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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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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相約
  作者:陳魯豫     序(余秋雨)

  從小就被認為有語言天賦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對英語開了竅。從此以後,一通百通,英語就這麼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其中的原因。
  我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這使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語課上,我從來都是老師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冥冥之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只要去比賽,冠軍非我莫屬。
  2000年7月,《三聯生活週刊》做了一篇題為「英語改變人生」的報道,把我歸為「英語天生派」。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覺得我的生活會因為一門語言而變得精彩。對我來說,語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時候它不過是擱置在倉庫裡的閒物。
  從小就被認為有語言天賦
  小時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很自然地就成了「雙語兒童」,在北京講普通話,在上海講上海話。兩者語音、語調上的差別和南北方言結構上的不同,都讓我覺得遊走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之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爸媽都是學外語的。他們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學的是那個年代時髦的語言。我爸學了斯瓦西裡語,我媽學了孟加拉語。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他們的專業實在有些生僻。每次向別人介紹斯瓦西裡語我總得費番口舌:「斯瓦西裡語是非洲的一個語種,主要使用的國家有坦桑尼亞、肯尼亞等,Disney動畫片《獅子王》中的插曲『Hakuna Matata』就是斯瓦西裡語,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釋半天,仍然會有人皺著眉頭追問你:「什麼?稀里嘩啦語?」
  小的時候聽爸媽嘰哩咕嚕地說外國話,覺得神奇,於是也立下志願,長大後學外語,每天繞著舌頭說話,讓誰也聽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繼承父業。我才上小學一年級,剛剛學會「a-o-e-i-u-u」,他就問我:「要不要學英語?爸爸來教你。」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充滿期待。
  「你?」據我爸回憶,當時我轉著眼球撇著嘴,一臉不屑地說:「你中學學的是俄語,大學學的是斯瓦西裡語,你說的英語有口音。我,要麼不學,要學就學最標準的英語。」我小小年紀就敢於藐視權威,這讓我爸既感動又很有失落感。
  從此以後,他不再提教我英語的事情。
  初中一年級,我才開始學ABCD。
  第一個月,我完全找不著感覺。拼寫單詞的時候,我非得把26個字母從頭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個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跡。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對英語開了竅。從此以後,一通百通,英語就這麼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採訪著名鋼琴演奏家鮑蕙蕎女士,她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
  鮑蕙蕎9歲學琴。別人通常是從單手練起,可不知為什麼她的媽媽找了本教材一開始就要求她雙手彈琴。入門就這麼難,用鮑蕙蕎自己的話說就是:「第一天,我整個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會了。」
  鮑蕙蕎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我不住地點頭,心裡不斷地在說:「對啊,我學英語也是這麼突然開竅的。」想當年,我嘴裡開始咕嚕咕嚕往外冒外語的時候,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當時,人民公園有個英語角,一到禮拜天就吸引很多英語愛好者去那裡練習口語。整整一個假期,每個週末我都由姑姑帶著,從浦東坐車,再坐船過黃浦江去參加英語角的活動。
  英語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園裡一條沒什麼遊人光顧的小路邊。路面窄窄的,鋪著石板,路邊有幾棵小樹,勉勉強強能遮擋一些夏日的陽光。
  英語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家來自各行各業,有老師、工人、機關幹部和在校大學生。不過,沒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齡,在英語角,惟一的衡量標準就是英語,誰的口語最好,誰就引人注目,而且可以佔據小樹下樹蔭濃密的地方,其餘的人會自發地圍成一個圓圈。
  我的出現,在英語角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那時我13歲,身高150米,梳著馬尾辮,身穿花布連衣裙,怎麼看都是個小孩。可我不怯場,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語向身邊每一個人做自我介紹:
  「我叫陳魯豫,是北京師大實驗中學初一學生。我們學校是北京市著名的重點中學。我的爸爸媽媽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
  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我的周圍聚滿了人,大家都想和這個英語講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幾句。小時候我是個人來瘋,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麼多大人都專注地聽我用英語侃侃而談,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實,我那時的英語水平很低,一共就會那麼幾十個單詞、三五個句型。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向每一個人自我介紹,是因為我翻來覆去就會那幾句話。好在去英語角的都是初學者,成年人大多愛面子,怕說錯不敢張嘴,於是成就了我,讓我脫穎而出,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
  從此以後,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英語老師最後的心理防線

  高中英語課上,我從來都是老師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一個問題,全班如果都答不上來,老師勢必會把目光轉向我。這時,我會知趣地舉起手,說出老師想聽到的答案。我知道,如果我也答錯,老師一定精神崩潰。
  高一英語第一課是「卡爾·馬克思」,課後老師留的作業是背書。可我居然就給忘了,也不知為什麼,那一次,全班同學都忘了。
  第二天上課,教室氣氛凝重。當第三個同學站在那吭吭哧哧背不出來,老師的臉已經陰得快下雨了。我低著頭,心裡砰砰亂跳。
  老師走到了我這一組,她沉著臉,用手指在第一個同學的桌面上敲了敲:「你!背第一段!」
  我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怎麼辦?老師沒準盯上我們組了,可我也沒背啊!」
  我定了定神,把書翻開,假裝漫不經心地瞟著書本,腦子裡卻在飛快地記憶著課文裡的內容。
  果然,老師盯準了我們小組。
  謝天謝地,我雖然個不高,但視力好,所以坐在最後一排,是第7個。這樣,前邊6個同學為我爭取到了寶貴的幾分鐘時間。
  「陳魯豫,你來背!」老師終於叫出了我的名字,聲音裡是掩飾不住的期待和信賴。這時,我們組已經全軍覆沒。
  全班同學都看著我,只要我能背出課文,他們就得救了。
  我慢慢地站起來,又慢慢地合上書,之所以慢,是因為我的嘴裡還在唸唸有詞地背著最後一句。之後,我咳嗽了一下,開始背書。
  我相信,人在巨大的壓力下,會有超水平的發揮,那天的我,是在為榮譽而戰。
  我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篇課文,我故作鎮靜地坐下。
  教室裡安靜極了。
  老師飛快地轉過身,低聲說了一句:「下面,我們學習第二課。」
  從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她臉上的微笑。全班同學都長出了一口氣!
  我興奮得不行,對自己崇拜極了。
  第一次看沒有配音、沒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電影是初中二年級,在政協禮堂,看的是美國影片《情暖童心》。電影的英文原名我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鴿子號》的主演Debray Raffin(黛博拉·拉芬)和當時很紅的少女明星Diane Lane(她後來沉寂了10年,直到2003年才重獲影壇認可,贏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可惜輸給了美艷無雙的Catherine Zeta Jones。)影片講了一個女教師鼓勵殘疾女孩戰勝病魔,熱愛生命的故事。電影很一般,即使在外國影片還很少的1983年,它的情節也不夠吸引人。想想看,一個聖母般的老師和一個自閉憂鬱的少女,這樣的人物組合怎麼能產生愛情、陰謀、危機、幽默諸種好萊塢大片必備的元素呢?不過,就是這麼一部沉悶的電影,還是把我看傻了:「原來,外國人是這麼說英語的!」
  看完電影回到家,我悶悶不樂。
  「怎麼了,電影看得懂嗎?」爸爸問我。
  「連蒙帶猜就聽懂百分之二十。」學了一年多英語,我竟然連外國人在說什麼都聽不明白,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英文教科書,這一看,發現了問題。原來,我學的都是所謂Chinglish——中國味的英語。隨便翻開一頁,就會看到這樣的對話:
  「Kate,where are you going?」(凱特,你去哪?)
  「Tom, Im going to the No.4 Middle School.」(湯姆,我去第四中學。)
  2000年,我在美國鹽湖城碰到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摩門教老太太,她是個中學老師,退休後一直刻苦學習中文,已經學了好幾年,可中文還是差得讓人無法聽懂。一翻她的中文課本,我樂了,這分明和我的中學英語書如出一轍嘛。她磕磕巴巴地念了幾句:
  「李明,你的鉛筆是在哪兒買的?」
  「小王,我的鉛筆是在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問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1 Peopo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鉛筆嗎?)
  這倒把我問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說不明白,不如開個玩笑,於是特認真地說:「是啊,我們都去那兒買。」
  美國老太太容易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認為中國人買鉛筆都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

  11個外教教過我

  整個80年代,在北京的外國人不多,和老外聊天練習口語的機會很少。好在從高中到大學,一共有11個外教(外國老師的簡稱)教過我。他們對我語言能力的提高幫助不小。
  現在想想,他們的資歷是否適合教中國未來的主人翁挺值得懷疑,不少人的英語還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好在我的意志比較堅定,在英語發音上沒有受到不良影響。
  這讓我想起我爸給我講的一件事情——也許其中有演義成分。
  六十年代,中國派出專家、技術工人遠赴非洲,幫助坦桑尼亞修鐵路。因為朝夕相處,當地的非洲工人學了不少中國話。最有意思的是,他們的中文有著濃郁的山東口音。原來,中國派出的專家大多來自膠東半島。據說,直到今天,在遙遠的東非還有一群操流利山東話的非洲兄弟。
  我高二那年,班裡來了個外教,是個又高又胖的美國小伙子,看樣子比我們大不了幾歲。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John Smith。當年沒覺得什麼,多年後去了美國,才聽朋友們開玩笑說,美國男人帶女孩去酒店開房間又不想被人知道,多半會留John Smith這個名字。這就像中國人叫李華、劉明什麼的,因為太常見,所以怎麼聽都像是化名。
  John冬天總穿一件中國的軍大衣,不管多冷,永遠敞著懷。我們猜他是太胖了系不上扣,所以成天感冒,上課的時候常常旁若無人地大聲擤鼻涕,驚天動地的架勢弄得我們十分尷尬,想笑又不敢笑。
  John的課講得怎麼樣我早已忘記。但是,他卻讓我知道了外國人在生活中是如何講英語的。
  James是我大學時的外教。美國人,20多歲,退伍軍人。據我們猜測,他參軍並非出於愛國,而是因為退役後可以免費上大學。儘管當兵歷史不長,而且生長在和平時期,或許根本沒上過前線,恐怕連槍都沒摸過,可當兵生活卻是他跟我們吹牛時最好的談資。平常也老愛穿美式軍靴和迷彩服,酷暑天都捂得嚴嚴實實。
  James其實是個文學青年。他面色蒼白,身材瘦小,眼神憂鬱,外形條件絕對夠格當個傷感詩人。他也一心想當作家,上課之餘,就窩在廣院的外教宿舍裡寫小說。可能是投稿屢試不中,他苦於沒有讀者,於是利用給我們上寫作課的機會大念他的作品。
  一開始我們還能聽得下去,雖然根本聽不懂,可大家並不說什麼。他卻沉迷其中,念一段便要求我們談感想。我們就故做沉思狀,靜默一會後,大家抬起目光迷離的雙眼,紛紛表示:「太感人了、太震撼了、太詩意了!」這時候,James蒼白的臉上會泛起紅暈。
  James以為在中國找到了知音,這讓他快樂無比。我們不忍打擊他,於是分頭去背讚美別人的英文形容詞。時間一長,意盡詞窮,可James還在天天念他的作品。
  我們全班愁得不行,既不想傷害James,更不願浪費時間。沒辦法,最後只能找班主任去訴苦。
  這一招果然有效。James不再開作品朗誦會,但是他的熱情受到了傷害,他和我們疏遠了。
  有一天,我們聽說James和一個中國女孩談起了戀愛,這使我們全班大為興奮。
  James變得開朗了。愛情也使他變得寬容,他不再記恨我們。
  我們正為James高興著,卻傳來了他失戀的消息。
  James請了一天的病假,第二天來上課時,他滿臉濃密的絡腮鬍須嚇了我們一跳。
  這以後,James的鬍子成了他戀愛生活的晴雨表:
  刮了鬍子意味著兩情相悅,留著鬍子則表示兩人剛剛分了第101次手。
  James的愛情分分合合,他的鬍子也就去去留留。我還從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人,鬍子生長的速度飛快,一夜之間,就能從劉備變成張飛。
  公平客觀地說,James在廣院兩年的時間,並不是只談戀愛、寫小說,從他身上,我們學到了不少有用的東西。
  一次,James留的作業是寫一篇「有喜劇效果的文章」。我們全班都採用了編譯的方式,把相聲、笑話翻成英文。第二天的講評課上,全班笑聲不斷。
  班長代衛星寫的是馬三立的相聲,說的是有小販賣祖傳秘方專治蚊蟲叮咬,有人買了秘方,打開一層又一層包裝,發現藥方上寫著兩個字,「撓撓」。代衛星的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The man unfolded the piece of paper and saw only one word:『SCRATCH』!」(那個人打開紙條,見紙條上只寫著兩個字——「撓撓」。)
  我們全班20個人笑得東倒西歪,可James的臉色卻越來越難看。他狠狠地盯著我們,一字一句大聲地問:「Have you come across any problems?」(誰能告訴我這篇文章有什麼問題?)
  我們面面相覷,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發火。這篇文章有什麼問題呢?語言流暢,文筆生動,絕對是篇範文。
  James看我們都不說話,突然轉過身,在黑板上用力寫了幾個大大的字母:PLAGIARISM。
  plagiarism是剽竊的意思,這下我們更糊塗了。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lagiarism and stealing things.」(剽竊和偷東西沒區別。)James面色鐵青,氣得直發抖,「這些文章不是你們創作的,是你們抄襲別人的作品,這就是剽竊。」
  我覺得很委屈,忍不住要替大家也替自己辯護:「We
  were drawing on stories that are common knowledge in China.The
  language is our own . We wrote every word ourselves.(我們根本就沒剽竊,我們只是用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可文字是我們自己創作的,這些文章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James看都不看我,他扯著嗓子咆哮道:「你們現在上的是寫作課,不是翻譯課!什麼叫寫作?從思想到文字都必須是自己原創的!而且,你們引用了別人的作品,卻沒有註明出處,這是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這一次作業,你們全都給我重寫!」
  從此以後,我牢牢記住了知識產權幾個字。
  我在私底下是個散散漫漫、不拘小節的人,但有一點值得稱道,就是絕對不買盜版產品。每次我在香港的HMV和TOWER RECORDS花高價買正版CD、DVD的時候,總覺得自己一身正氣,悲壯極了。這時,我就會想起James。
  大學時,我還遇到過一位變態的外教。不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者性別歧視,但她碰巧是個美國黑人老太太。因為身體肥胖,她走路的時候一喘一喘的,教室的地也跟著一顫一顫的。
  老太太每天早上6點起床鍛煉。說是鍛煉,其實就是圍著操場跑道走路。有一天老太太走高興了,在班上宣佈,以後每天早上全班要派一個同學上門接她,然後陪她一起跑步,邊跑邊練習口語。
  嚴冬時分,6點鐘天還黑著呢,又冷。老太太可不怕,她胖,幾步路走下來就大汗淋漓,卻苦了我們這些陪跑的,一個個凍得哆裡哆嗦,哪還顧得上說英語啊,嘴都凍木了。
  一個星期下來,全班怨聲載道。
  更讓我們無法接受的是她的講課方式。
  一個問題如果有A、B兩個答案供選擇,老太太就要求我們舉手表決:
  「認為A是正確的同學請舉手。好,一共是15個同學。全班20個人,15個過半數了,所以A是正確的。」
  這樣的教學方式匪夷所思。
  中國人講究敬老愛幼,因此我們忍了大半個學期。
  後來瞭解到,老太太以前在美國專教智障人士。
  難怪她天天讓我們舉手表決呢,看來是多年養成的教學習慣,把我們也當智障人士一樣教了。
  我們造反了。跑到系裡去鬧,要求換人。
  事情傳到了老太太耳朵裡,她表面上不露聲色,可心裡恨透了我們。於是用考試整治我們。
  有一天上課,老太太捧著一疊試卷一扭一扭走進教室,臉上帶著詭異的笑容:
  「Were going to have a test today, and its going to be counted as part of the final exam.」(今天,我們有個小測驗,這可是期末考試的一部分。)
  說話時,老太太揚著下巴,眼睛斜斜地瞟著我們,她心裡一定在想:
  「小兔崽子們,別以為你們能鬥得過我!」
  老太太有所不知,中國大學生都是久經考場,哪在乎一次小測驗啊。可沒想到,她使出了殺手鑭。20分鐘不到,她就尖著嗓子大叫:「時間到了!」
  我們全不理會,還是低頭答卷。
  她生氣了,用胖胖的手指敲著黑板:「Stop writing! Time is up! Im leaving!」(停筆!時間到!我要走了!)
  不少同學害怕了,不情願地交了只答完一半的考卷。老太太又看了我們一眼,昂首挺胸地走了。
  不久,系裡解聘了她。全班同學歡天喜地。
  但美國老太太可不一般,她居然跑到朝陽法院告系裡違約,要求賠償。朝陽法院派了工作人員到我們班收集證據,面對組織上的人,我們大吐苦水,幾乎變成聲討「美帝國主義」的大會。
  幾天後,老太太回了美國。案子不了了之。

  英語為我打開了一扇門

  英語沒有改變我的命運,但它的確為我打開了一扇門。
  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北京市申辦2000年奧運會英語演講比賽」的廣告,心裡竟然有一種非常奇怪的志在必得的感覺,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個聲音在對我說,只要我去比賽,冠軍非我莫屬。最吸引我的是廣告內容的最後一段:決賽由北京電視台轉播。這短短的一行字讓我心馳神往。
  90年代初,我最欣賞的電視主播是蔚華,她是我們廣院外語系國際新聞專業的師姐。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蔚華,我知道了什麼叫英雄氣短。
  那時候的我,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表面上還能做出一副謙虛謹慎的樣子,心裡卻始終認為,我的英文是最棒的。
  直到蔚華的出現。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從廣院回家過週末。晚飯後,拿著電視遙控器頻繁換台。突然,我的手停住了。電視上出現了一個特別洋氣的女主持人。短髮,蓬蓬鬆鬆,露出一張輪廓清晰的臉。一件寬鬆的西裝,襯著大大的墊肩,渾身上下洋溢著說不出的美。
  洋氣,是我在那個時期給人的最高褒獎。它包含了容貌、氣質和一種風情。蔚華並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漂亮,但她的大氣、幹練、職業感和那份無可言喻的國際化令我心儀。更要命的是她的英文,好得無懈可擊。
  我心裡有一種近乎絕望的感覺。
  「這不是蔚華嗎?她是我們國際台英語部的。」我爸也湊到電視機前。
  我知道自己內心的波瀾所謂何來了。
  如果我只是從廣播裡聽到她的聲音,我的震動不會那麼大。但電視不僅有聲音,更有圖像。從蔚華開始,我對電視產生了興趣。我想像她一樣,做一個英語新聞主播。
  1991年冬天,當我看到英語演講比賽的廣告,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這也許是實現目標的第一步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過午飯我就拉著男朋友陪我去北京外語學院報名。晚上回到宿舍,我對誰也沒說。我有點迷信,總覺得說了就不靈了。
  比賽內容挺簡單,以奧林匹克為題寫一篇文章,然後朗誦出來。
  我寫的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我在軟式網球組委會擔任翻譯的經歷和感受,表達了北京人、中國人對奧林匹克運動的期盼。文章的開始是我的得意之筆:
  We see the fire in the sky
  We feel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together
  This is our time to rise above
  We know the chance is here to live forever
  for all time
  Hand in hand we stand
  all across the land
  We can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which to live
  Hand in hand we can
  start to understand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that come between us
  for all time
  這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主題歌《心手相連》,我以此作為開篇,自己覺得妙不可言。
  比賽分為預賽、初賽、複賽和決賽。按年齡和專業分組,我參加的是競爭最激烈的在校大學生英語專業組。
  預賽、初賽都是在北外舉行的。那一陣,我的男朋友在電視台實習,沒工夫陪我。我不認路,離開他,簡直是兩眼一抹黑。我一個人一路從東郊定福莊問到西邊,這對別人不算什麼,對於我卻是個奇跡。
  因為參賽人數太多,預賽、初賽時,考官們只是聽聽選手基本的語音語調。我還沒有念完《Hand in hand》(《心手相連》)的歌詞,主考老師就微笑著打斷了我:「You speak really good English. Where did you learn it?」(好極了,你是在哪學的英語?)
  我立刻明白,我過了,而且是考官最滿意的學生。
  複賽時選手們都在場,終於領教了彼此的實力。當北外的一個男生激情澎湃地朗誦起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我後悔得直掐自己:「這麼棒的創意,我怎麼就沒有想到呢?」
  我正在心裡呼天搶地的時候,一個漂亮的長髮女孩走上台來,用漂亮的英語說到:「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
  這下,我不慌了。大家都有夢,我偏偏不做夢。『
  我連過三關之後,接到了參加決賽的通知。決賽一共10名選手,除我之外,其餘9人全部是北外的學生。我一下子就踏實了。我是少數分子,屬於弱勢群體,輸了也光榮。
  我心情平靜地去參加決賽。
  決賽的評委中有我最敬重的胡文仲老師。胡先生從來沒教過我,但我始終認為他是我的英文啟蒙老師。是他讓我領略到英語的魅力。
  胡文仲先生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著名教授,八十年代初期,他曾為中央電視台主持一檔由BBC製作的趣味英語教學欄目《Follow Me》(跟我學)。節目播出時,我是一個連ABCD都背不出的小學生,可這絲毫不影響我每天準時收看《跟我學》的興致。胡先生的講解生動形象,他不說語法,只簡單明瞭地告訴你正確的表達方式。於是,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學習語言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決賽好像是在中國劇院舉行的。
  那天,北京電視台的轉播車就停在大門口。我早早化好妝,一個人悄悄地溜到後台,站在一個沒人的角落,靜靜地看著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忙忙碌碌地架機器、調燈光。一個導演模樣的年輕女人拿著步話機,威嚴地站在舞台中央,衝著台下的人比比劃劃佈置工作。
  我屏住呼吸,驚喜交織地看著這一切,自己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大聲地說:「I want to be part of this.」(我也要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那一天,就在劇場的大幕後面,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我屬於電視。
  決賽的時刻到了。我穿著一件淡粉色膨體紗毛衣,腰間繡著孔雀圖案。臉上的妝現在想來有點可怕,我搽了鮮紅的唇膏、眼睛貼了又長又重的假睫毛。頭髮和現在的差不多,只是前面的劉海剪得齊刷刷的。
  比賽結果,我獲得了第一名。領獎的時候,我看見坐在台下的外教James,他帶著全班同學來給我打氣。一聽見我拿到了冠軍,James從座位上一躍而起,在那裡又叫又跳。記得,我衝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頭。
  冠軍的獎品是一台巨大的電動打字機。我居然一個人擠公共汽車把它扛回了家。
  爸爸從來不當面表揚我。那天,他只是微笑著用手摸了摸打字機,想了半天,終於說:「可你還不會打字呀!」

  另類=和別人不一樣=容易被記住

  演講比賽之後,我的生活又恢復了原樣。但直覺告訴我,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
  1992年3月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系辦公室。
  辦公室裡坐著系主任裘國英老師和兩個陌生男子。裘老師說:「這兩位是來挑節目主持人的。」
  我心裡興奮得怦怦亂跳,臉上卻始終是一副矜持的表情。
  「我們是中國民航機上節目的編導,正在籌拍一個旅遊節目,名叫《空中博覽》,準備要去世界各地拍外景,所以對主持人的外語能力要求很高。」兩個男的,一胖一瘦。胖的開始介紹節目的拍攝計劃,那個瘦子不住地打量我。
  我有些沮喪,還以為是電視台的呢。不過,坐飛機周遊世界也著實令我心動。
  我表示對節目有興趣,裘老師更是說了不少誇獎我的話。
  那兩個人一直點頭微笑,然後客氣地留下名片便告辭了。
  我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我知道,他們是慕名而來,失望而歸。早就聽說廣院外語系有個女生得了英語演講比賽的第一名,估計是個可造之才。沒想到,親眼一見,卻是個毫不起眼的黃毛丫頭。
  平心而論,實在不能責怪民航的同志不是伯樂。要怪,就怪我當年完全沒有半點千里馬的風采。已經3月份了,我還穿著臃腫的羽絨服。清湯掛面的頭髮,胖乎乎的臉,被風吹得紅撲撲的。那副樣子,任憑想像力再豐富,也不可能把氣質、明星魅力這些詞和我聯繫上。
  雖然覺得自己的外形不夠靚麗,可我還是暗暗希望民航的導演能選上我。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民航的回復。
  現在,我常常坐國航的班機。每次機上播放《空中博覽》,我總會邊看邊孩子氣地想:「當初他們沒選我,如今一定在家後悔得拿頭撞牆呢。」
  我很容易受傷,但從來不會被打倒。很快地,我就將國航的事拋到了腦後。
  那一陣,我像中了邪一樣在準備考托福。每天除了上課、睡覺、吃飯,就是背單詞、做托福試題。我剛剛失戀,於是一心想要出國留學,想馬上離開這個傷心之地。至於要去哪、學什麼,完全不知道。我只是一味地要走,電視,被我完全擱置了。
  天氣漸漸地暖和了。4月的一個星期六,班主任通知我,王紀言院長要我下午去電視系演播室試鏡,中央台導演要來挑主持人。
  我的心又有些活動了。
  吃過午飯,我照例跑到教室去做托福習題。我喜歡做托福習題,一做就上癮,一上癮,就忘記時間。等我趕到演播室,其餘試鏡的播音系女生已經到了。我找了個不起眼的位子坐下,心裡還琢磨著沒做完的題目。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幾乎想溜走了。我最討厭和別人爭一件事情。這種時候,我會變得很不自信。
  這時,王院長帶著一群人呼啦啦走了進來。其中一個大鬍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兒見過,看他的樣子,想必是導演。
  「這位是中央台文藝部的張曉海導演,今天來咱們學校是為中央台一個新的欄目挑主持人。」院長指著大鬍子衝我們介紹。
  「這些都是播音系88、89級的學生,哦,還有一個88級外語系同學,陳魯豫。」院長在演播室裡找了一圈,終於發現了坐在最後一排的我。「她剛獲得了北京市申辦2000年奧運會英語演講比賽的冠軍。」院長叉著腰站在屋子中央,另一隻手遠遠地指向我。於是整個演播室裡三十幾個人的目光唰一下都轉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張曉海只是對我掃了一眼,沒有任何表示。
  試鏡開始了。每一位候選人要做一段現場採訪,被訪者就是張曉海,採訪內容不限,可以把張曉海假設成任何一個人。
  這下子,我的興趣來了。採訪是我大學的專業課啊,尤其是那些外教,幾年來,給我們成套地灌輸了西方式的採訪技巧:第一個問題是關鍵,要讓對方明白,你對他很瞭解;問題要尖銳、要抓住對方回答中的漏洞窮追不捨……這些理論,今天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播音系的女孩一個個上場了。她們聲音圓潤、吐字清晰,幾乎每個人都有著修長的身材和飄逸的長髮。和她們相比,我顯得太另類了。我的另類並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沒有一樣符合傳統美的標準。
  不過,這反而讓我信心十足。因為,我的邏輯是:另類=和別人不一樣=容易被記住。
  所有的同學都考完了。從張曉海禮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沒有驚喜。
  該我出場了,我拿著麥克風對張曉海說:「我就採訪你。」
  「行!」張曉海老實地點點頭,但眼神裡卻有一絲不易覺察的不耐煩。畢竟,他已經站了兩個多小時。
  對張曉海我並不瞭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藝部最有潛質的年輕導演之一,廣院畢業,僅此而已。但我隱約記得中央台文藝部還有兩個大鬍子導演:趙安、張子揚,也頗有名氣。於是,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從大鬍子開始:
  「為什麼文藝部的導演都留大鬍子?你、趙安、張子揚。」
  張曉海愣了一下,我緊接著提出了問題的關鍵:「你們3個人是中央台最年輕有為的導演,你們之間的競爭厲害嗎?」
  後來,張曉海多次提到我對他「惡狠狠」的採訪,說我的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逼得他沒處躲沒處藏。
  如今,我已經採訪了許多人,我知道,溫和、寬容遠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賞自己當年對曉海的提問,那是真正的鋒芒畢露、暢快淋漓。
  感謝曉海,不僅沒有「惱羞成怒」,還能不計前嫌,從眾多靚麗的廣院女生裡選中我來主持《藝苑風景線》。
  從此以後,我和電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開始我就沒有退路

  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廣播學院和外語系的學弟學妹們見面。同學們早早地擠滿了當年我們上大課用的階梯教室,黑板上寫著幾個大大的粉筆字:歡迎魯豫回家。當掌聲響起的時候,我內心的感動和感慨無法言說。
  一個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歡迎,她的致辭讓我恍如隔世:「10年前,魯豫也在這間教室上過課。」
  我心裡咯登一下,10年了嗎?我從沒想過時間已經過去了這麼久。一直以來,我的內心還保持著一份學生情懷,而且始終像個大學新生,心裡怯生生的,對一切充滿好奇和敬畏。
  一開始我就沒有退路
  1988年入學時,我們外語系人丁並不興旺,只有國際新聞一個專業,一個年級又只有一個班,每班20人。
  作為新生,我對高年級同學很是羨慕,覺得他們成熟、漂亮、能幹。平時,總能看到他們背個包,風風火火地在廣院門口伸手招一輛十塊錢的小面,忙著往電視台跑。我常盯著他們的身影發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們一樣,在電視界大顯身手。
  我眼巴巴地盼著大學第一年早早過去,系裡再來些新生,也能夠嘗嘗高年級面對低年級時,那種關懷、自信又略帶傲氣的感覺。
  等啊等,等來的結果卻是1989年外語系不招生。眼看著其他系的88級學生終於修成正果,抬頭挺胸地做起了老資格的師哥師姐,我心裡頗有些失落。無奈,在外語系,我們班還是年級最低的班級。就這樣,大學二年級了,我還像個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飯、去水房打水。
  大三開始了,外語系終於迎來了90級新生。可我,很長時間裡還是找不到高年級學生的感覺。
  一天中午,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食堂吃飯。一個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邊,我抬頭看了她一眼,含著滿口飯菜勉強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衝我一笑,用一聽就知道是播音系學生的悅耳嗓音親切地問我:
  「你,是哪個年級的啊?」
  「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裡的飯,聲音小得像蚊子。
  漂亮女生半張著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開始埋頭吃飯。
  「請問,你是哪個年級的?」我鼓起勇氣問她,心裡其實很清楚,她一定是87級的,要不然怎麼能有那麼自然又老練的神情呢?我練了兩年多了,還沒練成呢。
  誰想,她的聲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
  我感覺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從此以後,我終於沒有了新生的羞澀和膽怯。
  我從來都不是刻苦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較認真了,也遠沒到頭懸樑錐刺骨的地步。倒是進了廣院,我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起來。終於沒有了數理化的欺壓,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歡的英文課,我開始感受到了學習的快樂。
  我突然變得刻苦,還有一個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廣播學院六十年代的畢業生,外語系不少老師都認識他們,個別老教授當年也給他們上過課。所以,我入學的第一個星期,幾乎每一門課的老師在說完開場白之後,都要問一句:「你們當中,哪位同學是陳魯豫?」
  我總是乖乖地舉起手。
  老師們會仔仔細細地打量我一番,然後說:「我認識你的爸爸、媽媽。」
  這句話在我聽來意味深長,我的解讀是:「你爸媽當年成績都不錯,不知你的表現怎麼樣?」
  所以我一開始就沒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讓別人失望。)
  其實,我的高考分數在全班20人裡是比較低的。但是,老師們從開學第一天就格外關注我,一方面是因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在面試時,口語表現優異,老師們覺得我是可造之才。
  這下好了,內因外因都決定,我必須做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否則老師們失望不算,我爸媽臉上也無光。
  於是,在廣院寬鬆、自由的校園裡,我成了個整日埋頭讀書的乖學生。
  在廣院,外語系的學生非常好辨認。
  任何時間,你要是在校園裡看見一個學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韋氏)字典,腋下夾一張過期的China Daily(中國日報),另一隻手還在耳邊舉著一個小小的短波收音機,收音機刺刺嚓嚓地放著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國之音)或BBC的英文報道,不用問,肯定是外語系的學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們沒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電影,更沒錢買英文報紙雜誌,就連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韋氏)字典也只買得起翻版的。雖然那會還沒有知識產權、正版、盜版這些概念,可我總覺得花二三十塊錢買一本原價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點問題。當然,兩種字典有著天壤之別,正版很輕,我們用的翻版字跡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
  那時候,外語系的學生自我感覺非常好。招生時都聽說了,國際新聞專業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為除了文化課,我們還要接受小到開車、大到開飛機的訓練,將來好勝任駐外記者的工作。要學的東西這麼多,4年時間不夠用。
  開學第一天,我們班就不住地催老師:「什麼時候安排我們開飛機啊?是戰鬥機嗎?」
  我們宿舍的關娟娟現在是國際廣播電台一名出色的記者,曾經在以色列那麼危險的地方駐站整整兩年。當年,她只是個嬌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發現她連自行車都不會騎,於是狠狠地擠兌了她一下。
  「這有什麼,」關娟娟撇撇嘴,「我將來是要直接開車、開飛機的,自行車,誰稀罕騎啊?」
  時間過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畢業時,我們才醒過悶來,互相追著打聽:「開車、開飛機的謠言是誰造的?」
  只是苦了關娟娟,一直巴巴地等著,恐怕至今也不會騎車吧。
  除了外語系,播音系的學生也很好認,聽聲音就行了。
  早上7點開始,宿舍樓附近的小路上、操場上,到處能聽到播音系學生在字正腔圓地練習播音。每次從他們身邊經過,我都誤以為自己聽到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這讓我驕傲極了,覺得廣院是個與眾不同的學校,我的同學們個個才華橫溢。
  在食堂排隊買飯的時候,我曾經聽到兩個播音系男生之間的一段對話:
  學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圓)指著笸籮裡的饅頭:「師傅,來一個饅頭。」
  身後學生乙(聲音渾厚,明顯帶有胸腔的共鳴)探身關心地問:「一個饅頭夠吃嗎?」
  學生甲轉身:「我還要二兩粥。」
  這段話幹著念沒什麼意思,你想像用播音員的聲音一板一眼地播出來會是種什麼樣的感覺。

  咱們會被處分嗎?

  廣院的學生很少有不談戀愛的,我當然不例外。
  校園愛情很單純,無外乎男生在女生宿舍樓下眼巴巴地等著女朋友下來,然後兩人手拉手一起去食堂、去圖書館。萬一吵架了,操場恐怕是最佳去處。400米長的跑道,一圈圈去走吧。第一圈女孩還眼淚汪汪的呢,走第二圈多半就雨過天晴了。
  一天中午,吃過午飯,我和男朋友(現在是老公了)溜溜躂達在校園裡散步。走到一片核桃林前,他突然停下來,用手拍拍我的腦袋:「你先回宿舍吧,我去教室拿點東西。」
  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身後一聲大喝:「大白天的,你們倆在校園裡幹什麼呢?」
  我和他同時轉身,發現是學院的一位領導,正怒目圓睜地盯著我倆。
  「我們怎麼了?」他納悶地問院領導,聲音裡的不耐煩我是聽出來了。
  我心裡忽悠一下,他該不會是沒認出院領導吧。
  「你們是哪個系的?在校園裡拉拉扯扯像什麼樣子?」院領導的聲音更大了。
  我的頭嗡地一下,天哪,拉拉扯扯,這在我聽來和校園裡貼出的「某某和某某在宿舍被當場抓住」的處分佈告一樣可怕呀。我的腦海裡立刻出現了聲名狼藉、名譽掃地這些詞。
  不時有學生從我們身邊經過,都會好奇地看上兩眼,這更讓我羞愧難當。
  「你憑什麼出言不遜、血口噴人?」他平常語言樸實,說的都是大白話,沒想到被逼急了,反倒出口成章。
  「你這個學生,是什麼態度?走,跟我到保衛處去!」領導怒不可遏。
  「別說了。」我嚇壞了,想伸手去拽他,又怕院領導再給我們罪加一等,只能作罷。
  「你先走吧。我跟他去保衛處,非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他知道我膽子小,所以一個勁趕我走,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
  我那天真不夠意思,竟然丟下他倉皇而逃。
  下午兩堂課我一點都沒有聽進去,心裡總在嘀咕,學校該貼佈告處分我們了吧。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錯案。我就是個例子,原本坦坦蕩蕩的什麼壞事也沒做,被老師一嚇唬就覺得自己真犯了生活作風錯誤。
  「你知道那人是誰嗎?」一下課,就見他笑嘻嘻地站在教室門口等我。
  「會怎麼處分咱們倆?」我又忘了男女授受不親,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沒事,到了保衛處我才知道那是院領導,於是趕快承認錯誤,領導還算寬宏大量,揮揮手就讓我上課去了。」
  我驚喜交加地看著他,一種劫後重逢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管學生,廣院老師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們廣院的學生天性大多自由奔放又略帶散漫,這樣的學生如果一板一眼地嚴格管理,效果未必好。廣院老師可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一陣,學生食堂浪費食物現象很嚴重,教務處於是召集全院在禮堂開會。我在口袋裡塞了本瓊瑤小說準備去會場消磨時光,反正老師準會講一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之類的老生常談。
  可是,老師竟飽含深情地念了一封學生家長致院領導的信,其中一段大意如下:
  「我是一個農民,只念過小學。如今,我的兒子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我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經濟上保證他完成學業。我們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在他入學前,為了湊夠路費,我去醫院賣了一次血。我給領導寫這封信,就是希望你們嚴格管理我的孩子,讓他知道,父母撫養他不容易,他要爭氣。」
  這封信念完,全場鴉雀無聲。這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食堂的垃圾桶裡真的再也看不見整個整個的饅頭了。可信也帶來了後遺症,整整一個學期,週末一回家,我就悄悄地觀察我爸,怎麼看怎麼覺得他剛剛賣過血。偏偏我爸膚色白,這讓我更加堅信,他每個月給我的零花錢都是他賣血換來的。
  這讓我痛不欲生。
  暑假一到,我就找了份家庭教師的工作,每週兩次,每次一小時,時薪5塊錢。一個假期下來,我賺了差不多100塊錢,心裡總算好過了些。就算我爸還要賣血,也可以少賣些了。
  廣院就是這麼不動聲色地教育著我。
  王紀言是鳳凰衛視的副總裁,中文台台長,我在校時是廣院的副院長。他對學生的管理風格就是外鬆內緊型,屬於不留痕跡,聊著聊著就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他為人極隨和,可是再吊兒郎當的男生在他面前都是挺胸收腹的。
  有一年夏天,廣院校園裡男生流行光膀子穿一件襯衫,從領口到前胸全都敞著,只在肚臍上方勉勉強強地繫個扣子。
  一天,一大幫人就這麼晃著肩膀在學校裡走,自我感覺很好。晃著晃著,迎面碰上了院長。
  院長臉上笑笑的,指指其中一個男生,用一種推心置腹的語氣說:「哎,一點胸毛都沒有,就別敞著了。」
  男生們立刻無言以對,從此,天再熱,喉結下的鈕扣都扣得嚴嚴實實的。
  我上學時,廣院的名氣不像現在這麼大。
  我的同事梁冬考上廣院後興奮地帶上錄取通知書去看望小學時候的班主任。聽說自己當年最得意的學生要離開廣州到北京讀大學,老師非常欣慰,欣慰之餘也不忘諄諄教導:
  「要好好學習啊,去北京唸書是多少人的夢想啊,是北大吧?」
  「不,是北京廣播學院。」
  老師不說話了,沉吟半晌,才語重心長地說:「有個學上總是好的,就算是電大也不要緊。」
  這兩年,不少高校改了名字,凡是叫學院的都改做大學,為的是跟國際接軌。我聽說廣院也在醞釀著一個新的名字。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台的一個節目裡看到廣院畢業生在唱校歌,那熟悉的旋律立即讓我熱淚盈眶。
  「校園裡道路兩旁,有一排年輕的白楊
  早晨你披著彩霞,傍晚你吻著夕陽。
  啊,年輕的白楊,吸取著大地的營養
  啊,年輕的白楊,樹葉沙沙響。
  年輕的白楊,你好像對我講,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謝謝母校,給了我五年美好難忘的大學時光。

  記者「生涯」第一回合

  寫下這個題目,感覺底氣不足。記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難,要有拳打腳踢的不凡身手。正因為如此,我才大著膽子把自己有限的幾次採訪經歷稱之為記者生涯。
  記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奧克蘭APEC峰會期間,正是中國「入世」雙邊會談的關鍵時刻。那次,我也是
  採訪會議的記者之一。
  在奧克蘭,最受各國記者關注的,除了參加峰會的各經濟體領袖,當屬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和美國貿易談判首席代表巴爾捨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了。香港無線、亞視、有線和鳳凰的採訪小組暗中較勁,你今天拍到了錢其琛,我明天就到飯店門口去堵奧爾布萊特,每天通過衛星傳送回香港總部的消息總得有一條是自己的獨家新聞。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搶新聞的方法:一個記者舉著話筒,和攝像一大早就來到代表團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門的。只要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聲「總統」、「主席」或「部長」。領導人面對傳媒,態度總是熱情有禮,時間再緊,也不忘走上來同記者寒暄兩句,回答一兩個問題。這一來,新聞就有了。
  我不具備香港同行的耐心和執著,我怕麻煩,做事喜歡直來直去。
  我知道中國代表團下榻的酒店,於是,一個電話打到總機:「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請幫我轉石廣生先生的房間。)
  當時不過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人家不給轉也沒什麼。偏偏那個接線員連嗑巴都沒打:「Just a moment,please.」(請稍等。)電話竟然接通了。
  這一來,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猶豫著,電話那頭響起了一個渾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聲音顫抖而且滿頭是汗,「我找石廣生部長,我……」
  「我就是。」石部長語氣溫和,沒有一絲的不耐煩。
  「石部長,您好,我是鳳凰衛視陳魯豫,我想採訪您。」我坐在酒店房間的地毯上,背靠著床,電話聽筒緊緊地攥在手裡,臉漲得通紅。
  「這兩天還不行,我正和巴爾捨夫斯基談判呢。後天吧,後天談判結束後,晚上我接受你的訪問。」石部長非常爽快。
  放下電話,我一轉身趴在床邊,渾身癱軟。
  長這麼大,我還從未如此大膽、主動過。這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趴了幾分鐘,又伸手去夠電話。我嘗到了甜頭,想趁熱打鐵,如法炮製地搞定巴爾捨夫斯基。
  「Hello, Can you connect me to Ms. Barshefsky please.」(請幫我轉巴爾捨夫斯基女士的房間。)這次我的底氣就足多了。
  「對不起,酒店沒有這個客人。」我的那個Please還沒說完,接線生就硬邦邦地打斷了我。
  「那不可能啊!美國代表團就住在你們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嗎?她的名字是Charlene Barshefsky,Charlene,Barshefsky。」我不甘心,一個個字母給她拼寫巴爾捨夫斯基的名字。
  「對不起,的確沒有這個人。」這回語氣略微和緩了些,可那一臉的警惕我隔著老長的電話線都看得一清二楚。沒準,酒店總機室裡還坐著幾個FBI的探員呢。
  我失望地掛上電話,心裡恨恨地想:「美國人真是老奸巨猾!」
  兩天後的晚上,我如約採訪了石廣生部長。
  至於巴爾捨夫斯基,還是讓她跑了。
  記者生涯第一回合,一勝一負,成績尚可。

  「幫我寫個條子,遞給首相」

  在安曼Arwad飯店的大堂,我見到了陪同我們的約旦導遊。他看上去60出頭,個子不高,圓滾滾、肉乎乎的大鼻頭架著副老花鏡,臉上老是堆著謙和的微笑,是個招人喜歡的老頭。
  我和他簡單寒暄了幾句就直奔主題:「我想採訪你們的阿卜杜拉國王,你能安排嗎?」
  導遊的嘴一下張得老大,半天說不出話來。也難怪他,如果,有個外國電視攝制組來北京,一見北京導遊張口就說:「我想採訪你們的胡錦濤總書記,你幫著聯繫聯繫。」導遊一定認為這人有病。這次,我成了約旦導遊眼中的「病人」。
  那是1999年11月發生在「千禧之旅」旅途上的事情。
  接下來的幾天,不論是在首都安曼,還是去古城佩特拉,我一有工夫就跟導遊嘀咕阿卜杜拉的事。好脾氣的導遊算是服了我,他決定和我同舟共濟,找約旦新聞部,攻下採訪國王這道難關。
  離開約旦的前兩天,大清早我就被導遊的電話吵醒,聽筒裡,能看到他綻開的笑臉。「Luyu,His Majesty will go to Jerash to attend a local meeting tomorrow. We might be able to meet him there.」(魯豫,國王陛下明天要去傑拉什開地方會議,我們也許可以在那採訪他。)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萬分的努力,我們決定到傑拉什去碰碰運氣。
  第二天清晨,我們「千禧之旅」車隊開著全部5輛吉普車浩浩蕩蕩前往傑拉什。之所以全體出動,是想在當地引起轟動,或許國王陛下聽說有一個中國電視攝制組正在當地採訪,一高興,就接受我的採訪了。
  已經是11月份,可白天的氣溫還是很高。臨出發前,想到覲見國王時也許要包頭巾,我不懼怕酷熱地在頸部圍了塊粉色的大披肩。
  傑拉什是約旦重要的城市,可在中國人看來,它的規模頂多算個小縣城。市中心的馬路兩邊蓋著像是黃土質地的兩層小樓,馬路盡頭用鐵柵欄圍起來的一個院子,就是市政大廳,簡簡單單的一個白色建築。
  我們到達傑拉什時,市政大廳外的街道上已經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了。但約旦人似乎並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邊,等待一睹國王的風采。年輕人乾脆爬到樹上,或是蹲在兩層樓房的房頂,那場面就像中國農村來了唱大戲的,十里八鄉的老百姓都趕來過戲癮一樣,熱鬧、混亂。約旦警察脾氣溫和,站在旁邊笑瞇瞇地看著,也沒人去維持秩序。
  導遊不知和哪個部門打了招呼,我們攝制組被允許進入會場拍攝。他一再強調,我們是迄今為止,惟一一個被批准拍攝國王開會的外國電視媒體,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沒。我很不以為意,誰要拍你開會啊,採訪阿卜杜拉才是正事。導遊又是一臉慈祥地微笑:「魯豫,你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當國王的車隊一進入人們的視線,一向平和有禮的約旦老百姓變得瘋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著撲向阿卜杜拉的車子,站在國王御駕外面的皇家保鏢一手扒住車門,一手拚命推擋企圖爬上車子的民眾,場面完全失控。
  當國王的車子終於駛進大鐵門時,一個中年婦女飛身撲了進來,重重地摔倒在院內的泥地上。她的雙手還直直地向外平伸著,嘴裡高聲喊叫著什麼。鐵門被匆匆地關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衛簇擁著快步走進大廳。而那個約旦婦人已經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內,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切,很是興奮。內地、香港的歌迷見到自己心儀的偶像時,場面比這瘋狂多了,所以我並不緊張。倒是我的同事攝像袁白,腦子裡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比我緊:「這約旦保安的工作也太差了,要是被壞人鑽了空子可怎麼辦?」
  走進會場,我傻眼了。
  我以為,國王開會的地方起碼也該鋪一塊波斯地毯,圍上一圈軟軟的沙發吧。可我眼前是光禿禿的水泥地,擺著折疊椅,連舞台都沒有,主席台處是一張長條桌,鋪著白色的桌布,惟一像樣的是桌子後面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把高背靠椅包著深紅色絲絨,想必是國王的御座。
  會場裡滿滿當當地坐了兩三百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一律身穿白色阿拉伯長袍,頭上纏著白頭巾。為數不多的幾個當地婦女都是在長裙外套一件西裝,這好像是標準的約西合璧的打扮。
  我們攝制組只有攝像袁白一人被允許站在離主席台幾步遠的地方拍攝,其餘人員,包括我,只能遠遠地坐在大廳的最後一排。
  國王終於進場了。屋子裡響起了掌聲和歡呼聲。
  會議由首相主持,一屋子的人熱情洋溢地討論著要不要在傑拉什建一條公路、蓋一所小學。我什麼也聽不懂,卻樂得煞有介事地跟大夥一塊拍手、點頭。
  我當然不會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會兒就問問身邊的導遊:「會完了,能採訪國王嗎?」
  導遊只顧著和同胞一起激動地高呼萬歲,根本沒工夫搭理我。我開始坐不住了:「這麼一大幫人,該不會白跑一趟吧?」
  其實,按我的個性,採訪不到就算了唄。可這次不同,我們千里迢迢來到約旦,如今國王就在眼前,採訪不到也太冤了。
  我彎腰從地上拿了塊攝像機的備用電池,站起來,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對一旁的警察說:「我們的電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塊新的過去嗎?」
  警察看了看我,一揮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驚,我趕緊低聲說:「假裝換電池,越磨蹭越好。」
  也沒時間解釋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戲,就一直低頭鼓搗攝像機,讓人覺得換電池真是件麻煩事。
  我站在袁白身邊,離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間,有一個身披鮮艷的粉色圍巾的中國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圍著袁白轉了好幾圈,好像是在幫忙,但眼睛一直盯著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沒有一手過硬的眉目傳情的技術,要不然,眼睛裡颼颼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讓國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嘮嘮家常。
  真主啊,原諒我,我一生還沒幹過這麼招遙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終沒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壞了,這些中國人怎麼會在這兒?
  我沖袁白壞笑了一下,拿著換下來的電池,在眾目睽睽之下,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導遊此時只會呆呆地看著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幫我寫個條子,遞給首相,就說我們是鳳凰衛視,從中國來的,想採訪國王陛下。」
  10分鐘後,導遊興沖沖地跑回來對我說:「首相同意了,但只給你5分鐘。」
  「沒問題!」我嘴上答應著,心裡卻在暗喜:「到了我手裡,就由不得你們了。」
  會議結束後,幾百名與會者排著隊依次和阿卜杜拉握手告別,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事們也擠進了這個隊伍。當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著說了一句:「Welcome to Jordan.」(歡迎你到約旦來。)
  阿卜杜拉的親民風範令人感動,他耐心地和所有人握過手之後,才由同父異母的弟弟哈姆扎護衛著進入一間小會客室,接受我的採訪。
  為了節約時間,我希望站著做訪問,但怕怠慢了國王,於是徵求他的意見。阿卜杜拉很隨和,他聳了聳肩:「無所謂,既然我們已經站著了,那就站著吧,省事。」
  我對阿卜杜拉的採訪從5分鐘變成了10分鐘又變成了20分鐘,半小時過去了,我能感到哈姆扎的手止不住地要去摸腰裡別著的手槍。於是決定,到此為止,要不然,御林軍真該急了。
  我剛一示意採訪結束,大家呼啦啦都圍了上來,要和國王合影留念。
  參加「千禧之旅」全程報道的北京青年報記者趙維忙不迭地把一架數碼相機使勁往一個矮矮胖胖的約旦人手裡塞,意思是:「師傅,勞您大駕幫我和你們國王拍張照片。」誰知那約旦人沉著臉把手一縮,相機掉到了地上,光一下,趙維也不在意,撿起相機先幫我拍照。一陣忙亂之後,我們送走了國王一行,我才幸災樂禍地問趙維:「你知道剛才不願幫你拍照的人是誰嗎?」
  「誰啊?」趙維一臉的迷茫。
  「約旦首相。」我在一旁樂得直不起腰。

  能不用稿子,把新聞說出來嗎?

  老闆微笑著說的話,我永遠都記得:「魯豫說新聞的風格將在中國電視史上佔有自己的位置」。
  能不用稿子,把新聞說出來嗎?
  有一天,院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問我:「公司準備開一檔清晨的新聞節目,你來做,好
  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亂跳地主持《音樂無限》。
  院長的話讓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絕:「開玩笑!大清早那麼不好的時間給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還是動心了。沉默過後,我說:「讓我考慮幾天。」
  那一段時間,我一直在考慮轉型的事情。做娛樂節目實在和我的性格、興趣相差太遠。要我每天介紹劉德華、黎明的歌有多好聽,對我是一種折磨。
  「不如,去做新聞吧。」我對自己說。
  「可是,新聞節目有什麼好做的呢?不就是別人寫的稿子,你照著念就完了嗎?這有什麼意思?」我常常想像當我遇到難以選擇的事情,我的腦海裡會有兩個小人打架。如今,這樣的情形真的出現了。
  我苦著臉去找文濤:「你得幫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時分,我和文濤坐在黃埔花園的大排檔裡,四週一片嘈雜。
  「你說,我能不用稿子,把新聞說出來嗎?」我鼓起勇氣,把自己近乎瘋狂的想法告訴了文濤。
  「當然可以啊!」文濤專心致志地看著菜單,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萬一我說不下去了,沒詞了,怎麼辦?」
  「慢慢說唄!就像你現在和我聊天一樣,也沒有稿子,不是說得挺好的嗎?再說,咱們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濤一邊說一邊招手叫過服務員,抓緊時間點了菜。
  「那不一樣啊!直播的時候通常是咱們兩個人,都處於平常自然的說話狀態,說錯了也很容易糾正,不會覺得尷尬。做新聞可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的。你跟觀眾聊不就得了。」文濤點了根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亂轉。
  「那,觀眾不煩啊?萬一我說得嗦了怎麼辦?」
  「語言精練點,你絕對沒問題。」飯菜上來了,文濤不再理我,低頭忙著喝湯。
  我夾著一筷子芥藍愣在那,心裡突然有一種起跑前的興奮和恐懼。
  第二天,我對院長說:「好,我做。」語氣很是悲壯。
  3月31日晚上,老闆在尖沙咀一家韓國料理店請內地來的同事吃飯,慶祝鳳凰中文台成立兩週年。大家忙著烤肉、倒酒、吹牛,熱熱鬧鬧地像是在過節。
  可我一點胃口也沒有,身體在不停地發抖。第二天一大早,《鳳凰早班車》就要和觀眾見面了,也許,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將就此終結。
  飯桌上沒人注意到我的異樣。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針氈。9點鐘,我終於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點就得起床!」
  同事們於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別:
  「祝你明天好運!」
  「別緊張!」
  「開玩笑,她怎麼會緊張呢!」
  ……
  走出餐廳,我站在人來人往的馬路邊上發呆。晚上9點的香港,夜生活才剛剛開始。可我,從此就要和這繽紛喧嘩的夜晚告別了。
  回到家,我怎麼也睡不著,翻來覆去一直到凌晨1點鐘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鬧鐘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連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點的香港一片寂靜。
  我機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終低垂著雙眼,不敢看鏡子。剛剛睡醒的臉總是慘不忍睹,更何況沒睡醒呢?
  刷牙時,我還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鏡子,我的樣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門,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離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過去也不過5分鐘。凌晨時分的街道在路燈的映射下顯得格外靜謐,真沒想到,香港還有這麼沉靜的時刻。平常熙來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聽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卡卡聲,一股淡淡的海腥味從不遠處的維多利亞港灣飄過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涼潮濕的空氣,心境漸漸地平靜下來。
  來到公司,眼前熱鬧的景象嚇了我一跳。
  演播室的門開著,技術人員進進出出地正忙著調燈光、查線路。畢竟是《鳳凰早班車》的首播,大家心裡都沒底。
  我有點緊張了。
  直播前的一個星期,我曾經和《早班車》的工作人員一起演練過兩次。結果是一塌糊塗。
  我的老闆有一個很好的創意:香港每天有十幾份早報,內容豐富、及時,可以補充早間電視新聞報道的不足,又能為各地觀眾尤其是內地觀眾提供一個瞭解香港的窗口,建議在《早班車》裡引用報紙內容。於是,如何在電視上「讀報」就成了我演練時的重點。
  第一次演練前,我跑到報攤對攤主說:「把每種報紙都給我來一份。」
  到了辦公室,我把所有的報紙攤在桌子上,才發現精明過人的報販子把《朝日新聞》、韓國、菲律賓報紙一股腦都賣給了我。
  兩個小時後,我恍恍惚惚地從報紙堆裡抬起頭來,突然意識到,我看得太過投入,完全忘了看報紙的目的是為了「讀報紙」。
  第一次演練,以我對著鏡頭張口結舌而告終。
  第二次演練前,我一再告誡自己:報紙別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該幹什麼。
  這一回,我吸取了前車之鑒,拿出了記憶力好這個殺手鑭,把每一家報紙上的頭版新聞都背了下來。可是,導播急了:「魯豫,你念一份報紙就用了5分鐘,我們整個節目的時長只有半個小時啊。」
  「怎麼辦,我完全找不著在沒有稿子的情況下,說新聞的感覺。」這就是4月1日凌晨4點35分,我看見公司裡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時,內心惶恐。
  我恨不得臨陣脫逃。
  不過,害怕歸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時候,一切都會好起來。
  7︰15分,我走進了演播室。
  從化妝間到演播室,要經過一條窄窄的走廊,50多米,還有個拐彎。平時,我總是連跑帶顛地,常常和從另一個方向拐過來的同事撞個滿懷。可今天,我邁著四平八穩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連頭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動一動就把剛剛記住的新聞忘掉。
  直播馬上就要開始了,我站在攝像機前,嘴裡還在唸唸有詞。
  這時,老闆和院長走了進來,兩個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顯得更狹窄了。
  他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地給我做戰前動員:
  「別緊張!」「沒問題!」
  我已經進入了直播狀態,對周圍的一切都視若無睹。看見老闆和院長,也沒什麼反應,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語,像個精神病患者。
  7︰30分,《鳳凰早班車》準時開播。
  半小時後,直播結束了。老闆立刻召集所有主創人員開會。
  我先去化妝間換了衣服,才端著咖啡杯一溜小跑地衝進了會議室。我急不可耐地想聽到別人對我第一天直播的評價。
  推開會議室的門,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線晃得閉了起來。早晨8點鐘的陽光正穿過會議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個角落。
  原來,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間,悄悄地亮了。
  老闆微笑著看看大家,說了三句話,我永遠都記得:「《早班車》很成功!魯豫說新聞的風格將在中國電視史上佔有自己的位置。魯豫,就這麼做!」
  開完會回到家,我在客廳裡站了5分鐘,一動不動。
  我突然覺得後怕:「如果剛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麼辦?」
  這麼一想,幾天來的壓力、焦慮、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來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聲大哭。
  等情緒平復下來,我走進洗手間開始卸妝。我一邊抽抽噎噎地擦著哭花的雙眼,一邊喃喃自語:「我做成了。」
  這一來,眼淚又嘩嘩地流了下來。

  這個女孩好奇怪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樓的大堂都坐著一個保安。說是保安,卻多是些年過半百的香港大爺,真不知道憑他們的體格怎麼能保居民的平安。不過,我倒挺喜歡我們樓那些大爺。他們態度友善,看見我大包小包地回來總是熱情地幫我開門。但我從不和他們聊天,因為大爺們都聽不懂普通話,我又不肯入鄉隨俗,一句廣東話也不會。於是,我和大爺們只能用點頭,微笑進行溝通。保安大爺平常大概只看粵語影片,所以並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在大爺眼裡,我是一個經常出差的大陸女孩,沒準是空姐吧!
  我開始做早班車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爺見到我端著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電梯時,吃驚得甚至來不及衝我微笑了。我呢,那麼早起床,人又緊張,根本沒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樓。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點半鐘,我帶著煥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門口見到上早班的大爺,我咧開嘴衝他樂著,又破天荒地用廣東話說「早安!」
  大爺看見我,樣子有些吃驚。我突然意識到,我還沒卸妝呢,和平日裡素面朝天的樣子大概有些距離。我倒沒多想,樂呵呵地進了電梯。
  早班車順利地開通了,我也過起了和別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爺們開始覺得奇怪,這個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點,外面還黑咕隆咚呢,她就披頭散髮,神情恍惚地出門,見人也愛搭不理的。到上午8、9點鐘,正是別人出門上班的時間,她倒濃妝艷抹地回家了,她到底是幹什麼的呀?
  大爺們仍然衝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絲憂鬱和擔心。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大爺們的表情愈來愈憂傷。我知道他們有話想問我,但又不好意思打探別人的生活。於是,我們就在尷尬中保持著沉默。
  時間大約過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歡的大爺「我心狂野」(這是我和許戈輝給他起的名字。因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個,臉上總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樣子,但我和許戈輝卻認為他是那種外表冷漠,但內心火熱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樓取信的時候,一直在我身邊溜溜躂達,那天我的信又特別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順便把垃圾郵件扔進廢紙箱,大爺突然冒出了一句廣東普通話:「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爺居然有勇氣說起了國語,我大為感動,一字一句地說:「我在電視台工作!」
  「電視台!」大爺大聲重複了一下,神情明顯輕鬆了許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爺又問了一句,這回廣東話又出來了。
  「對,因為我是做晨早新聞的!」我也用普通話的發音加進了廣東話的詞語。
  「哦……!!!!」大爺一定是粵劇票友,那一聲「噢」足足拖了10秒鐘。從那聲音裡,我聽到了如釋重負的感覺。我讀懂了「我心狂野」的潛台詞:「我說我一把年紀,見多識廣,不會看錯人的,這個女孩是個好女孩!」
  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紅著臉,說了句「唔該塞!」(謝謝!)註解就抱著信衝進了電梯,大爺一直看著我,臉上笑開了花。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樂了。

  「完了,我長針眼了!」

  我的同事梁冬在廣州過完週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見到我就興奮地說:「我最近見了一個大師,算命特准,我請他幫你也算了一卦,我給了他一個魯字,但沒告訴他是陳魯豫,真神了,他想都沒想就說:『你這個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魯字分開來,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線下,也就是說,你這個朋友和農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幹活去了。』」
  梁冬說到興奮處,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劃劃:「魯豫,難怪你早班車做得那麼好,你天生就該主持《鳳凰早班車》啊。」
  我被他氣得直翻白眼,一口氣眼看就要喘不上來了。
  這場對話發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體力接近崩潰的時候。從1998年3月31日開始,我一個人主持每週5天的清晨直播節目《鳳凰早班車》,凌晨4點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個小時。一年半下來,我能感覺得到,我的身體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個神奇的東西,它始終支撐著我急需大修的身體,而我的身體也很給面子,總是乖乖合作,從不罷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來,真以為自己有著金剛不壞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點整,追魂奪命的鬧鐘鈴聲把我從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動彈不得,已經清醒的意識裡滿是絕望。刺耳的鈴聲足足響了1分鐘,更襯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鐘後,我從床上掙扎著爬起來,心裡萬念俱灰。一個只睡了不到5小時的人,她在凌晨4點起床的那一刻,對人生的態度不會太積極、樂觀,沒有自殺傾向已經謝天謝地了。
  我閉著眼,一步三晃地進了洗手間,身上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說不出哪不對勁。平常,我在凌晨4點的時候,除了頭疼,心慌,胸悶,四肢發沉,渾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沒什麼特別難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澀又疼,這是前所未有的。
  我還是不以為意,低下頭開始洗臉。冰涼的水一浸到臉上,我這才完全清醒過來。仰著濕漉漉的臉,我瞇縫著眼睛伸手去夠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渾身哆嗦了一下,兩隻眼睛瞪得老大,鏡子裡的景象令我驚恐萬分:我的左眼上眼瞼紅彤彤的、一個模樣猙獰的腫塊清晰可見。
  「完蛋了,我長針眼了!」
  6點整,珍姐走進了化妝間。她是鳳凰的化妝師,有著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手。一見到她,我好像沒娘的孩子看到了親人:
  「珍姐,」我的聲音發抖而且帶著明顯的哭腔:「怎麼辦哪,我的眼睛腫了!」
  珍姐使勁盯著我,一向沉靜溫和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腫得好厲害。沒辦法,我多撲些粉試試吧。」珍姐的臉上也是愁雲密佈。我知道,她技藝高超,又一向對自己要求甚嚴,如今我的眼睛腫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閉著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輕拍在我的左眼上。
  6點45分,我準時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機,我就聽到導播室裡一片驚呼:「有沒有搞錯,魯豫的眼腫成這樣!」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堅強面對:「請把景別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勵滿臉愕然已經慌了手腳的攝像:「對,再拉開一些。」
  攝像猛然間回過神來,從鏡頭後探出半個臉:「魯豫,景別不能再大了,現在從鏡頭裡已經看不出你是誰了。」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漂亮,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聰明」,「才華」,「人格魅力」能夠擋也擋不住地由內而外散發出來,讓觀眾在清晨7點睡眼惺忪的時候,被我的內在美迷得一塌糊塗,根本無暇顧及我左眼瞼上碩大、醜陋的麥粒腫。
  8點鐘直播一結束,我就接到了老闆的電話:「魯豫,昨晚沒睡好吧,眼睛有點腫。」
  自從做了《鳳凰早班車》,我的人生目標變得單純明確:有朝一日,我要是當了老闆,一定天天睡到自然醒。可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老闆已經是老闆了,為什麼每天7點的早班車他從來沒落下收看。文濤的評價一針見血:所以人家才是老闆。
  這麼多年了,我很瞭解老闆。表揚你的時候,他絕對是誇你沒商量,自信心不強的人還真扛不住。這一點我很認同,因為誰都需要肯定。而批評一個人的時候,老闆則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傷害你的自尊。所以,我聽出了他實際的感受:你的眼睛怎麼搞的,簡直慘不忍睹。
  我於是立刻痛下決心:上醫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動刀動槍,在所不惜。
  一個朋友向我推薦了全香港最著名的X大夫。他行醫多年,是國際眼科界的翹楚,不少達官顯貴都是他的病人。近年來,由於娶了某社交界名媛為妻,更是躍身而為城中名人,每天報紙娛樂版新聞裡,總能看到他和太太恩愛甜蜜的樣子。兩人郎才女貌,真是一對如花美眷。
  「他很貴噢!」電話裡,朋友的那個很字拉得極長,聽上去怪嚇人的。
  再貴也要去!我平日裡糊里糊塗的,但關鍵時刻還分得清主次。
  掛上電話,我直奔X大夫在中環的診所。才上午10點鐘,寬敞的候診室裡已滿滿當當地坐了20幾個人。等了一個多小時,X大夫西服革履的俊朗身影才出現在診所的門口。一瞬間,所有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那場面著實讓我感慨:這年頭,當醫生都要當偶像級的,開處方,動手術時,旁邊最好也安排些FANS(追星族)驚聲尖叫:看哪,他割闌尾的樣子好有型噢!
  我正胡思亂想,突然聽到護士在叫我的名字,趕緊從椅子上一躍而起,低著頭跌跌撞撞地跟在護士身後。之所以跌跌撞撞,是因為我在室內也戴著酷酷的溥儀式墨鏡,黑糊糊的什麼也看不清。可是,在我的眼睛痊癒之前,我只能以這副德性見人了。
  「陳小姐,請坐!」X大夫的聲音低沉有磁性,國語好得驚人。
  我慌忙摘下墨鏡,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筆直,一動不動。
  X大夫開始專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著自己的情人。這時如果隱去診室的背景,把我倆擱在藍天白雲的佈景板前,你看到的分明是我被白馬王子的深情凝視羞紅了的臉頰。
  「大夫,我的病危險嗎?要不要開刀,開刀要打麻藥嗎?會留下疤嗎?」我臉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
  「陳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動手術。等腫塊再長兩天,讓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後,你再來看病。好,再見。」
  X大夫溫和的聲音讓我一下子從浪漫愛情影片的女主人公變身回《急診室》註釋裡的女患者。
  「可是,我,我,好,再見。」我磕磕巴巴地來不及說什麼,就被護士小姐領到了付款台。
  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覺得吃虧。都說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離他那麼近也沒顧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還得給出一張港幣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竇娥還冤。
  我長了針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傳開了,不斷有各地的同事打電話表示慰問,最後總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麼不該看的東西了吧。」
  我真是有口難言。我是不該看的沒看,該看的也沒看。
  當然,幸災樂禍之餘,同事們也提供了千奇百怪的偏方:在手指上系根紅線、拚命喝涼水、把痔瘡膏塗在眼皮上等等。
  我眼睛腫得老高,心裡倒還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試。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的左眼紅腫得只剩下一條縫,視線都窄了許多。可是,不管什麼事,只要習慣了就好。
  珍姐見到我,已經不再長吁短歎了。她現在每天提心吊膽的是如何不讓尖尖的眼線筆弄破已經透明的腫塊。攝像,導播也都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人,他們大概看慣了我的樣子,竟然敢給我推大大的特寫了。至於觀眾,一大早都睡眼的,也沒人像看情人般地緊盯著我。我自己呢,慢慢地也敢大白天不戴墨鏡在街上走了。香港的小孩子好像特別堅強,馬路上、超市裡猛然間看到我,也沒人哭鬧。
  幾天後,我再去複診。
  和上次一樣,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顏悅色地說:「還沒熟透呢,再等兩三天就差不多了。」
  我又恍惚著被護士小姐領到了櫃檯去結賬,短暫的一面,再花去我港幣1000塊。
  我咬著牙對自己說:「值了。」
  兩天後,是個星期天。
  我一覺睡到了中午才起床。人睡夠了,心情就特別好,我哼著歌在洗手間裡刷牙。突然,那個碩大無朋的包,破了。
  我吐掉嘴裡的牙膏,開始深呼吸,可人還是緊張地發抖。
  我從家裡常備的藥箱裡拿出紗布,輕輕地擦乾淨左眼眼皮,然後,下樓打車,直奔X大夫而去。
  謝天謝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當然,是要按週末急診收費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興。他戴上白色醫療手套,拿出兩根棉簽,動手擠那個包。我微仰著頭,一動也不敢動。
  「好了。」一分鐘都沒有,X大夫已經大功告成。「這裡是一盒防感染的藥膏,回家記得塗喔。再見!」
  那天,我的賬單是1500港幣。

  她折磨我整整3個小時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著兩個無比沉重的大箱子來到香港赤蠟角國際機場,準備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耶路撒冷。旅行社發出的指南上特別註明,乘以航飛機一定要提前3個小時到達機場。我雖然覺得沒必要,可還是乖乖地照辦。畢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個小時
  我相信,人的著裝頗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裝:軍綠色卡其布連衣裙,高統皮靴,像極了電視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辦理登機手續的櫃檯前是兩條長長的人龍,一隊是以色列公民,一隊是外國人,隊伍長得令人絕望。還好,我坐的是公務艙,多少有些特權,不用排隊。
  我正在暗自慶幸,一個以航工作人員走過來用英語請我出示機票和護照。這是一個年輕的猶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窩、鮮明的五官輪廓、特別是挺直的鼻子和一頭捲曲蓬鬆的褐色亂髮,像極了年輕時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 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沒有和她拍張照片,也忘了問問她的芳名。畢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個小時。
  以下是我們之間最初的一段對話:
  問(面無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麼?」
  答(心不在焉地):「拍節目。」
  問(仍然面無表情地):「拍什麼節目?」
  答(開始不耐煩):「千禧之旅。」(大費周章地介紹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問(她一直低頭翻看我的護照,臉上的表情我看不見,但突然變大的聲音說明她極為不滿我的態度):「你在以色列準備拍些什麼呢?」
  答(我的聲音也開始冷淡,語氣更強硬了):「不知道。」
  問(她從護照上抬起頭,目光銳利地看著我):「那誰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揚起了下巴,挑釁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問(她停頓了一下,好像是歎了一口氣):「他們在哪?」
  答(開始氣她):「在以色列。」
  問(她不再看我,目光掠過我望向我的身後):「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頭往旁邊歪,去找她的目光,語調逼人地):「不知道。」
  問(她的臉漲得通紅):「誰來接你呢?」
  答(拿腔拿調地):「不知道。」
  問(幾乎崩潰,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會呆多長時間?」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們這段劍拔弩張的對話進行了40分鐘,我始終是一問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確是不合作),我實在是什麼都不知道(天地良心,這是真話)。女孩認定我雖然極不友善,但並沒危險。第一關盤查我總算通過。
  女孩把護照、機票還給我,轉過身,用背對著我說了一句:「跟我來」,就自顧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識到前途叵測。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著頭皮上。我推著行李車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後,在我看來,她的背影寫滿了復仇二字。
  「我剛才對她那種態度,她一定想把我關到小屋裡單獨盤問吧?算了,大不了誤飛機,什麼鬼地方,哭著喊著求我去我還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亂想。
  我跟著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機大廳,來到了停機坪上。一輛7座麵包車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個請上車的手勢。我心一橫,抬腿就上了麵包車,我的箱子和巨大的雙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車上,我連看都不看。我心裡有數,護照機票都在我手裡,錢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裡,袋子是我花了5塊錢人民幣在大理洋人街買的,我去哪都拿它來裝「巨款」,掛在脖子上。有了這幾樣旅行必備的東西,其他的,真要丟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丟了就丟了;心情不好——比如現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傾家蕩產。
  我沉著臉坐在車上,一動不動,餘光能看到女孩和從車上下來的司機在奮力搬我的箱子。
  車子在停機坪上轉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飛機檢修庫的平房前。
  平房裡熱火朝天地擠滿了人。
  我鐵青著臉冷冷地掃了一眼屋裡的人:七、八個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員,還有十幾個和我一樣已經疲憊不堪、聽天由命的外國旅客。
  女孩丟下我,和一個長得挺像內塔尼亞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講起了希伯萊語,「內塔尼亞胡」不時地向我這裡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著,腳邊不知什麼時候堆滿了我的行李。
  「內塔尼亞胡」微笑著向我走來,「Shalom!」(希伯萊語你好的意思)他衝我點了點頭,彎腰拎起我的兩個巨無霸箱子,轉身放在了一張比乒乓球檯還要寬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從哪端出兩個碩大的透明塑料箱,倒進開水,滴兩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個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檯上。
  我饒有興味地看他們忙著,想知道這葫蘆裡到底藏著什麼藥。

  「打開箱子!」

  「打開箱子。」「芭芭拉」不看我,而且,連個請字也沒有。
  我蒙了一下,有那麼兩秒鐘吧,我特別想撲過去求他們:「我不玩了,讓我回家吧。」雖然心裡想變成浦志高,可臉上的表情還是和江姐一樣大義凜然。
  我開了密碼鎖,向後退了半步,皮笑肉不笑地對「芭芭拉」說:「箱子太重,我打不
  開。」
  廢話,要殺要剮隨便,但別指望著我會幫你們磨刀。
  還是「內塔尼亞胡」憐香惜玉,他幫「芭芭拉」打開了箱子。這下,我的寶貝全都大白於天下。
  我飛快地掃了一眼兩個箱子,謝天謝地,內衣、女性用品大概是在箱底,我擔心的難堪場面沒有出現。
  最上層花花綠綠的是我的戰略儲備:方便面、搾菜、話梅、口香糖、咖啡、巧克力和維他命。所有的食品全部真空密封包裝,絕對符合衛生檢疫條例。這一下,我更加氣定神閒。
  「這麼多吃的,你是要去野營嗎?」「內塔尼亞胡」指著一大盒金莎巧克力衝我樂。
  「不,我很饞。」我也笑了,人家「內塔尼亞胡」一直對我不錯,可我心裡還是打鼓。這些食品我是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過苦日子預備的,被他們猜到總不太好。
  「對不起,按規定,現在我們要把你箱子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拿出來放進這兩個塑料箱,請你監督。」「內塔尼亞胡」的話讓我的頭嗡地一下,剛剛對他生出的好感立刻蕩然無存。
  我咬著嘴唇,無助地看著「芭芭拉」把我的東西一樣一樣拿起來,左右端詳一番,再漫不經心地放進塑料箱。
  20分鐘後,兩個箱子變得空空蕩蕩。我花了3天時間才整理好的毛衣、牛仔褲、護膚品、化妝品和準備到伊朗後入鄉隨俗用來包頭的幾塊披肩凌亂地堆在塑料箱裡。
  我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芭芭拉」大概良心發現,自始至終低著頭,沒有乘勝追擊再甩什麼風涼話。
  兩個身材魁梧的以色列小伙子一人一個把塑料箱搬到了檢查行李的X光機上。平心而論,今天我見到的以航工作人員,女孩漂亮,男士英俊,頗給以色列長臉。就像眼前這兩個大力士,換上蘇格蘭呢西裝和皮靴,活脫脫就是一幅Ralph Lauren秋季時裝廣告。可惜,憤怒蒙住了我的雙眼,我看他們,個個都是喬裝打扮的摩薩德。
  「好了,你可以裝箱了。」「芭芭拉」站在X光機旁邊衝我招手。我的兩大堆寶貝已經被攤在了另一張乒乓球檯上。
  哀莫大於心死,我已經懶得和他們理論。
  我在心裡歎了口氣,開始疊衣服。突然,我尖叫起來「This is not mine!」(這不是我的!)在搾菜和被拆開包裝的一大罐蔬菜粉中間,我竟然看見一盒已經抽掉大半的555香煙。

  用外語說粗話我覺得不算什麼,好歹也是練習口語啊!

  「這叫什麼×××安檢!」我開始用英語罵人了。各位同胞請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語言總是優雅而得體,但用英語說起粗話來,面前真站個美國人、英國人也未必是我的對手。反正,用外語說髒話我覺得不算什麼,好歹也是練習口語啊。
  「對不起,香煙是我的。」旁邊一個包頭巾、穿長袍,模樣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湊到我旁邊,伸手去夠香煙。
  「慢著!」我擋住他,回過頭去找「芭芭拉」和「內塔尼亞胡」,「安檢這麼嚴肅的工作,你們竟然如此地掉以輕心。真要出了事,誰負責?」我聲色俱厲,語言風格像極了黨小組會議上語重心長的支部書記。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這才相信那煙的確不是我的。她自知理虧,於是紅著臉,表情又哭又笑地看著我,嘴張了張,卻什麼也沒說。
  「我們來幫你裝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圍了5、6個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誰敢碰我的東西!)我委屈極了,不爭氣的眼淚正在一點點地湧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僅此而已。何苦這麼舞刀弄槍的?
  我拚命忍住眼淚,埋頭整理箱子。
  剛才還鬧哄哄的房間突然變得很安靜。「芭芭拉」、「內塔尼亞胡」一直在我耳邊絮絮叨叨地說著什麼,好像是在道歉。我誰也不理,只是專心地疊我的披肩。
  不知過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終於停了下來,低頭看看箱子,又滿滿當當、整整齊齊的了。我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還查嗎?不查就關上。」
  又是「內塔尼亞胡」,識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說話,等著看還有什麼好戲。
  「我們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話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鐘,然後好像怕誰反悔似的,轉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門口了,才聽到身後叮叮光光地有幾個人跟了上來,想必帶著我的行李。走出大門我才意識到,其他的老外已經不見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螢光指針指著9:45。
  我恍惚地坐上麵包車,又被「芭芭拉」帶回了機場候機大廳。我乘坐的班機正在做最後一次召集。眼看磨難到了盡頭,可我對即將展開的旅程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一個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裡,從遠處急急忙忙地跑來,身上左右各挎一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後邊氣喘吁吁地跟著比他還胖的太太,手裡還領著個5、6歲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飛的是紐約,登機口就在隔壁。
  我很羨慕他們,能自由自在地趕飛機,不像我,身後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樣跟著。
  我今天的計劃全被他們打亂了。
  平時,從香港出差去外地,我總是提前一個小時到機場,托運行李、領登機牌、過關,所有的手續辦完之後,還會有40多分鐘可以閒逛。我會先到書店挑一堆雜誌在飛機上消遣,再去免稅品店幫朋友買些香煙,然後,我一定要去卡蒂亞專賣店看看他們又來了什麼新的貨色。最後,如果還有時間,我會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幾個電話。我喜歡這樣,不緊不慢地。可現在,我什麼也來不及做了。
  登機口的香港地勤人員一再地向我這邊張望,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想跑去幾十米外的書報亭買本雜誌,否則,這一路上,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打發。
  我轉身正要走,卻差點撞上緊挨我站著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幹嗎???)我衝她大叫了一聲。她的大眼睛忽閃閃地看著我,目光裡滿含著請求,我恍然大悟,他們對飛以色列的外國旅客採取的是一對一的全程盯人戰術。
  「我現在是不是除了上飛機,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則,你們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著點了點頭。
  我徹底崩潰:「好吧,我登機了。」說罷轉身就走,好像聽到「芭芭拉」咕噥了一句謝謝你。
  登機口的地勤人員見到我都長出了一口氣,看樣子,我的確是最後一名乘客。
  公務艙今天滿員。我不知道該坐在哪裡,也懶得查票根,看到靠過道還有一個空位,於是也不等空中小姐領路就徑直走了過去,然後,一屁股坐下。這才感覺到,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Shalom! Im your neighbourui. My name is……」(你好,我是你的鄰居,我叫……)我迷迷瞪瞪地順著聲音望過去,這才注意到我的鄰座是一個50多歲的男子,是猶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猶太人。
  我從不種族歧視,但今天,某些人真的是得罪我了。我把手一擋,不客氣地說:「Leave me alon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chitchat. For the past three hours I was interrogated and searched by the airline, which is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dont think I even want to go to Isreal.」(別理我,煩著那。剛才,你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審了我快3個小時,真是活見鬼。鬼才要去你們國家。)我心裡想說的其實是中文版本,可英文一出口,我還是本能地採取了有理有力有節的文風。說到底,人家老大爺對我客客氣氣地,我總不能太失禮。
  雖說如此,他還是被我突如其來的一頓搶白弄愣了。過了半天才回過神來:「對不起,我只是想打個招呼,因為我們是鄰居。我沒注意到你的情緒,很抱歉。你可能不太瞭解,所有去以色列的人都要被細細地盤查,當然,對外國人會檢查得特別仔細。可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果剛剛去過一些敏感國家也要被查個死去活來。」
  他的英文很好,一句死去活來讓我的嘴角動了動算是微笑。見我有了笑模樣,他的語氣更慈祥了:「請你諒解,我們以色列是個特殊的國家。這麼多年來,我們安身立命的原則就是,在確認你是朋友之前,先假設你是敵人。這是我們的生存方式。」
  這就是以色列,還沒見到它,已經感受到它的緊張氣氛了。

  惡劣的環境在10小時內改變了我,帶出了我性格中強硬的一面

  我聲色俱厲地用英語吵了起來,這一段余秋雨老師有過描述「我們的陳魯豫出場了。她以北京市英語演講賽冠軍的語言鋒芒,劈頭蓋臉地問了他們一連串問題又不容他們回答。我不相信他們能完全聽明白語速如此快的英語,但他們知道,這位小姐發的火比剛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後,站著一排臉色峻厲的中國男人。」
  可我就是想採訪薩達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個邪惡的方法:出錢。
  這個題目或許會引起誤會。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時間很短,根本無法經歷一場轟轟烈烈的異國緋聞。不過,那10天我的確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見到一個人,見到他的照片我會興奮地想像我們見面的樣子,那份癡狂倒是和熱戀沒什麼區別。
  我說的是薩達姆,當時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
  惡劣的環境在10小時內
  改變了我,
  帶出了我性格中強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個幾乎完全封閉的國家,巴格達通往約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當時他和外界惟一的聯繫紐帶。偏偏那條公路因為常常發生惡性交通事故而得了個晦氣的綽號——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們天不亮就從安曼出發了。
  我們計劃得很周密:上午7點左右到達約旦和伊拉克交界處,保守估計,中午之前總能完成煩瑣的邊防手續,然後馬不停蹄開車趕路,6點天黑前肯定進入巴格達市區。約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當時它和外界惟一的聯繫紐帶。偏偏那條公路因為常常發生惡性交通事故而得了個晦氣的綽號——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們天不亮就從安曼出發了。
  我們計劃得很周密:上午7點左右到達約旦和伊拉克交界處,保守估計,中午之前總能完成煩瑣的邊防手續,然後馬不停蹄開車趕路,6點天黑前肯定進入巴格達市區。
  死亡公路不是鬧著玩的,大白天還常常出事呢,晚上開車無異於自取滅亡。
  11月初,中東地區的早晚溫差已經很大了。中午的陽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個白天我都要在車上和邊境度過,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長過膝蓋的短褲,出發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絨服。
  出門的時候,果然是天寒地凍。
  一路順利。
  6點才過,我們的5輛吉普車已穩穩當當地停在了約旦一方的邊防檢查站。這一路,對約旦這個小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約旦人並不富有,但熱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國王個子不高卻是個政治巨人,把一個資源貧乏的小國打理得井井有條。特別是在中東這樣紛繁複雜的環境中,約旦不僅安然生存著,而且在眾多國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約旦海關的工作人員個個溫和有禮,將護照還給我們的時候,一再叮囑,進入伊拉克後一定要小心。我們嘴上應著,心裡已經興奮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進伊拉克。
  頭天晚上,我們「千禧之旅」全體成員開了個戰前動員會,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對伊拉克做好最壞的準備。不知道別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對第二天的行程滿懷著憧憬。不過,憧憬歸憧憬,我還是仔仔細細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銷毀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惡的西方社會」有關的痕跡:在耶路撒冷老城區買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裝,那上面全是希伯萊文;我的兩個旅行箱跟著我走南闖北,箱身上貼滿了各國機場、航空公司花花綠綠的標籤,走到哪都會引來嘖嘖讚歎:「箱子夠酷的,還真去了不少地方。」雖然捨不得,我還是狠狠心把不干膠的標籤撕了個亂七八糟。看著瞬間變得醜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沒什麼可怕的!」我是帶著這個念頭入睡的。
  8點整,我們已越過約旦邊境,進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邊防檢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幾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車窗搖下來,將整個上身探出去。高遠清朗的天空,一望無際的乾枯土地,我的腦海裡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個鳥不生蛋的荒涼之地。)
  每到一地,車隊裡負責和邊防海關打交道的麗麗捧著大家的護照辦手續去了。謹慎起見,其餘人員一律在車上等待。
  天開始熱了,我脫掉羽絨服,把它疊成枕頭,倒在後座,開始睡覺。
  不知過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車廂裡熱得像個蒸籠,我的臉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鐘,搞不清這是什麼地方。
  「呦,魯豫醒了,睡得還挺香。」我坐的5號車司機勇哥從車外伸進頭來。
  「幾點了?咱們到哪了?」
  「一直沒動窩,都快一點了,還等著呢。」
  「什麼?」我一下子坐了起來,起得太猛,頭昏沉沉的。
  這還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達,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鬧著玩的嗎?
  我開門下車,看到同伴們正三三兩兩躲在房簷下。正午的太陽明晃晃地曬得我根本睜不開眼。
  「怎麼樣?」我問麗麗。
  「他們封了咱們的電腦、手機、照相機,一上午把我支來支去的蓋了無數個章。現在,還得等他們的主管,聽說一會兒就到。」
  正午的太陽曬得我眼發花。我靠著牆坐在了地上,抬頭看著麗麗:「他們這麼拖著我們,該不是想要錢吧。」
  麗麗歎了口氣:「該給的錢早給了,不該給的也給了。」
  我立刻不說話了。
  早就聽說伊拉克的邊防官員已經被慣壞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給每人塞個幾美元的買路錢已是富富有餘。可1998年戰事最激烈時,據說有記者為了順利過關,眼都不眨一下地給了每個伊拉克邊防官員100美元。因為有人哄抬價格,結果伊拉克邊境地區行賄受賄一下子有了市場。
  「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貪局告他們才怪。」我在心裡恨恨地想。
  咕嚕咕嚕,我肚子餓了。
  「你要吃點什麼呢?我去買。」我站起來,拍拍屁股。
  麗麗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們氣飽了。再說,這什麼也沒有,連熱水都不提供。咱們只能吃餅乾了。你去1號車拿吧。」
  聽到餅乾,我的肚子又咕嚕了一下,這回算是拒絕。
  我回到車上,關上門窗,開足冷氣,拚命給自己灌礦泉水。
  等待真是無聊。我懶懶地靠在後座上,把兩條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無聊賴地看著窗外。同伴們也都受不了毒太陽,陸續回到了車上。我把早就擱麻了的雙腿搬下來,一邊用手捶,一邊和勇哥、攝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著豐富駕駛經驗的老司機了,但這會,他有點一反常態,不停地長吁短歎:「這都4點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夠懸的。」
  我聽著心裡一陣陣發緊。我很清楚,當著我的面,勇哥已經是在輕描淡寫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頭看著我:「魯豫害怕了吧,臉都白了。」
  我是屬鴨子的,嘴上永遠逞強:「沒什麼好怕的,咱們那麼多人呢。」一聊起天來,時間總是好打發些。突然,袁白的手錶叫了起來。他的表定點報時,這意味著,現在是巴格達時間下午5點整,而我們,已經在這荒郊野外等了9個小時。
  我的忍耐到了極限。
  「我得去看看。」我邊說邊開車門跳下了吉普車,四下望望,見平房前已經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於是拔腿向他們跑去。聽見身後車門又「砰砰」響了兩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來了。
  十幾個同伴正圍著三個看不出是農民還是邊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鐵青著臉。
  「怎麼了?」我擠進人群,用英語問眼前一個肚子圓滾滾還留著油亮八字鬍的伊拉克人。他旁邊還站著兩個瘦子,我看都不看。這種場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絕對是這兒的頭,別人,不必搭理他們。
  我的聲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鬍,慢條斯理地說:「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們得檢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竄了上來。我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開始扯著嗓子,聲色俱厲地用英語吵了起來,這一段,秋雨老師在他的著作《千年一歎》裡有過描述:「我們的陳魯豫出場了。她暫時壓住滿腔憤怒,以北京市英語演講賽冠軍的語言鋒芒,劈頭蓋臉地問了他們一連串問題又不容他們回答。魯豫說,一隊早就由他們政府批准的外國傳媒,被毫無理由地在這裡阻攔了十幾個小時,沒有地方坐,沒有地方吃飯,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現在又要重新開始檢查,這種情況,能在別的任何一個國家發生嗎?我們不是私人旅遊,請問,中國對伊拉克,還算比較友好的,是嗎?我不相信他們能完全聽明白語速如此快的英語,但他們知道,這位小姐發的火比剛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後,站著一排臉色峻厲的中國男人。」
  在秋雨老師的生花妙筆下,我顯得鬥志昂揚又張弛有度,語言擲地有聲,態度不卑不亢,簡直是女中豪傑。其實,我最後還有一段話,那真是孤注一擲。
  我是咬著牙說的:「你們真的要查我們的行李?好,我們有5輛車,15個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們真主的名義起誓,我會一直呆在這,看著你們一件一件檢查,查不完,你們誰也別想走。咱們開始吧!」
  胖子徹底呆住了。他聽懂了我的話,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個急紅了眼的人,你千萬別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沒事了,你們走吧!)胖子的臉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讓我們走?)我心裡怦怦直跳,生怕他們反悔,臉上可還是剛才那副凶神惡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對對對,你們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點頭。他心裡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門沒看黃歷,結果碰上你這麼個外國來的母夜叉。
  我轉身豪邁地沖同伴們擺擺手:「咱們走吧。」然後我飛快地跑回5號車,一上車,我就放聲大哭。
  我平生沒有那樣惡狠狠地教訓過別人,那和我的性格、教養格格不入。但惡劣的環境卻在10小時內改變了我,帶出了我性格中強硬的一面,這讓我很委屈。
  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是一路哽咽著來到巴格達的。

  你能安排我採訪薩達姆嗎?

  戀愛中的人都知道,想念一個人,他的形象就無處不在。你看山,山就是他的影子;你看水,水中也有他的倒影。而在巴格達的街頭,我目光所及,看到的都是薩達姆。街心公園裡樹立著他一身戎裝的雕塑;5、6層高的大樓外牆上是他的巨幅畫像。我回到酒店打開電視,屏幕上是伊拉克的民歌手深情演繹一首歌頌薩達姆的歌。我聽不懂歌詞,但從畫面能猜出個大概:薩達姆在閱兵,薩達姆在親吻小朋友,薩達姆和伊拉克民眾在一起。
  薩達姆,薩達姆,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見到的人。
  我請陪同我們的伊拉克新聞官穆罕默德幫我想辦法:「你能安排我採訪薩達姆嗎?」
  老實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瘋狂嚇了一跳:「採訪總統很難。他上一次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薩達姆已經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了。有人甚至說,偶爾幾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採訪他,真是比登天還難。
  可我就是想採訪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個邪惡的方法:出錢。
  我竟然喪心病狂地引誘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訪問薩達姆,多少錢都沒問題。你放心,這筆錢鳳凰要是不給,我自己掏腰包。你說吧,打通各個環節需要多少錢?」
  穆罕默德歎了口氣:「魯豫,曾經有個記者要給我4萬美金,被我拒絕了。因為我們的總統不可能接受任何訪問。」
  「4萬美金!」我嘴裡念叨著,「我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不過,我有幾張旅行支票,還有VISA和美國運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嗎?」
  穆罕默德搖了搖頭,嘴裡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還在算賬給他聽:「你看,我這有500美金,還有1000港幣,4張旅行支票等於2000美金,這張VISA卡的信用額是16萬港幣,運通卡可以透支10萬港幣,我只有這麼多了,其餘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給你,怎麼樣?」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變成了花癡,每天倆眼發直,一看見薩達姆的畫像就恨不得撲上去。一個在聯合國駐巴格達機構工作的中國農業部女官員有些擔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說薩達姆3個字,因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來差不多,別人會知道你在說誰。說這話的時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間裡聊天,我注意到,她說話的聲音不大,而且從不說人名,提到誰了只用官階,比如他們總統、他們外長。她甚至拔掉了電視的插銷,這引起了我的好奇:
  「難道電視機裡會有竊聽器?」
  她不置可否。不過,她小心謹慎、語重心長的樣子讓我意識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纏著穆罕默德要找薩達姆了,在大家的勸說下,我終於移情別戀準備採訪伊拉克副總統拉馬丹。
  採訪地點是巴格達市中心一座戒備森嚴的總統府(這是穆罕默德告訴我的,但我想,應該是副總統府才對吧。)荷槍實彈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攝影隊請進了一間會議室,屋裡只有長條會議桌、椅子和一幅薩達姆年輕時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們輪流在畫像前照了相,想像著開會時薩達姆就坐在這指點江山,這讓大伙都頗為興奮。
  半小時後,端著長槍的士兵又把我、兩個攝像、穆罕默德和新華社駐巴格達分社的資深記者顧正龍老師領進了旁邊的一間會客室,採訪就在這進行。
  拉馬丹的架勢挺嚇人的。貝雷帽、呢子軍裝、腰間別著把手槍,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傳遞著一個信息:如果和我為敵,你就死定了。
  對拉馬丹的訪問絕不是我採訪生涯中值得稱道的一次。不客氣地講,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語言不通。幸虧顧正龍老師精通阿拉伯語,而且肯替我這個晚輩做翻譯,才使訪問能夠順利完成。但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使我沒辦法進入拉馬丹的內心,連最簡單的追問都做不到。再加上當時的我實在稚嫩,承受不了劍拔弩張的壓力,所有的問題都是蜻蜓點水式的,而拉馬丹給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發出的通稿。
  當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1月,正是海灣地區較為平靜的時候。多年的禁運、禁飛雖然使伊拉克的經濟千瘡百孔,但經歷過兩伊戰爭、1991年海灣戰爭、1998年「沙漠之狐」的伊拉克老百姓卻再一次將戰爭的創痛拋在了腦後,收拾心情重新開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時候你沒有感覺,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貴。而身處和平的環境中,一身戎裝的拉馬丹顯得那麼格格不入,他說些什麼似乎也並不重要。
  雖然,我對訪問很不滿意,但顧正龍老師卻很興奮:「這是伊拉克最高層官員第一次面對中國傳媒。」
  幾天後,我帶著沒有見到薩達姆的遺憾離開了伊拉克。

  我有預感

  當薩馬蘭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的朋友花立刻興奮地尖聲叫了起來。北京電視台正在現場直播的畫面裡,主持人和嘉賓也激動地抱在一起。有那麼一秒鐘,全國上下一片歡騰。我的心裡可是重重地咯登一下,然後屏住呼吸等著薩馬蘭奇把話講完。
  「我要感謝北京、柏林、伊斯坦布爾和曼徹斯特對奧運會的熱誠和積極的參與,可惜,贏家只有一個,悉尼。」
  又有那麼一秒鐘,電視裡一片死寂。
  這是1993年9月2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在蒙特卡羅宣佈2000年奧運會主辦城市時的場景。薩翁也許太希望北京贏了,所以他在感謝各申辦城市的時候,把北京排在了第一位。這個善意的舉動卻讓無數中國人錯以為北京贏了,然後在一眨眼的時間裡,從狂喜跌入痛苦的深淵。
  那個晚上,我和花買了一大堆麥當勞,在我家看電視轉播,等候慶祝北京的勝利。花的英文不好,她一直求救似的看著我:「真的是悉尼嗎?」
  我點點頭,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我有預感
  8年後的2001年7月11日,我坐在從香港飛往莫斯科的班機上,腦海裡仍然不斷地浮現出北京淚灑蒙特卡羅的痛苦畫面。
  機艙裡暗暗的,大部分乘客放倒了椅子睡覺,只有我和文濤的座位上亮著燈,兩個人都在埋頭看面前的小桌板上擺著的厚厚一摞資料。
  7月13日,國際奧委會將在莫斯科召開第112次會議,並投票選出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經歷了1993年的失利,北京用了8年的時間臥薪嘗膽,厲兵秣馬,這回是志在必得。7月13日,全球的目光將聚焦莫斯科,鳳凰衛視和北京電視台將聯手直播這一天的盛況。我和文濤是莫斯科現場的主持人。
  同機的還有台灣歌手李玟,她是鳳凰邀請的嘉賓。
  另一位嘉賓周星馳早上也興沖沖地帶著助手趕到機場,卻在航空公司的櫃檯辦理登機手續時被攔住了。他的俄羅斯簽證第二天才生效,幫他訂機票的工作人員沒有注意到護照上的日期。沒辦法,周星馳只能掃興而歸。來機場送行的鳳凰工作人員立刻幫他改簽第二天的機票,香港到莫斯科的直飛航班是沒有了,他只能像走跳棋似的先飛德國再前往俄羅斯。
  忙忙亂亂的過程當中,幸好狗仔隊不在現場,否則報紙娛樂版上不知道又會登出什麼新聞來。
  除了李玟和周星馳,鳳凰還邀請了成龍,希望他也能去莫斯科擔任我們的直播嘉賓,為北京助威。成龍很想去,但他的檔期始終排不開。直到兩天前,他的經理人才從美國打來電話,表示成龍終於騰出了幾天的時間,可以和我們一塊飛莫斯科。偏偏那幾天世界各地飛莫斯科的航班都爆滿,而且短短的48小時也來不及辦理簽證,於是,成龍只能遺憾地留在了美國。
  飛機到達莫斯科機場是當地時間11日下午2點鐘。我們和其他來採訪國際奧委會大會的外國傳媒都被請進貴賓休息室,統一辦理入境手續。
  休息室裡很熱鬧,大家說著中文、英文、法文、日文……所有申辦城市的語言都有。
  我忘了旅途的疲勞,變得興奮起來。
  再過42個小時,也就是7月13日早上8︰00,鳳凰將開始北京申奧莫斯科的直播。我有預感,北京這次一定能贏。我的預感一向很準。

  突發變故

  在下榻的烏克蘭酒店安頓下來,我趕忙抱著資料去找先到莫斯科打前站的同事。
  我在香港臨出發前,高雁就從莫斯科打電話告訴我,已經在新聞中心租了直播場地,佈景、燈光機器都已準備就緒,只等我和文濤一到,和北京台的主持人、導演一起開個會,再確認一遍早已安排好的直播流程,就可以屏氣凝神靜等7月13日的來臨了。
  我興沖沖地敲響了803室的房門。
  803美其名曰總統套房,其實不過是把兩間普通的套房從中間打通而已。鳳凰租下了這間總統套房,權作在莫斯科的辦公室、會議室和編輯機房。
  來開門的是小宋。很奇怪,看到我她沒有任何表示,只顧皺著眉對著手機講話:「直播方案可能要改,等定下來我再通知你們。」
  「怎麼了?」我看了看屋裡其他的人,高雁、劉璐,大家都是一臉的嚴肅。
  「咱們和北京台合作直播的事,上面沒同意,公司還在做最後的努力,我們都等著呢。」高雁簡單地說明了情況。
  我看看手錶,已是下午5︰00,離7月13日上午8︰00還有38個小時。38小時,夠幹什麼的?如果要重打鼓另開張準備一場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電視直播,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抱著資料沮喪地坐在了沙發上。
  這時,高雁的手機響了。「好,好。」她沉著臉靜靜聽了5分鐘,然後掛上電話,「713直播咱們自己做。新聞中心的演播室給北京台用,咱們得趕緊找個地方。」
  我再看看表,5︰30,只剩下37個半小時。直播前千頭萬緒的工作竟然要在短短的一天裡完成。
  困難太大了。
  一、沒有直播場地。
  二、已經租好的衛星時間給了北京台,重新再租談何容易。7月13日全球多家電視台都將轉播國際奧委會莫斯科大會,衛星線路早就被征訂一空。
  三、按照和北京台合作的計劃,攝像、設備由他們負責,現在自己直播,我們要人要機器都沒有。
  其實,以鳳凰雷厲風行的辦事效率,這些問題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在香港,不一會兒就能解決。只可惜,我們現在不是在自家的地盤上。莫斯科雖然是堂堂的俄羅斯首都,但離國際化大都市的要求尚有一段距離。通訊設施,人員辦事效率還處於大陸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們人生地不熟的,語言又不通,怎麼辦呢?
  我從來都相信,人在巨大的壓力下能創造出奇跡。
  從7月11日下午6︰00到7月13日上午8︰00間的36個小時裡,鳳凰創造了奇跡。
  首先,尋找新的直播場地。
  「紅場,要不然就在莫斯科河的岸邊;或者在克里姆林宮的前面,背景最好是聖瓦西裡大教堂。」我一口氣把我能想到的莫斯科著名的景點和地標性建築都提了出來。
  其實,就憑我那點支離破碎的地理知識,我根本搞不清楚紅場、克里姆林宮在什麼地方。
  「魯豫說的有道理,我也建議在莫斯科市內找一個露天的地方,既有現場感,還能給北京代表團造聲勢呢。」文濤不知什麼時候也來了。
  「國際奧委會有規定,所有申辦城市不得在奧委會投票前在莫斯科市內做任何宣傳活動。咱們可不能幫倒忙。」高雁邊說邊起身去拿皮包:「老闆剛才有命令,接下來兵分幾路,魯豫、文濤你們在家裡看資料,我們導演組現在去找場地和工作人員。」

  36小時

  接下來的36個小時裡發生的一切是後來同事們告訴我的。
  莫斯科時間7月11日下午6點—8點,老闆和院長率隊在莫斯科市轉了一圈,他們對陪同選景的莫斯科當地的工作人員提出的要求是:要選擇高層建築,房間要足夠寬敞,能容納200人;要有落地玻璃窗,窗外能看到莫斯科的著名建築。根據這幾項要求,他們選中了俄羅斯大酒店22樓宴會廳「克里姆林宮」。
  這真是個絕佳的選擇。
  宴會廳足有五、六米高,擺上20個圓桌供200人同時用餐富富有餘。最棒的是餐廳的整整一面牆都是落地玻璃窗,而窗外就是紅場、克里姆林宮和莫斯科河。
  還有比這更理想的直播場地嗎?
  地方有了,下一步是工作人員和設備。
  這相對比較簡單,到莫斯科電視台,一口氣租下他們轉播車一輛,包括車上工作人員、攝像機6台、搖臂一架、調音台一個、麥克風、照明燈若干以及攝像師、音響師、燈光舞美、勤雜工近60人。
  人有了,問題也隨之而來。語言不通,怎麼交流?還好,一到莫斯科,鳳凰就雇了兩個在當地唸書的中國留學生做翻譯,其中一個男生叫虎子,小伙子人很帥,俄語說得嘰裡咕嚕的,十分流利。虎子成了香餑餑,在將餐廳改造成演播室的30個小時裡,不停地有人在喊虎子的名字。
  「虎子,跟老外說,主播台要貼上鳳凰的標誌。」
  「虎子,告訴他們,燈要架得再高一些!」
  「虎子,你跟餐廳老闆說,租金多一分錢也不加。他好像是車臣人吧,這回還不表現積極點,為中俄友好做點貢獻!」
  可是,虎子和另一個做翻譯的中國女孩分身乏術,雖然虎子忙得滿場飛,可翻譯人手還是不夠,我的同事王酉年倒是有辦法。
  酉年是攝像出身,大型紀錄片《鄧小平》就是他的作品。雖然在鳳凰已做起了管理工作,可現在直播人手緊,他就負責協調俄羅斯攝像,告訴他們什麼時候鏡頭要推上去,什麼時候要拉成全景。酉年的要求很高。他希望自己的命令一出,攝像能立刻完成他的意圖,可是中間經翻譯的轉達,時機就耽誤了。於是酉年拿了一張大大的硬紙板,在上面畫出推、拉、搖、移、甩等攝像基本技巧,需要1號機器推上去,他就指指硬紙板上畫出的「推」,攝像立刻領會他的要求,唰地就把鏡頭推成特寫。
  負責聯繫衛星時間的是Bobby和崖子。
  Bobby是香港人,注重穿衣打扮。平常,喜歡捲著舌頭說兒話音極重的普通話。
  崖子是我廣院的校友,85級的,大名叫崖國賢。崖子是毛南族人,他是毛南族第一個大學生。平常,碰到鳳凰以外的人,我們都習慣這樣介紹崖子:「崖子是咱們毛南族的小伙子,毛南族目前人口兩萬,其中正值生育能力的青壯年男子只有兩千,所以崖子身上擔負著毛南族繁衍生息的重擔。崖子是毛南族的驕傲,他的一小步,就是毛南族的一大步。」
  我們把毛南族的人口不斷縮減,只是為了突顯崖子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引起誤會。
  再說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衛星時間,兩人威逼利誘,軟硬並施,就差出賣色相了,終於東拆一塊時間,西搶一塊時間,湊夠了直播所需的衛星線路。
  事後,我可以這樣輕描淡寫地回憶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實,他們的工作難度和壓力之大,外人是無法想像的。我之所以能夠體會,是因為當直播結束後,Bobby這麼矜持的香港紳士竟然會抱住小宋放聲大哭。
  我知道,他們很難。萬一衛星時間租不下來,大家的努力,就將前功盡棄。
  正所謂禍不單行。
  衛星時間好不容易敲定,衛星線路卻出現了故障,直到7月13日上午7︰58,故障仍然沒有排除。
  Bobby事後回憶說,他當時上吊的心都有。
  鳳凰於是立刻制定了新的直播方案,假設線路一直不暢通,8︰00—14︰00,現場先交到香港演播室,那兒的主持人是小莉和胡一虎,由他們通過其他電視台的直播信號介紹在莫斯科的情況,等衛星服務恢復正常後再將現場交給我和文濤。
  謝天謝地,到7點59分時,衛星線路奇跡般地通暢了。

  我和文濤

  比起幕後工作人員,的工作顯得很是輕鬆。
  我們的任務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資料(除了從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資料,一見面小宋又給我們一人打印了100多頁的奧運會奇聞逸事,供我們在直播時用。),並保持最佳狀態。
  整整36小時,除了下樓去餐廳吃飯,我一直在房間裡看資料、做筆記。
  我們下榻的烏克蘭酒店是典型的蘇聯時期50年代的建築,外形很像北京展覽館,是不是美,見仁見智,但看起來絕對大氣。酒店還算乾淨,但條件很差。房間裡倒是鋪著圖案華麗的地毯,只可惜年頭已久,床前、門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顏色,並且隱約露出了地毯下暗黃色的地板。酒店沒有空調,這對莫斯科人來說很正常,他們擔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長,夏季既使氣溫再熱也就是那麼幾天的時間,咬咬牙就過去了。
  這可苦了我,我是個既怕冷又怕熱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溫天氣,平均溫度都在攝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還是熱得一趟趟往洗手間跑,用冷水冰臉。
  7月12日晚9點,我終於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資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還是不放心,於是給文濤的房間打了個電話。
  「咱們現在分分工吧。」
  文濤的聲音很乾啞,一聽就是和我一樣,也在屋裡悶了一天,「咱們這次事先不做任何規定,明天以最鬆弛,最自然的狀態來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說的時候,你聽著,我說完了,你接著說,我再來聽。這樣,我們不會搶話,還能彼此補充,引出新的話題。」
  「好像也只能這麼辦。」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資料,「這麼多內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話,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說的方式去做,明天你會發現,咱們的主持藝術將躍上新的高峰。」
  掛上電話,我又洗了把臉,然後帶著對攀登主持藝術新高峰的企盼和滿頭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點整,我在鬧鐘叫響的那一刻,就從床上一躍而起。
  天已大亮。乾爽清涼的空氣從敞開的窗戶吹進屋裡,這讓我覺得十分舒適,連心情也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今天,鳳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鏡記者將統一著裝: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襯衫。相同的服裝我們也給北京台的同事一人準備了一套,並且在胸口處繡上了鳳凰和BTV的標誌,象徵兩台強強聯手。可惜,這次醞釀籌備了幾個月的合作卻在最後關頭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聯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標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誰的主意,把印有鳳凰圖案的不干膠撕下來,貼在我和文濤白西服的胸口處,不大不小,正好蓋住BTV的標記。
  6:30,我準時來到樓下,等著和大部隊一起去俄羅斯大酒店的直播現場。
  來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還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頭。我這才發現,烏克蘭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邊,紅場、克里姆林宮、聖瓦西裡大教堂也在不遠處。
  我聽虎子介紹過,烏克蘭酒店門前的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車隊經過時,有一個男人開著輛破破爛爛的伏爾加從河邊的一條小路上斜插過來,差點撞上普京的座駕。那個男人立刻被保安帶走,也不知是不是車臣的恐怖分子。這以後,克里姆林宮方面加強了保安工作,並且大大提高了總統車隊的車速,避免再有類似的事發生。
  我站在酒店門口,打量著門前並不寬敞的水泥路面,想像著普京的車隊在這呼嘯而過。
  文濤也晃晃悠悠地出來了,我這才意識到,只有我們倆去俄羅斯酒店,其餘同事一直在直播現場根本沒回來休息。
  這時,住在烏克蘭酒店的其他中國記者也陸陸續續下來準備坐車去新聞中心。我和文濤見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巖松,彼此友好地打了個招呼。
  在外界看來,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鳳凰和中央台幾乎在每一件國內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爭高下。對鳳凰來說,能和中央台這樣的大台站在同一個舞台上已是一種莫大的肯定,誰輸誰贏並不重要。而在兩台之間這種良性競爭的過程中,中國電視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國電視飛速發展的日子裡,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們贏了

  7點整,我和文濤已坐在了主播台上。
  和每次做馬拉松式的直播一樣,我的面前攤著資料、做記錄用的筆和紙、一面小鏡子、一把梳子、一小瓶發膠、唇彩、粉盒和一瓶礦泉水。這是我衝鋒時的全部裝備。
  宴會廳裡亂哄哄的。
  高雁、小宋帶著虎子正和莫斯科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比比劃劃交待著什麼;酉年一手拿著他的寶貝硬紙板,另一隻手像打太極拳似的慢慢向外推開,那個扛著機器專管流動機位的俄羅斯攝像立刻騰出左手做了個OK的手勢,表示對他的意圖心領神會;院長穿著一件鮮黃色的襯衫站在大廳中央,正亮著大嗓門打電話。
  「現在信號還是沒有,Bobby和崖子他們正想辦法呢。」
  掛上電話,院長邁著大步向我和文濤走來。
  「魯豫、文濤啊,今天總的基調就是要娓娓道來,和觀眾一起見證歷史性的一刻。今天這場直播,我們只有36小時的準備時間,技術上也有很多困難。等一下,你們從現場的電視屏幕上看不到我們直播的畫面,所以什麼時候鏡頭給到你們,你們該什麼時候說話都看我的手勢。」
  到2001年7月13日那天為止,我已經做過無數次直播,可像這樣因陋就簡的條件還是第一次碰到。
  我們的轉播車停在俄羅斯酒店的停車場上。因為體型巨大,足足佔了10個車位。酒店方面無論如何不肯降價,堅持按照停10輛車收費。到晚上結賬時一算,40幾個小時已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導播劉璐,帶著翻譯坐鎮轉播車,由於樓層太高,轉播車上的線路不夠長,劉璐和22樓的現場導演小宋的聯繫只能靠手機來完成。
  在長達11個小時的直播中,劉璐始終保持著同一個工作姿勢,兩手操作切換台,頭向左邊傾,夾住放在左肩上的手機。直播結束後的一個星期裡,劉璐的脖子一直處於落枕狀態。
  我曾大惑不解地問她:「為什麼不用耳機?」
  「我忘了!」劉璐如夢初醒。
  另一位現場導演高雁則用宴會廳裡的惟一一部電話和香港方面保持聯繫。
  俄羅斯人實在精明。酒店的總機得到上級通知,對於從香港和北京打來轉22樓宴會廳的電話一律回答「無法接通」,這一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由高雁撥國際長途打回香港。沒到過莫斯科的人根本無法想像在酒店裡打國際長途到底有多貴。等到直播結束,高雁叫來酒店負責人結賬的時候,電話收費一欄裡的天文數字讓她備受刺激,她幾乎從22樓一躍而下。
  正常狀態下的直播,主持人都帶著耳機,由切換台上的導播直接下命令:「看3號機;還有1分鐘出廣告;現場信號還沒來,接著說別停;魯豫你左邊的頭髮有點翹,用手整理一下……」7月13日這一天,我和文濤沒有耳機,是聾子,現場的電視屏幕也看不到自己的畫面,是瞎子,我們只能依靠院長的手勢。
  這麼簡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為之,可我,並不擔心。這些同事是我朝夕相處的朋友,我們合作多年,配合默契,技術的困難影響不了我們。
  7︰59,喧鬧的宴會廳安靜了下來。
  我用餘光看了看身旁的文濤,心情益發的平靜。和他合作,我覺得踏實。再看看大廳裡的同事們,高雁、小宋都舉著電話聽筒,右手高高舉在頭上,準備倒計時;酉年站在搖臂車旁邊,那架勢,萬一俄國佬達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擄袖子親自上陣了;Bobby和崖子不在場,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正在落實8點鐘的衛星線路;院長雙手叉腰笑瞇瞇地站在我和文濤面前,鮮黃的襯衫被明亮的陽光映照得更加奪目。
  我的心裡充滿了創造的快樂。
  這就是我喜歡電視的原因,它充滿了未知和挑戰,它的創作過程是克服困難的過程,也是體現團隊精神,精誠合作的過程。
  「10、9、8、7、6、5、4、3、2、1——開始」
  院長大手一揮,我和文濤上場了。
  「大家好,現在是莫斯科時間7月13日上午8︰00。
  今天,國際奧委會將召開第112次全體大會,並投票選出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羅斯酒店,我們的直播間就在酒店22層的克里姆林宴會廳裡,大家通過我們身後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紅場、莫斯科河、克里姆林宮……」。
  我和文濤流暢地說著開場白,事先完全沒有安排,只是遵循一條原則:他說的時候,我聽,我說的時候,他聽,互相補充,絕不重複,不搶話,一氣呵成。
  5分鐘後,院長舉起了右手,我和文濤於是按照事先的約定,將現場交給了香港演播室裡的吳小莉和胡一虎。
  這時,院長帶頭鼓起掌來,然後整個宴會廳掌聲雷動。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知道,我和文濤開了個好頭,今天的直播將會順利進行。
  中午一過,由鳳凰請來的200多名廣告客戶和熱心觀眾進場了,宴會廳裡擺好的十幾張圓桌一下子坐得滿滿當當。每張桌子上都擺著好幾瓶香檳,等薩馬蘭奇一念出北京的名字,香檳就會噴灑得滿屋都是。
  莫斯科時間下午6點鐘,薩馬蘭奇手拿信封,緩緩登上了主席台。我緊張得心都要跳出來了。
  「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是——北京!」
  一片沸騰。我只記得自己雙手摀住臉放聲大哭,旁邊的文濤、李玟、周星馳都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
  我們終於贏了。

  第一日

  只聽劉佩琦一聲驚呼:「開打了!」我的心咯登一聲。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薩達姆。
  2003年3月20日 成都——北京——香港
  這是一場張揚已久的戰爭。
  2003年3月18日,小布什給薩達姆下達了48小時最後通牒。全世界一起屏氣凝神倒計時:「10、9、8、7、6、5、4、3、2、1。」布什不再猶豫,咬牙切齒地說了句:「Lets go.」(開始吧.)一場叫囂多時的戰爭就此開始。
  戰爭打響的時候,我正坐在成都飛往北京的班機上,昏昏欲睡。
  前一天晚上,我在成都代表鳳凰出席了長城葡萄酒的活動,一晚上衣香鬢影,歌舞昇平。回到酒店休息已是凌晨1點。
  入睡前,我心裡總是不踏實。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上午9點,48小時的最後期限就該到了。如果這場戰爭真的無法避免,我就得趕緊飛回香港準備做直播。可我的機票、證件都在北京的家中,看來,我只能明天先坐11點的班機飛北京,再坐下午5點的班機飛香港,這樣,最快晚上11點我就可以坐在主播台上了。
  我翻來覆去越想越興奮,直到窗外隱約傳來早班公共汽車的聲音,我才沉沉地睡去。
  早上9點,酒店的Morning Call(叫醒服務)準時響起。
  我眼睛睜開的一剎那,伸手就按了一下擱在枕邊的遙控器。鳳凰衛視中文台和資訊台正在並機直播,主播台的背景是一塊玻璃屏風,上面用燈光打出了《海灣最前線》。我立刻困意全無。
  我飛快地收拾著行李,眼睛自始至終盯著屏幕。
  電視上出現了凌晨4點的巴格達現場畫面:漆黑寂靜的街道、幾盞路燈撒下的黃黃的光勾勒出街邊一座尖頂的建築,也許是清真寺。
  我手上正抱著一堆衣服要往箱子裡扔,可看著電視,人就呆住了。
  巴格達太平靜了,平靜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在這平靜的背後,我分明感受到了巴格達的痛苦和絕望。
  10︰40,我關掉手機、繫好安全帶,準備開始兩個小時的飛行。
  同機的還有演員劉佩琦,我看過他的戲,但不認識他,所以沒有打招呼。
  10︰50,我正裹著毛毯睡覺,聽到劉佩琦驚呼了一聲:「開打了!」
  我的心咯登一下。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薩達姆!
  飛機一落地,我的手機剛打開,公司的電話就從香港打來了:「魯豫,你要盡快回香港!」
  回家呆了1個多小時,下午3︰00我拎著箱子又往機場趕去。
  在車上我給同事高雁打了個電話,她正在北京籌備鳳凰7週年台慶晚會。
  「打仗了,你還在鶯歌燕舞呢,有沒有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感覺?」
  正在閒聊,窗外竟嘩啦啦地下起雨來,剛剛還艷陽高照的天變得陰沉可怖。掛上電話,我呆呆地看著豆大的雨點不斷地砸在玻璃窗上,心裡突然充滿了哀傷,眼淚也一串串地滾落下來。
  我去過伊拉克。巴格達、巴士拉、烏姆蓋斯爾港,我都去過。我還認識那的人,比如那個敦厚老實的英文翻譯穆罕默德。1999年11月的伊拉克,外國攝影隊簡直是寸步難行。每到一地,我們就會被警告,這個角度不能拍,那個角度也不能拍。穆罕默德翻譯給我聽的時候,我總做出服從命令的樣子,然後趁他不注意,就對攝像眨眨眼,要他偷拍。溫柔敦厚的穆罕默德後來急了,他幾乎是帶著哭腔哀求我:「魯豫,求求你,他們不讓拍的時候千萬別拍!我可有5個孩子啊!」
  他的話和恐懼的眼神令人心碎,我立刻命令攝像關掉機器,然後對穆罕默德鄭重承諾:「從現在開始,我一定聽你的話。」
  相處10天後我們在伊拉克、伊朗邊境告別時,我不顧伊斯蘭的風俗擁抱了他。穆罕默德顯得很羞澀,而我的心裡充滿了不祥的預感:「我們走了,他卻還要留在這裡,天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事?」
  也許是一語成讖吧。
  10天的經歷使伊拉克對我而言不再僅僅是一個名字。就像秋雨老師在《千年一歎》的補記中寫到的:從今以後,那裡的全部冷暖疼痛,都會快速地傳遞到我的心間。

  第二日

  我在開場白中用了「狂轟濫炸」來形容「斬首行動」,何亮亮糾正說:「從這場戰爭開始,這個詞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國使用的全部是精確制導炸彈。」
  隗靜、肖燕凌晨遭美軍驅逐。
  昨晚11點整,我坐到了主播台上,對於鳳凰的直播情況已基本瞭解:我們採用美國FO
  X電視台的畫面,在華盛頓、紐約、倫敦、巴黎、悉尼、莫斯科、安卡拉有常駐記者,這一次還派了閭丘去安曼,隗靜隨美軍進入了科威特,沈玫琦在多哈的美軍中央司令部,莫乃倩在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上。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們在巴格達沒有記者。」這個念頭在我腦子裡一閃而過,我還是在心裡罵了自己一句,「你也太狠心了,中國記者都撤出來了,你還派人進去,去當炮灰嗎?有本事你自己去!」
  今天香港所有的早報都用了「斬首行動」作為標題,來形容昨晚可怕的空襲。《華盛頓郵報》則披露:戰爭比原計劃提前了9個小時。原因是CIA在伊拉克的特工人員獲得了可靠情報,薩達姆和他的高層官員正在某政府大樓內開會,至少3小時內不會離開。中情局局長特內立刻將情況稟告了布什,布什沉思片刻(這是我的想像),在北京時間3月20日上午10︰24說出了:「Lets go!」戰爭就此開始。天知道,當時布什在想什麼。
  昨晚我一直直播到凌晨,今早7點起床,算了算,又睡了不到5個小時。
  上午10︰00,我和時事評論員何亮亮繼續主持《海灣最前線》。玻璃屏風上又打出了一行小字:「戰爭第二天」。
  我在開場白中用了「狂轟濫炸」來形容「斬首行動」,何亮亮糾正說:「從這場戰爭開始,這個詞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國使用的全部是精確制導炸彈。」
  說來奇怪,傳統的刺刀見紅的戰爭我更能接受一些,因為,它至少公平。而這種高科技的電子遊戲一樣的戰爭太冷靜了,因為冷靜,則更顯得殘酷。
  公司裡突然瀰漫著一種久違了的集體生活氛圍:所有的主持人、評論員都埋頭於電腦前、報紙堆裡,那樣子像極了上學時大考前夕的晚自習教室。中午和傍晚時分,管後勤的同事Betty就定好了盒飯由大家各取所需。
  這種大家庭似的共產主義生活永遠對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我開始變得很亢奮。
  在科威特美軍軍營採訪的隗靜、肖燕今天凌晨遭美軍驅逐,美方的理由是他們拍了不該拍的東西。隗靜和肖燕是在士兵的監視下收拾行裝被立刻趕出營地的。深更半夜,他們倆就被扔在了軍營外。而軍營離科威特城的市中心還有幾十公里。聽說隗靜在鬼子走了之後就放聲大哭,邊哭邊給香港總部打電話。總部連夜跟美國國防部、國務院進行了交涉,得到的答覆都是:他們拍攝了不該拍攝的,所以美國軍方取消了他們的隨軍採訪權。
  我是今天上午來到公司後才聽說的。
  我的第一反應是:因為隗靜和肖燕是在科威特美軍軍營採訪的惟一的中國記者,美國人對他倆當然會格外警惕。話說回來,既然放在身邊不放心,不如找個借口把他們趕走,一勞永逸,省得每天派人盯著。大敵當前,美軍連自己都顧不了,還管什麼新聞自由。
  其實,不讓採訪一點也不可惜,我都能想像得到,跟著美軍,只能看到他們想讓你看到的東西。
  我倒是擔心隗靜,怕她嚥不下這口氣。
  隗靜是鳳凰駐華盛頓的記者,平時專跑白宮、五角大樓的新聞。我們沒有見過面,從電視上看,我覺得她個子小小的,是個特別可愛的女孩,胡一虎對她的形容是:她的臉上寫滿了認真。由於常去五角大樓的新聞發佈會,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夫威茨都對隗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者提問時,總不忘指指她:「讓這個中國女孩來問。」

  第三日

  「閭丘想去巴格達!」劉春神秘兮兮地說。
  「太危險了吧!公司同意嗎?」我突然有種直覺,閭丘一定會進入巴格達。
  我真是沒想到,一場媒體大戰已經展開。
  戰爭開始前,我曾經問過老公:「你覺得這次中央台會轉播嗎?」
  「肯定會!」老公的回答毫不猶豫。
  果然,20日開始,中央電視台1套,4套拉開架勢,對戰事進行全方位的報道。
  他們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最權威的軍事專家、充足的人力資源,而我們呢,每天定的盒飯超不過30份。但鳳凰上上下下早就習慣了,以羽量級之身打重量級之戰。
  說句實話,這種前所未有的競爭讓人緊張,更令人興奮。
  香港的氣氛越來越緊張,「非典」搞得人心惶惶。今天睡了個懶覺,中午起床去公司的時候,正趕上午休,附近寫字樓的「白領」都三五成群地出來吃飯。遠遠望去,一片深色的西裝、套裙之外,每個人的嘴上都嚴嚴地捂著一個大口罩。那樣子,既滑稽又恐怖。
  來到公司,一推化妝間的門,我又嚇了一跳。髮型師阿Ray和化妝師Santos都戴著樣子奇怪的口罩,它不是平平軟軟的一片趴在臉上,而是圓鼓鼓、硬邦邦的,有點像胸罩。
  我撲哧一下就樂了:「你們倆太誇張了吧!『非典』有那麼可怕嗎?」
  「當然可怕,香港已經有幾十個人染上了!」阿Ray兩眼瞪得溜圓。因為整張臉都被遮住了,所以眼睛顯得特別大,眼神裡顯露出恐慌。
  唉,香港人真是挺慘的,金融風暴後,股市跌、樓市跌,現在又來了讓人不知該往哪躲的「非典」。
  「我要不要也戴一個?」阿Ray和Santos在我身邊晃來晃去,兩隻白口罩對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我突然覺得,空氣中飄浮著的微小病菌都被我一個人吸進了肺裡。
  「給你!」阿Ray得意地遞過一隻口罩。
  於是,我也變成了口罩黨。
  戴上口罩,我開始放心地在公司四處轉了一圈,結果又聽到一個壞消息:
  閭丘和攝像陳漢祥在安曼通往約旦、伊拉克邊境的公路上出了車禍。他們乘坐的麵包車撞上了前面的油罐車,謝天謝地,當時車速不高,閭丘的臉上擦破了一塊,陳漢祥則是頸部受傷,已經扛不了機器了。
  晚上,看到了閭丘傳回來的新聞,鏡頭裡的她,右邊臉頰上貼著一小塊膠布,嘴唇乾干的,人瘦了不少,一副風塵僕僕的樣子。
  看這段新聞的時候,我正坐在劉春的辦公室裡。
  「唉,你覺不覺得閭丘特漂亮?!」我半是問劉春半是自言自語。
  「漂亮,是漂亮!」劉春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電視,「閭丘啊,天生就該做記者。你看,她在這種環境裡,顯得多自如,多有光彩!」
  閭丘正站在約旦政府為伊拉克難民搭建的帳篷前,一頭短髮被風吹得亂蓬蓬的,可是,就像劉春說的,她看上去真是光彩奪目。
  一個人,在適當的時間出現在適當的場合,就能散發出光芒。
  「閭丘想去巴格達!」劉春神秘兮兮地說。
  「太危險了吧?公司同意嗎?」我突然有種直覺,閭丘一定會有辦法進入伊拉克的,我的直覺一向很準。

  第四日

  嘉耀的節目——軍情觀察室,是鳳凰這次直播的一匹黑馬。他請到的軍事評論員馬鼎盛是粵劇名伶紅線女和馬師曾的兒子,說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把原本枯燥的軍事理論說得像評書似的好聽。
  對我來說欽佩是個很重的詞,我很少欽佩誰,可從這一刻開始,我真的欽佩閭丘。
  今天竟然在公司見到了文濤。之所以用了竟然兩字,是因為,鳳凰由於要全面直播美伊戰爭,已暫停了所有的娛樂節目。
  「咦,你怎麼來了?」這是我衝他說的第一句話。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一到有大事發生的時候,我就不能參與參與?」我和文濤是感情很好的朋友,在一起時總是貧來貧去的。只是,不管我們有多要好,這麼多年,兩人之間就是擦不出一丁點火花。這讓我很是鬱悶。倒不是我暗戀文濤,只是我常常因此而懷疑自己的女性魅力。後來我想通了,這跟魅力沒關係,我不是也沒看上文濤嗎?
  原來,文濤是被院長一個緊急電話從深圳叫到香港來的,公司希望他能做一檔節目,用嬉笑怒罵的輕鬆方式表現這場戰爭。
  「我什麼都不知道,怎麼做啊?」文濤一發愁,兩條眉毛就成八字狀,很有喜劇效果。
  「文濤哥,這是我給你找的資料!」正說著,文濤的助手小蓓把小山似的一摞報紙重重地放在了主持人休息室的桌上,一邊甩著兩隻細細的胳膊一邊大口喘著氣:「沉死了!」
  我幸災樂禍地壞笑起來。不過,我心裡有數,文濤是個天才,別看他成天風花雪月的,對國際形勢好像漠不關心,可只要給他幾個小時,他就能把這場戰爭說得活靈活現,就像他一直呆在薩達姆或小布什身邊似的。
  董嘉耀真是可愛!
  美伊開戰以來,他每天穿件迷彩服在公司裡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他長得又壯,遠遠看去,真像個特種兵!
  嘉耀的節目——《軍情觀察室》,是鳳凰這次直播中的一匹黑馬。他請到的軍事評論員是香港文匯報的高級編輯馬鼎盛。馬鼎盛是粵劇名伶紅線女和馬師曾的兒子,說的一口道地的京片子,對所有的武器裝備都瞭如指掌,而且口才極佳,把原本枯燥的軍事理論說得像評書似的好聽。
  《軍情觀察室》一推出就大放異彩,這讓嘉耀興奮不已。他本來就是個工作狂,太太曉文去巴黎上學又不在身邊,一開始院長還不放心,每天督促他:
  「嘉耀啊,曉文不在家,你就在公司呆著,多幹活,省得出事!」
  這幾天院長看嘉耀天天架著膀子在公司裡忙前忙後,又錄《軍情觀察室》,又錄《時事開講》,還幫忙統計訂盒飯的人數,該他休息的時候還大著嗓門發感慨:「打仗了!打仗了!」不到半夜不回家。院長又發話了:
  「嘉耀,沒事趕緊回家,別老在公司呆著,注意休息!」
  嘉耀是個聽話的孩子,他於是困惑地問院長:「您不是不讓我回家嗎?回家了,出事怎麼辦?」
  今天我見到嘉耀,他啞著嗓子對我說:「我累得不行了,這兩天又咳嗽又打噴嚏,可能生病了!」
  我立刻神經質地用手摀住口罩,把自己憋得喘不過氣來。正好,梁文道從旁邊經過,他立刻起哄:「天哪,嘉耀得了『非典』,大家注意,珍惜生命,遠離嘉耀!」
  下午5點,劉春又一臉神秘地跑到主持人休息室來找我:「閭丘要進巴格達了!」
  「真的!」我興奮得心裡怦怦直跳,「閭丘太厲害了!她怎麼進去的?」
  「她有伊拉克簽證。剛才打電話給她,她的手機已經關了,我估計,她十有八九是在路上了!」
  「公司同意她去嗎?」
  劉春搖了搖頭沒說話。我其實也猜到了答案。從公司的角度,一定不會鼓勵員工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戰區,可是,以閭丘的性格和對新聞的執著,她絕不會容忍自己到了伊拉克邊境卻不進去。
  對我來說,欽佩是個很重的詞,我很少欽佩誰。可從這一刻開始,我真的欽佩閭丘!

  第五日

  時事評論員楊錦麟在外面大發感慨:「唉,閭丘讓我們這些老爺們汗顏哪!」
  文濤的父親老實本分,對《鏘鏘三人行》橫豎看不上。「你總在節目裡說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害得我和你媽在外面都抬不起頭。」這次卻狠狠表揚了文濤的《海灣風雲錄》。
  閭丘到了巴格達!
  她和蔡曉江是開戰以後率先進入伊拉克的外國記者,更是目前在美伊戰爭最前線的惟一一支華語採訪隊。
  這消息真像是一枚炸彈!
  我坐在主持人休息室裡上網查閱資料,聽見時事評論員楊錦麟在外面大發感慨:「唉,閭丘讓我們這些老爺們汗顏哪!」
  我正偷偷樂呢,文濤不知什麼時候晃了進來,悄無聲息地站在了我旁邊。
  「你怎麼了?」我抬眼看了看他。文濤沒精打采,臉色慘白。
  「我失眠了,昨天一晚上都沒睡著,看那些資料看的!」文濤愁苦而又茫然地望著前方。
  文濤在戰爭期間推出了一檔每天30分鐘的新節目——《海灣風雲錄》,用他鐵嘴鋼牙的口才,大話美伊戰爭。
  每天30分鐘的節目,真夠文濤受的,難怪他眼睛都直了。不過,《海灣風雲錄》實在很好看。
  當文濤講到薩達姆在巴格達地下60米的藏身之處,他就給觀眾播電影《地道戰》的片段;講到布什和布萊爾這對難兄難弟如何不顧國際間的反對發動了這場戰爭,開戰以來又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他就配上《樹上的鳥兒成雙對》,配的畫面也淨是些兩人勾肩搭背、眉來眼去的。尤其是唱到最後一句「比翼雙飛在人間」時,畫面變成了慢動作,只見布什輕輕地扶著布萊爾的胳膊,兩人面露幸福的微笑向前走去。看到這,我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海灣風雲錄》備受好評。最難能可貴的是,文濤的爸媽居然從石家莊打來電話,狠狠地表揚了這個節目。這讓文濤頓感心願已了,人生再無意義。因為,文濤的父親老實本分,一生規規矩矩做人,對文濤的招牌欄目《鏘鏘三人行》橫豎看不上。經常打電話告誡文濤:「你要虛心地向中央台的播音員學習!」老人還常常寫信教育文濤,文濤給我念過一封,其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你總在節目裡說一些亂七八糟的事,害得我和你媽在外面都抬不起頭來,走路都要低著頭。」
  老人不知道,那正是「鏘鏘三人行」最受歡迎的時候。
  如今,文濤最看重的人終於肯定了他的努力,難怪他今天一見到我,臉就笑成了一朵花:「我爸說,這節目好看!」
  從今天開始,鳳凰在對戰爭進行24小時全天候直播報道的同時,將重點放在其中4個時段:早上7點—9點,中午12點—2點,晚間6點—8點,深夜12點—2點。我負責晚上6點—8點兩個小時的直播,這期間,除了隨時插播外電有關戰爭的最新畫面外,閭丘從巴格達發回的現場報道是觀眾最關注的。
  我和閭丘今天的衛星連線定在北京時間晚上7點,巴格達時間下午2點。這是閭丘和香港總部失去聯繫7個小時,進入巴格達後第一次出現在屏幕上。
  7點整,衛星線路準時接通。
  閭丘穿著厚厚的風衣,神情專注而鎮定地站在伊拉克新聞中心的樓頂,身後的天空被沙塵暴刮成了恐怖的暗紅色。
  一個女性,出於單純的對新聞的執著和熱愛,在戰火紛飛的時刻,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站立在戰爭的最前線。這幅畫面,很美,還帶著那麼點悲壯!
  「閭丘,你好,看到你真高興!」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有些發顫。
  閭丘語氣平靜地描述了她和蔡曉江進入巴格達的過程:從約旦、伊拉克邊境出發時天已經黑了,明知道美軍的轟炸常常在晚間進行,她和曉江還是大著膽子往前走。一路上,隨處可見被炸毀的汽車,路面也被炸得坑坑窪窪。一個小時後,他們途經一個小鎮,遇到了群情激動、手握長槍的伊拉克人。伊拉克人請閭丘去採訪鎮上的醫院,那裡住著幾十個被美軍炸傷的平民。
  採訪結束後,閭丘和曉江顧不上休整,繼續趕路。
  經過12小時的顛簸,他們進入了巴格達。
  「魯豫,衛星時間還有兩分鐘!」導播通過耳機提醒我。
  我於是拿起了直播開始前劉春交給我的信。
  「閭丘,我這裡有一封信,是所有鳳凰人寫給你和曉江的。」
  我看到閭丘興奮得笑了。
  「閭丘、曉江,你們好!昨天,在和你們失去聯繫的幾個小時裡,公司上上下下焦急萬分。當得知你們已進入巴格達的消息,我們更是為你們牽腸掛肚。希望你們注意安全,保重身體,平安歸來!」
  念信的時候,我盡量讓語氣平靜,否則,我真怕自己會流淚。
  閭丘笑得開心極了,她一把拽過攝像蔡曉江(註:衛星連線的時間是鳳凰向美聯社購買的,設備、技術人員由他們提供,所以我們的攝像蔡曉江才站在一旁。)讓觀眾也見見這位幕後英雄。曉江是個敦敦實實的香港小伙子,平常話不多,他原本是去約旦接替受傷返港治療的攝像陳漢祥,結果一到安曼就義無反顧地和閭丘一起進入了巴格達。
  「閭丘、曉江,請你們保重,我們都為你們感到驕傲!」
  幸好這時衛星時間到了,再說下去,我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第六日

  突然,導播火急火燎地衝了進來:「魯豫,快!薩哈夫的記者會!」
  我一聽,從椅子上彈起來,抓起杯子就往主持台沖。
  美國某家電視台的美伊戰爭直播我是越來越看不下去了。他們的女主持人永遠穿著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兩條白晃晃的大腿始終在畫面的正中央,想不看都不行。
  比女主播的美腿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們的立場。從戰爭一開始,他們所表現出的輕鬆、欣喜和興奮常常讓我懷疑:他們是在直播戰爭嗎?怎麼看起來更像是美國總統大選,甚至是一場嘉年華會?
  其實,美國幾大電視網這次的表現都令人失望。
  畫面上永遠是美軍的坦克車、裝甲運兵車在沙漠上風馳電掣,再不然就是一排排的美軍整齊地坐在軍營裡通過衛星和演播室裡的主持人一塊兒喊口號。伊拉克士兵偶爾也會出鏡,但只限於那些在公路邊赤腳穿著拖鞋高舉白旗投降的散兵游勇,從他們身上怎麼也看不出伊拉克人驍勇善戰的特質來。至於被炸傷的伊拉克平民、小朋友自然是一個鏡頭也沒有,因為這極有可能削弱民眾對戰爭的支持。
  從昨天開始,我在直播時,盡量減少使用Fox傳來的電視畫面。我們所處的位置不同,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和立場自然也不同,他們有權利播出他們認為適合的畫面和評論,而我,有權利不用。
  今天,Fox出人意料地直播了伊拉克新聞部長薩哈夫的記者會。
  不怕小布什或者海牙國際戰爭法庭和我秋後算賬,我真是挺喜歡薩哈夫這個老頭。戰爭這麼激烈,他每天軍服筆挺、紅光滿面地出現在記者面前,貝雷帽老是那麼恰到好處地扣在頭上。他有著一個圓溜溜的大鼻頭,英文說得不緊不慢,看樣子,是個好脾氣的人。我猜,他可能有好幾個女兒,在家,一定是個慈愛的父親。
  今天薩哈夫的記者會是在香港時間下午4點召開的,當時,我正在主持人休息室裡看資料,準備6點鐘的直播。突然,導播火急火燎地衝了進來:「魯豫,快,薩哈夫的記者會!」
  我一聽,從椅子上彈起來,抓起杯子就往主持台沖。
  薩哈夫表情平靜地出現在屏幕上,有那麼一秒鐘,我的腦子開了一下小差:「薩哈夫每天躲在哪兒呢?和薩達姆、拉馬丹一塊呆在地下城堡裡嗎?」
  薩哈夫的英語有著很濃的阿拉伯語口音,不太好懂。不過,連著聽了兩天,我倒是習慣了。薩哈夫呢,被戰爭推上了國際舞台,一不留神成了曝光率頗高的明星級官員,在鏡頭面前也找到了叱吒風雲的感覺,說話越來越慷慨激昂。今天,他完全放棄了外交辭令,把美英政府比喻成:「dirty dogs」(骯髒的狗)。這倒讓我挺為難。按理說,做同聲傳譯應該忠實於原文,可罵人的話我無論如何不能在電視上說呀!萬一碰上一個實心眼的觀眾,碰巧打開電視時正好聽我說「你們這群骯髒的狗!」不寫信投訴我才怪呢!我猶豫一下,還是把薩哈夫的話改成了:無恥之徒。要是這樣還有人投訴,我就認倒霉了。
  薩哈夫正說到興頭上,眼看著用詞會越來越精彩,Fox的畫面突然轉回了演播室。薩哈夫可愛的大鼻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風情萬種有著一雙雪白美腿的Fox女主播。我猜是Fox那邊的導播實在聽不下去,於是中斷了對薩哈夫記者會的轉播。
  一下主播台,我立刻去找院長:「我們能不能採用其他外電的圖像?美國方面的報道越來越不客觀了。」
  其實,美伊局勢剛一緊張,鳳凰就找到半島電視台,表示一旦戰爭爆發,希望能購買他們的新聞,以便讓華語地區的觀眾對戰爭有更全面的瞭解。可惜,半島電視台的態度相當傲慢,提出的條件也十分苛刻,最讓人生氣的還是他們對亞洲人的冷淡與不認同:
  「我們對亞洲、亞洲地區的新聞不感興趣!」
  這是他們的原話。聽上去讓人很是不解。

  第七日

  和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記者相比,我們坐在演播室裡評論戰爭,實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隗靜受苦受累都不在話下,但絕不能受冤枉,尤其不能受美軍的冤枉。
  戰爭漸漸激烈起來,美軍軍車長驅直入的鏡頭沒有了,美英聯軍士兵傷亡的消息倒是
  不斷傳來。也許,最初幾天的悄無聲息並不是由於伊拉克軍隊軟弱無力,而是一種軍事策略?
  半島電視台播出了被伊拉克軍隊俘虜的美軍士兵的採訪片段。美國軍人真是脆弱,面對鏡頭時眼睛裡流露出的恐懼和絕望,讓人挺不忍目睹——畢竟,他們也是窮人家的孩子。
  戰爭打亂了無數人的生活,也包括我。原本22日、24日、26日安排了《魯豫有約》的採訪,現在全部延後,而這場戰爭看樣子短時間不會結束,要是一直這麼直播下去,《魯豫有約》就快開天窗了。
  今天最令人振奮的消息就是又有水均益等三名中央台記者進入巴格達。作為同行,我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你所關注的事件正在離你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發生,身為記者,你一定會跨出這一步,哪怕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我很欽佩這些去伊拉克採訪的戰地記者。阮次山先生今天在直播中說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動的話:「和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記者相比,我們坐在演播室裡評論戰爭,實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現在在伊拉克境內的外國記者中,處境最危險的要算隨美軍陸軍從南北兩路向巴格達進發的隨軍記者。這兩天,美軍地面部隊遭遇到了伊軍的抵抗,事故、傷亡不斷,已經有點自顧不暇。此時此刻,隨軍記者面臨著兩難的境地:繼續往前走太危險,往後撤,又沒有退路。
  但願他們都能平安地到達巴格達。
  這兩天,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規模數萬人以上的反戰遊行,這讓人覺得安慰,我們的世界還有希望,和平還有希望。可再一想,又有些氣餒。老百姓的聲音真能覆蓋甚囂塵上的戰爭叫囂嗎?
  其實,制止戰爭不該是一件很難的事吧?如果聯合國不理睬美國對伊拉克下的最後通牒,就是不撤走武檢人員,不僅不撤,我再派更多的人進去,各國駐伊拉克的外交人員也都不走,我就不信,美國真有那個膽子敢炸巴格達?令人遺憾的是,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了無助的伊拉克人。
  昨晚7點我和閭丘的衛星連線臨時被取消,因為在巴格達為我們提供衛星傳送服務的美聯社工作人員突然接到總部的命令:由於巴格達的情況越來越危險,美聯社在當地的工作將暫停36小時,所有人員立即撤離伊拉克新聞中心,轉移到安全地帶。閭丘把這個消息通知了鳳凰,高層的第一反應是,美國一定是準備轟炸新聞中心,至少是準備轟炸新聞中心附近的地方,所以第一時間通知了自己人。鳳凰高層於是命令閭丘和曉江,立刻轉移。
  果然,伊拉克新聞中心大樓今天被導彈擊中。開戰之前,幾家外國電視台把攝像機架在了新聞中心大樓的頂部,每天自動從不同角度拍攝巴格達市區。新聞中心被炸,樓頂的攝像機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毀,今天傳送到各地的畫面都是黑白的,而且畫面上有一點一點的痕跡,好像是鏡頭上濺滿了泥點。
  這些驚天動地的幕後消息都是午飯時劉春告訴我的。
  連續吃了好幾天的盒飯,我現在已經見不得紙盒模樣的東西了,一想到把滑蛋牛肉、咖喱雞放在盒子裡就想吐,於是中午和劉春、鍾老師一起到「潮州姑爺」正經吃了一頓飯。吃飯的時候還頗有些愧疚感,覺得自己挺腐敗的,前方打著仗,後方卻在大魚大肉。
  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劉春儼然成了鳳凰的弗蘭克斯,每天向大家發佈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準確率高達100%,比在多哈的美軍發言人布魯克斯強多了。
  「隗靜和肖燕也要進伊拉克了!」這是劉春在午飯時告訴我的第二個新聞。
  「真的!」我當時正在吃一種叫「大眼雞」的魚,一聽說鳳凰又有人去前線,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像盤中的「大眼雞」。
  自從隗靜和肖燕被美軍無理驅逐,離開科威特美軍軍營後,就一直駐守在科威特城。每天採訪新聞之餘,也一直在和美軍交涉,要他們給個說法。隗靜是個執著倔強的北京女孩,受苦受累都不在話下,但絕不能受冤枉,尤其不能受美軍的冤枉。
  昨晚,隗靜接觸到了國際慈善機構——紅新月會駐科威特的工作人員,得知他們今天一早要運送7卡車的救援物資到伊拉克南部的烏姆蓋斯爾港,於是提出要跟車隊進入伊拉克。紅新月會同意了,並且叮囑隗靜和肖燕,早晨7點天剛亮就出發,以避開其他外國記者。我猜,一定是隗靜的誠懇打動了紅新月會的人。
  我看看表,香港時間中午1點15分,科威特時間早晨7︰15,按計劃車隊應該已經出發,正在前往烏姆蓋斯爾的路上。
  下午4點,我和編導們一起開準備會,討論晚上6點—8點的直播。主播告訴我,因為當地的沙塵暴天氣,紅新月會的救援物資車隊剛剛出發,比原定時間晚了整整3個小時。
  6︰30,我按原計劃和隗靜做了電話連線。
  隗靜已經到了科威特邊境,但過程遠沒有想像的順利。先是因為沙塵暴天氣,路面能見度太低,車隊出發的時間一拖再拖。當上午11點,沙塵漸漸退去,車隊終於可以啟程時,已經有上百位記者聞訊趕來。交涉的結果,就是在紅新月會的7輛大卡車後面,再浩浩蕩蕩跟上兩輛傳媒乘坐的大客車。紅新月會方面倒沒損失什麼,只是苦了隗靜和肖燕,本來的獨家消息變成了人人有份的大鍋飯。
  電話裡隗靜的聲音聽上去情緒還不錯,只是周圍的環境有些嘈雜,她說話時幾乎要扯著嗓子:
  「魯豫,現在科威特方面的邊防要所有的記者坐車返回科威特城,我們還在爭取,希望能夠進入伊拉克。魯豫,我不能再說了,他們要我掛上電話。OK,OK,Im getting off right now.(好了,好了,我打完了。)」隗靜匆匆收了線,她剛才一定是在和身旁的科威特士兵說話。
  隗靜和肖燕最終還是隨車隊進入了伊拉克南部,在物資分發完畢後,又連夜趕回了科威特城。

  第八日

  我心裡突然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魯豫,又有新聞了!」中午一到公司,我的手機竟然響了。這倒真是新聞了。從20日《海灣最前線》直播開始,我的手機就好像死了一樣。朋友們都知道我播戰爭播紅了眼,於是誰也不找我。就連老公,也是每天苦等我的電話。
  電話是劉春打來的:「閭丘、蔡曉江、水均益他們今天一起撤離伊拉克。」
  「真的?!他們會走哪條路線?路上會不會有危險?」我心裡突然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由於約旦、伊拉克邊境已經關閉,閭丘、蔡曉江和中央台的水均益、冀惠彥、楊小勇將前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他們5人租了一輛吉普車,為了防止美英聯軍或伊拉克軍隊的襲擊,還在車身上用不干膠貼上了大大的TV兩個字母。司機是伊拉克人,很有經驗。只是,巴格達通往伊敘邊境的公路被炸了,他們只能走另一條以前從沒走過的路。這著實令人擔心。
  晚上12︰00,我在臨睡前又看了一眼電視,鳳凰資訊台終於打出了一行字幕:本台記者閭丘露薇、蔡曉江等中國記者已安全進入敘利亞,中國駐敘利亞大使館工作人員前往邊境迎接。

  第九日

  這世界是怎麼了?又打仗、又非典,連張國榮這樣追求完美的人也選擇如此極端的方式離開人間。哎!!!
  今天完全不用擔心被騙。又是打仗又是「非典」,沒有人會不識趣地在這種非常時刻拿人開心。所以,今天我不設防。
  下午,Santos邊給我化妝邊戴著口罩甕聲甕氣地說:「你明天回不了北京了。」
  「為什麼?」我閉著眼睛隨口問了一句。
  「你沒聽說嗎?再過兩個小時,下午5點吧,香港就會宣佈為疫區了。」Santos顯然很得意,這麼大的消息我竟然不知道。
  「什麼叫疫區?」我剛才還在打瞌睡,這下立刻清醒了。
  「成了疫區就要封港啊!到時候誰也不能進出香港。」Santos怪怪的,聽上去很興奮的樣子。
  「真的嗎?」我急了,不讓我回北京怎麼可以,真要有什麼事,我死也死在家裡啊!
  「明報網站都登了!」Santos舉著刷子要給我打腮紅,我一下子推開他的手,朝門口衝去。
  一出門正碰上蓓蓓姐:「香港是要宣佈疫區了嗎?」
  「大家都這麼說,等一下港府會開記者會的。」大概蓓蓓姐看出我一臉的焦急,於是問我,「《魯豫有約》的節目還有存貨嗎?」
  「本來是有的。可這一打仗,我在香港連續直播了13天《海灣最前線》,那兩集以前拍好的節目全用光了!」我簡直一籌莫展。
  我苦著臉回到了化妝間,Santos和阿Ray正聚精會神地圍坐在電視機前。
  「記者會嗎?已經宣佈是疫區了嗎?」我也拉了把椅子坐下。
  「這下你不用擔心了。港府闢謠了,沒有疫區這回事。是一個中學生在網上編的謠言。」Santos站起身,準備給我繼續化妝。
  「小兔崽子,竟然戲弄了全香港人!」我悄悄地罵了一句,懸在心裡的石頭總算落了地。
  今天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拍攝宣傳片。
  在這次美伊戰事直播中,鳳凰有不少很好的創意,充滿人文關懷的宣傳短片就是其中之一。被炸傷的伊拉克兒童、失去親人後呼天搶地的巴格達婦女和被導彈摧毀的街道、民居,這些令人落淚的畫面配上雄渾的音樂,有一種震動人心的力量。既充滿人性,又表明立場。
  我喜歡鳳凰的態度。
  鄭浩曾經在3月初伊拉克局勢頗為緊張的時候到巴格達採訪,陪同他的伊拉克翻譯名叫阿爾扎比。鄭浩和他成了朋友,還應邀去他家做客。鄭浩喜歡攝影,他給阿爾扎比一家十幾口人拍了不少照片。3月20日戰爭一打響,鄭浩曾經在直播中和阿爾扎比通了電話,兩人有一段極感人的對話:
  鄭浩:「Hello! Dont be afraid.Im your friend from China. Are you all right?Im so worried about you and your family.」(你好,別害怕,我是你的中國朋友。你還好嗎?我非常擔心你和你的家人。)
  阿爾扎比:「Im OK.Thang you for your concern,my friend.」(我很好,謝謝你的關心。我的朋友。)
  鄭浩:「Take care, my friend.」(請多保重,我的朋友。)
  鄭浩撥通電話已是香港時間凌晨兩點鐘。我當時剛剛做完直播回到家裡,聽完這一段對話我發現自己已是淚流滿面。
  三天後,鳳凰完成了宣傳片:鄭浩和伊拉克朋友阿爾扎比。
  第一個畫面:鄭浩和阿爾扎比一家人的合影,並配有字幕:2003年3月5日,那一天,他的家,很多人,很溫暖。
  第二個畫面:巴格達被導彈轟炸,字幕,2003年3月20日。
  第三個畫面:鄭浩在和阿爾扎比通話,阿爾扎比的聲音非常鎮定。
  第四個畫面:(鄭浩的畫外音: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阿爾扎比滿面微笑的照片,最後推出字幕:阿爾扎比,我的伊拉克朋友。
  我的宣傳片中採用了1999年「千禧之旅」攝影隊在伊拉克的幾個畫面:我在巴比倫古城、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和閱兵廣場。宣傳片有一段畫外音:1999年,我來到了伊拉克。而現在,我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著,我曾經親近過的每一寸土地,在一天、一分鐘、一秒鐘後,他們還會存在嗎?
  這正是我十幾天來每天都在問自己的問題。
  晚上8點,我正和文濤、劉春、高雁、梁冬一起吃飯,高雁接到了公司跑娛樂新聞的記者小蓓打來的電話:張國榮從文華酒店24層樓上跳下自殺了。全香港的娛記都已趕往文華。
  我們都蒙了。所有人的反應都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愚人節的惡作劇?
  高雁想了想,也不放心,於是再打電話給小蓓。
  小蓓的回答是:「是真的,香港各家電視台都報道了有關的消息。」
  這世界是怎麼了?又打仗、又是非典,連張國榮這樣追求完美的人也選擇如此極端的方式離開人間。哎!!!

  第十日

  這家博物館究竟收藏了些什麼?分明是一屋的空缺,一屋的悲愴,一屋的遺忘。
  我和《魯豫有約》劇組昨天到了上海。這次,我們要採訪陳沖、秦怡、張瑞芳和「傻子」年廣久。
  上海人對戰爭和非典好像都不太關心。淮海中路上滿街的紅男綠女穿著夏裝不緊不滿
  地走著,那份悠閒也感染了我。
  可是,一回到酒店,我還是立刻打開電視。這幾天,伊拉克的情形很不好。戰爭基本結束了,可巴格達、巴士拉都出現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窮困的老百姓成群結伙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商店、政府大樓,甚至銀行、博物館。讓人不解的是,美軍竟然不理不睬。
  今天,鳳凰資訊台報道了伊拉克國家博物館遭到哄搶的消息,據說有至少17萬件珍貴文物不知去向。
  這讓我心疼壞了。
  我參觀過那座博物館,那是1999年11月。
  雖然貴為國家博物館,可當時從外表看它就像是一座簡陋的辦公樓,樓外的院子長滿了荒草。館內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每一個展廳都空空蕩蕩的。博物館方面的解釋是,1991年海灣戰爭前,所有的展品都被裝箱運往了安全的地方,博物館已經關了9年。現在,他們剛開始重新佈置展廳,為的是2000年能接待參觀者。我們「千禧之旅」攝制組是9年裡博物館接待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參觀團之一。
  那天館方只允許我們看伊斯蘭展廳。大廳裡又髒又亂,不少石碑、雕像就隨隨便便地擱在地上。那麼炎熱的天氣,大廳裡連空調也沒有,伊拉克人對待文物大大咧咧的態度讓我又吃驚又羨慕:他們的寶貝一定是太多了,所以才有這種滿不在乎的豪氣吧?
  秋雨老師在《千年一歎》中,對博物館的描述竟然寫出了它4年後的慘狀:
  「我很難過,心想,這家博物館究竟收藏了些什麼?分明是一屋的空缺,一屋的悲愴,一屋的遺忘。」哎,又一個一語成讖!
  電視上正播放著被搶掠一空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原先擺放著古典文獻的玻璃桌面被打碎了,地上有幾個石頭人像,已經是缺胳膊少腿,正東倒西歪地摞在一起。一個矮矮胖胖的伊拉克婦女正趴在一個頭戴鋼盔的美國大兵身上哀哀痛哭。我的心裡咯登一下,那婦女像極了1999年陪同我們參觀的博物館館長。
  美國方面的借口是:他們的兵力有限,騰不出人手去維持社會秩序。
  可是,他們卻有時間去砸毀拉希德飯店門口鋪設的有損老布什形象的馬賽克畫像。
  聽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正在洗臉。一聽見拉希德飯店和老布什畫像,我顧不上拿毛巾,就滴著水跑到電視前,想看看1999年我曾經住過10天的地方。可惜,美軍砸碎畫像的場景我大約是錯過了,只隱約看到飯店的大門口。
  拉希德飯店是巴格達惟一一家號稱五星級的酒店,以1999年時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平來看,它的設施和服務的確不錯。大廳的地面是大理石的,早餐很豐盛,有煎蛋、麵包、鮮奶和伊拉克蜜棗。酒店附設的幾家古董店專賣價格不菲的珠寶、名表和銀質餐具。店主們只收美金,每天的收入估計少不了,該算是伊拉克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飯店房間裡鋪著的床單、浴室裡掛著的毛巾都是乾乾淨淨的,可用手一摸,才發現,已經洗得變硬了。從1991年到1999年,多年的經濟制裁讓伊拉克人過著物質極度匱乏的日子,連「豪華」的拉希德飯店也不能倖免。
  在拉希德飯店大門口的地面上,就鑲嵌著那副著名的老布什漫畫像。畫上的老布什尖嘴猴腮、三角眼,下面還有一行英文字:Bush is guilty.(布什有罪)畫像設在入口處,用意明顯,要每天進出的人在布什身上踏上億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住在拉希德的那10天裡,每天進出大門口對我來說挺彆扭的。我覺得老布什一把年紀了,不好意思天天在他臉上踩來踩去的。於是,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又顯得漫不經心地貼著門邊走進大廳,還生怕伊拉克人看到對我有意見,覺得我和老布什沆瀣一氣。
  這幅畫像一定是小布什心裡的一根刺。
  新聞裡說:「美軍士兵衝到拉希德飯店,砸碎了畫像,並收起了其中一塊碎片,準備回國後,交給小布什,並且對他說:『一切都結束了。』」
  新聞裡還說,拉希德飯店的商舖也被搶掠一空。
  無論如何,戰爭看來已經結束了。
  又及:
  隗靜和肖燕於4月5日從科威特城經那西裡耶輾轉8個小時後進入巴格達。在此之前,美軍已向隗靜道歉,表示誤會解除,歡迎她重新隨美軍採訪。隗靜的態度讓人覺得解氣,她冷冰冰地說:「謝謝,不用了!」估計,那個美軍軍官被她噎得直翻白眼吧。
  4月15日,閭丘和蔡曉江再次進入巴格達。
  從3月21日到現在,鄭浩始終打不通阿爾扎比的電話。

  竇文濤

  幾年的相處,我們之間竟然沒擦出一丁點羅曼蒂克的火花。文濤說,和你們倆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點感覺也沒有。
  竇文濤
  文濤、許戈輝和我是鳳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剛從內地到香港的時候,我們每天
  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幾年的朝夕相處,我們之間竟然沒擦出一丁點羅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濤的話說:
  「和你們倆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點感覺也沒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來越忙,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偶爾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濤,我和許戈輝總是做哀怨狀:「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吃飯?」
  文濤老是嘿嘿地壞笑著:「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三個人好不容易湊在一起吃頓飯,文濤的電話總是沒完沒了地響個不停。
  一天,我們相約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檔吃飯。正是午休時間,幾十張圓桌都坐得滿滿的。我們三個人擠在一個角落,手舉了半天才有服務員過來幫我們點菜。
  終於飯菜上齊了,大家剛要舉筷,文濤的手機嘰裡呱啦地響了起來,刺耳的聲音在亂哄哄的大排檔裡都聽得清清楚楚。
  文濤對著話筒一陣喃喃細語,聽得我跟許戈輝兩人齜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幾分鐘後,文濤掛上電話,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丟下我和許戈輝對著桌上的梅菜蒸豌魚和鹹蛋肉餅直運氣。
  「這傢伙,重色輕友!」許戈輝笑著罵了一句,開始埋頭吃飯。
  我使勁點頭表示贊同,然後往嘴裡塞了一大塊魚肉。
  「不對啊!」許戈輝突然抬起頭來,嚇得我差點被魚刺卡住喉嚨,「咱們也是色啊!」
  在鳳凰,我被認為是最有語言天賦的。只是,來香港7年了,我還是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倒是文濤,因為在廣州工作過幾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滿口流利的粵語,讓我羨慕不已。但羨慕之餘,我也很困惑:為什麼香港同事說話我聽不太懂,文濤的廣東話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濤坐在化妝間,髮型師阿Ray正幫他理髮,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廣東話。我正趴在鏡子前塗睫毛液,細細地把左眼刷好之後,轉過身好奇地問阿Ray:
  「文濤的粵語說得怎麼樣?」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著我:「文濤跟我說的是粵語嗎?我一直當國語在聽啊!」
  2000年我們一起出差去紐約,兩人約好了在機場見面。
  一大早,香港赤蠟角機場很是冷清,寬寬的大廳裡沒有幾個人。我比文濤先來到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櫃檯前,正要打電話給他,就見遠處一團鮮紅的顏色飄過來。那是文濤,穿著一條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紅褲子。
  「你幹嗎?」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褲子。
  「你不懂,咱們這是出國,要見的都是外國鬼子,穿紅的能驅邪避鬼。」文濤一臉認真。
  「算了吧,到了國外,人家看咱們倆才是鬼子呢!」
  上了飛機,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來一托盤飲料,用英語問道:「要喝點什麼嗎?」
  我要了杯水,再轉頭看文濤,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沖空中小姐說:「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驚訝地看著他:「說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濤的英語早就連本帶利還給了老師。平常,他只會說一句沒頭沒腦的話:「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幫我釘釘子嗎?)也不知是哪個不負責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國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譯,從填寫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無鉅細都要由我為他老人家代勞。而眼下,他竟然能說出字正腔圓的「Tomato Juice」,真是讓我刮目相看。
  文濤很是不憤:「你瞧不起我。最近我的英文好多了!」然後又嘿嘿一笑:「連你都沒聽出來吧!番茄汁,英文說快了就是『他媽的就死』!多好記啊!」
  從香港到紐約飛了十幾個小時,文濤喝了無數杯「他媽的就死」。
  這以後,文濤的英語水平突飛猛進。
  2002年,他和高雁一起去墨西哥做節目。一天早晨,兩人約好在酒店的咖啡廳見面邊吃早餐邊討論拍攝計劃。文濤磨蹭,從來都晚到,高雁於是喝著咖啡耐心地等他。一會兒聽見入口處有喧嘩聲,轉身一看,文濤正面紅耳赤地對著一個墨西哥侍者比比劃劃,嘴裡執著地講著中文:
  「我的早餐券在我的同事那!」
  高雁揮手剛要叫文濤,卻聽見文濤情急之下蹦出了一串英文單詞:
  「one person, one room, one day, one breakfast.」(一個人,一間房,一天,一份免費早餐。)

  「影帝」曹景行

  我笑他是「師奶殺手」。
  曹景行是著名報人曹聚仁的兒子,著名配音演員曹雷的弟弟。
  現在,他是鳳凰鼎鼎大名的時事評論員。
  上至政府官員下到家庭主婦,他征服了一批忠實觀眾。我常說他是一言九鼎,因為他對國內外大事的分析評論極有可能影響到領導層的決策。
  曹先生有一頭時下頗為流行的灰白相間的頭髮,五官清秀,頗為上鏡,深受成熟女性的擁戴,我笑他是「師奶殺手」。
  《時事開講》是他和嘉耀一點點做起來的。這個深夜才播出的只有15分鐘的節目被他們做成了鳳凰的名牌,這背後,曹先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每天午飯時間一過,曹先生就捧著滿滿一懷的報紙出現在公司。我閒來無事偷偷地幫他算過,他每天至少要看20份報紙、5份時事類雜誌、做數不清的剪報。他有個習慣,看到報上有用的信息就會影印下來,所以,公司複印機的旁邊總能看到他。
  一天,梁冬捂著肚子樂不可支地衝進主持人休息室。
  「你怎麼了?」我正趴在桌上寫東西。
  「我剛才去複印一份資料,發現複印機壞了。我問香港同事阿Paul什麼時候能修好,平時說話靦腆的阿Paul沒把我逗死。」梁冬又哈哈地傻樂了一會,「他伸出大拇指指指背後,影帝都沒急,你急什麼?」
  「影帝是誰?」我看著梁冬,不明白他怎麼笑成那樣。
  「影帝!就是影印之帝,曹先生啊!」

  許戈輝

  打電話是一絕。
  「喂,」聲音低低地,非常輕柔,然後頓一頓,再緩緩吐出3個字:「狗日的。」聽上去好像是在叫「親愛的」一樣。
  許戈輝有一雙迷死人的大眼睛,看著你的時候總是目光迷離、滿眼含情。其實,她是
  個近視眼,偏偏又不願戴眼鏡,買了一大包博士倫,可戴上左眼就丟右眼。索性,她就睜著眼楞往街上衝。她喜歡穿長裙,馬路上一走,疾駛而過的車鼓起裙邊,總惹得司機放慢速度,看看這是何方美女。趁這當口,許戈輝就面露笑容、拖著裙角飄飄逸逸地穿過馬路。場面頗為驚心動魄。
  每次見到許戈輝,她總是睜著大眼睛,直直地衝我走來,直到鼻尖幾乎貼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來是你啊。」
  我們倆見面總是親切地稱呼對方:「狗日的」。這個詞本意不雅,可多年來早已被我們叫成了暱稱,也就不覺得什麼。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裡大著嗓門沖許戈輝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內地電視台的同行在參觀鳳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卻清清楚楚聽到我嘴裡的3個字,不由露出驚愕的神情。我這才意識到,我倆之間的稱呼難登大雅大堂。
  許戈輝打電話是一絕。
  「喂」聲音低低地,非常輕柔,然後頓一頓,再緩緩地吐出3個字:「狗日的。」聽上去就像是在叫「親愛的」一樣。
  她是個慢性子,說話又輕聲細語的,總給人嫻靜的錯覺。其實,她骨子裡是個假小子,我才是真正婉約的人呢。
  她喜歡運動,最近迷上了滑雪,春節時剛去了一趟亞布力,回來就跟我吹牛:「兩千米的滑道啊,我一溜煙就從山頂滑下來了。」
  「你可以啊!」我半信半疑。
  「其實,是教練推了我一把,我想停也停不住了。」
  我倆曾有過一段相濡以沫的同居時代。那時,我們剛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住在一起彼此有個照應。說來,我和許戈輝都是個性極強的人,偏偏我倆能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也是我們的緣分。
  鳳凰初期,我們的工作量都不大,人一閒就整天琢磨著該吃些什麼。於是,我們相約去逛超市。我愛吃日式烤鰻魚,她愛吃鹹蛋蒸肉餅,正好這兩種食品都有用保鮮膜包好的半成品,買回去只要微波爐一熱就能吃。對於我們這種好吃不會做的人來說,是天大的幫助。最初的半年,把附近的小館子都吃了一遍後,我們就頓頓在家鰻魚加肉餅了。
  有一天,許戈輝信誓旦旦地對我說:「從今天開始,我再也不吃鹹蛋蒸肉餅了,我勸你也別吃鰻魚了,咱們去超市,開發些新的菜式。」
  「那你自己去吧,我還是吃我的烤鰻魚。」那一陣我天天瘋狂地看影碟,窩在家裡哪也不去,不像許戈輝,今天約文濤打球,明天又跑到澳門轉一圈,生活得頗有情調。
  「好吧,你等著。」
  兩個小時後,許戈輝大包小包地回來了。
  「買了些什麼?」我好奇地把每一樣好東西都拿出來仔細瞧。在牛奶、冰激凌的下邊,壓著許戈輝大膽嘗試的新菜譜:半打紅心鹹鴨蛋,一磅豬肉餡。
  「走到樓下我才發現,這兩樣東西只能做成鹹蛋蒸肉餅。」許戈輝一臉無可奈何的樣子。

  好人王大爺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讓我在院長面前永遠英雄氣短。
  他的推理很簡單:英語講得那麼好,上電視說中文會差嗎?
  人的自信有時來源於別人對你的肯定。
  王大爺是誰啊?王大爺就是院長。
  那院長又是誰啊?院長就是鳳凰衛視執行副總裁兼中文台台長王紀言。
  在全情投入鳳凰之前,他一直是北京廣播學院副院長,大家院長院長地叫慣了,很難改口,以至今天鳳凰上上下下張口閉口都是院長,偶爾誰叫出個王台長(不用問,不是外人就是新來的),準能讓人呆呆地愣上一會兒,搞不清楚在叫誰。
  廣院是我的母校,所以院長既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老師,這讓我在院長面前永遠英雄氣短。中國人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雖然自認為是現代女性,但內心其實頗為傳統,古人的教導可不敢怠慢。院長倒是沒什麼師道尊嚴的架子,但與生俱來的大將風範,總能讓他在不經意間就把我收拾得服服貼貼。
  說來,我和電視結緣是因為院長。
  那是1992年初,我正經歷著人生第一次挫折,那些苦痛在飽嘗磨難的人看來也許不足掛齒,但對我來說,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世界末日了。
  大學時代的我一點也不活躍,努力地讀書,認真地談戀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因為1991年底我獲得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英語講演比賽」大學生英語專業組第一名,才讓院方,特別是院長知道了我。於是當中央電視台到廣院找主持人時,院長在不甚瞭解我的情況下推薦了我。他的推理很簡單,也不無道理:外語系的陳魯豫英語講得那麼好,上電視說中文會差嗎?人的自信有時也來源於別人對你的肯定,院長的信任讓我在1992年的春天好好地打量了一下電視和我自己。我驚喜交織,又將信將疑地發現,也許,我真的可以做一名主持人呢。就這樣,我一頭扎進了電視的懷抱。
  我和鳳凰結緣,也是因為院長。
  1994年的我渴望變化,卻無力改變什麼,於是,我選擇了離開。之後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圖,閒散的日子裡,我的內心偶爾會飄過一陣陣的悸動。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電視了。
  1996年初,我終於回到了北京。安頓下來後,我給從前的同事撥了個電話,電話那頭立刻大呼小叫起來:
  「你可回來了,院長一直在找你,趕快來鳳凰會館!」
  我放下電話,糊里糊塗打了個車直奔人大,轉了幾圈才在人大旁邊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了鳳凰會館。
  坐電梯上到5樓,一出電梯門就看到了院長。我原本打算用半小時的時間向院長報告我過去一年多的行蹤,但院長和人聊天的特點是,寥寥數語便能跨越時空直奔主題。他記憶力極強,幾年前的一場談話,幾年後再見你,他能接著聊下去,讓你坐在對面心裡直納悶:我們不會昨天才見過面吧?!
  1996年初春的那個下午,我坐在院長的辦公室裡,內心就有這樣的詫異和困惑。院長不跟我廢話,他簡明扼要地向我描述了鳳凰的宏偉藍圖,聲音響亮,語調激昂。我被院長的革命激情打動了,義無反顧地加入了鳳凰。
  有時我想,院長其實很像雪中送炭的大俠,總在我人生略略有些暗淡的時候出現,用他的熱情和革命浪漫主義把我內心的爐火點燃,等到我的眼前因為生活又有了奔頭而重新明亮起來,院長這才策馬揚鞭向下一個使命奔去。
  只有一件事讓我耿耿於懷。那天院長為了慶祝我加盟鳳凰,請我在「大紅燈籠」吃了家常菜。而我事後得知,他在許戈輝簽約鳳凰後,請她去首都賓館吃了日本料理,兩者檔次差得可不少。當然,這事我也就是自己在心裡嘀咕嘀咕。
  院長是個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但不知道疲倦的院長這次在莫斯科可累壞了。
  7月13日,北京決戰莫斯科。鳳凰原計劃和北京台合作,強強聯手,必然諸事遂意。院長是帶著悠閒的心情來到莫斯科的。沒想到,直播前36小時,我們得知,由於種種原因,鳳凰必須另起爐灶,獨自完成這場10小時的直播。怎麼辦?在一個語言不通,辦事效率極低的城市裡,沒有場地,沒有設備,人也不夠,卻要在短短36小時完成直播前的準備工作,這簡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院長豁出去了。他又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睛的黃襯衫,用他那略帶內蒙口音的普通話滔滔不絕地向身旁的俄羅斯電視台的工作人員講述他的轉播要求,直把虎子累得兩眼發直,一天下來向我們感歎:「今天講了太多的話,累死我了。現在不管有多漂亮的女孩要求我接吻,我也不接了。」順便提一句,虎子是我們在莫斯科的翻譯,他管院長叫王大爺,這讓我和小宋、高雁樂不可支。
  36個小時裡,機器設備租到了,參與直播的工作人員找到了,連衛星時間也東扣一塊,西搶一塊地湊齊了,而最最讓我驕傲的是我們的直播場地——俄羅斯大飯店22層的克里姆林宴會廳,簡直美輪美奐,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莫斯科那令人窒息的美麗,在創造這些奇跡的36個小時裡,院長的大嗓門一直響徹在寬敞的宴會大廳。中間他回過一次下榻的酒店,不是去睡覺,而是去換了件顏色更奪目的襯衫,然後又器宇軒昂地出現在現場。
  7月13日莫斯科時間早上8:00,我和文濤坐在主播台前,背後是紅場、克里姆林宮和靜靜流淌的莫斯科河。我望了望院長,他站在1號機的旁邊,一夜未睡,卻依然容光煥發。那一刻,我的內心既興奮又平靜,直播開始了,我和文濤配合得天衣無縫。5分鐘後,我們將現場交給了香港,我剛要鬆一口氣,卻看見院長帶頭鼓起掌來,剎那間,整個宴會廳掌聲雷動。
  10小時後,當薩馬蘭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身邊的人都瘋狂了。我站在台上,雙手掩面,放聲大哭。等我抬起眼來,看見高雁和小宋也哭著向我走來,我們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團。透過淚水,我看見院長坐在那兒,一動不動。任周圍的人又蹦又跳,臉上是疲憊之極後才有的平靜。我第一次發現,從來精力過人,意氣飛揚的院長真的累了。
  直播結束後,我們一群人跑到莫斯科一家中餐廳裡狂歡。院長喝了不少酒,兩頰通紅,疲憊的雙眼卻仍然閃著光。小宋對我和高雁說:「咱們今天誰也沒擁抱院長。」聲音有些傷感。我看看還站在椅子上給大家拍照的院長,問虎子:「俄文院長怎麼說」?
  虎子想了想:「〔Slikd〕」。
  我們大笑:「對啊對啊,死裡磕的!院長幹起活來就是那樣!」
  「王大爺真是個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說。
  「虎子,將來咱們給你王大爺拍個片子。」小宋一臉認真,「題目就叫『好人王大爺』!」

  鍾老師

  我總相信,真正有大智慧、舉重若輕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丟三落四。
  鍾老師是鳳凰衛視副總裁,在公司,沒人叫他鍾副總,年輕人叫他鍾老師,因為他是北京廣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年齡相仿者稱他大年,這是他的名字。
  鍾老師50出頭,人長得很結實,五官都是圓圓的,一看就是個性格豁達開朗的人。在
  鳳凰,人人都有被廣為傳頌的軼聞趣事,鍾老師也不例外。
  鐘師母和鍾老師是大學同班同學,20多年的夫妻,兩人感情一如當年,令人羨慕。據師母講,大學4年,教室黑板的一角永遠被粉筆框著,裡面專登鍾老師的失物招領廣告,今天是找飯盆,明天又說不見了雨傘,天天不重樣。
  這個故事是老闆在飯桌上跟我們講的,當時鐘老師抽著煙斗,呵呵地笑著。我於是想像著年輕時的鍾老師風風火火地走在校園裡,身後哩哩拉拉掉了一堆東西,溫柔的師母一聲不響地跟在身後一樣樣撿起。
  去年,師母到北大進修有關藝術的課程。第一堂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大大的「藝術」兩個字,然後擲地有聲地說:「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兩忘。」
  師母立刻想到了遠在香港的丈夫,不由地熱淚盈眶:
  「這分明是在說我家大年啊!」
  還有一件事。
  一次,鍾老師急著要去機場接人,他拿著鑰匙急沖沖地跑到車庫,遠遠地開了自動鎖,然後打開車門就去摸方向盤,這時,鍾老師大驚失色:
  「天哪,我的方向盤呢?」
  他出了一身冷汗,困惑地環顧左右,不明白小偷是怎麼撬開車門搬走方向盤和檔把兒的,可定睛一看,鍾老師鬆了口氣:
  「原來,我坐的不是司機位,而是第二排。」
  我總相信,真正有大智慧、舉重若輕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丟三落四。
  鍾老師又何嘗不是。2002年,鳳凰和中央台合作的《兩極之旅》就是由鍾老師帶隊的。幾十口人用了幾個月時間從南極到北極,路上歷經千辛萬苦,將沿途迷人的自然、人文風光展現在了觀眾的眼前。那一陣,只要有空,我總不忘收看《兩極之旅》,人沒能跟著隊伍跑一趟我嚮往的南美洲,眼睛可是過足了癮。想想看,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事,鍾老師氣定神閒地完成了領隊的任務,這就叫大將風度。當然,在《兩極之旅》攝制組裡,他只管拍攝和人員安全一類的大事,眾人的護照、證件就不交給他管了。
  這篇短文我是在公司寫的,寫完之後,我到走廊上張望一下,看鍾老師是不是在辦公室。正好他就在門口,一手舉著他的煙斗,一手上上下下地摸著身上的口袋,一扭頭見我就在一邊,於是憨厚地一笑,好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鑰匙又跑哪去了?」

  小宋

  女的當男的使,男的當牲口使。
  學問淵博的王魯湘,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說出「熊和魚掌不可兼得」一類的病句。
  小宋芳名宋彥俐,是我的同事。
  我相信名如其人,一般女孩起名YAN LI,不是艷麗就是燕莉。只有她,用了貌似樸素實則文學氣十足的彥俐二字。由此可見,小宋是那種表面隨意,內心對自己和生活要求頗高的人。
  我們的友誼是在做《一點兩岸三地談》的兩年中建立的,她是節目在北京的製片人。我平常叫她的外號「小姐姐」。說起外號的來歷,並不是因為她有大姐風範,而是一年聖誕節,曹景行先生在給她的賀卡上錯把宋彥俐小姐寫成宋彥俐小姐姐。我覺得這名字很適合她,於是就這麼叫開了。
  鳳凰人手少,1個人恨不得當8個用。小宋當時既要找選題又要聯繫嘉賓,還得和北京電信公司討價還價商量衛星時間的價格,每每把她累得口出不遜:
  「真是的,在咱們這啊,就是女的當男的使,男的當牲口使。」
  碰巧那一年我也是又做《早班車》,又做《一點兩岸三地談》,也累得一塌糊塗。聽她這麼一說,深感遇到了知己。我倆的友誼就在對公司的「同仇敵愾」中形成了。
  對我而言,友誼的最高境界就意味著兩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飯,悲痛時互訴衷腸,使自己和對方從鬱悶絕望中解脫出來重又變得趾高氣揚。
  2000年的夏天,我們常常見面痛說各自的悲慘生活。一天晚上,我倆(還有高雁)坐在哈根達斯冰激凌店的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邊給滿腿被蚊子叮的包塗藥膏,一邊哈欠連天。這時又接到小宋打來的電話,她意猶未盡,還想再聊。我於是半躺在床上強睜著眼睛,聽她在電話那頭聲情並茂地念情書。(不是她寫給我的,是別人寫給她的。)我聽了快1個小時,實在支撐不住,就徹底躺成了睡覺的姿勢,側臥著,把話筒擱在一邊的耳朵上,騰出兩隻手平攤在枕頭邊,準備舒舒服服地聽她朗誦。要不說飽暖思淫慾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錯。我,竟然睡著了。等我突然醒來,才意識到小宋還在電話那邊。我趕緊衝著聽筒一通亂叫,可小宋已經掛了電話。我立刻翻身起床撥她家裡的號碼,沒人接;打手機,關機了。
  那個晚上,我帶著深深的悔恨進入夢鄉。
  第二天,見到小宋。她依舊笑嘻嘻的,這讓我如釋重負。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著了。我對著話筒喊了半天魯豫,你也沒搭理我,我只好鬱悶地洗洗睡了。」
  做《一點兩岸三地談》時,小宋還開著一輛破舊不堪的富康(寫到這,高雁從我身邊經過湊過來看了一眼,不屑地加了一句,「什麼富康,是夏利。」)綠色的,外表收拾得還行,但中看不中用。發動機經常罷工,夏天開了空調,車廂的溫度也基本保持在攝氏35度左右。可也怪了,天一冷,空調就開始運作,把暖風打到最足,呼呼往外冒的也是嗖嗖的涼風。
  我不算個愛虛榮的人,可坐她的車也覺得很沒面子。
  一次,我、小宋和共同宴請給予了《一點兩岸三地談》巨大幫助的某製作公司負責人(是節目在香港的製片人)。地點選在了高雅的五星級酒店。那頓飯吃得賓主盡歡,我、小宋、三個人也都穿了高跟鞋,化了淡妝,收拾得格外體面。
  吃過飯,一行人有說有笑走出飯店大門去開車。那天,飯店的生意很是清淡,偌大的停車場只停著3輛車:一輛白色寶馬,一輛黑色大奔,還有小宋的綠色夏利。飯店門口的服務生很自然地向寶馬走去,準備幫我們開車門,見我們三個人正往奔馳那走,又三步並兩步地跑過去,白手套剛碰到門把手,回頭卻見我、小宋、低著頭不聲不響地鑽進了熱得好似蒸籠的夏利。
  那輛夏利後來的命運頗為坎坷。
  半年後,小宋把它給了剛大學畢業的表妹。小姑娘剛走入社會就得了輛車,興奮不已。一天晚上,小宋忙了一天回到家裡才發現手機早就沒電了。她打開電視,想看看《北京晚間新聞》。那天的社會新聞很熱鬧,有民工拿不到工資爬上高層建築準備輕生的,有開車開到半路發動機突然起火的。小宋頗為同情地感歎著這是誰那麼倒霉啊,可越看越覺得車子面熟。再看看車牌的特寫,小宋驚呼:「這不是我的車嗎?」
  最後,小宋花了幾百塊錢請人把車拖走了。
  直到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綠色夏利,就懷疑是小宋那輛已經報廢的破車。
  從2002年開始,小宋做起了《縱橫中國》的製片人,以每月一地的速度在全國各地流竄,很少有機會呆在北京,我偶爾見到她總不忘替派出所問兩句:「到北京了,暫住證辦了嗎?」
  現在的小宋可得意了,《縱橫中國》已經辦成了鳳凰的知名欄目,這還不算,趁工作之便,小宋還擁有了「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士主持人胡一虎,和全世界最智慧的男士——著名學者兼節目嘉賓王魯湘。」這是小宋的原話。
  實際情況是,胡一虎最愛和小宋探討國內外大事。而學問淵博的王魯湘,在和小宋並肩戰鬥了一年之後,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說出「熊和魚掌不可兼得」一類的病句。
  關於小宋的事情越寫越多。
  小宋的視力不好,又不愛戴眼鏡,認錯人是正常的,偶爾認對了,連她自己也嚇一跳。
  一次,小宋離開北京近一個月後重又回到公司,看見每個同事都跑上去熱烈擁抱一下,很是親熱。讓小宋鬱悶的是,只有樊慶元(《魯豫有約》的製片人)站在一旁愛搭不理的,小宋於是走上去,溫柔地握了握他的手,輕聲說:「死胖子,怎麼不理我?」
  樊慶元竟面露驚恐地看著小宋一言不發。
  小宋仔細辨認,才發現,這是剛到鳳凰不久自己還從未見過的新同事,樊慶生。他和樊慶元是親兄弟,長得有幾分相似。等到和大家都混熟了,樊慶生才透露了那天被小宋錯認時內心的激動,他認為,鳳凰的女同事都將用這種親熱的方式歡迎他的加盟呢。

  章含之

  我一向欣賞傳奇女性,像傑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戴安娜王妃、夏奈爾和歌劇女王瑪利亞·卡拉絲。傳奇女性的標準在我看來是美麗、名望、奇特的人生經歷和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
  拍攝《魯豫有約》讓我有機會結識了一些令我欣賞的女人,我把她們也歸入了我的Legendary Women Club傳奇女性俱樂部。
  章含之
  章含之完全沒有美人遲暮的悲涼。Age gracefully(優雅地變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體現。
  喬冠華3個字我還沒說完,章含之已是淚流滿面。快20年了,喬冠華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觸碰的傷痛。
  這期節目的名字是:大愛至悲,一生含之。
  和章含之結緣是在1992年。
  那時我家附近真武廟二條的馬路邊,總有人推著平板三輪車賣暢銷書。週末從廣院回家,我總會在書攤前流連一陣。
  一天,我在滿滿一車三毛、金庸的書中看到了章含之寫的《十年風雨情》。當時,我並不知道她是章士釗的女兒、前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吸引我立刻掏錢買書的原因,是書中章含之年輕時的照片。她梳著短短的直髮,穿著白布襯衫,眼睛大大的,眼神裡有一種乾乾淨淨的光芒。
  「這個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個人的美麗所震撼。
  那天,我交了錢,然後捧著章含之的書在馬路邊讀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後,我將坐在她的面前,聽她回憶和喬冠華的愛情。
  2001年11月,我和劉春、樊慶元開始籌備《魯豫有約》。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了一個華美的聖誕晚會,見到了不少談吐優雅、賞心悅目的俊男靚女。在嘉賓名單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這讓我著實興奮,差點衝動地跑到她面前說:「我想請你的媽媽——章含之女士上我的節目,可以嗎?」只是,我雖然久聞洪晃大名,卻並不認識她。
  當晚的女主人是張欣,我很想請她介紹我和洪晃認識,可是,我一直被人拉著聊天、拍照,她也滿場飛似的盡著地主之誼,直到晚宴開始,我們也沒機會說話。
  我有個不太淑女的特點,一旦心裡有了事,人就如坐針氈似地踏實不下來。我勉強吃完第一道菜,盤子剛一撤走,我就跑出宴會大廳給《魯豫有約》的製片人樊慶元打電話。
  「我想採訪章含之,你覺得怎麼樣?」
  「好好好好好。」樊慶元一口氣說了十幾個好。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樊慶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個採訪對象的名字,會被他滅掉9個。而對章含之,我們卻是一致地推崇。
  那天晚上我沒能結識洪晃,但樊慶元神通廣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
  4個月後,我終於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見到了她。
  章含之也許沒看出來,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師的時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見到了偶像。
  章含之個子很高,起碼170米。一頭灰白的短髮,燙過,微微地捲著。她的臉還是很耐看,完全沒有美人遲暮的悲涼。Age gracefully(優雅地變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體現。
  她的家是懷舊的現代都市人的美夢。一座鬧中取靜的四合院,正房的迴廊上吊著一排紅燈籠,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掃得乾乾淨淨,種著兩棵果樹。客廳裡極其隨意地擺滿了珍貴的老傢俱:條案、書櫥、太師椅。漫不經心裡透出了大氣,完全沒有以中式風格佈置家居時常見的拘謹和刻意。
  「我常在家裡請客。去年中秋節,我在家擺了Buffet(自助餐),還請了樂隊演奏民樂,不少外國駐華使節都來了,大家一起在院子裡賞月。」章含之一邊為我們沖咖啡,一邊介紹著她的小院。
  「我們家剛拍完電影,寧瀛的戲,講4個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劉索拉、洪晃她們是主角。我呢,免費提供場地、吃的、喝的,還被她們硬拉上在戲裡客串了女管家,就像電影《Rebecca》(蝴蝶夢)裡的女管家一樣,陰森森的。」章含之說話的時候偶爾會夾雜著一兩個英文單詞,發音標準,聽起來舒服、自然。
  我們的談話開始了。喬冠華3個字我還沒說完,章含之已是淚流滿面。我預料到談起往事她會難過,但卻沒想到,快20年了,喬冠華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觸碰的傷痛。
  少女時代的章含之喜歡看《簡愛》,更憧憬著簡愛和羅切斯特之間的那種愛情。
  我說:「你和老喬之間的感情就像簡愛和羅切斯特。」
  「是,這本書真的是蠻害我的,簡愛跟羅切斯特後來就變成我和喬冠華了。」
  章含之和喬冠華1971年相識,1973年12月結婚,短暫的10年婚姻生活中,兩人真正快樂平靜的日子只有一年。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們10年婚姻裡頭最開心的一年,那一年裡,基本上沒發生什麼政治上的事情,從我們兩個人來說,最好是沒有這些政治上的東西。但不幸的是,我們之間的感情跟政治整個地攪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別深。有一天,我們在飯廳裡,吃完飯往外走,走下台階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說:『有一天我丟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這麼攙著我。』」章含之淚如雨下。
  「天哪,又是《簡愛》!」
  我和章含之聊了4個小時,她的眼淚就這樣流了又流。
  編導為章含之這期節目起的名字是:大愛至悲,一生含之。

  寒春

  我和不會成為朋友。在她看來,我太嬌氣,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裡,她和我們這個時代又似乎隔得太遠。但我由衷地欣賞她的執著。
  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聽說,有一對美國老夫婦,男的叫陽早,女的叫寒春,他們住在北京郊區,養奶牛。當時我想,沒準我喝的牛奶就來自他們的農場呢。20年後,2002年的春天,我來到陽早和寒春位於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個人在家
  。
  那天,北京正刮著沙塵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風沙中顯得安靜極了。一走進院門,我就聞到一股菜香、煙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氣味。冬天最冷的時候,家裡不常常開窗,時間久了,屋子裡就有這樣一種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見的平頂磚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間,門前是一個細長的過道,擺著兩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門從來不上鎖,房門我看了,倒是掛了把銅鎖,可鑰匙就那麼大大咧咧地擱在窗台上。對她來說,中國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歲了。她頭髮花白,駝背,頭上永遠戴一頂五、六十年代比較流行的藍色幹部帽。我到她家的時候,她正埋頭喝棒茬粥,灰蘭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擋著,只有身上一件大紅襯衫才顯出一點美國老太太的樣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沒有初次見面的熱情或拘謹。她抬起頭,淡淡地掃了我一眼,就接著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亂,到處都灰濛濛的,好像平常沒人打掃。屋子裡的陳設已經不能用簡樸來形容了,因陋就簡也許更恰當。她的書桌就是兩堆磚頭,上面再鋪一塊木板,感覺用腳一踹就會塌的。所有的傢俱都來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電。電視開著,老太太在看新聞,她看的是BBC。
  「怎麼不換張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點不高興。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夠好。我有點後悔,那天的妝化得好像太濃了。
  談起來中國的原因,寒春一下子興奮起來,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燒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槍,我要親眼見見小米加步槍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韓丁受斯諾《西行漫記》的影響,來到了中國延安,解放區熱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國後,韓丁把自己的見聞告訴了同學陽早,並鼓勵他到中國去看一看。
  陽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時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並參與美國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原子彈研究。1945年8月,美國用原子彈先後轟炸了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類遭到屠殺,她再也無法坐下來思考抽像的科學理論,1948年,寒春決定追隨陽早,前往中國。
  在延安的窯洞裡,他們結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並沒有熱烈地愛過陽早,他們是同志、革命伴侶,然後才是夫妻和愛人。我想問寒春,革命了一輩子,卻沒有轟轟烈烈地談一場戀愛,會不會覺得遺憾。想想,又認為自己太主觀,誰說他們沒有愛情。對於寒春和陽早來說,也許,革命就是愛情。
  和寒春說話有一點我非常不適應,她常常會提到一些中國人已經多年不用的詞彙,比如:大鳴大放、階級鬥爭、要文鬥不要武鬥,她說起這些卻很自然。
  寒春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革命,她趕上了,實在幸運。對她來說,中國是自己的國家,所以她不喜歡別人把她當外國人來看,但她對文革的看法實在和中國百姓相去太遠。回顧文革,寒春說,「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報,聽到了人們高喊的革命口號。她沒有看到殘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關文革的一段對話,充分顯示了我們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鬥爭精神。
  寒春:「(當時我們外國人)寫大字報,也去看別人寫的大字報,到處跑,很好的。那時候消息靈通,哪裡有了好的大字報,大家都去看。我們還在友誼賓館遊行。」
  魯豫:「你不覺得當時的一切都非常混亂嗎?」
  寒春:「不,一點也不混亂,特別好。就是要群眾都起來。現在美國政府有一些人幹的事不能見光,如果美國也這樣,發動群眾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魯豫:「但是我們中國人現在回頭看那一段,覺得非常混亂。」
  寒春:「你說毛主席搞這個不好?好傢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時會說到中國人、外國人什麼的,這讓她很不高興。
  魯豫:「我不明白,為什麼外國人見到毛主席也會激動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臉不耐煩):「這不是中國人外國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感情的問題。」
  寒春很直率,她說不喜歡現在,因為大家都忙著掙錢,沒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個孩子,寒春對他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雞蛋。意思是說他們的模樣是美國的,內心卻是中國的。他們曾經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紅又專的革命青年,後來在80年代有機會回到了美國,如今都已在當地成家立業,這讓寒春意識到,他們不會回來了。
  採訪結束後,我們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館吃飯。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還吃了一大碗米飯。臨走前,她向服務員要了幾個飯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帶走。
  我和寒春不會成為朋友。在她看來,我太嬌氣,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裡,她和我們這個時代又似乎隔得太遠。但我由衷地欣賞她的執著。她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無怨無悔。我欽佩這樣的人。

  張海迪

  海迪的出場很有意思。她先在門口誇張地大叫一聲:「朋友們,我來了!」話音一落,她的輪椅就平平地滑了進來。
  我問:「和疾病相伴了42年,從來沒想過放棄嗎?」
  海迪說:「其實,每天都想放棄。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滅的生命火焰拾起來。這個
  小火種經我吹一吹,就又變成我心靈的篝火,越燃越旺。」
  第一次見到張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人民大會堂的一台電視晚會的錄製現場。那是一台以關懷殘障人士為主題的電視歌會,海迪坐在輪椅上,靜靜地唱了一隻歌。她的聲音細細的,很柔和,像個小女孩。那天我像個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時候,我拿著一支筆、一個本在舞台旁邊等著她,想請她留下一個聯繫方法,我想採訪她。海迪一見到我,就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氣,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說話的時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輪椅旁。後台黑黑的,從舞台上透過來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臉上。海迪的頭髮短了,清清爽爽地別在耳後。她的樣子一點沒變,只是瘦了很多。秀氣的臉窄窄的,人坐在輪椅上顯得那麼單薄。
  和別人初次見面,我總是有些拘謹,可海迪的熱情卻讓我覺得我們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了。仔細想想,也對,海迪的事跡幾乎陪伴了我的整個少年時代。
  2002年的新年鐘聲剛剛敲過,我和《魯豫有約》的同事們就如約到了濟南。海迪住在市區東部的一個花園小區,小區的環境很好,看樣子在濟南算得上比較高檔的住宅。這讓我十分欣慰,我太怕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
  海迪的家寬敞、明亮,雪白的牆、白色的傢俱、白色的地磚,到處一塵不染。我站在客廳中央,低頭看看自己一路走來風塵僕僕的皮鞋,竟有些邁不動步子。這和我想像得一樣,海迪是個愛整潔、生活得十分精緻的人。
  海迪的出場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門口誇張地大叫一聲:「朋友們,我來了!」話音一落,她的輪椅就平平地滑了進來。剛剛我還在想,北方家庭輔地磚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裡開了空調、暖氣,地上總是涼涼的,穿著襪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磚讓海迪的輪椅能自由地進出每一個房間。
  海迪穿了件深綠色的西裝,領口處圍了一條有綠色樹葉圖案的紗巾,臉上薄薄地撲了些粉,口紅的顏色淡淡的,渾身散發著一種清新的氣息。她微笑著坐在自己白色的書房裡,身後是一排白色的書架,一瞬間,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張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
  看著海迪,我總是忍不住想,如果沒有那張輪椅,一切該是多麼完美。可現實很殘酷,海迪胸部以下沒有知覺,她必須每隔兩小時去一次洗手間。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體裡已經有了個準確的生物鐘,不用別人提醒、也不用看表,到時間,海迪就會抱歉地打個招呼,也不需要幫忙,自己把輪椅滑進浴室。
  我問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從沒想過放棄嗎?」
  「其實,每天都想放棄。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滅的生命火焰拾起來。這個小火種經我吹一吹,它就又變成我心靈的篝火,越燃越旺。」
  海迪說話抑揚頓挫,語言極其流暢,一字一句記錄下來,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挺不錯的文章。
  1991年,海迪的鼻部被診斷出患有黑色素癌。醫生擔心注射麻藥會使癌細胞擴散,於是決定只用安定。醫生告訴她,這意味著疼痛是存在的,而且會非常疼。
  海迪笑瞇瞇地說:「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難以忍受的痛苦。」
  聽海迪眉飛色舞地描繪可怕的手術過程,我總覺得沒打麻藥生挨了一刀的是別人。而且,癌症這種詞彙從她的嘴裡說出來,就像感冒那麼輕鬆平常。
  海迪極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間,她總是絕對的中心。採訪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著嗓門叫:「佐良,幫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個墊子。」
  溫文爾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後。
  佐良在山東師範大學教外語。他和海迪是經朋友介紹認識的,然後兩人一直通信,發現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於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戶曉之前結了婚。如今,已是婚齡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兩人收養了一隻小狗,取名「板凳」,疼愛得不得了。
  我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國千百萬普通的夫婦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倆,也會拌嘴,海迪的脾氣比較大,她一發火,佐良就不出聲,氣得海迪沒轍。
  我讓海迪給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說:「八、九十分。」
  對自己的晚年,她有著很美麗的憧憬:「在一棵樹下我坐著,我穿著紅毛衣,要穿鮮紅的毛衣。我頭髮已經白了,我的腿上要蓋上一條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頭頂是石榴樹,在我的身邊是綠湖。」
  這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金星

  老天犯了個錯誤,把一顆純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體裡。很勇敢,她糾正了這個錯誤。
  一次坐出租車,司機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聲音很低,挺特別。」
  金星大大方方地說:「那是因為我以前是個男的。」
  有一次跟何東聊天,他職業性地把小錄音機放在我的面前,然後像說繞口令似的問我:「魯豫,我採訪人,你也採訪人,採訪了這麼多人以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大家都覺得自己不容易,我原來也覺得自己不容易,現在才發現,別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說起了繞口令。
  「沒錯!」何東使勁地點點頭,一副於我心有慼慼焉的表情。
  真的,做《魯豫有約》以來,這樣的感觸一天比一天深。
  最初聽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舉辦了《紅與黑》舞蹈專場,這是中國內地第一次公演現代舞專場。演出前,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演出當天,場內更是座無虛席。那時,金星剛剛完成變性手術,公眾的興趣點並不僅僅是她的舞蹈,他們更關注金星變成了怎樣的女人。可是,演出結束時,金星爐火純青的舞蹈已經征服了所有的人。
  當時,也許是出於世俗的心理,我總覺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顯生澀。但幾年來,陸陸續續從各種媒體看到她的消息和樣子,我發現,她早就出落成一個優雅而嫵媚的女人。
  2000年6月,張元拍攝的紀錄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禮堂試映,張元請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銀幕上,金星披散著長髮,神情慵懶地在挑選服裝。那種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動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術前仍是男兒身時的照片。那時的他,穿著軍裝,眼眉微微地向上揚著,是一個青春逼人的少年。
  老天犯了個錯誤,把一顆純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體裡。金星很勇敢,她糾正了這個錯誤。
  我見到金星是2001年12月22日,在一個聖誕節晚會上。這種社交場合我很少光顧,嫌麻煩。事先要花很長時間挑衣服、化妝、吹頭髮,然後在衣香鬢影的場合裡矜持、得體地微笑、交談。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張欣夫婦。小潘是個活寶,待人真誠、友善,而張欣,她舉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資情調令我心儀,我很喜歡這對夫婦,對他們的活動自然就興致勃勃。我於是認真準備,「閃亮登場」。
  我到的時候,晚宴還沒有開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檳三三兩兩站著聊天。我遠遠地看見了金星,一身墨綠色長裙,長髮盤在腦後,儀態萬方地站在那裡。
  我跑去找張欣:「我想認識金星,你能幫我介紹一下嗎?」
  張欣真是個出色的女主人,連忙把金星拉過來。
  「魯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雙手很有力,聲音啞啞的很有磁性。
  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贏得了全場一致好評,獲得了「最另類著裝大獎」。
  和金星的訪談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極了,拍攝用的酒吧沒有暖氣設備,空調聲音太大又不能開,真是活活把人凍死。金星還沒到,我就一直捧著杯熱咖啡走來走去,棉衣也不敢脫。
  和金星約好了10點開始訪問,可11點了,還不見她的人影。編導吳窮說:
  「她沒什麼時間觀念,昨晚我和攝像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畫面,在樓下等了她1個多小時。」
  我笑了,心裡滿是縱容。「藝術家,就該有些不拘小節的氣質。」我是個極守時的人,平常最討厭等人。但金星的遲到,我絲毫不以為意。
  我就是這樣,喜歡一個人,會毫無原則。
  11︰20,金星終於到了。還是盤著髮髻,一件寬袍大袖和服一樣的大衣鬆鬆地罩在身上,那麼誇張的款式,她穿著只覺得隨意,不覺得張揚。金星脫去大衣,我撲哧一聲樂了。她比我還涼快,裡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們倆哆哆嗦嗦地開始了對話。
  很巧的是,那天我們倆都圍了披肩。兩個女人,面對面,很真誠地對話,那畫面,很美。
  金星開朗、健康的心態讓我的工作變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麼都可以聊。
  金星說,曾經有一個記者問她:「你認為你有病嗎?」她毫不客氣地說:「沒有!」金星回憶起這一段,臉上是一種樂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總覺得能從她的語氣中感受到那麼一絲傷痛。
  「現在,生活中還有那種異樣的眼神嗎?你介意嗎?」我問她。
  金星搖搖頭:「我不介意。我已經向生命、向生活要了這麼大一份自由,還不把評述的自由給別人?」
  有一次坐出租車,司機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聲音很低,挺特別。」
  金星大大方方地說:「那是因為我以前是個男的。」
  司機從反光鏡掃了她一眼:「小姐真會開玩笑。」
  金星很認真:「誰跟你開玩笑了。」
  司機愣了一會,然後很真誠地說:「這樣挺好的,人嘛,就該做自己。」
  金星樂樂呵呵地提起了這個故事,可把我感動壞了。
  金星是遼寧人,家裡惟一的男孩。可她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還喜歡所有女孩子關心的事情。她9歲參了軍,進入瀋陽軍區前進歌舞團,15歲時,又到了北京,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國,學習西方現代舞。1993年,金星帶著一個夢想回到中國,他要做變性手術,從此做一個女人。
  手術的過程雖然痛苦但很順利。可是,和變性手術本身無關的一個小小的事故卻幾乎給金星造成終生的殘疾。
  在長達16個小時的手術中,護士沒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蓋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痙攣,從小腿到腳之間的神經全部壞死。
  金星說:「我完全可以申報二級殘廢。」
  恢復的過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滿針,然後通上電,用電擊治療。難怪金星說:「我比江姐厲害多了。」醫生的診斷是,就是好了也是個瘸子,跳舞,想都別想。可是,3個月後,金星奇跡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過,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溫度是冰涼的,跳舞的時候她得把舞蹈動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這樣,觀眾就看不出來了。
  金星談過很多次戀愛,但真正刻骨銘心的有3次。她的初戀在19歲,愛上的是一個得克薩斯牛仔。金星說:「那時候愛得很crazy(瘋狂),還跑到得克薩斯跟他放了3個月牛。」
  在做手術那段時間,金星有個精神寄托,她說:「那是個中國人,是我愛上的第一個中國男人。」說到這,她又衝我擺擺手,不好意思地捂著嘴,「而且,你也認識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難忍的時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無意。
  而截止到採訪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個歐洲男友,正準備放棄一切,追隨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對這份情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樣,現在的金星,生活得很踏實。她收養了兩個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買了一所老房子,屋裡擺滿了中式的老傢俱,一副認認真真過日子的樣子。
  一個女人,僅僅為了做回自己,經歷了那麼多的痛苦和磨難,而她,始終坦然樂觀地面對一切。和她相比,我覺得自己承受過的所有困難挫折都是那麼不值一提。

  郎平

  掏出照片:「你看,我帶國家隊的時候,老成什麼樣了。」
  為什麼優秀的女人在情感上總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說,可惜了,這份感情是被「忙丟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舉辦10週年聚會,我和文濤主持了那次活動。那天,我見到了少年時代崇拜的女排隊員,激動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郎平。她穿著一身國家隊運動服,沒有任何修飾的短髮直直地披在耳邊,人很瘦,一副開開心心的樣子,和女排比賽時凝神坐在場邊的她不太一樣。
  再見郎平是時隔4年後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魯豫有約》,採訪地點選在北京友誼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館。我猜,餐館老闆之所以那麼痛快地答應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騰給我們拍節目,多半是因為郎平。
  4年沒見,郎平瘦了,時髦了,年輕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襯衫,長到肩頭的直髮用卡子別在耳後,清清爽爽的樣子充滿了朝氣。我說她看起來特別健康,哪像當國家隊教練那會,氣色差得令人擔心。郎平一邊點頭,一邊從錢包裡掏出兩張照片:「你看,我帶國家隊的時候,老成什麼樣了。」
  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一張是郎平回國執教前拍的,臉色紅潤,神采飛揚;另一張是一年半後,她結束國家隊教練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兩個眼睛都凹了進去。我笑她:「這可以給減肥產品做廣告用,減肥前和減肥後。」
  離開中國國家隊主教練的位置後,郎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樂隊執教。那兒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兒白浪。只是近年來意大利經濟不好,她所在的俱樂部也面臨著財政困境,郎平去年一年的工資還拖著沒發。
  「他們要是不把欠我的錢還我,明年我就不和他們簽約了。」郎平輕描淡寫地說。
  我有預感,她生命中關於排球的一章就要翻過去了,今後,她將過一種嶄新的生活。
  「能談談你的感情生活嗎?」我暗暗地希望郎平能告訴我,和白帆的婚姻結束後,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沒有。」郎平回答得很乾脆。
  「愛你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裡有些發毛,為什麼這麼優秀的女人在情感上總是要遭遇挫折呢?
  「是挺難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還得比我高!」郎平一臉認真。
  「你要求太多了吧,別的好說,要個子比你高的,上哪兒找啊!」我們倆都樂了。
  郎平曾經有一個身高196米的美國男朋友,他是學政治經濟學的博士生,特別喜歡體育。可惜,這段感情沒能開花結果。知道內情的人都說,可惜了,這份情是被「忙丟了」。
  當時,郎平義無返顧地回國接下了已經走下坡路的中國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兩地。一份本來有可能瓜熟蒂落的感情就這麼沒了。
  也許是過去了一段時間的原因,郎平看得很開,倒是我還有些耿耿於懷:
  「可是,他怎麼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過,他如果不能等的話,也就算了。」
  在採訪間歇,我和郎平說了不少悄悄話。因為是悄悄話,所以不適合播出,也不適合發表。我只能說,有一點我深信不疑,像郎平這麼出色的人,一定會有美滿的歸宿,也許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絕對光明。
  郎平在北京從不逛街,因為還不夠別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誰讓你這麼高,到哪都沒處躲沒處藏的。」
  「可不是嗎?不光站著,連躺著都有人認識。前幾天我在天壇醫院作了個小手術,護士把我從手術室裡推出來的時候,我戴著帽子,身上蓋著被子,就這樣,走廊上還有好幾個病人,都打著點滴呢,舉著吊瓶指著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像那個場面,換了是我,也會興奮地指指點點:「快看吶,是郎平!」
  採訪結束後,郎平驚喜地發現餐館裡有哈根達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邊吃邊期待地問我:「你也來一個吧!」那樣子,就像中學時兩個要好的女生互相慫恿著吃零食一樣。於是,我也要了個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對面坐著,吃冰激凌。
  郎平很關心地詢問了我的生活狀況,說來很怪,我是一個和人交往相當慢熱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種親和力,讓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親近的朋友才瞭解的有關感情的事告訴了她。
  對郎平的訪問,我表現得十分感性,尤其在節目的結尾,我說:「我和我的同事們都認為,郎平真是個好人。」這個評價很主觀,很自我,但我自信,這不僅僅是我的看法,也是無數中國人的看法,因為郎平的勇氣、毅力和無私曾經深深地感動過我們。

  廖靜文

  提起悲鴻,又變成了剛剛墜入愛河的20歲少女。
  我曾經兩次聽過廖靜文做的報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兩次演講的內容我記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靜文提到徐悲鴻時哽咽的語調。我那時太小,不理解這種感情。
  十幾年後的2002年,我又見到了廖靜文女士,她的外表讓我吃驚。她已年過八旬,但
  頭髮依然烏黑濃密,皮膚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輕時一樣清秀。廖靜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說好看,她有些羞澀:「悲鴻最喜歡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鴻,廖靜文又變成了剛剛墜入愛河的20歲少女。
  採訪廖靜文之前,我和同事們都認為她一定會談很多她和徐悲鴻的故事,但我們想更多地關注她的人生。採訪開始以後,我發現從廖靜文嫁給徐悲鴻開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沒有了我這個概念。悲鴻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靜文的聽力很不好,戴著助聽器還需要我大聲而緩慢地講話,有時候一句話要重複好幾遍。但她的記憶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從頭講起,娓娓道來。
  1945年底,廖靜文和徐悲鴻結婚前,徐悲鴻為了和蔣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答應給蔣碧薇100萬元和100幅畫,為此徐悲鴻拚命工作,終於積勞成疾。廖靜文認為,沒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勞,徐悲鴻後來也不會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蔣碧薇,廖靜文那麼溫婉的一個人也顯出了憤怒與不屑。
  徐悲鴻去世的時候,廖靜文只有30歲,一個年輕的女人獨自走在漫長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決定不去觸及那一部分,出於對廖靜文的尊敬,也出於對徐悲鴻的尊敬。但是她主動談起了一段徐悲鴻以外的感情經歷。當時我只是問她,這一生有沒有遺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徐悲鴻,自己的理想並沒有實現,是不是感到遺憾。沒想到她說,是有遺憾,而這份遺憾竟是一段徐悲鴻以外的情感經歷。
  在一次外出的火車上,廖靜文和她的孩子們結識了一個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孩子們很喜歡這個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對廖靜文產生了好感,於是,他和她們一家成了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他終於鼓足勇氣向她表明愛意。廖靜文被他的真誠感動,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強調,徐悲鴻永遠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於是,他們結婚了。婚後的生活並不幸福。廖靜文對徐悲鴻的思念與日俱增,她感覺對方並沒有像承諾的那樣,理解並尊重她對悲鴻的感情。在失望中,他們離婚了。
  廖靜文聲音顫抖地說:「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訴你,這就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一件事。」
  我做過很多採訪,無論面對誰、聽著什麼樣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靜、客觀,而此時,我的眼眶濕潤了。透過餘光,我看見樊慶元和吳窮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黃泉,百年之後我和悲鴻能再見面,我要哭著把頭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訴說這五十年來我對他的思念。」
  我被這樣一份偉大的愛情深深地感動了。

  毛阿敏

  「沒關係,我們什麼都可以聊。」的一句話,立刻衝破了我內心所有的障礙。
  毛阿敏
  《魯豫有約》的第一位嘉賓是毛阿敏。
  開節目策劃會的時候,樊慶元和阿憶建議應該圍繞毛阿敏備受關注的幾件事:稅案風波、情變和出走香港來反映她光彩奪目又充滿坎坷的演藝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臨陣脫逃。
  按照慣常的訪談模式,我應該充滿期待地問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嗎?剛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變,能不能給觀眾介紹一下。」
  這樣的談話一定不精彩,但至少賓主能言談甚歡。可是,我卻要一路追著去尋問她曾經的傷痛。這讓我很苦惱並且不情願:「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實,嘉賓能承受嗎?觀眾能承受嗎?」
  採訪前兩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還是按自己的方式瞭解了關於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閱讀大量有關被訪者的資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裡。
  2、和工作人員商量訪問重點。
  3、事先絕不和嘉賓見面、通話,保持彼此的新鮮感。
  4、不準備提綱,但開場白一定要想好,它將決定談話的基調和氣氛。
  我和毛阿敏的對話地點是在北京學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時間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後一直捧著杯熱茶在屋裡走來走去,想著這場訪問該如何開始。這時,酒吧外站著3個凍得哆裡哆嗦的女中學生,她們是毛阿敏的歌迷。樊慶元憐香惜玉,幾次出去請她們進來暖和暖和,女孩們就是不肯。
  一小時後,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藍色的羽絨服,下擺翹翹的,很別緻。脖子上圍著一條「上海灘」的桃紅色長圍巾,牛仔褲,山羊皮的皮靴,比電視上更年輕、漂亮。
  「你好。」她進門後衝我笑笑,眼神顯得害羞而無助。
  我知道,這將是一場艱難的對話。困難之處在於,我有心理障礙。
  「真誠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記得這是誰說過的,但我一直相信這句話。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勇於表現真實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於是,我對毛阿敏說:「直到現在,我還是挺擔心的,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談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會問得比較坦率。沒關係,我們什麼都可以聊。」沒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沒眨一下。
  她這一句話,立刻衝破了我內心所有的障礙。
  謝謝阿敏。她的美麗、溫婉和坦誠讓《魯豫有約》有個近乎完美的開始。

  莊則棟

  終於,我鼓足勇氣委婉地提到了那個傳言,短短的兩句話一出口,樂呵呵倒沒什麼,我已是滿頭大汗。
  兩年前,我買了本莊則棟自傳,題目很直白《莊則棟和佐佐木敦子》。書中的文字挺流暢,但現實和回憶夾雜在一起的敘事手法讀來有些生硬。倒是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和作者年齡不相符的孩子氣的驕傲和得意,很是可愛。他覺得自己了不起,他就讓全世界都知道。
  採訪莊則棟之前,樊慶元一再警告我:「要中立,要客觀。」
  莊則棟是個有魅力的人。我們的編導姜笑靜先去見了他一面,回來後,話裡話外那份景仰之情,擋也擋不住。
  我嘴上對樊慶元逞強:「我一個工作這麼多年的老同志,怎麼會把握不住自己呢。」可心裡也在打鼓。他曾經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即便現在,仍多少有些敏感。我該如何面對他才能既善意又不失立場,這很難。
  莊則棟的家在京沈路邊一片別墅區裡,小區裡不少房子都空著,外表破舊不堪。只有他的小樓,光潔如新。
  我下車,胸前別上麥克風,讓攝像跟在我身後,記錄我和莊則棟初次見面的情景。
  「您好!」我隔著鐵門沖莊則棟打著招呼。
  他的樣子並不是特別熱情。「她,前幾天我見過,」他先指指姜笑靜,又指指我:「她,我不認識。」
  他的坦率讓我吃驚,但並不介意。在我的想像中,他就該這樣。
  攝像開始忙著搬椅子、布光,我只能找些無關緊要的話題和莊則棟閒聊。
  「您看上去真年輕,完全不像60多歲的人。」
  「小魯豫,你試試我的小腿,像鐵疙瘩一樣硬。」才兩分鐘而已,他已經叫我小魯豫了。
  我不好意思地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腿,忍不住叫了起來:「您真厲害,真是和鐵疙瘩似的。你們來摸摸!」攀慶元他們正忙著找角度、打燈光,可架不住我的大呼小叫,只好放下手裡的活,一個個禮貌地摸了摸莊則棟的小腿,然後紛紛表示:「您讓我們都羞愧難當!」
  莊則棟開心地笑了,房間的氣氛一下子輕鬆、親近起來。可是,艱難的談話還在後面呢。他在文革的經歷、他和鮑蕙蕎破裂的婚姻,哪一樣不是在揭開過去的傷疤呢?好在所有的事情已沉澱了許久,當年不好講不能講的話,如今總可以說了吧。
  越是艱難的對話,我越是用溫和的話題開場。我首先提到了莊則棟的「三連冠」。
  談起輝煌的戰績,莊則棟無比自豪:「乒乓球國家隊內部三連冠,全國三連冠和世界錦標賽三連冠,不是吹的,二十世紀中國乒壇只有我一個。」
  1971年在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上,莊則棟和美國運動員科恩的偶然交往,竟成了中美關係解凍的發端。一次比賽之後,科恩錯上了中國代表團的車。在全車人的沉默和尷尬中,莊則棟向他伸出了雙手。第二天,日本的各大報紙都在頭版登出兩人的合影,並配以醒目的標題:「中美接近」。
  乒乓外交給莊則棟的人生帶來巨大的榮耀和坎坷,用他的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對自己政治生涯的評價,他很坦率:「我站錯了隊。」
  我發現,我開始喜歡莊則棟了。
  也許是因為我沒有體驗過文革的殘酷吧,我無法對眼前這位和我父親同齡的長輩心生怨恨。他文革中犯過錯,並為此受到了懲罰。可他更是一個為中國人取得了無數榮譽的世界冠軍。
  節目策劃會上,阿憶和樊慶元一再堅持,我一定要問有關莊則棟和江青的傳聞。我立刻拒絕:「這問題很無聊。」
  嘴上這麼說,心裡其實是擔心我根本問不出這麼尖銳的問題。
  阿憶很執著:「我們就是要澄清這段歷史。」他的理由說服了我。
  可話到嘴邊,我才發現,這遠比我想像的難一萬倍。
  終於,我鼓足勇氣委婉地提到了那個傳言,短短的兩句話一出口,莊則棟樂呵呵地倒沒什麼,我已是滿頭大汗。
  「這傳聞我也聽說過,怎麼可能呢?人家那麼大的領導,每次接見誰,身邊秘書、服務人員一大堆,那些閒話都是沒影的事。」莊則棟的神情沒有一絲不快。我可是緊張得快虛脫了。
  不過,在後期節目的編輯過程中,我們還是決定不採用這段精彩、真誠的對話。那時,《魯豫有約》剛剛播出兩集,觀眾對於有爭議的人和事到底能接受多少,我沒有把握。我不敢走得太遠。
  可我從心底感激莊則棟,他能那麼大度、坦率地面對一個晚輩鍥而不捨的追問。
  對毛阿敏的採訪打破了我內心的障礙,對莊則棟的採訪真正樹立起了我的自信。做《魯豫有約》我開始有了如魚得水的感覺。

  璩美鳳

  這個看似柔弱的女人,經歷創痛之後,短短的時間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調,秘訣是什麼?
  決定採訪璩美鳳後,我的同事們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擔憂,擔憂的性質基本按地域劃分。
  大陸來的,生長在紅旗下,正直慣了,眼裡不揉沙子,毫不掩飾憤怒和鄙夷:「你採訪她幹嗎?」
  香港同事在光怪陸離的商業社會中呆得時間長了,對任何事都見怪不怪:「璩美鳳啊,好啊,新聞人物呀。」
  台灣同事的反應比較複雜。雖然璩美鳳極具爭議,可怎麼說她都是寶島同鄉,所以他們只是一再強調:「你要當心。」
  我其實非常猶豫。
  璩美鳳是個可憐的女人,閨房中最隱私的生活被無數人看過、評論過甚至嘲罵過。可光碟事件後她的所作所為又讓人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出書大爆自己和8位男士的情感糾葛呢?她的解釋是:我要生活。
  思前想後,我還是決定,採訪璩美鳳。
  我跑去大眾書局買了本《璩美鳳懺情錄》,準備好好研究她。不時有朋友打來電話,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地問我:「我那有光碟,要不要看?」
  我拒絕了。
  第二天開始是香港復活節的長週末,我和老公、高雁、郭志成一塊去了三亞。收拾行李的時候,我在泳裝、防曬油的上面塞進了《璩美鳳懺情錄》。
  在天域酒店美麗的沙灘上,我躺在大大的太陽傘下,逼著自己看完了這本書。
  在三亞呆了3天,我曬得通紅地回到了香港。眼裡還晃著碧海藍天的景色,心裡卻塞滿了書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採訪地點就在香港鳳凰衛視的一間會客室裡,整整一面牆的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維多利亞港灣。因為每天都看,我並不覺得特別。倒是璩美鳳,一進來就不住地讚歎:「好漂亮喔!能看到大海耶!好幸福喔!」
  璩美鳳是個典型的台灣女孩,說起話來嬌嬌柔柔的。她穿著很普通的夾克衫,短髮上別著枚卡子,有些鄉土氣,卻反而顯出了她的可愛。
  「哎呀,你的頭髮剪得真好。」讚揚完海景,璩美鳳又讚揚起我的髮型。
  「謝謝。如果你去北京,我把我的髮型師介紹給你。」
  4月份的香港已經很熱了,屋裡又有兩盞高瓦數的燈烤著,璩美鳳的額頭微微地滲出汗來。
  「你好嗎?」這是我的開場白,也是我真心想知道的。
  「還好吧,每天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璩美鳳的臉上現出了無助與無奈。
  那一陣,有關璩美鳳的報道鋪天蓋地,我不希望自己的節目充滿那些令人難堪的細節,那是純私人的生活。我只想知道,一個看似柔弱的女人,在經歷了這樣的創痛之後,短短的時間就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調,她的秘訣是什麼?
  「美鳳,有一點我必須要告訴你,我沒看過那些光碟。否則,我不可能這樣直視你的眼睛。」我迎著她的目光說。
  「我能瞭解,你是比較有愛心和包容的。」她的聲音越發的輕柔。
  「你怎麼能表現得這麼平靜?」
  「你要我哭給你看嗎?」璩美鳳無辜地看著我,但語氣裡滿是挑戰。
  「哭與不哭並不代表什麼,真實的流露才最重要。」為了配合她,我也放慢了講話的節奏。
  璩美鳳對於所有的話題都用很感性很抽像的語言來回答,我不知道這是她一貫的表達方式,還是在偷拍事件以後,她的自我保護方法。
  我最困惑的一點是她為什麼不選擇更能保護自己的方式復出社會,出一本懺情錄、穿著性感地到新加坡去登台演唱,只能給她增加新聞而不能給她清靜、平和的生活。
  璩美鳳不這麼看:「反正不管我做什麼,大家都覺得璩美鳳有問題。如果我永遠去想別人的看法,我就為別人而活了。如果我要去想這一點的話,我今天就不可能來這邊在鏡頭之下談話了。擔憂的事情太多,這個大千世界,你何時擔憂得完呢?」
  這也許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吧。
  對於愛情,她說:「我不會抱幻想,有幻想也不會起到什麼積極的作用。我要學會一個人過日子。」
  在採訪璩美鳳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心理準備,比如,她可能會流淚、會發火,但是,她一直表現得非常平靜。而在平靜的背後,我卻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戒備和一絲敵意。
  採訪結束前,她好像終於放下了防備,說了一段令我感動的話:「我不希望自己倒下,為我自己,為我的家人。如果我倒下,他們一定會很痛的,我怎麼忍心讓他們看到我很傷感、很痛苦呢。我會盡我的能力讓我自己過得更好。」
  告別的時候,我們握了握手,她的手很柔軟。

  楊鈺瑩

  很勇敢,她主動提到了賴文峰的名字和他們共同生活的3年經歷。她說,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得知楊鈺瑩答應上《魯豫有約》,我既高興又有些吃驚。
  自從遠華案曝光以來,有關「三年婚姻合同」和紅色保時捷跑車的說法不斷地見諸報
  端。雖然沒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壇玉女」一類的詞彙卻讓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謎底。在眾說紛紜之中,楊鈺瑩選擇了復出歌壇。於是人們更加相信了坊間的傳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戰江湖。
  平心而論,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楊鈺瑩的表現不過不失。也許沒能帶來驚喜,但也決不令人失望。而觀眾和傳媒則表現出了有保留的寬容,一方面,她的演藝事業並沒有因為不利新聞而受到阻礙,另一方面,人們的態度又明確地傳達出一個信息:「你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終,楊鈺瑩一直保持著沉默。
  對於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說這是默認,有人卻感歎,承受著這麼大的壓力,依然能夠春風滿面地在舞台上唱著情歌,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氣把積壓在心底的話說出來,是一種解脫。
  我想,這也是楊鈺瑩決定接受《魯豫有約》訪問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這個決定,不容易。
  我的同事樊慶元和吳窮第一次同楊鈺瑩聯繫是在2002年5月初,楊鈺瑩很爽快地答應了。只是我們倆的檔期老合不上,專訪就拖到了7月中旬。
  策劃會上,大家意見一致,那些敏感的問題如果刻意避開,節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擔心,如果她不想說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麼辦?
  樊慶元說:「有這種可能,但我覺得可能性極低。我想,她是有話要說。」
  我同意樊慶元的看法,可心裡還是有些不安:「我該保持什麼樣的立場呢?」
  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任何一個立場都會激怒一部分觀眾。表現出同情,有人會說這是沒有正義感;表現出批評者的姿態,觀眾更不會接受。而百分之百的中立則是根本不可能的。
  策劃會的結論是,讓楊鈺瑩著重就成長歷程、成名前後、情感經歷和復出心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我不迴避關鍵問題,但也不會直奔「隱私」。如果,訪談只圍繞跑車、婚姻合同一類的話,節目就顯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採訪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進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靜靜的適合拍攝。
  平時拍《魯豫有約》,現場除我之外,只有製片人、導演、兩個攝像和一位負責宣傳的同事共6個人。但採訪楊鈺瑩這天,酒吧裡顯得格外熱鬧,樊慶元悄悄告訴我:「今天劇組人數破了紀錄,一共來了13個人。」
  當楊鈺瑩的車子開到酒吧門口的時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車上。楊鈺瑩乘坐的是一輛深綠色的奔馳,而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紅色跑車。和出道時相比,楊鈺瑩的外形沒什麼變化,舉手投足還像個小女孩一樣。也許是頭天晚上通宵拍攝MTV的原因,她看起來略顯疲憊。
  「我才知道你原來叫楊崗麗,我一直以為楊鈺瑩就是你的本名呢,這個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適合你。不過,楊崗麗也很好聽啊!」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對我來說,每次採訪的開場白至關重要。
  「你不覺得楊崗麗是個帶點男孩子氣的名字嗎?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崗崗,這是我的小名。一聽到崗崗,我就覺得這太不尋常了。因為只有我的親人、我最好的朋友才這麼叫我。這個名字就是藏在內心深處的我。」
  我們的談話很順利,但兩個人之間似乎還隔著一層薄紗,我知道,那個問題不談,這層紗就捅不破。於是,我相當委婉地問她:「當初你淡出歌壇是否和一段感情有關?」
  楊鈺瑩很勇敢,她主動提到了賴文峰的名字和他們共同生活的3年經歷。她說,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楊鈺瑩這一期節目播出的時候,我正在香港,沒感受到它在內地觀眾中引起的巨大反響。一周後,我回到北京,才發現幾乎所有網站、報紙都轉載或報道了訪談的內容。觀眾的反應大致有兩種,有人認為「你給了這個孩子一個說話的機會」,也有人發來E-mail大聲疾呼「不許利用《魯豫有約》。」
  觀眾的熱烈回應讓我想了很多。
  這就是我做《魯豫有約》的初衷吧:我們靜靜地聆聽一段人生故事,然後思考、討論。結論迫不及待尋找,似乎並不重要。

  蒯大富

  我無法把眼前這個溫和的人和這個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聯繫在一起。
  麥當娜拍過一部不知所云的電影「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迫不及待找蘇珊),除了片名,一無是處,Desperately其實我更想翻成氣急敗壞,像極了我尋找蒯大富的心情,所以拿來一用。
  2001年11月,我著手籌備新節目《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們開始挖空心思尋找那些經歷過風風雨雨又幾乎被時間淡忘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我們都想到了蒯大富,那個叱吒風雲的清華學生,文革結束後,一直了無蹤影。
  Will Smith未成名時,拍過「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空間),影片中的一段話讓我頗受震動:「你想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中間環節不會超過6個人。」
  看這部電影時,克林頓正因為萊溫斯基事件而焦頭爛額,我很想採訪他。記得我當時坐在沙發上算了算,如果要找克林頓,從外交部或大使館入手,中間頂多也就6個人,那樣一想讓我興奮不已。
  我知道我能找到蒯大富,果然,同事阿憶表示和蒯相識,可以代為聯絡。我大喜,再一次印證六度空間理論。
  一天,阿憶神秘兮兮地問我,是否曾在深圳出席過一個網絡公司的開幕典禮。我想了又想,隱約有記憶。阿憶才說,蒯的太太就在那間公司,蒯本人當時也在現場,還充當攝影師為我和他太太拍了不少照片。我一聽,少不了一陣感慨,又再逼阿憶,要蒯答應上節目。
  11月15日,鳳凰在深圳舉辦演示會,演示會現場,我已打扮完畢,穿著曳地長裙正走向後台。阿憶攔住我,說剛和蒯通過電話,蒯要在深圳和我見一面。由於我當晚必須趕回香港,於是再逼阿憶打電話,讓蒯過來。阿憶撥通電話,一邊和他寒暄,一邊抽空對我說:「他不過來,你和他說吧!」我接過電話,自報了家門,再請蒯來參加演示會,蒯答應了。
  一小時後,蒯到了。他是一個普通的中年男子,微胖,戴大框眼鏡,臉上有著謙和的笑容。我無法把眼前這個溫和的人和蒯大富這個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聯繫在一起。蒯帶來幾本舊相冊,裡面有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照片上的蒯瘦削、意氣風發,我覺得自己是在翻看當年的人民畫報。
  演示會要開始了,周圍亂哄哄的。我對蒯說:「上我的節目吧!」
  他猶豫著:「我現在開著一家公司,每年交不少的稅,我很怕受到關注。」
  時間緊迫,我和蒯相約再通電話詳談。
  幾天後,我在北京,蒯打來長途,語氣誠懇,但態度堅定:「再等等吧!」
  我是個執著的人,面對蒯,我卻無法執著。那次通話,時間挺長,最後我說:「什麼時候你想說了,告訴我!」
  2002年1月5日,我在北京華彬大廈參加中央電視台《旋轉舞台》新年音樂會的錄製工作。晚會現場,一個風姿綽約的中年女人走過來握住我的手:「魯豫,我一定要和你打個招呼,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張玉鳳。」
  張玉鳳已年過半百,但氣質高貴,美麗依舊。我看人就信直覺,匆匆一面已讓我深深地喜歡上了她。
  「謝謝你們還記得我。」她語調溫柔,讓人如沐春風。
  「玉鳳大姐,我的節目隨時等著你。」我握著她的手,由衷地說。
  尋找蒯大富和張玉鳳的過程,我是迫不及待的。而等待他們,我卻是耐心的。我知道,等待也許是漫長的。
  觀眾來信措辭激烈:「你以為你是誰,你憑什麼不停地追問人家?」我因此而踟躕。
  《南方週末》的向陽曾經問我:「你在採訪中會像美國的麥克·華萊士那樣咄咄逼人地提問嗎?」
  我當時拚命搖頭:「不可以,在中國絕對不可以。我們中國人比較含蓄,西方人比較直接,對於太尖銳的問題,中國觀眾會覺得不舒服,認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魯豫有約》,一方面要保持個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遠,要顧及觀眾的情緒。有些尖銳的問題該問還是要問,但我會說得比較婉轉。」這是我做《魯豫有約》以來最深切的感受。
  向陽對我的訪問是在2002年5月,那一陣我正在家閉門思過,平生第一次對做電視有些意興闌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頭。
  那時《魯豫有約》播出才5個月,卻已在觀眾和傳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每一期節目的文字都有不少報紙和網站全文轉載,觀眾在網上討論他們感興趣的嘉賓,至於我採訪過的有爭議的人物,各方的評論和報道更是鋪天蓋地。有這麼多的關注著實令我興奮,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為一個追問者(這是向陽在《南方週末》的報道中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歡),我的任務是讓被訪者講出他從未對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個故事。有時,我會好奇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有時,我會善意地接受一個也許並不真實的回答(觀眾討厭虛假,可有時真實並不美麗,他們未必能接受。至於被訪者,如果不願回答某個問題,一定有他的難言之隱,我完全理解。)而當嘉賓在關鍵問題上閃爍其詞,或者用反問來代替回答的時候,我也會執著地重複我的問題,直到對方的語言或者表情,給出一個真實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場談話的真實狀態呈現出來:有時我的聲音大,語言機智,有時被訪者的回答要遠比我智慧。在長達幾個小時的訪談中,我是追問者,更是聆聽者,而我的嘉賓們在一種尊重、平等、友善的氣氛中將積壓多年的心聲一吐為快。我很滿意我和同事們的作品《魯豫有約》。
  但觀眾們的反應卻很複雜。他們喜歡看《魯豫有約》,喜歡節目的真實和人性,只是對我在個別訪談中的採訪風格不能接受。有的來信言辭激烈:「魯豫,我一直最喜歡你,可今後,我再也不看你的節目了!」
  「你以為你是誰?你憑什麼不停地追問人家?」……
  這些反對的聲音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本來就是個認真的人,這下更是不斷地自我反省:「《魯豫有約》是個好節目,但我們的創意和風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點兒?也許我的觀眾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真實的談話節目吧?而一個節目再好,如果觀眾不喜歡,又有什麼用呢?《魯豫有約》還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將近一個月,這些問題每天在我腦子裡翻來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棄電視。理由有兩個:一、主持人被視作公眾人物,被人議論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習慣,那只有另謀高就。
  二、我自以為瞭解觀眾,知道他們的需求,可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這對我打擊很大,連觀眾的心態都吃不準,還做什麼電視?
  前思後想,只有一個出路:不幹了。
  我的家人不理解我為什麼痛苦:「你的節目才播出幾期就引起那麼大的反響,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評的聲音很正常,這點心理承受力你還沒有嗎?」
  我在採訪中開始有雜念:「我的微笑應該再明顯點吧,否則觀眾會說我挺厲害的;這個問題,最好別問,要不然別人會說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幾次採訪,我完全沒有了以往《魯豫有約》的鋒芒。
  劉春和樊慶元(劉春是監製、樊是製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敲警鐘:「你有點矯枉過正!好多該問的問題都沒問。」
  他們說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礙太大。
  5月初採訪王軍霞,她和她的老公戰宇特意從瀋陽飛來北京。王軍霞是一個特別爽直、單純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有什麼說什麼,不會藏著掖著的。」可我卻是畏首畏尾。她和馬俊仁之間的恩恩怨怨,我隻字不提,倒是王軍霞坦坦蕩蕩地說起了馬指導。我完全可以接著她的話問下去,讓王軍霞聊聊她們師徒之間的故事。可那時候,我腦子裡又開始胡思亂想:「『馬家軍』的事別說了,馬俊仁和王軍霞都是為國爭光的人,說誰說多了都不合適。觀眾會不答應的!」我和王軍霞聊了一個半小時,談話過程中我用餘光瞟了瞟現場工作人員,大家都顯得心不在焉。我知道,這是一場失敗的訪問。
  樊慶元眼裡不揉沙子:「今天說的太不好聽了,」
  我自知理虧,可還是嘴硬:「也只能說成這樣。」
  樊慶元是個比我還較勁的人:「我們去瀋陽,再採訪一次王軍霞。」他這招真狠,徹底把我制住了。
  5月7日,國航一架航班在韓國斧山失事,機上122人罹難。我是5月8日一大早從鳳凰資訊台得知這個消息的,趕緊打電話通知樊慶元,大家少不了唏噓感歎一番。可兩個小時後,還是按原計劃從北京坐國航飛機飛往瀋陽。我有些內疚,如果不是我表現失常,一大幫人也不用起個大早再飛趟瀋陽吧!
  王軍霞的家離瀋陽桃仙機場很近,我們的第二次對話就在她的客廳裡進行。也許是家的氣氛讓王軍霞更放鬆,也許是我的內疚讓我打消了不少顧慮,我總算完成了任務。
  現在的我,偶爾在採訪前還是會有顧慮,但我越來越瞭解我的觀眾,我知道,他們希望我鍥而不捨地提問,溫柔敦厚地提問。

  平生第一次由衷地羨慕一個人,並且想知道有關這個人的一切

  我愛三毛
  三毛的微笑很無辜但又極具誘惑力。我讀懂了她笑容背後的潛台詞:我把我的大門打開了,你能看到一部分我的世界,但你進不來。
  我真的是非常喜歡三毛。
  我從沒有崇拜過任何人,但對三毛的欣賞大概已接近崇拜。
  初二那年的某一天,班裡的同學開始瘋狂傳閱一本薄薄的小書:紅色的封面上有著駱駝和殘陽的圖案,書名叫《撒哈拉的故事》,友誼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名字單純好記,三毛。
  當時我們班53個人幾乎都在排隊等著看這本書,當它終於傳到我的手上,書頁的邊邊角角已捲了起來。我至今記得翻開扉頁看見三毛的照片時內心的那份羨慕和震動:三毛身穿大紅色長裙,梳著辮子,腳上沒有穿鞋,只套著潔白的毛襪,慵懶地席地而坐。
  我不能肯定那本書是不是盜版,反正照片的質量並不好,三毛的臉看起來有些模糊。可我還是無法抑制地被照片上的這個女人吸引,我覺得她是那麼sophisticated(深不可測),那麼優雅、纖細和富有。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由衷地羨慕一個人,並且想知道有關這個人的一切。
  那時正是課間10分鐘,我捧著書恍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對著扉頁裡三毛的照片發呆。那種凝視好像是要穿透書頁一直看進這個女人的內心世界。三毛臉上的表情是淡淡的,嘴角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那微笑很無辜但又極具誘惑力。這個女人太清楚自己的魅力了。她不美,但她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在我13歲的某一天,三毛就是這樣走進了我的生活。我覺得我讀懂了她笑容背後的潛台詞:我把我的大門打開了,你能看到一部分我的世界,但你進不來。
  整整10分鐘,我就那樣呆坐在課桌前。
  接下來是英語課。這通常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那一堂課我卻一言不發,身體緊緊貼住課桌,左手扶住擺在桌面的英語書,右手放在桌子裡,手心汗津津地粘在那本《撒哈拉的故事》上。
  英語老師覺得我和平時不大一樣。往常上課,我總是舉手要求回答問題最積極的一個。有時老師為了鼓勵更多的同學在課堂上勇於發言,甚至會假裝看不到我高舉的右手。而這堂課,我安靜得有些反常。當全班朗讀課文的時候,老師特地走到我身邊,彎下腰輕輕地問我:「你生病了嗎?」
  我沖老師笑了一下,搖搖頭,開始大聲地念課文。
  那一天在恍惚中度過。
  下午第二節課結束的鈴聲一響,我幾乎是伴著老師「下課」兩字從座位上一躍而起,抓著早就收拾好的書包衝了出去。
  我歸心似箭,自行車騎得快要飛起來了。
  我要趕緊回家,好舒舒服服、踏踏實實地看《撒哈拉的故事》。(一直到今天,當我拿到一本期待已久的好書時,我就想快快回到家裡,躺在我的沙發上,後背靠著墊子,再把雙腳翹得高高的,還要削一個大大的富士蘋果,這才能心滿意足地開始看我的書。)
  那時我家住在4樓,靠馬路一邊的牆上有一個小小的窗戶,每到傍晚時分,總能看到窗外有一群鴿子飛過。當我合上《撒哈拉的故事》抬起頭,正好看到那群鴿子,而爸爸已經叮叮光光地在廚房準備晚飯了。屋子裡有些昏暗,我一動不動地坐在面向小窗的沙發上,心裡有一種壓抑不住的衝動想要浪跡天涯。
  從此,留學成了我的夢想。我渴望到國外過一種精彩、艱苦但又富足的生活,就像三毛那樣。
  一個晚上,《撒哈拉的故事》我翻過來掉過去的讀了近10遍,書中的內容幾乎倒背如流。第二天,我如約把書交給了排在我後面的同學。書還了,但三毛成了我的精神偶像。
  我不再為自己的理想不是當科學家而覺得難以啟齒。怎麼樣,三毛都說她和荷西絕對不創業,只安穩地拿一份薪水過日子而已。何況,在她的筆下,柴米油鹽的生活可以這樣風花雪月、有滋有味,那就算我的一生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我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改造成三毛。三毛在書裡多次提到《弄臣》、德沃夏克的《新世界》、手搖古老鋼琴、管風琴和美洲的民族音樂,我於是也強迫自己去聽高雅的古典樂曲。當別人問起,我甚至不承認我其實喜歡的是流行歌曲。
  內心想做三毛,但付諸行動卻很難。我們太不一樣了。
  三毛喜歡拾垃圾,然後化腐朽為神奇地把廢棄的輪胎變成軟椅,「誰來了也搶著坐」;她在棺材板上放了海綿墊,再鋪上沙漠風味的彩色條紋布,就有了一張「貨真價實」的沙發,「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牆,分外的明朗美麗」。她還可以把街上壞死的樹根、完整的駱駝頭骨都擺在家裡做裝飾品。而這些,我都做不到。我怕髒、我動手能力很差。我喜歡動物,但僅限於遠觀,我無法想像把白森森的骨頭擱在我的眼前。
  三毛喜歡沙漠、農村和所有人類現代文明還來不及改造的地方,可我呢,心裡嚮往的是紐約、巴黎,一切燈紅酒綠、繁花似錦的地方。我也喜歡自然,但那是一種彬彬有禮的君子之交。每次坐車到郊外,我都會像征性地下車欣賞一下美景,嘴裡還由衷地感歎到:「真美!」然後從地上揪一朵野花,再滿足地歎口氣,說:「好了,咱們回家吧。」
  大自然能愉悅我的眼睛,但感動不了我的心,只有人和人類的作品才能令我激賞。
  三毛寫信真是一絕,寫得長,有內容,文筆生動活潑,就像她的散文。雖說寫字對她而言是手到擒來的事,可問題是她會認認真真地給每一個朋友、甚至讀者回信。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很多年後,她的這份愛心不僅令我感動,更讓我羞愧難當。
  九二年,我也開始收到觀眾來信了。第一次抱著兩大包信件離開電視台,我心裡很是興奮:「終於有機會和三毛一樣了。我也要認真讀每一封信,再給每個人洋洋灑灑地回上一封。」我回到家,把近兩百封信堆在床上,這才感到了為難。我不知道三毛是怎麼做到的,反正,讓我給兩百人回信,我無論如何完不成這個任務。

  我和三毛之間有著太多的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對她的迷戀

  街上每出一本她的書,我都像小孩子過節一樣地興奮。《撒哈拉的故事》之後,我像集郵一樣搜集了友誼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出的三毛所有的作品:《雨季不再來》、《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溫柔的夜》、《夢裡花落知多少》、《背影》、《送你一匹馬》、《傾城》、《萬水千山走遍》、《我的寶貝》、《鬧學記》、《我的快樂天堂》、《高原的百合花》以及有湊數之嫌的《談心》、《隨想》和《親愛的三毛》。這些薄薄的書是我永遠的精神食糧。
  2003年春節前,我趁著回北京之前僅有的半天空閒,跑到尖沙咀PAGE ONE書店去買有關法國的旅遊書,為計劃中的夏季法蘭西之行做準備。在香港,只要有時間,PAGE ONE是我必去的地方。
  那天是星期四,是我身體狀態接近崩潰的時候。因為每天凌晨4點起床去做《鳳凰早班車》,8點鐘直播結束後,我回家躺一下,再去主持中午12點的《鳳凰午間特快》,連續4天之後,我就成了真正的行屍走肉。可不管多累,一進PAGE ONE我就活過來了。那天,我挑選了關於巴黎和普羅旺斯的旅遊畫冊,再加上剛從美國空運到港的最新一期《VANITY FAIR》、《VOGUE》、《IN STYLE》等等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雜誌,我雙手抱得滿滿噹噹的。感覺到懷裡越來越可觀的份量,我決定該適可而止去交錢了。當時我正站在旅遊書籍區內,只要向左邁出3大步就是擺滿流行書的書架。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抱著沉甸甸的書往左轉。三毛的全套書就在最高一層的架子上,每次我都會在那流連一會兒,明知三毛不會再有新作問世,可總是忍不住細細查看一番。那天,就在我精疲力竭連眼睛都快睜不開的時候,我的心突然狂跳不已。在一排皇冠叢書中,赫然擺著《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三毛的書信與私相簿》。我慌忙蹲下,把懷中的書胡亂攤在地上,又忽地站起來,也顧不上低血糖頭發暈,左手扶住書架,右手氣急敗壞地抽出那本書。
  一翻開書,我的呼吸都急促了。書裡竟然有近30頁三毛各個時期的照片,大多數從未發表過,再翻翻書中的內容,都是三毛1973年至1979年在西班牙和撒哈拉生活時給父母的家信。三毛去世已經12年了,沒有她寫書給我看,挺寂寞的。而眼下,在最不經意間,我又看到了三毛的新書(是她家人整理出版的),真令人喜出望外。
  三毛去世是在1991年1月4日。我是第二天晚上知道這個消息的,從中央台的晚間新聞。那天我剛剛跟男朋友鬧完彆扭,他哄了又哄,我還是因為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傷心欲絕。天晚了,他只好丟下我回家。我於是一個人愈發地悲憤,看著電視,想著自己的新仇舊恨。突然,播音員羅京的聲音止住了我的眼淚:「台灣著名女作家三毛於昨天清晨在台北榮民總院自殺身亡,享年48歲。」
  我驚呆了。
  三毛在書中常常會談到生死的話題,甚至在給父母的信中,也會時不時地旁敲側擊,什麼她已見過太多死亡,早就能夠坦然接受,只是家人都要預備好,免得這一日來了受不了。就是因為講得太多,好像狼來了的故事,沒有人拿它當真。有時還會讓人產生逆反心理,即便像我這樣喜歡三毛的人,也會覺得她在生命的問題上,有些做作。誰想她真的以自己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
  第二天,當我從震驚中解脫出來後,我翻出了初中時寫的一首關於三毛的詩(中學時代,除了三毛,我還喜歡顧城、舒婷、北島的詩,愛屋及烏,因為愛詩,也自己寫一些酸酸的所謂朦朧詩。)和我所有的三毛的書,反覆地看。想到三毛陪伴了我的整個少年歲月,心裡有了一種失去最親愛朋友的悲哀。那首詩早已找不到了,我只記得在詩中我表達了對於三毛失去摯愛荷西的理解和痛惜。
  三毛去世後,大陸的幾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我的寶貝》、《萬水千山走遍》和《鬧學記》。其中,《我的寶貝》也許是對我的生活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三毛「有許多平凡的收藏,它們在價格上不能以金錢來衡量,在數量上也抵不過任何一間普通的古董店……」但這些「所謂的收藏,豐富了家居生活的悅目和舒適」,而且「每一樣東西來歷的背後,多多少少躲藏著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故事。」於是,三毛請來攝影師,拍下了她的寶貝,然後,她又寫出了尋寶的經過。

  像三毛一樣尋寶

  說是寶貝,其實都是一些不太值錢的銀製老別針、項鏈、手鐲、西餐用的刀叉和所有名勝古跡旅遊景點都能買到的小擺設、小玩偶。東西很一般,但在三毛的筆下,它們身價百倍。
  那本書引發了我對家居佈置和收藏的興趣,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我的審美。
  因為三毛,我喜歡上了古舊的中式傢俱,現在客廳裡就擺著從潘家園淘來的太師椅和煙榻。
  每到一地,我總要大街小巷地轉悠,搜尋漂亮、道地但又不太貴的工藝品。有一天,我會再寫一本書,書名也叫《我的寶貝》。
  我會寫我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手工藝品街上討價還價買下的寬大的手鐲、12把銀湯勺、兩盞鏤空銀製嵌彩色玻璃石頭的宮燈和一枚鑲著碩大的孔雀石的戒指。
  我會寫我在莫斯科阿爾巴特大街買的無名畫家的兩幅油畫。為了這兩幅畫,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錢,還借了200美金。價格雖然不菲,但物有所值。我永遠都看不厭畫家用的紅白綠黃藍,那麼活潑明快的色調讓他(她)的人物沒有了油畫常有的陰鬱。
  還有,我要寫我頭頂烈日在巨大的莫斯科工藝品市場轉了一圈又一圈才買下的金製樹葉、獅頭。我琢磨著,它們該是沙俄時代釘在大戶人家大門上的裝飾。
  我把其中一部分寶貝攤在了客廳的中式矮櫃上。那已經成了客廳裡最好看的地方。
  除了三毛自己的書,我也買別人寫的有關三毛的書(在我這裡,享受這種超級作家待遇的還有張愛玲。)有一陣兒,一本揭露所謂「三毛真相」的書很是流行,我也買來看了。那些有關三毛的真真假假都不會令我失望。我喜歡的是文章裡的那個三毛,至於生活中的她到底是什麼樣子,何必去管呢?
  我只是感歎,有人迷三毛竟然迷到這種程度,不惜大費周章一一採訪三毛書中提到的人、去過的地方。這讓我自歎不如。
  1995年,我來到西雅圖。租房子、買傢俱,安頓下來後首先去逛的就是著名的PIKE PLACE MARKET。這個地方還是從三毛的書裡知道的。1986年5月,三毛在西雅圖BELLEUVE COMMUNITY COLLEGE邊休養邊學習英文,課餘時間常常泡在那個有幾百家小店舖的自由市場。這段經歷被她寫進了《鬧學記》。
  我自己也做了西雅圖的居民後,PIKE PLACE MARKET成了我每天都要光顧的地方,不是去那的星巴克喝杯咖啡,就是去買水果、報紙。這些東西其實住所附近的超市、便利店都有,可我總是捨近求遠,寧可走上10分鐘,也要享受逛市場的樂趣。
  差不多過了半年,我對PIKE PLACE MARKET裡的每一個店舖的位置都已瞭如指掌。
  一個週日的下午,我一個人拿著剛買的蛋筒冰激凌,和大約幾千個外地或外國遊客擠在一起逛市場里長長一溜賣瓜果、蔬菜、鮮花、海鮮的攤位。PIKE PLACE MARKET是西雅圖著名的旅遊景點,一到週末、節假日總是人山人海。
  那時已經6月份了,天很熱,我被各種膚色的人擠得心煩意亂。於是,我把剩下的大半個蛋卷扔進了垃圾桶,往市場的樓梯拐角處走去。我計劃下一層樓,逛底層的古玩商店,那裡通常比較安靜。
  我一邊下樓一邊低頭用紙巾擦著被冰激凌弄得粘糊糊的手指,這時,我的餘光看到了樓梯角落裡隔出的一家小店舖。我的心開始狂跳不已:「天哪,這是哈敏的店啊!」
  三毛在《我的寶貝》裡寫了一章「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項鏈」。哈敏是三毛在PIKE PLACE MARKET認識的小店主,他是阿富汗人,為躲避戰亂和養家餬口,獨自一人在美國經營一家賣印度服飾的小店。三毛離開美國回台灣之前,哈敏要送給三毛一條項鏈——他妻子的項鏈。項鏈美極了,三毛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下了它。
  平心而論,這篇故事三毛寫得很一般。照片上那串項鏈也看不出令人驚艷的地方:項鏈是銀製的,金屬表鏈似的造型,但比表鏈寬,上面還墜著十幾個25美分大小的銀幣。惟一搶眼的是項鏈上鑲著6塊淺粉或淡藍的亮片,配一件黑色低胸晚裝會很好看。
  因為故事平淡,我逛了快100次的PIKE PLACE MARKET都沒有意識到,藏在樓梯間角落裡的就是哈敏的小店。
  「哈敏的小店是樓梯間擠出來的一個小角落。」「店已經夠小了,6個榻榻米那麼大還做了一個有如我們中國北方人的炕一樣的東西。他呢,不是站著的,永遠盤坐在那個地方,上面掛了一批花花綠綠的衣服和絲巾。」這是三毛對小店的描述。
  我站在離小店兩步遠的地方,好奇地向裡張望著。哈敏(我想他就是哈敏)正盤坐在床上,他的四周的牆上,門上,到處掛滿了沙麗、頭巾,五彩繽紛的,看久了讓人喘不過氣來。
  我站在門口一動不動足有5分鐘,一直盯著哈敏看。這麼長的時間,再沒有經營頭腦的店家想必也會出來問一聲:「小姐,你想買點兒什麼?」吧。
  哈敏還是一動不動。
  這下我更肯定他就是三毛筆下的哈敏。
  「哈敏不回國辦貨色,他向一個美國人去批,批自己國家的東西。
  「哈敏你不積極!」
  「夠了。」
  「首飾不好看。」
  「那是你挑剔呀。」
  「這樣不能賺錢。」
  「可以吃飽就好了啦!」
  「永遠是這種扯淡似的對話,我覺得哈敏活得有禪味。」
  這是三毛在書中的描寫。
  我當時很想走上去告訴哈敏,那個花了100美金買下他妻子項鏈的中國女人是個很有名的作家。她在書中也提到了他的小店。可惜,她已經不在了。
  但我還是一動不動。
  我又站了幾分鐘,沖哈敏笑笑,轉身下樓離開了小店。
  他是不是哈敏不重要,哈敏知不知道三毛的事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整個少年時期,三毛浪跡天涯的故事曾帶給我那麼多的渴望。
  我常常遺憾地想,如果三毛還活著,我一定要交她這個朋友,至少,要做上兩期《魯豫有約》。

  「人越瘦越美」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條

  我一直渴望自己擁有玉樹臨風、不食人間煙火的淑女氣質,可惜,我從小就是個饕餮之徒。
  我儼然成了減肥專家,隨時隨地和別人分享減肥心得:「飯後站半個小時……」。
  「人越瘦越美」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條
  英文裡有一句話:You can never be too rich or too thin.翻成中文就是:錢越多越好,人越瘦越美。對於前半句話,我的感觸不深。我喜歡錢,可是遠沒有到熱衷的程度。只是偶爾站在李嘉誠的角度替他鬱悶,因為前面永遠有個Bill Gates(比爾·蓋茨)比他有錢。
  至於後半句話「人越瘦越美」,卻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條。
  小時候,我胖乎乎的挺可愛。
  我的大姑父已經70歲了,每次見到我,總是抽著煙,瞇縫著眼睛回憶從前的事情:「你一生下來,就胖嘟嘟的,可好玩了。鄰居們誰見了都恨不得咬你一口!」
  每到這時候,我總想像著大人們張著血盆大口在我的臉上、小胳膊上狠命地咬著,那場面極其恐怖。
  小學五年,我一直在北京月壇少年之家舞蹈班跳舞。每個週六下午,我一個人拿著月票,從月壇北街坐15路公共汽車,到南禮士路下車,過長安街後再步行長長的一段路到西便門,少年之家就在馬路邊一片簡陋的平房裡。
  我們舞蹈老師姓杜,曾經是專業舞蹈演員。她30出頭,身材高挑,有一頭燙過的短髮,走路時挺胸抬頭,永遠穿合體的瘦褲子。每次杜老師帶著我們扶把桿做基本功訓練,我都會羨慕地看著她細長的雙腿,幻想著有一天,我也會有那麼修長的身姿。
  杜老師教我們跳的都是成年人的舞蹈:舞劇《絲路花雨》中的獨舞《敦煌彩塑》、《小刀會》中的《弓舞》、四個小天鵝等等。那時,我迷上了舞蹈。少年之家的排練室裡有不少舞蹈方面的雜誌,我常常看得如醉如癡。
  當時,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楊華、蔣齊、唐敏和馮英。如果我記得不錯,楊華跳的是《敦煌彩塑》,蔣齊的代表作是《金色的小鹿》,唐敏和馮英都是出色的芭蕾舞演員。
  小學三年級,正趕上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專業招生。杜老師一直希望她的學生中有人能成為專業的舞蹈演員,於是帶著我們去軍藝考試。
  當時,考軍藝難於登天。首先,要拿到准考資格。這要求考生必須擁有足夠修長的雙腿,標準是,女生的腿至少要比上身長14厘米。腿長指的是腳後跟上方到臀部下端。
  結果,我們少年之家一群女孩子中竟沒有一個符合標準。
  這次考試使我平生第一次注意到了自己的身材。小孩子很實在,不懂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一心一意想著那14厘米的差距,這讓我頗為沮喪。
  上了初中,我開始發育,胃口變的出奇的好。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一天下午放學回家,爸爸正在做晚飯。我連書包都顧不上摘,就沖廚房裡大喊:「爸,我餓死了!先幫我煎個荷包蛋!」
  我爸實在沒什麼原則,馬上就要開飯了,他居然放下手裡的菜刀,忙著往鍋裡打雞蛋。我呢,就站在煤氣爐旁邊,用兩片方面包夾住荷包蛋,大口往嘴裡送。不到3分鐘就結束了戰鬥。伸手擦擦嘴,還是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又對爸爸說:「我還餓,還要一個荷包蛋。」
  我那個爸啊,他又毫無原則地遞給我一份麵包夾雞蛋,雖然嘴上照例叮囑著:「少吃點吧,晚飯快做好了。」但眼神裡分明是長輩對孩子的縱容嬌慣。
  後來,我總對朋友吹牛說:「那天,我一口氣吃了7個煎雞蛋。」可仔細想想,我又有點懷疑自己的記憶,我不可能吃那麼多吧。前幾天,我專門就此事詢問了我爸,他老人家斬釘截鐵地說:「沒錯,你吃了7個。」
  我一下就急了:「你怎麼能允許我吃那麼多呢?撐著,怎麼辦?」
  「管?」我爸瞪著眼,好像要把我吃了似的。「管得了嗎?不給你吃,你也得幹那!」
  「沒錯,爸,她就像個小孩似的,只要一餓,立刻就要吃東西,晚一會,少吃一口都不行。」老公在一旁連聲附和。
  我不說話了。
  我一直渴望自己擁有玉樹臨風、不食人間煙火的淑女氣質,可惜,我從小就是個饕餮之徒。
  我記得,吃過7個雞蛋後,整整一個星期,我都感覺胸口憋悶得喘不過氣來。我沒去醫院檢查,估計是蛋白質中毒一類的病吧。到了第7天,我跑到樓下的小賣部,買了一瓶北冰洋汽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憋悶的感覺立刻蕩然無存。
  高中我上的是清華附中。學校離家遠,我於是過起了住校生活。住在集體宿舍的女孩子通常都有兩個愛好:聊天和吃零食。我們宿舍7個人也不例外。
  一天,我偶然發現,麥乳精如果不用開水沖泡而是干嚼著吃,味道很像巧克力。這意外的收穫令大家很是興奮,因為麥乳精比巧克力便宜多了。下午放學後,我們7個人湊夠錢,然後一起去清華大學裡的小賣部買了一大桶麥乳精,足有三、四斤重。回到宿舍,誰也不急著往圖書館跑,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的勺子,7雙眼睛緊緊地盯住碩大的鐵皮桶。
  學生時代,每個寢室的室長是很有威望的人。於是,我們的室長在眾目睽睽之下,打開了麥乳精桶的桶蓋,又小心翼翼地撕開了蒙在桶口處的錫紙,一股濃郁的甜味立刻撲面而來。說時遲那時快,7把鋼勺同時伸進了桶內。
  半個小時後,我們風捲殘雲,吃出了一個亮晶晶、空蕩蕩的麥乳精桶。
  這時,大家都不說話。剛才吃得太快太猛,這會兒,一粒粒的麥乳精好像一直堵到了喉嚨口,稍一張嘴,就會噴出來。更可怕的是宿舍的空氣,瀰漫著甜得嗆人的味道,吸一口氣就覺得五臟六腑都會被粘住。
  我們7個人呆呆地站了10分鐘,突然,屋子裡響起了此起彼伏的呻吟聲:
  「我肚子疼!」
  「我覺得噁心!」
  「我難受死了!」
  大家連滾帶爬地躺到了各自的床上,一邊痛苦地哼哼唧唧,一邊還在堅持聊天。
  「剛才忘了看,該不會是麥乳精過期了吧。」
  「咱們可能食物中毒了!」關鍵時刻,一室之長做出了冷靜、合理的分析。
  「天哪,我吃得最多!我不會被毒死吧?!」我們其餘6個人幾乎是異口同聲。
  那天晚上,我們誰也沒去食堂吃飯,也沒去教室上晚自習,7個人一直躺著聊天。10點鐘熄燈後還被宿舍樓查房的老師敲了好幾次門警告:「413,還不睡覺,整個樓道就聽你們的聲音了。嘻嘻哈哈的,怎麼那麼大的精神,今天吃什麼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7個人起床後感覺格外的神清氣爽,神秘的疾病已消失的無影無蹤。為了慶祝重獲健康,大家一起去食堂,飽餐了一頓油餅、稀粥。
  只是,從此以後,我們413室多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誰也不准再提麥乳精三個字。
  高中三年,我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的。高考複習那麼累,我都沒有瘦下來。連我爸都嘖嘖稱奇:「閨女,你考試這麼辛苦,怎麼就不見瘦呢?」
  我自己倒無所謂。看看身邊的女同學,高三一年下來,各個灰頭土臉的,沒有一絲青春年少的風采,我對於身材、相貌也就不那麼斤斤計較了。更何況,我還有偶像的支持。當時,我最喜歡的影星是山口百惠。她的厚嘴唇、咪咪眼在我看來都是那麼的完美無缺。就連她圓潤的胳膊、粗粗的腿對我都是一種安慰。「山口百惠也不瘦啊,我胖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時候,惟一讓我覺得有精神壓力的是去上海探親。
  每年暑假,我的出現總會讓嬌小玲瓏的上海街坊四鄰大為興奮:「儂看格小囡,模子老大,樣子交關好。」翻成普通話的意思就是,你看這個小女孩,塊頭真大,人長得真不錯。
  天知道,我那會不過是個一臉baby fat,胖乎乎的小女孩而已,被他們大呼小叫地稱讚一番,我真覺得自己該痛下決心減肥了。

  真正減肥從大四開始

  我真正開始減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過後。
  我失戀了,那真是天塌下來的感覺。生活還能不能繼續我不知道。我一邊複習準備考托福到國外留學,立刻離開北京這個傷心地,一邊開始狠命地節食。那股狠勁讓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謂的毅力。
  現在回憶起廣院的食堂,我總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但憑良心講,當年飯菜的質量實在不敢恭維。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誰發狠,早餐只吃一個煮雞蛋。中午永遠買又便宜又難吃的豆腐泡炒肉片,而且只吃豆腐泡,肉連碰也不碰,米飯更是數著粒吃。這樣做,既省錢又節食,一舉兩得。
  吃過午飯,我也不休息,一個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習題。到下午4點左右,我的肚子開始造反,我通常會吃一個水果,再接著做英文作業。晚上是最難熬的,肚子餓得嘰裡咕嚕地,人怎麼也睡不著。這樣一來,日子倒好過了不少,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飢餓的問題上,心裡的傷痛也就淡了許多。為什麼開始減肥我不知道。從心理學的角度,這也許是疼痛轉移法吧,把心靈的傷痛轉移到肉體上,最艱難的時刻也就挺過來了。
  兩個月之後,我的體重從110斤跌到了90斤。
  從此,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1993年和1994年,是我最不開心的一段時間。吃,成了我那個時期排遣內心苦悶的惟一方法。
  花,是我高中同班同學,我當年患難與共的朋友。難得她也正經歷著生活中最彷徨、最不如意的時刻,於是我們兩個人找到了共同興趣:吃!
  東四十條的必勝客,那兩年,我們每週至少光顧一次。兩個女孩子,卻要點一個厚厚的至尊Pizza、兩份沙拉、兩大杯可樂,然後,互相鼓勵著,一口一口吃到撐得連站都站不起來。
  那一陣,我們兩人的體重都在飛快地上升。更可怕的是,我們常常善意地麻痺對方:「你不胖,你一點都不胖。來,你再多吃一塊Pizza吧。」
  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薩馬蘭奇在蒙特卡羅宣佈結果的那個晚上,花從亞太大廈早早下了班,我們一起去長安商場旁邊的麥當勞買了兩個巨無霸漢堡包、兩大份薯條、兩大杯奶昔和兩個蘋果派,然後興沖沖地來到我家,只等北京獲勝的消息傳來,就大吃大喝慶賀一番。沒想到,薩馬蘭奇無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我和花都難過地大哭了一場,這其中,也頗有些借題發揮之意。哭過之後,我們將滿滿一桌的麥當勞快餐消滅得乾乾淨淨。
  1994年的夏天到了。夏天總是帶給人希望。
  有一天晚上,我和花站在賽特山姆叔叔的門口,一人手裡捧著一袋葡萄乾麵包正在話別。我突然對花說:「咱們開始鍛煉身體減肥吧!」
  花看了看手裡的麵包,說:「好!」
  第二天,我們去長富宮健身俱樂部報了名,又去西單商場買了兩輛一模一樣的紅色26女車,相約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後騎車去健身。
  我終於發現,我其實是個有毅力的人。
  7月份,北京最熱的時候,我每天下午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地從南禮士路騎車到長富宮。每次走進長富宮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驕陽似火,而開足了空調的大廳裡清涼宜人。從飯店大廳到健身房,要上一層樓梯,再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這往往是我內心最掙扎的時刻:練,還是不練?
  俱樂部裡有一個日本女士,50多歲,身材瘦小,長得很像《血疑》裡幸子的媽媽。這個日本歐巴桑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她每天的訓練計劃是這樣的:在跑步機上飛快地跑步一小時,跳健美操一小時,游泳一小時,蒸桑拿一小時,最後倒立20分鐘。我幫她算了一下,前後歷時5個小時。
  每次只要她一走進桑拿室,我一定第一個拿起毛巾落荒而逃。她最愛往滾燙的石頭上潑水,總把桑拿室變成受刑的地方。
  有時候,我會偷偷地打量她,一方面,希望自己中年以後,也能擁有和她一樣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充滿困惑:她幹嗎天天把自己往死裡練呢?
  困惑歸困惑,歐巴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我。

  人瘦了,心情也好了

  整整一個夏天,我堅持鍛煉,控制飲食,人,慢慢地瘦了,心情也一天天地好了起來。
  當然,我和花偶爾還是會經不起誘惑。一旦兩人肆無忌憚地大吃了一頓,就會懷著無比悔恨的心情回到長富宮加倍鍛煉。
  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經歷,那種對體重近乎錙銖必較的態度是不健康的。可我很懷念那
  段日子。
  從1995年開始,我再沒胖過。尤其是1996年加盟鳳凰以來,我更是一天比一天瘦。我總對別人說:「想減肥嗎?來鳳凰吧!鳳凰的工作量絕對能把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更瘦。」說完才意識到,這分明是當年紅軍反圍剿時對付國民黨的策略。
  現在,我儼然成了減肥專家,隨時隨地和別人分享減肥心得:
  「你要多吃菜,少吃主食。」
  「飯後一定要站半小時,才能坐下。」
  「晚上睡覺前3個小時不能再吃東西,實在饞了,就吃水果。」
  「冰激凌、奶酪蛋糕可以吃,但一個星期只能吃兩次。」
  「鍛煉很重要,我建議你去練瑜珈。」
  ……
  我的美甲師小平是個豐滿可愛的女孩子,卻一心一意要減肥。嘗試了各種方法都不見效,見到我總是一副羨慕的樣子:「你怎麼又瘦了呢?有什麼秘訣嗎?」
  「很簡單,晚上不許吃零食。」我一副好為人師的樣子。
  「不吃零食啊?」小平面露難色。
  「對。而且,吃完飯,先站半個小時。你是不是吃了晚飯就睡覺?」
  小平不住地點頭。
  「以後,吃過晚飯要等3個小時才能躺下,記住了嗎?」
  一個星期後,我又去找小平修指甲,見她果然瘦了,就是臉色不太好,看上去很累的樣子。
  「魯豫,我按照你教我的減肥方法去做,瘦是瘦了,可我真堅持不下去了。」小平聽起來有氣無力的。
  「你病了?」
  「沒有,就是你跟我說的吃完晚飯要站3個小時,我站了幾天,實在受不了。」小平愁眉苦臉的。
  我哈哈哈哈大笑了起來:「小平,你太可愛了。飯後站半個小時,不是3個小時,你搞錯了。」
  《魯豫有約》劇組的主創人員大多是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女孩子。她們個個年輕漂亮,還有著女孩共同的特點,愛吃零食。見到我,她們常常口齒含混不清地說:「魯豫姐,最近,我又胖了,怎麼辦那?」邊說嘴裡邊嚼著話梅、巧克力。
  「飯後站半個小時……」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向別人推銷我的減肥心得。
  時間一長,《魯豫有約》劇組都養成了很好的飯後站立的習慣。
  我們每次採訪嘉賓都需要一天的時間。中午吃過簡單的午餐,嘉賓總是會客氣地搬椅子要我們坐下休息。大家看看我,準是在一邊晃來晃去,於是也趕忙推開椅子站起來,嘴上客氣著:「不用麻煩了,我們站一會兒就該幹活了。」
  嘉賓們總是很感慨,以為碰到了八路軍式的攝制組,與群眾同甘共苦呢。
  2001年年底,因為工作太累,我的體重掉到歷史最低點:86斤。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不少觀眾發來E-mail抗議:「魯豫,你太瘦了,還是胖一點好看。」
  那一陣,曹景行先生每次見到我,都會用他在《時事開講》中充滿權威性、不容置疑的語氣說:「你瘦得就剩下一根火柴棍加一個大腦袋了。」
  我仔細照了照鏡子,並沒覺得自己瘦得可怕。
  我終於發現,在內心深處,我永遠是童年時那個胖乎乎的小女孩,渴望著擁有修長的雙腿。

  實習生活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精彩

  不過,。
  因為是學生,我不可能出圖像,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譯、編輯和配音。按理說,能在中央台實習,對任何一個尚未走出大學校門的人來說,都是幸運的。可我那時剛涉足電視圈,最熱衷於跟著劇組到外地出差。人呢,見了些小小的世面,心浮得不得了,每天下午要我安安靜靜地坐著翻譯稿子,我已無法忍受。
  實習生的工作量特別小,每天的任務就是從《新聞聯播》中選一條國內新聞,翻成英文,自己配音就可以了。配音是我喜歡幹的事。實習的兩個月當中,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堅持收看英語新聞,為的是聽聽自己的英語配音,尤其是最後的結束語:Chen Luyu for CCTV News.(中央電視台陳魯豫報道)很有成就感。
  實習工作並不緊張,也不複雜,可我,還是常常出錯。
  每次配音之前,我都要按規定從磁帶庫把《新聞聯播》的母帶借來,複製一版,再把聲音錄在複製版上。按說,轉錄過程再簡單不過,而且我在廣院也正式上過幾堂電視編輯課,還正兒八經地在編輯機上演練過。可一到實際中,我才發現,自己操作機器的能力幾乎為零。
  第一次轉錄,我就把母帶洗了。我至今也沒搞明白,我怎麼就會把母帶洗了呢?
  我嚇傻了,以為洗掉了《新聞聯播》惟一的播出帶。這還得了,晚上7點到7點半,全國人民看什麼?想來想去,只有坦白從寬這一條出路,我於是哭著跑去找主任承認錯誤。
  主任是個50多歲、身材高大、戴黑框眼鏡的儒雅男士。他當領導多年,想必見慣了像我這樣笨手笨腳的實習生,於是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以後小心點吧。」又連忙找了個老同志帶我去磁帶庫拿帶子。
  我立刻破涕為笑:「主任,原來《新聞聯播》不是只有一盤帶子啊?」
  實習結束了,同學們都在忙著聯繫工作,寫論文。我對畢業分配並不在意,倒是寫論文已經迫在眉睫了。我的論文題目是「論採訪技巧」。
  那時我主持《藝苑風景線》已有大半年的時間,採訪了不少演藝界、文化界的人士。我在論文中描述了自己如何運用新聞採訪課上學到的技巧深入被訪者的工作、生活和內心世界。我記得論文中寫到了對約翰·丹佛的採訪。
  1992年John Denver在北京首體開演唱會。九十年代,北京的歌壇是港台歌星的天下,丹佛的號召力遠遠不能和劉德華、黎明相比。可我是聽著《鄉村路帶我回家》長大的那一代中國年輕人,看到丹佛還是覺得很震撼。
  演唱會結束後,我在後台採訪了約翰·丹佛。一口氣唱了兩個小時,他的臉上身上全是汗,白襯衫濕漉漉地貼在胸口。那是我第一次做電視採訪,被訪者又是個外國人,我正好可以把大學5年老師教的新聞理論用上。我用力板著臉,生怕丹佛看出我的激動和緊張,故作老成地問了第一個問題:
  「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訪美時你曾為他演唱,你來過中國3次了,這回是你的第四次中國之行。此次行程對你的意義重大,因為你第一次登上了首體的舞台。請問,你有什麼感想?」
  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刻板生硬。但讓我驕傲的是,當年的我,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而且活學活用書本知識。老師在課堂上講過,提問時要加進一些也許和問題無關的被訪者的背景資料,這樣一來,被訪者會知道你事先做足了功課,於是才會打起精神,認真對待你的每一個問題。
  「果然,約翰·丹佛一下變得健談了。」我在論文裡不露痕跡地誇獎了自己。
  當時我真覺得挺美的,以為採訪戰略成功,後來才明白,美國人多半都是話癆。
  我在家裡憋了幾個星期,終於寫完了幾十頁的英語論文。那時還沒有家用電腦,幾萬字的論文我是用打字機一個個字母敲出來的。
  我們班的論文指導教師是Mary,外語系聘請的外教,一個身材矮小的美國老太太,精力旺盛,極其較真。
  我當時因為經常要去拍外景,早就不住學校了。寫論文也是一個人悶在家裡,從沒去請教過Mary,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更沒想到會因此得罪Mary。
  論文答辯那天,我的主課老師王偉教授和Mary一起擔任考官。答辯並不複雜,王老師和Mary,根據每個人的論文內容提問,時間20分鐘左右。
  當我走進考場,Mary正和前一位同學有說有笑地道別,一看見我,她的臉立刻繃了起來。我還沒坐穩,Mary劈頭蓋臉就問:
  「你們全班同學在寫論文的時候都來請教過我,只有你沒來,為什麼?」
  我一下蒙了,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回答。
  Mary等了一會兒,看我沒有要道歉的意思,怒不可遏地站了起來,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王偉老師處變不驚,獨自一人開始了對我的考核。10分鐘後,Mary又回來了。她大概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竟然變得滿面春風,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問了我一個又一個刁鑽的問題。
  這下我踏實了,只要不是人身攻擊,再難的問題我也不怕。
  又過了10分鐘,王偉老師終於笑瞇瞇地說:「Well done.」(幹得不錯。)
  我長出了一口氣。
  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直到領取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遊民

  當時,我對自己的主持生涯並不抱信心,但對中央台充滿嚮往。只要能進中央台,哪怕什麼節目也不做,我的虛榮心也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終於,文藝部鄒主任給了我一張表格,要我填寫後交到人事部。我大喜過望,以為自己進中央台的事已經是板上釘釘了。我仔仔細細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到了領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遊民」。同班同學分別去了中國日報、國際廣播電台、文化部等國家機構,每個人都興高采烈。
  我也挺高興的。沒去中央台是很遺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節目也不錯,將來萬一變動工作也方便。惟一讓我心煩的是,我必須找到一個接收單位,否則,我只能以待業青年的身份把檔案轉到街道。當時我的觀念挺古板,做自由職業者可以,當街道待業青年可不行。稱謂對我很重要。於是,我把檔案放進了海澱人才交流中心。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無業人士了。
  辦好手續,我把身份證、畢業證書、戶口本一股腦塞進背包,包就那麼大大咧咧地扔進了自行車車把前的鐵筐裡,之後,心情愉快地騎車回家。騎到真武廟二條,我把車停靠在馬路邊,兩腳點著地,一手扶把一手從報攤上拿起一份報紙,等我再轉頭過來要拿包取錢時,卻發現我的包已經不見了。小偷簡直神了,兩秒鐘之內竟從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連忙騎車到月壇派出所報案,民警很熱情,可聽說我錢包裡只有50塊錢,就遺憾地表示:數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趕忙炫耀地說:「我的包裡還有一個價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機。」
  民警一聽,高興地說:「那足夠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節目回到家,竟然看見我失竊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來,小偷拿走錢包裡僅有的50塊錢和呼機後,把皮包扔在了復興門立交橋邊的草地上。有行人撿到,從包裡翻出我的身份證和通訊錄,輾轉將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戶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這才長出一口氣,心裡對那個盜亦有道的小偷充滿了感激之情。
  現在想想,我大學畢業後沒能進入中央電視台,責任都在自己。我沒向任何人表示過對中央台的渴望,總不能希望別人上趕著用八抬大轎請我去吧!
  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徹底改掉被動的性格。
  當畢業分配的忙亂過去之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藝苑風景線》的拍攝工作。它是我當時惟一的陣地,也將是我未來事業的奠基石。
  我沒有和劇組簽約,也沒有討價還價地談過我的報酬。我乖乖地拿著每集300元的勞務費,覺得挺好。畢業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劇組解釋說因為我還是個學生,所以報酬減半。我當時對這個解釋不太滿意,覺得有點欺負人,但也沒太往心裡去。如今一畢業,工資竟翻了一番,當然很高興。可仔細一想,《藝苑風景線》每兩週一集,這意味著我一個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劇組說,錢太少了,但怎麼都張不開嘴,最後也就算了。好在我剛走出校門,生活方式和在學校時沒什麼差別,吃盒飯、搭公共汽車也花不了多少錢。我很快就忘記了對待遇的不滿,開開心心地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開始,我的情緒變得相當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戰性,情感也沒有著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論,《藝苑風景線》在當時的口碑相當不錯,雖然播出時間比較晚,但它一直有著相對穩定的觀眾群。
  2002年6月,我去內蒙採訪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龍梅的丈夫老張一見面就對我說:「當年老看你主持的《藝苑風景線》。」
  節目本身沒有問題,但它沒有辦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體內蘊藏著力量,但我找不到釋放它的場所,這讓我痛苦不堪。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環境也變得不再單純。面對這麼多難題,我沒有能力解決,只有眼不見心不煩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參加了GRE考試,年底到了西雅圖。

  那一年,牛仔褲恨不得長在了身上

  我當年的、也是一直以來的著裝標準是simple and chic(簡約而時尚)。
  聽家裡人說,我小時候很臭美,一穿上新衣服就站在院門口扭來扭去,還不時地用眼睛瞟著四周,希望左鄰右舍都能看到。小小的年紀嫉妒心倒挺重,明明覺得隔壁女孩穿上紅裙子很漂亮,嘴上就是不認輸:「你看那個紅顏色,是不是很俗氣?」身邊的大人非得附和兩句:「就是,哪有你漂亮。」我才高興。
  我是70年代的孩子,那時中國成年人的衣著很單調,童裝倒是五顏六色的。看我那個時期的照片,走的分明是Shirley Temple(秀蘭·鄧波兒)的路線:短短的連衣裙,小皮鞋,人胖乎乎的挺可愛。用現在時裝評論員的話說,我當年的著裝風格是simple and chic(簡約而時尚)。這也一直是我的穿衣標準。
  那一年,牛仔褲恨不得長在了身上
  80年代,Brook Shields(波姬·小絲,阿加西的前妻)為Calvin Klein牛仔褲拍過一輯廣告,那句著名的廣告語聽得人熱血沸騰:「Whats between my body and my Calvin Klein jeans? Nothing!」(在我的CK牛仔褲和我的身體之間,什麼也沒有。)
  小學三、四年級吧,我有了平生第一條牛仔褲。
  那年北京市舉辦了一次婦女兒童用品展銷會,盛況空前。我媽幾乎擠破了頭才在展銷會上給我買到一條藍色勞動布的褲子,那是國產牛仔褲的雛形。
  第一眼,我就愛上了它。窄窄的褲腿,只在褲腳處微微地闊出了喇叭型,前後4個口袋上都細細地匝了幾條黃色的線,十分醒目而別緻。最新鮮的是,褲子的拉鏈在正前方,這讓我覺得自己一下子成了街上那些和男生混在一起的大膽的中學女生。我興奮極了。
  一直以來,我穿的都是肥大的藍布長褲。這種褲子,是左邊開口的,通常釘著3個紐扣。腰身大小倒是正好,就是從屁股往下的剪裁哪裡都不服貼,加上褲腿又肥,穿上這種褲子,從遠處一看,肚子、屁股和雙腿,哪都是圓滾滾的。
  我於是迫不及待地套上牛仔褲,目瞪口呆地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原來,我的腿竟然是細細直直的。
  那一天,我在鏡子前面左照右照,對自己幾乎有了驚艷的感覺。
  這以後一年多的時間,牛仔褲恨不得長在了我的身上。我媽老在我屁股後面端著個臉盆催我:
  「褲子髒了,該脫下來洗洗了。」
  又過了一陣,我長高了,牛仔褲緊繃繃地再也套不上,我才戀戀不捨地和它告別。

  自己設計校服

  初中,我上的是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當年俗稱150,應念成腰五零)。當年,我們實驗的學生很以學校為榮,戴著校徽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只伸出右手扶欄杆,生怕擋住左邊胸口別著的實驗中學校徽。
  文革以前,實驗中學是一所女校(50年代的師大女附中),文革後,才改成了男女生並收的學校,而我所在的班級是當時惟一一個女生班。每天上午課間操時,全校同學在操場集
  合做廣播體操,我們班53個女孩站在那裡格外引人注目。
  我當時是班上的文娛委員,一有文藝匯演之類的事就忙得不亦樂乎。初二那年「紅五月」歌詠比賽,我和班上幾個文藝積極分子琢磨著我們班合唱時該穿什麼服裝。一個同學說:「八中有校服,咱們實驗都沒有,不如我們自己做班服吧!」
  這個主意獲得了熱烈響應。於是幾個人分頭行動:設計款式、選布料、找廠家、量尺寸。我記得,我們找到的製衣廠在三里河二區工人俱樂部附近,門口的牌子上倒是白底黑字寫著×××服裝廠,其實就是臨街的兩三間平房,屋裡幾架縫紉機,大概是街道附屬的一個加工組。我和幾個同學下午放學後就站在廠門口,擺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子,要求見「你們領導」。領導見沒見著我不記得了,印象中一個戴藍色套袖,脖子上掛一條軟軟的皮尺,眼鏡滑到了鼻間的老裁縫接待了我們。一通討價還價之後,服裝廠拿到了一份不小的定單。我們呢,一個星期後,穿上了女生班的班服。如果沒記錯,每人交了17塊錢。
  1984年5月份,我們初二三班成了全校最出風頭的班級。
  很可惜,那條裙子早就找不到了,但它的樣子我永遠記得:長袖、豆綠色、布料是很厚、很挺括的那種,胸前系扣子,腰間繫著同一種布料做成的寬寬的腰帶。
  那年歌詠比賽,我們穿著班服,唱起自己創作的班歌:
  「迎著晨曦,挽起夥伴的手,
  我們可愛的姑娘,像那跳躍的浪花,
  歡歌在祖國懷抱中,
  啊啊……
  彩筆將描繪祖國的未來,
  浪花將匯入時代的洪流,
  莫辜負青春年華好時光,
  努力飛翔吧,
  向著明天,
  飛翔,飛翔,飛翔!」
  那首歌,那條裙子,是我少年時代最美麗的回憶。
  高中三年,是我成長過程中最尷尬的一個階段,我長高了,長胖了,既沒有了小時候的可愛,身上又沒有一丁點十幾歲女孩子應有的清新。我覺得自己整天灰頭土臉的,一點兒也不漂亮。當我不自信的時候,也就沒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所以,那3年是我在穿衣打扮方面最乏善可陳的時期。
  高二開始,外國服裝品牌走入中國。
  有一天上課間操的時候,我們年級7個班的同學一直在唧唧喳喳地交頭接耳,氣得領操台上的體育老師對著擴音喇叭直罵:「高85級的,你們怎麼回事?」
  我們嚇得不說話了,可眼睛還是不住地往二班一個男生的腳上瞟。因為,他穿了一雙價值200元人民幣的NIKE鞋。
  那真是爆炸性新聞。
  1986年的時候,200塊是很大一筆錢,NIKE更是一個剛剛聽說,但可望不可及的名字。而我們身邊竟然有人將那麼名貴的鞋,隨隨便便地穿在腳上,這太讓人羨慕了。
  從高二到大學,我的時尚夢想就是擁有那樣一雙NIKE鞋:布面的、低幫、鞋的兩側各有一道淡粉色的SWOOSH(NIKE的標誌)。
  這個願望一直沒能實現。因為,當我攢夠了錢,NIKE早已不生產這種款式的鞋了。
  當年穿不起NIKE,我也不氣餒。碰巧在清華附中附近一個不起眼的鞋店裡買到一雙棕色方頭厚跟皮鞋,喜歡得要命。
  我買了穿到學校,在班上的女生中間引起一陣不小的轟動,幾天後,我們班女生幾乎每人一雙棕色「踢死牛」(班上男生起的綽號,挺形象)。眼看自己帶動起一陣時尚潮流,我很是得意。
  一直到今天,我都喜歡樣子笨笨,鞋跟又不太高的鞋。細高跟皮鞋讓我覺得不踏實。
  2002年8月初,我在香港GUCCI店裡看中一雙小羊皮皮靴,樣子美極了,我惟一擔心的是鞋跟那麼細,會不會折斷?女店員覺得我不可理喻,因為他們的鞋是最好的,不可能有問題。
  上了大學,廣院校園裡到處都是青春靚麗的女生,我在穿著上沒出過什麼風頭。還好我那時整天埋頭苦讀,沒功夫和別人爭奇鬥艷,否則會自卑死的。回想廣院時,我做的惟一一件能稱得上時尚的事,就是減肥。減肥結果,體重從110斤降到90多斤,而減肥心得只有兩個字:毅力。

  真正開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後

  。我發現,我原來是那種能SHOP TILL DROP(逛死為止)的人。
  有一陣兒,只要有時間,我每天都流連在尖沙咀和金鐘的太古廣場。買東西成了我辛勤工作之餘惟一放鬆和犒勞自己的方法。可惜,就這麼點嗜好後來也再沒功夫享受了。1998年開始,我的事業蒸蒸日上,工作量也大得驚人。別說逛街,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大約一
  年多的時間,我沒添置過一件新衣。錢倒是省了不少,可心裡卻十分鬱悶:天底下有錢的和沒錢的人很多,但像我這樣沒時間花錢的人可能不多。
  我於是決定改變這種狀態,立刻上街買衣服。
  那是8月初,香港最熱的時候,也是最新秋裝上市的日子。我隨便走進了太古廣場的一間女裝店,店裡早已掛上了毛衣、皮靴一類的秋冬時裝。我隨手拿起一件深藍色的短大衣,對著鏡子在身上比劃了一下,根本沒有想試穿的意思。說時遲那時快,忽啦啦圍上來四、五個銷售小姐,這個幫我穿大衣,那個在旁邊嘖嘖讚歎:「好靚啊!買下吧,就像給你定做的一樣。」
  我尷尬地四下張望,這才發現,我是店裡惟一的客人。
  怪就怪我那天根本不在購物狀態,我不是想買東西,我是在賭氣。不是沒時間花錢嗎?我今天偏要花錢。當然,那幾個銷售小姐也實在厲害,大衣穿上容易,想脫可就難了。我這人又好面子,幾個人圍著我團團轉了半天,「我不想買」這幾個字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結果是:一年沒買東西,重出江湖不到10分鐘,我就掏錢買下了一件昂貴的大衣。
  我真佩服那幾個營業員,她們竟然說服了穿小碼衣服的我買下了中碼大衣,理由是:大點好看。想知道大衣的下場嗎?我勉強穿了一冬天後,就永遠地扔進了我家的貯藏室。
  女人買衣服的時候,神志總不太清醒,我是這樣,我的朋友劉璐也是這樣。
  女人買衣服時,神志總不太清醒
  歐元流通之前,劉璐隨鳳凰衛視《歐洲之旅》攝制組用了近半年時間跑遍了歐洲大陸。臨行之前,她拿了根皮尺,在公司給幾個要好的女伴量尺寸,量好一個,就在一根細長的毛線繩上打個結。
  「有了這根繩子,我在歐洲就可以隨時幫你們買衣服了。」劉璐邊說話邊幫我量腰圍。
  幾天後,劉璐帶著打了很多結的毛線繩、信用卡和計算機上路了。
  在歐洲,拍攝工作一結束,劉璐就大街小巷地轉悠,一間一間服裝店去逛。她知道自己算術不好,一看到漂亮衣服又容易衝動,所以不管去哪,掏錢買單之前一定先把當地貨幣換算成美金,看看是否划算。
  在歐洲走了3個月後,劉璐學會了一些簡單的英文、法文,就連西班牙文也能蒙著聽懂一兩句。語言一通,人的膽子就大了。這時,《歐洲之旅》來到了米蘭。滿街的名牌店看得劉璐熱血沸騰,於是她一頭扎進Celine專賣店。已經是秋天了,歐洲早晚都有些涼意,劉璐打算買一件毛衣。很巧,Celine店裡就擺著一件,是白色的厚毛線織成的,圓領,從領邊到胸口用五彩的線繡滿了一圈圈的圖案,劉璐一眼就看中了。她先吸了口氣,然後捧著毛衣上的價簽掰著手指頭數起了里拉後邊的那些零,數完,再掏出計算器一通亂摁,得出的答案是230美金。
  「挺貴的。」劉璐心裡猶豫了一下,轉念一想,一趟歐洲走下來挺辛苦的,就連逛商店也是走馬觀花,看的多,買的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歡的衣服,雖然貴了些,買了犒勞犒勞自己也是應該的。於是,拿出信用卡,豪氣地說:「我要了!」
  花開兩朵,各表一支。這裡只說劉璐回到北京後,拿到了信用卡賬單,米蘭Celine店那一行是電腦打印出的幾個阿拉伯數字:USD 2,300.00。劉璐幾乎暈倒。
  去年冬天,劉璐來我家吃飯,就穿了那件價值2300美金的名貴毛衣。吃飯時,我比她還當心:「要不要給你個圍嘴,別弄髒了毛衣啊,將來可是要傳給你孩子的,否則本錢穿不回來!」
  關於衣服的記憶,大多是愉快的。不過,也有例外。
  1999年,我隨「千禧之旅」攝制組進入伊朗之前,在巴格達買了4件繡著金絲銀線的阿拉伯長袍。當時我正在逛拉希德酒店裡的古玩商店。我看中了一隻鑲著粉色透明石頭的古董手鐲,寬寬的金質扣絆上還刻著中國的篆字,我喜歡得不得了。開店的伊拉克老頭很狡猾,提了個極高的價錢,我不肯,就每天跑去跟他磨。老頭總是笑瞇瞇的,是個好脾氣的人,就是死摳門,怎麼都不肯降價。這天,我又在說服他:
  「手鐲是中國的,你賣給中國人還不便宜點?」
  「中國人有錢,你還跟我這個可憐的老人討價還價不成。」老頭子又哭窮了,我趕緊環顧左右找別的話題,突然看到裡屋半開著的木門後露出了五彩繽紛的一片。
  「對了,我這裡有古董伊拉克民族服裝,你喜不喜歡?」老頭子順著我的目光望過去,立刻讀懂了我的心情。
  「我不買,只是看一看。」我輕輕地摸著老頭捧在我面前的伊拉克長袍,嘴上很冷靜,心裡卻恨不得立刻掏錢買下。
  「手鐲的事明天我們再商量,你先買了這幾件衣服吧,我算你便宜一點,4件,100美金。」
  不知是因為老頭的聲音極具蠱惑力還是那幾件長袍實在華美,我迷迷糊糊地放下100美金,抱著一堆綾羅綢緞回房間了。
  至於手鐲,在伊拉克的最後一天,我咬牙忍痛地付出了老頭子要的天價。
  再說我買下的4件衣服,分別是一紅一藍兩件長及腳面的斗篷,式樣簡單,就是一塊大大的半圓形的布,只在領口處繫了繩子。穿上後很像略帶巫氣的魔術師。還有兩件薄紗質地的拖地長裙,要套頭穿,寬寬鬆松的,胸前飄著的一大塊紗可以包住頭髮,在民風保守的中東地區,這樣的服飾既時尚又安全。
  正好我們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當地的公眾場合不得露出頭髮,不能穿顯露身體曲線的衣服,我不如就穿這幾件長袍,既入鄉隨俗,又不至於從頭到腳一襲黑紗那麼壓抑。
  一走上德黑蘭的街頭,我就發現我的回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我沒有飄飄然。我知道,並不是我傾國傾城,而是我的打扮實在怪異。伊朗婦女大都有一張美艷無比的面孔,只可惜,渾身包在一團漆黑的顏色中,看多了就覺得喘不過氣來。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著個頭紮淡粉色頭巾,身披天藍大氅的外國女人,難怪伊朗人民多看兩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風氣濃厚的伊朗顯得有些瘋狂,可我實在無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別人嚴加管制。
  當我站在德黑蘭的街頭,寬寬的裙擺被風吹起,我會得意地想:「這是我的fashion statement(時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裡,攝制組的女孩子都變得脾氣暴躁,我更是像個二踢腳,一點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決定到德黑蘭一家中餐館去打打牙祭。
  一走進掛滿紅燈籠的餐廳,我就興奮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頭上的圍巾。同行的幾個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頭巾,大家一邊落座,一邊嘻嘻哈哈地說:「在中餐廳,是不是就和在中國使館一樣,咱們可以自由了。」
  正說著,一個黑黑瘦瘦的伊朗老頭子走過來衝我們嘰裡咕嚕地說了一大堆話。他繫著白色的圍裙,顯然是餐館的服務員。老頭說得很是激動,乾枯的手不停地揮動著。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編導張力搭在椅背上的頭巾,劈頭蓋臉地就往她的頭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來了:
  「Dont touch her!」(別碰她)
  我的聲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老頭也愣住了,他的雙手僵在半空,一動不動地呆了幾秒鐘,然後放下手裡的頭巾,臉色和緩了很多,指指圍巾,再拍拍頭,那意思再明白不過。
  我狠狠地盯著老頭,一副要吃人的樣子。
  「You! Leave us alone!」(你,別來煩我們!)我沖老頭一揮手,他張張嘴想說什麼,然後歎口氣走了。
  我一個人又運了半天氣,還是重新包上了頭巾。
  離開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聯酋航空公司的班機。一走進機艙,我立刻問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請問,我可以摘頭巾嗎?」
  「當然!」
  我惡狠狠地拽掉圍巾,心裡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現在,這幾件五顏六色的衣服還掛在我香港的衣櫃裡。除了萬聖節的化裝舞會,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們的場合。
  生活中,我算是個中規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歡得體而不張揚的風格(在伊朗時的瘋狂完全是被環境逼迫而產生的逆反,所謂偶爾露崢嶸,不代表我一貫的表現。)這使我在著裝上很少犯錯。
  不過,錯雖然不犯,丑可是出過。

  我意識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洩

  「千禧之旅」結束後,鳳凰在深圳「世界之窗」舉辦了一台晚會。許戈輝、我、吳小莉等6個走過「千禧之旅」的女主持人分別上台講述了沿途的見聞和感受。當晚,我們都身著亮麗晚裝,雍容華貴的形象和旅途中的風塵僕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穿的是一件紫紅色曳地長裙,領口開得很低,正好包住肩頭。那一陣,「千禧之旅」一路勞頓讓我瘦了不少,晚裝穿在身上鬆鬆的,好在裙擺寬大,看不出來,只是肩膀那老要往下掉。
  那天,我在台上講了在巴格達的兒童醫院見到的絕望的母親,講到了在美軍的轟炸中失去9個親人的老媽媽。我講得非常投入,一隻手不時地比劃著加重語氣。說著說著,我覺得左邊肩頭的裙袖在慢慢地往下滑,我試著端起肩膀,想把它撐住,可還是無濟於事。我意識到,我的左肩已經春光乍洩了。好在只是稍稍露了肩膀,這種尺度我能接受,想必觀眾也能扛得住吧。
  晚會一結束,一直坐在台下的柯藍跑到後台找我。一見我,她就擠眉弄眼做昏倒狀:「天哪,全國觀眾都精神崩潰了。我眼看著你的裙子不斷地往下掉,我就在心裡一個勁地念叨,『往上走,往上走。』可你的香肩還是露了出來。告訴你,你在台上說的什麼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光注意你的肩膀了。」
  文濤正站在一邊,一聽說我在台上頗為暴露就對柯藍正色到:「你看你,魯豫難得一露,我要是你,就在台下帶著大夥一塊喊『往下掉,往下掉!』」從此以後,每回上台前,我都要服裝師把我前後左右打量個夠,才敢登台亮相。

<<心相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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