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天使在人間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天使在人間 作者:肖恩·赫本·費雷 著   
序心底的秘密   
  自從奧黛麗·凱瑟琳·赫本-魯斯頓離開我們之後,我就一直在斟酌如何寫這篇序言,到現在將近9年了。她是我的母親,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愛的人。1993年1月21日,在她去世後的第二天,我就開始構思寫這本書。然而,大約4年之後我才在紙上寫下第一個字。  萬事開頭難,當我開始動筆之後,真正的寫作大約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寫書總是這樣,時間大多都花費在前期的準備工作上了。不管早晚,每個人總會有一天將失去他的父母,現在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在這樣的心情下都會有很多感觸和回憶,也都可以寫出一本感人的書。對我來說,這可能是我這一生撰寫的惟一一本書。伴隨著時光的流逝,我記載下那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往日的那些記憶重新湧進我的腦海。     
序親吻她的臉頰(1)   
   這是一個關於一個平凡女孩的傳奇星路的故事。不懈的努力加上一點點幸運,她的天賦終於被發現,在一大群有才華的演員、編劇和導演幫助下,她最終取得成功。    這是一個關於一個美人獨門美麗的故事。她總覺得自己太瘦,總嫌自己鼻子不夠挺直,腳也太大了,然而她的平底鞋、三分袖、緊束腰身、立領套頭毛衫、誇張黑色太陽鏡……使她總處於時代的焦點,成為時尚界的象徵人物。    這是一個關於一個有過兩次失敗婚姻的女人的故事。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是因為她始終無法治癒幼年留下的創傷,這種創傷給她一生的婚姻生活都蒙上了陰影。    這是一個關於一個熱愛家庭、熱愛孩子的母親的故事。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讓她的家庭保持完整,她熱愛她的狗、她的花園、她的番茄汁意大利面、還有她的丈夫和孩子們。    這是一個平凡、簡單、真實的故事,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母親從來沒有寫過任何一本回憶錄性質的書,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太簡單了。    如果一本書中沒有那些震驚社會的醜聞或者聳人聽聞的秘密,怎麼能夠稱之為「好萊塢式的自傳」,又怎麼會有銷路?巴裡·帕裡斯是母親生前最後一位傳記作者,可能也是最負責的,他在前言中寫道:「對傳記作者來說,奧黛麗·赫本是一個夢想,同時又是一個噩夢。沒有哪個電影演員像她這般令人尊敬,自身充滿靈感,又能夠激發身邊的人。她在銀幕上的表現和她在銀幕下的善舉都無與倫比。她與人為善,每個人都愛戴她,從沒有人說過她一句壞話。她做過的最惡劣的事情,也許是在1964年的奧斯卡頒獎晚會上,她忘記提及帕德裡夏·尼爾。她沒有留下駭人的秘密,媒體從來也沒有機會曝光她的醜聞。在她和藹、熱情的外表下,是一顆更加和藹、熱情的心。」  母親從來沒有寫過自己的故事,也沒有出自傳的打算,另一個原因是,在她的內心深處,她不願意將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她是如此的低調、不願意出風頭,因此她會把那些輝煌的時刻都忽略掉,讓自己的生活看起來如此的平淡無奇、如此的顯而易見、如此的無足輕重。她會不由自主地跳過那些在別人眼中非常精彩的情節,然而就是在那些簡單的細節中,蘊含著她生活的秘密。  除了看巴裡·帕裡斯為母親寫的某些章節的時候我能為她的翔實記述感到高興以外,我不得不說,目前市面上關於我母親的多部傳記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是值得一讀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指出巴裡的作品中有兩個並不引人注目的情節應該加以修改,因為這些情節並不確切。雖然這並不是兩個至關重要的錯誤,但是證明了一些作者並沒有認真地調查研究就杜撰出某些情節,而另一些作者則偏聽偏信地以訛傳訛。  一些傳記中寫道,母親在出生時的名字叫做艾達(Edda)·凱瑟琳·赫本-魯斯頓,後來才改名為奧黛麗。對於寫下這個故事的作者來說,也許面對母親並沒有太多跌宕起伏情節的生活,寫一部暢銷書實在是太困難了,因此不得不編造一些無傷大雅的謊言,而且這些謊言由於年代久遠而很難找到確切的證據。但是,我擁有母親的出生證明,上面清楚地寫著:「奧黛麗·凱瑟琳·魯斯頓」。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她的父親約瑟夫·維克多·安東尼·魯斯頓在一些家族資料中發現,一些祖先的姓氏中含有「赫本」,從那時起他就將「赫本」加到了自己的名字中,這導致從法律角度上母親也必須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赫本」。那個關於「艾達」的故事與事實完全不同。戰爭期間,我的外祖母臨時將母親的名字從奧黛麗改成艾達,是因為擔心奧黛麗這個名字擁有太過濃重的英國色彩。二戰期間,在被德國佔領的荷蘭,擁有英國色彩並不是什麼好事,這很可能會引起駐紮在荷蘭的德軍的注意,結果可能是被限制自由,甚至是充軍。我的外祖母名叫艾拉(Ella),她只是簡單地將名字中的兩個l換成了兩個d,就成了母親的新名字Edda。在那個年代,很多文件都是手寫的,Ella實在是一個很容易被塗改的名字,每次母親出門時都會帶上外祖母的身份證件,在必要時,她會在兩個l的下邊加上兩個半圓,就變成了兩個d,然後再把出生年月從1900年改成1929年,這樣母親就成了Edda Van Heemstra。我的外祖母真是一個機智的女人。  事實上即便在英國,奧黛麗也不是一個常見的名字,而在那個年代,任何不常見的東西往往都會被猜測與猶太人有關,當時德國當局有一種傾向,要「重新安置」所有的少數族裔,數百萬猶太人被送進了集中營。外祖母決定給母親改名字,當然是為了保護母親。  另一個錯誤就更加無足輕重了,在一個早期的傳記版本中,有這樣的描述,「1960年1月17日,奧黛麗·赫本的第一個兒子肖恩出生,她高興極了。」隨後很多本有關母親的傳記中都「忠實地」重複了這個錯誤。擁有一位如此偉大的母親我非常驕傲,我永遠不會記錯她賦予我生命的那一天,是1960年7月17日,而不是1月。  母親完全配得上「偉大」這個形容詞,我為她本人感到驕傲,為她對這個社會做出的貢獻感到驕傲,除了「偉大」之外,我想不出更合適的詞語來概括她的一生。     
序親吻她的臉頰(2)   
  母親從來沒有打算要寫一本傳記,她曾經考慮過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光為我和弟弟盧卡寫一些關於家的東西,記錄下那些在我們懂事之前出現的特別的人物和發生的不同尋常的事情。但是由於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母親一直無法抽出時間寫這本書。  1991年5月9日,著名的出版經紀人艾文·拉納最後一次給母親寫信,希望她能夠考慮寫一本自傳。在這裡我不想只是引用其中的某些句子,而是要把整封信刊登出來。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多麼的親密,也可以看出艾文·拉納是多麼想要固執的母親改變主意,雖然最終他還是沒有成功。    親愛的奧黛麗:      自從亞布拉罕·林肯總統入主白宮以來,我不記得有任何人能夠贏得如此廣泛的喜愛和崇拜。之所以將你們兩個名字聯繫在一起,是因為《紐約每日新聞》的頭條標題,「奧黛麗在林肯中心慶功」。這篇新聞描述了現實生活中的伊莉莎·多莉特(《窈窕淑女》中的女主角)最終如何贏得了屬於她的獎勵。「在昨晚林肯中心的電影協會頒獎典禮上,來自《窈窕淑女》的銀幕明星、活著的傳奇奧黛麗·赫本贏得了本年度的大獎。」  從那之後,你在公眾中的聲望扶搖直上。最值得說明的一點是,這一切的成就並不是依賴於媒體合作經紀人的運作,這些經紀人的工作是幫助他們的客戶贏得更多的曝光機會和發展空間。我知道,你沒有簽任何的媒體合作經紀人,也沒有任何協助你處理公共關係的團隊。你只是展現出你的進取心、你的職業操守、你的個人魅力,在每一個電影節或者每一次慈善活動中,僅僅只是依靠完美的個人魅力,你就贏得了所有人的掌聲。  如今,這些細節更加令我有一種衝動,因為那些圍繞在你身旁、關注你一舉一動的人們並不是受到某些時尚雜誌的「蠱惑」,而是完全發自內心的喜愛你,這一點太特別了。你絕對配得上這樣的榮譽,這不僅僅是因為你輝煌的電影生涯,更因為你在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表現出來的崇高人格。  這確實很不同尋常,而作為你的朋友,對此我不僅僅是感動那麼簡單,甚至還會為你贏得的媒體關注而沾沾自喜。其實這些感受我以前都告訴過你,並沒有新內容。我清楚地記得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進行的一次頒獎典禮,那一次,人們對你的喜愛和崇拜得到了最好的展現。儘管你只是作為嘉賓參加了這次典禮,並沒有刻意的打扮或者舉動來吸引他們的目光,但是卻搶走了所有主角的光芒。對那些喜愛你、崇拜你的人來說,這是證明你美麗的最佳案例。  我寫下了這些我認為自己必須說出來的話,我希望可以以此來說服你,讓你有機會好好考慮一下是否該寫一本書,而不是毫不猶豫地拒絕我的建議。  首先,與往常你為雜誌撰寫的那些文章一樣,Vanity Fair也非常出色。我詢問過我的好朋友蒂納·布朗那一期的雜誌賣得如何,她告訴我說銷量要好過以往任何一期。人們購買它是因為他們喜歡封面上那張美麗的臉,而我,對於雜誌內其他你的照片同樣非常喜歡。那篇文章本身也非常出色,甚至可以成為你新書中三分之一的內容。如果你能夠從中選出一些你沒有過多談論的細節,適當地延長篇幅,那麼實際上你的新書就已經顯露雛形了。當然,毫無理由地要求你強迫自己將文章增加到不切當的長度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那篇文章的思想和內容已經可以決定你新書的風格。我已經告訴過你很多次,沒有人希望你寫出一本與那篇文章完全不同的書,刻意的改變是多餘的。我們不需要你在書中去談論、評價他人,只需要你和那篇文章一樣,平實地描繪你自己,因為要求新書和那篇文章不同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惟一的不同是,這本書能夠為你帶來大約300萬美元的版稅收入,而那篇文章是免費的。事實上,你可以用這筆錢建立一個你自己的慈善基金,或者把它當作獻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禮物,我知道這對你很重要。總之,這可以在好幾個方面對你都有所幫助。  我曾經閱讀過幾本關於你的書,無一例外的,都是在堆砌你的事業成就,毫無新意。換句話說,我們不需要把你所有的講話、所有的事跡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本普通的書。我們可以採訪其他人,讓他們來描述對你的感受,來觀察你作為一個演員、一個母親、一名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或者一名其他演員心目中的偶像的一舉一動。在很多領域中,你都是獨一無二的代表,通過別人的角度來描述你,可以使你避免用第一人稱來寫自己,而這正是你最排斥的。讓其他人說,然後把這些採訪整合在一起,用這種方式出版一本新書應該不會讓你感到侷促不安。然而歸根結底,這還是一本根源於你的書,只不過通過別人的角度來完成它,在書裡面,別人對你的看法要比你對自己的看法更多更重要。就像Vanity Fair一樣,我得承認那位作者非常有智慧,他成功地抓住了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你可以在書中表達自己的聲音,描述或者思考你所看到的生活。從風格上說,這本書也許比所有的傳記都更注重思考,思考你所觀察到的社會、觀察到的民族風俗。從個人角度出發,也可以透露你所崇拜的演員或者導演。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一本普通的自傳,而是一本帶有哲學內容的自傳。  我希望書中能夠包含你對你生活中各個部分的思考和反省,至少應該包含那些你願意涉及的內容。你不需要為這本書而與任何人見面,不需要承諾或者提前透露你將撰寫哪些內容。和Vanity Fair一樣,這本書在內容上不要求任何的增加,但是在深度上,希望在你認為恰當的程度上予以擴充。如果你願意簽下這份合約,我希望你能夠在最長六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當然越快越好。同時我不要求你必須一口氣寫完,你可以在你任何有空閒的時間裡進行寫作。我們會選擇一位你喜歡的作者來完成其他的部分,也許就是寫下了Vanity Fair的那個人,這會讓事情變得更簡單,也避免產生任何新的麻煩。我相信這本書會和你一樣充滿吸引力。我就不再多說了。      親愛的,好好考慮一下吧。愛你和羅比。    你忠誠的  艾文·拉納    一本關於「人生哲學」的書!這正是我想要做到的。在過去幾年裡,我經常被問及這本書的內容會涉及哪些方面。我總是回答說:「這本書會包含我母親生命中最後幾個月的生活、在那段時間內我們之間的交流,通過這些文字我可以重新感受母親的思想和愛。」  母親一直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寫一本她想寫的書,一本關於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和她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的經歷的書。如果她能夠寫完這本書,那麼我敢肯定,她會將300萬美元版稅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捐給慈善事業。現在我依靠我作為她兒子的優勢完成了這本書,我會將所有的收入都捐給奧黛麗·赫本兒童基金會,我想這也是母親希望看到的。  在坐下來寫這本書之前,我經過了長久激烈的思想鬥爭。由於我此前羅列過的那些理由,她自己沒有寫這本書,那麼也許我也不應該寫。這畢竟是她的生活,是她的私人秘密。我不想寫那些關於別人的事情,或者編造一些引人注目的故事。首先,並不存在這樣的故事,其次,即便存在,母親也不會把別人的故事告訴我。我希望寫一本關於她,關於她的真實為人的書。母親和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她所塑造的那些形象非常相似:多情、勇敢、優雅、浪漫。擁有一位這樣的母親我能說什麼呢?幸福。  所以,這不是一本講述母親眼中的其他人的書,而是一本講述其他人眼中的母親的書。  對於那些熱衷在小報上尋找花邊緋聞的人來說,這本書也許非常的無聊。但是如果你信奉簡單生活,堅信只要努力工作便會擁有幸福,那麼,這次文字旅行不會讓你失望。  這本書將帶你進入母親溫柔的內心做一次旅行,她的兒子在她的愛護下生活了34年,無論是作為母親還是朋友,她都是無可挑剔的。當銀幕上出現她所扮演的角色時,你所看到的、感覺到的形象不僅僅是那些編劇、導演、攝像師和剪輯師想要展現給你的,同時也是這個質樸的有著傳奇般經歷的女人真實擁有的,也正因為如此,她才配得上直至今日世界範圍內如此多觀眾的喜愛。  著名導演比利·威爾德是母親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的話最耐人尋味:「上帝親吻了一個小女孩兒的臉頰,於是赫本誕生了。」     
第一章 遺失的愛第1節 出生(1)   
1938年5月8日,奧黛麗與洋娃娃在一起。       
  有一次母親對我說:「如果將來我要寫自傳,開頭會是這樣: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六周後,我告別人世。」  奧黛麗出生後六周患上了嚴重的百日咳,她的母親,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個虔誠的基督教精神療治者。她相信上帝比醫生更仁慈更萬能。因此她沒有帶奧黛麗去看醫生,而是在家中虔誠地祈禱。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沒有聽到她的禱告,奧黛麗的狀況越來越糟糕。在幾次劇烈的咳喘後,小奧黛麗柔弱的身子終於禁受不住折磨,沒有了呼吸。  「後來呢?」每次小奧黛麗聽母親講到這兒都忍不住會問。雖然關於那個嬰兒的命運,她已經聽過無數遍。艾拉會有些厭煩,但是禁不住奧黛麗的百般懇求,又會把那個故事的結局重複一遍:奧黛麗的小身子逐漸發紫,艾拉拚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跡發生了,小奧黛麗醒了過來,沒過多久,呼吸也順暢了。  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沒有依靠任何藥物,沒有醫生的救助,小奧黛麗活了下來。艾拉堅信是她的虔誠感動了上帝。  除了這件事,母親覺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寫。母親不善言辭,講話也盡量簡潔,她還保留著維多利亞時代的說話方式:謹慎、嚴肅、簡潔、直白,讓人覺得枯燥無味。祖母艾拉就經常批評母親:「你呀,可真是個無趣的人!」  母親並不是真正的無趣,只是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閒談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給了她所熱愛的事業—她是一個好演員、好母親,還是一個偉大的親善大使。  每隔幾年,就會有一些人找上門來,鼓動母親寫自傳,開出誘人的條件,允諾可以寫她想寫的任何話題。大多時候是經紀人艾文·拉納,但是他們每次都被母親拒絕了。  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母親經常會受邀參加一些電視訪談節目,在節目中被問及有關她的電影或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話題。在這些節目裡,她可以暢談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關於童年和加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動機的問題總會讓她回想起二戰時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難生活。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一些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對當時的他們來說都是奢侈品。她告訴我們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糧的,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吃。其他人吃鬱金香的鱗莖,因為沒有蔬菜。當時的麵包都是綠色的,因為沒有可以磨成麵粉的小麥,只能用豌豆粉來製作麵包。有時候我的母親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過看書來忘記陣陣襲來的飢餓。  她一直清楚地記得德國軍隊佔領荷蘭小城阿納姆的情景,那種恐懼成為了籠罩她整個童年時代的陰影,因為二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是在那裡度過。直到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他們才搬到了位於郊區的外祖父家。  她的外祖父曾經是阿納姆市的市長,不過在那個年代,市長只是意味著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獲得更多的財富。當大轟炸開始後,他們發現這兒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圍的農民非常熱情,願意拿家裡的農作物、家禽家畜和這些來自城市的難民一起分享。她還記得那時候一些商人利用戰爭的機會肆意抬高物價,家裡的錢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畢竟珍珠項鏈沒辦法填飽肚子。   那個時候我母親還不認識羅伯特·沃爾德斯,這個荷蘭人後來陪伴她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2年。二戰後期,沃爾德斯也在阿納姆郊區的某個村莊中生活。後來我母親和他總是談起那時候的奇聞軼事:那時候有個農民總是用自己農場裡的食物去交換很多值錢的藝術品,為了避免被德國人搶走,他修建了一個地下室,把那些油畫和雕塑都放了進去。戰爭結束後,他興奮地跑進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財富,這才發現那些油畫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對我母親來說,歐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觸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二戰期間我一直在荷蘭,在德國軍隊的統治下生活,根本沒有吃的。」她回憶說,「最後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裡的食物已經所剩無幾,還要優先供給德軍。雖然我們還不至於餓死,但是由於總是吃不飽,我患上了嚴重的營養不良。幸好戰爭結束後不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和紅十字會一起進駐了我們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藥品和服裝。當時所有的學校都成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將銘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我的幫助。」  荷蘭是所有歐洲國家中被德軍佔領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軍侵略的國家之一,也是最後被盟軍解放的國家之一。盟軍在阿納姆附近打贏了解放全荷蘭的最後一戰,這次戰役後來被拍成了電影《遙遠的橋》。若干年之後,我母親在我父親擔任製片人的電影《盲女驚魂記》中擔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個精神病強盜折磨的盲女,而該片的導演是指導了前幾部007電影的泰倫斯·楊。這名英國導演在二戰期間是一支英國坦克部隊的指揮官,在拍攝影片時他驚奇地發現原來我母親在二戰期間都住在阿納姆,而正是他指揮的部隊在20年前肩負了炮轟德軍工事的任務,當時阿納姆城和周圍很多村莊都被炮彈打成了一片廢墟,其中包括我母親當時的鄰居家。  我母親和楊之間這種特殊的關聯使得他們的友誼延續了一生,並且衍生出了很多趣事,楊總是說:「如果當時我下令再向左瞄準一點,我現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檔了。」事實上在我母親的內心裡,她非常支持那次炮擊,即使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標之一,因為這的確給她帶來了自由。在之前的無數個日日夜夜裡,她都要提心吊膽地看著納粹軍隊在街上走過,炮擊過後,德國人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關於那段戰爭歲月,母親經常被問及同一個問題:你是否真的幫助過反德的抵抗組織?你的父親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嗎?母親總是用她一貫謙遜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個問題:是的。和其他每個人一樣,她盡了一個孩子能盡的最大努力來幫助那些抵抗組織。她曾經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裡傳遞給游擊隊員,因為孩子不容易被懷疑,納粹士兵很少攔住他們仔細盤查。我記得她曾經告訴我們,她親眼看到成群結隊的猶太人被押上了火車送往集中營,她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穿著紅大衣的小女孩被納粹軍隊塞進一輛牛車中帶走。很多年以後,當她看到《辛德勒名單》時,斯皮爾伯格用他的想像讓她重新回憶起那個殘酷的現實世界。(《辛德勒名單》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個穿著一件紅色大衣的小女孩,這也是整部電影惟一的彩色。)對第二個問題,她同樣會回答:是的。不僅她的父親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她的母親也同樣如此,不過那都是在戰爭開始之前。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攀上權力頂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作為一種新誕生的政府形式,騙取了大量社會精英的信任。當時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強勢政治主張,比當時軟弱無能的魏瑪政府更加能激勵民心。同時一戰後德國經濟衰退,人民渴望變革的呼聲高漲,法西斯主義借此機會贏得了支持。不過戰爭剛剛打響,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國,然後他被軟禁在一棟房子裡,獲准自由行動之後他去了愛爾蘭,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橫行的德國。他從來沒有支持過希特勒推行的戰爭政策和種族大屠殺,我的外祖母也一樣。也許他們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張,因此加入了相關的政黨,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傷害任何人。  不過這些政治上的差別足以成為我母親對她的父母產生憤恨的理由,她放棄了那個家庭所擁有的全部尊貴頭銜,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親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過她總是說,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父親的角色,因為父親很早就離開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對父親的印象很淡。20年後當她與父親重逢時,兩人之間也沒有流露出父女間那種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親梅爾·費雷一直通過紅十字組織尋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經常談起我的外祖父。儘管她並沒有流露出很明顯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親明白,對我母親而言,這是一樁巨大的未了心願。最後紅十字組織通知我父親說我的外祖父在愛爾蘭。我父親立刻給他打了電話,父親很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當我外祖父接到電話時,他很快就感覺到我父親是誰。這麼多年來,他一直通過報紙來瞭解他女兒的生活和演藝生涯。我父親說也許父女倆應該見一次面,把多年來的一些問題徹底解決。約瑟夫·維克多·安東尼·赫本·魯斯頓,我的外祖父,欣然應允,他說「他很高興可以再次見到奧黛麗」(在英文表達中,這是一句極沒有感情的禮貌用語)。於是他和我父親在電話中約定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都柏林謝爾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從瑞士飛赴愛爾蘭,驅車前往謝爾伯恩酒店,兩人入住後不久屋裡的電話就響了,和約定的一樣,時間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親最後一次見到她的父親還是在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 她在英格蘭的一個農場裡度過了一個夏天。當英國正式對德國宣戰後,他把我的母親送上一架飛機,那是最後一批從英國起飛前往歐洲大陸的民用飛機。我母親記得那架飛機是橙色的,荷蘭的民族顏色。飛機超低空飛越英吉利海峽,而在幼小的奧黛麗心中,父親也變得越來越疏遠。當時的荷蘭是中立國,大家都覺得這裡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奧黛麗抵達荷蘭後的第三天,德國軍隊未經宣戰就直接開進了荷蘭。  接到電話之後,我的父親母親就下樓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裡,他穿著一身破舊的粗花呢大衣,顯得有些蒼老,不過老頭兒仍然氣宇軒昂一臉的驕傲。我母親等待了幾秒鐘,但是外祖父沒有任何反應,他就像座雕像一樣站在那裡,沒有走上前來,也沒有張開雙臂,他根本沒有擁抱我母親的打算。這並不是因為他太過激動而忘記了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會表達自己的愛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這種愛,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在這種狀態。  這個我母親整個童年時代都在渴望見到、撲進他的懷抱、享受甜蜜愛撫的人,情感交流上卻存在著難以彌補的缺陷。終於,我母親主動走上前去,擁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兒擁抱自己慈祥的父親一樣。這就是結果,我母親選擇了寬恕他,她並不需要親生父親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願以償。我母親說,在這次與外祖父的團聚中所有人都沒有流下喜悅的淚水,因為她擔心那樣會讓他覺得內疚,因此我母親一直努力忍住眼淚。在那天隨後的時間裡,他們一起吃了午餐,整個下午都在「過於輕鬆」的氣氛中度過。我父親找了個借口說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別具風格的商店,這樣可以給我母親和外祖父單獨聊天的機會。  當我父親回到酒店的時候,只有我母親獨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經離去。母親對父親說:「現在我們可以回家了。」母親一直沉默不語,關於這次見面她隻字不提。在回家的飛機上,母親突然對父親說,她很感謝他所做的一切,無論如何這次愛爾蘭之行解開了她的一個心結。最後母親還說,她不再需要與自己的父親會面了。這個在整個二戰時期都被她母親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詞語攻擊,抱怨他的不告而別,抱怨他沒有盡到一絲一毫男人的責任。所以,母親覺得她必須要親自看看這個男人。當她真的見到自己的父親時,她明白自己的心願了結了,至於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已經沒有意義了。  以我對母親的瞭解,她應該從來沒有為這件事痛哭過,她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我不瞭解的是,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當拍到那些需要流淚的鏡頭時,她是否會想到這段往事。  儘管此後母親不再與外祖父見面,但是我母親一直在經濟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儘管在我母親最需要照顧的時候,外祖父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但是母親並沒有因此而拒絕贍養她的父親。母親有她自己的原則,並且一生都在堅持:每個人都要做到自己應該做的,不論她曾經被傷害到什麼程度也不能例外。     
第一章 遺失的愛第2節 出生(2)   
1956年與莫裡斯一起在拍攝現場喝茶       
  這樣的生活過了好幾年,當我母親與羅伯特·沃爾德斯開始交往後不久,就傳來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醫生說他已經堅持不了太長時間。自從他們在都柏林的那次會面之後,我母親只見過外祖父一次,那次他來到我們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這裡住了一兩天。我相信是我母親邀請外祖父來度假的,她有一種願望,希望外祖父能與我相見,希望他來看看我們的生活。不過我當時實在太小了,對外祖父幾乎沒有任何的印象,只記得他是個很嚴厲的老頭兒。  於是我母親第二次去了都柏林,這一次羅伯特陪著她。從醫生那裡母親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很快,因此她決定留在那裡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親,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個時候的外祖父已經神志不清,他不斷談自己的馬,實際上他已經一匹馬都沒有了。在我母親的很多傳記中,外祖父都被描寫成一個出色的銀行家,然而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過,這也許是最可悲的一點。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認,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愛好者,且有天賦。他是一個出色的馴馬師,也通曉駕駛滑翔機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實用」的科學知識,並且具有很強的創新精神。然而儘管外祖父能夠說13種語言,他卻始終無法與自己的女兒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訴羅伯特,母親對他而言是多麼的重要,他為自己當年沒有能夠更好地扮演父親的角色而感到多麼的後悔,而如今,他為自己的女兒感到非常驕傲。  在外祖父去世前幾天,母親和羅伯特離開了愛爾蘭。她沒有留下來等待參加外祖父的葬禮,因為他們當時不知道外祖父還能夠堅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來媒體的關注而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在母親找到她的父親之前,許多媒體為了增加母親身世的傳奇色彩,就已經以確鑿的證據報道她的父親早在她幼年時期去世。母親也藉機把這段歷史深深地埋了起來。  從很多角度來看,我母親的兩次婚姻似乎源自於同一種動力,第一次和我的父親梅爾·費雷,第二次和盧卡的父親安德烈·多蒂,看起來就像是一種延續。這兩個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時代留下的傷疤,他們都有一個強勢的母親,充滿才華並且控制力極強,但是卻都不善於和孩子交流,在那個年代,這直接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教育和社會角色的認知。「情感上的飢餓」是食物無法緩解的,在母親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的那些年,她總是這樣形容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們。總體而言,費雷和多蒂是同一類人。也許是因為母親有過相同的遭遇,出於一種本能的渴望,她希望與自己的丈夫分擔這種遭遇,同時希望能夠合力彌補這種斷裂的血緣紐帶。當她發現自己無力去幫助這些男人的時候,她一定非常失望。  我們都看到過這樣的事:就像生長在陰暗處的樹木,儘管見不到陽光,它們的樹枝還是會千方百計地向陽光的方向生長。來自我母親童年心靈深處的那種渴望被擁抱的聲音總是環繞在她身旁,她總是無法理解別人對情感為何會有不同的態度。母親浪漫的天性讓她做不到主動去要求得到什麼,雖然她內心深處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得那麼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歡收到鮮花,但是從來不主動要求別人送給她。  我相信,一個孩子與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賴和親密的關係,將會決定他此後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們是否能夠與父母做到坦誠相見,將很可能影響到今後我們選擇什麼樣的愛人。如果這種最初的情感交流並不完整,那麼我們此後都將生活在一種情感匱乏的狀態中,這種匱乏是他人無法填補的,當我們和他人在一起時,我們就會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親很小的時候就封閉了對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拋棄了母親和外祖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當母親尚年幼,尚還需要父母的愛時,卻面臨著這種感情問題,所以母親一度變得內向而自閉,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學芭蕾,期望在那種集體生活中,她能變得開朗活潑一些。這些幼年的經歷對母親後來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潛在的危害,正如母親所說: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去處理我們的情感,也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去辨別那些潛在的可能會危害到相互之間親密關係的危險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看到的是抱怨的轉嫁,痛苦的轉嫁。  儘管如此,在母親的兩次婚姻中,她還是度過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時光。  雖然我當時還小,但是我依然記得父母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只要有時間,父親和母親就會親自下廚,在家裡共進晚餐,燭光、音樂、紅酒,還有粉紅色的餐布,那是一個個浪漫而迷人的夜晚。對母親來說,父親就像希臘神話中的皮格馬利翁,一位善於雕刻的國王,最後愛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我的父親是一位典型的完美主義者,在他身上體現了一位完美主義者的矛盾與統一。一方面,他追求極致;另一方面,由於這種過高的追求,他變得暴躁不安,極端情緒化。不過他的品位毫無瑕疵,作為電影製片人,父親為母親量身定做了不少經典角色,就像皮格馬利翁手下的完美作品。  我瞭解他們之間對彼此的那種愛情,我也瞭解在愛和幸福的夢想逐漸破滅之後,他們所經受的那種痛苦和折磨。「愛是一種行動。」母親後來這麼對我說,「愛不僅僅是坐下來談話,從來都不是。」這是一個真理。母親還說,「我們生下來就具備了愛的能力,但是我們還必須去鍛煉它,就像我們鍛煉其他的肌肉一樣。」兩次婚姻的失敗讓母親非常失望,不過她與羅伯特之間的感情讓她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正是這段感情激發她去面對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面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這份艱難的工作。也許母親想,如果不能去治癒那些所謂的成人心靈創傷,也許她可以幫助孩子。  我仍然記得我們在羅馬度過的那些快樂日子。那時候母親剛剛嫁給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不久我又多了一個弟弟盧卡。我們回到多蒂的家,每天都是一大桌子人一起吃午飯,餐桌上大家聊著各種各樣的話題,氣氛輕鬆活潑。我珍藏這段回憶並不僅僅因為安德烈是一位很好的繼父,更因為我們真的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母親和安德烈在離婚後仍然保持很好的朋友關係,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我的父親會感到些許失望,因為在離婚之後母親多年來只與他有過有限的幾次聯繫。我想這可能是因為第一次夢想破碎的傷痕比以後的都要重一些。第二次,母親輕鬆了許多,和安德烈一直保持著朋友關係,這樣以便他們可以共同照顧盧卡。  不管怎樣,兩次婚姻的結束,談不上誰對誰錯。當兩個靈魂無法融合在一起時,大家只是感到悲傷。從某種角度來說,外祖父當年的離家出走給母親的情感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創傷,而這種創傷帶來的遺憾和悵惘應該為兩次失敗的婚姻承擔一定責任。這就好像希臘神話中推石頭上山的科林斯王。如果你不懂得遊戲的規則和其中的奧秘,那麼不管你多麼努力地推,最後幾英尺的距離總是無法克服。這種對感情的執著追求和純真渴望應該被呵護被寵愛,很多時候我的母親都是生活在自己營造出來的感情幻想中,那是一種無論男女都盼望擁有的生活,而對母親來說,這只是個一觸即破的肥皂泡。  母親總是全身心投入地愛著她的丈夫,她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維繫這兩段婚姻。她所犯的錯誤只是她沒有在恰當的時候去傾訴自己的感情,同時聆聽別人的心聲。在主動和被動之間,母親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分界點。在整個童年都被控制欲極強的外祖母弄得筋疲力盡之後,母親希望能夠過感情自然流露的生活。但是她選中的兩個男人都並不適合這樣的生活,他們都需要學習如何去處理自己的感情,這就像後來她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遇到的那些孩子一樣,由於家庭不幸,他們都無法在出現問題時做出正確的反應。母親的感情世界很簡單: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人照顧一個人,那麼他或者她應該同樣地對待你。然而讓我們感到無比失望的是,現實中的世界並不是這樣的。  我還記得我的弟弟盧卡告訴我,有一次母親帶盧卡參加她的一個好朋友的葬禮,那時候盧卡只有14歲,而母親讓他擔任護柩者。當所有的客人都離去之後,母親摟著盧卡,跟他講述自己的感受,向他解釋死亡的含義。年幼的盧卡只是看著母親,抱著她,對她說自己可以理解她。母親當時顯得非常情緒化,她的朋友死於癌症,這個人是母親一生的朋友,然而現在他和母親以及這個世界永別了。從那時候開始,母親就開始變得害怕衰老,她並不是因為害怕出現皺紋,而是不願意和那些真正的朋友告別。  然而在生活中母親是一個堅強的人,她意志頑強,時刻都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樣,母親是一個外表柔弱內心堅強的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後12個年頭中,母親都與羅伯特·沃爾德斯在一起。他們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雖然他們並不是完全的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生活中偶爾也會發生氣氛緊張的小爭吵,但是在多年來一同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中,他們之間建立起了足夠的默契,使他們能夠陪伴對方度過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  因此,艾文·拉納總是鼓勵我母親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不需要太多的文學修飾,只需要用她在接受電視採訪時的方式來講述故事。而我母親曾經讀過很多書,對優秀的文學作品和作家非常崇拜,她總是擔心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會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小玩意,因此遲遲不願意動筆。每次我們在餐桌上談起艾文·拉納最後一次送來的那份合同,母親總是說,每個人都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的平凡普通,而編輯總是要求她再多寫一點「某些人的某些事情」來增加自傳的可讀性,所以母親總是拒絕接受。母親很希望能夠保持自己生活的隱私不被打擾,只要一有機會,她就會從好萊塢的鎂光燈下飛回瑞士的家,在這裡她可以享受自己最喜歡的簡單生活,沒有人會把她當做大明星,不會有人圍著她索要簽名和合影。瑞士同樣是一個寧靜的國家,由於保持中立,這個國家已經600多年沒有受到戰爭的侵襲,這種寧靜對曾經飽受戰爭創傷的母親來說非常重要。然而,在得知瑞士政府在戰爭期間凍結了大量猶太人的財產,得知很多瑞士工廠在戰爭期間為德國法西斯製造特種鋼鐵製品,得知瑞士政府明明知道猶太人回到自己國家之後的命運還是冷酷地在邊境線上遣返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之後,母親對瑞士的感情也發生了變化。母親仍然喜愛這個國家,只是對這種寧靜有了種罪惡感。如果把這種行為稱作中立,那麼這種中立建立在何等殘忍的代價上啊!這似乎也在證明,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中立。     
第二章 記憶第3節 感覺和情緒   
奧黛麗·赫本1948年在倫敦。        
   「我記得……」很多的傳記都是這樣開始的,然而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這三個簡單的字下面隱藏的情感。這些是在母親逝世後,我才真正體會到的。只要我閉上眼睛,往事就一幕一幕浮現在腦海中……  我記得母親身上那種熟悉而柔和清新的味道,每當我打開那個裝滿了母親衣服的舊箱子時,這種味道就會緊緊將我包圍。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回想起她溫柔的雙手和深情的擁抱,這讓我能夠感受到她對我又多又深的愛。  我記得她長長的頭髮,還有赤裸的雙足,當我還是一個滿地爬的嬰孩時,每次當她坐在那兒為出席某個晚宴或者雞尾酒會梳妝打扮時,我就會匍匐在她的腳邊像小狗一樣舔她的雙腳。然後她就會停下手中的活兒,深情地看著我,對我呢喃道:「親愛的,我真想留下來,給我一個理由,讓我拒絕邀請,我寧願和你待在廚房裡吃那些殘羹冷汁。」當然,她最終還是不得不扔下我去參加那些令人生厭的宴會,然而我知道她是多麼地捨不得與我分離,多麼地渴望與自己最愛的人待在自己的家裡。  我記得那些漂亮的晚禮服,從紀梵希到瓦倫蒂諾,冬天的大翻領厚呢短大衣,70年代流行的方頭皮靴,夏天的純棉長褲和休閒T恤,不過最讓我感到親切的還是芭蕾舞拖鞋和一襲長裙,早晨在家中母親經常是這樣一副打扮。  我記得我上學以後,每次考試來臨之前她比我更加緊張焦慮。考試前一天,她會在我睡覺前將所有問題都問一遍,第二天起床之後再來一次,即便這讓她昏昏欲睡也樂此不疲。  我記得當我拿著不錯的成績冊回家時,她興高采烈的表情。雖然心裡對我讚許有加,但是她會說:「嗯,並不是非常好啊,還要繼續努力。」  我記得在週末的晚上,我們會躺在床上,關著燈聊天,直到誰先睡著為止。我們像朋友那樣無所不談,從現在到未來,從身邊的人到遠逝的事,絕大多數時間裡我們只是聊一些生活瑣事,但是在黑暗中一切都顯得有些特別,感覺像是兩個靈魂在交流。  我記得所有的一切:感覺和情緒,這是我母親經常使用的兩個詞。然而,事實上,母親的感覺和情緒從來沒有長時間地平和過。有人曾說過:感覺直接影響我們的行為,而情緒間接地作用於我們的反應。從這個角度來說,感覺更加重要,同時也有一個更加健康的系統,並不像情緒那樣容易出現波動。母親給所有人的感覺都很好,但是她卻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讓自己平靜下來。對有些事情,她是切切實實地感到害怕。她的父親不辭而別對她造成的傷害從來也沒有真正癒合過,她從來沒有真正相信永恆不變的愛。  母親熱愛家庭生活,我經常看到她在廚房中,費盡心思地準備各種食物。對於每一件事情母親都竭盡所能地去做,這能夠讓她感到滿足,感到幸福。  我經常被問起一些關於母親身材的問題:她真的那麼瘦嗎?她是怎麼做到的?她的塑身秘訣是什麼?事實上母親的秘密很簡單:戰爭期間她一直處於飢餓狀態,導致營養不良,與此同時她還一直堅持芭蕾舞訓練。她的飲食習慣很簡單,沒有刻意的節食,飯量也和普通人一樣。母親非常喜歡意大利麵條,差不多每天都要吃,但是她從來不在吃意大利面的時候搭配肉類。在那個年代,我們並不知道什麼健康食譜和科學配餐,母親只是因為自己的口味才這麼做的。吃意大利面的時候,她喜歡配沙拉,不過不管食物多麼誘人,母親每次只吃一份。  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吃得越來越少,不過她並不像有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個素食主義者。出於個人口味的原因,母親不吃豬肉,但是她會吃少量的牛肉、雞肉和魚。母親有著一手好廚藝,她認為,食物顏色的搭配與口味同樣重要。「如果整個盤子裡都是白色的東西,那吃的時候的感覺一定很無趣。不僅如此,那樣的食物對你的身體估計也不會是一件好事。」根據這樣的理論,母親自創了很多健康食譜,不僅顏色上的搭配很漂亮,口味也很棒,每次我們都會把盤子舔得一乾二淨。  公平地說,番茄汁意大利面是我母親最喜愛的菜式。她幾乎每天都吃意大利面,各種各樣的,幾乎不會重複,但是番茄汁意大利面,她一星期最少吃一次。母親最喜歡博洛尼亞番茄醬,這不能算是母親的獨門秘方,但是母親在原來的基礎上做了很多的改良,也算是奧黛麗的私家菜了。  一個洋蔥,兩瓣大蒜,兩根胡蘿蔔,兩棵芹菜,全部切成小碎塊兒,放在一個罐子裡。加入兩罐意大利番茄醬,或者將兩個羅馬西紅柿細細切碎,同時加入半把的新鮮羅勒葉,加入橄欖油,用小火慢慢燉45分鐘,然後關火,自然冷卻至少15分鐘。將一盒意大利麵條煮熟,注意不要煮得太爛,麵條要有爽脆的口感。在麵條上灑上雷吉納地區產的干奶酪和剩下的半把羅勒葉,澆上燉好的番茄汁,就可以上桌了。  也許看起來這道菜的醬汁太多了,不過這正是我母親喜歡的,讓意大利面在醬汁裡游泳。如果第一次沒能吃完,剩下的麵條還可以在炒鍋中小火加熱繼續食用,不過很少有這樣的時候,因為在美味面前,胃永遠是無限大的。  母親告訴我們,意大利菜的秘訣是材料的新鮮。每一種配料都是在短時間內準備好的,這一點不像法國菜,準備工作也要講究過程、排場,最後只能用大量的醬料沙司來掩蓋食物的不新鮮。母親總說,貴族皇室創造了法國菜,農民創造了意大利菜。把意大利菜看作就是在食物上覆蓋上厚厚的番茄醬和奶酪是不公正的,事實上這是世界上變化最多的菜系之一。在一些地方,同樣一道菜絕不會出現在20英里以外的村莊中。  母親有她自己製作用來給意大利面調味的香蒜沙司的配方,我們稱之為「奧黛麗香蒜沙司」,基料是芹菜、羅勒葉、大蒜、橄欖油和意大利干奶酪。與其他沙司相比,奧黛麗香蒜沙司含水量更大。      奧黛麗香蒜沙司  將一大把意大利芹菜和羅勒葉洗乾淨,放入攪拌機中打碎。然後依據個人口味加入大蒜、一杯脫脂牛奶、適量橄欖油和半塊干奶酪,繼續攪拌成濃稠狀,奧黛麗香蒜沙司就製作好了。  為了讓這頓飯更加完美,母親通常還會配上一些蔬菜沙拉。沙拉醬也是母親自己製作的,她把這個方法告訴了她的好朋友康妮,康妮也很喜歡,母親喜歡和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快樂,這也是母親的性情之一。    蔬菜沙拉醬  90%的米和葡萄混合醋,10%的橄欖油,少許低鈉醬油和一些新鮮胡椒。  母親從來不吃快餐食品,不過她並不拒絕甜品,而且要足夠甜。她喜歡在香草口味的冰激凌上澆焦糖漿。由於經常在早上被電話吵醒,以及長時間的電影拍攝,母親養成了午睡的習慣,每次午睡之後母親都會吃一整塊巧克力,整整一大塊!母親說,巧克力是讓人快樂的食品,能夠驅走憂鬱。     
第二章 記憶第4節 關於好身材的建議   
赫本,1953年《窈窕淑女》劇照       
  母親每天都會散步。在羅馬,停車位非常難找,而且交通狀況也很可怕,所以不管去哪兒,母親都是步行。回到瑞士之後,每天晚飯之後母親都會帶著她的狗在家後面的葡萄園裡跑上一陣兒。  我還要告訴大家另一個秘密:母親並不像她看起來那麼瘦,她經常說自己是冒牌的瘦。母親的上半身,特別是胸部,和平均水平相比確實很瘦,她的腰也很纖細。嬰兒時期患上的百日咳,加上戰爭時期由於飢餓導致的營養不良,使母親在青春期患上了哮喘,影響了她的正常發育。由於工作關係,母親也吸煙,所以她的肺部並不健康,每次體檢醫生都會提醒母親注意肺氣腫。不過芭蕾舞訓練對母親的身體發育有很重要的影響,雖然母親的上半身很瘦弱,但是她的手臂和腿卻堅實有力,這樣,母親身材的整體效果就會顯得很勻稱。  所以說,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美好的身材,方法很簡單:在戰爭期間成長,在童年時代遭受饑荒,每天都進行身體鍛煉,然後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合理食用科學比例的各種食物,並且心情愉快。當然,我透露這個秘密的真正意義是,如果我們不給我們的孩子攝入太多的脂肪和糖類,他們今後的生活就會變得輕鬆愜意許多。這也是母親在她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談到母乳餵養問題時經常說的,奶粉和奶粉替代品中含有太多的脂肪和糖。     
第二章 記憶第5節 夢想芭蕾   
影片《甜姐兒》劇照       
  母親的夢想是成為芭蕾舞團的首席女演員。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練習芭蕾舞,即便是在戰爭時期也一直沒有中斷。戰爭一結束,母親就回到倫敦繼續跟隨瑪麗·蘭伯特學習,那個時候瑪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老師之一。有一天,母親找到瑪麗,問她如果自己繼續訓練以增強自己的技藝,有沒有機會成為一名首席女演員。瑪麗非常懇切地回答說,母親是她最好的學生之一,但是母親已經錯過了練習芭蕾最重要的年齡,不管她在訓練中多麼努力,已經定型的動作基本上不會發生改變。此外,對當時所有的男芭蕾舞演員來說,母親都太高了。那個時代的男芭蕾舞演員都比較矮小,在與母親搭檔時,他們都沒有力量完成最基本的托舉動作。因此,瑪麗建議母親選擇作第二女演員可能會更好一些。同時她還邀請母親在她的芭蕾舞學校裡兼職當老師,多一份收入會生活得更好。  「但是我的夢想怎麼辦?」受到如此的打擊,年輕的奧黛麗忍不住尖叫起來。戰爭對這個充滿希望的女孩太殘酷了,長時間的飢餓影響到了她肌肉的發育。與那些在戰爭期間可以維持正常生活同時繼續保持正常芭蕾舞訓練的女孩相比,母親確實不具備競爭性,可以說,是戰爭擊碎了母親的夢想。  母親後來告訴我說,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回到宿舍,對未來毫無動力,只是想躺在床上等死。「那些在戰爭和飢餓時支撐她活下去的夢想一下子消失不見了。」  母親並沒有去拜訪其他的芭蕾舞老師,這是她的性格,當她認定了某個人是值得信賴的,那麼她就會遵從那個人的建議。她聽從瑪麗·蘭伯特的教誨,從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母親說她很喜歡瑪麗,她們是一生的朋友,但是不管如何,夢想不再,而母親的生活必須繼續下去。如果不能夠成為一名芭蕾舞演員,如果不能夠成為最出色的舞者,那麼她會努力成為其他領域中最出色的人,這就是母親的性格。母親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安頓下來養活自己,所以她做了一些模特工作,也參加了一些演出,從那之後母親走上了演藝道路。     
第二章 記憶第6節 演藝之路   
20世紀40年代,攝於戰後。       
  母親一直說是法國著名作家克萊特發現了她,引導她走上了演藝道路。是的,所有的演員在成功之前都需要有一雙慧眼來發掘,需要有人把展現才華的機會放在你面前。在遇到克萊特之前,母親只在一些英國小成本電影中扮演角色,諸如《天堂笑語》和《雙姝艷》這樣的音樂喜劇電影,母親的表演不溫不火、規規矩矩,也沒有取得什麼知名度。不過接下來的一部《蒙特卡羅寶貝》讓母親得到了一次難得的機會。當劇組來到法國南部拍攝時,恰巧與克萊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萊特當時正準備在好萊塢推出自己的舞台劇《姬姬》(GIGI),當她看到這個正在為自己尚處於萌芽狀態的事業努力奮鬥的女孩時,禁不住興奮得大叫:「我找到了我的GIGI了。」  克萊特是一個天才,這不僅是因為她在寫作中流露出來的才華和思想,還因為她對母親此後不同尋常生活的準確預測。  很多人問我,在母親拍攝過的那麼多電影中我最喜歡哪一部?我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如你所知,這是個對媒體來說非常容易做文章的問題。但是,在沒有鎂光燈的地方,我的回答總是《甜姐兒》。這是母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主演的一部歌舞片,記得在我非常小的時候,一看到這部電影就樂得口水直流。在這部電影裡,母親扮演了一名在巴黎某家俱樂部中擔任獨舞者的女演員,她的表演非常成功。從那時起,母親的演藝事業就像旋轉的舞者一樣,張開雙臂扶搖直上。  與母親在《甜姐兒》中愉快合作的弗雷德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他當時對母親的印象。    我喜歡這部電影,我更喜歡奧黛麗。我敢打賭,她是你能夠遇見的最可愛的人兒之一,能夠與她一起工作簡直太幸運了,所以工作中會發生很多讓我非常開心的事情。她告訴我說,以前她曾經是一名舞蹈演員,但是在我們合作的時候,她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跳舞了。奧黛麗問我,是否願意和她一起拍攝這部電影,然而此前我從來沒有拍攝過這類電影,你知道,原本這個角色,導演也不是給我安排的。於是奧黛麗和劇組的人談起我,她說,「好吧,如果你們找到弗雷德,那麼我就會出演。」對於我來說,這是我能夠想像到的最好的肯定。在此之前我從來沒真正想過要在這部電影中擔任角色,但是當我知道是奧黛麗點名要我,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得到這個角色。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是在倫敦拍這部戲,還是別的地方。製片人羅傑是倫敦的支持者,不過奧黛麗似乎並不喜歡,最後我們還是回到派拉蒙的攝影基地完成了拍攝。當時我對她說,「你選擇在哪兒拍攝,我們就在哪兒拍攝。」我們合作得很愉快。影片的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攝的,對我來說這是一段很愉快的回憶。  「我們衝破困境了!」這是她的名言。影片中有一段非常關鍵的舞蹈戲,所配的歌詞是「她愛了,他愛了」,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區一片美麗的草地上拍攝,因此我們一直在等待最合適的時機,但是當我們抵達那兒的時候,天氣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濘不堪,整整兩個星期我們都無法拍攝。最後,我們實在沒有時間繼續等待了,導演說,「明天我們必須拍攝。」結果第二天陽光明媚,下了半個多月的大雨突然停了。不過草地還是很泥濘,這讓拍攝工作變得很困難。  我記得當時奧黛麗說,「為了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一起跳舞我已經等了20年,最後我得到了什麼?一身的泥巴。」我當時想,這個女孩簡直太可愛了。  最後我們找到了一些稍微乾燥點的地方,劇務拿來很多照明用的燈烘烤地面,勉強讓一切就緒了,趕緊開始了拍攝,我們已經沒時間了,因為天知道什麼時候大雨會繼續下起來。有一幕情節是一場在露天舞台表演的時裝秀,正拍攝到一半的時候大雨又來了,導演斯坦利·多南還在不停地喊「拍下來拍下來」,我趕快找了一件雨衣披上,但是奧黛麗當時正扮演一名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大雨立刻把她身上的衣服澆得濕透。最終斯坦利把這段意外拍攝的鏡頭剪輯在了電影裡,效果還真不錯。  她真的很棒。  我認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相信那是一部出色的電影。  做演員只是母親的第二選擇,一個無奈的選擇,但是對母親來說,這和跳芭蕾一樣,都有必須遵守的原則:努力工作、遵守紀律和擁有職業精神。  大約12歲的時候,我第一次徹底明白表演到底是什麼。那一次我參加學校組織的話劇排演,並在莫裡哀的《心病者》中扮演一個角色。這個戲中角色其實並沒有病,但是由於長年累月的研究臆想症產生了對疾病的恐懼,使他以為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這個角色在戲中有一大段獨白,對觀眾而言他前後矛盾的語言和顛三倒四的邏輯十分可笑,但是對演員來說,這卻是篇非常晦澀艱難的台詞。  我為這次表演特意請教了母親,她給我的建議是:讀懂劇本。但是首先你要明白這種疾病到底是什麼,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幸運的是,我弟弟盧卡的父親安德烈·多蒂是個精神病學專家,我向他仔細詢問了關於臆想病的所有問題,這讓我可以比較輕鬆地演繹這個角色。  但是當正式演出逐漸臨近時,我卻越來越緊張,總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背會台詞,會在觀眾面前出醜。母親顯然看破了我的焦慮,「想知道我是怎麼做的嗎?我會在睡覺前大聲朗讀一遍我的台詞,然後第二天當我睜開眼睛後,我會再來一次。」「就這樣?」我問。「就這樣。」母親看著我,聲音中充滿了力量。  於是演出前的四五天裡,我每天都遵循母親的指導進行練習。正式表演的那天,是在露天舞台,對我來說這還是第一次。在送我出門搭乘學校大巴時,母親對我說:「你上台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什麼都忘記了,千萬別緊張,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只要放鬆下來跟著節奏表演就行,千萬別著急。」當然,她是正確的。我站在舞台上愣了約一秒鐘,隨後所有的台詞都出現在了我的腦子裡,什麼感覺都來了,這真的很有趣。這次演出非常成功,掌聲如雷。當我安靜下來的時候,我發現母親就站在遠處的樹陰下,後來她告訴我,她一直在偷偷地看我的演出,但是由於害怕影響我的情緒才沒有坐在前排,只是站在角落裡,靜靜地看。     
第三章 往事難忘第7節 他人眼中的母親   
1960年7月,奧黛麗產後在醫院。       
  「一首動聽的歌,不僅僅需要有寓意雋永的歌詞,還需要有動人心弦的旋律。」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母親就這麼教育我們。「重要的不僅僅是你說了什麼,更在於你怎麼去說。」  最好的例子就是母親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抱著吉他彈唱《月亮河》。母親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歌唱演員,她也沒有一副可以唱歌劇的好嗓子,正因為這個原因,在她後來出演《窈窕淑女》時,所有的歌曲都不是母親親自演唱,而是由馬爾妮·尼克松配唱的。然而她坐在大樓的防火通道裡彈唱《月亮河》的一幕卻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亨利·曼奇尼是母親的好朋友,也是當時著名的作曲家,母親很多部電影中的原聲音樂都是由曼奇尼製作的,他在70年代後期的報紙上撰文,談起了母親的聲音給他帶來了多麼大的震撼。  對一名作曲家來說,很少會僅僅因為一個人,因為她的容貌或者人格而被激發出創作靈感,但是有一個人真的做到了。她不僅僅激發我寫出了《月亮河》,還有《謎中謎》和《儷人行》。如果你聽過這些歌曲,你一定能夠猜出是誰激發我的創作靈感,因為在這些歌曲中都明顯帶有著奧黛麗強烈的個人氣質—一種淡淡的憂傷。通常來說,我需要完整地看一遍電影,才能夠為電影譜寫音樂,不過創作這幾首曲子的時候,我只是看了劇本而已。當我第一次遇見奧黛麗的時候,我就知道《月亮河》會成為一首非常受歡迎的歌。我瞭解她的聲音特質,我早就相信她能夠把《月亮河》演繹得盡善盡美,沒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夠體會這首歌的含義,也沒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夠表現出自己的感受,時至今日,仍是如此。  對於與母親合作的另一部電影《謎中謎》,多年以後曼奇尼如此形容道:  在《謎中謎》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奧黛麗回到她的公寓裡,發現那個老男人拿走了她所有的東西,她像被遺棄的貓兒一樣坐在一個行李箱上,就在那一瞬間,主題曲的前幾串音符就湧現在我腦海中,我不知道是為什麼。我真希望她能夠回到我們這個圈子中來,拍攝更多的電影,因為她的銀幕形象真的能夠激發我很多的靈感,讓我寫出更多的音樂。  我一點都不否認,《月亮河》就是為她寫的,沒有人能夠比她更完整地理解這首歌,這個世界上可能有超過1000個人翻唱過這首歌,但是奧黛麗的版本毫無疑問是最出色的。當我們一起看這部電影的小樣時,派拉蒙公司的一位總裁也在場,當聽到這首歌時,他說,「有一點非常肯定,這首歌他媽的必須刪掉。」當時奧黛麗像炮彈一樣從椅子上彈了起來。梅爾·費雷不得不用力按著她的胳膊讓她平靜下來,我從未看到過奧黛麗如此憤怒,感覺她幾乎就要失去對情緒的控制了。不過幸運的是,最終那個愚蠢的提議沒有被付諸行動。  母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是什麼造就了她在人們心中難以磨滅的形象,所有的這一切都難以用言語來形容。她到底是如何對人們構成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呢?是如何讓那些影迷產生共鳴?    塞希爾·比頓是當時才華橫溢的攝影師,也是一名視覺形象師,曾經參與《窈窕淑女》中的人物造型設計。他曾經在1954年11月期的《VOGUE》雜誌上撰寫了一篇關於二戰後歐洲的文章,其中衷心地讚賞了我母親的偉大。    鳳凰浴火之後的涅  重生總是讓人難忘,在歐洲有這樣的傳說,如果皇后在風華正茂的時候死去,那麼她們就能夠得到重生,擁有一個新的迷人外表,受到萬眾的敬仰。儘管悲觀主義者們預言,戰後的歐洲不太可能會出現一個符合理想主義者審美標準的女性形象,但是一個新的女性形象借助奧黛麗·赫本小姐復活了。所有人都必須承認,奧黛麗·赫本的形象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她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現代精神。她身上帶有來自法國的浪漫氣息,又有著比利時人的堅忍不拔,她帶著濃重的英國口音,擁有貴族氣質,然後依靠個人魅力演繹了一個經典的美國式成功案例,她是我們這個時代浪潮最完美的代言人。在二戰之前,我們似乎從來沒有看到過像她這樣的女人。當然,也許我們身邊曾經有過類似的女子,但是我們都把她們當作是法國革命中大踏步走在浪漫主義革命最前端的那些野孩子,也許還會對她們嗤之以鼻。將奧黛麗·赫本當作偶像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需要,這一點從如今社會上所有人都在模仿奧黛麗可以得到證明。無論你走到哪裡都會看到一些消瘦的女子,留著細碎的短髮,臉色蒼白,然而她們並沒有模仿到偶像的精髓。奧黛麗·赫本有著大而深邃的眼睛,深色的彷彿東方人的眉毛。她的五官不僅漂亮,而且更能夠顯示出她的個性:她的鼻樑和長度相比顯得有些窄,圓形的鼻頭配上兩個鴨嘴獸般的鼻孔,她的嘴巴有些寬,下嘴唇中間的凹隙顯得有些明顯,這使她不符合古典美的審美規範,她的下巴雖然精緻美麗,但是和她略顯誇張的寬大下顎骨並不相配。從整體效果來看,她的臉似乎有些太過稜角分明了,但是在她獨特的氣質下,所有的缺點都蕩然無存了。她就像意大利畫家莫迪裡阿尼筆下的人物畫,各種各樣誇張的扭曲不僅僅是使畫面變得更有趣,也從整體上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形象。  在這張孩子般純真的面龐之下,是她優雅細長的脖子,她的頸背總是挺得筆直,使她看上去要比實際更高挑,這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她長期接受芭蕾舞訓練的結果,雖然戰爭使她錯過了成為一名芭蕾舞演員的機會,但是她仍然保留著那種獨特的高雅氣質。奧黛麗能夠完成很多雜技般的動作,這要感謝她那經過芭蕾舞訓練後的柔軟身體。  奧黛麗·赫本就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一個來自巴納多孤兒院的小男孩。有時候她看上去非常疲憊,甚至出現了在她這個年紀不應該出現的黑眼圈,她的臉頰也顯得非常蒼白,皮膚乾燥沒有彈性。她是一個被戰爭傷害過的孩子,心裡留下的陰影永遠也抹不去。但是她從來不把這種痛苦帶給愛她的人們,她總是向大家展示著她的美和快樂。  很少能夠找到一個像奧黛麗這樣具有與生俱來明星氣質的年輕姑娘。在她獲得巨大成功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喝彩、崇拜和愛戴。功利的好萊塢需要找到一位新的皇后,而越來越成功的奧黛麗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雖然她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角色。她的聲音非常特別,語言的節奏也很有個人特點,很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自她出道以來,到最近的幾個月,奧黛麗憑借自己的天賦和努力已經成為全美國的偶像,她在受眾心目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高。聰明伶俐、充滿夢想、熱心和善、坦白直率、機智卻不狂妄自大、溫柔卻不多愁善感,奧黛麗是二戰之後出現的最有前途的戲劇天才。從她散發出來的這些迷人特性來看,將奧黛麗視作我們這個時代完美女性的代表,實在是實至名歸。    —摘自《塞希爾·比頓眼中的奧黛麗·赫本》   《VOGUE風尚》1954年11月1日    這不是一些精明的包裝手段或者是某一部電影上映前的宣傳攻勢,也不僅僅是那些影評人或者導演認為母親具有驚人的天賦,事實上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幾乎所有人都喜歡母親。這篇文章寫出了母親內心的聲音。     
第三章 往事難忘第8節 母親的信仰   
赫本,1960年。       
  母親一直遵循自己的信仰,她相信簡單的力量。不管是拍戲、出席派對還是處理人際關係,當她需要做出決定時總是說:「做那些最需要你做的事情,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麼。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麼都得不到,而且會把你的生活搞得複雜勞累。」  不管去哪裡母親都喜歡步行,這似乎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她步速極快,我們總是不得不連跑帶顛地跟著她走。有一天我忍不住問她為什麼總是健步如飛走得那麼快,母親回答說:「我只是想盡快到達目的地,所以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後來母親又告訴我這可能是因為她母親走路總是慢悠悠的,讓母親難以忍受。所以她走路的時候就會刻意走得很快。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母親談論起我喜歡的一個女孩,不幸的是,這個女孩更喜歡另外一個男生,或者也許她兩個都喜歡,這種情形困擾著我,儘管我並不是第一次為這種事煩惱。母親靜靜地聽我說完了整個故事,思考了一會兒對我說:「你最好把精力放在你的學習上,因為如果你沒有通過考試,那麼你很可能要遭受兩次打擊。」  母親內心最信奉的原則就是簡單,這種信仰能夠將任何事情都還原到本質:真誠、善良、慈愛。這是母親靈魂深處的準則,她將這種信仰帶到了家中,感染了我們每一個人,讓我們觸及到了心靈深處被隱藏得很深的那種情感。  在電影《黃昏之戀》中,母親和加裡·庫珀扮演一對情侶,庫珀的角色是一個富有的花花公子,他不願意為了一個女人而停留,總是急於尋找下一個獵物。兩個人雖然彼此還深愛著對方,但是卻不得不在火車站分手。在分手前她顯得非常的冷靜,因為她想要讓他相信自己與他一樣的堅強和獨立,並不會因為分手而感到痛苦。當列車緩緩開動後,她的眼睛中閃爍著淚光,可是她嘴裡還在說著關於其他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的軼事,說著那些人是如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事實上那些人根本就不存在。這時候火車開得越來越快,她在站台上奔跑,淚水在她的臉頰上流淌。火車的汽笛聲很大,她必須大聲喊叫才能讓他聽見自己的話,她還在努力使他相信自己會過得很好,雖然大家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最後他將她抱上了火車,他們擁抱在一起,電影就此結束了。  劇本是這麼寫的,可是真正讓這一幕發光發亮的卻是母親在台詞和人物上的挖掘。只要你願意去深入地體會,你就可以感覺到更多。  在電影中,她發自內心地希望他能夠繼續自己喜愛的浪子生活,做他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希望一切可以再來。當她說出再見的時候,一邊要決絕,一邊要努力地掩飾自己的絕望和傷心。母親的表演非常成功,這個鏡頭成為很多影評家心中的經典。她找到了一種方式將劇本中不存在的痛苦和自己的遭遇聯繫起來,獲得前所未有的融合,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出色的劇本,出色的理解,出色的演技,也許還需要有出色的面部肌肉控制能力,可是對於母親來說,這並不難。只要你經歷過,感受過,你就可以表演出來。生活本來就是一場充滿喜怒哀樂的戲劇。  雖然母親不是任何一個教派的狂熱追隨者,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信仰,並且終其一生都非常虔誠:她信仰愛,信仰自然力量的奇跡,信仰生命中的美好。息影之後她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這項工作讓她能夠將自己的信仰貫徹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生活日復一日,慢慢的會給我們帶上腳鐐,讓我們變得躡手躡腳,可是「死過一次」的經歷卻可以幫助我們掙脫這樣的桎梏,讓我們明白,什麼值得我們去為之付出,什麼卻不值得。雖然母親自己並沒有留下童年曾瀕臨死亡的任何記憶,但是來自外祖母的訴說讓她記住了這段經歷,我想這是母親一生都保持謙遜待人的根源。  我從來沒聽她說過:「這個我已經做了!」「那個我也做過了!」在她生命最後的一段,一直在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我聽到她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可以做一點……」我從來沒有聽母親說最喜歡自己的某一個角色。當人們追問她這個問題時,她總是顯得很害羞,每次都說是大家的努力帶來了最終的成功。  貝西·安德森·斯坦利曾經寫道:「經常保持笑容,贏得智者的尊敬和孩子們的喜愛,獲得最嚴厲的批評家們的欣賞,容忍那些所謂朋友的背叛,學會欣賞美麗的事物,發現身邊人的優點,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夠留下一個健康的孩子、一座小公園或者曾經對社會環境做出過貢獻,瞭解到你的存在至少能夠幫助一個人生活得更加輕鬆,這就是成功了。」用斯坦利女士的標準來衡量,我母親的一生完全可以稱得上成功。她選擇了當一名演員,獲得了大眾和批評家們的欣賞;然後她選擇了成立一個家庭,為愛她的人留下了兩個健康的孩子和美好的回憶;當她的孩子們都長大開始自己的生活時,她又選擇了去幫助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選擇了回報社會。這是一次重要的選擇,通過這個選擇她治癒了跟隨自己一生的那個傷疤—世界上永遠都會有悲傷和痛苦。     
第三章 往事難忘第9節 做赫本的兒子   
1964年9月5日,父母和我抵達羅馬機場。       
  經常會有人問我,有這樣一位著名的母親是什麼感受。我總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親,然後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這之後,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員。這一點直到母親去世之後,我才意識到她是一位多麼不同尋常的演員,她對於我們的影響有多深多廣。這麼多年來,那些喜愛母親的影迷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很多人從孩提時代就開始看母親主演的電影,時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會在母親的忌日自發地組織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我想這是對母親多年來努力工作的最好認同。  雖然母親是大明星,但我和盧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樣成長,我們並沒有在「好萊塢」度過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說我們的住所,也是說我們的生活。母親從來不在家裡放自己的電影,對她來說電影的拍攝結束了,就是結束了。所以我們並不是成長於一個演藝家庭。我並沒有在到處充斥著電影製作人的環境中長大,我也沒有和他們的孩子一起上學或者玩耍。  我出生後的頭幾年是在瑞士度過的,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個村莊學校讀書,我的朋友都是農民或者學校老師的孩子。在我上學的路上有一家孤兒院,那兒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還記得有一年冬天,半夜裡我被一個好朋友叫醒,他父親飼養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們都很好奇想去觀看。我們在冷風中狂奔,風打在我們的臉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內心卻是喜悅的,到現在我還能夠想起那種感覺。我另一個好朋友就住在我們家邊上,他家的花園和我家的花園緊挨在一起。我們把兩家花園之間的柵欄挖出了一個缺口,那時候我經常在他的閣樓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幾個小時,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車玩具,是他父親製作的,這讓我眼紅了好久。  當我們搬到羅馬居住之後,我開始在當地的法語學校讀書,我的同學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親每天都會去學校接我。有時候會有一些攝影記者在學校門口,一開始他們叫我「明星的兒子」,不過當他們發現,個兒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當好時,對我的稱謂和注意力又都改變了。我想我從來沒有受到這種問題的困擾,我也從來沒有思考過為什麼狗仔隊總是會出現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我覺得我的母親非常漂亮,如果他們願意給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親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麗,不管是外表還是內心。  自從我開始讀書之後母親就不再接拍電影,因為我需要按時上課,不可能在她拍戲的時候去看她。當我弟弟盧卡開始讀書的時候母親也作了相同的選擇,那時候我已經離開家去寄宿學校讀書了。  「當時我必須做出生命中的一項重要決定。」母親在1988年3月接受採訪時說,「放棄電影或者放棄我的孩子。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容易做出的決定,因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當我的大兒子讀書的時候,我不能夠再像往常拍戲時那樣把他帶在身邊,對我來說這是非常苦惱的一件事,因此我決定暫時停止接拍電影,我願意回到家中和孩子們在一起,這讓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裡,一個人咬著指甲發呆,事實上和其他的母親一樣,我為我的兩個兒子驕傲。」  當她帶著我去買書或者買足球鞋時,我是多麼地高興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讓我體會到自己對她是多麼的重要,這一點讓我非常感動。     
第三章 往事難忘第10節 出任親善大使   
1966年,在我們西班牙的家,在最後一次那裡和父母過生日。       
  在出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前,確切地說是在出訪非洲幾個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之前,母親一直都為幼年失去父愛和第三次懷孕失敗的悲痛陰影所困擾,無法自拔。  她曾經告訴我們,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親的懷抱中總會感到一種空虛的悲痛,她是多麼希望父親能夠出現,這樣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樣享受到父愛的溫暖。那時候她總是希望父親還活著,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某一天會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作為一個孩子,她的這種願望是出自本能的,母親實在無法擺脫這種困擾。這也是為什麼在她與我父親、盧卡的父親離婚之後,都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聯繫,因為她想盡力讓我和盧卡在盡可能完整的家庭關係中健康成長。  從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開始,她就非常喜歡孩子。母親曾經說:「我從小就喜歡小孩子,喜歡親近他們,也許這是我與生俱來的。我曾經在農貿市場裡試圖把別人家的孩子抱出嬰兒車,弄得我母親非常尷尬。我生命中的夢想之一就是擁有自己的孩子,我現在擁有兩個出色的兒子,這讓我很幸福。人們不僅有被愛的需要,同時也有付出愛的衝動,這也是一種需要。」  在母親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夠給她帶來極大的樂趣,也是治療她童年創傷的一劑良藥。當她由於身體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時,幫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夠讓她感覺快樂。有一段時間,「捐助疲勞症」成為很多人道主義者的口頭禪,他們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錢,而不願意為那些孤兒考慮更多,母親為此曾經多次在聯合國的會議上大聲疾呼。「捐助疲勞實際上就是同情疲勞,對於今天那些在發展中國家受苦的人來說毫無幫助。沒有什麼比一個母親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死去卻無可奈何更悲慘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裡母親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難的孩子,每次見面她對我們的關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幾秒,然後話題就轉移到如何幫助那些孩子們。  據我所知,是羅伯特·沃爾德斯向母親介紹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宗旨和工作,在母親生命中最後的12年中,沃爾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親應她的表哥、前荷蘭駐葡萄牙大使范烏弗爾德的邀請,和沃爾德斯一同前往澳門參加了一個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募捐的音樂會。母親在音樂會開始前的慶典上作了演講,她對孩子們發自肺腑的愛深深打動了當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高級總裁詹姆斯·格蘭特,格蘭特先生當即向母親發出邀請,希望她能夠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母親接受了這個邀請,從格蘭特先生那裡領取了象徵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親開始了她作為親善大使後的第一次訪問,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亞。     
第四章 他們中的一員第11節 病痛   
1967年在紐約       
  由於從小接受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教育,母親並不喜歡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願意讓孩子們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盧卡對母親的病都一無所知,不過羅伯特一直陪在母親身邊,他對此非常瞭解。他們曾經在瑞士請很多專家檢查過,但是每一次的結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親受邀將前往洛杉磯參加一個紀錄片的拍攝。母親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接受一次徹底的檢查。  當我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看到母親的時候,她顯得非常疲憊,神情也相當緊張。多少年來,母親一直只乘坐經濟艙,有一段時間,她和羅伯特會互相為對方購買商務艙機票作為禮物互贈,一起去旅遊度假或者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頭等艙,那還是因為身體的不適和羅伯特的強烈要求。  母親認為,在一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在忍饑挨餓的年代乘坐頭等艙簡直就是一種犯罪。同樣,母親認為汽車也只是一種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們家並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樣擁有諸如法拉利一類的豪華跑車,車庫裡只有沃爾沃和奧迪,母親信賴它們。  母親幾乎不自己開車,這一點讓我很奇怪,雖然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羅馬,並不是每個女人都會開車,但是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她這個問題。在我記憶中,母親剛剛拿到駕駛執照,我父親就送給她一輛雷鳥跑車。但有一天母親拍完戲後自己開車從攝影棚回家,一個女人開車從後面撞上了她,雖然很顯然那個女人應該負全部責任,但是她卻相當的蠻不講理,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母親頭上。  母親回家之後將這件事告訴了父親,父親相當憤怒。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那個女人在得知母親的身份之後決定起訴母親,她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通過與名人打官司讓自己也變成名人。這件事以後,母親決定賣掉那輛跑車。對車禍的恐懼、人性的卑劣導致的失望和憤怒,讓母親從此不再自己開車。後來再談到這件事時,母親說:一個好司機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質,但是她不具備,並且也從來沒打算具備,所以她不能成為一個好司機,也就放棄了開車的想法。用現在人的眼光來看,母親也許有些偏激,但是在那個年代的羅馬或者巴黎,開車確實是這樣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場小規模的戰爭。  1992年,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來越緊湊。由於所有的機票都由基金會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沒有直達航班,所以母親和羅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轉機。雖然羅伯特樂觀地認為這種將長途飛行分割成若干個短途飛行的方式能夠緩解疲勞,並且減少時差的困擾,但是這種方式卻將整個飛行路程拉長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剛從發展中國家回來,馬上又要到一些發達國家做宣傳報道。在那裡母親會接受一些採訪,向人們講述她在那些戰亂或者饑荒橫行的地區看到的悲慘景象,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些募捐活動。他們兩個人一年的生活幾乎都由這兩種活動組成,中間會有幾個星期的間隔時間讓他們習慣時差的變化,然後重新上路開始下一段旅程。  這樣的疲勞工作對母親的身體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樂此不疲。每次回來她都會向我們講述她所見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們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憫,她對那些國家的政府對待兒童的行為感到不解。有人曾經問她,很多不幸事實上都是由當地的政府與反對派武裝之間的常年征戰造成的,而這些政治層面上的問題依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不可能解決的,既然如此為何還要不遺餘力地為此奔走呢?母親面對類似的問題總是只有一個答案:「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廳裡,突然聽見街上傳來一聲恐怖的尖叫,隨後是汽車猛烈的撞擊聲,你的心臟彷彿都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你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街上,發現一個孩子被車撞了,倒在血泊中。這時候你不會停下來去考慮到底是誰錯了,是司機的車開得太快,還是孩子突然衝上馬路追逐他的皮球。這時候你應該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趕緊送他去醫院。」  母親從索馬裡回來之後,我們每個星期都會通電話,每次都要聊很長時間。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平生第一次從她的聲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對我說,她剛從地獄回來。我想要她說得更詳細些,但是母親不願意在電話裡說太多,她說到了洛杉磯之後會告訴我更多的事情。  在洛杉磯,母親告訴了我她心中的憂鬱。她在上百萬索馬裡兒童的臉上看不到任何對未來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們對食物的渴望。索馬裡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的基礎建設。其他一些國家也有不幸的兒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們還有能力去夢想明天,因為在那裡有醫院、有學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繕就可以發揮作用,但是索馬裡的首都摩加迪沙,沒有醫院,沒有學校,也沒有公路,那裡幾乎什麼都沒有。  母親總是說,和平也應該成為我們好好學習的一門學科。「我們經常研究戰爭,甚至在大學裡還有專門教授戰爭知識的學科,如果也有一個地方可以教我們如何去創造、保持和平,那該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學。」  每年聖誕節,當我們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母親都會講述她的那些故事,關於她的旅行,關於那些孩子,關於那些訪談,還有關於當她在美國國會作演講時的緊張。  「那些議員都是很好的人。」母親說,「想要解決埃塞俄比亞的問題並不容易,因為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並不僅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麼簡單,不過讓我感到滿意的是,在我前往國會演講之後,美國政府增加了對埃塞俄比亞的經濟援助。」  母親從不會將這些事情的功勞自包自攬,通常都是羅伯特在母親說完之後忍不住又補充,豐富整個的畫面。「她只往國會議員面前一站,說了自己的看法。然後美國政府就追加了6000萬美元的援助。」每次聽他們說起這些事情,我們都感覺很驕傲。然而當餐後的談話結束,大家開始總結過去的一年時,我們會發現母親又將整整一年時間都投入到了這份額外的工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勞和憔悴,總會試探著問她:「你什麼時候會和羅伯特去度假?」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無法說服她停下來,我們只是希望她能夠在緊張的工作間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然而即便是這麼微小的願望都沒有得到滿足。  洛杉磯的醫生對母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但是他們也無法得出確切的結果,醫生建議,這個時候需要使用腹腔鏡檢查。1992年11月1日,母親在西奈山醫院接受了腹腔鏡檢查,兩個小時之後,醫生來到候診室告訴我們,他們在母親的腹腔內發現了癌細胞,並且癌細胞已經開始擴散,據他們推測,癌細胞最先可能是在闌尾附近生成的。沒有人能夠斷定這一點,因為腹腔鏡無法直接看到闌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裡,我們對這個人體內已經退化的無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卻殺死了我的母親。在闌尾這個小小的器官裡,是積攢了我們的肉體無法消化的食物,還是堆積了我們的靈魂無法彌補的創傷?  醫生估計大約五年前母親就已經患上了癌症,不過癌細胞在母親的體內繁殖得很慢,在發現的時候腫瘤並不大,然而壞消息是癌細胞在母親體內已經開始擴散。導致母親經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腫瘤壓迫了她的迴腸,使得這個起到吸收營養物質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壓力而無法正常工作,不能夠讓食物通過從而導致痙攣。醫生切除了母親的一部分迴腸,希望這能夠減輕她的痛苦。  這些太過專業的醫學術語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手術後我們一起去特別病房探望她。我們並沒有告訴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親似乎察覺到了什麼,她知道這一次她病得很嚴重,甚至比在索馬裡被一種不知名的小蟲咬傷那次更危險。那一次母親被懷疑染上了當地一種非常可怕的傳染病,醫生對她使用了一種藥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幫助她脫離危險,即便如此母親還是受了很大的罪,回來之後她曾經對我說,讓我保證無論如何都不會在任何人的勸說下服用那種抗生素。  在為成千上萬個飽受飢餓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後,母親卻發現她自己不能吃飯了。為了治癒她的癌症,醫生要求她必須完全不經過消化道吸收營養,這就是說,母親將通過靜脈注射一種黃色的營養液來維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親曾經向我們描述過那些在難民營中等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的孩子們,在他們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寶貴的。我們也曾經看過母親從非洲帶回來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邊緣的孩子甚至因為嚴重脫水,不能夠直接進食,只能暫時通過靜脈點滴維持生命。現在母親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我們必須等待母親開刀後的傷口癒合,然後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學治療。我們全家人安排了時間表,輪流去醫院陪她。我經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後回到我的辦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處理好,接著就開始瀏覽各種關於癌症治療的信息,給每一個癌症康復中心打電話,瞭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學的治療方法,一忙就是幾小時。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現在在癌症治療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療法從60年代開始基本就沒有任何的改變,也就是說整整30年人類在與癌症的鬥爭中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步。60年代,聽起來幾乎和中世紀一樣遙遠。     
第四章 他們中的一員第12節 遠離家的家   
星期天與母親及安德烈在羅馬的市場       
  一星期之後,我們把母親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爾德的家,母親每次來洛杉磯都會住在那裡。  母親第一次來洛杉磯的時候就認識了康妮,那時候母親剛剛拍完了《羅馬假日》。後來康妮嫁給了傑瑞·沃爾德,一名高產的很有創造力的電影製作人。康妮和母親是一輩子的朋友,我們經常去康妮家吃飯,就好像一家人,飯後她們總是互相搶著去洗碗。康妮管母親叫「盧比」,這是當時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樓上樓下》中一個女僕的名字,這個角色相當專制粗暴。母親對此辯解說,作為客人,她至少應該有權利去洗碗。她們總是一起做飯,大聲取笑對方,也像親人一樣深深地愛著對方,對母親來說,這裡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個家。這一次,回家對母親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日子裡,能喝到朋友親手為你熬製的雞湯,不僅是身體得到了最好的照顧,心靈上也得到了難得的放鬆和平靜,這裡就是一個避風港。  接下來母親開始接受第一次化學治療,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沒有任何的副作用,我們都覺得母親可以順利地在一周之後接受第二次化療,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幾天之後她的迴腸又發生了梗阻,這一次疼痛是如此劇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藥仍然於事無補。白天我們陪著母親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們則圍坐在她的床邊,陪她一起看電視,有時候是輕鬆幽默的肥皂劇,有時候是科學探索頻道的紀錄片。母親說她最喜歡這兩類電視節目,因為紀錄片讓她相信自然界確實存在奇跡,而肥皂劇則提醒她不管發生什麼,生活總是充滿快樂的。  化療之後,醫生通知我們,他們希望母親能夠盡快回到醫院裡去。  1992年12月1日,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們準備把母親送回醫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療。每個人都很忙碌,準備自己能做的,這讓我和母親有時間單獨在她的房間裡相處一會兒。我幫她穿好衣服,她當時已經非常消瘦,衣服幾乎將她完全包裹住了。母親轉過身來看著我,眼眶裡充滿了眼淚,她非常用力地擁抱我,我能聽見她的啜泣。母親在我耳邊輕輕地說:「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麼站著,用我全部的力氣把她抱在懷裡,但是心裡卻一陣陣的無力。  我安慰她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會一直陪著她走過這些困難的,而且我還保證,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盡頭,我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她。我並沒有絕望,只是想幫助她鼓起勇氣。在我記憶中,這是母親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麼真實地表現出她的恐懼。我還小的時候,就經常和母親討論生與死的問題。母親總是很坦然,所以,當她僅僅在內心發生了絲微的變化,還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我就察覺到了。作為一對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臍帶將我們一直聯繫在一起。有人說,父母和孩子在某一個時刻會發生角色的互相轉換,也就是孩子有時候會充當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這個時刻到了。  我們都知道情況並不容樂觀,但是母親和我不願服輸的精神讓我們勇敢向前看,充滿希望,堅信奇跡的發生,就像一對純真的孩子,心懷美好。  我開著那輛1973年出廠的白色別克敞篷車送她前往醫院,而狗仔隊在家門口已經等了好幾天了。從我記事開始,狗仔隊就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們是外出吃飯還是週末郊遊,不管是母親接我們放學還是帶我們購物,狗仔隊都會跟著我們,特別是在羅馬。我仍然記得有一次我坐繼父的車去參加一個週末午餐會,繼父從一出家門就把車開得像飛一樣,我從車後窗看到後面緊追不捨的狗仔隊和飛速倒退的景物,心撲通撲通亂跳,疾馳的車速和不速之客讓我感覺來到了賽車場。我也不會忘記有一次母親帶我去托斯卡納地區一個中古世紀的小鎮,參加當地舉行的一個芭蕾舞戲劇節。那時候我剛剛結束了我的第一份電影工作,這份工作幾乎延續了整整一年,為了不讓別人看出我只有18歲,我特意蓄起了鬍鬚。狗仔隊發現了我們,一晚上都在追拍我們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報紙的版面,下面還配上了說明文字:奧黛麗·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愛人。當看到這份報紙時,我和母親都笑了,好在這些狗仔隊沒看出來我是誰。母親開玩笑說:「如果把『最新』兩個字去掉的話,他們這次的報道倒也不算錯。」  這次事件之後,母親開始擔心狗仔隊頻繁的出現會影響到她和整個家庭的私生活。母親也知道對付這些記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覺得這些全都是因為自己最初的選擇,責任在於自己。因此你從來看不到母親粗暴地對待這些新聞記者,反而母親在他們面前永遠保持著禮貌和優雅。  自從母親患病以來,那些不負責任的媒體總是毫無根據地胡說我母親是多麼地垂危,沒有康復的可能等等。這些讓我們,包括母親都格外地憤怒,連我們這些她最親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隊是怎麼知道的?幸運的是,我們這次成功了。之所以選擇開我的車送母親去醫院,是因為我們確定沒有人相信奧黛麗·赫本會乘坐如此一輛老邁破舊的老爺車去醫院。我們的冒險成功了,母親躺在車的後座上,狗仔隊們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車裡,他們目送著我們開上了前往醫院的公路,並沒有人跟蹤我們。  母親被推進了手術室,我們又開始了一次等待。手術開始還不到一個小時,醫生就把我們叫進了緊挨著手術室的手術準備室。他告訴我們,癌細胞繁殖得非常快,現在他已經無能為力,手術不能進行,他只能將母親的刀口縫合。他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母親沒有多少時間了。當這些話從醫生的口中說出的時候,我們感覺似乎時間都停止了。羅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個人啊。」  我能夠感覺到內心的抽搐,但是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母親應該已經從麻醉中醒過來了。我做了一個深呼吸,推開了特別病房的門。她看起來很平靜,母親從來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經受不必要的痛苦,我們曾經有過約定,必要的時候會選擇安樂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邊,她看著我,微笑,告訴我剛剛有幾個瘋狂的婦女來過,她們把母親搖醒之後問她是否參加了總統大選的投票,那時候克林頓已經成為新一任的美國總統。母親告訴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國公民,並沒有選舉權。後來一個醫生講師帶著他的學生也來了,他們吵醒了母親,一群年輕的未來醫生還對母親的刀口指指點點。  醫院對於母親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安心養病的地方了,甚至連安靜都沒辦法給她。聽完母親的訴說,我感覺我的血液都湧到了嗓子眼,不過我知道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  平靜下來之後,我把醫生告訴我們的話都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顯得很平靜,只是說:「有點讓人失望!」我握著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來是如此的渺小。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天就是母親去世的日子。我們一起平靜地坐在那間特別病房裡,手握著手,誰都沒有說話,但心裡想著同樣一個問題。  也許現代醫學能夠提供最好的幫助就是:及早檢查及早診斷。這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給我們的時間,而不是突然得知深愛的人逝去時的震驚和悲痛。  所有人的情緒都跌入最低點,接下來的兩個月是痛苦的,同時也是幸福的。我們不再等待什麼了,我們也沒有任何的疑慮或者苦悶。我們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間的愛表達出來,每一天都顯得那麼寶貴,我們全情地付出,也許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後一天了。  我們在瑞士的家庭醫生經常說:「如果你活得快樂,那麼你也會死得安詳。」這兩點母親都做到了。  我們回到了康妮的家,幾星期後,母親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紀梵希送來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飛機送我們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親一生中都不喜歡炫耀,這種高調的生活方式從來沒有在我們身上發生過,其實母親完全有能力也購買一架私人飛機,但是她從來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不管如何,這次飛行讓我們很興奮,因為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母親出院之後我們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過聖誕節,但是如何帶著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際旅行讓我們頭疼。當我把休伯特的建議告訴母親時,她的眼睛裡滿是喜悅和感激的淚花。她催促我給休伯特打電話,我撥通了電話,把話筒交給母親,她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法語不停地說著:「休伯特,我太感動了。」  掛上電話之後母親興奮得就像個孩子,也許是休伯特的話令她難以置信。「他對我說,在他生命中,我意味著全部。」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相互的。     
第四章 他們中的一員第13節 紀梵希與母親   
《龍鳳配》試裝照       
  休伯特·紀梵希不僅僅是母親多年來各式禮服的提供商,也是現代好男人的經典形象。「想要做一個紳士,你必須首先做一個溫文爾雅的男人。」母親總是這麼教育我們,這句話用來形容休伯特再恰當不過了。他們兩人一起創造了母親清新脫俗的形象,創造了一個奧黛麗·赫本的審美品位。她將他設計的服裝視作美麗的花瓶,能夠讓田野上普通的花朵變得更加美麗;而他則把自己設計的服裝看作普通的花瓶,在花朵的天然美麗襯托下才顯得引人注目。作為他們兩人合作的結果,母親總是被視作世界上最高雅、最有品位的女人。事實上,高雅源自於他們二人內心的價值觀,這並不是刻意營造出來的,而是由于謙遜品德的自然流露。  休伯特經常開玩笑說,母親即使只是披著一個裝土豆的口袋,也能夠顯露出高雅的氣質。然而正是這個詼諧的傢伙為母親設計出了那條經典的黑色連衣裙。那簡直就是一件靈魂放大鏡,它看起來彷彿是保守風格的禮品包裝材料,然而卻能夠完美展示母親內心的品質—平凡中的高貴。當母親穿著這條裙子出現在全世界面前時,無論男女老幼都喜歡上了這個形象。不論是中年婦女,還是年輕的姑娘,都想擁有這樣的裙子。  母親一直認為,每個女人都應該找到一種最適合自己的穿衣風格,在這個風格的基礎上,根據時尚流行和季節變化去裝點修飾,而不是做一個時尚的奴隸,不停地模仿某個明星的樣子。她總是告誡我們應該穿樸素隨意的衣服,而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穿衣哲學是:「穿著休閒夾克衫出席一些要求正裝的場合,要比穿著正裝出席一些非正式場合好得多。」  母親的時尚哲學與那些老派的紳士非常相似。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位紳士數十年如一日地鍾愛某一種風格的服飾,但是很少看到有女人會這麼做。根據這個原則,母親選擇出席各種場合最合適的衣服。拍電影的時候,母親也是這麼做的,在研究角色時,她總會考慮在這樣的場景下,應該穿什麼衣服最合適,而不是簡單地穿上工作人員提供的服裝。  不過在與休伯特合作之後,母親不再需要為自己的衣服擔憂。對母親來說,服裝最重要的不是款式,而是質地。古巴人有一句諺語:「便宜的東西往往會花掉你更多的錢,而昂貴的東西往往會替你省錢。」便宜的東西雖然一開始幫你節省,但是往往使用壽命卻比不上貴一些的東西,當然,貴的東西必須是因為它的品質好,現實中有太多雖然貴但品質一般的東西。  鞋子對母親來說同樣很重要,與衣服相比,鞋子材質的品質更重要。母親總是說,鞋子最好能夠比腳大半號,再加上舒適的材質,才能算是一雙好鞋,因為過小的鞋子長時間穿著會對腳造成傷害。薩爾維托爾·費拉加莫是當時最著名的鞋子設計師,也是母親的好朋友。在他的自傳中他曾經寫道,當他看到一雙腳為了迎合所謂的時尚而不得不擠進一雙併不合適的鞋裡受盡折磨時,內心深處是多麼的痛苦。這也許就是他能夠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鞋子設計師的原因。他設計鞋子的動機很單純,只是想讓穿鞋的人更舒服。某些來自東方的哲學思想認為,腳是儲藏精神和靈魂的地方,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設計鞋子該是一份多麼有趣的工作。  「越簡單越好」,這是母親穿衣哲學的精髓部分。休伯特一直記得他與母親的第一次約會。他在工作室裡接到一個電話,對他說赫本小姐正在巴黎,想與他見面,討論一下能否在下一部電影中展開合作。約會很快就定下來了,休伯特後來說他當時一直忐忑不安,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將要約會的、甚至有可能將要合作的是大名鼎鼎的凱瑟琳·赫本。當休伯特打開大門時,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穿著威尼斯船夫外套的小女孩,臉上帶著頑皮的笑容,原來不是凱瑟琳·赫本,休伯特帶著一肚子的驚訝,忍不住笑了起來。後來休伯特告訴我們,他一直記得那一瞬間產生的化學反應,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用頭腦而不是眼睛為母親設計服裝。  風格這個詞現在被大量地使用,對母親來說,風格意味著一種內在美的延伸,來源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他人的尊重,對人類的希望。如果說風格是高雅純潔的,那麼是因為她相信簡單的力量。如果說這種風格是永恆不變的,那麼是因為她相信品質的力量。直至今日,母親仍然是很多潮流追隨的偶像,這是因為她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形象,並且堅持了一生。她從來不是一個潮流的跟風者,也從來不每一季都更換掉所有的衣服。她也喜歡時尚的東西,但是只是把它們當作自己風格的點綴。  「好好照顧你的衣服。」母親總是說,「因為這會影響到你給別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所以她從不穿著誇張顯眼的衣服出席活動。母親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特殊的、與眾不同的大明星,因此她總是保持低調,努力工作,並從中獲得快樂。她的風格就是她為人原則的延伸。母親令人尊敬,不是因為她的外表或者她的風格,而是當你瞭解她之後,你會深深地被她的機智、坦率和百分之百的真誠所傾倒。     
第五章 寂靜的靈魂第14節 索馬裡之行   
1992年在索馬裡       
  索馬裡是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拜訪的最後一個國家,同時,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當時,那個國家正處於最混亂的狀態。母親和羅伯特花費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來準備這次旅行以及籌措資金。但是當她詢問如何辦理進入這個國家的簽證時,有人微笑著給了她這樣的答案:「到那裡不需要簽證,因為那裡根本沒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飛機飛過去,同時祈禱自己乘坐的飛機不會被擊落就可以了。」  本來,全世界的人們還沒有機會直接看到種族屠殺和成千上萬名瀕臨死亡的饑民擠在難民營中的景象。可是,在母親的訪問旅程之後,所有的事情和關注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到了這裡。最後,國際社會採取了一些遲來的和被誤導的措施,試圖制止屠殺等行為。這些場面就是我在電影《超越邊界》中看到的那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儘管母親在索馬裡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經過索馬裡之旅以後,她對於社會不公正的憤恨以及對那些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孩子們的感情卻達到了頂點。她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心中充滿了對於人類自己的仇恨。」她經歷過戰爭,也聽到了世界上懺悔的聲音,「這一切不會再發生了」,可是她為什麼還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事實上這種慘劇還是在不停地重複上演,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時,她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內做出最有意義的貢獻:因為媒體對她依然有興趣,所以也會對索馬裡關注。  我們曾經發誓不讓大屠殺重演。她想告訴我們,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在非洲,這樣的屠殺每天都在發生。大量的人因為飢餓而死亡。難民們並不是被強行納入收容營,而是他們因為自己不能養活自己和養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絕望和極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恥辱,只能把這裡當成最後的歸宿。  我在想,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會不會用鄙視的心理偷偷地想,過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他們還過著這樣差的生活?可是他們無法擺脫這種境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那裡的情況是一種矛盾。一方面他們的戰爭在升級;另一方面他們又幾乎一無所有。離開首都,你就會發現幾乎沒有道路、學校和醫院這些基礎設施,更談不上什麼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在母親逝世之後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國建立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奧黛麗·赫本紀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變這一情況只有通過教育,而我們的「奧黛麗·赫本紀念基金」正是致力於此的。我們的基金會在母親認為最需要基礎設施的四個非洲國家開展教育計劃,這四個國家是:索馬裡、蘇丹、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裡亞。在基金會成立四年後,我們又加上了盧旺達。今天,我們承擔的任務正在增加,我們正在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讓所有孩子上學」計劃,我們的基金會進入了一個新的十年計劃。「讓所有孩子上學」計劃的目的是讓全球一億兩千萬孩子能夠得到受教育的機會。  有人認為,這些國家發展緩慢是因為殖民統治的退出。這種說法是絕對錯誤的。母親說:「首先獲得自由,然後再發展自己。」非洲國家獲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設施都是臨時性質的,更為悲慘的是這裡的人幾乎都沒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這樣的國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過美國,也有基礎設施。他們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這就是殖民地時期的後遺症。  母親在接受採訪或者發表演說時的開場白,通常是這樣一句:「還有什麼比孩子更重要?」她並不是設問或僅作一個姿態,她相信這句話的核心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有什麼,還有什麼比人類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麼比童年時的愛、溫暖、關懷、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  某種程度上,「全球」這個詞只在與「經濟」相聯繫時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當巴西和日本的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候,當由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我們投資在股市上的珍貴財產出現縮水的時候,我們煩惱,我們焦急,我們憂慮,我們束手無策。我們能夠做的,只有等待和觀察。但是,當我們的兒童們正在死於貧窮、飢餓、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母親常常提醒大家,獲得這種生活資料的花費僅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時,我們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觀察」。  她還提醒大家說,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居住的56億人口中,30億人每天花銷不到2美元,2億人花銷不到1美元,15億人連水也喝不上。這意味著,9億人生活在一個世界,47億人則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兩者之比約是5:1。她常常深思,我們能做些什麼改變這種狀況?「他們的孩子死於飢餓,我們的孩子忙著減肥,這就是我們的世界嗎?」  母親在1988年3月說:「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個,它正變得越來越小,人們之間的接觸也不得不越來越頻繁。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義務、有責任去幫助那些一無所有的人。」  她經常提醒人們,只要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總和的百分之一點五就可以消滅這個噩夢。當我們的孩子們發現我們曾錯過了這個如此重要的機會,他們會怎麼想我們?     
第五章 寂靜的靈魂第15節 世界是一個村落   
星期天,在羅馬的市場與母親及安德烈。       
  在我閱讀大量的資料、文章和幾百份報道時,我發現了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先生的一篇演說,母親把下面的部分特地劃了出來。    47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給了400萬美國人工作機會。第三世界的需求和經濟增長正在以我們兩倍的速度發展。目前,這47億人佔有著世界生產總值的18%。25年後,這個數字會達到30%。但是在他們取得經濟發展的同時,他們也在污染著我們的空氣、水和環境。誰將為這一切付出代價?是我們,還有我們的孩子們。環境的惡化必將在人類準備採取措施對付它之前開始影響我們的生活。實際上,這種影響已經開始了。臭氧層的空洞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什麼美國要承受環境問題的衝擊呢?因為美國佔有世界經濟總量的55%,就像日本佔有遠東經濟總量的75%一樣。如果你把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加起來,就能佔到全世界經濟總量的約90%。    她問過:「你痛過嗎?如果有,你一定記得如何用止痛藥去消除疼痛。而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47億人,正在經歷著另外一種痛苦:失去親人、飢餓、病痛、乾旱、戰爭、賣淫、享受不到人權、酷刑等。但是同時,他們也在盡力地維持自己的尊嚴。」    當我看到那麼多人類的災難時,禁不住開始咒罵起平時的自己。但是我確信,無論是沃爾芬森先生還是我母親,在提出這些重大問題時,都沒有任何的諷刺挖苦。相反的,他們是以從那些窮人身上發現的單純和高貴的心態來講話的。  意大利有一句諺語: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村落。母親非常喜歡這句話。無論你到任何地方,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這也是沃爾芬森先生在成為世界銀行行長之後,在過去三年半的時間內走遍了世界上的85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    我瞭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們都是一樣的。無論是中部非洲貧窮的村落,還是巴西的貧民區,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個好的未來。我瞭解到的第二件事情是,那裡的人們都不希望得到施捨。他們希望得到的是機會。  我覺得,居住在貧民區和貧窮村落裡的人們是世界上最高貴的人。我一半的時間都花在了和貧民區以及農村的人們打交道上。實際上他們從來都不是一個需要你憐憫的群體。你也許會因為他們所生活的環境而憐憫他們,但是他們擁有巨大的內在力量。這是以前我所不瞭解的。  我以前也常常旅行,但是只是出沒在賓館飯店或者遊樂場或者其他地方。我從來沒有去過一個農村。我從信件中從來無法得知,一個位列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竟然擁有2000多年的歷史。在歷史上,他們的帝國統治的地域竟然遠達埃及。我從來不知道,中美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果我們給這些人民機會的話,他們會交出令人驚異的答卷。我感到悲觀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之中,蘊含著改變命運的能力,但是卻沒有人去支持他們。我對人民有著超出以往的樂觀。我相信人民,但是卻對世界各國的國會中的爭論有著非常明顯的失望。我們的國會,將事關未來的話題拋開,只關心眼前的選舉話題。這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問題,整個世界都缺乏能夠放眼中長期的領導力。大部分人也不關心,因為他們看不到。  我這些話也許就像曠野中微弱而無力的嘶喊,我的銀行中的10000名同事也是,但是,根據我超過60年人生的經歷,我還是要說,我們現在正在從事的事業,將使得我們子子孫孫的生活變得不同。我絕對不懷疑這一點。    有趣的是,儘管母親深深被這些話打動,但她從來不會把話講到那種程度。她對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非常尊敬,她相信這些人是解決問題的領導者和舵手。母親對自己的能力和責任有著正確的評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辦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麼。人道主義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對她來說是個全新的領域,一門和做演員完全不同的學科。她努力地閱讀相關書籍,勤於思考和請教,直到弄清楚每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她在做演員過程中養成的職業習慣的延續。  我可以大膽地說,相對於那些只是把「人道主義」當作工作的人來說,她已經把人道主義當成了畢生的追求和理想。  然而即使如此,母親在索馬裡看到的一切還是令她異常震驚,她從情感上幾乎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又有誰能接受呢?即便是一名接受過職業訓練的護士,也不可能在面對如此多的人間慘劇時保持無動於衷。  儘管已經出奇憤怒,但是母親內心深處的優雅氣質還是令她保持克制:「我相信這並不是由於整個社會的集體犯罪,但是我相信整個社會都應該為這裡的一切負擔起自己的責任。」母親的意思再明白不過,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都應該為非洲那些瀕臨死亡的兒童負責呢?  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裡·克林頓曾經在她的一本書中引用過一句非洲的諺語: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母親也經常使用這句諺語,她是如此理解的:僅僅依靠父母是不夠的,老師也是不夠的,醫生、朋友等等任何人的個體力量都是不足夠的,只有所有人結合在一起,才能給孩子們一個成長的健康空間。母親的意思是說,照顧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孩子們成長,並不是某個個體的責任。她認為,當孩子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我們必須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消除國家之間政治或者經濟的壁壘,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當今世界,合作趨勢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強烈。歐洲成為了一個同盟,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有預言家浪漫地估計,未來我們的星球會成為一個大聯邦。我們夢想在未來的世界裡,人類不會再受到疾病的困擾,不會再有戰爭的威脅。互聯網的發展使我們可以自由聯絡到電話線另一頭的任何一個人,但是別忘了,世界上還有50%的人還從來沒有打過電話。    母親希望我們能夠為了這個目標一直堅持下去,不應該為了一時的成就而感到滿足,直到我們改變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才可以停下來休息,也許終我們一生也看不到這一天,但是我們的兒子、孫子會繼承我們的事業。否則,我們都會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受到沉重的懲罰,整整一代的孩子可能都會迷失他們的方向。  所有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總和的0.5%就足以幫助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走上正確道路,從此以後他們就可以自我發展走向富裕的生活。相反的,如果我們沒有這麼做,那麼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動盪生活會讓人類付出什麼代價?當一個孩子在到處都是毀滅的環境中長大,我們怎麼可能指望他會信任我們,和我們一起共同創造未來?  母親說過:「如果讓我把所有想說的話用一句話來概括,在我還有呼吸之前我都會說,那些埃塞俄比亞的人民,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幫助他們走出困境,這是他們惟一的渴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彷彿給了他們一把鐵鍬,讓他們有可能挖出一眼井水,灌溉他們的未來,而不是為他們的孩子挖掘墳墓。」  母親說,她在非洲從來沒有看見過乞求施捨的雙手,她只看見這些不幸的人的高貴舉止,雖然他們生活在一個發展極度不平衡的世界裡,無法與來自發達國家的人競爭,但是他們並不怨天尤人,也沒有憎恨生活。  羅比和約翰·埃薩克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攝影師,他們都向我描述了一件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事情。當時在索馬裡的難民營裡沒有人知道母親是誰,他們只是知道,每一次標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標誌的飛機降落之後,都會從機艙中走出一名女子,她幾乎和他們一樣消瘦,她文雅而平和,眼裡飽含著純真和善良。在一次訪問的最後,這位女子在離開前走進了一座簡陋的建築物裡,那兒有許多飢餓的孩子,他們排成長長的一隊,領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給他們準備的食物,當時索馬裡的情況極端惡劣,只能用麥片粥充飢。她走上前去與那位正在散發食物的聯合國官員交談。在長長的隊伍中,有一位小女孩顯得很特別。飢餓使她看起來有些虛弱無力,她焦急地不斷向前探望,當她的目光觸及到那個女子時,她似乎呆住了,也許這個女子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溫柔和母性令她在一瞬間產生了一種衝動。她扔下手中的盤子,向那名女子跑過來,緊緊地抱住了她。這個女子非常安靜,也緊緊地擁住了小女孩。那一刻,感情的需要超過了生存的需要。女孩可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那個神秘女子懷中得到的溫暖和希望。  當羅比和約翰向我們訴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眼中都含著淚。約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在他的相機下不會錯過任何有價值的畫面,可當時他放下了相機,只為了令這一刻只完全屬於母親和這個小女孩,他放棄了拍下一張經典照片的機會。    我們經常談論,生活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母親為自己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驕傲。很多時候,雖然由於長時間的飢餓和疾病使得他們無法挽救這些孩子,但是至少他們可以幫助這些孩子在告別世界時保持心情的平和,不必遭受更多的痛苦。  母親認為,讓一個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的孩子在充滿感情的母親般的懷抱中死去,總比讓他們帶著被虐待、童工、雛妓或者戰爭的記憶死去強,即使這個人並不是他的親生母親。  母親曾經滿懷同情地向我描述過在吉斯邁烏髮生的事情,那裡是她到達索馬裡之後訪問的第一個救助營。一個雙目失明的小女孩沿著救助營邊緣的籬笆摸索著尋找前進的道路,身上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藍色衣服,一大群蒼蠅和不知名的昆蟲圍著她飛來飛去。母親當時震驚了,對她來說,這個小女孩是索馬裡兒童悲慘生活的具體形象,她被這個世界遺棄了。母親試圖去安慰她,去幫助她找到她要走的路。然而一瞬間,小女孩臉上的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也許長時間的苦難和孤獨已經讓她不再習慣別人的幫助和愛護。  母親經常說,設身處地地站在他人立場上考慮問題是一種優良品德。母親一生都在鍛煉自己的這種能力,就像鍛煉肌肉一樣。這也許是她與生俱來的品質,經過她一生的磨煉益發熠熠生輝了。這種非常有價值的換位思考好像一架顯微鏡,使她能夠看到或者感受到其他人比較隱私的感受和靈魂,這對她的演藝生涯也很有幫助。而在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期間,這種能力又成為一個放大器,將那些孩子所遭受的痛苦擴大數倍,令母親感同身受,比如這個失明的女孩就讓母親情緒低落了好久。  母親形容這種狀況為「情緒飢渴」,「一種用食物無法滿足的飢渴」,母親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孩子最為敏感。母親曾經寫道:「來自成人世界的忽視和羞辱可以殺死孩子們的信任,孩子們的希望,和孩子們的想像力。」  母親試圖與這個失明的女孩交流,安慰她的孤獨和寂寞,然而並沒有成功,也許在她的世界裡,只有空虛和痛苦。  也許正是母親內心隱藏的悲傷征服了世界,讓人們喜歡上她。雖然最後她找到了和平和愛,悲傷卻佔據了她一生。她是如何成為我們浪漫世界中最受歡迎的偶像,成為感情世界裡的聖女貞德的呢?她眼睛中的憂傷講述了所有的答案:「我明白,我明白現實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但是請讓我夢想,讓我成為你的安提歌尼(底比斯王俄狄普斯之女, 因違抗禁令而自殺身亡)。」母親從來沒有對現實妥協,她一直保留著自己的夢想:夢想有一天她的父親會突然出現把她摟在懷中;夢想有一天士兵們停止戰鬥,孩子們都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夢想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幸福、快樂。  在發達國家,我們保護人權,但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生命卻根本談不上價值兩個字,孩子雖然是明天的希望,但是由於他們無法自己保護自己,所以他們的處境往往更糟糕。  如今,電視畫面將這些孩子們所遭受的痛苦傳遞到了千家萬戶,這讓母親多少感覺一點安慰。在她從索馬裡回國之後,被問及政治在這幕人間慘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時,母親回答說:    政治對我而言是一種非常難以理解的東西,因為政治的手段非常複雜。我猜測政治的定義是,為人民、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人道主義的意思是為人類謀求福利。對人類遭受的磨難做出反應,也許這才是理想中政治的角色。這是我的夢想,也是我引用下面這個例子的原因。在索馬裡,人道主義幫助這個國家不至於徹底陷入混亂,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化的人道主義必會取代如今那些帶有人道主義作用的政治行為,我希望這一天盡早到來。這也是我希望前往索馬裡的原因之一,並不是因為我能夠做很多,而是因為人們對那兒的情況缺乏足夠的瞭解。如果我能夠讓更多的人關心,能夠為哪怕僅僅一名兒童大聲疾呼,那麼就已經足夠了。     
第六章 和你在一起第16節 一篇演講稿   
  回顧我母親的一生和她所取得的成就,在她為社會所做的許多貢獻中,最令我驕傲的是她為兒童所做的工作。在她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了18個月後,她寫下了本章中的這篇演說。在這篇演說中,你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她的責任感,她的靈魂和她深刻的直率性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   奧黛麗·赫本女士對聯合國工作人員的演講  應「百分之一」發展基金的邀請  1989年6月13日  日內瓦  就在18個月前,當我有幸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名志願者之前,每當在電視上或者報紙上看到發展中國家的那些母親和兒童遭遇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時,我常常會感到無限的絕望和無助。  現在當我再看到這樣的故事時,已經不那麼覺得無助了。因為現在我知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另外一些組織、機構、教會、政府都在努力幫助他們。但是,我們還應該為那些處於危險狀態的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們做更多的事情,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處於僅僅能夠活命的狀況。尤其是我們要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所需的財力上的幫助相對於全世界的花銷來說,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們也明白,拿出不到世界經濟0.5%的力量,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貧窮的情況,使這些人們在今後十年獲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換句話說,人類的資源不存在不充足的問題,不充足的是人們的意願。  人們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是:你真正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做了什麼?很明顯,我的職責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社會瞭解和意識到兒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教育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宗教學家或者文化專家的話,我將能更深刻地瞭解當今世界上的兒童問題。儘管我不是上述任何一種專家,但是,我是一位母親。非常遺憾的是,現在兒童事業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許多兒童處在營養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脅之中。你不用知道確切的數字,只要看看那些瘦小的臉龐和生病中的透明的眼睛,你就會明白他們生活在怎樣的處境中。這些都是嚴重營養不良病症的表現。導致這種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維生素A,這會導致眼角膜受損甚至於部分或完全失明,幾周之後可能就會死去。在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印度、菲律賓和埃塞俄比亞等國,每年會發生有50萬之多的此類病例。今天,實際上有上百萬的兒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脅。毫無疑問,我和基金會的其他志願者在全世界旅行,不只是盡最大力量尋求社會對基金會的資金支持,同時也在向那些地區的人們普及最基本的醫療知識,告訴他們如何撫養他們的孩子。其實每年只需要8美分就能使一個孩子不至於失明,8美分只是兩片維生素A的價格。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約45年前,在剛剛被戰火蹂躪完的歐洲,我是幾萬名飢餓的兒童中的一員,需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援助。戰爭結束,我們從飢餓、壓迫和持久的暴力中解脫了出來。但是我們當時幾乎赤貧,就像現在發展中國家那樣。貧窮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貧窮導致缺乏幫助自己的手段。這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要做的—使人們擁有能夠幫助自己的能力,給予他們發展的援助。在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窮人更加貧困,而最貧困的人負擔則最重。受傷害最大的莫過於婦女和兒童。  與乾旱、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災害不同,貧困並不會常常被媒體關注,因此在世界範圍內也得不到社會的注意。貧窮問題不只在特定的地方發生,它在兩個大陸的貧民窟、棚戶區和被忽視的農村地區廣泛地存在。貧窮問題也不只在特定的時間發生,很多年以來,貧困人口一直持續增長。儘管貧困問題並沒有上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但是卻威脅著上百萬人的生存。貧困問題的發生,也不只是因為某一個原因,但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發達國家工業化生產和這些發展中國家手工勞作的產品差異。  舉個例子說,在非洲,儘管國家進行了改革,氣候條件有了改善,農業產量也顯著增加,但是他們辛苦勞作的所得卻被國際經濟趨勢和農產品價格的猛烈下降所破壞。他們目前被迫要以4倍的錢數來還貸款。但是,在發展中國家裡最貧窮的部分還源於經常發生的挪用盜用資金以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嚴重分配不均。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是為了兒童,而不是為了國際經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正在全球超過100個發展中國家開展工作。在這些工作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遇到了一些國際經濟問題,這些問題不會在金融鉅子的走廊中看到,不會在債券匯率的數據中反映出來,也不會在債務談判桌上發現,這些問題出現在兒童的面龐上。這些問題包括:兒童們正在發育的身心正在受到哪怕是暫時性的貧困的傷害。人類大腦和身體的發育情況,是在5歲之前就奠定了基礎的,而且不會有第二次發育的機會。兒童們今天的個人發展以及明天對於社會的貢獻,都在隱性地被當前的經濟情況所塑造。兒童們也正在付出最昂貴的代價。我們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世界上成百萬的最貧窮的家庭正在把20世紀80年代變成一個饑荒的年代。  今天,承受無節制的借款帶來的沉重負擔的不是軍方,不是那些外國銀行家,也不是那些預支過奢侈生活的人,而是連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缺乏的窮人,是缺乏必要的食品維持健康的婦女,是因為缺乏醫療和營養不良而影響生長發育的嬰兒,是連上學的機會都被剝奪的兒童。當這種影響反映到兒童死亡率的上升時,這簡直就是違反人性的暴行了。這絕對是不正當的。目前,一個共識正在形成,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應該減少,使得發展中國家有能力償還債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夠從沉重無比的債務中解脫出來,同時走上復甦和真正發展之路。  世界人口增長正在逐漸受到控制。變化正在各地出現。但是如果在目前的時刻,我們能夠創造性地利用這個機會,去發現一個新世界並且有勇氣去把這個新世界變為現實,那麼在未來十年裡,我們就很有可能去解決威脅人類的三大主要問題:戰爭、環境惡化和貧窮。  廢除奴隸制度、終結殖民地制度、取消種族隔離、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以及對婦女權利的承認都是當代重大的社會變化。這些社會變化都是從文字上的承諾開始最終變成實際行動的。在20世紀90年代,是我們應該關注兒童問題的時候了。我們的夢想—召開一次國際兒童首腦會議並且簽署一份《兒童權利協定》—一定會變成現實。  現在,每天都有40000名兒童失去生命(到2003年這個數字會是35000),每週死亡兒童的人數是280000(到2003年是245000)。無論洪水還是地震,沒有任何一種自然災害能夠奪走這麼多兒童的生命。導致兒童死亡的殺手是一些悄悄蔓延的疾病,例如骨髓灰質炎、破傷風、結核病、麻疹等。最恐怖的是痢疾引起的脫水症,這是由於飲用不衛生的水和營養不良而引起的。這些疾病其實都是可以預防的。給一個兒童進行預防接種只需要5美元,防治脫水症只需要6美分,每年花費84美分就可以防止兒童失明。為什麼政府寧願花巨資購置軍備,而不願意把錢花在兒童身上?兒童應該是最偉大的財產,是和平的希望。  我必須承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正在進行的一些工作有時讓我覺得很受打擊。當我停下來想到,有許多事情—例如在一夜之間改變這個世界—我們無法做到時,或者當我與一些偏執的憤世者—他們認為貧困和痛苦是這些發展中國家人口過剩導致的—交談時,我常常感到悲哀和失落。要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不是依靠讓兒童們死去,而應該依靠計劃生育和生育間隔。通過給予世界上的窮人更好的生活,給予他們健康、教育、房屋、營養和人權等,可以使人口增長速度降低。這些措施不是免費的,需要付出一定代價,但是這都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承受的,我們可以給予這些國家幫助。中國、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墨西哥已經證明,通過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計劃生育方面的努力,可以降低人口增長速度。  世界銀行預測,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世界人口增長的轉折點,人口增長趨勢從此以後將從增長變為減少。一個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嬰兒死亡率降低之前能夠實現出生率的降低。換句話說,家長應該生育兩個孩子,同時保證這兩個孩子都能生存下來,而不是生育六個子女,只希望其中兩個能夠存活。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要致力於對母親們進行有關如何照料子女的教育。因為,母親是兒童們最好的「保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一切與婦女的健康、營養、衛生、教育、掃盲等有關的教育計劃。  因此,今天我是為那些不能為他們自己要求什麼的兒童們說話:我為因為缺乏維生素而失明的兒童們、為正在被骨髓灰質炎傷害的兒童們、為因為缺乏飲用水而日漸衰弱的兒童們說話;我為世界上大約一億流浪兒童說話,他們為了生存被迫離開家庭,他們除了勇氣、微笑和夢想之外一無所有;我為戰爭中被傷害的兒童說話,他們沒有任何敵人,但是在戰火中卻永遠最先受到傷害。現在的戰爭不再僅限於戰場,恐怖和屠殺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萬的兒童成為了難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陰影下長大。擺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面前的任務,無論是把幾百萬阿富汗難民兒童遣返,還是要教會這些只見過死亡的孩子們遊戲,都是史無前例的艱巨。查理斯·狄更斯說過:「在他們自我存在的小世界裡,沒有什麼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兒童們感知和察覺。」我們可以通過更多的投入來避免不公平的現象,但是面對著這樣不可避免的悲劇時,我們常常望而卻步。為什麼,選擇採用低成本的方式來保護這些兒童?領導人、父母和年輕人—年輕人擁有尚未被歲月模糊掉的純淨的心靈—應該記住他們自己的童年時代,應該去解救那些生下來就面臨沉重負擔的兒童。  兒童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是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我們不止應該保證兒童能夠維持生命的存活,還應該使他們遠離感情的、社會的和身體上的虐待。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設想一個沒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這個設想變為現實,必須靠我們自己。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一個人道主義組織,而不是一個慈善組織。它解決的是發展問題,而不是像福利救濟那樣,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裡分發東西。我去過了埃塞俄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墨西哥和蘇丹等國。在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東西的手,而是沉默卻有尊嚴,以及對有機會自己幫助自己的渴望。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職責是保護兒童,使他們遠離飢餓、乾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們還要面對一個更危險的威脅—「人類對自己的不人道」,即對環境的破壞。人性最黑暗一面體現在污染了我們的天空和海洋,毀壞了我們的森林,消滅了上千的美麗的動物。難道兒童會是下一個嗎?  這是我們要起來反對的。因為僅僅給兒童注射疫苗,或者給他們食物和水已經不足以保護他們了。人類正在破壞我們擁有的最親密的一切和我們生命賴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生存的土壤和我們最寶貴的兒童。只有消滅人類這種破壞的慾望,才能保護兒童。無論是埃塞俄比亞的饑荒,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嚴重的貧困,薩爾瓦多的內戰,還是蘇丹的種族屠殺,我都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那些地方都沒有自然災害,有的只是人類製造的悲劇。而人類解決的方法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和平。  「蘇丹生命線」計劃是個很龐大的工程,也面臨著困難:蘇丹是個遼闊的國家,缺乏基礎設施,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道路網絡、通訊系統。但是,即使這個行動只能達到它一半的目標,就可以說是成功的了。因為它不只拯救了幾千條生命,而且給了蘇丹希望。聯合國將證明,只有和平安寧的環境,才能拯救兒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類生存;只有發展才能讓人們生存得有尊嚴、有未來。在我們的未來,當我們可以宣佈我們已經履行了人類的職責時,這才是我們應該有的未來。  你們「百分之一」基金是百分之百的一個例子。但是聯合起來就是關於愛和人道主義的榜樣。只要我們在一起,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謝謝!     
第七章「永遠」的價格第17節 回家(1)   
1988年,母親和她的奶奶。       
  1992年12月19日,母親最後一次手術後,我們準備回到瑞士。醫生告訴我們,我母親也許做不到這一點。飛機在起飛或降落時,機艙內的氣壓變化會使得她的腸內某個多重閉合破裂,從而導致腹膜炎。醫生說,如果這樣的話,她在一個小時以內便會死於血毒症,然而,我們在拜訪了她的親密好友比利·威爾德和吉米·司徒華特之後,我們還是去了機場。  當我們就要上車時,應該是母親和康妮說再見的時候了。她們倆也都知道是時候了,但是她們也都知道應該怎樣來告別。她們吻別,就像不久就又能見面一樣。她們在草坪前站了一小會兒。儘管只有一小會兒,我還是十分欣賞她們兩個那種從容的優雅表現。  飛機爬升很慢,降落時也是十分平緩,以保證機艙內的氣壓盡可能地逐漸改變。我們必須在格陵蘭島加油,這使得危險無形中增加了兩倍。當飛機的輪子接觸到日內瓦的跑道時,母親輕聲說:「我們到家了」。我知道,這句話對她意味著什麼。這架私人飛機也許是我們體驗過的最有用的奢侈品。  我們在12月20日抵達瑞士。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集中精力準備馬上就要到來的聖誕節。我們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時候找一位家庭醫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於是我們找了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護士,她在色達斯-西奈醫療中心(Cedars-Sinai,美國一家著名的醫學研究中心)工作的時候曾經照顧過母親。我們請她回來並陪伴我們度過這個假期。這對於貝蒂和她的家庭來說,卻是個艱難的選擇。我記得,貝蒂的丈夫曾經來醫院看望我們。從他的眼光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決定讓貝蒂來這裡和我們一起。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聖誕禮物:貝蒂一家把他們聖誕節的美好時光獻給了我們。  每天,我們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親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園裡散步。「和平之邸」是母親在她生命的最後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龍鳳配》之後,我父母搬到了布爾根施托克。布爾根施托克是一個山頂小村,面對著瑞士的盧塞恩鎮。我就出生在盧塞恩鎮。但是那裡寒冷的冬季使得他們很快就打算在日內瓦湖畔另尋一個溫度適宜的居所。母親說,他們當時帶了三明治,把暖瓶裡倒滿茶,乘坐火車從盧塞恩到洛桑去尋找房子,像郊遊一樣。她說她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經告訴過她,那所房子也許要被出售。所以她讓車停在房子的不遠處,站在車篷下觀看。那時正是春天。這所房子是一棟18世紀的農舍,周圍有兩英畝半的果樹。她看到的是滿眼的櫻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紅花綠樹之後。  她記得,看到這座房子,使她有一種蝴蝶在身體內飛舞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回到了家鄉。我非常感謝那些在她身體內飛舞的蝴蝶,它們使她對未來有了美好的期望。  我們家人通常在聖誕節團聚。今年更是這樣,因為這也許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團聚了。母親不喜歡別人為她花費,她也不喜歡送別人華而不實的禮物。她通常會挑一些像鉛筆、橡皮、信箋這樣的小東西。有一次我送給她一個帶香味的蠟燭和一種有特殊香味的洗髮水,她非常喜歡。因為母親不能進食,她只能呆在樓上休息。我們決定取消聖誕大餐,可是弟弟盧卡堅持要維持節日的傳統。而母親也堅持說,她最不喜歡的就是感覺自己成為了我們的累贅和負擔。  在我們開始上學時,母親就停止了工作,因為我們在她拍片期間,只有進行很遠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認為,拍一部電影要花費兩到三個月的時間,這種分離時間太長了。因此她決定暫時停止工作來陪伴我們。她說,如果她當時選擇繼續工作,將可以掙到更多的錢。但是她所擁有的已經足夠今後我們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她常常說很高興沒有過度揮霍自己的形象,因為當她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後,公眾仍然對她感興趣。  因此,媒體對她正在幹什麼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國家看到的和學到的都很感興趣。最令我們著迷的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什麼特別的或者就應該被關注的人,儘管她已經並且正在受到關注。我妻子曾經陪伴她去參加過一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宴會。我妻子形象地說,母親面對幾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講時看上去就像一片單薄的葉子。經過那麼多年以後,她還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樣有點顫抖。她總是很小心,總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這種渴望得到保護的感覺能夠使得每個人愛上她。這難道就是美麗的真諦?就像一隻小鹿在小溪邊喝水,突然小鹿抬起頭來,睜著無助驚恐的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麼苗條纖細,不知道自己的動作是多麼優雅。她只是一隻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樣。  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舉行了聖誕晚餐,所有的親人和朋友都來了,母親沒有下樓。晚餐後,母親走下了樓。我們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換禮物。她沒辦法出去買禮物,於是就挑了一些舊禮物送我們:一條圍巾、一件毛線衫、一支蠟燭。這個場景很令人感動,也是最珍貴的。然後,她讀了一篇曾經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演講時用過的短文。這是幽默作家兼廣播電視名人薩姆·萊文森在他的孫女出生時寫給她的。大意是,由於他的年齡,無法看到孫女長成一位年輕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傳遞一些智慧給孫女。母親把這篇短文編輯成了一首詩,並且加了個標題為「永葆美麗的秘訣」。  儘管我們身在瑞士,但是母親患病的消息還是傳揚了出去,狗仔隊又開始出現在我們身旁。這就是雖然醫生並沒有告誡不能到外面去,母親也從不踏出家門一步的原因。狗仔隊們試圖通過籬笆,偷拍到母親在花園散步的鏡頭。他們甚至租了架直升飛機,不時從我們房子上空掠過,試圖拍攝到母親。第一次,他們成功了,我們不得不退回到房子裡面。這件事情激怒了母親。她每天在花園裡20分鐘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鮮的空氣、鄉村的味道、牛鈴聲、樹木在微風中搖晃、陽光透過樹枝穿破下午的薄霧,都是她所喜愛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著那些樹木對我說哪幾棵明年應該修剪。「這棵樹未來幾年應該長得不錯,不過那些比較高大的杉樹需要修剪一下,否則那些較長的樹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這些樹木都有上百年歷史了,需要經常進行維護。以後的幾個月裡,我遵從她的建議,很努力地維護這些樹木,這使我感到離她是那麼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這個家中一樣,這個家,對於她來說意味著許多。  晚飯後,我扶她上樓,談起了康復的問題。我在最後兩個月讀了許多有關精神康復和生存意志的書籍。因此我也意識到,對於母親來說,選擇堅強地生存下去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命運能夠擊垮她嗎?我懷疑這一點。也許不能。但是本來內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許因為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時的所見所聞而愈發增加了內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經目睹年輕人們,她的朋友因為反抗德國佔領軍而被拉到阿納姆的街頭執行死刑。50年後,她同樣在目睹著這樣的不公平和痛苦,這種不公平和痛苦就發生在這個曾經發誓不會讓它們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經要求她為了我們,為了我們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說:「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頂端和下層重新連接起來而已。」她的評論多麼的有意義。頂端和下層的隔閡有多長?是不是她胃裡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內心與現實掙扎在身體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個普通的日子。由於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後兩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幾分鐘。在這天之前,麻醉師對她用了嗎啡。我問為什麼,醫生回答說,以她目前的狀況,不能確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藥是否有用,因此必須保證她不痛苦。  我幾乎是機械地問道:「有任何副作用嗎?」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這可能再次縮短她的生命24小時左右。  我走進她的房間。我們都知道,母親就要離開我們了。周圍一切都是安靜的。一束溫和的金黃色的陽光照進來。我低頭看著她。她是那麼平靜安詳,以致我忘記了她是個病人。  我整夜都守著她。半夜時分,她醒了過來,躺在床上,看著遠處。我問她想要什麼和感覺如何,有沒有什麼想說的。我問她想念外婆嗎?她沒有回答。一會兒,我問她有沒有什麼遺憾的。她說:「沒有,我沒有遺憾,……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  這是她再次睡去前,說的最後的話。  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覺到了什麼。突然間有了這種感覺。我知道在那個時刻我應該做什麼。我坐在她床旁邊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對她說我有多麼愛她。就在這張床上,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曾經在母親的懷裡度過夜晚。這張床曾經讓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後,我感到這張床是那麼的小,沒有了母親,它是那麼的沒有意義。我告訴她,我知道她是多麼愛我們,我也知道現在她不想延長這種愛了。我們也不想了。我輕聲說,如果她準備好了,就應該離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臉頰,讓她感覺到我的淚水的溫度。我覺得,她在某個地方還能聽到我。我吻她,告訴她,那個小男孩將永遠陪伴著她。     
第七章「永遠」的價格第18節 回家(2)   
    她曾經談到過「那些人」。我們不知道她什麼意思。她說那些人就在那兒等著她。她形容說,「那些人」是些阿門教派的教徒,他們在田野中靜靜地等待。當我們讓她解釋的時候,她總是溫柔地回答說:「你們不會懂的,也許以後你們會懂。」她對另一個世界有著很強的感覺,她並不害怕。我們曾經談起過她的死亡,談起過我們的恐懼、憤怒和希望。她告訴我們說,不要生氣,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站起來,愛撫她的額頭,告訴她我將很快回來。恍惚中,我下了樓叫牧師。第一聲振鈴後他就接了電話。他說聽到我的聲音很高興又很難過,他一直在等我的電話。這位牧師80多歲了,33年前就給我施過洗禮。生與死都由同一個人來演繹,我感覺我漂浮在現實和天空之間。他說將在4點鐘到達。我說了聲謝謝。  我穿過村莊來到墓地。冬天的寒風撕裂著我的面孔,提醒著我現在我的生命是多麼痛苦。她曾經告訴過我,因為我弟弟的緣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們沒有一個地點去看望她。她曾經提到過朱拉山的靜謐景象。朱拉山是我們房子後面的一座不高的山,裡面掩藏著的一條山谷裡居住著一群與世隔離的避世主義者。他們只希望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並且捍衛這種獨立,這是一個不為世人瞭解的巴斯克種族。我在推門的時候,冰冷的鐵門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後面,有一棵可愛的小樹靠著公墓的牆。儘管現在還是冬天,我還是能夠想像得出春天枝頭開滿鮮花的景象。這裡是這片緩坡的最高點。我看著這裡的景色,感覺很好。  我穿過小村走回市政廳。一樓是郵政局,二樓是市政廳的辦公室,在它們上方是高高的鐘樓。鐘樓每個整點都會響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鐘聲中度過的。市長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曾經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學。他抬起頭看到我,知道我為什麼在那兒。他從他的圖書館拿出一本古老的書,我們開始看公墓的平面圖。我指了指第63號空地。他說這塊地的價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們購買的話,這塊土地將會屬於我們500年。我問道:「如果要永遠擁有,價格是多少?」他回答說:「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種寧靜的感覺,能在這個擁有800年歷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麼好啊。「永遠」的價格僅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們握手,然後我走回了家中。  她還沒有被移動。我坐在她的身邊,告訴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櫻桃花。我感到,她應該是同意了。門口的通話器響了,牧師帕斯托·艾丁戈爾已經到了。我下樓去迎接他,但是當我握住他的手時,話卻卡在嗓子說不出來。我們兩個沉默地走上樓。他站在床的一側,我們則跪在床腿邊。他口中頌讀的語言非常美,他的聲音充滿感情,有一種歷經80年的歲月的純淨靈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們舉著手,跟著牧師一起到樓上。太陽破雲而出,照進窗內。祈禱結束以後,我們互相扶持著輕輕吻她,然後回到樓下。牧師坐在椅子上,打開了聖經。我問他需要什麼。他說他已經擁有需要的一切了。我問他需要回家嗎?等需要時我會再打電話給他。他說他會一直留在這裡,直到該走的時候。於是我逐個坐到每個人的旁邊,向他們每個人說了那片墓地、那裡的景色、櫻桃花,還有永遠擁有這塊土地的價格。他們都在靜靜地聽。我說完後,問他們心裡是不是平靜。他們都說是的。我最後坐在羅比的身旁,我問他心裡平靜嗎?他說是的。他的話音剛落,樓上的通話器響了。母親35年來的女僕兼朋友吉奧瓦娜只說了一句「快來!」我們跑上樓梯。  她走了。  她在微笑,嘴輕輕張開著。一滴眼淚掛在她的眼角。淚滴在閃光,像是一顆鑽石。吉奧瓦娜臉色蒼白。她不停地重複,她正在清洗水池,母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朋友兼助理克麗斯塔走進房來並且發現她已經過世了。我們緊緊抱著吉奧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經結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無論是病中還是健康時,無論是情況好的時候還是壞的時候。母親曾經對她說,丈夫有可能來來去去,但是她們倆會一直廝守。我聽說,人會在自己愛的人暫時不在身邊的時候才選擇死亡。母親是孤獨的。  三天前,她在花園進行了最後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內上樓梯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她很累。就在聖誕節之前,我們還談到因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體好轉之後回美國一趟,是不是應該把我的狗從洛杉磯帶來。她說給她一個月時間考慮考慮。她擔心我的兩隻狗—一隻黑色長耳獵犬,一隻Bobie混種狗—會吞掉她的小約克郡狗,她形容說「就像吞漢堡一樣」。她對狗懷著很敏感的感情,有點像她對時尚的敏感。在50年代,這種愛好還沒有流行起來之前,她曾經有過許多只約克郡狗,有人甚至說當她在80年代買了一對約克郡狗後引領了風潮。這是一種新品種的狗,約克郡這個名字來自於英格蘭馴養過它們的鄉村牧師的名字。它們看起來像是RCA狗的縮小版。他們也很快變得流行起來。  一個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們在這個時刻來臨時都很清楚?難道是我們常人隱藏了這樣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經接近另外一個世界的人才擁有這樣的智慧?我想在一個月內我們可以知道應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她甚至沒有堅持完這一個月。  有人為母親擦掉了那顆淚水。我抬起我的手,那個「不」字卡在喉嚨裡沒有說出來。現在,房間裡站滿了家人和親密的朋友們。每個人都在哭,或者在擰他們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還在動。有人告訴我說這是正常的。在牧師進行完一個簡單的額外的塗油禮後,醫生們來了,確認了母親的去世。  我打電話給我的父親。他已經來到瑞士,離我們不遠。他連夜開車趕來,抱住我並且向母親說再見。他們倆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禮上,大約10年已經過去了。我永遠忘不了他走進房間看到母親躺在床上時臉上的表情。他握著她的手,然後親吻了她的額頭。對他來說,生命裡最重要的一章結束了。    她的遺體在房間內停放了3天。然後,在1月24日清晨,我們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過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們這個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們都沉默著。我記得母親曾經對我說,她永遠忘不了第一次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活動—訪問索馬裡的營地時的情景。那裡的沉默簡直使人覺得失去了聽覺。那裡有15000名飢餓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沒有一個人說話。當我們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時候,我們曾經開玩笑說,想像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處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會如何做。  我曾經努力地想讓她笑,這是所有因為單親而感到悲哀的孩子會做的事情。我會像個小孩兒一樣故意做一些滑稽動作,或者用某種可笑的口音跟她說話,然後她就會開懷大笑,有時候甚至會笑得彎腰。她總是擁有敏感而又遲鈍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險的環境下。她還在住院的時候,曾經開玩笑地把拜訪她的7位醫師比作「7個小矮人」。「7個小矮人來過以後,我們將讀到某人的來信,或者給某人打電話。」她輕鬆地說。  她收到過許多令人感動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當她第一次與派拉蒙簽訂合同以後,她參加了一個電影演員同業協會的午宴。他們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著馬龍·白蘭度。大家都坐定後,她感到非常害羞,並向馬龍·白龍度問了聲好。從此以後,整個宴會上兩人再沒有說過話。由於母親和馬龍·白龍度的經紀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於是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科特當時的妻子瑪麗。科特幾年以前去世了。這對母親的打擊不亞於她的商業經理阿貝·比恩斯托克離開了她。他們彼此都永遠存在於對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樣。  瑪麗肯定將母親的話告訴了馬龍,包括宴會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覺。因為母親收到了馬龍·白龍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馬龍·白龍度訴說了他對母親是多麼的敬畏,他又是多麼的不善言辭。40年來,母親一直認為馬龍·白龍度是在躲避她,事實上不是那樣。他當時只是對母親肅然起敬,就像母親對他一樣。  她永遠也不能忘記那些索馬裡家庭,他們排著隊,平靜地等待時不再來的機會。當看到兒童死在他們母親懷裡的情景時,母親深受傷害。她知道目前人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能夠做的也受到各種限制,同時無力阻止不公正和戰爭的發生,她怎麼能夠在夜裡安然入睡?她怎麼能夠看著我們在餐桌上,在廚房裡嬉鬧,享受著天倫之樂從容度過一生?難道這注定了生命開始的分離過程嗎?為什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執行官在母親去世之後幾個月也死於同樣的疾病?是不是人類由於同情和憐憫產生的死去的意志,就像人們想要生存的意志一樣強烈?這兩者的區別能被人們知道嗎?是不是就像隨波逐流一樣,就像山羊跳下懸崖?  我們走得很緩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銳邊緣刺痛我們的肩部。我抬起頭看了看太陽,太陽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著。在狗仔隊用直升機偷拍的事件發生後,我找來我們家的一個老朋友,他是瑞士軍隊的退役上校。我告訴他直升機事件對母親感情的傷害有多大。他聽著我訴說。我問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直升飛機在葬禮那天的上空盤旋?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他不知道。我要求這個一生中從來沒有向規則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這裡不是意大利或法國,在那裡,這樣的奇跡只要有一點政治的干涉就會發生。但是這是瑞士,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過。他雖然也來參加葬禮了,但是沒有給我答覆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乾淨的。我後來得知,上層——我也不知道是多麼高的上層——有命令下來,在上午10點和下午4點之間,把整個葬禮區域設為禁飛區。我微笑著。這次我們終於阻止了狗仔隊。在幾周寒冷陰沉的天氣以後,太陽終於露面了。  儀式簡短而又溫馨。我最後發言,以下是我說的:    教師、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員薩姆·萊文森在他的孫女出生時曾經為她寫過一首詩。媽媽很喜歡這首詩。今年聖誕節她最後一次讀了這首詩。她還給這首詩命了名。     
第七章「永遠」的價格第19節 永葆美麗的秘訣   
  魅力的雙唇,在於親切友善的語言。  可愛的雙眼,要善於看到別人的優點。  苗條的身材,要肯將食物與飢餓的人分享。  美麗的秀髮,因為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過它。  優雅的姿態,來源與知識同行。  人之所以為人,是必須充滿精力、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長;  而並非向他人抱怨。  請記得,如果你需要幫助,請從現在起善用你的雙手。  隨著歲月增長,你會發現,你有兩隻手,一隻幫助自己,一隻幫助他人。  你的「美好的流金歲月」還在你的前方,希望你能擁有!  母親最信奉的就是愛。她相信愛可以治癒、可以修理、可以改進世間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變得完美。確實是這樣。她把和平和平靜留給了我們,她的離去沒有任何痛苦。在最後的幾周,她談起很多事情,很簡單,很美好。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有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我仍然清晰地記得。我們最後一次在花園裡散步,我們的園丁吉奧瓦尼向我們走來並且說:「西格諾拉,等你身體好了,可要來幫我整理花園啊,修剪樹枝還有再種點新的花草。」  母親微笑著說:「吉奧瓦尼,我會幫助你的……但是不會像以前那樣了。」    從教堂去墓地的時候,棺木顯得愈加的沉重。但是我的心卻不那麼沉重了。她活著的時候,我們是一個家庭,她離開了,我們仍然在一起。  她快樂而滿足地走了,我能看見她的微笑,我永遠都記得,那天我伏在她的身邊,問她:你害怕嗎?她搖搖頭,說:我真的很開心。當我問她為什麼時,她的回答很簡單:因為這次她確信,她確信我們是愛她的。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天使在人間>>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