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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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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跡
  作者:曾子墨


  《墨跡》 序

  作者簡介

  :
  曾子墨,生於北京,高三時以北京市模擬考試前三名的成績保送到人民大學金融系,一年後出國留學,以托福660的高分被「常青籐盟」達特茅斯大學錄取,並於1996年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華爾街的摩根斯坦利從事投資銀行,在擔任分析員兩年中的出色表現使曾子墨成為該公司的最耀眼的明星員工,並參與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併購交易。1998年回到香港,加入摩根斯坦利亞洲分公司,一年後升任經理。2000年,毫無新聞採訪經驗的她,加入鳳凰衛視資訊台擔任財經節目主播,發揮其事業判斷透析全球經濟形勢及第一手金融行情。主持的欄目包括《財經點對點》、《財經今日談》和《鳳凰正點播報》。2001年採訪於香港舉行的《財富全球論壇》,三天內總共採訪了八位大企業和財團的領袖,並參與製作專題節目《復關入世十五年》。2002年她採訪了《亞洲開發銀行35屆理事會年會》和"兩會"。由她參與拍攝的紀錄片《我們在朝鮮的日子》更獲得觀眾一致好評。現擔任《社會能見度》以及《世紀大講堂》的主持人。

  圖書內容

  :
  該書為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曾子墨的自傳,首次見證了曾子墨從北京市優秀學生到留學美國名校、從美國華爾街到鳳凰衛視的經歷,讓人清楚地感受到一個女孩腳踏實地與自己的理想接軌的奮鬥軌跡。
  書中清晰地回溯了她在華爾街從事投資銀行的巨大成功,進入全球頂級企業並被認定:「不惜代價,一定要僱用」、「因為子墨,我們樂於接受中國女孩。」書中不無幽默地展現著一個中國女孩的智慧和努力,參與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併購交易,操盤新浪上市。然而在金融事業的巔峰之時,曾子墨毅然決定放棄令無數人羨慕的高薪工作,加入了自己一無所知的電視媒體行業,幾年後,曾子墨在鳳凰衛視獨樹一幟,她的感悟深刻而令人震撼。
  另外,書中還收錄了自己以及同事的趣事、新浪上市的幕後故事以及新浪高管的生活趣聞等。

  目 錄

  1.真話的魅力
  2.讓「老美」熱淚盈眶的作文
  3.「超一流」推薦信
  4.「不相信你能得到獎學金!」
  5.萬里之外的援助
  6.頭頂光環的投資銀行
  7.「借」一身套裝去面試
  8.把羞怯、謙遜拋到九霄雲外
  9.軍訓經歷,征服投行副總裁
  10.與「惡人」鬥法
  11.「不惜代價,一定要僱傭!」
  12.渴望忙碌
  13.寫在臉上的:Enthusiastic(熱切)
  14.決心說No!
  15.難以抗拒的超級明星小組
  16.瘋狂的Bullpen生活
  17.被「鐵人」媽媽折磨
  18.鄰座神秘人物
  19.顯赫小人物
  20.新浪爭奪戰
  21.吾友志東
  22.龍鳳呈祥一家人
  23.「浪一浪,叫新一浪。」
  24.不可思議的選擇
  25.走進鳳凰
  26.劉老闆——時尚弄潮兒
  27.李小琳
  28.年輕老頭——曹景行
  29.一對活寶——梁東、嘉耀
  30.名字


  《墨跡》 第一部分

  真話的魅力

  連載(一)
  中國人習慣於高考定乾坤,但美國大學的錄取方式卻截然不同。
  沒有統一的高考,也沒有各大學自定的入學考試,學生們只需要在中學畢業前參加一個名為SAT的標準考試,分數作為錄取參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學成績、申請作文、推薦信和課餘工作的履歷了。
  是否具備領袖潛質成為美國大學最強調的錄取標準之一。每所大學都要求申請人在填表時,把自己作為「領導者」的經歷完整記錄下來。
  中學時,我一直擔任學習委員,小學時,又是「三道槓」的大隊長,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個問題卻讓我為難了。那就是,Haveyoudoneanycommunityservice?Ifso,pleasedescribethem.(你是否從事過社區服務?如果是,請詳細描述。)
  CommunityService?我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我跑去咨詢在人大留學的美國學生Nancy,到底什麼是CommunityService?
  「什麼?你竟然不懂CommunityService?」Nancy瞪著大大的藍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從來沒聽說過社區服務!」
  Nancy這才恍然大悟,說:「也難怪,你們的學校只教學生考試,學生根本不和社會接觸!我們在美國,從小就做義工!」
  經過Nancy解釋,我才明白CommunityService最準確的翻譯應該是「義工」。美國社會強調社區自治,無論小孩子還是成年人,都認為做義工天經地義。從孤兒院到醫院,從流浪者救濟中心到社區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義工的身影無處不在。
  對義工瞭解得越來越多,申請表裡的問題也讓我越來越困惑。我是應該迎合美國人的傳統,胡編亂造,寫得天花亂墜?還是乾脆說中國沒有「義工文化」,所以我沒有做義工的經歷?
  猶豫再三,最終,我選擇了真實。
  「我曾經去幼兒園教英語,還曾經在荒山上植樹,但在我看來,這遠遠達不到義工的標準。做義工可以培養高尚的品德,還可以讓學生瞭解社會。然而在中國的學校,高高的圍牆給了學生一片世外桃源,卻也讓學生與世隔絕。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學校沒有鼓勵大家做義工,為什麼中國社會缺失義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國人是最有愛心的,也是最願意幫助他人的。總有一天,義工會遍佈中國。」
  當我坦誠並且毫無修飾地寫下這段話時,我並沒有想到,正是這寥寥數語,幫助我走進了美國的大學。
  一年以後,當我出現在達特茅斯為國際學生舉辦的迎新派對上,一位胖胖的美國老太太在嘈雜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嗎?從中國來的?」Judith講話的速度飛快,一口氣說下來,沒有任何停頓,洋溢著熱情笑容的臉上,好像有一種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話音剛落,Judith就張開雙臂,給了我一個熱烈得有些誇張的擁抱。然後,她笑容可掬地高聲說:「歡迎!歡迎你來達特茅斯!我在錄取辦公室工作,讀過你的申請。雖然你沒有真正做過義工,但是我們都欣賞你的誠實,也喜歡你的思考!在達特茅斯,你會有很多做義工的機會!」
  Judith的話是一份意外的驚喜。作為錄取官員,每年她要審閱上萬份申請材料。我不曾想過,我的坦誠居然會給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見說真話,自有說。

  讓「老美」熱淚盈眶的作文

  連載(二)
  錄取過程中,Judith記住的不僅是我的坦誠,還有我的作文。歡迎新生那天,Judith還告訴我,讀了我的作文,她熱淚盈眶。
  申請美國的大學,作文是決定性因素之一。
  達特茅斯的作文題也處處體現著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個題目就是「描述一位對你影響最大的人」。
  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媽媽。
  我媽出生在一個國民黨高官的家庭。儘管連年戰亂也曾經讓兒時的她顛沛流離,但畢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時候,她是人人羨慕的「趙家二小姐」。七、八歲的年紀,她就跟隨大人,坐著軍用專機,在不同城市間飛來飛去。剛過10歲,長輩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開著吉普車,在城裡四處轉悠。
  然而,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還有對新中國的美好嚮往,卻讓年輕的她拋棄家庭,遠離親人,成為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
  於是,和50年代所有熱血沸騰的青年人一樣,我媽也轟轟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國熱火朝天的建設中。
  「文革」期間,我媽最終沒有倖免於難。那時,她已經在人大教書。作為有著海外關係的國民黨後代,她理所當然、不由分說地被打成了「裡通外國」的「反革命」。
  在那段顛倒黑白的歲月裡,即便紅衛兵把10個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別針穿透皮膚、別在她的10個手指上,扎得雙手鮮血淋漓,她也不願意承認,她背叛了國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媽很少提及,即使說起了,也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但是,艱難歲月中的親情、愛情,她卻一再提起。
  我曾經問她,那些沒有光明、沒有希望的日子,她怎麼度過?
  她淡然一笑,說:「還有你爸爸,還有你姐姐和哥哥,為了他們,我也得活下來。」
  我媽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即使是在眾叛親離,甚至連她的家人也勸我爸和她離婚、劃清界限時,我爸對她也始終不離不棄。我媽被隔離審查時,我爸專門托人送進去一瓶她最愛吃的辣椒油,瓶底隱藏著一張紙條,疊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親手寫的10個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跡,我媽淚流滿面。她把字條藏在貼近心口的內衣口袋裡,每當夜深人靜,就會一次次拿出帶著她體溫的字條,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講台後,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師。那時,她和我爸說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誤了太多時間,現在一定要把荒廢的光陰都補回來!」
  多年後,我問過我媽,她是否曾經後悔,後悔沒有去台灣,去享受「趙家二小姐」的榮華富貴?每每此時,我媽總是一笑而過:「我要去了台灣,遇不到你爸,怎麼還會有你啊?」
  這就是我媽媽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請達特茅斯時所寫的命題作文。作文裡,我的英文遠遠算不上流暢,但我想,一定是字裡行間的真摯情感打動了Judith,也打動了其他的錄取官員。
  後來到了美國,在一次中國學生的聚會上,談起申請作文,一個女孩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你還不如說張藝謀是對你影響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電影,都只會描寫『文革』,描寫中國人的苦難,來換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淚!」
  我沒有反駁,也沒有爭執,但我心裡卻最明白:這絕不是換取同情和眼淚!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卻實實在在地在我們身邊發生了。記錄它,描寫它,是為了永遠地記住它,也是為了永遠地遠離它。

  「超一流」推薦信

  連載(三)
  印象中,推薦信從來都是上級推薦下級,老師推薦學生,目的只有一個:以權威而中肯的評價讓你申請的大學對你增進瞭解和信任。但是,看到達特茅斯對推薦信的要求時,我卻愣住了:除了兩封來自老師的,居然還要一封來自朋友的!這也算是推薦信嗎?
  接受了十幾年中國式教育的我卻無暇也無法領會這樣一封特殊的推薦信意義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記著,不知道朋友們會把我寫成什麼樣。
  幾天後,四五個好友聚在宿舍裡。小衛因為英語最好而當選了執筆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鬧聲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領導姿態地說:「曾子墨同學是個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薦信裡,我們決定全部採用褒義形容詞,讓老美看到劉胡蘭秋瑾一般偉大的中國女性。」
  子墨外表文弱秀氣,惹人憐愛,卻時常透露出巾幗英雄般的氣概,令男同學既敬佩不已,又自歎不如。
  高中時,大家經常一起游泳。子墨基本是個旱鴨子,每次只能濫竽充數地撲騰幾十米,就開始和大家在水裡嘻笑玩鬧。一次,學校的游泳冠軍碰巧也在。為了顯示他非同一般的高超技巧,這位男同學在三米跳板上表演了一次動作標準的「冰棍入水」,令大家嘖嘖稱讚。他於是表示,如果誰能超過他,他就替超過他的人做一個學期的衛生值日。
  大家面面相覷,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從游泳池裡爬上來,眾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邊,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階梯。大家不禁暗自納悶,難道子墨要做個307C或者1052B,來戰勝剛才的「冰棍式」?
  沒想到,子墨對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顧,她徑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奮,期待她一躍而下,但此時,她卻轉過身去,走向階梯。有人開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沒有膽量,要打退堂鼓了。
  正當游泳冠軍暗自得意時,驚人的場面出現了。走到階梯口的子墨並沒有往下走,反而是堅定、優雅地繼續往上爬。最終,她站在十米跳台上,變成了一個晃動的小紅點。游泳池邊鴉雀無聲,大家抬著頭,張著嘴,瞪著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看著子墨毫不遲疑地像冰棍一樣地跳了下去,飛濺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歡迎英雄一般的雷鳴掌聲和歡呼雀躍聲。游泳冠軍走向子墨,滿臉慚愧,說:「我算是服了你了!」
  還沒等我看完,小衛就得意洋洋地問了一遍又一遍:「怎麼樣?絕對屬於超一流推薦信吧?」
  那時,我們都沒有受過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國校園裡,人們最看重的就是真實。小衛杜撰的如果是小說,我給他評A+,但作為推薦信,卻讓我本能地感覺「不對」。
  多年後,當我遇見同在美國留學的小衛,提起少年時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爾一笑。然而在當時,面對我的沉默,他卻氣得跳了起來,指著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後很長時間,小衛一直不和我講話,任憑我怎樣解釋、道歉,他都全然不聽也全然不顧。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裡遇到他,他還是一言不發,卻遞給我一個信封。我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薦信的草稿,平淡、樸素,但是,很真實。

  「不相信你能得到獎學金!」

  連載(四)
  因為有全額的經濟資助,對於拿到簽證,我一直充滿自信,志在必得。
  去簽證那天,我算準了時間,在領館開始工作的上午9點,一分不早一分不晚,從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國領館外的熱烈場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這裡,一切都是為了美國。
  而且,等待的時間再久,人們臉上也看不出絲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聽不太懂的特色語言聊得興高采烈:
  「聽說3號窗口好簽,那『四眼兒』最好說話!」
  「沒錯,你可千萬別趕上1號窗那胖老太太,整個一個美帝國主義者,昨天一上午沒發一張黃條!」
  「最近北京特緊,上星期有個拿TA全獎的都差點被拒,更別說我這RA半獎了。實在不行,我就去廣州。」
  對話中,往往都是「專業術語」。如果不是內行,常會聽得一頭霧水。像取簽證的單據一律是黃色的,所以被稱為「黃條」。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獲得經濟資助的方式。
  就在這時,擴音器裡有人在用英文說:「曾子墨,請到2號窗。」
  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和被授予獎學金的證明,走到2號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側的簽證官很年輕,略帶孩子氣的臉上卻滿是嚴肅和認真。若不是他西裝領帶正襟危坐,我真會以為他不過就是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很難想像,就是這樣一個大男孩居然在不經意間,掌握著那麼多中國人的前途和命運。
  他翻看著我的簽證表,職業而彬彬有禮地開始發問:「你為什麼要去美國?」
  「去念大學。」
  「學費這麼貴,你怎麼負擔呢?」
  「我拿到了獎學金。」我一邊回答問題,一邊把獎學金證明遞過去。
  他低頭瞥了一眼,繼續問:「達特茅斯為什麼給你獎學金?」
  「那你應該問達特茅斯才對!」
  也許是因為我的言談舉止間,沒有他見慣了的那種小心翼翼和畢恭畢敬,他驚訝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複了一遍:「你覺得達特茅斯為什麼給你獎學金呢?」
  「大概是我的經歷和成績讓學校相信,他們在我身上的投資不會讓他們失望。」
  簽證官沉默了一會兒,抬起頭,把學校的兩封信還給我,面無表情地說:「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獎學金。」
  不相信?
  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讓我哭笑不得。我從來就沒有想到,獲得了一年2萬多美元的獎學金,我居然還拿不到簽證,而且是因為這樣一個荒謬而蠻橫的理由。
  「你憑什麼不相信我能拿到獎學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問。
  「我來中國兩年多了,還沒有見過讀大學本科就能得到獎學金的。僅僅是這兩封信,根本不能證明你的獎學金是真的!不過,你並不是被拒簽,所以不必等兩周之後再來。如果你有充足的資料證明你獎學金的真實性,歡迎你隨時回來!」
  即便是這樣一番回絕的話,簽證官依然說得周到客氣,禮貌得無懈可擊。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卻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儘管美國從來都不是我唯一的選擇,但是,他憑什麼不相信我?
  我沒有激動,也沒有氣憤,反而滿懷信心、不卑不亢地說:「我當然要回來,而且會向你證明,我的獎學金是真的。」

  萬里之外的援助

  連載(五)
  從美國領事館回到家裡,我翻出了達特茅斯寄來的所有材料,學校歷史、教師狀況、院系設置、校內食堂、宿舍房間、生活費用、停車設施,甚至連學校電影院和高爾夫球場這樣的娛樂設施介紹我也沒有遺漏。無論相關與否,有用沒用,我把它們一古腦兒全都塞進了紙袋。等簽證官看到這些加起來足有半米高的精美書籍和畫冊,一定會責備自己,怎麼早沒看出達特茅斯對我的誠意!
  然後,等到美國東岸時間早上9點,我專程趕到郵局,撥通了達特茅斯錄取辦公室的電話。
  那時候,絕大多數家庭電話是不能打國際長途的。普通老百姓致電其他國家,必須要去郵局,還要事先交足以分鐘計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時,即便電話沒有講完,也只能被無情地掐斷。
  想想10分鐘應該足夠我抱怨和請求幫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電話剛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語速極快並且盡可能簡潔地將簽證官對我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控訴了一番。
  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叫Joe。他一邊安慰我讓我放心,一邊表示,他們會立刻和學校的經濟資助辦公室一起,親自給美國駐京領事館發傳真,以證明我確確實實得到了達特茅斯的資助。
  我把電話聽筒緊緊貼在耳邊,全神貫注地聽著Joe講話,眼睛卻一直在緊張地盯著手錶。快到第9分鐘時,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斷Joe,說:「謝謝您的幫助!耽誤了您這麼長時間,我真的很感激!」
  也許是聽出了我的焦急,也許他理解在中國打國際長途不容易,最後1分鐘,Joe只補充了一句話:「我們會竭盡全力,讓我們錄取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夠來到這裡學習。不管是簽證還是其他的障礙,我們都願意幫助你克服。」
  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學生,我何曾想過遠在萬里之外的一所美國大學會給予我如此的重視,一個素未謀面的美國人又會給予我如此的幫助。從此,我記住了Joe在電話裡那個略顯蒼老但又透著無限關切的聲音,它讓我第一次對美國人有了一種難以言述的好感和親近感。
  第二天凌晨兩三點,家裡的電話鈴突然響了,「嘟嘟」聲一陣急過一陣。誰這麼沒禮貌?我在心裡抱怨著,睡眼惺忪地拿起電話。說了一聲「喂」之後,我立刻清醒了,因為電話裡傳來的竟然是Joe的聲音。他說,他知道北京已經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擾我,但他必須告訴我,他們已將傳真發給美國駐京領事館,希望我能夠順利地得到簽證,他和他的同事都會在達特茅斯等著我。
  早晨,我回到美國領事館。遞給我「黃條」那一刻,年輕的簽證官意味深長地說:「記著,你一定要回來!」
  我展現出一個燦爛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陽光一樣明快。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肯定會回來!」
  6年後,我實現了我的諾言,回到了香港這片同樣是中國的土地上。又一個6年後,我回到了北京,這個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如今,由於「911」恐怖襲擊遺留的陰影,美國領事館周圍早已戒備森嚴。因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攤販也早已搬進了漂亮的鋼結構大樓。但是,每每經過秀水街,我總是會看到路口處等待簽證的場景一切依舊,我的內心也總是會泛起一種特別的情感。畢竟,從那裡開始,我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頭頂光環的投資銀行

  連載(六)
  離開北京以前,「投資銀行」這個詞從來沒有在我的世界裡出現過。其實,即便聽說過,估計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業銀行的差別,以為只要冠上了「銀行」這兩個字,不過就是存錢和取錢的地方。
  直到在達特茅斯唸書,我才第一次對頭頂無限光環的投資銀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為高年級的同學總是一批一批前赴後繼,削尖腦袋費盡周折,希望能在那裡佔據一席之地。
  後來,無意間看了一部電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attheGate(野蠻人到了門口)》,講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以250億美元收購了RJRNabisco,不僅創下當時華爾街收購規模的最高紀錄,還演繹了一場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經典的槓桿收購案例。電影中,銀行家們服飾優雅,談吐非凡,乘坐著專機飛來飛去,舉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場的漲跌起落。
  漸漸地,我也開始對投資銀行心生嚮往。
  大三那年,我決定結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懶散生活,而要利用畢業前的最後一個暑假,讓自己的簡歷錦上添花、盡善盡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資銀行找工作難,找暑期工更難,找提供給本科生的暑期工則是難上加難。
  我始終相信,有的機會是從天而降的,有的機會則是需要親手創造的。
  於是,不論關係遠近,也不論職位高低和資歷深淺,我那些屈指可數的在華爾街工作的朋友,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執著的「騷擾」。終於,我把幾家主要投行的中國業務主管和人力資源主管姓甚名誰、電話地址都瞭解得清清楚楚。
  結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發出去的求職信絕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們語音信箱裡的留言,也都杳無音信。
  「做過暑期工的不過是鳳毛麟角,那麼多沒有暑期工作經驗的人畢業後不也一樣進了投資銀行?」我只能像阿Q一樣安慰著自己。
  然而,奇跡真的就這麼發生了。
  兩個月以後,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來自美林的電話,請我到紐約去面試。
  關於面試的故事我聽說了許多,特別是初次面試,各種尷尬的場面時有出現。我的一個朋友,今天已經是某著名投資基金的董事總經理,當年面試時就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對白:
  招聘者問:「你為什麼對CorporateFinance(公司融資)感興趣?」
  朋友彬彬有禮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Banking(投資銀行)。」
  對方又問:「我是在問你,為什麼想做Corporate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麼又問了一遍,於是更堅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Banking。」
  「難道你不知道CorporateFinance就是InvestmentBanking嗎?」
  朋友頓時面紅耳赤,啞口無言,悔恨自己怎麼如此白癡。
  CorporateFinance和M&A(收購兼併)一樣,都是投行業務的一部分,很多時候,人們會用CorporateFinance來泛指InvestmentBanking。
  通俗點說,他們那段對話好比就是:
  「你為什麼對做公安感興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問你,為什麼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借」一身套裝去面試

  連載(七)
  我即將面對的是生平第一個面試,期待,興奮,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嚴陣以待,將大家的經驗之談悉數記在心中:
  千萬不能緊張,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談。
  為什麼選擇達特茅斯,為什麼願意來到美林證券,答案一定要事先準備。
  面試前幾天的《華爾街日報》必須仔細閱讀,道瓊斯、納斯達克、恆生指數和主要的外匯匯率也都要熟記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適中,太輕了顯得不自信,太重了會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個可以放筆記本的皮夾,這樣顯得比較職業。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所以目光不能飄忽游移,只有進行眼神的交流,才會顯得充滿信心。假如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那就盯著他的鼻樑,這樣既不會感到對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對方看來,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觸。
  套裝應該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藍色,絲襪要隨身多備一雙,以防面試前突然脫絲……
  後來,我知道了投資銀行的確有些以貌取人,得體的服飾著裝可以在面試中加分不少。
  做學生時,我從來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個大大的Jansports雙肩背書包。為了讓自己脫胎換骨,向職業女性看齊,到了紐約,一下飛機,我便直奔百貨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於曼哈頓中城,裡面的套裝琳琅滿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讓我愛不釋手。售貨小姐也熱情周到,伶牙俐齒地勸說我一件一件試穿,並在我每一次走出試衣間時瞪大雙眼,對我讚不絕口。
  試衣鏡裡的自己果然煥然一新,看上去職業而幹練。
  「您是只選一套呢,還是多選幾套?」售貨小姐甜美的聲音讓我從雲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這才意識到,我居然忘記了看價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實只屬於中檔,但是價格標牌上那一連串的數字還是讓我望而生畏。畢竟,我只是一個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我試穿的那幾套衣服加上消費稅,最貴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買?還是不買?」我激烈地進行著思想鬥爭。
  「它們真的很適合你!」售貨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著最後的鼓動。
  這時,旁邊的收銀台突然來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顧客。看到她,我靈機一動,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態度之爽快,彷彿刷卡金額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貨小姐笑容可掬地為我結帳、包裝。她大概並不清楚,24小時後,等眼前這個對職業化裝扮的自己甚為滿意的女孩參加完面試,就會原封不動地把這套EllenTracy的西裝退還給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筆「巨額款項」。
  第二天,穿著那套似乎專門為我定制、卻又並不屬於我的深藍色套裝,我鎮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進了美林的會議室。
  面對來自香港的兩位銀行家,半個小時裡,我學著美國人的方式,滔滔不絕地自我推銷,把自己說得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像老黃牛一樣勤奮,又像老鼠愛大米那樣深深地熱愛投資銀行。
  握手告別時,在他們的臉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這個女孩,天生就屬於投資銀行。

  把羞怯、謙遜拋到九霄雲外

  連載(八)
  在美林度過的那個夏天,我並沒有學會太多的金融知識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卻為我打開一扇窗戶,讓我欣賞到投資銀行的美麗風景,並且從此立下志願:我要真正成為華爾街的一分子。
  於是,四年級一開學,我便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輪又一輪看不到盡頭的面試漩渦裡。和每一位忙著找工作的96級學生一樣,儘管11月的達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卻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氣裡穿著西裝短裙和薄薄的絲襪,披著黑色長大衣,腳蹬高跟鞋,在漢諾威旅館和教室宿舍間來來回回,奔走穿梭。
  漢諾威旅館是投資銀行來學校進行前兩輪面試的地點。那陣子,那裡天天爆滿,每一層的走廊裡都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學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著房間裡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資銀行的面試看上去層層關卡、危機四伏,但涉及的問題卻多半是「老三樣」。
  「講述一下你自己的經歷。」
  「朋友們會用哪幾個詞來形容你?」
  「為什麼我們應該錄用你?」
  無論提問方式如何變化,我總是喜歡亮出我的「自我表揚一二三四」,以不變應萬變:
  我聰明好學,能夠很快適應新的環境;
  我擅長數字和數學,諸多相關科目的A+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勤奮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個小時不在話下;
  我善於合作,是個很好的團隊工作者。
  面試的時間再長,也長不過40分鐘。人人都怕刁鑽古怪的問題,我也一樣。於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懷」的提問,我就伺機大講特講,口若懸河,再不易被察覺地「延伸」到我悉心準備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試接近尾聲,對方不再有時間也不再有機會來為難我。
  那年第一次面試,是和第一波士頓(CreditSuisseFirstBoston)的一位副總裁。
  提起副總裁,我常會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時聽說的一個小故事。
  一位來自上海的留學生從商學院畢業後,在某投資銀行苦熬4年半,終於從經理熬到了副總裁。一次,他陪紐約總部來的董事總經理到某直轄市去拜會客戶,竟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副市長親自出馬的高規格接待。
  市政府氣派的會議室裡,雙方禮節性地交換名片。然後,副市長居然把外賓客人撇在一邊,激動地對副總裁說:「您真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啊!貴公司大名鼎鼎,沒想到我們的同胞年紀輕輕就能進入最高管理層,手下至少管理幾千美國人吧?以後,歡迎您常回來,國家建設很需要你們支持!」
  頓時,被奉為上賓的「副總裁」如坐針氈。他對著旁邊的美國人,胡亂說了一長串英文,翻譯得驢唇不對馬嘴,然後又急忙用中文解釋:「市長先生,您誤會了,我沒有管理幾千人,我其實只是……」
  副市長權威地擺擺手,說:「不要謙虛了!你們的總裁是大老闆,總裁下面不就是您這位副總裁了嗎?回去請轉告你們總裁,我們歡迎他到中國來!」
  11年前,國人對投資銀行的瞭解十分匱乏。沒有多少人懂得投資銀行裡的副總裁其實多如牛毛,這不過是一個下有分析員和經理、上有董事和董事總經理的普通職位。
  所以,可愛的副市長先生也錯把「副總裁」當做來自華爾街的大人物了!

  軍訓經歷,征服投行副總裁

  連載(九)
  第一波士頓為我面試的那位副總裁看上去只有30歲出頭。那天,他大概已經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端坐在酒店房間裡那個並不太舒服的沙發上,馬不停蹄地見過了十幾名學生。輪到我走進去時,他早已滿臉疲憊,連握手時的笑容都像擠牙膏一樣勉強。
  「Ok,tellmeabout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中規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又有條不紊地將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總裁斜靠在沙發上,邊聽邊點頭。第一個問題,我順利過關了。
  「你怎麼證明你善於團隊合作呢?」
  我故意擺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其實,我的內心是在暗自得意。誰讓我又碰到了一個押中的題目呢?不過,我不想讓他看出我是有備而來。
  略微停頓了幾秒,我按照設計好的思路,開始繪聲繪色地講述我的「軍旅生涯」。
  在北京唸書時,我曾經先後兩次到38軍軍訓。這在中國算不上是出眾的經歷,但到了美國,卻是傲人的資本。
  40多天的軍旅生活,除了難耐的飢餓和沉積著黃沙的渾水,還留下了什麼呢?沒想到的是,4年以後,身在異國他鄉,我卻突然發現曾經讓我叫苦連天飽受摧殘的軍訓竟然變成了面試時的制勝法寶。
  面對第一波士頓的那位副總裁,短暫軍旅生活中被飢餓和惡劣的衛生條件所掩蓋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腦海裡重新鮮活起來。我活靈活現地回憶起在軍隊的大集體裡,在團隊成員的相互幫助下,我們如何在泥沙混雜的戰壕裡匍匐前進,如何在烈日當空時俯臥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裡輪流站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時被哨聲驚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連滾帶爬地緊急集合,再像殘兵敗將一般,翻山越嶺「急行軍」……
  聽著聽著,副總裁的身體坐得越來越直,原本無精打彩的眼睛也變得炯炯有神。那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了,當我走出那個房間後,即便他記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會記住有個中國女孩,她曾經在中國軍隊裡摸爬滾打。我還確信,只要被他記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輪面試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連說了三個「great」,才又接著問:「聽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麼缺點嗎?」
  「英語畢竟不是我的母語,所以和美國同學相比,我想,這是我最大的弱點。」我坦然應對,並沒有遮遮掩掩,因為如果能化缺點為優點,化不利為有利,遠比一味陳述自己的優秀更有說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剛來美國時,我每天除了上課和打工,還要至少花一兩個小時守在電視機前看新聞,為的就是練習英語。另外,雖然我在英文寫作課上的成績是A和A-,但我並沒有就此停滯不前……」
  第一波士頓的那位副總裁,據說回到公司後,在辦公室裡逢人便說,他在達特茅斯發現了一個中國女孩,所以,當我到紐約去參加他們公司的最後一輪面試時,好幾個陌生人竟然對我一見如故:「原來你就是那個中國女孩啊!」
  後來,我因為選擇了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而婉言謝絕了第一波士頓的聘任,那位副總裁還打來電話,言語中充滿遺憾。他說我是他見過的最優秀的應徵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開心,隨時和他聯繫,他的大門將會永遠向我敞開。

  與「惡人」鬥法

  連載(十)
  因為擁有接近3.9的學積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經歷,我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幾乎所有大型投資銀行的初次面試;然後,憑借充分的準備和逐漸嫻熟起來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輪面試中過五關斬六將,一次次地飛往紐約,接受最後的考驗。
  進入第二輪面試,常常是應試者同時面對兩個人提問,半小時後,再邁入另外一個房間,接受同一家公司另兩位銀行家的評判。
  兩位考官,常常一個扮「好人」,一個扮「惡人」。
  與摩根斯坦利進行第二輪面試時,我就曾經成功地把「惡人」感化成了「好人」。
  那天上午9點,我準時走進約好的房間,兩位男士早已經在那裡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來,熱情地說:「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這位是我的同事,MerchantBanking的經理,Rob。」
  一見Rob好似陰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個「惡人」。
  「為什麼對投資銀行感興趣?是因為錢,還是因為喜歡接受挑戰?」
  好人Mike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試卷,前一半在複習範圍之內,後一半卻只好臨場發揮。比臨場發揮還折磨人的是,這個問題讓人左右為難:雖然無論對本科畢業生還是MBA,投行的起薪確實高於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錢,你會被看作「貪婪」,如果答案是挑戰,又會被視為「虛偽」。
  我該怎麼辦?
  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輕,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資銀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首先,我可以學習到很多技能,比如,評估資產價值,幫助企業融資,協助公司通過收購兼併來提高核心競爭力和把股東價值最大化,還有談判以及如何與律師、會計師一起創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構;其次,投資銀行集中了許多聰明能幹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與他們一起工作,我一定會有收穫;第三,美國經濟高度發達,資本市場功不可沒,我希望通過投資銀行的工作,近距離地觀察資本市場如何推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另外,我對投行感興趣是因為我非常適合投行的工作……」
  設計這樣的答案,「首先」是為了告訴對方,我瞭解投行的業務,「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當然主要是為了讓他們倆人高興,「第三」是表明我還有宏觀的視野,最後,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揚一二三四」加了進去,哪怕有些答非所問,是因為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詮釋自己的機會。而且,我必須為自己贏得時間,必須在滾瓜爛熟地背誦「台詞」時,騰出一半大腦,認真地思考「錢和挑戰」,我到底該如何應對。
  「做投資銀行的確是很好的學習過程,但是錢呢?錢重要嗎?」「惡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戲,將了我一軍。
  「不能否認,投行的薪酬是有誘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時來計算,分析員每小時的薪酬又能比在麥當勞打工高多少呢?人應該有長遠的目光,作為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學到了什麼,能讓你終生受益。」
  短短的幾句話,我眼看著Rob的表情陰轉多雲,又多雲轉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幫我逃過了一劫。


  《墨跡》 第二部分

  「不惜代價,一定要僱傭!」

  連載(十一)
  在一家投行的前兩輪面試中,通常要接受五六個人的「拷問」,到紐約參加最後一輪面試,則要在一天之內至少見8個人。這麼多輪面試成百上千的問題中,「錢」的問題並不算刁鑽,Rob也不算最惡的「惡人」。
  參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後一輪面試時,一位分析員剛走進會議室,樣子就讓我頗為意外:他的襯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領帶歪斜著掛在胸前,雙眼還佈滿了通紅的血絲。面無表情地與我握手寒暄後,他不動聲色地發問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兩種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給你;同樣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會怎麼選擇?」
  我心裡「彭」地一跳,這人怎麼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囑咐自己千萬別慌,剛要迅速回答,卻又突然意識到,如果簡單地說選擇第一種,答案太過絕對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課本裡的名詞:「這取決於現在的實際利率。如果實際利率是正數,我選擇第一種;如果是負數,我選擇第二種;如果是零,兩者一樣。同時,我還會考慮機會成本,即便實際利率是負數,假如有好的投資機會能帶來更多的回報,我還是會選擇第一種。」
  說完這一長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為我知道回答這類問題時,相對於答案本身,思考的過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說選擇第一種,你還不錯,考慮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點評後,他並沒有就此罷休,「那實際利率又是什麼呢?」
  「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幸好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還沒有完全荒廢,我在心裡慶幸。
  「現在的聯儲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貨膨脹率在什麼水平?」
  這一次,我真的被問住了!我實在想不通,我與他素昧平生,他何苦這麼咄咄逼人呢?
  準備面試時,我就告訴自己要秉承一個原則:不懂的千萬不能裝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編亂造。於是,我老老實實地回答:「對不起,我不知道,不過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後,馬上打電話告訴你。」
  後來,我的確聽說過一個中國女孩為了表現自己與眾不同,告訴面試她的美國人,說她的最愛是開賽車。乖巧的東方瓷娃娃卻熱愛西方式的瘋狂和刺激,這讓從小就不說謊的美國人信以為真,神魂顛倒。然而,公司裡的中國同事卻一語道破天機,斬釘截鐵地說這個女孩是在杜撰。結果可想而知,空歡喜一場的美國人發現,乖巧的「瓷娃娃」居然連駕照都沒有,於是高呼上當受騙,而那個中國女孩,自然也無緣那份工作。
  那位分析員不依不饒又提出一個通常只有咨詢公司才會問的智力測驗:「9個硬幣,有一個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樣,你用兩隻手,最多幾次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
  「三次。」我不服輸地飛快回答。
  「還是9枚硬幣,改變其中的一個條件,兩次就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這個條件應該怎麼修改?」
  「告訴我這枚特殊的硬幣比其他的硬幣重還是輕。」
  當我再一次以飛快的速度給出了正確答案,他終於低聲說了句「Good」,然後問,「你現在有沒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幾個?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終於不再橫眉冷對,提的問題也終於走上了正軌。
  據說在我的評定書上,他填寫的意見是:不惜代價,一定要僱傭!

  渴望忙碌

  連載(十二)
  1996年7月,我來到位於紐約百老匯1585號的摩根斯坦利總部報到,正式成為了M&A的一名分析員。
  自從坐在辦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時刻都在等待著召喚。只要桌上的電話鈴一響,我就會盯著來電顯示,滿懷期待地祈禱:JimHead,一定是JimHead。
  JimHead就是當時的Assignment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終沒能等來他的電話,卻眼睜睜地看著同屆的分析員一個一個,興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們時而緊張地在Bloomberg裡查找股價和股票總數,時而抱著厚厚的一摞年報尋找資產負債表的歷史數據,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圖表部)去更新給客戶做的圖表演示。在別人最忙碌的時候,我卻只能坐在辦公室裡,百無聊賴,假裝學習著早已經被我翻得滾瓜爛熟的培訓教材,極力掩飾著自己的心急如焚:他們先開始工作,就意味著他們先開始學習,他們學會的東西越來越多,自己卻虛度著光陰一無所獲,以後,我和他們的差距怎麼彌補?
  中午,在咖啡廳吃飯時,新來的分析員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詢問:「Areyoustaffedyet?(你分配到項目了嗎)」「Whatareyoustaffedon?(安排你做什麼項目?)」每每此刻,我總是像做了虧心事一樣,低下頭,小聲回答:「還沒有安排我做項目呢……」
  這時,大家就會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安慰我,好像我是個被人遺棄的可憐孤兒:「可能Jim下一個就會想起你啦!」
  傍晚6點,我同樣灰溜溜地下班回家。雖然在普通公司,這正是下班時間,但在投資銀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時間才僅僅過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進辦公室,聽到新同事們半是興奮半是抱怨地說,又忙到凌晨四五點鐘才回家,我總是羨慕地想:要等到什麼時候我才能像他們一樣呢?
  在那時的我看來,大概沒有什麼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傾心,更讓我渴望。
  日後,當我忙得沒時間吃飯、睡覺,甚至接電話時,我也會懷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眾生,當初的我怎麼會鬼迷心竅地盼望著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遠處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電話。看到他歡天喜地地衝向Jim的辦公室,我的心情沮喪到了極點,因為從那以後,我就是M&A部門裡唯一的閒人了。
  在辦公室裡,我開始度日如年。面試時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員永遠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遠是最好的。因為優秀,承擔的工作就比別人多,因為做得更多,收穫也就更多,繼而理所當然地更加優秀。
  兩三個月以後,我確實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這種投資銀行的怪圈,然而在當時,我卻變得疑神疑鬼:難道大家覺得我是一個很差的分析員,沒有經理願意讓我參加他的項目?還是因為培訓期間,我給同事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終於,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動撥通了Jim的電話。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為分配項目的事情打電話?」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當:「是,我可以來你辦公室談談嗎?」
  我萬萬沒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絕了:「我現在有點忙。你別急,再等幾天,有合適的項目,我會找你的!」
  我失望地掛了電話,並不理解Jim所說的「合適」其實有著許多特殊的含義。

  寫在臉上的:Enthusiastic

  連載(十三)(熱切)
  整整14天,我鬱鬱寡歡,無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兩周後,我才終於盼來了Arco這個所謂的「合適」項目。
  通常,每個項目小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員。Arco組裡除了我,還有一位董事總經理Steiner,一位高級經理Kamal,和一位二年級的分析員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學院的MBA,也是部門裡公認的最聰明能幹的經理之一,因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濃厚的中東口音。Henry則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國出生的韓國人,也是部門內的明星分析員之一。可以說,Arco團隊是個名副其實的全明星隊。
  在投行,第一個項目的表現,往往決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個項目的合作團隊是否能幹並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夠很好地言傳身教,也極為關鍵。
  在M&A,Henry是我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慶幸並且感激,在我還是一張白紙的時候,是他教我畫出了漂亮的第一筆。尤其是在Arco項目上,正是因為Henry的指點和幫助,我才掌握了各種技巧和竅門,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M&A分析員。
  Henry分配給我的第一項任務是做InformationBook,也就是收集資料。買賣雙方最新的10-K、年報、過去三個季度的10-Q、半年內的相關新聞、各個投行的研究報告,以及客戶的內部文件和預測……我迅速從圖書館調出所有資料,分類整理,又請複印中心一式4份,裝訂成冊。
  2個小時後,當我抱著整整600多頁的資料手冊,一路小跑來到Henry面前時,他的表情卻有些意外:「這麼快!我還以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這一刻,我已經等了兩個星期,我怎麼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經送過去了,接下來,我該做什麼?」主動請纓的我,臉上一定寫滿了同一個單詞:Enthusiastic(熱切)。
  「你先試著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點交給我!」
  我看了看手錶,時間是下午3點,也就是說,我有21個小時來完成任務。
  在分析員眼裡,Comps和P-Paids其實都是最無趣的工作之一。雖然做到完美無缺,需要正確的判斷和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它們的計算卻極其簡單,絕不超過小學生都熟練掌握的加減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卻把這項工作看得神聖不可侵犯。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財務分析!
  十幾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辦公桌旁,有幾千頁紙。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訓期間學到的方法,銘記著checkthenumber(檢查數字),生怕寫錯一個小數點,就會連累客戶多付出幾千萬美元的代價。
  但那天晚上,我卻守在辦公室裡,一遍一遍仔細核對。當我像交付心愛的寶貝那樣,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給Henry時,已經是午夜時分。
  「你又早了12個小時!一年前,我剛開始工作時,和你一模一樣!」正忙著做另一個FairnessOpinion(公平意見書)的Henry彷彿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過,明天中午我才有時間檢查你的工作,趕緊回家睡覺吧!趁你現在有時間,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見之明。在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能像那天那樣在午夜12點以前回家,幾乎成為了我最大的奢求。

  決心說No!

  連載(十四)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參與完成的最大項目是BP(英國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併。交易宣佈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當時,我已經離開紐約,遷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許是因為剛搬到香港不久,炎熱潮濕的天氣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讓我每天心煩意亂,對紐約這個我僅僅生活了不到兩年的城市,竟然產生了許多鄉愁一般的懷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樣來到辦公室,看到電話上紅燈閃爍,顯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電話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條一條過著留言。突然,一個我聽過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出現了:AdresRubio!
  我一把抓起了電話,Adres露出潔白牙齒的笑臉彷彿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這裡。」然後,電話中響起了Gordan和Ji-Ann與我打招呼的聲音。
  「我們的項目終於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謝你過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夠和你一起做項目是我們的榮幸,沒有你在,我們的慶功晚宴會少很多樂趣,不過Adres會負責把紀念品寄到你手上。我們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嚴肅深沉的Gordan,聲音從來沒有如此歡快過。
  的確,Gordan怎能不開心呢?BP和Amoco的合併價值560億美元,超過了3個月前剛剛宣佈的Daimler和Chrysler380億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時最大規模的工業合併。以交易價格計算,新公司市值高達1400億美元,不僅能夠邁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還將成為英國最大的公司。作為Amoco的顧問,摩根斯坦利也將從中獲取巨額的顧問費用。
  短短的留言讓我思緒起伏,我的心彷彿飛回到了萬里之外的紐約,而記憶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剛結束了一個內部會議,隨身攜帶的呼機便「嘟嘟」地響了。屏幕上顯示著7251,我知道,這是當時的AssignmentAssociate,SanjaySwani的號碼,。
  9年前的美國,手機遠不像今天這麼普及。在許多投行裡,呼機卻是人手一個。火急火燎的傳呼,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項目。早已經忙得暈頭轉向的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學會說No!
  「可別告訴我又有新的項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個星期了,我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一踏進Sanjay的辦公室,我便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統,卻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大學一畢業,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擔任分析員,去哈佛商學院讀書後,又以經理的身份重回公司,並且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與他後來的太太,一個比我早兩級的M&A分析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儘管級別相差五年,Sanjay在工作上卻對我特別偏愛,所以和他講話,我從來都是「沒大沒小」。
  「至少先聽聽是什麼項目再決定吧?」Sanjay神秘兮兮地關上門。
  「我現在絕不可能再接任何項目了!」我搖搖頭,態度堅決。
  「Bob馬上就要離開了,Amoco小組需要一個新的分析員。你知道,Amoco一直在尋找併購機會,另一方很可能是Mobil(美孚),如果成功了,將會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併購交易!我勸你還是考慮一下。」
  「我當然知道你現在超級忙碌,但這是我們最好的項目,也是最優秀的小組,所以我讓你選擇,做,還是不做?」

  難以抗拒的超級明星小組

  連載(十五)
  Amoco小組確實是M&A的超級小組。
  Bob是二年級分析員中最搶眼的一顆明星。兩個月後,他將會加入TomLee這家著名的股本投資基金。投行分析員在工作兩年後,都會重新選擇去留。有人回商學院唸書,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還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分析員。後者當中最優秀的,在第三年結束後便會直接升為經理。
  另外,組裡的領軍人物GordanDyle也是位超級明星。他是達特茅斯的校友,年僅34歲,卻少年老成,作風犀利,早在兩年前,就榮升了M&A部門歷史上最年輕的董事總經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韓裔的Ji-AnnLee,也是M&A內部級別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Rubio了。他是與我合作最多的經理之一,會說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語,還特別酷愛體育運動。他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支棒球隊,只可惜,這就像擁有一艘航天飛機一般不著邊際。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幾年,等賺夠了錢,就時刻準備去應聘棒球俱樂部的職業經理。每次來到我的座位旁談工作,他都會把雙腿翹到旁邊的圓桌上,手裡拿一個棕色的橄欖球,在半空中拋來拋去。雖然看上去的確有些混日子的吊兒郎當,然而,一旦進入工作狀態,他的思維之敏捷、態度之認真,卻無人能及。
  這樣的小組、這樣的項目,無異於最完美的結合。能參與其中工作,更是一種無上的認可和榮耀。
  但現實是,已經連續一周了,幾乎每天我都是迎著初升的太陽、在交易員們紛紛踏入辦公室準備上班的時候,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腳步離開公司。每天的工作時間已經達到十七八個小時,再接一個項目,我怎麼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變成神話故事裡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動搖,接著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給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選擇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斜了:「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見客戶,有一些簡單的財務分析要做。」
  「完了!」我長歎一口氣,失望至極,「Yellowjacket(黃夾克,我正在參與的另一項目的代號)明天開董事會,單是準備他們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沒時間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併購交易就這樣和自己擦肩而過,我心有不甘,卻無能為力。那種感覺像極了一個穩操勝券的運動員,偏偏在奧運會前夕受了重傷,最終,不得不無奈地與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對著電腦鬱悶、遺憾,電話鈴突然響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組談過了。明天開會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後你再接手。Rubio說,只要能讓你在這個組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剎那,我恨不得奔上樓去,送給Andres一個熱烈的擁抱。
  投資銀行等級森嚴,很少有經理會願意屈尊來幫分析員做事,尤其是在這樣一個人們趨之若騖的項目上。我想,正是因為Andres給我的特殊待遇和組裡成員對我的情有獨鍾,我才得以成為Amoco小組裡光榮的一員。

  瘋狂的Bullpen生活

  連載(十六)
  如果把投資銀行比作一座金字塔,處於最底層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裡的分析員,只有董事總經理才是穩坐塔頂的王者。董事總經理最主要的工作是從客戶手裡拿到項目。華爾街題材的電影所展現的生活,多是他們的寫照。
  記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參加慶功晚宴,是在紐約最著名的餐館之一21Club。席間,M&A和CorporateFinance化工組的兩位董事總經理叼著雪茄,吞雲吐霧,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們高談闊論,一會兒是私人遊艇,一會兒是私人飛機,一會兒又是上東區能夠俯視中央公園的八個臥室的複式公寓……這讓剛剛邁出大學校門的我聽得雲山霧罩,彷彿是在聽火星人講火星上的故事。
  後來,我漸漸明白,遊艇、飛機和公寓都不算什麼。有著董事總經理頭銜的明星交易員,由現金、股票和期權構成的年收入常常達到幾千萬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擁有一座可以休閒度假的私人島嶼,才是在他們看來再正常不過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級是董事。明星級別的董事兩年就可以升任董事總經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還是徘徊不前,就預示著要被掃地出門了。
  再下面一級是副總裁,職責是項目的執行。他們邁上董事這個台階,同樣需要至少兩年。副總裁們大多30歲左右,收入不菲,卻似乎永遠沒有時間、也沒有閒心去消費。他們常常計劃南非或者埃及之類的浪漫假期,臨行前的一兩天,卻被告知某個項目要求他們必須留下。然後,他們只能忍受著未婚妻的大吵大鬧,別無選擇地取消行程。當然,所有因此而產生的費用都會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擔。
  經理一職多由知名商學院的MBA擔任。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分析員不相上下,僅有的一線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後升任副總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們這些分析員。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因為一周7天,一天24小時,每天我們都至少有十幾個小時在Bullpen裡度過。
  我在紐約那兩年,M&A市場空前活躍。往往凌晨兩點走進Bullpen,燈火依舊通明,電腦依舊運轉,所有的分析員也依舊在埋頭苦幹。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時間可能只分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個工作日卻會分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們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貼。一年365天,大概有超過200頓晚餐都是在公司裡叫外賣。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這樣的:少則五六人,多則十幾人,浩浩蕩蕩聚在會議室裡,長長的華麗的會議桌被當成了餐桌,大家捧著外賣食品狼吞虎嚥,談論著各自不同的項目,再順帶沒好氣地罵一罵那些不討人喜歡的經理和副總裁。
  Bullpen的空氣中還常常夾雜著濃濃的火藥味。只要一聽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類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詞彙從憤怒的分析員嘴裡脫口而出,就說明某些麻煩難纏的經理和副總裁又提出無理要求了。
  因為嚴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參加與客戶的會議反而變成最痛苦的煎熬。會議室裡不流通的空氣,客戶和董事總經理的長篇大論,都像極了搖籃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掙扎著讓自己保持清醒,我們各有各的絕招。有人用隨身攜帶的鉛筆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還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褲袋裡,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被「鐵人」媽媽折磨

  連載(十七)
  我在紐約M&A時,就有一位以超長Book而著稱的「鐵人」副總裁Vanessa。她創下的紀錄是一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連篇累牘長達117頁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經不幸地被「鐵人」折磨了三天。
  那時,一家石油鑽井公司正在尋找行業內的併購機會,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後給他們提出建議。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剛剛走馬上任AssignmentAssociate,苦於沒能說服任何人為「鐵人」幹活,John便把我當做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為了朋友,我拿出兩肋插刀的勇氣,知難而上。三天後,我卻是在John的攙扶和護送下,才平安地離開了公司。
  那陣子,「鐵人」已經有了身孕,「小鐵人」4個月以後就要出生了,但「鐵人」卻絲毫不顧「小鐵人」的安危,挺著已經有些明顯的大肚子,在辦公室裡沒日沒夜地修改Book。一會兒要把圖表裡的紅色改為藍色,一會兒又要把豎向的圖表改為橫向……改動的邏輯是什麼?我始終不得而知。
  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計算收購對盈利的影響,以及按照「鐵人」的意見修改Book,70多個小時裡,我在我的Bullpen、「鐵人」的辦公室、WP和Graphics四點之間跑來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換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個半小時。
  第三天下午5點,早上才飛往芝加哥、此刻已經準備返回紐約的「鐵人」從機場打來電話,與我確認她對這本Book的最後意見。謝天謝地,「鐵人」的改動大多屬於細枝末節。雖然記不清這是3天裡的第十幾遍修改了,但想像著自己即將脫離苦海,我還是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連去WP和Graphics的腳步都變得輕快了許多。
  然而,1個小時後,上一輪改動還沒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鐵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現在是從飛機上打電話給你,晚上8點落地後我會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後的附錄部分『摩根斯坦利的專業能力』還需要進一步修改。第68頁應該改為新的65頁,左側的曲線圖表改為立柱圖,原來的64頁刪除,增加一個新的72頁,標題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併購市場上佔據領導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瘋了!整整5分鐘的留言讓我頃刻間萬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明知徒勞無益,卻不得不盡心盡力。我呆坐在辦公桌旁,一動不動,恨不得也像Bullpen裡的男同事一樣,張口亂罵一通。
  晚上9點,看上去有些浮腫的「鐵人」穿著孕婦裝,搖搖晃晃地回到辦公室。這時,我們才搞清楚,她在飛機上審閱的是另一個項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機場時,我們討論過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氣又覺得可笑,還有一種對「鐵人」的深深憐憫。一版一版的Book,連「鐵人」自己都辨別不清,客戶又會從這無休無止的變動中獲得什麼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鐵人」任性無理的發揮中被繼續不停地修改著,直到夜裡11點,一整天都沒顧得上吃飯的我突然感到一陣無法忍耐的劇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個月,我沒有休息過一天。疲憊、壓力、飢餓、無奈……所有的身體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發了。

  鄰座神秘人物

  連載(十八)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進公司,和我同在一個Bullpen,比鄰而坐。
  第一次見面,並沒感覺Sam有什麼特殊之處,不過是一個有著淡淡黃發、濃重的南方口音、個子不高、還戴著眼鏡的再普通不過的美國男孩。
  直到培訓結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發現Sam的辦公電話叮鈴叮鈴響個不停。來電的人一會兒是M&A負責人,一會兒是老資歷的董事總經理。一個新來乍到的「小蘿蔔頭」竟然讓如此眾多的大人物青睞,其中一定別有原委。不過,那時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進行的項目上,對Sam,我顧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電話終於安靜了,辦公桌上的傳呼機卻又嗡嗡地震個不停。
  Sam皺著眉頭,一邊回電,一邊對我抱怨:「Thisfuckingnumberhasbeenpagingmealldaylong.(這個號碼已經呼了我一天了)」
  儘管相鄰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對Sam的口頭禪我卻已經再清楚不過了。這個一口一句「YesSir」、語氣像極了軍隊裡的士兵對待長官的男孩,現在卻又滿嘴跑著F詞語,什麼樣的人才會有如此獨特的語言習慣?我心裡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隨著一句「YesMadam」,Sam掛了電話。他轉過身,疑惑地看著我:「WhoisfuckingJoePerella?(誰是JoePerella)」
  不會吧!連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嗎?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僅是公司最高層的管理人員之一,還是華爾街的傳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開始在第一波士頓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創立了WassersteinPerella&Co.,成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收購兼併浪潮中教父一級的人物。我在紐約工作時,他是投資銀行部的主管。
  我頗費口舌地給Sam上了幾分鐘的速成課,Sam恍然大悟,連連道謝,最後,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書說後天他想請我吃午飯。」
  什麼?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請」Sam吃飯?
  「Perella可能認識我父親……」Sam慢吞吞地解釋。
  原來,Sam的父親是時任的白宮辦公廳主任,還是克林頓總統如影隨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經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並且遇到了Sam的母親,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專業人士之一。
  擁有這樣的家庭背景,也就難怪頭頭腦腦的大人物們都紛紛致電Sam,問寒問暖。
  比Sam顯赫的父親讓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態度。無論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還是日後不經意間,說起他們一家人常在白宮裡陪克林頓看電影,又或者是他母親擁有這樣那樣的企業,還在許多公司的董事會裡佔有席位,Sam永遠都不卑不亢,氣定神閒,不會遮遮掩掩小心迴避,也不會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頓訪問中國,Sam的父親也是隨行人員之一。聽Sam說,剛到第一個城市西安,總統一行人就被關在某個大廈的電梯裡,長達幾分鐘的時間,而後電梯突然繼續下降。這時,大家才意識到是虛驚一場,電梯出現的不過是機械故障。
  類似的「內部消息」,Sam時常和我談起。而他臉上的那種淡定,總會讓人覺得無論他父親是美國總統還是出租司機,大概都不會有所改變。

  顯赫小人物

  連載(十九)
  一天早上,我剛走進辦公室,Sam就興奮地說:「子墨,今天可是個大日子,咱們都應該休息一天,好好慶祝!」
  「什麼大日子啊?」我滿頭霧水,從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結婚週年,甚至連克林頓的生日都說到了,猜了七八次卻始終沒猜中謎底。
  Sam指了指角落裡的高爾夫推桿,說:「今天是美國公開賽啊!」
  那兩天,M&A內部會議室裡的電視一直鎖定在美國公開賽。許多同事工作時都有點心不在焉,出來進去總願意從會議室繞行,順便看一眼比賽的進展。
  Sam說,從5歲第一次拿起高爾夫球桿,一直到高中畢業,十幾年中,他沒有下場練球的日子不超過10天。從兒童到少年到青年組,他奪得了獎盃無數。其中,我能記得的只有他高中時拿到過的北卡羅萊那州青年組冠軍。
  大概是多年練球產生了逆反心理,自從邁進大學門檻,Sam再也不願意碰球桿了。直到畢業來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爾夫當成業餘愛好,重新揮桿下場,並且發現自己風采不減當年。因此,Sam也成為了部門裡許多董事總經理最親密的球友。
  曾經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說公共球場裡的教練要60美元一小時,他願意免費授課,我居然還不領情。情,其實我早已經心領了,只是很遺憾,那時的我以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負了Sam的一腔熱誠,也錯失了如此良機。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樣背景顯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員。這其中,有美國大陸航空公司董事長的女兒,有KKR創始人的千金,有美國最大的汽車運輸公司的繼承人,還有印尼最大一家商業銀行老闆的兒子……他們不需要為這份薪水而工作,更沒必要選擇這種暗無天日的生活,但是,他們卻和我們一樣,將摩根斯坦利的經歷看作是最好的歷練,並因此而兢兢業業。
  在工作上,他們也和我們一樣,不僅要熬夜趕工,還要忍受個別副總裁莫名其妙的無理要求。即便是年終鑒定和分紅的等級,他們也和我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用同樣的標準接受著公正的評判。
  像Sam,他的勤奮努力就有口皆碑。
  記得1997年的感恩節假期,同事們早已經紛紛飛回家與親人團聚。週三下午,辦公室裡顯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層還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個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訂了傍晚5點的轎車,準備去我哥在新澤西的家裡過節。臨走時,面色蒼白、雙眼通紅的Sam和我互道節日快樂後,便又回到電腦前,繼續專心致志地做他的財務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後不久,Sam居然昏倒在辦公室裡,被救護車送往醫院。診斷結果顯示:Sam的腦子里長了腫瘤。
  截止到週三那天,Sam已經連續作戰三天兩夜了。他的手術結束後,我去醫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經感覺不適,只是繁重的工作讓他顧不得多想自己的身體,反而滿腦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賣掉。
  兩個多月後,Sam病癒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員都暫時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樓下的泰國餐館,和Sam一起吃飯慶祝。Sam以他自己的敬業,而不是他的家庭,贏得了我們的尊重和喜愛。

  最後一個項目

  連載(二十)新浪爭奪戰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參與完成的。
  1999年9月中,我剛剛結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帶著一身健康的古銅色回到香港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飛機立刻飛往加州——就在幾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搶到了手!
  新浪確實是摩根斯坦利「搶」來的,而且是明目張膽、硬生生地從高盛手中搶來的。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團隊第一次正式會面,是在那年7月。為了表達誠意,香港的高層領導決定親自出馬。當時,互聯網遠不像今天這麼普及,很多高層對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瀏覽過新浪網站的更是極少數。但是,為了表現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無比精通,領導們特意在會前10分鐘找來該項目的負責人,好好惡補了一番。之後,大家很有計劃地分配了各自在會議中擔當的角色,信心百倍、鎮定自若地魚貫入場。
  領導不愧是領導,短短10分鐘的培訓,已經使這些投行老手們聽起來、看上去儼然一副互聯網專家的派頭。從國際互聯網的大好形勢談到中國互聯網的錦繡前景,其間畫龍點睛地冠以一兩個專業詞彙,充分體現了摩根斯坦利高層在這一領域無與倫比的知識和經驗。假如再多培訓10分鐘,恐怕連以下這個小小意外也能夠避免:當新浪團隊用中文提到「門戶網站」,進而被翻譯成英文「Portal」時,我們的一位高層領導低下頭,掩住嘴,悄悄地問坐在身邊的項目負責人:「Ithoughttheyareintheinternetadvertisingbusiness.Whatdotheyneedagatefor?(我一直認為新浪是家網上廣告公司,他們要個門幹嘛?)」
  會議雖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還是傳來了新浪已經「花落高盛」的消息。
  事情的轉機是從王志東開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層發生變化,領導權從硅谷團隊轉到了以王志東為首的大陸團隊。作為新任CEO,王志東決定重新選擇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機會終於來了!
  在世紀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聯網狂潮中,MaryMeeker是一個不可不提的人物。作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員,這位驕傲的網絡女皇在股票市場上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她對網絡公司的點評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價立刻如旱地拔蔥、直入雲霄,假如她略顯遲疑,股票則立即被打入冷宮,再也沒有翻身出頭之日。
  為了博得新浪的青睞,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Meeker這張王牌。但是,「女皇」日理萬機,一面難求,最後,還是摩根斯坦利亞太區主席親自出面並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熱的「女皇」才答應擠出寶貴的兩小時,親臨新浪位於硅谷的總部。
  對於那時的資本市場來說,新浪還是個無名小輩,SINA這個奇怪的英文字母組合估計「女皇」也聞所未聞。更何況,會議上從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長翻譯,確實令人昏昏懨懨。在加州和煦的陽光中,在新浪舒適的會議室裡,在眾人、包括對摩根斯坦利有著生殺大權的王志東的注視下,Mary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們亞太區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又不好大動肝火。在MaryMeeker沉重的呼吸聲中,他只好一面維持著優雅的風度,談笑風生,一面藉著桌子的掩護,小動作不斷。據說,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紳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腳,MaryMeeker才如夢初醒,恢復了常態下的光輝形象。


  《墨跡》 第三部分

  吾友志東

  連載(二十一)
  第一次見到王志東,是在新浪律師行位於硅谷的辦公室裡。
  當我飛越太平洋,又從舊金山乘出租車趕到硅谷時,已經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當時,我的幾位同事正忙著和新浪的管理團隊以及律師一起起草招股說明書。
  滿屋子的人群中,志東並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見,我才意識到這個兩隻眼睛距離稍微有些遠、翻著兩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尋常的嘴唇、挺著圓滾滾的將軍肚、還穿著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襯衣和休閒長褲的低調年輕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內部早已經聲名鵲起的王志東。或許因為上市在即,自己也將躋身網絡新貴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個不停。
  當時我就想,所謂「大智若愚」和「心寬體胖」,形容的就是志東這樣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後的那七個月,我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結識了像志東這樣的好朋友。而這份友情的堅實物質基礎之一,則是香港那一千多隻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準備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國國內的審批卻像個緊箍咒,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鬆開。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們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紙批文。
  等待的同時,香港的秋天歌舞昇平。每當夜幕降臨,我必定和志東夫婦約了一起晚餐。陪客戶吃飯是投行的「工作重點」,尤其是新浪這樣的大客戶。於是,從中環到灣仔再到銅鑼灣,有點名氣的餐館幾乎被我們橫掃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閘蟹的季節。螃蟹每餐必點,吃得每個人走路都有點「橫行」的傾向。日後,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記憶。我們總是試圖計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慘遭我們消滅?我還時常提醒志東,每次單是他自己就要點兩隻蟹共16條腿,還不算從我的螃蟹上折下來送給他的那些腿。
  工作起來叱吒風雲,生活中卻憨憨笨笨,正是志東的可愛之處。
  1995年,第一次去美國取經並且尋找風險投資時,志東就獨當一面,自己租了一輛車,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對照著地圖,在硅谷附近四處轉悠。一天,他約好和朋友見面,開車兜了無數個圈子,卻始終找不到約定的地點。於是,志東打電話求助,說自己迷路了。
  朋友問:「你現在在哪兒?」
  志東環顧左右,說:「我在第一大道。」
  朋友十分詫異,問:「你確定是第一大道嗎?這附近沒有第一大道啊?」
  志東信誓旦旦,說:「肯定是第一大道,路牌上寫得清清楚楚!」
  朋友還是不太相信,又問:「路牌上怎麼寫的?不可能吧!」
  志東更不服氣了,用很標準的發音說:「路牌上明明寫著OneWay啊!」
  朋友聽了,啼笑皆非:「OneWay?那叫單行線!」
  這個故事是前不久,志東的太太劉冰在飯桌上講給大家的。坐在一旁的志東笑嘻嘻地聽著,不辯也不惱,還一口一個忙不迭地吃著生蠔。

  龍鳳呈祥一家人

  連載(二十二)
  第一次見到志東那天,在律師行裡還有一個人。她既非新浪管理團隊中的一員,又非律師或投行的專業人士,但對當時的新浪而言,她卻非常重要。
  她就是王志東的太太,劉冰。
  提到志東,就不能不提劉冰,因為他們兩人總是甜甜蜜蜜,如影隨形。從北大到四通利方,從新浪到點擊科技的二次創業,志東出現在哪裡,劉冰必定在方圓幾米之內。
  新浪上市,劉冰也從硅谷到香港、以至於後面的路演,追隨了一路。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和志東一樣,劉冰也很樸素。前年,她帶著女兒在北京的自家小區內散步,路過網球場,女兒想進去玩玩,沒想到女兒進去了,她卻被保安攔在外面。保安說,小區內的體育設施只供業主使用,阿姨不能隨便出入。
  即便打擊如此沉重,劉冰還是我行我素,並且公然對我的消費觀不屑一顧。見了面,她總會指著志東身上的新衣服,說:「怎麼樣,我們剛從『雅秀』(北京三里屯一服裝市場)淘來的,幾百塊錢買好多件呢!我看和你那些意大利名牌也沒什麼差別!」
  女孩子梳妝打扮的毛病,劉冰一點都沒有沾染。而且,她心直口快,常常讓人哭笑不得。一次,大家約在一起吃飯,我穿了件MaxMara的黑色毛衣,腰間有鏤空的圖案。還沒等我落座,劉冰就大驚小怪地喊起來:「天哪!子墨!你穿的是什麼呀?破破爛爛的,腰都露出來了!」
  新浪準備上市那陣子,志東和劉冰常談起孩子。
  志東說,1997年他們就打算要小孩,名字都取好了,叫「王私募」,可惜沒能如願,這次,如果能在2000年製造一個與新浪同期「上市」的世紀寶寶,那就雙喜臨門,乾脆取名叫「王上市」。
  天遂人願,新浪上市期間,劉冰孕育了一對很可愛的龍鳳胎。這讓志東樂得合不攏嘴,說說既有男,又有女,還沒違反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孩子們出生時,新浪已經成功上市。朋友們十分擔心,志東會不會給他們取兩個類似「王一百」的名字,因為按照他的邏輯,眼下最有意義的便是希望新浪的股價達到100美元了。
  還好,兒子叫龍龍,女兒叫鳳鳳,加在一起便是中國古老的龍鳳呈祥。
  鳳鳳一出生,劉冰就說,女兒長得像父親。這讓朋友們都捏了一把汗。志東的眼睛、鼻子、嘴唇,安裝在一個女孩子臉上,這……我只能說,後果不堪設想。
  龍鳳一歲多的時候,我終於在志東家裡看到了小傢伙。鳳鳳長得的確像志東,眼睛距離有些遠,嘴唇厚厚的……但這一切特徵集中到她的小臉上,怎麼越看越美,像極了舒淇呢?
  都說有其父必有其子,逐漸長大的龍龍確實是個翻版的小王志東。小小年紀,他不僅充滿雄心壯志,聲稱一定要到哈佛找女朋友,並為此苦練英語,還把無線電玩得滴溜亂轉,連組裝收音機都不在話下。身為父親,儘管在無線電方面如今已經沒了這麼大本事,但兒子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苗頭,還是讓畢業於北大無線電系的志東頗為自豪。

  中國互聯網的命運

  連載(二十三)
  早年的由北美的華淵網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併而成。新公司沿用了華淵的英文域名SINA,還想賦予它一個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據志東回憶,他和劉冰絞盡腦汁,先對應「SI」確定了一個「新」字,又想用「納」字來對應「NA」,取新經濟新公司海納百川之意。但之後,志東卻對「納」字不甚滿意。一天,他靈機一動,為什麼不用「浪」呢?「浪」與「NA」,不僅發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網瀏覽就是surfonthenet,直譯為「上網衝浪」。志東雖然是正宗的「土鱉」,一天「海歸」生活都未曾經歷,但關鍵時刻,他對與網絡相關的英文單詞卻並不含糊。
  按照正史記載,新浪由此得名,但據內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來在正史之外,還另有一段廣為流傳的民間「野史」。
  據說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對著電腦,為「NA」字憂心忡忡,靈感盡失,怎麼都思索不出一個好名字。太太靠在旁邊,不忍看著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於是半開玩笑半勸解地說:「你先休息一會兒,過來浪一浪吧。」一語道破天機,高管茅塞頓開,驚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們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註冊地並非中國,股東也大都是海外的風險投資基金,但是,獲得中國政府的審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眾多行業精英專門設計了複雜的重組結構,唯一目的就是讓新浪在不違反中國相關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國的很多政策法規模糊易變,任由政府部門來解釋,而且,相關部門繁多、重疊,時常自相矛盾。當然,如果一切都透明、高效,這些投行、律師行裡的中國同事們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過,中國人的智慧好像總要消耗在對付中國人身上,難怪人們常說,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個內耗嚴重的社會。
  對新浪上市的審批,除了因為是紅籌,還涉及到廣告、信息科技等領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聞媒體。由外資控股,還要到美國上市,這樣的新生事物自然沒有哪個部門敢擅自拍板。誰都管,但誰都不敢負責。
  等待的那半年,我們不斷更新公司的狀況和數字,向美國證監部門申報。但是,更大的風險卻在於市場。納斯達克的泡沫成分已經越來越高了,如果不能趕在下調前上市,就可能錯過資本市場上這個稍縱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東從北京打來電話。他在電話中激動地叫喊著:「認了,認了,認同學了!」
  我們幾個項目小組的成員守在電話旁,面面相覷,總不會是因為審批遙遙無期,志東都開始說胡話了吧!
  經過他一番興奮得有些顛三倒四的解釋,我們總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來,通過各種渠道,王志東終於獲得了某主管部門部長的接見。而且,會見出人意料地順利,領導對新浪的發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態說,他和志東是北大同學。
  志東的激動,不難理解。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除了要面對市場競爭,還要與各個部門鬥智鬥勇,任何一點支持對於他們都難能可貴。
  這次會見,可能改寫了新浪的命運,也改寫了。

  不可思議的選擇

  連載(二十四)
  2000年5月初,一個週日的傍晚,我拖著跟隨自己走南闖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從香港飛往新加坡的國泰航班。空姐熱情的問候和體貼的服務,並沒有能夠化解我心中的層層陰雲。
  一天前,我剛剛接到一個新項目,是馬來西亞兩家電信公司的併購,我們擔任買方的財務顧問。這時的我已經升任經理,對新項目的熱切和渴望卻在日益冷卻。我知道,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又要過上那種週日晚上飛到吉隆坡、週五晚上飛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間的兩點一線,統統在酒店裡解決的一日三餐,還有數不清的不眠之夜,帶著一年級的分析員做模型、開會、談判……已經數十次輪迴的過程又要重新經歷,這讓我的內心充滿厭倦和抗拒。
  其實,就在兩年前我離開紐約時,還認定了投資銀行該是我一生的職業選擇。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來一個子墨也行!」
  「這裡就像你的家一樣,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開心,隨時回來!」
  「看來以後我們要多找一些像子墨這樣的中國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與公司僅僅一街之隔的公寓,賣掉傢俱,在同事們的聲聲感歎和祝福中,離開了美國這個我曾經生活了6年的國家。
  臨行前的一個月,從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同事們用請吃飯這種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心意,為我送行。
  那時候,我終於明白了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在即將告別紐約、和同事們說再見的時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煙消雲散了。幾天幾夜不能睡覺的掙扎,還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約而至的劇烈頭痛,彷彿都從我的記憶裡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動人心的美麗片斷。
  飛機從肯尼迪機場起飛的那一刻,我的內心無限感慨。婉拒了獵頭公司一個個的電話,放棄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執意要回到香港,因為我知道,是時候,該回家了!
  踏上歸途時,我依舊對投行一往情深。我從未懷疑、也從未動搖,我一直確信,我將會、而且肯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頂端,獲得那個「董事總經理」的稱謂。
  從小,我就被灌輸著最主流的觀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學校要做好學生,開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卻從未真正動腦筋去想一想,什麼才算是「好」?是別人都認為好的才是「好」?還是追隨自己的心聲,讓自己開心快樂的才是「好」?
  那一剎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點撥。我突然大徹大悟,投資銀行不過是眾人眼中的一道光環,我為什麼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快樂,去點亮別人眼中的光環呢?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的美國同學都會在大學畢業後去非洲、亞洲、去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地方做志願者,為什麼金錢、地位和穩定的生活從來都被他們不屑一顧。
  畢竟,生活是屬於自己的。
  而後,一種從未有過的簡單、輕鬆和愉悅籠罩了我。我就這樣毅然決然地作出了一個在別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可思議的決定。
  同事問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現在要好;朋友勸我,說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筆數目可觀的獎金了;連公司的運營官都和我打賭,賭一年半載後,我一定還會回來。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遠不會回頭了。

  走進鳳凰

  連載(二十五)
  我來鳳凰,牽線人是石寧寧,人稱石老,我卻一直叫他寧寧。
  初識寧寧,完全是因為鳳凰上市。2000年春天,我還是摩根斯坦利的經理,寧寧在鳳凰擔任財務總監。因為鳳凰準備登陸香港創業板,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所羅門美邦等投行一起,參加了角逐主承銷商的「選美」。
  進入投行生涯的第四年,我已經懂得客戶資源的重要性。記得我爸說起過,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曾在廣院唸書,與我爸也算是相識。現在,躬逢鳳凰上市,我馬上想到動用這層家庭關係,希望籍此來敲開鳳凰的大門。
  我爸媽都是大學老師,並沒有四通八達的人際網絡。唯獨這一次,算是天賜良機。
  而且,我爸很少求人幫忙,但這次,他卻按照我的設計,首先找到劉老闆的手機,然後親自致電,說明原委。結果是,我沒有能夠和同事在正式「選美」前拜見劉老闆,卻第一次見到了寧寧。劉老闆告訴我爸,寧寧是上市工作的具體負責人之一,和寧寧談就等於和他談。
  通過了電話,吃過了飯,與寧寧也算是相識了。10天後,我和摩根斯坦利的七八位同事一起,聲勢浩大地位於九龍紅磡的辦公室。
  會議室裡,摩根斯坦利和鳳凰的相關人士各自坐在會議桌的一側。彼此寒暄時,寧寧特意指著我,向劉老闆介紹:「這就是曾子墨!」
  劉老闆連忙轉過他魁梧的身軀,笑瞇瞇地與我握手:「你就是曾子墨啊?曾老師身體怎麼樣?現在還給學生上課嗎?見到他,替我向他問好!」
  2000年秋天,因為寧寧的穿針引線,我再次拜見了老闆。坐在明亮寬敞的辦公室裡,老闆依舊慈眉善目,閒聊一樣地談鳳凰上市,談我的經歷。在那樣輕鬆和坦誠的氛圍裡,沒有人會猶豫、膽怯,我也一樣,想都沒想,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心裡話。
  我說,離開摩根斯坦利,就是因為厭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鮮的、不同的工作,更直接地說,就是真正的電視工作。畢竟,在告別了枯燥乏味的財務數字和通宵達旦的工作方式後,媒體和電視這兩個詞,對我有著無限的誘惑。
  老闆一聽就樂了:「你會用對編機嗎?」
  我傻傻地搖搖頭,坦白說,對編機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老闆還在樂,繼續說:「那你連記者都做不了啊!記者可是需要自己剪片子的!」
  是啊,老闆說得沒錯,我的確什麼都不會!我既沒學過一天新聞,又沒在報社或者電視台工作過,我會做的只有財務分析,但在媒體,那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
  「不過,說話還是會說吧!」沒等我開口,老闆便樂呵呵地說,「看院長在不在,請院長過來安排一下試鏡!」
  院長?試鏡?或許是兩個全新的名詞太陌生,又或許是一切來得太快、太簡單,一時間,我竟沒太聽懂老闆在說什麼。坐在一旁的寧寧忙向我解釋,院長就是中文台台長王紀言,因為曾經擔任廣院副院長,所以得此稱呼。
  院長人未到,爽朗的笑聲和高高的嗓門就已經先聲奪人。緊接著,他穿著鮮紅T恤,風風火火地跑進來,一邊雷厲風行地安排試鏡,一邊對我說:「你等我們電話吧,讓我們的化妝師、造型師好好給你包裝一下!」
  就這樣,短短幾分鐘內,我竟然成為了即將開播的鳳凰衛視資訊台的候選主持人。

  劉老闆—時尚弄潮兒

  連載(二十六)劉老闆——時尚弄潮兒
  或許因為初次見面,劉老闆就是一副和藹可親、拉家常的樣子,所以日後當他真的成為我的老闆,我也還是覺得對他的親切遠遠超過了對老闆該有的敬畏。
  雖然有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嫌疑,我卻不得不承認,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到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小到鳳凰員工的戀愛家史,雅如李白屈原音樂繪畫,俗如八卦新聞花邊消息,不雅不俗如美食佳餚豪宅盛裝,老闆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我常常好奇,老闆的大腦到底裝了多少東西?
  雖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齡,老闆卻精力旺盛,保留著許多新新人類的明顯特徵。尤其是對數碼電子產品,他永遠是「時尚弄潮兒」。
  在鳳凰,有許多攝影發燒友,老闆和院長都屬於「高燒族」。早在2003年10月,我隨他們去九寨溝,老闆就用他的頂級數碼裝備為我拍下了無數紅葉美景,再加上院長用他的長槍長炮為我拍的照片,至今還被我媽認為是我現存的最好照片。
  老闆還有一個愛好——酷愛時尚新款手機。只要一兩個月不見,手機型號必然更新。
  今年4月的一天,我和Tiger在北京主持某個頒獎典禮。或許因為會議太過冗長,流程還未過半,坐在台下的嘉賓們就耐不住寂寞了,紛紛拿出手機發短信。在整整一排低著頭的部長和著名企業家中間,唯獨老闆,端坐在正中央,始終面色凝重,神情專注,仰頭望著台上。
  我和Tiger在後台竊竊私語,納悶極了:手機玩得比誰都溜的老闆這次是怎麼了?是要金盆洗手?還是專門監督我們兩人在台上的表現?
  典禮結束後,老闆才吐露實情。原來,在頒獎過程中,他把手機放在長褲口袋裡,將盲打技術從電腦移植到手機上,不用眼睛,居然只用一隻手,就寫了數條短信。老闆還謙虛地說,這樣發出的短信常常音相同,字不對,但對方連蒙帶猜,還是八九不離十。
  想像著老闆並不纖細的手指在小巧的手機鍵盤上自由地翻飛移動,劈裡趴啦地狂發短信,所有人都自歎不如,長噓短歎:這簡直比十幾歲的拇指一族還要厲害!
  遺憾的是,摩根斯坦利當年並沒有拿到鳳凰上市的項目。但是,和劉老闆的這第一次握手,卻讓我與鳳凰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不久,鳳凰成功登陸創業板。
  2001年1月2日早上10點,在鳳凰資訊台正式開播34小時後,我終於在《股市直播室》裡露面了。
  一個從未做過電視、也從未做過平面媒體的人,沒經過任何培訓,就直接作為主持人在電視上亮相,而且第一次做節目居然還是直播,這樣的事情,恐怕天底下只有在鳳凰才會發生,這樣的決定,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老闆和院長才有膽量拍板。事後想想,連我自己都替老闆和院長後怕,假如出了什麼差錯呢?我能及時應對嗎?畢竟,那是在對股市進行直播啊!
  萬幸的是,20分鐘裡,一切正常!
  我身著黑色職業套裝,長髮被整潔地高高盤起。坐在主播台前,對著陌生的攝像機,我說從今以後,我將會在早上10點、中午1點、下午4點,一天三次在《股市直播室》中與觀眾見面,告訴大家最新的股市行情和最獨到的市場分析。
  由此,我的電視生涯正式開始了。

  李小琳

  連載(二十七)
  來自一個特殊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中國前總理李鵬,她的哥哥則是中國另一家大型電力公司華能國際的董事長李小鵬。
  這樣的身份,按理來說應該對記者躲閃不及,但卻敢於主動走到鎂光燈下,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她會直面那些她不喜歡的問題嗎?她又會願意談起她的父親嗎?
  儘管是在做財經節目,但是採訪前,我卻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我對這個人的好奇遠遠超過了對中電國際和電力行業的興趣。
  採訪那天,準時走進了我們的拍攝場地——中電國際的會客室。之前,我聽過很多人描述她年輕,漂亮,從首飾、服裝到手袋,一身名牌,無一例外。
  見到,果真名不虛傳。她帶著禮節性的微笑,與我握手。那張化妝得非常精緻的臉上,絲毫看不出年齡的痕跡,得體的淡紫色套裝,更是襯托出她的職業形象。我完全沒有想到,她看上去似乎並不太像一位被寵壞的驕傲的「紅色公主」。
  兩個女人之間,服裝是很容易溝通的話題。那些綿裡藏針的問題,我已經學會了把它們留在採訪漸入佳境以後。所以,談話就從服裝品牌開始。
  很坦誠,她說:「今天我穿的是St.John,因為是做電視採訪。」接著,她停頓了一下,特意加重了語氣,「我知道子墨你也非常漂亮,所以我想選擇比較職業、比較女性的服裝。另外香港推介那天,我穿的紅色套裝則是新一季的GorgioArmani,Armani對我來說非常合適。」
  對Armani這個品牌的共同喜愛,讓我在瞬間產生了一種共鳴。言語間對我的特別稱讚,又多少讓我有些意外。也許,這就是說話的特殊方式。
  採訪時,我們還談到了她的母校清華。這時,沉穩的聲音中透露出了些許的驕傲。
  「在一般人的心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和清華。」說到此處,她好像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疏忽,連忙又笑著補充,「當然人大也非常好。」
  聽到這句話,我忍不住樂了。我猜想,在這個採訪之前,並不僅僅是我,估計也同樣做了許多功課。如果她不知道我曾經在人大就讀,又為什麼一定要表現出對人大的友好呢?
  當你的採訪對像頻頻向你表示善意時,問出那些敏感的問題並不容易,但是,我始終沒有忘記,我的節目不是中電國際的公關工具。
  於是,我把話題引向了電力改革的利弊,電荒出現的原因。似乎是早有防範,有備而來,任憑我怎樣追問、跟進,總是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打著太極拳。
  過去一小時的談話中,看得出非常自信。我想,我不如簡單明瞭地提出大家的疑問,她一定會有為自己說話的慾望。
  接下來的採訪果真如此。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讓你坐到今天這個位置上呢?」
  「我想更多是源於我不懈的努力。」
  「有家庭的因素嗎?」
  「家庭因素對於一個人來講是雙方面的,可能有好的,也可能要付出,畢竟父親太閃亮,所以無形中你得到更多的是壓力。」
  我繼續問:「可我相信你一定聽別人說過,說你今天能夠做到這家公司的CEO,是因為你有這樣一位父親?」
  不慍不火,臉上始終掛著禮貌的微笑:「我想,一個人出生在比較好的家庭,如果沒有自己的努力,只有父輩的影響,即使給你了這個位置,你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年輕老頭—曹景行

  連載(二十八)年輕老頭——曹景行
  說曹先生是老頭兒,大概沒人會提出異議。畢竟,他有花白的頭髮,略顯凸起的「高貴肚」,還有在黃山腳下修理地球的上山下鄉的經歷。這一切都足以讓人信服,曹先生的身上刻滿了歲月的印跡。
  然而在我看來,再老的年齡也掩飾不住曹先生年輕的心。誰讓他帶著我們在北京泡吧、深夜不歸,面對我們沒大沒小的隱私性問題,諸如有過幾個女朋友,師母是不是第一個,他又總是毫無怨言、欣然招供呢?
  尤其是2005年夏天的湖南之行,更讓我對曹先生的絕不落伍有了新的認識。
  八月,我和曹先生一起到長沙拜訪廣告客戶。週一下午,我剛一下飛機,就看到已經從上海先行抵達的曹先生坐在咖啡廳裡,手中一如既往地抱著一摞當天的報紙雜誌。當時我就想,機場裡怎麼沒有複印機呢?這不是讓「影帝」曹先生毫無用武之地嗎?
  還沒等我開口問候,曹先生便急切地問我:「這個週五你想不想去現場看看超級女聲?」
  我嚇了一跳,怎麼也無法想像年過半百、正宗學院派的資深評論員曹景行先生居然會像少男少女一般成為超女的粉絲。
  是我聽錯了?還是曹先生在開玩笑?又或者是曹先生返老還童了?我疑惑不解地試探了一下:「你想去看啊?」
  曹先生嚴肅認真地點點頭,彷彿他和我討論的不是引發全民娛樂風潮的超級女聲,而是陳水扁的台獨傾向。
  曹先生的美妙建議自然得到了我的全力響應。週五晚上,我們準時來到超女的演播大廳。比賽還沒開始,玉米、筆迷和涼粉們早已依次就座,發出一陣高過一陣的歡呼和尖叫聲。被稚嫩狂熱的面孔包圍著,我第一次清晰地感覺到,對於這個地方,我實在是有些太老了。轉身看看白髮蒼蒼的曹先生,身處其中,卻泰然自若,彷彿產生「代溝」的是我這個小字輩,而不是他這位老先生。而且,他還拿出了隨時隨地帶在身上的數碼相機,對著四面八方一通狂照。
  很快,曹先生的角色便從照相轉為被照。單反的、傻瓜的、還有手機等各式各樣的照相機全都對著他拍個不停。也難怪,曹先生一直有粉絲無數,只要他現身湖南的名勝古跡,總會被熱心觀眾(多半是女觀眾)圍得水洩不通。更何況在超女的演播廳裡,密密麻麻的一千多人中,清一色的黑頭髮、黃頭髮和紅頭髮,只有一頭銀髮夾雜其中,曹先生怎麼能不吸引眾人的眼球、又怎麼能不消耗那麼多相機的電池呢!
  公平坦白地說,曹先生並不算是粉絲,因為他一沒發短信投票,二沒因為哪位超女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在長沙,他只是不止一次地說,他其實是想知道為什麼這樣一個電視節目會如此火爆。說這些話時,曹先生正襟危坐,表情像極了他在《時事開講》裡對嘉耀說,為什麼「319槍擊案」會在台灣發生。
  無論如何,跑到現場觀看超女的老頭兒並不多見,曹先生若非獨一無二,也一定可以稱得上稀有罕見。
  但願在未來的日子裡,曹先生能夠繼續帶領我們泡吧喝酒,做個越來越年輕的老頭兒。

  一對活寶—梁冬、嘉耀

  連載(二十九)一對活寶——梁冬、嘉耀
  梁冬和嘉耀是鳳凰的一對活寶。
  兩人都來自廣州,中學是同學,大學睡一個宿舍,畢了業又在鳳凰共事。同一片屋簷下,生活了十幾年,連同事都替他們倆擔心,會不會因此而產生「審美疲勞」。
  在屏幕上,梁冬超級耍寶,喋喋不休,嘉耀則老成持重,少言寡語。在屏幕下,其實兩人都一樣地有些話癆,而且說話的語氣驚人地相似。只要他倆在,但凡想插句話,定是要拿出見縫插針的本領。
  因為兩人知根知底,所以,他們常常互揭老底。
  鑒於來自大陸的主持人都沒去過台灣,2004年,愛鳳凰勝過愛自己的嘉耀熱心地給老闆和院長寫了份報告,大意是作為溝通兩岸三地華人的橋樑,鳳凰卻有許多主持人從未登陸寶島台灣,如不能身臨其境現場感受,實在是有負「橋樑」的盛名。
  大概覺得嘉耀言之有理,老闆和院長居然很快批示,照此辦理。
  6月,以傳媒交流的名義,我們終於成行了。然而,七個人的旅行團中,卻唯獨了少了為我們跑前跑後張羅此事的嘉耀。或許是在電視上批判台獨過於猛烈了,台灣居然拒絕發給嘉耀進入寶島的通行證。
  一路上,我們玩得興高采烈時,總不忘朝著香港的方向,說一聲感謝嘉耀。只有梁冬梁同學,趁此機會在嘉耀的傷口上無情地撒鹽。
  剛到鳳凰,梁同學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沒那麼容易。例證之一是,一次,他回廣州過週末,順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當他抱了一摞唱片準備結帳時,突然聽到背後有人說:「怎麼梁冬也買盜版碟啊?」頓時,梁同學冷汗橫流,丟下唱片,倉惶而逃。
  例證之二是,初到鳳凰的梁同學,年輕的心靈也曾經倍受摧殘。他不僅獲得了梁繼光的別名(取堵槍眼之意,無論什麼節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學挺身而出犧牲自己),還明明對體育不感冒,卻被硬生生地拉去做體育新聞。
  一天,面對幾千萬電視觀眾,梁同學用他那全中國主持人中最不標準的普通話(方言主持人除外),將「女子杯世界足球賽」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來。同事聽到後,想了好一會兒,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盃女子足球賽」。走出演播室,梁同學居然對此毫無察覺,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學才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其實內心尷尬萬分),隨口說:「這沒什麼啦,我以前還曾經把賣火柴的小女孩念成過賣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偶爾,他們的表現也會南轅北轍。
  2005年夏天,超級女聲的熱潮席捲了中國大地。當我和曹先生去現場觀看超女的消息見諸報端後,剛剛升任資訊台副台長的嘉耀竟千里迢迢從香港打來長途,並在我的語音信箱裡痛心疾首、語重心長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為一個知識女性,作為一個嚴肅的專題節目主持人,怎麼能去追捧超級女聲呢?這實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識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這就是嘉耀吧,連開玩笑都一本正經!
  其實,梁冬毅然決然地另謀高就,擔任管理職務,是早有苗頭的。那年在台灣,大家去逛誠品書店。蓓蓓姐抱回了幾本講述養生之道的書,我則收羅了一大堆關於西藏的書。當我們發現梁冬如獲至寶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著的居然是厚厚幾大本管理學專著時,大家立刻面面相覷,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額頭,說一句:梁同學,你沒事吧?
  如今,梁冬貴為梁總,嘉耀貴為董台,對於這對活寶來說,我想陞官發財倒是其次,關鍵是,從此,他們終於可以因距離而產生美了。

  名 字

  連載(三十)
  念小學時,我喜歡這樣介紹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雖然年紀小,說起春秋戰國的這三個「子」,我的口氣卻不小,因為我知道,爸媽給我的足夠讓我有底氣。不然,從小到大,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對它感興趣!
  到了美國,很多中國同學都用了英文名,我卻一直用著漢語拼音,Zimo。好在這四個字母發音簡單,美國人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叫出來,根本不用像說繞口令一般,和舌頭較什麼勁。
  但我得到現在這個時,卻已經六歲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單名「虹」。
  那時,我姐叫曾東,我哥叫曾方,我們三個合起來就是「東方虹」。
  每次,收音機裡響起「東方紅太陽升」的熟悉旋律,我都會用稚嫩的聲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對小朋友說,「看,又放我們家的音樂了!」
  可是,同樣的音樂,同樣的,對爸媽提起,他們卻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們的傑作,但響亮而又時髦的這三個,爸媽似乎並沒放在心上。
  這是因為什麼,年幼的我並不懂得,也從未想去問過。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媽把我們三人叫到一起,說要為我們改。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劍」,我的新則叫做「子墨」。
  故事是這樣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媽觀看了北京人藝的話劇《膽劍篇》。劇中講述的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
  《膽劍篇》中,勾踐重歸故土時,一個名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報告,說自己的兒媳剛剛生下一對雙胞胎,懇請越王為嬰兒命名。勾踐當即賜名:「一個叫子犁,一個叫子劍!」
  我爸媽那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深受感染。他們立即提筆,給時任北京人藝院長的曹禺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無論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劍」。
  很快,爸媽收到了曹禺的親筆信,說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來的子劍健康成長。隨信,曹禺還附上了北京人藝劇場裡位置最好的兩張票,請爸媽再去看一遍《膽劍篇》。
  1961年年底,我姐來到人世。兩年後,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劍」的卻只伴隨了他們幾年的時間,因為,1966年的初夏時節,「文革」浩劫降臨了。
  那時,我媽在人大中文系教書。紅衛兵來抄家時,曹禺的來信成為了罪證。第二天,校園裡就貼出大字報,題目是《曹趙呼喚,反攻大陸》。紅衛兵說,那封信是我媽和曹禺夢想跑到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能夠臥薪嘗膽,反攻大陸!
  被打成裡通外國的特務後,我媽的身心倍受摧殘。爸媽不得不違心地更改了戶口。
  文革劫難,「東方虹」的陪伴我家度過了十幾年。直到惡夢醒來,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終於落實到了我們家。於是,我們這個五口之家的「百事待舉」也從恢復原名開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這個新。
  爸媽說,「子犁」和「子劍」都是物質文明的標記,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定還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寶之「墨」,「曾子墨」,則取春秋戰國之曾子、孔子、墨子,這樣的,應該能夠標舉我們的精神文化了。

<<墨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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