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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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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  作者:[俄]羅伊·麥德維傑夫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一部分   
  前言   
  帶著苦澀、驕傲和希望,俄羅斯人走過了20世紀。 
  在這個世紀裡,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經歷了劇烈動盪、革命和戰爭,但卻沒有一個大國像俄羅斯這樣在近100多年的時間裡如此頻繁、急劇、病態地變化。早在100年前,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就在爭論,俄羅斯是否可能、是否需要建設資本主義;然後,又在試圖遵循黨的「總路線」或是市場「看不見的手」中,爭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現在,已經不再有多餘的爭論了,我們正在開始從寡頭資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前進。 
  20世紀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與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經歷了俄羅斯帝國崩潰和蘇聯解體的痛苦。但是,俄羅斯卻以一個偉大的國家、以多民族社會、以一種偉大的文化和歐洲及亞洲許多國家關注的中心存在下來了。這期間俄羅斯所有政黨和它們的意識形態都痛苦地承受了這種崩潰和解體。俄羅斯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思考自身命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幸福、安全和重新獲得的團結,這時,國家以另外一種面貌、另外一個疆界出現了。 
  今天,人們不難勾勒處於貧窮狀況下的俄羅斯最灰暗的畫面,而且許多人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家和「休克療法」致使絕大多數俄羅斯人走向貧困,甚至有些人是赤貧,他們沒能醫治好國家的創傷,還差一點就將之毀滅。令許多人驚奇的是,90年代經濟衰退和危機並沒有導致大的社會動盪。蘇聯的解體是在相對平和的氣氛中完成的,俄羅斯避免了20世紀許多國家沒能逃脫的極端民族主義造成的災難後果。今天的俄羅斯仍然是領土面積世界最大、軍事潛力居世界第二的國家,她繼續保持了在歐洲、遠東、中亞、東南亞和南亞的影響力,也仍然是前蘇聯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在聯合國,她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俄羅斯蘊藏著世界最豐富的自然資源、巨大的科學和文化潛力以及很高的教育水平。俄羅斯人民渴求秩序,但這不是強加的。 
  是的,俄羅斯還是一個大國,她的人民在經歷了一場大病以後逐漸康復,這種高速發展已經開始。 
  新世紀的俄羅斯迎來了一位新領導人。在最近三年裡,有關弗拉基米爾·普京已經有很多描述,而且這些描述往往千差萬別。普京能夠出現在俄羅斯政壇的峰巔已是出人意料,而更令許多人意外的是他順利地走完了第一個任期,並且獲得了俄羅斯公民高得出奇的支持率。我們確信,這位領導人是應時代、歷史進程和俄羅斯人民的召喚而生的,他不僅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全面地展現了俄羅斯的形象,而且在很短的時間裡根本性地扭轉了那些對政治家無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偏見。 
  弗拉基米爾·普京代表了新一代俄羅斯政治活動家:他們出生於「二戰」以後,對那場戰爭的瞭解來自書本或是父輩的講述;這些人在蘇聯的學校裡、在60~70年代蘇維埃的氛圍中接受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他們在蘇聯時期開始了最初的仕途;在90年代自由改革的條件下,這些人沒有銷聲匿跡,他們通常是冷靜的實用主義者,與此同時,他們有能力並且願意借鑒舊俄國、前蘇聯和新的民主俄羅斯一切好的價值觀和優良傳統,期望繼承俄羅斯帝國的傳統,恢復她在歐洲和亞洲的本來作用。 
  弗拉基米爾·普京幾乎是在緊急狀況下接管國家政權的。那時,俄羅斯經濟羸弱、國家政治乏力以及當時正在出現的聯邦解體危險一併襲來,似乎,國家復興的希望在喪失,人民對於20世紀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厭倦。在這種背景下,普京及其班子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責任。 
  在德國著名劇作家B.布萊希特一部劇本中有這樣的對白: 
  ——產生英雄的國度是幸運的。 
  ——不,不需要英雄的國度才是幸運的。 
  世界上許多國家可能已經適應、習慣了沒有英雄的生活,但俄羅斯卻需要英雄們。這是我們的缺憾,因為英雄不是永遠遵循這樣的邏輯和要求:這些人被推舉從政。 
  但是,對於歷史學家來說,英雄這一話題成了他們研究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的刺激因素。 
  本書是在2001年8月出版的著作(《普京時代——世紀之交的俄羅斯》)的基礎上完成的。但是,發生在近兩年來的一些重大事件使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讓俄羅斯領導人和俄羅斯總統不得不緊張工作並做出重要決定,所有這一切不僅顯著地改變了俄羅斯在世界的地位,而且改變了普京在國內外領袖中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作者寫作《弗拉基米爾·普京——現任總統》,現在這本書被命名為《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 
  在此,我感謝為我寫作本書提供建議和信息的所有人。   
  普京和索布恰克(1)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 
  阿納托利·亞歷山德洛維奇·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的俄羅斯政治家。普京與索布恰克兩人一起親密無間地工作了六個多年頭,可以說,這段時間對於他們兩人及其事業來說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後來被普京稱為老師的惟一一位俄羅斯政治家。 
  1973年,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任教於國立列寧格勒大學。他在36歲時被評為副教授,所研究的專業是經濟法;那時他對政治不是很感興趣。而那時,20歲的普京只是列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曾經聽過索布恰克的課。除此之外,他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三年後,普京進入蘇聯克格勃系統工作、學習,他準備成為一名情報員。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職業,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則繼續在大學裡提高自己的法學功底,當上了科學博士和教授。然而到了80年代末,這一切都改變了。 
  索布恰克步入仕途非常急速,並且很出人意料。1988年初,50歲的索布恰克還只是一名大學教授和經濟法教研室主任。這時,為幫助「改革」,他決定加入蘇共。當國立列寧格勒大學獲得推薦候選人當選蘇聯人民代表的權利時,列大代表大會上共產生了八名競爭者,其中索布恰克的知名度最低,但是,他憑借自己卓越的演講能力和清晰的競選綱領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在列寧格勒大學的大廳裡,索布恰克回答問題時顯得格外堅定、平靜,與其他候選人相比,他的發言更加流暢。在列大代表大會的400名代表中,有300多人投了索布恰克的票;在列大所屬的列寧格勒市瓦西裡島第47選區舉行的其他選舉活動中,索布恰克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勝利。 
  198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拉開帷幕的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演了一幕非同尋常的、出人意料卻又很吸引人的「政治劇」: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在這裡成為了一顆耀眼的明星。在大會召開前的一系列預備會議上,索布恰克做了多次發言。儘管這些演講公眾並不瞭解,但卻引起了人民代表和蘇共領導層的注意。索布恰克在大會上的發言更加鞏固了他的聲望,人們認為他是一位有經驗、有權威、獨立而且直率的講演人。 
  人代會以後,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加入了由鮑裡斯·葉利欽和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作為反對派存在的跨地區議員小組(簡稱 )。在一些枯燥無味的會議上,索布恰克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他不僅努力鞏固自己與葉利欽、與「莫斯科小組」中來自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代表的聯繫,而且與考慮拉攏政治局「民主派」、孤立「保守派」的戈爾巴喬夫關係也不錯。 
  索布恰克不願意自己被認為是中激進的政治反對派;對他而言,跨地區議員小組首先是一個政治俱樂部。那時,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也並沒有將索布恰克當成政治對手,還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幾次向他咨詢法律問題。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和阿·伊·盧基揚諾夫的支持,索布恰克根本無法當選人代會負責調查1989年4月1日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特別委員會主席。 
  眾所周知,這個「格魯吉亞特別委員會」認為格魯吉亞共和國黨的領導人和外高加索軍區應對所發生的悲劇承擔主要責任;同時它還指出,戈爾巴喬夫和格魯吉亞民族主義領導人茲韋阿達·加姆薩胡爾季阿沒有任何過錯。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圍繞「第比利斯事件」展開的激烈爭論再次將索布恰克推上講台。在這裡,他的工作總是富有成效——儘管並不總是足夠令人信服。也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之後,一些將軍們,還有許多特工機構的領導人明顯表現出極不喜歡索布恰克的情緒。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在最高蘇維埃法律委員會會議上非常活躍,在這裡他領導一個經濟法和改革分委會。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提議,所有蘇聯政府成員、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領導人以及其他高級官員的任命不僅要經過蘇共中央政治局,而且還要由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先期討論在委員會內進行,有時爭論非常激烈。大約有1/4的候選人任命沒有被最高蘇維埃批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由於索布恰克的反對而沒有被通過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儘管知名度很低,但卻獲通過,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員。 
  圍繞幹部任命的這場辯論導致索布恰克和戈爾巴喬夫之間關係變得明顯冷淡,但卻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蘇維埃中的聲望和在全國的知名度。無論是在最高蘇維埃和人代會的發言數量,還是收到的信件和電報的數量,索布恰克都遙遙領先。給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寫著「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連索布恰克本人也對這樣簡明的通信地址感到驚奇。按受歡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僅落後於鮑裡斯·葉利欽,但他出國訪問和受邀請的次數卻超過了後者。 
  許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飾地認為,俄羅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們認為最好的夥伴和談話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納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蘇聯媒體發表的文章數量最多。其中最長的一篇文章刊登於1989年秋天的《星火》雜誌上。與此同時,《祖國》雜誌開始發表政治家肖像「政壇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團真理報》確認,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愛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聞報》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標題為「人民的律師」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與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員會認識的,我當時領導其中的一個分委會——文化領域法制委員會。我非常欣賞索布恰克的獨立性以及闡述自己見解時的勇敢精神。他是一個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從沒有想過像加弗裡爾·波波夫一樣,為了扮演跨地區議員小組「總思想家」而在自己身邊形成一個「小圈子」。在與最高蘇維埃官員們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現不僅僅是自信,有時甚至被認為是高傲。在最高權力機關,大家都不太喜歡他。在不少人看來,索布恰克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一個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沒有人說他謙虛。相反,他喜歡成為眾人矚目的中心。 
  在議會內,索布恰克經常做沒有必要的發言,而且其發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開辯論的時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與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銳辯論中,我站在後者的一邊。話題是圍繞臭名昭著的「AHT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開的,當時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與事實不符。但從這場辯論中我發現,作為公共政治家,許多高級領導人的辯論才能很弱。他們不會也沒有能力進行議會公開辯論,即使在勝券在握的情況下也還是會輸給對手。 
  不過,當時「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無能的人。所謂「民主陣營」,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民主俄羅斯」、「民主聯盟」、「俄羅斯民主黨」、「民主大會」以及「人民陣線」等。在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黨領導人當中,持不同政見者很少,大多數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蘇共和國家機關出來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義者、懷疑過去者。但裡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義者」,毫無疑問,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與那些利慾熏心者和愛慕虛榮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內行、誠實和獨立法學家的名譽。他在講台上自我感覺非常好。他曾說,儘管權力能在黑暗和寂靜中決定人們命運,但這對於他來說沒有任何價值。 
  權力公開化激起了他的興趣。他毫不掩飾自己想將最高蘇維埃或法制委員會變成古希臘「貴族院」、然後再變成「平民院」的願望,而他自己則可以借助出色的辯才成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裡爾·波波夫和根納季·布爾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區議員小組閉門磋商會上,幾乎從來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個時代注定屬於這些人。對於「民主派」來說,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順利的時期。儘管共產黨有連續工作的能力,精明、機靈,組織性也很強,但比起那些演說能力出眾、又有平民化作風的對手們來,他們獲得的支持卻要少得多。因此,那時「民主派」到處拚命擠壓共產黨的執政空間。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義者在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和外高加索已經擠走了共產黨,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擁有很大的勢力。接下來,在下諾夫格羅德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民主主義黨派和組織取得了勝利。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經過三輪投票,鮑裡斯·葉利欽被推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在莫斯科蘇維埃選舉中,由加弗裡爾·波波夫領導的民主派陣營獲勝。但是,還有更大的勝利等著民主派——在列寧格勒他們獲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並沒有參加這次選舉。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與整個聯盟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和他的顧問 
  幾乎就在列寧格勒蘇維埃選舉勝利、取得了380個議席中的240個以後,列寧格勒「人民陣線」開始分裂成幾個相互敵對的派別。「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夠團結,是由於有一個共同的對手——蘇共。除此之外,幾乎在所有問題上,他們的觀點、綱領都不一致,而且激進程度大不相同。在這裡,不能忽略個人野心——「民主派」內領導人人數眾多,誰也不想服從統一的黨紀。 
  但在1990年,列寧格勒蘇維埃蘇共代表既不遵守紀律,也不團結。那時,列寧格勒的共產黨內部自由派與正統派同時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棄原則」的斯大林主義派。市和州的領導層早在幾個月以前就清洗過了,但是,著名化學家、列寧獎章和其他各種獎金獲得者、蘇聯科學院院士鮑裡斯·吉達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擔任了蘇共列寧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書記,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能當選,更不知道自己應當做些什麼。 
  他入主了斯莫爾尼宮,但很快就認識到,權力已經不在蘇共的官員手中了。這座擁有500萬人口和巨大工業潛力的大城市開始明顯失控,列寧格勒「人民陣線」的領導人也不知道該幹什麼。新議員們天天聚集在馬林斯基宮,可他們不僅沒有選出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就連會議日程問題也無法解決。 
  列寧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質科學博士瑪莉娜·薩利耶和記者、經濟學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會中他們兩人配合默契,但卻在由誰入主馬林斯基宮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由於電視媒體的普及,選民們耳聞目睹了那些無聊的爭吵。 
  由於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列寧格勒民主派決定由在1989年選舉中曾非正式地幫助過他們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幫助鄉親們。通過緊急選舉,索布恰克進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蘇維埃議員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當選為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   
  普京和索布恰克(3)   
  在蘇聯時期,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是一個重要而顯赫的職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謝·科西金在這個職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則是格裡高利·季諾維也夫。不過,儘管這個位置很重要,但卻並不能完全控制這座城市。除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之外,還有一個列寧格勒市執委會,此時它的負責人是工程師、軍事翻譯亞歷山大·謝爾卡諾夫,他是由蘇聯人民代表選舉出來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寧格勒議員。此外,黨的機關、波羅的海艦隊司令部、列寧格勒軍區以及克格勃、內務部派駐當地的機構也保留有不小的權力,他們只聽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還派專員領導在列寧格勒佔有相當優勢的國防企業。與莫斯科一樣,列寧格勒也是個管理起來非常複雜的龐然大物,95%的問題只能、也必須不依靠政治方式解決,而是需要專家們努力工作。 
  無論是列寧格勒的索布恰克,還是莫斯科的加弗裡爾·波波夫都沒有對如何管理好這樣大的城市做好準備。莫斯科難於管理之處在於城市特別大,大學教授波波夫還沒有理出一個頭緒就很快自動下台了。有人預測,同樣是大學教授的索布恰克將重蹈波波夫的覆轍,因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與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列寧格勒市執委會、蘇共列寧格勒市委以及列寧格勒民主派領導人合作,他甚至還沒來得及理順與自己機關工作人員的關係。索布恰克的忠實追隨者只有列寧格勒知識界和大多數市民,但是這些人沒有任何「權力槓桿」。 
  索布恰克提出了幾項頗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寧格勒市和列寧格勒州建立「自由經濟區」,將列寧格勒重新變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國際旅遊中心,使半封閉的地方性城市列寧格勒變成聖彼得堡和「通向歐洲的窗口」。但是,這些都如同海市蜃樓一閃即逝。列寧格勒的工業生產開始下降,公共交通運營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須的食品供應陷於停頓。 
  為不使城市運行下滑得過於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佈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場會見,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一次重要會面。當年普京38歲,剛從德國城市德累斯頓回國不久,擔任著列寧格勒大學負責國際聯絡的校長助理。根據慣例,蘇聯時期擔任這一職務的官員都來自克格勃,是後備人才,他們以大學領導人和克格勃官員的雙重身份工作。 
  有關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有許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內部的說法是,來自民主派陣營的索布恰克主動從「機關」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斷然否認了這種謠傳。「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在最後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怎麼能是我主動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動找普京,想邀請他來工作的話,早就這麼做了。當他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我就非常瞭解他。那麼,他是怎樣成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學的走廊裡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於是詳細打聽了他的情況。我瞭解到,他在德國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現在是列寧格勒大學負責外事工作的校長助理。大學時期他非常優秀,儘管有過這樣的『標籤』(指克格勃背景——譯者注),但並不影響我對他的評價。他不是一個愛慕虛榮和貪戀權力的人。從性格來看,他具有領袖品格!」 
  談到與索布恰克的會面,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說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請我幫助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那時他剛當上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我的朋友直截了當地說,索布恰克的班子沒有什麼能人,他身邊都是一些滑頭。接著他問我能不能幫助索布恰克。——『哪種形式?』我當時很感興趣。——『從大學出來,到他身邊工作。』——『你知道,這得慎重考慮一下。我是一名克格勃軍官,這一點他還不知道。弄不好我可能會損害他的聲譽。』——『你同他談一談吧。』我的朋友建議說。 
  「……我同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見面是在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他的辦公室裡。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我進去後,做了一下自我介紹,然後把自己的想法都談了。他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聽了我的想法後立即對我說:『我馬上去跟斯塔尼斯拉夫·彼得洛維奇·梅爾庫裡耶夫打個招呼,星期一你就來上班吧。就這樣。現在我們商量一下,您想幹什麼工作?』我不能不說清楚了:『阿納托利·亞歷山德洛維奇,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滿意,也很感興趣。但我有一個情況需要向您說明,它很可能會影響我變換工作。』他問:『什麼情況?』我回答:『我必須跟您說,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校長助理,我同時還是一名克格勃軍官。』他不做聲,陷入了思考,對於他來說,這的確是沒有想到的。 
  「他想了一會兒後,說:『那需要……和他們談!』當然,我沒有料到他的反應會是這樣,儘管這些年來我已經適應得多了。 
  「要知道,我同他第一次見面時,他是教授、法律科學博士和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他對我非常開誠佈公。之後他說:『我需要一位助手。說實話,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見的都是一些什麼人。』那時,正好有關部門在調查一些困擾索布恰克的醜聞細節。」 
  當時,列寧格勒市蘇維埃機關有許多處和辦公室,許多官員已經在這裡工作多年。一些市蘇維埃的新議員想正式搬到這裡辦公,還要設立許多委員會和小組。索布恰克不得不出席沒有效率的市蘇維埃會議,還要充當議長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普京表現出了自己出色的組織能力及與各種人打交道的技巧,他總能順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給他的工作。對於索布恰克來說普京的幫助變得越來越重要;由此,普京也很快成為索布恰克最信賴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當然,市蘇維埃主席的反對派們也很快發現了這一點。他們輕而易舉地瞭解到,索布恰克的新顧問是一名克格勃人員。   
  普京和索布恰克(4)   
  在一次會議上,一個議員小組公開要求將普京從市蘇維埃開除出去,理由是普京在克格勃幹過。但索布恰克公開批駁了這些要求,他說:「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學生。其次,普京曾從事對外情報工作,是在保衛國家利益。他沒有什麼可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說,索布恰克的這些告白完全發自內心,對弗拉基米爾·普京心理幫助很大。不久以後,普京決定在電視特別訪談中公開自己在克格勃中的工作,製作人是列寧格勒市著名導演伊戈爾·沙赫丹;訪談錄後來在電視台播出了。同時,普京向「機關」遞交了辭職申請但是未獲批准。 
  索布恰克身邊的人嘗試將普京「趕走」的努力仍在繼續。1990年秋天,以瑪莉娜·薩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為首的列寧格勒市蘇維埃議員團嘗試調查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活動,他們首先從發放由列寧格勒運出原料和有色金屬的許可證開始。市裡有過剩的有色金屬,但卻缺少食品。蘇聯國內原有的經濟聯繫遭到迅速破壞,需要向國外購買列寧格勒所必須的食品。 
  依據瑪莉娜·薩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所做調查,一些人要求索布恰克將普京解職。但是,補充調查卻沒有找到普京有任何非法運用權力為自己牟利的證據,儘管他的工作中有不少失誤和錯誤(像所有人一樣)。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1990年帶來的是失望。但是,大部分困難和錯誤都被算到了「中央」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身上。一些報紙和雜誌在1991年1月初評選的「1990年度人物」中,鮑裡斯·葉利欽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加弗裡爾·波波夫緊隨其後,戈爾巴喬夫僅排在了第四位。而在公民最表失望的政治家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卻居前兩位。 
  1991年春天,全國形勢繼續惡化。在短短幾個星期中,中央政府決定「試驗性」地在兩個首都(列寧格勒又被稱為「北方首都」——譯者注)改革管理體制,成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市政府。以前蘇維埃系統中各種職能混在一起,而現在這種管理體制可以清晰地區分行政和立法機關的職能範圍。莫斯科蘇維埃很快通過了新法律,沒有任何爭議。但是在列寧格勒,市蘇維埃議員卻屢次反對成立市政府,因為一旦那樣的話,議員團的影響力將減弱。不過,大家都承認,恰恰是普京順利說服了許多議員,讓他們認識到成立市政府的必要性。最終,這一決定以壓倒性多數的優勢獲表決通過。 
  1991年6月12日,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組織了市長選舉,與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同時舉行。在列寧格勒,儘管共產黨和很多「民主派」都反對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參加競選,但他還是得到了70%的選民支持。在就職儀式上,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宣佈,現在城市只有一個經過人民選舉出來的合法政權,蘇共機關今後沒有權利干涉和影響市政府的活動。 
  市政府成了新的政權機關和新機構。所有城市管理體系都進行了重新設置。從1991年6月28日起,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的列寧格勒市政府外事委員會正式開始行使權力。稍後,普京還領導了行動問題委員會,討論並採取行動來解決許多刻不容緩的城市問題。這個委員會事實上承擔了市政府的職能。由於索布恰克經常出差,普京變成了市行政機關的關鍵人物。索布恰克甚至留下一些自己簽過字的空白紙。「你自己看著辦吧。」他對普京說。 
  1991年8月19日,索布恰克正好在莫斯科趕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 )發動政變。早上,他會見了葉利欽,然後到謝列梅季沃,在下午4點左右飛抵列寧格勒。從普爾科沃機場出來後,索布恰克到了列寧格勒軍區司令部。之後,索布恰克在列寧格勒市電視台發表了講話。 
  市內的局勢相當緊張,但軍隊仍然留在兵營裡。在冬宮廣場 大約100萬人舉行了大規模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示威遊行。這時,普京正在波羅的海沿岸休假, 20日上午,普京趕回列寧格勒,也就在這一天,他不得不做出選擇:作為克格勃軍官,他應當服從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而作為一名市政府官員,他應當聽命於索布恰克。普京迅速寫了一份退出「機關」聲明。為使這份聲明不再被拒絕,索布恰克立即往莫斯科給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打電話,然後又與列寧格勒市克格勃主席通了話。8月21日,辭職申請獲得批准。在蘇共被停止在俄羅斯領土活動後,普京拿到了自己的蘇共黨員登記卡,並把它和黨證一併放到了書桌裡。 
  國家以及普京、索布恰克生活的整個時代都已經成為歷史。「您感到難過嗎?」普京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被問到。「很可怕,」他回答道,「實際上,生活就這樣『卡嚓』一聲斷裂了。要知道,此前我沒有能夠準確預見到國家所發生一切的深遠性……當然,這段時期異常困難。但選擇已經做出。」 
  從列寧格勒到聖彼得堡 
  將列寧格勒改回先前的名稱「聖彼得堡」的建議是由索布恰克提出的,早在1991年春天的一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就審查過。會議不支持這個建議,但是列寧格勒市蘇維埃決定舉行全民公決,由市民來做決定。鬥爭非常激烈。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請求市民投票支持保留「列寧格勒」這一名稱,而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則呼籲重新以「聖徒彼得」來命名這座城市。大約有64.7%的選民參加了全民公決投票,其中55%支持更名為「聖彼得堡」。這是一次不太令人信服的勝利,但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還是於9月6日確認了全民公決結果。列寧格勒州保留了自己的名稱。還有許多帶有「列寧格勒」的名稱被保留了下來:「列寧格勒天然氣」、「列寧格勒電力」、「列寧格勒出版社」、「列寧格勒飯店」、「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等——差不多所有的東西仍然沿用蘇聯時代的名稱。   
  普京和索布恰克(5)   
  索布恰克多次提出,應將弗·伊·列寧的遺體重新安葬在列寧格勒沃爾科夫公墓內,緊挨在他母親墓穴旁。索布恰克引用了據說是列寧的一個遺囑,但事實上它根本就不存在。這是索布恰克想出來的一個荒謬的主意。他甚至研究了一系列重新安葬的儀式,並設想將紅場上列寧墓變為布爾什維克恐怖展覽館,在整個地下一層擺放「軍事共產主義和列寧式恐怖」陳列品。 
  索布恰克承認,即使過了許多年,在移民法國巴黎以後他還夢到將列寧遺體從莫斯科的列寧墓移葬到聖彼得堡的細節,參加的人有東正教大牧首、鮑裡斯·葉利欽、鮑裡斯·涅姆佐夫本人。在索布恰克的夢裡(或者是他的幻想中),葉利欽將列寧遺體從紅場的列寧墓中移出來以後,就向世界宣佈自己辭職,並任命涅姆佐夫為總理和俄羅斯聯邦代總統。「莫扎特的《安魂曲》響起,樂隊由羅斯特羅波維奇擔任指揮……在聖彼得堡沃爾科夫公墓內,伴隨著鼓點兒和群眾憤怒的吶喊聲,盛著列寧遺體的棺木放入墓坑。」 
  這是可怕的、病態的經歷,是索布恰克後來患上嚴重心臟疾病的主因。拆除列寧格勒市內所有列寧紀念碑和半身雕像的建議沒有獲得通過,甚至連斯莫爾尼宮旁的列寧紀念碑都沒有能夠拆除掉。在列寧格勒,這樣的建築物總共有二百多座,其中還有一部分建在以列寧命名的南濱海公園內,成了特殊的林蔭道。這是一場索布恰克同紀念碑之間的可怕戰爭,恰恰是它成了索布恰克在市民中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儘管當時可能還有其他的處理問題的辦法。 
  與市蘇維埃和市執委會相比,市政府擁有著更大的權力。從8月20日起,列寧格勒市的蘇共市委、州委和區委被取消。過去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指令才能解決的問題數量急劇減少。 
  市政府搬到了斯莫爾尼宮的大樓裡——人們已經習慣將那裡看作是聖彼得堡的權力中心。索布恰克佔據了三樓的一間大辦公室,而弗拉基米爾·普京則在一樓辦公。先前掛在斯莫爾尼宮所有辦公室牆上的列寧和基洛夫畫像都被摘了下來。在回答大樓管理員該掛什麼新畫像的問題時,普京說他想在自己的辦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願望得到了滿足。 
  1991年秋天,聖彼得堡的局勢仍舊不停地惡化,商店裡空空蕩蕩,日常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到了12月,情況變得更加危險;在1992年1月蘇聯解體、商品價格自由浮動以後,「北方首都」所有食品商店的櫃檯裡都空空如也。儘管國家連續兩年糧食豐收,也沒有爆發戰爭,但列寧格勒卻重新出現了饑荒。索布恰克開始擔心饑民暴動,因為絕望和恐懼情緒已經開始在市民中蔓延。 
  在這種情況下,市政府表現出了巨大的決心和堅強的毅力,他們從軍隊以及其他倉庫中調撥出作為戰略儲備的食品和其他商品。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國總統老布什、德國聯邦總理科爾以及世界其他國家領導人求援,請求他們提供援助。第一批援助1萬噸糧食從位於聯邦德國的美軍倉庫中運來,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義船隻從德國、美國、法國、英國甚至日本駛出來。僅僅從列寧格勒的姊妹城市漢堡就郵來了幾十萬個包裹。 
  索布恰克的許多拯救城市的行動都是秘密進行的,報紙、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沒有進行報道。他對自己行為的解釋是,擔心市民陷入恐慌——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記得當年城市被德軍圍困、成千上萬人餓死的情形。當然,他也擔心自己的聲譽受損:要知道,許多共產黨人不無根據地說,恰恰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還有索布恰克讓這個國家、這座城市這樣貧窮。 
  市長和市民之間的疏遠感在潛滋暗長。這讓索布恰克感到非常委屈,感到委屈的還有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納魯索娃。她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人們應當記得1991/1992年的那個冬天。雖然整個冬天全城都很痛苦,但卻並沒有徹底崩潰——正是由於索布恰克的諾言才從國外運來了大批糧食。所有這些都是高度機密,因為我丈夫認為,城市不應當知道,在『大封鎖』半個世紀以後他又面臨新的封鎖。但是當市政府迎接船隻到來的時候,整個城市都看到了市長和躲藏在他身後的妻子,而記者們卻大談:索布恰克是(票據)持兌大師,他只知道出席歡迎儀式。當我對索布恰克說:『你什麼也不說,別人怎樣才能知道你都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他回答:『人民應當理解。』可人民並不明白真相。在我們的窗外,晝夜都站著一群打標語的人:『索布恰克想從地球上清洗去列寧格勒的名字。』人們很快忘記了類似將城市恢復其歷史名稱的話題,更令他們激動的是香腸的價格。」 
  對於聖彼得堡市民如此不喜歡自己的第一夫人,不應當感到過分驚奇。 
  聖彼得堡市長和他的主要助手 
  這座涅瓦河邊的城市之所以能度過1991~1992年的困難時期,不僅是由於西方的人道主義援助,人們也不應當忘記這幾個月裡新的市政府機關所做的大量工作。 
  索布恰克自己也承認這一點。1998年,在完成新書《從列寧格勒到聖彼得堡》時,他寫道:「1991~1992年的複雜局勢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幫助我們使成立不久的新的城市權力體系得以鞏固。就像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在前線經歷戰火洗禮後積累了必須的經驗一樣,新的市政府成員這些年也體驗了這種鞏固的感覺。許多人並不贊成這種體驗,我們需要拯救他們。也正是當年成立的班子,近年來為俄羅斯政府輸送了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包括 .希扎、阿·丘拜斯、阿·博利沙科夫、謝·別利亞耶夫、阿·庫德林以及弗·普京等。」   
  普京和索布恰克(6)   
  到了1992年秋天,聖彼得堡遭受的飢餓威脅消失了,但局勢還是很緊張。其實這就和整個俄羅斯聯邦一樣:俄羅斯政府組成以及葉利欽身邊的人經常換來換去,國家缺乏政治穩定性,沒有一個清晰明瞭的經濟和國內政策;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仍然還沒有理順,缺乏一部穩定的憲法和明確的、與新的現實相適應的法律;工農業生產仍在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快;年通貨膨脹率不是百分之幾百,而是百分之幾千;各種犯罪都在增加,掠奪俄羅斯自然資源的行為幾乎公開化。莫斯科的情況要比外地好一些。但是,聖彼得堡還在危機中喘息。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幻想不僅將聖彼得堡變成國際旅遊中心,而且還要使其成為俄羅斯科學和文化的中心。但是,許多社會活動家和西方觀察家稱聖彼得堡是「犯罪之都」,而且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與尤里·盧日科夫領導的莫斯科不同,聖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在自己的城市沒有拒絕推行丘拜斯冒險的「人民私有化」計劃,城市裡的許多工業和商業企業都以很低的價格出售給了私人。著名的「波羅的海造船廠」僅賣了1.5萬瓦烏切爾(俄羅斯聯邦20世紀90年代初推行的一種「私有化證券」,每張面值1萬盧布——譯者),實際折合1.5億盧布。而位於涅瓦大街上的兒童商店「好孩子」定價7萬瓦烏切爾,折合1993年的價格,只有7.01億盧布,這是一個低得可笑的價格。 
  但是,俄羅斯公民手裡沒有錢。雖然在私有化推行過程中俄羅斯禁止外國公民參與,但在1992~1993年還是有不少西方人參與了很多起交易。西方媒體中曾經大量報道過,英國和荷蘭一些公司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了聖彼得堡很多塊「肥肉」。那座位於涅瓦大街的著名「貿易宮」,英國倫敦的一家商店僅用50萬美元就買到手了,而同樣的價格在倫敦市中心連購買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很難。一家英國生物技術公司在聖彼得堡購買了一幢秘密細菌研究所大樓,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分支機構。所有這些交易都沒有股東,都是秘密通過中介公司完成的。聖彼得堡市從這些交易中幾乎什麼也沒有得到。 
  索布恰克不是一名經濟學家,他不懂經濟,也不喜歡從事經濟活動。在蘇聯時期,列寧格勒就不是一座十分富足的城市。這裡有150萬退休人員,40%的市預算作為退休金支付給了這部分人。住房基金系統遭到了破壞,大約有50%的居民擠在公寓和沒有電梯的樓房裡。列寧格勒差不多有100萬工人、工程師和科學家在軍工企業工作,在戈爾巴喬夫時代這類企業無可挽回地衰退下去了。 
  在這種條件下,索布恰克賦予普京越來越大的權力。在聖彼得堡市,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有很大的權力,早在1993年他就被任命為第一副市長。不久,安德烈·庫德林得到了這個職位。但是聖彼得堡權力圈子裡的人都非常清楚,市裡第二號實權人物其實是普京。正如那時人們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人」。報紙很少有他的照片,在聖彼得堡市各種會見和會談中,雖然幾乎都有普京出現,但詳細報道他的內容卻很少。所以,一些記者稱他是「簡訊人物」。 
  很顯然,普京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數官員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間的個人關係,兩人也就是一起出訪國外的時候才有較多的接觸,其他時候都是各幹各的。普京的影響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語、很瞭解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經營風格、交際能力強和逐漸顯現出來的個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這些優點不是體現在公開演講中,而是體現在小範圍會議和辦公室談話中。普京不是索布恰克類型的演說家,但從個人能力水平來看,他實際上已經超過了索布恰克;那時,索布恰克表現出的都是上流社會招待會上的卓越口才,普京干的卻是一些循規蹈矩的、但對於這麼一個大城市來說又必需的瑣碎事兒。「市長不應當是總務主任!他應當思考!」 索布恰克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話。不過,很多時候索布恰克的想法都顯得格外獨出心裁。他認為,列寧格勒的整個蘇維埃歷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鎮壓史。他幾乎從來不與作為城市主要支柱的國防企業的工人和工程師接觸。 
  無疑,軍工部門嚴重不景氣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蓋達爾以及切爾諾梅爾金政策造成的惡果,責任不在索布恰克。但是,聖彼得堡市長忽視工人階級的做法直接導致了企業的危機程度不斷加深。1991年秋天,在對於退休者和工人來說最困難的幾個月裡,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卻大張旗鼓地慶祝列寧格勒正式更名為聖彼得堡。他舉辦大型招待會,邀請弗拉基米爾·基裡洛維奇·羅曼諾夫大公從巴黎來參加。羅曼諾夫大公被認為是沙皇俄國尼古拉二世眾多遠親、近親中最重要的人。年邁的大公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他很早以前就想訪問俄羅斯,參觀一下曾經屬於他父親和祖父的宮殿和樓宇(一年以後,大公病逝在巴黎,安葬在聖彼得堡市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堡壘內的皇家墓地內)。當然,我不是想說不應當這麼做,但很清楚,大多數城市居民對於以如此隆重、奢華的儀式來招待前大公和其他俄羅斯宮廷後裔毫無興趣,這些活動對人民也沒有起到任何激勵作用。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與列寧格勒軍區和波羅的海艦隊的將軍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十分融洽。後來,索布恰克本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之所以這樣只是因為自己對車臣戰爭存在消極態度。但是,那場戰爭實際開始於1994年10月,而同聖彼得堡軍官們關係緊張則是在1991~1992年就已經公開化了。對此,連弗拉基米爾·普京都感到很驚奇,他後來寫道:「阿納托利·亞歷山德洛維奇·索布恰克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他喜歡成為萬眾矚目的中心,讓人們談論他。正是由於這樣,一部分人詛咒他、厭煩他。我在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工作後不久,他曾經幾次給我打電話激烈批評軍方,稱那些將軍們都是一些腦筋遲鈍的人,腦袋發熱。他好像還說,社會普遍有這樣的看法。而將軍們也打心裡不喜歡他,這反映在召開軍事會議和諸如此類的事情上。他本人是列寧格勒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一次,他需要參加軍隊早已安排好的一個會議。恰在那時,阿拉·鮑裡索夫娜·普加喬娃來到聖彼得堡市,於是他對我說:『聽著,你給將軍們打電話就說我不參加會議了。』我知道他實際上是想見普加喬娃。不過他這樣做會使將軍們的會議因為他的缺席而不得不改期,這很不合適。我說:『您應當去。』『你就說我生病了。』就這樣,他去機場迎接普加喬娃去了。我給軍區司令打電話:『您知道,阿納托利·亞歷山德洛維奇不能出席會議了,他生病了。』『是嗎?那謝謝你了。』幾個星期以後,我同軍區司令見面時,他不滿地對我說:『是生病了,對嗎?』我知道,軍區司令一定是從電視裡看到了索布恰克迎接普加喬娃,並到她的演唱會捧場的畫面了。『我不是對阿拉·鮑裡索夫娜有意見,儘管她的到來完全沒有必要。這說明他有時間去迎接普加喬娃,甚至生病了也堅持要去,但是,卻沒有出席國務活動的時間。』」 很遺憾,索布恰克盛氣凌人、傲慢地對待一些受尊敬的人的事例還有很多。   
  普京和索布恰克(7)   
  弗拉基米爾·普京曾經是一名軍官,他理解軍隊的需要和問題,協調市政府與列寧格勒軍區、波羅的海艦隊之間關係的任務主要由他承擔。他控制城市的所有強力部門。普京支持與聖彼得堡市蘇維埃大多數黨派、稍後的聖彼得堡立法會議之間保持良好的工作聯繫。但在1992~1993年,他則主要努力為西方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在聖彼得堡市開辦第一個外匯交易所上,普京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還促成了聖彼得堡市政府與西方投資者簽署了許多經濟和意向性協議。對外經濟委員會還邀請德國金融界人士到聖彼得堡來。沒有普京的努力,德累斯頓銀行根本就不能開門營業,這是俄羅斯境內第一批外資銀行。數目較大的外國投資還有「歐洲飯店」、「涅瓦帕拉斯飯店」等。 
  與其他人相比,普京的工作能更多地受到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肯定。索布恰克知道,許多人稱普京為聖彼得堡的「灰衣主教」,但索布恰克卻沒有因此表現出任何擔心和顧慮,相反,他托付給普京的事情越來越多。後來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認:「我認為普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離開聖彼得堡的時候,索布恰克繼續給普京留下自己已經簽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紙。這表明他對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視這種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發現普京還沒有簽過字,索布恰克也從來不輕易簽字同意。 
  那時,有關索布恰克的新聞很多,他在聖彼得堡、甚至全俄羅斯政壇都有許多對手。共產黨和左派報紙經常將索布恰克比作西方影響的「代理人」。尖銳批評索布恰克的甚至還有許多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不過,這段時期卻幾乎沒有任何有關普京的負面消息。他是一個奉公守法和勤勤懇懇的官員,並且不想幹政。 
  不過,他不得不經常參加調解衝突,而其中相當多的是由於索布恰克的虛榮和傲慢所導致的。 
  作為全俄政治家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克 
  擔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的職務以後,索布恰克繼續參加了幾乎所有全俄性的政治活動。所以,在俄羅斯,甚至在國外他都被繼續看作是全俄性的政治家。在國外,經常有消息稱,他可能成為俄羅斯將來的總理,甚至是總統。這對葉利欽刺激很大,他對索布恰克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冷淡。索布恰克認為自己不僅是俄羅斯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而且還是領導人之一。他是蘇共和俄共的反對派,然後在蘇共二十八大上又和葉利欽一樣示威性地退出會議。但是,索布恰克不是葉利欽圈子裡的人。他公開對葉利欽的一些行為和講話表示不贊成。索布恰克曾對一些人說過:「我無法成為葉利欽班子裡的人。」 
  蘇聯最高蘇維埃解散後,我僅見到過索布恰克一次,他對我說他不僅孤獨,而且還感到失望。他覺得很厭倦,言談舉止中也失去了1990年我們曾看到的那種激情和張揚。1992年《首都》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對「索布恰克從政30個月」的結論並不十分樂觀。謝爾蓋·捨林在那年秋天寫道:「索布恰克的從政史是一段令人失望的歷史,他令自己失望也令自己的夥伴們失望。索布恰克是一個對比反差非常明顯的人。在最近兩年半的時間裡,按照人民喜歡度來說,他僅遜於葉利欽一個人,但卻無法成為國家領導人,雖然至今還有人認為,他是俄羅斯總理或總統的常備候選人。普通人猜測,索布恰克是『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但他這個『運動』的成員卻常將他當作對手而不是朋友看待。一部分人認為,他是俄羅斯最具智慧和現代意識的政治家;另一些人則認為,他是一個粗暴無禮、不肯妥協的保守分子。」 
  很明顯,1989~1990年所取得的成就沖昏了索布恰克的頭腦。他成為那兩年崛起的政治家中第一個出版回憶錄的人,而且他還為那本書起了一個自命不凡的名稱《走向政壇——議會誕生的故事》。當1991年4月這本書出現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書亭的時候,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開會的索布恰克很高興地送了法制委員會同行們每人一本。 
  我帶著濃厚的興趣讀了這本書。但對我來說最深切的感覺就是,索布恰克明顯誇大了自己對國家大事和政權的影響力,他的許多判斷十分倉促和膚淺。書裡的許多章節來源於事件發生地的採訪,而不是分析。這本書頻繁地使用第一人稱「我」但卻不是索布恰克本人寫的,而是由《莫斯科新聞報》的觀察家安德列·切爾諾夫捉刀代筆完成。1992年底,索布恰克的新書《從列寧格勒到聖彼得堡》問世。這一年,索布恰克在法國獲得「遺產獎金」——為那些在修復和保護人類歷史遺產中做出最大貢獻的人而設立的獎金。 
  又過了一年,索布恰克開始由自己口述、別人記錄整理完成另外一本書,內容涉及1992~1993年發生在俄羅斯的一些事件。這本名為《蘇共的意外重大發現》的書在聖彼得堡出版。這是一本說服力不強、內容膚淺、容易引發爭議的拼湊而成的東西。作者試圖為蘇聯和蘇共的命運以及歷史中的各種說法做出自己的評價,其中大量篇幅涉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審判蘇共案」,共產主義和民主問題以及對俄羅斯的未來思考等。作者就倉促完成和「敘述史實時缺乏體系」向讀者表達了歉意。毫不奇怪,俄羅斯報刊幾乎沒有重視這本書的出版。此外,這本書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章節涉及聖彼得堡。   
  普京和索布恰克(8)   
  書中插入了大量索布恰克與有世界影響的政要合影的照片,在書的封面,索布恰克還篩選了幾段西方和俄羅斯媒體有關自己的溢美評語,如「可以說,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不僅是一位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樣傑出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籌劃未來的人物」;「由於具有令其他政治家靈魂感到不安的獨立性,索布恰克很難被擊敗」;「18世紀初,彼得大帝邀請整個歐洲的設計師和建築工人來到這裡建設城市;今天的聖彼得堡市長、改革者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正在借用這條道路。」 
  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不復存在以後,1989~1991年成立的民主運動和政黨一個接一個地分道揚鑣,也就是說,鮑裡斯·葉利欽、加弗裡爾·波波夫、根納季·布爾布利斯、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等開始登上政壇。 
  但是,這些政治家們沒有任何政治基礎、沒有綱領和組織,很難單打獨鬥地有效工作。所以,在左、右以及中的旗幟下,一些新的政黨開始出現了。葉戈爾·蓋達爾組建了「俄羅斯選擇黨」,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成立了自己的「亞博盧」集團,謝爾蓋·沙赫賴領導「俄羅斯統一和諧黨」,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促成了「民族改革運動」的誕生,亞歷山大·魯茨科伊想成立「祖國運動」等等。莫斯科市市長加弗裡爾·波波夫和聖彼得堡市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也決定組建自己的政黨。1992年,這個政黨以「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的名稱進行了登記。政界和輿論界對此議論紛紛,但該黨的創始人卻對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1993年底的國家杜馬選舉中,該黨遭受重創,甚至沒能突破進入議會得票率必須超過5%的「門檻」。在聖彼得堡,只有11%的選民投票支持「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而在整個俄羅斯,該黨的得票率不足4%(大約200萬人)。無論是波波夫還是索布恰克都沒能當選國家杜馬議員。有報紙評論認為,這兩位政治家和他們的政黨集中了所有「不成功的競選戰略和策略的範例」,他們不僅表現得不自信,而且暴露出在新的形勢下作為政治家「完全是孤軍奮戰」的弊端。而與此同時也有成功的例子,像眾所周知的弗·日裡諾夫斯基和他的「自由民主黨」。 
  在1993年九、十月間,克里姆林宮和白宮激烈鬥爭的日子裡,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葉利欽一邊。1993年9月底,索布恰克指示普京從聖彼得堡的特種部隊中秘密抽派一個團到莫斯科支持葉利欽,這個團沒有參加白宮的戰鬥,而是奉命肅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飯店」中馬卡紹夫將軍的衝鋒隊。在征服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和代表大會的抵抗後不久,葉利欽發佈命令,宣佈解散全國各地的蘇維埃政權機關,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蘇維埃機關也不例外。在莫斯科用小規模的莫斯科市杜馬取代原來人數眾多的蘇維埃,而在聖彼得堡則由市立法會議來取代。 
  早在1992年,「制憲會議」就在莫斯科開始了工作,它負責研究、制定新的俄羅斯聯邦憲法草案。這部憲法的第一個草案的基礎工作是由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主席奧列格·魯緬采夫領導、由法律學家和政治學家小組完成的。很快又成立了一個法律專家小組,開始研究憲法草案的另一個版本。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謝爾蓋·阿列克謝耶夫、尤里·卡爾梅科夫等人參加了這個小組的工作。索布恰克本人承認,由於參與制憲工作,他不得不放棄了別的工作。另外,還有一個憲法的「總統草案」,這是由謝爾蓋·沙赫賴領導的法律專家小組提交的。最終結果是通過了一個妥協性的憲法草案,並於1993年12月12日全俄全民公決獲得通過。索布恰克由此從法律上被認為是俄羅斯新憲法的制定者之一。 
  「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受挫後,加裡弗爾·波波夫離開了政壇——在此之前他已從莫斯科市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但索布恰克卻留了下來。儘管他在俄羅斯選民中的支持率明顯下滑。有關總統問題(「如果在這個星期日舉行總統選舉,您將會支持誰當選?」)的民意測驗結果顯示,阿納托利·索布恰克1992年下半年幾乎總是在鮑裡斯·葉利欽之後居第二位,就連原來親共產黨的、今天由俄羅斯共產黨出版的《對話》雜誌在1992年底也寫道:「如果我們將政治家分為幾類的話,那麼,索布恰克將被視為是具有典型西方標準的俄羅斯政治家。他是一位法律專家,接受過很好的教育;他高高的個頭,身材勻稱,舉止優雅,和任何一位歐洲政治家站在一起也絕對不會遜色;他是一個能夠成功運用肢體語言的出色演講家;他堅毅果敢,身居高位,卻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自制力很強;他有一位西方人眼中的美貌妻子,他妻子作為國家的第一夫人也很稱職。要是在美國的話,他甚至可以與布什總統一爭高下,他擁有在民主國家中競爭任何職位所具備的一切優勢。」 
  這篇文章用了一個很容易讓人浮想聯翩的標題:「離不開索布恰克」。文章作者是維克多·邦達列夫。他堅信,只有索布恰克才能在任何提前選舉中都有可能成為國家元首,正如當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無疑,索布恰克本人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納魯索娃讀到這樣的文章會很高興。而葉利欽卻由於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而大受刺激。葉利欽的衛隊長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特別不喜歡索布恰克,他認為這位聖彼得堡市長與廣受注目的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不同,他簡直就不願意多看索布恰克一眼。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後來承認,他那時就已經搜集到了許多有關索布恰克的材料。在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索布恰克與克格勃、馬耳他騎士團、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共濟會中心長期合作的證據。索布恰克還被指控成立了「涅瓦共濟會分會」、在蘇聯解體前不久許可建立秘密帳戶轉移「黨金」。   
  普京和索布恰克(9)   
  在1993年的「當選總統可能性」調查中,索布恰克下滑到了第三位,位列葉利欽和亞夫林斯基之後;然後他又繼續滑到第四,前面是葉利欽、切爾諾梅爾金和亞夫林斯基。1994年初,有關索布恰克可能成為總統的報道和分析、評論已經很少了,儘管他還位居俄羅斯10位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之列。《對話》雜誌也對索布恰克失去了從前的興趣。在一篇內容詳實的、題為「後葉利欽時代需要怎樣的領導人?」的文章中,弗拉基米爾·維尤尼茨基寫道:「俄羅斯及它的公民、未來的選民期待一名被全社會接受的領導人,他不應當僅僅是某一個政黨的代表,而應得到大多數人支持。他應當是一位在政治上有聲望的人,不止得到人民理智的承認、而且還應當有感情上的認同。最可能的情況是,他的成就不僅出自某一政黨或陣營,而應當是大規模的、非單純反映某些政黨和組織聲音、且應是民眾運動推舉的候選人。換一種說法,可以預見到的是奉行民族和諧和妥協政策的人將獲得勝利。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看,他應當是積極意義上的波拿巴主義者,維持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通過人民信任投票來消除人民之間的驚恐度。通過採取上述措施,新的政治領導人將在『威權民主』(即在擁有民主的傳統和價值的同時,保持強勢的國家政權機關,強化對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的控制)的旗幟下,建立由國家元首控制的強大的垂直政權。新領導人應當繼續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使之融入世界經濟。但是,他還應當考慮國內民眾要求繼承過去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的強烈要求。所以,對於他來說,社會—自由觀念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前景。將這各種觀念聯合起來惟一的模式可能就是愛國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只有擁有這種意識形態的人才能成為『後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的領導人。考慮民族間各種關係的現狀,他還應當是大俄羅斯民族的代表。從歷史來看,沒有一個符合現在所需人物要求的標準樣本;在國內,顯然國家需要不止一個這樣的人物。而這些人恰恰是我們俄羅斯目前還沒有失去的惟一財富。」 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分析文章。很明顯,索布恰克完全不符合上述歷史「參數」——他不是一位能夠妥協的政治家,他的行為不但無法消除、反而還會激起政治恐慌,甚至在民主派陣營內都是這樣。俄羅斯需要的領導人不得不再等上7年——直到普京橫空出世。 
  在擔任聖彼得堡市市長期間,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像一位全俄政治家一樣經常出國訪問。他幾乎從不拒絕任何一份從國外發出的邀請,他到過所有西方大國、波羅的海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獨聯體的許多國家。普京經常(但不總是)陪同索布恰克出訪,他作為市長助手和對外經濟委員會主席參加商務談判,但從來都極力躲閃攝影和攝像鏡頭。在訪問聯邦德國和與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會談時,普京不僅僅是一名陪同人員,而且還是索布恰克的翻譯。 
  許多次出國訪問中,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納魯索娃都陪同前往。我們經常看到她的照片,其中還有到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約瑟夫·布洛茨基家做客時拍的。還有一些世界各國政治家自願來聖彼得堡訪問,他們通常在結束在莫斯科的正式訪問以後來到這裡,把在這裡的活動當成訪問的一部分。此外,應市政府的邀請,一些卸任政治家、著名文化活動家以及大商人也相繼訪問俄羅斯「北方首都」。這主要是由於索布恰克想抬高聖彼得堡市的聲望。自然,組織這些訪問和談判的任務都落在了對外聯絡委員會和普京個人肩上。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曾經兩次訪問聖彼得堡,副總統阿爾·戈爾、前總統羅納德·裡根和吉米·卡特也曾到過這裡。普京還和索布恰克一起幾次接待、會見過美國對外政策「常青樹」亨利·基辛格。與其他人不同,基辛格對弗拉基米爾·普京有興趣,他詢問了普京的過去,並與其進行了詳細深入的交談。此外,造訪過聖彼得堡的人還有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芬蘭總統馬爾吉·阿赫蒂薩裡。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還在涅瓦河岸邊迎接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以及幾乎所有獨聯體和波羅的海國家的領導人。當幾年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宣佈與外國領導人會見的成就時,就連他很親近的朋友都感到意外。普京說:「他們所有人都忘記了,我在聖彼得堡七年裡干的都是這些。我與他們有高規格的接觸,我們的城市非常知名,我們的市長知名度也很高。我幾次在高規格場合與他們見過面。我曾經三次會見過撒切爾夫人,包括在聖彼得堡和倫敦;三次會見科爾、貝克爾;幾次會見基辛格,當然是非正式的場合。這些人都是世界政壇的主角。還會見過一些其他的政治家,這是在積累信息,是經常性的信息積累,還有交流技巧。那些曾將我看作是保鏢或是隨員的人沒有認出我來,這太正常了。但我在聖彼得堡整整七年的時間沒有白白度過。」 
  在聖彼得堡許多會見和接待不是商務活動,而是禮節性的。到這裡來的不僅有羅曼諾夫家族成員,而且還有許多歐洲國家王室代表。接受市長邀請到聖彼得堡訪問的還有克勞蒂婭·辛馥。市民更讓阿拉·普加喬娃在聖彼得堡的訪問和演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在這裡購買了一棟別墅,辟成一座私人博物館。索布恰克還經常在這裡會見聖彼得堡-列寧格勒知識界的著名活動家德米特裡·利哈喬夫院士、作家丹尼爾·格拉寧。索布恰克喜歡沉迷於上流社會的生活,一次他在回應政治對手的非難時,公開宣稱:「為什麼我會出席上流社會的活動?因為我是聖彼得堡市市長。這裡是俄羅斯精神和文化之都,而不是一個邊遠的小城。」   
  普京和索布恰克(10)   
  對於索布恰克來說,這是他完全不體面的、而且不可原諒的典型傲慢事例之一。由於極度傲慢,索布恰克1995年曾拒絕會見來到聖彼得堡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索布恰克和戈爾巴喬夫兩人不能就訪問的規格和形式達成一致意見。兩位政治家簡直就不知道彼此應該持何種態度對待對方。 
  聖彼得堡市場改革的深化 
  崩潰的局面雖然得以避免,但聖彼得堡整個經濟和社會形勢在1994~1995年間仍然嚴峻。許多大型工廠嚴重開工不足,大部分工人和公務人員的工資被拖欠,數目非常之大;城市生活服務設施破損現象嚴重,很少有新的居民住宅樓開工建設;波羅的海海運公司陷於困境,營業額下滑,超過3/4的營業性船隻已經私有化,改弦更張,懸掛起別人的旗幟在海上航行;公共交通也處境不妙,地鐵方面,事故和運轉不靈司空見慣;教師生活困苦,聖彼得堡學校裡的學生已經停止了免費早餐供應;旅遊收入不高,對於市預算來說,多數博物館都成了問題。 
  索布恰克在市民中的支持率繼續走低,1994年底,他的受歡迎度下降到了20%。這時,聖彼得堡市市長索布恰克無需再與加弗裡爾·波波夫比較了,他的新「對手」是尤里·盧日科夫這個「強大的經濟活動家」,很明顯,索布恰克在很多方面輸給了這位莫斯科的新市長。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認,就個性而言,自己不是一個經濟管理者,而是一名議會活動家,從本意來說,他更願意在國家杜馬制訂新的民法和刑法。但1994年年中,他又宣佈不打算效仿波波夫從市長的位子上退下來。索布恰克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知道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恨我,許多民主派也不喜歡我,而這都是由於我的獨立性和原則性。所以這麼多人急著等我辭職。但我需要自己來決定辭職的時機。一般情況下應當是五年,聖彼得堡市市長的一個任期——在這之前我還不打算更換自己的工作崗位。」 如果沒有1994年3月被任命為聖彼得堡第一副市長的普京的勤懇工作和支持,也許索布恰克早就辭職了。當時,索布恰克有三位第一副市長: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安德烈·庫德林和弗拉基米爾·普京,但所有瞭解聖彼得堡市政府內部情況的人都知道,在這三位「第一」中誰是真正的「第一」。1994年,莫斯科《生意人報》曾這樣稱呼普京:「契卡改革家」、「最有影響的、也是最讓人難以琢磨的人」。在市政府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幾乎所有關鍵問題都要普京點頭才能放行。也正因如此,索布恰克才避免了一系列金融、經濟等醜聞的困擾。 
  這裡有一些人帶著攫取經濟上的好處的意圖巴結索布恰克,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借助他的「聲望」為自己謀取好處。所有人都明白,普京沒有操縱索布恰克,他們建立了彼此信任的關係。同時大家也知道,索布恰克也因此得以留在市長的寶座上。根據所履行的工作職責,普京相當於總理或是自己親自解決政治問題的政治領導人。 
  當時,在莫斯科已經有了一個以阿納托利·丘拜斯為首的「彼得堡幫」。1994年,圍繞普京成立了另外一個由經濟學家、管理者、經理人以及強力部門人物組成的小組,並在聖彼得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994~1995年在普京身邊引起他的注意或是與他有工作聯繫的人都有:戈爾曼·格列夫、米哈伊爾·馬涅維奇、德米特裡·科扎克、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伊戈爾·謝欽、尼古拉·帕特魯捨夫、謝爾蓋·伊萬諾夫、維克多·切爾克索夫、謝爾蓋·米羅諾夫、伊利亞·克列巴諾夫、弗拉基米爾·科任、亞歷山大·別斯帕洛夫、維克多·伊萬諾夫、亞歷山大·格裡高利耶夫、格裡高利·波爾塔夫琴科、伊利亞·尤扎諾夫、列昂尼德·雷曼等。我們很瞭解,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還正在莫斯科工作。這些人都將普京視作自己的領導人。 
  當索布恰克離開聖彼得堡時(他一年大約有100天不在這裡),把普京留在那裡他會感到踏實。「普京是一個獨立的人」,「這是一個完全可以體現民主價值觀的人」,「普京不會犯錯誤也不會違法」——索布恰克曾經在不同時候、不同場合這樣評價過自己的第一副市長。還有,他說:「普京是一個細心的人,但非常有效果。我喜歡像一枚棋子一樣工作,普京卻用另外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取得成績。」索布恰克在最後一次、也就是突然逝世前幾天曾這樣評價普京說:「他證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派、一個尊重市場的人,那時他是一名具有全局觀、決斷性並且有勇氣的人。他無可挑剔。他從事過對外經濟聯絡工作,然後成為我的第一助手,當我離開城市出差時,他代替我全面管理城市工作。讓我們回憶一下,誰創建了俄羅斯第一家合資企業?是聖彼得堡!從1990年到1995年我們這座城市一共成立了大約6000家合資企業,超過俄羅斯全部合資企業的一半。正是普京發起成立了合資企業領導人協會,幫助市政權創造更加寬鬆、適宜的經商環境。看,那時我們幹了多少事!『聖彼得堡奧的斯』是俄羅斯第一家合資生產電梯的工廠;依靠瑞典的貸款,成立了著名的『波羅的海啤酒公司』;與芬蘭企業合資成立了『涅瓦』電纜廠;可口可樂分公司;寶潔公司等。在聖彼得堡,成立了第一批外資銀行——不是代表處,也不是分行,而是100%外資的獨立子行。順便說一句,它們相當大程度上鞏固了城市的銀行體系。1998年8月(金融危機)以後,當莫斯科的銀行紛紛垮掉的時候,我們的銀行還依舊巋然不動。是在聖彼得堡而不是薩拉托夫州開始了俄羅斯國內第一次向企業出售土地以及無償住房私有化。」   
  普京和索布恰克(11)   
  那時大家都知道,無論聖彼得堡還是莫斯科都缺乏市場經濟專家。普京的班子最順利地學會市場經濟規律,而普京給大家做了好的示範教學。他竭盡全力研究經濟學理論問題,完成了經濟和法律結合起來的論文。1996年,他在國立列寧格勒大學通過了題為「市場經濟形成條件下地區礦產、原料基地的生產戰略規劃」的副博士論文答辯。幾年後,當他解釋在總統職位上取得令許多人感到出人意料的成績時說:「不要忘了,在聖彼得堡市我擔任過第一副市長和實際上履行一座擁有500萬人口市政府職能的委員會主席,一幹就是5年。而多年的城市管理工作,雖然都是一些程序性工作,也不顯赫,但對我來說卻有原則性意義。通過這項工作,我與強力部門建立了緊密聯繫,幾乎是所有人。所以我從內部瞭解一切情況。這是非常豐富的經驗!我們做了很多事,夜以繼日。工作總能讓人積累經驗,豐富知識。此外,我也有很多外事交往、高規格的國際活動。這種生活非常有意思,讓人成熟。」 
  1999年8月,弗拉基米爾·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理,並兼任聯邦安全局局長。所以,很多人都說他是克格勃人員,可卻罕有人瞭解他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間的工作性質和範圍。而事實上,他正是在比葉戈爾·蓋達爾、謝爾蓋·基裡延科、謝爾蓋·斯捷帕申有更多基層工作準備的情況下,走上總理崗位的。在許多經濟和實踐問題上,與1992年的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1998年的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相比,普京有著更加豐富的經驗。 
  從這個角度來看,鮑裡斯·葉利欽選擇普京當總理沒有錯,同樣,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挑選普京當助手和顧問也沒有錯。 
  聖彼得堡選舉中的「骯髒技巧」 
  很多人認為,在選舉中密集使用「骯髒的」技巧始於聖彼得堡。遺憾的是,這種觀念在1996年聖彼得堡市長選舉中得到了強化。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沒有參加1995年底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他領導的政黨「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也已經不存在了。對於總理切爾諾梅爾金成立的政權黨「我們的家園—俄羅斯」,索布恰克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普京接受委託,建立和領導了「家園」在聖彼得堡的分部,並著手組建「家園」在該市的選舉班子。 
  工作都是形式主義的,流於表面化。儘管在城市中切爾諾梅爾金的畫像和標有「我們的家園—俄羅斯」的旗幟隨處可見,但新的中右政黨在聖彼得堡所有單選區多遭到失敗。只是按整個政黨獲得支持的比率,「家園」才在聖彼得堡贏得兩個議席。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納魯索娃佔據了其中的一個,但很少有人將這看成是市長夫人的成績。 
  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市長任期在1996年6月結束,但選舉被提前到了5月19日。索布恰克不想將聖彼得堡市長選舉與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合併舉行。在第一次市長選舉過了5年後,索布恰克沒有搭建任何的選舉班子,也拒絕接受為市長候選人提供的任何財政支持。他對列寧格勒市選民說:「你們瞭解我和我的觀點,所以我不打算組建任何特殊的競選班子。」此後,他進入了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第二任競選班子,到俄羅斯南方的一些州為葉利欽競選連任做宣傳。雖然如此,索布恰克仍以較大優勢贏得了自己參加的第一輪選舉。但這時國內和聖彼得堡市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在全俄,索布恰克幾乎沒有什麼支持率,在聖彼得堡也低於20%。支持他的是知識界和在市場和民主改革中獲益較多的企業主,退休者、軍人和國防企業的工人不支持他,因為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得非常明顯。在城市條例中一些條款也有了變化,市長的職責變成了行政長官的職責。市領導人的權力範圍有所擴大。 
  索布恰克也曾考慮過自己不被推選為第二任市長的可能性,但時間很短。他已經習慣了處於決策集團中的那種感覺,並且對自己的成績很有信心。 
  他有許多對手,這些人較1991年的那些更有實力,他們不僅論據充足,而且還有宣傳自己、攻擊索布恰克所必須的財政支持。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前蘇聯人民代表尤里·博爾德列夫。博爾德列夫曾是俄羅斯聯邦總監察員,後來成為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監察總局局長。他被認為是很有背景的人,是反腐敗的鬥士和「亞博盧」集團創始人之一。博爾德列夫贏得了正直和誠實的名聲,但他不是一個好的演說家。由於堅持己見,他在沒有向外界宣佈原因的情況下,斷絕了與亞夫林斯基的「亞博盧」集團之間的關係。他曾擔任船舶電力技術工程師,但沒有實際經濟工作經驗。 
  與索布恰克競爭的還有:前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亞歷山大·別裡亞耶夫、「亞博盧」集團聖彼得堡市分部領導人伊戈爾·阿爾捷米耶夫、海軍少將維亞切斯拉夫·謝爾巴科夫、列寧格勒防波堤建築者尤里·謝韋納爾德、俄共中央書記尤里·捷連季耶夫等。在這些競爭者當中,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並不十分想角逐這一職位,他是索布恰克三名第一副市長之一,同時還兼任市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在競選開始時雅科夫列夫也不是大熱門。作為政治家,他並不為公眾所熟悉,一旦離開聖彼得堡這座城市,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一些競爭對手戲稱他為「管道工」、「衛生技術設備專家」,雅科夫列夫回應道:「市長就應當是總務主任,而不是像一隻螟蛾那樣從一場宴會到另一場宴會……」他還反問說:「在這座城市中,誰不丟垃圾?誰不需要樓房供暖?」   
  普京和索布恰克(12)   
  雅科夫列夫依賴的不是某一個政黨,但公交工人、建築工人、住宅公用事業就業者、大多數中小企業領導人、貿易以及部分金融行業的從業者都很信任他。許多城市居民認為雅科夫列夫是一個出色的經濟領導人。他的支持者稱他為「戴鴨舌帽的市長」和「第二個盧日科夫」,認為雅科夫列夫不僅能夠成為舞台明星,而且將是普通市民公共設施需求的滿足者。很顯然,支持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的不僅有莫斯科市政府,而且還有總統辦公廳。在那時公開和秘密支持雅科夫列夫、反對索布恰克的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副總理奧列格·索斯科維茨和葉利欽總統的衛隊長科爾扎科夫將軍。 
  雅科夫列夫攻擊索布恰克的演講令許多人感到意外,市長夫人納魯索娃公開將雅科夫列夫稱為「叛徒」。但這一指責其實是不公正的。如果說安德烈·庫德林和弗拉基米爾·普京是應索布恰克邀請到市政府工作、他們將索布恰克當作自己上司的話,雅科夫列夫則是從1965年起就在住宅公用機構工作,早在1987年,他就被任命為城市住房管理局副局長。雅科夫列夫身上承擔的責任很重,事實上他並沒有虧欠索布恰克什麼! 
  我不打算在這裡描述這場複雜競選活動的所有波折細節。普京很早以前就向索布恰克提出過警告:時代變了,為順利展開競選鬥爭應當吸收選舉技術專家進入競選班子。索布恰克不耐煩地揮手拒絕了這個建議,並責成安德烈·庫德林和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自己的競選班子。但得有人來關心解決城市的日常問題,很快索布恰克決定自己領導競選活動。然後他又任命自己的妻子柳德米拉·納魯索娃負責組織競選工作。後來,庫德林和普京又重新進入競選班子。索布恰克沒有能夠認真研究、確定班子的計劃和戰略,也沒有動員必要的競選資金。整個城市都張貼著配有「從市長到行政長官!」口號的索布恰克畫像。即使不說它是愚蠢之舉,也是很可怕的標語。而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畫像下的口號則是:「向前取得更大的成績」。 
  大部分聖彼得堡市的媒體都站在索布恰克一邊,反對他的主要是俄羅斯共產黨控制的報紙和民族主義出版物。但是給索布恰克帶來明顯政治殺傷力的許多文章都刊登在莫斯科的媒體上,如《新報》、《獨立報》、《共青團真理報》、《消息報》、《論壇報》等。所有這些報紙無一例外都在聖彼得堡出售,有些還出了「聖彼得堡特刊」。幾個反索布恰克的電視節目都是由1990年初非常有名的電視記者涅夫佐羅夫製作完成的。 
  當然,市長在競選中有許多行政資源可以利用。普京不僅吸收了一些市政府官員進入選舉班子,而且還要他們宣誓表達對索布恰克贏得勝利的衷心,並且暗示,一旦索布恰克競選遭受挫折,他們將主動辭職。同樣,索布恰克班子採取對外公開的策略,而且非常誠實。在選舉前,這些措施提高了市政府的積極性。 
  但是,無論對於競選班子中的普京還是對索布恰克本人來說,競選對手都密集地使用「骯髒的競選手段」。聖彼得堡充斥著索布恰克財產不計其數的謠傳,說那都是盤剝市民得來的不義之財。傳言索布恰克在奧地利銀行中存有六七百萬美元,在法國海邊和西班牙分別購買了一處別墅和一棟樓。行政長官參選人別裡亞耶夫甚至還指控弗拉基米爾·普京在法國北部海邊購買了價值100萬美元的別墅……普京迅速向法庭提起訴訟,指控別裡亞耶夫惡意誹謗。普京打贏了官司,為自己恢復了誠實的名聲和人格尊嚴(但已經是在1997年了)。索布恰克也向指控、中傷者提起了幾起訴訟,但卻激起了醜聞性的騷動。 
  在莫斯科審理的兩起與聖彼得堡市政府官員有關的案件中,索布恰克曾以證人的身份出庭。於是,有關索布恰克牽涉這兩起案件的消息被大量印發,並用直升機從空中撒下來。不過,傳單中卻並沒有說明索布恰克只是作為證人出的庭。這架直升機究竟屬於誰?又是誰策劃並由誰來為這次行動買單?索布恰克猜想是葉利欽莫斯科競選總部的一些人,如奧·索斯科維茨、阿·丘拜斯等人幹的,不過卻拿不出確鑿證據。索布恰克本人從來沒有得到過左翼政治勢力的支持——對於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成員來說,他是一個政治敵人。但是,他在「右翼」中也沒有穩固的基礎——對於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尤里·博爾德列夫更受歡迎。 
  單靠能言善辯已經無法挽回局面了。索布恰克沒有在第一輪投票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雖然他的得票率超出其他參選人很多,得到了28%的選票。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出人意料地以21%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取得第三名的是尤里·博爾德列夫,贏得15%的選民支持;而亞歷山大·別裡亞耶夫只有8%。 
  第二輪爭奪市行政長官的戰鬥不久以後隨即開始,但情況較第一輪更加出乎索布恰克的意料。索布恰克原本更害怕同博爾德列夫爭奪,因此並沒有認真對待雅科夫列夫。但現在不止是所有「左翼」的前參選人,就連尤里·博爾德列夫也呼籲支持者投反對索布恰克的票。灌進索布恰克頭腦中的負面消息、虛假報道和直接中傷在增加,範圍在擴大。別裡亞耶夫向全城宣傳,早在1992年英國特工機關就曾經逮捕過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理由是他隨身攜帶了100萬美元現金……還說,索布恰克除了在法國海岸擁有一棟別墅以外,還在巴黎的佛世大街購置了一幢豪宅。   
  普京和索布恰克(13)   
  應當說,針對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也有一系列虛假報道和中傷。有指控說是他導致了市政的崩潰,還有人指責說他牟取私利,一旦他當選將可能對民主政治構成威脅。當有人攻擊他與聖彼得堡的犯罪網絡有聯繫時,雅科夫列夫選擇了將其訴諸法庭。並不是所有破壞聲譽的事情都落到索布恰克的頭上。選舉前兩周裡,形勢相當緊張,參選人都害怕遭到直接暗殺。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身邊人說,索布恰克已經將競選對手列入目標;對於這一點,雅科夫列夫甚至還向普京求證過!但普京本人也擔心遭到暗殺,一天晚上,當他在自己朋友謝爾蓋·羅爾杜金家裡過夜時,他在身邊放了一把獵槍。普京向主人解釋說:「獵槍救不了人,但卻可以讓人安靜下來。」 
  許多人都還記得選舉前夜的那場電視直播辯論會。這是一場誠實的競賽,不僅可以看出每個人的口才,而且還可以顯現專長。就是在這裡也有大出人們意料的事情發生:索布恰克居然在所有的辯論論題上都輸了。在電視直播間裡,他表現出從來沒有過的不知所措和力不從心。一位出色的演說家甚至喪失了說話能力。他演講時繞來繞去,無法直入主題,像一位鄉下學生那樣。索布恰克的朋友們和支持者在電視屏幕中看到索布恰克的表現時,全都懵了,並且流露出了悲觀絕望的情緒。辯論會上,索布恰克的謊言被對手當場揭穿,而他甚至毫無反擊能力……過了幾年以後,索布恰克在解釋這次在自己政治生涯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時,寫道:「這樣的事情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辯論剛剛開始,我彷彿是突然喪失了語言才能;思維混亂,表達主題時出奇地難。我的舌頭越來越沉重,喉嚨也痙攣了,頭痛現象開始出現。起初,我認為自己是過度疲勞和激動,但後來我意識到,從莫斯科來的、支持雅科夫列夫的小團體在電視直播間中放置了產生強烈干擾的聲音。後來有專家向我證實,強烈的催眠術影響恰恰表現為,由於外界電子干擾造成喉嚨痙攣、舌頭沉重、頭痛以及體溫急劇升高等症狀。這種症狀通常維持時間很短,但病症非常明顯。」 
  我不大信服這種解釋。但無論如何,索布恰克輸掉了這次選舉,比雅科夫列夫總共少2%的選票。儘管如此,這在聖彼得堡來看也是索布恰克沉重和巨大的政治失敗。對於這一事件,中央報刊和莫斯科的電視台很少有專門的評論,因為那時正逢俄羅斯總統第一輪選舉已經結束、第二輪選舉剛剛開始。 
  索布恰克既沒有對自己的對手獲勝表示祝賀,也沒有參加聖彼得堡政權移交儀式;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心情也很鬱悶。三年後,在被任命為俄羅斯總理之前,普京對葉利欽說:「我不喜歡參加競選活動,而且是非常不喜歡。」 
  這是普京經過1996年春、夏痛苦煎熬之後的情緒反應。 
  「索布恰克案件」 
  索布恰克競選失敗以後,他的第一副手又去了斯莫爾尼宮,到自己的辦公室上班去了。他還有一些日常事務,但這些都與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有關。第二輪選舉迫近了,普京進入了鮑裡斯·葉利欽競選班子聖彼得堡分部。 
  聖彼得堡新行政長官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通過親信給普京捎話,請求他留在自己原來的位置上。普京沒有接受雅科夫列夫的挽留,於1996年6月初離開了斯莫爾尼宮的辦公室。此後普京兩個月沒有工作。因為他是一位勤勉的官員,因此在莫斯科也有許多人知道他,很快有人給他出了幾個主意。最後,通過聖彼得堡人、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總理的第一副總理阿列克謝·博利沙科夫的引薦,普京於1996年擔任了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管理局的高級職位,局長是帕維爾·博羅金。在總統辦公廳中,擔任更高職位的還有索布恰克的另一位副手庫德林。但是,索布恰克和普京的許多前同事都留在了聖彼得堡,工作在原來的崗位上。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也留在了聖彼得堡。對於他來說,競選失利是一次沉重打擊,特別是在自己的前第一副手贏得勝利的情況下。長期以來,索布恰克都認為雅科夫列夫是一個不太聰明的、平凡無奇的官員,市民怎麼能拋棄他這個卓越的、強有力的領導人而選擇從公用事務管理局出來的工程師呢? 
  一連幾天,索布恰克都在列皮諾自己已經蓋好5年的小別墅中度過。他也在這裡從事了公用事業,栽了一些灌木叢和小樹,看那些人怎麼拆除原來鋪設的特殊聯絡線路,從他與全家住的樓房通道內挖出並運走了特種聯絡樞紐。他還能收到西方政治家和俄羅斯知識分子寄來的電報和信件,他們鼓勵前市長不要失去希望,應將這次選舉看作是暫時的挫折。但索布恰克已與聖彼得堡大學談妥了工作,還將在另一所大學——人文大學講授憲法課。儘管他已經59歲了,但因為他不僅在全俄羅斯,而且在國際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故此不想也不打算永遠離開政壇。索布恰克說,對於他來說一個誠實的人和政治家的聲望比仕途更為重要,他將循法律途徑調查那些詆毀和中傷他的人。 
  這段時間內,在各級法院中共有五起涉及索布恰克的案件在審理當中,其中一起就是雅科夫列夫起訴他的。1996年秋天,索布恰克打贏了兩起訴訟官司並且獲得了金錢賠償,然後他將這些錢公開轉給了慈善機構。索布恰克還將獲賠的很大一部分錢給了莫斯科記者帕維爾·沃夏諾夫。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是一位有能力的法律專家,即使是對侮辱了自己的政治對手和不懷好意者,他也期望通過法庭訴訟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他顯然對他們的能力和力量估計不足。   
  普京和索布恰克(14)   
  1996年8月,索布恰克被傳喚到市檢察院,被迫作為證人來提供證詞。這年秋天,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爭奪權力的鬥爭異常尖銳,內務部長阿納托利·庫利科夫和國家安全會議秘書亞歷山大·列別德、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和總統辦公廳主任阿納托利·丘拜斯以及許多寡頭(這一稱呼是在稍後開始叫起來的)和大企業領導人分別加入了不同的陣營。在這個時候,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主張妨礙了他們所有人,其中也包括剛剛做過複雜、危險的冠狀動脈手術的葉利欽。葉利欽明確表示,不打算介入聖彼得堡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聖彼得堡都有不少對索布恰克不滿的人,他們參加了旨在從政治上消滅索布恰克的鬥爭。 
  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特別積極的人是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尤里·伊裡奇·斯庫拉托夫。他直接找到葉利欽,請求(對索布恰克)採取行動。斯庫拉托夫宣佈:「必須採取調查行動,索布恰克被懷疑涉嫌大量侵吞國家財產。」 一個由調查局副局長列昂尼德·普羅什金將軍率領的特別調查小組從莫斯科來到聖彼得堡。 
  反索布恰克新行動在莫斯科報刊上開始展開。索布恰克故意不理睬 「亞博盧」 集團聖彼得堡分部積極分子鮑裡斯·維什涅夫斯基的那幾篇文章。但是1997年1月,《消息報》上刊登了莫斯科著名記者伊戈爾·科羅利科夫攻擊索布恰克的幾篇文章。索布恰克給報紙寫信闢謠,他寫道,科羅利科夫文章中提到的某些情況可能是聖彼得堡市政府領導的失誤,而當時恰恰由現行政長官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主抓這方面的工作,因此應當由雅科夫列夫承擔責任。索布恰克同時還寫道,《消息報》是他最喜歡的一份報紙,他不希望帶著這份報紙走上法庭,並請報社安排自己這封信見報。 
  《消息報》刊發了索布恰克這封信,但同時還發表了科羅利科夫的一篇更長的新文章,佔了一個整版,標題為「索布恰克是否受賄,法庭將查明真相」。但科羅利科夫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認,案件還沒有進入訴訟階段,調查離做出最終結論也還早,他所說的「只是一些隨時可以被推翻的證據」。但是讀者首先注意的卻是帶有「受賄」、「法庭」等字眼的標題。 
  這年2月,《共青團真理報》刊登了帕維爾·沃夏諾夫的一篇長文,碩大的標題是「作為俄羅斯腐敗鏡子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在其中,幾乎收集了選舉期間有關索布恰克的所有言辭。索布恰克再次向法院起訴沃夏諾夫和《共青團真理報》,但這沒有能夠嚇唬住其他報刊發表此類文章。內務部和檢察院領導人先後發表了幾份聲明,宣佈將在國家政權機關中開展反腐敗鬥爭。令人驚訝的是,在由內務部、聯邦安全局和檢察院等組成的調查部門內部對「索布恰克案」本身也存在分歧。結果,任何有關索布恰克「大規模侵吞」和受賄的證據都沒有,最終,「索布恰克案」只涉及幾套小公寓。 
  的確,當上市長以後,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從一個離城很遠的小區搬到了另外一座離市中心很近的居民樓中,新公寓由市政府出錢做了改造和裝修。但是,這對於俄羅斯特大城市市長來說,是很自然的一步。在1991年,住房還沒有實現商業化。後來,通過給隔壁公寓住戶分配另外一套住房的辦法,索布恰克擴大了自己的住房面積。但這並沒有違反法律,一切都是公開的。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公有住房分配計劃已經開始實施。與其他政治家,像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伊萬·雷布金、伊戈爾·蓋達爾、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以及總檢察長尤里·斯庫拉托夫等擁有的富麗堂皇的豪宅相比,索布恰克的公寓住房和郊外別墅無論怎麼說都不算太大。 
  這個名單可以再列上幾頁,所有人都清楚,以部長或是議員們的工資收入購買這樣的公寓和別墅簡直就是不可能的。 
  從1997年春天開始,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被聖彼得堡檢察院傳喚,當時是為審理他的遠親、從塔什干來到聖彼得堡的瑪莉娜·庫京娜的住房問題案。傳票通過郵局郵寄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聖彼得堡辦事處(索布恰克繼續領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該市的工作)。但索布恰克拒絕簽收這些傳票。不過,傳票仍然會定期寄來,一個月有2~3次。根據檢察院的資料,他們一共給索布恰克發去了12張傳票。這些行動都是按照檢察院內部制定的方案進行的:先讓索布恰克以證人身份出庭應訴,然後向他宣佈預先準備好的指控書,宣佈逮捕並將他關押到聖彼得堡聞名的「科列斯特」監獄。 
  1997年10月3日上午11點,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區中心大樓出來,走向停在柴可夫斯基大街上自己的汽車。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打算去看醫生—— . .納卡吉斯教授。頭一天晚上,納卡吉斯在自己家裡為索布恰克檢查過,情況很不樂觀,是血管梗塞前的症狀。納卡吉斯強烈建議他去醫院。 
  在街上,內務部的一個行動小組逮捕了索布恰克,強行將他帶到了俄羅斯總檢察院駐聖彼得堡代表處。他被允許打電話給妻子,她能夠到索布恰克接受審訊的地點。她走進了斯莫爾尼大街的那幢大樓,然後進入審訊人員和丈夫所在的辦公室;她有國家杜馬議員的身份,這可以幫她很多忙。   
  普京和索布恰克(15)   
  負責案件調查的官員沒能審訊索布恰克。索布恰克感到身體很不舒服,差一點兒就失去知覺。柳德米拉·納魯索娃同調查人員大吵大鬧一陣以後,他們不得不打電話叫急救車。在給索布恰克打了一針、並做了心電圖後,年輕的醫生堅持要求將他送往急救中心。索布恰克被人用擔架抬出了檢察院大樓,一個小時後,他住在了□122醫療康復部。第二天,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一些報紙指責前市長裝病。很遺憾,事情的真相並不是這樣。在第一次檢查時,醫生非常驚奇,索布恰克怎麼會病得這樣嚴重。 
  索布恰克給許多朋友和下屬的印象是非常健康、強壯和堅忍不拔。青年時代,他癡迷於登山運動,喜歡騎自行車遠足,並且定期地去游泳。在1995年舉行的國際友好運動會上,索布恰克還曾經參加了一場比賽。應當說,所有民主派在90年代的時候都掩藏了自己的病史。鮑裡斯·葉利欽在第三次心肌梗塞之後,仍然繼續參加網球比賽;而尤里·盧日科夫率領莫斯科市政府足球隊對陣俄羅斯聯邦政府隊。疾病和政治是相伴而生的,索布恰克也掩蓋了自己身體有病、但卻又並不十分嚴重的事實。有證據表明,索布恰克第一次梗塞還是在他成為蘇聯人民代表之前。他克服了疾病,並且幾乎很快就忘了自己曾經得過病。第二次梗塞發生在1991年秋天,8月19~21日政變後不久。 
  索布恰克最近的一次醫療檢查是1993年在美國。醫生建議他將主動脈分路,索布恰克拒絕了:這對於俄羅斯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一年,而那時外界盛傳他最可能成為鮑裡斯·葉利欽的接班人。 
  第三次梗塞發生在1997年10月3日,在檢察院大樓內。□122醫療康復部沒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幾天後,索布恰克轉院到了由尤里·捨甫琴科上將領導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康復部。捨甫琴科當時是聖彼得堡市和列寧格勒州心臟外科首席專家,還領導著 .庫普裡亞諾夫心血管研究所,有極佳的聲譽。在聖彼得堡市,還沒有人能在心臟病治療領域超過他。 
  這個軍事醫學院就索布恰克的病情先後進行了三次會診,參加者都是一些最有經驗的醫生。結論並不十分令人寬慰。由於有一個動脈瘤,這一局部突出造成心肌側壁變薄,導致患者的梗塞情況變得複雜起來。根據這種診斷,任何一位心臟外科醫生都不會建議匆忙做手術。為保證將來的手術順利進行,索布恰克需要充分休息,並進行一些特殊治療。他需要保持平靜的情緒,醫生甚至都不能將診斷結果通知患者本人,否則很可能導致病人過分激動和不安。儘管索布恰克極力掩飾,但看得出來他非常痛苦。索布恰克入院以後,一些報紙擴大了誹謗、中傷的範圍,不僅繼續針對索布恰克,而且還捎帶上了治療醫生,特別是捨甫琴科教授。這其中表現得最起勁的是《獨立報》和《新報》。這些報刊大肆喧囂,稱醫生們不誠實,說索布恰克曾為軍事醫學科學院和醫療康復部提供過一大筆信貸,至今還沒有歸還市政府。他們還在文章中寫道,柳德米拉·納魯索娃與捨甫琴科交從過密,醫生可以根據她的要求做出任何診斷結果……事實是,索布恰克沒有做手術,結果這成了捨甫琴科教授濫用醫療權力的證據。記者鮑·維什涅夫斯基宣稱,需要做一個「獨立的、社會性的鑒定」。這完全是不道德和有傷大雅的政治伎倆,在這場陰謀中索布恰克及他的妻子,還有治療醫生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還有人提出對索布恰克進行電視採訪,並現場直播。可怕的是,索布恰克和醫生們竟然同意接受採訪。電視攝像師和記者進入了醫院,於是我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了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索布恰克在用虛弱的聲音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儘管如此,「迫害」索布恰克的人還在不停地催促。播出這段醫院「電視訪談」後,帕·沃夏諾夫寫道:「索布恰克在竭力誇大自己所患疾病的嚴重程度,以換取同胞們同情的眼淚,這是一出政治騙局。這個人不止一次以自己的隨機應變能力讓人們感到吃驚。他在病床上,穿著白襯褲接受採訪,而調查者卻每天穿著制服尋找他骯髒行為的證據。這樣,他變成了一個受苦受難的人,而他們都是秘密警察。這場矛盾的內幕很簡單:如果他是一個普通公民的話,那就很好辦了,可惜他是索布恰克。當然在法律面前,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事實上,對那些掌握政權的人來說卻並非如此。這就是『竊銖者賊,竊國者王侯』。」 
  這些東西是俄羅斯總統鮑裡斯·葉利欽的前新聞秘書寫的,他應該很瞭解內幕:俄羅斯數以億計的美元是如何流出的?流到了哪裡? 
  丘拜斯、涅姆佐夫、尤馬捨夫以及其他一些民主派的頭面人物找到葉利欽,請求他保護索布恰克。葉利欽把這些說情轉給了斯庫拉托夫。弗拉基米爾·普京沒有去找葉利欽,也沒有把自己的計劃向莫斯科的任何人透露,他決定單獨採取行動。 
  出走 
  1997年3月,普京被任命為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監察總局局長。他與鮑裡斯·葉利欽見過幾次面。總統向普京詳細地詢問了索布恰克的情況,並且幾次表達了自己對這位前聖彼得堡市市長的不滿,但普京卻沒有附和。 
  1997年11月3日或者是4日,普京秘密來到聖彼得堡。有關他此次到訪的消息只有幾個他最信任的聖彼得堡市和列寧格勒州聯邦安全局以及打擊有組織犯罪局的官員才知道。在行政長官選舉結束之後,聖彼得堡市強力部門的人員幾乎沒有什麼變動,普京在這裡有不少私交很好的朋友,他們準備像幫助普京一樣來幫助索布恰克。   
  普京和索布恰克(16)   
  普京首先會見了捨甫琴科教授,向他說明了對前市長構成威脅的所有細節。普京還和索布恰克本人以及柳德米拉·納魯索娃談過話。決定只有一個,應當立即將病人從聖彼得堡轉移到國外去。但具體該如何操作呢?捨甫琴科教授沒有任何好主意,普京決定動用自己的力量,啟用他的聯絡渠道。在後來描述自己從聖彼得堡順利逃脫的經歷時,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特別強調自己妻子出乎意料之外的掩護才能和上帝的幫助。但是他應該知道除了妻子和上帝之外,這次非同尋常的行動還仰仗了自己的一位知己——弗拉基米爾·普京。 
  11月6日,阿納托利·索布恰克通知捨甫琴科教授,說他打算離開這家醫院到巴黎的美國醫院裡去接受治療。柳德米拉·納魯索娃於10月7日早上5點就來到了醫院。6點時,她叫醒了丈夫。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早晨8時,捨甫琴科教授來到病房,把索布恰克的病歷和所有診斷治療資料一併交給了納魯索娃,納魯索娃在交通和治療責任書上簽了字。9點,索布恰克被抬上單架,上了停在院子裡的急救車。在醫生的陪伴下,索布恰克和納魯索娃乘車直奔普爾科沃機場。在那裡,一架芬蘭的醫用飛機已等候多時。這架飛機是一位匿名捐助者花了3萬美元,從一家芬蘭私人醫藥公司租來的,飛機上有轉移危重病人的特種設備。索布恰克被直接抬進了飛機,而他的妻子納魯索娃則負責向海關和邊防警察出示所有文件、隨身物品和攜帶的現金(8000美元)。所有旅行必需的手續都已經妥善辦理完畢。在機場,無論是海關還是邊防檢查人員都知道索布恰克要離開,但誰也沒有想到這是怎樣的一次「秘密特殊行動」。總體而言,他們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隨後的認真調查證明了這一點。索布恰克和納魯索娃所乘的飛機順利抵達了巴黎,索布恰克處於芬蘭醫生監護下。11月7日下午換由巴黎美國醫院的醫生負責對其進行治療。 
  11月6日、7日恰逢俄羅斯的節日。索布恰克原來入住的醫院對該行動一無所知,電話錄音中還留有納魯索娃的聲音。而此時,不允許索布恰克離開聖彼得堡市的命令還有效。但由於是公眾假日,「迫害」前市長的那些人放鬆了警惕。後來,弗拉基米爾·普京本人透露:「我去了聖彼得堡,見了索布恰克,在醫院看望了他。11月7日,我的芬蘭朋友派來了醫療飛機。您知道,11月7日這天全國都在過節。索布恰克離開聖彼得堡這件事直到11月10日才被大家發覺。」 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那一天,柳德米拉·納魯索娃在巴黎飯店大廳裡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很多俄羅斯和西方報刊、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蜂擁而至。一些人將索布恰克逃離葉利欽的俄羅斯比做1967年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魯耶娃逃離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 
  在巴黎的美國醫院,醫生為索布恰克做了體檢,並詳細檢查了冠狀動脈和其他診斷情況,證明了聖彼得堡軍事醫學院的結論是正確的。由於患者病情嚴重,根本不可能進行心臟和血管手術,只有最瘋狂的外科醫生才會拿索布恰克的生命和自己的聲望去冒險,做出立即手術的決定,美國醫院裡還沒有這樣的醫生。索布恰克現在需要的只是充分休息和好好的保守治療。 
  早在聖彼得堡的時候,醫生們就對他說必須徹底遠離政治生活。公開從政不可能沒有精神壓力,而索布恰克的心臟已經非常虛弱了,無法承受這種壓力。很遺憾,索布恰克不想接受醫生的忠告。當然,在巴黎他感到很平靜,身體狀況也恢復得不錯。但他不僅想返回俄羅斯,而且還希望重新站在政治舞台上。他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為《一打尖刀射向後背》的書,主要講的是1996~1998年的一系列事件。索布恰克還曾幾次接受俄羅斯電視台的採訪。不過,俄羅斯媒體對他的評價仍然是負面的:「索布恰克在巴黎市中心購買了一棟房子」,「索布恰克在巴黎購置了一套豪華寓所」等等。而事實上,索布恰克在巴黎的生活非常簡樸,開始是住在一家價格不貴的飯店,後來搬進了從一位聖彼得堡商人手裡租來的一套公寓中。 
  當然,索布恰克不是窮人,但也絕不是億萬富翁。他的主要收入來源不是市長工資,也不是經商所得,而是國內外出版著作的稿費以及講課費。他的書在法國的行情不錯,他在這裡有不少政治家和商人朋友。幾乎所有俄羅斯移民都認為生活在法國要比在其他歐洲國家感覺好。從「新俄羅斯」來的移民還很少,索布恰克是最大的人物。 
  1998年9月,俄聯邦總檢察院宣佈撤消有關針對索布恰克收受賄賂和濫用公職的訴訟。談及這一問題,尤·斯庫拉托夫在新聞發佈會上聲稱,在調查索布恰克案件中所掌握的材料讓每一位正常的人都感到震驚和緊張,但他卻「基於調查目的」無法公佈這些材料……在那時,俄羅斯整個國家由於其他事件——嚴重的金融恐慌、金融和政治危機而處於震盪和緊張當中。又過了幾個月,俄羅斯人經歷的已經不僅僅是驚恐不安,還有為針對總檢察長本人的「裸體女人照片」事件而感到的羞愧。在報紙版面和電視螢幕上,「斯庫拉托夫案」替代了「索布恰克案」。 
  索布恰克的歸來和去世 
  索布恰克出院以後,每天的生活只是在巴黎街道上散步、上課並展開「課堂討論」、到移民檔案中查找資料準備出版自己的新書《從列寧格勒到聖彼得堡:時空之旅》。在這本書中索布恰克將按照自己的順序來敘述俄羅斯發生的歷史事件。這時,弗拉基米爾·普京當上了聯邦安全局局長和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謝爾蓋·斯捷帕申成為副總理,然後出任俄羅斯總理;內務部長庫利科夫下台了;尤里·斯庫拉托夫只是在名義上勉強保住了自己的職位,他甚至被禁止進入總檢察長辦公室:有關斯庫拉托夫案件的調查已經由軍事總檢察院負責。而調查機關已經停止了對「索布恰克案」的調查。現在,索布恰克重歸俄羅斯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了。   
  普京和索布恰克(17)   
  1999年7月12日,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回到聖彼得堡,歡迎儀式在普爾科沃機場舉行。索布恰克朗誦了 .曼德爾斯塔姆的詩句:「我眼含熱淚,回到了我的城市……」他又補充了一句:「我永遠回來了。」那一天晚上,索布恰克安排了一場大範圍的新聞發佈會,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聲明。他宣佈自己將參加國家杜馬選舉,他將代表「正義力量」競選聯盟,參加聖彼得堡一個單選區的角逐。 
  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為,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依我的瞭解,索布恰克那時並沒有會見弗拉基米爾·普京。當年8月,他開始了自己人生的最後一次競選活動。但是,索布恰克再也無法重現1989年的輝煌了,應當說他這次行動非常迅速、強硬。結果,在索布恰克那個選區,他輸了,這對於他這樣一位勇敢的,但卻又閒不住的、虛榮心極強、貪圖名利的政治家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正當索布恰克遭受巨大挫折的時候,弗拉基米爾·普京當上了俄羅斯總理,並且還擁有令人稱奇的高支持率。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時,普京成為俄羅斯聯邦代總統。 
  總統提前選舉定在了2000年的3月26日,作為普京的代表和自願鼓動者,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自告奮勇地在俄羅斯西北地區為普京競選拉票。 
  那幾個月裡,許多報紙都毫不留情地攻擊索布恰克。在莫斯科,亞·科爾扎科夫辦的《縱梁報》繼續散佈一些道聽途說來的有關聖彼得堡市政府和索布恰克市長本人的消息。這家報紙認定,索布恰克不僅向西方出售了波羅的海艦隊已經完全修復好的潛艇,而且還將聖彼得堡孤兒院的孤兒賣掉。該報《宮廷秘密》月刊在第一個月的刊物上寫道:「索布恰克家族生意由於馬耳他騎士團的分裂和世界猶太教主要流派之間的衝突而垮塌了。」 
  2000年2月10日,《獨立報》集中刊登了鮑·維什涅夫斯基和 .拉博特諾娃的系列文章,總題為「索布恰克的絞索」。文章內容完全是憑空想像,而且都是一些荒誕的謠言。兩位作者寫道:「像索布恰克這樣的政治家一去不復返了!」他們認為:索布恰克1997年那次出國沒有接受海關檢查,因此是非法的。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讀到這樣的內容:「普爾科沃機場的邊防軍人驚訝於索布恰克精力充沛的步伐,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擔架和救護車。上述一切讓人們不得不懷疑軍事醫學科學院專家診斷的正確性,而尤·捨甫琴科不僅是首席心臟外科專家,還是前市長一家的好朋友。」 
  2000年2月15日,索布恰克作為普京的代表去了加裡寧格勒州,他非常活躍,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講,接受記者採訪。 
  2000年2月17日,普京在回答《生意人報》記者提問時說:「您知道,我完全信任他,索布恰克百分之百是一個正派人。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也知道對於他來說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他是一個擁有無可指責聲望的、品行端正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天才的和坦率直爽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和他完全是兩類人,我對他充滿好感。我真誠地欣賞像他這樣的人。他很真實。很少有人知道,我和索布恰克之間保持著如此親近、同志式的關係,他非常值得信賴。我想,我能夠稱他為『老同志』。」 
  2000年2月19日深夜,因心臟病再一次發作,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猝然去世。這一幕發生在斯韋特洛戈爾斯克市的一家賓館裡。索布恰克住在一個單人房間裡,被人們發現時他已經離去了幾個小時。在自己最後一部著作的最後一節中,索布恰克這樣寫道:「我該離開了……」他到底走了,到了死亡的彼岸。 
  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訊後,弗拉基米爾·普京往加裡寧格勒市派出一架專機。從克里姆林宮拍給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兒的弔唁電報中普京寫道:「因他的離去我們無法平靜。阿納托利·亞歷山德洛維奇是我的親人和老師。他不僅啟蒙了我,而且將永遠是我做一個品行端正和信念堅定者的榜樣!」 
  2000年2月24日,公民追悼和與索布恰克遺體告別儀式在聖彼得堡塔夫利切宮舉行。弗拉基米爾·普京是首批參加弔唁者之一。來到這裡的還有阿納托利·丘拜斯、鮑裡斯·涅姆佐夫等政治人物以及奧列格·巴西拉什維利、基裡爾·拉夫羅夫、柳德米拉·韋爾比茨卡婭等知識界代表和加裡寧格勒州州長列昂尼德·戈爾邊科。索布恰克的遺孀納魯索娃不允許聖彼得堡市行政長官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夫出現在葬禮上。 
  儘管天氣嚴寒,但來與索布恰克做最後告別的隊伍仍然排得非常長:從薩爾特科夫-謝德林娜街一直排到塔夫利切宮。在隊伍中站了好幾個小時的還有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對索布恰克最不友好的《獨立報》的老闆。 
  曾經非常猛烈地批評過索布恰克的《消息報》此時也表達了自身的歉意:「索布恰克有過輝煌的過去。當像他這樣的人走向政壇的時候,我們曾開始期待出現奇跡。奇跡沒有等來,於是我們還在他們走向政壇的最初階段就開始失望了。在選舉中,他們的聲望掃地,惹得對手借助於總檢察長和檢察官們的力量『縱狗捕狼』。也好,他們教會我們批判性地重新審視過去和不崇拜偶像。再過一段時間,我們就可以用全新的思路來評價一些事情,比如發生在索布恰克身上的。」   
  普京和索布恰克(18)   
  索布恰克的遺體被安葬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尼古拉墓地。「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ntur in illis——時代在變,我們應當與時俱進。」索布恰克經常將這句羅馬諺語掛在嘴邊,但他自己卻沒有尊奉它。他還有另外一句羅馬諺語:Pereat mundus et fiat justitia——即便整個世界毀滅,真理仍舊會存在。不,受到俄羅斯政治不公正對待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剋死後,世界也沒有毀滅。 
  對於索布恰克自己來說,他的「走向政壇」是充滿矛盾、衝突和非常不順利的。由他幫助和提攜的許多人今天管理著俄羅斯國家事務。對他們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普京而言,索布恰克的確是一位老師,一位才能卓越的老師,但他自身也充滿矛盾。 
  他不僅為身居高位的人提供了正面的,也提供了反面行為的範例。   
  兩位總統(1)   
  鮑裡斯·葉利欽和弗拉基米爾·普京 
  一些報紙援引「消息靈通人士」的話證實,葉利欽和普京個人之間的關係最早開始於90年代初。鮑裡斯·葉利欽的回憶錄《總統馬拉松》對這個問題做了徹底地澄清:俄羅斯聯邦第一任總統與自己繼承人之間的相識只是在1997年3月才開始的。那時,普京擔任克里姆林宮辦公廳監察總局局長,不久以後普京成為了瓦連京·尤馬捨夫領導的總統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主管地區事務)。 
  有時普京會留下來聽候「老人」的調遣。葉利欽寫道:「那時我們不得不經常見面。普京的報告清晰、明瞭,堪稱典範。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讓我們之間的關係攙雜個人因素。但正因為這樣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談!他敏銳的反應能力讓我驚奇不已。有時我的問題——甚至是一些最簡單的問題也讓一些人感到緊張,要去搜腸刮肚地尋找恰當的詞,而普京回答問題則比較平靜。這讓我覺得這個人很沉穩,儘管他很年輕。在我看來,這個人完全能夠應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乾淨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開始時我對他的人品還有點保持警惕,但是後來我明白了他就是這樣的性格。」 
  在這一階段,克里姆林宮、白宮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級官員也發現了普京這個人非同尋常,但是,一些政治觀察家卻沒有注意到他。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政治家。同樣也沒有人說他是葉利欽圈子裡的成員。這個圈子在我們的媒體中更多地被稱為「家族集團」。當然,普京非常瞭解這個圈子裡的所有成員,並與他們保持著一種不遠不近的關係,他沒有進入家族集團圈子,也並不想進入。1998年夏,在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鮑裡斯·葉利欽決定更換聯邦安全局領導人,包括解除局長尼古拉·德米特裡耶維奇·科瓦廖夫將軍的職務——從1974年開始,他就是一名國家安全人員。葉利欽對科瓦廖夫沒有任何指責,但是卻不滿意科瓦廖夫在聯邦安全局享有比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現出的判斷問題時的獨立性。 
  葉利欽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認真想過,由誰來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剎那間就出來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機關工作過多年;第二,他進過宏觀管理大學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這個人可以忠於民主、市場經濟觀念,並且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 就這個問題徵求了總理基裡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後,葉利欽任命普京擔任聯邦安全局局長。任命通過後,普京沒有表現出過度的興奮,與科瓦廖夫將軍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機和基裡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後,葉利欽邀請普京到克里姆林宮並與他做了一番長談。葉利欽建議普京重新回到軍人編製,取得將軍的軍銜。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為什麼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離開了國家安全機關。現在我是一個平民,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強力機關應當由文人來領導。如果您允許的話,我還是保留預備役上校的軍銜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對聯邦安全局機關總部進行了機構調整。這一調整並沒有引起媒體的過分關注。在這次調整中,許多軍官被強令退休,但這些人並不完全是年紀大的人:在聯邦安全局機關內,有許多人有優待任職期——工作一年算兩年。普京任命了謝爾蓋·伊萬諾夫、維克多·切爾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魯捨夫三人為副局長,他們都是普京早在情報機構或是列寧格勒工作時就認識的。同樣來自聖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格裡高利耶夫被任命為聯邦安全總局一個直屬部門的領導。普裡馬科夫對這些任命明顯表現出不滿,但葉利欽認可了聯邦安全總局的這些人事變動。總統對普京的工作非常滿意。 
  索布恰克從聖彼得堡出走這段歷史並沒有使葉利欽和普京之間產生隔閡。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達巴黎之後向葉利欽做了粗略的匯報,葉利欽在回憶錄中也寫了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瞭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導師。普京很快去了聖彼得堡,會見了醫生小組成員,包括現任衛生部長捨甫琴科,他說想讓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國外治療。由於恰逢十月革命節,聖彼得堡的形勢比較平靜。普京動用了自己的關係網,聯絡了一家私人飛機公司,將索布恰克送到了芬蘭。從那裡,索布恰克轉機到了巴黎。而當時的一些調查人員警告索布恰克說,他應當留在聖彼得堡,哪兒也不能去。但是調查人員警惕性不高,他們認為沒有人能在5分鐘的時間內幫助被捕者。但是這個人出現了。晚些時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動。我深深尊敬和感謝這個人。」 
  在該書的100頁後,葉利欽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這段歷史。雖然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的,但兩者有很大的關聯:「普京不急於覬覦權力頂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覺到處在頂峰位置上的危險,他總是這樣提醒我。當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運』出境後,我有一種非常複雜的反應。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這種行為讓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讓普裡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後,便經常痛苦地反問自己:誰會支持我呢?誰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後呢?突然,我茅塞頓開——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爾·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在葉利欽和總檢察長尤里·斯庫拉托夫之間的衝突中,普京無條件地、二話沒說地站在了葉利欽一邊。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別新聞發佈會上,他堅定地指責總檢察長的行為讓這一職務的誠信和尊嚴遭到了玷污。《總結》雜誌編輯謝爾蓋·帕爾霍緬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時刻》中認為,正是在這一天,總統在電視上看到新聞發佈會。他將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命運就從此改寫了。」   
  兩位總統(2)   
  但事實上,普京的命運在4個月中並沒有什麼變化。1999年5月12日,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被解職,葉利欽任命內務部長謝爾蓋·斯捷帕申為新總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鮑裡斯·葉利欽承認普裡馬科夫作為一名政治家、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總理的能力和優點。但可以想像得出,葉利欽很不喜歡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的獨立性和日益升高的支持率。葉利欽這次選中了斯捷帕申,後者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一位政治家,都是軟弱的。但正如葉利欽認為的那樣,所有的這些任命和辭職都不過是他深思熟慮計謀的一部分,而這一計謀他不想向任何人公開,包括自己身邊人。 
  普京——總理 
  根據葉利欽的敘述,向弗拉基米爾·普京移交政權的決定早在1999年4月底或5月初時就做出了。按照他的想法,公佈普京為繼承人應當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時機最好選在俄羅斯選舉前鬥爭最激烈時,因為普京的果斷性格和強硬作風在那時肯定非常有用。葉利欽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不僅是出於政治分析,還因為普京領導聯邦安全會議和聯邦安全總局,我不能同他進行最後的、開誠佈公的交談。他對我的計劃一無所知,對此我表示遺憾。我不僅僅打算給他提供『在官職上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我還想把皇冠給他戴上。我把自己的政治遺產交給他:歷經多次選舉的勝利,通過他所不喜歡的公開化政治,國家保持了民主、自由和正常的經濟,這些都是留給他的政治遺產。到2000年,這些擔子將非常沉重。甚至就連他這樣堅強的人也會感到如此。」 
  弗拉基米爾·普京事先的確不知道葉利欽有這樣的計劃。儘管普裡馬科夫總理和聯邦安全局局長普京之間的關係遠遠不能說很好,並且在1999年春天,他們還有過一些衝突,但普京還是明確不支持突然解除普裡馬科夫的總理職務而由謝爾蓋·斯捷帕申接任總理。普裡馬科夫下台後三天,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普京為團長的聯邦安全局和對外情報總局的聯合代表團看望了他。由於在保衛國家安全方面的功績,普裡馬科夫擁有很好的名聲。後來,他不止一次地回憶起這次對他來說沒有預料到的、令他非常高興的探望。 
  8月初的時候,葉利欽召來自己的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沃洛申,和他一起討論任命普京擔任總理的問題。問題只是在時間期限上:在8月還是在9月、10月?他們決定不宜推遲。葉利欽在《總統馬拉松》一書中寫道:「8月正好是休假季節,普京的任命將像一場晴天霹靂。所有人在一剎那間就會緊張起來,但過幾個星期之後,人們會逐漸淡忘政治,情緒也會平靜下來,那我們就達到了目的,普京也有時間抓緊工作!」 
  1999年8月5日,葉利欽會晤了普京,並向他說明了自己任命他為總理的這一決定。葉利欽向他解釋說,這樣做的動機最主要的是要取得國家杜馬選舉的勝利。尤里·盧日科夫和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領導的「祖國—全俄羅斯」運動勢頭強勁,這種狀況讓葉利欽總統深感不安。普京對葉利欽說,他將遵從總統的意見,擔任總理職務,但是他承認,他不喜歡競選鬥爭,也不想參與進去。在他的記憶中,還不時閃現在聖彼得堡遭到傷害的情景。普京問:「在選舉中,我們將依靠誰呢?」葉利欽回答:「我不知道,我們將建立一個新黨。對於你來說,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上。」這次談話使普京明白競選活動的重擔已經落在了其他人的肩上。葉利欽問:「如果讓你在最高的職位上,那會怎麼樣呢?」普京遲疑了一下:「我不知道,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我沒有想過會有這種情況發生。」葉利欽在結束談話時說:「那你想一想,我信任你。」 
  葉利欽將自己的決定通知了斯捷帕申,後者顯得非常激動,並請求暫緩幾天做決定。在葉利欽周圍還有許多人對他的計劃感到不滿,一些人甚至試圖勸阻總統。表現得特別積極的是阿納托利·丘拜斯。他勸說普京自己拒絕這項新的任命。丘拜斯說:「你簡直就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你最好自己拒絕,這比今後在壓力下做出決定要好得多。」但是,普京回答:「這是總統的決定,我必須執行它。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上也會是這樣的。」那時,丘拜斯通過辦公廳、葉利欽身邊的人開始了活動。丘拜斯會見了沃洛申、尤馬捨夫和塔季揚娜·季亞琴科,還威脅說,到時不僅國家杜馬、聯邦委員會會抗議,而且就連勞動者也會大規模集會,「而憤怒的盧日科夫會怎樣呢?他可能帶領幾萬人走上紅場——這一切都說明總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 。丘拜斯甚至同意回到總統辦公廳主任的職位上來幫助弱勢的總理斯捷帕申。 
  可葉利欽需要的不是丘拜斯,而是普京。8月9日,他簽署了任命新總理的命令,並對全國人民發表了電視講話。的確,弗拉基米爾·普京被任命為總理不僅讓俄羅斯而且還令國外的大多數政治家感到困惑。葉利欽說,他將普京視為自己總統職位的繼承人,並且正是普京「可以讓周圍人團結在一起,在新的21世紀復興偉大的俄羅斯」。葉利欽的話讓大多數政治家感到心情無法平靜。尤里·盧日科夫針對這件事說:「這簡直就是政壇怪事!」鮑裡斯·涅姆佐夫支持首都市長的觀點,認為這是「失去理智的行動」。根納季·久加諾夫的反應是:「該去醫院。」 幾乎所有的報紙都認為選擇普京擔任總統的建議是老年的葉利欽做出的最怪誕的政治決斷之一。不過,丘拜斯曾經預言的「勞動者的大規模集會」或者是狂怒的莫斯科人衝向廣場的一幕沒有出現。   
  兩位總統(3)   
  出人意料的是,國家杜馬並沒有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就快速通過了對新總理的提名。《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在有關這次杜馬會議情況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是不令人開心的,甚至還有點枯燥。議員們早已對批准新總理的任命程序瞭然於胸、對過程厭煩已極,這絲毫引不起他們的任何興趣,儘管普京的發言給議員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為普京回答問題很坦誠,他誠實地回答說自己不知道許多問題的答案。」 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在杜馬會議場外說:「這是一個技術型政府裡的技術型總理。」在評論對普京的新職任命時,《消息報》寫道:「鮑裡斯·葉利欽的總統政權從未如此虛弱,儘管總統想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得更加強硬。由於普京的個性和最高統帥的命令,強力部門的影響讓國家保持穩定。我們有了一個執行簡單技術決定和命令的政府。或者說,有『裝甲技術』支持的技術型政府。」 但是最為惡毒的評論來自《總結》雜誌。加莉娜·科瓦利斯卡婭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鮑裡斯·葉利欽從自己相當多的幹部『爛牌』中抽出了一張最不起眼的、難看的聯邦安全局局長,宣佈他為自己的接班人。如此黯淡的、不顯山露水的人能做什麼事情呢?不僅完全失去了超凡性,而且沒有一點個人魅力。可以說,將普京作為賭注是葉利欽班子完全絕望的表現。」 
  但自1999年9月起,尤其到了10月,由於在北高加索地區採取了快速而有效的決定和行動,普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並贏得大多數俄羅斯公民對政府和軍隊的支持。這種狀況出人預料,而且實質性地改變了俄羅斯國內的政治格局,使一貫強大的聯盟,如由最重量級的政治家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尤里·盧日科夫和明提米爾·沙伊米耶夫領導的「祖國—全俄羅斯」退居到第二或第三位。而恰恰是這個競選聯盟讓葉利欽及其身邊人感到最大的威脅和不快。談到1999夏天和秋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情,葉利欽回憶到:「這個二輪馬車(指的是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尤里·盧日科夫)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可能會取得振聾發聵的優勢(普裡馬科夫和共產黨人達成妥協),那麼未來的總統選舉將失去所有意義。他們能夠取得修改憲法的多數,完全合法地以2/3的表決通過任何一個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改變國家的總統制政體!在任何一種情況下,他們都可能採取這樣的策略,這樣一來,今後與他們的鬥爭將變得毫無意義。」 
  眾所周知,新的中間力量的聯合「統一黨」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績。而這個黨甚至沒有清晰的政治綱領,並且僅僅在選舉前3個月才組建完成。在這個競選聯盟中,沒有意識形態,沒有清晰的組織結構,沒有明確的政治領導人。「統一黨」惟一嚴肅的政治資本就是來自於普京的支持。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示,在國家杜馬選舉中他將投票支持謝爾蓋·紹伊古領導的政黨。幾個星期後,他出席了這個新的競選聯盟大會。葉利欽本人拒絕參加競選活動。「統一黨」領導人謝爾蓋·紹伊古和亞歷山大·卡列林也表現得不是十分積極。列入到「統一黨」競選名單上的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著名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的名字。因此,對所有政治觀察家和分析家還有葉利欽本人來說,「統一黨」在國家杜馬選舉中的勝利都是一個巨大的意外驚喜。對於這一點,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承認。 
  毋庸置疑,國家杜馬選舉中各競選集團都大量使用了「骯髒技巧」。現在人們還能經常回憶起,1999年秋天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和謝爾蓋·多連科聯手在公共電視台向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尤里·盧日科夫發動譖言中傷的骯髒伎倆。難道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和盧日科夫身邊人控制的「獨立電視台」和第三頻道播放的有偏見性的節目還少嗎?從對大眾傳播媒體的總體影響程度看,莫斯科市政府和「梅地亞-橋」集團實際上超過了支持總統和「統一黨」的「梅地亞控股」。從批評總數來看,針對鮑裡斯·葉利欽、亞歷山大·沃洛申、塔季揚娜·季亞琴科、瓦連京·尤馬捨夫以及整個「家族」的要超過針對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尤里·盧日科夫的。 
  反對派想要搜集來自「統一黨」的紹伊古、卡列林和警察將軍古羅夫的反面材料的嘗試歸於徒勞。他們沒有找到足以敗壞弗拉基米爾·普京名聲的材料,雖然他們進行過嘗試,包括調查他在聖彼得堡政府和克里姆林宮工作期間的情況。至於針對有關俄羅斯特種機構策劃了莫斯科和南部居民樓爆炸事件以及秘密勾結巴薩耶夫和哈塔卜的指控,所有人都認為簡直就是無稽之談,就連最無知的選民也不會輕信這一點。當然,1999年秋天葉利欽本人在由他發起的那場戰爭中也支持弗拉基米爾·普京。不過,許多媒體總是提出這樣的疑問:這種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是穩固的和真誠的?媒體總是懷疑,葉利欽似乎對這位總理日益增長的支持率非常不滿意。這種聲音司空見慣,就連普京本人後來也承認他擔心失寵和出人意料地下台。儘管他希望自己坐在總理位置上的時間至少不低於3個月。 
  但是,葉利欽沒有干涉政府事務,不僅沒有限制而且還擴大了政府總理的權限。正如1999年秋天一篇分析文章所寫的那樣,「強力部門的職權都轉歸受到信任的總理控制」。葉利欽在回憶錄中談到了自己對普京總理的無條件支持,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有關內容是葉利欽或他的文學助理在這本前總統的書出版時後加的。葉利欽自己也承認,1999年秋天,在大多數俄羅斯公民的眼中,總理而非總統成為他們安全的守護神。這種希望、這種受保護的感覺不是切爾諾梅爾金,不是斯捷帕申,不是基裡延科,也不是葉利欽本人能夠給予他們的。他們曾經對普裡馬科夫寄予過這種希望,但是其程度遠不如普京。普京的行事風格和語言正好與國家大多數居民的情緒相吻合。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將普京視為俄羅斯政治新變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而非葉利欽——從大的方面說在全國,從小的方面說在北高加索。   
  兩位總統(4)   
  葉利欽本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寫道:「普京給予了國家和人民以安全保障。人們信賴他,認為他能夠保護他們。這也是他支持率直線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他沒有描繪敵人的模樣,也沒有想在俄羅斯人中激起狹隘的沙文主義的本能。我非常信任他,他的支持率高的原因恰恰在於他能夠激起人們的希望和信仰,讓他們感到受到保護和平靜。他沒有玩弄辭藻,而是真誠、堅定地對事件做出回應,因為在俄羅斯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眼巴巴地看著他。一個成天靠政府危機來吸引人們注意的國家很久也沒有看到這樣積極的思想體繫了。正是這樣一個剛從政不久的年輕人建立了這樣的思想體系,在國家的所有方面都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記。普京從恐懼中拯救了俄羅斯,而俄羅斯用深深的謝意回報他。」 
  葉利欽自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他本人就是導致俄羅斯人激動不安和恐懼局面的一部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應該離開了。並且他本人也開始準備離開。 
  90年代中期,俄羅斯媒體經常談論葉利欽有某種特殊的直覺。葉利欽相信這種直覺甚至比聽從周圍顧問的意見還要多一些,同時,他還注意由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的副手 .羅戈津介紹克里姆林宮的各種占星術預測。任命普京為總理以後,葉利欽簡直就離不開占星術。應「橋」集團旗下《生意人報》的請求,由最有聲望的占星家繪製了普京占星圖,從中可以看到,「在普京的圖中,冥王星與降交點上合起來;太陽和土星合起來,還有天平星座裡強大的海王星。這表明,普京能夠適應任何職位,善於在複雜的形勢中達成妥協。他有發達的直覺,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局面中得心應手地應用這些。普京是一個擁有極佳邏輯能力的知識分子,這一點能幫助他應付和控制住極為艱難的處境。他渴求權力。從占星術的角度看,葉利欽和普京這輛兩輪馬車是不穩定和複雜的,雖然葉利欽很喜歡普京身上所表現的積極而強硬的方式。葉利欽任命普京為總理是處於月食和日食之間,這意味著總統與這一任命有關的計劃將最終無法完成。在10~12月之間,新任命的總理將經歷一次危機,可能會下台。而下年1~2月將是普京被換掉的第二次噩夢。」 
  但占星家在預測中斷言:「普京將採取與克里姆林宮總路線相對立的政策,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名獨裁者,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人民的生活……」 
  儘管如此,普京的支持率仍在繼續攀升。競選總統看好率從8月的2%上升到9月底的15%,這被社會學家認為是不可能的。在10月底,所有人都在談論這種「史無前例的增長」:普京成就總統的幾率達到了25%。而當11月底普京的看好率升至40%時,所有的觀察家和政治學家都認為,總理的個人成就率達到了「超越現實的高度」,不大可能再升高了。但在12月,也就是國家杜馬選舉後,普京的看好率接近了50%。這樣的支持率在當代俄羅斯政治家身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某些報紙和雜誌幾乎公開呼籲葉利欽制止支持率攀升如此之快的總理。《側影》雜誌刊登了一篇令葉利欽感到不滿和不舒服的文章,文章的大部分援引自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總統辦公廳官員」的談話。 
  那個人說:「表面上看,現總理是一個馴順的人。但與克里姆林宮的預計相反,他是一位職業政治家——彷彿他是一位誕生於克里姆林宮的反間諜部門的首腦,而其爸爸就是總書記似的。他的一舉一動都令葉利欽及其身邊人感到緊張不安。普京沒有撤換或任命任何一位部長,而此後也沒有捲入寡頭之間的戰鬥。他完成了總統辦公廳的所有要求。對於曾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總統來說,普京什麼也不是,因為大筆一揮就可以解除他的職務。但是,這個無足輕重的人卻非常聰明。普京一切都做得非常完美,這不能不激怒葉利欽。這意味著,需要提防了,也意味著將有某件深遠意義的事件發生。總而言之,普京不是葉利欽所中意的人。」 
  事實表明,葉利欽本人的思想和計劃與他自己辦公廳內許多人的觀點和計劃都有本質的差別。正是普京支持率上升以及總統辦公廳、普京本人支持的「統一」聯盟在選舉中獲勝,促使葉利欽下決心做出對於他本人、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同時也出乎他周圍人意料的決定。 
  繼承人問題 
  鮑裡斯·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他經常思考:誰能夠成為自己總統職位的繼承人?怎樣才能找到這個人?早在1991年,葉利欽精力還充沛的時候,政權繼承問題就令他深感憂慮,他想用副總統的職位為自己提供保障。稍後,葉利欽的健康出現了嚴重問題,有關俄羅斯總統患病的消息成為機密外交郵件最重要的題目,此時,接班人問題令葉利欽更加不安。 
  與西方外交官相比,俄羅斯人民見到葉利欽的機會更多一些。很明顯,他總是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推遲討論自己下台的問題,這實在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究竟是什麼讓他走這招險棋呢?一般人都認為,對葉利欽來說這已經成為了習慣,甚至可以說他渴望擁有權力,這種權力已經成為他最主要的價值觀和生命的意義所在。我不反對這一明顯的事實,葉利欽的強硬意志決定了他希望擁有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葉利欽在好多地方都流露出這樣的感覺:對他來說,能夠決定人們的命運以及發號施令不僅是一種責任或是義務,毫無疑問自己在其中也能得到滿足。   
  兩位總統(5)   
  談到自己的工作,葉利欽寫道,紅公文夾的文件是那種「今天放在這裡,明天就有結論,就成為里程碑,就是最主要的事件」,而白色公文夾裡的文件「涉及國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綠色的夾子都是那種「常規性的、要求總統簽字的」 法律草案。他還寫道:「我只解決那些敏感、複雜的問題……怎麼能夠用漫不經心的簽字來決定人的生與死問題呢?」在談到要切爾諾梅爾金下台的問題時,葉利欽本人承認,這樣做使他「感到了非同尋常的快感和樂觀情緒」。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權力可以操縱人、控制人的一切,這不是某種本能的表現,而只是可以認為權力是一種能讓人嘗到甜頭的東西。不,問題不是本能。其中充滿鬥爭、政治邏輯和技巧,充滿了要求人們付出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力量的緊張工作。是的,這種需要獻身精神的時刻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經歷過的,這就是一種權力的誘惑。」 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俄羅斯不是承繼的王國。近幾年來,身處總統位置的葉利欽不僅操心自己擁有的權力,而且還對繼承人的問題深感憂慮。他在尋找這樣一位可以讓自己放心地移交權力、並能夠掌握這種權力的人。當然,這不僅要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也要考慮「家族」的利害——這就是葉利欽的理解。「在1996年前後,我多次與自己最親近的助手們談論過提前辭職的問題並且列舉了一些理由:我累了,因為我的存在國家也疲倦了。我多次認識到,非此即彼的選擇目前是沒有的……在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政治家當中,誰能夠擔當起整個國家領導者的重任?在轉軌的、經濟危機、左派控制議會以及公民社會的機制尚未成熟的時期,誰將準備為整個國家負責?」 早在1993~1995年,葉利欽就不止一次地談到繼承人問題,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將它當成遊戲或玩笑來看待。葉利欽的紅人們輪流變動,在他看來,謝爾蓋·沙赫賴、弗拉基米爾·舒梅科和奧列格·索斯科韋茨都可能成為下任總統,因為葉利欽指出下任總統「至少是高個子」。但實際上,葉利欽那個時候根本不想聽到任何有關繼承人的問題,他甚至從俄羅斯聯邦憲法中取消了設立副總統這一條。 
  1996年夏天,在葉利欽受到健康、公民信任度雙重困擾的情況下,這種狀況改變了。那時葉利欽公開表示,他為選擇繼承人而感到煩心。他甚至提醒說:「已經有這麼一個人,你們都認識他。」大家都明白,他指的是亞歷山大·列別德。但是過了幾個月,這個政治聯邦瓦解了。 
  1996年11月,醫生為葉利欽做了長達17個小時的、複雜的冠狀動脈手術。在這段時間裡,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履行了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職責。但由於葉利欽不希望看到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遂在稍晚一些的時候,切爾諾梅爾金令所有人意外地下台了。從1997年春天開始,葉利欽就非常認真地思考將總統寶座讓給時任副總理的鮑裡斯·涅姆佐夫的可能性。關於涅姆佐夫,那時許多報紙都將他作為「太子」或繼承人加以描述。但是,涅姆佐夫的失利不僅令公眾而且讓葉利欽本人也非常失望。 
  鮑裡斯·葉利欽也明顯地不願意讓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儘管他感謝後者克服了國內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曾有那麼幾天,葉利欽突然看好尼古拉·阿科肖年科,按照個頭和雄心來說,他很合適,但就連葉利欽周圍的人都不接受這個候選人。很快,葉利欽對新總理謝爾蓋·斯捷帕申也感到了失望,所以,不久後斯捷帕申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所有這些長時間的、折磨人的尋找接班人的行動都以弗拉基米爾·普京被任命為新總理而劃上了句號。新總理的工作和行為讓葉利欽非常滿意,而普京在俄羅斯民眾中快速增長的支持率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這似乎很奇怪,俄羅斯和西方一些嚴肅的記者將葉利欽為自己尋找合適的接班人這一真實、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做法,看作是應當受到指責的不光彩的事情。一些政治學家在談到葉利欽的接班人時認為,這是總統周圍或遠或近的人——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員的一個陰謀,或者說這是一場秘密「阻截」行動,其中發揮最大作用的甚至不是葉利欽本人,而是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以及他與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的秘密串通。 
  根據政治家兼企業家康斯坦丁·扎杜林的說法,恰恰是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選中了普京,把他強加給葉利欽和整個俄羅斯。在扎杜林的「示意圖」中,無論普京還是葉利欽都扮演著傀儡的角色,而社會意識以及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進程則完全不算作考慮因素。著名的意大利記者和政治觀察家朱利葉拓·科耶紮在自己的著作《俄羅斯輪盤》中,發展了這種觀點。 他認為,就連車臣戰爭,還有巴薩耶夫、哈塔卜武裝分子對達吉斯坦的進攻都是由克里姆林宮自己一手挑起的,其目的是在俄羅斯形成戰爭的狂熱狀態,保證由另外一個更年輕的、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更可靠的人來取代葉利欽。 
  甚至到了2001年夏天和秋天時,一些西方和俄羅斯的報紙、雜誌還繼續堅持這種觀點,他們認定普京的候選人身份是別人強加給葉利欽的,並非葉利欽的意願;這完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多步驟地將俄羅斯政權從一號總統轉給普京,然後再交給我們所不知道的三號總統計劃的一部分;所有表面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或者說是一個個被簡化了的圖形;它們都是更大的、更複雜的整幅構圖中一個小的局部圖。是的,圍繞任何一個政權都有陰謀,在這方面克里姆林宮也從來不缺少——無論列寧或斯大林時代,還是伊凡雷帝時期。但是,絕不能將陰謀與事件本身的發展邏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的作用以及帶有個人目的而投身政治舞台的主要參與者的作用相混淆。很多證據可以表明,選擇普京作為接班人的決定恰恰是葉利欽本人做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葉利欽並沒有得到家族的贊同。   
  兩位總統(6)   
  眾所周知,任何一位作為改革者和革命派的政治家都關心著繼承人問題。他們總是在自己總統任期或是生命即將結束之時認真思考,可以將總統權柄交給哪一個人。葉利欽在此也不例外,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身邊的人,對尋找接班人的事情都從不諱言。在1996年到1999年間,許多文章和評論都談到了總統權力繼承和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更迭問題,一時眾說紛紜。這一議題幾乎是俄羅斯國內媒體,還有美國駐莫斯科使館進行每月社會輿論調查的主要內容。調查形式五花八門,內容則包括從葉利欽能否開始第三任期到他自願提前辭職的可能性。 
  普京也參與了克里姆林宮範圍內的這些討論,開始時作為克里姆林宮辦公廳的高級官員,後來作為聯邦安全局局長參加。亞歷山大·沃洛申的顧問格列布·巴甫洛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曾經有過一個搞了三年的葉利欽計劃。總統辦公廳也成立有一個類似草案委員會的機構。這個委員會開過幾百次會議,有很多方案和結論。從一開始,普京就是這個草案的參與者。這個草案沒有名稱,不過大家都知道它的主要政治任務是什麼。我自己將這個草案稱為『葉利欽辭職草案』。草案主要目的是保證葉利欽在他任期結束時平穩地、按照憲法程序離開,維護90年代初革命中形成的制度基礎。普京最開始不過是草案的普通參與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自己就是引人注目的。對葉利欽來說,他認為普京的過去有一些不足:即他的特工機構出身。在這種氛圍中,普京的處境並不容易。」 
  從斯大林時代開始,蘇聯共產黨、蘇聯以及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就同時擔任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他們將「自己的」將軍們推向軍隊的領導層。有許多客觀、公正的文章和一本書曾經描述過有關「葉利欽的將軍們」 ,不過葉利欽本人對忠於自己的將軍們卻並不是很關心。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證實:「當1993年,或者可能是更早的1991年,我就想我們的某些將軍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他們身上似乎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比如高尚的品質、文化修養、也可能是精神支柱。而軍隊是整個社會的晴雨表,特別是俄羅斯。在這裡,軍隊就是石蕊試紙,我盼望有一位和現在的將軍不同的新型將軍出現。真心實意地說,這個人應該像我青年時代在書中讀到的那些將軍那樣。我盼望著,光陰如梭,這位將軍出現了。隨著他的出現,整個社會突然見到了我們軍隊真正的、勇敢的、高度專業化的形象,這位『將軍』就是弗拉基米爾·普京上校。」 
  是的,葉利欽終於等到了。但並非他培養了這位新的將軍,也不是他教育了普京,葉利欽沒有把自己的經驗、意識形態和方法傳授給後者。葉利欽90年代初的親密戰友米哈伊爾·鮑爾托拉寧說:「葉利欽一直很幸運,他任何時候都能夠擺脫困境。」 
  似乎讓人難以想像,上任僅僅一年多、甚至仍保持極強神秘性的弗拉基米爾·普京靠這種性格、智慧,能在俄羅斯首任總統日益縮小的圈子裡脫穎而出。 
  鮑裡斯·葉利欽辭職了 
  早在1999年8月,許多觀察家和政治家就多次談到,葉利欽可能提前結束自己的任期,甚至有人認為他必須這樣做。關於這一點,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亞歷山大·邵欣在文章中提過,我的哥哥若列斯和我在接受採訪時也談過 。日期分別是9月17日,10月17日,然後是1999年12月17日。但是似乎誰也沒有預見到,葉利欽的辭職是如此出人意料和具有轟動效果,他選在了新年、新世紀、甚至是新千年的前一天。在這一時刻,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開始準備大規模的慶祝活動。葉利欽的這個決定是自己做出的,他同誰也沒有商量,而且早在12月初就做出了決定。 
  根據葉利欽本人的回憶,他就提前辭去總統職務這一話題與普京進行第一次談話是在1999年的12月14日,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弗拉基米爾·普京並沒有馬上接受葉利欽的意見和理由。普京解釋說:「我還沒有做好接受這個決定的準備,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您瞭解,這是非常沉重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與您一起工作。您能不能按期離任?」 葉利欽態度堅定,他不斷開導、勸說普京。普京最後說:「我同意,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但即使在那時,葉利欽也沒有說出辭職的準確日期。 
  12月28日,葉利欽錄製了自己傳統的全國新年賀詞。賀詞錄完後,他請求把所有的設備和錄像帶留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理由是自己想修改一下其中的內容。這天晚上,葉利欽將自己的辭職決定通知了亞歷山大·沃洛申和瓦連京·尤馬捨夫——自己辦公廳的兩位領導人。葉利欽指示他們兩人準備好相應的總統令和新的全國講話版本。隨後,他將自己的女兒塔季揚娜·季亞琴科叫來,告訴她自己的決定。12月29日早上9點,葉利欽再次請普京到自己的辦公室來,通知他交接日期,並討論了政權移交的具體技術細節。直到12月31日清晨,鮑裡斯·葉利欽才對自己的妻子奈娜說了自己的辭職決定。 
  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葉利欽早晨8點來到了克里姆林宮。8點15分,他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早上9點,總統辦公室主任瓦列裡·謝緬琴科手裡拿著一疊文件的信函走了進來。但葉利欽沒有看,而是叫來了沃洛申,讀了兩遍已經準備好的辭職命令並簽署了它。9點30分,普京走進總統辦公室。被請進辦公室的還有禮賓局長弗拉基米爾·謝甫琴科、新聞秘書德米特裡·亞庫什金、克里姆林宮攝像師格奧爾基·穆拉維約夫、攝影師亞歷山大·先佐夫等人。他們親耳聆聽葉利欽朗讀自己剛剛簽署的命令。據此,從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時起,總統權力將移交給俄羅斯聯邦政府主席。   
  兩位總統(7)   
  10點30分,新的俄羅斯總統致全國民眾講話錄製完成。11點,葉利欽、普京與贊同葉利欽決定的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會晤。大牧首離開後,克里姆林宮的攝像師錄下了葉利欽將總統權力的象徵之一——赫赫有名的核手提箱轉給普京的場面。然後,強力部門的領導人來到葉利欽這裡,葉利欽向他們解釋並宣佈了自己的決定。吃完簡短的午餐後,在12點時,所有克里姆林宮的人都開始收看電視台播放的、事先錄製好的致全國講話。俄羅斯所有人在各自的家裡也都認真地收聽、收看了這一講話…… 
  「我即將離開……」在致俄羅斯人民的電視講話中,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幾次重複了這句話。 
  在俄羅斯,一年和一個世紀的終結成為佔據政治舞台整整10年的葉利欽時代的結束。他是在1999年最後一天主動辭職的。在轟鳴的禮炮聲中,在觥籌交錯中,在五彩禮花的綻放中,俄羅斯的一個時代成為了過去。這是20世紀中,俄羅斯第一次在沒有革命和流血,沒有宮廷政變或陰謀中結束一個時代。 
  在葉利欽致全體俄羅斯公民的最後一次講話中,人們不僅可以感受到離別的苦澀,而且還有遺憾:「有人說我永遠不會離開。」但是葉利欽還是請求俄羅斯人民原諒:因為有些事情他想做,但是卻沒有能夠做到。他還請人民原諒他的失誤和幻想,他曾設想用一次躍進擺脫過去的殘缺,用「正常的文明」 社會來取代集權社會,但這一切都沒有成功。葉利欽現在希望自己的接班人弗拉基米爾·普京能夠取得成功。 
  看過電視講話後,葉利欽開始與自己的秘書、工作人員和官員們惜別。他同男人們喝香檳酒,向女士們贈花,還將一支自己用來簽署文件的派克筆送給了弗拉基米爾·普京。普京從房間裡出來,來到克里姆林宮的院子裡,為已經是前總統的鮑裡斯·葉利欽送行。葉利欽走下台階,環顧四周,並向所有人揮手,在說了一句「請呵護俄羅斯!」之後便坐上了汽車。 
  作為代理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這一天簽署了自己的第一個命令。這一命令規定,鮑裡斯·葉利欽及其家人終身不受侵犯,而且他的生活和安全保衛等條件必須得到保證。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對於葉利欽、他的家人以及身邊人來說,今天普京所扮演的角色就像1974年美國副總統傑拉德·福特對待被迫下台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一樣。福特宣佈對尼克松所有違反美國法律的行為實施完全大赦。那時,傑拉德·福特保證了早先開始的針對尼克松的調查的結束。葉利欽也需要類似的大赦。 
  在其他的一些總統令中,普京對總統辦公廳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其中包括解除葉利欽女兒塔季揚娜·季亞琴科的總統顧問職務。然後,代理總統錄製了新年和新千年的全國電視講話。過了幾個小時,快到晚上的時候,普京沒有與妻子去聖彼得堡,而是像先前計劃好的那樣飛往車臣迎接新年。 
  車臣的軍事行動和整個高加索的形勢繼續是代理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最為關心的大事。 
  歷史將如何評價? 
  歷史還從來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大國,會有如此非同尋常的辭職——在新千年的前夜。毫無疑問,從克里姆林宮如此獨特、樸實而又非常感人地離去在歷史上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有趣的先例。 
  葉利欽之所以能做出如此輕鬆的決定,是因為普京擔任總理時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對弗拉基米爾·普京來說,1999年12月30日的事件成為最重要的跳板,據此可以減輕2000年3月26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難度。在這場交接中,葉利欽和普京之間的聯繫要比其他任何一對存在接班關係的政治家的聯繫都要緊密——至少,在20世紀,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是這樣。鮑裡斯·葉利欽顯然會贏得歷史學家的青睞。據第一任俄羅斯總統身邊人透露,近年來,他關心的不僅是接班人的問題,而且還有自己在俄羅斯歷史中的地位問題。那麼,歷史將如何評價他呢?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葉利欽的腦際,這在他的回憶錄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歷史學家的眼中,圍繞葉利欽時代將會有長期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永遠的)爭論。早在90年代初,鮑裡斯·葉利欽就走上了俄羅斯政壇。在事件不斷爆發的這10年裡,整個國家圍繞著他也在發生變化。政府和國家元首周圍的人走馬燈式地變換,法律和憲法也被不斷修改,但是鮑裡斯·葉利欽卻始終擔任俄羅斯總統。在某些方面,他改變了俄羅斯,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發生了變化,適應了新的現實。葉利欽不僅有非常強的生存能力,而且既能朝好的方面、也能朝壞的方面變化。 
  他從來不是某一種社會和政治學說的狂熱信徒,而這恰恰是他成為政治常青樹的秘訣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曾經是共產主義官僚、民主派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和左傾激進分子、孜孜不倦的反特權鬥士和愛國主義者。他善於變化,對此沒有人感到特別驚訝,他每年致聯邦委員會的國情咨文都各不相同,不管是主要議題和語言,還是意識形態,都會有變化。 
  當然,對於葉利欽來說,最主要的定位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權力,這導致他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有人將他描寫成一個貴族老爺式的剛愎自用的人,說他完全毀滅財產、債務纏身、像奴役牲畜一樣奴役人民、經常撤換管家,甚至即使破產,也要為自己買酒喝。   
  兩位總統(8)   
  1998年8月後,針對葉利欽和家族的集中批評主要來自那些最有聲望的西方報紙和雜誌。過去,俄羅斯首任總統對此沒有進行有效的辯解。可以說,針對葉利欽制度的大多數指責都是公正的,符合客觀實際的。但是,誰又能夠真正取代葉利欽?譬如說在1993年,是哈斯布拉托夫?魯茲科伊?布爾布利斯?馬卡紹夫?還是蓋達爾? 
  而在1997年誰又能成為國家元首呢?涅姆佐夫?切爾諾梅爾金?丘拜斯?難道還有其他選擇?在1996年,久加諾夫能否承擔起所有責任,並且避免震盪?或者可能是列別德將軍?對於葉利欽來說,那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只是隨著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入主白宮以後才開始顯現出來。但是,普裡馬科夫所依靠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並沒能順利建立某種新的體系,以承受俄羅斯國家問題的巨大壓力。 
  葉利欽的體系也不是清一色的:在其體制中,民主與獨裁相伴而生。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中不僅蘊藏著犯罪因素,而且先前社會主義的關係也還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在不同的管理部門中,這種體繫帶有不同的色彩,應用著不同的原則。甚至就連俄羅斯各地的地圖迄今為止還都由政治學家借助各種顏料來塗色,其中包括紅色、玫瑰色、白色、綠色以及天藍色。這種政治色彩混雜的程度,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夠得到。 
  對於如何評價自己國家歷史上一位領導人的意義和作用,歷史學家有一個幾乎是絕對的標準。他們採用的方法是,比較這位領導人接手政權和由於他死亡或其他原因卸任時國家的狀況。 
  將葉利欽列入像鄧小平、富蘭克林·羅斯福、康拉德·阿登納、納爾遜·曼德拉這些20世紀最偉大改革家的名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1991年他接管俄羅斯時,國家狀況很糟糕,到1999年12月他卸任時,情況就更差了。據所有的基本指標顯示:8年間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的生活水平幾乎下降了40%~50%;俄羅斯一半的居民生活極度貧困;國家的死亡率遠遠超過出生率,這導致國家人口銳減300萬;犯罪率上升,教育、衛生和文化體系明顯惡化;失業人口數量幾乎達到了1000萬;人均年酒精消費量明顯上升,而肉類消費量卻明顯下降。 
  公民儲蓄凍結;坦克的炮膛朝最高蘇維埃射擊;車臣戰爭;石油工業、銀行、電視頻道、有色金屬工廠拋售,或者說簡直就是贈送……需不需要舉出相似的事實和數字,來證明那個時代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和騷亂呢?當然,可以用其他的量化系統來評價葉利欽時代。1990年,當鮑裡斯·葉利欽被選舉為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主席時,俄羅斯沒有自己的俄羅斯國家。作為一個國家,一個聯盟的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只是一個虛構體,而非現實存在。而恰恰是葉利欽將俄羅斯聯邦建立成一個新的、同時也是相對民主的國家,儘管他該為蘇聯和蘇共的崩潰負責。許多人認為這種變化是一次革命,但是就連同意這一觀點的人恐怕也難將葉利欽列入20世紀偉大的改革者之列:他沒有新的意識形態理論,儘管他會砸碎舊的教條和制度。 
  毋庸置疑,葉利欽不是一個獨裁者,也不是暴君。他容忍批評,甚至是來自報紙、雜誌和電視方面的羞辱。他沒有聽從右翼激進分子的要求而禁止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活動和「反共」。他維護了出版、言論和新聞自由,人員往來自由和組建政黨的自由,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有了許多政治黨派。民主不應當是人為建立起來的,而應該是自己成長起來的。葉利欽為民主的成長創造了起碼的條件。 
  葉利欽不僅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而且也與白俄羅斯簽署了事實上的聯盟條約。如果有人認為葉利欽已經變成身邊人或寡頭的傀儡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所有重要決定都是由他本人親自做出的,而且他也完全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幾乎所有的俄羅斯政治家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都非常尊重他,正如葉利欽在北京所說的那樣,這不僅僅是因為俄羅斯擁有所有種類的核武器。 
  當一切都崩潰了,甚至俄羅斯聯邦也崩潰了的時候,鮑裡斯·葉利欽還穩坐克里姆林宮。當然,俄羅斯一定會崛起,但會很晚,並將付出巨大代價。好在90年代的混亂沒有按照科倫斯基政府的例子演變。 
  要想在歷史的法庭上得到絕對積極的評價,葉利欽所做的事情還遠遠不夠,而且還可能很糟! 
  從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月1日,總共有10人領導了俄羅斯和蘇聯。他們中的一些人多年領導國家,也有一些人在領導位置上加起來也不過幾個月,他們在冬宮、克里姆林宮一個個輪換。對於這個國家來說,做出最主要決定的有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大·科倫斯基、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魯曉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羅波夫、康斯坦丁·切爾年科、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鮑裡斯·葉利欽。這是見解不同、性格各異、智慧和工作風格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他們中只有一個人為自己、為國家選擇了接班人;其他人的接班或是通過革命、黨的決議、宮廷陰謀或者是其他一般性的傾軋而完成的。 
  所有這些領導人都不是因為自己前任的意志而登上寶座的。他們經常批評前任的統治,並宣傳自己將在國家中建立起一種新的、更好的秩序。也就是說,科倫斯基不打算繼續尼古拉二世事業的構想,而列寧也同樣不想繼承科倫斯基的;列寧也並非無緣無故地擔心斯大林執政的危害,後者只是在口頭上過分頌揚列寧,實際上卻堅決拒絕執行20世紀初列寧的觀點和探索;赫魯曉夫將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鬥爭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勃列日涅夫則宣佈批判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安德羅波夫不希望看到切爾年科成為自己的接班人,而切爾年科也不願意由那個積極與「停滯時代」的秩序鬥爭的戈爾巴喬夫來繼承他。至於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爭鬥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記憶更深刻。   
  兩位總統(9)   
  俄羅斯和蘇聯在20世紀沒有任何自然和正常的政權交替體系,這也正是俄羅斯人民經歷困難和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上面列舉的領導人中,有5位在生命的最後一天還領導著國家,有3位由於革命而被迫離開政權,1位是由於宮廷政變下台。只有葉利欽是提前並自願離開的,他將權力交給了自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 
  這是一種進步。人們期望,這種政權交接今後在俄羅斯能成為正常的、按照憲法平穩過渡的程序。今天,俄羅斯已經出現了建立民主的權力接班體系的現實可能,我們沒有權力使之喪失。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1)   
  總統選舉 
  從1999年秋天開始,俄羅斯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燈下出現了一個焦點人物——弗拉基米爾·普京。最初,普京以總理的身份出現在我們面前,然後是代理總統,2000年3月26日開始,他出任俄羅斯聯邦總統。僅僅是在總統大選的前一年,我們對這個人還幾乎一無所知,可在這次大選中,他卻相當輕鬆,在第一輪選舉中就以壓倒性優勢戰勝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們:根納季·久加諾夫、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阿曼·圖列耶夫、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等等。 
  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並沒有超出觀察家的意料。但是他在俄羅斯政壇出現的本身、他「火箭式」竄至權力頂峰的過程、他對俄羅斯局勢的影響、他所擁有的威望和得到的認可以及作為新領袖所喚起的全國人民的興趣,從1999年9月起就成為俄羅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外,也是媒體的主要話題。 
  今天我們在俄羅斯所看到的、一位政治領袖如此迅速地產生並在短時間內得到全國的認同,不僅在20世紀的俄羅斯不曾有過,而且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如果不算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話。通常,在所有國家裡,一位國家的政治領袖的橫空出世是一系列長期的、複雜的政治鬥爭的結果,如果在集權制度下還常常伴隨有流血發生。 
  不過,2000年冬、春季的總統競選活動較國家杜馬的競選活動進行得更為平靜。久加諾夫和亞夫林斯基並沒有對普京構成嚴重威脅,而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早在1月就已經退出了對總統職位的角逐,因為他不想徒勞地浪費時間和精力。在此,普裡馬科夫向普京表達了自己最真誠的尊重,而普京也表示了自己對一位長者和政治家的由衷敬意。這是很好理解的,歸根結底他們兩人都是愛國者、國務活動家和中派主義者,是正直而又負有使命感的人。 
  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奇怪的是,普京登上權力頂峰靠的不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黨派支持。1999年秋季成立的「統一」競選聯盟只不過剛剛組建起機構、制訂綱領性文件並形成思想體系,它根本無法為普京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倒是它本身還需要普京的幫助和支持。 
  選舉前,幾十個頗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政治運動和不同派別的政黨各自發表聲明,宣佈支持普京。俄羅斯幾乎所有聯邦主體的領導人也都支持普京。臨近選舉,莫斯科市長尤里·盧日科夫領導的「祖國」運動也宣佈支持普京。普京接受了這一支持,但卻沒有做出任何承諾來捆綁自己。 
  在第一輪選舉中,普京就獲得了53%的選票,這不僅賦予了普京國家政權,而且還有選擇同盟者和合作夥伴的權利,使之可以進行重大的政治經濟改革。 
  奇跡、幸運之星還是陰謀? 
  對於許多政治觀察家來說,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總統選舉中所取得的不容置疑卻又出人意料的成績非同尋常,甚至可以說是難以理解的。「值得認真審視的並不是競爭到總統寶座的那個人,而是伴隨著他走向政壇峰巔的那種社會環境,」 《消息報》編輯亞歷山大·阿爾漢格爾斯基向我們建議說,「坦率地說,這種社會環境是令人憂傷的。他孤身一人,如履深淵;沒有任何靠山,沒有即使失利也仍能對他保持忠貞的真正力量,沒有財政基礎,沒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進行賄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戰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靜的頭腦,運氣以及至今還沒有、也許將來也不會讓他上當受騙的幸運之星。」 
  作家米哈伊爾·丘拉基將普京的異軍突起比作一個神話。他寫道:「我們怎麼沒有發現,在我們的眼前正上演著『灰姑娘』的故事——不過這是個『男性版本』,這實在是很少見。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話色彩是:許多年以來,總統權力讓許多人趨之若騖,卻一無所獲;而那位甚至就連昨天還沒有認為總統的角色會由自己來扮演的人,卻得到了權力。歷史如此神奇地轉折,不能不令整個國家感到迷惑不解。當我們的英雄出現之時,再從飽受權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選出一位別的什麼人,就意味著剛剛出籠的神話故事徹底破滅了。」 
  長期以來、特別是在1999年8月後,弗拉基米爾·普京所走過的仕途非同尋常。這樣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為在蘇維埃政權的官位等級中,一個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當然也不排除存在著「安德羅波夫現象」。但是,這種陞遷通常不僅通過國家機關體系,而且要經過黨的系統。在蘇聯,任何一個人如果覬覦最高權位,那麼他必定應當是蘇共中央委員,或者是政治局委員,並且能夠從黨的最高領導班子那裡取得委任狀。 
  在蘇維埃政治領導體系中,沒有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蘇共系統的陞遷與軍隊系統的晉級一樣,必須一步一步地獲得一系列軍銜,沒有人會因為擁有卓越的領導能力而穿上將軍制服或通過競爭得到它(當然,在戰爭年代軍隊的晉陞可能更快一些,但也應當立一定數量的功勞)。在這樣的一黨制和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權體系下,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挑戰戈爾巴喬夫,是因為他在20多年時間裡一直處於黨的最高名冊之列。在這些年中,他通往上層之路是: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書記到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再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否則,沒有人會對葉利欽的針砭時弊及其作為反對派的立場給予更多的關注。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2)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羅斯聯邦所有先前的意識形態和幹部體系都遭到破壞,所有原則都變得模糊不清,其結果是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尋常的仕途陞遷創造了可能。眾所周知,1990年底葉利欽的頭號「寵臣」和俄羅斯聯邦權力等級序列中的第二號人物是根納季·布爾布利斯。這個烏拉爾有色金屬工程師幹部培訓學院極其平庸的、教授馬列主義的教師能有什麼經驗和政治資本可言?但是,正是布爾布利斯組建了第一個「改革者」政府,確立了新的「改革」意識形態。而在1991年初,葉戈爾·蓋達爾又是一個什麼人呢? 
  那時,在權力走廊、銀行管理層以及警察局長辦公室中,到處都是鮮為人知的辦公室小職員、實驗室主任、小小的副博士和助理研究員、共青團積極分子、「個體戶」、記者和飛行員。 
  亞歷山大·赫爾岑早就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在混亂紛爭的年代,進入政壇的往往是那些「自尊心很強但能力欠缺,野心不小但工作耐心和力量不足的人」。從1991年開始,退役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京進入到這些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人當中,直到有一天被推到權力頂峰。這一方面是鮑裡斯·葉利欽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要求。 
  但為什麼偏偏是普京呢?對此,2000年時曾經有許多種說法。例如,關於普京的成功,人民愛國者的主要報紙《明日報》及其主編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就認為那不是「幸運之星」或是某種「魅力」,而是魔鬼的陰謀,因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將「外地的一個省級官員變成獨裁者」。 在解釋普京成功的原因時,甚至連普京的一些擁護者和崇拜者也認為是神秘力量的影響。 
  正如亞歷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寫的那樣:「在普京許多重要的人生階段裡,包含有各種生活方案,而實現其中某種生活方案的概率可以說遠遠小於實現不了的概率。借用形而上學的理論術語,這是在沿著預先確定好的軌跡前進,在某個先知的引領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歷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層與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狀況幾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儘管有關鮑裡斯·葉利欽似乎是被迫將總統寶座讓給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陰謀說」可信度很小,但那些來自國外的奇談怪論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報》報道了美國紐約影響巨大的共濟會分會的陰謀串通。許多西方分析家和新聞記者試圖證明,「普京從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權力的頂峰,這一切都是軍隊和安全力量的將軍們合謀指揮的結果」。 甚至就連朱利葉拓·基耶薩這樣的資深記者也以西方陰謀家的語氣寫道:「當然,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如果不是軍隊給普京開闢通往權力之路的話,普京無論在任何時候都當不上總統。確切地說,如果說有人想通過謀劃這場戰爭來讓軍人恢復元氣,同時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的話,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過,另外一些西方報紙則認為,並非軍隊的將軍和安全部門的人、而是俄羅斯富有的金融家們或者「寡頭」們將普京送上了權力頂峰。在俄羅斯,這些人不僅實質性地控制著大部分財富,而且還控制著社會輿論。2000年2月,一家德國報紙甚至認定,普京只是張「白紙」,他真正的合作夥伴和保護人別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塗寫描畫。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間已達成協議的這兩個人策劃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裡·平斯克爾是《總結》雜誌的總編輯,他也從別列佐夫斯基與丘拜斯爭鬥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羅斯所發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認為這兩人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恰恰相反,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的敵意已經越來越厲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爾的觀點,普京可選擇的砝碼並不多,因為「目前擺在弗拉基米爾·普京面前的是原則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擇:要麼他屈服於葉利欽身邊人,即聲名狼藉的『家族』的壓力,償付對葉利欽的欠賬,變成那些自認為創作了『俄羅斯第二任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人手中的一個傀儡;或者,他與以前的監護人決裂,按自己的意願與丘拜斯做交易。」 這一結論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強大的勢力。在西方支持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羅斯官僚和寡頭們的主要「幕後」領導人,關於這一點,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夠讀得到。 
  爭論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觀點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從它們的內容來看,我們根本無法對克里姆林宮內或者寡頭之間爭鬥的秘密陰謀進行取證並進行客觀分析。在此,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都可以列舉出許多在過去幾十或幾百年中所發生的「陰謀」事件,只不過其中成功的不過幾例,而失敗的卻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爾·派普斯 所說,那些患有「偏執狂類型」的人和歷史學家都認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還有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和蘇共的崩潰都是陰謀的結果。這些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陰謀才構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而其餘的力量都沒有意義;所有政治事件的發生都是幕後策劃而成的,能夠瞭解全部情況的只有那些親信們。根據這種看法,掌握世界和各個國家真正權力的都在幕後,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陰謀。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3)   
  對於狂熱於幕後「陰謀論」的人以及對陰謀說持有「偏執狂類型」的歷史學家來說,葉利欽提前辭職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都是陰謀的結果。但他們無法理解,也解釋不清楚,究竟是哪個人策劃了這起陰謀。 
  這種粗陋、刻板的陰謀理論模式,無論是對科學,還是對現實政治都是說不通的。 
  政治與政治權謀 
  「政治權謀家」幹的事情和各種「政治權謀」的應用,是一種表面看起來簡單,而事實上又能非常容易地獲得政治成功的現代理論。 
  早在2000年3月26日選舉前,許多報紙刊登的文章就認為「普京的支持率被人為地誇大了」,文章稱一些內行的演講顧問和形象設計專家為我們「製造」出了一位強硬領導人的形象,他是一個「年輕並充滿活力,謙遜而有決斷力的領導者」。 
  「對於我們來說,普京被形象設計師塑造成為最人性化的人。」亞歷山大·戈爾茨激動地說。 鮑裡斯·卡加爾利茨基認為:「政治權謀家們發明了普京。」 甚至連普京到聖彼得堡出席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葬禮,對自己老上司的遺孀表達同情和關心以及車臣恐怖分子在報紙、電視上叫囂著要殺死代總統普京並針對此採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時代》雜誌稱為「精明的宣傳活動」 。而按照《明日報》的結論,「弗拉基米爾·普京是由公關和形象設計專家塑造出來的一個政治神話」。 
  一一駁斥這些臆測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它們並沒有事實和證據作為支撐。普京在擔任總理和代總統期間所取得的成績,並不是某種新的政治權謀的產物,他贏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他所實施的政策和國務活動被認可的結果,也是他獨立決策、敢於擔負全部責任的回報。 
  那些政治決策並不是形象設計師們做出來的,普京顯露出來的真實情感是無法靠政治權謀藝術地加工出來的。普京的競選總部曾經不無遺憾地宣佈,在競選活動的進程中,80%的決策是由代總統獨立做出的,只有剩餘的20%由其競選總部提出,即使這樣普京也並沒有對之全盤接受。 
  人們經常將鮑裡斯·葉利欽與那位以在火爐上酣睡、在戰場上英勇無畏而著稱的勇士伊裡亞·穆羅梅茨相提並論。但無論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是戈爾巴喬夫時期,普京都不是一個英勇的持不同政見者,同時也沒有成為葉利欽時代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不止一次地稱自己是軍人和官員,無論是擔任政府總理,還是後來成為聯邦代理總統,他都會把克里姆林宮所定的決策視作命令一樣服從。但自1999年秋季、尤其是1999年12月31日之後,為形勢所迫,普京必須本人決定擬定並頒布命令。他沒有逃避這一責任,並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力出眾的最高層領導者,隨後又成了一位公眾政治家。普京不僅與文件打交道,而且還踏實地解決各種實際問題,以此證明自己是一位努力履行職責的實幹家。 
  應當說,普京的活動並非根據某種明確的目標而事先計劃好的。1999年9月和10月份,他不得不應對突然出現的困難局面。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表現也可圈可點。所有的政治家都很在意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受歡迎的程度,因此,他們不可能不考慮專家的幫助和建議。在民主機制下,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但遠不是主要工作內容。歸根結底,普京並不是葉利欽班子裡第一個仕途出人意料地竄升的幸運者,但是,為什麼葉利欽的其他候選接班人沒有從「政治權謀」中獲益並取得成功呢? 
  眾所周知,人們經常將戲劇與政治相提並論,談論舞台、假面具、角色和提示台詞者、導演、木偶等,這並非毫無根據。在許多方面,這種政治戲劇的構思與更為現代的政治權謀概念十分相似。 
  出於對普京所獲得的成績的驚奇和憤恨,《新報》編輯鮑裡斯·卡加爾利茨基曾試圖將普京代總統描繪成一位簡單膚淺而又糟糕的演員。對於普京本人來說,他只是一位突然出現在政治大舞台之上的演員,既不瞭解自己的角色,也對自己要表演的劇本一無所知,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眾多的提示人面前究竟該選擇哪一位的去聽。 與此相反,導演安德烈·日京金則讚賞普京競選總部的工作,他們這些人似乎嚴格規定了普京的舉止、服飾、所有獨白、手勢、微笑等各個細節。安·日京金認為,普京恰恰是準確地遵循了「導演的最高任務」,才得以在「政治戲劇」裡取得成功 。談到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總統大選的成績,電影導演格奧爾吉·達涅利亞認為這應當是導演和劇作家的功勞,而絕非普京自己。他認為,普京只是一個盡力使自己「不超出形象範圍」的人。 另一位電影導演葉夫根尼·馬特維耶夫則認為,不應當只將成績歸功於導演,其中也有主角的功勞。他說:「雖然他只是個舞台新人,但演得非常棒。他表演得不溫不火,恰到好處,而不是像葉利欽那樣在舞台上賣弄自己。那個人實在有太多的停頓,在舞台上像個命運悲慘的外省演員那樣故作姿態。」 
  而心理學家列昂尼德·克羅爾卻認為,普京幾乎不需要導演,他本人就是導演,甚至還是這部劇本的作者和具備全新的、不尋常風格的天才演員。克羅爾對此充滿了溢美之詞:「普京在舞台上走動起來,似乎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動作。他能同時兼備芭蕾舞舞者的急速和作戰藝術大師的步伐。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從自身找出稍稍異樣的面目以及不同於以往的觀點。在他身上,人們可以發現那種神話英雄所具有的『隨心所願,心想事成』的魔力。明確同意去幹某種或許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沉默一段時間,強迫自己多等待一下——任務完成後,他又出現了。這時,人們一點兒也看不出他很驕傲,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又接著去做新的事情。普京是一個少有的、同時具備不顯山露水和不可替代兩種品格的人。他的幽默感令人感到驚奇,他同時也是一位善於準確和出乎意料地進行比照的大師。普京是一名本色英雄,是位摒棄浮華、拒絕裝腔作勢、沒有刻板模式的英雄。」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4)   
  儘管其中不乏誇張之處,但我認為克羅爾的看法比較接近事實。在戲劇演出中,人們經常會碰到這樣的情形:劇院演出大廳裡已經坐滿了觀眾,可是這時一位主要演員卻突然生病,無法登台演出。為了不使演出中斷,導演及其助手們不得不緊急給並沒有什麼名氣的預備演員化裝,讓他來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令導演和觀眾們感到驚奇的是,預備演員所扮演的難度很大的角色甚至比那位病倒的主演還好,於是,他很快就成為了著名演員。對於好萊塢音樂劇來說,這幅場景經常可以看到,但在俄羅斯政治舞台上,這似乎還是第一次碰到。 
  上面這些對俄羅斯政治舞台與戲劇進行的比較很有趣,但它們的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無法解釋俄羅斯最近兩年發生的主要事件。 
  在政治中,永遠存在戲劇性,而隨著電視機的出現,這一因素作為政治成就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在增長。當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會晤,白宮內召開的會議或者去工廠、醫院、幼兒園進行參觀的情景被幾千萬人同時在自家電視屏幕上看到的時候,總統以及那些在他身邊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自己該怎樣做每一個動作、讓每一場對白都充滿意義。 
  一般人都認為,正是由於在電視鏡頭前有出色的發揮,約翰·肯尼迪才贏得了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勝利。在60年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公認的富有吸引力的標緻美男子,但是,日益嚴重的疾病和衰老改變了他瀟灑英俊的外表,他越頻繁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實際上就越對自己的名聲構成損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尤里·安德羅波夫盡力避開電視鏡頭的追蹤。根據分析人士的看法,羅納德·裡根的表現正相反,他善於利用電視,在表達自己的思想體系時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強有力。雖然他執政時已是70歲的老人,但他懂得如何成為活力四射的人物,其身影不僅佔據了本國的電視屏幕,而且也贏得了幾乎全世界電視觀眾的讚賞。要知道,羅納德·裡根曾經是位天才的職業電影演員,在自己30年演員生涯中曾參加拍攝過54部故事片。但是,如果僅僅認為裡根是位演員,而不是政治家的話,那就完全錯了。 
  戲劇性只是公開政治活動的一小部分,政治活動主要是在舞台以外進行的,並且現場沒有文字記者和攝影師,這項工作要求政治家除了職業演員必備的要求外,還應當具備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 
  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不經常面對公眾進行表演,尤其是在公開場合。他從前不是公眾政治家,現在一下子登上了俄羅斯最高政治舞台,他更希望自己不去扮演某種特別角色,而是保存他自己已經習慣了的行為方式和工作作風。因此,我基本上贊同政治學家列昂尼德·波利亞科夫的觀點,他說,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不是一個謎團,他很簡單也讓人很好理解,他的主要品格就是坦率而自然,這讓他避免必須去扮演和模仿其他的什麼人。而只有那些傾向於與人民進行「權力遊戲」的觀察家才不相信這一點。 
  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早在1999年秋天,一些報刊就開始用「孤獨」來描繪弗拉基米爾·普京。《獨立報》刊登瑪莉娜·沃爾科娃的一篇題為「百日孤獨」的文章,評述了普京總理一百天的成果。在文章中,她稱普京是「歷任俄羅斯政府總理中最神秘的人,是最大的政治之謎」。 一些與新總統關係親密的人也強調,普京「自己成就了自己」,因此他不需要感激任何人,當然如果不算葉利欽和早前的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話。不過,對於選舉來說,這些成就還遠遠不夠。 
  毫無疑問,俄羅斯的將軍們、「從特工機構出來」的人以及幾乎所有官員都擁戴普京。在2000年初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寡頭也都支持普京——除了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以外。1999年秋天,古辛斯基曾看好普裡馬科夫和盧日科夫,而從2000年1月開始又公開而熱烈地支持亞夫林斯基,並向其競選班子投入了大量金錢。 
  但是,上面的論說並不意味著,普京大選後可能成為將軍們或是金融家們的「僕從」,而不再是首先依靠俄羅斯社會大多數人支持的獨立政治家。我們看到,在最初幾個月中由普京帶進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新人並不太多,而且這些人都還沒有經驗和威信。這也不是一個政治班子,儘管它與葉利欽1991年帶到政權的班子似乎有些相似。人們可能同意的是,在克里姆林宮幾乎「貧瘠」的土壤當中,在自1996年起普京就在那兒工作的「宮廷集體」裡,普京曾經顯得相對形單影隻。在那裡,他甚至沒有努力使自己表現得特別出眾:因為這樣會更加輕鬆地生活和工作。 
  普京也沒有將自己遠大的抱負表露出來——包括在總統辦公廳和以前在阿納托利·索布恰克身邊工作時,儘管他不得不解決重大經濟問題並領導聖彼得堡市這座大城市的對外聯繫工作。但到了1999年底,普京已經不再孤獨,在國家杜馬選舉中,支持他的人中不僅包括掛肩章的人,還有俄羅斯其他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知識階層的人、青年大學生、工人和公司職員以及大部分企業主們。基於此,弗拉基米爾·普京很快處於以前他所說的「社會健康力量」凝聚的中心。歷經過太多的混亂局面之後,俄羅斯事實上出現了復興的機遇。這種復興今天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儘管它並非那樣迅速——像我們當中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因為社會的疾患過於根深蒂固和糾纏不清。問題在於,在自己的擁護者當中,能夠搭建一個由政治家、經濟學家、軍隊領導人和國務活動家組成的牢固而內行的班子是非常困難的。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5)   
  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西方,現在都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堅持客觀公正立場的觀察家。他們認為,早在普京被任命為總理的那一刻起,其言行舉止就完全符合社會上希望出現有能力保證正常秩序的、強有力的領導人的期待,在選民的眾多托負中,佔據第一位的是要求盡早積極改變國家的貧窮狀況,將貪贓枉法者從自己身邊清除出去,限制「寡頭們」的影響力。此外選民們還要求結束車臣戰爭,但必須以俄羅斯可以接受的條件為前提。 
  葉利欽及其「家族」在過去的活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使俄羅斯選民不再會表現得特別激動不安。在解釋自己決策的原因和動機時,普京曾幾次引用過俄羅斯民眾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總理初期就曾講過:「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羅斯公民。我體會到了任何一位俄羅斯公民的感受。很顯然,人們感受到了它並由此而支持我。」 後來,《消息報》曾回憶起普京的這些話語,認為它對於一位克里姆林宮高級官員來說是很奇怪的。通常,他們早就忘記了普通民眾的需求和利益。 在這裡,我們順便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那個著名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就曾很有說服力地闡述過。其中的一個公理是這樣的:當那位能力超群,比別人看得遠、想得透,比別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沒有出現,而這時社會需求和國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時候,通常這一英雄就該橫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對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補充。首先,社會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現在需要的時候和需要的地點,因為這種「英雄」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無法勝任歷史和當前形勢賦予他的各項任務;第三,他可能濫用賦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權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非常可惜,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20世紀,這樣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現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賴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且希望他能夠不辜負人們的這種信任。畢竟,我們的選擇並不多——要麼是恢復秩序,要麼是持續的動盪和混亂。 
  來自《共青團真理報》的德米特裡·別利斯基曾客觀地認為:「普京是俄羅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這可以說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勢。其力量在於,他可以很簡單地扒開多年積攢起來的『垃圾』;弱勢在於,在克里姆林宮之外的權力走廊中,那些與有權有勢、有龐大金錢資源並有極強烈的願望試圖保留這一切的強大集團相勾結的政治家們,會共同反對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持以及不希望發展進程倒退的歷史邏輯都站在普京這一邊。」 
  人民的支持和歷史的邏輯,這當然是保證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主要力量。不過,不應當忽略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相當意外的普京的個人能力和優點、鮑裡斯·葉利欽的支持以及1999年8月9日弗拉基米爾·普京被任命為俄羅斯總理時的整個複雜局勢。在此,首先我要提的是那時北高加索地區的局面以及俄羅斯面臨的解體威脅。這一威脅源自國際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極端勢力的侵略,它們與車臣最極端的分離主義集團相互勾結,蓄謀製造危機。     
  第二部分   
  車臣問題(1)   
  車臣因素 
  在促使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支持率快速提升的諸多因素中,車臣因素——或者按正式的說法「在車臣採取的反恐行動」——最為重要,這是許多政治觀察家的共同看法。只是不同的學者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會使用不同的詞彙和表述方式,這取決於他們對待普京、對待當代俄羅斯以及對待車臣的態度。 
  例如亞歷山大·戈洛夫科夫就寫道:「任命普京為總理只是在達吉斯坦發生侵略事件的情況下,如果普京不早一點兒制止這種侵略,那麼作為一個國家的俄羅斯今天已經不存在了。達吉斯坦戰鬥的開始階段應該被認作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星光閃耀』之時。經過很多年的等待之後,普京成為了『英雄』事業的領袖,而後,在全國老百姓中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瞬間,新總理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他使全俄羅斯所有愛國者團結在他的周圍。」 亞歷山大·戈爾茨則另有一番看法:「作為一位政治家,俄羅斯第二任總統完全是靠鮮血和骯髒的車臣戰爭起家的。正因為利用了高加索戰爭作為最廣泛的選舉技巧,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競選中才避免了使用以前議會選舉中經常採取的骯髒手段。年輕人應當努力擺脫代言人的尷尬處境,這讓人們立即想起了蝙蝠俠和詹姆斯·邦德。」 
  但問題不只是戰爭本身,因為戰爭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發生,並為新總理和俄羅斯的命運帶來不同的結果。問題在於並非簡單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於對使用武力宣佈承擔直接的和主要的責任(在1994~1996年,無論是葉利欽還是切爾諾梅爾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那時強力部門的部長們在車臣行動中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普京開始解決新戰爭中的所有主要問題。這樣一來,軍隊的戰果也就成了他的成績。對於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而言,車臣成為一個槓桿,整個俄羅斯的形勢通過它開始扭轉。 
  普京的批評者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們希望俄羅斯軍隊和愛國者在車臣遭受失敗,而且是決定性的失敗。例如由古辛斯基苦心經營的《今日報》就預言:「在冬天的行動中,普京的支持率可能會在鮮血中急劇下降,也就是說,除了戰爭之外,普京什麼也不會幹。克里姆林宮不是委任他主要抓經濟嗎?他能勝任嗎?除他之外有人能幹!」 《總結》雜誌主編謝爾蓋·帕爾霍緬科更為尖銳和公開地寫道:「普京的奇跡和凱旋出現了:在轟炸和掃射中大量無辜者死去,而匪徒們卻在山上的營地裡安安靜靜地安裝設備;在印古什的集中營裡,忍饑挨餓的難民遭受嘲笑,而恐怖分子卻以連、營為單位出現在通往巴庫、第比利斯和伊斯坦布爾道路上的餐館和飯店裡。普京取得成就的基礎還包括冷血政策,他利用了社會意識的陰暗面,如民族主義、盲從性、殘酷性和極端復仇心理。這種仇恨式的狂歡只有在飛機裡滿是軍人的棺木、聯邦軍隊遭受重大挫折時才會停止。」 
  讓人納悶的是,在帕爾霍緬科這篇充滿憎恨的文章中,居然將車臣武裝分子稱為恐怖分子和匪徒。相似的看法在許多西方觀察家的文章中也經常出現。1999年9月,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正在崩潰帝國的雜音」的文章。作者將20世紀末俄羅斯局勢與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做了比較,那時就連尼古拉二世也稱後者為「歐洲病夫」。M.瑞恩多爾茨認為,不只車臣,整個北高加索這8年來都處於起義狀態,俄羅斯無法改變這一局面,否則將導致自我毀滅。最終的結論是這樣的:「西方應當準備為俄羅斯送葬,而不是在手術之後等待它的康復和振興。」 
  對於我們來說,很幸運,這種希望沒能成為現實,儘管事件曾經朝糟糕方向發展的危險性很大。 
  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 
  在這裡沒有必要詳細地敘述1999年夏、秋在北高加索所發生事件的全部過程。與車臣相鄰地區局勢曾經非常緊張,從1999年春天開始這種狀況更加惡化。但是在對待車臣和達吉斯坦瓦哈比武裝分子的態度問題上,斯捷帕申政府繼續奉行和平政策。 
  早在8月1日,第一批車臣武裝分子就潛入位於達吉斯坦山區的楚馬金區,但這不過是一次預演。在8月8日這個星期天的夜晚,武裝分子的主力滲透到相鄰的波特利赫區。從本質上說,這次侵略蓄謀已久。當然,瓦哈比分子對達吉斯坦的進攻非常冒險,他們得到了達吉斯坦山區村莊居民的款待和幫助。儘管這樣,應當說這還是一次膽大妄為的冒險,因為反擊行動緊接著就開始了。受葉利欽委任解決所有與侵略俄羅斯領土有關問題的新總理普京很快領導了反擊行動。普京不是單純解決軍事問題,而是更有效地解決了這裡出現的政治、經濟、幹部和財政問題。根據普京的指示,參加戰鬥的軍官和士兵的津貼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到8月底時,哈塔卜和巴薩耶夫領導的武裝遭受重大損失退回車臣,但人數已達1萬多人的俄羅斯軍隊並沒有到車臣領土上乘勝追擊。這個時候,普京通過了一項最重要的決定,即摧毀達吉斯坦瓦哈比分子在卡達爾地區建立的基地,因為它會成為伊斯蘭狂熱宗教信徒向裡海地區輸出信仰的軍事基地。 
  早在8月底時,普京就在白宮召集車臣問題會議,同時邀請了所有的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基裡延科、普裡馬科夫和斯捷帕申參加。這時,達吉斯坦激烈的戰鬥正在進行,但這幾位前總理認為將軍事行動的戰場轉移到車臣境內是不現實的。他們堅持採取的軍事行動應當有所限制,要保證居民的安全,並最大限度地保證減少俄羅斯士兵的傷亡。國家軍事領導層的意見與此相反,儘管這些將軍中也存在意見分歧。最終的決定由弗拉基米爾·普京做出——我們今天已經清楚,這個決定是什麼。在達吉斯坦戰鬥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的3棟居民樓先後發生爆炸,幾百名和平的居民在睡夢中慘死。在第一起爆炸事件發生之後沒幾天就已經查清,這幾起凶殘行動的線索均指向位於車臣境內的瓦哈比分子營地。調查還需要很長時間,憤怒而恐懼的居民要求政府採取果斷行動,他們已經無法強迫自己再等待下去。不僅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幾乎所有的俄羅斯大城市的內務機關、聯邦安全局、民防以及由居民自願組成的糾察隊對所有的交通工具、空置的場所、地下室以及頂層閣樓進行了詳細的、拉網式排查。這些措施避免了在某些居民樓裡已經準備好的爆炸行為,並找出了很多與可怕的恐怖襲擊組織者有關的新線索。   
  車臣問題(2)   
  後來,一些對普京不懷好意的人指控說,政府沒有對9月的幾起爆炸進行認真的調查。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調查非常徹底,也有效果。 
  但是,調查活動僅僅是一方面,政治和軍事上的準備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所以,毫不奇怪,在調查結束前,普京就下達命令中斷與車臣的鐵路和航空運輸。緊接著,經政府同意,聯邦軍隊切斷了車臣境內的能源運輸和通信聯絡,並關閉了石油和天然氣管道。車臣的主要機場、臨近格羅茲尼市不遠的北方機場遭到空襲。又過了兩天,俄羅斯空軍大規模的轟炸和導彈打擊了車臣軍事基地、營地、交通樞紐、燃料庫、橋樑和道路。在車臣邊境大規模的聯合集群部隊開始組建,後方基地和所有必須的地面設施也建立了起來,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使用武力徹底消滅俄羅斯領土上的伊斯蘭恐怖政權的決心在增加。 
  眾所周知,在1994年由帕維爾·格拉喬夫將軍領導的俄羅斯軍隊領導層曾經以壓倒性的優勢認為,借助於軍隊在車臣恢復俄羅斯憲法秩序將是非常輕鬆的任務。格拉喬夫非常認真地說,在幾天時間內,用幾個空降團就可以完成任務。根據格拉喬夫向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提交的計劃,車臣的整個軍事行動可以在1個月內完成,其中3~4天就可以殲滅位於格羅茲尼的杜達耶夫分子。 
  但是,俄羅斯軍隊在1995~1996年遭到嚴重損失之後,在俄羅斯政治圈和部分軍事領導人當中佔上風的意見是,在車臣進行的任何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都必定失敗,而車臣恐怖分子和戰鬥人員也強化了俄羅斯某些政治家的這種觀點。被匪徒們綁架的俄羅斯公民接近2000人,並且這一數目正在增加,這些「奴隸販子」感到逍遙法外和擁有無限權力是正常的事。謝爾蓋·斯捷帕申後來承認,無論是他還是他領導的政府都沒有制定在車臣領土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任何計劃,他在許多方面都不贊同新總理普京的指示和命令。最堅決地反對在車臣實施大規模軍事打擊行動的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和斯捷帕申組成了政治聯盟。尤里·盧日科夫和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呼籲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建議有限度地使用特種行動並圍繞車臣周圍建立「隔離區」。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主席伊戈爾·斯特羅耶夫公開宣佈,俄羅斯不應當急於開展地面行動。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羅曼·波波科維奇9月中旬也稱:「可以採取軍事行動,但是當前卻不合時宜。」面對有關車臣進行地面軍事行動可能性的問題時,薩拉托夫州州長康斯坦丁·季托夫回答:「對俄羅斯來說,這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還會是一場災難。」 
  當時,有關保衛俄羅斯領土、使其免受車臣武裝分子侵犯的最激進提議也僅僅是俄軍推進到捷列克河左岸——這可以實質性地縮小「隔離區」的寬度。在9月初,甚至連那位在第一次車臣戰爭和在達吉斯坦地區作戰行動中表現突出、而且思想也比較激進的弗拉基米爾·沙馬諾夫將軍,在被任命為駐紮在靠近車臣行政邊界地區的第58集團軍司令時也宣佈:「軍隊將不會進入車臣共和國境內。」沙馬諾夫堅信自己的實力,但卻懷疑俄羅斯政治家們是否靠得住。 
  所有車臣首領,其中包括馬斯哈多夫、巴薩耶夫和哈塔卜,顯然都很害怕俄羅斯的軍隊開進車臣共和國。正因如此,莫斯科那些所有親車臣和西方的報紙、廣播和電視台在9月份開始加足馬力、大肆宣傳。但是,在車臣和俄軍駐紮地區,記者們的工作程序發生了決定性改變,進入叛亂的車臣共和國內的只有個別西方記者,並且還是靠非法的手段。已遭解散的「士兵母親」組織的代表們不被允許進入車臣共和國內。能夠證明戰爭正在日益迫近的跡象還有,當時不僅許多西方報紙和雜誌,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俄羅斯大眾傳媒上都充斥著大量謊言和虛假信息。 
  摩夫拉特·烏杜格達互聯網站上開始散佈有關俄羅斯特工部門曾與巴薩耶夫和哈塔卜的部隊相勾結進攻達吉斯坦、並與莫斯科居民樓爆炸有關等惡意誹謗性的消息,一些報刊則紛紛轉載、傳播。俄羅斯《新報》、《說法》以及英國《獨立報》等報道了一些離奇的偵探故事,說克里姆林宮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沃洛申和寡頭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早在1999年夏天就乘坐私人飛機和土耳其快艇秘密抵達法國的藍色海岸。在阿拉伯億萬富翁阿吉納·卡紹吉所有的一棟高級別墅內,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他們兩人同在土耳其特工護衛下趕到那裡的沙米爾·巴薩耶夫舉行了多次會談。後來,在這個天方夜譚一般的故事中,沃洛申的名字又換成了那時還是聯邦安全局局長的普京的名字,但秘密會見沙米爾·巴薩耶夫的地點不是法國,而是西班牙;普京與巴薩耶夫一起共同制定了獲得一場「小規模戰爭的勝利」的計劃,以幫助自己登上俄羅斯權力頂峰。 
  又過了一段時間,當重複傳播這些謠言已不再合時宜時,一些西方報紙的記者開始向普京發難,責問他為何不通過法律程序對謠言的始作俑者和傳播者們提起法律訴訟,而僅限於並不十分清晰的闢謠。但是,與報紙和記者們走訴訟渠道可能要耗上幾年的工夫,而那時迫切需要做的並不是雇律師打官司,而是盡早採取行動。普京非常明確地做出了決策,確定了在車臣領土內採取密集軍事行動的規模和任務。他還說服葉利欽總統,讓他相信通過採取軍事行動來消滅俄羅斯境內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和瓦哈比教派分子策源地的必要性。1999年9月和10月份,葉利欽總統完全支持總理。最後,普京沒有做任何隱瞞,將所擬定的措施全盤報告給了葉利欽。這個計劃由強力部門制定,其發起人和實施者是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長阿納托利·克瓦什寧將軍。是的,對盤踞在北高加索地區的武裝分子,軍方決定不採取簡單的驅逐戰術,而是要將他們全部殲滅——採取這樣強硬的行動可能會帶來各種嚴重後果。儘管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性質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事先並不能完全預料得到,但軍事行動已經沒有其他的出路。由普京的對頭們針對此所提出的一切質疑,只會使車臣問題、高加索問題以及俄羅斯問題的「死結」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車臣問題(3)   
  由普京做出決定的、全部徹底地殲滅車臣匪幫和消除恐怖主義分子的所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聯邦軍隊在車臣的第二次失敗可能會徹底斷送俄羅斯軍隊和國家的威望與尊嚴。因此,普京和將軍們的行動既堅決果斷、毫不妥協,同時也很謹慎,這一點直接決定了10月和11月的軍事行動的戰術。無論是整個行動,還是其各個階段,都沒有限定具體的結束日期,戰役的細節由總參謀部制定,但戰略和戰術的主要問題則是在有普京、強力部門領導人以及特邀人員共同參加的作戰會議上決定的。軍人接到的命令是「可以不吝惜彈藥」,但一定要盡量減少傷亡。 
  與那些葉利欽已經不滿普京威望上升的謠言正相反,葉利欽總統不但沒有限制,反而頒布了一系列命令來擴大普京的權限。恰恰是普京採納了總參謀長阿納托利·克瓦什寧和國防部長伊戈爾·謝爾蓋耶夫的報告。普京先是飛抵達吉斯坦,然後又來到所有軍兵種的聯合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莫茲多克。正是由於總理以及直屬機構緊張、有條不紊的工作,才保證了開始於10月份的俄軍在車臣實施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取得的重大成果。 
  俄軍的秋季攻勢 
  1999年8月和9月初在達吉斯坦實施的作戰行動證明,俄羅斯軍隊和內務部隊比我們看到的他們在1994~1996年車臣戰爭中的表現要強得多。當然,也發生過一些不協調和操之過急的事例:有時空軍轟炸自己的部隊;強攻高地和村落時遭到了不必要的損失;個別內務部隊的將軍驚慌失措;莫斯科作戰總部下達的命令也並非總是與戰場的實際情況完全符合。 
  在10月和11月的車臣,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幅場景。令西方軍事觀察家和俄羅斯政治家、媒體感到驚奇的是,在車臣作戰的俄羅斯軍隊表現出了與幾年前完全不同的嶄新風貌。對於這一點,甚至部分俄羅斯將軍們也都非常吃驚。一些報紙發出疑問:「這些自信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士兵和軍官們是從哪兒一夜之間冒出來的?就連那些8月份還對俄軍的作戰能力持懷疑態度的記者們,現在也承認他們是已經調試好的『軍事機器』,那以前這十萬大軍都躲在哪裡睡大覺呢?從哪兒弄出來三位將軍——維克多·卡贊采夫、根納季·特羅捨夫和弗拉基米爾·沙馬諾夫?儘管他們看起來有些粗魯,但卻非常內行並具備專業精神,他們分別從北、西和東三個方向層層推進,在有生力量和武器遭受最小損失的情況下,在秋末時控制了車臣60%的領土。」 
  一家西方報紙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不是倉促上陣。」的確,俄羅斯軍隊向前推進的速度很緩慢,小心翼翼,避免進行強攻和突破。在執行更為複雜的、新的作戰任務之前,俄軍甚至還進行教學射擊演示和軍事演習,以加強對敵人的打擊力度。 
  俄羅斯軍隊聰明地使用自己火力猛烈的優勢,採取「火力開道」的戰術,令車臣武裝分子的抵抗顯得軟弱無力。在這種戰術下,俄羅斯聯合集群部隊沒有給敵人任何喘息的機會。 
  俄軍既不與車臣武裝分子正面交鋒,也不準備摧毀車臣境內修建在各處的築壘陣地,而是繞開它們,拉開在開闊地帶作戰的架勢,迫使害怕被包圍的敵人慌忙撤退。俄軍既沒有強攻村莊,又繞開了城市,只用向前推進的戰術迫使車臣人要麼宣佈投降,要麼選擇逃離。曾經很多次出現過這樣的一幅場景:在車臣一些小城市和鎮子裡,不只俄羅斯人,還有車臣人開始支持和幫助俄羅斯軍隊恢復秩序,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拯救自己的家園和財產。幾萬難民離開了家園,他們大部分逃往印古什共和國,在那裡,他們不僅受印古什當局的保護,也得到俄羅斯軍隊的保護。 
  儘管戰爭明顯沒有按照預先制定的計劃進行,而且一些新的分隊以及部分軍官和將軍是從俄羅斯各地趕赴戰場的,但他們很快就適應了整體軍事機制的運轉。在各兵種之間、軍隊和內務部隊之間沒有產生明顯的矛盾。10月和11月,俄軍有生力量和軍事裝備的損失降到了最低點,過去那場(車臣)戰爭的損失與之相比簡直就無法相提並論。有一段時期,軍隊甚至實現了「無傷亡」向前推進。 
  俄羅斯部隊並沒有選擇留在捷列克河一線,而是等後勤部隊趕上來以後,快速強渡了這條河流屏障,開始解放位於車臣山地與捷列克河之間的人口稠密地區。從在達吉斯坦打響防禦戰,到解放古傑爾梅斯、阿爾貢和合圍格羅茲尼,戰爭大致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每次戰爭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之前,都要總結所實施行動的經驗和教訓、鞏固和肅清解放區的殘餘之敵,此外,還要認真評估俄羅斯軍方自己的軍事實力、敵方的兵力、車臣居民的行動和俄羅斯社會輿論環境的變化等。 
  在這裡,我們不打算討論俄羅斯軍隊取勝的純軍事因素,在車臣,俄羅斯部署了一個龐大的集群:到1999年12月1日,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內務部隊軍人以及警察的總人數已接近15萬人,而車臣武裝分子只有2萬,更不用說俄軍在裝甲車、火炮和飛機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其他優勢,例如,俄羅斯軍人得到了許多生活在達吉斯坦的穆斯林民眾出乎意料的支持。在上次車臣戰爭中,位於邊界地區的達吉斯坦民眾對俄羅斯軍人沒有表現出任何好感,相反,他們還帶有明顯的敵意。當俄羅斯海軍陸戰隊和一部分空降部隊被空投到這裡時,將軍們的期望值是,當地居民能夠保持中立就算不錯了,但事實是,俄羅斯軍隊得到了他們的讚賞和幫助,其中快速組建起來的民兵也為俄軍提供了戰鬥支援。   
  車臣問題(4)   
  對於軍隊來說,能夠得到幾乎整個俄羅斯社會輿論的支持是最為重要的。人們對瓦哈比教派分子肆無忌憚地侵略達吉斯坦以及在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市的居民樓製造系列爆炸事件感到極度震驚。「民主派」媒體習慣發起的、矛頭直指「無能將軍們」的運動也得到了壓制,沒有掀起什麼波瀾。1999年秋,那些對普京不友善的人開始慌了起來,他們沒有料到事態會如此發展。在那些受某些勢力資助出版的報紙版面上,互相矛盾的報道比比皆是。一會兒,這家報紙說俄軍損失慘重,但(軍方和當局)竭力掩藏事實真相;一會兒,另一家報紙又講,內務部隊和空降部隊的坦克、裝甲運兵車塞滿了從車臣平民家中掠奪來的貴重的波斯地毯,在車臣的公路上橫衝直撞,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和軍官朝車臣人胡亂掃射。 
  在這場編造新聞的大戰中,《生意人報》、《新報》、《共同報》、《總結》雜誌和《政權》雜誌表現得最為起勁。在這些媒體中,人們可以讀到這樣的報道,諸如「在車臣,真正的戰爭尚未開始」;「主要的戰鬥和損失還在後頭」;「軍隊不得不強攻格羅茲尼」並進行山地戰;武裝分子並非簡單的實力不濟,而是在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製造「按壓彈簧」的效果;車臣武裝分子尚沒有顯示自己從後方打擊俄軍的力量,「俄羅斯士兵的士氣下降」,車臣武裝分子的反擊能力在一步步上升,等等。 
  但情報顯示的是,車臣南部和格羅茲尼市的領導人和戰地指揮官們已成驚弓之鳥,他們相互爭吵,彈藥和糧食也已接近告罄。一些報紙甚至表達希望西方干預的意向,讓西方領導人向葉利欽施加壓力,將普京從總理的寶座上弄下來,讓俄軍停止在車臣的軍事行動。俄羅斯和西方的觀察家們在10月寫道,不付出慘重代價,俄羅斯軍隊休想強渡捷列克河,古傑爾梅斯也將成為一座無法攻克的堡壘。但是,實際上俄軍幾乎沒有遭遇重大抵抗,兵不血刃地成功強渡捷列克河,而那些控制古傑爾梅斯市及周邊地區的車臣領導人和大部分戰鬥人員也倒向俄羅斯方面,為古傑爾梅斯這座車臣第二大城市成為車臣共和國臨時首府創造了條件。 
  在古傑爾梅斯和其他車臣山區,車臣穆夫提艾哈邁德·卡德羅夫和格羅茲尼前市長比斯朗·甘捷米洛夫召集了成百上千的車臣人。他們主張,作為一個聯邦主體留在俄羅斯大家庭當中的車臣共和國,準備對瓦哈比教派分子和外國僱傭軍、實際控制車臣政權的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宣戰。早在1999年秋天,普京總理就在白宮會見了穆夫提艾哈邁德·卡德羅夫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移居外地的車臣族活動家,宣佈將採取軍事、政治相結合的手段來解決車臣問題。在車臣共和國已經解放的地區,基本上都是由當地人領導剛剛組建的地方政權。1995~1996年間擔任過扎夫加耶夫政府副總理的鐵道兵將軍尼古拉·科什曼被普京任命為全車臣臨時行政當局的領導人。 
  簡單推翻1999年前俄羅斯在車臣所採取的所有政策以及否定那些參與實施這些政策的人都是不可能,也是不應當的。與此相反,能夠恰如其分地運用上次戰爭特別是結束階段的所有經驗,成為了新的軍事行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基於這一原因,那些1994~1996年在第一次車臣戰爭中表現優異的軍官在1999年首批被任命為各個部隊和分隊的長官。 
  俄羅斯在1998年8月對車臣叛軍做出的「事實投降」決定,是武裝力量最為痛苦的時刻,當時甚至有軍官選擇了自殺。的確,在車臣他們遭受了巨大損失,但也正像許多將軍和軍官認為的那樣,那時他們正接近取得勝利的邊緣。然而,車臣戰爭的失利也刺激了俄羅斯上層著手推動實施軍事改革,還推動了指揮官的更新。 
  在各個軍區、兵種中建立起常備作戰部隊和分隊,這是改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既然國家財力暫時無法保證滿足全軍所必需的資源,那麼就應當至少優先充分保障部分軍隊的必要資源。恰恰是這些常備作戰分隊和訓練精良的合同兵們,而不是那些剛入伍的、沒有任何作戰經驗的新兵們構成了車臣攻勢的主力部隊。這成為了車臣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也促進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例如,俄羅斯吸取了北約針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戰爭的經驗;從根本上提高軍人津貼措施的施行讓每一位參加軍事行動的人員都從中受益,大大提高了俄羅斯士兵的戰鬥士氣。而俄羅斯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於,無論將軍還是士兵,大家都理解、也感受到或是猜測到,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決定俄羅斯的命運。 
  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巨大功勳恰恰在於,他特別注意認真闡釋在車臣和北高加索地區動武的原因和必要性,而不只是誇誇其談地稱堅決「在車臣恢復俄羅斯憲法秩序」。 
  當然,因為車臣戰爭,普京又增加了不少反對者。 
  戰爭爆發的原因 
  曾經有不少觀察家和分析家認為,車臣戰爭是爭奪裡海石油的戰爭。還有許多對俄羅斯、對新總理和老總統懷有惡意的人則稱車臣戰爭是「普京總理的戰爭」。根據這些人的看法,一場小規模戰爭的勝利能夠幫助失去威信的現政權體制從政治死胡同中走出來;只有在北高加索戰爭中取得勝利,才能夠幫助葉利欽安然地離開克里姆林宮,實質性地提高普京登上總統寶座的幾率……   
  車臣問題(5)   
  另外一些人認為,新的車臣戰爭是按照自身的復仇邏輯展開的,而這場戰爭的性質是由俄羅斯將領們的利益所決定的。眾所周知,官方的說法是俄羅斯在鎮壓叛亂,反擊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和瓦哈比匪幫的侵略,後者試圖在俄羅斯南部從裡海到黑海的廣大區域內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學說為基礎的新穆斯林國家。 
  毋庸置疑,所有這些原因和動機都是客觀存在的,並對戰爭進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是,還有更為深層的衝突原因和動機,其根源見於全俄羅斯、整個高加索、北高加索和車臣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歷史。 
  最接近真相的觀點,可以認為俄軍(採取軍事行動)是為了維護俄羅斯聯邦的統一和完整。因為作為國家,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不僅生活著俄羅斯人民,還有其他民族的人民。無論是作為一個社會,還是作為一個國家,俄羅斯歷史上不僅是俄羅斯人的、斯拉夫人的和東正教的構成體,而且還是多民族的、多種族的和多宗教信仰的國家和社會。蘇聯的解體和作為新的主權國家而建立的俄羅斯聯邦都沒有改變俄羅斯的這一主要特徵。對於俄羅斯領導人來說,這一主要特徵不僅帶來許多有利條件,同時也給他們出了許多難題。 
  當人們說俄羅斯是一個保持東正教價值觀的歐洲國家時,弗拉基米爾·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回應:這可以被用來表示和界定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俄羅斯,但只是其特點、本質的一個方面。在俄羅斯,持有如此觀點的人大多分佈在俄羅斯的西部、北部和中央區,但是對於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則就不太適用了。在俄羅斯聯邦南部和東部的廣袤地區,生生不息地生活著其他一些民族,儘管他們也積極地應用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但卻信仰其他宗教,有其自身的傳統和文化。客觀地說,今天的俄羅斯匯聚了許多地區以及沒有俄羅斯國家的保護就很難保障自身富足安康、生活繁衍的眾多民族。達吉斯坦居民在1999年秋天曾說過:「過去,有人靠武力讓我們歸順俄羅斯;但現在,只有用武力才能將我們從這裡分離出去。」 
  主張將俄羅斯建成一個單純的東正教國家,拒絕接納不是東正教信徒、而是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地區的首先是車臣(而這也正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的 「自我限定」的觀點)。然而,這也就意味著將破壞歷史上形成的、俄羅斯作為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所構成的形象和實質。在90年代,許多俄羅斯思想家、政論家和政治家都在探尋民族國家的主要思想,但問題的提出未必真正有效。因為「俄羅斯民族思想」和「俄羅斯國家思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方案,兩者之間不存在一種解決方法。 
  俄羅斯不再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也不再是一個帝國,但它也不是俄羅斯民族的國家,猶如法國是法蘭西民族的國家、德國是德意志民族的國家、日本是日本人的國家那樣。作為一個國家,現今的俄羅斯聯邦要維護各民族的正常生活;幫助各族人民在聯邦內進行文化財富交流和經濟合作,享受、掌握世界經濟和世界文明的成果。俄羅斯文化的成就並不能夠給予作為民族存在的俄羅斯人以任何優越地位。無論是多民族的達吉斯坦還是奧塞梯,無論是卡巴爾達-巴爾卡爾還是巴什基爾和韃靼,無論是卡爾梅克還是布裡亞特,今天都沒有想過要獨立於俄羅斯之外,去擁有自己的民族國家和經濟生活。 
  但是,許多車臣分離主義思想家卻持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們發展了車臣人是特殊人的神話,認為車臣人不瞭解國家制度,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現代文明的成果,甚至想像搗毀腐化墮落的巢穴一樣摧垮自己的城市,消滅種族混雜和同化現象,遵照古老的規章制度和刻板的宗教習俗去生活。霍什-阿赫邁特·努哈耶夫認為:「……只有那些不承認國家和國際法權威,拒絕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的拜金規則的虔誠伊斯蘭教徒,才是一個純粹的車臣人。這就是哈尼夫思想,它遵循一種基本的、天然的、所有一神教闡釋者們傳輸的遵循生命的基礎、血統關係和姻親關係、自古相沿的懲罰準則,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規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規戒律。為了成為哈尼夫主義者,就必須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應當是這個詞初始神聖意義上的野蠻之人。」 
  駁斥這些奇談怪論毫無意義,某些狂熱者曾嘗試過並正在嘗試將這些奇談怪論強加於所有車臣人民。高加索山區各民族的歷史非常複雜,與其相關聯的許多問題和事件都無法用片面的含義去解決或評價。儘管如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確認,那種認為一個獨立、和平、繁榮、內涵豐富的車臣只能遵照古蘭經的規定和自然法則去生活的觀點,完全是神話。車臣人民和他的鄰居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區各民族之間那段充滿戰爭與悲劇的關係史也證明,車臣民族和車臣社會脫離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脫離俄羅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事實證明,就連那些生活在格魯吉亞的車臣難民,也開始成立學校,使用俄羅斯教材和俄語給孩子們上課,教他們背誦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歌。 
  如果取消車臣的俄羅斯聯邦成員資格,或是允許車臣從俄聯邦脫離,車臣將不具備一個獨立國家存在(況且他們信仰的是無國家論)所必須的實力、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以及歷史經驗和傳統,特別是車臣位於高加索這片不尋常的土地上。在這裡,幾種古老文化和宗教交織在一起,車臣不僅僅是處於孤立狀態,甚至還處於被半敵視的包圍圈之中。關於這一點,1996~1999年的經驗已經得到了清晰的證明,車臣不僅開始變成一個極端的伊斯蘭教國家(甚至是虛假的國家),而且也成了國際恐怖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組織手中的「木偶」、讓所有鄰居都深感恐懼的富有侵略性的組織。在那裡,他們主要靠扣押人質、敲詐勒索、走私貨物、買賣毒品等勾當讓自己存活下去。在90年代,不僅僅是達吉斯坦和斯塔夫羅波爾的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其他一些地區,包括奧塞梯和格魯吉亞也未能倖免。   
  車臣問題(6)   
  車臣所走的這一發展道路不僅與其相鄰的各州和共和國的利益大相逕庭,而且也與車臣人民本身的利益相去甚遠。那時,車臣人民已經被那些鼓吹消滅統一中心、拒絕統一領導、不要統一政策的各個武裝集團所控制,宗教狂們和許多僱傭軍組建了車臣大部分武裝組織,其成員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國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科索沃以及西烏克蘭、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等。同樣,車臣首領所選擇的道路也不符合旅居俄羅斯的車臣人的利益。要知道,目前生活在俄羅斯各地的車臣族人數已經接近留在車臣境內的居民人數。現有的各種不同派別、各個集團以及那些有聲望的活動家,如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薩讓婭·烏馬拉多娃等旅居俄羅斯內地的車臣族人歷來都反對由瓦哈比教派狂熱分子和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共同控制的車臣政權。 
  對於旅居海外的車臣人來說,經濟利益是優先考慮因素,這一點促使他們服從俄羅斯的領導。當然,那些從事毒品買賣、軍火交易和人質綁架的犯罪團伙,對於車臣當局的態度例外。 
  上面所陳列的事實絲毫不意味著俄羅斯同車臣這個叛亂省份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從前發生過的所有衝突和難題,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種族清洗、莫斯科與車臣間關係所出現的問題等,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使用非戰爭方式解決的可能性,只不過由於俄羅斯政治家們和車臣首領們的錯誤而喪失了機會。於是,在車臣的新的軍事行動變得不可避免,巴薩耶夫和哈塔卜的軍隊迷戀於莫斯科的無能為力並自信會輕易獲勝,結果他們的進攻最終只是導致了第二次車臣戰爭提速。 
  俄羅斯政治力量新的分化組合 
  1999年8月,已經開始站在競選運動和政治鬥爭起跑線上的俄羅斯政治家們,沒有哪個人能夠預料到8月底和9月國內社會情緒會發生如此急劇的變化。很顯然這種社會情緒受到了發生在達吉斯坦的戰爭、特別是莫斯科市和伏爾加頓斯克市居民樓爆炸的影響。 
  對於這些恐怖事件的爆發,大部分俄羅斯民眾不僅表現得無比憤怒,而且也感到非常恐慌。社會學家非常清楚,民眾的恐慌對於社會和政治領域具有巨大意義。「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0年代在俄羅斯民眾感到恐慌的要素中,名列前茅的是親人生病、犯罪活動、自己生病、貧困和濫用職權等。但是到了9月,上述所有因素都暫時讓位於一個新因素,那就是車臣恐怖主義。這種恐慌既能渙散人心,也能夠激發鬥志。 
  普京總理的決斷和強硬性格以及他那句「國家將把各個角落裡的恐怖分子都『浸在水裡』,如果需要的話,就把他們弄到『茅坑裡浸死』」的名言,令俄羅斯居民和強力部門人員鬥志昂揚。令反對派們感到異常驚訝的是,正是由於1999年10~11月在車臣採取的軍事行動獲得了毋庸置疑的勝利,普京的支持率才得以急速上升。這樣,俄羅斯社會輿論不無根據地將這些勝利、俄羅斯參戰部隊的嶄新風貌與做出突出功績的將軍們的作用聯繫在一起。更為重要的是,社會輿論認為勝利的取得和軍隊的新形象與普京總理的剛毅果敢、明確清晰以及效率極高的工作關係更大。人們可以從許多報紙和雜誌上看到以不同方式表述的這類句子,如「俄羅斯開始喜歡上一位他們從前完全不瞭解的人」等。 
  我並不認為普京有可能曾經認真思考過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全部教訓、研究過19和20世紀俄羅斯與車臣之間的所有複雜矛盾關係的方方面面並參閱過大量的分析資料和對策建議,所以,戰爭失敗的風險其實是很大的,但事實也證明普京做對了。其實,這不只是單純的普京總理決策正確的問題,應該可以稱是決定國家命運的重要決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回答偉大發現是如何誕生的這一問題時,曾說過:「非常簡單。所有人都知道,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答案。但是,這時來了一個對此一無所知的人……」 
  專家和政治學家們一直在爭論不休,是不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忠於他的將軍們一時心血來潮,下達了聯邦部隊在車臣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或者是政權高層真的已經準確預見到,新的戰爭能讓他們獲得對俄羅斯國內政治發展有利的因素? 
  這曾是一些政客之間的奇怪爭論,他們認為這一重要軍事行動決策的主要動機要麼是感情衝動的產物,要麼是政權本身為一己私利謀劃的結果。 
  無疑,在1999年8月、9月,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的確不小,而且政府也曾經考慮過政權形象問題。在解放並完成對車臣上捷列克區的「清剿」行動後,普京在副駕駛的位置上乘坐蘇-24強擊機,前往該地區視察茲納緬斯基村,參觀士兵食堂並慰問戰地醫院中的負傷戰士。普京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一位政府首腦在戰爭中都應該做的,目的是提高軍隊的戰鬥精神並拉抬自己的支持率。但我認為,普京1999年秋天活動的主要動機是關心俄羅斯國家利益以及包括車臣人民利益在內的俄羅斯各族人民的利益。 
  11月底,在車臣展開的軍事行動已經擁有了自己獨特的進程,在那裡組建的戰爭機器已經幾乎能夠不停頓地「運轉」。儘管將來還會面臨爭奪格羅茲尼和山區控制權的戰鬥,但弗拉基米爾·普京此時已經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俄羅斯經濟和國家建設問題上。在為普京擔任總理的三個月工作進行「盤點」時,政治學家尼古拉·烏裡揚諾夫寫道:「之所以政府主席普京的支持率還在快速增長,已經不再是由於普京言語和行動的強硬了,而是他的所作所為正好與民眾希望懲治無所不在的犯罪、官僚不善經營和貪污詐騙的願望相符合。人們認為,有別於他的前任們,普京總理知道如何使國家擺脫危機,他有縝密的行動計劃,他不害怕表現出獨立性,也不唯總統及其親信們的馬首是瞻。所以,就在葉利欽總統每次召見普京總理,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工作的時候,也沒有降低俄羅斯公民對其的信任度。如果評價作為總理的普京表現得怎麼樣的話,那麼以北高加索的軍事行動為例,最讓人注目的是,普京曾經許下諾言並兌現了;無論是在達吉斯坦還是在車臣,車臣戰鬥部隊和內務部隊間甚至連一起因行動不協調而導致人員無謂傷亡的嚴重事件都沒有發生。」   
  車臣問題(7)   
  1999年秋,俄羅斯社會基本關注的都是車臣戰爭,其他所有問題都退居次要地位。很顯然,這根本改變了國家杜馬選舉運動的整個進程,因為所有競選聯盟和政黨都必須重新定位他們對這場戰爭、俄羅斯軍隊以及車臣及其周邊局勢的態度。 
  對於俄羅斯選民來說,各個政黨和候選人對車臣戰爭的態度要比其他承諾和綱領更加重要,這種狀況業已改變各政治家、各政黨的支持率和獲勝的機遇。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和他領導的俄羅斯人民共和黨索性拒絕參加國家杜馬選舉。他宣佈:「我不打算參加蟑螂們的競走比賽。」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這位將軍、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行政長官還曾公開宣佈:「我將成為俄羅斯的總統——不排除這一目標很快就能實現。」早在1999年夏天,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曾表示:「我有預感,很快他們就會召我去中央的。」但是現在,哈薩維尤爾特協定的所有條款都讓人們記住了這個列別德將軍:正是他所支持簽署的這個協議導致俄羅斯軍隊在1996年8~9月間完全撤出了車臣。 
  是的,停戰協定在那時當然是必須的,但是哈薩維尤爾特協定讓人聯想更多的不是停戰,而是投降。是的,列別德將軍當然是被馬斯哈多夫、烏杜戈夫及其他車臣首領們給蒙騙了,但是,也可以說這位俄羅斯安全會議秘書那時是心甘情願上當受騙的。1996年秋季他的聲明是極其混亂的,其內容裡對俄羅斯政府和軍事指揮的指責要比對車臣首領巴薩耶夫和馬斯哈多夫的指責多得多。 
  由前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領導的「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黨的狀況非常複雜,其地位遭到了強烈動搖。現在有很多人回憶說,恰恰是切爾諾梅爾金應該對向沙米爾·巴薩耶夫匪幫的屈辱退讓承擔主要責任。1995年6月,該匪幫佔領了布瓊諾夫斯克市的醫院和婦產醫院。正是在巴薩耶夫下令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普通公民後,切爾諾梅爾金竟然容忍這個匪徒帶領非法武裝分子像民族英雄凱旋一樣回到車臣。在那時,俄羅斯社會輿論基本上是站在切爾諾梅爾金一邊的,但到了1999年,開始有輿論譴責他軟弱、缺乏自信。讓我們想到的還有,切爾諾梅爾金在1995年夏宣佈俄軍暫停在車臣的軍事行動,這為車臣分離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使之得以在遭到失敗和損失以後恢復過來。切爾諾梅爾金實現了自己對恐怖分子的承諾,但卻未履行保障俄羅斯民眾安全的直接責任。 
  車臣戰爭讓斯捷帕申的政治資本貶值明顯。要知道,在你來我往、無緣無故地頻繁更換總理之後,謝爾蓋·斯捷帕申在1999年夏的政治資本曾經大增。對於右翼政黨來說,8月底的斯捷帕申是划得來的政治「新郎」。但在今天,提起斯捷帕申,人們想到更多的是1994年11月為阿夫圖爾哈諾夫的「部隊」招募俄羅斯坦克乘員的那件事。在那場對格羅茲尼市所發動的可笑的坦克進攻中,一些俄羅斯軍官屈辱地陣亡。時任聯邦安全局局長的謝爾蓋·斯捷帕申竭力為自己辯護,推脫由於自己的失誤給軍隊造成犧牲的責任。後來,斯捷帕申與俄羅斯聯邦國防部長帕維爾·格拉喬夫兩人一道成了導致第一次車臣戰爭以失敗告終的罪人。 
  由此來看,斯捷帕申與亞夫林斯基結盟不但不會提高、反而降低了「亞博盧」黨在政治上取勝的幾率也就毫不奇怪了。亞夫林斯基在1999年秋對車臣問題所持的立場使他不僅在軍警人員中非常不受歡迎,而且也遭到大多數政治熱情高的普通選民的討厭。 
  1999年秋,俄羅斯民眾也出人意料地、根本性地改變了對由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尤里·盧日科夫領導的「祖國—全俄羅斯」競選聯盟的態度。早在8月,該聯盟還曾被認為是所有競選黨派中最炙手可熱的,但是,這個聯盟的領導人卻堅決反對俄軍10月在車臣展開的軍事行動,只是到了大選開始前的最後一刻,普裡馬科夫和盧日科夫才從謹慎批評普京的車臣政策,轉變為小心翼翼並附帶許多條件地支持這項政策。與此相反,正是在1999年10~11月,選民對剛剛組建的、由緊急情況部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和著名運動員亞歷山大·卡列林領導的「統一」或者稱之為「熊」競選聯盟的支持率卻迅速竄升。 
  取得這一政治成就的主要原因在於,「統一」毫無保留地支持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車臣政策,而相應地,普京也公開支持「統一」聯盟。 
  攻克格羅茲尼 
  無論對俄聯邦軍隊,還是對車臣分離分子來說,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從第一次車臣戰爭開始就成為了一種象徵。隨著艱苦卓絕和大規模流血的格羅茲尼戰役的展開,這場戰爭才算真正開始。而結束也是在這裡,因為車臣非法武裝1996年突然攻克格羅茲尼,令俄羅斯高層極為震動,決策者被迫簽訂了有損國家尊嚴的哈薩維尤爾特協定。因此很少有人期望攻克格羅茲尼會向佔領古傑爾梅斯那樣輕鬆。 
  1999年10~11月,當俄軍沿車臣平原地區向前推進,順著捷列克山脈和孫扎山脈向格羅茲尼的遠方要衝逼近時,很顯然,車臣非法武裝將把這座城市當作自己主要的堡壘來堅守。他們加固了上次車臣戰爭留下的防禦工事。在俄軍的猛烈火力打擊下,他們的許多支隊開始撤退,但不是進入山區,而是退守在格羅茲尼市各處的陣地。   
  車臣問題(8)   
  眾所周知,巷戰是任何一場戰爭中最艱苦、流血最嚴重的部分。一些軍事專家因此建議包圍格羅茲尼,完全封鎖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裝分子投降。不過,這個提議遭到了否決:因為像對格羅茲尼這樣規模的城市實施包圍需要大量兵力,並且可能無法預測這種圍城措施要多長時間才能奏效。 
  某些俄羅斯軍事領導人提議只封鎖車臣首府的近郊,為平民進出留下1~2條通道,然後對非法武裝在城內把守的陣地實施不間斷的密集性大炮、導彈和炸彈攻擊;在炮火和轟炸給予敵人毀滅性打擊後,內務部隊的摩托化部隊和分隊向格羅茲尼推進;在城市上空,通過飛機散放傳單,讓城裡的武裝分子充分認識到這些威脅。不過,由於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這一計劃沒有實施。 
  由於擔心可能造成重大傷亡,快速、短兵相接的計劃也被否決。最後,決定使用緩慢推進的戰術:在密集火力的掩護下,沿相交線從四面八方發起攻擊。 
  每一支特種部隊都有嚴格的責任區,只有在仔細偵察後並在有當地居民當嚮導的前提下才能向前推進。在戰爭中,沒有傷亡是不可能的,但在格羅茲尼戰役中這種傷亡被降到了最低。在這裡,由彼斯蘭·甘塔米羅夫指揮的車臣警察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對城市街道和地下工事充分瞭解的基礎上,這支隊伍中有許多人絲毫不比守城者們遜色。儘管俄羅斯西方媒體對格羅茲尼的強攻戰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報道,但傳統概念上的,即以密集快速作戰為特徵的強攻戰實際上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分成許多戰鬥小組的聯邦武裝力量在格羅茲尼一個街區接一個街區地、一棟樓房接一棟樓房地慢慢清理,他們竭力不與敵人發生直接接觸。短兵相接的格鬥極其少見。儘管這一戰術可能拖延了贏得勝利的時間,但卻更加令人信服,因為這樣做將讓車臣戰地指揮官的計劃和如意算盤徹底破滅。 
  那麼,車臣戰地指揮官的如意算盤是什麼呢?他們的計劃都是根據上次車臣戰爭的經驗而制定的。很顯然,車臣非法武裝沒有能力擊垮俄羅斯軍隊,但是,他們希望給俄軍以巨大的殺傷,從而招致俄羅斯社會輿論的憤慨,最終迫使莫斯科的政治家們下令停止進攻,尋求談判和讓步。他們甚至還堅信會得到不是來自東方、而是來自西方的支持。 
  俄羅斯許多報刊雜誌都對他們的如意算盤和期望表示贊同,這些媒體的老闆和主編們希望看到俄軍再次失敗。諸如「當『貨物-200』(即戰死的俄羅斯士兵棺木)源源不斷地從戰場運回俄羅斯,車臣的一切都將發生變化」之類的論題在大部分報刊上屢見不鮮。米哈伊爾·克魯戈夫在《新報》上高調宣佈:「格羅茲尼應當成為第二個斯大林格勒,它應當促使國際社會更加關注車臣事件。所以,在西方給予俄羅斯經濟以致命打擊之前,格羅茲尼一定會挺得住。」 
  這些如意算盤都落空了。格羅茲尼被宣告攻陷。總攻結束後,戰場橫七豎八躺滿了車臣武裝分子的屍體,他們中許多人因試圖突圍而被擊斃。2000年1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當戰地指揮官沙米爾·巴薩耶夫的武裝企圖逃離格羅茲尼時,他手下的3000名武裝分子或被擊潰或遭消滅,這次行動被稱為 「捕狼行動」。在阿爾汗-卡拉村附近,由於遭到聯邦軍隊的猛烈炮火打擊或踏入地雷場,三天當中車臣武裝分子成百上千地死去。許多車臣非法武裝的戰地指揮官,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指揮官,也都命喪黃泉。就連沙米爾·巴薩耶夫本人也身負重傷並且離開自己的武裝很長一段時間。幾百名武裝分子很不情願地當了俘虜,還有幾十名自願投降。 
  如果用力擠壓水管,那麼最不牢固的地方管壁就會發生爆裂——我們應贊同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地方可以提前做好準備。圍攻格羅茲尼的作戰計劃就在這個簡單的想法中誕生了。就連在格羅茲尼指揮作戰的俄羅斯將軍弗拉基米爾·沙馬諾夫也對圍攻所取得的勝利感到驚訝不已。他以為,車臣武裝分子會從格羅茲尼兩、三個地方突圍。 
  英國女記者珍妮·喬瓦尼是惟一直接觀察到車臣武裝分子試圖突圍的西方記者。當時,幾千名武裝分子強行從格羅茲尼經過阿爾汗-卡拉村向外突圍,結果被打散,在俄羅斯軍隊短火力猛烈射擊下,巴薩耶夫率領自己的手下徑直奔向地雷陣。喬瓦尼滿懷同情和深深的痛苦描述了這些年輕武裝分子死亡的情景,但她沒有透露具體的死亡人數。她以「潰敗的起義軍逃離被攻陷的格羅茲尼」為題的報道,刊登在西方許多家媒體上,有力地駁斥了馬斯哈多夫以及俄羅斯報紙有關車臣武裝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地撤退的說法。 
  帕維爾·格拉喬夫曾經多年擔任俄羅斯國防部長,他親自製定並在1994年11月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介紹了第一次車臣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後來,在回答有關那次車臣戰爭的教訓問題時,他說,那不是一場「真正的戰爭」,軍事科學院將不會研究它的經驗教訓。 
  格拉喬夫錯了,與他持相同觀點的西方專家們也錯了,他們都急於給出俄羅斯沒有能力採取長時間有效軍事行動的結論。一些西方專家信誓旦旦地預言,在格羅茲尼作戰的俄羅斯軍隊將無功而返,他們不僅將這次包圍與不久前波黑塞爾維亞人圍攻薩拉熱窩或者衛國戰爭中圍困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相提並論,而且還與公元70年圍攻猶太人堡壘梅察達做比較——為攻佔位於山上的這個古以色列堡壘,古羅馬大軍曾動用1.5萬人的軍隊,耗費了2年的時間,而守衛古堡的士兵不過1000人。   
  車臣問題(9)   
  可以想一想,軍事史上有沒有過「勝利者不是守衛者,而是竭力圍困城市或堡壘的進攻者」這樣的先例…… 
  山區會戰 
  當2000年2月底聯邦武裝力量在格羅茲尼實施「清剿」行動,排除地雷、拆掉路障、建立俄羅斯政權的臨時機構時,整個軍事行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南方——車臣的山麓和山區。 
  眾所周知,不僅在沙米爾·巴薩耶夫時期,而且在此之前車臣的山區就是車臣武裝分子的屏障和基地。在最愛打仗的車臣族生活的村子裡,不僅修了居住用房,而且還建了3~5層的防衛崗樓。90年代,車臣山區許多房屋的地下都修建了掩體,各個房屋之間有地道相通。在1995~1996年間,聯邦部隊付出巨大代價才佔領了車臣山區的一些據點,但仍然沒能完全控制那裡。 
  這樣,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軍事觀察家,原則上都不相信俄羅斯軍隊會取得車臣山區會戰的勝利。根據一些專家的看法,車臣人在平原地區失利時,他們很可能逃往易守難攻的山區,贏得喘息機會後再重回平原繼續作戰。 
  國家杜馬軍事專家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對此情景的預測特別悲觀。他在1999年11月曾認為:「我們的軍隊將繼續向山區逼近。千萬不要忘記,多霧泥濘的冬季即將到來。聯邦武裝力量將在崗位上按兵不動,而車臣武裝分子可能開始重新部署,弄清楚聯邦方面的軍情並謀劃好,在什麼地方對哪一部分部隊實施攻擊,並在冬季時發動全面的反攻。令人恐懼的肉搏戰將在格羅茲尼全面拉開,在出現大量傷亡的局面下,許多和平居民將會加入武裝分子的隊伍。接踵而至的是,車臣非法武裝將從國外獲得大量的援助物資,攻勢也會更加猛烈,西方的壓力變得更加巨大,車臣戰事進一步向外擴展。戰火將蔓延到達吉斯坦、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切爾克斯自治州等地,對俄羅斯來說,上述所有這一切將是一場災難。」 
  為駁斥類似預測,俄羅斯軍隊1999/2000年冬季竭盡全力展開攻勢。從對所隱藏山谷的熟悉程度看,武裝分子的優勢當然相當明顯,不過,聯邦部隊其他許多方面的優勢也很大。車臣的山區面積和山區人口要比阿富汗和庫爾德斯坦少幾十倍,作為分離主義武裝人員,彈藥補給線太長,在車臣與格魯吉亞之間的邊界線長達80多公里。車臣山區較為貧瘠,無法給數量眾多的武裝分子提供隱蔽工事和食品,因此,車臣武裝分子在冬季裡的處境要比聯邦軍隊糟糕許多。這幾個月裡,山上樹木葉子都會落光,大部分山區道路難以通行,在這種情況下,車臣非法武裝的聚集點和營地就很難逃得過俄羅斯的空中偵察和空中打擊。將車臣武裝人員的大部隊躲藏進深山峽谷和山洞裡毫無意義,爭取援軍、彈藥,並使車臣到達吉斯坦和印古什的通道暢通,才是為使自己免遭殲滅所必須要做的,但實現的可能性很小。更況且,俄羅斯軍隊還具有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山地展開軍事打擊行動的豐富經驗。 
  車臣山區會戰的序幕在1999年12月中旬才拉開,其標誌是由俄羅斯幾支精銳邊防軍、傘兵分隊構成的主力部隊大量空降到與格魯吉亞邊境接壤的阿爾貢峽谷坡地上。車臣非法武裝設在這裡的營地和哨所均被摧毀,俄羅斯部隊切斷了車臣境內惟一的一條戰略要道。曾幾何時,從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西部,甚至非洲國家來的世界各地伊斯蘭極端分子組成的援軍都是通過這通道來到車臣參戰的。 
  新的傘兵及工程兵於2000年1月投入戰鬥,聯邦部隊對車臣的伊杜姆卡林邊境地區的控制範圍進一步擴大,那些企圖逃往達吉斯坦,或從阿爾貢峽谷突圍前往格魯吉亞的車臣武裝分子傷亡慘重並被擊退。到了2月初,聯邦部隊開始控制阿爾貢峽谷通向車臣平原地區的出口,關閉了這個「狼門」。聯邦部隊繼續縮小車臣山區戰場包圍圈,控制了山區許多大一點的村子,其中包括巴薩耶夫的故鄉維傑諾。 
  車臣武裝分子撤出了居民點的戰鬥,退回到那些險峻地帶的特別營地。對於車臣武裝分子來說,摧毀自己的村莊沒有任何好處。在那些祖祖輩輩生活於此的車臣人眼中,故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保護家鄉甚至比保護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到了2月中旬,在車臣武裝分子的手中,只剩下沙托伊地區、韋傑諾峽谷的一部分以及阿爾貢峽谷的中央地帶。在上述地區,盤踞著4000~6000名武裝分子。這些人都是最不願妥協、作戰經驗豐富的「真主的戰士」。 
  自2月底開始,軍事行動幾乎都集中在車臣山區及其周圍地區。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這些戰鬥原來不僅是最後一戰,而且也是反恐怖軍事行動最為艱難的一部分。 
  早在2000年1月,幾千名車臣武裝人員就盤踞在山區的營地裡,他們都是從平原、山麓地區潰退到這裡的。2月,在格羅茲尼及其郊區突圍時身受重傷的巴薩耶夫也逃到這裡,他是被擊潰的殘餘武裝分子用擔架抬來的。在山區,還有其他一些極不受人歡迎的戰地指揮官,如魯斯蘭·格拉耶夫、阿爾比·巴拉耶夫等。此外,在這裡盤踞的還有哈塔卜率領的一支規模不小的阿拉伯僱傭軍以及車臣總統阿斯蘭·馬斯哈多夫——不過,這時已經很少有人再執行他的命令了。在冬天,武裝分子的處境異常困難:大部分山區道路都覆蓋著厚厚的積雪,甚至就連小股部隊走在積雪上所留下的腳印從空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武裝分子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沙托伊村地區,但是聯邦軍隊已經具備了在山頂降落傘兵的能力,如同早先取得對維傑諾村周圍的控制權一樣,他們很快就控制了沙托伊村周圍的各個山頂。   
  車臣問題(10)   
  有人提議,應當對沙托伊村附近的目標實施密集轟炸,然後包圍並擊潰敵人的主要力量。俄羅斯軍方指揮機構非常希望在3月26日,即總統大選前結束山區的所有主要軍事行動,儘管弗拉基米爾·普京從來沒有向他們佈置過這樣的任務。 
  早在2000年2月初,北高加索聯合集群司令維克多·卡贊采夫上將在接受《紅星報》記者的採訪時宣佈,車臣山區會戰將於兩周、最多三周後結束。事實上,2月底在沙托伊地區展開了大規模軍事行動——一些俄羅斯將軍稱其為結束性戰役。 
  在實施猛烈空中轟炸和地面炮擊後,聯邦軍隊佔領了沙托伊,聯合集群部隊副司令員根納季·特羅捨夫上將向領導匯報戰況,並在接受電視訪談時宣佈,車臣山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宣告結束。正如特羅捨夫所說,有組織、成建制的大股武裝部隊已經不復存在,殘餘都已「丟盔卸甲」向四處逃命。後來的結果表明,這些聲明都太過樂觀,結論也下得太匆忙。聲明說沙托伊戰役中大部分匪徒都被殲滅、只有少部分從包圍圈中逃跑是一個錯誤。 
  依據這一評價和報告,2000年2月29日,俄羅斯聯邦國防部長伊戈爾·謝爾蓋耶夫元帥向弗拉基米爾·普京報告說,在北高加索地區實施的第三階段反擊恐怖軍事行動的任務已經完成。這就意味著,軍隊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剩下的只是控制山區的局勢,所以,相當部分的作戰部隊將要撤回到自己原來的常駐營地。 
  軍人的失誤很快就暴露出來。儘管有大約200多人在沙托伊戰鬥中被打死,但是車臣武裝分子卻並沒有被擊潰。非法武裝化整為零成幾支裝備足夠精良、組織嚴密的隊伍,與自己的指揮官們一道成功地從包圍圈中突圍出來。只有幾支小股部隊企圖從沙托伊向南面的格魯吉亞方向逃竄,但是,他們要麼被殲滅,要麼逃散了。另外幾個中隊想從山路逃往西部的印古什共和國,但是據沙馬諾夫將軍證實,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在山裡被凍死。沒能成功脫逃的還有幾個小隊武裝分子,他們曾企圖通過達吉斯坦進入阿塞拜疆。 
  兩支大股武裝分子隊伍分別向北方和東北方向逃竄,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想回到車臣平原、山麓地帶以及達吉斯坦共和國。1996年7月底和8月初,被圍困在山區的幾千名武裝分子組成幾十個大隊,出人意料地下山突襲平原地區,潛入城市,幾乎在不到2~3天的時間裡就重新佔領了格羅茲尼、古傑爾梅斯和阿爾貢。但這次是2000年,事件完全按照另外一種劇本發展下去了。 
  2月29日深夜至3月1日凌晨,普斯科夫空降師 「責任區」的防禦線上發現了人數不少於1000人的哈塔卜的部隊。當時,第76普斯科夫空降師104團所屬的、人數只有90多人的一個連與哈塔卜部隊發生遭遇戰,傘兵一直堅守陣地到清晨增援部隊趕到,但該連幾乎所有戰士都在這場戰鬥中壯烈犧牲了。 
  儘管我們只是一周後才瞭解有關這場夜戰的詳情,但這毫無疑問是所有戰鬥中最具有英雄氣概的一幕。將軍們沒有將烏盧斯-凱爾特城下的這場著名鏖戰立即對外宣佈,可能是因為伊戈爾·謝爾蓋耶夫元帥在一天前剛剛向普京總統報告說車臣的所有大規模軍事行動已宣告結束。 
  烏盧斯-凱爾特戰鬥後,哈塔卜將武裝分子分編成20~50人或者100人的小股隊伍撤退,分散在車臣的維傑諾、沙托伊等山區。他們需要時間休整。 
  人數不少於1000的第二大部隊的武裝分子在魯斯蘭·格拉耶夫的指揮下,向北突進。他們在3月初突破重圍,下山佔領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居民點——共青團員村。隨後又有幾支小股部隊也相繼趕到那裡。但是,他們原來制定的繼續突進或者分散佔領車臣平原部分地區的計劃沒有實現。聯邦軍隊迅速包圍了格拉耶夫的家鄉。車臣武裝分子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毅力整整堅守了20來天。最後,只有包括戰地指揮官格拉耶夫在內的極少數人得以衝出包圍再次逃回山裡,大約上百名疲憊不堪的武裝分子投降作了俘虜,其餘都戰死在地下室裡或戰壕裡。 
  烏盧斯-凱爾特城下的鏖戰以及共青團員村殲滅戰,是車臣戰爭的最後兩次大規模戰役,不過,這並非整個車臣戰爭的結束。車臣武裝分子改變了戰術,開始實施道路伏擊和地雷戰。2000年3月,他們給駐紮在格羅茲尼附近和賈納河維傑諾地帶的特警部隊以沉重打擊。作為反擊,聯邦部隊實施了幾十次特別行動,結果令車臣武裝分子損失慘重。儘管春天即將來臨,期盼已久的「綠色遮蔽物」已經出現,但那種在車臣大規模游擊戰的局面並沒有出現。 
  大量坦克裝甲部隊和傘兵部隊開始逐漸從車臣境內撤出。 
  俄羅斯總統大選 
  2000年1月、2月和3月,爆發了第二次車臣戰爭以來最主要、最艱苦的會戰。 
  在這場會戰中,車臣分離武裝的傷亡不少於1.5萬人,而聯邦部隊也有2000名官兵陣亡。但沒有哪位瞄準俄羅斯聯邦總統寶座的人和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對手在競選時關注車臣問題,亞夫林斯基、久加諾夫和日裡諾夫斯基都在迴避這一主題。 
  是的,反對普京、被收買了的媒體當然還在不停地散佈虛假消息。官方宣佈的聯邦武裝力量每週損失的數字,被一些報紙誇大了5倍,有的甚至誇大了10倍,他們還大肆散佈個別軍人參與劫掠的事件。據《新報》報道,在車臣的俄羅斯軍官普遍酗酒、士兵大量服用毒品。該報記者還將在車臣戰鬥的俄軍士兵描繪成「外表骯髒、衣衫破爛、畏畏縮縮的人」。報紙還證實,一些俄羅斯飛行員「為使心靈不受譴責」而將自己的炸彈投進了河裡。   
  車臣問題(11)   
  《政權》雜誌和《生意人報》在車臣所看到的正好相反,那裡的士兵不是外表骯髒、衣衫破爛,而是每個人脖子上都「掛著2~3條從死去的聖戰者身上摘下的眩目的金項鏈」。但就連這些報紙和雜誌也努力不使有關車臣戰爭的報道與總統競選運動聯繫起來。要知道,那時競選正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而普京似乎也沒有將更多經歷投入到競選活動中去,他只是在履行自己代總統的職責。 
  從1999年秋天開始,普京事實上已在履行最高統帥的許多職責。葉利欽從來沒有給過他以前的任何一位總理這些權力。從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點起,普京正式擔任了最高統帥。作為最高統帥,普京簽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嘉獎參加車臣軍事行動的軍官和士兵,這一點並不偶然。並非偶然的事情還有,普京偕同夫人在12月31日夜晚飛抵達吉斯坦,然後又一同來到車臣,在古傑爾梅斯市和俄羅斯官兵共同度過了新年之夜,並為他們授勳、贈送禮物。3月20日普京到達格羅茲尼,出席一個為車臣戰爭中表現優異的傘兵團舉行的送別儀式。普京沒有帶安全保衛人員,他在那裡聽取了指揮官的匯報,然後與傘兵團的軍官和士兵座談。普京說,當他視察俄羅斯軍隊的時候,不需要帶保鏢。無論是對軍隊還是對俄羅斯民眾,這個場景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京反對派的期望破滅了,這些人本來希望俄羅斯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遭到失敗,從而導致普京代總統的聲望下跌。的確,戰爭遠比1999年9月設想的局面要艱難得多,但俄羅斯居民能夠理解這一點,並繼續支持俄羅斯軍隊和普京本人。在解釋普京的成績時,俄羅斯學者和企業經理瓦列裡·巴布金說:「普京不僅口頭保證,而且還在採取行動。普京採取行動時果斷、堅決,甚至在那些對於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來說都有可能會使其支持率遭受挫折的領域,他也如此表現。正因如此,他不迴避車臣衝突,而是坦誠表態對車臣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毋須證明,在車臣展開的反恐怖行動的成果不僅是俄羅斯官兵們所表現出的崇高英雄主義的結果,而且也是精心謀劃管理資源及控制風險的結果。這意味著,普京擁有毅力以及在歷史轉折關頭管理國家的能力。」 
  似乎,那些在車臣指揮軍隊的將軍和軍官們沒有任何對自己的最高統帥不滿的根據。在全國和社會,軍隊的聲望有了實質性的提高,在強力部門工作的人員得到了更多關注。在為慶祝祖國保衛者日而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招待會上,普京所發表的簡短講話令軍人們心潮澎湃。不過,他還說:「人民只尊敬那支善於打勝仗的軍隊!」 
  正是普京在12月底反對調動特羅捨夫和沙馬諾夫兩位將軍的工作,才使他們兩人會帶軍隊打勝仗的名聲在這次車臣戰爭中得到驗證。儘管如此,仍有一些惡意對待普京的人盼望代總統普京與將軍們分道揚鑣。「普京曾經是契卡人員(契卡是蘇聯克格勃的前身——譯者注),」《側影》雜誌滿懷期望地寫道,「無論如何契卡人員和軍人都不會互相接納對方。」《側影》雜誌認為,「普京曾是一位對外情報員。對於軍人來說,他是個神秘莫測的人物,因為在認知心理方面軍人與克格勃人員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將軍們簡直無法接受作為退役上校的普京居然可以擔當他們的最高統帥」。 
  如果說這些推論在某些時候曾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話,那麼我們很快就已經看到,普京克服了這些困難並在軍隊中擁有了極高的威望。在1996年的總統大選中,有大約60%的軍人在第一輪選舉時投票支持亞歷山大·列別德;在第二輪投票選舉時,他們大部分人選擇了根納季·久加諾夫——這位俄共推舉的候選人得到了50%軍警人員的支持;但在2000年3月16日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弗拉基米爾·普京從強力部門和老兵那裡獲得了大約70%的選票。 
  剩下的選票分散給了久加諾夫、日裡諾夫斯基、亞夫林斯基等其他候選人。 
  生活秩序開始恢復 
  2000年冬春,車臣分離分子遭受重創,從而導致武裝分子大部被消滅,軍事行動和戰鬥狀況的特點也改變了。2000年夏秋,來自車臣的新聞已經不再佔據俄羅斯報紙、電台和電視台的顯著位置。弗拉基米爾·普京現在又有了更多直接干預這個共和國事務的理由。根據俄羅斯新的垂直領導體系,車臣事務相當大程度上由該共和國新的行政機構及維克多·卡贊采夫將軍領導的南部聯邦大區管轄。 
  2000年秋季,第二次車臣戰爭大體上已經結束。對於整個俄羅斯來說,車臣已經不再是犯罪的「平安島」和無法無天的策源地,就像1999年8~9月時那樣。但是,這一切並不意味著車臣已經平安無事、秩序井然了。這裡每天都在死人,其中還包括和平居民。 
  2000年夏天時,車臣分離分子的主要戰鬥方式開始改為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夜間襲擊哨卡和軍車以及在道路上埋設和引爆地雷。個別士兵和軍官以及車臣地方行政官員和神職人士遇襲身亡的事件還很常見。俄羅斯特工人員參加了搜索行動,甚至對躲藏在深山、谷地村鎮裡的武裝分子首領實施追捕。車臣戰鬥人員不止一次地企圖謀殺車臣的神職人員、被普京任命接替科什曼擔任新的車臣行政機構首腦的前任穆夫提艾哈邁德·卡德羅夫。   
  車臣問題(12)   
  現在,車臣的主要任務不是由軍隊來完成,而要靠內務部隊、內務機關、內務部特種作戰部隊、聯邦安全局、司法部以及軍隊偵察部隊實施。作為常備力量,決定留在車臣的聯邦武裝力量有第42近衛摩托化步兵師、第46內務旅和第14邊防總隊。除部隊建築工人外,還有當地的車臣族建築工人積極參加軍事基地的建設和設備安裝。 
  2000年春天,反對派恐嚇弗拉基米爾·普京說,車臣武裝分子將接連不斷地採取大規模游擊戰,車臣戰爭是沒有指望的,並可能會沒完沒了地打下去,因為聯邦武裝力量根本無法取得游擊戰的勝利。但是,與游擊戰同樣聞名的還有各種形式的反游擊戰,軍事史上都不乏成功的戰例。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俄羅斯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無法對付這種新威脅。 
  游擊戰爭取勝必須具備幾個主要條件:首先,贏得當地居民的廣泛支持;此外,在軍事行動的區域以外應當有穩固的基地,在武器、人員和資金方面擁有積極外援。如果有人說車臣非法武裝具備這些條件的話,那我對此表示強烈質疑。 
  2000~2001年的初冬,已經不是聯邦軍隊,而是車臣分離分子處於危急狀態。在車臣北部地區,事實上已經無人繼續支持武裝分子了,這裡的局勢在整個2000年都保持平靜。而在山區,大部分居民已經對戰爭感到厭倦並不再支持車臣非法武裝;許多人保持中立,不過也有一些手中握有武器的人做好準備要支持聯邦和新的車臣政權。在人數上,車臣警察部隊、衛隊以及由車臣當地居民組成的民兵已經遠遠超過了非法武裝的隊伍,後者大量減員並已經失去了統一指揮。2000年底,不僅所有車臣的大城市,而且包括平原、低山和高山地區的所有大的居民點,都處於軍事警備司令部、內務機關以及新的車臣行政當局控制當中。 
  為了加強這種控制,聯邦政府2000年12月通過了在車臣所有村鎮裡都建立統一的中、小衛戍部隊的決定,其指揮權歸俄羅斯聯合武裝力量。這種衛戍部隊已經在車臣共和國的250處居民點(車臣全境共有357個居民點)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政府還不斷加緊組建新特種部隊,旨在提高消滅武裝分子行動的質量。車臣非法武裝分子及其支持者根本無法長期承受得住如此巨大的壓力。 
  2000年底,車臣武裝分子在作戰地區以外事實上已經喪失了所有堅固的基地,他們那些遭受重創的隊伍已無處整頓、無處休息、無處療傷。在車臣和格魯吉亞境內,巴薩耶夫、哈塔卜、格拉耶夫、馬斯哈多夫等幾個匪首以及他們身邊為數不多的衛士隨從只能隱蔽在那幾個聯邦軍隊很難攻克、清剿乾淨的峽谷隱蔽所。對於車臣非法武裝分子來說,就連在車臣境內的小股機動也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到2000年底,西方某些特定機構圈子對車臣分離分子的政治和精神支持急劇減弱,車臣分離分子從東方穆斯林國家得到的援助也減少了——1997~1999年,這些國家曾秘密但又很明顯地援助過「獨立的」車臣。因此,要說車臣可能爆發大規模的反俄游擊戰或者甚至是「人民」戰爭,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1999年秋,某些被收買了的俄羅斯報紙認定:「叛軍士氣在日益加強,他們在積蓄所有力量為反攻做準備。」 在2000年7月、8月、9月,甚至還有12月底,阿斯蘭·馬斯哈多夫的地下指揮所不斷傳出非法武裝即將發動新的進攻的威脅,說他們將佔領古傑爾梅斯,甚至還有格羅茲尼。 
  採取各種預防措施是必須的,儘管我們知道,這一切不過是軍事、政治均遭受失敗的車臣非法武裝頭目的虛張聲勢,他們在混淆自己的野心與幻想。是的,車臣的某些地區還沒有平靜下來,特別是夜間,和平還沒有降臨到這裡。但到了2000年秋天,經常可以頻繁佈雷和實施破壞的地區已經不足車臣總領土面積的10%,可以開展游擊戰條件的地區不到車臣總面積的5%,這些「不平靜地帶」的面積又縮小了很多。 
  當然,俄羅斯領導層十分清楚,解決車臣問題單單依靠軍事行動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整個2000年,在對車臣非法武裝保持軍事壓力的同時,俄羅斯也開始了恢復生活秩序的進程。秋天,這裡已有200多所中小學校開始上課,幾所中專和格羅茲尼師範院校也已開始恢復正常教學;到年底,車臣全境內已有100多所醫院可以接納病人;車臣所有大城市和平原地區的居民點都恢復了電力和天然氣供應,車臣山區的許多村子也用上了電,包括巴薩耶夫的老家維傑諾村;經過這個共和國的鐵路交通恢復了通車,格羅茲尼火車站和機場也已恢復營運,車臣境內的公路和橋樑已經修復使用。 
  有關車臣難民的命運問題,在1999~2000年冬季曾經說過、寫過了許多。相當一部分難民在2000年夏天返回了車臣,其餘也已經做好準備,打算在2001年返回故土。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難民問題都已經不再是特別尖銳的矛盾了。 
  相當一部分老人開始可以領取退休金了,慈善機構的援助也運抵車臣境內。車臣境內的部分油庫以及通過該共和國的石油運輸幹線也已恢復工作。到2000年底,車臣自己開採出了超過10萬噸的石油,石油化工廠、建築材料生產廠以及個別食品企業也開始恢復生產。車臣還迎來了戰後的第一次農業豐收,畜牧業、煙草業、養蜂業正在恢復;市場已經開放,對外聯繫在逐漸恢復。   
  車臣問題(13)   
  車臣還進行了國家杜馬議員的選舉,獲勝的是著名社會活動家阿斯蘭姆別克·阿斯拉漢諾夫。 
  車臣回到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的領土空間以後,這裡存在的問題無疑要比答案多。但是,解決起來可以不再借助坦克和直升機的幫助。 
  車臣是一個人口數量不多的民族,據統計,1995年車臣境內人口只有50萬左右。車臣民族是北高加索地區一個強悍、勇敢、善戰的民族,就連阿斯蘭·馬斯哈多夫幾年前擬定與俄羅斯可能的合作道路時,也認為車臣人生下來就是軍人的料,可以幫助俄羅斯保衛其南部邊境安全。很可能,這一設想或許在將來的某個時刻能夠實現,只不過他們現在還未成為現代民族。2000年秋,俄羅斯部隊曾在車臣北部的平原地區和達吉斯坦境內的車臣居民點裡招募士兵,幾百名車臣男孩應招進入了俄羅斯的士官武備學校學習。 
  瓦哈比教派是一個完全來自車臣以外的宗教信仰,車臣人從來就不曾是伊斯蘭教的狂熱追隨者。在這裡,穆斯林的宗教教規總是伴隨著古代山民的生活習性、民族傳統,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車臣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得出。 
  早在幾年之前,移居莫斯科的車臣族流亡者們捐助出版了一部印製精美、大開本的圖書《200名車臣偉人》。這部書中列入的許多英雄不僅在車臣家喻戶曉,而且在俄羅斯也很有知名度。但是,這些車臣偉人之所以出名,並不是因為他們在車臣本地的活動,而恰恰是在車臣境外的活動。這是車臣民族面對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它不僅單純是車臣人民獨有的,也包括其他所有小民族,並且不僅僅局限在北高加索地區的小民族。 
  19世紀時,世界上大多數小民族由於其經濟、文化方面的落後而遇到了許多困難。在20世紀下半葉,這種局面變得嚴峻起來,許多民族的思想家表達了自己的憂慮,認為本民族可能退化、甚至可能從此消亡。這種威脅是現實存在的,但卻不能成為叛亂和拒絕文明的理由。 
  是的,我們看到,竭盡全力去追求科技、工農業技術、衛生和文化、通訊和信息手段以及一切現代文明所具備的其他因素的發展,不僅是造就了新能力,而且也給世界中小國家和人民製造了新困難,特別是在民族生活和文化方面。自身潛力的不足將迫使許多此類國家和民族似乎是在去「適應」更大的經濟和文化圈——通常是本地區內比自己大得多的鄰國。這件事並不簡單,因為正是相鄰的民族和國家曾經積蓄過許多年代久遠的仇恨和不快的回憶。 
  正因如此,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懷著強烈的反俄情緒與一些北歐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和合作關係也就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與此相反,白俄羅斯正尋求和俄羅斯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盟,他不願意割裂自己與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聯繫,而無論從何種角度看白俄羅斯都不能被稱為小國。 
  今天讓人很難理解的是格魯吉亞的反俄政策取向,這一傾向開始於加姆薩胡爾季阿總統、繼續於謝瓦爾德納澤時期。這一政策帶來的巨大損失首先是對格魯吉亞本身,它使這個國家成了前蘇聯境內最貧困、最支離破碎的國家。而俄羅斯與亞美尼亞,還有俄羅斯與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之間的問題相對少些。這裡我們指的不是同化和臣服,而是相互合作,促使語言和文化得以保存和豐富——不管她是大民族還是小民族。 
  如果像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西歐這樣的大國都創建了共同的經濟空間,實行了統一貨幣,那麼以前彼此之間從未發生過戰爭、在長達100年的時間裡曾有過共同經濟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為何要拒絕類似的一體化道路呢?彼此之間孤立對誰會更有利呢? 
  當然,對於人口很少又尚武好戰的車臣村社來說,理解和建立這種關係非常困難,因為車臣民族對俄羅斯的仇恨很深,而且大部分是公正的。即使這樣,車臣社會中大部分經濟條件好的人、移居境外者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以及蘇聯時期的官員、政治家、企業領導者、一些精神領袖以及其他一些對車臣特別使命思想興致淡漠的人,從前都選擇了與俄羅斯合作。如今,這種觀點開始逐漸為大多數車臣普通民眾所接受。 
  對於許多車臣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但誰又能夠成為手握武器、起來反抗俄羅斯統治的那部分車臣人的支柱呢?他們會以何種態度對待俄羅斯國籍的選擇呢?無論是什葉派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伊朗,還是和車臣流亡者在宗教上更為靠近的土耳其,對於當代這些車臣極端分子來說,都不能成為其經濟、意識形態或者文化的支柱。除了俄羅斯以外,車臣近鄰中再也沒有讓他們可資利用來「尋求庇護」的別的大國。 
  但對俄羅斯來說也別無選擇,在處理與車臣的關係方面,她也應當找到比自己19世紀和20世紀所採取的更合乎情理的方式。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   
  總統寶座的爭奪 
  與國家杜馬議員的競選運動相比,俄羅斯聯邦總統的競選運動進行得更為平靜。在爭奪總統寶座的過程中,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任何醜聞,也沒有使用「骯髒的權謀」,但這並不意味著爭奪不夠激烈或者不夠緊張。 
  在選舉中,位居第二、第三甚至是第五的黨派的領袖們都可以進入國家杜馬,成為其議員。但是,總統寶座卻只有一個,而總統所擁有的利益和權力要比整個杜馬所擁有的更多,也更為強大。 
  最近幾年來,總統競選自然就是俄羅斯政治預測、社會研究及各種投機活動的主要話題。這是由新俄羅斯總統權力制度的特殊作用所決定的,在俄羅斯,她的總統擁有比美國總統或法國總統更為廣泛的權力。在俄羅斯,當民主傳統、公民社會和成熟的政黨體系都還沒有形成的時候,總統能夠、也應該成為穩定、民主和秩序的保障,所以,賦予總統必要的權力和權力槓桿,這並不是葉利欽變化無常的行為或是憲法制定者們的失誤,而是必須的。正是這種情形,決定了競選總統的議題成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體系中最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 
  90年代末期進行的社會調查中,有哪位焦點人物不曾名列其中!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亞歷山大·列別德、鮑裡斯·涅姆佐夫、尤里·盧日科夫、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似乎,久加諾夫和亞夫林斯基獲勝的機會不小,某些政治家甚至還鄭重地把「皇冠」在自己頭上試過,曾想參與總統寶座爭奪的還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斯韋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弗拉基米爾·布倫察洛夫、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魯欣和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 
  關於1998年7月才剛剛當上聯邦安全局局長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俄羅斯總統大選前八個月的時候,幾乎不為人所知。就連普京本人,那時也從來沒有對競選任何職位有過奢望。正如我前面所寫的那樣,甚至任命普京為總理起初也沒有引起社會和媒體的特別關注。但情況很快就明朗了,當普京已成為國家最高權力職位的現實競爭者之後,他的身邊立刻出現了許多崇拜者,當然也有不少對他懷有惡意的人。 
  從1999年10月開始,普京的工作就已經不再能贏得一片掌聲了。儘管普京政策得到了大多數民眾的明確支持,但許多報紙、雜誌,還有一部分受歡迎的電視台都反對普京。俄羅斯大眾傳媒後面的政治家和商人們,對於這位出人意料地當上新總理的普京以及他快速攀升的支持率都感到害怕。隨著大選的臨近,這場喧囂的、效果很差的宣傳運動加大了馬力。大選之前的幾周、幾個月裡,有關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報道五花八門,許多媒體經常刊登出各種傳聞、謠言以及惡毒的評論,或者是對重要事實和聲明不予理睬;一些報紙和雜誌甚至不惜直接杜撰假新聞。 
  當然,在總統大選前的幾個月裡,俄共的刊物是反對普京的。但是,那裡面刊登的所有文章、讀者來信、編輯部或俄共領導人的評論以及聲明是如此庸俗不堪、缺乏說服力,這讓我不但不想批駁他們,就連引用這些內容都沒有興趣。但我又必須引用一些,以避免別人說我空口無憑:諸如「普京是反共分子」、「對於惡貫滿盈的葉利欽政治和經濟政策,普京現在什麼也不做,將來也不想對它們有任何改變」、「普京不想收拾寡頭們」、「普京不會重新審視掠奪性私有化結果」——類似的句子可以再寫上幾頁紙。所有諸如此類的報道有明顯的一個共同點:「普京主義」和「葉利欽主義」即使不是雙胞胎,至少也是兄弟。 
  《蘇維埃俄羅斯報》這樣寫道,「普京的頭腦和意志脫胎於葉利欽,是丘拜斯從自己袖子裡將普京拽出來,再把他推出去的」,「對於普京來說,丘拜斯今天仍然是他的兄長、導師和經濟權威,他們一起想把俄羅斯變成美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甚至在當普京的聲明和行動幾乎與俄共的要求一致時,俄羅斯共產黨的刊物也毫不妥協:「普京這是在利用別人的口號來欺騙人民,他執行克里姆林宮的秘密計劃,以便轉移人民的憤怒。」最終的結論很清楚:「普京要繼續執行對俄羅斯極為不利的反人民改革方針,他是俄羅斯寡頭和國際資本利益的代言人和忠誠僕人。」 
  主辦《明日報》以及觀點與其相似、發行量更小的刊物的激進民族愛國者們,對普京也是深惡痛絕。不過,很顯然,首先作為愛國者和一名深切看到俄羅斯屈辱和貧窮的俄羅斯人,普京贏得了俄羅斯選民的歡迎。「千萬不要相信普京,」《明日報》發出呼籲,「他只是罩上了一付愛國者的面具,並且已經準備在西方國家面前出賣俄羅斯的利益,這和那個葉利欽沒有什麼兩樣,惟一的區別就是在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市發生了幾起爆炸罷了。就像是醫生們為一個衰老的身體輸入了新鮮血液,使之變得年輕,並且又開始精神矍鑠,並且希望重新掌權。」 該報的作者們不能不承認,普京增加了防衛武器的訂單,增加了軍人工資並提高了軍隊威望,普京不惜「動用武力」制止了俄羅斯聯邦的解體並「清除車臣匪徒」;普京同西方領袖們的交往也恰到好處。但他們又固執地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普京在掩蓋他作為「家族」和西方利益的維護者的真正身份罷了。所以,要是還能像從前一樣車臣是俄羅斯聯邦的一個主體,但卻沒有普京,那該有多好呀!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2)   
  雖然不是特別尖銳,但莫斯科相當多的嚴肅報紙都曾經反對過普京。經常持反對觀點來評論普京行為、深受民眾歡迎的報紙有《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共青團真理報》、《論壇報》、《共同報》等。在對代總統普京的抨擊中,「梅地亞-橋」控股集團、由某些西方傳媒公司控股以及第一批激進民主人士派的刊物最為激烈和最不妥協。他們堅決支持總統候選人亞夫林斯基,同時對普京進行猛烈的攻擊。例如,由美國《新聞週刊》投資在俄羅斯創辦的《總結》(週刊)雜誌上,幾乎每期都有對普京惡毒的、片面的抨擊。在前面我已經引用過《總結》雜誌的一些論述,即使到2000年3月,這家雜誌還是沒有明白,為何以及怎樣使「一個默默無聞的官員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了俄羅斯的主要政治家」。 在惡意對待普京的行動中可以與《總結》雜誌並駕齊驅的恐怕只有《新報》(週報)了。在1999年底以及2000年的最初幾個月裡,《新報》就發表了大量有偏見的、充斥著惡毒攻擊的文章,內容涉及車臣戰爭和代總統普京其他方面的工作。「普京在管理國家方面很無能」、「他在車臣浪費大量錢財,這本可以用來發展俄羅斯國防工業」、「不是人民在支持普京,而是那些偏遠小地方的官吏們」、「他正在俄羅斯恢復蘇聯共產黨政權和意識形態」、「普京是一位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綱領的虛無飄渺的領導人」、「普京什麼也不幹,無論是大選前還是大選後,什麼也不需要他去幹」、「普京的無所事事只是掩蓋了他的不自信」、「在普京領導下,作為完整國家意義上的俄羅斯很難支撐到2001年」。上述這些評述是從同一期《新報》中的兩篇文章中摘錄下來的。 
  該報作者們對普京的怨恨和成見十分令人吃驚。例如,2000年1月底,當俄羅斯武裝力量快要完成對格羅茲尼市的包圍,大部分車臣戰鬥人員已被趕到山區的時候,《新報》作者米哈伊爾·克魯戈夫極為自信地認為:「西方一定會對俄羅斯進行猛烈的經濟和政治打擊。當西方強迫俄羅斯做出讓步的時候,車臣人就會對俄羅斯聯合集群部隊搞一個『長刀之夜』,『勝利之師』將會在一夜之間全部被殲滅,幾百名士兵和軍官將被打死,幾千人被俘。此後,克里姆林宮將會同意車臣方面提出的任何條件。」 要知道,不僅僅是《新報》的幾十萬訂戶讀者能讀到這種荒謬文章,許多意大利、英國,而且特別是法國的報紙,都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對此進行轉載。在《新報》上,我們還可以看到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更為尖銳的言論,他指責普京同共產黨人、極端民族主義者們沆瀣一氣,共謀發動了「罪惡的車臣戰爭」,讓「俄羅斯遭受屈辱」、讓「俄羅斯人民遭到凌辱」。亞夫林斯基在覬覦俄羅斯總統職位的時候,也在《新報》上發洩了自己的怒火以及對「這個國家」人民的不滿:「要是在別的國家,早開始怒吼了,抓起大叉子了。但在我們國家,卻可以肆意妄為,任意燒殺搶掠。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政府真是最理想不過的了,普京可以在不受任何資源限制的條件下工作。」 
  還有另外一些從各個地方來的作者,他們肆意發揮,認為俄羅斯民族忘恩負義、善於欺騙、愚昧無知、冷酷無情,這與偉大俄羅斯國家很不相稱。早在1999年秋天和後來的1999年12月~2000年1月,一些政治學家和政論家們就曾經希望俄羅斯人民「覺醒起來」,放棄對普京的興趣。他們繼續把普京看成是無足輕重、很快就會過去的人物。許多政治家、有影響的金融家以及他們周圍的報紙主編們迫不及待地表露出急切的阻撓新領導人、期盼普京那「難以想像的高支持率」迅速降下來以及普京垮台的願望。「許多人今天仍對總理存有期待,」卡耐基基金會的政治學者莉莉婭·捨夫佐娃在新年前夕寫道,「不過,今天的期待越多,明天對新政府的失望就會越強烈。近期內,社會情緒非常不安定,不應排除人民希望用一位熱愛和平、善於在包括車臣在內的各地區架起橋樑的睿智領導人來取代『鐵腕費利克斯』的可能性。」 
  「反對普京的時刻到了,」政論家伊利亞·米爾施泰因寫道,「這幾周裡,普京的支持率達到了頂峰,選民們猛烈鼓掌,競選人手忙腳亂,盧布靠最後的力量勉強撐著。下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很明顯:戰爭該停止下來了,人民無所適從,反對派在積蓄力量,總統選舉前議會不允許被解散,經濟滑入谷底,支持率開始萎靡不振,超凡脫俗的能力轉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過不了多長時間,人們就會知道,他們的選擇是錯誤的。」 「許多人都對普京有所期待,」戰略評估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在自己的預測中指出,「但是,這些期待不僅不相吻合,而且還相互排斥。而普京不得不確定自己的立場。這也就意味著,失望的和幻想破滅的人群數量將會增多,現在、即在大選之前就應該有所行動。普京大選前可能給自己樹了相當多的勁敵,這些人不會無所作為的。」 
  但在2000年3月,也就是大選前後,許多報紙猛烈抨擊的對象已經不再是代理總統,而是那些在總統大選中準備支持和已經支持普京的俄羅斯民眾。「可以很肯定地說,」亞歷山大·阿爾漢格爾斯基曾在《消息報》上寫道,「與其用『不確定』來形容普京其人,不如說在未來四年裡國家的社會意識將由普京來控制,可能這樣更為貼切。」 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寫道:「普京贏得了俄羅斯總統大選的勝利。無疑,他取得的成功是源自於民眾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而這些民眾恰恰是當前生活在俄羅斯所剩領土上的現在這一代俄羅斯人。俄羅斯民族要比這些不幸被馬錢子鹼毒害了的當代人要強大得多。這個民族創造了偉大文明的國度,哺育了上帝啟示的文化,打贏了最偉大的戰爭並創造了最英勇的精神功勳。同樣,這個民族將完成上帝賦予他們的全球重任,並取得俄羅斯的必然勝利。當然,俄羅斯民族——這是我們和你們。」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3)   
  辯論這些類似的評述已經毫無意義。在最近10年裡,俄羅斯民族經歷了如此多的考驗和幻想,並贏得了如此豐富的歷史經驗,正像大選前一天普京在「告人民書中」所講的那樣:「想要愚弄他們確實是很難的。」 
  大選前,《蘇維埃俄羅斯報》、《明日報》文章的文風與《總結》週刊和《新報》上的文章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選後的頭幾周裡這些區別還是很難察覺。在文章和看法方面,帕爾霍緬科、申傑羅維奇、卡加爾利茨基等人與普羅漢諾夫十分相似,差別不大。《蘇維埃俄羅斯報》不僅大量地引用,而且還從某些美國報刊全盤轉載那些嚴厲抨擊普京和「過於盲從的俄羅斯人」的文章,真是殊途同歸。 
  在評論普京的選舉成就時,《新報》寫道:他「堵住了反對派的口」,他的獲勝使得從「普京式特殊民主制變為法西斯制度總共也就剩下一步或兩步的距離了」。但對於諸如此類的指責,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競選總部決定不做出回應。只是在3月26日夜、27日凌晨間,當大選結果已經確定後,普京才提到那些曾經充斥著報紙和電視的謠言純屬「無稽之談」,並感謝俄羅斯選民對自己的信任。 
  總統大選之後 
  從總統大選獲勝到正式就任總統的幾個星期裡,普京的日程中有許多重大事件和會晤。在距離宣誓就職那一天僅有10天的時候,普京宣佈聖彼得堡世界冰球錦標賽開幕,他參加了在伊薩基耶夫斯基大教堂舉行的復活節儀式和向葉卡捷林娜宮歸還琥珀廳文物的隆重慶典。普京還與日本的新首相森喜朗舉行了重要會談。甚至就連在索契的四天短暫休假中,普京也沒消停下來。在高山滑雪和垂釣比目魚的間歇裡,他還就政府組成問題向各方咨詢,並前往別爾哥羅德市,與烏克蘭總統庫奇馬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一起為著名的普羅霍洛夫斯克戰場紀念館剪綵——1943年夏,在那裡曾經發生了戰爭史上最大的坦克戰,從而扭轉了庫爾斯克會戰局面。 
  這是自1991年12月「別洛韋日密林會晤」以來,三個斯拉夫國家總統間的首次會面。同時,即將按新程序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總統就職儀式的準備工作也基本結束。 
  普京正式就任俄羅斯總統的隆重慶典在大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耶夫廳裡進行。聯邦委員會所有成員、國家杜馬代表、憲法法院法官以及政府組成人員、東正教大牧首和其他宗教領袖、高級軍事領導人及其他特別邀請的貴賓出席了普京的總統就職儀式。在就職儀式上,普京從俄羅斯首任總統鮑裡斯·葉利欽手中接受了總統標誌。 
  整個就職慶典進行了一個小時。在宣誓之後所做的簡短演講中,普京強調了自己工作的優先方向:將致力於使俄羅斯成為一個繁榮與富強的國家,團結俄羅斯各族人民、捍衛人民的利益和俄羅斯公民的權利,保護和推進民主等。同時,他還強調了權力的合法與和平交接以及俄羅斯歷史的統一性和繼承性的重要性。葉利欽在自己的講話中也談到政權繼承的連續性和捍衛民主的問題。正如《獨立報》所評論的那樣,「儘管兩位總統天生不具備出色的演說才能,但他們卻都做了十分精彩的演講」。 這其中既沒有轟動一時的消息傳出,也未發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有人都發現,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出席了在安德烈耶夫大廳裡舉行的新總統就職儀式。在當天晚宴上,普京在向客人敬酒、致意時,突然看見了戈爾巴喬夫。他走過去,特別引人注目地向戈爾巴喬夫表示熱烈歡迎。無論是出席晚宴的人還是政治評論員——其中包括西方的政治評論員,對那一幕都印象深刻。 
  應邀出席就職宣誓儀式的還有蘇聯克格勃的最後一任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他在國歌奏響時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他是惟一一位這樣做的客人。對於安德烈耶夫大廳的就職宣誓儀式來說,不可能不被邀請的政治家有尤里·盧日科夫、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根納季·久加諾夫、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等人。許多報紙發現,被普京列入克里姆林宮裡隆重就職儀式邀請之列的還有:他敬愛的德語老師薇拉·古列維奇、他的朋友也是柔道教練阿納托利·拉赫林、情報高等學校教師米哈伊爾·弗羅洛夫、他的家庭朋友——原聖彼得堡市政府的秘書瑪莉娜·延塔爾采娃以及其他一些親密朋友等。當然,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也出席了,她表現得非常低調,似乎刻意做得不被人們覺察到她的存在。 
  新總統宣誓就職後,根據俄羅斯憲法,普京在5月7日接受了所有政府部長、強力部門領導人和克里姆林宮辦公廳主要官員的辭呈,同時要求上述官員繼續履行各自職責,「直到行政機構組建完成並按照相應程序任命新的人員為止」。無論是在全社會,還是在權力機關,他的這種做法都未引起任何波動和不安。所有人都堅信,權力機關高層的人事組成將不會有大的變動——至少到2000年底之前是這樣。 
  5月8日,弗拉基米爾·普京是在庫爾斯克市度過的,他參加了那裡的凱旋門落成剪綵儀式,該項活動是為紀念庫爾斯克弧形地帶爆發的那場著名戰役而舉行的。 5月9日是勝利紀念日,這一天普京檢閱了紅場閱兵方隊。因為2000年是衛國戰爭勝利55週年,因此慶祝活動比平常年份隆重一些。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4)   
  「勝利日」和新總統宣誓就職日相距如此之近,以至於全國許多民眾自然而然地將這兩個不相干的事件聯繫在一起。有兩件事讓參加節日慶祝的人們和莫斯科市的遊客們特別關注,一是宣誓就職的俄羅斯新總統將檢閱勝利日閱兵隊伍;另一個是,曾參加過偉大衛國戰爭的5000名老戰士將陸續從獨聯體各國和前蘇聯三個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來到莫斯科,揭開閱兵式的序幕。戰爭結束55年後的今天,人們手舉勝利的旗幟通過紅場,後面緊接著排列整齊的、由戰爭期間參加過作戰部隊的老戰士們組成的10個團隊,他們的肩上扛著1944~1945年間10個方面軍軍旗。 
  這的確非同尋常,同時也是一幅令人尊敬和感動的畫面——在行進隊伍裡,每位參加者都已是70歲左右的老人。很明顯,普京在竭力不讓自己的淚水從眼眶溢出。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參加過偉大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列寧格勒方面軍的一名英雄,他在普京被任命為俄羅斯總理的前幾天剛剛辭世。在閱兵儀式上發表的講話中,普京向來自獨聯體國家和前蘇聯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加盟共和國的前線老兵們致以特別的問候,稱他們是「我們一起並肩戰鬥的兄弟姐妹」。總統動情地講道:「我們一起維護了和平,保衛了偉大的蘇維埃祖國,捍衛了國家獨立,為粉碎法西斯分子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我們沒有讓敵人更改歷史進程。」閱兵儀式結束後,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盛大招待會。 
  但是,慶典節日結束後,平淡的日子又開始了。各個報紙和雜誌對所有這些事件的評價千差萬別,這倒非常令人感興趣。左派報紙可以渲染就職慶典的整個規模,如瓦西裡·薩夫隆丘克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寫道:「本次慶典就奢華程度看甚至超過了歷史上最隆重的沙皇加冕儀式,或者是歐洲中世紀重要人物的登基典禮。無論如何,我們在當代歷史上已經很難再見到如此隆重的慶典了,無論是在美洲、歐洲,還是在亞洲,甚至是在非洲。普京這場具有象徵意義的宣誓,有如皇帝登基,哪像是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的就職儀式。」 而《明日報》則補充描繪和評價了上述這些推測,竭盡全力地羞辱新總統。鮑裡斯·亞歷山德羅夫在該報寫道:「普京將沙皇加冕儀式搞得像拜占庭儀式那樣奢華。在攝像機鏡頭前,沿著鋪有地毯的樓梯台階,普京從兩邊筆直肅立的禮兵身邊緩緩走過。順便說一句,禮兵身著的那種藍色的、古俄羅斯軍隊所穿的盛典制服現在只有雜技演員在表演時才穿。普京面帶微笑、不慌不忙地從1500多位來出席慶典、嚴格按官職排列的新精英的身邊經過。」 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些胡編亂造的言論:「克里姆林宮超奢華慶典可以證明,普京個人對『尊嚴標誌』有著異乎尋常的追求,這表明普京有控制克里姆林宮的能力,同時也顯露出身份『低微』之人的某些不足。這是一次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繼承,不僅是對國家政權,也是對整個荒謬絕倫、陰森恐怖的葉利欽主義的繼承。」 
  事實上,普京的總統就職儀式並無任何奢華之處。如果說到奢華,那也是安德烈耶夫大廳及其相鄰大廳裡的裝飾奢華,但這些早在葉利欽時代就已經完成裝修了。就職儀式本身非常簡單和樸素,就連作為俄羅斯近鄰的獨聯體國家元首們也未被邀請,更不用說那些離俄羅斯遙遠得很的其他國家首腦們了。法國《費加羅報》寫道:「克里姆林宮新主人將軍人的樸素品質帶到了自己的就職宣誓儀式上,這一點在最近幾個月成了普京的特點。普京的演講言簡意賅、內涵豐富,中間沒有任何停頓,全部講得清楚、明瞭,這與葉利欽時代的語言風格形成鮮明對比。不過人們感到不解的是,為何普京對車臣問題保持緘默。」 
  順便多說一點,在80年代,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就職儀式要比現在新總統的就職典禮複雜許多,因為新領導人是在逝世的原總書記下葬的日子裡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那時,一般有幾十位蘇聯友好國家的首腦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幾百名代表前來莫斯科,參加葬禮儀式。葬禮後克里姆林宮會舉行盛大招待會,這些國家的領袖們要向新總書記表示各自的慰問,同時祝賀他走上黨的領袖崗位,通常還有簡短的交談。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普京邀請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代表們的話,那麼5月7日克里姆林宮的就職宣誓儀式該會是怎樣一副場景。 
  來自右翼自由派刊物的那些對普京不懷好意的人,特別是「梅地亞-橋」控股集團的那些人,也竭盡全力羞辱和貶損俄羅斯新總統普京。在一篇評述普京就職的文章中,《總結》雜誌加了「代人受過的總統」這個頗具蔑視意味的標題。德米特裡·平斯克爾在此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已經準備好向陰謀家交權,將俄羅斯國內重大事務的決策權讓給『老近衛軍們』。他同意,只象徵性地掌握權力,而並不真正主宰克里姆林宮事務。」 這期《總結》雜誌的另一篇文章也談到,「普京是個弱勢的領導人,事實上受在車臣作戰的將軍們指揮」。在評論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裡的就職儀式時,列昂尼德·拉濟霍夫斯基在《今日報》使用了愚蠢俗劣的詞:「政權癱瘓」。他說:「普京真是一個幸運兒!不過,那只曾在他肩頭歇息的幸福鳥正清洗嘴巴準備飛開。」 至於那些莫斯科市的報紙,它們則非常淡漠地對待5月初的(總統就職的)事件。弗拉基米爾·斯圖卡洛夫是《特韋爾大街13號》報的一名編輯,他胡亂評述道:「普京正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許多俄羅斯人都漠不關心地看待新總統宣誓就職儀式。一些人對走馬燈似地更換政治家們已經提不起任何興趣了;而另一些人跑到郊外別墅的小園子裡栽土豆去了;第三類人則生活在赤貧之中,當他們從『匣子』上看到克里姆林宮如此金碧輝煌,就氣憤地走過去關掉了電視。要是普京真能有什麼作為的話,那就讓我們山呼『萬歲』,請他在總統位置上再留一個任期;而如果他一無所成的話,那麼無論是新總統,還是那些曾經投過他票的人就分文不值了。」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5)   
  事實上,無論是對普京就職宣誓儀式,還是對勝利日閱兵式以及5月7日和9日兩次克里姆林宮盛大招待會,大部分俄羅斯民眾和幾乎所有的觀察家們所持的總體印象是積極的。最初的民意調查顯示,國民對總統普京的信任度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與此相反,人們對大眾傳媒的信任度卻在下降。由於政權不穩而在全國各階層中所引發的某種緊張與不安,這時已經消失了。 
  這裡有一個最佳證據,那就是從5月10日星期三到5月12日星期五普京就職後的最初這三個工作日中,盧布匯率首次上升了幾個百分點,美元匯率出現下跌,這在俄羅斯近些年的歷史上是從未曾出現過的。從5月1日到13日,俄羅斯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幾乎增加了7億美元,其中有2億美元匯入西方銀行的賬戶上,用來償還俄羅斯所欠外債。幾乎所有著名的獨立信譽評級機構都提高了俄羅斯銀行、儲蓄銀行、俄羅斯歐洲債券信譽水平,這是自1998年8月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而普京要求國家杜馬確認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的總理提名,則進一步鞏固了這一趨勢。 
  不懷好意者的期望 
  弗拉基米爾·普京在非常條件下執掌了國家政權。2000年最初幾個月,普京在經濟、政治以及國家鞏固等幾個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提高了俄羅斯民眾對國家由此走向繁榮富強的期望值。 
  而那些對普京不懷好意的人所希望的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從敵視普京的報刊中,人們可以看到這些人一邊近乎絕望的情緒,一邊還心懷鬼胎地期望出現崩潰,甚至是發生大災難就更好不過了,他們所奉行的原則是:「越壞越好」。2000年5月,亞歷山大·納戈爾內提出了人民愛國者的計劃、戰略和期望:「以普京現在的身份,其資源已經消耗殆盡。現在,他的政策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其中還可能具有強硬特徵。由此,反對派不應該放過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政治空間,而要採取一切手段牢固地建築自己的陣地,以此來積蓄必要的、可用的潛力。普京執政風格將與葉利欽有很大不同,前者對社會和國家事務有更大的追求和濃厚興趣。最初,應該等待改革向極端自由主義方向急劇轉變,在10~15個月中國內經濟和社會環境將會惡化。所有這些將導致反『普京主義』的人數急劇上升,而同時目前普京的大部分擁護者轉而會對普京這個人感到完全絕望。社會大眾情緒的變化將有助於我們取得勝利。只要連續不斷地動員並更新各種力量,變換鬥爭手法,尋找新的相互協作途徑,提高『犧牲精神』,反對派就能最終做好戰鬥準備,這場戰鬥很可能就在近期爆發。」 
  我覺得,評述這些啟示錄式的預測、期待沒有任何價值。但應指出,這些話大體顯露出《新報》、《共同報》,還有離開國家杜馬後準備在2000年夏組建反對黨的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及其陣營內激進民主派的期待和預測。那時,別列佐夫斯基拚命想將對普京不滿的寡頭和地方行政長官團結在自己周圍。 
  對此,弗拉基米爾·納傑因寫道:「在國家杜馬反對派已經無力進行有組織抵抗的情況下,別列佐夫斯基應運而生,他代表了那些有自己原則、憂國憂民者的立場,他瞭解克里姆林宮的內幕,因為他經常出入鮑裡斯·戈杜諾夫家。普京必定難逃失敗命運。對於一位從來就沒有獨立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來說,弗拉基米爾·普京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但隨著在總統位置坐久了,普京將會感到倦怠,並由此變得平庸起來,接著還會獨斷專行,暗中使手段,因為權力能讓人蛻變,任何人概莫能外。這是並不複雜、但卻是毋庸置疑的公理,根本不用別列佐夫斯基那樣的敏銳洞察力就可以看到。普京的垂直權力體系的改革太過倉促,推行人都是一些無能之輩,而依靠的不過是無法讓人相信的『保證性聲明』,這隱含了所有可能導致其迅速、徹底崩潰的一切條件。普京垮台的現實大概會在臨近2001年2月份的時候出現。到那時,疲倦、消瘦、支持率急劇下跌的普京恐怕就需要別列佐夫斯基院士的幫助了。」 
  俄羅斯報刊還刊登過有關不指望普京失敗,而是盼望他秘密「消失」的更為黯淡的預測。尤里·羅斯特這樣描寫自己的「午夜噩夢」 :「普京的支持率不斷上漲,在民眾的意識裡,他被樹成一位能讓老百姓免遭小偷扒竊、強盜攻擊,使困頓的普通勞動者不受那些靠賺取不義之財一夜暴富者欺詐的人民領袖形象。普京的力量在不斷積聚。但是,他身邊人是不是很願意看到他變得強大呢?如果不願看到的話,那時他就應當消失掉了。」 
  普京政治基礎的拓展 
  就職總統伊始,普京開始改革聯邦委員會和整個俄羅斯聯邦「垂直權力體系」,提出內外政策的新思路:提高退休金和償付拖欠的「吃皇糧」人員的工資,與寡頭劃清界限以及在致聯邦會議的總統咨文中明確提出鞏固國家和提高人民大眾生活水平的綱領。所有這一切措施都實質性地鞏固了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威望,並相當大程度地拓寬了他的政治基礎。這時,普京既沒有對政府和總統辦公廳、也沒有對軍方和對外政策部門進行任何引人注目的人員調整。 
  儘管在政府和總統辦公廳裡有像格爾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裡奧諾夫這樣不被左派們喜歡的人物,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並未發生任何顯著的轉變。整個商業界,無論是中小企業家還是大企業家,都認同2000年夏天所進行的局部稅收改革。這樣,在並未失去對右派和中派政治力量影響力的同時,弗拉基米爾·普京還實質性地擴大了自己在左派政治勢力以及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社會團體中的影響。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6)   
  弗拉基米爾·普京會見了俄共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並將他看作國家杜馬最大黨團之一的領袖。2000年夏,在與俄羅斯大眾傳媒領導人舉行的見面會上,左翼報紙《明日報》主編瓦連京·切金和《蘇維埃俄羅斯報》的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應普京之邀來到克里姆林宮。社會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國民對普京的信任程度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他的支持率從2000年3~4月份的50%~55%上升到了2000年5~6月份的65%~70%。 
  俄羅斯普通公民對普京支持率的上升,明顯地影響了俄共方面對普京施政的評價。2000年夏,俄共領導人及其所辦刊物開始表達「有條件地」支持總統普京的立場,同時將批評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到俄羅斯聯邦政府的個別活動家或者是像阿納托利·丘拜斯這類官商身上。 
  《明日報》所刊登文章的性質也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2000年7月,該報寫道:「普京值得同情,人民很想相信他、幫助他。怎麼能忍心不去幫助他呢?他是在清理堆放在祖國神聖殿堂內的污穢之物,敵人曾把這裡弄得像馬廄一樣。」 《明日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的主編主持了一場大範圍的座談會,題目就是:「普京是一個怎樣的人?是俄羅斯的寵兒還是棄兒?」左派刊物呼籲弗拉基米爾·普京盡早迅速、果斷地對所有主要工業部門推行國有化,更改 「掠奪性」私有化的結果,將葉利欽送上法庭,在外貿領域裡實施國家壟斷,歸還俄羅斯人管理自己祖國的權力,並「強行推進俄羅斯化,就像歷史上兩次——分別在彼得大帝和列寧執政之後——所強制推行的俄羅斯化一樣」。 
  由於普京並不打算按他們的建議去做,一些左派和民族主義報紙的作者們開始失去了耐心。例如葉·烏裡諾夫斯基就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這樣寫道:「應當丟棄對新總統的所有幻想。是的,普京同『俄羅斯人民愛國聯盟』的領導人見了面,他的演說辭與反對派的口號如出一轍。他的國情咨文可以作為一套完整、正確的寄語加以引用,我們聽到他吐出的都是正確的詞彙,但是結果又如何呢?還是讓我們承認吧,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是從事秘密活動的施蒂爾利茨,也不是當代的安德羅波夫。是的,普京接見了反對黨領導人,他的前任沒有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局面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 談到新總統的政策時,鐵木爾·祖利菲卡羅夫在《明日報》更加氣憤地指責:「您還等待什麼,普京!您為什麼還這樣慢吞吞的?您還像執政伊始時的戈爾巴喬夫,充滿熱情地在遠方的國家和沉寂的俄羅斯飛來飛去。我們的領袖應沿著崎嶇不平的小路走走,到遙遠的村莊去看看!在那兒,甚至就連食品供給都令人憂心忡忡。應該讓領導人到破舊的小木屋裡住上一段時間,與農村的智者、俄羅斯的老人們談天聊地,儘管他們已一無所有!他們是俄羅斯的傑出人物!俄羅斯所有的經濟、哲學問題的根子在哪裡以及如何解決它們,在這兒都能找到答案。在這裡,有人會跟您說,改革將如何進行以及它從何處著手。應當讓那些真心擁護國家權力的人重新主政,他們包括馬斯柳科夫、古斯托夫、波利瓦諾夫、博爾德列夫、羅曼諾夫、斯塔羅杜布采夫、納茲德拉堅科、巴布林、帕夫洛夫等。在他們當中,波利瓦諾夫是一位能力出眾的天才,他可以讓俄羅斯免遭崩潰的厄運!應當讓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從孤獨的深井裡、從被忽略的黑暗中直立起來。在這些人中,教授科日諾夫、院士沙法列維奇、政論家邦達連科、教育家加尼切夫、地緣政治專家杜金等思想家們,還有亞歷山大·克魯托夫、阿列克謝·傑尼索夫、安德烈·費費洛夫、亞歷山大·博布羅夫這些傑出者。」 
  對於他們的呼籲,弗拉基米爾·普京一概不予理睬。過了一個星期,這位作者又指責總統按兵不動,耗損國民的信任,「普京害怕與黑社會組織、陰謀團體、經濟間諜以及『動力吸血鬼』和反俄記者一刀兩斷,他恐懼人民像岩漿噴發、像地震一樣自發地迸發出無法預測的巨大力量。他害怕成為領袖,害怕實現救世主那樣的功勳」。 
  不過,俄羅斯國內還很少有人不害怕「不可預知的地震」和「突然噴發的火山」。這一切在最近100年已經遭遇過太多了。在20世紀末的今天,高爾基式的「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的號召是不會得到任何人支持的。 
  「亞博盧」集團領導人已經幾乎不再與普京作對了,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沉默了很長時間。《生意人報》對此非常憤怒:「就連『亞博盧』黨團也喪失了以普京反對派身份出現的勇氣。普京上校太清楚蘇聯民眾的心理了,他懂得,只要輕輕地吩咐一聲,所有的人就立即會啞口無聲。」 到了2000年晚秋,普京的主要反對者只剩下兩派:一派以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和瓦列裡婭·諾沃德沃爾斯卡婭為代表,另一派是維克多·安皮洛夫和愛德華·利莫諾夫。與《新報》和《共同報》有一點不同,那就是《閃電》、《公開性》、《檸檬》等報紙反普京的瘋狂程度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三家報紙在200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上打出瘋狂口號:「堅決拒絕普京主義」,「大家起來與普京主義鬥爭到底」,「在普京道路上築起一面紅牆」,「普京就是今日的科爾尼洛夫」等等。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7)   
  此外,獨立電視台的「幽默」節目——「木偶戲」也對普京抱有病態的敵視。正如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消息報》上所寫的那樣:「『木偶戲』節目裡雖然服裝和道具在不停地變,但周復一周、月復一月地表現的內容只有一個,即傻里傻氣的普京與魔鬼似的沃洛申在摧殘智慧、善良和永恆。其他人物早就成了無關緊要的群眾,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俄羅斯聯邦總統一個人似的。」 回應類似的責難,「木偶」節目的主要製作人 .申傑羅維奇不但坦率說自己不喜歡普京,還承認自己仇恨普京。不過他同時也說:「歷史上有過這種先例,仇恨可以將一個人造就成像赫爾岑或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這樣的天才,而社會仇恨完全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情感。」 
  不過,他的社會仇恨,或者說就是階級仇恨的口號並沒有在大多數俄羅斯民眾那裡贏得共鳴,因此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申傑羅維奇、安皮洛夫、諾沃德沃爾斯卡婭,還有馬卡紹夫將軍等人組織的反普京群眾運動圖謀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新報》和《共同報》又開始散佈那些有關普京與俄羅斯有組織犯罪團伙、甚至國際犯罪組織有關聯,或者克里姆林宮已做好準備快要宣佈普京為俄國新皇帝的流言蜚語。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莫斯科新聞報》承認確有此事:「這對任何人來說都已不是秘密,普京甚至認為俄共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同盟軍,而非死對頭。普京無須動一個手指,就能達到葉利欽所無法企及的目標——清理掉『不妥協』的反對派。就連站在分裂懸崖邊上的『俄羅斯民族統一黨』也打算成立新的組織,以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做鬥爭。」在2000年度年終總結時,由於俄羅斯反對派鬥爭乏力,《獨立報》決定讓該報為最有影響的反對派領袖而設立的特別獎「銀牡蠣」獎空缺。 
  在地方行政長官當中,也沒有出現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反對派。他們幾乎全票通過贊成了(普京支持的)聯邦委員會改革法案。就連弗拉基米爾·普京也對這種積極的、一致的支持感到驚訝。普京在年終接受採訪時說道:「經常有人給我提這樣的問題:在議會上院討論地方領導人將不再在那裡任職的法案時,您是如何勸說他們不投反對您的票的呢?要知道,每個人的手都長在自己的身體上,沒有人被強迫接受這個決定。是的,我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這一切都是公開的、並且公之於眾。但是,甚至對我來說,能夠產生這一結果也的確非同尋常。你們知道為什麼嗎?這是因為,他們已開始明白並意識到,如果不重新調整聯邦體制的話,不僅阻礙全國的發展,而且首當其衝的是阻礙地方的發展。這是他們的一個負責任的決定。儘管草案是我遞交的,但決定權畢竟在他們手中。」 反對普京的聯邦委員會改革提案及其他重要提案的,事實上只有楚瓦什共和國的總統尼古拉·費奧多羅夫。在國家杜馬,持有相似反對立場的也只有右翼力量聯盟的活動家謝爾蓋·科瓦廖夫議員一人。不過,他們的反對立場也很難用「不妥協的」來形容,稱之為「建設性的」似乎更為合適。 
  當然,俄羅斯國家和社會非常需要這種建設性的反對派。但是,要實現這一目的,需要一個可供選擇且迄今為止尚無人向社會提出的合理綱領。 
  寡頭問題 
  俄羅斯媒體早在大選前就已經喋喋不休、大選後也沒有從報紙和雜誌消失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普京對待那些被稱為「寡頭」的人的態度,或者相應地,這些寡頭是如何看待新總統的。眾所周知,正是因為有了寡頭們所提供的大量金錢以及他們手中所控制的大眾傳媒的積極支持,鮑裡斯·葉利欽才在1996年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同樣,不止在經濟領域,而且在俄羅斯政權機構內,這一點都讓那幾個最野心勃勃的寡頭擁有了非常強大的實力。但這對國家沒有任何益處,在對政權的所有要求當中,呼聲最強烈、最堅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貪污受賄和犯罪,消滅亂施淫威的寡頭。 
  因此, 在2000年初競選開始前的那段時間裡,「普京與寡頭」這個話題已經有很多種說法,而這絲毫不令人感到有何驚奇之處。一方面,普京不得不聽取與大資本家有緊密合作關係者的許多建議,這些人認為,缺少大資本家的支持普京會難於管理國家;另一方面,普京又不得不聽取與此完全迥異的其他期望:應當清晰明瞭地譴責寡頭的活動,甚至恢復對最遭人痛恨的個別寡頭的司法調查。不只是俄共的思想家們要求普京堅決徹底地與寡頭劃清界限,俄羅斯著名政論家亞歷山大·齊普科也認為,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普京的全部未來將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解決寡頭問題。齊普科寫道:「如果他不僅善於疏遠寡頭並與他們所有人保持等距離,而且還能切斷寡頭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潛力和經濟資源的話,那我們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實際的並且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那我們就未必還會有文明發展的機遇。」 
  不過,另外一個陣營裡的政治學家們則認為,寡頭問題本身不過是一個傳出來的神話而已,是強加於俄羅斯社會意識之上的。阿列克謝·切斯諾科夫認為:「所有那些有關『寡頭』擁有無上權力、對國家造成極端負面影響的說法,不過是釋放的煙霧罷了,其目的在於轉移民眾對現實問題的注意力。『寡頭』真正取得成功的高峰時間非常短暫,到1997年他們的輝煌就已經結束了。那時,他們將國家機構置於自己直接掌握之下的企圖宣告破產。從那以後,我們所見到的已經不是『寡頭之戰』,而完全是不同權力聯盟間的正常政治較量。當然,也不排除有這個或那個『寡頭』混跡其中。但是,這些『寡頭』所起作用並不明顯——他們既不是領袖,也非戰略家,而僅僅是贊助者而已。但早在總統大選之前,這場政治爭鬥事實已經結束,普京贏得了最終勝利,而原來的對手們這時都向勝利者伏首稱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總統說句『把寡頭浸到水裡』的話,那麼就會馬上有一批『好心人』願意效勞——而這不過是一句喊得很響的空話罷了。」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8)   
  在某種場合,俄羅斯寡頭的影響顯然是被誇大了,而在另外場合很顯然又被縮小了。不過,有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根納季·久加諾夫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美國政治學家李·沃洛斯基在華盛頓頗有影響的《外交》季刊雜誌,俄羅斯政治家鮑裡斯·涅姆佐夫在《共青團真理報》以及著名的貨幣投機商、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在英國《衛報》上所表明的態度證明,他們的思維是一致的,甚至就連他們譴責俄羅斯寡頭、財閥們等惡勢力的措辭都完全一樣。 
  俄羅斯的大資本家已經存在,顯然這既不是什麼神話,也不是所謂的由某種擁有共同利益的企業家和金融家組成的團體。這當中,不乏俄羅斯最大金融工業集團的領導人,他們在西方大公司角逐中竭力維護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但是,這裡同樣也能找到不勞而獲的大金融投機商,這些人靠盤剝俄羅斯羸弱的經濟生活,並將自己非法撈取的財富轉移到遙遠的海外。 
  在這裡,人們還可以看到大型國有企業和公司的經理們,即那些可以辭退也可以任命的國家官員。但也有一批人,他們與其說是利用自己的財富發展自己的金融和工業公司,不如說是在拚命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其中不乏使用那些最迂腐過時的手段;還有這樣一些企業主,他們靠自己的努力興建起新型的工業生產部門和新的工廠,從而保證了上千人的就業機會和較好的收入;不過也有一些人,他們利用自己控制的俄羅斯大眾傳媒為自己,而非俄羅斯社會和國家牟利。因此可以說,將列姆·維亞希列夫(「天然氣工業公司」)、阿納托利·丘拜斯(「俄羅斯統一電力」股份公司)、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羅戈瓦斯」汽車公司)、瓦吉特·阿列克佩羅夫(「盧克」石油公司)、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 「梅地亞-橋」公司)、阿納托利·貝科夫( 「克拉斯」公司)、謝爾蓋·普加喬夫(「國際工業銀行」)以及弗拉基米爾·葉夫圖申科夫(「系統」金融股份公司)等「寡頭」劃定到一個集團裡,事實上沒有任何依據。 
  《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的米哈伊爾·羅斯托夫斯基給自己和讀者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普京會拿這些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正確。這兩類人(一類像「烏拉爾汽車製造廠」的卡希·貝努基澤、「費廉」股份公司的弗拉基米爾·布倫察羅夫、「帕寧特爾」聯合公司的亞歷山大·帕尼金等;另一類如「莫斯科實業銀行」的亞歷山大·馬穆特、「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的羅曼·阿布拉莫維奇、尤科斯公司的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等富商)的財富來源完全不同,服務的目的也不一樣。2000年初,可以說弗拉基米爾·普京還沒有想好對這些「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採取何種政策。普京沒有干涉1999年秋天各寡頭集團之間對「石油管道運輸公司」控股權的爭奪;也沒有干涉2000年冬天寡頭集團對特大型鋁製品企業控股權的爭奪。但總統辦公廳明顯向古辛斯基擔任總裁的「梅地亞-橋」集團公司施加了壓力,因為該公司向普京及其班子發動了大規模的新聞戰。 
  普京贏得總統大選後,「梅地亞-橋」公司旗下的報紙和雜誌開始散佈更加惡毒的謊言。例如,《今日報》在4月認定,普京計劃,由參加車臣戰爭的英雄組成的閱兵方隊將成為在2000年5月9日「勝利節」閱兵式上打頭陣的隊伍,而那些 「衛國戰爭」老兵們組成的方隊只能排在檢閱隊伍的最後。該報還信誓旦旦地宣稱:「普京就是如此理解俄羅斯歷史上歷次戰爭的意義的!」 類似上述這些明顯虛假的文章,人們很難認為它是「言論自由」的表現。總統辦公廳沒有對這家報紙的惡意報道進行任何駁斥,只是不再邀請《今日報》記者們出席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新聞吹風會。 
  在各種不同場合(其中包括首次遠程出訪國外,在英國倫敦訪問期間),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止一次強調,他不允許在俄羅斯對財產進行新一輪分配。但他同時以清晰明確的語言宣佈,將由總統和政府管理國家,而不是由寡頭。在寡頭們幫助鮑裡斯·葉利欽贏得1996年的總統大選後,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曾多次叫賣「資產僱傭政府工作」的觀點——這不過是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小冊子裡最淺顯的理論。對此,弗拉基米爾·普京予以堅決拒絕。在競選運動期間,普京在所有場合都堅決而明確地拒絕使用所有寡頭集團的任何「善良和無私的贊助」。 
  在競選活動中,普京競選總部使用的經費非常少,根本就沒有必要使用大商人的錢。在回答有關寡頭的問題時,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強調自己讓寡頭「遠離」權力的原則。但是,恰恰是這一原則使那些非常接近權力的人感到十分害怕。 
  6月裡的三天 
  2000年6月13日,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出人意料地被捕並被送進了布蒂爾監獄。古辛斯基是俄羅斯著名寡頭,擔任「梅地亞-橋」集團公司總裁。他在俄羅斯、以色列、西班牙和直布羅陀等地擁有許多家其他企業和不動產,他擁有俄羅斯和以色列雙重國籍,同時還是一個龐大的猶太人社會性組織的領導人。 
  對於俄羅斯護法機關而言, 6月中旬的三天,與其說像某些報紙所寫的那樣是值得慶祝的日子,還不如說是屈辱甚至是蒙羞的日子。大部分報紙和雜誌、通訊社和電視台為大家提供的不是普京總統出訪西班牙和德國的消息,不是車臣的炸彈和地雷爆炸的恐怖,也不是西伯利亞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買兇殺人,而是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如何度過了自己在布蒂爾監獄的第一個夜晚和第一個白天,早、午、晚三餐吃的是什麼以及與他同一個囚室中的那個人是誰:一位「文質彬彬」的販運偽鈔犯和一位涉嫌經濟犯罪的商人並排坐在那裡。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9)   
  將古辛斯基在監獄的日常生活作為各自電台新聞報道頭條的,有「自由電台」、「美國之音」、「德國電波」、「英國廣播公司」(BBC)等。 
  我們得知,很快就有人從監獄外給古辛斯基送來了電視機、冰箱、換洗的內衣褲、餐巾紙、衛生紙等。監獄方面允許他「從外面」訂閱一份報紙,他選擇了自己鍾愛的《今日報》。順便,還有媒體為我們介紹了有關布蒂爾監獄的設施及其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這座監獄曾關押過的著名人物有葉梅利揚·普加喬夫、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涅斯托爾·馬赫諾,甚至還有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本人。在《生意人報》的一篇文章裡,德米特裡·帕夫洛夫寫道:「儘管布蒂爾監獄『見多識廣』,但古辛斯基無疑是一位傑出人物。在極富傳奇色彩的隔離偵訊室關押過的人當中,很少有人能得到監獄管理當局的特別關照。處罰執行總局的新聞中心一大清早就宣佈,『夜晚很平靜地度過』。為了不出意外,古辛斯基的獄室門旁還特地安排軍官晝夜值勤。整個獄室裡,古辛斯基的床位最好——是一張位於窗邊的下鋪。一般,他們就是這樣安頓『扒竊法律的人』以及『有權有勢的人』的,難友們也已經推選古辛斯基為囚室老大了。」 
  6月16日星期五,白天,在律師的陪同下,古辛斯基聽取了對他的指控書。依據俄羅斯刑法第三章第159條「侵吞巨額財產罪」,這位寡頭被指控非法侵吞了價值1000萬美元的第11電視頻道的國有資產。這天深夜,當幾十位蹲守布蒂爾監獄大門口和走廊的記者和電視攝像師散去以後,古辛斯基在不離境保證書籤字後被監獄方面釋放。 
  古辛斯基這位失勢寡頭的一些戰友對此十分失望,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準備進行新一輪的政治對抗。《明日報》則透露,偵查機關的許多工作人員感到非常憤怒。人們在該報刊登的一張巨幅照片上看到,布蒂爾的獄警們在監獄牆上扯出大幅標語:「將古辛斯基還給我們!」 
  誰捅的馬蜂窩? 
  早在6月14日,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特別重大案件偵查員瓦列裡·尼古拉耶夫就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逮捕古辛斯基的決定是由他本人做出的,其理由是他通過調查發現古辛斯基在電視交易活動中有重大舞弊嫌疑。他,尼古拉耶夫,沒有接到任何政治「定單」,也沒有人向他施加過壓力。 
  這種說法不僅來自官方,而且也是在新秩序下的克里姆林宮最貼近實際情況、最為可信的說法。在就職宣誓儀式上,弗拉基米爾·普京鄭重宣佈實行「法制」。在以前,總檢察院立案偵訊必須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首肯。5月中旬,在一次立案偵訊時總檢察院也向普京請示怎麼辦,普京當時就回答:「依法行事。」 
  檢察官的職業和職責要求,一旦發現明顯違法行為,應當立即採取行動,有如消防隊員收到火災警報一樣快速出動,或者,就像一名堅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醫生那樣。為監督法律的執行而成立的檢察院,就是要保證在違法行為出現時進行立案調查,並根據調查的性質和條件來決定審訊、批捕和搜查。不過,幾乎沒有哪位政治評論家認真對待偵查員尼古拉耶夫的聲明。一位觀察家曾指出:「我們這裡不是讓卡塔尼亞出名的意大利,也不是擁有肯尼思·斯塔爾的美國。」與此相似的情況是1997年秋天的「稿酬風波」。當時,阿納托利·丘拜斯正在寫一本有關俄羅斯私有化的書,書雖然還沒有寫完,但已經收到了巨額預付金。當這件事情被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阿納托利·丘拜斯惱火地吼道:「不就是10萬美元嗎!」現在,一些記者也如出一轍地聲稱:「不就是1000萬美元嗎!哪一個寡頭會沒有污點!」 
  與古辛斯基走得很近的俄羅斯猶太教的主要拉比 .沙耶維奇曾說道:「是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攫取的財富比1000萬美元要多得多,他們的名字經常見諸報章,形象也頻頻出現在電視屏幕,但卻沒有人將他們投進監獄。」 那為何古辛斯基就該被抓進去呢? 
  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弗拉基米爾·烏斯季諾夫拒絕與記者們見面並回答提問,並且,在逮捕古辛斯基之前他出差去了俄羅斯東部地區,因此大部分報紙和電視頻道都不得不自己生編硬造這場政治醜聞的所謂內幕說法。如今這些說法主要有五種。《側影》週刊的韋洛妮卡·茲洛特尼茨卡婭寫道:「逮捕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的行為並非希望將俄羅斯總統放在受攻擊地位的敵人所為,而完全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本人自己採取的行動。」 在獲釋後接受的幾次採訪中,古辛斯基自己宣佈:「我之所以遭到逮捕,完全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出於個人原因的報復行動,這裡甚至沒有所謂的政治原因,而只是總統本人對『木偶』節目的痛恨。」 對此,伊戈爾·特羅斯尼科夫在《貨幣》週刊上這樣寫道:「普京一切都瞭如指掌,他還親自指揮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動。克里姆林宮對獨立電視台拒絕將普京的木偶形象從屏幕撤消感到惱羞成怒。」 古辛斯基控股的「梅地亞-橋」集團副總裁伊戈爾·馬拉申科在歐洲各國出差也證實了上述這種說法:「他們早就擬訂好了行動計劃,我完全確信,沒有普京的首肯他們根本就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根據我所得到的不確切的消息,6月13日早晨,當護法機關將逮捕古辛斯基的事告訴總統時,普京沒有反對。」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0)   
  而普京自己6月13日晚在馬德里卻宣稱,逮捕古辛斯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普京向隨行的俄羅斯記者解釋:「對於這件事我一無所知,這是總檢察院獨立做出的決定。你們也應當明白,對我來說(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懷疑的禮物。」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普京在更為詳細地談起「古辛斯基案件」時指出,古辛斯基及其控股公司的許多商業運作讓人生疑,其中包括那些拖欠償還的幾億美元貸款。不過,要弄清楚這一切需要的是進行認真調查,而非急急忙忙採取逮捕行動。普京宣佈:「我個人認為,不應當這麼做。可以採取其他方式讓他(古辛斯基)配合工作,例如,讓他簽署不出境的保證書。逮捕是一種過於強制的措施,但是我不能禁止檢察機關這樣做。根據我們的法律,無論是總統還是政府都無權領導檢察院的工作。」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相信總統。那些隨同普京訪問西班牙和德國的人毫不懷疑總統的上述解釋,他們認為從莫斯科傳來的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的確對普京來說很意外。這場醜聞顯然妨礙了出訪會談,分散了普京與西方合作夥伴討論重大事件的注意力,其中涉及簽署大筆合同及一批重要協議。 
  大部分俄羅斯報刊支持另外一種說法: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動是利用普京不在國內之機,由葉利欽周圍的那幫人故意搞出來的。在俄羅斯媒體上,那幫人被稱為「家族」,在普京時代,他們仍然擁有不小的影響力。文章作者們的分歧僅僅在於,該行動的主要倡議者是何人。一些人認為,這一切都是直接按照總統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沃洛申的指示干的;另一些人則確定,一切陰謀都是由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策劃並實施完成的。《今日報》寫道:「根據我們的信息源提供的情況,逮捕古辛斯基的決定是根據亞歷山大·沃洛申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宮內很小的範圍內做出的,『家族』新成員、國際工業銀行總裁謝爾蓋·普加喬夫參與其中。」 《路標報》確信:「一出這種醜聞,任何對俄羅斯政治進程有深刻瞭解的人都會首先想到是別列佐夫斯基幹的,他是在『教訓』古辛斯基。」 《論據與事實》在分析中心的結論中這樣認為:「這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兩個媒體帝國領袖——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間開始的新一輪鬥爭的標誌。在最初評論競爭對手古辛斯基被捕時,鮑裡斯·阿布拉莫維奇流露出一種心滿意足的態度,因為他的強大對手終於『落入他設計的圈套中』了。」 
  一些政治學家認為,好多大寡頭,如羅曼·阿布拉莫維奇、亞歷山大·馬穆特等都在暗中支持別列佐夫斯基。《側影》雜誌的封二上刊登了一幅兩名重量級拳擊手相互對峙的照片。只不過雙方手指上不是戴著寬大的戒指,而是畫著一個政治家的頭像,人們可以將其中的一個理解為普京的頭像。但是,《論據與事實》卻與此正相反,將寡頭們畫成了一朵大菊花上的一個個花瓣,普京正一個接一個地掰掉這些「花瓣」。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沃洛申和別列佐夫斯基斷然拒絕承認曾經參與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動。一家報紙證實,沃洛申曾表現得非常慌張,甚至都不知道該如何評論來自總檢察院和布蒂爾監獄的消息。 
  一些報紙和雜誌自信地認為,逮捕媒體大亨的行動並非葉利欽舊班子裡的官員們所為,而是來自特工機關的人以及普京新班子中的個別人謀劃的。謝爾蓋·阿列克薩申科聲稱:「強力部門普遍希望全社會瞭解『誰是這片森林的主人』,正是這一願望促成了不久前所發生的一切。」 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支持這種說法,但他同時又證實,這 「不是新的,而是那些10多年來被世人遺忘、現今又想回到前台的老特工的一次試驗罷了」。別列佐夫斯基說:「普京今天得到的都是一些糟糕的建議——這就是愚蠢的特工機關所提出的。」 而俄羅斯猶太人大會副主席亞歷山大·奧索夫采夫甚至宣稱:「從對國家造成危險性角度來看,今天俄羅斯特工機關的表現比車臣武裝分子更糟糕。」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謝爾蓋·伊萬諾夫斷然否認類似結論,他說:「我個人只是到巴庫出差的途中才從記者那裡得到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安全機關與其沒有任何關聯。」 
  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整個世界,古辛斯基被捕事件都是這位大亨及其「梅地亞-橋」控股公司為維護新聞自由所做巨大貢獻的大型廣告運動的開始。在自己同行的筆下,古辛斯基成了「頭號持不同政見者」、「良心囚犯」,甚至開始取代了薩哈羅夫或者索爾仁尼琴的地位(其中包括西方個別報紙)。毫不奇怪,一些遵循「誰受益」原則的觀察家們開始表達這樣一種觀點:會不會是古辛斯基利用自己的關係,由他本人導演了這場三天監獄苦難的精彩表演?借用一下象棋術語,儘管古辛斯基這樣做表面看是丟了棋子,但從全盤看卻贏得了勝勢。《莫斯科時報》在自己的一個版面上甚至提出了這種說法:「作為一名戲劇導演,古辛斯基早在20年前就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這一次,他又導演了一幕劇。本來,這是一場克里姆林宮想要懲罰他的演出,為此,他有意識地利用普京出訪歐洲的時機,不僅在俄羅斯自由派分子當中,而且在國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名英雄和受迫害者。」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1)   
  還有一種更為複雜的說法,刊登在俄羅斯《觀察家》上。根據這家雜誌的觀點,整個事件從古辛斯基被調查到遭逮捕,完全可與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基洛夫被刺或德雷福斯案和貝利斯案這樣的大規模挑釁行為相「媲美」。2000年6月的一連串事件,是由地位高於古辛斯基、但也並不聽普京總統指揮的人策劃的。這些人超越了以色列議會,甚至還超越了美國總統。換句話說,他們成立了某一個秘密性的「世界政府」,擁有決定干預任何一位俄羅斯寡頭的命運的權力。 就這樣,古辛斯基被捕這個相當平淡無奇的事件,在許多記者的筆下差點兒就成為當年的主要政治事件,而且不僅在俄羅斯。考察媒體大肆參與其中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保護古辛斯基,不如說是企圖損害俄羅斯新領導人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名譽。 
  向普京總統發起攻擊 
  關於6月事件,除了俄羅斯總檢察院偵查員瓦列裡·尼古拉耶夫的說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說法都沒有清晰可靠的事實作基礎,它們是建立在各種推測、假設、印象基礎之上,因此,評述它們沒有任何意義。不能不發現,「梅地亞-橋」控股集團公司所屬的刊物和電視台顯然對古辛斯基在布蒂爾監獄的遭遇反映更為快速,更為敏捷。他們企圖將古辛斯基的悲慘生活轉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危機,借此向普京總統發起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羅斯的言論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權利和自由,並指責克里姆林宮正在發動一場反猶運動、企圖建立獨裁政權等等。正如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所指出的那樣,結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轉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時代》雜誌的觀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稱:「無論總統願意與否,都應當由他來承擔對媒體大亨錯誤地使用強硬手段的法律責任,承擔逆對外政策大趨勢而動、實施逮捕行動的責任,承擔人們將內政恐懼同1937年大清洗聯繫起來的一切責任。儘管並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國內製造了這種氛圍,讓護法機關覺得他們可以放手大幹。要是總檢察院沒有直接從克里姆林宮得到指令的話,那麼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國家安全部門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動後果。」 伊利亞·米爾施泰因在該雜誌上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自從鮑裡斯·葉利欽(也許,這是他犯的一個用人錯誤)將弗拉基米爾·普京確定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著在全國撒下了恐懼的種子,而這種恐懼的生長就像葉卡捷琳娜時代所栽的土豆那樣快速」。 
  人們對於《新報》和《總結》雜誌聯手攻擊弗拉基米爾·普京已經司空見慣了,絲毫沒有感到奇怪。不過,沒有任何所謂的「精神流質」會對《新報》作者群發揮作用。在普京面前,他們並不會感到恐懼,而是對他的行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葉夫根尼·阿爾巴茨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再次向全國和世界展示,他暫時還不能稱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學習這一職業罷了。遺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麼樣的導師。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與一個平庸的管理者之間的差距何在?這就是是否具備根據優先性原則來處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紛繁複雜的局面中找到不尋常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及在政治舞台上有無隨機應變的能力、從而避免成為被某一個集團掌握的傀儡。總統上個星期的表現證明,無論是第一種能力,還是第二種能力,亦或是第三種能力,他都不行。」 
  人們可以感到,《總結》雜誌主編謝·帕爾霍緬科的攻擊最為憤怒,以至於他的評論都跑題了。他這樣寫道:「在複雜的情況下,我既沒有興高采烈,也沒有幸災樂禍,因為最近一段時間裡詆毀普京總統的言論已經太多了。依我看,總統目前所遭到的羞辱簡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盧比揚卡的兒女們——如今在克里姆林宮權力走廊隨處可見——就像某個時期的窮人家孩子一樣不明白民主國家的本質。」 謝爾蓋·帕爾霍緬科熱情讚揚 「梅地亞-橋」控股公司的記者,稱他們以職業素養、工作經驗和膽量不僅在全俄,而且在國際間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同時,他將其他一些與自己對立的出版物稱之為「卑鄙小人」、「撒謊者」、「目空一切的誇誇其談者」、「敗類」、「出賣給政權的奴隸」、「乳臭未乾的小學徒」,他甚至指責普京本人在搞「政治恐怖主義」。 
  6月17日,弗拉基米爾·普京結束了對一些西歐國家和摩爾多瓦的訪問,回到了莫斯科,對針對自己的各種攻擊,普京根本沒有理會。出乎「梅地亞-橋」控股公司記者們的意料,對總統的攻擊並未影響俄民眾對普京的態度。儘管2000年6月俄羅斯接受調查的民眾中積極評價俄聯邦總統工作的人數從61%下降到了54%,不過,到了7月20日,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支持率再創新高,達到70%。 對此,大部分受調查者都確信,古辛斯基被捕無疑是因為他涉嫌參與金融詐騙等刑事案件。 
  富人們為何流淚? 
  2000年6月底和整個7月,不止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一人感到日子難過。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的處境也開始不妙,有重達1. 5噸、涉及金額7億美元的「俄羅斯民航」國外分公司可疑金融業務的文件從瑞士運到莫斯科。瑞士和俄羅斯檢察院均認為,鮑裡斯·別列佐夫被牽涉其中。他被總檢察院召去接受質詢——當時是作為證人。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2)   
  弗拉基米爾·波塔寧也感到忐忑不安,因為莫斯科市檢察機關也開始調查1997年抵押拍賣中某些值得懷疑的情況。當時那場拍賣結果是「諾裡爾斯克鎳業」大型工業集團公司轉由波塔寧領導的工業——金融集團「國際俄羅斯」控制。波塔寧意外收到的總檢察院通知函,要求他「盡早補償」由於抵押拍賣過程中因違反規則和條件而使國家遭受的1.4億美元損失。 
  6月底,米哈伊爾·弗裡德曼領導的「阿爾法」銀行集團旗下的「秋明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賬目等遭到查抄。根據總檢察院要求接受文件調查和查抄的特大公司還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盧克石油公司」和「伏爾加汽車製造廠」這樣著名的大公司。一些報紙認為,這是克里姆林宮針對大資本家的新政策,甚至是國家政權對「國家實業精英們」所發動的攻勢。《貨幣》雜誌通知自己的讀者說,這次攻勢的發起者普京總統將在致聯邦會議的總統特別咨文中,宣佈與寡頭們或「反對派資本家階層」 展開鬥爭的計劃。但是,所有這些預言都破產了,普京沒有任何與大資本家做鬥爭的計劃。 
  要知道,寡頭資本主義模式儘管沒有控制俄羅斯的全部經濟部門,但也控制了不少部門和領域。隨著俄羅斯經濟進程的日益明朗化,可以分析出這種寡頭資本主義模式所發生危機的某些原因。 
  (1)第一階段(1992~1993年)、第二階段(1994~1995年)和第三階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羅斯私有化的基本進程。最終結果是,大部分企業通過私有化這一形式從國家轉移到個人和集團的手中。但是,這些個人和集團並沒有進行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重大投資。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俄羅斯聯邦,沒有人有能力投資幾千萬或者幾億美元購買石油公司、機場、電視公司、汽車廠、鋁業等。 
  結果是,大部分銀行和企業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權和與國外金融工業集團關係密切的人手中,他們要麼是以超低的價格收購那種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證券,要麼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從被欺騙的公民手中和預算中搜刮錢財。還有不少這樣的新私有者,他們不是利用和國家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是與罪犯集團相勾結而發家致富的,這一點可以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鋁業戰爭」中明顯地看到。 
  政府和總統對此卻表現得非常平靜,他們用「所有這些不過是『原始積累階段』 不可避免需要繳納的學費」這種荒謬的說法安慰自己,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營更有成效的私有者會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業主。1998年8月17日經濟危機以後,不成功私有業主的破產進程開始顯現;1999~2000年,這一進程加快了。許多大量侵吞國有財產的人對於如何消化這些財產也表現得無能為力。就連亞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採訪時也承認,絕大部分寡頭是靠吸收國家這棵大樹的營養而快速發家的。亞夫林斯基認為,現在當務之急是應當讓這些寡頭遠離這棵大樹,而不必去弄清楚,他們侵吞了多少和非法佔有了什麼。 
  但可悲之處在於,如果沒有國家和國家預算的支撐,許多寡頭簡直就無法將自己的事業進行下去。儘管他們有錢在法國的藍色海岸或巴伐利亞地區的阿爾卑斯山區購置別墅,但卻沒有足夠資金去更新設備、擴大生產、支付工人工資以及上繳電費和稅收。 
  不過,國家不可能無休無止地供養這些「實業界精英」。 
  (2)國家短期債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導致1993~1997年全國金融資本人為急劇增長的個例之一。在這一過程當中,有人利用現實經濟部門、居民手中的部分閒錢和國家預算大肆進行投機活動。1998年8月17日的銀行倒閉風潮不僅使俄羅斯金融體系遭到沉重打擊,而且讓整個私有商業銀行系統也受到重創。像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亞歷山大·斯摩稜斯基這樣曾經顯赫的寡頭都紛紛從大生意場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屬於古辛斯基所有的「橋銀行」以及波塔寧的「奧涅克西姆銀行」先後宣告破產。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頭們都遭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又艱難地挺過來了,他們將自己銀行體系內大部分「有活力」 的業務剝離到其他規模雖小但卻「很友好」的銀行中,而保持對規模龐大並且有贏利的工業集團(如「諾裡爾斯克鎳業」集團)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運公司的控股權。 
  不過,無論是私人小儲戶還是大量的中小企業,在銀行破產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擊。因此,近年來俄羅斯實業界集團自身內部出現一些重大分歧和爭論也就毫不令人感到驚奇了。搞清這種狀況的任務應當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們身上,而不是由總統親自去做。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當去保護所有私營者、而非只是大銀行家和寡頭們的權利。阿納托利·丘拜斯直截了當地指出,寡頭集團彼此之間相互的、並且表現出非常殘酷的爭奪,成了俄羅斯許多富有的大商人經常遭遇麻煩事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對生意場上這些事件的評價更為複雜一些,」丘拜斯在接受採訪中時說,「我並不認為這是普京深思熟慮的一步一步消滅寡頭的計劃。這好比糖漬水果飲料,熬製的原料中有許多塊水果,但人們卻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這些事件是生意場上勢均力敵的雙方之間進行較量的外在必然表現。」但是,當記者請求他詳細解釋自己的論斷時,丘拜斯十分堅決地予以拒絕:「不,我不能說。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確是這樣。」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3)   
  (3)90年代後半期,俄羅斯大多數大眾傳媒都受新出現的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控制。 
  在西方,一些報紙、雜誌和電視公司一般都能給自己的投資人帶來不小的利潤,由於有利可圖,這些大眾傳媒積極拓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其他商業領域建立金融工業公司和集團。而在俄羅斯,由於民眾、其中也包括那些被稱為中產階級的民眾生活貧困,因此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在俄羅斯,報紙、雜誌和書籍價格相對便宜,發行量低於5萬份根本就不夠支付紙張和印刷服務成本。即使發行量很大,大部分報紙和雜誌也生存艱難。這種情況同樣可以反映在所有主要的電視頻道上。哪怕是將數目不小的廣告收入計算在內,所有主要電視頻道,其中包括獨立電視台、俄羅斯公共電視台和俄羅斯電視台,都沒有為自己的股東們和投資人帶來利潤。只有從大商人那裡獲得巨額補貼,所有這些大眾傳媒才能夠正常運轉。 
  不過,在向大眾傳媒投入相當大的資金以後,與其說銀行和大工業集團想獲得商業利潤,倒不如說是希望達到一定的政治目標。其任務就是,對社會輿論和政治精英的情緒產生影響,並促使政權通過對某一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經濟決策以及在國家機關中為自己的利益遊說。此外,這些大眾傳媒還可以捅出「敗壞自己競爭對手名譽的各種黑材料」,封鎖有關對自己公司不利的消極報道。最後,還能幫助對某一集團友好的活動家進入聯邦級和地區各級政權領導層。此外,重要的當然是廣告收入,因為廣告是能夠帶來較大利潤的商品。 
  總統大選以及國家杜馬選舉後,俄羅斯政治局勢穩定的局面出現了。不過,正是由於這種政治穩定,才導致大商人對俄羅斯大眾傳播媒體的金融投入出現了根本性的減少。政權爭奪戰業已、或者說正在接近結束。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浪費大筆資金給報紙呢? 
  與「梅地亞-橋」公司醜聞同時發生的事情是所有主要電視頻道的財政狀況出現了根本性的惡化。事情居然到了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公開希望將自己控股的俄羅斯公共電視台49%的股份歸還給國家的程度。別列佐夫斯基證實,整個媒體生意讓他虧損很大,他不得不用其他行業生意中的利潤來填補媒體虧損的深洞。 
  更為複雜的是「梅地亞-橋」公司的財政狀況,因為對這家公司來說,媒體生意正是有形強大實力的主要支柱,在俄羅斯的所有大眾傳播媒體中,被認為最有保障的就是這家公司。至少,這家公司工作人員的薪水和稿酬是最高的。獨立電視台的辦公和攝影設備要比俄羅斯電視台的好得多。現在,上述這些優厚待遇都面臨威脅。已經很清楚的是,「梅地亞-橋」公司在最近2~3年裡從西方公司那裡貸了不少款,而數目特別大的那筆貸款來自「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這些貸款中的相當一部分已經超期,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像「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這樣已經擁有不少信息資源的、相對獨立的大公司會借給古辛斯基幾億美元,卻又不急於要求他還清貸款呢?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列姆·維亞希列夫被迫承認,「在這些交易中,『天然氣工業公司』並沒有獲得任何利潤。之所以將錢借給他們,只是為了讓他能保持安靜,不來干擾公司運作罷了」。要是在其他國家的話,完全可以稱這種關係為經濟勒索,或者更簡單一些,就是訛詐。 
  古辛斯基從布蒂爾監獄獲釋後,他的控股公司裡的一些頭面人物立即興高采烈地公開發表談話說,經歷這些磨難之後,再也無人能夠將古辛斯基搞垮了,因為作為一名捍衛言論自由的卓越戰士,西方金融市場上的任何最大信貸大門都會對他敞開。但是,事實上他們所想像的那種場景沒有出現。他們過分渲染了以色列以及猶太人社會、金融機構支持古辛斯基的力度。據西方媒體報道,古辛斯基及其領導的公司的總債務額超過10億美元,沒有人急於幫忙清償這些債務…… 
  在有關寡頭們遭到迫害的報道方面,與俄羅斯大眾傳媒吵吵嚷嚷、議論紛紛的內容形成對比的是,護法機關所採取的調查行動的規模並不很大。2000年全年,在許多西方國家,甚至包括小小的以色列、瑞士等國的司法和檢察機關對商人和政治家涉嫌犯罪案件所進行的調查都比俄羅斯進行的調查要多得多。我們可以回憶起德國前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金融活動遭調查的情況;在美國,針對比爾·蓋茨案件的司法調查已經不止一年,這令這位世界首富早已疲憊不堪;在英國,那位沒有做任何不體面事情的商人、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已經被捕快兩年了——而這個人是俄羅斯民主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偶像。 
  那麼,俄羅斯的超級富豪們還有什麼可恐懼的呢? 
  令俄羅斯超級富豪極度敏感、甚至膽怯的首先在於,他們所獲得的巨大財富缺乏合法性。他們的生意是在異常混亂中完成的,缺乏透明度,恰恰是這一點,讓人們盯著他們過去所經營的事業中曾有過的犯罪行為。 
  我們常常聽說某人擁有巨額財產,做過幾億美元的交易,但卻很少有人能向社會解釋清楚,這些超大型企業從何處聚斂如此大量的資金以及控股股票,尤其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我們都知道某一個全國聞名的大企業,甚至某一工業行業都成了私人財產——並且不完全能成為俄羅斯公民的私產。但是,我們卻無從知曉:這一切是怎樣、為什麼發生的?財產所有權的變更將會為國家及其經濟帶來何種影響?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4)   
  為什麼在北極圈內的諾裡爾斯克鎳業今天成了幾個80年代還是共青團積極分子的私有企業?要知道,形成這家企業現在的規模,整整用了70年,其中還有斯大林集中營中幾萬囚犯的辛苦勞動。怎麼能用1.5億美元價格就買得到?這家企業每年光純利潤就可達到10億美元,這些利潤都跑到哪兒去了? 
  莫斯科和下諾夫戈羅德的共青團員們,劇院導演和佈景師,養蜂人或者是工廠廠長、國家部委裡的官員們,又是怎麼如此努力搞到幾百萬美元、甚至幾千萬美元的財富的呢?在20世紀歐洲和美洲國家的商業歷史中,「巨頭們」污點當然也很多;但在10~12年歷史中,俄羅斯寡頭們這樣的污點或者是空白點卻更多,這讓那些希望在俄羅斯從事商業活動的西方生意人感到害怕。 
  缺乏合法性不僅讓許多俄羅斯大商人感到擔心,而且造成經營業績非常不明顯。他們的商業活動常常帶有寄生性質,因為他們殫精竭慮地將所得利潤的大部分藏起來,以各種方式打到國外銀行的賬號上——最好是,離俄羅斯越遠越好。 
  在巨大交易以及金融領域中,這種情況不能持續太久。 
  俄羅斯失控體制的完結 
  在簽署了不離境的承諾書以後,古辛斯基從監獄裡獲釋,由此而產生的尖銳危機也暫告一段落,但卻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早在1997年,切爾諾梅爾金總理曾以他特有的真誠慨歎來評論古辛斯基與別列佐夫斯基兩人之間的衝突風暴:「怎麼會出這樣的事兒!兩個寡頭之間吵來吵去,讓整個俄羅斯都感到了震動!」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無論是幾年前還是在今天,國家和社會受「震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寡頭們這樣或那樣的行為以及彼此之間的爭執,而是整個國家體制的失控,而這種體制形成於90年代——切爾諾梅爾金本人參與了它的確立。 
  鮑裡斯·葉利欽寧願對國家實行無為而治,也要努力理順和完善自己那個著名的「克制加平衡」系統,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激進分子們所提出的建議,他都一概予以拒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體制形成了。於是,他們開始劃分各個政治家集團間以及寡頭間在俄羅斯聯邦內的勢力範圍。此外,從橫向看,政權上層之間劃分;從縱向看,中央與州、邊疆區行政長官,與各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總統們以及各城市市長與地方寡頭們之間也分配權力。 
  我們非常清楚專制體制的缺陷,它是依靠一個人的意志和智慧為中心進行管理的。但是,一個在專制主義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因由政治家、官員們和商人們組成的集團與另一個與其不相上下的集團爭鬥而形成的政權體制,權力失控的弊端也很多。 
  沒完沒了地分散權力,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的完全崩潰。我們不應當允許這種情況出現。因此,正是出於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恢復國家管理體制的考慮,弗拉基米爾·普京在2000年夏天提出建議並採取行動。 
  應當看到,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境外,都有人在有意識地將俄羅斯聯邦朝著解體的方向引領,車臣事件就是一個明證。圍繞聯邦委員會改革建議和計劃所進行的鬥爭可以清楚地證明,在俄羅斯國內外,有一種勢力認為俄羅斯處於半解體狀態對他們最為有利。讓俄羅斯分崩離析,也是一部分大商人的興趣所在。 
  不過,他們很顯然只是大商人中的一小部分,完全沒有將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看作是自己的領導人。恰恰由於這一點,弗拉基米爾·普京7月28日才能夠與參加克里姆林宮圓桌會議的寡頭們會面。當天,共有21位大商人和政府的主要官員應邀出席此次圓桌會議。 
  俄羅斯媒體大肆報道了此次會見。以「權力與金錢的對話」、「低調,平靜,長遠」、「寡頭劇本」、「新時代寡頭應當做些什麼」、「克里姆林宮與俄羅斯商業精英相互注視」等為標題的文章大量見諸《今日報》、《獨立報》、《消息報》、《生意人報》等報刊之上。在這次會晤當中,並沒有出現轟動一時的重大新聞,沒有任何協議或相互承諾。弗拉基米爾·普京向與會的所有人提出請求,希望每個人都應當多考慮俄羅斯經濟,為促進其發展貢獻各自的力量。他宣佈說,政府將不會重新審理任何一項私有化結果,但是,也不會對私有化以後非法聚斂的財富進行大赦。任何人都不能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許多有名的大商人沒有出席克里姆林宮的接見活動。一些大商人收到了克里姆林宮發出的邀請函,但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出席。但是,無論是古辛斯基還是別列佐夫斯基,都不在總統邀請的名單之列。在這裡,關於他們兩人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寡頭體制壽終正寢了嗎? 
  在此,無須過多地描寫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從布蒂爾監獄獲釋出來以後的命運。7月上旬,古辛斯基多次接受傳訊,其郊外豪宅中的所有物品也被進行了財產登記。與此同時,檢察人員開始對古辛斯基持有的獨立電視台和「梅地亞-橋」公司的股份進行清理和登記。 
  但是,7月底總檢察院出人意料地做出決定,停止調查古辛斯基刑事案。那份有關禁止他出境的文件也失效了。報紙和電視都以三類新聞的位置報道此事,《今日報》甚至僅發了一條很短的、語焉不詳的簡訊。古辛斯基沒有再拿自己的命運去冒險,他很快離開莫斯科,到西班牙的一個療養地去與家人見面。他宣佈,自己決定不再繼續與政權鬥爭下去,自己控股的大眾傳媒也將緩和對政府以及總統的批評強度。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5)   
  不過,作為寡頭的古辛斯基也已經明白了,他應當徹底放棄對俄羅斯大眾傳媒的控制,將自己手中的股份轉移至「天然氣工業公司」名下,以償還所欠其債務。股權轉移談判進行得異常艱苦,俄檢察機關以「重新發現了新情況」為理由恢復了對古辛斯基刑事案的調查。古辛斯基先後到訪英國、以色列、美國,甚至有人見過他與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共進晚餐。他還頻繁地出現在其他商人和政治家參加的各種社交場合。 
  《生意人報》報道說,古辛斯基不僅沒有失去對俄羅斯的興趣,而且還投入一筆數目不小的金錢為監獄藥房購買藥品以及為布蒂爾監獄支付供應六個月上等麵包所需的費用。另外一些報紙則報道說,「橋」集團為布蒂爾監獄的犯人們提供了床墊及床上用品,購買了6000套鋁制餐具,並還為布蒂爾監獄的調查人員購置了5台電腦和複印機,給60個審訊室配備了桌椅;2000年底,布蒂爾監獄將收到500份《今日報》和200份《總結》雜誌;古辛斯基還討論了建立30個「樣板」囚室的問題,甚至想對整座監獄進行全部裝修。 
  不過,總檢察院並沒有被古辛斯基的慷慨舉動以及新的投資方向所迷惑。他們向這位前媒體大亨發出了到莫斯科接受訊問的傳票,但古辛斯基拒絕回國接受審訊,而寧願成為流亡者。隨後,國際刑警組織宣佈他為該組織的通緝對象。他們並沒有花太長時間就找到了古辛斯基的下落。12月11日深夜,在西班牙南部的索托戈朗德市的一棟豪華別墅裡,古辛斯基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他被押解到馬德里接受訊問,接下來的幾天他被關在西班牙的一座監獄裡。交納了巨額保釋金之後,律師們讓古辛斯基獲得了保釋,並監外執行。 
  在自己位於西班牙海邊的科盧謝洛別墅裡,古辛斯基迎來了新年和新千年,但是很難說這對他來說是一個節日。根據西班牙法律的有關規定,詐騙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許多人認為,儘管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證明俄羅斯政權機關非常急切地將逃離出境的前寡頭古辛斯基抓捕歸案,但西班牙方面將古辛斯基引渡給俄羅斯檢察機關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的處境也很不妙。早在7月,他自己就放棄了國家杜馬議員的授權。國家杜馬還「通情達理地」表示,如果總檢察院提出要求,那麼杜馬則會願意剝奪別列佐夫斯基議員的豁免權。別列佐夫斯基發表了幾份他本人堅決反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措辭強硬的聲明,並宣佈自己將組建目標直指總統的「聯合反對派」的計劃。《共同報》將別列佐夫斯基比作托洛茨基,後者在1926年曾經聯合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成立「聯合反對派」。不過,與托洛茨基不同,別列佐夫斯基沒有找到任何追隨者,而普京對他的所謂計劃也置若罔聞。 
  只有總統辦公廳主任亞歷山大·沃洛申的顧問格列夫·帕夫洛夫斯基出面,以自己有些靈活風格的聲明回應別列佐夫斯基的講話:「別列佐夫斯基將普京的改革看成險些導致國家體制崩潰的原因並不偶然。對他來說,政治的影子平衡就是國家體制。在他們那裡,起到憲法作用的像『地方行政長官』、『政黨』、『大眾傳媒』等統統都成了非法權錢交易的代名詞。在此,我並不想對這些進行惡意批判。不過我認為,承認失敗將是他的最後一步。通過嘗試使用一些通常的手段——如大眾傳媒、金錢以及與不滿者的聯合,別列佐夫斯基想迫使普京屈從於自己。但是,他沒有得逞。普京讓『政治市場』失去了意義。在這裡,別列佐夫斯基曾經佔有足夠的份量。今天,政權已經不再是貪污批發者的對象——市場行情跌下來了,門庭若市的中介者現如今已經一錢不值。」 
  2000年9月,別列佐夫斯基也飛往國外,過著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流亡生活。根據俄刑法有關巨額詐騙罪的規定,俄羅斯檢察機關開始對別列佐夫斯基立案偵查。儘管收到了傳票,但別列佐夫斯基拒絕飛回莫斯科。他宣佈,哪怕成為政治移民,也不願成為政治囚犯,儘管俄羅斯檢察機關還沒有提出針對他的任何政治指控。一些媒體透露,2001年新年前,別列佐夫斯基住到了紐約。 
  英國《獨立報》這樣寫道:「紐約的著名酒店成了他的避難所,坐在舒適的客房裡,別列佐夫斯基證實:『普京目前所處的立場介於民族主義和獨裁統治之間。我錯了,因為我曾經幫助普京贏得了選舉。』記者發現,事實上要是克里姆林宮能夠改變主意的話,他依舊希望自己能回莫斯科。他在飽嘗思鄉的苦澀,他的思緒又飄蕩到了從前,那是他作為克里姆林宮大家庭大紅人風光無限的時代。」 甚至,別列佐夫斯基還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飛抵華盛頓,其目的是為了「吸引美國國務院注意到自己」。不過,在美國首都,沒有人給予別列佐夫斯基更多的關註:白宮正在迎接新總統喬治·布什的到來。2000年秋,別列佐夫斯基的一些商場親信在莫斯科被捕,另一些人攜家帶口逃亡到了國外。但是,由於沒有列入國際通緝的名單,前寡頭還可以不進監獄,在不被「保護」的情況下迎來新年和新世紀。 
  不久前還由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權》週刊在總結2000年發生的事件時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那些曾經認為自己與國家牢固不可分割的寡頭們不再是國家的當家人。無論是1996年那種形式的寡頭體制——即克里姆林宮在幾個大商業集團的利益之間搞平衡,還是1999年那種形式的寡頭體制——即克里姆林宮與親近的寡頭一起聯手攻擊那些疏遠的寡頭,都將一去不復返了。無論如何,這個通常意義上的寡頭體制將煙消雲散。將國家從寡頭那裡解脫出來所用的時間要較寡頭為控制國家所花的時間少許多。」 在回答不久前還是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媒體帝國一部分的《獨立報》主編提問時,弗拉基米爾·普京表達了大致相同的觀點。他說:「在我們國家,人們將那些躲在暗地裡、從背後對政治決策施加影響的大生意的代表理解為寡頭。而這一寡頭集團根本不應當出現。不過,大生意、俄羅斯資本家的代表們不僅有權利存在,而且還有權獲得國家的支持。我沒看見、也不認為在我身邊有人從暗處施加影響力。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   
  普京和他的對手們(16)   
  這些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對此恐怕根本不需要做多餘的解釋。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1)   
  意外的災難 
  在大多數政治觀察家和記者們的眼中,「庫爾斯克號」核動力潛艇的沉沒無疑是2000年俄羅斯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引人關注的。在2000年,8月被再次驗證為新俄羅斯最沉重的月份。 
  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的地下通道爆炸案所造成的恐懼和憤怒還未平息,人們就從「北方艦隊」巴倫支海海上演習區域聽到了令人緊張的消息——「庫爾斯克號」核潛艇與指揮部的聯繫中斷。這是一艘大型的、多用途的核動力潛艇。該潛艇自1995年開始服役,被認為是俄羅斯海軍中設備最現代、性能最安全可靠的潛艇。 
  8月12日清晨,「庫爾斯克號」正在準備進行魚雷試射演習,並搜索打擊目標。無論是對潛艇艇長根納季·利亞欽,還是對「北方艦隊」司令來說,在潛艇演習區域游弋兩艘甚至三艘北約國家的潛艇早就不是什麼秘密。這種現象早在冷戰時期就已經存在,而且還是相互的。儘管潛艇間接近程度非常危險,甚至還發生過碰撞事件,但由於是在公海區域內,因此並不被認為違反了國際法。據一些專家們統計,在蘇聯和俄羅斯的海軍史上,共有大約20次類似相撞事件,而且,在這些事件中責任並不總是在北約潛艇一方。在1992年和1993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和比爾·克林頓曾分別就一些危險事件道過歉。當年,俄羅斯方面接受這些道歉時,既未公開事故詳情,也未做任何評論。 
  北約情報和指揮機構對「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庫爾斯克號」是一艘排水量為2.4萬噸的大型軍用艦隻,其設計、裝備專門是用來消滅潛在敵人的航空母艦的。這是一艘同時裝備魚雷和導彈武器的絕無僅有的導彈巡洋艦,較美國類似級別潛艇更具威懾力。「庫爾斯克號」配備的導彈沒有裝載核彈頭,但它裝備有24枚「花崗岩」巡航導彈。在必要情況下,核潛艇可以從深海海域發射導彈,同時向眾多目標實施打擊——可以包括地面目標、單艘艦隻、大型艦隊等。此外,「庫爾斯克號」核潛艇還裝備了28枚先進的魚雷,既能攻擊潛艇也可用來消滅水面艦隻。 
  1999年秋季,「庫爾斯克號」完成了在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的長距自給航行。在這個區域內,蘇聯過去曾保持過整個聯合編隊的存在,其中包括潛艇部隊指揮系統,維修、休養和補給基地。現在,原有的這些機構已不復存在。1999年的航行是近10年來「庫爾斯克號」潛艇第一次不僅要展示俄羅斯的旗幟和俄羅斯力量的存在,而且還要表明俄羅斯在地中海地區擁有的利益和能力。同時,在與北約國家海軍反潛力量相抗衡這一複雜條件下,檢驗新一代俄羅斯潛艇的可靠性也非常必要。那次航行取得了圓滿成功,潛艇司令根納季·利亞欽不僅向海軍總司令弗拉基米爾·庫拉耶多夫,而且還向俄羅斯總理和代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就此專門進行了匯報。國家元首對這份報告非常滿意,艦隊司令還呈請批准授予根納季·利亞欽「俄羅斯英雄」稱號。 
  「庫爾斯克號」的秋季航行不過是一系列新演練和演戲的開端。對於一支艦隊來說,藏在海灣和港口裡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海軍方面還曾決定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地中海航行,其中包括北方艦隊一支大型編隊以及波羅的海艦隊和黑海艦隊的軍艦。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都從來沒有組織過如此大規模展示海軍實力的行動。2000年8月在巴倫支海舉行的海軍演習,就是為這場規模宏大、困難重重的航行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北約的海軍將軍們及其所有情報機構對此憂心忡忡了。但是現在,恰恰是「庫爾斯克號」與指揮部中斷了聯繫——況且不是在南大西洋,而是在距俄羅斯海岸線僅僅90公里的區域。 
  8月12日的白天,「北方艦隊」司令部的擔心還並沒有表現得太明顯,儘管艦隊的旗艦「彼得大帝號」巡洋艦的聲納裝置曾經記錄下了一次響聲。後來有報道透露,美國潛艇的聲納系統也記錄下了一聲比另一聲大的兩次響聲。當時,美國潛艇曾對此感到很不安,因為這個聲響明顯有別於發射魚雷。後來人們還瞭解到, 8月12日大約中午時分,挪威地震學家也曾記錄到了兩次「地震事件」——一次比較「微弱」,另一次較強,前後間隔時間為2分15秒,地點恰好來自海軍演習區域。 
  「北方艦隊」司令、海軍上將維亞切斯拉夫·波波夫命令「庫爾斯克號」艇長報告核潛艇的方位和航行情況。儘管每隔半小時旗艦就向潛艇發出一次聯絡信號,但潛艇方面一直是一片沉寂。到了晚上,「庫爾斯克號」潛艇出事的消息才被公佈出去。警報發出後,艦隊的搜救艦隻起航,開始搜尋潛艇。8月13日早上5點,「庫爾斯克號」這個毫無生氣的龐然大物被水聲裝置搜索到了。潛艇旁邊沒有放置能自動上浮、以便讓人們可以迅速與艇上官兵取得聯繫的失事專用浮標。從前,這一系統曾拯救過不止一艘潛艇。 
  「庫爾斯克號」潛艇靜靜地橫躺在海底108米深處,可「彼得大帝號」旗艦這時卻束手無策:「北方艦隊」的潛水員不能在深於60米的水下作業。在任何一支俄羅斯艦隊裡都沒有專用的基地船和能夠在250米深度下作業的深水潛水員(現在,這種設備一般在海上石油鑽井平台上都有,但在俄羅斯的北海上沒有這種類似石油鑽井平台)。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2)   
  8月13日早7時,俄聯邦國防部長伊戈爾·謝爾蓋耶夫元帥向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故。這次報告內容並沒有令人特別擔心之處,只是說到了「故障」和「意外情況」。在呈送給總統的報告裡,說「庫爾斯克號」核潛艇儲存有夠用一星期的空氣和食品,出事範圍內的輻射情況正常,兩個核反應堆會自動關閉,並可得到安全的保護;救援船隻和設備正向事故區域集結;用於事故情況的聯絡方式和人員的撤出方案均已經演練好。此外,艇長有可能通過能容納全體船員的、超堅固的、事故中救生專用的密封艙,自主地開始撤出水手們。 
  普京沒有提出任何建議:情況應當由高級專業人員掌握,總統本人對他們很瞭解並且很信任。8月13日,普京開始五天的短期公務休假:在索契和雅爾塔兩地,他將與俄羅斯科學院主要成員以及九個獨聯體國家元首有一系列重要會晤。普京決定不改變自己的計劃,只是要求將領們每隔兩個小時向他報告一次「北方艦隊」事故情況。 
  8月13日一整天,「北方艦隊」的救援船隻都在不停地向事故區域集中,特種專門設備和俄羅斯微型潛艇的水兵也緊張地忙碌著。8月13日晚,第一次從「阿爾泰號」救援船上下潛的是「鍾」型設備。同晚,還從「米哈伊爾·魯德尼茨基號」救援船上首次下潛了水下救援設備「普裡茲號」。下潛工作一直持續到8月14日晨。8月13日,水下聲納員還報告說,他們聽到了從潛艇尾艙中傳出的有人敲擊艇身的聲音。這一點可以證明,潛艇內還有人活著。甚至還有報道說,破譯出了好像是表示「SOS!」和「水!」的信號。隨後,這些消息被認定是不真實的。波波夫海軍上將解釋說:「我們曾寧願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水下設備未能與潛艇尾艙的救生艙口實現對接。但是,水下救援人員也並非一無所獲,他們對潛艇的外殼及其周圍情況進行了初步考察。這一工作進行了五個多小時,呈現在救援人員面前的是一幅可怕的場景、一場令人難以理解的災難。潛艇首部被完全摧毀,它堅固的艇身有一些洞隙;一些薄的艦體碎片散落在海底。沿著潛艇的外殼,有一條巨大的、被撕裂的口子。救生用彈射裝置已經嚴重受損。潛艇傾斜成30度角,躺在海底。潛望鏡已移位,證明潛望鏡曾經遭到過某種意外的、卻又突然的巨大撞擊。在破損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無論是利用救生用「密封艙」還是給潛艇送空氣,都是不現實的。所有救生艙口可能也都受損。波波夫海軍上將決定將設計和建造「庫爾斯克號」和該系列艦艇的設計師和科學家請到自己的流動指揮部。所有情況均向海軍總司令弗·庫羅耶多夫作了匯報,後者則立即將這些報告給最高統帥、總統普京。經驗豐富、作為職業海軍軍人的庫羅耶多夫做出了令人感到沉重的結論:「拯救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海軍上將後來還曾公開地重複了此項聲明,但是俄羅斯報紙、廣播和電視對他的話卻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顯而易見,人們都期望更好的結局出現。只有一家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公佈了海軍上將的聲明,並配發了以下評論:「做出如此極端悲觀的結論——意味著將自己的半個上將肩章扯下來。庫羅耶多夫要麼是不想對國人撒謊,要麼是按照古老的海上迷信說法,展現著比實際情況更壞的場景。可水兵家屬到底該信哪一個呢?」 (然而過了一天,在發表講話並首次對事件做出自己評論時,弗拉基米爾·普京說,他不打算玩「尋找替罪羊」這個俄羅斯古老遊戲,他對海軍指揮部和「北方艦隊」領導人也沒有任何不滿。) 
  俄羅斯救援人員失利 
  8月15日凌晨,在災難區域已經集結了20多艘水面戰艦和事故救援船隻以及幾艘潛艇。水下救援人員已準備就緒。在核動力重型巡洋艦「彼得大帝號」上,成立了由海軍上將維亞切斯拉夫·波波夫領導的行動指揮部,他本人有30年水下工作經歷。一些曾參與設計和建造潛艇「庫爾斯克號」以及這個赫赫有名的系列其他艦隻的專家們也從聖彼得堡趕到這裡。迄今為止,這一型號的潛艇還從沒有發生過嚴重事故。 
  天氣狀況也對救援工作很不利:海上刮起了風暴,海浪達3米多高。許多參加救援的船隻斷了錨。儘管如此,載著3名潛水員的「普裡茲號」 水下裝置還是重新開始下潛,試圖接近潛艇。一根粗大的纜繩將「普裡茲號」與一艘較大的救援船連上。「普裡茲號」的任務在於對接上發生事故的潛艇的緊急艙口。如果能固定住,並打開第一艙口的話,就可以在調勻轉換閘的壓力後打開堅固艦體部分的第二個艙,並救出12名水兵,然後再返回去,營救下一批水兵。在天氣良好、海底水流不是很強、潛艇傾斜度不大以及最重要的是艙門完好的情況下,完成這一任務不是很難。 
  但無論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嘗試,都沒成功,主要是因為潛艇嚴重傾斜,海底強大的水流將「普裡茲號」衝向一旁。這天晚上,救援人員又兩次嘗試進行了對接,但均無功而返。無論是在事故現場還是在聖彼得堡的「紅寶石」設計總局,「庫爾斯克號」的設計者和建造者們的「智力衝鋒」進行得都不順利;潛艇遭受損失之嚴重,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 
  很顯然,所有人都感興趣的問題是這場意外災難的原因。有關猜測數不勝數,但是,只有對潛艇的各艙情況、其外殼以及附近海底進行認真研究後,才能得出最終結論。這不是眼前的首要任務,當務之急是應當救出那些可能還活著的人,將犧牲的水兵的遺體從倉內打撈上來。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3)   
  8月16日早9時,「別斯特爾號」救援設施的下潛準備工作已經就緒,該設備有很好的抗水下潛流的性能,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長時間,它每次可以將多達20名的遇難水兵由潛艇裡帶出水面。有關部門還可以從其他艦隊向巴倫支海調來一套或兩套「別斯特爾號」救援設備——它們已經緊急預備好了。這已經不少了,在兩大洋,整個美國海軍僅有兩套類似的設備,而英國海軍只有一套此類設備。美、英救援設備的技術性能可能會比俄羅斯的要好一些,但是北約潛艇上的對接口尺寸和規格可能會與俄羅斯潛艇不匹配。當伊利亞·克列巴諾夫副總理在8月15日晚談到,俄羅斯幾乎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救援設備時,他指的就是俄羅斯的設備「別斯特爾號」及其水下救援人員。這不是在欺騙,但僅僅擁有全套設備是不夠的,還需要用潛水員的手。但是,這時的「北方艦隊」恰恰缺少那些配備有必要設備和工具的深海潛水員。 
  在8月16日一天中,兩種設備——「別斯特爾號」和「普裡茲號」互相輪換著嘗試停靠、吸附和固定在事故救生艙口的圍欄平台上,但一切工夫都白費了。總之,無論是對於所有參與救援行動的人們,還是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這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天。俄羅斯聯邦擁有150萬軍隊、龐大的海上艦隊、幾千位陸海軍將領、幾萬家國防和其他大型企業,但是,她卻沒有從過去的年代中留下十幾位深水潛水員,要求他們能打開沉沒在108米海底深處、載有118名船員的「庫爾斯克號」潛艇上的救生艙口。 
  而要知道,在80年代中期,僅僅一個摩爾曼斯克就有幾十位甚至能夠在300米以內的深海處作業的潛水員,還曾有過這個級別的海軍潛水員以及配備有專門設備的、可以在任何時候出海的潛水船。然而,這樣的救援機構是無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和工作的。結果,潛水部門被肢解了——而早在30~50年代它們曾是蘇聯的驕傲——其主要船隻被廉價出售到了國外,按照合同,那些還沒有到退休年齡的俄羅斯潛水員留在這些船上工作。有資料顯示,摩爾曼斯克最大的潛水用船工作在北海的英國石油鑽井場內。他們將波羅的海艦隊最大的潛水用船賣給了希臘,根據單據,僅僅是按照1美元的象徵性價格出售的。對此,伊·克列巴諾夫副總理保持沉默,大概他根本就對此事一無所知。 
  早在8月15日,普京就原則性決定使用來自國外的幫助。8月16日,俄羅斯通過外交部向挪威和英國政府發出了求援請求——這兩個國家的救援小組已經準備就緒。一批俄羅斯海軍軍官被派到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就一些細節問題同北約軍官進行必要的協商。當天,普京總統與美國總統進行了長時間的電話交談。就連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都趕到了莫斯科,就一些事情進行磋商。海軍總司令弗·庫拉耶多夫和副總理伊·克列巴諾夫飛抵北莫爾斯克,在災難現場指揮營救工作。然而,無論是英國的還是挪威的救援者都沒有能夠迅速抵達沉沒地點,只是到星期六至星期日——即8月19~20日的那個夜晚才等來了他們。 
  救援者和趁火打劫者 
  8月17日全天和接下來的18日,救援人員繼續多次嘗試著從「別斯特爾號」設備上與圍欄平台實現對接,並打開救援艙門。在災難發生地,只有少數在莫斯科獲得了海軍司令部特種採訪證的記者被允許到現場觀看救援工作。而被允許攝像的,只有主要的國家電視台——「俄羅斯電視台」的攝像師(來自該電視台新聞欄目「消息」組)。海上救援行動異常危險和艱難。但事實上,對於許多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攝像師、攝影師和記者們來說,巴倫支海發生的悲劇,恰恰是具有轟動效應的「血腥秀場」,那些黃色小報熱衷於用這種表演來「款待」自己的讀者群。很遺憾,許多曾被認為是非常有聲譽的出版物也沒有能夠禁得住誘惑。 
  北方艦隊司令部位於北莫爾斯克,一個潛艇艦隊基地設在維佳耶沃。這是兩座封閉的城鎮,進入這兩座城市工作都需要出示證件。世界上所有擁有海軍的國家基本都是這樣。在北海艦隊,只有很少的記者取得了採訪資格。但是,還是有幾百名來自俄羅斯各地和西方國家的、從事挖掘爆炸新聞的人向摩爾曼斯克和科拉半島趕來。從8月14日起,所有飛往摩爾曼斯克的民用航班均已爆滿,登機人數甚至超過了安全條例所允許的數量上限。8月16日,城裡所有較好的賓館都已經住滿了客人,到第二天,連二流的旅館和招待所也都客滿。晚到的記者則租用了民宅。 
  但在摩爾曼斯克,除了那些傳來傳去的謠言和傳聞,或者退役軍官和退休水兵、潛水員們的描述之外,他們能打聽到什麼呢?只有那些繞開檢查哨所、穿越森林和沼澤最終得以混進北莫爾斯克的少數記者,才能夠得到略多一點兒信息,不過,他們見到的也不過是這個海軍水兵城標準的、甚至都有些呆板的街道和樓房。所有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海面上,距離最近的海岸都有100公里。無奈,不得不開始杜撰。 
  去駁斥8月14~24日那些充斥幾百家報紙、雜誌或者演播室的杜撰的新聞,簡直毫無意義。不過,可以從俄羅斯報刊中選取若幹事例。 
  「早在5月份,這一災難就已經計劃停當。海軍司令部決定在巴倫支海演習援救失事潛艇,當時選中的就是『庫爾斯克號』。不過,事態按照另一劇本發展了。」(《生意人報》)「積極的救援行動僅是到第6天才開始,而在前5天裡只有無乘員的『鍾』專門設備在工作。120個小時就這樣無謂地過去了。難道時間還不夠長嗎?」(《今日報》)「沒有組織任何救援行動!在『庫爾斯克號』艇舷上懸裝有核彈頭,整整4枚!」(《共青團真理報》)「聽說,不幸演習的指揮部就設在『庫爾斯克號』上,而在演習中潛艇翻了。潛艇裡有艦隊的9位高級軍官,軍銜甚至達到將軍。」(同上)「為防備意外情況發生,軍官們焊死了潛艇的救生艙口,失事浮標被死死地纏起來,而這也許是為了保密。」(《共青團真理報》)「『彼得大帝號』旗艦發射的超級導彈擊沉了潛艇。」(同上)「只有謝爾蓋·紹伊古才能夠救得了『庫爾斯克號』,克里姆林宮卻把束手無策的伊裡亞·克列巴諾夫派去事故救援現場,懶惰的當權者不想讓人打擾正在休假的他。」(《交談者》)「軍事當局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拚命在掩蓋這場悲劇的事實真相。」(《總結》)「『庫爾斯克號』潛艇試驗了一種新型超級魚雷,使用了與自己先前完全不同的參數,這違反了同西方國家達成的協議。利亞欽艇長清楚,他在冒死亡的危險,他告訴妻子不要等他。潛艇指揮官及其全體乘員都是英雄,他們用自己生命的代價進行了成功的試驗,但試驗的客體卻並不勝任。」(《共同報》)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5)   
  許多應對90年代俄羅斯經濟崩潰和陸海軍艱難處境負有部分責任的政治家和政論家們,不僅試圖將猛烈抨擊的矛頭指向將軍們,而且還直接指向總統本人。在悲劇發生的最初幾天,鮑裡斯·涅姆佐夫在「獨立電視台」向全國發表講話時,認為普京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莫斯科新聞報——時代》寫道:「是的,當然,無論從哪一個側面看,導致『庫爾斯克號』核潛艇出現災難性事故的責任都不在弗拉基米爾·普京。但是名聲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當局應該給予充分考慮。應當明白,社會輿論幾乎總是不公正、不客觀的。因此,118條犧牲者的生命現在沉重地打擊著普京的心靈,而軍方的愚蠢行為對普京名聲的損害程度甚至比核輻射還可怕,那是一種永久性地玷污。普京可以隨便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到北莫爾斯克去,是因為不想添亂。這是對的,但卻不是最重要的。他沒有及時地認識到,應該象徵性地乘直升機在巴倫支海上空盤旋幾圈,他現在在禮節上和宗教的情感方面讓人們有受侮辱的感覺。」 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觀點,竟認為俄羅斯民眾沒有區分事實與做秀的能力。在救援行動的那些天裡一直呆在維加耶沃、北摩爾斯克或者「彼得大帝號」軍艦上的記者們後來寫道,北方艦隊的海軍們根本沒在意普京總統或者哪怕是海軍總司令弗·庫羅耶多夫是否要來他們這裡的問題。他們那時根本沒想過這些。因此,要想在悲劇發生的現場為總統安排一場「炒作」宣傳活動,恐怕只會引起在當地開展營救行動的人們的憤恨。 
  在接受「公共電視台」採訪時,國防部長伊戈爾·謝爾蓋耶夫提到了自己在8月13日早晨向總統做的第一次報告。普京首先向元帥詢問了核反應堆的命運,然後詢問的是武器和潛艇水兵。海軍所有現行規則和條令,都要求核動力艦艇全體成員在任何緊急情況下首先應當想到反應堆——要將它關閉(在切爾諾貝利核洩露事故以後,根本不需要再次明確這一點),然後應當關心的是武器和具有極強破壞力的彈藥。毫無疑問,在所有其他國家的海軍中,行動次序都是這樣的。單純講「不惜一切代價」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因此,許多報紙針對普京關於人是「第三位」的話題進行投機完全不恰當。《共青團真理報》甚至還替普京設計了希望他在8月14日下達的命令草稿:「我,俄羅斯聯邦總統,領導行動指揮部,現在發佈第一號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去救人!哪怕付出的是損失潛艇的代價。絕不允許浪費一分鐘。」 似乎普京要求挽救巴倫支海免遭放射性核污染不是救人。過了一天以後,還是這家在「庫爾斯克號」悲劇日子裡表現相當與眾不同的報紙發表了一份挑釁性的報道,說普京總統在索契簽署了有關8月20日將在莫斯科舉行紀念基督教2000週年的隆重慶典和宴會。該報評論說:「能夠開開眼界,看一看那些將在8月20日吃喝的基督徒,實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當然,普京對所有諸如此類的謠言,均未予回應和評論。 
  完結 
  早在8月17日,兩艘挪威救援船就已從特隆赫姆向「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地點進發了,其中一艘船舷上載有英國產微型潛艇LR5,而另一艘載有一家挪威商業公司的深水潛水員。8月19日晚,第一艘船抵達潛艇沉沒地點,8月20日深夜1時,第二艘抵達。8月20日一整天,營救人員仔細研究了出事核潛艇的救生艙口和閘門的構造。挪威救援方面與俄羅斯方面磋商過所有緊迫的問題,各種特殊、專門用具也已準備停當。 
  8月21日早8時許,挪威潛水員順利地打開了第九艙頂部救生艙口。關閉著閘閥的艙室已被海水浸滿,看來英國微型潛艇可能已經派不上用場了——同俄羅斯的設備一樣,它也是被用來從沒有進水的艙室中營救遇難人員的。而營救船反覆查看後證明,所有艙室都進了海水,潛艇上已經不可能有生還者。在這種情況下,LR5已經使用不上,而且也不需要了。營救指揮部決定打開第二個艙口,8月21日13時,這一任務得以完成。 
  13時30分,一部攝像機被放置到了滿是海水的潛艇艙內,但水很渾濁。 
  約17時,「北海艦隊」總參謀長米哈伊爾·莫察克海軍上將正式證實,「庫爾斯克號」K-141型潛艇全體官兵已經犧牲。進入相鄰的第八艙和第七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其他設備並做其他準備工作。 
  俄羅斯大部分媒體提出的問題是——能否營救出潛艇艇員。就此,在報紙和雜誌上充斥了大量外行人情緒化的、不客觀的、有時甚至是粗暴得令人無法容忍的報道:「我不明白,為什麼國防部的人沒立即用浮筒將潛艇升到海面上來。」(葉夫根尼·澤列諾夫,國家杜馬議員)「這是一些不像話的鬧劇。」(亞歷山大·馬裡寧娜,女作家)「這是習慣性的俄羅斯式糟亂。」 (維洛妮卡·馬爾琴科,來自「母親權益」基金會)「將所有精力都放在隱瞞悲劇真相上了。」(鮑裡斯·托卡列夫,導演)「讓英國人和挪威人幫忙的時間太遲了。」(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和鮑裡斯·涅姆佐夫,政治家)「這不是一場救援行動,而是在犯罪。」(謝爾蓋·斯坦科維奇,前政治家)「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在破壞。」(尼古拉·科季岑,頓河哥薩克軍隊領導人)「軍人蒙蔽了普京。但他有責任迅速搞清情況,讓撒謊者自量,親自把握事態。他行動遲緩,人們是無法忽略這一點的。要是我,會有另外一種做法。」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統)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6)   
  但是,專家們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潛艇毀壞程度令他們驚訝,要知道,該潛艇在海軍中被認為是此類型軍艦中性能最可靠的,過去的5年印證了它並非浪得虛名。是什麼原因給「庫爾斯克號」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傷?很明顯,是多方面的原因湊在了一起:可能的外來撞擊,儲備魚雷、蓄電池、壓縮空氣罐以及一切易爆物品的爆炸。幸運的是,位於艇身的堅固部分與輕薄部分之間發射井中的巡航導彈顯然沒有發生爆炸。兩座核反應堆的防護裝置及其自動關閉系統也是穩定的。無論第九艙內還是潛艇周圍,都沒有探測到放射性增強的跡象。 
  在全世界,潛艇災難時有發生。19世紀30年代,在這個悲劇性事件的名錄中,英國人名列前茅。40年代,德國損失的潛艇最多。50年代,法國人最頻繁地損失潛艇。60年代,美國有兩艘核潛艇葬身深海海底,艇舷甚至還懸帶核武器。對於專家們來說,這兩起可怕意外的原因迄今還是一個謎。到了70~80年代,蘇聯在這場恐怖競賽中跑到了第一。先後沉沒的潛艇有「K-8」 (1970)、 「K-219」(1986)、「K-278」(1989)。只有「K-278」潛艇(或稱「共青團員號」)覆沒的消息,在海軍歷史上第一次立即被最廣泛地擴散開來。 
  1986年「K-219」潛艇慘劇以及還有42名官兵犧牲的詳情,我們只是三年過後才瞭解到。海軍上將弗拉基米爾·切爾納溫在自己的《核潛艇》(莫斯科,1997)一書中,首次披露了「K-8」潛艇犧牲艇員的名單,艇上當時共有52人。但幾乎所有專家都一致認為,「庫爾斯克號」核潛艇的沉沒是俄羅斯海軍史上一次最可怕的大難。 
  總統力圖控制局面 
  8月18日夜,在與其他領導人協商後,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縮短獨聯體國家元首峰會,回到了莫斯科。普京聽取了參加救援行動人員的工作匯報,但繼續堅持不干預事態的進程。只是在8月22日,普京才開始親自處理所有與潛艇沉沒和艇員犧牲有關的事項。 
  俄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肯定地認為:「總統簡直就被壓垮了,這種壓力主要來自於利用『庫爾斯克號』潛艇的命運而在全國範圍內導演的妖魔化他的運動。」 該報還詰問道:「葉利欽的接班人能否撐得起這樣一付沉重的大國十字架呢?」 但是,普京並沒有被擊垮。他性格嚴肅、沉默寡言而表情憂鬱,但同時也充滿力量。一些觀察家認為,普京是個很會聽課的學生,顯然,這種看法是正確的。8月23日星期三被宣佈為全國哀悼日,而在星期二下午,普京就飛到了北莫爾斯克。從機場出來,他沒有去「北海艦隊」司令部,而是去了維佳耶沃「庫爾斯克號」官兵駐紮的營區,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60多名遇難官兵的親屬聚集在那裡。《獨立報》8月23日的一篇文章寫道,總統當然不應當為軍隊的崩潰和「庫爾斯克號」的沉沒承擔責任,「他的過錯在其他方面,他沒有對人們的痛苦表現出應有的同情,此次造訪北方實在是太遲了」。 英國電視台播放這樣一個畫面片段:一位據說是犧牲艇員妻子的婦女,衝著攝像機用英語叫喊著:「如果我看見普京,我就殺了他!」相似的場景也可以在俄羅斯的報紙上看到。在「獨立電視台」,人們看到了那位衝著攝像機喊叫的婦女:「我不想見普京。我恨他!」 
  但事實上,事態卻按另外一種方式進行了。普京首先探望了犧牲艇長的妻子利亞欽娜,就在他們住的那間破破爛爛的房子裡,與她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隨後他們一起前往「軍官之家」,有650個固定座位的大廳裡進來了1000多人。總統的陪同和警衛人員少到了極限。普京與大廳裡的人們交談,並回答所有問題,哪怕是最沒有道理和已經反覆提了幾遍的問題。他沒有表現出絲毫不耐煩,而是聚精會神地傾聽。這次會面持續了3個小時,這是誰都沒有預料到的。但是,受邀媒體記者們想看到的事件和粗魯言行卻沒有發生,也沒有電視台和電台轉播:因為普京不希望把自己與遇難潛艇官兵親屬的會面變成一場做秀。只有普京抵達維佳耶沃的個別片段被總統和「俄羅斯電視台」的攝像師拍攝下來。普京是一位態度誠懇的人,很顯然,他所言都是其所想。總統說:「我沒意識到,艦隊處於如此可怕的狀況。」但他也批評了俄羅斯媒體在報道「庫爾斯克號」悲劇事件時的極端偏見和歇斯底里,他認為這樣做是侮辱了潛艇官兵。普京說:「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偷光了國家、陸軍和海軍,今天又妄想操控社會意識。」 
  第二天,幾乎所有俄羅斯報紙都刊登出「遇難官兵家屬們的情緒緩和多了」 的標題。參加這次會面的不少心理學家後來回憶說,總統的講話通情達理,他用真誠贏得了人心。《消息報》指出:「總統成了一位優秀的心理療法師。」 當然,給在場的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有政府和總統決定給犧牲人員親屬的、按俄羅斯的國情來說數目不菲的補償。大多數犧牲的潛艇官兵都是各自家庭的頂樑柱,而許多家屬簡直就不知道,他們如今在這個北方城市還能做什麼。 
  正如有家報紙寫的那樣,問題不在於普京是否「收買」了這些人。一位遇難潛艇水兵的母親對「公共電視台」記者說:「他像親人一樣和我們說話。」甚至就連反對普京的報刊也感到異常驚訝:「弗拉基米爾·普京部分完成了穩定遇難者親屬們情緒的任務。」(《今日報》)「在親屬們號啕大哭的氛圍中,普京看上去不是國家元首,而是一位能夠感同身受的俄羅斯普通公民。這顯然使場面朝著對他有利的方向轉化。所有從前有關索契沙灘和對潛艇悲劇的庸俗乏味的傳言,現在都一筆勾銷了。」(《莫斯科共青團員報》) 「普京是作為這些人的總統離開此次會面現場的,可就在剛才他還差一點被這些人給撕碎了。」(《生意人報》)《消息報》寫道:「普京的白天是維佳耶沃悲劇的最高潮。這曾是一場危機。到了晚上,人們的情緒變得緩和了。心理醫師證實,8月22日夜裡,所有人都睡著了。」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7)   
  8月23日晚,普京長時間接受了「俄羅斯電視台」的採訪。在這裡,他回答了過去10天來令全社會躁動不安的所有問題。普京說:「儘管我在總統職位上才100多天,但我還是應該對這次悲劇負有全部責任,我有過失。我將與軍隊、艦隊同在,也將與人民同在。我們大家不僅要一起來重振軍隊、艦隊,還要振興國家。對此,我深信不疑。俄羅斯永遠擁有未來。」雖然沒有指名道姓,普京卻清楚地讓人明白,他認為誰應當為俄羅斯及其武裝力量的艱難處境承擔罪責。 
  《獨立報》在評論普京的講話時說:「這是總統一次成功的宣傳包裝。」但事實上,普京根本沒有想要進行宣傳包裝,儘管他的訪談幾乎到處都引來了好評,當然在有的地方還有恐懼。《共同報》忐忑不安地寫道:「普京向對他來說不守規矩的政治家和媒體發起攻擊。」「利用『庫爾斯克號』悲劇事件,總統將向批評自己的人發起進攻。」 但普京沒有向任何人發起所謂的進攻。大概由於他過於克制,左派媒體甚至還為此非難過他。 
  許多人期待著各種形式的辭職和懲處。麥洛爾·斯杜魯亞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著名的政論家,現今生活在美國。他在《庫爾斯克號》一文中寫道:「普京是一位實幹家、一個由改革前的純鋼打造出來的人,他開始拯救自己最主要的東西——權力、他的聲望,展示他與冷酷僅一尺之距的強硬態度。從他的睫毛上從未跌落過哪怕是一滴眼淚。不過,人們可以不必再懷疑,很快就會有替罪羊腦袋搬家、肩章被長官扯掉。庫羅耶多夫們將會被人做掉。」 
  這完全是厚顏無恥的文字遊戲——用了「甜言蜜語」。的確,許多高級將領,其中包括弗·庫羅耶多夫,向總統遞交了辭呈,但普京沒有接受。他宣稱:「不會有任何無根無據的懲處。我們應當首先弄清潛艇失事的原因和救援行動進程的客觀情況,應當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和有無負責任的人。」 
  8月25日,普京簽署總統令,規定從2000年12月1日起將所有在強力部門內工作的人員薪酬提高20%,並指示緊急情況部,在所有艦隊中建立專門的救援中心並恢復深水救援部門的建制。8月26日,普京簽署了很早就已準備就緒的命令,在俄羅斯恢復最高軍事獎勵——聖喬治勳章和喬治十字勳章。據預計,這些象徵軍人英勇精神的勳章的首批獲得者將是已陣亡的普斯科夫空降兵們,他們犧牲在車臣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中。 
  一些報紙和雜誌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仍在繼續報道和評論「在那些令人發瘋的日子裡當局的無人性」以及「總統的反常行為」(《新時代》雜誌),「由軍隊和地方高級活動家捏造出來的歌舞昇平」(《總結》雜誌)。到了11月,在巴倫支海,當救援人員冒著危險,從「庫爾斯克號」潛艇的第九倉打撈艇員屍體時,《新報》還寫道:「我們的消息源證實,『庫爾斯克號』悲劇是一起重大的政治陰謀。在日本沖繩舉行的普京與克林頓的會晤中,美方說服了俄羅斯人,為了不降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獲勝的機會,至少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前,不要啟動『庫爾斯克號』案件的調查。」 但是,沖繩會晤在7月底舉行,而「庫爾斯克號」的沉沒卻發生在同一年的8月中旬。11月11日,《共青團真理報》在整個頭版以「撞沉了『庫爾斯克號』的英國潛艇,它也沉沒了嗎?」這個醒目標題繼續報道。但是,這種報紙的這一叫囂幾乎並沒有對社會情緒造成任何影響。 
  某些結論 
  對於所有細心的觀察家來說,非常明顯,普京的對手主要是那些擁有龐大傳媒集團和控股企業的寡頭們,他們利用「庫爾斯克號」悲劇來攻擊執政當局和普京總統本人。其中表現得最歇斯底里的是《新報》的作者們:「普京欺騙著我們」, 「他因為要承擔責任而表現得驚慌失措」,「以他現在的聲望,不僅難以治理一個龐大的國家,就連領導一個小辦事處恐怕都會成問題。」 來自《時代》節目的電視記者德米特裡·貝科夫則聲稱:「對於普京來說,『庫爾斯克號』悲劇不僅是致命的、而且是決定性的錯誤。上帝保佑,千萬不要再有下一個錯誤,如果有,那對他來說必定是最後一個,而對我們來說——那要看運氣了。」 「亞博盧」集團國家杜馬黨團中格·亞夫林斯基的副手謝爾蓋·伊萬年科要求「真正地按小時和分鐘」調查普京總統的行為。許多政黨的專家聲稱,國內對普京的信任率將下跌30%或50%,而且還會繼續跌下去。但是,在8月19~21日進行的第一批民意調查卻顯示,俄羅斯公民對總統的信任率繼續保持在罕見的高水平上,這令反對他的那些人感到驚慌失措。「人們還信任普京。」——《公報》不無遺憾地確認道。 《莫斯科新聞報——時代》認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在受懷疑者之列。」 
  早在8月23日,鮑裡斯·卡加爾利茨基就宣佈:「人民覺醒了」,「庫爾斯克號」的沉沒是「一次與1905年俄羅斯艦隊在對馬海峽附近潰敗相類似的事件,將同樣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忍耐已經到了盡頭,成千上萬的人對克里姆林宮當局感到的不再是不滿,而是憎惡」 。 甚至有人還提到「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水兵在十月革命中的決定性作用。可是三天後,《今日報》的列昂尼德·拉濟霍夫斯基絕望地驚呼到:「還和所有最近1000年裡發生的事情一樣,人民仍舊默不做聲,任何電視和報紙萬炮齊轟的聲音都無法震醒他們。」 然而,人民事實上沒有沉默。他們繼續支持陸軍和艦隊,支持總統,而不是那些政治趁火打劫者。   
  巴倫支海上的悲劇(8)   
  在著名的軍事活動家當中,只有前國防部長和國家杜馬議員伊戈爾·羅季奧諾夫大將對海軍和全軍領導提出了尖銳的、但卻毫無根據的指責。他突然發現了「整個俄羅斯國家航船在漏水」,社會長期忍耐在接近終點。 《共同報》的列昂尼德·庫利科夫做出了更具全面性的結論。「對俄羅斯文化而言,」他寫道,「核潛艇是非我們所能擁有的。國家遭受了最具侮辱性的、文化上的損失。我們應當承認自己在與文明世界對抗中的失敗,要麼我們應當佔據符合自身實際的位置,要麼讓整個世界都不再認真對待我們。」 
  但是,這種妄自菲薄只會加深人們很客觀地對俄羅斯及其武裝力量那些不盡如人意之處的印象。一些社會心理學專家提出疑問,將幾百名「庫爾斯克號」遇難官兵親屬從整個獨聯體地區請來,集中到維佳耶沃是否真有必要?莫斯科社會心理學院副院長柳德米拉·沙連多指出:「當災難發生時,不能指望每個人都有恰當的態度。但是,也該是在緊急情況下學會正確定位的時候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如何才能保持理性呢?首先需要特別努力,避免那些受到同樣震撼的人們集中到一塊兒。對於這一點,很早以前人們就已經瞭解。然而,做出各種決定的人們,有時會進一步強化那些心理噩夢。」 
  西方出版物對「庫爾斯克號」悲劇的反應,屬於需要單獨討論的個別問題。許多報紙和雜誌將各自尖銳的批評矛頭朝向俄羅斯新總統。德國報紙《每日時報》寫道:「……別再羨慕普京總統。對他來說,巴倫支海悲劇事件的後果可能已經再也無法挽回。問題不僅在於,普京在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變得灰暗,人們對新總統產生了失望情緒,更主要的是,關於其施政能力的疑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但是,大多數西方分析專家更在意對俄羅斯武裝力量,首先是其戰略核力量的狀況提出質疑。早在悲劇的最初幾天裡,西方通訊社散發了前美國海軍情報著名活動家之一皮特·哈奇塔烏森的聲明:「我很奇怪,這件事情怎麼沒有更早地發生。整個這支艦隊就是一個蓄勢待發的事故源。由於資金不足,俄羅斯武裝力量正在沉淪,無法保證為自己的水面艦隻和潛艇提供應有的養護。」 西班牙《世界報》更尖銳地認為:「『庫爾斯克號』是俄羅斯軍事和經濟衰落的表現。無論巴倫支海悲劇的原因和結局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俄羅斯海軍核潛艇資源將不復存在。」 
  在這些有關俄羅斯陸海軍艱難處境的分析報道中,無疑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都過於膚淺、流於表面化,結論做得為時過早並且很不客觀。有如其他戰略武裝力量一樣,俄羅斯不會放棄強大的海軍。有一些觀點認為,俄羅斯擁有的是它無力管理的武器,「俄羅斯的未來在於解散那些軍工綜合體,而不是像普京當選前所許諾的那樣,要加強它」。沒有必要對這些觀點做出特別的評論,因為它們的動機非常清楚。一家美國報紙甚至忍不住提出「法律上的建議」:「應該將那些『庫爾斯克號』災難責任人送上法庭,而陪審團成員應該由遇難水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組成。」 
  而如果今後對災難詳細調查證明,導致俄羅斯潛艇沉沒的罪魁禍首是監視巴倫支海軍事演習的某一艘美國潛艇的話,那還有什麼話說呢?德國的《艾斯林根報》要客觀一些。這家報紙寫道:「不要總是認為我們西方能修正所有技術問題。僅僅在三周前,曾被認為是西方技術奇跡的『協和』飛機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我們應當寬容,因為只要是由人來控制操縱技術的地方,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能出現錯誤。儘管那些錯誤的後果並非總像在『庫爾斯克號』身上發生的事件一樣淒慘,但人本身就永遠是災難的原因。」 
  巴倫支海悲劇發生過後不久,一架空中客車「A-320」客機在波斯灣墜毀,來自20個國家的143名乘客遇難。要知道,這一歐洲聯合生產的飛機曾被認為是性能最為可靠的飛機之一。2000年夏,英國「泰爾列斯號」潛艇在地中海海域遭遇事故,潛艇的一個核反應堆毀壞,停靠進直布羅陀海峽尋求幫助。更早的是在2000年初,在紐約近郊,一架大型「波音」飛機墜毀。調查結果表明,這並不是一起由恐怖分子發動的襲擊行動——像最初報紙報道的那樣。事實上,這是由於一個發動機部件出現常見的短路所造成的。 
  不過,2000年最嚴重的技術災難發生在阿爾卑斯山脈的一列索道列車上。當索道列車攀升到海拔3200米、距離奧地利小鎮卡普隆不遠的一座山頂時,該列車最後一節車廂進入隧道前的幾秒鐘突然發生火災,就造成了155人死亡,其中有一些兒童,他們要麼是被活活燒死,要麼是窒息而死。而事實上,這種索道列車被認為非常可靠,但上面連基本的滅火器都沒有配備。短路還曾導致莫斯科市奧斯坦丁諾電視發射塔的大火,也是發生在2000年8月。 
  不過,儘管這一次也有人曾經不乏相似企圖,但最終沒有因為這起災難而指責說俄羅斯聯邦總統有罪責。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1)   
  「普京先生是什麼樣的人?」 
  2000年1月底,俄羅斯派代表團出席了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當有人問起了標題這個問題時,代表團成員只能無奈選擇沉默。對於俄羅斯未來新總統在經濟方面的優先考慮方向,甚至就連一些到瑞士出席世界經濟問題非官方討論的政治家和實業界人士也知之甚少,說不出個所以然。至於普京的外交定位和風格,那就更不清楚了。 
  在1998~1999年間,由於走馬燈似的更換總理和葉利欽總統頻頻生病,俄羅斯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極不穩定。2000年初的幾個月時間裡,普京雖然身為俄羅斯聯邦代總統,但當時他的職權和威望都不足以確定外交政策的某些新方向或重點、解決前些年積攢下來的諸多問題。 
  早在1999年秋季和2000年初的幾個月裡,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白宮和克里姆林宮與世界各國的政治家進行過許多次會晤。不過,這通常不是最高級別的會見,外國國家領導人到訪的主要目的是瞭解俄羅斯局勢,希望結識俄羅斯新的領導人,而非磋商和簽署新協定。這很好理解:俄羅斯國內不僅有政治制度的更替,而且還有政治人物的交接。1998~1999年,沒有一個西方分析中心預見到俄羅斯會由像普京這樣一位不同尋常的政治家來領導。他們羅列了一個多達10~12個名字的名單,但那上面沒有普京。就連大名鼎鼎的中央情報局,對普京也是一無所知。 
  現在,政治家和商業界人士,政論家和新聞記者都在認真研究俄羅斯新領導人。早在1999年10~12月,西方報刊就曾發表過上百篇關於普京的文章,其中包括許多抨擊有關普京曾在「特工機關」工作過的內容。不過,在他們感到憤怒和痛苦的同時,也對俄羅斯新領導人表現出了好奇和濃厚的興趣。美國《華盛頓郵報》寫道:「在爭奪葉利欽總統位置的戰鬥中,普京出人意料地殺出重圍,走到了前台,他將賭注壓到了一場勝負難料的戰爭之上。他是一位職業間諜,是長期供職於作為冷戰前沿的民主德國的克格勃情報官員。普京在公開場合給人以矜持、嚴肅、冷酷的印象。憑著『冷酷小伙子』的外形,他利用了俄羅斯人心中擁有的那種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憤懣情緒。他贏得了自認遭到羞辱的武裝力量的效忠。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普京的政治前途遠大。」 
  法國巴黎的《費加羅報》則認為:「在剛剛過去的100天時間裡,弗拉基米爾·普京牢牢地掌握了權柄。就在前不久,他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活動家,沒有任何人會將賭注押到他的身上。而現在,幾乎在所有的民意測驗當中,他都領先於自己的對手。這位前克格勃的特工成了車臣戰爭的掌旗人,將車臣軍事行動的責任由自己一人承擔。他贏得了全社會和將軍們的支持,為實現自己的目標開闢了一個廣泛的空間,贏得了前所未見的知名度。所有自由派政黨的代表爭先恐後地聚集在他的麾下,聽從調遣。就連被認為是他最明確的反對派,如根納季·久加諾夫、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莫斯科市長尤里·盧日科夫也無一例外地不反對與他合作。事件發展變化之迅速令人瞠目結舌,普京可以在所有方面都展現自己的魅力,這可以幫助他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獨立於『家族』集團之外。」 
  德國《每日新聞》指出:「普京不具備超凡脫俗的魅力。他講起話來聲音不大,但卻清晰、明瞭,不喜歡打手勢。有時他也開開玩笑,幽默一下,但很快就會變回嚴肅的樣子。普京不會讓老百姓感到尷尬,而這在葉利欽那裡卻是司空見慣的事兒。儘管他性格內斂,但代表了俄羅斯民族的果斷和尊嚴,而民眾們喜歡這一點。他的受歡迎程度高得令人驚訝,而對於葉利欽來說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車臣戰爭將普京造就成了民族英雄。」 相似的、但卻更矜持一些的評價來自於1999年10~12月與俄羅斯總理會晤和交談過的政治家們。無論怎樣,所有人都認為普京熟悉情況並很內行,而且他很會控制爭論。 
  在鮑裡斯·葉利欽主動辭職和決定提前舉行俄羅斯聯邦總統大選以後,西方報刊對於普京的關注自然多了起來,但疑慮也不斷加深。他們稱普京是「充滿了未知數的人物」、「神秘莫測的人」、「一張白紙」,甚至是「一隻披著狼皮的羊」。某些報紙將普京描繪成「謎一般的政治家」,他「以令人頭暈眼花的速度迅速竄升」,「目標不明確」。一家德國報紙更加令人驚訝,它說「普京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能在水面上行走如飛的、有特異功能的人」。 
  對弗拉基米爾·普京最有意思的評價來自2000年的前幾個月與俄聯邦總理有過會晤的西方著名政治家。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曾不止一次地高度評價這位俄羅斯新領導人,他是年初與普京會晤過的第一批西方政治家之一。托尼·布萊爾特別談到:「普京智慧超群,他非常清楚自己要為俄羅斯爭取什麼。」曾經在2000年2月初與普京有過長時間、尖銳談話的法國外交部長尤比爾·韋德裡納說得更形象:「這個人的性格非常堅強。他是一個愛國者,頭腦中裝的都是俄羅斯是如何偉大的想法。他希望俄羅斯可以佔據應有的位置,並贏得世界的尊重。他是一個聰明機智、精力集中的交談對象,他從不做談話記錄。在談話中,他表現得生動、活躍,常會打斷別人的話以表明自己清晰、準確、思維敏捷地瞭解整個情形。他是一個同時具備頭腦冷靜和興致勃勃兩種性格的人。」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2)   
  普京給美國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這位美國的「鐵娘子」說:「這是一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她表述的總體意思就是: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統比美國人所希望的要壞,但比其他可能出現的情況卻要好得多。 與韋德裡納一樣,給奧爾布賴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在三個小時的會談當中(比原計劃的長得多),普京與她討論了內容完全不同的、複雜的話題,其中包括車臣問題,軍控、核不擴散以及反彈道導彈問題等。這期間,普京甚至沒有拿出任何事先為他準備好的談話提綱。 
  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總統大選中的獲勝成了許多國家報刊評論的焦點,這些國家或多或少都與俄羅斯有聯繫。不過,許多有影響的西方國家報刊的評論非常膚淺,而且很不符合客觀實際。英國的《觀察家報》寫道:「俄羅斯的大財主們幫助普京攀上了權力的頂峰。」該報援引伊戈爾·馬拉先科的話認為:「隨著普京的獲勝,俄羅斯的未來也充滿了變數。完全可以確信,大資本將在這個國家中扮演越來越大的角色。普京和別列佐夫斯基關係很好,很可能已經被這個寡頭給控制住了。」 西班牙的《世界報》告訴自己的讀者說:「普京的勝利是俄羅斯寡頭們的勝利,一場大的勝利。」 意大利《晚郵報》指出:「沒有人表示懷疑,普京之所以能勢不可擋地上升,是由於有那些掌握了電視台和報紙的寡頭朋友的無條件支持。」 
  也有一些與上述猜測完全不同的判斷,認為普京會很快打擊腐敗,並控制寡頭們的權力,這並「不令人費解,就像杯茶水一樣」,他就是「第二個安德羅波夫」。最為理智的判斷來自於美國《波士頓環球報》,該報寫道:「在令人瞠目結舌的競選中,普京成功地向每一個選民團體展示了一面魔鏡,讓他們從這面鏡子當中照到一位隱藏著的、符合自己需要的人選。從哲學角度來看,普京具有超出其他人的三種品質:現實主義、實用主義和愛國主義。在他之前的所有領導人都從來沒有如此開誠佈公地與自己國家的公民談話。所有這一切,都為西方的決策者們提供了與之合作的可能性,克林頓總統也不能放過這樣一個機會,儘管他領導的政府只剩下最後一年的工作了。」 
  俄羅斯對外政策新構想 
  在正式宣誓就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以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對外政策方面開始表現得更加活躍。2000年5月,普京幾乎與所有獨聯體國家領導人舉行了會見或會談。克里姆林宮還為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訪問莫斯科做了認真的準備,同時還積極籌備俄羅斯總統對西歐各國的重要訪問,此外,還在加緊制訂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的新構想。 
  這時,俄羅斯不再為自己制定超級大國應當承擔的全球性任務,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任務。新構想反映了當今世界多樣性及其利益多元性這一現狀,是一個有關對國際關係多極化體系的構想。不過,新構想不僅僅將俄羅斯定位於一個歐洲大國,而且還賦予她維護全球及地區各方面安全的重任。文件認為:「俄羅斯聯邦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所有活動領域都擁有相當大的潛力和資源,同世界重要國家發展緊密關係,俄羅斯對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可以施加實質性的影響。」 
  普京親自領導制定了外交政策新構想,並且進一步強調了它對於進攻性而非防禦性捍衛俄羅斯國家利益工作的必要性。無論是西歐國家、亞洲各國、日本、還是獨聯體國家,對於俄羅斯新領導層的這一方針幾乎都沒有表達任何的反對意見。有影響的西班牙《世界報》在5月底寫道:「俄羅斯這個日不落的廣袤國家,在世界秩序中繼續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雖然其自身困難重重,但她擁有居於世界第二的核潛力和世界上最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她的國民素質非常高。只有那些愚蠢和短視的政治家才不去看這顯而易見的真實情況。」 
  非常遺憾,在美國就有很多這樣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與其說他們無知,不如說是在演戲。當普京以俄羅斯領導人的形象出現時,很多美國人公開表示了惱怒。還是在2000年4月,在一次地緣政治問題國際會議上發言時,茲畢戈列夫·布熱津斯基就將普京與安德羅波夫做了一番比較:「有一個共同的不足體現在這兩個人物身上。與安德羅波夫一樣,普京顯然也堅信自己的偉大國家,並奉行大國外交政策。而這是不應當的。俄羅斯不應將戴高樂的法國當做自己的榜樣。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一無所有,沒有民主,沒有改革,甚至也沒有一個運轉正常的國家,還失去了軍隊和外交。對於俄羅斯來說,現在它們應當效仿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接受西方的領導。」 2000年5月底,不久前曾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的威廉·約·奧多姆用同一個腔調在美國國會作證說:「應當消除『俄羅斯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國家』這一冷戰思維的慣性。俄羅斯目前處於艱難的時期,她已經跌入了『弱國』狀態當中,並且具備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所有典型特徵。她不可能在近十年或幾十年中得到復甦。對此,我們想幫也幫不上。美國應當退到一邊並且謙虛地承認,俄羅斯問題紛繁複雜,只有俄羅斯人自己才能解決它們。這就是我們能做到的事情。不過,我們也應該對俄羅斯人說,他們應該停止對車臣的大規模干預。同時,他們也不應當干涉前蘇聯共和國的內部事務。」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3)   
  這些言論均出自那些長期敵視蘇聯和俄羅斯的政治家之口,這對誰來說都不是秘密。蘇聯和他那個著名的對外政策構想和野心,招至大多數西方政治領導人的惱怒、不滿,甚至還有恐懼。而正是這些西方政治家將恐懼、不滿和惱怒轉嫁給了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儘管在最近10年裡,俄羅斯遭受了許多失敗和損失,但總體上還不是那種衰弱的、渙散的國家——像蘇聯不久前的對手所希望的那樣。一個強大的、不唯西方馬首是瞻的俄羅斯的確令許多人感到害怕,不僅是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西烏克蘭或者東歐,而且還有其他國家。人們可以把這當成一個政治目光短淺的例子來講,但卻是俄羅斯政治家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過去,蘇聯在西方有不少朋友,不只是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而且在左翼知識分子圈子中,在爭取和平、反對越南戰爭和種族歧視以及其他一些運動當中。在今天,這個左翼的政治光譜事實上已經黯淡下來,而且還出現了不少針對俄羅斯的批評聲音,俄羅斯也給這些左翼的批評提供了理由。 
  當然,沒有俄羅斯,西方也不會過得很舒服:來自於東方和南方的壓力在他們心中產生了新的恐懼。這種壓力俄羅斯也感覺得到。所以,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明智的選擇應當是政治妥協和經濟合作。不過,要徹底認清所有這些新的現實要有時間和耐心。 
  不能不指出,弗拉基米爾·普京外交政策的積極性在俄羅斯國內也飽受批評,而且還不止局限在極端激進派的圈子裡。獨立的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這樣寫道:「多極化的構想就是要貫徹在所有方面都積極的外交政策。總體而言,這一構想在相當大程度上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但它也有一些嚴重的缺陷。這一構想不是很划算,它浪費了本就非常貧乏的外交以及其他資源,它要求俄羅斯奉行全球大國的政策,而事實上,她現在還是一個衰弱的地區性大國。是否有必要將我們現有的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南斯拉夫危機中去呢?」 
  謝·卡拉加諾夫錯了。俄羅斯不是地區性大國。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離開了俄羅斯,你無法想像今天會是一幅什麼情形。俄羅斯在北半球居於主導地位;她與阿拉斯加與日本都僅相隔幾十海里;與中國和朝鮮陸上接壤,與印度、中亞國家、中東和近東都有著源遠流長的聯繫。俄羅斯聯邦不能放棄今天還在生效的國際義務。這些義務中有許多是從蘇聯那裡繼承下來的。在理智地奉行積極外交政策的時候,俄羅斯並不是在浪費,而是在增加自己的外交及其他資源。在當今這一困難時期,作為核大國之一,俄羅斯的地位和舉動應該能夠保障俄羅斯民族的、國家的和經濟的利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如果他還想保留權力和影響力的話。2000年6月和7月,這種積極外交政策的優越性恰恰被普京所證明。 
  出訪西歐 
  在莫斯科,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和美國總統克林頓舉行了兩國峰會。其主要議題是美國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新計劃。對於這個計劃,雖然美國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卻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此後不久,弗拉基米爾·普京以俄羅斯總統的身份完成了兩次對西歐國家的正式訪問,第一次是意大利,然後是西班牙和德國。普京會見了上述國家的領導人,與社會活動家和實業界人士見面,參加了幾場文化活動,並受到了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接見。他們討論了一些重要的倡議,例如作為對備受質疑的美國方案的回應,提出建立歐洲共同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儘管沒有什麼轟動性的事件發生,但是幾乎所有的專家都對這次訪問的成果給予積極的評價。談到與俄羅斯總統會晤的成果時,聯邦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說:「我將長期友好地與普京合作,這一點毫無疑問。會談所取得的經濟成果也相當不錯。普京所出訪的國家都不是核俱樂部成員,儘管他們加入了北約。但恰恰是因為這一點,他們所有人都對美國的有限國家導彈防禦計劃深表疑慮,而對於普京的提議表現出明顯興趣。」 正如一位職業外交官所說的那樣,普京通過吸引無核國家參與討論歐洲安全的主要問題來從側翼迂迴攻擊美國的計劃。 
  在這裡,沒有必要詳細談論普京西歐之行是如何快速、內容如何豐富的所有細節。歐洲國家領導人看到了一位堅定、自信和內行的政治家,無論是行為風格還是談判個性,都與鮑裡斯·葉利欽大相逕庭,在他那裡,沒有任何故作親熱的表示和「不打領帶」的會見。普京既不想表現出沙皇的氣勢,也不想給人們留下超人的印象;他既不表現出傲慢,也沒有要讓交談者喜歡自己的廉價企圖。他還不會逾越常規的禮節,正如職業外交家、蘇聯前外長亞歷山大·別斯梅爾特內赫所言:「普京首先是一個歐洲人,是一位有些乏味的現代政治家。他做事專注,奉行實用主義,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對於當今的俄羅斯來說是再好不過了。」 在德國媒體上甚至出現了一篇標題為「普京——一個德國人」的文章。也的確,德國人非常喜歡他。因為俄羅斯總統可以和他們用流利的德語進行交流。 
  但恰恰是這一點,對於普京的夥伴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他們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有關俄羅斯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葉利欽的固定模式,而普京跟這個模式格格不入。隸屬俄聯邦總統的國家公務學院的俄羅斯專家葉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就此寫道:「普京向國際社會所展現出來的一切,對於國外的政治上層人物來說都出乎意料、令人驚奇而又很不習慣。這與他們過去幾十年對蘇聯和俄羅斯國務活動家所形成的印象有天壤之別。很顯然,站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新型政治家,而其身後則是龐大的核大國,這讓他們害怕和緊張,促使他們不僅要尋找政治接觸,而且還要表現出相互理解和誠心實意。西方沒有與這類國務活動家打交道的經驗,他們所有政治的『教學大綱』都是根據政治局委員、黨的經濟活動家和州委書記等人的思維習慣而修訂的,就連那位嘗試推行公開性和開放政策的戈爾巴喬夫也算不上是這類新派政治家。」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4)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家和專家都在認真刻錄弗拉基米爾·普京個性和風格的所有細節。不過,在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是,曾經在2000年1月、3月或5月給予普京相當多關注的西方報刊和電視在6月的時候,有關他的內容突然少了下來,儘管他此時離他們更近了。在報紙的頭版中,幾乎沒有普京會見和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新聞和報道。某些觀察家將西方大眾傳媒刻意冷淡普京與車臣戰爭和「古辛斯基案件」聯繫起來,但是車臣戰爭已經打了很久了,而「古辛斯基案件」在西方也沒有太多人關注。從1999年南斯拉夫事件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確信,西方的媒體報刊被控制得很好。應當說,在2000年6月時,他們是在對某種清楚的信號做出反應。 
  許多有關普京的材料具有令人吃驚的傾向性。例如,曾經在蘇聯和俄羅斯工作了20年,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關係很好的一位前共產黨員、意大利記者朱利葉拓·基耶薩在談到普京出訪意大利時,寫道:「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穿的是舊式蘇聯風格的西服。從普京西服上衣那長長的袖子就可以發現這一點,他的上衣袖子遮住了烈日暴曬下汗津津的雙手。這一點還可以從他所打的領結上看出來,這種系法甚至在俄羅斯國內也不太流行了。在年輕的改革者,如丘拜斯、阿文、別列佐夫斯基和蓋達爾開始直接從倫敦、巴黎和羅馬定做服裝之後,領結的樣式就發生了變化。我們意大利人可以從最近處來看這些對整個國家來說最不可思議、最神奇而又最無恥地操縱國家的人。眾所周知,這些操縱者的計劃是在短短6個月的時間裡,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推上權力的頂峰。而甚至就連這個人自己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有朝一日自己能登上政治的奧林匹亞山峰。這讓人們得出這樣一種的印象,那就是通過計算機的幫助,篩選出一位沒有過去的、平淡無奇的和沒有超凡脫俗性的人,他既不是一個下流胚,但也絕不是英雄,這個人既有平常的高尚品德,也有一些惡習,還有謙遜的、局限的世界觀。他們取得了成功,『小人物』先生在3月26日成了沙皇。」 
  其他一些記者也曾談到了對普京的類似看法,但這都是1999年12月或2000年1月~2月的事情(儘管沒有朱利葉拓·基耶薩在有關普京的文章中所表現出的令人驚奇的高傲勁兒)。在他們的理論中,陰謀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要動力。但若到2000年6月時還發表一些粗俗判斷,就不合適了。當時,俄羅斯已有大量的有關普京及其通往權力頂峰道路的消息,如此一來,已經不允許人們再用「小人物」先生來稱呼他,當然也不能說他是「沙皇」。 
  不過,普京本人很平靜地對待所有有關他歐洲之行狀況的評述,正像我們在7月份時所確信的那樣,他做了相應的矯正。 
  東方之旅 
  2000年7月,東方成了俄羅斯總統對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其第一階段是普京出席在杜尚別舉行的「上海五國」峰會。迄今為止,加入到該組織中的國家有俄羅斯、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很早就已經宣佈自己在地區中保持完全中立,並拒絕加入任何形式的組織。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地區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一直覬覦地區領袖的位子,它試圖與俄羅斯保持距離。不過,這次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伊斯拉姆·卡裡莫夫卻飛到了杜尚別,這其中有非同尋常的原因。 
  2000年夏,激進的伊斯蘭運動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從而使塔利班的勢力逼近前蘇聯中亞地區國家邊界。這令藏匿在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等國險峻高山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分子感到歡欣鼓舞。在塔利班的支持下,一股力量較大的匪徒開始進攻烏茲別克斯坦。專家認為,採取這一步驟的最終目的在於在物產豐饒、居民密集的費爾干納盆地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在中亞地區,局勢比1999年的車臣更加危險。 
  儘管如此,沒有任何一個前蘇聯國家,其中包括哈薩克斯坦,做好了有效回擊穆斯林宗教狂熱分子瘋狂進攻的準備。在蘇聯解體的10年中,這個地區沒有建立起足夠運轉高效的強力部門——軍隊、情報機構、邊防軍以及反恐特種部隊。這一地區國家間建立良好的相互關係還只是一種願望,對這一切表示不安的國家不僅有俄羅斯,還有存在伊斯蘭問題的中國。一些僱傭兵開始試圖由車臣轉戰中亞,由此可知,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在協調阿富汗塔利班、 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聖戰者以及車臣恐怖分子的軍事行動。 
  杜尚別峰會再一次表明,中亞廣袤地區的穩定恰恰是最大限度地依賴於俄羅斯和中國。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峰會宣佈,俄羅斯不僅要保留,而且還要增強自己在塔吉克斯坦的軍事存在,並向其他中亞國家提供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上海五國領導人支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及「俄羅斯在車臣共和國的合理的軍事行動」。他們表達了在地區內努力建立一種新的安全模式的願望,其將有別於冷戰時期的聯盟和陣營。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少有人能對此提出異議,因為在整個國際關係體系中,這一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此外,他們還決定將上海五國改為上海論壇,吸收烏茲別克斯坦加入。 
  2000年7月18日北京會談拉開了普京總統遠東之行的序幕。西方報紙寫道,普京訪問中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是那老一套的、普京式的「積極風格」。正如預料的那樣,兩國領導人不僅簽署了「北京共同宣言」,而且還發表了反對美國擴大「有限的」國家導彈防禦體系的特別聲明。俄羅斯和中國重申了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5)   
  在這種背景下,談到的就不局限於外交事務了。俄中兩國提出的聲明是兩個核大國、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要求。中國和俄聯邦領導人還就幾個重大經濟項目的合作以及增加向中國出售軍工產品和擴大邊貿等方面達成協議。江澤民和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會談的總體氣氛非常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雙方所展現出來的不僅是彬彬有禮,還有友好、互相理解和尊重,這在兩國之間已經幾十年沒有見到了。 
  對主人給予自己的熱情款待,普京非常感動。他還被愉快地告知,幾位中國領導人都精通俄語,這些人中包括50年代曾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江澤民,他們都瞭解和喜歡俄羅斯。「英國廣播公司」甚至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莫斯科—北京:軸心還是梭鏢?」江澤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這是兩國的一種新型關係,是不針對第三國的一個同盟,是貫徹多極化世界的思想。 
  北京會晤為普京對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成功訪問做了準備。很多國家和不同傾向的報刊,都不無根據地將這次訪問稱為轟動性事件和一次突破。無論是蘇聯領導人還是俄羅斯領導人,都從來沒有訪問過平壤,而西方國家首腦也沒有到過朝鮮。因此,普京的訪問對於朝鮮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成就,它幫助自己開始擺脫全面的國際孤立。眾所周知,這個對外部世界來說幾乎是完全封閉的國家的政策讓西方國家感到不安,特別是日本和韓國。而恰恰是朝鮮的導彈計劃成了美國研製和開發自己國家導彈防禦體系的主要借口。在這裡,沒有必要去議論朝鮮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顯而易見,將這個制度予以孤立只會加劇它被圍在城堡當中的想像。所以對整個地區來說,普京對平壤的訪問被認為具有歷史意義。 
  朝鮮方面給予俄聯邦總統的禮遇空前絕後。幾十萬朝鮮公民的興奮看來是發自內心的。會談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同意完全放棄朝鮮的導彈計劃,條件是「如果發達國家幫助朝鮮發射用於通訊和宇宙研究的衛星」。過了一天,在談到自己的平壤會晤時,普京說,已經接受邀請將要訪俄的金正日是很善於把握信息的當代政治家,而俄羅斯和朝鮮也能夠根本性地提高兩國的經濟合作水平。 
  某些俄羅斯報紙和雜誌試圖證明,普京訪問平壤,得分的只是金正日,他對「經驗欠佳的俄羅斯總統講述的只是一個朝鮮和平導彈計劃的童話」。還有人寫道,日本因為這件事情感到十分惱怒等等。 
  但事實並非如此,普京的遠東之行提高了日本的興趣,並且是超乎尋常的,基本上也是善意的。日本報紙寫道,恰恰是俄羅斯將朝鮮從死胡同裡拽了出來,而這提高了莫斯科的政治影響力。只是在一些保守的歐洲報紙的評論中,人們才感受到了一些惱怒。倫敦的《泰晤士報》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前往沖繩是要參加自己的首次『八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順路,他扮演了一回掮客。訪問中國和朝鮮更多的是在做秀。普京需要在沖繩的櫥窗中擺上自己的商品,提起美國人對俄羅斯的興趣,就像美國人對國際大賽的興趣——這是在打『中國牌』。」 
  但在沖繩,恰恰是來自工黨的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以最大的熱情歡迎普京。 
  沖繩峰會,普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首演成功 
  折射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身邊人觀點的《貨幣》雜誌聲稱,普京總統在沖繩犯了很多錯誤,在「八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遭到了慘敗,其程度足以與1905年俄國艦隊在對馬海峽的失利相提並論。 去批駁這一結論沒有任何意義。根據所有嚴肅政治觀察家的說法,這次為時三天的會議的參加者,尤其是七個最發達工業化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為,普京總統參加峰會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其他領導人也是順利、重要的。 
  7月21日晚,弗拉基米爾·普京從布拉戈維申斯克飛抵沖繩,沒有能趕得上領導人的第一次工作會晤。但在晚飯以後,他與比爾·克林頓進行了一個小時的交談,詳細介紹了自己在中國和朝鮮的會晤情況。總體而言,克林頓很滿意。早前克林頓宣佈美國將在2000年8月時通過導彈防禦系統的決議把他自己逼到了牆角上,但是克林頓既無法讓自己的盟友理解,更不能說服對手接受破壞導彈——核武器穩定的解釋。首批試射的「星球大戰武器」沒有取得成功,而第一階段導彈防禦體系的整個系統實在太過昂貴且非常不可靠。現在克林頓能推遲做出最後決定了,而且也不會有失面子。在他們結束會晤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克林頓做到了這一點。又過了幾個星期,美國總統正式宣佈暫緩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這個決心留給下任美國總統下。 
  一些專家認為,這意味著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最少還可以延長6年的壽命,當然這是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可以取得大選勝利的前提下。幾乎所有的外交和軍事專家都認為,克林頓的這一決定是俄羅斯近幾年來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外交勝利。出席「八國峰會」的所有領導人都對達成的妥協表示歡迎。他們懷著濃厚的興趣認真傾聽普京講自己的中國和朝鮮之行。普京成了所有峰會參加者關注的中心。他的發言、答問以及他們之間的友好辯論成了八位領導人共進午餐時談論的核心內容。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6)   
  在沖繩峰會內容龐雜的總結文件當中,俄羅斯所提出的建議得到了採納,特別是在有關裁減軍事力量和國際恐怖主義危險的章節中。 
  這次峰會討論了核導彈穩定、艾滋病、信息技術的作用和人口老化、世界貿易的發展以及生態等問題。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談論大量會晤、聲明和初步協議所取得的所有結果。在峰會中,沒有出現任何衝突。國家元首俱樂部是帶著某些興奮的情緒來接納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世界輿論的評價也基本是正面的:「弗拉基米爾·普京順利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國際亮相。他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堅定和頑強,同時也還有妥協的一面。」「俄羅斯總統成了『八國集團』首腦會晤的超級明星。」「俄羅斯總統是『八大國』首腦中的新手,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從剛剛結束的峰會中撈取好處。」「普京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袖章:他來的時候是一個新入伍者,而走的時候奇跡般地成了一個老兵。」「謎一般的普京先生不費吹灰之力進入了由世界最強大國家領導人組成的圈子。」這些引文分別來自意大利、聯邦德國、法國和瑞士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上刊發的文章。 
  《華盛頓郵報》寫道:「自從兩年前俄羅斯被邀請成為『八國集團』完全平等的成員以後,其他領導人就像與一位窮親戚見面一樣和前超級大國總統聚會,普京的前任鮑裡斯·葉利欽像小丑一樣的裝腔作勢使『八國集團』領導人產生了這樣一種強烈印象,那就是儘管俄羅斯擁有完備的核武庫,但卻沒有一個對其認真看待的好領袖。在沖繩峰會上,俄羅斯新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以自己自信和幹練的演講開始改變人們頭腦中的這種印象。『八國集團』的幾位領導人以及高官的評論證明,這位47歲的前特工機關間諜幫助人們強化了俄羅斯看來還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世界大國的概念。」 
  早在2000年7月22日,在古辛斯基最喜歡的「孩子」《今日報》上,該報最主要的政論家阿夫塔季爾·楚拉澤寫道:「西方還沒有決定該怎樣對待俄羅斯,而西方領導人要從俄羅斯總統那裡親耳聽一聽他的國內政策。」不過,讓古辛斯基和楚拉澤感到傷心不已的是,沖繩峰會上沒有人請普京解釋有關俄羅斯內政的問題,沒有人問普京車臣的軍事行動,也沒有人提古辛斯基和「梅地亞-橋」的命運。而在7月27日,楚拉澤在總結西方媒體對沖繩峰會的反映時不得不認可現實,說:「美國人現在將籌碼押在普京身上了。」這時,楚拉澤總結出了整整7條原因來說明西方為何將賭注押在普京身上而非他在俄羅斯的對手身上。 
  可能完全是由於這一點,導致在7月末有21位「寡頭」來到克里姆林宮與普京會面,並促使古辛斯基宣告事實投降,然後逃離俄羅斯。 
  環繞地球的9天 
  從最高級別的會晤以及其他對外交往的數量和頻率來看,2000年秋天和2000~2001年的冬天在俄羅斯外交史上絕無僅有。在短短6個月的時間裡,弗拉基米爾·普京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所進行的會見和會談如此之多,是鮑裡斯·葉利欽整個總統生涯都不曾有過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訪問了遠東、西歐、中亞和南亞、拉美和北美的很多國家,到訪過外高加索和蒙古。在這幾個月裡,普京只是沒有到過非洲大陸和澳大利亞,但受他的委託,俄羅斯聯邦政府副總理伊裡亞·克列巴諾夫和瓦連京娜·馬特維延科訪問了那裡。 
  2000年9月初,弗拉基米爾·普京從莫斯科飛到了勘察加半島,在勘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短暫停留並接見了該邊疆區領導人以後,又出發前往東京,開始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普京在這裡會見了日本天皇,與首相森喜朗舉行了會談,向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實業界人士發表演講。這次訪問沒有出現突破性成果,因為雙方在解決「北方領土」——即幾個千島群島島嶼以及簽署和約問題上幾乎沒有什麼進展。但是,雙方簽署了幾個雙邊互惠協議,從總體氣氛上看,俄日關係沒有出現惡化。日本《朝日新聞》報寫道:「普京總統在東京的行程給人留下了強勢領導人的印象,他維護了偉大的俄羅斯的威信和本國的國家利益。」 
  2000年9月5日,載著俄羅斯總統的飛機從東京向美國方向飛去,經過幾個小時的飛行後降落在紐約機場。「千年峰會」,或者說有週年意義的第55屆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超過160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應邀與會。與其說這是一次工作聚會,還不如說是為聯合國做宣傳的措施和手段。這次大會持續了3天——從2000年9月6日到9月8日。引起媒體和峰會參加者最大注意的是將於年底卸任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及其各種會晤。毫無疑問,受關注程度居於第二位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這位不久前剛剛開始自己任期的俄羅斯總統。 
  對於俄羅斯總統到紐約出席會議,許多人已經做了好幾個月的準備。但是,最主要的工作無疑還得總統本人去完成,而他也確實不負眾望。許多人曾經懷疑,俄羅斯總統是否有必要出席這樣耗費巨大和講求排場的會議,他能給國際政治留下些什麼?俄羅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一些報紙所寫的內容不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聯大全體會議上那5分鐘發言所講的內容,而是寫了他參觀古根赫姆博物館、俄羅斯先鋒畫派的畫展,寫了他在哪裡吃的中餐和晚餐,在各家飯店中都吃了些什麼東西。該如何評述俄羅斯總統的活動呢?在峰會的第一天,他就安排了十幾場重要會見,其中包括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墨西哥、印度尼西亞、伊朗、塞浦路斯、土耳其總統以及德國聯邦總理。無論是哪一場會見,俄羅斯外交部都準備了幾個月,列出了一些問題,但每次會見只有短短的30分鐘,其中還要算上翻譯時間。普京在紐約的工作日從早上7點開始,而結束時常常已經是夜裡12點了。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7)   
  許多政治家、政論家、新聞記者和特工機構的人都密切觀察普京的行為和風格。不過,任何轟動性的新聞都沒有出現。這三天裡,普京總統保持了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那正是他在6月訪問歐洲時所表現出來的:會談時外表冷漠、行為平靜有條理,甚至看上去還有些超脫。 
  當然,普京不僅需要表現出耐心,而且還有堅韌。一些報紙談到了俄羅斯領導人具備一位優秀運動員所獨有的、能在瞬間放鬆自己、同時又能迅速積蓄力量的能力。在峰會結束以後,或許是為了展示自己的本領,弗拉基米爾·普京置大多數助手的勸說於不顧,同意接受美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拉裡·金的1個小時的直播訪談。要知道,拉裡·金被認為是非常難纏的談話對象,總是向一些政治家提出最出人意料的和最令人不舒服的問題。 
  但有一點,普京對俄羅斯情況的瞭解要比拉裡·金多得多。後者所瞭解的情況還沒有超過紐約各家報紙所做的表面化評論,所以普京回答俄羅斯問題的興致要高於拉裡·金提出此類問題的興致。談到「千年峰會」的成果時,俄羅斯一家報紙寫道:「在聯合國成立以來的50年歷史中,在該組織紐約總部,人們見過五花八門的俄羅斯:固執己見的、亂七八糟的、慷慨大方的、天真幼稚的,但他們都沒有時時將自己的利益和現實的好處擺在第一位。所以,對於『千年峰會』來說,克林頓即將從國際政治大舞台上謝幕是一個重大事件,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國際政治大舞台上閃亮登場則是另外一種風景。在週年紀念的『諾亞方舟』上,人們注視著他們,觀察他們,並拿他們兩人做比較。正是基於這一理由,當普京演講就要開始的時候,那些聽完克林頓演講完後離開的人們又陸續回到自己的座位,他們要聽一聽普京會講什麼。所有人都見證了俄羅斯出了一個有個性的人物。」 
  弗拉基米爾·普京從紐約飛回了莫斯科,就這樣結束了自己持續9天的環球訪問行程。 
  獨聯體事務 
  9月的下半月,獨聯體事務成了普京注意的中心。在此期間,他與烏克蘭、摩爾多瓦和亞美尼亞總統舉行了會談。但對於俄羅斯來說,最重要的是在哈薩克斯坦首都舉行的一系列會談。在阿斯塔納的會見中,雙方簽署了關於建立歐亞經濟共同體的條約。毫無疑問,歐洲聯盟是這個新的聯合體的榜樣。加入歐亞經濟共同體的國家有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在這裡,不準備建立任何像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那樣的中央機構。歐亞經濟共同體成員國從蘇聯時代開始就有豐富的合作經驗,他們之間可以使用俄語交往,並很自然地承認俄羅斯在組織內擁有的主導地位。 
  與歐亞經濟共同體同步進行的是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的獨聯體國家元首峰會,亞美尼亞總統參加了會晤,與其他五國元首共同簽署了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恰恰是俄羅斯在這些聯合中的中心作用,令烏茲別克斯坦和烏克蘭產生了疑慮,因此沒有參加在阿斯塔納和比什凱克舉行的峰會。但是,沒有參加這些會議損失最大的並非俄羅斯或哈薩克斯坦,而是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自己。在前蘇聯地區實現經濟和政治一體化是一個客觀進程,它首先是由地緣政治因素、歷史、經濟和地理所決定的。 
  對於外高加索國家來說,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問題是最為主要的,但是在這一點上,二者的解決方法各不相同,而俄羅斯和亞美尼亞之間的友好和同盟關係從獨聯體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沒有人懷疑過。莫斯科和巴庫之間的關係則要困難許多。2001年1月,弗拉基米爾·普京對阿塞拜疆進行了友好訪問,他與蓋達爾·阿利耶夫舉行的友好會談表明,阿塞拜疆領導人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曾經將土耳其和北約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夥伴的外交定位。幾乎有100萬阿塞拜疆公民在俄羅斯工作,主要從事貿易,這不僅是經濟因素,而且還是兩國之間的社會生活因素,對此,沒有人可以不加理會。俄羅斯與阿塞拜疆簽署了裡海劃分條約以及其他一些協定。普京這次對巴庫的訪問有很多意味深長的姿態。對於這一點,我們無需做過多的解釋。斯拉夫學大學教授授予弗拉基米爾·普京證書和禮服,而蓋達爾·阿利耶夫則被授予克格勃列寧格勒特種學校畢業證書的副本,年輕的阿利耶夫於1949年以優異的成績在此畢業。早在普京訪問巴庫的前兩個月,阿塞拜疆當局向俄羅斯護法機構移交了4名車臣武裝分子,他們被指控組織、策劃了達吉斯坦居民樓爆炸案。這是重要的一步,它意味著阿塞拜疆曾經推行過的某種「中立」的、有時甚至是姑息政策的結束。曾經有過猜測,說一些秘密通道從車臣經過達吉斯坦的高山,再到阿塞拜疆,或者更遠——阿富汗,看來這並非沒有根據。可以期望,在2001年春夏,這些通道可能會被更有效地堵住。 
  格魯吉亞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在潘傑斯峽谷的避難所中,不僅有幾千名躲避戰亂的車臣難民,而且還有幾支武裝分子小分隊。2000年,格魯吉亞領導人仍繼續奉行疏遠和孤立俄羅斯的政策方針。因此,對格魯吉亞公民實行簽證制度變得不可避免。早在1999年秋天,也就是普京剛剛成為俄羅斯總理的時候,他就談到採取這一步驟的可能性。無疑,這對於格魯吉亞的信譽和經濟來說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按照估算,有不少於60萬的格魯吉亞公民在俄羅斯工作以幫助自己的家庭,而一些永久移居、並取得俄羅斯國籍的人要資助自己在外高加索的親人。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說這是俄羅斯向格魯吉亞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過去,俄羅斯並非總是堅持自己在獨聯體成員國中的國家利益。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8)   
  正是因為這一點,所有的人都關注到普京於10月初在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人團體代表的會見。這是幾乎近10年來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關注生活在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族和俄語居民。由於種種原因,鮑裡斯·葉利欽根本不可能走出這一步。 
  在2000年1月召開的俄羅斯外交部領導人會議上,普京發表了講話。他稱應該關心在獨聯體國家中的俄羅斯移民的狀況,並將其作為俄羅斯外交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在獨聯體有許多情況可能對幾百萬普通人的生活產生負面影響,要改變這一狀況,只有花費更多的時間、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採用一種健康的思維方式以及正確理解國家利益。但是,弗拉基米爾·普京也幾次談到,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並不是普通老百姓的過錯,政治家應承擔起責任,這些政治家應該能夠加緊解決獨聯體中所有最痛苦的問題。 
  出訪印度與南斯拉夫政治危機 
  按照計劃,弗拉基米爾·普京對印度的4天訪問被安排在2000年的10月初,由於這是近些年來俄羅斯國家元首對印度這個南亞最大國家的首次訪問,因此準備工作相當細緻。此前那次俄羅斯總統對印度的訪問還早在1993年,而那時簽署的協議還僅停留在紙面上,並沒有付諸實施。印度對所在地區以外的外交並不積極,不過,他同自己的西方和東方鄰國之間存在許多問題。因此,保持與俄羅斯之間的良好關係對印度來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儘管兩國之間橫亙著座座高山峻嶺。 
  印度是俄羅斯軍火的最大買主,這個國家有幾座核電站都是在俄羅斯的參與下建造完成的,印度商人對薩哈林島的石油開發、雅庫特鑽石的加工以及其他大型互利項目表現出濃厚興趣。印俄領導人簽署了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雙邊協議。普京對印度的訪問並沒有取得什麼轟動性的成果,但毫無疑問是成功的,這讓一些俄羅斯和西方報紙感到惱怒不已。某些觀察家寫道,俄羅斯開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印度身上,手段就是利用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另外一些觀察家正相反,聲稱印度要把俄羅斯變成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掮客。 
  這些評價明顯不公正。 
  早在普京準備印度之行的時候,南斯拉夫出現了新的危機——要知道,這一地區牽涉了俄羅斯太多的利益。對於俄羅斯來說,這場危機出人意料,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並且具有此類危機共有的不尋常形式。 
  當然,被提前了的、決定在2000年9月24日舉行的南斯拉夫總統大選是俄羅斯分析部門重點關注的對象。他們得出一個總體結論是,儘管優勢可能不是很大,但塞爾維亞社會黨主席斯洛博丹·米洛捨維奇將會勝出。誰也沒有預料到還會有第二輪選舉的可能性。 
  米洛捨維奇的對手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是貝爾格萊德大學教授,他還是一個很小的民族主義政黨——塞爾維亞民族黨的領導人。對於俄羅斯和西方的分析家來說,他事實上是一個並不太知名的政治人物,即使在南斯拉夫國內,他也不是反對派陣營中最著名的和最受歡迎的人物。只是到了18個反對黨聯合競選的時候,他才被推舉為這個聯盟的領袖。 
  最終,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就任南斯拉夫總統,他在選舉中獲勝、有關選舉結果前後矛盾的報道、在貝爾格萊德整個城市和大學生中的騷動以及軍隊和警察的搖擺不定,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自發的,而非按照某種預先設定好的方案進行的。西方國家在選舉後以最快的速度宣佈米洛捨維奇失敗和科什圖尼察獲勝,但仍顯得相當匆忙,這可以理解。他們想找出理由,為1999年春天在巴爾幹所採取的行動做辯解,即使時間晚一點也無所謂。但是,對於俄羅斯來說,類似的匆忙表態是不明智的。俄羅斯外交部長伊格爾·伊萬諾夫曾是10月初期飛抵貝爾格萊德的第一個高級別的政治家,並有機會會見了米洛捨維奇和科什圖尼察。 
  莫斯科認可了科什圖尼察的勝利,並邀請他訪問俄羅斯。初訪莫斯科成為科什圖尼察這位南斯拉夫領導人就職後的第二次出國訪問。俄羅斯支持取消以前針對南斯拉夫的所有政治和經濟制裁,促進了平穩解決新的巴爾幹危機。許多反普京的報紙寫道,「俄羅斯遲到了」,南斯拉夫新領導人能夠「記得住的只是第一個承認他的人」,而俄羅斯「僅僅搭上了列車的最後一節車廂」等等。 
  但是,這些評論都流於形式且有失公正。西方最終是這場危機中的輸家。西方國家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了米洛捨維奇下台上,顧不上管其他的了,因此,對於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的勝利也就只能表示高興。 
  但是,南斯拉夫新總統從來就不是一個親西方的政治家,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他堅決譴責1999年西方對南斯拉夫的侵略。 
  南斯拉夫政權問題的解決不是在倫敦、巴黎,甚至也不是莫斯科,而是在貝爾格萊德。在這裡,軍隊、警察和東正教會的立場發揮了獨特作用。在選舉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米洛捨維奇還是一位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就連選舉本身也可以證明。南斯拉夫這個國家並非專制獨裁的集權體制,集權體制不會允許自由選舉,更別談選舉失敗了。當2000年10月6日晚,米洛捨維奇公開承認自己選舉落敗,宣稱自己現在有更多的時間陪伴自己孫子的時候,他的話引來了聚集在街頭的南斯拉夫民眾的熱烈掌聲。在這裡沒有仇恨,也沒有像羅馬尼亞那樣強烈的、要求鎮壓的呼聲,雖然將南斯拉夫革命稱為「天鵝絨革命」有些牽強。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9)   
  在釋放政治犯的時候,人們發現在所謂的「專制國家」中只有4個政治犯被釋放,同時被釋放的還有戰爭中的逃兵以及一些因實施恐怖活動而被逮捕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南斯拉夫革命避免了流血和武裝對抗,遭殃的主要是貝爾格萊德市中心高檔商店的櫥窗。在對上述這些事件做結論的時候,某些報紙寫道:「俄羅斯失去了南斯拉夫。」但另一些報紙卻宣稱,「對於俄羅斯來說,科什圖尼察恰恰是理想的南斯拉夫領導人」。政論家謝爾蓋·帕爾科夫在《今日報》上指出:「這些天裡,克里姆林宮的立場是最正確的,但也是最含混的。普京暴露了自己在外交事務上缺乏經驗的弱點,但是南斯拉夫危機卻對他的支持率產生了積極影響。」 可以說,普京的政治反對派們的評述在這個時候已經非常含混。 
  在巴黎 
  10月底,俄羅斯聯邦總統對法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對於克里姆林宮和愛麗捨宮來說,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歐洲國家中,恰恰是法國對於俄羅斯在車臣採取軍事行動以及針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本人批評的聲調最高也最為激烈。 
  但是,俄羅斯總統訪法和出席歐盟領導人峰會進行得非常平靜、順利,這明顯招致了俄羅斯反對派報刊的不滿。例如,一家報紙這樣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顯示其地位的首次出訪明顯缺乏戲劇性的場面,甚至可以說這次出訪簡直就是枯燥乏味。不知不覺中,俄羅斯從一個國際社會危險的、乖張的邊緣人變成了一個命運多舛的、窮困潦倒的小市民。似乎,現在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變得越來越正常,也正因為如此,他變得越來越枯燥乏味。」 但事實並非如此,巴黎並不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小市民。正是在這次訪問的幾天裡,俄羅斯承諾在未來幾年內將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輸往歐洲的動力資源的供應再提高一倍。也就是在這幾天當中,俄羅斯的信用等級提高了。 
  給俄羅斯社會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普京在巴黎拜謁了位於巴黎的俄羅斯聖日內維耶夫-戴布阿公墓。在這個公墓中,安葬了伊萬·布寧和安東·鄧尼金、亞歷山大·加利奇和魯道夫·努裡耶夫、刺殺格裡高利·拉斯普京的尤蘇波夫大公和維卡·奧博連斯卡婭——一名法國抵抗運動的女英雄。俄羅斯總統向布寧和奧博連斯卡婭的墓敬獻了花籃,還幾次在其他幾個人的墓前停下腳步。他說:「我們是俄羅斯母親的孩子,到了我們該團結的時候了。」普京是第一位以國家元首身份來到這裡的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對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來說,做出這一舉動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普京還在白軍軍官和將領公共紀念碑前駐足。受他的委託,俄羅斯代表團給遭受強烈颶風襲擊的公墓定做了5具橡木製成的大型東正教十字架,還許諾向已經沒有親人照管的墓地贈送一批十字架。離開公墓時,普京說:「我們所有人都應當向那些曾經給俄羅斯人提供避難場所,現在又照管他們墓地的法國和法國人深深鞠躬。」 
  在巴黎的最後一次會見當中,當有人提出「您在辦公室裡都懸掛哪三個人的畫像」 這樣一個問題時,普京不假思考地回答:普希金、彼得大帝和戴高樂。在回答「如何看待俄羅斯歷史上的蘇維埃時期」的問題時,普京說,1917年是「對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失敗、對破壞俄羅斯控制力的離心力量的自然反應」。不過,他沒有為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件進行辯解。 
  在普京訪法以及對俄羅斯總統表示明顯好感的氣氛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那份刻薄的、荒謬絕倫的反對普京訪法抗議書。在這裡,有大約200名主要來自於左翼的法國知識分子以及葉蓮娜·博恩奈爾、安德烈·巴比茨基、安德烈·格拉喬夫、阿爾卡季·瓦克斯別爾格等幾位俄羅斯公民在上面簽字。 
  11月的會晤和訪問 
  11月,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莫斯科與幾個國家的領導人舉行了會見。光臨過克里姆林宮的有一些以色列最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所談論的話題當然是中東嚴重的危機。到克里姆林宮來過的還有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他從克里姆林宮普京的辦公室裡走出來,逕直走到電話機旁邊與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通話。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非正式訪問了莫斯科,與普京在一家很受歡迎的啤酒館裡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這就是普京版本的「不打領帶的會晤」。一個明確表明俄羅斯地緣政治和對外政策開始轉向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例子,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出席了在文萊舉行的為期兩天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個地區正在成為21世紀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其許多指標足可以與歐洲聯盟和美國相媲美。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程,因為烏拉爾以東地區特別需要資金的大量流入。不過,對於俄羅斯來說應當最大限度地推動亞太地區實業界的聯繫,這些實業界人士對於利用潛力巨大而開發力度不夠的西伯利亞和遠東有濃厚的興趣。在自己的文萊演講中,普京強調,對於亞太地區來說,俄羅斯可以成為最先進技術的研究者和開發者——從提升石油領域的生產力到宇宙航天技術的實際應用。 
  在前往文萊的途中,普京在烏蘭烏德作了短暫停留。俄羅斯的一些報刊非常尖刻地評論了普京在那裡與蒙古總統那楚克·巴嘎班迪的會見和會談。那次會見的地點是在只有舉行隆重儀式時才啟用的蒙古包內,背景是成吉思汗的大型雕塑。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10)   
  古巴和加拿大 
  2000年12月,普京總統對古巴進行了正式訪問。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次訪問是歷史性的。首先,這是俄羅斯領導人對拉丁美洲的第一次正式訪問;其次,此次訪問旨在恢復已經中斷了10年、對俄羅斯和古巴都非常重要的雙邊關係。 
  1989年訪問過古巴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是最後一位俄羅斯——蘇聯領導人。普京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起身前往哈瓦那之前就宣佈,蘇聯解體以後的一段時間中,俄古之間的聯繫中斷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應當盡早予以糾正」。普京指出:「古巴是俄羅斯在世界、首先在拉美的重要夥伴之一。古巴可以成為架設在俄羅斯和拉美之間的橋樑。」 
  眾所周知,在幾乎30多年的時間裡,古巴曾是俄羅斯特惠國,經互會的一員,他們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古巴所欠蘇聯的債務幾乎達到200億美元,俄羅斯希望古巴能夠償還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債務。古巴的大部分工業企業都是蘇聯幫助建設或是利用了雙方的技術合作的,一旦進行改建,俄羅斯就能有很大的收益。古巴是俄羅斯常規武器的大買家,在那裡俄羅斯還建成了電子偵察中心,並一直運行了很多年。 
  普京對古巴的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簽署了俄古在各個領域中開展合作的一攬子協議。普京還視察了位於古巴的俄聯邦國防部無線電電子中心,而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針對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姿態。 
  菲德爾·卡斯特羅非常熱情地會見了弗拉基米爾·普京,並陪同他參觀古巴各地,甚至還向普京建議一起到加勒比海去獵取鯊魚。卡斯特羅宣佈:「哈瓦那完全支持俄羅斯在戰略穩定以及反彈道導彈防禦問題上的立場。」 
  普京對古巴的訪問遭致美國的猜忌毫不令人感到驚奇。很明顯,由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葉利欽所繼承的一邊倒的親美政策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俄羅斯人在這裡展現的不僅是獨立性,而且還有進攻性、但遠談不上是某種擴張的外交政策。 
  弗拉基米爾·普京隨後從哈瓦那飛到了加拿大,該國總理讓·克雷蒂安是普京惟一沒有面對面接觸過的「八國集團」領導人。這次訪問也很成功。除了幾份經濟協議外,普京還與讓·克雷蒂安簽署了關於在戰略穩定方面開展合作的聯合聲明,這令美國方面憂心忡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的確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因為加拿大這個美國近鄰和盟友在所有對於莫斯科來說是最重要的戰略穩定問題上均支持俄羅斯。加拿大強烈地反對美國建立自己的反導防衛體系,並宣佈:「1972年的反導條約是戰略穩定的基石,同時也是國際努力進行核裁軍以及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重要基礎。」對於美國來說,加拿大以如此清晰的語言反對美國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完全是一個意外,因為一旦缺少了加拿大的參與,美國的新導彈防禦系統建設計劃將很難實現。從1958年開始,整個北美大陸的安全就由這個大洲的航空航天聯合防禦指揮部負責,而有關兩國共同使用該系統的協定將在2006年到期。 
  不過,對於加拿大來說,這個代價實在有點兒太大了。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讓加拿大遭夠了殃。從這裡,我們想起了60年代初蘇聯在新地島的試驗場所進行的一系列氫彈試驗。那時,不僅蘇聯的北方深受其害,加拿大的老百姓也苦不堪言。沒有哪個人希望這裡重新成為試驗場。 
  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初步總結 
  2001年1月,許多觀察家對新領導人掌舵下的俄羅斯外交政策進行了初步總結。 
  人們關注的中心是俄美關係。儘管弗拉基米爾·普京和比爾·克林頓曾在紐約和文萊舉行了兩次峰會,但或多或少地帶有禮儀性質。很明顯,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仍舊是國際政治的主軸。最近10年中,作為世界上軍事和經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其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而俄羅斯也重新回到了國際政治舞台——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而是以最大限度機動的和強大的角色出現的。但很遺憾,這時美國在這一領域的地位削弱了,因為2000~2001年秋冬的幾個月中美國進行了行政當局的改朝換代。接掌政權的不僅是小布什的新班子,還有一個新黨——共和黨。美國新總統及其班子需要時間磨合,部分時間顯然白白地流走了。 
  俄羅斯外交在2000年和2001年初所取得的成就相當顯著,就連西方一些對普京存有惡意的人和國內反對派也不否認這一點。他們對俄羅斯總統的批評也由此變得小心翼翼,而且即使有批評也僅限於認為俄羅斯的外交過分寬泛和積極而沒有考慮到俄羅斯內部資源是如此地匱乏。 
  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批評並沒有針對他某些具體外交政策的錯誤和失誤、而是其將來可能會犯的錯誤,原因恐怕是過高地估計了國家的能力和總統個人的力量。「亞博盧」集團領導人之一、主要國際問題專家弗拉基米爾·盧金在2000年底寫道:「過去一年中,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是積極和充滿活力的,但卻沒有明確的優先方向定位。只有作為一個歐洲國家,俄羅斯才能保有自己的特色,歐亞主義和面向遠東都是一種幻想。80%的俄羅斯公民生活在歐洲地區,這裡有我們的歷史之根。無疑,我們應當鞏固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但是不應當忘記,我們的優先外交方向在歐洲,這些優先方向有明確的定位,即國內發展民主化改革的增強。我們不應當搞那些花裡胡哨的東西,而應當將更多精力放在西方的投資和高科技上。」   
  俄羅斯外交政策新重點(11)   
  弗·盧金的指責有失公正,他的建議對於俄羅斯來說更加危險。事實上,盧金不僅將俄羅斯定位在地區大國上,而且還是落後於人的歐洲二流國家。盧金在故意將20世紀20年代那個混亂和模糊的歐亞主義構想與今天的歐亞國家相混淆:前者是在白俄( . .特魯別茨科伊大公)移民圈子裡產生的,它將俄羅斯與整個西方、特別是西歐對立起來;而後者首先強調的卻是俄羅斯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以及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很早以前就表述過的思想,即「西伯利亞是俄羅斯增長的依靠」。俄羅斯屬於地球的兩部分,這是她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優勢。如果放棄這種優勢,那就像美國放棄大西洋和太平洋一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俄羅斯位於兩個最有活力的商業活動中心——西歐和東亞之間,這一地理位置為她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優勢和機會,不加以利用就是犯罪。 
  與「祖國運動」以及議會黨團等走得很近的專家和分析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給予普京2000年總體外交活動成果以非常高的評價。卡拉加諾夫寫道:「普京執政以後,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外交衝刺。就算沒有上百次,也有幾十次高層會晤,他訪問了幾十個國家。這種積極的外交活動沒有白搭工夫。在國外精英們的眼中,總統本人從一個『大寡頭選出來的人物』變成了俄羅斯沒有爭議的領導人。幾乎是憑著自己『單人的牽拉』,普京就讓俄羅斯從威脅著她的孤獨狀態中逃離了出來。在全國範圍內,所到之處瀰漫的都是對他的尊重情緒。對他而言,發揮了積極作用的還有,聰明地避開那些潛在的難題、採取堅決不介入衝突的策略以及使用溫文而雅的語言。這些都取得了明顯的成功。」 
  不過,卡拉加諾夫也指責普京對外交遊戲有太多的追求,「這些外交遊戲對於解決國家的主要任務——即振興國家並沒有任何直接作用。這些遊戲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卻使總統的時間這一重要的政治資源白白浪費到了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他那關注國內振興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衝刺是正確的,但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很快就會招致國內民眾的不滿。繼續過分地將『時間投資』用於外交領域,所能夠帶來的回報會很少。在伊拉克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與中國和印度繼續接近、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最大限度地與白俄羅斯接近的方針、接近古巴等諸如此類的步驟,在大體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於俄羅斯來說卻可能出現非常困難的局面——那些比我們強大得多的勢力可能會採取強硬的態度對待俄羅斯」。 
  或許,用卡拉加諾夫自己的說法,這些責難是對「可能犯的錯誤以及頭腦發熱的預防」,但卻有失偏頗。我們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並沒有分散普京解決俄羅斯內政問題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幫助俄羅斯推動了許多國內難題的解決,特別是在重要的經濟規劃領域。 
  針對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責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他們認為,普京似乎總是在非常巧妙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親近的人瞭解實情,他是在採用象棋理論中誰沒有見過的戰術在下一場規模恢弘的「莫斯科-華盛頓象棋賽」。但是,這種指責也同樣是不公正的,因為恰恰是華盛頓在最近10多年的時間裡經常掩蓋自己對俄政策的真實打算,是他們在「不按規則」出牌。     
  第三部分   
  風格與個性(1)   
  政治家還是官僚? 
  無論是作為一位國務活動家、一名政治家,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成就都令許多觀察家感到驚異,卻又使那些從政或經商的人感到恐懼。正是基於這一理由,他們極力譏諷和貶低「普京現象」和俄羅斯新領導人的個性,將他說成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權力的官僚。 
  根據政治理論家阿弗丹季爾·楚拉澤於2000年初所表述的觀點,弗拉基米爾·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從官僚體系中的『第二梯隊』中出來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為葉利欽及其身邊人在實施其人事政策時將儲備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後,他才有了冒升出來的可能」。楚拉澤讓讀者確信:「這個靠葉利欽發現、提拔上來的新一代領導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執行命令的堅定性、很強的工作能力、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卻沒有任何思想觀點,信奉實用主義和冷酷。」 
  在這一評價中,的確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被任命為總理的「第二梯隊」官僚,如果不具備深厚的內在潛力,從前也沒有完全展示出來出眾才能,那麼充其量也只能像切爾諾梅爾金、基裡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樣成為「第一梯隊」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現和得到的那樣。 
  我們還可以看到、聽到一些有關「官僚普京」變成偉大政治家的更粗魯的、甚至是充滿惡意的議論。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論葉利欽從近臣中所提拔出來的 「繼承人」的命運和前途時,《總結》雜誌的謝爾蓋·帕爾霍緬科寫道:「新舊大陸兩百多年裡的民主制度發展經驗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進程中,將昨日還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變成今天全民擁戴的領袖是絕無可能的。嘗試推翻這個法則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那些靠意外得寵的人根本不能成為偉大國家的總統。也許,俄羅斯還不夠格稱為偉大的國家?」 
  而普京在3月26日總統大選中獲勝後,帕爾霍緬科再次提到上述觀點,完全不打算承認自己對普京所持的錯誤認識。不,他現在又開始證明,俄羅斯的錯誤選擇說明了她實際上還「不夠偉大」,因此不能認為她是「成熟的」世界大國中一個完全平等的成員。 與帕爾霍緬科進行辯論簡直毫無意義,因為就像我們以前不止一次所說過的那樣,《總結》雜誌對探索客觀真理並無太大興趣。還應當說明一下,帕爾霍緬科所提出的關於「平淡乏味的官僚」的論題並不是什麼「世界政治進程基本公理」。在新舊大陸的許多國家,在由民主制度取代權威制度或極權制度的過程中,除了一兩個領導人以外的幾乎所有人最終都變成了「平淡乏味的官僚」、「螺絲釘」。但是,在極權體制垮台後,許多這種官僚獲得了提升和展示自己的機會,而在以前這種情況是不曾有過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事實上的確很平淡乏味,也不顯山露水,但獲得意外提升後可能表現出作為傑出的人所具有的個性。 
  讓我們回憶一下希特勒垮台後的德國吧。康拉德·阿登納,以73歲的高齡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任總理的那個人,在希特勒時代,難道不也是個「平淡乏味的官僚」嗎?但是,當我們今天翻閱20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名錄時,卻會經常看到他的名字。還有路德維希·艾哈德,那個德國「經濟奇跡」 當之無愧的創造者,在希特勒時代也不過是紐倫堡市場行情研究所不為多少人所知的普通研究人員。我想,當普京本人在回答哪些政治領導人令他最感興趣的問題時,經常掛在嘴邊的是戴高樂和艾哈德絕非偶然。 
  對於極權官僚體系下的官僚、甚至是該體系下的最高官僚來說,外表、年齡、衣著舉止、演說能力、甚至智力水平都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因為這些部門的權力是匿名的,只有小說作者或電影導演考慮,這個或那個角色以哪種面目登場。在談及蘇聯電影的一些模式時,著名導演米哈伊爾·羅姆說,部長在電影銀幕中的形象一般要壯碩且儀表堂堂,而副部長就要瘦些並比較靈活機敏;政府總理應當充滿智慧和力量,而只有黨中央總書記才能擁有最高智慧。 
  但是,如果官員不按照權威體制下龐大官僚機構的規則和制度工作,民主國家也同樣根本不能存在下去。民主社會對公眾政治家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這些人通過電視屏幕向公眾展示一些龐大的計劃,通過自己的外表、舉止來博得公眾的信任和尊敬,在這裡,就連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很有意義。但完全不應該做出如此結論,即一個高層官僚在必要以及有願望的情況下也沒有能力成為一位大政治家。 
  我以前在著作和文章中寫過,任何大學和科學院都不可能培養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今天,在俄羅斯國家行政學院只能培養出優秀的官僚,就如以前各級高等黨校培養黨務工作者一樣。工程師、醫生、教師、軍官等可以從各級各類專科學校、學院和大學裡培養產生,而培養中小學校校長、工廠廠長、醫院的主治醫生、軍隊的師長和團長則很困難,因為這些工作不僅要求專業技能,還需要積累豐富的經驗。但是,沒人能夠培養出市長、地方行政長官、總理、總統等那些在發生意外時可以負責一切並有能力獨立做出決定以及在公開演講中讓公眾接受或改變自己的提議或觀點的人。在任命或選舉一些人來擔當這些職位時,我們希望他是一位能力出眾的人,個性中具備優秀的潛質。如果沒能挖掘出這些能力出眾之處或潛質,那麼我們推舉出來的就不是一位政治家,而僅僅是一名高級官僚罷了。   
  風格與個性(2)   
  普京表現出了許多從前鮮為人知的、在個人能力以及作為大國領袖方面的天賦和潛質。但是,成為俄羅斯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以後,弗拉基米爾·普京並沒有喪失一個負責的官僚所應具備的兢兢業業的品質、作風和能力。這些品質影響了他的工作風格和特點以及他對下屬和同事、甚至全國人民的態度。他請所有人不要將總統看作是救世主,而應把他當成受聘工作的大公司經理。 
  下面我要介紹一些弗拉基米爾·普京身上表現得較為鮮明的個性和工作風格。 
  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喜歡太多的許諾,但一旦承諾必然會履行。他做任何事都保證有始有終,哪怕是他最不喜歡幹的事。他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勁頭,但卻不像亞歷山大·列別德那樣總是衝突不斷,他不喜歡公開爭吵。他不靠面對面的對抗,而願意通過策略手法取得某種結果。從被任命為政府總理那一刻一直到總統就職之時,普京沒有與任何一位部長或其他高級官員有過正面衝突,甚至在總統競選中也沒有和任何一位競選對手發生過直接爭執。 
  正式履行總統職責以後,普京不止一次地介入各種性質、各級別的衝突當中:與政府部長,與自己辦公廳的官員,與一些地方領導人,與寡頭以及大眾傳媒代表等。但在這些衝突中,沒有任何一次衝突和爭執最終演變成了持久的爭鬥。甚至可以說得更簡練一點,這些衝突都迅速得到了解決,沒有產生任何粗暴攻擊和爭吵。 
  對那些針對自己的粗魯的、愚蠢的或者無中生有的指責,普京一概不予理會。普京從來不在人格上貶低下屬,而這對於鮑裡斯·葉利欽卻是家常便飯。普京具有鋼鐵般的意志,任何時候都在錘煉勇敢精神並磨煉克制力。此外,普京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個極容易融入集體當中的人。俄羅斯新領導人非常小心謹慎,做決斷時不喜歡操之過急,因此,要暗算他會很不容易。不過,一旦需要,他也可以做出些閃電般的決定,而不管這一決定是否違背了大多數人的意願。他的回答總是迅捷而出人意料。早在1999年秋天,在紀念阿爾卡季·賴金創建的劇院落成60週年慶典上,有警衛跟隨左右的普京總理在走廊裡碰到已經喝得醉熏熏的莫斯科諷刺劇院著名演員希爾溫德特。他看見總理,非常莊嚴地伸出了手,自我介紹說:「舒拉。」 「沃瓦。」普京握著他的手自我介紹說。 「可以為我們的相識乾一杯嗎?」希爾溫德特問。「為什麼不呢?」總理回答著,向自己的隨行人員交代了幾句,就去了劇院的小吃部…… 
  在回答有關俄羅斯加入北約可能性這一問題時,普京也曾經說了一個反問句:「為什麼不呢?」引得俄羅斯以及西方報刊做出了大量評論。當總統在一個大型商務會議上宣佈建立特種金融情報機構時,一位大銀行家問普京:「那我們俄羅斯還有銀行秘密可言嗎?」「那你認為現在有嗎?」普京迅速地反問道。這位銀行家默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不知該怎樣回答。許多人都注意到了普京對這個充滿藐視的問題所做出的迅捷而恰如其分的反應,這一幕同樣出現在1999年8月16日確認新總理候選人的國家杜馬會議上。在發言中,根納季·久加諾夫同意以新總理取代謝爾蓋·斯捷帕申,但卻故意裝作忘記了葉利欽新發現的寵臣的姓名。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則講錯新人選的名字和父稱,叫他謝爾蓋·弗拉基連諾維奇·普京。在總理資格的表決被批准後,普京上台發表講話,感謝所有杜馬議員對自己的信任,並對「格裡高利·阿列克謝耶維奇·久加諾夫」(這裡他用亞夫林斯基的名字和父稱以及久加諾夫的姓——譯者注)表示特別的謝意。 
  在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列別德將軍宣佈,如果有哪一個人懷疑行政長官的權力,那就讓他「朝我扔石頭吧」,過了幾秒鐘他要求確認:「誰也不扔,那就視作同意了!」「扔石頭對你來說還不夠。」普京總理有些戲謔但又語不傷人地回應了這位邊疆區行政長官的提議。在2001年,這樣迅捷、尖銳的即興答問還有很多:「您關注公民社會的發展嗎?」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有人問普京。「我已經有10年沒有跟蹤監視什麼人了。」總統回答(在俄語裡,「關注」一詞還有監視的意思——譯者注)。 
  在葉利欽解除普裡馬科夫總理職務一天後,以聯邦安全局長和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秘書的身份,弗拉基米爾·普京帶著自己的一批副手來到普裡馬科夫的別墅,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並授予他一柄 「鞏固國家安全功勳」個人佩劍。普京還親自前往前蘇聯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的住所,邀請他出席聯邦安全局為紀念尤里·安德羅波夫誕辰85週年而舉行的全體會議。這令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對普京的照顧和他的謙虛大為驚訝。 
  許多人後來指出,先後作為總理和總統的普京身上散發著一些俄羅斯政治人物還很不習慣的民主作風、謙遜以及維護個人自尊感的混合氣息。正因如此,在2000年夏他到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那裡做客時,無論是會見還是座談都表現得很沉得住氣,以便「少進行論戰」。 
  早在2000年2月,應《消息報》的請求,一批心理學家給普京畫了一幅心理肖像。他們給普京做了如下總結評價:「普京思想務實、性格內向,喜歡按照邏輯做決定並以最合理的方式安排工作。他是一個嚴肅的、思維健全的、時時感受到肩上責任重大的人。只有依靠這樣一類人,才能將全社會團結到一起:他們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責任,並信守承諾。他們工作起來聚精會神,做事認真可靠,並有始有終。他們觀點鮮明,對事物的見解深思熟慮,看法很難改變,他們心中對自己的觀點也很自信。就總體素質評價而言,像普京這樣的人,迄今為止在俄羅斯最高權力層還不曾出現過。而今天的俄羅斯社會恰恰希望這樣的人來領導國家,他與民眾的要求和期望相吻合。」 又過了兩個月,俄羅斯人物履歷雜誌《誰是誰》發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這個人值得信賴。他對親人有責任感,從不為自己撈取好處,具有崇高的生活目標,並能通過合理的方式達到這種生活目標。如果有人想向他施加某種壓力的話,那將會遇到更強烈的回擊。但這個人從來不會先發起進攻。對於他來說,家庭、傳統和祖國是最可寶貴的財富。」   
  風格與個性(3)   
  2000年3月16日大選前不久,很受歡迎的《側影》雜誌向一些州長、邊疆區行政長官、市長和各共和國總統提問,問他們如何看待普京。所有人都指出,他善於傾聽並聽得進去交談者的意見,判斷事情時頭腦清醒,善於將不同觀點吸納進來並對局勢進行清晰定位;他精力充沛,具有實幹家的交往風格;他堅決捍衛俄羅斯國家利益。別爾哥羅德州州長葉夫根尼·薩夫琴科指出:「普京並不讓人感到恐懼,而是贏得了人們的敬重。現在可以確定無誤的是,隨著普京的出現,那種逍遙自在、單純『與文件打交道』的時代徹底終結了。」 
  事實上,普京不僅著手處理案頭文件,而且還需要解決各種實際問題,而問題又堆積如山。據統計,葉利欽在位的最後幾年裡每星期在克里姆林宮只有3~4次會見,而此類會見普京在2000年每天就要有6~7次。俄羅斯新總統緊張繁忙的工作為他身邊的人或渴求權力者出了不少難題。所有人都指出,普京參與了大量日常事務的處理。普京不僅對一些重大問題很有興趣,而且對解決許多小事也樂此不疲。 
  所有瞭解普京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和克里姆林宮辦公廳工作的人都指出,普京的能力和智力水平都非常高。不過,也有一些對普京不友善的人,吹毛求疵地挑剔他的文章、講話、答記者問以及《首腦談自己——弗拉基米爾·普京訪談錄》等,指責普京學識不夠淵博,批評他有些小地方用詞不確切,非議他缺乏文學、音樂或外交方面的修養,攻擊他在理解伊斯蘭教中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區別上不精準,諸如此類。《總結》雜誌的謝爾蓋·伊萬諾夫大聲疾呼:「克里姆林宮還能不能再找出一個更有學問的人來?普京是極為平庸的,一眼就可以讓人看出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人物。普京——這是一個擁有中等智力發展水平,具有普通的需求和極其一般法制觀念的蘇聯人。葉利欽的那一套出人意料之舉已經讓俄羅斯感到厭倦了,俄羅斯想歇一歇了。說來,這也不是一個更壞的選擇。」 甚至於,謝爾蓋·伊萬諾夫將自己文章題目定為《普京——平凡時代的一個平庸人物》,與此同時,他也表現出高傲、不懷好意和缺乏誠信。如此做法讓人誤以為回到了蘇聯那個政治論戰時代:斷章取義、有意迴避、惡意對待每一個意識形態對手。 
  當然,將《弗拉基米爾·普京訪談錄》一書與幾乎同時問世的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的《政治大舞台上的年代》比較,人們可以看出,在擔任總理時,普京並不具備高層權力機構所需要的那種豐富經驗和普裡馬科夫那樣淵博的學識。但普京要比普裡馬科夫年輕得多,後者早在70年代就是「大」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學研究所的院士。而那時弗拉基米爾·普京則剛剛通過經濟學副博士的論文答辯,不過是國際政治大舞台上的一名新手。但他不僅具有充沛的精力,而且還非常勤奮好學。他對一切都充滿了興趣,想親自去看看,「體驗」一下、試驗一下。正是基於此,他直接駕駛超音速戰機躍升大氣層最頂端或乘核潛艇深入北冰洋海底。結果,他很快就擁有了自己所必需的經驗和淵博的知識。早在2000年夏初,他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比一年前更有經驗、更自信的形象。 
  那些在 2000年與普京有過接觸和瞭解、或曾和俄羅斯打過交道的政治家普遍認為,《總結》雜誌有關普京不過是一個平庸官僚的評價非常草率,因為普京足夠清晰地向所有人證明自己擁有強勢人物所必備的素質。他善於在最困難時做出決定,並能夠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他努力讓自己與前任不同,既不同於鮑裡斯·葉利欽,也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拉開距離。2000年初,在選民中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亞夫林斯基只在「熟悉經濟問題」這一個題目上超過了其他總統候選人;普京在「熟悉對外政策問題」、「瞭解國內問題」、「制定計劃的能力」及「對細節關注」等問題不如普裡馬科夫,而在其他如「頑強和目標堅定」、「勇敢和決斷性」、「危急情況下鎮定自若」、「對突發事件有充足的準備」等問卷題目上都超過所有其他的總統職位競爭對手。在總評成績中普京獲得了最高評價,被認為「最有能力管理好國家」;普裡馬科夫屈居第二,其後分別是久加諾夫、亞夫林斯基和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 
  新的政治家形象 
  2001年冬春,因普京任代總統一週年及他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一週年,許多記者和政論家經常寫些普京的事,他們對普京在國內民眾中擁有的空前高的支持率感到驚奇,對政治家普京性格和形象中很多他們不理解的、甚至是謎一樣的東西感到驚奇,也提出了作為國務活動家的普京的道德品質問題。 
  那些自認為對普京瞭解很深的人們,經常會給總統以極為不同的評價:「他百分之百可靠」、「他完全是一個厚顏無恥之徒」,「他有同情心並很仁慈」、「他完全沒有憐憫之心」等等。與此同時,他們還為自己的某種評價尋找證據,包括普京日常生活的各種趣聞逸事及其在國家元首職位上所做出和採取的各種決議、行動。斯維特蘭娜·巴巴耶娃寫道:「過了一年以後,總統變得更好被人理解了,但也變得讓人更難預測。普京所展示出的某些品格,比如對所發生的事件不大放在心上——這一時讓人無法理解,是應當高興還是該感到傷心——換句話說,普京每天夜裡大概都在睡覺,而不為那些過去和將來的噩夢所困擾。」   
  風格與個性(4)   
  很遺憾,早在60年代末,格裡高利·波梅蘭茨那本很有名的小冊子中就提及政治家進入角色的能力、歷史人物的道德品質等許多問題,但並沒有得出一個標準答案。最高國務活動家的行為舉止遠不應總是單純地受一些基本道德要求所支配,因為國家元首不是教堂的主持。 
  普京經歷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證明,在應當做出某種個人道德選擇的時候,弗拉基米爾·普京似乎更青睞傳統的正派觀念。但對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而言,不能只講個人選擇,恰恰相反,還應當多談一些國家或政黨利益,談國家選擇、談命令。眾所周知,一旦形勢變得嚴峻,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就經常會隨意拋棄已經做出的決議,將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一走了之。但是,這條保持「兩手乾淨」的方式對於一位大政治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不得不經常在兩個同樣糟糕的決議之間、而不是糟糕和不糟糕的決議之間進行選擇。 
  與此同時,在解決那些十分棘手的、積重難返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幾乎病入膏肓的俄羅斯社會機體問題時,俄羅斯領導人更青睞於使用外科手術的辦法,而非長期的保守治療。但外科醫生在手術前需要不時地克服自己的激情和道德論據。克裡斯蒂安·巴納德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功完成心臟移植手術的一位南非著名外科醫生,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做心臟手術時,他更傾向於不知道躺在手術台的病人是誰,甚至請助手將病人的大部分身體蒙起來,情緒波動會對他的手術效果產生消極影響…… 
  但是,弗拉基米爾·普京經常拒絕用激進的治療方法根除社會病痛,而是運用治療與增強自身機體免疫力相結合的綜合療法。在並沒有徹底搞清楚病因和虛弱機體的抗病能力以及自身不具備提供必須設備和藥物的情況下,普京更喜歡遵循古老的、希波克拉底的「無害」原則。 
  語言學專家曾幾次過於挑剔普京的語言風格和個別講話。為更加解恨地侮辱新的國家元首,亞夫林斯基在2000年3月26~27日深夜說,他「甚至從語言學的角度就可以看清楚俄羅斯公民選擇了一個怎樣的人物做自己的總統」。很多人都把亞夫林斯基看成是「卓越的」,至少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不過,我倒傾向於認為他是一個機敏的演說家,但還太淺薄,在電視演說和辯論時,他常常發表一些極其簡單的言辭蠱惑宣傳,而從來沒有人在這方面詬病普京。 
  普京在國家杜馬和聯邦委員會第一次闡述政府車臣政策的發言以及為莫斯科大學學生所做的重要演講,都內容豐富、富有邏輯性並且妙趣橫生。在2000年初大選前,普京經常發表演講,重複一些內容也就不可避免。但無論是在學校禮堂還是在全國,他都可以讓人們更津津有味地傾聽自己表述的觀點,而且,他的立場很清楚。其實他有時若是不發言,可能效果還會更好一些。 
  對於政治家來說,善於交談、傾聽座談者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眾所周知,斯大林很少將政治局會議變成個人的演說。他搞清問題,然後邊在辦公室前後踱步,邊注意傾聽政治局委員的發言,有時則在大號筆記本上記錄著什麼。只有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斯大林本人才開始講話,而這通常是再沒有人能更改的最後決定。在邀請專家,如冶金、武器系統、語言學等方面的專家時,斯大林可以不停地聽上幾個小時,間或也只是提上幾個啟發性的問題。 
  赫魯曉夫則喜歡用明確自己立場的發言作為政治局會議的開場白,在此之後,與會者很難再提出與黨中央第一書記想法相悖的觀點。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聽別人講,而是選擇說——甚至就連邀請兩三個人提意見和咨詢的時候也不例外。 
  鮑裡斯·葉利欽通常是向座談者提問題和傾聽,但是卻不善於聽取別人向他提出的建議。他能中斷別人的談話並將座談者——顧問們、助手甚至還有部長們從辦公室趕出去,不去傾聽他們的主要觀點,因為他只給他們30分鐘,而時間很快就到了。他能夠很注意傾聽,但卻似乎沒有把握會議進程的能力。 
  而普京在開會和座談中擁有善於交談和傾聽的行為風格。伊琳娜·褲田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具有某種非常高的交往水平。他非常有耐心,甚至當他不同意你的觀點時,也會認真地聽,而且可以一直聽很長時間。要是換上其他一些人,可能早就沒耐心了,我也不例外。如果非常不贊同某些觀點,他會有一個評論,非常職業地讓對手受窘。如果您想同他平等地談話,那麼您應當非常專業地瞭解問題,不僅提出批評,而且還應當給出建議,非常具體的建議。如果對手一點建議也不提,普京就不會對他有什麼興趣。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藝術性的方法。我認為,總統有幾個典型特點。首先,他對哪一位名人從事哪方面專業簡直如數家珍,也就是說,如果要是我來談石油和天然氣,那他就不會聽了,而如果聽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談死刑那就更沒有興趣了。但是,當我談起名勝古跡,談商業和市場關係的發展時,我們之間的對話又續上了。其次,如果您向他提出一個具體的論點,並且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撐它,那他通常會予以接受,並通過決定。總之普京是一個知識型、專家型的治國論者。」 
  葉利欽不喜歡與人、而更願意和文件打交道,他靠總統令來治理國家。這些總統令實在太多了——1993年9月,葉利欽簽署了那份最著名的第1400號總統令。普京可沒有發佈這麼多的總統令,幾乎所有的主要經濟問題他都委託政府去辦。按照這種方式處理一些問題,可以避免經濟急轉彎。但是,他也注意從自己這裡努力去影響社會的情緒和期望。   
  風格與個性(5)   
  根據政治家的「電視形象」,專家們多次對普京的電視講話和答記者問進行詳細分析,甚至還建議普京完全改變電視行為套路,以便更好地展現自己高大的形象和獨特的個性。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電視觀眾的看法和專家的意見有很大區別。只能從電視屏幕上見到俄羅斯新領導人的普通老百姓非常喜歡普京。在回答「弗拉基米爾·普京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一問題時,大部分受訪者都回答:一個「鬥士」、「主人」、「愛國者」。而將普京看成是「官僚」、「能說會道的人」或「獨裁者」的寥寥無幾。在評論普京競選演說的效果時,葉連娜·特列古博娃指責普京是一個「沒有任何突出個性的官僚」。這位女記者言辭激烈地教訓普京:「總統應當博得所有人的愛戴,無論他是政權的體現還是作為一個人。在這方面,如果就競選行程對他進行評判的話,普京做得很不成功。儘管應當承認,客觀公正地說,俄羅斯代總統並非一個沒有任何指望的政治家。」 
  到了2000年底,與上述相類似的評價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斯維特蘭娜·巴巴耶娃在前面那篇文章裡所列舉提到的:「一年時間裡,在普京身上又發現了另外一種品質,這就是在他當總理時所根本沒有的個性魅力。除了刻板和原則性強以外,普京還有一些讓聽眾傾倒的天賦。夏天,在日本沖繩島上普京竟能令150多名外國記者癡迷。要知道,這些人曾經對他懷有極端敵視的情緒。」後來,這種情況還有過很多次。 
  一些政治家指出,頻繁地在電視屏幕上露面可以增加他的支持率。對於電視在現代政治中的作用,人們很難做出過高的評價,因為電視本身無法從根本上「塑造」出一位公眾政治家或拯救一名在選舉中表現得缺乏情調、枯燥乏味、野蠻或愚蠢至極的人。在俄羅斯,有誰會喜歡那個頻繁撤換副總理的鮑裡斯·葉利欽的醜態?誰還接受葉戈爾·蓋達爾的咂嘴、鮑裡斯·涅姆佐夫媚俗的笑臉、弗拉基米爾·舒梅科的儀表堂堂卻曲意逢迎、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的口齒不清、伊萬·雷布金簡單粗淺的教導、謝爾蓋·基裡延科的廢話連篇和孩子般的幼稚、謝爾蓋·斯捷帕申的驚惶失措、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自命不凡的訓誡?弗拉基米爾·普京完全不咄咄逼人和虛張聲勢,而就是到了現在,阿納托利·丘拜斯還是如此。在回答問題和發表評論時,普京也沒有根納季·布爾布利斯那種矯揉造作,他也不希望像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那樣,把自己搞成一個喜歡設一些巧妙的圈套和搞些並不出色的藍圖的幕後操縱者形象。普京沒有根納季·久加諾夫那種枯燥無味的自我滿足。與普京站在一起,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尤里·盧日科夫甚至都很遜色。先是在白宮,後來又到了克里姆林宮,弗拉基米爾·普京都展現了自己自然、富於求實精神、認真、輕鬆幽默、思維健康、堅強果敢、真誠、樸實等新風格。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堅強、智慧和果敢的人,但沒有亞歷山大·列別德那麼跋扈和自我陶醉。 
  普京的這些「電視形象」特點不僅幫他在總統大選中獲勝,而且也使他在整個2000年和2001年在選民當中一直保持著很高的信任度。 
  弗拉基米爾·普京和軍人、精神領袖、主流媒體的編輯人員、大實業家、州長、國家杜馬各黨團領袖、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人員、著名學者、市鎮主要官員、文藝工作者等頻頻會晤,幾乎在各種場合中他的任何講話都能得到共鳴和理解。許多會見都是以自由座談的形式進行的,一般會持續3~4個小時。為了說明普京的風格與個性,以他出席康斯坦丁·賴金通過表演獨角戲《低音提琴》來紀念自己50歲生日那一幕最有代表性。 
  在總統光臨的「諷刺」劇院裡,沒有實施特殊保護措施的政府包廂。總統警衛人員用靈敏的探測器對當晚應邀觀看首映的觀眾進行了檢查,無疑,這也引起了觀眾的憤怒,他們對演出開始前一刻到來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尤里·盧日科夫沒有做出任何歡迎的表示。甚至當普京在演出結束後走上舞台,向康斯坦丁·賴金表示祝賀並為他頒發勳章的時候,整個演出大廳對普京的態度也極為冷淡。但是,當普京發表對康斯坦丁和阿爾卡季·賴金生日賀辭時,他承認恰恰是在阿爾卡季·賴金的小型劇劇院他和他的妻子相識了,這些話打動了觀眾的心。當普京走下台時,演出大廳裡幾乎所有人都站起身來,對普京表示敬意。 
  正如第二天《生意人報》所寫的那樣:「當總統與賴金兩個人並排站在舞台上時,可以明顯發現總統非常激動,兩隻腳不停地挪動,竭力挑選一些情感真摯的用詞。可以說,普京取得了成功:他進入演出大廳時大部分觀眾仍舊示威性地坐著不動,但在他離開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 
  弗拉基米爾·普京精通現代信息技術,他可以利用因特網發表自己的一些文章,並在直播間回答許多問題。他是繼列寧之後至少流利掌握了一門外語的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當選總統以後,弗拉基米爾·普京開始學習英語,並且學習得還很順利。 
  過度緊張的工作及排得滿滿噹噹的日程表常常令普京不得不推遲各種會晤。在個別日子裡,他甚至有20或25項活動。由於許多活動並不在克里姆林宮進行,而總統衛隊又要提早對總統市內行車路線進行控制,這不可避免地造成道路堵車,甚至有的時候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由此,總統安全部門及總統本人常遭到人們的公開批評。對此,普京不得不數次道歉。不過,他們最終還是找到了一些辦法,以減輕由此造成的首都交通負荷過重的局面。   
  風格與個性(6)   
  對於很多觀察家來說,無論是作為一名官僚,還是一位政治家,弗拉基米爾·普京仍然還是一個謎團。他展示出了太大的潛力,這對個別人來說似乎是不可能的。德米特裡·奧列什金在《莫斯科新聞報》上問:「為什麼在一個輕視自己、藐視政權的國度內,在一個社會結構、制度準則和公民道德都還不健全的國家中,在一個今天準備投票支持這個人、而明天又準備贊成另一個人的國家裡,會突然冒出這樣一個領導人,在僅僅一年半時間裡就成功贏得了絕大多數國人的持久尊重呢?他成功地、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征服了反對派,使州長和媒體巨頭各就各位,組建了一個對他言聽計從的杜馬。說老實話,我們那些報紙和電視台的兄弟們簡直就是被嚇住了。真希望聽他斥責兩句,或是罵上幾聲,但他不習慣這麼做。雖然他的微笑很隨和,目光也不乏友善,但卻令很多人不自在。可以感覺得到,他還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甚至還沒有表露出來的秘密潛力。如果在工作中與他打交道的話,你未必會感到愉悅。在普京總統的個性潛質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超然於正在解決的問題之外。至於還有一些什麼更重要的個性,恐怕只有他本人瞭解了。在沒有制定、也沒有公佈政治綱領的情況下,怎麼就能夠進行競選呢?在認為似乎很清楚卻同時又有半吞半吐感覺的時候,怎麼可以講出具體的話呢?普京——這是一個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中的另類,在我們國家,人們習慣於根據上司用詞和觀點來揣摩其真正意圖,而普京則恰恰相反,他從來不話中有話。在我們的文明中,有太多形式主義的東西,『詩人——比詩人要多,自來水工人——比自來水工人要多』——普京更傾向於採取實際行動,而不是允諾。 
  「在這個意義上,總統完全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一個純粹的、奉行實用主義的西方人。但他又並非我們習慣所稱的戈爾巴喬夫式的『喋喋不休的西方人』,而是真正的歐洲人——一絲不苟、工作效率高的『西方人』。他毫無伸縮餘地,像議定書一樣。他相信市場改革的正確性並堅持到底,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支持某一些將名字與市場及自由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具體人物。他保證在現有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事,(表面上看)他正走這條路,但一旦有必要,他也不排除超越法律允許的範疇。他承諾要將車臣戰爭進行到底——無論您喜歡與否都是這樣。這種另類實用主義在自己國內仍然是個謎:它使得總統完全自主地從古巴轉往加拿大訪問,同時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保持交往。 
  「言簡意賅而莫名其妙——這是約瑟夫·斯大林所具有的本領,儘管從社會文化學角度來解釋,其形象會有本質的不同。他歸根結底是來自東方。當時索爾仁尼琴在談到葉利欽時說:『一個俄羅斯人,一個純純粹粹的俄羅斯人。』而關於普京,你不能這麼說。就民族性來看,他是一個本肯多夫(此處意指日爾曼人——譯者注)。」 
  德米特裡·奧列什金的觀點很難讓人完全贊同。作為一個國家的俄羅斯和作為一個個人屬性的「俄羅斯人」都是非常複雜的。德國政治理論家、曾經出版過一本有關普京著作的亞歷山大·拉爾給他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弗拉基米爾·普京——克里姆林宮的『德國人』」。作者在書中引述了普京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有兩種氣質,其中一種是德國人的。」是的,毋庸置疑弗拉基米爾·普京身上具有西方文化氣質,但他同時也擁有俄羅斯民族性的一些最基本特點。他屬於令俾斯麥首相都感到驚歎的那種俄羅斯人的類型。俾斯麥首相發現:「當你同俄羅斯人說話時,感覺他完全是一個歐洲人。但他轉過身去,又重新變成了一個俄羅斯人。」 
  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許多西方政治學研究中心開始再次認真研究俄羅斯聯邦總統的風格和個性。美國最有聲望的《華爾街日報》專門向莫斯科派出了一個採訪組,對俄羅斯總統進行獨家的、詳細的研究。研究既從個人角度進行,也從一個國務活動家的角度開展。在莫斯科,美國記者們不僅與自己的同行們,而且還與一些政治家進行了座談。他們還被普京接見了兩個小時。 
  美國記者們所做出的結論被外界廣泛引證。「他(普京)的領導風格有五個特點,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他的理智。這個人對所有世界性的問題瞭如指掌,此外,他所擁有的戰鬥藝術也可以和智力超群等量齊觀——他有壓倒性的力量,這可以讓他不必消耗過多精力,同時還可以利用對手的力量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人們不應當對他的理智感到任何驚奇,因為在他成長的年代裡國家安全委員會還能夠吸引到蘇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 
  「他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務實性和靈活性。普京完全不誇大其辭,也沒有任何玄妙難解的華麗辭藻,缺少多餘的體態語言,更無過分的矯揉造作。他說的和做的事情都是在經濟問題上。但他不是一個機器人。普京首先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競技運動員,為了取得成功,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普京給曾經採訪過世界許多國家領導人的記者們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第三個特點是,沒有明顯的自命不凡。在接受採訪前,他比約定好的時間遲來了20分鐘。大家互相握手,氣氛融洽但並不誇張。他面帶微笑地坐到橢圓型桌子後面。接見是在克里姆林宮剛剛裝修的、專門的會客大廳裡進行的。非常出色的場面與簡樸的風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侍應生端著茶和點心走了進來,沒有看到普京本人有專門的服務員。他沒有將時間浪費在寒暄和客套話上。他開門見山,卻又很有禮貌。他坐在那裡,隔著桌子,用深邃的、富有洞察力的淺藍色眼睛充滿期待地看著記者們。他眼睛的顏色突出了淺藍色的襯衫和領帶,等待著記者們的第一個問題。   
  風格與個性(7)   
  「世界領導人都相當自命不凡。比爾·克林頓費過不少力氣,力圖讓造訪者感受到自己的魅力。而小布什則是一個過分自信的人,似乎他意識到,他必須以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形象出現。與此正相反,普京表現出的是非常嚴肅,甚至堅持不懈地嚴肅到提醒別人對待俄羅斯的態度:這是一個世界超級大國。但他沒有刻意去證明自己是俄羅斯的化身。他給人一種自信者的印象,但不希望將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 
  「第四,普京清楚表現出來的特點是,他成為別人費勁腦汁去破解的謎團。一位到訪者發現,普京不久前曾將自己貼身的小十字架拿出來給基督徒小布什看,小布什就此問:普京是不是東正教信徒?這是普京一生中第一次對回答問題面有難色。停頓了一下,他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它應當是個人隱私。我不想讓這個領域被用作政治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普京無條件地、深深地思考宗教問題,因此他才會有上述那種表述。但是,他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東正教信徒呢?這還是留下了謎團。 
  「最後,他們還有一個印象,現實主義是這個人的最明顯特徵。在回答『您最欣賞哪種政治家?』這個問題時,他說出了三個人的名字:夏爾·戴高樂、路德維希·艾哈德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他說這三個人同樣偉大,他們都在戰爭廢墟和經濟蕭條後復興了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三人的共同之處在於,如何用最好的方式來復興自己的國家。』 在這裡,普京隱含了一個明顯的宣示,那就是首先利用外交靈活性來復興自己的國家,他不會將過多的精力耗費在與合眾國的矛盾和衝突當中。與此同時,他也不希望俄羅斯在長期發展前景上依賴其他國家。 
  「最大的謎在於,如果普京要成為夏爾·戴高樂、路德維希·艾哈德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人,他會怎樣做以復興自己的國家?是否會試圖讓那個獨裁的、奉行擴張政策的大俄羅斯死灰復燃,或者在俄羅斯歷史中怎樣去描繪這樣一個新領導人?普京身上明顯具有現實主義的特徵並充滿智慧,他希望在自己相對疲弱的時候能夠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但是,他也掌握這種感覺,他是在進行遊戲,如果最終結算損失最小,那他就贏了。」 
  俄羅斯的政治與體育 
  早在1999年秋天,俄羅斯公共電視台(OPT)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PTP)播放了總理新聞處製作的錄像。錄像中,人們看到了身穿和服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以及他與比他似乎強壯得多的較量對手進行較量的畫面。普京——柔道運動的健將,桑勃式摔跤運動健將,他還是俄羅斯聯邦功勳教練員。此外,普京還喜歡山地滑雪運動,並且表現出相當高的競技水平。這樣看,普京是一位在高難度、非大眾化的體育運動項目中表現優異的運動員,這可以從他的個性和品行的某些特點中得到解釋。 
  幾乎所有的前蘇聯及俄羅斯領導人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熱衷於體育運動。流亡國外的列寧喜歡下國際象棋和打獵,傾心於滑雪和登山;斯大林喜歡打獵和打檯球,他的所有別墅中無一例外都設有一個很大的檯球室;赫魯曉夫喜歡打獵和射擊,他經常練習步槍和手槍射擊;勃列日涅夫是個真正的賽車手,不僅在莫斯科,就連訪問美國和德國時他也可以以極限速度駕駛別人送給他的各種小汽車一路狂奔;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鮑裡斯·葉利欽的體育愛好:排球、網球、游泳。只有安德羅波夫是個病夫,而戈爾巴喬夫對運動項目興趣很淡。 
  但是,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從事體育鍛煉是一種休息、消遣以及保持身體健康的途徑。而只有普京不一樣,早在學生時代體育運動就成了他的重要任務之一,他需要從中獲得力量、敏捷、甚至智力等當時他還非常欠缺的素質。而恰恰是體育運動,幫助未來總統形成了某些重要品質,讓他攀上了國家政權金字塔的最頂端。這裡指的是他堅韌、意志堅定,能夠迅速、甚至是在一剎那間就做出決定和在合理危險邊緣進行鬥爭的品質。 
  據普京的一些朋友們證實,早在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工作的最初階段,普京就曾不止一次地遇到過一些危險,讓他不得不使用柔道功夫。所有源自東方的單獨搏鬥在最初的、當作軍事用途使用時都有自己的一番哲學。區別於更為殘酷的空手道,柔道從日語直譯過來就是「軟性手段」。很多人都相信了普京的這種「軟性手段」。眾所周知,在沖繩「八國集團」峰會舉行期間,普京曾抽空參觀了當地的一家柔道俱樂部。與年輕柔道選手當眾進行搏鬥表演後,他對採訪者說,他最得心應手的方法就是,用突然發起攻擊的方式撞倒對手。 
  但這完全不意味著,他不做認真細緻而長期的準備工作。與普京在克里姆林宮長時間交談以後,職業雕塑家恩斯特·涅伊茲韋斯內不僅將他比作政治理論學者,而且還將他比作在革命前的照片上才能看得到的大師——身材瘦削、富有決斷力、個性堅強,既能長時間工作,又能實施快速打擊。 
  當選總統後,弗拉基米爾·普京繼續保留了自己對體育運動的濃厚興趣。我們所有人都曾經看到他從事高山滑雪運動,穿著各種各樣的高山滑雪服短期度假的形象。一些報紙介紹,他繼續每週一次地進行一小時的柔道訓練,有陪練對手。但總統還有可能從事其他一些體育運動項目:在新奧加列沃總統官邸有一個大的游泳池,可以讓普京在一個繁忙的工作日以後解除勞累。那裡還有幾匹良種馬,它們先是被贈送給葉利欽,然後又被贈送給了普京。騎馬時,葉利欽當然不敢冒險離開馬鞍,而普京則不同,在莫斯科一位最好的騎術教練的指導下,他已經對這項運動駕輕就熟了。   
  風格與個性(8)   
  要解釋普京所從事的體育訓練及對一些高難度運動項目情有獨鍾的原因,只有從前面我們所說過的普京工作風格及個性特點來分析了。關於普京的性格、氣質及個性,對普京其人非常熟悉的亞歷山大·戈洛夫科夫早在2000年初就向公眾透露出了很多。他認為,普京不僅有獨到而「不易察覺」的普京式幽默,而且還有一種獨特的魅力、甚至是「某種魔力」。與他談話時,這種「魔力」可能短時間內看不出來,但過一會兒就會流露出來。 
  戈洛夫科夫認為:「從外表來看,普京表現得謙恭而又有些鎮定自若。不過,這只是一副假面具,在其背後深深地隱藏著另外一種氣質,那就是儘管遭受過巨大挫折和失敗,但仍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普京的胸有成竹幫助他樹立了一個睿智、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的聲名。嚴於律己和遵守紀律成就了他作為優秀組織者應具備的技能。多年來形成的合理自我約束習慣使他具有超強自制力——儘管就氣質來說,他對那些劇烈的、富有活力的體育活動更感興趣。有如一名久經沙場的戰士,普京既擁有神秘莫測的堅強心理特徵,也有能在剎那間作出反應的能力。普京是小心謹慎的,因為根據個人經驗,他深知冒險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他不喜歡炫耀自己,這種品格是在長期承擔複雜而微妙職責的實踐中培養而成的。」 
  我認為,戈洛夫科夫極為準確地評價了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個人品格,其公正性在近兩年不斷得到證實。不過,普京長期履行複雜而微妙職責的實踐是在哪裡進行的呢? 
  我認為,戈洛夫科夫所指的,與其說是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廳或聖彼得堡市政府的工作,不如說是他在蘇聯對外情報機構16年的工作經歷。 
  情報員的功勳 
  經常令普京遭受批評、指責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蘇聯對外情報局那段多年的、完全成功的工作經歷。1992年以前,對外情報局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一個組成部分。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俄羅斯社會,今天一些人談起蘇聯的克格勃還是會聯想到斯大林式的恐怖和「古拉格」時代,聯想起政治密探和六七十年代帶有懲罰性的醫療救治行動。不過,這都是錯誤的,是一種充滿成見的觀點;因為克格勃系統還包括有許多對於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是必須的特別部門:邊防軍、反恐怖作戰部門、情報與反間諜機構、特別重要設施的保衛部門等。 
  普京任職於情報部門,而不是極權國家的執法機關。但這一事實卻往往被那些對他不懷好意的人刻意迴避。1999年8月,《總結》週刊將安德羅波夫和普京兩人的肖像照片登在雜誌的封面上,並配了一句照片說明:「契卡時代又重新來到俄羅斯。克里姆林宮想將普京打造成一個『新安德羅波夫』——喜好使用鋼鐵般紀律和嚴厲手段的人。」 
  米哈伊爾·科魯戈夫在《新報》上寫道:「特種部門佔領了克里姆林宮和白宮(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譯者注)各級機關,沙皇鮑裡斯將國家交給了保衛部門。」 在《消息報》上,觀察家馬克西姆·索科洛夫談到了普京的「契卡主義」,談到了「從契卡到克格勃的特殊聲譽」,還認為 「安全機關」以及外交舞台上的工作都成為擔任「國家元首最忌諱提及的事情」。索科洛夫認為,這些人 「喜歡說一些複雜而令人費解的話,並不停地在搞地下秘密活動」。 而就在俄羅斯總統大選投票前不久,由葉蓮娜·邦奈爾和瓦季姆·別洛采爾科夫斯基領導的俄羅斯人權捍衛小組在一家瑞典週刊雜誌上發表了一份「致民主國家社會和政府的呼籲書」。該小組斷定,一旦克格勃——聯邦安全局上校弗拉基米爾·普京通過選舉擔任俄羅斯總統,俄羅斯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現代化的斯大林」死灰復燃。 
  許多其他報紙也寫道,「前克格勃分子令人生疑」,「在克格勃機關裡工作過的人不可能不受那裡的思想傳染」。「亞博盧」集團積極分子、來自聖彼得堡的政治理論家鮑裡斯·維什涅夫斯基高聲歎道:「1999年有誰會想得到,一個原克格勃上校、一個將人生最美好時光奉獻給盧比揚卡(蘇聯克格勃和今天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總部所在地,位於莫斯科市中心,通常是蘇、俄國家安全機關的代名詞——譯者注)的人在2000年卻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 加入這種譴責大合唱中的甚至還有久加諾夫,他曾幾次呼籲選民「不要投票支持克格勃,應該選擇俄羅斯共產黨」。為支持自己領導人的言論,《蘇維埃俄羅斯報》語氣肯定地對自己的讀者說:「未來的總統曾驅散過持不同政見者在列寧格勒發起的示威遊行,然後在克格勃的紅旗學院學習『向民眾灌輸虛假新聞技巧』的特殊課程。」 
  就算到了2001年,類似的指責也還沒有完全停止。《公報》認為:「克格勃背景對普京的領導風格消極影響甚大。」由於普京表現出了良好的素養以及在回答「獨立電視台」記者提問時表現得「對各種問題都十分內行」,《新報》極度失望,該報記者感歎道:「人們還要他怎樣呢?他真是對偵查對像有過認真分析研究的情報員!」 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也將新總統所採取的政策與特工機關的行動相提並論。 
  2001年夏,柏林舉行了一次由德國對外政策學會組織、以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一年半以來的成就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會議。與會的德國和俄羅斯學者都談到了普京的對外情報工作,其中有一份報告甚至認為,普京之所以能快速達到俄羅斯權力頂峰,並不全賴於葉利欽的慧眼識人,而應當感謝「普裡馬科夫院士領導的對外情報局特工精英們的全力支持」。   
  風格與個性(9)   
  普京不是在蘇聯或俄羅斯政權中能夠順利陞遷的第一個來自「安全機關」的人。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曾經有四年零四個月領導蘇聯和俄羅斯的對外情報局的經歷,對次他引以為榮;不久前被解職的俄羅斯總理斯謝爾蓋·斯捷帕申曾在聯邦安全局不同職位上都幹過;曾經做過15個月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尤里·安德羅波夫在1967~1982年間領導過蘇聯克格勃。但是普裡馬科夫和安德羅波夫都是政治家,他們兩人都沒有接受過職業情報人員所必須的培訓,而斯捷帕申則是從一名民警開始自己的軍事生涯的,只有弗拉基米爾·普京是從一名職業情報官員最終陞遷為國家元首的第一人。 
  類似的例子大概只有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以及阿塞拜疆總統蓋達爾·阿利耶夫。後者是從蘇聯克格勃中由一名年輕的軍官到少將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在西方,經常被提及的還有格魯吉亞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但他的仕途是從內務機關,而不是從克格勃開始的。 
  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裡,情報軍官都被認為是軍官中的精華。英國人很早以前就對情報機關充滿了崇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來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勒·卡列以及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羅伯特·康逵斯特就曾在英國情報機關任過職。在英國,情報官員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他在20世紀20年代曾在一些阿拉伯國家工作過。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對情報機關的崇拜在其他歐洲國家和以色列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在美國,情報人員和反間諜人員的聲望都很高。 
  如果不研究世界情報機關的爭鬥活動,就很難理解19~20世紀的戰爭史以及最近一百年來所有的國際衝突。在今天,如果沒有情報機關的努力工作,就很難保持世界性大國及主要地區性大國間的和平。有關情報和間諜人員充滿衝突和浪漫的故事,成就了許多小說和電影,其中包括根據瓦季姆·科熱夫尼科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4部系列電影《盾與劍》。普京本人後來承認,這部電影對他的未來人生和職業選擇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這部電影在蘇聯上演的時間是1968年,那時,普京正是一名中學九年級學生。那部最著名的間諜題材連續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在1973年被搬上了電視屏幕,而當弗拉基米爾·普京看這部片子時,他已經在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習了。在俄羅斯今天的電視屏幕上,這一電視連續劇每年還要再播上一到兩次。儘管尤里·博戈莫洛夫在《消息報》猛烈抨擊這部關於施蒂爾利茨偵探故事的電視劇,認為它滑稽地抄襲自己的作品,但俄羅斯民眾對此並不加以理會,仍舊像以前那樣興致勃勃、一本正經地收看。幾乎所有電視連續劇——無論是神話還是幻想小說,都是一些構思粗糙的、憑空想像的作品,但這卻並不影響它對某種社會意識的形成所起的作用。1999年底,當俄羅斯民眾回答民意測驗 「您認為,哪一位電影主人公能夠成為俄羅斯的總統?」的問題時,彼得大帝名列榜首,而居於次席的則正是那個施蒂爾利茨。 
  各國對情報官員的培養都十分精心。在蘇聯,情報官員大致要接受過兩門學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門外語(普京精通德語)。「去德國」工作,普京應當在最細微之處瞭解兩個德國的生活和特點。 
  職業情報人員要學會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完成工作,在任何環境下都讓自己感到自然和隨意,不能讓自己表現得卓爾不群,同時保證能夠控制自己的言談舉止並監督周圍人。職業情報員不僅應當聰明,而且還要非常值得信賴。難怪有這麼一句俗語:「這個人啊可以去情報部門工作。」要成為一名職業情報員,就不應當愛慕虛榮,也不能一心想出名,取得成就往往也是秘密的、隱姓埋名的。他的真實姓名可能長期隱藏在各種各樣化名的背後。甚至就連位於亞辛涅沃的專業對外情報博物館中,一些最傑出的蘇聯和俄羅斯情報人員的名字也只是在他們死後多年才被允許出現。 
  個性謙遜——這是一名情報員所必須具備的盾牌;健康的體魄——這是情報職業的必要組成部分;此外還應當培養良好的應激反應能力,並不時對形勢進行監督。可以設想,與檢察官和偵查人員相比,職業情報人員更能以另外一種態度對待人的缺陷甚至是惡習——當然,他們不是自己人。結果是,這些職業情報人員在招募諜報員時少費了許多功夫,而沒有招募到諜報員的情報人員根本就不稱職。 
  總統事務局和總統辦公廳以及聖彼得堡市政府的名聲都並不怎麼好。但無論是作為總統事務局局長、總統辦公廳副主任,還是聖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弗拉基米爾·普京都留下了好名聲。他從受賄分子緊盯的機構中做到了全身而退,經受住了誘惑的考驗,並學到了許多有益的知識。「以前那個契卡工作人員不復存在了。」普京在一次與記者的座談中如是說。 
  在自己的那本2000年慕尼黑出版的新書《弗拉基米爾·普京:克里姆林宮的「德國人」》中,亞歷山大·拉爾認為,要撩開普京作為情報員在德國方向活動幕帳內的秘密非常困難。亞·拉爾在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並不明顯,僅限於對普京略顯寒酸的住所的描繪。當時,普京將家安在德累斯頓市拉德別爾格爾斯特拉斯街11號刻板的拼裝樓房三層的一套小公寓裡。在閒暇時間裡,普京閱讀席勒和歌德作品的原著,他還是德累斯頓垂釣愛好者協會成員。當年蘇聯情報員所喜愛的、經常點啤酒和烤香腸的小啤酒館對於現在每一位參觀「普京之角」的旅遊者來說都是必備之選。我不認為尋找出一些用來證明普京在情報機關所執行任務、性質的具體證據會有什麼意義。一位曾經與普京在列寧格勒一起共事過的情報機關前工作人員對《共青團真理報》記者說:「普京所從事的那部分工作,是情報機關中責任最為重大、最為危急的工作之一。他就是要『塑造』出一批基姆·菲爾比這類人。」 這意味著,普京不僅從事情報搜集業務,而且還負責諜報人員的招募工作。在列寧格勒,這些被招募者可能是一些遊客、大學生、聯邦德國的大實業家、記者等。在德累斯頓,他的對象首當其衝是那些夢想移居聯邦德國的民主德國公民。但為了順利從事情報搜集工作,情報軍官在具備一些品質的同時,還應當學會讓形形色色的人為自己做事,並使他們對自己產生好感,而非抱有敵意。最好的情況是,這不是情報人員在表演,而是他與生俱來的能力。   
  風格與個性(10)   
  一名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能贏得別人的喜愛是情報人員、特別是在國外工作的情報人員的基本職業素質,而且也是高等情報學校低年級就開始學習的一門必修技藝。「在這方面,普京絕對是最優秀的情報員之一。弗拉基米爾·普京甚至還擁有某種磁性。他有一雙很棒的眼睛,可以讓你不由自主地向他講真話,而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同時它們還警告您,與您交談的人絕對不是平常之輩。至於智力水平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情報局是絕對不會讓那些蠢人進來的。儘管情報機關的所有事情並不總是符合基督的清規戒律,但誰也不能因此指責弗拉基米爾·普京行為不端。」 
  《消息報》在「一個歐洲國家」尋覓到一名前情報員、同時也是普京的朋友。在原民主德國工作期間,普京曾與這個人在一個小組,甚至幾年都住在一個房間裡。這個人以弗拉基米爾·阿爾塔莫諾夫的假名字整整敘述了兩個版面的內容,標題是:「與普京一起偷馬車,一起喝伏特加」。採訪的開場白是這樣的:「從普京身上,您可以看到有哪些優秀的性格特點?」「毫無疑問,他有許多優點,但卻從來不炫耀。他是一位非常有天分的運動員,可是他卻從來不刻意展示自己的身體條件,不自誇。他身上同樣表現得最突出的、最成熟的品質是『鬥爭』——在這個詞的各種意義上。我認為,他具有真正戰士的品格——為了勝利鬥爭到底。他可以長時間工作並目標明確。他做起事來全神貫注,在德累斯頓參與的所有工作都要求計劃周密並有勇往直前的精神。許多他幹的事情其他人幹不了。」「請問,他有沒有哪些消極的品質?」 「怎麼跟您說呢?說實話,他簡直真的就沒有消極品質,但這只是我的看法。」「太棒了,那麼現在談一談普京有哪些弱點吧?」「他沒有弱點。我還從來沒有看到像他那樣的人,擁有如此和諧的外在表現。您自己看嘛:他既是一名運動健將,又是一位造詣頗深的人文科學工作者;儘管是一名情報員,但對文化卻也並不陌生。在與他的日常交往中,您可以迅速和他走到一起,喚起你對他的信賴。當您見到他,您就會立即明白,這並不是誇大其辭。他就是這樣一種類型的人。喝酒——來吧!但對『度』的掌握非常嚴格。而且駕駛技術一流。我能想像得到,他駕駛殲擊機的樣子。對於他來說,這大概是心靈的節日,因為實際上他是在逞英雄。但他不是那種愚蠢逞能的人,人們坐在他的身旁不會感到擔心。甚至沒有哪種值得嘲諷的東西可用在他身上。」 
  情報人員應當具備快速判斷以及對所獲情報進行鑒定和分析的能力,他在危險情況下可以做出富有成效和恰如其分的反應,而隨機應變的能力和意志堅強的品格就更不用刻意強調了。最為重要的是,情報人員不僅應將自己的工作當作需要爭取的一份榮譽去對待——因為在其他人眼裡,情報機關的所有手段並不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應將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種責任和義務。與邊防人員或反恐怖分隊的戰士一樣,情報員時刻處於戰鬥條件下,並且還常常充當無名英雄。他們是「一條隱蔽戰線上的戰士」或者甚至是「獨行俠」——當然是特殊意義上。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普京本人曾說,所有軍官、特別是情報軍官應當具備一種特殊優點,那就是對待各種特權和物質財富要泰然處之,很多情況甚至要超過「規定」中的要求。普京說:「軍官——一般而言不是貪圖錢財者。」 
  當然,這裡說的是情報機關為培養個性的工作所提供的各種條件和情報機關對個人所提出的要求。遠遠不是所有在情報機關工作的人都能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同樣也遠非所有人都達到了這些要求。這裡我不想談那些變節者,因為這種人在情報機關裡也屢見不鮮。但正如很久前就認識普京的許多人所透露的那樣,無論是作為一名學生,還是精英特工部門的一名軍官,普京都表現得非常有才華。在回答有關自己情報生涯的提問時,普京總是簡單、乾脆:「我在政治情報機關工作」或者「我是人事工作方面的專家」。 
  那些發生在1989~1990年間,導致德國統一、柏林牆倒塌、整個民主德國安全情報機關崩潰以及對那些為信仰而履行職責的人進行追緝的所有事件,在普京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跡。1989年11月9日和10日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東西柏林居民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隨意穿越邊界,青年人在柏林牆邊跳舞,社會處於無序狀態,成千上萬人在各邊防檢查站集會。民主德國政權手足無措,國內的事態呈現非理性發展狀態,局勢已經完全失控。甚至就連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西部集群部隊這時已經處於高度戰備狀態,而該部隊總司令鮑裡斯·斯涅特科夫大將向民主德國新總理承諾,蘇軍將給予民主德國政府以各種形式的援助。但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命令斯涅特科夫不要干預德國內部事務,讓德國人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戈爾巴喬夫與美國、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領導人的電話交談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在這種混沌和暴亂的情形下,沒有人想到蘇聯情報機關派駐在民主德國的各個公開機構。在柏林及其他城市,蘇聯情報機關的各工作站也沒有人去過問,完全聽天由命。他們不知道,如果任由這種非理性的緊張形勢發展下去,當一些情緒激動的人想摧毀蘇聯駐德間諜機關該怎麼辦?不但他們不知道怎麼辦,就連莫斯科也一籌莫展:在這裡,也沒有人回答蘇聯駐民主德國情報機關負責人的各種詢問。   
  風格與個性(11)   
  普京後來說:「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國家已經不再存在了。形勢清楚得很,蘇聯已經病入膏肓。而且這是癱瘓,是致命的、無藥可救的絕症。政權癱瘓了。」 談及此,普京感到十分痛苦並充滿遺憾。和蘇聯解體一樣,華沙條約的崩潰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們沒有發生得如此痛苦和迅速。而《明日報》內一些人民愛國主義者指責弗拉基米爾·普京「為了權力而背叛自己的誓言及幾代俄羅斯愛國者所創立的偉大秘密工作」 是毫無根據的。 
  早在1999年秋和2000年初,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就不止一次地說,他不喜歡「政府首腦有某種奇怪的軍國主義傾向」。而商人亞歷山大·塔蘭采夫的觀點則恰恰相反,認為這反而是普京最大的優勢。這位「俄羅斯黃金」公司的總裁這樣寫道:「依我看,普京的軍人背景最為重要。普京是一個士兵、一位軍官、一名軍人。這是對他的最終鑒定,是他個性中最可預測、最可靠的一個方面。」我認為,在俄羅斯公民中贊成塔蘭采夫觀點的人要遠比認同亞夫林斯基論調的人多得多。 
  普京對自己的情報機關工作經歷從未感到過懊悔,但也很少引用亨利·基辛格的「所有優秀的人都起步於情報機構」這句話。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晤前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意大利記者向普京提問:「總統先生,我想向您提最後一個問題,可能這完全是關於您個人的。您今天是俄羅斯總統,但您怎樣看待您在克格勃的工作經驗?您對此是積極評價還是消極評價?它是妨礙您的工作還是對您有所幫助?」弗拉基米爾·普京回答:「這是積極的經驗。我主要是在情報機構工作。情報學校畢業以後,實際上馬上被分配到了對外情報局,到國外工作。情報機關的工作首先是信息搜集。當然,這一工作可以拓展視野,幫助我形成了良好的與人交往習慣。在蘇聯對外情報機關中有一種特別的氛圍。人們幾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國外。他們能夠看到,蘇聯發生了什麼,國外這裡有怎樣的意識形態模式,它們是如何體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在這裡能夠看到西方世界的現實情況。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情報機關裡被培養出了對祖國、對國家的愛。這是全體情報人員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課程之一,我相信,它對我是積極的,其幫助的成分要比妨礙的成分多得多。要是您對手裡握把手槍、沿著下水管道狂奔感興趣,那就會讓您感到失望了,反正我從來沒有這麼幹過。但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再重複一遍,從開拓視野這個角度來說,它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教我與信息打交道,從眾多信息中篩選出最主要的;讓我聚精會神地思考,在解決實際政治問題中如何去利用這些信息。」 
  2000年,表達希望在各種運動俱樂部、學校的柔道協會和小組中學習鍛煉的年輕人數量增加了好幾倍。想進對外情報學院——這家俄羅斯惟一一所對外情報教學機構的人數也有顯著增長。在80年代初,克格勃少校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京就以普拉托夫的化名畢業於該學校。當時這個教學機構還叫安德羅波夫紅旗學院。 
  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每人自己的蘇聯過去。無論是對於自己還是俄羅斯聯邦來說,弗拉基米爾·普京從蘇聯時代所汲取的有益東西要比許多俄羅斯當代政治家多得多。但有一些擔心也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普京從未掩飾自己對尤里·安德羅波夫的崇敬之情。1998年被任命為聯邦安全局局長後,普京做出決定,恢復在盧比揚卡大樓中的安德羅波夫紀念辦公室並將1985年在這裡落成的紀念碑放回原位。 
  當時,幾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像帕維爾·利特維諾夫及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這樣的激進分子也歡迎安德羅波夫執政。他們認為,恰恰是這個原克格勃首腦努力要成為一個更開放的人,雖然這種局面並沒有出現。安德羅波夫不僅開始以嚴厲措施整頓國內秩序,嚴肅紀律,致力消除受賄行為,同時也強化了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制。 
  今天的俄羅斯非常需要秩序和穩定。很有可能,在將秩序、法制與真正的自由主義和理性的民主制度結合在一起方面,普京能夠取得成功。   
  初步總結(1)   
  普京的總統年 
  只是從2000年5月7日總統就職宣誓之日起,弗拉基米爾·普京才算開始了自己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正式任期。但是,從2000年12月31日到2001年3月26日,即從鮑裡斯·葉利欽將總統權力移交給普京到三個月後他在那場提前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勝利,弗拉基米爾·普京事實上也在履行總統職責。 
  毫不令人感到驚詫,從2000年12月底起,俄羅斯一些報刊就開始對俄羅斯新領導人的工作進行階段性總結。這些評價常常很不客觀。《今日報》的評論員列昂尼德·拉濟霍夫斯基曾經寫道:「普京上校開始學會了滑雪、駕駛『蘇』式殲擊機和潛艇,但卻拒絕解決國家重大問題。在周圍人諂媚、獻慇勤的目光中,他很洋洋得意地扮演著一個小士兵的形象。對於鮑裡斯·阿布拉莫維奇(即別列佐夫斯基——譯者注)來說,這是一個成功的選擇,但對俄羅斯來說則恰恰相反。而正是這個人將在『勝利日』站在列寧墓觀禮台上檢閱部隊,就像斯大林那樣!」 
  對普京總統第一階段工作的總結評價,《新報》也與《今日報》大致一樣。葉蓮娜·阿法納西耶娃在該報上宣稱:「普京一直在玩軍事遊戲,時而躍上雲端,時而潛入海底,就是不為病入膏肓的俄羅斯經濟抓付良藥,實際上他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國家元首。」 這家報紙的另一位評論員亞歷山大·塔拉索夫也指出,普京是葉利欽「家族」所安插的人,他和買辦資本家們的關係太過緊密,並預言掠奪式私有化是一種進步,因此,在這個方面他可以與19世紀法國的拿破侖三世相提並論。 
  《獨立報》的瓦季姆·洛吉諾夫說道:「在即將過去的一年裡,俄羅斯執政者並沒能抓住鞏固經濟發展積極勢頭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就擺在他們面前。這是一個放棄了太多的可能性和未能實現希望的時期。如果回憶一下俄羅斯著名寓言家克雷洛夫的那個『蜻蜓和螞蟻』的寓言故事,我們可以將俄羅斯領導人比作飛來飛去的蜻蜓,而不是勤勞的螞蟻。」 米哈伊爾·羅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上也聲稱:「2000年是普京做國家元首的實習期,『顫顫悠悠』。2000年容易讓人產生某種急轉彎似的、成就卓著的錯覺。但這的確是一種錯覺,目前克里姆林宮及其周圍的現實與葉利欽時代相比並沒有多大差別。」 《論壇報》政治觀察員帕維爾·沃夏諾夫甚至試圖證明,在過去的一年裡,普京在高山滑雪和擴大自己總統官邸方面的用心要比對普通老百姓生活需求的關心多得多。在政要們的心中,「經常會產生一種沒有丁點兒權力的難堪感覺,無論是向右或者向左走一步都可能遭到責難」。 
  不過,《新報》的鮑裡斯·卡加爾利茨基的評價走得更遠。按他的說法,2000年的所有事件都足以證明:「普京是一個表現了葉利欽時代深層本質的人。在葉利欽時代,10%的人掌握了一切,其中包括國家所有最有價值的財產。現在需要有一個人站出來,幫助那些人保護已經侵佔到手的財產不被其他人奪走以及避免他們彼此之間再爭奪。在這個方面,會有誰能比這位警察更勝任保護被攫取財產的重擔呢?」 
  當然有一些更客觀的評價,甚至還有人對普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驚訝。正如謝爾蓋·捨林在《新時代》上寫道:「普京所做工作的目錄非常長,你甚至都無法列完那些主要項目。在我國政壇上,弗拉基米爾·普京是一位獨一無二的人物。總統大選後,他果真開始按競選承諾來管理國家。而人民的期望是否實現了呢?可以說,那些很久以前沒有兌現的事情接近實現了。當然,我們講的並不是個別抽取的、可能具有很大隨機性情緒的公民,而是全體俄羅斯人:『您擁護總統的工作嗎?』似乎,還從來沒有哪一個人獲得過老百姓如此強大的支持。那些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聲望是建立在車臣戰爭之上的言論,顯然是大錯特錯了。當車臣行動在大多數人心中已經不再最為重要、也不再是熱門話題的時候,總統的聲望甚至還在升高。也許,居民收入、特別是退休金的顯著增加可以說明一切,但這裡絕不僅僅是收入增加的問題。普京恰恰是人們所期待的那個人。」 
  對於俄羅斯在2000年所取得的成果,很多西方報紙也給予了積極的正面評價,這一點相當大程度地提高了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聲望。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對於西方人來說,普京像以前一樣還是一位誠實卻乏味的人物,但是在俄羅斯人那裡他卻是一個頭腦清醒並且具有超凡脫俗魅力的人。3月,當普京擔任代總統3個月之後,他獲得了53%選民的支持。而當年底的民意調查結果卻顯示,對他的支持率已超過70%。如果說他執政一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本質的話,那至少是改變了國民的自我感覺。在最近20年裡,這是大多數俄羅斯人第一次為自己的領導人而感到自豪。」 
  在總結2000年的成就時,弗拉基米爾·普京本人也並非毫無理由地指出,這一年是俄羅斯向良好方向前進的一年,也是俄羅斯經濟實現增長和社會政治保持穩定的一年。這種評價被2000年國家經濟和社會政治生活的現實所證實。 
  所有自由派經濟學家在1998年8月金融危機之後都曾預言,生產下降以及國家所有問題的尖銳化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特別悲觀的預測來自「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研究所」。該所所長葉戈爾·蓋達爾和副所長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曾經預測,俄羅斯經濟和金融形勢將會在1999年春天惡化,罷工將大幅增加並進一步出現無政府狀態。他們還信誓旦旦地說,盧布匯率將跌到60盧布兌換1美元的水平。他們同時提醒西方,俄羅斯將無法履行自己償還債務及其利息的義務。   
  初步總結(2)   
  他們的這些預言全部都落空了。俄羅斯平靜地度過了1999年的春天,甚至生產還出現了緩慢增長,並且這種增長還非常穩定。這種增長一直持續到年底,儘管政府首腦在此期間曾三度易人。與1998年相比,199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2%,工業生產總值同比增加了8.2%,對外貿易實現了接近400億美元的順差,這為俄羅斯按期償還100多億美元的外債創造了前提條件。國內形勢並沒有像一些人頑固預測的那樣出現金融崩潰的糟糕局面。相對於1998年的84.4%,1999年俄羅斯消費市場全年平均通貨膨脹率實際只有36.5%。不過,一年來國內居民整體實際收入並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俄羅斯黃金外匯儲備量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999年1月1日是121.5億美元,而2000年1月7日也不過是125億美元。 
  對於這些雖然不是很大但卻也稱得上顯著的俄羅斯經濟成就,自由派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卻感到很痛心。謝爾蓋·帕爾霍緬科聲稱:「我們錯了,並且犯的是一個笨拙的錯誤,這讓人感到十分沮喪。」但是,所有這些專家都步調一致地聲稱,俄羅斯在1999年取得的成就是由各種偶然因素促成的。蓋達爾和烏柳卡耶夫再次試圖讓自己的讀者和聽眾們確信:「一切還要走著瞧,國家馬上就會出現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俄羅斯科學院國民經濟預測研究所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專家安德烈·別洛烏索夫寫道:「促進經濟增長的所有條件都已消失,俄羅斯經濟成就是虛幻的,這一切只不過是不太明顯的慣性發展罷了。」 亞夫林斯基對俄羅斯經濟的譴責非常嚴厲。他在一次對德國實業界的演講中談道:「局勢不僅僅是嚴峻,整個國家都將完全崩潰,而央行將趕印鈔票來應對工資和退休金發放的壓力。俄羅斯經濟令人聯想到一個有毒的水窪。在那裡,能夠存活下來的都不是一些正常的企業家,是蘇聯時代的變異人——儘管他們曾經生活的那個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俄共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的說法也與亞夫林斯基極為相似。他恫嚇自己的聽眾:「國家的局勢是這樣的,一場比1998年8月更為嚴重的災難正威脅著我們。普京將普裡馬科夫-馬斯柳科夫政府所取得的積極成果都隨意揮霍掉了。我們提醒全社會,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風暴要提早預防。」 幾乎所有西方經濟學家都沒有預見到俄羅斯會取得成就。埃·盧卡什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寫道:「無論何人當選俄羅斯總統,包括威嚴的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強硬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俄羅斯在2000年都不太可能會產生變化。在俄羅斯,與中央離心離德的傾向會進一步加深,甚至就連那些根本就是外交『門外漢』、但卻野心勃勃的地方行政長官們也想撈取外交政策方面的新權力。不過,就是這樣也改變不了俄羅斯。很快,最晚不超過2001年初就會水落石出,所有變化都是站不住腳的,她仍是一個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陷入崩潰的國家——像以前一樣。一旦回想起1998年是如何掉入陷阱的,投資者就會一股腦地從俄羅斯撤離。要是再次出現崩潰的局面,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將更加孤立,並導致後共產主義世界東西方之間的鴻溝不但無法填平,而且還可能日益擴大。」 
  當然,俄羅斯聯邦政府更為樂觀一些。政府在計劃—預測中提出, 2000年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達到4%,工業生產增長4.8%,農業生產增長2%,對外貿易順差將達到350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預計在18%左右,而國內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長為4%。 然而,無論是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派,他們都錯了。 
  根據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和貿易部的資料,2000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6%,工業生產增長達到了9.2%!經濟領域的投資增長了17.2%,國內居民的實際收入增加了9.2%。自1973年以來,我們還從來不知道俄羅斯會有這樣高的發展速度。2000年年度預算也圓滿完成,並還有節餘,收支差額超過了1300億盧布。國家所拖欠財政預算部門人員的工資和退休金也已實際償清。與1999年相比,俄羅斯黃金外匯儲備增加了2.23倍,超過了280億美元,出口擴大了34.4%,俄羅斯的外貿順差再創歷史新高,幾近600億美元。國內失業率也降低了20%,罷工次數減少了9成。生產的顯著增長體現在了國家所有重要部門:輕工業生產增長26%,製藥業增長22%,印刷業增長19%,黑色金屬增長16%,機械製造和冶金加工增長15%,化學和石化工業增長14%,林業和木材加工業增長12%,有色金屬增長11.5%,食品工業增長9%,燃料部門生產增長了5%,而電力也有2%的增長。 
  在解釋俄羅斯經濟增長如此出人意料的原因時,許多經濟學家通常會談到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令人意外地保持高位並不斷攀升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俄羅斯來說石油價格上漲被認為是一個「幸運的偶然事件」。 
  眾所周知,俄羅斯的石油產量僅次於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三。2000年,俄羅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氣的開採量達到了3.233億噸,較1999年幾乎多開採了2000萬噸。不過,俄羅斯大部分石油以固定價格或較低價格在國內市場銷售,只有40%的石油開採量用於出口國際市場,這一指標遠遠落後於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許多成員國。其實,俄羅斯石油開採成本相當高,大約為每桶8~14美元。因此,只有當國際市場油價在每桶15~16美元的時候,在支付各種名目的稅收、特種商品消費稅以及辦理出口許可證費之後,石油生產者出口石油才能有利潤。俄羅斯制定的2000年聯邦預算是建立在每桶19~20美元的石油價格估算基礎之上的,後來,維持在高位的油價對於俄羅斯來說成了極好的補貼。但是,是否可以因此認為這只是個「幸運的偶然事件」呢?   
  初步總結(3)   
  俄羅斯石油並不僅僅是大自然的饋贈。為開採出黑金,幾十萬俄羅斯工人付出了40多年的艱辛勞動。他們在遙遠、寒冷的西西伯利亞進行油田開採作業,鋪設幾萬公里的石油運輸管道,修建出許多泵站、道路、機場、城鎮以及所有基礎設施,還建設了許多大型石化工廠,培養了幾萬名專家技術人員,成立了科研所、實驗室及高等院校,而上述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自力更生實現的。現代石油巨頭們至今還沒有非常明顯地讓這些財富得到增加。調查顯示,在未來20年裡,全球能源需求每年將增長3%~5%,而且在這一期間石油仍將是主要能源來源。因此,石油需求還會繼續增長。其他一些研究結果也表明,不僅石油價格過高,而且石油價格過低也將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所以,石油市場價格不應當任由其自然發展,而是需要進行理智的調節。在未來幾年中,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20~30美元是合理的。石油領域擁有非常複雜的基礎設施,既可能引發國際衝突,也可能遏制國際衝突,高加索地區和中東地區就向我們展示了很好的範例。 
  在俄羅斯,石油出口創匯款項的3/4必須出售給國家,這可以使俄羅斯比以前更合理地利用這些出口所得外匯。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那個對於國家來說極為艱難的1996年,僅從石油出口所得就有大約160億美元,但是這麼多美元都到哪裡去了呢?現在,出售石油所得的資金流向變得更加清晰、易於掌握了。石油公司開始向各機械製造企業訂購大批新設備,從而刺激了許多其他部門。不過,石油遠不是俄羅斯實現經濟增長的惟一要素。 
  在2000年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成果中,天然氣部門的平穩運營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國際市場中,天然氣價格也在上漲,儘管其幅度並不太大。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量超過2000億立方米(比1999年多出6%~7%),它使國家出口創匯增加了110億美元。此外,俄羅斯核能的份額也有增長,但在最近10年裡卻明顯沒有引起更多關注。 
  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社會眼光來看,煤炭工業開始實現增長也是特別重要的。很幸運,俄羅斯的礦工行業保存下來了,但在西歐,先前的採礦地區礦工職業已經成為過去。俄羅斯2000年采煤量提高了3.4%,達到2.58億噸,但出口量卻只有大約3000萬噸。對煤炭需求有所提高的部門不僅有能源部門,而且還有冶金行業。庫茲巴斯和沃爾庫塔礦區不再是社會衝突異常尖銳的地區。在庫茲巴斯的一些新礦場,從德國和英國引進了一批最現代化的採礦設備。在70~80年代,這兩個國家曾經非常強大的煤炭部門幾乎完全被壓縮掉了,後來證明這對國民經濟非常不利。在遠東地區,由於積極按照西方顧問的建議行事,煤炭產量事實上減少了23.3%。這是我們2000~2001年冬季所看到的結果。 
  無論是俄羅斯的黑色金屬,還是有色金屬,2000年的生產和出口規模都大幅度擴大。出席「俄羅斯冶金市場——2000年」研討會的專家們對這些部門2000年度的工作總結感到非常驚訝:俄羅斯冶金部門2000年全年實現鋼產量5920萬噸、鋼材4700萬噸。自蘇聯時期以來,俄羅斯鋼鐵界的年產量還從來沒有達到過這麼高的水平,按部門來說,整體設備負荷率提高了80%。不僅黑色金屬的出口,而且鋁、銅、鎳以及稀有金屬的出口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一樣,上述這些金屬生產、加工部門的出口收入為俄羅斯做出了巨大貢獻。 
  俄羅斯在2000年實現工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各種類型公路建設以及鐵路現代化規模的擴大。與美國或者西歐國家不同,鐵路在俄羅斯仍然是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在俄羅斯國內,機車和車廂更新的速度非常迅速。2000年,俄羅斯沒有發生一起導致人員傷亡的鐵路交通事故。著名的貝阿鐵路恢復運營,國家向這裡投入了相當多的資金和資源。在距離鐵路線很近的地方,科技工作者還勘測出一些金屬資源以及煤炭、大理石等,輕視這些財富是十分愚蠢的。2000年林業領域的主要部門也運轉良好。 
  輕工業生產的增長不僅取決於居民購買力的增強,而且還與國產商品質量的提高緊密相聯。這種情景也出現在了食品工業部門。在1999年,食品工業僅僅實現了2%的增長,不過那是一個欠收年。2000年,俄羅斯穀物和油料作物獲得大豐收。對俄羅斯農業經濟和食品工業產生強烈刺激作用的是「農產品進口」因素,與西方公司的競爭促使俄羅斯企業注意提高產品質量和外包裝水平。那個食品店櫥窗櫃檯擺滿「布什大腿」(意指從美國進口的雞腿——譯者注)等西方商品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國內消費者更願意購買俄羅斯自己生產的食品。 
  農場經濟並不符合俄羅斯農村實際,這一點令那些制定方案的官僚們感到非常失望;大部分俄羅斯「大莊園主」不是破產就是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在今天,只有佔全部2%的農產品是由僥倖生存下來的農場主們生產出來的,50%以上的農產品來自過去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農莊和農場的自身結構和經營方式並未發生很大變化。在農業領域,發展最快並取得突出成果的是那種垂直一體化綜合體,其經營模式是:在一元化的統一領導下,從對大田作物和畜牧產品一環扣一環地進行加工一直到進入直屬門市部或者批發市場。恰恰是在這一種類的集團公司內,資金的周轉速度最快。當然,這裡的工資和利潤最高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初步總結(4)   
  但是,超過45%的農產品,其中包括90%的馬鈴薯是在農民住房旁邊的菜園和市民的郊外菜地上收穫的。目前,俄羅斯有4300萬城市居民擁有菜園、果園、郊外小別墅園地或是其他土地所有形式。除了俄羅斯之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工業化國家有如此強大的自給自足經濟能力。不過,這並不是俄羅斯在那裡搞什麼新花樣,而是在非常困難的生活中給予我們的一種經濟和社會心理支柱。 
  在俄羅斯,有許多軍工綜合體企業的工人和機關公務員們開墾了不少菜園地。90年代初期,許多「改革者」將軍工綜合體看成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但是,這個工業部門最終還是得以保存下來,其巨大的經濟、科研和生產潛力也利用得越來越有成效,它不僅用於軍事目的,而且也應用於和平目的。早在2000年1月,政府決定給予軍工綜合體的訂單數額就提高到620億盧布,並確保用「活錢」支付。國家償還了以前拖欠軍工綜合體的部分債務,繼續向軍隊提供新一代的洲際彈道導彈,而其他各種武器系統也在更新,儘管速度很緩慢。幾種不同類型的新型潛艇、大型破冰船、氣墊登陸船、驅逐艦以及其他艦艇重新開始加緊研製,儘管它們當中的許多產品將出口到印度、中國、希臘和伊朗。軍工轉民用得到支持和鼓勵。俄羅斯參與大型國際空間站的建設,並幫助美國和以色列發射衛星。俄羅斯武器出口在2000年上升了30%,達到42億美元。坦克、飛機和第五代防空系統的研製工作也全面展開。 
  目前,俄羅斯不存在明顯和直接的敵人,但是針對國家安全的各種形式的威脅仍舊很多,且來自於各個方面,因此,俄羅斯沒有成為軟弱可欺國家的權利。 
  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 
  證明國內政治穩定對於自身正常、穩固發展的重要意義毫無必要,因為這種穩定局面在1991~1999年期間從來不曾存在過,因此,在那段時間裡要想順利改革無異於天方夜譚。只是到了2000年,俄羅斯才出現了政治穩定,而這並不僅僅是由於產生了一位新面孔的領導人,還得益於他的活動特點。過去的10年裡從沒有過的社會團結局面迅速出現。新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得到了來自至今仍互相仇視的各個社會以及政治團體的完全或部分支持。一些影響很大的行政改革措施,如設立七個聯邦區以及建立總統駐各聯邦區特別代表制度、改變聯邦委員會的地位等,都沒有動搖國家的政治穩定。 
  2000年夏、秋和冬季,許多地區都舉行了新地方行政長官的選舉。選舉不但沒有破壞穩定,反而使之更加鞏固,社會團結也得到了加強。因為幾乎所有地方行政長官候選人都宣稱加強與政府和總統的合作。保持國家穩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弗拉基米爾·普京與國家杜馬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要知道,鮑裡斯·葉利欽與國家杜馬之間的衝突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他每年不下兩、三次地威脅要解散國家杜馬。1994~1995年間的第一屆和1996~1999年間的第二屆杜馬都是以克里姆林宮反對派的面目出現的。眾所周知,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俄共以及與其結盟的政黨、團體構成了一個勢力強大的左翼力量,因此,討論任何重要法律草案時,通常都是國家杜馬中的左派聯盟掌握大部分選票。儘管「我們的家園—俄羅斯」、「亞博盧」集團以及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組成的右翼在杜馬中議員人數不少,但卻力量分散,彼此之間常常爭執不下。在國家杜馬,只有「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這個黨派才算得上是一支支持政府的堅定力量。 
  國家杜馬中沒有一個有影響力的中派,只有「俄羅斯地區」黨派的議員曾試圖扮演中派的角色,但卻不怎麼成功。除了普裡馬科夫政府外,沒有一屆政府在國家杜馬中擁有可資利用的政治支柱。 
  1999年12月19日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實質性地改變了杜馬以前的力量格局。儘管在形式上普京沒有加入任何一個競選聯盟,也沒有參加國家杜馬競選活動,但所有觀察家都將導致格局變化的賬算在了普京的政治活動上。 
  根據官方資料,國家杜馬在2000年底一共有445名議員,其中,俄共以及與其結盟的農工議員黨團共佔有129個席位;由右翼力量聯盟、「亞博盧」集團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組成的右派議會黨團加在一起共擁有67個議席;「團結」運動、「祖國—全俄羅斯」運動議會黨團以及「人民代表」、「俄羅斯地區」議員小組是國家杜馬的政治中派,共佔有235個席位;此外,還有14位議員沒有在任何黨派註冊。在這種議會力量分配之下,普京總統的政治立場得到了中派的支持,這也就意味著在國家杜馬中普京沒有了反對派。國家杜馬的決議差不多40%是以壓倒性多數的300票或更多票獲得通過的。 
  普京的活動不僅促進了權力機關、而且還加強了俄羅斯社會的團結。在總統大選後的第一年,俄羅斯民眾對總統的信任率達到了65%~75%,還有20%的受訪者選擇了較為「委婉」回答:「不信任成分多於信任。」自1990年在俄羅斯開始有類似的社會調查以來,還沒有哪一個克里姆林宮主人得到過如此之高的信任度。 
  社會學家理由充分地認為,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來自於全國民眾的政治好感以及他們的總體社會情緒。自1999年春天起,這種社會情緒開始轉好,而這種變化到了秋天的時候更加明顯,並一直持續到2000年全年。這時,經常用「失落」、「不滿」、「恐懼」、「失望」等字眼來表述自己心理狀態的人事實上已經大不如從前多;那些用「無所謂」、「感覺疲憊」來形容自己感受的人數量也顯著降低;與此相對應的是,感受到「精神煥發」、「情緒高漲」的居民人數增加。從1998年底到2000年底用「有希望」一詞評價自身心態的民眾人數幾乎增加了1.5倍,從13%達到了31%。 社會學家認為,1989年之後出現史無前例增長的不僅是社會上的樂觀主義情緒,還有積極的愛國主義情感。   
  初步總結(5)   
  俄羅斯克服了政權危機——所有專家都認為,從給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角度看,它比任何經濟和金融危機都要大。要知道,這在過去10年中還未曾出現過。 
  總統及其班子 
  在2000年,俄羅斯政治穩定的一部分是高層官員隊伍的穩定,這是葉利欽時代所不曾有過的。在1992~1999年間,俄羅斯一共罷免過40個副總理和200名部長、 5位總理、4位總檢察長以及無數的總統辦公廳和安全會議負責官員。幾乎對於所有遭解職人來說,一切都是突如其來的。 
  曾經是葉利欽最親近的人得知自己被解職的渠道、方式以及得知消息時的狀態簡直是五花八門:不僅從總統所做報告或是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議期間,還有在休假期間,在郊外別墅裡,在上班的路上,在公務出差,吃早飯的時候或是吃晚飯時,總統助手的電話通知或是通訊社播發、電視台節目播報的新聞中。對於一些人來說,獲得新職務的任命有時也是出人意料的。在2000年,這一切都沒有發生。許多觀察家所看到的事實令他們感到驚訝,出席2001年1月上旬政府會議的部長們清一色都是2000年在這裡參加過會議的原班人馬。 
  只有一個例外:2月初,能源部長亞歷山大·加夫林「由於長期沒有能力解決本領域的問題」而遭解職。總統辦公廳和強力部門也沒有大的人事變動。先前的第一副總檢察長頂替了事實上一直空缺的總檢察長位置。 
  當然,政權高層人士變動是必須要進行的,許多觀察家甚至早在2001年夏就等待著這種變化了。但是,幾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政權高層人士變動和改組未必要以激進的、讓公眾感到震驚的方式進行。 
  在2000年3月出版的《首腦人物》這本訪談錄中,引述了普京有關新政權所面臨問題的談話內容。普京指出:「與我們在一起工作的專家們正在制訂未來幾年的政府行動綱要。第一年是確定目標和組建班子;第二年全年和第三年的前半年,分階段取得具體成果;第三年後半年和第四年初,展示這些成果並開始組織新的競選活動。而如果某一個環節中斷了,那麼一切成果都將化為烏有。」 但這不過純粹是一幅抽像的工藝流程圖。在現實工作中,最初幾個月裡班子應當已經組建、目標也該確定完畢,並且要明確達到目標的手段和方法,將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展示在公眾面前。除了總體目標以外,還應當確定更為具體、在各個不同階段需要完成的目標綱要——總統和政府要分開制訂。所有這些工作不僅要連續,而且還應當並行,不排除進行各種形式的補充和修訂。 
  但是,與普京一起工作的政治藝術專家們的思路中也有自己的道理。就連總統競選獲勝以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大多數政治觀察家們的眼裡也只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人物。亞歷山大·鮑裡索夫在《明日報》中驚呼:「普京,這位俄羅斯新總統,他是一個『謎一般的人』,他是從哪裡冒升出來的,他有怎樣的動機、價值取向和性格,對於這些,不僅絕大多數俄羅斯公民一無所知,就連許多領導層的代表人物也是一頭霧水!」 一些自由主義流派的報刊雜誌也有過這樣的疑問。塔季揚娜·古羅娃和瓦列裡·法捷耶夫在《專家》雜誌上寫道:「對於大多數企業主來說,普京還是一個神秘人物,他嘴邊掛著招牌式的神秘微笑,悄無聲息地登上了王位。」 
  應當承認,諸如此類的判斷也是有一定根據的。競選期間,普京當然沒有沉默。他說了很多,也回答了不少問題。不過,對於《生意人報》記者「選舉勝利後您將如何走出第一步?」這個單刀直入的提問,普京的回答也很乾脆:「無可奉告!」但在總統就職宣誓儀式後,弗拉基米爾·普京還是非常精練地提出了自己的優先考慮、觀點、計劃和打算。對俄羅斯出現的許多問題,普京都保持緘默,不想捲入某些爭論,例如國防部長與軍隊總參謀長、自己的經濟顧問與總理的衝突。由此可以解釋為,普京從默默無聞一直到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僅是太過急速,而且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所以,他需要時間和精力搞清楚「擺在他辦公桌上面的」許多問題。對於普京來說有一個主要難題,那就是根據俄羅斯憲法,總統恰恰是國家所有主要問題的最高決策人。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做出不那麼正確的決定,不如保持緘默。 
  弗拉基米爾·普京沒有打算也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總理,甚至還可以成為俄羅斯總統。在答記者問時,他說,「我從來沒有覬覦過總統寶座」,「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天」。過去,普京從來沒有領導政黨和「運動」的經歷,也沒有組建過任何一個「影子政府」。而久加諾夫、亞夫林斯基等卻以自己的政黨有「影子政府」而感到驕傲,並且認為有朝一日會將自己的忠實擁護者安排到政府和其他高層權力部門的重要職位上——從總檢察長到中央銀行行長等。普京沒有這樣的班子,只有由一些成員不多、他所熟悉的人組成的小團體——他們來自聖彼得堡市政府、情報機關、大學同學圈子和聯邦安全局。這些人控制了總統辦公廳、白宮、新聞局、總統事務局、國家安全會議、聯邦安全局以及戰略研究中心等。他們的名字眾所周知:格爾曼·格列夫、德米特裡·科扎克、謝爾蓋·伊萬諾夫、伊戈爾·謝欽、德米特裡·梅德韋捷夫、尼古拉·帕特魯捨夫、維克多·切爾克索夫、阿列克謝·庫德林、列昂尼德·雷曼、維克多·伊萬諾夫等。   
  初步總結(6)   
  這些人並沒有組成某種政治班子。在媒體中,可以經常看到將普京比作還沒有侍從的國王,或是從海底深處走出來、但卻沒有自己33個大力士輔佐的「黑海之神」。 
  對於整個政權體系來說,2000年是非常緊張、同時總體工作非常有成效的一年。我們不難確認,就連那些與普京一起走向權力最高峰的10~12個官員也並非鐵板一塊,因為這些人的觀點和建議經常存在分歧, 而且是本質性的分歧。司法部門和強力部門的工作容易一些,因為他們解決的是自己所熟悉的任務,儘管是在權力的另外一個層級。升得最快的是謝爾蓋·伊萬諾夫,從在權力機關的地位和社會支持率來看,他在這些人當中無疑位列首位。俄羅斯公眾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的信任度超過30%,而有時甚至達到了40%。謝爾蓋·伊萬諾夫甚至成為了一位政治人物,而他與普京之間的合作、融洽和互信沒有招致任何懷疑,俄羅斯大眾傳媒也給予了謝爾蓋·伊萬諾夫以更多的關注。 
  處境最為艱難的是自由派經濟學家的狀況,特別是格爾曼·格列夫。他的許多觀點與90年代初期和中期粗淺的自由派經濟觀點區別不大,而後者如葉戈爾·蓋達爾、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葉夫根尼·亞辛、鮑裡斯·涅姆佐夫、阿納托利·丘拜斯等經濟官僚已經失去了公眾的信任。在2000年,格·格列夫和亞·庫德林的公眾支持率沒有超過10%,甚至比總理米·卡西亞諾夫的還低,而卡西亞諾夫並不是普京的舊部。 
  在2000年,那些在車臣戰爭中表現出色的將軍們政治影響力在加大。是的,整個軍隊成了普京總統最重要的政治支柱之一。維克多·沙馬諾夫將軍當選為烏裡揚諾夫斯克州州長,維克多·卡贊采夫和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分別擔任南方聯邦區和遠東聯邦區總統全權代表,根納季·特魯捨夫的軍銜得到了晉陞、職務也升為北高加索軍區司令,西北聯邦區總統代表則是特工機關出身的維克多·切爾克索夫將軍。 
  曾經屬於鮑裡斯·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圈子的亞歷山大·沃洛申仍舊留在辦公廳主任的高位。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止一次宣佈,他完全信任自己辦公廳的工作。留在俄羅斯聯邦政府工作的還有尼古拉·阿克肖年科、葉夫根尼·阿達莫夫、弗拉基米爾·魯沙伊洛和米哈伊爾·列辛,傳聞他們也屬於那個名聲不佳的「家族」圈子。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普京是鮑裡斯·葉利欽一手提拔起來的,對他來說,在所有關係中保持政權的繼承性至關重要。但是,當被一家西方女記者問到「您是否感到自己是葉利欽政治和精神上的兒子?」這個問題時,普京迅速而明確地回答:「不,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有自己的孩子。」 
  在政府中,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顯然卓爾不群。到2000年底,俄羅斯民眾對他的支持率提高到30%,他成為政府成員中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一位,當然這不包括所有社會民意調查的長期紅人謝爾蓋·紹伊古。在俄羅斯著名政治家的名錄中,社會信任度和聲望最高的還有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尤里·盧日科夫和阿曼·圖列耶夫。他們沒有進入普京的總統班子,不過可以斷定,他們支持普京的政策。這裡還應當談一下不久前留任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行長職位的維克多·格拉先科,他在俄羅斯近年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中的功勞非常大。 
  伴隨著新總統上任而產生的期望還有很多,它們中的一些甚至還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一些期望已經開始在2000年的生活中成為現實。弗拉基米爾·普京做出了一個清楚的定位: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恢復俄羅斯的世界大國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認為,俄羅斯有權取得這樣的成就,並且以前就具備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需的一切——除了足夠富有成效和智慧的領導層以外。 
  在2000年底和2001年初,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俄羅斯都只僅僅走了最初幾步。不過,普京最主要的成就在於,向正確方向邁出了步伐。 
  2001年春天。評價和期望 
  在俄羅斯,2001年的冬天和春天過得要比一年或兩年前平靜得多,在社會生活和國家活動中都明顯地出現了穩定的特徵,經濟步伐前進明顯,國內居民的實際收入提高了——這在12年中是第一次,與此相適應的是公眾的情緒好轉。 
  有超過26%的俄羅斯居民認為,對自己個人和整個家庭而言這一年的結果總體是好的、甚至非常成功,這在近年來是第一次。在這種情況下,超過50%的國內居民表達了對2001年的積極期望,即無論是本人還是全家都會變得更好。絕大多數俄羅斯公民宣稱,他們既不相信國家還會有解體的可能,也不認為經濟會繼續衰退,更不相信會有重新建立獨裁統治制度的可能性,同時還排除了俄羅斯完全成為西方經濟、政治附庸的可怕前景。 
  弗拉基米爾·普京本人也積極評價自己以及政府工作的成果,儘管他也發現,並沒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一切。 在總統大選和普京總統宣誓就職一週年的時候,許多報紙基本上都積極評論了政府工作成就,儘管也有不少作者宣稱,總統的許多活動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是出人意料的。 
  瑪莉娜·沙金娜在《路標報》寫道:「有許多論據來談論普京總統施政第一年的成就:垂直政權得到了鞏固,沒有預算赤字,與國家杜馬的合作富有成效,奉行了平衡的對外政策等等。但我們也可以從其他角度審視一下任務的完成情況——嘗試說明普京施政風格和內容的某些典型特徵,這對於公眾來說也都是意外驚喜。總統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在自由經濟改革進行過程中的超強穩定性和系統性。普京從所有基本方面推動了市場改革,其中包括通過立法減稅、規範海關稅率、倡導貨幣自由兌換、實現貿易非官僚化、完善退休保障體系、尋找重組自然壟斷部門的方法和途徑。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簡單地抓住問題,而後再拋開它——不,在他的視野中沒有放棄與國家杜馬、聯邦委員會和實業界精英人士討論和解決問題的步驟。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期限並控制解決進程。普京既沒有完全放任,也不是全身心地投入,而是有條理地工作,以使局勢不會走向極端並導致失控。這就是普京的管理風格——謹慎、溫和、獨立、善於等待以及不喜歡被別人驅使。」   
  初步總結(7)   
  就這一主題,阿列克謝·博加圖洛夫在《世紀報》上寫道:「克里姆林宮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還從來沒有哪一個總統的權力有他這樣穩固。不過,勝利不僅是成就,而且還是試驗。他具有超人的智慧、自我發展的能力以及對自己和合作者的嚴格要求。普京完成了自己計劃的第一階段。他的基本成果是使議會更加溫順和自我約束、讓實業界重新『洗牌』、使聯邦主體黏合在一起的『總統圈子網』得以穩固。這足以說明,普京是一個房屋建設者,這多少是相對於他的前任——那位『破壞者』而言的。但是,還應當保持那種緊張期待的氛圍!」 
  不過,普京總統的對手並未改變他們一貫的消極評價,即使在總統大選的一年後仍舊如此。「在這一年的時間裡,普京競選時所做的承諾一項也沒有兌現。我們聽到了許多,但卻沒有看到他哪怕是做了一件實事,人民的生存環境還在惡化。」俄羅斯科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帕維爾·布尼奇在2001年3月這樣認為。政治理論家謝爾蓋·卡拉-穆爾扎指出:「普京迅速褪去了自己超凡的外衣。一個盲人領著一群盲人。我們落入了一個圈套。不負責任的保證與不負責任的民主聯合在一起,政權失去了所有合法性的機制。」 而根據莫斯科「卡耐基研究中心」專家安德烈·裡亞博夫的觀點,2000年的一系列事件證明,普京沒有徹底解決俄羅斯社會各種衝突的根源:「普京的問題是缺乏政治決斷和政治意志。國家中還保持了葉利欽時代的思維慣性和模式,當局沒有去解決實際問題,而是繼續沒完沒了的競選活動。」 
  《新時代》雜誌的觀察家捨林確信:「普京身上的精力已經枯竭了,而當局也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些什麼。喝彩者和那些不友善的人曾經異口同聲認為強硬的雙手,現在也開始顫抖起來。」捨林認為,普京在自己的總統職位上實際什麼也沒有干,而與寡頭的鬥爭「明顯表現出是悲喜劇的演出」。甚至就連實質性地提高老人和病人的退休金也被捨林認為不比平民化措施好多少,就是說,不如將多餘的石油美元回饋給西方投資人…… 
  帶有類似偏見的、非常不客觀的評價見諸對國家事務現實狀況各個方面,影響了國內大多數居民的意見。2001年冬春,所有的政治觀察家和社會學家均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從社會各階層獲得這麼高的支持率非同尋常。早在1999年11月,當普京還是總理的時候,他的支持率就達到了40%。專家們指出,這一水平「達到了極限」,在俄羅斯對政治家的信任度超過這一水平「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但過了一年,2000年11月,普京的支持率提升到60%~65%,而到2001年3月更是增加到了70%。這樣高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到2001年的4~5月份。在這種情況下,專家和分析人士時而懊惱、時而滿懷期望,他們不得不指出:「支持普京的人佔了大多數,很穩固,但卻不會太持久。」 甚至就連國家杜馬「亞博盧」議會黨團的主要活動家之一謝爾蓋·伊萬年科也不得不承認,俄羅斯總統選舉後的第一年是「普京年」,國內老百姓開始信任政權了,「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 
  就連《明日報》記者在與《蘇維埃俄羅斯報》論戰時也指出,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入主克里姆林宮後的一年裡做了大量工作,「作為領導人,其聲譽也有巨大的提高」。毫無疑問,這一評價非常接近實際。 
  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俄羅斯新總統解決或者推動解決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的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他平靜並且自信地至少推動了10個方面的工作,不斷將工作重心從一個方面轉移到另一個方面;他基本上解決了最為棘手的車臣問題,也就意味著解決了俄羅斯的統一問題。國際恐怖主義的武裝被摧垮,所有種類和形式的分離主義勢力都在退卻。眾所周知,不僅在車臣,而且在北高加索分離主義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結束分離主義傾向和鞏固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政權,是改革聯邦委員會、建立七大聯邦區的諸多原因之一。普京統一了聯邦和地區的法律,並且恢復了垂直政權管理體系。更早的時候,在沒有預期的震盪和大的代價前提下,總統大選提前結束了——這一點,無論是對普京,還是對整個俄羅斯來說都很順利。在俄羅斯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將政權從一個領導人手中移交到另一位領導人的手中,並且是根據人民的意願,以平靜、民主的方式完成,迅速而無陣痛地結束了國家政權與寡頭階層分享權力的荒謬秩序。國家控制與理智自由派的國家資本主義混合體取代了寡頭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地位。 
  社會保障政策與民族資本、民族—國家利益結合在了一起。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以及社會服務和護法機關得以鞏固,國防工業開始復甦,俄羅斯產品的出口規模有了根本性的擴展,工業生產、建築以及農業增勢良好。國家金融系統更加鞏固,全額並且是在規定的期限內償還了所欠債務,俄羅斯已經能夠拒絕向外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借貸,並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自身經濟的控制。 
  在所有領域,俄羅斯都恢復了積極和獨立的外交政策。老人和病人的退休金有了實質性提高,失業率明顯下降。俄羅斯聯邦擁有了新的國家象徵。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社會狀況保持平靜,所有政權體系保持團結。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這份成績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   
  初步總結(8)   
  當然,並不是說擺在國家面前的所有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例如,在克服醫療保障、教育、文化危機等方面幾乎毫無進展,最乏善可陳的是俄羅斯科學;國家生活——公用市政基礎設施繼續惡化,人口危機沒有得到克服。不過,在現有政權狀態下,換上另一個領導人未必可以做得更多。 
  在沒有可能推翻普京總統這些顯而易見成績的情況下,某些不懷好意者頑固地試圖用荒謬的解釋來臆造這些成就。這不,拉濟霍夫斯基在《今日報》上寫道:「……在普京領導俄羅斯這個國家的16個月裡,非常顯而易見的是,普京是一個非凡的、神奇的以及異常走運的人。所以普京擔心沒有成就率,他害怕再做大動作驚走以前到手的成功。沒有人問過普京,他頭上是不是戴著一頂皇冠?他戴著它,幸運的是風沒有將它吹下來,而正相反,將他頭上的皇冠吹得更正了。普京可以從自己不尋常的命運中得出何種結論呢?根據他的行為,結論非常明顯:不要干擾命運,這就是全部!他走過的路十分平坦,他沒有動機去認真地做些什麼工作。普京不過是模仿了猛烈的權力活動。歸根到底,他不過是一個旁觀者。」 
  《總結》雜誌惋惜地歎道,俄羅斯「正在以秒計活著」。按照這篇文章作者古德科夫和杜賓的觀點,俄羅斯的政治生活可以用「千篇一律的乏味」來概括。他們認為:「在今天的舞台幕布前面,缺少某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協會和團體來代表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有多少獨立的政治家銷聲匿跡了。那些在自己領域和國家內有聲望的大人物成為了政權的平等夥伴,而他們曾經是當局的公開反對派。這些人提出過嚴肅的建議、捍衛過自己的原則、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做過權威和專業的評價。在最近一年中,無論是與普京站在一起的,還是反對他的人當中,都沒有這樣一類人。」 
  如果早先俄羅斯曾經有過這種有聲望的大人物的話,那麼今天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呢?或許,這些有聲望的大人物就是諸如切爾諾梅爾金、蓋達爾、丘拜斯、涅姆佐夫以及鮑裡斯·葉利欽這樣的領導人?報刊雜誌在去年前幾個月曾經指責普京是「粗魯的人」和「其貌不揚的人」、他的競選活動「平淡無奇」,而現在卻指責普京在搞「毫不掩飾的平民主義」和「無節制蠱惑煽動」。事實上,在行為「總體評價」以及其他所有指標上,普京繼續一馬當先。是的,他當然很自信,但卻不是自負,像從前一樣他保留了自己一年前所固有的謙虛、自然和自尊,甚至還有自嘲。 
  普京的這種行為以及他有目共睹的行為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令反對派無法爭辯,無法為做出令人信服的批評尋找到論據。早在2000年秋天,一群俄羅斯著名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聚集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討論「普京是怎樣一個人」以及「他引領俄羅斯走向何處」。報告人之一、普京的老對手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在長時間爭辯之後不得不承認:「我完全不喜歡普京。」這個「圓桌會議」的其他參加者也談到普京的「不可思議」、「對於俄羅斯來說穩定的致命後果」,在這裡,穩定可能是「通往災難之路」。一位知識分子甚至希望:「俄羅斯將陷入風暴的包圍當中,所有今天與會參加討論的人不僅是見證人,而且還是參與者。」不過,幾乎這裡的所有發言都表明——「俄羅斯將逐漸沉湎於虛無當中」(梅茹耶夫),「普京用自己強硬的手腕帶領國家走向未知之處」(雷日科夫),「現今的俄羅斯政權只是一個權力的複製品」(季諾維也夫)。上述事實只能證明,那些反對普京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已經張皇失措。 
  「年度人物」和「年度政治家」的評選活動如今也開始在俄羅斯舉辦。根據弗拉基米爾·普京在1999年的表現,深受讀者歡迎的商業類雜誌《側影》將他評選為「年度政治家」。盤點2000年的年度人物,普京再次成為第一名,並在所有公佈的小選項中奪得最高分。他「得到了全民認可」,「對俄羅斯形勢產生了最大影響」,「喚起了最大的社會興趣」,並「有可能對大眾傳媒產生最大的影響」,他「對國內中小企業給予了最大的支持」, 「在國外為俄羅斯贏得了巨大聲譽」。 《獨立報》的專家要求回答的是其他一些題目,但普京的主宰地位完全不可動搖。他不僅在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一項中遙遙領先於後面的人,而且積極影響的平均分數最高。在《獨立報》的政治家名錄上,影響力居第二的是亞歷山大·沃洛申,但他在一年裡綜合評價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影響力。 
  對俄羅斯局勢最具有積極影響力的前五名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政府總理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東正教莫斯科和全俄羅斯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中央銀行行長維克多·格拉先科以及外交部長伊戈爾·伊萬諾夫。 
  弗拉基米爾·普京鞏固自己的班子 
  2001年3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宮特別召開的會議上,普京宣佈了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免決定,重組了俄聯邦政府和國家安全會議強力部門的班子。有關這次任免的總統令是當天早上才由總統辦公廳準備完成的,參加者有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伊戈爾·謝欽和德米特裡·科扎克,而亞歷山大·沃洛申和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則沒有參與。任何「洩密」都沒有發生,儘管對政權組成人員進行調整的可能已經討論了很久,但3月28日所進行的高層人事任免和重組對於所有觀察家來說仍舊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報紙甚至稱之為「普京的人事革命」。   
  初步總結(9)   
  其中兩項任命最為重要:一項是,此前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的謝爾蓋·鮑裡索維奇·伊萬諾夫被任命為俄聯邦國防部長,而不久前的國家杜馬「統一黨」議會黨團領導人鮑裡斯·維亞切斯拉沃維奇·格雷茲洛夫則成為了內務部長;另一項是,前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成了總統顧問,而前內務部長魯沙伊洛就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之職。同時普京還宣佈,由於葉夫根尼·阿達莫夫被解職,他空出的原子能部長位子由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魯緬采夫填充,而後者不久前還是「庫爾恰多夫研究所」科學中心主任;聯邦稅務警察局長由索爾塔加諾夫換成了此前一天還在國家安全會議工作的米哈伊爾·葉菲莫維奇·弗拉德科夫。此外,還公佈了幾名強力部門副部長的人事更迭事項。 
  宣佈完強力部門新的人事任命以後,普京談到了「非軍人化」的必要性,他要求鮑·格雷茲洛夫、謝·伊萬諾夫、米·弗拉德科夫等人從接受新任命那一刻起就是「文官身份」。但在政治觀察家中,幾乎沒有人嚴肅對待這一事件的解釋。所有分析家和報刊雜誌指出的基本觀點都是,普京大選獲勝一年後必須從根本上加強自己的班子,將自己人安排到關鍵職位上。 
  普京從政治的角度談到了新的人事任命。在2001年11月前,謝·伊萬諾夫擁有中將軍銜,他在對外情報系統工作了18年,而不是在軍隊服役。鮑·格雷茲洛夫曾經是一位電器工程師,在列寧格勒軍工企業的不同職位上工作過;他與警察和檢察機關都沾不上邊,但是,他大概不只與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行政部門,而且還和克格勃、聯邦安全局機構有良好的關係。作為一位公眾政治家,格雷茲洛夫無論是在國家杜馬中,還是作為「統一黨」的領導人之一都舉足輕重,一旦成為內務部長,他完全可能給普京的班子帶來更多的好處。 
  普京依賴鮑裡斯·葉利欽前圈子裡的人這一事實不僅有目共睹,而且也的確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普京在 1999年8月和12月沒有做出一定的承諾,那麼他既不能成為總理,也不可能當上俄羅斯聯邦代理總統。他能夠走上這兩個職位,完全靠的是克里姆林宮「政治局」。而正是這些保證,促使政權最大限度地從一個領導人向另一個領導人手中平穩過渡。早在1999年秋天,大多數政治觀察家和專家讓我們相信,在任何條件下,葉利欽都不會自己主動辭職,甚至在總統任期屆滿以後還是如此。在2001年初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當問道「2000年哪一事件讓您最為滿意?」(可以列出三個事件)時,54.6%的受訪者稱,葉利欽辭去俄聯邦總統職務;29.6%的人認為是幾次提高退休金;而只有25.1%的受訪者認為是普京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最讓他們感到滿足。 
  應當指出,大家都想到可能出現複雜、無序的狀況,而這種狀況在俄羅斯權力交接的歷史上司空見慣。但是到2001年春天的時候,新總統對來自葉利欽圈子高級官員的依賴已經減弱。完全可以理解,這就是為什麼普京開始改組強力部門的原因。 
  即使是特別留心也很難發現,普京這時已經開始與幾名最重要的官員拉開了距離,而這幾個人完全有理由被認為是「家族」安插的親信。弗拉基米爾·普京邀請所有人出席會議,其中包括新任命的和被解除職務的官員。總統對謝爾蓋耶夫和魯沙伊洛表達了特別的感謝,宣佈他們新職務的實際影響力更為重要,而且是崇高的榮譽。 
  2001年聯邦會議上的總統國情咨文 
  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國外觀察家都期待著弗拉基米爾·普京第二年所發表的國情咨文。這裡有許多期望、預言,甚至是警告。尼古拉·茹拉夫廖夫在《文藝報》上寫道:「船已起錨,再有幾天總統就要發表國情咨文了。所有的人都在觀望普京轉向到哪裡或者根本就不轉向。總統現在處於自己執政以來最具有決定性的時刻。一年前人們給予他的『信任貸款』並非沒有期限。能否實現轉折、怎樣轉折,將取決於這一『貸款』是延期還是按期償還,而這一『貸款』的『利率』甚至比巴黎俱樂部的還要苛刻。」 
  4月3日,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姆拉莫爾大廳宣讀了自己的國情咨文。他的講話沒有超過一個小時。人們專心致志地傾聽。普京講得很心平氣和,實際上他也沒有華麗的辭藻。(西方通訊社報道說:「俄羅斯總統穿著黑色西服,以公司經理的風格發表講話,向股東們公佈公司的財政決算情況和前景。在他的講話中沒有未完成的計劃,也沒有重要的聲明。雖然普京的講話在全國主要電視台都進行了直播,但卻沒有得到國內民眾的支持。普京用那冷冰冰的、技術官僚式的語言證明,在克里姆林宮聚集的政治精英面前發表演講的總統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官僚。」) 
  2000年,普京向聯邦會議所做的第一次國情咨文的主要題目和戰略任務是,在所有領域和各級政權機關中使國家得到鞏固。對前次國情咨文的上述方面,普京做了重申,而此次他首先談到的是經濟問題。他沒有談任何軍事改革、軍工企業的改革,也沒有談政黨和意識形態問題。普京幾乎沒有涉及對外政策,有關俄美關係也隻字未提。在俄羅斯,絕大部分人靠公債利息而生活,國家經濟落後,已經臨近危險的邊緣。問題不僅存在於生產型經濟領域,而且還體現在其他諸多方面,如預算和稅收,私有者權利和私有化後果,國家和實業界的關係,自然壟斷企業的改革、土地、勞動法等問題——這就是普京2001年國情咨文的主要題目。   
  初步總結(10)   
  他談到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利和資源分配、行政改革以及縮減官員人數、打擊勒索和賄賂、司法改革、國內資本向國外轉移等問題。總統指出:「有充分經濟成果支撐的國家穩定對於俄羅斯及其人民來說是寶貴的財富。到了該是需要努力工作的時候了,國家的主要問題實在太根深蒂固,這要求人民不要總是攻擊和責難,而應當每天付出專業化的勞動。但是,穩定不意味著機構停滯不前,國家應當做出勇敢、深思熟慮的決斷。過渡性的手段已經用盡,為了將現在的這種政治穩定轉變為經濟繁榮,應當繼續付出努力,要花費的時間不僅僅只是一年。」 總統保證:「我們不會再有革命,也不會有反革命性的行動。」 
  總體而言,人們評價普京的國情咨文是一份自由主義的文件,這導致一些人的不滿,而另外一些人卻熱情洋溢地歡呼。維亞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給我們的人民帶來了一份動感十足的文件,它可以被當作一本偵探小說去拜讀。在總統咨文中,有自己的陰謀和潛流,對於一些現在的政治家來說非常危險。」 根·久加諾夫宣稱:「這是一份冗長的文件,格列夫路線佔了優勢。它對於整個國家來說是有缺陷的,並且有害。我擔心,俄羅斯將有第二場蓋達爾式的革命。」 對於普京國情咨文所確定的思想,政論家季莫費耶夫予以了熱情洋溢的讚揚。他指出:「可能這是俄羅斯近百年來自由主義第一次被闡釋得如此有聲有色,也是在斯托雷平式的語言之後第一次在國家杜馬中引起震動。這讓一些人感到恐慌,因為私有者的權利沒有從法律上得到確認,也沒有得到行政機關的有效保護。這可能也是在俄羅斯歷史上國家領導人第一次用自由派學者的眼光來審視現代問題,用現代科學的語言談到了不履行合同的風險、各級官員得到的『地位』年金、在合法的司法制度崩潰的情況下保證公民爭論公正解決的『影子司法』、醫療和高等教育系統內的腐敗以及其他類似的現象和問題。這些問題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在國家生活當中,在公共體制的廢墟中出現的。」 
  但是,政論家季莫費耶夫所做的上述熱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羅斯「現實者聯盟」運動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氣和譴責。她聲稱:「國情咨文後,那個令所有俄羅斯人和整個世界焦躁不安的問題,即『您是個什麼樣的人,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現在已經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與那些在自己當政時期將偉大國家搞垮的俄羅斯『親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總統向人民保證並暗示他將修正葉利欽的體制,恢復遭踐踏的社會和經濟公正。現在那張面具被撕下來了。總統自己的話可以證明一切:『當國家掌握了一切時,我們就有機會了』,『私有者的權利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它們是釘在一貧如洗的俄羅斯人棺木上的釘子。」 
  不過,某些自由派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也對總統的國情咨文非常不滿。他們證實,普京並沒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羅斯總統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為。因為自由主義政策就意味著國家元首權力的削弱,而俄羅斯的當權者卻總是鞏固和加強這種權力。與如此不客觀的政治觀察家們去辯論毫無任何意義,弗拉基米爾·普京與蓋達爾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普京既沒有借用格列夫,也沒有借用伊拉裡奧諾夫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在自己的國情咨文中明確講道:「……需要努力整頓存在國家過多干預的領域內的秩序,我想強調的一點是,過多的干預是現實存在的。」 
  1996~1999年間,在俄羅斯佔有優勢地位的寡頭資本主義根本就不是自由主義的體制,而是一種寄生的結構。寡頭們在國家財富、其中包括國有資產和預算資金中攫取利潤,這些利潤不僅從生產領域,而且還從財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給國家和私有現實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是的,普京現在繼續表態支持國家的調節和控制作用——通過清晰明瞭的法律。但在現代世界中,它還可能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制動器。所以,與根·久加諾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贊成回到那種蘇聯時代的動員式經濟,而是支持採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動力量來發展俄羅斯經濟,包括如私營利益和市場競爭這樣強大的力量。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既不盲目崇拜私營,也不將國家所有推為偶像,而是將自由與國家和法律結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論家亞歷山大·魯布佐夫就寫道:「普京讓俄羅斯處於獨一無二的狀況:在這裡,自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是否曾經有這樣一種場景,那就是自由和國家法律最終結合在一起,並對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根本影響?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種主要的資源,它可以產生智慧、創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並不是萬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種機會。如果缺少自由的話,機會就不會存在。沒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種『國家』,但那是站在懸崖邊上的,並且不會有現實的財富和尊嚴。這種自由是出現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礎之上的。為了爭取自由,前面幾代人付出了幾百萬的生命,法律被摧殘並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這一次我們沒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貴的自由,幸運地避開了一系列危險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鞏固國家的步伐。問題是:這種結構是為我們更加自由而服務,還是成為個人和團體進行正常政治競爭的工具?」   
  初步總結(11)   
  總統的國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過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為俄羅斯選擇的是第一種發展情形,儘管第二種方案對許多人來說更好接受、更加輕鬆。俄羅斯的「經濟奇跡」是完全可能出現的,但要想實現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和前提。而這將很困難,也並非弗拉基米爾·普京一個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圍繞「獨立電視台」的醜聞 
  2001年春天,常駐莫斯科的西方記者以及許多家俄羅斯報紙、廣播和電視台的主要注意力並沒有集中到普京向聯邦會議所做的總統國情咨文,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間會見、會談以及在此間進行的戲劇奧林匹克賽事上,而是放在了受歡迎的「獨立電視台」和整個「梅地亞-橋」新聞控股公司的事件上。這是一起人為的、被過分誇大了的事件,俄羅斯公民對此並未特別關注。顯而易見的是,這場政治喧囂的始作俑者的目的是利用這一新的醜聞來反對普京,把他描繪成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矛盾的程度被無限誇大,而其規模也被大幅提高。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寫道:「不久前還是獨立的俄羅斯『獨立電視台』被佔領了——這是一年前克里姆林宮開始發動的一系列秘密行動中的最新動作。事件一開始就面臨著兩個任務:一是將這家惟一的國內獨立電視頻道置於政治控制之下,二是使之從媒體寡頭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手中擺脫出來。那些知情者未必真正瞭解克里姆林宮的這場錯誤的秘密行動。不過,在今天的俄羅斯,人們要麼是噤若寒蟬,要麼就是漠不關心。而如果普京繼續向自由發起攻勢的話,電視台很可能就會易主。」 意大利《郵報》確信:「『獨立電視台』已經喪失了獨立性。這一事件的意義非常重大。它可以與1993年10月『炮打白宮』和1990年1月『維爾紐斯悲劇』相提並論。但是,這還不是普京當政的俄羅斯所發生事件的全部,普京本人親自插手了這一事件。今天,克里姆林宮內的政治鬥爭日益尖銳。」 
  但事實上,2001年春天的克里姆林宮一切都顯得非常平靜,並沒有所謂的政治鬥爭。無論是在白宮,還是在老廣場的大樓裡,人們都沒有看到這種政治鬥爭的任何跡象。弗拉基米爾·普京並沒有對那些喜歡看大規模衝突的觀眾表示失望。作為對那些要求他盡快干預這一事件呼聲的回應,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以葉夫根尼·基謝廖夫、斯維特蘭娜·索羅金娜為首的「獨立電視台」的著名記者和主持人。這次會見持續了4個小時,但總統並沒有回應電視台員工主張的意思。普京明確宣稱,他不認為「獨立電視台」必須進行任何形式的國有化,但是,應該允許將這一問題「沿著司法軌道」加以解決。也就是說,法院應當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這個答案不僅應當針對全社會,還應該針對整個電視台。 
  但恰恰是如果真從司法、金融的角度來解決「梅地亞-橋」新聞控股公司問題的話,「獨立電視台」、特別是古辛斯基和基謝廖夫最容易被突破。通常認為,古辛斯基在2001年4月時擁有「獨立電視台」不到40%的股份,電視台的其他股東還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近些年來,該公司向「梅地亞-橋」新聞控股公司和「獨立電視台」投入了10億美元的資金,卻沒有收到一分錢。古辛斯基將這部分債務轉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梅地亞-橋」新聞控股公司和「獨立電視台」擁有的股份。反對古辛斯基的還有莫斯科的時尚雜誌《海報》和受歡迎的音樂電台「歐洲PLUS」所屬的「資本投資集團」。這一集團在幾年前就擁有了「獨立電視台」4.5%的股份。儘管它所擁有的股份數額並不多,但是如果其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所擁有的「獨立電視台」股份相加的話,則會超過50%。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全體股東大會上,基謝廖夫和古辛斯基是少數派,「資本投資集團」的代表鮑裡斯·約爾丹被推選為電視台總經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代表阿爾弗萊德·科赫成為「獨立電視台」經理委員會主席。 
  4月初的幾天裡,「獨立電視台」的記者在莫斯科奧斯坦丁諾電視塔和普希金廣場舉行了集會,幾百名支持者打著 「獨立電視台記者抗議佔領電視台」的標語。在奧斯坦丁諾8層、也就是「獨立電視台」主要辦公區的入口上掛著「科赫和約爾丹不是我們自己人,禁止入內!」的標語。幾十名「獨立電視台」的記者甚至通宵地坐在辦公地不願離開…… 
  不過,沒有哪個政黨決定公開支持「獨立電視台」不久前的控股人和經理的主張。鮑·涅姆佐夫聲稱:「我支持言論自由,但還債也是天經地義的。」根據社會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公眾人物不滿意的是葉夫根尼·基謝廖夫的立場和講話。很少有人瞭解這場衝突的本質,一方是流亡的寡頭古辛斯基,這是一個擁有俄羅斯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的人,他正為逃避俄羅斯司法調查而躲在西班牙;另一方是鮑·約爾丹,他是一個美國公民,日耳曼族,他承諾保留所有「獨立電視台」員工的工作,將編輯的獨立性作為電視台「最有價值的財富」。約爾丹聲稱:「如果有哪一個人試圖影響『獨立電視台』的獨立性和新聞記者的自由的話,我就馬上辭職。」 但約爾丹同時也保證「獨立電視台」的財政支付能力,在這一點上,先前的控股人管理得非常糟糕,幾乎導致財政崩潰。   
  初步總結(12)   
  另一個衝突是在基謝廖夫和阿爾弗萊德·科赫之間。科赫是阿·丘拜斯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本著名的《拋售蘇聯帝國》一書的作者。俄羅斯某些媒體證實,出售這本書的版權使他得到了50萬美元。由於涉嫌非法牟利,鮑裡斯·葉利欽解除了阿·科赫在政府中所擔任的職位。因此,將科赫說成是弗拉基米爾·普京秘密計劃的一個部分缺乏充足的依據。深受歡迎的商業雜誌《側影》在衝突最為緊張的時期報道說,圍繞「獨立電視台」的整個事件並不是克里姆林宮的秘密陰謀,而是阿納托利·丘拜斯「不僅希望鞏固自己在『統一動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影響,而且還想控制整個國家政權」。 
  結果,各級司法審判解決了這一衝突。案件是在不同法院審理的,所有的解決方案都對古辛斯基不利。按照5月4日莫斯科切列姆什金法院的裁定,「俄羅斯天然氣-梅地亞」對「梅地亞-橋」的訴訟獲得成功。占「獨立電視台」19%的有爭議股份以及其他控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所有。這樣,維亞希列夫和科赫得以控股早先屬於弗·古辛斯基的整個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古辛斯基的正式代表宣佈,他的上司和委託人未必會在「俄羅斯糟糕的司法狀況下」向法院提出上述請求。 
  圍繞「獨立電視台」的衝突和醜聞,沒有以古辛斯基的勝利而結束,所有想把普京總統捲入衝突當中的嘗試都宣告失敗。整個社會也失去了對人為製造出來的衝突的興趣,而「獨立電視台」也繼續製作和播放作為當局對立面的節目(儘管傾向性已經不是過於明顯)。很少有人發現古辛斯基所喜歡的《今日報》那時也停刊了。一般的說法是,這家報紙欠了300萬美元的債務,而沒有人想替它償還。曾經屬於《總結》雜誌的「七日」出版社也轉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控制。這本雜誌沒有停刊,但是編輯部全部換成了新人。普京證實,只是在《今日報》停刊半年後,他才注意到這家報紙銷聲匿跡了。看來,無論是《今日報》,還是《總結》雜誌,都不是俄羅斯總統的日常必讀報刊。 
  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這時也在西班牙獲釋,但他與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不同,他決定離俄羅斯和俄羅斯問題遠一點,僅滿足於在華盛頓「國家新聞俱樂部」教教課。講課的內容涉及俄羅斯民主的命運。古辛斯基表達了對俄羅斯民主的憂慮。但是,俄羅斯外交部和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也表達了自己的擔心,認為這不過是美國行政當局的行為。後者對逮捕古辛斯基的兩張傳票置若罔聞,儘管這位前寡頭剛出現在美國時,傳票就已經送達美國司法當局。 
  「統一黨」和「祖國黨」決定合併 
  2001年春天,俄羅斯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統一黨」和「祖國黨」決定當年秋天實現合併,這兩個政黨是俄羅斯政壇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政黨。在特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兩黨領導人尤里·盧日科夫和謝爾蓋·紹伊古宣佈了這一決定。「統一黨」和「祖國黨」在議會的黨團支持這一合併。此外,「俄羅斯地區」和「人民代表」也對此表示支持。跨議員團協調委員會成立了。 
  儘管弗拉基米爾·普京並未直接參與合併進程,但顯而易見,他對此完全贊成。同樣明顯的是,還沒有正式名稱的新黨將會成為俄羅斯政權體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可能很多年內都將如此。 
  正如盧日科夫和紹伊古所宣佈的那樣,他們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一直「在立場接近和相互之間協調行動方面」進行緊張磋商。結果,雙方同意兩個組織「合併成一個,在目標和任務方面也將使用一個統一的原則」,因為他們完全有能力共同行動。 在俄羅斯媒體中,有關這次合併的評論很多。許多報紙認為這一合併是「尤里·盧日科夫政治生涯的終結」和他的「讓步」。對於盧日科夫和紹伊古的此次新聞發佈會,《側影》雜誌做出如下評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宮的爭鬥以莫斯科市長的最終投降而宣告結束,他同意將自己的『祖國黨』合併到從前的對手『統一黨』中去。」 
  但是,這樣的結論事實上沒有任何根據。「祖國黨」和「統一黨」之間的這一爭鬥到1999年秋天已經成為了歷史。隨著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先前的對立也就失去了意義。是的,「祖國運動」、後來的「祖國—全俄羅斯」競選聯盟的成立當然不僅僅是爭奪國家杜馬的議席,而且還是為了競選國家最高職位——總統。但是,那個時候的鬥爭是針對鮑裡斯·葉利欽和他的政治盟友——寡頭的。 
  弗拉基米爾·普京成了葉利欽的接班人,但卻不是他的政策的繼承人(「祖國黨」甚至在2000年春天就不再以普京反對派的面目出現了)。所以,就是這種簡單的、合理的想法促使兩黨領導人考慮政治和組織合併問題。我們所有人都看到,「統一黨」當然是最接近總統的一個政黨。但是這個黨卻沒有辦法從自己的黨內推選出一些深孚重望的領導人。它在國家杜馬中的所有領導人與其說是政治家,不如說是官僚。「祖國黨」在這方面表現得更好一些,它的領導人有不少是很有名的,可以幫助一個新的大黨拓展影響力。這種狀況不應當看成是盧日科夫的失敗,而是他取得的一定成績。由此可以看出,由盧日科夫來領導兩黨合併協調委員會的工作並非偶然。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   
  俄羅斯的寡頭資本主義 
  葉利欽時代末期,俄羅斯形成了一種怎樣的政權和經濟體系呢?2001年1月底,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就此問題召開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但就是在這個由俄羅斯許多著名社會學家參加、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婭院士主持的研討會上,也沒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學者們的「失利」並非偶然,因為在俄羅斯這個混合了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勃列日涅夫的「現實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葉利欽的革新的社會中,應用相對嚴格的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概念來下定義是不可能的。於是,就不得不使用較為形象但卻並不十分科學的形式。 
  鮑裡斯·葉利欽曾經提到,他要在俄羅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阿納托利·丘拜斯則更加具體,稱要在俄羅斯「以衝擊速度建設正常的資本主義」;葉戈爾·蓋達爾談到了「我們正在建設年輕的資本主義」 這個較為含混的說法;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將俄羅斯的社會經濟制度定義為「官僚資本主義」,而根納季·久加諾夫稱其為「買辦資本主義」;亞歷山大·列別德認為,俄羅斯當前正在走「野蠻資本主義」道路;西方金融家、慈善家喬治·索羅斯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是「掠奪式資本主義」,而鮑裡斯·涅姆佐夫則說這是一個「強盜資本主義」……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將俄羅斯的政權和經濟體系歸納為「寡頭資本主義」這個相對貼切的定義。早在1998年, .切爾尼科關和 .切爾尼科娃就在他們合寫的《誰在主宰俄羅斯?寡頭——集體肖像》著作中試圖描述和解釋這一體系。著作的封面上,印製了鮑·別列佐夫斯基、斯摩稜斯基、米·霍多爾科夫斯基、弗·波塔寧和列·維亞希列夫的頭像。 
  所有學者都認為,1996年初是俄羅斯「寡頭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的時間。當時,12位俄羅斯大商人(主要是銀行家)參加了在瑞士療養勝地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在那裡,他們決定整合所有人力、資金、信息潛力以及其他資源,來保證鮑裡斯·葉利欽競選連任俄羅斯總統。 
  儘管做到這一點難度非常大,但他們最終還是成功了。於是,國家政權也在相當大程度上為這幫「贊助者」所掌控。寡頭們不僅將自己人安插到國家重要位置,甚至還親自披掛上陣,在國家機構中佔據幾個高級職位。不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公開身份並無必要,甚至還會很危險,所以更傾向於贊同成立某種常設性的咨詢機構,例如,獨特的、與「影子政府」相類似的「經濟互助聯盟」。不過,由於寡頭本身之間存在著激烈競爭,這一想法胎死腹中。 
  1997年不僅是俄羅斯寡頭政治最興旺發達的時期,而且也是彼此之間勾心鬥角最激烈的時候。為競相爭奪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國有資產,「銀行戰爭」在俄羅斯經濟、政權體系和大眾傳媒中爆發了。反對派所掌握的報刊怒氣沖沖地將那個時期描繪成是散佈紛爭和破壞國家肌體的「七大銀行家時期」。但恰恰是在這個時期,那個覬覦寡頭政治「主要思想家」角色的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資本家應當聯合起來,將國家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或者換一種說法,那就是國家應由高級官員和大資本家「共同擁有」。 
  1998年,俄羅斯爆發了金融危機,寡頭政治遭受重創。俄羅斯許多大型商業銀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後紛紛破產。無論是在金融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它們的總裁和股東們也都宣告破產。不過,也有不少人涉險渡過了難關,因為他們早在金融危機來到之前就控股了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和聯合體,組建了龐大的金融工業集團或者是工業金融集團,成為一個「帝國」。經濟學家雅科夫·帕佩將其稱為「一體化實業集團」或者簡稱為「伊貝加」。 在經歷了複雜的重組、合併以後,俄羅斯在1999年底形成了大約50家大型商業集團,其所有制、領導成員組成以及形式不盡相同。專家評估認為,俄羅斯60%~80%的經濟實力已經由這些商業集團所掌握。 
  在俄羅斯這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資本家名單中,人們往往總能看到下面這些人的名字: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羅曼·阿布拉莫維奇、阿納托利·丘拜斯、列姆·維亞希列夫、亞歷山大·馬穆特、瓦吉特·阿列克佩羅夫、彼得·阿文、弗拉基米爾·波塔寧、米哈伊爾·弗裡德曼、奧列格·德裡帕斯卡、科赫·貝努基澤、葉夫根尼·什維德列爾、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弗拉基米爾·利辛、弗拉基米爾·葉夫圖申科夫等。這裡,我們沒有必要羅列出所有人的名字及其公司和商業集團名稱。更加能說明問題的是,上述列舉的所有大資本家的名字不僅幾乎都在《獨立報》定期公佈的俄羅斯50位最大企業家名錄上出現過,而且也基本上都排在俄羅斯100位最有影響的政治家名錄上。 
  與西方大實業家不同,俄羅斯大商人還沒有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並且也缺乏良好的組織性。只有到了2000年夏,大部分俄羅斯大資本家才決定加入阿爾卡季·沃爾斯基領導的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沃爾斯基的政治生涯從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的機器製造問題助理一職開始。俄羅斯的大商人沒有任何傳統,也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在為古辛斯基辯護而致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的「公開信」中,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寫道:「我們之間的內訌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沒有相互聽取建議的願望、沒有經驗,而最主要的是——這是一個缺乏遠見的新階層,沒有能力抓住主要問題,儘管它擁有了巨大的財富,但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缺乏一種責任感,這讓俄羅斯付出了高昂代價。」 歸根結底,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既不是一個階級,也還算不上一個階層,不應當期待俄羅斯的大寡頭們會表現出另外的行為,按照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批評行事。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   
  如果按照西方的財富規模和標準,即使是俄羅斯最大的資本家也無法算得上是特別富有的人。2000年,沒有一位俄羅斯大資本家能夠進入美國《福布斯》雜誌公佈的全球年度富人榜。但在2002年,已經有一群俄羅斯富豪進入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200人和500人的名單當中。針對這一現象,《生意人報》和《貨幣》雜誌寫道,「我們的寡頭們變得更加富有了」,「在《福布斯》名單中,俄羅斯人更多了」。在俄羅斯的富人們當中,居於領先地位的是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羅曼·阿布拉莫維奇、米哈伊爾·弗裡德曼、弗拉基米爾·波塔寧、瓦吉特·阿列克佩羅夫和弗拉基米爾·波格丹諾夫,其身價在10~70億美元之間。不過,許多評論者其實是明顯地將商人們的個人資產與他們全部流動資金混淆在了一起,而實際上,是不應當混淆整個公司的資產和該公司所控制的個人資本的。在俄羅斯,尚沒有建立起有價證券市場,也缺乏一個資本的私有財產制度。眾所周知,就是現在,俄羅斯最大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量也要比日本、英國、美國或瑞士最大的商業銀行的總量少幾百倍。所以,俄羅斯主要富人們的個人財富狀況只是一些人憑道聽途說或是根據間接資料來確定的,其實有些人是強烈抗議將自己描繪成億萬富翁的。 
  在2000年,向俄羅斯稅務總局申報個人收入的500萬人當中,只有5萬人在申報單上註明年收入超過3萬美元。當然,俄羅斯有幾百名非「盧布」而是「美元」的百萬富翁,但卻很少有人去向稅務總局公佈自己的收入。 
  恰恰在這一點上,俄羅斯的寡頭存在著主要缺陷:它沒有也不曾有過合法積攢起來的財富,並且他們這些巨大的財富也沒有得到社會的積極評價。俄羅斯寡頭們所擁有或控制的巨大財富並不是辛勤勞動、天才創造、科學發現和發明的結果,而是在蘇聯經濟體系崩潰的情況下蠶食鯨吞國有財產得來的。在俄羅斯的寡頭中,沒有自己的愛迪生、福特、卡耐基、比爾·蓋茨、洛克菲勒、洛希爾,幾乎所有的俄羅斯金融和工業大亨都只是10~15年前才開始自己的經營活動的,他們中有的人「根據委託」在「受委託」的銀行裡、在國家石油出口部門從事經營活動,或者依靠小公司、甚至是靠共青團做生意起家。上述一切,讓俄羅斯的商業活動產生一系列缺陷。俄羅斯的大資本家幾乎從不與中小企業建立任何關係,而後者則以更為自然的方式形成。 
  但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討論「寡頭」和「寡頭資本主義」呢?問題在於,如果沒有政權的支持與保護、沒有直接影響甚至是賄賂政權的話,俄羅斯大型商業活動不可能在1992~1995年這有限的幾年裡迅速膨脹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富有侵略性的商業集團開始鞏固自己與政權的聯盟,加強自己對當局的影響,但他們既不考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也不顧法律的問題。正如亞·索爾仁尼琴所言,當「政權以對受他們統治的人民的命運,甚至對人民是否能活下去都一味地持冷漠態度的面目出現在人們大家面前」的時候 ,就導致了極大的社會緊張局面。在俄羅斯,有超過50%以上的公民認為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處於「貧窮」和「赤貧」狀況。 
  但是,不僅僅是寡頭對政治權力的追求,還有他們的不負責任也對俄羅斯社會產生了很大威脅。在蘇聯,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資本,資本投資的方向和規模均由國家計劃來確定,但是到1992年,國家投資體系與國家計劃一起走入了歷史。其實,那時私人資本規模還不大,也無法滿足所有俄羅斯經濟領域的投資需求。眾所周知,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利潤是資本主義經濟天然的和主要的刺激因素。1992~1997年,俄羅斯的金融投機贏取了巨大的利潤,寡頭們也恰恰將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資本投到了這一領域。 
  1998年8月的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國際市場的能源價格上漲,寡頭將資本投向了石油、黑色和有色金屬工業以及能夠獲得最大和最快利潤的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不過,這導致了許多對於國家來說非常重要的國民經濟部門失去了資金和發展前景。在俄羅斯,誰會去關注國防工業部門的發展以及鋪設鐵路和公路呢?所有人都知道,這些部門的利潤回報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沃羅涅日、烏裡揚諾夫斯克、喀山等市的大型飛機製造企業沒有收到生產新一代大型民用飛行器的訂單,而俄羅斯最大的航空公司正計劃購買歐洲和美國的產品,以取代已到退役期的俄羅斯民航客機。 
  對於俄羅斯來說,它是否需要保留那幾十個龐大的自然壟斷部門——包括「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統一動力公司」和鐵道部?在最近10年裡,是否還有人將資金投向那些今天已經不能用的俄羅斯城市的大型住房公用事業的發展、現代化和維修上面呢?2000/2001年冬季,濱海地區的許多城市狀況極度惡化,不過,這僅僅是俄羅斯北部地區生活保障的整個系統全面惡化的一個前兆而已。 
  是的,俄羅斯的生活保障體系無疑非常笨重、不經濟,需要利用市場經濟的槓桿對其進行改革,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必須在考慮俄羅斯居民的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進行。我們不可能將幾十個俄羅斯核工業城市和軍事工業的科研生產中心都搬遷到更為溫暖的地方去,因為它們完全是根據安全和保密、而非商業效益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術語,可以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是蘇維埃政權成立的70年間所形成的巨大而笨重的生產力與俄羅斯從1991年才誕生的新的生產關係之間矛盾急劇尖銳化的結果。這種矛盾的結果導致社會生產力遭到巨大毀壞。這一進程不可能是自發地進行的,而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矛盾也無法在寡頭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得以解決。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3)   
  今天,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都需要進行嚴肅的和循序漸進的改變。在21世紀初俄羅斯的現實條件下,新的生產關係體系只能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系。誠然,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也隱含著許多危險和弊端,其中包括官僚主義和腐敗。在當代俄羅斯歷史上沒有形成階級、集團和階層的條件下,主要的執政階層——高級官員幾乎成了不受控制的、國家的主人。 
  但在今天,與斯大林時期、後斯大林時期的極權體系以及寡頭資本主義體系相比,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對俄羅斯來說是更能被接受和進步的體系。 
  俄羅斯寡頭遭到慘敗 
  1997年3月被任命為政府第一副總理的鮑裡斯·涅姆佐夫宣佈,他將要同寡頭進行鬥爭;嘗試要進行這種鬥爭的還有總理謝爾蓋·基裡延科;更認真地想抓好這件事情的則是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總理,他命令著手調查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帝國」各家公司以及與帕維爾·博羅金掌握的克里姆林宮龐大資產有關聯的各種公司。但恰恰是普裡馬科夫的主動出擊招致了鮑裡斯·葉利欽的不滿,從而促使普裡馬科夫總理下台。在2000年5月7日之前,弗拉基米爾·普京一直對其行動和聲明保持克制,讓人們看不出他將用多大力度同寡頭們進行鬥爭。在5月、6月的時候,一切開始發生了變化,俄羅斯總檢察院首先將目標鎖定在那些媒體大亨身上——那些大亨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利用了「獨立電視台」和俄羅斯「公共電視台」頻道以及許多家報紙。傳訊和搜查的根據,是這些大亨曾經給國家造成幾億美元直接經濟損失的金融投機和欺詐行為。在評論這些事件的時候,弗拉基米爾·普京曾援引法律,並請人們不要將金融舞弊和腐敗問題同新聞自由問題混淆起來。對此,普京的對手們除了喋喋不休地說明其他寡頭也有金融舞弊行為以外,再沒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反對意見。當然,那些寡頭也受到了警告。 
  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命運已經人所共知。他們兩人都亡命海外,住在國外自己的別墅裡。這兩個人都被提起了刑事訴訟,俄羅斯總檢察院不時提出這個問題,要求將這兩個前大亨引渡回莫斯科。 
  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失敗是所有1996~1999年此類型寡頭毫無疑問的失敗。在俄羅斯政治和經濟世界中,像列姆·維亞希列夫這樣有影響力的人物的狀況也發生了變化。俄羅斯一些最富有的人開始試圖積極參加地方行政長官的競選,幫助那些蕭條的地區提升經濟和社會水平;而實質上,他們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資源為自己攫取利益。這種寡頭與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特徵,在楚科奇州行政長官羅曼·阿布拉莫維奇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這個例子再次證明,普京總統不曾也沒有打算宣佈對所有大商人開戰,儘管也考慮他們還有不太清白的過去。在俄羅斯,所有以前的行政命令經濟管理體制都已被徹底摧毀,而要恢復舊的國民經濟秩序已不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俄羅斯已經走上了葉戈爾·蓋達爾所希望的那條「不歸路」,不過,還沒有到達「樂土」的地步。 
  在俄羅斯,已經形成了新的對經濟部門和地區機構的管理體系。這種管理體系非常複雜,並且還不是太明晰,在不同部門和地區,這種體系也不盡相同。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要重新分配財產或者改變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結果的想法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會產生致命後果。金融工業集團、各種形式聯合體、控股公司或者是一體化商業集團都能夠為國家經濟管理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而這些實體都由被我們稱為寡頭的人來領導。今天,國家需要大資本家的支持,但是人們不能繼續容忍大資本家們各種形式的舞弊行為以及嘗試影響國家政治決策的行為。關於這一點,2001年1月底普京總統在克里姆林宮與21位大資本家組成的代表團座談時也已經有所涉及。根據企業家自己的感受,這次會談的主要口號是:「我們離政治遠一點兒」以及「我們應當準備為俄羅斯服務」。阿爾卡季·沃爾斯基則請普京不要相信存在所謂資本家們反對總統的陰謀說法,總統普京回答說:「信我是不信,不過我會對此予以關注。」在俄羅斯大資本家們公開宣佈不再干政的同時,這些人也失去了令人生疑的寡頭特權。許多報紙將克里姆林宮的「一月會談」定義為「前寡頭與總統」之間的座談會。有資料顯示,政府和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廳的官員們曾得到過指示,要求嚴禁在公開聲明中使用「寡頭」一詞。 
  現在,在俄羅斯權力體制中,寡頭政治已經不復存在。對於這一點,寡頭們自己也承認。正如《政權》雜誌所認為的那樣,「現在大資本家已經不能通過總統來控制國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總統領導他們和資本」。 好像,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不經意間就宣告了寡頭政治走向末日。寡頭們所遭受的損失既沒有在俄羅斯社會上、也沒有在商業經營上造成任何影響。在評述大商人與總統在克里姆林宮的會晤時,「莫斯科實業界銀行」董事長亞歷山大·馬穆特說:「在普京時代,經營變得更加輕鬆了。對於商業活動來說,國家的整體環境更加趨於優化。」另外一些會晤的參加者說:「普京對生意的態度變得更加溫和。」 
  情況並沒有像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所號召的那樣,西方的社會輿論和傳媒紛紛支持俄羅斯的寡頭們。無疑,西方媒體在1993~1996年間曾刊登了不少文章來讚揚米·霍多爾科夫斯基、亞·斯摩稜斯基、弗·波塔寧、瓦·阿列克佩羅夫和布倫察洛夫這樣的商人。不過,那時也有一些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報紙開始將阿納托利·丘拜斯看作是「卑鄙、偽善的人物」,而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宮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潰後,西方商界已經不再將俄羅斯大銀行家看成是可以信賴的合作夥伴。這並不難理解,因為西方銀行和大型投資公司在與俄羅斯銀行的合作中得到的不是利潤,而是巨大的損失。在西方,誰也沒有起來支持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領導的運動。恰恰相反,它們對那本在美國出版、有大量揭露別列佐夫斯基金融騙局內容的書籍大肆評論。這本書透露,正是利用金融騙局,別列佐夫斯基才得以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汽車代理商一夜暴富,成了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4)   
  在2001年1月17日,對普京2000年的所作所為並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國報》曾寫道:「許多觀察家們都認為,作為總統的弗拉基米爾·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戰勝厚顏無恥、無法無天的陰謀家——即人們口中的『寡頭』,這些人曾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權力。與此同時,這些人還創建了一個並行的權力機構,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卻能對俄羅斯國家政策和社會發展施加影響。普京非常善於管制這些憑借在蘇聯和俄羅斯國家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使用騙術不費吹灰之力、沒冒任何風險就撈取了巨額財富的人。」 
  毫無疑問,俄羅斯寡頭在2000年夏秋的失敗是俄羅斯國家在1993年以後政權構成以及性質的最大轉折點。但是,這是一次平靜的轉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次上層革命。只有在非常強大的聯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羅斯政壇完成這場巨大的轉折。 
  國家資本主義革命的推動力 
  為了讓寡頭「遠離」政治權力,首先需要鞏固俄羅斯國家的所有主要機器:軍隊、護法機關、特工部門、總統辦公廳;其次還要提高政府公務員、教師、軍人、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的工資。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蘇聯共產黨土崩瓦解。遭到毀滅性打擊的不僅包括蘇共中央以及地方的龐大機構,還有蘇共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受到毀滅性打擊,不過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經變成一套教條主義的公式,嚴重脫離了現實生活。不過,與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這場革命並沒有將摧毀國家機器作為自己的一項任務,所有國家機關都沒有遭到毀滅。在20世紀末,一旦沒有了這些國家機關,國內老百姓以及城市和鄉村的正常生活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有人預言,軍隊、護法機關、特工部門、大型工業系統以及科學、教育、衛生和文化系統都將獨立於現今由民主派規劃、公佈和發展的政治之外。儘管民主派領導人曾在1990~1991年號召人民起來為爭取民主、自由,反對特權而鬥爭,但事情並不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他們所有人都沒有料到,自己會那麼快、那麼輕而易舉地就贏得了勝利,以至於他們還沒有為接管政權和管理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做好準備。 
  民主派沒有能夠提出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也沒有發動起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從眾多零散的小黨派中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政黨。從「民主俄羅斯」到「俄羅斯民主黨」,從「俄羅斯選擇黨」到「俄羅斯統一和諧黨」,從「改革——新方針」到「我們的家園—俄羅斯」,諸如此類的這些小政黨儘管都希望能夠發揮政權黨的作用,但實際上卻又都不具備執政黨的品質;而作為一個民主反對派的政黨,「亞博盧」集團又極其弱小。表現得弱小的還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意識形態當中,該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東正教、蘇聯的愛國主義、俄羅斯民族主義、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混同在一起。 
  儘管丘拜斯、蓋達爾、布爾布利斯和鮑裡斯·費奧多羅夫這些活動家也想採取某些類似於第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行動以及聲明,但歷史學家認為這些不過是第二版的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政策罷了。看來,將這些人稱為「二月革命黨人」的索爾仁尼琴完全正確。要是沒有葉利欽以及他長期在自己身邊及政府中精心的培植,整個自由民主體制恐怕不能支持兩年,就像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和阿爾貝特·馬卡紹夫(葉利欽在1993年的主要反對者)三人聯盟在俄羅斯不可能成氣候一樣。 
  眾所周知,總統辦公廳在90年代試圖發揮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作用,這期間其辦公地點就設在老廣場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大樓裡。恰恰是在這裡,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臨時性意識形態理論並誕生了總統國情咨文。不過,所有這些理論由於變化過多並缺乏說服力而無法成為國家建設的基礎。國家機關無所適從,工作情況越來越壞。顯而易見,鮑裡斯·葉利欽總統不喜歡也不珍視作為蘇聯遺產的國家及其龐大機構。早在1990年,當鮑裡斯·葉利欽被選為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時候,他就認定俄羅斯聯邦事實上不存在自己的國家機構,其所有主要問題都是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直接解決的。 
  伊萬·波洛茲科夫、根納季·久加諾夫和阿爾貝特·馬卡紹夫領導的俄羅斯共產黨並不強大,也缺乏威望,對管理體制鮮有改變。但僅僅過了一年,幾乎沒有經過任何鬥爭蘇聯就被摧毀了。由葉利欽及其羸弱班子管理的是一個龐大而雜亂無章的蘇聯國家機構和機關以及以國防工業為重點的整個蘇維埃俄羅斯經濟。而新俄羅斯的領導層無法有效地支配這些遺產。 
  俄羅斯國內形勢非同尋常。在90年代,廣大民眾人心渙散、情緒悲觀,而市場經濟艱難、痛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並主要以中小型生產的面目出現在商業和服務領域。這些領域在蘇聯時期不存在,也並不為社會所需要。從蘇聯時代開始,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航天部門和能源、冶金、採掘工業的基礎部分就幾乎停滯不前,還逐漸開始走下坡路。開始衰落的還有那些儘管艱難但仍勉強支撐國家安全和保障社會生活、引領大眾免受崩潰和混亂的龐大國家機器。在俄羅斯,大約200萬人的武裝力量得以保留下來,其中包括幾十萬名軍官。儘管他們很貧困並表現出不滿,但仍盡職守。在各自崗位上繼續工作的還有幾十萬名特工人員以及那些擁有良好職業技能的其他人。但是,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他們都沒有從國家那裡獲得充分肯定。一旦這些人被邊緣化,國家安全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他們經常消極對待不斷增長的有組織犯罪、恐怖活動和腐敗行為。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5)   
  主要公務員隊伍以及從事管理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城鎮、鄉村、州、邊疆區、特大城市、聯邦政府,甚至總統辦公廳、國家杜馬以及其他高級官員的處境更壞。這些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在實質性下降;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許多先前擁有的特權失去了意義;他們中的許多人紀律渙散,在失去了明顯前途和穩定領導的情況下,不再認真理會政治人物的指示;幾乎整個監督國家機關的體系都已經全部瓦解。 
  狀況悲慘的還有民警系統,檢察院、法院和教養懲戒系統以及消防系統。幾百萬在軍工綜合體裡工作的科學家和高級工程師被極度貧困所折磨,備感屈辱,覺得自己無用武之地。持這種感覺的還有幾百萬教師、醫生、大學講師、文化活動者和中下級公務員。科學家、教師、軍官、急救人員以及勞動教養所的工作人員們紛紛罷工、絕食甚至自殺以示抗議。恰恰是這些受過教育、盡職守卻又對自己處境感到沮喪的廣大民眾,構成了新的、按照社會經濟特性來說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資本主義革命的政治大軍。 
  這不是一場從社會底層發動起來的革命,所以其中並未伴隨著階級革命中所發生的騷動和混亂。但在俄羅斯,正是人們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抗議構成了變革的基礎。1999年底,俄羅斯社會怨聲載道,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可以說俄羅斯在1997~1999年的局面是,社會底層不想再像以往那樣生活,而上層也無法再按照先前的模式管理國家。這時,這裡所缺乏的只是一些主觀因素,包括新思想、政黨、明確目的和領袖人物。 
  而當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一位令許多人感到意外的新領導人走上總統職位後,整個國家的局面開始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在解決危機方面,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邁出了重要一步,他所領導的競選聯盟在1999年秋天繼續朝著化解危機這個方向前進。普京與普裡馬科夫相伴並行,不過前者手中擁有權力的所有主要槓桿,並且非常善於最有效地利用它們。改變衰落的局面並不是靠混亂,而是靠克里姆林宮改朝換代以及自由選舉。當然,正如我們在2000~2002年所看到的那樣,上述一切不過是一場巨大變革的開始。在俄羅斯實現國家資產階級革命,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和政黨。如果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政治領導團體,弗拉基米爾·普京就無法實現自己已經開創的事業。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該如何判斷2003年的政治事件。 
  從很大程度來說,寡頭退出歷史舞台是歷史必然規律。對國家而言,再也無法忍受下面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幾百萬在國家機關工作、擁有良好職業技能並對社會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視,生活在貧困之中;那些不擇手段的投機商、冒險家、犯罪集團的頭目和陰謀家們不僅在恣意享受,而且還繼續毀掉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的人物橫空出世並走上總統寶座絕非偶然,而是合乎規律的現象。普京之所以能夠取得「全面成功」這樣的非凡成就,首先是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時代要求,與國家和社會生活邏輯相吻合。 
  在談到必須「走過一段彎路」才能改變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時,鮑裡斯·葉利欽嘗試走一條違背合理的社會發展邏輯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寧也曾想向落後的俄國立即輸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結果卻爆發了內戰和紅色恐怖。當時,只是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才得以被拯救出來,但時間並沒有持續很長。 
  在歷史上,這種類似事例並不鮮見。 
  普京正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期間,《費城問訊報》的一位女記者向俄羅斯代表團提出一個著名問題:「普京先生是位怎樣的人物?」回應她提問的是俄羅斯代表們令人難堪的沉默和大廳裡的哄堂大笑。又過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樣是這位女記者,她用另外一種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普京先生要將俄羅斯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阿列克謝·庫德林對此解釋說:普京是位法律專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會損害俄羅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這一答案很難讓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只是保證遵守法律,而非幫助確定國家性質。 
  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亞歷山大·伊萬琴科和阿列克謝·薩爾明在《獨立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怎樣的國家當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後退回未來?」的長篇文章。這篇文章對弗拉基米爾·普京多有指責和警告,作者們認為,普京過度迷戀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權機器,但卻放過進行必要改革的時機」。 但幾位作者卻沒有對自己的觀點做一個正面的闡述。在高等經濟學院的一次有關2000年年終總結討論會上,一些政治學家認為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喪失很多次機會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卻稱之為「偉大轉折的一年」。但是,後者沒有說明這種轉折從哪裡開始、奔向何方。 
  《獨立報》為瓦列裡·費奧多羅夫、維亞切斯拉夫·伊格魯諾夫、列昂尼德·約寧、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西蒙·科爾東斯基、康斯坦丁·特魯耶夫采夫等人的發言加上了下面這些沒有任何樂觀主義情緒的標題:「普京將俄羅斯凍結了」、「普京——國家機關的人質」、「普京執政——這是革命的末日」、「精英們不理解普京的綱領」、「真相大白那一刻尚未到來」、「專家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世界缺乏全面瞭解」 。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也對弗拉基米爾·普京2000年的政策和工作深表不滿,但他並沒能列舉出任何事實和證據,只是一味地向自己的讀者和聽眾灌輸普京是想同時保存「犯罪寡頭體制」和建立「警察國家」的思想。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6)   
  國家資本主義——相對來講這是人們很熟悉的經濟、社會政治現象,對這一制度進行研究的有馬克思主義的和通常被人們稱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毫無疑問,自1933年起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活動曾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今天,國家調控仍在法國和日本的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在西歐各國當中,其經濟的國有經濟成分非常強大。而在更為弱小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由國家來保證對民族資本家的支持,幫助民族資本家能在與更為強大、更加富有的對手進行競爭中得以生存,甚至繼續發展。韓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是在國家的支持下制定的。在近20年時間裡,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智而小心翼翼地將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與經濟發展制度結合起來。鄧小平對此的論述非常精闢:「不管黑貓還是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歸根結底,「國家資本主義」是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而第一位開始使用它的人是弗·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多次寫過:「開始讓資本主義生產實現國有化,將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與國家的巨大力量聯合成一部機器,使千百萬人處於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組織之中。」 
  在西方政治經濟學裡,對於經濟中的國有成分使用的是其他概念。在西歐國家中,通常將那些國有企業歸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認為其主要是社會民主黨政府的產物和二戰結束以後的初期左派政府的遺產。 
  在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也曾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過討論。在前蘇聯的斯大林時期,那些主要靠古拉格(集中營)囚犯們的勞動建造起來的生產核武器的各種大型工廠,應該屬於哪種形式的所有制呢?在這裡,使用18世紀的「官營」企業這個稱謂更為貼近實際。那麼,如今的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是哪一種形式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未來的幾年中就會看清楚了。 
  應當指出的是,俄羅斯的大型私有資本將會保存下來,但它將被置於國家一定程度的監控之下。得以保存下來的還有國有經濟,特別是在國防生產領域以及某些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型公司。但是,不應當為各領域中的中小企業發展製造障礙,而應支持其各種形式的自我管理。對此,作為著名的醫生和政治家的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表現得最為積極。所有主要的社會保障形式都將保留下來。 
  實際上,俄羅斯今天所擁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公司與法國、日本、韓國或者中國的公司和模式有本質的區別,有很多需要非常認真地從科學、經濟、社會、政治學、社會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加以研究。所有工作只是剛剛開始。 
  在俄羅斯獲得很好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之一就是「市政資本主義」,聖彼得堡市、薩馬拉州、韃靼斯坦和巴什基爾地區都實行了調控機制。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得較為順利的是「莫斯科模式」,這是在市長尤里·盧日科夫的領導下於10年前開始的。在這些市政資本主義模式中,我們看到其中既有許多優勢,也有不少危險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承認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俄羅斯在21世紀初不僅擁有了一位新領導人,而且還確定了新的發展方向,並且很有可能延續幾十年。 
  健全意義上的經濟學 
  登上權力頂峰之初,弗拉基米爾·普京既沒有組建好自己的班子,也缺乏明確的經濟和政治綱領,因此,他拒絕發表聲勢浩大的宣言,直到其經濟綱領伴隨著大量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逐步形成。早在1999年秋季,當弗拉基米爾·普京還是聯邦政府總理的時候,他就不得不討論和解決眾多的具體問題和事務。很顯然,當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理在同時履行總統職責的時候,由他做最後決定的問題數量顯著增加。 
  就連在總統競選期間,普京也沒有能夠制訂和公佈詳盡的經濟綱領。對於許多問題,普京都不拒絕回答,他沒有選擇沉默。不過,他顯然在刻意迴避匆忙做出決定,我們可以將他循序漸進制訂的經濟綱領看作是健全意義上的經濟學。 
  1999年12月,普京在互聯網上發表了長文《千年之交的俄羅斯》,比較宏觀地公佈了自己的某些經濟綱領。《生意人報》和《獨立報》對此做了轉載。2000年2月、3月,普京用不同的形式公佈了許多材料,以幫助人們瞭解他作為總統候選人施政的目的和任務。這些材料還見於普京在對支持者發表的演講以及致俄羅斯選民的公開信當中。大多數擁有健康思維的人並沒有反對這些文件。在《首腦人物談話錄》一書中,普京詳盡闡述了有關俄羅斯國家建設領域的最為重要的思想,其中大量篇幅和整個章節已經在俄羅斯的許多家報紙上刊登了。 
  當然,也有針對普京綱領性材料的批評。例如,長期以來就積極支持亞夫林斯基的《共同報》及某些其他報刊稱普京的綱領是為「頭腦簡單者」而制訂的。我不想參加到這種辯論中去。歸根到底,俄羅斯的經濟綱領是為全體人民制訂的,而不單單是為在亞夫林斯基身邊、自以為是地將自己看成是「精英」人物的知識分子們制訂的。 
  普京的文章和講話與「溫和的自由主義」、「自由保守主義」、「國家主義者」、「文明的愛國者」等定義完全相符。普京談到了社會夥伴關係,對兒童、退休者、病人以及低收入者權利的保護。他支持市場經濟,但不是簡單地談論原則,而是真真正正地認為它更加高效。普京的意識形態並不是非常刻板、一成不變。顯然,他既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亞夫林斯基那樣誇誇其談的人,與蓋達爾、丘拜斯這樣的激進人物也相去甚遠,與久加諾夫這種頑固落後分子更是格格不入。當然,普京也非狂熱者和蒙昧主義者,這兩種人今天在俄羅斯還為數不少。恰恰是這一點,幫助弗拉基米爾·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的總統大選中贏得了勝利。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7)   
  在發表總統就職演說之後,各種政黨、流派或一些專家團體向弗拉基米爾·普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建議和提議有了實質性的增加。右翼陣營的經濟學家們也制訂了幾個諸如此類的綱領。早在1999年12月初,右翼力量聯盟領導人謝爾蓋·基裡延科就曾往位於白宮的普京辦公室遞送了一份宏大的俄羅斯經濟發展綱領。從自己家裡的電視屏幕上,我們看到了這份厚厚的綱領。而一些極端自由主義陣營的經濟學家則提議,「一切從頭開始」。 
  認真完成了一份右翼激進自由主義綱領的是「自由主義使命」基金會,其領導人包括葉戈爾·蓋達爾和葉夫根尼·亞辛這兩位「自由主義革命」的思想家。「高等經濟學院」、「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研究所」等機構參與了這一綱領的起草工作,而這份綱領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頗為欣賞。2000年4月,該組織的一位領導人斯坦利·費希爾曾經來到莫斯科,親自瞭解俄羅斯局勢和這個國家的新總統。 
  激進自由主義者明白,俄羅斯老百姓再也無法承受類似「休克療法」的任何新的嘗試。因此,一些激進自由主義者建議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僅要利用自己的聲望,而且還應當採取極權手段來完成新一輪激進經濟改革。阿爾法銀行總裁彼得·阿文還曾向普京提出建議,希望他借鑒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的經驗(「裡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與獨裁的混合體)。這位銀行家稱,他曾幾次與弗拉基米爾·普京談起過這個話題。 
  有證據顯示,普京曾認真研究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建議。能證明這一點的是,普京任命了經濟學家安德烈·伊拉裡奧諾夫作為自己的經濟顧問,後者以前曾公開承認自己屬於右翼自由主義陣營。但是,普京也明確宣佈,他拒絕接受任何專制獨裁、暴力壓制、「休克療法」和「新革命」的思想,他將致力於以建立「可控市場經濟」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前提的改革。 
  起草特別宏大的右翼自由主義綱領的還有亞夫林斯基領導的「亞博盧」集團的專家們。德米特裡·利沃夫和列昂尼德·阿巴爾金院士領導的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提出了未來10~15年的經濟發展綱要。非政府科研機構「俄羅斯管理學院集團」領導人阿列克謝·波德博利斯基也主持起草了「俄羅斯發展戰略」文件。 
  有影響的獨立機構「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其中發表了類似的綱領。在謝爾蓋·卡拉加諾夫領導下,40多位專家用了14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俄羅斯戰略:2000年總統日程表》這本著作。自然,俄羅斯共產黨也有自己宏大的經濟綱領,它由謝爾蓋·格拉茲耶夫領導的一批非常專業的經濟學家共同制訂,前蘇聯計委領導人尤里·馬斯柳科夫也參與了該綱領的起草工作。 
  眾所周知,早在1999年,與總統關係密切的經濟學家格爾曼·格列夫受普京委託創建了「經濟研究中心」。分屬各流派的幾十位經濟學家參加了「俄羅斯2010年前發展戰略」這一綱領起草工作。2000年4月底之前,文件就已經完成了,其各個章節在俄羅斯報刊上開始進行激烈討論。由格列夫主持制訂的發展綱領遭到左翼出版物的強烈批評,儘管格列夫本人已進入政府擔任了經濟部長,但他主持制訂的綱領卻沒能成為政府活動的基礎文件。 
  最近1~2年制訂的、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緊急措施綱領成了政府工作的基礎。起草這份工作綱領的正是普京,這在他自己2000年7月8日致聯邦會議的國情咨文中做了說明。普京在這種情況下向人們證明,他是一位實用主義政治家,他把任何一項綱領都看成是一種補充措施而非法律。在致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信中,卡爾·馬克思批評歐洲一個主要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時指出,「我們的運動」向前邁出的任何一個實際步伐歸根結底都比上千份綱領重要得多。我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正在重複上述這些話。 
  從蘇聯那裡繼承下來的俄羅斯經濟非常複雜,並且也各不相同。它在各種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且很不均衡,也不能在某個嚴密的「科學」的綱領基礎上向前發展和重建。在目前條件下,很難用某種統一的綱領去要求國防工業部門和農業的發展,各部門的發展綱要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分別制訂。就連石油和天然氣部門也存在各種條件和所有制結構,這要求我們應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在俄羅斯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市場關係的條件不盡相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與電力能源的生產條件也各不相同。因此,應當看到,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這種不均衡性在最近10年來不僅沒有得到消除,反而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遺憾的是,俄羅斯此前不久的領導人對於即將在俄羅斯建立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道路和原則知之甚少,甚至還不如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瞭解得多。國家的狀況並非沒有希望,但卻根本不存在取得成就的簡單方案和捷徑。在今天的俄羅斯,儘管不是同時,但在各個不同方面都存在影響發展的幾百種因素。不難看到,也確實存在一些消極因素,其中包括形式多樣的犯罪和吸毒的上升,犯罪組織滲透到國家機關當中,資本的非法輸出,人才流失,尖端技術和科研院所被破壞,人民飲食和健康指數下降,教育水準下滑,社會保障缺乏,貧困,劇院、博物館和圖書館的破敗,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在俄羅斯各個地區冒起——這一切都好比是船隻底部的大洞,需要人們經常去修補、堵塞。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8)   
  不管是何種形式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選擇與上述過程相妥協,就像國家無法與由於自然界的破壞性劇變所導致的毀壞相妥協一樣。在俄羅斯顯然也存在著一些有積極意義的因素。例如,國家擁有儲量豐富的天然資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水準很高,擁有數量眾多、需要複雜工藝的生產部門、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強勁競爭力的企業,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環境,凝聚了數百年的民族財富和文化財富,民族覺悟的增強,進取精神、主動精神的提升,語言優勢——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繼續支撐俄羅斯這個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大廈的支柱和承重結構。 
  但是,無論是公民還是整個國家,都應當考慮其他許多因素。例如影子經濟,它在俄羅斯的出現並非犯罪集團組織滲入經濟領域的反映,而是國內居民和實業界對混亂和專橫、對外行的虛弱政權、對腐敗行為以及沒有正常經濟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羅斯,調節經濟關係和金融關係的法律還非常有限。美元在這裡可以自由流通,與其他獨聯體國家之間的邊界尚未完全劃定,進口商品大量湧入,個體貿易,存在著盜版電腦軟件和影視產品的非法市場,來自烏克蘭、摩爾多瓦、哈薩克斯坦及其他中亞國家的「打工仔」——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不能單單靠警察和檢察機關工作人員,而且還需進行認真地研究、調節,在很多時候還需法律支持,而非簡單粗暴地禁止。 
  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政府拒絕繼續執行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和鮑裡斯·費奧多羅夫在俄羅斯搞「經濟專制」時所使用的各種強硬措施,而是選擇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折衝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為了遏制不斷複雜的嚴峻局面,普裡馬科夫政府有意識地拒絕使用某些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手段。政府沒有選擇從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讓矛盾緩解下來,只嘗試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並且,他不能不考慮即將舉行國家杜馬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的現實。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每屆政府都應該感到自己是臨時性的和技術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羅斯的政治形勢出現了必需的穩定,而國內經濟也擺脫了嚴重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為使國民經濟不至崩潰、國民避免飢寒交迫,俄羅斯執政當局已經不能滿足於僅僅解決局部問題,他們需要努力為未來做準備,為未來10~15年俄羅斯經濟的發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國家利益和機遇的政策基礎。今天,國家領導層無權搞那種不依靠大多數民眾支持的改革。 
  當然,也有很多只能由專家們進行專業性的討論以及提出具體解決辦法的局部問題和專門問題。不過,還是應由全體人民參與討論那些主要的經濟問題和改革的方向問題,而不是單單吸引職業經濟學家參加。怎樣總結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爾·普京對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們列舉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國的「最高權威」 
  弗拉基米爾·普京於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宮宣讀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致聯邦會議的咨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長時間都在進行選擇:是等待著別人為我們提供建議、幫助和貸款還是立足我們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並以此為支柱來發展國家。要是俄羅斯繼續衰弱下去,我們的確不得不去做這種選擇,那將是一個弱國的無奈選擇,也將是一個軟弱者的選擇。而對於俄羅斯來說,強大是惟一現實的選擇。強大而自信國家的選擇並不違背國際社會的意願,俄羅斯不會與其他強大的國家為敵,而是要和它們和平共處。」 這是普京立場的主要出發點。 
  俄羅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國家的經驗,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經濟的國家、從殖民時代的停滯和衰落中擺脫出來的國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試圖發展市場關係的國家的經驗。在工業化初期,就連斯大林也曾經允許邀請幾百名德國和美國工程師、專家來蘇聯進行合作並為蘇聯提出建議。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應當注意限度。 
  從高度集中的防禦型向自由市場型經濟過渡,從單一意識形態體系向多元化意識形態體系過渡,從專制向民主過渡,從超級大國地位向更為謙虛的國際地位過渡,從惟一的蘇聯向鬆散的獨聯體過渡,從與西方進行冷戰向雙方展開合作過渡,從完全禁止、責難私有財產向支持私有財產過渡,從合作社制向私有化過渡——這些就是過去10年新的俄羅斯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進程、情勢和條件,這些都沒有任何可類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範例並不適用於俄羅斯——這個國家將一個已經加入美國國籍的人選舉為自己的第二屆總統。 
  蘇聯在過去幾十年中忽視了研究和借鑒外國的成功經驗。蘇聯經濟學在20~30年代被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所佔據,經濟學家對50~70年代西方國家科技革命的概念中所反映的那些進程缺乏一個很好的瞭解。因此,俄羅斯今天必須關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經驗,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1991年底,利用這些經驗的合理舉動遭受破壞。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1年11月,布爾布利斯-蓋達爾政府就著手在莫斯科創建規模巨大的「自由主義改革總部」,而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是以傑弗裡·薩克斯、安德斯·奧斯隆德等為主的外國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和外交家小組。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在華沙幫助波蘭制訂了「休克療法」綱領,現在,他們又急匆匆地趕到了莫斯科,期望這裡能給他們帶來新機遇。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9)   
  指出一個奇怪的事實十分重要:並非俄羅斯的政府部長主動從西方高校和經濟研究中心找來這些人,而是這些西方專家自己找上門來,與俄羅斯的新部長會見並向他們提出幫助俄羅斯的建議;但是所有參與制訂俄羅斯改革計劃的外國專家都有很高的報酬,而非免費。 
  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國專家人數有了顯著增加。在經濟部和財政部,分別有專家小組幫助葉·蓋達爾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領導的國有財產委員會,還存在一個規模更大的小組(超過100人)。儘管從形式上來講他們的身份不過是顧問和咨詢專家,但實際所起作用要大得多。倣傚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經濟部不署名的工作風格,一些外國專家小組成員參與制訂規則、指示,甚至還幫助起草俄羅斯聯邦總統令草案。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事實是,從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來自西方國家的主要顧問的辦公室都設在了老廣場的原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大樓裡。 
  安德斯·奧斯隆德,這位20世紀80年代曾在瑞典駐莫斯科使館工作並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係複雜的人在自己後來出版的一本書裡寫道:「這讓我這個老蘇聯問題專家印象深刻。」 他不僅感覺自己尋找到了自尊,而且還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國專家辦公室才從這裡搬到名氣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這些專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傑弗裡·薩克斯,他曾擔任過鮑裡斯·葉利欽總統的經濟顧問。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國專家才開始離開莫斯科。 
  對於自己20世紀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這些西方專家後來有多種多樣的評價。傑弗裡·薩克斯對於自己的名字和俄羅斯的改革命運緊密相連表示遺憾,他本人對改革成果評價很低。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敗,甚至而言,在俄羅斯遭受的失敗要比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更顯而易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失敗相比,安德斯·奧斯隆德為自己曾經在莫斯科所從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確信,沒有他的幫助,俄羅斯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改造的主要目標也不能成功實現。 
  從1995年夏開始,儘管還是十分認真地聽取每年來俄羅斯2~3次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意見和建議,但俄羅斯政府事實上已經開始習慣在沒有常駐莫斯科的外國顧問們幫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據這些專家的建議,許多濱海地區的煤礦因為虧損被關閉,其後果是,幾千個礦工失業,他們的家庭失去了收入來源,濱海邊疆區發生了十分嚴重的能源危機。 
  根據丘拜斯的提議,俄羅斯在1996年初邀請了美國選舉事務專家小組前來莫斯科,尋求他們對葉利欽競選連任第二屆總統的幫助。1997年,阿納托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總理後,又再次邀請哈佛大學的專家小組來到莫斯科為他提供幫助和支持。這些人的工作幾乎完全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機令那些眼睛曾經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數自由派改革家驚慌失措。政府智囊團的專家們以及媒體已經不再將波蘭和美國作為倣傚的範例,而是開始向遙遠的拉丁美洲學習,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幾家俄羅斯報紙的觀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經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華別墅裡平靜地過著日子的獨裁者奧古斯都·皮諾切特將軍取經。不過,他們對阿根廷的濃厚興趣則保持得更加長久。1998年秋天,在俄羅斯許多報刊雜誌上都可以看到標題為「阿根廷在幫助我們」的文章。應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個人的書面邀請,阿根廷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來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爾諾梅爾金將卡瓦略稱為「現代經濟思想之父」。卡瓦略為切爾諾梅爾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長們提供了一個星期的咨詢,並在電視上發表了講話。不過,他也坦率地承認,他對俄羅斯的國情知之甚少,並明確表示他不準備提供任何具體建議。 
  在那時,許多自由主義者將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夠為俄羅斯創造奇跡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跡」成了海市蜃樓。在2001年底,這個氣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處是激動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個月時間裡,走馬燈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總統寶座;國家實施了緊急狀態——所有這一切都讓俄羅斯報刊雜誌感到震驚,它們不情願地向自己和讀者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要是俄羅斯採納自由主義主張,借鑒阿根廷整頓經濟和金融秩序的經驗,那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時,鮑裡斯·葉利欽準備支持任何一種新的「休克療法」模式。 
  幸運的是,隨著普裡馬科夫入主白宮,俄羅斯政府對外國模式和「最高權威」的濃厚興趣迅速消失,儘管,這時仍舊有一些政論家繼續鼓吹俄羅斯要搞「拉丁美洲模式」,並建議俄羅斯在廣闊的地區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國的經驗。 
  應該看到,與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俄羅斯經濟思想和經濟學的水平暫時還很落後,這是一個毋需證明的簡單事實。在俄羅斯,甚至還沒有100~150名專業不同但素養都很高的經濟學家,因此也就無法做到由懂專業的內行來領導國家經濟改革並培養新的幹部。儘管人才流失嚴重,但俄羅斯在物理和數學方面仍然具備只有世界級的科學家才能營造出來的科研氛圍。不過在經濟學領域,俄羅斯卻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的科研氛圍。這裡,只產生過幾個有聲望的學者,但是他們只懂得首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0)   
  蘇聯經濟學曾是蘇聯政黨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別項目的發展還背離了世界經濟科學發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才出現了幾十個規模不大的經濟中心、科研所、基金會和團體,誕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學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產生世界級水平的大經濟學家,還要做好15~20年時間的準備。現在,在俄羅斯最有聲望的大經濟學家仍舊是那些行政機關裡的高官們。在90年代初期有葉戈爾·蓋達爾和亞歷山大·紹欣,1996~1997年有亞歷山大·利夫希茨和葉夫根尼·亞辛,2000年有格爾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謝·庫德林。不過,安德烈·伊拉裡奧諾夫對於他們的所謂威信嗤之以鼻。 
  隨著這些人從高官位置上淡出,其聲望也喪失殆盡。在今天的俄羅斯公民心中,還有哪一個人會去相信阿納托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經濟學家呢?不過,為使丘拜斯所計劃的、對俄羅斯「統一動力公司」進行大規模能源領域的改革獲得成功,僅僅具備行政管理才能還遠遠不夠。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鑒外國經驗——而且還是備受質疑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進行的電力改革經驗。 
  上述所說的一切並不意味著俄羅斯應當完全拒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這些改革應當更加穩妥地進行、速度要放慢一點,並且,必須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夠積累到必要的經驗並較快地培養出國家所需要的經濟領域的幹部。現在,還很難看得清「老一輩」和「新一代」經濟學家的爭論實質,不管是「老一輩」還是「新一代」,這些經濟學家都沒有得到必須的信任——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經驗來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對政權機關、對那些制訂改革方案的經濟學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經濟學的基礎。 
  1998年金融危機過後,奉行極端自由主義的《新時代》雜誌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亞歷山德羅夫帶著令人驚奇的語調寫道:「可以從認識世界各個國家的改革經驗中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導致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並非最終選擇了哪種模式,而是國內民眾的情緒——他們對所選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準備。」 讓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我們的激進改革家直到現在才明白過來。事實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羅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伊萬·伊萬諾維奇·揚茹爾(1846~1914)就寫過一本《信任是生產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實業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人們對金融機構和權力機關的信任、對改革政策和所有權的信任——所有這一切問題不僅屬於政治範疇,而且也屬於經濟範疇。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體制在贏得大多數人民支持的情況下它才可能是穩固的。當普通民眾認為執政者都是「騙子」的時候,在經濟學家承認俄羅斯確實存在著「誰也不相信誰」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的情況下,不可能期望經濟形勢出現好轉。像以前一樣,居民將自己掙來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繼續隱瞞自己的實際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將賬戶開設到國外銀行。恰恰是由於失去了蘇聯公民的信任這一主要原因,才導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鮑裡斯·葉利欽贏得了俄羅斯大多數居民的信任,但這種信任卻又在1992年上半年喪失殆盡。那個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整個改革綱領並沒有顧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葉利欽所取得的為期十二個月的特命全權體制得以施行下去。沒有進行過任何公開爭論,葉利欽就以總統令的方式實施了那個將俄羅斯推上「不歸路」的最激進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奧斯隆德曾經領導了蓋達爾的顧問團,就連他也這樣解釋俄羅斯所確定的改革戰略:「在東歐各國中,結構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規模都不小,但是,俄羅斯結構改革的規模更大。我曾預計,俄羅斯工業生產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間,這意味著比波蘭還要高。人們可以用多種理由來解釋為何要進行這種激進的改革。從政治角度看,當社會充滿迷惘情緒以及各個利益集團還無法完全評價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時,通過一攬子激進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擊是必要的。」 甚至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爾諾梅爾金和基裡延科政府沒有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他們沒有贏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裡馬科夫政府成功地將俄羅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從而使政府得到了民眾長達8個月的支持。在這裡,阿·丘拜斯在「統一動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這場改革的動機和目標是,通過將外國投資吸引到這一領域中來提高其效率和競爭力。但是,當丘拜斯剛一宣佈進行改革,「統一動力公司」的股票價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資產縮水了幾十億美元。有誰還打算將錢投向這家公司呢?國家杜馬實質性地改變了電力系統的改革方案和時間。顯而易見,在缺乏對丘拜斯穩固信任的情況下,俄羅斯社會不允許再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實驗。 
  弗拉基米爾·普京更能贏得公民對政權機關的信任,這是俄羅斯新總統最成功之處。在致聯邦會議的總統國情咨文中,普京闡明:「建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公開和誠實關係基礎之上的政治將保證我們避免重犯以前的錯誤,它是一個全新『社會契約』的基本條件。」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1)   
  這是一項我們曾多次提到的任務,也是在20世紀俄羅斯領導人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但是,如果不能解決這一任務,俄羅斯就無法在新的21世紀取得成功。 
  避免激進主義和教條主義 
  不能將經濟學歸入精確科學的範疇之內,經濟規律並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會同物理定律那樣一成不變地發揮作用。眾所周知,從1968年開始,諾貝爾委員會也為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授予諾貝爾獎。不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基本上都是應用經濟的代表,而非基礎經濟學的代表。 
  在經濟學中,存在有許多學派、觀點、理論、流派,它們彼此之間經常進行論戰;對於與人們的經濟活動及其利益息息相關的經濟學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爭論過程當中,也出現了不少教條,而違背現實地頑固堅守這些教條會導致失敗和崩潰。 
  在政治經濟學中,幾個最重要學說的奠基者有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或者還有更接近我們這個時代的約翰·凱恩斯,他們這幾個人都不是教條主義者。「貨幣主義之父」米爾頓·弗裡德曼也不是教條主義者,在自己最後一本闡述貨幣理論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裡德曼重複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話:「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不過,馬克思和弗裡德曼的狂熱追隨者們卻對此視而不見,他們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導師的理論和公理,或是對這些公理的簡單化解釋進行任何改變。馬克思曾這樣評價那些自稱是他的學生的人:「如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那就意味著我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不過,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稱蓋達爾和丘拜斯是「貨幣主義的雜種」,在這裡,他指的是蓋達爾和丘拜斯的經濟和思想學說非常膚淺。 
  在蘇聯政治經濟學裡,教條主義眾所周知。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蘇聯都不允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僱傭勞動和其他所有與私有制密切相關的生產關係和經營形式的存在。此外,諸如我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剝削和利潤的本質、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對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對大生產和小生產的認識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條主義的泥潭。今天,在俄羅斯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中仍然存在著對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本質的許多教條主義認識。在公正地批評現代俄羅斯真實情況的同時,俄共的刊物不僅將20世紀70年代、而且還將30年代的蘇聯現實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還沒有出現任何可以取代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在分析後蘇聯時期現實基礎之上的俄羅斯新經濟學說。作為蘇聯前輩的繼承人,對1992~1998年俄羅斯政府決策產生最大影響的改革派經濟學家也證明自己是一些教條主義者。作為國民經濟活動的實踐者,他們也很不成功。 
  通過這些理論家和實踐工作者的艱苦努力,俄羅斯形成了混雜著各種各樣原則、還無法認知其科學性的經濟和經營體制。無論是改革派經濟學家們本身,還是法律專家、寡頭和西方專家們,都無法理解俄羅斯經濟生活中所產生的一些自發過程。最近幾年裡在托木斯克市、沃爾庫塔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克麥羅沃市、莫斯科市、列寧格勒州以及下諾夫戈羅德市等地所發生的訴訟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只法律專家,而且還有各種股票、債券、票據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難以理解,哪一些財產屬於他們所有?怎樣支配它們以及對它們有何種期望:是贏利還是虧損?是公正的執法者還是找上門來的殺手? 
  開始於2000年底、圍繞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欺詐案的司法訴訟,就在這兩位前寡頭的股票及財產性質和數量問題上混亂不清。從法律上來說,今天的一些俄羅斯大公司、集團和礦藏屬於境外某一個太平洋小島上註冊的公司。可能,人們只能在荷蘭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團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廠、礦山、中介事物所,它們的法人地址也讓人摸不著頭腦。在這裡,我不想談及那幾千家經過這樣或那樣的商業運作之後,在註冊了不到兩三天就消失的公司。從正式出具的收入申報單上,人們不僅根本無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擁有和管理著哪些資產,而且也很難瞭解羅曼·阿布拉莫維奇、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弗拉基米爾·波塔寧擁有哪些資產…… 
  西方專家對於一些公司的運作也是一頭霧水,它們從來沒有全額支付過電費和天然氣費、欠付數額較大的稅費和職工工資、貨物已經發走卻無法收回貨款,但卻成年累月地運轉而沒有破產。各種易貨交易和價值幾億盧布的變相貨幣也是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咄咄怪事,這裡我們還不想說在經過烏克蘭國境向西方國家輸送天然氣的途中損失了幾十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的事情。事實上,經驗豐富的經濟學家列昂尼德·阿巴爾金將所有這些令西方驚詫的記賬貿易形式稱為「俄羅斯經濟致力於自我保護的靈活性和牢固性指標」。 
  普京將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吸收進了總統辦公廳和政府,儘管他們在2000~2003年間的新職位上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但也沒有被社會輿論列入自由主義的教條者的行列。顯而易見,這些任命是政治妥協或者稱是選擇性較窄的結果。在這些年裡我們看到,俄羅斯經濟根本無法靠馬克思主義或者貨幣主義的建議走出當前的困境。無論是總統、政府,還是國家杜馬立法者們,都應該從事物的現實狀況、而非從某種教條經濟學說出發。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2)   
  對我們來說,健康理念應該是優先的立足點。曾經擔任過法國內務部長,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法國著名學者皮埃爾·西蒙·拉普臘斯(1749~1827)曾說過,許多科學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對健康理念的總結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蘇聯共產黨在1991年選舉的失敗是激進共產主義的失敗,儘管激進主義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曾逐步緩和,但卻依舊保持了對國家基本制度、對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內經濟的絕對影響力。但在20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的右傾激進主義建設者取代了社會主義的左傾激進主義建設者,其標誌是他們開始破壞、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經創造的一切。 
  左傾和右傾激進主義的表現驚人地相似,而有時這種相似性被人有意識地加以強調。看來是有意而為,葉戈爾·蓋達爾將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為《國家與進化》——很顯然,這是在「克隆」弗·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998年,蓋達爾發表了自己的綱領性文章——《旁觀者們的建議》,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寧在《真理報》上曾發表了一篇與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許多人談論、也寫過關於丘拜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種說法並非無稽之談。丘拜斯曾經宣佈:「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並且經過幾年時間的突擊,達到其他國家用了幾百年所達到的水平。」 比較而言,斯大林則要謙虛得多,他曾號召蘇聯勞動者用10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在100年間所走過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場讓俄羅斯金融體系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危機中,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感到了恐慌。不過,一部分更為激進的貨幣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塔季揚娜·瓦洛瓦婭、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葉蓮娜·維什涅夫斯卡婭和康斯坦丁·博羅沃伊等人則主張繼續進行「宏觀經濟試驗」,縮減社會保障,強硬性確保穩定,甚至恢復國家短期債券市場。「市場為我們安排了這場試驗。我們是在學習如何建成資本主義,誰也無法保證,這次學習將是免費進行的。」 歸納起來看,形形色色的有關國家經濟快速、強勁發展的承諾在1991~1992年和1997年兩個時間段內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證明的那樣,這些承諾都不過是在虛張聲勢。就連曾經連續幾年出任總統經濟顧問的亞歷山大·利夫希茨也請求這些激進主義者保持冷靜,因為「自由主義改革的商店正關門盤點貨品」。一位較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曾公開承認,「與戰時共產主義相比,硬挺著的貨幣主義好不了多少」。 
  自從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以來,激進主義者的左右兩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場。《明日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開始不時地向總統發出呼籲,要求盡早通過動員經濟綱領,對財產進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並通過擴大對大筆財產徵稅、沒收充公等辦法償還俄羅斯所欠付西方國家的債務。與此相反,格爾曼·格列夫也公佈了自己的綱領,其中包括建議通過減少國家預算支出和國家的社會保障來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 
  經濟學家米哈伊爾·傑利亞金寫道:「制訂這個危害性極大的綱領的人根本就不瞭解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實質。在有計劃地減少收入低於生活貧困線的居民比重這一最重要的優先任務上,格列夫的綱領存在不足。」 經濟學家納塔莉婭·利馬捨夫斯卡婭認為,格列夫所推行的綱領目的在於「幫助富人」,這「會加快大部分俄羅斯居民貧困化的速度並摧毀國家的人力資源」。《獨立報》在一篇題為《這個綱領比蓋達爾的休克療法還過分》的文章中,對格列夫的綱領做出了詳細的分析和批評。 《獨立報》作者、教授弗拉基米爾·拉祖瓦耶夫堅信,弗拉基米爾·普京將會聽從格爾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裡奧諾夫的建議:「蓋達爾改革的翻版即將來臨。這一回——它們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實施起來會更有成效。而那個幾乎讓所有俄羅斯人都討厭的葉戈爾(即蓋達爾—譯者注)將會笑得合不攏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這一次錯了,他是在用願望來取代現實。自由主義改革並沒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過是在詳細研究並將這些改革措施運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變。完全自由主義的稅收改革已經開始並在逐漸拓展範圍;土地法典、民法典、勞動法典以及刑事訴訟法典已經認真制訂完成,並經議會通過、總統簽署;住宅公共事業和自然壟斷領域的改革也在分階段地準備或已經進行;旨在提高而不是減少對退休者、殘疾人、低收入者、兒童和老戰士的社會保障領域內的「退休改革」也正在進行。 
  「自由主義」的概念是從「自由」一詞衍生出來的。經濟學需要自由。它不僅屬於政治範疇,而且也屬於經濟範疇,是我們應當在幾乎所有生活領域必須堅持、並且是必須理智堅持的偉大價值觀。眾所周知,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將社會主義看成是自由的王國,而資本主義則是壓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黨的代表大會上,鮑裡斯·涅姆佐夫和葉戈爾·蓋達爾不止一次地談到,普京總統有80%的可能性會完成他們的自由主義綱領。但是,與俄羅斯那些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頭腦更容易誕生自由的口號,其中包括經濟活動中首創的自由口號。在很大程度上,蓋達爾、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敗壞自由主義和民主的聲譽,在相當多的俄羅斯民眾的意識裡這些概念簡直就成了罵人的詞彙。作為政府組成人員,這些人所從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帶有強烈犯罪特徵的無政府主義。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3)   
  在今天,經濟無法脫離國家而存在。國家積蓄所有力量,旨在對其必須存在的所有領域和部門施加影響。這應當是一種新的、脫離了教條的自由主義,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認真研究。 
  鞏固國家和市場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聯邦委員會上所做國情咨文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強而不是削弱國家在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說道:「我們的立場極為明確,即只有一個能夠保證公民、政治和經濟自由的強大國家,一個運轉有效的國家,才能夠為人民創建適宜的優越條件,促進我們俄羅斯的繁榮。」 
  這是惟一明智的立場——不僅僅對於俄羅斯。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在20世紀的歐洲,從來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從來就沒有成為主要的發展因素,而國家從來不會只扮演一個「夜間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維希·艾爾哈德是戰後聯邦德國經濟領域最有名的權威,曾被普京視為榜樣,他指出:「具有現代意識、並清醒認識自己職責的國家和政府不會允許自己重新回到『夜間瞭望哨』這一角色。」 21世紀最卓越的經濟學家通常打一些其他的比方,他們把國家所發揮的作用比作方向盤和船帆。 
  在本章前面,我曾經寫到過國家在現代俄羅斯經濟中的作用,但是,問題的一些重要方面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和解釋。在俄羅斯,當前的局勢還有一些比較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只能通過加強國家調節的手段來鞏固和發展國內健康的市場機制,其中還包括個人的主動精神和私有制。這裡有一種觀點:國家一旦遠離了經濟,千百萬民眾經營活動的主動性就像打開了湍急的河流閘門一樣,一發不可收。然而,這種觀點非常荒謬,一旦這種情況變為現實,它就會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閘門是打開了,但是小河裡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卻混進了髒水,還會有毒液。 
  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那場「新經濟政策」帶來的奇跡並沒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時,在被國內戰爭摧毀的俄羅斯尚有幾百萬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一階層,另外還有幾千萬中農和富農。按照列寧的話說,這是一股「每天和每時都在產生資本主義」的自發力量。但恰恰是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之後,這一小商品生產成了俄羅斯經濟向前發展的促進因素。不過可惜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它也被毀掉了,再有沒有恢復的可能性了。在俄羅斯,還出現了另外一種經濟、另外一些勞動動機,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居民社會構成;只是在服務行業和商貿領域還保留了一些個人的主動精神,不過,它們也只是以「影子經濟」的面目出現。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它的科學保障、幹部培養、交通運輸、供應、城市系統、電力和國防,所有這一切都不向私人生產開放,而只是為大型國有和合作生產所獨有。 
  在蘇聯只有非常少的人不僅有能力,而且有願望進行個體生產。在過去的70年時間裡,俄羅斯一直都在與「私有者」展開連續不斷的、嚴酷的鬥爭。這些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早期」的鎮壓活動,這不能不對人民的思想產生某種影響。國家機器還在經常地、嚴厲地打擊私營生產和個人主動性。在這塊土壤中,私營生產和個人主動性無法結出碩果。當然,也有非常個別的幼芽幾乎是從不毛之地上頑強地竄了出來。在我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新伊萬諾夫斯科耶村,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有了幾家私人的食品商店、兩家咖啡屋、一間不大的格魯吉亞風味餐館。在這個小村子裡,還有一家不大的木材加工車間,玻璃和花崗石作坊也經營得不錯。在自己父母的自留地上,年輕的企業主尤里·克尼亞澤夫建了一個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效益卻很不錯的金屬構件加工廠。在這裡,工人們將從意大利進口的鋁制半成品生產加工成20多種成品。上述所有企業為100多個來自莫斯科和那個村子裡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要知道,在那個村子裡,大約有500戶居民還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以下。當然,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園子,但是飼養生豬和奶牛的嘗試卻很不成功,因為豬肉和牛奶的價錢都很低。不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積極因素,那就是這個村子與莫斯科這個大都市很近,村裡的許多居民靠出租住房或在莫斯科及其郊區的工地上打工來維持生計。 
  最近10年裡,我仔細地觀察了曾是歷史老師的馬拉特·庫爾馬耶夫創建並領導的「霍比特公司」的發展。它從一家不大的生產和經營企業迅速成長為一個橫跨各個領域的大型公司,其特色是將新技術應用到建築工業中。這家大型工業聯合體的總部和主要車間都設在莫斯科近郊的柳別爾齊市,為幾乎2000名工人、工程技術人員、設計和後勤服務人員提供了工作崗位。現在,「霍比特公司」是俄羅斯最大的汽車金屬頂棚生產商;此外,它還與一家很好的德國公司合作,利用德國的設備大規模生產塑鋼、木製和鋁合金門窗型材以及其他許多建材。 
  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俄羅斯紡織康采恩「潘因特爾」,它走過了一條從一個很小的合作作坊到大型輕工企業的路。現在這家企業有2000多名工人、管理人員、工程師、設計師和銷售人員。這家不僅在莫斯科聞名的企業的奠基者和領導人亞歷山大·潘尼金於2000年底去世,享年只有52歲。正如他本人所說,現代「俄羅斯工商主」的處境非常艱難,其中充滿了衝突和巨大的精神壓力。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4)   
  馬拉特·庫爾馬耶夫、亞歷山大·潘尼金、尤里·克尼亞澤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功完全是例外。到2001年,俄羅斯近10年來出現的新型私營工業企業還佔不到工業生產企業的4%。在農村,私營公司更少,2000年和2001年,它們不到農業生產總值的2%。在這裡,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壓縮自己的生產規模。 
  眾所周知,私營企業部門發展最快和最有效的是在貿易和服務領域。蘇聯時期,這些經濟部門很不發達,而正因如此,個人積極性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私營經濟部門中,不需要投入過多的資金就可以快速獲得回報。俄羅斯公民沒有在工業和農業領域投入必需的資金,而誰也無法做到在沒有資本的情況下建成資本主義。激進改革家嘗試通過順利地、而且幾乎是無償地對國有大型企業進行私有化來改變這一情勢,但是卻沒有使這些企業的經營活動水平得到提高。多數情況下,私營工業部門的成效並不明顯,而是形成了具有黑社會控制體系的假市場金融工業集團。 
  俄羅斯前經濟部長雅可夫·烏林松承認,蓋達爾、切爾諾梅爾金、基裡延科三屆政府的運行都是在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有效的所有者這一公理的基礎上開展的。烏林松確信,在對1997~1998年俄羅斯企業的經營情況所做的調查表明,有散戶持股的、沒有完全私有化的企業的經營情況要比純國有企業好。 不過,這種來自為數不多的企業、且週期過短的調查結果可能會誤導人們。總統經濟顧問安·伊拉裡奧諾夫在一次接受記者提問時宣稱:「根據定義,在任何市場、任何時候,國家的經濟活動從來就不會是最合理的。在帕累內托的經濟學中,只有私營部門的經營活動效果才是最佳的。」 
  我認為,這些偽科學的論斷既與西方、俄羅斯的實際不相吻合,也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有很大的差別。任何一種所有制的形式都有自己的優缺點。那麼,為什麼我們非要在自己的經濟政策中去遵循那些連我們自己的經濟學家都搞不清楚的複雜的優選法數學理論呢?——要知道,它還是早在19、20世紀之交由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內托創立的。順便說一句,這些理論曾經遭到過包括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並引起一番爭論。事實上,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好的財產擁有者的觀點並非公理,而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教條。這就像蒲魯東的那個「財產就是盜竊」、私有制恰恰是人類最大惡習根源的觀點一樣。 
  不應當全盤否定私有制,但也不應當過高評價其作為經濟學中原則和刺激因素的意義。在很多情況下,集體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當一些企業由外國所有者經營時就變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國資本幾乎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煙草工業以及大部分啤酒廠和糖果廠)。 
  俄羅斯媒體中曾經公開不少資料,其中顯示一些大的企業被私人所有者收購後,效益得到了提高。 
  眾所周知,所有俄羅斯快速發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屬於私營部門。聖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廠」和「北方鋼鐵廠」在私人控股以後,企業規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與此相似的還有「蜂窩移動通訊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營生產的辯護士在這裡經常混淆因果關係,因為私營資本恰恰會經常投向那些它認為會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門。近些年來,俄羅斯的石油部門發展很快,但是,不是因為它們進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營部門進入石油領域恰恰是由於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況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羅斯,有誰能夠把工廠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門和煙草行業那樣大呢? 
  在另一些俄羅斯報刊中,也曾經公佈了不少材料,其中顯示大多數情況下一些大型企業在轉為私人所有後,其經濟指標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極後果也反應在一些從國家轉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業中。在這裡我不得不談談「吉爾」的命運。這家大型企業在私有化之後,產生了巨額虧損,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決心購買這家工廠,作為其市有資產的一部分。只有對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大多數企業進行長期的研究之後,才能做出嚴肅的結論。不過,總結有關這個問題的大量資料後,我們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轉到市場方向上來但同時又保留了國家調控因素的企業以及那些國家調控成分佔主導、同時也存在市場關係成分的企業效益最佳。在這些企業中,刺激因素和個人主動性不僅體現在公司的經理階層,而且還有工程設計人員和車間領導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無論如何,現在沒有人去幹無利可圖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經營較好的聖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廠」,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蘇聯時期,它的生產規模拓展了十幾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實質性的重組後,這家工廠的生產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長,建立了整個子公司體系,並與明斯克汽車廠以及其他一些外國企業展開合作。和許多其他大型企業一樣,「基洛夫工廠」曾在幾年時間裡沒有任何盈利,甚至還有虧損,而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這裡的工資水平、工人的社會保障水平與聖彼得堡其他工廠的工人相比,有了實質性提高。 
  在經過了幾年下滑之後,著名的「俄羅斯農業機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羅斯大型農業機械製造的公司開始復甦。國內的飛機製造企業生產情況好轉。那個時候,俄羅斯的紡織、鞋類製造工業的危機還沒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來自亞洲和西歐進口商品的強烈衝擊。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5)   
  不能不說到一點,將自由和私有財產以及個人主動性奉為神靈的基金改革派並沒有真正去關心俄羅斯國家新型企業所需要的幫助,也沒有去關注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稅收政策。 
  中小企業主事實上處於一種缺乏保護的狀態,而這不僅僅體現在市場的自發行為面前。在許多情況下,取代國家對經濟實施干預的並非「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團和腐敗官員那只可以觸摸得到的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影響力不僅滲透到小商小販那裡,而且還擴展到整個工業和貿易、銀行和交通體系,甚至是整個俄羅斯聯邦的各地區。為免於犯罪集團的滲透,許多運營良好的私營和股份企業不得不建立起一個由前蘇聯克格勃和內務部的退役將軍和軍官領導的強大保安機構。如果企業不能建立這種安全體系,那麼它就不得不向官員和黑社會團伙支付經常性的、繁重的、並且有損尊嚴的保護費。這同樣讓我們的外國合作夥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國非常有影響的商業報紙寫道:「觀察俄羅斯沉重的經濟狀況時,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羅斯社會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敗現象。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在掠奪蘇聯資產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進程則完全被腐敗弄得扭曲了。這種狀況繼續被許多西方戰略學家所忽視。對於吸引外國的直接投資來說,犯罪和腐敗是最主要的障礙。沒有對股票持有人的權利和合同實施的有效保障,不解決關稅、納稅和辦理許可證等問題,外國投資根本不可能進入俄羅斯。西方國家必須明白,俄羅斯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走上改革的道路。她正在走的是一條通往經濟崩潰、犯罪集團掌控國家行政權力的道路。人們很難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科書裡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 
  只有在執政者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對國家、民族以及國內企業所承擔的責任的時候,才有可能解決這些和其他許多問題。 
  一批新的經濟學家走進了白宮和老廣場的辦公室,其中有一些人還是自由主義者,甚至是極端自由主義者。《專家》雜誌認為,恰恰是這批經濟學家特別推崇安德烈·伊拉裡奧諾夫的公式——即「政府所佔比例越少、越廉價(預算用語),那麼國家就越富有,經濟越自由」。 不過,諸如此類的公式完全是庸俗的教條,尊其行事會很危險。 
  在米·卡西亞諾夫政府的一份文件中這樣寫道:「政府計劃將那些沒有效益的、國家並非一定要參與的財政預算資金分配控制到最低程度。在最近5年裡,政府開支從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降到了32%~35%。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預計還可下降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 這段引語的第一句話並不會讓人們感到懷疑,不過,有一點是錯誤的,那就是將政府預算開支的規模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的比例作為需要完成的目標。對於俄羅斯這樣一個地域遼闊、氣候寒冷的國家來說,占國內生產總值36%的政府預算開支並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除了國家和政府,有哪一個人能夠承擔起像鋪設貝阿鐵路這一規模宏大的工程並開發鐵路沿線的整個地區?眾所周知,投入到此類項目上的資金只能在許多年之後才能返還給投資者,但是,目前俄羅斯還沒有一個能夠進行這種投資的私人資本家。在外貿領域,俄羅斯不能推行安·伊拉裡奧諾夫所建議的自由主義政策。他的反對者認為,推行這種自由主義政策就意味著拒絕保護國內市場。因此,在解決這些問題上,俄羅斯應當學習美國的做法,而不是日本那種非常嚴格地控制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做法。安·伊拉裡奧諾夫有很多反對者,其中不僅包括左翼政黨,而且還有右翼政黨的經濟學家。這些反對者的論據比伊拉裡奧諾夫的論據更讓人感到有說服力。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基礎不應當是論據,而是實際經驗。 
  只有在認真研究事物的實際狀況,而不是研究市場的抽像推理之後,才能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事實上,俄羅斯經濟向市場關係過渡才剛剛起步。我確信,它任何時候都不會像美國和西歐國家那樣完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遵循的只能是具有健康理念的意見,而不是極端自由主義的教條。在俄羅斯,尚沒有很多市場經濟的重要機構和經驗,而這不是靠政府或是總統的決定就能建立起來的,它需要幾十年工作經驗的積累。目前俄羅斯還不存在真正的資本市場,也沒有一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大部分能經營的土地還沒有進入市場關係範疇。 
  這個名單可以再列上幾頁。因此,只有在深化、拓展和鞏固國家調節作用的情況下,俄羅斯經濟中健康的市場關係才可能得到深化、拓展和鞏固。 
  支持現實經濟 
  經濟分為虛擬經濟與現實經濟。我歸入現實經濟的,不僅是那些為人民提供有益商品與服務的部門,在更廣的意義上,現實經濟是考慮當代世界中現實事物的經濟。 
  在90年代,俄羅斯迅速建成資本主義經濟的嘗試走入了死胡同,而這一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視了20世紀末俄羅斯社會的許多現實因素與基礎。在理智上可以控制的現實經濟中,國家與私人經濟的活動不應該使國家的財富減少,而應當使其增加;應當是積累,而不是消耗社會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但在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時,找到並實施某些最佳的辦法是非常困難的。在經濟部門中,不僅有很多虛擬的,還有很多是寄生的,比如毒品的生產和銷售。但我們不能僅僅靠懲罰手段來解決毒品交易的問題。在亞洲、拉丁美洲和巴爾幹的一些廣大地區,當地居民正是靠毒品生產謀生,雖然這些貧困國家的毒品生意毀掉了發達富裕國家的幾千萬人。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6)   
  煙草與酒精工業的危害要小一些,但同樣複雜。直接禁止這些工業生產,不僅對經濟不利,也會損害人民的健康,因為這會導致黑加工窩點擴大、走私猖獗、假貨氾濫。現在的世界也不可能杜絕生產武器,儘管無休止地生產與擴散武器,不僅可以讓生產大批現代武器的國家破產,也讓購買這些武器的國家破產。60年代在貝加爾湖畔建成的紙漿製造廠生產使國家受益的產品,但這種生產總代價太大了。 
  對於英國來說,不列顛銀行體系是已經使國家受益了兩個多世紀的現實經濟,但是在新的俄羅斯迅速產生出來的商業銀行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虛擬、甚至寄生經濟的例子。到1998年為止,俄羅斯「年輕」的基金市場對現實經濟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無論從效率還是從人道主義的(甚至可以不提巨大的「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經濟)角度上,20世紀30~80年代的蘇聯經濟都稱不上是什麼典範。在蘇聯中央集權的經濟中,對部門成績的評價主要靠總產值指標。當然,這樣的指標是總結生產活動的結果所必須的,但是將這些指標絕對化,則導致了人為地擴大總產值,創造虛擬的價值。工廠重視產量而不重視質量,生產出的都是生產率低下,本身已經老化、而且非常昂貴的設備;人們關心的是牲畜頭數與耕地面積的擴大,而不保證產量的增加、生產效率的增長;載重車司機的工作匯報不是計算利潤,而是匯報運量是多少「噸/公里」,他們將「剩餘」的汽油都倒在路旁的水溝裡;莫斯科的灑水車甚至下雨時還在工作…… 
  遺憾的是,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最大利潤指標取代總收入指標並未能增加現實經濟的效率,反而產生了新的虛擬經濟。最大利潤並非靠投資於生產領域來獲得,而是靠金融金字塔與外匯交易,將預算資金用於投機伎倆,或者是靠濫捕濫伐的不文明進出口貿易。商業銀行不向現實經濟投資,而是從中搾取大量資金,將其送入金融大亨的口袋裡。 
  在俄羅斯90年代初建立起來的「偽」市場條件下,蘇聯經濟的許多部門都垮台了,比如農業機械製造業和機床製造業。有人對我們說,用不著可惜和拯救這些收益低的行業。但這一結局中的許多事情並不是健康競爭的自然結果。俄羅斯的機械製造業沒有獲得其應有的、將生產進行現代化改造的機會。 
  俄羅斯的耕地面積廣大,對農業機械的需求量大,種類多。合理地使用效率和質量都更高的進口機械是必須的,而價格更低、並且往往又是更符合俄羅斯現實情況的國產機械也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俄羅斯機械製造業的周轉資金被沒收,農業也失去了貸款,這不僅導致了農業機械製造業的衰退,而且使國內農業整體崩潰。只有一部分國產汽車製造業避免了總的衰退,因為許多中等收入的俄羅斯人不僅想買,而且也有能力購買價格不太昂貴的汽車。 
  俄羅斯還沒有建立起在行業內或地區內資金由低效率向高效率企業流動的合理機制,但是卻出現了許多隱瞞資本、將資本轉到國外——成為某些灰色人物私有財產的其他機制。20世紀90年代,原來用於維持軍隊、軍事技術、情報偵察、安全機構的財政支出大幅度減少了。但這些節約下來的經費到哪兒去了呢?為什麼停止對亞非拉幾十個國家的慷慨援助,並沒有給新俄羅斯帶來財政開支上的寬鬆,而相反,俄羅斯的外債反而迅速增加了呢?還有,原來用於共產黨機關的開銷和意識形態工作、共青團、報刊檢查的經費都消失到何處去了? 
  巨額財富被盜走了,被毀掉了,被運到了國外,或是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俄羅斯的「原始積累」階段太令人驚詫了! 
  俄羅斯的經濟沒有徹底崩潰,這並非得益於自由派的改革與市場,而是依靠能源和其他原料的出口,出口的方向是20世紀60~70年代就確定好的。實際上,這是對以前蘇聯政策的延續。只是說,勃列日涅夫時代,石油換來的美元主要用於擴大蘇聯龐大的軍事機器;而葉利欽時代,同樣是這些美元,喂肥了為數不多的大亨、有影響的官員和一些地區的領導,由此使這些新精英們的特權擴大了幾倍。與此同時,新的地礦資源的勘探大大削減,開採領域也遠非所有的技術設施都得到了改善。 
  原料產業、冶金工業、首先是燃料能源綜合體,這些在近十年、甚至在更長的時期內,都毫無疑問仍然將是俄羅斯經濟的基礎。1998年和1999年,按產品銷售額,排名前十位的大公司有 「天然氣工業公司」、「統一動力公司」、「盧克石油公司」等六個石油公司,還有「諾裡爾斯克制鎳公司」和「伏爾加汽車製造廠」。這些公司同時也出現在市場價最高的名單之中。 
  按照利潤排名前十位的成功公司中包括「俄羅斯-薩哈金鋼石公司」與「北方鋼鐵公司」 。但是,原料行業獲得的不菲利潤,幾乎沒有投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1991~1996年,俄羅斯鋼鐵製造業在工業生產總量中占的比例從31%下降到16%,輕工業所佔比例從12%降低到2%。在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降低到原來的一半。投資總量中按照比例計算,機械製造從10%降至5%,農業從32%降低到10%,而原料行業比例從10%上升到46%。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些並不是俄羅斯經濟衰退的表現,而是健康發展的徵兆。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在《輸出原料並不可恥》一文中指出:「俄羅斯沒有必要以『盤剝原料行業』為代價,來擴大對農業和加工業的補貼或是對工業的撥款。」俄羅斯需要的不是恢復機械製造業與其他「死胎式的工業綜合體」,而是發展更強大的原料行業。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7)   
  這種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公開的殖民思想,是俄羅斯不能接受的。俄羅斯的原料是寶貴的商品,加速生產用於出口是不理智的行為,畢竟也應當為子孫後代保留一些。我們的原料行業只能為一小部分人提供工作機會與飯碗。這個行業的大部分企業位於俄羅斯的偏遠地區。1996年,原料出口占俄羅斯對外出口總量的70%,占物資生產總量的30%,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但在這些行業只有300萬人就業,也就是說只佔俄羅斯工人總數的5%。 
  俄羅斯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這是人所共知的。據專家1992年估算,國內已探明儲量、經過計算、納入平衡表的50種礦產就有30萬億美元。世界沒有任何地方再有如此豐富的木材、淡水和潔淨的空氣。俄羅斯經濟的落後與人民的貧窮是對20世紀俄羅斯所有領導人的批評,也包括對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派的批評。 
  俄羅斯的自然資源是人民的財富,不能將其私有化。這些資源是豐富的,但並非不會枯竭,因此銷售資源換得的財富,應當服務於俄羅斯整體的發展,包括工業、農業、科學與科學密集型產業、教育與文化體系。國家有義務保證這些。不過,在格列夫制定的經濟發展綱要已經公佈的那部分裡,並沒有國家監控國民經濟基礎行業、首先是燃料能源綜合體的內容。這引起尖銳的批評,也是很公正的。 
  早在1998年8月17日之前,市場就開始將俄羅斯的經濟轉向加工行業。1997~1998年,增長速度最快的企業中,排名前二十位的有兩家航空工業公司、紅色索爾莫沃造船廠、「波羅的海」啤酒廠、「費萊茵」製藥公司、莫斯科利哈喬夫汽車廠、伏爾加鋼管製造廠、巴什基爾制鎳廠,兩家輪胎廠和列寧格勒鋼鐵廠。這一健康趨勢在1999~2000年也得以保持,新加入到此排名表前幾位的有:「卡馬茲汽車廠」、「莫斯科人」汽車廠、「別爾姆」發動機廠、「頓河煙草公司」等等。 但令人擔憂的事實是,近些年來,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的,正是原來被認為是最有前途的科學密集型企業、或者說是高科技企業,其中當然也包括國防工業的一些軍工廠。 
  這個問題最近兩年引起俄羅斯報界的特別關注,同時也引起了普京總統的擔憂。普京說:「世界市場越來越指向創新領域,指向科學和技術的新經濟。在這個市場的競爭中,我們輸掉了。」 這一失敗很讓人沮喪,因為20世紀80年代,蘇聯在許多科學密集型行業中還絲毫不遜色於歐美,有些行業中生產的產品不僅符合、而且有時還高於世界標準,而價格卻便宜許多。但是,蘇聯那些行業中的大部分都與武裝力量的利益有關,因此國家調控的水平和保密程度都很高。這些行業的維持與發展以及軍轉民項目等,沒有國家的幫助都是不可能的。而國家又意外迅速地(也沒有足夠理由地)不再履行自己的責任了。 
  今天俄羅斯在科學、科學密集型行業與高技術領域的實力也是非常強大的,儘管並非在所有方面都如此。俄羅斯仍然有六十多個「科學城」,獨一無二的科學、生產、教育中心,其中許多都是犯人們以艱苦的勞動在20世紀40~50年代建成的,目的是為了生產核武器、導彈技術、宇宙研究、生物與生物輻射研究,同時也用於一些基礎科研項目。這類中心有些已經適應了市場經濟的條件,但另外一些還需要國家的幫助。 
  俄羅斯在核能和整個宇宙行業領域的實力相當強。甚至美國一些公司的衛星也用俄羅斯的運載火箭發射。美國航天飛機發生事故,七名宇航員犧牲之後,美國不得不停止在2003年飛往國際空間站的任務。這一年只有俄羅斯向國際空間站輸送了新的人員。俄羅斯在飛機製造業也佔領先地位,包括軍用飛機與民用飛機。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年來,俄羅斯的民用飛機在國際航線上沒有發生過一次空難。但在俄羅斯,正是飛機製造業陷入了困境,只有靠國家的積極幫助,才能找到理智地走出困境的辦法。 
  舉個明顯的例子。一架老的車床還能工作許多年,儘管生產率會降低一些;但已經陳舊的飛機必須停止客運飛行。為了研製現代化的新一代客機,從設計到批量生產,需要10~15年的時間。這樣的資金周轉週期不可能引起私人投資者的興趣,尤其是在一個剛剛建立市場經濟的國家裡。但負責運輸乘客的航空公司就完全不同,尤其是國際航線(甚至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也很願意投資,把「俄羅斯航空公司」的外匯收入存入他在瑞士新開設的私人銀行)。 
  但是,甚至是質量特別好的蘇聯飛機也不能無休止地服役,而90年代,國家很少向國有飛機製造商們提供幫助。結果導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危機不斷發展:小的航空公司要麼是被吊銷運營許可證,要麼是乾脆自己停業;大的航空公司則開始租用歐美生產的客機。 
  解決這一尖銳矛盾的時間還沒有被完全錯過,但只有依靠國家的幫助才能找到出路。國家也不應該甘心聽任原來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之一破產。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只講究市場規律。因為大型飛機、輪船、潛艇的製造,不可能只是依靠字面理解的市場經濟原則。 
  俄羅斯研製與生產的某些種類的激光,超過了西方同類產品。按照專家的意見,俄羅斯符合世界水平的行業有:新材料、催化化學、生物技術、應用數學與程序設計、原料開採與加工廠技術、超導體與激光技術、非傳統能源、電子、微電子等。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8)   
  上述領域的一些方案,俄羅斯今天可以獨立研製,但也可以本著互利的原則,與西方公司合作。近兩年俄羅斯報界刊登了許多文章,介紹莫斯科、杜布納、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車裡亞賓斯克等許多城市的俄羅斯學者獨特而有商業前途的研究項目。儘管20世紀90年代曾有近一百萬俄羅斯學者與工程人員移民去了其他國家,專家認為,目前俄羅斯學者與科研工作者占世界總數的12%(美國占世界總數的25%)。新西伯利亞的學者兼研究人員伊戈爾·庫茲涅佐夫說:「現實經濟部門中,與其他那些把資金投入原料加工業的、沒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們相比,能最先得到高技術的企業家們可以領先幾十年的時間。」 
  早在蘇聯時期,在各個科學實驗室裡就研製出各種不尋常的材料與生物制劑,但數量甚微,只夠從事科學研究所需。沒人想過,可以將這些發明用於商業目的。這不僅是因為此類項目大多屬於機密,而且蘇聯的科研所也沒有商業興趣。現在,這一商業興趣出現了。因為很多情況下,科研所需要自己創收,以維持科學研究的進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消息,如薩羅夫市阿爾扎馬斯16號原子能中心的工作人員們研製出加工金鋼石的獨特工藝,並計劃每年增加生產3000~4000萬美元的金剛石首飾。 
  當然,在發展與鼓勵新技術工業的所有做法上,不僅要依靠有經營頭腦的學者,同時也要依靠國家,因為國家是大多數科學含量高的生產與科研中心的所有者。國防與高技術生產領域的一些最權威的專家提醒,俄羅斯要有效地支持與推動這些行業,現在所剩的時間僅有5~6年了。其中很多事情還是靠老一輩專家們和傳統在支撐著,有些科研設備從70年代末起就從未更新過。 
  眾所周知,印度將經濟發展計劃立足於發展信息技術,而且在該領域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對俄羅斯來說,產生這一信息技術飛躍的起點條件,比起幾年前的印度應該要優越一些。假若國家與公司能夠關注許多離開俄羅斯的年輕學者們,能夠提供給他們可以接受的工資條件,他們還是願意回國工作的。甚至在國家非常困難的1946年,也因斯大林大幅度增加了對科研的投入和科學家的工資,而保證了蘇聯許多科研領域在戰後的高速發展。 
  俄羅斯的科研水平現在只遜色於美國,對俄羅斯來說,這仍舊是一個強大的資源,也是21世紀世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在對俄羅斯民族科學工業政策詳細理順與分析之後,該領域的兩名首席專家多爾戈拉普捷夫與魯班諾夫寫道:「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國與俄羅斯這兩個國家的基礎科學是全面展開的,這決定了現代社會在戰略方向上的發展速度。問題不在於缺少取得應有發展的資源,而是科學工業政策主體缺乏活力,國家政治意志薄弱,社會道德敗壞,再加上近年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歷史失敗者』心態。」 
  改變這些客觀與主觀狀況的時間還有,但是已經不多了。 
  在不破壞經濟的前提下償還債務 
  2001年春天,拖延向巴黎投資者俱樂部還債事件的發生,使外債問題成為俄羅斯社會關注的中心。困難相對來說很快地解決了,但報界就此的辯論持續了很久。 
  據專家估算,到2000年3月,俄羅斯的外債總額為1580億美元;而到2001年3月,外債總額為1490億美元;到2002年1月,外債總額變為1450億美元。此時俄羅斯的內債大概相當於250億美元。 
  對於瞭解俄羅斯國民經濟總產量、外貿額、自然資源總量的專家來說,外債的數額並不十分巨大。亞洲、拉丁美洲、東歐許多國家,人均外債負擔都比俄羅斯要沉重得多,而美國內債則有幾萬億美元之多,但這並沒有讓美國的有價證券持有者感到擔憂,他們還認為美國的有價證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 
  問題出在哪裡呢? 
  俄羅斯的債務問題中,最讓人擔心的不是數量,而是明顯的不合理性。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蘇聯和俄羅斯開始是借出,後來是借入債務,做得都太輕鬆,並沒有關心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或是別人的總計數百億美元的債務。俄羅斯沒有形成國家管理債務的清晰有效體系,而財政部長幾乎每年更換、政府也常常更迭。對於許多國務和社會活動家們來說,償還巨額債務的義務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 
  20世紀60~70年代,蘇聯向埃及、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其他亞非拉國家,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俄羅斯人可能已經不寄希望於這些國家能償還這些債務,而是要將其作為冷戰的結果而忘卻。 
  80年代初,石油價格的下跌使美國與西歐國家倍感輕鬆,但卻使蘇聯的經濟環境惡化了。蘇聯軍事工業綜合體的發展,主要來源就是石油換得的美元。改革與「新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這種對國家不利的環境中應運而生的。蘇聯對內和對外軍事、政治義務在不斷縮減,但是比財政收入減少的速度要慢。這就增加了國家領導對外部財政來源的興趣。 
  戈爾巴喬夫開始對「大膽向西方國家借債」的口號持謹慎態度。「我們如何償還這些債務呢?」他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提過這樣的問題。經濟學家尼古拉·施米廖夫回答戈爾巴喬夫說:「歷來沒有人去償還債務,大家償還的是債務每年的利息。」很難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但是在蘇聯解體前的短暫三年內,俄羅斯向西方國家借了500多億美元的外債,其中200多億美元是戈爾巴喬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借來用於國防工業的軍轉民項目,100億美元用於發展電子工業,還有50億美元預計用於向冶金、化學工業與機械製造等行業投資。但是有足夠的理由猜測,從國外得到的大部分美元並沒有投資於有前景的項目,而是作為財政的日常花銷了。而且外來的幾百億美元甚至沒能緩解俄羅斯急劇的通貨膨脹,也未能避免國內極度的商品緊缺。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9)   
  1991年11月,蘇聯的外債超過了800億美元。蘇聯國庫裡既無美元,也無黃金儲備。蘇聯外貿銀行也不再辦理個人外幣存款賬戶。銀行門口排起長隊,主要是那些曾在國外工作過的蘇聯專家,他們的美元都是在國外誠實勞動掙來的,現在要求銀行還給他們。戈爾巴喬夫屈辱地向英國首相梅傑求助:「請以您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緊急提供15億美元的財政援助,目的是償還蘇聯外債的利息。 這一請求甚至未被考慮。戈爾巴喬夫「改革」末期,很多人都覺得很意外,蘇聯居然由債權國變成了破產的國家,至少在財政方面如此。毫無疑問,財政災難是蘇聯解體的幾個重要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的領導層被自己的新處境蒙住了眼睛,他們相信自由化改革很快能夠成功。新的俄羅斯政府並沒有努力免除蘇聯的一部分外債,而是將外債重組,並宣佈繼承前蘇聯的全部財政義務。儘管經濟失敗接踵而至,可幾年之後也未能換來政治上的清醒。 
  為了擺脫債務的泥潭和延緩償還債務的日期,俄羅斯領導人又開始向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中心請求財政援助。這時,西方的援助已沒有戈爾巴喬夫時期那麼慷慨,但數額仍非常巨大。但這些新的債務也未用於什麼新的項目,而是用在財政需求、選舉活動和向軍人和公務員發放工資上。結果,在蘇聯外債加上利息已經達到1020億美元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俄羅斯的國家外債。到1998年末,各種方法計算結果顯示,俄羅斯所借的新外債有600~710億美元。如果說蘇聯時期的外債可以延期支付,有些還得以取消(如向倫敦投資者俱樂部所借的),那麼享有主權的俄羅斯所借的債務則必須如期償還。 
  1999年,俄羅斯將100億美元用於償還外債,但這一數額的大部分消耗在償還利息上。2000年,俄羅斯向債權國支付了不少於110億美元,其中只有20億美元用於債務基數的減少(而不是用於支付利息)。2001年俄羅斯用142億美元償還外債,其中50億用於外債數額的減少。 
  2002年的經濟增長,再加上世界石油市場價格保持高水平,這就使俄羅斯當年比較輕鬆地償還了160多億美元的外債。有些債務甚至是提前償還的。俄羅斯通過談判方式將一些蘇聯時期的部分外債免除了,比如蘇聯欠民主德國的60億美元外債。既然這兩個國家現在都已不復存在,俄羅斯繼承蘇聯對民主德國的外債也就顯得毫無必要了。從2000年3月到2003年3月,俄羅斯的外債總額降低到1300億美元。預計2003年需要償還外債195億美元,也就是說到達頂點。實際上,這一數字得以降低到160億美元,而且一切償還外債都從財政預算的額外收入中支付。2001~2003年,俄羅斯聯邦的財政預算出現盈餘,而國家財政的外匯儲備達到了560億美元。俄羅斯和蘇聯的外匯儲備都從未達到過這樣的水平。不過,俄羅斯的財政狀況仍然很艱難,因為據專家計算,即使是到了2008年,俄羅斯需要償還的外債還不少於150億美元。俄羅斯的經濟需要現代化,而世界經濟環境並不穩定。 
  早在1998年末,西方與俄羅斯的許多專家就聲稱,俄羅斯將不可避免地很快破產。按他們的估計,俄羅斯甚至無法支付外債的利息。這一情況沒有發生。俄羅斯的經濟與財政要比預想堅固得多,而政府與總統的政策比西方許多觀察家的預計要更加明智。俄羅斯繼續就重組蘇聯外債問題進行談判,也一直在與向俄羅斯借債的那些國家談判,爭取這些國家償還哪怕部分欠債。今天,非獨聯體國家欠俄羅斯近850億美元,獨聯體國家欠50億美元左右。非常有前景的做法,是用新企業的股份抵消債務,也就是將債務變為投資。還存在著其他許多途徑,可以節省國家的支出與資源、提高俄羅斯經濟效率。俄羅斯無論任何時候,再也不應該像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時代那樣,向西方國家伸手乞討了。 
  還是在1997年夏天,西方私人投資俄羅斯股票與國家短期債券的潮流湧向俄羅斯,當時俄羅斯的基金市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賺錢的,而丘拜斯被評為世界上最好的財政部長。美國中央情報局向美國政府與國會提交的第481號報告中談到:「葉利欽政府正在為自己挖掘一個財政大坑,西方允許俄羅斯聯邦與地方政府用吸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金來解決這一問題,最後可能給西方自己帶來很大的不良後果。流向俄羅斯聯邦的債務,讓人聯想起如鼠疫般傳遍俄羅斯的金字塔模型,最後導致幾百萬的投資者手持一文不值的俄羅斯證券,並引起金融與經濟危機,到那時就需要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墨西哥風格』的援助,也需要來自美國、歐盟與日本的擔保。克林頓政府需要採取的行動是,說服克里姆林宮採取從金融角度更為負責的政策,不應該再借更多的外債,而是放慢借債的速度,降低國家有價證券的利息,並且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寄存於第三方來償還證券債務。」 
  美國中央情報局建議克林頓在八國首腦峰會上向葉利欽施加壓力,以得到俄羅斯的特別保證,此保證的抵押物有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金鋼石和其他礦產。中央情報局建議美國國會就俄羅斯面臨的金融危機舉行專門的聽政會。這些建議不僅擺到了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桌面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也能閱讀譯自英文的報告全文。但在199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俄羅斯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0)   
  這一危機的發展並非「墨西哥風格」式的,俄羅斯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後果,但我們應當吸取這一慘痛教訓。 
  俄羅斯與其他國家進行金融合作的基本方式不應當是借債,而應該像中國那樣吸引投資。大家知道,20世紀90年代的外國投資總額不大,到1994年,每年還不到10億美元,1995~1996年,投資額增加到每年近20億美元,1997年甚至達到近50億美元,但是1998年數字又降低到25億美元。於是許多經濟學家說,「俄羅斯將被西方工商界持續遺忘幾十年」。但到了1999年,外國投資又上升至近43億美元,到2000年重新超過了50億美元。樂觀者估計,2002年西方直接投資可能增加到近100億美元,但實際數字只有60億美元左右,而俄羅斯的投資潛力超過這一數字幾倍。 
  與國外投資問題緊密相關的是令俄羅斯非常頭疼的資本流失。這裡指的並非俄羅斯的富商與富人們願意將資產存入外國的銀行而不是俄羅斯銀行(俄羅斯的銀行現在信譽如此之低,這種現象也是自然的。甚至俄羅斯中央銀行也將自己的大部分外匯儲備存入西方銀行,或將其投資於更可靠的西方國家證券中)。畢竟這些錢仍然是俄羅斯的,也可以用於俄羅斯的國家需要。談到俄羅斯的資本外流,首先指的是,俄羅斯商人、高官與犯罪行業大亨們的大額非法收入。他們害怕將自己的資產留在俄羅斯。這些基本上是搶來的、或是在俄羅斯經濟的混亂中「混水摸魚」弄來的財富都從俄羅斯永遠流失掉了。 
  流入西方的資本,其來源的那些商業形式,大部分在其他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俄羅斯,主要是由於高額的稅收與立法的漏洞,這些行業採取了半合法或是「影子」經濟的形式。甚至最發達的國家也無法完全擺脫各種形式的「影子」經濟。專家認為,在英國和日本,「影子」經濟的份額占11%~1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時,「影子」經濟的周轉資金占20%~23%;而在希臘和意大利,比例甚至超過25%。但是在俄羅斯,許多專家評價,「影子」經濟占國內總產值的比例為30%~40%。俄羅斯自2001年開始實施新的稅收法,應當使俄羅斯經濟的很大部分由「影子」經濟變為合法。那麼從俄羅斯流出的資金還有可能重新回來。 
  據各種估計,1992~1998年,從俄羅斯失控流出的外匯為150~250億美元。最常見的路線是瑞士、塞浦路斯、盧森堡、摩納哥和加那利群島。錢款通過商業銀行,或者是以現金的形式流出。西方報界舉例說,對於當地商人來說無比驚訝的是,俄羅斯商人在購買不動產時,從100萬到1500萬的巨額都用現金支付!半合法、非法攜帶外幣出境的形式也多種多樣。 
  1998~1999年冬天和1999年上半年,俄羅斯流出的外匯得以減少,辦法之一是,讓外貿商將其外匯收入的75%賣給國家。按照一系列專家的意見,1999~2000年,外匯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專家不同意這種說法。有些專家說,有徵兆表明,俄羅斯境外資本有一部分回到國內,投向了利潤最大的行業。是否可以加速這一過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議,對俄羅斯1991年之後的所有資金宣佈「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對派的觀點更有說服力。大額的資本,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往往已運到國外的,畢竟來源不盡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處理態度。而且,只有國家杜馬才有權宣佈大赦,而杜馬未必會對「所有人」都實行大赦。通過更加愛護現實經濟的立法、減少稅收的種類與數額、國家的總體穩定與經濟增長、堅挺的國家貨幣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從俄羅斯流出的幾十億、幾百億美元的資金吸引回來。 
  當然無法保證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國際刑警的方法與手段。各個國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為「髒錢」洗錢的銀行也越來越少。近些年來,西方國家通過了許多新的法律、法規,使主要來自毒品業的髒款「洗錢」變得更困難。西方也沒有人能夠長時間地忍耐俄羅斯私人商業銀行由於1998年金融危機而形成的債務。當資金達到幾千萬和幾億美元的數額時,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辦法可以瞭解到俄羅斯官員們企圖隱藏在境外銀行的非法賬戶信息。1999年,國際刑警建立了不少關於俄羅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現金購買昂貴的不動產等。西方有些國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羅斯請求的情況下獨立行動,比如調查在俄羅斯政界與商界遠非無足重輕的人物巴維爾·博羅金。 
  早在1992年,以蓋達爾為首的俄羅斯政府就宣佈,要找到並挽回神話般的「蘇聯共產黨經費」。蓋達爾與「克羅爾」偵探公司簽訂合同,這是世界上當時被認為是承擔類似業務最好的偵探公司。俄羅斯政府付給「克羅爾」公司2000萬美元的報酬,但經濟偵探的所有努力都毫無結果。該公司領導說,這是他們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敗。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資者仍然求助於「克羅爾」公司,想調查清楚拖欠他們債務的俄羅斯富商們的財產數量與秘密賬戶。 
  這個例子證明,挽回從俄羅斯非法運出國境的資金與建立貸款和還貸的文明體系,是俄羅斯與西方的共同任務。2001年,俄羅斯成立的經濟監控與金融偵察機構也肩負著同樣的使命。眾所周知,建立此機構的倡議得到了普京的積極支持。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1)   
  鼓勵地方的主動權 
  1998~1999年,在俄羅斯聯邦的政府危機接踵而至的時候,葉利欽有時也因病幾個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宮辦公。與中央政權機構相比,地方政權機構顯示出更大的穩定性。大多數地方領導的責任感與獨立性,緩解了經濟危機和其他失誤的後果。但在這個時候,有時是自發形成的俄羅斯聯邦政權體制也暴露出嚴重缺點。合理的自治往往發展成各自為政,重視地方特色演變成地方主義。分離主義與民族主義對俄羅斯的統一構成了嚴重威脅。一些地區的經濟困難也越來越嚴重。 
  俄羅斯聯邦機構遠不是非常完美,因為這是近百年來在各種原則與動機的基礎上形成的。20世紀初的俄羅斯帝國有78個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現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省的行政區劃在蘇聯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後被改造為州、邊疆區與自治共和國。30年代中期,為了便於接受中央的統一管理,最大的州和邊疆區被拆分成為小的州和邊疆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1940年建立了52個聯邦主體。1975年,同樣的國土上已經有86個區域單位。 
  如果說俄國那些省在劃分時沒有什麼民族特徵,那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考慮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慮經濟因素,在州與各加盟共和國的劃分中,完全忽視了蘇聯經濟的發展因素,大企業由中央統一管理,而各個州只負責管理地方工業。 
  俄羅斯聯邦共包括89個主體,其中有49個州,6個邊疆區,21個共和國,10個民族區,1個自治州與2個直轄市。聯邦的各個主體不僅能力不同,權力也不同。考慮到對地方領導的支持,葉利欽並沒有阻止許多權力流入州長與共和國總統手中,甚至地方通過與聯邦立法相違背的法規時也未被加以阻止。 
  這是一個需要逐漸理順的矛盾過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後,先從聯邦改革與建立七個聯邦區開始、並改變了俄羅斯聯邦的地位與組成,也就並非偶然了。20世紀90年代,地方政權對經濟的影響增加,其正面因素也不少。許多失去了中央幫助的企業很高興得到地方政權的支持,地方政權也願意在所轄範圍內,讓所有的工業與其他行業的企業正常運轉。隨著區域自主權的增長,其文化潛力也有所增加。地方選舉成為俄羅斯民主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層面上,在管理土地產權、私有化、改革城市住房管理體系方面也進行了重要的試驗。 
  俄羅斯的每個地區幾乎都積累了對全國來說值得學習與運用的經驗,許多地方領導因此在俄羅斯國內享有很高知名度。但在有些地區的經濟創舉與政治實踐中也有不少不合理的做法。許多地區的貪污與犯罪現象非常嚴重;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活水平的差距還很大;俄羅斯有很多地區人口很少,經濟蕭條落後,沒有中央的大幅度補貼,他們就無法生存。 
  正因如此,可能會考慮加大聯邦主體規模的建議。甚至有些實力很強的州也提出了合併的建議。比如克麥羅沃州州長阿曼·圖列耶夫建議,將產煤區庫茲巴斯與糧食產地阿爾泰邊疆區合併,再加上石油開採基地秋明州。據一些專家的意見,聯邦主體的最佳數量是30~35個。但這是一件長期的任務。 
  鞏固與發展獨聯體成員國一體化 
  世界所有地區的一體化趨勢都在加深。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後蘇聯空間,占主導的是分離傾向。這未能給生活在這裡的任何民族帶來益處。政治家的失誤與自負導致了幾億人口生活水平下降,所有新的國家都成為受害者,儘管程度有所不同。在仍然沒有徹底平息的軍事衝突中,有幾十萬人喪生,幾百萬前蘇聯公民成為難民。 
  根本無需證明,俄羅斯不可能對獨聯體國家的狀況漠不關心,而整個前蘇聯空間仍然是俄羅斯國家利益最重要的地區。俄羅斯聯邦對所有獨聯體國家來說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心,這些國家若是不與俄羅斯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想得到正常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是國家間的地理位置,國家大小,經濟、文化與科學聯繫,統一的交通體系,還有從蘇聯繼承下來的統一的基礎設施所決定的。還有共同的歷史,無論其中有些篇章是多麼沉重。 
  20世紀90年代中期,烏克蘭與格魯吉亞加強尋求和北約與西歐國家的新型關係。阿塞拜疆與土耳其、哈薩克斯坦與中國都努力發展政治與經濟聯繫。但這些努力並未取得獨聯體國家政治精英所預期的成果。我們可以再次確信,無論在今天,還是更遠的將來,沒有俄羅斯的參與,獨聯體國家經濟與文化很難發展,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乾脆就是不可能的。獨聯體國家以前建立的大企業、療養地、農業部門、高校與科研機構是為了整個蘇聯的需求而設立的。摩爾多瓦、外高加索與中亞的主要資源,成功地補充了俄羅斯的資源,但對於西歐國家、伊朗、土耳其來說,並不具什麼特別重大的意義。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各國的過境運輸,無論對於俄羅斯,還是對這些國家本身都有重要意義。 
  獨聯體國家一體化的進程至今很緩慢,這類事情可能也並不需要操之過急,它需要的是一體化關係的可信與鞏固程度。近幾年來,相比之下,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間的關係進展較快,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間的一體化進程要緩慢一些,進展更緩慢的是俄羅斯與外高加索各國,俄羅斯與沒有加入獨聯體的波羅的海各國之間的一體化進程最弱。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2)   
  但是,關於獨聯體毀滅與崩潰的說法與預言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在許多方向上,獨聯體內部得到鞏固的不僅是經濟空間,而且還有國防空間。在獨聯體領土上,現實存在著統一的信息空間。俄語仍然是獨聯體各國之間交往的工作語言,因此,獨聯體國家各企業間的商務信件仍然是用俄語寫成的。如果不用俄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的企業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的企業之間,還能通過何種語言進行交流呢? 
  眾所周知,2000年秋在阿斯塔納簽署了歐亞經濟共同體成立宣言,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與塔吉克斯坦。宣言表示,在此聯盟範圍內,各國公民可以自由流動,到對方國家高校接受教育等。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沒有參加這個新的一體化組織,不過,來自這些國家的公民正是佔在俄羅斯臨時工作的「外籍工人」的大多數。如果沒有在俄羅斯工作的100萬格魯吉亞公民與100多萬阿塞拜疆公民的幫助,這些小國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難了。 
  我們看到,自下而上存在著一種自發的一體化,而以條約和協議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普京無論是在擔任俄羅斯總理期間,還是擔任俄羅斯總統期間,為了鞏固獨聯體國家間的合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訪問過了除格魯吉亞以外的所有獨聯體國家,有些國家去了還不止一次。2000~2001年,弗拉基米爾·普京與列昂尼德·庫奇馬、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會晤了20次左右。 
  獨立國家聯合體,這種國際上新的國家間關係模式,可以成為其他國家間組織的良好合作夥伴。十年前,獨聯體的成立減緩了蘇聯意外而迅速解體帶來的衝擊,減少了損失。有很多理由可以預測,這個聯合體的未來是光明的。 
  發展與世界所有國家的合作 
  全球化與國際勞動分工問題是些特殊問題,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幾十年來,蘇聯是在封閉隔絕中發展,嘗試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蘇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並非依靠經濟動機,而是按照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動機進行。20世紀30~40年代主要是「圍城」式的政治與經濟,50~70年代則是「冷戰」式的政治與經濟。俄羅斯的國民經濟以及後來經互會國家的經濟,都建立在動員項目的基礎上,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軍事工業綜合體各部門的利益。 
  但今天,俄羅斯聯邦坦率與真誠地聲明,俄羅斯不把世界上的任何國家視為自己的敵人。冷戰已經結束,總的來說,冷戰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因為所有曾參加冷戰的國家,都可以從其結束中得到益處,即和平的生活。不過,要想從封閉型的軍事防衛經濟轉化到國際勞動分工與現代市場經濟中,這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有時還伴隨著痛苦,而且這一過程至今還沒有完全結束。 
  當然,各種政治與地緣政治因素和動機,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作用於俄羅斯經濟,只不過這些因素已經不起主要作用了。對於俄羅斯領導人來說,排在首位的不是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而是與俄羅斯人民的安全、幸福相關的利益,這也經常被稱為國家利益。 
  從國家利益出發,俄羅斯應該恢復與東歐和中歐所有鄰國間的合理合作。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家各種聯繫的中斷對雙方都不利。不容忽視的是俄羅斯與土耳其、塞浦路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間自發形成的經濟合作形式,這些形式都基於大規模的旅遊與規模大小不等的貿易。俄羅斯的普通公民踏出了這些方便的小路,並且也可以將它們變為很好的大路。這也涉及到與中國之間各種形式的小規模批發貿易。 
  西歐國家和日本首先需要的是俄羅斯儲量豐富的燃料與能源資源。俄羅斯向這些國家的能源出口近年來大幅度增加,並且在持續增長之中。俄羅斯的鋼材、軋材及其他半成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國。但總的來說,擴大俄羅斯與北美洲和南美洲國家間經濟合作的潛力還不是很大,這裡起作用的,不僅是那句名諺:「海外的牛犢雖然便宜,但是運費太貴」,還有美國的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直到2001年末,美國才考慮取消20世紀70年代通過的、抑制蘇美貿易的歧視性法規。這些法規也曾針對新的俄羅斯。 
  俄羅斯在近10~15年將主要向西方發達工業國家輸出石油、天然氣、化學產品、鋼材以及其他種類的原料。但對於包括伊朗在內的中東國家、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國家、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和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國家來說,俄羅斯可以以一個工業強國,科學、文化與教育中心的身份出現。專家們不無根據地認為,僅靠向世界上的這些國家銷售高技術產品,到2010年,俄羅斯就可以獲取不少於1000億美元的外貿收入。但另外一些專家說(其觀點也是不無根據的),沒有國家的支持,到2010年,俄羅斯可能已經不掌握新技術了。 
  俄羅斯的氣候條件惡劣,所以這裡的生產耗費要比世界上許多氣候溫和的國家高。因此,在工農業生產的許多部門,俄羅斯無法與歐洲和中國競爭,所以在這方面,生產的產品應該只供給國內需求就夠了。但是,在大規模的生產和各個重工業部門,俄羅斯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俄羅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也應該被利用起來,服務於俄羅斯的經濟利益:北方的海上航線無愧於「偉大航線」的稱號,應該將其提高到新的科學與技術水平上來;跨西伯利亞運輸幹線作為過境貨運輸線利用得很不充分;俄羅斯領空、領海的經濟資源利用得也不好;俄羅斯的交通線是連接西歐國家與太平洋地區最便捷的通道,俄羅斯是世界上惟一在三大洋都有出海口的國家。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23)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需要俄羅斯」, 1998年蓋達爾和丘拜斯圈子裡的某個部長曾經這樣說。同一年,法國政府中的一位部長曾說:「沒有俄羅斯的歐洲是個殘疾人。」以色列一位富有的農場主在莫斯科郊區租用了1700公頃的耕地,建立了興盛的乳品農場。別人問他動機何在時,他回答道:「在哪裡我還能經營如此大規模的農場呢?!」洛克菲勒獲知俄羅斯中部的「金環旅遊線」潛力之後非常驚訝,這位美國大亨說:「我是個富翁,但如果我能在你們國家工作,我用3年時間就可以讓自己的財富翻一番。」而與此同時,在聖彼得堡,這座彼得大帝與十月革命之城,搬運工人正在從美國輪船上卸下幾千噸的人道主義援助…… 
  俄羅斯著名學者、數學家、環境學家與政治家尼基塔·莫伊謝耶夫院士2000年初逝世。他是許多經濟方案,包括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各種計劃的創意者。可是,在葉利欽與切爾諾梅爾金時代,這些計劃都被排斥或是不被考慮。在最後的一批成果中,在 「瀕死狀態」這一形象標題的文章裡,尼基塔·莫伊謝耶夫寫道:「俄羅斯現在幾乎沒有從拉丁美洲的買辦發展道路過渡到類似於日本的獨立發展道路的機會。」 
  這位學者寫道:「我今天無法成為樂觀主義者。是的,我們還有機會,但我已經不相信能把這些機會利用好。我的悲觀情緒有很多依據,因為想利用好我們的機會,國家的領導層要有足夠的智慧水平,還要拋開政客作風與個人私利,抱著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真誠願望;克里姆林宮的領導們要善於審時度勢,把握好俄羅斯的潛在能力,使全國對克里姆林宮有著高度的信任;還需要有相應綱領、並在廣大人民中享有威信的政黨。很難想像,這一切會在近期內出現。正因此,我國發展的樂觀道路是不太現實的。」 
  這些觀點發表後不久,俄羅斯的狀況發生了改變,而且是根本性的改變。克里姆林宮出現了能夠審時度勢、把握俄羅斯潛力的領導;他們擁有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真誠願望;克里姆林宮出現了領導人,他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國內發生了轉變,從玩弄權術走向了有意識的、循序漸進的國家政策。雖然在廣大人民中享有威信與支持的政黨與綱領還沒有出現,但這一課題已經被意識到並開始成功地著手解決。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   
  2001年之秋--俄羅斯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 
  世界政治中的「地殼變遷」 
  俄羅斯和美國關係發生實質性變化,是在2001年這一年的時間裡。1~4月份還相當冷淡的俄美關係在當年夏天出現一些升溫;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兩國關係不僅得到改善,而且幾乎達到夥伴的程度。在美國最困難的日子裡,當美國社會承受著殘酷無情和不知所措的複雜感覺時,是俄羅斯第一個向美國伸出支持與援助之手,沒有這些支持、援助,美國和整個西方國家是不可能對國際恐怖勢力給予迅速而且有效的打擊的,也不可能成功地戰勝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新危機。 
  當然,俄羅斯也有它的政治戰略、戰術考慮,但俄羅斯所關心的不僅是它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且也是整個文明世界的利益。當有人問起俄羅斯提供支持的價格時,普京認為在此問題上討價還價不合時宜:「災難已經來臨,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幫助。」 俄羅斯的同情是誠心誠意的,遺憾的是,卻不是俄羅斯國內和西方所有人都能理解,並能給俄羅斯領袖的高尚行為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2001年秋冬季節,世界形勢以及俄羅斯和西方關係變化幅度之大,使某些政治評論家把這種變化稱作世界政治中的「地殼變遷」。俄美之間的新型關係沒有通過什麼協議加以鞏固,它在當年12月就遇到了嚴峻考驗。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仔細研究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在2001年的關係變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俄羅斯與美國, 2001年寒冷的春天 
  2001年1月,美國新政府上台。人們預料到,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在此之後會發生明顯變化,但絕不是往好的方向發展。在總統競選高潮的時候,小布什對比爾·克林頓總統和阿爾伯特·戈爾副總統的對俄政策做了非常嚴厲的批評。按照布什和他顧問班子的看法,布什和戈爾是想把俄羅斯轉變成朋友,如果成不了朋友,至少應是一個馴服的小夥伴,但他們的企圖最終徹底破滅了。布什等人得出這種結論的根據,不僅是由於葉利欽的不可預測和變化無常,而且也是葉利欽周圍的腐敗以及俄羅斯政府總理和副總理的頻繁更換。 
  北約針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明顯加劇了俄羅斯社會的反美情緒,同時也加劇了美國精英中的反俄情緒。俄羅斯處在雙重壓力之下:來自西方的北約軍事力量和來自南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以及這種極端勢力的軍事組成部分——國際恐怖主義。但這些威脅卻成了促成普京上台的主要因素。 
  在布什周圍,認為俄羅斯還要繼續衰敗的觀點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俄羅斯並不算小的核潛力以及它針對中國、伊朗、敘利亞、朝鮮、伊拉克、古巴所奉行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又讓美國感到擔心。據推斷,只有布什才有能力終止俄美之間的各種遊戲,他不會向俄羅斯做出任何讓步——不管是反導問題,還是北約擴大問題。 
  在布什最初就對外政策所作的聲明中,關於俄羅斯的詞句很少。布什說:「我們的對俄政策將在原則上有別於前一段時間。我們自己不會,也不鼓勵別人把錢投給這種體制,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把錢用在什麼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錢不是用在發展市場和經濟上。在俄羅斯進行經濟和法律改革之前,在俄官僚體系反腐敗沒有明顯結果以前,我們不打算改造俄羅斯了。」 這話傳到克里姆林宮,接受起來非常痛苦。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向美國總統和國會上院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題為《2001年的世界威脅》,這份報告包含很多對俄羅斯的指責。按照對美利益威脅的等級劃分,中東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擁有核潛力的俄羅斯。特尼特最不滿意的是俄羅斯增加國防預算,他用限制民主和言論自由的視角來看待俄羅斯當局與寡頭的鬥爭。在喬治·特尼特看來,國際恐怖的危險遠遠小於俄羅斯與中國、印度、伊朗和伊拉克的合作。 
  2001年2月,曾經有人企圖取消美國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內的單獨對俄機構。美國當局的某些高層人士解釋說:「對我們來說,俄羅斯今後不過是個二級優先方向,沒有必要賦予俄羅斯什麼特別的意義。美國要和俄羅斯一對一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少了。如果美國覺得俄羅斯提出的倡議還算理智,那就會準備研究研究這些倡議,但美國不會主動向俄羅斯提出建議。」類似這樣的聲明和言論不止一個。美國國會還通過了兩個對俄羅斯非常不友好的決議:一是涉及俄羅斯的車臣政策,二是俄羅斯對古巴的政策。 
  2001年3月,美國突然宣佈要驅逐50名俄羅斯外交官。莫斯科馬上發表聲明,聲稱俄羅斯在此情況下也要驅逐50名美國外交官。「間諜醜聞」就好像新的冷戰開始。在此之後不久,俄美雙方相互驅逐了4個使館工作人員,媒體對該事件的追蹤、評論持續了很久。布什總統4月1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尊重俄羅斯。如果俄羅斯人能夠等待下去,他們自己會體會到這一點的。但我們不希望看到,簽訂反導條約的1972年成為我們相互關係的計時點,就讓2001年成為俄美關係的計時點吧!」 對俄羅斯來說,布什這種觀點是不可接受的,因為1972年是蘇聯和美國關係緩和的開始,在接下來的25年裡,兩國簽署了30多份重要協議,其中很多協議都和反導條約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2)   
  布什的國家安全問題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精通俄語,她的言論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混合物。她一方面說要尊重俄羅斯的文化,另一方面卻堅信美國在經濟、智力和精神上的優勢。賴斯在一次記者採訪中說:「誰也沒想把俄羅斯擠到邊緣。如果有誰認為,虛弱的俄羅斯對美國有好處,他可就犯了錯誤。但是,強大的俄羅斯暫時只是幻想……俄羅斯把普希金、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馬列維奇、拉赫曼尼諾夫和肖斯塔科維奇獻給了世界。有那麼一天,新俄羅斯天才會重新讓我們大吃一驚的。美國將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對俄羅斯也如此。我們可以盡量讓俄羅斯相信,我們歡迎俄羅斯存在於世界重要國家的行列中,儘管這是有條件的。俄羅斯自己的行為舉止也必須得當。我們可以給他們指出一條道路,告訴他們如何才能到達終點。但這需要的不是敵意,而是頑強的、創造性的外交。」 
  在美國新政府中,不太瞭解俄羅斯文化和歷史的那些人,對俄羅斯的藐視程度就更深了。布什的一個顧問大喊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冷戰?一方是一個自信強大的美國,它所依靠的是歷史上最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是孤獨虛弱的俄羅斯,社會精英已經迷失方向,它的經濟一年前才停止持續10年的下降。」 
  2001年4月底,喬治·布什在他就任總統100天的時候發表講話,但在講話中,即使在國際政治這部分也隻字未提俄羅斯。布什列舉了三組國際問題:中東問題、對華和台灣關係、北約問題。布什在解釋反導計劃時強調,美國應該把自己的立場明確告知歐洲盟友,但閉口不提莫斯科對此計劃的反對態度。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當年4月進行的國情咨文中,既沒有說反導問題,也沒有提到美國。在當年7月熱那亞「八國峰會」之前,俄美兩國總統沒有安排任何會晤的計劃。 
  歷史學家指出,幾乎所有美國總統在入主白宮第一年,都很少過問對外政策問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國內問題上,但反導問題卻不僅僅是美國的國內問題。美國政治家們決定不理睬中國的反對聲音,也很藐視俄羅斯的反對態度,儘管俄羅斯聲稱,如果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俄羅斯將要廢除所有限制核武器的條約,並將軍費開支增加一倍。但是,美國不能藐視歐洲盟友的態度,歐洲盟友無法接受美國只關心自身安全的自私想法。與此同時,歐洲的政治家和專家們也不太相信美國超級反導系統的有效性。 
  法國《快報》刊登了一篇諷刺意味很濃的文章:「布什在五角大樓主帥拉姆斯菲爾德的支持下,打算在美國的天空部署一個雷達、探測器、反導導彈、衛星殺手相互連結的防護網絡,這個方案造價 600億美元。按照布什的觀點,克林頓在任時對反導問題過於謹慎。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還可以對它進行研究。但今天這個計劃卻已經破壞了世界上的戰略平衡。從裡根時代開始,『星球大戰』所賦予的作用就是共和黨的一個神話。所有這些都表明,在布什奉行的實用主義和他在反導問題上的『唯意志』做法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對比。美國國會先前推動反導問題,華盛頓的權勢集團熱烈鼓掌。比爾·克林頓時代不太受寵的軍人們看到了重新從國家手裡獲得武器訂購資金的希望,武器生產企業歡呼雀躍。與此同時,美國的決策者周圍也掀起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著名的智囊團不僅批評這個計劃的高額成本,而且還指出它的技術風險,因為反導的技術可靠性遠遠沒有得到完全證實,上一年進行的兩次試驗都已失敗,接下來的試驗又不止一次被推遲。」 
  讓美國戰略家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俄羅斯就反導問題得出的結論贏得了歐洲國家越來越多的理解。 
  俄美總統在盧布爾雅那和熱那亞舉行會晤 
  就反導這一重要問題,布什和他的班子不與北約盟友協商是不能做出最後決定的。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康多莉扎·賴斯都堅持要與北約盟友就此問題進行磋商。2001年5月,布什做出訪問歐洲的決定,但訪問的準備工作表明,布什在歐洲的幾個重要國家將不會受到熱情款待,只有波蘭懷著激情期待著布什的來訪。鑒於此,美國開始考慮,應該對這次活動進行適當調整。 
  也是這年5月,布什在美國軍事學院接見學員並發表講話之前,給普京打了一個電話。他們的談話雖然很短,但畢竟是對話的開始。普京建議討論內容更廣泛的,不僅鞏固美國安全、而且可以鞏固整個世界安全的「限制進攻性武器——反導彈防禦」計劃。俄美雙方最後敲定,在布什訪問北約國家之前與普京舉行會晤。 
  6月23日,在斯洛文尼亞風景如畫的盧布爾雅那,布什與普京舉行會晤。會談持續了幾個小時。 
  儘管普京在會晤中提起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但布什盡量將整個會談題目控制在反導問題和伊朗、利比亞和伊拉克對美國的威脅上。布什事後證實,他在會談開始的時候對普京說:「請您看著我!如果您覺得我竭力想把自己擺在你的上方,企圖削弱俄羅斯,那我們就沒什麼好談的了。我們可以就一些細節問題進行外交談判。您應該明確,我對您是不是有敵意,是想降低俄羅斯的地位,還是想找個可以與其生活在一個世界上、而且可以進行交易的朋友和盟友。如果您的看法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就進行一段有趣但很簡短的談話,然後我們出去會見記者,要做出『我們之間進行了一次很好的談話』的樣子。」布什認為,他自己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3)   
  普京也向布什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像不像一個「對美國很惡毒,不想和美國交易,不想與美國友好的人」。布什認為普京這個提議很好。布什當天在回答他的「談話者是個什麼樣的人」時說道:「我看了這個人的眼睛,我能夠感受到他的心。我明白了,他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我已向他發出秋季到我的得克薩斯私人農場做客的邀請。」布什這些話引起美國媒體的很多諷刺性議論,美國媒體此前對普京沒有什麼好印象。 
  布什和普京在盧布爾雅那的會晤不是談判,這是兩個年輕總統之間的一次談話,他們都闡述了各自的觀點。布什還說:「我們都很年輕,為什麼要讓過去束縛呢?這不是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之間的談判。我們為什麼不能考慮一下,賦予布什—普京會晤一個新的內容呢!從長遠說來,我們的問題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您是歐洲人,是一國總統,您在北約沒有敵人,北約對您有好處、沒有壞處,北約不會給俄羅斯增添任何問題。」 
  當然,普京總統不能同意這個觀點,他在會談結束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談到了北約和反導給俄羅斯帶來的問題。但普京準備在「盧布爾雅那氣氛」下與美國討論這些問題。總的來說,普京對盧布爾雅那會晤很滿意。他在7月份會見意大利記者時說,對他個人來說,非常重要的是,結識了布什並與他舉行了會晤,聽到了對方所陳述的論據。「你們明白嗎?當兩個擁有巨大核武器國家的領袖之間建立信任關係的時候,應該對談話者以及談話者的語氣都有所感覺。」 
  在熱內亞峰會之前,普京幾次在接受記者採訪中談到反導問題。他非常明智地指出,所謂的無賴國家在30~40年內都造不出洲際導彈,製造這種導彈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經濟,擁有這種經濟水平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國家。普京確信,美國研製的反導系統沒有多大有效性。是的,這一系統也許能夠對抗1個,或者10個、20個導彈,但如果上百個導彈在幾千個虛假彈頭的掩護下,以6~7公里/秒的速度進攻美國,美國的反導系統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導彈和反導導彈以相對對方15公里/秒的速度運動,在此情況下,誰能決定最終結果呢! 
  對俄羅斯來說,美國的反導系統並非不可越過的障礙。從俄羅斯的安全角度看,美國退出反導條約改變不了什麼,但與反導條約緊密相連的其他條約一旦全部崩潰,將會破壞世界的穩定。更何況,美國的反導系統主要是導彈。要知道,完全可以研製出將核武器運抵敵對國的其他方式。 
  熱那亞峰會在2001年7月20日開始。會議日程包括很多問題,從世界的貧窮問題到克隆人問題。八國首腦通過了有關中東問題的聯合聲明,但在保護大氣層的《京都議定書》上的分歧沒有得到解決。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通過了這個文件。布什宣稱美國支持與全球變暖鬥爭的共同事業,但他表示美國不能接受《京都議定書》中的一些指標。就連美國的盟友都覺得,美國的解釋是沒有說服力的。「八國峰會」的全體會議上沒有討論反導問題,但這個問題卻成了7月22日俄美元首會晤的關注焦點。「八國峰會」的所有參加國都非常關注俄美領導人此次會晤的結果。 
  就反導問題,普京沒有從以前的立場上退讓,但他用更靈活的詞句把俄羅斯的建議表達了出來。普京說,在不破壞國際協議整個基礎的前提下,可以對1972年簽署的條約進行修改。如果美國同意俄羅斯的看法,俄羅斯將不反對美國進行一些單獨的反導系統試驗。俄羅斯掌握的資料表明,所有這些試驗都以失敗告終。布什認真聽取了普京的看法和建議,但他還是重複以前說過的那些話:1972年簽署的反導條約阻礙美國部署反導系統,妨礙美國應對新的威脅,所以美國仍然保留退出反導條約的願望。但布什在這兒也說了這樣的話:俄羅斯不再是美國的敵人,世界安全的威脅不再來自俄羅斯,美國需要和俄羅斯一起構築世界安全新格局。未來可以考慮俄羅斯加入北約問題。 
  「八國峰會」之前,曾有消息說一號恐怖分子本·拉登要對峰會現場實施空中打擊。儘管有些專家認為這是虛張聲勢的把戲,但意大利政府還是本著非常嚴肅的態度對待這個說法,對「八國峰會」的舉行地點做了更改,熱那亞的領空對外關閉,意大利空軍殲擊機晝夜在空中巡邏。最讓會議主辦國感到麻煩的是幾千名反全球化組織成員,其中多數都是年輕人。他們在熱那亞的街頭廣場舉行示威,還與當地警察發生了衝突。來自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組織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活躍。 
  與一年前的沖繩峰會相比,熱那亞峰會的總體氣氛要熱烈許多,在布什與普京的會晤中尤其明顯,會晤時間長達幾個小時。意大利《共和國報》文章說:「政治家的會晤都很成功,每一方都獲得了對己有利的某種結果,儘管這種結果可能是暫時的。喬治·布什與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會晤是在罕見的一致和節日般的氣氛中結束的,這讓歐洲領導人和世界媒體感到震驚。的確,布什想得到進行反導系統初級試驗的自由,他從俄羅斯那裡得到了。這是一個意外收穫。別的不說,它讓希拉克、施羅德等一貫反對美國部署國家反導系統的歐洲政治家心煩意亂,他們長期所堅持的反對立場曾讓華盛頓的鷹派感到難以忍受的氣憤。至於普京,他所得到的是,他本人和俄羅斯人最需要的來自外界的尊重和其自身的重要價值。讓普京以平等的身份參加系列磋商,布什就好像以此向外界表明:俄羅斯經過20世紀90年代整個10年的衰敗以後,最終重新成了美國要對話的國家之一,俄羅斯轉變為美國應該與其保持特殊關係的國家,美國將對俄羅斯更加關注,甚至超過它的歐洲盟友。」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4)   
  但是,普京和布什熱那亞會晤的積極成果並不證明,俄美關係發生了激烈的大轉彎。所改變的只是相互關係的氣氛、風格、水平和規模,但不是關係的本質。 
  普京沒有對美國進行反導系統的初級試驗表示堅決徹底的反對,但他從熱那亞返回莫斯科後,就要求國防部加快準備15年來最大規模的戰略轟炸和導彈力量軍事演習。洲際導彈的打擊方向和戰略轟炸機的飛行線路,是按照「假想敵」的方位來確定的,它不在俄羅斯的南面,也不在東南,而是在俄羅斯的西北和東北方向。按照所有大國的通行做法,演習區域核導彈的飛行區事先都已經確定。五角大樓和北約總部早已做好密切關注、跟蹤俄羅斯軍事演習的準備。 
  9月11日早晨,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注視著俄羅斯戰略力量最大規模的演習。布什這一天到了佛羅里達州,去會見當地一所學校的學生(總統選舉結果表明,布什在這個周的支持率很高)。 
  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意外而且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改變了世界局勢和所有領導人的計劃。 
  隱蔽敵人對美發動戰爭 
  無論從事件規模和策劃程度,還是罪惡計劃的成功實施以及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來看,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事件都是史無前例的。這個意外而殘酷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效應是不同尋常的強烈,它既展示了製造恐怖事件的新方法,也展示了大眾傳媒的新作用——來自美國的破壞畫面被大眾傳媒及時傳送到整個世界。 
  恐怖分子不像在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爆炸房屋那樣選擇夜晚作案,而是選擇大白天發動恐怖行動。幾十億人通過電視機的熒屏當時就看見紐約兩座摩天大樓倒塌和五角大樓的廢墟,這些畫面後來不止一次被重複播放。但是,倒塌的不僅是這些建築,還有精心建立的國際政治與安全結構。4組自殺式爆炸團伙,其中還包括幾個受過專門訓練的飛行員——殺手,恐怖行動的複雜性讓人感到非常意外。作為致命的武器,恐怖分子使用的不是炸彈和地雷,也不是成口袋的黑素金炸藥,而是美國民用航空飛機。相對火車和長途汽車來說,美國人更願意坐飛機。 
  在此之前,發動這種攻擊行動還被認為是不現實的。現在,美國、歐洲國家以及所有文明國家,都不得不考慮新威脅的現實可能性,不得不去解決很多前提條件並不明朗的問題。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將「九一一」事件和切爾諾貝利做了比較。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以後,世界開始用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開始了另外一種生活。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一起技術性災難,但它是玩忽職守所致,並非有人蓄謀破壞。我們拒絕了「和平原子」這個概念,但沒有拒絕核電站。 
  喬治·布什把「九一一」事件和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對珍珠港偷襲相比較。那次襲擊的結果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力被日本消滅,但美國的敵人是很清楚的,日本也沒有隱瞞責任和攻擊目的。美國的很多對手想起了美國1945年8月在日本長崎和廣島投擲的兩枚原子彈,這也是一次清除行動,但當時是戰爭狀態,如果原子彈落到日本人或者希特勒手裡,他們也不會猶豫的。 
  儘管對美國的恐怖打擊是在大白天實施的,但就好似在漆黑夜晚被無名之敵打擊一樣。這是一種戰爭行為,而且是總體戰。但20多個自殺式恐怖分子的背後又是什麼人呢?9月11日這天,本·拉登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數最多。顯而易見的是,訓練恐怖分子不是在阿富汗的山上,而是在美國和西歐國家境內。幾百人參加了這個培訓,可他們竟然能夠不被人發現。隱蔽很深、而且非常殘酷的敵人向美國發出了挑戰。 
  毫無疑問,策劃、資助「九一一」恐怖行動的禍首應被緝拿懲辦,但報復也能夠成為新戰爭的一部分,它的形式、方式也應該確定,要以不製造新威脅、不給對手提供新機會為前提。美國的行為和政策也不是無可非議的,它有很多敵人,而且還不僅僅是在第三世界。可是,如何懲罰宗教狂、民族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可容忍和將人們推向極端組織和自殺團伙的貧窮和絕望呢?如何避免國際恐怖不會變成神話傳說中吞噬生靈的怪物呢?這種怪物頭被砍掉以後,還能長出三個新的頭來。 
  恐怖分子製造可怕的「九一一」事件毋庸置疑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和懲罰美國,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展示美國的脆弱——它的城市從未受到過空中打擊。恐怖分子的目的有一部分達到了。美國的確受驚了,但美國的領袖們很快擺脫了事件發生第一時間的不知所措,馬上宣佈需要美國人付出很多努力、需要很長時間和很大犧牲的戰爭的開始。這場戰爭要求做出某些新的決定,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領域。顯而易見,任何人在這場戰爭中都不應該成為單純的旁觀者,但布什的論斷也是不正確的,他在美國國會演講中說:「不和美國站在一起,就是反對美國。」 
  對本· 拉登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實施軍事打擊的準備工作是從9月12日開始的,而當時紐約和華盛頓的廢墟還在冒煙。對於這場針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全球性戰爭,大部分西方國家還沒有準備。恐怖組織的基地似乎非常遙遠,好像是在亞洲中部的什麼地方。德國、日本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它們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這兩個國家被禁止建立軍事總部,也不允許它們向國外派兵;英國、法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以及中國和印度等國的反恐力量也非常有限;以色列擁有與伊斯蘭極端主義鬥爭的豐富經驗,但也只限於中東地區;除了美國以外,只有俄羅斯的強力部門(陸軍、空軍、海軍、情報部門、太空軍事力量以及外交機構和其他特殊部門),能夠在必要情況下參與全球規模的行動。值得一提的是,蘇聯的經驗還沒有喪失,俄羅斯的地理位置和遼闊地域也決定了它擁有一些明顯的優勢。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5)   
  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俄羅斯成功地對抗了國際恐怖主義的侵襲和壓力,在此領域也積累了其他國家無法取得的經驗。在中亞地區打擊恐怖勢力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因此說,在美國和整個西方遇到問題的時候,俄羅斯不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觀,但這些國家也不能忽視俄羅斯的安全問題,不能在行動中損害俄羅斯的利益。一個國家的實力和潛能不能簡單地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2001年的秋天,當我們看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何在一個最貧窮的國家與宗教狂作戰的時候,我們對此結論就有了更直觀的體會。 
  恐怖主義和特工機關不久以前的表現 
  按照很多人的評價,「九一一」事件給美國造成的意外而嚴重的打擊,證明了美國特工機構的嚴重失敗。美國特工機構原來沒有能力預測、預防新的跨國威脅。從大體上說,美國特工機構瞭解幾十個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情況,甚至掌握這些組織在美國和西歐的某些分支機構。極端組織經常以慈善基金會為掩護,通過美國和歐洲的銀行資助自己的同夥。但是,恐怖分子的行動計劃、通信聯絡以及持續幾年的大規模恐怖行動的準備工作,卻完全是在美國特工機構的視線之外進行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恐怖分子不僅利用美國和西歐國家的自由優勢,而且還充分利用了現代通信工具和國際互聯網。美國的特工部門無法回答很多問題:本·拉登此刻藏在哪裡?伊斯蘭世界是否還有類似本·拉登這樣的恐怖分子?奧馬爾是什麼人?是否真的有這麼個人?他的政權靠什麼來支撐?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國際網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哪些國家(和它的特工機構)站在向美國發出挑戰的恐怖分子背後?哪些美國公民對恐怖分子給予了援助?這些危險的敵人還會發動新的打擊嗎? 
  恐怖作為軍事和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不是今天或昨天才出現的。早在古代,一些國家就常常使用各種各樣的秘密戰爭和恐怖方式。在中世紀,伊斯蘭國家的恐怖擁有自己的特點,幾百年前那裡就有培訓自殺式恐怖分子的先例。在19世紀70~80年代,歐洲社會的大部分群體曾經高度關注甚至非常同情「民意黨」恐怖分子和俄羅斯沙皇的戰爭。 
  20世紀初,很多俄羅斯的部長、州長、憲兵將軍都成了革命恐怖的犧牲品。隨著恐怖的發展,俄羅斯的秘密警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薩拉熱窩的恐怖事件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恐怖方式得到完善和發展,被參戰各國在戰爭中廣泛應用——在對手的後方清除軍事政權。日本第一個使用自殺式飛行員來打擊美國軍艦。 
  中東戰爭催生了很多恐怖的新方式。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劫持飛機行為,引起世界上所有特工機構的高度關注,這些機構相互學習對付劫機的經驗。1970年9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次劫持了5架飛機,其中3架墜毀在約旦的沙漠裡,飛機上的乘客事先已被釋放。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大國,在20世紀70年代都開始組建特別反恐部隊,這些部隊的使命是消滅恐怖分子,解救被扣人質。「阿爾法小組」和後來組建的「信號旗」分隊是蘇聯最出色的特種部隊。 
  但是,流血競賽的計時器幾乎總是掌握在恐怖分子手裡,他們也在相互學習。1995年和1996年分別發生在布瓊諾夫斯克、基茲利亞爾兩地的劫持醫院和幾千名人質事件,是那個時段全世界最嚴重的恐怖事件。最後的勝利不在俄羅斯特工機構這一邊。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特工部門的實力明顯減弱。秘魯特工在利馬解救人質行動非常成功。那次恐怖活動發生在日本駐秘魯大使館正在舉行大型招待會時,當時除了日本使館人員以外,現場還有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以及秘魯政府的高級官員。一個極左團伙組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500多人作為人質。談判持續了4個月,在此期間,恐怖分子和被劫人質得到了必需的食品和藥品。利用這段時間,特工成功地挖了一條通到使館下面的隧道,特種部隊成員通過爆破進入使館,在有限的幾十分鐘內將恐怖分子全部消滅。 
  恐怖分子在俄羅斯的布伊納克斯克、莫斯科和伏爾加頓斯克爆炸居民樓,一共奪去300多人的性命,這是這場秘密戰爭的新行動。1999年的秋天,俄羅斯國內外的很多報紙就此問題刊登了大量的文章,但沒有一個秘密組織主動承擔這些罪惡行動的責任。 
  自殺式恐怖分子很早就在秘密戰爭中出現了。這種恐怖分子在中東地區最多,在印度和北非國家也有。1979年4月,一個恐怖分子在貝魯特駕駛捆綁炸藥的汽車衝向美國大使館,炸死17人。4年以後,還是那個貝魯特,另一個恐怖狂開著裝載炸藥的卡車闖進美國軍事基地引爆,240名美國軍人在事件中喪生。「赫茲博拉赫」恐怖組織宣稱對這些事件負責,美國被迫做出讓步,從黎巴嫩撤走了海軍陸戰隊。 
  從1998年起,恐怖擴大了行動範圍,越來越多的恐怖行動直接針對美國。就在這時,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成了恐怖組織之首。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被炸,兩次爆炸共造成2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美國海軍一艘驅逐艦在也門的亞丁被炸,17個美國軍人被奪去性命,還有39人受傷。這些恐怖事件的罪魁禍首都歸到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頭上。現在,美國紐約的摩天大樓——美國從前的象徵,遭到自殺式恐怖分子的打擊之後坍塌了,同時斷送了幾千條美國人和外國人的性命。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6)   
  災難發生之後的幾天,激昂的呼籲充斥西方報紙,聲稱要對所有恐怖組織和庇護恐怖組織的國家發動一場全面戰爭。英國一個著名作家撰寫的文章——《結束自我欺騙》,在很多國家被轉載。文章指出,我們應該利用巨大的經濟實力,徹底孤立向恐怖分子提供庇護的那些國家,除了還擊以外,我們現在沒有其他選擇。有些國家不僅縱容、庇護恐怖分子,而且自以為這樣還能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首先要打擊的目標就是這些國家。西方國家必須明確地告訴這些國家,它們這種日子在9月11日早晨就已經徹底結束。 
  美國和西方世界在事件發生後所做出的迅速但無秩序的反應,多半是恐怖事件組織者事先已經料到的。9月20日以前,美國的一個政治家就要求對很多目標進行快速而又沉重的打擊,他懊惱地說:「如果美國總統是比爾·克林頓的話,我們早就開戰了。」旅居美國的俄羅斯作家瓦西裡·阿克肖諾夫也在報上撰文,他說這是伊斯蘭對文明世界開戰,他還呼籲必須進行嚴厲的還擊。 
  將世界宗教之一的伊斯蘭和伊斯蘭極端主義混為一談,是十分錯誤,也是十分危險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很複雜的,最極端的伊斯蘭組織名單之中也包括幾十個不同名稱的組織,它們的基地和活動地域分佈在50多個國家。最初幾周的調查表明,「九一一」事件的主要參與者是在德國、英國和美國進行飛行訓練的,他們來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國家。這些恐怖分子出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有人的父母甚至屬於當地富裕階層。向恐怖分子提供幫助的,不僅有埃及、土耳其、也門的公民,而且還有德國、英國、瑞典公民。恐怖分子坐在位於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總部裡,通過國際互聯網招募去車臣、阿富汗作戰的恐怖僱傭軍。 
  早在20世紀初,很多國家的極端分子就把領袖和銀行賬號藏在安全、民主的歐洲。現在,歐洲國家的高尚使命(為政治流亡者提供避難之地)又被恐怖分子利用了。不久之前,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得到的不僅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在20世紀50~70年代,蘇聯曾給予巴勒斯坦某些恐怖組織很大支持;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也曾支持過阿富汗的極端主義分子,就是那個本·拉登,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還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保持密切聯繫…… 
  由此看來,情況是非常複雜的。美國最後決定,在開戰第一階段,打擊目標將局限於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大本營和控制阿富汗大部分領土、庇護本·拉登的極端組織「塔利班」。如果反恐戰爭最後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普京在危機初期的日子裡 
  普京是「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給布什打電話的第一個外國領導人,他向美國人民和布什總統表達了慰問和聲援。普京這一舉動給布什和很多美國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與俄羅斯強力部門領導人舉行簡短會議之後幾個小時,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發表了電視講話,表達了他對國際恐怖主義史無前例的殘暴行為的憤怒和對美國人民的同情。「俄羅斯不是從傳說中知道什麼是國際恐怖的。」 普京稍微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美國人民,我們和你們在一起!」 
  這是普京做出的快速而又艱難的決定。紐約和華盛頓遭到襲擊引發了西半球的系列舉動。美國陸海空三軍都提高了戰備級別,幾艘大型水面艦艇和潛艇被調到大西洋上的作戰前沿;殲擊機和軍用直升機在美國領空巡邏,民用飛機的飛行被臨時禁止;核力量也做好了戰鬥準備,隨時準備反擊可能的侵襲。在此情況下,俄羅斯也應該馬上提高維護領土安全的軍事警戒,其中包括空軍、海軍和防空部隊。俄羅斯導彈部隊指揮機關增加了戰備值班。 
  與此同時,俄羅斯海軍決定不再向戰鬥巡邏線路增派潛艇,向西部陣地分散佈置導彈的計劃也暫時停止。「九一一」事件發生當天下午,俄羅斯軍隊就接到克里姆林宮的命令:不要和美國在「備戰」上搞競賽。俄羅斯在9月10日已經開始最大規模的戰略轟炸演習,這次演習的準備工作已進行了大約一年的時間。9月11日晚,應美國方面的請求,演習被壓縮在初始階段,原定巨型軍用飛機朝美國、加拿大、挪威、冰島方向飛行的計劃被臨時取消,導彈發射計劃也被終止。在此期間,俄羅斯各種間諜機構都接到這樣一道命令:利用一切手段密切跟蹤事態的發展。 
  普京沒有改變自己的主要日程,當然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他與西方國家的很多領袖通了電話。普京沒有取消準備已久的對亞美尼亞國事訪問,但在埃裡溫的會談中,反擊國際恐怖的題目佔據了主要地位,俄羅斯和亞美尼亞決定鞏固兩國的軍事合作,擴大聯合防空系統。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普京把恐怖分子在紐約發起的行動,比作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的罪行。這種比喻明顯是在呼應當年蘇聯、美國、英國的反希特勒聯盟。 
  9月16日晚,普京結束對亞美尼亞的訪問,但他沒有返回莫斯科,而是臨時改變了行程安排,偕夫人來到索契的總統官邸。總統辦公廳對外宣稱,現在沒有要求總統必須返回莫斯科的緊急事情。俄羅斯的報紙出現了這樣的文章,說普京到索契休養去了,但事實絕非如此。總統要脫離日常事務幾天,目的是為了集中精力分析當前世界的局勢,準備一系列重要聲明。這個地方更適合與俄羅斯的政治家、軍官們以及獨聯體的領袖進行非正式接觸。戰爭即將開始,普京要和他們討論,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在此情況下應該有何舉動。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7)   
  9月17日,普京與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總統通了電話,俄安全會議秘書魯沙伊洛根據普京指示出使中亞國家,與有關國家的總統和國防部長舉行會談。俄軍總參謀長克瓦什寧很快也加入到魯沙伊洛的行程中。俄外交部長伊戈爾·伊萬諾夫飛到華盛頓,與國務卿鮑威爾和布什總統舉行會談。9月18日和19日,普京和中國、伊朗、以色列、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法國和英國的領導人通了電話,還和很多俄羅斯政治家和總統辦公廳的高級官員討論了局勢。 
  普京第一次面向俄羅斯公眾的聲明非常簡短。他認為必須制定「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的聯合對策和現實合作機制」,這是現在最主要的任務,俄羅斯領導人未來將要致力於這個目標。普京說,莫斯科已經看到,俄羅斯的想法已經引起其他國家的興趣。 
  9月22日,星期六。普京在索契總統官邸召集俄羅斯所有強力部門和特工機構的領導人開會。他們同乘一架飛機從莫斯科飛到這裡參加軍事會議。這些人還是頭一回坐在一個桌子旁邊。在此之前,俄軍總參情報局局長瓦連京·克拉別利尼科夫和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謝爾蓋·列別傑夫從沒有在電視上露過面。軍事會議開了4個小時以後,普京與布什通過電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軍事會議又持續3個小時之後才宣告結束。第二天,普京又與出席會議的部分強力部門負責人進行了單獨談話。 
  索契軍事會議參加者面前擺著一張阿富汗地圖。從美國海軍、空軍的調動情況可以看出,美國準備從空中打擊塔利班和本·拉登的軍事設施,俄羅斯必須確定它在各種可能情況下應該採取的對策。俄羅斯援助「北方聯盟」已有很長時間,這是一支由阿富汗的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組成的軍事武裝。「北方聯盟」最近幾年控制著阿富汗北方省份的部分領土,多年堅持與幾乎全部由南部省份普什圖人組成的「塔利班」進行軍事對抗。 
  俄羅斯如何對待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在此情形下的表現,是這次軍事會議要討論的重要議題。每一個中亞國家都可以獨立做出決定,但需要俄羅斯的認可,並且需要和俄羅斯協調立場,這是獨聯體框架下的有關協議所要求的。會議還討論了格魯吉亞在外高加索的政策和車臣問題。 
  據美國報紙報道,布什周圍就軍事行動的規模存在嚴重分歧,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鮑威爾的意見就不一致。有人建議,美國應同時對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恐怖基地實施軍事打擊,但這種行為將會破壞打擊塔利班和本· 拉登所建立起來的國際反恐聯盟。伊朗早就反對塔利班政權,伊朗的極端什葉派很難和塔利班的極端遜尼派找到共同語言;巴基斯坦政權支持美國,它關閉了它和阿富汗之間的邊境,允許美軍飛機通過它的領空,雖然巴基斯坦北部居住的很多普什圖人對塔利班和本·拉登很有好感,但巴基斯坦的軍事和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是相當強的,以至於巴基斯坦當局不能用斷絕這些聯繫的代價去冒險;中國也不反對針對塔利班的軍事行動。聯合國毫不含糊地支持美國,授權美國採取行動,而1999年夏天,北約對南斯拉夫實施軍事行動就沒有得到這種授權。 
  弗拉基米爾·普京還在索契的時候,布什在美國國會發表了「九一一」事件以後的首次綱領性講話。他說:「戰爭將是長期的,我們的回擊將要遠遠超出短期報復和幾次軍事打擊。美國人所面臨的不是一次交戰,而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戰爭。我們要切斷恐怖分子的財政來源,讓他們相互殘殺,不讓他們有任何安寧的藏身之地,迫使他們到處流竄。這不是美國自己的大會戰,牌局上壓的也不僅僅是美國的自由,這是整個文明的保衛戰。我們邀請全世界各個民族都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關鍵時刻已經到了,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明確:要麼和我們在一起,要麼就和恐怖分子在一起。」 
  9月24日,星期一。普京返回了莫斯科。他和國家杜馬議員團領袖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會晤。他想聆聽民主派人士、自由民主派人士、自民黨人、共產黨人和「統一」、「祖國」兩黨的態度。與政治家會晤之後,普京面對俄羅斯公民發表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陳述了俄羅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所奉行政策的五項基本原則。毫無疑問,這是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以來做出的最重要決定。這不是中斷俄羅斯此前的對外政策,而且恰恰相反,它符合普京自1999年8月擔任俄羅斯總理以來在北高加索進行大規模反恐行動的邏輯。普京無條件地支持美國的行動,美國和英國客觀上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俄羅斯政策和做法,只是喬治·布什和托尼·布萊爾沒有公開聲明罷了。 
  普京說,俄羅斯準備向美國提供俄羅斯情報機構所掌握的恐怖分子培訓基地的所有信息,並準備與美國在特工途徑進行積極的、多方面的合作。俄羅斯將允許向反恐地區運送人道主義物資的飛機經過俄羅斯領空。俄羅斯與中亞國家的盟友磋商立場,它們都同意俄羅斯的立場,但不排除單獨向美國提供軍事機場的可能。如果情況需要,俄羅斯也準備參加搜尋、救援性質的國際行動。俄羅斯將要擴大與以拉巴尼為首的、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合作,向其提供補充軍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軍事技術。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8)   
  普京在陳述五項基本原則以後還特別提到,俄羅斯與反恐行動的參加國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合作。 
  普京的電視講話引起很多西方政治家的積極回應。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說:「我們對俄羅斯人給予的答覆非常滿意,他們的幫助是非常有益的,將大大加快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崩潰瓦解。我不記得,俄羅斯在類似情況下曾發表過比這還富有內容的聲明。」鮑威爾的副手說:「普京這個聲明是經過俄羅斯深思熟慮的,美國非常愉快地接受它。」 北約秘書長喬治·羅伯遜說:「兩個星期之前,誰都不會預料到,世界安全體系會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我們今天看到了這種變化的附屬效應: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距離貼近了許多。俄羅斯和西方之間誕生了很多此前從未有過的共同事業。俄羅斯人很清楚,我們不打算向中亞地區擴張。」 
  報紙要比政治家的言論更開誠佈公一些,很多文章試圖計算出,俄羅斯支持美國和西方陣營的行動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利益。裡面涉及支持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北約放棄東擴政策、美國推遲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重新安排俄羅斯的債務等。按照一些文章的觀點,美國應該放棄俄美貿易領域中的歧視性法律,不應再向俄羅斯提出二戰時期的租界法案,西方也要改變對俄羅斯車臣政策的消極態度,進而承認這也是國際反恐鬥爭的一條戰線。 
  俄羅斯報紙報道說,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一些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老戰士自願組成小組,準備和美國的特工機構交流自己的經驗,這種合作能夠使美國軍人少犯錯誤,減少不必要的傷亡。 
  出訪德國和比利時 
  2000年夏秋季節,西歐國家曾經懷著很大的興趣來接待普京的來訪。到了2001年的秋天,這種興趣和關注都一下猛增了很多倍。西方國家現在遇到的問題要比逐步變成它們的夥伴的俄羅斯多得多。當然,俄羅斯現在需要西方的經濟支持,但現在雙方談論的主要話題是俄羅斯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對西方的支持,這使會談出現另外一種氣氛。普京善於從戰術角度利用這種氣氛,儘管俄羅斯總統在此次訪問中沒有簽署任何協議,但他9月25~27日對德國的訪問卻是兩國最近10年高層訪問最成功的一次。 
  在普京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第一天,主賓雙方談的主要是政治問題。當天的主要活動,是普京用標準的德語在德國議會發表的30分鐘演講。普京的演講不僅非常平靜、富有內容,而且態度明確、意義重大。 
  普京的演講15次被議員的掌聲打斷,得到了德國媒體的很高評價。德國《總匯報》評論說:「所以稱普京的演講史無前例,不僅是因為這是俄羅斯領袖第一次登上德國議會講壇,而且是因為普京所選擇的演講風格。俄羅斯國家元首在演講開始的時候,稱德國議員為『親愛的朋友們』,這是對夥伴和朋友的稱呼。這種表達方式出自被二戰戰火奪取2000萬條性命的俄羅斯領導人之口,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由此人們產生一種期望:普京在演講中所說的俄德兩國關係新篇章不僅真的開啟,而且還應被賦予現實內容。」 
  《柏林報》認為,普京的演講包含了所有信息:他坦誠對德國的熱愛;告訴德國,俄羅斯是一個熱愛和平、友好、和睦的歐洲大國;提議構建新的安全框架。普京所談到的內容遠遠超出德國議員的期待。普京說,國際社會應該一起對抗以恐怖、販毒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代表的新挑戰,俄羅斯希望成為事實上的歐洲國家。俄羅斯領導人是否有能力讓自己的安全機構和軍隊信服這個提議,現在還不清楚。但不管怎麼說,「九一一」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促使我們更嚴肅地對待俄羅斯提出的平等合作建議。 《柏林晨郵報》的觀點更接近實際情況:普京技藝高超地利用了美國遭遇恐怖襲擊之後的世界局勢,他在確立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同等權力參加者」地位,美國和歐盟不是在口頭上,而是要實實在在地考慮俄羅斯的觀點。對普京來說,更合適的機會恐怕很難找到。西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俄羅斯,因此也更願意理會俄羅斯提出的要求。在從未有過的熱烈掌聲中,普京呼籲大家不要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希望大家都能意識到,不管政治目的的表現是多麼高尚,暴行都不能成為政治目的的成就。除此以外,普京還呼籲大家把握住真正的,能夠讓俄羅斯參與決策的夥伴關係。 
  對於德國政治家、甚至對於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識來說,普京還有一番重要的表述。他說,德國沒有理由表現得過分謙恭,不應當永遠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並因此迴避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在德國,所有人都明白,這些話是針對俄羅斯而言的。一家德國報紙寫道,「普京在柏林刮起了一場風暴」。 
  普京對德國訪問的第二天,主要談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問題。應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他在這天還會見了意大利總理希利維奧·貝盧斯科尼,並與他舉行了會談。然後,普京與德國15個新聞機構的總編輯以自由交換意見的方式舉行了一次座談。接下來,普京在杜塞爾多夫和埃森會晤了德國工商界人士。眾所周知,德國在俄羅斯的對外經濟合作中佔據首位:在俄羅斯國內,德國獨資的企業有1300多個,俄德合資企業有1200個。按照當時的預測,2001年兩國貿易額將超過500億馬克,同比增長25%~30%。但對俄德兩國來說,這個數字並非很大,兩國在能源、高技術和航天領域的合作還有很大潛力。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9)   
  弗拉基米爾·普京訪德第三天是在薩克森度過的,普京20世紀80年代曾在這裡生活工作過,他當時是蘇聯情報機關的特工。普京在會見薩克森總理時說,他當年曾在民主德國住過5年,不管是當時的民主德國,還是整個德國都沒有給他留下任何一點不好的回憶。普京特別指出,應該恢復因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而中斷的俄羅斯與原聯邦德國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到現在,德國東部的很多企業還把俄羅斯當成它們的前景合作夥伴。按照一家德國報紙的評價,在即將結束訪德的時候,「普京冒了一次險,但抓住了德國人的心」。普京特別指出德國總理施羅德的功績,稱讚施羅德政治作風嚴肅,不僅把兩國關係的積極一面都保持下來,而且還用他的政治勇氣促使俄德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格·施羅德也說了普京很多好話。普京還給德國政治家和新聞媒體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就是他在訪問中說德語。 
  普京總統從德國返回莫斯科。三天以後,他又飛往布魯塞爾,對比利時進行訪問,然後與北約、歐盟領導人舉行會談。10月2日,是普京訪問的第一天。他的主要日程都是圍繞俄羅斯與比利時的雙邊關係安排的。普京與比利時總理維霍夫斯塔舉行了會談,訪問了比利時議會,拜會了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二世,還會見了比利時工商界代表。10月3日,普京出席了俄羅斯——歐盟峰會,還與北約秘書長羅伯遜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在此之後,俄羅斯和北約成員國舉行國防部長非正式會晤,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伊萬諾夫代表俄羅斯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19+1」會晤首次在布魯塞爾舉行。 
  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的新形勢下,俄羅斯給美國的援助要比美國的北約盟友給予的援助更有效。對於很多觀察家來說,儘管不情願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但這一事實的確顯而易見,而且也令人感到意外。當時只有英國的軍隊具有在歐洲和中東以外地區作戰的經驗,在此條件下,俄羅斯在與國際恐怖主義鬥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俄羅斯的支持所體現的意義都增長了許多倍。 
  9月和10月初,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毫無疑問的。很多觀察家據此認為這是普京對外政策的突破。甚至對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的總統非常刻薄的比利時《晚報》也在編輯部文章中寫道:「在普京對布魯塞爾進行的48小時的訪問中,俄羅斯總統完全證明了他的政治和外交天才。普京說話很直率,舉止準確、到位,與一個國家的元首身份非常相稱。普京出色地展示了他利用當今這個複雜時局的能力,將自己的國家作為必不可少的合作夥伴形象展現在了西方面前。 
  很多西方報紙盡量把世界上出現的進步首先看成是俄羅斯朝著美國和西方的移動。西方儘管不太高興,但它必須做出適當收縮,在自己的隊伍中給俄羅斯騰出一個位置。《紐約時報》文章指出,毫不誇張地說,「九一一」事件使俄羅斯獲得了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和鮑裡斯·葉利欽都無法得到的那些東西:俄羅斯近千年來首次在西方陣營奠定了穩固的地位;美國作為世界上惟一超級大國、可以獨立保障全球安全和繁榮的觀念已經破滅;「九一一」事件清除了俄羅斯與西方一體化道路上的最後障礙。 
  日本報紙《產經新聞》在這期間也對普京的行為作了冷靜的評價。這家報紙認為,莫斯科的做法源於它的戰略意圖。第一,現在出現了俄羅斯與美國、西歐建立一致立場的機會。俄羅斯在北約擴大等系列事件中被擠到一邊的情況已經結束。在促進和支持美國的軍事行為中,俄羅斯可以從美國方面獲得各種讓步。第二,到目前為止,俄羅斯一直為它的車臣政策承受著國際上的批評,現在,俄羅斯強調這些行為是與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這是讓西方對人權問題閉上眼睛、進而認可俄羅斯車臣政策的大好時機。第三,從長遠戰略角度看,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鬥爭對俄羅斯是有利的,俄羅斯可以借此恢復其在中亞和中東地區的影響。這樣說來,反恐局勢給俄羅斯創造了依靠西歐、美國的支持來實現自身戰略的機會。 英國報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觀點大致相同,只是沒有任何滿意的成分:短短3個星期的時間,普京就從一個難以駕馭的政敵變成了主要盟友。總的來說,這些變化還是虛幻的。普京並沒有改變他的立場。從行使總統行為的最開始,普京的主要任務就是恢復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 
  弗拉基米爾·普京讓很多西方政治家感到驚奇,不僅因為他的德語說得好,立場表達準確,而且因為他沒有對西方做任何責難,也沒有向西方討要任何東西。歐盟一個高級官員說:「普京的舉止非常正確,甚至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的表現非常英明,沒有為自己的提議懸掛『價目表』,因為他知道國際社會現在非常需要俄羅斯,俄羅斯可以對局勢施加影響,但俄羅斯不應提任何條件。」 
  在西方,任何人都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譴責弗拉基米爾·普京。大家不得不承認,「九一一」事件足夠清晰地展示出,恢復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不僅符合俄羅斯本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個文明社會的利益。 
  相比之下,俄羅斯社會對這些事件的反應要複雜得多。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0)   
  「九一一」事件和俄羅斯的社會輿論 
  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事件,對俄羅斯的社會輿論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削弱了俄羅斯國內的極端反西方、反美國群體。俄羅斯的所有政治家和政黨都譴責了發生在美國的恐怖事件,並對幾千平民的死亡表示遺憾。 
  於是就產生了這種表達方式:美國人很可憐,但美國卻不值得可憐。根據很多人的看法,美國擁有統治世界的野心,竭力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所有國家,美國對伊拉克、南斯拉夫殘酷轟炸以及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在中東的行為——是美國自己的所作所為招致第三世界貧窮國家、多數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國家的一些人對美國的抱怨和憎恨,結果就動用了恐怖方式,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可以與導彈和超音速轟炸機對抗的手段。 
  9月12日,俄羅斯國家杜馬的自民黨議員團拒絕為美國的死難者起立默哀。日裡諾夫斯基說:「俄羅斯多次遭遇恐怖襲擊,其中包括莫斯科居民住宅樓被爆,可世界上就沒人為恐怖事件中喪生的俄羅斯人起立默哀。」其他納粹分子附和說:「不要給美國任何援助。讓美國自己去捅伊斯蘭的馬蜂窩吧!」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聲稱:「假如結成反恐聯盟,就等於將俄羅斯置於經濟和軍事的崩潰邊緣。『九一一』事件使俄羅斯國內出現一種可怕的社會緊張情緒。俄羅斯社會不願與塔利班作戰。面臨打擊的阿富汗人越來越具有蒙難者的色彩,他們準備承受美國的可怕打擊。塔利班領袖奧馬爾已經變成了第二個米洛捨維奇。」 
  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西方和俄羅斯國內日益增長的威信,讓俄羅斯共產黨的思想家感到不知所措。《蘇維埃俄羅斯報》企圖將普京對德國、比利時的訪問與戈爾巴喬夫首次出訪西方國家相提並論。文章作者弗·薩夫龍秋克寫道:「普京的對外政策純粹就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政策的翻版。」拉·尼古拉耶夫也在這個報紙上撰文指出:「西方現在很喜歡普京,但它們很快會改變主意的。」 
  針對普京的這些譴責是不公正的。當然,可以將西方輿論對普京的評價與戈爾巴喬夫1985~1986年在西方取得的成就做個比較,雖然兩者相互之間有很大區別。戈爾巴喬夫在西方輿論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他對西方單方面的、巨大的讓步基礎上的;而現在是西方準備向俄羅斯做出實質性讓步,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俄羅斯巧妙地利用了現在的各種可能,堅決弱化了不久前與北約的對抗,同時也減少了來自南部和東南部的威脅。 
  很多俄羅斯愛國主義者對美國、以色列、北約的譴責是公正的。在美國軍隊最近幾十年的軍事行動中,恐嚇方式起到了差不多是最主要的作用。可以回憶一下美國當年在越南的地毯式轟炸。美軍使用的特殊炸彈和化學武器,不僅奪去了成千上萬平民的性命,而且還使幾代越南人蒙受巨大損失。蘇聯在各種軍事衝突中的表現也並非不能譴責,俄羅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中的行為也有可以譴責的地方。但這不能成為巴薩耶夫、哈塔卜、本·拉登製造恐怖行動的理由。俄羅斯不是像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所說的加入了反伊斯蘭聯盟,而是參加了國際反恐聯盟。 
  文明世界應該有安全保障,也應該保護自己的價值觀,但不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擇手段。文明世界也應該改變對第三世界那些貧窮國家的態度。美國和俄羅斯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義者」。莫斯科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帕納林就是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他企圖讓自己的讀者和聽眾相信:「美國不是和伊斯蘭恐怖主義作戰,而是向伊斯蘭世界發動了一場戰爭。這是要對世界和世界統治進行重新劃分的戰爭。所以,不管我們的自由派買辦多麼堅持,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世界都不應給美國任何形式的援助。誰要在這個問題上忽視俄羅斯民族的觀點,誰就是用他的政治前途在冒險。」 
  可以認為國際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不威脅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和價值觀嗎?當然,俄羅斯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很多問題上並不相符。但在目前情況下,俄羅斯和美國出現了共同的、極端危險的敵人。他們的合作證明了這一點。 
  俄羅斯右翼力量聯盟的自由派領導人和其他特別親西方的團體和組織,呼籲普京不僅完全地、無條件地支持美國和西方的政策,而且還應站到西方隊伍中去。按照自由派思想家的觀點,世界上開始的不是富裕和貧窮之間的南北戰爭,也不是西方基督教與東方穆斯林之間的戰爭,而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戰爭,文明和非傳統暴力的戰爭。 
  從這些簡化的、虛假的圖解出發,我們的「自由派原教旨主義者」要求俄羅斯領導人堅決改變俄羅斯與伊朗、伊拉克、古巴、朝鮮、敘利亞,也就是被美國列為對手的那些國家的關係。俄羅斯自由派對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責難不多。對很多由於各種原因與美國關係不好的那些國家來說,俄羅斯的中間人作用是很大的。鮑裡斯·涅姆佐夫呼籲普京遵循西方路線,放棄「歐亞遊戲」。在美國定居、為俄羅斯一些報紙撰稿的自由派記者梅羅爾·斯圖魯讚美普京的聲音比誰都高,彷彿普京剛剛從克里姆林宮的理想者變成了現實的政治家。梅羅爾·斯圖魯認為:「普京戰勝了在布魯塞爾發表反對北約東擴和美國部署國家反導系統講話的誘惑,他沒有在布魯塞爾『編製花紋』。俄羅斯阻擋不了美國實施自己的計劃,就像無法阻止日食一樣。古老的英明在閃爍:不能戰勝對手,就加入其中。普京現在就是這麼做的。無論是從俄羅斯現實需要,還是從歷史前景來看,普京的趨勢都是完全正確的。這種趨勢加速了俄羅斯融入西方文明社會的進程。為此而犧牲俄羅斯『五角大樓』神聖外殼的犄角,難道不是一種理智的行為嗎?普京准許美國在中亞地區部署反恐部隊,這與俄軍總參謀部的多愁善感恰好相反。」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1)   
  這是對普京和俄羅斯領導層的行為歪曲,甚至是虛假的理解。按照梅羅爾·斯圖魯和他那些志同道合者的觀點,只有美國和西方國家稱得上是文明世界,俄羅斯面臨著加入其中的問題。實際上,普京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採取的政策要複雜、細膩得多。只朝西方一邊倒,對俄羅斯是個大錯。俄羅斯的一些將軍(主要是已經退役的)反對俄羅斯與美國接近,特別反對美國在中亞地區駐軍。但是,俄羅斯多數軍官以及國防部和總參謀部的領導人都支持普京的決定和決策。在9月和10月初這段時間,普京不止一次召集強力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局勢。 
  按照梅羅爾·斯圖魯的說法,俄羅斯強力部門遭到失敗,它們不會降落到普京那條古老的鏈條上。梅羅爾·斯圖魯的結論明顯都是虛假的。普京在布魯塞爾公開並且開誠佈公地講到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因為這種做法不會為任何人增添安全。普京對美國反導計劃的立場也沒有改變。俄羅斯支持美國發動的反恐行動,但它不能、也不應該在對外政策的所有領域都支持美國。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有些不久前刊登「聯邦安全局反對俄羅斯」文章的報紙認為,1999年9月發生在莫斯科的居民樓爆炸案的組織者,不是伊斯蘭的瓦哈比派別,而是沃洛申(當時的總統辦公廳主任——譯者注)和普京本人支持的俄羅斯特工機構。現在,這些報紙,還有那些記者,又開始向讀者灌輸這樣的觀點——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的爆炸和破壞,並非穆斯林狂熱者中的恐怖分子幕後策劃組織的,而是美國右翼組織和中央情報局以及國防部退役將軍所為,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引發大的戰爭,推翻包括克林頓、布什在內的美國自由派。除此以外,還有這樣的說法: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可怕事件,是弗羅裡達對美國總統選舉選票統計方式不滿的那些猶太人的傑作。還有人說,美國遭到的打擊是國際寡頭和美國當局、強力部門內部的法西斯派別相互勾結的結果——這是俄羅斯伊斯蘭委員會主席蓋達爾·賈麥勒推出的說法。 駁斥這種說法沒什麼意思。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一個月,前蘇聯克格勃情報機構負責人列昂尼德·捨巴爾申在評價普京行為時說,在這個新的、極端複雜的國際危機中,俄羅斯採取的是優化政策。列昂尼德·捨巴爾申認為:「要堅持完全獨立的立場,俄羅斯現在既不具備經濟實力,也不具備軍事實力。就算俄羅斯不是今天這樣虛弱,它能達到蘇聯的實力,我們也應堅持現在的立場。我們是文明國家,不能不支持反對恐怖主義的行動。在我看來,俄羅斯領導人所堅持的是惟一正確的立場。當然,這一立場也將根據局勢的發展做出相應的修改。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俄羅斯的政策應該建立在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保護別人的利益之上。」 
  在新的國際危機發生之後的頭一個月裡,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高效率引起了某些觀察家的不解。列舉布什周圍的美國政治家——切尼、老布什、鮑威爾、拉姆斯菲爾德、沃爾夫威茨、賴斯——之後,《獨立報》觀察員瑪琳娜·沃爾克娃把布什和他的班子成員稱為出色的「7人組合」,這個組合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巨大的知識潛力。馬琳娜·沃爾克娃認為,俄羅斯就沒有這樣的「7人組合」,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在相應的條件下都不能保證取得成績,莫斯科的成績又從何而來呢? 
  瑪琳娜·沃爾克娃推斷,普京的周圍是不是出現了什麼秘密人物,此人有能力匯聚並獨出心裁地轉化普京周圍的各種想法,由此使俄羅斯的政策取得顯著成績。否則這種高質量、夢幻般的衝刺又是從哪兒來的呢?沒有新人暗中幫助,這種結果未必能夠出現。 上述言論中,只有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有關的論斷是正確的,至於普京,就應該另當別論了。發生在1999年秋天的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普京有能力讓自己的行動效率最高,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危險,也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 
  美國進行還擊 
  對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事件進行調查,需要很長時間,也有著很大難度。首批逮捕嫌疑人、對涉嫌人員的審訊以及反恐聯盟國家特工部門之間信息交換,不僅證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組織與這次襲擊事件有牽連,而且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意外地發現,基地組織與很多地下或者半地下的恐怖組織有聯繫。這些組織分佈在埃及、沙特阿拉伯、阿爾及利亞、阿爾巴尼亞、菲律賓、塔吉克斯坦、印度、肯尼亞等10~15個國家。 
  由此我們產生這樣的印象:基地組織已經轉變成獨具特色的、擁有各類機構和雄厚資金的恐怖「英特納雄納爾」(即「國際」——譯者注)。基地組織在美國、德國和英國都有很多諜報機構,與車臣的瓦哈比極端團伙、埃及的恐怖組織「埃爾·傑哈德」的聯繫也很密切。可以看出,無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是其他西方國家的特工機構,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對本·拉登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給予充分的重視。本·拉登不久前多次發表的「對美宣戰甚至消滅美國」的言論,都被當成虛張聲勢的手段——本·拉登說得挺極端,但不過是一些空話而已。 
  現在就必須認真對待這些事情了。美國向塔利班領導人發出限期交出本·拉登的最後通牒,但這一最後通牒卻被塔利班拒絕。對阿富汗的空中打擊由此不可避免。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2)   
  對塔利班軍事設施和基地組織的軍事訓練基地進行報復性打擊的準備工作,是從9月12日開始的。作戰方案和打擊時間的選擇餘地並不大。必須以最快速度採取行動,但必須充分考慮美國的現實可能:美軍基地的方位、美軍現實作戰經驗和對手的具體位置和特點。阿富汗的山區對美國軍隊作戰非常不利,甚至比不上越南的熱帶雨林。如果部隊官兵沒有經過培訓,任何軍隊都不能成功地打贏這場戰爭。美國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發動的「不接觸戰爭」,並不適合阿富汗的條件。但美國社會不能再等下去了。阿富汗時間10月7日21點50分,戰爭打響了。 
  在對阿富汗的首次進攻中,殲擊機、轟炸機是從阿拉伯海上的美軍航空母艦和印度洋島嶼上的軍事基地起飛的。最先進的隱形轟炸機從美國起飛,將高致命炸彈投擲到阿富汗之後,又飛回了美國領土。美國和英國的海軍從潛艇向阿富汗發射了巡航導彈。對阿富汗的第二輪軍事打擊是在10月8日傍晚開始的,轟炸持續了整整一個夜晚。美英空軍和海軍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摧毀塔利班的防空系統以及它的軍事政治指揮中心。塔利班的軍用機場跑道、隱藏30多架老式軍用飛機的掩體以及塔利班部隊的營房和訓練基地都被摧毀了。 
  巨大殺傷力的炸彈落到了深山和峽谷——打到了本·拉登武裝的地下掩體。橋樑、道路、電話站、電台和供電系統都被摧毀。塔利班武裝隊員從兵營和訓練營地裡跑出來,從外表看不出他們和當地平民有多大差別,因此他們的人員傷亡並不是很大。陳舊的防空系統很快被摧毀,塔利班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從10月9日開始,美國空軍開始在白天對塔利班的目標進行攻擊,常常以「自由狩獵」的方式攻擊對手的移動目標——坦克、大炮、軍車。坎大哈及其周邊地區遭到的打擊最重,因為那是塔利班的大本營。從10月11日開始,美軍開始大規模轟炸喀布爾及其周邊地區。喀布爾落後的軍事設施被摧毀,其中包括部隊軍營、軍事學院校舍、軍事醫院,還有電視塔和油料庫。 
  美軍在阿富汗南部省份幾次空投了偵察小組。美國小股特種部隊向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總部和坎大哈軍用機場發動了襲擊,大約兩個小時以後,完成任務的美國特工返回基地。在美軍轟炸的頭三個星期,美國空軍損失了一架直升機,兩個美國軍人陣亡,幾個人受了傷。阿富汗軍人和平民的傷亡數字要多得多,但沒有具體傷亡數字的信息。很有可能就沒人統計這一數字。 
  到了10月底,軍事打擊轉到阿富汗的北部地區。在這一地區,北方聯盟部隊和塔利班武裝之間的戰線劃分不是特別清晰:塔利班控制的馬扎裡沙裡夫周邊地區被美軍猛烈轟炸;北方聯盟軍隊依靠居住在當地的塔吉克族和烏茲別克族人的支持。烏茲別克族武裝由拉什德·杜斯塔姆率領,塔吉克族武裝以前由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率領,他是阿富汗軍事武裝之中非常有名的指揮官。在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死後,穆罕默德·法希姆繼任領導塔吉克族武裝。這些軍事領袖服從被塔利班推翻、但在阿富汗北部保存政治基礎的阿富汗總統穆罕默德丁·拉巴尼。 
  到了11月初,美國對阿富汗軍事目標的空中打擊強度有所減弱,但在北部地區的打擊力度卻有所增加。此時,不僅冬季即將來臨,而且很快就是穆斯林心中非常神聖的齋月。阿富汗增加了飢餓的危險,還存在眾多難民湧向巴基斯坦的危險。在巴基斯坦北部,湧動著反對轟炸北部鄰國的浪潮。顯而易見,美國無法在巴基斯坦建立它的軍事存在,但它找到了在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擴大軍事存在的可能。上述兩國的幾個軍用機場到了美國的手中。 
  俄羅斯的軍事存在也在增加,某種大的轉折時機已經成熟。 
  阿富汗戰爭的頭幾個星期 
  2001年10月6日,星期六。俄羅斯的軍事機構提高了戰備等級。10月7日這一天,所有人都到了自己的崗位。在阿富汗戰爭爆發之前一個半小時,美國總統布什給正在克里姆林宮上班的普京總統打了電話。此時,美軍飛機已經從基地起飛。普京對戰爭即將開始的消息表示理解:俄羅斯沒有參加這個軍事行動,但它也不是一個完全中立的旁觀者。俄羅斯支持美國、英國的行為,而且不僅僅是在政治層面。阿富汗戰爭開始之後的第二天,俄羅斯總統在克里姆林宮主持召開了重要部門領導和強力部門負責人會議。普京在會上說:「恐怖分子認為,現代文明太慈善了,行動變得遲緩,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但是,恐怖分子失算了。他們襲擊所造成的損失實在太大,不能不對他們實施報復行動。『九一一』事件之後,人類更成熟了。」 
  普京指出了俄羅斯參加反恐行動的主要組成部分。首先是對阿富汗的大規模人道主義援助。俄羅斯緊急情況部的飛機開始將糧食、藥品、帳篷等很多居民生活必需品運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邊境地區。同時俄羅斯對阿富汗北方聯盟軍隊實施軍事援助。俄羅斯國防部長證實,俄羅斯在此之前曾給予了北方聯盟軍事技術援助,現在是將援助的規模擴大。俄羅斯還將向北方聯盟提供老型號的裝甲技術裝備,這種武器裝備在阿富汗很適用,北方聯盟軍隊也很熟悉它的操作和使用。除此以外,俄羅斯還將向阿富汗的北方地區運送汽油和彈藥。俄軍事機構不排除軍事直升機和軍用飛機在未來參加軍事行動的可能。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3)   
  俄羅斯電視台播放了美俄兩國特種部隊聯合訓練「尋找、解救落難軍人」的畫面。俄羅斯不反對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裡莫夫將烏南部一個軍事基地交給美軍使用。阿富汗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和他們的盟友——頭號戰地指揮官朱馬·納曼加尼領導的烏茲別克極端分子,早就設定了清除烏茲別克斯坦這個世俗國家的目標。恐怖武裝製造了針對卡裡莫夫的爆炸事件,並企圖闖進費爾甘納盆地。 
  但是,俄羅斯不準備參加在阿富汗的任何軍事行動。普京說過這個問題,國防部長謝爾蓋·伊萬諾夫也不止一次這樣說。俄羅斯總統11月份的日程表中,保留了幾乎所有「和平活動」,只是10月7日那天他沒有像往年那樣回到聖彼得堡,與朋友們一起在最喜歡的飯店慶祝49歲生日。普京是在總統別墅和自己家裡人一起過的生日,兩天以後他飛到奧倫堡參加俄羅斯國務委員會主席團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是研究農業問題和土地使用問題,是在「九一一」事件以前就定下來的,國務委員會和農業部都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工作。9月底傳出消息稱,鑒於國際局勢的緊張,奧倫堡會議將被推遲。但是,普京決定不改變原定計劃,因為俄羅斯現在還沒和任何人開戰。 
  俄羅斯總統平日工作就非常繁忙,10月7日以後的工作強度更大了,他必須密切關注國內外局勢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俄軍總參謀部、對外情報局和外交部隨時向普京通報伊拉克戰事情況;從巴倫支海不斷傳來「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打撈進展的消息,而此時正是「庫爾斯克號」打撈工作的決定性階段,俄羅斯國內外很多人把這艘沉沒核潛艇的命運和普京個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關係也開始緊張。由於格魯吉亞特工部門奉行「中立政策」,戰地指揮官魯斯蘭·格拉耶夫領導的一夥武裝人員從潘傑斯峽谷闖入與車臣接壤的阿布哈茲地區,企圖製造這個地方的緊張局勢,並從那裡向俄羅斯邊境突圍。在這期間,烏克蘭在進行防空演習的時候,用導彈打下了俄羅斯的一架從特拉維夫飛往新西伯利亞的民用飛機,飛機墜入黑海裡。普京幾次和烏克蘭、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總統進行電話交談。 
  10月17日,普京來到位於莫斯科市阿爾巴特大街上的俄羅斯國防部,在那裡與俄羅斯的將軍們繼續討論局勢。俄政府副總理阿列克謝·庫德林和伊利亞·克列巴諾夫也參加了這次討論。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俄羅斯軍隊的財務狀況,車臣問題,軍事改革問題。這次會議通過了從越南金蘭灣撤出俄羅斯海軍基地、關閉俄羅斯設在古巴的無線電偵察中心的決定。俄羅斯就削減其在越南和古巴軍事存在問題,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俄軍總參謀長克瓦什寧大將證實,這一決定是按照軍方的建議做出的。 
  普京在與軍隊將軍這次會面中,做出了增加270億盧布國防預算的決定。這些資金主要用於採購新的軍事裝備。但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討論俄羅斯對美國的政策。很多軍人擔心,俄羅斯與美國建立的夥伴關係是不是走得太遠了?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威脅、裡海地區的安全、阿布哈茲維和部隊的地位、美國在烏茲別克建立軍事基地、阿富汗發生的戰爭、俄羅斯的反導安全——這只是普京與將軍們閉門討論的部分問題。俄羅斯完全不打算拒絕保護其在世界的利益,莫斯科軍事政策的修改恰恰是為了這個目的。 
  2001年10月19日,普京的專機降落在雅庫特。當年春天,勒拿河一場前所未有的洪水毀壞了連斯克很多建築。洪水發生之後,普京親自視察了城市的殘跡,他要求俄羅斯緊急情況部和有關建設單位不僅要重建連斯克,而且要在新的更安全的地方,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這座西伯利亞城市的建設。普京給的建設工期只有100天,他當時強調說:「到時候我親自來接收新的連斯克市。」在新俄羅斯,這是第一個以這麼快的速度完成的項目。這個工程絕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國家來完成的,私人公司參與建設的成分被降到最小限度。但在俄羅斯的北部和東部,沒有國家的參與則什麼事也幹不出來。 
  9月20日以前,連斯克的所有重建工作幾乎都已經完成,但複雜的國際局勢搞得普京在那些日子裡無法脫身。10月19日,普京乘坐直升機察看了連斯克市。俄羅斯建設者和總統許下的諾言都兌現了。 
  APEC上海會晤 
  按照業已形成的傳統,亞太地區領導人的論壇或者峰會在每年的秋季召開,討論與經濟和金融有關的問題。1999年,俄羅斯總理弗拉基米爾·普京出席了當年在新西蘭舉行的APEC峰會,但很少有人對此做過評論。2000年秋天,俄羅斯和世界各國的媒體不僅深入評論了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克林頓在APEC峰會上的講話,而且對東道國文萊的豪華宮殿和文萊蘇丹的富有大加讚揚。這次上海會晤也少不了東方情調,但來到現場的觀察家和記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中國、美國和俄羅斯(大三角)的領導人身上。丘多傑耶夫寫道:「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中國組織者的最初設計,上海會晤的一大主題是參觀亞太經濟成就。由於美俄兩國總統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次會晤好像變成了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在現代『大三角』中,有一個位置還空著,普京和布什努力讓中國領袖江澤民填補真空,但這份努力最後只是取得了相對成功。」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4)   
  在上海峰會上,任何人也不再提這樣的問題:誰是普京先生?也沒人再把他當作「不知名的普京先生」。相反,西方媒體把普京稱為「頭號新聞人物」。普京向工商界精英發表演講的題目是:俄羅斯在21世紀亞太經濟合作和發展中的作用。擠滿演講大廳的聽眾十分專注地聆聽普京的講話。普京不無幽默地回答了工商界代表的提問。正如事先預料的那樣,大部分問題並不涉及經濟題目本身,而是與國際恐怖相關的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阿富汗戰爭。很多觀察家注意到,普京沒有說出任何意料之外的內容,但他證實了俄羅斯將在以前勾勒出的輪廓內對美國的反恐行動給予援助。俄羅斯很想在世界找到自己的新位置,俄羅斯不希望被孤立,她要爭取建立開放的經濟。普京說:「沒有比隔絕更可怕的了。」普京補充說,他是作為一個長期處於隔絕狀態的國家的領導人說這番話的。 
  當弗拉基米爾·普京演講之前走進大廳的時候,活動的組織者不僅宣佈普京即將發表演講,而且還請大家起立;但當演講結束之後,普京站起身來準備離開時,整個大廳的人都自發地起立為他鼓掌。普京演講的成功表明,普京2000年在日本沖繩首次登台演講之後這一年,他的經驗和政治份量都增長了很多。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過去幾乎總是尋找借口譴責普京,但他在上海會晤之前對記者表示:「普京的成長主要表現在精神方面,他不迴避世界上發生的變動。他利用這些變動,並以此謀求提高俄羅斯的影響力並實施自己的某種目的,其中包括與西方一體化。」 但應該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不應是俄羅斯與西方一家的一體化,而是俄羅斯在整個文明世界尋找自己的位置,這不是僅僅西方的問題。在上海剛好可以看到,俄羅斯不僅是歐洲國家,簡單地把俄羅斯歸為歐洲或者整個西方是不正確的。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只有美國和俄羅斯有權同時參加歐洲和亞太地區政治經濟框架的構建。 
  正如俄羅斯《消息報》的公正評論:「俄羅斯加入西方世界,但並沒有離開東方。普京與其他國家領導人兩天交流的成果在於,俄羅斯再一次證實了自己積極發展與西方夥伴關係的傾向,但同時也沒有削弱東方一極。」 上海峰會不僅通過了有關地區經濟問題的宣言,而且還通過了事先沒有準備的反恐宣言。這是俄羅斯總統和美國總統堅持的結果。儘管普京和布什在雙邊會見中沒談多少亞太地區的經濟問題,但他們之間的會晤還是成了上海峰會的一景。俄羅斯國內外媒體圍繞上海峰會刊登了很多文章,其中有不少高度評價了俄羅斯外交成就。出席普京演講的俄羅斯記者布德別爾克說:「普京公開演說持續取得成就的原因在哪裡呢?嚴格地講,普京沒有說出什麼新東西。毫無疑問,普京玩笑開得很成功,矜持也很得體。但主要還不在於這些。從普京回答問題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現代型的領袖,非常清楚當前的威脅和挑戰。普京不管看待什麼問題,首先都是從合理的立場和事物的多個方面出發。在普京的講話中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的感覺,但他總能對複雜的局面給予完整和清醒的評價。所有這些又會引發必要的效應: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聽眾群體——幾百名世界商界的領袖,他們同時為普京鼓掌。在這些具體事情上,我們看到了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普京的小秘密:如果讓他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講話稿,他常常會感到不舒服,並在講話中間改變段落的順序;但當他回答問題的時候,他的自然、健全、縝密的思維會給聽眾留下非常愉快的印象。」 
  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峰會結束之後,普京不僅表現出他的幽默、縝密的思維,而且還表現出應對複雜外交遊戲的高超能力。10月21日,星期日。普京專機從上海機場起飛,人們都以為他要返回莫斯科,因為事先已經宣佈,普京10月22日將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來俄進行短暫工作訪問的委內瑞拉總統。但就在10月22日的前夜,普京專機意外地降落在杜尚別附近的機場,謝爾蓋·伊萬諾夫和弗拉基米爾·魯沙伊洛在機場迎候普京。普京與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阿富汗總統穆罕默德丁·拉巴尼舉行了會談。穆罕默德丁·拉巴尼是通過武裝奪取阿富汗政權的塔利班的敵人。會談討論了俄羅斯對北方聯盟的軍事、技術和人道主義援助問題。 
  普京與穆罕默德丁·拉巴尼連夜進行3個小時會晤的主要題目,是阿富汗未來政權的組成。此時,巴基斯坦甚至某些美國的政治家,都表示準備依靠溫和派塔利班的意向。普京和拉赫莫諾夫、穆罕默德丁·拉巴尼堅定地宣佈,未來阿富汗政府中應該有普什圖人的代表,但不能有與恐怖分子合作而敗壞自己名聲的塔利班。 
  與上述兩位總統分手,普京乘飛機向莫斯科飛去。10月22日上午10點,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委內瑞拉的客人。如果把時差考慮在內,普京持續工作時間達到30個小時。他抵達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休息時已經是晚上10點鐘。 
  在阿富汗殲滅塔利班 
  分析阿富汗在2001年秋冬季節的複雜局勢不是本書的主要任務。形勢給人感覺是,塔利班武裝在9月初已經接近完全戰勝自己的對手。北方聯盟部隊被擠壓到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邊境附近,到9月7日,北方聯盟控制的領土還不到阿富汗整個國土的6%。拉什德·杜斯塔姆將軍領導的武裝在1999~2000年間就被打散,被迫放棄了阿富汗北部地區的戰略要地——馬扎裡沙裡夫市。拉什德·杜斯塔姆在很多朋友紛紛離去以後,自己也跑到土耳其藏起來了。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領導的武裝還在堅持著,但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處境也非常艱難。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5)   
  塔利班在馬扎裡沙裡夫地區和昆都士省集中了3萬精兵,準備向北方聯盟發動最後進攻,企圖切斷北方聯盟軍隊與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邊境的聯繫。在這附近還有一個人數達到1萬的主要由阿拉伯人、車臣人、巴基斯坦普什圖人、埃及人、阿爾及利亞人、甚至美國人組成的志願僱傭軍團。給人的感覺是,要不是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的英勇善戰和崇高威望,塔利班早就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是,兩個自殺式恐怖分子喬裝成阿拉伯獨立電視台的記者,混進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武裝的營地,將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炸成致命重傷。這是一個精心策劃和穩妥實施的行動,爆炸物被事先安到了電視攝像機裡面。 
  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遇刺不僅在他的支持者中引起很大的不安,而且還引起阿富汗鄰國的高度關注。普京總統將此事向喬治·布什總統做了通報,並指出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遇害將會給地區局勢造成嚴重後果。事後有人推斷,刺殺艾哈邁德·沙河·馬蘇德和對美國的襲擊,是基地組織有意識策劃的同步行動。可是,接下來的局勢發展,卻完全不是按照塔利班和本·拉登預計的計劃了。 
  在包括馬扎裡沙裡夫在內的塔利班陣地,美國軍隊整個10月一直在投擲炸彈和導彈,其中包括當今世界最重的非核炮彈BLU-82(重達7噸)。這種炮彈在地表爆炸,可以殺掉方圓3平方公里的所有生命。轟炸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塔利班的防空力量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武器庫、燃料庫和指揮系統。美軍為自己設定的任務是,剷除塔利班維持長期戰爭的可能,不給塔利班任何調動的機會,摧毀塔利班的精神支柱。這些任務基本都完成了。 
  與此同時,俄羅斯大力增加對北方聯盟的武器援助數量。媒體報道說,北方聯盟在得到大量坦克、火炮等武器裝備的同時,還得到人力上的支援,其中包括軍事專家、坦克駕駛員、狙擊手等,他們大部分都是曾經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塔吉克族人和烏茲別克族人。塔利班被整個世界孤立了,也越來越受到當地居民的孤立。對阿富汗老百姓來說,塔利班就是外面強加給阿富汗人民的宗教派別,就像阿明、卡爾邁勒陣營將外來的東西強加給阿富汗人民一樣。美國利用自己巨大的財政資源,也曾經收買過塔利班的部分領袖、獨立部落的首領和某些戰地指揮官。很多人在阿富汗打仗不是為了「純粹的伊斯蘭」,而是為了錢。美國的支付能力要遠遠高於本·拉登。 
  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決定了阿富汗在一個月內就完成了力量的重大轉變和情緒的轉化。從11月初開始,北方聯盟轉向軍事反攻。很多觀察家對北方聯盟取得的勝利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非常吃驚。有些報紙把北方聯盟11月反攻與二戰時的大反攻相提並論。 
  眾所周知,塔利班是從1993年開始控制阿富汗的,他們擁有裝備精良的軍隊,2000多軍人主要是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的伊斯蘭神學院的學生。1994年,塔利班佔領了坎大哈,其首領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首都。1995年,塔利班佔領了赫拉特市和赫拉特省的大部分地區。只是到了1996年,塔利班才佔領了因連年內戰而遭受嚴重創傷的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幾年以後,賈拉拉巴德、馬扎裡沙裡夫、昆都士、塔魯坎等城市相繼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但是,到了2001年秋天,塔利班幾乎沒放一槍一炮就拋棄了他們從前佔領的城市和鄉村。11月9日,馬扎裡沙裡夫光復。9月11日,北方聯盟軍隊控制塔哈爾省和重要城市塔盧坎。赫拉特市也在9月12日光復。北方聯盟部隊把塔利班武裝圍困在昆都士市,開始向南部挺進,並一舉拿下首都喀布爾。然後北方聯盟對奧馬爾藏身的坎大哈發起進攻。坎大哈被圍住了,和昆都士一樣,被圍困在城裡的塔利班沒有任何扭轉局面的希望。 
  到2001年11月20日,北方聯盟和反恐聯軍已經控制了阿富汗80%的領土,11月在阿富汗取得的軍事成就遠遠超過阿富汗政治協調進程。 
  阿富汗戰爭和俄羅斯社會輿論 
  俄羅斯在2001年10月9日、16日、23日進行的社會調查,不僅表明俄羅斯人對普京總統的高度信任,而且也表明俄羅斯在阿富汗問題上的政策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面對「針對美國的軍事行為,俄羅斯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這樣直白的問題,幾乎60%的被調查者同意這個答案:「除了直接參加軍事行動以外,俄羅斯可以給予美國任何形式的幫助。」此外25%的被調查者傾向於保持中立立場;11%的被訪問者認為,俄羅斯應該譴責美國的行為,並敦促其早日停止轟炸;只有1.5%的被訪問者認為俄羅斯應該參加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以日裡諾夫斯基為首的俄羅斯自民黨堅決譴責美國的行為,但該黨的聲明也是模稜兩可、相互矛盾。按照日裡諾夫斯基的觀點,是美國自己挑起了2001年秋季的種種事件,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消滅國際恐怖主義,而是要借此摧毀俄羅斯,局面現在已經失去控制,新的戰爭將導致所有「白色人種」全部被消滅。俄羅斯共產黨和它的領袖久加諾夫也在利用10月的局勢,聲稱俄羅斯共產黨現在已經「完全放棄對普京的信任」。久加諾夫在俄羅斯共產黨政策的聲明中指出:「美國的行為是真正的搶劫,是對全世界的挑戰。俄羅斯大多數公民都在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普京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俄羅斯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普京跟著華盛頓的尾巴跑,可還是強化了美國在北約東擴和部署反導系統上的立場。我們共產黨人一直對新總統保持克制,以便讓他有充分的時間確定自己的方針。普京本來有機會改變社會發展方針,把社會推向復興之路,提高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瞭,相信普京是一個主張國家強力政權的人,這是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錯覺。」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6)   
  共產黨的報紙都是這種立場。尤·索羅維耶夫認為,美國是在阿富汗轟炸俄羅斯。 另外一個共產黨記者阿·尼古拉耶夫說:「普京極力展示他對美國絕對忠誠的強烈願望,他已經坐到布什的馬車上。」 迄今為止,《新報》批評普京的力度甚至超過俄羅斯共產黨的思想家,但現在該報的政論家卻軟化了自己的立場。布·卡加爾力茨基在文章中提到了「俄羅斯的福氣」,因為贏得戰爭勝利的往往是沒有參戰的一方。可這一次卻違反常規:我們沒有直接參戰,這是我們的幸運,但這種幸運也是相對的,因為美國在東方發動的戰爭,反對俄羅斯的利益與打擊恐怖分子的程度相當。 
  2001年秋,很多總體支持普京政策的民主派也表達了膚淺而極端的觀點。作家瓦西裡·阿克肖諾夫說:「到處都在說,我們不是和伊斯蘭,而是和恐怖分子在作戰。暫且不提平衡政策,有頭腦的人都應該明白,與伊斯蘭的戰爭至少已經進行20年了。更準確地說,是伊斯蘭與我們作戰。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場戰爭變得越來越不可調和。與基督教自由文明最終對抗的論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以各種方式控制著很多人的思維。誠然,遠不是幾十億穆斯林,甚至遠不是所有穆斯林國家對西方的民主懷有強烈的仇恨,但這些年在伊斯蘭的骨髓裡的確出現一定的核心,也可以說是不可調和的活躍分子。可以把這些人稱為瓦哈比分子,或者乾脆把他們稱作精神病人,但的確是他們——伊斯蘭中的伊斯蘭建立了國際仇視,在他們眼中,其他穆斯林都是不純潔的。我們大家還企圖借助各種思想學說來解釋這一現象:殖民主義後果、不平等分配財富、詭詐的全球化、聲名狼藉的歐洲中心論等。用精神病學來解釋這種現象更準確些。一句話,為了與這種現象作鬥爭,我們需要的就不僅是精神病患者用的拘束衣。」 
  這個作家在這個犀利的宣言中混雜了很多東西,為的是讓「有頭腦的人」都能夠接受他的說法。這種雜亂的思想和概念,甚至帶著其他特徵的更混沌的東西,在《明日報》裡處處可見。這些文章試圖炫耀如果不是塔利班,那就是本·拉登的功績。埃·蘇爾丹諾夫用「保衛戰」這個詞來描繪塔利班堅守馬扎裡沙裡夫的7天戰鬥。「塔利班在佈雷斯特堅守陣地很多個日日夜夜,這是英雄的扎裡沙裡夫保衛戰,幾百個塔利班戰士誓死抵擋所謂北方聯盟的進犯,他們是在和噴出戰斧的劍齒龍般的虎狼之師作戰……腰間捆綁著成捆的手榴彈的塔利班戰士向敵人的軍車撲過去。」 
  簡直沒法評價這樣的說法。 
  細菌戰恐怖時期 
  在對阿富汗進行報復性打擊的時候,美國當局也明白,他們的對手很可能針對美國及其盟友實施新的打擊。因此,核電站、水壩、橋樑、供水設施、機場等地都提高了安全保障級別,同時軍方將民用飛機的飛行納入自身的監控之下。 
  與此同時,美國也考慮到對手發動化學戰和細菌戰的可能。用實施化學武器來達到恐嚇的目的很容易,在恐怖歷史上就有這方面的先例。製造和使用生物武器要困難一些,但這也是凶狠殘忍且擁有充足資金支持的恐怖組織力所能及的。美國特工機構推斷,恐怖分子有可能在人群稠密的地方或者在地下設施(如高峰時段的地鐵)投擲某種強烈劇毒物或者桿菌,於是他們據此開始準備應對這些新的威脅。 
  從軍事大百科全書上可以瞭解到,生物武器的高效性是由以下特點決定的:傳染所需的劑量很小,可以在大面積範圍內隱藏使用,檢驗成分很困難,可以選擇作用對像(只對人和生物),對軍隊和平民的防護工作和消除災難後果的涉及面大而且過程複雜。就發動戰爭的手段而言,使用生物武器是最殘酷的方式之一,也是對人類最嚴重的一種犯罪行為。 
  使用化學和生物武器是被國際公約禁止的,但世界上所有大規模的軍隊都有防護化學和生物武器的特種部隊。使用這種武器的國家都應該事先想到可能招致的相應報復,也正是這一點抑制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化學和生物武器。但是,恐怖組織是不會把任何國際公約當回事的,他們也並不擔心有人會針對他們使用毒氣和病毒。 
  在美國,任何人也沒有預料到,揮發性的疽微生物會被裝在普通信封裡被郵寄到不同的地方。2001年10月,美國一些報社、電視台和美國國會首批接到了裝有炭疽病菌的信封。根據官方公佈的資料,炭疽病菌一共造成大約50人發病,其中5人死亡。但它造成的心理反應卻更大,有不少人因此陷入恐慌之中。為了消毒,美國國會被迫關閉幾天,議員的聚會地點只能臨時改在其他聯邦機關;美國最高法院有幾天也不得不移地辦公;郵局系統的工作秩序遭到很大破壞,幾十噸郵件都要經過特殊的消毒處理。 
  不過炭疽病菌引起的恐慌在11月就被消除了。已經查明,感染所有郵件的病菌都屬於同一個菌種,美國以前在軍事研究中曾經使用過這個菌種。但不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是其他特工機構,都沒有找到這些神秘的恐怖分子。儘管有關信件給人留下「阿拉伯來源」的印象,但聯邦調查局不排除,這個生物恐怖行動是美國的某個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團伙製造的。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7)   
  這樣也好,那樣也罷,危險的先例已經創造出來,無論是醫學工作者還是特工部門,往後都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俄美高峰會晤前夕 
  美國和俄羅斯兩國總統再一次舉行會晤的日期被安排在2001年11月中旬。世界媒體在10月底就非常活躍地討論這次會晤的可能結果和雙方立場。按照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謝爾蓋· 卡拉加諾夫的觀點,普京和布什這次會晤注定要取得成功:「如果兩國總統能在各自官僚建議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雙方在建立正式的長期的安全聯盟上達成協議,這次會晤將成為一次歷史性的會晤。」 
  「當前的形勢是,布什非常希望俄羅斯能作為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中的盟友。俄羅斯現在也需要盟友,以免在不穩定的亞洲面前孤立。在此情況下,普京的行動是非常高效的。他不僅單方面向美國做出了一系列的友好姿態,不僅將俄羅斯變成美國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珍貴盟友,還把美國變成了俄羅斯的珍貴盟友。奇怪的是,有人把俄羅斯支持北方聯盟、支持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看成是俄羅斯對美國做出的讓步。要知道,駐紮在這些基地上的美國軍人也將保護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安全,使其避免塔利班擴散的威脅。在普京這個相對虛弱國家的領袖身上,破天荒地出現了很強的姿態。」 
  德國很有影響的《時代》週刊撰文指出:「美國和俄羅斯在1945年之後第一次找到共同的敵人,弗拉基米爾·普京看清並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為了取得驚惶失措的西方世界的信任,俄羅斯已不需要再做很大的努力。普京通過克制的合作就取得了最好的效果。『九一一』事件之後,俄羅斯的份量得到加大,新的威脅將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題目——經濟和金融市場都推到後面。在戰爭時代,世界關注的首先是一個國家的軍事潛力、地緣政治地位和戰略資源。俄羅斯不無自豪地展示了自己『歐亞商品鋪子』:巨大的石油、天然氣儲藏,生產和銷毀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優秀專家、龐大的秘密機構以及在中亞地區的軍事霸權。」 
  《金融時報》在回憶普京2000年9月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情景時指出:「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俄羅斯總統取得了很多成就。到今天為止,克格勃從前的工作人員、聖彼得堡的前副市長,不僅成功地改變了俄羅斯的局勢,而且改變了國際局勢。普京罕見的利用外交機會的能力,使他能夠在國際政治中佔據當之無愧的地位。」 
  很多西方的觀察家對普京「沒有任何要求,也不提交換條件」的做法不僅感到驚訝,而且還有些不知所措。這裡邊包含著一種力量,但不是弱化俄羅斯的立場。普京總統告訴大家,他領導下的俄羅斯很早就開始與伊斯蘭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鬥爭,所以莫斯科非常樂意看到,今天有更多的國家加入到這場鬥爭中來。 
  俄羅斯沒有期待任何人的獎賞,儘管它在精神上完全有權等待西方領袖做出回應。如果沒有出現這種回應,就只能是西方眼光短淺的直觀表現。美國一些報紙認為,克里姆林宮制定對外政策的高層讓西方領袖感到非常意外。有些西方領袖繼續按照交易的思維思考問題,按照他們的推斷,普京不說出價格,不過是想提高價碼而已。無論如何都顯而易見的是,西方遇到了以普京為代表的特別強勢、而且技藝高超的夥伴,這個夥伴玩的是一場不敗的遊戲。 
  俄羅斯國內外媒體出現一些傳聞,說普京在內政上遇到複雜局面,他和軍人意見不一致。毫無疑問,在俄羅斯精英內部的確存在某種分歧,但分歧不是非常嚴重。總的來說,普京在2001年秋天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自信。社會輿論調查也顯示,俄羅斯人還像從前那樣支持普京的對內和對外政策。 
  美國總統對俄訪問前幾天,普京接受了美國報紙、電視記者的聯合採訪。在回答俄羅斯做出新的戰略選擇的原因時,普京指出: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不是什麼新選擇,這個選擇很久以前就已做出,只是「九一一」事件以後才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和評價。大家現在都確信,我們應該在一起。面對這樣直截了當的問題:您的國家支持美國,應該獲得什麼報償?普京明確回答說:「我們有共同的敵人——國際恐怖主義。我們一起完成的事業,符合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對俄羅斯和西方、美國關係貼近感興趣的不僅是俄羅斯,還有美國社會。這不能被看成是俄羅斯今天所持立場的支付條件。俄羅斯不和別人做交易,它提出的是合作建議。俄羅斯不會向阿富汗派兵,因為這是俄羅斯不能接受的,但俄羅斯軍隊正向美國提供幫助,而且這種幫助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實實在在的。」 
  有記者問:為什麼俄羅斯與朝鮮、伊拉克、伊朗、白俄羅斯等不民主國家發展合作關係?普京回答說:「在我們的夥伴中沒有惡棍。」普京堅信,「蘇聯和美國從前在南亞的競爭將徹底結束。我們應該中止這種錯誤的做法。我有一種感覺,我和布什總統能夠做得到」。 
  美俄總統會晤 
  從美國傳來災難消息的時候,普京當時還在莫斯科。從紐約附近的肯尼迪機場起飛的一架空中客車-300飛機,在起飛3分鐘後墜落在紐約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機上260名乘客、機組人員以及昆西的幾個居民遇難,飛機墜毀地域沒有摩天大樓。事故發生後,很快出現兩種說法:技術故障或者恐怖襲擊。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對美國都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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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受著強烈的不安,布什總統也對活動日程表做了修改,接受俄羅斯記者團採訪的計劃也被取消。但是,普京對美國的訪問既沒有取消,也沒有推遲,這個訪問的行程和計劃沒做任何變動。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專機在11月13日(星期二)起飛,並在當日抵達華盛頓。由於紐約發生的災難,所有形式上的儀式都被取消,俄美兩國總統在大小範圍內接連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會談。俄美雙方通過了包括南亞問題、中東問題和生物恐怖在內的6份聲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美俄兩國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聲明。布什總統宣佈,美國準備將核彈頭數量從如今的6000枚削減到1700~2000枚;普京總統宣佈,俄羅斯準備在2010年之前將核彈頭削減至1500枚。布什聲稱,他準備單方面承擔義務,這樣可以避免持續多年的磋商和艱難的批准進程:「這是我們新的合作,不需要書面協議」;普京指出,他希望還是用條約將所有這些記錄下來。據此,布什的反應是:「我看了這個人和他的雙眼,握了他的手。我覺得這就足夠了。但如果非要簽署一份什麼文件的話,我可以做這件事。」負責為美俄總統會晤做準備的專家們推斷,削減進攻性武器的協議當然要簽,但這份文件應該屬於不需要美國國會和俄羅斯國家杜馬批准的那種類型。 
  喬治·布什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第一天會談結束之後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俄羅斯電視台現場轉播了這個活動。布什在新聞發佈會上的表現很情緒化,他說:「我們正在撰寫歷史。任何一方也不再把對方看成對手。」 北方聯盟攻佔喀布爾的消息在這一天傳到華盛頓,這讓美國感到非常意外,因為阿富汗未來政府問題還沒有協商好。在這次會晤的前兩天,布什曾經建議北方聯盟領袖,讓他們不要急於進攻阿富汗首都。因此,布什在回答有關喀布爾的問題時,顯得有些不安。普京出來幫助布什解圍,他說:「北方聯盟沒有對喀布爾實施強攻,這座城市已經被塔利班拋棄,因此必須及時控制局面。」有記者問普京,是否對美國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軍事基地感到擔憂,普京回答說:「如果我們面向未來,這沒有什麼可怕的。我最擔心的是阿富汗北部的恐怖分子訓練基地。」布什還提到,他將幫助俄羅斯取得與美貿易的最惠國待遇,「我們將致力於『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能早日取消」。總的來說,兩國總統經常用人稱代詞——我們。 
  聯合新聞發佈會結束之後,布什就飛往位於德克薩斯州的私人農場。普京在華盛頓還有幾場活動。普京在俄羅斯駐美國使館舉行了大型招待會,應邀參加的賓客有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貿易部長埃文斯以及很多美國當局的官員和大公司的頭面人物。接到招待會邀請的還有旅居美國的俄羅斯僑界知名人物、猶太人社團領袖等。 
  除了少數例外,美國和整個西方媒體對這次訪問成果的反應以及華盛頓會晤本身的特徵都是非常善意的。幾乎所有報紙都不無驚訝地提到了普京非凡的外交才能。 
  英國《時代》週刊認為:「在打擊恐怖的戰爭中,暫時只有一個無條件的勝利者——弗拉基米爾·普京。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使俄羅斯問題從國際會晤的議程中消失。由於美國突然產生與俄羅斯合作的需求以及普京最近兩個月展開的無可挑剔的外交活動,俄羅斯已經處在與西方關係取得突破的門檻,這一突破能夠幫助俄羅斯實施提高大國地位和振興經濟的目標。在前蘇聯的南部邊境,俄羅斯軍隊和美國的軍隊肩並肩,這在3個月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普京對美國的反恐鬥爭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就等於布什欠了普京一個人情。」 
  《華盛頓郵報》指出:「普京要使俄羅斯和西方聯合的願望是真誠的。但這個戰略調整的真正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的深度和可逆性。如果俄羅斯獲得西方援助的企圖破滅,莫斯科將很快收回過去提出的所有建議。」 巴黎的《自由報》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布什終於翻過了兩國關係中的『冷戰』一頁」。 
  一家德國報紙評論說:「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喬治·布什給人感覺就像老朋友一樣,儘管他們都是不久前才上台的。兩國之間昔日的競爭完全被拋在後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俄美兩國關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誠和信任。」 
  意大利《晚郵報》的觀點更悲觀一些:「在布什和普京的會晤中,沒有取得事先設定的成果,俄美兩國總統試圖用很多鮮活的玩笑來掩飾這一事實。真正的轉折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都是表演。這些表演都是經過精心準備的,目的是為了讓俄美兩國公眾覺得,布什和普京真的結下了友誼。」 
  11月14日,弗拉基米爾·普京來到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市,在當地一所大學向企業家做了一次演講。700多名工商界代表和政治精英彙集演講大廳之內,還有400多人通過顯示屏聆聽普京的演講。與會者提了很多問題,普京用最大限度的真誠回答了這些問題。關於俄羅斯和北約關係,普京談到,俄羅斯在與北約關係上已經做好了準備:這個聯盟能夠走多遠,俄羅斯就準備走多遠。普京在此後多次重複過這句話。在休斯敦,普京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舉行了會晤。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在介紹老布什的時候說,我們有一句諺語:落地的橡子就在橡樹附近。普京說,這個諺語在俄羅斯還有一個說法:蘋果是從蘋果樹上落下來的。傍晚,普京乘坐直升飛機抵達布什總統的私人農場,在那裡出席了布什總統的家庭晚餐。晚宴一共擺了5桌。美國方面,除了布什夫婦和女兒以外,德克薩斯州州長和布什家鄉的幾個老朋友也出席了晚餐。除了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以外,俄羅斯方面出席晚餐的還有伊戈爾·伊萬諾夫、弗拉基米爾·魯沙伊洛、俄羅斯駐美大使烏沙科夫、總統助理普裡霍季科。在晚餐上,沒人談論政治。晚餐結束以後,普京夫婦留在那裡過夜。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19)   
  11月15日,俄美兩國總統舉行 「不系領帶」的非正式會晤。很多人推斷,俄美兩國在此地將找到反導問題的妥協方案,看來雙方沒有戰勝分歧,但兩個總統在會見結束之後的心情卻是非常不錯。布什和普京宣佈,他們已經談妥「聯合行動的必須性」。這個句子看似沒有什麼內容,但它的確非常重要。看得出,兩國總統不想因為反導問題而爭吵。當天中午,兩國總統在熱烈的氣氛中會見了當地一所中學的學生。俄羅斯電視台報道了這一活動。 
  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喬治·布什在農場共進工作午餐之後分手了。可以看得出,布什在德克薩斯知名度很高,美國報紙此前就曾說過,小布什,這位德克薩斯州不久前的州長,取得成功的秘訣在於,他掌握了古老的政治藝術,他知道怎麼能夠讓各種不同的人喜歡他。現在,一些俄羅斯報紙評論說,普京也技藝高超地掌握了這門政治藝術。布什在克勞福德說過:「我明白了私人外交的價值。」普京同意布什的觀點。 
  11月16日,星期五。弗拉基米爾·普京這一天是在紐約度過的。這也是他此次訪問美國情緒化色彩最濃重的一天。在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的陪同下,普京憑弔了「九一一」事件發生地。這是位於曼哈頓中心的一片殘跡,當時這裡還瀰漫著煙塵,幾百人仍在晝夜忙碌著。所有這一切都給普京留下非常鬱悶的印象。普京向用木板臨時製作的死難者紀念碑鮮了花圈,在罹難者的名單上還有100多俄羅斯公民或者來自俄羅斯的移民。 
  總統專機飛離美國前夕,弗拉基米爾·普京前往那座於20世紀初由私人捐助建成、歸莫斯科東正教聖大牧首教署管轄的聖尼古拉大教堂,為因遭受恐怖襲擊而罹難的人祈禱。 
  俄羅斯的社會輿論和布什、普京會晤 
  毫不奇怪,美國社會大多數人都對俄美高層會晤給予高度評價。美國報紙毫不吝嗇地誇獎普京。美國實業界主流報紙《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弗拉基米爾·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之後,尤其在最近幾個月都做了些什麼?他牢固地控制著這個名叫『俄羅斯』的巨輪舵輪,果斷地改變了輪船的航向,這是為了避免與經濟下降、政治隔離的珊瑚礁發生碰撞,否則就會被撞破船底。」 
  俄羅斯社會輿論又是如何評價這次高層會晤的呢? 
  俄羅斯共產黨發表了一個特別聲明。這份聲明對俄美總統會晤的評價是「俄羅斯的戰略投降」。如果說得更準確的話,是「俄羅斯執政階層對西方的投降」。「普京正在重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老路」,「普京大洋旅行的迷霧般成果」,「普京破壞了俄羅斯的戰略屏障」——類似的評價充斥2001年11月的共產黨報紙。這些報紙不僅竭力進行帶有明顯偏見的渲染,而且還明目張膽地說謊。 
  耶·波希塔伊洛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撰文說:「普京連續到東方和西方旅行——這是他的個人嗜好。普京的體力和智力不是用在復興俄羅斯的耐心細緻、墨守成規的工作上,而是用在接見、演講、參觀、授獎、祝賀、結識、歡迎、照相上。實際上,普京就是懶得工作,他在假裝工作,實際上就是空虛的表現。正如馬克西姆·高爾基所說的那樣,空虛的表現就是懶惰,懶惰將引發思想上的馬虎大意,這幾乎就是犯罪。」 久加諾夫聲稱,「俄羅斯正在遭遇滅絕的威脅,毒品緊緊地套著俄羅斯,丘拜斯的班子用瘋狂的電價扼殺俄羅斯的經濟,俄羅斯就要被盜光,可普京先生卻在保持沉默,他不過是在迴避解決國家生活保障的重要問題。不能容許他在出國旅行的飛機上領導國家。」 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在《明日報》上也闡述了同樣的觀點,只是他採用了慣用的表達方式:「為了欺騙僵死的國家,為了讓遭受不幸而瘋狂的人群圍著一個手指轉動,政權編造出沒完沒了的概念和遊戲——大國思想、新路線、幹部政策改革、公民論壇、打擊腐敗。而現在他們把面罩都給摘了。人們一直觀察著普京的雙重個性,兩年的精神分裂症已經結束。普京的『大國方案』——所謂主權、反擊、人民、復興、強大獨立的俄羅斯,都不過是一些空話而已,所有這些陳舊的粉飾如今都被拋到一邊。現在,普京的意識形態觀已經轉為全球化、美國化,並最終會將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引入一片泥潭之中。我們給自己的國家接連選了三個破壞式的總統。普京先生,你是什麼人呢?你什麼都不是。」 
  正如人們的預料,民主派媒體支持普京與西方接近,儘管也不時地批評普京對外政策透明度不夠。姆·格利金在《共同報》上寫道:「弗拉基米爾·普京向西方走了很遠。脫離了社會輿論,也脫離了社會精英的大多數。」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反駁說,「問題不在於普京,而在於社會,它往後拖著普京,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改變沒有思想準備。問題在於,政權會不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打算。到目前為止,普京還沒有解釋,他在對外政策中想得到什麼,就像他沒有解釋對內政策的目的和任務一樣。人們相信普京,感覺到他在為俄羅斯爭利益,和葉利欽執政的時候不一樣。但是,停留在這個層面,普京往前是走不下去的。他必須公佈自己的明確綱領。」 
  普京和布什在得克薩斯一整天都談了些什麼?——《側影》雜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這次會見,媒體上只有一句模模糊糊的句子:普京和布什共同制定了聯合行動計劃。除此再沒有其他內容了。聯合行動計劃是個什麼東西呢?為了制定這個計劃,普京在德克薩斯這個偏僻的角落呆了一個晝夜,布什還親自駕駛自家農場的敞蓬車。也許這個計劃在某個正式協議中已經得到具體化,但我們對這個計劃的瞭解,十有八成是要通過著名的「聖經原理」:根據實際行動來瞭解計劃的內容。斯大林、丘吉爾和羅斯福1943年聚會德黑蘭,也是為了制定聯合行動計劃,當時也沒有對外透露計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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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美國的俄羅斯著名作家和記者,對布什和普京會晤的反應也很有意思。詩人納烏姆·科爾扎溫在接受《新報》採訪時說:「我的心情很愉快,裡面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都很喜歡普京。美國人當年逃避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葉利欽,在美國人的眼裡,他們就如同穿著西服的北極熊。突然間,國家元首變成了這樣一個人物,他的行為舉止得當,看上去一點也不遜色於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無論和小孩在一起,還是和成人交流,普京的舉止的確都很自如。不管是在華盛頓、得克薩斯,還是紐約的遇難地,普京展現出的是一個有能力維護自己利益,同時又充分考慮別國利益的俄羅斯。這個俄羅斯看上去名副其實,但又不是妄自尊大。和這樣的國家不僅可以交往,而且值得交往。 
  赫魯曉夫的孫女——尼娜·赫魯曉娃在美國研究生畢業,如今在紐約國際信息中心工作。她對普京也有類似看法。尼娜·赫魯曉娃寫道:「布什很願意和普京擁抱的原因很簡單:普京的意志和自信吸引的結果。美國人不只是評價對方的軍事實力和地緣政治力量,還特別注意對方的性格力量,即所謂世界先驅的行為類型——冷淡的,非正式的,自信的,平靜的。軍事力量是次要的:首先應該展示自己,征服對方,要讓人相信——我是最強的人,最正確的人,甚至是遭受劫難最多的人,然後才是行動,哪怕採用軍事手段。普京是西方陣營以外第一個按照『世界先驅原則』與美國打交道的人。普京不僅讓那些習慣於俄羅斯的恐怖壓制(斯大林)、浪漫的心靈(戈爾巴喬夫)和喜怒無常(葉利欽)的美國人感到大吃一驚,而且還把他們嚇了一跳:一個俄羅斯人,從前的特工,就像是按照西方標準塑造的,表達問題這樣準確,看問題這麼通情達理,真是不可思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按照俄羅斯的友好方式,將世界競爭讓給了美國,美國針對他們的政治方式——『讓我們相互擁抱,我們將要交好』——在普京這裡不好用了。普京沒有按照俄羅斯人的建議和美國政治家的警告行事,他沒有特別堅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約擴大和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上,他推翻了所有熟悉的概念和老一套辦事規則。俄羅斯總統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他『不簽訂條約,就不削減核武庫』的堅定決心。依據流露在外的情感,布什發誓要和俄羅斯友好,他認為和普京握手就足夠了,不必簽訂條約。普京態度委婉,但沒有對這個看似友好的提議給予回應。普京做得非常正確:沒有合同,美國人什麼都不會做,現在突然冒出什麼『誠懇』!不管是遇難者,還是朋友,任何時候都不要相信美國的『誠懇』,因為美國只想它自己。」 
  俄羅斯和西方媒體都出現了很多俄羅斯將軍對普京政策不滿的推斷。一家俄羅斯報紙認為,普京可能來不及實現轉折。某些報紙甚至用可能發生軍事政變來嚇唬讀者。的確,有一部分軍人對普京對外政策是否正確提出疑問。俄羅斯從古巴和越南撤出軍事基地,讓他們感到擔憂。謹慎的將軍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俄羅斯不是喊著要加入世界反恐聯盟,而是真的開闢了進攻本·拉登和塔利班的第二戰線,向北方聯盟提供大量的武器彈藥,很有可能還派了包括坦克手在內的軍事顧問。與此同時,俄羅斯還給美國開了綠燈,允許他們使用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前蘇聯軍用機場和軍用基地。 
  但是,俄羅斯大多數軍事將領還是支持普京的政策。普京的政策可以使俄羅斯在幾乎沒有損失、不需動用太大力量的情況下,清除俄羅斯和中亞盟國南部邊境的軍事、政治威脅。 
  與此同時,塔利班和本·拉登在俄羅斯的盟友也表達了對普京行為和政策的極端不滿。這裡不僅包括利莫諾夫的納粹-布爾什維克黨,而且還包括部分穆斯林神職人員。例如,俄羅斯亞洲地區穆斯林精神領袖、俄羅斯穆夫提委員會聯合主席謝赫·納菲古拉·阿什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阿富汗進行的是反對伊斯蘭的十字軍東征,俄羅斯也參加了這個行動。我認為,每一個穆斯林都有權站在阿富汗國家守衛者——塔利班一方去作戰。」 
  莫斯科大學教授、哲學博士阿·帕納林,以一個地緣政治專家的身份寫道:「美國的現實目的,是對直到裡海和外高加索的後蘇聯空間南部地區實施軍事佔領,進而鞏固美國的進攻基地,從那裡控制正在復興當中的古絲綢之路。歐亞大陸的北部已經被『大西洋人』控制,現在輪到了尚未征服的歐亞大陸南部地區,其中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國增加了對印度的西歐化,還在中國周圍部署了哨卡。美國要實施這些意圖,則需要不止10年的長期戰爭。由此看來,追捕本·拉登的行動將要持續這麼長時間。對於俄羅斯的戰略計劃來說,有一點非常重要:它不再是西方聯軍侵略的惟一犧牲品,它現在有了不幸的同志和戰略盟友——穆斯林兄弟。」 
  這是一份傾向性很強、極其簡單膚淺的「鑒定」。事實上,俄羅斯在2001年秋天不僅鞏固了它和穆斯林國家的戰略聯盟,而且在與西方的戰略合作中邁出了重要一步,既避免了東方的對抗,也避免了西方的對抗。2001年秋天所發生的事件清晰地表明了美國地緣政治的軟弱無力以及西歐軍事政治的軟弱。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之間的競爭引發了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但這些帝國很早以前就已垮台。在軍事政治問題上,西歐比俄羅斯帝國在蘇聯解體之後的損失還要多得多。這同時出現了新的威脅,不僅有恐怖主義,而且還有極端穆斯林的意識形態擴張。這種威脅的危險性絲毫不亞於希特勒的納粹極端主義。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21)   
  當然,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是很危險的。在這場尖銳的衝突中,在新的國際危機中,俄羅斯擁有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可能和方向。國家利益包括穩定與和平,它的重要意義不止是針對俄羅斯一個國家,而是針對整個星球。我們都看到了,弗拉基米爾·普京成功地帶領俄羅斯走的就是這條道路。 
  美國退出反導條約 
  2001年11月末和12月初,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正緊張地尋找雙方關係的新形式。這一動向的倡議主要出自西方國家的領袖和北約領導人。 
  就在普京從美國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英國首相布萊爾提出了建立俄羅斯與北約新關係的倡議。倡議內容為建立俄羅斯與北約相互關係委員會,19個北約成員國和俄羅斯在平等基礎上一起討論安全問題。北約秘書長羅伯遜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曾與俄羅斯領導人討論過這個問題。在這次訪問之後不久,北約決定在莫斯科開設軍事代表處。俄羅斯總參謀長克瓦什寧和國防部長謝爾蓋·伊萬諾夫也訪問了北約總部。 
  正如預料的那樣,所有這些接觸都引起了俄羅斯共產黨的強烈反對。久加諾夫呼籲俄羅斯領導人恢復他們在古巴和越南的軍事基地,停止與北約之間這種恥辱的「調情」。在美國,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反對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調情」。他聲稱,美國和英國竭力賦予俄羅斯和北約關係新特徵的做法可能導致聯盟隊伍發生分裂。 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觀點,俄羅斯在北約結構中將不可避免地被「同化」,而且俄羅斯必須放棄它與中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放棄與白俄羅斯、烏克蘭建立斯拉夫聯盟的想法,放棄鞏固獨聯體框架內的政治聯繫。 
  但是,12月的主要事件不是有關北約的談判,而是美國退出反導條約的聲明。眾所周知,有關這個條約命運問題,不僅是2000~2001年俄羅斯所有對外政策談判的主要問題,而且也是美國總統競選的主題。但是,有關這個問題,沒有出現任何意想不到的轟動。 
  反導條約是蘇聯和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簽署的條約,它在當時符合兩國的利益。但在幾年前,美國對此做出結論:這個條約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在1972年蘇聯和美國簽訂的這個條約中,就有一章明確規定終止條約的程序。2001年12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門前的玫瑰色草坪上宣佈:「我今天將美國準備退出反導條約正式向俄羅斯作了通報。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反導條約束縛了我們政府部署保護人民免受恐怖分子和無賴國家導彈進攻的能力。」在談到美國這一決定對俄美關係的影響時,布什說:「美國和俄羅斯正在構建一種新型的令人放心的建設性關係。我們正在努力用『相互合作』取代『互有保證可以消滅對方』。我和普京已經談妥,美國退出反導條約既不會破壞我們的新型關係,也不威脅俄羅斯的安全。正像普京所說的那樣,我們正走向另外一種基礎性關係,『冷戰』已經被拋到後面,我們今天又將冷戰的最後一塊殘餘拋在後面。」 
  從布什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和普京在得克薩斯私人農場裡都談了些什麼。 
  當天晚上,普京面對電視屏幕宣讀了自己的一份聲明。聲明說:「美國決定6個月以後退出反導條約,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意外,但我們仍然認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眾所周知,俄羅斯和美國不同於其他核大國,他們很久以來就擁有戰勝反導防衛的有效系統,所以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說,美國做出的決定不會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威脅。」 
  普京還提到:「當前俄美兩國關係水平不僅應該保持下去,而且應該以此為基礎盡快制定戰略關係新框架。」幾天以後,普京在解釋自己立場的時候說,俄羅斯不打算利用美國退出反導條約的機會製造歇斯底里式的反美情緒。第一,美國的國家反導體系現在還不存在;第二,它能不能建立起來這是個未知數;第三,即便能建立起來,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而俄羅斯今天就擁有戰勝任何反導的一切手段。因此說,美國的決定不會對俄羅斯構成嚴重威脅。在「九一一」事件以後形成的新的世界局勢下,反導問題已經失去從前那種強烈感覺。普京指出:「在我和布什接觸過程中,他一次也沒有欺騙過我,他的言行始終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可靠的夥伴。至於我們在某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上觀點不盡一致,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正常的。」 
  2001年12月底,《論據與事實報》提到,俄軍總參謀部的軍官對普京在反導問題上的立場表示不滿。但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傳說。公開批評俄羅斯總統的只有共產黨的報紙,它們指責普京「在與北約的對弈中拱手於人,忘記了本國利益」。《蘇維埃俄羅斯報》呼籲普京不僅不要削減,而且應該大規模擴充俄羅斯的核武庫,「否則,世界上誰也不會嚴肅地對待普京先生,他的言論所能獲得的關注,甚至還比不上白宮上空飛過的蚊子」。 
  這些都是錯誤的立場。眾所周知,加強進攻性武器始終伴隨著防禦系統的提高。比如說,一方面我們看到坦克的裝甲越來越堅固,火器也越來越猛烈,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各種類型的反坦克武器也在不斷地完善。坦克制造者的頭腦裡總想著,在坦克上裝備能夠攔截反坦克炮彈的系統。如果這種系統從原則上講是可能的,那麼當然要比坦克本身還要昂貴。但是,這個系統能夠使坦克擁有免受打擊的完全保障嗎?能找到擊毀坦克和裝甲車有效方法的可能對手嗎?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22)   
  美國是世界上惟一能擁有幾百億美元富餘資金來進行國家反導系統試驗的國家。經過幾萬名科學家8年的持續努力,美國建立了可以攔截自己發射導彈的反導系統(單彈頭的導彈可以在晴朗無雲的好天氣被擊毀)。 
  但誰也不知道,還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美國才能建立任何氣候條件下都能攔截多彈頭導彈的反導系統。因此說,平靜地討論這個問題,做出某種新的決定的時間還沒有失去。 
  阿富汗及其周邊 
  2001年12月,在阿富汗進行的打擊塔利班的反恐戰爭已經結束。這樣複雜的軍事行動這麼快就能取得勝利,無論是美國總統布什,還是五角大樓的領導人以及那些軍事專家,事先都沒有料到。所有這些人事先都傾向於,這將是一場長期、艱苦的戰爭。 
  對於美國軍人來說,這場戰爭幾乎是沒有流血的。死傷的多半是西方的記者,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都跑在大部隊的前面。早在11月底,北方聯盟經過十天的圍困之後就成功地拿下昆都士市,並且控制了昆都士省。12月的頭幾天,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和普什圖部落武裝的協同努力下,塔利班控制的主要城市——坎大哈也被奪了過來。塔利班的殘餘武裝都投降了,奧馬爾逃跑了,搜捕他的行動已全面展開。 
  北方聯盟和普什圖武裝攻佔了阿富汗東部山區的大部分地域。據推斷,本·拉登和他的殘餘就隱藏在這裡。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領袖的人頭被美軍宣了重賞。硌杉磯警察小組也參加了搜尋本·拉登和奧馬爾的行動。這是一個秘密行動,整個行動持續了整整一個月。 
  阿富汗社會早已厭倦了20多年的內戰,粉碎塔利班並沒有引發(觀察家們所預料的)不可避免的內訌。阿富汗各民族和各政治派別領袖參加了波恩大會,大會最終以各派相互妥協的結果結束。會議決定在阿富汗成立執政期限6個月的臨時政府,普什圖領袖卡爾扎伊被選為政府首腦,大量重要部長職位落到了北方聯盟手中。2001年12月22日,拉巴尼總統移交總統全權,臨時政府接管政權,行使管理國家的職責。 
  阿富汗沒有出現任何游擊戰,美國和阿富汗北方聯盟可以把自己當成這場不同尋常戰爭的主要勝利者。有關戰爭勝敗經驗、教訓的研究和評論還要持續很長時間,但所有人都承認,如果沒有俄羅斯的鼎立支持,這場戰爭不會這麼快就結束,也不會取得如此勝利。 
  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定,很快要在阿富汗部署國際維和力量,很多西方國家的精英部隊都參加了維和行動。在一共5000人的維和隊伍中,英國派出的軍人最多。維和部隊的司令官由英軍少將約翰·麥克爾擔任。不少維和軍人是從科索沃轉到阿富汗的。正如人們所知,俄羅斯決定不向阿富汗派出軍隊。 
  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拒絕參加阿富汗的戰後協調。俄羅斯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很多人道和技術援助,在喀布爾和阿富汗的北部地區建立了幾個野戰醫院,在阿富汗修復道路、橋樑,在廣泛地域內排除地雷。俄羅斯緊急情況部還在阿富汗建立了幾個基地。俄羅斯派來的12架滿載食品、藥品、建材的大型運輸機同時在喀布爾附近軍用機場降落,展示了俄羅斯的能力和影響。 
  按照西方媒體的統計資料,俄羅斯2001年秋向北方聯盟提供的武器援助額超過5000萬美元。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為阿富汗的戰後協調提供了不少支持。西方國家的大部分維和部隊都是從中亞的軍用機場飛到阿富汗的。 
  到2002年初,阿富汗的局勢仍然非常複雜,但還是處在可控範圍之內。阿富汗的不幸在於,它最近30年一直都是各種極端思想做試驗的獨特靶場,也是世界大國之間激烈較量的舞台。 
  1979年初,阿富汗新總統、共產黨人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對蘇聯領導人說,幾年之後,阿富汗的清真寺就會變得空空蕩蕩。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承諾,「蘇聯用60年取得的一切成就,在阿富汗用5年時間就可以實現」。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極端的試驗是如何結束的——20年的內戰和塔利班宗教狂熱分子的專制統治。今天開始聽到了要按照西方模式盡快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制度的聲音。 
  可以這樣說,阿富汗在西方、新俄羅斯和鄰近的中國的共同幫助下,能夠找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某些初步結論和經驗教訓 
  2001年9月之後,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年秋冬季節所發生的事件,既難以預料,又非常迅猛。如果把這些變化說成是俄羅斯轉向西方,或者西方轉向俄羅斯,或者文明與愚昧的鬥爭,或者各種文明之間的鬥爭都是非常錯誤的。所有這些因素都存在於今天的世界政治之中,但只是作為巨大而複雜畫面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都看到了國際恐怖主義新的可能、危險和增長規模。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恐怖主義本身只是實施某種特定政策的工具,在它後面還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恐怖主義是作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軍事組成部分出現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既向西方世界,也向穆斯林世界發出挑戰。 
  可以肯定,在21世紀初,與世界發生碰撞的不僅有非常秘密的國際恐怖組織,而且還有新的全球性的意識形態的挑戰,甚至還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最極端派別想要建立新的世界統治和重新劃分世界的企圖。這種危險不能低估,但也不能誇大。伊斯蘭極端主義並不代表整個伊斯蘭世界,而且本身也分成幾個相互敵視的派別。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23)   
  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戰爭所取得的勝利證明,這些極端組織完全被國際社會所孤立,就是在阿富汗國內也沒有得到當地老百姓的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領土上的局勢要複雜得多,美國總統布什提出了橫穿伊拉克、伊朗、朝鮮等國家的「邪惡軸心」概念,而且有意將這一軸心消滅掉。確定性小一些,但準確性和理智性大些的概念,是普京提出的「不穩定弧」。布什所說的那個地區的局勢實在太複雜,而且還存在著多樣性,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概念或者一個道德標準來理解它。 
  無論在近代歷史,還是中世紀歷史,也包括基督教歷史,極端主義都不是什麼新鮮事。20世紀的世界經歷並戰勝了全球意識形態擴張的幾次輪迴。我們沒有依據斷定,應該把本·拉登抓起來還是把他消滅掉——這樣的可能以後也不會有。 
  20世紀初,放縱的殖民主義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動盪。首先受到傷害的就是如今生活富足的歐洲。意識形態擴張的回應波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20世紀30~40年代,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波浪席捲世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是這種思潮最危險的發源地,就是這些當今很平靜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現。 
  蘇聯在20世紀50~70年代建立的社會主義,本身也包含很多全球性意識形態擴張的痕跡。但是,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那幾十年裡也不是普通的空想,它們也包含著危險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擴張。 
  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問題。各種類型的穆斯林極端主義是世界新的重大威脅,但美國的霸權主義和以色列社會的某些極端主義也並非不傷人的。 
  很多人把現代世界的極端主義和南部或者第三世界人民群眾的貧窮、絕望聯繫在一起。貧窮和絕望是產生狂熱者、極端主義者的合適土壤,但它們不是出現這種結果的必然土壤。極端主義並非總是和貧窮聯繫在一起,而貧窮也不一定就是產生極端主義者的原因。 
  統治世界的慾望多半不會在貧窮國家出現,也不會來自被壓迫民族。引發政治極端主義的根源不僅可能是反對欺辱和壓搾的鬥爭,也可能是保護、增加不正當渠道獲得的財富、特權的鬥爭。很富有的美國人中也有極端主義者,本·拉登就出自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個家庭。瓦哈比作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一個派別,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從宗教要求和教條來說,瓦哈比一點也不比現代伊朗的什葉派伊斯蘭教規溫柔。 
  極端主義的思想家和那些最活躍的信徒,往往不是出自貧窮的家庭,而是一般來自中等社會階層,他們把貧窮和無知當作依靠。宗教狂熱者的目的,不是讓人們生活過得更幸福,而是讓人對他們絕對服從,甚至強迫他人作奴隸。所有這些,我們在阿富汗都看得很清晰。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局勢才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刺激的實例,那裡的任何衝突一方都不準備妥協。這已經超出我們的紅線範圍,但沒有超出美俄兩國總統不止一次討論的問題範圍。 
  儘管個別地方有些不愉快,但俄羅斯2001年對外政策總的結果是積極的。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俄羅斯當年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非常傑出的成績。當然也有一些悲觀者。全球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傑利亞金在2002年初說過,俄羅斯2001年外交最出色的成績,就是「舒舒服服地告別了國際舞台」。 
  米哈伊爾·傑利亞金說:「當普京集中精力在雙方都很重要的領域進行合作的時候,他迴避了讓俄羅斯非常頭疼,但又無法解決的那些問題——反導、北約和歐盟擴大。普京緩慢而從容地把俄羅斯從世界舞台轉移到與其經濟和地緣政治資源相適應的地區大國位置上。俄羅斯惟一保存下來的資源是核武器,但只有一種情況這個結論才能成立,即核武器的主人真的有能力使用它。因此說,在世界政治的天平上,巴基斯坦的一枚彈頭要比俄羅斯的一千個彈頭都有份量。普京開始輝煌地把俄羅斯從世界舞台移走,同時想保留自身現代化的資源,還想說服西方與俄羅斯合作。但是,他會理智地利用俄羅斯剩餘的資源嗎?」 
  這是錯誤而且帶有明顯偏見的評價。俄羅斯在2001年不僅沒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明顯鞏固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時成倍增加了對外政治和經濟資源。俄羅斯在完善與西方政治、經濟關係時,能夠明顯改善自己在東方的政治、經濟地位。2001年7月,普京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莫斯科舉行會談。這次會談的主要成果是中俄兩國簽訂了《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這個條約總結了中俄兩國十年合作成果,是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俄中公開宣佈,它們在反導問題、北約擴大問題、巴爾幹問題以及兩國領土完整(俄羅斯的車臣,中國的台灣、西藏和新疆)上堅持一致立場。中俄兩國在中亞問題上的態度也相互吻合。 
  這是組成歷史上著名的「美國-中國-俄羅斯戰略三角」的重要一步,當然是在另外基礎之上。這也是建立多極世界的重要一步,俄羅斯在裡面扮演的角色遠不止於地區大國。俄羅斯不急於在國際舞台上佔據領袖地位,但也不打算退出國際舞台。俄羅斯在這個舞台上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擔當西方和東方的橋樑以及協調很多複雜衝突的中間人。   
  2001年之秋--俄聯邦與美利堅合眾國(24)   
  我們應該盡自己所有能力,避免新世紀的危險和威脅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次戰爭一旦爆發,將是整個世界的最後一場戰爭。     
  第四部分   
  意識形態的抉擇(1)   
  再問:「普京是什麼樣的人?」 
  2000年1月底,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的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經濟觀,而是首先關係到他的政治主張和意識形態。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總統選舉中的主要競選夥伴——根納季·久加諾夫、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和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均明確代表著某個政黨和某種意識形態傾向(他們分別是共產黨、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與他們不同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是某個政黨或聯盟的候選人。他對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立場表達得不夠清晰。 
  這一情況在2000年3月卻給普京創造了很大優勢,他不僅得到了同情中央選民的選票,而且贏得了大部分右翼和左翼選民的支持。在競選過程中,普京並不是完全沒有闡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他講到了愛國主義和強大的國家,講到了擁護民主和法制、維護俄羅斯安全和提高俄羅斯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同樣的話,許多其他政治家也都說起過,儘管側重點各不相同。 
  雖然鮑裡斯·葉利欽偶爾表示過建立新政黨的意願,並且願意在其中工作,但他從未投靠過任何一個俄羅斯大黨。即便如此,葉利欽的政治面目還是要比他的繼承人普京更鮮明一些。早在1985年,葉利欽就已投身於公眾政治世界,他是從蘇聯共產黨的高層進入民主運動的,這就要求他必須不斷聲明自己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立場。有人說,普京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他把民族傳統放在首位。政論作家阿·齊普科認為:「普京在蘇維埃時代更可能是一個隱蔽的『白衛軍』。當了國家元首以後,普京前往巴黎向白色俄僑的墓地致敬。」 這是十分大膽的舉動。普京在蘇聯的對外情報部門工作了16個年頭,他曾經工作的所有崗位都不需要聲明政治傾向,而是要展示高超的職業水平、完成任務的能力和勇氣。普京曾是蘇聯共產黨黨員,誰也沒有懷疑過他對黨和黨的政治綱領的忠誠。後來在談到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觀點時,弗拉基米爾·普京親口承認:「我曾是一個正常的蘇聯人。」 
  就是在當選並就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之後,弗拉基米爾·普京也沒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這引起了人們的不少猜測,或者毫無根據地企圖將其劃入這個或那個政治派別。有人將普京定義為「西歐派,對獨特的俄羅斯道路思想漠不關心」(阿·齊普科);也有人說他 「加速了俄羅斯歷史的新轉折,是反西歐主義者」(阿·納戈爾內)。穆爾塔扎·拉希莫夫聲稱:「普京是毫無疑問的民主主義者。」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則表示反對:「不,普京更是個保守主義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張強權。」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認為:「普京是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伊戈爾·沙布杜拉蘇洛夫則不贊同這一觀點:「不對,普京是個實用主義者,他的立場無法用意識形態的刻板公式來確定。」來自《消息報》的普·阿科波夫激動地感歎道:「普京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是西歐派,還是斯拉夫派?他贊成把俄羅斯納入『世界文明』,還是忠實於『獨特的俄羅斯道路』?這個問題甚至普京本人也無法回答。普京上校在危機深重的俄羅斯偶然獲得了最高政權,他確實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該向何處去。這一情況之所以難以察覺,只是因為與20世紀初領導俄羅斯的另一位上校——尼古拉·羅曼諾夫——相比,普京更加果斷,也不會對自己的每個行動做知識分子式的反思。事實是,俄羅斯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像100年前一樣,它的發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位並不完全適合在變革時代領導偉大國家的上校。」 
  《新時代》雜誌的拉·楚卡諾娃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羅斯知識分子階層對待總統的態度相當神經質。總統做的事,知識分子大多不滿意;而總統說的話,卻大都能夠博得知識分子的歡心。這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考驗,因為口頭表達的現實在他們看來絲毫不遜於真正的現實。於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著一種激動的等待:普京這個『黑匣子』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徹底打開,什麼時候才能解釋清楚,他到底想要什麼以及他要幹什麼。」 楚卡諾娃本人曾認為,普京將要建設一個易於管理的、然而卻是官僚主義的、完全蘇聯式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出版自由將受到限制。《共同報》的亞·克洛托夫更加悲觀。他認為,俄羅斯「將從總體上保存共產主義關係,東正教和『普京的個人崇拜』 將作為供人信仰的意識形態。『高級僧侶』會議將取代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而人民將獲得它想要的任何一種平靜——『官僚主義的、墓地一般的,或者流血的』。」 
  這些針對普京的責難和意見是不公正的。在俄羅斯,極權的意識形態體制剛剛崩潰,對於大部分公民來說,沒必要、也不可能操之過急地過渡到某種新的、對大家都適合的意識形態。我們面臨著意識形態的抉擇,這個選擇對很多人來說都是艱難的,其中也包括總統。 
  然而,弗拉基米爾·普京正像我們中的大多數一樣,必須做出抉擇。 
  俄羅斯是否需要新的意識形態? 
  在現代馬克思主義讀物中,意識形態通常被理解為以相對系統化的理論形式反映人對周圍現實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並為鞏固和發展這些關係服務的思想和觀點的總和。曾經認為,意識形態的基礎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在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性質。意識形態反映這個或那個階級的狀況,並以政治、法律、宗教、倫理、審美和哲學觀點為表現形式。關於社會活動的宗旨和綱領的闡述同樣屬於意識形態領域。   
  意識形態的抉擇(2)   
  蘇聯是一個意識形態深厚的國家,它自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並把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早在1918年通過的第一部蘇維埃憲法的第3條就有這樣的內容:「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基本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和爭取社會主義在所有國家的勝利。」在1977年通過的最後一部蘇維埃憲法中,世界革命的主題消失了,社會主義宣告順利建成。國家的基本任務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鬥爭。而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和主導力量,是社會政治體系、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 
  這樣一來,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列寧的政策在前蘇聯被視為公民的憲法義務。宣傳其他觀點和其他意識形態,或者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自然成為違反國家主要法律的行為,是犯罪和「破壞意識形態」。蘇聯的意識形態像宗教一樣無所不包,曾是黨和國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能保證公民的個人自由,卻建議他們成為在地球上建立合理的新社會的所謂共同歷史進程的參加者。 
  許多美國觀察家認為,蘇聯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完全不關心,記者兼蘇聯學研究學者約翰·薩特批駁了這一觀點。他寫道:「儘管美國人幾乎根本無法理解蘇聯公民時刻準備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從、服務於某種思想,然而他們還是應從事實出發,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儘管外表荒誕,但卻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嚴整的歷史理念,使最簡樸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義,哪怕只是虛幻地滿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沒有信仰的時代,共產主義就成為顛覆我們觀念的強大反信仰。用武器無法戰勝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棄它。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識形態與之對立。」 
  眾所周知,在「改革」和「公開化」的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俄羅斯的影響和力量發生了動搖,這一過程在1987~1990年獲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徵和性質,最終導致了權威的倒台,緊隨其後的是蘇共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如果沒有原來起主導作用的意識形態,像蘇聯這樣的國家根本無法生存。然而蘇聯和俄羅斯聯邦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是被某種新的、強大有效的意識形態擊垮的,而是毀滅於從各個方向發起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體進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坍塌了,然而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的意識形態能夠取代它的位置。 
  俄羅斯聯邦作為主權國家的誕生不是長期民族解放鬥爭或民主鬥爭的結果,否則,在這一鬥爭過程中應當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領袖、新的國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蘇聯和蘇共輕而易舉的毀滅令人震驚。當然,葉利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戈爾巴喬夫又沒有把握住局勢,於是周圍的一切都開始崩塌,猶如老朽的樹木,或是地基和支柱無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誰能給國家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並領導它的革新和復興呢?根納季·布爾布利斯?謝爾蓋·沙赫賴?安德烈·科濟列夫?葉戈爾·蓋達爾?這些人起草了關於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定,宣佈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實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將西方自由主義注入俄羅斯的嘗試伴隨著國內生活水平的驟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亂的膨脹,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羅斯公民的廣大階層。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作為拼湊的概念來到人們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飽經憂患和痛苦換取來的,所以它只能成為很少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 
  當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決中通過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收錄了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憲法畢竟不是意識形態,其自由主義——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具有「框架的性質」。因此,對憲法的忠誠並不違背對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羅斯是否需要一個全民族或國家的新意識形態呢?一部分政論家認為,在俄羅斯,對所有意識形態的興趣和信任已經消失殆盡,而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俄羅斯社會有沒有對意識形態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韋伊提出了問題,並進而回答道:「這很值得懷疑。在俄羅斯占主導的是對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排斥,不管是誰信仰它。這樣的精神狀態不是臭名昭著的蘇聯極權主義的後遺症,而是俄羅斯最近十年的歷史造成的。」 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多次談到對意識形態和各種「主義」的拒絕。然而,社會的全面非意識形態化意味著社會陷入混亂和荒誕的局面,與其不可預料後果的力量角逐將佔據思想鬥爭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認為,俄羅斯不能在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的狀況下生存,「俄羅斯應找到自己的支柱,每個文明、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關係中能夠使人們聯合為一個整體的東西。社會思想或者宗教思想發揮凝聚的作用,或是賦予任何活動以意義,在俄羅斯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俄羅斯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正是有關俄羅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並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維護了它的統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業家兼哲學家亞歷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於尋找新的、全國普遍適用的意識形態。他向自己的讀者和聽眾宣傳:只有新的世界觀可以解放人的創造力,並生成巨大的能量,從而使俄羅斯走上新的軌道。然而,帕尼金最終還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公式。   
  意識形態的抉擇(3)   
  《明日報》的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和聖彼得堡的前任州長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夫同樣相信,俄羅斯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公式,而且俄羅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識形態。誰要是能夠找到適當的語言和公式來表述它,「誰就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因為這做起來並不簡單」。 而來自世界政治科學聯合會的葉蓮娜·謝斯托帕爾教授認為,表述俄羅斯的新意識形態並沒有那麼困難,關鍵在於有沒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確切地講,民族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麼,它從何產生?」耶·謝斯托帕爾提出了問題,並緊接著回答道:「這是政治實踐家、政治學研究者和人文學科理論家的事情。他們茫然地從一個政黨換到另一個政黨,但是在上層暫時尚未意識到理論工作的必要性。當前,這項任務在各方面都已成熟。這裡指的是發展方向的選擇和一定的價值參照物的選擇。執法機關,確切地說,是總統本人及其工作班子應成為主要發起人,因為人們總是在尋覓某個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們做什麼,什麼時候做和怎麼做。」 
  哲學博士亞歷山大·齊普科也期待著總統對俄羅斯歷史上最「悠久、難解的問題」做出回答。在亞歷山大·齊普科看來,恰恰應當由普京來宣佈和解釋20世紀俄羅斯歷史的三個階段具有總體繼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設未來的過程中,哪些價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決「白軍和紅軍」的問題,並「指出公民對其臣服的領袖和選擇的思想負有責任的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議論和要求。 
  事實上,俄羅斯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建立某種新的全國或全民性的意識形態,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確定所有公民必須共同接受的意識形態價值。這不僅是因為俄羅斯聯邦憲法明確規定,俄羅斯「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任何意識形態均不可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或必須遵守的意識形態」(第13條)。要知道,那些支持統一的民族和國家思想的人可以根據他們找到的公式修改俄羅斯憲法。 
  俄羅斯社會構成複雜、歷史豐富而充滿矛盾、民族眾多、疆域廣袤,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幾個世紀來水乳交融。在這樣一個俄羅斯,西歐派和斯拉夫派、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激進派和保守派、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間的論戰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這沒有什麼不好。除了家庭、後代、健康、心靈安寧和福利等傳統價值,不同俄羅斯公民對其他甚至是最為基本的價值的認識也有本質區別。 
  對於「您認為哪種意識形態在俄羅斯最可行?」這個問題,在2003年3月的時候,28%的俄羅斯公民回答的是愛國主義,23%回答民主,11%回答民族獨特性,10%回答強國理念,10%回答社會主義,8%回答共產主義,3%回答資本主義,3%回答宗教性,9%的公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裡需要突出的是一種最主要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組合,比如,社會主義思想與民主思想的組合。即使是在今天的俄羅斯,在各種社會調查中還會有50%~60%的公民自稱是信仰宗教的人,其中80%又將自己界定為東正教信徒,但只有10%的俄羅斯公民經常去教堂,堅持用自己的語言或教堂的祈禱詞祈禱的人更少一些。 在評價西方價值和俄羅斯傳統價值的時候,只有15%的公民宣稱,俄羅斯應當完全或者部分地參照西方價值。超過50%的公民堅信必須以俄羅斯的傳統價值為準。 8%的公民自稱是積極的共產主義者,還有15%左右的人宣佈他們不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認為它是社會的主要價值之一。40%以上的俄羅斯公民堅持認為蘇聯的所有主要成就和蘇維埃價值是舉足輕重的,並且為其中許多價值的喪失而深感惋惜。 
  俄羅斯公民重視俄羅斯和蘇聯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和歷史人物,但評價卻大相逕庭。無論是對個別公民、全社會,還是社會中的各民族——在俄羅斯首先是俄羅斯族——而言,這些評價都是民族和歷史認同的極其重要的部分。眾所周知,民族是一種歷史形成的,體現在領土、語言、文化、宗教、心理和生理特徵、傳統和習俗、還有歷史命運等方面的共同性。然而在今天,不同的俄羅斯公民對這個命運的定義並不相同。在各種社會調查中,超過50%的俄羅斯公民正面評價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在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公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正面的,到了2003年,已經有40%的受調查人讚成斯大林的活動了 ;正面評價列寧的俄羅斯公民要略少一些,然而在2000年的十位最卓著的社會活動家、俄羅斯的「世紀人物」排名中,居於首位的是列寧,第二位是斯大林,位於名單第六位和第九位的分別是 .薩哈羅夫和亞·索爾仁尼琴。 
  說明俄羅斯公民的價值標準千差萬別的類似事例不勝枚舉。這令許多意識形態學家和政治家感到不快和驚訝。這些差別還只是部分地證明了俄羅斯公民的茫然無著。在1917~1918年和1991~1992年間,俄羅斯社會基礎的精神和意識形態價值遭到過於粗暴和急劇的摧毀。在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眾聲喧嘩中,除了各種概念的位移和混淆,還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歧,這對於複雜的俄羅斯社會來說,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蘇聯的思想一元化時代結束了,無論是久加諾夫、普京,還是亞夫林斯基,都不能、也不應該嘗試使國家返回到某種新基礎上的思想一元狀態。   
  意識形態的抉擇(4)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凝聚俄羅斯、使它作為政體和國體不發生分裂的是什麼呢?僅僅是憲法嗎? 
  顯然,僅有憲法和其他法律是不夠的,僅有宗教也同樣不夠。凝聚俄羅斯的是俄羅斯人民期望共同生活的總體意志、它的歷史和傳統、它的語言和文化以及它的經濟一體性。俄羅斯人民只是部分帶有民族特徵,更多的是人們的文化歷史共同性,是生活在歷史形成的特定領土上的超民族。這正是形成和支撐任何大國的連接物。 
  公民社會的必要性 
  俄羅斯公民需要的不是制定統一的新意識形態,而是建立被稱作公民社會的統一的社會環境。這樣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社會輿論在俄羅斯剛剛產生,我們應當加快和扶植這一進程。我們應當鞏固和加強俄羅斯的國家機構和獨立於國家的公民社會,後者以國家公民的主權、獨立自主和自由選擇為基礎。 
  公民社會是擅長自我組織和具有主動精神的社會,它不忽視來自上層的信號,同時又能夠發動自下而上的運動。公民社會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獨立於「上層」存在,能夠自主解決內部事務,並對權力活動實施必要監督。在蘇聯時代沒有公民社會,有的只是「螺絲釘」和其他零件與來自克里姆林宮的統一管理之間的複雜組合。公民社會是複雜得多的組織,這裡有公民做主的若干中心,權力得到現實的劃分。公民社會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不是「傳動帶」,不應將某一種意識形態奉若圭臬,從而殊途同歸地將社會成員引向同一個「偉大」目標,而是應當允許有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目標的存在。 
  不過,公民社會在新俄羅斯尚處於起步階段。總的來說,可以同意《專家》雜誌法捷耶夫的觀點。他認為,「俄羅斯的社會結構暫時還很原始,缺少發展動力。無產主義者不時以罷工礦工的形象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農民——甚至包括曾在80年代末期遍佈各地的農場主——就像根本不存在。工會早已被馴化,誰也記不住其領導人的名字。知識分子就更不用提了,在最近十年他們什麼也沒弄明白,什麼也沒學會。大型企業倒還可圈可點,但又缺乏團結協作,代表的利益不明確。政府官員部分通過權力政黨的形式團結起來了,但在大部分情況下,官員代表的是局部的、戰術的利益,只求維持現狀,不求發展。中產階級目前在經濟領域裡已經成為現實的社會推動力,但又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這幅圖畫並不十分令人歡欣鼓舞,但總的來說卻是符合事實的。今天的俄羅斯社會遠沒有20世紀初前十年的獨立性強。70年的一黨專政使社會變得消極被動。俄羅斯必須扭轉這種局面,儘管非常艱難。當然了,應當鞏固國家,因為輕視國家機構是非常危險的;但是,輕視公民社會的健康同樣危險。這一情況需要得到珍視俄羅斯的每一個人的關注。葉夫根耶夫認為,「只要總統想為了社會的利益改變什麼的話,國家事務就一定會發生變化。」 這引起了來自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管理層的 .馬爾加爾的合理質疑:「但為什麼只是總統呢?難道我們俄羅斯公民就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行動起來嗎?為什麼我們不能迫使掌權者接受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從而影響我們的共同命運呢?俄羅斯人民是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自己才是福利和繁榮的源泉,或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俄羅斯人都需要明白這一點,首當其衝的是接受教育的社會成員——知識分子。」 
  上述兩位作者的看法均有道理。當前的情況是,如果總統希望俄羅斯的社會經濟快速進步,而不是只關心個人權力的穩固,人民就應當支持總統,而總統則應當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當然,公民社會不可能「從上往下」建設,而要自然成長。這個成長和成熟的過程是需要時間的。聰明的政權能夠、也應當為發展公民社會創造條件,之後再以其為依托。 
  公民社會的發展以文化、職業、慈善、老戰士、青年、婦女、體育等眾多組織的活動為前提,然而它的核心和主體則是目前在俄羅斯尚不存在的成熟的政黨。正是政黨表現出對意識形態的需求,但這個意識形態不是統一的、獨一無二的「俄羅斯思想」,而是世界上相當聞名的一些意識形態在俄羅斯的具體體現。 
  政黨的產生有各種模式:政黨可以由工會建立,以便實現更加可靠的政治代表性;可以根據受歡迎的著名領袖的倡議組建政黨;議會黨團、宗教運動、革命團體、自然保護組織也可以建立政黨。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政黨以不同的社會集團為依托,有時也有不符合這一規則的特殊情況。 
  議會活動和各個層面的選舉鬥爭是產生和形成政黨的最佳土壤。 
  不過,政黨的產生也可以不通過議會,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動。政黨可以不登記成員的個人情況,可以沒有我們通過蘇聯共產黨所熟知的許多其他表徵,例如特殊的儀式和對待黨證的虔誠態度。但是政黨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在這個意識形態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和經濟綱領。 
  在90年代的俄羅斯出現了許多千差萬別的政黨,這正是俄羅斯社會政治不夠成熟的表現之一。在1991~1993年的時候,可以在專門的手冊裡找到100多個俄羅斯政黨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羅斯的新政黨和組織辭典》裡,則列有400多個詞條!這本辭典的作者普裡貝洛夫斯基同時收入了一些宗教黨派 。當時,政黨像雨後春筍般產生,不過又同樣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還是有100多個政黨參加了1999年的議會選舉,組成了30個左右的競選聯盟。其中的大部分政黨沒能承受住選舉中的失利,然後又被新的黨派取而代之。   
  意識形態的抉擇(5)   
  俄羅斯尚處於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級階段,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國家政治生活渙散的情形應在未來予以克服。如果有10個、甚至20個政黨同時以一個社會團體的名義去面對人民和政權,那麼保護和代表某個社會團體的利益就根本無從談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爾·普京就在出席「統一黨」成立大會時發表的致與會代表歡迎詞中講到,對俄羅斯來說,三四個政黨構成的體系是比較「正常的」。換言之,應該是三四個建設性的政黨取代2000年初之前註冊的150個黨派和團體。國家的競選體系和國家對大黨的財政支持應刺激這三四個政黨的產生。有一些政治學家認為兩三個大黨的體系對俄羅斯來說是最佳選擇。(我本人認為,在俄羅斯具有形成五六個政黨的社會、經濟、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國家杜馬通過了新的政黨法。根據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些成員不少於1萬人的政治團體註冊為政黨,而其他所有黨派只能作為社會團體、政治俱樂部或者利益俱樂部保留下來。它們僅能保留參加地方自治部門選舉的權利,而不參加聯邦選舉,也就是說,它們不是政治進程的主體。法律還規定,政黨應在20個以上的地區設有基層組織,每個地區組織的成員不少於100人。國家對政黨的資助應與政黨在選舉中取得的票數成正比。 
  這部法律的發起人希望到2003年末的國家杜馬選舉之前,在俄羅斯僅保留10個以下相對正規的政黨。然而,預期沒能成為現實:到2003年5月底之前,在俄羅斯註冊的政黨有30多個。甚至國家杜馬主席和聯邦議會議長也各自組建了一個政黨: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組織並註冊了俄羅斯復興黨;謝爾蓋·米羅諾夫成立了名稱獨特的生活黨。此外還出現了幾個新的人民愛國黨和強國黨以及一些新的自由主義黨派。 
  對這一過程的某些細節值得進行更為詳細的研究。 
  俄羅斯的政黨建設問題。右翼陣營 
  在右翼陣營中,「右翼力量聯盟」的政治活動最為積極。它成立於2001年5月,是由1990~1999年間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十多個較小的右翼自由主義運動、黨派和集團逐漸聯合而成的。目前「右翼力量聯盟」不是反對黨也不是當權黨,他的大部分領袖,包括丘拜斯、哈卡瑪達、基裡延科和蓋達爾,在2000~2003年間對普京和卡西亞諾夫的倡議和政策表示支持。對總統和政府批評最多的是「右翼力量聯盟」的杜馬黨團領袖——鮑裡斯·涅姆佐夫。一些不太出名的右翼政治家「有條件地」支持政權。在另一方面,「右翼力量聯盟」的不少成員繼續在政府機構中工作。 
  「右翼力量聯盟」的政治資本並不豐厚,儘管其許多成員曾就職於總統辦公廳,還有不少在90年代擔任過副總理、部長甚至總理等職務。但是這一點並不值得炫耀,因為他們的過失遠遠超過了取得的成就。在1999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右翼力量聯盟」取得了7%的支持率。然而在此後的三年中,這個黨沒有任何突出的業績,在2002年底只有4%~5%的選民打算投它的票。「右翼力量聯盟」不得不為政治存亡而鬥爭,因為到2003年12月,它很有可能達不到5%的「基準線」。 
  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領導的「亞博盧」集團也屬於右翼自由主義陣營。這個黨在成立之初就定了一種不協作和不妥協的基調,作為總統和政府的反對黨積極活動。從1999年秋到2003年春,該黨成員與親近「亞博盧」集團的報紙、雜誌相當強硬地批評葉利欽和普京以及1993~2003年間的所有政府。 
  許多觀察家一向把「亞博盧」集團稱作是自由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永遠的反對派」組成的政黨,認為它的薄弱環節在於它不參與政權。因為拒絕參加競選聯盟,這個黨的成員甚至在州長的選舉中都只能甘敗下風。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和個別市政機構中,「亞博盧」集團的成員及其候選人才能勝利。從意識形態看,「亞博盧」集團和「右翼力量聯盟」是有親緣關係的政黨。亞夫林斯基在一次政黨綱領的發言中講道:「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不管我們是相互正視還是各顧一方,我們都具有同一種血型。我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在堅持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客觀上我們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我敢斷言,我的世界觀和政治哲學的基本要素也是俄羅斯所有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家的世界觀的基本要素,這遠比他們的選民、群眾性的民主選舉人更加重要。我們與其他民主派之間儘管有分歧,但依然是使用同一種語言講話,無需把話講完,就能互相理解。而我們和執政當局無論如何不屬於一個種群。」 
  2002年和2003年春進行社會調查的結果表明,有6%或7%的選舉人準備投「亞博盧」集團的票。這一數據已經保持了十年,在四次選舉中年年如此,這既證明了「亞博盧」集團的穩定性,也證明了它的局限性。 
  目前總共有15%的選民計劃投右翼政黨的票。右翼人士的選民基礎主要是中等實力的企業家、主要採取西方經營模式的大資本、科技領域的知識分子精英組織和團體以及一些人權團體。關於右翼政黨聯合的談判儘管持續了多年,但還是無果而終。近幾年,在這一政治陣營裡又成立了幾個新的黨派:以諾夫哥羅德州州長米哈伊爾·普魯薩克為首的新的俄羅斯民主黨和兩個自由黨,其中一個將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視為領袖,並接受他的資助。正是在右翼政治領域裡,非常奇怪地連續發生令人震驚的國家杜馬議員被殺事件,被害人是嘉莉娜·斯塔羅沃伊托娃、B.格羅夫列夫、謝爾蓋·尤申科夫。2001年12月成立的俄羅斯聯邦憲法黨也自動進入右翼陣營,其中包括了幾個規模不大的、不太有名的民主黨派和團體。   
  意識形態的抉擇(6)   
  左翼陣營的政黨建設 
  在政治派別的左翼陣營裡,目前占主導地位的是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最具群眾基礎和組織有素的政黨。俄羅斯共產黨的組織遍佈所有地區和城市。該黨及其農業同盟者在國家杜馬控制著30%左右的席位。俄羅斯共產黨的成員在俄羅斯15個以上的州當選州長。在聯邦層面的任何選舉中,共產黨都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支持率。這是一個強大的政黨,俄羅斯的任何一位總統都必須重視它的意見。 
  不過,俄羅斯共產黨也有許多缺點,甚至是與生俱來的缺陷,因為它既無法擺脫蘇聯共產黨的遺產,也無法擺脫蘇聯共產黨的幹部隊伍,其中包括蘇聯共產黨在20世紀80年代的領導成員。因此,俄羅斯共產黨難以擴大自己的影響。丘拜斯是俄羅斯共產黨最痛恨的俄羅斯政客。弗拉基米爾·普京評價丘拜斯的話同樣適用於俄羅斯共產黨,即這個黨有「糟糕的信譽歷史」。這就是說,對很多選民來說,俄羅斯共產黨的信譽度很低。將近50%的選民至今宣稱他們「無論在什麼條件下」也不會投俄羅斯共產黨及其領袖根納季·久加諾夫的票。 
  俄羅斯共產黨用自己的口號吸引並團結了相當一大批「反對型的」選民。該黨得到年紀大的選民的支持,其中包括1991年之前退休的人,也包括90年代的退休人員、最近12年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不能從事專業對口工作的人。相當大一部分農村居民、普通職員、教師和部分職業軍人支持俄羅斯共產黨。但是知識分子、青年、官員和商人對俄羅斯共產黨的支持率很低。很大一部分工人和農民也不支持俄羅斯共產黨。在20世紀多次遭到蒙騙的工人和農民目前最不關心政治。 
  在俄羅斯共產黨的競選名單中,很少有什麼受歡迎的政治家或者是全國有名的政客。除了根納季·久加諾夫,俄羅斯公民未必能再叫出三四個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任何制度都需要反對派。在這方面俄羅斯共產黨擔負著非常重要的批評、監督功能。共產黨不贊成新的革命,不號召人們拿起斧頭作武器進行暴力鬥爭或者設置街壘,甚至罷工也不是俄羅斯共產黨認可的抗議形式,當然示威遊行、群眾集會和議會活動除外。鮑裡斯·葉利欽辭職後,俄羅斯共產黨繼續宣揚不可調和的反對派立場,但這種對立的表現形式不是行動,而是語言和政治姿態。俄羅斯共產黨很少對當今制度進行建設性的批評,黨的綱領也難以令人信服。按照傳統,俄羅斯共產黨一向非常重視政策和建議的意識形態基礎。我們看到,俄羅斯共產黨的現任領導層擺脫了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諸多公式,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教條公式。 
  俄羅斯共產黨的章程規定,黨內不應產生任何派別和黨團。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在這樣的大黨中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各種派別和集團。阿利貝爾特·馬卡捨夫將軍代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集團,他富有攻擊性的反猶太主義言論和公開聲明對俄羅斯共產黨為害不淺。還有一些在原來的共產黨中根本無法想像的傾向於傳統東正教會的集團和派別。共產黨內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積極崇拜者。《蘇維埃俄羅斯報》和俄羅斯共產黨的雜誌《對話》裡面長期充斥著對斯大林喋喋不休的讚揚。俄羅斯共產黨的媒體不接受任何針對斯大林的批評,這裡盛行的已不僅僅是唱讚歌了,有些評價簡直就是一派胡言。俄羅斯共產黨的部分成員企圖在黨的宣傳中恢復二、三十年代的公式,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建議將斯大林主義的價值觀和俄羅斯東正教的教義結合起來。例如,俄羅斯共產黨的理論家之一亞歷山德羅夫,就建議在俄羅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實踐中結合「斯大林的民族國家方法和東正教教理」,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東正教的斯大林主義」「能夠為加快復興俄羅斯國家建立強國基礎,其實力和力量是繁榮的羅馬時代以來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 如此淺陋、粗略的綱領很難在俄羅斯公民中產生影響。 
  在俄羅斯共產黨內部沒有人可以真正動搖根納季·久加諾夫的領導地位,因為只有他能為自己的擁護者提供總的意識形態,儘管這個意識形態東拼西湊,內部充滿矛盾,但暫時卻是無可替代的。這是根納季·久加諾夫對黨的個人貢獻。根納季·久加諾夫的反對者、來自蘇聯共產黨和後來的俄羅斯共產黨的奧列格·捨寧、葉戈爾·利加喬夫、維克多·安皮洛夫、維克多·丘裡金、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等人,堅持較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不可能團結起有影響的擁護者團體。來自布爾什維克和「民族布爾什維克」的愛德華·利蒙諾夫和妮娜·安德列耶娃的例子相當具有代表性。當然,很難將根納季·久加諾夫的「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看成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它是由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片段、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某些論點、同時還有大塊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經過修飾的斯大林主義組合而成的。在根納季·久加諾夫的意識形態中,既有「神聖羅斯」和「莫斯科——第三羅馬」這樣的來自久遠年代的公式,也有19世紀「專制政體、東正教、人民性」 的思想。根納季·久加諾夫賦予俄羅斯人民特有的道德品質和獨特的精神追求:俄羅斯文明是獨一無二的,可與西方的「亞特蘭大文明」抗衡。在根納季·久加諾夫的意識形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根本不受他重視的歷史,而是地緣政治。根納季·久加諾夫的地緣政治堅持西方對俄羅斯懷有根本性的敵對態度。2000年的時候,根納季·久加諾夫在對當今體制的批評中,努力將「格列夫——卡西亞諾夫政府的叛徒政策」同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總統形象區分開來。然而後來,根納季·久加諾夫和俄羅斯共產黨多次聲稱堅決反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的對內、對外政策。   
  意識形態的抉擇(7)   
  俄羅斯共產黨的一個派別與聯邦會議下院主席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有關。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是職業記者,曾任《共青團真理報》和《真理報》的總編輯,1993年後進入俄羅斯共產黨領導層,作為俄羅斯共產黨的候選人進入國家杜馬。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擁有中庸和善於妥協政治家的名聲。正是這些品質使他成為杜馬主席,並且在這個職位上一幹就是七年多。但在2000年,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開始以獨立政治家的面目出現,先是組建了社會政治運動「俄羅斯」,在與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根納季·久加諾夫發生糾紛後,又組建了新的政黨「俄羅斯復興聯盟」。 
  2003年,「俄羅斯復興聯盟」企圖在俄羅斯政治派別的左翼佔有一席之地,也就是企圖發揮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作用。然而政治家的知名度和他受歡迎的程度並不是一回事。眾所周知,在最近14年來,所有企圖開展獨立政治活動的蘇聯和俄羅斯議會議長——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伊萬·雷布金——均遭到了失敗。政治企圖不成功的還有聯邦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舒梅科和葉戈爾·斯特羅耶夫。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和新的聯邦委員會主席謝爾蓋·米羅諾夫也不太可能成為例外,後者組建了不為公眾所理解的「生命黨」。在俄羅斯的政治體系中,議會的議長是精明能幹的政治中間人,而不是董事會的主席。 
  俄羅斯共產黨在2003年12月的選舉中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又組織了一個中庸的左翼政黨,而是普京總統提出的積極的社會和愛國主義政策。在上一屆杜馬選舉中,很大一部分俄羅斯公民支持俄羅斯共產黨的競選聯盟,不是因為贊成其綱領或者出於對根納季·久加諾夫的好感,而是因為反對鮑裡斯·葉利欽和切爾諾梅爾金——涅姆佐夫——丘拜斯政府的政策。這不是什麼秘密。現在這些選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說:「既然克里姆林宮裡有普京,我們還要久加諾夫在那裡做什麼……」 
  一盤散沙的民族主義者 
  2003年,在希望引起選民注意的政黨中,有十個左右自稱是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在西歐國家中,民族主義政黨一般位於這些國家的右翼、甚至極右翼政治陣營。例如法國的勒龐、奧地利的海德爾、意大利的費尼政治集團。在俄羅斯,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在90年代時比較接近於這一類政治集團,然而在今天,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的政治立場是模糊不清的,該黨在抗議的選民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許多觀察家甚至懷疑,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在選舉中能否得到5%的選票進入杜馬。其他所有的民族主義集團和運動都對日裡諾夫斯基極為不滿,認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著名的做秀者」。這些公開聲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的社會活動家幾乎全部投靠到左翼政治陣營,而不是右翼。分析專家認為,「有責任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可以聯合10%~15%的選民。但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俄羅斯並不存在,不同的民族主義集團之間存在著激烈的鬥爭,在俄羅斯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任何明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無論是19世紀,還是20世紀,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一直更像是宗教哲學學說,而不是政治理論。當前,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民族主義說教帶有類似的性質,只是他身邊沒有追隨者而已。在90年代,民族思想或「俄羅斯思想」 不是作為哲學,而是從政治角度為許多政治流派和政黨所利用:「民族陣線」、「俄羅斯村社大會」、「俄羅斯全民聯盟」、「俄羅斯民族統一黨」、哥薩克聯合會、「歐亞黨」、「民族強國黨」、「羅斯」集團 、「俄羅斯和平黨」等。然而在它們之間看不出任何團結協作的跡象。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000年和2001年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人品、倡議和計劃反應最為熱烈的恰恰是這個花哨的民族主義陣營。 
  「普京是國家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有意吸引和影響來自社會的全部潛能,」 .納戈爾內和 .阿尼新在《明日報》撰文寫道,「在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期間,創造歷史的已經不完全是『看不見的市場之手』,而是大眾的勞動和創造。這是『共同事業的哲學』,如果它凝聚為克里姆林宮的現實政策,必將徹底改變俄羅斯的對內政治和國際局面。弗拉基米爾·普京主張團結全社會的力量來捍衛俄羅斯的民族利益,他希望國家克服災難狀態,在這方面他和人民站在了一起,而沒有和佔據了報紙和電視的莫斯科的無聊民主聚會同流合污。」 「歐亞黨」的領袖杜金企圖把弗拉基米爾·普京推到更高的地位:「弗拉基米爾·普京是『命運之人』,他為環境所造。某種力量呼喚並引領他跨越了並非輕易就能克服的障礙。當前,我們甚至不應該左思右想,而是應當與弗拉基米爾·普京融為一體:不是把他當作暫時的或者陞遷的參照物——這樣的人很多——而是應當創造性地與弗拉基米爾·普京融為一體,因為他是一種機能,一種歷史和地緣政治機能。這是『歐亞』在轉折時代的某種象徵、意義和標誌。我們應當給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政權加入歐亞主義的內容。」 而圖克馬科夫堅信,恰恰是普京應當依靠軍隊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圖克馬科夫感歎道:「除了俄羅斯總統,上帝還會派誰去拯救即將滅亡的民族,使其不至陷於深淵,又能讓誰從老爺和長官變為俄羅斯人民的領袖呢!他用以溫暖人們心靈的應當是義無反顧的、熾熱的民族使命感,而不是無精打采的新年致詞。只有這樣,他才有權驕傲地說:『我是俄羅斯總統!』」   
  意識形態的抉擇(8)   
  當然,弗拉基米爾·普京不能、也不應該說自己僅僅是「俄羅斯人的」總統。在2000年的總結報告中,普京總統請求俄羅斯公民不要把他看成是象徵、救世主或者功臣,而是俄羅斯人民臨時任命的經理和管理人。這項工作是艱巨的,為了保證工作成效,需要俄羅斯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傾向的公民都來協助俄羅斯總統。 
  中左派政黨和運動 
  政治觀察家通常把大多數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流派和政黨劃入溫和的左翼陣營,或者左翼中派。90年代初,在俄羅斯出現了幾個社會民主主義或「社會黨」,它們屬於右翼政黨聯盟,處於政治派別的右翼。但是後來,在1990~1995年間,這些黨派隨同民主陣營的其他政治組織一起削弱並消亡了。政治生命較長的是左翼中派的社會民主黨派和社會主義黨派。在2000~2002年,從柳德米拉·瓦爾塔扎羅娃的「勞動者社會主義黨」和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多羅夫的「勞動者自治黨」,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社會民主黨」和伊萬·雷布金的「俄羅斯社會主義黨」,這樣的黨派在俄羅斯共有十幾個。尤里·彼得羅夫的「現實主義者」、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民權和勞動聯盟」、阿列克謝·波德博利斯金的「精神復興」、安德烈·伊薩耶夫的「勞動聯盟」等也主動歸入左翼中派。目前,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的「俄羅斯復興黨」也想擠進左翼中派的隊伍。所有這些政黨和聯盟的綱領性文件都大同小異,然而各黨派領袖及其背後政治集團或經濟集團的不同利益,妨礙了俄羅斯左翼中派各政黨實現聯合。 
  1998年3月,眾多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在莫斯科聯盟宮的圓柱廳聚集一堂,為慶祝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100週年舉行隆重集會。在大會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尤里·盧日科夫、根納季·謝列茲尼奧夫、柳德米拉·瓦爾塔扎羅娃、奧列格·魯緬采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羅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多羅夫、加夫裡爾·波波夫、羅伊·麥德維傑夫、根納季·斯克利亞爾、亞歷山大·馬裡采夫、伊萬·雷布金。當很多演講人講到俄羅斯所有社會民主力量聯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時,與會者報以熱烈掌聲。不過大會結束以後,會議參加者也就各奔東西了。 
  眾所周知,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政治組織和一種世界意識形態已經生存並發展了130多年,20世紀初的列寧主義僅是其最為激進的派別之一。共產國際成立之後,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黨建設中遵循的激進意識形態排擠掉了較為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形式。50年代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主宰了地球上將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這一意識形態初現頹勢,隨之開始了毀滅的進程;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歐國家領導政府的不是自由黨、保守黨或基督教民主黨,更不是民族主義黨派,而是溫和的社會民主黨,它們之間通過「社會主義國際」的民主機構保持聯繫。 
  歐洲的社會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但是充斥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混亂和爭權奪利令他們非常失望。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在工業發達國家早已發展得非常具體,它在俄羅斯的變體也不止一次地出現在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黨派的綱領性文件中。社會研究表明,聯合起來的社會民主黨可以在當代俄羅斯獲得15%~25%的選票,從而構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礎,這對於在年輕而不成熟的俄羅斯公民社會建立穩固的整體政治結構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學家均對此深信不疑。 
  蘇聯共產黨的衰落和蘇聯的解體意味著極權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會公正、平等、人道主義、社會保障、社會利益優先等思想的破產。這些思想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鼓舞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並至少在西歐國家獲得了部分實現。作家兼政治家維亞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無根據地指出:「西歐政黨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社會民主主義是最為靈活、適應性最強的意識形態。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把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無產階級磐石』碾成了極細的粉末,使英國的『狄更斯式的資本主義』變軟,使法國無產階級的社會激進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溫和作風發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傳統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進行合作運動的空間,並在最近十年基本吞併了歐洲的共產主義。基督教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成功治療了納粹遺留的創傷,在法國撲滅了權威的誘惑。幾十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為文明的民主形式。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間成功地適應生存,證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徵。最後,社會民主主義與基督教運動的相互協作可以保證頑強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義和宗教狂熱。對西歐青年運動的分析結果表明,在民眾普遍不關心政治的情況下,青年社會民主主義的分支運動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實事求是地講,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讓俄羅斯回歸歐洲,那麼沒有比社會民主主義更好的政治通行證了。」   
  意識形態的抉擇(9)   
  我從總體上同意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歐的情況如何,但是在俄羅斯,對某個政黨來說屬於決定性因素的不僅是意識形態或社會成分,還有人格類型。從這個角度看,鮑裡斯·費多羅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極左派布爾什維克政委,而葉戈爾·斯特羅耶夫和阿曼·圖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會民主派。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對共產主義及其他激進意識形態的勝利,首先與工人階級和小職員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層次小生產的保留以及激進派的政治失勢聯繫在一起。在俄羅斯,廣大群眾的生活福利還無從談起,但是,俄羅斯社會諸多階層的極端貧困並沒有使激進的意識形態取得成功,因為人民已經疲於戰爭和革命,不願開始新的階級鬥爭。這種社會整體的疲憊為溫和意識形態在俄羅斯的勝利準備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睞的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因此,我想強調,溫和並且擅長尋求社會和政治妥協絕不是軟弱的代名詞,而是人道主義和力量的表現。 
  政治派別中心的政黨建設 
  在俄羅斯的政治派別中心建立強大的政黨是鮑裡斯·葉利欽及其班子的夙願。早在1995年,葉利欽就提出必須在俄羅斯成立兩個中派政黨:其中一個偏左,另一個偏右。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學家兼意識形態工作者認為,這兩個政黨可以輪流坐莊,從而構成政權的牢固基礎。 
  鮑裡斯·葉利欽委託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和伊萬·雷布金開始這項工作。雷布金沒能勝任這項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稱「伊萬·雷布金聯盟」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只獲得了1.1%的選民投票。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組建的政黨「我們的家園—俄羅斯」在1995年12月獲得了10%左右的選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這個黨在後來三到四年時間內的表現也並不成功。在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從總理職位上卸任後,「我們的家園—俄羅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歡迎的領袖接替他,這個黨實際上已經告別歷史舞台。 
  與此同時,對一個能夠得到不少於30%、甚至40%支持率的,強大而有影響力的中派政黨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當時的新俄羅斯最受歡迎、最有號召力的政治家尤里·盧日科夫接受了這項任務。在1997年,尤里·盧日科夫曾試圖支持組建有影響的大規模「新社會主義運動」,並打算將當時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黨都匯入這一運動,然而這個嘗試並沒有成功,因為「新社會主義者」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受愛戴的領袖。1998年秋,幾個規模不大的政治中派黨的聯合計劃進行得較為成功,尤里·盧日科夫不僅支持而且領導了這項計劃,先後組建了「祖國」運動和社會政治組織。「祖國」運動於1998年12月召開了成立大會,引起俄羅斯境內外的廣泛關注。新組織的起步勢頭非常強勁,為其提供行政、政治、信息和財政資源支持的不僅是莫斯科市政府,還有俄羅斯的幾個實力派州長。按照尤里·盧日科夫的設想,這是一個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綱領和口號的組織,它既不「左」,也不 「右」,而是處於溫和的中心。在「祖國」運動的成立大會上,尤里·盧日科夫作了一個內容充實的長篇報告。他講道:「經過20世紀所有革命、戰爭和試驗的波折,俄羅斯用痛苦換來了社會民主主義類型的和諧社會的思想,伴之以有效的市場經濟和有力的社會政治,並結合了世界文明的成就和俄羅斯的傳統。在這個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負責的國家的保障和保護。」 
  到1999年年初,尤里·盧日科夫領到的政黨已經是俄羅斯最有影響的社會政治組織了。它連同其他一系列運動和集團組成了強大的競選聯盟。這個競選聯盟包括「全俄羅斯」運動,其領導人是俄羅斯幾個共和國的總統(沙伊米耶夫、拉希莫夫·阿烏捨夫)和聖彼得堡市長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動家。「祖國—全俄羅斯」競選聯盟是作為反對派出現的,在許多觀察家看來,這個競選聯盟在1999年12月的杜馬選舉取得勝利是大勢所趨。為了防止議會選舉失敗,鮑裡斯·葉利欽總統及其支持者緊急組建新的「政權黨」。然而在當時的俄羅斯已經無法為該黨找到政治資源,因此許多專家認為克里姆林宮的新的政治計劃是毫無希望的。 
  與人們的預料正相反,建立新的中派黨的計劃成功了。這個勝利不是因為克林姆林宮的政治家們專業水平高,不是因為大眾熟悉的謝爾蓋·紹伊古和亞歷山大·卡列林等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公眾沒有看出他們具有巨大的政治才能和潛力),更不是因為以前根本不為人知、如今領導龐大議會黨團的鮑裡斯·格雷茲洛夫和柳博芙·斯利斯卡。這個中派黨的官方名稱叫「統一黨」,非官方名稱是「熊黨」。「統一黨」在1999年杜馬選舉中的勝利與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理的政治成功有關。普京支持「統一黨」,所有政治學家和對政治感興趣的公眾一向認為他就是「統一黨」的非正式領袖。 
  在1999年12月舉行的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中,「統一黨」獲得了24%的選票,大大超過了「祖國—全俄羅斯」聯盟。然而,在既沒有知名度很高的領袖,又沒有意識形態綱領的情況下,要想鞏固這個政治勝利成果是非常困難的。到了2000年,「統一黨」的領導人們才為自己的政黨編纂出一套意識形態綱領來。他們不想利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概念、形象和口號,因為這意味著重複「祖國黨」的老路。「統一黨」的領袖們開始宣稱他們的黨的意識形態是「現代保守主義」。他們甚至提到了「自由化的保守主義」、「溫和的保守主義」、「健康的保守主義」。然而,「保守主義」、「進步」、「改革」等概念一旦缺乏具體內容,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英國的保守派保護幾百年來形成的傳統和價值,但是新的俄羅斯尚沒有需要「保守」的傳統和價值。按照「統一黨」的說法,必須保護新俄羅斯、蘇維埃俄羅斯和革命前的俄羅斯的價值。但具體是哪些價值?這些價值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於是「統一黨」又對我們說,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尚是一個病體,但是不應使用「休克療法」治療,而應該使用保守的方法治療。但是 「保守治療」和「保守主義政治」這兩個概念並不等同。   
  意識形態的抉擇(10)   
  「統一黨」在2000年的組織建設更加順利,迅速地建起了地區組織網。在沒有大規模宣傳的情況下召開了兩次新政黨代表大會,會議決定建立黨員註冊、收取黨費和頒發黨證等規章制度。「統一黨」無條件地完全支持普京總統的政策和建議。然而這個黨並沒有成為「政權黨」,因為它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沒有自己的面目,它就不能作為政治結構獲得發展。 
  社會政治組織「祖國」也出現了自己的問題。這個黨具備明確而完備的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也有以尤里·盧日科夫為首的強有力的、受歡迎的政治領導,但卻沒能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取得勝利,甚至在杜馬中也沒有自己的黨團。「祖國黨」也沒有參加總統選舉,因為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在2000年1月決定退出總統選舉,而「祖國黨」意欲在總統選舉中支持的正是他。對於普京總統來說,「祖國黨」不再是反對黨,但也沒有成為「政權黨」。「祖國黨」的部分成員開始投向「統一黨」。 
  「祖國黨」和「統一黨」對待2000年政治事件的立場相近,其不久前的競爭失去了意義。左翼政黨、左翼中派黨和右翼政黨迄今為止繼續在同一個政治空間上分裂和競爭,與它們不同的是,新的中派黨卻決定聯合。「祖國黨」和「統一黨」聯合的決定,是在2001年春公佈的。稍後,政治運動「全俄羅斯」和幾個較小的政治團體也加入了聯合的進程。 
  這個統一的過程從容不迫地持續了2002年全年。新統一的政黨取名為「統一俄羅斯黨」。2002年秋,「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在全國建起了統一的地區組織。國家杜馬通過了允許各級政府官員加入任何政黨的法令,大部分官員都湧入了「統一俄羅斯黨」,這種結果是應該可以預料得到的。2003年3月29日,在莫斯科的宇宙賓館召開了「統一俄羅斯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從而邁出了新黨建設過程中關鍵的一步。在這次大會上,組成了黨的領導層,通過了黨的基本意識形態宣言,組成了杜馬選舉籌備指揮部。杜馬選舉候選人的名單和選舉前的安排將於秋天舉行的「統一俄羅斯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統一俄羅斯黨」對爭取2003年12月的勝利充滿自信。 
  「統一俄羅斯黨」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了它的最高委員會。大約20個人進入了這個委員會,其成員名單不是按字母順序,而是根據在黨內的影響力排序。排在前五位的是鮑裡斯·格雷茲洛夫、尤里·盧日科夫、明季梅爾·沙伊米耶夫、謝爾蓋·紹伊古、格奧爾吉·博斯。許多記者因此稱鮑裡斯·戈雷茲洛夫為「臨時代理人」。黨的領導層內部不僅希望得到普京的支持,而且還希望他在總統選舉之後成為黨的領袖。位居「統一俄羅斯黨」總委員會——相當於蘇聯共產黨的書記處——前五位的是亞歷山大·別斯帕羅夫、扎伊努拉·巴吉捨夫、亞歷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和奧列格·莫洛佐夫。「統一俄羅斯黨」的宣言保留了保守主義的概念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統一俄羅斯黨」宣稱自己為「民族成就黨」,向貧困發出宣戰。它想吸引大部分國民,而不僅是某一個社會階層。 
  關於「統一俄羅斯黨」的意識形態立場,尤里·盧日科夫和亞歷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寫道:「……我們的黨和歐洲的社會民主派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們與我們過去和現在的共產黨不同,不是同富人作鬥爭,而是和整體的貧窮作戰。我們贊成西方社會民主派的基本價值、原則和方法,同時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是在俄羅斯生活和工作。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打算機械地照抄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不同擔憂問題的國家的做法。這裡所說的不是對西方社會民主黨的複製或者模仿,而是共同的方向,對人類幸福和公正、自由、繁榮社會的共同追求。我們在自己的旗幟上記下不可剝奪的人的另一項權利——自尊的人類生存權利。我們黨的性質是謹慎與勇敢、傳統與精力充沛的新政策的實用性結合。黨的首要目標是爭取人們的信任,時時刻刻以行動證明對所宣揚口號和原則的忠誠。『祖國黨』與『統一黨』共同致力於成為代表人民大眾和民族共同利益的人民政黨、以人民的傳統和創造潛力以及大多數公民的擁護為支柱的政黨、在自己的隊伍中團結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的政黨。」 
  「統一俄羅斯黨」聯合了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甚至當前的政治立場也不甚相同的政治家。然而這些差異不涉及基本的要求和目標。「統一俄羅斯黨」及其領導層既有左傾的一翼,又有右傾的一翼。對於民主黨派來說這是正常的。它享有很大一部分中型和大型企業家、知識分子和職員的擁護,謀求工人、農民和退休人員的支持。然而「統一俄羅斯黨」在今天的主要社會支柱是不同權力層次的政府官員。這一情況是新俄羅斯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對其做一些解釋。 
  俄羅斯官員的新角色 
  目前,官員是俄羅斯社會最有影響力的部分,但是即使是他們,也不能在沒有政治綱領和政黨的情況下管理國家。我們今天清楚地看到,在蘇聯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了。蘇維埃社會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性質不是單一的,它不是、也沒有被定義為無階級的社會。在國家的基本文件中和在進行人口普查的時候,全體國民被分為三大部分:工人、集體農莊成員和職員。職員中包括教師和醫生、軍官和廠長,還有在各行業從事創造性工作的知識分子以及國家官員和黨務工作者。在較為自由的分析中,社會學家突出了蘇聯社會的主導精英階層。例如軍人階層——也就是職業軍人——在蘇聯社會的後期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創造型知識分子被認為是蘇聯社會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蘇聯研究所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服務於大量部委的高級國家職員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不小。然而即使不是作為統治階層、也是作為「領導和派遣」的階層凌駕於所有這些階層之上的是共產黨的精英,構成了某種共產主義貴族,他們在各級權力機構的特殊領導作用通過專門的特命名單得到鞏固。   
  意識形態的抉擇(11)   
  在1991年和1992年崩潰的正是這一結構。蘇聯共產黨解散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消失了,共產黨的精英也不再存在和管理國家。社會結構發生了、並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尚未完成,還不具備明確的形式。我們看到,在俄羅斯已經出現了企業家階層,大、中、小型私有者階級。然而這個階級還不夠強大和有影響,不足以承擔管理國家的任務,也就是說,不足以發揮統治階級的作用。俄羅斯軍人階層、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在90年代的影響力減弱了,很大一部分管理人員轉變為企業家。在俄羅斯,決定性的影響力不是掌握在弱小而又相互敵對的政黨手中,而是落到了官員手中。原來黨的精英中最能幹的部分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管理者紛紛充實到這個隊伍中來。新的官員階層的聚集就發生在我們眼前,「統一俄羅斯黨」的形成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沒有必要將這個過程看作是負面現象。官員階層是新的俄羅斯社會中最牢固和最愛國的階級。俄羅斯的官員只能在俄羅斯生活和工作。從社會結構和官員在國家管理中發揮的作用看,目前俄羅斯在世界上佔據著特殊的地位。 
  毋庸置疑,美國的統治階級是大資本家、大私有者、大型跨國公司的領導人和所有者。美國的大型資本不是神話,而是現實的國家主人,儘管它只有在照顧到美國社會其他階層和集團利益的情況下,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在俄羅斯,這樣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在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歷史、民族習慣和經濟特點使最強大的權力槓桿掌握在軍人階層的上層;在伊朗,國家和社會的權力由什葉派穆斯林神職人員掌握;在沙特阿拉伯,族長和世襲貴族掌管國家;在中國,權力像以前一樣控制在中國共產黨手中。這個黨的精英研究出了比較靈活的權利繼承形式和比較靈活的意識形態結構,使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則和市場經濟的原則相結合。在西歐各國,大資本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政權按各種比例將巨型資本分給高級官員和工會。這更像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權力模式,與俄羅斯剛剛開始發展的社會經濟和國家制度模式最為接近。 
  普京的選擇 
  在俄羅斯,民主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還沒有完成。俄羅斯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至今沒有確立。新的政黨體系正在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理念正在研究和推廣。在這樣的條件下,弗拉基米爾·普京尚未做出最後的意識形態選擇。作為公民和總統,他暫時居於黨派之外。這樣的狀況不可能長久,很有可能在杜馬選舉和總統選舉之後就發生變化。 
  一位俄羅斯政治學家呼籲弗拉基米爾·普京應盡快完成意識形態的探索,並且自信地斷定:「普京的選擇就是俄羅斯的選擇。」很難同意這一論斷,因為俄羅斯社會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獨立水平,吸取了大量的歷史經驗,很難強迫它盲目相信什麼。因此,在普京已經贏得信任的情況下,他的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在克里姆林宮的四年,普京與杜馬政黨的領袖、俄羅斯主要政黨的領袖多次會見並交談,與其中許多人的見面還不止一次。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根據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建議通過的關於國家象徵物的決定表明,總統明白自己面對全社會的責任,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 
  在2001~2002年,弗拉基米爾·普京曾有可能、或者應當就很多重要意識形態問題發表看法,但他做了很多保留,只是總的來說,比1999~2000年要明確些。例如,關於「俄羅斯思想」、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道路問題,弗拉基米爾·普京毫不動搖地講:「我的答案十分簡單,這就是俄羅斯聯邦統轄的廣闊領土的經濟發展。與歐洲和文明人類共同開發這些領土,在此基礎上同時提高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與文明國家政治、經濟和國防上的自然一體化。」 俄羅斯應當走市場、國家調控和可控制的民主之路,而不是寡頭政治。 
  針對波蘭《選擇報》關於「弗拉基米爾·普京認為自己是西歐派還是斯拉夫派」的提問,他部分援引利哈喬夫的觀點回答道:「任何國家的本質和人民的實質首先由文化決定。從地理上看,俄羅斯當然是歐亞國家。但是儘管東部地區和首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同,但我可以保證這些地區生活的人屬於同一個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俄羅斯毫無疑問是歐洲國家,因為它的文化是歐洲文化,不可能有任何疑問。這是國家內部政治生活的一個永恆問題,如果說得更確切,我想這樣界定它。當然,俄羅斯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具有自己的歷史、豐富的歷史和自己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俄羅斯和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沒有任何區別。這是一個歐洲文化的國家,也就是說,是歐洲國家。」 
  一家美國著名報紙在談到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地位時提出這樣的問題:「您如何設想俄羅斯的未來:它會成為像德國、法國,或者是波蘭這樣的大國,還是像美國這樣的全球性強國?」 弗拉基米爾·普京回答道:「按照所在位置和面積來衡量,俄羅斯就已經是全球性強國了。它既在歐洲,又在亞洲,同時在兩地都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在回答對待宗教態度的問題上,弗拉基米爾·普京回答道:「每一個人都應該具有某種道德的和心靈的根。與此同時,信仰哪個宗教並不重要,所有宗教都是人創造出來的,如果上帝存在,他應在每個人的心裡。對於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來說,宗教哲學非常重要,因為共產主義曾是俄羅斯的統治意識形態,它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從本質上取代了宗教,在這之後,宗教不再存在。但是任何事物也不能像宗教那樣有效地取代人們心中的人類普遍價值。宗教使人精神富有。」   
  意識形態的抉擇(12)   
  關於斯大林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地位問題,弗拉基米爾·普京回答得非常謹慎:「當然,斯大林是獨裁者,這一點毫無疑問。這個人遵循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保存個人權力,這能說明很多問題。問題在於,正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蔑視這一事實是愚蠢的。」 有人在互聯網上提出對待俄羅斯共產黨的態度問題,弗拉基米爾·普京就此問題談到,在俄羅斯有幾百萬人支持共產黨,它不能忽視這一事實。普京指出:「在我看來,需要鬥爭,但不是和共產黨人,而是要爭取那些支持共產黨的人。而且鬥爭不能用口頭的方式,而是要有實際行動。應當讓人們在實踐中看到,我們共同維護的理想——也就是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理想——會帶來現實的結果,人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如果俄羅斯共產黨放棄其綱領和意識形態中危險和激進的成分,而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就會很好。」 
  從上述言論可以看出,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僅在俄羅斯的政治空間,而且也在意識形態領域頑強地探索著自己的位置。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是意識形態學家,也不是理論家,他在自己50歲生日時所做的長篇訪談中,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表的看法相當膚淺,在很多地方還是錯的,但是他博學強記,具備理智的思維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可以保證他做出正確的選擇。「統一俄羅斯黨」的領導層目前已經承認並公開談論弗拉基米爾·普京就是該黨的「精神領袖」。「統一俄羅斯黨」會在2004年1月甚至更早推選弗拉基米爾·普京為自己的俄羅斯總統候選人,這一點不太會有疑問,之後普京很有可能從形式上也進入該黨的領導層。然而,預測不是歷史學家該做的事。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1)   
  車臣形勢 
  2002年夏天,盤踞在車臣南部山區和格魯吉亞北部的車臣武裝分子和阿拉伯僱傭兵的狀況日趨惡化。迫於俄羅斯和美國的壓力,格魯吉亞政府被迫採取一些措施將車臣武裝分子趕出其國土的北部地區。大批格魯吉亞警察、內務部隊、特種部隊朝潘傑斯峽谷進發,封鎖了車臣-克斯琴人在當地山區的所有村莊。格魯吉亞的車臣-克斯琴人很久以前就在這裡定居。1999~2001年間,在這裡的山村及周邊地區發現有近萬名車臣難民和車臣武裝分子在此建立的基地。車臣武裝分子從這裡出發,經過阿塞拜疆、格魯吉亞與阿富汗、土耳其及阿拉伯國家保持聯繫。 
  格魯吉亞軍隊沒有與車臣武裝分子進行戰鬥,他們本身既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這樣的能力。車臣武裝分子同樣避免與格魯吉亞軍隊發生衝突,他們現在已經失去便利的基地和來年春天到來之前在溫暖的房子裡和山區地窖躲避追捕的可能。潘傑斯峽谷大約有700多受過良好培訓、裝備精良的武裝分子,其中的大部分聽從魯斯蘭·格拉耶夫的指揮。他們分成幾個分隊,試圖經過格魯吉亞-車臣邊境或者是印古什共和國進入車臣。2002年8月底至9月間,殘酷的戰爭一直在持續。武裝分子的大部分隊伍被擊潰、驅散,但這支武裝沒有被完全消滅。俄羅斯聯邦部隊在戰鬥中也遭受嚴重損失。 
  自格魯吉亞闖入車臣的一小撮武裝分子沒有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他們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到2002年9月,車臣的平原、山麓,甚至大部分山區的形勢都已正常化。學校恢復上課,醫院開始醫治病人,許多住房得到修繕,而供水、供電、供氣體系也恢復運作。車臣的農業區收成很好,完全能夠保障境內居民對糧食、蔬菜、奶製品及肉製品的需求。車臣共和國內部的交通、市場及部分工業也恢復正常。 
  車臣的石油生產及加工業重新開始運行,到處可見正在施工的場地。絕大部分車臣難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園。上年紀的人可以定期得到退休金,而教師與醫生也可按時領到工資。車臣各區及村鎮的領導人均由當地居民選舉產生。車臣治安警察和特種部隊的組成人員大部分是車臣族本地人,正是這些人在車臣執行大部分清查和「清剿」行動,其中加濟馬戈馬多夫中校領導的格羅茲尼特警的行動效率最高。 
  在車臣及俄羅斯全境進行的人口調查也說明了車臣共和國境內發生的變化。據調查,2002年9月車臣境內的居民達110萬人,比之前核算的數字多出20%。共和國境內的出生率很高,很多孩子還不滿2歲。 
  2002年,為修復居民住宅、恢復經濟及建設基礎設施,車臣得到數量可觀的資金。但與此同時,為繼續車臣戰爭,武裝分子的頭目也收到上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武裝分子的指揮部座落在達吉斯坦及印古什邊境那些最難以到達的地區,以洞穴作為棲身之處。這裡有阿斯蘭·馬斯哈多夫、沙米利·巴薩耶夫及阿拉伯僱傭兵的新頭目阿布·瓦利特的駐地。阿布·瓦利特接替了約旦人哈塔卜的位置,哈塔卜是在俄羅斯聯邦軍隊此前採取的一次精心策劃的特別行動中被擊斃的。俄羅斯有關專家認為,現在正是阿布·瓦利特和其周圍的人做了車臣武裝隊員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地下軍事政治中心、國際恐怖主義組織之間的重要紐帶,同時也是恐怖資金的贊助者。 
  在這種形勢下,車臣武裝分子在其反對聯邦政權及車臣人民的戰爭中主要採用的就是恐怖手段。 
  2002年5月9日,在達吉斯坦的卡斯皮斯克市中心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當時這裡正在舉行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的盛大慶祝活動。無線電控制的炸彈被埋在花壇裡。這次爆炸中有42人被炸死,其中有17名孩子,另外還有近100人受傷。普京總統在紅場閱兵時得知此消息。100天後,即8月19日,在俄羅斯重要的軍事基地漢卡裡附近,武裝分子用「針」導彈擊落一架米格-26軍用運輸直升機,導致129名士兵、軍官及機組成員喪生。當時機內乘坐的是軍隊的補充人員。幾周後,又有幾個俄羅斯軍隊的校官在軍用直升機的碎片中喪命。車臣特種部隊也受到攻擊。在格羅茲尼發生的兩次恐怖行動中,近50名車臣族警察死亡。 
  車臣人民不希望發生戰爭,武裝分子的頭目就將報復之箭射向自己的人民。 
  印古什的局勢變化 
  2002年,印古什共和國內的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這對車臣及北高加索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經過激烈的大選鬥爭後,穆拉特·賈濟科夫接管了政權,成為北高加索當地民族中第一位當上安全部門將軍的人,穆拉特·賈濟科夫的叔父伊德裡斯·賈濟科夫是蘇維埃印古什共和國的第一位領導人,在1924年印古什自治州成立的時候,他就是這個州的領導人,是印古什共和國的奠基人。伊德裡斯·賈基科夫為本民族區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1937年斯大林執政時期受到誹謗,並遭槍殺。穆拉特·賈基科夫本人出生在哈薩克斯坦一個被驅逐的印古什族家庭。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印古什是位於俄羅斯北高加索中心地帶的一個相對較小的共和國。如果說得更準確一點,它是個位於高加索北麓中心、面積3600平方公里的共和國。共和國的居民約48萬人,主要是印古什族人。這是個與車臣族有著親緣關係的山地民族,早在17世紀,就有部分印古什人在山麓及平原地區定居。就宗教信仰而言,他們屬於遜尼派穆斯林,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古老的傳統、前輩相傳的習俗及印古什長老會議上通過的決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769年,印古什長老會議通過決議加入俄羅斯,1810年簽署的條約對這個決議進行了進一步鞏固。印古什族人不僅在地理位置上佔據著高加索的中心位置,而且也是宗教信仰分佈的中心:印古什的東面及東南面是以穆斯林為主的地區,西面、西北面及南面居住的則是以信仰東正教為主的居民。印古什人基本沒有參加19世紀的高加索戰爭,他們沒有拿起武器反對俄羅斯,也沒有遭到殖民統治。從地緣、歷史及法律的角度講,印古什一直是俄羅斯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俄羅斯南部邊境重要的戰略前哨,也是歐洲與亞洲地緣政治利益交匯的實際中心。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2)   
  在1994~1996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中,印古什人實行對車臣友好的中立政策。他們不支持杜達耶夫的分裂主張,但同情還沒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選擇、遭受巨大痛苦的車臣人民。因此,印古什領導隨機應變,尋找兩全途徑,避免使其共和國捲入戰爭。 
  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的原因、進程與性質不同於第一次,但印古什共和國領導幾乎沒有改變自己先前的方針。結果,來自車臣的難民主要不是流向達吉斯坦、卡巴爾達-巴爾卡爾或者是奧塞梯,也不是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而是印古什共和國。 
  至2000年年中,來自車臣的難民已超過25萬人,這對經濟上本來就不富裕的印古什共和國來說是沉重的負擔。很多難民本來完全可以在2000年秋天返回車臣,但直到2001年,車臣的整個政府都已恢復工作、境內幾乎所有的生活保障體系也都重新運行之後,還是沒有多少難民表示出準備重返家園的願望。車臣婦女、老人與孩子們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所謂的「人道」中心對俄羅斯進行的反面宣傳對難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許多武裝分子得以在山區繼續戰鬥,他們不用為家人的命運過多地擔心。他們的家人主要依靠印古什的經濟支援生活,只有一部分生活所需來自國外的人道主義援助。印古什實際上不僅成為俄羅斯聯邦軍隊、也成為車臣武裝分子的後方。武裝分子在這裡建立非法貯藏武器及休整的基地,他們還常利用短期休假到難民營看望親屬。 
  此外,在印古什共和國國內,魯斯蘭·奧烏捨夫總統未能從實質上解決奧塞梯-印古什衝突帶來的消極後果,未能使4萬印古什族人重返家園——他們是在兩地衝突中離開奧塞梯郊區的家園的。此時,阿烏捨夫總統與俄羅斯聯邦政府的關係也趨於緊張,聯邦政府在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撤銷了印古什「自由經濟區」的地位。因為「自由經濟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犯罪區,並使共和國的債務迅速增長。 
  新的問題不斷湧現。印古什的經濟已經成為需要高補貼支撐的經濟,已不存在預算撥款的企業與相關部門,集體及國營農場早已瓦解,當地農業地區基本以自然經濟為主,過去能帶來高額收入的石油化工生產也已停滯,工人及職員有70%~80%失業,而繼續工作的人又常常不能按時領到工資。當時甚至連磚廠與養雞場也都關閉,印古什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威脅。 
  此前,魯斯蘭·阿烏捨夫曾是非常有名的地區領袖,克里姆林宮、白宮與聯邦委員會都還很聽他的意見,但現在他的威信在莫斯科及其家鄉印古什都迅速下降。 
  雖然印古什共和國新一任總統大選的日期定在2002年4月底,但早在2001年秋天,為此而展開的競選鬥爭就已經開始。阿烏捨夫本人作為提前卸任的前總統沒有參加大選,而是支持阿利漢·阿米爾漢諾夫為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的幾乎整個班子和全部的「行政」資源都為阿利漢·阿米爾漢諾夫的競選工作。 
  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則扶植他在南部聯邦區的副全權代表、44歲的聯邦特工機構將軍穆拉特·賈濟科夫。在印古什共和國內部,穆拉特·賈濟科夫還不為人知。就民族成份而言,他是印古什族人;就接受的教育而言,他是歷史學家、法學家。在蘇聯時期,穆拉特·賈濟科夫曾在共青團及黨政部門工作;在此之後,他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安全部門聯繫在一起。 
  1999年,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與穆拉特·賈濟科夫相識。到2002年,穆拉特·賈濟科夫在印古什聯邦特工機構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但由於與阿烏捨夫發生衝突,結果被迫調到鄰近的阿斯特拉罕州的聯邦特工機構。稍後,穆拉特·賈濟科夫被任命為俄羅斯聯邦總統駐南部聯邦區的副全權代表。 
  儘管印古什總統競選公告上有30多名候選人,但主要的競爭是在阿利漢·阿米爾漢諾夫與穆拉特·賈基科夫之間展開的。第一輪選舉結果,穆拉特·賈濟科夫居第二位,只獲得18%的選票,但在2002年4月28日舉行的第二輪選舉中,穆拉特·賈濟科夫以絕對優勢取得了勝利。 
  在穆拉特·賈濟科夫宣誓就任印古什共和國總統的儀式上,10多年來第一次響起俄羅斯聯邦的國歌,位於馬加斯的政府與議會大樓及印古什各級行政部門的大樓上出現了俄羅斯聯邦的象徵性標誌。 
  阿烏捨夫沒有出席總統宣誓儀式,甚至沒有發來賀電,但印古什的社會及人民內部並沒有發生分裂。穆拉特·賈濟科夫邀請共和國前總統屬下的大部分人與其共事,並委以他們重任。幾個月後,不僅克里姆林宮、印古什國內,甚至鄰近的北奧塞梯、車臣、格魯吉亞都感覺到印古什政權發生的變化。 
  這些變化從2002年5月底及6月開始。印古什共和國內部不符合憲法的機構被取締,印古什共和國的法律以全俄立法為基礎制定,成立了審計署和人權機構。 
  穆拉特·賈濟科夫當選總統後,車臣難民返回家鄉的進程迅速加快了。2002年的夏秋季節,每天有近500車臣人返回故鄉。 
  印古什難民也開始返回他們在奧塞梯的居所。2002年5月30日,穆拉特·賈濟科夫與北奧塞梯共和國總統亞歷山大·謝爾蓋維奇·扎薩霍夫舉行工作會晤。兩共和國很快簽訂了合作與睦鄰友好協議,結束了印古什與奧塞梯人民之間長達十年的衝突。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3)   
  一些俄羅斯家庭也陸續舉家遷往印古什。他們在這裡分到了土地,在修建住宅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幫助。計劃修建的三個東正教教堂也已開始施工。 
  印古什沒有躲過2002年席捲北高加索全境的嚴重自然災害。在共和國境內,雖然沒有人員損失,但蘇尼冉斯克與芝依拉赫斯克地區12座居民點的數百座房屋倒塌,近千座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25座橋樑被沖毀,幾十公里的電線與天然氣管道被損壞。穆拉特·賈濟科夫領導了災後修繕工作。到當年秋天,他已將新房的鑰匙交到災區數百位居民手中。在俄聯邦中央的支持下,印古什共和國共修建了約300棟房屋。 
  在印古什共和國與格魯吉亞接壤的村落奧利格梯,被肆虐的山洪沖刷後得以搶救的只有一座清真寺。這裡沒有人記得過去曾發生過類似的災難。村落的長者宣佈,莫斯科及馬加斯政府不管他們的事,他們應該尋找新的地址建村。穆拉特·賈基科夫立刻來到山區,經過多方努力才勸服居民留下。 
  幾個月後,政府在離河不遠處修建了數十座新的磚房。奧利格梯的村民現在才相信,莫斯科及印古什政府的確需要他們,他們不能拋棄祖先生存過的土地。 
  村民將修繕後的第一條街命名為「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普京」街。莫斯科的媒體曾以戲謔的口氣報道這個事件。穆拉特·賈濟科夫費了很大的勁才說服居民不要將修復後的第二條街命名為「穆拉特·賈基科夫」街。 
  2002年9月印古什共和國又經受了新的考驗。車臣武裝分子及其僱傭兵從鄰近的格魯吉亞潘傑斯峽谷竄入共和國境內。武裝分子想在這裡尋求支持,或至少是對他們友好的中立態度。但調遣至此的俄軍第58軍所屬部隊在印古什當地警察及安全機關的幫助下驅散了武裝分子。 
  在印古什格拉什金村外進行的戰鬥並沒有發生槍戰。經過印古什共和國總統、村落長老與軍隊的共同協商,在解放村子的過程中,軍隊沒有對村子進行「清算」,村民沒有為此流血,從而鞏固了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當地的居民沒有捲入戰爭,武裝分子的期望破滅了。 
  與一兩年前比較,車臣武裝分子感覺已經置身於另外一個印古什共和國。正如2002年10月19日印古什共和國當地報紙《塞爾達羅報》所說:「近幾個月,在我們的共和國幾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又幾乎什麼都沒有變。」因為,最大的變化是印古什人民意識的轉變。 
  莫斯科的劇院劫持事件 
  許多觀察家將2002年10月23~26日在莫斯科發生的人質劫持事件與2001年在紐約及華盛頓發生的「九一一」事件相提並論,儘管二者的過程、規模及遇難者的人數不盡相同。 
  對於搞分裂的武裝分子及僱傭兵而言,10月是非常難熬的月份。因為森林開始光禿,大雪與嚴寒封閉了大部分山間隘路、大道。設在森林裡的軍營也不得不縮減,武器不得不隱藏在偽裝的掩體裡,直至春天。在最難以抵達的山區,戰鬥的主動權也轉到聯邦的特種部隊方面。此時人們預想的是武裝分子的地雷戰、針對車臣警察和地方政府首領的行動會加劇,10月23日發生在莫斯科的事件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 
  很顯然,在莫斯科市內進行這種大規模的恐怖行動是經過了事前的精心策劃的。為此所做的準備工作應該不僅是在車臣的高山峽谷或者俄羅斯境外的某一恐怖中心,而且也在莫斯科市內秘密進行的。這次行動在計劃與經濟支援上也一定有富有實施此類活動經驗的人參與。2002年5月,大部分自殺性恐怖分子已被組織起來並接受訓練,最後,加入「自殺性偵查破壞營」的有30名受過嚴格訓練的男性武裝分子與20名女性,她們主要是已經陣亡的武裝分子與戰地指揮的妻子、姐妹。「車臣最高軍事埃米爾」沙米利·巴薩耶夫負責全面指揮這個小組。其直接指揮莫夫薩爾·巴拉耶夫是最後到達莫斯科的武裝分子之一,他完全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小組負責人,實際上聽命於自己的主要助手阿布·巴卡爾。 
  10月23日21點10分,自殺性恐怖分子劫持了位於莫斯科杜布羅夫卡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劇院,當時劇院裡剛剛開始音樂劇《東北風》的第二幕演出。這部以作家維尼阿明·卡維林的原著《兩個船長》改編的反映愛國題材的劇目在此已上演一年多,頗受莫斯科及外來遊人的歡迎。劇場共有1100個座位,這天售出700多張票。參加演出的演員、樂隊演奏員及工作服務人員也有100多人。觀眾及演員中還有不少孩子。 
  不同於莫斯科其他劇院的是,位於第一杜布羅夫卡街與梅利尼科夫街交匯處的這家劇院幾乎沒有什麼安全防衛。劇目演出期間,劇院正門只有兩個沒有配備任何武器的保安值班。劇院建在「莫斯科軸承廠」的文化宮能容納大量觀眾的大廳內,文化宮內還有許多其他建築設施,許多技術與服務專用出入口根本無人看守。文化宮內的一些設施還出租給一些社會組織(甚至是同性戀俱樂部)。位於側翼的建築正在維修當中。 
  事後調查證明,一些武裝分子被安置在這裡工作,他們提前將部分武器與彈藥隱藏起來。他們還事先對劇院大廳及周圍的設施進行了偵查。實際上,恐怖活動的組織者曾對莫斯科的其他一些劇院及表演中心進行過偵查,位於杜布羅夫卡的文化宮最受他們的「青睞」。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4)   
  實施恐怖活動的那一天,武裝分子的行動非常迅速,而且非常專業。他們中只有一部分人乘坐兩輛汽車趕到現場,其餘的人早已提前潛入文化宮。他們在劇院四處安置好拉線炸彈後,從內部封鎖了劇院的出入口。 
  匪徒們衝入大廳,宣佈所有的觀眾、演員都成為他們的人質,並開始在池座和樓座佈置炸彈。大廳的各個角落分散著身穿黑衣、臉遮黑紗的婦女,每人腰間都捆綁著重約0.5~2公斤的爆炸物及裝有尖釘與螺釘的包裹,這是為了增強爆炸物的殺傷力。大廳中央安置了重達50公斤的彈藥。匪徒們擁有各種手榴彈、自動槍、手槍及火箭筒。大部分男性恐怖分子都身著迷彩服,他們的攻勢極強。 
  各家通訊社與報紙通過被劫持的人質得知劇院被劫持——他們是通過移動電話將這一消息告知新聞機構的。人質中有一些記者、一個聯邦安全局的特工,還有許多外國人。莫斯科警察局與聯邦安全局是在人質被劫持後10~15分鐘後得到這一消息的。21點30分~22點,來自「阿爾法」和「信號旗」兩個特種部隊的成員陸續到達劇院並佔領了大樓的周邊地區。他們先包圍並封鎖劇院,之後封鎖了劇院的外圍地區。大約在22點20分,普京總統獲知所發生的事件。他拋開所有事務,親自擔任解救行動的總指揮。而解救行動的具體工作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尼古拉·巴特魯捨夫領導。參與解救行動的還有鮑裡斯·格雷茲洛夫領導的特種部隊與內務部軍隊。莫斯科市長尤里·盧日科夫也迅速趕到劇院。 
  此時,人們立刻產生了俄羅斯聯邦特工機構是否存在重大失誤的質疑。 
  幾十名訓練有素的自殺性恐怖分子如何能不被人察覺而潛入首都?他們如何能將數量如此巨大的武器、爆炸物運到莫斯科,運到杜布羅夫卡的劇院?他們住在莫斯科的什麼地方?在哪裡接受訓練?與誰保持著聯繫?這麼大規模的行動需要經驗豐富的專家參與,並進行長時間、精心的策劃與訓練,特工機構與內務部怎麼能沒有察覺呢?他們在高加索及莫斯科的相應地區是否佈置了情報網點?他們對懷疑對象是否進行過跟蹤,是否監聽過他們的對話? 
  毫無疑問,莫斯科市特工機構的失誤更大。莫斯科市政府於20世紀90年代初獲得對市屬特工機構的有限自治權。莫斯科及其近郊有地下武器及彈藥市場,早已是眾所周知的秘密,巴薩耶夫的武裝分子完全可以在莫斯科市內獲得大部分武器彈藥,而不用從俄羅斯南部運到莫斯科。打著建築材料及建築工具的幌子,武裝分子提前將機槍、火箭筒、彈藥、100多手榴彈、自動步槍及迷彩服藏在杜布羅夫卡的劇院裡。在這種長期、複雜的準備過程中,一定有人非常謹慎地幫助這幫自殺性恐怖分子。所以也就不足為奇,為什麼一些10月25日和26日出版的莫斯科報紙刊登了莫斯科內務總局局長弗拉基米爾·普羅寧將軍、聯邦安全局所屬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下屬機構負責人維克多·扎哈羅夫將軍的大幅照片,並要求他們辭職。要求俄羅斯內務部部長、聯邦安全局局長辭職的呼聲也不絕於耳。 
  在一些國家,法律明令禁止特工部門與劫持人質的恐怖分子進行談判,特工部門在反恐部隊調集到被劫持的現場之際,馬上就開始對恐怖分子控制區域發動進攻。而在另一些國家,政府及特工機構首選的還是進行談判,有時談判可能持續幾天、幾個星期。儘管在俄羅斯,這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劫持人質事件,但俄羅斯還沒有制定出類似情況下該採取何種措施的法律條文或嚴格的規定。這使人聯想到1995年6月在布瓊諾夫斯克、1996年1月在基茲利亞爾發生的大規模劫持人質事件。就被劫持的規模而言,莫斯科劇院的劫持行動可與布瓊諾夫斯克、基茲利亞爾的醫院劫持事件相比。但恐怖分子現在採取的不是那種具有突發性質的魯莽進攻,而是在俄羅斯的首都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俄羅斯總統、政府已更迭,特工部門的力量更加強大、訓練更加有素。 
  10月24日,許多專家公開闡述自己的觀點,對劫持事件未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進行分析與推測。這些預測不容樂觀。恐怖分子的數量太多,他們為在這棟建築內進行恐怖活動而進行的準備非常充分,他們的武器裝備非常充足。觀眾大廳內的爆炸物安置非常精細,整體爆炸只需幾秒鐘的時間,而且完全可能是全部恐怖分子與人質同歸於盡。如果「安拉的意志」有需要,恐怖分子與人質同歸於盡的決心不容懷疑。 
  在這些前提因素下,大部分專家認為進攻是不可思議的。大概只有前蘇聯英雄、預備役少將維克多·卡爾普辛堅持發動進攻。他曾參加在喀布爾對阿明宮的進攻,之後曾指揮過「阿爾法」特別行動小組。 
  卡爾普辛說:「這樣僵持下去不會有好結果。他們已沒有出路,這幫惡人會堅持到底。所以,應該毫不留情地消滅他們。我相信能找到最適宜的行動計劃。我們有專門的設備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被劫持的大樓內發生的一切,監聽到他們的對話。無論怎麼說,車臣人的裝備都不如『阿爾法』成員。如果準備充分,行動迅速、果敢,勝利將屬於我們。我們一定能殲滅他們。」 
  談判與進攻準備 
  到當晚23時,「阿爾法」與「信號旗」特種部隊成員已佔據了離劇院最近的位置。首先是大樓的兩翼與後側。根據恐怖分子的要求,聚光燈晝夜照射著劇院正門。這裡停放有幾十輛觀眾、演員及劇院工作人員的汽車。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5)   
  特種部隊成員控制了一些還未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文化宮輔助設施。在莫斯科市地下管道管理人員的幫助下,解救人員偵查了文化宮地下通道。借助於專門的設備,人質與恐怖分子所處的劇院各個角落都受到監聽,恐怖分子與外界的電話聯繫也在監聽之列。他們的電話交談對像有的在車臣,有的在俄羅斯境外,有的在莫斯科市內,也有的在文化宮圍觀的人群裡或者是在封鎖圈內。 
  離文化宮劇院不遠,梅利尼科夫街對面坐落著老兵戰地醫院。解救行動指揮部暫時設在這裡。指揮部由幾個分組組成,獨立決定並完成各種任務。其中一個小組負責與報刊、電視台及政治活動家的聯繫;第二小組負責警察與內務部部隊的指揮,他們對劇院進行了先是兩層、之後是三層的包圍;人質的親屬們可以與第三小組的工作人員接觸;緊急情況部的救助人員及救護車、醫生也等候在被恐怖分子所佔領的建築附近。 
  指揮部最重要的部分當然是準備對大樓進行攻擊的特別小組和聯邦安全局特別行動隊及內務部的指揮員們。眾所周知的日裡諾夫斯基先生建議立刻組織進攻,但這個決定並不理智。許多因素,如恐怖分子的性格特點及其行動規模、擁有的充裕武器與爆炸裝置、解救人員不熟悉大樓的建築結構等都不允許採取瞬間的強制性行動。行動要快速,但也要小心謹慎,要在準確地偵察及最大限度瞭解整個形勢的情況下進行。 
  聯邦安全局副局長、弗拉基米爾·帕尼切夫中將擔任指揮部的總指揮。代表俄羅斯內務部的主要負責人是內務部副部長弗拉基米爾·瓦西裡耶夫中將。莫斯科市市長尤里·盧日科夫成立了獨立的支援隊,在三天的人質危機中他一直守在劇院附近。為封鎖區的軍隊提供飲食與服務、組織莫斯科的一些醫院準備接受傷者、疏散老兵戰地醫院的病人及位於梅利尼科夫街一棟住宅樓內的居民、成立新聞發佈中心、為人質準備飲食……所有這些刻不容緩的事務都由莫斯科市政府承擔。與尤里·盧日科夫在一起的還有扎哈洛夫將軍、普羅寧將軍及很多市政府官員。還有一些任務需要國防部、情報部門、外交部、衛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親自擔負起這些任務的指揮協調工作。 
  進攻的準備工作成為指揮部的首要任務,一切進行得非常緊張有序。作為大型企業的文化宮一般都缺乏個性化的特徵,是根據大眾化的設計建造完成的。經瞭解,莫斯科有幾家設計與軸承廠類似的文化宮。在莫斯科的另一個方向,卡盧加地鐵站不遠的子午線文化宮就是位於杜布羅夫卡大街的軸承廠文化宮的翻版。自10月24日早晨開始,「阿爾法」與「信號旗」特別行動小組在這裡進行了為期兩晝夜的高強度訓練,除了吃飯,他們幾乎沒有休息。這對特種部隊來說是非常大的成績,是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在劇院外圍也有恐怖分子的偵察員與幫手,但上述準備活動一直處於高度保密狀態,沒有外洩任何消息。只在劇院附近建築物頂層佈置狙擊手的信息沒有被很好地保密,一個電視攝影師拍下了狙擊手佔據樓頂的畫面,並做了現場直播,密切關注所有電視頻道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這個鏡頭。 
  無論是普京總統,還是指揮部的將軍們,原則上都不反對進行談判。況且劫持劇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觸的人員名單,希望以他們為中介與克里姆林宮進行談判。他們拒絕尤里·盧日科夫作中間人,也反對莫斯科的一些車臣著名活動家參與談判。他們同意可以與下列政治家見面:鮑裡斯·涅姆佐夫、格裡高利·亞夫林斯基、伊琳娜·褲田、盧斯蘭·阿烏捨夫,稍後也同意與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會面。記者中他們選中的是《新報》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婭。俄羅斯的社會活動家中,他們同意著名的演員、歌唱家約瑟夫·科波遜及兒童外科醫生列昂尼德·羅沙爾作中間人。一天後,即10月25日,莫夫薩爾·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獨立電視台」的訪問。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員都來到行動指揮部。為此,亞夫林斯基不得不結束西伯利亞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婭放棄了她的美國之行。俄羅斯總統駐俄南部聯邦區全權代表維克多·卡贊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約一年前,他被授權與阿斯蘭·馬斯哈多夫的代表進行談判。在莫斯科的某機場已準備好加滿燃料的大型伊爾-62型飛機,飛機隨時可以起飛,載著恐怖分子飛往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還是在25日,沒有一位談判參與者能夠向指揮部或者普京總統做出任何有益的報告。除了要求俄聯邦軍隊立刻撤出車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沒有提出更具體的要求。他們同意釋放12歲以下的兒童和部分婦女,甚至允許給人質提供一些飲用水及藥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說:「我們什麼都不吃,讓他們也餓著肚子坐著。」 
  形勢在逐漸明朗化,主要的決策者並不是莫夫薩爾·巴拉耶夫,而是位於劇院之外的另一個人。莫夫薩爾·巴拉耶夫與阿布·巴卡爾宣佈:「我們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我們已劫持到人質,現在就準備犧牲。我們想死的願望比你們想生的願望都強烈。」武裝分子的行為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他們說,他們尊重馬斯哈多夫,但只聽從沙米利·巴薩耶夫一個人的指揮。俄羅斯著名的學者謝爾蓋·卡比察呼籲俄羅斯領導與巴薩耶夫進行談判。「與罪惡行徑也得交涉。該接受他們的某些條件,與車臣方面進行負責任的談判。因為,布瓊諾夫斯克人質危機正是在切爾諾梅爾金與巴薩耶夫會面後得以解決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6)   
  但布瓊諾夫斯克的「談判」是政府對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協,絕不允許再有類似的重複。況且沒有可進行談判的對象。夜間曾與武裝分子會面的普裡馬科夫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向普京總統匯報說:「那裡沒有可交談的人。」議員拉馬贊·阿卜杜拉季波夫認為:「時間在流逝,最壞的結果正在變成最可能的結果。」此時,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發展進程。他們宣佈10月26日早晨起開始屠殺人質。莫夫薩爾·巴拉耶夫在電話中對他的一個同夥說:「我們將從最有來頭的開始。」許多人質的承受力也到了極限。有一個人質從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廳,被恐怖分子擊斃。 
  抉擇的時刻已來臨。能夠而且應該做出決定的只有一個人——弗拉基米爾·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決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來說,「庫爾斯克」核潛艇沉沒的那些天是他最難熬的日子。那時,對於走向死亡的潛艇官兵,他無能為力。但現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而且應該做出最重要的決定。在這幾乎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決方式也都可能成為最壞的決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務之外,普京正忙於重要的出訪準備。俄羅斯總統需要出席於10月26~27日在墨西哥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例行會晤。飛往西半球途中,普京還計劃在柏林、里斯本停留,與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會晤。 
  當普京總統得知劇院人質劫持事件後,他的所有國外行程都被取消。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俄羅斯代表團改由總理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率領。想強調一點: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在類似的情況下都願意將所有的責任委託給其他人。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都不曾在軍隊服役,甚至沒有普通士兵的服役經歷。而普京以「總統——拯救者」、「總統——庇護者」的形象走向權力,他已經顯示出自己在危急時刻勇於承擔主要責任的決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10月23日傍晚至深夜,對普京總統來說未必存在選擇的問題。在獲知人質被劫持的詳情後最初的時間裡,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須解救人質,消滅恐怖分子。其他解決方式都只可能是作為備用方案考慮。 
  在生活及工作中都保持警覺是普京做情報工作時養成的重要素質。對於已經坐在總統職位上的他來說,這種素質也是很必要的。他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包括不可理解的一切都有準備。 
  10月23日至24日的整個深夜,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宮度過的。他聽取了強力部門負責人、安全部門負責人、情報部門負責人、有關專家及與此事件有關係的人員的匯報。24日早晨,所有電視頻道都播放了普京總統召集強力部門首長開會的鏡頭。普京指出:毫無疑問,在莫斯科劫持劇院的恐怖分子與俄羅斯境外的某些中心有聯繫。這些中心先於所有人在世界上發佈了俄羅斯首都發生的事件。普京強調說:「我們看到,恐怖活動是在境外策劃的。沒有人懷疑,這正是那些多年來在車臣進行恐怖活動的罪犯,而現在他們又呼籲停止軍事行動。俄羅斯不會屈服於挑釁,俄羅斯將以應有的方式對恐怖分子的挑戰進行還擊。」 
  10月24日早晨,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給弗拉基米爾·普京打電話,他不僅向俄羅斯總統表示完全的政治支持,還提出美國特工機構向俄方提供實質性幫助的具體建議。這一天,類似的談話還在普京與布萊爾、施羅德、沙龍、貝盧斯科尼及其他國家領導人之間進行。同一天,我們通過電視多次看到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裡緊張工作的普京。10月24日至25日的深夜,普京仍留在克里姆林宮過夜。總統辦公廳及俄羅斯政府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沒有離開自己的辦公室。報紙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內的不眠之夜」,「強力部門首長與總統進行晝夜磋商」,「克里姆林宮與白宮的燈光不曾熄滅」…… 
  然而,一些政治家與媒體卻決定利用這次人質危機向總統發動新的攻擊,正如他們在2000年「庫爾斯克」核潛艇悲劇發生時所做的那樣。卡耐基基金會的莉奇婭·捨夫佐娃提出:「俄羅斯總統應該公開承擔解救人質的責任。如果普京不這麼做,他將失去在民眾中的威信,可能遭致與被迫辭職的吉米·卡特一樣的命運。是的,我們的確看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召集會議的電視畫面,但沒有看到他與民眾的接觸。難道對民眾沒有什麼可說的嗎?整個國家都應該感覺到領袖的存在。但普京迴避責任,採取觀望的態度。他的威信在以小時為單位下降。這次事件更像是布瓊諾夫斯克人質危機的延續。」 《莫斯科真理報》的尤·卡裡寧娜對普京的任何決定都先做指責,認為總統「錯過了時機,必遭失敗」。逃亡國外的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也忍不住要發表批評演說。他聲稱在與馬斯哈多夫進行談判中提供幫助,否則莫斯科「將得到700具靈柩」。俄羅斯共產黨的報紙與《新報》更是以其慣常的方式批駁普京。 
  反對總統的一些政治週刊處於困難的境地,它們一般是在週一、週二出版,但不晚於週五晚上就得送交印刷。這些出版物的編輯打算向讀者報道恐怖事件,並在前幾頁刊登了許多事發現場的圖片。但事件結果如何,他們卻不知道,於是都認定了最壞的結果。《側影》雜誌認為,普京陷入困境,他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辦。《側影》雜誌根據自己的傳統對政治家一周的表現做出評價,將鮑裡斯·涅姆佐夫、伊琳娜·哈卡瑪達、約瑟夫·科布宗放在政治「成功者」之列;弗拉基米爾·普京、尼古拉·帕特魯捨夫、鮑裡斯·格雷茲洛夫則被列入該雜誌政治「失敗者」名單之中。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7)   
  在標題為《普京的辯護》一文中,《說法》週報的主編魯斯塔姆·阿里夫德扎諾夫寫道:「如果不指望普京這位被推向俄羅斯權力最高峰的聖彼得堡上校,俄羅斯還能指望誰呢?他是位軍官,對他來說,榮譽高於一切。他可能經歷過比解決這次事件更複雜的情況。普京明白這一點。他善於對每一招棋進行全面考慮。他習慣於先走棋。習慣於白子先走,而且獲勝。但現在是黑子出的棋。黑棋已經將軍!國家在焦急的等待中變得麻木。總統在猶豫什麼?普京是在思考。普京在長時間、痛苦地思索。在霧氣瀰漫的遠方,鮑裡斯·別列佐夫斯基在摩拳擦掌,在就近的某個地方,久加諾夫在譴責反對人民的政體。但國家似乎不管他們的事。此時,在國內像過去的三年一樣,重複著同一個設問句:如果不指望普京,俄羅斯還能指望誰呢?好好想想吧,普京。離下次總統大選可只剩一年半了。」 
  在這些言詞中,可以看到隱藏得並不高明的敵意,甚至是威脅。隨後的一期《說法》幾乎全部材料都是為普京與「強力部門」領導人的徹底失敗做輿論準備。10月26日,當普京最終決定發動進攻,並核准使用催眠瓦斯時,他是否在冒險呢?當然是冒險。甚至稍後,當掌握了幾乎所有事實並瞭解到事發當時的形勢後,很多專家們仍認為成功的概率是50:50。而更多的專家預計的成功概率更小,為20:80,甚至是10:90。遺憾的是,冒險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軍事行動與戰鬥中。 
  10月26日,電視與廣播向我們報道了已成功進行攻擊的消息,恐怖分子被殲滅,人質得到解救。大約從早上10點鐘起,電視台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們展示了文化宮劇院內的內部設施及觀眾大廳。這已不是聯邦安全局採取行動的鏡頭,稍後我們才看到當時進攻時的部分畫面。 
  在大廳內的紅色觀眾席上,已看不到被劫持的人質,但在不同的座位上可以看到被擊斃後以各種姿勢躺著、坐著的女性自殺性恐怖分子。她們身著黑色衣服,腰間仍纏著爆炸物。大廳中央堆放著很多裝在背囊裡帶有導線的炸彈。在另外一個地方,躺著被擊斃的男性恐怖分子,旁邊散亂地堆放著武器。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消滅——32名男性,19名女性。有幾個特種部隊隊員受傷。人質被帶出劇院,由救護車和小型公共汽車運往莫斯科的各家醫院。至當天12點,我們獲知有67名人質死亡,但這還不是最後的數字。儘管如此,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仍然是一個奇跡。 
  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這一天的晚些時候,我們瞭解到那個夜間所發生的事件細節。 
  我們知道了使用催眠瓦斯的情況。這是首次在類似的情況下這麼大規模地使用氣體。我們還瞭解到,人質死亡的數量上升到100人。10月26日,弗拉基米爾·普京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醫院看望被解救的人質,並祝他們盡快康復。當晚21點,弗拉基米爾·普京對國民發表電視演講。他說:「親愛的同胞們!這幾天我們一起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我們都在為落入全副武裝的敗類手中的人們擔心。我們都希望人質獲釋,但同時我們也清楚,應該做最壞的打算。今天早晨進行了解救人質的行動,拯救了成百人的生命,幾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我們證明了俄羅斯是不會屈服的。現在我想首先向死亡人質的親友表示歉意。我們沒有能解救所有的人質。 
  「請原諒我們。 
  「對死者的哀悼應該將我們團結起來。 
  「感謝所有俄羅斯公民表現出的忍耐與團結。特別感謝參加此次解救行動的所有人。首先是特種部隊的成員,他們毫不猶豫,冒著生命危險,為解救人質而戰鬥。我們也同樣感謝廣大國際社會在與共同的敵人戰鬥中給予我們的道義援助和實際援助。這個共同的敵人既強大又危險,沒有人性,而且殘忍,這就是國際恐怖主義。它沒有被戰勝之前,世界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會感覺到安全。但它應該可以被戰勝,而且一定能夠被戰勝。今天我在醫院與一位受難者交談。他說,『當時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堅信無論如何恐怖分子都不會有未來。』這是真理。他們不會有未來,而我們有。」 
  將近200名「阿爾法」與「信號旗」特種部隊及其他一些特工機構成員參加了這次行動。10月25日晚上,特種部隊成員秘密靠近方形的劇院大樓的後側與兩翼。他們不僅成功地佔據了樓內的許多地點,而且還將裝有催眠瓦斯的瓶罐拉進來,並準確地找到通風系統、通風立道和其他合適的通風口來釋放瓦斯。幾百名警察、上千名自動槍手掩護著「阿爾法」與「信號旗」隊員的行動。 
  進攻的命令於18時20分下達,劇院大廳與其他輔助設施內立刻被釋放了瓦斯。這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在醫學上被當作麻醉劑與催眠劑使用,當然,這對許多機體已經非常虛弱的人質來說是有害的。但除此之外,的確沒有可以制服恐怖分子的更好的辦法了。 
  進攻是從三個方向發起的,每一特別行動組都有自己的任務。恐怖分子顯然沒有預料到會遭到進攻,在文化宮不同的角落他們也曾做過無望的抵抗,試圖使用手榴彈、機槍、自動槍。身穿裝甲背心的特種部隊官兵使用無聲武器,攻擊行動持續了15~20分鐘。在釋放瓦斯的最初時刻,特種部隊成員就衝進了劇院大廳,準備制服腰間捆綁著爆炸物的女恐怖分子,但她們卻都睡著了,因為她們太疲倦了,而且催眠瓦斯也起了作用。她們當中沒有人來得及投擲榴彈或引爆炸彈。人質先被特種部隊成員帶出了大廳,此後,救護隊員、幾十名醫生也陸續進入大廳。救護隊員與醫生的行動也不是無可挑剔,但他們的確是從來沒有執行過這麼困難的任務。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8)   
  幾乎所有的專家,甚至其他國家特種部隊的軍官都認為,俄羅斯特種部隊的這次行動進行得非常出色。弗拉基米爾·普京對特種部隊的行動也給予高度評價。第二天,即10月27日(星期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舉辦了隆重的接待會,召見了星期六攻擊行動的所有參加者。俄羅斯及世界許多國家的媒體在隨後一周討論了實施打擊行動的細節。幾乎所有觀察家都高度評價俄羅斯特種部隊的專業素質。但是,也不乏無禮、虛假的報道。《莫斯科真理報》稱所發生的一切是「極端危險的炫耀」和「驚人的偶然性」。 而《政治藝術家》的拉德波夫試圖證明,在文化宮劇院發生的是「精心導演的一幕戲劇,因為大廳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爆炸物」。 
  俄羅斯政治家與杜布羅夫卡的劫持事件 
  發生在莫斯科的悲劇並沒有將俄羅斯的政治家團結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反而還使他們的分歧更加尖銳。只有在一點上,所有黨派、團體的觀點是一致的:在最高總指揮的領導下,聯邦安全局與內務部的特別行動部隊執行任務非常專業。「這是一次組織出色的行動」,「沒有指責它有差錯的任何理由」,「特種部隊的這次行動將被收入教科書」,「『阿爾法』與『信號旗』恢復了我們受人保護的感覺」,「討論特別行動進行得是否成功這樣的問題是不可思議的」,「強力部門與政權已經很久沒有取得過類似的勝利了」,「在這場與恐怖分子的對峙中,社會獲勝」,「打擊行動進行得很成功」……各個黨派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所發表的類似演講還可以舉出許多。但觀點一致的方面也僅限於此,之後就又開始了分歧。 
  日裡諾夫斯基繼續堅持10月23日就應該立刻組織進攻。在發生危機的那些天,久加諾夫的演講含糊其辭、支吾搪塞,不得不緊急召開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發表聲明說:「籠罩著國家的無止境的流血事件,其根源是始於葉利欽、並由普京繼續推行的破壞性改革。」但這種聲明也只是被當作空洞的蠱惑之辭。 
  亞夫林斯基通過俄羅斯報紙發表「亞博盧」集團的特別聲明,表示在此問題上的正式立場。在這份聲明中提到:「我們的黨討論了另一行動方案:漸進地,一步一步地進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應該可以分階段地解救人質,哪怕是人質中的一部分。我們理解,為解救人質行動負責的人不得不在可怕與極其可怕之間進行選擇。只有政權可以做出選擇,而政權選擇了其可以做到的方式。對於這個選擇的正確性,有權評價的只有經歷了這個災難的人質、他們的親屬、莫斯科人、俄羅斯公民,而最終還是歷史。」 
  這是極其模稜兩可、沒有誠意的聲明。因為亞夫林斯基10月25日試圖與恐怖分子進行協商,但從劇院回到行動指揮部後,他指出那裡沒有可進行嚴肅談判的人。「亞博盧」集團的這位領導人說:「這些人沒有權力進行談判。他們是注定要送命的。」 
  引發觀察家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