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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父親聶榮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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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 作者:聶力    
   本書是解放軍女中將聶力回憶她的父親——聶榮臻元帥光輝一生的紀實文學作品。作品以女兒獨特的視角,敘述父親戎馬倥傯的戰鬥歲月,為國防科技事業特別是「兩彈一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聶帥的許多故事,人們已是耳熟能詳。但在本書中,我們還是能夠讀到許多新鮮的內容,譬如他早期在上海、香港從事地下工作的秘密歲月;與林彪的數度合作;以及建國前後擔任北京市市長;擔任開國大典閱兵總指揮;主持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談判;在決策與領導「兩彈一星」中的重大貢獻;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以及他與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密切交往等等,這些鮮為人知的事情的披露,豐富了歷史,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解讀聶帥、認識聶帥,而這也是本書的亮點。    
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             
  山高水長 風暴中的「核聚變」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1)   
  在核試驗基地馬蘭,父親檢查瞭解了為氫彈原理試驗而秘密建設的工程設施,工程速度之快令他滿意。 
  1966年11月2日,他致電周恩來:「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的工程建設進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準備完畢,……力爭在12月或明年1月進行氫彈原理試驗。否則明年2月以後,基地的氣候條件會變壞,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據當時一直跟隨父親的劉長明回憶,與其說是父親擔心氣候條件影響氫彈原理試驗,不如說他更擔心政治氣候變壞而影響整個的國防尖端科研計劃的實施,不光是氫彈,還有衛星、核潛艇等等,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都在節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大家都有風聲鶴唳的感覺。 
  周恩來接到父親的電報後,立即指示一機部部長趙爾陸、二機部部長劉傑抓緊辦理氫彈原理試驗事宜。 
  對於氫彈,我國領導人早就有了打算和安排。 
  事實上,在兩彈——導彈和原子彈研究秘密進行的同時,中國氫彈的研製工作也在夜以繼日地進行。 
  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氫彈的殺傷破壞因素與原子彈相同,但其威力卻大得多,原子彈的威力通常為幾百到幾萬噸梯恩梯當量,氫彈的威力則可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當量。 
  氫彈的研製,在理論和製造技術上比原子彈複雜得多。實現核聚變爆炸,需要1000萬度的高溫。迄今為止,除了原子彈爆炸,人們還無法在瞬間獲得如此高的能量。兩個超級大國一直把氫彈技術作為核威脅的主要手段而嚴加保密。 
  我國的氫彈技術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學家在一片空白中艱苦探索,一點一點攻克難關。為了突破氫彈技術,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製原子彈的同時,錢三強根據劉傑部長的佈置,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輕核理論研究組,開始氫彈的理論探索研究。 
  1963年8月,父親在國防科委辦公會議上提出:「氫彈的研製要開始考慮了。」 
  1964年秋天,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劉傑向周恩來、彭真、李富春匯報氫彈情況時說,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氫彈。 
  周恩來說:「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 
  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經濟建設長遠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 
  這個指示再一次顯示出毛澤東的偉大氣魄。 
  劉少奇也提出要像炸響原子彈那樣早日炸響氫彈。 
  根據上述要求,周恩來指示二機部,盡快研究提出加快氫彈研製的計劃,要求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並注意處理好理論和技術、研製和試驗的關係。 
  1965年1月,為加強氫彈研製的攻關力量,將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的黃祖洽、於敏等30多名專家調到核武器研究院,兩支理論設計隊伍會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氫彈研製。 
  2月,在朱光亞、鄧稼先、彭桓武主持下,進一步加緊了對氫彈理論原理的攻關工作。 
  這年夏天,按照「鄧(稼先)於(敏)方案」,經過艱苦努力,獲得了爆炸氫彈的關鍵數據。 
  1965年5月27日上午,父親召集張愛萍、劉傑、羅舜初、唐延傑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核試驗問題時,父親說:我國核武器的發展,繼去年鐵塔上爆炸之後,今年又上了飛機。與中近程地地導彈配套的縮小型原子彈頭正在研製,問題不大。探索氫彈的理論研究工作正在進行。現在看來,搞大當量的地下核試驗,選場難,工程量大,週期長,使更快的發展氫彈受到限制。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主要是遏制我國的,我們要放開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條約的束縛。為此,下一步核試驗規劃要作些調整。核試驗所必需的一些設備、儀器,如地震儀、微壓計、微倫計、氣象雷達等,國內尚未過關的,可以從國外買一些,不要「鑼齊鼓不齊」。要考慮一下氫彈試驗場有些什麼問題,應早作準備。法國為什麼準備那麼長時間還沒有進行氫彈試驗?我們應該一切問題要早下手。 
  氫彈技術的突破,到了最關鍵的時候。 
  1965年9月,從未出國留學、被人譽為「國產專家一號」的於敏率領一批科研人員在上海華東計算所連續奮戰了三個多月,他們終於發現了氫彈實現自持聚變反應的關鍵物理因素和方法。 
  3個月後,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吳際霖主持,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李覺、國防科委二局局長胡若嘏等參加,核武器研究所的專家在馬蘭核試驗基地多次進行研究後,確認於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彈引爆氫彈的理論方案從基本規律上推斷是合理的、可行的。據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製出體積比較小、重量比較輕、聚變比較高的百萬噸級的氫彈。因此,確定突破氫彈要以新方案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試驗也不放鬆。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2)   
  後來的實踐證明,就是這個新方案,大大縮短了中國氫彈的炸響時間。 
  1965年12月18日下午,父親聽取了胡若嘏的匯報。胡若嘏說:不久前,二機部九院專家們已探索到了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熱核聚變材料的氫彈設計原理,提出擬於1966年底進行一次低威力的氫彈原理試驗。 
  所謂氫彈原理試驗,就是不進行全當量爆炸,只進行部分爆炸,從中檢測氫彈的技術是否過關。 
  聽到這個消息,父親很高興。這些年不斷地與核打交道,父親也快成了專家了。他說: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熱核聚變材料的這一氫彈設計原理是個好設想,二機部、國防科委要組織力量研究,盡早進行試驗。   
  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1)   
  正當科技人員在氫彈攻關中忘我拚搏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歷史大劫難的序幕正在他們身邊拉開。 
  「文革」之初,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周光召等一線的科學家紛紛受到衝擊。不久,張愛萍、劉傑這些兩彈的功勳領導人,也遭到關押。國防尖端科技項目,其實是靠著一種慣性,更靠著廣大科技人員對祖國的忠誠,艱難地向前滾動著…… 
  父親馬上意識到,各項試驗工作必須抓緊,尤其是兩彈結合和氫彈,如果過多的耽擱,在運動的衝擊下,就有流產的可能。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軍委常委會議上,父親提出:導彈、原子彈「試驗基地今年試驗任務重,還有些科研單位有研究任務,這些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推遲,目前可先按師以下單位辦法搞正面教育」。 
  會議同意了他的意見。 
  10月底,兩彈結合試驗成功後,父親最關注的就是氫彈了。 
  11月中旬,他們一行從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機場乘車進城,沿途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煩,比他們離開北京時,顯得更混亂。 
  途中,父親的車子被紅衛兵攔下了。劉長明主任有些緊張,生怕有什麼意外。還好,攔車的紅衛兵並沒有認出父親,只是讓車裡的每個人背一段毛主席語錄,否則就不放行。父親說,這怎麼辦。劉長明說,我替您背吧。劉長明徵得紅衛兵同意後,替父親背了一段《為人民服務》,他們這才得以脫身。 
  在「文革」的風暴中,中國氫彈的研製依靠一種慣性繼續進行,整個試驗裝置的理論設計方案提交給設計和製造部門的時候,是1966年10月中旬。 
  設計和試制人員要按計劃要求完成試驗裝置的工程設計和加工製造任務,週期十分短促。而且,這個試驗裝置結構複雜,有些部件開關奇特,設計製造的技術難度很大。為了確保質量和進度,理論、設計和工藝加工人員團結協作,及時交流情況,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決問題辦法。在理論設計方案完成後,核裝置結構設計與製造緊密配合,邊設計邊製造,平行交叉作業,爭取了時間,於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試驗裝置的設計加工任務。 
  父親得知氫彈原理試驗的裝置已經全部準備完畢,即致電核試驗基地領導:「這次試驗,具有關鍵性作用。」全體同志「要切實遵循毛主席不打無準備之仗、認真、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教導,發揚艱苦奮鬥,不怕困難,連續作戰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計,保證萬無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們努力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 
  這裡說的第三炮,是指核試驗基地當年要執行的第三次核試驗任務,也就是氫彈原理的試驗任務。 
  12月11日下午,父親參加第17次中央專委會議,討論人造衛星研製,和即將進行的中程地對地導彈首次發射試驗以及氫彈原理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對於射程×千公里以上的東風三號中程地對地導彈,因為是父親一手抓的,所以他比較放心。他最牽掛的,其實還是氫彈。 
  周恩來親自主持了這次中央專委會議,原則同意國防科委和二機部關於東風三號導彈試射、氫彈原理試驗各項準備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進行這兩次試驗。 
  會上,父親再度請纓出征,要求到東風基地和馬蘭基地,主持這兩次試驗。周恩來望著他,默默地點點頭。 
  那段時間,父親同周恩來一樣,一邊應付中央「文革」小組的糾纏,一邊為這兩次重要的試驗做部署。 
  12日,父親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內容大致是:明年的科研任務,現在就要抓緊安排,以便一些最主要的科研項目繼續搞下去。 
  他還是想抓緊,他最怕翻來覆去折騰人的運動耽擱國家的大事、正事。 
  在我的記憶中,每到入冬時節,父親就要感冒一次。1966年底,離開北京之前,他又病了一場,感冒發燒,天天請醫生看病,服藥治療。還好,動身之前,病好了。 
  他的身體早就不強壯了,但他有韌性,比較抗折騰。快70的人了,疾病纏身,原本正常。許多年來,我和母親摸清了他的規律:只要有任務,只要是去做他喜歡的事情,他的精神頭兒就會高漲,大病會變成小病,小病就會無影無蹤。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機場,他乘坐的飛機起飛了。在機翼下的這座城市裡,北航的紅衛兵們正在瘋狂地向他開炮,他們貼出的大字報——「火燒聶榮臻」、「萬炮齊轟聶榮臻」,隨處都可見到。有人說,他到基地去,是想給自己臉上貼金。還有人說,他是害怕人民群眾,藉機躲出去。 
  一向沉穩、厚道的父親不屑於為自己辯解,他時刻牽掛的是怎樣讓導彈繼續騰飛、核彈接連爆響。   
  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2)   
  正如父親所料,在東風基地,中程地地導彈首次試射,即順利獲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飛抵馬蘭核試驗基地。這是他短短一個月內第二次來馬蘭。陪同父親的劉長明說,父親下飛機後,顧不上喘口氣,他就聽取試驗總指揮張震寰、基地司令員張蘊鈺關於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的情況匯報,確定試驗零時定為28日中午12點。晚上,父親打電話向周恩來報告,得到批准。 
  28日上午11時,父親來到核試驗場。他看到托舉氫彈裝置的鐵塔在流雲飛雪中挺立著,陰雲中漸漸透出一片藍天。 
  1966年12月28日,對於中國尖端武器的研製事業來說,同樣是一個值得永久銘記的日子,12時整,氫彈原理裝置按時起爆,雷鳴般的轟鳴震撼戈壁。這次核爆炸的威力為12.2萬噸梯恩梯當量,氫彈原理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 
  下午,父親乘飛機在爆心1200米上空繞行兩圈,察看鐵塔殘骸和效應物受破壞的情況。 
  接下來的兩天裡,他在馬蘭招待所主持座談會,討論氫彈試驗問題。中國第一流的兩彈專家大多到會,科學家們一致認為,這次氫彈原理試驗是成功的,這條路子走對了,所採用的氫彈設計原理是中國氫彈技術的一項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採用這個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彈殼體,爭取進行一次百萬噸級全威力的氫彈空中爆炸試驗。 
  父親總結說:「下一步爭取在1967年10月1日前,進行一次設計威力達100萬噸到200萬噸當量的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在空爆的氫彈試驗成功後,再研製用於導彈的氫彈核彈頭。這些設想待我報告中央,再作最後決定。」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可以按此進行安排。 
  1967年的元旦,父親是在馬蘭度過的。這天,他觀看了氫彈原理試驗紀錄片。 
  1月2日,父親在同核試驗基地領導人談話時說:1967年一定要氫彈試驗成功,基地要據此安排好各項工作。再次強調了基地要在正面教育中發揚好民主,並說,民主空氣搞好了,運動中就不容易形成兩派。   
  49響在法國前面(1)   
  父親於1月3日回到北京後,向中央專委報告了氫彈試驗的設想。中央專委批准了這個建議。隨後他再次召開專家座談會,親自部署了氫彈試驗任務,研製工作隨即全面展開。 
  1967年2月初,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幾位科技人員反映,全威力氫彈理論設計方案2月份即可確定,試驗時間應該提前,要響在法國前面,建議改在7月1日前炸響。 
  當時有消息說,法國即將炸響氫彈,所以,中國的科學家憋著一口氣,要響在法國前面。 
  國防科委在與二機部、核試驗基地、空軍等單位仔細研究後,於2月20日向周恩來和我父親匯報了首次氫彈空爆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建議批准在7月1日前進行這次試驗。 
  父親和周恩來同意這一安排。 
  為調整修改核武器研製兩年規劃,按照既定的安排,九院從2月22日開始在221廠召開有院領導和科技專家參加的1967年科研生產計劃會議。 
  就在這樣的時刻, 2月23日,西寧市發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規模武鬥。設在西寧市的221廠技工學校,也有一部分學生捲入了這次武鬥事件,導致221廠內的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加劇,廠內秩序混亂。朱光亞回憶說:「這時,我們的會議才進入第二天。這一情況向北京國防科委報告後,聶帥非常重視,他意識到如不採取斷然措施,221廠的科研生產及氫彈試驗準備工作必然要受到影響,蒙受巨大損失,科學技術人員也要遭殃。當天,聶帥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並提出對221廠實行軍事管制的建議,周總理同意聶帥的建議。第二天,聶帥指示221廠將與會專家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區,並由國防科委轉請空軍司令部派出一架專機去西寧,把參加會議的科技專家接到北京。」 
  3月2日,父親接見劉傑、李覺、朱光亞、陳能寬同志並聽取了匯報。父親指出:科學家對技術問題要敢於堅持真理,不要怕,不能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則要犯錯誤。召開計劃會議,把近期、遠期的任務安排一下,這很好。問題是會議如何開法。核試驗和有關的會議,不能讓「造反派」把持,也不能讓他們知道得太多,該保的密一定要保。計劃會議可以吸收一些專家、技術人員、工人參加,這就是走群眾路線。計劃會議安排在京西賓館,以國防科委、國防工辦的名義召開,設一個領導小組,由羅舜初(國防科委副主任)、鄭漢濤(國防工辦副主任)和李覺同志組成。 
  3月4日下午,周總理和父親接見了221廠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 
  總理先請父親講話。父親說: 
  221廠是我們國家極為重要的國防工廠,擔負著國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設計和試驗任務。最近的事態發展,使正常的科研、生產秩序受到影響,工廠的安全受到威脅。國務院、中央軍委對此十分關切。經周總理批准,我宣佈,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對221廠實行軍事管制(3月5日父親簽發了這份《決定》)。221廠不得奪權,不准串連,「文化大革命」運動只准在8小時工作以外時間進行,違者將受紀律處分。父親還宣佈,由賈乾瑞(解放軍8122部隊司令員)任221廠軍事管制小組組長。 
  接著,周總理講話,語重心長地對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進行說服教育工作。他指出,革命群眾間對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和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一定要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做好團結工作,實現大聯合。他希望廠內廣大群眾、幹部,在軍管小組的領導下,堅決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搞好本廠當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設計與試驗任務以及其他各項工作。 
  221廠實行軍管後,兩派群眾的對立情緒有所緩和,在軍管小組領導下,逐步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大多數職工積極投入氫彈的研製試驗工作。 
  4月初,父親再次接見了氫彈研製、試驗的有關同志,他聽取匯報後再次指出:氫彈原理試驗的成功,表明我國在突破氫彈技術關鍵上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向。這是一件大事。二機部和核武器研究單位全體同志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希望大家要很好總結經驗,正確對待核武器研製工作所面臨的新形勢,為增強我國的國防實力作出更大貢獻。他還特別強調:理論與試驗要緊密結合,互相促進。核科學技術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沒有雄厚的理論基礎是不行的。要發展理論,又必須十分重視試驗,積累數據,重視和分析研究這些數據。沒有試驗,就不可能發展理論。 
  父親還說:搞核武器研究要強調保密,但也要走群眾路線,發揚技術民主。兩者並不矛盾。核武器雖然是絕密的,但把它包含的眾多科學技術分解開來看,大量的還是一般技術。 
  父親的這些講話,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49響在法國前面(2)   
  為保證試驗準備工作的進行,父親在1—3月份先後批准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4份特別公函,分別要求三機部、五機部、七機部及他們所屬承擔這次試驗協作任務的有關工廠,必須保證所承擔的協作任務順利進行,要保質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撓。這一措施確實起到了穩定和促進作用。這些工廠都按計劃相繼完成了所承擔的協作任務。 
  5月9日,父親參加了周總理主持的第十八次中央專委會議,討論氫彈試驗的準備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第一次全當量的氫彈試驗,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在軍事上,它將使我國的核武器技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會議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從5月20日開始,氫彈部件加工與生產工作進入最後階段。 
  為了全力做好最後的各項準備工作,確保這次氫彈試驗成功,父親指示國防科委起草電報,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電示221廠暫停「四大」,集中精力,確保氫彈的加工質量和進度。5月29日,毛主席簽發了這份電報。 
  核試驗基地氫彈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從3月開始全面展開。這次試驗決定採用轟-6型轟炸機為運載工具,空投帶降落傘的航彈,預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俗稱為機、傘、彈試驗方式)。按照理論設計,氫彈的爆炸威力在150萬噸至300萬噸梯恩梯當量之間。1967年4月25日,基地在試驗場區開設了指揮所。軍內外28個參試單位的6185名技術和保障人員從4月下旬開始陸續進入現場開展準備工作。他們當中有總後、空軍、海軍、炮兵、工程兵、裝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鐵道兵、第二炮兵共10個效應大隊。地方的參試單位有中央衛生部、建工部、鐵道部、水電部、石油部、機械工業部、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所等。至1967年5月,氫彈試驗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 
  父親時刻關注著氫彈試驗的準備工作,5月30日他特意電示基地:氫彈試驗已進入緊張階段,各項準備工作務必周到細緻,要慎之又慎,細之又細,萬萬不可疏忽大意。要千方百計地保證試驗的成功和人員的安全。鑒於氫彈原理性試驗的經驗,一定要充分估計到這次試驗的特點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各項預案,切實搞好場區警戒、劑量偵察和監督等工作。 
  6月12日,父親再次出席周總理主持的專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公佈了毛主席1958年6月2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指示:「原子彈就是那麼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周恩來說要在場區進行廣泛宣傳教育,並在場區寫大字語錄牌,但不要把大字寫在地上,以防敵人從空中拍照。這次熱核試驗,將要實現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發展我國核武器事業的英明預言和偉大號召。 
  在聽取匯報中,周總理嚴肅地說,基地於6月10日空投遙測彈情況的報告中說「均很正常」,傘有三處裂口,還能說「很正常」?缺乏科學態度,應為「較正常」。不要過分樂觀,要實事求是……場區有的同志「有些經驗主義」,這不行,必須認識這次試驗的特點,並認真嚴肅對待,絕不能粗心大意,工作應精益求精,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周總理強調說,這次試驗要更認真。現在看來,防止意外情況發生,很關鍵的是保證傘的強度和正常開傘。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嚴肅對待,全面考慮和檢查。6月13日綜合預演後,還要對產品總裝認真地作全面檢查,保證安全可靠。對遙測站消除干擾問題應進一步研究解決。對經常出現的示波器和相機卡片,也要重點檢查。 
  會議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的目光又望向父親。父親明白了什麼,對他微笑了一下。果然,周恩來說:「聶老總,恐怕還是想請你去一趟羅布泊,可以嗎?」 
  父親乾脆地回答:「義不容辭。」 
  參加這次會議的李富春、葉劍英和父親3人,此時已經被當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將」,他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可以說是自顧不暇了。 
  但父親這時候到了「一心無他」的地步,他就盯著氫彈。 
  出征之前,我的父親又病了,發燒,渾身不適。但他沒有聲張。「文革」以來,他經常生病,不知是不是與紅衛兵們對他的「火燒」、「炮轟」有關係,反正他的體質越來越弱了。我和母親著急也沒用。   
  三百萬噸,夠了!夠了!(1)   
  6月14日上午9時,父親來到西郊機場,葉劍英特意趕到機場送行。兩位老戰友用信賴的眼光互相凝望著,兩雙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也許他們都明白,兩人肩負的擔子是何等的沉重。 
  葉劍英說:「又辛苦你了。」 
  父親說:「你在北京坐鎮,擔子也不輕。」 
  這是父親在八個月的時間裡第三次去核試驗基地。此行他正發著燒,是抱病執行任務的。隨父親去核試驗基地的周均倫秘書說:「我們是上午9點鐘從北京起飛,在空中飛了5個半小時,那時在飛機上看,一片黃土高原。我們坐的專機,專機上有一張床,聶帥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帥還發著燒,前幾天溫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還37度多,稍微好一點,但這一次試驗很重要,他親自去了。」 
  下午1時50分,專機降落在馬蘭機場。 
  父親到了馬蘭飛機場,張蘊鈺、李覺、鄭漢濤、張震寰他們都到機場去接,當地的時間跟北京的時差相差了兩個小時,到了那裡,正好吃中午飯。周均倫回憶:「 吃完中午飯,聶帥第一個就要看降落傘。在氫彈空投以前,進行冷彈試驗。氫彈有多重,用水泥模擬彈的重量,從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時候,投一次還不行,要投幾次。有一次投的時候,降落傘的一根吊帶斷了。這樣,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險,偏離方向。在北京的時候,就報告了這個情況。聶帥特別重視這件事情,劉長明(聶帥辦公室主任)、陳兆保(警衛參謀),還有我跟著他一起去檢查。把原來壞的降落傘也放在那個地方,好的降落傘也放在那個地方(馬蘭禮堂)。聶帥問得很仔細。技術人員告訴聶帥,這降落傘有什麼缺陷,不過我們把毛病找出來,現在都加固了,不會有問題。聽了匯報以後,聶帥認為都比較可靠了,這才放心。」 
  晚上,父親不顧5個小時飛機的顛簸勞累,聽取國防工辦副主任鄭漢濤和張震寰、張蘊鈺、李覺、朱光亞、陳能寬、程開甲等關於準備工作情況的詳細匯報。劉長明主任回憶:「在匯報當中有個問題,在氫彈上面有個墊片找不著了,原因就是工藝上不嚴格。他們告訴聶帥,已經採取了措施,不會有問題。聶帥聽了以後,一再追問,詳細瞭解情況,說相信你們採取了措施,絕對不會有問題。同時強調,你們不要小視這工藝,搞尖端武器,這工藝特別嚴格。這些問題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來會變成大問題。規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個教訓。」 
  最後父親說:「現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這次試驗與過去不同,有質的變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親又兩次聽取鄭漢濤等領導同志的匯報。16日下午,父親來到馬蘭機場,慰問在現場工作的科技人員。他認真觀看了試驗用的氫彈實物,登上執行空投氫彈任務的轟-6型飛機,並同機組人員一一握手,勉勵他們說: 
  「這可不是一個一般的炸彈,一定按操作規程執行好任務,但也不要緊張。」 
  機組人員堅定地回答:「請元帥放心,我們保證勝利完成任務。」 
  父親用力握住機組組長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搖著說:「好,好,我相信你們,相信你們!」 
  6月16日晚上,父親趕赴核試驗場區,住到場區的開屏村,這裡離指揮所約30公里。周均倫秘書回憶:「那裡蚊子特別多,我們趕到白雲崗快到10點,但天還沒有黑,我們在那裡散步,他們講蚊子厲害,我們每個人都戴著手套,臉上每個人弄一個紗罩。蚊子叮著你以後,你撥弄它,它都不飛,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聶帥身體不好,到晚上溫差很大,給他披了棉大衣。」 
  當天晚上,父親同張震寰、張蘊鈺商量研究後,確定將試驗零時定為17日8時,並在電話上向周總理作了報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時,天還沒亮,父親便乘車來到指揮所,指揮所設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雲崗。到達指揮所時,天已破曉。早晨的天氣很好,一片晴朗,僅在靶場上空飄浮著一片卷雲,確是試驗的難得好天。試驗場上,一切準備就緒,人們都懷著一種激動的心情,期待著即將發生的一切。 
  周均倫秘書回憶說:「指揮部設在一個帳篷裡,附近還有一個塹壕,那是掩蔽壕,因為核試驗有三大殺傷威力。一個是衝擊波,一個是光輻射,還有一個是放射性沾染。我們在掩蔽壕裡面主要防止衝擊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帥也下去了。」 
  6月17日7時40分,父親再次分別打電話給周總理、葉劍英,匯報了現場各項準備工作的最後情況,說飛機已經起飛,預計8時整進行氫彈空爆試驗,得到了他們的肯定和鼓勵。 
  8時前,飛機聲由遠而近,人們都翹首以待。   
  三百萬噸,夠了!夠了!(2)   
  8時整,空投氫彈的飛機到達預定空域,沒有投彈,拐了個彎飛走了。 
  「怎麼回事?」父親在掩蔽壕裡用電話問。 
  電話裡空軍地面指揮員報告說:「飛行員操作中少了一個動作,請求再飛一圈。」 
  父親當即答覆:「可以!應該這樣子,這是飛行員認真負責的表現。」 
  多年之後,這架飛機上負責投彈的第一領航員孫福長回憶說:「一時由於當時我的心情比較緊張,再加上受『左』的干擾,在飛機上要不斷地背誦毛主席語錄,影響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動投擲器,氫彈沒能在預定的8時整準時投下。」 
  這可以算作是這個輝煌時刻的一個小插曲。 
  於是,20分鐘以後,徐克江駕駛的轟-6型飛機再次飛臨預定空域,在預定高度,投下了中國第一顆全當量氫彈。氫彈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處爆炸。 
  此時,天空中出現了一個自然的太陽,一個人造太陽。兩個太陽在藍天上並排高掛,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歎為觀止。 
  隨後,是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鳴。氫彈爆炸成功了!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20分,是一個值得永遠記住的時刻。 
  伴隨著隆隆的轟鳴,人們從指揮部、從掩蔽壕內跳出來歡呼,一陣強風帶著熱浪迎面撲來,有的人幾乎被吹倒,這是氫彈衝擊波的威力! 
  周均倫秘書說:「氫彈一爆炸,我們都高興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護士歐陽等年輕的同志先跳出來。我們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氫彈一爆炸,一股熱浪就是衝擊波衝過來,要把我們吹倒。離我們大概100米左右,指揮部的帳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父親因為上了年歲,無法像年輕人那樣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電話,激動地凝視著天空那個人造太陽漸漸演變成的蘑菇雲。軍事攝影家孟昭瑞拍下了這次試驗的幾張歷史性照片,其中也有這張照片。 
  人們面對著這朵比原子彈的蘑菇雲要壯觀得多的傘狀煙雲,歡呼聲經久不息。 
  歡呼聲中,父親讓劉長明催問有關方面盡快彙集各種數據,計算出眼前實現的核爆炸的當量,夠不夠得上氫彈級爆炸? 
  科學家們緊張地計算著,很快就報告說:「初步計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萬噸梯恩梯炸藥的當量以上(據最後各項數據測算的結果為330萬噸),是氫彈爆炸!」 
  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父親對身邊的張蘊鈺說:「300萬噸,夠了!夠了!」 
  他的意思是,氫彈的當量達到了設計要求,這樣的威力,在作戰實用時完全夠了。 
  這時,父親已經來到指揮部,帳篷是臨時扯起來,還沒有弄好。到那裡父親趕緊要通北京的電話。先給周總理報告,講這氫彈試驗成功了,科學家初步計算,氫彈爆炸是300萬噸左右。周總理說:代表毛主席、代表國務院、黨中央向在場的人表示祝賀。父親又給葉帥打了電話,葉帥講,代表中央軍委向全體參試人員表示祝賀。 
  父親走出指揮部帳篷,回到陣地,大家還在歡呼。父親向熱烈鼓掌的人群揮手致意,大聲轉達了周總理、葉劍英的祝賀。 
  1967年6月17日11時,父親乘飛機趕回馬蘭機場,向執行任務的機組人員表示感謝、慰問和祝賀,並同他們合影留念。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我國只用了兩年零8個月,以最快的速度,趕在法國之前,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這兩個發展階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親說出了上述時間表。父親自豪地對身邊的人說:「中國人民是有志氣的,我們的科學家該有多好啊!」 
  父親主持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右為張震寰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美國1952年爆炸的是一個65噸重、三層樓高的氫彈裝置;蘇聯1953年爆炸的第一顆氫彈雖能用飛機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萬噸。而中國第一次氫彈試驗,便成功地實現了體積較小、重量較輕、聚變比較高的百萬噸級氫彈的預期目標。它再一次證明,外國人能辦到的事,中國人也一定能夠辦到,而且能夠辦得更好。 
  氫彈爆炸後不久,毛澤東高興地說:「兩年零八個月搞出氫彈,我們現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們搞原子彈、導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發給他一個一噸重的勳章。」 
  我手頭的一份資料表明:我國在突破原子彈和氫彈以後,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彈技術。美國和蘇聯先後做了上千次核試驗,法國也做了200多次核試驗,我國總共只做了45次,但我國核武器的技術水平並不低。我國核試驗的成功率和效費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萬噸,夠了!夠了!(3)   
  氫彈炸響兩天之後,父親乘飛機回北京。在馬蘭機場,他站在飛機的舷梯上,面對前來送行的兩派群眾,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過去試驗的是原子彈,是『裂變』產生的威力。這次試驗的是氫彈,是『聚變』產生的威力。希望你們團結起來,像『聚變』一樣,把基地的各項工作搞好!」 
  飛機起飛了,父親戀戀不捨地望著機翼下的大地。也許這時候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出征羅布泊。在文革的風暴中,他見證了兩次核聚變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這是來之不易的。 
  直到父親的晚年,他一直關心著我國核武器事業的發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親出席了中央軍委會議,聽取國防科委關於10月17日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的情況匯報。 
  朱光亞回憶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1978—1979年間,聶帥發現了『文化大革命』中研製計劃出現的問題。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產物,要求研究用強擊機帶核炸彈,這大概是從林彪、吳法憲這條線下達的任務。工作已經開展,也投了不少錢。到了粉碎『四人幫』以後,聶帥很明確地提出這樣的工作是不宜於開展下去的。他從運載工具有缺點,特別是從我們的戰略思想、我們的政策的高度來看武器型號發展的。聶帥指出,我軍是積極防禦的戰略,我們不應該發展這樣一種型號的武器。在1979年的『專委』會上,這是最後的一次專委會,小平同志、葉帥、聶帥、徐帥都參加了,聶帥在會上又闡述了他的觀點,會上很多領導同志認為聶帥是非常正確的,於是這個項目就下馬了。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聶帥運籌帷幄,從比較高的角度來分析、指導我們的國防科學技術工作應該怎樣發展,這點對我教育很深。」 
  1980年後,我國核試驗完全轉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國在成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地下核爆炸後宣佈暫停核試驗,這一天,我國政府莊嚴宣佈: 
  「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試驗起,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現已建立起一支精幹、有效的核自衛力量。中國廣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以及所有從事國防建設的工作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為研製和發展我國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 
  父親與核試驗基地的同志們共享成功後的喜悅     
  山高水長 藍天上的中國星   
  我很關心這件事(1)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在這裡,他把衛星與原子彈、氫彈等同起來,可見,衛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的原子彈、導彈的研製還在起步階段時,衛星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主要取決於毛澤東的決心。 
  1957年10月4日,蘇聯科學家成功地將一顆重184磅的金屬球,由運載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這個高度使金屬球不至於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屬球每95分鐘以橢圓軌道繞地球轉一圈。這就是人類向太空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它的名字叫「伴侶一號」。它開創了人類進軍地球外層空間的新紀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蘇聯舉國歡騰。當時,我們這些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生也受到強烈的感染,大家紛紛議論,什麼時候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人造衛星。但我們深知,這太難了,對於中國來說,還是很遙遠的事情。 
  就在蘇聯衛星上天不久,毛澤東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首腦會議,一下飛機,他便在莫斯科機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它標誌著人類進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紀元的開始。讓我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向蘇維埃共和國和蘇聯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 
  11月2日,蘇聯的第二顆衛星又上了天。當時毛澤東仍在莫斯科,他對赫魯曉夫說:「好,你們又一顆衛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國吹得神乎其神,為什麼連一個山藥蛋都沒拋上去呢?這個意義很大,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1958年1月,美國步蘇聯後塵,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 
  科技界研製衛星的熱情受到巨大鼓舞。錢學森、趙九章、陸元九等科學家積極倡導中國也要研製人造衛星。同時,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國許多著名高等學府紛紛設置相關專業,進行研究人造衛星的人才培養和探索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也要搞一點人造衛星。」 
  他還風趣地說:我們要拋就拋大的,也許要從較小的拋起,但像美國那只有雞蛋大的,我們不拋。 
  毛澤東發話了,父親作為主管全國科學工作的副總理,毫無疑問,他得抓落實。熱愛科學的他,對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很敏感的,儘管全中國還沒有一個人見過衛星是什麼樣子,但熱情是不能少的。 
  八大二次會議剛剛結束,父親便於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員開會,聽取了錢學森關於五院與中國科學院的協作分工,以及研製與發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衛星、洲際彈道導彈的設想意見的匯報。在討論時,錢學森提出了研製衛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製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遠程運載火箭,發射第一顆衛星,第三步以原子能為動力的火箭,發射性能更先進更重更大的衛星。 
  父親同意錢學森所談的關於五院與中國科學院協作搞人造地球衛星的意見,也同意錢學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五院負責研製探空火箭,中國科學院負責衛星本體的研製工作。 
  對於這個設想,父親積極支持。他深信,研製人造衛星,探索宇宙空間,對我國的科技事業,無論是在民用和軍用方面,都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早點動手比晚動手要好。 
  6月初,父親患眼疾,住院治療。6月9日,安東來醫院探望他,他問起研製人造衛星的安排落實情況,說:「我很關心這件事,希望你再找五院、科學院、一機部等單位開個會,趕快把力量組織起來,各就各位,開始工作。」 
  按照父親的要求,8月份,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中國科學院581小組」,負責協調和計劃研製人造地球衛星的工作。所謂「581」,表示研製衛星是中國科學院1958年的頭號任務。由錢學森任組長,趙九章、衛一清任副組長。但限於我國當時的技術條件,這項工作開始時主要進行理論上的研究。 
  當時計劃籌建衛星運載火箭及總體、衛星控制系統、衛星探測儀器及空間物理3個研究設計院。因種種原因,這個計劃當時沒能實現。 
  8月20日,在父親簽署的向中央上報的《關於12年科學規劃執行情況的檢查報告》中,正式提出了研製人造衛星的建議。這是吵嚷了半年多來,第一次在上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衛星的事。 
  1960年4月,父親參觀上海電機廠 
  報告上說—— 
  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將使尖端科學技術加速前進;開闢新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領域,為導彈技術動員後備力量。同時,大型的衛星上天是洲際彈道導彈成功的公開標誌,是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集中表現,是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向高層空間發展不可少的工具。圍繞人造地球衛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將被帶動起來。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溫合金和精密機械加工技術的發展、利用能源發電的新技術、無線電電子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技術等。人造地球衛星首先成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個有力工具……將成為高空中生物研究和開展星際航行探索工作的前奏。實施的步驟:首先發射探空火箭,展開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決遙控、遙測技術和觀察中的一系列問題。   
  我很關心這件事(2)   
  此後,中國科學院加快了成立衛星運載火箭及總體設計院的工作。同年11月,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經父親批准,這個院遷往上海,組建了中國科學院上海機電設計院,專門從事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 
  1959年1月上旬,父親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國地方科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鼓勵上海的科技界和國防科研單位,要大力支持中國科學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 
  上海地方科技工作會議後不久,張勁夫傳達了鄧小平、陳雲的指示:現在撥巨款研製人造衛星,與國力不相稱,要調整空間技術研究任務。 
  據此,張勁夫提出,科學院的近期研製方針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親表示,完全同意鄧小平、陳雲的指示和中國科學院的近期方針。目前,確實出現了科研戰線拉得太長的情況,某些項目收縮一下,對集中力量研製導彈、原子彈是有好處的。搞探空火箭,本來就是我們研究人造衛星的第一步任務,今後就要在研製探空火箭方面做紮實、細緻、艱苦的工作。 
  此後,中國科學院上海機電設計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員的艱苦努力下,在研製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960年2月,他們自行研製成功了「T-7M」型液體探空火箭,火箭直徑只有250毫米,起飛重量190公斤,發射高度8公里。雖然它像個大炮仗,但它畢竟是中國人研製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這一年的4月18日,父親在張勁夫、郭沫若、錢學森等人陪同下,冒雨來到位於上海江灣機場內的簡易試車台,觀察了「T-7M」火箭發動機的熱試車,對研製火箭發動機的專家們給予了熱情的鼓勵。 
  5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科技展覽會上察看了這種探空火箭後,大加讚揚,勉勵說:「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澤東似乎意猶未盡,又說:「應該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親(左四)、張勁夫(左三)、錢學森(左二) 
  視察探空火箭發動機試車情況 
  5個月後,發射重量達1138公斤,飛行高度60公里,攜帶25公斤氣象探測儀器的我國第一枚T-7型高空氣象火箭,在安徽省廣德縣山區發射成功。這應該算作中國人在人造衛星的研製中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績。 
  但是,由於3年經濟困難的影響,由於蘇聯單方面撕毀新技術協定,在國防尖端項目研究「縮短戰線」的政策調整中,中國的衛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後便是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1)   
  1964年,中國的地對地彈道導彈、原子彈先後炸響,震驚世界。沉默了許久的衛星,又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向周恩來遞交了一份關於盡快規劃中國人造衛星問題的建議書,引起周恩來的關注。 
  差不多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寫了一份建議書,建議我國暫停研製的人造衛星,應該重新上馬。 
  錢學森寫道—— 
  自蘇聯1957年10月4日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來,中國科學院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對這些技術都有過一些考慮,但未作為一項研製任務。現在看來,彈道導彈已有一定基礎,如進一步發展,即能發射攜帶儀器的衛星,計劃中的洲際導彈也有發射人造衛星的能力。工作是艱苦複雜的,必須及早開展有關研究,才能到時拿出東西。因此,建議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計劃,列入國家計劃,促其發展。 
  1965年2月初,父親看過錢學森寫的報告之後,作出如下批示—— 
  我國導彈必須有步驟地向遠程、洲際和人造衛星發展,這點我一直很明確。人造衛星早就有過考慮,但過去由於中程彈道式導彈還未搞出來,技術力量安排上有困難,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這個問題。錢的這個建議,我意,請張愛萍邀錢學森、張勁夫等有關同志及部門座談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積極去搞。步驟上,還是先把中程導彈搞出來,作為運載工具。頭部(衛星)要與中國科學院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術的力量。如何分工,請在座談會上研究一下。可考慮衛星以中國科學院為主進行研製。 
  根據父親的意見,國防科委組織力量對研製衛星進行了可行性論證,並將論證結果報告給中央專委。 
  1965年3月,在張愛萍的主持下,國防科委召開了發展我國人造衛星的可行性座談會,張勁夫、錢學森、孫俊人、趙九章、呂強等3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上,與會者對發射人造衛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並對運載工具的選擇及衛星的重量問題也進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後一致認為,現在技術基礎已經具備,研製和發射衛星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義,應該統一規劃,有步驟地開展衛星工程的研製。 
  5月初,中央專委批准了國防科委的報告,將研製衛星列入國家計劃。 
  7月2日那天,父親專門聽取張勁夫、張震寰的匯報,內容是中國科學院提出的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方案。 
  聽完匯報後,父親說:「研製、發射人造衛星是個很複雜的任務,要很好地分工。衛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科學尖端,它過了關,可以帶動一系列技術的發展。運載火箭及其第三級火箭還是由七機部研製。」 
  他又說:「我國的第一顆衛星能發射上天,能聽到、看到,考驗了運載工具和探測儀器就不錯了。為抓好研製、發射人造衛星這項工作,需要組織一個專門的委員會或小組,下設一個業務局做具體工作。我國究竟需要發射一些什麼型號的衛星,要很好論證、研究。型號不要太多。……西北導彈試驗基地將來要成為一個基本的衛星發射試驗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動的測量設備,搞一些臨時的或輔助的試驗基地。」 
  半個月以後,父親在聽取七機部領導王秉璋、錢學森等人匯報時,又談到了衛星的問題。他說,如果運載工具1969年能搞出來,1970年放人造衛星是可能的。 
  他又說,人造衛星的研製由中國科學院擔任,這個擔子已不輕。運載工具包括第三級火箭,應由七機部搞。第一顆人造衛星不必搞什麼更多的科學探測,只要放上去,送入軌道,能轉起來,聽得著,看得見,就行。成功後,再搞通信、偵察、氣象等衛星。 
  他還說,「大躍進」時,誰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號,事實教訓我們,上天不是那麼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來,父親一直反對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頭,搞大協作。搞衛星,他仍然是這個觀點。 
  隨後,中國科學院上報了衛星研製規劃。 
  8月2日,中央專委會第12次會議批准了這個報告。專委會對中國第一顆衛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須考慮政治影響。我國第一顆衛星應該比蘇美第一個衛星先進,表現在比他們重量重,發射機的功率大,工作壽命長,技術新,聽得見。 
  中央專委會還確定了中國發展人造衛星的方針:由簡到繁,由易到難,從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逐步發展。並對衛星工程作了明確分工:整個衛星工程由國防科委組織協調;衛星本體和地面測控系統由中國科學院負責;運載火箭由七機部第八設計院負責;衛星發射場由國防科委試驗基地負責建設。   
  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2)   
  這樣,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便開始進入了工程研製階段。為全國協作方便和保密起見,再加上提出搞人造衛星建議的時間是1965年1月,於是,中央專委確定,把搞人造衛星的代號定為「651」任務。 
  9月,中國科學院組建了衛星設計院,由趙九章任院長。中國的第一顆衛星定名為「東方紅一號」。 
  中國人造衛星的研製工程,終於正式起步。 
  東方紅一號上馬不久,文化大革命來臨了,人造衛星工程的研製受到很大干擾。父親那時候緊緊盯著「兩彈結合」試驗,盯著氫彈,除此之外,他還盯著核潛艇和衛星。搞兩彈結合試驗成功後,他到馬蘭核試驗基地視察,離開馬蘭,他沒有直飛北京,而是和張震寰、錢學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時間是1966年11月17日。 
  他這次來,是專門為了衛星來的。 
  導彈試驗基地的領導李福澤、栗在山、張貽祥等,起初不明白父親他們為什麼又來這裡。父親說:「我這次來,是有件要緊事和你們商量。」 
  父親說的要緊事,就是衛星的事。父親告訴他們:現在科委機關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亂了,為了不影響整個衛星發射試驗的進度,衛星地面觀測台、站的籌建工作要交給你們基地管。我回北京後,讓總參發個文件,各個台站的工程建設由各大軍區組織實施,站址勘選、設備安裝、業務工作都由你們負責。你們要抽出技術骨幹,到各個台站負責技術工藝性建設和設備安裝。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現在已無法正常運轉,也要交給你們。你們可以先作些準備工作。 
  聽父親說完,李福澤不禁面露難色,他老老實實地說出了基地的難處:「聶老總,這方面的工作,難度非常大,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又屬於地方單位,任務協調、人員管理比較複雜,讓基地來接管是很困難的。」 
  錢學森著急了,說:「科學院的人現在正忙於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北京沒法安安靜靜地搞,照目前這個樣子,衛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載都難以走上正軌。」 
  父親對李福澤說:「你們先吃後吐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先接收過來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現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難,我們的人造衛星發射試驗一定要如期實施。現在再不抓緊衛星觀測台站的建設,就趕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東風基地副參謀長喬平率領由基地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工業設計院、北京郵電設計院等單位有關人員組成的勘察組,先後在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勘察,確定了各衛星地面觀測站的站址,並確定將陝西渭南作為基地衛星測量部(即第六試驗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東風導彈試驗基地成立了衛星測量部,統一負責全國衛星測量台、站的規劃、建設及建後的使用管理。 
  此後,東風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國科學院的「七零一工程處」,並編入基地設在陝西渭南的第六試驗部。至此,從事衛星測控研究和從事火箭、導彈靶場測控工作的兩支隊伍彙集在了一起,在混亂的年代裡,開始了衛星測量控制網的建設。 
  這還不夠,為了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防尖端科研項目的衝擊,1967年3月,父親建議將各國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研究機構,由國防科委實行軍事接管。 
  這個重要建議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實上,正是這個決定,使中國的衛星研製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下來了。 
  隨後,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1967年5月,父親聽取錢學森等關於組建空間技術研究院問題的匯報時指出:「科研機構要精幹,工作要緊張,不要人浮於事。電子技術,是各軍兵種、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兼任院長,這使得衛星研製工作得以在「文革」動亂中繼續進行。而這時候,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已經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這幾件事情,父親就被捲進了「二月逆流」裡,連他自己都自身難保了。也使他漸漸被迫離開了他所鍾愛的國防尖端事業,這時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關於衛星,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回憶說—— 
  七十年代第一個春天,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叫「東方紅一號」。這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體現,但卻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給「東方紅一號」帶來許多不應有的困擾和麻煩。 
  我不懂衛星,也不管這項工作。到了1968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遇到了問題,各分系統文齊武不齊,不協調不配套。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空間技術研究院領導和設計人員在原方案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但這一修改方案卻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總體主任設計師孫家棟拿著方案找到我,孫家棟說話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們定了,拍個板,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3)   
  聽了他們的匯報,問了有關情況,我心想,這事不能拖,總得有人承擔責任。便對他說:「技術上你負責,其他問題我負責,我拍板。」 
  這個時期,七機部也沒有什麼人管事了。關於「東方紅」衛星的事,後來我又聽過一次機關匯報,也到現場看了看。衛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簡化我就拍板定了。我當時強調,最後總體決策還要向黨中央、周總理和聶帥報告。我把衛星方案修改和簡化情況報告了聶帥,聶帥也批准了。衛星計劃才得以進行下去。回想起來,當時這麼幹,除了有一種強烈責任感外,也有一點兒傻大膽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達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神州大地,中國萬民歡騰。此時的父親,剛從邯鄲下放回來不久,賦閒在家,心情鬱悶。但當他從廣播上得知,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時,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緊皺的額頭一下子舒展開了。 
  記得第一顆衛星發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勞動,喜訊傳來,我們連夜敲鑼打鼓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報喜。老鄉從睡夢中醒來,問:「這麼熱鬧,啥事啊?」我們說:「我國的人造衛星上天了。」他們說:「天上有那麼多星星了,還造什麼地球衛星?」現在想起來,這似乎有點可笑;再一想,又讓人笑不起來。那時候,科學離我們的人民群眾太遠了。 
  當年回到北京後,有一天晚上,天氣出奇的好。父親在院子裡散步,不經意間,我們抬頭,看到了從北京上空劃過的東方紅一號。父親久久地望著它,望著它的軌跡,喃喃地說:「這顆衛星,本來可以早一點上天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5個發射衛星的國家。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飛天夢想,終於一步步變成現實。從1970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來,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種長征系列型號的火箭進行了數十次衛星發射。在激烈的競爭中,中國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發射了亞星、澳星、銥星,在國際航天領域佔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高水長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一份秘密報告,催生第一代中國核潛艇   
  父親在全力領導組織「兩彈」研製的同時,十分關注我國核潛艇的研製。 
  我國第一座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開始運轉後,1958年6月18日,父親召集羅舜初、劉傑、張連奎、萬毅、安東等開會,討論研製核潛艇問題。 
  6月27日,父親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寫了關於研製導彈核潛艇的報告。報告說——我國的原子能反應堆已開始運轉,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動力利用於國防的問題。關於和平利用方面,國家科委曾開過幾次會進行研究,已有佈置。在國防利用方面,我認為也應早作安排。為此,曾邀集有關同志進行了研究,根據現有的力量,考慮到國防的需要,本著自力更生的方針,擬首先自行設計和試制能夠發射導彈的原子潛艇,先設計試制××××噸的原子潛艇,接著再設計××××噸的,前者爭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擬以羅舜初、劉傑、張連奎、王諍等4同志組成一個小組,並指定羅舜初同志任組長,張連奎同志為副組長,籌劃和組織領導這一工作。 
  報告還就海軍、一機部、二機部、五院的研製分工、核潛艇生產工廠的建設等問題提出了建議。 
  這個報告一送上去,當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報告送審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對報告作了如下批示:「請小平同志審閱後提請中央常委批准,退聶辦。」次日,鄧小平總書記仔細審閱報告後批示道:「擬同意。請主席、彭總閱後退聶。」毛主席和彭德懷也隨即圈閱了這個報告。就這樣,一項關係到海軍建設大局、關係到國防現代化建設大局的重要尖端技術工程確定了,我國核潛艇研製工作正式啟動。 
  1958年9月,二機部組建了反應堆研究室,負責核動力研究;海軍和一機部共同組建了核潛艇總體研究室,負責總體設計、研製和任務的安排落實。 
  在核潛艇研製工作開展不久,1959年9月,赫魯曉夫來華,周總理和我父親在同他的談話中,提出核潛艇的技術援助問題。可是赫魯曉夫說:「核潛艇技術複雜,你們搞不了,花錢太多,你們不要搞。」 
  對此,毛澤東十分堅定地表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這是一個響噹噹的誓言,是一個不可摧毀的信念。它代表了父親那一代人的雄心壯志,那就是,無論如何,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潛艇。 
  從此,中國走上了獨立研製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潛艇。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為主,開始潛艇核動力裝置的開發研究工作。當時,核科學人才奇缺,除了少數幾個人懂得核科學之外,大多數人對核的瞭解還是比較膚淺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國、蘇聯兩國擁有核潛艇,為了不至於使新中國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它們都對中國進行了核技術封鎖。在開始核動力潛艇研究時,科學家手中所掌握的「資料」,僅僅只有兩張外國雜誌上發表的並不完全的核潛艇外形照片。就這樣,我們的科學工作者,憑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開始了核潛艇的研製工作。 
  3年經濟困難時期,再加上蘇聯撤走專家,使我國沒有力量同時支撐原子彈、導彈與核潛艇這3個攻關攤子。中央專委決定集中力量先搞兩彈,讓核潛艇研製工作暫停。 
  此前,曾有一種意見,完全停止這項工作。 
  父親知道,完全停止研製核潛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後,將來再組織力量就難了,必須想辦法堅持下去。這時候,國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七院,該院是核潛艇研製的主要單位)院長劉華清、政治委員戴潤生也向父親建議:核潛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馬,否則,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技術隊伍也將散失,以後再重新上馬,困難更多。 
  父親同意他們的意見,最終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決定在國民經濟困難情況下,仍然保留一個由50多人組成的核動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錢、少用人的原則,把重點放在一些關鍵技術的攻關研究上,保持研製工作不斷線。 
  彭湃烈士的兒子彭士祿是我國核潛艇的總設計師,就常來我家做客。彭士祿回憶說:「由於經濟困難,核潛艇1962年下馬,目的是為確保『兩彈』成功。這時,聶帥留下50餘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動力研究室,繼續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我當時正好調到這個研究室當副主任,主持這項研究工作。當聶帥知道我在核動力研究所當副總工程師並且抓這項工作時,非常高興,囑咐我核潛艇這項工作極為重要,希望你們努力搞好。」 
  1964年,我國先後成功發射中近程地地導彈、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1965年3月,中央專委批准核潛艇工程重新全面展開研製。 
  核潛艇總體方案論證一開始,設計上就面臨著「常規艇型加核動力」與「水滴線型加核動力」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 
  一種觀點認為,國家因經濟困難,科學技術、工業基礎還較落後,應採用「常規艇型加核動力」。其根據是,人家先進國家都是遵從這樣的路子:普通線型核動力—常規水滴型—核動力水滴型。認為現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後期那種「冒進」的錯誤,在自身實力不強的情況下,將人家的「三步」化為「一步」走。 
  黃旭華總工程師等人堅決主張搞「核動力水滴線型」方案,認為我們不能因為五十年代的「冒進」而裹足不前。「核動力水滴線型」方案是經過幾年調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實驗基礎上提出的。它的特點是:圓形截 面,流線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機動靈活,生命力強,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都在研製的目標。只要我們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三步」並作「一步」不是沒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親專門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就核潛艇的艇型、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研製程序和研製實施等重要問題,進行研究。 
  父親聽得很認真,不時地插話詢問情況,並當場與有關方面負責人商量探討。最後,父親做結論說: 
  「總體不要用常規潛艇的艇型,要重新設計,不然搞得兩不像,又不像常規潛艇,又不像核潛艇。」 
  「中國的核潛艇絕不是『核動力加常規艇型』,而應該是『好馬配金鞍』,搞『核動力水滴線型』!」 
  多年後,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來看望父親。黃旭華回憶說:「聶帥的這個決策,意義非常深遠。別看是簡單幾句話,使我們受到極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廈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廈決不等於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於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潛艇決不等於常規潛艇加一個核電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國「核潛艇之父」裡科弗上將在參觀我國「長征一號」水滴型核潛艇後,頗為驚奇。中國六十年代能研製成功核動力水滴型潛艇使他感歎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稱讚說:「這完全可以與同時代先進國家的核潛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問題上,也曾有幾種不同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建造1比1核動力模式堆裝置「花錢太多,不值得」。 
  以錢三強、彭士祿、趙仁愷代表的專家們則認為,我們沒有反應堆設計和核動力裝置試驗運行經驗,為驗證設計、摸索可控核裂變的規律,考驗材料設備、培訓艇員,這不是任何單項模擬裝置能夠代替的。美、英、法等國都曾經建有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不是沒有科學道理的。我們這樣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國的做法,而是按科學規律辦事。試想,造架飛機,造輛汽車都需要製作一個真實的樣品,何況製造核潛艇呢! 
  父親和國防科委領導在認真分析兩種不同觀點的爭鳴後,決定採納二機部建造陸上模式堆的方案。會後,研製部門根據父親指示,又進行了深入討論,並向中央專委和中央軍委正式報告,僅用6天時間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專委第11次會議決定,將於1970年建成陸上模式堆。   
  中央軍委「特別公函」(1)   
  核潛艇工程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其複雜程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它最起碼涉及27個省市和上千個科研、生產單位,任何一個環節上出問題,都會影響整個研製的進度。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很多參與核潛艇工程的單位受到衝擊,部分工廠停工,許多研製項目經有關部門進行協調仍然無法落實。 
  情況反映到父親那裡,父親坐不住了。他決定在北京召開有幾百人參加的工程協調會議,並明確規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會,即使正在被批鬥的也要來。為保證與會代表順利到京,父親還要求在會議通知上註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廠長、書記,不論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審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擋。 
  在那個時候召開這樣的會議,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幫人。尤其是那個時候,父親的政治處境已經十分困難,身體也很虛弱,但他還是下決心要開這個會,不然,核潛艇的建造,就會變得遙遙無期。 
  1967年6月25日,有關核潛艇的秘密會議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參加會議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領導能到會作指示,給大家鼓鼓勁。6月28日下午,父親一身戎裝出席會議並講了話,他說: 「工程工作量很大,協作面很廣,一環套一環,緊緊相扣,每個部分的工作都要從大局出發,只能提前,不要拖後,不要因為自己的部分,影響整個進程。困難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克服解決。」 
  最後,他又說:「一定要按時完成任務,為加強我國的國防做出新的貢獻!」 
  父親出席這次會議的情況深深地印在了一些與會代表的腦子裡,許多年後,他們還能回憶起很多的細節。 
  會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對核潛艇研製工作橫加干涉和阻撓。父親忍不住發火了,大聲說:「不要理他們!抓國防建設,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銬,這個工程我也抓定了!」 
  協調會後,大多數單位的研製工作開展起來了,但也有少數單位,任務遲遲落實不下去,甚至連協調會的精神也無法傳達。 
  劉華清回憶說:「『文革』中,由於工廠、科研單位陷於混亂,核潛艇的研製工作面臨中斷的危險。有的廠、所領導就來北京要求工程辦公室派人去解難。開始還能派人去,以後多了,也應付不過來。有的同志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一個專門文件,但有的同志怕這樣被誤解為『以生產壓革命』。我和大家反覆研究後,決定向聶帥提出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一個關於核潛艇工程特別公函,強調核潛艇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對國防建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衝擊生產研究現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必須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1967年8月,中央軍委發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特別公函』。當時各有關部、院主管核潛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別公函』為依據,確實排除了不少干擾,保證了科研任務不致中斷。」 
  父親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簽發那份史無前例的「特別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劉華清懷揣著打印好的一份材料,來到父親在國防部的辦公室。劉華清說了沒幾句,父親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鏡,仔細地看完「特別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筆來,莊重地簽上了「聶榮臻」三個大字。 
  不經軍委常委會研究,不經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點頭,當時已經捲進了「二月逆流」的父親,簽發這樣一份面向全國的文件,是冒著很大風險的。後來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大膽,父親想了想說:「豁出去了。」 
  當天,劉華清把父親簽發的那份「特別公函」帶到了核潛艇工程協調辦公室,人們的激動之情難以言表。 
  劉華清認為,在這件事情上,父親有著「大無畏的精神」。 
  後來的事實證明,「特別公函」 是動亂年代裡的一柄「尚方寶劍」。各有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親自帶人到生產廠、製造車間、試驗室、研究所傳達「特別公函」 :「核潛艇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尖端國防工程。任何單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衝擊車間,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 
  「尚方寶劍」一亮出,與核潛艇有關的單位,生產科研秩序紛紛恢復了。 
  後來,總設計師彭士祿、黃旭華,以及陳佑銘這些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的元老,感慨地說:我們能在動亂的歲月裡,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按中央預定的日期將核潛艇研製成功,如果沒有「特別公函」,沒有毛主席、周總理、聶帥等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直接領導,沒有全國工人階級、科技人員的大力協作,我們不可能創造奇跡。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員和建設者們將我國第一艘核潛艇推向海洋。   
  中央軍委「特別公函」(2)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潛艇經過半年的反應堆安裝和調試,開始下水試航。 
  1974年8月, 88歲高齡的朱德元帥登上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的指揮艦,在碧波蕩漾的大海上檢閱了中國自己研製的核潛艇。 
  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親聽取海軍領導匯報我軍核潛艇和新型導彈驅逐艦的研製情況,並觀看了這兩型艦艇的紀錄片。父親高興地稱讚說:這兩年海軍裝備的研製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 
  中國是世界上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核潛艇在較短的時間內研製成功,使中國人在海洋上有了一個戰略制高點,它的重大意義是難以估量的。中國核潛艇製造者們在完成第一代核潛艇後,不久又將中國的彈道導彈核潛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國水下發射運載火箭成功。這是我國彈道導彈核潛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潛艇下水,新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到場剪綵,我當時就站在江澤民和其他軍委領導同志身邊,一股強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與核潛艇有關研製人員合影 
  七十年代初,我調到海軍「船辦」、國務院、中央軍委「09、718」工程辦公室,開始參與海軍裝備研製的組織管理工作,有機會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廣大科技人員和工人為核潛艇的研製、為海軍新裝備研製的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艱苦奮鬥的精神。我也到過核潛艇總裝廠,接觸過軍隊搞核潛艇工程的許多同志,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搞核潛艇不容易,搞核潛艇光榮!都感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決策英明。核潛艇在較短的時間內研製成功,使我國的海軍戰鬥威力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目前,我國第一代核潛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國的核潛艇裝備技術又有了新的發展。我想,父親對此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的。     
  山高水長 坎坷歲月不了情   
  讓你牽掛讓你憂(1)   
  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父親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兼黨組書記、國防科委主任兼黨委書記等職務。自從1956年他主動請纓,率領知識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領域裡的「珠穆朗瑪峰」以來,一晃10年過去了。這10年裡,他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領導科技工作上。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不平凡的10年。眾所周知,科技戰線捷報頻傳,「兩彈」的橫空出世,讓中國步入了大國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發展,前景喜人。許多事實已經證明,中國人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願望,已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驟然降臨了。 
  父親聯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風暴,他意識到,在這場政治風浪中,自己應該盡力保護好科技界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沒有他們,新中國將一事無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的一個多月後,父親與有關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對待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幾個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左派、中派,應予團結保護。對科研機構的要害部門要嚴加保衛,如有人搶檔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洩露國家機密、破壞儀器設備等,一律以反革命論處。 
  這算是父親在「文革」初期發出的第一個聲音:他要保護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科研機構。 
  但是,這個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強烈反對,勉強在少數科研部門試行了一段時間,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親與李富春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匯報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情況時,又重申了保護知識分子、保護科研設備的觀點。 
  而這時候,造反派已經開始點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頭出現了更多的「炮轟聶榮臻」的大標語。我記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煙囪上垂下來一幅巨型標語,上書:「萬炮齊轟聶榮臻」。我心裡很不是滋味。聽人講,北京火車站的一幅批判聶榮臻的標語最為「壯觀」——一輛解放牌卡車橫過來,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個字。 
  父親的處境已經很不妙了。可是,此時父親所想的,並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護知識分子和科研設備,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機會,他就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建議,要保護像錢學森、華羅庚這樣的著名科學家,這些人是「國寶」,你不能連「國寶」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親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打電話,說:「我歷來主張,對老一代的自然科學家,只要他們愛國,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就應該充分利用他們的所長。至於世界觀的改造,慢慢地通過學習、工作和生活的鬥爭,逐步加以改造。這樣做,對我們的事業有利。」 
  8月上旬,父親出席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條」。 
  父親當上政治局委員,我沒見他有絲毫的高興。倒是知道,這次會議上,經過他的努力,把保護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這一條寫進了「十六條」中,該文件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雖然只有一句話,但父親對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擔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連三地出現。一天,他收到一封山東大學造反派組織的來信,說他們的校長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請他給予支持。父親一看就火了,當即回信說,成仿吾參加過長征,在晉察冀邊區敵後艱苦的條件下創辦大學,很有成績,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存在反黨問題。據說,因為這封信,成仿吾暫時過了關。 
  又有一天,父親收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建人的來信,信上說,浙江大學的副校長、著名教授陳建功正在遭受批鬥,罪名是莫須有的,請聶帥關心一下,幫助陳教授擺脫厄運。父親和周建人、陳建功並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陳教授不可能反黨,一個大學教授,頂多是給黨提幾條意見建議,是為了黨好,才這麼做的呀!看過信,父親立即將信批轉給當時中央「文革」分管華東地區工作的張春橋,要張出面保護一下陳教授。然而得到的答覆是:這類事,只有群眾才能決定,張某人管不了。 
  這個答覆令父親憤慨。就是從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張春橋這個人居心不良。無奈之下,父親又寫信給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可是這時候江華也是自身難保,父親的信石沉大海。過了好久,他還在念叨:「也不知陳教授怎麼樣了……」 
  文化大革命的勢頭越來越猛,大大超出了父親的預料。本來,他以為這場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情,對科技界來說,主要是加強政治學習,進一步改造世界觀的問題。現在,事情遠不是那麼回事。   
  讓你牽掛讓你憂(2)   
  八一建軍節的前兩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科學口萬人大會,這預示著他們要對科學口動手。那天下午3點,戚本禹給父親的辦公室打來電話,對接電話的秘書說:「今天晚上8點,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科學口萬人大會,動員開展文化大革命,你們要立即組織落實參加會議的人員以及與開會有關的事項。」 
  秘書問:「此事是報告聶帥徵求意見,還是已經決定了?」 
  戚本禹說:「已經報告江青、陳伯達同意,不管聶老總同不同意,會議都得開,你們通知他到會就行了。」 
  父親接到報告,不由一愣:8點鐘的會議現在才通知,顯然是突然襲擊。看來那些人沒安好心啊。 
  會議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開到午夜2點才結束。會上公開點了一些領導幹部和科學家的名,並且叫喊科學口運動很不得力,要加溫。對此,父親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當會議主持人要他講話時,他一言不發。最終他一句話也沒講,而且提前退出會場,以表達他的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在父親殷殷盼望科學界不要出亂子時,他分管的中國科學院貼出了大字報,說:「中國科學院是黑的。」「科學工作十四條是黑線。」 
  這讓父親憤怒不已,他氣憤地說:「我看中國科學院是紅的!科學工作十四條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是紅線,怎麼能說是黑線呢?」 
  他又說:「要批就來批我好了!」 
  他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聽了也很生氣,通過自己在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正式宣佈:「科學工作十四條是紅線。」這才把問題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國科學院還算是比較安靜的,這與父親和周恩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是後來他們都無能為力了,中國科學院成了「文革」的重災區。 
  不久,雲南落雪山宇宙觀測站一位科學家打電話給國防科委,告急說:「由於兩派武鬥,觀測站已經開了槍,現在有人正在燒房子,如果局勢發展下去,觀測站可就要被毀了。」 
  「那裡不是有『支左』的部隊嗎?」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隊動手,阻止不住啊!」 
  情況十分危急,國防科委立即向父親請示。這個觀測站太重要了,絕不能讓其毀掉。父親焦急萬分,立即打電話給雲南省軍區領導人,嚴厲地明確指示:「部隊不是『支左』,而是要保護好觀測站。」 
  正是由於父親的當機立斷,這個觀測站保住了,有關的科學家和國防科研項目也被保護下來。 
  11月30日,軍委召開常委會,父親不失時機地匯報說,現在有些科學家不斷受到衝擊,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隔離。這對「兩彈」的研製十分不利。他建議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一次有關的科學家,一方面可以鼓勵他們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學家的貢獻,不要再去無端地干擾他們。 
  會議同意了父親的意見,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親的想法。這次會議還做出決定:對科學家抄家,是違反黨的政策的,有關部門和個人,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 
  雖然後來毛澤東沒有出面接見科學家,但是父親的意見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為了保護科學家,父親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竭盡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親的老部下傅崇碧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這位正直、勇敢的將領幫了父親的大忙,他理解父親,也尊重、敬佩父親,知道父親是在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著想,才捨身去保護科學家的。所以,他寧可自己受委屈,受責難,也要冒險去按老領導說的辦。他說:「聶帥都豁出去了,我還怕什麼?」 
  傅崇碧永遠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親兩次憂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護那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專家,說這些人是我們國家非常需要的,並把名單提供給他,還特別叮囑,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國防尖端的機密材料。 
  傅崇碧點頭答應了。很快,衛戍區對專家們的駐地加強了警衛,還派了一些便衣。江青聞知,怒不可遏地說:「他們造反,你們為什麼這個也限制,那個也限制,就是開紅燈不開綠燈。」 
  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專家。父親得到消息,馬上親自給傅崇碧打電話,下令「無論如何要保護這些人」。於是,這批曾對中國國防尖端事業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科學家,被請到七機部的一座僻靜的樓上。傅崇碧先是派一個連在樓下警戒,感到還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個加強連,相當於一個營的兵力在此保護,其他一些科研機構也加強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這事,她責問傅崇碧:「誰叫你保護這些『臭老九』的?」   
  讓你牽掛讓你憂(3)   
  傅崇碧將軍晚年回憶說:「我也不能講是聶帥要我加強警戒,保護他們的。我就打了周總理的旗號,也打了毛主席的旗號……毛主席給我說過,不能叫知識分子『臭老九』,還說:『老九不能走』。就是這樣講的。」 
  傅崇碧就這樣把江青頂了回去。後來他把情況報給周總理。周總理旗幟鮮明地說:「聶老總的做法對!」 
  正是由於周恩來、父親和傅崇碧等人採取了這個嚴密的措施,那些科學家才順利地度過了文革初期最混亂的歲月。 
  沒過多久,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與核試驗有關的絕密資料,被造反派裝上汽車拉走了!傅崇碧問研究人員,得知這些資料非常重要,他立即向父親作了匯報,父親一聽,急了,他斬釘截鐵地說:「要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把材料搞回來!」 
  傅崇碧也向周總理作了報告,總理也是這個態度。於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員劉光甫具體負責,組織了100多人,連夜分乘10多輛汽車四處去追討,自己在家坐鎮指揮。 
  傅崇碧後來說:「這中間,聶老帥幾乎是每過一個小時打次電話,問:材料追回來了沒有?他都沒有睡覺,不停地過問這個事情。我說還沒有,還沒有音訊。一晚上他就問了4次,親自打電話,最後快到天明了,把這些材料追回來了,給他報告了,他很高興。說:這些材料無論如何要嚴格封閉起來,不能讓造反派亂動。」 
  事後人們才知道,那是一批決定著中國科研事業命運的寶貴資料。全部追回來後,父親才放心,並親自給周總理打電話作了匯報。 
  傅崇碧說:「沒有總理、聶帥,老實講,這些搞原子彈,搞導彈的專家,沒有人保護,很危險。只要總理、聶帥講要保護,我們堅決執行。不管你江青,還是「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麼搗亂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組這些人,沒有在黨裡幹過什麼事,我們不能馬馬虎虎聽你的,雖然不敢反對,你講了我可以聽,但不執行,拖,還是按聶帥、總理講的辦,對這些人進行保護……正因為如此,『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沒有放過聶帥,為什麼?因為他保護『臭老九』,保護這些知識分子。」 
  動亂發生後,各地的國防工廠紛紛告急。這些工廠有的十分重要,關係到國家的重大利益,必須保護好,否則一出問題就是大問題,就難以收拾。 
  父親平時最擔心的,除了科學家們,就是那些事關國家命運的國防工廠。 
  最早出現問題的國防機密工廠,是設在青海省西寧市的221廠。前面已經講過,由於父親的立機立斷,經請示周總理後,這才平息了該廠的內亂。 
  接著,蘭州的國防工廠也告急。七機部兩派之間的武鬥不斷升級,各國防研究院、工廠與國防科研協作關係密切的中國科學院的某些研究單位,也都紛紛告急。 
  那段時間,每天都有告急的電話打到父親那裡。父親意識到,任其亂下去,如不採取斷然措施,國家將會蒙受重大損失,因為那些國防工廠、科研單位不是一般的單位,一般的工廠受到衝擊,頂多停產,而這些單位事關國家機密,有的還對社會安全構成隱患,如果大亂,局面肯定會難以收拾。 
  憂心如焚的父親想到了一個辦法。3月11日,他向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常委、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送上了《關於軍事接管和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的報告》,報告中說:現在國防工業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承擔國防科研任務的各研究所,大多癱瘓,研究工作停頓,三線建設問題很多。這種狀況十分不利,必須迅速改變。建議將二機部九院、三機部六院、五機部機械研究所、四機部十院、六機部七院、七機部、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所屬各單位,由國防科委軍事接管,以恢復科研和生產工作。 
  據父親的秘書們回憶,報告送上去後,父親寢食不安,就怕萬一給打回來,他若再想保護國防科研單位和工廠,就無能為力了。 
  10天之後,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批示發給父親,父親心中大喜,10天來的憂慮,終於有了結果。他立即組織國防科委落實。他在對參加軍管的人員講話時,明確提出:「國防機密工廠不搞奪權,群眾組織不得監督單位領導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單位,要盡快著手組建黨委,使他們自身走上正軌,以便撤出軍管人員。」 
  不久,被軍管的各單位形勢一度好轉。父親終於鬆了口氣。他想趁熱打鐵,在7月15日的軍委常委會議上,他又提議把軍事接管的單位,組成18個研究院,以便開展國防科研工作。9月20日,這個提議在經過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討論後,正式形成了《聶榮臻同志關於國防科研體制調整改組方案的報告》,上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中央常委、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審批。   
  讓你牽掛讓你憂(4)   
  報告中說:「根據集中統一、分工協作、以軍為主、軍民結合的原則,從軍隊發展武器裝備的需要出發,進行全面規劃,統籌安排,擬將中央批准接管的國防科研單位,調整改組為18個研究院。」 
  這18個研究院分別是:1、地對地導彈,2、地對空導彈,3、艦對艦導彈,4、潛對地導彈,5、衛星,6、飛機,7、艦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電子整機,11、火炮,12、裝甲坦克,13、特種武器,14、電子元件,15、光學和精密機械,16、新材料,17、空氣動力,18、工程設計。父親在報告中說,這樣調整改組的好處是:可使研究與作戰使用緊密結合,更好地為我軍戰略方針服務;有利於大力協同;可更好地貫徹「兩彈為主,導彈第一,努力發展電子技術」的方針;可迅速自行設計武器裝備。 
  這18個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進一步補充加強;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來,新組建的。 
  這是文革中父親為擺脫國防科研工作面臨的困難局面,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可以說,這是父親在動亂年代為保護國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願望是,既要保護好這些單位不受衝擊,同時還不中斷國防科研工作。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榮臻同志:此件壓了很久,今天看過,很好,照辦。」 
  11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發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單位遵照執行。 
  父親太愛科學事業了,他的努力沒有白費。正是這個舉措,使國防科研單位在混亂的年代裡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間,科研成果仍然能夠湧現,比如氫彈爆炸,比如衛星上天,比如核潛艇下水。這都是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試驗成功的。中國的國防科研人員,於逆境中為民族做出的貢獻,更是彌足珍貴。 
  但是,他個人卻又為此多了一份「罪狀」,國防科委的造反派說:「聶榮臻為了壘聶氏山頭,所以想出了組建18個研究院的主意。」 
  還有人說:「過去說羅長子(羅瑞卿)手伸得很長,現在聶榮臻的手伸得比羅長子更長,他從原子彈一直抓到了山藥蛋(馬鈴薯)。」這個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不久前,父親在聽取劉西堯匯報原子能利用問題時,曾經說過,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藥蛋經過同位素輻照,有利於防止霉變和種子的提純復壯。 
  父親去世之後,「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王大珩說:「『文革』期間,聶帥提出,要保護從事國家任務的專家。我也是保護對象。我很幸運地受到聶帥的保護,雖受到精神壓抑,總算沒受皮肉之苦。這也是要向聶帥表示衷心感謝的一件事。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後更好地從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科技界尤其是國防科技界所受的衝擊比較少些,父親為此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裡,父親牽掛科學家,牽掛科研單位,牽掛國家的科技事業。同時他作為一名軍人,一名老兵,更牽掛、憂心國家的安全和部隊的穩定。父親太愛這支軍隊了,他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樣,最不願意看到部隊出亂子。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如果部隊不穩定,國家也就談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手製造了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奪權的高潮,形勢越來越混亂,並且很快波及到軍隊。解放軍總部等領導機關暗流湧動,形勢嚴峻。 
  這種情況下,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父親等幾位軍委副主席為保持部隊穩定,進行了各種努力,費盡了心血。 
  從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連續召開多次軍委碰頭會,老帥們在會上表示,上海帶頭掀起的奪權風,把許多單位搞亂了,不值得提倡。 
  父親在一次軍委會議上說:「這麼多下級和戰友,都是從戰爭年代一起考驗過來的,互相都比較瞭解,怎麼都成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嚴重問題的人?無法理解嘛!這樣亂下去,怎麼行!」 
  其實,早在「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和那些正直的領導人一樣,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隊的穩定,他說:「人民軍隊是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天下大亂,軍隊不能亂。」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亂奪權。江青一夥先從奪取地方的權力著手,進而奪取中央的權力;林彪一夥先從奪取軍隊的權力著手,進而奪取中央權力。這其中,江青一夥也想插手軍隊,搞亂軍隊。這兩派政治勢力興風作浪,引起許多老革命家的強烈不滿。你不讓他奪權,等於擋了他的道,他必將置你於死地而後快。   
  讓你牽掛讓你憂(5)   
  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發生不久,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親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成員,就在中央領導同志碰頭會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夥發生對立。後來這些和他們對立的人,被誣蔑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們竭盡全力想穩定部隊,林彪、江青一夥挖空心思想亂中奪權,兩方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1月19日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對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老帥們與林彪、江青一夥展開了激烈爭論,發生了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鬥爭。後來,在2月14日到16日,又發生了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爭。 
  說到底,老革命家們和林彪、江青一夥的這場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法調和的。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懷仁堂會議之後,江青等人到毛澤東那裡告惡狀,歪曲事實,說這些老帥都反對毛主席。 
  毛澤東居然相信了。2月18日晚上,他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革命家,並決定召開批判會。從25日起,父親和其他人在懷仁堂參加了7次「政治生活會」,接受圍攻批鬥。從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員逐漸被打倒或不能正常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由軍委辦事組取代了中央軍委。林彪、江青一夥終於達到了目的。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著名的政治事件。在當時,父親和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這些老戰友們確實被搞得很狼狽。他們想不通,他們很無奈。但是,更嚴峻的形勢還在後面,這些革命了一輩子的老革命家,這些一輩子對黨忠誠的老共產黨員,最終被定性為所謂「二月逆流」反黨成員。   
  「逆流」中的沉與浮(1)   
  「二月逆流」事件,使父親的處境急轉直下,他的日子日益艱難起來。那時我在七機部一個研究所工作,不能每天回家,每週回來一次,見到父親,想安慰他幾句,又不知說什麼好。他明顯瘦了,目光深沉,更加沉默寡言。 
  我瞭解父親,他是講原則的人,有委屈都憋在肚子裡,守口如瓶,輕易不會說給家人聽。當時很多的情況我並不知道,是後來從別人那裡聽說的。 
  據說,毛澤東曾經說過:聶管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翹尾巴,翹到天上去就不好了。 
  這個說法不算嚴厲。林彪、「四人幫」一夥想憑這句話打倒我的父親,一時還辦不到。 
  但他們並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眾,也跟著瞎起哄。國防科委機關和七機部的造反派揪住父親不放,掀起了炮轟聶榮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父親反覆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時候,葉劍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護了父親。葉劍英給傅崇碧出主意說:「造反派要來抄聶帥的家,你們要加強警衛,對他們不客氣。以後他們會到你衛戍區來鬧,就把他們扣起來。」 
  結果真被葉帥說准了。造反派想抄我們家,被警衛趕走,他們去了1千多人到衛戍區鬧,傅崇碧緊急調了兩個團,把他們包圍起來,他們一看形勢不好,跑了,但是一個造反派頭頭沒有走掉,被衛戍區抓了起來,扣了10多天。後來江青出面干涉,那個造反派頭頭寫了檢討,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於葉帥和傅崇碧將軍的暗中幫助,我們才躲過了抄家之劫。那個時候,抄家是一個信號,家被抄,往往就會受到人身攻擊。很多老幹部都是先被抄家,後被批鬥致死的。說到底,父親和我們全家都算是幸運的。 
  父親一邊挨批一邊工作,他主抓的國防科技工作在艱難中前行,幾乎成為「文革」期間最有成效的部門,核潛艇、人造衛星的研製仍然能夠按計劃進行。這是讓他備感欣慰的。 
  雖然不斷挨批,名譽受到影響,但是父親在國防科研系統的威信仍在。擁護他的同志在某些場合說,聶榮臻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還說他「是國防科研系統的最高統帥」。結果被反對他的人抓住了「辮子」。尤其是國防科委提出「堅決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正確領導」,並作為選舉出席「國防科委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的條件,更是把父親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據」。 
  1968年4月以後,「四人幫」一夥的人拿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報告到毛澤東那裡,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在當時的一些單位裡,具體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領導人為核心,這種情況是比較常見的,比如總參開始樹立「以楊成武同志為核心」,空軍提出過「以吳法憲同志為核心」,海軍提過「以李作鵬同志為核心」。這都沒有成為什麼問題,也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重視。據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為核心的人,在毛澤東眼裡都不過是小參謀,翻不了天,但到了父親這裡就不行了,父親在紅軍時期就是一個軍團的領導人,後來又擔任一個方面軍的領導,是個元帥,影響力大,因此毛澤東就認為是個問題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頌揚,我的父親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時候,「學代會」的代表已經選出來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訂條件選代表。顯然,是那些支持、擁護他的同志「好心辦了壞事」,當時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華清在回憶錄裡也提到了這件事,周恩來批評他們「給聶老總幫了倒忙」。 
  儘管事前不知,檢討、挨批卻是少不了的。父親特意給毛澤東寫了檢討,說自己「沒有及時察覺和制止對自己的頌揚」。 
  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徹底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的社論,此後,國防科委系統掀起了批判父親「多中心論」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論」的過程中,有人還提出,父親歷史上就曾有過不適當突出自己的問題。比如在1942年的《晉察冀畫報》第一期上,刊登了鄧拓的《晉察冀舵師聶榮臻》一文,對父親進行了過頭的讚譽,那一期裡面的插圖,父親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這個事情當時父親也不知情,是別人編排的,事先父親沒有看到過。為此,延安整風時曾經批評過父親,父親也誠懇地作過檢討。 
  批判「多中心論」,這些歷史老賬都被翻了出來。對這類問題,父親不迴避,該檢討就檢討。 
  1968年8月19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父親到京西賓館聽取七機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見,有人誣稱父親搞兩面派,父親立即義正詞嚴地說:「我幾十年來是不搞陰謀的,兩面派我絕對不會做,這一條是站得住的。」父親在原則問題上的毫不妥協,使造反派們無計可施。   
  「逆流」中的沉與浮(2)   
  「多中心論」的事情還沒過去,「二月逆流」的事情又來了,真是禍不單行。 
  1968年10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對「二月逆流」的批判達到高潮。林彪在講話中說—— 
  「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他們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軍隊」、「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 
  林彪的講話,為「二月逆流」定了性。從這以後,批判所謂「二月逆流」時,都是按照林彪的這個說法進行。當時,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結果,這些開國元勳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父親在檢討中始終不承認「二月逆流」是有預謀的反黨活動。有人背後揭發他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經常見面,說了不少反黨的話。他認為,那是正常的同志間的接觸,對許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議論,那是正常的議論,因為對有些問題想不通。會上,陳伯達等人步步緊逼,追問父親與葉劍英、陳毅和徐向前接觸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監視父親活動的登記,逼他承認是「反黨集團」的活動。父親氣憤不已,當場痛斥這種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嗎?黨內還有什麼民主?你們這是搞什麼?是搞特務活動!」 
  無論父親他們怎麼辯解和解釋,林彪、江青一夥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因為那些人看到,這些老同志雖然靠邊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轟而未垮,而且許多正直的人還或明或暗地站在他們一邊,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儘管他們在毛澤東面前不斷告狀,不斷誣蔑和造謠,而毛澤東就是不說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這樣,林彪、江青一夥就認為老同志仍然是他們奪權的重大障礙,所以,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們串通起來,有計劃地對這些老同志發動了總攻。 
  據父親回憶,老同志們被分別編在不同的小組,林彪一夥、「四人幫」和康生、陳伯達等一齊出動,在各個組對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進行無情打擊,把這些人往「反黨集團」上生拉硬靠。父親被編在陳伯達掌握的第二小組,組裡成員大多是歷史上與父親共過事的老部下。他們這樣安排,一方面可以挑撥父親和這些老部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簡報的份量——這些老部下揭發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嗎? 
  還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態之外,沒有揭發什麼。有位老部下私下裡對父親的秘書說:「聶老總是個正派人,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什麼參加反黨集團?我就根本不信。你們心裡也要有個數,把他的身體照顧好。」 
  父親清楚,如果不做點檢討,這次會議上,要想過關,不是那麼容易。況且他承認,工作中有失誤。誰沒有失誤呢?有了,就要承認。於是,他交了一份「檢討」,主要還是關於「多中心論」的問題。 
  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對這個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他想用這個事情沖一衝所謂「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論」的問題不至於讓他成為反黨分子。他最不願意的,就是戴上反黨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夥就是抓住不放,說他和葉劍英、陳毅等老同志是一條線上的,誰也逃不脫。他們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終,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二月逆流」定了調子,「二月逆流」成員全都成了反黨分子。從此,父親成為國防工業、國防科研系統的主要批判對象。 
  一夜之間成了反黨分子,這讓父親感到很痛苦。他變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發,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那段時間他的飯量也很小,端給他的飯,常常是沒吃幾口就又端回來了。 
  母親張瑞華自然也受到了衝擊。解放後,她一直在中組部工作。父親出事後,中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歷史上的問題,說她在白區工作過,坐過敵人的監獄,是叛徒。母親既不辯解也不抗爭,該幹什麼幹什麼,她表現得很冷靜。 
  有一天,我問母親:「媽,人家說你是叛徒,到底怎麼回事呀?」 
  母親嚴肅地說:「力力,你信嗎?」 
  我說:「我不相信。」 
  母親欣慰地點點頭,也使我心安了許多。 
  母親以前吃過太多的苦,經歷過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堅強,特別有韌勁。文化大革命中,儘管父親和她的處境一直不妙,但她從不消沉,從不唉聲歎氣,從不愁眉苦臉。她對父親說:「我瞭解你,你知道我,我們是啥樣的人,咱們自己最清楚。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嘛。」   
  「逆流」中的沉與浮(3)   
  母親的樂觀主義精神感染了我們。「文革」期間,儘管父親時時坐在火山口上,但我並不是那麼恐懼,不像有的高幹子弟,整天嚇得要死。 
  當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在我們研究所,我被貶為「『二月逆流』的小爬蟲」,不允許再搞科研,被攆出實驗室,在所裡搞衛生,掃院子,打掃廁所,什麼髒活都干。我以前吃過苦,這點苦不算什麼,髒點臭點也沒啥。我主要是擔心父親的身體。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父親因肺炎高燒39度以上,住進了301醫院,他的心率每分鐘達150多次,非常危險。他住院時,我不能照顧他,因為所裡不准我請假。他出院回到家裡後,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回來看一下,然後再連夜回到所裡。我發現,父親突然之間變得蒼老了。那個階段,父親給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憐。 
  那個時期,父親不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還受到「楊余傅事件」與「華北山頭主義」事件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個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錯案。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夥策劃了又一起篡奪軍權的陰謀活動。經過密謀後,22日,他們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突然發佈了兩個命令。一是宣佈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二是宣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任總參謀長,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在這個事件上,顯然毛澤東受到了蒙蔽。他同意這個結果。而軍隊中如此重大的人事變更,父親他們幾位軍委副主席卻被蒙在鼓裡,事先毫無所知。顯然又是一次突然襲擊。 
  在這兩個命令宣佈以前,楊成武等3人就已經被拘禁。「楊、余、傅事件」平反後,有一次傅崇碧將軍來看望父親,他對父親說,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當他扒著鐵窗,看到對面牆上有條標語,寫著:「打倒楊余傅!」他心裡很納悶:「楊余傅」是個什麼人呢,以前怎麼沒聽說過? 
  父親聽了哈哈大笑。現在可以當個笑話來說了,但在當時,卻是壓抑得很,幾乎令人窒息。 
  誰都清楚林彪、江青一夥這樣做的目的。他們的終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篡奪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在這幾個關鍵位置上換上他們的人,是他們清除障礙的一大步驟。聯想到幾年前羅瑞卿被突然打倒,情況何其相似。 
  說起來,黃永勝和吳法憲也都是父親在一軍團時的老部下,對黃永勝這個人,父親認為,他歷史上打仗就不行,抗戰之初,因為沒有當上團長,心懷不滿,平型關大戰後,擅自率部離隊打游擊,父親知道後,馬上派人把他找回來,很少開口罵人的父親,忍不住大罵了他一頓。解放戰爭初期他隨林彪到了東北,以後便成了林的紅人。此人生活作風不好,可以說聲名狼藉,父親「文革」前去廣州時,他老婆曾多次找父親告狀,讓父親管管他。就是這樣一個名聲很差的人,而且他根本沒有能力當總參謀長,但林彪卻認為,只要大節好,小節無所謂。所謂小節,就是亂搞男女關係呀,多吃多佔呀等等,所謂大節,就是忠於他,忠於他就行,因此委以重任。至於吳法憲,更是有名的「草包司令」。劉亞樓擔任空軍司令時,他鞍前馬後,惟劉亞樓馬首是瞻。劉亞樓去世後,他混上空軍司令的寶座,馬上就變了一副面孔,要搞臭劉亞樓。196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碰頭會,批判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武漢「7·20事件」中的所謂錯誤,堂堂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吳法憲竟然對陳再道動起了手,打了陳再道幾下子。父親看在眼裡,非常氣憤。就從這個事件上可以看出,吳法憲此人惡劣到何種程度。這樣一個人,最終也被林彪看上了,為了幫他把空軍牢牢抓在手裡,就得把礙手礙腳的余立金搬掉。 
  對於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這幾人,「文革」初期,父親和葉帥都曾經保護過他們。那時他們還沒這麼得勢,軍隊的造反派屢屢衝擊他們,黃永勝在廣州呆不住,邱會作被總後反對他的群眾組織整得夠嗆,吳法憲也被人沖得厲害,父親和葉帥把他們叫到西山保護起來,西山那裡,警戒嚴密,造反派衝不進去。可就是這幾個人,到後來都是反咬一口。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幹部大會。林彪在會上說:「楊、余、傅」有個人野心,互相勾結,陰謀篡權,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撲。林彪還特意說明楊成武是晉察冀的,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言外之意,是指楊成武在搞晉察冀的山頭主義。康生在講話中更露骨地說:「我相信楊成武的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   
  「逆流」中的沉與浮(4)   
  康生顯然是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我的父親,與會的人都聽出來了。他們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誰都能看出來,要挖晉察冀的「黑後台」,父親當然是首當其衝。 
  父親在這之前因心臟病嚴重發作,身體在恢復中,醫生堅決不同意他參加會議。事後想起來,幸虧他沒去,否則可能在會上給氣死也說不定。 
  第二天上午,葉劍英來到父親在西山的臨時住處,氣憤地把頭天晚上開會的經過說了一遍。父親聽完葉帥的話,陷入了沉思。問題顯然是很嚴重的,因為歷史上楊成武長期是他的老部下。葉帥安慰了幾句就走了,父親心事重重,半天無語。最後,他歎口氣,坦然地說:「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麼黑後台。」 
  父親瞭解楊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給他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林彪、江青一夥打倒楊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還會有更大的動作。 
  「二月逆流」的問題還沒搞清,又被影射為「黑後台」,父親承受著雙重的壓力。雖然沒人上門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會善罷甘休。果然,從4月1日起,應該發給他的一些文件、電報停發了。這說明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父親冷靜地對秘書說:「不管他,文件愛發不發。『楊余傅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還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誰是黑後台。」 
  社會上的傳言越來越多,揪「黑後台」的邪風越刮越猛,矛頭大多是指向父親的。父親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擊一下,於是,4月6日那天,他把電話打到林彪家。 
  電話是葉群接的。父親問:「你們說的黑後台,究竟指的是誰?」 
  葉群支支吾吾,道:「並沒點名嘛。」 
  那天在電話上,葉群自始至終沒有說「黑後台」是父親,但也沒說「黑後台」不是父親。只是說,社會上在轟,將來轟倒誰,就是誰。 
  當然,轟倒的越多,他們越高興。 
  在林彪那裡,是不會得到好結果的。無奈之下,父親想到了毛澤東。4月7日,父親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對楊成武的看法,以及歷史上同楊成武一起工作的情況,要求同毛澤東面談一次。 
  信送走後,父親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著回音。3天後,周恩來著秘書周家鼎給父親打來電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毛澤東在父親的信上批了16個字—— 
  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 
  這個批示讓父親心裡有了一點底。父親明白了,林彪搞的這一套並不是毛澤東的意思,或者說,毛澤東並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親來到毛家灣林彪的住處。林彪表面上給「面子」,接見了父親。一番寒暄後,父親問林彪:「楊成武究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把他打倒?」 
  說到底,楊成武是一軍團的,不僅是父親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對父親的詰問,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說出一條理由:「楊成武不到我這裡來了。」 
  這讓父親想起,當年打倒羅瑞卿,林彪也說過類似的話。那意思分明是說,你不聽話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親感到這個理由太可笑了,就對林彪說:「他不到你這裡來,你是副主席嘛,打個電話他不就來了。」 
  林彪沉默。話不投機半句多,說了沒幾句,就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於是,父親告辭。出了林家的門,父親更感到楊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為他們的處境感到擔心。「文革」爆發後,不知有多少老幹部慘遭迫害,不知死活,但願他們能活下來…… 
  不久,父親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可能覺得父親情緒有點低落,就說:「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毛澤東的這幾句話讓父親心頭的陰雲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對林彪他們搞的那一套,毛澤東是有明顯保留的。有了毛主席這幾句話,「黑後台」的問題可以放一放了,楊成武他們的危險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間,八大軍區中最「倒霉」的要數北京軍區,因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不把北京軍區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夥的目光,一直都盯著北京軍區。「楊、余、傅事件」之後,反覆揭批北京軍區的「華北山頭主義」,讓北京軍區各級領導幹部人心惶惶,軍區大多數領導幹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開的華北會議上公然講道:「從聶榮臻開始,華北山頭有歷史性。從聶榮臻、楊成武、鄭維山,一個班底接著一個班底。」 
  又說:他們「都出在華北,是壞人當道。」 
  她在講話中還誣蔑父親,「從三七年就搞山頭主義」,「是華北山頭」的「黑後台」。江青的講話再一次掀起揭批「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與浮(5)   
  「九·一三事件」之後,江青一夥攫取北京軍區的念頭並沒有打消,他們靈機一動,居然又把北京軍區與林彪掛上了鉤,說北京軍區是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山頭主義窩子,借「批林整風」運動,在北京軍區第三次開展了「揭華北山頭主義窩子」的運動,又有很多人跟著倒霉。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塊塊根據地發展壯大而成的,這裡一坨,那裡一坨,應當承認,「山頭」和所謂的「山頭主義」在某些人頭腦裡是有的。毛澤東就曾公開講過,確實存在各個「山頭」。但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這些所謂的「山頭」和「山頭主義」並無大礙,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在父親這裡,他本來就是個很講原則的人,他不搞什麼山頭,更不去搞什麼「山頭主義」。說到與晉察冀老部下的聯繫,無非是逢年過節的,有些老部下來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動得多一點而已,我想這是很正常的。 
  現在,我並不是為父親和華北的同志鳴不平,而是願意用事實說話。當年在晉察冀,在華北軍區,大批的部隊和幹部被抽調到別的戰略區,很多領導同志捨不得,甚至有的背後罵娘,但是父親非常大方,從來沒有跟黨中央講過價錢,只要中央有命令,調哪個部隊,調哪個幹部,他都是二話不說,堅決服從。結果到解放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華北的部隊幾乎全調開了,看著一手培養起來的部隊跟著別的野戰軍走了,很多領導人心疼,有的還落眼淚,父親卻是一句不痛快的話也不說。他常說:「全軍一盤棋嘛。」 
  傅崇碧將軍有一回說:「什麼山頭主義,華北的很多部隊都分散出去了嘛,聶老帥這個人的胸懷真是寬闊啊!」 
  後來進城了,父親主要精力放到整頓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對華北軍區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軍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員職務以後,就從不過問軍區的事,用他的話來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爾有個別軍區的幹部來我家,請父親幫忙解決他們的職務或其他個人問題,父親總是委婉地拒絕。為此,還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後,他主抓國防科委和國家科委,就更是與北京軍區沒有什麼來往了。 
  林彪、「四人幫」把父親當成「華北山頭主義的黑後台」,其用意自然還是通過把他搞倒搞臭,進而把北京軍區的軍權抓到手,掃除篡黨奪權的障礙。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我還能做點什麼?(1)   
  一夜之間成為「二月逆流反黨分子」,這對父親的打擊是慘痛的。可以說有生以來,對他打擊最大的,莫過於這一次。 
  出事以後,父親召集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三位秘書開了個小會,他說:「我主觀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為,你們都很清楚,誰知道會變成『二月逆流』成員,連累了你們,我心裡很難過,向你們表示歉意。」 
  三位秘書當然知道,父親是無辜的,談話時他們都很激動,不禁潸然淚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規定,家裡的工作人員要削減,四個秘書只能保留一個。劉長明、甘子玉被「群眾」要求回原機關參加運動,周均倫提出,他想離開,打算報名到新疆建設兵團參加勞動。周均倫心裡想的是,北京太亂了,局勢讓人失望,這種情況下,呆在機關也沒意思。 
  但是,父親卻動員周均倫留下。周均倫思考再三,決定留下來,繼續為首長服務。他知道,首長是個正派人,不可能反黨,這個冤案總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決心留下了,並且一直陪同我的父親走到人生的終點。 
  轉機在一點點地出現,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毛澤東總是這樣,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許他認為,批一批,鬥一鬥,還是應該的。但不管怎麼說,正是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參與者,沒有遭到像彭德懷、賀龍那樣的下場。試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給整死,毛澤東還能依靠誰?林彪、江青一夥那可真要大擺慶功宴了,離他們實現篡黨奪權的目的,也就真的不遠了。 
  儘管毛澤東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夥陽奉陰違,嚴密封鎖消息,以便他們在適當時機,繼續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親出席了「九大」。會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仍繼續說「二月逆流」是黨內最大的一次反黨活動,是為劉鄧翻案,是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反黨奪權陰謀。在分組討論政治報告時,又一次開始了對「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親在會上一言不發。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親等人本來是不可能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林彪、江青一夥不得不把他選進來。但他們又煞費苦心,安排誰投贊成票,誰投反對票,把票數控制在不超過半數太多的範圍,既讓你當選,又讓你難堪。他們就是這樣從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親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來到北京化工三廠蹲點調查和學習。其他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也分別到工廠調查學習。葉帥到了新華印刷廠,陳老總到了南口機車車輛廠,徐帥到了二七機車車輛廠,李先念到了光華木材廠,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廠,他們這六位被定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廠原是個公私合營的企業,工廠不到1000人,設備非常簡陋,都是平房,全廠連個沙發都沒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沒有暖氣。8341部隊,也就是中央警衛團派了4個人到廠裡抓點,他們對我父親,一是保衛,二是監視。一般說態度還是比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親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廠裡,警衛參謀陳兆保和秘書周均倫陪他去。那年他已經是70歲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時候一坐就是兩個多小時,聽「斗、批、改」的發言,也真夠他受的。最難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廁所很麻煩。廠裡只有一個露天廁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來,小便還好辦,如果大便,就很困難,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來。時間長了,總不是個辦法,警衛參謀陳兆保設法給他做了一個特製的便盆,上面是木頭架子,下面放一個臉盆,需要時他就可以坐著進行。 
  2月19日,毛澤東突然召集這些老同志開會,交給他們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老同志們交流到工廠蹲點的經驗,對開展「斗、批、改」提出建議;第二個就是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開會,座談國際形勢,也給中央提供咨詢意見。 
  當時的國際形勢趨於複雜,美蘇爭霸不斷升級,尤其是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虎視眈眈,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這個時候,毛澤東又想到了這些老帥,要說打仗,他信得過他們。至於中央文革那幫人,毛澤東比誰都清楚,讓他們造反,那沒得說,讓他們研究國際形勢,拿出對國家有用的方針計策,那是指望不上的。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被定為「二月逆流反黨成員」後,父親他們這些老同志基本上看不到電報和文件了,毛澤東找他們開會之後,就發來了大量的參考材料,都是關於國際形勢方面的。在這之前,訂《參考資料》需要自己掏腰包。這種資料大都是外電的一些報道,厚厚的,一天一本,有時一天兩本。一年訂下來,需要500多塊錢,而父親他們這些老資格當時每月的工資才404元錢。秘書問父親怎麼辦,這麼貴。父親說:「我自己拿錢,也要訂。」結果就掏錢訂了。   
  我還能做點什麼?(2)   
  葉帥卻不幹了,他說他訂不起,他的吃飯錢都不夠。葉帥家裡人多,生活確實困難。《參考資料》還得看,沒辦法,只能讓軍委辦公廳先給墊錢,墊了一年,辦公廳催他交錢,他說沒錢,不給。 
  到後來,軍委辦公廳的領導發了善心,說算了,有些老同志連一份《參考資料》都訂不起,公家付款吧。就這樣,把父親交的錢又給退了回來。 
  周恩來確定,國際形勢座談會由陳毅主持。 
  交流到工廠蹲點的經驗,那是走形式。而讓四位老帥座談國際形勢,則說明毛澤東還需要他們,國家還需要他們。這個消息讓父親心頭輕鬆了一些。從3月份開始,一直到10月18日林彪發佈「第一個號令」為止,在7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們每週座談一至兩次,地點是在中南海紫光閣,一共座談了二十多次。 
  能夠經常與幾位老帥見面,父親心情變得很舒暢,其他人大概也是。「文革」以來,他們幾個一直是不得志的,也不可能得志,可以說是「難兄難弟」。現在,能夠時常坐到一起,暢談國際形勢,發表各自的意見,真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他們認真地對國際形勢進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許多有利於國家安全、國防建設的重大問題和中肯建議,據此整理成《對國際戰爭形勢的分析》、《從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寶樹》等4份有關國際問題的報告,呈送給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全國一片緊張。四位老帥的座談緊緊圍繞這個問題,父親說:「蘇聯對我們搞點緊張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國大搞,這不可能。搞一個捷克他們就動員了四五十萬軍隊,搞中國要多少人哪!關鍵的是,他們士氣也不行了,二戰時喊一聲斯大林萬歲,就衝上去了,現在他們靠什麼?」 
  眾人均點頭同意。徐向前說:「蘇聯如果在中國大搞,至少要300萬兵力,這談何容易。」 
  幾位老帥一方面認為蘇聯軍隊不可能大舉入侵,一方面認為美蘇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爭取控制中東的石油資源將成為他們矛盾鬥爭的焦點,中東局勢將對世界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另外一點是大戰一時打不起來,別看蘇聯在我國邊境陳兵百萬,美國叫得凶,但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他們還認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又大於中蘇矛盾,為此,他們建議,中央盡快恢復中美會談,緩和中美關係,打開我國外交戰略的新格局。 
  在當時,應該說老帥們的觀點是十分精闢的,是一個戰略觀點,所以被中央採納,成為中央制定對外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以後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幾位老帥雖背負「二月逆流反黨成員」的罪名,但仍一片丹心不遺餘力地為國家,為民族操勞。而這時候,他們的前途依然危厄莫測,因為林彪、江青一夥正如日中天。作為他們的對立面,隨時仍有可能遭受滅頂之災。 
  1969年10月20日,中國和蘇聯兩國總理在北京會談。此前3天,林彪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發佈了一道「緊急指示」。18日,總參謀長黃永勝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為名,正式下達了這個「緊急指示」,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後來人們才明白,這實際上是林彪一夥為實現篡黨奪權而有計劃地進行的一次預演,林彪是背著毛澤東發佈這個號令的。他想借中蘇兩國的緊張態勢,檢驗一下他號令全軍是否行得通,同時以戰備疏散為名,把軍隊的老同志趕出北京,為他們篡黨奪權掃除障礙,因為這些老同志雖然大都賦閒了,但他們的威信和影響還在,把他們留在北京,是危險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離開北京,分頭「疏散」到外地。父親接到去鄭州的通知。他認為,鄭州是鐵路樞紐,中原地區他不熟悉。如果去晉察冀更好,打仗時,他還可以起些「參謀」作用。 
  父親讓秘書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反映這個想法,提出要到石家莊去。很快,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同意父親到邯鄲。 
  在這之前,我愛人丁衡高早就調到陝西秦嶺一個偏遠「三線」山溝裡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母親張瑞華都是60歲的人了,長期有病,身體虛弱,仍然給「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個「五·七」干校裡勞動。家裡就剩下父親和6歲的聶菲。 
  臨離開北京之前,父親囑咐陳兆保上街買來了兩盞馬燈和一些蠟燭,翻騰出三四個戰爭年代用過的馬榦子。他說,真要打起仗來,打游擊,這些東西很有用。如今,這兩盞馬燈還在我家保存著,前些日子收拾儲藏室,我想把它們丟掉,想了想,又捨不得,還是繼續留作紀念吧。 
  準備行裝時,按上面的要求,盡量少帶東西,最好能一個人挑得動。想到這個家不知何時能再回來,父親的情緒比較低落,他讓陳兆保和周均倫把帶不走的東西,一些文件、電報、資料等涉密的東西,統統燒掉。   
  我還能做點什麼?(3)   
  「第一個號令」宣佈後的第4天,父親帶著6歲的聶菲,在陳兆保等陪同下,來到了北京火車站,乘火車去了邯鄲。由於當時父親只有一位秘書,周秘書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車站送那一老一小,當老人和孩子鑽進車廂,火車光噹一聲開動時,周秘書覺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幾乎落下淚來。 
  父親到邯鄲後,被安排在行署賓館住宿。雖然那時的賓館條件也很差,連暖氣都沒有,但由於這一帶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親和其他落難的老革命相比,還算是比較好的。 
  到邯鄲的第二天,父親就默默地來到了邯鄲烈士陵園。他在左權將軍墓前脫帽志哀,眼裡含著悲傷的淚水。他一定又想起了這位親愛戰友的音容笑貌,想起當年他們還是年輕人時,做出的那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他對陪同他的邯鄲軍分區的一位年輕幹事說:「左權年輕,能吃苦,很能幹,是我軍的優秀將領,可惜犧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來到邯鄲烈士陵園參觀時,向陵園領導講到父親當年來這裡的情景,他們都感到吃驚,因為當時處於「文革」動亂中,陵園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經有過這件事情。 
  在邯鄲的日子裡,父親總想著做點事情,他要盡一個老兵的責任。不是搞戰備嗎?他就將自己在戰爭年代的老經驗整理成文,一式幾份,分送到軍分區、邯鄲市革命委員會、公檢法等。儘管泥牛入海,父親並不洩氣。 
  他提出到工廠、農村去看看,經過有關部門多次磋商,撥給他一輛快要報廢的舊吉普車。他在軍分區岳明理幹事的陪同下,先後去了邯鄲制氧廠、鋼廠等10家工廠和5處農村。峰峰煤礦,是劉少奇當年開展白區工作時呆過的地方,父親冒著嚴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還看望了自己當年的警衛員。中午,他在一間平房裡休息,礦區領導告訴他,這裡久未住人,又髒又破。他卻說:「這裡挺好。」 
  聶菲在邯鄲的小學校插班讀書,她是北京來的,穿戴打扮顯得洋氣,同學們都叫她「小洋人」。她聽不大懂孩子們的本地口音,交流起來困難,她有時感到很孤獨。在她不上學的時候,爺爺總是願意帶上她到各處走走。許多年後她回憶說,就是在邯鄲,她第一次見識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潔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歡;她還認識了很多的農作物,大開了眼界。她還說,老爺爺那時就教導她,要學會接觸社會,深入社會,瞭解社會,不能與社會有距離。後來,在她長大成人後,爺爺總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會和時代中,只有這樣,才不會被時代拋棄。 
  父親聽說,離邯鄲30公里遠的何橫城大隊,科學種田搞得不錯,這裡人多地少,他們經過試驗,摸索出「間作套種」的耕作法,兩年裡種了7茬莊稼。父親興致勃勃去了,而且一連去了好幾次。 
  父親第一次來到何橫城,隨行人員向大隊支書李合貴介紹說:「這就是聶榮臻元帥。」 
  純樸的鄉親們上上下下打量父親,李合貴哈哈一笑,半開玩笑地說:「像龍、像虎,像個大官。不愧是大元帥呀!」 
  父親同村民們一一握手,說:「聽說你們的生產搞得很好,特來這裡學習。」 
  他們開始時有些緊張,後來看到面前這位穿布衣的元帥沒有一點架子,就放開膽量,七嘴八舌地講起了科學種田,時而放聲大笑,父親頻頻點頭。臨走時,父親說:「人總得吃飯穿衣,像你們這樣立足農村,為國家人民做貢獻,我看我們的黨、國家還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猶未盡的父親又來了,他在村子裡轉,到村民家裡東看西看,還來到養豬場、油坊和菜園,連一口水也顧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橫城大隊的經驗。 
  父親第三次來,沒有打招呼,而是直接來到了大隊的實驗農場,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貴和他的兒子李明山。父親單刀直入地說:「我過去是主管科學的,你們是農業戰線上搞科學種田的,咱們有共同點。我雖然不懂農業種植,但我知道科學對農業是十分重要的,農業也是一門科學,而且你們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天,想請你們再給我講講怎樣科學種田。」 
  他們乾脆坐在地頭,李合貴和他的兒子李明山詳細地講開了,講他們怎樣「間作套種」,怎樣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單位面積上使小麥、玉米、棉花、油菜獲得了豐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區處於貧窮低產的情況下,何橫城大隊糧、棉、油產量卻連年翻番,令父親欣喜不已。他稱讚說:「你們做得很好,真不簡單,這個經驗推廣出去,吃飯穿衣就不成問題了,我回去後要向中央報告你們的情況。」 
  回到邯鄲住所,父親便把何橫城大隊科學種田的情況,向中央寫了報告。 
  第四次來何橫城時,父親對李合貴說:「我已經向中央寫了報告,把你們的成績報告給了周恩來總理。」李合貴聽說周總理都知道他們大隊了,高興得合不攏嘴。他帶父親參觀大隊的養雞場,父親邊看邊問,這是什麼品種,產蛋怎樣,防病、餵養的情況等等,不厭其煩地問。其間,父親見飼養員用力一吹哨子,不論多遠的雞都能飛跑而至,樂開了懷,說:「養雞也能軍事化呀,哨子一響,就能集合。」   
  我還能做點什麼?(4)   
  父親還是發現了問題,他對李合貴說:「你們的雞品種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鄲住處,父親就給北京打電話,說是自己掏腰包,讓買200只名為來亨雞和九斤黃的優良品種雛雞,要快些送到何橫城大隊,送給鄉親們飼養,並說這種雞比鄉親們餵養的土雞成長快,產蛋多。 
  在京的周均倫秘書很快照辦,把雛雞運到了何橫城。30多年後,有記者去採訪周均倫,他仍然感慨地說:「從這件事上你們就可以看出,我們的聶帥太愛科學了,簡直是癡迷科學,在那樣的處境下,他還想著科學種田,科學養雞。」 
  1973年,李合貴和他的兒子李明山參加了全國棉花會議,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長的接見。周總理在會上說:「誰說北方地區不能糧棉雙高產?何橫城就能雙高產!」 
  1974年「十大」期間,父親將李合貴接到家中做客,說:「你們的經驗好,了不起,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這是你李合貴的光榮,你們全村的光榮!」 
  如今,何橫城大隊的老支部書記李合貴早已逝世,他的兒子李明山和鄉親們仍然念念不忘父親來這裡的情景。2002年我們到老區尋訪時,我和尋訪組的同志專程去了一趟何橫城,鄉親們拉著我的手,給我講父親當年來這裡的情景,讓我感動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來到我家,說是要向聶老帥報告村裡的情況,他站到父親的遺像前,雙腿跪地連連磕了幾個頭,含著眼淚,把30多年來何橫城的巨大變化講給父親聽…… 
  如果不是後來父親得了皮膚病,他還會在邯鄲待下去。這裡雖然清苦,但遠離喧囂,他過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於水土不服的緣故,他全身起了嚴重的濕疹,夜裡癢得睡不了覺,皮膚被抓破後,淌黃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覺又影響到他的心臟。從北京找了藥送去,父親用了也不見效。實在沒有辦法,他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情況,周總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療,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節,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關心地詢問父親的身體,父親就講了他的皮膚病。毛澤東說:「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幹什麼。」 
  於是,父親便結束了「疏散」——其實是「流放」的生活。 
  在這之前,母親也結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干校的勞動生活,坐火車回北京。周均倫聞訊去火車站接她。她是坐慢車來的,周均倫按時趕到永定門火車站,旅客們亂哄哄下車,他卻怎麼也看不到我的母親。他踮起腳尖打量,終於看到一個面熟的老年婦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頂解放帽,把頭髮塞到了帽子裡面;穿了一件老棉襖,腰上緊緊地束著一根草繩子。周均倫後來說:「看來看去,喲,那真是張處長。」 
  當時他對母親說:「你怎麼這麼個打扮呀。」 
  母親說:「我去勞動,就得像一個戰士的樣子,我在那裡就是這個樣子。」 
  她曬黑了,變瘦了,但也結實了。 
  母親回到家裡,人們看到她的這副樣子,也是一臉的驚奇。   
  危難之際情更濃(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許久的我家的門前,突然駛來了一輛車牌號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車。汽車停在我家的門前,司機下來敲門,值勤的警衛戰士警惕地問:「你找誰?」 
  司機回答說:「請報告一下,鄧……小平來看聶帥。」 
  警衛戰士驚奇地問道:「哪個鄧小平?」 
  司機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就說:「就是……那個鄧小平啊。」 
  警衛戰士道:「噢,是不是那個打倒的鄧小平?」 
  司機為難地說:「就是。」 
  「請等一下。」警衛戰士往裡面打過電話,隨即熱情地打開大鐵門,放汽車進來。小汽車剛駛進來停穩,我的父親母親就迎過來了。由於走得急,也許是太激動,他們步履有些踉蹌,表情興奮而急切。 
  車門打開了,從裡面下來滿面風霜的鄧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們剛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回來沒幾天,未及通報,就坐車來看望我的父母。自從1966年下半年鄧叔叔遭到批判和軟禁後,他們已經有5年沒見面了。 
  父親聲音顫抖地說:「小平……」 
  鄧叔叔也聲音顫顫地說:「老兄……」 
  兩雙手猛地握到了一塊。而此時,母親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輕輕啜泣起來。父親和鄧叔叔久久地對望著,胸中有千言萬語,卻不知如何說起,他們只是長久地打量著對方,眼裡都含著淚光…… 
  家中的工作人員都目睹了這令人難忘的一幕,以至於30多年後,當時在我家當警衛員,後來給父親當警衛參謀的楊何的仍然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細節。 
  父親和鄧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儉學那時候,他倆差不多同時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觀的改變,在周恩來伯伯領導下,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他們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他們相繼回國,父親繼續在周伯伯領導下工作,鄧叔叔雖然年紀輕些,卻能夠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遙遠的廣西,發動武裝起義。1929年夏天,鄧叔叔去廣西之前,路過香港,父親曾經請他吃飯,向他介紹廣西的情況。不久,百色起義的槍聲,讓他的名字傳遍黨內。 
  鄧叔叔私下裡叫我的父親「老兄」,父親叫他「小平」,這個稱呼他們一輩子都沒變。 
  1992年,父親去世後,鄧小平叔叔的女兒毛毛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紀念文章,名為《聶榮臻伯伯永遠活在我們心間》,這篇文章感情真摯,我至今難以忘懷,故在此摘錄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寫道—— 
  在經歷了風風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歷程後,1935年6、7月間,他們又走到一起了。 
  在長征過草地前,在毛兒蓋,父親從中央秘書長任上調到紅一軍團任宣傳部長,而紅一軍團的政治委員就是聶榮臻。 
  從這時開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父親調到總政治部任副主任的兩年間,父親和聶伯伯一直戰鬥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父親在甘肅慶陽得了非常嚴重的傷寒,昏迷不醒,什麼東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險。正好此時張學良將軍和共產黨搞統戰,派人送來兩車慰問品,其中有一些罐裝牛奶。 
  聶伯伯當即決定:所有的牛奶全給小平。 
  正是靠了這些牛奶,才救了父親的命。 
  …… 
  1952年,我們家隨父親從四川遷往北京。說來也巧,正好住在聶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東北角上,一條小胡同裡,一道不高的圍牆,把我們隔成兩家。牆上有一個小木門,打開門,兩家就成了一家。 
  父親和聶伯伯,兩個四川老鄉,兩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兩個國務院副總理,兩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兩個親如兄弟的革命老戰友,住在一起,來往更加頻繁了。 
  晚上,飯後,只要有時間,聶伯伯、張媽媽,總要和我們的父母親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園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園那蒼鬱翠綠之中,留下了多少他們那輕鬆的腳步,留下了多少他們那歡快的笑聲。我和我的弟弟飛飛,才上幼兒園,下學後,從來是問都不用問,開門就鑽進聶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鑽山洞,去摘籐蘿架上長滿了的長豆角。 
  聶伯伯和張媽媽只有一個女兒——麗麗姐姐,家裡沒我們這樣的小不點兒,因此,他們很喜歡我和飛飛。只要我們一去,張媽媽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們心裡,從小,就把聶伯伯和張媽媽看成和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一個樣兒。 
  1957年,我們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聶伯伯之間的親密友誼依然如故。爸爸常常會帶著我們全家人一起去聶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說,聶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們從來也不見外,隔一個時候,就自動提出「打一次秋風」。聶伯伯家平時人少清淨,我們家一去就會熱鬧一場,每逢此時,張媽媽總是忙東忙西,而聶伯伯卻總是看著我們這亂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滿意地微笑。   
  危難之際情更濃(2)   
  啊,那是哪一年?麗麗姐姐結婚了,生了一個又小又乖的小女兒,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媽媽帶著我們去聶伯伯家玩,大家圍著襁褓中的小菲菲一個勁兒地看,聶伯伯和我的父親,兩個爺爺,看著這第一個小孫輩,開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著那種當爺爺的心滿意足。 
  一個春秋過去了,又是一個春秋。時光流逝,歲月如梭。轉眼之間,六十年代過去了;轉眼之間…… 
  文化大革命初期,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被打倒,父親深感憂慮。如果說他對劉少奇瞭解不夠,不便發表意見,那麼他對鄧小平,是非常瞭解的,他一時難以接受中央對鄧小平的處理結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批判「劉、鄧」,軍隊兩位領導幹部寫了批判鄧小平的發言稿。他們分別把發言稿送請父親審查,父親看後對這兩位領導幹部說了意思大體相同的話:「我沒法表態,你們的調子太高,與事實不符。對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們對他的批判,這樣上綱,我不能同意。」 
  鄧叔叔從政壇上消失之後,聽說他們一家去了江西。我記得有好幾次,父親對母親念叨說:「不知小平怎麼樣了,但願他身體沒事,熬過去就好了……」 
  現在,鄧叔叔從江西平平安安地回來了!父親、母親當然是高興得不行。他們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但千言萬語歸結為一句話:「保重!保重!」 
  鄧叔叔的吉普車從我家門前消失了。父親、母親仍然是久久地望著胡同拐彎處,似乎意猶未盡。 
  不久,父親對母親說:「小平全家從江西回來了,我們請他們來吃豆花吧。」母親說:「好啊。」4月1日,我記得是一個星期天,鄧叔叔全家來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裡馬上熱鬧開了,父親、母親、鄧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開心地說笑,孩子們嘰嘰喳喳到處跑。開飯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開蓋子,鄧叔叔聞了一下,說:「好香啊!」 
  那天,鄧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開心。鄧叔叔的繼母年齡大了,來不了,鄧叔叔他們臨走之前,父親叫用小鍋打一盆豆花,給鄧家老祖母帶回去。 
  鄧叔叔恢復工作後,協助周恩來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闊斧的整頓,深得民心。父親為老戰友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多次說:「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鄧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親對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幫」的顛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總理病重,鄧叔叔處境困難的日子裡,總部機關有的領導人不敢去見他,父親批評這些人,說:「小平同志還兼著總長嘛,中央沒有免他的職,你們為什麼不去向他請示報告工作?」 
  在鄧小平叔叔處境最困難的1976年1月,父親更加地牽掛他。1月10日,父親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伯伯的遺體告別後,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訴隨行人員,去看看小平。 
  他的車子開到了位於東交民巷的鄧叔叔家。鄧家的工作人員說:首長外出了。 
  父親就怕有什麼意外,又問了一遍,確定是到人民大會堂開會了,而不是被軟禁,他才放心地離開了鄧家。 
  沒有見上面,讓他感到很遺憾。 
  2月4日,是中國傳統的春節,父親吩咐我代表他和母親,給鄧叔叔的女兒鄧楠打電話,給他們拜年,問候他們全家好,並且特意囑咐,「要小平保重身體」。我把電話打通了,鄧楠很感動,她當即代表父母問候我的父母親。 
  說到危難之際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親與陳毅叔叔的一段軼事。 
  1970年10月,父親住進了301醫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療,忽然看到門外有個身影一閃,很熟悉,像是陳毅,就大聲說:「門外是誰呀?陳老總嗎?」 
  當時,陳毅叔叔的處境比父親的還要差,因此,陳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夾起來。他想進來看望我的父親,又怕連累了老兄,所以在門外猶豫、徘徊。 
  陳叔叔說:「聶老總,是我,陳毅。」 
  父親說:「你進來呀,有什麼哪!」 
  陳毅叔叔遲疑一下,還是進來了。兩位老戰友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說起來,父親和陳毅叔叔的關係,有點像和鄧小平叔叔,既是老鄉,又是在法國認識的,後來在毛主席領導下,在各個戰略區南征北戰,屢建奇功。建國後,陳叔叔當外交部長,父親管科技工作,兩人都算是沒閒著。而且陳毅叔叔性格豪爽,為人瀟灑,才華橫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輕鬆愉快。父親輕易不和別人開玩笑,但和陳毅叔叔在一塊,他有時還開開玩笑。 
  「文革」爆發後,陳叔叔挨的棍子比父親多,處境也更艱難。感覺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銳氣也磨掉了不少。 
  他們好像有一年多沒見面了,彼此也很牽掛。二人聊了一會,秘書來到病房,要給父親念文件。陳叔叔一見,起身要走。因為按照陳叔叔當時的處境,有些絕密或者機密文件他是不能看的。   
  危難之際情更濃(3)   
  父親忙說:「走啥子呀?一塊聽!」 
  陳叔叔用誇張的語氣說:「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殺頭的噢。」 
  父親說:「今天你聽我的,我們一塊關心國家大事嘛!」 
  陳叔叔猶豫一下,還是留下了。 
  從這以後,住院的那段時間,每次秘書念文件時,父親都會把陳毅叔叔叫來一塊聽,老哥倆一塊分析形勢,一塊擺龍門陣,談笑間似乎忘記了憂愁,他們就是這樣互相安慰和鼓勵著對方。 
  有一次,陳叔叔說:「聶帥啊,我感謝你。」 
  父親說:「感謝我啥子?」 
  陳叔叔說:「你老兄沒有落井下石啊!」 
  父親沉默了。原來,前段時間有些人揭發批判過陳毅,包括不少過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戰友、部下,而我的父親,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陳毅的話。 
  1972年1月初,晚景淒涼的陳毅叔叔到了彌留之際,父親來到他在日壇醫院的病床前看望。陳毅叔叔去世的消息傳來後,父親異常悲痛,立即趕到日壇醫院,向老戰友的遺體告別。隨後,他又參加了在解放軍總醫院太平間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也就是說,父親兩次向陳毅的遺體告別。 
  陳毅叔叔去世不久,父親又和母親商量,把張茜阿姨接到家裡來,請她吃飯,陪她聊天,安慰她,讓憂傷中的張茜阿姨感受到了濃濃的暖意。許多年之後,陳家的孩子還記得這事。 
  還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親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戰友肖克叔叔親筆寫下一篇深情的懷念父親的文章。肖克寫道——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你也和我們一樣,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那時候大街上的大標語是「萬炮齊轟聶榮臻!」我們都很擔心你的處境。就在這時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記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們弄到了農業大學的一間房子裡,說是要開萬人大會批判我。 
  我去了哪裡,家裡人不知道。先佛同志(註:肖克愛人)急得不知怎麼辦才好,在這種情況下,她想到了聶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寫了一封求援的信,請你轉交給周恩來總理。你當時的處境也很困難,但你還是很快地把信轉交給了周總理。 
  我在「群眾專政」中,不知道這些情況,只是知道後來他們對我放鬆了管制,十天後我就回家了。 
  每當提到這件事,先佛同志總要說:多虧了聶司令! 
  1972年,我從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給你那裡打了個電話,說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裡。你問我江西的情況,你問我的處境,你還問我的家人……我們不能不談到文化大革命。你對江青等人的行徑表示了極大的義憤,你說:「什麼文攻武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還搞這一套,這不是號召全面內戰嘛!」 
  我們當時說啊說,好像要說的話總也說不完。出門時你還叮囑我,到外面還是少說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時節,好長時間沒有心情釣魚的父親,突然又迷上了釣魚。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帶上警衛參謀,一聲不響地出家門,步行穿過景山公園,再穿過馬路,來到北海公園,到北海公園北端靠近305醫院的那個小門附近釣魚。那時候,北海公園的這一部分還沒有對公眾開放,父親釣魚的地方非常安靜,很少有人走動。 
  父親這時已經是76歲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臟病的時候,他的身體看上去還算好,他的步伐還算整齊,他的精神還算矍鑠。只是他有些駝背了,動作遲緩了一些。 
  每天,父親到了那裡,警衛參謀幫他下好魚竿,他揮揮手,意思是不要打擾他。他默默地釣魚,好半天一言不發。有時抬眼望一下公園通往305醫院的那個小門,彷彿在期待什麼。 
  時間久了,陪同他的人漸漸看出來了,父親的心思根本不在釣魚上。他的心思在一個人身上,那個人便是周恩來伯伯。 
  父親已經有很長時間沒見到周伯伯了。不斷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覆手術的消息傳來。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父親就輕輕地歎口氣,臉上顯露出焦慮的神色。他很注意從報紙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蹤,看到周伯伯出來接見外賓,或者是參加會議,他就會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時間沒周伯伯的動靜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對周伯伯的瞭解,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親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經嚴重影響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牽掛他,想替他分憂,但又無可奈何。據父親的秘書們回憶,1967年7月6日那天,父親曾草擬了一封給陳伯達的信,信中說—— 
  文化大革命以來,總理夜以繼日地工作,是我們老一輩的一個很好的榜樣。最近感到總理的體質有明顯的下降,我很擔心,也聽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現在是否有可能適當減輕些總理的擔子。如把一些經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幫助總理直接處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決時,再請示總理或提請中央碰頭會討論。這樣,不知是否能使總理減輕些工作,適當增加些休息時間,不致使身體垮下去。總理為黨為人民辛勤工作,幾十年如一日,從來對自己非常克制。這個問題,他本人是不會提出的。我這樣考慮提出,不知是否合適,請你斟酌。   
  危難之際情更濃(4)   
  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難看出父親對周伯伯的深切的掛念。但是,那個年代,他只能把這封信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而在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門。但是,誰也沒想到,陳伯達看到信後,反誣父親想奪總理的權。這讓父親氣憤不已。 
  1975年過去了,1976年來臨了。1976年1月初,父親因心臟病復發住進了301醫院,7日上午,周均倫接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電話,汪東興聲音沉重地說:「總理病危,請轉告聶帥,來305見一下吧。」 
  周均倫先把電話打到我家裡,母親聽說總理快不行了,當即就哭了,她說:「我也要去看總理。」 
  母親和周秘書趕到301醫院,父親正在衛生間裡,一聽,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馬桶上的他眼淚立刻就下來了。周均倫扶起他來,幫他披上大衣,又幫他戴上棉帽,然後攙扶著他往門外走。 
  他們急急忙忙乘車去醫院。事隔30年後,周均倫仍然記得這個過程中的每個細節。他回憶說:「在車裡,老帥兩口子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哭,無聲地哭,眼淚嘩嘩地流,氣氛特別壓抑。」 
  到了醫院,值班人員只允許父親一個人進去,不讓母親進,說是規定。母親執意要進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親抹著眼淚說:「不行,我認識總理幾十年了,現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們給鄧大姐打電話,如果鄧大姐講,不讓我去,我就不去,別人不讓我去,那不行!」 
  後來裡面同意母親進去。母親這才隨父親進入,周均倫他們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裡面會發生什麼。 
  過了十幾分鐘,母親攙著父親出來了,他們邊走邊哭,居然哭出了聲,都是淚流滿面,簡直哭成了淚人一般,走路搖晃,神情恍惚。在場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著抹眼淚。 
  周均倫說,他跟父親30多年,從來沒見過他這樣流淚。 
  一天後,周恩來伯伯去世了。收音機裡傳出這個驚天消息時,我正在單位,我的腦袋嗡的一聲,彷彿被重重地擊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裡,我看到父親和母親痛苦不堪的樣子,心如刀絞,想安慰他們又不知說什麼好,只能陪著流淚。 
  說起來,我們家和周伯伯、鄧媽媽的關係實在是非同一般,從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起,父親就在周伯伯的領導下工作,後來回國參加大革命,在黃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義和起義成功後南下的路上,父親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們兩家更是親若一家。再後來到了中央蘇區,到了長征路上,到了陝北,他們仍然一直戰鬥在一起。乃至建國後,在領導「兩彈一星」的漫長歲月裡,父親一直擔當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親總結說,他這一生,就是總理的助手。 
  周恩來是父親一生中最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父親和他結下了戰鬥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誼,我的母親和鄧媽媽也像親姐妹一樣,無話不談。至於我,可以說,他們待我就像親生的孩子一樣。每次見到周伯伯和鄧媽媽,我一點都不感到拘束,彷彿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 
  不說別的,就說一件事——如果沒有周伯伯的真心牽掛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邊的時間肯定還得推遲。 
  周伯伯叫我的父親「榮臻」,連「同志」都省掉了,鄧媽媽早年也叫他「榮臻」,後來改叫他「老聶」,父親則叫她「小超」,當年在上海就這麼叫,一輩子都沒變。 
  周伯伯的去世,對我的父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連日沉浸在哀傷中,父親喃喃地對我和母親說:「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沒有他的保護,我們這些老傢伙會更糟糕。」接著,他憂心忡忡地說:「可是他一去,誰和『四人幫』鬥?……」 
  周伯伯的遺體從305醫院移到北京醫院太平間整容時,我代表父母到現場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頭,躺在冰涼的檯子上,想到這個被我稱為「乾爸爸」的人曾經是那麼英俊瀟灑,那麼的可親可敬,而今卻撒手去了,以後再也見不到了,我難過得心如刀絞。 
  在告別時,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見到鄧媽媽後,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聲慟哭,鄧媽媽拉著我的手說:「麗麗,要堅強。你周伯伯很堅強。」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敵人鬥爭,跟疾病鬥,跟壞人鬥,跟修正主義鬥,從來都很堅強。我要學習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傷不已,坐在沙發上哭了一下午。後來我想起鄧媽媽的話,腦子突然清醒了。以後,我記住了鄧媽媽的話,我要堅強。     
  山高水長 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於無聲處聽驚雷(1)   
  父親從邯鄲回京後,雖然名義上還是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但實際上他一直賦閒在家,基本上算是靠邊站了。 
  他期待著國家出現重大的轉機。雖然自己一點點老去,但他覺得自己還能夠為國家出力。 
  周總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醫院探望父親,說到「四人幫」,王震激憤地表示:對江青一夥誣陷周恩來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們拼了! 
  父親冷靜地提醒王震說:「這一場決戰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單炮,要注意鬥爭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遠行了。當時,父親的身體也很不好,心臟病頻頻發作,整天臥床休息。當秘書把這一驚天噩耗告訴他時,他淒然淚下,過了好一會,突然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他們要搞分裂,怎麼辦呢?」 
  大伙心裡都明白,「他們」指的是「四人幫」。 
  自從總理逝世,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後,父親就憂心忡忡。尤其是聽說毛澤東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時,他更是感到憂慮。他擔心「四人幫」跳出來,真刀真槍地動手。如果讓他們得逞,中國的局面將無法收拾。 
  父親對江青一直沒有好感。據說,當年毛澤東在延安和江青結婚,父親就有不同意見,因為他聽到不少有關江青的議論。 
  他對江青的反感,主要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她煽動打倒一切,上竄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也好,在中南海開會也好,只要江青在,父親幾乎就不說話。 
  父親曾經和葉劍英多次議論過這個不可一世的女人,他們有一個共識:投鼠忌器,還不到動她的時候。 
  毛澤東追悼會期間,按照中辦的安排,中央領導人輪流守靈。輪到父親守靈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臟病又發作了,醫生的意見,必須臥床休息,這樣父親就不能參加守靈了,他讓秘書陳克勤代他寫報告向中央請假。 
  陳克勤按照當時的慣例,在報告的結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節哀保重。這在當時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親手裡,他認真看完後,說:「把最後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請假,不要寫那麼多。」 
  當時正是「四人幫」氣勢洶洶的關口,父親這麼做,再次顯示了他的愛與憎。 
  毛澤東追悼會之後,父親感覺到,「四人幫」加緊了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行動,他們的野心昭然若揭。父親為黨和國家的命運深深地擔憂,思索著解決的辦法。在當時,鄧小平被軟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邊站了,能夠起到定海神針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父親相信老戰友葉劍英,相信他能夠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勇敢地站出來,為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再做一次驚天之舉!當年,在南昌起義之前,在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後,葉劍英都曾有過改變歷史的壯舉。 
  9月21日,楊成武來探望父親。他們關上門,小聲地談起了對「四人幫」的看法,他們都感覺到,最要緊的時刻就要來臨了,形勢異常嚴峻,刻不容緩。父親深知,「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會議上經常耍賴,蠻橫不講理,如果採取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恐怕無濟於事。於是,他咬咬牙,堅定地對楊成武說:「成武,你立即到葉帥那裡去一趟,轉告我的意見:『四人幫』是一夥反革命,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只有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楊成武鄭重地點點頭。 
  父親又說:「華國鋒現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爭取得到華國鋒的支持。」 
  楊成武向父親敬個禮,帶著父親的重托走了。據說他很快趕到葉帥那裡,轉達了父親的意見。葉帥聽了後,說:「你轉告聶帥,請他放心,就說我也有同感,聶帥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 
  葉劍英聽從了父親的建議後,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為防萬一,馬上搬家。他還詼諧地對楊成武說:「狡兔三窟喲,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訴聶總,也要注意安全。」 
  楊成武馬上又趕到我家,把葉帥的意見轉告給父親。父親心裡踏實了許多。 
  那段時間,父親像重新回到戰爭年代那樣,時刻警惕著,思索著,也期待著。10月5日,葉劍英通過楊成武,轉告我的父親,說:「對付『四人幫』的問題已經商量好了,請聶帥放心。」 
  父親意識到了什麼,連日來緊皺的眉頭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拘留。在中國大地上橫行了10年,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的這個反革命集團,終於被一舉粉碎。   
  於無聲處聽驚雷(2)   
  於無聲處聽驚雷。有人說,我的父親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使的是「暗勁」。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關口,父親盡到了自己一個老兵、老帥、老共產黨員的歷史責任。 
  而前面的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親事前都不知道,父親的嘴巴太嚴實了,原則性太強了,不該說的,他一個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們是後來才知道的。 
  大約是10月7日那天,我在辦公室聽人悄悄說起,「四人幫」給逮起來了。雖然中央的文件是幾天後才傳達的,但在當時的北京,很快就私下裡傳開了。 
  我心裡暗暗高興,也很興奮。傍晚回到家,見父母正準備吃飯,我坐在他們身邊,以為父親會告訴我一點內部消息。耐心等了一會,見他面無表情,一點反應沒有,我實在忍不住了,就拿過三個酒杯,放在他、母親和我面前,然後又倒上酒。 
  父親望著我,說:「你幹嗎?」 
  我說:「我已經知道了。」 
  父親問:「知道什麼了?」 
  我忍住笑,說:「『四人幫』的事呀。」 
  父親又問:「『四人幫』,怎麼了?」 
  我說:「給逮起來了呀!」 
  父親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說:「外面早傳開了。來,我們乾一杯,慶賀一下。」 
  父親說:「好!」 
  他舉起杯子,母親也舉起來,我們碰一下,干了。感覺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來,就覺得發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驚雷,雲開日見。從此,我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全國大多數人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開始了她緩慢的復甦……   
  從撥亂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後,來看望父親的人明顯多了。我聽到,老同志們議論最多的話題,一是大家互相傾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難和曲折經歷,二是必須撥亂反正,把錯的改正過來。 
  如何撥亂反正?父親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盡快恢復他們的工作。老同志裡面,死的死了,沒死的也扒了幾層皮。需要解放的人裡面,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鄧小平。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從青年時代一起留法勤工儉學,在革命洪流中過從甚密,更主要是父親深切瞭解鄧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國革命需要這樣的領袖人物。 
  父親一開始就是這個態度。 
  1976年12月,鄧小平因前列腺的問題住進301醫院。雖說鄧小平還未「解放」,但父親聽說後,執意要去探望他,還讓管理員買了個大西瓜抱去了,因為西瓜利尿,對前列腺有好處。兩位老戰友見面,自然會談起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父親越來越感到,鄧小平必須出來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親找到葉劍英,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的事。葉劍英是粉碎「四人幫」的「主心骨」,為黨和國家立了殊功,當時他說話最有份量。 
  葉劍英表示: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積極做各方面的工作。 
  當時很多老同志都是這個想法。他們在各種場合,積極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建議,應請鄧小平復出。 
  這是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這種強烈的呼聲下,華國鋒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肯定了鄧小平與1976年春天的「天安門事件」無關,這就為鄧小平復出掃清了部分障礙。華國鋒同時表示,對鄧的工作問題,要等到召開黨的正式會議時解決,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正式做出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從此,鄧小平為開創中國歷史新時期,做出了最為重要的貢獻。 
  接著,父親又積極支持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人平反。關於為彭德懷平反的問題,早在1975年5月7日,鄧穎超媽媽來家看望父親時,父親就提出:「彭老總已經逝世,他有很大的戰功,為人剛直。一位共和國的元帥,紅衛兵把他從四川押回北京時,在火車上就遭受到殘酷折磨,竟被打斷了幾根肋骨,令人非常氣憤。請你轉報恩來同志,建議為彭老總平反昭雪。」 
  在當時毛澤東還在世的情況下,為彭老總平反昭雪還不可能做到。但是,父親在那個時候就有這種迫切想法,可見他後來為平反冤假錯案積極呼籲奔走,不是心血來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才為彭德懷平反作出決定,父親感到欣慰,我記得父親說過,這下彭總可以瞑目了。後來,父親看到《人民日報》上報道彭總受到北航「紅旗」造反派骨幹分子劉漢如橫加迫害的情況,十分憤慨,當即讓告楊尚昆同志,對此人一定繩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責任。1983年3月,彭總夫人浦安修來看望父親,談到彭總的歷史功勳,父親感慨萬千地說:「要不是廬山會議時彭總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這樣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許不致造成這樣大的損失。」說到這裡時,他的眼睛濕潤了。 
  此外,父親還努力為彭真、薄一波、楊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對他們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並恢復他們的工作。為了給劉仁、鄧拓平反,他曾給胡耀邦寫信,講:人雖歿,冤必雪。 
  正是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搞得徹底,才使得中國很快走出「文革」的陰影,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在那個激動人心,然而又是複雜多變的歷史階段,父親的頭腦一直是很清醒的,他與葉劍英、鄧小平、徐向前、陳雲、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為維護穩定黨、國家和軍隊的大局,應該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本質上說,父親是位軍人,在新的歷史時期,他關心最多的,仍然是軍隊建設。 
  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重新主持軍委工作,父親重新擔任軍委副主席,協助葉劍英工作。後來,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父親又協助鄧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關心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1979年6月的一天,鄧小平與父親談話,讓他負責調整、配備新一屆解放軍總部、軍兵種、大軍區領導班子。這是鄧小平對父親的信任。父親奉命與總政治部及幹部部門領導反覆研究,並找一些幹部調查瞭解,提出了各級班子的人選,最後經軍委鄧小平、葉劍英、徐向前共同討論,確定下來。這次配備班子,認真貫徹了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較滿意。   
  「這個聶老總,考慮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來工作後,隨著時間推移,幹部年輕化問題又顯得尤為重要。這個問題現在似乎不那麼嚴峻了,但在當時,想打破高級幹部終身制,是有很大難度的,矛盾也很尖銳。父親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戀權力。為了讓更多年富力強的人進入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1980年8月8日,他給中央寫信,請求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軍代表團時說:「我已經83歲了,應該交班了,我請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寫信給中央,請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 
  他一直想在這方面帶個好頭。 
  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1986年夏天,為了進一步推動幹部年輕化,中央內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來的方案。父親立即在中辦送傳的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回他是下決心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無官一身輕了。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來了。黨內一般稱王震為「王老」。當時父親住在玉泉山,陳克勤秘書陪著他。陳秘書熱情地把王老讓進客廳,父親和他寒暄幾句,王老就把此次來訪的意圖講了。 
  原來,王震是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來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組成員,受中央委託,來徵求父親的意見。有個重要安排,中央想聽聽父親的意見,那就是,鄧小平提出來:「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王老說:「老帥,你拿個意見,我去報中央。」 
  這是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父親異常慎重。陳秘書注意到,父親當時沉默了好一陣,房間裡靜得出奇。他一定是在認真地思考。許久,父親才開口緩緩說道:「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麼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 
  王老頻頻點頭。交談一陣,王老就離開了。 
  據陳秘書回憶,王老走後,父親起身到院子裡散步,散步時一語未發,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廳,說:「還是寫個正式的意見吧,說準確些,讓王老帶到北戴河去。」 
  當時中央領導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關問題。陳秘書根據父親的意見,連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後,陳秘書念給父親聽,父親反覆聽了兩遍,才點頭同意,並說:「就叫『備忘錄』吧。快請王老來帶走。」 
  「備忘錄」裡說:「7月30日王震同志來談關於中央人事安排問題,因時間倉促,未得詳細說明想法,故今日再請王老來談。我總的想法是:我們黨要有自己堅強的領袖……現在,我們黨實際上的領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眾望所歸,自然形成的,無論黨內外、國內外,一致公認他是我們的領袖。在當前形勢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問題,應該是繼續進。他的健康情況也允許他再領導大家奮鬥幾年。由於我們現在沒有黨的主席職務,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領導地位……當然,我們的事業還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兩三位年輕一點的同志也需要……人們對包括小平同志在內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賴,正是構成我們今天建設事業發達的重要因素。關於軍委主席一職,還是由小平同志兼一個時期好。當前大仗是一時難打,但自從宣佈軍隊整編,裁軍百萬以後,基層思想很不穩定。如此時小平同志再退出,確實對穩定軍心不利。」 
  這個「備忘錄」,是父親深思熟慮的結果,是他對黨盡到的又一份重大責任。 
  事隔20年後,陳克勤回憶說:「這個『備忘錄』的草稿一直夾在工作日誌裡,王老此次任務就是徵求對小平同志提出要退下來的事,看老帥意見如何,所以『備忘錄』裡只談了小平不能下的問題,尤其軍委主席一職,小平絕不能下。這是聶帥明確堅持的。這是『備忘錄』的要點!我是據此起草的。」 
  王震帶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進行了匯報。 
  不久,王老那裡傳過話來,說:聶老帥的意見給中央報了,小平說:「這個聶老總,考慮得真周到!」 
  據說,父親的這個意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決定,黨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老」是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 
  事後想起來,中央這個決定應該說非常英明。試想,如果鄧小平在十三大上全退,不當軍委主席了,徹底交權了,那麼3年之後,1989年的那場政治風波突然到來時,誰能出面收拾?搞不好真要出天大的亂子!     
  山高水長 奮起攻關新長征   
  重新「掛帥」(1)   
  把後半生獻給了科技事業的父親,在新的歷史時期,仍然以巨大熱情關懷科技工作和知識分子。 
  粉碎「四人幫」之後,各行各業百廢待興,發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環。1978年3月,終於隆重召開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國科學大會。對此,父親欣喜異常。雖然此時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說的:由於文革之亂,使他很久沒管科技之事,「但對科技工作仍然是關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著急,我也很著急。」他又說:我們已聞到新春的氣息,科學的春天又來臨了。 
  父親對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有兩點非常讚賞:一是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二是明確了從事社會主義社會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他們「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 
  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使父親回想起1961年他領導制定「科學工作十四條」和1962年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時的情景,那段時間裡知識分子心情舒暢,揚眉吐氣,人們第一次感受到科學的春天,遺憾的是好景不長,「左」傾思想再度氾濫,知識分子再度遭受慘重打擊,並很快墜入「文革」深淵。這段歷史令人不堪回首。所以,粉碎「四人幫」之後,聽了鄧小平的講話,父親感到「如聽仙樂耳暫明」,他還興奮地賦詩一首《攀高峰,爭朝夕》,以祝賀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其中有兩句「廿餘滄桑足堪訓,奮起攻關新長征」,意思是過去的教訓足堪訓了,他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就像當年鉚足勁搞「兩彈一星」那樣,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奮勇攻關,進行我們科技界的新長征,盡快地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那段時間,父親除了軍隊裡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關注著新時期科技事業的發展。農業大學的部分教授聯名給他寫信,請他幫助解決遷回原校址辦學問題,他立即給鄧小平寫信,表示支持教授們的意見,認為這也是當前振興我國農業的一個重要問題。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父親在會上講,要加強農業科研工作,首先要辦好農業院校,但現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發生「文革」中被擠占的農業院校要不回來的問題,我們應採取堅決措施予以糾正。後來,這個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成功,是中國科學家對人類的一大貢獻,曾經在世界上引起較大反響。1978年,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工作召開總結大會時,有人提出,希望能夠見一見父親。科學家們不會忘記,60年代初,父親積極支持這一工作,「文革」中,這項研究面臨下馬的危險,父親親自出面,召集具有不同意見的兩派開會,他鼓勵大家,說這項研究在國際上都是出了名的,不能遇到問題就下馬,而是要堅持下去,不成功不罷休。 
  這項重要的研究課題終於堅持下來了,並最終取得了成功,在國際上引起轟動。因此,他們在慶功時,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親。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主管這項工作,他說:「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樣,也想在迎接科學春天的日子裡,能見見知心的領導人聶總。」但他們又擔心父親身體不好,就試著聯繫了一下。錢三強回憶說,沒想到「聶總很快就答應了,原來他老人家也想與大家見面」。 
  見面時,父親與科學家們一一握手,他還能叫出一些科學家的名字。那天,氣氛非常熱烈,父親問了國內外有關牛胰島素研究工作的現狀和問題,最後勉勵大家說,千萬不要忘記了自力更生、團結協作。有了這一條,就可以為四化建設做出更大成績。 
  父親為科學春天的到來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實際狀況又讓他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著急。我們耽擱了10年多,如果不耽擱這10年多,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會高多少。現在,與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頭趕上,中國人就會被徹底甩掉。父親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對我說:「我老了,不能上一線了,但我還能搖旗吶喊,還可以出出點子。」 
  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按照父親的經驗,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規劃,大力協同,縮短戰線,堅持攻關,不斷取勝。正是依靠這個經驗,中國才有了「兩彈一星」。 
  然而,由於「文革」期間,科技界是「重災區」,積累下成堆的問題。進入新時期以後,大家都想迅速發展,但又都在各自為政,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與協調。於是,父親很快發現,國家科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中國科學院,這些中國科技界的重要陣地上,各個單位之間矛盾重重,各自為政,很難集中力量辦事情,更談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重新「掛帥」(2)   
  父親認為,照這樣子下去,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面對這種矛盾的狀況,八十高齡的父親似乎比誰都著急。一天,他去鄧小平家,與鄧小平談起這方面的問題。小平說,中央也為之著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幫助中央協調解決才行。 
  中央選來選去,又選到了我的父親。那時在中央的上層領導中,對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領導經驗的,最有威望的,還真是非父親莫屬。 
  1979年10月,中央決定成立科學協調委員會,請父親任這個委員會的書記,出面掌握和協調。 
  父親當時正在病中,身體時好時壞,尤其是心臟病,時常發作。但他還是抱病承擔了中央的重托。 
  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鄧小平出面找父親談話,父親選擇了他一生鍾愛的科技事業。如今,八十高齡的父親義無反顧,再度掛帥。 
  科學協調委員會的成員有:方毅、王震、張愛萍、洪學智、李昌。後來,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雖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統的關係與利益。 
  12月6日,父親給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信中寫道—— 
  我們現在分散主義嚴重,有些單位單幹慣了,總想自成體系,萬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複、浪費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結果誰也幹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報》寫信,說中國為什麼在激光雷達方面,研究了13年還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誰也不能解決問題。有些科研部門的領導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應付扯皮的問題。這是生產力落後的反映……將來我們生產力發展了,更要集中統一,分工協作,充分發揮生產潛力,絕不允許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幾家矛盾,我折衝其間,盡量想法協調……當然文化大革命亂了十年,現在要馬上統起來,是有困難的,但這是個方向,總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 
  信後面附上了關於衛星、原子能、計算機、計量工作等方面的協調意見。 
  兩天後,鄧小平批示:「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會有麻煩,不能顧慮太多,一經決定,堅決貫徹執行,一切請你下決心。」 
  那段時間,父親多次召集國家科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中國科學院等單位的領導開會,做了大量協調工作。比如,關於衛星研製方面的矛盾,中國科學院過去與七機部和國防科委協調不好,想自成體系自己搞。對此,父親說:「我們國家還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兩套衛星研製機構呢?我們的衛星事業是國家的,不是哪個部門的,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關部門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經過討論協商,大家同意本著大力協同精神,組成衛星協調規劃組,統一規劃衛星研製任務。衛星的研製由中國科學院負責,星體與運載火箭由七機部負責,國防科委負責發射。這種安排一直延續到現在。 
  基本任務明確後,父親還提出,衛星的發射除著眼當前任務外,還要注意長遠的發展規劃,並注意基礎理論研究的安排。總之,要通盤考慮,合理分工,充分發揮各自所長,長期定點協作。 
  那時,國家科委由方毅領導,國防科委由張愛萍主持。父親根據他過去集中統一、全國一盤棋的經驗,表示希望國家科委把國家的科學研究真正抓起來,成為國務院在科技戰線上的總參謀部。 
  父親對方毅說:「我過去主持國家科委工作時,不就是這樣統起來的嘛。不能各自為政,事無鉅細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難情緒,說:「你是老帥,他們都是你的部下,你說什麼,他們不敢不聽。我說的就不行了。」 
  父親鼓勵方毅,大膽工作。萬事開頭難,慢慢就會好的。 
  父親在這個位置上干了兩年,協調了兩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亂狀況,漸漸得到改善,國家的科研工作,迎來了新的轉機。 
  可以說,這兩年,為新時期的國家科研,打下了一個還算良好的基礎。 
  從此以後,中國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車道。 
  兩年後,父親根據中央黨政要分開的指示,認為協調工作應由國務院進行為妥,就給中央打報告,建議取消中央科學協調委員會。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報告。以後又成立了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負責協調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發的《關於成立國務院科學技術領導小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轉達了鄧小平很長的一段講話—— 
  聶榮臻同志擔任科委主任的時候,曾進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學院、高等院校、產業部門、國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謂五個方面軍組織起來,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按照規劃分工協作,全國一盤棋。交給哪個單位什麼任務,都感到光榮,很高興地接受。互相照顧,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類的事。聶總那個科學小組既管任務又管人;既管軍,又管民。把管任務和管人結合在一起。對用非所學、安排不當的,沒有任務的科技人員,小組有權調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調人去加強。所以,在科技攻關,特別是兩彈的研製,效率很高,取得顯著成果。   
  重新「掛帥」(3)   
  在下達的通知中,轉達這樣一大段鄧小平的談話,的確意味深長。 
  黨的十二大閉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紅旗》雜誌總編熊復來聯繫,希望採訪父親。已經交出「帥印」的父親表示,歡迎熊復同志來家做客。採訪中,父親說,現在科技戰線上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開創我國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據歷史的經驗,父親認為有這麼幾點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當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三要組織好隊伍;四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 
  父親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統一領導的問題。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要落實發展規劃,要進行科技攻關,「沒有一個很強有力的權威機構,搞不動。」父親把他的經驗歸結為一句話:「只有我們克服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全國一盤棋,統籌規劃,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實行全國性的大協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能開創我國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現科技工作的新的黃金時代!」 
  周培源、嚴濟慈、錢三強很贊成統一協調的領導措施。他們聯名給父親寫信,回憶了新中國科技走過的道路,最後總結說:「實踐證明,在國家的統一規劃下,分工合作,各有側重,協調一致,就能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解決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 
  1999年,著名半導體材料研究專家林蘭英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時,講到科技統帥的組織作用,她說:「這是十分關鍵的。單靠科研,沒有統帥,事情也辦不成。」她又說:「我們不一定各方面都要達到與美國一樣的水平,但只要能將各家迫切需要的組織起來,一定能達到並超過美國。」她還說:「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樣的,打仗的時候,你不可能沒有個強有力的統帥。我現在遇到科研困難的時候,總是使我不斷回憶聶帥當初對我們的領導,對我們的支持,對我們的幫助!」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裝備   
  在新的歷史時期,軍隊建設要走精兵強國之路,這是中央軍委的決定,父親也是這一方針的倡導人之一。1980年3月,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他同意把軍委直屬的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部隊下放給野戰軍。他認為平時做好野戰部隊的合成訓練,戰時才能充分發揮作用。稍後,他進一步強調:現在是軍兵種聯合作戰,那就要有合成作戰的思想。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隊要編到步兵軍或師裡去,平時編在一起,練在一起,戰時才能統一指揮,否則不會指揮,也不會使用。 
  武器裝備要逐步現代化,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是軍隊面臨的又一個重大課題。父親過去長期主管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給予了更大的關注。 
  1977年2月,他在軍委常委會議上說:搞衛星、導彈等尖端項目,仍要貫徹集中統一、大協作的精神。在試驗某個型號時,對下一代的型號就要著手研究。新型號不能等老型號定型後再搞,因為研製一種武器特別是尖端武器的週期是很長的。 
  1980年7月,全軍裝備規劃座談會前夕,父親給分管裝備的副總長劉華清寫信,談了他的思路。信中說—— 
  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央的方針。何謂中國式的道路?你們還可仔細研究。我粗淺考慮,就是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地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從而實現現代化。現在,我們是一大二窮,技術比較落後。這就決定我們,既不可能像某些不發達而有錢的國家,買成個現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術先進國家,大搞他們的武器競賽。我們的任務是,既要準備好有足夠的力量,以應付強敵的侵略,又要節省開支拿出足夠的錢來,迅速提高改善我們的裝備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顧到明天,當然明天的任務是更重些。我常說,我們今天的裝備問題,嚴格講,有許多並不是什麼現代化的問題,還是解決有無的問題。當前,必須抓緊時機,力爭盡快按編制齊裝配套,備份有餘。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裝備問題就是抓科研,全軍要盡最大的力量來抓。 
  顯然,父親最關心的,仍然是裝備的科研問題。後來劉華清在他的回憶錄裡說,父親那時就向他強調過:「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裝備。」這句話應該說是至理名言。 
  改革開放之後,有人認為,只要國家有了錢,我們可以走捷徑,就可以花錢買裝備,買技術,買一個軍隊現代化來,不必要花那麼大力氣,那麼多時間自己研製。父親堅決反對這種態度,他和張愛萍、劉華清、洪學智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有—— 
  中國這麼大,武器裝備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產,靠外國是靠不住的,我們不能受制於人。 
  武器裝備依靠進口搞現代化是妄想。我們不能靠進口買個國防現代化……當然不排除引進個別關鍵技術,至於整套引進,那是做夢。 我們沒有那麼多外匯,外國人也不會把先進技術全部賣給我們。 
  買外國的,一定要注意買專利。引進的目的,主要是通過仿製研究,今後自力更生設計製造中國自己的武器裝備。 
  有些人總想搞進口,是思想上的懶漢,不考慮後果怎麼樣!過去「兩彈」靠自力更生還不是都搞出來了。中國人並不蠢。現在條件比過去好多了,只要堅持自力更生,大力協同,先進的武器裝備是一定能搞出來的。 
  飛機用的雷達、電子裝備、火控系統,這些配套設備很重要,否則你的飛機就起不了作用。這些設備也很複雜,在國外往往是幾個國家協作搞,我們國內更要組織大協作,才能搞好。 
  軍事工業中文明生產很重要,外國人一參觀我們的工廠或科研單位,首先提出來的就是這個問題。 
  怎樣盡快地使我軍的武器裝備現代化,是父親後半生最為關注的大事之一。在經歷了「文革」的停滯之後,我軍的裝備研製終於迎來了又一個收穫的季節。   
  新的攀登(1)   
  科學研究,其實就像登山一樣,是個不斷攀登的過程。這是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把不斷攀登科技領域的高峰,當作科技事業前進的動力和目標。 
  導彈、原子彈、衛星、核潛艇的研製成功,是我國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學的高峰。粉碎「四人幫」以後,各條戰線加快了前進步伐,國防科技領域更是一馬當先。中央確定的任務是: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要在洲際運載火箭、潛射導彈和同步衛星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當時,這三項任務稱之為「三抓」。 
  這時的父親,已經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親臨重大試驗的第一線了。他原先承擔的一部分重任,已經放到了張愛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後期,張愛萍就被鄧小平、葉劍英和父親等人推上第一線領導國防科技工作。多年以來,張愛萍一直在父親直接領導下工作,父親對他很信任,對他的工作也很滿意。但是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鄧小平再度受衝擊,張愛萍也受到「四人幫」一夥的猛烈批判,處境艱難。張愛萍住進醫院,父親牽掛他,親自到醫院看望,說:「愛萍,你務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療,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說,我是你的後台。他們說得一點不假,我就是你的後台,我也樂意做你的後台!」 
  父親的話,令病中的張愛萍深受感動,這句話他一直記著,父親逝世後,他在一首悼念詩中,曾寫道「翻案後台我願當」,就是說的這件事。 
  「三抓」任務,是由張愛萍在第一線親自指揮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際運載火箭發射試驗。 
  早在1965年3月,中央專委就決定我國要研製洲際運載火箭。如果有了這種火箭,中國的「拳頭」就可以伸得更長,國防更有保障了。由於「文革」的影響,研製工作被迫一再推遲。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總理批准中央軍委關於洲際運載火箭的研製計劃。 
  為了完成洲際運載火箭的全程飛行試驗,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動的跟蹤測量船隊。1974年,我在國務院、中央軍委「09、718」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後任副主任。當時,組織上安排我參加這一系統工程的組織協調工作,我感到非常高興。說實在的,能為祖國國防科技事業盡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遠洋測量船在上海江南廠建造,說起來也是歷經坎坷。1970年12月,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專委會議,決定把這項工程作為國家重點任務。1972年4月,葉劍英副主席召開軍委辦公會議聽取工程進展情況的匯報。張春橋在會上提出上海地區承擔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務有困難。葉副主席聽後非常氣憤,用手撥過地球儀,指著「上海」大聲地說:「下馬不行,要硬著頭皮搞,測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時,父親基本上靠邊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卻使不上勁,感到著急上火。我把這個情況講給他後,他說,葉帥的決心太重要了。 
  由於「文革」的干擾,測量船隊的研製建造工作遇到了許多想像不到的困難。我因參加工作組,常住上海。為了趕進度,我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想方設法進行協調。進度上、質量上出了問題,我們就及時同工廠的師傅和科研單位的技術人員協調解決。終於,測量船隊有了「雛形」,我心裡非常高興,經常給父親匯報進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測量船總體建築已基本完成。給船起個什麼名字呢?正當大家都在費盡腦汁時,我看到了葉劍英元帥視察大連時寫的一首詩《遠望》,突發聯想,就向李奇局長建議:「咱們的測量船叫遠望號怎麼樣?航天測量既要看得遠,更要有長遠的發展規劃。」 
  大家一致贊同,上報張愛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遠望」號。船體上的「遠望」二字選用的是毛澤東主席的手書。 
  經中央批准,並向全世界發佈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國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進行全程飛行試驗。那一天,以「遠望」號測量船為首的12艘遠洋船隊,劈開波濤洶湧的海面,威武嚴整地向著南太平洋進發。「遠望」號設備先進,堪稱一座「科學城」。它的研製成功,填補了我國海上測量的空白。後來,在發射神舟系列飛船時,「遠望」號等船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遠洋船隊出發前,張愛萍問我:「測量船隊能不能保證安全地開出去,順利地返回來?」 
  我語氣堅定地說:「能!」 
  因為準備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員、工人師傅,有他們保駕,大家都充滿信心。 
  這是「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科學工作者向新時代獻上的一份厚禮。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關注著中國。我國億萬人民翹首以待,期盼著那個驚天動地的時刻。   
  新的攀登(2)   
  父親和鄧小平、胡耀邦、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北京的國防科工委指揮所大廳裡觀看發射實況。 
  「30分鐘準備!」指揮員發出了指令。 
  「發射!」 指揮員發出了最激動人心的指令。 
  指揮所大廳裡,人們聚集在寬大的彩色屏幕前,緊張而又興奮地傾聽著那一連串清晰的報告聲、指令聲、調度聲,大家的心隨之不停地跳動。一排排螢光屏上,一組組數據、圖表不斷地交替顯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繪出火箭飛行的軌跡。從「遠望」號測量船隊發回的信息,準確無誤地傳到指揮所裡。 
  此時此刻,我就蹲在父親、鄧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幾乎是含著熱淚介紹著每一個應答口令的含義。 
  發射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是繼美國、蘇聯、法國之後,第四個擁有遠程打擊能力的國家,它表明我國液體火箭技術又攀登上一個新高峰,也為我國將來發射重型衛星和飛船創造了物質技術條件。同時,中國也是繼美國、蘇聯、法國之後,第四個具有海上跟蹤能力的國家。 
  在場的人,都為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又一重大進步而歡呼,而流淚。鄧小平立即向參試人員表示熱烈祝賀;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父親情不自禁地向在場的全體工作人員揮手,高聲說:「一彈震全球,感謝同志們!」 
  那天回到家,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父親隨手展開紙張,揮筆題寫了賀詞:「熱烈祝賀參與發射運載火箭的全體同志取得圓滿成功。這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同心同德、大力協同的偉大勝利!」 
  在這次試驗任務中,丁衡高負責火箭落點精度鑒定工作。那一天我們全家和父親辦公室工作人員如同過節,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潛射導彈試驗,於1982年10月7日在大連海域進行。父親非常關注這次重要的試驗。但是前方傳來消息,試驗失敗了。本來導彈發射時是正常的,但點火後不久,導彈失控翻轉,在空中自毀。 
  父親得知情況後,囑咐秘書給在現場的指揮人員打電話,傳達他的意見:「既是試驗,就有成功與失敗兩種可能,要像我國女排爭冠軍那樣,勝不驕,敗不餒!大家不要洩氣,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總結經驗,更好地進行技術檢驗,找出問題所在,以利再戰,我們一定會獲得成功的!」 
  當時,丁衡高在試驗現場。據他回憶,父親的話傳達後,現場的領導和科技人員,深受感動和鼓舞。其實,多年來在尖端武器研究試驗中遭遇的失敗也不僅這一兩次,父親都是以總結經驗以利再戰的態度鼓勵大家。當年錢學森他們試驗導彈失敗,他不就這樣說過嗎? 
  大家說:還是聶帥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員,這種時候鼓勵比責備更重要。 
  果然,在全體人員努力下,5天之後,第二次潛艇水下發射潛地導彈試驗,獲得成功。這又是一項震驚全世界的偉大壯舉。 
  美國《海軍學會會報》寫道:「事情已經變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為世界上第5個擁有一支以海洋為基地具有威懾力量的核大國。」 
  1984年的任務, 是「三抓」中的「第三抓」——發射我國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衛星。父親密切關注著發射情況。後來我在《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一書中,看到書中寫著:「在緊張的發射準備工作中,迎來了1984年的春節。節日前夕,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寫信向全體研製試驗人員表示致意和問候,並祝新春佳節康樂。這代表了老一輩革命家對航天戰線全體人員的關懷和愛護,代表了中央對衛星通信工程試驗任務的關心,鼓舞著全體試驗人員以科學態度繼續努力,奮勇拚搏,去奪取勝利。」 
  衛星發射期間,父親正在301住院。他不顧自己的病情不能激動的要求,問這問那,那著急的樣子,恨不得上第一線去指揮。4月8日發射後,他就急於知道衛星飛行進展的情況,報紙每天也有簡訊報道,但父親不滿足。於是,就讓丁衡高和我到病房給他介紹試驗的進展情況。 
  丁衡高參與了這次發射試驗的組織協調工作,走遍了執行發射、測控任務的各個單位,發射前後在指揮所住了一個月,對各方面的情況比較瞭解。父親對我們匯報的情況聽得很認真、很仔細,我們告訴他,衛星在大橢圓軌道上運行正常,他似乎不太明白橢圓軌道的具體含義是什麼,丁衡高就給他畫圖解釋。我告訴父親,地面測控站跟蹤衛星很好,星上儀器工作也完全正常,他點頭微笑。 
  衛星進入靜止軌道時,我們去告訴父親,說入軌精度很高,通過遙控,衛星正按預定的速度向定點位置漂移。他讚歎我們專家、技術人員的知識和技能的高超。反正每天進展情況都要及時去匯報,我們稍微去晚了,他還著急催喚。當然,飛行過程中出現的險情,那是一點都不能說的,不能讓老人家擔驚受怕。   
  新的攀登(3)   
  直到4月16日,告訴他衛星成功地定點在赤道上空了,他高興地笑著說:我是相信我們這支科技隊伍的,是一支攻關隊伍。那天夜裡他睡得很好,醫護人員也放心了。 
  父親4月1 8日給張愛萍寫信祝賀,信中說:「我素知這支科研隊伍是一支堅強的攻關隊伍。從指揮員到戰鬥員都身經百戰,百煉千錘,基礎紮實,善打硬仗……此次試驗成功,對我國四化建設將起重要的促進作用,使我國航天技術、信息技術等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為我們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我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發射成功,三萬六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軌道上,終於有了中國的一席之地。美國宇航局局長祝賀中國同行:「你們完全可以為中國航天計劃中的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為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僅有少數幾個國家達到了這次發射所顯示的技術能力。」 
  至此,「三抓」任務全部勝利完成。這是「兩彈一星」之後我國高科技事業的又一次飛躍,是新時期新的偉大攀登。它所體現的,是創新的過程,它跟以前的「兩彈一星」精神一脈相承,是「兩彈一星」精神的繼續和發展。 
  父親在新時期雖不能上第一線指揮了,但他時時刻刻關懷著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滿腔熱情地鼓勵大家攀登新的高峰,他的心始終和科技人員在一起。   
  永遠的牽掛(1)   
  父親的後半生,牽掛最多、最憂心的,就是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問題。 
  1982年,黨的十二大之前,父親住院四個半月,大病初癒,他就在考慮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覺得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得還不夠好,二是應該總結一下科技工作的經驗,以利再戰。 
  恰在這時,《光明日報》社為配合十二大的召開,打算派記者採訪父親,聽聽科技戰線老統帥的意見。父親聞知報社意願,欣然接受了該社三位記者董克恭、鄒安壽、宋光明的採訪。 
  談話進入正題後,父親直截了當地說,重視知識分子,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 
  記者馬上就問:「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得怎樣?」 
  父親認為遠遠不夠,因為現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幫」給知識分子扣上的種種「帽子」,困難的是如何盡快地把知識分子隊伍組織好,解決他們的一些實際問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記者又問:「現在如何才能調動好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父親說,基本上是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識分子學以致用,專業對口。這就牽扯到教育部門和人事組織部門,要從招生到教育培養、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費一點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後勤工作,保障他們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1984年5月29日,父親與著名科學家王淦昌親切交談 
  父親嚴肅地說,這本來是很簡單的問題,可現在有的還是解決不好。一個科技人員開展研究工作,還要自己去跑儀器,買材料,這怎麼行呢?後勤部門一定要樹立為科技工作服務,為科技人員服務的思想。父親深情地回憶說:「五十年代,我就講過,我就是一個大管理員,我自願為科技人員和他們的工作服務。當我看到科技人員安心地集中精力從事科技工作時,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親還說,科研單位一定還要設法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現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困難多,他們任務重、工資低、住房少、家務多。這些必須逐步給予解決。 
  此外,父親還談到老專家的退休問題。他不主張讓老專家和行政人員一樣,到時候就退。 
  父親從發揮知識分子才能的角度,還談到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先進科技的問題,談到知識分子任重道遠,不要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親語重心長,再次對知識分子深寄厚望。 
  這次採訪報道,《光明日報》有意選在9月1日發表,因為那天正好是黨的十二大在京開幕的日子。打開那天的報紙頭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聞外,就是父親談知識分子問題,宣傳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閉幕不久,《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來採訪時,父親又重點大談了知識分子政策問題,這比與《光明日報》記者談此問題時更廣泛深入了。 
  父親說:「輕視知識、輕視科學、歧視知識分子的偏見,本來是愚昧和落後的表現,作為舊社會的一種遺產,在我國社會上有很長的歷史。在我們黨內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響,在我們一些幹部的頭腦裡,就存在著輕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種種偏見,這也有很長的歷史了。」 
  父親說,為全面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對一些錯誤言行給予批評,甚至鬥爭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不能沒有正確的政策,離不開科學技術,離不開知識分子。而在很多部門和地方,他們還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愛護,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問題就是不能很好地解決。這應引起各級領導的注意。知識分子的學銜、職稱問題要很好解決,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父親收到不少知識分子來信,反映各種各樣的問題。收到信後,父親不是原信照轉,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見同時提出,有時他甚至大聲疾呼,為尊重知識,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搖旗吶喊。他給中央有關部門寫信,說:建國後,我們培養的中年科技人員已成為科技戰線上的主力軍,他們已是50歲左右的人了,「要積極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此其時也!否則老之將至,悔之晚矣!」 
  對當前群眾意見較大的評定職務級別的問題,父親說,對科技幹部的職務晉陞,不要「片面強調有何著作,發表過什麼論文……據說在此風影響下,有的醫生不願看門診管病房,有的教師不願上課教書,有的科技人員不願動腦子解決生產中實際問題,卻埋頭寫論文」。 
  父親主張:「晉陞的條件還是強調德才兼備的原則。首先看他對本職工作完成得如何,服從分配、安心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也是一條重要標準。一個工人在實際鍛煉中,達到工程師的技術水平,就是沒寫論文,也應提為工程師。」   
  永遠的牽掛(2)   
  父親的這封信,後來在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國科學院的文件上,及一些報紙上,都全文或摘要發表了。可見它是有說服力的。 
  1982年6月,父親看到一份情況簡報,反映老專家退休問題。他認為反映的問題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便立即給胡耀邦寫信。信中說:茅以升和京、滬一些老專家,對動員他們退休,思想波動,意見很大。中國科學院也有類似反映。建議對「研究員、工程師、醫生、教授等所有專家、學者、文藝家,在不擔任行政領導時,除非自己因種種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繼續從事他們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這項著述任務同樣列入單位的計劃裡,同樣給予保證和支持,配備必要的助手。不要稱他們為退休人員。有些還可以授予榮譽職務。因為從專業上說,沒有什麼退休的問題,年歲越老,造詣越深,貢獻越大」。 
  胡耀邦閱後,即安排中央書記處討論研究。書記處原則上同意父親的意見,只是強調還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個年齡限制。 
  半年後,父親從簡報上看到植物生態學家、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侯學煜又對退休提出意見。父親坐不住了,當即給中組部部長宋任窮寫信,說:「我再次表示對科學工作者,特別是那些有造詣的老專家,不宜採用行政幹部定退休年齡到時一刀切的辦法。對他們的行政領導職務當然可以按規定年齡退出。但對他們參加第一線的科技工作,不要規定何時一定退出。如果他們的健康狀況允許,本人又自願幹下去,應該給予照顧支持……因為他們都還能繼續工作,帶研究生,搞課題,著書立說等,這些都不會影響機構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幹部。這方面的政策,請再斟酌。」 
  父親辦事認真執著,只要他認為是對的,他一定會據理力爭。這次為老專家的事,又牽扯到政策問題,所以他更是堅持己見。他說,像錢學森、錢三強、茅以升、華羅庚這樣的老專家,在海內外都是影響巨大,是「國寶」,絕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退休幹啥?只要他們身體還行,就不要讓他們離開科學研究崗位,就要讓他們繼續發光發熱。 
  1983年9月,國務院終於發出《關於高級專家離退休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其中對離退休的年齡、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確規定。而且對學術上造詣高深,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傑出高級專家,經國務院批准,可以暫緩離退休,繼續從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長離退休年齡的高級專家,其原擔任的行政領導或管理職務應當免去,特殊情況經批准的除外。符合規定情況的,退休費可以適當提高。 
  國務院的這一規定,基本上滿足了老專家的意願,也讓父親感到安心了。 
  那段時間,父親幫助不少科技人員解決了實際困難,以至有些事,他做過了,時間稍長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過父親幫助的科學家,卻一直難以忘懷。1984年春節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學家來家裡看望他。坐下後,周光召拿出幾個獼猴桃給父親看,說:「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員李鈺,您還記得嗎?」 
  父親搖搖頭。周光召說:「在您的支持下,李鈺解決了獼猴桃的保鮮問題。」 
  父親仍是一下子想不起來。周光召又說:「李鈺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帶幾個經過保鮮的獼猴桃給您看看。」 
  父親端詳著仍很新鮮的獼猴桃,似乎記起來了,忙說:「那就請他再把荔枝的保鮮問題也解決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麼困難還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幾位優秀的中年科學家相繼早逝,曾經轟動一時。像長春光機所的副研究員蔣築英、航天部的工程師羅健夫,國家氣象局氣象學專家雷雨順等,他們的英年早逝,是我國科技界的重要損失。父親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說:「我們應當從這些中年知識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訓,我們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同志,是不是沒有做到應該做到的一切,就是沒有更好地關心愛護他們呢?」 
  1984年國慶前夕,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來看望父親,父親問華羅庚身體如何,並關切地說:「70歲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誰知僅僅一年之後,華羅庚竟去世了!父親聞訊,即給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致函,請轉達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說:「華羅庚同志一生勤奮不倦,奮鬥不息,即使在受到嚴重挫折、屈辱時,其為學術、為祖國的赤誠之心絲毫未減。」後來,華羅庚家鄉金壇縣寫信來,請父親為他們紀念華羅庚題詞,父親當即命筆,以慰藉群眾對科學家的思念。 
  那些為「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更是時常牽掛著父親的心。1986年,傑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歲的父親知道後,深感惋惜和焦慮,通過我不斷地進行問候。我幾次去醫院看望他。鄧稼先彌留之際,父親又派周均倫秘書連夜去301醫院,代表他轉達對鄧稼先及其親屬的問候。   
  永遠的牽掛(3)   
  當時癌痛已經把這位大科學家折磨得昏迷過去,他的夫人是許德珩先生的女兒許鹿希,周均倫對守在病床前的許鹿希說:「聶帥講,鄧稼先同志對我國的原子能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聽說他病重,派我代表他連夜來探望,希望他能轉危為安。」 
  許鹿希握住周均倫的手說:「請轉告聶榮臻元帥,我們一家謝謝他老人家。稼先講過多次,他永遠銘記聶帥對他的關懷和幫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績,是因為有聶帥的好領導。謝謝聶榮臻元帥,謝謝聶榮臻元帥。」 
  1988年12月5日,是我國傑出的空氣動力學家、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懷逝世20週年。郭永懷早年留學美國,1956年響應祖國號召回國效力,1960年經中央批准調進核武器研究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亂中,他於飛機失事中罹難。那時父親成為「二月逆流」反黨成員,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為郭永懷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後來又多次向我們談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懷,為他,也為我國的力學事業感到惋惜。郭永懷逝世20週年的日子,父親題詞紀念,緬懷郭永懷為我國空間技術和核武器研製做出的重要貢獻。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勝地。周恩來、鄧小平都曾念叨過,要給科學家們創造條件,讓他們也有個休息避暑的機會,每年不能只有領導同志來這裡。父親生前也是多次關心、牽掛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國防科委系統的專家,以及邊疆基地和基層的同志分批請來,讓他們都體驗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風光,下到海裡游游泳。遺憾的是,父親生前,這個願望沒能全部實現。 
  1993年,父親去世一年之後,母親到北戴河度夏,當她聽說海邊有一片剛建成的房子時,動開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請國防科工委把這批房子買下來,辦個療養院,好讓基地、基層的同志有個療養休息的地方。我當然贊同。但是去找當地政府聯繫時,才知道當地政府已經決定將這片房子賣給北京的一家大單位。母親聽說後,不想罷休。她說,基地、基層的同志太辛苦了,應該給他們創造個機會,到海邊來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談起過這件事,但因為以前沒有條件,沒能辦成,這回一定得試一試。 
  母親讓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區的區長閻樹德做工作。閻區長聽了母親的講述,當即改變原來的決定,把這批房子全部賣給國防科工委。就這樣,國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療養院。 
  1995年,也就是母親去世那年,療養院建好了。從當年開始,盛夏季節,每年都有大約3000名來自基地的科技人員和基層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來這裡度夏。1998年,國防科工委改為總裝備部之後,這個傳統一直保持了下來。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見到了一批批來自基地、基層的科技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子女。療養院的宋新明院長告訴我,10年來,已經有大約3萬人來這裡療養,他們中很多是從邊疆,從戈壁灘上,從艱苦的地方來這裡的,雖然每一批次的時間只有10天,但他們盡力安排,讓遠道而來的客人休息好,遊覽好,留下個美好的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總裝備部機關的同志卻沒有來療養的份兒,他們把機會全讓給基層的同志。有人對我說,像這樣完全面向基層的療養院,真是太難得了! 
  站在海邊,沐浴著涼爽的海風,望著在海水裡盡情搏擊和嬉鬧的總裝各系統的療養人員,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閃現出父親當年在海水裡游泳的身影,還有母親為了建這個療養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濤聲,浪花的響聲,人們的歡笑聲,彷彿都在告訴父親母親:兩位老人家的願望,早就實現了,你們放心吧…… 
  想到他們對科技人員的那份永遠的牽掛,想到他們對知識分子的那份不捨的感情,我的眼裡漸漸蒙上了一層淚光……     
  山高水長 晚霞別樣紅   
  「你的回憶錄我看了三遍。」(1)   
  寫回憶錄,是父親晚年做的又一件重要事情。 
  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來家裡見我父親,說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組織班子,編寫各位老帥的傳記。父親傳記的編寫任務交給了北京軍區。軍區很重視,確定由他牽頭,成立傳記編寫組。 
  父親當即謙虛地表示,自己沒什麼好寫的。魏巍再三說,這是組織上交待的任務。父親說,他考慮一下再說。 
  父親反覆思考後,決定先不寫傳記,因為為他寫傳,而要他本人談情況,這不好談。他說:還是搞回憶錄好,搞回憶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較靈活,文責自負,我自己對歷史負責。我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把看到的想到的歷史經驗教訓寫出來,供後人參考,這是我應盡的歷史責任。 
  從此以後,兩年多的時間內,父親近百次找寫作組的同志談話,他一次次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似乎又回到了那遠去的歲月,他激動、興奮、讚歎、惋惜、痛恨、遺憾……各種情緒交織出現。那時節,他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醫生和我們建議每次談話不超過一小時,但話題一打開,父親就很興奮,實際上每次都剎不住車,有幾次甚至一氣談上兩個多小時。 
  1981年11月初,父親因病住進301醫院,前後4個多月。那次他的病情十分危險,中央領導紛紛來醫院探望。父親做事歷來講要善始善終,決定了的事情他輕易不會放棄,因此,重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回憶錄的整理,多次向秘書交待,哪些章節應該怎麼寫,怎麼修改,並要他轉告魏巍,一定請代筆的同志抓緊寫。 
  病情危重的時候,他對秘書說:告訴魏巍同志,萬一我的病治不好,現有的初稿還很不成熟,可以作為資料,提供給別的同志研究黨和軍隊歷史時參考。 
  也就是說,父親不願意把不成熟、不準確的東西拿去出版,他要對歷史負責。 
  還好,在301醫院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護理下,他從死亡線上闖了過來,身體又一點點恢復了。於是,繼續進行回憶錄的撰寫工作。他多次對寫作組的同志講:「寫回憶錄,一要實事求是,二要注意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還說:「我們寫回憶錄不要單純講事情經過,更不要借寫回憶錄吹噓自己,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初稿寫成後,父親非常認真地審查,每個章節至少看4遍。不實之處,尤其是對自己有所誇張的地方,堅決更正和刪除。 
  那時,父親的記憶力還很好,對事情的敘述詳盡而準確,特別是對犧牲了的戰友,他的記憶尤為深刻。他說,毛主席過去經常講,我們是倖存者,是從先烈堆裡爬出來的。寫回憶錄,不應該遺忘先烈們的英雄事跡,能夠提到的先烈要盡量提到。所以,在他的回憶錄裡,你可以看到大批先烈的名字和事跡,既有領導幹部,也有普通戰士。 
  1983年5月,50萬字的《聶榮臻回憶錄》出版了。父親在自序中說:「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於此者,無非是懷著同樣的心情寄熱望於年輕同志,為他們學習黨史軍史提供一點參考而已……我寫這些,目的在於總結歷史經驗,並不是說自己有多麼高明。相反,自己在幾十年的工作中,雖然自認為尚屬勤勉,但仍不免有缺點錯誤。」 
  《聶榮臻回憶錄》是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撰寫的第一部自傳體長篇回憶錄。從這以後,寫回憶錄就成風了。父親自己也沒想到,他的回憶錄出版後,反響會那麼強烈,那麼受讀者歡迎。 
  1984年12月29日,胡耀邦告訴父親:「你的回憶錄,我看了三遍。」 
  鄧小平看了,說不錯,並且對別人講:寫回憶錄就要像聶帥那樣,注重實事求是,總結經驗。 
  父親85歲生日那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帶領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家,給父親祝壽,他對父親說:「你的回憶錄我看了三遍。」還說:「過去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看了才明白。」 
  胡耀邦在祝壽講話中,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尼克松的《領袖們》,一本是《聶榮臻回憶錄》。 
  那天,楊尚昆對父親說:「上個月金日成訪華,你簽名的回憶錄我及時轉給了他。他特讓我向你轉達他的謝意,並說,聶帥的書,他一定認真看。」 
  《聶榮臻回憶錄》一版再版,一共發行了40萬冊。1986年,還獲得了全國優秀暢銷書特等獎。1988年,由總參二部主持,請國家馬列主義編譯局譯成英文版,向全世界發行。1991年,擔任香港明報集團董事長的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看了後也熱情讚揚,經與我們聯繫同意,由明報集團將書改編成繁體字豎排本,在海外廣大華人同胞中發行。應廣大讀者的要求,2005年8月,解放軍出版社又一次再版了父親的回憶錄。   
  「你的回憶錄我看了三遍。」(2)   
  關於林彪的問題,是父親寫回憶錄時無法迴避的話題。他和林彪前後共事達五六年之久,應該說是比較瞭解他的。林彪個性極強,心機重重,話又太少,很難和他交流,一般人難以與他合作。可是,父親和他雖然時有矛盾,偶爾也比較激烈地爭一次,但總的來說,還能相處下去。林彪也比較尊重他。這可能與父親的性格比較溫和,以及父親採取的處事方法有關。就像他在回憶錄裡說的,盡量支持他的工作,原則問題不讓步,非原則問題少爭論。 
  據父親回憶,平津戰役結束後,四野大軍南下時,林彪曾私下動員父親,跟他一塊干,到四野來當政委,把羅榮桓給換掉,因為他跟羅不好合作。父親當然是拒絕了,說:你點一下將,要誰我都給,我卻不能去,除非中央有命令。 
  「文革」期間,應該說,林彪對我父親是念了一點舊情的,否則父親的處境可能更糟。也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時父親只分管科技工作,手中沒握有兵權,沒擋他的路,所以他手下留情了。否則他也不會客氣的。一個想篡黨奪權的人,是不會顧及什麼情面的。 
  父親在寫回憶錄時,如何寫林彪,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林彪屬於歷史上必須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無是處,他也有長處,首先他有很多戰功,也是個有本事的人,不然他怎麼會到副統帥的位置上面?有一個典型的特徵,就是,每到關鍵時候,毛澤東就會想到林彪。長征,一軍團是最主要的主力軍團。長征結束,到達陝北,三軍團合併到一軍團,毛澤東仍然讓林彪當軍團長。西征的時候,彭德懷去指揮,毛澤東讓林彪去辦學校,當紅軍大學的校長,這似乎是個更重要的崗位。抗戰開始,一軍團改編為115師,115師是三個師裡面人數最多的,林彪又來當師長了,而且開赴華北前線時,115師首先出征,另兩個師在後面跟進。抗戰結束,中央決定搶佔東北,全國支援東北,毛澤東又把因傷久疏戰陣的林彪派過去了,如此的重擔交給他,說明毛澤東十分相信他。平津戰役,林彪的部隊唱主角。之後,大軍南下,又把林彪放到了重要方向上,打湖南、廣東、廣西方向,因為敵人有戰鬥力的部隊,大多在這個方向,截斷了這個方向,就等於把敵人海上、陸上的通道堵住了。到了抗美援朝,毛澤東首先想到林彪,林彪托病不去,才派彭德懷去的。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拿下了彭德懷,又想起了林彪,把他扶上來了。到了「文革」,毛澤東把他樹為「接班人」。這充分說明,林彪在毛澤東眼裡,是堪當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 
  面對複雜的林彪,面對複雜的歷史,在寫回憶錄時,父親定下的指導思想是:林彪的長處糅合在歷史進程中,分散開來寫,免得寫集中了,有「歌頌」他之嫌,他的短處、錯誤一小部分也是分開來寫,大部分集中來寫。這就有了成書後的一節:關於林彪的幾個問題。 
  回憶錄出版後,父親收到大量讀者來信,有些讀者說,你聶帥沒有實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說成一無是處,林彪壞,是後來壞。也許,林彪的幾個問題也糅合在歷史進程當中來寫就好了,集中起來寫,似乎給人一個印象:聶帥不實事求是,光說林彪的壞話。 
  其實,父親說了他不少的優點,只是分散在各章節中,不顯眼罷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開放,能夠寫到這個份上,也有讀者說,已經比較實事求是了。 
  後來許多書籍和影視劇,寫到林彪時,就源自於父親的回憶錄。人們認可它,說明父親講的故事是真實的,可信的。 
  靠一本回憶錄,能夠影響那麼多的讀者,能夠給大伙提供學習和批評的資料,是父親晚年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父親老家的遠房堂弟、在四川省擔任領導工作的聶榮貴來看望他,他問道:「我送你的書你看了嗎?」聶榮貴說:「看過了。」這裡說的書,就是他的回憶錄。 
  他對聶榮貴說:「這是我的歷史交待,革命那麼多年,我對黨沒作出什麼重大貢獻,但是黨交給我的任務都完成了,我沒有做什麼對不住黨的事情。我已經90歲了,比毛主席、周總理、許多老帥,活的時間都長。我的回憶錄寫好了,我的歷史交待清楚了,現在我去見馬克思,死而無憾了。」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1)   
  1992年5月16日,父親逝世的第二天,治喪委員會收到兩封來自日本的唁電。一份是宮崎縣都城市市長巖橋辰也發來的—— 
  驚悉將軍閣下不幸逝世,不勝悲痛。 
  聶將軍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訪問貴國後,我曾高興地聽到了有關聶將軍當時非常健康的介紹。聶將軍雖不幸離開我們,但他幫助日本幼女的事跡,作為中日兩國之間一個美好的故事,將繼續被傳誦。 
  另一份唁電是美穗子本人發來的—— 
  由於那場可怕的戰爭,使我在中國內地淪落為孤兒,承蒙聶將軍相救,才使我有今天。從回國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視聶將軍為我心靈的依托。忽接父親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遠不能前往憑弔,甚感遺憾。 
  兩份唁電充滿了對父親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稱我父親為「父親」,足見父親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關於父親與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來,早已是一個在中日兩國間廣泛流傳開來的動人故事,並被拍成了電影。 
  2002年9月23日,我來到河北省井陘縣洪河漕村尋訪父親的足跡。當年就是在這裡,父親指揮過百團大戰,還救護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這個故事是大戰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溫情的歌,在時光中傳送了60年,並且還會繼續傳唱下去。 
  我站在山岡上,望著傳說中的「送孤處」,體驗著一種久別的溫情,彷彿看到了當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進攻井陘煤礦的戰鬥中,晉察冀軍區一分區三團一營的戰士們在戰火中救起了兩個日本小女孩。她們的父親是井陘煤礦火車站的日方副站長,名叫加籐清利。一分區部隊攻佔了井陘煤礦新礦,他們撤走之前,盤踞在崗頭老礦的日軍向新礦猛烈炮擊,加籐清利和妻子加籐麻津就是被他們自己的炮彈打死的。戰士們從瓦礫中把兩個日本女孩救出來,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把電話打到父親的指揮部,報告了這一情況,請示如何處理這兩個日本孩子。父親說:「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顧好,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這裡來。」父親似乎不放心,又補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參戰部隊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區戰地動員委員會,再由戰委會派專人用籮筐挑著兩個日本孩子來了。父親看到,那個大一點的女孩有五六歲的樣子,剪著短髮,穿著長條花紋衣裳,顯得清秀而可愛;小的尚不滿週歲,還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腳部被炸傷,傷勢很重,我們前方的醫務人員已經對她進行了搶救和治療,使她暫時脫離了危險。 
  面對這兩個日本孩子,父親心潮難平。他身經百戰,耳聞目睹了無數八路軍官兵奮不顧身從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下搶救落難百姓的場面。可是這一回,他的部隊救下的,卻是日本侵略者的遺孤。在這場野蠻的侵略戰爭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殘殺了多少無辜的中國孩子,而現在,他們的孩子卻安靜地躺在八路軍戰士肩上的籮筐中,這是何等鮮明的對比啊! 
  父親後來回憶說:「當時,我的想法是,孩子是無罪的,應當很好地安置她們。至於究竟怎麼辦,我考慮,或是由我把她們養起來,或是把她們送回去。」 
  父親走近籮筐,蹲下來,親切地撫摸著這兩個敵國的女孩。參謀長聶鶴亭和一群參謀也圍上來,大家靜靜地看著父親與兩個孩子進行默默的交流。他們都知道,父親特別喜歡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們也都知道,父親的獨生女兒麗麗——也就是我,已多年沒有音訊。父親格外地喜歡孩子,疼愛孩子,是不是就寄托著他對失散多年的女兒無限深情的思念? 
  父親先抱起那個受傷的嬰兒,看到傷口包紮得很好,孩子安詳地睡著。他便囑咐身邊的醫生和警衛戰士,好好護理這個孩子,看看附近村子裡有沒有正在哺乳期的婦女,趕快給孩子喂餵奶。一個警衛員趕緊跑開了。 
  父親看到兩個籮筐裡各放著幾個雪花梨,還放著為孩子趕蒼蠅的蒼蠅拍子,滿意地點點頭。他問送孩子來的民兵:「孩子來之前,在你們那兒是怎麼安排飲食的?」 
  來人說:「我們四分區政治部的袁心純副主任規定,按團職幹部負重傷的標準特別照顧,供給奶粉、罐頭、白糖、水果。我們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餵這個受傷的小姑娘。」 
  父親高興地說:「你們做得對!」 
  這時候父親並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護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親儘管是個瞎子,也竟於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還打著手電為日本孩子查鋪,送走孩子前還叮囑路上要注意驅趕蒼蠅的袁心純同志,後來竟被日軍用馬刀砍了頭!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2)   
  父親拿起一個雪花梨,送給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她不肯接。父親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趕緊用清水沖乾淨,她這才高興地接過去,吃了起來。父親笑了。 
  把兩個孩子安頓下來後,父親讓炊事員做了一盆稀飯,他把那個大點的女孩拉在懷裡,用小勺餵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親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嗯嗯」地回答著。翻譯在旁邊說:「她說叫『興子』。」父親聽了,感覺像個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興子了。 
  兩個孩子在指揮所停留期間,那個叫「興子」的女孩像個影子一樣,一直跟著父親,常常用小手拽著父親的馬褲腿,父親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 
  那兩天裡,父親把本應給自己女兒的深沉的父愛,給了那兩個戰火中的敵國遺孤。同時他一直琢磨,怎樣安置這兩個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們養起來,但又考慮到戰事頻繁,整天東奔西走,而且邊區環境太艱苦,照顧她們有不少困難,尤其是大一點的興子已經懂事,把她們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將來也許會給她們造成痛苦和隔閡。漸漸地,父親傾向把她們送回去,雖說她們的父母已經不在了,但她們日本的老家總會有親戚朋友可以照應她們吧?…… 
  父親最終決定,把她們送走。他親自安排送孤事宜,派人找來可靠的老鄉,請他幫忙,用籮筐挑著兩名日本孤兒,送往石家莊的日軍兵營。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飢餓啼哭,他特地準備了各種食品,放在挑子裡。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捨地抱起她們,摸摸她們的小腦袋,以示祝福。興子似乎意識到要與這個她已經熟悉的大人分別,所以緊緊皺著眉頭,神情有些憂鬱。 
  恰好這時候,著名攝影家沙飛從前方回到了指揮所,他被眼前的場面深深地打動,拿出照相機,拍攝下一組照片。就是這組照片,後來成為了珍貴的歷史見證。 
  一切都準備好了,父親拍拍老鄉的肩膀,說:「老鄉,請把這兩個孩子送到敵人那裡去吧。」 
  說完,他交給那位老鄉一封自己的親筆信。信沒有封口,便於沿途的敵人閱看。信中寫道—— 
  日本軍官長、士兵諸君: 
  日閥橫暴,侵我中華,戰爭延綿於茲四年矣。中日兩國人民死傷殘廢者不知凡幾,輾轉流離者又不知凡幾。此種慘痛事件,其責任應完全由日閥負之。 
  此次我軍進擊正太線,收復東王捨,帶來日本弱女二人……彷徨無依,情殊可憫。經我收容撫育後,茲特著人送還,請轉交其親屬撫養,幸勿使彼輩無辜孤女淪落異域,葬身溝壑而後已。 
  …… 
  我八路軍本國際主義之精神,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與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鬥到底,必當與野蠻橫暴之日閥血戰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覺醒,與中國士兵人民齊心合力,共謀解放,則日本幸甚,中國亦幸甚。 
  專此即頌 
  安好 
  聶榮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鄉挑著孩子走遠了,父親心情複雜地收回目光。幾日後,老鄉回來了,說已安全送到,並且帶來了石家莊日軍的一封感謝信。父親心裡總算踏實了一些。 
  父親後來說:「自從送走了兩個孩子後,這些年來,每逢想起這件事,還常常為她們擔心。烽煙四起,兵荒馬亂,不知兩個小姑娘當時是否安全回國了。」 
  40多年裡,父親一直記著那個大一點的孩子的名字——興子,一直牽掛著她們姐妹。 
  40多年過去了,這個故事似乎被歲月遺忘了。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它卻又來到了人們面前,並且一下子感動了無數的人。 
  1980年4月25日上午,總政治部副主任華楠等人來向父親匯報事情,匯報結束後,隨同前來的《解放軍報》副社長姚遠方來到父親面前,拿出3張照片,請父親過目。父親眼睛一亮——3張照片均是百團大戰期間,著名攝影家沙飛拍攝的,內容分別是:父親身著八路軍軍服,牽著一個小女孩的手;父親望著一名戰士給另一個小女孩餵飯;一位老鄉肩挑籮筐,筐裡坐著小女孩,父親慈愛地撫摸著孩子的頭。 
  父親端詳著照片,微微點頭。姚遠方問:「聶帥,您還記得這幾張照片嗎?」 
  父親說:「記得,記得。這是在百團大戰中我軍從井陘煤礦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姚遠方說:「您的記性真好,都過去快40年了。我寫了篇文章,可就是不知道日本小姑娘的名字,您還有印象嗎?」 
  父親略微愣了愣,說:「大點的女孩好像叫興子。對,就叫興子!」 
  姚遠方滿意地走了。 
  5月,《解放軍報》和《解放軍畫報》相繼刊登了姚遠方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裡》的文章。文章一經刊出,立即在中國和日本產生了強烈反響。5月29日,日本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全文轉載了姚遠方的文章,同時編發了一篇題為《戰火裡救出孤兒,聶將軍四十年後呼喚興子姐妹》的報道。30日,該報又通過兩名駐京記者星野和荒井約見姚遠方,詳細詢問此事的經過,表示一定要設法找到當年的那兩個小女孩。一時間,兩國人民都呼喚著同一個名字——興子。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3)   
  奇跡很快發生了,不到10天,《讀賣新聞》的記者居然真的找到了那個五六歲的女孩,她真正的名字叫加籐美穗子(現名美穗子)。那年美穗子43歲,是3個孩子的母親,住在日本九州宮崎縣都城市,與丈夫經營一家小商店,日子過得還不錯。 
  6月10日,《讀賣新聞》以《真的是「興子」,她寫信給聶將軍,盼望著再會》為題,報道了已經找到日本小姑娘的消息,一時成為關注的焦點。很快,《讀賣新聞》轉來了美穗子希望訪華看望父親的親筆信。 
  當父親確認興子就是美穗子時,非常欣慰。在日語中,「興子」和「死了」的發音較為接近,而在當時,父親問小女孩叫什麼,也許是小女孩年紀太小,受到驚嚇,答非所問地一個勁地說:「媽媽死了,媽媽死了。」對日語不太精通的翻譯就此譯成了「興子」。她的那個襁褓中的妹妹送到石家莊後,因傷勢過重,死去了。 
  父親看過美穗子熱情洋溢的來信,高興地對我們說:「我看了她的近影,很像她小時候的樣子。闊別40年,終於找到了,很難得。這件事能夠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父親又對我說:「我又多了一個女兒,你多了一個妹妹。」父親的這個說法讓我感到特別的溫馨。 
  解放軍總政治部轉來了日本「日中合作戰友會訪華團」贈送給父親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獅子兜),還轉達了一段話:「贈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傳統的崇高禮節,我們謹以此向聶榮臻將軍閣下40年前在戰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義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們中不少人曾在華北地區與八路軍作過戰,對聶將軍很欽佩,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華歷史。」禮品單上,有很多日本舊軍人的簽名。 
  父親看過之後,囑咐向日本朋友轉達:「這是化干戈為玉帛,願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見。」 
  那個金光燦燦、十分精緻的日本古代武士盔,辦公室根據父親的意願,送交軍事博物館作為永久的展品。 
  短短幾天內,來自日本各地的感謝信、賀電,堆滿了父親的辦公桌。有人稱父親為「活菩薩」,有的舊軍人在信上說:這件事更使他們認識到侵華戰爭的罪惡,深深地表示感謝和道歉。 
  6月12日,父親應約會見國內新聞記者,回答了當年救日本小姑娘的情況。很快,中日友協向日方發出了邀請信。6月30日,父親收到日本宮崎縣知事松形祐堯、都城市市長瀧正內的來信。信中說:「在不幸的戰爭中,美穗子在童年生命受到威脅時,蒙中國人民和閣下的熱情關懷,被救了出來,現在又被邀請訪華。這件事在日本國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動,並已成為中日友好的佳話而被傳頌。謹代表縣、市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謝。我們敬佩貴國注重人道、愛惜生命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方針。」 
  1980年7月中旬,應父親和中國有關方面的邀請,美穗子偕全家來華訪問。這是美穗子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與前一次相比,這一次有著天壤之別,充滿了幸福。 
  日本各地的人民托她給父親捎來了干貝、瓷壇、木刀、弓箭、絹人、唱片、詩詞、題字等禮品,以表達對父親和中國人民的良好祝願和感謝。禮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位舊軍人隨信分別捎來他們在侵華戰爭期間,從中國得到的一張「晉察冀邊區地圖」、一份油印的抗日小報《洪鐘》第五期、一本署名「民渝」的青年於1938年5月寫的抗戰日記、一張父親在抗戰初期身著軍裝的照片。這些禮品後來均按父親意願送交軍事博物館收藏。 
  父親讓我去機場迎接「日本小姑娘」一家。見面後,我倆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擁而泣。小時候,我們倆的命運多麼相似啊!她的父母在戰爭中死去,她成為孤兒;我的父母不知在何方,我在上海獨自掙扎,過著沒有父愛母愛的苦日子。共同的命運使我們一見如故。 
  回到家後,我向父親講述了在機場與美穗子相見時的情形,父親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我感覺出,他的心情也很激動。 
  7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父親會見美穗子一家。見到父親的一剎那,美穗子話未說淚先流,竟「嗚嗚」地哭出了聲。我也受到感染,眼窩裡蓄滿了淚水。美穗子彎下身子,用額頭觸摸父親的手,以此大禮來表達對父親的感激之情。 
  父親拉著美穗子的手,說:「很高興見到你和你的全家人。當年我見到你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女孩兒,只有這麼高。」 
  父親的話令在場的人都笑起來,美穗子的拘束感也消除了。那天,中日友協會長孫平化、國防部外事局局長柴成文、日本駐華大使吉田健三也參加了會見。中、日兩國的許多記者到會採訪。落座後,美穗子送給父親一件禮物,是一個高約一尺半、用玻璃罩子罩著的栩栩如生、身穿日本和服的姑娘。美穗子告訴父親,日本人稱這種物品為「人形」,是送給最尊貴的客人的。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4)   
  美穗子坐下後,她15歲的小女兒留美子突然起身跑到父親面前,送上一個精巧的小白兔玩具,逗得父親哈哈大笑。父親收下小白兔玩具,招呼我們拿來一幅我國著名畫家程十發先生畫的《歲寒三友圖》,送給美穗子。父親事先還在畫捲上親筆題寫了「中日友好萬古長青」八個大字。指著畫捲上的「三友」,父親對在座的人說:「到了嚴寒的冬天,百花凋謝,只有松樹、竹枝、梅花可以經受住考驗,保持勃勃生機。我祝願中日友誼像松、竹、梅一樣經得起考驗!」 
  隨後,父親詳細詢問了美穗子回國後的情況,他一遍遍打量美穗子,像打量一個失散多年的女兒,然後滿意地頷首。美穗子說:「我到中國來的時候,許多日本人,特別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舊軍人,托我帶口信,他們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和謝罪。」 
  1980年7月14日,美穗子帶領全家來北京面謝父親。 
  父親表情有些嚴肅起來,說:「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給中日兩國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災難,你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這次看到你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我很高興。救你的事已經過去40年,這只有在中日建交、中日友好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夠找到你。日本新聞界的朋友做了很大努力,特別是《讀賣新聞》的朋友,要感謝他們。」 
  美穗子說:「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救了我,才有我今天這樣幸福美滿的家庭。」 
  父親說:「救你的事,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們這樣做,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有講人道主義的光榮傳統。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沒有理由不友好,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坐在一旁的日本駐華大使吉田接過話題,說:「聶將軍為促進日中友好作出的新貢獻,是有歷史意義的,要向你們學習。」 
  會見進行了大約40分鐘。分手時,美穗子眼含熱淚握住父親的手說:「請您一定要保重身體,希望您能到日本都城市去訪問。」 
  回到家後,父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說:「看來美穗子是個勤勞樸實的好姑娘,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她的幾個女兒都很活潑可愛。今天來這麼多記者,想不到這事竟能引起這麼大的轟動,說明了中日發展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啊。」 
  美穗子一行回國之前,父親又應她和女兒的請求,分別為她和丈夫、她的女兒、她的堂兄加籐定雄題了字。從這以後,美穗子把父親當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動力,後來她對我說,在她的心中,我的父親也是她的父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父親。 
  回到日本後,美穗子對新聞界發表訪華觀感:「聶元帥真像我的慈父,聶力就是我的親姐姐。見面時我總是控制不住感情,淚流滿面。」 
  這以後,美穗子又多次來到中國。1986年5月,父親母親在家中會見了她和訪華團的主要成員。父親說:「以後你就像探親一樣,多到中國來看看。」母親也說:「你就是我的女兒,記得以後常回來看看。」這話讓美穗子好一陣感動。 
  就是這一次,父親當場對日方代表團團長、都城市副市長深川巖提議:如果有可能,都城市應與父親的家鄉江津市結為友好城市,以增進中日友好往來。深川巖當即表示贊同。父親的這個願望,在他百年誕辰的1999年得以實現,江津與都城締結為友好城市,每年兩座城市都派出學生和代表團互訪、學習,經貿往來也逐年增多。 
  1989年5月,美穗子隨團第三次訪華。父親母親再次在家中會見了她。1992年父親去世,正趕上她丈夫突發腦血栓,臥病在床,需要照顧,她實在難以脫身,因此沒有趕來弔唁。她不懂中文,我聽不懂日語,她只好通過中日友協轉告我,請求我的原諒。 
  時光如流水一樣過去。1998年4月,我以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的身份,率團去日本訪問。其間,我帶著全家人的祝福,曾專程到美穗子的家中看望她。那次出訪,令我驚訝的是,每到一地,只要提起那個被中國聶將軍救護的「日本小姑娘」,人們都能說出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事,可見那件事情影響是多麼大。一路上,很多日本記者追著我採訪。在高知縣,當地的婦女會熱情接待我們,她們再三讓我講述自己童年的經歷和美穗子的故事,當我動情地講完後,很多人流下了眼淚。高知縣婦女會的田中會長哽咽著說:「您的父親聶榮臻閣下把美穗子當作女兒,您把美穗子當作妹妹,我十分感動。請允許我代表高知縣的婦女界,向你們全家,向中國人民表示感謝。」 
  我們終於來到了美穗子的家鄉都城市。在機場,我與美穗子緊緊相擁。在她家的客廳裡,我看到了父親送給她的《歲寒三友圖》。她告訴我,日本的房子都比較低矮,掛上這幅兩米高的畫總覺得不相稱,她咬咬牙把原先的屋頂掀掉,重新加高了屋頂。還說,平時不捨得掛出來,一直珍藏著,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才特意掛上的。她的話令我好生感動。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5)   
  在大家的歡笑聲中,我把準備好的《聶榮臻元帥畫冊》贈送給美穗子一家,對她說:「他老人家生前很想念你,我今天來看望,如果父親母親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感到欣慰的。你是我的妹妹,永遠都是我的妹妹。」 
  美穗子聽後,眼裡閃爍著淚花,握住我的手,說她全家永遠不會忘記父親的恩情。 
  1999年12月,在父親百年誕辰之際,美穗子與都城市市長、議長等一行6人來江津參加紀念活動。按照活動安排,他們去江津之前,先到北京我家中小聚。進入我家的院子後,美穗子一行先在父親的半身銅像前三鞠躬,並獻上兩個花籃,美穗子獻的那個花籃上寫著:「您的孩子獻給敬愛的爸爸媽媽!」 
  2002年8月,美穗子第5次來到中國。她去了井陘縣洪河漕村,也就是當年父親救助她的地方。她特意在當時的送孤處留影紀念,還捐給村裡的小學校3萬元人民幣和兩台微機,其實她家僅僅開了一間雜貨鋪,丈夫又臥病在床,家境並不寬裕。 
  美穗子離開洪河漕村一個多月後,我又來到這裡尋訪父親的足跡。想起父親與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們兩家的交往,並由此聯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兩國關係,真是感慨萬千。60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這段穿越了歷史時空的戰地插曲,隨著時光流逝並未減弱,也許它還會感動更多的人。 
  說到這裡,我還要誠摯地感謝一個人——著名攝影家沙飛。沒有沙飛,就不會有那3張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故事。是沙飛,為歷史留下了久遠的見證。 
  沙飛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1936年認識魯迅後,他用照相機記錄了魯迅逝世前十幾天的活動和最後的日子,《魯迅先生遺容》等一組珍貴照片,讓世人知道了沙飛,也使他屢遭反動當局的迫害。抗戰爆發後,沙飛攜帶攝影器材,毅然奔赴華北前線,隨八路軍115師採訪。父親便與他認識了。他拍攝的許多生動感人的照片,令父親對他大加讚賞。五台分兵後,沙飛願意留下來,更讓父親對他厚愛有加。他向父親提出,要求參加八路軍,父親當即批准,任命他為軍區政治部的專職攝影記者。不久,他創作了具有廣泛影響的《挺進敵後》《塞上風雲》《沙原鐵騎》等優秀作品,引起轟動,奠定了他作為革命攝影家的歷史地位。 
  1937年底,晉察冀軍區創辦《抗敵報》,雖然沙飛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但父親還是破格任命他為報社副社長兼編輯科長。沙飛不僅把報紙辦得圖文並茂,他還深入前線,拍攝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認識了晉察冀邊區。 
  百團大戰打響後,沙飛跟隨一分區楊成武部親抵前線採訪,拍下《圍攻井陘礦區》《工兵爆破井陘礦區》等戰鬥場面。這些照片後來都成了珍貴的歷史瞬間。這時,父親得知沙飛去了前線,為他的安全擔心,著人通知他趕回來,隨指揮部行動。事情就是這麼湊巧,沙飛趕到洪河漕村,恰逢父親派一位老鄉去石家莊送兩個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場面深深打動,敏銳地抓拍了《將軍與孤女》(即後來中日兩國間廣為傳頌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軍營救的日本小姑娘》《聶榮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軍》等一組照片。沙飛當時就預言道:「這些照片,現在不算什麼,30年後,會發生作用的。」 
  父親非常關心沙飛的家庭生活。父親在延安參加整風期間,偶遇沙飛的前妻王輝,得知他們1936年由於誤會而離婚。父親支持他們破鏡重圓。同時在周恩來、鄧穎超和我父親的共同關心下,沙飛明確表示願意復婚。1945年6月,王輝在延安中央黨校畢業後,在父親的關照下分配到晉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親從延安返回晉察冀後,想到沙飛的兩個孩子仍在延安學習,沙飛已經8年沒見孩子,非常想念。於是就拍電報,請還在延安的母親和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晉察冀時,順便把沙飛的大兒子王達理、大女兒王笑利從延安帶到張家口,使他們父子團聚。從此,沙飛一家成了我們家的常客。 
  我從上海輾轉回到張家口父母身邊後,沙飛帶著全家來我們家串門,我清楚地記得,沙飛一進門就說:「恭喜!恭喜!祝賀司令員找到女兒,這真是個大喜事兒呀!」父親抿著嘴笑。母親高興地說:「彼此彼此,你們一家不也團圓了嗎?」兩家人都沉浸在歡樂中。 
  十分遺憾的是,解放戰爭後期,沙飛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現了問題,住進石家莊和平醫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晉察冀推行的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種慘烈的場面一直讓他如入夢魘。醫院有一批國際友人從事醫護工作,沙飛對醫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終於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籍醫生津澤勝。這個事件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間,產生了不良影響。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依法判處沙飛死刑,並於1950年3月4日在石家莊執行槍決。   
  中國元帥與日本孤女(6)   
  沙飛的遭遇令父親極為惋惜,極為痛心。許多年裡,一提起沙飛,父親就搖頭不語。種種跡象表明,沙飛當時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關部門重新審查沙飛的案件,父親說:當時我不瞭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確有精神病,應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院重新作出判決:撤銷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給沙飛恢復軍籍。隨後,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了恢復沙飛黨籍的決定。 
  消息傳來,父親高興地說:「解決了好嘛!沙飛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貢獻的。」 
  父親一直沒有忘記沙飛,沒有忘記沙飛對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2004年5月,應沙飛親屬的邀請,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莊舉行的沙飛塑像揭幕儀式,參觀了沙飛攝影展。在展室裡,我又看到了沙飛拍攝的父親與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幾幅照片前,久久地望著畫面上正值壯年的父親和幼小的美穗子,感歎著時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著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負先輩的期望和囑托……   
  「我最愛中國女排」(1)   
  我常常想,父親這一生,其實是拚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戰友們一起,憑著一種信仰,在異常險惡的情況下,冒著隨時會殺頭犧牲的危險,一往無前地拚殺,義無反顧地衝鋒,用20多年的時間,戰勝了強大的敵人,創造了人間的奇跡,建立了新中國。 
  解放後,他們仍然在不停地拚搏,這一回父親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領廣大科技人員,白手起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向科學技術領域的珠穆朗瑪峰攀登,短短的時間裡,爆響了原子彈,飛起了導彈,衛星上了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的奇跡。 
  這一切,全都是拚搏而來的。 
  不知疲倦的父親,最欣賞的就是那種捨生忘死的拚搏精神和頑強的戰鬥意志。 
  八十年代初,體育界有一支團隊成為中國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國女排。鼎盛時期的中國女排曾經感動了無數的人。 
  父親對女排似乎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到底為什麼,後來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頑強拚搏精神正是父親所鍾愛的。那幾年,父親一直關注著女排,他對女排的自強不息和奮勇拚搏精神,備加讚譽,女排代表了一種活力,一種健康向上的氣質,還有不服輸、不怕苦、不畏強敵的勇氣。在父親眼中,這種精神在新時期,在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之時,尤為需要。女排精神和兩彈一星的拚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彌足珍貴的,都蘊藏著民族復興的生動力量。 
  1983年初,曾經為中國奪取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和世界盃冠軍的孫晉芳、曹慧英、陳招娣、楊希等老隊員光榮退役,3月初,國家女排調整陣容後,在北京與匈牙利國家隊比賽的最後一場,父親一直看到最後,中國隊獲得了三比零的勝利。關上了電視機,父親仍然是興致勃勃,連聲讚歎。我想,既然父親那麼喜歡女排,我們不妨邀請她們來家過「三八」節。 
  我把自己的想法說了,父親表示贊同。 
  「三八」婦女節那天下午,經過聯繫後的國家女排部分隊員,在國家體委顧問榮高棠和女排主教練袁偉民的帶領下,來到我家,看望父親。 
  姑娘們尚未來到時,父親就在客廳裡等候,桌子上擺上了家鄉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東西。女排姑娘們到了,她們一進門,父親就滿面笑容地大聲說:「歡迎你們,常勝軍!」 
  這真是一次節日般的聚會,姑娘們個個笑容燦爛,格外招人喜愛。父親和客人們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親就像當年接見戰鬥英雄一樣,眸子裡流露出親切、自豪、疼愛的神色。他彷彿一位飽經滄桑的老爺爺,在歡迎自己的孫女凱旋歸來。 
  袁偉民代表國家女排,把一個全體隊員簽過名的排球贈送給父親,大聲說:「女排全體同志問您好,祝您健康長壽!」 
  父親接過排球,雙手捧著。這個動作多少帶有天真的稚氣。他對著簽名仔細辨認一會,連聲說:「謝謝大家!」 
  話音未落,又認真辨認著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歲高齡的父親,視力已經衰退了,但他仍渴望著辨認出那些平時念叨了許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來後,父親詢問女排的訓練、生活等情況,榮高棠和袁偉民一一作了回答。父親聽得很認真、仔細。談到梁艷是成都人時,父親便接過話茬,說:「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個不停。 
  那天,父親高度讚揚了女排姑娘在賽場上奮勇拚搏的精神風貌,並且應姑娘們的請求,答應給中國女排題詞。第二天上午,父親寫下一句熱辣辣的話:「我最愛中國女排。」據說這幅題詞送到女排駐地後,女排姑娘們像在賽場上取得了一場勝利那樣,高聲歡呼起來。 
  客人走後,父親叮囑工作人員,把女排贈送的排球,掛在辦公室的掛衣牆上,為的是大家一進門就能看到,提醒走進來的人,永遠學習女排的拚搏精神。 
  記得那幾年,父親是女排忠實的觀眾,一有賽事,他就要看。有時比賽還沒開始,他就坐在電視機前等待。醫生們多次提醒,說父親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臟不好,看比賽容易激動,少看為佳。可是,父親卻說他會保持正常心態,不致大喜大憂而影響身體。在他的堅持下,醫生們只好讓步。 
  其實,我明白了,父親本人何嘗不是在默默地學習女排精神?晚年,他身體狀況差,多種疾病纏身,他在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這也是一種拚搏。他在咬牙堅持。坐上輪椅以後,他仍然每天堅持鍛煉,不能拄著枴杖散步,他就扶著輪椅或由人架著散步,做體操時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後抱著他做各種動作。後來實在站不住了,就在輪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種動作,活動四肢。 
  正是依靠這種頑強的拚搏和堅強的意志,體弱多病的父親活了93歲。   
  「我最愛中國女排」(2)   
  父親說,他非常感謝中國女排,給他帶來精神力量,帶來戰勝疾病的力量,帶來愉悅和陶醉。 
  而我們的女排,在20年後又奪得雅典奧運會的冠軍,給國人一份新世紀的驚喜。 
  關於女排姑娘贈給父親的那個排球,父親去世後,軍博的人來家裡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個排球。他們同時拿走的,還有不少珍貴的東西,都是父親生前的紀念物品。有人說我「傻」,沒留個心眼兒,把那麼多好東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說我像父親一樣厚道,不計較這些。 
  現在我想,把那個代表著拚搏精神的排球放到軍事博物館裡,讓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激動,也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父親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對於父親來說,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是他80歲壽辰。 
  早上起來,像往常一樣,吃過簡單的早飯後,父親接受了醫務人員的例行檢查。上午,天氣很好,沒有風,沒有霧,陽光普照,草葉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裡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來,這樣的好天氣並不多。父親望著院子出了一會兒神,然後坐到辦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筆,蘸上墨汁。誰也不知道他想寫什麼,母親和工作人員都專注地望著他,沒人說話,房間裡靜悄悄的。 
  只見父親運筆寫道:「喜松柏之氣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題。」他滿意地放下筆。大伙都鼓掌祝賀,一片歡欣。父親點頭微笑。這兩句話,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氣度和人格追求,後一句是他對祖國的良好祝願。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裡,父親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情。 
  對於一個人來說,80歲壽辰是個大數,值得好好慶賀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個飯店,訂一桌菜,好好慶賀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歲的老人了,大張旗鼓地辦一回生日宴,全家轟轟烈烈地熱鬧一下,也屬正常啊!再說,也有這個條件,打個電話,就成了。 
  但是,父親還是依照慣例,特別交待:「關起門來自家過。」 
  那天,父親請醫療組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大家在一起吃了頓歡樂的便飯。母親裡外張羅,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輕。 
  父親的80歲生日就這樣輕描淡寫地過去了。 
  幾天後,父母親來到廣州。按陰曆算,陰曆的11月27日,公歷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親的八十大壽。那天,父親可能覺得意猶未盡,又寫了四句詩:「八旬在廣州,好似更年輕。行行重行行,長征復長征。」 
  碰巧,葉劍英伯伯當時也在廣州,他給父親題詩祝賀。這讓我想起兩年前,葉伯伯八十壽辰時,父親寫了一首詩祝賀他。那天我也去看葉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後,都要我當場朗讀給大家聽。 
  現在,父親八十壽辰,葉伯伯也寫詩祝賀他。葉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兩句詩為父親賀壽:「綠樹多生意,白雲無盡時。」又附了幾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為始滿,劍猶過二。錄必武同志句,為榮臻同志壽。」 
  寥寥數語,抒發了真摯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葉伯伯題詩祝賀,算是父親八十大壽的一個高潮吧。 
  做壽、賀壽,是中國人的傳統,也是全世界普遍的習俗。窮有窮的過法,富有富的鋪張。戰火紛飛的年代,父親沒有心思,也沒有時間專門為自己做壽。解放後,他忙於工作,後來又經歷「文革」風暴,很多的生日都擱到腦後了。在我的記憶中,大凡他過生日,無非是關起門來,由母親操持,全家吃一頓長壽麵。就這麼點簡單的表示,有時因為他外出,有時開會忙,壽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們習慣了,也沒覺得遺憾。 
  我認真回憶了一下,父親在80歲前曾有幾個生日,雖然沒專心做壽,但過得很有意義。記得1956年12月29日,父親57歲壽辰那天,他主持召開的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圓滿結束,這是他於一個半月前任副總理,接替陳毅主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後,第一次召開科學家的會議。這一時期全國科技事業出現了很多新氣象,因此,儘管生日那天父親連一碗長壽麵也沒顧上吃,但他的那個生日過得很愉快。 
  父親60歲壽辰那天,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他以國防科委的名義上報軍委,建議批准成立國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艦船)和第十研究院(無線電電子學)。次日,軍委常委第九次會議一致同意再組建這三個研究院。實踐證明,這三個研究院的成立和當初成立五院一樣,對於我國國防事業有著異常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後來一想起父親的60大壽,就想起這三個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親70大壽。這時的父親正處於「文革」的淒風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鄲。他無心過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這時的父親卻得到了意外的驚喜,母親從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趕到邯鄲來看望他,母親的到來令父親感到欣慰,患難中的感情更是彌足珍貴,因此這個生日也是很值得紀念的。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已是近80歲的老人了,社會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漸回歸,使情況發生了變化。父輩之間,老友往來,表示一下祝壽之意,成為自然。在父親這裡,每逢生日,多數是精神上的表示,偶爾有人送個蛋糕,算是隆重之舉了。晚年,父親健康更差,常年麻煩醫護人員,讓他深感歉疚。每於歲末年初,父親往往藉機請大家吃頓便飯,表示他的謝意。而這時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時間,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壽,兩相結合,喜氣洋洋,家裡歡聲笑語不斷,讓老壽星著實地開心一回。   
  父親的生日(2)   
  改革開放之後,大街上高級酒店多起來了,何不到外面大吃一頓山珍海味?也有這個條件。可是,父親堅決反對,他痛恨鋪張浪費。在家裡吃頓便飯,既節省又實惠,他認準了這個,所以,一輩子他都沒到外面擺過生日宴席。 
  至於中央領導同志和老戰友、老部下來賀壽,也都是熱情道賀暢敘心懷,一杯清茶而已,父親從未因做壽宴請過領導人。他說,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著吃吃喝喝套近乎。 
  每年過生日,他就再三叮囑我們,不要張揚操辦什麼,在家吃頓便飯吃碗麵就行了。 
  1983年,父親生日之前好幾天,就有人把電話打到家裡祝賀。父親責問:「誰那麼嘴快,外面怎麼知道生日的事?」 
  秘書說:「這還用我們宣傳嗎?您的回憶錄開篇就寫了您的出生日,人家自然知道了。」 
  父親聽後笑了起來。這倒是他沒想到的。 
  1984年12月29日,父親85歲誕辰。按照父親的設想,仍然是關起門來簡簡單單地慶賀一下。這一天,我和丁衡高照常去上班,女兒照常去上學,我們一切都照常。但是,上午10點鐘,中央辦公廳打來電話,說下午4點整,中央領導和有關同志要集體來給聶帥祝賀85歲大壽,大約30多人。並說,這是耀邦同志定的。今後凡中央領導同志滿85週歲的,就採取集體賀壽的辦法,到家裡來拜壽。現在健在的中央領導同志中達到85歲的,聶帥是第一人,所以就從聶帥這裡開始。 
  對於這個安排,父親確實感到進退兩難,拒絕吧,不好;接受吧,自己又不是很情願。只好勉為其難了。 
  接到通知後,全家立即行動起來,研究接待。客廳是家裡最大的一間屋子,就那麼幾個沙發,平時來十幾人還可以,這次要坐30多人,怎麼坐?最後,大家的意見是把原有東西搬走,沙發、茶几、電視機都挪走,換成長條桌擺在客廳中間,然後圍桌放木椅和折疊椅,再在剩餘空地放十幾把折疊椅,客廳門口也放幾把折疊椅。至於折疊椅、茶具、桌布等,家裡沒那麼多,只好去機關借用。 
  忙乎了半天,終於把現場佈置好了。下午4時,中央領導和有關同志集體坐大轎車到了家裡。據工作人員當時的登記,計有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幾方面的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彭真、楊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萬里、習仲勳、喬石、李鵬、余秋裡、楊得志、張愛萍、洪學智、王平等,鄧樸方和鄧林是代表鄧小平、卓琳來的,葉帥女兒葉楚梅、葉帥辦公室主任王守江是代表葉帥來的。 
  大家請父親坐在正中間的位置,左邊是胡耀邦、趙紫陽,右邊是彭真、楊尚昆。這一天,是我們家最熱鬧的一天,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來過這麼多的人,真是高朋滿座,陋室生輝。大家談笑風生,濟濟一堂,氣氛非常輕鬆活躍。胡耀邦代表中央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賀壽講話。後來話題扯到了父親剛出版的回憶錄上,眾人給予了充分的讚揚。 
  談笑一陣,喝杯清茶,吃點水果,人們告辭了。院子裡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1989年12月29日,父親90歲誕辰。說心裡話,我能看出,父親不喜歡他85歲那年搞的那麼聲勢浩大的祝壽活動,也許他覺得,中央領導同志都很忙,大家都應該忙於國家大事,不應當為他個人的生日牽扯精力。所以這次90歲生日,提前好幾天,他就吩咐辦公室向中央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報告,轉達他的「不做壽、不受禮、不請客」的「三不主張」。他是節儉慣了,不想因此而造成浪費,他反對鋪張,反對大操大辦。別的不說,一個花籃得花多少錢?不頂吃不頂喝,過幾天花兒就蔫了,錢就白白浪費了。那都是國家的錢啊! 
  他的「三不主張」起到了一點效果。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那樣規模的集體祝壽之事。但是給老人祝祝壽也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完全禁止,也不能禁止。父親有時候辦事過於認真,表現在祝壽上,也顯得有點不近人情。 
  事實上,父親90大壽的前後幾天,同志間的來往非常正常,我們沒有發帖請客,人家也沒有送禮送物,也沒有集中在29日那天大慶一番,而是在那幾天分散著來的。 
  12月27日,軍委和三總部領導秦基偉、洪學智、遲浩田、趙南起等同志提前來拜年,也是來給父親拜壽的,兩相結合,倒也自然。 
  29日,中央和軍委的一些領導同志雖然是集體來的,但比85歲時,來的人少多了。只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姚依林、宋平、楊尚昆、劉華清、丁關根、溫家寶和楊白冰。大家都關心父親的健康,說:聶帥一定多保重,老帥們的健康長壽是國家的幸運,人民的幸福。 
  卓琳說,今天是聶爺爺九十大壽,快給聶爺爺磕頭   
  父親的生日(3)   
  江澤民等人走後不久,卓琳阿姨帶著兒子、女兒和小孫子、小孫女來給父親祝壽。一進客廳,卓琳阿姨就大聲地說:「今天是聶爺爺90大壽,快給聶爺爺磕個頭!」 
  兩個小傢伙很好玩,撲通一聲,真的跪在了老爺爺面前。我母親急忙說:「快起來,快起來!現在不興磕頭了!」 
  小傢伙跪在那裡不動,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親笑得特別開心。 
  卓琳阿姨對父親說:「小平同志讓我代表全家來祝賀你90大壽,祝你健康長壽,超過一百歲!」 
  卓琳阿姨的話又引起一片歡笑聲。 
  30日,父親生日過後一天,航天部在京的各研究院的院長和書記,他們都是父親的老部下了,相約前來,既是拜年也是祝壽,沒有送禮,而是各自帶來很有意義的紀念物品——一些導彈、衛星小模型;一些航天方面的圖片、照片等。看到這些東西,父親非常高興,引起他許多回憶,所以那天父親和大家談得興致盎然,沉浸在美好的往事和對未來的憧憬中。 
  父親90歲的生日,就這樣過去了。 
  1991年7月1日,是建黨70週年紀念日,是黨的生日。自己的生日,父親不往心上放,黨的生日,尤其是70週年這個大的紀念日,父親牢牢放在了心上,紀念日到來之前,他就念叨,應該好好慶祝一下,一定得隆重一點,黨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怎麼慶祝?把工作人員組織起來,以父親的名義請大家吃頓家常便飯,大家唱唱歌,說說話,氣氛搞熱鬧一點就可以了。父親同意這個安排。 
  7月1日下午,我當時所在的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召開慶祝建黨70週年座談會,錢學森、朱光亞、程開甲等老科學家都參加了。我從單位開完會,想到要在家裡搞個紀念活動,就把單位用過的紀念會的會標捲起來拿回家,然後掛在了走廊裡,這麼一來,氣氛馬上就出來了。 
  工作人員特意為黨的70歲生日訂做了一個大蛋糕,上面寫著幾個紅色數字:「1921—1991」。家裡的人,還有全體工作人員都來了,大家唱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後,有人說:「請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聶帥講話。」 
  大家鼓掌歡迎。父親坐在輪椅上,沉默了一會,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只見他抬起顫抖的手臂,緊握著拳頭,堅定地伸向上方,用力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萬萬歲!」 
  他嘶啞的聲音震撼了在場所有的人,人們眼睛濕潤了。這是父親從心靈深處發出的聲音。他是真心地愛這個黨。他為這個黨奮鬥了一輩子,他喊口號,絕不是虛情假意啊。 
  半年多之後,父親就過世了。每年,在他的生日到來之際,我就備一杯薄酒,灑在家中他的那尊雕塑前。每每想到我所經歷過的父親的生日活動,我就想起父親的儉樸。一個連自己過生日都儉樸的人,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儉樸,就可想而知了。   
  點點滴滴暖心懷(1)   
  父親生前多次對我講過,他晚年體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轉危為安,主要靠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護理。在他的臨終遺言中,沒忘記感謝專家、醫生、護士,還有在他身邊辛勤工作的參謀、秘書,以及所有為他服務的同志。父親的話我一直銘記在心。 
  父親的體質原本不錯,解放前經歷過無數艱難險阻,槍林彈雨,幾乎沒有病倒過。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職,度過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1952年秋天終於病倒了,確診為高血壓、心臟病、腦神經功能失調。毛主席關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療養了一段時間,身體有所恢復,這為他1956年後主管全國科技工作,任務雖繁重,但能夠堅持下來,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間,父親身體每況愈下,批「二月逆流」時,他犯了更為嚴重的心臟病,心房撲動達60多個小時。1970年從邯鄲回來以後,心房撲動頻繁發作,最多的一次持續72個小時,對這種心律失常,除了用藥物糾正,十分嚴重時就用電刺激轉復。不知有多少次,醫生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他一輩子愛科學,相信科學,他也沾了科學的光。對於治病,如何用藥,採取什麼治療措施,他向來請醫生大膽決定,從不提個人要求,從不說自己想怎麼樣,不想怎麼樣,無論是輸液、打針、吃藥,還是做其他治療,他都很配合,心態平穩,接觸過他的醫護人員普遍反映,這個老人好伺候。 
  他也不讓我們家屬提不同意見,更不讓我們干涉醫生的治療,一切聽醫生的。每次會診時,他只讓我們聽醫生說,不許我們插嘴。有些老幹部生病,家屬干涉醫生的治療,你一言我一語,問三問四,總是不放心的樣子,結果把病情耽誤的情況並不少見。他吸取了這種教訓,決不干涉,所以給他看病的醫生也感覺心情愉快而放鬆。 
  他的身體不算強壯,是有名的老病號,不知報過多少次病危,誰都覺得他很難高壽。可是,眼看著同時代的人,一個個走了,他卻仍然頑強地活著。 
  他自認為,自己多活了十幾年。當然,這主要是醫護人員的功勞,我記得,董承朗、陶壽琪、吳傑、吳階平、方圻、陳在嘉、黃宛、牟善初、曾誠富、黃大顯、王士雯、李炎唐、董建華、蒲輔周、高輝遠、趙冠英、趙夷年、趙毅剛、陶國樞、牛光明、董仲勳等著名專家及醫生都多次給父親治療過,他們為了父親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心血。 
  尤其是父親的保健醫生、醫療組副組長陶國樞,工作認真細緻,醫術精通,責任心強,深得父親信任。陶國樞為了做好保健工作,原在他家中照顧家人生活的老母親,得了腦梗塞病偏癱後,他斷然將老母親送回山東老家,請老家親人照料。老家親人們曾有非議:老人能勞動時留在北京,有病了不在北京治,送回老家,這是甩包袱。陶醫生以歉疚的心情請求家人諒解,仍然堅持把老母親留在了老家,以便安心為我父親做保健工作。 
  還有的護士推遲婚期,有的推遲懷孕,一心一意護理父親。這些都令父親和我們全家深為感動。 
  2005年6月,我住進301醫院檢查身體,偶然遇到當年在家裡護理父親的部分護士。見到她們,我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父親在世時,她們盡心盡力護理父親,父親也像疼愛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她們,與所有曾經照料過他的醫護人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從父親去世算起,一晃10多年過去了,春去秋來,草榮草枯,世事變遷,我以為很多事情都會淡忘,可是,與那些當年來我家護理過父親的醫護人員聊過幾句之後,我猛然發現,很多事情她們仍然牢牢地記著,她們居然清楚地記得其中的一些細節。這些善良的醫務工作者,忘不掉父親曾經給予她們的點點滴滴的關照,並把那種關愛看作是一種榮耀。 
  我甚至感覺到,有些事情能夠影響她們的一生。 
  家裡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年輕人,都稱呼我父親為「爺爺」。我問過大家,為什麼願意這樣叫,他們認為,這樣叫顯得特別親切,爺爺和孫子孫女,這樣的關係,是多麼純淨啊! 
  護士梁潔回憶說,剛開始接觸父親的時候,她心裡特別緊張,因為像元帥這種級別的首長,她從來沒有護理過。她曾經聽老護士們私下念叨過,有的首長是很難打交道的。可是,來到駐地以後,完全出乎她的想像,她很快發現,父親特別和藹,雖然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護士,父親對她講話時,卻非常注重禮貌,沒有一點架子,不管讓她做什麼事,開頭都要說「請你」。梁潔就覺得,這一來頓時把距離拉近了,她很快適應了環境,不感到緊張了。 
  護士朱煥改1986年來我家時,父親正在發燒,燒到40度。陶國樞主任吩咐她給父親輸液。她一切準備好後,拿著器械和藥瓶來到父親身邊。說實在的,給老年人輸液,經常是一針扎進去,找不準血管,很多老幹部為此多挨針扎,有的就發脾氣罵人。護士們一遇到這種事就很緊張。那天,初來乍到的朱煥改見到許多工作人員圍觀在旁,她突然也緊張起來了,額頭上沁出了汗。父親覺察到了,就說:「小朱,我的血管細,你又是第一次扎,扎不准也沒關係,別緊張。」   
  點點滴滴暖心懷(2)   
  聽到這種寬慰人的話,小朱放鬆了些,居然一針見血地扎入血管,順利地輸完了液體。這以後,父親總是誇獎她。一次,她的孩子病了,父親聽說後,讓人準備了一大包好吃的東西,放在冰箱裡給她的孩子留著。想到老人連她的孩子都關心,小朱心裡說不出的溫暖。 
  1987年,孫蘊君來到父親的醫療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經常給她講當年打仗的故事,這使她非常崇拜他。來了一段時間後,父親對她說:「你工作得還行,不錯。感謝你給我帶來了福音。」聽到這話,她對自己更有信心了。 
  梁潔記得,有一段時間,父親心臟病頻繁發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總是想著別人。一次她感冒了,帶著口罩給父親摸脈搏時,細心的父親發現了她正在病中,就問:「你的感冒好點了沒有?要當心身體呀!」 
  當時,父親的病很重,說話很吃力。梁潔見狀,心裡一動,感激地說:「好多了,請首長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龍是父親的醫療小組裡唯一的一位男護士,因為父親洗澡時需要男同志幫他,所以301醫院特配一名男護士來。父親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次洗澡時都要躺在熱水中泡一泡,這也是醫療組專家的意見,對父親的身體有好處。父親年齡大了,行動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顧。王德龍來了後,承擔起了這一特殊工作。王德龍記得,每逢過年過節,不論是誰在值班,父親都要把他們請到一起吃一頓飯,如同一家人一樣。父親還從點點滴滴的小事上關心他。他住的房間在走廊旁,父親有時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總是會放慢腳步,對陪同他的工作人員說:「輕一點,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聲說話。」有一次,正在補覺的小王聽到了這句話,感動得鼻子一酸,差點落下淚來。 
  朱煥改說:「我覺得爺爺在我印象中,是完美無缺的一個形象。他把身邊的工作人員當成自己家裡的人,每個人都是家裡的一員。比如說一吃飯,他就問:誰誰到哪裡去了,怎麼缺個人啊?」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不把工作人員當外人。每次在一塊吃飯,誰吃得多他就誇獎誰,就像老祖父對待親孫子的感覺一樣。 
  護士孫蘊君回憶道:「凡逢八一建軍節,他都要請我們吃飯、喝酒,誰喝得多他就高興,誰吃得多他就喜歡。看到我們喝酒的樣子,他就『咯咯咯』地笑個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趙建華護士是23歲那年來到父親身邊的。父親覺察到小趙已到談戀愛的年齡,很是關心,生怕因為照顧自己,而耽擱了人家姑娘的終身大事。他時常幽默地和趙建華她們幾個女孩子開玩笑,說,談戀愛是很正常的事,用不著對他保密。還說:「如果需要我幫忙,一定會盡力。」 
  有一年,小趙患急性闌尾炎做了手術,父親執意讓秘書用車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說:「小趙沒結婚,沒人照顧。玉泉山條件好,在這裡有人照顧,可以吃好,睡好,又涼快,身體恢復得快。」 
  後來小趙的婚姻有了著落,父親為她感到由衷的高興。她剛結婚時,愛人在首鋼工作,離她上班的地方遠,又沒有房子。父親知道後,特意交待秘書,想辦法給小趙在駐地附近找一間房子,暫時住一陣。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趙夫婦搬了進去。 
  一天,父親問她:「你滿意不滿意啊?」 
  小趙紅著臉回答:「謝謝老爺爺,很滿意。」 
  父親還向其他人交待說:「小趙剛結婚不久,你們要幫忙把房子佈置得像新房一樣。」 
  父親給小趙留下的印象是:老爺爺很會關心人,尤其是對女同志。父親常說:「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勞累,她們的付出是很大的,所以要特別關心她們啊。」 
  趙建華回憶說—— 
  我們醫療組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聶帥年紀雖然那麼大,身體又不好,但是他心裡特別清楚明白,如今天該誰值班啦,誰的家裡有事啦,誰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孩子啦,等等,心裡都明白著呢!據我所知,凡是在聶帥醫療組工作過的人員,無論是誰結婚,都得到過他送的紅包和禮品。在我懷孕幾個月後,組織上調我暫時離開駐地回醫院上班。這期間,聶帥很是放心不下,有時把我叫過來,說要看看我變成啥樣子了。當他見到我時,如同長輩對待自己的孫女,關愛地說:「懷孕時千萬別摔著,自己想吃點什麼就吃,一定要保證營養啊。」聶帥對待我們實在是太關心、太好了。 
  說到父親給身邊工作人員送結婚的紅包或禮物,我是再清楚不過了。那些年裡,不斷有保健醫生、護士,或者是秘書、警衛人員、司機等人來到他身邊工作,每次,遇到誰結婚了,或是聽說誰家裡有困難了,他都提前向母親或者秘書要錢,然後揣在衣兜裡,到時候悄悄地拿出來,親手送給人家,以表示祝賀和慰問。這個方面體現了他的細心和細緻。   
  點點滴滴暖心懷(3)   
  1980年,梁潔要結婚,本來不想聲張,但卻被父親知道了。父親把她叫到身邊,遞給她一床重慶出的真絲被面,天藍色的,很好看。我知道,這是父親專門托重慶方面的人買來的,一共買了兩條,另一條送給了另外一位準備結婚的護士譚耕文。梁潔感到,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價值和意義的禮物,結婚那幾天用過後,就保存起來,不捨得再用,一直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龍準備結婚。一天,父親坐著輪椅散步,在路過小王的房間門口時,停了下來。小王看到,父親從右上衣的口袋裡掏出了30元錢,說是從秘書那裡,知道了他要結婚。又說,這是大喜事,給他一點錢,買件紀念品吧,算是對他的祝賀。小王早就聽說,每逢身邊的工作人員結婚,父親都要送點錢或是紀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後,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龍談起這件事時,說:「在80年代初期,30元錢已經不少了。聶帥總是像待孩子那樣對待我們每一個醫務人員。平時他比較嚴肅,但是特別愛關心人,對我們特別好。」 
  1989年1月初,孫蘊君要結婚了。一天早晨,父親起床後,拿過紙和筆,題寫了四個大字:「幸福之家。」孫蘊君注意到,父親的手顫抖得厲害,但他神情特別專注,寫完後,他望著孫蘊君說:「這是我90歲做的第一件事。送給你。」 孫蘊君馬上意識到,父親進入90歲了。捧著題字,她當時感動得眼圈紅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親的題字珍藏在紀念冊中,作為永久的紀念。 
  父親儉樸的生活,以及對自己嚴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記憶深刻。有件事情對梁潔觸動很大:父親每次去人民大會堂開會,離開時,總要問警衛參謀:「去結賬沒有?」所謂結賬,就是去交價值兩毛錢的一杯龍井茶錢。就這麼一杯茶水錢,細心的父親都記得這麼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點都不沾。梁潔認為,現在的人是很難理解和做到的。對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後來時常給兒子談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別人的便宜。 
  孫蘊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員們陪同父親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氣突然變涼了,正在值班的孫蘊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還感到冷。父親看見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來,說:「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孫蘊君記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淺褐色的,上面還有一個小洞洞,是蟲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帥,居然捨不得丟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爺爺的簡樸讓孫蘊君鼻子一酸,差點落下淚來。 
  父親喜歡孩子,工作人員不管誰家的孩子來了,他都歡喜的不得了。警衛參謀楊何的的兒子楊帆他格外喜歡,那個小傢伙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常來我家玩,他戴大蓋帽,扎腰帶,穿自製的「軍裝」,異常活潑可愛,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親非常喜歡他。每次他來了,都叫到跟前說說話。父親鼓勵他好好學習,將來要考上大學。 
  後來聽說這孩子很有出息,18歲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學。他家裡有父親的像片,每逢父親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對著相片磕個頭,算是對老爺爺的紀念。 
  在醫療組工作了10年的護士長王顯聰回憶說,有一年,她帶著5歲的兒子到駐地來,父親見了孩子高興得問這問那,特別疼愛,給她兒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後,每次坐車路過駐地,他都會指著院子說:「我去過那個老爺爺家,老爺爺可好啦。」孩子當時雖然小,不知道老爺爺是誰,叫什麼名字,然而老爺爺那慈祥、親切的神態卻在他腦子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工作需要,來家裡護理父親的醫護人員經常變動。每逢離開時,大家都戀戀不捨。 
  梁潔離開醫療組之前,父親對她說:「你把紙和筆給我。」當時,她不知道老爺爺想幹啥。待他寫完字遞給她,看一眼她就激動了,沒想到老爺爺會給她寫下這麼一句話:「梁潔同志,感謝你六年來對我的關心和精心護理。」 
  她把父親的這幀題字,收藏到影集裡。她說:「聶帥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遠活在我心裡面。因為我感到,在聶帥身邊學到的東西,是最真實、最樸實、最實在的,我永遠忘不了首長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龍要離開我家了,父親把廚師叫過來,說:「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幾個菜,叫醫生也過來陪陪。」父親覺得小王這麼長時間護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謝。 
  王德龍永遠也忘不掉,父親說這話時,他感覺老人就像是他的爺爺,他的長輩。他感慨地說:「很難忘啊!」 
  護士吳淑芬說:「我離開老爺爺的時候,是流著眼淚,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麗君、朱財興、劉立明、劉冰等人,也曾在父親的醫療組工作過。在時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後,他們仍然忘不掉在父親身邊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與他們的交談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對父親的懷念之情,我也從內心裡感激這些為父親做出過奉獻和犧牲的醫務工作者。   
  點點滴滴暖心懷(4)   
  說到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忘記陳兆保、范濟生、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陳克勤、李常海、楊曙光、楊何的、張寶信、戴鈺書、羅曉霞、張程榮、丁紹武等同志,在長期的工作、生活中,他們與我們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勝似一家親,形同骨肉。 
  陳兆保是1945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個子高高的,為人忠厚,任勞任怨,1953年就到父親身邊擔任警衛參謀,深得父親的信賴,家裡的事,尤其是父親生活上的事,均由他來管。他是名副其實的大管家。為了工作,陳兆保沒有讓家屬隨軍來北京,平時也很少回老家探親。在我的印象中,他幾乎沒有休過假。他不僅無微不至地關心照顧父親,就連我們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兒菲菲發高燒,他二話沒說,抱起菲菲就去了醫院。可惜的是,他47歲時就被癌症奪去了生命。 
  記得陳兆保患病期間,父親很難過,親自到醫院看望他,鼓勵他戰勝病魔,派人一次次給他送營養品。陳兆保病逝後,父親讓周均倫給組織上寫報告,請求批准陳兆保為烈士。有一天,周均倫見到葉劍英,葉帥突然很不客氣地說:「周秘書呀,我對陳兆保有一個意見。」 
  周均倫急忙問:「您有什麼指示呀?」 
  葉帥說:「陳兆保跟了聶帥那麼多年,聶帥最困難的時候,他為什麼要回家去?」 
  周秘書解釋道,實際情況是,父親被定為「二月逆流反黨成員」後,陳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蓋房子,父親就給了他幾百元錢,讓他回老家看看,也藉機散散心,就這樣,多年不回家的陳兆保回去休息了兩個月。葉帥聽完周均倫的匯報,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親自批准陳兆保為烈士。 
  陳兆保離開我們幾十年了,他的撫恤金一直由父親辦公室代領轉寄他家,直到幾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發了撫恤金。 
  秘書們忠於職守,工作認真,為人正派,待人謙虛,並且善於與人共事,辦事講原則,從不搞歪門邪道,都有個好名聲。他們說,這都是跟父親學的,是父親影響了他們,是父親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結果。 
  他們辛勤地在父親身邊工作,父親母親也時常關心他們。就說上世紀60年代最困難的時候吧,二老若知道誰家有困難,總要給予幫助。劉長明家裡孩子多,糧食緊張,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送給他一些糧票。有一次,東北來人送父親一條大鰉魚,有10多斤重,母親趕緊張羅著把它切成段分給工作人員,三年困難時期能吃到魚,大家太高興了,所以幾十年後,老同志們提到那次分魚,仍然念念不忘。 
  陳克勤秘書患了腦膜瘤,確診後要立即開顱摘除。這是個大手術,父母親非常為他擔心,父親親自給醫院的領導交待,要精心組織手術。手術當天,又派周均倫守候在醫院,並隨時向他報告進展情況。手術成功的消息傳來後,我注意到父母親長出了一口氣。母親又張羅著每天派人往醫院送營養食品。4個月後,陳克勤出院回到駐地,父親囑咐他先恢復身體,不要急於上班,以後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於言表。10多年過去了,至今談起此事,仍然令陳克勤感動不已。 
  父母親對駐地的警衛戰士,也一樣地關心愛護。駐地的警衛戰士雖然屬衛戍區管理,但在父母眼裡,關起門來就是一家人。父親去世後,早已復員回山西家鄉的戰士索文彬,寫了一篇名為《在聶帥身邊工作的日子裡》的文章,他寫道:「平時,聶帥不僅從政治上關心我們,而且生活上也無微不至地關心愛護我們……在當時電視機尚不普及的情況下,聶帥將一台當年蘇聯贈送給他的電視機送給我們看。每當過年過節的時候,他總要送一些水果之類的食品讓我們吃。記得1975年建軍節時,他正在外地療養,特意給我們捎來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還談到,1977年他們復員離開駐地時,父親特意把他們幾個戰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並且囑咐他們,將來不論到了哪裡,都要努力學習,勤奮工作,遵紀守法,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索文彬說:「那個場面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父母親所關心的人裡面,還有一個老職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軍區北戴河281療養院的職工。解放後,中央在北戴河為一些領導同志安排了住處,盛夏時節一般都來這兒辦公。281療養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親的住處,由他負責搞環境衛生,幫助幹一些雜活,冬天時照看房子。老實能幹、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親的肯定,幾十年下來,父親從來沒把他當外人。五六十年代,父親見李炳元家裡孩子多,生活困難,每年來北戴河,離開的時候都讓母親或者是秘書給他留下二百塊錢,這些錢在當時頂得上李炳元5個月的工資。   
  點點滴滴暖心懷(5)   
  六十年代初,父親看到李炳元跑來跑去的,家裡連個自行車都沒有,決定幫他買輛自行車。正好父親從北戴河去天津開會,那裡生產的飛鴿牌自行車挺有名,管理員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點錢,父親替他補貼一部分,買輛自行車帶回來。不久,自行車買來了。那輛車子李炳元騎了很多年,他說他如今一閉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輛自行車來。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記得父親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說道,父親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車就去附近的漁村,問村裡有沒有挨餓的,社員的生活怎麼樣,有什麼要求。三年經濟困難期間,群眾生活很苦,父親告訴大家,等我們把欠蘇聯的賬還完了,日子就會好過的。五六十年代,父親早晨起床後,喜歡到海邊散步。那時海邊到處都是漁船,碰到漁民出海,父親就上前幫著往水裡推船,邊干邊和大伙拉家常。對此,李炳元感歎道:「聶帥不怕群眾。那時的幹部好像都不怕群眾。」 
  父親曾對李炳元說:「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歡迎你來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記憶中,李炳元師傅多次來北京,到了家裡,父親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飯。如果不說,誰也不會想到,一個元帥,居然和一個普通的職工成了忘年交。 
  父親去世十多年了,當年他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與我們的聯繫一直未斷。現在,那些老秘書們還在為「聶榮臻研究會」工作和忙碌著。他們對父親的這份真摯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動。 
  重溫往事,無論是醫生護士也好,秘書們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員也好,他們與父親之間的那些點點滴滴的小事情,雖然年代已久遠,卻仍然能夠令人感到穿越時空的溫暖,我想,這既是他們與父親母親的一種緣分,也是老前輩留給他們的一筆小小的精神財富吧。     
  山高水長 最後的關懷   
  黃埔情深(1)   
  黃埔,是廣州郊外珠江上的一個小島,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先生倡導建立的一所陸軍軍官學校,當時恐怕誰也想不到,這所軍校會給20世紀的中國帶來那麼大的影響力。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師生同心協力,先後進行了東征和北伐,為結束軍閥割據立下大功;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師生再度攜手,同全國人民一道,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殊勳。在中國現代史上,黃埔軍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父親的晚年,把能夠辭掉的職務全都辭掉了,惟獨一個職務他願意擔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的顧問。這是父親此生的最後一個職務。說起來,父親的軍旅生涯是從黃埔軍校開始的,他又是在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這個職務上辭世的,因此可以說,他與黃埔的緣分太深了。 
  說起與黃埔的緣分,還不止這些。我母親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由此成為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還擔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的理事。像我家這種情況的,據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帥家,徐帥是黃埔一期學生,他夫人黃傑阿姨和我母親都是武漢分校的同學。 
  1984年6月16日是黃埔軍校60週年校慶紀念日。在鄧小平親自倡議下,6月1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主要目的是利用黃埔軍校師生情誼,團結共勉,共同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帥為會長,父親和許德珩為顧問。同學會成立後,即為貫徹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方針和「一國兩制」構想,做了大量工作。 
  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前後,父親兩次題詞:「紀念黃埔,促進祖國統一」、「團結共勉,統一祖國」。1988年3月,黃埔軍校同學會創辦了會刊《黃埔》,父親在創刊號上再度題詞:「海峽兩岸人民都是炎黃子孫,黃埔校友自當共促祖國統一。」 
  祖國統一,是父親他們這代人最大的心願啊! 
  那幾年,父親心繫祖國的統一大業,心繫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的開展。需要他做什麼,二話不說,立即支持。 
  進入20世紀90年代,兩岸統一的呼聲更高。1990年初,89歲高齡的徐帥和91歲高齡的父親,聯名向海內外的黃埔師生發表了春節談話,主要歷數了黃埔師生遵照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貢獻。但現在「祖國尚未統一,同學仍須努力」,號召海峽兩岸及旅居海外的黃埔師生,當以和平奮鬥、「一國兩制」的構想統一祖國,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動,為新的歷史使命。 
  這次談話被海內外稱之為「兩帥春節談話」。談話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黃埔同學的熱烈響應。5月初,在台的黃埔一期生鄧文儀以及陳舜欽、周樂軍等同學,首先組團來北京訪問,在京的黃埔一期學生侯鏡如會長、一期學生鄭洞國副會長、十六期學生楊蔭東副會長兼秘書長等陪同他們看望了兩帥。5月10日,與徐向前名譽會長會見,11日,父親在家裡熱情接待了他們,當時氣氛熱烈,暢所欲言,充滿了師生久別重逢的喜悅。父親鼓勵大家,黃埔同學就是要發揚黃埔精神,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以促進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為己任。現在就是要兩岸多交往,多溝通,多做工作。 
  會見後,父親及時將情況通報給鄧小平,促成鄧小平也親切會見了鄧文儀等人,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0年9月,海外歸來的黃埔一期學生李默庵在楊蔭東陪同下,來會見了父親。父親寄語在台黃埔師生,希望他們敦促中國國民黨早日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兩黨對等談判,商談祖國統一問題。李默庵認為父親的話語重心長,對黃埔師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贊成徐、聶兩帥春節向兩岸黃埔師生發表的重要講話,他激動地說:「您對我這個漂泊海外幾十年的老黃埔如此關愛,我萬分感謝!」他們還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抗戰初期著名的忻口戰役,回憶起國民黨軍和八路軍並肩戰鬥的情形。李默庵說:「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滅亡。台灣的出路在於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中國國民黨的出路在於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中國早日統一,更富強起來,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李默庵的話道出了黃埔同學的心聲。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黃埔同學成立了「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簡稱黃埔會),明確提出以「聯合黃埔同學,推動祖國統一」為宗旨,積極回應了鄧小平和兩帥與他們的會見。父親聞知,備感欣慰。2月初,「黃埔會」的執行長張琦來京,就兩岸同學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問題,進一步交換意見。父親當時已91歲高齡,身體非常虛弱,但他還是抱病會見了「黃埔會」負責人,對他們熱心兩岸同學密切交往深表讚許,並勉勵他們再接再厲,擴大交流。   
  黃埔情深(2)   
  4月初,由鄧文儀、劉璠等組成的「黃埔會」謁陵代表團來大陸,晉謁中山陵和祭拜黃帝陵。代表團一行到京後,父親身體不適,實在無法參加活動,就委託母親代表他出席歡迎會並致辭,母親在致辭時說:「希望在台同學眾志成城,為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努力奮鬥。」同學們對她報以熱烈的掌聲。隨後,當父親從報紙上看到江澤民總書記會見謁陵代表團的消息時,十分高興。中央對黃埔軍校同學會的重視可見一斑。 
  父親對在大陸的黃埔同學也很關心,尤其是對參加過兩次國共合作的老黃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會見了侯鏡如、鄭洞國,殷切希望黃埔師生應本著革命初衷,團結起來,為祖國統一,振興中華而奮鬥。他還說,黃埔同學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黃埔同學的工作。 
  父親的晚年,可以說一直心繫祖國統一大業,他們這代人拋卻身家性命干革命,圖的就是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而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國家統一的那一天,但竭盡全力做點工作,為後人打下個好基礎,便成為父親執著的追求。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在臨別遺言中,他提到四個希望,其中一個就是「我希望海峽兩岸盡快統一」。這是父親美好的嚮往,也是對黃埔同學的最後重托。 
  父親逝世的那天下午,在聽到一條有關台灣的消息時,他還對秘書說:「海峽兩岸的統一,是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親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劉璠、劉詠堯、鄧文儀、王叔銘、劉安祺、張炎元、何志浩、張琦等八位同學聯名發來唁電:「百戰沙場,功耀華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傑,勳尊元帥,月冷西山萬民悲。」此外,旅美黃埔同學蔡文治、中南美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羅大誠也發來唁電。海內外黃埔同學為父親這位黃埔前輩的謝世深表哀痛! 
  父親逝世後,母親同樣抱著病弱之軀,關心同學會的工作,參加有關活動,直到她逝世前最後一次住院時,還在關心台灣同學來北京訪問的情況。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為黃埔後代,我也成為黃埔軍校同學會的熱心參與者。2001年6月9日,在黃埔軍校建校77週年紀念大會上,我作了發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現在,老一輩的黃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使命傳給了下一代,子孫相承,使分裂主義者的陰謀不能得逞,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想,也許不久的將來,祖國完全統一之日,父親母親在天有知,當會含笑於九泉!   
  操不完的心(1)   
  父親老了,在他85歲以後,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輪椅車。那輛輪椅車是鄧樸方送給他的,坐著很舒適。 
  坐在輪椅車上的父親,仍然儀容嚴整,風紀扣系得緊緊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兒不平整,自己夠得著的,自己動手整理;夠不著的,就喊別人幫忙抻平。他仍然愛乾淨,愛整潔,這與他歷來講究軍容風紀,早已形成習慣有關。當年在晉察冀,沒人敢在他房間裡丟煙頭,更沒人敢在他的房間裡吐痰。他一輩子愛乾淨,到老了,他不想讓別人覺得他邋遢。 
  這還不算,他看見誰的衣服皺皺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認為,一個人,如果這點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會粗心大意。 
  坐在輪椅車上的父親,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愛操心,操了一輩子心,所以,不讓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聽秘書們念報紙、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覆聽。只要醒著,他的腦子就不停地轉動,他還要思考問題。他說,腦子越用越好用,腦子懶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問題,一旦深思熟慮,他就吩咐秘書記下來,或者給中央反映,或者給有關部門寫信、打電話。總之,他不會讓問題白白溜掉。 
  他關心部隊軍銜制的問題。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議,盡快恢復軍銜制。85歲那年,他又給楊尚昆寫信,建議盡快恢復軍銜制度。信中說:「軍銜制是我軍正規化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幹部評定了軍銜,有利於他們開展工作和提高責任感。軍銜又是終身榮譽,老同志退下來或轉業時有了軍銜,對他們也是一種安慰。」 
  1988年,我軍終於恢復了軍銜制。 
  聽說社會上對高幹子女反映比較大,88歲那年,他給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裡寫信,希望部隊的高級幹部對子女嚴加管教,他寫道:「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少數幹部子弟依仗權勢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蔭陞官發財。這些極易引起義憤……群眾對這類子弟的義憤是對的。我們一定要秉公處理:提拔不當的,該降就降,該罷就罷;為非作歹的,該關就關,該殺就殺,決不留情。」 
  有人說,這封信顯示出一位老共產黨員、老革命家的錚錚鐵骨。 
  晚年,除了黃埔的事情,他還熱心支持我國的老齡事業。老齡事業在中國發展較晚,1982年中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才成立。有一天,父親從保健醫生那兒看到一本新創刊的《中國老年》雜誌,引起他的注意。當他得知該雜誌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時,他便高興地寫了一封信,祝賀《中國老年》的創刊與發行,希望「把老齡問題提到戰略高度,加強領導,統籌規劃,做好這項工作」。 
  老齡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出來支持他們的工作,見父親「自投羅網」,高興壞了,因此極力報請國務院,聘任父親為全國老齡委的名譽主任。父親慨然應允。1984年4月,國務院下發了聘任書。 
  老齡問題是個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在中國,人口基數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農村,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父親認為,必須妥善解決老年人的各種問題,才能真正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此,他先後14次致信或題詞,予以支持和指導,並兩次會見老齡委的領導同志,探討老齡工作的情況和問題。 
  父親擔任了6年的名譽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約見陳丕顯,提出自己實在年邁體衰,不能再擔任這一職務了,懇請陳丕顯繼任此職。4月27日,國務院批准父親的請求,並任命陳丕顯擔任該職。 
  雖然辭掉了這一職務,但父親仍然關心老齡事業。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兩個月,已經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國老年》要搞創刊100期紀念,不顧醫生的勸阻,硬是讓秘書代寫一封賀信,並經他推敲後,才同意發走。 
  父親一輩子鍾情於科學事業,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癡迷於此。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我國經濟、科技、教育的全面發展,為了調動廣大群眾發明創造的積極性,在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熱心組織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錢學森、王大珩、金善寶等幾十位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和胡錦濤、王兆國、倪志福等關心群眾性發明創造活動的領導同志發起,成立了中國發明協會。父親獲悉後,立即給予了熱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父親擔任國家科委主任時,就在科委設立了「發明局」,主管全國發明創造工作,他對組織群眾性的發明創造活動一直大力支持。因此當武衡向他匯報,並請他擔任名譽會長時,他當場欣然允諾。 
  1985年10月16日,中國發明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父親向大會發去賀電。賀電中說:「這是促進科技工作發展的又一條重要途徑」,相信協會將「使群眾性的發明創造活動蓬勃發展,碩果纍纍」。他祝同志們「團結奮鬥,再展宏圖」。據國家專利局原副局長、中國發明協會副董事長明廷華回憶,父親的賀電宣讀完畢後,會場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明廷華從中感受到父親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響。   
  操不完的心(2)   
  1987年,第三屆全國發明展覽會在長春市開幕後,反響空前強烈。消息傳來,父親備感欣慰,他說:「這次展覽會,是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舉辦的,這是全國發明家對十三大的獻禮,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學技術工作在四化建設中的戰略意義,號召全黨抓科學技術。」他勉勵大家:「鼓足幹勁,再接再厲,把發明創造的群眾活動更有力地向前推進。」 
  據武衡回憶,父親雖然已是久臥病榻,但他一直關心、詢問發明協會的工作情況,每次聽到發明協會取得的新成績,新進展,總是由衷地高興,喜形於色。一次,有一位青年發明家,請武衡代送一套他發明的煮茶的炊具給他們的名譽會長,父親在輪椅上拿起來看看,連說:「很好很好,謝謝他,告訴他以更多的發明貢獻給祖國,為勞動人民服務。」 
  武衡後來感歎道:「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對青年人的最真摯的愛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國發明協會早已是一家在海內外發明界有一定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如今的發明證書上,「發明證書」四個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跡,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父親出面請毛主席專門題寫的。 
  父親非常關心編寫紅軍史的工作。88歲那年,他得知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五六十年代相繼編寫的戰史的基礎上,又組成了戰史編委會,重新修訂戰史,而湧現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和8個元帥的紅一方面軍,卻一直沒有編史,他認為紅一方面軍的軍史也應該及早編寫。1987年11月9日,父親寫信給楊尚昆,建議「趁許多老同志還健在,把紅一方面軍的軍史寫出來」。3天後,軍委同意父親的建議,並批准組成以楊得志為主任,王平、楊成武為副主任的編審委員會。1991年5月,92歲的父親又在家中與編委會的全體同志見面,老戰友們見面,格外高興,父親對孫毅說:「鬍子,好久沒見面了。」孫毅忙向父親敬個禮,說:「老總,我們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長壽啊!」 
  那天,父親對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戰友說:「你們辛苦了!紅一方面軍的軍史就要面世了,是你們和編寫同志的功勞,謝謝大家!」 
  父親欣然同意為紅一方面軍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後的5月14日,也就是父親去世的那天上午,編委會開會,最終審定了紅一方面軍史。 
  父親強烈地思念故鄉江津。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懷鄉之情更加濃烈。自從20歲離開家鄉之後,父親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過一次,以後再也沒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說:「看來再回家鄉的願望是不能實現了,真是終身遺憾。」 
  解放之前,父親完全和老家失去聯繫。白色恐怖下,故鄉曾一度謠傳他已經犧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後,老家開始不斷有人來找他,他總是興致勃勃地打聽老家的情況,而且慷慨解囊,資助鄉親。據父親的同鄉聶漢榮回憶,1951年底他從北京返回四川時,母親拿出70萬元(合人民幣70元)給他作路費。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而這些錢都是母親平時節省下來的。 
  思鄉,成為父親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鄉來人,不管多忙,不管身體狀況是否允許,他總是願意見一見。見到來人,又總會引起他的遐思。父親的表侄楊輝宗回憶說,1986年1月,他和江津縣的領導來到家裡,坐在輪椅上的父親見到來人,高興極了,揮動著雙手表示歡迎,說:「有意思,有親戚來了!」他用親切的目光注視著來人,不顧醫生不讓多說話的交待,提起家鄉就滔滔不絕,對楊輝宗說:「我比你媽只大四歲,你看我現在腿不能動了,幾十年沒有回家鄉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鄉來人,他就請人家介紹情況,家鄉建設的好壞,牽動著他的神經。聽到來自家鄉的好消息時,他比誰都高興;聽到不好的消息時,他就心情沉重,鬱悶不安。 
  出於這種感情,但凡家鄉有人找他題詞,他有求必應,他給家鄉的題詞,我沒細算過,至少有十多個。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個題詞是:「江津是個好地方!」還有,父親非常關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記得他給母校的師生寫過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滿期待和鼓勵,那封信教育、感動著一批批故鄉的學子。 
  父親關心江津的特產花椒、臍橙、米花糖等名優產品,就怕這些產品質量出問題。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興,告訴當地領導,現在不僅我們國內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種,就是日本、美國也在積極研究,如果我們停滯不前,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被淘汰出國內外的柑橘市場,這是很危險的。 
  有一次,父親因病在301住院,家鄉來人給他送去一點廣柑,他高興得很,拿在手裡對醫護人員介紹說:「這是我家鄉的廣柑,你們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他喜歡川劇,認為川劇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優美,對川劇的一些老演員,名字他都熟悉,經常過問他們的情況。那時還沒有VCD,省裡來人給他捎來幾盤川劇的錄像帶,他看了很高興,還請工作人員看,並問他們好看嗎?如果有人說不好看,他就半開玩笑說:「明天再看,多看幾次你們就覺得好看了。」 
  紅軍渡的老船工有些還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難的事情讓他知道了,他對省、市的領導說:「長征期間,老百姓在那樣艱苦的情況下幫助我們,為革命做出了貢獻,現在他們老了,生活上困難,一定要幫助解決。」後來省裡落實了資金,他才放下了心,說:「凡是對革命做過貢獻的人,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如果有困難,我們就要幫助。」 
  家鄉斷不了有些親戚朋友寫信甚至跑到北京來,要求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父親對這些事既非常關心,又嚴格要求,他總是提醒工作人員和省、市領導,一定要按政策辦,我們是共產黨,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親舊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當時的江津縣幾次提出修復意見,父親都沒同意,他怕浪費公家的錢財。後來舊居快要垮塌了,不保護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誡省裡和縣裡的領導:「你們一定要把好關,不要勞民傷財,造成不好影響。這方面的事,中央有規定,要嚴格按規定辦。」母親也對當地領導再三交待:「盡量少花錢,按中央的要求來。」 
  根據父親的要求,縣裡又重新修改了舊居修復方案。工程開始後,父親再次強調,一定要節約,要如舊,不能搞新的裝飾。據父親辦公室的工作日誌上記載,1985年2月14日,父親不放心,讓辦公室與江津文物徵集辦聯繫,叮囑他們,修復舊居一定按原平面圖辦,不准另占任何農田,不准鋪張浪費,修復後希望在環境周圍種些松柏竹子。另外,家鄉要注意綠化。 
  父親說:「希望家鄉多種樹,搞綠化,這是我最大願望。」 
  父親的舊居修好了,可是他卻再也不能回來看一眼了。 
  對故鄉,父親充滿深情。對晉察冀,父親亦充滿深情,甚至更有過之。 
  在我記憶中,父親無數次提及晉察冀,提及華北,他眷戀著革命老區,惦記著那裡的人民,早就把河北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深愛這個故鄉。 
  1989年暑假,張家口六中同學組織長城古道行夏令營,行經河北淶源的黃土嶺地區,當地的老人陳雲祥、陳雲才得知同學們還要到北京,於是就托同學們帶上一小袋小米,請替他們轉交給「聶司令」。當那一小袋小米輾轉送到父親手上時,父親捧著黃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濕潤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可愛的河北》一書,父親得知後,去信祝賀,他在信中說:「河北確實可愛,我與河北機緣最長。早在1930年我到順直省委工作時,就與河北結了深緣。後來1937年成立了晉察冀邊區時,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說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過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確可愛!」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和平山縣婦聯的同志,給父親寄來一雙他當年愛穿的納底兒布鞋,希望他穿上納底兒布鞋回到第二故鄉來,再走一走他走過的路,再看一看當年他栽下的樹,再喝一口滹沱河裡的甜水,再吃一個太行山上的紅棗,再與鄉親們拉拉家常。 
  父親感動得不行,立即給戎冠秀和平山縣婦聯覆信,信中說:「你們的來信和納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對戰爭年代解放區生活的回憶。進城後,因工作等原因沒有空到老區看看。文革後,幾次想去,又因身體不好,未能如願。現在腿腳更不便了,真是遺憾!不過,我始終懷念著老區人民。我常講,從八一南昌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華北,主要是在河北度過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會忘記……」 
  我發現,父親的身上,帶有很多晉察冀的痕跡。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年在那裡打仗,他養成了看天氣的習慣,因為天氣決定收成,決定著人民群眾和部隊的生活,也影響著作戰行動。「早看東南,晚看西北」、「火燒雲,熱死人」、「雲燒火,沒處躲」,這些諺語,是當年跟老房東學的,他一輩子都沒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裡,不知多少次聽他念叨這些諺語。他似乎每天都盼著華北地區下雨。在他坐上輪椅以後,仍然像過去那樣,堅持看電視台的天氣預報,傍晚散步活動時,時不時地問一句:「西邊天燒了沒有?」意思是有無火燒雲。華北地區的乾旱牽動著他的心,遇到風調雨順的時候,他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   
  操不完的心(4)   
  河北省的領導有時來家裡看他,他不停地囑咐:要重視老區的建設,抓好太行山的綠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 
  92歲那年,他還讓秘書寫信給晉察冀老區幾個縣的黨政領導,表達他的意見:「由衷地感謝老區人民對我的關心……當我聽到老區大部分人民生活還比較困難,深感不安,心裡不是滋味。所以,你們以後來,無論如何不要再帶什麼東西了(包括土特產)。否則,只會增加我的不安。」 
  父親的故鄉情、老區情是發自內心的。他愛故鄉,愛老區,所以就不停地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裡的人民都過上好日子。當年提著腦袋鬧革命,不就是圖的這個嗎? 
  2002年9月,我們到阜平尋訪父親的足跡時,縣長孟祥偉對我講過這樣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來阜平視察、聽取縣委匯報時,動情地說:我為什麼一定要來阜平?因為多年來有個心願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後,一天,楊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聶帥家裡拜訪,和聶帥談了近兩個小時,內容幾乎全跟阜平有關。聶帥講,阜平過去對中國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千萬不要忘了那個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心願,一定來阜平看看。以前有兩次機會,都沒來成,第一次是到了唐縣,碰到你們這邊修路,沒來成;第二次到了淶源,趕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沒來成。這次,總算完成心願了。 
  孟祥偉說,聽溫副總理講到這裡,他們縣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動了,為老一輩革命家,也為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對革命老區的真摯感情而感動。溫副總理為阜平的發展出謀劃策,幾年過去,阜平經濟又跨上了一個台階。 
  我想,父親在天有知,一定會含笑於九泉了。 
  應各方面的要求,父親還為許多革命烈士、英模、領袖人物、革命紀念地、紀念館或碑亭、一些書籍和報刊等,進行了大量的題詞、作序或寫賀信等活動。據統計,在他91歲到逝世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他共題詞作序達228件。 
  他一輩子節儉,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樣子。有一年,39局電話局的老師傅來我家檢修那部保密(電話)的紅機子,老師傅進了父親的辦公室就笑了,大伙問他笑什麼,老師傅說:「我講一句話,你們可別見怪。你們這元帥府辦公室的擺設,不如現在一些單位的收發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東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辦的,有些還是戰爭年代的玩意。父親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裝在兩個手榴彈箱子裡!想給他扔掉,他不幹,想買個新的,他不讓,說:「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個排場幹啥?」 
  家裡的院子比較寬敞,他晚上有散步的習慣,走不動路了,坐上輪椅讓人推著也要到院子裡活動活動。有一年,管理部門在院子裡安裝了三處照明燈,他開始覺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覺很好。但沒幾天,他知道了每個燈是500瓦,三個燈每小時要耗1.5度電,他心疼了,就和我們商量,每次只開一個燈。試了幾天,他還是決定恢復原來60瓦的普通燈泡。他說:「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麼亮幹啥。」 
  家裡如果誰離開房間忘了關燈,他就批評:這麼一個很簡單的「人走燈滅」的習慣都養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嚴重,他聽說了,讓立即拆掉僅有的兩台水冷式冷風機,因為這種冷風機浪費水。他還讓工作人員暫時停澆院子裡的樹和花草,說要節約水。其實他心裡很矛盾,冷風機可以拆掉,樹不澆水怎麼行?園林局的人來了一看,要求趕快澆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說:聶帥注意節水節電,我們早就聽說了,請告訴老帥,我們可節水的地方有很多,澆這幾棵樹的水,北京市還供得起! 
  我對他說:「你都快90了,還操這個心。」 
  他說:「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歲那年,也就是他寫回憶錄那陣,在301住了4個月的院,差點不行。出院那天,院領導來看他,誰都以為他會感謝人家,他卻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說,只是說:「你們要努力建成全國第一流的醫院。一流的醫院需要什麼?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設備。」 
  我對他說:「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麼不說句感謝的話?」 
  他說:「醫生護士給人看病,是應該的。我給他們提這個要求,他們要是做到了,你說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這種話現在不新鮮了,而在1982年,應該算是有遠見的。 
  他88歲那年,得知我國激光核聚變實驗裝置建成時,高興不已,馬上張羅著給王淦昌、王大珩兩位大科學家寫信,信中高度評價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我國經濟和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還特別強調「尤其是整個工程體現了自力更生和勤儉節約的原則,更值得讚揚」。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動,他感慨地回憶說:「聶帥身體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動。我幾次去他家裡看望,他仍然關心著我們的科技事業,關心著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當我向他匯報我在能源領域,特別是聚變研究方面的看法時,他聚精會神地聽完,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態。」   
  操不完的心(5)   
  1990年,父親已經91歲,健康更差了。但他關心我國科技事業的心情有增無減。7月16日,得知我國首發捆綁式運載火箭在西昌發射成功後,當即致電祝賀,以表達他喜悅的心情,他高興地說:「這在我國火箭發展史上,又是一個創舉吧!」這次試驗安排比原計劃推遲了幾天,因為在檢測時發現了一點故障,當時,我們沒有隱瞞他,免得他總惦念。聽說實際情況後,他立即吩咐秘書寫信,告訴國防科工委的領導:「這樣推遲幾天是對的,慎重一點好,把原因查清楚,問題解決了再發射。」他的話傳到西昌,令在場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親去世後,劉華清有個座談講話,他講道:「每到他家去匯報請示工作,他都很熱情,談完工作,常留我吃飯,使人感動。特別是我到軍委工作以後,他雖然退休了,但仍時刻關心黨、國家和軍隊的大事,關心國際國內形勢。過上幾個月,我總要到他家去談談。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視國家和軍隊的建設,重視保持軍隊的光榮傳統和保衛好國家安全,他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使我們很受啟發很受教育。這麼老的一位元帥,時刻關心國家、軍隊的大事,鼓勵我們更好地工作,確實對我幫助很大。」 
  劉華清還回憶說:「在海灣戰爭緊急時期,老帥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他仍憂國憂民,關心國家安全,一周之內找我談了四次,還找遲浩田以及北京軍區的領導同志談了幾次,希望我們轉告江澤民、李鵬、楊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衛我國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時聶帥已是92歲高齡的人了……」 
  自從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結婚後,因為是家裡惟一的孩子,我們一直和父母住一塊。父親行動不便後,只要我和老丁一進家門,他總要問長問短,問來問去總是離不開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務,比如衛星發射、新型火箭試驗、新武器試驗等等,他更是備加關心。成功了,他比你還高興,不順利乃至失敗了,有時他也有心煩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講鼓勵的話。 
  在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因為醫生有交待,要想法讓他安靜,不能再讓他操心,不讓他勞思費神受刺激,所以我們有些事情盡量瞞著他。江澤民等中央首長來看他時,也都指示我們:不要讓老帥再為國事操勞,你們要學會報喜不報憂,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長壽。 
  可是,當他發現我們有些事情瞞著不說,他就生氣了。有一次發牢騷說:「不錯,我們是『聖賢』(剩閒的諧音,意思是剩下的閒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對丁衡高發火,說:「不錯,我們是廢物了……廢物還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雖然年紀大了,幹不了什麼了,但還可以幫著出點主意。 
  所以,他在許多場合表示:「我下來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關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對這樣的老人,有時我們既心疼他,又感到很為難。 
  在他去世前的兩個月,1992年的3月,我們要為澳大利亞發射同步衛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這次「打澳星」非同尋常。雖然這不是我國第一次發射外星,但這次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長征二號」捆綁式火箭,這種火箭如果發射成功,將來發射宇宙飛船也將採用它,所以對國際國內影響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視。 
  父親具有靈敏的嗅覺,你想瞞著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報紙上登載了一篇打澳星的報道,牽掛這事的父親讓秘書念給他聽,其中特別講到我們如何認真準備,雖不能說萬無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聽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將發射那幾天,他的病情已經明顯加重,心力衰竭相當嚴重,但他每天仍要詢問有關澳星發射的情況。 
  真拿他沒辦法。都這個時候了,他還不想好好休息,還在操心。你見過這樣的老人嗎? 
  然而,澳星發射失敗了。 
  這消息能不能告訴他?我們和醫生都很為難,就怕這個不好的消息會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瞞著他,但又沒法瞞住,他天天問情況,報紙、電台、電視等媒體也會公佈。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商量還是婉轉地告訴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聽到這個不好的消息,似乎覺得很突然,馬上就說:報紙上不是講,準備得很充分嗎?在場的人無言以對,只好說,現在具體情況還沒弄清,等有進一步的情況再隨時報您。又安慰說,您不要著急,我們科技人員的技術水平和作風都是過硬的,都是您培養出來的,如果有什麼問題,會很快處理好的。 
  他聽後,沒再說什麼。 
  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就問有無新情況。秘書告訴他,已連夜將澳方衛星安全地拆卸下來,交外方保存,我們將繼續分解檢查。他若有所思地說:「是啊,哪能保證每次發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沒有常勝將軍一樣,我們過去發射和試驗都有過失敗的教訓,只是由於嚴格要求,才把失敗降到最低限度。」   
  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發射失敗的原因找到了,我們把原因告訴他,他點點頭,說:「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幾天,他還在問有關情況。 
  他關心載人航天,關心南極考察。我們告訴他,這兩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陽光下,我感覺他的笑容特別純真。 
  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總是為別人操心,為國家的事情操心。他是習慣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話他時常掛在嘴邊:「居安不能不思危,聞之不能不過問啊!」   
  行將歸去,別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歲高齡的鄧小平來了,來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與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握一下手,親熱地打著招呼。老哥倆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著,目光裡都流露出綿綿的關愛和問候。 
  小平叔叔說:「過了90,就是勝利。」 
  這時父親眼看就滿91了。 
  於是,父親微微一笑,說:「那就算是勝利嘍!」 
  話落,他們發出會意的笑聲,那無拘無束的樣子,像一對調皮的孩童。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結果,他們就像約好了似的,父親活了93歲。小平叔叔也活了93歲。按小平叔叔的觀點,他們老哥倆都是「勝利者」。 
  晚年的父親,經常沉浸在對老戰友的懷念與回憶中。 
  大約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時叔叔的兒子任遠遠來到我家,說要送給聶伯伯一件禮物。我帶他來到父親的辦公室兼會客室,遠遠拿出他親手製作的禮物——一個檯燈,遞給父親。上面寫著兩行字:「為革命的先鋒、英雄、功臣——敬愛的聶榮臻元帥制。你的戰士任遠遠。」 
  父親很高興地接過這個檯燈,誇獎了遠遠幾句。他告訴遠遠,同時也告訴我,1936年10月,任弼時和賀龍率紅二方面軍到達陝北後,任叔叔曾送給他一台照相機,那時候父親特別喜歡拍照,他拿著任叔叔送的相機,拍了不少照片,他於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張紅一軍團幫助群眾夏收的照片,解放後被軍事博物館收藏了,他曾在那張照片背後寫下過一段話:「我們是人民的紅軍,準備一切犧牲,為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而鬥爭!我們是工農的兒子,應該隨時隨地給工農勞苦群眾以實際的利益和幫助。」 
  遠遠製作的這個檯燈很粗糙,但當時誰也沒想到,父親會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領導來到他的臥室,有人注意到了這個手工製作的小檯燈。也許父親出於艱苦樸素的原因,一直不願換新的,但是,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原因。買個新檯燈需要不了多少錢。父親主要是出於對老戰友任弼時深深的懷念之情,這才是他的本意。父親說過,任弼時叔叔去世的時候,才46歲,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去世的高級領導人,還說他很有才華,很有智慧,對黨無比忠誠,死這麼早太可惜了,可以說沒享過一天福,他非常懷念他。 
  在父親的晚年,隨著老戰友一個一個過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渦裡。 
  1986年秋天,劉伯承元帥到了彌留之際。父親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義時,父親就和劉伯伯有過合作,他們兩個四川老鄉很談得來,劉伯伯精深的軍事造詣令父親欽佩,劉伯伯寬厚的兄長風度,更是給父親留下了終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們一起戰鬥,長征途中,他們一起過烏江,一起過彝族區,一起指揮17勇士強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瀘定橋,都成為他們一生中光彩奪目的瞬間。 
  建國前後,父親在總參,劉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辦軍事學院,他來北京時,有時就住我家。我家後面有一個古建築,名為「吉安所」,據考證,是明代司禮監辦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嬪妃死後,用於停靈治喪。解放後,父親任代總長時,他的辦公室主任安東就在裡面辦公,劉伯伯來京,也在那裡面住過。 
  吉安所冬暖夏涼,適宜居住。由於它歷史悠久,比較獨特,還曾鬧過笑話。有一年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看上了這個地方,帶著個女秘書來這兒寫作。白天她寫作,晚上回家住,女秘書晚上留住。幾天後,當那位年輕女秘書得知吉安所是個什麼地方後,臉都嚇白了,說是難怪晚上老覺得有響聲,搞不好就是鬧鬼。嚇得她再也不敢住裡面了。 
  劉伯伯他們卻不怕這個。父親的老秘書范濟生對我說,這些老帥打了一輩子仗,什麼樣的死人沒見過,還怕這個?有一次,劉伯伯住這裡,晚飯後,父親和他以及安東、范濟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劉伯伯講到,1948年淮海戰役之前,有天晚上宿營,天很晚了,他帶幾個參謀和警衛員睡在一個村裡,第二天天亮,聽老百姓反映說當兵的搶東西,他一聽就冒火,趕去處理,過去一看,傻眼了,原來是國民黨兵在搶老百姓的東西,原來夜裡他們和國民黨兵睡在一個村裡了! 
  劉伯伯說:「我一招手,幾個人騎上馬就跑了。」 
  父親平常是不開玩笑的,這次卻忍不住說:「老兄,幸虧你那隻眼睛還好,要不就當俘虜了!」 
  眾人聽了,無不大笑。劉伯伯的笑聲粗獷而爽朗。 
  然而,這個被譽為「當代孫武」的人,這個十大元帥裡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沒有知覺,沒有思維,身體蜷縮成一團,看上去那麼短小的一截……父親伏下身子,握住老兄涼涼的手,無言以對,眼角噙著淚珠……   
  行將歸去,別情依依(2)   
  父親回到家裡,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喃喃地說:「在大渡河邊,他站在一塊石頭上,我覺得他那麼高大,那麼威武,可是現在,怎麼就這麼一點點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劉伯伯在大渡河邊的情景。他一連說了好幾遍。 
  1986年10月,葉劍英元帥病危,前來探視的人都被擋在了門外,誰也進不了病房。父親得到消息,趕來了。王震此時已經在這裡候著,見到父親,王震急忙迎上來,說:「聶老總啊,我來了好幾回了,他們就是不讓進。」 
  父親威嚴地望著值班的人。301醫院的副院長汪石堅將最近的情況簡要匯報給父親,父親有點責備地說,這麼嚴重了,怎麼才告訴我? 
  父親立即站起來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著進去了。父親來到葉帥的病床前,站在那裡,默默地、久久地望著這位患難與共的老戰友。當年在黃埔軍校,他們就認識,後來搞廣州暴動,他們並肩戰鬥,結下了生死的友誼。「文革」期間,成為難兄難弟,他們一起為黨和國家、軍隊擔憂,他們一起與林彪、江青一夥鬥爭,彼此信任,彼此鼓勵,彼此幫助,終於戰勝妖魔,渡過難關,迎來又一個春天……葉帥85歲生日那天,在西山,父親去看他。聽說父親要來,他早早讓工作人員推著他等在門前。父親下車後忙走上前,推起葉帥的輪椅車。工作人員都閃在一旁。那天,父親推著輪椅車走了好久,但兩位老人說話並不多,也許此時的他們已經不需要用語言交流了…… 
  父親上前,輕輕握住葉帥的手,眼淚汪汪。後來父親對我說,當他握著葉帥的手時,感到葉帥的手在一點一點地用力,想緊緊地握著他。昏迷中的、已經切開了氣管的葉帥居然緩緩睜開了眼睛,他與父親的目光相遇了。兩位老戰友就這樣久久地握著手,一言不發,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識到,這是永別。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裡,父親好幾天情緒低落,吃的也少。後來,一個小護士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逗樂。他一笑,大家的心裡才踏實。 
  父親反覆幾次給我講,他和葉帥握手時,葉帥雖不能說話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動的樣子。 
  大約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病重,住進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消息傳來,父親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問,送去他精心挑選的各種慰問品,還獻上一束「勿忘我」鮮花。8月13日,父親接到中共平山縣委發來的唁電,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當時坐在輪椅上,聞之一驚,痛心地拍了一下輪椅的扶手,這是他激動時的一個習慣動作。沉默了兩三分鐘後,他讓秘書起草一份電報,發往河北省委、平山縣委,接著口述了電文的大致內容。 
  當晚,得知電報已經發走,父親向我們回憶起當年在晉察冀戎冠秀擁軍的感人事跡。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裡,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為子弟兵節省一把米,又親自把節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線。她節省下一尺尺粗布,並組織下盤松(村名)的婦女,做下一雙雙軍鞋,送給子弟兵。她掩護傷員,經受了千難萬險。她照顧重傷員,沒有吃的,將自己的奶水擠盡,口對口餵給昏迷的戰士,傷員痊癒之後,叫她一聲媽媽,她說:俺承擔不起,這是俺該做的。兒子長大了,她二話不說,送到前線……為此她受到晉察冀軍區的獎勵,父親高度讚揚她,使她成為晉察冀子弟兵的母親。 
  1991年2月,著名擁軍模範莊印芳,代表徐州老區的人民來看望父親。父親對她說:「你在徐州,還不忘正在病中的一個老兵,我很感激你。我們過去有個戎冠秀,我以我的名義發佈命令,稱她為人民子弟兵的母親。所謂母親,對自己的子女是最關懷的。所以,我也稱你為人民子弟兵的母親,你願意嗎?」 
  莊印芳回答說:「願意,這是最光榮的稱號。」 
  父親點點頭,說:「母親最關懷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兩年前已經去世了,我很懷念她。」 
  大約在他90歲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員幫他整理儲藏室的物品——順便說一句,他有幾個戰爭年代的彈藥箱子,他像寶貝似的捨不得丟,裡面裝著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員找出一個煙灰缸,外形比較奇特,不像是中國貨。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訪問東歐時,外國人送給他的,他不吸煙,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員問怎麼處理這個煙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說:「送給小平吧。」 
  工作人員只好給鄧家送去了。過了幾天,鄧辦的主任王瑞林還專門打來電話:請轉告聶帥,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個煙灰缸,又讓他惦記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離他去世還有不到3個月的時間,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書打電話給他夫人張潔清,請她向彭真表示問候,並轉達以下的話,大致說——   
  行將歸去,別情依依(3)   
  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黨內領導人健在的,只有四五個了,請多保重,不能走時不要勉強,可坐在車上讓人推著走。根據我多年的經驗,這對身體還是有好處的。自己的心臟病略有好轉,但問題還是嚴重的,胃腸消化不好,謝謝彭真同志的關心,經常著人問候……我一生,死而無憾,死而無恨。現在出版的書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說長論短的都有,還是任人評說吧。 
  父親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當時父親在順直省委工作,聽說彭真被敵人逮捕入獄,雖然那時父親還沒見過彭真的面,但還是想方設法營救他,並派人送些錢物給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幫」一夥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緊緊抓住他入獄這個事情不放,他們找父親調查時,父親始終實事求是地說:據我所知,彭真在獄中表現很好,鬥爭很堅決,他沒有背叛過黨。 
  1938年2月,彭真到達晉察冀,代表北方局領導晉察冀邊區工作。3月,中央決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義,協同父親指導晉察冀等地黨的工作。不久,中央決定彭真擔任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父親等為委員。他們二人一個主持晉察冀黨的工作,一個主管軍事,在一起並肩戰鬥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準備參加「七大」,父親接替他代理晉察冀分局書記。創建根據地,彭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父親和他的戰鬥友誼保持了一輩子,我們兩家的來往也一直不斷。 
  由於父親的頭腦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時常念叨去世的領袖和老戰友們,便成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總理、朱老總、任弼時、陳老總、劉帥、羅帥、葉帥等人。有一天,他對警衛參謀楊何的說起了彭老總,他說: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總就是吃這個虧,他脾氣太火爆了。 
  父親特別懷念周恩來伯伯。有一次,他的遠房堂弟聶榮貴來家裡看望他,我悄悄告訴榮貴小叔:「你要多談家鄉的情況,最好不要提周總理,因為一提周總理他就會傷心。」可是在吃飯的時候,電視裡播放起周總理的事情,父親聽著聽著就掉淚了,飯也吃不下去了。我們都勸他不要傷心,但他還是淚流不止。他說,總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懇懇,值得所有人學習;還說他與總理長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有著深厚的感情。他不說這些,我們也都清楚,可他還是忍不住要說。 
  後來換了話題,談起眼下的形勢,他又總是提到鄧小平叔叔,說小平確實了不起,歷史選擇了他,選對了。他說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還有「一國兩制」構想,都是大手筆。 
  還有一次,聶榮貴來家裡,吃飯的時候,父親對他說:「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從四川帶回來的,要我們共享家鄉的美味。」聶榮貴後來說:「就從這件小事上,我看出,聶帥與小平同志之間有著深厚的革命友誼。」 
  1992年1月,父親叫秘書設法在他辦公室裡掛一張放大的毛主席像,說:「現在眼睛視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書選了兩張,一張是毛主席單獨辦公的;一張是他、賀龍、羅榮桓等元帥陪同毛主席看空軍飛行表演的。秘書們傾向選後一張,因為毛主席和他的神態都比較好。 
  他沉思了好一會兒,說:「還是掛毛主席單獨辦公的那張好,因為後一張,我的像比毛主席的還正面,而且羅帥、賀帥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掛集體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顯眼突出的位置,因為他是我們老帥的核心嘛。」 
  最後就選了毛主席單獨辦公的那一張。 
  後來,我們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經常偏過頭去,凝視牆上那張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當年領著他們打仗的事情…… 
  這個時候,到了他行將歸去的時刻。 
  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一直關注著父親的健康狀況,他們說:聶帥功勳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國家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澤民總書記來看望父親,臨走,母親和秘書們送他出來,他向在場的人邊拱手邊說:「現在我們國家的元帥就剩下聶老總了,我代表黨中央向諸位拜託了,希望大家把老帥照顧好。」他的話讓在場的人深受感動。 
  1991年秋天,父親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療,經過兩個半月,再度轉危為安。但是回家後,稍一活動,像吃飯、起床、如廁等日常生活,他就氣喘吁吁,說話時都上氣不接下氣,而且日甚一日。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徵兆。他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書周均倫、陳克勤叫來談話。大意說:我已經93歲了,1922年在法國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青年團),1923年春轉為共產黨員,算來已經70年了。無論從壽命和革命時間來說,在黨內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長的一個了。我一生死而無憾,死而無恨。現在病情日漸沉重,你們要做好準備。   
  行將歸去,別情依依(4)   
  3月1日,醫院作了一個規定,告誡我們,必須讓他絕對休息,不念文件、不讀報、不作匯報、不聽新聞。他知道了以後,說:「醫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麼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說人的腦子,不想這個事,就想別的事,總要想問題。你們給我說點事,這是精神食糧,與其讓我胡思亂想,還不如給我說點事。」 
  我們不斷給醫生反映,醫生「妥協」了,但規定不向他匯報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聞,聽聽文件,每次不准超過半個小時。 
  4月2日,301醫院發出病報:聶帥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隨時可能發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澤民總書記給我打來電話,要我積極動員父親住院治療,但不可勉強。因為他要去日本訪問,不能前來探望,讓我代為問候父親,祝他早日康復。 
  父親不願去醫院治療,醫護人員只好在家裡做好搶救的準備。 
  辦公室工作人員根據父親病情發展,報軍委辦公廳領導同意,於4月7日開始,背著家屬著手準備後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親突然把兩位老秘書叫到身邊,一上來就說:「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難渡過這一關。」 
  兩位秘書勸他別激動,要安靜,醫生會有辦法的。 
  他微微搖頭:「醫生當然在想辦法挽救,但很難挽救過來。趁頭腦還清醒,寫幾句話,就叫做臨別遺言吧。」 
  他們趕緊拿來錄音機。 
  父親說話時聲音嘶啞,時斷時續,但很有邏輯,顯然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早有準備的。後來我們回憶,從2月14日開始交待一些具體事項,到4月12日正式談遺言,看來老人家是在從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後事,這和他一貫的思想周密、有條不紊、善於計劃安排的作風是一致的。 
  談話中間,我下班回家了,也跟著聽了一段。看這個莊嚴的架勢,我馬上意識到父親是在留遺言。父親把該說的都說了,聽著聽著,我忍不住啜泣起來。兩位秘書也難以自制地淚流滿面。 
  父親反過來安慰我們,說:「死,我是不怕的,這是自然規律,人活百歲,終有一死。你們不要為我悲傷。最後,對所有在我身邊辛勤工作的同志,專家、醫生、護士、參謀、秘書,以及所有為我服務的同志,表示誠懇的謝意……再次祝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文明富強。」 
  第二天,兩位秘書把遺言整理出來,念給父親聽,先後念了兩遍。父親說:「我看可以。」 
  他遺言的主要部分是這樣的—— 
  我入黨70年,從未脫離黨的崗位,始終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終生。我雖然沒有對黨做過多大的貢獻,但黨交給我的任務都是堅決完成的。我堅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信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十分正確的。我非常贊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的重要談話。我很想多看一看幾十年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喜人形勢,也很想多聽一聽祖國科技事業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現在行將歸去,臨別依依,好像有許多話還言猶未盡。總之,我衷心希望全黨同志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為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共同奮鬥;同時也希望全軍同志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進一步鞏固國防,保衛和平;我希望海峽兩岸盡快統一。我希望全國科技工作者牢記科技興國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嶺,為祖國爭光,為人類進步多做貢獻。 
  【=B51】 
  這裡面包涵的東西很多,父親衷心地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父親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終點。5月12日,他自感身體更不好,下午對秘書說:「我的後事安排,一切從簡,按中央指示辦。」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衛參謀李藝照例給他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聽到報上有條消息說,前幾天一場春雨,緩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麥長勢喜人,他高興地說:「這就好了。民以食為天呀。」 
  下午,秘書魯順玉照例給他念文件。當念到一份有關台灣情況的簡報時,他說:「海峽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形式。」 
  這天下午,適逢我們老家四川江津縣來人,邀請在京江津籍人士開會座談,我去了。吃晚飯的時間我趕回來,父親以為我吃了飯回來的,就說:「你的口福真好。」 
  我說:「我沒有吃飯。」 
  父親說:「為什麼不吃?」 
  我說:「我要趕回來看望你呀。」 
  他高興地笑笑,又問開會的情況,我簡單講了一下,他說:「就是要改革,要開放,要不江津不能發展。」 
  我說,江津的同志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趕上來。父親此時流露出濃濃的鄉情,喘著氣說:「我們老家有一種特產叫米花糖,很不錯,可是我們包裝上不去,幾十年一貫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裝。產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進。」   
  行將歸去,別情依依(5)   
  我心想,都這個時候了,你還在操心。就勸他好好休息。晚飯後,我和母親以及秘書們陪他看了晚七時的電視新聞聯播,這是他多年來每晚必看的。休息一會後,快到8點的時候,又陪他看錄像片《動物世界》,他喜歡動物,愛看這類片子。尤其是晚年聽力差了,看這類片子不聽解說也能看懂,所以,我們就找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趙忠祥知道後,很快為父親轉錄了一套《動物世界》,父親很高興。我們還記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險的行當》,講攝影師是怎樣拍到這些動物的,有的鏡頭,要守幾個月時間,而且還冒著危險。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約半小時了,醫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們就用遙控器把電視關了。父親不知道有遙控器,他見電視圖像突然沒了,不解地說:「哎,還沒演完嘛,電視怎麼關了。」 
  我們說,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說:「那好。」 
  我們接著聊天,聊天氣、物價、副食品供應。他插一句:要多搞點塑料大棚,種蔬菜,解決群眾吃菜難的問題。 
  我們告訴他,各級都在抓「菜籃子工程」。他點點頭,還想說什麼,醫生進來,提醒我們不要再談了,讓他安靜休息。 
  9時半,護士照顧他洗漱。周均倫、陳克勤兩位秘書往外走,父親又叫住他們,問:「(聶榮臻)軍事文選,什麼時候出書?」 
  周均倫說:「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說,今年建軍節前一定出版。」 
  他又問:「紅軍時期的12篇文電收進去了嗎?」 
  前段時間,工作人員編輯《聶榮臻軍事文選》時,有關部門認為紅軍時期的那12篇文電牽涉到林彪,不同意收進去。父親認為,不收進去,一軍團的歷史就割斷了,不要因為有林彪,就不出了。後來,經楊尚昆副主席批准,有關部門才收了進去。 
  周均倫回答說:「您放心,全收進去了。」 
  父親說:「那好。」 
  兩位秘書離開了。父親又對母親、我和丁衡高說:「你們也回去休息吧。明天還要上班呢,我這裡沒事了。」 
  我們答應著,離開了他的臥室。 
  這是父親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半個多小時後,他沒有哼一聲,沒有說一句話,沒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覺間,就在睡夢中安詳地離去了。他那顆頑強的跳動了93年的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他床頭的鐘錶,永遠定格在22時43分——1992年5月14日22時43分。     
  山高水長 不盡的思念   
  魂歸大漠戈壁(1)   
  父親身體的餘溫尚在之時,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姚依林、宋平、萬里、楊尚昆、薄一波、丁關根、溫家寶、劉華清、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等黨、國家和軍隊主要領導人都連夜來到他的床頭,與他做最後的握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同志,有的身體欠佳,有的身在外地,都派夫人或秘書前來告別。 
  彭真叔叔當時患了中風,身體很差,他住在玉泉山,那晚他都睡了,得到消息,執意要來告別,囑咐我們一定等他。 
  深夜一點多時,彭真叔叔趕來了,在我的攙扶下,他顫巍巍上前,久久地握住父親的手,老淚縱橫。臨離開前,他吃力地對母親、我和丁衡高說:「聶榮臻同志的一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死而無恨,死而無憾!他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雖死猶生。」 
  最後,彭真叔叔艱難而又堅決地揮了揮右手,似乎拼盡了全力,說:「聶榮臻同志永垂不朽!」 
  儘管90多歲的老人去世並不使人感到太突然,但父親謝世的消息公佈後,還是令無數的人悲傷哀痛。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紀念他,懷念他,追憶他,為共和國最後一位帥星的隕落而流下熱淚。 
  反應最激烈的是楊成武,他不僅痛哭,還不斷地責問我,為什麼在老人家病危時不通知他,平時也不讓他來看一下。我只好請醫生出來解釋,是醫療組決定的,為了病人的治療,不得不這麼做。反正楊成武非常不滿意,因為他與我父親是60年之交,感情深啊! 
  很多人對我說:聶帥雖然只有你一個親生的女兒,然而他卻有千萬個崇敬他的兒女。那幾天裡,人們絡繹不絕地來家裡弔唁,遺體告別那天,八寶山人流如潮。雪片似的唁電從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飛來。美穗子本來要來京弔唁,因為她丈夫突發腦血栓沒人照顧,她實在走不開,改用唁電表達她對父親的無限哀思。 
  老一輩的科學家對父親充滿深厚的感情,他的去世令很多大科學家雙淚長流。錢三強,這位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首席科學家,一連幾天都是傷痛不已。5月29日,首都科技界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緬懷父親的座談會,錢三強為了寫發言稿,頭一天夜裡兩點,他還沒有休息,父親的離世,一定是勾起了他對往事連綿不盡的回憶。當年,錢三強一度在工作中遇到困難,思想苦悶,他向父親反映,「希望離開二機部回科學院工作」。父親聽後耐心地對他說:「要服從大局,等到原子彈試驗成功後再談工作問題。」與此同時,父親親自向有關方面交待,要發揮錢三強的作用。 
  那天發言時,錢三強回首往事,心情激動,講著講著便哽咽了。會場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老科學家們眼裡都含著淚花。錢三強是個容易動感情的人,開完座談會的當天晚上,就因為心肌梗塞三度發作,住進北京醫院搶救。此後不到一個月,這位被譽為中國「核彈之父」的大科學家因心力衰竭逝世。我得知此事後,心潮難平,深深地為之惋惜,深深地為之感動。 
  父親逝世,在愛國華人科學家中也引起很大震動。父親逝世時,恰在北京訪問的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聞訊專程到家中弔唁,寫下了「千古英雄,萬代宗師」的輓聯,以寄托他的誠摯哀思。 
  座談會上,當年那些跟著父親打天下的老兵,很多人哭紅了眼睛。楊成武的夫人趙志珍說:「成武他幾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哭了好幾次。他們是在幾十年的生死戰鬥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鄧小平叔叔的女兒毛毛在她那篇《聶榮臻伯伯永遠活在我們心間》的文章中,充滿深情地寫道—— 
  聶伯伯雖然身患重病,但始終為黨為國,操勞思慮不已。父親退休後,已不大外出,但時不時地還是去聶伯伯家走動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報一下。 
  每當他們坐在一起,父親總是親熱地高喊「老兄」;每當他們坐在一起,話長話短,總是離不開黨、國家、人民和軍隊;每當他們坐在一起,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好像一下子都會濃縮變醇;每當他們坐在一起,那些歷史巨變和艱苦歲月,都好像頓失其色,而化為可以彈指一揮的剎那瞬間。 
  …… 
  聶伯伯身患疾病已非一朝一夕,他之所以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戰勝疾病,完全是靠了他那驚人的毅力,完全是靠了他那革命者所特有的堅強意志。他那早年即遠涉重洋尋求真理的壯志,他那叱吒風雲馳騁疆場的英姿,他那不懼艱難奪取科技制高點的勇氣,他那抗拒疾患樂觀堅毅的革命鬥志,他那近一個世紀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光輝業績和革命生涯,哪一樣不令人欽佩折服,哪一樣不足以令後世後人永遠感念學習!   
  魂歸大漠戈壁(2)   
  在二十世紀的史冊裡,你能找出多少人,具有這樣的風采和光輝!只有在中國,只有在中國這片廣袤豐潤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聶伯伯和他的戰友們這樣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 
  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富於傳奇色彩的光輝篇章;而由他們這一代人所共同譜寫的,則是我們民族輝煌燦爛的革命史詩。 
  父親和聶伯伯,72年的革命戰友,72年的親如兄弟的濃厚友情,此種豪情,此種風采,任你撫古述今,知曉中外,又能找到幾人可以與之相比! 
  聶伯伯這樣突然地去了,他的老戰友們悲失良友,他的後輩們也痛失尊長! 
  站在聶伯伯那身著元帥服、威武莊嚴的遺像前,我們深深地鞠躬,以表哀悼之意。 
  淚水,沖不掉心中的悲傷;時光,磨不去心底銘記的豐碑。 
  聶伯伯,你永遠活在我們心間! 
  父親的遺體火化後,部分骨灰撒埋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棵蒼翠的檜柏樹下。父親平生喜愛松柏,喜其不畏嚴寒,不懼風雨,傲然屹立的英雄般的氣質。柏樹旁立著一塊漢白玉的標石,上面鐫刻著他80歲自題的兩句話:「喜松柏之氣概,念四化之早成」。 
  1995年2月23日,母親張瑞華也離開了我們。母親的骨灰也安葬在這棵檜柏下。兩位老人永遠在一起,讓骨灰回歸大地,滋養青松翠柏,是爸爸媽媽最後的心願和奉獻。 
  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父親的部分骨灰安放到西北戈壁灘上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也就是東風基地。對這個基地的創建,父親付出了大量心血,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盛年時,曾數次來這裡指揮導彈發射。「文革」時期,父親由衷感歎:「這裡真安靜!」認為這是個休息的好地方。他喜歡這個地方。他的後半生,一直關注著這裡,我記得基地的同志來北京,有時給他帶來自己生產的茄子、土豆等蔬菜讓他看,他非常高興,說,戈壁灘上能夠生產蔬菜了,戈壁灘變成了綠洲,就能夠留住人了。他坐上輪椅以後,每當聽說基地有什麼事情,比如遭到了自然災害等,他都馬上吩咐秘書打電話詢問,確認沒大礙之後,他才放心。我們從點滴小事上,能夠深切地感受到父親對東風基地的感情。所以,在和母親商量過後,決定把父親的部分骨灰安放到基地的烈士陵園。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中國人在這裡實現了飛天夢,它見證了中國航天事業和國防科技事業的沉寂與輝煌,它是一片值得中國人永遠自豪和驕傲的科技聖地。 
  5月28日中午,在一曲悲壯的哀樂聲中,一架擔負特殊使命的專機徐徐降落在茫茫戈壁深處某空軍基地。年邁的母親不能前來,她含著熱淚到西郊機場為我們送行。 
  艙門打開,我和丈夫丁衡高,女兒聶菲,以及有關領導及科技人員代表,伴隨哀樂,護送父親的骨灰走下飛機。等進入基地場區,天空突然飄起淅淅瀝瀝的雨點,這讓人們感到驚奇。這裡原本乾旱少雨,平時難得下雨,難道是上天也受到感動,在流淚嗎? 
  機場離酒泉衛星發射基地還有近兩個小時的火車路程。當綴著黑紗的靈車從機場緩緩駛向火車站時,肅立在公路兩旁的空軍基地的官兵,行莊嚴的注目禮。火車靜候在鐵路轉運站上,這輛不知牽引過多少次火箭、衛星,載乘過多少執行發射任務的科技人員的火車,在父親的骨灰到來之際,鳴笛志哀,悠長的汽笛聲在大漠上空久久迴盪…… 
  在場區,雨絲綿綿,茫茫戈壁大漠瀰漫著一片無盡的憂傷和悲痛。到達基地後,應廣大官兵的要求,在基地禮堂舉行弔唁活動。額濟納旗蒙族百姓按照民族風俗習慣,向父親獻上全羊、哈達和白酒,以表達最崇敬的追悼和哀思。 
  29日早晨,在晨曦中,我們把父親的骨灰盒安放進發射基地的烈士陵園。距離他的墓碑不遠處,聳立著他的親筆手跡:「東風革命烈士紀念碑。」在父親墓碑的周圍,整齊地排列著604座墳塋,他們中有將軍,有士兵,有科學家,也有普通的工作人員,墓碑上有的連姓名都沒有。這裡安葬著發射中心的第一任司令員孫繼先,就是在大渡河邊指揮十七勇士渡河的那個孫繼先,父親的老部下。這裡還安葬著發射中心的第二任司令員李福澤、第三任司令員張貽祥…… 
  這個時候,我終於明白,父親為什麼喜歡這裡。是的,他將自己後半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國的科技事業中,他愛科學,愛科學家,他深知,知識分子對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來說,真是太重要了,沒有他們,我們的事業就不能成功。而在戈壁深處的這個地方,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廣大官兵默默無聞地奮戰在此,犧牲在此,他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風骨和未來,他愛他們,他惦記他們,他希望與他們長相伴,長相隨……   
  魂歸大漠戈壁(3)   
  安葬了父親,我們戀戀不捨地走了。 
  在父親百年誕辰前夕,我們又來到這裡,我有太多的話想對父親說,於是,我站在父親的墓碑前,輕輕地說—— 
  親愛的爸爸: 
  我們又來看您了——在您百年誕辰的前夕,在我國第一艘試驗飛船剛剛從這裡發射成功之後。 
  您長眠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已經有7個年頭了。說她神奇,是因為幾十年來,在您和您的戰友們以及眾多的後來者艱苦奮鬥、無私奉獻之下,這裡從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漠,變成了現代化的航天港;說她神奇,是因為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導彈從這裡起飛,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這裡升空,中國的每一艘飛船又從這裡翱翔九天。這裡,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偉大精神的象徵;這裡創造的每一個奇跡,都是新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寫照! 
  您的百年誕辰,恰逢共和國五十華誕。我們無限崇敬您,因為您一生為國為民,功勳卓著卻從不居功自傲;我們永遠懷念您,因為您留給後人的,實在太多太多。您是幸福的,因為您的一生是為理想奮鬥的一生;您又是辛苦的,因為您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艱辛。 
  您走了,留下了對祖國的美好祝願,留下了對後人的殷切期望……爸爸,我眼前又浮現了您欣慰的笑容。在您的凝望中,這裡將不斷創造中國的「第一」!【=B51】 
  風吹來,發出沙沙的響聲。我彷彿聽到了父親的聲音,父親說:「我都聽到了,我都看到了。國家的科技事業不斷攀登新的高峰,我好高興啊……」 
  淚水,霎時蒙住了我的雙眼。   
  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1)   
  1958年,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不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那句話,彭老總說:毛主席說「聶榮臻同志是個厚道人」。我再加一條,用我們湖南話說:榮臻同志是個「驢駒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總所說的「驢駒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驢。毛驢吃得少,幹得多,走得遠,能負重,和後來人們常說的「老黃牛」很相近。彭老總的意思是,毛主席給了父親這麼高的評價,父親可以滿足了。 
  據楊成武將軍回憶,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當時在南方巡視,他向毛澤東請示出席「八一」建軍節四十週年招待會的人員名單時,毛澤東指示,軍隊幾位元帥都要出席招待會,並對幾位元帥作了評價,談到我的父親時,毛澤東又說道:「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這樣評價我的父親。 
  對十大元帥,毛澤東基本上都有過評價。比如他評價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他評價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等等。 
  毛澤東對我父親的這個評價,很多瞭解、熟悉父親的人,都認為是很中肯的。在他們眼裡,父親對黨無限忠誠,大局觀、組織紀律觀念很強,作風正派,為人忠厚,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溫良謙恭讓,遇事敢於承擔責任,顧全大局,不爭功,不諉過。尤其他從來都是光明磊落,胸懷坦蕩,不搞陰謀,更不背後整人。 
  范濟生、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陳克勤這些老秘書,跟隨父親許多年,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父親從不背後議論人,更不隨便說人家的壞話。對人對事,他都是寬厚的,有仁義心腸。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光明正大者與搞陰謀詭計者的鬥爭,可以說從來沒有停止過。遠的不說,近的也不說,只說「文革」——林彪一夥,江青一夥,康生、陳伯達之流,便是搞陰謀詭計的代表。他們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後整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極度的陰險、自私和狠毒。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針見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評價我的父親是厚道人,不會是憑空臆想出來的。他一定是通過很多的細節觀察出來的。在他主政的漫長歲月裡,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爭寵、爭功、告狀、揭發,明哲保身,壓別人抬自己。他一定發現了,那個叫聶榮臻的人總是很謙遜,總是很含蓄,總是不去說別人的壞話,總是少說多幹,能忍則忍,謹慎為佳。 
  因此,毛澤東發出那樣的評價,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親是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遇到事情,別人不敢站出來,父親敢於站出來,功勞是別人的,責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1936年東征回到陝北後,在大相寺會議上坦然認錯。 
  1944年,晉察冀開高幹會議,進行整風。會上,有人給父親提了不少意見,這裡面有很多是過頭話,是不實之詞,甚至有些是人身攻擊。這給在延安參加整風的父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父親的情緒一度低落。抗戰結束,他回到晉察冀,那些說過他壞話的人,誠惶誠恐,生怕挨整。可是父親一律不計較,該使用就使用,沒聽說哪個人受到打擊排擠。肖克回憶說:「他對那些同志,始終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裡有這樣一句看來很平常卻又極難得的評價:聶榮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親代理總參謀長時,有一天,毛澤東把他叫了去,一見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一封比較重要的電報,沒經他看,總參就以軍委名義批發了。毛澤東嚴厲地說:「以後不能越權,凡是以軍委名義發的電報,一律先送給我看以後再發。」 
  父親當時就知道,毛主席批錯人了,但他卻沒有吭聲。 
  後來,工作人員在翻查前一階段的電報時,發現毛澤東批評的那封電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軍委名義下發的,而不是父親批發的。也就是說,父親替張經武挨了批。有人怪父親,為什麼不和毛主席講清楚,背了黑鍋。父親說,講什麼呀?以後都注意點,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是了。 
  張經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後,大為感動,說:「聶總這個人,真好。」 
  范濟生秘書還記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幾位老總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開著開著,彭德懷、陳毅突然拍了桌子,大發雷霆,批評總參的某些問題。事實證明,那不能算是總參的問題,都怪到總參頭上,是不對的。總參的那二十幾個人,當時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頭暈眼花,換了別人,受到這樣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來了。可是,我的父親卻一聲不吭。會場外的雷英夫、安東、范濟生、劉長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2)   
  散會了,雷英夫、安東、范濟生等人圍著父親,怪他為何不聲辯一下。父親說,彭總、陳總都在氣頭上,沒必要頂牛嘛。再說,我們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聽聽人家的不同意見,有好處嘛。個人受點批評誤解,算不了什麼。 
  父親常說,遇到事情,要敢於負責,敢於承擔責任,不能上下推諉。 
  父親的得力助手、擔任過總參辦公室主任的安東生前曾說過:「聶總是厚道人,老實人,受人誤解,甚至代人受過,自己也不去辯白。」 
  1967年初,「大鬧懷仁堂」時,父親對林彪、江青一夥不分青紅皂白,打擊迫害幹部子弟,表示十分憤慨,他說:「你們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卻指責葉劍英,說葉曾經講過,中央文革對高幹子弟「不教而誅」。葉劍英感到奇怪,閒聊中說,他不記得自己講過這句話。父親對他說:「這句話是我說的,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啦?」 
  父親後來專門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澄清這句話是他說的,與葉劍英沒有關係。這讓葉帥很受感動。「二月逆流」的參與者被林彪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後,父親因心臟病住進醫院,葉帥給我母親打電話,讓他轉告父親,說:「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聶總,我們不是搞陰謀的人。」父親與葉帥的關係一直很好,他們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靈犀,這也是粉碎「四人幫」前後,國家命運最緊要的關口,他們能夠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則,父親怎麼敢讓楊成武傳話?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 
  一些「文革」期間曾經整過父親的人,父親後來也沒有為難他們。他說,事情過去就算了,當時情況複雜,黑白顛倒,做錯點事,有時難免。 
  瞭解一個人需要漫長的過程,就像品一壺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親大概就是個經得起品評的人。 
  父親絕不是那種沒有原則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講原則的,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含糊。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他總是認真研究思考,從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當年搞「兩彈」,中央上層要下馬的呼聲很高,父親認為堅決不能下馬,所以他寧可得罪人,也頂著繼續攻關,最終堅持下來了。 
  他尤其注意組織原則,在中央對某一問題有了決定,或有了統一的看法時,他就絕不再講個人的不同意見,也不對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勝利的保障。 
  父親的厚道還表現在,他總想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給予別人。老一輩的一些科學家們一直忘不掉,當初籌備五院時,哈軍工的專家教授們最早來北京報到,當時五院還沒有個正式辦公處所,專家們住在哪裡呢?父親一時犯愁了,給專家們租旅館住,他們堅決不幹,大家都以艱苦奮鬥為榮,怎麼能隨便花錢住旅館?臨時找點簡陋房子安排他們住下了,父親深感過意不去,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住處騰出來給專家們住。記得那時母親和我都支持父親這樣做。我們準備臨時去三座門招待所暫住。雖然後來專家們堅決不同意這樣安排,讓房的事沒有成,但是,經歷過這件事的人卻一直記在了心裡。 
  父親的厚道還體現在嚴於律己。20世紀60年代初,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葉群當了他的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和總部領導人的辦公室,也陸續安排了首長夫人擔任辦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來到我家,對父親說:「現在首長夫人都回來擔任首長辦公室主任了,可是你這裡的主任還是范濟生,范濟生已經到國防科委任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你的辦公室就讓瑞華同志回來當主任吧!」 
  肖向榮還說:「只要瑞華同志同意回來當辦公室主任,一切手續都由我來辦。」 
  秘書們心裡也很贊成,因為別人家都是這麼幹的,順理成章。可是,父親考慮片刻,口氣堅決地說:「不要回來,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沒有在部隊幹過事,她到軍隊來幹什麼?」又說:「她不懂軍事,回來幹什麼?」 
  就這樣,父親把這件事給頂回去了。母親一直在中組部工作到退休。 
  母親是個老資格,1952年定行政級時,她就是8級幹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級幹部,半輩子沒調過級,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合適,想給上級反映,父親批評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你們不要管。錢夠用就行了,什麼級不級的。」   
  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3)   
  父親對家人的用車有著嚴格的規定,他不准我們(包括母親)隨便用公家的車,我記得,五六十年代,母親總是每天一大早就趕公共汽車到中組部上班,還自己帶飯。有一次乘車時,太擁擠了,母親被擠下來摔在馬路邊,額頭腫了一個包,可她仍然堅持乘公共汽車。她對我說:「你爸爸的車,不該我們坐。我們坐上了,心裡也不踏實。」 
  關於乘車,我身上也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師大女附中讀書時,一個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車去學校趕早自習,范濟生秘書看見了,決定派父親的吉普車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說:「爸爸說過多次,不讓我坐他的車。再說,同學看見影響不好。」范秘書擔心路滑難行,就對警衛員使個眼色,警衛員趁我不備,把自行車鎖上,拿著鑰匙跑開了。司機怕發動汽車引起父親注意,叫范秘書等人幫著把車推到街上。我無奈只好上車。車到西單皮褲胡同口,離學校還有很遠一段距離,我怕被同學發現自己搞特殊,堅決要求下車,然後挽起褲腳,踏著沒腳的雪去了學校。 
  在家裡,父親對我們這些晚輩,一貫要求嚴格,他對某些高級幹部子女為非作歹而家長又百般包庇縱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籲「今後考核幹部時,也把他對子女的教育情況列為德才表現之一,認真考核。把這一問題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又說:「如果不正之風在家庭裡代代相傳,那就不要多久,我們民族的精神、黨的優良傳統都將蕩然無存,豈不可虞!」 
  父親是有資格說這種話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兒,我安心干我的工作,從來不給他添亂,我愛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業,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兒聶菲,更是個規規矩矩的孩子,從小就聽爺爺的話,從小就知道艱苦樸素,褲腿短了,接一塊,繼續穿。家裡人一直記得一件事:聶菲上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在路上想買零食吃,挑來挑去,最後只買了一塊果丹皮回來。她的外公看見她回來,就笑了,說:「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幾分錢,買個果丹皮解解饞。」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聶菲從上小學到大學畢業,學校裡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聶榮臻。從她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權」,她樸素得就像一個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媽聶榮昌的三個兒子、李繼津、李繼宣、李繼家,還有我姨媽張琪華的兒子周繼剛、周繼強、女兒周繼英,都是從小就在我家生活。他們也是從小就受到我父母親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幹事,稍有不慎,就會挨老人的批評。周繼強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個老革命,參加過南昌起義,以後又在新四軍五師任職,1946年6月中原突圍時,在陝南他被叛徒出賣、國民黨匪徒趁夜圍攻時犧牲,滅絕人性的敵人竟然將姨父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頭示眾。解放初,小繼強來到我家,父親愛憐地撫摸著他的腦袋說:「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後要好好學文化啊!」父親母親生活上關愛繼強,政治上、工作上卻對他嚴格要求,決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縱。我記得母親曾對他說:「你是烈士後代,永遠不要做對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隊要服從領導,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好好鍛煉自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繼家在北京軍區某部當兵,有一年春節,部隊放假3天,單位領導給了他7天假,讓他回來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繼家剛踏進家門,父親就盯上了他,問:「繼家,你回來幹什麼?」當父親得知情況後,嚴厲地說:「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過完節,趕快歸隊。不能當特殊兵!」結果,繼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歸隊了。這件事,繼家一直記在心裡,他牢牢記住了舅舅的話,不能當特殊兵。後來他在部隊工作,作風正派,老實肯幹,多次受到上級表彰獎勵。 
  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從沒在外面惹過事,更沒給父母丟過臉。 
  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感受到父親的厚道作風。他和母親經常教育我,還有住在家裡的孩子們,對人要誠懇厚道,講信義。父親曾說,舊社會過年,很多人家貼門聯,其中常貼的就有「忠厚傳家」、「詩書繼世」;中國傳統的道德信條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條,是「美德」之一。 
  每每談起高級幹部的家風,父親讚揚過陳毅、陳賡兩家,說他們兩家家教好,孩子們懂禮貌,忠厚傳家。意思是讓我們學習人家。 
  父親厚道慣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響。他對我們和孩子都說過,還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別人,誠懇待人。只有待人以誠,人家才能與你以誠相見。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謙虛謹慎。他還說,要善於與人共事,不要什麼事都以自己想法為標準而去與別人相爭。真正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是與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見分歧,有時也可爭辯,但要心平氣和,不可盛氣凌人;至於個人之間一般性的分歧,最好採取「和為貴」的態度,互諒互讓,互相尊重,因為誰是誰非很難說清,大多是由於個人經歷、性格、愛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4)   
  當年搞「兩彈一星」時,父親就是這麼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識分子、大科學家才從內心裡尊重他,服從他。 
  父親的厚道表現在諸多方面,他對黨,對領袖,對戰友,對下級,對同志,對普通人,都是一樣的厚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哪怕是面對一個普通護士,面對一個普通戰士,說話時他也非常注重禮貌,不管讓別人做什麼事,他都要說「請你」什麼的,從不頤指氣使,指責別人。 
  也許正因為他是個厚道人,他去世之後,才有那麼多的人懷念他,念叨他。人們懷念他,為他落淚,並不是因為他當多大的官,也不是因為他是個元帥,而是因為他具有讓人感動的品格。 
  他活了93歲,是最後去世的一位元帥,而且是在睡夢中不知不覺仙逝的,死前頭腦一直清醒,極少犯糊塗。醫生說他,腦子像是六七十歲的人。 
  晚年,他曾經念叨過,自己打了一輩子的仗,沒受過一次傷;搞過地下工作,沒被捕過,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說他是「仁者壽」。也有人說他是「福帥」。 
  著名文學家巴金說:「聶帥是個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從他身上,我還悟出:一個人必須多做事情,為民族為國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會忘記他。   
  永遠記住那光榮的歷史足印(1)   
  1999年,是父親的百年誕辰,也是建國50週年。這個時候,我很想替父親做點事情,更想替國家做點事情。想來想去,我想到,在慶祝建國50週年的時候,如果能夠大張旗鼓地表彰一批有傑出貢獻的科學家,藉以弘揚兩彈一星精神,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它必將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 
  父親的後半生,一直寄情於我國的科技事業,主要是抓出了兩彈一星。當年,中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創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應該大書特書。可是,由於各種原因,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30多年之後,那些為國家做出過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仍然鮮為人知,仍然默默無聞,我覺得應該到了讓人們知道並記住這些無名英雄的時候了。把兩彈一星的精神弘揚光大,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覺得如果父親活著,一定會支持這樣做的。 
  有一天,我在參加一個活動時,碰到朱鎔基總理,把自己的想法簡單講了一下。朱鎔基認為有道理,可行。他當時很忙,就預定了一個時間,約我再去細談。 
  不久,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約我和丁衡高一起去與朱總理面談。聽完我們的想法,朱鎔基說:「我個人讚成,是好事。」他提出,讓我們再和錦濤同志談談,因為他分管書記處工作。 
  三八婦女節那天,我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胡錦濤,和他約定了談話的時間。在他的辦公室,聽完我的具體想法後,胡錦濤也表示同意和支持,並且說:「你就以老同志的名義,給中央寫一封建議書,由中央研究後實施。」 
  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那封建議書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倫、陳克勤一起討論後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個人的名義,送給了朱鎔基和胡錦濤。 
  信中說—— 
  鎔基、錦濤同志: 
  建國初期,經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等決策、領導,由聶榮臻同志具體負責組織指揮,從1956年制訂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到兩彈(導彈、原子彈)一星(衛星)先後突破過關,這是建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上輝煌的篇章和中華民族歷史上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兩彈一星的突破,標誌著我國從技術落後狀況,達到接近當時國際上相應的先進技術水平(位於美蘇英法之後)。圍繞兩彈一星這幾個重點,通過「任務帶學科」的途徑,自主研究,並從科學研究起步,發展成為一批新興的工業,包括核工業、航天和航空工業,以及與之相應的新型材料、電子、計算技術、儀器儀表和精密加工、遙測遙感和自動化、重型和特種設備等新技術工業部門。同時,也初步建立起從科研、工業試驗、型號的現場試驗到裝備運行的科技體系,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當強大的科技隊伍,為我國的現代化,特別是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投入的時間和財力、物力來說,我們也比美、蘇、英、法等發達國家快得多,省得多。至於兩彈一星對鼓舞我國人民的志氣和信心,增強海外炎黃子孫對祖國的凝聚力,特別是對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加強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在國外封鎖,國內經濟困難的條件下,我國科學家、技術人員、工人和解放軍,排除萬難,奮力拚搏,爭取兩彈一星的成功突破,這種精神,對於今天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方針,爭取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現實意義。 
  我還在信中說,由於歷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對研製兩彈一星的有功人員,只在內部獎勵過,從未公開。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30多年,美國還有人在誣蔑我們的核彈和火箭技術,是從他們那裡偷來的!現在該是還歷史以真實、讓事實來說話的時候了。 
  中央書記處召集有關部門認真討論後,確定了受獎人員名單,1999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做出了《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決定》。 
  當天下午,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全部到會,出席大會的有科技人員的代表和各大單位的代表,共1萬餘人。 
  會議由委員長李鵬主持,朱鎔基總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章」的決定: 
  授予於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樨、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永遠記住那光榮的歷史足印(2)   
  丁衡高代表中央專委辦公室介紹了兩彈一星研製經過和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江澤民給科學家們授勳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了「兩彈一星」工作的偉大成就,全面總結了「兩彈一星」的成功經驗:第一,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第二,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第三,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第四,堅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第五,堅持科學管理,始終抓住質量和效益。 
  江澤民精闢闡述了「兩彈一星」的偉大精神,這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 
  江澤民充滿深情地說:「我們要永遠記住那火熱的戰鬥歲月,永遠記住那光榮的歷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創造的非凡的人間奇跡。」 
  坐在人民大會堂,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的確,我們應該永遠記住「兩彈一星」的偉大事業,這是新中國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的榮耀和驕傲,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壯舉; 
  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研製「兩彈一星」的偉大精神,這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生動體現,是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 
  我們應該記住研製「兩彈一星」的偉大隊伍,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受表彰的23位科技專家只是他們的傑出代表,輝煌和榮譽同樣屬於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正是他們年復一年的埋頭苦幹,鑄造了屬於祖國也屬於每一個中華兒女的無上光榮。 
  在那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親。我彷彿看見,父親就在我們中間,正和我們一起進行著新的偉大攀登……     
  山高水長 後記   
  後記   
  父親逝世後,許多同志熱情地鼓勵我,要求我講講有關父親的故事。 
  我卻遲遲沒有動筆。我一歲多離開父親,十六歲才回到父親身邊;後來又去蘇聯學習,回國後到國防科技戰線工作。幾十年中,與父親聚少離多。我擔心自己對父親瞭解不夠、理解不夠,有負同志們的期望和重托。 
  父親離開我們十幾年了,我總覺得父親並沒有離去,他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當我來到國防科研試驗基地,當我來到科研院所,當我來到晉察冀革命老區,當我來到故鄉重慶江津,從科技戰線老一輩領導者、科學家的回憶中,從廣大指戰員的懷念中,從老區鄉親們的講述中,從故鄉父老的思念中,總能聽到父親那麼多的事跡,總能聽到人們那麼親切地說起「聶帥」、「聶總」…… 
  記得父親逝世前對我說:「你的童年受了許多磨難,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於黨對你的教育和培養。你的成長歷史應該寫下來,很有意義。同時我也非常感謝你的母親,沒有你母親,就沒有我們全家今天的團圓。你要好好照顧母親啊!」 
  三年後的1995年,母親也逝世了。 
  在綿綿不斷的緬懷和思念中,我終於下定決心,講講父親的故事。 
  這是我的心願,更是我的責任。 
  作為女兒,他是我親愛的爸爸;作為軍人,他是我敬愛的元帥;作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領導者。父親不僅僅屬於我自己,他屬於我們偉大的祖國,屬於那個偉大的時代,屬於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屬於我們廣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隊官兵。 
  於是,從2002年尋訪晉察冀老區開始,我著手對父親的經歷和故事進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憶,是懷念,是尋找,是發現,在一次次的採訪、座談中,在一次次的閱讀、思考中,父親的足跡越來越清晰,父親的形象越來越親切。 
  我想說,父親是一座山,無論從哪個角度走近,都能發現美好的風景; 
  我想說,父親是一本書,無論從哪一頁閱讀,都能受到啟迪和激勵; 
  我想說,父親是一雙明澈的眼睛,無論走多遠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視著你、祝福著你; 
  我更想說,父親就是父親。他是一個厚道的人、高尚的人…… 
  如果我的這些感受能夠傳達給讀者朋友們,那將是我極大的欣慰。 
  謹以此書獻給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中國航天事業創建50週年,獻給我的父親誕辰110週年、母親誕辰100週年。 
  父親的一生波瀾壯闊、豐富多彩,我在這本書中講的只是自己經歷和後來瞭解的故事。限於篇幅,還有許多事情未能一一詳述,難免有不足之處,衷心希望前輩、同志和讀者批評指正。 
  感謝李繼耐、陳炳德和遲萬春同志對於我寫作本書的熱情鼓勵;感謝總裝備部政治部和北京軍區政治部的領導同志給予的積極支持;感謝我的愛人丁衡高同志,他對本書的寫作一直熱情支持,全力幫助;感謝原聶帥辦公室、聶帥傳記組工作人員周均倫、陳克勤、王紅雲同志,他們幫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資料;感謝父親的老秘書范濟生、劉長明、甘子玉同志,和聶勳材、周繼強等同志,他們認真審稿,核實史實,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感謝總裝備部宣傳部有關同志和常紅同志,他們積極協調、聯絡,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感謝作家彭繼超、陶純同志,為資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協助我完成了本書的寫作;感謝所有為本書的寫作給予支持和幫助的同志們。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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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父親聶榮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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