會大廈前的台階上向集會者演說。「我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承擔最後一項戰鬥任務,那就是找出並摧毀有關這場粗野行徑的最後證據。」克裡激昂地號召這些歡呼雀躍的群眾。    
    僅僅一周之內,克裡便由一位不知名的前巡邏艇長成為了反戰運動的代表人物。「這個變化非常突然,」克裡的好友喬治·巴特勒說,此前,克裡在國會作證時他就坐在克裡身後。大衛·索恩是克裡前妻的哥哥,在集會期間,他站在克裡的旁邊說:「800人已經變成了25萬人,這真是太壯觀了。」(一年過後,這三個鐵桿死黨——克裡、巴特勒和索恩——一起出版了一本有關反戰的書——《新戰士》,封面上是一位越戰老兵倒拖著美國國旗的照片,這張照片給克裡日後競選帶來了不小的風波。    
    在白宮,尼克松為克裡的一舉成名大發雷霆,他的秘書羅斯·瑪麗·伍茲也很憤怒。    
    「如果他們膽敢再這樣煽動群眾,我就要打擊他們了。」伍茲對總統說,「狠狠地打擊他們!」尼克松和伍茲一致認同,這(反戰運動)都是泰德·肯尼迪那些自由主義參議員的錯誤。他們要讓國家輸掉這場戰爭。    
    「是的,是的,我們不會輸掉這場戰爭。」尼克松說,「你知道,事情不僅如此,這些人還想顛覆國家。」    
    伍茲說:「他們不關心將會發生什麼,到那時如果我們戰敗,如果那樣,最終這個國家也將滅亡……當然,他們已經厭倦了這場戰爭。每一個人都厭倦了戰爭。但絕對沒有一個人會比你更厭煩戰爭,沒有!」    
    然後他們又聚焦在約翰·克裡的問題上。    
    尼克松說:「不可否認這確實是個大問題,這些討厭的媒體報道是如此(令人費解地)不公正。他們,他們並沒有關注我們準備回應這些反戰分子的共和黨人,他們的鏡頭裡只有那些傢伙。顯然這個傢伙真的不錯,他算是那群令人討厭的老兵組織中惟一的例外了,從公共關係的觀點上來看有點可取之處……所有報道都圍繞著克裡。」    
    四天後,尼克松和伍茲再次會面時,他們更加厭惡那群聚集在國會前的反戰者了。    
    伍茲:「我猜美國人民天天看這些傢伙一定要噁心死了。」    
    尼克松說:「真的嗎?他們還在繼續嗎?你知道,就是那個傢伙叫萊裡還是——」    
    伍茲:「克裡。」    
    尼克松說:「對,克裡,據說他非常非常棒。」    
    這時,尼克松和秘書交換了一些小道消息,他聽說克裡甚至沒有在國會前宿營。「他並沒有和那些傢伙住在一起。」    
    伍茲說:「沒有。」    
    尼克松說:「他一直住在喬治敦公寓豪華的席夢思上。那就是他住的地方。」    
    伍茲說:「哦,是這樣,他們……真是。」    
    尼克松回答:「他們真是一群可笑的傢伙,但是,嗯,是的,我告訴你,我們要更加強硬地反對他們。我剛剛讓亨利(基辛格)來這裡……我對他說:『看看,這群傢伙絲毫不能阻礙我們。我們將繼續我們的進程。這個國家不可能被這群討厭的烏合之眾所控制。』你不這樣認為嗎?」伍茲說:「我當然也這麼想。」    
    但是克裡的聲望與日俱隆。    
    幾周後,克裡出現在了CBS的電視節目六十分鐘上。通訊記者莫利·賽弗用了這樣一個題目——《第一聲歡呼》。賽弗把克裡描述成為一個亂世中的雄辯家,將擁有肯尼迪似的前途。這次採訪是在新罕布什爾州斯誇姆湖(Squam Lake)邊的一個鄉下小木屋中進行的,克裡當時正拜訪他的朋友喬治·巴特勒。    
    「你想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嗎?」賽弗問克裡。    
    「不。」克裡回答,「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瘋狂,現在我有許多事情要去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完成這些事。」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6)

    可是克裡這種自我成名的形象立即就成為戲謔嘲諷的對象,沒有人像《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的連環漫畫主筆、克裡的耶魯校友加裡·特魯多那樣尖刻了。連環漫畫中的一個畫外音敦促大家都去聽克裡的演講。「他演講時帶著驚人的感染力,表現出了傑出的口才。如果這一年裡你沒有見到任何人,你必須要去看看約翰·克裡。」兩幅漫畫後,原來一直宣傳克裡的人就是克裡本人。另一幅漫畫活靈活現地畫出克裡在演講後微笑著,沉思著,沐浴著迎面而來的讚揚。「今晚你的表現真出色,你是個光輝四射的新星。」    
    在白宮,一個對付克裡的策劃在繼續著。    
    「有關克裡,最重要的就是,作為一名獲得過勳章的越戰老兵,他對戰爭的譴責擁有很高的可信度。」科爾森回憶道。科爾森和他的下屬們多次試圖對克裡進行栽贓陷害,但都以失敗告終。    
    「我記不起我們曾挖掘過有關克裡的任何把柄,也不記得聽到過有關他的任何負面消息。」科爾森在2003年的一次採訪中這樣說道。「如果我們曾發現此類事情,我確定我們一定會利用這些對他不利的事件質疑他。」    
    副總統斯皮羅·T.阿格紐曾找出了兩個把柄試圖指責克裡。在巴哈馬群島的阿格紐回應了總統辦公室的閒談,他說:「克裡在國會前富有感染力的演講導致了媒體對他過分的讚揚,後來卻發現他的演講材料都是肯尼迪的前演講稿撰稿人提供的。作為一個反戰領袖,他大部分時間卻是在喬治敦的豪宅中度過的,而沒有和他的夥伴們露宿在國會大廈前。    
    副總統對克裡的兩項指責都被推翻了。瓦林斯基是阿格紐提到的肯尼迪的前演講撰稿人,他說:「我只是建議了演講的風格(克裡在參議院的演講),稿子大部分都不是我寫的,是他自己寫的。」至於睡在國會前,在現場採訪的《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奧利芬特回憶,在兩個晚上,凌晨三點,他都在國會前看見了克裡,他還看到,克裡在喬治敦的公寓中熬夜準備他的講演。這或許可以解釋「睡在喬治敦」的謠言了。克裡高舉反戰的旗幟,開始了他的全國巡迴演講。在陣亡戰士紀念日那個週末,他參加了在馬薩諸塞州來剋星頓的一處草坪上的反戰集會,隨後他和幾百位示威者被拘捕。克裡說,他為此交付了5美元的罰款,還在來剋星頓公共車庫中度過了一個夜晚,這次拘捕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段時間裡,他的妻子朱莉婭身上總是備著100美元隨時準備去保釋他的丈夫。    
    白宮決定找一個更好的辦法去對付克裡。科爾森曾看過一個有關年輕的海軍退伍戰士約翰·奧尼爾的新聞發佈會。就在克裡離開不久後,他曾在克裡所在的巡邏艇分隊擔任船長。在克裡到處宣講美軍戰爭暴行時,像許多越戰老兵一樣,奧尼爾也感覺受到了侮辱。    
    立即,奧尼爾成為尼克松政府打擊克裡計劃中的重要棋子。奧尼爾強調,他沒有收到來自白宮的任何賄賂,他反對克裡完全是處於自發的目的,他認為克裡的陳述是一個肆無忌憚的謊言。    
    「我認為宣稱我們無法贏得戰爭沒有什麼錯,但是妄言我們做出了大規模戰爭犯罪卻是不折不扣的假話。」奧尼爾說。    
    幾周以來,科爾森一直在指責克裡迴避同奧尼爾的辯論。6月15日,在馬薩諸塞州溫思羅普鎮長大的科爾森致信給白宮的另一位助理:「我認為我們已經打擊了克裡,媒體已經開始攻擊他了,但我們千萬不要給他喘息之機,在他成為另一個拉爾夫·納德之前我們一定要打垮這個年輕的政治煽動家。即使他同意參加辯論,或對媒體宣稱他會這麼做,我們也要混淆是非——我們要堅持宣傳克裡已經拒絕參加(與奧尼爾的)辯論。」    
    尼克松的助手們激勵奧尼爾保持昂揚鬥志,他們將要和克裡展開一場持久戰。因此,白宮掌權者也高姿態地要接見對付克裡的奇兵,於是奧尼爾被請到白宮與尼克松單獨會晤。這兩個人一拍即合,原本計劃的簡短寒暄繼而成為長達一小時的會晤。    
    兩周後,在6月30日,雙方開始了激烈的辯論。自從14歲以來一直研究辯論的克裡與奧尼爾一同出現在《迪克·卡弗特脫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電視節目中。身高六英尺四英吋的克裡遠遠高出主持人卡弗特和奧尼爾。深色稀疏的頭髮、深藍色的裝束和瘦削的外表,讓他令人過目難忘。    
    奧尼爾則恰好相反。他一出場就怒氣沖沖,短髮,穿一身淺色西裝和一雙白色短襪,奧尼爾的措辭明顯帶著對對手的奚落和挖苦。    
    「克裡先生是這樣一種人,他生活在對戰爭的疲倦和對美國人民的恐懼之中。就是同樣這個小人物,他在4月份的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中說:『罪行與日俱增,任何級別的軍官都意識到這一點。』5月一家有名的新聞雜誌曾引用他的這句話:『戰爭犯罪在越南是慣例,而非例外。』」在奧尼爾表現得激烈狂熱的時候,克裡則試圖表現得更加理性和冷靜。他冷靜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聲稱越戰老兵們並沒有試圖去顛覆這個國家,相反則是一腔熱忱地告誡國家:「我們在哪裡犯了錯誤,就應該在哪裡把錯誤糾正。我們的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戰爭和殺戮。」    
    「對於戰爭罪行,我們確實是深思熟慮後才提出這個問題的。我認為,任何人都不願意回來承認他強姦過(無辜的女人),或是說他曾放火燒村莊,或說他曾為了取悅自己而肆無忌憚地毀滅稻田或其他東西。我知道他們這樣做將會冒被懲罰的危險,也將冒損害自己名譽的風險,作為他們這樣做的代價,他們還將冒著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危險。但他們還是勇敢地這樣做了,因為他們相信,人民應該瞭解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毀壞。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有道德的國家,是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在異國進行人類有史以來最為猛烈的轟炸。」    
    一次又一次地,克裡被問及同一個問題:克裡是否犯下過此種暴行?抑或他是否見過其他美國人犯下此類暴行?克裡用最初的回答回應了這個問題。    
    「我並沒有見到過個人暴行,但我看見過一些人砍掉別人頭顱諸如此類的事情。然而,我奉命在自由交火區開火,我參加過侵擾行動,參與遠距離攔阻射擊,也執行過搜查和破壞任務——這種任務讓許多平民的房屋被夷為平地。我後來發現,所有的這些行動都有悖於《海牙國際公約》和《日內瓦公約》,都有悖於戰爭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參與這些行動的人,如果你的行動符合紐倫堡戰犯審判的標準,那麼你就是有罪。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挖掘戰犯。那不是我們的目的,那永遠都不是我們的目的。」    
    


反戰領袖反戰領袖(7)

    白宮震動了。根據總統辦公室的記錄,霍爾德曼後來說道:「你找的人,奧尼爾,昨晚與克裡進行了辯論,我聽說他(克裡)表現得很棒。」    
    在1975年西貢失守之後,奧尼爾對政治和政府的幻想破滅了。但是他仍對克裡指控越戰老兵犯有暴行而懷恨在心。「我參與進來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認為,他對戰爭犯罪的控訴是不負責的,是錯誤的。」奧尼爾說道,「我認為,他們傷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認為他們是不道德的。」    
    在問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觀察家所說的「克裡永久地被這場戰爭改變了」時,奧尼爾回應道:「這場戰爭並沒有改變(克裡)。我認為他是一個被野心驅使著的傢伙。我認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驅使的。」    
    就在克裡這顆新星冉冉升起時,他也開始黯淡了。當克裡與一些戰俘的家人一同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他們遭到了四位婦女的詰問,這些婦女的丈夫也是戰俘。「你們這些笨蛋,克裡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們。」1971年7月,專欄記者Mary McGrory採訪其中一位婦女時記錄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覺到了公眾的反戰趨勢,他竭盡全力地使美國公眾確信,他正在退出這場戰爭。當克裡全國巡迴演講時,他發現,甚至連一些大學生對他的演說都不再感興趣了。1971年10月9日,《國家觀察者》(National Observer)說,克裡的大學巡迴演講「伴隨著冷漠」。1971年12月,據克裡自己說,尼克松「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人民的反戰情緒,他使很多人相信,他正在結束這場戰爭」。    
    有些VVAW的領導者把克裡看做一個爭權奪勢的高手,一個令組織內部分裂的導火索。「組織內部存在一些分歧。」巴特勒說,他當時與克裡站在一起。「VVAW中有一派太過於左傾了。每當克裡為組織做有用的事,諸如集資,或是在外交關係委員會前演說,或是參與採訪,他都被這些人鄙薄為在媒體前做秀。」    
    卡米爾是一名曾與克裡共事過的越戰老兵,他說克裡「並不像我們當中的某一部分人那樣偏激。他會相當坦率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他總是因為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大肆批評」。    
    卡米爾繼續回憶道,克裡的貴族氣質遭到組織內很多人的嘲諷,這個組織主要是由工人階級、退伍老兵們構成。卡米爾說,有一位成員用電話聯繫克裡時,他被某人——應該是女傭告知「主人克裡不在家」。在隨後的會議上,有人就在克裡的坐位上掛了一條標語,寫著「解放克裡的女傭」。    
    就這樣,在VVAW扮演領導角色僅僅五個月之後,克裡退出了。隨後,他把精力轉投到了幫助組建一個新組織,該組織的目的就是關注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但他仍然是受到關注的反戰領袖。隨後,還在水門事件爆發之前,克裡就要求彈劾尼克松。這引起了總統的注意。    
    一些反戰運動的成員開始懷疑——出於善意的動機——尼克松政府的線人已經滲入到他們的領導層之中。克裡本人長期以來也被懷疑是CIA或FBI安插的內線。而且,儘管克裡已經離開VVAW領導的位置,但他仍是耀眼的反戰領袖之一。    
    例如,1972年4月22日,也就是克裡在參議院作證的次年,他與前披頭士樂隊成員約翰·列儂一同出現在了紐約的一次集會上,這次集會人數超過了20萬,其中還包括從波士頓乘坐幾十輛巴士趕來的遊行者。像克裡一樣,列儂也成了反戰運動的一名領導者,他歸還了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國勳位以抗議英國支持美國對越政策,就像先前美國越戰老兵歸還獎章和綬帶一樣。列儂名為《想像》(Imagine)的最新專輯也極大地受到了戰爭的影響,它夢幻般的題目和歌詞觸動了無數越南老兵和家人的悲傷、痛楚和激情。他對激動的人們唱道:「我不想成為一名士兵,媽媽,我不想死。」    
    現在,列儂身著他的標誌性服飾——圓框眼鏡和軍帽,在布賴恩特公園帶領群眾隨著他最經典的反戰歌詞齊聲唱:「我們都在說……給和平一次機會。」    
    當輪到克裡發言時,他不僅僅利用這次機會呼籲政府從越南撤軍,還要求解除尼克松總統的職務。克裡的朋友巴特勒趁機拍了一張克裡和列儂的照片,這位參議員一直把這張相片當做他最愛的珍藏。在白宮看來,這次集會是偏執狂們針對白宮的一系列攻擊之一。尼克松曾經建立了「堵漏小組」去調查和堵住敏感情況露洞,如五角大樓的檔案洩密事件。他現在懷疑,他的民主黨對手喬治·麥戈文私下與VVAW串通。    
    「尼克松認為反戰運動會影響他的連任。」科爾森在談及白宮與反戰運動時回憶道,「過度的猜疑最後終於導致了水門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個人潛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競選全國委員會總部。隨後,這些人被揭露與尼克松政府有關。在隨後的數年裡,有關這次最終導致了尼克松辭職的潛入有很多解釋,當時給出的一個借口就是政府正在調查民主黨競選全國委員會是否正在與VVAW合謀要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製造暴力事件。詹姆斯·麥克德是水門事件中的五人之一,隨後他作證說:「我認為水門事件可能為回答那些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在之前我被告知這次行動得到了白宮的批准。」    
    這後來也讓有些人懷疑,這些竊賊是否在尋找有關克裡的資料,克裡當時領導著VVAW,還準備通過競選進入國會。(水門事件中的五人之一伯納德·巴克在2004年2月表示,他不記得曾被告知去搜尋有關克裡的材料。)現在,反戰運動已經讓他家喻戶曉,克裡想借此時機實現從馬薩諸塞進入國會的願望。作為一名反戰領袖,他已經諳熟競選之道,他知道如何去搞競選活動,如何組織人員,如何籌措資金,如何吸引媒體注意,當然更熟悉如何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中進行辯論。    
    他曾經在越南作戰,還與尼克松政府和反戰組織中的左派鬥爭。現在,他踏上了新的戰場——他要在波士頓以北選區吸引工人階級的支持,從而贏得民意測驗中的勝利。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1)

    到1972年,約翰·克裡已經是全國聞名的人物了,但卻始終是個沒有根基,確切地說,沒有家鄉的漂泊者。他的青年時代是在兩塊大陸輾轉度過的。在他不到七歲的時候,他家就搬離了馬薩諸塞,直到從越南戰場返回,克裡才又回到馬薩諸塞。對於一個擁有政治雄心的年輕人來說,沒有政治根基真是一個致命的缺陷——他很快就會認識到這一點。    
    這個28歲的年輕人相信他在反戰運動中的表現足可以讓他在眾議院贏得一席之地。他準備離開遊行街道進入反戰夥伴們所蔑視的「體制」內工作。他的一個朋友建議他參加波士頓西部郊縣弗雷明翰的公開州眾議院席位選舉,「交上幾年會費」。    
    但是克裡的政治雄心是全國性的,對政治充滿了天真的遐想。他奔波於各個眾議院選區宣傳自己。在1972年初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這個反戰領袖就在馬薩諸塞三個選區中宣傳了自己。這種各區拉選票也為自己招來了投機分子的惡稱,克裡也承認那段時間是自己在故鄉的一個「負擔」。    
    1972年初克裡仍然住在沃爾瑟姆,兩年前他就在這裡挑戰過老謀深算的民主黨鷹派人物菲利普·菲爾賓,沃爾瑟姆也位於第三選區。然而克裡當時的計劃被反戰耶穌會牧師羅伯特·F.德裡南的出現打亂了,他最終贏得了議院席位。就在德裡南於當年春季開始自己的競選活動時,克裡接受了《洛厄爾太陽報》的採訪。該報是洛厄爾市所在的第五選區的主要報紙,他對兩個記者說他打算挑戰F.布拉德福·莫爾斯——一個支持尼克松越戰政策的共和黨,一直是國會議員。然而,那年克裡折戟沉沙,在1970年的選舉中,他早早便失敗退出了。但是在下一個眾議員改選期,克裡重新振作起來。他離開沃爾瑟姆搬到了25英里外的伍斯特。1972年2月7日,朱莉婭為位於歡樂大街690號的一處價值為29 500美元的房子交了6000元定金,這樣房產就在她自己的名下。她的丈夫此時正在挑戰哈羅德·D.多諾霍——一個堅定的民主黨議員,他也對競選躊躇滿志,甚至從《伍斯特電訊公報》(Worcester Telegram & Gazette)雇了一個記者為他的競選開始宣傳。    
    克裡夫婦沒有搬進新居。相反,克裡在獲知第五區的議員莫爾斯將被任命為聯合國總次長(undersecretary general)後又將注意力轉到了第五選區。3月末,這對夫婦收拾行裝來到位於麥瑞馬克山谷(Merrimack Valley)的洛厄爾市租了一處公寓。莫爾斯即將赴華盛頓任職,這也就意味著共和黨人曾把持的一個席位要重新公開選舉產生。    
    克裡尋求議院席位的政治雄心也有一種肯尼迪情結。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歸來的戰鬥英雄肯尼迪為了在政治領域一展宏圖,也展開了競選活動。他在馬薩諸塞第八選區做了競選開始演說。「這裡我們有一位候選人,一個百萬富翁,可是他卻沒有一個固定的住址。」肯尼迪的一個助理帕特西·墨爾肯回憶了他們在位於波士頓燈塔山的老貝爾維尤飯店(Old Bellevue Hotel)競選戰略會議上的談話。墨爾肯提到了肯尼迪的外祖父——波士頓前市長約翰·F.菲茨傑拉德(人們都親暱地叫他親愛的菲茨),建議道:「把這裡當做住址怎麼樣?」    
    「於是我們在飯店租了一間兩室的套房,那就是候選人手冊上所寫的地址。」菲茨說。    
    26年以後,克裡的政治追求過程甚至更加困窘。在注意到克裡是「政治移民」後,《波士頓先驅旅行報》(Boston Herald Traveler)在標題為《多人角逐議院席位》的社論文章中尖刻地諷刺道:「如果克裡仍然居無定所,他將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競選總助理,還需要一個全職地產經紀人。」克裡的父母曾經在這裡住過10年,但是除此以外,克裡在第五選區沒有任何關係網——結果證明,毫無根基的外來政客根本無法抵禦即將來臨的猛烈攻擊。對於有關他是個外來客的問題,克裡常見的回答就是:「我是在第五選區學會走路的。」沒錯,當克裡還是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孩時,他的父母和孩子在洛厄爾市西邊的格羅頓鎮度過了一年的田園生活。他的父親理查德在格羅頓學校(Groton School)任教,那是一個寄宿學校,培養了許多傑出的校友,著名的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從外交官職位上卸任後,他們一家又回到了這個小鎮,此時約翰剛剛進入耶魯。格羅頓與洛厄爾近在咫尺,只有15英里的路程;但在這裡度過幼年時光的克裡卻無法被洛厄爾接納。    
    洛厄爾的顯赫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有在歷史書中還能窺見其往日榮光。數年以後,高科技公司和鄉村國家公園又使這個城市重新繁榮起來。1972年,洛厄爾像過去一樣又陷入了經濟繁榮與蕭條交替循環的漩渦。工業不景氣極大地打擊了洛厄爾的經濟,而70年代初就開始的經濟低迷導致該城失業率達到12%。幾座紡織工廠還在苟延殘喘,還可窺見當年紡織工業蓬勃發展的盛況。正是紡織業振興了洛厄爾,它是美國第一個計劃經濟城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濟奇跡。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2)

    從附近城鎮和鄉村招募的北方女工是最早的勞動力,現在她們早已與眾多外來移民融為一體了。愛爾蘭人最先移民到此地,幫助開掘了動力水路;隨後是法裔加拿大人、希臘人、波蘭人、立陶宛人、葡萄牙人、亞美尼亞人,等等。    
    勞倫斯是位於第五選區的另一個衰敗的紡織業城市,也是一個頗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像洛厄爾一樣,勞倫斯市的工人也是各地移民。1912年,該城因為工人的示威遊行而在美國勞工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當時,2萬多紡織工人走出工廠,抗議減薪。參加了「麵包與玫瑰」的罷工者竟然講著多達24種語言,甚至到了1972年,其中的很多種語言仍然可以聽到。像洛厄爾一樣,勞倫斯也受到經濟危機的打擊,當時失業率達到了9%。在這兩個人口複雜的城市,政治通常受到殘酷的種族生存第一論影響。在這兩個政治上民主黨控制、社會風氣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中,謀取政治職位頗為困難。此外,洛厄爾還因為它獨特的血腥政治文化而聞名。    
    1972年初,貴族約翰·福布斯·克裡來到這個錯綜複雜的世界。他是一個民主黨員、天主教徒,但對於城中的居民以及保守的郊區居民來說,他是個外來的政客,是個與洛厄爾格格不入的人。他的高貴血統在這裡毫無價值。    
    「我理解那些對我不滿的人,」克裡現在回想起當時的國會競選時說,「我冒冒失失地闖進了這個選區,大聲宣佈『我來了!』這對當地人來說確實是個無法接受的粗魯舉動……如果我當時像現在這樣瞭解政治,恐怕就不會那樣做了。」    
    但是在第五區,另外一些地方卻對像克裡這樣的候選人給予了足夠關注,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地區。洛厄爾和勞倫斯市約有一半民主黨預選選民——周圍的保守城鎮中佔了30%——剩下的五分之一的選民都居住在這一選區南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城鎮中。在那裡,反戰情緒很強烈,平民們大多是革命祖先的後代。在這樣的中等住宅區,如康科德城和來剋星頓,克裡是個充滿活力、讓人激動、有搖滾歌星般轟動效應的新人。而城鎮中的政客卻被平民們看做糟糕的倒退者,甚至更糟。莫爾斯的調職陞遷激發了許多人的政治雄心——所有人都開始關注著兩個紡織城市。除了克裡之外,加入到這場眾議院席位爭奪戰中的還有洛厄爾地區的七個民主黨人,以及勞倫斯地區的兩個民主黨人。在共和黨一邊,保羅·W.克羅寧,前眾議員以及莫爾斯在安多弗(Andover)的前助理,也要競選這一席位,他還有三個同黨競爭對手。此外,羅傑·P.德金——洛厄爾的保守民主黨人,也將作為獨立候選人直接參加11月的終選,使得競選局勢更加錯綜複雜。    
    克裡的競選費用數目巨大,主要來自於選區外富有人士的贊助。此外,一些理想主義的年輕軍人作為克裡狂熱的支持者也在四處籌募資金,志願發起預選前的民意測驗。克裡的志願者們超出了傳統競選宣傳的界限,甚至為民眾提供免費教育以建立起民眾對克裡的好感。這些年輕志願者給老年人散發傳單,向他們介紹政府的各項服務和福利;給中年人準備了一份購物指南,詳細比較了這一選區各大超市的價格;甚至還設立了一部「租賃者熱線」以處理對房東的投訴。    
    電影人奧托·普雷明格、作家喬治·普林頓、著名作曲家倫納德·伯恩斯坦(一個勞倫斯本地人),以及其他社會名流都是克裡激進一派的支持者。普林頓是一個有貴族血統的紐約人,他親自來到勞倫斯城區內著名的黎巴嫩人飯店畢肖普(Bishop)為克裡的競選籌募資金。9月19日的預選逐漸臨近了,克裡看起來似乎遙遙領先於其他對手。他所花費的競選資金高達279 746美元,第五區的競選將是當年整個國家國會初選花費最多的選區。就在克裡躊躇滿志時,災難臨近了。就在預選前一天下午兩點,一個正在巡邏的警察發現有人闖入了一座多層辦公樓的地下室,該辦公樓正是克裡以及另一個民主黨競選人——勞倫斯的眾議員安東尼·R.迪弗魯西亞(DiFruscia)——的總部。    
    當後援警察趕來時,他們看到克裡的弟弟卡梅倫和競選助理托馬斯·J.瓦萊裡這兩個22歲的小伙子正在大樓電話系統幹線附近。警方以破門而入和企圖盜竊為由逮捕了這兩個人,將他們戴上手銬押走了。    
    第二天,《洛厄爾太陽報》登出了少見的雙行大標題新聞:「克裡弟弟因洛厄爾『水門事件』被捕。」迪弗魯西亞也被揭露出來曾在三個月前非法進入華盛頓民主黨總部,這給馬上來臨的預選又增加了不少話題。    
    克裡陣營宣稱,這兩個年輕人是被人故意陷害的,說他們幾分鐘前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該電話威脅要在最後投票的前一天剪斷總共36部電話線,兩個年輕人前去察看,恰好被警方發現。時至今日,每當克裡談到這件事時都激動異常,他堅信那是一個阻止他競選優勢的陰謀,儘管他不知道誰是幕後主使。他也覺得媒體對迪弗魯西亞的報道簡直荒謬異常。「他根本就沒有參與到競選中。」克裡說。    
    克裡認為,洛厄爾闖入事件與事實有很大出入。「《太陽報》的排字工人說,在凌晨1點的時候,那頭條位置就預先留出來了,頭版位置也留出來了。」克裡說,「你們知道,這對報紙來說太不正常了。最重要的是,事發第二天早晨這份報紙就出現在街頭了。」    
    《太陽報》是份晚報,它的最早付印期限是在被捕事發8~9小時以後,它有足夠的時間編輯這條轟動新聞。勞倫斯的《老鷹論壇報》(EagleTribune)也是一份晚報,也在當天報道了被捕事件。它用稍小的篇幅報道了該事件,題目是《水門事件陰影?》    
    今天,克裡的弟弟拒絕詳細描述當時被捕和被指控的經過,該事件一年後才平息下來。「我們所做的事很衝動、魯莽,給約翰帶來了麻煩。」卡梅倫·克裡說,他現在是波士頓明茲·勒文·科恩·費裡斯·格拉弗斯基和波比奧(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這就是我對該事件想說的話。」    
    瓦萊裡曾經是在越南服役的海軍陸戰隊戰士,後來是波士頓的國會眾議員,他對於此事更加直接和坦率。「我一腳踢開了地下室的門,」他回憶道,「隨後,警察就包圍了這個地方。」他當時最擔心的不是選民們會對此事有什麼議論,而是他的父親會因此責罵他。「我的父親是一位法官。我擔心他會不認我。」瓦萊裡回憶道。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3)

    迪弗魯西亞與此事毫無關係,瓦萊裡說,有人威脅要破壞電話線,我們擔心克裡會首當其衝,但是現在回想,他說:「我們也許對某些人的玩笑反應過度了。」    
    這次被捕對於預選並沒有太大影響。第二天,克裡贏得了22個城鎮中的18個城鎮。在10個候選人角逐的選舉中,他在人口稠密的城鎮中的得票率驚人地高,如卡萊爾(82%)、康科德城(78%)和來剋星頓(72%),以3︰1的優勢戰勝了其他所有候選人。不過他在工人主導的城市中得票形勢卻不太樂觀,在洛厄爾名列第四,勞倫斯名列第二。總之,克裡贏得了20 771張選票,是總票數的28%。名列第二的是洛厄爾的眾議員,贏得了15 130張選票,占總票數21%。迪弗魯西亞以12 222張選票和16%的得票率位列第三。    
    在共和黨的預選中,克羅寧輕鬆取勝。不過兩黨相比,克裡似乎更佔優勢。他在七星期後的大選終選中似乎會以絕對性的優勢勝出。《波士頓環球報》在預選兩星期後進行了一項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克裡的支持率為51%,克羅寧則是24%,德金僅為7%。    
    可是勝利不會這麼簡單。在克裡與最終勝利之間插進來了克萊門特·C.科斯特洛——行為古怪、捍衛正統的《太陽報》主編。    
    克萊門特·C.科斯特洛是洛厄爾的異類。作為當地知名報人,他一直保持清廉,避開洛厄爾上層社會的嚴密社會關係網。他是一個崇尚法國文化的紳士,駝背的上身總是套著得體的絲綢襯衫,帶著法式的捲袖。即使在《太陽報》每天接待形形色色人物的新聞室中,他也絕對是與眾不同的。他酷愛戴著貝雷帽,長髮瀟灑地從帽子下面垂到肩頭。他當時53歲,住在穿過洛厄爾上層住宅區貝爾維迪爾的安多弗大街上,他的父母給他留下一座曾經富麗堂皇的大房子。    
    科斯特洛繼承的豪宅中擺設著精緻的上等傢俱和昂貴的古董,然而他對這所房子根本就不精心管理,這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莊重住宅看起來像座鬼屋。不加修剪的草坪已經長了幾英尺高,房頂的裂縫也放任不管。曾經有一個在樓上臥室過夜的客人半夜被反反覆覆的巨響驚醒,他起身打開門後發現成群的鴿子在大廳裡飛進飛出。每天,在報紙城市版編輯好付印後,科斯特洛就來到位於城區卡尼廣場附近《太陽報》車間的狐尾休息室(Foxtail Lounge)。他呷著香檳,抽著法國Galoise香煙,從頭到尾仔細圈閱報紙上的每一個字。    
    他的形象與哥哥形成巨大反差,約翰·H.科斯特洛是一個嚴厲的人,是洛厄爾上流社會的支柱人物。他們一起繼承了家族於1878年創辦的《洛厄爾太陽報》。約翰是出版者,負責報社商業運作。克萊米——他經常被人這樣稱呼——負責新聞業務,這家中型日報總是能搶到有轟動性的新聞。科斯特洛兄弟在新聞業務上投入了巨額資金。他們的《太陽報》早在調查記者流行之前就有一個全職調查記者,有自己的華盛頓特派通訊員,還在波士頓的州議院和劍橋郡的法院有眾多記者。    
    不過該報的社論版完全體現了克萊門特·科斯特洛一個人的風格,這個極端保守分子犀利地攻擊政府的弊端,不放過任何一個他認為對政府惟命是從的政客。他不受習慣的約束,在70年代末期,他甚至強烈建議美國吞併加拿大、入侵墨西哥以解決石油危機。    
    《太陽報》一直持有反克裡的態度,但在預選期有所收斂。這段時間,科斯特洛組織他的大部分社論火力攻擊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專員們,這個三人小組被懷疑賣官鬻爵,任用親信,還虛報建設東劍橋新法院大樓的建築預算。科斯特洛在大選前大肆宣傳一個年輕的、連任兩屆的洛厄爾市議員,叫做保羅·E.松加斯(Paul E.Tsongas),他當時正在委員會競選中遙遙領先。松加斯在預選中的勝利就等於洛厄爾的勝利,這讓科斯特洛有暇把注意力轉移到國會大選中來。    
    就在預選前一天,《太陽報》寫文章支持羅伯特·R.肯尼迪——洛厄爾的評議員委員會成員(與產生總統的馬薩諸塞家族沒有關係)。該頭版社論的大字標題就是《洛厄爾「水門事件」》,對克裡弟弟被捕一事大肆渲染。    
    科斯特洛本來寫的社論是支持希伊的,但就在付印前的最後一分鐘,他改了名字,加入了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前一天晚上,肯尼迪拜訪了科斯特洛,向科斯特洛出示了一個虛假的對自己有利的民意測驗結果,以此勸說他改變立場。肯尼迪在預選中僅名列第五。    
    最後大選的前期階段很平淡,但克裡努力平息人們對他這個外來人的憤怒,尤其是在洛厄爾,那裡空氣中瀰漫著火藥氣息。克裡請了一些大人物來這些紡織城鎮參加他的籌款活動,其中一個就是參議員泰德·肯尼迪。    
    克裡從來不是個對人過分表示親密友好的人,但一天晚上,他來到位於洛厄爾貧窮的阿克裡區的一個小酒吧邁克·莫洛埃(Mike Molloy),請裡面所有的人喝飲料,還玩兒了檯球。只有幾個常來的客人拒絕了這免費的飲料,但其他人都對克裡勇於在希伊曾經擁有的酒吧裡露面表示了欣賞,希伊是他預選時擊敗的勁敵。    
    由於克裡的反戰立場,他既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又遭受一部分人的憎惡。不過他的大多數競選廣告都力圖展現他和普通市民聊天以及討論經濟問題等親民的一面,試圖把這個候選人人性化。「他不是一個政客,他傾聽民眾的心聲。」一份競選宣傳冊上這樣寫道。克裡的政綱主要是要求政府解決一系列人民關心的大問題。他呼籲建立一個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對失業工人實行處方藥折扣。他還提出清理麥瑞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污染問題,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並贊同對勞倫斯和洛厄爾實行出租控制。    
    在這樣一個反對流產根深蒂固的地區,克裡說他個人也反對流產,但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他不應該干涉婦女自由選擇的權利。在被要求明確表態後,克裡在競選後期說他寧願把流產這個問題留給國家去決定。幾個月後,美國最高法院在它劃時代的Roe v.Wade判決中宣佈廢除有關流產違法的法令。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4)

    朱莉婭儘管天生羞澀,對政治一竅不通,但卻盡職盡責地扮演她的角色。她會隨丈夫登上三層的公寓房屋傾聽租戶的抱怨;面對潛在的選民,或是在勞倫斯和麥修恩(Methuen)一些住宅區的重大場合上,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語對選民說話。她的童年在羅馬度過,那時他的爸爸在意大利任外交官和新聞出版人。她獨特的上層貴族口音在居民中間贏得了「女教授」的稱號。    
    從一開始,克裡的競選似乎就沒有考慮到當地的文化背景。在狹隘、孤立的洛厄爾,像克裡這樣的移民一成不變地被冠以「闖入者」的稱號。即使他們在這裡住了十幾年,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當地人也仍然不能接受他們。更何況,克裡從許多外面的議員那裡獲取了支持,如俄克拉荷馬、密歇根以及紐約州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克羅寧的廣告宣傳就嘲笑了克裡的大肆投資和外界贊助人。「好萊塢的奧托·普雷明格和洛厄爾的路易斯·拜倫有什麼相似之處呢?」一份大報紙上的廣告說,「那就是今年他們都參與了大選。奧托·普雷明格為約翰·福布斯·克裡捐助了1000美元。路易斯·拜倫給保爾·克羅寧贊助了15美元。」    
    德金更加富有侵略性。在沒有得到允許重印克裡1971年的著作《新戰士》的封面後,他在報紙上用通欄廣告打出「審查」兩個大字。該書的封面是一個越戰老兵,旁邊的美國國旗不是高高飄揚,而是大頭朝下垂了下來——悲觀沮喪的象徵。    
    科斯特洛抓住這個話題大肆渲染開來,在一系列社論中全面反對克裡。除了主編社論攻擊以外,科斯特洛還在新聞版面配以有關克裡跨區競選、從區外籌集資金以及反戰活動等新聞。    
    隨著1972年大選接近尾聲,科斯特洛更加緊了對克裡的攻擊。現在看來,這些社論已經是價值很高的古董了,它們不僅僅是主編對地區偏見的反映,還表現出了當時的文化和政治矛盾。    
    10月18日,選票最後揭曉前三個星期,科斯特洛第一次全面對克裡的著作《新戰士》開火了,旁邊刊登著封面照片,他是這樣說的:「三四個留著鬍子的嬉皮青年扛著美國國旗,這讓人不禁對比美聯社喬·羅森塔爾那張永恆的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個海軍陸戰隊戰士在佔領日本硫磺島後使美國國旗高高飄起。    
    而兩張照片的巨大差異就是,在約翰·克裡這本書封面所採用的照片中,美國國旗是以一種輕蔑的態度被大頭朝下地提著。這種態度就是年輕人對越南以及一切可能反對的國家事情的態度……這些人踐踏國旗,焚燒國旗,倒拖著國旗,用國旗擦鼻子,他們用盡一切手段展示他們對國旗所代表的事物的蔑視。」    
    上面這番攻擊只是科斯特洛的熱身。在克羅寧於10月29日獲得總統支持後——也就是大選的前10天——科斯特洛又在他的社論版面發起了持續四天的猛烈攻擊。第一波攻擊的題目是《新戰士克裡》,出現在30日的報紙上。    
    「他放棄了在越南贏得的好名聲,轉而捍衛激進的和平煽動者。事實上,他不僅捍衛他們,還領導他們……克裡用他對美國在越南的角色不成熟的判斷贏得了激進左翼反戰英雄的全國榮譽,可事實上,這不會帶來人們對克裡先生的絲毫信任和尊敬。」    
    萬聖節的報道則是《克裡的旅行》:    
    「很久以來,克裡先生就渴望成為眾議員,儘管他把自己定位為作家和演講家,他一直都沒有在商業和實業領域擁有一份工作。他的眼睛一直就盯著國會的座席。對他來說,做哪個選區的議員並不重要;哪個選區能使他最有可能成為議員,他就來到哪裡……可以是第三選區、第四選區、第五選區——你隨便挑吧……    
    克裡先生對第五選區所能給予他的——也就是說,一個眾議員席位——格外關心,遠遠超出他對能給予第五選區什麼的關心。他需要一個全國的聲望和政治權力,這樣就可以推行他在《著作和演講》中宣揚的激進觀點,而第五選區的發展和選民的利益則被放在了第二位。」    
    11月1日的報道是《克裡的錢》。    
    「資助克裡競選第五區國會席位的最多金錢來自……紐約。數目第二多的錢來自……波士頓……很顯然克裡先生的意圖就是用大量的金錢淹死克羅寧,從而奪得席位。    
    克裡先生的忠誠和責任是不是要在服務第五選區民眾前先要效忠於紐約派克大街、第五大街、斯卡斯代爾、韋斯切斯特街區的富人呢?這一席位是不是要被紐約的百萬富翁們物有所值地反覆利用呢?……」    
    科斯特洛在11月2日,大選前五天發出了最後一次攻擊——《克裡的華盛頓》。    
    「有人能想像一下尼克松政府會怎樣接待克裡嗎?我敢說,從上到下,各個階層、各個部門都會冷冷地拒絕他。    
    事實上,克裡今天已經是尼克松政府極端厭惡的眼中釘,因為克裡先生總是對政府表示強烈的反對和不滿……如果約翰·克裡的名字是華盛頓總統腳下的爛泥,我們可不希望看到這團爛泥糊在第五選區選民的臉上。」    
    這番尖刻的、體無完膚的批評被比做新罕布什爾州曼徹斯特市出版人威廉·洛布鼎盛時期的極端保守日報《聯合領導人》(Union Leader)的一貫尖刻風格。「也許只比那個(Union Leader)差一點。」肯德爾·M.華萊士說,他在1972年是《太陽報》城市版的編輯,現在是該報出版人。「如果沒有那種激烈的批評,我想克裡肯定會當選議員。」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5)

    克裡後來寫給捐助者的信中也這樣說:「整整兩個痛苦的星期裡,他們叫我非美國人、新左派反戰分子、非愛國者,用所有他們能夠找到的『非』、『反』的貶義字眼兒來稱呼我。很難相信一份報紙竟會有如此力量,可他們確實如此。」    
    這場口誅筆伐的閃電戰給克裡帶來致命的打擊。他的反對者對他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克裡深受「《太陽報》和竊竊私語的傷害」,卡梅倫回憶道。「約翰·克裡是那種剪紙人物,」卡梅倫說,「在這樣激烈的唇槍舌劍攻擊下,第五選區的人幾乎沒有人會投票給他。」    
    朱莉婭被激怒了。「《洛厄爾太陽報》……叫約翰「左」傾人士,」她回憶道,「這簡直是造謠。我真不敢相信會有人那麼卑劣地中傷克裡。」    
    在大選前四天,克裡的競選再次遭受打擊:羅傑·德金,這個獨立的候選人和前保守民主黨人突然放棄參選,轉而支持克羅寧並譴責克裡「危險的激進主義」。德金的突然退出真是優雅的一擊。就在大選前兩星期,《波士頓環球報》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德金的得票率為13%,名列第三位。克裡以27%的得票率領先於克羅寧,而大選前四天他的得票率已經降到了10%。    
    儘管對於德金的退出沒有任何明顯證據,但克裡堅信尼克松的政治顧問是德金在最後大選來臨之際突然退出的幕後主使人。「德金絕不是自動退出的。」克裡最近說道,他一直認為他當時陷進了尼克松骯髒的政治圈套。克裡說當地的支持者告訴他「總統辦公室來的人到了洛厄爾」。    
    克裡認為查爾斯·W.科爾森參與了他所說的陰謀。科爾森在馬薩諸塞的溫斯羅普長大,是尼克松的紅人,他後來也是水門事件的共犯之一並被監禁。科爾森在1993年以及最近接受了《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他承認曾經試圖抹黑克裡的反戰成就,但是斷然否認了用陰謀幹擾國會選舉的這一「無稽之談」。德金後來搬到波士頓經商,他也斷然否認了自己是共和黨人利用的工具。最近接受採訪時,他說當他發現他的參選將確保克裡的勝利後,他「採取了自殺式行動」。    
    克裡確實是白宮希望擊敗的目標,至少對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來說是這樣。他親自來到洛厄爾為克羅寧打氣助威。但考克斯又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少許彆扭,因為他是克裡的妻子朱莉婭的遠親。考克斯的妹妹梅姿(Mazie)嫁給了朱莉婭的一個表兄。考克斯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來在洛厄爾的地區檢察院實習,他顯然要幫助尼克松競選連任和共和黨人克羅寧取得勝利。考克斯說他對尼克松政府試圖暗中破壞克裡選舉的一切一無所知,這一切就是謠言,也不記得尼克松曾經談論過克裡。但當克羅寧勝出時,考克斯相信這對尼克松的對越政策相當有利。    
    「這對我來說意味著即使在馬薩諸塞的洛厄爾,在這個工業蕭條的地區,『沉默的大多數』也是支持總統的。」考克斯說。如果克裡無法利用反戰綱領取勝,考克斯認為這意味著廣大民眾還是支持尼克松總統的戰爭政策的。克裡沒有在反戰情緒高漲的時候贏得議院席位,考克斯說道,等到克裡最終贏得選舉時,戰爭也早就結束了。    
    在競選期間的最後一個週末,卡梅倫·克裡回憶道,他在勞倫斯遊說拉選票的時候可以感覺到選舉「溜走了」。「很多人對我們有敵意。」他說。畢竟,越戰和流產是能夠引起強烈支持和極端反對的兩極分化議題。    
    最後,大選結果出來了,結果並不激烈。在207 623張選票中,克羅寧以多出18 123張選票擊敗了克裡,幾乎領先了9個百分點。這位共和黨人——他死於1997年——在那年的大選中贏得了洛厄爾、勞倫斯以及22個城鎮中的19個。克裡只贏得了來剋星頓、威爾明頓和比爾裡卡。當天晚上,在安多弗飯店擠滿了支持者的競選晚會上,克裡回應了科斯特洛以及其他質疑他愛國熱忱的人。「如果讓我重新選擇一次,我仍會在華盛頓,同越戰老兵待在一起。」他說。大衛·索恩——克裡在耶魯的老友以及他1972年競選管理人回憶當時說:「那是很慘痛的失敗,就像美夢轟然破滅一樣。我們輸了,那本不應該發生。」    
    30年後,克裡能更清楚地看到當年的自己,他承認他在當時作為一個候選人的缺陷。「我沒有根基和關係網,沒有那些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沒有高中母校,沒有那些說和我一起踢過球的人。」他有了後見之明。「我所缺少的就是關係。我冒失地闖進來……那是一場基於一個理念的冒險,這個理念就是結束戰爭。」    
    克裡現在也承認,他當時沒能平息《太陽報》對他的中傷也是競選失敗的致命之處。「我們不知道在做什麼,」克裡說,「我們還是孩子,我們自己犯了愚蠢的錯誤。這是個深刻的教訓。」他知道以後再也不會重複這個錯誤。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1)

    洛厄爾市拒絕了克裡,但他並沒有立即離開這裡。就在選舉前,朱莉婭賣掉了他們七個月前在伍斯特買下的房子,賺了4500美元,然後以她自己的名義花了51 000美元買下了貝爾維迪爾區好萊塢大街的一處豪宅,該地區是洛厄爾最顯赫的富人區。    
    可是此時,克裡,這個外來的初涉政界的年輕人卻欠下了一筆競選債務,還沒有工作。他在他選擇的政治天地中被擊敗了,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說他此時一蹶不振了。克裡的弟弟卡梅倫說這段時間是他「十年放逐」的開端。    
    「他灰心沮喪,失利後似乎毫無目標。」《洛厄爾太陽報》記者弗蘭克·菲利普說,他曾全程報道過競選,後來還在克裡的新居拜訪了他。菲利普記得克裡告訴他自己正準備做一個遙控的直升機模型。    
    而且,據菲利普所說,克裡仍對「洛厄爾水門事件」的陰謀和謠言耿耿於懷。隨著華盛頓水門事件在全國範圍內的調查,尼克松和白宮的政治破壞陰謀也逐漸顯露。「水門事件幾乎波及全國,到處都能挖出骯髒的圈套。」    
    在洛厄爾,菲利普也追蹤著華盛頓來的官員,跟蹤調查本地飯店的入住登記和電話記錄,試圖找出共和黨人的活動計劃——包括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他在競選末期來到此地幫助保爾·克羅寧——這次國會選舉共和黨的候選人,最終擊敗了克裡。    
    「不僅僅是競選失利的問題,」菲利普說,「並不是戰爭或是陰謀讓約翰·克裡失利,而是等級問題——等級和憎惡。他讓本地人民有一種氣憤感,一個外來人來到這裡在民主黨預選中擊敗了保爾·希伊。」後者是洛厄爾獲預選提名的民主黨人。    
    克裡表示,說他一蹶不振頗有點言過其實。「我很失望,我的意思是這(失利)讓我很難過。」他回憶道,「我並沒有一蹶不振,我還要繼續考慮下一步要怎樣做。但我記得我當時感覺無能為力……似乎這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圍繞著我,我卻無力回擊或控制。」在1974年的採訪中,克裡坦率地說他當時由於失利而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懷疑感:「那次失敗確實讓我很悲觀……我甚至開始懷疑我原本以為很不錯的能力,就像在越南一樣。」就在克裡默默忍受失利痛苦的時候,他在白宮的老敵人也都一個個倒下去了。一些歷史學家相信,共和黨人在1972年6月潛入水門飯店民主黨全國競選委員會安裝竊聽器這一事件也許部分是因為民主黨與反戰運動聯繫緊密,而反戰運動無疑會影響共和黨政府對越南的政策。    
    水門事件對1972年的大選沒有多大影響,直到1973年,民眾才知道水門事件的內幕,就在這一年4月,總統的兩個高級顧問約翰·埃利希曼和H.R.霍爾德曼引咎辭職;隨後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也因為另外一件與水門事件無關的醜聞而辭職。    
    就在同一年,克裡用了幾個月時間外出為國際救援組織(CARE Inc)募捐籌款。國會仍然對他有莫大吸引力,克裡再次考慮在下一年的眾議員改選中挑戰克羅寧。    
    1973年夏末,克裡甚至委託了一個民意測驗來探測競選事態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爾出來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專員,也決定參加競選並來到克裡家裡瞭解克裡的想法。就在兩人會面不久以後,克裡決定放棄1974年競選並把他為競選所準備的「完全政治計劃」交給了松加斯。松加斯藉著水門事件後民主黨人大受歡迎的東風擊敗了克羅寧,贏得了第五選區的國會席位。此時,克裡正為適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業而準備——他準備去上法學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後慨歎『歲月蹉跎而去了,我還沒有一門職業。』」克裡說,「所以我決定去法學院。」他還說他「想學習辯護的技巧和法律知識,通曉法律,從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個立法過程」。    
    就在他國會競選失利後的八個月,克裡的生活揭開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婭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歷山德拉。幾天之後,克裡就進入了波士頓大學法學院學習,該校位於波士頓郊區富裕的牛頓城,以培養出眾多政治領袖而聞名。就在克裡在課堂上忍受長達數小時的高強度學習時,朱莉婭也在家中忍受著由於本地居民對於克裡的反感而帶來的孤單和恐懼。「就在1973年秋天亞歷山德拉出生後不久,一塊大石頭從窗戶扔進來,正落在她的搖籃旁邊,搖籃就放在客廳中曬太陽,當時我獨自在家。」她回憶道,「你能想像當時的情景嗎?……我感到非常無助、恐懼。」    
    儘管朱莉婭家裡很有錢,可是昂貴的新居和克裡在法學院學習的費用也讓這個三口之家捉襟見肘。「我們入不敷出。」朱莉婭回憶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頓當代藝術學院找了一個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兩年,直到第二個女兒出生。這段時間內,一個換工住宿的人幫忙照顧亞歷山德拉。    
    在法學院,克裡作為一個全國人物,一個比大多數同學都大好多的「過來人」而顯得分外突出。「我記得上課時我環顧這群一年級的學生,只見坐在那裡的一個成年人就是我在電視上看過的人,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作證,還參加國會競選。」托馬斯·J.凱裡說,他是教過克裡的教授之一。    
    即使現在是一個在校學生,克裡仍然是一個公眾人物。他兼職做WBZ廣播電台一檔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而且,從1974年5月到10月,克裡還是MassAction的執行理事,該組織當時正在揭發國家財務總管(state treasurer)羅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現金管理政策以及與銀行的曖昧關係。這顯然不能與領導反戰運動同日而語,但至少它保證了公眾知道克裡的名字。    
    1974年,白宮最終公佈了尼克松試圖掩蓋水門事件的錄音帶,隨後,8月8日尼克松總統辭職。這場醜聞遠沒有就此結束,公眾普遍對國家政治領導人產生不信任感。同時,在越南——越戰導致克裡對政府動機產生懷疑——美國軍隊也開始撤退。一年後,南越抵抗政權徹底潰敗,西貢也失守。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2)

    與這些戲劇般的變化相比,約翰·克裡——戰鬥英雄轉為反戰積極分子又轉為政治候選人——正過著一個父親、丈夫和法學院學生的平靜生活。「不論有什麼重大政治事件,學生約翰·克裡只是觀望。」《波士頓環球報》11月的一篇報道用了這個標題。克裡,曾經登上全國新聞雜誌封面並被普遍看做會在國會謀得前程的風雲人物,現在「只是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的一個二年級學生,正在為憲法考試而煩惱」。記者克羅克·斯諾寫道。    
    克裡在波士頓遠遠觀望華盛頓發生的一切驚天動地的變化,感到很滿足,尤其是對尼克松的倒台。「想想發生了多少變化,想想過去這兩年發生了多少事情。」克裡對斯諾說。「當我為政府職位競選時,尼克松還是總統,阿格紐還是副總統,我們對越南的介入還是件大事,而現在整個大環境全都變化了。」    
    還是在那次採訪中,30歲的克裡評價了他兩年前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參加國會選舉的經歷。「充滿了喊叫,充滿了高強度的工作,讓人極度亢奮。」他說,「作為一個候選人,你總是要在很多場合說很多話,你根本沒有時間思考。於是你總會就一些你根本不懂的事情說蠢話。隨後你又不敢承認你說過的蠢話,因為你擔心那會讓你看起來更加愚蠢。這樣你就處於一個你並不喜歡又無法改變的處境。」    
    在克裡在校的第三年,凱裡教授拜訪了克裡,請他加入波士頓大學的模擬法庭代表隊。儘管克裡百務纏身,他還是承諾優先加入代表隊。凱裡回憶道:「他每天工作很長時間,是代表隊的傑出成員,認真細緻地為一些最高法院級的涉及複雜公共政治的案子準備口頭陳詞和書面陳詞。」    
    1976年初——五個月後克裡就要畢業——克裡成了米德爾塞克斯郡地方檢察官約翰·J.德羅尼的實習助理。5月24日畢業後,他接受了該所的全職起訴人工作,這又將揭開克裡生活中新的一頁,隨後還會在這個年輕人的錦繡前程中寫下重重的一筆。克裡決定做個律師,這讓他的許多好友不解。「大多數人都告訴過你當個律師是尼克松時代的流行。」羅納德·F.羅森布裡斯說,他是克裡的前助理和長期的籌款人兼顧問。「他們非常困惑民主黨人、宣傳改革進步的年輕人怎麼會倒退回去做出那樣的選擇。」    
    但是克裡說,他的父親——在當外交官之前也是律師——促使他做出這樣的選擇。「父親告訴我學會如何辦案子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克裡回憶道,「我想成為一個出庭辯護律師。那是得到審判經驗的最好途徑。」數年以後,這段律師經歷將會增加這個「馬薩諸塞自由主義人士」的政治砝碼。    
    克裡32歲時終於取得了出庭資格,克裡說他經手了25~30個小案子,全都勝訴。他的第一個重罪案是一個強姦案子,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是波士頓著名的辯護律師威廉·霍曼斯。克裡最終成功地將被告人繩之以法。「我很高興我在米德爾塞克斯郡從來沒有輸過一個案子。」    
    克裡最終得到了政府部門的一份工作,儘管年薪僅有12 900美元。他和朱莉婭在牛頓的栗子山路花了10萬美元買了一處房子,離開了工人階級的洛厄爾,搬到了波士頓最令人羨慕的住宅區——而且這裡距克裡的東劍橋辦公室相當近。1976年的新年前夕,這對夫婦的第二個女兒瓦娜莎出生了。    
    不到一個月,克裡就被地方檢察官德羅尼提拔為第一助理檢察官,並被賦予招聘和解雇僱員的權力。該檢察院的許多助理都對克裡的陞遷憤憤不平,克裡已經習慣這種感覺了——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因為太過於突出搶眼或得到了他人垂涎的位置而招致他人的憤恨。第一次是被越戰老兵反戰組織(VVAW)中的成員排擠,然後遭到1972年他在預選中曾經擊敗的洛厄爾和勞倫斯市的政客誹謗,現在又是德羅尼助理們的嫉妒。克裡離開學校還不到一年,但是他有某種明星氣質和媒體吸引力。地方最高檢察官德羅尼打算全力參加1978年的連任競選,克裡則能夠幫助他。「這次提拔也震驚了我,」克裡回憶道,「我的意思是我十分驚訝。德羅尼也打算參加改選(下一年的),他知道檢察院裡有些問題需要別人幫忙。」    
    德羅尼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客,但卻不幸患上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儘管他的思維還很敏捷,可是他的言語和行動日漸遲緩了。1978年初,克裡想如果德羅尼的病情讓他退出政壇,他就準備競選地方檢察官的職位。    
    同時,克裡也在大刀闊斧地改革檢察院,使其更加現代,辦案效率更高,這也將幫助德羅尼參加改選。「約翰·克裡事實上已經成了約翰·德羅尼依賴的左膀右臂。」彼得·W.阿格尼斯回憶道,他當時是檢察院的年輕律師,現在已經是高級法院的法官了。「克裡給整個檢察院帶來了朝氣、活力和超凡的魅力。」    
    克裡幫助募集了380萬美元的聯邦資金,並用這些錢招募人才,檢察院的職員已經增加到了原來的三倍,許多新職員都是女性。他還制定了一系列在當時算是革命性的辦公舉措:成立幾個特殊小組專門訴訟白領和有組織的犯罪,制定一套幫助強姦受害人和其他案件受害人以及證人的程序,制定一個專門用於優先審理的案子的系統。「有些人不喜歡這種現代的程序,不希望這種改變,他們顯然認為(比我)更有資歷,的確有一些比我資歷豐富的人,」克裡說,「但我們最終改變了檢察院。」    
    到1977年夏末,克裡展開了對麻省臭名昭著的黑幫頭子豪伊·溫特的調查,並最終讓他第一次被判有罪。豪伊·溫特因為威脅當地商人在俱樂部裡安裝黑幫擁有的賭博遊戲機,而被判兩個連續的九年徒刑。    
    除了執行行政權力外,克裡也曾作為出庭辯護律師走上法庭,成功地使一件謀殺案和一件惡劣的強姦案昭雪,讓犯人得到應有的懲罰。羅伯特·巴頓是那件謀殺案的法庭指定的辯護律師,他後來成了一名審判官,他說克裡「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出庭辯護律師」。但是克裡又要做法庭公訴人,又要管理地方檢察院,他總是忙得不可開交。「審判有時不得不暫停,因為約翰·克裡要不停地到外面辦事或接受電視採訪,」巴頓回憶道,「有時你不得不在法庭裡等上個把小時。」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3)

    克裡還成功地贏得了一個強姦案的公訴,犯人喬治·O.埃傑利為此不得不過上18~30年的牢獄生活,他曾是洛厄爾汽車經銷處的一個服務經理。後來他又在別的地區因為1974年殺害一個通用汽車的主管而被判犯有謀殺罪。    
    克裡的努力——以及他所吸引的民眾的注意——增加了德羅尼'1978年參選的砝碼。惟一的問題就是克裡一直覬覦老闆的位置。當時有兩個人證實了這一點——巴頓,他在60年代初是德羅尼的助理;還有一個不願公開姓名的德羅尼的朋友。他說,1978年初克裡經常與他接觸並說德羅尼的疾病會讓他輸掉競選。克裡委婉地請巴頓與德羅尼談談,讓他退出並讓克裡參加競選的可能性。    
    據一位著名的麻省政治人物說,儘管德羅尼那年秋天當選已經勝券在握,克裡依然對這個位置虎視眈眈。威廉·F.加爾文是當時麻省的眾議員,說克裡曾經告訴他如果德羅尼的病使其無法任滿任期,克裡希望自己能被提名有競選這一位置的機會。    
    加爾文現在是國家的部長,回憶起11月選舉前他與克裡的談話,他記得這個年輕的公訴人為自己想了兩個闖關辦法:德羅尼勝出,然後他可以被提名;如果共和黨人弗朗西斯·W.哈奇贏得最高檢察官位置,克裡說他的妻哥大衛·索恩認識哈奇並可以為他說情。加爾文說他本人覺得共和黨人根本不會提名一個民主黨人,尤其是克裡這樣如此年輕、如此有前途的人。    
    當時克裡沮喪了片刻,但立即又神采飛揚起來。他告訴加爾文如果民主黨提名者獲勝,他認識的另外一個很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將會幫忙。「『我和約翰·贊帕雷利當時是米德爾塞克斯縣南部契約登記官(South Register of Deeds)非常親密,而他和埃德·金很熟悉。』」加爾文引用當時克裡的話說。金在一場勢均力敵的競選中擊敗了哈奇,但這無關緊要,因為最後德羅尼成功連任。德羅尼在連任成功後絲毫沒有辭職的意圖。    
    「這真好笑。」在告知克裡加爾文的回憶後他如是回答,「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這麼久了還記得這麼清楚,這對他可不容易。他可能把這看做某種陰謀,但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有那樣想。我無限忠誠地想要幫助德羅尼改選成功。沒錯,如果他不參加競選的話,我確實考慮參加。我可以坦然地承認這一點。」就在克裡全力幫助德羅尼競選時,他的努力卻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德羅尼的競選廣告觸犯了高級法院對於謀殺案的言論限制令,克裡不得不在托馬斯·R.莫爾斯法官面前承擔他幫助設計的整版報紙廣告的責任。    
    在法庭上,法官莫爾斯懲罰了地方檢察院以自己案件做廣告的行為,但很快就停止了對檢察院的制裁,也拒絕了謀殺犯安東尼·傑克遜控告檢察院的企圖。安東尼·傑克遜的名字並沒有在廣告中提及——該廣告的標題是《約翰·德羅尼解決麻省大案要案的幕後故事》——不過該廣告確實涉及了安東尼和他之前因為謀殺而被判入獄的判決。「我不記得這件事了。」當提及此事時克裡這樣回答,「你覺得那是事實,那就是事實吧。但我覺得那可能是疏忽所致,顯然沒有人會刻意去觸犯法律。」    
    就在預選前幾個星期,一樁涉及賣官的醜聞充斥了各大媒體,新聞紛紛報道這個「來源不明」的消息。報道暗示這是涉及政府高官和有組織犯罪的大案件。有兩個嫌疑人因賣低等官職而被起訴,他們中的一個辯護律師直接指責克裡,說他對媒體洩漏了消息,違反了大陪審團的保密原則。「我們從來沒有洩漏任何大陪審團的信息,」克裡最近說,「絕不是我……我們可以叫人來對質,看看消息究竟從哪裡洩漏出來的,我相信我知道是誰,但此時此地我不會說。我們相當擔心,你知道,你很難透過層層阻力把一個秘密調查得水落石出。」選舉過後,關於真相調查的事件就不了了之了。再沒有嫌疑犯被起訴,之前起訴的那兩人也沒有進監獄。其中一個人交了5000美元罰款。一場看似轟動的大事件就這樣草草了事。就在1978年民主黨預選前的最後幾天,德羅尼的對手L.斯科特·哈什巴傑公開譴責地方檢察院,聲稱該院適時地選擇起訴案件和調查案件來影響選民並贏得選票。他把這稱為「綵排好的媒體事件」。德羅尼仍然在預選中以微弱優勢擊敗哈什巴傑,這樣共和黨的候選人全部出局,這就意味著最後的勝利。德羅尼因病沒有參加前期競選,也很少接受採訪,直到競選的最後階段他才拋頭露面。哈什巴傑曾經是助理首席檢察官,他一直充滿自信,甚至直到選票結果清晰地顯示德羅尼領先時,他還不相信自己被擊敗了。    
    在退出後,哈什巴傑來到了德羅尼的辦公室。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但是再選成功後,久受病痛折磨的德羅尼似乎恢復了活力。到1979年春天,人們顯然可以看出,為振興檢察院而立下汗馬功勞的克裡似乎時日無多了。德羅尼制定了新的政策,詳細到了細枝末節,還因為微不足道的差錯撤銷了給克裡配備的秘書以及兩個被保護人。他還收回了先前賦予克裡的許多權力。「1979年,很明顯德羅尼感覺不錯……開始說『我不想做這個,我不想做那個。』」克裡回憶道。他知道自己在檢察院裡的地位和重要性將被逐漸降低,他想是離開這裡的時候了。    
    「我沒什麼可抱怨的,我也不會抱怨。」克裡說,「他給了我這一生中從沒有過的機會……我覺得這讓我們兩人都受益,當有一個人感覺不到受益時,那就是該分開的時間了。你知道,這種分分合合會經常發生。」克裡說直到德羅尼1989年去世,他們一直都是好朋友。但當時在該檢察院的公訴人普遍認為德羅尼排擠了克裡,擔心他最得力的助手會搶了他的位置。    
    改選成功後,德羅尼回到檢察院,痛苦地發現員工已經分成了兩派。「檢察院裡有克裡的人,也有德羅尼的人。」喬治·E.墨菲說,他曾在DA做了20年的助理,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儘管德羅尼的人討厭克裡,可克裡的支持者相當多。「我不能說每個人都喜愛克裡,但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辯護律師之一。」克丁那說,他在克裡離開後接替克裡成了第一助理,與克裡一直是好朋友。「如果沒有約翰·克裡,約翰·德羅尼根本無法改選成功。」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4)

    毫無疑問,克裡使檢察院走上了現代化軌道,不過後來他對自己的成績頗有點誇大其詞了。比如說,這些年來,克裡越來越誇大他如何減少了積壓案件。在他競選入主白宮的早期階段,克裡經常說他處理了12萬件積壓案件。但是,1978年克裡幫助德羅尼競選設計的一個廣告上顯示的數字接近3800件。而在1979年克裡接受《洛厄爾太陽報》採訪時,他因為處理了2772件積壓案件而得到讀者好評。而到1982年,他的一本競選傳記將該數字提高到了10 772件。事實上,麻省的記錄表明,在克裡任職期間,整個米德爾塞斯縣高等法院的待處理案件,包括積壓案件,一直沒有超過7265件。    
    克裡說他不確定他的數字的來源,但是他清楚地記得他清理那些積壓案件頗為耗費精力。「我們裁定了很多案件,還有很多由於缺少證據、缺少證人、當事人放棄訴訟等原因不得不放棄。」他說,「我們每一個案件都認真審理。」    
    克裡對曾經審理過的薩默維爾賭博遊戲機威脅勒索案件也不乏誇大之詞。1982年競選時,他的一份公告宣稱自己公訴了這個案子。事實上,就在克裡直接調查案件、誘哄不情願的證人作證以向大陪審團提供證詞時,是J.威廉·克丁那,助理檢察官——而不是克裡——公訴了這個案子。(這份公告還把犯人溫特說成是「新英格蘭第二號犯罪組織的頭子,事實上,溫特在波士頓都排不上第二號,更別說新英格蘭了」。《波士頓環球報》這樣報道。)    
    德羅尼再次當選地方最高檢察官後,他開始打壓克裡以及他的支持者,克裡感覺到自己的權力和重要性都在逐漸降低。他的提升以及失意一直都是同事們的話題。克裡說他認識到自己的不如意狀況後決定辭職。「我可不想坐在那裡思索他的健康變化會給我帶來什麼機會。我要離開做我自己的事情。」    
    克裡和羅恩·斯拉格,那些被德羅尼停職的助理檢察官之一,合夥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該事務所坐落在波士頓的繁華地段——國家大街60號的一座摩天大樓裡。在後來的兩年半里,這對搭檔事業非常成功,兩人著重受理非正常死亡、醫療事故、公司貿易機密等方面的案件。精力充沛的克裡甚至還有一個與主業截然不同的副業,他在業餘時間擔任美國廣播公司在波士頓的分部WCVBTV(15頻道)的公共事務評論員,在每週一次的節目中就一些政治事件進行評論。「這確實是使他在公眾面前露臉的一個媒介,」這檔會談節目的製作人馬喬裡·阿倫斯巴倫說,「因為在那個時候,他確實不算是個政治名人。」她說這檔節目儘管擁有的觀眾很少,但觀眾群很固定,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和白領。    
    1979年末,克裡與朋友K.鄧恩·吉福德在波士頓的昆西市場合夥開了一家麵包店,他的搭檔也是波士頓的社交名流、飯店老闆,曾經是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的助理。現在那家麵包店還在經營,吉爾伯特&福布斯有限公司(Kilvert & Forbes Ltd.以二人母親的閨姓命名),不過克裡在1988年就賣掉了自己擁有的股份。    
    而此時,朱莉婭卻被無法診斷的抑鬱症折磨著——她後來說這可能是因為1980年初她父親病故的消息導致的,但是她又補充說:「我的婚姻狀況也並不是很好。」在這段時間,朱莉婭還忍受著不明原因的間歇性麻痺,有時候她不得不用枴杖。1980年2月,就在她30歲生日的5個月後,朱莉婭描述她當時的狀況:「我的頭腦裡都是混亂的聲音,我的骨骼發出吱嘎的響聲,疼痛極了。」她後來說:「我坐在床邊,打算結束我的生命。幾個星期來我一直默默地準備我死亡的這一刻。我覺得我很失敗。我再也不能假裝對丈夫、孩子有用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下來,蜷起身,再也不要醒來。」    
    她的計劃被一個電話打斷了。經歷了這次自殺企圖後,朱莉婭開始尋求治療並持續了整個80年代。她的丈夫並不是不同情她,而是她一直深深地對丈夫隱藏了自己的秘密。「我現在覺得自己很有用,我帶孩子們上學,照顧他們——我再也不會讓這件事情(自殺)發生。」朱莉婭說,「而且約翰也盡可能多地在家裡陪我。」    
    此時,她丈夫的法律事務所正蒸蒸日上。到1981年末,克裡說他開始考慮要不要擴大他們這個兩個律師的事務所。可是隨著1982年選舉的即將來臨,一個政治機會也正在召喚克裡,儘管這比不上克裡先前嘗試競選的國會職位。    
    當時的馬薩諸塞副州長托馬斯·奧尼爾——美國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的兒子,決定放棄副州長的職位,競選州長一職。這樣,第二把手的職位就空了出來,等待民主黨人前去角逐。儘管這個職位沒有什麼專管領域,似乎也無足輕重,但還是吸引了很多人打算以此進入政界。克裡也抑制不住政界的誘惑,決定擱置業務拓展計劃,積極投身到競選的行列中來。    
    「我決定要競爭這一公職。」克裡說。    
    放逐結束了,他要東山再起,再次回到遊戲中來。    
    


馬薩諸塞副州長馬薩諸塞副州長(1)

    1982年初,當約翰·F.克裡重新回到政壇時,他發現,就像他被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一樣,政治景觀也發生了變化。1972年,他是反對越戰的國會議員候選人,現在這一巨星光環已經黯淡消逝了。在更加穩定的裡根時期,克裡是社會主流人物,一位市裡的律師,有妻子和兩個孩子,在美麗的栗子山路還有一個豪華的家。    
    克裡的政治目標也改變了,至少短期來講是這樣。他曾經鍾情於國會和華盛頓的政治溫床,卻慘遭失利。現在,他打算參加副州長競選,這是一個沒有那麼多指定職責的位置。    
    那一年也沒有很多其他選擇:在職者佔據了馬薩諸塞州在國會的所有席位,六個州立職位中,已經有五個被在職的民主黨人佔了,惟一的空缺是副州長。克裡要感謝托馬斯·P.奧尼爾三世給了他這個機會。眾議員議長蒂普·奧尼爾的兒子放棄副州長一職,想要競選州長。然而他後來挑戰現民主黨州長愛德華·J.金卻失利了——而四年以前被金所淘汰的前任州長邁克爾·S.杜卡齊斯也要再次挑戰州長一職。    
    在第二輪投票時,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人更加忙碌。第一輪投票後,和克裡齊頭並進的是布魯克林的伊夫林·墨菲(Evelyn Murphy),是前任環境部長,在杜卡齊斯任期內供職。此外,還有三個波士頓郊區的候選人——參議員溫徹斯特市的塞繆爾·洛陶蒂(Samuel Rotondi),州下院議員納提克市的路易斯·R.尼金尼羅(Louis R.Nickinello)和州下院前任議員牛頓市的洛伊斯·G.潘恩(Lois G.Pines),他們都有在立法部門工作的背景。    
    在缺乏公眾注意的人數眾多的首輪民主黨內競爭中,克裡盡力突出自己,表明他不僅是一位與罪惡作鬥爭的前任助理檢察官,還是一位核武器凍結運動的倡導者。副州長的職位對本州的政策基本沒有影響,更不用說全球武器控制政策了,作為謀求這一職位的候選人,他的姿態明顯是過度了。但是越戰——克裡過去的鮮明特徵,並沒有淡化。他的反戰支持者們新的呼聲是要反對裡根總統的增強軍備。克裡想讓他們知道,他是他們堅定的同盟者。那年6月,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舉行了反對美蘇核武器競爭的集會,成千上萬的反對者參加了這次活動,克裡也在發言者之中。核凍結並不是競選副州長所應該涉及的問題。相反,競選的核心問題,用克裡當時描述的話來說,就是「資格、閱歷和見識」。對於一個十年前辯論過戰爭的道義性的人來說,沒有比這次跑題更糟糕的了。    
    這次競選是克裡的第一次全州性的競賽。這是一個良好的兆頭:他能夠在做了十年的局外人之後,重新進入政壇。這也展現了克裡的長處,即他能夠在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的政治領地上游刃有餘,在這塊變化莫測的政治領地上,在藍領的保守派和工會成員及堅定的自由派郊區人、活動家以及知識分子中找到共同點。    
    1982年,民主黨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分裂開來,這是因為州長競選的改選引起了不滿。這次改選是在現任州長金和1975—1979年的前任州長杜卡齊斯之間進行的。在金的任期內,有一位內閣成員因為與腐敗相關的指控而被定罪,還有州稅務部的一位高層官員自殺,這些對政府來說都是麻煩事。候選人杜卡齊斯與之相區別的特點在於,他要建立一個堅決反腐敗的優秀政府。5月22日,在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召開的確認候選資格會議上,克裡這一邊已準備好應對任何結果。代表們有兩個選擇——「金/克裡」或者「杜卡齊斯/克裡」。為了從兩方面都受益,克裡盡力讓自己的競選綱領適合這兩方面陣營。在金這一方面,克裡的競選班子提出克裡熟悉法律事務和立法程序,還提議投資公共設施,這是一個城裡的問題。在郊區民主黨那一方面,他們是杜卡齊斯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馬薩諸塞州政壇上一支正在興起的力量——克裡在社會問題上採取了自由派的姿態,並表明自己對核凍結運動的極大支持。    
    克裡並不是政黨成員最看重的人。他被政要們和大城市裡的政客們排除在圈子之外,他們會投票選舉他們的鄰居。大部分的正式選民會選伊夫林·墨菲和塞繆爾·洛陶蒂。    
    在斯普林菲爾德召開的認可會議上,在長達7小時、歷經5輪淘汰的投票中,克裡幾乎沒有資格參加9月的選舉——這需要贏得代表選票中的15%。但支持克裡的同伴們巧妙地動員代表們去幫助另一位候選人潘恩,最終依靠分化選票,克裡進入了第二輪選舉。    
    這意味著克裡首先將面對的是兩名積極的女候選人——潘恩和墨菲,她們很可能是會議的最終贏家。此外,克裡還要面對兩名男立法委員,在選舉中他們分別是穩健而保守的。潘恩和墨菲兩個人正在競爭,想要成為馬薩諸塞州歷史上第一位在州立政府供職的女性。    
    卡梅倫·克裡管理他哥哥在1982年的競選活動。幾年後,當被問到在此次會議中與代表交易從而為他哥哥競選謀利時,他的回答含糊其辭。他說:「對於是否做了這樣的事情,人們高估了競選中對代表的控制,我不會肯定任何事情。」    
    在杜卡齊斯和金兩個人激烈競選的陰影下,競選副手只是一個附屬。「全都是關於杜卡齊斯和金兩個人競爭的事情。」克裡斯多夫·戈裡雷(Christopher Greeley)回憶說,他是克裡的競選助手,通常能讓候選人達到目的。「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想要弄清楚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遇到群眾。」    
    這次競選是冗長而低調的咖啡會,是在當地民主黨人和問題提議組面前的討論會。卡梅倫·克裡回憶說:「這是一個不同的政治時代,人們不再像1972年那樣熱中於政治。他們的關注點轉移了。」就某一方面而言,克裡的競選小組走遍全州,找到了大約20個可以出席的人。「我們認為,這很值得。」戈裡雷說,他後來加入了克裡的隊伍。    
    因為那有爭議的過去,而現在又在WCVBTV做評論員,克裡比他的競爭對手得到了更多的公眾注意。但這個優勢並不明顯。在初選前不到三周的時候,《波士頓環球報》進行了民意測驗,其結果表明,在五名候選人中,克裡是最知名的,但是65%的人對他瞭解不多。    
    


馬薩諸塞副州長馬薩諸塞副州長(2)

    新聞部長拉裡·查普曼(Larry Carpman)回想起,競選小組盡全力想要在各個方面獲勝,甚至發放了政策文件——「白皮書」——用藍色的紙,以此來引人注意。媒體並不太關注副州長競選。在8月末,波士頓的UHF電視台播放了一個電視辯論,其中五位候選人有禮貌地陳述了各自的觀點,避免發生任何衝突。    
    約翰·克裡的法律工作成就成為他在競選中的主要財富,他能夠憑借打擊犯罪的聲望借貸127 125美元的私人貸款來籌劃競選。值得注意的是,在初選前不久,他的知名度和聲望在公眾中大大提高了。這是因為,他和他的律師搭檔羅恩·斯拉格為喬治·A.雷斯法爾德(George A.Reissfelder)贏得了自由。後者在15年前因為謀殺而被判終身監禁,但他一直堅持說他沒有殺人,克裡和搭檔的不懈調查使這樁冤案得以昭雪。    
    那次低調的競選還是值得矚目的,因為在州政壇上出現了一位年輕的城市政客,來自多爾切斯特的邁克爾·烏雷(Michael Whouley)。在幫助克裡競選之後,烏雷繼續指導了克裡在1984年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國競選。之後,他成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阿爾·戈爾(Al Gore)總統競選中一位受到褒獎的競選主力。    
    克裡還從一位波士頓很有前途的議員雷蒙德·L.弗林(Raymond L.Flynn)那裡得到了支持。像克裡一樣,弗林也是單獨上陣,但是,這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的結盟,後來被證明是互利的。來自南波士頓的弗林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倡廢止學校中的種族歧視,他後來成為一位稜角鮮明的市人民黨黨員,雄心勃勃地要解決種族歧視問題。他還準備要去競選下一年的市長,他的對手是在職的凱文·懷特(Kevin White)——一位政治巨人。    
    在副州長競選的最後幾天裡,民意測驗表明克裡在大部分不知名的選民以及很多未作決定的選民投票中是領先的。但是,在投票結果出來的那一天晚些時候,當他穿過波士頓中心大道上面的步行橋時,據約瑟夫·拜爾林(Joseph Baerlein)回憶說,克裡很沮喪,也惴惴不安。拜爾林當時和候選人一起也在那條路上,他是克裡的主要競爭對手伊夫林·墨菲的競選助理。他說,克裡認為票數顯示出他是緊隨在前任環境部長墨菲之後的,競爭非常激烈。拜爾林回憶說:「我告訴他,我覺得今晚會很漫長。」他是對的。在29%的選票公佈出來的時候,在110多萬張選票中,克裡比墨菲少了4萬張選票。但他得到了波士頓、伍斯特、洛厄爾以及其他幾個主要城市的選票,在第五國會選區,他得到了一半以上的勝利,那裡曾經在10年前冷漠地拒絕過他。這大大可以抵銷墨菲在郊區的勝利。    
    卡梅倫·克裡回憶道:「大約是凌晨一點半鐘,伍斯特的選票結果出來了,我知道我們贏了。」克裡處於領先地位,但還有2%的選票結果沒有公佈,他一直等到早上三點半才宣佈獲勝。墨菲打電話祝賀克裡,但她直到七小時後才正式退出。之後,民主黨議員們在波士頓的一家餐館聚餐,所有的候選人都參加了。到那時,雙方的差距擴大為兩倍。    
    與此同時,邁克爾·杜卡齊斯重新獲得了黨內任命,他因為允諾要清理州政府而獲勝。他在1978年被保守派的愛德華·金趕下台,那是在他的重頭戲——保證不增稅——被打破之後的事。    
    在激烈的民主黨內初選之後,杜卡齊斯和克裡要在大選中挑戰初選獲勝的共和黨候選人。杜卡齊斯認為克裡在這場兩黨競選中會很有號召力,在競選宣傳中他們將克裡作為代言人。一本小冊子上印有這樣的圖片,他們邊走邊談,西服外套搭在肩膀上:「邁克爾·杜卡齊斯/約翰·克裡……未來的民主黨人。」    
    有克裡在競選中作為副手,杜卡齊斯勝過了共和黨人約翰·W.希爾斯(John W.Sears)和里昂·J.隆巴蒂(Leon J.Lombardi),以將近23%的優勢獲勝。希爾斯在共和黨內的對手之一,是一位聰明但不知名的35歲州議員,名叫安德魯·H.卡德(Andrew H.Card Jr.),他現在是小布什的參謀長。然而,克裡的競選勝利是付出了代價的。在公眾面前,他在競選中竭盡全力,但是這掩蓋不了他私人生活的混亂。他那不時有麻煩的婚姻現在更是一團糟。那年夏天,他和朱莉婭平靜地分手了,儘管在競選中,他們的分手並沒有公開。    
    自1980年以來,克裡的妻子就和抑鬱症作鬥爭,她感到被遺棄了。朱莉婭在《心靈之變》(A Change of Heart),即她在1996年寫的關於離婚的那本書中寫道:「我盡力為他而高興,但是在做了14年的政治家的妻子之後,我認為政治就是氣憤、恐懼和孤獨。」    
    在2002年的一次採訪中,她拒絕回憶這段時期,只是說:「離婚是因為我,不是約翰。我想要其他的東西。」    
    在1994年的一次採訪中,朱莉婭反思得更多:「我要獨立,我不得不強迫我自己做回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我選擇退出婚姻來做回我自己。這對約翰是個很大的傷害。但是當時,我沒有理智地思考,我完全是感性的。」    
    儘管如此,朱莉婭還是與克裡一起公開露面,在約翰贏了初選之後,以及就職儀式上,他們和邁克爾·杜卡齊斯以及他的妻子基蒂一同拍照。    
    後來,克裡和他的前任法律搭檔斯拉格有了幾年浪漫的關係。但是克裡說,他們的關係「和我的婚姻無關,和離婚及其他任何事情沒有任何關係」。斯拉格現在是聯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她拒絕接受採訪。    
    作為副州長,克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滿懷熱情地回到公眾生活裡。當他在1月宣誓就職時,他需要做的工作很少,只是要在州長不在時充當總執行官,以及在執行會議上擔任主席——這是殖民政府的遺留物,主要負責通過或者拒絕司法任命。但是,杜卡齊斯給克裡其他的工作來做,克裡抓住了機會。克裡的辦公室不僅成了與聯邦政府交流的聯絡處——這是奧尼爾曾經想要做的,而且他還指揮著政府的打擊犯罪工作。克裡很滿意。他告訴記者說:「坦率地說,州長本不必分配給我任何事情。」    
    


馬薩諸塞副州長馬薩諸塞副州長(3)

    但就在他盡力要做得出色的同時,克裡還要擠出時間和他的兩個女兒亞歷山德拉和瓦娜莎在一起,她們現在是和母親一起住。克裡說,對於他的兩個女兒,他自己長期遠離父母在寄宿學校讀書的經歷幫助他成為「一位更好的父親……我要讓女兒們確信,(當她們需要我時)我就在她們身邊」。    
    但是,他承認,公眾生活「變戲法似的表演」打亂了他的生活,花在家裡的時間要服從於他的工作安排。在某些事件中,克裡的同伴們會把事情做得很細,包括安排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下面的一則,這是在1983年12月11日,星期日。    
    生日快樂!!!(那天是克裡40歲生日)    
    下午2:30,到卡波特劇院(在貝弗利);去票房拿票。注意:沒有預留坐位,先到先拿——這場表演的票已經賣光了。    
    下午3點,魔術表演開始。之後,你和孩子們要去見你母親,並在弗蘭德裡(Friendly)餐館一起用餐。    
    克裡的工作安排是各種活動的混合——來往於各種會議之間,出席數不清的政治儀式,籌集錢款,參加會議。但這讓克裡有機會建立起在全州的知名度,創建他所缺乏的政治基礎,而他也抓住了這個機會。他的辦公室負責與聯邦政府聯繫——監控預算,批准應用和調整問題——為克裡提供了與華盛頓的直接聯繫,那裡是他政治生活的首選。    
    當州長將他的犯罪司法議程交給克裡來做時,他同時也拋了一個曲線球。1983年2月,當杜卡齊斯建立反罪行委員會時,他自己做主席,讓克裡做副主席。然而,克裡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牽頭建立了計算機犯罪議案,推動通過州詐騙法律和援助作證證人的提案。    
    1983年4月,當州立法委員會要通過一項議案來廢止死刑時,杜卡齊斯派克裡去為廢止死刑作證明。死刑是在前一年秋天,在金離職前,通過選舉寫進法律的。克裡對立法委員會成員說:「我們認為,政府不應該殺人,這是對生命的蔑視,貶低了所有人。」大約18個月後,聯邦最高法院廢止了那條法律。馬薩諸塞州現在是全美沒有死刑的12個州之一。    
    杜卡齊斯這方面認為克裡是個忠誠的人。杜卡齊斯現在是大學教授,他稱自己是克裡的「崇拜者」。他說:「我們的工作關係非常好。」他曾經贏得1988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但是以極大差距輸給了當時的副總統老布什。杜卡齊斯支持克裡的總統競選。    
    約翰·薩索(John Sasso)是杜卡齊斯的參謀長,他說他「從沒有擔心過(克裡)會搶邁克爾的鏡頭。他是非常忠誠的」。薩索非正式地為克裡的2004年總統競選做顧問。    
    作為副州長,忠誠通常意味著背景上的一點。這份工作讓人頭腦麻木。辦公室裡裝滿了要求幫小忙和要求克裡出席的活動——到酒吧中、兒童軍就職會上、青年運動餐會中。大部分邀請被婉言謝絕。    
    克裡的辦公文件——現在在馬薩諸塞州的檔案室裡——幾乎全是來往的通信,這些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日常生活——這包括克裡寫給機動車管理主任的便條,為一位委託人要求得到一個四位數字的駕照;一封信,核對一名學生申請法律學校的資格;以及一份遞交給克裡的提議,給他提供在福克斯巴洛(Foxboro)跑道的免費票,這是一個賽馬跑道(出於道德,克裡婉言謝絕了)。    
    1983年8月,南哈德裡的一位律師寫信給克裡,感謝他和他的助手們,因為他們幫助「清除了飲酒執照,從而讓我的顧客像預定的那樣開放了」。這讓克裡的主要助手詹姆士·R.格姆斯(James R.Gomes)為辦公室裡的每一個人寫了一張有趣的便條,這是關於「協助含酒精飲料的銷售」。格姆斯是克裡的助手們中的主力,後來他的助手們形成了他未來政治小組的核心。其中包括烏雷、瑪麗·安妮·馬士(Mary Anne Marsh)、邦尼·克羅寧(Bonnie Cronin)、帕特裡夏·弗利(Patricia Foley)、羅納德·羅森布裡斯、克裡斯多夫·戈裡雷、拉裡·查普曼、約瑟夫·紐曼(Joseph Newman)、蒂莫西·巴尼克(Timothy Barnicle)和喬納森·溫尼(Jonathan Winer)。其中許多人現在是顧問、說客、籌資者,或者在做與法律有關的工作。    
    儘管克裡的工作很平凡,1983年,他卻在治理酸雨的過程中成為了全國性的公眾人物。酸雨是工業污染的產物,會污染湖泊和河流,侵害森林,給紀念碑和建築物留下斑痕,並引起人們的呼吸道疾病。在克裡做副州長的第一年裡,他的時間表說明,他曾經至少23次因公務離開本州,其中11次是關於酸雨。    
    杜卡齊斯任職時期的環境部長詹姆士·S.霍特(James S.Hoyte)說:「約翰非常關心環境治理問題,我們苦心研究治理酸雨。他對治理酸雨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並對其識見頗深。」    
    克裡的努力最終促成在1984年2月的全國州長會議上達成了一份決議,削減二氧化硫的排放,因為二氧化硫正在污染東北部的水源。後來,該決議成為聯邦制定1990年《淨化空氣條例修正案》的重要一步。但是,它迴避了敏感的成本和代價問題,這代價的大部分要由中西部的工業來承擔。    
    1984年1月12日,在副州長四年任期的第一年後,克裡到德國的黑森林地區(Black Forest)對酸雨實地調查。就在那時,他得到了一個好消息,這個消息在當天晚些時候會在波士頓公佈:由於疾病,42歲的保羅·E.松加斯將會從他參議員的位置上退下來,雖然他剛任滿一個任期。    
    克裡回憶說:「那天早上,我在3點就被叫醒,然後被告知保羅·松加斯要退休了。」一個難以置信的機會就在眼前。他補充說:「但這需要慎重對待。」作為候選人,克裡向馬薩諸塞州的選民們保證,他不會將副州長的職位作為自己的政治墊腳石。他說:「我擔心,這會被看成是沒有領會(1972年的)教訓,這會被認為是不成熟的政治冒險。剛剛做了一年副州長,就站起來說:『嗨,我認為我應當做參議員。』你知道,這是太魯莽了。」    
    但是克裡補充說:「就激情而言,那對我來說是個合適的位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又一次擺上了桌面。」    
    兩周之後,克裡還是決定角逐參議員席位。他將面臨許多競爭者。    
    


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1)

    石蕊測試石蕊測試指依靠一個單獨的標誌便得出結論的測試。——譯者注自由主義者    
    1984年,副州長約翰·克裡競選參議院議員。在州政府的任職經歷成為他的競爭優勢。不過,他缺乏在華盛頓的工作經歷。而在競選初期他的主要對手——美國眾議院議員詹姆斯·M.香農和愛德華·J.馬基卻有著豐富的經驗。實際上,兩人當時在眾議院都位居要職。而且,在資金籌集上也佔據優勢。他們有權使用華盛頓的搖錢樹,也就是來自大勞工和其他國家利益集團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資金。    
    克裡宣稱自己不會使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這就刺激他的對手做出同樣的表態,從而在初期就顛覆了對方的資金優勢。在克裡競選副州長期間,他也曾動用了一些地方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但是,1984年的這個聲明實際上讓克裡在後來幾年中得以用來攻擊每一個對手。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克裡籌集了大量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資金。不過,他要以拒絕特別行動委員會資金作為競選籌碼,從而贏得巨大的象徵性優勢。「在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和國會投票之間有明確的制度,」1984年,克裡在一次早期辯論中說道,「我認為政府不應該支持最高價競買者。」    
    克裡的誓言是要讓自己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在某種程度上,這又成為化解對方強大經濟後盾的方法。國會裡一名進步的年輕議員馬基首先動搖了。4月16日,他在競選活動中宣佈放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並退還7250美元的捐款。    
    《波士頓環球報》刊出頭版漫畫,諷刺香農掉進特殊利益集團的腰包。在這樣的刺激之下,香農在兩周後也做出了同樣的表態,退還了政治行動委員會51 400美元的捐款。事後,香農說這樣做「是對的」。但是,他說歸還了那筆資金後他「在整個競選活動中因為資金缺乏而舉步維艱」。    
    5月1日,預選前四個月,馬基臨陣退縮,退出了參議院的角逐。他轉而爭取在波士頓以北的第七國會選區連任,從而保持自己在國會中作為發展中的核凍結運動領袖的地位。    
    這樣,香農就成為克裡在民主黨提名中的主要對手。兩人在政治上都是堅定的左翼。在那一年的參議院角逐中,兩個勢力較弱的對手給香農—克裡這一對起了綽號:國務卿邁克爾·J.康諾利稱他們是「自由孿生子」。前馬薩諸塞州眾議院發言人戴維·M.巴特利說他們是「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    
    香農比克裡小9歲,但是他的教育背景足以和他的對手匹敵。他畢業於安多弗享有盛譽的菲利普斯學院,在巴爾的摩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提前一年獲得學士學位,並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獲得了法律學位。1978年,他在26歲的時候經過艱苦奮戰,贏得了民主黨的預選。然後,他繼續爭奪克裡曾經謀求的第五國會選區的席位。六年後,他在那個地區的根基堅如磐石,並在工會工人以及黨內社會進步派別極為重視的問題上留下了優良記錄。    
    幾乎從到達華盛頓的當天,香農就一帆風順。眾議院發言人小托馬斯·P.奧尼爾對他馬上熱絡起來,並幫助這位新人在籌款委員會安排了職位。香農利用他在那裡的影響把聯邦資金引入到他的地區,成為午餐派送工程的倡導者。    
    香農和克裡的性格截然不同。很多人認為克裡冷漠有教養;香農則和蒂普·奧尼爾一樣,能夠和人們勾肩搭背,打成一片。但是,實際上,香農在國內很多地方都默默無聞。他的問題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且要快速提升。他和克裡很快開始爭奪國內自由主義利益集團的認可,這在民主黨預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影響民主黨預選的眾多機構和組織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核凍結運動。由於公眾對於全球存在的5萬枚核彈頭以及羅納德·裡根政府對於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和「可控制性」那種漫不經心的論調感到普遍擔憂,因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支持凍結核武器的人們已經形成了非常活躍的全國性運動。    
    1984年,隨著裡根準備再次參加競選,核凍結成為自由的民主黨人的鮮明議題,他們更加迫切地宣揚他們反對總統增加軍備,尤其像MX導彈這樣的核武裝備。(核凍結運動的力量在這一年達到了頂峰,1983年之後,共和黨民意調查顯示,這個問題已經是裡根謀求連任的弱點;總統對待蘇聯的論調和方法不得不改變,從而緩和了公眾對於核戰爭威脅的憂慮。)    
    在馬薩諸塞州自由人士的各個據點,核凍結活動分子的組織尤其完善,而且他們在民主黨預選中掌握著權力和物力。克裡和香農都積極計劃博得這部分重要的自由主義活動分子的支持。核凍結運動領袖愛德華·馬基退出以後,香農認為贏得這些活動分子的大好時機來臨了。不過,這個機會很快就溜走了。春天,距離9月18日的預選日期還有幾個月的時候,尋求得到核凍結組織支持的候選人被要求就他們的立場回答問題。在一次至關重要的試卷測試中——「1984年核凍結運動選舉人」,香農的卷面成績是100,克裡是94。然後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保羅·F.沃克是香農在這個組織的執行委員會裡最有名的支持者,他給兩位候選人的答案打分,並且給克裡的競選助理保羅·L.羅森堡列出克裡回答中的漏洞並給出所謂的「正確」答案。「克裡沒有明白你的答案,也就是有關資助三叉戟潛水艇的問題。」羅森堡在一個內部函件中這樣寫道。克裡最初避免回答他對資助新的潛艇的反對態度。「得到100分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羅森堡在《波士頓環球報》2002年首次刊出的一個備忘錄中寫道。    
    


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2)

    「你應該解釋一下你的觀點究竟怎麼被誤解的,這樣他就會在明天晚上把答卷送至委員會之前更改評分結果。……(沃克)非常願意改動分數,因為他知道你強烈支持核凍結運動,並且知道你肯定理解得沒錯。」羅森堡做出推論。    
    克裡修改了他的答案,以理想的成績與香農平分秋色,而且在6月底核凍結活動分子的會議上,香農也沒有得到藉以鞏固優勢地位的60%的大多數人的支持。香農和克裡在預選中都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不分高下。    
    克裡現在說他不記得修改過「1984年核凍結運動選舉人」的調查問卷。當這些修改結果公佈後,克裡說他誤以為新的三叉戟是要代替老舊的潛水艇。「我並不是要做兩面派。」克裡說。    
    羅森堡沒有接受採訪。但是,沃克說他後來成了克裡的非正式顧問,並且堅持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要做到公平競爭,而不是為政治所用。「我們希望給克裡以及所有的候選人澄清觀點的機會。」沃克在一封電子郵件裡寫道。他當時成了以華盛頓為基地的「美國全球綠色」環保組織的負責人。然而,香農在瞭解到以前的夥伴這樣暗中操作後大吃一驚。「我向大家保證我剛剛聽到這個消息。我以前對此一無所知。」已經是國家防火協會主席的香農在2003年說道。「1984年核凍結運動選舉人」中打成平局對克裡當時的競選來說是一次重要的戰略上的勝利,不過現在卻成為他競選總統的障礙。    
    克裡努力與香農在裁軍上的左翼觀點並駕齊驅。他支持取消現已成為美國軍事力量基礎的許多武器系統,也就是在2003年幾個星期之內剷平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政權中所展示在世界面前的高科技軍需品和運輸系統。這些武器在伊拉克戰爭中成為美國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但是候選人克裡在1984年說他贊成取消很多武器——B1轟炸機,B2隱形轟炸機,AH64阿帕奇直升機,「愛國者」導彈,F15、F14A和F14D噴氣式飛機,AV8B鷂式噴氣機、宙斯盾空中防禦遠程導彈以及三叉戟導彈裝置。在競選中,他還提倡縮減很多其他裝置,譬如M1艾布拉姆斯坦克、布萊德雷戰鬥運輸機、印地安戰斧巡航導彈以及F16噴氣機。    
    克裡在回顧過去時說到他以前的一些觀點是「不明智的」。「在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背景下,以及自那以後我所瞭解到的事情中,我覺得我原來的一些觀點非常愚蠢。」但是,他也為對MX導彈、「星球大戰」戰略防禦主動性以及其他一些項目上的反對立場做了辯護。    
    「有些觀點超前了,有些欠缺考慮。」克裡接著說到他當時的競選立場,「我不覺得羞愧。我當時40歲,第一次競選美國參議院議員……我確信當時的一些觀點是在政治鬥爭本能的驅使下激發出來的。」「我的意思是,在生活中學習。」克裡說。他認為隨後他作為參議員在參議院答辯中的投票都是「非常負責的」。    
    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大會在早期有組織地考察從全國範圍內選拔出來的候選人在黨內核心人物中的號召力。不過,由於在這些選舉中允許個人投票,所以從黨內忠誠分子的支持來推測預選結果並不可靠。    
    在6月份的大會上,香農花費了大量的競選資金,逐漸讓克裡失去了黨內活動分子的支持。然而,這位來自勞倫斯的政治家的票數並沒有大幅上浮,並在整個夏季由於缺乏資金而舉步維艱。「大家告訴我必須贏得那次會議,提高我在全國的知名度;而且,如果我贏了,我就會一鳴驚人。」香農說道。事後,他才意識到不應該對這次大會全力以赴。「那次大會以後,我身無分文,競選也毫無進展。」香農說道。克裡又一次被黨內忠實分子冷落,儘管如此,他化不利為優勢,在隨後的競選中,相對於香農這位「局內人」,他把自己描述為「局外人」。    
    會議結束後,克裡的競選活動集中在通過不同選區組織來提升支持率。一個關鍵的組織出現了——波士頓黑人政治特別工作隊,這是占成人人口3%的全國黑人的晴雨表。6月19日,克裡的僱員邁克爾·雷岡伯格給競選活動的高層官員寫了一份備忘錄,評價了這位候選人在黑人選民中的聲望。備忘錄上也提到當克裡在1983年支持雷·弗林競選市長的時候疏遠了一些波士頓黑人領袖。克裡這是在報答弗林對他競選副州長時的支持。但是弗林的對手是梅爾文·H.金,他是前眾議院議員,並且是第一位有資格進入波士頓市長競選最後一輪角逐的美國黑人。    
    雷岡伯格相信克裡可以克服梅爾文以及其他反對者。但是,克裡的競選活動也應該充分利用香農的弱點:「在國會中的五年半中,他的職員中沒有一位少數派人士。」他寫道。相反,克裡的副州長辦公室主任珍妮特·布恩就是黑人。香農的僱傭記錄突然顯現出來。很明顯,克裡克服了任何有關他在種族問題上的疑慮,獲得了「特別工作組」的支持。    
    從1984年春季一直到夏季,競選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是老派的自由的民主黨領袖,他擊退了「新點子」候選人加裡·哈特和「彩虹聯盟」的領導人傑西·傑克遜的挑戰,成為民主黨的總統提名人。    
    在馬薩諸塞州,這對所謂的自由孿生子在持有不同見解的團體和黨派活動分子前,在38個讓人筋疲力盡的候選人論壇上艱苦奮戰著。「我們在爭奪同一批選舉人,」香農回憶道,「我們不斷地搶在彼此前面……引起邊緣人的興趣。以至於最後,很多人都看不出我們的見解有何不同。」    
    


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3)

    香農當時不知道他的對手在不遠的過去有兩段困窘的經歷,這足以讓選民對克裡的信用表示懷疑。但是,這些本來可以給克裡帶來負面影響的新聞只是在很多年以後才為人所知。    
    第一件事是克裡在任副州長期間,在沒有付租金的情況下,使用馬薩諸塞州林恩市一位汽車經銷商的汽車長達16個月之久。第二件事是《波士頓環球報》在2003年刊登著:克裡捲入了一場海外投資陰謀,後來他說由於擔心仕途上的麻煩而終止了這個計劃。    
    1984年4月,當克裡開始角逐參議院議員的時候,《波士頓先驅報》的記者弗蘭克·菲利普斯對這位副州長駕駛一輛沒有付款的汽車的報道進行調查。但是,由於克裡的助手提供的材料非常混亂,而且他們聲稱這是汽車代理處員工想出來的宣傳方法,因而沒有進行報道。    
    就在記者調查之後不久,政府記錄顯示克裡的副州長競選活動委員會向汽車商付了2000美元。克裡後來說他也用自己的資金付賬,包括18%的利息,總計13 600美元。    
    當聯邦政府對皮博迪的美國議員尼古拉斯·馬弗魯爾斯進行調查期間,克裡的租約浮現出來。他與林恩市汽車經銷商鮑勃·佈雷斯特的關係也在八年後被披露出來。1993年,馬弗魯爾斯被控告隨意使用佈雷斯特的車以及其他14項腐敗案件,他在認罪後被判處在聯邦監獄監禁14個月。1991年破產的佈雷斯特在那個時候習慣給北海岸的其他政治人物提供免費或打折汽車。那時,克裡的租約已經在很久以前就全部付清賬單,因此美國司法部長說沒有理由對克裡採取調查行動。克裡說他對佈雷斯特瞭解「很少」。不過,他的日程表顯示,1983年他到佈雷斯特這位經銷商那裡至少去了四次。    
    克裡把臨時使用免費的汽車歸咎於「糟糕的賬目登記」,並說他不斷告訴他的助手克裡斯托弗·格裡利解決這個問題。格裡利說:「這是我負責的問題,我當時沒有做。」    
    另一場可疑的金錢交易可以直接追溯到克裡身上。1983年,克裡從他以前和羅恩·斯拉格共事律師行業的工作中得到225 105美元,這是他參與公司處理的案件從而得到的收益。這筆收入必須繳納高達50%的差額稅率。就像當時很多富有的美國人一樣,克裡計劃減免所得稅。根據一位募捐者的建議,他投資於一項利用外國公司的計劃。1983年12月,在保羅·松加斯宣佈放棄議員席位的一個多月前,克裡投資了25萬美元~3萬美元。這是一個所謂的「期貨交易」,通過在開曼群島的公司買賣商品的期貨合同。這主要涉及的只是紙上交易,本來應該創造長期的資本收益——長期的資本收益比固定收入的稅率要低——而且另一方面,在收入上還有短期損失賠償補助。    
    在競選活動初期,大概三四月份,克裡說當他的會計對其中的合法性提出疑問後,他就取消了這筆交易。他解釋道:「我不想把所得稅申報表列為公眾人物那一類,我覺得這樣容易受到質疑。」並且補充說他賠了那筆投資,而且絕對沒有從那次損失中索取任何稅務上的好處。「我本以為這是最大限度減少稅收的方法,」克裡說道,他不記得很多交易細節。「結果不是,那是一次非常殘酷的教訓。」    
    克裡和負責審查他各項交易的助手說,作為馬薩諸塞州選舉出來的官員和議員候選人,他公開了所有的程序。但是《波士頓環球報》得到的記錄顯示,那場錯綜複雜的計劃中有很多事情都沒有公開。    
    1983年12月13日,克裡用他在一個叫做皮博迪日用品貿易公司的2470份股份抵押給同一天與賽特爾商務有限公司簽訂的一張238 527.40美元的期票。兩家公司都是在開曼斯註冊,那裡嚴格的保密制度掩蓋了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克裡從來沒有披露他在皮博迪公司持有的股份或者在賽特爾公司欠下的債務。他沒有就《波士頓環球報》出示的文件的真實性進行辯護,但卻駁斥說這些文件是毫無意義的「文書」,不能反映出真實財產、實際債務或是交易中的責任。「我沒有抵押,什麼抵押都沒有。」克裡說,「這是文字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會計說很麻煩。」克裡說他當時不知道這些公司是在開曼斯創建的,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話,他「本來會反對的」。然而,在這份克裡簽名的抵押合同上,第一行就寫著賽特爾公司遵循「開曼斯群島的法律準則」。在克裡活動的兩年中,美國國稅局開始對逃稅進行制裁,有一些涉及賽特爾及其子公司。一些賽特爾的投資者遭到了過度懲罰。    
    1984年春天,在悄悄處理好自己的逃稅問題後,候選人克裡猛烈抨擊不公平的制度。「你們需要大幅度檢查稅收結構,」 5月6日克裡在一家波士頓電台上對記者說道,「你們需要彌補那些無用的不安全漏洞。」    
    隨著9月18日預選的臨近,香農得到了大部分工會、報紙以及政府官員的認同。    
    與此同時,克裡得到了一些主要的市長的支持,包括福爾河的卡爾頓·維維羅斯和新貝德福德市的布賴恩·勞勒。不過,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他的新家並且也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波士頓的市長雷·弗林。克裡在和朱莉婭離婚後,於1983年來到這座城市裡高級的巴克灣住宅區。但是,在這裡拉幫結派的民主政治中,他並不是很有名。所以,弗林——這位碼頭工人的兒子,也是工人組織的領袖——成為他非常難得的有力支持者。「由於他在越南的經歷——戰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敬重他。」弗林說,「他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但卻去參軍。通常是窮人的孩子才去打仗。」    
    弗林後來成為美國駐梵蒂岡的大使,他當時不遺餘力地支持克裡。「我的夥伴們都支持香農。因為我支持克裡,所以他們都討好我。」他回憶道。一些人警告他說,與克裡結盟對弗林未來的選舉不利。「當時很明顯,」弗林回憶道,「因為我不支持詹姆斯·香農,蒂普·奧尼爾就給我打電話。這都讓我很心煩。美國議員喬·莫克利也一樣。」弗林想起來南波士頓的鄰居,「似乎工人組織和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不喜歡約翰·克裡。」    
    但是,弗林幫助克裡邁進了波士頓高高的門檻,從而報答了克裡早期對他的支持。勞動節那天,距離預選還有15天的時候,弗林在波士頓百樂大廈飯店一年一度的早餐會上把克裡介紹給了工會的領袖們。他帶克裡到各式各樣的工會大樓,陪他去城裡一些有名的沙龍——亞當斯村的愛爾蘭酒吧、南區的J.J.福利酒吧——還有長達四英里的多爾切斯特大道旁邊的很多愛爾蘭酒吧。這條街穿過城裡人口最密集的工人住宅區。「星期五下午4:00到愛爾蘭酒吧,人們這時候都來這兒喝酒。這樣,克裡到人們實際生活的地方和人們打成一片的消息不脛而走。」弗林說。或許更重要的是,弗林的大型政治組織成為克裡在波士頓的龐大軍隊。在波士頓勞動工人中仍然能夠拉選票。在幫助克裡的人中間,還有一位是弗林的主要行政助手和政策專家雷蒙德·C.杜利。在克裡以後的競選活動中,杜利還將會發揮他的作用。    
    實際上,克裡在每一次民意調查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幾天香農才開始逼近。不過,在預選前11天,《波士頓環球報》熱情洋溢地讚揚了香農,提到這位候選人「遠比他那草率、沒有中心的競選活動要高明得多」。    
    


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石蕊測試自由主義者(4)

    社論讚揚了克裡在鬥爭中以及隨後而來的反對中所表現的勇氣,並拐彎抹角地對他褒揚一番。「毫無疑問克裡口才很好,」社論版的編輯馬丁·F.諾蘭寫道,「在議會中讓人印象深刻的陳述需要的不僅僅是演說術,在那裡即使非常有抱負的演說家通常也無能為力。能夠理解其他見解並抓住立法細節的能力也是必需的。」    
    在後來的跟蹤民意調查中,香農略勝一籌。接著,越南幫了克裡。直到那時,克裡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的競選活動強調的主要方面一直都是和平——凍結核武器以及縮減軍費開支。而現在「戰爭」將成為克裡對抗自由的孿生兄弟的一張王牌。    
    克裡奚落這位國會議員完全改變自己的主張——從起初投票贊成到後來反對MX導彈系統。在這種刺激下,香農努力扭轉局面。在預選前一周電視轉播的辯論中,香農把自己在MX上的改變與克裡對越南戰爭的熱情的轉變相對比。    
    「如果你對那場戰爭有強烈的感情,你是不會離開那裡的。」香農說,「我很驕傲你改變了主意。」    
    兩個晚上之後,在另一場辯論中克裡做出了反擊。他把香農的評論解釋成是對那些在越南服兵役的老兵的侮辱。「說老兵們參加那場戰爭不知為何是白癡或是錯誤的,那是對他們的吹毛求疵。」    
    香農拒絕讓步。「約翰,你知道事實是什麼,」他說,「我不需要對任何人道歉。」    
    香農似乎對服兵役持批判態度,因而一群越南老兵——都是克裡的人——就開始採取行動。「有種原始、直覺的本能。而且,根據本能而進行的競選方式在今天看來是不會去做的。」長期以來就是克裡的策劃人的約翰·馬蒂拉說道。他是說當時沒有選舉的數據作指導,他們在盲目行事。    
    在預選的最後幾天裡,參加過越戰的老兵在全國各地跟蹤香農。「尋找挑釁的機會,」馬蒂拉說,「這是真的。約翰的信譽受到質疑,而這些人又去過越南,他們非常有影響力。」在那些自稱「獵人」的老兵的幫助下,克裡把香農打入了冷宮。他堅強的毅力以及一位競選工作人員所說的「激光般的聚焦點」,都成為最後瘋狂的幾天中的主要砝碼。    
    9月18日民主黨預選的結局非常令人難忘。克裡的組織把他推到了頂端。他以很大的差距失去了全州人口最密集的洛厄爾市和米德爾塞克斯縣。但是,克裡在波士頓以7244票擊敗香農,並在伍斯特、福爾河、新貝德福德以及大部分其他的大城市勝出。克裡在一場四人參加的角逐中贏得了41%的州選民選票。在全國範圍內,他只是略勝香農,得到79萬張選票總數的3%,也就是24 529張選票。    
    大選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但是,克裡的民主黨陣營可能在共和黨雷蒙德·沙米那裡只會遇到輕微的反抗。沙米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在大老黨(譯者註:美國共和黨的別稱)預選中意外擊敗了埃利奧特·L.理查森,後者是馬薩諸塞州共和黨中逐漸衰退的貴族派裡資歷豐富的代表。在馬薩諸塞州,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票數將近4︰1。沙米這位企業家代表著保守派,與馬薩諸塞州大多數選民的步調不一致。克裡在1972年角逐國會時,他的對手把這位新貴描述為激進的左翼分子。克裡對沙米使出了同樣的招數。在競選參議員期間,在克裡的宣傳中,這位叔字輩的商人被說成是在幾年前對約翰·伯奇協會不以為然的右翼極端分子。    
    克裡也吹噓著自己的民主黨背景。當他在高中時參與約翰·F.肯尼迪的大選活動;在1964年「自由夏天」中,白人志願者前往南部幫助黑人爭取選舉權的活動中,他作為耶魯的學生做出了努力。這些他都誇大其詞了。一張題為「來自約翰·克裡的信息」的傳單上是這樣開始的:「自從在約翰·肯尼迪競選總統時作為一名志願者開始,我就專心致志於政治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後來,我參加了南部爭取選舉權的鬥爭。」但是,克裡在1960年約翰·F.肯尼迪競選中充其量只是參與了最小一部分。現在,他承認當他在聖保羅學校寄讀的時候,可能只是參加了新罕布什爾州康科德那裡的一次文學活動。而在支持密西西比黑人獲得選舉權的鬥爭中,克裡的活動僅限於紐黑文的耶魯校園。而克裡那些年的履歷有時候卻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並導致了這樣的新聞報道——那就是,這位年輕的耶魯人和自由騎士真的去了南部。實際上,他沒有去。    
    「我記得我們目送那些汽車離開,幫助籌款,進行支援。但是我自己沒有參加那次自由之旅。」克裡說。此後不久,他的確去了南部。他說:「去看看事情進行得怎麼樣。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在黑人歧視嚴重的地區,我從未見過那樣的標牌,上面寫著:禁止有色人種,只限白人。」    
    然而,在1984年大選中,克裡作為候選人主要就是攻擊裡根的經濟、外交、軍事政策。他尤其不齒的是入侵格林納達的行動。那是在加勒比島嶼上的軍事政變發生後,裡根在前年10月發起的、旨在撤離美國醫學學生的行動。    
    在某種程度上,他把這次軍事行動比做「波士頓學院對『慈悲姐妹』這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婦女建立的旨在為遭受貧困、疾病和缺乏教育的人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提供幫助的國際組織。——譯者注的一場橄欖球賽」。他對《科德角民報》記者說,入侵格林納達象徵著「裡根採用公共關係代替外交關係的政策……針對對美國的利益不存在實質性的威脅,而且美國人的生命也沒有危險的地區發動軍事打擊……這次入侵不過是挾持武力欺凌弱小的第三世界國家。這次入侵只是增強了世界局勢的緊張氣氛,並進一步導致脆弱的美蘇以及南北關係緊張起來」。20年後,在他競選總統的宣傳活動中,克裡把格林納達列入他曾經支持過的美國軍事入侵的事例,從而改寫歷史。「我看不起美軍進入格林納達咄咄逼人的氣勢,」克裡現在說,「但是我基本上是支持的,我從來沒有公開反對過。」    
    在11月6日大選那一天,羅納德·裡根擊潰沃爾特·蒙代爾,贏得了49個州的選票,只除了民主黨的老家——明尼蘇達州。在國會中,共和黨失去了參議院裡的兩個席位,在眾議院得到了15個席位。在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約翰·克裡以多出10分的優勢徹底打敗共和黨的雷·沙米,贏得了參議員一席。    
    憑著反戰演講,克裡一舉登上國家政治舞台。13年以後,克裡又要回到參議院。不過現在,他不再是過客,而是將成為這個圈子中的一員。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1)

    起初,對尼加拉瓜的訪問,表面上看來展示了這兩名新任參議員的媒體天分。他們渴望重新獲得全國的矚目,作為十多年以前反戰的越戰老兵,他們曾經享有過那種知名度。1985年年初,克裡成為參議院的議員,14年以前就是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面前,他曾經詢問過立法者和執政者:「你怎麼能要求一個人堅持到最後,為一個錯誤而死呢?」他的朋友兼同事愛達荷州的湯姆·哈肯(Tom Harkin)是海軍的領航員,他曾在越戰期間檢測修復好的飛機,又因為在反戰運動中揭露了越南南部的老虎籠拷問室而受到稱讚。15年之後,他又回來了,和克裡一樣成了參議員。    
    這對參議員要一起面對危險,而危險來自政府的謊言和戰爭時期的殘暴。克裡的快艇正在入侵柬埔寨的時候,尼克松政府卻在否認對那一地區的任何軍事活動。從戰爭中回來後,他因為看到美國士兵殘殺無辜而噁心。作為一名國會助理,哈肯在實況調查中發現,在地下室裡,數以百計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像動物一樣被趕進籠子裡,並且被南越的護衛隊士兵們用酸性石灰嚴酷地拷問。為了抗議美國同盟軍掩蓋那些揭露其殘暴的證據,哈肯帶著照片到公眾場合去,甚至在他失業的時候,他也積極地參與反戰運動。    
    現在,克裡和哈肯打算要聯合起來,制止政府的謊言和戰爭時期的殘暴。1979年尼加拉瓜獨裁政府被推翻,兩年之後,美國政府開始通過中央情報局(CIA)秘密地資助並訓練一支稱為「反政府軍」的游擊隊,目的是要推翻該國的桑地諾政府。當國會發現中央情報局發出指令,要在尼加拉瓜的海港設置水雷時,就要求裡根政府不再支持反政府武裝,但是裡根沒有放棄。1985年1月,就在克裡和哈肯宣誓成為美國參議員的同一個月份裡,裡根總統發表了國情咨文,將反政府軍和全世界像他們一樣的其他「自由戰士」描繪為英雄戰士。裡根說:「從阿富汗到尼加拉瓜,在每一塊大陸上,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正冒著生命危險反對蘇聯支持的侵略。美國不應該失信於這些人。」他打算要求國會通過對這些反政府軍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支援。    
    對於克裡來說,這些反政府軍並不是自由戰士,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僱傭軍」,他們犯下對平民殘暴的罪行,並憑借恐怖手段試圖破壞桑地諾政府。就像他在那時對參議院裡的同僚們所說的:「在那個地區,我們正在做什麼,用什麼方式去做,在這兩方面,美國人民正在被有計劃地誤導。」    
    克裡和哈肯很確定,尼加拉瓜又會是另一個越南。這兩位戰鬥的老兵將計劃好的反戰活動變成了一項制止裡根進行秘密戰爭的任務。如果這一策略按照計劃展開,那麼這兩位新任參議員將會得到所有這些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該要和平並且有信用的人的喝彩。他們將會成為反對裡根政府戰爭買賣的英雄。    
    但是克裡的這一策略有一個阻礙。那就是尼加拉瓜總統丹尼爾·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    
    1985年4月18日,星期二,克裡和哈肯乘上了一架飛往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飛機。剛剛上任三個月,克裡已經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名單上了。他獲得了前任傑出的保羅·松加斯(Paul Tsongas)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位子,並且很快成為家喻戶曉的裡根外交和軍事政策的反對者。在菲律賓,他剛剛完成了一次為期六天的實況調查任務,就是在那裡,他決心要敦促美國政府停止援助菲律賓獨裁者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    
    由多數派領袖、具有獨立性的鮑勃·竇勒(Bob Dole)所帶領的參議院,是在共和黨的控制之中。然而,議院以鮮明的立場為這些想要競選總統的民主黨人留下了充足的競選空間(在這一方面,至少有六個席位)。克裡到達了華盛頓,在選舉過後一個月他就滿41歲了,是新當選的七名參議員中第二個年輕的,只有來自田納西州36歲的阿爾·戈爾(Al Gore,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副總統)比他小。但是克裡的優勢在於,他有八年在眾議院工作的經驗。    
    雖然克裡並不熟悉華盛頓的複雜局面,但他卻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他剛上任一個月,《華盛頓郵報》就發表了一篇長文來描述這位參議員,說他是即將成為單身漢的英俊人物,在宴會中「熱情奔放」,擁有戰爭時期的英勇勳章,對挑戰運動極限充滿渴望。西維吉尼亞參議員羅伯特·C.伯德(Robert C.Byrd),是一個高度關注參議院草案的精確性的人。他將那篇文章附在國會報告中,並註釋說:「在與我們共事的很短的時間內,克裡的表現已經暗示出他將是我們這個團體中做出傑出貢獻的一員。」    
    《華盛頓郵報》的那篇文章暗示了這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將會在全國有所成就。但是,就像克裡所熟悉的那種模式一樣,該文提到了織在他白色襯衫上面的JFK,即他名字的開頭大寫字母,提到了為校正他的下頜而作的手術,這一點「同時讓他更容易受到攝像機的關注」,還提到了那些認為他是「自信和優雅的行家」的同僚。這個下頜手術是一種慢性病的結果:他的牙齒排列異常,引起了下頜的喀噠聲。顯然,打曲棍球的時候,當他猛然衝向門柱時,這種慢性病惡化了。    
    當被問及他那政治投機主義者的名聲時,克裡對文章作者洛伊斯·羅馬諾(Lois Romano)說:「十年以前,我的所作所為受到人們的斥責,這既是因為我當時很急躁,也是因為我太過絕對地想要結束戰爭,對此過於專注。」「我覺得其中有倉促的因素……我現在承認這一點……為什麼人們要對我年輕時的不沉穩窮追不捨呢?」克裡的這一名聲就像一隻骯髒的流浪狗一樣,跟著他到了華盛頓。那時,他曾經對一位記者說:「人們覺得我是個愛炫耀的人,由於1971年和1972年我給人們留下的強烈印象,這種看法似乎根深蒂固,難以拭除。」那一年,甚至克裡的母親也承認兒子在形象上有問題:「克裡待人溫和,富有同情心,儘管從外表上看來,他可能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並且雄心勃勃的人。」    
    當他和哈肯乘飛機飛往馬那瓜,去會見桑地諾政府的高級官員的時候,記者們緊隨其後,克裡對這些同樣的稱謂不以為然。參議院關於裡根總統要求援助反政府軍的表決,五天之後就會舉行。這兩名參議員希望,在他們的努力下,能夠重新啟動已被延遲的美國和桑地諾政府之間的和平談判,並永久性地結束反政府軍與尼加拉瓜政府的游擊戰爭。「我們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聽著『給和平一個機會』這句話長大的,這句話來自一首引起了大眾想像的歌。」克裡將會告訴他的參議員同僚們,「我希望,美國總統可以給和平一個機會。」    
    當飛機降落到馬那瓜時,克裡對一位坐在他旁邊的記者說:「看哪,這讓我想起了越南。林木線上,樹木是同樣地鬱鬱蔥蔥。」克裡認為,除了兩國自然地理狀況相似,並同屬於貧窮的第三世界外,美國對尼加拉瓜的干涉和當初對越南的干涉是直接地相對應的:美國政府所支持的游擊戰爭擴大了死亡人數,在這一點上政府卻正在欺騙本國民眾。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2)

    反政府軍中的大部分是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前獨裁政府的國家護衛隊士兵,他們因為殘暴對待尼加拉瓜平民而臭名昭著。但是這兩名參議員行程中的桑地諾政府高級官員們也有他們自己的重負:他們引進了蘇聯和古巴的軍事顧問。當地政府審查媒體,沒收財產,監禁持不同政見的人,並且也同反政府軍一樣,因為殘暴對待平民而受到指責。    
    克裡承認桑地諾政府的過失,並計劃要迫使那些高級官員們保證,必要的改變即將出現。就在他們抵達的那天晚上,在外交部長的駐地用過晚宴之後,克裡對同行的一位記者說:「我們要求他們對於一系列問題做出回應,這些問題包括了反政府軍的地位問題、公民的個人自由問題和蘇聯在尼加拉瓜所建基地的問題。」    
    在他們逗留的兩天之中,這兩名參議員和尼加拉瓜的官員們談到了雙方衝突的各個方面——一位商人公然指責桑地諾政府壓制民主,一位政治領袖將政府描述為沒有公平選舉,一位牧師目睹了反政府軍殘殺35名平民,一位母親講述了她的女兒和三名教師是怎樣被美國支持的游擊隊所伏擊並殺害的。「這並不是一定要發生的,」克裡在會見了那位母親後說,「還有另一種方式,一種沒有暴力的方式,她是受害者,而我不願意再看見受害者出現了。」    
    星期五晚上的五小時會談是這次訪問的高潮,它在重新開始與美國的和平談判的道路上處於中心地位。尼加拉瓜總統丹尼爾·奧爾特加參加了此次會談。由於參議員們將在星期六一清早返回,他們收到了由奧爾特加遞交給美國政府的一份兩頁半的文件:如果美國政府停止其對於反政府軍的支持,桑地諾政府會同意停火並恢復公民自由。克裡說:「如果美國真的認為和平很重要,那麼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克裡和哈肯星期六下午回到華盛頓,隨即加入到醞釀辯論中,這是關於裡根總統要求援助反政府軍的討論,他們處於辯論中的中心位置。訪問尼加拉瓜讓他成為媒體追捧的對象。同行的一位記者注意到:「記者和電視台工作人員總是關注克裡,他更適應鏡頭,有時會很尷尬地,因為記者總是讓他代表他們兩個發言,而哈肯只是出現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回國後,在降落的幾個小時內,克裡在有線新聞網上說,他將要向白宮遞交一份報告,來「制止屠殺」。星期日,當參議院主要議員們到白宮與裡根總統會面,商討對反政府軍的援助問題時,克裡也參加了——他通過拋硬幣贏得了兩名新任參議員中只有一個人可以出席的機會。    
    星期日的早上,就在白宮會面的同一天,克裡出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直面全國》(Face the Nation)節目中。這是西貢陷落十週年紀念,越南戰爭像噩夢一樣結束,那時在恐怖統治下的人們風暴般地湧進飛機和直升機,希望能逃離正在節節勝利的越南的統治。在克裡出現之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觀眾先看到的是一個電視短片,裡根總統稱越南戰爭是「神聖的事業」,同時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親自出現,並辯駁說尼克松總統已經取得了「可貴的和平」。然後克裡講述了他從越南戰爭得來的經驗:「我們應該瞭解,怎樣為我們的利益下定義,怎樣為可取得的目標下定義……帶領美國人民前進,還要誠實而正當地前進。」關於尼加拉瓜,有種判斷認為,奧爾特加的提議只是危急時刻的政治活動(PR campaign),是為了破壞援助反政府軍的表決。克裡反對這種看法,他說:「我覺得(我們達成的)這份提議是有實質意義的。」    
    剛剛上任三個月,他就在華盛頓最有爭議的政策辯論中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在有線電視新聞中,他講述了從越戰得來的經驗教訓。他此前已經訪問了尼加拉瓜的總統。現在,他正在與美國總統和參議院的重要議員們會面。他手中拿著一份和平提議,這很可能會破壞裡根總統所希望的援助反政府軍的要求,而且,對於是否援助,參議院定於下星期二進行表決。    
    然而,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當天下午,白宮公開指責奧爾特加的和平提議,稱其為「主動宣傳(propaganda initiative)」的老套,他們的目的是想要影響即將到來的星期二表決。國務卿喬治·施伍爾茲(George Schulz)說:「我肯定,對於我們來說,如果參議員四處奔忙並開始和我們的對手打交道,這會是個不小的問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譴責這兩個新任參議員,認為他們打破了1799年的聯邦條例,即禁止公民與外國政府談判。    
    因為想要顛覆桑地諾政府,裡根政府有充足的意識形態理由,用於指責克裡和哈肯的訪問。但是,政府辯駁中的一些模稜兩可的措辭,暗示出這兩名參議員可能已經製造了一些他們自己引起的問題。在克裡遞交的文件中,奧爾特加重申了尼加拉瓜革命的「不結盟」性質,儘管該國和蘇聯以及古巴有聯繫。關於其承諾將恢復公民自由這個問題,國務院指出奧爾特加已經將政府管制的緊急狀態延長了六個月——就在會見了克裡和哈肯那天之後。    
    克裡說,他並沒有天真地看待桑地諾政府的高壓政策。克裡在訪問中的一個顧問記得,克裡非常「厭惡」那個外交部長的過於奢華的住宅,那所宅子是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在聲稱正在進行「人民革命」的時候,被沒收充公的。星期二是參議院表決是否援助1400萬美元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克裡卻對他的同僚們說,是時候來結束「流血、受難和恐怖主義」了。他說道:「我願意……冒險來試驗桑地諾政府的誠意。」那一天,桑地諾政府獲得了重要勝利,參議院否決了裡根政府想要援助反政府軍的要求。丹尼爾·奧爾特加曾經許諾如果停止援助反政府軍,他會將蘇聯和古巴的顧問們驅趕出境。在參議院表決支持桑地諾政府一天以後,丹尼爾·奧爾特加卻登上了蘇聯的飛機飛往莫斯科去籌集兩億美元的貸款。裡根總統的演講撰稿人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個好結尾。    
    奧爾特加訪問莫斯科,讓民主黨人丟了臉。有一位同情克裡和哈肯的專欄作家寫道,參議員們在他們的馬那瓜會談期間被告知了這件事。「實話說,他讓我們很是尷尬。」克裡的同僚,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參議院發言人蒂普·奧尼爾在談及奧爾特加時說。(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克裡斯·J.多德〔Chris J.Dodd〕公開質疑,為什麼他的民主黨同僚們會如此幼稚:「我的同僚們認為他還會去哪兒呢?迪斯尼樂園嗎?」)    
    克裡發表了他對於奧爾特加訪問的回應。他說道:「對於(奧爾特加)會去蘇聯,我同所有人一樣,都很驚訝。」「事實在於,儘管我們不願意談及,但還是要問個問題:他還可以去其他地方尋求幫助嗎?」    
    奧爾特加訪問莫斯科還造成了白宮重新開始其援助反政府軍的努力。六個星期之後,民主黨帶領的眾議院戲劇化地顛倒了原來的意見,同意給予反政府軍2700萬非軍事資助。參議院也同意該項資助,克裡修正了自己的意見,要求依據國際法來付款。但這一修正案在進一步被改為要在美國法律的授權下進行該項活動之後,才獲通過。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3)

    在這種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環境下,克裡由於其不警惕,遭到抨擊,說他曾經和共產主義者打交道,並被其利用。「聽到這種言辭,他感到很困惑,也很驚訝。」他的主要顧問喬納森·瓦納(Jonathan Winer)回憶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是他沒有經歷過華盛頓媒體大軍的考驗。」    
    那些保守派想要為克裡製造一個同情共產主義的形象,這段尼加拉瓜插曲正好為他們提供了便利。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譴責克裡,說他和奧爾特加「親切友好」;而其他人則開始斥責他,認為他效忠於「激進的左翼活動」。1986年初,當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表示,克裡和哈肯曾經為奧爾特加作辯護,克裡用以下的話來做回應:「白宮說,如果你不站在他們這一邊,你就會站在其他人那一邊。在我看來,參議院裡沒有人曾經為桑地諾政府作辯解,也沒有這個必要。但是桑地諾政府的失敗並不應該成為藐視和平機會的借口。」    
    事實上,自從尼加拉瓜回來後,在1985年,克裡的看法始終沒有變化:無論對方有怎樣的過失,白宮也應該和桑地諾政府舉行和平會談,而不應該資助一場暗戰,暗戰會破壞那一地區的穩定,並把尼加拉瓜進一步推進蘇聯的懷抱。因為助長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反政府軍的氣焰,在該地區以及國際社會內,裡根正在使美國的聲譽受到威脅。    
    從越南以及中美叢林用裝屍袋運回美國士兵的景象始終縈繞在克裡的腦子裡。「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相關問題上,克裡那不留情面的態度大部分是因為『越南老兵綜合症』。」前助理和調查官傑克·布盧姆(Jack Blum)說道,他是在描述那些回返士兵在戰後的幻滅感時這樣說的。「回國後,他們發現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只對掩蓋他們的愚蠢感興趣,同時,無辜的人們卻為此而犧牲……這就是一筆冷酷無情的買賣。」    
    在參議院裡,克裡對同僚們說:「16年前的經驗已經讓我懂得,在交戰前,當出現了可以談判的好時機的時候,為了美國人民的現在和未來,就應當這樣做。」    
    克裡建立了一個有經驗的專家組,但是他的最熱心的顧問之一就是他的父親。「我哥哥過去常常笑話從父親那兒收傳真,」黛安娜·克裡(Diana Kerry)——克裡的妹妹說道,「他看到那些大寫字母就很不舒服,我父親有政治家的觀點,他很樂於將他的看法告訴約翰。」    
    理查德·克裡是冷戰時期前外交官,他認為,2004年的政治環境非常適合那些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或者那些對美國進入伊拉克表示不滿的歐洲評論員。在1990年的一本書中,他譴責美國的態度,那種態度認為「其他人應該同意我們對世界秩序的看法」,「現在只有美國的民主政治才具有保持和平和秩序的效用」。    
    理查德·克裡是否在中美洲問題上為兒子提供了建議,這一點並不清楚。儘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在書中,他將20世紀80年代的尼加拉瓜挑出,作為一個例證來說明,在裡根總統時期,始終堅持「用生硬而黑白分明的術語,將世界劃分為蘇聯東歐陣營和美國民主陣營,並以此來看待冷戰」。前外交官寫道,「這是一種錯覺,認為桑地諾政府是民主政治的障礙,而當時,那不過是某種狀況在尼加拉瓜佔上風的一個徵兆罷了。」    
    那段奧爾特加插曲,再加上他的投票記錄,將克裡穩穩地安置在了參議員政治光譜的左側。在上任的第一年裡,他獲得了議會裡最多的投票記錄之一——為民主黨活動從左傾的美國民眾那裡獲得85%的得票率。根據《議會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當時有73%是因為他投票反對裡根總統。    
    這些選票中有許多是用來反對總統最喜愛的武器系統的——顧問喬納森·瓦納說,克裡將其歸結為是「非常昂貴、破壞穩定而沒有用處的」。在他的首次演講中,克裡想要讓參議院不要進一步去部署MX導彈。在即將到來的武器控制談判中,裡根政府想要用這種導彈起到部分地制衡蘇聯的作用。    
    5月,參議院否決了克裡的議案,其中克裡想要延長一道反對衛星武器測試的禁令。6月,他盡力去凍結對於戰略防禦預案(通常稱為「星球大戰」計劃)的資助,並稱其與美蘇武器控制協議「根本性矛盾」,這也沒有成功。9月,在日內瓦核凍結會議上,他提議重新改動武器控制計劃,建立一種查驗程序來消除美蘇互信的必要。克裡辯論說:「在核環境下的國家安全需要三種基本要素:強有力的國家防禦、武器控制和軍備裁減協議以及維持已經存在了20年的相互威懾戰略政策。」    
    克裡堅決反對共和黨的防禦和外交政策,可是他在財政政策上卻轉而支持保守派,這讓他的同盟者們很驚訝。1985年秋,在參議院中,他是首先簽署協議、要共同支持格蘭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赤字縮減措施的民主黨人之一。    
    那時,新罕布什爾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沃倫·拉德曼(Warren Rudman)回憶說:「我清楚地記得,因為我有點兒被嚇到了,我不認識參議員克裡,而那時,1985年秋天,有許多民主黨人不再支持這一政策了。我記得約翰想要談談這件事。他很關心——我們也很關心——那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    
    拉德曼注意到:「所有的議案真正要做的,只是在政府能夠借貸多少上設限制,可以削減計劃,或者提高稅金,但卻不能借更多的錢。那不被人理解,但克裡卻很明白。」當時,聯邦政府有兩千億美元的預算赤字,而國債已經達到了兩萬億美元。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4)

    克裡的做法嚇壞了他的同盟者們,他們——像許多民主黨立法者一樣——擔心那項法律會造成社會消費緊縮。一位助理回憶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反反覆覆地進行著特別冗長的辯論。」    
    瓦納記得:「對他來說,和其他來自東北部的民主黨人面對面並不是很自在,製造出的政治問題和解決的一樣多。他為其決定道歉——(注意到)泰迪(Teddy)要不高興,克裡斯(Chris)也會不高興……」事實上,許多民主黨人都不高興——起初是這樣。    
    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包括多德和肯尼迪,最後支持了那項措施,就像肯尼迪所說的那樣,這部分地是為了對裡根在軍事上的「過度開銷」「作出真正的犧牲」。「約翰·克裡在該項問題上起著領導作用,這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當時評論道。(格蘭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以兩黨間很大的票數差距而由國會通過,並由裡根總統簽字寫入法律。但是後來,原來法律中的自動削減支出被宣佈是違反憲法的,在那之後,這項法律被大幅度修改了。)    
    將近一年之後,1986年夏日的一天,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們聚集在與議員席相隔的緊閉的房門之後,聽取克裡的報告。那年春天,克裡像自由記者一樣,做了一份調查報告,這是關於裡根政府對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非法援助的報告。在這次僅限於少數人的會議中,他想要敦促外交關係委員會對此開始官方的調查。    
    對於那些批評克裡的人——在裡根總統的聲望最盛時,他們對馬薩諸塞州的自由派的抨擊特別地猛烈——這一行動就像是克裡又一次譁眾取寵的表演。幾位委員會成員對克裡要自我擢升的名聲特別留意;其中一位公開抱怨說,參議院的成員已經將此事洩露給媒體。    
    掌控委員會的那些共和黨參議員是由於裡根的聲望才得到多數派的席位。私下裡,他們越來越感到一種來自於白宮的影子人物的壓力,這是一位名叫奧利弗·諾思(Oliver North)的海軍上校,他組織一系列活動來支持反政府軍。    
    然而,在幕後,克裡和參議員傑西·海爾姆斯(Jesse Helms)結盟,這名參議員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死板的保守派。作為委員會中老資格的共和黨人,海爾姆斯是克裡達成願望的關鍵。而對於海爾姆斯,毒品戰爭是關鍵。在他們調查的過程中,克裡和他的同事們發現了證據,可以證明一些反政府軍和毒品走私有關係。就政治觀點而言,克裡和海爾姆斯是對立的。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持相同政見者,對那些奉承者不屑一顧,並且想要改變參議院。「我和傑西在一起待了很長時間,」克裡回憶道,「我和他談話,用他的方式談話。傑西對於我做的許多事情都不以為然,但他是位紳士,是個信守諾言的人。」    
    在克裡的報告結束之後,一些老資格的議員轉向海爾姆斯,詢問他對於這個報告的看法。「傑西,你認為這個怎麼樣?」特拉華州的參議員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問道,「我知道你是支持反政府軍的。」根據這次秘密會議的記錄,拜登是委員會中資深的民主黨議員。    
    「我會告訴你我不支持什麼,我和約翰·克裡已經談過這一點,就是向這個國家運送毒品。」海爾姆斯對他的同事們說,「我不介意他們是站在哪一邊的。」海爾姆斯和他站在了一起。委員會最終達成一致:要去調查反政府軍,以及反政府軍和毒品之間的聯繫。    
    當伊朗反政府軍醜聞被公開時,約翰·克裡那傑出的起訴技能、渴望媒體關注的心情和還在燃燒的怒火有了用武之地,就像他後來所說的,他仍然在「看到政府製造謊言,並意識到其(在越南的)後果」時,感到憤怒。約翰·克裡和奧利弗·諾思,在年齡上只差三個月。兩個人都曾經在越南服役,都以英勇著稱,都曾獲得銀星勳章和銅星勳章。克裡有三枚紫心勳章,而諾思也有兩枚。克裡從戰場上回來後,就反對無意義的死亡和政府謊言。然而,諾思卻認為,越戰是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的光榮戰爭。諾思譴責那些反戰的抗議者,因為他們迫使美國過早地撤軍。對伊朗反政府軍的調查,將使這兩位決定性人物相互競爭。    
    國會調查是一套成規,是美國式的例規: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調查卡車司機工會會長吉米·霍法(Jimmy Hoffa);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驅逐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辭職。這種形勢適合克裡。他曾經是個不停歇的公訴人,喜歡被公開讚揚;他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被托付給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一個通過法律、支持同事的影子。肯尼迪在總結克裡在參議院的首要作用時說:「他本質上是一個好調查的人。你可以調查,然後制定法律。他已經調查了。」    
    那時,諾思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白宮助理,留著短髮,性格嚴厲剛直,充滿愛國熱情,並且對裡根總統十分忠誠。諾思曾經秘密地開始組織一項複雜的計劃,想要從富有的保守派、其他國家以及秘密的武器銷售的盈利中募捐錢財,用以繞過法律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    
    事情正在準備當中,這個消息進入了克裡在國會山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已經成了一塊磁鐵,從左派記者、活動家以及陰謀理論家們來的秘密消息都被吸引到這位參議員的反戰歷史和對裡根的中美政策的批評上來。「我組織的活動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將越戰期間的經驗教訓帶到參議院。這提醒我,要反對那種非法活動,它正在進行,我們聽說了這件事。」克裡回憶時說,「從嚴格意義上講,我的確在進行一次特殊的調查。」這位越戰時期的船長曾經指揮著快艇前進殺敵,現在,他又召集了一支有戰鬥性的隊伍,眾志成城地在拉塞爾參議院辦公大樓(Russell Senate Office Building)裡工作。克裡這支鬥志旺盛的隊伍在華盛頓並沒有什麼經驗。像克裡一樣,這支隊伍也不太想融入美國參議院的上流模式中去。在選擇助理上,克裡是個折衷主義者,這和他選擇參議院搭檔的時候是一樣的。前參謀長弗朗西斯·茲文尼格(Frances Zwenig)說:「約翰組成的是一個非傳統型的聯盟。」「不可能將他歸入某一類。他所喜歡的是那些像他一樣的戰士,那些活躍的人。」另一位前參謀長羅納德·羅森布裡斯(Ronald Rosenblith)說。他同時還講出了自己的性格特點:「我惹人討厭,我就只知道講實話。」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5)

    1985年年末,克裡的同伴們收到了一份有趣的報告。這份報告來自約翰·馬提斯(John Mattes),一位邁阿密的公設辯護律師,他的姐姐是馬薩諸塞州的和平擁護者。馬提斯有一位顧客,聲稱對於反政府軍的秘密支援網絡十分瞭解。克裡的同伴採訪了馬提斯和他的顧客,並且飛往哥斯達黎加去詢問其他年輕人,這些人涉嫌曾經為美國所支持的援助反政府軍的網絡而工作。    
    克裡當時的顧問瓦納說:「那就像是一部偵探小說。」調查出的線索說明「裡根政府違反了美國法律,奧利弗·諾思涉嫌其中,我對這個人完全不瞭解」。克裡的同伴們向他報告了得出的令人難以接受的判斷——這可能是走私和暗殺事件。當聽到這些的時候,他總是苦著臉歎道:「這不是真的,不可能發生。」    
    但他給別人留了餘地。克裡得到了參議員理查德·路加(Richard Lugar)的信任,後者是受人尊敬的共和黨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在監察1986年菲律賓選舉時,克裡曾經和他共事。    
    路加回憶說:「他明白,對於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是嚴肅而雄心勃勃的,這項工作很龐大,但他在工作中總是很公平。他不是那種持不同政見者的典型。我覺得,他並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只是苛求裡根總統,苛求一位共和黨總統。」    
    但諾思卻一直認為,克裡就是裡根總統的一大威脅。他多次謝絕了採訪要求。後來國會得到了他的筆記本,其中記錄了很多關於克裡、他的同伴們以及他們的自由調查的事情。1986年4月18日,諾思寫道:「參議員克裡想要得到證據,將RR(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和La Penca聯繫到一起。」運動中的不妥協者曾試圖暗殺一位反政府軍的領袖,La Penca就是那次暗殺事件的發生地。不久之後,克裡遇到了阻力。國會調查員們後來說出實情,政府脅迫克裡的那些證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傑克·特雷爾(Jack Terrell)的神秘人物,他聲稱曾經是反政府軍的顧問,以化名「法拉科上校(Colonel Flaco)」來工作。    
    特雷爾對克裡以及少數幾個調查員說,諾思的援助網絡曾被用來走私軍火和毒品。克裡的同伴們在新奧爾良採訪了特雷爾,然後帶他到了華盛頓,將他安置在一個安全的房子裡,並獲得了自由派智囊團,即國際發展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Policy)的資助。在後來被伊朗反政府軍委員會得到的一份遞交給裡根的備忘錄中,諾思警告說:「特雷爾的指控是參議員克裡所作的調查的核心。」諾思將特雷爾標注為尼加拉瓜間諜、潛在的總統暗殺者和「恐怖主義威脅」。    
    情報機關改變了方向,FBI開始監視特雷爾。密探們跟蹤他,調查他的電話記錄,檢查他的垃圾,強迫他接受測謊儀測試。他們最終發現,這個人對總統毫無威脅。但是他的熱情消失了,沒有再去作證。    
    此外,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的共和黨人洩露了克裡對政府的調查的細節。傾向於保守派的《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發表了幾篇文章,聲稱克裡的同伴們正在誘導證人作偽證。在諾思的堅持下,FBI開始收集關於克裡的調查的信息。    
    儘管有克裡和國會調查員的工作,諾思的活動還是在秘密地進行。但是在1986年10月5日,一架C123飛機在尼加拉瓜被擊落。在殘骸中發現的文件,將這架飛機和CIA所有的南方運輸航線聯繫起來。一位倖存的機組成員尤金·哈森福(Eugene Hasenfus)說,他和武裝反政府軍的工作有關。對於克裡的調查員們來說,這次事件像是CIA的一次秘密行動。他們都懷疑諾思也與之有關。到此為止,在克裡的要求下,全體委員會成員開始了調查。1986年10月10日,克裡利用這一天來聽取對助理國務卿艾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的詢問,是關於裡根政府是否曾經牽涉到外國政府和武裝反政府軍。    
    阿布拉姆斯:「可以說,在我擔當助理國務卿的15個月裡,我們沒有從任何外國政府那兒收到過一分錢,一分錢也沒有。」    
    克裡:「我們是誰?」    
    阿布拉姆斯:「美國政府。」    
    克裡:「那反政府軍呢?」    
    阿布拉姆斯:「我不知道。但並不是說,我知道這件事而它沒有通過我們來做。事實是,我認為我會知道這件事,因為如果他們跑到外國政府那裡,該國政府就會想得到我們的贊同去幫助反政府軍。然後他們就會對我們說,你們想讓我們這樣做,是吧。這樣的話,我就會知道這件事的。」    
    這份證詞以及其他對國會委員會的類似陳述,後來導致了阿布拉姆斯不得不承認他犯了錯誤,對國會隱瞞了事實。(1992年,他由老布什總統赦免,現在則在小布什的白宮供職。)    
    10月15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詢問五天之後,諾思對克裡的工作又一次感到惱怒。他在筆記本中寫道:「約翰·克裡——有八票。」克裡的名字被加上了下劃線。    
    之後,在1986年11月初,黎巴嫩的《帆船》週刊披露了一份震撼國會山的爆炸性消息,說美國向伊拉克秘密出售武器。幾周之後,白宮透露說,武器銷售所得的資金已被轉往援助反政府軍。突然之間,克裡的理論看起來並不是很牽強。他希望可以借此將調查引導到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中來。違反法律向交戰國一方出售武器(當時伊朗正與伊拉克交戰)是當時的全國頭條話題,在國會大廳裡,有人擔心,美國恐怕將會遭遇另一次總統任期中斷(即伊朗門事件)。    
    但是,國會領袖們選擇伊朗反政府軍調查委員會的中堅分子的時候,克裡沒有被選中。這些被選中的人是一些同意大多數人意見的政治家,而不是反對者。處於失望中的克裡和他的同伴們感到,選中這些人作為委員會成員是為了掩蓋事情的真相。瓦納回憶道:「他早就被通知,他們不會選中他,他資歷不足,並且引起爭議……他們考慮的是共和政體的生存。」甚至一些民主黨人也「認為約翰比他們想要的更加激烈」,羅森布裡斯說。    
    


給和平一個機會給和平一個機會(6)

    作為安慰,民主黨領袖讓克裡做小組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小組委員會是關於恐怖主義、麻醉品、國際聯合行動和一個建立反販毒聯盟的憲章的。在失望之中,克裡用他的調查來反擊。這個小組委員會於1989年發佈了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CIA和其他美國探員無視在反政府軍網絡的邊緣上發生的毒品走私。在許多情況下,毒品走私販正使用著和反政府軍所用的一樣的飛機、機場以及其他資源。    
    讓陰謀理論家失望的是,克裡和他的同伴們沒有發現證據,能證明美國偷運毒品或支持反政府軍的毒品團伙。    
    在調查中,一位俄勒岡州的商人理查德·布蘭尼克(Richard Brenneke)聲稱與CIA有聯繫。克裡的小組委員會取得了他的證詞。他控告副總統喬治·布什的辦公人員曾支持了反政府軍的毒品走私活動。這個控告是聳人聽聞而沒有事實依據的。布什質問克裡,讓他「拿出證據,不要再透露不公正或不真實的信息」。克裡否認洩密,而小組委員會放棄了布蘭尼克的觀點。    
    共和黨參議員們懷疑克裡的動機。克裡的調查——在1988年總統競選中開始實施,當時是布什和馬薩諸塞州州長邁克爾·杜卡齊斯競爭——「好像是杜卡齊斯競選活動的一部分」,肯塔基州參議員米奇·邁克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回憶說。他是小組委員會中的資深共和黨參議員。該項調查「退化為有偏見的黨派性議事日程」,邁克康奈爾認為,克裡就是想要製造言論來損害布什的聲譽和成為總統的可能。    
    最終,小組委員會在反政府軍的販毒聯盟上的發現被後來的兩次聯邦調查所證實。CIA的監察長和司法部發現,這些探員很少或沒有對那些數以百計的指控作出反應。這些指控說明,反政府軍和他們的援助網絡及毒品有關。    
    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克裡以這種方式帶領他的參議員同伴們集中於調查、取證和證詞。這和他在十年前做米德爾塞克斯縣的助理檢察官時的方式一樣。但是現在,他所協助調查的對象不再是本地的賊或罪犯,而是毒品、間諜和洗黑錢的全球地下網絡。在對反政府軍毒品走私的調查的一個分支中,克裡研究了一些報告,這些報告說明巴拿馬獨裁者曼紐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和毒品走私有關。但調查顯示,諾列加是在一家國際商業信貸銀行(The 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的幫助下將錢運出巴拿馬的——這又激起了克裡的進一步調查。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是一個源自中東的機構,其僱員很少對那些富有而強大的顧客提問題,這一點深受軍火商、毒品販子、像諾列加一樣的專制君主以及情報局的歡迎。在CIA,它被稱為「賊和罪犯的銀行」。CIA有時也利用這家銀行來洗錢。    
    1988年,克裡開始調查。這驚動了華盛頓的一些民主黨組織。BCCI有名望的朋友包括前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以及前總統的預算總監伯特·蘭斯(Bert Lance)。當新聞透露說,克利福德在華盛頓的銀行是BCCI的後台時——以及那位銀髮的民主黨人曾經在這項活動中受益良多——克裡的那些參議院同僚頓時變得冰冷。    
    不止一位民主黨參議員問克裡:「你在對我的朋友克拉克·克利福德做什麼?」克裡的助理們還記得,帕米拉·哈里曼(Pamela Harriman),一位著名的政黨資金資助人,她曾經在喬治敦她的家裡為克裡舉辦宴會,她和傑奎琳·肯尼迪·奧金克洛斯(前總統肯尼迪的遺孀,後來嫁給希臘船王奧納西斯——譯者注)拜訪了克裡,要求他不要追蹤克利福德。克裡和他的同伴們處於極端的壓力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羅得島的民主黨參議員克萊本·佩爾(Claiborne Pell),開始要求克裡結束調查。布盧姆將反對BCCI的證據遞交給司法部,但被回絕了。在克裡的祝福下,布盧姆離開同伴,將案件轉呈給紐約區檢察官羅伯特·默根薩(Robert Morgenthau),他受審了案件。結果,1991年夏,距克裡調查三年後,這家有大人物做幕後主使的銀行倒閉了。    
    在那年秋天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當他最終讓84歲的克利福德出現在證人席上的時候,可以看得出克裡的心裡在掙扎,他沒有故意刁難這位老政治家,允許後者說自己已經忘記了。在休息的時候,他的助理們催促他。他對助理吼道:「他是位老人,他不記得了,我不會去羞辱一位老人。」大衛·麥肯(David McKean)還記得他說過的這句話。他是克裡的表兄,也是克裡的同伴之一,他後來寫了一本關於克利福德的書。    
    幾年之後,克裡說,當他發現克利福德以及其他有名望的民主黨人和BCCI有關時,他感到「震驚……驚訝」,但是「只能聽天由命,繼續調查,不管後果如何」。    
    克裡是帶著敬意來對待克利福德的,對於這一點,他辯解說:「我認為,羞恥要有一個平衡。很多人是看著約瑟夫·威奇(Joseph Welch)回應喬·麥卡錫(Joe McCarthy)長大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還記得他關於羞恥感的詞句。」1954年,隨軍顧問威奇在回應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指控他為「赤色分子」時說:「先生,你最終還是沒有羞恥感嗎?你沒剩下些羞恥感嗎?」(「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at long last? Have you left no sense of decency?」)    
    克裡在談到質詢克利福德時說:「我認為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想要證明的,我們得到了證詞,這很重要。但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去跨越那條必要的界線。」    
    


漂泊年代漂泊年代(1)

    1987年初,只當過兩年參議員的約翰·克裡就已經成為政治舞台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由於他的反戰活動尤其是對伊朗門事件的窮追不捨,克裡已經上了保守派的黑名單。奧爾特加的蘇聯之行和對裡根軍火政策所投的反對票,更使他日益成為右派發言人和評論員攻擊的對象。    
    1988年,伊朗門事件導致共和黨繼續入主白宮的希望岌岌可危,作為調查人的克裡遭到了保守派更多的攻擊。1987年初,《華盛頓時報》譴責他在山地尼斯毒品走私案件中掩蓋了事實。 《保守黨文摘》的發行人則譴責他「親山地組織,親共」的立場,說他在很多年前就是一個「為越共成員打抱不平的老兵」。3月,《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克裡可能將取代泰德·肯尼迪和蒂普·奧尼爾成為對右派最具威脅的人物。    
    「我的愛國心總是受到這夥人的打擊,我真的受夠了。」 克裡說道。他不斷重申自己支持中美洲擺脫蘇聯和古巴軍事控制的立場。他還說:「我曾經為這個國家戰鬥,為它流血,而且去年我還投票贊成了一項3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    
    不過兩年前剛進入首都時還以愛炫耀著稱的克裡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謹慎的政治家,在他參議院的同事當中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當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他說的一定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新罕布什爾州的前共和黨參議員沃倫·拉德曼回憶道,「他從不用誇張的修辭,陳述事件的時候就像一個法律公訴人,總是用事實說話。」    
    1987年克裡開始在民主黨內部身居要職,擔任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DCSS)的主席。這個職務不僅能提升他在民主黨人中間的地位,而且能夠加強他和眾多支持民主黨的財閥的聯繫。1986年,在參議員喬治·米切爾的領導下,該委員會因幫助民主黨在參議院中贏得多數席位而受到嘉獎。 克裡曾經是僅有的三個拒絕政治行動委員會資助自己競選的參議員之一,現在卻希望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和有錢的捐贈人來募集數百萬美元以進一步擴大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影響。    
    「約翰剛開始的處境很不利,因為他拒絕了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是很可觀的。」克裡的籌款人羅伯特·A.法墨說。法墨相當活躍,當時他差點就成了杜卡齊斯參加總統競選的籌款人,他說:「人們對克裡持懷疑態度,不僅因為他拒絕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同時也因為他是個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以注重實效的行事風格贏得了人們的信任。」當然也少不了法墨有力的籌款支持。    
    2月26日,在法墨的策劃下,杜卡齊斯和克裡主辦了馬薩諸塞州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籌款活動,賣出了一萬張票給那些有錢的捐贈人,總共獲得了475萬美元的資金。在波士頓的梅裡迪恩酒店,那些富有的捐贈人和六位民主黨參議員以及三位地方官員共同享用了魚子醬和美味的肉片。    
    類似的活動還在富饒的民主黨據點比如邁阿密和好萊塢舉行。截至6月,克裡的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DSCC)已經為民主黨候選人籌集了將近270萬美元,比1985年同期增長50%。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捐贈來自政治行動委員會。當時,克裡對一個記者說,對於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他個人仍然保持原來拒絕的態度,但是如果其組成有所變化的話,他將會考慮接受他們的錢。1984年克裡在沒有接受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的情況下贏得參議員競選之後,在寫給他的支持者的一封信裡問道:「我應該繼續拒絕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錢嗎?」還問道:「華盛頓的那幫憤世嫉俗的人總是告誡我拒絕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太天真……你覺得拒絕特殊利益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錢就是天真嗎?」過後不久一個助手向記者證實,克裡在這件事情上沒有搖擺不定。他將繼續為競選活動努力爭取公眾捐款。    
    儘管克裡為民主黨籌集了數百萬的資金,他的個人財政情況卻一團糟。後來他的第二任妻子特麗薩·海因茨——一個有錢的調味品公司的財產繼承人——說80年代後期是克裡的「漂泊年代」,因為有一段時間他連續好幾個月都居無定所。    
    1985年當克裡首次搬到華盛頓時,他在國會山上買了一棟價值175萬美元的房子,以此獲得了473 313美元的抵押貸款。其中的大部分被他用來償還競選債務了。克裡說這樣雖然鞏固了他的借債信譽,但卻是一筆很複雜的交易,繞著法兒又讓他把5萬美元投入一個有附帶條件的基金,購買一份作為間接附加條件的大型人壽保險單。這筆款子還償還了克裡以個人名義借給參議院競選活動的156萬美元。但是他後來說,購買這棟房子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因為他發現自己的大部分週末都會回波士頓和8歲的瓦娜莎以及11歲的亞歷山德拉一起度過。回到波士頓,克裡卻沒有一個真正的家,他主要依靠朋友和家人,作為美國參議員的克裡在自己的家鄉卻像一個過客。他放棄了比肯街216號的一處單元住房,因為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實在太貴。大概也是在那個時候他搬到了華盛頓。1985年初,當他再回到馬薩諸塞州時就開始居無定所了。    
    那年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是在他的首席籌款人衛斯裡·E.芬奇在波士頓南隅的一所公寓單元房裡住的,克裡只在他待在波士頓的日子按日付給他房租。這一事件在若干年後的參議員競選活動中還被公之於世,成為頭條新聞。    
    克裡說他的很多個週末都是在他前妻朱莉婭在布魯克林的家中和兒女們一起度過的,當然是在朱莉婭不在家的時候。他們在那兩年多前離了婚,所以朱莉婭和克裡一樣那個時候正和其他人約會呢。他還有他的密友大衛·索恩海灣家中的鑰匙,1986年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住在那頂樓上的一間小臥室裡。其他時候他可能在弟弟卡梅倫位於布魯克林的房子裡打地鋪,或者和他的前法律夥伴兼當時的女友住在一起。    
    從1987年底到第二年夏,克裡又度過了一段按日計費的租房時期,這次他租了愛德華·凱倫的房子,他是個房地產開發商,同時也是克裡的支持者。    
    


漂泊年代漂泊年代(2)

    在長達三年半的這段漂泊年代裡,克裡能把波士頓及其附近六個不同的地方稱之為家。「讓我來描述一下我的生活吧,」克裡說道,「那時候我剛被選舉上來,為了償還我為競選欠下的債務,我大部分週末都在全國到處跑。」他說。克裡後來在1985年曾對一個參議院委員會說他有一半的時間花在了為競選籌集款項上。「沒有到處跑的時候,我週末都是和我的孩子們一起度過的。」    
    「1985年競選結束後到現在我在孩子們身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克裡在1996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那個時期他們是很需要家長關注的,我的妻子也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們在一起,我們都非常努力地去做好孩子們的事。」儘管離婚了,克裡說在朱莉婭布魯克林家裡的地下室和車庫都還存有他的個人財物。    
    朱莉婭還在繼續和抑鬱症作鬥爭,1985年她主動住進了一所精神病醫院,因為她覺得自己「愛上了自殺」,需要安全感,這是朱莉婭後來自己說的。對朱莉婭來說,那次搬家是她個人的一次轉折——她終於找到了她所需要的幫助,而且她說她五年後就好了很多。    
    克裡夫婦是1988年最後決定離婚的。那時候,克裡身上幾乎一點現金都沒有,還要支付孩子的撫養費、競選遺留的債務以及一些學費。「他幾乎崩潰了。」他過去的一個助手傑克·布拉姆說,「他在財務上、政治上還有感情上都撞了牆。他想發展這一事業,也冒險開始了,但是真的很難,雖然看起來是通往政治成功的一條捷徑……他開始明白一切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時候其他的朋友說,和克裡一起出去吃飯或者喝酒的時候他們都會買單。有的說克裡那段時間很不平靜也很不開心,儘管表面上看起來他是華盛頓一個成功的、手握重權的政治家。他在80年代後期的很多社會關係都是政治上的交往,來自波士頓的籌款人羅伯特·克羅和約翰·曼寧就是其中的兩位。克裡在結交這種政治夥伴的時候還要一個警衛在他身邊,因為擔心如果他和一些同伴一起吃飯時被人看見,隨後他的名字就會出現在當地報紙的閒談專欄上。克裡的一個老朋友說,他剛和朋友認識的時候,一般會先面談一次,似乎是要確定一下這個朋友想從他們的友誼中獲取什麼。    
    克裡常去的地方當中有一個是洛克·奧伯(LockeOber),一個有著很大餐廳的俱樂部性質的舊幣餐館,在波士頓市中心的一個小巷子裡。這裡幾十年來一直是上層貴族後裔聚集的地方,同時也是這個城市最受商界、政界和社會要人歡迎的午餐會晤場所。    
    克裡還是伊馮(Yvonne)的半正式成員,伊馮是洛克·奧伯內部的一個私人俱樂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興旺。一個常去那裡的客人稱它是「名利俱樂部的篝火」,專為年輕、富有、通常還是單身的波士頓人提供結交各界要人的機會,是「波士頓的名流集散地」。    
    克裡個人生活的不安定並未影響到他在政治上的表現。他在參議院的第一年底就獲得了高度評價,因為他很關注當地居民的問題——為馬薩諸塞州的在職培訓、研究和公共設施建設項目爭取到聯邦政府的資金等等。而且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對市長和其他地方官員都進行了很認真的監督。    
    但是克裡由於一些外交政策問題在世界各地穿梭,也使他在國內受到關注。1986年3月,參議院會長、馬薩諸塞州現任政治諷刺家威廉·巴爾傑在給已退休的美國議院發言人蒂普·奧尼爾的一份推薦書裡極力稱讚了克裡。「他剛從菲律賓回來,」巴爾傑說,稱克裡是一個「世界參議員」。兩個星期以後,在聖帕特裡克節的早餐上,巴爾傑又擰了克裡一把,說他「是從遙遠的尼加拉瓜行政區趕來的」。    
    克裡沒有國外考察任務的時候也是到處奔波去作演講。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為了使收支平衡,克裡平均每場演講要收取1400美元的酬金,他在參議院的前五年每年能因此收入26萬美元。這些錢大部分是智囊團和學校給的謝禮;也有一些來自商業協會比如馬薩諸塞州銀行家協會或企業如高曼·薩克斯(Goldman Sachs)和謝武倫(Chevron),這些企業或協會希望在議會召開以前對參議員提出有利於自己的立法要求。    
    克裡承認那時候他的經濟緊張。「我幾乎用光了我的老本兒,那時候我實在是囊中羞澀。」他說。關於謝禮的問題,國會1991年已經明令禁止了,克裡說:「我沒有接受任何對我的委員會有所企圖的人的謝禮。」除了國外關係委員會,克裡在1990年前還在另外三個控制金融利益競爭以及與政府部門關係樞紐的委員會有席位,這三個委員會分別是銀行業、住房與市內政務委員會,商業、科學與交通委員會和小商業委員會。    
    1986年,克裡又投資了21萬美元到一個低風險的地產生意,是由他的競選出納員、開發商兼他當時房東的衛斯裡·芬奇安排的。在第二年的一本商業小冊子裡,芬奇還炫耀了一番他和克裡的關係,他說「在美國參議院的稅收和經濟問題上與克裡以及他的同事曾親密合作過」。那時候,克裡的發言人克裡斯·格裡雷還為芬奇利用和克裡的關係提升公司知名度進行辯護,他說:「他有權利把他進行的公共服務記錄印到他的小冊子裡,我認為那沒有什麼利益衝突。」    
    芬奇幫助管理了克裡和他當時在參議院的助手羅納德·羅森布裡斯對馬薩諸塞州的塞倫和克林頓兩個社區共管單位的投資項目。這些共管單位中有一個在芬奇介紹克裡和羅森布裡斯成為搭檔時就已經在買賣協議中了,儘管他們三個人都否認芬奇告訴過他們這個消息。據《環球雜誌》計算,他們在大約六個月中的盈利達到了31%。    
    克裡在很長時間內都說他從來沒有利用他的權力為芬奇的公司贏得生意,但是他承認他被媒體關於這件事情的報道嚇怕了,從那以後開始討厭投資。「我覺得它是合法的,」克裡就這件事情說道,「但是媒體上的質疑弄得我太不舒服了,所以在那之後十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再也沒有投資過……沒在任何項目上投資一分錢。」    
    


漂泊年代漂泊年代(3)

    他說是芬奇公寓房事件讓他下定決心賣掉他進入公共辦公室之前在波士頓開的一家甜餅店。「我不希望因此而提出各種問題……一個在法納爾大廳私下簽訂的交易。」克裡在1996年《波士頓環球報》對他的一次採訪中說道,「我賣了它就從那些事情中抽出身來了。」很多年後,當《波士頓環球報》發現他在芬奇公寓事件之前兩年多曾在議會通過鱷魚島公司進行的減免所得稅投資的有關文件時,克裡也表現了同樣的自我保護本能和對於可能的尷尬局面的恐懼。    
    1988年,克裡在炙手可熱的華盛頓地產市場上賣掉了他在國會山上的房子,於是他的財政情況暫時有所好轉。另一個參議員(也是2004年的總統候選人),來自佛羅里達的羅伯特·格雷厄姆以42萬美元的高價買下了克裡的房子。即使算上昂貴的裝修費用,這棟他已經住了三年的房子還是讓他大賺了一筆。    
    克裡用賣房子的錢中的275萬美元支付了波士頓聯邦大街一套價值575萬美元的單元套房的預付定金。但是後來他賣出海灣的公寓房之後,說買這所住宅簡直讓他「破產」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馬薩諸塞州的房地產市場崩潰的那段時間,克裡在1991年6月以445萬美元的價格賣出了這套單元房。    
    這套房子總算讓克裡多年以來首次在波士頓有了一個固定的住所,但是現在他在首都華盛頓又無家可歸了。只好再次向朋友求助。其中一位就是鮑勃·法默,他在教育出版業上賺了數百萬美元,成立了杜卡齊斯總統競選基金組織,成為美國民主黨的首席籌款人之一。但他也是從那時起離開波士頓搬到了華盛頓,在頂級的院外活動公司擔任執行經理。    
    1989年2-3月,可能還有4月份的一段時間,克裡佔用了法默的一套租金為每月8000美元的單元住宅的一間臥室,那套房間位於別緻的華盛頓海港綜合建築群,可以俯瞰波托馬克河。克裡估計他在那兒一共住了12~14個晚上,法默沒有要租金,克裡也沒有主動支付,這件事情在多年以後的競選活動中還成了一個話柄。儘管克裡在財政上吃緊,他在參議院的聲譽倒是越來越高,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樂天而隨和的人。他英俊,勇敢,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而且他自1988年離婚以後至今未婚。八卦專欄作家把他和女演員摩根·菲爾查德以及凱瑟琳·奧森伯格編排在一起。奧森伯格是一位南斯拉夫公主的女兒,同時也是王朝電視劇公司的明星。《環球雜誌》報道說克裡和奧森伯格一起飛到科羅拉多州,陪她一起去阿斯彭參加了埃塞爾·肯尼迪的除夕晚會。但是克裡說他和她們的關係,就像和其他所有被輿論認為和他有關係的女人一樣,只是被誤會的友誼關係。《波士頓環球報》當時這樣報道:「他說他只是和她一起吃了頓飯,並談論了一下他們在新漢普郡的母校聖保羅學校。」    
    克裡抱怨這些圍繞他私生活不放的所有媒體。「在我有所承諾並且希望大家知道這段感情之前,我真的不想被輿論認為和某人有任何關係。」他說,「我並不是不希望有一段感情,我也希望能陷入愛河。」    
    近幾年來,克裡在準備競選總統時也拒絕回答任何關於他私生活的質詢。「如果喬治·布什能到處說:『在我年輕和不負責任的時候我年輕而不負責任』,」他說道,「我也可以說在我年輕單身的時候,我是年輕而單身的。」    
    儘管克裡對於他的感情生活一直保持低調,但是毫無疑問他還是喜歡一種耀眼炫目的生活方式:到阿斯彭滑雪,到科德角附近的福布斯家族的瑙什恩島度假,和他的老朋友——重唱三人組彼得、保羅及彼得·耶羅一起出去玩兒。即使是在他經濟吃緊的時候,克裡也還保持著對一些昂貴愛好的熱情,比如說賽艇、摩托車和特技飛行。(在1986年去以色列的一次調查活動中,他駕駛一架以色列空軍的戰鬥機並做了一次雜技翻圈飛行。「(飛行)就是對中東問題的正確認識,上下顛倒。」他在提到這一地區複雜的政治動盪情況時說道。)他在法爾茅斯有一艘1986年的海洋工藝賽艇,估價超過2萬美元,擁有1JK牌照和一對200馬力的雅馬哈引擎。1993年,他花8600美元買了一輛高性能的意大利機車,根據國家機車檔案,這是一輛手工製作的Ducati Paso 907 IE。一位專家說這輛車的質量相當於「法拉利機車」。克裡對於這種高速運轉交通工具的喜愛後來被人認為是自我放任的奢侈行為,也成了他的一次競選活動中的話柄之一。    
    1988年,當裡根時代即將結束的時候,克裡過去跟隨的上司、頭腦冷靜清楚的馬薩諸塞州州長邁克爾·杜卡齊斯成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7月,民主黨大會以後,杜卡齊斯在一些選舉中超出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副總統老布什17個百分點。杜卡齊斯宣揚他是希臘移民的後裔,他的理念是「注重能力,而非意識形態」。他向聯邦政府承諾將有效地解決美國人民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並且大力宣揚他在馬薩諸塞州做行政長官時的政績,他自封當時的經濟增長為「馬薩諸塞奇跡」。伊朗門事件和商業社會的內部貿易醜聞極大地降低了總統的群眾聲望。但是由於整個夏天的就業率達到50%,裡根還是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國家處於和平時期,所以裡根很難讓人指責,何況他還使蘇聯簽訂了一項武器控制協議。當時的經濟增長拯救了1987年10月即將崩潰的股市,也成就了歷史上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     
    同樣,布什繼續執行裡根提出的聯合所有可能的支持者的統一戰線政策,這為他的最終勝利打下了基礎。所以競選顧問李·阿特沃特開始實施擴大布什影響力的計劃。為了緩和與郊區無黨派人士的矛盾,布什提出了一個「更友好、更溫和」的淨化空氣計劃,對杜卡齊斯清理波士頓海灣的承諾提出質疑,並且支持一些比較受歡迎的社會項目。為了爭取工人階級更多的支持,民主黨人——經濟發展中庸派和社會保守派——阿特沃特有意通過文化價值而非具體事件來為布什競選造勢。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布什集團打算批評杜卡齊斯是一個脫離民眾的馬薩諸塞州的自由主義者。共和黨攻擊杜卡齊斯的卷宗包括他否決了一個在私立學校強制進行效忠美國宣誓的議案,還有他是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成員的事實以及他對槍支管制的支持。另外還有一件對他極其不利的事情,那就是他讓囚犯休假的政策。    
    


漂泊年代漂泊年代(4)

    那時候,聯邦政府同意短期釋放犯人,以獎勵他們在獄中的良好表現和幫助他們適應出獄後的生活,但是馬薩諸塞州做得有些出格,竟然對被判終身監禁並不得假釋(馬薩諸塞州沒有死刑,所以這就是最嚴重的刑罰了)的犯人也准假出獄。1987年,當地一家報紙——《勞倫斯老鷹論壇》——為了反對這一囚犯休假的計劃還進行了一系列討伐報道,該報道後來獲得了普利策獎。據該報道,一個叫威廉·霍頓的謀殺犯在合法的一次休假期間逃出州去並再一次強姦和虐待一名婦女,而霍頓在杜卡齊斯再三為之辯護的這一政策下已經享受了很多次這樣的休假了。在選民和立法人員的強烈抗議下,杜卡齊斯不得不在1988年初簽署議案限制國家囚犯休假政策。    
    然而,埃爾·高在4月12日的一次民主黨首次辯論會上還是把這件事情提出來了。那年夏天,布什在他的演講和競選宣傳中巧妙利用了杜卡齊斯的這一囚犯休假政策對其進行抨擊。杜卡齊斯原本高出兩位數的得票率開始下滑。    
    克裡作為杜卡齊斯的副手,在他的兩年任期內視察了馬薩諸塞州的犯罪政策並為他進行了辯護。7月6日,當他得知賓夕法尼亞的共和黨議員阿倫·斯佩各特要前往馬薩諸塞州公開就囚犯休假議案攻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裡也搭乘同一班飛機離開了華盛頓。當斯佩各特抵達波士頓州政府的陽光階梯,準備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時,克裡已經帶領一批州政府官員在那裡歡迎他了。一隊穿制服的警官方陣站在旁邊證明杜卡齊斯組織兩黨合作打擊犯罪的事實。這弄得斯佩各特措手不及,不過他還是發佈消息說關於囚犯休假的政策是「站不住腳的」,但他說明了一下他是代表布什說這番話的,並且加了一句:「我認為這對杜卡齊斯的全面評價提出了新的疑問。」當電視台的攝像機剛被收起來,困惑的觀眾不再關注台上的時候,克裡走到麥克風前改變了話題,他說:「今天我們在這裡聽到對邁克爾·杜卡齊斯的批評並不偶然,現在正是他們(共和黨人)最需要掩蓋事實的時候,看看羅納得·裡根和布什領導下的司法部在抗擊毒品交易上究竟做了什麼努力。」「我們國家,」克裡說道,「不需要一個在反對毒品交易和打擊犯罪的戰鬥中都保持沉默的領導人。」接著克裡為馬薩諸塞州的囚犯休假計劃進行了辯護,說這一政策已經變得更嚴格了,其適用標準要比其他很多州的計劃和聯邦監獄系統都嚴格得多。    
    然而由於這一囚犯休假事件和其他一些事情,杜卡齊斯的選票繼續下降。選舉當天,布什贏得了40個州的選票,而杜卡齊斯只有10個州的選票。同時在國會的競選中,克裡在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的努力為民主黨在參議院又贏得了一個席位。儘管當時克裡籌款很成功,兩年以後,他卻懇求他的參議院同事通過競選財政改革來杜絕「廣泛存在並具有極端消極影響的那種金錢控制政治並極大扭曲政治程序的現象」。    
    克裡在1990年提出來的這一計劃促使選民們核對了一個國會大選活動中的捐款箱,國會大選和總統競選的籌款機制是大致相同的。克裡的議案,作為競選活動籌款法案的修正案,最後以38︰60被否決了。    
    到1990年,馬薩諸塞州的政治形勢一片混亂。突如其來的經濟衰退使該州的經濟比全國任何其他地方都滑坡得更厲害。整個房地產市場都崩潰了,隨之而來的是很多銀行的倒閉。經濟大面積停滯,倖存的也運轉不良,州政府的財政也呈現大面積赤字。    
    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簡直沒有比這更糟糕的環境了。而最近16年來做了12年地方長官的杜卡齊斯也即將任滿下台。「經濟垮了,政府預算也滿是赤字,杜卡齊斯的人氣簡直降到比因買賣毒品在美國遭到控告的巴拿馬鐵腕人物曼紐爾·諾列加還低。」《環球金融雜誌》的作者查爾斯·斯坦寫道,「現在,在90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這種絕望悲傷的感覺是如此強烈,就像是在大蕭條時期那樣。」在這種情況下,約翰·克裡作為國會改選的候選人仍然大步向前。在競選活動早期,他的個人歷史受到大家的關注,因為他在《環球雜誌》對政治家的一個調查中承認他剛從越南回來的時候曾經吸食大麻。「大約20年前,我吸過大麻,我一點也不喜歡那東西,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嘗試過任何毒品。」克裡通過他在波士頓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說道。    
    這件事情解決以後,當時還擔任參議員的克裡開始了他到目前為止最容易的一次競選。克裡自己並不知道,但是當前聯邦檢舉人、共和黨人威廉·威爾德決定放棄向他的挑戰時,他確實鬆了一口氣。「1989年初的時候……我曾考慮過挑戰克裡參選議員。」威爾德最近說道。威爾德原來是波士頓的一名律師,後來成了司法部犯罪司的首要負責人。他放棄了參選議員,轉而把目光放在馬薩諸塞州尚空缺的州長位置上。這樣,克裡就只需要面對共和黨一個相對較弱的對手、商人詹姆斯·拉帕波特。    
    拉帕波特在他有爭議的父親傑羅姆·萊爾·拉帕波特的帶動下進入了房地產開發行業。傑瑞·拉帕波特是一個房地產律師,他在1953年以前一直都是波士頓市長約翰·B.海因斯的助手。他後來在1957年贏得了承建城市更新和重新開發波士頓西部的機會,這樣才進入房地產業。這個項目把48英畝的居民區夷為平地,代之以一個叫做查爾斯河公園的奢華住宅區。    
    小拉帕波特投入了400多萬美元的個人財產到這次競選中。9月份預選後,第一輪投票克裡和共和黨人的差距並不明顯,這讓他們大吃一驚。那年秋天,拉帕波特對克裡進行了多次攻擊。但是他對克裡最有力的攻擊是關於他和大衛·保羅的關係,保羅是當時的儲蓄貸款醜聞的主角,而且他還和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關係密切。1990年,保羅的邁阿密能源儲蓄銀行(CenTrust Savings Bank)幾近破產,根據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工作人員一份報告中的估算,保羅浪費了納稅人20億美元。那次調查揭露保羅「把數百萬美元的銀行保證金用於藝術品收藏這樣奢侈的個人行為,購買經常用於個人和政治目的的飛機及價值700萬美元的快艇……還有帆船、波斯地毯、巴加拉水晶、國外的亞麻製品和其他奢侈品」。    
    克裡也曾搭乘過保羅的飛機,而且由他擔任主席的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還曾經租用保羅的快艇來籌集資金。克裡還以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的名義任命保羅為籌款人。當他們的關係被公佈以後,克裡承認保羅曾在1989年請求他降低一部分存貸款利率以幫助他的能源儲蓄銀行。克裡給他寫了一封很友好的信,信中邀請他到華盛頓來,「這樣我們可以坐下來詳細討論一下」。但是,克裡說他最終拒絕了保羅的請求,因為國會沒有通過。克裡的前助手布盧姆說克裡「開始明白這情況對自己不利」,布盧姆強調說克裡最終擺脫了那件事情。    
    但是,拉帕波特在競選中一直抓住這個把柄,他動用共和黨的力量讓布什總統針對整個儲蓄貸款醜聞任命一個特別檢舉人,並且說保羅通過討好克裡和其他政客在拖延「最後算賬的日子……浪費了納稅人數百萬美元」。但是克裡從來沒有接受過保羅對他自己競選的捐款,而且在一次參議院委員會會議上還投票贊成關閉他的儲蓄貸款信用社(S&L)。    
    拉帕波特企圖把競選總統失敗的杜卡齊斯也和克裡聯繫起來。在一個叫「變形」的紀念版電視廣告中,拉帕波特集團就企圖把他們兩人聯繫在一起,展示了一張杜卡齊斯和克裡說話的照片,兩個人的形象都被醜化得很難看。克裡集團則作了一系列絕妙的反面電視廣告來回擊他,由他的媒體顧問、波士頓的丹·佩恩製作。其中一個叫「熱門繼承人」,把拉帕波特的形象印在一個氣球上,表現他在那些從聯邦債券中受益的家族企業間飄來飄去。「他們的廣告比我們做得好,讓你看到幽默是如何能夠殺人的。」拉帕波特集團理事傑克·坤蘭說,「他們拍了一張吉姆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言的照片,正好是他在眨眼睛的時候,接著他們還拍了一系列使吉姆眨眼睛的古怪的事情。」並且在眨眼的地方劃上圈,每個場景都以一個畫外音結束:「你能信任這樣一個人來看管我們的財產嗎?」    
    11月,共和黨人威爾德贏得了州長的位置。而約翰·克裡則以57票對43票擊敗了拉帕波特,從而開始了另一個六年的任期。    
    看來克裡和威爾德之爭還有待時日。    
    


越戰幽靈越戰幽靈(1)

    1990年8月1日,當波士頓紅色短襪集團(Boston Red Sox tied for first place,民主黨別稱)穩居首位,克裡成功地領導了他的參議員改選活動的時候,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讓他的軍隊穿越了沙漠邊界,開進了雖然很小卻有著相當豐富的石油的科威特酋長國,對鄰居垂涎已久的薩達姆迫不及待地宣佈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個省,從而對鄰近的沙特阿拉伯和西方的石油供應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薩達姆剛從和伊朗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抽身出來,為他之前對伊朗的侵略行為付出了血的代價。他的冷酷無情是出了名的,兩年前,他曾經在伊拉克北部一個5萬人口的城市投下毒氣彈,導致了多達7000名庫爾德人的死亡。薩達姆對自己的人民都能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行為,和他毫不掩飾的擴張伊拉克版圖的野心,顯然已經使他成為這個原本就不穩定的地區的重大威脅。    
    國際社會對入侵科威特事件做出了迅速反應,立刻對伊拉克實行禁運,直到薩達姆答應撤軍為止。同時,老布什在這一地區集結了大批美國軍隊,開始為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聯合作戰而艱苦努力。11月,他說服聯合國安理會同意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沒有撤出他的軍隊,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將侵略勢力驅逐出境。    
    然後這位總統又讓國會批准如果薩達姆沒有在最後期限之前撤出軍隊,就對他實行軍事打擊。對克裡來說,這可能是他的參議院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票」。他作為國會中20個越戰老兵之一,將和他們一起討論決定是否要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民捲入這場對抗全世界排名第四強大的軍隊的戰鬥,而且面對的還是一個擁有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的軍隊。    
    在20世紀80年代,克裡一直在擔心中美洲可能像越南一樣成為戰爭泥潭,導致大批美國軍人無謂地犧牲。但是事情沒有變成那樣。那裡的人們像冷戰時期夾在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代理人一樣默默地反抗著,忍受著他們能夠忍受的一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軍事顧問都聚集在中美洲,甚至解放了一個小小的加勒比海島國格林納達,但是在大部分地區,美國軍隊都沒有插足。這次波斯灣危機卻很可能造成大規模軍事干預,不能不讓人將之與那次奪去了58萬名美國人生命的臭名昭著的越戰相提並論。    
    剛開始,克裡是贊成通過外交方式解決的。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三個星期以後,克裡才說支持布什總統向該地區快速調集軍隊和政府堅持要薩達姆辭職的要求。但是他說在外交上應該給薩達姆多一點時間考慮撤軍。「我最擔心的是這次事件發生得太快,沒有足夠的緩衝時間。」克裡於8月27日對《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和記者們這樣說,「它正在朝著非常危險的方向發展。」    
    克裡還說,白宮方面應該通過支持巴格達的頻道表明自己的立場,希望看到侵佔科威特領土的伊拉克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他還說,布什政府還應該對主動在被佔領的西部銀行問題上打破阿拉伯和以色列僵局的行為表示可能的支持。這些觀點,克裡說,能夠在外交上給薩達姆一個撤軍的機會。他擔心來自華盛頓的「輕騎」,但是他堅持認為伊拉克的核項目應該通過「外交的,公開的和非公開的手段」來拆除。    
    一個星期以後,克裡和一個國會代表團到達中東與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Fahd)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會面。克裡回國以後說穆巴拉克非常生氣,譴責薩達姆背信棄義,讓阿拉伯國家之間相互對抗。他報告說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國家取消了每年給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資助中的250萬美元,因為該組織領袖阿拉法特支持伊拉克的入侵。    
    儘管遭到經濟禁運,薩達姆仍然堅持當年秋天進駐科威特。11月份,在聯合國下了最後通牒並且準備向當地派駐軍隊時,布什總統宣佈:「這裡將不會是另一個越南……如果一個美國士兵不得不上戰場,在他後面必然有足夠的兵力保證戰爭的勝利……我決不會同意半途而廢的。」12月初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來到克裡和其他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面前,幾個月來貝克一直勸告大家能耐心一點,希望美國軍隊的集結和經濟禁運能迫使薩達姆罷手。現在這位國務卿說政府正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我們必須面對事實,這場衝突開始四個月來,我們的一切努力都沒能讓薩達姆·侯賽因有任何改變的跡象。」他說道。貝克對參議員們說,如果伊拉克拒絕撤軍,美國將準備向它發動「突然的、大型的決定性的」襲擊。克裡則回答說:「我很擔心,因為你好像已經放棄了禁運。」而且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了。    
    避免戰爭還是有可能的:薩達姆已經同意與布什總統進行高級會談。但是1月15日最後期限到來的時候,科威特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    
    1月中旬,一種嚴肅凝重的氣氛籠罩在首都的上空,國會議員們聚集起來討論總統讓國會授權他派遣美國軍隊進行反伊戰爭的要求。在眾議院,來自華盛頓的民主黨發言人托馬斯·福利祈禱道:「願上帝在之後這些決定性的日子裡保佑我們、引導我們、幫助我們。」在參議院,反戰派則在走廊上大叫著:「不用鮮血換石油!不為布什而戰!」其他反戰的遊行示威者則把自己裝進裝屍體的袋子裡,躺在國會大廈外面的雪地上。    
    民意測驗顯示大多數公民支持打擊伊拉克,但這是在不必付出沉重代價的前提下。來自五角大樓的電腦模擬數據顯示,美軍的傷亡將可能上萬。費城的一家工廠已經接到國防部的緊急命令,停止嬰兒床單的生產線轉而生產16 099個裝屍袋。    
    


越戰幽靈越戰幽靈(2)

    參議院的很多民主黨人都擔心戰爭,但是他們也希望對薩達姆持強硬態度。佐治亞州的薩姆·納恩是軍隊服役委員會(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的主席,強硬派的納恩代表著一支強大而且經費充足的軍隊,沒有人能說薩姆·納恩是一個頭腦不清楚的反戰分子——納恩也還沒準備好參加波斯灣的這場戰爭。他的猶豫也給了其他擔心戰爭代價太大的民主黨人借口。納恩和緬因州的民主黨人喬治·米切爾一道提出一項決議,實行一段更長時間的禁運從而達到逼迫薩達姆撤軍的目的。約翰·克裡則是支持納恩和喬治決議的參議員之一。    
    在1月15日的最後期限到來之前四天,這個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年輕參議員站起來發表了反戰演說。克裡後來說他本來是想說薩達姆的,可是在他那天的演說裡,卻主要講的是他在越戰中親眼看到的戰爭的殘忍和恐怖,而沒有講那個殘忍的伊拉克獨裁者的罪行。    
    「由於我們在馬薩諸塞州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原本希望再選之後能夠回到這裡討論……經濟優先發展問題,討論教育問題,討論發生在大街上的犯罪行為和國內成千上萬的公民現在所感覺的簡單平常的關於生存的憂慮。」克裡是這樣開始的,「然而現在,我們卻在討論戰爭,討論讓無數家庭因為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而分離,讓無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失去保障。」    
    「我們可以一邊說『戰爭是地獄』或者『戰爭太可怕』而一邊開始準備戰爭。」克裡說,「在煽情的言詞和政治狂熱裡再次迷失自己……」然後他提醒其他參議員那些越南老兵仍然背負著的戰爭代價,忍受著殘肢、疾病、酗酒、吸毒等的折磨。「我們真的能夠承受這場戰爭將帶來的變化嗎?那些從戰場上回來的兒女絕不可能再和戰前一樣了……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他問他的同事們:「我們真的準備好讓另一代人繼續忍受截肢、截癱、燒傷的痛苦」和讓那些參加戰鬥的人受到頑固外傷的長期折磨嗎?儘管20年前克裡領導了當時的反戰運動,但是在他六年的參議員任期內,他顯然「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就像他自己在1989年說的:「我相信軍隊是外交政策手握的武器,在很多適當的時候,能夠合法地被使用。」但是越戰失敗的陰影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所以現在當波斯灣可能出現戰爭的時候,那次痛苦的回憶導致了他的反戰觀點。(恰巧也幫助形成了一些公眾的意見:戰前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59%的美國人支持軍事行動,但是在反對越戰的人當中,只有25%左右的人支持這次軍事行動。)    
    克裡說,自越戰以來,美國公眾「在我們要進行戰爭的時候已經形成了一套指導原則」,一致同意「只有在美國多數公民都認為我們生死攸關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在大家都同意,並且我們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和平方式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戰爭」。    
    但波斯灣這次的情況不同,克裡說:「我們急切地想要進行戰爭,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軍事力量能夠打敗伊拉克,我們的行動……有點虛張聲勢,缺乏耐心。」    
    對國會施加壓力讓它支持總統是錯誤的,克裡說道,我們在多年前的越戰中就「失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在我看來,現在好像支持總統的決議變成了最重要的事,而不是科威特的即刻解放……似乎我們是為了傲氣才發動戰爭而不是為了什麼重大利益!」他也不認為總統發動戰爭的決定能夠給政府一個促使薩達姆退出科威特的威懾。但是11年後,同樣的理由卻促使克裡贊成了導致第二次對伊戰爭的一項決議。    
    「那種想法是很危險的……而且有漏洞。」克裡說,「這不是一次關於發不發一個通知的投票,而是關於戰爭的投票啊。」在他的長篇演說裡(克裡的演說通常都很長),他不斷譴責布什和他「單方面」要求戰爭的急切心理。「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討論,是因為美國的總統作了一系列需要我們討論的決定。」隨著對伊拉克的經濟禁運導致伊拉克經濟日益緊張,「沒有人會認為薩達姆·侯賽因贏得了任何東西。」克裡說道。    
    克裡對布什的譴責條分縷析、證據充分,但與此相反的是他對薩達姆可能造成的危險卻說得很簡短,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克裡承認他「很清楚薩達姆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兵工廠的長期的危險」。但是他說:「即使美國殺了薩達姆,還會有另一個獨裁者取代他,除非美國能幫助該地區實現真正的和平。」    
    克裡譴責道:「我們對禁運和外交方式缺乏耐心。」說美國還沒有準備好打這樣一場恐怖的戰爭,「也承受不起這場戰爭的代價。」    
    這個有著豐富戰鬥經驗的老兵以戰爭的殘酷開始他的演說,又以同樣的話題作為結束。他引用了道爾頓·特朗博的《約翰拿到了他的槍》中的一個例子,該片是關於一個年輕士兵的故事,這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了他的手、腿、視覺、聽覺和嗅覺,在醫院躺了很多年。「他原本可以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良好青年。」特朗博寫道:「即使人們不能從他身上學到很多關於解剖的知識,但卻可以瞭解到關於戰爭的一切。」    
    1月12日,也就是聯合國最後通牒的前三天,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卻決定授權一位共和黨總統發動這場反對伊拉克的戰爭。在眾議院,投票結果相差很懸殊——250票對183票。但是在參議院,最後的得票數卻相差無幾,是52票對47票,只差三票就可以改變結果了。支持者中有兩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們分別是田納西州的老艾伯特·高和康涅狄格州的約瑟夫·列伯曼。在越戰老兵當中,十四位眾議員和參議員對總統的決議投了贊成票。其中一個是共和黨人亞利桑那州的約翰·麥凱恩,他的理由是:「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薩達姆·侯賽因家族將不可避免地形成世襲的獨裁統治……從而不斷入侵其他國家。」    
    而其他六個反對這項決議的越戰老兵則包括克裡、愛達荷州的湯姆·哈金、內布拉斯加州的鮑勃·克瑞和三個眾議院成員。    
    另一個強烈反對戰爭的人是克裡的前妻朱莉婭,她從波爾斯頓街一直遊行到波士頓的眾議院,高唱著「不以鮮血換石油!」「我們絕不重複越戰時代的錯誤」,她當時還用朱莉婭·斯廷森的筆名進行寫作。越戰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她都是在擔驚受怕和混沌中度過的,因為她的丈夫和兩個兄弟同時在越南服役。她不希望別人再遭受她和她那一代中很多人曾經遭受的一切。    
    


越戰幽靈越戰幽靈(3)

    1月15日的最後期限已經過了,布什總統在薩達姆將他的大使召回巴格達的同時也召集了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很顯然沒人打算放棄原來的計劃:薩達姆冒著美國發動襲擊的危險,在科威特國內和周邊已有的50萬軍隊的基礎上又增派了5000名士兵。「如果美國軍隊希望表演類似『好鬥電影的雜技』的話,」這個伊拉克的獨裁者警告說,「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並且為之後悔的。」    
    到那時候為止,當地的美軍已經達到了425萬人,另外還有來自28個國家的戰士,包括5個阿拉伯國家,而華盛頓反戰活動仍在進行。國會議員被警告採取個人安全防護措施以避免可能的恐怖襲擊。白宮的公訪活動也被推遲了。克裡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今日晨報》中說道:「我相信我們這樣做是錯的。」但是他又說:「如果戰爭真的打起來的話,我還是會支持總統的。」    
    和越戰比起來,這次波斯灣戰爭最終還是一次非常不同的衝突,對這次戰爭服役的士兵公眾持有非常不同的態度。「沙漠風暴」軍事行動是1月16日晚開始的,巴格達的上空被燃燒彈和防空炮火照得亮如白晝。大型的空中襲擊持續了六個星期,並且使用了美國最新的高科技武器。    
    在美國公眾開始懷疑五角大樓不斷膨脹的軍費的真正用途時,美國巡航導彈的精確性和有效性、隱形戰鬥機和激光導彈重建了美國軍事力量的聲望。「決定我們在這次海灣戰爭中勝利的因素很大一部分在於我們空中軍事力量的強大。」國防部長迪克·切內在一份戰爭報告中寫道,十多年後,他又一次成功地指揮了打擊同一個國家的戰爭。    
    沙漠風暴軍事行動成功開始以後,克裡的立場變得很微妙,以至於他的辦公室有一次錯誤地發信給委託人表明克裡同意兩邊的觀點。1991年1月22日,克裡辦公室曾發信給一個反對美國向沙特阿拉伯和波斯灣增派軍隊的人以示感謝。「我明白你的擔憂。」克裡寫道,同時提到1月11日他曾對授權總統立刻開始戰爭投了反對票。    
    1月31日,他的同一個委託人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從入侵一開始,我就強烈而明確支持布什總統對這一衝突所做出的反應和他對波斯灣所派美軍的政策目的。」克裡認為是電腦錯誤導致的信件誤發,隨後立刻寫信重申了他在海灣戰爭中的立場:「參議院現在討論的似乎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使用武力,而是什麼時候使用武力了。」    
    1991年2月24日,美國地面部隊加入戰爭,穿過數百公里的沙漠,僅用100小時就擊潰了伊拉克的軍隊。    
    2月27日,考慮到美軍如果繼續追擊退回到巴格達的伊拉克軍隊,就有可能遭到巨大的人員傷亡。於是布什總統下令停火,這讓薩達姆·侯賽因和他的國家護衛隊有了喘息之機,並在第二天繼續戰鬥。    
    在這次持續了六周的戰爭期間,一共有148名美國士兵在戰鬥中喪生,其中有35名是被自己人的炮火擊中的,另外還有467名士兵受傷。軍事歷史學家裡克·阿特金森說:「到那時為止美國歷史上的十次重大戰爭當中,這次戰爭是人員傷亡和財務損失最少的一次。」    
    20年前,當克裡和他的朋友大衛·索恩從越南回來的時候,「沒人感謝他們,也沒人向他們表示祝賀,」朱莉婭·索恩回憶道,「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希望有人祝賀和感謝他們……他們帶回家的是一種羞愧和對他們曾經為之拚命的戰爭的懷疑。」    
    相反,波斯灣戰爭歸來的退伍軍人卻獲得了人們列隊拋撒五彩紙屑和黃絲帶歡迎他們的殊榮。在好萊塢,大約有100萬的觀眾出去觀看這一大型隊伍,隊伍的末端是一個正要射出的「愛國者」導彈的複製品。在芝加哥,當士兵們經過掛滿旗幟和絲帶的建築物時人們都在尖叫。而在華盛頓則有一個1200萬人的慶祝儀式,這次戰爭的指揮官H.諾曼·斯瓦茲科普夫在國會大廳裡被大家當做一個民族英雄,他的講話無數次被大家的掌聲和站起來的喝彩聲打斷。3月,克裡和其他參議員一道去慰問了還在伊拉克境內的美國軍隊。「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克裡在向士兵們表示祝賀時說道,「你們的樂觀和勇氣終於讓我們很多曾經參加過越戰的老兵們揚眉吐氣了。」在道爾頓·特朗博的書中,克裡現在承認他對這次戰爭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高興。    
    但是布什政府的突然撤軍不僅讓薩達姆得以繼續執政,也使伊拉克境內的反抗者成了這個獨裁者怒火的炮灰。庫爾德人和什葉派教徒十分信任布什的承諾,在布什鼓勵他們起來反抗薩達姆的時候,堅信他會始終支持他們。然而這位總統先生卻忽然停在邊界線上不動了,說他不想「捲入」這場(越南式的)混亂的內戰當中。他說:「我不想任何一個士兵或飛行員捲入這場在伊拉克已經持續多年的內戰當中。」於是,薩達姆立刻對他的反抗者發動了一次殘酷的打擊。    
    布什拒絕打下襲擊反抗者的伊拉克直升機,克裡當時譴責他的這個決定「間接支持了薩達姆·侯賽因」。在當年春天的參議院中,克裡幫助和領導了民主黨為公開懲罰布什政府而做出的行動,因為他們沒有能夠阻止薩達姆對反抗者的屠殺。克裡說:「布什採取的停戰、誤導式的政策和戰前的無政府狀態毫無二致。」    
    


越戰幽靈越戰幽靈(4)

    面對敵對黨新出現的強硬派,共和黨人責罵克裡和其他曾經反對過戰爭的民主黨人。「我覺得他們的批評真可笑,這些曾經強烈反對使用武力的人,現在忽然說我們應該打下他們的直升機。」來自羅得島的參議員約翰·查菲這樣說道。    
    對抗停止三個月後,約翰·克裡在參加馬薩諸塞州的格羅斯特當地民主黨的一個會議時承認,「從薩達姆·侯賽因的本性來看」,「我不相信」入侵科威特的事件可能得到和平解決。然後他抨擊布什不應該讓薩達姆繼續當政:「這個曾經把薩達姆·侯賽因比做希特勒,曾經對他進行軍事打擊的政府,實際上卻在戰爭結果上和薩達姆站在一邊,真是極不光彩的一頁。」    
    到1991年約翰·F.克裡開始他在美國參議院的第二個任期之前,他在馬薩諸塞州的政治內部人士中間的綽號是「活子彈」(「Live Shot」),主要是因為他對記者特別是那些拿著拖動式電視攝像機的人無情的驅趕。(他最近說他現在的媒體可見度是對抗拉帕波特負面廣告戰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儘管克裡是一個十分成功的調查人和檢察官,但是在仍然重視資歷和禮法的參議院中他有時候還是被看做一個急躁的新人。他的夥伴泰德·肯尼迪,即使在共和黨人當中也被認為是一個高明的立法人,而克裡給大家的印象則是對製造頭條新聞比掌握有時候單調乏味的立法程序更有興趣。    
    對克裡不太信任的人當中有一位叫約翰·麥凱恩的,他曾在河內做過戰俘。這個亞利桑那人在1984年還支持過克裡的共和黨競爭對手雷恩·沙米,公開指責民主黨人1971年和老兵們一道越過護欄向國會大廈投擲獎章和綬帶。    
    1991年春天,麥凱恩在一次去中東調查的途中,在一架狹窄的軍用戰鬥機裡發現自己就坐在克裡的對面。在參議院中,這兩個人平時都小心翼翼地繞開對方,但是現在,被安全帶固定在這個極不舒服的坐位上。面對漫長的旅程,擺在他們中間的又只有一張很小的桌子,他們無路可避了,於是就和來自俄亥俄州的民主黨人約翰·格倫一起聊了一些關於飛機棒球的話,直到格倫進入夢鄉。「之後,我和約翰很自然地談起越南的問題。」麥凱恩回憶道。深夜,當他們的飛機嗡嗡地從大西洋上飛過時,克裡和麥凱恩一起回顧了他們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這段經歷。克裡說:「我問了很多關於他的問題,他也問了很多關於我的,我們一起談了很多各自對戰爭的看法。」    
    在接下來的數個星期和幾個月裡,麥凱恩和克裡分別得出結論說,關於越戰問題的分歧在國內造成了太多的紛擾,是把它丟到一邊的時候了,然後他們達成了共識。在這之後的四年當中,他們一起為和越南重新建立外交關係而努力,結束了美國歷史上這痛苦的一頁。同時克裡也贏得了麥凱恩「極大的尊敬和欽佩」。麥凱恩說:「你認識一個人之後再對他做出判斷,我覺得他是十分誠懇的人。」    
    泰德·肯尼迪曾經說過,從政治上來說,在越南問題上「永遠不會有贏家」。「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他(克裡)靈魂深處的一部分,扎根於他在那服役的經歷。」在和越南有任何友善關係之前,克裡和麥凱恩都必須面對這些關於在印度支那行動中失蹤的軍事人員的棘手問題和突發性事件。在美國從越南撤軍後的這20年裡,有兩千多美國軍人的生命還無所交待。很多毫無根據的報道還對美國民眾說,還有美國戰俘至今仍被囚禁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撾。    
    這個故事受到眾多機構的歡迎,比如說製作好戰片和其他幻想片的好萊塢,一些相對而言很小卻很積極的商業人士和一些原本不賺錢卻希望利用這些流言及利用在戰爭中失蹤人員家屬的希望來發大財的組織,以及經常刊印和播放一些未經證實的照片和一些從戰俘的視角來講述的故事的美國媒體。    
    1991年夏天,《新聞週刊》和其他一些主流新聞機構發表了一張後來被稱做「三個朋友」的照片,據稱照片上的三個人都是美國的飛行員,他們仍然活著,被關在東南亞的某個地方。後來發現這張照片根本就是假的,這三個人只是俄國農民而已,他們的這張照片是在一個雜誌上發表的。但是在那個夏天的數個星期當中,這個關於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的神話故事又掀起了一股熱潮。    
    克裡的顧問讓他遠離這些紛爭,因為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爭論,是一個永遠也沒有結論的圈子。但是克裡堅持擔任了一個新建的關於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的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被准予一年的時間去調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克裡原本是希望他的新朋友麥凱恩能擔任共和黨方面的聯合主席,但是麥凱恩卻成了戰俘和戰爭中失蹤人員組織的燙手山芋,誰也不要。這些組織人員認為即使沒有上千也有數百人還被關在東南亞的監獄裡。這場運動的極端分子說麥凱恩是一個被洗過腦子的人,因為他拒絕接受他們的理論。「我覺得人們對他的一些評論……是異常殘酷的。」克裡說道。在聽證會上,當麥凱恩因為他受到的那些批評而怒火就要爆發的時候,克裡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麥凱恩的手臂上好讓他平靜下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那樣做。」麥凱恩說。    
    後來,共和黨聯合主席是一個支持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運動的海軍退伍軍人——來自新漢普郡的羅伯特·史密斯。史密斯很擔心克裡的聽證會會成為「一次做秀而沒有實質性的東西,這樣去探討問題的實質就很噁心了」。    
    8月,克裡第一次去東南亞調查,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們說他把此行當做是他在軍隊服役的最後一步,是「最後的任務,是一個曾經在越戰中服役的士兵的一種責任」。當他離開美國的時候,那張「三個朋友」的照片仍然在失蹤美軍士兵的家庭有著很大反響:有五個家庭站出來說照片上的人是他們的親人。    
    在這次和以後的東南亞之行中,克裡都帶著一個能夠促使越南官方與他合作的承諾,那就是有可能和美國重新建立商業及外交關係。實際上,克裡已經在遊說布什政府取消對越南的經濟禁運。    
    「如果希望很快得到信息的話,最好能夠想辦法讓盡可能多的人進入這個國家,不僅是做商品交換,還要做信息交換。」在去河內以前,他在曼谷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上說。    
    


越戰幽靈越戰幽靈(5)

    在他為期一周的行程中,克裡讓越南官方同意美國調查組成員使用他們自己的直升機和在給予簡短通知以後就可以去偏遠地區。胡志明市的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以一種表示友誼的方式拉住克裡的手,說經濟禁運是毫無疑義的。    
    回到美國,克裡對有美國人被關押在政府監獄的可能性表示懷疑。「我覺得越南政府正式關押任何美國人的可能性顯然很小,」他說,「但是有沒有可能有人落到政府管制不到的叢林地區的強盜或其他非法組織手裡呢?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克裡和他的委員促使美國和海外的領導,並且命令關鍵的政府官員對此事進行核查。1992年2月,史密斯和克裡一起飛到莫斯科,因為那裡的當局給了一些文件聲稱知道數百名戰爭失蹤人員的下落,而且該國的副總統還答應幫助他們促使越南和老撾與他們合作。    
    克裡的委員會和五角大樓以及媒體一起揭露了一批愚弄民眾的行為,包括利用直接郵件系統以及一些欺騙性的照片和假的證據從戰爭失蹤人員家屬那裡賺取上百萬美元的行為。儘管克裡不相信還有美國軍人留在東南亞,但他還是懷疑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3月將軍隊匆忙撤出越南的時候把戰俘留在了那裡。    
    「就像總統宣佈的那樣,說所有戰俘都已經回來……是不對的。你知道它是不對的。」克裡在1992年6月他的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之前的聽證會期間,對過去一個五角大樓的官員說道。有四個共和黨人也贊成克裡的這一譴責,其中包括愛達荷州的查爾斯·格拉斯雷,他曾經譴責尼克松政府忽視了有一百個戰俘沒有被遣送回國的證據。「人們被在這件事情上受到的欺騙激怒了。」格拉斯雷說。    
    宣佈有戰俘被留在越南的包括前任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和詹姆斯·史勒辛格。但是在9月份克裡當選委員之前的風暴聽證會上,尼克松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說那些譴責「完全是謊言」。克裡和麥凱恩在他們的調查過程當中仍然受到戰爭失蹤士兵和戰俘活動激進分子的攻擊。不過這個特別委員會正在逐步接近事情的真相。在他們的促使下,越南方面讓他們察看了空前多的檔案文件、監獄和軍事基地。    
    1992年11月,克裡再次訪問越南,這次他帶了一封布什總統的信,信中答應改善和越南的關係以作為他們在這件事情上給予合作的回報。為了改善同美國的關係,當局給了克裡——當時和他一起的還有南達科他州民主黨人湯姆·達斯切爾和科羅拉多州的共和黨人漢克·布朗——一些珍貴的遺留物品,包括美國士兵的照片和飛行員制服。    
    有一次克裡就直接問越南的官員,還有沒有美國軍人活在越南的。他們說沒有。越南主席還說可以讓表示懷疑的美國家庭訪問越南。    
    1992年12月,克裡的特別委員會即將下結論說:「沒有明顯證據證明還有活著的美國人被囚禁在東南亞。」當月關鍵的證人是已退休的海軍少將詹姆斯·斯托克德爾,他曾經作為戰俘獲得了榮譽獎章,而且和他的妻子一起協助建立了一個戰俘和戰爭失蹤人員家庭同盟。斯托克德爾當年還是羅斯·佩羅特一起跑步的同伴,為那些還在尋找戰爭中失蹤家人的家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事實資料。「我們已經成了一個愛好訴訟的社會,在這裡我們相信如果有什麼不對的事情的話,一定有人欠我們一個解釋、一聲道歉和一些補償。」斯托克德爾說道。他還說:「當戰爭失敗的時候,壓根兒就不會參與或者想到關於人民的問題。」 當特別委員會小組發表了他們的報告,克裡——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以反對政府謊言為己任——現在卻在為他們辯護:「我們沒有人在蓄意隱藏什麼。」他的特別委員會在報告中問道:「還有活著留下來的人嗎?」    
    其答案是:「我們希望的結果是沒有一個美國人被迫忍受了20年的監禁……沒有什麼比證實這個結論更讓特別委員會成員高興的事情了……不幸的是,這個希望還沒有實現。」特別委員會說這個結論不是「調查的失敗」,而是「與事實的矛盾」。    
    小組得出結論說大約有100名本來應該隨撤退美軍一起回國的美國人並沒有回來,有的是被俘虜了,有的是戰鬥倖存者。但是特別委員會說他們不是被「有意放棄的」——因為政府不知道他們的具體位置——而是由於官方尋找他們失敗而被放到了一邊。    
    該小組經多方努力,長期工作,試圖確定剩下的2000名戰爭失蹤人員的下落……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商界開始敦促華盛頓重新建立和越南的商業關係。克裡和麥凱恩說這些國家的合作使針對越南的貿易禁運放鬆了很多。羅伯特·史密斯是和克裡一起擔任主席的人,說這可能會是對越南老兵的一種侮辱。國會最終同意了克裡的意見。    
    作為越戰期間躲避服兵役的總統比爾·克林頓,在發生普通事件時是不會站出來的,他需要一個只有真正的戰爭英雄才能提供的政治借口。    
    克裡和麥凱恩願意承擔這項辛苦的工作使大家達成共識,首先是在參議院,然後是在白宮,努力結束美國歷史上這痛苦的一頁。肯尼迪說:「約翰·克裡和約翰·麥凱恩所做的工作的確是最近50年來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1995年夏日的一天,當克林頓總統在白宮東面房間宣佈美國和越南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時候,克裡和麥凱恩就站在克林頓總統的旁邊。在這件重大事件上,他們兩人成了這個因逃避參加他們為之奉獻的戰爭而聞名的總統的左膀右臂。    
    


新時代新時代(1)

    約翰·克裡有讓他的職員一直猜測的習慣。助手在描述和他隨心所欲的閒談時說,在閒談中他經常沉迷於進行魔鬼式的辯護,來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個重要問題上轉變他的立場。這位以前耶魯政治聯合會的主席和公訴人不僅在辯論術上技高一籌,他還善於把他的職員們都拉進他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中去。「那真的讓人非常沮喪,」克裡的顧問喬納森·溫納回憶說,「即使他的職員都希望克裡直接表達他的觀點,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沒有人要告訴他應該怎麼做。」    
    1992年的春天,沒有人說服約翰·克裡去重新考慮他所提出的對於平權措施的抨擊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為婦女和少數民族在僱用和教育方面提供優先權,以此作為對過去各種歧視的矯正措施。「那並不是我們的意見。」溫納說這是克裡的意思。「難道有人認為有職員會鼓勵他去抨擊平權措施嗎?」    
    那時正是新民主時代。民主黨內中立派議員正質疑導致了1984年沃爾特·蒙代爾和1988年邁克爾·杜卡齊斯徹底失敗的舊式自由主義。民主黨內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領袖委員會,紛紛針對自由主義提出尖銳的問題:自由主義倡導不容置疑的主張,比如社會福利和平權措施計劃,是不是正在分裂著國家並且傷害著那些他們本來打算要給予幫助的人呢?    
    執政黨民主黨給美國城市開出了強硬的處方,試圖以此打擊犯罪猖獗和強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申明說:「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種族問題和美國的城市問題……其導致的結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現在是坦白面對的時候了。」而比爾·克林頓,這位在1992年大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中嶄露頭角的領跑者也宣佈,美國必須「提供更多的良機」,但同時也必須「堅持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位於國會山的辦公室裡,克裡開始在一個法律簿上潦草地記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幾個月以來醞釀的思想將形成一篇名為「種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議程」的長達五十分鐘的演講。在演講中,克裡認為平權措施是一個「自身具有不可解決的局限性並且會造成分裂的計劃」。    
    該演講的後果則是一場政治風暴。現在來看,危險的信號是很明顯的:約翰·克裡,溫斯羅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後裔,聖保羅學校和耶魯大學的學子,激烈抨擊這樣一個計劃——且不論這個計劃有什麼缺點——它就是為了讓局外人參與進去而特意設計的。克林頓,阿肯色州的白人,一個酒鬼的繼子,選擇了另外一個讓中產階級大失所望的議案。他把他呼籲改革原來讓一代代的單身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們陷入貧窮之中的福利計劃上。「我們應該堅持讓人們從受福利的名單中消失並且出現在工作的名單上。」那一年克林頓對他的選民們這樣說。    
    另外一個問題是1992年3月30日克裡的演講帶來的。在短短幾個月中,克林頓在耶西·傑克遜牧師彩虹聯盟大會上進行了自己這一競選年最著名的演說之一,克林頓譴責在座的修女蘇珈(Souljah)肯定洛杉磯暴民行為是對白人壓迫的正當報復。克裡則來到耶魯大學莊嚴的大廳中,面對著100個常春籐聯盟的學生進行演講。    
    還有一點,克林頓從不必像馬薩諸塞州自由黨政治聯盟這樣令人敬畏地憤怒。「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克裡開始了他的演講,「我想讓你們深思今天美國現實中令人擔憂的局面:一個充滿暴力、充斥著毒品、犯罪氾濫的現實;一個文明社會生活制度已經崩潰的現實;一個家庭分裂的現實;一個盜賊猖獗、人們擔憂的現實;學校已經不再是高枕無憂的象牙塔,居民社區時時充滿戒備。」    
    「我想讓你們深思這樣一個現實:多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嬰兒生下來就只有單親媽媽撫養;年輕人在暴力事件及自殺事件中的死亡率比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的死亡率還高;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完成高中學業,即使那樣,他們也只能勉強識字;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無家可歸已經成了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毒瘤;相當多的家庭幾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當多的學生不再帶午餐盒去學校,取而代之的是槍支……」    
    那將會是很簡單的,克裡對耶魯政治聯合會的成員們說,他在校時曾經主持這個辯論協會,「把所有的這些都歸罪於種族主義,並且毫無疑問的是白人種族主義一直存在於我們社會中,而且是醜陋的,陰險的……但是讓我們進退兩難的問題和原因遠遠要比種族主義更深奧、更複雜。它們植根於歷史上各種公民權利運動的多變本質中,植根於種族關係動盪的歷史以及深深的種族偏見。」    
    在這裡,克裡開始滑到一個危險的政治區域中。克林頓和其他人是把種族問題從犯罪和貧窮的因素中排除——他們指出對每個人,不論其種族如何,在義務和責任上都應該堅持相同的標準。與此相反的是,克裡卻在談論城市犯罪問題和為少數民族學生提供就業幫助時牽扯到了種族問題。事後,他解釋說,他當時努力證明的一點就是國家正在集中進行的平權措施計劃不是解決種族問題的萬能藥,卻恰恰讓少數民族備受折磨;並且還提出應該採取傳統價值觀來補充該平權計劃。但當時克裡的聽眾們可並沒有聽到這樣的話。    
    「事實上正是平權計劃總是讓美國人一直在考慮種族因素。」克裡說。克裡仍然堅持支持平權措施計劃。他略述了計劃的代價,尤其是種族優先權所培養出的對白人的怨恨。「我們不能對市民布道什麼是公正,然後卻漠視他們對於聯邦法律和規章中真正的公正所提出的合理問題。」克裡說。    
    助手回憶說,克裡演講靈感的一部分產生於他從藍領階級選民那裡聽到的內容。尤其是在波士頓鄰近的一些地區,居民對70年代中期法院所強制的用校車送孩子們上學,以及同時期聯邦法院命令城市的警察局和消防隊僱用更多的少數民族作為達到種族融合目的的方式,一直都懷有揮之不去的怨恨。    
    但是,在那些法院所進行的嘗試之後所發生的醜陋的種族衝突,仍讓國家白人自由主義者處於尷尬的境地,法院試圖糾正長達幾十年的種族歧視的模式。一種政治的正確性在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傳媒文化中扎根。大膽直率的美國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代表人巴尼·弗蘭克嘲弄「nosapostas」的這個詞——自由主義者「並不準備」談論的事實。尤其在種族問題上,他們沒有退路,雖然種族問題意味著年輕的非白人種族即使有相當出色的考試成績,他們還是有可能無法成為警察或者消防員。    
    


新時代新時代(2)

    在耶魯的演講中,克裡直接向自由主義的正統信仰挑戰。「他總是因為只被看做一個馬薩諸塞州普通的民主黨人士,並且一直都在泰德·肯尼迪的蔭蔽之下而氣憤不已。」他的民意測驗專家托馬斯·基利那時候說,「他努力對公眾宣稱,他在思考問題上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克裡的耶魯演講之後,公眾的猛烈批評如潮水般湧來。許多老友和他的支持者公開譴責他拿種族問題當誘餌。馬薩諸塞州黑人決策委員會立法機構的參議員兼主席比爾·歐文對國家最有名的種族主義者做了尖刻的比較:「大衛·杜克本來可以強調,佔大多數的白人並不喜歡平權措施計劃。」    
    波士頓城市委員會的一位成員曾經讚揚克裡不想當「一個自由主義的恐龍」。泰德·肯尼迪高度讚揚他這個後輩同事的演講「對一個重要的國家辯論在種族歧視問題上,以及在消除種族歧視最有效的途徑上做出的有思想性、有建設性的貢獻」。但是媒體,尤其是《波士頓郵報》,都對克裡的演講充滿了攻擊性的評論。    
    在克裡波士頓的辦公室裡,許多憤怒的電話讓助手應接不暇,他的發言人不得不做出讓步,承認「的確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克裡在星期一發表了他的演講。星期五,在同地方領導人舉行的一系列控制破壞行為的會議上,克裡安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對於平權措施計劃,「我所指的是導致怨恨增長的問題。」克裡在那個星期堅持這麼說。「對於這個健全可靠的平權措施計劃,我沒有改變我原來的想法。」    
    這之後的星期天,在地方性的電視圓桌會議上克裡的演講也受到了批評。克裡再次試圖闡明他的講話,說那不僅僅是關於平權措施計劃的一個演講。「演講是關於為什麼我們不能推動美國來處理在我們城市中正在發生的問題。我說這些的時候並不退縮,如果對在我們城市中發生的問題的整個解決方法只是依靠於一個計劃,而且是一個只是解決表面問題的計劃,那我們就會有麻煩。」    
    幾個月之後,克裡承認他本應該和他的朋友以及支持者一起審查他的演講稿。但是他仍然站在他自己重要的前提下。「我們必須消除這樣一個感覺,即我們需要為人們做一些事情,並且讓人們知道我們願意幫助人們去幫助他們自己。」他說。克裡在發表他的耶魯演講的時候,他許諾會有一系列關於種族和美國城市問題的談話。但在事後的政治風暴中,他放棄了這個計劃。    
    把那段時間裡因克裡演講而引發的種種抨擊聯繫起來,人們紛紛猜測他的個人野心驅使他打擊克林頓,企圖問鼎副總統。而克林頓當時是民主黨提名中的一路領先者。克裡已經對克林頓的競爭對手以及他在參議院的前輩保羅·松加斯表示支持,並讓自己的職員為他們服務。    
    松加斯把他的競選延期到3月末,那時克林頓獲得提名已經志在必得了,而且克裡的批評家堅持認為他正在迎合領先者克林頓。克裡甚至在他的講話中借用了克林頓主義一詞,把阿肯色州統治者號召「一個全新的社會和個人責任的契約」轉化成為他自己的號召——「社會契約,一個其中的每個權利都有與之相匹配的責任的契約」。    
    在他耶魯演講之後,有人問克裡是否對競選副總統感興趣。他反對說:「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當他在星期日的電視上被問到他是否想當總統時,他回答說:「並不是現在。我會在將來考慮這個問題吧,會考慮的。」    
    前一年春天,克裡辦公室曾經回絕了有人請克裡參與競選副總統的邀請。儘管他的支持者對克裡進入選舉充滿信心,但馬薩諸塞參議員克裡並沒有出現在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上。克林頓最終選擇了與克裡同年進入參議院任職的阿爾·戈爾。    
    那年5月下旬在洛杉磯的一次午宴上,克裡放棄了原來想要爭取的民主黨內提名。當克林頓起身致辭時,他開玩笑地說:「我從未想過我能在任何一方面超過約翰·克裡。」儘管克裡一直扮演忠誠士兵的角色,他卻為克林頓在逃避兵役上為其辯護。9月,他帶領國會的一個戰爭老兵代表團為克林頓辯護,使克林頓免於遭受共和黨對其提出的逃避越南兵役的訴訟。1992年的總統競選是在老布什、比爾·克林頓和獨立黨候選人羅斯·佩羅特三人之間展開的三向競爭。克林頓以不到50%的得票率在競選中勝出。1993年1月,他入主白宮,此時他的政府正處於很大的壓力之下。新總統決定兌現他在競選中的一個小承諾,起草了一項行政命令來保證在武裝軍隊中廢除同性戀的禁令。這個決定激起了巨大的騷動,即使是他自己的軍事顧問也表示反對。    
    針對克林頓政府的辯護,克裡聲稱這條禁令是「根本上錯誤的,沒有任何理由限制同性戀者服役」。5月,克裡在參議院武裝服役委員會(armed service committee)上作為證人出現,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擊敗了兩個支持禁止同性戀性行為的人:民主黨的薩姆·納恩、佐治亞和南加利福尼亞共和黨的斯特羅姆·瑟蒙德。    
    克裡指出在國會裡有同性戀者,但是他們不會因為性行為而被捕。    
    「你希望他們因此而被捕嗎?」瑟蒙德問。    
    「你希望嗎?」克裡反問。    
    「同性戀是違法的,」瑟蒙德回答說,「為什麼不逮捕他們?」    
    禁令的支持者爭辯說公開的同性戀者會破壞軍隊的紀律和嚴謹的氣氛。克裡和其他人則爭辯說如果執行禁令的話,人們態度就會發生轉變。「變化是難以接受的。」克裡那時候說。    
    克林頓總統最終通過採取一種「不盤問不宣揚」的政策來劃分他們之間的區別,這種政策即只要同性戀者不暴露他們的性取向,就允許他們服役盡可能長的時間。七年後,克裡稍稍改變了他的姿態,說他喜歡給予指揮官們些微權力,如果男同性戀者或者女同性戀者的行為影響了軍隊,他們有權開除他們。指揮官擁有開除一個棘手軍人的靈活權力——不管那個人是否是同性戀者、心理變態或是偏執狂,這種權力都能夠幫助阻止軍隊內部的暴力,他補充說。    
    


新時代新時代(3)

    1993年6月,克裡作為克林頓減少5000億赤字計劃的執行人員,開始謀求行政機構的援救,克林頓的減赤計劃目的是通過減少支出、增加稅收達到財政平衡。在眾議院或者參議院沒有一個共和黨人會支持這項減赤法案,所以投票將會是勢均力敵的。克裡說他希望能減少更多的開銷,起初還打算反對這項法案,但最終還是與總統站在同一邊。當時的贊成與反對票是平局,副總統阿爾·戈爾掌握最關鍵的一票。    
    兩個月後,克裡提交了一份報告,提議國會要求總統每個月都向國會提交一份他所建議的削減開銷的報告。當時,國會很多成員都享有政府發給的形形色色的補貼。(1993年,馬薩諸塞的參議員克裡和肯尼迪最終取消了那些補助金的發放。)    
    克裡在另一個法案上對克林頓政府提供了主動幫助:犯罪法案。1993年居高不下的城市犯罪率——以任意謀殺旅遊者和其他人群為代表——一直佔據著媒體頭條位置。作為競選承諾的一部分,克林頓曾許諾投入使用聯邦資金在街道上增加十萬名警察。但是隨著預算赤字的膨脹,這個計劃在初級階段就面臨著內在阻力,克林頓政府不得不計劃把原先許諾的巡警數量削減一半。    
    同年秋天,克裡給克林頓國內事務顧問布魯斯·裡德的辦公室打電話。「他認為行政部門對原先十萬名警察的削減是犯了一個錯誤。」裡德回憶說,「他用圖表向我說明聯邦近年來一直在削減對地方的警力補充。他向我談起他當公訴人的那段執法經歷。我因為有這樣一個同盟而狂喜不已。我也曾在政府內部做過類似的爭辯。」    
    「這自然讓我在政府內部的力量得到了加強。」裡德回憶說,「有一個地位相當的民主黨參議員依靠我們來完成這個法案。」以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約瑟夫·拜登為首,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打擊犯罪的提案,這項提案計劃撥款135億美元用來增加十萬名警察、執行對攻擊性武器的禁令以及擴大執行死刑的範圍。在修正法案中,克裡投票反對執行死刑的地區繼續增加,但是他卻投票支持包括死刑在內的打擊犯罪法案。稍後,國會通過了一個類似的法案,但是在眾議院民主黨人的堅持下,撥款又增加了許多。在新民主的新時代下,克裡正逐漸進入主流中心。1993年的秋天,他為克林頓在另一個中立派問題上投了至關重要的一票,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由老布什——克林頓的前任共和黨總統發起的這項協定,旨在清除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間的大部分貿易壁壘。但是以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為代表的反對派擔心,這項協議會允許美國公司利用墨西哥低薪的特點把他們的工作地區搬到國界以外,從而導致美國的失業率繼續攀高。    
    克裡爭辯說,在其他地區擴張市場會抵消美國在某些地區的失業率。「失業率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沒有關係。」1993年11月他對記者說,「對一個國家來說,真正困難的現實是我們不能逃避現實。」    
    在感恩節的前幾天,國會通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但是在進入投票的時候,眾議院的票數不相上下,以至於不能通過。在參議院內,克裡考慮的是為總統——一個由於政治原因需要大多數的民主黨同人支持他的總統——投上至關重要的一票。「在民主黨最困難的精神戰鬥中,每一票都有至關重要的價值。」裡德說。眾議院以234票對200票通過了該提案,而參議院以61票對38票通過,同時泰德·肯尼迪也和克裡一同支持克林頓。    
    克裡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上的態度與他對中國的態度是一樣的。1991年,他不顧意識形態的差異堅持支持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1994年秋天,克裡帶領從馬薩諸塞州各個公司來的經理主管人員代表團訪問中國,表示他希望他們能夠進入中國潛力巨大、利潤無窮的消費市場。同年,他提出一個修正法案,促使克林頓緩解美國對訪問古巴的限制。預算赤字一直是克裡所關心的問題,克裡是1985年對格拉姆拉德曼開支控制法案最早的民主黨支持者。1994年上半年,他聲稱他仍很矛盾是否要支持要求預算平衡的憲法修正案的提案。到2月,克裡仍是十個未定的參議員之一;3月,他決定反對這個修正案。「那不是我們的國父所希望的。」他說。修正案最後以失敗告終。    
    克裡對克林頓提出的健康保健計劃上的態度並不明朗。這是一個範圍很廣的提案——包括政府對衛生保健市場的空前干涉——大幅度的擴大保險責任範圍。1993年9月當克林頓初步提出該提案時,克裡聲稱總統提出的「法案必定會導致激烈的爭辯」。克裡這樣的態度是因為他有切身體驗,他自己就不幸經歷了暴漲的健康費用,當時克裡被迫自掏腰包為自己長膿瘡的牙齒支付500美元,他說我們必須考慮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費用會減少下去嗎?」    
    4個月後,克裡出現在CNN「交火」這個節目中,為克林頓的這個計劃同保守派評論員帕特·布坎南和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菲爾·格拉姆進行爭辯。兩個保守派的人都堅持共和黨的觀點,說克林頓的計劃將會導致「公費醫療制度」。    
    「你們這些傢伙一直在這些術語上繞來繞去,而且樂此不疲。」克裡抱怨說,「這是在這裡玩兒政治遊戲的方法,目的是突出社會的恐慌。菲爾走進來說:『你們想選擇。』……這是一個可以選擇的計劃……」    
    「讓我在這裡插入一點,」布坎南回答說,「我想大多數美國人想說的是:『看,如果有人想要健康保險而又沒有這種保險,那麼我們想辦法讓他們得到……』」    
    「非常正確。」克裡插嘴說。「但是(他們正在說)『我有了一個很好的計劃,不要接管我的計劃。不要讓計劃社會化。我的意思是,不要改變我的計劃……』」    
    「但是你要明白,」克裡回答說,「你說的是社會化。這是一個競爭體制。碰巧我並不同意所有的體制,但是總統這種整體性的體制至少是國家所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得到解決的良好開端,而這個問題是你們和你們的總統一直所避免的。」    
    


新時代新時代(4)

    1994年秋天,由眾議院少數派領導人魏普·紐特·金裡奇(Whip Newt Gingrich)領導的起義共和黨對克林頓發動全線攻擊。這位上任伊始就引起軍隊中同性戀者的騷動的總統,現在又由於這個有爭論性的健康保健計劃提議而遭受攻擊,這個提議是希拉裡·克林頓和他的高級助手們在幕後謹慎策劃的。由一個工業廣告所贊助的競選,共和黨人所描繪的「公費醫療制度」這個保守的標籤開始產生作用。來自不同團體的宗教上的激進主義分子,如基督教聯合體以及自由貿易者,如美國稅收改革團體,毫不吝嗇地給共和黨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候選人提供人力和金錢。    
    在選舉日當天,共和黨在40年以來第一次對國會的眾參兩院都進行了控制。巨大的反響遠遠超出了華盛頓:共和黨獲得了11個地方行政長官的職位以及472個州立法機關的職位。控制了國會讓共和黨鬥志昂揚,他們渴望對克林頓和他的民主黨同盟發動一場戰爭。    
    克裡與克林頓白宮的步調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共和黨的全面性勝利,他的黨派立場似乎有所動搖,他說這樣的勝利「直指克林頓的軟肋」,並說他「對這種重新組合非常高興」。「我是一個民主黨黨員,」他說,「而且我加入民主黨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不得不誠實地承認我們犯了錯誤,民主黨白宮的計劃並沒有像原來應該的那樣緊湊。不承認錯誤只會招致更大的災難。」    
    但是克裡的評論在國內為他自己招致了政治災難。強大的眾議員J.約瑟夫·莫克利是南波士頓州民主黨人以及眾議院程序委員會(House Rules Committee)的主席,公開指責克裡的政治機會主義。「在選舉之前,很多人都想離開去做他們自己的事情,」莫克利說,「他們騎在牆頭,觀望哪邊的旗幟會更顯眼。那不是我玩兒遊戲的方法。」華盛頓的政治氣候正在發生變化。約翰·克裡的私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從他上次痛苦的離婚以來,他開始了第一段認真的關係。孀居的特裡薩·海因茨進入了他的生活。有著赤褐色頭髮的特裡薩原來是克裡另一個耶魯校友的妻子。她的丈夫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既熱情又冷淡」的H.約翰·海因茨三世,也是家族企業亨氏集團的繼承人。海因茨在1991年4月的直升機和客機相撞的事故中不幸遇難。有人猜測,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特裡薩想獲得丈夫在參議院中的席位。但是她決定把她的精力全都貢獻於慈善事業和她的三個兒子。和前夫一樣,她也是共和黨人,儘管相對於Gringrich &Co.來說太過自由主義。    
    瑪利亞·特裡薩·海因茨出生於莫桑比克,那裡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特裡薩就在那裡度過了童年。當莫桑比克在1975年獲得獨立後,她家的儲蓄也隨之一同凍結。她的父親是葡萄牙人,在有名的梅奧診所作為一位腫瘤學家而工作;她的媽媽是歐洲血統的混血兒,在莫桑比克長大。    
    特裡薩在南美州立大學讀文學,在那裡她參加了反對種族隔離的遊行。她能流利地說五種語言,在紐約聯合國當顧問之前,她進入了日內瓦大學的口譯學院。    
    特裡薩55歲,比約翰·克裡大5歲。她說話始終帶有一種柔軟的葡萄牙語音。在匹茲堡,她因慷慨大方、為人坦率,以及身上獨特的地中海式易變性而為人熟知。    
    《財富》雜誌估計特裡薩·海因茨的個人資產大概在七億六千萬美元左右,過著超級豪華的生活。她乘自己的私人飛機旅遊。她的住處包括匹茲堡外一處佔地90英畝的羅斯蒙特農場,以及位於喬治敦的一處價值220萬美元的住房,住房內有最令人嚮往的17-18世紀荷蘭靜物畫等昂貴私人收藏品。她在太陽谷、愛達荷州的避客住宅都是用18世紀穀倉進口的木材建造的。1984年,她和海因茨在海邊的楠塔基特島建造了一個「小木屋」。除了經營海因茨家族的慈善事業之外,她還在其他機構的董事會中任職,包括卡耐基財團、布魯金學院、耶魯藝術畫廊、喬治敦大學、國家家庭和電視理事會,以及國家藝術畫廊。她曾任公共安全競選的主席,這個團體奮力爭取賓夕法尼亞州對於攻擊性武器的禁令。1993年,她開始以每年提供25萬美元的獎金來紀念約翰·海因茨,將其獎金授予在作品中向「我們這個憤世嫉俗的年代」公然挑戰的潛在藝術大師。    
    特裡薩·海因茨在環保事業上與約翰·克裡有共同的熱情。作為剛剛進入參議院的新人,克裡的第一批法案之一就是制定控制酸雨的法律,這也是他後來一直支持的法案。他也施壓要求華盛頓在海上鑽油方面給予地方州更多的權力,號召提高汽車用油效能標準,號召更嚴格地控制核能系統,還號召在全球範圍內限制捕魚。    
    海因茨小時候生活的熱帶雨林和熱帶稀樹大草原激發了她對自然的熱愛,她不但擔任環境保護基金會(EDF)的副主席,而且還加入了各種各樣與之相關的團體組織。1993年在接受《匹茲堡郵報》(PostGazette)的採訪時,她說她喜歡不拘泥於傳統的時代,喜歡不受政府干預的時代,希望世界可以通過「可持續發展和環保……找到不會污染和耗盡自然資源的(經濟)低消耗的增長方式」。    
    「我們最先做的事情應該是重新計劃——重新計劃我們的商業和我們的產品,這些商業和產品的目標是讓大自然賦予我們靈感並倣傚自然。」她在日本對美國商業董事會做的演講中說道。她向一個賓夕法尼亞州的聽眾給予她自己的「從搖籃到搖籃」的原則:「真正的消費品應該是完全可消費的,而沒有任何持久性的毒性效果。它們應該能夠再被土壤、水和空氣吸收,而沒有任何危險。」EDF的一個戰略就是遊說比如麥當勞等大公司,促使他們更多地採用可循環使用的以及無化學成分的產品。    
    海因茨和克裡是通過她已故的丈夫偶然認識對方的。後來他們都出席了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地球政府首腦會議」,他們有機會重新認識並熟悉對方。1994年上半年,他們又一起出席同一個華盛頓晚宴,從那時起他們開始約會。晚宴之後克裡開車送海因茨回家,並在途中路過越南退伍軍人紀念館時停下來漫步。他們11月訂婚,那時正值共和黨接管國會之時。    
    1995年5月26日,在華蓋下的晚宴上,克裡和他的新娘互換結婚戒指。社會和政界的上層人士都集中在海因茨楠塔基特港的家中。來自彼得·亞羅樂團的成員彼得、保羅和瑪麗在婚禮上進行了表演。    
    


新時代新時代(5)

    克裡和海因茨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們在社會問題上卻與天主教會的教規截然不同。作為一個參議員,克裡堅決反對禁止墮胎以及任何對墮胎程序上的禁令。特裡薩說她自己「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贊同者」,還說她相信由於人口過剩教堂必定會妥協。    
    在2003年的一次採訪中,克裡說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定期出席了馬薩諸塞州的會議。但是他說:「我堅持(教堂教規和聯邦法案的)這種分離。我相信我在這一點上是十分坦率的……作為教徒,我尊重某些禮拜儀式,我知道如何區分信仰和政治。」他補充說:「一些禮拜儀式十分激動人心並且意味深長。」    
    克裡對天主教會教規的漠視也反映在阻止牧師結婚的禁令上。「我認為如果你從歷史的觀點回顧教堂,這個禁令是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他解釋說,「而且它基本上是作為一個經濟措施生效的,因為教堂沒有能力負擔得起牧師的家庭……但是獨身生活並沒有充斥在布道《聖經》的任何地方,因此我對於牧師結婚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意見。」    
    1996年,約翰·克裡在他投票反對結婚防禦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時再次同教堂發生分歧,這個法案給出了一個結婚的法定定義,即結婚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結合。法案還禁止擴大婚姻福利,比如對同性夥伴的社會保障。這項法案由立法者促進,立法者擔心夏威夷的法院裁決支持同性戀者之間的婚姻會延伸到其他州,權威性的州拒絕尊敬他們的結合。大多數的民主黨人,包括克林頓在內,支持這項法案。    
    防禦結婚法案被稱為「根本是醜陋的,根本是政治化的,而且根本是有缺陷的」。克裡加入了一個14人的少數小團體投票反對這個法案。在同期的國會會議中,克裡聯合發起了一項法律的制定,禁止以性取向為由進行歧視。    
    在這宗婚姻中,克裡和海因茨夫婦表現出了嚴格的天主教傳統。1996年的秋天,克裡的前妻朱莉婭收到了一封天主教會寄來的信,信裡通知她說,與她共同生活了18年並育有兩個女兒的丈夫克裡,要求「一個教會對他們婚姻無效的宣佈」,換句話說,要求教會宣告他們的婚姻無效(這樣克裡才可以和特裡薩結合)。    
    羅馬天主教將婚姻看做神聖的紐帶,教徒不能通過離婚來破壞它。因此,廢除婚姻的許可——對於一樁婚姻根本不存在的裁決——對那些想要到教堂裡重新結婚的新人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否則,離過婚並再婚的天主教徒不能參加聖禮,包括不能接受聖餐。特裡薩·海因茨告訴《紐約人》的作者喬·克萊恩,她的第二任丈夫「從來沒有結過婚」;而她的朋友們並不認為這是她信奉天主教的反應。    
    當朱莉婭收到教堂來信,要求她參加一次廢除婚姻的調查時,她尖銳地回答說:「我認為你們的教會調查是虛偽、反家庭和不誠實的。如果我真的支持你們這個破壞我的孩子所生長的家庭的教會決定,我將無法和他們對視,或者誠實地站在他們面前。」    
    「歷史是無法改變的,」她繼續說道,「因為我相信真理是神聖的,我希望通過對我的行為和歷史承擔責任來為孩子們樹立一個勇敢、誠實、寬容和富有同情心的榜樣。」朱莉婭對《波士頓環球報》的法蘭克·菲利普斯說,她不認為廢除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也不會對該過程提出什麼質疑。    
    「當我嫁給約翰的時候,我是愛他的,我們的結合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對菲利普斯說道,「我支持他的事業,我也完全瞭解他和特裡薩在一起很開心,他們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當克裡要求廢除他的婚姻時,正巧議員約瑟夫·P.肯尼迪二世的前夫人希拉·洛奇·肯尼迪發表了一本攻擊教會政策的書,克裡的事件因而見報。對於其前妻的評論,克裡先是親自發表了一些簡短的言論。而隨後,在唐·愛默斯的電台脫口秀節目中,面對這次廢除婚姻事件引起的爭論,他採取了更加輕鬆的態度:「這是天主教特殊的地方之一。它就像是對你連想都沒想過的事情進行懺悔或者感到負罪一樣。」克裡對愛默斯和他的聽眾們說,他對於那些對廢除婚姻的關注非常理解。「事實是,它對孩子們的狀況不會有任何的影響。」他這樣說道,「只是在教會的眼中……他們根據他們的信仰來判斷一樁婚姻是否存在,而並不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評判一樁婚姻是否有效。」    
    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中,克裡得到的是一個喜歡我行我素的女人。他們在波士頓的路易斯堡廣場買了一幢價值200萬美元的房子後,他的妻子對於鄰居的棚架不協調的抱怨和改變人行道上的公用壁爐等行為都成了新聞。在收到了很多張非法停車的罰款單以後,她還花錢請人把住宅前面的消防栓移開了,該住宅從前曾經是一所修道院。    
    特裡薩·海因茨在婚禮之後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名字和加入的政黨,並且總是喜歡想什麼說什麼。面對記者,她在提到前任丈夫約翰·海因茨時使用的稱呼是「我的丈夫」,而稱呼她的現任丈夫為「約翰·克裡」。在對喬·克萊恩描述她的第二任丈夫追求她的情形時,海因茨說,克裡讓她想起了一種「走進門來的寵物狼,你看到它,並說道:『嗯,好可愛。』」1998年10月,在新罕布什爾州,當她第一次全天陪同克裡參加水的類型測試活動時,一位記者曾經問到她對克裡參加2000年總統大選的看法。「這很荒謬,不是嗎?」她回答道。    
    但是,她也讚揚她的第二任丈夫,說他具有「很高的智慧。他的思想毫不愚鈍。他的確喜歡花些時間把事情談明白,總是深思熟慮」。在克裡和特裡薩結婚之後,克裡的朋友們發現他的變化非常快。如今,他給人以長久地安居樂業的感覺。一位朋友說,他的個人生活穩定下來了,終於有了自己的家。不過,克裡的政治生涯卻將面臨令人沮喪的局面了。    
    離克裡夫婦位於Beacon hill別緻的新家500碼,就是威廉·F.威爾德州長家了。如今在馬薩諸塞州,這位共和黨人是極其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而他看起來卻有些淡然處之,似乎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倦了。和克裡一樣,他也曾雄心勃勃,認為自己是塊做總統的材料。威爾德正在尋找下一次的挑戰。在1995年盛夏時節,州長的顧問們都在私下談論著威爾德正在認真地考慮挑戰在職的民主黨議員克裡。惟一讓他無法夢想成真的就是他在加州州長皮特·威爾遜的總統競選中扮演了國家財政主席的角色。9月29日,威爾遜忽然退出了競爭,威爾德終於可以自由地參加參議院的競選了。他沒有浪費很多時間。威爾德總結說,克裡處理國內事務的成績是他的弱點。該年11月,威爾德正式宣佈他將參加競選。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1)

    現在克裡的對手是馬薩諸塞州州長威爾德。很明顯,1996年絕對不會像他前兩次競選參議員那麼簡單。在前兩次的賽跑中,克裡跑過了實力相當薄弱的共和黨對手——百萬富翁雷·沙米(1984)和吉姆·拉帕波特(1990)。    
    在加入排外的參議員社團十年多後,克裡終於迎來了作為候選人的考驗。但是這一次,他不能輕視對手,不能像對付沙米一樣,把對手描繪成一個極端主義者,或者像對付拉帕波特似的,把他說成是強盜男爵階層的成員之一。    
    從家族世系﹑教育背景和履歷表上來看,威爾德的條件都和克裡不相上下或者優於克裡。他已經證明了共和黨人能夠在民主黨控制的州勝出,而且是大大地勝出。1994年,威爾德擊敗了民主黨州立法委員,成功連任州長。這次民主黨的慘敗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在民主黨人數眾多的馬薩諸塞州,威爾德拿走了71%的選票。    
    威爾德決定挑戰克裡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因素。實質上,他一直在要求選民們把他和克裡這兩個受歡迎的人物從他們的現任職位上撤走,並且把副州長A.保羅·賽拉西安排在州長辦公室。如果威爾德獲勝,不那麼出名的共和黨人賽拉西將自動成為州長。威爾德的挑戰震撼了在華盛頓縱情於聲色享樂的克裡。自從和特裡薩結婚後,他還可以另外享用亨氏集團的噴氣機和五座豪宅。隨著更習慣於參議員的生活,克裡開始和他在馬薩諸塞州的下層政治組織疏遠了。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因為在馬薩諸塞州,政治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不僅能產生候選資格,還能決定很多東西。甚至兩年前,當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這個馬薩諸塞州舉足輕重的人物擊敗電視廣播暴發戶威拉德·米特·羅姆尼發起的激烈的改選挑戰時,他都不得不向海灣州(馬薩諸塞州別稱)的政治文化重新自我介紹了一遍。    
    克裡和他的顧問們一直宣稱人們對他疏遠下層政治組織的譴責是與事實不符的斥責。他們說,幾年來,克裡大多數週末都會回到馬薩諸塞州,每年夏天都會在鄉區作一到兩周的演說旅行,並且騰出時間來參加必要的歡迎活動。然而,不滿之聲還是不絕於耳。    
    1996年早春的一個星期天,克裡出現在位於波士頓北部的藍領郊區馬爾頓的美籍愛爾蘭裔聯合會上,參加為一位當地政治家的政治籌款活動。用當地的話說,那是「一個時期」民主黨主要集會數不勝數的預定計劃表中的一個。在政治上屬於亞文化模式的居民聚在一起,說一些閒言碎語,互相拍背以示友好。對於克裡來說,那是一個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機會,是一個開始鞏固他在民主黨內的基礎的機會。    
    隨著克裡和一些當地官員交往起來,接近他的有一個和他握手,自稱為來自附近的裡維爾(Revere)市的前任州代表「巴奇·卡塔爾多」。克裡「很是興致勃勃,拍了拍他的背,告訴『巴奇』再次見面他有多高興」。但是這個「巴奇」其實是威廉·萊因斯坦,州代表,裡維爾市的前市長。如果克裡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也許就不會那麼興高采烈了。在政壇馳騁三十年之久,萊因斯坦最為出名的一件事是:因為被控訴陰謀收取一所中學建設工程的回扣,經歷三次審判而倖存,終於在1982年被宣告無罪。這個鬧劇在政界產生了一定的迴響,他們把這視為克裡和普通黨內官員疏遠的象徵。很多人和他沒有什麼關係;其他人把他看做機會主義者,討好他們之後便自己前行。他們不僅是當地握有決定權的人,而且是佔有支配地位的民主黨的支柱。他們提供工作人員和親切的話語,這些都是贏得堅實的全州候選資格的基礎。    
    掌管著本州錢袋和重要職務任命權的威爾德已經發起攻擊,在基層範圍內歪曲民主黨人,正如他對付羅斯福一樣。甚至一些民主黨高級人物都對這次競爭袖手旁觀。還有一些人,比如前州立秘書邁克爾·康諾利,在1984年提名參議員候選人的初選中他曾是克裡的對手,這次他越過黨派界限去幫助威爾德。如果說之前還有人懷疑威爾德對於克裡能否算得上是一個嚴重的威脅的話,現在懷疑已經一掃而盡了。和克裡一樣,威廉·弗洛伊德·威爾德是1787年起草美國憲法的制憲會議成員的後裔。正如克裡所經歷的,他也是在家鄉被提名為候選人,然後走上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在政治上嶄露頭角。「據說威爾德一家1630年來到這兒的時候,身上只有一件襯衫和2000磅黃金。」威爾德會開玩笑地說起他的祖先。威爾德一家在波士頓附近定居,但威爾德是在長島史密斯鎮的一個600英畝的農場長大的。威爾德是按他一個祖先的名字取的名,那個祖先叫威廉·弗洛伊德,是《獨立宣言》的紐約州簽字人。    
    威爾德有著閃耀的學歷資格:擁有康科德城為富人開設的米德爾塞克斯郡學校,哈佛學院(享有最高榮譽的古希臘與古羅馬語言文學專業),牛津大學獎學金,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學學位。和蘇珊·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的曾孫女)結婚後,威爾德於1978年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挑戰首席檢察官弗朗西斯·X.貝洛蒂——馬薩諸塞州政治沙場上的一員老兵。雖然威爾德在351個城鎮中失去了349個的選票,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證明了自己對共和黨的忠誠。1981年6月,裡根總統任命他為駐波士頓國家檢察官。    
    打擊政治腐敗成為威爾德的特徵。他的辦公室成員在薩默維爾和波士頓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宣判。其中在波士頓,由積極進取的檢察官組成的威爾德小組在凱文·懷特主持的市政府內拉開了一張搜捕的羅網。威爾德一舉成名。1986年,他赴華盛頓就任司法部刑事科的科長。18個月後,隨著他的上司——首席檢察官愛德溫·S.米斯三世因受到多次道德調查而名譽受損,威爾德突然辭職。    
    1989年初,威爾德曾短暫地考慮過挑戰克裡。後者正打算第二年競選連任。後來威爾德在波士頓一家名為「Hale and Dorr」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做whiteshoe的公司,便排除了這個計劃。但是他依舊雄心勃勃。隨著邁克爾·杜卡齊斯即將卸任,威爾德又改為宣佈第二年將競選州長。1990年,共和黨在馬薩諸塞州的政治圈內還是地位低下,處於劣勢。共和黨只擁有13%的註冊選民,共和黨人在國會的13個席位中只佔有1席,在州立法機構中佔有1/5的席位,在全州6個立憲辦公室中更是一席沒有。但是在杜卡齊斯競選總統之後,美國經濟開始出現頹勢,削弱了民主黨的勢力。選民們壓抑已久的憤怒使得兩黨的候選人在初選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批中立派,幫助威爾德壓倒了他的保守派敵人史蒂芬·D.皮爾斯——眾議院少數派領袖。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2)

    威爾德那年的口號是「嚴格徵稅,嚴懲罪犯」。他冷靜而又鎮靜。相比之下,他的民主黨競爭對手約翰·R.西爾伯,這位暴躁的波士頓大學校長,則是一個當代的狂怒之人,是公眾要求變革的狂熱體現。他以帶有新政感情色彩的對文化持溫和意見的姿態競選。但是西爾伯尖酸刻薄、專橫傲慢的風格產生了一系列「西爾伯震驚事件」,這是《波士頓先驅報》為這些事件起的綽號——他到處發表一些不得當的言辭,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失去了支持。在11月份的競選中,威爾德險勝西爾伯,這是該州現代歷史上最勢均力敵的一場大選。    
    在競選過程中,前任檢察官把徹底清理州政府比做「乘車進入野蠻而嘈雜的牛仔城市——道奇城」。競選勝利後,他就要成為州長,被民主黨人包圍。民主黨執掌了16年州長辦公室。威爾德在財政上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又帶有點自由的性情。他實施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評論家們說,不是由信念發展而來,而是出於對政治敏銳的判斷力。兩年來,威爾德和立法機構就削減政府支出和按比例精簡政府的努力進行了激烈的論戰。終於,赤字得到了控制,一系列兩黨聯立的減稅提議成為了法律。    
    威爾德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他謙虛謹慎、不露鋒芒,消除了敵意,而且沒有絲毫抱怨地忍受著朋黨的責罵。他親切的天性是一筆巨大的資產,對於那些說他的政策傷害了窮人的評論家,這也是個緩衝。威爾德毫不掩飾他對傑克·丹尼爾牌老式7號麥芽漿發酵的威士忌的喜愛。他抽出工作時間去打壁球,他利用參加官方「貿易代表團」的機會周遊世界,這在一些誹謗者看來是公費旅遊。波士頓資深政治分析家盧·迪納塔勒把威爾德稱為即將成為總統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小孩中第一個懂得媒體技能的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威爾德幾乎從來不看電視。在1994年的連任競選中,現任州長贏得了許多民主黨人的忠誠,他們中的一些人將在該州的薪水冊上得到可觀的薪水。在挑戰克裡的時候,威爾德爭取到了更多選民的支持。在順利淘汰馬克·羅斯福(威爾德妻子的第二個堂兄)後,威爾德在慶祝他第二次就職的舞會上明顯喝醉了。當地的脫口秀廣播節目主持人重播他含含糊糊說的話,威爾德為此頗是緊張忙碌了一陣。在他第二任期開始的時候,威爾德就盤算著進入國家辦公室,甚至競選總統了。到1995年10月,威爾德很清楚地看到一條經由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新議員通向白宮的大道。11月29日,他宣佈參加競選議員,並且猛烈抨擊克裡支持增稅,反對死刑和福利改革。    
    在華盛頓,克裡還擊了,指出威爾德曾宣稱自己和美國眾議院議長、極端保守主義者紐特·金裡奇是「思想上意氣相投的夥伴」。    
    每天,炮彈就這樣穿梭於波士頓和華盛頓,促使《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作家邁克·巴尼克爾尖刻地寫道:「威爾德和克裡的激烈戰鬥已經讓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看起來像在波斯尼亞玩兒親吻臉的遊戲。他們出現的時候就像兩個潑婦在互相抓搔,在五天內就把裝了一個月垃圾的垃圾箱扔了出來。」    
    這是政治生死存亡鬥爭的開始。在近一年內,這些耶魯和哈佛的學子將會幾乎不停地在美國參議院競爭中展開格鬥。這是一次嚴酷的考驗,只有一個人能夠從中勝出,成為國家級人物。    
    「不只是兩個社會名流之間的兇猛殘酷的戰爭,不只是能為兩個陣營所預見的『地上的斑斑血跡』……約翰·福布斯·克裡和威廉·弗洛伊德·威爾德能夠給馬薩諸塞州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競選。」《波士頓環球報·週日雜誌》的羅伯特·L.特納在1月份大選年開始的時候寫道。「克裡和威爾德,」特納寫道,「代表了各自黨內強勁的新旋律,這個旋律和以往兩黨一直用來描述對方的陳詞濫調不同,比如自由、增稅、開支大的民主黨,說教、鄉村社團的共和黨云云。」對於這次競選活動的期望從一開始就很高。威爾德和克裡的表現將會超過這些期望。    
    他們每人都將在八次電視辯論中有精湛的表現。兩個鬥士在刺探對方任何能夠給自己帶來優勢的弱點時,不做絲毫的讓步。關於這幾場遭遇戰誰贏誰輸,很少有一致的意見。    
    在競選初期,威爾德充分發揮了他的一個主要優勢。一個大型的州立眾議院的宣傳隊就在他辦公室的樓上,於是州長幾乎每天都製造新聞。其間,克裡大部分時間都身陷華盛頓,忙於處理當時黨內出現的關於預算的麻煩。大好機會寥寥,並遠離他而去。他走的每一步,犯的每一個錯誤都被新聞媒體記錄、放大、剖析。甚至他們說笑話的能力都成了對媒體有利的東西。    
    在愛爾蘭裔居多的馬薩諸塞州,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在聖帕特裡克節前後舉行宴會,政界人士濟濟一堂,發表一些簡短的讚美或辱罵性講話等詼諧的言辭。1996年3月,這個活動作為對參議院交戰者提前的測驗而又增加了幾分意義。在伍斯特城的一次早宴上,「威爾德搶盡了風頭,充滿了自信、謙虛的氣質和戲劇性的天賦。」一位在場的《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注意到。與之對比,克裡「看起來冷漠,甚至有時心煩意亂」。他沒有和威爾德交戰。在一周後波士頓南部舉行的活動上,克裡準備得充分多了。他從妻子那兒獲得了很大的幫助。他妻子的白色切諾基吉普車最近非法阻塞了他們位於路易斯堡廣場的家門前的消防栓,因而照片被登在一家報紙上的顯要位置。正當克裡站起來要說話時,特裡薩來了,還帶著一個塑料消防栓。「我當時正在外面找停車的地方,但是沒找到,於是我就做了一個消防栓。」她說著,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一年後,克裡夫婦出錢請人把那個消防栓從他們家門前移走。)    
    這在當時看來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但是克裡的競選助理克裡斯·格裡利說,這件事給候選人和競選帶來了必要的吹捧和宣傳。「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格裡利回憶說。競選一度要告負,威爾德正在侵入工人階級所在的南波士頓。「克裡的確久經考驗,威爾德知道這一點。」他說,「在這個環境下,約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那一天對於整個競選來說非常重要。」    
    不到一周後,威爾德就讓克裡觀看了他的精彩首演。他翻過圍牆,表達他對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的反對,說這樣做將會減少就業機會,損害小企業。就在一天前,克裡剛剛宣佈他將推動工資的增長。威爾德早先否決了一個增長該州最低工資的議案,他的確從中獲益不少。反對增長工資的全美連鎖餐館通過他們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給威爾德的競選保險箱注入了至少23萬美元。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3)

    在3月27日的正式談話中,威爾德在州內四個地方做了停留,在每一處都簽署誓言,反對華盛頓增加稅收。他在演講中還加入了福利改革和嚴懲犯罪的成分。威爾德展示了他參加參議員競選的基本主題。這些同樣的議題使他榮登州長寶座,並且在連任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第二個星期,克裡的競選正式拉開了帷幕。他用更加露骨的、明顯偏袒的詞語說這次競選是擁護政府計劃的民主黨人和以金裡奇為代表的主張「極端議程」的共和黨人之間的「激烈的衝突」。金裡奇在1994年曾帶領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40年來第一次控制眾議院。在犯罪問題上,克裡強調他將在提供聯邦資金僱用10萬名新警察方面起到的作用。克裡不需要等待很久就會利用這些論點反擊威爾德的講演了。他們4月8日將在波士頓歷史上著名的法內爾(Faneuil)大廳進行首場辯論,這對克裡來說是一個好機會。    
    自由的辯論為整個競選定下了主題和輪廓。兩個候選人開始擺脫由對方研究小組收集的種種彈藥庫似的攻擊或防禦。除了最低工資論,克裡還大力吹捧自己對醫療改革的支持以及在免稅代碼問題上的公正性。威爾德則把自己定位為將會進行福利改革和減稅的候選人。    
    辯論中最富有戲劇性的高潮一刻是支持死刑的威爾德指著一位執勤時被殺害的警察的母親,對克裡說:「告訴她為什麼殺他兒子的兇手的生命比一個警察的生命更加貴重。」「不是更加貴重,」克裡回答道,「殺人兇手的生命分文不值。他是社會渣滓,應該被扔進監獄裡過一輩子。」    
    但是,克裡補充道:「事實是,的確,我是反對死刑的。我對殺人知道一些。」    
    這次他沒有被迫提到越南戰爭,克裡說:「我不喜歡殘殺。我不認為準許殺人是對生命的尊重。」八年後,威爾德承認「我對殺人知道一些」這句話有一定的效果。對於在戰鬥中殺死過人的克裡來說,死刑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抽像的概念。    
    但是威爾德的攻擊依然不斷。他譴責克裡1994年投票否決對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罪犯制定強制性的最輕刑罰。(克裡對他投的這一票進行的辯護是:強制性的判決程序把法官們限制在僵硬的、有時是不公正的處罰裡。)    
    然後威爾德抨擊了克裡在參議院很多事情上的投票,包括他支持聯邦汽油稅每加侖上漲43美分,這是克林頓總統1993年減少財政赤字提議的一部分。(克裡後來先是主張然後又放棄上漲50美分的提議。)威爾德還攻擊克裡以前反對實施嚴厲的福利改革措施,反對在平衡預算方面修憲。「我希望大家都去研究一下克裡參議員的檔案。」威爾德說。他的競選很快就派上了用場,隨後一本182頁的克裡語錄和選票摘要出版了。    
    從競選初期的進展來看,威爾德的活動目前更為機智靈活。5月下旬,他的競選班子租下了懸掛在克裡的波士頓總部外面的一堵牆上的廣告牌。在剩下的競選日子裡,克裡的工作人員能夠透過窗戶看到威爾德不停輪換的廣告。    
    他們6月4日的第二次辯論同樣激烈,迫使克裡幾天都只能採取守勢。那時,威爾德針對克裡數年來寒磣的慈善捐款猛戳克裡。「對某些人來說,花別人的錢也許要比花自己的錢更加容易。」威爾德說。前一年,克裡根據他的納稅申報單要求把自己的慈善捐款額減為零。威爾德和妻子已經將捐給36個慈善團體的24 010美元列入價目表,這是他們精算後總收入的22%。幾周前,《波士頓環球報》的專欄作家傑夫·雅各比報道說,在前六年裡,威爾德夫婦把他們平均15%的收入捐贈給了慈善事業。相比之下,克裡只拿出了不到1%的收入。    
    克裡被這種討厭的關注激怒了,他稱這個話題為「禁止入內區」,是「小題大作」。他說除了維持在華盛頓和波士頓的家用,加上孩子上私立學校的學費,剩下的已沒有多少可以捐給慈善事業了。但是十天後,《波士頓先驅報》有理有據地提出了它下屬的小報搜集的關於此事的信息:1993年,克裡只捐獻了175美元給慈善機構,但是他花了8600美元買了一輛意大利手工製造的Ducati牌摩托車。那天,克裡出現在唐·愛莫斯(Don Imus)電台的節目愛莫斯清晨(Imus in the Morning)中,保證要「多做」善事。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他就會實現他的諾言。但這可不只是一種個人慷慨的行為。當《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史蒂芬和弗蘭克·菲利普斯告訴克裡,幾年前他從兩個邁阿密商人那裡籌集了7000美元的捐款,而這兩個邁阿密商人後來被指控為一個哥倫比亞毒品卡特爾從事洗錢活動時,克裡的競選班子立即拿出1000美元捐給位於多爾切斯特的戒毒中心。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他們的名字。」克裡說到兩位捐贈人,杜凡·阿波萊達和哈里·A.福爾克。阿波萊達在1989年為克裡的競選活動捐贈了1000美元,1987年和1988年他和福爾克捐了6000美元給民主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當時克裡擔任委員會主席。克裡說對他們一無所知。這兩個人和MetalBanc公司有來往,這個公司專門從事貴重金屬的買賣,並曾在1987年付給克裡1000美元的演講費。    
    克裡掙扎著慢慢走過6月。威爾德內部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州長第一次領先克裡,雖然僅僅領先一個百分點。在競選初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民意測驗曾顯示克裡領先高達13個百分點。    
    激烈的競爭不會因為夏天的到來而終止。雖然很多選民都去沙灘或湖邊度假了,但辯論還在繼續,電視廣告的空戰打響了,兩位候選人在各自黨內代表大會上發揮了雖然完全不同但都很重要的作用。競爭造成的緊張氣氛也開始形成壯觀的場面。離大選還有四個月,但是當兩位對手在7月2日的第三次辯論會上見面的時候,成千上萬狂熱的支持者在位於波士頓商業區雄偉的愛默生劇院外面亂轉。    
    克裡的民意測驗一直表明他所列的公眾關心的問題的清單——教育、環境和健康——在大多數選民心中都是最主要的。威爾德所談到的福利、稅收和犯罪問題排名則較低。然而威爾德堅信只要他持續攻擊這些領域,他就能夠軟化克裡。他將展開猛烈的炮火襲擊,直到競選結束。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4)

    7月下旬,威爾德的競選遭遇了一次無法預料的衝擊,《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說,副州長賽拉西因抵押巨額資產,個人債務高達75萬美元,其中有70萬是信用卡債務。威爾德站在他的副州長的一邊,說:「他的個人財政打理得相當不錯。」但是由於威爾德如果當選,賽拉西將接替他成為州長,他說的話又變成另一回事了。    
    8月1日,克裡投票贊成一個涉及範圍極廣的議案,同意全面改革國家福利制度,設定新的限制。立法成為克林頓總統優先考慮的一個問題,他在1996年總統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宣告「大政府時代已經一去不復還了」。    
    克林頓和另外一些中間派議員推進福利改革,一部分是為了減少他們形容為撫養文化的現象。這種撫養文化也促使了貧窮的單親家庭的增長。早在1972年參加國會競選的時候,克裡就對福利制度表示過不滿,他那時把這個制度稱為「強制貧窮的工具,限制而非鼓勵窮人為有才能的人工作的願望」。    
    在參議院的那些年,克裡對很多項共和黨人提出的修改案都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這些修改過於苛刻,或者懲罰度太強。例如1992年的一個修改案規定,如果孩子沒有定期上學,各州可以拒絕付給孩子父母工資。但是克裡總是為改革措施的最終版本投上一票。實質上,在投票贊成1996年的改革方案之前,他反對了一個更加嚴厲的早期方案,那個方案要免去聯邦對福利家庭孩子的健康保險提供的保障。    
    克裡和坐在他旁邊的同州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意見產生了分歧,克裡說最終的福利改革議案儘管仍有瑕疵,但仍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改變」。在大批民主黨人的支持下,議案通過了,78票對21票。馬薩諸塞州的公共事業激進分子深感憤怒,說克裡在政治壓力下背叛了民主黨。「他正在變得像克林頓一樣。」馬薩諸塞州公共事業聯盟的簡·柯林斯說。威爾德的競選班子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利己行為。但是克裡緩和了讓威爾德感覺棘手的一個問題。威爾德今天承認克裡的選票「毫無疑問地幫了他一把」。在克裡投票前,威爾德一直把福利事業視為他最佳的武器,是能夠引起選民共鳴的事物。這也是威爾德一直大力倡導的事情,直到現在,他還幾乎逐字地引用《波士頓環球報》1994年刊載的一個關於四室同堂的福利家庭的故事——大概有100口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工作過。威爾德用它來證明公共補助接受者工作的艱難性。這個由查爾斯·M.賽諾特報道的故事最後以一個家庭成員回答賽諾特的提問結束。賽諾特問她想對納稅人說些什麼。「只要告訴他們繼續納稅就行了。」她說。    
    幾個月來,威爾德的競選班子因為擔心克裡動用特裡薩的財產,便糾纏著克裡達成了一個經費上限。兩位候選人在克裡的宅邸會面,8月7日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宣佈每一方統一把總開支限定在6900萬美元內,其中用於廣告宣傳的費用不能超過500萬,個人開銷上限為50萬美元。    
    起初,克裡還有基金籌措的巨大優勢,但是到了夏季,威爾德手頭的現金比克裡多出100萬美元。威爾德迅速投入80萬美元去打沒有反響的電視廣告。威爾德的競選活動在達成開支上限的協議那天,引起了第二次轟動。在一個保護該州河流的議案簽字儀式上,威爾德穿著衣服跳進查爾斯河。整個過程很自然,威爾德認為。但是這不能說沒有一點預先策劃。在採取這個斷然行動之前,威爾德轉過頭對他的辦公室攝影師羅莎·馬斯頓說:「羅莎,準備好了嗎?」快活的紅髮威爾德勢頭銳不可當。    
    威爾德也有證明自己好運連連的實例。8月12日,威爾德第一次在民意測驗中領先。《波士頓先驅報》的調查顯示威爾德的支持率為38%~46%,在男性支持者中遙遙領先。威爾德強調福利事業、犯罪問題和稅收,僅局限於政壇硬件部門。雖然受歡迎度降到最低點,但民意測驗發現,克裡在女選民中獲得的擁戴還是大幅度領先的。    
    那天,威爾德的競選班子極力想抓住這次優勢,用一則令人難受的廣告發起猛烈進攻,就威爾德的核心論點炮轟克裡,攻擊他在福利問題上政策搖擺不定。這是競選活動中第一則負面廣告,但不會是最後一則。    
    廣告在電視廣播播出的時候,威爾德已經身在聖迭戈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他雖然離家有3000英里遠,但是他三天的加利福尼亞州旅行計劃在馬薩諸塞州被認真地照原稿宣讀,他被定位為一個在越來越保守的大老黨(共和黨的別稱)內沒有希望獲得總統候選資格的人。    
    威爾德和其他墮胎權的支持者說在正式的活動中,他們的言論受到鉗制。但是每天,這位馬薩諸塞州州長都要舉行一次或更多次的活動來攻擊那些要求通過修憲禁止墮胎的政綱條目。克裡派他的副新聞秘書飛往聖地亞哥,想最後努力一把,扭轉局勢,並指責共和黨人譁眾取寵。但是威爾德已經說服別人讚成自己的論點。他沒有待到代表大會得出結論。他和克裡8月19日還有一個約會。    
    在第四次辯論中,一組記者竭力把話題轉向候選人的個人品質。這時,克裡差點承認他在這場評選最受選民喜愛的候選人的競賽中,正在輸給更加和藹可親的威爾德。「我不像一些人能夠輕易地流露出幾分感情,我知道。」克裡說,「另一方面,我很瞭解自己的一點就是,當你在打仗時,我是一個和你一起躲進散兵坑的上佳人選。」一周後,克裡啟程赴芝加哥參加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他採取的策略和威爾德在聖地亞哥為取得優勢而採取的正好相反。克裡一頭扎進活動中,並扮演著代表官方的發言人角色,攻擊共和黨的教育政策。一回到波士頓,克裡就宣佈:「我打算幹到底,飛快地去一個又一個城鎮、一個又一個社區。」    
    他的活動似乎開始取得成效。8月份,雷·杜利到國外部署交流策略。克裡的競選活動此前總是決策結構很不靈活——行內人稱之為「機要們的學會」。而杜利的決策結構更為開宗明義,他苦心表現出的深思熟慮後來被一些批評家形容為「雷氏延誤」。    
    但是克裡的競選顧問約翰·馬提拉認為他「具有政治智慧」,而杜利對克裡也瞭解頗深。之前他一直是一位非正式的顧問,曾經在1984年克裡入選參議院時功不可沒。而且更早的時候,杜利還曾在雷·弗林贏得市長職位的過程中展現了其果斷的手腕。擔任美國眾議員約瑟夫·P.肯尼迪常駐波士頓辦事處首席助理的他目前在休假。這也許不是最後一次肯尼迪家族慷慨地將政治智囊團借給處於競選困境中的克裡。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5)

    最後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其後幾個星期終於塵埃落定。羅伯特·施勒姆作為傳媒顧問登場,他取代的是丹·佩恩,後者曾與克裡就宣傳策略事宜爭執不下。劍懸於頂,克裡競選團急需一位快速狙擊斯圖亞特·史蒂文思(威爾德的發言人——譯者注)的能手。我們看看施勒姆,他的立場轉變得極為迅速。如今威爾德認為施勒姆的出現是一個轉折點:「自參與到競選活動中的那天起,鮑勃·施勒姆就對參議員克裡的語氣和宣傳進行了尖銳化和強硬化的處理。」    
    幾天之後,也就是9月16日這天,威爾德和克裡仍在伍斯特市的大會堂進行極為激烈的辯論。相比之下,威爾德採取了一項聰明的行動,他在競選活動中刪掉了一個新的負面廣告,旨在增強其打算在辯論中運用的攻擊性語句。這次,威爾德指責克裡在社會保障收入補充計劃中支持吸毒和酗酒的福利金。「你只是在像平時一樣關注這個問題,從吸毒和犯罪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威爾德在辯論中如是說。    
    克裡的反應出乎意料的溫和,回擊說涉及的人很多是越南的退伍老兵。只在後來他指責威爾德將一個複雜的問題「進行了奸詐狡猾、厚顏無恥的故意扭曲」。這個計劃在濫用很長一個時期後進行了改革,上一年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被迫取消了它。克裡曾兩次試圖挽救這個改革後的計劃,但都以失敗告終。    
    威爾德譴責克裡反對判處恐怖分子極刑,自1989年以來參議員對這個法案進行三次投票。克裡回應道,很多國家因此將不會引渡那些面臨死亡的人。「你的政策將增加恐怖分子保護政策,」克裡反唇相譏,「而我的政策將使他們鋃鐺入獄。」而克裡將在五年之後改變看法。    
    克裡還對威爾德的電視宣傳廣告做了猛烈的抨擊,稱之為「奇恥大辱」。被指控自己的廣告侵犯了克裡,威爾德反駁道:「要知道,我的廣告簡直糟糕到極點。」到辯論結束時,威爾德在廣播中攻擊對手在為吸毒付賬。    
    「荒唐!」威爾德新一輪宣傳現身的第二天,克裡的顧問馬提拉說道。「如果他們想要的是一場艱苦的競選運動,他們會如願以償的。」施勒姆如是回應,他打算在教育和環境方面給威爾德一個回馬槍,將他與金裡奇和鮑勃·多爾相提並論,這位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在馬薩諸塞州的投票中遠遠落在克林頓總統之後。    
    自此,克裡的候選資格開始因克林頓得票位居榜首而受益。威爾德可能也因另一個原因受到影響:保守派第三方候選人蘇珊·加拉格爾也在參議院投票之列。    
    9月24日,克裡贏得了一些地方性的優勢,波士頓巡警協會對其大為褒獎。至少這象徵性地減弱了威爾德在犯罪問題上對他的攻擊。黨內曾在1988年大幅縮減了邁克爾·杜卡齊斯的競選活動,而主推副總統布什。    
    克林頓於9月28日克裡在波士頓的一個主要籌資活動中出現,他兩次為克裡助陣,這是第一次。副總統阿爾·戈爾後來在競選中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因為馬薩諸塞州是總統競選中民主黨人的大本營,他們想在參議院爭取一個寶貴的席位。這個時候,克裡正想方設法應對威爾德源源不斷的——以及PAC重工——的資金籌集。在9月份對貝弗裡山莊的訪問中,克裡獲得了來自一位加利福尼亞的商人約翰尼·金1萬美元的捐贈。直到第二年,金的名字重又出現在克林頓二度競選和民主黨國家委員會的化緣活動中,這次捐款的重要性才為人們所知。    
    此次曝光的時間,使克裡在競選中並未遭遇太多的尷尬,但他即將面臨一系列考驗。    
    在此次重新競選運動的中途,克裡曾標榜自己已經為國內數百萬沒有保險的兒童提供醫療法案。10月1日克裡的確簽署了這份他在3個月之前就已宣佈的兒童健康保險法案。這時威爾德進行了一次突襲,揭露克裡在6月份早已「正式推出」過這份法案。當時稱法案正在起草中的克裡,把這段插曲說成文字錯誤。不過威爾德稱克裡是「大話王」,一個與撒謊同義的政客。    
    事實上,克裡與這份兒童健康保險法案的始末,是泰德·肯尼迪急切地想在這場勢均力敵的比賽中助同僚一臂之力的結果。以立法專業知識著稱的肯尼迪的職員,幫忙起草了這份法案,在選舉的前一個月交給克裡宣佈。這位參議員在自己的電視廣告和演講中談到這個問題,攻擊威爾德擔任州長時曾否決了一個類似的措施。但選舉後,只有肯尼迪在盡力推進這個法案:找到一位尤他參議員奧林·哈奇作為共和黨合作人,籌集資金進行電視宣傳,回擊煙草說客。還有在必要時,與共和黨參議院領袖和克林頓政府作鬥爭,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促成這個240億美元的未保險兒童醫療保險計劃。    
    對克裡的批評者來說,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克裡。「大多數情況下克裡更多關心的是法案的標題,而非立法的實際內容。」羅伯·格雷如是說道,他曾是威爾德競選運動發言人,現在是GOP顧問。「他做的法案只想在新聞稿裡能吸引人們的眼球,讓他在傳媒界贏得好名聲,之後就進入下一個議題了。」    
    10月18日,競選活動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波士頓環球報》驚曝克裡曾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接受饋贈或是折價後的房屋。在波士頓,兩家房地產發展商提供住房服務,租房的方式一年以上按日計。其中一家發展商、籌資人衛斯裡·E.芬奇,之後把克裡拉入了一次低風險高利潤的合作銷售。1989年,在華盛頓一共兩三個月裡,克裡不時免費秘密享有一間價值每月8000美元的公寓,公寓的主人是他的籌資人和朋友鮑勃·法默,那時法默還是一位註冊的國會商業說客。沒有證據說明克裡曾經採取過任何特別的官方行動來幫助這些短期的房主。    
    


巨頭之戰巨頭之戰(6)

    克裡則認為這些事合情合法。他說,他沒有隱瞞法默為他提供公寓,因為這屬於參議院隱私要求中的「私人交誼」例外。但是這則報道在最後的幾周裡顛覆了競選形勢。威爾德盡力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要求聯邦審核。在三天時間裡,他在一個強硬的電視宣傳中費盡唇舌,對克裡的道德問題抓住不放。    
    兩天之後,這個問題成為他們斯普林菲爾德的第七輪辯論的中心內容,威爾德抓住每個計劃咄咄逼人。州長想就克裡擔任副州長時租賃汽車的舊事大肆渲染,而避開不談克裡曾延遲支付費用。    
    辯論中另一個主要的話題是他們在8月份達成的支出協議,這份協議曾轟動一時,但很快就銷聲匿跡。克裡曾抵押他在貝肯山的房屋,並將此項170萬個人收入中首期拿到的90萬美元投入競選中。    
    克裡的競選班子宣稱,他將取消這份簽過合同的支出協議,因為威爾德的傳媒顧問比克裡方面的顧問收費少,這樣威爾德有更多的錢購買廣告時間。但是合同根本沒有提到已貼現的賬款,而且威爾德的顧問稱克裡放出謠言保護自己的資金,因為他的競選資金已經告急了。    
    「威爾德很是震驚,」他的競選活動發言人格雷在很多年後回憶道,「他本以為他們已經達成了協議,克裡不會撕毀。」    
    10月27日,一個星期天,也就是大選的前九天,《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大衛·沃什提到,27年前克裡在越戰中獲得一枚銀星勳章可能是更為灰暗的事件。沃什引用了克裡快艇的同事所說的,他擊傷了一名敵軍火箭發射器裝載士兵之後,克裡才追趕這名士兵,並在一個小屋後面將其擊斃。    
    「最為醜陋的可能性是什麼?」沃什寫道,「那次偽功的背後是,克裡給了那名越南士兵以致命的一擊。這種行為在那個時代並不普遍,但在戰爭中卻不是那樣。」克裡那天聞之勃然大怒。被昔日的同事和一名退休的司令從側面打個措手不及,克裡聲稱那句話「徹徹底底地不對、混亂、瞎說以及惡意中傷」。他認為這不僅是侮辱了他個人的榮譽,也侮辱了「那些我們效勞的大眾的榮譽」。與他同在查爾斯頓已經退休的埃爾莫·R.朱姆沃爾特司令是越戰時美國海軍的指揮官,朱姆沃爾特認為這個專欄「是如此嚴重的侮辱,對事實徹底的、無恥的扭曲,而且這個事實我認為頗為重要」。再一次地,在競選活動的尾聲部分,對克裡在越南服役的侮辱增加了他的號召力。    
    第二天晚上,這場為時六個多月、頗為壯觀的辯論拉開了第八場的帷幕,地點則是在辯論系列開始的地方波士頓威嚴的法內爾大廳——「自由的搖籃」。兩個多世紀之前,殖民地居民在此彙集,抗議英國的稅收法律。現在外面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其中很多是勞工聯盟的成員,他們是克裡的忠實支持者。空氣中充斥著各種口號、噓聲和聖歌。    
    「這是巨頭之戰,本世紀最重要的比賽。」威爾德的發言人斯圖亞特·史蒂文思在辯論中慷慨陳詞。第八天,投票者們將對比賽進行裁決,得票數也是不分上下。    
    威爾德和克裡都處於巔峰狀態。雙方均形勢大好,可競爭異常激烈,討論重又回到了辯論早期提出的主題上面。揭露謎底的時刻一點一點逼近,票數計算之後,只有一位能登上國家的最高舞台。多麼激動人心的時刻!    
    在最後的一周裡,威爾德繼續他的廣告戰術,在每輪中有三個攻擊點。然而,投票數表明,他的競選活動對他的參選資格開始產生負面影響。在州和國家的投票中都曾遙遙領先的克林頓總統,在11月5日選舉的前兩天,與克裡一起出現在斯普林菲爾德,感謝克裡為競選財政改革所作的努力和他在1994年犯罪法案中為10萬名新政策官員慷慨解囊。    
    兩天之後,克裡贏得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役。他在大多數民主黨的根據地城市以大比分贏出,總得票數比威爾德多出191 508張,即256萬張中的7.5%。同時,克林頓在馬薩諸塞以853 656張選票的優勢擊敗了杜拉,比後者超過33%多。    
    直到今天,威爾德還相信他的幸運星隕落,是因為落後期間這場比賽變得「國有化」了。對於克林頓「燕尾服效應」依然眾說紛紜。威爾德競選幕僚羅伯·格雷認為,就在民主黨總統訪問斯普林菲爾德為克裡助陣後,威爾德才以10個百分比慘敗。    
    慶功宴當夜,在波士頓謝拉頓賓館的舞場中,克裡發誓在接下來的六年裡要成為「一個好得多的參議員」。「我在競選中比任何一次運動中都更多地瞭解了你們,瞭解了我自己,這樣說並不為過。」他說。    
    這場戰爭結束了,疲憊的選手們都褒獎了自己對手的表現。克裡盛讚威爾德「很明顯是一個具有非凡才能、十分難以打敗的競爭者」。而六個街區之外,在波士頓派克廣場賓館,威爾德則稱克裡「(值得)委以政治上和私人間的極度信任……他贏得了這場公平公正的比賽,如果比賽稱得上公平的話」。兩天之後,克裡和威爾德在北火車站附近的麥甘(McGann)酒吧碰面,互舉啤酒杯祝酒,將對方恭維了一番。    
    「這是最為合適的結束方式。」威爾德說道。    
    


硝煙四起硝煙四起(1)

    2001年9月10日,星期一晚上,世界事務委員會對約翰·克裡和約翰·麥凱恩給予表彰,原因是他們在美國和越南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我不想用任何方法誇大我和克裡所作的努力。」在一次共同參加的採訪中,麥凱恩這樣說道,「在某些方面,我認為,我們國家所發生的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標誌著那些曾被越戰所分離的人的關係已經得到恢復,已經正常化,已經建立了友誼。」    
    看看麥凱恩現在所說的那些就會知道,當時他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美國正站在另一場戰爭的懸崖邊。不久之後,這個黨派紛爭的國家即將團結起來。    
    星期二的早晨,克裡剛剛走進他在國會山的辦公室,準備稍事休息,然後參加上午9點鐘的參議院民主黨高層會議,這時,他的助手給他帶來一條驚人的消息。「約翰,」特裡西亞·費隆說,「一架飛機撞到了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克裡迅速打開電視機,只見在曼哈頓,這座110層的摩天大樓正在冒著濃煙。「這不是意外事故。」他立即判斷。他還對費隆講,在視野非常清晰的飛行條件下,飛機不可能發生撞到世貿中心的事故。    
    上午9:03,當第二架飛機撞到世貿中心的雙塔上時,克裡正在參加領導人會議。40分鐘後,參議員們聽見一聲巨響從遠處傳來。在兩英里外的波拖馬可河岸邊,第三架噴氣式客機撞到了五角大樓上。    
    美國遭到攻擊。17分鐘後,撞擊帶來更嚴重的後果,世貿雙子塔的南塔開始崩塌。    
    在國會大廈裡,參議員所在會場的電話鈴急劇響起:白宮正在進行人員疏散,還有一架飛機在空中。這些立法者被告知,白宮是潛在的打擊目標。克裡穿過了拉塞爾辦公大樓前的街道,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然後告知所有成員立即離開,並讓他們同家人取得聯繫。    
    克裡由吃驚轉為憤怒,他坐在助手大衛·韋德的身邊,繼續關注著這則新聞的後續報道。大約在世貿中心遭到攻擊一個小時後,第四架大型噴氣式客機在匹茲堡東南八英里處的市郊墜毀。從海外恐怖主義分子慣用的瘋狂劫持客機的手法可見,墜毀的這架飛機也是被恐怖分子劫持了。上午10:28,克裡和韋德看了世貿中心北塔崩塌的鏡頭。17分鐘後,華盛頓所有的建築物都作了人員疏散。那天晚上,布什總統向處於慌亂迷茫的國家發表了講話。「這些大規模屠殺行為意在把我們的國家帶入混亂的狀態,意在讓我們妥協,但是他們不會成功。」他說道。「恐怖分子的行動擊垮了我們最高的建築,但是他們不能撼動我們的國家。」他還補充道,「我已經動用了所有的力量去調查這次襲擊的幕後人,並使之接受正義的審判。我們將對策劃這次行動的恐怖分子和那些包庇他們的人同等對待。」    
    隨後,在當晚CNN的《拉裡·金直播》(Larry King Live)節目中,克裡把恐怖分子的秘密行動稱為「戰爭行為」。克裡聲稱,總統打擊恐怖分子和其包庇者的決心使他深受鼓舞。他接著說,美國必須表現出「勇敢和大膽——不是莽撞,而是大膽」。    
    「如果需要,我們必須無條件地準備進行單方面行動去捍衛我們所代表的榮譽和美國民眾的安全。」克裡說道,「我認為,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支持基於合理信息的合理響應。」    
      對於克裡來說,這天所發生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悲劇,還是他個人的悲劇。作為一名慈善家和民主黨積極分子,當時他的好友索尼亞·默西迪絲·莫拉利斯正搭乘一架去往國外的聯合航班上,恰恰是第二架撞在世貿中心的飛機。    
    在那周,克裡和肯尼迪乘坐特裡薩·海因茨的私人飛機飛往波士頓,那裡正是兩架被劫持的飛機的啟航地。兩位參議員會見了代理州長簡·斯威夫特,要求聯邦政府盡到對乘客和行李進行檢查的職責。「我們必須要求聯邦政府承擔起機場安全的職責。」克裡說道。    
    在恐怖襲擊的三天後,克裡參加了一次參議員投票——結果為98︰0,這次投票意在賦予布什更廣泛的權力來調用美軍,從而打擊參與三天前發動襲擊和包庇恐怖分子的國家、組織或個人。「人們非常關注,這會不會成為發起任何攻擊、任何行動和事件的借口。」克裡說。    
    在那時,克裡就已經想到了伊拉克。在9月14日國家公共廣播的採訪中,克裡說,這個決議將阻止總統利用「一個借口去入侵一個與『9·11』恐怖事件沒有任何聯繫的國家。用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如果伊拉克與這次恐怖活動沒有任何關聯,即使你不喜歡薩達姆·侯賽因,你也不能以此作為借口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就在恐怖襲擊發生之時,與全國人民一樣,克裡正在關注國內一件尋求和平的大事。那年,在參議院中,佛蒙特州參議員詹姆斯·M.傑弗茲決定脫離共和黨,他將以自由人士在參議院任職,這樣民主黨就會佔據參議院半數以上的席位,這令民主黨大為歡欣。克裡也打算好好利用民主黨新得到的權力。那年秋天,克裡一直計劃舉行一次有關提高燃料效率標準的聽證會,他還策劃阻止布什在聯邦境內的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進行石油開採。    
    在競選之路上,克裡一直在為2002年的改選連任做準備,他當時沒有強大的對手。他的眼光放在更遠處:準備2004年競選總統的預選提名。他提前結束了楠塔基特島的航海度假和帆板運動,轉而出席對新罕布什爾州地方政府的募捐活動(在那裡,毫不誇張地說,他——而不是曼徹斯特市長或州立法者——是吸引CNN來到這裡的原因)。兩天後,克裡敞開了位於路易斯堡廣場自己豪宅的大門,熱情招待了一個支持愛達荷州州長托馬斯·J.威爾薩克的募捐者,這意味著2004年的提名之戰已經開始。    
    


硝煙四起硝煙四起(2)

    在問及有關他2001年夏季出現的競選總統的徵兆時,他總是說,他並不完全確定他會參加大選。「我更傾向於說……我可能會處在這個位置想想我參加競選是否有意義。」他說道。克裡想認真涉足總統大選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98年,當時他發表了一場有關學校改革的演說,這次演說被他的助手稱做一項可能為2000年大選做的基礎宣傳。在這次演講中,克裡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不與教師聯盟一致的中間派議員,而教師聯盟是民主黨傳統上堅定的支持者。克裡提議取消終身職位系統和教師認證程序,前者保護了不稱職的教師,而後者則阻礙了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進入教育領域。    
    「事實上,在整個國家,對這種責任和創新的抵制都是如此明顯。」在波士頓東北大學,克裡對一位聽眾這樣說道。隨後,克裡與俄勒岡州共和黨人戈登·J.史密斯共同提出一項議案,意在賦予州和地方教育家在學校之外更多的權力(儘管這要求聯邦要配給250億美元的資金去幫助啟動並支持一系列新計劃)。    
    1999年9月,克裡對教育的批評涉及了當時得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州長喬治·W.布什(小布什)。這名得克薩斯州州長已經被認為是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這位候選人一直宣揚抽回用於貧困的公立學校的資金,轉而投入到私立學校和為家長聘請家庭教師方面。    
    但是,克裡的學校改革活動與他的2000年總統競選有著相同的期限。一方面,在1999年早些時候,他和他的朋友約翰·麥凱恩(預備參加2000年的大選)謹慎地考慮過,對克林頓總統的彈劾事件將會使籌備總統選舉變得更加困難。在那段敏感時期,每個候選人都試圖避免和「政治」有所沾染,他們募集的競選所需資金也遠遠沒有達到目標。「解放參議院!」在參議院宣佈克林頓無罪時,克裡一語雙關地歡呼道,「我準備引用馬丁·路德·金的話:『感謝上帝的萬能,我最終自由了!』」在參議員投票的兩周後,克裡決定不參加2000年大選。那年年末,他也停止了媒體普遍關注的有關學校改革的演說。2001年,所有的跡象都表明克裡想要參加總統競選,而他對反恐戰爭的態度將決定他在競選之路上的位置。在「9·11」事件之後的那段日子裡,據預測在這次恐怖事件中喪生的人數接近1萬人時(最終的數據表示約為3000人),恐懼的市民都紛紛躲進自己的家中。這時國會的成員空前團結,都堅定地站在總統布什這一邊。    
    同布什一樣,克裡在強烈譴責製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同時,也譴責隨後發生的對美國伊斯蘭教徒和阿拉伯裔公民的暴力事件。在波士頓郊外Tuft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克裡面對大約100位穆斯林學生和社團領導者,聲稱伊斯蘭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因而「我們將不會以恐怖分子的方式去阻止恐怖主義和打擊恐怖分子。如果有人違反了這個國家立國的準則,那麼他們就不能稱自己為愛國者,他甚至沒有資格稱自己是一個合格的美國公民」。    
    同樣還是在這次演說中,也就是「9·11」事件的一個星期後,克裡警告那些即將發起下一輪攻擊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利用生化武器襲擊其他薄弱領域。「水的供應怎樣?食品的供應怎樣?」克裡問道。    
    作為一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克裡很瞭解有關恐怖主義威脅的一些事情。1997年,他寫了一本名為《新戰爭》(The New War)的書,此書不僅聚焦在不斷增長的國際犯罪網絡,而且還警告要警惕「恐怖襲擊的全球化」。「未來的恐怖分子將擁有更具破壞力的武器和更完美的組織,」克裡寫道,「他們可能在僅僅一天內,在任何一個全球性大都市發動足以改變整個世界的恐怖事件……」克裡警告,恐怖分子可能利用生物或化學武器攻擊美國。但是,他尤為擔心的是前蘇聯地區不安全的核儲備。「多邊滲透的國境線、便利的通訊條件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易購都為那些瘋狂、大膽的恐怖分子提供了空前的時機。」他寫道。當時克裡的書中沒有提到奧薩馬·本·拉登,可是一年後,這個沙特阿拉伯的大富豪——「9·11」背後的主使者——幾乎成了對美國安全最大的威脅。1998年8月,他的基地組織成員策劃並實施了對美國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大使館的炸彈襲擊,致使257人在這兩次爆炸事件中喪生,其中包括12名美國人。對美國官方更多的襲擊即將到來。當總統克林頓決定對恐怖襲擊進行還擊時,多數共和黨成員指控,克林頓渴望發動一場戰爭的目的就是想把國家的注意力從他與白宮實習生莫尼卡·萊溫斯基有染的事件上轉移開。當時克裡極力支持克林頓總統在8月份的決定,即針對與本·拉登有關的阿富汗和蘇丹恐怖分子的營地同時發起遠程巡航導彈攻擊。「那些曾對我們進行恐怖襲擊的人必須知道,我們將還擊,為了保護美國公民的生命和利益,我們也將採取一切措施。」克裡說道。在這些襲擊的幾個月後,作為一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成員,克裡透露,美國的炸彈距離「本·拉登近在咫尺,但他幸運地逃脫了」。那時,情報機構聲稱,他們擔心本·拉登會進行報復襲擊。    
      在國會就是否向克林頓曾在萊溫斯基事件中說謊提起訴訟而進行投票的前夕,克裡也支持克林頓向伊拉克發動空襲的決定。由於薩達姆·侯賽因驅逐了聯合國在伊拉克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核查的人員,美國決定攻擊伊拉克。「總統並不能控制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時間表。」在提及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時,克裡說,「總統無權撤回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顯然,此刻總統並沒有放棄與薩達姆進行談判。」在「9·11」恐怖事件以後的幾周裡,美國的建築和庭院前升起了國旗,公路上的汽車也都掛上了國旗。社區的市民還為恐怖事件中的遇難者點燃了蠟燭守夜。如此多的志願者表現出了以血還血的本能,以至於他們不得不被警察帶走。克裡也回應布什總統提出的經濟支援武器政策,懇求市民們像以前一樣乘飛機旅行,照常消費。「如果你真的想成為一名愛國者,如果你想購買一輛汽車,那麼,像平常一樣,外出並購買那輛汽車。」在「9·11」事件兩周後,他在CBS的《直面國家》節目中這樣說道。「如果你一直打算外出旅行,那麼你就去旅行。在今天的美國,飛行比往常更加安全,因為我們一直在努力,飛行將會變得更加安全。人民需要對我們的國家有信心。」    
    然而,國內民眾對國家情報收集的效率產生了質疑:一個規模如此巨大的恐怖行動計劃竟然沒有引起事先注意?況且這些劫機者都事先在美國的飛行學校進行了訓練。克裡在《直面國家》節目中告訴觀眾們,在與恐怖分子的戰鬥中,儘管情報收集「對於美利堅合眾國來說是惟一的、最重要的武器」,但我們仍然是「最脆弱的、沒有掩護的,並且還處在一個明顯的位置。所以建立並完善針對恐怖分子的情報搜集機構還需要時間」。但是對克裡持批評態度的評論家們斷言,他也是那些應對情報收集質量下滑負責的立法者之一。作為一名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克裡先前曾呼籲削減國家在情報機構方面的開支,隨後,他還提倡「改變我們的情報搜集文化」。1995年9月,克裡提議削減大量機關共900億美元的財政開支,以精簡機構,減少開支。這個議案包括削減情報機構五年裡共15億美元的開支,但並沒有被通過。不過,那天,參議院兩黨都提議削減國家勘測局的財政開支,國家勘測局因管理不善和儲備10億美元的資金遭到了被削減的命運。    
    


硝煙四起硝煙四起(3)

    1997年5月,對這個因冷戰而構建起來的巨型國家情報機構規模不斷急劇膨脹的狀況,克裡表示了擔憂。「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他向參議院同僚們問道,「為什麼在國家好多基礎建設都缺少資金的時候,這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依然在不斷膨脹?為什麼在政府機構每一筆資金都要仔細審查的時候,情報機構還繼續得到越來越多的撥款?」克裡又補充說明,這個系統的保密性使得很難判斷它的效率究竟如何。    
    2001年秋季,克裡一直謹慎地支持布什總統對恐怖分子發動的反擊。當人們都知道基地組織策劃了「9·11」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仍一直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護。布什要求他們交出本·拉登,當塔利班拒絕後,布什立即發動了軍事打擊,兌現了他的承諾——美國將「打擊那些為恐怖主義提供援助和安全庇護的國家」。    
    在10月份早些時候,儘管克裡強調應擴大同穆斯林世界的交涉,但他還是投票支持了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正如你走上了這條反擊之路,政府就需要更加小心,更加深思熟慮,更加機動靈敏。」克裡說道。    
    隨著戰爭的進行,克裡對使用地面部隊的觀點不斷變化。在10月8日接受《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中,他說,美軍似乎並不需要使用大規模地面進攻,空襲將會有效地打擊塔利班的主力民兵部隊。他還對布什政府中的「一些參與人物」提出了質疑,他說很高興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副總統迪克·切尼「可以左右總統」。但是在11月早些時候,他告訴《洛杉磯時報》:「我認為一些陸地進攻將是必要的。有關這一點毫無疑問。我認為,只要對勝利有利,無論什麼方式我們都要嘗試。」    
    打擊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隨著無情的空襲拉開了序幕,在長達100多天裡,塔利班的雷達、防空裝置和指揮控制系統,以及基地組織的訓練營都成為美軍的軍事目標。美英聯軍與阿富汗北部聯盟的15萬名士兵聯合起來。隨後,當塔利班政權的倒台不可避免後,南部阿富汗的上千名Pashtun士兵前來協助美軍領導的聯合部隊。    
    那年秋天,在政治上持左派觀點的評論家們譴責,「9·11」恐怖事件源於美國錯誤的緊張外交政策,這其中包括對伊拉克實行經濟制裁,以及支持武力強大、具有侵略性的以色列去反對尋求建立自己國家的巴勒斯坦人。他們還指責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中殺害了許多無辜的人,這導致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反美情緒的不斷高漲。    
    克裡重新拾起一些反戰觀點,他再三地表示擔憂,對阿富汗的轟炸將會導致與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對抗。他說,他建議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把對阿富汗的空襲限制在打擊軍事目標的範圍內。「我不支持延長空襲作戰計劃,」克裡說,「這不是針對平民的戰役。阿富汗有許多軍事打擊目標,我們不能失去發動戰爭的理由。」    
    在這個問題上,他與他即將挑戰的共和黨總統布什產生了極大分歧,即使在他支持布什發動戰爭時,他的立場與布什也是有所差異的。「如果你的所作所為就是製造更多無辜的受害者,就是激起更多巴基斯坦周邊地區的不滿,你還會更安全嗎?我們有義務問這些問題。」那時,他又提出了一句即將成為他競選總統口號之一的號召:「愛國不是盲目的。」10月20日,在讚揚布什總統果敢的反恐戰爭策略時,克裡仍然堅持美國應該重新評估它的外交政策,從根源上解決那些孕育了本·拉登的「恐怖組織」的政策。「恐怖主義之所以在世界上氾濫,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重視貧窮、機遇、管理和發展等問題。」克裡說。但是克裡反對那些左派人士持有的美國自身導致了「9·11」恐怖事件的觀點,反對他們聲稱自殺式空襲是一種犯罪而不是一場戰爭,反對他們把美軍打擊貧困的阿富汗的行動與越南戰爭相提並論。「二者之間有天壤之別。」克裡說,不過他也把本·拉登稱為「魔鬼」。    
    隨著阿富汗戰爭進一步深入,總統也為公眾質疑的巨大人員傷亡準備好了答案。他說:「這場戰爭將不會像十年前的美伊戰爭一樣,它目標明確,就是要解放領土,而且會速戰速決。」然而就在布什在國會這樣宣佈五天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向媒體宣佈:「這將不會是一場乾淨利落的戰爭,我很抱歉這樣說。這場戰爭將會非常困難,非常危險。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在西方軍隊初遇挫折的時候,國防部長的話確實很正確。但是在11月,局勢向著大好方面轉變。隨著塔利班領導者在廣播中要求他的軍隊「不要像懦夫一樣」,塔利班士兵開始潰散。11月13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淪陷;三天後,塔利班的勢力範圍縮小到原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    
    「毫無疑問,我們將近一步接近本·拉登,」克裡在10月中旬說道,「塔利班處在一個非常緊張、窘迫的境地。我們的努力給他們帶來了壓力,現在,這個壓力非常巨大。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相比較,還將會有更多壓力接踵而至。我相信,那些包庇本·拉登的組織,例如塔利班和基地網絡,都將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打擊和追剿。最終的勝利屬於我們。」實際上,儘管美國領導的聯軍推翻了瘋狂的塔利班政權,並且僅以犧牲23人的代價摧毀了基地組織的絕大部分骨幹,但是他們沒有俘獲本·拉登。隨後,克裡也把這次托拉·博拉(Tora Bora)稱做一個「失敗的軍事策劃」,因為本·拉登成功地從阿富汗群山中避開了追捕。2001年10月11日的午夜,也就是「9·11」恐怖事件的一個月後,參議院通過立法賦予執法機構徹底掃除國內的監督勢力無孔不入的權力,其中包括情報裝置的使用範圍。「在這個時候,與過去40年的人和時間相比,美國人民更加堅定不移地支持著聯邦政府,他們相信政府將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克裡告訴他的同僚們,「美國民眾支持我們為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門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他們可以懲罰實行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以及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恐怖活動。」    
    


硝煙四起硝煙四起(4)

    克裡注意到民眾廣泛同意聯邦政府制定的反恐戰略,如升級反恐法案以適應如移動電話等新技術,以及「保證反恐人員享有打擊毒品走私和集團犯罪人員的同等特權」。但是他又補充道:「在其他事件上,民眾很難達成一致,如拘留外國人。我很高興我們正要立法打擊恐怖分子。」    
    克裡對這個決議對某些領域公民自由的影響表示懷疑,但是他強調了這個決議的重要性。「就是在今天,聯邦調查局發佈了一個有關恐怖襲擊的警告,並且推行法律實施以保證最高級別的警戒。我認為,對我們的安全來說,這些嚴重的威脅證明了我們迅速立法是正確的選擇。」克裡說道。在一場繁冗拖沓的辯論之後,參議院以96票對1票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將為截取和阻擊恐怖行動提供必要的、合適的工具——聯邦愛國者法案。惟一的一張反對票來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黨人拉斯·范格德。范格德試圖限制執法人員在沒有法院允許的情況下對可疑行動者的監視時間——克裡投票擱置的修正。「因為我堅信,我們必須要依據這項法案打擊恐怖分子。」參議院議案中還包括一條由克裡發起的條款,主張為執法機構提供更多的權力以打擊為恐怖組織洗錢並提供幫助的組織。    
    同一天,參議院通過了一項航空安全法案,這項法案規定行李檢查人員也必須是聯邦僱員,還要求增加航班上司儀的數量,以及增加航空反恐訓練。後來,克裡尖銳地批評了眾議員共和黨人對將機場安全系統置於聯邦管轄之下提案的抵制。    
    「我們並沒有忽視總統的安全,也沒有強迫空軍、海軍和陸軍處於聯邦管轄之下。」在給《波士頓先驅報》的文章中,克裡寫道,「美國民眾不想命懸一線,提心吊膽地坐飛機,也不想讓一些不負責任的私人安全機構在我們的港口和水路上巡邏。」    
    克裡和其他許多立法者一起打破了在這件事上黨派相爭的僵局。2001年11月19日,布什總統來到羅納德·裡根國家機場簽署了一項議案,這項議案規定,有史以來第一次,機場安全成為「聯邦的直接職責」。10月26日,星期四,克裡加入了另外78位參議員的行列。他們支持判處在美國本土以外實施恐怖活動的恐怖分子死刑的提議。克裡曾一直反對死刑,甚至對恐怖分子也不例外。在1996年與威廉·威爾德州長角逐參議員的競選中,他說,對於恐怖分子來說,死刑將「等同於對他們實行保護政策」,因為一些取締死刑的國家將會拒絕把被俘的恐怖分子引渡給美國。「9·11」事件之後,克裡改變了他的觀點,「因為恐怖分子已經在美國本土宣戰。」對於刑事司法系統內實行的死刑,克裡仍持反對態度,並且,他不斷地關注死刑執行的公正性。    
    克裡支持布什有關建立一個本土安全機構的決定,作為一個行政分支機構,它將協調美國本土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但是,克裡也對這個機構的效能表示出質疑。「華盛頓長期以來就對行政機構修修補補,但是效率一直不盡人意,除非有人有權力也有能力讓人們都理解並配合該機構。」克裡說道。    
    一年後,克裡說,國會通過投票建立一個新的、內閣一級的本土安全機構迫在眉睫:「自從『9·11』事件以來,我和一些同僚認為,對於提高本土安全來說,進行一次聯邦政府整編勢在必行。」    
    2002年1月,隨著美軍仍在阿富汗戰場戰鬥,布什總統第一次公開宣稱美國將要面對另一場戰爭。自從「9·11」恐怖襲擊以來,在他第一次發表公開講話時,布什就給薩達姆政權加上了這樣的註釋:「一個魔鬼的斧頭,它將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    
    政府官員警告,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能被用於恐怖襲擊,其後果將遠比撞擊五角大樓和摧毀紐約世貿中心的劫機恐怖襲擊要嚴重得多。他們還斷定,儘管沒有確鑿事實根據,但薩達姆與「9·11」恐怖分子間肯定存在聯繫。對於克裡來說,這將成為一個極其痛苦的考驗。從越南歸來不久,他便對越戰持反對態度。儘管他是激進的反戰分子,但他還是對1989年巴拿馬和1999年科索沃的美軍軍事行動投了贊成票。在科索沃的問題上,克裡說「不採取任何行動」去阻止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捨維奇的極端行為「絕對令人無法接受」。    
    他還爭辯道,在空襲造成的傷亡與米洛捨維奇和他的軍隊製造的人類毀滅之間「不存在道德上的等同」,「他們謀殺、強姦、有組織地搶劫、掠奪、剝奪個性、種族屠殺、對村莊大規模地破壞、在孩子面前屠殺教師和他們的父母。」    
    我們處於「戰爭」中,他說:「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我們對勝利是否有所準備。」在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以微弱的優勢投票通過了北約在科索沃的空襲行動之後,克裡在一次採訪中說道:「我永遠也忘不了在科索沃問題上國會這次背信棄義的表決。」克裡認為這是一次卑劣的行徑,「因為共和黨人通過投票迫使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發動戰爭。」克裡又說:「我認為,這是一個恥辱。」    
    在1999年3月23日的議會講演中,克裡再次提到了他在越南得到的教訓。「如果你想調遣美國軍隊,你應該首先決定你想達到的目標,然後再決定是否要派這些士兵——海軍、空軍、陸軍等——踏上戰場,你這樣決定就意味著你要達到已經設立的目標。」但是克裡在伊拉克方面的觀點永遠都是模糊的。克裡個人的決策風格使得別人更捉摸不透他的真實想法。對於克裡來說,所有重大的決定都是通過蘇格拉底式的反覆詰問、反覆辯駁來最後成型。他會從許多領域尋求建議,變幻多種角度,提出每一個疑問。幾年來,很多助手私下裡認為克裡針對棘手問題的處理方法井然有序。    
    在政治問題上,這種思維方式和決策方式幫助克裡掌握了正反兩方面的辯術,也在政治舞台上給他提供了大量的外界觀點。但是,這種反覆詰問也使他練就了無中生有的論辯才能。在別人看來,他似乎一直都在取消自己剛剛定下的決定。    
    對於那些批評家來說,克裡是一個騎牆觀望的人,在大事上的態度總是猶疑不定。不過,2002年10月,在參議院投票是否支持布什總統出兵伊拉克的戰爭決議時,克裡的猶疑不決和反覆無常達到了頂峰。    
    在「9·11」事件之後不久的一次電視採訪中,克裡明確表明他認為薩達姆·侯賽因是一個威脅。「薩達姆曾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鎮壓他的人民,這有證據表明,他們試圖保留這些武器,甚至對這些武器進行測試。」在《直面國家》節目中,他這樣說道。但是在2002年,布什政府開始考慮把戰爭作為震懾薩達姆的手段。    
    


硝煙四起硝煙四起(5)

    在發表「魔鬼的斧頭」的演講一個月後,布什總統開始集結軍隊以徹底清除薩達姆和那些被認為是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春季,五角大樓已經擬訂進攻計劃;仲夏,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聽取了一些專家的證詞,這些專家證明薩達姆正在推行一個「主動的、不斷壯大的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伊拉克計劃」。戰鼓擂起來了,戰爭一觸即發。但8月21日,布什總統反覆思索後覺得進攻伊拉克有些「意氣用事」,說他是個「耐心的人」,願意在採取行動前徵求國際同盟和國會的意見。    
    回到波士頓的家中,克裡感受到了壓力。九天後,大約80名反戰者在參議院辦公大樓前舉行示威抗議。克裡表示了他的觀點,他說:「我希望我們能找到一項可以消除薩達姆威脅的決策,我更希望我們能找到對人民有利、保護人民安全的政策。」在那幾天裡,布什總統說,他會像他父親十多年前所做的那樣,在發動任何軍事行動前尋求國會的支持,他也要把對伊戰爭決議提交到國會。    
    布什在9月12日的聯合國安理會上提出了給薩達姆開出的條件,後來他說他懷疑薩達姆根本不會接受。針對布什的講話,克裡說,他「非常支持總統」。但是兩天後,就在布什在國會通過他的戰爭決議時,在國家電視台中,克裡把布什的講話比做「打在聯合國臉上的一個耳光」。克裡還說,仍有許多「未被答覆的質疑」。    
    從克裡的過去不難看出,他對戰爭存在好惡相剋的矛盾心理,所以對於約翰·克裡來說,伊拉克就是個矛盾的尷尬難題。11年前,他曾投票反對一場深得民心的戰爭。現在,在這場總統競選的活動中,他將會因投反戰的票而遭到質詢。他批評布什,但他仍舊抱觀望態度。事件發展很快。其他國家的領導者也紛紛就軍事行動表態,或是支持,或是反對。布什政府不斷對國會施壓,要求國會在11月份的中期選舉之前進行決策,因為中期選舉之後,共和黨在國會兩院中的席位比例將有可能發生改變。    
    國會兩黨與白宮之間持續了為期數星期的協商談判,國會領導者們奮力爭取在動用武力方面形成一個更加嚴謹的決議。10月1日,就在國會就這個決議的措辭進行商討時,布什批評道,他們的做法只能讓他「放不開手腳」,從而削弱了決議的效力。他說,即使美國不能在聯合國贏得國際上的支持,他也想出兵。    
    對於布什的戰爭決議,印地安那州共和黨人理查德·G.路加和特拉華州民主黨人約瑟夫·R.拜頓有一個修正草案。就在不得不攤牌的時候,作為一名布什對外政策尖銳的批評家,克裡稱其中一個有關這個決議的新草案為「改進的決議」,因為新草案添加了「要向國會通知的內容」。但他仍然猶疑不定,不知道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    
    幾天後,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演說中,布什說:「薩達姆一直窩藏著恐怖分子,藏匿一些實行恐怖襲擊的器械,還擁有數目驚人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並不值得我們信任。我們面臨非常危險的情況,他將會使用這些武器,或者把它們提供給恐怖分子。」    
    「面對明顯存在的危險,我們不能等到最後證明時刻——槍管冒出硝煙或是天邊升起蘑菇雲。」布什說道,「通過決議並不代表著軍事行動即將來臨或是不可避免。」他宣稱,「這個決議的目的是告訴聯合國和所有其他的國家,美國是用一個聲音說話的,美國決定維護世界和平。」 在克裡的支持者中,一些人談到了即將到來的投票。一些顧問警告克裡,一張贊成票可能意味著危險的政治副產品。「現在國內流傳著這樣一些聲音:『克裡,你永遠都不會被民主黨提名』和『克裡,你一直在疏遠你的支持者』。」克裡的前法律顧問喬納森·溫納這樣說道。    
      儘管幾個月來克裡對布什的對外政策一直持批評態度,但兩天後,他最終宣佈支持布什在參議院長達45分鐘的講話中提出的決議。    
    「在聯合協商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同聯軍通過新一輪艱難的武器核查來完成這些目標,僅在此前提下,我將投票支持總統武裝解除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決議。」克裡在演講中如是說,「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將履行他對美國民眾所作的承諾——與聯合國安理會合作……如果我們不得不訴諸武力來解除薩達姆的政權,也必須要在盟國支持我們的前提下。」    
    次日,10月10日,國會兩院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授予布什一直追求的對伊作戰支持。這次兩黨聯合的參議員投票的結果是77︰23,泰德·肯尼迪投了反對票。    
    幾天以來,克裡一直窮於回應他的批評者,聲稱這次投票是為了和平,而不是戰爭。然而,他模糊不清的矛盾解釋卻讓人無法信服他的和平立場。例如,投票四天後,在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宴會上,針對民主黨已經在參議院中不佔多數優勢的職責,克裡做出了回應。    
    「錯誤,」他說,「每一位參議員試圖將此事(對戰爭決議的投票)提交聯合國,如果國際社會願意,我們希望通過聯合國謀求和平。」克裡繼續說他將反對美國單方面出兵。「無論如何,在沒有明顯跡象表明我們受到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悍然發兵,史無前例地把公民送到戰場上都是師出無名的。」    
    在馬薩諸塞,克裡在參議員改選中的惟一對手是自由黨候選人邁克爾·E.克勞德,他們將在選舉時對壘。這一次,共和黨沒能產生足以與克裡抗衡的對手。突然,一個反戰的補選候選人跳了出來。來自於劍橋的蘭德爾·C.福斯伯格是一位武器控制專家和倡導和平的積極分子,他說他的候選資格「將不僅僅讓克裡驚醒,而且還要讓全國人民知道許多人都反對出兵伊拉克」。    
    碰巧,福斯伯格是反對核武器運動的領導者,克裡早在20年前就擁護這場運動。在11月5日的選舉中,與克勞德18.5%的得票率相比,克裡得到了80.3%的選票。福斯伯格短暫的競選宣傳和誇誇其談,僅讓他得到24 898張選票——占總票數的1.2%。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1)

    在恐怖分子襲擊世貿雙子樓和五角大樓之前,克裡就已經開始謀求競選總統的候選資格了。在公眾面前,這位參議員說他的目標只是在2002年連任參議員,但是他的許多舉措都表明他在覬覦白宮。事實上,甚至早在喬治·W.布什(小布什)就職演說之前,克裡就有渴望入主白宮的跡象。2001年1月初,克裡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同盟就請求活動分子們不要支持其他可能的總統候選人。新罕布什爾州將是三年後全國第一個舉行民主黨總統提名預選Primary,也稱初選,指政黨為獲得某一公職選拔候選人而舉行的競選。預選可為各級政府職位選拔候選人,即地方基層競選市長,地區競選美國眾議員,州一級競選州長,美國參議員及美國總統。黨內初選時,只有該黨已登記的黨員才能投票。公開預選時,一個黨的選民可以在另一個黨的預選中投票,這稱為「跨黨」選民。總統候選人預選在州一級舉行,由該州人民選出誰當某黨的總統候選人。鑒於各州法律不同,選民可投票直接選出總統候選人,或選出全國黨代表大會的代表,該代表必須「保證」在會上支持某一總統候選人。如果州的預選舉行得早,有時可能終止主要總統候選人的競選進程,轉而發起新的衝擊,支持名不見經傳的候選人競選。——譯者注的州。到6月末,克裡一直在愛達荷州,這將是第一個舉行民主黨核心會議Caucus,特指旨在決定政治上或組織上改變的會議。在美國總統競選政治中,本詞指各黨地方組織在總統提名期間召開的骨幹黨員會議。「層次分明的」骨幹黨員會議體制指黨的區一級骨幹分子選舉出席縣一級會議的代表,縣級會議則選舉州級會議代表,州級會議選舉出席該黨全國總統提名大會的代表。骨幹黨員會議體制旨在通過代表的遴選顯示該黨各州黨員究竟傾向誰為總統候選人,其實效是使總統提名民主化,因為候選人的挑選基本上決定於區一級,即整個進程的最初階段。——譯者注的州;8月,他又高姿態地拜訪了新罕布什爾州。這之前他已經去過得克薩斯州,隨後他的加利福尼亞、華盛頓州、科羅拉多州和佐治亞州之行意味著他全國性的籌款活動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始籌備了。    
    克裡將在12月中旬,即「9·11」事件兩個多月後,採取第一步公開計劃。他建立了「市民士兵基金會」(Citizen Soldier Fund),該組織是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目的是為其他謀求公職的民主黨候選人提供支持,包括那些在地方如愛達荷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競選的民主黨人。    
    正如那些在大事上深思熟慮的人一樣,克裡也用了數年的時間才決定參選。在民主黨內,克裡是1985年1月進入參議院的五位新人之一,是這個特殊小組中的成員,這個小組都在羅納德·裡根淘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的那場政治風暴中倖存。    
    這個小組沒有等閒之輩,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競選總統的雄心。在克裡之前角逐總統寶座的有田納西州的阿爾伯特·戈爾,曾在1988年和2000年參加競選;1988年參加競選的伊利諾斯州的保爾·西蒙;1992年參加競選的愛達荷州的托馬斯·哈金。第五位成員約翰·D.(傑)洛克菲勒四世曾在1991年默默地準備了幾個月,在退出競選之前曾經訪問了22個州。    
    1992年,克裡並沒有考慮角逐總統一職,但隨著克林頓時代臨近尾聲,克裡也想大展拳腳了。1999年2月末,他否認自己要競選總統。「我的心熱愛戰爭,我的心熱愛這些事情,我的心大喊著去為總統一職戰鬥。」克裡解釋道,「可是我的頭腦告訴我一旦我宣佈要參加競選,我就必須在10個月內籌集數目驚人的資金。」他當時還顧慮這一競選之路漫長無盡,崎嶇坎坷。當時的副總統戈爾是民主黨內最看好的提名者。來自新澤西的前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也幾乎進入最後大選,如果克裡很難在這場齊頭並進的黨內提名競爭中打敗戈爾,那麼他幾乎根本不可能在三方面參加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在擔任克林頓的副總統的第二個任期中,戈爾幾乎被看做准總統接班人。克裡隨後也在民主黨提名大戰中支持戈爾,在副總統淘汰掉比爾·布拉德利後,他仍然還有很多黨內競爭者。    
    克里長期以來默默隱藏的競選總統的雄心在2002年終於遇到了機遇。那一年,馬薩諸塞州的共和黨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產生出可以挑戰克裡參議員席位的競爭者,這讓克裡有時間在全國範圍內樹立自己的形象,籌劃足夠的競選資金,並在有可能決定競選提名之戰的州里做巡迴宣傳。    
    5月,他拜訪了南卡羅來納州,這是他在過去的14個月裡第九次拜訪南部的州。矮棕櫚州(南卡羅來納州的別名)已經把總統預選日期提前到新罕布什爾州之後,與其他許多州同時舉行。2004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內提名的第一步就受到了共和黨發動的大事件的影響——總統布什決定侵入伊拉克。布什請求國會同意「使用他覺得合適的所有方法,包括武力」來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統治,以貫徹執行聯合國要求伊拉克解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決議。克裡對布什的決定投了贊成票。這一舉動使得克裡廣受自由主義分子的指責和攻擊。    
    對於剛剛興起的新一輪反戰運動,佛蒙特州州長霍華德·迪安成了廣大選民很感興趣的對象。迪安是個在新英格蘭藉藉無名的人物,可他卻是第一個針對2004年大選建立總統競選委員會的候選人,他在2002年5月29日建立「美國的迪安」競選委員會。同年10月,他開始積極反對這場戰爭。    
    在10月10日和11日國會投票表決布什戰爭決議前夕,迪安被《費城問訊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描述成「前一分鐘還是愛好和平的鴿派人物,下一分鐘就變成了好戰的鷹派」。「我們為什麼要以單邊方式來處理一切呢?」迪安後來抱怨道,「我們當然要保衛美國,如果我們必須要單邊行動的話,我們必須這樣。」    
    克裡當時正在面對有關他屈服於白宮共和黨人的指控。他在贊成布什戰爭決議的投票後反覆為自己辯解,但這些辯解都很無力、混亂、迷糊不清。在他投贊成票四天後,他說這個決議並沒有授予布什發動戰爭的「自由權力」,儘管實際上它確實有這個效用。「我們授予他的是與國際團體合作力圖一起解決大事的權力和機會。」克裡在亞利桑那州對民主黨小組說。    
    諷刺性地,克裡為自己辯護說一張贊成票會授予白宮需要的權力來向薩達姆·侯賽因施壓,讓他交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是他忘記了,11年前他卻對同樣的戰爭決議投了反對票,當時布什的父親,喬治·H.W.布什,也想推翻薩達姆政權。1991年,當克裡投票反對老布什的戰爭決議時,克裡說:「對於我們國會成員來說,這不僅僅是表達意見的一票。這是有關戰爭的投票,因為不論總統怎樣實行他的權力,我們投票過後都無法影響他。」2002年,當他投票贊成現總統布什的戰爭決議時,克裡聲稱,布什的決議只有通過「與我們盟國一起合作進行嚴格的對伊武器核查」來實行,他才支持這項決議。    
    在政壇任職20年後,克裡對於他這次總統大選持謹慎的兩邊觀望態度。他總是很擔心在最後的大選中,共和黨人會認為他弱於為自己辯護。但是現在,他給了迪安一個可攻擊的漏洞,後者也敏銳地抓住了這個絕好的攻擊機會,多次強調自己反對伊拉克戰爭,這一立場無疑將他與克裡以及其他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明顯地分離開。迪安還因為他突破性地利用互聯網作為籌款和組織工具而額外吸引了公眾注意。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2)

    儘管克裡在對伊作戰決議上投了贊成票,他仍然作為一個全國候選人得到民眾的關注。2002年10月24日,《華爾街日報》上的一則報道以「越戰英雄謀求競選」為題報道了克裡的競選。幾天前在哥倫比亞,南卡羅來納最大的報紙State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李·班迪稱克裡為「S.C.民主黨人領袖早早鍾愛的候選人」。11月末,《紐約客》作家喬·克萊恩——他在30年前就曾採訪過克裡,也深入、褒獎有加地報道了克裡。在這些媒體大人物的眼裡,克裡正成為一場還未開始但已硝煙四起的總統角逐大戰中的領先競爭者。    
    那年秋天,克裡輕鬆地連續第四屆當選參議員,他以80%的選票輕鬆擊敗了一個自由黨候選人和一位補名候選的和平主義者——他一直抗議克裡對布什對伊戰爭的贊成票。2002年12月4日,克裡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出候選資格申請,這樣他便獲許為競選總統籌集和花費資金。他在參議員競選中花費了260萬美元,隨後立即在多個州開展競選籌款活動。克裡競選的理論基礎,就是財政優勢決定勝利。    
    同時,克裡開始公開申明他在「9·11」事件後改變了原來對死刑的反對態度,聲稱他現在支持死刑,但只限於對恐怖分子。就像以前一樣,越南總是他要提起來的。「我們並不是在討論美國犯罪司法系統下的美國公民,」他說,「大體上,我們所討論的是那些威脅我們國家安全的人,就像我在越南個人和集體擊斃的人一樣……我支持對那些威脅我們國家安全的人執行死刑。」    
    戈爾,本來也是被看好的另一個競爭者,卻在12月15日主動宣佈退出競選。兩天後,克裡在紐約與一組20多位手握重權的民主黨競選金融家會面。在公證基金(equity fund)管理者阿蘭·帕特裡剋夫位於派克大街的辦公室中,參議員克裡自信地預測自己將在13個月後第一次預選前至少籌集到3000萬美元。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儘管聽起來不太可能實現,但最後克裡還是達到了。    
    2003年1月,美國調查機構(the American Research Group)就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中可能產生的候選人進行了第一次月度民意測驗。克裡以27︰15領先於迪安,其他已註冊的候選人沒有構成太大威脅。那個月末,克裡在國會山辦公大樓他自己地處偏僻的參議員辦公室裡,接受了《波士頓環球報》三位記者的訪問。這個沒有窗戶的辦公室讓他可以避免議員生活的喧囂。在採訪中間,克裡獲知了記者們得到的有關他祖先的一些家世信息,這也是宣傳候選人的一部分。    
    幾年前就有人告訴他他的祖母有可能是猶太人。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祖父是猶太人,叫弗裡茲·考恩,生在現在的捷克共和國。「真令人驚奇……對我來說太新奇了。」他說,「這種事情真讓人難以置信,我認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個趣事了,簡直是個新發現。」    
    克裡的祖父把名字改成了弗雷德裡克·克裡,改信了天主教以避免遭到迫害,還移民到了美國。這個新發現也震驚了許多馬薩諸塞人,他們一直以為這個天主教徒、帶有愛爾蘭味道的姓氏的參議員是來自愛爾蘭的移民後裔呢。克裡自己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愛爾蘭裔,但無數新聞報道都給人們留下了這一難以糾正的印象。    
    第二條消息也讓克裡目瞪口呆,沉默了好一陣。他早已知道祖父自殺了,但他不知道當時的環境:1921年11月23日,他用一枝手槍在波士頓中心的科普利廣場飯店的洗手間擊中自己的頭部。參議員震驚了。「我多少次走過那家飯店!」克裡說,不敢相信手中的這條新聞簡報的複印件。「上帝,多麼可怕的事情……這太沉重了。」    
    在這次採訪中,克裡在椅子裡不舒服地移來移去,時不時地喝口蛋白質飲料。他當時穿著一身深藍色西裝,但看起來比平時還要瘦弱。他瘦弱的原因不久就被公之於眾了,五星期前,就在聖誕節前夕,他被診斷為患有前列腺癌。    
    即使已經59歲了,克裡依然很有活力,他會穿上冰鞋玩冰球,他剛剛還迷上了有點危險的風箏衝浪,還是個技巧不錯的帆板運動員。1998年,他還在科德角和楠塔基特島之間的海域乘帆板滑行了25英里,《美國帆板》雜誌的編輯和他一起度過了這次六個半小時的壯麗航行。    
    但是現在他似乎活力衰退了,他患上了前列腺癌,他的父親理查德·克裡兩年半前正是死於此症,當時他剛剛過了85歲生日。得知自己患病後,克裡開始研究治療偏方,他在假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互聯網上搜集信息。2003年2月12日,在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著名的泌尿科醫師帕特裡克·C.沃爾什給克裡做了前列腺切除手術。沃爾什說克裡的「前列腺癌是早期的、良性的」,手術非常成功,沒有任何惡性細胞擴散的跡象,克裡也不需要化療或放射療法。醫師說克裡兩個星期內就可以回到競選活動中。    
    數月後,克裡說他在診斷結果出來後一直很樂觀;畢竟,他從越戰中生還回國。「我很自信。我一定會戰勝疾病。我就會好起來。』」他對《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說。這個候選人想把癌症手術描述成個小毛病。他本可以選擇更保守的治療——比如放射療法——但這可能使克裡虛弱好久,從而限制他的競選活動。    
    2月末,克裡正處於恢復期,他當時身體極度虛弱,甚至無法穿過城區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相反,他邀請一些活動分子來到他位於喬治敦的家中。迪安此時也在國會山的凱悅大飯店(Hyatt Regency)召集幕僚。迪安用一系列「我想知道什麼」這樣的問話,抨擊了自己的民主黨領袖們沒能勇敢地抵抗布什政府的對伊拉克戰爭、減稅政策、處方藥品改革和教育改革政策。「我是霍華德·迪安,我在這裡代表民主黨內民主的一派。」他說,頗像前參議員保爾·威爾斯通的經典宣言。    
    這次手術破壞了克裡領跑的優勢。身體恢復後,他立即重新開始了繁忙的競選日程,大部分計劃都是在全國各地籌款。醫生允許克裡在兩個星期後回到競選中來,但是他在位於波士頓的辦公室接受採訪時,仍然忍受著陣陣病痛。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3)

    當克裡於2003年初回到競選講台上時,總統布什加大了對伊拉克的壓力,全面戰爭一觸即發。這幫助霍華德·迪安從民主黨內大聲疾呼的反戰一派中獲取了更多支持。    
    美國、英國和西班牙不顧聯合國中以法國為首的反對派,於3月7日宣佈他們將給薩達姆最後10天期限交出違禁武器。最後期限過去了,薩達姆依然沒有屈服,布什發出了最後通牒:如果薩達姆·侯賽因和他的兒子不在48小時之內離開伊拉克,美國將進入伊拉克。而公然反抗美國的薩達姆說伊拉克將反抗到「最後一戰」。3月20日美國對伊拉克的空襲標誌著對伊戰爭的開端,隨後6萬名美英士兵從科威特的基地進入伊拉克南部的沙漠。    
    美國民眾被夜以繼日的大型電視直播的入侵進程驚呆了。戰爭也加大了民主黨人之間的分歧,以及競爭總統提名的民主黨候選人之間的分歧。對克裡來說,美國在對伊戰爭中的節節勝利對比民眾對其後果的擔憂,以及民主黨人中新興起的反戰一派,讓他的競選態勢在幾個月內岌岌可危。    
    在進入伊拉克之前,克裡批評總統布什沒能集結反對伊拉克的大型國際同盟。戰爭打響兩天後,克裡說:「我完全支持我們在那裡(伊拉克)的軍隊,我不會對這場戰爭做出任何批評。我們國家需要聯合起來尊重我們的軍隊。」這也與他1991年時對海灣戰爭的立場遙相呼應。    
    而此時,迪安仍然大聲疾呼反對戰爭。3月27日在愛達荷州的演講中,他抨擊了克裡的戰爭立場。「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約翰·克裡的立場。」迪安說,「如果你贊成戰爭,那麼就明白說出來;如果你反對戰爭,也明白說出來。但你不要在中間左右搖擺。」    
    不到一個星期,克裡又收回了他對布什的支持:「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改變薩達姆·侯賽因和伊拉克的政權體制,我們也需要改變美國的政權體制。」他在新罕布什爾州彼得斯堡對一群人這樣說——這句話幾個星期以來一直給他的競選帶來麻煩。    
    克裡的評論顯然是要吸引被迪安激勵的反戰選民們,他上述言論頻頻出現在廣播節目中,受到了共和黨人的猛烈抨擊。隨著美國軍隊接近巴格達,克裡的愛國心和他的判斷也受到許多批評家的質疑。他們批評克裡把布什和薩達姆相提並論。幾乎一個月以來,克裡不得不在華盛頓為自己所號召的「改變政權」而辯護。一方面,克裡承認自己的評論有點「過於激烈」;另一方面,他又說他的評論是「一句俏皮話」,指的是政治競選,而不是戰爭。    
    4月9日,在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的幫助下,一群興高采烈的伊拉克人推翻了位於巴格達解放廣場上的薩達姆雕像。這位獨裁者的政權體制解體了。5月1日,布什總統乘坐海軍S3B 維京直升機降落在聖迭戈附近的航空母艦的甲板上。他站在飛行甲板上,宣佈對伊主要戰事的結束意味著反恐戰爭的「逆轉點」。一條寫著「任務圓滿完成」的大橫幅掛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的塔頂。    
    此時,克裡仍然因為他的「改變政權」失去支持率。此外,來自北卡羅來納州不甚知名的首任參議員約翰·愛德華茲在第一季度籌款數目達到740萬美元,多於克裡的700萬美元,這讓克裡的優勢更加不明顯。像往常一樣,克裡的助理對這一數字添枝加葉,聲稱他們的候選人可用的現金要比愛德華茲多。    
    籌款的能力以及它所代表的意義將極大改變民主黨內多達九人的角逐態勢。除了克裡、愛德華茲和迪安之外,民主黨候選人還包括佛羅里達州的羅伯特·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的約瑟夫·利伯曼兩位參議員,密蘇里州的理查德·A.格普哈特和俄亥俄州的丹尼斯·J.庫欽奇兩位眾議員,還有伊利諾斯州的前參議員卡羅爾·莫斯利·布朗和紐約的激進分子阿爾·夏普頓牧師。    
    第二季度的籌款數字更讓人震驚:迪安以760萬美元遙遙領先於其他候選人,克裡以580萬美元位居第二。同樣,克裡的助理們避重就輕地粉飾了這個數字:籌款大戰中的兩次榜眼位置說明克裡的前後一致。但是迪安迅速成為媒體追捧的焦點,他在競選宣傳中聰明的革新和吸引人的廣告噱頭日復一日地成為媒體上的新聞。    
    從克裡的競選一開始,創造一種無可辯駁的優勢就是他競選活動的主要策略:籌集大筆資金,獲得重要人物和團體的支持,隨後提名自然而來。但是直到2003年中期,金錢和公眾的注意力卻流向不甚知名的佛蒙特州州長迪安。更糟的是,克裡的競選正在遭受定位危機。他競選的基礎是他的履歷——回國後領導反戰運動的越戰英雄。克裡的舉手投足和言語之間都有總統風範。他有外交經歷,這無疑是戰爭時期的財富。    
    然而克裡的優勢逐漸不那麼明顯了。此時,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成了這九位候選人在早期競賽中的定義性特徵,民主黨候選人中的其他政綱差別已經微不足道了。他們都提出了國民健康計劃,而普通選民很難理解其中的細節差別;他們都維護民權和合法墮胎;每個候選人都表示要改善環境;每個人都在格普哈特之後號召抵制自由貿易以保護美國人的就業率;每個候選人甚至都提出了吸引愛達荷州農民的農業計劃——他們將是在全國民主黨核心會議中第一批投票的選民。    
    約翰·克裡有他自己的履歷和口號——「以勇氣捍衛正義」。問題是,選民們不清楚什麼才是克裡所說的正義。此時,迪安正以他攻擊布什的激烈反戰言論和鮮明的反戰立場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迪安鮮明的反對入侵伊拉克的立場「使他成為反布什者」,格普哈特的競選助理史蒂夫·墨菲說。事實上,好戰的佛蒙特州州長正在一系列問題上發起角逐總統的艱苦戰役。他全力攻擊克裡支持的「愛國法案」,認為政府踐踏了人權。他早早就公開反對「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教育法案,這是克裡支持的布什的另一個優先法案。該教育立法提案要求對三至八年級的學生進行年度測試,對於那些結果顯示出沒有進步的學校實行處罰。但該法案資金缺乏,教育者也紛紛抱怨這種一刀切的測試標準不適合挖掘孩子的潛力。    
    迪安的競選與四年前的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的競選頗為相似,媒體注意到迪安很少用其他候選人常見的預錄演講。但是,和麥凱恩一樣,迪安明顯表現出缺乏競選訓練,這將最終導致他的失利。(在迪安呼聲最高的時期,麥凱恩曾對《波士頓環球報》記者預測說迪安的暴怒像他一樣,將會對他的競選提名不利。)    
    與此同時,克裡的競選班子正因為決策機構不穩定而受到打擊,該決策機構有兩個民意測驗專家和兩個媒體顧問。他的競選助理吉姆·喬丹為他搜集了許多對克裡有利的組織和政策信息。但是克裡在波士頓的一些老朋友不滿地抱怨喬丹和他周圍的朋友把他們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克裡不得不花大量時間調解喬丹和鮑勃·施勒姆之間的矛盾,後者是個厲害的民主黨人,是克裡的競選廣告詞設計者,他與參議員泰德·肯尼迪的關係很好,他極好的電視廣告曾經在1996年的參議員競選中幫助克裡打敗了呼聲甚高的威爾德。    
    喬丹也總是與候選人的弟弟卡梅倫·克裡有分歧。卡梅倫比約翰·克裡小七歲,在每一次政治鬥爭中都支持哥哥,這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在康科德卡萊爾高中的居民投票大會上。他是候選人最信任的顧問。7月初期,克裡召集21位高層助理來到自己位於楠塔基特島的家中商討競選戰略。顧問們出現了分歧。他是應該攻擊迪安(喬丹的建議)還是保持火力(施勒姆的建議)呢?克裡支持施勒姆。迪安隨後在愛達荷州和新罕布什爾州發起了一輪猛烈的電視廣告攻勢,這使他立即就嘗到了甜頭。(克裡的妻子特裡薩向來以說話率直聞名,她後來對記者說沒有立即對付迪安的廣告攻勢是競選早期的一大失誤。)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4)

    7月末,愛達荷州最大的報紙《得梅因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在愛達荷州迪安以23︰21的支持率領先於格普哈特。格普哈特——他曾在1988年贏得了愛達荷州的核心會議,但兩個月後就退出了——現在被認為在與家鄉密蘇里州接壤的愛達荷州有必勝的把握。與馬薩諸塞接壤的新罕布什爾州對克裡來說同樣意義重大,而美國調查機構8月中旬的民意測驗顯示,迪安——他剛剛登上《時代》和《新聞週刊》的封面——在那裡以28︰21領先於克裡。    
    到夏末,克裡的競選班子決定把重要的競選開幕活動從波士頓移到南卡羅來納州,那是南部關鍵的一州,它是繼新罕布什爾州後第二個舉行預選的州。開幕活動上需要候選人發表演講,該演講對以後的競選將是十分重要的。克裡的競選助理喬丹和交流助理克裡斯·利漢負責其中一個演講。但是克裡也讓他的媒體顧問施勒姆再寫一個版本。後來候選人選擇了施勒姆的稿子,這個決定清晰地表明競選班子內部的分歧:喬丹和利漢希望克裡清楚地表明與後來居上的迪安之間的不同;施勒姆主張克裡應該先忽略崛起的迪安,要更有總統的風範,集中全力挑戰最後的對手——布什。    
    9月2日,在查爾斯頓的航空母艦——約克鎮上,克裡試圖通過攻擊布什的「激進管理色彩」來給自己坎坷崎嶇的競選一個新的開端。隨著入侵伊拉克之後在伊美軍死亡人數的不斷攀升,克裡斥責布什總統居然數月以前在航空母艦甲板上聲稱在伊主要戰事已經結束。「飛到航空母艦上說『任務圓滿完成』並不能終結戰爭。」但是隨後克裡在愛達荷州的辯解掩蓋了這一天的大肆炒作,也使得他的競選班子可能做出調整。在演講台上,克裡仍然會說出欠考慮的話。他對他當初對伊戰爭提案的贊成票反覆辯解,有時候他的理由不可理喻,但沒有一次像他9月9日在巴爾的摩民主黨辯論上的那樣荒謬:「如果我們不那樣投票,我們就沒有機會去聯合國阻止總統的行動。事實上,他已經無須我們授權,他只是嚴肅地詢問國會他是否要去那裡加強軍事力量來震懾薩達姆。」    
    在戰爭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並不利於克裡競選總統。選民們對於戰爭這個問題有鮮明的立場:要麼支持,要麼反對。可是克裡卻含糊不清。克裡的競選似乎陷入了泥潭。《波士頓環球報》的民意測驗表明,迪安繼續擴大了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優勢,他的支持率上升了12點。而在克裡這邊,9月15日,他的助手利漢辭職了。克裡不僅沒有採用利漢和喬丹主張迎戰迪安的意見,還將他們準備的競選開幕演說棄置不用。    
    就在利漢辭職的兩天後,各大媒體頭條新聞都是四星陸軍上將韋斯利·K.克拉克突然決定參加競選的消息,此後對克裡不利的壞消息接踵而至。克拉克有顯赫的軍事背景,在越戰中戰功赫赫,他立即被看做克裡的頭號威脅。利漢在2000年曾經是阿爾·戈爾競選的發言人,從克裡處辭職後在10月末加入克拉克的競選班子。    
    在愛達荷州,民意測驗表明格普哈特和迪安齊頭並進,互不相讓。克裡處在第三位,遠遠落後於他們,而在9月格普哈特的競選班子還一直看好克裡。「他們認為克裡舉手投足之間頗有總統風範。」格普哈特競選班子中的史蒂夫·墨菲說,「他們喜歡他的越南故事,也喜歡他的外交經驗。他只是關係不好。」克裡的競選活動似乎停滯不前,但援軍正在到來。9月23日,珍妮·沙欣——新罕布什爾州的前州長,受聘擔任全國競選委員會主席,她為克裡的競選班子帶來了寶貴的經驗。第二天,擁有20萬成員的國際消防員聯合會(IAFF)簽名支持克裡競選。這是他獲得的第一份主要勞工團體的支持。1999年,克裡當時正前往亞洲執行調查任務,當他得知馬薩諸塞伍斯特的六名消防隊員在一次倉庫大火中死亡後,他立即中止行程,返回馬薩諸塞的伍斯特調查此事。此舉無疑贏得了消防員聯合會的感激。    
    沙欣和她的丈夫比爾·沙欣是相當突出的政壇伉儷。珍妮久經考驗,意志堅定。她曾經成功地幫助加裡·哈特在1984年的總統預選中扭轉劣勢擊敗沃爾特·蒙代爾,還曾經三次連任參議員以及贏得三次州長選舉。2002年,她在參議員競選大戰中痛苦地輸給了眾議員約翰·E.蘇姆姆,他是前總統老布什的陸(空)軍參謀長之子。    
    沙欣在克裡競選中的職責並沒有明確定位,但她立即認識到克裡競選班子內部的有機協調性很差,而且在籌措資金方面效率不高。到9月30日一個季度結束時,迪安籌集了創記錄的1480萬美元,相比之下,克裡的400萬美元太微不足道了。    
    10月和11月,克裡一直在新罕布什爾州和愛達荷州之間奔波。他想在稅收問題上和迪安拉開差距。迪安建議取消布什的減稅政策,提高稅收以支付國民健康計劃及平衡預算。而克裡建議取消那些有利於富人的減稅政策,對中產階層和窮人繼續實行減稅政策。克裡還附和格普哈特關於迪安在1995年支持削減醫療保險提議的攻擊。但是克裡在起居室之間花了太多的時間,為準備那些沒有句號甚至沒有逗號的長篇大論浪費了太多時間。按日程安排的演講和在媒體上露面的時間不多,就像愛達荷的一個顧問回憶的:「日復一日的事情似乎都毫無意義。」    
    在克裡去往新罕布什爾州的大篷車上,在Nashua(地名)與他共同進餐的餐桌上,以及在他波士頓貝肯區的路易斯堡廣場的豪宅中,沙欣夫婦意識到競選班子內部的分歧會帶來很危險的後果。那些與克裡最熟悉的人,如民意測驗專家、波士頓人托馬斯·基利,以及克里長期以來的顧問約翰·馬提拉,都感覺他們的努力似乎並不被華盛頓的競選總部成員認可。沙欣自己也開始感覺到華盛頓辦公室似乎反應冷淡。「很多人都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覺,而且也有很多好點子沒有被實行。」她說。    
    喬丹和克裡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約翰對此感到非常不自在。」比爾·沙欣說,「你的參議員非常努力,而這個競選班子卻和他步調不一致。如果拉著車的馬兒們步調不協調,用力不均勻,那麼這輛大車就無法前進。」    
    克裡非常沮喪。「許多天裡我都要讀報紙上的報道,或者去募集資金或是拉選票,我越來越感覺到我的競選班子似乎哪裡不太對。」克裡在2003年末接受《波士頓環球報》記者採訪時說,「我需要依賴我的手機,經常要打電話到華盛頓,確保事情順利進行,我時時擔心哪裡會出錯。」    
    11月9日,星期日晚上,十個星期後愛達荷核心會議就要舉行,克裡對他的競選助理喬丹說他被解雇了。他從9月起就在考慮這個決定。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喬丹是個很有智慧的朋友,但他也是競選班子內部長期矛盾的導火索。克裡採納了珍妮·沙欣的建議,讓瑪麗·貝絲·卡希爾取代了喬丹。卡希爾是泰德·肯尼迪的參謀,她經歷了克林頓政府和許多競選,經驗豐富,意志堅強。聘請卡希爾顯然意味著肯尼迪在克裡的競選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20年來,克裡一直處於泰德·肯尼迪的陰影之下,而現在肯尼迪卻在推動他的後輩參議院同事去角逐總統一職——這也曾經是肯尼迪自己追尋的目標。    
    第二天凌晨5點——就在要宣佈辭退喬丹兩個小時前——珍妮·沙欣起程前往華盛頓安撫競選總部的緊張情緒。但此時,愛達荷州才是他們更擔心的地方,克裡當天早晨去了那裡。克裡在得梅因(Des Moines,愛達荷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的一些助手也早早醒來準備競選活動。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5)

    上午9點,在得梅因的總部會議上,約翰·諾裡斯——克裡愛達荷州競選的負責人,試圖安慰大家。人們都很害怕。「我們在這裡有任務,我們最好去完成自己的任務。」諾裡斯對大家說。    
    辦公室中的沉悶氣氛被幾名越戰老兵的出現點燃了,他們去機場迎接克裡,並陪他一起乘坐新競選巴士Real Deal Express進行首輪巴士宣傳。20位記者——是平時允許隨行的記者人數的四倍——坐在克裡身後的幾排坐位上,等著挖掘喬丹被解雇的詳細信息。克裡故作輕鬆地與老兵開著玩笑。「我喜歡這些人在我身邊,」克裡對當時在車上的《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說,「這些傢伙真正瞭解我,你知道嗎?」    
    那天,在得梅因的傷殘老兵康復中心外的一場小雨中,記者們獲准採訪克裡。在僅僅五分鐘的「採訪時間」裡,克裡重複了十次他不得不「改變競選班子結構」,重複了八次「我們正在前進」。    
    克裡的顧問們私下裡說,他對解雇自己的競選助理感到非常難過,也迫切希望新助理卡希爾可以扭轉劣勢。他已經厭倦了媒體對他競選班子內部矛盾連篇累牘的所謂「幕後報道」,他也厭倦了時時要為華盛頓後方的事情擔心。「我希望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克裡競選,」他後來說道,「努力鬥爭去贏得勝利,用我的心去戰鬥,爭取每一張可能的選票。可當時我卻感覺不到我們在戰鬥。」    
    如果如克裡所說在人事變動後競選「正在前進」,那麼這種積極變化也不是立即可見的。幾天以來,新聞一直圍繞著他的競選班子內部的分歧以及喬丹的三個支持者辭職的消息。其中一個報道尤其激怒了克裡——該報道說他在吃飯時召開高級顧問電話會議,在他宣佈喬丹被辭退的消息時,人們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咀嚼食物的聲音。    
    後來,喬丹回顧他被辭退時說:「我認為長期以來我為克裡幹得相當好。但我也知道對於職位的明爭暗鬥、相互傾軋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像是個人攻擊,這讓克裡很分心。他當時沒有其他選擇。」    
    但是克裡的競選助理並不是競選問題的惟一原因。克裡自己冗長、沉悶的競選演說也是造成競選躑躅不前的重要原因。這似乎就是克裡的競選風格。幾乎在他之前的所有競選中,他在競選前期很長一段時間都表現得無精打采。但是一旦他的競選面臨危險,一旦他突然害怕輸掉競選,他就會——就像最後衝刺的賽馬一樣——脫胎換骨全力向終點衝去。    
    卡希爾開始招募新人員,其中不少人認為自己臨危受命,前來拯救克裡岌岌可危的提名競選。斯蒂芬妮·卡特,她曾經是泰德·肯尼迪的媒體秘書,被請來雕琢克裡每日的廣告詞和對外宣佈的消息,以及抓住機會準備任何有可能的對迪安的攻擊。「對外交流部門是體現一個競選班子態勢的窗口,」珍妮·沙欣說,「原來的交流部門鬆散不堪,對約翰·克裡將要說什麼沒有任何戰略性建議,也不知道如何反擊別人的話。」    
    而重重困難還沒有到此結束。就在宣佈解雇喬丹四天後,克裡於11月14日透露他要為競選籌措資金以與迪安抗衡;後者拒絕了聯邦對等基金指總統候選人所得的公共資金,該款與來自私人贊助的資金相「對等」。初選期間,合格的候選人每得到一筆個人捐款,均可相應地獲得一筆上限為250美元的對等資金。,只利用自己籌措的競選資金。作為在政治生涯中一直鼓吹公共基金和競選改革的倡導者,克裡當然要跟著他一起表態。克裡緊隨迪安之後拒絕聯邦對等基金,宣佈使用自己的錢,這無疑說明克裡籌措的競選資金已經花光了。當然,這也說明克裡要自力更生。他借貸了640萬美元,以自己和身為億萬富翁的妻子共同擁有的位於路易斯堡廣場的豪宅作為抵押。    
    克裡的高級顧問後來說,喬丹被解雇的那一個星期成了克裡競選的轉折點。儘管克裡從未放棄自信,這次人事變動還是讓他對自己的競選重拾了信心。11月15日在愛達荷州的傑佛遜·傑克遜紀念日的午餐集會和演講,讓他又獲得了一些新的支持,在這次演講中他對總統布什的猛烈抨擊激發了數千人。    
    在得梅因越南老兵紀念館外,迪安的競選班子組織了由43輛學校巴士組成的長達半英里的車隊,上千名迪安支持者組成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為迪安的競選造勢,其中不少是來自其他州的支持者。而在愛達荷州的大廳內,克裡也處於巔峰狀態。「愛達荷的民主黨人,現在是做出正確的選擇的時候了。」克裡這樣開始了他的演講,該演講彙集了原助理喬丹、演講撰稿人安德雷·切尼、戰略顧問鮑勃·施勒姆以及克裡自己數星期以來準備的最激烈的言辭。    
    演講開始後的十分鐘裡,克裡把布什描述成退伍老兵、消防隊員、農民、教師、孩子和士兵們的敵人。在一段後來成為他競選鮮明主題的話中,克裡把布什著名的戰爭宣言改變成號召越戰老兵們反對總統提出的反恐戰爭的號角:「我知道總統在航空母艦上的演講。如果喬治·布什想以國家安全為競選砝碼,我奉勸他三個字——請繼續。」    
    儘管克裡表現得相當出色,可是不利消息還是接踵而至。迪安在新罕布什爾州又擴大了他的領先優勢;而且就在得梅因午餐會的前三天,他又給了克裡致命一擊——他獲得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兩個最大勞工聯盟的聯合支持,這是彙集了州、縣所有勞工和僱員的國際組織。    
    11月末,克裡的競選活動再次陷入低谷。三家馬薩諸塞報紙公佈了各自獨立民意測驗的結果,都顯示迪安在馬薩諸塞參議員的地盤上依舊領先,儘管其中兩個結果有誤差。與此同時,克裡在新罕布什爾州依舊落後迪安21個百分點。12月9日,阿爾·戈爾也支持迪安,這使得迪安成為無可爭辯的領跑者。兩周內,迪安將在另外5個州的獨立民意測驗中一馬當先,這樣在17個州的民意測驗裡,他都遙遙領先。在報紙上和電視的脫口秀節目中,權威專家們紛紛預測提名大賽已經結束了。    
    對克裡的競選班子來說,現在是勝敗抉擇的時刻。12月10日,克裡60歲生日前夕,民意測驗專家馬克·梅爾曼令人信服地提出克裡的競選活動應該孤注一擲,把大部分時間和資源都用來爭取在愛達荷州的勝利。這樣速戰速決的勝利也許會影響新罕布什爾州的預選,這個州因經常在總統預選中爆出冷門而著稱。克裡在愛達荷州建立了堅固的組織,足以與迪安和格普哈特的競選相抗衡。核心會議的性質——在該會議中公民聚集起來傾聽辯論然後投票——決定候選人必須要高技巧地與選民交流。競選班子則需要提前確定支持者,確保他們會及時到場,還要讓他們知道在場應該做什麼。    
    「儘管可能性很小,我們也要放手一搏。」克裡在愛達荷競選分部的主席傑裡·克勞福德說,他對核心會議政治有30年的豐富經驗。克裡的競選班子已經完成了爭取愛達荷勝利的第一部分——組織,組織,組織。現在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完成第二部分——在最後火起來。    
    愛達荷民意測驗和報紙幾乎從未報道過克裡在這個州的堅固基石。卡希爾和克裡派遣他們長久以來的一個盟友去了愛達荷州——資深的民主黨人士邁克爾·沃利,他在克裡前兩次在馬薩諸塞全州範圍內的競選起了重要作用,還曾在克裡任副州長時在他手下任職。這位波士頓人在克林頓和戈爾的競選中獲得了魔術師的美稱,他是個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得力助手。帶著這樣的聲譽,他無疑可以從克裡在華盛頓的總部得到在愛達荷州營造競選氛圍所需要的一切。「每天都是聖誕。」他這樣稱呼。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6)

    12月14日,星期日清晨,美國人民一醒來就看見電視上一個醫生在檢查薩達姆·侯賽因的嘴巴和亂蓬蓬的頭髮。美國士兵於前一天晚上,在薩達姆家鄉提克里特一幢大樓下面的地穴裡發現了潛逃於此的獨裁者。他平靜地投降了。    
    第二天,在洛杉磯,迪安宣稱:「俘獲了薩達姆並不意味著美國更安全了。」這句話是他自己在對外關係演講稿上臨時添加的,這讓助手們驚愕不已。數日以來,迪安不得不為自己的上述言論反覆辯護。這次失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迪安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儘管多數民主黨人仍然反對戰爭,但由於薩達姆被俘,他們對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怒火已漸漸平息了。從競選局勢來看,選民們對迪安攻擊戰爭的立場已不那麼感興趣了,他們似乎更關注如何穩定伊拉克的局勢以及美國士兵何時回家。    
    這對克裡是個好消息,對迪安則是個壞消息。    
    在愛達荷州,幾個月以來迪安和格普哈特一直不相上下,數次民意測驗都表明他們把持著前兩名位置。聖誕節過後,競選班子停止了電話訪問以避免激怒厭倦的選民,這時他們的競選班子都開始意識到微妙轉變。當他們再次通過電話確認選民立場時,克裡和愛德華茲都開始獲得更多猶疑不決的選民,甚至挖走了迪安和格普哈特的部分支持者。2004年1月4日晚,就在《得梅因紀事報》辯論後,迪安的對外交流助理特裡西婭·恩賴特來到得梅因的著名的中央飯店(centro)。她說,迪安的競選班子從多種跡象中都意識到克裡正在對他們構成嚴重威脅。愛德華茲的支持率也在上升,但他恐怕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縮小與迪安的差距。    
    1月8日,也就是核心會議的前11天,克裡的競選班子推出了一則新競選廣告,以動情的私人口吻講述了克裡在越南的故事。事實上,在每一次競選中,他在越南的經歷都成為最重要的砝碼,這次角逐總統的競選也不例外。這段30秒鐘的電視廣告早在2001年秋季就開始籌劃了,當時克裡正全力以赴爭取下一年的參議員連任。候選人的廣告班子當時就瞄準了總統競選,找來了克裡越戰期間的船員戴爾·桑德斯基,給克裡獻上了一份厚禮。    
    桑德斯基對克裡的讚揚簡短但卻動人:「他有永不言敗的鬥志和無可辯駁的領導才能。」廣告人吉姆·馬戈利斯和他的廣告小組創意極佳,他們這半分鐘的電視廣告採用了《奧德賽》和《黑客帝國》中一些熟悉的元素。主人公戰勝了外部的困難和內心的矛盾,最終找到真理,並完成了轉變。    
    「你會感覺,在經歷越戰之後,每天都是特別的禮物。」克裡在廣告中說。    
    克裡對手的競選班子不得不承認,這是個非常成功的廣告。愛達荷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克裡正在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率。與此同時,所有的競選班子都在緊張地觀望新罕布什爾州的動態,那裡的民意測驗表明另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兵——四星上將韋斯利·克拉克的支持率越來越高,已經超過克裡攀升至第二位。他和利伯曼一樣,放棄愛達荷州,全力爭取在花崗岩州(新罕布什爾州的別名)預選的勝利。這大膽的決定確實讓克拉克嘗到了甜頭。「當我們都來到愛達荷奔跑拚殺時,克拉克卻在新罕布什爾輕鬆地罰籃得分。」格普哈特的一個戰略助手大衛·普勞夫說。後來在1月的電話會議上,克裡的一些助手也建議候選人多分出點時間關注新罕布什爾,這時競選助理卡希爾關上了門。「我們在愛達荷,就是這樣。」如果競選班子很好,那麼候選人也就會獲得很好的結果。一切虛與委蛇的空話都是沒用的。「他要傾聽選民的話,要與他們溝通。」泰德·肯尼迪說,他來到愛達荷與克裡一起演講了四天,為他助威。    
    此時,迪安卻無意中幫了克裡。他的失態和失言越來越多,媒體報道也在挖掘他過去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言論。克裡的競選班子公佈了「每日直言」電子郵件,內容都是迪安暴怒的攻擊話語和真實的矛盾言論的對比。這些電子郵件成為新聞發佈會以及眾多新聞報道中的話題,讓迪安的競選班子頗為尷尬。自2002年秋天在民意測驗中一直穩居第一位後,迪安的競選班子一直沒有找到下一步行動的主題。他仍然在排擠那些根本無望取勝的對手,大肆攻擊華盛頓。他的競選仍在用同樣策略——獲得黨內主流人士的支持。12月6日,比爾·布拉德利——戈爾的宿敵也宣稱支持他。三天後,頗有影響力的愛達荷州州長湯姆·哈金宣佈支持迪安。1月15日,在得到迪安承諾聘請她為顧問並幫助償還競選債務後,原競爭對手卡羅爾·莫斯利·布朗退出競選,加入了迪安支持者的隊伍。    
    不過這些都於事無補。對於迪安暴躁脾氣和競選資格的質疑和有關他失言和失態的報道,使得選民改變了立場。在愛達荷和新罕布什爾州的每日民意測驗中,迪安的支持率快速下滑。    
    格普哈特也陷入了低谷。他一直沒能扭轉在人們眼裡他是個陪襯的形象,而且作為眾議院前少數黨領袖,他也是該黨在國會影響日漸衰微的象徵。工會聯合會用飛機運送來1000多位組織者幫助他在愛達荷州競選造勢。他們進行了多次集會,但格普哈特的競選似乎沒有其他任何希望的火花。就在選舉預備會議前一周,他和迪安在愛達荷進行了長達三天的電視廣告相互攻擊,結果兩敗俱傷。格普哈特的媒體顧問比爾·卡裡克後來說這真是「謀殺自殺」的行為。不僅如此,曾長期領先的迪安後來的一些行為也讓自己的支持率逐漸下跌。    
    在所有的候選人之間,克裡在每個選民種群的支持率都互相持平。當支持率下跌時,各個地區都普遍下跌;而當他獲得支持時,所有民主黨選區內對他的支持率都會升高。克裡還是許多選民在首輪淘汰後決定支持的人選,對於那些認為迪安太偏執、格普哈特太陳腐或愛德華茲太沒有經驗的選民來說,克裡是他們的另一個選擇。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7)

    然後,就在核心會議前三天,俄勒岡州的詹姆斯·拉斯曼聯繫到克裡的競選班子,表示願意幫助克裡。    
    拉斯曼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志願者。1969年3月13日,時任陸軍特種部隊中尉的拉斯曼乘船在越南Bai Hap運河上航行時遭遇越共襲擊,受傷落水。當時快艇艇長克裡聽到有人喊「有人落水了!」他不顧自己手臂受傷流血,冒著炮火指揮快艇來到拉斯曼落水處,把在水中受傷掙扎的拉斯曼拉到船上安全之處。    
    2004年1月17日,在得梅因社區中心競選大會上,這是他們自那兒以後再次見面。克裡的競選班子安排拉斯曼飛到愛達荷州。克裡在他們動人的會面前90分鐘得知拉斯曼的到來。在他聽到這消息後,媒體記者注意到克裡目瞪口呆。克裡平時很善於描述自己的情感,可是這一次他太激動了。克裡說他「非常感動」,驚訝,激動。這個消息讓他一下子回想起35年前的經歷。就在社區中心,兩位炮火中的戰友重逢了,克裡說這次會面真是「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它太美好了。我真感激他前來幫助」。拉斯曼也流下了眼淚。    
    「約翰本不必那樣做,但是他冒著炮火來到(快艇)前部,我們的船老大——對不起,先生,我總是要說海軍術語,」拉斯曼說,群眾爆發出一陣笑聲。「他把我拉了上來。如果他不那麼做,毫無疑問我會落到河裡……他冒著隨時可能被炮火擊中的危險。我認為我欠他一條命。」    
    「任何人都會那樣做的,」克裡說,「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兩人的重逢是新聞界競相報道的競選新聞,這使得克裡在最後時刻聲譽達到了巔峰。在愛達荷州選舉的最後階段,克裡火了起來。    
    兩天後,克裡以38%的得票率毫無疑問地贏得了愛達荷核心會議。愛德華茲以32%的得票率名列第二位。迪安僅得到18%,屈居第三位。格普哈特的得票率僅有11%,退出了競選。    
    就在幾個星期前,克裡的競選還躑躅不前,媒體都把迪安看做毫無懸念的最後獲提名者。12月末,迪安籌集的資金達到了驚人的4100萬美元,在民意測驗中也穩居首位。但在他首次競選中,他竟然被遠遠甩到了第三位。然後,就在投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他的行為更給自己的競選事業致命的一擊。    
    迪安全然不顧助手們的建議,沒有發表傳統的祝賀對手的演說,相反他跳上得梅因法萊爾(val air)舞廳的講台上,甩掉西裝,捲起襯衫袖子,開始了後來被媒體稱為「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或「號叫」。    
    迪安後來說他僅僅想用激勵的話語鼓舞年輕志願者們的鬥志和信心。在場觀眾後來說候選人迪安並沒有失去控制,他不得不大聲喊叫以蓋過支持者們的歡呼。然而在電視上,從迪安的麥克風中根本聽不到當時喧嚷的背景聲音,只能聽到迪安咆哮似的吼叫。迪安臉上僵著一種奇異的半笑表情,在約1500名支持者前昂首闊步。他的眼睛燃燒著求勝的火焰。迪安開始大聲喊叫著隨後將要舉行選舉的13個州的名字,然後大聲喊著:「然後我們要去華盛頓D.C.,收回白宮!」下面的表演是對迪安形象最致命的一擊。他的聲音變得更沙啞,低吼出一陣長長的「耶……啊……」。在又一陣喊叫過後,迪安隨後進行了正常的祝賀對手演講。然而,幾乎整個國家都沒有看到這部分。他們只看到了他的咆哮演說——不止一次。這是迪安競選事業的關鍵轉折時刻。在這個最糟糕的時候,迪安看起來似乎有點精神錯亂了,這讓媒體更加質疑他的暴躁脾氣。他那段吼叫演講的錄像在新聞節目中、電視脫口秀中、晚間喜劇節目中以及互聯網上被反覆播放,給迪安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傑·列儂一天晚上開玩笑說奶牛都怕「會被傳染瘋迪安病」,第二天他又說:「如果你的演講不得不讓你的助手用麻醉槍射你才能結束,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在新罕布什爾州,迪安原本高居榜首的支持率也逐漸下降。據美國調查機構的民意測驗表明,在迪安離開愛達荷州去曼徹斯特的時候,他還處於領先地位,分別領先克裡和克拉克8個和9個百分點,克裡當時又反超克拉克位居第二位。迪安的競選班子請出迪安長期隱居幕後的妻子朱迪思·斯湯伯格·迪安博士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中與丈夫一起露面,試圖以此緩和迪安的形象。然而迪安依然試圖把話題轉到伊拉克戰爭上。    
    克裡現在擁有明顯優勢,他也試圖表現出總統風範。民主黨人的最終目標是找出一個可以在11月打敗布什總統的提名者,克裡是惟一證明自己會贏得競選的候選人,他在愛達荷州成功地上演超級逆轉,出人意料地取得壓倒性勝利。候選資格成了新罕布什爾州預選的暗語,與愛達荷州不同,這裡除了民主黨外,無黨派人士也可以投票。克裡最後也終於找到了自由派譴責他對伊戰爭投贊成票的最簡短、最有力的回應:「如果你認為我會像喬治·布什那樣發動戰爭,那麼不要投我的票。」克裡搶了迪安的風頭,還剽竊了他的演說詞。在新罕布什爾州,克裡在演講中允諾「突破那些強大利益集團在國家中的壟斷,還要讓他們得到應有懲罰」。這句話就翻版自迪安2003年秋天攀升至支持率首位時的主題宣言。(他對愛德華茲的篡改則不甚明顯。他在一次集會上對支持者說「你們擁有權力」時,這實際是迪安的標誌口號,只不過帶有南方口音。)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克裡以善於從特殊利益集團籌款而著稱,尤其是從電信集團和金融服務部門籌款。在他競選總統期間,從說客處籌措的捐款大約有227 950美元,其中一些說客是他的關鍵籌款人。迪安後來針對此事抨擊他,但為時已晚,克裡已經開始突圍。在愛達荷州核心會議和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之間的八天裡,克裡幾乎每一夜之間支持率就要上升3~4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迪安卻每天失去2~3個百分點。    
    愛達荷州核心會議之後,愛德華茲的競選班子做出一個戰略決定,打算全力以赴爭取新罕布什爾州,期待在那裡的精彩表現會像克裡在愛達荷取勝那樣得到盡人矚目的效果。這是一個冒險:因為就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之後,七個州也要舉行預選和核心會議,包括愛德華茲的故鄉和必勝之州——南卡羅來納。    
    愛德華茲很早就斥巨資在新罕布什爾州開始廣告攻勢,但仍然未能佔據優勢。此時,克拉克的聲譽日隆。然而前北約司令在這個州的地位卻被克裡的超級戰略顧問珍妮·沙欣撼動了。前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質疑克拉克的黨派忠誠性,她指出克拉克曾經選過共和黨的理查德·M.尼克松、羅納德·裡根和老布什。克拉克雖然戰功卓著,可在政壇這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卻是個新兵,這從他的演講中就可窺一斑。一方面,他聲稱在他的管理下美國將不再會受到恐怖分子襲擊;另一方面,他幾乎又維護電影製作人邁克爾·莫爾對布什總統誹謗性的攻擊,莫爾聲稱布什30年前在空軍國民警衛隊服役時經常缺席,是個「逃兵」。1月27日,在新罕布什爾州預選中投票的選民人數創歷史新高,克裡以39%的得票率雄居榜首。預選後民意測驗表明,選民的興趣是選出能夠擊敗布什的民主黨人。迪安位於第二位,得票率僅為26%;而克拉克險勝愛德華茲,遠遠落在第三位。    
    第二天,迪安的競選助理喬·特裡皮辭職了,他精明能幹,率先突破性地應用互聯網來宣傳競選。他的辭職無疑讓迪安原本志在必得的競選停滯不前。「瘋狂科學家」的離開——這是特裡皮在迪安競選班子內部的別稱——無疑也讓他的競選失去了許多活力。    
    


競選總統競選總統(8)

    下一個星期將是所有競選人大肆燒錢的時候,因為在2月3日這一天,七個州將同時舉行預選和核心會議。迪安籌措的資金高達4500萬美元,但他幾乎都花光了。由於競選資金極度緊張,迪安不得不撤出原來在南卡羅來納和其他州播放的電視廣告。    
    2月3日的多州同時投票將是對克裡競選勢頭的一個檢驗。他的競選進程態勢兇猛,準備拿下密蘇里州,因為密蘇里出來的孩子格普哈特已經退出了。而且,與其他候選人不同,他前兩役的輝煌勝利保證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而充足的資金又會讓他主動在其他各州發起猛烈的競選攻勢。    
    新罕布什爾州獲勝兩天後,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一次辯論上,克裡受到了猛烈攻擊,大部分是來自迪安的,他指責克裡與華盛頓沆瀣一氣,效率低下。「克裡提出九份有關國民衛生保健的議案,沒有一份被通過。」迪安宣稱。    
    「作為總統,你所必須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當你想完成什麼事情時你要知道國會是怎樣的程序。」克裡這樣反駁迪安。整個晚上,克裡都沒有針鋒相對地回擊對手的尖銳抨擊,他想給選民們留下一個具有總統風範的良好印象,讓他們知道他才能擊敗布什。2月3日那天,克裡贏得了密蘇里州、特拉華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北達科他州,在愛德華茲的故鄉落後於愛德華茲,位於第二位,在俄克拉何馬州緊隨愛德華茲和克拉克之後屈居第三。在3個州里,他都以超過半數的選票遙遙領先。迪安的戰績不佳,在這些州中他最好也就排在第三位。利伯曼被淘汰,退出競選。    
    「這是個大日子。」克裡宣稱。    
    直到現在,在9個州中取得7個州勝利後,克裡的競選班子才敢宣稱他們有無可辯駁的必勝希望,這是他們一直以來苦苦追求的。在隨後的週末裡,克裡又在密歇根州、華盛頓州和緬因州大獲全勝,在下一個星期二,2月10日,他又以在弗吉尼亞州和田納西州的雙雙勝利迫使克拉克出局。克裡現在贏得了14個州中的12個,它們分處於全國不同區域。    
    克裡曾經投票贊成削減「取得今天反恐戰爭勝利的」武器系統,一個人說。克裡還曾經支持同性戀民權聯合會並反對布什只承認男女之間婚姻合法的憲法修正提案,另一個人說。克裡對於私家車燃料更高效率標準的倡導將會削減掉數千萬計的工作崗位,還有一些人說。    
    可是不論別人說什麼,克裡勢頭正勁。與此同時,克裡又取得了在哥倫比亞特區和內華達州的勝利,隨後於2月17日在威斯康星州的預選中迫使發誓要在此立足的迪安退出競選。迪安得票率為第三,落後於緊隨克裡的愛德華茲。愛德華茲曾經攻擊克裡過去支持自由貿易協定,但他自己當時也持贊成態度。不過在威斯康星州愛德華茲只以很小的差距屈居第二,這讓他還可以繼續競選。現在,克裡真正的對手只有愛德華茲了,克裡又在2月24日在夏威夷、愛達荷州和猶他州輕鬆取勝。    
    隨著克裡勢如破竹,節節勝利,民主黨內的大多數組織都開始支持他。AFLCIO,沃爾特·蒙代爾,以及前對手格普哈特和克拉克等人都宣佈支持克裡。    
    超級星期二的前一周,克裡看起來躊躇滿志,志在必得。3月2日,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等十個州的核心會議將決定最後的被提名者。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四分之一的代表都將出席超級星期二的競選。投票前的民意測驗表明,克裡在每個州都遙遙領先。愛德華茲打算最後一搏,大肆宣傳他柔和的反精英人民黨主義和樂觀態度。他將大部分時間和資源都傾注在佐治亞州和俄亥俄州,那是第三大民主黨代表區。    
    當天晚上的選舉沒有任何懸念。超級星期二那天,克裡很早就知道他會取得徹底勝利,將愛德華茲趕出這場角逐,並最終贏得民主黨提名。最後,投票結果顯示,克裡在10個州中贏了9個,大多都是大幅度領先。在佛蒙特州,選民們給他們的前州長、已經沒有取勝希望的愛德華茲,一個安慰性的勝利。    
    在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老郵政館(old post office pavilion)中,克裡正在大擺慶功宴。這時電話響了。這是總統喬治·W.布什的賀電。他在電話中祝賀克裡在預選中取得的驚人成功,還表示期待一個「激烈的競選」。克裡說,他也盼望「在全國人民面前進行精彩的辯論」。克裡在慶功宴上激昂地結束了演說,此時約翰·克裡就坐在白宮以西五個街區遠的地方。三個街區以外就是國會大廈,33年前克裡就在那裡與越戰老兵們一起露營示威,也就在那裡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上發表了美國家喻戶曉的演說,踏出了進入政界的第一步;那次作證後他接受60分鐘節目訪談時,還被問及他是否想有朝一日成為總統。    
    也是在國會大廈前的宿營地,他第一次見到著名的馬薩諸塞參議員泰德·肯尼迪——總統約翰·肯尼迪最小的弟弟,而正是肯尼迪總統讓一個封閉預備學校的學生燃起了對政界的無限渴盼。肯尼迪此時也在郵政館大廳分享他曾經的後輩同事——現在則是好朋友的巨大喜悅。肯尼迪兩個星期前剛剛度過72歲生日。現在他的頭髮更白了,身體更肥胖了,可這位自由主義雄獅陪伴克裡走過他大半生的政治之旅。    
    肯尼迪和克裡這兩位馬薩諸塞的資深議員和後輩議員一起走下郵政館大廳中央。克裡和家人站在舞台大幕後,肯尼迪走上樂隊指揮台。在穹頂高高的大廳裡,當2000多人看見「老泰德」時全都爆發出一陣歡呼,「老泰德」是肯尼迪乘坐約翰的巴士巡迴助陣時對自己的稱呼。他象徵著也推動著如此多的政治歷史,其中大多都是讓人扼腕歎息的:他們三兄弟都曾競選過總統,可是兩個哥哥都遇刺身亡——一個在達到目標後,另一個則還在向目標努力之時。    
    現在,他在這裡幫助克裡達到了這個目標。「他是一個絕好的提名者,他也將會是個絕好的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肯尼迪激昂地說,「他所擔負的使命就是把喬治·W.布什打回得克薩斯老家,重新讓國家走上正確軌道。」    
    在肯尼迪引出克裡和他的家人後,這兩位新老參議員緊緊握手,互相擁抱,互相鼓勵地拍打對方。「當我第一次帶領越戰老兵來到國會大廈前試圖阻止戰爭時,這片土地上充滿了恐懼和猜疑。」克裡對歡呼的群眾說,「那個時代,美國人不敢信任或相信領導者們對他們講的話。今天,許多美國人再一次懷疑他們是否還可以信任或相信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我的競選目標就是要重建你們對領導人的信心,要誠實無欺地告訴美國人民——要以美利堅合眾國200多年來堅守的價值為準則引導美國走上一條新的道路。我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更美好、更安全、更繁榮的美國!」    
    


附錄附錄(1)

    2003年1月《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說約翰·克裡的祖父祖母原來是來自當時奧匈帝國的猶太人,而不是像人們印象中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克裡說他「很高興能夠瞭解到完整的」有關他家庭的歷史。接下來有人做了一些背景研究,其中奧地利的系譜學家菲利克斯·岡戴克作了很多調查。菲利克斯是《波士頓環球報》請來專門研究和翻譯文獻的。    
    克裡說,雖然他知道他的祖母艾達·羅維是猶太人,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弗裡茨·考恩也是。他說,儘管有人說克裡家族都是愛爾蘭人,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家族來自奧地利,而且他從來也沒有試圖誤導任何人。《波士頓環球報》,還有很多其他出版發行的刊物,很多年來都錯誤地稱克裡為「愛爾蘭裔美國人」。克裡的發言人說如果克裡知道這個錯誤就一定會糾正它的。2004年,岡戴克還追查到克裡一些住在越南的親戚,其中包括和克裡參議員同一個曾祖父的邁克爾·克裡。越南的克裡家族說他們從來沒和克裡參議員交談過,但是他們支持他競選並且希望他一切順利。    
    根據愛麗絲島的移民文獻記載,克裡的祖母艾達·羅維至少曾經回過歐洲兩次。岡戴克的調查發現艾達的兩個兄弟姐妹奧托和珍妮·羅維分別死在特萊森塔(Theresienstadt)和特列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營裡。也就是說弗雷德和艾達·克裡移民美國的決定救了他們一家的命,這樣才有了後來的約翰·F.克裡。    
    1907年6月21日,為了成為美國公民,弗雷德裡克·克裡在填寫檔案的時候稱自己身高六英尺二英吋,褐色頭髮,灰棕色眼睛,體重是二百磅,出生於奧地利的貝尼施,並且按要求發誓自己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貝尼施就是今天捷克共和國境內的霍爾尼·貝內紹夫。那個鎮上的官員們還說他們希望舉行活動紀念克裡的祖先呢。我們無法確定關於克裡家族選擇克裡作為家族名稱的傳奇故事是否真實,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故事流傳了很多年。根據岡戴克對奧地利文獻的研究發現,弗雷德裡克的哥哥奧托比他早好幾年就把名字換成了克裡。不管他們選擇克裡這個名字的原因是什麼,岡戴克說,確實有證據證明他們的名字由考恩換成了克裡,而且宗教信仰也從猶太教變成了天主教。    
    關於弗雷德裡克·克裡在芝加哥那段時間的描述主要依據的是系譜學家珍妮·拉扎拉赫·布魯姆(Jeanne Larzalere Bloom)為《波士頓環球報》查到的文獻資料。弗雷德裡克·克裡在芝加哥最初是居住在湖泊大街(Lake Avenue)的。1911年2月6日申請加入美國國籍,那時他已經是一個商業顧問了,住在謝裡丹路。    
    克裡一家原來在波士頓居住的布魯克林府第現在還在,它現在的主人還很慷慨地讓本書的作者進去參觀了一番。    
    


附錄附錄(2)

    文中已經提到,弗雷德裡克·克裡的資產在他1921年11月15日立的遺囑中有所記錄和描述。他的私人財產清單如下:「汽車——凱迪拉克觀光車——型號59——編號59N832——1500美元;衣物、首飾、個人小物件——350美元;波士頓商會的兩股——價值200美元;現金——25美元;J.L.沃克公司和斯賓塞鞋業製造公司——一錢不值。」    
    他的房子並沒有列在清單上,也就是說他當時可能是要賣掉它的。《波士頓環球報》的圖書管理員理查德·彭寧頓作的財產記錄也提供了一些線索。記錄上說唐寧路的地皮(房子顯然是幾年以後建的)最早是1911年獲得的,「以1美元的價格和艾達·克裡支付的一些頗有價值的物品為代價,購買了這塊從前屬於伊利諾斯州的芝加哥,現在屬於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的地皮(艾達·克裡是弗雷德裡克·克裡的妻子)。」1915年,弗雷德裡克和艾達·克裡以每年5%的利息借了一個1萬美元的三年貸款,顯然是為這座新建的房子借的,他們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搬進這所房子。但是財產記錄顯示,1920年7月弗雷德裡克和艾達·克裡又賣掉了這所房子,不過還是有一張欠條說明他們仍然欠了8000美元的貸款,而且利息率已經漲到了每年6%。雖然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當時的情況,但是根據這些文獻資料,克裡當時是有經濟困難的,以至於無法償還貸款,同時還有資料顯示他擁有的股票也是毫無價值的。    
    1921年11月23日,弗雷德裡克·克裡的死成了《波士頓環球報》的頭版頭條。他的死亡證明書上說他是一個鞋商,儘管有點像是掩飾的說辭,但是仍然說明了他對一些主要生意的改組。上面還提到他的父親是奧地利的本尼迪克特·克裡(實際上應該是考恩),他的母親是奧地利的米塔迪亞·弗蘭克爾(Mitaldia Franckel),也作瑪蒂爾德·弗蘭克爾(Mathilde Frankel)。關於弗雷德裡克·克裡在他去世前幾個星期是否和他妻子一起去了歐洲,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愛麗絲島沒有他去歐洲的紀錄,但是有一家報紙卻報道說他去了。    
    《波士頓先驅報》(Boston Herald)有篇報道用一種不太確定的語氣說:「據說克裡先生在進入商業這一行時曾對一個商業協會說過,他的父親生於愛爾蘭,他的母親來自奧地利,是土生土長的維也納人,他本人也是在維也納出生的。」這種語氣說明這一說法是不是事實還有疑問。實際上,弗雷德裡克·克裡的父親本尼迪克特·科恩的出生證明書上說,根據系譜學家岡戴克的調查,他出生於原古奧帝國摩拉維亞的Troubky。本尼迪克特·科恩後來搬到了原古奧帝國的貝尼施,也就是弗裡茨·科恩即後來的弗雷德裡克·克裡出生的地方。另外,弗雷德裡克·克裡在波士頓的死亡證明書上也說他父親是出生在「奧地利」的。    
    《波士頓先驅報》還說弗雷德裡克·克裡「曾經在重組全國各地上百家百貨公司的商業計劃中表現得非常積極……西格爾(Siegel)公司破產以後,他就成了重組以後那家公司的副總裁和總經理」。    
    《晚抄報》(Evening Transcript)上有篇報道說克裡的妻子艾達到科普利廣場酒店去辨認她丈夫的屍體。報道上還說克裡是那家酒店的常客,「據說他在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前還給他母親寄了一封信。」《波士頓郵報》(Boston Telegram)說當克裡在洗手間扣動扳機的時候,「附近有好幾個人衝過去阻止他,但是都沒來得及,也有人看到手槍就跑開了,在酒店的大廳和走廊裡引起了一陣騷動。」《波士頓美國人》(the Boston American)還有點添油加醋地描述道,克裡「悄悄地走進房間,坐下來,似乎在沉思,突然他把手伸進衣袋,只見銀光一閃,過了一會兒就聽到一聲大叫,把酒店的服務員和客人們都吸引到了這個房間……在服務員靠近他以前,他的身體就已經倒在地毯上了」。對克裡的描述,從「鞋商」到「富有的鞋業製造商」都有。    
    《波士頓環球報》上說克裡的家庭住址是布魯克林唐寧路10號,他的公司是在波士頓的波爾斯頓街487號,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報紙說他的家庭住址是布魯克林的波爾斯頓街487號,而他的公司則在波士頓其他什麼地方。    
    財產記錄證實克裡一家在唐寧路10號住了至少五年的時間,但是因為克裡一家在1920年的時候賣掉了那所房子,所以很可能《波士頓環球報》在1921年克裡自殺的時候把他家的地址說錯了。不管怎樣,可以確知的是克裡一家在布魯克林的大部分時間,至少從1915年到1920年,是住在唐寧路的。    
    


附錄跋

    在3月初「超級星期二」的美國民主黨十個州的初選中,參議員約翰·F.克裡以銳不可當的勢頭贏得了九個州的勝利,淘汰了他在黨內的所有競爭對手,正式成為挑戰喬治·W.布什的總統候選人。一時間,克裡成了一個全球矚目的焦點人物,他被看好是最有可能取代布什成為美國新任總統的人。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受命翻譯這部有關克裡的傳記,一步步地深入接觸並瞭解這個對於國人來說比較陌生的神秘人物,看他如何從耶魯大學的高材生到骷髏會成員,從越戰英雄到反戰領袖,從馬薩諸塞參議員到最具希望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一邊翻譯,一邊彷彿在讀一個傳奇故事。這部傳記公開了克裡很多不為人知的身世和經歷,包括他的顯赫家世、他與肯尼迪家族的關係、他充滿英雄色彩的越戰經歷、他踟躕坎坷的政治生涯……三位作者優秀的文筆把克裡的傳奇經歷展現得活靈活現,對事件的分析深刻而且見解獨到,翻譯這樣的書稿,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大力幫助,諸如唐惠潤、王曼、孫嬌緋、朱璇、張卿青等幫助翻譯了幾章內容,並協助查證校釋一些難譯的名詞。在此,謹向他們表示真誠的謝意,希望我們今後能有更多更好的合作。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在翻譯過程中或許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所難免,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孫雪晶於達    
    2004年5月於燕園

<<克裡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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