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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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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1章 家庭(1)

    第1章  家庭    
    1899年5月8日,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出生於維也納,當時的維也納紛爭不已,維也納人幾乎對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的看法。猶太復國主義政治運動的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就是維也納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這座城市。    
    維也納長期以來,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後來成為奧地利帝國的首都,1867年,它又成為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是日耳曼語世界的文化中心,它也是整個世界的音樂之都———貝多芬、莫札特、海頓、舒伯特都曾在這個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親奧古斯特?穴哈耶克用了他中間的名字?雪於1871年出生在維也納。奧古斯特是一位市衛生局僱傭的醫生,但他真正的興趣是植物學,關於這一學科,他寫作了大量專著。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是維也納大學的一位兼職植物學講師。    
    哈耶克的母親費利西塔斯(娘家姓氏)·馮·尤拉捨克1875年出生在一個富裕、保守、擁有地產的家庭。在弗裡德裡希出生前幾年,費利西塔斯的媽媽去世,費利西塔斯得到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遺產,這給她和奧古斯特提供了婚後若干年的大半收入。哈耶克是三個孩子中的老大,海因裡希比他小一歲半,埃裡希比他小5歲。    
    談到父親對自己事業的影響,哈耶克說:「我想,如果沒有對知識工作的那種尊重,那麼,我就會改變我自己的發展方向,去做別的事情了。我決心成為一名學者,當然受到了我父親想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卻未能實現這一野心的影響。我們從來沒有怎麼談論過此事,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我父親生活中最大的雄心就是成為一名大學教授。我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中成長起來的:沒有什麼東西比成為一位大學教授更高貴的了,儘管我對研究哪一學科還沒有一點清晰的想法。」1    
    除了父親的學術追求之外,祖父和外祖父———他們很長壽,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夠記得他們的年齡———也都是學者。弗蘭茨·馮·尤拉捨克是奧地利傑出的經濟學家,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三大鼻祖之一奧伊根·馮·龐巴威克的密友(另外兩位是卡爾·門格爾和弗裡德裡希·馮·維塞爾,馮·尤拉捨克也認識後者?雪。馮·尤拉捨克是一位統計學家,後來,被奧地利民族政府僱傭。由於繼承了第一任妻子(費利西塔斯的母親)的遺產,他也富裕起來。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馮·哈耶克則在維也納的帝國中學教了30年的自然科學。他撰寫了有關生物學的系統性論著,有的相當出名。維也納大學圖書館收藏有他的一本專著——《1869年在英國「箭豬號」軍艦上進行的深海調查》(德文);其它專著還有《維也納地理概要》和《醫用與藥用植物藥力圖解》。    
    19、20世紀之交的日耳曼語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於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經歷了很多技術領域大的變化,哈耶克曾經描述過他年輕時的一幕場景,當時汽車還沒有出現,他看到消防員騎的一匹馬「站在馬廄中,時刻準備被套上馬車,拉任何東西;只要按兩三個按鈕,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2。    
    19、20世紀之交日耳曼語世界與20、21世紀之交的日耳曼語世界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技術方面。1899年的日耳曼語世界的成見極深,反猶主義甚囂塵上,維也納尤甚。哈耶克卻一點都沒有當時很多(甚至大多數)基督徒所具有的反猶主義思想。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維也納,既有人鍾愛也有人咒罵。在有些人看來,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識的天堂,那兒生活著一些最偉大的天才人物。在有些人眼裡,它卻是一個淺薄的城市,膚淺的東西壓倒了實質性的東西。研究維也納的歷史學家艾倫·亞尼克和斯蒂芬·陶爾敏引用維也納學者羅貝爾特·穆西爾的話,把奧地利社會稱為「卡卡尼亞」(Kakania),這個外號給人「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國———皇家』或『帝國與皇家』兩個詞組中的第一個字母K. K.或K. u. K.拼在一起,但對於熟悉德語中的幼兒語言的人說,它則表示『大糞』(Excrementia)給人的感受」3。    
    穆西爾本人曾寫道:「總而言之,有多少引人注目的東西都可謂這種看不見的大糞!名義上,它自稱為奧———匈帝國;但在平常談話中,人們都直呼它為『奧地利』———也就是說,大家對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棄的名字來稱呼這個國家。從憲法上看,它是個自由國家,但它的政府體制卻是教權主義的(clerical)。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當然啦,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設有一個議會,它總是非常熱衷於運用自己的自由權利,於是,就經常被關閉掉;不過也有一個緊急狀態法案,根據它的規定,可以不經過議會就治理國家,而每一次當所有人剛剛開始享受專制統治之樂趣的時候,皇帝又下令現在必須恢復到議會制了。」4    
    維也納學者希爾德·茲皮爾把189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稱為維也納「不可思議」的年月,當時,「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湧現出來———尤其是在文學和哲學領域」5,1866年的奧-普戰爭中奧地利被普魯士打敗,之後的幾十年中,奧地利基本上再沒有戰亂和流血衝突。這些年月,維也納繁榮起來,中產階級迅速成長壯大。    
    1900年,維也納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維也納歷史上有兩個時期堪稱黃金時代,一個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音樂的黃金時代,另一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    
    弗裡德裡希———他母親和大多數朋友則叫了他一輩子「弗裡茨」?穴對此他不大喜歡?雪———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和學術愛好。在一份未出版的自傳性筆記中,他敘述說,他在上學之前,就能流利地閱讀,並堅持讀書。    
    他的父親是市衛生局的衛生官,曾在不同的地區服務,他家曾搬過4次家。在他未出版的自傳筆記中,他回憶起跟弟弟們的隔閡。儘管他跟他們年齡相差不多,但他相信,他們多少屬於另一代人,哈耶克更喜歡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他寫了一份半自傳性質的文章《兩種類型的才智之士》(Two Types of Mind),他用自己的「私下談話」評論說,「那些最常見的科學家是記憶型的。這種類型的心智能夠牢記他曾經讀過或聽到的東西,通常是那些表達某種觀念的個別的單詞。這種類型的心智是「他所在學科領域的大師」。與之相反,哈耶克則是「不那麼常見的類型中的一個極端的例子」,這類人是「陷入困惑的人」(puzzler),他們「總是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夠透過獲得某種新的洞見而解決。他們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運用別人輕而易舉地得出的那些現成的表述和論證。他們的精神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某個不用言詞思考的過程。他們直覺地『看到』某種關聯,但他們卻不知道如何用語言描述它們」6。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1章 家庭(2)

    這種「外顯的」知識與「默會的」知識問題———或者說「知道什麼」與「知道如何」之間的區別———正是他後半生致力探討的問題,對於他形成自發秩序概念也是至關重要的。「自己學科領域的大師」具有可表達的知識,而「困惑者」則具有直覺的知識。知識不是,或者說一開始並不是可以表達的。以為所有的知識在時間的任一點上都可以用語言清晰地表達出來,是一種謬誤。即使沒有找到用以表達的語言,知識也能夠存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失誤之一就在於它過多地依賴可以表達的知識。    
    哈耶克說,他在維也納大學的老師馮·維塞爾從「很多方面看都是個困惑型人物」,這令我們聯想到約瑟夫·熊彼特對維塞爾的思想的描述,因而我們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說法對哈耶克對自己的看法有所啟發。熊彼特說,那些「走進維塞爾的思想世界的經濟學家立刻就會發現,自己置身於某種新的氛圍中。彷彿他進入了一間房子,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別處絕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房子,它的設計和傢俱是那樣奇異,令人一時無法完全搞明白。沒有任何學者像維塞爾那樣不受任何學者的影響,我們基本上可以說,除了門格爾之外,他沒有受惠於任何學者———結果呢,同時代的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明白維塞爾的研究有什麼價值。在他的大廈中,每一樣東西都是他自己的智能財產,即使是對別人在他之前已經探討過的問題也是如此」7。    
    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氣氛中長大的,他曾描述過這種文化的特徵。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寫道(儘管對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作了區分):「很少有人會否認,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勤勉而守紀律的,他們的認真徹底和幹勁都達到了無情的程度,對於他們所執行的任何任務都是盡心竭力、專心致志的;他們具有一種強烈的秩序感,嚴格服從權威;他們經常表現出時刻準備犧牲個人的氣概,身陷險境時,也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他們所欠缺的品質,乍看起來似乎無足輕重,實際上卻非常重要,他們所欠缺的這些品質,其實有助於自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相的交往,包括:和藹與幽默感,謙遜,尊重別人的隱私,信任鄰人的善意。」8    
    哈耶克在談及自己的遠房外甥、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時候,做出了下面的評論,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哈耶克長大成人的那個社會。哈耶克回憶說:「最讓我震驚的,是他們對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穴我後來才知道,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輕的維也納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雪。這種『求真』激情在各個知識分子群體中幾乎成為一種時尚,我也曾經奔走於這些知識分子群體中間。它並不僅僅意味著講真話,而意味著你必須以真理為『生』,而不能寬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虛偽。這種態度有時會使他們十分粗暴,當然,也令人不快。對每種習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對於每種傳統形態,都要揭露出它是騙人的。」9    
    哈耶克不光在政治上,從性格上看,他也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他在194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德國人的知識傳統,偏愛某種不為其它地方的人們所知的『個人主義』,他們堅持理性主義,他們認為,從很多方面來看,『獨創性的』個性的發展是個人有意識選擇的產物。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位青年學生時,第一次與當時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接觸時,我是多麼地吃驚甚至震驚,我發現,他們的所有行為舉止,都十分樂於與公共習俗保持一致,而我曾經自然而然地以為,在大多數問題上與別人不一樣、具有獨創性,才是值得自豪的。」十    
    在哈耶克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父親收集的植物標本。他們家不管準備搬到哪兒,前提條件都是要有地方來裝無數晾乾的植物標本和有關植物的書籍、圖片。除了小家庭的生活之外,這家人,尤其是費利西塔斯與孩子們還會去走訪費利西塔斯的父親及其後妻與他所生的孩子。哈耶克的家人至今還記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個大家庭,大家關係很緊密。哈耶克自己也回憶說,在外祖父家的聚會人數總是很多,好幾代人共聚一堂。    
    與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較謙遜。馮·哈耶克家族被封為貴族的時間要比馮·尤拉捨克家族早一代人,他們為「自己的教養和血統而自豪」。比較而言,馮·尤拉捨克家族是「嚴格的上層資產階級,要富裕得多」。哈耶克還記得,他的外祖父的住宅「很壯觀,甚至很宏偉……毫無疑問,是維也納最美麗的住宅之一」{11}。他們有好幾位僕人。    
    「馮」是奧地利帝國兩級貴族中的第二級中的第四等、也是最低一等、同時也是最常見的貴族。第一級則是統治日耳曼地區各公侯國達數個世紀的皇室成員,下一級則是馮·哈耶克和馮·尤拉捨克這樣的家族,他們的祖先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陸續被封為貴族。「馮」與英國的「爵士」大體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結束,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認為他的祖先是來自布拉格的一位「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學家布拉赫(1546-1601,丹麥人,其觀測資料為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奠定了基礎———譯者注)的助手。哈耶克喜歡跟人說,在有些比較古老的月球圖上,有一個叫做Hagetsius的環形山,可能就是為了紀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波希米亞?穴基本上位於今捷克共和國?雪,因而———儘管就他瞭解的情況,他的家族說的一直是德語———「哈耶克」可能源於捷克語的「Hajek」,意思是「碎木材」。    
    他的祖先中也有人來自薩爾茨堡地區,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樣。在他就任薩爾茨堡大學教授的就職演講中,他上來就說,在「我的一生中,我在上課前自我介紹的時候,總是說自己是個外國人。不過這一次,我卻可以說,我是本地人。距今370年前,我本人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先當時擔任公爵大主教法庭的書記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負責一項建築工程{12}。源出薩爾茨堡地區的哈耶克的很多祖先都是政府官員或鹽商。這個家族後來才遷居到維也納。.    
    約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是一位貴族手下的行政官員,由於開辦了奧地利第一家紡織廠,而於1789年被冊封為貴族,辦工廠也讓他發財致富。他的兒子海因裡希就是弗裡德裡希的曾祖父,成了維也納的政府公務員,用他的曾孫子的話說,他「作為一位紳士,度過了漫長、尊貴而又舒適的一生」。海因裡希的兒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師教育,後來進了一家專為貴族開辦的上流社會子弟學校。哈耶克記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軍軍官,事實上,倒有點像是海軍的花花公子」{13}。到1860年代,海因裡希已進入晚年,散盡家財,古斯塔夫也不得不去當教師。    
    古斯塔夫就是奧古斯特的父親。    
    哈耶克曾講過一件軼聞,是關於他如何於1918年在一個火車站結識維特根斯坦的。當時,兩個人都是在奧地利軍隊服役的軍官,這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略微瞭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維特根斯坦絕對是個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年前後認識他的,」哈耶克回憶說,「我的外祖父曾經在緊鄰維特根斯坦家族位於諾伊互爾德格郊區的一個地方,租了一間瑞士鄉間村舍,住過一個春夏,他們家人經常從他們更為豪華的鄉間別墅跑出來,喊我媽媽的幾個小妹妹過去跟他們打網球。」{14}他與維特根斯坦的親戚關係並不很近。    
    哈耶克跟父親一起,從植物學中享受到了很多樂趣,這是他童年時代持續時間最長的業餘愛好。奧古斯特收集了大約7.5萬至10萬件乾燥標本,來自中歐、斯堪的納維亞、法國、突尼斯、希臘、埃及等廣闊地區。弗裡德裡希收集了各種各樣的標本,除了植物之外,還有昆蟲和礦石。奧古斯特編輯了一本《外國標本》,專門供應和交換罕見植物的壓制標本,而弗裡德裡希則幫他搞一些雜務。{15}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1章 家庭(3)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時還對攝影、騎自行車、滑雪、帆船、攀巖、登山、戲劇等產生過興趣。他曾描述過登山對自己的吸引力:「讓我入迷的並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因為在這種地方,要達到目標,就必須有嚮導。」他是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攀登,從「艱險的地形」享受樂趣,「不過也不是非常艱險———都是覆雪和岩石交加的地方」。在他看來,最大的樂趣是在只有一條可以通往山頂的道路的地方,尋找自己要走的路線。這「從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艱險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條通往山頂的道路,否則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轉」{16}。登山是這個家族的傳統———他的外祖父馮·尤拉捨克在1880年代曾與奧伊根·馮·龐巴威克一起爬山,他們當時都任教於因斯布魯克大學。在大多數情況下,弗裡德裡希跟弟弟一起爬山,偶爾會跟父親一起爬山。    
    他曾談及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說直到上大學之前,他的性格都是「十分講究實際的」,他想成個「能幹的人」{17}。一位採訪過他的人引用他的話說,他「真正系統地努力追求過的」第一種興趣是「戲劇,(他)甚至發奮寫作跟暴力及具有色情色彩的主題有關的悲劇———安德洛瑪刻(特洛伊王子赫克特之妻,以對丈夫忠貞而著稱———譯者注)、羅莎蒙德等等」{18}。哈耶克經常去看戲劇表演,閱讀了從17世紀到18世紀的西班牙、法國戲劇和古希臘戲劇譯本。他也閱讀德國詩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認為,歌德對他早年的文學思想的影響是最大的。當時的哈耶克是個身體瘦高、不修邊幅的男孩,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各種文學作品。    
    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得到什麼宗教方面的指導。他的父母都是正式的羅馬天主教徒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帶他上過教堂。學校中有一點宗教教育,但那只是最低限度的。春夏季節的週末,是他們家「雷打不動」{19}的全家郊遊活動,他和弟弟們不參加學校組織的半強制性彌撒,那使他們經常與學校當局鬧彆扭。在星期天他和父親有時還會到森林中去漫遊。    
    不過,哈耶克也記得,年輕的時候,自己也有過某種「苦悶的感覺,因為他在懺悔與領受聖餐時曾違反教規」{20}。哈耶克回憶說,十三四歲那會兒,他請求他認識的每位牧師向他解釋,「他們所說的上帝」是什麼意思,「沒有一個人的解釋讓他信服。(大笑)這本來就是我的目的」{21}。「到14歲那年,我確信,沒有人能夠對『上帝』一詞給出合理的解釋,因此,不管是聲稱信仰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其實都是毫無意義的事。」{22}他家的親朋中沒有幾個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講起他在學校的生活,覺得他是個多少有點叛逆的學生。這跟他的弟弟們不同。哈耶克腦瓜很聰明,但他不是那種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學之外,他對別的課程一概提不起興趣。14歲那年,他的拉丁語、希臘文和數學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級一年。他換了所高級中學,而且換了兩次,因為他跟老師老鬧彆扭。他一般是在「年終考試前突擊幾個星期,把幾門課程一年的內容都大概學上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學習」。{23}    
    在學校唸書的時候,他讓大部分老師惱羞成怒,他很聰明,但卻沒有興趣學習。儘管他在學校表現不好,但他的夥伴們都認為他是非常聰慧的孩子。他聲稱自己不會繪畫,於是離開他上的第一所高級中學,進了另一所專收窮人家男孩的學校(當時是男女分校)。他的大部分必修課的成績都是班中墊底的。他對他的同齡人所學的和老師所教的大部分東西了無興趣,而對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則愛不釋手。     
    在家裡,卻是另一回事。他儼然成了一位小學者,幫著父親進行植物學研究,跟父親一道出席維也納動植物學會的學術會議。十四五歲時,他對生物學的分類方法越來越不滿意,想獲得更多理論知識。「我父親看出這點後,把一本進化論的重要著作交給我。這本書對我來說,有點太艱深,我還沒有準備好去疏理這樣的理論性論證。如果他一年後給我這本書,我可能就會被生物學吸引住。這些東西曾經激起過我強烈的興趣。」{24}在後來全部的學術研究中,他都對進化現象保持濃厚興趣。    
    在達爾文的著作剛剛發表的頭十年中,進化論的地位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更為突出。適者生存的觀念,與人們未曾預料到的、不是由誰指揮的演進發展的觀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關鍵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十分琴瑟和諧,他們的婚姻生活是寧靜幸福的(這不僅僅是我的看法)」{25}。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們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進餐,在陽光下無所不談,我們的父母總是讓我們自由地閒逛、思考甚至幹一些無傷大雅的惡作劇」{26}。    
    弗裡德裡希曾回憶說,奧古斯特是一個在德國文學領域「學問極為淵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至今還記得他曾對父親給予了非常肯定的評價。哈耶克回憶說,父親每天早上都沖冷水澡,為的是鍛煉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哈耶克年輕的時候,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很多個晚上,都和家人一起傾聽奧古斯特朗讀德國的偉大戲劇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亞戲劇。奧古斯特的記憶力極好,可以把弗裡德裡希·席勒的詩《大鐘之歌》從頭背到尾。弗裡德裡希將會實現他父親未能實現的作學者的夢想。而奧古斯特對他的長子的影響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一個孩子的影響。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1)

        引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因素有敵對的同盟結構、帝國的野心、國家間的不信任及日耳曼的民族自我中心心態。日耳曼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同於英語世界,弄清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哈耶克成長其間的那種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羅馬儘管征服了將德國和法國隔開的萊茵河西岸地區,但卻從來沒有能夠征服居住在今天德國境內的各個部落。查理曼大帝最初是法蘭克人(蹂躪了高盧也就是今天法國所在地區的日耳曼部落)的王,他於公元800年創建了神聖羅馬帝國,並成為開國皇帝。在這一年裡教皇利奧三世為他加冕,這位教皇是天主教會領袖,他所統治的區域包括原來的古羅馬帝國西部和日耳曼地區。在其鼎盛的10世紀和11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德國、奧地利、瑞士、比利時、荷蘭、法國東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共和國、波蘭西部的全部或大部。    
    幾個世紀之後,皇帝的統治更多地只是一種禮儀,而不復是一個統治實體,日耳曼世界各個小國的公侯們是其疆域內真正的掌權者。經歷了無比慘烈的三十年戰爭後,1648年,位於今天奧地利境內的天主教皇帝喪失了對位於今天的德國境內信奉新教的國王們的統治權。這之後,神聖羅馬帝國已經徒有其表了,但它一直苟延殘喘至拿破侖時代,奧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終於在1806年遜位。後來,希特勒將神聖羅馬帝國統治的1000年稱為第一帝國;俾斯麥統治時代是第二帝國(持續了不到50年),希特勒自己的統治則是第三帝國,他本來也想要統治個1000年。    
    在18世紀90年代到1815年間的法國入侵與拿破侖戰爭中,在法國人的統治下,眾多日耳曼小公侯國倒統一起來了。與此同時,法國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與民主———也傳進德語民族。德國在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統一,竟然跟外國人的專制統治聯繫在一起,因而,西方及其觀念在日耳曼世界中聲名不佳。    
    在法國入侵與拿破侖戰爭中,奧地利的統治家族哈布斯堡王室一直最堅定地反對法國。根據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達成的協議,在俄羅斯與英國之間,建立了普魯士和奧地利帝國,作為防波堤,以制衡法國。這之後,普魯士和奧地利為爭奪日耳曼世界的控制權而展開內部鬥爭,最後只能用一場短暫的戰爭來決勝負,結果普魯士獲勝。在奧托·馮·俾斯麥首相的領導下,通過1866年的奧普戰爭、1870-1871的普法戰爭,通過恫嚇、吞併和強迫日耳曼地區的小國,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帝國終於正式成立,時為1871年。    
    奧地利不同於德國的地方在於,它冒稱自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衣缽傳人。哈布斯堡家族以此號令整個帝國,自居為歐洲最重要的皇室,與大多數皇室通婚結歡。他們信仰羅馬天主教,也以基督教信仰的捍衛者自命。    
    它成了奧匈帝國,是一個跨越各個民族、胡亂拼湊而成的帝國,其疆域包括原來神聖羅馬帝國的南部和東部,並且一直深深地伸展到巴爾幹地區。到了它統治的最後幾十年,人們一直用局勢「令人絕望而不僅僅是嚴重」來形容其政治狀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的導火索,是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帝弗蘭茨·約瑟夫的假定繼承人(指其繼承權可因血統更接近被繼承人之子嗣的誕生而失效)弗蘭茨·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弗蘭茨·約瑟夫決心一勞永逸地鎮壓斯拉夫民族主義,在德國的慫恿下,奧匈帝國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俄羅斯為了保衛其盟國塞爾維亞,投入戰爭;德國則為了支持奧匈帝國,向俄羅斯宣戰。法國則是俄羅斯的盟友。因此,德國當時的計劃是在攻佔俄羅斯之前,先借道比利時打敗它的宿敵法國,然後再在歐洲大陸建立霸權。然而,德國入侵中立的比利時,卻促使英國也捲入這場混戰中。    
    繼法國入侵和拿破侖戰爭之後、維也納會議以來一直基本維持的權力結構,現在被衝擊得四分五裂。儘管發動戰爭的是奧匈帝國,但戰爭真的打起來,它卻不過是個二流角色。德國企圖在整個世界上確立它認為跟本民族之偉大相稱的政治地位———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優勢地位」。    
    當大戰剛爆發的時候,奧地利滿懷希望。後來成為哈耶克朋友的卡爾·波普當時還是一個小伙子,一戰期間他在維也納的經歷無疑有助於瞭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說:「不管從哪方面看,戰爭歲月及戰後歲月對我的思想發展都具有決定性作用。當然,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戰爭到底意味著什麼。整個國家都充斥著震耳欲聾的愛國主義喧囂,甚至那些以前跟戰爭販子保持距離的人士,也加入了這個行列。有幾個星期,在學校的戰爭宣傳影響下,我也受到了那些無所不在的情緒的感染。1914年秋天,我寫了一首愚蠢的詩歌『慶祝和平』,在那首詩裡,我設想,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已經成功地打退了敵人的進攻(我當時還相信是我們遭到了攻擊)……當時,我的所有堂、表兄們都加入奧地利軍隊打仗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戰場。」1    
    哈耶克的家人確實都支持這場戰爭,哈耶克和父親都參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哈耶克還是個孩子,剛剛15歲。由於他不到服役年齡,他有時甚至覺得沒穿上軍服是個難堪的事。後來他注意到,維也納的局勢也沒有多大變化,到戰爭最後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儘管跟大多數孩子不同,哈耶克對生物學感興趣,但哈耶克也跟大多數孩子一樣,對歷史和政治事務沒有興趣。由於戰爭影響,他的學術興趣才轉向社會科學,其中有一段時間突然迷上心理學。戰爭激發出來的政治激情及後來奧匈帝國的解體,最終使他的興趣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    
    他進入人文學科領域的引路人是一門哲學原理課。老師談到了亞里士多德,說亞里士多德「認為,倫理學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聽到這番話,哈耶克的反應是,「『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後來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後就對父親說,『我知道我以後要研究什麼了。我要研究倫理學。』他非常吃驚。(大笑)當然,我所說的倫理學根本不是我告訴父親時他所理解的那個意思」。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2)

    1917年3月,哈耶克在離18歲生日還有兩個月的時候參軍。受訓7個月後,他成了一名軍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線。他當時對自己充滿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證明(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才能),只要我願意,那麼,不用費多大勁,我就能跟軍官學校中跟我一同受訓的人一樣出色。儘管我缺乏天資,甚至有點笨手笨腳,但在一群十七八歲的軍校學員中,我總能躋身前五六名。」3比起他的同學們來說,他熱衷於學術,卻沒有一點性經驗。    
    他在意大利駐紮了一年多,直到1918年11月戰事結束。20世紀60年代跟哈耶克共過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爾回憶說,哈耶克會講一些跟戰爭有關的「令人傷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個人負責運輸活鰻魚,不知怎麼搞的,鰻魚跑了出來,他在濕草地中到處抓魚」4。令人傷心的事是他兒時的好友瓦爾特·馬格也參軍,他們剛剛在軍中見過面,馬格就戰死了5。幾十年後,當哈耶克看到馬格的照片的時候,仍然哭了出來。    
    哈耶克告訴他最後一任、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些炮彈碎片彈起來,從他的頭上削走了一塊皮,當時他竟然不知道,「彈片撕開了他的緊身軍服和襯衫的縫口,灼傷了他的皮膚,官兵們一直在拿這件事說笑,說他竟然沒有注意到自己受傷了」6。幾個星期後,他父親仔細地檢查他的頭部,發現他頭上還被削走了一點點骨頭。    
    哈耶克記得他所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是1918年6月無功而返的反攻,到了10月,奧匈帝國就崩潰了,然後是兩波大撤退。從皮亞韋河撤退的時候,「我們先是受到意大利軍隊追擊。我是我們團的通信官(這也就意味著我認識每一位說德語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惟一靠得住的人),團長命令我帶著一支小分隊去炮兵團,開始是抵抗意大利軍隊的後衛,後來當我們通過南斯拉夫地區的時候又成了先鋒部隊,這裡活動著一些非正規的南斯拉夫軍隊,他們想阻止我們,奪取我們的武器。在戰場上呆了一年了,也沒有打過像樣的仗,而這一次,我們不得不冒著敵人的機槍掃射發動進攻。當天晚上,到了我該去面對機槍的時候,南斯拉夫人走了。不過,這實在不是件愉快的經歷。」7    
    還有一次,他差點送了命,當時他從一個偵察氣球上跳傘,卻出了錯,沒有摘掉頭上的耳機。炮彈爆炸的聲音非常大,後來(也許不正確)他的聽力不好可能與此有關。他談到戰爭經歷的時候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無所畏懼的,當然,我是指肉體上。這不是指勇氣。我只是說,我從來沒有真正恐懼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一次飛機近距離混戰中,他差點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飛機從正前方向他的飛機開火,「打穿螺旋槳,他們開火的時候,我的駕駛員,一位捷克人,就控制飛機盤旋下降。我解開安全帶,爬到機艙橫欄上。就在飛機快要墜到地面之時,駕駛員成功地控制住了飛機。這可真是驚險的一幕。」8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間,他基本上決定了要研究經濟學。他在未發表的自傳草稿中回憶說,在前線,大部分時間處於無所事事狀態。先是閒極無聊,然後突然是一段緊張的時刻,既危險又刺激。9在這裡,他平生第一次系統地閱讀了一位戰友送給他的經濟學書籍。他後來說,那些書的水平實在不高———「但奇怪的是,這些書竟然沒有讓我對經濟學失去興致」十———相反,這些書將他引入了這門學科。    
    他仔細地閱讀了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或半吊子社會主義者寫的小冊子,從這些東西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一些經濟學思想。對他產生較大影響的是瓦爾特·拉特瑙的著作,戰爭期間,在德國,這位學者是「Rohstoffdiktator」(「原材料」———素材———導演),他當時是「迷戀計劃的人士。我覺得他關於如何組織管理經濟的設想,可能是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開端。那些觀念明顯地屬於溫和的社會主義性質。」{11}    
    在前線服役期間,他也曾經休過假,有一次又回到他原來上的高級中學,花幾天時間,拿到了參加戰後上大學的資格證書。由於他一向對學習不怎麼感興趣,所以人們曾經懷疑他能否輕鬆拿到這個資格證書。而在這幾天中,他又因為在神學課上閱讀社會主義的小冊子而惹出麻煩。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3章  維也納大學(1)

    1918年11月,奧地利大敗之後,19歲的哈耶克回到已經發生過變化的維也納———而就在戰事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差點成為俘虜,他也得過一次瘧疾,不過,有一年半時間都沒有發作過。戰爭結束,中歐、東歐和南歐的舊制度遭到摧毀。1917年,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家族退位,1918年被處死;1918年,隨著威廉二世皇帝退位,德國的霍亨索倫皇室也成為歷史;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結束了其對奧匈帝國長達700年的統治。整座社會秩序的大廈從根基上被動搖了。除了內部的社會轉型之外,外部的政治版圖也經歷了重組。出現了8個新國家和蘇聯,整個東歐、中歐、南歐的國界線都重新畫了一遍。    
    奧匈帝國總共1500萬人口中,有100萬葬身這場戰爭。整個歐洲有1000萬人罹難。奧匈帝國分崩離析了,新成立的奧地利共和國只有其原來人口的七分之一,從面積上看,也只是古老帝國的一個角落,這個帝國曾經雄心勃勃地投入這場戰爭,不料戰爭卻摧毀了它自己。    
    1918年底,哈耶克進入維也納大學,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要學什麼。在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他下不了決心。他的專業是法律,因為經濟學屬於法律系,但他對心理學的興趣不亞於經濟學。最後他不得不下決心選擇他最感興趣的學科經濟學,主要是出於金錢和謀職的考慮。    
    他當時計劃去從事同時需要法律和經濟學的職業,他覺得外交部比較合適。對於自己究竟要幹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朧的想法。「那三年,我的學習根本沒有受我對自己未來職業的考慮所左右,」他回憶說,「當然,我們家的傳統讓我們覺得,當個大學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過,即使是這種想法,對我的影響也不是很大。」1他的一位朋友曾經預言,他將成為政府某部門的高級官員。    
    跟大多數奧地利境內的日耳曼人一樣,他也曾期望戰爭能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間,他曾下定決心想進入外交界,「不過這是出於一個非常特殊的理由。我們都覺得,戰爭會無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呆在軍隊,但我又不想讓人家說我是個懦夫。於是,我決心自願加入空軍,為的就是證明,我不是個懦夫。在空軍,我可以騰出時間來學習,為我希望參加的外交官的錄取考試做準備,而如果我在空軍幹上半年,我想就有資格離開軍隊了。」哈耶克後來接到了進入飛行學校學習的命令,但他最後沒有去。「匈牙利垮了,外交學院樹倒猢猻散,我也沒有興致了」2。    
    戰後的維也納極端貧窮,新成立的奧地利經受著饑荒、能源匱乏、通貨膨脹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襲。經濟已經崩潰了。戰爭結束後,新興的奧地利共和國取消了貴族封號,不允許人們的名字中再有「von」字,哈耶克也不再用這個詞了。不過,他的出生證上仍有「von」字,若干年後,他加入英國國籍,於是,在英國,他又「突然成了馮·哈耶克。當時(1938年),我要到歐洲去度假,急著續簽英國護照」3。    
    在戰後的維也納,他平生第一遭看到,有一種觀念和見解洶湧而來,他後來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說,這些觀念也陸續出現在其它國家,他認為這些觀念為集體主義統治奠定了基礎。「共產主義革命日益臨近———離維也納只有幾個小時車程的布達佩斯曾建立過一個維持了幾個月的共產主義政府,曾在其中活躍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領袖人物後來都跑到維也納避難———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突然敬重有加,我們後來稱之為福利國家的東西在迅速擴張,當時還是新興的『計劃經濟』概念,當然,最重要的是歐洲人從來沒有見過的惡性通貨膨脹,成為人們當時所討論的主要話題。」4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激烈變革的時代。    
    從17歲到23歲,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溫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年輕人。但他「從來沒有迷戀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5。對於他早年的社會主義理想,他又評論說,社會主義讓他「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如此吸引人的社會主義計劃如何能夠實現呢?」6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改革的要求變得極為迫切———戰爭已經徹底摧毀了從前的秩序,而這也意味著,經過戰爭的衝擊,有可能建設一種社會新秩序。他想參與未來秩序的建設,他之所以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弄清:全權計劃體制是否可行?這也是他終生關注的問題,而他最終給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學時的維也納大學是個「極為活躍的地方」。儘管物質條件很貧乏,政治局勢很混亂,但卻「沒有影響戰前一直延續下來的思想水平」7。事實上,舊帝國各個地方的學者湧入維也納大學,大學從中受益極大。他「沉浸」在學習和「非常活躍的社交生活」8中。他白天刻苦學習,每晚都去跳舞,儘管由於煤炭匱乏,政府實行燈火管制。他曾向一位採訪他的人描述過早年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大學的舞會,』他說,『女孩子都是教授們的親戚。舞會相當地正式。你可以請某位女孩外出———比如,去看戲———但總是有年長的女伴跟著。』他也曾經在沒有女伴的情況下跟一個女孩出去散步,這完全是因為這個女孩是他的遠房外甥女,她後來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9    
    還在上本科的時候,他就曾協助組織過一個日耳曼人的民主黨,試圖在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外建立起一個中間團體。他上學期間,奧地利的貨幣體系崩潰了,1921年10月到1922年8月間,物價上漲了70倍。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3章  維也納大學(2)

    在維也納大學,哈耶克進入了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傳統的堂奧,此後他畢生都徜徉於這一傳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物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創始人卡爾·門格爾。哈耶克曾經討論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對他的影響,他說,他是「維塞爾的嫡傳弟子,最初他對我影響最大。我是在得到學位之後才認識米塞斯的。但我現在認識到———而當時我卻並不清楚———對我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是閱讀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影響我的不僅僅是《原理》,還有《社會科學方法的探討》」。他發現,門格爾的《原理》是「如此迷人的著作———如此令人滿意」十,他完全被經濟學迷住了。    
    隨著時間推移,門格爾在經濟學和社會思想中的地位愈顯重要,如果不是在幾乎所有領域,也是在相當多領域,因為他擁有許多傑出的思想傳人,包括奧伊根·馮·龐巴威克、弗裡德裡希·馮·維塞爾及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934年,哈耶克在論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時說,該學派「的基本觀念完完全全出自卡爾·門格爾」{11}。1929年,米塞斯讚揚門格爾說,今天的「種種經濟學思想都與門格爾及他所論證的學派聯繫在一起。1871年,也即門格爾發表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的那一年,通常被認為掀開了我們這門科學的新時代的第一頁」{12}。哈耶克也說,「歷史學家恐怕沒有人懷疑奧地利學派是否在經濟科學的發展中佔有獨一無二的位置,這完全因為這個人為這個學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3}。    
    哈耶克認為門格爾最偉大的貢獻是他的個人主義或主觀主義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活動的核心是個人的行動、決策、價值和知識。門格爾提出的商品「分級」概念對哈耶克的技術經濟學思想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中提出了這種思想:    
    我們這門科學所面對的最重要的任務,似乎應當是弄清商品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所吃的麵包,我們製作麵包的麵粉,我們磨麵粉的穀物,我們生產穀物的土地———所有這些都是商品。但僅僅瞭解到這一點,是不夠的。相反,我們應當像在其它經驗科學中一樣,致力於按照各種商品內在的性質,將其歸類,瞭解每種商品在商品的因果鏈條中的位置,最後發現它們所遵守之經濟規律。除了直接滿足我們需求的商品(為簡明起見,此後我們將稱之為「第一級商品」)之外,我們還會看到,在我們的經濟中有大量其它東西,與我們的需求之滿足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它們卻同樣具有商品性質,且這種性質一點也不少於第一級商品。在我們的市場中,在麵包等能直接滿足人的需求的商品的後面,我們可以看到麵粉、燃料、鹽等各種東西。這些東西,確實不可能直接地滿足人的需求。但是在人類經濟生活中,這些東西也被認為是商品,跟第一級商品一樣,這是因為,它們可以用來生產第一級商品,因為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間接地能夠滿足人的需求。{14}    
    哈耶克也受到門格爾《主要參照經濟學對社會科學方法的探討》(1883)一書?鄢的巨大影響,這本書的思想形成於門格爾及其追隨者們與經濟學中當時佔據主導地位的德國歷史學派展開的「方法論大論戰」中。半個世紀後,哈耶克評論說,「對今天的經濟學家們來說,」《探討》一書的「主要意義在於,他在討論社會制度的起源和性質時不經意中透露出來的對社會現象的深刻洞察力」{15}。他後來又說:「用亞當·斯密的話說,人在社會中『常常會實現一些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目的』,這句話說明了社會科學的中心問題。在斯密之後一百年,卡爾·門格爾又提出了這一問題,斯密之後,沒有任何學者像他那樣試圖解釋這句話的含義,想弄清楚『那些服務於公眾的福利、對於公眾的發展至關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創造這種制度的公眾意志的情況下形成的』,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始終是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意義重大、或許是最重要的問題』。」{16}    
    自生秩序問題是哈耶克所探討的最深刻的問題之一。一種和平的、有效率的社會如何能在無人發號施令的條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當的法律創造出———本身也是———人類繁榮昌盛的社會結構或框架。    
    門格爾在《探討》中說,「有些人把一切制度歸功於積極的公共意志之活動,這是錯誤的,」「制度乃是於不經意間形成的」。他強調說:「如果我們認真地觀察,就會發現,大自然中的有機體的每個部分,相對於整體來說,幾乎毫無例外呈現出實在令人讚歎的功能,然而,這種功能並不是人們設計的產物,而是自然變化過程的產物。同樣,在大量社會制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制度對於整體發揮著非常顯著的功能。而更深入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制度並不是有意識地追求這一目的的某種意圖、也即社會成員一致同意的產物。它們也是作為『自然』的結果而出現的。我們只需要想想語言、市場的起源、共同體和國家的起源等等,就能明白這一點。」{17}    
    正當的法律並沒有設計人們之間互相交往的細節,而僅僅創造其邊界。政府不應當對經濟發號施令,而只應創設和執行有關財產、交換的法律,從而使個人能夠以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因此,自由並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這才是對自由的正確理解。    
    哈耶克只見過門格爾一面,時為20世紀20年代前後,當時門格爾已80高齡,在維也納大學的唱誦讚美詩行列中大步走過。哈耶克後來對一位採訪他的人說:「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後來寫過一篇介紹門格爾生平的文章,裡面只有一句話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寫成的,然而,恰恰是這句話出錯了。因為他是一個令人極為敬畏的人物,我就把他形容成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物,後來所有人都告訴我,其實他也就是中等身材。」{18}門格爾去世後,人們出售他的藏書,哈耶克被邀請去充當顧問,於是,他得以看到這位奧地利學派創始人的全部藏書。而在奧伊根·馮·龐巴威克去世後,他也詳查過龐巴威克的書房。    
    奧地利學派歷史上的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門格爾之外,另兩位是龐巴威克(他於1914年去世)和維塞爾,他們都跟門格爾一起任教於維也納大學,維塞爾是龐巴威克的妻弟,兩人一輩子都是好朋友。龐巴威克強調資本和利息,強調生產的「迂迴」(roundabout)形態的重要性,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商業週期理論的一個來源。龐巴威克成為奧地利重要的國務活動家,幾十年間,也是奧地利學派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這種名聲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他的政務活動。龐巴威克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活動是他最早起而公開駁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思想,而這種思想在當時的德語世界相當盛行,後來又在英語國家大行其道。    
    比起門格爾和龐巴威克來,維塞爾具有明顯的組合主義(corporatist)色彩,更傾向於政府干預。哈耶克回憶說,他還是本科生時,他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存在著兩個傳統———即龐巴威克的傳統和維塞爾的傳統。維塞爾多少沾染了費邊社會主義思想的不良影響」{19}。哈耶克在評論他與米塞斯後期的關係時說,米塞斯「代表的就是龐巴威克的傳統」,「我從他的學說中可能受益最大,因為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他是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另一個支流接受的訓練,他逐漸地將我從這個傳統拉出來,不過,他並沒有把我完全拉出來。」{20}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思想史家約瑟夫·熊彼特也是龐巴威克的弟子,他說,門格爾的理論是「一張靈敏的試紙,可以檢驗一個論點本身就具有說服人的力量,還是仍然需要大量論證予以支撐。門格爾經濟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們對商品的價值進行評估,因為他們需要商品。這一簡單的事實,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釋有關現代交換經濟中一切複雜現象之基本事實。人的需求是經濟機體的驅動力」{21}。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看來,歸根到底,經濟學關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和慾望,還有最高生活水平,而這需要最科學的知識。    
    熊彼特又說,門格爾認為,「所有具體的經濟事件,都可以在價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徹理解。從純粹的經濟學角度看,經濟體系不過是一個價格決定體系而已。他的基本目標就是發現價格形成的規律」{22}。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前言的最後一段說,他試圖「在統一的觀點下,建立一種囊括一切價格現象的價格理論……由此,我們可以獲得對很多其它經濟過程的重要洞見」{23}。米塞斯在反駁傳統社會主義的時候,又探討了價格在經濟計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門格爾的其它思想後裔更深入地探討了價格在自生秩序中的作用,儘管哈耶克的思想自成體系。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3章  維也納大學(3)

    在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那段時間的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時,哈耶克說:「該系一度死氣沉沉,系裡已經沒人了。維塞爾出任最後一屆奧地利政府部長;龐巴威克剛剛去世;我進該系的時候,除了一位名叫卡爾·格龍貝爾格的信奉社會主義的經濟史學家外,沒有任何老師。」後來,維塞爾回來了。哈耶克形容維塞爾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師,是個非常傑出的人,我對他極為敬重。我覺得,我平生頭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師,這是只有小孩才會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他比我們大兩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我覺得,他經常就像一位神靈,從他的學生頭頂上飄過,當他對某個學生產生興趣時,他就會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正是經過他的引導,我才得以踏入經濟學門檻」{24}。哈耶克的外祖父認識維塞爾。    
    在維也納大學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熱衷的是心理學。當時他對心理學的興致極高。他所感興趣的心理學是哲學心理學,這在他那裡,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對物質世界的理解的性質。在這一領域,他受到了物理學家、哲學家恩斯特·馬赫的很大影響,馬赫在1916年去世之前,曾在維也納大學執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讀書期間,他的哲學思想主宰著整個維也納的學術研究界。    
    大學二年級時,哈耶克投入到心理學和經濟學上的時間基本上是對半開,在放假期間,他曾到蘇黎世一位大腦解剖學家的實驗室訪問過幾周,探究大腦中的神經纖維束。到了本科三年級和研究生階段,他完全轉向了經濟學。    
    自本科三年級攻讀第二學位後,哈耶克開始與維塞爾有了密切的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學士學位是法律,1921年11月,他拿到了這個學位。他在回憶大學生活時說:「如果你覺得我的正式專業是法律,那麼,連我自己有時都會驚歎,在這三年中,我本來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專業的門門考試中,我的成績都很優異,然而,我的時間一半花在了經濟學上,一半花在了心理學上。我聽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課,每天晚上也都跑去跳舞。」{25}名義上,他是法律專業的學生,但學習法律卻是他的「副業」{26}。在這方面,對他發揮重要影響的是三個學期的法律史課。    
    他去聽各種各樣的講座,上各種各樣的課,其中也包括解剖。「因為我弟弟就在解剖學系,所以我偶爾可以混入課堂,甚至還進過解剖室。」{27}    
    20世紀最初十年和20年代上半葉,日耳曼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於當時美國或其它地方。「授課幾乎完全只限於正式的講座。除了三項主要考試之外,根本沒有其它測驗,這三項考試也基本上是在學習結束時進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檢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這種完全流於形式的要求之外,沒有任何東西約束你。我們確實完全自由自在,只要應付了口頭考試之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整個學習期間,我們都沒有書面作業,更沒有必須要完成的書面作業。法律專業有一些實踐考試,我們會討論一些具體問題,但這也不是強制性的。特別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學生幾乎從來不在學校露面,而是去找私人教師,這些私人教師會輔導他們應付畢業考試。」{28}    
    只有很少一部分學生真正對學術感興趣。大部分學生想的只是混過考試即可。這一小群有學術興趣的學生「當然不會只專攻一門學科。我寧願去聽生物學講座、藝術史講座、哲學講座……我到處亂轉。如果你屬於這個群體,那麼,你就會老是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個樓裡亂跑」{29}。    
    在當時的日耳曼國家的教育體系中,中學的嚴格要求與大學的自由放任之間,反差實在是太大了。你不得不「學會自己探索自己的路子,具有學術興趣的人都學會了自己進行研究,而不指望能得到老師的多少指導和鼓勵」{30}。哈耶克獲得了第一個學位,他的大學教育是充實而短暫的。    
    哈耶克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說,那些拔尖的學生在自己所修的專業領域中,也基本上是應付考試而已。那些自願跑去參加本專業之外的其它學科的研討課的學生,大部分的興趣不僅限於經濟學,而是有更廣泛的興趣。    
    問:那麼,你如何看待細分專業的好處,而你和當時最聰明的學生那樣認真地學習本專業之外的知識的做法又有何好處呢?    
    答:我們的做法在當時非常有益。我覺得,我們更有可能提出問題,也時刻準備提出問題,但我們的知識可能確實不如現在的學生紮實。在一定程度上說,並不是我們不重視某門學科。我覺得,如果就我們對自己所學專業進行能力測試,我們可能確實不像現在的學生那樣訓練有素。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保有一顆開放的心靈;我們對各種各樣的事情都興致盎然。我們確實不是訓練有素的專家,但我們知道如何去掌握某門學科的知識。我們發現,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專業具有很高聲望的人士,也不知道如果讓他們去學習一門新專業,該如何下手。而對我們來說,這卻根本不成問題。我們本來就在不斷地學習新專業。我們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門專業,你就得掌握如何學習有關知識的技巧。{31}    
    哈耶克晚年評論說,當時的維也納是「世界重要的學術中心,沒有哪個地方能像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上半葉那樣激動人心」{32}。而使維也納在思想學術方面舉足輕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猶太人社會,他們構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許也是最有學問的知識群體,共有20萬人之多,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只殘存8000人。20世紀初期,維也納的人口約為200萬。    
    哈耶克最初與猶太人的交往是泛泛而交。進大學之前,他沒有交到一位猶太人朋友。上大學後,在當時的奧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屬於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隊伍,開始與猶太人往來。他與很多猶太學生、教師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學術關係。    
    維也納大學的教學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規的大學教員外,那裡還實行「私人講師」(Dozenten)制度。私人講師都獲得了教大學學生的資格,不過大學卻並不向其付薪,而是由學生向其支付非常微薄的報酬。很多私人講師是猶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授課的大部分教師絕對是一流的。」哈耶克回憶說,「每個講師,差不多每一位,都才華出眾,」或者已經作出了學術貢獻。「他們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則就根本沒有學生上他們的課。」{33}    
    哈耶克回憶說,在維也納獨一無二的學術圈中,活躍著三種社交群體,信奉天主教的學者群體,天主教信徒和猶太人的混合群體,以及純粹的猶太人群體。哈耶克與後一個群體沒有來往,也沒有結交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躍在純粹的天主教群體和混合群體中。    
    談到自己的學習習慣時,哈耶克是這樣說的,他「很快就放棄了做課堂筆記的努力———因為如果光顧記筆記,就沒法去理解了。我從傾聽或閱讀別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穫是,這些思想改變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對我聽到的東西或讀到的東西,我沒法完整地複述,而是改變了我自己的思想」{34}。他說,在有的情況下,按照這種方法,「會出現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無法複述別人的思想,因為我閱讀的時候已經將其融合進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沒法在讀過一本書後,講清楚作者的論證。我也許可以說清楚,我從這本書中學到些什麼,但對有些論證我根本就沒有感覺,完全視而不見」{35}。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出眾創造性的學者。他一般不會吸收其它思想家的全部思想,這導致他對這些學者的看法不很準確。由於具有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夠對反事實的(counterfactual,指在不同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但違反現存事實)理論給出有力的證明。跟一些偉大學者一樣,哈耶克的書面表述有時要比他的靈機一動的想法更準確。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4章  紐 約(1)

    哈耶克本來打算學完法律之後,能夠在德國的某所大學,比如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學呆上一年。不過,韋伯於1920年去世了,而且,奧地利的通貨膨脹使得哈耶克的父親掏不起兒子到德國念一年書的費用。1923年,哈耶克從維也納獲得了第二學位——政治科學學士學位,這時離他獲得第一學位還不到一年半。從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住在美國。此時的他希望成為一名專業的經濟學家,這使他覺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國,並流利地掌握英語。    
    跟後來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國,沒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類的機構的幫助。哈耶克回憶說:「後來遊學美國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處旅行參觀,而我卻沒有這種條件。我完全是自己想辦法,自己冒險,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有錢花,在整整15個月時間中,我每週只有60美元。當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知道,我可以給父母發封電報說,『請給我匯來返程路費』,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我會更悲慘了。不過除了這種實際上派不上用場的最後保證之外,我的生活是你們所能想像的最貧窮、最悲慘的了。」1    
    哈耶克是在紐約大學教授耶裡米亞·揚克斯的兩次邀請下,獲得到美國學習的機會的。這位教授供職於一個國際性經濟學家委員會,充當德國政府進行貨幣改革的顧問,其中包括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22年,揚克斯訪問維也納大學,哈耶克見到了他,說自己「渴望到美國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經濟學水平。他向我保證說,『我想寫一本論述中歐的書,如果你去美國,到時我會讓你作我的研究助手。』當時,奧地利的通貨膨脹剛剛結束;要籌集到一筆夠我學費的錢,非常困難。為了省錢,我甚至沒有拍電報告訴對方我快到了。結果,當我到達紐約的時候,我發現,揚克斯教授正在休假,也沒有留下聯繫方式」2。    
    哈耶克到紐約的時候,「兜裡只剩下25美元了。當然,25美元在當時也是一大筆錢。於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薦信……但除了換來一頓午餐,什麼結果也沒有。午餐後,不知是誰把5美元偷偷塞進一個香煙盒中交給我,用這些錢,我挨過了兩周。我的雄心越來越小了,最後,我只好屈尊接受一份工作: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館刷盤子。談好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這時刻,大救星終於出現了———不過,直到今天,我也對自己沒有去刷盤子感到遺憾。(大笑)那天晚上,來了一個電話,揚克斯教授回來了,他答應雇我。」3    
    替他寫信向美國經濟學家推薦的人,是約瑟夫·熊彼特。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學任教,而當時正在維也納擔任一家銀行的行長。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的外祖父馮·尤拉捨克經濟學思想的影響。哈耶克回憶說,維塞爾曾請熊彼特「寫信向他在美國的朋友們推薦我。於是,我就去拜訪熊彼特,進了他那豪華的辦公室———你越往東方走,銀行行長的辦公室越豪華,熊彼特的辦公室不像在維也納,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給我寫了好幾封措詞非常誠懇的推薦信,紙張非常大,以至於我不得不專門拿了一個夾子裝這些信,免得折皺巴了。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信確實是『芝麻開門』的魔咒,我到處受到款待,簡直讓我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4。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國之行加速了他與他的外甥女關係的中斷,儘管她後來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倫敦和芝加哥教過的一個學生比爾·萊特溫回憶說,有一次,哈耶克曾說過這樣的話,在維也納,他和他的外甥女海倫娜年輕的時候,「我太不機靈了,沒有說『咱們結婚吧』。」5他離開維也納到美國有一年多時間,當他回到維也納的時候,發現她已經跟別人好上了。據《哈耶克文集》的總編輯斯蒂芬·克萊斯吉說,哈耶克的兒子曾經說過,由於「誤解了哈耶克的想法,」6哈耶克的外甥女嫁給了別人。    
    哈耶克開始在美國準備他那篇直到最後也沒有完成的博士論文,該論文的主要內容是論述貨幣穩定。據克萊斯吉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紐約)與韋斯利·克萊爾·米歇爾相遇,影響了哈耶克後來很多研究的方向」7。米歇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全國經濟研究局局長一職長達25年之久。跟哈耶克師從的那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不同,米歇爾強調用經驗、統計和計量的方法研究經濟學。在米歇爾手下進行過研究的經濟學家後來成名的很多,包括米爾頓·弗裡德曼。    
    哈耶克在1926年曾寫信給米歇爾說:「只是到了現在,我才真正領悟到,我(在美國的)那年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儘管我的理論偏好並沒有改變,但我現在認識到了抽像的理論是弱不禁風的,主要是由於你的指導,我認識到了,純理論其實是沒有用的……我希望以後能夠找到在正統的經濟學理論與可以用來解釋現代經濟生活過程的理論之間缺少的那一個環節。」8在哈耶克的思想體系中,有兩個組成部分———理論部分和經驗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經驗研究方向是受米歇爾和他在美國生活期間的影響,他在紐約的那段時間對他確實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4章  紐 約(2)

    他在紐約大學最初準備研究的課題是《貨幣的運行與人為穩定其購買力之間能否兼容?》———20世紀30年代,他在技術經濟學領域關注的一直就是這個問題。按照當時的說法,哈耶克從來就不是「穩定論者」(而凱恩斯則屬於這類人)。穩定論者試圖通過內部的、國內的貨幣安排來穩定國內物價。哈耶克早年所青睞的則是通過某種國際金本位制而實現固定的國際匯率制度。而他在紐約大學準備撰寫的論文則更進了一步,他相信,穩定物價會導致經濟活動中生產的紊亂。    
    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的經濟學理論中,商業週期問題要比後來更受關注。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和20世紀頭十年,經濟活動的波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週期性的。從米塞斯的理論出發,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對商業週期的解釋。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商業週期,是因為利率沒有反映經濟中的真實儲蓄,從而導致生產結構失調。    
    哈耶克發現,在美國,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經濟署對貨幣政策及控制產業波動的效果的研究,還有新成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貨幣政策試驗。他發現,在美國,純經濟學理論的討論根本就無人關注。這次留學,將他的興趣「從純粹的價值和價格理論多少轉向了市場經濟中的操縱過程。從那時起,我日益明確地認識到,要想讓市場的引導功能令人滿意地發揮作用,從而使我們的辛勤勞動確實是有效的,就必須要求貨幣需求與真實需求相吻合,市場所需求和供應的,與其說是總量,不如說是不同商品的相對比例」9。他所形成的經濟活動概念,其基礎是門格爾提出的商品分級思想和龐巴威克提出的生產之迂迴性或週期性觀念。    
    在美國的時候,哈耶克設想的第一項重要研究計劃是撰寫一本論述聯邦儲備委員會演變的書。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但他的研究卻為他最初發表的兩三篇學術論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發表的《從1920年危機中復甦後的美國貨幣政策》和《1914年改革以來的美國貨幣發行體系》。早年的美國之行給他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他能熟練地使用英語了,而這一點大大有助於他在1931年獲得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教職,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剛剛發展出來的美國統計方法,正是這一點,使他後來得以被任命為1927年在維也納成立的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的所長。    
    除了紐約大學的研究之外,他還在沒有辦理任何正式手續的情況下,偷偷跑到哥倫比亞大學聽課。他聽了米歇爾的經濟史課,參加了另一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貝茨·克拉克主持的討論課。    
    哈耶克還寫過一封題為《德國的金融》的讀者來信,發表在1923年8月19日的《紐約時報》上。顯然,這封信是他發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論述了德國的「貧困化現象」十。日耳曼國家的經濟狀況,一直是哈耶克青壯年時期經濟思考的中心問題。他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東西。好多年中他一直認為,某種金本位制是維持一種健全而平穩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最好辦法。    
    哈耶克本來希望申請一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在美國再呆上一年,維塞爾寫信向基金會推薦了他,從而使他成為第一位奧地利申請者。然而,就在獲得獎學金的通知書送到他手裡之前,他卻踏上了返回維也納的行程。他本來還曾打算再返回美國,用這筆獎學金再留學幾年,但這個計劃顯然不可能實現了,因為他結婚了,並擔任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所長,這就讓他根本無法長時間離開奧地利。在美國期間,他留起了鬍子,幾十年後,他開玩笑說,「我現在對美國學生講話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有用的開場白,我總是說,『50年前,我為了抗議美國式的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起了鬍子———』(大笑)」{11}。    
    哈耶克的第一次美國之行並不總是那麼開心。他曾經拿自己在維也納和紐約的生活作過對比:在維也納,他可以享受豐富多彩的學術和社交活動,而他在紐約,「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活動。當然,在美國,我也非常貧窮,所以,什麼也幹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參加紐約的文化生活,因為我根本沒有閒錢到處亂跑」。在紐約,他也沒有「知交。我是個正規的學生。我經常到紐約公共圖書館,有四五個人跟我同坐一張大桌子,於是就相識了,而這就是我對美國人的全部瞭解了」。他遇到過幾個奧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國人的交往實在非常貧乏。我太窮了,我親愛的媽媽晚年常對我講,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穿了兩雙襪子,兩雙套著穿的,因為兩雙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著遮掩一下」{12}。1924年5月,在24歲生日到來之前,哈耶克終於高高興興地回到了維也納。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5章  米塞斯(1)

    2000年,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被《自由》雜誌推舉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米塞斯於1881年出生在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萊姆堡(即利沃夫,今系烏克蘭西部城市———譯注)。高級中學畢業後,米塞斯進入維也納大學學習歷史,畢業後,參加過龐巴威克的研討課。他發表的第一本重要經濟學論著是《貨幣與信用理論》?鄢(1912)。米塞斯強烈地厭惡通貨膨脹,他簡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後來深入發展的商業週期理論:貨幣供應增加的一個惡劣影響就是導致生產結構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到軍中服役,戰後,他任職於奧地利工業委員會,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1921年幫哈耶克找到了第一個工作職位,該職位是一個政府機關的法律顧問,負責起草終戰條約的條款———以解決交戰國間戰前的私人債務問題。哈耶克會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關於他被任命擔任這一職務的事,哈耶克曾解釋說,「三門外語,再加上法律和經濟學學位,於是,我就得到了這個收入相對來說很不錯的職位。」1    
    哈耶克特別喜歡講他1921年去見米塞斯的過程,當時他拿著維塞爾寫的一封推薦信,信中「把我說成一位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米塞斯看著我說,『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我可從來沒有在我的課堂上看到過你。』(大笑)」2「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經去聽過他的課,我發現,他極為反感我當時信奉的費邊主義觀點,而跟這樣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過當然,後來的情形就變了。」3「我們後來結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憶說,「我還在奧地利工作的時候,頭五年,他是我的頂頭上司;然後,他幫我創建了經濟(商業週期)研究所,我當所長時,他是副理事長。」4    
    作為領導,米塞斯是「絕對理想的人物,他能夠體諒下屬,除了他自己當時正在從事的研究之外,他時刻準備與我探討任何經濟學問題……幾個月後,有一件比較困難、要承擔責任但也有很大好處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給了我。於是,我就必須跟銀行董事長、財政部長之類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們去商量。他們跟我這樣的年輕人打交道,讓他們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堅信我能勝任這項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規或尊卑了」5。    
    在哈耶克的學術發展歷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薦給紐約大學的揚克斯教授。如果沒有米塞斯協助(包括給他漲工資),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國,也不可能繼續呆在一個與學院經濟學靠得很近的經濟學專業領域上。而比這些實際生活中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對哈耶克思想上的啟發。哈耶克與米塞斯的交流和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對於哈耶克的思想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學位後,跟他的同學、後來成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的J.赫伯特·馮·費爾特一起,組織了一個討論小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團體」,也許最恰當的譯法是「精神兄弟會」),成員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小組每月聚會一次進行討論。    
    討論小組的成員包括馬克斯·明茨,後來到美國成為歷史學家;埃裡克·弗格林,政治哲學家,執教於維也納大學,後來也到了美國;阿爾弗萊德·舒茨,社會學家、哲學家;瓦爾特·弗勒裡希,歷史學家,律師,後來成為馬奎特大學教授;費利克斯·考夫曼,哲學家,法學家,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校。還有戈特弗裡德·哈貝爾勒,成為經濟學家,後來出任維也納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奧茲卡·莫爾根斯泰因,經濟學家,博弈論先驅,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弗裡茨·馬赫盧普;弗裡德裡希·恩格爾-雅諾西,歷史學家。哈貝爾勒和馬赫盧普後來都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在不同時間曾經參加的則有藝術史家奧托·貝內施和約哈內茲·韋爾德,音樂理論家和律師埃馬尼爾·溫特爾尼茨,心理分析學家羅貝爾特·韋爾德爾。討論小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討論會的成員,有的一開始就是,有的則是後來加入的。    
    研究奧地利經濟學的專家埃阿蕾娜·克拉維爾曾經拿這個討論小組與米塞斯的研討會作過比較,她說,儘管「米塞斯的研討會與哈耶克、費爾特創建的討論小組成員上有不少重合,不過,後者更能滿足那些具有更廣泛興趣的學者們的需求」6。費爾特保存著一份討論課題計劃表,從中可以看出,討論小組十來年討論過的題目非常廣泛。他們曾經專門討論過文學、文學中的人物、繪畫、音樂史、通史和政治哲學。根據經濟學家斯蒂芬·伯姆對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維也納知識史的研究,討論小組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進行討論的群體,最重要的任務是捍衛思想自由的理想,他們(費爾特和哈耶克)認識到,這種自由在他們所參加的奧特馬爾·斯潘的研討課上經常受到踐踏。與米塞斯的研討會截然不同,這個討論組特別強調要提交精心闡述、準備充分的論文,這裡的慣例是,發言者通常不談論自己專業領域的話題」7。    
    歷史學家恩格爾·雅諾西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了這個討論組。他說,由於哈耶克和費爾特對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家斯潘不滿,才搞起了這個討論組。哈耶克主要是費爾特試圖囊括各個學科的年輕人,而不僅僅是經濟學家。    
    哈耶克形容討論組是個「年輕人組成的研討群體。米塞斯跟這個小組沒有任何關係」8。小組的討論是在私人家中舉行。「一家一家輪流作東———一般是在晚餐後。我記得我們一般只供應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圍坐一圈,有時圍著一張桌子。經常來參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說10位、11位。」由於「當時的社會傳統」,這個小組一水兒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時還是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圈子中的一員,這使該討論組成員也能「瞭解那兒的動向」9。由於排斥女性,年輕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瑪塔·斯特菲·布洛內曾用貶義的口吻談到過個討論組。    
    1923年初,哈耶克從維也納大學獲得了第二學位,隨後在3月他去了美國。這個學位是大學新設立的政治學專業學位。他的學位論文徹底追溯了經濟品的價值,這讓維塞爾很惱怒。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5章  米塞斯(2)

    1924年5月自美國回國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並沒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響,但在這之後,他開始參加米塞斯的研討會,並受到了較大影響。從1921年10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他去美國之前,哈耶克仍然在大學學習,是維塞爾的學生。    
    哈耶克評論說,後來米塞斯成為他的思想發展的「主要領路人」,他的學術興趣「受到他的很大影響:對貨幣和工業波動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問題的興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11}。米塞斯影響過哈耶克的另一個領域是他的哲學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強調終極的知識源於內心。在這方面,哈耶克也受過維塞爾的影響。維塞爾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種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這種認識論,維塞爾說:「我們只能從外部觀察自然現象,但我們卻可以從內部觀察我們自己。理論經濟學家沒有必要為缺乏自然科學中精確的觀察工具而絕望。包括經濟學理論在內的實踐科學,可以做得更好。經濟學理論不用費勁用一長串推導去證明一個規律。在這些學科中,我們每個人都能聽到發自內心的、絕不會出錯的聲音所傳達的規律。」{12}米塞斯也說過:「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行為和他人的行為的瞭解,是以我們自己熟悉的行為範疇為依據的,我們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為之外,還需要借助某種自我觀察和內省的過程。如果我們不懷疑我們所感受到的事實,我們就更不應該懷疑這種內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別的一些領域也對哈耶克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下面一些領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會主義》)是一次科學的探索,而不是為政治而爭論。我分析了最基本的問題,而盡可能不受當今經濟和政治鬥爭的影響。{14}    
    態度與綱領    
    大多數人確實沒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艱難腳步,無論什麼樣的學校教育,都無助於那些連最簡單的命題都不能透徹理解的人去理解複雜的命題。但恰恰因為他們不可能自己進行思考,所以群眾總是追隨我們稱之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領袖們。只要爭取到這些人,我們就勝券在握了。{15}    
    最主要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骨幹是他們,而不是群眾。{16}    
    哲學    
    文明開化的人類是會淪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還是可以避免這場大災難,是一個應該為命中注定在未來幾十年中將行動起來的人們所關注的問題,因為決定這一命運的,正是他們的行動背後的觀念。{17}    
    只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只有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觀念,能夠打敗全權計劃體制的觀念。如果我們打敗了全權計劃體制的觀念,如果人們終於認識到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麼,全權計劃體制就不得不退出歷史舞台。{18}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為》?鄢(1949)一書中列舉出了他認為錯誤的經濟命題之後,說,「對這些錯誤看法,因應之道只有一條:持之以恆地尋求真理」{19}。    
    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對哈耶克產生過最大影響的,當屬1922年出版的《社會主義》一書。有人曾問哈耶克,哪些書對他影響最大,哈耶克回答說:「無疑有兩本書,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和米塞斯的《社會主義》。」{20}1978年,哈耶克在為新版《社會主義》撰寫的前言中寫道:    
    《社會主義》第一版出版時,其衝擊力是深遠的。它逐漸但又從根本上改變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返大學校園的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世界觀。我很清楚這一點,因為我就是這樣的青年人。    
    我們當時覺得,生養我們的文明已經崩潰了。我們決心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是這種重新構造社會的願望,使我們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經濟學。社會主義許諾會滿足我們對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這時候,這本書問世了。我們的希望被擊碎了。《社會主義》告訴我們,我們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錯了方向……    
    我見到這本書的時候非常驚訝。因為據我所知,他(米塞斯)幾乎沒有空餘時間去搞學術研究。{21}    
    在遇到米塞斯後,哈耶克的世界觀並沒有立刻就從費邊社的社會主義立場轉向自由市場立場。轉變是一個費時幾年的過程,甚至到了20世紀20年代後期,哈耶克對政府干預經濟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後來給予了更多的肯定。    
    對於米塞斯對哈耶克專業經濟學思想的影響,人們有所爭論。哈耶克自己曾經說過,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時候,米塞斯就以反對通貨膨脹著稱。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強調指出,他見到米塞斯時,已經是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了,但我是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另一個分支受到訓練的,他逐漸地把我拉了過去,但一直沒有完全拉過去」{22}。在去紐約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約16個月,這期間,哈耶克基本上是在維塞爾的指導下撰寫學位論文的。哈耶克也說過,他是在紐約研究貨幣政策和產業波動期間發展出了自己對商業週期理論的看法。哈耶克後來回憶說,「正是在描述美國貨幣政策的研究中,我發展出了自己的貨幣波動理論」{23}。    
    米塞斯並沒有像哈耶克那樣,發展出完整的商業或經濟週期理論。哈耶克在談及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的演變過程時說過,當他「在24歲那年從美國回來時,我寫了一篇論述美國貨幣政策的文章,提出不斷擴張的貨幣政策會導致資本密集產業的過度發展,最終會爆發危機。我以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學說,而哈貝爾勒卻對我說,『那這是需要解釋解釋的。』於是我平生第一次在這篇文章中加了一個很長的腳注,最後卻成了我自己解釋產業波動的一份大綱」{24}。在為重版早年經濟學文章而撰寫的導言中,哈耶克又說:「我自己的觀念的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也許值得一提。在寫草稿時,我一直以為我利用的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理論。然而,在我寫完第一稿後,我們討論組的一位成員卻對我說,我所運用的理論,在米塞斯已經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夠清晰的表述。」{25}哈耶克的那條腳注是這樣開頭的:「過低的利率會給經濟體中的個人部門帶來某種好處,這種好處越大,他們的生產離消費階段就越遠」,他又說,人為壓低利率的後果是「高級商品」———也即時間上更靠前的資本品———「會畸形發展」{26}。    
    


第一部 戰爭(1899-1931)第5章  米塞斯(3)

    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的都是已經從維也納大學畢業的人。哈耶克回憶說,在從美國回國之前,「顯然,人們覺得我還有點不夠成熟」,沒有資格參加研討會。這個私人研討會完全不同於大學的那個討論組。自1924年從美國回國後,哈耶克就一直堅持參加研討會,直到1931年他離開維也納去倫敦。這些水平較高的人士討論的都是經濟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的其他方面。這些討論是當時維也納最精彩的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研討活動。    
    順便說一句,米塞斯身體矮小而結實。後來在回顧這些聚會時,米塞斯說,「他的主要學術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討會。研討會始於1920年,從當年10月到次年6月間,有一群年輕人每兩周聚集一次。我在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比較寬敞,足以容納二十多個人。我們通常是晚上7點鐘到場,在這些聚會上,我們不是那麼很正式地討論經濟學、社會哲學、社會學、邏輯及人類行為科學的認識論等領域的所有重大問題……這些群體的所有人都是自願參加的,完全出於對知識的渴望。他們剛來的時候還是我的學生,幾年後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裡德·哈貝爾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憶說,米塞斯「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其他人則圍著他。會議一般先傳閱米塞斯自己的論文或其他成員寫的有關經濟政策問題的論文。社會學,尤其是馬克斯·韋伯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這是大家喜歡討論的主題。討論非常熱烈,一般都要持續到晚上10點,這時,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在那裡,繼續討論不那麼重要的理論問題,然後就談起更加輕鬆的話題。大概到了11點半左右,意猶未盡的成員們回到維也納大學對面的金茲特勒咖啡館,當時,維也納的經濟學家特別喜歡到那個地方聚會。米塞斯屬於能熬夜的人,他總是會去金茲特勒咖啡館,總是最後一個回家,這總得到了凌晨1點以後。而第二天早上9點鐘,他仍然精神飽滿地到辦公室上班」{29}。    
    據弗裡茨·馬赫盧普的記載,「討論主題都是由成員們自己選擇,儘管每年要討論的問題的範圍會事先確定。比如,這一年是討論方法論問題,另一年討論經濟和貨幣政策問題。每次討論活動中,米塞斯都會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興高采烈」。馬赫盧普回憶說,去完咖啡館,討論也不一定結束,「到了凌晨1點,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繼續探討整整一個晚上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30}。    
    恩格爾-雅諾西強調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討會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貝爾勒、馬赫盧普、莫爾根斯泰因等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外,還出了一批傑出的哲學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爾-雅諾西形容研討會的主題是「對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說,在他看來,這個研討會是「精確思考的養成所」。恩格爾-雅諾西還回憶說,「米塞斯對他的研討會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個權威主義者,他沒有規定什麼政治路線,「他自己的矛盾之處沒有什麼不能駁斥的」。恩格爾-雅諾西又說,米塞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毫不妥協的」{31},米塞斯堅持的是在維也納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經濟學觀點。    
    哈耶克解釋說,這些研討活動並「不是某人傳道授業,而是由一位年長的朋友主持的討論會,對他的觀點,並不是人人讚成。大家經常討論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偶爾也會討論經濟學理論問題(而主觀價值論則是不需要討論的)。但是經常討論的是經濟政策問題,一般都是從不同的社會哲學對這些政策的影響的角度來進行討論」{32}。哈耶克說,這個私人研討會的主題包括經濟學,但討論經常會轉向一般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    
    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是哈耶克曾經參與過的三大研討活動之一,另兩個研討會分別是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與萊昂內爾·羅賓斯聯合主持的研討課,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持的研討課。談及米塞斯,哈耶克說,他儘管「聲望很高,但他是個非常寬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識上的興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參加他的研討會」{33}。    
    成立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國時想到的。研究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經濟學思想史的學者保羅·西爾費爾曼曾說,哈耶克在美國的那段時間「確實大大拓展了他對經濟學的經驗研究的瞭解和技術。哈耶克回到維也納後,向米塞斯匯報了自己的經歷,請求他考慮在奧地利創辦一家現代的經濟研究機構。米塞斯對此有點懷疑,因為這類研究具有排斥理論的天真的經驗主義色彩,也可能鼓勵在經濟學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技術,而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過,西爾費爾曼接著寫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在美國巡迴演講了好幾個月,他本人也得以瞭解到美國發展起來的新研究技術。最後他得出結論,建立一家至少運用其中某些技術的研究所,對於奧地利經濟生活會發揮良好作用,於是,回國之後,他就開始為建立這一研究所積極奔走」{34}。這家新研究所於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長。研究所收集數據,在其月刊上發表統計數據,也定時出版系列叢書。    
    哈耶克最初只有兩位秘書幫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幾年後,莫爾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為第二位專業研究人員。哈耶克回憶說,米塞斯「沒有干涉」過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說,他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不過,米塞斯幫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籌集資金,安排資金的使用。至於具體工作,他根本無暇過問」{35}。哈耶克剛從美國回來時,米塞斯試圖為他在商業委員會新設一個研究崗位。在事實證明這個想法不可行後,他們就開始構思成立研究所的計劃。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倫·貝爾塔·瑪麗亞·馮·弗裡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當時供職於內政部任秘書。哈耶克覺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與第一位妻子育有兩個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裡斯汀·瑪麗亞·費利西塔斯和生於1934年的勞倫斯·約瑟夫·海因裡希。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葉,哈耶克都覺得,他這一輩子就要老死在奧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時候,哈耶克剛結婚,研究所的創建,給他帶來了格外的好處。路德維希的後妻瑪吉·馮·米塞斯的回憶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研究所和哈耶克與米塞斯的關係。她說:「路(米塞斯的暱稱)之所以創辦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不光是因為他覺得這對奧地利國家有益,因為,據路的秘書說,『他得幫哈耶克,讓他的生活有個不錯的起點』。」{37} 瑪吉·馮·米塞斯也回憶說:「哈耶克教授告訴過我,他參加路的研討會時,路會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飯或晚餐。長餐桌永遠是那麼乾淨整潔,路坐在一邊,他坐在對面,哈耶克說,馮·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親)『從來都一言不發,她從不參加我們的談話,但我們總能感覺到她就在那兒』。」{38}    
    哈耶克於1924年從美國回到維也納後,著手將自己在美國進行的研究擴充為一本論述貨幣理論的專著,希望以此獲得維也納大學任教的資格。他對理論問題最感興趣,但人們「主要欣賞的」卻是他「對具體事實的瞭解,對統計技術的嫻熟,這些東西是他在美國學到的,而對當時歐洲大陸各國來說,這些都相當新鮮」{39}。20世紀20年代後期,有人邀請他填補馬克斯·韋伯主編的《社會科學的基礎》叢書中的一個空白———貨幣理論。哈耶克開始「相信,一本講述貨幣理論與政策的教科書,如要想讓人滿意,就需要一篇很長的導論來描述這些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他在維也納的最後兩三年,在研究所業務和後來講課之餘的空餘時間,都用來「集中研究有關貨幣的文獻。當他接到倫敦大學的講座邀請時,剛剛寫出前四章,從17世紀到18世紀」{40}。    
    哈耶克的父親於1928年因腎病去世,年僅57歲,他是因為進行植物學探險時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腎病的。哈耶克回憶說,父親在人世的最後幾年,他的父母有一間「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維也納上流學術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訃告是這樣說奧古斯特的,「如果我們審視其獻身科學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只能欽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藝,他一本接一本地發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說他的研究有點膚淺的話,這並不是由於他不仔細或不準確,而或許是他總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結果。」{42}    
    從1929年到他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成為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專業的「私人講師」。他想過一種學院生活,而要從不領薪的講師做起,才可能獲得一份全職教授職位。他從學生那兒得到的講課費,也就剛夠坐車的花銷。他跟哈貝爾勒、莫爾根斯泰因一起開了一個很受歡迎的生產理論研討課。    
    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個問題是房租控制,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消極後果,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論文。他也積極參與奧地利全國經濟學會的活動,旨在為來自維也納大學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經濟學家們提供一個論壇。維也納大學有一些年紀較大的經濟學家對米塞斯抱有敵意,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具有反猶主義傾向。哈耶克是全國經濟學會的秘書,米塞斯是副會長。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摯友萊昂內爾·羅賓斯曾談到過奧地利全國經濟學會後來的發展過程。合併(即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後,繼承了維塞爾在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的漢斯·邁埃爾(Hans Mayer)「最能保持尊嚴的做法就是關閉學會,但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猶太會員從著名的全國經濟學會予以開除,這將是他永遠的恥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奧地利文明的黃昏時代。他的青年時期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不同尋常的時代。當米塞斯以92歲高齡在1973年去世時,哈耶克在寫給米塞斯的訃告中評論說,米塞斯的「悲觀主義常常會使他得出一些預言,但希望這些預言不要應驗,但最後卻總是應驗了」{44}。馬赫盧普回憶說,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預言,自由正在奧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說,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離鄉」{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幾十年中,維也納是否達到了其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巔峰狀態,這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專門研究奧地利思想史的威廉·莊遜指出,維也納的例子「告訴我們,時間會抹去記憶而不是保持記憶」{46}。哈耶克晚年談到他年輕時所瞭解的維也納思想的活力時說,「這一切現在都不復存在了」{47}。他回憶說,1932年9月,他回過一趟維也納,當時「一大群各專業領域的同仁們聚會,米塞斯突然問大家,這會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覺得有點奇怪,而米塞斯卻解釋說,再過12個月,希特勒就會掌權。當時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來」{48}。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6章 倫敦經濟學院(1)

    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LSE———是20世紀全世界最優秀的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機構之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認為,在自20世紀30年代復興的「反集體主義」的思想運動1中,湧現了5位傑出的思想家:凱恩斯、哈耶克、卡爾·波普、約瑟夫·熊彼特、威廉·貝弗裡奇。其中,哈耶克、波普、貝弗裡奇都與倫敦經濟學院有關聯。    
    倫敦經濟學院對20世紀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樣具有深刻的影響。哈羅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漢姆·華萊士、克萊門特·艾德禮、休伊·達爾頓、西德尼·韋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執教。倫敦經濟學院既是古典自由主義復興的根據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思潮在英國等國興起的大本營。    
    20世紀20年代後期,哈耶克撰寫了大量論文,開始闡述他的商業週期理論,其中的一篇《儲蓄的「悖論」》?鄢(1929)引起了萊昂內爾·羅賓斯的關注,此時羅賓斯剛被任命為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簡單地說,哈耶克並不相信存在什麼儲蓄「悖論」。在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了威廉·特魯凡·佛斯特和瓦蒂爾·凱欽斯的《節儉的兩難困境》一文,該文提出了一個基於消費不足的商業波動理論———消費者購買的商品減少,經濟活動就會下降。    
    在一年前發表的《利潤》一文中,佛斯特和凱欽斯懸賞讓大家來批評他們的理論,最出色的批評,將獲得5000美元的賞金。1925年的這場競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來自25個國家的五十多所大學的競賽者提交了435篇論文,這些作者中有40位著有經濟學專著,55位政治經濟學教授,還有一些金融專家,及「大英帝國最富盛名的若干經濟學家」2。    
    哈耶克雖然沒有參加這場競賽,但消費不足的商業波動假說卻促使他明確闡述了自己的商業週期理論,其基礎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銀行進行干預,人為壓低利率,會釋放出更多購買力,加快經濟活動、尤其是投資的速度。到了一定時間,就無法繼續支撐這些額外增加的消費,因為在經濟中並不存在足以支撐它的真實儲蓄。於是,中央銀行就面臨一個抉擇:要麼允許市場通過提高利率重新實現均衡,而這將導致經濟收縮,要麼繼續通過壓低利率、向經濟注入更多資金以維持經濟擴張。後一種辦法的後果就是通貨膨脹,到了一定時期,通貨膨脹會摧毀經濟交易賴以進行的基礎,從而摧毀整個經濟。    
    在米塞斯分析的基礎上,哈耶克又強調了龐巴威克的「生產週期」概念。在哈耶克看來,商業週期的根源在於資本的過度投資拉長了生產週期。而此時,該經濟是不可能走完這一拉長的生產過程的,因為不存在足以完成這一過程的真實儲蓄。當中央銀行將利率壓低到經濟中的真實儲蓄與資本需求間形成的比率之下的水平時,時間上靠前的資本會出現過量,經濟結構就會扭曲。這種時間上靠前的資本必須在週期的後半段時間被清除。    
    20世紀20年代後期,哈耶克還在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時,第一次訪問了英國。他回憶說,米塞斯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倫敦經濟學院的愛德溫·坎南身上發現了某種「很親近的精神」,就是從這一時期起,「開始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與倫敦經濟學院自由主義群體間的往來」3。1929年,哈耶克開始與倫敦經濟學院的格裡高利通信。    
    也許是因為拉斯基後來太出名了,而他又與倫敦經濟學院有關,於是,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忘卻了。然而,在奠定該校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過程,坎南發揮了無人可以比擬的作用,而就像該校的社會主義勢力一樣,這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也產生了全球性影響。    
    倫敦經濟學院創辦於1895年,是根據英國社會主義者、費邊社領導人西德尼·韋伯的設想創建的,半個多世紀中,它對英國政治和社會產生過非常重要的影響。對剛剛成立的學院影響最深遠的最早一批教師包括坎南和格拉漢姆·華萊士,他們兩位都是從學院創辦起就開始執教,坎南在經濟學系,華萊士在政治學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義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義道德框架中無私而熱情地探求知識和真理。1951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讚揚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二十年自由主義思想衰微那段時期」,坎南與維也納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不約而同地「捍衛了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4    
    在坎南於1935年去世的時候,他的朋友和同事鮑利撰文指出, 「在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段時間」,坎南「就等於經濟學院,他好像一直就呆在師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員會,彷彿這就是他的生命所繫,他是學院的靈魂」5。哈耶克也說,坎南「締造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比任何東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學院最重要的的系?穴指經濟系———譯者注?雪的思想環境」。當時的經濟學界,正統的劍橋-馬歇爾學派正在崛起,該學派強調數學的作用,而坎南卻更願意做個異端,他強調常識,強調用日常語言而不是方程進行交流。    
    坎南的思想與哈耶克本人思想一致的地方在於,他強調,社會是漸進變遷的。這一點在坎南的著述中是顯而易見的,他說:「政治經濟學不會預先告訴我們,社會將沿著哪條路線演進,」「所有重要的變革都是漸進的,而社會制度不是由某個受神靈啟示的天才人物一時心血來潮創造出來的,而是『自己』成長變化的,常常比橡樹長得還慢。」7在英國學術界,他堅定地主張金本位制,他也是位偉大的經濟史家。    
    坎南對政府的正當職能的看法也與哈耶克相同,他說:「任何類型的文明開化和穩固的社會欲維持下去,絕對需要存在一個對某一特定地域內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權力的權威。如果沒有這樣的權威,個人就不可能有所作為。如果沒有一個組織來防範做惡者,來明確界定何為惡行的規則,個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產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8因而,規則造就了社會,規則對於社會的正常運轉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學術生涯中所堅持的一樣,坎南也認為,國家的正當職能包括,「切實保護人們免遭攻擊、搶劫、欺詐,通過維護道路、街道、水上運輸線路等,向民眾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國家提供排水系統等各種公共衛生設施、公園、基礎教育,國家也養活那些不能或不願自己養活自己而又沒有朋友或慈善機構接濟的人」9。他屬於亞當·斯密(他也是位大學者)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希望政府承擔相當多的責任。不過,坎南並不是教條主義者。他曾經自豪地說,大戰期間,他曾將卡爾·門格爾的畫像掛在自己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辦公室的牆上。    
    在談到自己是如何進入英語經濟學界時,哈耶克說:「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得以與坎南的傳統建立了密切關係。我曾經對他的著作寫過書評,也非常喜歡那些書,而羅賓斯又是坎南的弟子,於是,我覺得,置身於堅持坎南傳統的學術圈中,比置身於馬歇爾的追隨者中我會更自在。」十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曾執教於劍橋大學,是凱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哈耶克曾評論說:「坎南的傳統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我們目前所能意識到的。」{11}    
    坎南認為,自己的世界觀中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古典自由主義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義者的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即羅賓斯所說的「國際主義」。羅賓斯在談到坎南時說,他「從來不關心前線的事,他認為文明是一體的。有人認為,國內貿易與跨國界的貿易是不同的,他對這種想法嗤之以鼻,他因此而堅定地拒絕談論什麼國際貿易,相反,他所舉的例子總是地區間的貿易,而不提國家間的貿易,這一點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說坎南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的話,我覺得,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認為,這個、那個國家從貿易中得到這樣那樣有限的好處是可取的,他會比大多數人表現出本能的厭惡———在種種經濟學理論中,他的理論最徹底地拒絕經濟民族主義」{12}。哈耶克也同樣反對經濟上的民族主義,並且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認為,這會阻礙整個人類實現自己的夢想。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6章 倫敦經濟學院(2)

    1931年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就「價格與生產」問題發表了四次極受歡迎的演講。熊彼特在其巨著《經濟分析史》中說,哈耶克在這些演講中所闡發的商業週期理論「在英美經濟學界流傳,並獲得了任何嚴格的理論性著作都無法媲美的巨大成功,這個理論包括了計劃和政策建議,論證極為嚴密,他們簡直挑不出刺兒來,他們也知道,讀者的好惡絲毫無損於它的說服力。隨後倒是出現了強烈的批評性反應,但無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響而已,而後來,經濟學界乾脆置之不理,轉向了其它領袖人物,不討論這方面的話題了。這種社會心理實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來維持時間較長,最終似乎也很偉大。然而,它們卻沒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樣令人歎為觀止」{13}。馬克思主義者約翰·斯特拉奇當時撰文指出,1931年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發表,就像「衝入英美經濟學家視野中的一顆新彗星」{14}。1931年,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希克斯正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幾十年後,他回憶說,哈耶克的演講之所以備受關注,主要是因為它來得「恰到好處———當時,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來了———在那個時代,人們非常渴望瞭解有關經濟波動的新知識」{15}。    
    1931年初在倫敦經濟學院發表的系列演講,讓哈耶克得以進入該院執教,就在這次演講之前,他也在凱恩斯所控制的劍橋大學馬歇爾學會發表了一次單篇演講。理查德·卡恩是凱恩斯的追隨者,後來又成為凱恩斯的遺稿管理人,他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哈耶克的演講「有很多學生來聽,系裡最好的教員們也來聽。(而凱恩斯當時在倫敦。)聽眾們———無一例外———完全迷惑不解。在馬歇爾學會舉行的活動中,一般演講者講完後會有一場熱烈而漫長的討論和提問,而這一次,沒有一個人說話。我覺得,我得打破這種靜寂,於是我站起來問:『您是否認為如果我明天上街買一件新外套,就會增加失業?』『是的,』哈耶克說,『不過,』他指著黑板上畫的三角關係示意圖說,『要解釋清楚為什麼,得費很長時間進行數學上的論證。』」{16}    
    我們可以從哈耶克的一次訪談中搞清哈耶克與凱恩斯的思路的基本區別,哈耶克說:「我從來不相信、也永遠不會相信,總需求與就業之間存在著簡單的函數關係。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個生產活動比作一條河流,那麼,這條河的上游部分與下游河口部分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關係。有一次,我幾乎讓凱恩斯明白了我的這個觀點,當時我拚命向他解釋,在某種條件下,最終需求的增加,反而會抑制投資,因為這時重要的是迅速產出以獲取利潤,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時候卻會迫使企業增加投資以壓縮成本。因而這裡的關係也許是,需求減少會刺激投資,而需求增加反而會抑制投資。當時,他對我的論證非常感興趣,他說,『但這與就業取決於最終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於這條公理在他的生命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須堅持最終需求與總就業之間存在正相關,因而與此相反的任何理論在他看來都是荒唐的,他都視而不見。」{17}    
    哈耶克的要旨是,短時期內,消費品需求上升,會引導生產活動從長期投資,轉向短期投資,於是長期投資只能得到較少的資本,而這會抑制真實投資。    
    哈耶克指出,人們對生產過程的錯誤認識與資本的性質有關。他在純技術性經濟學理論領域的根本觀點是,人為壓低利率會刺激時間較近的資本品的生產,從而扭曲生產的結構。這一觀點的基礎是龐巴威克的資本概念,根據這一概念,隨著經濟發展,生產活動會通過越來越多的「迂迴」或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來進行。    
    在哈耶克看來,經濟衰退的根源就在於,該經濟體維持拉長了的資本生產過程之發展的能力,與其生產即期消費品的能力之間出現了失衡。在這樣的失衡狀態下,每購買一件消費品,都導致了較遠的資本生產過程無法完成,從而導致浪費。在《儲蓄的「悖論」》中他指出:「一旦生產設施過量擴張的過程被開啟,那麼,除非通過發生一場以失業及消費需求下降為特徵的危機,從而釋放出起碼能使已經擴大的生產設施完工所需要的資源,否則,這些設施是不可能完工的。」{18}與此相反,凱恩斯則認為,英國的問題在於消費不足,因而,所有的購買行為都是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一步。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在評論哈耶克1931年演講中提出的觀點時說,他「不同意凱恩斯的看法,凱恩斯認為,『你每省下5先令,就讓一個人失去一天的工作』,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19}。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6章 倫敦經濟學院(3)

    哈耶克最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是,倫敦演講讓他得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羅賓斯在自傳中寫道,「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一天」,哈耶克來到我們學院,「我的門被打開,那位身體高大、健壯、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靜而堅定地過來對我說,我是『哈耶克』。」{21}哈耶克回憶說,他跟羅賓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合作愉快」{22}。    
    哈耶克在發表倫敦演講後幾個月,羅賓斯開始讓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學報《經濟學》上出盡風頭。哈耶克用德文發表的《儲蓄的「悖論」》是羅賓斯對哈耶克產生興趣的第一篇論文,1931年5月份,羅賓斯開始接手《經濟學》的編輯事務,他便將哈耶克這篇文章的譯文發表在《經濟學》的頭條位置上。哈耶克尖銳批評凱恩斯的《貨幣論》的文章則刊登在第2期即8月號的二條位置上,僅次於一篇回憶霍布豪斯的短文。在1931年11月號上,頭條是凱恩斯響應哈耶克8月號那篇批評的一篇文章,緊接著又是哈耶克的反駁。再下一期,1932年2月號,哈耶克對凱恩斯的《通論》所寫的書評的第二部分發表在二條位置上。在差不多一年時間內,哈耶克的文章統治了《經濟學》學報。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葉,英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她仍然是「日不落」帝國。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個大陸上的人,佔全球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美國,英語世界的人口可能佔到世界人口的30%,儘管英國大多數殖民地的居民並不說英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政治舞台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幾乎全部非洲、中東、印度次大陸、東南亞,都在歐洲國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義是20世紀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現象。在這個世紀,獨立國家的數量幾乎增加了十倍。    
    鼓舞人們建設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人士中,就有倫敦經濟學院的政治學家、民主社會主義者哈羅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猶太人,比哈耶克年長6歲。1920年,拉斯基進入倫敦經濟學院,1926年升任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學家威廉·埃賓斯坦曾受教於拉斯基,他說,拉斯基「作為一位教師的影響力,要大於任何學者或任何政治事業的積極推動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的許多地區和國家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都曾經在拉斯基手下學習過。曾經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過的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在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曾說過,在亞洲和非洲,該校被視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拉斯基則「塑造了如此多的新興國家的未來領袖的精神」{24}。後來當過美國駐印度大使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曾參加過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討論課,他說,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觀點,「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響最大的國家」{25}。1955年,米爾頓·弗裡德曼曾在印度呆過,他說,當時的印度「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印度的思想氛圍基本上被倫敦經濟學院的哈羅德·拉斯基和他的費邊社同仁所主宰」{26}。在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半個多世紀後,哈耶克在自己最後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負》的草稿中寫道,他到亞洲、非洲旅行時發現,政府中掌權的人好多都在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上過倫敦經濟學院,基本上都從拉斯基那兒得到了靈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於它具有能夠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潛在性質。與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時間、地點的局限。從某種程度上說,拉斯基對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偉大的西方傳統作出了貢獻,這一貢獻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地理實體,20世紀發展壯大的所有人、整個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觀念,也許是這個世紀最偉大的政治進步。    
    哈耶克非常瞭解拉斯基,對他也非常厭惡。1984年,哈耶克在對某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作出響應而寫的讀者來信中,對拉斯基蓋棺論定:「約翰·亨特把哈羅德·拉斯基描寫為左傾思想的代表人物,並說他是頭腦清醒的人。然而,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卻讓我覺得,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那是在1939年8月,晚飯後,拉斯基就俄國布爾什維克創造的奇跡喋喋不休地講了一個多小時……然後,他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大家要聽9點鐘的BBC新聞廣播。結果我們聽到新聞中說,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署了協議。這讓拉斯基惱羞成怒,不僅是因為俄國人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也因為他在二十多分鐘前還在毫不吝惜地讚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棄……自那以後,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視為頭腦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個地方以較為溫和的口吻說:「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來往頗為頻繁,因為我們都是狂熱的書籍收藏家。不過,我們的交往也僅限於此。」然而,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後,他們的友誼就「完蛋了」。拉斯基「覺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這本書就是專門針對他而來的」{29}。拉斯基是1945年12月有埃莉諾·羅斯福參加的那次會議的主要發言者,他厲言斥責「自由企業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什麼中間道路,」他這樣宣稱,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卻完全相反,「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就意味著戰爭;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則意味著和平。」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據拉斯基最權威的傳記作者伊薩克·克拉姆尼克的說法,「有一段時間,拉斯基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31}。1950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詞預言說:「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把1920到1950年這段時間稱為『拉斯基時代』」{32}。儘管去世之後他的影響相對下降了,但在其學術生涯中,他和凱恩斯一道,是當時英語世界研究社會問題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師。    
    哈耶克執教倫敦經濟學院時,屬於左翼政治光譜的重要人物還有格拉漢姆·華萊士、克萊門特·艾德禮、休伊·達爾頓、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韋伯。跟坎南一樣,華萊士一開始也是學院的講師。羅賓斯寫道,作為教師,華萊士「超過我見過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1945年撰寫的一篇紀念學院成立50週年的歷史文章中形容華萊士是「費邊社的早期成員,是1889年發表的著名的《費邊社文集》的作者之一,從一開始就幫助設計這所學校。顯然,他是最能勝任政治學研究的人,正是由於他們兩人?穴韋伯和華萊士?雪的努力,他們的學科才加進了學院的名稱中,與經濟學並列?穴倫敦經濟學院的全稱應為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雪」{34}。華萊士是一位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者。他尤其寄希望於通過教育來改造社會。    
    克萊門特·艾德禮曾於1945年至1951年擔任英國首相,也是第一位擔任多數黨政府首腦的工黨領袖,而在1912年到1922年間(戰爭時期除外),他是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師和導師。在學院內,休伊·達爾頓是個更重要的人物,後來曾擔任艾德禮內閣的財政大臣,跟艾德禮一樣,他曾進入丘吉爾的戰時聯合內閣。羅賓斯回憶說,在他剛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的第一年,達爾頓就已經是個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會主義的經濟史家,在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他與拉斯基、牛津大學的科爾(G.D.H. Cole)一起,是英國三位有名的「紅色教授」。當時是「科學社會主義者」的時代,身處大蕭條時期,英國學術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誠地相信,擁有和管理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權,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會秩序形態。托尼著有幾本很有影響的著作,包括《貪得無厭的社會》(1920)、《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觀點,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憶說:「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種社會主義聖人,或者用美國人多少有點嘲諷的話說,是空想的社會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誠意地關心社會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費邊社會主義的典範———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韋伯與他的妻子貝特麗絲是英國社會主義的精神領路人,19世紀最後幾年和20世紀最初幾十年尤其明顯。他們追求的目標是實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按照社會主義和技術官僚的路線重新構建社會。研究費邊主義的權威歷史學家麥肯齊夫婦指出,韋伯夫婦和費邊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類似於受某種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無私的精英統治的積極行動的國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黨1918年憲章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憲章要求實現工業國有化。1924年和1929年至1931年,他也兩度進入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少數內閣。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倫敦經濟學院本身影響最大的人物,則是威廉·貝弗裡奇爵士(後成為勳爵),從1919年到1937年,他是學院院長。30年代,哈耶克和系裡的很多教員都跟他長期不和。貝弗裡奇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即新自由主義者),1942年,他領導起草了著名的《關於社會保障與相關服務的報告》———即「貝弗裡奇報告」———提出在英國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會服務體系,而這一設想戰後基本上被採納了。跟凱恩斯一樣,他並不是社會主義者,儘管比起凱恩斯來說,他支持制訂更多的政府計劃,對經濟進行更多宏觀調控。貝弗裡奇撰寫的《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也是一本廣為流傳的書籍。    
    即使是貝弗裡奇的批評者也承認,他是一位籌錢高手。在他執掌該校時,職員、教員、項目、系科都獲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圖書館受益匪淺。最大的發展是全日制教員人數大大增加。貝弗裡奇曾在自傳中回顧說,他就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一職時,「全院的全日制教師只有兩位教授,而且都是剛提升上來的;只有一位高級講師,另有幾位級別更低的講師,總共就七八個人。而到我離職時,已經有了19位教授,15位高級講師,21位講師,還有21位助教和助理———總共76人———這些是全職教員,另外還有4名非全職教員」{37}。他當院長時,倫敦經濟學院一直流傳著一個笑話,說倫敦經濟學院的「混凝土從來沒有幹過」。羅賓斯儘管後來也反對貝弗裡奇,但在談到他早年的作為時也說,「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貝弗裡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講獲得巨大成功後,提出聘請哈耶克擔任全職教職的,儘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說法,貝弗裡奇是在羅賓斯的建議下作出這一決定的。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7章 羅賓斯(1)

    從年齡上說,萊昂內爾·羅賓斯是哈耶克的同齡人,他能當上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也是機緣湊巧。他的前任艾倫·楊是一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羅賓斯被任命擔當這一職務。羅賓斯回憶說,1927年坎南退休時,大家都覺得學院「經濟系的整個組織都需要進行徹底的革新」1,而這本來應當是楊承擔的職責。於是,年僅30歲的羅賓斯就獲得了改造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的大好時機。他試圖創建出一個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經濟系,而事實證明,他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這一目標。    
    從哈耶克一進入倫敦經濟學院起,羅賓斯就深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並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響,儘管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偏離了純技術經濟學的研究。《儲蓄的「悖論」》一文中什麼東西讓羅賓斯如此感興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對正在形成的凱恩斯理論(儘管凱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並沒有提及)的批評。凱恩斯認為,過度儲蓄是商業週期的根源———凱恩斯的看法是,英國的問題就出在儲蓄太多,從而導致消費不足。哈耶克在回憶羅賓斯對《儲蓄的「悖論」》一文的看法時說,「這正是我們在反擊凱恩斯的時候需要的東西」2。    
    羅賓斯在自傳中駁斥了人們對倫敦經濟學院與凱恩斯執教的劍橋大學的關係的說法,「這種誤解很普遍。人們常常以為,兩校處於尖銳對立、互不信任的狀態。這完全沒有根據」3。不過他也承認,兩校間存在著「不同的氣氛」;「在實際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或許可以為我們之間存在立場衝突的說法提供一些依據」;「儘管我也許不該說,現在我覺得,我的倫敦同事們的看法也有錯誤,但我覺得我們有充分的依據反對在劍橋獲得廣泛支持的政策,這也足以證明這兩群人之間存在衝突的說法」4。1932年10月,凱恩斯等幾位劍橋大學經濟學家投書倫敦《泰晤士報》,提出為了制止衰退,必須增加公共投資。羅賓斯、哈耶克等幾位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立刻作出反擊,支持政府的平衡預算政策。    
    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代學者就對劍橋沒有好感。坎南向來跟馬歇爾不和,而倫敦經濟學院另一位經濟學家福克斯威爾在沒能接替馬歇爾的職位後也對劍橋大為不滿。倫敦經濟學院的教員大多來自牛津。據經濟學史專家傑拉爾德·庫特的研究,倫敦經濟學院試圖「把經濟學理論和應用經濟學改造成不同於馬歇爾體系的經濟學,而這套體系當時在劍橋已然根深蒂固」5。    
    羅賓斯出任經濟系主任後,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之間的競爭達到白熱化程度。首相麥克唐納於1930年任命了一個5人組成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以評估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分析其根源並提出解決方案,羅賓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員,而凱恩斯則是委員會主席。羅賓斯和凱恩斯在委員會中互相叫勁———當初是凱恩斯提議他出任委員的,但羅賓斯卻拒絕為最後的報告簽字。這件事發生後兩年,凱恩斯拒絕就失業問題與羅賓斯進行辯論,他說:「他太能胡攪蠻纏了!而且,他標新立異的理由太與眾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難抓住真正的要點,肯定會把公眾搞糊塗。」6    
    哈耶克率先批評《貨幣論》的文章,由羅賓斯安排,發表在1931年8月號的《經濟學》學報上,一個月後哈耶克就得到了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這篇評論對於哈耶克確立自己未來若干年在英國學院經濟學中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凱恩斯在下一期發表的過激的響應,更加鞏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評論文章還大。在這篇評論中,哈耶克嚴厲地批評了凱恩斯。儘管在開篇的評述中,他說凱恩斯「由於其勇氣和對現實的洞察力而獲得了幾乎無人比擬的、也是名至實歸的聲譽」,隨後就稱讚「作者在書中有些段落,顯示了他驚人的見識、博學和對現實的瞭解」7,而這些不過是後面嚴厲而全面的批評的鋪墊而已:    
        事實證明,很顯然,本書不過是知識急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瞬即逝的插曲而已,無非是一個試驗而已,對其作出過高估計是不公平的……    
    在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看來,這種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認為的那樣新穎……    
    毫無疑問,可能是因為覺得自己提出的實際建議迫切需要得到理論上的論證,這才促使凱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發表了這部尚不能說已經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艱澀的,不夠系統,也含糊其詞……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確理解凱恩斯先生的意思……    
    凱恩斯先生採用的方法確實比較稀奇……8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後一個註釋中鼓勵凱恩斯作出答覆,他說:「面對如此重重問題,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來做進一步的闡述,從而為下一步的討論奠定一個更堅實的基礎。」9    
    凱恩斯確實進行了闡釋,並且也發起了還擊。在這篇11頁的響應文章中,凱恩斯先用2/3的篇幅為自己的立場做了一番辯護,並對哈耶克提出了批評,然後他評論說:「讀者會以為我偏離了主題,以為我是在對哈耶克博士的《價格與生產》進行評論……在我看來,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為混亂不堪的東西,從第45頁往後,幾乎沒有一句健全的命題。這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例子,證明了無情的邏輯學家如果從一個錯誤的命題出發,最後如何會以進瘋人院而終結。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個夢景,儘管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給夢中發生的東西安了一個錯誤的名字,讓他的故事變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卻沒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讀者去思考他頭腦中那點還在萌芽狀態的想法。」十    
    儘管哈耶克不時抱怨凱恩斯在響應他寫的《通論》書評中是如何地對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讓,不管是在最初的書評中,還是在對凱恩斯的響應進行反駁時:「不幸的是,在我看來,凱恩斯先生的答覆並沒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難點。他並沒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細而詳盡地指出的他的論述中的含混之處,他的答覆是去挑……另一本書的刺。我無法相信,凱恩斯先生希望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似乎他想通過辱罵他的論敵的辦法,使讀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論點不同的看法。」{11}    
    在劍橋,人們覺得,哈耶克是在與劍橋的思想戰鬥中替羅賓斯和倫敦經濟學院打頭陣的人。理查德·卡恩回憶說:「在劍橋,我們都有一種印象,當然這可能不對,但我們確實覺得,羅賓斯等人的意圖是把哈耶克樹立為一個偶像,用來與凱恩斯相抗衡。」卡恩接著說,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的關係最後之所以決裂,「是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從維也納來到倫敦導致的」{12}。    
    在劃時代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對羅賓斯冷嘲熱諷了一番。凱恩斯先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學家,在其提出的比較現實的政策建議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終地固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在凱恩斯看來,這是有益的,然後凱恩斯挖苦說,只有「羅賓斯教授與眾不同,幾乎就是他一個人繼續堅持要保持思想的前後一致,他提出的實際政策建議跟他的理論屬於同一個體系」{13}。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7章 羅賓斯(2)

    羅賓斯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家中的思想領袖,而由於哈耶克後來更出名,這一點時常被人忘記。亞瑟·欣費爾德曾就職於倫敦經濟學院創辦的倫敦與劍橋經濟服務所,他回憶說,整個20世紀30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儘管在放射光芒,我當時卻覺得,他不過是那時經濟學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羅賓斯旁邊一顆做陪襯的星星。第一次讀到羅賓斯的《經濟學的性質與意義》時,我的感受就彷彿『觀測天象的人看到一顆新行星進入自己的視野』。我當時覺得,哈耶克不是一顆比得上羅賓斯明亮的行星」{14}。希克斯在1939年為其《價值與資本》一書所寫的前言中評論說,這些思想「絕不僅僅屬於我自己:這些思想是在羅賓斯教授領導下,這裡的人們一直努力推動的那種社會過程的產物」{15}。幾十年後,希克斯為他的文集中所收錄的早期經濟學文章撰寫導論,標題就是《倫敦經濟學院與羅賓斯的圈子》{16}。後來同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納爾德·科斯當時也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和年輕教員,他回憶說,羅賓斯是那個時期經濟系「最具影響力的人物」{17}。後來長期擔任設在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負責編輯業務的所長職位的阿瑟·塞爾登當時也是倫敦經濟學院學生,他說,「羅賓斯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知識領袖,當時,哈耶克正忙於研究貨幣和工業結構問題」;「在我上本科的那些年,羅賓斯是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人物。他的講座和著述奏響了古典自由主義反擊社會主義的號角」;羅賓斯是「經濟系教員們的指路明燈」{18}。1951年,哈耶克寫道:羅賓斯成為「30年代在倫敦經濟學院崛起的一批年輕經濟學家的核心人物」{19}。    
    除了羅賓斯和哈耶克之外,20世紀30年代進入倫敦經濟學院、並在後來紛紛成名的經濟學家,還有約翰·希克斯、羅納爾德·科斯、阿瑟·劉易斯、尼古拉斯·卡爾多、阿諾德·普朗特及阿瑟·塞爾登。希克斯於1972年與人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躋身於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學院經濟學家之列。從1926年到1935年,希克斯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他的名聲源於他的理論著作,包括《工資理論》,尤其是《價值與資本》(1939)。儘管他不是凱恩斯的追隨者,但他卻在凱恩斯主義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    
    為科斯贏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斷言,只要交易成本為零,法律資格或產權的最初配置,並不會影響其最後的效用。也就是說,完全競爭性市場最終總會實現資源的最有效配置,資源總會流向更高、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樣重要地位的是,確定產權及其形態,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它們決定著市場交易的內容。與哈耶克一樣,科斯的學術生涯先後在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度過,在倫敦經濟學院一直呆到1951年,此後則一直在芝加哥大學。    
    阿瑟·劉易斯於197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獲得此獎的第一位黑人,他於1933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一直呆到1948年,當時已成為講師。他是這樣描述自己如何進入經濟學領域的,「命運注定了我要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成為哪一類經濟學家也早就鐵定了,這就是成為應用經濟學家。這當然不是說,我要把經濟學應用到產業或其它結構性問題上,而是說,我要從制度背景著手研究問題……阿諾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導師,如果沒有他在關鍵時刻的教誨,我恐怕既不會獲得學識,也不會得到助教的職位。(這是該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但卻幾乎沒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點麻煩,因為他是個信奉自由放任原則的經濟學家,而我卻不是,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們的友誼。」{20}    
    尼古拉斯·卡爾多是20世紀另一位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尤其是在英國,他是很有影響力的凱恩斯主義者,儘管他最初受到羅賓斯和哈耶克的很大影響。他與哈耶克的關係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他曾將哈耶克的早年著作翻譯成了英文,但後來,他們的私人和學術關係卻惡化了。卡爾多曾這樣描述他們劇烈變化的關係,哈耶克逐漸地「極端討厭我。最開始,他對我很嚴厲,但後來,我發現他缺乏理智,我就開始戲弄他,讓他出洋相,在討論課上跟他唱對台戲,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爭論。我說:『哈耶克教授,這是中學水平的經濟學。』哈耶克的臉越來越紅了,下課以後,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進來?穴說?雪,你們知道卡爾多說什麼,尼基說什麼?他竟然說:『哈耶克教授,這只是中學水平的經濟學,你應該瞭解它。』我說:『我抗議,我從來沒有說過你應該知道它。』大家都大笑起來」。{21}1927年,卡爾多進校學習,後來又任教直至1947年,這一年他調到劍橋大學,在那裡,成為皇家學會成員。劍橋是凱恩斯的老地盤,對他來說,這裡的環境更合適。    
    阿巴·勒內爾跟卡爾多一樣,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學生,但在20世紀30年代,逐漸地轉向了社會主義。但跟卡爾多不同,他從來沒有失去對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兩人是相互尊重的。大蕭條爆發的時候,勒內爾成為倫敦經濟學院夜校學生。還在讀本科的時候,他就希望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之間加強溝通。據20世紀30年代後期曾在倫敦經濟學院讀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說,勒內爾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卻鼓吹由市場確定價格以實現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業,他認為,這些私人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是個人自由的根本保障」{22}。勒內爾與奧斯卡·蘭格一道創建了市場社會主義理論。    
    阿瑟·塞爾登的影響力並不是來自他的原創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來自他作為一位編輯的工作。經他之手,數以百計的才華出眾且具遠大抱負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並廣為傳播。從1957年到1988年,他一直擔任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負責編輯業務的所長,在他的努力下,英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政治氣氛,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撒切爾夫人得以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其市場導向的改革。塞爾登在紀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寫道,在倫敦經濟學院,「哈耶克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及其後)是我的老師,作為一位一絲不苟的奧地利人,他相當引人注目,是羅賓斯請他來講課的」{23}。    
    在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在希克斯於1935年去劍橋大學之後,阿諾德·普朗特成為系裡的第三號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羅賓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談到他的老師時說:「普朗特是坎南的學生,跟羅賓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羅賓斯那樣對高深理論感興趣。普朗特是位應用經濟學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產業組織。」{24}科斯又回憶說,1931年,他參加了普朗特的討論課,對我來說,這「開啟了一個新天地。他讓我理解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25}。塞爾登回憶說,普朗特是他的商業學位導師,「他教給我古典經濟學的真理,更教給我市場在貿易和工業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謨洞察到的私有產權的作用」{26}。從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學方面比羅賓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響力更多來自言傳而不是著述。    
    羅賓斯在自傳中說過,普朗特「深刻地影響了兩個系?穴經濟系和商業系?雪的全面發展」,他「的課講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偉大的老師」{27}。普朗特在談到自己與哈耶克的交往時說,他「對於財產和所有權———不管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的範圍和作用具有特殊的興趣。我很高興地發現,哈耶克對財產法的衍生影響的經濟意義的估計,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還記得,當我讓他注意休謨在《道德原理探究》的第三部分《論正義》中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時,他是多麼地興奮」。{28}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29},普朗特第一個提醒他注意休謨已經意識到了確定的、不變的規則、尤其是有關財產的規則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的這些才俊之外,倫敦經濟學院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訪問學者。羅賓斯回憶說,這些訪問學者包括來自維也納的戈特弗裡德·哈貝爾勒和弗裡茨·馬赫盧普,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貝爾梯爾·奧赫林和拉格納·弗裡奇(兩人後來都獲得過諾貝爾獎),以及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和雅各布·維納。倫敦經濟學院成為新興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麥加聖城。哈耶克曾認為,她「可能是新興的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活動中心」,他又說,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與維也納和芝加哥大學一起,「已經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新發展打下了基礎」{30}。    
    1931年哈耶克到任時,倫敦經濟學院大約有3000名學生,其中1250名是全日制學生,包括200名研究生;1250名非全日制學生,另有500名跨校學生(在幾個學校同時註冊)。大約有一半研究生、200名本科生來自海外。學校的專業涵蓋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一度還有社會生物學,還有更多實用專業及其它學科領域。    
    羅賓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討論課是這一時期學院最吸引人的課。羅賓斯說,討論課是「我們思想學術活動的中心內容」。教員和高年級學生每週搞一次,探究、討論、交流各種觀點。羅賓斯接著說:「至於形式,可以這樣說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來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沒有什麼等級之分了。教員和學生都成了一班熱情地追尋真理的傢伙,聲望高低全看你表現得是否出色。有時會事先確定研討的內容,更多地則是有大量話題,有個大致的次序;然後我們就隨著觀念的展開而討論一個一個題目,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會完全改變話題。」{31}    
    哈耶克則是這樣描述這些討論課的,「每一年都有一個主要的話題。我想我這麼說沒有不公允之處:羅賓斯做了所有的組織工作,包括選擇主題。不過一旦展開討論,我會多少主宰整個討論。(大笑)這是規模較大的研討;我想大概有四五十個人來參加。不過,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經參加了兩三年的成員,他們主宰著整個討論。這裡不僅有學生……?穴還有?雪助教和初級講師。」{32}    
    普朗特也回憶說:「羅賓斯在倫敦經濟學院主持的經濟學討論課,成了無窮無盡地討論哈耶克關於貨幣對生產結構和產業波動、及其在經濟、社會、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發揮有影響力的看法的論壇。哈耶克的出現,為羅賓斯的討論課所具有的磁鐵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33}在這裡,也會討論參加討論課的其它成員的作品。    
    羅賓斯深情地回憶說,討論課總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我們普遍感到,在經過一段相對停滯的時期後,經濟學又開始起步發展了,而我們則正在投入此一積極活動中。    
    活著本身就令人歡喜,而年輕則就是天堂!{34}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8章  凱恩斯(1)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與米爾頓·弗裡德曼為20世紀最顯赫的兩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生於1883年,信奉19世紀、甚至18世紀的實證主義科學世界觀。他於1946年去世,30年後,他的朋友和同道、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是這樣描述他的,「我覺得———我也很瞭解———凱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過去,是愛德華時代的自由主義的世界,他嚮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習俗,中庸的政黨綱領,充滿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這樣的世界中長大成人的。」1凱恩斯的氣質是中庸的。    
    他欣賞資本主義文明的價值。凱恩斯在公共事務舞台初試啼聲是《和平的經濟後果》?鄢(1919),該書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訂立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內容及該條約的制訂者給予了猛烈的批評:    
    那曾經是人類經濟進步史上多麼驚人的一幕,然而,這個時代卻在1914年8月宣告終結了。大多數人確實很勤苦,生活的舒適程度也不高,但至少從所有人的表情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通情達理,對這種狀況已經相當滿意。而任何能力和資質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擺脫這種境況,爬進中上階層,而他能以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價獲得生活上的種種便利、舒適和小玩意兒,其豐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權勢的王公的想像。當時的倫敦人可以在床上一邊喝著早茶,一邊通過電話訂購世界各地的各種產品,想訂購多少悉聽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著這些東西運到自家門口;同時,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財富投資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資源開發和新的冒險事業中……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利用廉價和舒適的交通工具,立即動身去任何國家而不需要護照或填寫各種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僕人到附近的銀行大廈,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貴金屬,然後可以在世界各個地方通行無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預,也讓他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會非常驚訝。而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種現狀是正常的、確定的、永久的,只會不斷地改進……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種族和文化敵對、壟斷、貿易限制、排外主義的活動和政治,所有這些,就是他們的天堂裡的魔鬼,但也無非是每天報紙上的花邊新聞而已,看起來對於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產生不了任何影響,對於已經接近完成的國際化進程也不構成任何威脅。2    
    凱恩斯明確地反對社會主義?穴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雪和共產主義(所有財產的共同所有)。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曾經妙語質問:「我怎麼可能信奉這樣一種學說呢,它青睞爛泥巴而不是魚,它把鄉巴佬似的無產階級置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上,後者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也起碼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確實承載著人類一切進步的種子。」31935年,他寫信給朋友蕭伯納說,「上周,我又罵了一通老馬?穴馬克思?雪,我讀了剛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發現他們沒有任何長進……我看得出來,他們發明了某種喋喋不休地訴苦的途徑,一種惡劣的文風,他們的後輩把這兩點都一點不拉地繼承了下來。但如果你告訴我,他們發現了破解經濟之謎的線索,我卻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沒有別的,無非是一些過時的胡扯而已。」4    
    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經濟狀況不同於美國。在美國,這些年屬於「興旺的20年代」,而在英國,則是一段暗淡的歲月,失業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這一年就是1927年,失業率為9.7%。為什麼會這樣? 凱恩斯的答案是,英國成了一隻僵硬而行動遲鈍的巨獸。「19世紀的力量經過自然的發展,已經耗盡了」5,這就是他的解釋。他相信,英國不再是一個富有成長性的、有活力的經濟機體了。    
    在到倫敦經濟學院演講和教書前的19世紀20年代後期,哈耶克就在倫敦舉行的歐洲各商業週期研究所舉行的會議上認識了凱恩斯,當時,凱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憶說,難道不是凱恩斯「才有勇氣抗議1919年和約中有關經濟問題的條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輕的維也納人都稱讚「這本文采斐然的書,因為它直言無忌,思想獨立」6。    
    繼《和平的經濟後果》後,凱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貨幣改革論》,收錄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講。用當時人的話說,凱恩斯是個「穩定論者」,即希望實現國內價格穩定,與之相對立的一批學者則相信,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固定的貨幣交換匯率。他認為,如果按照《貨幣改革論》對貨幣進行管理,就能實現真正的突破。凱恩斯主義在理論經濟學上的要旨已經初露端倪:貨幣的供應相對地偏離價格,重視制訂政策時的財政環境,政府發揮重要作用,從宏觀上管理———儘管不是從細節上進行指揮———全國經濟。    
    《貨幣改革論》發表後,凱恩斯發動了一場阻止英國回到戰前平價金本位制?鄢的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暫時取消了金本位制),結果沒有成功。凱恩斯認為,回到戰前平價金本位制是發瘋了。在經濟正處於戰後恢復的時期內,英鎊的價值只及戰前平價美元的10%。要彌補這樣大的缺口,就需要實行通貨緊縮政策,而這會進一步抑制已經因嚴重失業而陷入困境的英國經濟。    
    在政府恢復戰前平價金本位制後,凱恩斯提出了批評,撰寫了《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丘吉爾當時是財政大臣。1926年,凱恩斯撰寫了《自由放任的終結》,他所說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應當在宏觀管理社會廣泛的經濟活動狀況方面發揮太大作用。    
    正是基於上面的背景,凱恩斯寫作了《貨幣論》,作為對自己理論的一個總結。然而,到本書發表的時候,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蕭條緊接著是30年代初更嚴重的大蕭條。    
    在20世紀30年代初,貨幣政策已經變成了一種沒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為,通貨緊縮已經將利率壓到很低的一位數水平。於是,在貨幣政策之外,凱恩斯又提出了財政政策。給經濟打氣,讓經濟重新啟動,就成了政府的責任。政府應當僱用民眾,上馬公共工程,實行轉移支付,保持較高開支。基本上可以這樣說,隨著經濟狀況變化,原來是貨幣政策更有效,現在則是財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於是,20世紀20年代的貨幣主義者凱恩斯,到了20世紀30年代,也就變成了鼓吹財政政策的凱恩斯。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8章  凱恩斯(2)

    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在三卷本《凱恩斯傳》的第一卷開頭是這樣寫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並不僅僅是一個權勢集團的成員,他也是他所在的那個權勢集團的一員精英分子。他幾乎從來都是高高在上,居高臨下地看待英國和整個世界的其它人。」7對於年輕的哈耶克來說,1928年到倫敦參加歐洲幾個商業週期研究所舉行的會議,一定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凱恩斯也參加了這些會議。    
    凱恩斯在答覆哈耶克對他的《貨幣論》所作的評論時之所以對哈耶克大為惱火,部分原因在於,他覺得,他以前對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初,哈耶克曾請凱恩斯給他寄一本F.Y.埃奇沃斯的《數學心理學》,而1929年,哈耶克又曾送給凱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資格論文(德文寫的)《貨幣理論與商業週期》。對這個不請自來的禮物,凱恩斯還寫信道謝,確實夠友善的了,這是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給一個還不到30歲的年輕人寫信啊?選「非常感謝你贈送這本書。我對最後一章尤其感興趣。不過我發現,你們的德文可實在是難以搞懂!」8    
    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兩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個段落提到,「在德國和奧地利正在形成一個思想流派,他們提出的銀行利率與儲蓄、投資間的均衡有關、及後者對信用週期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基本上接近於本書的理論。」9———而這個學派的成員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凱恩斯慷慨地在腳注中寫道:「可惜,這些學者的著作到我手裡的時候,我已經寫完這本書要去付印了,如果這些學者的書能在我剛剛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到我手裡,同時,如果我對德文的瞭解不是這麼貧乏,我就會更多地參考這些學者的研究(對於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經瞭解過的東西!———因而由於語言障礙,我就無法深入瞭解那些新思想了)。」十    
    《凱恩斯文集》的編輯唐納德·莫格裡奇曾說,凱恩斯認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達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經濟學》上發表評論凱恩斯的《貨幣論》、靠反凱恩斯進入英國經濟學界,對此,凱恩斯「顯然極不喜歡,因為他自己看過的那期《經濟學》,是保存下來的他看過的期刊上評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總共26頁的書評文章中,有34處凱恩斯用鉛筆做了記號和評論。在哈耶克那篇書評的末尾,凱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應,他寫道:哈耶克並沒有帶著『善意』讀我的書,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讀者保持這種心態的。假如他確實有善意,那他起碼也沒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確。顯然,有一種激情驅使他挑中了我來發動攻擊,但我搞不明白,這種激情到底是什麼。」{11}    
    哈耶克為什麼要如此嚴厲地批評凱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他認識到———可能是受到了羅賓斯的慫恿———通過挑戰凱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國經濟學界確立自己的位置。羅賓斯請哈耶克為《經濟學》撰寫評論凱恩斯的《貨幣論》的文章的時候,是凱恩斯和羅賓斯在麥克唐納首相召集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上激烈爭吵僅一個月之後{12}。哈耶克無疑也自視甚高,他在1月份發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講後,倫敦經濟學院主動聘任他,接著又出版了他的《價格與生產》,他的文章也在《經濟學》上頻頻露臉。    
    1931年11月,凱恩斯在《經濟學》上對哈耶克的書評作出響應後,凱恩斯和哈耶克進行了私下通信。凱恩斯試圖搞清楚哈耶克的說法。從1931年12月10日———凱恩斯寫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對凱恩斯提出的問題作了最後的回復,他們你來我往各寫了五封信。    
    凱恩斯對這種交流不很滿意,每一次,都是凱恩斯寫來信,哈耶克才寫回信。1932年2月11日,凱恩斯給哈耶克寫了第六封、也是最後一封信,信中說:「你的?穴最後?雪一封信對於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幫助。我覺得,你已經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的答案告訴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在讀你的東西的時候,幾乎搞不清楚你經過簡化的假設是什麼,也不清楚如果去掉這些經過簡化的假設,會對你的論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回到我們這次通信的起點,我都忘了我是從哪兒開始的,我對你的說法仍然表示懷疑……非常感謝您對我如此完整的回復。」{13}    
    哈耶克過高估計了凱恩斯對他的專業經濟學水平的評價。1932年2月1日,凱恩斯寫信給他在劍橋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羅·斯拉發談到了哈耶克。他問:「下面該是什麼動作了?我覺得要打個大呵欠———就是這樣。」{14}也就是說,凱恩斯對與哈耶克書信來往很厭煩。1932年3月29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時,凱恩斯說,「我沒有那麼認真地研究你發表在《經濟學》上的文章?穴哈耶克評論《貨幣論》的第二部分?雪」———而這篇評論,他應該已經拿到手幾個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經在兩個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過。    
    凱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寫道:「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16};在寫於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說,「哈耶克週末都呆在這兒?穴劍橋?雪。私下我們相處得很好。但他的理論全是垃圾……我今天覺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東西了」{17};在1935年的一封中,他又說:「天知道奧地利學派說的『生產週期』是什麼意思。反正我是無話可說。」{18}據羅伯特·斯克德爾斯基的說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在書信中討論經濟學理論問題,儘管他們後來繼續書信往來,「親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發現」{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凱恩斯有一樣東西是相同的,都喜歡收藏書籍。哈耶克發表《通往奴役之路》後,凱恩斯給哈耶克寫了一封後來廣為人知的讚許他的信,但一上來凱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說,「你不要指望我會完全接受你書中的那些經濟學思想。」{20}    
    凱恩斯對哈耶克的專業經濟學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凱恩斯看來,哈耶克也沒有能夠領會他的立場———凱恩斯的這種心態最集中地表現在一條腳注中, 「獲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這條腳注附在凱恩斯編輯的劍橋《經濟學學報》發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後面。哈耶克這篇文章是回擊皮埃羅·斯拉發對他的批評的,他最後指出:「我大膽地推測,凱恩斯先生會完全同意我反駁斯拉發先生的觀點……這個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實是,斯拉發先生對凱恩斯先生的理論的理解,甚至不如對我的理論的理解。」凱恩斯對這句話作了一條註解:「我想說的是,根據我的粗淺理解,斯拉發先生已經準確地理解了我的理論。」{21}    
    1931年到1932年間哈耶克與凱恩斯間的往來被人視為一場「論戰」。實際上,誠如經濟學史家貝爾特·梯也本所說:「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辯論,一點都不像是大論戰。」{22}雙方都對對方給予猛烈抨擊,也就僅此而已。並沒有持續的、深思熟慮的、富有成果的觀念之間的交流。雙方都沒有能夠說服對方改變看法,甚至都沒有能夠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立場確實具有很高價值。    
    曾做過哈耶克助手的庫爾特·洛伊貝和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茲拉賓格爾寫道,哈耶克的研究僅僅「在短暫的時間中沾了凱恩斯的新觀念的光,因而才成為學術界關注的東西」{23}。哈耶克的追隨者在倫敦經濟學院最多,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幾年前曾經信奉哈耶克觀念的人,都紛紛投奔到凱恩斯門下。路德維希·拉奇曼是個具有奧地利學派傾向的經濟學家,這個時期曾跟從哈耶克學習,他回憶說,20世紀30年代初他到倫敦經濟學院的時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就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說,哈耶克的「聽眾煙消雲散了」{25}。    
    在1952年寫的一篇書評中,哈耶克對凱恩斯的描寫有助於瞭解兩位學者及他們的學術思想。哈耶克說:「人們一般都認為,凱恩斯是一位經濟學家,但瞭解他的人都不會否認,他是他那一代英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事實上,他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之所以會那麼廣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總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由於他的興趣無所不包,由於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對經濟學貢獻的原創性和理論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銳,與旁人無可匹敵的嫻熟的英語語言技巧罕見地融為一體……作為一位學者,他受著一種強烈的直覺的引導,因而,他的特點是敏銳,而不是深刻和徹底,這使他努力地從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證明同樣一個觀點。」{26}    
    哈耶克這樣形容凱恩斯,他「能夠同時做無數的事情:教經濟學,組織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機,收藏繪畫,開辦投資信託公司,為劍橋學院籌集資金,還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實際經營著劍橋藝術劇院,親臨劇院關心旅館提供的食物和酒水這樣的細節問題」。{27}凱恩斯把哈耶克給震住了,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在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和凱恩斯的學術和私人關係並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經濟學院搬到了劍橋,他們成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過,在學術上,他們的關係可一點都不密切。據科斯說,20世紀30年代在倫敦經濟學院失去支持,對哈耶克來說,「一定是非常難過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表露出來」{28}。    
    哈耶克在30年代從事的大量專業經濟學研究都是他與凱恩斯交鋒的延續。他確信,為了反駁凱恩斯的看法,就必須重新研究基本的資本理論,然後他想將該理論應用到貨幣問題上。尤其是在資本擴張主要是指資本的「拓展」還是「深化」這個問題上,他不同意凱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認為,後者是最精確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調整的影響。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9章 貨幣與商業波動(1)

    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的學生們的記錄,能讓我們瞭解哈耶克當時的情形。拉爾夫·阿拉奇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昨天讀到一本書,是老哈耶克寫的,在這裡,人們稱他為馮·哈耶克。今年他將用蹩腳的英語(上帝啊,幫幫我們吧)講二十多節課,他竟然建議我們讀一本荷蘭語書籍!還有三十多本厚書。不過,他確實是個聰明的傢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說:「上完一節非常漫長的課,我剛回到家,在這堂課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塗,我們這些人又高興,又有點難過。一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就開始從牙縫裡擠英語,而不是說英語,他也非常激動。我們實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阿拉奇說,1932年,哈耶克到大學學院的社會主義學會發表演講,講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誠摯的話。不幸的是,聽眾中有一些小流氓,他們非常的無禮」1。    
    西奧多·德拉敏於1932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他回憶說:「聽到哈耶克要來給研究生開一門課,我們大家都很興奮。我們去聽他的第一堂課,他開始用英語說話。幾分鐘後,我們都看出來了,沒有一個人能搞懂他說的一句話。有人建議他用德語講。他照做了,但有些人聽不懂德語,只好放棄了這門課。」2奧佈雷·瓊斯也是哈耶克20世紀30年代初的學生。他回憶說,哈耶克「面帶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這並不是裝出來的。但他用英語說話時聲音實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紛繁,為了聽清他的話,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3。    
    本·希金斯從1933年到1935年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學,關於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大學的關係,希金斯寫道,有一個「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合辦的討論課,我曾經參加過幾次。我們倫敦來的人覺得,跑到劍橋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險的無益之事。我們都知道,那個具有風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凱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華,完全會成功地說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論是正確的。這實在是個可怕的前景。倫敦與劍橋之間不大可能有什麼激烈的辯論,因為根本就沒有多少交流可言。我們都深受哈耶克的影響。他是我們的神靈」。希金斯又說,「哈耶克用一張三維示意圖表示他對生產結構的看法,看起來有點像工程領域中的東西」4。    
    P.T.湯姆斯在1934年到1936年上過哈耶克的課。她回憶說:「我覺得他看起來至少有50歲了,過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剛三十多歲。我之所以有這種印象,部分是因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還有馬甲,高領夾克。我送給他的外號是『波動先生』,因為他經常用這個詞,而且也是那麼發音的。」5薇拉·赫維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員,1936年開始上學,她回憶說,哈耶克「是那麼寧靜、深思,他是一個非常安靜的人」6。    
    羅伯特·布萊斯是劍橋大學學生,他不僅是凱恩斯的「鐵桿」信徒,也是「改邪歸正的」信徒。他改邪歸正得非常徹底,他「在1935年春天,每週有一兩天跑到倫敦經濟學院去傳道。我在那兒參加哈耶克主持的討論貨幣理論與週期理論的討論課。這可是異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這裡展示劍橋的理論,我鼓足勇氣跑過去,告訴他們這件事。為此我寫了一篇論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討論課上給我幾節課時間,讓我向他的學生宣讀我的論文。我得說,這確實是一次讓人興奮的經歷,我發現有很多人都很嚴肅地對待我的那篇論文。」7    
    希克斯在談到他本人和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時說:「一開始,我們有一種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種共同的信仰。我們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場,或者說『價格機制』———競爭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壟斷性集團———不管是資本還是勞工———的『一切干預』,這樣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種『均衡』。(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對該均衡的福利特徵並不很感興趣;就像羅賓斯說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們的行列時,對這個學說加入了一個重要的限制———為了使這個機制能夠平穩地運行,(不知怎的)貨幣必須保持『中立』。」8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9章 貨幣與商業波動(2)

    20世紀上半葉,學院經濟學家關於經濟活動的最普遍的假設是:商業週期是不可避免的。從1860年到1940年這八十年時間中,西歐、美國等工業化國家經歷了多次嚴重的經濟活動的週期性收縮和擴張。當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候,失業會大幅度增加,而產出會急劇地萎縮。而在興旺的繁榮期,失業和產出會迅速增加,然而隨之而來的,總是這種週期性的收縮期。經濟就是這樣停停走走。    
    哈耶克經濟理論中的核心命題是:經濟生產活動存在著不同的階段。他相信,從本質上說,生產活動就是利用生產能力相對固定的各種資本品。一定量的資本只能生產特定類型的產品。如果這些資本沒有達到經濟中的真實需求和儲蓄間的均衡,就會出現浪費。    
    他在《價格與生產》中利用的一個比喻,或許最清楚地解釋了他的觀點。他指出,人為地對貨幣進行刺激後的情形,就「好像孤島上的一個民族已經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機器,這台機器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後他們卻發現,他們已經耗盡了全部儲蓄和可以利用的閒置資本,因而這台新機器根本生產不出任何產品來。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暫時不去琢磨用這台機器,而必須投入全部勞力在沒有任何資本的情況下生產每天所需的食品」9。資本是異質的,而不是同質的。如果把過多的資本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間上靠前的階段,那麼,就像島民們未完成的機器一樣,這些資本就無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這台機器所需要的資本品也已經造出來。    
    哈耶克指出,現代經濟的問題在於,它們的貨幣體系打破了經濟供應與需求間的均衡。因為政府通過人為提高或降低利率對貨幣供應進行操縱,對利率調整———他認為是資本———敏感的部門的生產活動,就不是取決於實際的需求和儲蓄,而取決於貨幣要素。到一定時間,生產結構所反映的,不是消費者的需求和儲蓄的供給,而是中央銀行行長的決策。最終,經濟中的實然與應然之間形成的缺口,就導致衰退,那些無利可圖的投資會被清除。投資在時間上靠前的部門中的過量資本,並不會生產更多的最終產品,因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產過程的真實儲蓄。時間上靠前的資本將被拋棄。    
    在哈耶克看來,重要的是,即使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價格穩定,經濟也可能出現失衡,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如果不想出現通貨緊縮,貨幣供應就必然要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要穩定價格水平,前提就是貨幣量要有變化:而這種變化總是會導致真實的儲蓄量與投資量之間出現缺口……這樣,儘管價格水平穩定了,但卻有可能導致偏離均衡狀態。」十「重要的一點是,不管人為壓低利率最終是否會對貨幣的一般價值產生反作用,其效應卻總是存在的。」{11}換句話說,即使是穩定的價格也會導致週期性衰退。    
    哈耶克對大蕭條的經驗解釋存在嚴重錯誤。他在1932年6月為他的《貨幣理論與商業週期》所寫的前言中說:「當然,人們恐怕不會懷疑,目前,通貨緊縮過程還在持續,這種通貨緊縮如果無限期持續下去,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但這卻並不一定意味著,通貨緊縮是我們困境的根源,或者通過迫使更多貨幣進入流通、彌補這種通貨緊縮趨勢,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難。我們沒有理由設想,這場危機是由貨幣當局刻意收縮銀根的行為導致的,相反,通貨緊縮本身僅僅是次要的現象,是繁榮時期形成的產業失調誘發的一個過程。」{12}    
    這個分析很不準確。情況遠不是如他所說的,在1929到1932年間,有某種「刻意進行信用擴張的政策」,事實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奉行的是收縮銀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說法是,通貨緊縮是「繁榮時期形成的產業失調誘發的」,不是「相關產業無利可圖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這表明,他沒有完整理解貨幣與價格之間的關係。這種看法已經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後來,在1934年4月的一篇學術論文中,他又不正確地堅持,美國貨幣「當局在注意到即將到來的反作用的徵兆的時候,就立刻開始採取放鬆銀根的政策,從而成功地把繁榮期的自然終結拖後了兩年。而當危機於1929年最終爆發的時候,在兩年多的時間中,採取了種種可以設想的手段,刻意地阻止這種正常的(商業)清算過程」,目前學術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1930年到1931年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的是緊縮銀根的政策。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10章  資 本

    凱恩斯於1936年2月4日發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時候1,作為專業經濟學家的哈耶克實際上已經被人遺忘了。儘管在1935年後兩三年,英國各家經濟學學報對他還有一定的興趣,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對他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在《經濟學學報引用指數》上,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被引用得最多的前十位貨幣與宏觀經濟學家可在下表中看到(被引用次數見經濟學家名字後)。2    
    顯然,到了20世紀40年代初,哈耶克的經濟學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討論的重要話題了。在美國尤其明顯,在1944年發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從來就不怎麼出名。    
    凱恩斯在《通論》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認為,現有制度沒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生產要素。當然,存在種種預見錯誤;但這是任何集中決策都無法避免的。如果1000萬願意並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900萬都有工作可幹,那就沒有理由說這900萬勞工配置不對。我們抱怨現有制度,並不是說,這900萬人應該去幹別的工作,而是說,剩下的那100萬人也應該有活可幹。現有制度不是在決定實際就業的方向,而是在決定就業的總量上出了毛病。    
    我同意下面的說法,填補古典理論中的空白的結果並不非得丟掉「曼徹斯特製度」?穴經濟學中以約翰·布賴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及巴斯夏為首的曼徹斯特學派主張實行徹底的自由放任經濟———譯者注?雪,但是如果我們要實現生產的全部潛能,就必須指出經濟力量自由發揮作用所需要的條件的性質。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集中控制當然要求大幅度擴張政府的傳統職能。而且,現代的古典經濟學理論本身也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經濟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種種條件可能需要約束或者引導,但這裡仍會為個人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承擔責任留下寬廣的空間。在這一範圍內,個人主義的傳統優勢依然會得以發揮。    
    我們應該停下來想想這些優勢到底是什麼。部分是效率優勢———分立的優勢,自私自利發揮作用的優勢。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夠清除掉其缺陷,個人主義就是個人自由的最好保障,與其它制度相比,它可以極大地拓寬個人進行選擇的範圍。3    
    凱恩斯追求的目標並不是由國家管理商業活動———即傳統社會主義的政策———而是由國家管理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經濟環境———即民主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誠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終結》中所說:「資本主義如果加以明智的管理,就能夠比我們迄今所能想像的任何經濟制度更有效地實現經濟目標。」4他想在面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時找到一條中間道路。    
    米爾頓·弗裡德曼在談到哈耶克作為專業經濟學家的表現時說:「我要強調的是,我非常讚賞哈耶克,但不是讚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我覺得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另一方面,《通往奴役之路》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他?穴在政治理論方面?雪的著作是最偉大的,我只有讚美。我確實覺得,《通往奴役之路》讓他找到了自己正確的天職———自己恰當的專業。」5    
    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期,哈耶克共發表了四部重要的經濟學專業著作。第一部是他在維也納大學獲得教職的資格論文《貨幣理論與商業週期》,1929年先用德文出版,1933年用英文再版;《價格與生產》,是他193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演講,1931年首版,1935年再版;《利潤、利息與投資》,1939年出版,是一本論述工業波動的論文集;《純粹資本理論》,原計劃寫兩卷,以總結他的資本和貨幣理論,但1940年他放棄了這個計劃,1941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論述國際金本位制的講演結集為《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1937年出版。    
    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時間中,哈耶克像60年前的馬克思一樣,是來自德語國家而生活在倫敦的流亡者主要在大英博物館搞研究,馬克思主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論述資本的書。哈耶克也在《純粹資本理論》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說:「資本理論當然是超過一切其它經濟問題的最重要的問題,自我們這門學科出現以來,就一直是理論家們關注的焦點問題。」6在導論中他又說:「一開始,可能會有人有點驚慌失措地對我們說,我們要研究的問題,自經濟學誕生以來,就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而這套理論需要幾乎完全推倒重寫。」7———也就是說,他就是那個能夠重寫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倫敦郊區的漢普斯蒂德花園。經濟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羅賓斯一家,「他們成了我們最要好的朋友」8,還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剛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年薪是1000英鎊,5年後漲到1250英鎊。1936年他買下了自己的第一輛小汽車。他享受的一種奢侈品———對他來說也「非常重要」9的業餘愛好———是加入位於泡爾商城的「改良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終被懷念的地方。幾十年後,他稱這個俱樂部是他在20世紀40年中所住過的惟一的「家」十。改良俱樂部是一家典型的倫敦會所,是學者、公務員、編輯記者聚會、吃飯的地方。與它的名字相應,在歷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當然,其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凡爾納在小說《環遊地球八十天》中將旅行的起點和終點都設在這裡,19世紀有一位會員是當時的首相威廉·格拉斯通。    
    剛到倫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爾有一位同事來訪熱鬧一下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社交生活。我們當然一直定期找保姆來打理住宅。一般都是奧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們相處了很長時間,差不多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這樣的保姆了。」{11}    
    哈耶克高興地回憶起他與同事們的關係。他說:「經濟系很快就成了一個非常親密的朋友圈子。我們在一起相處極為融洽。不需要任何禮節或正式的組織。我們有密切的私下往來……就是那種不拘禮節的友誼,大家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時候都可以去串門。比如,我們彼此不用請客吃飯那樣的客套,但如果誰有客人,經常其它人就在晚飯後去串門。這屬於那種不拘禮節的持久的友誼,我覺得,萊昂內爾和我關係最為密切……我有一個很大的書房,但在具體某個問題上,如果我找不到哪本書,我就會走到羅賓斯家,從他的書房拿起就走。」{12}    
    哈耶克的日常活動是這樣安排,上午一般是在家裡搞他的「科學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課。他在家裡一般呆到上午11點,午飯一般是在學校、「偶爾也在俱樂部」吃{13}。20世紀30年代他教過的課包括《價值論》、《貨幣原理》、《工業波動》,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講授《集體主義經濟問題》{14}。    
    哈耶克有緣結識了幾位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代教師。他剛到學院那會兒,愛德溫·坎南和格拉漢姆·華萊士偶爾會在學院露一次面,西德尼·韋伯也是,而比特麗絲·韋伯則來得少一些。他跟韋伯夫婦打過很多交道,對他們有不同的看法。「整個30年代,他(西德尼)是圖書館委員會主席,而我則可能是該委員會最活躍的委員了。因此我跟西德尼混得很熟,對西德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較尊重。但我不得不說,我討厭比特麗絲,她是個極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厭惡,我打心眼裡不喜歡她,因為她太自高自大了。西德尼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討論問題,他是個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嫻熟的委員會技巧讓我覺得賞心悅目。我從他那兒學到了如何管理一個委員會:如果在討論日程上有一項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你就把它排在最後,然後你就一個勁拖延時間,等到了最後你說,『先生們,馬上就到用茶時間了,這兒有個很小的問題……』。」{15}    
    哈耶克的資本理論是從他的貨幣理論中推導出來的。他相信,大蕭條是由20世紀20年代不恰當的資本投資引起的。在工業化經濟中,利率被壓低到儲蓄總量所決定的水平之下———因為要實現保持價格穩定的目標———由此導致工業化經濟的結構與真實儲蓄和需求間失去均衡。    
    哈耶克資本理論中最根本的一點是,資本是異質的,而不是同質的———它不能被用於多種用途。如果關於資本異質的這一經驗假設是錯誤的,他關於經濟活動的整個理論體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沒有證明他提出的下面的命題:在短期內,經濟活動的增長,主要是現有資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資源,尤其是在衰退的時候,他也沒有證明,利率的變化會顯著地影響資本投資。{16}    
    哈耶克2世紀30年代的學生沙克爾談到,寫作《純粹資本理論》,是一個「持續的高強度的思考」過程,它「讓作者費盡心血」,曾幾易其稿,每次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題」。哈耶克的這一研究顯示了「要構思一種理論,不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和毫不氣餒的決心。在這本書中,哈耶克堅持不懈,要追尋邏輯所能達到的極限」。沙克爾又說,「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是無法用任何統計數字或實際政策運用來證明的」{17}。    
    哈耶克的女兒克裡斯蒂安回憶說,她成長的那段時間,父親在家的時候,總是關在書房中搞研究。她又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她跟他一點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於他一頭紮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為,她父母後來離婚了{18}。一家人在家的時候說德語,20世紀30年代一直到戰爭爆發前,他們都在暑期回奧地利。他們還曾經計劃搬回奧地利去生活。隨著英國和德國關係日益緊張,第三帝國的野蠻面目逐漸暴露,他們才放棄了對他們的日耳曼傳統的忠誠,在家裡不再說德語,也不再想回奧地利了。戰爭很快就爆發了。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11章  國際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羅賓斯共同主持一個研討課外,還有自己的研討課。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曾在1937年和1938年在倫敦經濟學院做訪問學者。他回憶說,哈耶克的研討課「可能是經濟學歷史上大家說話最有挑釁性的聚會。研討課的主要內容就是全面地、深入地告訴哈耶克,他為什麼不對。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研討課的那張小桌子前宣佈:『先生們,我上次已經說了,今天,我們討論利率理論。』這時,尼古拉斯·卡爾多插話,對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評,『荒唐』,他說:『這是貪婪的資本家的概念。』其它人七嘴八舌地議論。哈耶克耐心地聽著,強忍著一言未發,直到下課。」1    
    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們跟其它系的教師們多少有點隔膜。哈耶克回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家們自成一體。他們一點都不喜歡別人插手他們的事。在教授評議會的討論中發生衝突,羅賓斯一般是我們這邊的領導者,有時會再得到法律系教授們的支持,我們與學院其它系的人進行鬥爭……經濟系確實跟整個學院不大合拍,甚至可以說相當孤立。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不過,據我所知,學院剛創辦的頭30年,不是別人,正是愛德溫·坎南開創了一種新傳統,而大約在1930年,隨著羅賓斯被任命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這個傳統就發揚光大,成為學院舉足輕重一部分。」2    
    倫敦經濟學院的教員們與院長威廉·貝弗裡奇的關係是整個30年代大家議論的中心話題。簡·邁爾長期擔任貝弗裡奇的秘書,後來又成為他的妻子,在貝弗裡奇當院長時,她被公認為一股不受歡迎的勢力。她已經超出了正常的退休年齡,貝弗裡奇卻還想延長她的聘用合同,這惹惱了高級教職員工。比特麗絲·韋伯在日記中寫道:    
    ?穴1936年?雪7月12日,約西亞·斯坦普和他妻子與我們一起過週末……緊急開會的原因是倫敦經濟學院出現危機。斯坦普是董事會主席,據他說,董事會中的教授代表委員會發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反對貝弗裡奇-邁爾的管理———用他們的話說,是獨裁———的活動。邁爾女士今年將滿60歲了,貝弗裡奇卻堅持延長她的聘用期,並威脅說,如果不聘她,他就要辭職。羅賓斯和他的戰友們———包括獲得眾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儘管對政治和經濟學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這件事後卻團結一致,反對延長聘用合同,他們威脅說,如果留下邁爾女士,他們就全體辭職。這還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權的人———大學督察員和向學院捐資的美國基金會———也都反對聘用邁爾女士。我和西德尼儘管與貝弗裡奇關係很好,也不想跟他鬧翻,但我們也都覺得,這場危機必須盡快解決,邁爾女士必須走人。3    
    邁爾女士和貝弗裡奇最後不得不走人。    
    貝弗裡奇身上還是有可愛的一面的。羅賓斯曾經回憶說,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維也納,計劃「晚上去見米塞斯,我們碰上了貝弗裡奇,於是,三個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帶來當天的晚報,上面刊登了納粹在學術界搞第一次清洗的驚人的新聞。米塞斯就問,有沒有可能在英國為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職位。米塞斯肯定地說,這些人只是個開端,顯然,還會有更大規模的迫害。這是貝弗裡奇表現得最偉大的一刻。就在當時,就在那兒,他提出了個設想,後來這個設想就變成了著名的學術援助委員會」。    
    在任何學術機構中,不同觀念之間總會發生衝突。阿瑟·劉易斯回憶說,整個20世紀30年代,倫敦經濟學院都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地方。社會上的每種觀點在教員中都有人信奉,而兩三個互相爭雄的課程在同時介紹各自最熱門的話題,那些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場思想的盛宴。倫敦經濟學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聰明伶俐的,但要跟上這麼多互相衝突的觀點,也要付出努力,他們也具有懷疑精神,因為他們必須不斷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東西和真理」3。羅納爾德·福勒也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後來成為教員,他說,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奇妙的時代」,是該院經濟學的「鼎盛時期」6。    
    考察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學界的狀況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全英國經濟學家人數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話說,經濟學家當時只是個「小圈子」7。整個英國當時可能只有50名全日制的學院經濟學家,而在倫敦經濟學院,就有十來名全職教授、高級講師、講師,在牛津和劍橋各學院,數量相當或稍多一點。接下來可能就是曼徹斯特大學,有四五位經濟學家。實際上,英國其它大學當時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經濟學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劍橋都離倫敦不到60英里。    
    在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有幾個經濟學研討班。多少有點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羅賓斯的研討班,就算是「大型研討班」了,哈耶克經常在晚上舉辦自己(沒有羅賓斯參加)的研討課。休伊·蓋茨克爾是一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為英國工黨領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樣來自維也納的保爾·羅森斯泰因-羅丹一起在與倫敦經濟學院一牆之隔的大學學院主持所謂的「粉紅色研討班」。倫敦經濟學俱樂部也進行學術討論,來自劍橋、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的職務較低的經濟學教師,也舉辦了一個「聯合研討班」。    
    埃文·杜爾賓是一位信奉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講師,後來成為議會工黨委員,他的女兒伊麗莎白·杜爾賓憶及年輕經濟學家們的這些聚會時說,這些年輕學者討論理論問題的跨校論壇主要是「倫敦—劍橋—牛津聯合研討班,常來的年輕經濟學家有杜爾賓、蓋茨克爾、勒內爾、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瓊·羅賓遜、哈羅德、米德;大人物們偶爾也會露上一面,包括凱恩斯、哈耶克或羅賓斯。羅森斯泰因-羅丹對一次聚會還記憶猶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關於貨幣及其不同功能的論文,認為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都不對,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時間因素及其對預期的影響。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長的答覆,然後是凱恩斯,『他站起來說,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書中他會討論這個問題』」8。    
    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頑固地鼓吹實行真正純粹的或同質的金本位制。「我是國際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9《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1937)收錄了他於20世紀30年代在米塞斯供職的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生院?鄢發表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哈耶克著手論證下面三個命題:「(1)作為更為廣闊的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的一個國家,在其境內單獨管制貨幣數量,並沒有合理的根據;(2)以為維護本國的獨立貨幣就可以使一國不受外國發生的金融動盪的衝擊,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個幻覺;(3)而浮動匯率制度也會形成對國際穩定新的、非常嚴重的擾亂。」十    
    經濟學家馬克·斯考森描述了這個「純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們首先要弄清,我們所說的純粹金本位制與19、20世紀西方國家所實行的形形色色的偽金本位制之間的區別。即使是1815年到1914年間實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種程度的信用貨幣因素,也即黃金是基礎貨幣,但也仍然發行紙幣。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則應具備下列特徵:    
    1.金塊是正式的貨幣計量單位……    
    2.黃金作為一般交換媒體流通……    
    3.紙幣、鑄幣、活期存款及商業機構普遍接受的種種貨幣代用品,都必須等價於發行貨幣的銀行所儲備的金幣或金塊的總量。因而,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實行百分之百的貨幣發行準備制度,而不能實行部分準備,也不能開出沒有黃金償付擔保的憑證。    
    4.一國貨幣的幣值就是由金塊的重量決定的。因此,貨幣間的匯率就由黃金的重量決定。    
    5.政府在貨幣發行過程中的作用僅限於保證金幣的重量固定,並鑄造金幣。根本沒有必要設立中央銀行。{11}    
    哈耶克提出的國際基礎上的金本位制理論認為,這種金本位制能夠實現國家之間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國產量小於其消費量,其貨幣供應就會下降———黃金會流出該國。貨幣供應下降反過來會導致該國通貨緊縮,結果,該國的貿易平衡就會隨著進口商品價格攀升、國產商品價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認為,與全球一律的金(或其它商品)本位制相對立的,就是貨幣民族主義。在這種制度下,實現各國間供需均衡的,不是黃金在各國間的流動,而是幣值的變化。在貨幣民族主義制度下,波動的是貨幣的外在價值,而不是內在的貨幣供應量與價格。    
    在《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一書中,哈耶克揭示了思想將深刻影響世界的觀念:    
    理論思考對當下的影響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於塑造決定著目前貨幣政策的這些觀念來說,它曾經發揮過深刻影響,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我深信,正是這類學術討論,從長遠看,會影響公共輿論,進而決定未來某個時代的實際政治……    
    必須有很多人在觀念領域中進行艱苦的研究,然後,我們才有望奠定穩定的國際體系的基礎……    
    我確信,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對這類思考給予高度重視,儘管這些思考對於眼前的事態所產生的影響不大……    
    他是一個堅定的思想精英論者。上面一番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這樣的人最終必然會指導公共輿論和歷史的發展。從這一角度看,他是位偉大的道德主義者。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時充滿激情和獻身精神。人們可以懷疑他早年的技術經濟學思想的實際後果,不管是其經驗性描述,還是其規範性解釋,但驅使他進行研究的乃是對公共利益的巨大興趣,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強烈的知識精英主義傾向,也是無可置疑的。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12章  社會主義的計算

    哈耶克從專業經濟學理論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研究的關鍵性著作,是收進1935年出版的《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一書中的論文。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算問題,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一向關注的問題。米塞斯的老師奧伊根·馮·龐巴威克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經濟學史專家亨利·斯皮格爾指出,龐巴威克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論據是,「社會主義者批評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在批評人的狀態,批評稀缺這一中心問題,但社會主義也不得不跟資本主義一樣要面臨這些問題。」1———這一論點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裡大大地深化了。    
    社會主義計算論戰?鄢持續了很長時間,具有重大意義,該論戰始於1920年,米塞斯發表了他的原創性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米塞斯提出的問題是非常深刻的:一個沒有價格的經濟體系———即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會主義者根本就沒有搞清楚經濟學問題」,米塞斯寫道,「他們也從來沒有試圖對決定人類社會之性質的條件形成清晰的認識。他們充分自由地批評『自由』社會的經濟結構,但卻從來沒有也像這樣敏銳地批評備受爭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在烏托邦主義者描述的光輝燦爛的圖景中,經濟學實在是太貧乏了。他們千篇一律地解釋著,在他們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鴨會怎樣飛到同志們的嘴邊,他們卻從來沒有講過,何以會有這種奇跡?」2社會主義社會如何有效地進行組織管理?光指出資本主義的缺陷是不夠的。    
    米塞斯的論證的核心是,價格至關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財產的價格和競爭性市場。經濟學史專家貝蒂娜·比恩·格裡維斯強調指出,在米塞斯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要害不僅在於,由於沒有價格,經濟活動主體無法進行計算,問題還在於,由於沒有私有財產,所以也不可能有價格……要出現價格和利潤,私有財產是必不可少的」3。社會主義計算論戰的本質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於缺乏以私有財產、競爭性市場和利潤為基礎的交換體系,就不存在價格之類的東西,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率的經濟決策。    
    米塞斯舉了一個例子,非常精彩地闡述了自己的要旨,說明了價格對於引導生產具有重要意義:「?穴社會主義的?雪局長想建一棟房子,那麼可以用很多辦法。相對於未來建築的效用來說,每種辦法都各有優劣,從而會導致房子的壽命各不相同;每種辦法都需要?穴不同的?雪花費、不同的建築材料和勞動。局長該選擇哪種辦法呢??穴由於沒有貨幣這一計算單位?雪對於要使用的種種建築材料和各種勞力,他沒辦法將其化約為一個單位進行計算。因此,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比較各種選擇的優劣。」4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取消了理性的經濟」5。    
    不少社會主義思想家都承認米塞斯的論證的力量。奧斯卡·蘭格說:「社會主義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這位批評他們的事業的『魔鬼辯護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戰迫使社會主義者認識到,恰當的經濟核算體系對於引導社會主義經濟的資源配置具有重要意義。米塞斯教授的雕像應該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央計劃委員會的社會化部的大廳中佔據一個非常尊貴的位置。」按照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們的說法,價值問題的解決,不需借助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中自由浮動的價格,而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計劃人員非常仔細的核算而解決。    
    傳統社會主義者用以反駁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論點,都完全沒有觸及到問題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強調的並不是在生產活動中必須對資源進行仔細的核算,而是說,必須要有某種辦法來估價不同資源實現最優生產的相對價值。資本主義依靠的是私有財產,價格,交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及利潤。    
    社會主義計算論戰分為兩個階段。在十年後的一篇評論中,哈耶克指出:「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會主義者進行這場論戰。30年代我到英國後,我意識到,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這場論戰,於是我就編輯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戰,30年代則由我出戰。」7    
    哈耶克編輯的《集體主義經濟計劃》(1937)一書的副標題為《對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批評性研究》,這本書對於哈耶克從經濟理論研究轉向政治哲學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數十年後,一個採訪他的人問到他為何會轉向「政治哲學問題」研究時,哈耶克回憶說,這一轉向「實際上是從我編輯這本論述集體主義經濟計劃的書開始的,而最初之所以產生編輯這本書的想法,僅僅是由於我發現,一些在歐洲大陸已經眾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見解,尚沒有傳進英語世界。我不得不在這本書的導言和結語中解釋歐洲大陸的這一新進展,結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僅搞起了政治哲學,而且分析起了經濟學中的方法論方面的錯誤觀念,在我看來,正是這種錯誤觀念導致了某些天真的結論,『不管怎樣,市場能做到的,我們可以想得更完善』」8。他放棄了專業經濟學,因為他「對半哲學性的政策問題———即經濟與政治結構的互動———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9。    
    他之所以從經濟學理論轉向其它研究領域,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他視為理所當然的諸多前提,其實遠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他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如果一個社會的規則和法律能使個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每個人統一追求由某個集中的權威決定的計劃,則該社會從經濟上說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1933年就任倫敦經濟學院教職的致辭《經濟學思想的趨勢》中部分闡述了這一思想。他在這篇致辭中說,「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既然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我們自己的行為的產物,那麼,依賴於他們的一切東西就都是他們可以刻意操縱的對象」;「個人在社會中的努力最後實現了協調,但這並不是刻意計劃的產物」;人們也過於樂觀地「相信,一個地方,如果無人發號施令,必然會陷入混亂,因而,如果要改進現有的狀況,就一定需要深思熟慮的計劃;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這種想法是我們對現有制度沒有充分理解的結果」十。    
    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哈耶克批駁了我們有可能從單獨一個點上管理一個技術發達的社會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強調了自生秩序(儘管他當時還沒有使用這一術語)的觀念,政府的恰當目標應當是保證個人能夠盡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覺得最合適的方式利用其知識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進步。企圖要求社會所有成員按照一個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從而操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動,這種企圖必將阻礙那種可以實現物質和技術進步的社會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規則———應當高於具體某個人的命令。私有產權則是這種秩序的根本。    
    他反駁社會主義的論證基本上是確鑿的。他認為,「可以利用的資源在不同用途中間的分配是一個經濟問題,既是個人面臨的難題,也是?穴指令計劃中的?雪社會所面臨的大難題」{11}。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所缺乏的,正是「價值的標準」{12}。    
    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哈耶克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在指令經濟中,如何能做出不確定的投資決策?他指出:「具有風險的、甚至純粹的投機性活動,?穴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雪重要性絲毫不下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進步不可避免地伴隨著通常所說的『浪費』,但如果從總體上看,這樣做的收益大於損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麼,在指令經濟中,根據什麼標準做出相當不確定的投資決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評社會主義時,都考慮到了激勵問題。不過對於兩個人來說,社會主義下的激勵問題都不是他們關注的首要問題,儘管在米塞斯看來,這個問題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寫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質利益之後,人就失去了動力。」{14}在哈耶克看來,「問題在於,決策和責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與他們所管理的該財產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那些人手裡?」{15}    
    哈耶克在《集體主義計劃經濟》一書中強調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源在企業之間不斷地轉移,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是有益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從效率較低的企業家手中轉移到效率較高的企業家手中,是通過前者蒙受虧損而後者獲得贏利這種機制實現的。誰有資格拿資源去進行冒險,他能獲得多少資源,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獲得並掌握這些資源後才能揭曉。」{16}在市場經濟中,誰是最適合於管理資源的人,取決於誰能創造最高利潤。創造了利潤的人掌握著管理更多資源的財力。    
    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面臨著誰是最適合於管理資源的人的問題,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這同樣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哈耶克形成的無人指揮的社會演進觀的本質。能夠創造最多利潤的人,未必能夠對經濟進步的道理說出個子丑寅卯,他們是用實際行動決定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可以支配更多資源。哈耶克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即試圖把社會主義與競爭性市場融合起來———「不過是件贗品而已」{17}。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13章 經濟學、知識與信息(1)

    在哈耶克向他學術生涯後半部分所關注的研究主題轉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是《經濟學與知識》,最初是他就任倫敦經濟學俱樂部主席時的致辭,發表於1936年12月10日。在這裡,他提出了知識分工的概念,這個概念———如果是正確的話———本身就證明了傳統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    
    存在著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這種問題的重要性類似於、至少不亞於勞動分工問題。然而,後者自我們的學科誕生以來就一直是探討的主要問題,而前一個問題卻完全沒有被人注意到,儘管在我看來,它才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應研究的真正關鍵的問題……經濟學比任何其它社會科學都接近於找到所有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核心問題的答案:存在於不同人的頭腦中的零散的知識之結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過深思熟慮而得到的結果?而要進行這樣的深思熟慮需要發號施令的人所具備的知識,實際上是任何單個人都不可能具有的。無數個體在我們所界定的條件下自發地行動,形成某種資源分配格局,彷彿是根據某個單一的計劃搞出來的,儘管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人搞出這麼個計劃。1    
    《經濟學與知識》標誌著哈耶克以前進行的方法論思考的一個突破。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之前,哈耶克強調的基本上是維塞爾、米塞斯的內省的、理論的、和先驗(先於經驗)的方法2。而到了《經濟學與知識》,哈耶克則擺脫了嚴格內省的知識觀,走向了成熟。    
    他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中的討論,產生於經濟均衡論戰的過程中,這場論戰涉及的是什麼構成了均衡,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經濟學與知識》中闡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來,均衡概念與靜止狀態的區別就在於,它不過是相當長時期中展開的過程的必然結果」3,在1948年發表的《經濟學與知識》的新版中則告訴讀者,他在《純粹資本理論》第二章中對此有「更進一步展開論述」4。在那裡他提出,「當今各種形態的資本理論的主要缺陷都源於,這些理論都是在靜止狀態假設下研究出來的,在這種假設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資本問題根本就不存在」5。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一書《論靜止狀態》一章中對靜止狀態概念給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經濟學家必然會比較清楚地看到,財富的增長並不是無限的:他們所說的進步狀態走到終點,就是靜止狀態。」這時就進入了「資本與財富的靜止狀態」6。哈耶克所闡述的均衡理論與密爾的靜止狀態有兩點區別,首先,均衡不是發生在靜態經濟中,而是存在於動態的經濟中;其次,均衡不是發生在時間的某一點上,而是存在於時間過程中。    
    在《經濟學與知識》中,哈耶克討論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狀態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可以設想,在特定條件下,社會不同成員的知識和意圖越來越趨於協調,或者用不那麼一般、不那麼精確但更具體的話說,人們、尤其是企業家們的預期會變得越來越正確。」7他強調了預知(foreknowledge)的概念,即在市場中,「所有的知識都是能讓人做出預測的」。他說:「均衡的概念僅僅意味著,社會不同成員的預見是正確的。正確的預見就是判定是否屬於均衡狀態的基本特徵。」8    
    當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掌門人伊斯雷爾·柯茲納是這樣解釋上面所引的哈耶克的最後一句話的:「換句話說,均衡狀態就是一切行為完美協調的狀態,每位市場參與者的決策都與他人嚴絲合縫,他可以(完全精確地)預期其它參與者會做出何種決策。均衡狀態定義中所包括的知識完備性假設能夠確保個人的計劃實現完全的協調。」柯茲納接著說:「從非均衡趨向均衡,乃是從不完備知識趨向完備知識、從不協調趨向協調的結果。從非均衡趨向均衡,是溝通信息的過程。」9    
    在哈耶克看來,正是價格體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價格和利潤都是人們利用信息和知識的工具,價格和利潤克服了知識的割裂狀態。哈耶克解釋說,通過知識的分工和信息的交流,個人經驗性因素進入經濟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論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文章中他指出,奧地利學派用以解釋個人的行為的「純粹選擇邏輯」確實是「純粹演繹的,然而,一旦我們要解釋市場中人與人之間交互作用的活動,至關重要的就是信息在個人中間傳遞的過程,而這則完全是經驗性的」十。    
    在1978年,哈耶克在與經濟學家阿克西爾·雷瓊胡弗德的一次談話中討論了他與米塞斯的方法論的異同之處:    
    問:你用了多年時間發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論思想。在方法論問題上,你跟米塞斯有衝突嗎?    
    答:不,沒有衝突,儘管我沒有能夠成功地讓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論述經濟學與知識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經提出,對個人的計劃可以採取先驗的邏輯體系進行分析,而當人們試圖瞭解他人的行為時,就出現了經驗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樣宣稱,整個市場理論就是一個先驗體系,因為當一個人要把握另一個人在幹什麼的時候,必然會出現經驗因素。{11}    
    哈耶克在1983年致經濟理論家和經濟學史專家泰倫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說,他寫《經濟學與知識》一文的「主要意圖」是「想有禮貌地向米塞斯解釋,為什麼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驗主義」{12}。經濟學不可能是一門純粹演繹的、先驗主義的學科,因為它所討論的決不只是個體的行為,而是要研究個體如何傳遞信息,而這正是一個經驗的過程,而不是提出一個先驗的命題。    
    


第二部 英國(1931-1939)第13章 經濟學、知識與信息(2)

    寫完《經濟與知識》若干年後,哈耶克回憶這篇文章時說,「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們在維也納那十幾年一直討論的問題的時候,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它讓我看到了經濟學理論的真正性質,而在我看來,這種觀念是一種全新的思路」{13}。哈耶克認識到,價格是市場社會的根本所繫,而價格體系要正常運轉,就需要私有產權、契約、利潤、交換商品與服務的能力,界定和維繫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會規範。哈耶克不僅從否定的方面闡述了反駁社會主義的論據:知識的分立使集中控制經濟根本不可行;他還從正面對競爭性市場社會做出了論證:浮動的價格及與其相伴而來的種種制度,乃是克服知識之分立的最好、或許是惟一的途徑。政府的正當職能就是透過創造出市場秩序,讓個人可以借助浮動的價格和利潤,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識,以此促進社會成員間有效的合作。    
    哈耶克在自傳性筆記中提到《經濟學與知識》時說,隨後他又陸續發表了一組相關的文章,收入《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一書中,「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這組文章「是我對經濟學理論做出的最有原創性的貢獻」{14}。繼《經濟學與知識》一文後,他發表的另一篇也許最著名的文章是《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最初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時為1945年,後來也收入《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米爾頓·弗裡德曼曾指出,價格「傳遞著信息,但直到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發表他那篇名作《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之前,這一至關重要的功能卻一直被人們忽視」{15}。哈耶克認為:「合理的經濟秩序問題的獨特性恰恰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形成的:我們必須加以利用的關於環境的知識,從來不會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態存在,而我們所見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個體分別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識。社會的經濟問題就在於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單個人掌握的知識的問題。」{16}正是以為所有知識對都可以收集為一體、由一個人掌握的錯誤假設,導致了傳統社會主義。    
    從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以迄生命終結,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強調:「我們說我們所提到的那種計劃是非理性的,並不等於說,我們所能接受的惟一的資本主義形態,就是從前人們所說的自由放任。這裡有一個決不能忽視的根本的區別:穩定的制度框架與……集中指揮體系之間的區別。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兩種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視為理性計劃的產物。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計劃所涉及的僅僅是穩定的制度框架。」{17}    
    幾十年後,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又寫道:「自生秩序所賴以維繫之規則,確實也可以是自發形成的,但未必總是如此……最後所形成之秩序的自發性……並不等於說它所賴以維繫的規則也是自發生成的,某個一直被視為自發性的秩序,其規則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設計的結果。」{18}他支持創建新的社會宏觀制度,即「穩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對的是政府直接指揮經濟。    
    哈耶克追求的目標是所有人都獲得最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他覺得,這一目標最有可能通過恰當設計的競爭性市場秩序實現。反過來,競爭性市場秩序又依靠浮動性價格、私有產權、利潤、契約、交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所有這些制度性機制都是為了解決「人的知識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備性」{19}———也即分立的個人知識的問題。    
    他曾經深情地回憶二戰前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歲月。高年級師生共享休息室是「非常有意思的群體」,而其規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瞭解大部分人。這裡始終是個熱烈討論的地方,20世紀30年代後期,我們主要討論變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勢」{20}。    
    哈耶克是這樣形容他發表《經濟學與知識》後從技術經濟學轉向社會人文研究其它領域的過程的:「我有時覺得,我現在準備搞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人能夠勝任這麼特別的任務。我確實希望,我在《資本理論》中進行的研究會有其它人繼續搞下去,而這則是一個全新的開端。我的《資本理論》其實是繼續研究一個我已經知道答案的結果,不過是要給出證明而已,這是個很乏味的問題。而這則是一個有待搞清的問題:假如你認識到經濟學是典型的某類關於複雜現象的新興科學,那麼我們該怎麼看待經濟學?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知識問題。」{21}    
    對《經濟學與知識》,他還說過,它「確實是我從一個新角度進行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前,我不過是在發展傳統的觀點而已。而1936年的演講讓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這是幾方面的研究融會貫通的結果,包括我討論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文,在我的商業週期理論中,我曾把價格視為生產活動的指南,還有參與當時……關於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的討論———所有這些匯聚到一起。然後,我突然靈機一動,非常興奮,就寫出了那篇演講稿,我意識到,我是在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研究眾所周知的問題,看到那篇文章發表的那一刻,也許是我學術生涯中最激動的一刻」{22}。    
    對於交流信息而言,價格和利潤是至關重要的。此後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研究和描述能使人類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識的社會秩序。隨著時間推移,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規則或者說法律。規則能使人們比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們最深入地彼此瞭解———即對未來做出最準確的預測———從而具有最高的物質生產效率。    
    儘管《經濟學與知識》在哈耶克思想中佔有突出地位,但在當時,全世界讀過這篇文章的,也許只有幾百位學院經濟學家和學生。整個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教學之餘,哈耶克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寫作他那部最終沒有完成的研究動態資本和貨幣理論的專著。    
    《經濟學與知識》一文極大地激發了哈耶克的創造激情。1964年,他在被授予東京立教大學名譽博士銜時說到過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如何實現經濟活動的總體秩序,人們在這些活動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識,並不能被集中在一個人的頭腦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識。然而,由這一點到正確地洞察到個人在其活動中所遵循的抽像規則與由此而形成的抽像的總體秩序間的關係,還有相當長的距離……而正是由於透過重新審視傳統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源遠流長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學問題,我才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直在談論的自生秩序的性質,有了一個大體還算清晰的認識。{23}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4章 《理性的濫用與衰落》

    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分為二,而那些戰後出生或成長的人們,一般很難認識到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類文明走上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對於戰後出生的人們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場「戰爭」而已,儘管其間還有其它方面的、不那麼明顯的衝突,而曾經歷過這場戰爭並參加過戰鬥的那些人,幾乎都已經離開人世了。經過五十多年,二戰前後的關係在大眾心目中已經固定了。    
    現在回過頭來從某種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要比當時人們所能感覺到的影響還要大。儘管納粹的邪惡當時人就有所揭露,但只是到了戰爭結束後,人們才廣泛地發現(被德國以外和高級軍政官員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曉)死亡集中營,他們所犯下的最邪惡的罪行才被人們充分地掌握,從此納粹政權的這一面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大戰快結束時,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雲。人類第一次擁有了徹底毀滅自己的能力。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令人震驚的音符結束———發現種族滅絕和使用原子彈,那麼,它的開端也同樣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1932年的大選中掌權,在那次選舉中,60%以上的德國人支持納粹及其盟友。1933年3月議會選舉後,納粹、民族主義政黨、羅馬天主教中央黨獲得了德國議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時任總理的希特勒獲得了獨裁權力。除納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實體都成為非法。其它政黨遭到查禁,共產黨已經被鎮壓了,工會被取締,工人被迫加入納粹領導的德國工人陣線,工會領導人被捕,所有的德國工業、政府部門、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等等,都被置於納粹的管轄之下。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    
    1933年奪權後,希特勒退出了國際聯盟和裁軍談判。他制定了一個重新武裝和徵兵的計劃,1936年,出兵佔領萊茵蘭地區(毗鄰法國),而根據凡爾賽條約,這個地區應成為非軍事區。在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推動形成了羅馬—柏林軸心,後來這個聯盟又把日本包括進來。1938年3月德國和奧地利合併,這也是凡爾賽條約所禁止的。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議上,英國和法國背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允許德國佔領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英法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1939年3月希特勒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領土。接著納粹與蘇聯在1939年8月24日簽訂條約,9月1日,德國、蘇聯共同侵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    
    1938年,哈耶克歸化為英國公民,其後一直保留這一身份。而由於他出生在奧地利,可能也由於整個20世紀30年代,他經常到歐洲大陸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數同事那樣到任何政府機構服役。他曾費了很大勁,希望能志願到情報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說的,他覺得,他的「獨特經歷」對於「向德國境內進行宣傳的組織會有很大幫助」1,但他的努力沒有結果。    
    由於他持有英國護照,即使眼看戰爭就要爆發,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回到奧地利去拜訪他未來的妻子,「當時已經是1939年7、8月份,我自己也充分意識到了這是冒險,因為看起來戰爭隨時會爆發。」不過他覺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脈,所以,即使戰爭爆發,被困在奧地利(當時由德國統治),他也能夠「偷跑出來」2。    
    1939年9月德國蘇聯入侵波蘭後,是持續8個月的英法聯軍對德軍所謂對峙戰,偶爾也被人搞笑地稱為「假戰爭」,一直持續到希特勒於1940年4月閃電般地佔領丹麥和挪威。隨後德國侵佔荷蘭、比利時,並於5月10日攻佔法國。羅賓斯回憶說,聽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學院的生活就變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敗和潰退的新聞;而我們卻呆在這兒,自己的潛能白白浪費,每天正常的教學活動突然間變得根本無關緊要了」3。英國與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5月10日,張伯倫辭職,丘吉爾出任首相。5月13日,丘吉爾對下院講話時說,他「別無所有,只有鮮血、勤苦、淚水和汗水」4,這倒是句大實話。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國外去。1940年夏不列顛之戰打響,他們一家不可能再住在倫敦了。1939-1940年那個學期,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不得不遷到劍橋的皮特豪斯學院,一直到戰爭結束。劍橋找住處很難,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羅賓斯一家住在倫敦郊外的一處村舍,而他本人則住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房子中,這是凱恩斯給他搞到的。    
    哈耶克最後終於在劍橋找到了一處經過粗粗改建的大倉庫,他們一家人就在這兒住到戰爭結束。他搞研究的房間有兩層高,經常被用來作業餘戲劇演出的禮堂。哈耶克的兒子還記得,凱恩斯在劍橋國王學院給父親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陰冷」5。    
    按戰時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學、信奉費邊主義的歷史學家諾曼麥肯齊的說法,「變化太大了」。在倫敦的時候,全院有3000名學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90名教員。而到了劍橋,只剩下500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的了),教員剩下一半,其中只有9位教授。麥肯齊說,「人也變了」。在倫敦,男女生的比例是3︰1,而在劍橋,剛開始,比例還差不多,但到了戰爭中期,女生是男生的兩倍。「根本性的變化是,學院從一個大家要乘車上班下班的學院,變成了一個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區。」6    
    重要的是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局勢發展,極大地改變了歐美幾乎所有人的世界觀。很少有誰預料到會發生這麼大規模或這麼可怕的戰爭。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的。    
    在紀念倫敦經濟學院成立50週年的歷史文章中,哈耶克指出,1939年9月戰事爆發減少了搬到劍橋的倫敦經濟學院的教員和學生數量,但直到1940年春天英國真正參戰前,學院各方面的計劃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而法國淪陷、倫敦遭到轟炸後,政府「全面動員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以滿足政府部門的需求,學院剩下的教員大部分被調走了」7。羅賓斯、普朗特等人都進了政府機關。    
    戰爭期間,哈耶克跟凱恩斯的私人關係密切起來,凱恩斯在倫敦上班,週末回到劍橋休息。哈耶克記得,那時,「由於他想擺脫繁重的工作而稍事放鬆休息,也可能是因為他在政府部門的工作都是機密的,他的其它興趣充分地表現出來。我尤其記得一次非常典型的情形。剛剛結束一次遠赴華盛頓的官方使命,在華盛頓期間他參與討論了很重大的問題,我以為他已經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卻宴請我們一群人,暢談美國的伊麗莎白時代書籍收藏情況,彷彿這就是他到美國的惟一目的。」8拉裡·哈耶克回憶說,他的父親和凱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國王學院的房頂上,一起觀看炮火消磨時間。    
    哈耶克讚揚凱恩斯在《如何籌款應付戰爭》中提出的建議,這是凱恩斯寫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也寫進了哈耶克的一條建議,在戰後徵收資本稅。哈耶克沒有繼續寫他的《純粹資本理論》的下半部分,在1940年6月為上半部分寫了前言後就擱筆了,部分是因為他本來計劃在第二部分中批評凱恩斯。哈耶克解釋說:「出現了非常有趣的局面。當時,戰爭已經爆發了。凱恩斯幾乎是惟一明白事理、願意並能夠保護我們不受通貨膨脹衝擊的人。於是,整個戰時,我都站在凱恩斯一邊反對他的那些追隨者,而他確實成功地使我們在戰時沒有遭受通貨膨脹。因此,在戰爭期間,在實際政治問題上,我站在凱恩斯一邊,我不想損害他的信譽。在戰時攻擊凱恩斯,實際上等於反對我認為正確的理論。有他在,我覺得大快我心。」9    
    哈耶克回憶說,在劍橋「教學任務很輕」十,上下班距離也很短,這讓他有了更充分的時間,可以從事自己的研究。他放棄了沒有完成的資本、貨幣理論研究,而轉向對社會的更廣泛研究。儘管他並不想放棄純粹經濟理論研究,但寬泛的社會理論成了他以後的學術研究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同事們都被徵召進入政府機關,他成了倫敦經濟學院學報《經濟學》的代理編輯。1941年到1944年間,他在《經濟學》上發表了6篇文章,後來收入1952年出版的《科學的反革命》中。對這本新書,他曾講過一點背景,「在英國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局面,人們堅信,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資本主義面對社會主義做出的一種反應。於是我寫了一篇探討這個問題的備忘錄,後來就發表在學報上,當時,想利用戰爭期間寫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論述理性的濫用與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過是它的一個比較高級的通俗版本而已。」{11}哈耶克之所以「那麼全神貫注地研究一個如此遙遠的問題,為的是克服時不時落下的炸彈導致的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12}。他當時所寫、後來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與經濟制度》,發表於1938年4月,儘管哈耶克幾年前就開始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了。    
    關於《理性的濫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兩部分,第二部分發表後的文章標題分別是《理性的傲慢》和《有計劃的社會的報應》{13},《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級通俗版本。數十年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的第一稿中寫道,《理性的濫用和衰落》打算批評整個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對近代思想的歷史性描述,而哈耶克並沒有完成,第二部分———它後來變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則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歷史上那些觀念的實際後果。哈耶克打算通過《理性的濫用和衰落》證明,對於理性在社會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的過高估計如何導致了有計劃的社會,以及由此帶來的破壞。對理性的錯誤認識導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個人主義:正確的個人主義發源於英格蘭和蘇格蘭,它強調,個人的理性是無足輕重的;而錯誤的個人主義———其根源是笛卡爾的唯理主義———強調的則是個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對於正確的個人主義「我們應當指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個人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理論,是試圖搞清楚決定人的社會生活的種種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從這種社會觀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則。個人主義的基本論點是:除了通過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分析之外,我們不可能透過別的辦法理解社會現象……用個人主義原則分析社會的第二步是,通過分析無數個體的行為的總體效果,我們會發現,人們賴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沒有人設計和指揮的情況下形成與運轉的。自然人自發的協作所創造的東西,常常是單個人的頭腦永遠無法能充分理解的」{14}。哈耶克的觀點是既是經驗的,也是倫理的。他覺得,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來將走向何方,或應該走向何方,因而任何以此為前提建構社會的努力都只能適得其反。    
    他在1941年發表在《經濟學》上的文章,後來成為《科學的反革命》一書,哈耶克之所以撰寫這本書,因為他覺得,「當一個人走上一條已經讓他取得過巨大成功的道路上時,是不會深入地探究其錯誤的」{15}。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源就在於一種錯誤的信念:在自然科學中能夠做到的理性的精確,在制訂社會計劃時也可以做到。他發現,大力提倡這些餿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顯然滲透在當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18世紀的法國,對於人類未來的信念是熱情奔放的。當時的人們認為人類要實現進步,就不能靠演進的試錯過程,而只能靠革命性的設計和思想建構。    
    哈耶克舉了個例子來說明法國的唯理主義與正確的個人主義之間的關係,他說:「我想,笛卡爾在《方法論對話》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的話,再恰當不過地說明了正確的個人主義與笛卡爾式的或唯理主義的『個人主義』之間的對立,笛卡爾說,『很多分立的人所做出的東西,幾乎永遠都沒有單獨一位大師完成的東西更完美』。」{16}錯誤的個人主義過高估計了單個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確的個人主義則是一種更為謙遜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會主義的崛起歸罪於亨利·聖西門和奧古斯特·孔德。聖西門要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建立(據信)在科學基礎上的社會組織。他的方案荒誕不經,該組織的具體形態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則屬於異想天開———比如,要搞一個由21位學者和藝術家組成的「牛頓委員會」來指導整個世界。不管怎樣,聖西門為社會主義留下了很多遺產。他組織管理人類的方式儘管很搞笑,但他的那套管理社會的觀念本身卻流傳了下來。哈耶克提到了聖西門特別具有影響的一個觀念:「人人都要工作;他們都將被視為附屬於某個工場的勞動者,要有人指揮他們,指引人的聰明才智按照我的神聖的預見發展。至高無上的牛頓委員會將指揮他們勞動。」{17}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將被他人視為動物」{18}。    
    聖西門主義絕不是一場民主主義的思想運動。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社會主義體制「從一開始就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反動……社會主義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極權主義。那些為現代社會生活奠定了基礎的法國學者無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過強大的獨裁政府,他們的理念才能變成現實。對他們而言,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必須通過有意識地打亂社會層次制度,強加某種強制性的『精神權力』,從而『徹底終結革命』」。{19}聖西門的追隨者從來不支持個人權利。這場運動說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卻要按照一個天才、一個意志、根據獨裁的原則,組織管理整個社會。而且據說,這個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過,哈耶克並沒有深入研究歐洲大陸以外、即英國的社會主義,它是一種與歐洲大陸社會主義不同的傳統。    
    哈耶克認為,孔德對社會主義的貢獻主要在實證主義哲學領域,當孔德還是聖西門主義的信徒的時候,就開始進行這一研究,後來他本人拋棄了聖西門主義。孔德的實證主義思想就是用科學來研究歷史。歷史與其說是由神意或偶然事件所決定的,不如說是按照統一的、恆定的規律在發展,而個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這些規律的。孔德的想法是,從在系統地研究自然時所發現的科學原則,也可以用來指導社會。    
    孔德相信,歷史要經過三個階段,宗教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科學階段,科學階段就是最後、最完滿的階段。與聖西門一樣,他認為: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哲學理論根本沒有用處。孔德認為:「『關於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學的觀念』『妨礙了大眾對個人採取行動』,是『與文明的發展和秩序井然的組織體系相背離的』。」{20}    
    哈耶克對黑格爾的看法類似於他對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爾和孔德相提並論有點反常,因為黑格爾通常被認為屬於唯心主義,而孔德則被視為(唯物主義的)實證主義。但這兩人都認為,歷史是在個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階段發展的,他們從歷史發展中剔除了個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說的「歷史決定論」就是錯誤地相信,存在著類似於自然規律那樣的歷史發展規律。而根據自身的定義,歷史決定論完全不承認任何道德標準,因為它不承認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爾的決定論源於他們「用一種獨特的反歷史的方法研究歷史」{21},在根本不存在規律的地方販賣決定論。而在哈耶克看來,未來要取決於人的自由意志。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5章 方法論

    戰爭期間,哈耶克已經完全融入了英國。他在自傳筆記中寫道,戰爭歲月中在劍橋的那段生活對他「特別有益」,他「完成了徹底融入」英國生活的過程,而自1931年他遷居英國後就覺得,在這裡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發現,這個國家的整個氣質和思想氣氛,對我具有異乎尋常的吸引力,而在戰爭狀態下,我完全站在英國一邊,又大大加速了融入這裡的過程,我完全把這裡當做了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像的「生活形態」中,在牛津或劍橋某個學院某個職位對他「最具吸引力」1。他在紀念倫敦經濟學院50週年的那篇文章中說,即使「在劍橋那些年,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和不便,但對於那些學生,對於那些有幸在劍橋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學院搞到房間的教員們來說,並不是沒有補償。對很多教師來說,皮特豪斯所表現出的熱情好客,將是他們對戰爭歲月最幸福的記憶」2。他在英國———尤其是在劍橋———的那段時間,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    
    拉斯基的傳記作者、信奉社會主義的金斯利·馬丁曾描述過倫敦經濟學院流亡劍橋時的情形,也描繪了學院以前的狀況:「倫敦經濟學院搬到劍橋後,人事兩非。教師和學生突然離開了倫敦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他們都受到了這一局面的影響,他們也發現,自己成了一所寄宿大學。學院規模現在也變小了,學院能夠提供更多面對面的?穴指導?雪,人們之間的關係更親密了,而當大家都擠在休頓大街兔子窩般的校園的時候,這種情形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在倫敦,貼著花磚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階和圖書室中,總是塞滿學生,而大多數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認識自己最喜歡的教師,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維持某種學院生活。而在劍橋,教員與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頻繁,形成了一個關係密切的群體。」3    
    戰時一位學生瓊·阿布西回憶說,儘管「戰爭似乎無盡無頭,劍橋卻是快要被毀滅的世界上一塊太平而充實的迷人綠洲。搬到劍橋的倫敦經濟學院是適合進行學院社交活動的好地方。老派的、講究禮儀的劍橋作派,受到倫敦經濟學院懶散的、活躍的、不拘小節的氣氛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盡情地享受著這個地方迷人的優美景色,而根本不管———儘管我們都看到了———男女分校的學院生活帶來的不便」。4伊安·吉爾伯特曾於1942年到1943年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他覺得,「在劍橋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們在非常讓人興奮的環境中刻苦學習。我們也拚命地玩,搞體育和社交活動,甚至騰出時間為服兵役做準備」5。    
    安妮·波姆是當時倫敦經濟學院的行政助理,後來也長期擔任學校職員,她回憶說,「在英國本土出生的經濟學家們去服兵役後」,哈耶克「立刻接手領導經濟系。他待人比較冷淡,我總是對他有點害怕。據我所知,他總是穿著短統靴,大步從大夥兒中間走過」。6哈耶克在劍橋教過的一位學生埃利克·羅斯回憶說:「哈耶克的德語口音很重,我們很難聽得懂他說的英語,他指定的閱讀材料也不好對付。他的思想與凱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對乘數效應,他稱之為消耗效應(the Peter-Outer)。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倫敦經濟學院左傾得厲害,在這裡,馬克思的著作是學生的必讀書。」7    
    隨著戰事不斷拖延,倫敦經濟學院發生了巨大變化,學生數量減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這影響了課程的設置,因為女生一般都喜歡社會學之類的專業。大部分專業的課程,都是跟劍橋留下來的教員一起講授。哈耶克講授了高級經濟學理論課,而講授入門課程的卻是劍橋的阿瑟·塞西爾·庇古。戰爭持續著,研究生院的人數也不斷減少,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只剩下可憐的幾個外國留學生。    
    方法論(科學或哲學方法)問題是社會科學和哲學中最艱澀的問題之一。哈耶克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源於參與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從那時起,他開始深入地思考,在沒有發號施令者的情況下,社會秩序會如何形成。這個問題是從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中提出來的,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實際上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核心論點:它沒有政府的具體指揮,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產資料的社會來說,個人在這樣的社會中的生產效率卻更高。    
    哈耶克方法論的根本是個人主義方法。也就是說,只有通過理解個體的人的行為,才能夠理解人的集體的行為。在一篇為《理性的濫用和衰落》一書做準備的一篇文章———後來擴充為《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哈耶克寫道,我們「或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過去一百年間經濟學理論的每一重要發展,都是在持續運用主觀主義的方向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8。根據行為效用最大化假設,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可以預測的。    
    他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體行為問題,實際上是信息傳遞的問題。在這裡,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信息如何在個人中間傳遞。光知道個人是自利的還不夠。重要的是弄清他們如何傳遞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個人只能根據他們所能掌握的信息採取行動。因此,透過法律所確立之競爭性市場中的種種社會制度———包括私人產權、價格、利潤、契約、交換商品與服務的能力等等———傳遞零散的信息,就成為他所研究的中心問題。    
    哈耶克在方法論和認識論思想中強調了複雜性的概念。由於社會生活極為複雜,因此,在社會領域中,只可能進行「模式預測」(pattern prediction)。他寫過一篇《唯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本來準備收入《理性的濫用和衰落》一書,這篇文章論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錯誤「信念,就是在談到歷史階段或歷史事件時,人們普遍地用『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或『共和國時期』(1649年至1660年間,克倫威爾父子曾建立英倫三島共和政體)之類的說法,用以描述明確給定的對象,在這裡,歷史階段或歷史事件被當做一個獨特的個體,就如同於我們描述生物樣本或星體時這種自然界的單位一樣」9。他的這一評論的意思是說,社會事件要比物理學要複雜得多。    
    哈耶克認為,社會領域中的事實是「合成的」十。這並不是說,「大革命時期的法國」這樣的事實,與生物學或其它自然界的樣本有質的區別,而是說它們之間存在著量的區別,不能看成一回事。因為在複雜的社會領域中有多得多的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預測,同樣,由於社會領域的複雜性,我們只能預測大致的方向和框架的規則。幾十年後,他在《複雜現象理論》(1961)一文的《社會結構的諸理論》一節中寫道:「在這裡,每個事件經常依賴那麼多具體環境,因而我們實際上永遠不可能完全弄清它們;因而,預測並控制這些事件的理想,肯定是我們所無法達到的。」{11}歸根到底,在他看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並沒有區別,區別僅在於其構成,社會科學要比自然科學複雜得多。因為社會生活是複雜的,因此,就不要企圖從一個點上集中組織管理社會。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1)

    《通往奴役之路》(1944)是哈耶克一生的轉折點。在這之前,他是個不怎麼知名的經濟學教授。而在這本書出版後一年,他成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並且看樣子將繼續是他最廣為流傳的著作。    
    哈耶克在這本書的導言中寫道,本書是「個人親身經歷的結晶,作者差一點兩度生活在同樣的時期———至少是兩度看到了同樣的觀念的演變過程」1。年輕的時候,他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奧地利,在那個時候,人們曾經非常認真地考慮過要對生產資料實現國有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和奧地利政府都通過了國有化法案。就是受當時這些舉措的刺激,米塞斯憤而發起了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如今,哈耶克擔心,英國也可能會滑向傳統社會主義經濟。    
    觀念要發揮影響,未必需要大量讀者閱讀過記載這些觀念的書,不過,要獲得最高層次的影響,則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實權的群體來閱讀贊成這些觀念的書。哈耶克則認為,一本書是否獲得公眾的認可,與該書的重要性是有關係的,能證明哈耶克這種想法的一件事是,在《自由憲章》出版前,他曾認為這本書應該獲得公眾認可。從根本上看,哈耶克相信觀念的力量。因而,一本書的讀者的範圍是與其影響有關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惟一一本對於塑造當時的公共輿論發揮了影響的著作,這種影響或許不是立刻就能看出來,而是相當深遠的,並且也非常寬廣。這本書是站在曠野上的大聲疾呼:全權社會主義如果實現了將會帶來政治、道德和經濟上奴役。這在現在只是常識而已,但在他提出這種觀念的時候,卻根本無人知曉。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偉大,不僅僅在於其結論,也來自於其內在的價值。可以認為,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從政治學和倫理學角度對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論戰的深化。它不僅僅是從經濟生產效率的角度來考察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更側重於從政權和社會類型的角度來研究這一點。在1941年的一篇評論,即他在社會主義計算論戰中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社會主義計算:競爭性「解決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能夠避免對經濟活動進行廣泛的指揮這樣的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僅關乎經濟效率,也關係到在這樣的制度下,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還能保留多少這樣重大的問題。」2    
    《通往奴役之路》不僅僅是寫給一般經濟學家的,而是寫給更廣泛的讀者的,寫給廣泛的社會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看的。他下筆的時候,不知道它會擴散到多大範圍,但最後的結果顯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對社會主義曾經有過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總是與人們合理地期待的東西不是一回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標是讓受過教育的男男女女們能讀懂,並且影響他們,從而影響公共政策。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很有可能會實現全面國有化的社會主義,而他認為,這將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進行之中,哈耶克就指出,「現在我們有必要指出一個大家不愛聽的事實:我們可能有重複德國命運的危險」3。在當時那一代的大多數人看來,甚至在後來的一代人看來,這種說法似乎有點危言聳聽。怎麼能認為20世紀40代年初的英國有變成另一個納粹德國的危險呢?而他的看法是,生產資料的政府所有———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及其後,這種措施獲得了學院知識分子的普遍支持———將把權力集中到國家手中,其結果就跟德國和蘇聯一樣。    
    《通往奴役之路》中,凱恩斯只被提到了兩次———一次是在註釋中,一次則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凱恩斯本人批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政府管理經濟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擊的目標不是凱恩斯。他在該書1976年版的前言中專門做了澄清,「這幾十年間,術語已經發生了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在這本書中討論的東西可能被人誤解。當時我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毫不含糊地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及使之得以實現、並成為必不可少的中央經濟計劃」4。這本書所駁斥的也不是威廉·貝弗裡奇或他於1942年發表的《社會保障與相關服務報告》。《通往奴役之路》即沒有提貝弗裡奇,也沒有提貝弗裡奇報告。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立刻引起了轟動,吸引了公眾廣泛的關注。它來得恰到好處。不管人們是否同意書中的觀點,它都撥動了人們心裡的那根弦:傳統社會主義———即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不是戰後英國的發展方向?    
    英國自由主義領導人威廉·哈爾科特爵士曾在1884年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我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者。」哈耶克則寫道,「如果說今天說『我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者』不再像以前那樣時髦了,這可能完全是因為這個事實已然太明顯了。我們必須走向社會主義,不會有誰竟然質疑這一點,大多數人不過是出於其特殊的階級或集團利益考慮,而努力地引導其發展的方向。」5人們、尤其是學院知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社會發展的下一階段,不管從倫理上還是從經驗上說,都是這樣。    
    這本書寫於1940年到1943年間,「主要寫於1941年和1942年」6。關於書名,哈耶克曾說:「靈感來自托克維爾,他談過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來想直接用它,但覺得聽起來不好聽。於是,我把『servitude』換成了現在的『serfdom』,純粹是為了發音的原因。」7導言和前兩三章,也特別講究文字風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讀,反覆進行修改」。「整本書花了他好幾年時間」。他覺得,開頭那幾章是他寫過的「最好的東西」8。    
    哈耶克幾次引用卡爾·曼海姆的《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作為他所反對的哲學的典型,因此,我們有必要稍微停頓一下,探討一下曼海姆的這本書,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時的時代趨勢。曼海姆是德國著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納粹崛起、掌權之後被迫流亡到英國。曼海姆相信,「工業化社會發展到今天的階段,這種那種形式的計劃,乃是不可避免的」;「計劃就是把歷史地形成的社會重新構造為人類由某一中心位置越來越完美地調控的整體。社會過程不再僅僅是衝突和競爭的產物。如果認識不到這種趨勢,我們就不可能理解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越來越明顯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資本的權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未來有可能發展到這種局面:通過合適的稅收和強制性慈善,可能剝奪有些人隨心所欲地使用資本的權利,將通過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揮資本的配置……將取消資本家控制資本的一些職能。」9在弗裡德曼弄清貨幣是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哈耶克並不同意這一觀點)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繁榮時期,人們尚不知道,大蕭條並不是資本家的錯誤,不是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矛盾導致的結果,而當時的人們卻相信需要進行制度變革。哈耶克也引用了當時很流行的C.H. 沃丁頓的著作,這位作者所嚮往的是這樣的經濟:這種經濟是「中央集權的,權威主義的,也就是說,各大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都應該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進行深思熟慮的計劃」十。    
    這就是當時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論敵們的社會主義情結現在看來似乎有點過時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沒有勢力。同樣,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來也有點過於遙遠,但人們應該記住,跟他同時代的他的論敵們的那些看法,離我們當前的討論同樣地遙遠———儘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這一點,我們也許就不會覺得他的論述沒有價值了。哈耶克對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和現實做出了誤判,他過於悲觀了,高估了西方國家內部將發生社會主義變革的可能性,同時,對於在國家社會主義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之間出現一條「中間道路」,既能實現經濟效率,又能維護相對的個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實際上,哈耶克堅持的就是中間道路,儘管他要比凱恩斯和貝弗裡奇右得多;儘管他從來不承認這一點,也不這麼自稱。    
    然而,哈耶克的成就在於正確地抓住了要害,而當時的那麼多知識分子和學者卻搞錯了:社會中大量生產資料由私人所有、並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榮和民主之本。而且,通過民主手段所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最後總是極權主義的。    
    我們應當強調一下哈耶克寫作時的英國的背景———從思想和歷史兩方面的背景。跟美國不同,英國是一個階級壁壘森嚴、不平等、地域狹小的社會,對社會進行組織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國聽起來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國經歷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戰時,大部分經濟部門都利用戰爭獲得長足發展,其水平遠遠超過美國,於是,有人覺得,在和平時期也可以如法炮製。這種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樣,從思想的角度看,社會主義也似乎蠻不錯的。從17世紀到19世紀,英國的經濟和政治學者也一直強調物質的歡愉、痛苦和幸福,從而為社會主義大開方便之門。社會主義就是通過政府手段來實現物質上的幸福。    
    然而,現代的社會主義儘管是從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發展而來的,但卻與過去大不相同———尤其是與歐洲過去的社會主義大不相同。直到工業革命完成之前,全球組織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根本是不可能想像的。在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實施這種控制的技術。工業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沒有效率的。一個沒有電報和公路的社會,是很難進行全面的組織管理的。工業化之前的專制統治者儘管也是暴君或獨裁者,但他們一般都讓臣民自己決定自己的經濟活動,把這些事交給地方、教會、行會,他們本人則基本上僅限於向臣民徵稅。    
    不管是在英國還是在歐洲大陸,大蕭條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整個西方社會成百上千萬人失去了工作,在人們心目中,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是準確的,而像蘇聯那樣由集體、國家控制生產資料,是實現經濟穩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徑。赫爾曼·芬納為了反擊《通往奴役之路》,寫了一本言辭激烈的《通往反動之路》,最集中地體現了那種流行的看法:由於資本主義沒有能力維護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經失靈了。芬納寫道:「經濟不斷下滑導致的絕望感,讓整個世界的政治制度面臨強烈衝擊。在德國,儘管還保留著一個民主的政府形態,人們卻求助於那個正準備用獨裁取代大眾政府的人。在法國,社會已經陷入了分裂狀態。在美國和英國,民主制度雖然有比較穩固的歷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憲政制度已經面臨著最為沉重的壓力,幾乎使其難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來,「只有資本主義能夠維護民主制度」,「我們已經一步一步地放棄經濟事務上的自由,而在歷史上,如果沒有這種自由,我們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論證是經驗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經濟形態,它會通往一個更自由、更寬容、更民主的社會。他也相信,傳統社會主義肯定會、也必須得束縛人的心靈。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2)

    哈耶克自己曾說,他之所以寫《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點:納粹主義並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反動,而是社會主義本身發展的結果,而由於他的同事們都加入了戰時政府機關,因而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13}來討論這個問題,而這樣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這本書是他自己為戰爭做出的努力,他覺得這是「我絕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於不能直接投入戰場,他就間接地為戰爭做貢獻。在這本書中他發出的最關鍵的信息是:全權計劃體制與自由不能兼容,這一觀點貫穿全書。他把對全權計劃體制失靈的討論的論點從經濟效益的低下拓展到它與自由的勢不兩立。他的論點不是說,社會主義在經濟上不能維持(他和其它人已經進行過這方面的論證),而在於,社會主義與自由勢不兩立。    
    在批評社會主義時他首先指出,社會主義是一種抵製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的逆向運動,儘管在1848年的歐洲起義中,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開始與民主黨人結成同盟。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也正確地預見到,民主是未來的潮流,而任何企圖對社會進行徹底改造的運動,都不要指望能說服統治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由於與當時最進步的社會力量、呼籲平等的普選權的人士站在一起,社會主義開始被視為人類發展的下一階段。    
    然而,社會主義與民主之間的聯繫紐帶並不完全屬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總是民主人士。英國的社會主義不同於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傳統。在歐洲大陸,社會主義者一般既不是民主主義者,也不信奉基督教。馬克思作為歐洲大陸最重要的社會主義者,幾乎、甚至根本就不關心民主選舉,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一般都是專制主義者和無神論者。    
    在英國,情況則有所不同。托馬斯·摩爾1516年發表的《烏托邦》提出了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概念,而在17世紀英國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較溫和的主流思想運動之外,湧現出了一個比較激進的群體,被稱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們要求實現土地共同所有。雖然這一運動很短命,但他們對私有財產的抗議卻並沒有被全然遺忘。    
    羅伯特·歐文生於1771年,卒於1858年,他通常被認為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第一個使用了「社會主義」這個詞。他支持「漸進地廢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對革命性變革。19世紀後半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則信奉另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希望工廠內部進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廠之間進行競爭。繼傑裡米·邊沁之後,密爾成為英國進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護神。英國功利主義者希望利用政府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實際上,這是英國唯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目標,而最後,政府成了最終的目標本身,而不僅僅是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了。    
    19世紀60、70年代,托馬斯·希爾·格林是牛津大學導師,對英國知識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強調共同體,他相信,如果不把每個人視為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權利和義務———就既不可能理解個體,也不可能理解社會。對19世紀最後數十年英國社會主義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還有約翰·拉斯金和威廉·莫裡斯等詩人的倫理的、美學的唯心主義。    
    20世紀英國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資源出自創建於1883年的費邊社,其核心成員包括韋伯夫婦和蕭伯納。西德尼·韋伯在創辦倫敦經濟學院的過程中發揮過關鍵性作用,因而,有那麼多20世紀英國重要的社會主義者都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包括艾德禮、華萊士、托尼、達爾頓、蓋茨克爾、卡爾多、勒內爾和拉斯基。    
    英國唯心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區別,他們要創造一個新耶路撒冷,在那裡,人們之間的兄弟情誼將取代金錢上的競爭。他們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從外部改變人的生活命運或其經濟秩序,而是改變其內在的精神世界。當然,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極大地影響了政治和經濟學研究的發展方向。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夢想,希望商業和自由貿易把人類凝聚為一個和平、和諧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把這個夢想沖得七零八落。而蘇聯的榜樣也吸引著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使英國社會主義者從強調自願性合作轉向了強調國家主動行動和進行控制。19世紀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死亡了,至少是處於一種休克狀態。    
    社會主義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動結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會主義會認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當的治理形態。傳統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生產資料由政府所有,並通過民主手段進行管理。儘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的意圖是純潔的,其目標是崇高的,他們認為人人平等,他們也鼓吹民主,然而,他們卻喜歡由政府強制性地對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進行直接控制。與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調的是,「能夠防範權力變為專斷的,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對權力的限制」{16}。集體主義恰恰就是專斷的,因為它一切以多數意願為轉移。認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會的惟一必要條件,這種看法既不合乎邏輯,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哈耶克對民主的看法對於理解他下面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全權計劃體制不是正當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來的。他強調的重點是,他不是在搞民主崇拜,他認為,民主在本質上是中性的。「我們這一代人可能確實對民主談論、思考的太多了,而對民主所要維護的價值本身,卻談論、思考得太少了。從根本上說,民主是手段,是維護國內穩定和個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錯,不可能總是有效。以為只要權力是通過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會是專斷的,這種想法是沒有根據的。民主的控制可能會防範權力的專斷,但其存在本身卻並不能做到這一點。」{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對民主的看法不同於某一派思想家,這些人看重多數人的權利,多數人可以採取任何行動,他們為多數而多數。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過,一百萬人中,即使只有一個人持有某種另類的看法,壓制他也是不對的,因為他的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哈耶克認為,從實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體上是可取的,在這裡,哈耶克延續的是英美傳統,用丘吉爾的話說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種政府形態中最不壞的一種形態」。詹姆斯·麥迪遜曾問:「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數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還能是什麼呢?在創建將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時候你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然後,得讓政府能夠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問題並不在於民主制度本身是多麼地可取,問題在於,人們還沒有想出更好地實現一定的個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維護市場秩序、教育公民的辦法而已。{19}    
    如果說,社會主義要與自由兼容,與它是通過民主手段而建成的,這兩者之間沒有內在的關聯,那麼,接下來要考慮的就是,社會主義為什麼本質上與自由不可調和?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中,賦予了政府極大的權力。一個社會,如果個人僅僅是計劃制訂者心目中的一個零件,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個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後來擴充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與經濟制度》中寫道:「經濟生活就是安排各種手段以實現我們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誰,只要掌握了這些生產資料,就可以決定要去追求哪個目標,怎樣做價值高,怎樣做價值低,簡而言之,決定人們應當信仰什麼,去為什麼而奮鬥。而人本身變成了實現那個可能指導著獨裁者的理想的一種工具。」{20}在《社會主義計算:競爭性「解決方案」》中,哈耶克又寫道,在一個政府控制經濟的社會中,「所有的經濟問題都變成了政治問題」{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一章開頭,他引的一句題記是:「控制了財富的生產,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則論證說:「控制了所有經濟活動的人,就控制了實現我們全部目標的手段,因而也就決定著哪個目標會被滿足,哪個目標不能滿足。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經濟上的控制,決不僅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與其它方面相分離的的一個方面,而是控制了實現我們全部目標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對主張實行國家計劃的各種論點的駁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論證主要是基於自由,而不是經濟生產效率。他的論證不僅僅是說,由於資本主義比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經濟效率因而是正當的,他的要旨更在於,資本主義之所以是正當的,乃是因為傳統社會主義不利於自由。後一種論證如果是正確的,就比前一個更有力,因為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被看成關係到自由的問題,那麼,圍繞著社會主義的論辯就會從單純技術效率的問題,提升到終極價值和倫理的層面。在哈耶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納粹德國和蘇聯要比已經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因而,從自由的角度反駁傳統社會主義要比後來更為切合時弊。    
    如果傳統社會主義既不利於自由,也不利於物質生產,那麼,對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產資料的制度予以反駁就是至關重要的。傳統社會主義者當然要強調社會主義在生產方面的優勢。他們真心誠意地覺得,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經濟效率。而前蘇聯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政府制訂計劃、掌握社會全部生產資料是沒有效率的。如果這種常識是正確的,那就表明,傳統社會主義簡直沒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沒有資本主義那樣高的物質生產效率,那麼,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論證依據就不復存在了。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結語」中說,寫這本的目的並不是「勾勒出一個可能的未來社會秩序的細節」{24}。儘管如此,從這本書中,我們或許可以概括出哈耶克所嚮往的秩序的大概。首先,這個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他曾評論過「創造了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傳統」,讚揚過「把每個人當人那樣尊重」{25}的觀念。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的本質都在於對人的重視,對每個人傾注了最大的關注。兩者決不認為,個人只能在集體性整體中發現其最大的善,這個整體總要比構成它的個人的份量更重。傑裡米·邊沁在《倫理與立法原則導論》(1789)一書中的說法依然是對真正的自由主義在這一方面的最好論述:「共同體是個虛構的實體,它是由被認為屬於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之個人構成的。那麼,共同體的利益還能是什麼呢———無非是構成它的每個成員的利益之總和而已。」{26}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都認為,當個人擁有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時,他們最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幸福,並最充分地發揮其潛力和個人的效率。    
    對於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社會而言,至關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及把價格、利潤、交換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融為一體的競爭性市場。哈耶克注意到,「社會從嚴格按照等級組織起來的體系逐漸地演變為人們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生活的制度,這一過程與商業的發育有密切的關係」{27}。歷史記載也表明,對個人權利的相對尊重和民主制度,都是最早在那些競爭性市場發育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形成並成長壯大的。哈耶克儘管並不相信民主制度永遠不會出錯,但他也認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場社會中正常運轉。民主制度和經濟自由都突出了個人的重要性。只有在個人被認為有自己的價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經濟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動的空間。如果社會強調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則民主制度和經濟自由就面臨危險了。    
    哈耶克注意到,個人主義構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從希伯來人提出所有人都是上帝平等的孩子的概念,到希臘人強調人文主義,到基督教關於靈魂不朽的觀點,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價值、基督愛每個人的觀點,一直到羅馬人提出的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不同並優於其它文明的地方,正是它突出強調每個個體的重要性。從古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藝復興,又從文藝復興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個人的觀念的演變過程。「隨著商業的發展,這種新的生活觀從意大利北部的商業城市向西、向北傳播,在那些沒有專制的政治權力窒息的地方紮下了根。」{28}個人主義在英國和荷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裡,「個人主義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長發育,並成為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29}。    
    個人主義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認為,對於社會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沒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實行法治而實行人治的地方,人們不可能自由,這樣的地方,廣泛的強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計劃與法治》一章的開頭,哈耶克指出:「將一個自由國家與一個專制國家清楚地區別開來的特徵莫過於,前者遵循我們稱之為法治的那一偉大原則。撇開種種技術性細節不談,法治就意味著,政府的所有活動都要受到事先確定並公佈的規則之約束———這種規則能使人們比較確切地預見,在具體的情況下政府將如何使用其強制性權力,也使人們能夠根據自己的知識安排自己的個人事務。」{30}這就是哈耶克所嚮往的社會制度的本質———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而是一個守法的社會。自由就意味著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優社會秩序並不是基於下面的觀念:即使沒有政府和法律,社會也可以維持。事實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說過:「對自由主義事業損害最嚴重的,可能莫過於頑固地堅持某種僵硬的經驗法則,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的『自由放任』原則。」{31}他認為,政府並不是生來即為惡,問題在於需要引導它,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義並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對它的人錯誤地堅持的那樣不要國家。從哈耶克身上,我們可以再清楚不過地看到這一點。自由最大化的社會並不等於「政府無所作為。國家到底是否應該『採取行動』、『進行干預』,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對自由政體之基礎性原則的誤導性描述」。「每個國家當然必須採取行動,而國家的每一行動都會涉及到這樣那樣的方面。但這並不是關鍵所在。」「如果國家真的無所作為,則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衛任何制度。」{32}有些形態的組織機構是任何社會都必需的,事實上,它是每個社會的基本特徵。    
    更進一步,他並不反對制訂新的造用於政府和社會的規則和規範,以建立或鞏固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權,而正是這一點,人們一直有所誤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發表的文章《自由與經濟制度》中就清楚地闡釋過這一思想:    
    我們可以「計劃」一個平等地適用於所有人、並宣佈長期不變的普遍的規則體系,它可以提供一個制度框架,在其中,每個人應該幹什麼及如何維持生計的決策,交給個人自己決定。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設計一種體系,給予個人發揮其主動性以盡可能廣闊的空間,並能最有利於個人實現有效的協調。創造法律框架的這項任務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無法完成的。他們從功利主義的基礎上證明了私有財產和契約自由的正當性,然後就覺得萬事大吉,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具體的財產、契約法律。然而,下面一點應當是顯而易見的:財產權的精確內容和具體限制是什麼,國家如何及何時強制執行合同,需要像對待普遍原則一樣予以更深入的具體分析。{3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同樣提出:「自由主義主張,盡可能充分地讓競爭力量充當協調人們活動的手段,而並沒有主張聽之任之。其依據在於,自由主義者堅信,如果能夠創造出有效的競爭,這種競爭就是引導個人的最好的辦法。自由主義者並不否認,甚至要強調,為使競爭能正常地運轉,也需要對法律框架進行仔細的深思熟慮,不管是現存的法律規則還是過去的法律規則,都難免有嚴重的缺陷。」{34}    
    哈耶克強調說:「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沒有什麼是靜止不變的教條。組織我們的事務的根本原則是,我們應當盡可能多地利用社會的自發力量,而盡可能少地訴諸強制,這條原則在具體應用的時候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深思熟慮地創造某種可以使競爭發揮有益作用的體系,與被動地接受現有的制度,這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35}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動地接受社會中存在的隨便什麼規則。在他看來,政府應當改造社會的規則,以使之能創造出更廣泛的競爭和自由。1945年,芝加哥大學組織他與兩位與他唱反調的專題討論組成員,就《通往奴役之路》進行了一場全國廣播討論,在這裡,哈耶克最精當地闡述了他這方面的看法:    
    有兩種互相對立的組織我們的社會事務的方法———一個是競爭,另一個是政府指令。我反對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讓競爭發揮作用……你在這次討論中使用的「制訂計劃」一詞,太含糊了,近乎毫無意義。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動都稱為制訂計劃,並以為有人在反對一切政府活動。確實有很多人反對政府制訂計劃,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根本就不要政府。他們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職能上……這裡的討論跟別的場合一樣,一直非常混亂。我想指出的是,組織我們的社會事務,有兩種基本的、非此既彼的方法,一種是依靠競爭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發揮作用,就需要政府從事大量活動以使其正常運轉,在其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候要彌補其缺陷……我要強調的是,在你能夠創造出競爭的環境的地方,你就應當依靠競爭。我一直都在說,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應當獲得某種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沒有說過,競爭制度可以在法律體系沒有得到有效的強制執行、並被明智地制訂出來的情況下照樣正常運轉。{36}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認為,人們應當享受盡可能高的物質生活水平。跟他進行討論的是兩位分別查爾斯·梅裡亞姆,芝加哥大學著名政治學家,梅納德·克魯格,曾是美國社會黨副總統候選人。梅裡亞姆的傳記作者是這樣形容這場討論的:「聽眾們一定被討論者之間這麼快就形成了敵意弄糊塗了……他們不瞭解的是,在那天晚上錄製節目之前進行的6個小時的準備性討論,就比平常的討論火爆得多,節目一開始,梅裡亞姆和哈耶克都沒怎麼遵守講話時間規定。」{37}    
    在辯論對手向他發出挑戰後,哈耶克做出了響應:「對你的話,我一點都不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談論那個古老的爭論話題———政府應當採取行動,還是應當無所作為。而我在這本書中做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種新的區分來替代這種古老而愚蠢的區分。我已經認識到,國家的有些活動是極端危險的。因而,我的整個著作就是要區分正當的政府活動和不正當的政府活動。為此,我曾經說過,只要政府的計劃是為了促進競爭,或者是在競爭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採取行動,就不應當予以反對;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動都是非常危險的。」{38}古典自由主義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競爭最大化的秩序,必須具備價格、利潤、私有財產、競爭性市場、交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契約、法治等等。    
    哈耶克充滿激情地說,創造社會的中庸而終極的目標,就是要讓個人「有機會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屬於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標不是比構成它的個人更高級的集體性整體,而是「至高無上的自由理想和個人的幸福」。{39}    
    在197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說,在寫完這本書後,雖然他「費了很大勁要回到經濟學領域」,但他卻「身不由己」。他覺得,比起以前研究的專業經濟學理論來,他「不期而然地觸及的這個問題更具有挑戰性,也更為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的很多話也需要「澄清和詳盡闡述」{40}。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7章 成 名(1)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獲得了好評。當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但納粹德國被打敗僅僅是時間問題,而不是能否被打敗的問題了。哈耶克後來描述過這本書在英國大受歡迎的情形,他說:「對於《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的成功,我的感覺只有一個:心滿意足。」儘管英國人的反應跟美國人的反應「大相逕庭」,但「發行量卻不比美國少……總的來說,這本書已經受到了應有的關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讀者們也確實認真地思考著我提出的觀點」1。哈耶克這本書讓他在英國出了名。各大報刊、雜誌都爭相發表《通往奴役之路》的書評。首版2000本幾天之內就銷售一空。研究英國思想史的專家理查德·科奇特說,出版這本書的儒特裡奇出版公司決定立刻加印1000本,在「隨後的兩年中,公眾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卻總是無法全部滿足讀者的需求」2。因為戰時紙張限量供應,儒特裡奇不能一下子印那麼多本。到了當年夏天,哈耶克曾經抱怨說這本書成了「奇貨可居」3。    
    有一個小問題,他到底希望這本書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他希望達到什麼樣的效果。1943年5月30日,他寫信給儒特裡奇說:他已經寫完了一本「半通俗的」4作品;1943年8月9日的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說,「我盡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讓這本書早一點面世,因為我覺得有很多跡象顯示,社會風氣正在發生變化,有利於人們接受這類著作,我現在特別著急,希望不要錯過這個機會。」5不過,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來說服出版社的推銷詞而已。在1945年5月的一次講話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計,如果能有幾百人讀這本書就不錯了。6    
    1943年11月,他給儒特裡奇發了一封信,裡面裝有「本書的12條要點」,信中說:「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覺得這些提要的觀點太偏激了,不過,給這本書起了這麼一個名字後,我還是有點猶豫,是去偷一隻羊,還是去偷一隻小羊羔。不管怎麼樣,反正我覺得自己說的是正確的。」7這些提要寫的是,「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著一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的反面?……極權主義是一個新詞彙,我們用它來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種現象,但這種現象與我們稱之為全權社會主義論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們不努力嚴格地限制權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爾妨礙我們利用它去實現可取的目標,那我們就永遠不能防範權力的濫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忘記了,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8    
    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學者芭芭拉·伍頓女士的反應最典型地體現了英國人對這本書的態度。哈耶克回憶說,伍頓女士說:「我本來是想指出你已經指出的那些問題的,但既然你已經把這些問題誇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轉而反對你了!」9哈耶克回憶說:「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這本書確實是我出於好心寫的,提出了他們自己業已考慮的一些問題。」十在英國,人們普遍地認為,這本書是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嚴肅反駁,而不是譁眾取寵,儘管大家覺得有點危言聳聽。    
    關於《通往奴役之路》,凱恩斯給哈耶克寫過兩封信,一封是在讀這本書之前,一封是在讀到之後。第一封信寫於1944年4月4日,凱恩斯感謝哈耶克送給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說,這本書「看起來很吸引人。對我而言,似乎是良藥苦口利於病……有些東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1944年6月28日,凱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親愛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時間拜讀了您的大作。在我看來,這本書很棒。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這麼精彩地說出了我們想說的話。你大概不會指望我接受這本書中的經濟論觀點。但從道德和哲學角度,我確實完全同意本書的觀點;不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贊同……    
    對這本書,我實在只有一個嚴肅的批評。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認關鍵是線劃在哪裡的問題。你同意,必須得劃出一條線來,邏輯上走極端是不可能的。但對於線到底應該劃在哪兒,你卻語焉不詳。我和你劃出的線可能確實不在同一個地方。我覺得,根據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間道路的可行性。不過,只要你承認了走極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須劃出這條線,而根據你的觀點,你卻劃不出這條線來,因為你一直要說服我們相信,只要向計劃指令的方向移動一寸,就走上了一條收不住腳的路,必然會滑向懸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對哈耶克的觀點不以為然的人,比如喬治·奧威爾也對這本書發表過看法,他說:「哈耶克教授做出的批評很有道理。對下面一點,人們並沒有經常說到———起碼說得不夠多———集體主義本質上就不是民主的,並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樣暴虐的少數做夢都想不到的權力。」{13}阿瑟·塞西爾·庇古補充說:「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觀點,凡是認真閱讀這本發出熱切的、令人讚歎的呼籲書籍的人,恐怕沒有誰會無動於衷,沒有誰不被他的論證所觸動,更不會有誰讀完這本書後,竟然對這位作者沒有一點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評論說:「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實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誠摯寫成的。他的誠實和才能是無可懷疑的。」{15}    
    哈耶克曾說,「這本書在美國的命運與在英國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國出版的經過及哈耶克對這一過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1956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寫道,「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它能夠引起美國讀者的興致。我最後一次在美國生活,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當時我是個研究生,而這二十多年間,我對美國人思想觀念的變化不很瞭解。我無法確定,我的觀點跟美國人的生活有多大關係,所以,當這本書被三家出版社拒絕後,我並不怎麼驚奇。」然後他又在一個腳注中說:「我當時並不知道,但後來向某家出版社推薦這本書的人士承認,該出版社之所以拒絕出版本書,不僅僅是由於懷疑它會在美國取得成功,更是由於政治偏見,這種偏見甚至到了這種程度,這家出版社認為,這本書『不適合由一家有聲譽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進入美國市場時是不是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制?支持哈耶克得出這一論斷的證據是威廉·米勒的兩段話,一段出自威廉·T.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1949年出版的《書籍工業》一書中,米勒談到了大學出版社越來越多地從事「商業性出版活動」———也就是說,不僅面向學術界消費者,也面向更廣闊的市場。「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推銷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是一本引起轟動的書籍,但以前有好幾家著名的商業出版社卻拒絕出版它,儘管他們充分意識到了這本書的銷售前景。」{18}    
    幾年後,考奇寫了一篇論述《自由主義者的暗中審查》的文章,並說,米勒正在調查在《書籍工業》中令人費解的評論。米勒響應說:「你在問我,我是否暗示,這本書不適合由一家有聲譽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說的話,而不僅僅是我的暗示。當時,我自己湊巧有機會向那家大出版社說,我正在讀那部手稿,當時我也有機會向那家出版社說,我覺得那本書會賣得不錯。儘管我建議出版那本書,但他們卻拒絕了,並且很得意。我本來就覺得他們會這樣,結果果然應驗了。」{19}換句話說,《通往奴役之路》是因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說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議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談到過當時佔據主流的思想氛圍。有人曾問弗裡德曼,「有跡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再版曾經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你覺得有這麼嚴重嗎?」弗裡德曼說:「對此我一點都不懷疑。你們不知道從1945年到1960年甚至20世紀70年代的輿論氛圍。我自己就經歷過那段艱難歲月,我簡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它,因為說出來實在不會有人相信。我們都有同樣的經歷。我在1962年出版了《資本主義與自由》。那已經是17年以後了。這本書現在已經賣到了近百萬冊。但除了《美國經濟學評論》之外,美國的報刊沒有一家對它做過評論。在那個時代,給它寫書評是不可想像的———而我還是芝加哥大學的全職教授,在當時的學術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當時的主流意見唱反調的書,是不會有任何報刊發表書評的,《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等,都不可能……是的,這一經歷就能充分地說明當時的思想氛圍。」{20}    
    當時,米勒只是美國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約審稿人。米勒在《書籍工業》中也提到了,為什麼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絕出版某些書籍。他特別提到了大學出版社,他說:「商業性題材能贏利多少,沒有人知道;大多數這類書跟其它一般商業性書籍一樣,都有可能賠錢。」{21}    
    我們無法斷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為政治偏見而在美國遭到出版社拒絕。兩家美國出版社麥克米蘭和哈潑在退稿信中說,「哈耶克教授游離於當代美國和英國的思想潮流之外,」而「這本書也過於臃腫,他說的那些東西其實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說清楚。而且,本書完全是否定性的,讓讀者根本無從考慮應該信奉什麼樣的思想和政策」{22}。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7章 成 名(2)

    1944年4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一個月後,哈耶克與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與美國其它幾家出版社的談判是在幾個月前進行的,當時這本書還沒有在英國出版,因而,它在美國是否會受到歡迎,當時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沒有預料到。而且,跟英國一樣,美國戰時實行的紙張定量供應也限制了出版社作出出版決策。    
    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委託審稿的人士是這樣說的:    
    1.……精湛的論述……整個探討都具有極高的思想和學術水準……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視野有一些局限性,有點一邊倒。我懷疑它在我國是否會有廣闊的市場,或者是否能改變很多讀者的立場……    
    2.迄今為止,自由企業的鼓吹者和反對者之間的辯論並沒有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會在我國掀起一場具有更高學術水平的大論戰……這本書幾乎完全是批評性的,而缺乏建設性。它的論證思路是非此即彼。沒有妥協的餘地。作者寫作時充滿激情,本書具有偉大的教條主義者的極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誠地相信別人持有某種危險的觀念,而這些人卻沒有察覺。他懷著充滿愛意的焦灼心情,對他的同胞們發出了警告。{23}    
    研究自由史的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簡單描述過《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國的出版過程,他說:「哈耶克授權當時在華盛頓任職的弗裡茨·馬赫盧普去找一家美國出版社,但沒有成功。他把一份儒特裡奇出的校樣給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阿倫·迪萊克特教授(是弗裡德曼的妻兄),他在1943年結識了哈耶克,當時兩人都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迪萊克特把校樣轉給弗蘭克·奈特……顯然,奈特又把它給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威廉·考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義的人,他同意出版這本書……當時出的是戰時的小開本,4-7/8英吋乘以6-3/4英吋。」{24}    
    1944年9月18日,《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國版出版了,時為英國版出版後半年。跟在英國一樣,首版開印也是2000冊,而英國的幅員要比美國小得多,英國人也沒有美國人富裕。1945年《哈潑雜誌》的一篇文章說,這「清楚地說明了,出版社最初預期它是一本面向學者的嚴肅的學術性著作」。{25}這本書基本上是一本學術性著作,是針對英國讀者寫的,討論的是英國的問題,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國根本無人知曉的奧地利學者之手。    
    據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編輯約翰·斯庫恩回憶說,出版社準備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時,向哈耶克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就是要採取「特定的辦法讓它看起來適用於美國,而不能只是一本讀者範圍局限於英國的書」{26}。達到這一目標的辦法是請約翰·錢伯林寫了一篇序言,他是美國著名學者,經常給《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報刊寫書評。在美國版的第一版上,錢伯林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經跟1940年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聯繫過,希望他為美國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寫一篇序言,但遭到他的拒絕。{27}    
    錢伯林在序言中讚揚了這本書。他說:「在遲疑不決的時代,哈耶克的這本書是一個警告,是一聲吶喊。它是對英國人說的,也對美國人有意義:坐下來,看一看,聽一聽。《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靜的、嚴肅的,具有邏輯的力量。它不想討讀者的歡心,但它的邏輯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免於匱乏』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只能是那種解放個人自由的制度的必然產物。如果『社會』和『整體的利益』成了判斷國家活動的惟一的試金石,個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錢伯林最後說,「我們對《通往奴役之路》的惟一的期望,就是讓盡可能多的讀者讀到它。」{28}    
    他的願望得到了實現。1944年9月24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紐約時報書評版》頭條評論的主題。亨利·哈茲利特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經濟學者,在《新聞週刊》開有專欄,他不惜筆墨讚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熱情洋溢地寫道,《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寫的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本書」,書評的整個內容都是這種讚美之詞。「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他的名著《論自由》中為他那一代人闡述了自由與權力的關係,這本書則以強有力的、嚴密論證,為我們這個時代重申了這個主題。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過去50年中,整個世界正在走向危險的方向,開始還比較緩慢,現在卻越來越加速了。它對所有出於好心的計劃人員和全權計劃體制者是一聲當頭棒喝。若非通讀全書,就無法領略到它那巨大的魅力和強大的說服力。作者即使不是生於非英語國家,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英文文彩出眾非常,他的文風高貴、節制而又恰到好處。」跟錢伯林一樣,哈茲利特也覺得這實在是「太奇怪了:大不列顛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也就是洛克、密爾頓的傳統、亞當·斯密和休謨的傳統,麥考萊、密爾和莫利的傳統、阿克頓和戴雪的傳統,這一傳統當代最傑出的捍衛者,不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而是一位奧地利流亡人士」{29}。    
    哈茲利特的書評發表後,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就意識到,它這回可要發財了。它立刻下令加印5000冊,幾天後,又第三次加印5000冊,沒過幾天,增加到1萬冊。出版社編輯斯庫恩回憶說,10月份的第一周,「很多書店都斷貨了,我們都忙得一塌糊塗,印刷、包裝、發運、配送,把大量書送到美國和加拿大讀者手中」{30}。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7章 成 名(3)

    在英國和美國,對《通往奴役之路》的反應分為兩個階段,弄清這一點對於理解這本書和哈耶克的名聲是很重要的。在這兩個國家,第一階段的反應出現在本書剛出版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中。各大報刊都發表了書評,《通往奴役之路》被當做一本大眾關注的學術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階段,這本書和哈耶克則獲得了更廣泛的關注,因為1945年4月,《讀者文摘》在美國發表了一個縮寫本,並稱之為「我們這一代最著名的一本書」,而一個月後,丘吉爾在英國大選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則成了一種象徵。    
    哈耶克本人經歷了並且幫助推動了第二階段的成功,1945年春天,他赴美國作了一次巡迴演講。最初是計劃到五所重要的大學去作一系列演講,而在乘輪船橫渡大西洋時,《讀者文摘》版面世了,形勢完全改變了。當時《讀者文摘》的發行量接近1000萬份,在電視出現之前的時代,它可是美國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體。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改變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不讓他進行學術巡迴演講了,而與一家商業代理機構合作,為他安排了一次通俗的巡迴演講。    
    自1924年遊學美國之後,哈耶克第一次遊遍了美國東部和中西部。在他進行巡迴演講的同時,他也不停地撰寫文章,接受記者採訪,發表廣播談話。關於他的第一次演講活動,他講過一個很滑稽的故事:    
    到達紐約後,他才知道,計劃已經取消了,他將到全國進行一次面向公眾的巡迴演講。我說,「上帝,我可從來沒幹過這種事。我幹不了這種事。我從來沒有給公眾講過話。」    
    「但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你已經遲到了。我們已經安排明天,星期天上午,在紐約市政廳舉行一次會議。」    
    第二天上午,他們到我住的旅館來接我,我問,「今天來的都是什麼樣的聽眾?」「大廳能裝進3000人,肯定會裝得滿滿的。」天哪,我還沒想清楚我要講什麼呢,「你們訂的主題是什麼呢?」「我們已經想好了,就叫做《國際事務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輩子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坐上主席台,面對著各種各樣的陌生設備———當時用的還是口述記錄機———是,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我問主席,我只講45分鐘行不行,那位主席說,「不行,你必須講滿一個小時,因為廣播要進行轉播」。    
    我一邊聽著這些話,一邊站起來,根本不知道自己下面要說什麼。但還是用堅定的口吻開始了演講,儘管不知道下一句該說什麼。而事實證明,美國公眾是非常大度、也非常隨和的聽眾。我就那樣熬過了那一個小時。在美國的那五個星期,我天天都在搞這種驚險表演。{31}    
    這之後,通過每月好書俱樂部,《通往奴役之路》又賣出了60萬本《讀者文摘》版。    
    當時的時機無疑也有利於《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儘管羅斯福於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當年的4月、5月,美國人恢復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希特勒於4月30日自殺身亡,八天後德國投降,當然,對日戰爭仍在非常激烈。還沒有投放原子彈,美、蘇關係也沒有破裂。丘吉爾仍然是英國首相。在英國、在美國,人們都在問一個問題:「下一步會走向哪兒?」    
    1945年5月,勞倫斯·弗蘭克在《週末文學評論》雜誌中發表了一篇論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說:「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當時並不怎麼引人注目的書,近幾周來驟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這就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寫的《通往奴役之路》,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就被美國的企業和專業人士捧為先知。他成了1929年前盛行、但此後不再有那麼多人信奉的那種經濟學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組織,包括全國製造商協會,都在大力推介哈耶克博士的書。上月,《讀者文摘》出版了一個內容更為尖銳的縮寫本,而每月好書俱樂部現在正要出重印本。《財富》雜誌已經盛讚了哈耶克博士。與此同時,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國進行了一次旋風式的(並且相當成功的)巡迴演講。幾乎沒有過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和一本非虛構作品在這麼短時間內如此走紅。」{32}    
    1945年4、5月間,《通往奴役之路》成為美國的一本暢銷書。當時,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暢銷書排行榜,相反是由幾家大銷售商逐個城市報告銷量。5月20日那一周,該書在芝加哥的銷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蘭和底特律排在第三。6月24日那周,它在芝加哥和聖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在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也進入了前五名。    
    《新共和》雜誌1945年4月號上的社論撰寫人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19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理論來論證20世紀40年代的企業活動的人士中間,激起了熱烈的反響。他?穴哈耶克?雪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動思想家。他受到商會、廣告公司和大企業的吹捧。」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評過的學者斯圖亞特·柴斯在1945年5月號的《國民》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性文章,題為《回歸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們回到戰前時代》。    
    在美國,該書遭到的最激烈批評來自赫爾曼·芬納的《通往反動之路》。芬納在前言中說,他想證明,哈耶克「的學養不足,他的閱讀範圍也不全面;他對經濟進步的理解是偏頗的,他對歷史的敘述是錯誤的;他的政治學理論幾乎不存在,他的用語也讓人如墜雲霧,他對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狀態的理解存在嚴重偏差,他對平民百姓的態度是蠻橫的權威主義的」。他是這樣形容哈耶克和他的這本書的:「崇拜反動的人……邏輯錯亂而自以為是……肆無忌憚的歪曲……無恥的、惡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憐的無知……惡意中傷,不科學……有意識的放肆……對民主人士徹頭徹尾的希特勒式的輕蔑。」{35}    
    政治學家威廉·艾本斯坦則體現了當時美國人對這本書的另一種反應,他在《人與國家:現代政治觀念》一書中寫道:「最著名的反計劃論著是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們立刻認識到了它的卓越,《讀者文摘》發表了縮寫本,各種各樣的機構都廣泛地發售這本著作……哈耶克相信,在計劃經濟中,總是『最壞的人爬到權力頂峰』……而英國等致力於制訂社會主義計劃的民主國家的經驗將告訴人們,『從集體主義的角度看』,『絕不寬容、殘酷壓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進行欺騙和間諜活動,完全無視個人的生命和幸福,對於維持計劃制度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繼續在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教授他的反全權計劃體制的經濟學,他就將始終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36}    
    就在哈耶克在美國進行巡迴演講的時候,英國舉行了大選,丘吉爾被工黨的艾德禮擊敗。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選中還發揮了作用。丘吉爾在大選開始的時候對工黨發起了攻擊,他說:「我的朋友們,我必須告訴你們,社會主義政策是有違英國的自由理念的。社會主義與極權主義和國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它要規定每個人在哪兒工作、幹什麼樣的工作、他們可以到哪兒,他們可以說什麼。社會主義是對人們自由地呼吸的權利的一種攻擊。如果沒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必然會淪為某種形態的蓋世太保。」據後來的保守黨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說法,丘吉爾「在閱讀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時受到了很多啟發」{38}。    
    丘吉爾的講話、尤其是他提到蓋世太保,結果卻事與願違,人們認為,他把戰時聯合內閣的合作夥伴———艾德禮和工黨———視為納粹,而當時剛剛傳來關於德國的最可怕的新聞,即集中營和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新聞。艾德禮在次日晚上的全國廣播講話中說,丘吉爾的觀點是「在販賣一位奧地利教授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的學術觀點」{39}。    
    「蓋世太保」講話無疑有損於丘吉爾,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觀點反而替第一次獲得多數議席的英國工黨政府的誕生做出了貢獻,這可真是一大諷刺。有人曾經問過哈耶克一個問題,「『蓋世太保』講話讓丘吉爾在大選中付出了慘重代價。你覺得自己是否也有點責任?」哈耶克回答說:「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在那個時候在那篇講話中用『蓋世太保』這個詞,對丘吉爾非常不利,整個那篇講話對他可能只有害處。」{40}當然,將丘吉爾的失敗歸因於那篇講話,進而間接地歸罪於哈耶克,未免過於輕率。英國人在戰時支持丘吉爾,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戰時領袖,他們想為即將到來的戰後時代找到另一條路。    
    艾德禮講話後次日,《曼徹斯特衛報》的頭版大字標題是《來自一位奧地利教授的二手觀點》。報道引用哈耶克的話說:「我感興趣的是觀念,而不是政黨政治。我聽了艾德禮先生的講話,我可以肯定的惟一一件事是,他並沒有讀過我的書。」{42}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有些還發表了從《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出來的段落。兩周後《星期日畫報》又報道說,這本書已經成為「全國談論的熱點話題」{43}。    
    這個時候剛巧拉斯基是工黨主席,他在1945年的英國大選中也發揮了一定作用。選戰活動期間,丘吉爾邀請艾德禮參加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會議結束時,選舉也結束了,但選票還沒有點清,因為還得收集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軍中服役人員的選票。於是拉斯基發表了下面的聲明:「艾德禮先生即使參加這次會議,也僅僅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在工黨執委會進行討論之前,工黨不可能做出任何決定。」{44}    
    丘吉爾和保守派的報刊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丘吉爾在隨後的廣播講話中說:「由於社會黨執委會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局勢現在已經複雜化,我們也被搞糊塗了。他告訴我們大家,包括艾德禮先生,關於社會黨所關注的所有問題的最終決定,都要由這個主宰一切的社會黨執委會來決定。」{45}拉斯基傳記的作者伊薩克·克拉姆尼克說:「丘吉爾決定把全權計劃體制等同於蓋世太保,以此來攻擊工黨」,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種奇特現象,好像社會主義」{46}。1945年6月,《紐約時報》發表了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世界正在走向左傾嗎?」拉斯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則是反方。    
    在1945年的英國大選中,保守黨中央辦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向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答應提供一噸半當時很珍貴的紙張,用於出版一本刪節本。不過,直到投票之前,這一願望也沒有得到實現。    
    哈耶克最初對他的觀點在選戰中發揮作用很滿意。考奇特說,他「在丘吉爾發表廣播講話的次日在改良俱樂部吃午飯,對自己的觀點被人如此看重很為得意」。{47}這時,《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國出版已經一年了。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8章 朝聖山學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經濟學和政治學理論對實際生活的影響。實際上,歸根到底,他之所以進行理論研究,就是為了影響公共政策。1944年2月23日,他在劍橋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會發表講話《論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他說,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不應當直接追求當下的轟動和對公眾的影響」,而為了「做好事」「企圖」通過權勢「獲得影響力」,這正「是思想上妥協的根源之一」。從這段話中我們既可以看出他對如何最有效地獲得影響力的技術性觀點,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獲得偉大的影響力。他相信,在「探尋真理的過程中」,經濟學家或政治哲學家如果致力於創造知識而不去從政,他們做出的貢獻將會最大。1    
    早在1933年春天的一份備忘錄2中,哈耶克就把納粹等同於社會主義。他本來想幫助英國政府對抗德國的戰爭宣傳,但被拒絕了,這一想法就是來自於利用自己的知識的力量去實現美好目標的決心。戰時他也通過羅賓斯滿懷信心地向英國政府建議,戰後應當創建一所社會研究學院,用來對德國領導人進行再教育。3不過,他的建議無人考慮。    
    哈耶克開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時,並不僅僅針對納粹德國,像後來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本書是將納粹德國與蘇聯相提並論的。事實上,在本書四年後再版時的一篇後記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寫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納粹德國、蘇聯(當時兩國是策略性盟友)這些東方的極權主義強國,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間的鬥爭。不過,由於1941年6月德國入侵俄國,俄國後來與英國結盟,他就沒有怎麼從負面涉及蘇聯。由於蘇聯壓制不同意見,所以哈耶克認為,蘇聯比納粹德國還惡劣。4    
    在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會宣讀《論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後五天———英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兩周———哈耶克又對國王學院政治學會宣讀了另一篇論文《歷史學家與歐洲的前景》。在這篇文章中,哈耶克討論了歷史學家在「對德國領導人進行再教育」的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歷史學家是指「一切認真研究社會的人士」5。他跟很多人一樣擔心德國會重新走向極權主義,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他將這篇論文廣泛散發給很多學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聖山學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組織一個學會,讓德國學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中來,跟他想成立一個學院重新教育德國領導人的想法同出一轍。擬議中的這個團體的倫理標準是決心「獻身於真理」,堅持「普遍的道德標準也適用於政治活動領域」———從德國的經驗看,這些信條可決不是陳詞濫調。哈耶克也提出,這個團體應該對「最廣泛的政治理想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包括「一致信仰個人自由的價值,對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態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條形式,最後,要一致反對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不管是來自右翼,還是源於左翼」6。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中說,他的目的不是「懇請讓大家對一項明確的設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個試探性的建議,供大家批評」7。    
    在隨後的三年中,設想中的這個學會的具體結構一直在變,但其基本目的沒有變,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動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氣之後,在各地旅行期間,結識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觀點、但在當地環境中相當孤立的人士。所到之處,他幾乎都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告訴我,他們跟我的觀點完全相同,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覺得,他們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沒有人可以與他們交流」8。這讓哈耶克產生了召開一次會議的念頭。由於戰時旅行受到限制,由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動盪,多年來,分佈在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見面的機會非常有限;當然,由於技術進步,這種聯繫也沒有以前那樣重要了。    
    1938年4月,巴黎曾經舉辦過一次會議,討論與會者所說的「自由主義的危機」9。這次聚會被稱為「沃爾特·李普曼討論會」,討論的重點是李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一本書《美好社會》,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23位學者與會。這次會議或許可以算是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的一次預演。會議結束的時候,計劃成立一個「振興自由主義國際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負責組織該機構在英國的分部。不過,1938年8月,成了這個國際性組織的計劃泡湯了。    
    戰爭結束後,還有其它一些學術界的自由主義者要想搞某種國際性聚會,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結出了果實。他最初的想法是創建一個國際性學會,讓德國學者重返自由主義思想主流,後來的目的變為維護古典自由主義本身。儘管如此,哈耶克覺得,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奧伊根參加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並成為會議的「明星」,也是這次會議的一大成就,因為這「多少有助於德國學者重返國際舞台」十。    
    當時,另一位學者也在非常積極地提議召開一次自由主義學者的會議,他就是奧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奧伊根一樣,他也屬於經濟學中的弗賴堡學派成員,該學派對於西德戰後走上自由市場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整個戰爭歲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生院?穴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雪,30年代後期,米塞斯曾在那裡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裡發表過《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的演講。跟哈耶克一樣,勒普克也在戰後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參加過沃爾特·李普曼討論會的人士散發了一篇文章,呼籲召開一次自由主義者的國際性會議。勒普克提議,自由主義學者除了定期舉行會議外,還應該出版一本自由主義學報———這件事後來在朝聖山學社中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而要實現他的計劃,需要籌措一大筆錢。    
    據理查德·考奇特的記載,跟國際問題研究生院有關係的瑞士商人阿爾貝特·胡諾爾德博士邀請哈耶克於「1945年11月給蘇黎世大學學生發表演講,並宴請哈耶克與一群瑞士實業家和銀行家,席間,哈耶克告訴他們,他計劃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討論並重新界定自由主義。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讓這樣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個旅館住上一個星期以討論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經濟上幫幫忙』。胡諾爾德和幾位商人許諾從財政上支持這個計劃,決定把原來準備給勒普克用來出版期刊的資金撥給哈耶克,因為他們發現,勒普克的計劃成本太高了。1946年一年,哈耶克在歐洲和美國進行試探,在胡諾爾德的財政和道義支持下,他決定於1947年春天在瑞士實現召開一次會議的夢想」{11}。    
    會議於4月1日到10日在瑞士靠近韋維市?穴Vevey?雪的朝聖山?鄢舉行。哈耶克深信觀念的力量,在會前的一份備忘錄中他寫道,如果要使歐洲不再陷入「另一種奴役之中,就必須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識努力。我們必須對我們窮畢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會組織的重大原則和實現個人自由的條件,保持濃厚的興趣———並予以深刻理解。我們必須挺身而出,訓練一支為自由而戰的軍隊。如果面對壓倒性的公共輿論,我們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導輿論,那麼,我們的事業就決不是毫無成功希望的。但現在為時已晚,我們已經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他強調說,這種「努力從根本上說必然是長期的努力,我們所關注的,不是當下的實際效果,而是追求一種信念,如果我們想避免威脅個人自由的危險再次降臨,這種信念就必須重新佔據優勢」{12}。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還不團結起來,推進他們的願望,人類就必然要墜入又一個千年黑暗中。「除非我們使自由社會的哲學基礎再次成為一個被人們熱烈談論的話題,除非我們能實現這一將挑戰我們中間最聰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像力的任務,自由的前景確實會非常暗淡。但如果我們能夠像自由主義在其鼎盛時期那樣,相信觀念的力量,則我們不會輸掉這場戰鬥。」{13}    
    來自10個國家的39人參加了朝聖山會議———其中17人來自美國,8人來自英國,4人來自瑞士,4人來自法國,比利時、丹麥、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1人參加。這份名單其實並沒有完全反映出這群人的多樣性,因為有幾位與會者,比如米塞斯(他這時執教於紐約大學)、波普(在倫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歐。參加第一次會議的人士,後來有4人———佔到與會者人數的10%以上———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哈耶克、弗裡德曼、喬治·斯蒂格勒和莫裡斯·阿萊斯。{14}    
    一篇紀念朝聖山學社成立50週年的文章這樣描繪朝聖山周圍的景色:「凡是遊覽過朝聖山的人都會立刻被這裡令人屏息的壯麗景色所陶醉。從廣闊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內瓦湖和阿爾卑斯山脈的迪米迪山?穴Dents du Midi,意為『最高峰上的齒形山』?雪。湖的對岸就是法國的厄維昂勒斯-貝恩?穴Evianles-Bain?雪,一個礦泉療養地,以其瓶裝水聞名於世。臨近的一個度假勝地就是蒙特殊。有一條鐵路從韋維經過山腰穿行到達朝聖山,這裡是個寧靜的半農業地區,不僅適合於沉思默想,也適合徒步旅行。」{15}    
    根據會議的議程,首先是哈耶克對這次會議的目的作了一份報告。在開幕致辭中他特別強調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這個時刻終於到來的時候,我必須坦白承認,我對你們大家的強烈的感激之情卻變得有點緩和了,一方面是因為,我竟然魯莽地將這一切付諸實施了,對此我覺得非常驚訝,另一方面又因為,讓你們耗費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來進行你們可能覺得過於荒唐的試驗,由此帶來的責任,也讓我驚恐。指導我從事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認為將我們團結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義,儘管這個詞已經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沒有比這更好的詞———要想獲得復興,我們就必須承擔起一項艱巨的知識使命。」{16}跟平常一樣,他強調的仍是知識人士。    
    第一次會議討論的議題有《「自由」企業還是競爭秩序》、《現代歷史編纂學與政治教育》、《德國的前景》、《歐洲聯邦的問題與機遇》及《自由主義與基督教》。據後來擔任朝聖山學社主席、並為朝聖山學社撰寫歷史的馬克斯·哈特威爾說,哈耶克「覺得有必要解決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嫌隙」{17}。    
    弗裡德曼被選入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執委會,參加這次會議是他第一次到歐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所以與會者中有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歷史學家、法律家等等(不過哈耶克後來覺得,朝聖山學社中經濟學家太多了)。他堅持,會議一般不對公眾和媒體開放,他相信,向社會開放會妨礙觀念的自由交流。這種政策導致《芝加哥論壇報》在會議開幕第三天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七國秘密會談籌劃自由之戰》。文章報道說:「在開幕式上,曾經就是否向外界公開的問題進行過辯論。經過一個小時的辯論後,會議決定謝絕媒體採訪,並指定一個六人委員會起草一份聲明,將其交給到處打探消息的記者。哈耶克博士談到會議的時候非常謹慎,根本沒有任何信息。至於為什麼搞得這麼神秘,原因無人知曉。」{18}這篇文章錯誤地說,哈耶克曾擔任過「丘吉爾的經濟事務顧問」,一段的標題是《丘吉爾的顧問作出解釋》———這是因為,艾德禮曾經提到過哈耶克,到現在,人們還記得那檔子事。    
    阿倫·迪萊克特回憶說,萊昂內爾·羅賓斯是第一次會議上的「重要人物」。羅賓斯起草了《目標的聲明》,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被接納為本學社的指導方針。弗裡德曼回憶說:「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誰能比羅賓斯更好地和那些負責起草聲明的人們中間的分歧了。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討論這件事,並試圖起草一份聲明,後來此事萊昂內爾接手,結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們大家都認可的聲明。」{20}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8章 朝聖山學社(2)

    目標的聲明    
    我們這些來自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其它公共事務研究者……對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危機展開了討論。我們……就一系列目標達成了共識,特聲明如下:    
    文明的諸核心價值正處於危險之中。在這個地球上的廣大地區,維繫人的尊嚴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條件已蕩然無存。在其它一些地方,這些基本條件也處於當前政策取向的威脅之下。專斷權力的擴張正在日益嚴重地侵蝕著個人的和自願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連西方人最為珍視的財富,即思想和表達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條之擴散的威脅———這些教條在其處於少數地位時聲稱享有被社會寬容之特權———它們千方百計欲獲取權力,以使自己可以壓制和扼殺與自己觀點不合的所有觀點。    
    本學社成員認為,這些趨勢是隨著某種否認一切絕對的道德標準的歷史觀的發展及種種質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論的發展而逐漸出現的。本學社成員還認為,這些發展趨勢也是隨著人們對私有財產權和競爭性市場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權力和廣泛的創造精神,我們無法設想一個社會能夠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學社不會進行宣傳,不企圖創造某種正統,不會結黨,也不會與任何一個或多個政黨結盟。其惟一目標是推進那些有志於加強自由社會之原則和實踐、並研究市場導向之經濟體系的運轉方式及其優劣的志同道合的學者進行觀念交流。{21}    
    第一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與會者同意,應該繼續召開這樣的會議。於是就創建了一個常設學會。應當強調的是,學社的目的並不僅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說過,「我們更得彼此學習,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從不同方向努力推動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的」{22}。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曾經反對哈耶克將這個即將成立的學會命名為「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回憶到這件事,哈耶克說:「一個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關。當我決定召集朝聖山的這次會議的時候,我就已經想過我們應該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一個永久性社團,我提出建議,可以用兩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人物的名字,將其稱為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弗蘭克·奈特最堅定地表示反對,『你不能用兩位天主教徒的名字來命名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團體!』而他最終徹底駁倒了我的想法,他認為這根本不可行。」{23}考奇特報道說:「只有很少幾個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歡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來命名。」{24}    
    1947年11月6日,學社正式成立,就簡單地稱為朝聖山學社。哈耶克擔任主席,瓦爾特·奧伊根(西德人)、約翰·朱克斯(英國){25}、弗蘭克·奈特(美國)、W.E·拉帕爾德(瑞士)、雅克·呂厄夫(法國)任副主席。胡諾爾德是秘書,承擔主要的行政管理、籌措資金、組織管理等工作。他後來與哈耶克及學社中的其它成員、尤其是美國人和英國人發生了分歧。學社決定兩年後舉行第二次會議,後來在瑞士的塞利斯堡?穴Seelisberg?雪舉行。    
    尤其是在學社成立初期,英國的與會者中,大部分來自倫敦經濟學院,而美國會員則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學有密切關係。在英國,來自曼徹斯特大學的會員人數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國,設在紐約的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EE)有四人參加了第一次會議。除了胡諾爾德的企業協會之外,美國的威廉·沃爾克慈善基金會(它後來資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國大學中的教學崗位)和英國的國際自由主義交流網絡?鄢也為這個剛剛成立的組織提供了資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聖山學社的創立視為一項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後來曾經以非常少見的自豪口吻說,「我覺得我有資格說,朝聖山學社的創建和第一次會議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會議和學社的創建標誌著「歐洲自由主義運動的復興。美國人給了我莫大的榮譽,認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個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則相信,知識分子開始真正嚴肅地致力於復興個人自由、尤其是經濟領域的自由觀念的活動,始於朝聖山學社的創建」{26},即1947年。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學(1)

    哈耶克的心理學論著是他的著作中最艱澀的部分,連他自己都承認這一點。早年對心理學的興趣他從來都沒有消減過。他在寫完《通往奴役之路》後,決定回頭再去「履行一項使命」1,但他不指望從中得到什麼,而只想幹他一度最喜歡的事,即闡述對理論心理學的看法。這時候的他已經「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2,同時也掙了一筆錢。他希望集中精力搞上一段抽像的純粹理論研究。    
    關於《感覺秩序》的研究在倫敦和芝加哥持續了五年。在這段時期,他的個人生活發生了轉折,他離婚了,他又創建了朝聖山學社。比起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他集中進行學術研究的時間相對減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倫敦經濟學院承擔了更多行政管理和教學任務。    
    不管如何艱難,哈耶克認為,他的心理學研究是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1978年,他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談過一次話:    
    問:你寫過一本心理學著作。    
    答:我一直覺得,這是我比較重要的知識貢獻。那本書出版已經25年了,而我是在五十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問:你能不能概括一下大意。    
    答:我覺得,當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時真正重要的、而我又不能弄清的問題是,闡述清楚我試圖要回答的問題,而不是去找到其答案。什麼決定著不同的基本感覺屬性之間的差異?我是要將其歸結為某種因果連結或關聯,在這裡,某種具體的感覺———比如藍顏色等等———實際上是它在引導人們採取行動的可能的連結體系中的位置。從理論上說,你可以畫出某種圖譜,描繪一個刺激如何調動起另一個刺激,以及其它更多刺激,從原則上說,你可以重現整個精神現象的過程。3    
    在另一個場合,他這樣說到他的心理學著作,在這本書中,他「試圖為解釋心理過程如何生成我們的感覺所反映的如此繁複的屬性提供一個最基本的綱要。(這本書)最後的結論是,我們可以解釋它據以運轉的原則,但我們不可能對細節作出解釋,因為我們的大腦就是一個分類機構。每種分類機構都要比它所要分類的對象更複雜;因此,它永遠不能對自己進行歸類。人腦不可能解釋自己的細節」4。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學著作的時候,考察一下維也納小組和邏輯實證主義的背景是有益的。維也納的邏輯實證主義小組創建於1925年,由莫裡茨·施利克創建,他繼承了恩斯特·馬赫在維也納大學擔任的歸納科學的歷史和哲學教授職位。這個小組完全是施利克組織的私人討論組,其成員都是應他本人邀請而來。哈耶克聽過施利克的課,儘管他從來不是維也納小組成員,也不是邏輯實證主義者。    
    不應將邏輯實證主義與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中所批評的法國19世紀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主義混為一談,但孔德的實證主義有助於我們理解20世紀的實證主義。孔德所說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e)一詞源於法語的positif,在法語中,這個詞比起英語中對應的positive一詞,更多地意指物質現實。法語中實證主義一詞的詞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質,這可以解釋這個術語後來的哲學詞源學。孔德試圖構建一門以嚴格的物質———與形而上學或神學相對立———知識為基礎的的關於社會的科學。他一點都不關心真理或知識本身的性質,而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則對此比較關心。它關心的是它的理論的社會意義。    
    在後來的邏輯實證主義中最關注的問題包括:驗證對於知識的決定性意義;只有數學、邏輯、科學才具有知識的意義;(從知識的角度)拒斥倫理學、形而上學和宗教。邏輯實證主義者關心的是知識的根據:何以某些東西是真理,或者說,真理是如何與相應的感官印象/感受對應的?他們從大衛·休謨這樣的英國早期經驗主義者那裡獲得了很多啟發,休謨相信,知識最終必須可以化約為感官印象;他們也汲取了維特根斯坦、羅素等晚近的數學、邏輯、科學哲學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話最集中地體現了維也納小組和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一個命題的意義就在於證明它的方法。」5證明是邏輯實證主義研究綱領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經驗上獲得證明的命題,才是科學的命題。    
    哈耶克反對邏輯證實主義,其理由可以部分地從《自由憲章》中的一段話中看出來,他說,他「不想低估18世紀和19世紀的人們與事實證明為錯誤的種種信仰進行不懈而頑強的鬥爭的功績,但把迷信概念擴大使用到所有不能證明為真的信仰上,則缺乏同樣的正當性,並且通常是有害的。我們不應當相信任何被證明為錯誤的東西,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證明為真的東西」6。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識比邏輯實證主義更模糊,但也更寬泛。哈耶克相信,真理並不僅限於能被經驗證明的東西。事實上,他跟波普和弗裡德曼一樣,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絕對的證明這回事;我們所能獲得的最好的那些真理,總是要不斷地進行修正。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比較含糊的真理觀與他的其它觀點是相關聯的: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用言詞來表述,社會是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自發演進發展的。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學(2)

    哈耶克在他的自傳筆記中評論說,他對心理學的興趣主要是由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恩斯特·馬赫的著作激發出來的。正是在閱讀馬赫的哲學著作過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一些想法,1920年他曾想在一篇簡短的論文中進行解釋,但這篇論文最後沒有完成,最終過了32年後,才在《感覺秩序》中表達出來」7。    
    邏輯實證主義和哈耶克的心理學觀點都是從馬赫的著作中衍生出來的。哈耶克在1977年某篇文章中談到馬赫的《感覺的分析》:    
    他(馬赫)精闢地分析了,具體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他視為基本的純粹感覺,是如何又由通過經驗所獲得的局部信號之類的已經獲得的屬性進一步予以組織,這種分析讓我突然靈光一閃,形成了一個想法,認為感覺的核心可以追溯到傳入的刺激,這是一個很膚淺的認識,感覺經驗的所有屬性(很快我就又更進一步認為所有的基本感官屬性),其實都可以根據它們在連結體系中的位置來進行解釋。我逐漸明白了,在我們心目中的那同一組事件中,其實存在著兩種秩序———這兩種秩序在某些方面有點相似,但準確地說,它們是不同的,我們對於世界的感覺圖像,與我們對其科學的認識之間,是彼此不同的。    
    我的結論是,我們的基本感官屬性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幅不怎麼完備的分類地圖,它自己的每個單位都只能存在於心理獲得的系統中,但卻能指導我們在具體環境中做出比較成功的反應。這一結論使我對物理和感覺領域的關係形成了某種哲學觀點,當時的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剛剛復興了這一觀點,其實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在1623年他就寫道:「我認為,這些味道、氣味、顏色等等,無非是一些純粹的名詞而已,只存在於具有感受能力的身體之中,因此,如果失去了生命,這些基本感官屬性就沒有用處了。」    
    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結論就是,心理活動是某種獨特的生理活動秩序,其中,生理領域的子系統將我們可以稱之為有機體的更大範圍的子系統(它們是它的組成部分)與整個系統聯繫在一起,從而使該有機體能夠存活。8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傳統的影響,康德認為,感覺經驗乃存在於有機體中,而不擁有獨立的形而上學地位。    
    《感覺秩序》中最有趣的、也最重要的部分,也許是最後一章,哈耶克所起的標題是《哲學後果》。哈耶克寫道,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揭示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知識是極其有限的。個體對其感知世界的瞭解存在著某種限度,同樣,個人對實實在在的物理世界的瞭解,甚至面臨更嚴重的局限性;事實上,在哈耶克看來,歸根到底,我們對於實實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無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經濟學思想中,還是在哈耶克的心理學思想中,知識的有限性,都是其關鍵所在。感覺領域與社會領域一樣,也是複雜的。在哈耶克看來,在感覺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意識到其複雜性都是最為重要的。正是複雜性使我們不可能做出詳盡的預測,從而不可能進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覺是由演進的過程所決定的。在《感覺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們藉以瞭解外部世界的機構(心理)是某種經驗的產物。」9在《科學的反革命》中他又寫道:「我們的神經中樞系統對刺激的分類可能是高度『實用的』,也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與我們的身體間的關係中比較重要的關係那些在進化的過程中已被證明對於種的生存。」十演進(進化)貫穿在他的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秩序理論中。哈耶克強調說,《感覺秩序》「喚醒了我對生物進化領域的興趣」{11},隨後他就將此觀念用於社會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著手進行他的心理學問題研究,完成二十多年前學生時代那篇論文。他在《感覺秩序》的導論中說:「當時我只是想把這件事先放開幾年,結果,卻放了這麼長時間。」這本書是「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就蹦出來的一個想法結出的成果」{12}。    
    哈耶克覺得,他的心理學著作沒有得到正確評價,除了極少數學院心理學家之外,一直沒有人賞識。但在他看來,「我先是在20年代、後來又在40年代兩度獲得的對心理學的洞見,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動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13}。對他來說,這些洞見對「除了在具體的幾門學科中給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給了我科學的方法論方面的教益。我論述複雜現象的理論著作,得益於心理學研究的與經濟學研究的一樣多」{14}。    
    哈耶克在1977年召開的一次有關他的經濟學和心理學思想的學術研討會上說,在這「兩門學科中,我們碰到的都是複雜現象,所需要的都是利用廣泛分散的知識的方法」{15}。以為每個人在心理中能夠形成關於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與希望獲得指導社會的普遍規則,這兩種想法同出一轍。個人不管是欲詳盡瞭解外部世界,還是欲全面地控制社會,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來,我們所能指望獲得的,在前者充其量就是瞭解物理世界的形式,在後者則是建構某種個人可以藉以進行決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思想中,還存在另一種聯繫。海因裡希·克呂維爾在《感覺秩序》的導論中說:「從寬泛的角度看,他的理論可以說是具體論證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實都是理論。』感知總是一種闡釋。」{16}哈耶克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強調,理論先於經驗觀察。    
    知識是分立的、不完整的和複雜的。每個人的知識片斷都是微不足道的。隨著複雜度提高,惟一能夠做出的預測就是越來越一般性的預測,這種觀念是與下面的觀念相一致的:在社會系統中,只能確立某種最寬泛的標尺。法律就是為了克服社會的複雜性。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他的心理學研究「是我做過的最重要的事情」{17};一年後他又說「迄今尚無人理解它」{18}。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學(3)

    哈耶克晚年幾次表達過這種看法: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點過於自負了———我覺得,我很有名,是兩位打過一場大筆仗的經濟學家之一,一位是凱恩斯,另一位就是我本人。現在,凱恩斯已經去世?穴1946年4月?雪了,成了一位聖人;我則由於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19}。哈耶克在另一個場合又說:「凱恩斯只要還活著,就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很有爭議———但他去世後,則被吹捧為聖人。大約有二十多年時間,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對我妻子提到,在凱恩斯去世後,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了。然而,10天以後,就不是這麼回事了?穴大笑?雪。那個時候,凱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漸漸地,沒有人還記得我是個經濟學家了。」{20}    
    哈耶克覺得,凱恩斯去世的時候,他是兩大著名經濟學家之一,但其它人可不這麼看。科斯說,在英國,「其它人都不這麼想」{21}。據弗裡德曼說:「在美國也沒有人這麼想。據我所知,在美國,從來沒有人把凱恩斯的名字與哈耶克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是同一檔次的。事實上,我倒寧願說,在美國,人們更多地把凱恩斯與羅賓斯相提並論。」{22}哈耶克一生中獲得的最廣泛的關注是1945年春天在美國和英國。他自己無疑認為,《通往奴役之路》對他早期的研究的一種自然延續,但不管是他的論敵還是朋友都不這麼看。在工黨以壓倒一切贏得1945年的大選後———在美國巡迴演講和英國選戰期間遭受批評之後———用一些「比他左一些的熟人」的話說,他「已經不再是一位科學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傳家」{23}。1945年工黨在英國獲勝後,不管是在美國還是英國,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視為某種教條的象徵。    
    哈耶克當時的書信似乎顯示,他後來覺得戰後繼續留在英國是個失誤。他跟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們的關係也疏遠了。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他在《經濟學》上發表了很多文章,但自1946年2月號上發表那篇論述歷史的文章後,他在倫敦的最後四年,竟然沒有在《經濟學》上再發表一篇文章。1947年11月,他寫信給政府研究局的L.B· 米勒說,他覺得在英國不受重用,無用武之地,教的課又太多,他的觀點被認為太極端,他的建議根本沒有人聽———然後又說,他當初應當接受美國提供的職位。{24}    
    1948年,哈耶克考慮給《通往奴役之路》寫一篇後記,談一下自它發表以來的變化。他對戰後工黨政府的種種做法,尤其是政府對英國經濟的很多重要部門實行國有化和嚴厲管制,深惡痛絕。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來打算用一段阿克頓爵士的話作為這篇後記的題記,他最終用了《自由憲章》的《跋》的題記:「在任何時代,熱愛自由的人總是罕見的,自由的勝利靠的是少數人,他們又是靠與盟友們的合作而取得勝利的,儘管他們跟這些盟友的目標存在差異;而這種合作總是危險的,有時甚至會導致災難。」{25}他晚年的著作的結構這時候可能已經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的第九、第十卷編者布魯斯·卡爾德威爾寫道:「哈耶克在英國的最後結局令人傷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對的一切東西都逐個登場了。」{26}隨後的變化導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們回顧歷史時才被記起來。工黨第一次組成多數政府反映了、同時也導致了某種新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麼吸引人,而是有點反動了。英國和美國一般公眾發現了納粹的種族滅絕,也使人們覺得這本書太極端了。與蘇聯的戰時聯盟終結,戰後進入經濟繁榮期,這些都使它變得沒有針對性了。哈耶克逐漸被人看成一位曇花一現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後立即被翻譯成幾種歐洲語言,隨後譯為全世界二十多種語言。哈耶克注意到,「納粹後那一代德國人特別熱情地接受」{27}這本書。戰後在德國的一次研究是他「最感動的一次經歷」。他發現當德國還沒有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時候,人們在傳閱手抄本。他還曾到歐洲大陸其它國家講過課。    
    1946年,哈耶克戰後第一次回到奧地利,看望他未來的夫人和其它親戚。他一般都是一個人旅行。有一次訪問斯坦福大學時,他被安排住在一間很大的公共宿舍中的一個舖位,他猜想是行政管理人員不喜歡他的政治觀點而故意冷落他。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20章 波 普(1)

    哈耶克在英國的最後一年離了婚,這件事讓他跟羅賓斯的友誼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戰時致卡爾·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曾形容羅賓斯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視他的意見」1。但這種愉快的狀態沒有持續下去。1949年,哈耶克離開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與她辦理了離婚手續,他專門跑到這個地方,因為這裡的離婚法律比較寬鬆。幾周後在維也納,他娶了第二位妻子海倫娜。    
    羅賓斯認為哈耶克對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兩人的嫌隙不斷加深。羅賓斯退出了朝聖山學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羅賓斯寫道:「我覺得,他(哈耶克)的那種做法與我心目中對他的認識不符,也與我們二十多年來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標準不符。我覺得,我認識的那個人已經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繼任者,我就會覺得難以忍受的痛苦。」2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後,兩個人才開始尋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兒子拉裡的婚禮上,他們兩人才重歸於好了。    
    哈耶克和羅賓斯的決裂對於倫敦經濟學院和英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兩位領導人物分道揚鑣,哈耶克離開了英國。整個50、60年代,羅賓斯逐漸走上了他在20世紀30年代所反對的凱恩斯的中間路線,從而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消退了。不過,作為英國權勢集團的棟樑,他對現實的影響力則大大提高了。從1961年到1963年,羅賓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擴張高等教育體系,他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實權人物。而在50、60年代,哈耶克則被英國人遺忘了。這一時期,由阿瑟·塞爾登擔任負責編輯事務的所長的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是英國境內惟一一家繼續宣傳他和他的著作的機構。    
    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惟一保留下來的是與波普的友誼,這部分是由於,哈耶克與前妻兩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沒有與羅賓斯和倫敦經濟學院其它人那樣長,也沒有那麼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進入倫敦經濟學院的,並在哲學系任教。    
    波普對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給他的幫助深表感激。在倫敦經濟學院紀念哈耶克的一次會議上,波普回憶了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與弗裡茨·哈耶克的畢生友情始於1935年9月或10月份,當時,我在他在本學院的研究室門口認識了他。他只比我大3歲,我在維也納就聽人說起過他;但我們從來沒有碰過面。他很年輕,但很有名,而我則是個籍籍無名的學校教師。當時在維也納教授政治理論的漢斯·凱爾森教授替我寫了封推薦信,凱爾森告訴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說,他跟哈耶克並沒有見過面。    
    於是,平生頭一次到倫敦後,我立刻去拜訪哈耶克,我一點信心都沒有。但哈耶克對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訴我,他的朋友戈特弗裡德·哈貝爾勒曾對他說,一定要讀我一年前在維也納出版的那本書(《科學發現的邏輯》)。於是,我就給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證會立刻拜讀,如果我下周回來,他就會讀完。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讀完了,非常認真……在這第二次會面的時候,我主要討論我的這本書,他請我在他的研討課上宣讀一篇文章。你們可以想像,這對我是莫大的激勵。3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寫道,哈耶克「對我始終不渝的體貼照顧,不誇張地說,改變了我的一生」4。幾天後他又寫道,「沒有誰會比我更感激哈耶克」5。波普在自傳中說,他的朋友恩斯特·貢布裡希「與哈耶克給了我最慷慨的幫助(自我認識他後,我一共只麻煩過他幾次)」,為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找到了出版社,而這本書成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繼續讚美說:「對這本書,他們兩人寫下了最熱情的書評。我覺得,這兩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這麼想的。」6    
    波普能在戰後保住高級講師的職位,哈耶克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1967)7一書題獻給波普,波普則把他的《猜測與反駁》(1963)題獻給哈耶克。    
    哈耶克則表示,他在思想上極大地受益於波普。在一次訪談中,哈耶克說:    
    引領我進入我現在幾乎有點不大情願稱為哲學———我覺得科學方法這個說法更貼切———的領域的,是馬赫的哲學。它曾主宰了維也納的哲學討論。它是維也納小組的開端,我從來沒有加入過這個小組,但跟其成員有密切關係……    
    讓我改變看法的是社會科學家們,遵循奧托·諾伊拉特思想傳統的科學專家們,他們對經濟學的認識非常極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們的表現,我才意識到,實證主義可能是誤導性的……我曾以為,問題出在他太極端了,但我很快就認識到,並不是這麼簡單……    
    我擺脫它確實費了很長時間。我是在離開維也納並到達倫敦後,才開始系統地考慮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的。我逐漸認識到,在這一領域中,實證主義絕對會使人誤入歧途。    
    我從倫敦回到維也納跟我的朋友哈貝爾勒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向他解釋說,我已經得出結論,對於我們的目的而言,馬赫的實證主義可不是好東西。當時他對我說:「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書,是一個叫卡爾·波普的人寫的,談的就是科學研究的邏輯。」我對這本書非常滿意,因為它確證了我已經形成的那種看法。    
    英國經濟學史家、經濟理論家泰倫斯·哈奇遜認識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們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討論過哈耶克的方法論觀點的發展歷程。哈奇遜把哈耶克的方法論思想區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續到1936年,遵循的是維塞爾和米塞斯的觀點;而第二階段———「第二期哈耶克」則始於1937年,融會了波普的觀點。    
    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幾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維塞爾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堅持認為,知識對人來說是內在的、給定的。經驗發現可以用來證實理論,但並不能駁倒理論。經濟學理論乃是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基礎的。理論先於經驗觀察。哈奇遜引用過哈耶克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說過的話:「為解釋社會現象,我們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實乃是我們共同的經驗的一部分,是我們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會科學中,它是不需要爭論即可掌握的複雜現象的基本組成部分。在自然科學中,它們最多只能猜測出來。這些基本組成部分與其說是確定的,不如說是複雜現象的某種規整性,正是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中的真正的經驗因素。」9    
    哈奇遜說到,在1935年為《集體主義經濟計劃》所寫的導論中,哈耶克在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上」「非常接近」維塞爾和米塞斯,即:「1.『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實』是不可證偽的、是駁斥不倒的;2.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和基本假設上的根本對立———維塞爾、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他們幾乎同樣乖戾地強調這種對立。」十維塞爾、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認為,由於經濟學的知識是不證自明的,因而經濟學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學更精確的命題。    
    「第二期哈耶克」則信奉一種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觀點。當然,重要的並不是觀點的淵源,而在於觀點本身。哈奇遜特別強調他「拒絕猜測思想之間互相影響的痕跡」{11}。哈耶克1937年寫的《經濟學與知識》就是打算解釋,為什麼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驗主義。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中,哈耶克堅持一種更具有經驗主義色彩的方法,儘管他仍然繼續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哈耶克說,他從來沒有信奉過米塞斯的先驗方法。    
    人們對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關係一直有所爭論,起因部分在於,波普曾經聲稱,至少是在他自己進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後聲稱,他對哈耶克的影響要比大家一般認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像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憶他與哈耶克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的那篇紀念性講話中,波普接著敘述說:「對於作為經濟學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說什麼。但對哈耶克的兩部討論自由社會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我倒可以說上幾句。我覺得,我對於他的興趣轉向這個方向發揮了那麼一點點影響———因為我在我們的交談中一遍又一遍地強調,要反對當時人們所說和批評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評的———保護主義或者說國家保護主義,就不能採取米塞斯的路線;因為,在一個複雜社會中,任何類似於自由市場的東西,只有在獲得法律、也即國家的保護後,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場』這個詞也必須永遠放到引號中,因為它永遠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約束或限制,只有借助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夠正常運轉。」{12}也就是說,波普聲稱,哈耶克學術生涯後50年的主要貢獻———即闡述了法律對於確立或創建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於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逐漸又恢復到了正常狀態,儘管與蘇聯的冷戰取代了與德國和日本的熱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美國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擁有核武器,佔有無可匹敵的經濟生產力,在大戰剛結束那幾年,佔有整個世界的領土的將近一半。    
    戰後,哈耶克到吉爾布拉塔(Gilbraltar)進行了六個星期的社會考察,並撰寫了一份報告提交給政府。後來,英國政府又請他對塞浦路斯也進行了一番同樣的研究,但他拒絕了。他積極參與了當時一個政治團體的活動,該團體名叫「爭取南蒂羅爾正義」委員會,要求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佔領)將南蒂羅爾地區歸還給奧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眾媒體投稿,論述當時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哈耶克從前的學生瑪爾約麗絲·格賴絲·哈欽森回憶說,1947到1948年間:    
    我有幸聽了哈耶克的一門課,講授「經濟學史導論」。在講課的時候,他喜歡踱來踱去,用一種閒談的語調說話,既不刻意強調,也不賣弄學問。他的記憶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國家各個時期的哲學家、法學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觀念,由他講出來很吸引人。他講課的教室總是坐得滿滿的,而他也總是能夠毫不費力地抓住人們的注意力。    
    這門課分20講,在第一堂課上,哈耶克給我們開出了一份他覺得對我們有用的閱讀書目,列入他的書目的作者有亞歷山大·格雷,愛德溫·坎南、詹姆斯·博納、熊彼特、奧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維納、查爾斯·吉德和查爾斯·瑞斯特。他也向我們推薦埃利克·羅爾的《經濟學思想史》,儘管羅爾當時是位馬克思主義者。哈耶克用了八堂多課講授斯密之前的經濟學思想,哈耶克總是強調早期的學者們的重要性。不用說,我們這些正準備專攻經濟學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勵,努力研究經濟學誕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賴絲·哈欽森也回憶說,哈耶克「用一般的術語區分了經濟學思想的兩大來源,哲學的,與經驗的或實踐的。這門課主要追溯這兩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發展及其之間的關係,從古希臘哲學講起,最後以凱恩斯收尾」。關於哈耶克的性格,她說他「謙恭有禮但又超然離群」,他非常熱心地幫助很多學生,包括她本人,使他們的學位論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於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憶說,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聽了哈耶克開設的《儲蓄與投資》課,當時學院的「氣氛是社會主義的,大部分學生都接受了工黨政府的資助,而休伊·達爾頓後來成了內閣部長。我記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門課結束的時候說了這些話,『如果你們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試時就這麼回答,但你們一定要給出自己完整的論證,因為我的看法並不是最後的定論,如果你的論證不有力,就要丟分。』學生們大聲叫好,這種事可不多見」。托奇也回憶說,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羅賓斯的研究生研討課,他的評論性發言「簡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顯然,哈耶克與羅賓斯的關係正在惡化。這時候的研討課已經不復有20世紀30年代的盛況了。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20章 波 普(2)

        在戰爭後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間書信往來頻繁,儘管他們兩人彼此還沒有深入瞭解。波普請哈耶克幫忙,想出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後來則要獲得倫敦經濟學院的高級講師職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初,波普差不多每兩周給哈耶克寫一封信。在戰時通信中,他們從來沒有彼此直呼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寫完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6月份,哈耶克寫信給他說:「我對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興趣,因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現在正在進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1944年5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是「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他寫信給哈耶克說:「你在前言中形容這本書是『我不能逃避的責任』,看到這段話,我覺得,推動你進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動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樣的。」{17}    
    據曾擔任過八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傑裡米·席爾默說,從《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發現,哈耶克的一些觀點跟他自己的觀點「驚人地相同」,以至於波普特意「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別人以為他用了哈耶克的觀點卻不表示謝意」{18}。席爾默又寫道:「波普認為,哈耶克的出發點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有點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觀點是否比他的觀點更保守;因為———與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沒有顯示出明顯地保護弱者的關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熱烈歡迎。」{19}哈耶克提出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寫一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寫給他的朋友貢布裡希的一封信中說,他謝絕了哈耶克這一好意,因為「我太珍視這本書了」,而讓他寫序會「給這本書和我本人貼上他的標籤」。{20}    
    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對波普的思想發展和哈耶克對他的影響的看法可能是最精當的。哈考恩強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維也納城的思想氛圍。他認為,波普是在一種思想上更為激進、具有更強烈的邏輯實證主義氣氛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還在學校的時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義之路,而波普當時則是個共產主義者。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則是猶太后裔。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維也納是個獨一無二的地方。這是一個沒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20世紀30年代,惟一的問題是何時被置於希特勒的控制之下。20世紀30年代,面對德國,奧地利已經喪失了自身的政治獨立性。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猶太公共知識分子爭相離開維也納。    
    波普就是在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的氣氛中形成自己的觀念的,儘管波普本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邏輯實證主義者,實際上,他覺得,他一直在反駁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寫道,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表在《經濟學》雜誌上、後來收入《科學的反革命》中的一系列論文「打開了他的(波普)視野。他發現了一個他以前不瞭解的廣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這些論文尤其對波普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最後兩章發揮了較大影響。不過哈考恩也證實,儘管「哈耶克曾試圖打消(波普的)社會主義信念」,波普仍然在政治上比哈耶克左得多。{21}    
    1944年,波普寫信給哈耶克說:「我覺得我從你那裡學到的東西比從任何一位當世的思想家那兒學到的都要多,也許阿爾弗雷德·塔爾斯基是個例外。」{22}40年後在一封寫給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說,對他來說,哈耶克已經成為「某種父輩人物」{23},儘管他只比哈耶克小3歲。儘管如此,哈靠恩指出,波普「從來不認為哈耶克是至高無上的」,「儘管他熱情地感謝和讚頌哈耶克,但他從來不承認哈耶克或任何其它人是他的權威」{24}。哈耶克從來沒有與波普發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種親密的思想關係。    
    傑裡米·席爾默也提到了波普與哈耶克的思想關係。他認為,從本質上說,兩人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密切。他在《卡爾·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中評論說:「波普在新西蘭的時候,確實讀過哈耶克的一些著作,在他的著作中也對哈耶克表示過謝意,後來他在寫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時候,也確實受到了哈耶克思想觀點的影響,但他們兩人之間似乎沒有特別密切的聯繫。正因為此,波普在寫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後,發現哈耶克也得出了跟他多少有點相近的結論,覺得特別驚訝……哈耶克的思想後來對波普的社會哲學產生過一些影響,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強調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對個人的自由裁量(individual discretion?雪。但在我看來,在新西蘭的時候,及在這之後,波普並沒有太多地關注哈耶克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計算問題的論述———而這一點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會理論的關鍵。」{25}    
    政治思想史家邁克爾·萊斯諾夫也證實了這樣一種說法。他在論述到哈耶克和波普時說:「兩人互相讚美對方的思想。然而,儘管他們的看法有諸多相似之處,彼此也互有影響,但這種相通之處卻沒有雙方說的那樣多。他們之間比較親密的私人關係,無疑使他們以為自己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處。」{26}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親密的朋友,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哈耶克以前在經濟學圈子中的朋友,最著名的如羅賓斯,都跟他徹底鬧翻了。這不可能讓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為自己的《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一書所寫的前言中說,讀過他以前的著作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他在討論他所說的「惟科學主義」———意指錯誤地運用實證主義的、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時,發生了某種「細微的變化」。他將這種變化歸功於波普,是波普讓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學家實際上既沒有告訴我們他們幹了些什麼,也沒有強求別的學科的人去模仿他們。這兩類學科之間的差別因此被大大縮小了」{27}。波普在這裡的主要影響是改變了哈耶克對自然科學中的實際科學研究方法的認識,自然科學中的知識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測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兩人在這一階段的研究都是針對左派———針對理性和世俗的啟蒙哲學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寫給出版他的著作的瑞特裡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說到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在熱愛『開放社會』的人士中間,即在人道主義的陣營中,或者用我的話說,在『左翼人士』———如果這個詞能包容那些正確地認識到社會改良需要的自由主義者的話———的陣營中,杜絕要命的開小差行為。」{28}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獻給「所有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1945年,在一次討論《通往奴役之路》的廣播專題討論中哈耶克也說,這本書並不是「要攻擊社會主義者;毋寧說是要說服社會主義者,我把這本書獻給他們。我的主要論點是,他們實現他們所嚮往的目標的方法搞錯了」{29}。後來他又說,《通往奴役之路》有一個「很具體的目的:說服我的英國費邊社同事們,告訴他們,他們錯了」{30}。這本書是寫給左翼人士的,他基本上同意他們的倫理看法,儘管反對他們的經驗看法。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20章 波 普(3)

    哈耶克的世界觀中高揚人的精神———個人循著自由與真理追求一種適合他們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用他的話說,這是烏托邦的,當然,他用這個詞並不是指人們試圖或期望得到本來就不可能的東西。它所欲獲得的是盡可能好的東西。而且,這種認識與基督教的認識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純潔,出於錯誤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證明行為者之正當性;只有基於正當的理由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當的。對於個人來說,只有惟一的一條道路是合乎基督教教義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過自願地從事正當行為來證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並不是這樣對自由做出論證的,但他的看法大致與此相同。種種試圖為了改善人們的境遇而剝奪人們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毀了人之為人的本質。自由並不只是要最好的結果,還要人道的道路。    
    而且,哈耶克對作為人的自由之基礎的人性是非常樂觀的。哈耶克的哲學不多不少,只是要求人們遵循真理,不管它把人們引往何處。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個恰當的環境中,他們就能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出合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體來。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所有人都會獲得充分發展,因為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沒有個人的進步,就不可能有社會的進步,而如果沒有自由,也不可能有個人的進步。    
    哈耶克對個人精神力量的的看法高揚人的個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為是由外力決定的。他既拒絕哲學上的決定論,也反對科學中的決定論。從高度形而上學的角度,因而也應當是從實踐、從政治的角度說,在相當程度上,個人能夠按自己的意願設計安排自己的生活。個人如何運用自己的自由,決定著自己的個性。剝奪他們的自由,就等於搶走了他們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快收尾的時候,哈耶克談到:「道德和個人行為的正當範圍……這個領域的問題已經變得非常混亂了,有必要回歸根本。我們這一代人不光險些忘了,道德是個人行為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更忘記了,只有能夠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並心甘情願地為了遵循道德規則而犧牲個人利益,個人才能生存下去。一個社會的成員,如果從各個方面都被塑造得只會做好事,他們是不配得到讚揚的。」{31}他在《自由憲章》中又說,「自由意味著可以做好事的機會。只有當一個人有機會做出選擇的時候,才配得到讚揚或譴責。」{32}    
    哈耶克強調指出,個人對於觀念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據此,哈耶克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是可取的,只有在自由的條件下,才能談論個人的道德和倫理。比起傳統社會主義者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具有一種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為自己創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之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頓的話說,自由「不是實現某個高尚政治目標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標」{33}。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1章 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很早就知道,哈耶克是自由市場理念的捍衛者。儘管在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曾跟弗蘭克·奈特就資本理論發生過爭吵,但哈耶克依然認為,奈特是美國自由至上主義思想運動的領袖人物。哈耶克認為,奈特與維也納的米塞斯、倫敦的愛德溫·坎南一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歲月中,奮力維護自由主義思想,並為自由主義理念的新發展開闢了道路。1939年,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與哈耶克通過信。    
    如果不是由於出於個人、家庭的考慮,哈耶克可能不會搬到美國去住。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他已經「完全融入了」1英國。他不僅歸化為英國公民,而且,特別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感情和態度也都本能地向著英國了。他的孩子們也都在英國出生成長。    
    哈耶克和他未來的第二任妻子海倫娜的第一次婚姻都不幸福。據哈耶克1948年寫給支付他在芝加哥大學工資的沃爾克基金會主席的信,還有他寫給波普的信都提到,他和海倫娜年輕時,僅僅由於當時通信條件太簡陋,才沒能成婚。海倫娜嫁給了別人,哈耶克則娶了一位他覺得跟她相像的姑娘。哈耶克和海倫娜是遠房舅甥,是青梅竹馬的好友。兩人婚後仍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早就20世紀30年代,兩人就在考慮離婚後和好的事。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從1939年到1946年,哈耶克有七年時間沒有見過海倫娜。他之所以在芝加哥大學爭取薪水相對較高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的職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同樣供養在倫敦的家人和維持他與海倫娜在美國的生活。2    
    1945年春天在美國做了那番宣傳《通往奴役之路》的巡迴演講後,哈耶克於1946年再次來到北美,在芝加哥大學呆了一個月,在斯坦福大學呆了一個月,還訪問了墨西哥。1946年,他還抽空到維也納看望老家的人。1947年,他到瑞士的朝聖山,1948年春天,呆在芝加哥大學,夏天在維也納大學度過。    
    哈耶克決定去美國後,最初打算在愛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謀個職位。然而,該研究院並不接納薪水由別的機構個別捐助的人。當時雅各布·維納(從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也在芝加哥,是除奈特之外,另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重要人物)就在普林斯頓任教。    
    芝加哥大學是20世紀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幾所大學之一。在20世紀獲得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和經濟學獎的學者中,有六十多位跟芝加哥大學有關聯,要麼是教員,要麼是畢業於芝加哥,或曾在這裡做過研究(儘管其中很多獲獎者,包括哈耶克,其主要學術成就是在別的地方完成的)。尤其是在經濟學這個1969年才設立獎項的領域中,芝加哥大學佔據著主宰地位,佔了獲獎者的1/3。在物理學領域,與芝加哥大學有關係的獲獎者所佔的比例也非常高,多達25位。    
    1948年11月,哈耶克寫信給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約翰·內夫(John Nef),表示接受該委員會的教職,並說他希望能在1949年秋天到任。3不過,在英國,哈耶克跟第一任妻子辦不了離婚手續,只能到美國來辦理。    
    1949年12月27日,哈耶克告別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他坐飛機到紐約,參加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2日在那裡舉行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在那裡,他偷偷遞給阿肯色州立大學經濟與商業系主任哈羅德·杜蘭一張便條(阿肯色州的離婚法比較寬鬆),詢問該系是否有意聘他擔任客座教授。杜蘭做出了肯定的答覆。於是在冬季學期,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當客座教授,春季學期則在阿肯色大學活動。在阿肯色大學他並不用上課,而是會見當地名流,與教授和研究生們座談,做一些公開演講。當時在該校任經濟學副教授的約翰·凱恩回憶說,哈耶克「對我們很有用處,大有幫助」,他到教員的家中與大家用餐、討論。    
    1950年7月13日,哈耶克終於在阿肯色州華盛頓縣衡平法院辦完了離婚手續。然後他回到維也納與海倫娜結婚,隨後在秋季學期開學前趕回芝加哥。    
    離婚的過程是痛苦的。赫拉·哈耶克反對離婚,而哈耶克堅決要離婚,他覺得必須離婚,這使他在英國的最後那一年半中承受了非常大的輿論壓力。1950年2月,哈耶克致信倫敦經濟學院辭去該校教職。他不會再回這個地方了。    
    由於家人都健在,哈耶克不願跟人談論他的離婚和再婚。1978年他曾這樣跟人說過:    
    問:我想問您一個不那麼禮貌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您或許願意回答。請你原諒我問這個問題,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標準,認為它們對社會很重要。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煩的時候都會說,「這兒有某種道德標準,我打破它得了」。你一定也會有過這樣的經歷。你是否願意談談這些?    
    答:……我知道我強行離婚是不對的。唉,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愛的姑娘,我的一個外甥女嫁給別人後,我心灰意冷,就隨便結婚了。那個外甥女是我現在的妻子。但有25年之久,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餘娶的那個人生活在一起。對我來說,她是個好妻子,但我覺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離婚,最後我強行離婚了。這肯定是錯誤的,但我還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種內在的衝動吧。5    
    當接下來問道他是否會再一次離婚、並且結婚時,他做出了肯定的答覆,但在停頓、思考了一番後,他露出明顯的不快之情,並修正了他的答覆,「也許吧。」6    
    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期間,哈耶克很少看望自己的兩個孩子。他們跟母親留在英國。他的女兒記得,20世紀50年代,哈耶克曾帶她到意大利和法國玩過一兩趟,他的兒子也記得曾跟父親旅遊過。在離婚的那年,哈耶克的兒子和女兒分別是15歲和12歲。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學派經濟學(1)

    要搞清哈耶克為何沒有在芝加哥大學經濟係獲得一個教職,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之間的區別。哈耶克回憶說,他跟芝加哥大學之間的聯繫,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羅賓斯「很推崇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機緣湊巧,後來羅賓斯又對雅各布·維納的著作發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維納和奈特兩人在哈耶克及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們中間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們都曾於20世紀30年代在那裡講過課,哈耶克既熟悉了他們的著作,也跟他們建立了私人關係。哈耶克曾提到「20世紀30年代倫敦—芝加哥間的關係」1。    
    米爾頓·弗裡德曼把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源頭追溯到詹姆斯·勞夫林(James Laughlin),他是成立於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第一任主任。勞夫林主張進行貨幣改革,帶頭反對自由銀幣。在世紀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納貨幣委員會委員,並撰寫了最後的報告,這份報告對1913年制訂《聯邦儲備法》發揮了重要作用。勞夫林跟共和黨關係密切。    
    弗裡德曼寫道,勞夫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貢獻」是擔任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時做出的。勞夫林「在為該系配備教員、並指導該系工作的時候,顯示了對多樣化觀念的異乎尋常的寬容心態」。弗裡德曼強調說:「晚近以來,跟勞夫林時代一樣,人們普遍認為該系是自由市場經濟鼓吹者的大本營。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因為這個時期,該系的知名教員確實秉持這些理念,他們也非常有效地傳播著這些理念。然而,他們……其實只是系裡的少數。系裡教員對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一致的。」2    
    一般都認為,真正創立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人是奈特,他生於1885年,卒於1972年。弗裡德曼、喬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倫·迪萊克特等人都是奈特的學生或受過他的影響。斯蒂格勒講過奈特年輕時代的一則故事,最好地說明了奈特的性格:「在具有深厚宗教情懷的父母的勸導下,孩子們在教堂中籤署了一份誓約,保證以後永遠上教堂。回到家後,弗蘭克(當時十四五歲)生起了一堆火,並說,『燒掉這些東西,因為在脅迫之下做出的誓約和保證是沒有約束力的』。」3奈特是一位打破傳統信仰的人。關於他,芝加哥流傳著一個笑話,「沒有什麼上帝,但弗蘭克·奈特卻是上帝的代言者」。布坎南說過,在奈特看來,「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條,還是社會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規範,還是對宗教或世俗文本的傳統闡釋。任何東西、所有東西都需要進行一番批評性審視,審視的標準可能會受到外部影響,但歸根到底,是獨立於外部影響的。奈特對上帝的、人和歷史的態度體現了某種勇氣和自信,他故意讓那些鼓吹正統學說的自鳴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4。    
    關於維納——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活躍在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寫道:「1932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的第一個學期,上了一門維納的課,他是位偉大的老師,非常有感染力。維納的理論課為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他讓我認識到,經濟理論是一個連貫的、合乎邏輯的整體,而不是把幾條互不相干的命題湊在一起。」5維納對於成本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經濟學史專家亨利·斯皮格爾說:「在國際經濟領域,無人可與他匹敵,他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史家。」6弗裡德曼回憶說,他讀研究生的時候,系裡的教員還有勞埃德·明茨、保羅·道格拉斯和亨利·舒爾茨;他們「是一群才華橫溢、而看法各異的傑出的經濟學家」7。1946年,維納離開芝加哥到普林斯頓,弗裡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喬治·斯蒂格勒也這麼形容過奈特的追隨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冊子《自由放任的積極綱領》中宣揚某種形態的自由放任原則,但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對電話、鐵路等基礎產業實行國有化,因為在這些產業,管制起不了作用。西蒙斯強烈要求在所得稅方面實行一種極端平等主義的政策,並對廣告等商業活動實行嚴密的管制。他的很多綱領與其說合乎資本主義原則,不如說合乎社會主義原則。但在貨幣政策領域,他對後來的芝加哥學派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有力地論證了,應該按照某種規則執行貨幣政策,而不是人為地隨意操縱貨幣。尤其是他提出,這種規則旨在實現某種全面的價格指數的穩定。這一規則,顯然是後來人們提出的貨幣供應應當按穩定的速度,比如說每年3%或4%增長的雛形」8。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學派經濟學(2)

    哈耶克最初想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謀得一個職位,不過後來還是接受了該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聘請。該委員會主席約翰·內夫在自傳中,對1950年聘請哈耶克一事,隨手寫過一段話,對這段話,有的人確信不疑,內夫寫道:「訪問英國的時候,我在倫敦拜訪了T.S·艾略特和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我覺得社會思想委員會一定要聘請這兩位人物。哈耶克獲得了一個終身教授職位,呆了差不多15年。經濟系對社會思想委員會聘請他表示歡迎,但這些經濟學家們卻在四年前反對經濟系聘請他,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學者應該寫的東西。經濟學家們覺得,只要不跟他們摻和,讓他到芝加哥大學,他們絕沒有意見。」9    
    由於幾個原因,這段話被人誤讀了。首先,已經到了那一段的結束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是放在上下文中看,多少屬於脫口而出的俏皮話。即使內夫的看法是深思熟慮的,經濟學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想跟哈耶克「摻和」,也依然值得討論。    
    其次,對於哈耶克是因為《通往奴役之路》沒能得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職的說法,弗裡德曼曾經談到過:    
    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們確實不想要他,但主要是出於下面兩條原因:第一,他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他們應當挑選自己中意的人,而不喜歡別人指定的人。他們對學校管理當局提出的任何人選都會做出負面反應,不管那個人是誰。第二,他們不贊成他的經濟學。《價格與生產》、他的資本理論———如果讓他們從全世界找一位經濟學家來充實到他們的隊伍中,他們決不會選中《價格與生產》一書的作者。至於《通往奴役之路》,根本就沒有關係。因為事實上,從意識形態角度看,系裡大多數人都是哈耶克的同道。全美國人都知道,芝加哥大學經濟繫在經濟學界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具有相當明顯的自由市場色彩。因此,《通往奴役之路》只能給哈耶克加分,而不是減分。是的,我敢肯定,他們拒絕哈耶克的主要理由是,他們既不想讓資助者篡奪了自己的決定權,哈耶克又不是他們自己想選擇的人,他們也不想讓校方決定他們的人事。十    
    批評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最激烈的一些人,就在經濟系,他們一絲不苟地捍衛著自己的學術自治權利。    
    弗裡德曼也憶及「盧諾和他答應資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擔任10年教授職位的故事,我覺得,這就是問題所在,校方問經濟系,他們是否願意為哈耶克提供一個職位,他們拒絕了。我當時也在那兒,但還是個新手。我根本沒有參與過這件事的決策。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他們是正確的。泰德·舒爾茨當時是系主任,至於他的基本信念,跟哈耶克的完全一致。他是個行事極為公正的人,他非常推崇哈耶克。哈耶克擁護自由市場這一點根本不是系裡拒絕他的理由」{11}。    
    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般人並不認為哈耶克是個大人物,經濟學界的學者尤其如此,只是後來他發表了多部重要著作後,人們回過頭來才意識到,他是更廣泛的社會思想領域的偉大人物。當時,《通往奴役之路》被認為基本上是一本通俗作品。尤其是在美國,人們認為,在專業經濟學領域,他脫離了常規,完全屬於邊緣化的人物。哈耶克1941年出版的《純粹資本理論》,幾乎無人關注。他確實在從事政治理論、認識論、社會科學方法論、心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已不再是活躍的專業經濟學家了,他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專業經濟學家。    
    D.蓋爾·約翰遜從1944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他記得給哈耶克提供一個職位的想法,根本就沒有進入正式表決階段。他又說,全系人好像已經達成了共識,約翰遜還說,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經濟學思想就讓他「不可能被這裡接受」。{12}    
    哈耶克自己關於自己沒有去成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回憶,似乎並沒有內夫在自傳中那段話強調的含義。比如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去芝加哥大學的事時,哈耶克是這樣說的,「很湊巧有個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議我去經濟系,但他們不要我」{13}。哈耶克並沒有投入多大精力爭取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決定移居美國時,最初想進的是普林斯頓。    
    哈耶克也回憶說,在進芝加哥大學這件事上,「經濟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們受到了計量經濟學家們的阻撓。這些計量經濟學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找個教職的打算就落空了」{14}。他還說:「他從來都對宏觀經濟學或計量經濟學沒有好感。而他們也認為我過時了,不能接受他們那類新觀念。」{15}喬治·納什在其權威的《美國保守主義思想運動》,論述到戰後是這樣說的,「這個時代還有一個象徵,跟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一樣,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資助,才能進入美國學術界」———資助他們兩人的,都是沃爾克基金會。納什補充說,約翰·內夫、阿倫·迪萊克特、亨利·西蒙斯「勸說這家保守的小基金會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16}。    
    弗裡德曼當然是經濟系中跟哈耶克最為相契的。哈耶克在1978年說到,在芝加哥,他「跟弗裡德曼來往非常密切,後來跟喬治·斯蒂格勒也極熟。因此,我跟經濟系部分教員關係很好,不過,從數量上看,計量經濟學家們佔上風……而我只跟奈特和他的那個圈子來往」{17}。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會思想委員會獲得一個職位元,部分是因為在教了二十多年經濟學後,他有「一點厭倦」了。他「已經對當經濟學家提不起精神了,而對於經濟學當時發展的方向,他也覺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經濟學,他覺得「鬆了一口氣」。同樣,他也不用承擔行政管理責任了,而在倫敦經濟學院最後一年,他就幹著這種事。    
    哈耶克高度相信觀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後50年,之所以選擇了政治和社會哲學而放棄了專業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的信念:前者比後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後者,同時這也反映了他的個人興趣和優勢。他相信,觀念統治著世界,他也身體力行這一信念。    
    哈耶克承認,最後幾十年中,他已經不是經濟學家了。在《自由憲章》的導言中他說,他「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很多緊迫的社會問題的答案,歸根到底,要靠我們認識到某些超乎專業經濟學範圍之外的原則」{19}。在1962年弗賴堡大學就職演講中哈耶克也說,他學術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純粹理論研究中,後來我則投入更多時間到專業經濟學理論之外的問題」{20}。他之所以放棄經濟理論,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種想法的影響,他覺得,《通往奴役之路》發表後,他在經濟學界已經聲名狼藉了。    
    終於離了婚又結了婚,哈耶克心情極為輕鬆。很多年來,他都對第一次婚姻不滿意,而又不能跟自己所愛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學,他覺得很高興,「從一個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的比較狹隘的氣氛中,又回到了那種綜合性大學的氛圍中。教員俱樂部、四合院俱樂部(Quadrangle Club)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對面的,今天是歷史學家,明天是物理學家,後天又是生物學家。事實上,我不知道還有哪所大學像芝加哥大學那樣,不同學科的學者之間有那麼密切的交流」{22}。哈耶克到任的時候,該校有超過一萬名學生。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3章  社會思想委員會

    哈耶克後來回顧自己在社會思想委員會的職位時說,這個職位給他提供了「幾乎是再理想不過的機會」,讓他能夠追求自己「逐漸形成的」興趣1。該委員會是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提倡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範例。它最初叫做文明研究委員會,旨在為超出常規院系組織藩籬的思想,提供進行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機會。根據研究芝加哥大學校史的威廉·麥克尼爾的說法,「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是約翰·內夫,資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委員會是一個精英群體。內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歡、推崇的人,這些人的專業背景則非常多樣化,他請他們指導精選出來的十幾名研究生的研究」2。從1946年到1964年,內夫一直擔任委員會主席,他曾這樣形容這段時間委員會的狀況,「我們一次招收的學生不超過13名,而不算著名的訪問學者,本委員會常任的教員就在8到10人」3。由於學生和教員之間比例這樣低,師生之間形成了密切的關係。這一項目的學生來自各個專業———除了社會科學外,還有人文學科、自然科學、藝術領域。這是一個近乎理想的學術環境。    
    1950年秋天,哈耶克到任的時候,正值委員會蒸蒸日上的時期。儘管它一度獲得了「被排擠者的沙龍」的名聲,這是委員會一位成員戴維·格倫的話,但其成員都是非常出色的學者。正是由於他們過於超前,所以他們經常不被傳統的院系接納,他們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    
    撰寫哈欽斯傳記的瑪麗·安·德祖拜克說,委員會的研究在「大學裡是獨一無二的。最早的時候,內夫擬了一份由其它系教員上課的相關課程清單,逐漸地它自己為在委員會攻讀碩士和博士課程的學生提供了跨學科的課程表。內夫請來藝術、哲學、神學等等學科的人來校講課。戰後,委員會開始聘請自己的教員」。5    
    哈耶克的頭銜是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這有點繼亞當·斯密的後塵,因為斯密曾經是位「道德哲學教授」。謝利·羅賓·賴特溫是他的學生,他回憶過他的討論課:    
    哈耶克對這個工作勝任愉快。每星期三,他都舉辦一個主題包羅萬象的討論課。星期三晚飯後,來自各個學科和各個國家的一群聰明而稚嫩的人會趕到一間仿哥特式會議室,圍坐在一個很大的橢圓形橡木桌前,談論哈耶克提出的話題。話題無遠弗屆,涵蓋了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及其它方面的知識。而那些年長的參與者更給討論課增色不少:有兩位原子物理學家,一位是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意大利人,另一位則是匈牙利人,他們在工程、物理學、電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廣泛的貢獻;有一位研究古典文化藝術、經營農場的愛爾蘭人,精通莎士比亞、吉本、托爾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圖和修昔底德;有一位極為虔誠而嚴謹的法國托馬斯主義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魯東和T.S.艾略特;一位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好鬥的無神論者,卻熱衷於探究神學問題;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貨幣理論家,對樹葉追逐陽光的動機和經濟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入迷;一位考古學家,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圖像藝術傳統中受的教育,卻開設了關於尼采的課程,指導學生研究普魯斯特;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有《孤獨的牛仔》的作者;還有提出「平民社會」(folk society)、發掘研究早期工業革命的人。學生則來自日本、中東、歐洲及美國偏僻的角落,個個都顯示了極高的天資,可謂出類拔萃。6    
    這裡所說到的學者依次是恩裡科·費米、萊奧·西拉特、戴維·格倫、伊維斯·西蒙、弗蘭克·奈特、米爾頓·弗裡德曼、馮·布蘭肯哈根、奧托·馮·西姆森、戴維·雷斯曼、羅伯特·雷德費爾德。這其中,費米獲得過193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後來則獲得了諾貝爾獎。1939年,愛因斯坦寫給富蘭克林·羅斯福一封非常有名的信,開頭是這樣寫的,「費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讓我得出結論,鈾元素可以被轉化為一種全新而重要的能源……這種新現象可以促進人們造出炸彈」7,正是這封信促成了曼哈頓工程後來的組成,其總部就在芝加哥大學。因此,這個討論課無論如何是個令人敬畏的群體。    
    賴特溫繼續寫道,哈耶克「以一種平和、正直的風格主持著這個引人注目的群體進行討論,使他的討論課成為自由主義美德的一種完美實踐。討論的主題一般是自由主義,沒有一個人對哈耶克的信念有絲毫懷疑。但如果有的學生希望出人頭地,背叛了這裡的人們普遍的信條,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圍剿異端在這裡完全是不可想像的。討論課是跟活著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現代的人物進行的對話;惟一的戒律是要確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誠懇地對待他人的質疑和不同看法。作為參與討論課的人們的同事和老師,哈耶克的行為與這一無可挑剔的自由主義研討會完全融為一體」。    
    哈耶克也回憶說:「我在那兒(芝加哥)舉行的第一次討論課是一生中最令我興奮的。討論的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問題,而我請來參加我的討論課的人有費米,有遺傳學的偉大創始人萊特,還有幾位物理學家。這是一個全部由教員組成的討論課,來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專業的最出色的人匯聚於一堂。這樣的討論課還是平生第一次。我從來沒有能夠把這樣一群出色的人召集到一起,因為我沒有討論過這樣好的問題。」9參加這個討論課的大約有25個人。其中還包括阿巴·勒內爾,他是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時的學生,這時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羅斯福學院。    
    弗裡德曼回憶說:「主要是由於哈耶克請來的發言者範圍很廣泛,所以,這些討論課非常精彩。他們的看法形形色色。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費米談論方法論的那一次,這次談話對我自己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談到了測量的概念,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的一句話,這句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測量就是進行區分,區分得越細緻,測量得越精確。』這是一個極富啟發性的看法。」十    
    戰後初期,美國處於全球權力之巔峰,美國的生活水平也最高。抵抗共產主義的戰鬥讓集體主義的支持者在美國國內基本上銷聲匿跡了。繁榮的20世紀50年代與蕭條的20世紀30年代恰成對比。失業率非常低,經濟增長總是好於人們的預期;蘇聯被看成是自由、進步的敵人,而不再是令人嚮往的指路明燈;整個世界沒有大規模的戰爭,而且看起來也不大可能爆發這樣的戰爭。20世紀50年代是美國人富足的時代,也是美國主宰世界的時代。    
    時代的這種變化或許可以說明哈耶克何以會放棄專業經濟理論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那樣大規模的經濟蕭條看起來不大可能出現了。因而人們對商業週期理論已經了無興趣,而這正是他在專業經濟領域研究的重點。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經濟狀況與50年代英美經濟狀況之間,幾乎沒有一點相似之處。還有,這個時代,蘇聯的制度在經濟效率方面似乎總是走在資本主義前面,於是,從社會主義的計算這場大論戰中發展出來的思想,也似乎沒有多大價值了。經濟學界正在向數學化方向發展,而這又是他所反感的。    
    社會思想委員會成員戴維·格倫記得,當大家得知哈耶克要來委員會後,有些人「有點驚訝」。哈耶克被視為一個「守舊的右翼機構」資助的「陳腐的右翼分子」。儘管格倫記得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對哈耶克到該委員會表示高興,但他也回憶說,哈欽斯並沒有(像對待其它人那樣)特別努力地爭取哈耶克來本校。格倫回憶說,哈欽斯堅持,儘管哈耶克是由外面的機構資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為某一特定立場的代言人,沃爾克基金會也絕對不能插手大學或委員會的事務。當然,哈欽斯也清楚地知道,他沒有任何辦法來限制哈耶克。格倫說,哈耶克為人「隨和」、「老練」、「正派」、「拘謹」、「和善」,是位才華橫溢的學者,但卻「從來沒有恃才傲物」。他積極地參加委員會的各項具體工作,比如指導學生,也積極承擔大學指派的工作。給格倫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將兩種氣質不同尋常地結合起來———他既是位「奧地利貴族,又是位非常純正的英國人」。{11}    
    哈耶克以前的學生尤金·米勒寫道:「他是在進入該委員會攻讀研究生學位時第一次見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論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務是研讀西方思想名著,這是芝加哥大學特別強調的。他的閱讀書目包括托馬斯·霍布斯的《列維坦》、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埃德蒙·柏克的《法國革命論》。米勒回憶說,哈耶克痛快地答應輔導他閱讀這些著作。在那些輔導活動中,我逐漸親身體驗到已經突出表現在他的著述中的那種精神品質———他那驚人廣泛的知識興趣,他對道德和政治理論中的基本問題的關注,還有他那無限寬廣的胸懷。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能形成觀念的多樣化。因此,當我的研究發展到對他的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則產生質疑的時候,他繼續向我提供無私的幫助和鼓勵。他不求培養弟子,而是激勵他的學生像他自己進行思考時那樣誠實、果敢地直面艱難的問題。」{12}    
    詹姆斯·維西也是哈耶克任該委員會導師時的學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論文答辯委員。維西回憶說,他對「『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穴1882—1965,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雪的司法推理觀』很感興趣,哈耶克覺得這是個很合適的題目,他跟弗蘭克福特非常投契。一開始,這讓我非常吃驚,因為我認為弗蘭克福特在經濟上主張政府干預。我後來逐漸看出,哈耶克和弗蘭克福特都同樣希望制度能夠緩慢地、試探性地生長,都反對教條主義」。維西還記得,哈耶克告訴過他,「他喜歡的學習方式是,第一步,很快翻一遍全書,然後再回頭仔細地研讀。他當然是博覽群書,他為我在研究弗蘭克福特之前而進行的預備性研究開的那份書目,在我看來有點荒唐———竟然包括瓦泰爾、格老秀斯等等」。「在我看來,哈耶克似乎就是那種純粹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而進行無私無慾、客觀研究的典範。」{13}    
    斯坦利·海伍德是哈耶克20世紀50年代初的學生,他回憶道,他曾「有幸參加哈耶克在晚上舉行的有關『自由主義傳統』的研討課。這是我在芝加哥經歷的最難忘的時刻之一。哈耶克受過寬廣的、深厚的歐洲傳統教育,他是理想的研討課主持者。他也極為講究禮節,很少過多談論自己,但卻會和善地插進幾句話,引導別人,使討論能夠富有成果。我們每個人都要對當晚作主題發言比如講『法治』問題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14}    
    1951—1952學年哈耶克講授「自由主義傳統」的教學大綱把「思想自由」列為有待系統考察的第一個主題。在這裡,哈耶克把「相信觀念力量」作為大家討論的第一個題目,在這份大綱中,討論思想自由的篇幅要超過其它一切問題。從相信觀念的力量開始,哈耶克依次講到了單個人的才智的「多樣性和局限性」;「真理只能從不同思想的自由討論中浮現出來」;理性是社會性過程,一定要「相信說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專斷地相信(他)無所不知」;「即使錯誤也應予以尊重」;「觀念的傳播不可避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他還列出了思想自由如下的「先決條件」:「寬容」、「思考……良心……言論、集會……(和)出版……之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審查」,教學和研究活動中的「學術自由」。{15}    
    羅納德·哈默威說,哈耶克「他的舉止無可挑剔,氣質極為高貴,又具有優雅的學者風範。我承認,我覺得他有點過分講究禮儀,儘管我慢慢跟他熟悉,但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多次去看望他的時候,我們之間仍然存在著那堵把教授和學生分開的牆,儘管已經很薄了。事實上,即使在我四十多歲、且自己已當上教授若干年後見到他的時候,我也一直稱他為教授。」{16}    
    英語系教員理查德·斯特恩回憶說:    
        我到芝加哥當教師,按當時的風氣加入了四合院俱樂部。「弗裡茨」(Fritz,Friedrich的暱稱)·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邊上,這個位置是誰都可以坐的,是供沒有專座的人坐的,沒有人專用。那些年,我每月都有兩三次跟他一起吃飯。我們有幾十年沒有見過面,但我發現他很高興、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也記不起來我是怎麼跟他打招呼的,他是怎麼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來有點難以接近,旁若無人,這更多是因為他的八字須好像總是讓人覺得他對什麼都不以為然,但我從來沒有覺得他對我有什麼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態。他會講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則特別有趣,我現在還能記得,是關於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說:「拉斯基有非常出色的直感,又是個慣於撒謊的人。這兩樣結合起來導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時也很嚴重的問題。」我記得他好像說,拉斯基曾猜到了丘吉爾正在計劃要干的某件事,丘吉爾聽人說拉斯基「知道了」他只跟內閣成員們透露過的計劃。他就召集內閣開會,宣佈有人將情報洩露給了拉斯基,「結果費了好大勁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談過那個他一直在那裡度假的奧地利小村莊,他一直以為那個地方的地產是外人不能購買的。    
    我還記得———別人告訴我的———他早年的愛情被婚姻打斷、後來兩人走到一起、破鏡重圓的故事。{17}    
    20世紀50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舉辦了不少研討課,大部分屬於政治哲學領域,有(按第一次開設的日期順序)《公正與平等》(兩次)、《自由主義的傳統》(三次)、《科學方法與社會研究》(三次)、《經濟計算》、《社會與政治思想》(六次)、《莎士比亞晚年戲劇》、《社會理論入門》、《從洛克到柏克之間的英國的社會思想》及《福利國家分析》{18}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幾次研討課上,他宣讀了《自由憲章》若干章節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的日子是尋找新方向的時期。他說,內夫聘他到社會思想委員會,在這裡,「只要你願意,你可以講授社會科學領域的任何問題,而如果什麼時候你不想講課了,那你就可以不講課」{19}。這樣的好機會是很難找的,又有高工資,使他能夠去實現自己的最高目標。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4章  密爾(1)

    哈耶克最經常提到的19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哲學家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哈耶克對密爾看法的前後變化,能夠說明他們之間思想上的關聯。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哈耶克曾說:「我對密爾的多年研究,確實動搖了我對自己過去曾視為偉人的某個人物的欽佩,根據我現在的看法,密爾是個非常關鍵性的人物。」11942年在為密爾的《時代精神》一書寫序時哈耶克說,出版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有助於我們理解上個世紀一位偉人的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最有趣的階段」2。    
    哈耶克在1951年進芝加哥大學之前完成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與夏略特·泰勒的友誼和婚姻》一文中,有好幾次讚許地提到密爾:    
    他是如此敏銳、均衡、老練的天才人物,他總是精心而仔細地遣詞造句……    
    他具有超乎尋常的才能,因此,他完全有資格在《自傳》中自豪地宣稱,他「願意、並且也能夠從任何人那裡學到東西」……    
    密爾,乃是誠篤君子……    
    他必將再次被視為當時真正偉大的人物,既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道德上的偉大人物,而他之所以取得知識上的成就,主要也是由於他堅信,高超的道德對於冷靜的知識活動具有無上的價值。在成長的過程中,密爾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就是要成為「理性主義的聖人」,格拉斯通曾經恰如其分地用這個詞來形容他。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也提到過密爾的「傑作《論自由》」。    
    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儘管多次對「年輕時代」的密爾頗有微詞,但提到密爾的次數要多於其它學者,密爾的話大部分是作為權威為哈耶克引用的,或引為他的同道,比如:    
    今人不須比古人更聰明,也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個人自由的基本要件。過去一個世紀的經驗能教給我們的東西,要比麥迪遜、密爾、托克維爾或洪堡所能想像的更多。    
    由約翰·密爾頓和約翰·洛克做出、並由密爾和沃爾特·白芝浩重述的對寬容的經典論證,理論基礎當然正在於他們認識到了……人的無知。    
    (哈耶克在討論「政府的強制性措施與純粹服務性功能」的區分時說)這種區分等同於密爾對「專斷的」和「非專斷的」政府干預之間做出的區分。    
    如果我們不將政府的「干預」放到這一?穴「法治」?雪背景下考察,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亞當·斯密和密爾反對什麼樣的政府干預。5    
    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也讚揚密爾在討論思辨哲學的重要性時說過的一段話6。密爾說,政府控制經濟對於自由是致命的7,而允許採取行動追求知識8,及政府控制教育,都具有潛在的危害9。哈耶克以這一句話作為他的全書的結句:「我覺得,用威廉·馮·洪堡的一句話———百年前的密爾曾將這句話置於他的《論自由》一書之首———是再恰當不過了:『本書將要闡明的所有論點,都指向一個最重要的大原則:最為豐富的多樣性,對於人類的發展而言,具有絕對的、最根本的重要意義。』」十讀者完全可以設想,哈耶克寫作《自由憲章》,就是要補充或發揮密爾的《論自由》———事實上,連它的書名都可以理解為跟密爾的著作有關聯。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與夏略特·泰勒》一文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學術著作,追溯了他們兩人在維多利亞時代驚世駭俗的愛情和婚姻(夏略特儘管嫁給了別人,但卻一直陪伴密爾,並跟他到處旅行)。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偶然」形成的。戰爭時期,哈耶克得到了兩人的一些往來書信,那時他的時間比較充裕,還有一位能幹的助手魯斯·博查德。於是,他便「投入了超乎尋常的精力來研究這個問題」{11}。除了這本書外,哈耶克也編輯了密爾的《時代精神》,又寫了幾篇論述密爾的文章。密爾《文集》出色的編輯約翰·羅布森談到哈耶克關於密爾和夏略特的論著時說,哈耶克把「故事講得非常精彩」,他還提到「哈耶克教授富有啟發性的著述」。博查德寫過一本密爾傳記,在前言中她「特別向哈耶克教授表示謝意」{13}。    
    哈耶克的研究對邁克爾·聖·約翰·派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著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生平》(1954)一書。哈耶克在該書前言中稱該書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最權威的密爾傳記」{14}。派克則在他的致謝詞中兩次感謝哈耶克,對他的謝意僅次於他的妻子,他說:「對於當時在倫敦經濟學院、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哈耶克教授,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教益遠多於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些。確實,如果沒有他多年的成果卓著的研究,不光我寫不出這本書,任何人都不可能寫出一本完整的密爾傳記:他對我的持久的關注和及時的忠告,遠遠超出了我的期望。」{15}    
    弗朗西斯·米內卡編輯了密爾文集中的一卷《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早期書信》,在前言中他寫道:「編這一卷的主意出自哈耶克教授……(他)決定盡可能完整地搜集1848年之前?穴密爾的書信?雪的決心,是非常正確的。」{16}哈耶克在給米內卡編輯的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用優美的文筆寫道:「搜尋這些未發表的手稿是一種偵探工作,多數人都喜歡在空閒時間作為一種消遣進行。搜尋的樂趣主要由我享受了,而最後為讓讀者看到這本書而進行的真正艱苦的工作,則完全由米內卡教授承擔著。」{17}    
    下表列出了哈耶克討論社會哲學的四本主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法、立法與自由》及《致命的自負》———引用一些學者的次數。    
    很多評論家都注意到哈耶克與密爾之間的相同之處。羅伯特·康寧漢姆在為學者們討論哈耶克的一本文集寫的前言中說:「1859年,密爾在《論自由》中追溯了他所說的公民或社會自由的歷史。一百年後,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重述、深化了自由憲政主義的傳統學說。」{18}諾曼·巴裡寫道:「無疑,哈耶克對自由的捍衛是自密爾的《論自由》之後最雄辯、最有說服力的,其論證也是最嚴密的。」{19}據約翰·格雷研究,哈耶克寫作《自由憲章》的目的就是為了「紀念密爾《論自由》發表一百週年」{20}。亨利·哈茲利特的一句話多年來一直被印在《自由憲章》一書封底上:「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著作之一……密爾《論自由》在20世紀的精神繼承人。」    
    但到了後來的《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開始顯示出對密爾更強烈的否定性態度。密爾不再是他引用最多的學者了(引用的更多的是休謨、波普、斯密、邊沁、康德和洛克),即使提到密爾,也經常是作為批評對象。哈耶克批評密爾推廣了「社會正義」一詞{21}。哈耶克有一段文字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稱為「自由文明面臨的兩大威脅」,在這段話的一個腳注中,哈耶克批評密爾說,「這兩者卻都為密爾特別強調,將其視為現代人保留的僅有的兩種『高尚』感情」{22}。    
    最典型地體現哈耶克晚年對密爾負面看法的地方,是《法、立法與自由》的一節《通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無限權力》{23}。在本節開始,哈耶克就說:「有一種可悲的幻想,以為只要我們採用了民主程序,我們就沒必要對政府權力施加別的限制了。這幻想還讓我們進一步相信,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構成的『對政府的約束』完全可以替代傳統的限權措施。」{24}然後他在腳注中說:「詹姆斯·穆勒似乎是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儘管我們很難在他的《政府論》中找到明確的說法。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他的兒子的影響,密爾在《論自由》中說,『國家是毋須防範自己的』。」{25}    
    對密爾這段名言的這種闡釋是相當奇怪的,因為這種闡釋太不準確了。(密爾的這句話及這句話前面的句子我們已經引過){26}。通觀這句話前後的段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密爾的意思跟哈耶克完全相同—民主投票程序不可能減少限制權力的必要性。在說完國家毋須防範自己的意志之後,密爾接著馬上就說:「這種思想方式在歐洲上一代自由主義者中非常普遍。而除了面對大家都覺得不應存在的政府之外,承認對政府活動的範圍應予以限制的人士,在歐洲大陸的政治思想家中,可謂鳳毛麟角。然而在人事中,在政治和哲學理論中,成功恰恰凸現了失誤和缺陷,而如果失敗了,這些失誤和缺陷反倒無從看到。當全民政府還停留在人們的夢想中或人們只能在遙遠的古代歷史中讀到的時候,人民毋須自己限制自己的權力的觀念,儼然是自明之理。但隨著時間推移,當民主共和國已經普及至很多地方的今天……我們就需要認識到,『自我治理』、『人民自己對自己的權力』之類的說法,並沒有表達我們所處的真實的狀態。因而,當掌握權力的人定期地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時候,限制政府對個人的權力的重要性絲毫也沒有減弱。」{27}哈耶克把密爾在《論自由》中強調的根本觀點正好弄反了。    
    哈耶克的誤解之更令人驚奇之處在於,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也引過這段話,但卻放在恰恰相反的語境中。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對密爾的話作了準確的解讀,而到了《法、立法與自由》中,卻作出了不正確的解讀,這就讓我們懷疑,哈耶克晚年對密爾的批評究竟是由於誤解,還是真的由於他不同意密爾的觀點,進而我們也懷疑,這兩位思想家之間的共同點是不是真的沒有哈耶克晚年所認為的那樣少。在《自由憲章》的正文中哈耶克寫道:「現代民主制度發展到相當晚近的時代後,一些蠱惑人心的傢伙就煽動說,既然權力已經歸於人民,就不需要對這種權力加以限制了。」{28}然後他就在腳注中補充說:「參見R.B.麥克魯姆編輯的密爾的《論自由》,已經對那種看法給予了批駁。」{29}哈耶克所提到的麥克魯姆版本的《論自由》的那個段落,我們前面已經引過。    
    在《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寫道,密爾早年「曾受社會主義影響,正是由於這種傾向,他對『進步』知識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從引導知識分子陷入社會主義這方面看,他比任何人的影響都大」{30}。哈耶克過於強調密爾的社會主義傾向了。在密爾死後才出版的自傳中,密爾確實說過,「從他們所追求的終極理想的角度看,我們(密爾和夏略特)確實可以劃入一般社會主義者的行列」,而在1948年《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後的各版中,他(在泰勒和當年發生的歐洲各國革命的影響下)確實對社會主義節節退讓,但他所嚮往的社會主義是在競爭性經濟中的勞動者合作社,而不是無所不在的國家控制———而這才是哈耶克所說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又以肯定的語氣引用了密爾的這種看法,「如果公路、鐵路、銀行、保險公司、大型股份公司、大學、公共慈善機構都成了政府下屬的機構;還有,如果本來由地方自己決定的市政機構和地方公會,也都成為中央政府的下設機構;如果上述所有機構的員工都由政府委任、養活,生活的任何改善都得看政府臉色;那麼,即使有新聞自由,即使有民眾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這樣的國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國家,頂多只擁有名義上的自由。」{31}在《政治經濟學》最後一卷,密爾說的一段話幾乎就是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說過的話,他說:「每個人都擁有一個活動範圍,決不應允許政府介入;每個人到了可以斟酌決定的年齡後,生活中有一部分只受其個性之決定,而不應受外人或公眾之控制。」{32}    
    在密爾思想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強調的重點各有不同,但從根本上說,他所信奉的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而不是國家社會主義。在《論自由》的結尾中,他正確地預見到了他的著作將流傳久遠,所以他寫道:「從長遠來說,國家的價值就是構成它的個人之價值;國家如果妨礙其人民的發展、以使他們成為更為馴服的可以隨意使喚的工具,即使是為了有益於人民的目標,那麼,這樣的國家會發現,用這些小氣的人,是幹不出一番大事業的;它還將發現,為求得社會大機器的完善而犧牲一切,最後卻將一無所獲,因為它為了使這台大機器能夠平穩地運轉,一直在拚命消磨人的生命的活力。」{33}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4章  密爾(2)

    20世紀50年代,哈耶克到處旅行,參加國際和國內的思想、學術會議。1955年,他到米蘭參加了西方民主國家知識分子討論「自由的前景」的研討會。經過一周的討論,代表左、右、中的知識分子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哈耶克卻大為不快。與會者西摩·馬丁·李普塞特回憶道:    
    哈耶克教授在閉幕詞的講話中批評代表們沒有準備拯救自由,而是準備埋葬自由。只有他一個人對廣泛的緩和氣氛表示不滿。讓他生氣的是與會的代表們,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達成了普遍的共識,即引起左派和右派對立的傳統問題已經越來越不那麼重要了。實際上所有人都同意,若干國家中國家權力的增加並不會導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會主義者已經不再鼓吹社會主義了;跟保守主義一樣,他們關心的也是全權國家的危險。將左派與右派分開的意識形態問題,已經變為政府所有和經濟計劃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沒有誰會相信,控制每個國家的國內政策的各政黨之間有多大區別。哈耶克則真誠地相信,國家干預是惡的,內在地具有極權主義傾向。結果他發現,自己成了很小的少數派。他覺得,只有他還在嚴肅地思考民主國家陣營內部的分歧。{34}    
    1957年,在朝聖山學社第十屆年度會議的開幕式上,哈耶克致辭,提到了學社在《目標的聲明》中提出的目標「致力於自由社會之維護和改進」。他評論說,看起來目前的事態沒有1947年時那麼暗淡,但他依然不表樂觀。1957年在瑞士的聖莫裡茨舉行的這次會議使學社獲得了新生。1954年的威尼斯會議只有41人到會,比1953年的57人要少得多。1956年的柏林會議則只有25人。而在1951年,學社會員曾達167人。1957年的第十屆年會則是當時與會人數最多的一次,參加會議的有73名會員和49名貴賓。在這次會議上,哈耶克發表了《為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一文,這後來成為《自由憲章》的跋。在1955年的米蘭會議上,哈耶克反對現代的自由主義;到了1957年,哈耶克又反對起傳統的保守主義。    
    1950年代歷屆朝聖山學社會議所探討的主題除了一些比較持久性的話題外,還有一些時效性較強的主題,比如「歐洲的鋼鐵管理當局」、「蘇聯在不發達國家的擴張」、「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35}。《財富》雜誌的書評作家約翰·達文波特是朝聖山學社會員。他回憶說,哈耶克在聖莫裡茨會議上與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科克有一個「著名的交鋒」,並說,儘管科克在學社中有「很多朋友」{36},但從來沒有被選進學社。科克後來在美國保守主義雜誌《全國評論》中對學社進行批評,說學社成員早年都宣傳「自由主義教條」,對基督教持有敵意。阿倫·迪萊克特、米爾頓·弗裡德曼、喬治·斯蒂格勒在一封讀者來信中對科克做出了響應:「最初參加會議的人士並不是簡單地宣揚某種立場,更不用說『僵化地堅持19世紀的自由主義教條、對基督教秉持一種理性主義的敵意』。」{38}幾位早期會員,包括瓦爾特·奧伊根、威廉·勒普克,都是基督徒。    
    詹姆斯·布坎南回憶說,他是在「1957年被邀請加入朝聖山學社的。我不知道誰提議讓我加入的,但我知道,人們都承認,這個學社確實屬於哈耶克,任何人要加入學社,都需徵得哈耶克本人的同意。到1957年,學社會員比起最初剛創辦時已經大為增加,但它依然是個俱樂部的模樣。而在學社的會議上,總是潛伏著中歐的會員與美國的會員(後來更多地跟芝加哥大學有關)之間的緊張。對於我們這些血管裡流淌著自由至上主義-平民主義血液的人來說,與哈耶克、尤其是與米塞斯之間的差別,就更為明顯了,而他們似乎想讓別人順著他們。哈耶克主宰著這個團體,而他則恰如其分地得到了人們的尊重,以至於他有點讓人敬畏。哈耶克對於思想討論本身的貢獻,則總是中肯而深刻的」{39}。丹麥的克裡斯蒂安·甘迪爾是朝聖山學社的老會員,他回憶說,學社早期的會議更多地由歐洲人主宰,後來的會議則更多由美國人主宰。他還說,學社早期會議的氣氛要比後來更為親密融洽。{40}    
    20世紀50年代,哈耶克的個人生活也很圓滿。儘管他決定離開第一任妻子和孩子的時候,經歷了道德上的焦慮,但海倫娜(即「勒娜」)是他一生的所愛,兩人青梅竹馬,因而他們的婚姻是兩人長久以來深藏在心的夢想的實現。    
    弗裡德曼回憶說,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是位「極有學識的女性」{41}。她有時會來參加哈耶克在芝加哥的研討課,她把哈耶克的《科學的反革命》翻譯成了德語,又把《自由憲章》譯為德文,哈耶克說,她「實際上是重寫了一遍」《自由憲章》{42}。《感覺秩序》可能是他最艱澀的著作,在前言中,哈耶克對她表示感謝,哈耶克說:「如果沒有我妻子對我的手稿提出的尖銳的批評,這本書恐怕會包含更多含糊之處,表述可能會更零亂,儘管現在也有這些毛病。」{43}除此之外,海倫娜·哈耶克也是位漂亮的女性,儘管她的性格不怎麼隨和。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說,在1939年他們由於戰爭而不能見面之前,海倫娜就一直是他進行思想活動的伴侶。    
    哈耶克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發起、並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投入相當大精力做的一個項目是試圖復興維也納大學的思想傳統,不過這一努力最後並沒有成功。從本質上說,他一直是個歐洲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說過,他「永遠都是個外國人,不管法律上是怎麼說的」{45}。他寫了大量備忘錄試圖尋求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資助他的計劃。他曾打算說服一些有名的知識分子回到維也納大學,再現其往日在學術上的盛景。他設想:「創建一個高級研究院之類的東西,吸引那些流亡在外、仍然活躍的學者,比如施勒丁格爾、波普返回……啊,我可以列出一個非常輝煌的名單!」{46}他自己不斷搬家的經歷讓他以為,完全可以說服別的學者搬回到維也納生活。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5章 《自由憲章》(1)

    《自由憲章》源於一次旅行,而這一旅行所承擔的任務則屬於能給學者帶來最大樂趣的那種。在編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與夏略特·泰勒的書信時,哈耶克遺漏了密爾在1854-1855年冬春季節在意大利和希臘旅行期間寫給她的大部分長信。他突然有了個想法,重走一遍密爾在整整一百年前走過的那段行程,編輯一本密爾書信全集。這趟旅行得到了基金會的資助,因此,他跟海倫娜坐汽車穿越整個法國、意大利、希臘,度過了「愉快的」七個月時光。他們又從希臘順便去了趟埃及,發表了《法治的政治理想》的演講,這後來構成《自由憲章》中五個章節的內容。    
    《自由憲章》的寫作花費了好幾年時間。哈耶克1950年進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已經寫完兩本書的手稿,一本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與夏略特·泰勒》,已經交給一家出版社,另一本是《感覺秩序》,正準備商談出版事宜。他曾希望波普對《感覺秩序》一書產生興趣。然而,儘管波普對哈耶克討論涉及該書及其思路的來信寫過幾封回信,但哈耶克卻沒能激起波普對他的心理學思想的興趣。哈耶克曾經希望波普能跟他一起進入芝加哥大學,他後來又曾期望波普跟他一道重建維也納大學的思想傳統,然後等他到薩爾茨堡後,他又覺得波普可以跟他一起來薩爾茨堡大學。    
    從編輯《集體主義經濟計劃》開始,哈耶克的思想走上了一個新方向。這之前,他是個一般的專業經濟學家,現在,他則成了社會理論家和社會哲學家。在寫這些論文的時候,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價格和利潤對於指導生產活動的作用。價格和利潤是生產的信號。    
    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中,哈耶克對價格和利潤指導生產活動的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他提出,社會秩序的根本問題在於,是否存在指揮生產活動的價格和利潤,這裡的生產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物質活動。他指出,社會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分立的、零散的知識。他進一步論證說,自由主義秩序———私有財產、勞動和交換自由,一句話,法治———所衍生的制度,是物質豐富、思想自由的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哈耶克關於憲政秩序的思想發源於他在經濟學、方法論和心理學等方面的研究。在最近完成的心理學著作中,他更深刻地意識到了人的無知,尤其是單個人,對於真實的科學世界的瞭解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在知識如此零散的世界上,人為設計的制度又怎麼可能維持下去?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心理學研究也讓他注意到了演進的重要意義。    
    哈耶克的經濟學研究則使他相信,商業波動是由生產結構中資本與其它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的變動造成的。他對經濟活動的這種認識,至少就這一看法而言,是不正確的。然而,哈耶克如果不將這一點放進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中,而是由此而認識到價格的指導功能,卻對他的理論具有重大價值。    
    1950年進芝加哥大學時,哈耶克的研究計劃有過好幾次變化。他曾花好幾年研究寫作《理性的濫用與衰落》中的論文,其中有些成果已經體現在收進《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8)一書的幾篇論文中,另一些則收入《科學的反革命》(1952)。《通往奴役之路》出版於1944年。他曾對社會變遷與科學研究的表現形式間的關係產生過興趣。他的興趣不以學科為界,對他來說,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要比進該校經濟系更有利。    
    哈耶克希望深入探討如何利用分立的、零散的、不完整的、不精確的知識的問題。他試圖進一步闡明,即使沒有人指揮,也能形成社會秩序。他也試圖揭示,一群人如何利用那些單個個體無法作為一個整體掌握的知識的問題。他在傳播(文化)的制度和慣例中發現了至關重要的智能和知識。他覺得,這些智能和知識隨著時間而演進,並引導社會實現其最高的物質生產效率。    
    1954年3月7日,他致信古根海姆基金會希望資助他到意大利和希臘旅行,除了為他計劃進行的關於密爾的研究收集資料之外,他也覺得,到這些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有助於他更準確地理解農業社會中傳統和文化的發展過程。他希望弄清,無法用語言清楚表述的規則和習俗———它們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不及的———是如何發展變化的。他根據這一思路計劃撰寫一本書,他說,他對此已經研究了若干年了,其書名接近於他後來發表的《自由憲章》的第二章的標題《自由文明的創造性力量》。2    
    不過,最終哈耶克沒有寫出這本書。他的《研究》(1967)和《新論》(1978)中的「哲學」文章最為集中地體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成果。最初寫作《自由文明的創造性力量》,是想寫一本融會他的心理學的著作,而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哈耶克認為,自己的社會秩序思想背後的哲學突出強調了個人的無知、演進、群體的智能、交流和獨具一格的自由主義。他感興趣的是道德、無知與社會秩序間的關係。    
    他逐漸認識到,在社會科學中企圖做到物理科學中的那種預測和控制,根本就是妄想。因而,社會就不應當追求物理科學中可能出現的那種事先可以確定的結果。知識的界限規定著政府的界限。個人的無知是無法克服的。他致力於探討在無人可以完整把握的情況下知識的利用問題。    
    他在開羅進行的研究、他對「密爾思想的持續關注」,終於結出了正果:在哈耶克琢磨著返回美國的時候,《自由憲章》的計劃突然「清晰地呈現」在他腦海中3。回到美國後,哈耶克最初計劃就自由主義秩序問題寫兩本書,第一本就是《自由憲章》,第二本則是《自由文明的創造性力量》。隨後四年,他致力於《自由憲章》的寫作。1959年,在《科學的反革命》(這本來是《理性的濫用與衰落》的第一部分)的德文本前言的結尾,他寫道:「這本書只是計劃的一部分,但其餘部分不會打算寫下去了,現在我希望在另一本書中展示那些思想,這本書不會有太濃的歷史味,而會更系統一些。」4———這本書就是《自由憲章》。1959年5月8日,在60歲生日當天,他寫完《自由憲章》的前言,全書也大功告成。    
    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哈耶克闡述了自己對自由的理解,他說,自由就是「這樣一種狀態,即個人不受他人之專斷意志的強制」5。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完全不存在強制是有可能的,或是自由的基本特徵。他的意思是說,法律可以通過確立允許個人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社會框架而創造出自由。他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強制不能是專斷的,個人應當事先知道在社會中,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哈耶克寫作本書的大時代對這本書也產生了影響。20世紀50年代後期是美蘇關係極為緊張的時期。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和哲學鬥爭———到底哪種社會制度將獲勝?是蘇聯的制度還是美國的制度?很多人覺得前者將獲勝。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認為,《自由憲章》是要重申自由資本主義,並對其正當性給予論證。    
    哈耶克對《自由憲章》的期望高於他的其它作品。他打算將這本書寫成自己的一部巨著。在收入本書之前,不少章節都曾以其它形式發表過,並曾分發給朋友、同事、學生,請他們予以批評指正。在《致謝》和註釋中,他列出了26個人的名字,他們曾經在本書正式出版前對有關章節提出過批評建議。提到這麼多的人,是他的其它著作所沒有的(在《致謝》中他也提到,「我從來沒有想過請研究助手來幫忙」)6。他希望《自由憲章》將成為20世紀的《國富論》。    
    《自由憲章》中有5章是他以前在開羅發表的討論法治的演講稿。他強調了法律對於自由的重要性。沒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他將洛克的下面一段話作為《法治的起源》一章的題記:「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維護和擴大自由。因為人類所創造的所有國家,都須靠法律才能維持;如果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自由就是免於他人之強制和暴力;如果不存在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並不等於……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如果每個人的意志都可以支配某個他人,則該人又何來自由呢?)自由就是個人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按自己的意志處置自己的人身、行為、財物及其全部財產的自由,在這種法律之下,他並未、也不會處於任何他人的專斷意志支配之下,而是在自由地按自己的意願行事。」7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也讚許地引用過「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8這句話。    
    對於那些認為社會中的自由乃是某種物質生活標準或參與政治治理之能力的人士來說,正當的法律創造出自由的想法,可能有點奇怪。哈耶克認為,物質生活水準和參與能力確實是美好的東西,但他也爭辯說,這些跟自由的準確含義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指,通過可以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適的法律將個人強制他人的活動減少至最小程度。    
    在《自由憲章》的第一部分《自由的價值》中,哈耶克致力於描述這樣一幅圖景:以法治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產效率。這是他學術生涯的早期從經濟學角度提出的反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論點的延續,不過是從積極的一面提出的。在這裡他強調的並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而是具有法治、私人產權、契約、交換自由的政治-經濟秩序,具有較高的物質生產率,因而能讓人們享受最高的生活水平。    
    法治之所以對生產效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乃是由於個人從心理上需要某種理性的背景,以實現其效率最大化。哈耶克說:「法律的確定性對於自由社會的平穩而高效運轉所具有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使西方實現經濟繁榮的最重要的單一因素,可能莫過於在這裡,法治相對而言居於主導地位。」9在哈耶克看來,法律所創造的社會是否合乎理性,只能由其法律是否正當來證明。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有關人們應該做什麼、一個人的財產是什麼的規則不那麼確定,則生活在這個社會的個人,就要比這類規則比較確定的社會中的個人的效率更低下。如果沒有法律和社會規範,個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們行為的後果。    
    法律和規則是某種超自然的或抽像的秩序。它們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人同樣遵守這些法律和規則。它們造就了社會的秩序,因而也使生產活動有可能進行。    
    法律的存在及其內容當然也是至關重要的。跟洛克和密爾一樣,哈耶克認為,法律的恰當目標是為生活於其中的個人創造一個私域,使他們能按自己的意願活動。哈耶克在《自由的價值》中提出,自由「的前提條件在於,個人擁有某些確定的私域,在他的生活環境中,有一些情勢是他人不能干涉的」十。更重要的是,由於物質性目標在個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個人不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願處置某些最起碼的物質資料,該個人就不能被認為是自由的。因此,私有財產及自由地選擇這些財產的用途,對於自由是至關重要的。    
    哈耶克突出強調物質進步的重要性,他說:「今天,只有通過快速的物質進步,才能滿足世界上廣大民眾的種種願望。只有在這個時代,人類的大多數才剛剛意識到,我們有可能消滅饑荒、髒亂和疾病;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的停滯後,人類才開始談到擴展技術進步的潮流;哪怕我們的進步速度有所降低,對我們也是致命的。」{11}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5章 《自由憲章》(2)

    哈耶克對數百年來的平均主義(egalitarian)思想提出了挑戰,在《自由憲章》中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地方可能是他對不發達國家的討論,對社會內部不平等的重要性———實際上是必要性———的討論。關於全球的不平等,哈耶克寫道:「幾乎毋須質疑,如果西方國家不是一直大大超前,那麼,貧窮的、不發達的國家今天也不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達到西方國家的水平;如果今天有些國家能在幾十年中就獲得西方花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才達到的物質享受水平,那麼,這還不足以證明,正是由於西方沒有被迫與其它人分享其物質成果———也即他們沒有被人拖後腿而能夠遠遠地領先於他國———因而這些國家的道路才更為平坦一些嗎?」{12}    
    關於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哈耶克相信:「一個先進社會最典型的特徵在於,只有通過不斷的進步,它才能獲得其大多數財富。這一事實乃是由進步的本質所決定的:新知識及其好處只能逐漸地擴散,多數人的慾望通常總是由當時只能由少數人所獲得的東西所決定的。我們之所以會不斷期望經濟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財富的不平等;如果沒有這種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經濟的迅速發展。」{13}    
    哈耶克對平均主義深惡痛絕,這一點有別於主流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儘管在下面的幾段話中,我們會發現,作者們的看法有所矛盾,但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前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的主流看法是不同於哈耶克的:    
    霍布斯:「自然讓人的身、心兩方面的天資保持平等,因此,儘管有時我們會發現一個人比別人的身體更強壯、比別人的思維更敏捷,但綜觀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則並沒有大到足以使某些人宣稱他應享有某些好處,而他人則不能像他那樣。」{14}    
    洛克:「我們設想,不論是誰,其心靈都是一張白紙,沒有任何想法;那麼,它是怎麼形成的?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一個單詞:來自經驗:我們的全部知識都來自經驗,而經驗,歸根到底,則來自於其自身。」洛克也讚許地引用理查德·胡克的話說,「人性本平等」,「人們已經知道,愛他人更甚於自己乃是他們的義務;因為觀察這些平等的人,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除非我自己仔細地滿足跟他人相同、能獲得他人理解的那些慾望,否則我如何能指望自己的慾望得到滿足?我的慾望也因此會被我的同伴所喜歡……」{15}    
    斯密:「不同的人天資上的差異實際上要比我們通常所設想的小。即使是最不可比的人之間,比如哲學家與街道清潔工之間的差異,也不是緣於其天資,而是由於其習慣、風俗和教育之不同。」{16}    
    傑斐遜:「所有人被造而平等。」    
    儘管哈耶克對於個人的天賦的看法是非均等主義的,但他並不是保守主義者,他並沒有提出應該維持社會現狀或現存的權力、特權關係。實際上,他激烈地要求顛覆社會現狀,只要這種現狀不能創造真正由精英領導的、非均等主義的、競爭性的市場秩序。「如果有某種自由,即使在百萬人中只有一個人可以利用,它對社會的重要性和對多數的好處,也可能要比所有人都能利用的那些自由更大。」{17}最重要的是,「現時代,人們已經習慣於看輕人與人之間先天性差異的重要性,並將人與人之間一切重大差異都歸因於環境的影響。然而,即使環境確實可能很重要,但我們也決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個人從一生下來就是大不相同的。聲稱『所有人生來平等』,即使作為一個事實陳述,也是不正確的」{18}。    
    哈耶克認為,人的天資生來就是不平等的,這種看法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對那種以社會內部的平等和均一是可取的想法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來了個釜底抽薪。如果人從生理上說並沒有多大區別,那麼,最後的結果出現重大差距,就不是最優的。相反,如果個人天生就大不相同,那麼,最優的———或者說合乎自然的———社會,就是人的多樣性充分表現的社會。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提出,從「人是大不相同的這一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我們平等地對待他們,則他們各自所能得到的結果必然是不平等的……自由必然導致物質上的不平等」{19}。這可能正是哈耶克對於什麼樣的社會才是可取的看法的關鍵所在———如果沒有不平等和結果上的差距,就不可能有物質進步。幾十年後他在接受訪談時說:「我們恐怕不得不承認,只有我們容忍每個人的報酬存在巨大差異的那種制度,才能維持當代世界的人口之生存。」{20}    
    這一命題,哈耶克並不是將其作為一種倫理戒條提出的,而是將其作為一個經驗事實指出的,跟他反駁社會主義時一樣。人們可能不喜歡這一事實,但以任何其它方式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獲得最高物質生產效率。人們得在平等與效率之間做出抉擇。你可以選擇這個或那個,或者兩者都不選,但至少在哈耶克看來,你不可能兩者兼得。面對社會秩序的物質分配結果,他自己選擇不平等和效率,而不選擇平等和貧窮。    
    社會出現物質不平等的根源在於人的天資的多樣性。聽來奇怪,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結果。恰恰是在人們被平等對待的時候,人們天資上的多樣性才能得到表現。哈耶克認為,最優的社會就是個人可透過競爭性市場公平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並獲得地位和物質財產的社會,而在此競爭性市場中,人們享有交換之自由和私有財產,政府並不控制經濟活動的細節。    
    哈耶克遭到了他在芝加哥的學生羅納爾德·哈默威的善意的批評,他在《新個人主義評論》雜誌上討論過「哈耶克教授對國家活動範圍中『強制』一詞的用法」,他寫道:「哈耶克聲稱,『本書所涉及的法律之下的自由的概念乃是基於下屬論點:只要法律是不針對具體任何人且是於事先頒布之普適的、抽像的規則,則我們遵守法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屈從於他人之意志,因而仍是自由的。』由此他當然可以推斷,這些抽像的規則是非強制性的,儘管需對其內容進行限定。」其它人也提出了跟哈默威一樣的批評,即哈耶克對自由與法律的認識並非無懈可擊。    
    哈耶克回復說:「哈默威先生所不同意的,是將政府的強制性力量限制到危害最小的程度的方式的問題。由於政府需要這種權力以防範強制,於是,乍一看,好像應當考察,在某些具體情況下,防範強制這一目的本身是否必要。但防範壞的強制是否必要,該決策之判斷標準不可避免地仰賴於某人的專斷……我們希望只允許政府在必須防範強制的時候才使用強制性力量,我們不會希望政府在它自己聲稱必須防範壞的強制的所有情況下使用強制性力量。因而我們需要另一個標準,以使使用強制的決策不仰賴於某個人的意志。西方政治傳統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為此目的,強制一直被限制在根據事先公知的、普遍地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適的抽像規則而認定需要使用強制力量的場合。同時還有一個必要條件:授權使用強制的這種普適規則之正當性只能源於防範惡的強制的一般目的;這樣,這一原則就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將強制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一種最可行的方法。」{22}換句話說,他的觀點是,法律不僅應當具有確定的、普適的形式,也應當具有將強制最小化的內容。    
    哈默威又說,哈耶克的「主要論點是,自由可以被界定為強制之不存在」{23}。對此,哈耶克響應說:「我的這本書的主要論點並不是『自由可以被界定為強制之不存在』。相反,在本書第一章的第一句就寫著,本書想要探究的是『社會中人對人的強制降低到盡可能小程度的那種狀態』。我承認,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完全取消強制,我們所能期望的只能是將其最小化。我理解人們對我的這種妥協的失望之情。強制只能被減少,或使其危害盡可能地小,而不可能被完全取消。」{24}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防止一個人強制另一個人,就是對他們進行強制」{25}。哈耶克相信,國家總會以這樣那樣的形態維持下去。    
    除了強調法律對自由的至關重要性外,哈耶克還強調指出,進步的方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未知的。不應當強制所有人順著一個方向發展,因為沒有誰能知道未來會帶來什麼,技術變化會如何影響未來的社會生活。他堅信,每個人都處於「無可避免的無知狀態」{26}。他說:「思想永遠不可能預見到自己的發展方向」。他引用奧利佛·克倫威爾的話說,「人在不知道自己爬向何方的時候,是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地方的」{27}。哈耶克強調:「有人相信,為了達到更高級的文明狀態,我們只需將現在指導我們的種種理念付諸實施即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如果我們要實現進步,我們就必須為不斷地修正我們目前的觀念和理想留出空間,從而使之適應於未來的實踐。」{28}思想不可能預見到它自己的發展方向。    
    哈耶克相信理性,他在《自由憲章》中寫道:「理性無疑是人最寶貴的財富。我們的論證僅僅在於揭示,理性並不是萬能的,如果我們相信理性可以成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發展,則恰恰可能毀滅理性。」{29}他的批評並不是針對理性的,相反,他提出了一種合理的看法:個人的理性可能知道和實施的事情是有限的,最優的社會應當以這一前提條件為基礎,而不能以人的理性無所不能的信念為本。    
    《自由憲章》的第三部分是《福利國家的自由》,米塞斯在評論這部著作時做出過下面的評價:    
    哈耶克教授的巨大貢獻在於,他一直在呼籲人們關注社會主義福利項目的極權性質。現在,哈耶克教授在一本全面的著作《自由憲章》中擴展並充實了這一思想。在這本書的前兩部分,作者對自由的含義和自由文明的創造性力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闡述。    
    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著作的第三部分有點讓人失望。在這裡,作者試圖區分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的不同。他聲稱,社會主義正在衰落,而福利國家正在取而代之。而他認為,福利國家在某種條件下可與自由兼容。哈耶克教授在此對福利國家的性質做出了錯誤的判斷。{30}    
    哈耶克不是教條主義者。他強調理性沒有那麼重要,順理成章地,他接受福利國家零敲碎打的修補,而拒絕全盤推倒重來。未來時代的思想家或許可以設想一個不要政府的社會,但在哈耶克寫作《自由憲章》的時候,這並不是下一步可行的步驟。在這個時代,福利國家是人類社會迄今所出現的最有效率的組織形態,它確實需要進行調整,但卻不能在其與全球共產主義的對峙中將其全盤推倒重來。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5章 《自由憲章》(3)

    哈耶克對《自由憲章》所抱的期望高於其所有著作。1978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過下面一番對話:    
    問:我聽你說過,你對《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麼強烈的反響非常驚訝。同時我也聽人說,你對《自由憲章》沒有引起反響表示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後有點落空了。有這回事嗎?    
    答:有,有這回事。{31}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憲章》跟《通往奴役之路》一樣能夠廣泛地流行。這本書於1960年2月9日正式出版上市,不過書評和新書樣本早在1959年就已經陸續寄出了。除了報刊雜誌之外,哈耶克本人或他人也向全世界、當然主要是美國的學者、企業領袖、政府官員寄出了不少本樣書。儘管這些推銷宣傳費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承擔,不過哈耶克本人也掏了一點腰包。    
    他希望贏得更多的讀者。他給《時代》週刊寫了信,希望該雜誌發表書評,他說,表面上看起來,《自由憲章》是一本學術性著作,實際上是寫給普通讀者的。不過該雜誌後來並沒有發表書評。他寄給很多報刊的信都與此類似,並附上一本樣書。在這些信中他說,這本書主要是寫給商人和公共事務與公共輿論領袖們的。他親自向前總統胡佛、副總統尼克松、《時代》雜誌出版人亨利·盧斯、向沃爾特·李普曼、向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等人寄上樣書。看起來,尼克松還至少翻過這本書,並且基本上認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憲章》寄給《讀者文摘》,希望它能發表一個縮寫本,跟當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樣。在一封致《讀者文摘》編輯德懷特·華萊士的信中,他形容這本書是對自由社會原則的正面論述,《通往奴役之路》發表以來,他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一問題。但《讀者文摘》的答覆讓哈耶克大為失望,它說他們不大可能縮寫這本書。    
    他還寄了一些樣書和信,是想得到可以供以後宣傳使用的評語。比如,羅斯科·龐德回信給哈耶克說:「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這本著作是及時的、紮實的,文字也很優美。」{33}哈耶克進行出版前的這些活動時特意告訴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2月9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曉這個日期。    
    結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時代》還是《生活》,都沒有發表書評,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紐約時報》一篇內頁書評中做出了負面的評價,而16年前,該報是在首頁、以通欄標題來評論《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說:「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聽取的。他是一劑思想上的補藥。但在我們這個艱難時刻,他的經濟哲學指明的是一條通往災難的道路。」{34}    
    哈耶克對《自由憲章》引起的反響大為失望,其實這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說是因為哈耶克對自己估計過高,並對這本書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他以為這本書應該是一本通俗著作,實際上,對於這樣嚴肅的一本書,它已經得到了相當熱烈、正面的評價了。約翰·達文波特在《財富》雜誌上寫道,這是一本「及時而又永遠不會過時的書」{35};《芝加哥先驅論壇報·週日書評雜誌》上發表意見認為,這本書「應當是觀念領域的年度最佳圖書」{36};阿瑟·肯普在《美國醫學會學報》上說,《自由憲章》「對於在20世紀重述自由社會的原則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而西方文明成長、乃至維持生存端賴於此一原則」{37};亨利·哈茲利特1944年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雜誌上的文章極大地促進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這一次他也在他開設在《新聞週刊》的專欄中讚譽了《自由憲章》。    
    1960年6月,在《自由憲章》出版6個月後,《華爾街日報》的一位書評家說,「這本書受到了廣泛歡迎;即使是通常對反國家統制主義立場抱有敵意的報刊,對這本書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憲章》當然沒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樣強大的影響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倒令人鼓舞,因為這似乎證明了,哈耶克的立場已經重新成為某種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視為怪物,視為自由至上主義者,『老輝格黨人』,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的信奉者了」。{38}    
    萊昂內爾·羅賓斯在《經濟學》上發表了一篇標誌著他與哈耶克重歸於好的書評,他說:「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像我們在這裡的教員研討會上進行友好的討論那樣說話,我們過去經常這樣做。社會中的秩序不可能從整體上計劃,認識到這一點顯然是至關重要的。最精當地揭示18世紀在這方面的偉大發現之開創性意義的,莫過於哈耶克教授富有啟發性的闡述,它本身也蘊涵著很多新鮮的洞見。150年間被人機械地重複的種種命題,終於獲得了前人未曾意識到的意義和深刻性。」文章最後說,對於這樣一本書,「沒有最低限度的寬宏大量和美好感覺的人是讀不下去的,而讀完之後,我們會對這本書充滿感激和讚賞之情———因為它對這場大論戰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感激,因為賦予它以靈感、並使之得以成書的道德熱情和思想力量而讚賞它」{39}。隨著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剋夫人去世,兩人之間的嫌隙開始彌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的最後對保守主義給予了批評,該書的跋就是《為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一文。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長的國家權力的當代鬥爭中,古典自由主義的支持者有時會與保守主義力量結成同盟,但他認為,這種戰術性的同盟關係,並不能說明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根本立場;古典自由主義者既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保守主義。事實上,在他看來,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相通之處,也遠多於這兩者與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相同之處。他寫道:「保守主義儘管是任一穩定社會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種社會綱領;它具有家長主義、民族主義和權力崇拜的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於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由於它具有傳統至上、反智主義、並且經常有神秘主義傾向,因而除了在短暫的幻滅時期外,它決不會寄希望於年輕人或其它相信如果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就得進行某些變革的人。」{40}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前,保守主義的對立面就是自由主義。    
    而保守主義對待知識的態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都對人類獲得新知識表示歡迎。他們認識到,人類的進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著各個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保守主義卻一般並不這樣看,它具有一種「拒絕接受已經獲得充足證明的新知識的傾向,因為他們不喜歡可能由此而導致的某些後果。由於拒絕面對事實,保守主義者只能削弱其觀點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則致力於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進行選擇,在寫作《自由憲章》的時候,他會選擇左派,就好像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獻給「各個黨派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在《自由憲章》中寫道:「對於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於一種本質上向前看的心態,而不是基於那種留戀過去的懷舊心態,或對現狀的不切實際的讚美。我們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發增長的過程從人類愚蠢地設立的這種障礙和困擾中解放出來……?眼政治哲學家的?演希望必須仰賴於說服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人士,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儘管他們現在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尋求變革,但他們至少願意批評性地審視現狀,並在必要的時候變革之。」{42}    
    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學。它們關注的是可能出現的世界,而不是從來不可能出現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的結尾這樣寫道:「我懷疑,是否存在某種叫做保守主義哲學的東西。保守主義並不能向我們提供足以影響長遠發展的指導原則。」{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6章 影 響(1)

    影響總是很難評估的。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讚許地引用密爾的話說,「每個時代都給了人類一個教訓,但卻總是被人類遺忘,即思辯性哲學表面上看起來離人們的生活是那麼遙遠,似乎與人們的利益沒有任何關係,然而事實上,到最終它卻是對他們影響最巨的東西」1。哈耶克本人也在《貨幣民族主義和國際穩定》中寫道:「我認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選項,不僅是學院經濟學家的權利,也是他們的職責,儘管現在看來它們離實現還很遙遠。」2在《科學的反革命》的結尾他說:「我懷疑自己是否過高地估計了觀念的長遠影響。」3他在《為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一文中說:「政治哲學家的任務是影響公共輿論。但是只有在他不關心當下的可行性時,他才能有效地做到這一點。」4在《法、立法與自由》中他讚許地引用G.馬志尼的話說:「觀念統治著世界和歷史。革命不過就是一種觀念從理論變為實踐的過程。」5哈耶克本人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中寫道:「經濟理論家或政治哲學家的主要任務應當是操縱公共輿論,使今天看來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6    
    他最喜歡凱恩斯在其《通論》結尾說的一段話,談到自己的這本著作,凱恩斯自己問自己:「這些觀念有沒有在可預見的未來獲得實現的希望?哪怕只是為了大概弄清楚實踐措施如何逐漸地體現這些觀念,還需要再寫一本完全不同的書。但如果這些觀念是正確的———筆者正是基於這一假設才動筆寫作的———那麼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爭論這些觀念的效力就是多餘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觀念,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影響力都要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大。這個世界確實是由少數人操縱的。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常常相信自己決沒有受任何思想觀念的影響,然而,實際上,他們經常是某些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迷戀權力而將觀念當做耳邊風的人,其實正在踐行著若干年前某個蹩腳文人的胡思亂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被大大誇大了,而觀念潛移默化的力量則被低估了……不管是對於為善還是作惡,最危險的遲早是觀念,而不是既得利益。」7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說:「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著歷史發展的進程,這種信念一直是自由主義信條的基本內容。」8在這裡他還提出:「如果只考慮政治哲學家的觀念對現實的直接影響,則其影響確實可以忽略不計。但當他的觀念透過歷史學家和輿論人物、教育家與作家,以及各式知識分子的努力而成為人們的共識之時,他們實際上就指引著歷史的發展。」9用這一標準來看待哈耶克本人,他就一直希望並努力地指引社會的發展。    
    不管《自由憲章》當時是否成功———或根據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沒有成功———其中包含的很多觀念都為美國人所接受。1964年與林登·約翰遜競逐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巴瑞·戈德華特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響。戈德華特的傳記作者李·愛德華茲說:「20年前,戈德華德還是生活在鳳凰城的一位年輕商人時,就讀過哈耶克的書,受此影響,戈德華德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將承擔的一項根本責任,即維護穩定的貨幣和財政環境,鼓勵自由的、競爭性的經濟,維持法律和秩序』…… 戈德華特最喜歡的總統是托馬斯·傑斐遜;最喜歡的政治哲學家是哈耶克。」十戈德華特曾在講話中提到過哈耶克,在1988年的自傳中,他則說就任參議員之初,「受到哈耶克教授思想的很大影響」{11}。    
    戈德華特的《一位保守主義者的良心》———背後的操刀者是布倫特·鮑澤爾(威廉·F.巴克利的連襟)———於1960年4月出版,僅比《自由憲章》晚兩個月。該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廣為流傳,證明了哈耶克曾經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優點是其簡明扼要。《一位保守主義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憲章》的八分之一。最終賣出了四百多萬本,使戈德華德一舉成為美國保守主義的領袖人物。    
    儘管哈耶克與戈德華特使用的術語不同,但他們的哲學觀點大體上是相同的。戈德華特寫道:「保守主義者」(哈耶克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政治乃是實現與社會秩序之維繫兼容的個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藝術。保守主義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礙某人行使其自由,則該人就不是自由的。」{12}至關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秩序是任何社會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秩序,就什麼也別指望。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著法律之至高無上。    
    羅納德·裡根正是通過參加這次戈德華特的選戰,才得以進入美國的全國政治圈中。在1964年總統大選前一周,裡根代表戈德華特發表全國廣播講話,裡根說:「我們只能有一個選擇,要麼上升要麼下墜:上升即可以實現人類的世代夢想———最終實現合乎法律和秩序的個人自由,下墜則成為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蟻群。」{13}有記者曾提問,「對你從事領導職責時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家是哪一位?」裡根後來回答說:「我一向如饑似渴地讀書———我曾讀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經濟學著作。」{14}跟裡根關係密切的人士也研究過哈耶克。裡根執政時期的六大部門聘任的74位經濟學家中,有20位是朝聖山學社會員。{15}前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回憶說,裡根行政當局的高官中,受哈耶克影響的人物有理查德·艾倫、格林·坎貝爾、馬丁·安德森,還有他本人。他又回憶道,裡根引用過哈耶克的著作,對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較瞭解的。不過米斯又說,弗裡德曼對裡根行政當局的影響更大一些。{16}    
    傑克·肯普(Jack Kemp)曾當選眾議員,率先提出削減跨境貿易稅的《肯普-羅斯稅法》,1980年被裡根政府採納,1996年他又曾是羅伯特·多爾的總統競選搭檔。他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寫信給哈耶克說,「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憲章》,激發了我競選國會議員的慾望」{17}。裡根政府的第一任行政與預算辦公室主任戴維·斯托克曼在描述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時說,「我全副力量投入到經濟學中。最後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18}。還有不少美國人都受到過哈耶克的影響,包括威廉·巴克利、弗蘭克·梅耶、托馬斯·索威爾、埃米特·泰裡爾、喬治·威爾,共和黨眾議員湯姆·坎貝爾、榮·保羅、馬克·桑福德、達納·羅拉巴切爾、約翰·卡西奇、理查德·阿爾梅伊,參議員菲爾·格拉姆及馬塞諸塞州前州長威廉·威爾德。    
    在美國,對哈耶克感興趣的一般都是政治光譜中的右翼-自由至上主義者,在英國,左派也對哈耶克產生了相當強烈的知識上的興趣,正是通過德塞勳爵、約翰·格雷及雷蒙德·普朗特等學院學者的討論,英國學院左派從歷史的角度對他產生了興趣。不過,在英國,對哈耶克最感興趣的也是右派,最著名的是撒切爾夫人和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19}。撰寫過凱恩斯傳記的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也對哈耶克極具興趣。    
    裡根在他就任總統後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談到蘇聯政府官員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們「公然地、明目張膽地宣稱,他們所承認的惟一的道德就是能夠推進他們的事業的道德,也就是說,他們將繼續維護他們犯罪、撒謊、欺詐的權利」{20},這句話其實借用了哈耶克的話。裡根曾宣佈,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哈耶克也說過同樣的話。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能夠指引歷史發展,而事實上,20世紀英美兩國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領袖———裡根、撒切爾夫人、戈德華特和丘吉爾———也確實都受過他的影響,儘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哈耶克是因為財務方面的考慮才離開芝加哥大學的。他非常「擔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後,這個職位所能提供的待遇問題: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歲),退休金也很低」{21},按這個規定,他到1964年就該退休了。D.蓋爾·約翰遜曾任職於芝加哥大學的管理部門和經濟系,他回憶說,哈耶克曾跟他談起過退休的事。由於辦理離婚,由於他的生活花費比較高———每年都去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沒有多少積蓄。他沒有從《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種縮寫本中得到過一分錢的版稅,他也沒有寫過一本教科書,而通常這是最賺錢的學術門路。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直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這期間哈耶克從書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稅沒有一年超過5000美元,一位記者在1975年寫道,「如果有哪年達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剛出版兩三年賣出了10萬本,哈耶克得到3萬美元,到20世紀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從這本書得到的版稅已經很少了。    
    朝聖山學社會員拉爾夫·霍洛維茨回憶說,哈耶克曾跟他講過,在一起金融詐騙中,他損失了自己的儲蓄(儘管有可能是在離開芝加哥之後){23}。哈耶克不是靠寫作生活,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教授的工資。他的最後一任、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說,哈耶克有一次告訴她,他每次換工作崗位都是出於財務上的考慮。哈耶克談到離開美國時也曾說過,他「非常喜歡美國的思想氣氛」,「在美國,他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感覺」,而在英國沒有這麼強烈。{24}    
    在美國期間,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學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學呆過一個學期外,1952-1953學年,他曾在哈佛大學講過政治經濟學,1961年在弗吉尼亞大學也講過課。後來,在1968-1969年,他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國的時候,他從來沒有中斷過與大眾媒體的聯繫,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國學術界內的曝光率,從而有機會在美國、進而在國際媒體上發揮更大的影響。    
    談到自己在芝加哥的歲月,哈耶克曾說:「在社會思想委員會,我跟經濟系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係,我非常快樂,度過了12年愉快的時光。維納離開了,去了普林斯頓,但奈特還在那兒,我也很快就跟弗裡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這12年,我覺得非常快樂。」{25}    
    弗裡德曼說,與經濟系,「透過他帶的學生,透過創辦了《新個人主義評論》的學者群體,哈耶克對芝加哥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在那裡,哈耶克的影響非常強烈,非常大」{26}。《新個人主義評論》在1961年到1968年間出版發行。弗裡德曼又寫道,《新個人主義評論》創辦的時候,「它宣佈信仰『自由的私人企業,提出最嚴格地限制政府權力』,提出要『致力於人類的自由』,這些話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編輯開場白中,當時,即使是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各國,這種信仰也處於低潮。不過在當時,也有很多跡象顯示,某種反擊集體主義思想的思想運動正在形成,人們對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的興趣又復甦了。尤其是兩個有利於學者們之間交流的組織,推動了這一復甦:朝聖山學社和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是在年齡最低的人群中活動。它積極推動在高校校園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會。每個分會的成員人數也都很少,但它們的成員都具有獨立性、正直、無私、視野寬廣。」{27}哈耶克在美國還參加過其它組織的活動,包括經濟學教育基金會、費城學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後來則參加過傳統基金會和加圖研究院的活動。{28}    
    拉美人士對哈耶克的興趣可能受英語國家和德語國家對他的興趣的影響。早在20世紀50年代,拉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就對哈耶克的思想產生了興趣。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曾於1959年至1962年任阿根廷經濟部長,後來擔任阿駐美大使,並創建了社會市場經濟研究所。他在1968年寫道:「我們已經進入了鬥爭白熱化的階段,我們的政府目前的經濟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為基礎建立的。」{29}最近幾十年間,大量拉美思想庫和大學學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響。前任朝聖山學社會長、危地馬拉的曼努埃爾·阿亞烏曾稱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義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兒子拉裡本人也是朝聖山學社會員,他說,學社「完全」就是他的父親的「孩子」{31}。20世紀50年代,學社實際上還處於羽翼未豐階段,未來是什麼樣子,還沒有人知道。撰寫學社歷史、並擔任過學社主席的馬克斯·哈特威爾寫道,早在1948年,「關於學社的性質和規模,及復興和充實自由主義的恰當策略問題,會員內部就存在分歧」{32}。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想法,就是僅僅將其局限為一個嚴格的知識分子社團,不搞宣傳,甚至不編學報,也不出版會議記錄。曾籌集資金並擔任學社秘書的阿爾貝爾特·胡諾爾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卻總是被哈耶克拒絕。1958年和1959年的會議分別在普林斯頓和牛津舉行。「在這些會議上」,哈特威爾寫道,「學社開始鬧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對胡諾爾德的一派普遍地認為,胡諾爾德試圖阻止會員間的合作,而這種合作對於朝聖山學社這樣不事張揚的社團變得更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關鍵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會議上,胡諾爾德很罕見地親自出馬,安排講話和會議議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發脾氣了,兩人的私人關係變得緊張起來。有人聲稱胡諾爾德將自己接受的一些資金據為己有。弗裡德曼則堅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寫的一封論及學社面臨的問題的信中說:「胡諾爾德讓人難以置信地違反規定的行為,已經構成了迫在眉睫的挑釁,包括從事反對理事會的活動,未經學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動,事實上是故意與主席的指示對著幹,侮辱和誹謗學社會員和資助召開這些會議的人士。」{34}從學社創建時起,哈耶克和胡諾爾德就組成了一個管理團隊,一位擔任主席,一位擔任秘書。    
    在1960年的會議上,雙方攤牌了。哈特威爾說,這場「衝突說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發生了糾紛,那雙方的敵意肯定會越來越大,因為每一方都覺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對立的雙方都很有文化,那麼,他們就會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來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細地爭辯一些細枝末節。他們的信件既是博學的文章,也是律師的案情摘要。最後,如果糾紛涉及到一些現實的問題,不管是權力還是策略,那麼,衝突就更加火上澆油,大家就會不講道理,失去理智。最後,雙方的態度都越來越強硬,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必須以一方獲勝、一方失敗而告終」{35}。哈特威爾是這樣評論雙方在籌備1960年會議期間的往來信件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雙方的信件越來越長,來往的頻率也越來越快。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雙方都越來越激動。雙方互不相讓,彷彿是在爭論什麼軍國大計,彷彿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危在旦夕。」{36}    
    1960年9月的會議讓哈耶克極為不滿。在會前一個月,他向全體會員發了一封信,宣佈他辭去主席職務,並說「我不想再跟胡諾爾德博士擔任秘書的學社再有任何關係」{37}。在會上,哈耶克和胡諾爾德兩人的盟友都試圖拉選票,喬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關鍵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國會員的支持。直到會議開幕後第三天,哈耶克才來參會。學社就管理問題達成了一個妥協,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諾爾德的盟友)擔任主席,胡諾爾德則失去實權,不再擔任秘書,而成為副主席。胡諾爾德說,在閉幕會上,有人提議為他和哈耶克對學社的貢獻表示感謝,他得到的自發的歡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沒有出席1961年的會議。這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們分成三撥開會,這意味著胡諾爾德和勒普克的失敗,勒普克本來希望胡諾爾德能在他之後擔任主席。來自美國的會員最後得出結論,要麼胡諾爾德走人,要麼他們退出學社。1961年12月,胡諾爾德和勒普克辭職,1962年,支持他們的會員也宣佈退出學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諾爾德和勒普克辭職之前,哈耶克本來已經擬了一封致全體朝聖山學社會員的長達1萬字的退出學社的聲明,但後來並沒有發出,他本來要宣佈自己退出學社,因為它已經被他曾經信任的那兩個人摧毀了。1964年,塵埃落定,哈耶克被選舉為朝聖山學社名譽主席,終其餘生,他都是學社的精神領袖。    
    


第四部 美國(1950-1962)第26章 影 響(2)

    哈耶克寫完《自由憲章》時,還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麼。詹姆斯·布坎南回憶說,哈耶克「於1961年1月來到夏洛特維爾,做一個學期的客座教授。他剛剛出版《自由憲章》。他曾表示有意借這次在弗吉尼亞大學講課的機會,回歸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以前關於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的問題。……他宣佈在一個題為《經濟學理論新論》的大題目下,發表系列演講,他講了四講:(1)《經濟學理論的對象》;(2)《經濟計算》;(3)《經濟學與技術》;(4)《市場的信息傳遞功能》……這些演講失敗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標準是失敗了。他對自己早期關於知識與人們的經濟互動間的關係的分析進行了深入評析,聽過這些課的人當然從中受益匪淺,但哈耶克卻沒有能夠超越他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顧早期思想過程時,他沒有形成新的見解」{39}。    
    在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領域雖然不斷變化,但其基本觀點卻並沒有怎麼變化。事實上,自年輕時與社會主義決裂之後,他就幾乎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儘管不斷地有所發展。在晚年寫的論述凱恩斯的文章中,他說,「偉大科學家的思想都是沿著一個方向持續地發展」———這大概也是哈耶克對自己思想發展歷程的一種夫子自道。    
    大約在1961年訪問夏洛特維爾前後,哈耶克經歷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心力衰竭,後來診斷表明 ,這部分是由於當時沒有發現的心臟病發作所導致的。隨後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間歇性發作,大約從1969年起,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嚴重的心臟病打擊(當時又沒有發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4年,他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    
    到1962年秋,哈耶克獲得了西德弗賴堡大學的教職。5月24日,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在四合院俱樂部為他和海倫娜舉行了一個出乎他們意料的答謝晚宴。學生騙他說,請他來跟他們一起吃一頓晚飯。他的老朋友弗裡茨·馬赫盧普也從普林斯頓趕來充任主持人。    
        弗裡德曼向哈耶克致辭,他說,哈耶克「成功地橫跨在兩個不同的領域」———科學知識的領域和公共輿論的領域。「而歷史上曾經試圖影響輿論的人,卻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的、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很少有誰能像哈耶克那樣,對整個西方世界而不僅僅是美國的觀念,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41}喬治·斯蒂格勒也讚頌哈耶克。他說,哈耶克是「20世紀對其所處時代的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四位學院經濟學家之一」,不過他也抱怨哈耶克從來沒有對經濟思想史給予更多關注。斯蒂格勒在講話最後說:「哈耶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來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覺得屬於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領域,即關於學者的思想的發展變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42}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當時在紐約大學任教,他發來了一個書面聲明,在宴會上由人宣讀:「我們不會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寫道,「他此後將到德國大學任教,但我們可以肯定,他還會時不時回到這個國家講課或參加會議。我們也可以肯定,在這些訪問行程中,他會有很多話對我們說。帶著這種期望,我們可以把他要去的這個城市的名字看做一個好兆頭:弗賴堡(Freiburg)。『弗賴』(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43}    
    在答謝詞中哈耶克說,這十二年———實際上從他幾乎年年訪問芝加哥大學算起是十七年———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他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順應自己的志趣,這種機會是難能可貴的。他得以將研究範圍從專業經濟學領域擴展到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更大範圍的社會研究領域。對未來的經濟學思想和實踐的發展趨勢,他既心懷憂懼,也充滿希望。然後他說到《自由憲章》題辭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國成長髮育」,他說:「未來一百年的道德觀將由美國而不是其它國家來決定。」{44}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與自由》(1)

    《自由憲章》出版後,哈耶克的世界觀似乎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曾經覺得,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時代》雜誌,但該雜誌卻甚至不願意刊登對他的著作的書評。儘管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他一度被視為一位重要的保守主義思想家,但在芝加哥的時候,他卻從來沒有像發表《通往奴役之路》時那樣有名氣。    
    哈耶克於1962年秋天開始執教於西德的弗賴堡大學。他20世紀60年代在弗賴堡的研究產生了豐碩成果。他有兩部最偉大的著作,一部是《自由憲章》,另一部就是《法、立法與自由》,而後一部著作主要就是在弗賴堡寫作的。    
    埃利希·斯特賴斯勒(Erich Streisler)是他在弗賴堡的同事,他講過哈耶克的的許多軼聞,比如,他做了一番努力才得到該大學的職位。弗賴堡大學的系主任特別欣賞哈耶克的思想,儘管在歐洲大陸,哈耶克已經基本被人遺忘了。斯特賴斯勒還說,儘管如此,哈耶克進入弗賴堡,仍然是德國學術界一件大事。    
    哈耶克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他20世紀60年代開設的研討課,學生們趨之若鶩。哈耶克到任時,就是教員中被聘任擔任教授職位的年紀第二大的人物———而教員就是論資排輩的。哈耶克在教學中突出經濟政策分析,而不大關注當代理論。他差點成為弗賴堡大學校長,但由於他支持政府取消冬假、提議奧托·馮·哈布斯堡(前王室家族成員)任教政治學系而錯失了良機。    
    經濟學史專家亨利·斯皮格爾和他的妻子塞西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曾到弗賴堡拜訪過哈耶克。他們回憶說,當哈耶克得知他們只買了三張戲票而沒有買到四張票(也因為他的聽力不大好)因而不讓他去觀賞《魔笛》演出時,大為生氣。哈耶克向他們抱怨說,德國的稅率太高。    
    回到歐洲後,哈耶克恢復了跟他的孩子們的密切往來。他的兒媳婦提到其丈夫時曾說過,哈耶克回到歐洲後,「現在,我總算有個父親了」1。哈耶克經常到奧地利去看望家人,包括他母親和弟弟,也去探望海倫娜的家人。他母親一直活到92歲高齡,於1967年去世。    
    哈耶克曾說,他20世紀60年代在弗賴堡的日子是「非常充實的」2,除了從事學術研究外,他還和妻子旅遊得更頻繁了。他們曾四次去日本,並順道訪問了台灣、印尼、塔希提、斐濟、新喀裡多尼亞、悉尼、錫蘭,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還呆過一個學期。說到1962年到1969年在弗賴堡的日子,哈耶克說,幾乎一直到這段時間的最後,他都「精力充沛」、「身體健康」、「研究工作富有效率」3。    
    《法、立法與自由》———尤其是其第一卷《規則與秩序》———是哈耶克學術生涯中絕對不能忽視的偉大著作。人們一般都不清楚《自由憲章》與《法、立法與自由》之間的關係,因為人們對後者大都沒有深入理解。當人們考察這兩部著作的時候經常忘記了一個事實,儘管後者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出版,但其主要內容是20世紀60年代寫出來的,就是在《自由憲章》出版後那幾年。    
    《法、立法與自由》應該更多地被視為他的上一部著作的延續,而不能說是另起爐灶。哈耶克對寫作《自由憲章》過程中激發出來的想法和新信息經過一番研究後才動筆寫作它,並在20世紀70年代他非常高產、也非常具有創造性的幾年中將其完成。    
    在《法、立法與自由》的導論中,哈耶克談到過他的這兩部最偉大的著作間的這種關係,他寫道,在「另一本書中,我試圖重述、並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澄清自由主義憲政的傳統學說。但在我寫完那本著作後我才弄清楚了,為什麼這些理想沒有能夠得到那些一切偉大的政治運動都需仰賴的理想主義者的支持」4。《法、立法與自由》是他的兩部巨著中更有原創性的一本。他在其第三卷前言中說,儘管《法、立法與自由》是對《自由憲章》的「補充而非替代」,但它更有「原創性」。他在這兒還說,因此,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在對「這三卷中試圖解決的這些問題進行更詳盡的討論或更具體的考察之前」,他推薦大家先看《自由憲章》。5    
    《法、立法與自由》的水平要高於《自由憲章》,因為《自由憲章》最初是打算寫給大眾讀者的。哈耶克後來認識到,他的著作不大可能獲得更大眾的讀者,因此,《法、立法與自由》從一開始就明確是寫給專家的,而不指望其它人來閱讀。只有讀過幾遍,具有相當深厚的政治學、經濟學理論背景,並且對哈耶克其它著作有所研究的人,才能對這部著作給出正確評價。    
    哈耶克最初認為,第二部著作只是一本「小冊子」6,1962年的時候,哈耶克明確地說過這樣的話。哈耶克最初計劃在寫完《自由憲章》之後,附帶地研究一下知識分工的問題。1960年,他寫信給波普說:「儘管我並沒有集中精力研究方法論,但我準備講授《經濟學理論新論》,其內容可能會編成一本書,這本書開頭肯定會重述我對經濟學理論性質的看法,而我當時形成的對更高層次的規則性的認識,也繼續吸引著我,看起來有可能在經濟學之外的領域中取得一定成果。」7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提到過德恩特裡維斯的《自然法》(1951),而他在《自由憲章》中也曾說,對種種自然法理論作了「最精彩的簡明敘述的」,就是德恩特裡維斯的著作。這裡有必要稍微考察一下這本著作,從而加深我們對於哈耶克的法律觀念的理解。德恩特裡維斯寫道:「法律最重要的功能乃是使人們在社會中能夠維持生存。法律要以社會為前提。法律活動是與共同體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法律只涉及人的行為與他人進行協調的那些方面。因而,我們可以正確地說,人間的法律並不旨在增進美德,而僅在於確保人們和平共處:法律並不禁止一切惡行,而只禁止那些有害社會之惡行;法律並不要求人們事事行善,而只在涉及普遍福利的方面對人們有所要求。」9    
    對這段話,哈耶克有同意之處,也有不同意之處。儘管他也相信,法律只涉及公共之善,而並不涉及私人之善,但他又認為,習俗和倫理規範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它們是將人們聯結為社會的非常重要的粘合劑,但又不像法律那樣,它們不需要社會來強制執行。法律、習俗和倫理規範結合起來造就了社會。法律就是人們可以要求政府強制執行的規範,而習俗和倫理則是非強制性的規範。    
    哈耶克對於「系統」的概念具有濃厚興趣,從物理學角度看,任何行為,都會在某個時候受到同一系統內某個地方的反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理論就是試圖將物理世界的真理運用於社會。    
    《法、立法與自由》的淵源是哈耶克的經濟學理論。他逐漸認識到,社會中的法律、習俗和倫理規範界定著、也創造著該社會。法律、習俗、倫理規範是人們觀察世界的角度,是世界觀,是範式。它們並沒有實實在在的形狀,而是存在於社會成員的心靈中。它們是社會共通的價值。它們為社會成員創造了一致性、合理性和穩定性,因而也多少能使他們的交往活動更有效率。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27章 《法、立法與自由》(2)

    弗賴堡是個環境優美的城市,只有20萬人口。該市的阿爾貝特-路德維希大學大約有兩萬五千名學生。它始建於1457年,從創建時間看,排在德國第三位。該城位於德國最西南角,離法國和瑞士都不到25英里。城市的一邊是海拔上千米的山峰,實在是哈耶克遠足爬山的好去處。城市的另一邊是平原,種植著葡萄。這座城市一直是由「大教堂」即「聖母瑪利亞大教堂」統治的。「弗賴堡」的意思就是「自由的城堡」。中世紀時代,這兒有一個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賴堡遭受到了嚴重破壞,但戰後又恢復了原貌。    
    獲得弗賴堡的教職,給哈耶克帶來意外的驚喜,他可以比在芝加哥大學多干三年,還可以得到一筆退休金,而這對他的生活來說很重要。他非常在意收入問題。有一篇報道曾描寫過他剛到弗賴堡任教後到倫敦辦事時的情形,「他說話語氣平靜,帶有很重的口音。星期三晚上,在經濟事務研究所邀請的客人中,他和藹可親,隱然是大家關注的中心。他步履蹣跚,留著一撮發灰的八字須,穿著粗呢灰色外套,漿洗的硬領。他的穿著可實在是太過時了,看起來像個鄉下的商人,而一點不像普魯士著名學者(他實際上是一位奧地利人)。他不喝德國的烈酒,只喝英國的雪利酒。」十    
    哈耶克在就任弗賴堡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的演說中說,他不知道他該感謝哪顆幸運之星,因為「在我一生中,這已經是第三次獲得教授職位了,而幸運的是,這三所大學都是我如果有可能完全自由地選擇,我肯定會選擇的大學」。弗賴堡位於維也納與倫敦之間,而「在這兩個地方……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這個城市有幾百年時間都屬於奧地利帝國管轄,因此,這個地方就跟「回家一樣」{11}。    
    弗賴堡大學的學術氣氛跟哈耶克三十多年前去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之前呆過的維也納大學的學術氣氛非常相近。經濟學專業設在法律系中。他「特別珍視又一次在法律系教書的機會,而正是在那樣的氣氛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學說。過去三十多年中,我都向那些不具有一點法律或法律制度史知識的學生講授經濟學。現在我不免要懷疑,讓學生分開學習法律與經濟學的做法是不是有點問題」{12}。比起英美經濟學家來說,德國和奧地利學者更重視法律體系與經濟制度間的關係,而經濟學設在法律系中,就反映了這種看法。    
    哈耶克再次回到德語世界居住,他的研究重點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移。他又開始跟同事和學生們說德語,也更多地用德文寫作。他跟第二任妻子差不多說的都是德語。而且他「再次成了名經濟學家」{13}。他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經濟政策問題上,而不用研究經濟學理論,但他覺得,他「仍有很多重要想法要說」。他又一次比較積極地承擔起教學責任,講課,開設研討課,輔導學生。在就職演說中他說,他曾經「花費多年時間來研究大千世界,更多的時間是用來進行研究而不是教書育人」,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經驗傳遞給後生」{14}。在《致命的自負》手稿中他說,他前半生都用來搞研究了,後半生都用來教書了。    
    哈耶克對德恩特裡維斯的觀點作了引申,他說,規則涉及到公共之善,因而值得重視。一個人不能要求別人為他的利益而行事,而只能要求他人不傷害自己。公共之善就在於規則———也即法律、習俗和倫理規範。而一個人是不能對他人的私人之善提出要求的,不管是通過強制性的法律,還是通過非強制性的倫理規範。    
    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瓦爾特·奧伊根曾有過密切交往,所以早就熟知弗賴堡大學,不過,奧伊根在哈耶克到此任教前十幾年就去世了。哈耶克也早就認識弗賴堡大學的幾位教授,但他們也都在他到來前過世了。瓦爾特·奧伊根研究所就設在弗賴堡大學,它以德文出版了哈耶克的大量著作。    
    現在回想起來,20世紀60年代是個騷動和變革的時代,但哈耶克在弗賴堡的那些年卻沒有受到影響。那十年的文化騷動要到最後幾年才爆發。一直到1967年前後,20世紀50年代那種繁榮而相對平靜的社會氛圍,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還繼續保持著。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28章 自由與法律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所要解決的問題,屬於政治哲學中最深奧、也最基本的問題。英國偉大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認為,之所以會出現政府,是因為人們會對自己和自己的親朋偏心:「讓人們自己對自己的案件做出審理是不可想像的,因為自愛之情會使人們偏向自己和自己的親朋;而另一方面,惡意、激情和報復心會使他們過於嚴厲地懲罰他人;因而上帝就指定政府來抑制人們的偏心和暴虐。政府乃是對自然狀態的一種正當補救。」    
    哈耶克完全贊成洛克的思想。真正的自由決不等於無視法律,恰恰要仰賴於法律。而真正的法律乃是自由的具體體現。法律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正當的法律就等於自由。    
    自由是由法律正當地界定,這種觀念對於那些認為自由就是完全不存在政府或自由就等於某種物質生活水平的人士來說,可能有點奇怪。關於前者,自由至上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存在著重大區別。哈耶克說,他的看法與「傾向於無政府主義陣營的某些朋友們」的看法之間的區別在於,「在我活動的範圍內,我可以設想,我碰到的任何一個人都會遵守某些最低限度的規則。我確實不可能讓自願結合起來的一群人遵守完全相同的規則,那樣就不是一個開放社會了,但我必須能夠確信,在我活動的範圍內,我碰到任何一個我不認識的人,都會遵守我所瞭解的某些規則。但自由至上主義很容易滑向無政府主義,重要的是要劃出這條界線來。在一個開放社會中,我可以跟我碰到的任何一個人打交道,這就需要人人都遵守某些規則。」2    
    無政府主義者不相信政府和法律。他們希望生活在洛克所說的「自然狀態」中。而自由至上主義者則相信,法律創造自由,因為法律能使個人的交往活動效率最高。如果缺乏有效而最優的法律,人們進行交往的機會就會受到限制。在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中,人的生命就像托馬斯·霍布斯所說的,是「孤獨的、貧窮的、齷齪的、粗野的、短命的」3。法律與其說是個人生活所必需的,不如說是集體生活所必需的;而在自由至上主義者看來,集體生活是最有效率的生活。    
    哈耶克反對將自由與某種物質生活水平混為一談。儘管自由與較高的生活水平可能都是可欲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自由跟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回事。哈耶克認為,在社會中,自由就是自由,並且僅僅是自由。自由就是指在一個社會,透過強制內容最少的、適用於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將強制減少到最低限度。自由即指法律之統治。    
    哈耶克很明顯地支持政府創製法律,也支持社會實施新的非強制性規則。對這一點他曾表述得很清楚。他是個激進人士,只要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實現最大程度的競爭,他就尋求改變法律和制度。儘管他也確信,在歷史傳承下來的古老的法律和其它規則中蘊涵著偉大的智能,但他最鍾情的仍然是變革而不是靜止。他的哲學講究動態和進步,強調社會大變革是可以接受的。他絕對不是保守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哈耶克提出對立法和貨幣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他自己形容他的提議是「激進的」、「會對我們的政治制度造成廣泛的變革」4。有人曾指出,他晚年提出的貨幣改革建議與他對社會的演進發展的觀點有所矛盾,對此,哈耶克響應說:「有一種說法,說我提出『建構』全新的貨幣制度的建議,與我的基本哲學看法有衝突。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設計出什麼新制度來,我所提議的只是消除幾個世代來妨礙可取的貨幣制度之演進生成的那些障礙」5。他想要消除能夠實現競爭最大化的新制度發育的障礙,而不是要全盤創造出該制度本身來。    
    哈耶克儘管強烈反對「建構論唯理主義」,但他希望對社會的宏觀制度進行重大變革。在《法、立法與自由》(他寫這本書的時候設想這是他的收山之作)的倒數第二段中他宣稱:「政府肯定是理智設計的產物。如果我們能夠塑造出一種可以為社會的自由成長提供有益框架的政府……我們就有望看到文明仍將一如既往地成長髮育。」6他認為,指導著政府、並被付諸實施的觀念是至關重要的。但與傳統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企圖指揮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而哈耶克的目標僅在於創造一種指導未來社會秩序的哲學框架。他希望建成能實現競爭最大化的新制度,他認為,為此就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重大變革。談到晚年提出的激進的貨幣改革建議時他說,假如他能「左右一個他所熱愛的國家的命運」,他就將「欣然地承擔將此處設想的提議付諸實施的風險」7。    
    在通常認為屬於環境和地方「生活質量」問題的領域,哈耶克也鼓吹政府採取行動。哈耶克設想:「某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活動之後果,通常不可能僅僅局限於他自己的這塊土地上,因而就會產生『相鄰效應』;而如果所有者只需考慮他的活動對他自己的不動產的影響,那他就不會將這種相鄰效應納入考慮範圍。在空氣或水污染等案例中也涉及到了這樣的難題。」8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曾授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使用自己的名字去搞募捐。他支持過的其它環保組織還有美國的奧杜邦協會,〔以美國鳥類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林賓(1785-1851)的名字命名的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它自然資源的民間團體———譯者注〕 和英國的自然信託基金會。    
    哈耶克把「武器」列入「危險物品」之中,在《法、立法與自由》中他指出,對於「危險物品」,應加以「銷售限制」,並說,「或許無可置疑的是,涉及到武器的銷售問題,只有能夠達到某種智力和道德素養的人,才能獲准從事此種買賣,這一點既是可行的,也是無可辯駁的」十。哈耶克並不是美國人心目中那種堅定支持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人物。他也支持徵兵。    
    對於同性戀,哈耶克說:「成年人之間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數人看來是怪異的,也不在致力於實現強制最小化的國家可採取強制行為的範圍之中。」{11}他曾提到英國《同性戀行為與男子圖利性同性行為調查委員會報告》,報告提出將這些行為合法化,哈耶克表示他同意該報告的論證。問題是:「人們普遍而強烈地持有某種道德信念本身,不管其是什麼,是否足以使他們強制推行該信念的行為獲得正當性?答案似乎是:在自生秩序中,只有在保護個人的私域不受他人侵擾的時候,運用強制手段才是正當的;在不須保障他人的私域的時候,是不應使用此種強制手段侵擾該人之私域的。」{12}自由就是法律所創造的個人自行活動和結社的自由。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29章  馬克思、演進和烏托邦(1)

    哈耶克經濟學思想或者說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思想與馬克思之間有若干相通之處,這是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看法。哈耶克的專業經濟學思想在某些方面類似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儘管其實際政策建議大為不同。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在論及哈耶克早年經濟學思想時說,哈耶克的「結論是,信用貨幣資本主義是非常不穩定的……對此我們無計可施。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哈耶克的學說會吸引一批社會主義者:從他的學說中,似乎可以得出馬克思的結論」1。    
    德賽勳爵評論說,哈耶克與馬克思間有「很多相同點」:「他們畢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資本主義,研究其週期性,貨幣與信用的重要性,其長期前景……在馬克思的思想與哈耶克的某些思想之間,相同之處更多。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動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與馬克思的資本理論之間也多有相同之處。如果你讀到《資本論》第二卷的三分之二處,再讀哈耶克的《純粹資本理論》,進行一番比較後你就會發現,他們搞的研究是一回事。」2    
    初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哈耶克講授過一堂《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課。哈耶克在他的講課筆記中稱讚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在他列舉的參考書目中也突出了該書,在一般經濟學發展史上,幾乎將馬克思置於跟亞當·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3。哈耶克對《資本論》第二卷的讚賞其實源於龐巴威克,儘管龐巴威克強烈批評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其它內容,對《資本論》第二卷卻另眼相看,認為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這一部分……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邏輯連貫性足以使作者躋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確實是無可挑剔的」4。    
    馬克思主義學者卡爾·屈內說過:「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義思想界中曾引起過一定反響。大保守分子馮·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氣承認,透過圖甘-巴拉諾夫斯基和斯皮特霍夫,他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屈內接著寫道:「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一部分就是資本過剩理論,而真正繼承了這一理論的,卻是一位鐵桿保守主義者馮·哈耶克,他有點反常地坦率承認自己受過馬克思的影響……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義的結論,而要看他對繁榮與蕭條的根源的分析,這種分析跟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5    
    在1933年出版的《貨幣理論與商業週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說,他自己提出的商業週期理論與種種不以貨幣因素解釋商業週期的理論間的分歧,要小於他的理論與其它以貨幣因素解釋商業週期的種種理論間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對這句話評論說,「在目前?穴解釋商業週期的?雪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打通將貨幣性解釋理論與非貨幣性解釋理論分割開的那道鴻溝」6,隨後他在腳注中解釋說:「自本書德文版發表以來,我已經不大相信,貨幣性解釋與非貨幣性解釋之間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業週期理論中分歧最嚴重的。在我看來,在用貨幣因素解釋商業週期的種種理論中,那些認為貨幣價值變動這一表面現象乃是引發商業波動的決定性因素的理論家,與重視貨幣因素所導致之生產結構的真正變化的理論家(比如哈耶克自己),兩者之間的分歧,也比後一群理論家與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爾教授這樣的所謂非貨幣理論家間的分歧要大得多。」7也就是說,他的立場更接近於斯皮特霍夫、卡塞爾、因而也暗含著接近於馬克思等以非貨幣因素解釋商業週期的經濟學家,而與那些將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視為商業週期根源的經濟學家分歧更大。8    
    通過對思想源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所持的看法,更接近於馬克思,而不是貨幣主義者。關於前者,哈耶克曾在《純粹資本理論》中有所論及,他寫道:「在所有這些不同的?穴商業週期?雪理論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繁榮期快終結的時候,由於流通中的資本出現匱乏,由此而導致利率攀升,從而使人們無法獲得固定資本投資以完成大型項目,或者即使建成這些項目,也無利可圖。在這裡,我們離題一會兒,討論一下不同學者對於這些現象與信用擴張間的關係的不同認識。這裡當然不可能追溯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並通過他對M.V.圖甘-巴拉諾夫斯基、又透過巴拉諾夫斯基對卡塞爾、斯皮特霍夫等當代學者的重大影響……」9    
    哈耶克20世紀30年代講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講課檔案,有20頁的教案和包括馬克思、希爾費爾丁、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內的參考書目。關於圖甘-巴拉諾夫斯基(他的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寫道,圖甘-巴拉諾夫斯基的著作對現代商業週期理論構成了最強有力的影響。    
    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談到自己的商業週期理論時說:「前幾講闡述的商業週期理論的核心觀點並不是什麼新東西。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人們經常強調這一點……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正是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的,而他的研究後來又成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爾教授研究的起點。毋庸諱言,本系列演講中所提出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後兩位學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論的發展。」{11}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家邁克爾·佩爾曼認為,馬克思認識到了,「信用乃是導致經濟混亂的核心因素……馬克思將他對信用的分析整合進他的經濟理論中。將這一分析聯結起來的關鍵,就是虛擬資本的概念。」{12}———即沒有真實儲蓄作基礎,而由貨幣體系創造出來的資本。佩爾曼概括了馬克思的理論:「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擾亂越嚴重,人們越是無法得到有關經濟的重要信息。關於生產活動的決策就越來越與其基本結構脫節。這會對經濟構成壓力,而這種壓力卻是看不見的。」{13}    
    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曾提到過馬克思與斯皮特霍夫這一派的思想,他說:「19世紀上半葉,這樣的理論曾一度極為盛行,當時的財經記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觀點。『虛擬資本』被創造出來,使企業活動無法維持,或使新企業無法完工,最後,這些企業就倒閉了。」{14}    
    哈耶克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扮演過某種革命性的角色。資產階級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動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它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羅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進行的遠征,讓從前的各民族的遷徙和十字軍東征黯然失色。……資產階級讓所有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全球性的。資產階級通過迅速地改進生產工具、通過廣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國家,哪怕是最不開化的國家,進入文明狀態。」{15}哈耶克的看法與此並無二致。    
    哈耶克與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馬克思搞錯的地方———在於各自對後來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判斷。資本並沒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並沒有下降,相反,得到了異乎尋常的提高;整個世界的物質狀況並沒有惡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進;資本主義並沒有在衝突中終結,相反,它更加繁榮了,為更多的人帶來了富足的生活。    
    誠如馬克思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所說的,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總是具有某種強烈的返祖習性。馬克思曾做出一個他肯定會後悔的評論,他斷言資本主義最終將讓位於「田園詩式的關係」;除此之外,他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9條是,「將農業與製造工業結合起來,通過在全國人口中實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漸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他將這看做是「實現生產方式」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適用於一切國家」。{16}    
    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更為平均的分配的設想,農業和工業共存的設想(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為了部分地推行這一計劃而導致300萬人死亡),只有在相對比較原始的社會才有可能實現。而且,馬克思對「自由貿易」———他斥之為「單方面強加的、昧著良心的自由」{17}———和他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變化的激烈批判,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想讓人類進步的時鐘倒轉。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在過去、或許也可能在未來,才能找到理想的社會制度。    
    從很多方面來看,馬克思主義其實應該被視為某種保守的、甚至是逆向的思想運動,是從歐洲浪漫主義發展而來的,而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哈耶克對馬克思最大的不滿,其實並不在於馬克思太激進,而在於他極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的手稿中特別指出了傳統社會主義極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1976年寫的一篇論述亞當·斯密的文章中說:「要求實現『社會正義』,要求按照人們的需要或美德來分配物質財富,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而這屬於一種返祖現象。」{18}———即回到原始狀態。哈耶克爭辯說,以為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由某個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領或頭人所掌握,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論述斯密的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說:「如果我們迷戀過去,屈從於從部落時代遺傳下來的本能,企圖把部落社會的原則———即以為部落首領對社會中各種具體情況都瞭如指掌———強加於大社會,則我們就必然會返回到部落社會狀態。」{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強調指出:「因此,卡爾·馬克思正確地宣稱:資產階級創造了無產階級,過去及現在,都是資產階級給了無產階級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馬克思誤解了推動生產活動的真正力量,也就難怪根據他的藥方進行的革命後來在歷史上帶來了那樣的結果。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29章  馬克思、演進和烏托邦(2)

    哈耶克花在《法、立法與自由》上的時間比別的著作都要長,從1962年開始動筆到1978年全部完成,前後共花了16年時間,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1962年到1969年進行的。儘管該書最後成型後他不是完全滿意,在前言中,在隨後幾年的其它場合中,他都曾責備自己在寫這部書的時候精力不斷衰竭,不過,《法、立法與自由》的貢獻是非常深遠的。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強調說:「使中央政府在處理與其它國家的問題時處於強勢的想法,已經導致在其它方面也授予中央政府過多權力,而這些權力如果由地區或地方政府行使,會更有效率。政府權力一步一步地集中的主要根源,通常都是戰爭的威脅。」{21}在這裡,他也澄清了他自己的看法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看法之間的區別:「『社會達爾文主義』關注的是個體的選擇而不是制度或慣例的選擇,強調的是天賦的選擇而不是通過文化傳遞的技能的選擇。」{22}    
    導致生物進化的三大因素是:個體的差異,環境的選擇壓力,隨機的遺傳突變。當然,人們一般強調的都是前兩者。個體間如果沒有差異,就不能出現進化。只有存在差異,才能出現遺傳的或社會的進化。如果一種生物種群或一個社會內部的個體都是靜態的、完全相同的,那麼,該物種或社會就不可能進一步發展。    
    導致生物或社會進化的除了多樣性之外,還有環境因素。只要某一物種的成員或共同體內部的成員、或不同共同體的成員間有所不同,那麼,隨著時間推移,不同的環境就會造成其不同的屬性。環境的差異和個體的差異所塑造的種群屬性的差異,就會推動生物進化或社會演進。    
    在整個20世紀,毫無疑問,備戰是影響政府發展的最重要的一種社會環境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導致政府的活動範圍和權力大幅度增加,冷戰也同樣如此。在戰爭期間,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瀰漫在整個社會,政府的活動,還有這些範式或世界觀,就不再僅限於單純的軍事領域,而擴張到社會秩序的方方面面。    
    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繼續評論說:「現在,當我們相信,至少在西歐和北美,已經排除了盟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依靠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來進行防禦之時,我們應該逐漸明白,我們可以減少中央集權的程度,毋須賦予民族政府如此眾多的重任,假如我們僅僅為了使政府面對外敵時比較強大的話。」{23}    
    哈耶克相信,進化的觀念首先出現在社會領域,然後才被運用於生物學中。他在《致命的自負》中說:「達爾文在構思自己的理論的時候,正在閱讀亞當·斯密的著作。」{24}在《法、立法與自由》中,他引用C.S.皮爾斯的話說,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不過是將政治經濟學的進步觀擴展運用於動物和植物生命領域中」,哈耶克自己也說,如果某位19世紀的「社會理論家還需要達爾文來教給他進化的觀念,那他就不夠稱職」{25}。    
    社會演進是哈耶克思想中的核心命題。社會演進的觀念與自生秩序理論緊密相連。沒有有形的發號施令者,生物也實現了進化,同樣,社會內部的演進或社會的演進,也不需要這麼一個發號施令者。但哈耶克認為,在社會演進中,選擇主要不是透過個體的生理選擇,而是透過文化傳遞的特性、制度和慣例而進行的。獲得成功的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會被人普遍效仿,這些慣例將隨著時間推移而佔據主導地位。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哈耶克說:「總是極少數人的新觀念塑造著社會發展的過程……那些具有較好觀念的人將決定發展的進程,因為人們會效仿他們。」{26}    
    市場就是一個演進機制。取得經濟成功的社會會繁榮興旺,而那些沒有獲得成功的社會就蕭條衰落。生物自然選擇的淘汰過程被打亂後,物種就無法存活;同樣,如果市場的篩選功能被打亂,經濟就會停止發展。    
    作為整體的社會,也存在演進的問題。在晚年的社會演進理論中,哈耶克考察了競爭性市場的演進功能和過程,並將其用於解釋共同體及其規則、法律、習俗和倫理規範的變遷。隨著時間推移,比較成功的法律和習俗———因而也是比較成功的社會———會逐漸擴散取得主導地位。那些物質和技術最發達、最先進的社會,就是最成功的社會。    
    哈耶克之所以為自由辯護,主要就是因為,自由能讓社會內部的某些人或世界上某個社會實現成功發展。「不幸的是,為了中央政府在承擔起抵禦外敵的任務時比較強大而採取的種種措施。」{27}導致了政府的集權,從而妨礙了社會在很多方面可能實現的更為可取的發展。    
    哈耶克是一位烏托邦哲學家。他曾在1949年寫道:「我們必須再一次將建設自由社會的努力視為一場知識上的冒險,一場需要勇氣的事業。我們所缺乏的乃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一份行動綱領,它既不是單純地維護現狀,也不是某種淡化了的社會主義,而是某種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激進綱領。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從傳統社會主義的成功中學到一個重要經驗,那就是他們成為烏托邦分子的勇氣;正是這種勇氣,使他們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們因此而就對公眾輿論產生了影響,而這種輿論在使那些目前看來遙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變成現實。」{28}    
    哈耶克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寫作《法、立法與自由》和《致命的自負》之前所提出的可能的烏托邦,是有別於自由至上主義的、具有古典自由主義色彩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現在小得多。應該盡可能地讓競爭成為社會的普遍原則,不僅經濟活動,即便是政府服務,都應該按競爭原則組織管理。法律、習俗、倫理規範將為社會提供一個突出強調私有產權、契約自由、交換自由的框架。在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政府總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達到了30%到60%之間,哈耶克認為,這一比例應該降低到10%到20%,這是19世紀後半葉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正常水平。福利不應由全國政府提供,而應該由地方和(在美國)州一級政府提供,當然還可以由自願的慈善機構提供。    
    強制性退休保險、失業保險和傷殘保障項目確實應當繼續保留,尤其是在過渡時期,但這些福利項目也應該更多地以市場為導向,應該讓那些樂意參與具體項目的人有更多選擇。非政府機構間為提供這些服務項目而進行競爭應該成為基本制度———比如,個人可能確實需要擁有失業保險,但這種保險可以由競爭性的私人保險機構提供,而不一定非得由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保障計劃提供。污染控制也應當更多地以市場為基礎。在教育領域中則可以採用學券制。所有這些都迥然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但也不同於純粹的自由至上主義理論。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提出了他認為最有利於人類且有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將地方甚至地區政府轉變為準商業性公司,讓他們為爭取公民支持而展開競爭。他們不得不提供一種實現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從而使他們管轄區域內的生活至少跟別的地方一樣吸引人……將政府絕大多數服務活動的管理權重新交還給較小的治理單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種社群精神的復興。」{29}在一次訪談中他又說:「我傾向於將更多權力交給地方當局,而不讓中央政府擁有這些權力,因為公民可以用腳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願行事。」{31}    
    古典自由主義具有某種強烈的社群主義色彩。哈耶克反對一種觀點,以為只有由中央政府提供福利,才是提供這些服務最有效率的、也最合乎道德的方法。相反,由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用自願代替強制,對於創造民眾休戚與共之感,具有莫大的好處。    
    哈耶克認為,烏托邦———這正是他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所思考的問題———與其說是倫理性問題,不如說是經驗性問題。他不僅要搞清哪種烏托邦是可取的,也要搞清哪種是可行的。哈耶克認為:「某種理想的社會圖景,或者對於人們致力於追求的整全秩序形成某種指導性觀念,不僅是任何理性的政策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科學能對解決實際政策問題所能做出的主要貢獻。」{32}對於哈耶克來說,烏托邦之所以是值得珍視的,主要並不是由於其具有啟發意義,而是由於其能使人形成概念。他的首要目標是啟蒙人的精神,而不是激發人們的熱情。烏托邦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理論,而不僅僅是某種倫理理想。    
    在《法、立法與自由》中,他最集中地表達了自己對烏托邦的看法,他寫道:「不可否認,從某種程度上看,根據某種模式指導創建整全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種烏托邦,現實只能不斷地逼近它,很多人會視其為不可能完整地付諸實施。但只有堅信下面的指導性觀念———通過始終如一地運用這些原則,就可以實現某種保持內在連貫性的模式———才可能建立起有助於自生秩序正常運轉的某種有效的框架。」{33}哈耶克覺得,當代政治學、經濟學探討中迫切需要的是「思考烏托邦的勇氣」{34}。烏托邦能為事態可能如何演變提供某種藍圖、模式,從而能夠指引政府的秩序和其它方面的社會秩序。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0章  政府與倫理規範(1)

    儘管哈耶克曾嘲笑過法學家漢斯·凱爾森,不過,凱爾森卻曾說過非常重要的一句話:法律本質上是道德,法律就是共同體應當合乎倫理地活動的方式。凱爾森在《純粹法學》中說:「所謂?穴法律?雪規範,就是指事態應當如此,或應當這樣發生,尤其是指人應當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活動。」1法律涉及的是未來。因此,法律必需是合乎道德的,法律應當指明一種生活方式。    
    法律是人們賴以共同生活、尤其是進行經濟活動的強制性社會結構。哈耶克對法律的看法是,法律大體上就規範著社會的某種抽像秩序———一種抽像的框架。而且,只有當法律乃是通過為人們進行活動創造條件,而不是直接決定人們活動的具體結果或指揮人們的特定行為,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的演進和物質的進步。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說:「由於個體活動之成功仰賴於他人採取某種與他匹配的行動,因此,要使個人分立的活動能形成某種整全的秩序,就至少要創造使這種匹配得以進行的良好機遇……就此而言,規則所能實現的,也就是使人們能更輕鬆地合作、並形成那種匹配。」2    
    規則的很多目的都是單純實用性的。它們能使人們更有效地進行互動。它們提供了某種合理的社會框架。不同的規則會導致不同的結果。「我們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行為規則會形成一種社會秩序,特定的規則會產生什麼樣的秩序。」3    
    在哈耶克看來,政府的很多活動都不屬於「法律」範圍之內。他認為,在規範著社會的框架性法律與處理公共福利事務的日常措施之間,存在著差異。對於後者,他的基本看法是,政府應當小而不應當大,那些事務應當盡可能地在地方或州一級(而不是全國)解決,政府的服務應當通過競爭性方式進行管理,應該盡可能地讓私人部門提供福利。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偉大的理論貢獻之一。雖然自生秩序的術語不是他發明的,這一觀念也不是他最早提出的,但對於下述觀念的傳播,他的功勞高於任何人:即使沒有一位發號施令者來決定具體的社會秩序的細節,也能實現物質進步,社會組織也能得到發展。在《自由憲章》中,他在《沒有指令的秩序》一節中對晶體的描述,是對「自生秩序」觀念的最形象的比喻,他寫道,儘管「那些比較熟悉由人來安排物體的人士通常會覺得很難理解自生秩序的形成,但在很多場合,我們必須依靠各個組成部分的自發協調,才能形成某種(哪怕是)物理學的秩序。如果我們必須靠自己將每個分子或原子放在恰當的位置上,跟其它分子或原子相匹配,我們將永遠不可能造出一塊晶體。我們只能指望,在某種特定條件下,這些分子或原子會在一個具有某種特性的結構中自己安排自己的位置。同樣,我們能夠為社會形成某種秩序創造條件。立法者的任務就是創造得以形成某種安排、甚至使其可以自我更新的條件」4。    
    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進一步發揮了社會秩序自發形成的觀念。他在該書最關鍵的第一卷中提出,當「孟德斯鳩和美國立憲者清晰地闡述在英國發育成型的限權政體的概念的時候,他們就為此後的自由主義憲政樹立了一個榜樣」5。最根本的一點是:如果要使社會處於自由狀態,就必須限制、並明確界定政府的權力,而個人則應當知道他們可以幹什麼,不可以幹什麼。其中尤其是要包括有關財產的規則。至關重要的是,儘管政府可以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創造合適的社會秩序,但政府不應指揮大多數經濟決策活動。不管是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還是為了實現高效率,政府的活動都要劃定明確的範圍,標出清晰的邊界。    
    哈耶克絕對不是保守主義者,即使到了晚年也不是。他一向支持變革,既支持社會內部的變革,也支持不同社會間互相學習。他確實反對左派,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然就支持右派。引人注目的是,在《自由憲章》———他寫作本書的時候原打算作為自己的收山之作———中,他到最後卻向右派,向保守分子開火了。他曾提到,正是對「唯理主義哲學」的挑戰,引導他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這表明,從根子上說他不乏建構主義色彩。他是一位激進的反社會主義者。終其一生,他都在說,他一向認同社會主義的很多價值,假如社會主義者對現實的認識是正確的,那人們就應該採取社會主義的很多做法。他與社會主義者的主要區別不在價值問題上,而在對事實的把握上。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夠說服他相信他們對事物的把握是正確的,那麼,他就可能重新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把通過設計形成的社會模式和結果、與經過進化發展而來的社會模式和結果,分別稱為「組織」和「秩序」。前者是計劃出來的,後者則是自發成長出來的。他認為,隨著社會的技術越來越先進,恐怕越來越難、而不是越來越容易搞中央計劃。勞動的分工、更重要的是知識的分工更為細緻,從而也就降低了單獨一個人指揮整個社會的可能性。在1940年寫的一篇論述社會主義計算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他在1937年寫的《經濟學與知識》,他說:「真正的競爭的好處在於,通過競爭,分散在很多人中的知識可以得到利用,而如果我們要在一個中央指導經濟中利用這些知識,就必須將其整合為一個單獨的計劃。而假定所有的知識都可以自動地被計劃當局掌握,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不著邊際的想法。」8到學術生涯後期,哈耶克又說,「經濟的全部問題就是如何利用高度分散的、單個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整體掌握的知識的問題」;「經濟機制就是一個不斷調整以適應高度分散的知識的過程」;「我們的社會建立的基礎是:我們都在服務於我們所不認識的人」9。以交換自由、私有產權、價格、利潤和契約為基本特徵的競爭性市場的最大優勢在於,它能調適個人不完整的、不完備的知識。競爭是一個發現的過程。    
    哈耶克特別強調「大社會」或「開放社會」的概念。他用這些詞指這樣一種社會,個人自發的、不依靠強制而實現協調的行為———透過恰當的法律、習俗和道德規範———推動著社會持續地發展,使社會不斷邁向更高的物質生產水平。他認為,勞動分工就是大社會或開放社會的一次歷史性發展。他在《法、立法與自由》說過一段話,儘管———當然這也是他的一大貢獻———他此處的著重點放在「知識的分散性」上,他強調了下面的「事實:社會的每位成員都只能擁有整體知識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因為每個人對社會賴以運轉的事實之絕大多數都一無所知」十。因此,一種仰賴某個全知全能的發號施令者的秩序,從來是不可行的。秩序既是一個描述性術語,也是一種倫理理想。    
    哈耶克的根本觀點是,社會不應當、也不可能設想某個人或某些人具有全知全能的才智,這種觀點徹底摧毀了種種試圖具體地指揮經濟生活、迷戀設計的處理社會問題的方法,從而為沿著哈耶克的思路重新認識何種社會狀態為最優開闢了道路。社會主義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而在於它從知識上看是不可行的。哈耶克曾經說過,「即使是對於最簡單的那類組織,由某個人來具體詳盡地控制其活動,也是不可想像的」;「自由社會的鼓吹者與社會主義體制的鼓吹者之間的鬥爭,並不是一場道德衝突,而是一場知識衝突」{11}。    
    哈耶克鼓吹習俗和傳統應扮演重要角色,這一點與密爾相反。密爾在《論自由》中堅持認為,社會「施行暴政的手段,並不僅限於那些可以假借政府官員之手而採取的行動。社會自己就能夠、也確實在執行它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發佈的是錯誤的、而非正確的命令,或者對它根本就不應該摻和的事情濫發命令,則它就構成了一種社會暴政;這種暴政比很多類型的政治壓迫還要可怕,因為儘管它通常並不靠那樣極端的懲罰措施來維護,但它卻使人更加無法逃避。因此,僅僅保障人們免受官員之暴虐是不夠的,還需要保障人們不受通行的意見或感情之暴虐」{12}。但哈耶克則相信:「私人領域中的行為不在國家強制干預之正當範圍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在自由社會中,這樣的行為可以免受輿論壓力或人們之鄙視。密爾曾對這樣的『道德強制』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密爾以此來捍衛自由,可能言過其實了。」{13}    
    斯蒂芬·克裡斯奇在討論哈耶克的離婚經歷時提醒我們注意哈耶克對習俗和道德的重要性的強調。克裡斯奇引用了《自由憲章》中的一段話:「如果沒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就不可能正常地發揮作用,而只有當人們彼此可以指望所有人一般都會自願地遵守某些原則的時候,強制才有可能被降低到最小程度,這實在是至理名言。人們如果能夠做到不用強制就遵守這些規則,是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好處的,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個人只需在大多數場合遵守規則即可;而如果在他看來,逾越常規所導致的損失是值得的,他就可以偶爾犯規。正是道德領域中自願性規則的這種靈活性,使得它可以漸進地演進、自發地生長,而這則使得後人可以在自己的實踐中對其進行修正和改進。」    
    哈耶克又說:「約束力要小於法律的道德規則和習俗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們對於社會的促進作用可能與嚴厲的法律規則不相上下。」習俗和倫理規範還有另外一些作用,比如,它們能夠「確保人們的行為保持最低限度的協調性」{15}。    
    習俗、倫理規範與法律一起,構成了建設社會大廈的棟樑。倫理規範與政府法律的區別在於,後者是用強制手段執行的,而前者僅僅是社會成員共同信奉的信念,個人可以逾越它,儘管此舉可能導致他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蒙受損失。自由至上主義既不是法律無政府主義,也不是道德無政府主義。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0章  政府與倫理規範(2)

    理查德·考奇特曾經指出:「朝聖山學社的創建者包括了全球最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中很多人都對他們本國、尤其是對德國、美國、法國和英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16}曾經影響過戰後德國經濟政策的朝聖山學社著名會員包括弗賴堡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他們對西德非常成功地轉向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藍圖。朝聖山學社成立之初參與其活動的弗賴堡學派成員有瓦爾特·奧伊根和威廉·勒普克。朝聖山學社中另一位來自西德的重量級人物是路德維希·艾哈德,他從1949年到1963年擔任西德經濟部長,然後就任聯邦總理,一直到1966年。他的顧問中就有勒普克和奧伊根,他是戰後西德政府中負責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性人物。    
    哈耶克文集的編輯皮特·克萊因把艾哈德放在當時的思想背景中評價了他的成就,他寫道:「我可以從經濟學家們對艾哈德部長決定在剛剛建國的西德放開價格和工資的決策所做出的反應中,看出這個時期的思想氛圍……哈耶克回憶說,艾哈德曾親口對他講過一件事:『他笑著對我講了那個星期天的事,他準備要頒布關於放開一切商品價格、發行新德國馬克的政令時,美軍最高指揮官給他打來電話,在電話中告訴他,艾哈德教授,我的顧問們告訴我說,你犯下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對此艾哈德的回答是,我的顧問們也是這樣說的』……」{17}    
    達仁道夫勳爵則寫道,艾哈德是個「得到了歷史機遇、並抓住了這個機遇的人。在聯邦德國成立之前,他就是佔領當局的經濟部長,他做出了進行1948年貨幣改革的決策,同時也取消了配給制和對生產、分配和資本流動的限制性管制措施。很多人都認為,德國的『經濟奇跡』要歸功於他的這些決策」{18}。曾有人在一次採訪中問哈耶克,有沒有哪個國家,「曾經癡迷於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但卻「重新建立了法治」?哈耶克回答說:「啊,二戰後的德國顯然就是這樣的典範,儘管這差不多就是一個人,路德維希·艾哈德孤軍奮戰的結果。」他又說:「艾哈德如果當時受到官僚體制或民主制度的約束,就不可能做出那一番成就。這是一個幸運的人、在恰當的時刻、出現在恰當的地方,而又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儘管當時他沒有說服別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20}    
    瓦爾特·奧伊根是弗賴堡學派的理論導師。在德語國家,他通常被認為是20世紀最傑出的德國經濟學家。也許是在德語國家,經濟學學科一般都設在大學的法律系中,因而這些學者更多地強調經濟學與法律的聯繫,這一點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就有所體現。跟哈耶克一樣,奧伊根強調經濟秩序———它是人們在做出經濟決策的框架———與經濟過程———即經濟活動本身———之間的區別。哈耶克在1983年指出,奧伊根「可能是過去一百年間德國培養出來的社會哲學領域中最嚴肅的思想家」。他強調,奧伊根「在那個致力於理解自由之前提條件的國際性思想組織?穴指朝聖山學社———譯者注?雪成立之初發揮了作用。因為我們所面臨的真正的難題是,很多人都有一種幻想,以為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地強加於社會,而不是創造其某種前提條件,使人們有可能自行安排自己的命運」{21}。    
    哈耶克在1962年弗賴堡大學就職演說中說,他的聽眾「比我更瞭解奧伊根在德國所取得的成就。因而,我毋須進一步解釋我今天在這裡說的下面一句話的意思:我將把恢復和繼承奧伊根和他的朋友們在弗賴堡和德國所創造的傳統,視為我的一項重大使命。這種傳統,既極端強調科學的誠實,同時又坦率地說出對公共生活的重大事務的看法」。他又說,他「在科學與政治問題上的看法,與令人難以忘懷的瓦爾特·奧伊根高度一致」{22}。在另一個場合,哈耶克還說過,奧伊根是「我珍視的朋友。30年代後期,戰爭爆發之前,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汽車,曾駕車從倫敦到奧地利,我通常都要在弗賴堡逗留,就是為了拜訪奧伊根,為了跟他聊聊」{23}。    
    在尚未因為朝聖山學社的事與威廉·勒普克發生糾葛之前、兩人關係還不錯的時候,哈耶克曾這樣說到勒普克:如果說「?穴在德國?雪,在狹窄的專家圈子之外,還有很多人知道存在著一個新自由主義思想運動,那主要得歸功於勒普克」{24}。勒普克的研究側重的是應用經濟學,而不是純理論,他的《人的經濟學:自由市場的社會框架》(1958)是一本特別暢銷的著作。亨利·哈茲利特將戰後最初幾年的勒普克與米塞斯和哈耶克相提並論,認為他是「旨在要求擺脫國家控制、回歸個人自由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運動中三位最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之一」{25}。艾哈德曾說:「我本人在建立自由社會中所做出的那點貢獻,猶不足以體現我對他?穴勒普克?雪的感激之情,他對我的立場和行為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26}儘管勒普克與哈耶克最後因為朝聖山學社事務而出現不和,但哈耶克談到學社早期發展時仍說,他「在組織該學社的過程中,尤其得到了勒普克的熱情支持」{27}。    
    哈耶克對於西德「社會市場經濟」的評價,有助於我們瞭解他對最優的、至少是恰當的社會秩序的看法。在回憶起艾哈德的一個故事時,哈耶克說:「我們曾經在一起單獨聊過,他轉過身來對我說,『我說到社會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希望你不會誤解我。我說這個詞的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社會性的,而不是說需要把它塑造成社會性的』。」{28}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這樣評價「社會市場經濟」:「我不喜歡這個詞,儘管我在德國的朋友們(及最近在英國的朋友們)用這個詞顯然成功地使我所嚮往的那種社會秩序為更多人接受了。」{29}    
    1976年,哈耶克在回復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中,用他在倫敦經濟學院時的死對頭尼古拉斯·卡爾多的話讚賞西德奉行的政策,「卡爾多勳爵曾這樣形容這個國家,過去27年間,人們沒有聽說過這個國家搞過國有化、外匯交易控制、投資控制,而這個國家如今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也公然宣稱要搞『市場經濟』,而不管是法國還是英國或意大利早就在搞『社會主義政策』了。這些說法顯示,卡爾多勳爵對他自己一直建議政府實行的政策都有點不認識了,這實在讓人有點驚奇。」{30}同一年,他在為《通往奴役之路》新版寫的前言中寫道:「瑞典今天的社會主義色彩比大不列顛還要淡,」{31}因為,儘管瑞典的福利國家比英國更全面,但其國有化的企業卻要少。    
    在獲得哈耶克讚賞的那個時期,西德政府的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曾達到40%到50%。哈耶克的信念是:政府做什麼及如何做,要比稅收和政府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重要得多。    
    在法國,朝聖山學社會員雅克·呂厄夫是戴高樂將軍推行自由市場政策的主要顧問。朝聖山學社會員萊因哈德·卡密茨在戰後的奧地利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後來當選為意大利總統的路易吉·埃伊諾迪則是朝聖山學社的創始會員。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1章 觀念史(1)

    哈耶克20世紀60年代在弗賴堡發表的重要文章均收入《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1967)一書。哈耶克一向能夠成功地將他的文章重新以專著的形式出版,從《價格、利息與投資》(1939)到《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8),從《科學的反革命》(1952)到《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1967)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與觀念史新論》(1978),都是如此。    
    在1955年寫的一份供自己參考的備忘錄中,哈耶克大致勾勒了未來可能投入寫作的計劃。哈耶克提到,他可能寫兩本論述自由秩序的書,一本就是已經出版的《自由憲章》,另一本則是論述自由文明的創造性力量的著作,這第二本著作所討論的將是社會秩序如何在無人涉及的條件下形成和成長的問題。他也覺得,他的心理學研究《感覺秩序》與他的哲學研究之間有著非常堅實的聯繫。    
    他在贈給別人的一本《感覺秩序》中題過這樣一段話:這本書是「想探討秩序井然的體系中的一個部分是如何調整其行為以適應整體秩序之形成的」。他尤其推薦別人閱讀該書最後一章《哲學推論》中的第五節「解釋的限度」。在那一節中他提出,「人的大腦通過解釋所能承擔的任務有一個絕對的限度」,因為「分類機構所具有的結構,必然要比其所要分類的對象更為複雜」2。也就是說,精神必然要比精神將要解釋的東西更高級。    
    在心理學研究中,哈耶克展示了一種徹底的康德主義存在觀(本體論);不過他卻把自己的本體論追溯到伽利略那裡。哈耶克相信,所有的意義都存在於人的精神中。除了人的精神所感知的東西外,不存在客觀世界這樣的東西。哈耶克拒絕「物理主義」(physical)觀念,反對將絕對的存在歸結為獨立於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觀世界;堅持這種物理主義觀念,就意味著,「從形而上學意義上相信絕對的『實在』和現象世界的恆定性,而這是不能得到證明的」。他是哲學上的懷疑論者,遵循的是休謨的傳統。休謨也認為,除了個人感知到的東西外,是不存在什麼實在的。按照哈耶克的說法,人們「永遠不可能打通精神領域與物理領域之間的鴻溝」3。    
    在一篇論述遠房外甥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哈耶克曾打算為他寫一本傳記———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當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於1921年下半年出版的時候,他是「最早讀到該書」的人之一,而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4。據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的研究,維特根斯坦對哈耶克的影響「深遠,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感覺秩序》的風格和論述中……也體現在哈耶克思想體系的其它很多方面」5。《感覺秩序》每段都標數字的格式跟《邏輯哲學論》一樣,除此之外,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本身也在哈耶克的論述中有所反映。    
    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探討了語言的本質。他在該書的前言中說:「這本書的總體感覺可以用下面的話來概括:我們能夠言說的東西都是我們可以清楚地言說的東西,我們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只有悄悄地跳過去。因此,這本書的目標就是為思想……毋寧說是為思想的表達,劃定一條界線……而只有在語言中,我們才能劃出這條界線,處於這條界線的另一側的東西,對我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6哈耶克則曾在《感覺秩序》中這樣寫道,「精神活動自己解釋自己的觀念,是邏輯上自相矛盾的———而從該詞的字面含義看,也是毫無意義的」7,在這裡,多少可以看出維特根斯坦提出的語言是有界線的、並不是所有東西都能表達的思想的痕跡。    
    在197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說(前面已經提到過),他的心理學思想的最後結論是,「精神過程是在物理世界的子系統中展開的物理過程的某種特殊秩序,它將我們稱之為有機體的更大的子系統與整體聯結起來,從而使有機體得以存活」。8在《感覺秩序》中,他提到了最初計劃作為《理性的濫用與衰落》的章節、但後來收入《科學的反革命》一書的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強調:「個體的獨立活動會形成他們未預料到的某種秩序。」9    
    在哈耶克的心理學和經濟學思想中核心的觀念是:個人或集體之行為秩序將會在人們的預料之外、在沒有人刻意追求的情況下,通過利用任何個體都不可能完整掌握的知識,逐漸向有益於該個體或群體的方向演進。1977年,哈耶克在一篇論述他的心理學與經濟思想間關聯的文章中,對一位讀者做出了答覆,他說,在「這兩個領域,我們都碰到了複雜現象,在這種現象中,都需要某種利用高度分散的知識的方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每個領域中,每個成員(大腦中的神經元或市場上的賣家、買家)被誘導以有益於整個系統的方式活動。每個成員被用來實現它自己根本就不知曉的要求」十。他的心理學與經濟學思想大體上是對應的。    
    在1955年供自己備忘的一份筆記中,他勾勒了自己未來將要研究的課題,他說,他的心理學研究實際上要先於他對自由且物質上進步的社會的性質及其必要條件的哲學研究,因為他的哲學思想是以他對人的心理的研究為基礎的,而他的心理學觀點則強調知識的限度,強調對生命有利的感知模式(在社會中就是指制度)會保存下來。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心理學的研究,哈耶克對社會中的制度演進產生了興趣。    
    哈耶克寫完《感覺秩序》後,本打算寫一本論述「系統內部的系統」的書,既討論關於一個系統我們能夠言說的東西,也涉及在一個系統內我們才能言說的東西———這在某種程度上源於他的下列看法:一個進行分類的組織,是不可能對比它自己還要複雜的東西進行分類的———但他發現,「這項研究實在是太艱難了」。而且,「我儘管努力向別人講解,但卻無人能理解」我的意思{12},包括波普在內。於是他就寫了一篇《解釋的程度》,這是他本來打算沿著上述思路進一步闡發自己思想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在《解釋的程度》中他提出,儘管「在無法進行控制的情況下,我們也確實能夠做出精確的預測,但顯然,我們控制事態發展的能力,不可能超出我們預測我們的活動的結果的能力。因而,預測的限度也就是控制的限度」{13}。克裡斯奇指出:「對社會主義必然要求實行的中央計劃的效力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取決於你相信還是不相信……預測行為的後果的能力。」{14}知識的局限性就排除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可行性。    
    哈耶克晚年寫的跟《解釋的程度》相關的文章,被收入1967年出版的《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的第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論文是哈耶克試圖概括自由理論的哲學基礎的計劃的延續,其基本概念就是非經設計的制度和社會規範的自發演進。在哈耶克看來,市場的篩選過程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樣本,也是由社會的規則、法律、習俗、倫理規範和制度所構成的綜合體的樣本。在不同商品與服務的生產者之間存在著競爭,同樣,各個社會也在就哪一個能實現最高的物質生產效率而展開競爭。最終,那個生產效率最高的社會,也即形成了最有利於生產活動的規則和制度的社會,將會佔據上風。在《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的第四篇《行為之規則體系演進的筆記》中,哈耶克說,「規則的自然選擇過程,是以其所導致的群體的秩序之效率的高下為準而展開的」,他還引用了亞歷山大·卡爾·桑德斯(繼威廉·貝弗裡奇之後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下面一段話,以支持他的這一論點:「那些遵行著對其成員最有益的習俗的群體,必將在與其周圍群體的持續的鬥爭中佔據上風。」{15}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1章 觀念史(2)

    不少學者都讚揚過哈耶克對觀念史的研究。除了喬治·斯蒂格勒之外,經濟學史專家亨利·斯皮格爾在談到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時說,它是如此的「博學,在當代,可能只有哈耶克和雅各布·維納對觀念史的研究與其幾乎不相上下」{16}。熊彼特本人談到哈耶克編輯的亨利·桑頓的《紙幣》時說:「本書前面冠以哈耶克教授的一篇論文,其學識恐怕只有該書本身的魅力或可一較高下。如果讀者跳過這篇文章不讀,他不僅會錯失很多寶貴的信息,也會喪失閱讀本身帶來的賞心悅目的愉悅之感。」{17}經濟學史專家本·塞利格曼曾說過,哈耶克是位「頂尖級的」經濟思想史專家{18}。    
    哈耶克對觀念史的研究貫穿整個學術生涯。早年在維也納從事學術活動期間,他就在研究貨幣理論的同時研究過貨幣理論史。他在觀念史研究領域初試身手的第一批成果是論述1663年到1848年間的貨幣政策和貨幣理論發展變化的四篇文章,《在應付17、18世紀英格蘭的鑄幣政策的過程中金本位制的興起》、《18世紀法國首次發行紙幣》、《1797-1821年間的貿易限制期間英國的金銀大論戰》、《1821-1848年間紙幣學派與銀行學派之間的爭論》。{19}    
    儘管他自己後來並沒有完成最早計劃要寫的那本論述貨幣的歷史和理論的專著,但他將自己為此而記下的歷史筆記給了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博士生,維拉·史密斯(後來隨夫姓盧茨)。後來她利用這些材料寫出了自己的學位論文,1936年發表,題為《中央銀行出現的理據》。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從她的論文的章節標題中看出哈耶克思想進一步發展的軌跡———《中央銀行在英格蘭的發展》、《蘇格蘭的體系》、《中央銀行在法國的發展》、《美國的銀行業組織:分散化但沒有自由》、《中央銀行在德國的發展》、《論1848年以前英格蘭和美國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論》、《論法國和比利時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論》、《論德國的理論》、《1848年以後英格蘭的理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創建之前的理論》、《重新審視支持設立中央銀行的論據》。史密斯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說,創立中央銀行的目的就是「建立對於貨幣發行的壟斷,可能是部分的壟斷,也可能是完全壟斷」{20}。哈耶克在學術生涯的後期支持的貨幣制度,可以稱之為自由貨幣制度———即貨幣的非國家化———的一個變種,他相信,結束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的壟斷,對於維護自由社會是至關重要的。    
    他早年討論經濟學家的論文則有1926年悼念他的老師弗裡德裡希·馮·維塞爾的文章,先後給赫爾曼·海因裡希·戈森的《人際關係規律的發展》(1929)、理查德·康替龍的《商業性質通論》(1931)、卡爾·門格爾的文集(1934)和亨利·桑頓的《對英格蘭紙幣的性質和效果的探討》(1939)所寫的前言。他也曾撰文探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歷史,晚年又曾寫過關於米塞斯的幾篇文章。他認為自己在《科學的反革命》———涉及到聖西門主義和孔德———中所進行的觀念史研究,是他「在這個一直吸引著他的領域中所進行的最為雄心勃勃的研究項目」{21}。在這之後,他又寫過關於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精湛著作。他曾一度打算寫一本論述大不列顛經濟學家和輝格黨人傳統的專著。    
    他晚年研究過的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有大衛·休謨、伯納德·曼德維爾和亞當·斯密。關於休謨,哈耶克曾說過,休謨「系統地闡述的法律和政治哲學理論,可能是惟一能被後人稱為自由主義的體系。正是在休謨那裡,我們能找到對這一學說的最完整的表述」{22}。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評論說,休謨「將是我們永恆的夥伴和睿智的嚮導」{23}。1963年在弗賴堡的一次演說中,哈耶克稱休謨為「自由主義政治與法學理論中傑出的哲學家」{24}。在1980年為一次談話準備的草稿中,哈耶克說休謨給了他最重要的啟示,而在1982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說到「我偉大的精神偶像大衛·休謨」{25}。    
    哈耶克在自己的幾本主要著作中引用休謨的次數最多,而休謨對他的吸引力來自幾個方面。哈耶克曾解釋說:「正是他對決定著最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演進的環境的分析、他對為什麼複雜的文明只能在某種特定的法律制度下成長髮育的理由的分析,構成了他對法學的最重要貢獻。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將自己的經濟學、法學和政治理論融為一爐。歷史上只有極少數社會理論家清楚地認識到了,人們遵守規則與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之間是密切相關的,休謨就是其中之一。」{26}    
    從倫理的角度看,哈耶克是個規則功利主義者{27}。儘管他強烈地反對行動功利主義(act utilitarianism)(即立刻運用某種道德標準來評估行動),但他卻支持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這一倫理目標,而他認為,通過將規則普遍地適用於所有人即可達到這一目標。{28}他同意克裡斯蒂安·貝伊說過的一段話:「在倫理學領域中,或許可以說休謨是達爾文的先驅。事實上,休謨提出了社會習俗中最適者生存的理論—而實現了社會效用最大化的就是最適者。」{29}    
    哈耶克曾這樣評說休謨:    
        他 「準確地描述了『職業分化』的好處(亞當·斯密則用曼德維爾最早使用的『勞動分工』一詞使這種觀念廣為流行)」{30}。哈耶克在1963年發表的一篇論述休謨的演講的結尾是這樣說的:休謨「從來沒有反對過政府可以承擔積極的使命。與後來的亞當·斯密一樣,休謨知道,多虧了政府被授予了自由支配權,才『建起了橋樑、開通了港口;在所有地方,政府都是由具有人類的全部弱點的人士所組成的,但由於我們對政府保持著小心,我們又創造出了人們所能想像的最精心、最細緻的機制,正是透過這種機制,政府成為在某種程度上不受人類所有弱點影響的組織』」。{31}    
    哈耶克對伯納德·曼德維爾的興趣也很強烈,他比任何觀念史專家都更強調曼德維爾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哈耶克曾這樣稱讚曼德維爾:「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們的決策所導致的結果,經常迥然不同於我們最初的設想,正是根據這兩點,他對惟理主義時代的自負給予了冷嘲熱諷,這正他的初衷。對於曼德維爾,我想說的是,那些妙語推動他做出的那些思考,標誌著在近代思想中,關於秩序進化和自發形成的兩個觀念,終於實現了突破性發展。」說到曼德維爾與休謨的關係,哈耶克說:「我並不想拔高曼德維爾,說正是他才使休謨得以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體系。事實上,根據我的評價,在近代研究精神和社會問題的學者中,休謨或許是最偉大的,而正是這一點讓我覺得,曼德維爾具有重要意義。」{32}    
    1976年《國富論》發表200週年之際,哈耶克寫過論述亞當·斯密的文章,而在10年前,他則寫過一篇《人的行為的結果而非人設計的產物》。在早期的這篇文章中,哈耶克指出,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即「人被引導達到一個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目標———的概念,乃是自生秩序概念的核心內容。{33}在紀念《國富論》發表200週年的場合,哈耶克寫道:「亞當·斯密最偉大的成就在於他認識到了,一個人在不受他所感知到的需求的驅使,而由抽像的價格信號引導下所做的努力,能夠造福於更多人,也能夠從總體上滿足更多的需求。借助這種方法,我們也能夠最有效地克服我們對於具體事實的根本意義上的無知,能夠最充分地利用高度分散在成千上萬人中的對於具體環境的知識。」{34}隨著學術生涯中學術研究興趣的轉移,哈耶克對歷史的興趣也在不斷變化{35}。他對斯密的評價則在不斷地提高。    
    哈耶克最特別的歷史著作,也許是他編輯的朝聖山學社會員的論文集《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1954),該書出版的時候所引起的關注,是他所有歷史著作中最廣泛的。在這本書中,哈耶克與當時很多主流的學術觀點唱對台戲,他爭辯說,工業革命時期絕不是群眾的境遇越來越悲慘的時代,相反,在這個時代,為數超過任何時代的人們的生活,獲得了最大的改善。    
    「誰沒有聽說過『早期資本主義的災難』這個詞,」他雄辯地反問,「並留下一種印象,彷彿這種制度一出現帶給人們的就是罄竹難書的新災難?」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一書中,他指出,歷史編纂具有重要意義。他寫道:「公眾輿論與公眾對於歷史事件的看法之間,一直是、並且永遠將是緊密關聯的。歸根到底,有些人即使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書,可能也從來沒有聽過那些影響過他們的歷史學家的大名,他們也要通過這些歷史學家的眼鏡來看歷史。」{36}    
    對於歷史的解釋有助於塑造未來。哈耶克之所以寫作觀念史著述,初衷也正是為有助於塑造他所期望的未來。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2章  薩爾茨堡(1)

    從1969年到1974年,哈耶克健康狀況不佳,曾遭受過幾次嚴重的心力衰竭,70年代隨後幾年,他也一直遭受間歇性的心力衰竭的折磨。到1985年,由於年事已高、健康惡化,那年發生的一次嚴重心力衰竭終於擊倒了他。而在1960年和1961年,心力衰竭並沒有妨礙他從事研究工作。    
    《法、立法與自由》之所以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有幾個原因。首先,它的三部分是分三卷在1973年、1976年和1979年陸續出版的。由於體弱多病,哈耶克決定各部分獨立發表。而這就破壞了這部著作的整體性,因為讀者不可能推測它下面會說什麼。其次,《法、立法與自由》非常艱澀,是在很高的水平上寫出來的。要理解這本書,就需要廣泛地掌握哈耶克的其它著作,弄清哈耶克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哲學和歷史學思想,而且需要讀好幾遍才能理解。第三,他在書中所提出的實際政策建議———比如根據有限的普選權分別選舉產生彼此獨立的立法性議會和行政性議會———看起來不大可行。    
    哈耶克覺得,選舉權不應當像現在民主政體中那樣普遍。他尤其反對將選舉權賦予那些接受政府資助的人。他也覺得,應該設立兩個議會———一個是專門制訂法律的立法性議會,一個是專門研究日常公共福利功能的行政性議會。只有年齡在45歲的人士才能參加立法性議會的選舉,且只能任一屆,每屆任期十五年,也只有年齡正好在45歲的人才有投票資格。因此,每個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競選和選舉立法議會的機會,即在他們45歲那年。每年選舉產生立法性議會的十五分之一的議員。行政性議會的選舉和運轉則跟目前的議會差不多。    
    如前所述,《法、立法與自由》的寫作時間,跟《自由憲章》的撰寫時間是相當接近的,儘管兩者的出版時間相隔較長———《自由憲章》是1960年出版的,而《法、立法與自由》則在1973—1979年間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立法與自由》第二、第三卷的前言中說,手稿大部分「早在1969年底前就接近完成了,但當時我身體狀況惡化,迫使我不得不將完稿時間推遲」1。當他於1969年離開弗賴堡大學轉赴薩爾茨堡的時候,他還沒有寫完《法、立法與自由》的最後一章,而大概就是這個時候,他的身體健康遇到了嚴重的麻煩。    
    哈耶克這些麻煩部分歸罪於診斷失誤。在1985年的一次訪談中,哈耶克說:「有一個時期,我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有兩三年時間,我都忍受著大夫所說的心力衰竭。我一直覺得這太荒唐了。我是因為沒法工作而很沮喪,而不是因為我很沮喪才沒法工作。現在已經出現了現代的心電圖儀,可以發現我曾經遭遇的那兩次心臟病,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時間什麼也幹不了,只是在事後才發現了病因。大約從1969年到1971年,我什麼研究也做不了。我寫作《法、立法與自由》的工作也停頓下來。我當時覺得我已經完了,我活到頭了。但後來我突然又恢復了。」2在另一個場合他也說到,「由於喪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絕望、悲觀」3。    
    他第一次遭受心力衰竭和健康惡化,是在1960年和1961年,事後才發現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他將20世紀70年代的健康問題也歸罪於錯誤的診斷———給他看病的薩爾茨堡的醫生在治療他的糖尿病時處置不當,使他血糖水平過低。哈耶克甚至說,在70年代這次疾病發作期,他簡直成了「智力上的殘疾人」4。    
    時光不饒人,他的聽力也衰退了。早在劍橋的時候,他就有點跟不上談話的節奏———他的左耳已經聾了,而右耳的聽力也開始下降。聽力衰退使他「越來越無法享受社交生活的樂趣,幾乎完全與劇院絕緣」,而過去他是「定期上劇院的。是他的主要消遣」5。由於性格原因,他也沒有培養出別的業餘愛好,到了晚年,他對此後悔不已。在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他對他的研究能力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立法與自由》的第二卷中說,「我會盡最大努力在趕在自己老死之前寫完這套書」6。在1977年出版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觀念史新論》的前言中,他又說,曾有好幾年時間他都懷疑自己還能不能寫完《法、立法與自由》。    
    有好幾年時間,他都接受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療。芝加哥大學政治思想史家約瑟夫·克羅普西回憶說,哈耶克曾在一個場合公開談論過他的健康狀況,當時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訪問,他提到他接受過抑制心力衰竭的治療。克羅普西還說到,有一次,哈耶克到社會思想委員會,他順便過來自我介紹一番,並跟克羅普西討論起哲學問題。克羅普西與人一起編輯列奧·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他說,哈耶克與斯特勞斯沒有過任何交往,儘管兩人當時都在芝加哥大學。    
    阿瑟·塞爾登曾在1972年到薩爾茨堡看望過哈耶克,發現哈耶克病得很厲害,甚至不能從床上起來。塞爾登回憶說,哈耶克的精神萎靡,覺得他畢生的研究都是白費勁———他說過或寫出來的東西根本就無人感興趣。大概正是在這一次,他向塞爾登透露說,他年輕的時候之所以沒有娶他的外甥女,部分也是由於擔心遺傳問題,不過後來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憶起這個時期他的父親的情況時說:「我們一般是在電話中交談,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很絕望。他沒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7哈耶克談到病情不那麼嚴重的1960-1961年間時說,他遭受了一次「嚴重的心力衰竭」8。晚年他的體重從200磅左右減輕到160磅左右。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2章  薩爾茨堡(2)

    1969年,哈耶克調到薩爾茨堡,這一次照例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學、後來到弗賴堡大學一樣。薩爾茨堡也離維也納更近一些,而海倫娜的兒子一家就住在維也納。薩爾茨堡大學想購買哈耶克的藏書,而調到那裡,他就可以繼續利用這些藏書。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見肘。在《自由憲章》中有一節的標題就是《獨立的謀生手段對於人的重要性》9,在那裡哈耶克說:「我希望我能夠具有凱恩斯勳爵晚年的那種辯才正如他在論述生活在任何良好的社會中獨立的謀生手段對於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時所表現的。」十在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中,哈耶克本人無疑應該有更廣泛的經濟來源,不過,據他最後一任秘書夏洛蒂·庫比特回憶說,哈耶克不是個善於理財的人。    
    薩爾茨堡可能比弗賴堡還要優美;它當然也更古老。薩爾察赫河從城中穿過,自羅馬時代以來,就有人居住在該城,因為附近有鹽礦(薩爾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鹽」)。莫扎特就是薩爾茨堡人,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在這裡修建過打獵別墅。跟弗賴堡一樣,薩爾茨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遭到嚴重破壞,但後來又修復了。    
    薩爾茨堡大學沒有弗賴堡大學有名。它的校園分散在好幾個地方,在冊學生不到6000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庫爾特·洛伊貝說,哈耶克於1969年到1977年間在薩爾茨堡生活得「多少有點不如意」{11}。這部分是因為健康以及當時的時代風氣的原因,同時也是因為,薩爾茨堡大學的經濟系很小———只有十幾位教授,四位高級講師。「教員和學生的素質都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水平,{12}」洛伊貝這樣寫道。1974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獎之前,他接受過一次採訪,有人問他,學生們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論,哈耶克回答說:「我剛到的時候,學生們不瞭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現在,除了少數幾個上我的課的學生外,也沒有多少人對我感興趣。」{13}    
    在薩爾茨堡,他也沒有幾個朋友,他在思想上有點孤獨。在1976年為《法、立法與自由》寫的前言中他說,在薩爾茨堡修改本書的過程中,他沒法再那麼「方便地從圖書館查到」他在寫作初稿時參考過的那些書{14}。1977年2月,他在致出版社編輯的一封信中解釋了他想離開薩爾茨堡的原因,他說:「人們老愛問我為什麼要離開奧地利,我必須承認,到這兒僅僅幾個月後,我就開始犯嘀咕了。而一份讓我聯想到過去的部長令的規定,讓我更為不安,這個規定是,『大學教授在到外國旅行前必須向聯邦部長報告』。不過,除此之外,我也必須提一句,薩爾茨堡大學沒有授予博士學位(社會科學領域)的資格。因此在這裡,沒有哪個學生認真研究經濟學。我調到薩爾茨堡大學實在是犯了個錯誤。」{15}    
    倫敦一位記者曾記述過哈耶克在薩爾茨堡期間的一個故事。他生動地描寫道,哈耶克住在一個「有點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區,兩邊的鄰居,一邊住著一位退休的消防隊員,另一邊住著一位退休的鐵匠,從家裡到市中心和大學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選擇住在退休之家,部分是由於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於薩爾茨堡大學購買了他的藏書,那筆錢只夠買下這幢房子」{16}。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後,離開了薩爾茨堡大學,重返弗賴堡大學,但薩爾茨堡大學卻並沒有把他的藏書再賣回給他。    
    對哈耶克來說,20世紀70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時代,這不光是從他的身體狀況的角度說的。當時,通貨膨脹肆虐整個西方世界。美國實行了工資和價格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內的一些人覺得,英國已經瀕臨社會、經濟崩潰的邊緣。反正統文化的運動正甚囂塵上。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在無可阻擋地上升。發展中國家也起而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做法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後三分之一年月裡,他回到德語世界,由於天天說德語,他的英語寫作風格也受到了影響。在1978年接受採訪時,他開玩笑說,回到德語國家後,他已經有所收穫了———他的句子「太長了」{17}。這一點在《法、立法與自由》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他離開英語國家後,也就無法再跟以前的同道們保持密切聯繫了,以前他經常用英語跟他們探討他的想法(儘管所有德國學者實際上都懂英語),現在則更多地用德語寫作。1969年,他用德語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賴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語發表過。他跟妻子在家裡說的是德語。阿瑟·塞爾登的妻子回憶說,塞爾登夫婦1972年到薩爾茨堡看望哈耶克的時候,海倫娜曾說,她的英語說得不夠好,所以沒有跟他們交談,儘管事實上她說得很好。    
    哈耶克年輕的時候曾開玩笑說,他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奧地利國家銀行行長,20世紀60年代在弗賴堡大學的時候,他顯然有過實現這一願望的機會。「當時執政的奧地利右翼總理曾問過馬赫盧普,是否願意出任國家銀行行長,遭到婉拒,他又來找我,對此,我提了一個條件,『讓我請一家國際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來核查國有企業的賬目』,結果,談話就此結束!」後來他回到奧地利生活後,奧地利左翼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曾公開對他進行過批評。    
    1971年,哈耶克參加了維也納大學舉行的慶祝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發表100週年研討會。他在提交的論文中宣稱,「儘管已經不再存在一個自成門派的奧地利學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具特色的奧地利學派傳統」{19}。後來在回憶往事的時候,哈耶克談到了1974年前自己做的其它研究,他說:「幾乎有5年時間,我都無法思考任何問題,或者說不能搞任何原創性的研究。於是,我就做一些別的事情,比如為意大利的一本百科全書撰寫有關自由主義的歷史的條目,這些工作不過是在重複我以前的知識,而由於記憶衰退,竟弄出很多非常嚴重的錯誤。如果你瞭解我以前的著述,那當你看到我在寫自由主義思想史的時候竟然漏掉了阿克頓勳爵,一定會覺得太荒唐了,因為阿克頓勳爵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但當時我竟然就幹下了那樣的事。」{20}    
    詹姆斯·布坎南曾談到過在瑞士蒙特勒召開的1972年度朝聖山學社會議,這個地方離朝聖山非常近,地方也比較寬敞,能夠容得下人數已經大大增加的會員。會議期間,大家走訪了一趟朝聖山,在那裡,哈耶克「在下午炎熱的陽光下,站在召開朝聖山學社成立大會的那家旅館的門廊,向與會者致辭。對於學社的25週年,他既興奮,又懷舊,他似乎忘記了時間限制,而我們大家可都站在大太陽底下」{21}。    
    20世紀60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賴堡的時候,他們的愜意的公寓離市中心不遠,就在城區近郊。他們「特別喜歡」德國黑森林「優美的環境」{22}。到了夏季,他們會到位於蒂羅爾、坐落在阿卑斯山區的一個奧地利小村莊奧貝爾古格爾去度假,哈耶克從小到大經常去這個地方。    
    


第五部 弗賴堡(1962-1974)第32章  薩爾茨堡(3)

    1972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由蘇達·謝諾伊{23}編輯的《處境比預料的艱難:凱恩斯的通貨膨脹遺產》平裝本,哈耶克又現身於大眾思想舞台上了。1969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開的的朝聖山學社會議上,哈耶克曾說,20年前,他「對貨幣問題失去了興趣,因為佈雷頓森林體系讓我徹底失望。我曾經預言,這一安排會很快失敗,但我錯了。它的主要創新之處在於,把恢復國際支付平衡的責任強加於債權國。這在通貨緊縮的30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貨膨脹時期就不合理了。現在,我們享受著通貨膨脹所催生的繁榮,這種繁榮要想持續下去,就得製造更多的通貨膨脹。如果價格的上漲趕不上人們的預期,就會對經濟產生抑制效應。我曾預期,只需要10年時間,我們就會陷入無法克服的困境,不過事實是,我們花了25年的時間才達到這一階段,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導致了經濟衰退。現在我們的處境要比預料的更艱難?穴直譯:一隻老虎站在後面?雪:這次的通貨膨脹能維持多長時間?如果(通貨膨脹)這隻老虎被放出來,就會一口吃掉我們;但如果在我們抓住它的時候它卻跑得越來越快,我們也仍然會被拖死!我很高興,這種結局我在有生之年算是看不到了?選」{24}    
    在《處境比預料的艱難》一書中,謝諾伊引述凱恩斯對哈耶克1943年發表在《經濟學學報》上的一篇文章的答覆。在這篇題為《一種商品準備貨幣》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應當用一藍子商品、而不單純是黃金,確立某種國際商品本位制———它能夠具備理想的金本位制所發揮的作用。凱恩斯則對哈耶克的這種想法提出反駁說,他之所以反對實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並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說金本位制可能會面臨黃金總量的增長趕不上貨幣需求的情況),而是出於政策方面的考慮。凱恩斯認為:「將國際貨幣方案要實現的目標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從外部強制保持穩定的價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錯誤在於,本國的工資政策將要受制於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國內價格的穩定(或不穩定)應被視為本國自行決定的政策問題。試圖從外部強加這種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嚴厲的金本位制一樣會垮掉。」{25}    
    這一答覆是凱恩斯對哈耶克的經濟政策建議的最後一次公開響應,也是凱恩斯自1931年對哈耶克批評他的《貨幣通論》書評文章做出響應以來,對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響應,因而,凱恩斯的上述響應值得略加討論。凱恩斯反對哈耶克於1943年提出的旨在保持穩定價格的某種商品準備本位制,他說,為了避免出現通貨緊縮,重要的一點是國家能夠控制其國內的貨幣供應,因為在當時的狀況下,如果沒有經濟活動的收縮,就不可能發生通貨緊縮。哈耶克則爭辯說,國際間只有實行某種商品本位制,才能強加一種維持穩定價格的約束機制。哈耶克的這種看法從經驗上看似乎是錯誤的。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也實現了穩定的價格,或大致穩定的價格。而且,國際貿易也在急劇增加,與他所預測的浮動的國際匯率制度下可能出發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1978年出版的《處境比預料的艱難》第二版中,謝諾伊又收入了哈耶克於1945年為威廉·貝弗裡奇的《自由社會中的充分就業》一書所寫的書評,哈耶克在這裡說:「凱恩斯勳爵曾肯定地對我們說,我們都錯了,說治病的過程不會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為將就業永遠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夠把開支總量維持在一個恰當的水平。」哈耶克在這裡提到的是凱恩斯所提出的,同時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寬鬆的財政政策,對於實行這些政策的效果的預期,看來哈耶克更為準確。儘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凱恩斯提出這些政策時所處的環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英國經歷了蕭條,在當時,這些政策是最優的政策,而哈耶克提出的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肯定會產生與預期相反的後果。    
    《處境比預料的艱難》一書對於將哈耶克重新推向英國和歐洲公眾眼前,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眾媒體和學術刊物都對這本書發表了書評。這本書產生的廣泛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幫助哈耶克獲得了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個有趣的問題。弗裡茨·馬赫盧普顯然是提名人之一,在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1972年,哈耶克在自傳筆記中寫道,他「過著那種介乎於純粹學術研究與公共活動之間的生活,臨近暮年,我覺得,這或許是最令我滿意的生活方式」{27}。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大老級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極為活躍、也很高產,而隨著他提出的有限政府觀點及更強調競爭性市場的觀點成為時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終於得以同時活躍在學術和政策領域。    
    不過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一切還沒有發生。1974年,就在哈耶克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之前,有人問他:「我好奇的是,你是怎麼看待自由在我們這個時代或在未來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說:「我曾經預言,通貨膨脹將會導致所有西方實行價格控制、從而演變為計劃經濟。沒有人膽敢中止通貨膨脹政策,因為不搞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失業。因此,我們以為通貨膨脹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來了。人們將發現,價格老是上漲,他們沒法生活,於是,他們就會試圖通過控制價格來控制通貨膨脹,當然,這就意味著市場體系的終結,意味著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終結。因此我覺得,只要我們企圖抑制持續的通貨膨脹的後果,自由市場和自由制度就會消亡。這可能會花上十年時間,但這對我來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我希望在這十年中,我就會死去。」{28}十年後,在回首1969年到1974年這一段沉寂、無趣的歲月時,哈耶克感慨地說:「我有時覺得這五年是冬眠期。」{29}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3章  諾貝爾獎得主

    如果哈耶克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名聲今天會怎麼樣,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瑞典國家銀行於1968年捐資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諾貝爾獎基金會接受這一厚禮,可能是現代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其意義不僅如哈耶克所說的,創立這一獎項等於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更大的意義在於,由於曾頒獎給他本人及米爾頓·弗裡德曼這樣的異端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引導經濟學研究走上新方向也發揮了某種作用。現在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樣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觀點拒之門外了。事實上,瑞典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與哈耶克一起分享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岡納爾·繆爾達爾後來就提議,應當取消經濟學獎,因為它曾頒給哈耶克、弗裡德曼之類的反動派。(有一個笑話說到1974年的諾貝爾獎,哈耶克很驚訝自己竟然能夠獲獎,而繆爾達爾也很驚訝,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授予哈耶克,消息是在1974年10月9日宣佈的,這是令哈耶克返老還童的事件。他不光是三十年前的一本暢銷書的作者,還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瑞典一直被稱讚為福利國家的典範,並被一些人視為正在形成一種「中間道路」———開始的時候是介於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後來則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議創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卻在影響經濟學界倒向資本主義一邊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對於獲得1974年的諾貝爾獎,哈耶克確實非常驚訝。他以為諾貝爾獎委員會會認為他「太衰老了,已經跟不上趟了」。他「覺得諾貝爾獎不應該授予一個在很多年前做過一些經濟學研究的人」。他覺得,它應當獎勵那些「比較晚近完成的某項成果」1。他也坦率地承認,隨著他的學術興趣轉移,他已經不再搞專業經濟學研究了。    
    諾貝爾獎委員會同時頒獎給繆爾達爾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來,這顯示對他存有爭議,他的觀點不受歡迎。繆爾達爾(在正式公佈的獲獎者名單中他排在第一位)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要求實行工資和價格控制,要求美國立即實行石油配額供應,這突出顯示了兩人立場的分歧2。相反,哈耶克則說,「所有這些重大危機都是由通貨膨脹導致的,它遲早會導致經濟崩潰」3。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根本沒有料到,諾貝爾獎會頒給哈耶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幾乎被完全遺忘了。他最後發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憲章》,出版時間是在遙遠的1960年。而自那之後,這個世界上經歷了多少風雲變幻———約翰·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先後遇刺身亡;民權運動;越南戰爭;美國與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幾年來,哈耶克生活在英語世界之外。大約有三十多年,他都沒有寫過經濟學方面的論述了。    
    曾為《通往奴役之路》美國版的第一版寫過序言的約翰·錢伯林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注意到,從哈耶克獲獎中我們所得到的,不是心滿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眾媒體表現的那種不理解甚至驚愕,我們就沒有那麼振奮了,他們覺得,像哈耶克這樣『默默無聞』的人,怎麼有資格獲此殊榮呢」4。    
    弗裡德曼在祝賀信中的一句話也許能概括哈耶克的朋友們的看法:「親愛的弗裡茨:當得知瑞典人終於克服了他們的政治偏見而充分地承認你的貢獻的時候,我簡直難以形容我的喜悅。他們承認你的貢獻竟然花費了這麼長時間,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這已經超出我們對他們所能抱的期望。」5弗裡德曼後來又說:「當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訂下了一個規則,五年不得授予瑞典人。現在是第六年了。他們非常希望將該獎授予繆爾達爾,但繆爾達爾太左了,因此———這是我自己的推測,我無法提供文件來予以證明———他們覺得他們可能會受到批評,於是,他們決定把繆爾達爾與哈耶克,一個左派、一個右派,捆綁在一起,這樣就可以免受批評。」6哈耶克在一次訪談中,也談了這種想法,他說:「我從來沒有指望自己會獲得諾貝爾獎。當宣佈我獲獎的時候,我十分驚訝,因為我覺得凱恩斯主義還沒有在思想界和經濟學界聲名掃地。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說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似乎非常希望能夠在不同觀點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因而他們就挑選了兩個人組成了獨一無二的配對,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7    
    理查德·埃貝凌在當時的《理性》雜誌的社評中說,此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普遍地信奉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他們都相信,國家干預對於經濟事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都使用數學和靜態模型。因而,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瑞典人繆爾達爾,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真正讓人驚訝的是,與繆爾達爾分享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竟然是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於是,哈耶克教授就成為迄今為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名副其實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8。    
    跟其它獎項不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到1969年才第一次頒獎,而諾貝爾和平、文學、醫學、化學等諸獎項都是從1901年就開始頒獎了。繆爾達爾和哈耶克分別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爾頓·弗裡德曼獲獎之後,不少傾心市場的經濟學家,其中大部分來自芝加哥大學,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於索爾任尼琴也來參加12月舉行的1974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因而這屆頒獎典禮非常引人注目。索爾任尼琴是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當年由於害怕蘇聯不讓他再回國,所以沒有來領獎。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參加典禮,理由很簡單:他已經被蘇聯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憲章》和1956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說過,「具有強烈感染力的文學樣式」對於創造一種「冷靜」對待社會主義的「精神狀態」具有重要作用。後來他談到過索爾任尼琴,他說,索爾任尼琴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由於我跟他同時去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所以我結識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譯本,於是,我送了一本給他。他顯然是第一次看到這本書,他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幾乎無法相信,一個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卻能跟我一樣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後果」十。    
    就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狀況得到了大大改善。有人曾說,他獲獎與身體好轉之間有某種關聯,哈耶克則憤怒地拒絕承認這兩者間有任何關係。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樣不懷好意地散佈消息,說是諾貝爾獎治好了我的病。實際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還沒有得到一點音信的時候,就已經又開始發表著述了」{11}。    
    度過了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機後,他的心緒也大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說,他比以前「要樂觀一些」了。他的態度之所以變得比較積極向上,除了因為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外,也因為換了藥物。同時也是因為公眾對他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他又有了發言的機會,時代風氣對他有利了。獲得諾貝爾獎與他此後社會活動增多之間,可能確實並沒有明顯的關係,但諾貝爾獎帶給他的新聲望給他帶來了樂趣,也讓他得到了很多愉快的機會。當時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爾特·格林德回憶說,獲獎前後的哈耶克「幾乎判若兩人」{13}。    
    20世紀70年代,時勢也發生了巨變。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有些人覺得,在西方國家,不僅僅會出現年輕人領導的文化革命,還會出現一場政治革命,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和第三世界將會走上蘇聯的道路,或者會「芬蘭化」?穴Finlandized,指非共產黨國家卻採取蘇聯的政策———譯者注?雪。但到了70年代中期,儘管美國從越南撤退,出現那種局面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經濟上出現的高通脹、高失業率,也使哈耶克、弗裡德曼這樣的經濟學家比以前更為吃香了。在下面一段話中,哈耶克就公眾的認可在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具有的作用談過自己的看法,有人曾問哈耶克:    
    問:自己的成就獲得外界的承認,對於一個人享受生活的樂趣,真的那麼重要嗎?    
    答:是的,儘管我覺得,我自己選擇研究課題時從來不是為了獲得公眾的認可。但如果我們得到公眾承認,那總是一件好事。而我現在非常難過,我曾投入畢生精力研究、且自己認為很重要的東西,迄今卻沒有獲得認可。如果一項成果得不到應有的回報,我也會覺得不舒服;不過,這並不會妨礙我做自己覺得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確信有些東西的重要性到最後會被大家認識到。    
    最重要的是諾貝爾獎讓哈耶克聲名顯赫。假如沒有這個著名的大獎,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後來會不會成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問,而撒切爾夫人的認可,反過來又讓他成了大名人。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4章  弗裡德曼(1)

    如今人們經常把米爾頓·弗裡德曼與哈耶克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是20世紀最卓越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曾在訪談、文章、專著中提到過、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討論過弗裡德曼。但我們不能說哈耶克敬佩弗裡德曼———儘管他曾認真思考過弗裡德曼的思想,並根據他批評修正過自己的觀點。對弗裡德曼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他的確實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哈耶克並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來源,當然更不是他的經濟思想的主要來源,但他卻經常引用哈耶克,這顯示哈耶克對他產生過積極的影響。而哈耶克引用弗裡德曼的次數則相對要少一些,顯示他受弗裡德曼的正面影響比較少,或者在他心目中,弗裡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別重要的社會思想家,當然,學券制是個例外。    
    弗裡德曼在很多場合都公開承認,他從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淺。在他寫的第一本試圖影響民眾思想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1962)中,弗裡德曼寫道,他「在本書中所表達的哲學觀點及細節討論,曾受益於很多老師、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勞埃德·明茨、阿倫·迪萊克特、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喬治·斯蒂格勒」;在導論中他寫道,「對自由的嚴重威脅在於權力的集中。對於維護我們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將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中,也是對自由的威脅」1。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過,「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對權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致成為專斷的」2。弗裡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導論中也談到過不加限制的民主權力,他說,「即使掌握這種權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權力也會吸引人,給人打上不同的印記」3。哈耶克也強調說,在集體主義制度中,「最壞的人會爬到權力頂峰」4。    
        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朝聖山學社會員論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裡德曼寫道:「這些年來,每碰到跟我一樣信奉自由社會的人士,我便問,他們是如何避免被他們所處的集體主義思想環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們啟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說我自己也是如此,因為,在這方面,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芝加哥大學的老師們,當時我還不知道哈耶克、也沒有接觸過他的著作。但跟別人一樣,我從哈耶克那裡獲益匪淺。從我第一次讀到他的著作的那個時候起,尤其是在我於40年代中期結識哈耶克之後,他的強烈的思想傾向,他的道德勇氣,他那理智而始終堅持原則的論說,大大地拓寬、深化了我對自由社會的含義和必要條件的理解。」5受哈耶克影響最深、而本人又對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發揮了最大影響的人物,正是弗裡德曼,儘管弗裡德曼的學術貢獻並不仰賴於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裡德曼都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那段時間,兩人的私人關係並不像人們有時想像的那樣密切。他們不在一個系,而同處一系,是學者們彼此熟稔的最佳途徑。他們之間更多地是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關係密切的朋友或同事。弗裡德曼回憶說,兩家人「不時互相串門」6,海倫娜和羅絲·弗裡德曼偶爾會一同散步。論起私人關係,哈耶克跟凱恩斯更親密,跟弗裡德曼的關係反而更一般,跟他與旁人的關係差不多7。    
    弗裡德曼早年的學生、後來的同事,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加裡·貝克爾曾這樣描述過弗裡德曼:    
    米爾頓·弗裡德曼於1946年來到芝加哥大學,一直呆到1977年。顯然,他對經濟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這個系完全可以說是整個經濟學界最有創新精神、最活躍的。他鞏固並擴大了芝加哥學派的聲望……經濟系日益明顯地體現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學術興趣。這包括真誠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場和自由企業,坦誠直率地展開討論,非常熱心於說服異教徒皈依自己的學說。而最重要的一條則是堅信,經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    
    在執教芝加哥大學的大多數時間,他都會為經濟學系的所有研究生開設一個小班,連續講授兩個學期的價格理論。弗裡德曼的這門課是最棒的。他對該理論的闡述清晰、系統、邏輯嚴密。他也給出了大量圖解,舉了很多實例。這些實例有助於學生吸收弗裡德曼的見識。    
    弗裡德曼大膽地與學生交換意見。他歡迎學生提問,並會複述這些問題,當然比那些正在拚命思考的學生清晰得多,然後他通常會向學生闡明,為什麼他們的思想會出現混亂。有些學生會覺得,上他的課太緊張了,他提出的要求過高,他對學生提問的評論太直率,他發的書面材料也太難理解。但大多數學生都覺得,弗裡德曼的方法令他們大開眼界,他們願意聆聽他那精彩的見解。8    
    貝克爾還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曾請哈耶克閱讀一篇論述經濟分析和政治選擇的論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絕了,因為他從來不讀手寫的草稿。9    
    根據貝克爾的記述,哈耶克並沒有參與過設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與銀行研究室的活動,弗裡德曼對該研究室發揮了重要影響。蓋爾·約翰遜校長回憶說,50年代,經濟系沒有幾個學生對哈耶克感興趣。弗裡德曼也說:「談到哈耶克對芝加哥大學的影響,除了對我這樣參加過他的討論課、並與他有來往的人,他對經濟系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十    
    大概由於不在一個系,所以,哈耶克和弗裡德曼除了在教學活動之外的社會活動中有工作上的聯繫之外,並沒有發展出比較密切的工作關係。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十幾年中,曾應邀去過哈佛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歐洲;而弗裡德曼則曾有一年時間周遊世界,又有一年時間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工作。自參加過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後,一直到1957年,他都沒有再參加過朝聖山學社的會議。    
    弗裡德曼夫婦的回憶錄強化了一種看法,不管是在學術研究領域,還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與弗裡德曼的關係都不是特別密切。在弗裡德曼的學術生涯中,有十幾個人跟他的關係,都比他與哈耶克的關係密切。20世紀50年代後期,弗裡德曼開始較多地參與朝聖山學社事務,而個人主義者校際協會建立之後,他們兩人都擔任該協會刊物《新個人主義評論》的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這拉近了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1960年和1961年的朝聖山學社會議對於學社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兩次會議決定了學社發展的方向,而在這兩次會議上,弗裡德曼始終堅定地支持哈耶克。1963年,弗裡德曼當選為學社秘書,1970年到1972年則擔任學社主席。    
    有人曾問過弗裡德曼一個問題:「你怎樣看哈耶克這個人?」弗裡德曼回答說:    
    答:哈耶克的性格非常複雜。他絕不是一個容易瞭解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非常爽直,但與此同時,我想說,他又非常孤僻。他不喜歡別人批評,但他從來不會顯出不喜歡批評的樣子。我發現,面對批評,他的態度好像是說:啊,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現在我很忙,但我以後會向你寫信詳盡解釋。當然,他才不會再寫信呢。?穴大笑?雪    
    問:你是說他是個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無疑問,他是個傲慢的人……他對自己的觀點非常自信。{11}    
    儘管弗裡德曼的經濟學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響,不過在自傳中,弗裡德曼是這樣說的:他「對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學的興趣要追溯到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之前。後來跟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和朋友們的私下討論,激發了我更大的興趣,而在讀過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具有強大衝擊力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後,在1947年參加了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以及在哈耶克1950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我與他進行過討論之後,我的立場更堅定了」{12}。1976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致辭《通貨膨脹與失業》中,弗裡德曼講到,「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其後果是,市場價格體系協調經濟活動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闢地強調指出的,價格體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地、高效地、並以很低成本傳遞經濟主體所需要的信息」{13}。    
    哈耶克晚年獲得了聲望,而弗裡德曼比他還要出名。自60年代以來,除了英國,弗裡德曼逐漸被公認為是當世最傑出的自由至上主義者。與此相反,經濟學史專家布萊恩·麥考米克則寫道,「60年代和70年代,?穴哈耶克?雪從來未能主宰思想舞台,他總是被弗裡德曼的陰影遮住」{14}。哈耶克最後一任秘書、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也回憶道,哈耶克在1985年曾說過「弗裡德曼大概已經得到自己應有的地位了。」{15}哈耶克去世後,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在訃告中說,「70年代上半葉,大概是哈耶克一生的最低谷……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崛起,開始讓哈耶克重新獲得了聲望」{16}。從20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在自由至上主義思想誕生、形成的過程中,哈耶克和弗裡德曼都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貢獻在於其社會哲學。他比任何人都更強調自發秩序、知識分工、及價格在克服這種分工中的決定性作用。弗裡德曼在談到作為貨幣理論家的哈耶克時說:「說實在話,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都不著邊際。」{17}哈耶克自己也談過這些研究,在凱恩斯去世後他曾說:「我只是附帶地研究研究經濟學。」{18}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4章  弗裡德曼(2)

    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方法論思想上也有區別。1985年,哈耶克曾與人說過下面一段話:    
    問:芝加哥學派———你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他們是否受到你的影響?    
    答:西蒙斯本來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實在是場災難。其它人,從方法論上看,他們實際上都是宏觀經濟學家,而不是微觀經濟學家。他們中間,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輕的,而弗裡德曼則是最嚴重的。這始終是困擾我的難題。米爾頓和我在幾乎所有問題上的看法一致,只有貨幣政策是個例外。但這一問題的分歧卻給朝聖山學社帶來了棘手的難題,學社一直面臨著分裂為弗裡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結局,我努力避免討論貨幣理論問題。    
    現在,經濟學界所有人,從方法論上看,都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他們使用的資料都來自威斯利·克萊爾·米歇爾創辦的全國經濟研究局。他們相信,經濟現象可以作為一種宏觀現象進行解釋,你可以在總量或平均數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觀察資料是正確的,也未必就存在?穴經驗上的?雪關聯。很有可能,事實上我也可以用歷史事實證明,每一次的通貨膨脹都會以崩潰而終結。但歷史證據並不能證明這種結果是必然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其原因只能用微觀分析而不能用宏觀分析來解釋。米爾頓·弗裡德曼對這些問題不屑一顧。當然,跟斯蒂格勒,你還可以討論這些問題。他樂意面對這個問題。    
    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天賦的一位,是貝克爾。就理論而言,他也是更深刻一些的思想家。但弗裡德曼在系裡說話更有份量。他對大部分問題,對一般的市場問題的看法是健全的。我希望他站到我這邊。我不想讓弗裡德曼的人離開朝聖山學社。不過,我應該補充一句,你知道,我應該補充一句,我一直在公開地講,我感到最遺憾的一件事,是沒有回頭再去批評凱恩斯?穴的《通論》?雪。其實,我更遺憾的是沒有批評弗裡德曼的《實證經濟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同樣是十分危險的。{19}    
    威斯利·克萊爾·米歇爾曾任教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後來在全國經濟研究局局長任上干了25年。他強調用計量和經驗的方法研究經濟學。哈耶克在1948年寫的悼念文章中說,米歇爾「在探討研究經濟學的一般方法問題上所做出的貢獻,可能比他那一代經濟學家中任何人都大,在過去30年中,在美國能就此問題進行如此廣泛的研究,實屬異數」{20}。    
    哈耶克批評弗裡德曼等人是宏觀經濟學家,他的意思是說,弗裡德曼沒有認同他所信奉的奧地利學派關於商業週期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具體的資本品處於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經濟收縮的時候,相對於真實的儲蓄供應和對資本的真實需求,資本品的結構出現扭曲。哈耶克寫道:「芝加哥學派基本是從『宏觀經濟學』角度思考問題的。他們試圖用總量或平均數進行分析,貨幣總量,價格總水平,總就業,等等。」{21}「你不可能以統計信息為基礎創建一個理論,因為人們互相對對方產生影響的,不是總量和平均數,而是個別的行為。」{22}哈耶克對弗裡德曼的宏觀經濟學方法的批評,與他自己堅持的奧地利學派對經濟活動和商業週期的獨特看法有關。    
    哈耶克批評弗裡德曼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他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分析框架中,驗證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邏輯實證主義一般都堅持,一個命題除非獲得經驗證明,否則,不應被視為科學的;而弗裡德曼等人則認為,一個理論,如果不能根據經驗做出評價,那它通常就沒有多大價值。這兩種看法之間是有區別的。邏輯實證主義的一位重要人物魯道夫·卡爾納普曾經說過,邏輯實證主義追求的目標是「對每一個命題都給予絕對確定的證明」{23}。    
    其實,弗裡德曼的方法論立場跟哈耶克的方法論觀點的某些方面是比較接近的。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論文《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弗裡德曼寫過一段話,其含義其實跟哈耶克自己的觀點是相同的:    
    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對象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增加了保持客觀性的難度……    
    實證科學的終極目標是發展出能夠對現象做出人們尚未注意到的、而又堅實的、有意義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預測的「理論」或「假說」……    
    事實證據永遠不能「證明」一個假說;它只能使該假說不至於被推翻,當我們不那麼精確地說,該假說得到了經驗的「證實」,一般也就是這個意思……    
    經驗證據在兩個不同但又密切相關的階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說的階段和驗證假說的有效性的階段……    
    由於我們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試驗,而無法進行受控制的試驗,因此,我們很難形成給人深刻印象的、明確的證據,能證明我們接受推測性假說是正當的……    
    關於我們的經濟體系及其運轉情況的特徵的描述性材料,已經積累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這確實是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想有效地利用……這些抽像模型和材料,我們就必須形成一個進行比較性研究的標準,以確定什麼樣的抽像模型最適合於解決具體問題{24}。    
    弗裡德曼的方法論觀點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論觀念很接近。人們不免懷疑,哈耶克是不是因為弗裡德曼使用了「實證」一詞而受到誤導,從而將弗裡德曼的觀念———它的主要內容不過是指出,在我們準備暫時接受理論的時候,經驗證據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與邏輯實證主義、即講究嚴格驗證的方法混為一談?    
    2000年,弗裡德曼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問:根據我對你的方法論的理解,似乎經驗證據對於驗證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答: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問:是的。問題是……哈耶克也說過,他也受過波普的影響。    
    答:是的,但他不夠徹底。哈耶克仍然沒有擺脫米塞斯的影響———當然他沒有米塞斯那麼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為學?穴praxeological approach?雪的方法,即認為知識來自於我們內心,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能夠信賴的資料的來源,我們通過內心就可以獲得真理……    
    問:我覺得這種看法實在太荒唐了。    
    答:我覺得這是非常荒唐的觀點。我從來搞不懂怎麼會有人接受這種觀點。{25}    
    1995年,弗裡德曼對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論觀點做過下述評論:    
    我從來沒有弄明白,他們?穴倫敦經濟學院?雪為什麼會對後來以《價格與生產》為題出版的那個系列講座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對它沒有感覺。談到這一點,他?穴哈耶克?雪從來沒有完全擺脫米塞斯的方法論觀點的影響。這些方法論觀點的核心內容是:決定、驗證理論的時候,事實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他們關心的只是闡釋理論,而不去驗證理論,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學的基礎都是些不證自明之理。而這些理論之所以是不證自明的,乃是因為他們是關於人的行為的,而我們自己就是人。因此,終極的知識就在我們內心世界中,任何檢驗方法都不能駁倒它們。這就是人的行為學。    
    我覺得,這種方法論思路,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這使我們很難建立起一門可以不斷深入發展的學科。如果你總是回到你內心的、不證自明的真理,那麼,一個人如何站在另一個人的肩上?歷史的事實就是,米塞斯的資本理論———哈耶克將其融入自己的資本理論———已經發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謂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幾乎沒有任何進步。    
    這種方法論取向也使人們不夠寬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為學家,我們對於某些論點或命題是否正確出現了意見不一,那麼我們如何解決我們的分歧?我們可以叫喊,可以爭論,我們也可以努力找出對方邏輯上的缺陷,但到最後,除了打架,或者武斷地宣稱你錯我對之外,我們仍然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論則認為,我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提供關於某些事件將導致何種結果的假說。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麼,我們出現爭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驗證,我們可以努力尋找經驗證據,看看我們的預測是否應驗———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出現意見不一,我們可以找到一條解決我們的難題、解決我們的分歧的辦法。我對你說,我能夠找到什麼樣的事實證明你的預測不對。於是,我們就分頭去觀察事實。科學就是這樣進步的。    
    因此,我想說,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實信徒,但他後來有所轉變。在英國、後來又是美國更寬容的氣氛中,他接觸到更多學者,這些使他多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26}    
    不管是從歷史上、還是從個人經歷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論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觀點的大雜燴。弗裡德曼說的「預測」(pre?鄄diction)概念與哈耶克所說的「預見」(foresight)———哈耶克在《經濟學與知識》中曾提出「所有知識都具有預測的能力」———並沒有多大差別,儘管哈耶克本人並沒有這樣說過。    
    哈耶克對於統計信息的價值也有不同看法。在1977年接受採訪時他說,他的「論點是,我們對於經濟活動的細節已經知之甚多,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讓我們的知識井然有序。我們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整理消化我們已經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時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過,「統計學的運用,算不上是我們的理論洞察力的深化」。他讚許地引用洛威的話說,「我們對於經濟週期問題理論上的相互關係的認識,從來沒有因為我們進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對相關度的計算而有所豐富」,「洛威又曾說過,『指望經驗性研究的增加能夠立刻推進理論研究,這種想法純屬錯誤地理解了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邏輯關係』,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碼從另一個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錯誤地理解了弗裡德曼的方法論觀點。弗裡德曼不是那種要求對命題進行嚴格證明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他使用「實證」一詞,主要也是為了將事實與價值區分開來。弗裡德曼在《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書中寫道:「實證經濟學從原則上獨立於任何具體的倫理立場或規範性判斷。凱恩斯?穴約翰·內維爾,系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父親,也是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雪說過,經濟學研究的是『是什麼』,而不研究『應當是什麼』。」{31}弗裡德曼之所以這樣界定實證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乃是因為,關於最優經濟政策的分歧,就是源於不同的經濟學家對於特定行為之後果的看法不同。弗裡德曼所使用的「實證」一詞,與邏輯實證主義沒有任何關係,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哈耶克與弗裡德曼在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後來與密爾的分歧那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誤解所至?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4章  弗裡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從來沒有提到過愛因·蘭德(Ayn Rand),而她跟米塞斯、弗裡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樣,都是對20世紀具有自由至上主義傾向的讀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曾聽哈耶克80年代初在一次談話中評價說,蘭德是三位最傑出的女性經濟學家之一(哈耶克認為,其它兩位是瓊·羅賓遜和維拉·盧茨)。{32}    
    蘭德出版於1957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極受歡迎,極具影響,給她帶來巨大聲望。她曾經好幾次提到哈耶克的觀點。1946年她寫信給經濟學教育基金會的創始人萊奧納德·裡德說:「我完全理解你對那些保守主義者的憤怒,他們竟然聲稱,他們原則上反對強制,但如果是為了他們所青睞的那些事業,則另當別論。他們一向就是這種心態……由保守主義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謂受人尊敬的報刊上,充斥著受共產主義影響的人物,他們始終是我們這一方宣傳我們的觀點的絆腳石。只有哈耶克這樣的妥協者還算可以,其它人幹的事情則更有益於共產主義事業而不是我們的事業。」{33}    
    蘭德在寫給《自由的探索》(1943年)一書作者羅絲·懷爾德·萊恩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現在回答你的問題:『那些大體上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人對我們的危害,是否比徹頭徹尾的敵人還要大?』我覺得,對這個問題不能用一個簡單的『是』或者『否』來回答;因為『大體上』就是個含義寬泛的詞。並沒有一定之規:有些人站在我這一邊,知識不夠徹底,他們可能對我們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認同我們,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們相反的觀念,他們是我們徹頭徹尾的敵人。舉一個我可以容忍的『大體上』跟我們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對我們危害極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這個人是真正危險的人物。」{34}    
    米爾頓和羅絲則讚賞蘭德。弗裡德曼夫婦在好幾個場合都用「潮流」這個比喻來形容社會思想和社會行為的變革,他們曾提出「一個假說,社會和經濟政策的重要變化總是以思想觀念風氣的變化為先導,而風氣的變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所引起的」。他們提到過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興起(亞當·斯密潮流)」、「福利國家的興起(費邊社潮流)」和「自由市場的復甦(哈耶克潮流)」。弗裡德曼夫婦考察了最近幾十年的輿論的根本變化,並且追問,「公眾的態度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大變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愛因·蘭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變了人們信念的力量」。他們還說,「《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對主流思想觀念的第一次真正的衝擊」{35}。    
    《個人自由》雜誌在1977年對讀者進行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有70%的受調查者都說,蘭德對於推動他們信奉自由至上主義發揮的「影響最大」{36}。1988年和1998年,《自由》雜誌先後對其讀者和自由至上主義活動分子進行過調查,請他們為對自己思想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從1分到5分,每位受調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結果如下表所示)。    
    弗裡德曼對哈耶克最熱情的讚揚,出現在他於1992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這篇文章中,他稱哈耶克「無疑……是已經導致輿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這場運動之最重要的思想領袖」{38}。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貨幣思想(1)

    20世紀70年代中葉,哈耶克的兩項主要工作任務是完成長期擱置的《法、立法與自由》,並對貨幣改革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在諾貝爾獎致辭中,哈耶克談到他本人和經濟學家同仁們時說,由於當時正在肆虐的通貨膨脹,「整個經濟學界一團糟」1。看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的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在中斷了差不多30年後,哈耶克又重新撿起了專業色彩更濃的貨幣問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地利的通貨膨脹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貨幣問題,這次也一樣,70年代的通貨膨脹又使他回到了當初曾經討論的領域。    
    哈耶克仍然堅信,通貨膨脹造成的主要麻煩在於,它扭曲了經濟體中的生產結構。在1974年發表在倫敦《每日電訊報》上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他寫道:「通貨膨脹帶來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經濟的整個結構陷入混亂、失衡狀態,從而使我們遲早要陷入大規模失業的困境。」2在哈耶克看來,時間上靠前的資本出現了過剩。    
    哈耶克反對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在1980年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讀者來信中,哈耶克說,「最近風靡全世界的貨幣主義,不過是給古老的『貨幣數量論』安上一個好聽的名字而已」,他更進一步指出,「貨幣數量論」的問題在於,它過於「簡陋」,弗裡德曼的理論的問題則在於,它「沒有說明,貨幣供應量到多少才算是恰當的,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各種形態的貨幣,也包括對這些貨幣的需求所決定的貨幣的價值」3。    
    1978年,在他晚年寫的那本對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不完整的《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的第二版中,他對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提出了批評。貨幣數量論的問題在於,由於它「強調的是貨幣數量的變動對價格總水平的影響,因而它使人們一門心思只關心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信貸關係的有害影響,而忽視了大量通貨注入或退出流通對相對價格結構的更重要、因而危害也更大的影響,它因此會導致資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會誘導投資投向錯誤的方向」4。    
    弗裡德曼根據自己的理論提出按某個固定的速度增加貨幣供應量,而哈耶克則認為,這種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恐慌」。這種做法會導致貨幣流動性不足。「弗裡德曼教授提出對壟斷貨幣發行權的機構增加通貨供應量速度施加法律限制,如果果真這樣,那麼,我不能想像,當人們得知,流通中的現金總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加流動性的要求不會得到滿足的時候,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對這段話,他有個註解:「對這種局面,沃爾特·白芝浩曾經有過一個經典的說明:在英國貨幣市場處於敏感狀態時,接近法定準備金水平,肯定會引發恐慌。」5    
    哈耶克也相信,這種做法不可能逐步地化解通貨膨脹。1980年,他對新上任的撒切爾夫人所採取的、他覺得過於「軟弱」或者說過於溫和的政策發表過評論,他說,他曾經形成的「英國拯救自己的希望已經消退了那麼一點點……我擔心撒切爾夫人採納的是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建議。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只有貨幣政策是個例外。他總是從統計數字、總量和平均價格水平的角度思考問題,實際上卻沒有看到,通貨膨脹是由於扭曲了相對價格結構才導致的失業。如果我們經歷過長期通貨膨脹,則由於價格結構已經發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錯了方向,那麼,大規模的失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6。    
    哈耶克認為,逐漸降低通貨膨脹的幅度的做法,從政治上來說也是不可行的。相反,他認為,通貨膨脹必須一勞永逸地、斷然地予以中止,因為一旦啟動了降低通貨膨脹的過程,則在被扭曲的生產結構恢復正常狀態的過程中,必然有一個清算過程,從而使經濟陷入危機。他那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極大地影響了他對20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英國、美國等國採取的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懷疑,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裡德曼的影響。    
    哈耶克對英國一鼓作氣消滅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表示悲觀,他認為,要終結通貨膨脹,必須畢其功於一役。他預言:「如果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政府沒有下定決心,那索性就不要做。如果徒然地通過價格控制手段來掩蓋通貨膨脹,英鎊最後必然會完全崩潰」7。他認為,不情願通過貨幣手段控制通貨膨脹的政府,必然會採取工資和價格控制措施;反過來,工資和價格控制措施必然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只能由國家來接管生產資料,從而徹底摧毀自由市場經濟。年輕時在奧地利經歷過的那場惡性通貨膨脹給他留下了太深印象。    
    哈耶克在專業經濟學領域的思想,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眾所理解。在很多場合他都表達過一種傷感情緒,公眾不明白貨幣數量論的結果已經夠糟糕的了,惟一一件比這還糟糕的事是,他們太信賴這個理論了。他一直認為,貨幣供應不斷增加最嚴重的負面影響是扭曲生產結構。    
    他對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的貨幣問題討論產生的影響很小———至少與他所期望的相比是如此。尤其是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認為是反凱恩斯、反通貨膨脹、反大政府的象徵,但他的看法仍然沒有太大影響。在公眾心目中,他的觀點的具體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大而化之的觀點本身。他的貨幣理論對學術界也沒有多大影響。    
    終其一生,哈耶克對不少問題的看法都比較悲觀。在《自由憲章》中,他曾擔心,在通貨膨脹的狀態下,隨著通貨膨脹加劇,社會保障項目開支不斷上升,最終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關進「集中營」。在這裡,他還表達過另一種擔心,「這一天也許並不遙遠,政府有可能通過在飲用水中添加某種合適的藥物……從而可以提升或壓制、刺激或麻痺全體民眾的思想。」作為「一個無以復加的悲觀主義者」,在描述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景時,他曾請讀者參考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B.F·斯金納的《沃爾登下篇》8。    
    1978年,哈耶克表達過這樣一種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西方國家的經濟狀況沒有其歷史上其它時期那樣好:    
    問:……我想,您大概會同意,如果用某些客觀的標準來衡量,過去30年間整個世界的經濟的運轉情況,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好。    
    答:我有點懷疑……9    
    哈耶克一直預言,在他認為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的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結束後,必然伴隨著大規模的經濟崩潰,其程度可能與大蕭條不相上下,甚至更嚴重。在1975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說:「最終的結局正在臨近,或許已經降臨了。」十1983年他又說,「政治家的愚蠢極有可能導致1930—1931年的那種結局。」{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中,他做出過很多次類似的預言。    
    哈耶克認為,自他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從事貨幣理論研究以來,幾十年間的歷史已經證明了他的結論。1979年有人曾問過哈耶克:「自你開始從事商業週期理論研究以來的經濟發展史,是強化了還是了弱化了你對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的信念?」哈耶克回答說:「總的來說是強化了。」{12}哈耶克極少改變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形成的經濟學觀點。1981年,在談論自己對當時英國經濟狀況的基本看法時,哈耶克說:「失業是一舉終止通貨膨脹的必然結果。我已經考慮到了,達到這一目的必然出現的大量失業,但這是讓英國恢復可以自我維繫的秩序的惟一途徑,只有實現了這個目標,英國才能在未來開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失業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禍根在於以前的通貨膨脹……我經常覺得有點遺憾,過去沒有足夠的企業破產掉;如果有更多企業被清理而不是被人為地維持下來,英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會好得多。」{13}在採取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之後,英國扭曲的生產結構難免會導致失業和破產。1981年他還說過,如果撒切爾夫人失敗,英國可能會面臨食品短缺,「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用什麼支付進口貨。英國要進口大量原材料,儘管它生產的食品比上次大戰前多,但似乎仍然無法實現自給自足。這些問題的爆發,最初會表現為短缺和定量供應。或許十年之內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14}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貨幣思想(2)

    1975年,朝聖山學社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來慶祝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出于謙遜,哈耶克沒有赴會。但當宣讀他發來的一封信,告訴大家他已經完成《法、立法與自由》的第二卷時,與會者發出了熱烈的歡呼。1975年,他還曾在美國的新聞訪談節目「與新聞界會面」中露面。    
    一位記者曾描述過那個時候的哈耶剋夫婦,當時哈耶克剛剛獲得諾貝爾獎:    
    這些天,他每天上午都用來寫作、閱讀嚴肅的東西。他得為論述法律、立法與自由的專著做準備。然後,他活動活動身體,一般都是在倒映著奧地利境內阿爾卑斯山脈的田園詩般的湖畔散步。回來後讀點輕鬆休閒的東西,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他喜歡讀特羅洛普的小說?穴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國小說家,以虛構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說著稱,還寫有幾本政治小說———譯者注?雪。然後打開唱機,聽聽音樂,而他夫人比他更喜歡音樂。他喜歡聽貝多芬和莫扎特。瓦格納呢?「不怎麼經常聽。太鬧了。他的很多曲子也太長了。」    
    他正準備在屋裡拍照時,他夫人弗勞·哈耶克散步回家。哈耶克離開,兩人在別的屋裡用德語交談。然後他過來解釋說,弗勞·哈耶克將跟我們一起去拍他的照片,不過她不能出現在照片中。我們同意了。然後她就出來了,她是一位比哈耶克小兩歲的優雅的女士。    
    她跟她丈夫的愛好一模一樣。我們問她喜歡什麼樣的音樂,她說:「我喜歡那一長串偉大的古典音樂,從莫扎特到勃拉姆斯。」馬勒呢?「不喜歡,他不在這條線上。他是勃拉姆斯之後的。」那麼舒伯特呢?「當然,他在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之間,因此,我喜歡他,我上面已經說過原因了。」{15}    
    哈耶克於1977年離開薩爾茨堡又回到弗賴堡的時候,他和海倫娜又搬到他們20世紀60年代在弗賴堡住過的那棟公寓。這對她來說非常重要,差不多就是他們向大學當局提出的惟一條件。    
    哈耶克晚年對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做出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提出了允許貨幣之間進行競爭的思想。他在1975年的一篇講話《貨幣選擇:終止通貨膨脹之道》中第一次深入闡述了這一思想。除了實行金本位制的兩個世紀之外,他覺得,「實際上,每個政府一直都在使用其對貨幣發行的獨佔權力來搾取和掠奪人民……最危險的、因而也最應當剝奪的,不是政府發行貨幣的權力,而是其發行貨幣的獨佔性權利,以及他們強迫人民使用他們發行的貨幣並按他們單方面確定的價格接受這種貨幣的權力」{16}。    
    哈耶克提出的讓各國貨幣競爭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寫道,我「對最近的將來所提出的建議是,歐洲共同市場各國,最初可以由歐洲的中立國家(然後可以包括北美國家),簽署一項正式條約,彼此約束自己不對貨幣的跨境自由交易設置任何障礙,也不對合法地在其境內創辦的任何機構自行地發行貨幣設置任何障礙」{17}。這就需要取消外匯控制,取消對貨幣在各國間流動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創造出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一種貨幣的自由。    
    在他所提出的上述短期計劃「背後所隱含的普遍原則」可以概括為,如果「我們打算否定在一國境內不應只能使用由該國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並承認別國政府發行的貨幣同樣可以在本國流通,那麼,我們立刻就會面臨一個問題:完全取消政府在供應貨幣方面的壟斷權、允許私人企業可以向公眾供應他們可能更喜歡的交換媒介,這難道不是同樣可取的嗎?現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壟斷貨幣發行的權力,其實,這種格局並非是必需的,甚至並沒有多少好處」{18}。    
    哈耶克晚年在好幾個場合說過,他做出了一個發現和兩項「發明」,這個發現就是發現了知識分工,而這兩項發明則分別是他關於代議政府的設想和他提出的貨幣改革建議。他對貨幣改革提出的設想超出了他的時代。阿瑟·塞爾登引用「英國銀行系統的一位大人物」的話說,這些建議可能是說給「生活在後天的人」聽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貨幣改革建議———僅僅允許各國貨幣形成一個競爭性市場(這是允許私人發行貨幣的第一步)———曾被撒切爾政府應用在歐洲貨幣改革討論中。撒切爾的財政大臣尼格爾·勞森回憶說,1989年,他和撒切爾夫人決定,在即將召開的歐洲貨幣問題會談中「我們將提出替代歐洲貨幣聯盟的一種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競爭的貨幣思想為基礎……貨幣發行權仍然保留在各國中央銀行手中……而允許貨幣完全自由地兌換,沒有任何法律限制,這樣,正好跟格裡興法則(Greshaw′s law)相反,良幣會逐漸驅除劣幣,最後,從理論上說,歐洲會通過自由選擇而形成單一貨幣。」{20}    
    撒切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不得不同意尼格爾在歐洲共同體財政部長即將就歐洲貨幣聯盟問題舉行的會談上將採取的方針。尼格爾已經形成了一個巧妙的思路,其基礎是哈耶克的貨幣競爭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不應該由政府而應當由市場來充當貨幣聯盟發展的動力。(不幸的是,這一建議卻根本不可能付諸實施,原因部分在於,它絕不是國家統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模式,而這才是我們的歐洲共同體夥伴們所偏愛的東西。)」{21}    
    哈耶克沒有能夠繼續發揮他晚年關於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的思想,沒有繼續呼籲貨幣競爭和私人發行貨幣。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項工作中,他認為,這是他的生命和思想的總結———《致命的自負》。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6章  經濟事務研究所

    1978年,哈耶克參加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持的口述史項目組織的一系列訪談。他開始形成一個想法:他不只是現在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也可能成為影響幾個世紀的思想家。這些訪談是由艾智仁組織的,他是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也是朝聖山學社會員,他這樣形容哈耶克的性格和特點:「文靜,沉著,有條不紊,喜歡尋根問底,絕不妥協,明晰,從容。」1    
    還有人描述過這個時期的哈耶克,其中包括設在倫敦的亞當·斯密研究所的所長艾蒙·巴特勒,哈耶克時任該研究所學術顧問委員會的名譽主席。「不管是在作品中還是在為人上,哈耶克都是無可挑剔的」,巴特勒在1983年這樣寫道。哈耶克相信:「性格中細微之處對於改進人際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對於自由社會之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與人為善、幽默感、性格溫和、尊重他人的良好願望,所有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我們或許還可以再加上守時和守信兩條;而哈耶克本人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模範: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會同意,在他的著作和他的為人處世中,他都接近於人們理想中的自由主義學者的形象;當然,人性的脆弱有時也在所難免。」2    
    1981年,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喬治·沙克爾形容他「出身貴族,具有貴族氣質,不管是在身體、道德還是思想方面,他都無所畏懼;他的思想清晰而敏銳;他堅持原則,嚴格地遵守原則本身的邏輯;他具有學術的正直誠實;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是這個時代的思想的一位重要塑造者」3。他的老朋友弗裡茨·馬赫盧普評論說:「在他的幾乎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那些令人難忘的特徵:他對待批評和爭論所表現出的騎士風度和寬容精神,他在承認他的思想先驅的貢獻、以及在反駁他的思想論敵的觀點時所表現出來的謙恭和謙虛。」4    
    1976年,哈耶克參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溫德塞爾城堡舉行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是1974年到1976年間旨在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提供最基本的分析框架的三次會議中的一次,這一系列會議推動了最近幾十年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發展。哈耶克在1976年的一次訪談中說,米塞斯是「活躍在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真正的創始人。我想說的是,美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學派」5。他還跟人有過下面一段對話:    
    問:因此,在最近這些年來,在美國,人們對奧地利學派的興趣又復甦了———    
    答:其實是米塞斯學派……人們現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並論,但我想,他們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國教過的學生。有些人勉強地承認我是第二代的領袖,但我覺得,羅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養出來的學生們,恐怕對這種說法,肯定會不以為然。6    
    1976年,塞爾登在為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所寫的前言中說,20世紀30年代,羅賓斯和哈耶克「積極推動,使英國的研究者和教師們瞭解了門格爾、維塞爾、龐巴威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們一直沒有聽說奧地利學派有什麼發展,直到最近一兩年,情況才有所改觀」7。哈耶克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對於在年輕一代中普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響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機構,是設在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IEA)。正是它,推動形成了撒切爾夫人自1979年到1990執政11年間所奉行的觀念,「如果沒有IEA,我非常懷疑是否會發生那場撒切爾主義革命」8。    
    哈耶克曾講過IEA的創立經過。他回憶說:「就在我正在創建朝聖山學社的同時,跟它堅持同樣路線的另一個機構也在籌備成立。一位掙了一大筆錢的英國年輕飛行員來找我,他問我,可以做點什麼事情來遏制社會主義的不祥的發展。我費了很大勁才說服他相信,向大眾搞宣傳收效甚微,相反,我們的任務是說服知識分子。我說服他用安東尼·費捨爾的名義去創辦一個研究機構,最後的成果就是經濟事務研究所。開始的時候,它的發展很緩慢,但今天?穴1983年?雪,它不僅具有極大影響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個世界的大批同類研究機構的榜樣,正是這些機構正向世界傳播著健康的觀念。」9    
    IEA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阿瑟·塞爾登從1957年到1988年間一直擔任IEA負責編輯事務的所長,1934年至1941年間,他先在倫敦經濟學院唸書,後來又擔任助教。他為人熱情、講話慢聲細語、樂於助人,在上高中的時候,他就讀過愛德溫·坎南的書。開始他是普朗特的學生;「隨著我的興趣從經濟學理論轉到政策應用上,對我影響最大的則成了哈耶克」,他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對資本主義和市場進行了深刻論述」十。在這篇紀念《通往奴役之路》發表40週年的文章中,塞爾登接著說,「哈耶克從知識上對集體主義經濟的批判,極大地振奮了五位1938-1939年度的研究生,他們形成了一個小組,討論駁倒集體主義經濟學邪說的辦法。但戰爭阻礙了這個小組發展成為類似IEA那樣的自由主義者的組織」{11}。    
    英國政治史專家丹尼斯·卡瓦納曾經非常準確地描述過IEA的哲學和發展歷程。該所剛成立的時候是「作為一家『研究與教育信託基金』,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在配置資源和表達人們的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爾登和拉爾夫·哈里斯經營管理的。IEA最開始時進行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塑造輿論氣氛,影響政治家們的思想。它沒有致力於說服某個政黨或政治家,它相信,影響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輿論,可以更有效地增進人們對自由市場的信賴」。截止到1997年,IEA已經發表過五百多篇論文,出版著一份月刊,定期舉辦有政治、企業、輿論領袖參加的午餐會和研討會。根據卡瓦納的研究:「到1997年,IEA已經穩固地成為自由市場、經濟自由和貨幣主義在英國的思想大本營。他發表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過出版哈耶克的著作,IEA對於恢復人們對哈耶克的興趣,發揮了重要作用。」{12}    
    哈耶克曾說過,他自己晚年聲望最高的時候,是獲得諾貝爾獎最初的興奮期之後那段時期。1985年有人曾問他,「你覺得為什麼後來會有這麼多反應?」他回答說:「諾貝爾獎只有很小影響。從1974年一直到1980年,有一些表面的效果。不過,我不覺得獲得諾貝爾獎激發起了年輕一代對我的興趣。而在過去五年中,卻出現了一股潮流,我都有點跟不上趟了。我覺得我沒怎麼誇大———我差不多每個月都會接到一本研究我的新書。而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不可能閱讀這些書」;「現在已經出現了一股哈耶克追隨者寫的書籍的洪流,我自己是不能主宰它的。」{13}    
    20世紀80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有些人的推崇。人們認為,他關於凱恩斯、通貨膨脹、福利國家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後來,人們又認為,他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等問題的看法也是正確的———由集體、政府控制社會中的所有土地和生產資料,必然會導致浪費和專制政權。而在思想界,一直以來,只有一(小)部分人認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這種看法的人多了起來。哈耶克開始被人認為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並闡述了社會主義的後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哈耶克開始「就更廣泛的問題發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講課」{14}。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論》中收錄了他在全世界十二個地方的演講:日本東京的立教大學,弗賴堡大學,芝加哥大學,朝聖山學社,英國的劍橋大學,悉尼大學,紐約城市學院,薩爾茨堡大學,倫敦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西德的基爾大學,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大學。    
    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出行得更為頻繁了,儘管他已經進入古稀之年。巴特勒引用哈耶克自己的話說:「回憶起身體鬧病的那段時間,他經常說,『幾年前,我曾努力適應老年人的生活,但我現在發現,我一點都不喜歡那個樣子』。」{15}巴特勒又說,1973年,哈耶克曾被提名成為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名譽校長,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曾榮膺這個職位,但卻遭到否決,投票者覺得哈耶克太老了,沒什麼用處了。然而,九年之後,該校卻宣佈,哈耶克是該榮銜惟一的候任者,聽到這消息,哈耶克捧腹大笑。    
    他的名聲傳遍整個世界。1944年,哈耶克就由凱恩斯推薦,當選為英國研究院(British Academy)院士。1964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74年他75歲生日的時候,又被授予薩爾茨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71年,維也納大學聘請他為榮譽理事。獲得了諾貝爾獎之後,他在1977年,陸續獲得危地馬拉、阿根廷、智利幾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1978年,他又獲得達拉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長期擔任他的助手的威廉·哈特當時正在該校任教(他是《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在危地馬拉,有一所大學就以哈耶克的名字來命名。不過,1978年,他曾對一位採訪他的人士說,儘管「我已經———一般來說這總是不可避免的———自從我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已經得到了很多榮譽學位,但沒有一個是來自你們所說的名校。這些所謂的名校依舊把我看成一位反動分子,他們仍然覺得,我的思想聲譽不那麼好」{17}。    
    新觀念的發展幾乎必然是緩慢的,一開始,經常會遭到冷嘲熱諷。哈耶克曾經很精闢地強調說,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家對這個世界如何運轉的認識。儘管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昨天的異端會是明天的教條」———但卻很少有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認識到,他們自以為客觀正確的看法,最後將有很多、甚至大多數被證明是錯誤的,最起碼也是不完整的,不準確的。人對於真理的認識是推測性的、假說性的,也是不斷變化著的,得不斷地接受人們的審查、檢測、修正甚至拒絕。探索真理就是一個不斷用新經驗評估舊假說、新假說的過程。真理並不是有待於我們去征服的固定不變的山峰,而是在一條沒有盡頭的道路上的一次無盡的征程。每次發現新的知識,都開闢了無知的新範圍。一個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現實,他越會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其實並不知道多少。    
    我們可能會從理論上舉手同意這些原則,但將其付諸自己的行動卻是另一回事。關於這個世界如何運轉、以及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新觀念,如果想為人們接受,就得用語言來表達出來。因此,理解(德語中的Verstehen)從一開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個人或少數人能夠把握住;這之後,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語言表達出來,供所有人(或大多數人)來認同或領會。    
    當哈耶克和米塞斯最早提出傳統社會主義不具有可行性的新觀念的時候,在很多人看來,他們的這種觀念似乎是怪異的、錯誤的,因為這與大家普遍接受的想法太不一樣了。社會主義當然會比資本主義運轉得更平穩,效率也更高。經濟的有計劃發展,難道沒有變幻莫測的競爭、撞大運的結果更好?怎麼能花言巧語宣稱資本主義要比社會主義更有效率?    
    對此,哈耶克的響應是:不管這些話語乍看起來是多麼地令人信服,但他們所反映的是對現實的錯誤認識,是某種錯誤理解。他提出了一種他認為更為準確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的觀念:在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知識上的分工,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並不是如何將這些知識收集到一處,而是如何使社會形成一種讓這些零散、分立的知識和信息得以最有效利用的秩序。    
    在很多年中,這些思想幾乎沒有多大影響。很多政治家、公民或思想領袖看不出這些說法有多正確,看起來它倒像是對現實的一種錯誤認識。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社會主義的低效率開始暴露,再加上其政治上的暴虐,結果就形成了一種有利於哈耶克的思想的社會條件。比起傳統社會主義來說,哈耶克對世界是什麼樣的及社會是如何運轉的認識,看起來要更為準確。古怪的哈耶克,變成了重要的社會哲學家哈耶克。過去,沒有人聽他在說什麼,現在,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    
    阿瑟·塞爾登在IEA的作用,在維持人們對於哈耶克的興趣方面的作用,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是非常關鍵性的。塞爾登在談到IEA與哈耶克的著作的關係時說,《自由憲章》出版後,「我們邀請了十位學者來討論這部哈耶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著作。他們的讚賞和批評最後結集為一本IEA專著《自由社會的議程》(1961)。哈耶克很早以前就離開英國去了美國。我的印象是,英國對他的著作的瞭解太少了。而我發現,涉及面那麼廣泛的《自由憲章》非常權威,也很深刻,其學術功底很深厚,其見解極為卓越」{19}。    
    理查德·考奇特寫道,在「阿瑟·塞爾登的指導下,IEA努力地將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運用到盡可能廣泛的經濟活動領域中,並非常在意所探討的問題能引起社會關注。IEA實現了它的目標,贏得了廣泛的讀者,這證明了阿瑟·塞爾登作為一名編輯的才華。塞爾登選擇IEA出版物的作者時非常仔細,IEA也幾乎完全依托學院經濟學家,這些都保證了它能獲得較高聲望。毫無疑問,IEA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英國為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創造了講壇」。考奇特也說,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獲得諾貝爾獎「也有助於贏得人們從學術上和思想上對IEA的工作的信賴,而長期以來,這也正是IEA的一筆最寶貴財富」{20}。    
    塞爾登回憶說,他第一次聽說哈耶克的大名,是在1932年上中學六年級(即中學最後一年)時,當時他聽說,倫敦經濟學院新來了一位外國經濟學家,名字很好笑(哈克?海克?哈耶科?)。「終於,到1934年,我見到了他,當時我考入倫敦經濟學院。一直到1987年,我還在弗賴堡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見到他……我們這些學生———有些是新生———看到,哈耶克是個個子瘦高、表情嚴肅的奧地利『紳士教授』,他講授專業經濟學課程,帶有德語口音……我記得他是學術誠實的典範。IEA是他的精神家園。學者們總是在啟蒙著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有些還啟蒙著更久遠的時代。哈耶克就是這麼一位具有長遠影響的學者。」{21}    
    塞爾登編輯了哈耶克在IEA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一度曾懷疑自己還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立法與自由》全部出版,因而他留下遺言,如果他去世,將由塞爾登完成該著作。塞爾登評論說,1972年,由IEA出版的哈耶克的《處境比預料的艱難》,使哈耶克「再次成為名人」{22}。如果沒有塞爾登和IEA,哈耶克能否獲得諾貝爾獎,還真是個問題。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7章  撒切爾夫人(1)

    哈耶克的名聲傳播得最廣的國家,是英國,這主要是由於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公然稱哈耶克為她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學導師。1975年撒切爾夫人成為英國保守黨主席後,哈耶克在英國的聲望開始升高,而當她於1979年當選首相後,他的聲望更是急劇攀升。    
    撒切爾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評論說,她年輕的時候讀過、後來又「經常重溫」的「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最強有力的批判」,是《通往奴役之路》1。她也受到哈耶克其它著作的很大影響,包括《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她稱這些著作為「傑作」2。    
    理查德·考奇特這樣描述哈耶克與撒切爾夫人的初次會晤:「1975年她當選反對黨領袖後不久,經濟事務研究所(IEA)安排撒切爾夫人與哈耶克第一次會面,地點在國王北街(IEA總部所在地)。撒切爾夫人到達後在會議室與哈耶克舉行私人談話,談話大約持續了半個小時。然後,撒切爾夫人告辭,經濟事務研究所工作人員圍到出乎尋常地陷入沈思的哈耶克周圍,問他對這次會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充滿感情地說,『她可真美』。」3    
    保守黨研究部門的一位官員回憶說,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員「準備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間道路』是保守黨應該採取的最可行的路線,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他還沒有講完,新當選的黨主席就把手伸進她的提包,拿出一本書,那是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她打斷了我們這些實用主義者的討論,舉著這本書讓我們大家看個究竟,『這本書,』她斬釘截鐵地說,『才是我們應該信仰的,』並把哈耶克的書『啪』地擲到桌子上。」4    
    哈耶克與撒切爾夫人在哲學上確實關係密切,但人們可能過分地強調了哈耶克與撒切爾夫人間私人和政治關係的密切程度。在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之前一年,即1978年,哈耶克評論說:「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事實上,我也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政治。現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幫助撒切爾夫人向工會組織開戰。我寫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倫敦《泰晤士報》專題報道的頭版。在英國,人們把我看成撒切爾夫人的導師,其實我跟她只見過兩次面。我喜歡這個樣子,但從原則上,我從來不會問———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樣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於思考我覺得正確、而你如果能夠說服公眾也應該幹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說服公眾,就可就太糟糕了,但這不是我要考慮的事。」5    
    撒切爾夫人當選為首相後,哈耶克曾經想就實際的政治問題給她顧問顧問,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有時在寄他的訪談記錄或演講文本的時候附上一封信。1979年8月,他寫信給撒切爾夫人,建議就工會改革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但她很有禮貌地拒絕了他的建議6。1979年《法、立法與自由》第三卷出版的時候,他送給撒切爾夫人一本,還把1984年為紀念《通往奴役之路》問世四十週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編號為第一的那本送給她。在大家關注的政治問題上,撒切爾夫人沒有受到哈耶克多大影響。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的那些年中,他們之間比較重要的交往,一般一年也就那麼一兩次。    
    不過,大眾媒體卻把哈耶克視為撒切爾夫人幕後的大老。1976年,《每日鏡報》的一個大字標題是,《哈耶克到底是什麼人?》———這篇文章給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奧地利的教授,成為托利黨內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後的影子人物。依然沒有多少英國人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7。四年後《鏡報》的另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撒切爾夫人的教父!》8,另一篇報道的標題是《教士與首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寫道:「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教授是這屆政府制訂政策背後的鼓動者,這種政策將使失業人口達到兩百萬,導致眾多企業破產,階級戰爭將會再次降臨。」9    
    帕特裡克·科斯格雷夫在他的《瑪格麗特·撒切爾:一位托利黨人與她的黨》(1978)中講到過「70年代哈耶克的聲望再次上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幾乎完全與世隔絕,不被人知),他又是如何比戰爭剛剛結束那段時間獲得了更多的擁躉」十。由於滯脹、工會權力膨脹、獲得諾貝爾獎———特別是由於撒切爾夫人地位不斷上升———哈耶克在英國的名望比以前更響亮,比他在美國或其它國家的聲望也大得多。1978年,時任工黨下院領袖的邁克爾·福特攻擊哈耶克是個「瘋子教授」{11},並指責撒切爾夫人被他控制住了,這種指責跟三十多年前艾德禮對丘吉爾的批評如出一轍。    
    哈耶克是通過撒切爾夫人介紹而結識羅納德·裡根的。1982年,她在倫敦將哈耶克引薦給裡根。裡根提到,他曾拜讀過哈耶克的一本書,「從中受益匪淺」{12}。撒切爾夫人則作為首相在下院說:「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熱情崇拜者。我們這裡一些尊貴的議員們應該讀讀他的書。」{13}    
    受過哈耶克影響的英國政治家還有埃諾奇·鮑威爾和撒切爾夫人的內閣成員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伊、約翰·比芬、尼格爾·勞森,還有1970年到1974年擔任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希思,他曾在1953年參加過一屆朝聖山學社的地區會議。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7章  撒切爾夫人(2)

    哈耶克經常捲入英國的公共政策辯論。尤其是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經常給倫敦《泰晤士報》寫讀者來信,出版多種小冊子,發表更長的評論文章。尤其是1978年的一封來信引起較大爭議,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不再接納移民的呼籲,他寫道:「任何一個人,如果經歷過那場導致希特勒掌權的暴烈的反猶運動的崛起,都不會反對我們讚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維也納生活的那些歲月,那些有權有勢的猶太人家族是一個受到大家尊敬的群體,所有正派人都會對少數民粹主義政治家煽動的反猶暴亂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加利西亞和波蘭猶太人的突然擁入……卻在很短時間內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他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根本不可能逐漸被同化。」{14}    
    第二周,這封來信就招來不下五封批評性響應,而哈耶克則兩次回信為自己辯護。《泰晤士報》專欄作家伯納德·萊文寫道,哈耶克的觀點是,「種族主義實際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錯,他們必須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太顯眼,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很成功,要不然,他們就應該被消滅」{15}。威利·弗裡紹爾教授則寫道:「哈耶克教授把奧地利反猶運動的興起歸罪於那些『看起來太不一樣』的波蘭猶太移民,他要麼是記錯了,要麼是對奧地利的政治和社會史無知。」{16}喬治·芬克博士則說:「哈耶克教授說,正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改變了』維也納社會的『心態』,這種說法是輕率的,也令人反感。奧地利的反猶主義是一種地方病。」{17}尼古拉斯·卡爾多(當時已是勳爵)抓住機會再次挑戰哈耶克的經濟學{18},魯斯·格拉斯則宣佈,哈耶克的來信「開頭就大錯特錯———正是『暴烈的反猶運動的興起導致了希特勒掌權』,而不是別的原因」{19}。    
    在最後一篇響應文章中,哈耶克為自己辯護說,他「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對我的那封來信提出的嚴正抗議都堅持將我竭力要揭示的一個涉及到同化過程的問題,視為一個有關種族的問題。我在第一封來信中曾有意談到過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維也納後曾導致街頭暴亂的例子。在最近的維也納歷史上,這類要求政府實行歧視性政策的暴亂,在加利西亞的難民潮湧進維也納之前,從來沒有一次是針對猶太人的。{20}」    
    哈耶克認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較麻木和拘守陳規{21}。但他從來不認為,各種族之間存在明顯的生理差異。哈耶克認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於全球來批評中央計劃體制的,在這本書中,他說:「人們難道不會懷疑,這意味著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確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它所有民族產生這種看法難道不是很正當的嗎?」{22}在《致命的自負》的草稿中他也說,西方並沒有向不發達國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產率的資本的義務,這隱含著他的一個看法,導致發展滯後的,是資本和教育的匱乏,而不是民族間的自然秉賦之差異。    
    1961年,在南非接受採訪、談到當時的種族隔離法時,哈耶克說,這「似乎是一個明顯、甚至有點極端的例子,在我看來,不同人之間互相歧視是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我?眼在《自由憲章》中?演的論述的要旨事實上就在於,政府可以運用強制予以執行的那些法律,應同等地適用於該社會中一切具有責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種類的歧視———不管是基於宗教、政治觀點、種族或別的什麼理由———似乎都與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兼容。歷史已經證明,隔離從來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於私人的理由,人們是可以對他人區別對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耶克在跟人討論是否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時承認,在美國存在著種族主義,他說,「我或許應當再加上一句,我的這種看法基於這麼一個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兒後,應該跟一個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個有色人種家庭」{24}。他之所以反對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於,「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國的黑人被隔離那樣的問題」{25}。在南非的那篇訪談中他說到了大學錄取問題,他說,「假如大學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穴也即政府出資的?雪機構,那麼按照我的哲學,他們就應當對所有人開放,這是他們的本分。而如果他們完全是私立機構,那麼,我想,私立機構有權區別對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輕時在奧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時期在英國度過,又在芝加哥大學呆了十幾年,最後,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後,在英國大為出名。熊彼特曾這樣形容凱恩斯:他的「建議最初都是針對英國而提出的」,從很多方面看,這句話可同樣適用於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國作為自己的家,只是由於種種個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時期內沒有生活在那裡。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倫敦的「星期一俱樂部」———保守黨討論政策的場所———發表了一篇題為《中間派的混亂狀態》的講話。在這篇講話的最後,哈耶克談到自己的一個想法:為使英國成為一個富強、重要的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在保守黨內進行著,而英國的持續生存有賴於打碎工會的特權,控制通貨膨脹,拒絕社會正義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參加了朝聖山學社在劍橋舉行的會議。在為《全國評論》所寫的有關會議的報道中,約翰·錢伯林寫道:「這屆朝聖山學社會議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個左派不再時髦的學術環境中召開的……這跟30年代的劍橋大相逕庭,當時的劍橋是為共產黨培養黨員的基地,甚至培養出了明目張膽的賣國賊。1984年的劍橋已經準備承認哈耶克是個受歡迎的人,歡迎他回家了。」{28}    
    瑪格麗特·撒切爾在擔任首相後不久曾給哈耶克寫信說:「過去這幾年,我從您那兒學到了很多東西,對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觀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諸實施。作為您最重視的支持者,我確信,我們一定能夠成功。如果我們取得成功,則您對我們取得最後的勝利的貢獻將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給撒切爾夫人寫過一封信,顯然談到了智利政府削減政府開支的成功案例,撒切爾夫人回信說:「從阿連德的社會主義發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經濟改革的一個傑出典範,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她寫道,「但是,我確信您也會同意,在英國,我們實行民主制度,需要達成很高程度的共識,所以,智利採取的一些措施,在我們這兒很難被人接受。我們的改革必須符合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憲法。有的時候,改革的進程看起來可能緩慢得讓人痛苦。但我堅信,我們將按我們的方式在我們的時代完成我們的改革。然後,這些制度將持續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歲華誕之際,撒切爾夫人寫信給哈耶克說:「到本周,我榮任首相一職已達十年。很多人非常寬宏地評價我們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沒有那些價值和信念將我們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並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方向,則我們不可能取得一樣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端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31}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8章  祖 父(1)

    儘管在孩子們處於青少年、尤其是在剛剛成人的那段時間,哈耶克沒有花太多時間跟孩子在一起,但到他年老之後,他跟孩子們,尤其是跟兒子的感情又親密起來。在1978年的訪談中,哈耶克說,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已經結婚了,他是個醫生,現在則是個細菌學家。他住在德文郡,境遇很好,生有三個孩子,妻子是個英國姑娘。女兒則是倫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昆蟲學家」1。    
    哈耶克的兒子叫拉利,兒媳婦叫愛絲卡,他們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住在英格蘭南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哈耶克定期去探望他們,一般一年有一兩次。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的手頭比較寬裕了。他常獨自一個前往英格蘭。一般呆上個一周左右。他會花幾天時間在倫敦,跟出版商談判,訪問經濟事務研究所,順便去趟改良俱樂部,也許還會跟一兩位政治家竊竊私語一番。然後他就到德文郡住上幾天,他兒子在緊鄰鄉村的地方有一處優美的住宅。愛絲卡·哈耶克回憶說,他的公公是個「顧家的男人———他熱愛他的家人,非常喜歡他的孫子孫女」2。孩子們叫他「Opa」,相當於英語中「祖父」的意思。他給孫子們讀故事,吃晚餐的時候,跟家人閒聊。愛絲卡回憶說:「他非常喜歡在這裡到處轉悠,到高地街上去漫步。他常說,『如果我的朋友們只看到現在的我,會是什麼感覺!』我們是他的一個秘密。」3    
    哈耶克的孩子們回憶說,哈耶克的「生活就是搞研究」4。家人曾送給他一件禮物———一隻自動表———但他用不動,因為他活動太少,根本不足以帶動這只表。他戴著一隻圖章戒指,上面刻著家族的紋章———一個海軍圖樣———這個圖案現在已經成了《哈耶克文集》扉頁和封面上方的飾章。住在他兒子家的時候,他會坐在一隻舒適的椅子上,烤著火,腿上趴著一隻貓。他過了80歲之後無法旅行了,他兒子一家人就到德國來看望他。他很喜歡孫子們,孫子們也跟他很親近。    
    有一次,萊昂內爾·羅賓斯(現在已經是勳爵了)趕到德文郡跟哈耶克聚會。哈耶克在1978年說過,1931年他第一次到英國時,羅賓斯就成為他「最親密的朋友,現在也是,儘管兩人見面的機會很少」5。羅賓斯總是能給哈耶克一家人帶來上議院的最新動態和出自上院的種種內幕消息。在1983年的一次訪談中,哈耶克回憶了他跟老朋友的最後一次交談,哈耶克剛剛看望過他。當被問及羅賓斯狀況怎麼樣時,哈耶克回答說:「不是很好,讓人沮喪。從某些方面看,甚至比我在他中風後第一次看望他時還糟糕。他費了很大勁說出來的話,確實非常清晰,但顯然,他得花費很大努力才能集中起精神,才能說清話。給人的印象是,他是個非常疲憊的人,最讓我震驚的是,他的面部表情變化很大。我對此非常傷心。」6    
    與羅賓斯最後一次愉快的交談是在1981年1月27日(羅賓斯中風之前),當時哈耶克最後一次在倫敦經濟學院發表演講,題目是《商品與服務的流動》,此時距他第一次登上倫敦經濟學院講台已經有50個年頭了。半個世紀前,羅賓斯是經濟系主任。屋裡擠滿了聽眾,哈耶克的家人也來了。他教過的學生比爾·萊特溫回憶說,「僅僅又一次聽到哈耶克講課,就是讓人高興的事」7。還有更多人想擠進來,可惜沒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講話前首先說到,1931年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發表的系列演講,是他首次利用了一種觀念———價格傳遞信號的功能———這成為他晚年多數研究的最重要的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跟海倫娜一起探訪過海倫娜的兒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這裡,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稱為「弗裡茨叔叔」。他的後妻的兒子是維也納大學物理學教授,他回憶說,哈耶克很有「吸引力」,是他見過的「最實在的人」。在他講述他正在研究的東西的時候,哈耶克也聽得很認真。8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會有所發展,追蹤他的思想的發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不管是對這家人,還是對哈耶克自己兒子一家,他給他們的印象都一樣,他們都認為他是個純粹的科學家。他認為自己完全是為追求真理而生,他自己無足輕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蒂·庫比特回憶說,哈耶克和海倫娜兩人總是說個沒完沒了。    
    20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初期,哈耶克滿世界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和座談會,除了經常去西德、奧地利、英國和美國之外,還去過冰島、葡萄牙、南美(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秘魯、巴西)、韓國、香港等等一般人少去的地方。1978年,他訪問過南非。1963年,他曾去過這個國家一趟。那次旅行讓他產生了一個念頭,結果就是這次旅行。在那裡,他逗留了28天,發表了十一場演講,參加過兩次研討會,在其它一些場合也發表過比較簡短的講話。在邀請他訪問的南非自由市場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中,該基金會執行董事賴昂·路說,哈耶克「是21場演講、晚餐會、宴會或招待會的貴賓,共有480名南非傑出人士參加過這些活動,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業領袖、政府官員、學者和財經編輯、記者」9。他還接受過兩次電視專訪,兩次廣播訪談,參加過兩場新聞發佈會,還有幾次接受報刊專訪。訪問結束後,賴昂·路寫信給此時已75歲的哈耶克說,「儘管行程安排很緊,您還是蒞臨南非,非常非常感謝您」,「最後,我還想說一遍,您二位(哈耶克與妻子)的人品和您二位的精力———不管是體力還是智力———及您對於這麼多學科的熟稔、洞見,給我們每個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對南非政治局勢的看法時,路說:「儘管他本人不贊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認為,國際社會的雙重標準、敵意和干預是『令人反感的』。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干預,他們本來是不會這麼做的。」十就在他起程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跟日本首相和負責經濟事務的大臣談過話。西德和智利政府也曾經向他咨詢過意見。    
    哈耶克的有些演講是有償的。1981年,他在維薩國際(信用卡)年會上發表題為《未來的價值單位》的講話,維薩在跟他聯繫時,要求他講講跟私人機構發行貨幣有關的問題,他為此獲得了1.5萬美元的報酬,外加報銷他自己和海倫娜兩人的旅行和遊玩費用。    
    在參加1981年委內瑞拉舉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論壇時,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經看到「自由主義在年輕人中間復興;不是大多數人所說的那種自由主義,那根本就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至上主義」{11}。他對於他自己所信仰的那種社會的前景,確實變得更為樂觀了。在1985年為一本書寫的前言中,哈耶克寫道:「一直到70年代初期,我還覺得,不會有誰願意聆聽為自由主義辯護的觀點。但在最近這五年甚至十年,我看到了一種我以前從來沒有料到過的變化。」{12}委內瑞拉一位記者曾就拉美「極權主義」政權的問題採訪他,哈耶克回答說:「不要把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混為一談。我不覺得拉美有什麼極權主義政府。惟一的極權主義政府是在前總統薩爾瓦德·阿連德統治下的智利。現在的智利已經進了一大步。整個世界都將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奇跡之一。」{13}    
    1980年,他給倫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讀者來信,以《解救德黑蘭的人質》為題發表,這封信體現了他的外交政策觀點。他寫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國在這次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克制。在我看來,假如美國政府立刻就發出一個最後通牒,向伊朗政府表明,除非在48小時之內,使館每個工作人員都被毫髮無損地交還給美國政府的代表,否則,炸彈就將降落在伊朗政府的頭上,並且會越來越多;如果果真如此,那麼,和平的國際關係的前景和人們在外國的安全會有保障得多。」{14}    
    1983年,在福克蘭(即阿根廷人所說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期間,他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一篇讀者來信在阿根廷遭到批評,在這封信中,他寫道:「人們或許應當提醒阿根廷,沒有任何國際法規則禁止英國對自己已經行使了150年管轄權的島嶼訴諸一次武力,以擊退由於另一個國家僅僅由於地理上比較接近而發動的一次好戰行動。」{15}他本來希望這封信能夠引起公眾的討論,但最後幾乎沒有多大反響,讓他覺得失望。    
    1983年初,哈耶克曾評論過裡根經濟學和裡根的國防政策:    
    問:世界經濟已經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衰退中,而我們實行的是本來以為能夠克服這種衰退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模式。你如何看待裡根的市場經濟模式?    
    答:這位美國總統走的是一條完全正確的路線。那麼,美國的進展為什麼如此緩慢呢?我對那個通過降低稅率而增加稅收的著名理論深表懷疑;從某種程度上說,無疑你能做到這一點,但數量因素是很難把握的。裡根曾宣佈,他能夠通過降低稅率而實現預算平衡,我懷疑,你們據此而形成的期望可能從一開始就過於樂觀了。    
    問:過高的軍費開支難道不是一個影響因素?    
    答:我確信,裡根拒絕削減軍費開支的做法是正確的。整個世界的和平有賴於美國保持強大的力量。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已經處於蘇聯人可以恐嚇我們、令我們完全屈服的境地。我們西方必須保持在跟蘇聯一樣強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個俄國人會愚蠢到發動核戰爭的地步。但如果蘇聯有一天有能力用他們的軍事優勢來恐嚇我們,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毫不手軟。{16}    
    哈耶克極為關注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問題。在一封寫給《泰晤士報》的讀者來信中,哈耶克寫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寫字母寫下下面的基本事實,那你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國政府把世界上一大半儲蓄借來維持自己目前的開支,那麼,世界其它地方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就會變得短缺、昂貴。」{17}給報紙寫信,建議他們用大寫字母印刷他的話,對於哈耶克這並不是第一次。1978年,他在寫給《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讀者來信中寫道:「你們能否在每期報紙的頭版用大寫字母印上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通貨膨脹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如果你們這樣做了,那可真是一件善事。」儘管他在剪報資料簿上註明,他的信只發表了一次,而且還是用小字號。{18}    
    1983年,《經濟學家》雜誌邀請哈耶克在凱恩斯百歲冥誕之際對他予以批評。哈耶克關於這位劍橋老友的評論,發表在該雜誌6月11日那一期上。他寫道:「儘管我要說,凱恩斯也許是我一生中所碰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漸漸地認識到他在一般思想領域的卓越之處,但讓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學研究成果,卻是完全錯誤的。」{19}在較早的一次報紙專訪中,他的評價似乎要溫和一些,當時記者問他,「你的經濟學理論與凱恩斯的理論之間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處?」哈耶克回答說:「沒有。我覺得,凱恩斯基本上也是個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是個經濟自由主義者。但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他從來都不夠徹底。從私交說,我們是朋友,但在經濟學上很少有意見相同的時候。」{20}    
    1980年12月,哈耶克作為謁見新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12位信奉天主教的諾貝爾獎得主中的一員,與教皇談話,討論他們的研究課題,探討天主教教義與科學之間的關係,「讓教皇也來關注諾貝爾獎得主們依據自己專業領域的研究認為當代人所應面對的最緊迫的問題」{21}。哈耶克就這次謁見發表過一個聲明,他說,他相信,諾貝爾獎得主們對於人類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在於,提醒人們警惕「惟科學主義的謬誤對人的價值的逐漸侵蝕。告訴我們的同胞們,科學技術並不是萬能的,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要歸功於約束我們的慾望的那些道德規範,而這些道德規範從來不是我們為滿足自己已知的享樂慾望而刻意設計出來的;使得人的行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乃是行為之擴展,它是人的心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把這一點告訴人類,在我看來,乃是今日之科學家們所面臨的最緊迫的道德義務,而人類曾對這些科學家給予了特殊的優遇」{22}。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8章  祖 父(2)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撒切爾夫人和裡根大紅大紫的時候,哈耶克的境遇也比任何時候都要好。報紙專欄作家亨利·艾倫在1982年的一篇人物評介文章中說,你希望一位「83歲的維也納保守主義經濟學家是什麼樣,哈耶克就是什麼樣。高個子,衣服皺皺巴巴。領帶上有一枚珍珠別針。馬甲上掛著表鏈,儘管帶著一隻電子手錶。他的口音經常把德語的Z和英語的O搞混」{23}。    
    米塞斯的繼女吉塔·塞裡尼在1985年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中描述過哈耶克過86歲生日時的情景:    
    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的住宅位於黑森林中的弗賴堡市景色優美的平原上,他的書房牆上掛著50年前他在倫敦經濟學院時收到的兩幅充滿深情的漫畫。第一張畫上的他站著,輕鬆愉快,題詞是「為什麼這個人像個巨人一樣橫跨在這個世界之上,而我卻這麼瑣屑……」第二幅畫上,他搖搖欲墜,肩上扛著整個保守黨內閣。他指著這兩幅畫咯咯地笑著,不過一般都是暗笑,並且立刻就加上一句,「當然,我並不真的是撒切爾夫人的顧問。」    
    他是個個子較高、滿有風度的人,甚至有點太瘦了,一隻耳朵也聾了。「這倒有一個好處,」他指指助聽器俏皮地說,「我現在可以自己決定是不是聽別人嘮叨。」    
    ?穴談到諾貝爾獎?雪「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同意給經濟學家設立什麼諾貝爾獎—當然,到他們給我發獎為止。」他大笑起來。「當然,這非常有助於我成名:人們突然都願意聽你說話了。」他饒有興味地說個不聽,一個趣聞接著一個趣聞,常常拿自己開玩笑,而很少拿別人開玩笑。{24}    
    晚年的哈耶克最愛開一個玩笑,說馬克思是右耳聾了,而他自己卻是左耳聾了。    
    晚年他吸起鼻煙來。他曾跟人說過這麼一段話:    
    問:我忍不住還是要說到鼻煙的事。你說在倫敦有一家鼻煙商店。    
    答:是的,那裡有非常好的鼻煙。它是個很古老的店舖,弗裡堡與特裡爾,看起來像個英格蘭人開的店舖,從18世紀到現在,他們一直都使用這個商號。我找到它,試過了它裡面的36種鼻煙。有一種我認為是最棒的,它有一個很動聽的名字,詹姆斯·羅伯遜法官的混合型?鄢。    
    問:聽起來很好。    
    答:非常之好。    
    問:為什麼你要吸鼻煙?    
    答:是這樣,醫生建議我戒煙,這對於吸煙時間很長的人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是個大煙鬼,以前主要抽雪茄。我曾經吸過鼻煙,於是,戒煙之後,立刻就想起了鼻煙。於是,我就開始吸起來,然後就完全入迷了。這其實就是個習慣的問題,吸鼻煙,也能得到我想要的尼古丁。吸煙對人體最不好的東西是焦油,而吸鼻煙卻不存在這個問題。於是,我既可以享受到我的樂趣,又沒有多大危險。{25}    
    哈耶克曾在這個場合談到過生活的樂趣問題:    
    問:你是在哪兒掌握這些葡萄酒知識的?    
    答:除了?穴法國?雪勃艮第產的葡萄酒之外,我對別的地方的葡萄酒並不怎麼瞭解。我很早就喜歡上了勃艮第葡萄酒,只要可能,都喝這種酒。    
    問:你的父母每天吃晚飯都喝葡萄酒嗎?    
    答:不。如果說他們喝什麼酒的話,那也是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我不很喜歡維也納產的葡萄酒。一般來說,直到不久之前,我喜歡喝的一直是紅葡萄酒。只是到了最近,有幸到了弗賴堡,我發現,這裡到處都是些很小的葡萄園,釀造的白葡萄酒都是上等的,所以現在我就喝上了白葡萄酒。{26}    
    哈耶克也說過他晚年的工作習慣,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早到晚一直進行研究,但現在,他在晚上沒法再進行創造性研究了———到了晚上,他只能讀點東西。早上,他的精力大概能保持兩個來小時。「如果沒有事情打擾,我一般是讀完報紙後就坐下來搞研究。」有時喝上一杯咖啡能夠讓他多幹上一點時間,「但也持續不了多長時間」。    
    問:你搞研究的時候,是不是趴在書桌上寫作,你是不是邊走邊思考?    
    答:我一般坐在一張休閒椅上,靠著椅背,在膝蓋上寫作。我要說,我有自己的閱讀週期和寫作週期。如果我想讀得多一點,我就沒法再寫作了。有時,有兩三個月時間我只能讀書,這可真是個問題。我隨時都在做筆記,不過,我並沒有有意識地追求思想的系統性。而一旦我決定坐下來寫東西,我也會找參考書,但我就不再系統地看書了,起碼不看跟寫作的主題有關的書。晚上,我會讀點別的東西。{27}    
    哈耶克一般的寫作方法是先用卡片記下自己的想法,然後就開始「寫呀寫呀寫呀」。他先做卡片;他總是隨身帶著卡片紙,這樣就能隨時記下自己的想法。「我的所有想法都是先以這種形式體現出來的。然後,我會根據這些卡片動筆寫作,這是耗時最長的階段。然後,我會自己打字,打出我自己認為很清楚的初稿。然後就是進行修改,再將修改稿給打字員打出來,然後再改一遍;因此,我覺得,我寫的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寫了三四遍。」{28}    
    談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哈耶克說,這一輩子,他的身體都比較健康,儘管晚年一度身體鬧毛病。但大部分時間,他的身體都不錯。    
    在1978年的一次訪談中,記者問哈耶克,他的觀點一生中有沒有什麼不同,有過什麼樣的變化,哈耶克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儘管我現在年紀大了,但我所思考的,依舊更多地是未來而不是過去。我們恐怕很難知道某一活動到底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因為所有的演進過程基本上是偶然事件的產物。我很難說我自己的某一決策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我對生活總的看法是,我們都在玩一種撞大運的遊戲,而總的來說,我在這場遊戲中還是挺走運的。」{29}    
    1984年,在撒切爾夫人的舉薦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英國最低級爵士勳位,以表彰他為「經濟學研究做出的貢獻」。他的秘書夏洛蒂·庫比特回憶說說,哈耶克一度期望自己能夠得到准男爵爵位。曾被授予最低級爵士勳位的人士有丘吉爾、艾德禮和羅賓斯。在獲得這一勳位後,他曾給幾位朋友寫信請大家用「弗裡德裡希」在英文中的對應名「弗裡德裡克」來稱呼他,但沒有幾個人理睬這個。{30}    
    在他獲得的榮譽中,他最看重成為一名最低級爵士,他因此而有幸覲見女王陛下20分鐘。他的家人回憶他在準備覲見的時候,並沒有指望這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他已經見過很多國家的領導人。愛絲卡·哈耶克說,但他回來之後,心態卻大不相同了。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覺得她是他見過的最仁慈、最博學、最有見識的人。第二年他還在說:「她讓我大為驚奇。那種平易和嫻熟,彷彿她瞭解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32}    
    覲見之後,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經濟事務研究所舉行了一個晚宴。晚宴結束後已是深夜,他的兒媳婦又送他到改良俱樂部,她回憶說,他戴著高頂黑色大禮帽,拄著他的雨傘,滿臉笑容地說:「我度過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33}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負》(1)

    哈耶克學術生涯最後幾年進行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撰寫《致命的自負》,副題為《社會主義的謬誤》。我們不應該認為,哈耶克晚年把時間都花在旅行或參加各種不重要的活動上,相反,從1978年到1985年,他積極地為寫作《致命的自負》做準備,他在寫作期間寫給別人的一封信中曾說,他覺得,這本書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1    
    哈耶克最初設想,《致命的自負》將是他畢生研究社會哲學的一個總結。年輕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了價格的信號傳遞功能對於指導生產活動的極端重要性。在《經濟學與知識》中,他發揮了這一概念,解釋了價格是如何幫助人們克服知識的分工問題的。在《理性的濫用與衰落》中,他本來想疏理社會主義觀念的歷史發展過程,但由於它耗時過長,他就決定寫一本比較通俗的書———《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會主義觀念的後果。而這本書又使他認識到,古典自由主義並沒有得到人們正確的理解,於是,他就撰寫了《自由憲章》以補救這些時弊。然後是《法、立法與自由》,他試圖超越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闡明他自己的某些觀點。最後,在《致命的自負》中,他將闡述他自己的整個研究工作的要旨———從演進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文明的成長。    
    哈耶克高度推崇西方文明。他認為,人類透過西方傳統的觀念實現和平與繁榮的希望,要比透過其它的傳統大得多。他認為,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明也是在未知的、不可預見的方向上演進著,這樣的事並不是獨此一家。在他看來,至關重要的問題是,為社會創造出能使物質進步持續下去的規則。    
    儘管如此,哈耶克最看重的還是精神因素。儘管他用物質水平作為衡量社會成功的標準,實際上他認為,男男女女們所奉行的規則,總的來說是內生的。社會的秩序乃是一種抽像的秩序。它是社會成員們對於社會應當是什麼樣的、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應當是什麼樣的、這些人際關係模式導致的物質結果將會什麼樣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所持的願望。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西方歷史上的道德規範的一種外在表現。    
    而且,人們根據經驗而相信的東西,與他們的規範性的、倫理性的行為,是密切相關的。相信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經濟活動方方面面的個人,與相信這種控制不可能有效率的個人,所偏愛的規則和法律肯定是不一樣的。人們根據經驗而形成的信念,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因而,哈耶克的哲學致力於追求真理。人類只有從真理中———即盡可能準確地評估事物是什麼樣的、能夠是什麼樣的———得到好運道。    
    《致命的自負》的立意源於《法、立法與自由》跋文《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這是他於1978年5月7日在倫敦經濟學院的L.T.霍布豪斯講座上發表的演講,當初有些思慮不周。哈耶克經過幾年沉寂之後,終於出齊了《法、立法與自由》。這之後,他又回頭研究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問題———即探討社會主義的規範性陳述背後的經驗性命題。他認為,這些經驗性命題在他所生活的時代甚囂塵上,他要竭盡全力透過他的著述挫敗這些論斷。    
    哈耶克坦率地承認,在這個時代,由法律、產權、交換、契約和傳統的家庭、性倫理構成的西方自由傳統所受到的最大挑戰,來自左翼。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那些販賣不合乎西方傳統價值之觀念的人士的厭惡,因為這些傳統價值是歷史地演進形成的,而這些傢伙卻想用建立在下列經驗命題之上的最優社會取而代之:他們聲稱,由政府隨心所欲進行控制而形成的社會,要比透過適用於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所形成的社會,更為可取。他追求的是透過法律而形成的秩序。    
    反過來,只有形成秩序,才有可能實現物質的最大進步。只有當人們能夠基本上確信他們的行為將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他們才能有效地與他人發生交往———從而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物質進步。規則是每個社會都不可或缺的。社會是否繁榮興旺,關鍵在於規則是什麼樣的。    
    20世紀70年代後期哈耶克寫完《法、立法與自由》的時候,他以為,這將是他的收山之作,他不願意讓這本書在沒有指出———「最起碼是暗示」———他的思想發展的「方向」的情況下就倉促出版。所以,他為這本書加了一個跋,也就是這篇霍布豪斯演講,它「較為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指導我整個研究工作的一般的道德和政治演進觀」2。由於認為,《法、立法與自由》將是他最後一本著作,因此他在這本書上投入的時間,比以前所有著作都長。    
    哈耶克從1962年起進行《法、立法與自由》的研究,到1978年全部寫完,前後共花了十六年時間。在《法、立法與自由》的最後一章,他的自由至上主義色彩更濃了。在最後一節《把制訂對內政策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第三段,他贊成將「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務性功能下放給區域性或地方性當局」。他認為:「這樣一來,地方性政府、甚至區域性政府將轉型為準商業性公司?鄢,為爭取公民而展開競爭。」3    
    哈耶克預言說,如果切實貫徹自由至上主義的原則,就將形成一種社群主義的前景。目前流行的「社群主義」理論強調地方價值和地方制度的優先性,強調各社群之間的多樣性。社群主義不強調在一定地理範圍內奉行統一的價值、實行統一的制度。社群主義強調不同社群間的多樣性,而未必肯定社群內部的多樣性。社群主義的多樣性是諸社群的多樣性。多樣性就是差異。而社群自身的特徵則是統一的,而不能是多樣的。    
    相反,真正的社群主義並不會僅僅因為過去的社會規範和組織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就一味地維護它們。哈耶克曾雄辯地說,允許過去的、前現代的生活方式消逝,不管是對個人還是社會整體而言,都是可取的,他說:「如果我們允許某種生活方式完全消逝,而不是將其作為某種歷史標本而保護下來,則應當是我們對人的尊嚴的更為尊重的體現。」4在自由至上主義的秩序中形成的社群,應該是其成年成員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選擇的社群。    
    在《法、立法與自由》倒數第二節《取消政府對服務的壟斷權》中,哈耶克表現了他一生中最強烈的自由至上主義色彩。他說:「當然不需要中央政府來決定誰有資格提供各種服務,政府如果擁有這種強制權力,則是極不可取的。這就是說,如果某些人願意以其它方式獲得某種服務,則曾獲准使用其徵稅權維持這些服務的政府部門,應當退還他們為此服務而交納的稅款。」5由於他將這一原則運用到下面廣泛的政府服務領域,因此這一原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一原則「毫無例外地適用於政府具有法律賦予的壟斷權的所有服務領域,從教育到交通再到通信等所有領域,包括郵政、電報、電話、廣播服務,所有的所謂『公共品』,形形色色的『社會』保障,還最重要的的貨幣發行,惟一的例外是維護和執行法律及為此目的而維持一支武裝力量」。到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與自由》的最後幾頁,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變成了自由至上主義者哈耶克。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負》(2)

    哈耶克曾在1979年2月的一次談話中談到過《致命的自負》的來龍去脈:    
    大約一年前,我突然有一個想法,也許時機已經到了,有必要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討論一下「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個錯誤?」這個問題。有十二位朝聖山學社會員支持我,願意出面作為正方,我們的計劃是激出另一組人作為反方,跟我們公開辯論。    
    但這卻不大行得通,有兩個理由。第一,像這樣的事情,像我所設想的規模,花費太大了。顯然,資本家對於從思想上捍衛資本主義,並無興趣。但這不是主要問題所在。    
    當我們在香港召開朝聖山學社會議的時候,遇到了更嚴重的問題。當時大家提出,如果由我們挑選反方,不具備可信性。作為這場辯論的一個開端,大家請我用書的形式寫出我們的看法,然後給我們這邊的十二位隊員,予以細化,根據他們的批評意見,精編為一本篇幅不大的書,以此作為我們的發言,邀請另一方組織自己的辯論隊來跟我們進行公開辯論。7    
    哈耶克形成進行公開辯論這種想法,是在剛寫完《法、立法與自由》、緊接著又寫完《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那會兒。他自己覺得,正是《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關鍵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開辯論的想法,這一關鍵看法就是他在將那篇演講收為《法、立法與自由》一書的跋文時在最後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話:「人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慾望的情況下才變得文明起來的」8———「我想,這就是我的整個觀點的基礎———創造文明的,不是我們的理智,而是馴化我們身上很多與文明相牴觸的本能。」9資本主義是有違人的天性的。開放社會所需要的道德規範不可能與人們從原始時代遺傳下來的野蠻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準備那場大辯論。按照他的計劃,朝聖山學社一方辯論隊組成人員包括P.T.鮑爾、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米爾頓·弗裡德曼、阿明·古陶斯基、拉爾夫·哈里斯、埃米爾·金格、加斯東·萊杜奇、沃倫·納特爾、約阿奎因·裡格、本·羅基、阿瑟·申費爾德和克裡斯蒂安·沃特林,而他覺得,社會主義一方的辯論隊成員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諾姆·喬姆斯基、萊澤克·科拉考斯基、阿瑟·劉易斯、岡納爾·繆爾達爾,邁克爾·哈靈頓,讓-保羅·薩特則是可能的替補隊員。雷蒙·阿隆則已經同意出任辯論賽的主持人。    
    1978年,哈耶克詳盡提出了他的辯論賽計劃,並邀請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傾向的學者來參與其事。他曾寫信給弗裡德曼,但弗裡德曼由於正專心於錄製《自由選擇》的電視系列片而無法參加。哈耶克又給弗裡德曼寫了第二封信,說弗裡德曼是最不可缺少的人,並強烈呼籲弗裡德曼來幫他的忙。    
    弗裡德曼在他寫給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釋了他無法參加的原因,顯示了他的尊敬、謙遜和遠見:    
    我當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與社會主義者當面對質的計劃。但我這邊實在是脫不開身。我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緊完成跟我有關的一個電視系列片。我已經寫信告訴過您,這套片子非常費事。更重要的是,從您的計劃來看,這場辯論賽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問題是,它不能只靠我一個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個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緊,大概沒有多少自由支配時間,因為我們必須趕在預定時間,即1979年秋天之前,錄完這套節目。    
    我之所以寫這麼多話解釋我們的情況,是要讓您清楚,我之所以無法去參加那個活動,不是因為我對您的計劃缺乏熱情,而純粹是因為我無法從目前的事情中脫身,這件事可能沒有您的計劃更重要,但離了我卻更加無法繼續下去。十    
    哈耶克設想的辯論賽最終沒能舉行。《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被作為《法、立法與自由》的跋文而於1979年正式發表的時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後加了一句話:「在結束這篇跋文的時候,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不應當是結語,而應當是一個新的開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帝是否會假我以時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與自由》的三卷合訂本的前言中說:「我曾在結尾說過,我在跋文中所說的,不應當是個結語,而應當是一個新的開篇。我很高興自己現在可以說,事實確實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現在剛剛完成初稿的一本新書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來寫作《致命的自負》,但最後的定稿卻一直未能讓他稱心如意。它是由一篇相當簡單的辯論賽提綱發展成為一本專著的,跟《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一樣,也分為三部分。《致命的自負》曾經數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標題是哈耶克從亞當·斯密的書中摘出來的,《過分的自負》(the overweening conceit),他認為,斯密用這個詞形容的是某些過於傲慢的知識分子,他們相信,他們設計出來的社會會比競爭性市場更優越。{13}    
    《致命的自負》的手稿,有兩個最基本的版本。關於第一個版本,布坎南是這樣說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計劃似乎已經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約維奇出面組織,由自由基金會資助,在離哈耶克30年來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奧地利的奧貝爾古爾格爾開了個小會,旨在協助哈耶克進行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會議在1982年8月舉行,我們有十五個人與會,包括皮特·鮑爾、羅納德·科斯和喬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須說,我們對我們看到的這個手稿並不怎麼滿意,而作為批評者,我們也對哈耶克教授保持著最高的敬意,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能推薦它公開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負》的第二個版本,是他在1982年後半年及1983年、1984年及1985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覆修改出來的。    
    最後付梓的《致命的自負》卻是經由威廉·沃倫·巴特利三世之手編輯定稿的,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認可寫作自己傳記的學者,是他的文集的總編輯。哈耶克在1985年病倒後,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負》上的作用,就遠遠比最初設想的要大。巴特利還沒有寫完哈耶克的傳記,就於1990年2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編輯斯蒂芬·克裡斯奇成為文集的總編輯。而一位退休商人沃爾特·莫裡斯在發起和資助《F.A.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負》(3)

    《致命的自負》於1988年出版的時候,並沒有獲得一致的喝彩。儘管人們滿懷敬意提到其中的智能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認為,《致命的自負》並沒有達到哈耶克最初期許的那種高水平。到《致命的自負》出版的時候,哈耶克已經喪失了活動能力。他的學術生涯已經結束了。    
    從1978年上半年寫作演講稿《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到1985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上大概花了七年時間。從他獲得諾貝爾獎,到他最終徹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這中間大概有十年多一點點時間,是他生命中「夕陽無限好」的一段時期。而當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努力寫作《致命的自負》的第二稿的時候,他的身體又開始出毛病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也曾數度遭遇疾病困擾。    
    哈耶克最初對《致命的自負》很投入,但他的秘書庫比特回憶說,慢慢地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寫出整本書,甚至只完成大部分,是否能跟別的書一樣好,這本書是否重複得還不是太厲害。哈耶克也對自己沒有親筆完成這本書感到很失望。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傳遞出的最終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沒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15}」生命的目的就是變得繁榮,富足,多樣,快樂。《致命的自負》的基本觀點主要體現在導論和第一章中:人的生命的發展是與知識、技術和物質創造物的發展齊頭並進的,凡是這些得到最順利的發展的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而且,貿易的發展與文明的成長根本就是一回事。    
    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哈耶克曾多次提到過這本書的進展情況。1979年他接受採訪時這樣說道:    
    我現在正在寫的書講的是「社會主義概念的反動性」。我的觀點大體上是這樣的:我們的本能是在面對面的小社會中形成的,在那樣的社會中,我們滿足的是他人看得見的需求。而現在,?穴開放?雪社會的基礎則是,我們得觀察那些信號,借此我們才能服務於我們根本不認識的人,並為實現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我們從前一無所知的資源。然而,我們的本能卻依然如故,我們想親眼看見我們所造福的那些人,我們想跟眼前的夥伴們一起追求某個共同的目標。而這在?穴開放?雪社會中是行不通的。只有當我們不再只是滿足我們熟悉的人們的已知的需求,而是受抽像的價格信號的指引,社會才有可能正常運轉……    
    只有在自由狀態下,你才能有真正的演進發展。如果你的共同體完全聽命於一個專制體系,它就不可能有演進。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有演進,而在不自由的體制下,你之所以無法演進,是因為比現在好的東西受到阻礙,無法出現。    
    ……在面對面的小團體中存在的、決定著我們的生物遺傳本能的道德規範,仍然盤踞在我們心中。我覺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這些本能才獲得成長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人就是在拂逆自己的慾望的情況下才變得文明起來的。但他憎恨這樣。個人從中獲益了,但要他拋棄這些天生的本能,而調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規則,卻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人們現在依舊不喜歡那些規則……    
    政府的作用更經常地是妨礙了進步。{16}    
    哈耶克在1985年夏天談到他正在進行的研究時說:「整個觀念最基本的一點是,我們的合作秩序的基礎,並不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刻意的設計,而是一些傳統,遵守這些傳統的人能比遵守其它傳統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是某種類似於達爾文主義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學上的達爾文主義的區別在於,進化過程不是基於個體層面上的選擇……?穴傳統?雪只能體現在群體的整體成功上。為此,我現在使用了人的合作的擴展秩序的概念。擴展的意思是指一種超越我們的視野的秩序。我們所有人都是為我們所不認識的人而勞作,我們也得靠那些我們所不認識的人才能維持生活。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說明了,我們賴以維持生存的這種秩序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17}    
    1984年哈耶克說過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假定,我們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識,能夠被一個單一的、集權的當局加以利用。這種想法忽視了下面的事實:現代社會的基礎在於利用廣泛分散的知識。一旦你意識到,我們之所以能夠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資源,僅僅是由於我們利用了成百上千萬人的知識,那麼,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這些知識的說法,肯定是不正確的。我認為,下面的說法可以最準確地表述這一點:社會反對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直接使用而進行生產,因而它就使擴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潤是一種信號,它告訴我們,為了滿足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的需求,我們必須幹些什麼。我們正是透過追求利潤而成為一個利他主義者,因為我們的服務擴展到了遠遠超出熟人範圍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資本主義體制中,對於誰應當掌握物質的、有形的資源的問題,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看誰能創造最大利潤。哈耶克在公開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中寫道:「利潤是大多數生產者為了更有效地滿足他們不認識的人們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東西。利潤是他們進行搜索的一種工具—彷彿士兵或獵人、海員或飛行員手裡能夠擴展他們視野的望遠鏡。」將這一思想予以擴展,哈耶克又寫道,在「人的活動的結構的演進過程中,收益也是一個信號,引導人們做出對人類最為有益的選擇;通常,只有那些最為有利可圖的活動,能使人繁榮富裕,因為人們從中得到的收益大於付出的成本」{19}。利潤和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40章  去 世

    1985年之後,哈耶克幾乎很少搞研究了。庫比特回憶說,如果不是因為他要自己完成《致命的自負》,他是不會購買文字處理機的。他逐漸地把市場視為社會的原型,在市場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會保存下來。同樣,在社會中,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會會維持下去。    
    有人曾問過哈耶克一個問題,「你如何看待『愛你的鄰人如同你自己』這樣的戒律?」哈耶克對此做出的回答反映了他對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從前來,我們恐怕必須將鄰人的概念的範圍加以限制。事實上,聖經中的這句話所說的鄰人就是名副其實的鄰人———那些我們養活的人,我們對其具體情況極為瞭解的人。但一旦到了我們是為那些我們根本就不認識的人勞作的現時代,這種戒律就不大適應了……    
    這些?穴宗教?雪規則是為指導小群體中彼此熟知的人們之間的行為而發展出來的。一旦我們脫離了這種原始群落狀態,我們就必須拋棄這些與生俱來的道德規範,除了我們與最親密的幾個人的關係———即我們所說的「核心家庭」———之外,在處理人際關係時,恐怕都應該遵守我所說的「商業性倫理規範」。1    
    只知道我們應當愛他人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如何去愛他們。哈耶克的要旨在於,只有遵守那些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規則———這種規則有時會排斥我們做一些當下就看得見的好事,有時甚至似乎要我們違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人們彼此相愛的可能才可能最大,人們才能達到最幸福的狀態。    
    1987年,他曾出席過弗賴堡大學的一次會議,上午的時候還比較敏捷、清醒,到下午就打起盹兒來了。隨後哈耶克在發給1987年一次朝聖山學社地區會議的賀信中說:「朝聖山學社存在40年之後,我已經基本上接受了下面的事實:沒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儘管我現在實際上已經沒病了,但過去兩年的疾病已經使我垂垂老矣。今年夏天,我到蒂羅爾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門了,而到了88歲高齡,我對自己還能跑到那麼遠的地方本來已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僅限於向全體與會者發去我最誠摯的祝願,祝願會議取得成功,也祝願學社的事業能夠繼續進行下去。」2    
    1989年,一篇雜誌文章描述過他的情況,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接受記者採訪:    
    《福布斯》雜誌在哈耶克位於西德弗賴堡的Urachstre?鄄asse的一棟拉毛粉飾的大宅中採訪了哈耶克。他的身體,一直沒有從最近一次肺炎發作中恢復過來,這次發作相當嚴重,他住了六個星期醫院。但他很高興接受本刊的採訪。他是一個瘦高個,他的鬍子讓我回想起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軍官時的樣子,哈耶克站在到處是書、裝飾雅致的三層樓歡迎本刊。他拄著一根枴杖,請客人進了一間小小的日光浴室,從這間房子的窗戶,能夠眺望到覆蓋著松林的肖因斯蘭山。    
    哈耶克告訴《福布斯》,比起十年前來,他對資本主義的前景更為樂觀了。他相信,公眾已經逐漸明白了中央計劃體制帶來的一些問題。整個世界———從阿爾及利亞到緬甸,從中國到南斯拉夫———通過實行計劃經濟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已經宣告破產。哈耶克特別注意到年輕一代人對於市場經濟有著特別的青睞。今天,阿爾及爾或仰光城內失業的年輕人發動的抗議,不是要求實行中央計劃經濟,而是要求得到機會:得到按市場能夠承受的價格買賣———牛仔褲、汽車等等東西———的自由。    
    哈耶克現在相信,西方將有可能贏得與集體主義戰鬥的勝利———儘管這場戰鬥遠沒有結束。他把一張毯子蓋到自己腿上,評論說:「社會主義已經終結了。」羅納德·裡根和撒切爾夫人及其發起的反對政府控制經濟的戰鬥呢?哈耶克對此的看法倒有點令人驚訝。哈耶克並不是不贊成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的做法,但他對現代政治家總體的評價就不高。不過他也說,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政策「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們的雄心是比較節制的」3。    
    他的公寓前門的門牌上標明這裡的主人是「弗裡德裡希·A.馮·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國高收入階層的標準,這棟公寓算不上特別高檔。他的書房收藏了大約4000冊書,涉及多個學科,包括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哲學。傢俱不是新的,屋子很久也沒有粉刷過。天花板很高,廚房已經有點陳舊破敗,據最後幾年曾幫助照料他的女兒克裡斯蒂安說,哈耶克曾驕傲地誇口說,「自己從來沒有踏足過」廚房一步。多年來,他的書桌上方牆上都掛著一幅溫斯頓·丘吉爾的畫像。書桌上,他擺了一張第二任妻子年輕時在維也納拍攝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頑強,他終於活著看到了1989年秋天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崩潰及1991年在蘇聯的崩潰。1989年10月,在莫斯科,美國加圖研究院院長愛德·克蘭恩將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贈送給後來曾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的普裡馬科夫。哈耶克寫信給克蘭恩說:「對這一新聞,我當然由衷高興……我想我們這邊的完全勝利,不會有比這更令人激動的象徵了……我幾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著看到這一切。」    
    在晚年本人親眼看到公開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最好的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市場的道德準則》中,哈耶克可能最精闢地概括了他對價格的信號傳遞作用的認識,而這可能是他最偉大的思想貢獻:    
    1936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經濟學不同部門進行的研究,其實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這些研究背後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價格體系實際上是一種工具,能使成百上千萬人協調他們的行動,以適應他們自己並不直接、具體瞭解的社會的種種變化、需求和狀況。我最初研究產業波動的時候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錯誤的價格信號錯誤地引導了人們的活動方向———然後在經濟學的其它部門進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這個問題。    
    我的這種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對於如何組織計劃經濟的認識的啟發。    
    經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發展出一個比較簡明的概念。我逐漸認識到,整個經濟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實之上的:價格充當了一種指南、一種信號,它引導我們利用我們根本就不相識的人們的力量和天賦、去滿足這些我們一無所知的人們的需求。價格是實現經濟活動協調的信號,大致說來,這種觀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後最重要的思想。    
    而說服「輿論領袖」相信這種觀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務,我花費了差不多50年的時間,才能夠用上面那幾句話把這種觀念比較簡明扼要地表述出來」6。    
    1991年12月13日,他最後一次闡述了自己對政治、經濟學、哲學和道德問題的看法,當時一位記者對他進行書面採訪,他兒子向他讀了那些提問。哈耶克說:「關於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的問題,似乎越來越難以回答了,因為社會主義一詞有那麼多含義。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大大減少,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這種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而在實際政治中致力於實現公平分配的種種做法,所體現的都不過是對於何為公正的多少有些隨意的認識而已,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核心觀念,即對生產資料進行合理化改革,也因為其從技術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拋棄了。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種想像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來,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我們能更接近實現公正的理想。」7此誠所謂黃鐘大呂。    
    在度過了非常糟糕的最後幾年後,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逝世,此時,再有一個半月,就是他93歲生日。唁電、慰問信、悼詞從世界各個角落飛來。拉裡·哈耶克回憶說,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父親形容自己的一生「還算可以」(tolerable)或者說是「慘淡經營」(miserable)。他的遺體埋葬在維也納北郊的紐斯推夫-安-瓦德(Neustift am Wald)公墓。    
    哈耶克的葬禮於4月4日星期六舉行。約有一百位家庭成員和受邀的客人參加。這一天早上有風,天氣陰沉,但太陽後來還是破雲而出。墓地擺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鮮花和花圈。紐斯推夫-安-瓦德公墓位於一處山丘上,由此可以眺望到葡萄園和長眠不醒的哈耶克兒時嬉戲過的維也納森林。葬禮因為等候當時的捷克財政部長、後來出任總理的瓦爾拉夫·克勞斯而推遲了一會兒。    
    約翰內斯·沙申神父主持宗教儀式,並按羅馬天主教教規舉行葬禮。他用德語布道說:    
    在奧地利陷入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時刻,有那麼多偉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到其它國家,尤其是在美國,繼續努力,為人類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這是多麼感人的事情。而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們來紀念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他曾努力幫助歐洲從廢墟中重建家園,詳盡地闡述了歐洲重建應該面對的使命。其中一項就是,歐洲需要某種制度和力量,鼓勵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體地———為公共之善做貢獻。    
    哈耶克也一直探尋信仰問題的答案,他內心深處一直在與我們所說的上帝的觀念進行著搏鬥。他一向拒絕位格化的上帝。他不願接受一個僅僅比人強一點的上帝。    
    他一向致力於尋求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種種重大問題。他希望能找到答案。他本人確信,他找到的答案僅僅是一塊馬賽克瓷磚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經過了一生充滿激情的研究和內心的搏鬥之後,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已經進入了我們稱之為永恆和上帝的光明與和平之中。    
    葬禮結束後,沙申神父劃過十字,然後指揮將棺材安放到墓旁,隨後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經翻了上來,裡面還有一些綠色的小樹根。沙申神父為墳墓祈福。棺材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掀泥土填進墓穴,然後是哈耶克的妻子填了一掀土,隨後是孩子們,接下來是親朋好友。萬籟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聲音。    
    刻制他的墓碑的石頭,來自蒂羅爾境內的阿爾卑斯山脈,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粗糙的碑面上,在十字架下,刻著這麼幾個字:    
    F.A.哈耶克    
    1899-1992


第六部 諾貝爾獎(1974-1992)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自由至上主義的時代已近在眼前。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的偉大貢獻也在於他設想了一個人類和平共處的世界秩序。他所闡發的自生秩序理論,乃是他本人構想出來的,儘管他將此概念追溯到亞當·斯密和卡爾·門格爾那裡。他努力地論證了,即使沒有一個發號施令者,人類社會也仍然能夠實現高度發達的秩序。為了建成某種最佳社會,我們不需要政府非得是無所不知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在的、無限仁慈的;任何時代的政府都不是這樣的,也不可能是這樣的———當政府試圖成為這個樣子時,恰恰發揮了相反的作用,20世紀的現實已經突出地揭示了這一點。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最準確地描述了他的和平共處世界的理想:    
    隱含在開放社會背後的理想?穴是?雪:應當把同樣的規則適用於所有的人。我希望我們繼續不斷趨近於這個理想,因為在我看來,它是某種普遍的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條件……    
    遵守某些正當行為之規則的義務擴展至越來越廣闊的範圍,最終擴展至所有人,這必將導致人們對於小群體內之同伴的義務弱化……    
    這些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遍的行為規則只能緩慢而逐漸地取代那些允許個人為了追求群體的利益而傷害陌生人的特殊規則。而只有在這一過程中,才使開放社會之崛起成為可能,並使普遍和平秩序之依稀希望或可實現。1    
    貫穿於哈耶克的普遍和平理想中的,是哈耶克對法律的關注。最終出現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2在這一理念背後的理想乃是,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從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各個社會的法律所體現的,無非是個人之間的法律。歸根到底,理應存在之惟一的法律,乃是個人在不存在政府的情況下可以將其適用於所有他人的法律。他在《法、立法與自由》中說過的一段話就是這個意思,儘管是在討論其它問題時說到的,他說:「只有透過將正當行為規則擴展至與所有人的關係之中,而與此同時,消除這些規則不能被普遍適用之強制性,這樣,我們才能逼近某種普遍的和平秩序,將全人類融合為一個單一社會。」3他的著述仍將是照亮未來世紀的燈塔。

<<哈耶克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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