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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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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側面(1)

    十月革命後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個子已經投下了引人注目的身影。這身影逐漸地生長,30年代時長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為巨人。    
    1917年以前誰能預料到,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1922年後會風馳電掣般地登上權力的頂峰?在列寧的戰友們排得又緊又密的隊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撥開眾人,很快從後面擠出來,走進了領頭一班人的行列,後來又成了這一班人的帶頭人。人們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寧去世以後,這一班人,這個由知名的布爾什維克組成的領導核心,會迅速由大化小。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邊,曾經跟列寧一起點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    
    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個分局大概對此人都比較熟悉。憲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維裡打交道,都要認真地給他照正面像和側面像。例如,巴庫省憲兵局的案卷中就有這位孱弱的沒有刮臉的年輕人用這兩種姿勢照的像。而這位年輕人20年後卻成了列寧黨的總書記。    
    憲兵隊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寫「國事犯」的模樣卻非常在行。一些照片下的說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紹:朱加施維裡「面容清瘦」,頭髮「又濃又黑」,「沒有絡腮鬍子,有稀疏的小鬍子」,「麻臉,有瘢痕」,頭形「長圓」,前額「直而狹」,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黃色」,鼻樑「直」,身高「2俄尺4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說話聲音「輕」,「左耳有顆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乾瘦」,左腳「第二和第三趾是連趾」,此外還有一二十種其他的特徵。當朱加施維裡-斯大林成為一個大人物的時候,他手下那些保衛國家安全的人也不會注意得這樣細。須知,在斯大林「時代」,沒有哪一個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樣五次逃跑成功。對於後來確定他(斯大林)的那些為數眾多、成千上萬潛在的敵人的命運來說,「人民公敵」哪只耳朵有痣以及身高幾俄尺幾俄寸是不會有任何意義的。那時候的標準和比例尺已經不一樣了。    
    我想,讀者更感興趣的,還不是未來的「領袖」在身體上和外形上可以從正面和側面加以審視的特徵,而是他到17歲時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氣質。我們馬上就要談到,斯大林並不是從小就是「壞蛋」,像現在有些人有時認為的那樣。但是應當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時代,以便更好地瞭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    
    關於朱加施維裡的童年時代,人們知之甚少。斯大林本人不喜歡提到這個時期。他的童年是鬱鬱寡歡的。葉卡捷琳娜和維薩里昂·朱加施維裡是貧苦農民,後來是哥裡的平民,生活極其困苦。三個兒子當中,米哈伊爾和格奧爾吉不到一歲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約瑟夫)。但是他在五歲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來,所以憲兵隊後來在「特徵」一欄裡每次都寫著:「麻臉,有瘢痕。」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伊列馬施維裡認識朱加施維裡一家。據他所寫,斯大林的父親,一個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厲害。母親和索索常遭毒打。喝醉酒的父親在睡覺之前,對這個顯然不喜歡父親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還在當時,索索就學會了使用心計,避免跟喝醉酒的父親照面。平白無故地挨打使孩子變得更倔強了。母親則把全部心血澆灌在兒子身上。正是由於她的堅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兒子上了宗教小學,後來又上了宗教中學。家庭長期不和。很快,母親就和父親徹底分手了。父親遷到梯弗裡斯,無聲無息地死在一個小客棧裡,由公家安葬了。    
    約·朱加施維裡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之後,永遠離開了故居。據查,從1903年起,他一共見過母親四五次。葉卡捷琳娜·格奧爾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兒子那裡正是斯大林當上總書記那一年。斯大林最後一次看見母親是1935年。兒子是否想過,正是這位目不識丁的婦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貧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機會呢?斯大林的母親活到了很高的年齡,這次見面過了兩年,直到悲慘的1937年的7月,才悄然死去。    
    1931年12月,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同斯大林談話時問道:「是什麼激起了您的反抗行為?也許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    
    「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壞。」1    
    我們所知道的約·朱加施維裡早年的全部情況使我們有根據推測,「領袖」對德國作家所說的關於父母的那些話只適用於他的母親。路德維希當初寫過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馬薩裡克的傳略,他企圖借助一小時的談話深入這位「神秘的蘇聯獨裁者」的內心世界。這一點他未見得能辦到。特別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談自己早年的情況。    
    在透過精神上的「正面和側面」審視斯大林的時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學校學習時,這個孩子表現出天分很高,記憶力非凡。索索掌握經文比別人快。新舊約全書起初曾激起這位宗教中學學生真正的興趣。他力求領會只有上帝才是無所不愛、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長時間學習神學這部教條和道德原則的總匯,很快就使朱加施維裡厭煩了。當時,在這位天資聰穎的學生的意識中,竟形成了一些對他後來的命運關係重大的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特點,而這是他本人也沒有覺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學校學習總共有10年出頭的時間)。除去10年宗教學校的生活之外,還應當考慮到柯巴在監獄和流放地也呆了10年。遭到社會歧視和排斥的處境,強化了年輕的革命者雖不外露但卻極為堅定的倔強性格,加劇了他對命運的不滿。先被接受後被摒棄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會遺棄者的處境,以及由此產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這一切無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跡。在宗教中學的獨居小屋和監獄的狹小牢房度過的成長過程中的頭15年,歸根到底不能不影響到這位職業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維方式上,上述影響在幾個特點上都有所表現。    
    特點之一是對任何知識都想加以整理分類,把它們分成許多智力「小格子」,這也正是(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教義問答的思維方式」的特點。這種思維方式照例給周圍的人造成一種印象,覺得這樣的人頭腦「很有條理」,很有邏輯。斯大林思維方式的另一個特點同不能認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有關。朱加施維裡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後來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納不了的東西,索索都視為異端邪說,後來又視為機會主義。但是,既然他對自己信奉的理論上的種種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懷疑,他也就不認為需要批判地對待自己的觀點和意願。要知道,他從來沒有背離過(按他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原則。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雖然連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認這一點。如果對理想和有價值的東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於次要地位,那還會是好事嗎?宗教食糧和社會地位促使朱加施維裡養成了一種雖不外露但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一種誇大自「我」在編織周圍世界中的作用的習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沒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庫和梯弗裡斯的同志們不止一次對柯巴說:「你有堅強的意志。」贊語給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維裡決定用革命的筆名把自己性格上的這一特點固定下來,於是給自己挑選了「鋼鐵」那樣的姓氏。從1912年起,朱加施維裡就已經在寫文章時署名「斯大林」。不過,不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堅定性表示出來。例如,遠不具有朱加施維裡那樣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羅森費爾德也決定用「加米涅夫」這一筆名來滿足自己的願望。但是後來歷史表明,「石頭」碰不過「鋼鐵」。斯大林願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無懈可擊、自己作為地區領袖的地位。堅持信念(信念是教條主義的堅實基礎),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貫的。    
    宗教學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維裡-斯大林形成了一種經久不變的教條主義思維方式,雖然未來的「領袖」本人也經常批判教條主義,只不過他對教條主義的理解是庸俗的、簡單化的。斯大林總是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原理當作不可改變的金科玉律,並常常作出極其錯誤的結論。例如,由於把階級鬥爭的實質和意義絕對化,他在30年代得出了一個錯誤的公式:「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越大,階級鬥爭就越尖銳。」機會主義、派別活動、異己思想,對斯大林來說向來就是階級敵人的同義語。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位昔日的宗教中學學生主要是從社會暴力的角度去看,而無視它的建設原則和諸如此類的內容。    
    斯大林在如何「對待」革命這個問題上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創造性地運用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學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維裡沒有受過別的教育)的影響,我們著重再說一遍,首先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內容上,而是表現在思維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也沒能擺脫教條主義的桎梏——誠然,這種桎梏的束縛並不總是表現得那樣明顯。    
    斯大林幾乎沒有親近的朋友,特別是他一生對之都很親熱的朋友。政治上算計,感情上淡漠,道德上無同情心,這些使他不可能獲得朋友和把朋友關係保持下去。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記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學和宗教中學的「同學」。有事實為證。    
    戰爭期間,有一次斯大林無意中看見他的助手A·H·波斯克列貝捨夫的保險櫃裡有好多錢。    
    「這是什麼錢?」斯大林不解地問,同時帶著懷疑的口氣,眼睛不看那一疊疊紙幣,而是盯著自己的助手。    
    「這是您當代表的錢,是好多年積攢下來的。只是給您交黨費時才用它。」波斯克列貝捨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聲了,但是過了幾天,他吩咐給彼得·科帕納澤、格裡戈裡·格盧爾吉澤和米哈伊爾·澤拉澤三人寄了很大一筆錢。斯大林在一張紙上親筆寫道:    
    1.給我的朋友彼嘉40000盧布,    
    2.給格裡沙30000盧布,    
    3.給澤拉澤30000盧布。    
    索索        
    1944年5月9日    
    同一天,斯大林還用格魯吉亞文匆匆寫了一封短信:    
    格裡沙:    
    請收下我一點微薄的饋贈。    
    你的索索       
    1944年5月9日2    
    在斯大林的私人檔案裡還保存著一些類似的便函。在60多歲的時候,當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現出仁愛的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記起的都是小時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學和宗教中學學習時的朋友。這使人格外奇怪,因為斯大林從來不喜歡對人表示溫情、熱情和善心。誠然,我知道還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經是戰後了。「領袖」寫了一封含有這種內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爾比格區普巧爾卡村:    
    B··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1947年1月16日寫的、通過齊欽院士送來的信。我還沒有忘記您和圖魯漢斯克的朋友們,而且以後肯定也不會忘記的。現從我當代表的薪金中給您寄上6000盧布。為數不多,但對您總會有用的。    
        祝您身體健康。    
    約·斯大林3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側面(2)

    在斯大林最後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經到了蘇維埃時代還被流放到這個邊遠地區的老布爾什維克··彼爾菲爾耶夫告訴我說,斯大林同住在當地的一個女人發生過關係,她生了一個孩子。「領袖」本人無論何時何地當然都不曾提過這件事。我沒有查明,斯大林是否關心過這個與他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僅限於表示他「肯定不會忘記」圖魯漢斯克的朋友們。    
    斯大林的冷漠、沉著、工於心計和謹言慎行等特點,可能由於從1901至1917年一直被迫處於地下狀態、經常被抓進監獄和送去流放這種職業革命家的艱苦生活而發展得更厲害了。所有當時瞭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種罕見的控制自己、保持沉著、鎮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鬧聲中安睡,冷靜地聽從判決,堅強地忍受羈押站上憲兵隊的管束辦法。人們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1907年11月他年輕的妻子患腸傷寒死去的時候。妻子給這位到處漂泊的丈夫留下了兩個月的兒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納塞利澤的富於同情心的婦女撫養大的。打這以後,斯大林變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後一次流放開始於1914年初,是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同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當時他表現得很孤僻、陰沉。斯維爾德洛夫在從流放地發出的好幾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稱為「日常生活中的大個人主義者」4。到流放地時,斯大林已經是黨中央委員,當時那裡還有三位中央委員,即雅·米·斯維爾德洛夫、蘇·斯·斯潘達良和菲·伊·戈洛曉金。斯大林總是孤獨自處,不聲不響。他感興趣的似乎只有打獵和捕魚,這是他酷愛的兩項活動。誠然,有一段時間,他想學習世界語(一位流放者帶來了一本教科書),但很快就對它失去了興趣。他偶爾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蘇連·斯潘達良,只是這時才打破自己孤獨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舉行的會議上,斯大林通常都不發言,只是即興插上幾句敷衍一下。當時給人一種印象,斯大林不過是在期待著什麼,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無論如何,革命前最後兩三年,他在社會活動上的消極態度是令人吃驚的。    
    斯大林在這個流放地呆的時間很長,而且沒有擔負什麼很重的任務,在此之前他曾寫過《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這部成功的著作(1913年1月完成於維也納),看起來,受到鼓舞的他該會利用現在的條件來寫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寧對他這篇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5。但是,這並沒有鼓舞斯大林繼續深入地研究問題。這幾年在創作上和社會活動上都沒有取得成就(這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證明這位流放者情緒消沉。四年當中,在有圖書館和大量空閒時間的情況下,斯大林甚至沒有試圖寫點什麼有份量的作品。順便說一句,在此之前,1908年和1910年,朱加施維裡曾先後兩次被流放到索利維切戈茨克,他那時的表現也是這樣。好像不僅在完全脫離而且在部分脫離革命中心的時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況下)都處於消極等待的狀態。不過,當他成為一個大人物的時候,這種等待的本領已經不具有消極性質,而是一種精心策劃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們從他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書。監獄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特殊的大學。據格·康·奧爾忠尼啟澤回憶,他關在施呂瑟爾堡要塞的時候,就曾看過亞當·斯密、李嘉圖、普列漢諾夫、波格丹諾夫、詹姆斯、泰羅、貝克爾、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馬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寧等人的作品6。斯大林看的書不少,但他總感到奇怪,為什麼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鬥爭是那麼軟弱無力,他們可以不幹活,可以想看多少書就看多少書,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說不定當時他已經得出了後來他曾不止一次宣告過的結論:堅強的政權應當有強大的「懲罰機關」。成為「領袖」並在國內組織了血腥的清洗之後,斯大林同意葉若夫關於修改政治犯關押制度的建議。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正是由於斯大林的堅持,在就葉若夫的報告作出的決議中專門加了一條:「監獄制度要制訂得讓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現在與其說像監獄,不如說像強制休養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7「措施」自然是採取了。對那些不幸的人來說,現在根本談不上什麼「大學」了。在斯大林個人專權時期被關進遙遠的集中營的人們,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進行了殊死的鬥爭。但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目的。    
    甚至個別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報告。例如1948年6月30日,內務部長向斯大林和貝利亞匯報:    
    蘇聯內務部報告:今年6月23日,蘇聯內務部北方鐵路工程局附屬鄂畢河勞改營有一批犯人共33人解除了看守他們的兩個士兵的武裝,搶了兩支衝鋒鎗和40發子彈,然後沿鄂畢河左岸朝上遊方向逃跑……    
    截至6月29日,逃犯已有4人被擊斃,12人被抓獲,其餘的人在追捕中……    
    C·克魯格洛夫8    
    斯大林命令有關負責人員前往出事地點,設法把其餘的逃犯抓回來,要求在「行動」結束後必須向他報告。他的懲罰機關是沙皇憲兵局根本無法比擬的。    
    未來的「領袖」在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庫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報紙時,不能不感到即將發生重大事變。但當世界大廝殺爆發的時候,這位移民流放者參加社會活動的最後一點積極性也沒有了。人們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經不想從流放地逃跑了(雖然起初有過這種打算),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戰爭期間他在地下狀態會遇到許多困難,二是他不願意在動員期間被徵召入伍。實際上,當1917年2月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徵兵委員會想讓他入「伍」的時候,發現他身體有缺陷(一隻手臂乾瘦,一隻腳有缺陷),認為他根本不適於服兵役。    
    這四年流放期間,緊張的階級關係的暗流在社會的河床裡逐漸上漲,人民對帝國主義戰爭越來越不滿,斯大林似乎期待著什麼。也許,已經到了這份年紀的他,對自己在20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無成感到了絕望?或者,斯大林預感到他很快即將進入生活和鬥爭中完全不同於過去的一個階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專制制度能夠推翻的想法?這些,任何人任何時候也不會知道。關於這一時期的生活,斯大林沒有寫過隻言片語,講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時間消極無為,實際上沒有寫任何東西,完全不像一個黨中央委員的樣子。在流放地,斯潘達良和斯維爾德洛夫成了實際領袖,流放者都集結在他們兩人周圍。斯大林孤獨自處,雖然他並不掩飾自己對斯潘達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蘇連·斯潘達良命運不佳,沒能看到革命的火光:1916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長時間情緒消沉的時期,是他作出個人抉擇的時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來的時期。他那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兒子該長高了,而他暫時還沒有給過他而且也不可能給他任何東西。母親的情況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40,而個人前途還很渺茫。斯大林沒有任何專長,他什麼也不會幹,實際上從來沒有幹過活。順便說一句,領導我們黨和國家30年的這個人不曾有過任何職業,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點神甫這種職業的話。如果說,斯克裡亞賓(莫洛托夫)畢業於實科中學,大學沒有畢業的馬林科夫在青年時期是某機構一個勤懇工作的事務秘書,而卡岡諾維奇是一個手藝不壞的鞋匠,那麼斯大林連他父親當的鞋匠也不是。警察當局在調查表中「會不會手藝(職業)」這一欄裡給他劃上一道槓,要不就填「辦事員」。斯大林本人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代表會議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職業種類和社會出身的問題都感到為難。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調查表上(他以擁有發言權的代表資格參加這次代表大會),對「屬於何種社會集團(工人、農民、職員)?」這個問題,斯大林就不敢具體回答,而把這一欄空起來9。    
    未來的總書記雖是職業革命者,對工人、農民和職員生活的瞭解還不如一個流放犯或囚犯。可能,這在當時的活動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他個人一直也沒有改變的一個特點:斯大林對勞動人民的生活似乎瞭解得很多,但都是……道聽途說,很膚淺。誠然,總有一天,他會「無所不知,無所不會」的。圖魯漢斯克時期長時間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對他的很長一段生活進行「反思」。一切情況表明,斯大林要脫離革命道路已經晚了。關於彼得格勒反戰情緒高漲和革命運動出現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漸恢復了信心,使這位移民流放者恢復了往日的「戰鬥」姿態。    
    誠然,關於斯大林這一段經歷也有另一種證明材料。例如,老布爾什維克維拉·施韋澤1939年寫的一本小冊子《斯大林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一個地下工作者的回憶》斷言,斯大林從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就表現積極,當時就專門發了一封信譴責「護國主義」。據該書作者說,斯大林很快就採取了國際主義立場。但是這封信不僅沒有保存下來,而且在遙遠的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受苦受難的人們當中誰都從來沒有提到過和聽說過。維拉·施韋澤曾如實地描寫過流放者的生活,她在進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時期這樣介紹斯大林未必是出於自願。例如,她寫道:「列寧的提綱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書作者注)關於戰爭問題的觀點」;還在當時,斯大林跟同志們談話時就曾告誡說加米涅夫不可信賴,說他「會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羅莎·盧森堡的一部著作譯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終在「緊張地工作」,「跟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十。這種證明材料的吹捧性質是一目瞭然的。但在那個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現客觀介紹斯大林的著述,這是勿庸置疑的。    
    翻閱一下檔案材料,分析一下當時呆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後,那裡能湊「一大幫」,其中有戈洛曉金、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斯潘達良、斯大林、彼得羅夫斯基)的回憶錄和證明材料,你就會得出結論: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沒有作為的時期。極地的狂風和西伯利亞的嚴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會活動積極性的智力神經凍結在雪原上了。設想一下一個一頭亂髮、長期睡硬板床、在無休無止的暴風雪發出的怒吼聲中想著自己什麼事情的人,幾年以後竟會領導一個泱泱大國的強大的黨,好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著,記下一個個重大事件,考慮著自己未來的生活道路。在回憶風雲變幻的往事時,誰知道他腦海裡會閃過哪些鏡頭呢:塔墨爾福斯,巴統監獄,沃洛格達,阿利盧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麼多年沒有見到的小兒子?一個人的思想如果不轉化為行動、行為、建樹,就像是不停地變幻的雲彩,它的虛無縹緲性是不可捉摸的和無法再現的。這幾年裡,未來的「領袖」每當把壓在身上的狗皮襖使勁裹嚴準備入睡的時候,心裡都在想些什麼呢?    
    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況從正面和側面審視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時,不能不提到未來的總書記長期保持的、經久不衰的所謂「搶劫者」的名聲。    
    本世紀初,在工人運動的一些激進派中間流傳著一種觀點,認為「為了革命運動」,搶劫是「可以容許」的。唐恩、馬爾托夫、蘇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時代的其他許多人的證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戰鬥隊員朱加施維裡」參加過幾次搶劫,如果不是直接參加,那也是組織者之一。例如,馬爾托夫就斷言,1907年在梯弗裡斯對護送一車盧布的哥薩克押送隊進行的一次襲擊,一次以大膽行為而聞名的襲擊,「絕不會沒有斯大林」。當時「搶劫了」將近30萬盧布。馬爾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報紙上寫道:「高加索布爾什維克捲進了各種明目張膽的搶劫性勾當;對於這一點,那位曾因同搶劫有牽連而被開除出黨組織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紒紜矠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堅持要追究馬爾托夫的責任,說他進行了污蔑。但是,當他就馬爾托夫的聲明發表講話時,卻把重點放在他從未被開除出黨組織這一點上,而迴避他直接參加過搶劫活動的問題。斯大林同艾·路德維希談話時,也間接證實了他參加過搶劫。艾·路德維希在提問時曾經問他:    
    「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謂『強盜性的』事跡。您對斯捷潘·拉辛這個人物是否感興趣?您對他,對這個『有思想的強盜』抱什麼態度?」    
    「我們布爾什維克對鮑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喬夫以及其他這樣的歷史人物向來是感興趣的。」紒紝矠    
    接下去談論這些農民領袖時,斯大林也沒有一個字提到自己的「強盜性」事跡,有意不對這個問題具體作答。參加革命活動多年(雖然只在一個地區),頭上還罩著富有浪漫色彩的「搶劫者」的光環,經受過羈押站、監獄和西伯利亞流放的考驗,所有這些為斯大林逐漸樹立了「戰鬥隊員」、實際工作者、實幹家的名聲。這樣的評價多半更接近實際,但是要考慮到他在最後一次流放期間表現消極。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側面(3)

    當然,斯大林能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對他有很大影響。大家都知道列寧在1903年12月寫給斯大林的第一封信,這封信是發往伊爾庫茨克省新烏達村的,當時斯大林正在那裡流放。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非常仔細地瞭解來自民族地區的革命者的情況,他從黨報黨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們的介紹中注意到了約·朱加施維裡。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朱加施維裡說明了黨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問題。斯大林第一次公開提到這封信,是在1924年1月底克里姆林宮軍校學員舉行的一次悼念列寧的晚會上。斯大林用低沉的、毫無表情的聲音講述了自己同列寧的幾次會見: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1903年。固然,這次認識並不是親自會面,而是經過互相通信……列寧的這封信雖然比較短,但是它對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作了大膽無畏的批評,並對我們黨在最近時期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非常明確扼要的說明……這封簡單而大膽的短信使我更加確信列寧是我們黨的山鷹。可惜我按過去秘密工作者的習慣,把列寧的這封信同其他許多信一樣燒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紒紞矠    
    斯大林不能抱怨列寧對他不關心。革命前夕當他在西伯利亞流放的時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曾在列寧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安排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逃跑的問題紒紟矠。在此以前不久,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還往圖魯漢斯克邊疆區給斯大林寄了120法郎紒紡矠。斯大林從流放地寄了一封信,提出可否把那篇論《民族文化自治》的文章和小冊子《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合在一起另外出一本文集的問題紒綷矠,列寧對這封信也很重視。    
    1917年以前,斯大林同列寧有過幾次會見。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在這以前,斯大林在斯德哥爾摩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和倫敦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同列寧也有過接觸。但是,後來斯大林對這幾次會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還在1931年他就說:「每當我到國外去看他時(1906年、1907年、1912年和1913年)……」紒□矠結果成了斯大林不是去出席代表大會和工作會議,而是「去看列寧」。這種篡改個人經歷中重大事實的做法,後來曾為「兩個領袖」的觀念、為製造斯大林還在革命以前就同列寧有特殊關係的神話「服務」。誠然,斯大林在證明自己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關係親密時,表現了他一貫的謹慎態度。下面是一個例子。    
    戰前不久,波斯克列貝捨夫收到一封信,內容如下:    
    波斯克列貝捨夫同志:    
    有一個問題請您徵得同意,就是能否在報刊上發一個關於「列寧重大紀念日革命陳列館」的消息。    
    塔斯社主要負責人    
    ·哈溫松       
    1940年1月5日     
    隨信附有有待「徵得同意」的一份文件。    
    致弗·伊·列寧 克魯普斯卡婭轉 發往克拉科夫    
    1912年3月7日    
    運到了將近兩普特書刊。我們分文沒有。請通知有關方面,讓他們另外派人,或者寄錢來……    
    致同志的敬禮    
    契日科夫    
    斯大林在文件上批示說:    
    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雖然我曾一度用過契日科夫這個姓。    
    約·斯大林紒紮矠    
    斯大林本來可以補充說:他不僅用過契日科夫這個姓,而且用過伊萬諾維奇、喬普爾、吉拉施維裡。但是在這裡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初有人讓把契日科夫這個姓「給」別的什麼人用過,一是斯大林算計了一下,這樣的信並不能「抬高」他的身價。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領袖」不願意回到過去,哪怕是暫時,哪怕是在腦海裡,即使問題同列寧有關。    
    從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學到了不少看人說話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談話又是一副面孔。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覺察出他的這些變化,但這是客觀存在。斯大林在小範圍內會比他「當著老百姓的面時」表現得粗魯。這一點,跟總書記長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證。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種社會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對這一點理解不理解。許多人扮演勞動者、母親、父親、教師、兒子、女兒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摯的「演員」是孩子。但是,在社會等級上層的那些人當中,許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們有時演得虛假,有時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許這是因為站得最高的人許多人都看得見,甚至還注意得很細。而一個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僅取決於能力的大小,而且取決於他給人的印象,他的「外觀」,他有沒有領導者的魅力。在庫列伊卡時,斯大林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他是後來才懂得這一切的。何況在革命以前,很少有誰會去仔細端詳斯大林。斯大林相貌並不感人,說話聲音很低,態度溫和,無論是誰也看不出這是未來的獨裁者。    
    在巴庫、庫塔伊西和梯弗裡斯的工作表明柯巴的組織能力不錯。但是早在當時,一些目光敏銳的地下工作者就已發現,斯大林把黨組織看作是實現這些或那些決定的機構和機器。布爾什維克阿·薩·葉努基澤、普·阿·賈帕裡澤和斯·格·邵武勉在工人中間都比朱加施維裡有名氣。朱加施維裡在馬克思主義修養和地下工作經驗方面並不比他們遜色,但在個人聲望方面卻明顯落後於這些公認的外高加索領袖。當時他還沒有一個機構(後來才有)堅持不懈地為他樹立這種聲望。    
    斯大林的流放生活行將結束。羅曼諾夫王朝的末日也將來臨。當時只有少數人能夠預測到,存在了多少世紀的專制制度大廈過不了一年即將倒塌,它將成為新與舊、革命與保守這兩種原則進行激烈鬥爭的場所。在這場鬥爭中,有一個人——在俄國,人們對他的正面和側面暫時還很不熟悉的一個人,也將起到自己的作用。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裝起義(1)

    列寧到來之後,斯大林的作用開始變得更明確了:他經常執行黨的領導委託的各項任務。斯大林在幕後活動,很少在革命群眾中露面。對於擔任保密問題方面的領導,同各委員會建立聯繫,處理準備武裝起義各階段的日常事務,他倒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在歷史的屏幕上,還看不見他的並不高大的形象。    
    6月3日至24日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非布爾什維克的機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中有孟什維克123人(包括16名候補委員),社會革命黨人119人(包括18名候補委員),而布爾什維克僅57人(包括22名候補委員)純紮矠。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列寧、捷爾任斯基、加米涅夫、波德沃伊斯基、邵武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還有斯大林。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都是妥協性的。在7月和平遊行示威遭到臨時政府鎮壓之後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情況很清楚,通過和平途徑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行了。後來列寧寫道:「我們黨履行了自己義不容辭的義務,在7月4日那天和義憤填膺的群眾走在一起,竭力使他們的運動,使他們的行動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因為在7月4日還有可能使政權和平地轉歸蘇維埃。」純□矠然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領導人與調動士兵去鎮壓和平遊行示威的臨時政府相勾結,他們已經「滾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兩個政權同時並存的局面結束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來到了。    
    斯大林受中央委員會的委託同其他幾個同志一起安排列寧轉入地下。有一段時間列寧住在阿利盧耶夫的家裡。7月初,在這裡舉行了黨中央委員會會議,除了列寧、諾根、奧爾忠尼啟則、斯塔索娃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斯大林也出席了會議。會上就如何對待當局要求「出庭受審」的問題展開了爭論。大家都知道列寧在這次會議前曾經表示:「一旦政府發佈逮捕我的命令而這一命令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我就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的逮捕地點去。」紕紛矠對這個問題意見很不一致。起初許多人表示贊成出庭受審,不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本身要作出明確的保證。但是米·伊·李伯爾和尼·安·阿尼西莫夫(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孟什維克)聲稱「他們不能作任何保證」。當報刊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領導人進行惡毒攻擊時,情況就逐漸明朗了,反動勢力正在策劃對領袖的迫害。經過長時間地討論,大家說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拒絕出庭受審並且離開彼得格勒紕紜矠暫時隱藏起來。起初斯大林的立場並不明確,但後來他堅決反對出庭受審。斯大林用他那特有的果斷口吻明確地說:    
    「士官生不可能把人押送到監獄。在路上就要打死。必須把列寧同志可靠地掩護起來……」    
    這些話可以找到很多根據。原國家杜馬成員B·H·波洛夫佐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一個被派去泰裡約基逮捕列寧的軍官問他:    
    「『這位先生應該怎麼抓,是抓活的還是大卸幾塊都行?』    
    「我笑著對他說,凡是被緝捕的人總要設法脫逃的……」    
    斯大林負責把列寧護送到安全地點。毫無疑問,這是考慮到斯大林搞地下工作的經驗。在幾個可靠的人的幫助下周密地考慮和擬定了列寧撤離彼得格勒的計劃。    
    在這些局勢極其危險、社會關係十分緊張的日子裡,在斯大林個人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他認識了阿利盧耶夫的女兒娜捷施達,他未來的第二個妻子。斯大林比娜捷施達大22歲。從19世紀90年代末斯大林來到巴庫後就認識了阿利盧耶夫一家。順便說一下,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在自己的回憶錄《給友人的20封信》中說,1903年斯大林救了自己未來的妻子,當時才兩歲的娜嘉從海邊掉下水裡,是斯大林把她救起來的。對娜捷施達·阿利盧耶娃來說,這個故事可能有點浪漫情調,還帶點神秘色彩。    
    娜捷施達·阿利盧耶娃回到家裡,發現屋裡有許多陌生人。人們開始仔細地盤問她外面的情況。姑娘激動地講述著,外面如何傳說七月起義的肇事者正是「威廉皇帝的奸細」,他們已經乘潛艇逃往德國,而其中的罪魁禍首就是列寧。當小阿利盧耶娃知道了她講述的馬路新聞的主人公就在他們家裡時,感到非常不安……    
    集合在這裡的人不再追問滿臉通紅的姑娘,而開始對討論的問題進行歸納:奧爾忠尼啟則和諾根建議不出庭受審是正確的,因為有人正在策劃對列寧的迫害。大家決定,列寧必須化裝更衣,先到謝斯特羅列茨克,然後去芬蘭。列寧當年隱匿的住宅的主人阿利盧耶夫後來回憶說:    
    「晚上我們大家一道去海濱車站。工人葉梅利亞諾夫走在前面,他是1904年的黨員。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和季諾維也夫跟在他後面,離得不遠,我和斯大林走在最後。火車已經停在那裡……三個旅客進了最後一節車廂。我和斯大林等著火車平安開走,才轉身回來。」    
    謝爾蓋·雅柯夫列維奇·阿利盧耶夫本人的這些回憶有一點寫得不夠準確。送行的人中沒有季諾維也夫,因為當時他自己也處於地下狀態。列寧化裝後,護送他的除了阿利盧耶夫外,還有一個叫維·伊·佐夫的工人和斯大林。    
    從那以後斯大林就成了列寧和中央委員會取得聯繫的中間環節之一。認為列寧信賴斯大林,給他作必要的指示,提意見,這是有充分根據的。例如,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夕斯大林多次見過列寧紕紝矠。當然,關於這些會見沒有任何速記記錄,然而列寧的思想和意願在代表大會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列寧感到欣慰的是,出席會議的代表已經代表著將近24萬名黨員。黨的隊伍在四個月內擴大了兩倍。革命領袖認為這一事實是對既定方針的正確性的重要證明。列寧的《政治形勢》、《論口號》、《答覆》以及其他一些著作為代表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奠定了基礎。在一項專門的決議中肯定了列寧不出庭受審的決定是正確的。列寧提出的武裝起義的路線得到了代表大會的確認。    
    從那時起,儘管斯大林很忙,但他開始經常去阿利盧耶夫家;斯大林雖然冷漠無情,但是對他那純潔天真幾乎還是個孩子的未來的妻子卻是一往情深。娜捷施達興致勃勃地注視著她心目中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政治舞台上他像過去一樣幾乎不引起人們注意。當時黨一半處於地下狀態。按照列寧的指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擔任必要的工作。斯大林在群眾中仍然默默無聞,但是他在中央委員會機關中的作用提高了。    
    與此同時,各種事件猶如秋風刮起的落葉,紛至沓來,把國家推向十月革命的前夜。這些事件,有的滑稽可笑,有的是悲劇性的,有的普通平常,也有的具有真正的歷史意義。我對它們不去評說,也不作解釋,而是將它們羅列出來,便於讀者領略那些日子的政治特色。讓我們看一看,關於這一時期彼得格勒各報是怎樣報道的,檔案中又是怎樣記載的。    
    7月26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開幕。171人填寫了登記表,其中110人被監禁累計245年,10人服苦役累計41年,24人被強制遷徙累計73年,55人被流放累計127年。150人遭逮捕累計549次,27人僑居國外累計89年。奧裡明斯基受組織局的委託主持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斯維爾德洛夫、奧裡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倫泰、盧那察爾斯基當選為名譽主席團成員。    
    8月8日。基利爾大公在自己住宅的屋頂上插上一面紅旗,而當時已經下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自己的日記中說他已開始讀《塔拉斯孔城的達達蘭》。    
    8月24日。克倫斯基拜訪前沙皇,讓他和他身邊的人員做好「撤到安全地方」的準備。尼古拉說:「我不擔心。我相信您……」    
    8月28日。科爾尼洛夫將軍發電報給莫斯科軍區部隊的最高司令官稱:「在當前的嚴峻時刻,為避免發生內戰,避免在首都大街上發生流血事件,我命令你們聽從我的指揮,今後也要執行我的命令。」最高司令官回答說:「讀了您關於不服從合法政府的命令,感到十分驚訝。內戰就是您挑起的,我已經對你說過,這將是俄國的毀滅。可以而且必須改變政策,但是不能在戰線被突破的時候破壞人民的最後的力量。我不能像換手套一樣改變誓言……」    
    9月20日。《消息報》報道:在芬蘭逮捕的維魯博娃、巴德馬耶夫、馬納謝維奇以及其他一些人關押在斯維亞堡要塞。水兵堅決反對釋放並決定在政權轉交給蘇維埃之前把他們關在斯維亞堡要塞。    
    10月4日。整個厄塞爾島(在裡加灣內)被德國人佔領。他們的武裝力量正在向蒙島發起進攻。俄國艦隊在同擁有強大優勢的德國武裝力量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後損失了「光榮」號艦,而轉移到蒙海峽。    
    10月10日。長時間沒有露面的列寧出席了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會議是在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住宅裡召開的,他的妻子是布爾什維克。斯維爾德洛夫擔任會議主席。列寧指出:「現在,大多數人都擁護我們。權力轉移在政治上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了……應該談到技術方面的問題。關鍵就在這裡。」紕紞矠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裝起義(2)

    10月14日。《新生活報》報道:彼得格勒每天需要糧食48000普特。10月11日運到穀物18000普特,12日運到12000普特,13日勉強湊足4000普特。彼得格勒市杜馬委託市長號召市民保持平靜。決定召開杜馬的專門會議討論糧食問題。    
    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召開了有黨的其他組織的代表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烏裡茨基、捷爾任斯基、索柯裡尼柯夫、洛莫夫。彼得格勒委員會的代表博基報告了各區的準備情況和情緒:「暫時還沒有戰鬥情緒,但是正在進行戰鬥準備。一旦開始行動,群眾是會支持的。」通過了列寧提出的下列決議案:「會議號召一切組織、全體工人和士兵從各方面加緊準備武裝起義……」贊成決議的19票,2票反對。選出了實際組織籌劃起義的總部,成員有布勃諾夫、捷爾任斯基、烏裡茨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    
    10月20日。《工人之路報》報道說:「俄國革命淘汰了不少權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現在它不對『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們為它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意向它學習,那就會把他們拋到九霄雲外。這些後來被革命拋棄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漢諾夫、克魯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婭、查蘇利奇以及一切僅僅因為他們『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們擔心這些『泰斗們』的桂冠會使高爾基睡不著覺。我們擔心高爾基會被『死命地』拖到他們那裡去,拖到檔案庫裡去。那有什麼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動的!……革命既不會憐憫也不會安葬那些離開革命的死人……」紕紟矠    
    10月24日。晚上列寧從維堡區轉移到斯莫爾尼宮,來到軍事革命委員會。當天夜裡一隊士官生趕到芬蘭大街6號搜捕《工人之路報》的編輯部成員和列寧,但被赤衛隊解除了武裝並押送到彼得保羅要塞。就在當天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了以下問題: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報告;關於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中央全會。加米涅夫提議,非經專門決定,中央委員會成員今天一律不得離開斯莫爾尼宮……托洛茨基認為有必要在彼得保羅要塞建立後備指揮部並派一名中央委員到那裡去完成這項任務。加米涅夫提議,一旦斯莫爾尼宮遭到破壞,應該在「阿芙樂爾」號上建立據點。斯大林沒有參加會議……紕紡矠    
    25日凌晨軍事革命委員會開始下令攻打臨時政府盤踞的冬宮……    
    10月25日。黨的歷史大事記是按小時來編寫的,按真正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小時……佔領尼古拉車站。「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駛近尼古拉耶夫橋。巴甫洛夫團在米利翁街,冬宮附近佈置崗哨,盤問所有的人,把被逮捕的人押送到斯莫爾尼學校。國家銀行未經戰鬥被一隊水兵佔領……彼得格勒的哥薩克部隊拒絕支持臨時政府。司令部和冬宮的電話被切斷……華沙車站被佔領。「十字」監獄的政治犯被釋放……伊茲邁洛夫團的分隊佔領瑪麗亞宮並要求預備議會的成員打掃房屋。巴甫洛夫團佔領涅瓦大街。    
    14點35分在托洛茨基的主持下召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緊急會議。托洛茨基在熱烈的掌聲中宣佈臨時政府已不再存在,預備議會被解散,被監禁的人已釋放,關於舊政權崩潰的無線電報已發到作戰部隊。冬宮的命運必須在最近幾個小時內決定。然後,長時間沒有露面的列寧在一片歡呼聲中發表講話……    
    「同志們!布爾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農革命,已經成功了!」    
    大家知道,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是由幾位中央委員組成的軍事革命中心(由五人組成,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動員革命力量進行決定性的衝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負責的。10月24日列寧在給中央委員的歷史性的信件中要求黨的領導:    
    「無論如何必須在今天晚上,今天夜裡逮捕政府成員,解除士官生的武裝(如果他們抵抗,就擊敗他們),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會喪失一切!!    
    「……政府搖搖欲墜。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徹底擊潰它!    
    「拖延發動等於自取滅亡。」紕綷矠    
    今天,每一個學生都知道,列寧的號召有著良好的基礎。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具有世界意義的首批成果在10月25日晚上召開的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鞏固。被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布爾什維克有:列寧、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克良斯基、諾根、克雷連柯、柯倫泰、李可夫、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梁贊諾夫、穆拉諾夫、盧那察爾斯基、斯圖契卡;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卡姆科夫、斯皮裡多諾娃、卡霍夫斯卡婭、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扎克斯、卡列林、古特曼。在這些日子裡發生的各種事件中簡直看不見斯大林的蹤影。他守著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執行列寧有關日常工作的指示,向各委員會傳達指令,參加起草要刊印的材料。我所查閱過的有關這些歷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檔案資料中,沒有一份提到過斯大林的名字。    
    馬爾托夫試圖在代表大會上提出關於必須和平解決危機的決議案;社會革命黨人亨德爾曼代表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堅持要通過一項譴責「奪取政權」的決議案(但是甚至在社會革命黨人中贊成這項決議案的也只有60票,反對的有93票),崩得像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樣也反對奪取政權。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和「錫安工人」離開了代表大會。其實,夜裡兩點鐘就佔領了冬宮。(原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基什金、帕爾欽斯基、魯滕貝格、別爾納茨基、韋爾傑列夫斯基、馬尼科夫斯基、薩拉茲金、馬斯洛夫以及按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命令被關進彼得保羅要塞特魯別茨科伊  堡的其他人,對今天的廣大讀者來說,他們的名字已經陌生了。)而代表大會的工作在繼續進行,直到天明……    
    約翰·裡德這樣描繪了代表大會的氣氛:「我們穿過擠在門口的喧嘩的人群來到大會議廳。在長凳上、椅子上、過道裡、窗台上,甚至在主席團就坐的平台邊上都坐滿了全體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他們在巨大的白色枝形吊燈的照耀下容光煥發,精神抖擻。人們等待著主席的鈴聲,時而死一般地肅靜,時而喧嚷得震耳欲聾。室內沒有暖氣,但是由於人體散發出的汗臭味而顯得很熱。綿綿不斷向上升起的悶人的藍色煙霧在渾濁的空氣中繚繞。」紕□矠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列寧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代表大會選出了由101人組成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儘管布爾什維克在委員會中已經佔了62個席位,但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中沒有取得一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根和米柳亭認為必須同其他黨派分掌政權。妥協派提出的成立社會黨人聯合政府的條件之一就是不要列寧和托洛茨基參加政府。於是展開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布勃諾夫、捷爾任斯基、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斯塔索娃、托洛茨基、越飛、索柯裡尼柯夫、穆拉諾夫都站在列寧一邊。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決定性的日子裡表現得怎樣呢?他起了什麼實際作用?儘管他經常加入,幾乎總是加入各個不同的領導機構,為什麼在革命大事記中極少看到斯大林的名字呢?    
    我們先來看看幾個證明材料。請看《斯大林傳略》是這樣評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在這本書中說:「列寧和斯大林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斯大林是列寧的最親密的戰友。他直接領導了武裝起義的全部準備工作。各地區布爾什維克報紙上都轉載過他的指示文章。斯大林常常召見各地區組織的代表,親自訓示指導,並為各地區定出戰鬥任務。10月16日中央委員會選出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起義的黨總部……」紕紮矠確實只有這一些。這是明顯的有意讚揚:只有列寧和他斯大林。他只是通過「召見」和「下指示」來領導工作,而這卻是30年代才有的做法和說法。傳略的作者們很難說出一點具體的東西,因為斯大林在革命高潮的日子裡什麼也沒有「領導過」,什麼也沒有「指導過」,也沒有給誰「下過指示」,而只是執行列寧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決定。    
    斯大林繼續撰寫一些闡述黨的決定的文章。10月24日,當克倫斯基下令查封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工人之路報》時,斯大林同赤衛隊員一道參加了保衛無產階級報紙的戰鬥。於是就在當天,10月24日的報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題為《我們需要什麼?》的文章,在這篇完全與時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還在談召開立憲會議的必要性。實際上斯大林的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0月11日發表的《論時局》相呼應的,而這兩個驚慌失措的人在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對中央委員會關於準備武裝起義的決定。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寫道,「我們舉起手槍對準資產階級的太陽穴」,並且說資產階級在這種威脅下就不可能破壞立憲會議。斯大林在起義前夕也認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主張。同時,他的確也論證了「必須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府來代替基什金—柯諾瓦洛夫政府」紕□矠。    
    斯大林參加了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然而,儘管斯大林進入了決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問題的黨的領導「層」,但是在1917年他並未在任何問題上表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也沒有向中央委員會提出過任何獨到的見解。他屬於第二或第三領導梯隊,因此後來對斯大林在革命中的傑出作用的一切頌揚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種作用是杜撰出來的。    
    斯大林儘管進入了幾乎所有的革命機構,但是幾乎沒有負責任何具體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細敏銳的目光注意到了許多東西。托洛茨基的幹勁、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諾維也夫易衝動的性格都使他驚歎。斯大林曾幾次見過普列漢諾夫,並且對他相當尊敬。普列漢諾夫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出烙社會主義餡餅的麵粉」,這種激烈的語句使斯大林大為震驚。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沒有到此止步。普列漢諾夫稱列寧的《四月提綱》為「夢囈」,他譴責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又譴責了布列斯特和約。普列漢諾夫受到革命洪流的衝擊而陷入庸俗改良主義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對現實感到失望,因為現實不「符合」他的理論,於是他到芬蘭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對它。他的政治原則都是道義上的原則。    
    1918年6月4日,在有列寧參加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以及莫斯科工會組織和工人組織的聯席會議上,為已故的普列漢諾夫默哀1分鐘。斯大林感到驚奇。他認為,一個公開表示不贊同他的事業的人就永遠變成了敵人。因此,他認為托洛茨基在這個大會上致悼詞和季諾維也夫在《真理報》上發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舉。……對斯大林來說,革命只是鬥爭。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敵人。如果斯大林還沒下決心支持一方面,那麼他的非此即彼的邏輯只能使他觀望,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斯大林在內心深處把向已故的普列漢諾夫致哀稱為與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知識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堅定」的表現。黨內的同志還會有機會確信這位未來的「領袖」的觀點是前後一貫的。    
    十月武裝起義過去三年後,1920年11月7日一批當年參加過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參加紀念晚會。斯大林也被邀請,但他不願參加。許多人都來了,有托洛茨基、薩多夫斯基、梅霍諾申、波德沃伊斯基、科茲明等。人們多次回憶起列寧,也談到托洛茨基,提起過加米涅夫、加裡寧、季諾維也夫、諾根、斯維爾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馬爾金、拉齊米爾、契切林、瓦爾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締造者。速記記錄還保存著:人們一次也沒有提到過斯大林……無論談到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活動,還是談到布爾什維克在士兵和水兵群眾中的工作,都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儘管未來的總書記實際上曾在一切高層機構中任職。要知道幾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許多人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都奔向「阿芙樂爾」號,都攔截過克倫斯基調來的腳踏車兵大隊,組織奪取銀行、電報局和車站。對大家來說,斯大林還是一個執行革命機構委託的個別任務的不顯眼的配角。他實際上不具備從事創造性革命活動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許多同事那樣來證明自己。    
    未來的「專制君主」對自己的「不顯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惱。到了30年代只有當別人從「兩個領袖」創業的角度來談十月革命時,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暢。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歷史性的清洗」和糾正;後來到了1937至1939年那個悲慘時期,他們的肉體也被消滅了。到了40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裝起義和積極領導者已屈指可數了。一般來說,只有那些為領袖撰寫新的「十月革命傳略」的人還活著。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時期的作用越誇大,革命老戰士就越少。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裝起義(3)

    托洛茨基在1929年以後把斯大林當作自己進行別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對象,當然,關於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時期的活動,他寫得相當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偽造學派》一書中說,1917年斯大林在各種會議上一貫一言不發。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話:他通常是跟著列寧開闢的正式軌道亦步亦趨。「他沒有表現過任何主動精神。他沒有提出過任何獨立的建議。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紖紛矠    
    托洛茨基舉了幾件事說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寧,但同時又企圖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線進行辯護,包括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也是這樣。有一個時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從圖魯漢斯克流放地回來以後,他們之間也一直保持著相當友好的關係。後來,特別是在30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諾維也夫也好,在自己絕望時都企圖請求斯大林念及舊「情」,但是他們對斯大林太不瞭解了……    
    1924年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發表了回憶已故領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對話:    
    「10月25日後不久,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有一次問我:『你看,如果咱們倆給打死的話,斯維爾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擔當得起來嗎?』    
    「『也許不會被打死的。』我笑著回答。    
    「『鬼知道他們。』列寧一邊說,一邊自己大笑起來。」    
    後來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書中回憶說:這篇文章發表後,當時的「三駕馬車」成員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寫的那段話很傷他們,儘管他們沒有打算駁斥這段話。事實終歸是事實;列寧沒有把這三個人列為自己的繼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維爾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沒有考慮過紖紜矠。    
    然而我們知道,托洛茨基有強烈的虛榮心和權力慾,在他的心目中「繼承」列寧擔任黨的領袖非他莫屬,因此,他的回憶錄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據同樣理由可以認為,托洛茨基在1924年是企圖事後加強自己在奪權鬥爭中的地位並提高自己的聲望。    
    眾所周知,斯大林對報刊上披露的任何說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誇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應都十分過敏。斯大林在1924年11月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這種動機,這篇演說1928年才由國家出版社印成單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講話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裝起義中的作用作了這樣的分析。斯大林說:「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時期確實很會打仗,這的確是事實。但是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個人,甚至像當時同布爾什維克肩並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樣的人也打得不壞。」斯大林接著說:「那麼就要問,為什麼列寧在提出選舉實際領導起義的總部時,沒有推薦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和烏裡茨基。看來,『鼓舞者』、『主要人物』、『起義的惟一領導者』托洛茨基同志沒有被選入總部。這同關於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說法怎樣一致起來呢?」紖紝矠斯大林在這裡又進行了歪曲。領導起義進程的是軍事革命委員會,而不是實際的總部。    
    我們看到,黨的兩位著名活動家在革命幾年之後都企圖一方面強調自己在武裝起義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貶低、縮小自己的政治對手和個人論敵的貢獻。儘管在十月革命時期還不可能出現後來稱為辦公室領導的現象,但是我再重複一遍,斯大林作用也僅僅限於草擬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機構傳達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還沒有一份文件能證明斯大林直接參加過戰鬥行動,組織過武裝隊伍,深入部隊、艦隊和工廠去發動群眾完成具體的策略任務和作戰任務。由於形勢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處於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當配角。革命時期非常寶貴的智力素質、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熱情和沖天幹勁等等品質斯大林都不具備。處在革命之中、處在革命的震中的從來都是列寧。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列寧派的布爾什維克大軍。而在這個大軍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兩個領袖」的情況不曾有過。如果在1917年我們對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謝列布裡亞科夫以及其他幾十個布爾什維克說,15年之後「官方歷史」將記述革命是由兩位領袖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他們是無法設想的,甚至認為連開玩笑也不能這麼說……然而,十分遺憾,歷史,歷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轉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這樣的問題只能是想像中的事……斯大林事後成了「英雄」。    
    儘管斯大林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就是黨員,從1912年開始任中央委員,這個那個蘇維埃、委員會、編輯部的成員,民族事務人民委員,但是這一切只給他提供了一個官方的(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代表會議,這僅僅證明他進入最高層領導集團。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瞭解、研究範圍廣泛的人員,更深入地瞭解機關工作的機制,積累政治經驗。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寧的好評,即認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僅像一個普通執行者應當具備的那樣,能不打折扣地執行決定和採取行動,而且還善於搞妥協折衷,隨機應變,在不斷產生的各色各樣的問題中抓住主要環節。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時的布爾什維克隊伍中是一個善於等待時機和看風使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1)

    有一個問題沒有弄得很清楚:列寧是為哪一次代表大會準備自己的「遺囑」的?我們記得,「遺囑」一開始就寫道:「我很想建議在這次(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代表大會上……作一系列的變動。」可以認為是為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但是信中哪裡也沒有直接點明。同時,在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在1923年4月,列寧的健康狀況十分嚴重,以致他未必能堅持要求把《信》傳達給代表。出現了列寧指示中沒有預見到的情況。但是,也有證據說明,他囑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後才拆開信封。並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這封《信》是寫給「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既然在黨的「十二大」上關於總書記的問題沒有提出來,在列寧3月發病,從而實際上失去了與人積極交往的可能性以後,這個問題就更加緊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員會面前。    
    1923年3月以後,斯大林在繼續擔任總書記職務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鞏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和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並就兩個報告作了總結發言。也許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會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給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報告加進了不少個人的東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總是喜歡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開,把思想按一定順序加以排列。這種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說,加強了思想的鮮明性、清晰性、明確性。例如,正是由於他,關於「引帶」把黨同人民聯接起來的思想得以流行開來。他把工會稱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帶」,按他的說法,在工會中現在「我們沒有強大的敵人」。第二根「引帶」是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認,在這裡「我們至今還不能使初級合作社擺脫敵視我們的力量的影響」,這種力量是指富農。按照報告人的意見,第三根「引帶」是青年團。在這個領域裡,敵人的進攻特別頑強。接著,他按龕設神似地列舉了其他「引帶」——婦女運動、學校、軍隊、報刊……同時,他還盡力用自己想出來的一些形象說法來形容它們,如說報刊是「黨的喉舌」,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的集合點」,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總書記在他的報告中對這些「引帶」的工作內容本身談得很少,但卻大談特談有哪些敵對力量「在這裡同我們作對」。毫無疑問,階級鬥爭還在繼續,但是現在更多的已經是採取隱蔽的、不明顯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卻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顯的和想像的敵人鬥爭、拚搏、對抗上面……    
    還在幾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風雨般的日子裡,在國內戰爭的歲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設想,竟然出現使他能真正覬覦黨和國家的最高職位的機會。命運是乖戾的。一個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職業、沒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噴發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預料,竟登上了權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這段經歷也向潛在的對手們表明,掌握了機構的妙用,再加倍進行精心策劃,就能大有作為。特別是如果積極地「保衛」列寧主義的話。當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樣。    
    我們順便指出,斯大林現在的對手經常攻擊他隱瞞實際情況。在20年代末以前還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列寧的公開性傳統並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當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黨的文件和報紙,就可以確信這一點。例如,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斯大林痛心地談到1922年的饑荒及其後果,「非常可怕的工業蕭條」、工人階級的渙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實事求是。斯大林當時對這一切並不隱瞞。在列寧3月發病以後,斯大林開始表現出更高的積極性,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數越來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極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黨內開始緩慢地但是穩步地提高,這首先表現在總書記在政治局內的影響的加強。他的辦法就是逐漸孤立托洛茨基,而這一點,如果沒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阿·巴·巴拉紹夫對我講: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間爆發了一場爭吵。大家都支持季諾維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話:「難道您沒有看出來您掉進了『鐵箍』?您的戲法吃不開,您是少數,是個單數。」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緩和氣氛。    
    巴拉紹夫繼續說:    
    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在開政治局的會或者別的什麼會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裡碰頭,看來是協調他們的立場。於是,我們在秘書處私下裡就把在斯大林那裡的「三人碰頭」會稱作「鐵箍」。在20年代,斯大林身邊總是有兩三個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們分別是納扎列江、坎涅爾、德溫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諾夫……他們全都知道斯大林對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態度,所以在機關裡也按相應的態度行事……    
    斯大林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邊,因為這兩人都拚命想向上爬。他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擔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當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員們、對黨的領導尖銳地提出批評的時候,斯大林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點,何況他反對自己的政敵的無理要求從客觀上說基本上是正確的。    
    一批布爾什維克支持托洛茨基,他們簽發了所謂的「四十六人聲明」。這批人當中甚至有一些黨內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皮達可夫、柯秀爾、奧新斯基、薩普龍諾夫、拉法伊爾等。托洛茨基指責中央的主要論點是:「黨沒有繼續前進的計劃。」他重申了他所謂「工業實行硬性集中」(關閉一批大廠)、「收緊對農民的政策」的主張,再次堅持實行「勞動軍事化」的政策。這個問題值得詳細談談。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在發言時就宣稱:「工人群眾不能成為到處流浪的俄羅斯部族。他們應該同士兵一樣,可以調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揮。這也就是勞動軍事化的原則,沒有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認真地談論在經濟遭到破壞和饑荒流行的條件下按新的原則建設任何工業。」紗紝矠過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認為,在工業和農業中採用軍事方法的主張基本上沒有失去自己的意義。作為「兵營共產主義」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歡談論黨內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堅持主張在過渡時期普遍採用軍事化的方法。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寧病重的條件下用某種方式挑起的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敗壞了中央在經濟問題上的政策的聲譽,首先是敗壞了擔任總書記職務的斯大林的聲譽。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聲望卻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體會議譴責了托洛茨基。參加會議的114人中只有兩個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實際上,早在爭奪領袖地位的鬥爭在黨內開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於孤立。托洛茨基的失敗是徹底的失敗。於是,他企圖依靠軍隊,在那裡他還頗有威望。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擁護者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的幫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裝力量來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線。但是,除了少數人以外,陸軍和海軍中的共產黨員並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1924年1月)為這次爭論作了總結,會議不僅譴責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經濟政策方面通過了一系列重要決定。後來,托洛茨基承認,他對中央發起進攻,幾次挑起爭論,都抱有個人的目的——想當俄共(布)領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對他極端不利的時刻發起爭論的,實際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敗。托洛茨基一方面過高估計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響,另一方面對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來進行政治鬥爭的本領顯然估計不足。    
    有象徵意義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1923年10月點燃了黨內鬥爭的內訌之火的時候,列寧最後一次訪問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覺到了,他對黨的領導會分裂的擔心可能變成現實。他違反醫生們的意願,於10月18日乘汽車來到首都。列寧望著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那座建築物,心裡也許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發難,就是黨內爭奪領袖地位這一鬥爭的新階段。為什麼這些人的個人野心會這樣強烈?是什麼東西培植了他們的權力慾?難道他們就不明白,只有消除專權的動機,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第二天,列寧以關注的目光從汽車裡最後一次環顧了克里姆林宮的廣場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農業展覽館。回到克里姆林宮後,列寧從圖書館挑了一些圖書,然後就回哥爾克去了。沒有同戰友們見面。他對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所作的這次不聲不響的、半秘密的訪問,彷彿是領袖向首都告別,向把領袖同這個不平靜的、紛亂的世界聯繫起來的一切告別……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2)

    人們完全有權利問,托洛茨基這個在列寧逝世之後妄想充當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麼樣的呢?大家知道,從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起他就歸附孟什維克派。1917年7月,托洛茨基作為所謂「區聯派」(約有4000人)的成員在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上被接受加入了黨的隊伍並立即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裡,托洛茨基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這一點。他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中強調指出:「我決不否認托洛茨基在起義中所起的明顯的重要作用……是的,這是事實,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確實很會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確,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由於具有不同尋常的組織家和演說家的品質、政論家的技巧而迅速獲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1917年秋天列寧也對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評價。列寧在談到推選黨參加立憲會議的代表候選人時說:「托洛茨基這樣的人當候選人,誰也不會提出異議,因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來就採取了國際主義者的立場;第二,他在區聯派中為爭取合併進行過鬥爭;第三,在七月事變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他能勝任工作,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忠誠擁護者。」紗紞矠    
    如果我們說,在某一個特定階段——在十月起義前後,在國內戰爭過程中以及戰爭剛剛結束以後——托洛茨基在聲望上僅次於列寧,看來會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領袖之一。當時列舉人們的姓名沒有採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原則,托洛茨基總是(或者說差不多總是)排在列寧之後,居第二位。在1918到1921年期間歷次中央全會的記錄中,參加會議的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員的排列順序通常是這樣的: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魯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裡寧、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1920年11月20至21日召開的俄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中央委員就是這樣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聲譽並不表現為他個人有大量的擁護者。結果我們看到一種離奇的情景:斯大林雖然個人名望不高,但是體現了黨的「路線」。而顯然更有名望的活動家托洛茨基早就帶有「派別分子」的烙印,這就不可能使他獲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傑伊切爾所寫的,「托洛茨基過於相信他在黨內國內的地位,相信他比對手強,以致很長時間不想捲入爭奪繼承權的公開鬥爭」。他堅信,在列寧身後,黨一定會選中他。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寧的許多根本思想他並不是始終都贊成的。例如,在列寧逝世以後爆發的他同斯大林的鬥爭中,他企圖利用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獨裁方法。人們有一個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義、愷撒主義、軍人獨裁作風,而不是真正民權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齡人(兩人都生於1879年,相差一個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銳、更突出、更豐富。正如瞭解他的人和許多給他寫傳的作者所證明的那樣,他的特點是思維敏捷,有堅實的歐洲文化素養,精力充沛,學識淵博,有出色的演說家才能。但是,由於過高估計個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對所有的人(除列寧外)都很傲慢、自負、專橫、獨斷、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因此,人們自然不喜歡他。托洛茨基是一個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遠非始終都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家。由於沒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他成了「曇花一現的英雄」、天真的預言家、未能成功的獨裁者。    
    斯大林逐漸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點,並且在同他作鬥爭的時候徹底地利用了這些弱點。托洛茨基不太考慮對自己的大量言論、意見、主張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們是否像警句,是否違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寧談話時脫口說了一句「慣用語」:「布谷鳥不久就將用鳴叫聲宣告蘇維埃共和國的死亡。」這句話被斯大林知道了。還有一次,在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代表談話時,他說,如果歐洲或亞洲不爆發革命,「俄國的火炬可能熄滅」。從此以後,斯大林就有了「鐵」證,可以譴責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沒有骨氣了。後來托洛茨基越是辯解,在別人眼裡就越黑。還在那時,斯大林已經表現出是一位非常善於適應環境的和十分機靈的鬥士,在他面前,政治對手或思想對手要不敗下陣來是很不簡單的。    
    如果說對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國內戰爭年代的實踐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應當給予肯定(誠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話,那麼在政治方面,這個「傑出的領袖」追求的則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張在前線採用強硬辦法、高壓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這樣闡述自己的信條:「不採用高壓手段就無法治軍。要率領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險,指揮武庫中就不能沒有死刑。必須讓士兵們感到,前進可能送命,而後退必死無疑。」紗紡矠    
    列寧同黨的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在指出托洛茨基的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寫作才能、極端的虛榮心的同時,認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這一缺點特別強烈地表現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斷革命》中。    
    高爾基回憶說,他對列寧高度評價托洛茨基的組織才能感到驚奇。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看出了我的驚奇補充說:    
    「是的,我知道,關於我同他的關係,多少有一些謠言。但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於組織軍事專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懷著不愉快的心情低聲補充說:    
    「他追求功名。他還有一些……不好的東西,來自拉薩爾。」紗綷矠    
    的確,托洛茨基以罕見的頑強精神貫徹執行了列寧關於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舊專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議和建議下,1918年10月25日中央委員會開會通過了釋放所有當作人質加以逮捕的軍官的決定。中央的決定指出,他們當中凡是沒有發現有參加反革命運動的問題的人,可以被接受參加紅軍。誠然,這裡還附帶說明,他們「應該提交自己家屬的名單」,並且向他們指出,「如果他們投奔白衛分子,家屬將被逮捕」。斯大林記得中央的這次會議。當時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關於前沙皇軍官的建議,而斯大林關於把南方戰線司令、軍事委員會委員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的草案遭到否決。斯大林把這兩個決定評價為「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特別是在對舊軍官的態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寫道,托洛茨基「憑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幹軍官……他能贏得專家中那些優秀分子的信任並把他們從蘇維埃俄國的敵人變成它的堅定的擁護者。我記得有一個夜晚,已故的海軍將領、舊軍隊的重要軍官之一不是由於害怕而是憑著良心開始幫助蘇維埃俄國的阿爾特法特來到我的房間,逕直對我說:『我過去到這裡來是出於被迫。我不相信你們。現在我要幫助你們,要以我從未有過的自覺態度,抱著堅信我在為祖國服務的信念,來盡自己的職責。』」    
    拉狄克寫道,托洛茨基是一個毫不手軟的人。當紅色俄國遇到致命危險時,他會不惜一切經濟上、物質上和人力上的犧牲。他在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憶道,托洛茨基說過一句非常離奇的話:「為了戰勝白匪,我們掠奪了整個俄國。」拉狄克在描寫托洛茨基時把他理想化了,把許多並非只屬於他一個人的優點都加到他頭上了。但是,今天已經清楚了,列寧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組織和宣傳方面的傑出才能時,曾在很長時間內企圖把他「撥向」需要的方面。也許,如果列寧活得更長些,托洛茨基的命運將是另一個樣子。    
    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還同黨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科恩所寫的,托洛茨基「把新經濟政策看作布爾什維主義蛻變和俄國革命喪失激進性質的第一個徵兆」。他主張實行「工業專政」、擴充「勞動軍」、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流血和發狂」,這些東西看起來很「左」,實際上是極其危險的。科恩接著說,托洛茨基「感覺到,當國內戰爭結束的時候,他的鴻運也就結束了」紗□矠。    
    事後,已經流亡國外了,托洛茨基卻拚命散佈一種說法,即列寧曾想吸收他參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撤換總書記。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書中寫道:「列寧不斷地、頑強地進行著準備,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對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官僚主義、官官相護、獨斷專行、恣意妄為和粗暴行為給以最無情的打擊。列寧實質上已經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戰了。而且只有直接的當事人而不是黨知道這一點。」紗紮矠為什麼托洛茨基要這樣頗為真實地坦露心跡呢?首先是為了說明:列寧認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繼承人。抱著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並得出結論說:「遺囑的無可爭辯的目的是要使我易於進行領導工作(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列寧當然希望在盡量減少個人摩擦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這兩句話已經和盤托出了托洛茨基長期進行鬥爭的隱秘(真是隱秘的嗎?)的意圖。他永遠也不會甘心忍受個人失敗的痛苦。須知他已經把自己看成是首領、獨裁者、領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3)

    列寧的信本身就說明,托洛茨基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列寧完全沒有必要「聯合」托洛茨基來撤換斯大林。列寧的權威是無容爭議的。至於人們有時由於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當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生病的時候,有人用領袖生病的後果、交往的困難、脫離實際生活來說明這種不理解。但是,不會有人懷疑:如果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健在的話,只要他個人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更換總書記的建議,並且像往常一樣把道理講透,就能解決問題。列寧認為斯大林擔任總書記職務不合適,但是托洛茨基作為候選人看來同樣不合適。兩個「傑出的領袖」都不應該登上巨大的俄國艦船的指揮橋樓。    
    在列寧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關係是複雜的。斯大林起初甚至從內心讚賞這位「政論家」,但是後來很快就認識到,托洛茨基的「形式」還不能反映他的領袖至上主義內容的最深處的東西。斯大林可能比別人(當然,不算列寧)更早地感覺到、認識到,托洛茨基居然想當領袖的繼承人。斯大林內心對托洛茨基所抱的惡感逐漸增強,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精心掩蓋起來的仇恨。私下裡,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敵人稱為「冒險主義者」、「騙子手」——這裡他把列寧談到原來的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時所用的「進行詐騙」這個說法變了一下。斯大林的記憶力很強,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錯誤、搖擺、跳槽、冒險串起來,成為他後來的論據,供他揭發、批判、譴責……他沒有忘記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左的「革命」詞句;他記得托洛茨基由於幾個軍事專家的叛變怎樣下令槍斃東方戰線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於列寧的干預才防止了這場悲劇);他記得托洛茨基關於派一個騎兵軍到印度去發動革命的荒謬建議;他記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鳥」決心用鳴叫聲宣告蘇維埃政權的覆滅……    
    托洛茨基在國內戰爭中作為陸海軍人民委員,坐著專列,由一列或兩列裝甲火車滿載「無產階級領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輕人護送,去巡視各條戰線,那派頭直到現在還使斯大林感到憤慨。總書記,而且不僅是他,還不喜歡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後不久就在身邊弄了一大幫助手和秘書。格拉茲緬、布托夫、謝爾穆克斯、波茲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實僕從」幫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獻資料,處理來往信件,為數不清的文章和講話準備提綱和材料,還常常給他提供創作動機。在這方面,托洛茨基讓我們預先看到了20世紀末一些政治活動家身邊的秀才班子的作用——這些政治活動家如果沒有這個班子,常常簡直就寸步難行。    
    總書記堅定地認為,在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在轉向和平軌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慮俄國的許多問題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著自己如何向上爬、謀取私利和追逐權勢,而不考慮當時社會政治情況的全部複雜性。不久,他們的關係就成了一種非常不友好的關係。順便指出,托洛茨基不僅同斯大林的關係不好。由於他總是讓人感到自己比別人「強」,實際上他在領導層就從來沒有親近的擁護者。甚至後來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暫的聯盟也是在毫無原則的反斯大林的基礎上「拼湊而成」的。但是應當直率地說,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這個「傑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1926年被開除出政治局以後公開地這樣說斯大林。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3月發病以後,斯大林在內心就認為自己完全有義務不容許托洛茨基進入黨的領導機關。由於托洛茨基在他的擁護者所挑起的爭論中遭到了失敗,不管代表大會會就列寧的《信》作出什麼樣的決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顯地減少了。斯大林確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黨的領導權,革命成果就會受到致命的威脅,後來他在小範圍內不止一次地講過這一點(也許是為自己辯解)。    
    托洛茨基不僅對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機敏的才智估計不足,而且又以自己無休止的攻擊、爭論、論戰文章無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為斯大林在這種條件下已經成了列寧遺產的捍衛者和黨的統一的維護者。托洛茨基越是頻繁地「衝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厲害。這裡問題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於當時形成了一種輿論,認為托洛茨基在攻擊黨的路線。實質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幫助斯大林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黨員們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沒有向右或向左「搖擺過」,而是表現了「靈活性」(有時使用了巧妙的計謀),在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依靠了自己後來的對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4年1月對於全世界勞動人民、全體蘇維埃人來說,將永遠是哀痛之極而令人心碎的月份。1月19日,加裡寧還向政治局報告說,負責治療和照料列寧健康的醫生們表現了一定的樂觀情緒,認為列寧有可能逐漸恢復政治活動。他能走動了,能聽人念材料了,顯露了一線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滅了……    
    在一個處於半破壞狀態的國家,誰需要一個爭論不休的領導呢?1924年1月中召開的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這種離奇事。這次會議討論了當前的經濟政策問題,並對托洛茨基反對派作了政治上的評價。    
    1月19日和20日,克魯普斯卡婭逐漸地、「一點一點地」把黨代表會議的材料念給列寧聽。後來,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回憶說,星期六她念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開始激動起來;她對他說,這些決議是一致通過的。關於反對派問題的討論進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後來的盟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會議上要求把托洛茨基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也許列寧認為,這個事實是分裂的前兆,一個人力量加強的開端。不難想像,列寧在好幾個月時間裡,雖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卻不能積極參與黨內事務,他是多麼地難過啊!什麼都看見了,聽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無能為力……強勁的思維能力被無聲地禁錮起來……完全可以猜測到這位天才的精神悲劇的深刻性。列寧明白,他的關於黨的領導機關中派別鬥爭可能尖銳化的推測已經成為嚴酷的現實。    
    21日白天,列寧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    
    從列寧3月發病之日起就幫助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照料生病的伊裡奇的縫紉廠女工葉夫多基婭·斯米爾諾娃回憶道:    
    「早晨,像往常一樣,我給他端去咖啡,他親切地點了點頭就從桌旁走過去了,他沒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裡躺下了。我守著熱咖啡等到4點鐘,總是想,他會醒來把咖啡喝掉的。實際上他已經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幾瓶熱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經不需要了……」    
    傍晚,18點50分,列寧去世了。病理解剖檢查證實了醫生們的診斷,即主要是過度的腦力勞動所引起的嚴重的腦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腦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於某種不明的原因沒有來參加葬禮,儘管他有足夠的時間。1月22日他從梯弗裡斯火車站通過電報給《真理報》發來了一篇短文,其中說道:    
    伊裡奇不在了。黨成了孤兒。工人階級成了孤兒。導師和領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這樣的感情。    
    我們如何前進?我們找得到路嗎?我們不會迷失方向嗎?……    
    我們現在由於無比的悲痛而心碎,因為我們大家由於歷史的偉大恩賜生而成為列寧的同時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過,向他學習過……    
    我們如何前進?——手拿列寧主義的信號燈……紗□矠    
    如果懷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誠,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寧。    
    22日夜裡召開了中央委員會緊急全會,而1月27日,裝有伊裡奇遺體的靈柩被安放在紅場的陵墓中。1月26日開幕的全蘇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幾項永遠紀念列寧的重要決定。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追悼會在掛著黑紗的大劇院舉行。    
    傍晚6點20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伊·加裡寧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們、俄共中央委員們在主席團席位上就座。根據我們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紹的情況,彷彿在追悼會上只有斯大林一個人發表「誓詞」。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首先講話的是加裡寧,接著講話的是克魯普斯卡婭、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直接問在場的人:「……我們是不是能夠把我們的國家進一步引向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心目中所想像(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的那個樂土呢?我們是不是能夠充分發揮集體智慧的力量和集體組織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強強地完成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教導我們的一切呢?」講話的還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蘇列夫、克拉尤什金、謝爾蓋耶夫、納裡曼諾夫、茲韋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講話中談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思想:「他從來不害怕孤立。我們知道,在人類歷史上幾次偉大的轉變關頭,這位肩負著領導人類大眾使命的領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圍不僅沒有軍隊,而且沒有一批志同道合者……從來沒有遺棄過他的惟一東西就是對真正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的信念。」紘紛矠在會上發言的還有奧登堡、伏羅希洛夫、斯莫羅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個講話,在季諾維也夫之後。    
    斯大林是用一種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講話的(像通常一樣,講稿他自己起草,然後經政治局委員們傳閱)。「教義問答式的」思維方式在這裡也表現出來了。講話內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開。他號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勞動王國」。但是,在他的講話中也有某種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終都具有的東西:頌揚力量、敢於犧牲——「我們一定不遺餘力」,「打退了無數次的攻擊」,「我國的力量」,「我們的力量就在這裡」,「我們一定奮不顧身」紘紜矠。斯大林代表黨宣誓要維護黨員稱號和黨的統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鞏固工農聯盟,要鞏固各兄弟共和國的聯盟,要忠實於國際主義。講話中既沒有提到民權制度,沒有提到社會主義民主,也沒有提到自由。可能它們屬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範疇?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只有暴力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這些「細節」。    
    歷史上新的一章開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則推選加米涅夫擔任。斯大林仍然留任總書記,等待黨的「十三大」作出決定;根據已經去世的列寧的意願,「十三大」應該宣讀他《給代表大會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會是否確實知道這封《信》呢?不同的證明材料有不同的說法。    
    


第一部第二章 悲劇由來已久(1)

    有一些事件到適當的時候仍然不為歷史所注意,儘管它們應該受到極大的重視。這尤其關係到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的命運。我已經說過,這封信非常可能是寫給黨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於一系列原因,信並沒有向代表們轉達。馬可·奧勒留寫道:「我認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飛行的;思想即使謹慎從事,反覆作一些考慮,仍能直接射向目標。」列寧在他的《信》中敘述的思想雖然碰到不少障礙,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標」。在具體的歷史關頭,由於存在阻力,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預期的作用,但是對於未來,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們仍將是有先見之明的警告,並說明:實現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純潔。    
    打印成幾份並放在幾個信封裡的1922年12月24至25日的列寧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補充,克魯普斯卡婭根據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意願於1924年5月18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前五天,交給了黨中央委員會。在記錄了這些無比珍貴的文獻移交手續的專門記錄中,克魯普斯卡婭親手寫道:    
    「茲移交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患病期間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記,共13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札記未計算在內(目前在瑪麗亞·伊裡尼奇娜處)。    
    「這些札記中有些業已發表(關於工農檢查院,評蘇漢諾夫)。在未發表的札記中有1922年12月24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記,其中有對某些中央委員個人的評價。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堅決希望在他去世以後把他的這一札記通告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娜·克魯普斯卡婭。」紘紝矠    
    在代表大會前夕召開的全會聽取列寧文件接收委員會的報告後通過以下決定:「按照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意願,把宣讀過的文件交代表大會向各代表團分別宣讀,規定這些文件不得複製,而由伊裡奇文件接收委員會委員負責向各代表團宣讀。」紘紞矠    
    這是沒有列寧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是季諾維也夫作的。他一開始就格外激動,他說:「……在今天的《真理報》上,我們親愛的工人詩人之一對於黨正在召開代表大會的這個時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繪:    
              顯然,人們心裡    
    	          非常難過,    
    	          眼窩深處    
    	          呈現出哀傷。    
    	          因為代表中央……    
    	          作政治報告的……    
    	          不是……不是列寧……    
    「我們現在必須在沒有列寧、沒有燈塔、沒有地球上最天才的頭腦的情況下解決關係到我們黨的命運的一些極其重大的問題……」紘紟矠    
    季諾維也夫的長篇報告談了一連串問題:一年的總結,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時間因素,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工作,爭論的總結,民族問題、國際形勢和俄共(布)在共產國際的工作,新經濟政策的成果,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報告中有一節專門談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為僅僅是城市的政黨」,談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無論季諾維也夫的報告,還是斯大林的組織報告,實際上都沒有涉及列寧在他最後一批書信中提出的那些問題。這樣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寧的戰友們的智力水平(雖然這種水平總的說來也是高的),我再說一遍,無法使他們能像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那樣用深遠的眼光去看未來。要知道,列寧不是單純地——像我們通常所說的那樣——闡述在工業化、集體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會主義的計劃」。這裡也表現了斯大林思維方式的公式主義,即習慣於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簡化,直到誰都認不出來。列寧的「遺囑」是他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其中心是人,還有一些探討如何保證民權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義的問題。實質上,列寧是在尋找道路:怎樣避免工人、勞動者同他們的權力異化?怎樣戰勝正在產生的官僚制度?怎樣使機關成為民主的、靈活的機關,怎樣提高社會監督的作用?怎樣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實?所有這些問題就是列寧的打算——「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變動」的主要之點。    
    非常遺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願意(也許是)不能夠充分理解列寧的天才意圖。黨的「十三大」審議了日常生活的許多重要問題,解決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務。列寧遺囑中發展民權制度這個中心思想沒有成為代表大會的主要思想。這恐怕就是後來發生各種災禍的主要根源。    
    擴大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這一面即革新領導機關的問題,廣泛吸收群眾參加解決國家問題的任務,事實上沒有提出來。斯大林只是觸及到了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問題。但是我們記得,列寧談到要依靠工人和農民來擴大中央委員會。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是擴大了,儘管入選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絕大多數是職業革命家。新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工人和農民的人數很少,應當承認,這是很不一樣的。    
    季諾維也夫的政治報告對列寧異常關心的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作了獨特的,確切些說,是片面的闡述。報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廠工程師即一位專家所發表的見解。這位工程師說,僅僅給人們提供生活必需品還不夠,必須給人們以「人權」。工程師說:只要我們沒有這種權,我們就會處於消極狀態。只要不承認「人是國家最高價值」,人們的社會積極性和勞動積極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認,這些見解是有見地的。誠然,除了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這位專家也發表了不少錯誤意見。季諾維也夫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情緒作了如下的反應:「……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多費口舌。非常清楚,他們(指專家們。——本書作者注)在我們共和國看不到這種權利,就像沒有鏡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樣。這是無可爭辯的。」紘紡矠持這種看法的不僅有季諾維也夫,而且還有許多中央委員,他們都沒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構想。這種構想的中心應該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義問題。這種無知也埋下了後來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說,革命以後才過了六年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根本頂不住國內外敵人的壓力,但是忘記列寧那麼關心的民主原則、民權制度,或遲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寧的《信》在代表大會上並未佔有它應該佔有的地位。各個代表團由專門挑選的人向他們介紹了這封《信》的內容。加米涅夫特別活躍,從這個代表團轉到那個代表團。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在「念」完以後,就提出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由列寧文件接收委員會的同志們)的建議:提請斯大林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考慮列寧的批評意見。一切就到此結束。實際上,「由於」採取這種方式傳達列寧的《信》,對《信》的意義事實上就估計不足。於是,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就沒有成為確立黨內生活民主準則的基礎,在黨的最高領導集團中作出組織變動並推選新人擔任總書記職務的基礎。這裡必須考慮到,從寫這封《信》的時候起,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這段時間裡,斯大林領導了同托洛茨基的鬥爭,後者在列寧逝世前不久就曾對黨的方針,對新經濟政策進行過瘋狂的攻擊。斯大林堅決頂住了這些攻擊,實際上也保護了他自己。他受到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一切不可能不影響到代表們對斯大林的態度。許多人可能是這樣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於承認托洛茨基正確……    
    代表大會的許多代表搞不清現實政治中錯綜複雜的情況,常常把形式當作內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難忘的言論長時間享有聲望並不是偶然的。在向各個代表團宣讀這封《信》時,人們並沒有懷疑:為什麼這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沒有直接拿到代表大會上討論?為什麼要採取這種私下處理的方式?為什麼公然不讓列寧的建議家喻戶曉?這一切不僅是進行了一定的「說服」和壓制的結果,而首先是許多代表政治素養不高的結果。後來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僅大多數居民,而且大多數黨員在一定階段的政治素養不高。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現在,他們通過革命拋棄了天上的神靈以後,卻採取步驟去創造地上的神靈。他們也不知道,天上的神靈是一個象徵,它主要要求象徵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靈不會滿足於這一點,他要求提供駭人聽聞的供物。唉,像列寧這樣有先見之明的人太罕見了,在歷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並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養都不高呀!難道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爾任斯基、加裡寧、魯祖塔克、索柯裡尼柯夫、伏龍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都不懂得必須極其認真地分析領袖的「遺囑」?我想他們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統一」口號淹沒了理智和良心發出的呼聲。甚至可以說,對理智和良心佔上風的時機也沒有加以利用。這種情況後來曾不止一次地出現。例如,為了抬高新領袖的地位,不僅一再削減、閹割現實的民主,把黨變成權力機器,而且在看到人們要公開地、當眾地抗議一個人篡奪權力的時候壓制他們當中許多人本著良心發出的呼聲。大家都知道,這對於具體的人來說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但是問題在於,要能利用這種良心佔上風的時機,就要敢於想問題……不過逆來順受的心理通常總是更強烈。自由在人們的意識中常常處於像「灰姑娘」那樣受歧視的地位。    
    當斯大林知道了列寧那封《信》以後,他曾聲明要辭職。如果他的辭職被接受,可能許多事情就是另一個樣子了。這是正確的做法。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處在他的地位上都只應該這樣行事。但是,這次辭職並不堅決。順便指出,在20年代,斯大林曾經兩次聲明他要辭職。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他的態度就更加堅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遭到了失敗,代表大會作了組織處理。在大會以後的第一次全會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請求:    
    「我想,直到最近為止,客觀條件使得黨必須有我這樣一個比較厲害的、對反對派來說是一種剋星的人擔任這個職務。現在反對派不僅被粉碎了,而且被開除出黨了。同時,我們有列寧的指示,我認為,這個指示必須貫徹執行。因此,我請求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同志們,我請你們相信,這樣做只會對黨有好處。」但是,這個時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經提高了,他在黨內成了為統一而鬥爭、毫不妥協地反對各種派別活動分子的人的化身。辭職要求再次被否決。但是,看來斯大林對這一點已經確有把握,要求辭職暗中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劇由來已久(2)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採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寧堅持要把斯大林調離總書記職位的建議沒有實現。從他們同列寧關係親密的角度看,也許這是他們政治生涯中最不體面的一頁了。他們說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頭聲明,共同制定了一條方針:建議斯大林考慮到已故領袖的願望和批評意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親自在各個大代表團中做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宣佈不同意列寧的想法。最好讓他們知道,他們辯護的人正是自己後來的掘墓人!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並對革命運動和黨有功,他們在這個階段認為,主要的事情是不讓托洛茨基擔任最重要的角色。他們自己也指望擔任這種角色。他們首先關心的不是革命的命運、列寧「遺囑」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樣古老的絕對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個人利益、個人野心、個人虛榮心。他們兩人像托洛茨基一樣對斯大林估計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在20年代初在一個小範圍內說過:「斯大林是一個好的執行者,但是始終必須並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沒有這種自我控制的能力。」看來,季諾維也夫,而同他一起的還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時將始終只是書記處的領導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將是另一個人——當然是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懂得這組「二重唱」的意圖,並且到適當時候就裝出這種「安排」使他感到滿意的樣子。要知道,他力爭讓季諾維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問題即政治問題作報告,這不是偶然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擔心托洛茨基,而不認為斯大林是危險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會上表現消極,好像完全是在等著請他出台……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核心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在過了幾十年以後,可以說,阻礙實現列寧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當然,還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為)。正是這兩個政治家只顧眼前的個人利益,事實上違背了領袖最後一次表達的意志。他們在1917年反對過他,而在他不在的時候也反對他。要知道,季諾維也夫喜歡在公開場合洋洋自得地說,在革命以前整整10年的時間裡(從1907年至1917年)他一直是列寧的最親近的學生!還說什麼誰也沒有像他季諾維也夫那樣在齊美爾瓦爾德和昆塔爾支持過列寧!加米涅夫個人同烏裡揚諾夫一家很親近,他也不隱諱這一點。無論如何,這兩個政治上的孿生兄弟確信自己在列寧身後會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們同斯大林一起作出決定,不把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公開出來。雖然在黨的「十五大」(1927年12月)上這個文件根據奧爾忠尼啟則的建議在情況通報上發表了,但是廣大黨員和人民看不到這個文件。    
    在處理這封《信》時表現出來的反民主作風被斯大林學到手了,後來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課堂上、「班上」教他的東西。他們想把過去的事情留給過去。但這並不是經常都能做到的。過去可能進行報復。這兩人自己不知道,他們已經播下了過去同將來的衝突的種子。在流血的收穫期到來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連腦袋都丟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們制服了托洛茨基,對他們就失去任何興趣了,而十幾年以後,他冷靜地批准了把他們處死。不難想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後來有多少次絕望地回想起過去,回想起他們由於輕視列寧的《信》,自己把一個獨裁者、後來殺害了他們自己的劊子手推上台。誠然,當斯大林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決裂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堅持原則」了。既然事關個人地位,這對政治上的孿生兄弟也就忘記了不久前為斯大林辯護的事,開始出來反對他。如我們所知,1925年12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新反對派」的領袖之一向代表們說了一些正確的話,不過為時已晚,他說:「……我確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爾什維克司令部團結起來的作用……」但是,大會代表們只把這一聲明視為派別活動分子的又一次進攻。這兩位政治家想要改變以前他們違背列寧的意願而把斯大林保留在總書記職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經辦不到了。而且別的人誰也辦不到。普盧塔克談起馬其頓王時曾發出感歎:如果我們認為亞歷山大獲得政權是命運的賜予,那就錯了。我們也可以發出同樣的感歎。有人幫助斯大林掌握權力。首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違背了列寧的意志。    
    在這種條件下,在過去的爭論中遭到了慘敗的托洛茨基企圖「保住面子」,暫時採取了有彈性的立場。他在「十三大」的發言被季諾維也夫稱為「議會式的」發言而不是「代表大會式的」發言。在他看來,托洛茨基不是在對代表而是在對黨說話,並且企圖「說完全不是他心裡想的話」。的確,托洛茨基的發言非同尋常。發言的基本內容是反對黨的機關的官僚化。為了能說服人,他援引了列寧、布哈林的話,以一個革新者、一個維護黨的革命傳統的戰士的姿態向中央的領導發起進攻。托洛茨基斷言:「群眾思考問題比黨慢。」為了保持黨的「迅速而正確地思考問題」的能力,必須祛除像黨的機關的官僚制度這樣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頭對準官僚主義,原來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說,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別活動。可見,官僚制度證明對黨的司令部發動思想進攻和政治進攻是對的。換句話說,他強加於黨的爭論原來是對中央、省委、黨的各級梯隊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種回答。這種見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內核。但是托洛茨基關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黨。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戰士的外衣作為在口頭上粉飾自己的手段,以便為他對中央方針的攻擊進行辯護。雖然在黨內人們沒有忘記,正是他曾經是必然產生官僚主義畸形現象的「兵營共產主義」方法的倡導者之一。    
    可以說,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發展列寧的民主化思想的事業中就已經踏步不前了。這就埋下了後來許多悲劇的根源。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沒有執行列寧最後一次表達的關於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的意志。中央委員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徹底性,對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讓步,使黨後來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說句公道話,可能許多中央委員是這樣理解的:如果撤換斯大林,無意中會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確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10月(1923年)挑釁使自己名聲掃地的話,說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但是,選擇托洛茨基不會使列寧的多數戰友滿意,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幫助」才保住了他的總書記的職位。    
    列寧只是奠定了國家和黨的建設的民主基礎,但是他沒有來得及加以發展。我們只舉民主的一個方面為例:領導工作人員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職務,但是用黨章規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麼後來那種個人迷信的反常現象還是可以避免的。維多利亞女王、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在位幾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擔任黨和國家的首腦,事實上沒受到任何東西和任何人的限制,這就不可能不導致變形。不可能!在列寧向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議《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中,我們看到了他的一個想法:必須革新黨的領導機關,劃分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的職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沒有得到照料,逐漸被教條主義、官僚制度、機械的行政管理辦法的更加茁壯的嫩芽完全悶死了。後來出現對「偉大領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奪黨的權力的外部徵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鬥爭時,打出的口號是集體同他那種波拿巴式的作風即獨裁作風、同他那種一人獨佔領袖地位和滿足特大野心的奢望進行鬥爭。托洛茨基繼續利用他在國內戰爭年代撈取的政治資本,而沒有覺察到這點「資本」正在急劇減少,斯大林在批評托洛茨基妄想在領導機關中起特殊作用時,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種更為進步更為民主的選擇方案——「集體領導」。誠然,這種領導逐漸朝著有利於總書記本身的方向變化。斯大林已經為自己擬定了逐漸改變黨的領導核心的計劃。他應該從領導機關中加以清除的第一個人當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變的發展。因此,「十三大」以後,政治局成員事實上沒有變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個席位。新參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個人就是在黨內迅速贏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寧對布哈林的評價——「全黨喜歡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選進了黨的最高機關,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有捷爾任斯基、索柯裡尼柯夫、伏龍芝。而書記處卻以新的面貌出現:總書記是斯大林,第二書記是莫洛托夫,書記是卡岡諾維奇。中央委員會新組成的領導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許斯大林已經度過了黨內陞遷的最困難的時刻。他不僅沒有像列寧堅決要求的那樣被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而且還成功地鞏固了自己在黨的領導機關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劇由來已久(3)

    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整整幾十年從黨的視野中消失了。它沒有在《列寧文集》中發表,雖然斯大林本人答應過要做到這一點。誠然,在20年代中期,這封《信》由於黨內鬥爭曾幾次「露面」。它甚至發表在黨的「十五大」的通報第30號上(印數1萬多份),上面註明:「只供聯共(布)黨員閱讀」,發至黨的省委、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共產黨黨團。信的部分內容曾發表在1927年11月2日《真理報》上。因此不能說黨完全不知道這個文件。但是,由於沒有立即執行列寧的意志,以後要做到這一點就更困難了,這首先是因為最初斯大林還企圖改變自己的所作所為,哪怕只是做給別人看。而主要的是在黨的心目中他領導了中央的多數去同反對派分子進行鬥爭。雖然反對派常常只是表現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但是,經過斯大林的努力,「反對派」和「派別」這些詞都成了敵對態度的象徵。    
    大家知道,黨,後來幾代共產黨員,只是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才知道列寧的「遺囑」。這種「機密」是危險的,它們像銹蝕一樣銷蝕民主原則,無意間使人誤以為真理可以禁錮起來。順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1923年問世的小冊子《俄共「十二大」總結》中寫道:有些人想靠列寧晚年的信「撈取資本」,說什麼「這裡有某種機密」,使得人們不能發表紘綷矠。    
    真理越是隱瞞起來,不見光明,如歷史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就越有可能被人濫用。歸根到底,這種種掩蓋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產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卻會給社會意識、政治素質和精神價值造成巨大的損害。《信》的經歷再次提醒人們,謊言向來是人編造出來的,製造出來的,捏造出來的,而真理不必「製造」。它只須發現、找到、闡明、捍衛。具體說來,真理和謊言的對立之一就在於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許多光明;謊言總是尋找暗處、隱蔽處和「隱密處」。而斯大林酷愛搞「機密」。多不勝數的「機密」類字樣很快都上了各種「公文」、公文夾和一般文件。當然,國家機密和黨的機密過去一直有,看來將來也會有。但是,把一般來往書信、報告、電報、普通資料變成某種機密,就會造成一種特殊的幕障,為某些人把現實生活掩蓋起來。誰也沒有仔細想過,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過分保密的做法竟為一些人出賣靈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機密」的中心,他有時間對源源不斷的消息作出個人反應。    
    在並非沒有托洛茨基參與的情況下,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發表。最初在美國,他以前的擁護者馬·伊斯門發表了文件的正文,並加上了詳細的反蘇性質的註釋。後來30年代在法國,俄裔法國公民、《人道報》的撰稿人波·蘇瓦林再次發表了這個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設法引起人們對《信》的注意,他從信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們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實際上把列寧的這個文件解釋成只有一個意思:列寧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並且建議代表們推選他托洛茨基這個最能幹、最精明的人當黨的領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經常地重複這個論點,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這麼回事。    
    「遺囑」所包含的列寧的思想為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實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廣闊的餘地。當時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參加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提高工會、蘇維埃、群眾團體、人民監察機關的作用,實行領導人向勞動人民報告工作的制度,雖然那時還沒有具體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測驗、領導人必須報告工作的問題,沒有提出黨的幹部要嚴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藝學」的其他方面等問題。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質在於民主、人道主義、自由和公正的統一。    
    對列寧主張的實行廣泛民主的根本立場的逐漸背離,不可能不在蘇維埃國家生活的一切領域有所反映。後來發生的一切變形、個人迷信反常現象和對權力的濫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這裡。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電荷如此不可戰勝,以致一切教條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濾波器和絕緣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滅。我們必須永遠牢記這一點,懂得這一點。這完全不是為了說明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不是永恆的。現在和未來都會逝去。看來只有過去才是永恆的。而過去常常給未來發指示。今天,未來是這樣的,一方面,只要我們還沒有解決亟需瞭解以前的情況這個問題,我們就難於實現我們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須看到,過去教導人們要有維護真理的勇氣和能力。只要真正憑良心行事,總是會有成功的希望的。    
    必須正確地指出,當時正在建立的社會的政治制度異常重視用革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樹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來個性的某種模式,成了一種流行的風尚。早在20年代,儘管官僚主義傾向已開始加劇,如何從意識形態方面改造社會的問題仍然擺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簡樸,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隨時準備響應社會的各種口號,深惡痛絕市儈習氣、發財貪慾,跟惟利是圖完全異趣的高尚情操——這一切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徵證明:官僚主義並沒有扼殺掉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身上的優秀品質。人們有著堅強的信仰。    
    列寧的原則在官僚主義積澱和教條主義框框的壓制下並沒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雖然不時遭到閹割,使人不能看見全貌,但是在為選擇創造新事物的途徑和方法的鬥爭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儘管這個過程充滿了各種矛盾,富有戲劇性,但是國內存在著決心捍衛列寧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初階段的戰略和策略的力量。    
    黑格爾認為,命運作為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著一切。神學家們補充說,這是某種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個人的未來,引導每個人沿著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盡頭。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沒有離開黨的指揮橋樓轉入某個人民委員部,而是違背他永遠也理解不了的黑格爾的思想,把命運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當時誰也不能預測,布爾什維克黨第一任總書記斯大林在歷史上將起什麼樣的作用。當時誰能夠說,他那不高的個頭會給整個偉大事業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陰影呢?    
    悲劇的久遠的根源,除了我們上面所說的以外,還在於當時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制度已經包藏著隱患。那位掌握著無限權力的人物,那位貫徹別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員,當時已經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長制原則管理這個制度的權力奪到手,而他面前又沒有障礙。列寧的警告未受到重視。「老近衛軍」忙於內訌而沒有承擔起充當集體領袖的歷史使命。已經贏得的自由模糊了對未來的認識。正如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在他的哲學自傳習作中所說:「俄國革命的經驗證實了我很早就有的一個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貴族性的。起義群眾對自由不感興趣,他們也不需要自由;他們無法忍受自由的重負。」紘□矠這一看法雖然值得商榷,但從下一方面來看還是正確的,這就是:無論是「群眾」還是「老近衛軍」,都不可能而且也不會像列寧所教導的那樣支配已經爭得的自由。未來像往常一樣籠罩著一片煙霧……    
    過去那不可逆轉的過程和秘密尚且是個謎,而未來會造成什麼結果就更難意料了。    
    


第一部第三章 選擇與鬥爭

    社會誕生的痛苦過程還在繼續。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許多人的命運和各種情況、衝突交織在一起。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之後,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復得。在列寧逝世前,他對功名大概沒有認真想過,但列寧逝世後……很難有把握地說,他當時就已相信能夠實現看來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內心世界在很多時候常常是個謎。    
    1793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在行刑前一分鐘(也許更少),路易·卡佩特問劊子手:「拉彼魯茲有消息嗎?」(拉彼魯茲的環球探險隊已經四年多杳無音信,後來查明是永遠失蹤了。)人的內心深處的確神秘莫測:再過一剎那,路易十六就不復存在於人世了,但他關心的不是自己的命運,卻是拉彼魯茲……誰也沒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斷頭台,但是誰也不知道他今後的計劃。他當時有這些計劃嗎?    
    斯大林的圖書館是1920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宮中小小的住宅裡慢慢建立起來的,藏書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盧森堡、列寧、空想社會主義者等的著作集;托爾斯泰、迦爾洵、契訶夫、高爾基、烏斯賓斯基等人的書;還有賓什托克、宗捷爾、霍布森、肯沃爾季、坦希列維奇等人的現在鮮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許多書並不只是這個簡樸住處的擺設。書裡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鉛筆作的標記和劃的著重線。    
    在拿破侖的《我的思想》中,在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話的頁邊上畫著一道粗線:「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堅信自己是個非凡的人,我對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是幻想的偉大事業充滿信心。」1斯大林在違背列寧的意志而保住自己的總書記位置時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洛迪」呢?也許,對於斯大林的政治野心來說,這的確是高潮時刻:45歲的總書記感到,在列寧逝世之後,他絕不比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裡的同伴們差。    
    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在他偶爾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別墅休息時想得愈來愈多了。20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幾百座「失勢的人們」拋棄的莊園、住宅、別墅。他們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國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內戰中死了;還有一些人,他們的這些「資產階級奢侈」的標誌物乾脆被沒收了。這些房子中有許多用作了醫院、孤兒院、倉庫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國家機關的療養院。離烏索沃車站不遠約有幾十座別墅。其中一座從前屬於石油企業主祖巴洛夫的別墅分給了斯大林。伏羅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揚也住在這裡,稍晚一些時候住在這裡的還有加馬爾尼克以及黨、政、軍的其他領導人。    
    1921年斯大林家裡生下了兒子瓦西裡,幾年之後斯維特蘭娜出世。後來,前妻的兒子雅可夫也來這裡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達·謝爾蓋耶芙娜——據我們所記,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輕22歲——以年輕主婦的獻身精神和熱忱操持起簡樸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參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雜誌編輯部、繼而在人民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後來到工業大學學習)以前,一家人僅靠斯大林的工資,生活過得非常節省。有一次吃飯時斯大林突然對妻子說:「我從來不愛錢,因為通常我總是沒有錢。」在翻閱斯大林的檔案材料時,曾有趣地讀到斯大林給斯塔索娃寫的證明他收到黨的會計處從他下月「薪金項下」預支25、60、75盧布的收據。這個人曾親身體驗到缺錢的滋味。    
    隨後家裡漸漸僱用了保姆和管家。當時既沒有人數眾多的警衛,也沒有管理員、通信員以及幾十個其他公職人員。這些人員是後來才有的。領袖們自己稱他們為「服務員」,以區別於「僕人」這一資產階級的稱呼。    
    在革命後的頭幾年,斯大林像所有黨的領導人一樣,根據家庭開支和黨內規定,生活過得很簡單樸素。早在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就起草了一份專門文件並分發給各級黨的委員會,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1920年9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規定,不許動用國家資金改善個人住宅、裝修別墅、給負責人員發放獎金和實物。規定要求,要極其嚴格地監督黨員的思想狀況,「專家」和負責人員同基本勞動群眾的工資差別不能太大。通報說,無視這項條例,「就是破壞民主,就是瓦解黨和降低共產黨員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寧制定的條例:「黨員負責工作人員沒有權利領取個人特殊薪金、獎金以及額外的報酬。」2列寧生前甚至有一個不公開的傳統:中央委員把自己的稿酬上交黨的會計處。    
    那時,黨的領導人沒有任何貴重物品,甚至談論這類東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黨情調的標誌。長期以來,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著禁慾主義。在他死後,除幾套制服、幾雙鞝底的氈靴和一件打著補丁的農民皮襖外,實際上沒有私人物品。他不愛物品,愛權力,只愛權力!    
    有時星期天,如果情況允許,大家就一起聚會,常常是在斯大林家裡。到這裡來的有布哈林夫婦、奧爾忠尼啟則、葉努基澤、米高揚、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布瓊尼,他們常常帶著妻子和孩子。在布瓊尼的手風琴伴奏下,大家唱著俄羅斯民歌和烏克蘭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從來沒有來過斯大林的別墅。    
    飯桌上大家長時間談論著國內形勢、黨內狀況、當前的國內國際事務。常來這裡的還有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盧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盧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幾句有關「當年」的話(他是建黨時期入黨的,常以此而自豪)。時常發生一些爭論,有時爭得很激烈。大家都以「你」相稱。斯大林也是平等的一員。沒有絲毫下級必須對上級畢恭畢敬的跡象,更沒有阿諛奉承的現象。    
    這些相聚的人們,在不到10年以前還是被社會所遺棄的人,現在卻由於歷史形勢的支配成了一個剛剛醫好戰爭創傷、平息了內亂和暴動的大國的領導人。這裡討論的許多問題,隨後常常提交給政治局。例如,有一次吃飯時莫洛托夫引用了一份有趣的材料:俄國有多少糧食用於私人釀酒,國庫因此而損失多少錢。幾天以後,1923年11月27日,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莫洛托夫的報告後作出決定:    
    責成書記處建立一個反對私人釀酒,反對使用可卡因,反對酗酒及賭博(包括羅托)的常設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主席——斯米多維奇同志,副主席——什維爾尼克同志,委員——別洛博羅多夫同志、丹尼洛夫同志、多加多夫同志、弗拉基米羅夫同志。    
    中央委員會書記 斯大林3    
    也是在這種小範圍內討論列寧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時,決定採取一些措施來改善對黨的領導人的醫療服務。在1924年1月31日的中央全會上,伏羅希洛夫報告了「關於保護黨的領導人的健康」問題。全會經過討論後作出決定:    
    「請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討論保護黨的領導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並就必須挑選專門同志負責監督黨的領導人的健康狀況和工作條件作出決定。」4    
    我想,如果列寧在世,就會以另一種更廣泛的方式,以關心全體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領導人健康的方式來提出問題。一切都是從這種「小事」開始的。過去信奉平均主義原則的「黨的領導人」的這種上流人物的思維方式,導致產生各種特權現象:各種補貼(「紅包」)、領導人坐的專列、南方別墅、眾多的「服務員」。一切都漸漸開始了……    
    對於如何「實行社會主義」經常進行爭論。列寧勾勒的向遙遠的未來前進的虛線,好像一條拋射線,消失在某處煙霧中。前進的矢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樣走,建設新社會的速度、方法、方式應是什麼樣,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後,斯大林在黃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著明天。在他的腦子裡,不僅對未來的責任和擔心逐漸成熟,同時虛榮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強。也許這個鬥爭的不確定的時期就是他的「洛迪」?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1)

    力量和智慧和諧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遺憾,這種現象極少,未來往往屬於強者,而不一定屬於智者。通常總有一種因素在某段歷史道路上佔據上風。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種現象,它總是與其他現象同時並存。在這種歷史的選擇關頭,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種各樣。斯大林不瞭解也沒讀過古代思想家們的著作。蘇格拉底好像表述過這樣一個思想:「哲學家應該成為統治者,統治者應該成為哲學家。」這個思想不僅僅對他那個時代來說是現實的。力量永遠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沒有智慧(雖然我們長期以來把他的計謀、手腕、詭詐誤認為是智慧)。這在他選擇實現偉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時起了悲劇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群眾力量獲得了解放。如何引導它去實現目的、理想,達到連列寧都感到很近的頂峰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黨的刊物上充滿了老的和新的理論家的文章,他們提出各種建議,說明應如何繼續前進。當時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個正確的口號,事業就會前進。    
    我要提一件事:1924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寫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訓》。他在該文中再次企圖貶低其他革命領袖的作用,以便「從理論上」論證他追求領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爾什維克》雜誌(1924年第14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中從「年鑒編纂者」的立場轉到了有偏見的檢查官的立場。他證明說,在革命過程中,「中央委員會在它贊同托洛茨基的意見時往往是正確的,而列寧在他不贊同托洛茨基的意見時往往是錯誤的……」托洛茨基寫道,在革命中常常會出現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將不會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說,他托洛茨基善於抓住「洪峰」……革命「實現了」,因為不管大部分「老布爾什維克」是否願意,領導了革命的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就是前孟什維克對歷史的解釋。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國革命的命運主要取決於「歐洲各國將要如何連續不斷地發生革命……」5他在自己的《不斷革命》一書中說得更肯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範圍內完成,「在一國範圍內維持無產階級革命只能是一種暫時狀態——儘管像蘇聯的經驗所表明的是一種長時期的暫時狀態」。6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從實質上說,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將會接二連三地在世界各國發生,紅軍應該幫助其他國家完成這一偉大變革。這是明顯的「左傾」觀點,但是,這當然不是「犯罪」,就像後來所認定的那樣。撇開別的不說,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斯大林卻總是與此格格不入。    
    關於「不斷革命」論問題,托洛茨基寫道:「不言而喻,俄國不可能單獨達到社會主義。但是,它開創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紀元,會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發展,並因此借助先進國家的幫助達到社會主義。」這就是托洛茨基1917年前的看法。革命後他部分地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托洛茨基在想像中同斯大林辯論時,用這樣的對話形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斯大林:那麼,你否認我們的革命能夠導致社會主義?    
    托洛茨基:我仍舊認為,我們的革命如果具有國際性……那就能夠而且必定導致社會主義。    
    接著他解釋這些理論分歧的原因:「我們理論上的矛盾的秘密在於,您長期落後於歷史進程,而現在企圖超越它。順便說一下,這也是您在經濟上的錯誤的秘密。」    
    托洛茨基認為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同「不斷革命」論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寫道,只有靠犧牲農民經濟成分的超級工業化才能為國家創造工業基礎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    
    斯大林對經濟學的瞭解十分膚淺,但是他看到了國家正處於非常艱難的狀況。持續了近10年的黨內爭論時期不僅是為確定民主社會的水平和性質而鬥爭、而且是為尋求發展經濟的途徑而鬥爭的時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銳的經濟眼光,他就會從列寧最後幾篇文章中看到社會主義概念的輪廓,這就是必須實行國家工業化和自願合作化,大力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完善社會關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中的民主因素。列寧曾預言:新經濟政策把許多這樣的問題,如城鄉結合、經濟槓桿的「解放」、自由貿易、生意人素有的進取心等等結合在一起;「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7這些話,斯大林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過。    
    最初幾年,斯大林對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斯特盧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魯德內等人的經濟觀點很感興趣,但是他很難領會經濟術語、經濟規律、經濟趨勢的錯綜複雜的實質。這個從未參加過生產、沒有聞過春天耕地的氣息、連基本的經濟政治常識也不具備的人,最後贊同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觀點。這種商品不足至今還伴隨著我們。誠然,斯大林是想在經濟學方面弄懂一點東西的。例如,在他的圖書館裡藏有奧·葉爾曼斯基的《科學組織勞動與泰羅制》一書。大家知道,列寧曾稱讚作者敘述了「泰羅制,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即敘述了泰羅制的肯定的一面,也敘述了泰羅制的否定的一面……」8斯大林也許就是因此而讀這本書的吧?    
    然而,根據他的著作、便條、意見,而主要的是根據他的實際行動,可以確信,斯大林的經濟信條極為簡單:國家應當強大,不,不是一般的強大,而是要非常強大。首先是竭盡一切可能實現工業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實現這一切的途徑、方法、手段是最廣泛地依靠無產階級專政。而斯大林只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這樣一個公式:「我們面臨的任務愈重,困難也愈多。」《布爾什維克》雜誌(1926年第9—10期)對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愈來愈重大的任務,解決這些任務會保證我們愈來愈順利地走向社會主義,但是,隨著任務的擴大,困難也將不斷增多。」這一切同後來的「階級鬥爭隨著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這一預示著不幸和災難的公式何其相似!20年代中期,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設想還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無疑已經有了,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難道這與無產階級專政相悖嗎?    
    斯大林在閱讀黨的一些著名活動家的大量發言時感到,對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所以有大量看法,不僅是由於其作者的思想立場和理論觀點各不相同,而且由於現實情況比布爾什維克原先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布哈林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正確地寫道:「……從前我們是這樣設想我們的事業的,我們先奪取政權,把一切東西幾乎都掌握在我們手中,然後就立即實行計劃經濟;至於某些小小的障礙,我們懲辦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事情將遠非如此。」9    
    的確,事情的發展「遠非如此」……斯大林在瀏覽文章、閱讀報告和情況資料時感到,在這個不確定的時期最危險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這個名字,心裡就充滿厭惡情緒,這種情緒逐漸變為憤恨。幾天前有人告訴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對自己的追隨者發表講話時說,「黨內某些新的達官顯貴」不能原諒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歷史作用。當然,托洛茨基說的「達官顯貴」指的就是斯大林。總書記還聽到托洛茨基及其擁護者針對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語。    
    雖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著良好關係,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漸加強的影響不合這兩位「二重唱者」的心意。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以後,他尤為清楚地明白了這一點。斯大林在給縣委書記訓練班作的報告中批評了加米涅夫關於存在著「黨專政」的意見。最後,斯大林在學員們的歡呼聲中說,要知道,同志們,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黨專政。公正地說:當時連布哈林也贊同「黨專政」的思想。他曾在1924年中央一月全會上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看到兩種危險:第一是來自我們機關的集中制的危險;第二是政治民主化的危險,如果民主走到極端,這種危險就會發生。而反對派只看到一種危險——官僚主義。他們看不到官僚主義危險背後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險。但這是孟什維主義。要想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維持黨專政。」拉狄克補充說:「我們是小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專政黨。」紒紛矠    
    但是斯大林批評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沒有必要去同許多人「作戰」。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順序進行,即所謂各有其時。當時政治上的兩駕馬車立即作出了反應。斯大林對加米涅夫的批評,在政治局會議上遭到指責,說他的批評是「非同志式的」,沒有準確反映出「被批評者立場的實質」。斯大林立即提出辭職,這是他當上總書記後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後一次辭職。這次辭職也被勸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諾維也夫支持下勸阻的。斯大林從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對手已更加沒有信心,他們依舊害怕托洛茨基。總書記再次確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思維「反覆無常」。單是季諾維也夫那本《列寧主義》就夠說明問題了!事實上,季諾維也夫是再次企圖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為自己同列寧的分歧披上偽裝和進行辯護。斯大林是不忘舊怨的人,他以後必定會利用這些事實的。後來,當他對托洛茨基實行驚人的打擊時,接下去就該輪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們不順從的話。而這些事實應當暫時留著,記錄在案,保存起來。下面就是記錄在文件中的這些事實:    
    應當保護我們對臨時政府和戰爭的立場,使之「既不受『革命護國主義』的腐蝕性影響,也不受列寧同志的批評」;    
    「至於列寧同志的總綱,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的出發點是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並規定立即將這一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的(四月)提綱隻字未提和平。因為列寧的建議——「向廣大群眾說明資本同帝國主義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根本沒有說明任何問題……紒紜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2)

    斯大林那時就已下定決心:一俟解決了托洛茨基這個潛在的競爭者,就收拾這些「無原則的空談家」。季諾維也夫的武斷有時甚至使斯大林這個把自己的粗暴變為優點的人也感到厭惡。在1924年1月14日中央全會的一次晚間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就《爭論專頁》發言時,對許多中央委員和參加爭論的其他布爾什維克作了隨意的評價,儼如一個騎兵連長評價自己的部下一樣。季諾維也夫自信地說:「皮達可夫是個布爾什維克,但他的布爾什維主義還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幾小時前,在談到皮達可夫對經濟問題決議提出的修正案時,季諾維也夫還斷然聲明:「這不是一個修正案,而是一個綱領,它與好綱領的區別就在於,這是一個糟糕的綱領。僅此而已。」談到薩普龍諾夫,季諾維也夫稱他是「富有鄉土氣的人。他兩腳站在地上,什麼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寧主義」。奧新斯基則是「與布爾什維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有更多知識分子傾向的代表」。季諾維也夫甚至也沒有忘記踢上托洛茨基一腳(這顯然使斯大林高興,雖然這之間沒有什麼有形的聯繫):「當年,當我們來到哥本哈根參加國際代表大會時,我們得到一份《前進報》,上面載有一篇匿名文章,說列寧及其小組所有成員都是刑事犯、搶劫者。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紒紝矠    
    斯大林一邊聽一邊想:他已經把自己看作是「領袖」了。好一個愛出風頭的人,饒舌的傢伙!當然,斯大林在那次全會上對季諾維也夫的發言沒有作出任何反應,但是兩年之後,他在爭論中徹底摧毀了季諾維也夫的立場。例如,1926年5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諾維也夫一個例行聲明時,給參加共產國際的聯共(布)代表團常務委員會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皮亞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羅米那茲和季諾維也夫本人寫了一個便條,其中寫道,他「無意中發現了季諾維也夫同志整整八條誹謗言論和一個可笑的聲明」。對這些誹謗:關於紅色工會國際、關於共產國際中的極左傾向等等,總書記逐條作了斬釘截鐵的評價,而對季諾維也夫本人,則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季諾維也夫同志引證自己17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聲明說,不該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爾斯基同志教導他必須反對極左傾向。至於季諾維也夫同志認為自己是偉大人物,這當然無需證明。但是,如果要求黨也認為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偉大人物,那就值得懷疑了。    
    在從1898年至1917年二月革命這段時期裡,我們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蹤遍及俄國各個地區,但是無論是在地下活動中,還是在監獄或流放地,我們都沒遇見過季諾維也夫同志……    
    我們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黨內有大批比季諾維也夫同志入黨早得多、曾為建黨默默無聞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員。同我們老的地下工作者在20年的地下活動時期付出的勞動相比,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所謂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麼呢?紒紞矠    
    2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對手們已經明白,這個「傑出的庸才」是個非凡的政治家:嚴厲、狡猾、詭詐、堅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對者都將明白這一點,而幾年之後,與他共事的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會全都明白。    
    讀者可能會得出一種印象,作者對選擇過程中的個人鬥爭描述得太多了。很遺憾,一切本來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會發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歷史選擇的主要問題往往被「領袖們」的野心排擠到次要地位。    
    列寧逝世後展開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和方法問題的鬥爭,由於個人競爭和爭奪領袖地位的鬥爭而變得非常複雜化。捲入這場鬥爭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當然,鬥爭的背後是一些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如對農民的態度、工業化的途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有時候,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分歧是次要的,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點」。但是,一些人特別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個人野心、個人競爭、好鬥的不妥協性,使這一鬥爭帶上了悲劇性質。結果,凡是與斯大林的觀點不同的思想、觀點、立場,都被看作是「敵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修正主義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貫「捍衛」列寧,但這決不意味著他一貫正確。那些反對斯大林的反對派也「捍衛」列寧,——全部問題在於如何解釋列寧的思想、列寧的方針。我國歷史學界長期以來盛行一種看法,說斯大林「沒有背離」列寧的觀點,至少在20年代沒有背離。情況並非如此。僅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在新經濟政策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問題上的錯誤方針,在黨和國家內推行官僚主義管理作風等等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許多問題上背離了列寧主義。如果不十分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就會以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情況當然遠非如此,而在許多場合絕非如此。    
    如果有人認為只是反對派錯了,而黨和斯大林始終是對的,我想這也是不正確的。斯大林的許多錯誤決定,很遺憾,都是以黨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黨真的沒有錯誤並始終作出正確決定,那就不會發生個人迷信、血腥鎮壓、領導中的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就不會出現多年的停滯,今天我們也就不會宣佈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會主義和更充分的民主!」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其決定和實際步驟都不可能一貫絕對正確無誤。生活是在矛盾、衝突和克服過程中前進的。現實生活總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歡的公式豐富多彩。因此,建設新社會的道路和方法的選擇,在這條道路上的成就和錯誤,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聯在一起。至於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化身和這種模式的主要捍衛者,那是另一回事。    
    還有一種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選定某種確定的建設新社會的概念的。他並不總是明白,或許也不贊同列寧的觀點,特別是列寧在他最後幾封信和文章中陳述的觀點。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戰時共產主義」,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容忍「新經濟政策」,因為他明白,沒有緊密的、非偶然性的工農聯盟,蘇聯的許多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逐漸滑向愷撒主義和獨裁、專制,不讓人民管理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的選擇的標誌。斯大林不是理論家,他的結論多是依靠引證加上意志衝動作出的。從內心說,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實質上,他在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於接近其他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領袖。而這種帶有個人的不可調和色彩的內在相似,使兩個極端自負的人不斷「疏遠」,關係緊張。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傑作,冷笑道:「這兩人也配寫列寧主義!」他要寫文章論述列寧主義,而且要寫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與其暫時的同路人對列寧主義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暫時需要打擊托洛茨基。斯大林對他計劃於1924年11月19日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作了精心準備。在加米涅夫的報告之後,他作了題為《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    
    總書記的整個演說都是為了無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確,順便保護了(暫時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把這兩位活動家的十月事件說成是偶然的:「意見分歧所以只延續了幾天,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列寧主義者,是布爾什維克。」他這是昧著良心說的,因為他既不認為他們是列寧主義者,也不認為他們是布爾什維克。只不過他暫時需要他們來對付託洛茨基和鞏固自己的地位罷了。斯大林向全體與會者提出一連串問題:    
    托洛茨基為什麼要發表那些反黨的新著作呢?現在,當黨不願意進行爭論的時候,當黨正為一大堆緊急任務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當黨需要團結一致地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而不是要對老問題進行新鬥爭的時候,這些著作的用意、任務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為什麼要把黨拉回去進行新的爭論呢?    
    斯大林講完這一大段話後,兩眼環視了一下會場,用低沉平穩的聲音斬釘截鐵地答道:    
    根據一切材料來看,這個「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還有一個(還有一個!)企圖,想準備條件用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列寧主義。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壞黨的威信,破壞舉行起義的黨的幹部的威信,是為了從破壞黨的威信轉到破壞列寧主義的威信。紒紟矠    
    這裡倒是有幾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給列寧和列寧主義冠以許多並不需要的評價很高的形容詞,另一方面卻一步一步地、反覆多次地對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論斷提出懷疑。托洛茨基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支持,俄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只能靠犧牲農民的利益;新經濟政策是投降的開始;合作社計劃為時過早;十月革命不過是二月革命的繼續;居民不經過「勞動軍」的教育,就不會明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等。鑒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始」迎合托洛茨基,並組成旨在「包圍」斯大林的所謂「新反對派」,斯大林起先反對托洛茨基、後來也反對其「新的」盟友的演說在這段時期可以被認為是「捍衛列寧主義」的。斯大林暫時還是用合法的方法進行鬥爭的,但他常常是「捍衛」引文,對它們並沒有創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論中建設性的新東西很少,何況托洛茨基也並非全是錯的,特別是在談起官僚主義危險時。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的全部講話滿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結束自己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全會上的演說時毫不含糊地說:「有人談到懲罰反對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們,這是胡說。我們黨是堅強有力的。它不容許任何分裂。至於懲罰,我是堅決反對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3)

    斯大林暫時「饒恕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批判他們,甚至還保護他們不受托洛茨基的攻擊。然而「新反對派」的創始人不接受總書記的橄欖枝。1925年初,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加米涅夫在其同夥的支持下聲明說,蘇聯在技術和經濟上的落後,加上資本主義的包圍,正在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實質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問題上已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而在幾個月前,他們還因為同一個論點,對托洛茨基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必須對「新反對派」反對俄共(布)的政策的行為給予回擊,就社會主義建設領域的進一步行動制定出對全黨的指示。在這方面,1925年4月底舉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佔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會上既沒有作報告,也沒有在辯論時發言。會議的中心問題有:關於合作社(報告人李可夫)、關於冶金工業(捷爾任斯基)、關於農業稅(瞿魯巴)、關於黨的建設(莫洛托夫)、關於革命法制(索爾茨)、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召開而產生的任務(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慣例(或是由於習慣?)主持了會議,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政治局會議一樣。但這是最後一次。此後他同季諾維也夫再沒有擔任過這種會議的主席……看來,代表會議決定的主要東西,就是與季諾維也夫的提綱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延緩條件下社會主義在蘇聯也可能取得勝利的論點。然而,代表會議得出結論說,只有具備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國際保障,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對革命法制問題的討論十分重要。報告人是曾經同斯大林一起在圖魯漢斯克流放的索爾茨,他指出,革命勝利之後,我們「迫切感到改善我國經濟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現在,索爾茨明確地說:「所有黨員、所有實現蘇維埃政權的人都應當明白,我們的各種法律也在確立和鞏固我們想實現和鞏固的建設事業,破壞我們的法律就是破壞這一建設事業。」紒綷矠只是很遺憾,這些寫進了代表會議決議的正確思想大約10年之後將被忘得一乾二淨。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以後不幾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作了一次報告。總書記在他的報告中分出專門一節,題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舉了托洛茨基的許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斷革命」論。斯大林慷慨激昂、滿懷信心地向黨的積極分子們闡明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完全徹底勝利的實質,但同時已開始出現了強調自己在黨內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跡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謙虛,認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話了。斯大林陳述著(暫時地!)基本正確的論點,逐漸使黨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權利。    
    斯大林不僅在中央委員會的講話中,在報刊上,而且在極其少有的會見工人的場合,都試圖驗證一下自己對向社會主義過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圖哈記下了總書記1927年3月1日在斯大林十月鐵路修配廠發表的一次講話。    
    工人們好奇地注視著這個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掃視了一下幾百張臉,合著講話的節拍揮動著手臂,不慌不忙地說道:    
    我們不靠外來援助,正在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其他國家是如何走過這條道路的呢?    
    英國用了整整200年靠掠奪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業。我們根本不可能走這條道路。    
    德國從戰敗的法國勒索了50億法郎。但這種掠奪戰敗國的道路對我們也不合適。我們的事業是和平政策。    
    還有第三條道路,即俄國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這就是舉借外債和簽訂犧牲工人農民利益的奴役性條約的道路。我們不能走這條道路。    
    我們有自己的道路,這就是靠自己積累的道路。這裡不能沒有錯誤,我們將會有缺點。但是,我們建設的大廈是如此巨大,以致使這些錯誤、這些缺點歸根結底沒有重大意義。紒□矠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報》作了報道:「掌聲像炒爆豆一般。一個身穿草綠色軍服、手握煙斗、腳穿磨歪了後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萬歲!聯共(布)中央萬歲!』人們給斯大林遞上一些字條,他不時捻捻黑色的鬍鬚,全神貫注地研究著字條。大廳裡靜下來了,斯大林,這個布爾什維克黨的總書記(修配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開始了他同工人的談話……」順便指出,這是十分罕見的。斯大林更喜歡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在中央全會上演說。後來,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測的領袖總是引起許多傳聞。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在經濟和文化建設取得初步成就的條件下進行的。1925年農業方面已經達到而且許多指標已超過戰前水平。例如,農產品總量超過戰前水平的112%。這個成就是十分顯著的。作為城鄉結合的新經濟政策開始結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處於崩潰狀態的工業生產,達到戰前的3/4。出現了第一批新建築物,這首先是發電站。而外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曾預言,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達到戰前水平!掃盲工作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學校網擴大,特別是在各民族共和國。在建立全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通過了一系列關於加強國家文教工作的重要決定。俄羅斯科學院改組為蘇聯科學院。那時就已經出版了像弗·伊·維爾納茨基、尼·伊·瓦維洛夫、瓦·羅·威廉斯、尼·德·澤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羅夫斯基、阿·費·約費、阿·葉·費斯曼以及其他許多蘇聯科學先驅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紅軍順利地轉入和平狀態,同時實行軍事改革。特別是在1925年1月中央全會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陸海軍人民委員職務、任命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為陸海軍人民委員之後,這一工作進展尤為迅速。    
    看來,值得提一下這次全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著棋。加米涅夫提議……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對於此舉可以有各種看法。不排除這樣一種情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響在不可遏制地增長,決定把他推上榮譽的負責位置,以便他們能在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重新「提出」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撤下來。也可能,這兩駕政治馬車想通過這一步驟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徹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擊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說托洛茨基充當了「雙雕」之一,那麼斯大林是不會同意充當這一角色的。總書記當眾流露出對加米涅夫這個建議的驚奇和不滿情緒,這一點許多中央委員在會上都覺察出來了。加米涅夫的「倡議」遭到了多數的否決。    
    問題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況下決定的——他稱病不參加會議。在鬥爭的最關鍵時刻這位政治家走了幾著極其失策的棋,從而減輕了斯大林「各個擊破敵人」的任務。總的來說,這次全會對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托洛茨基的地位進一步削弱了。全會實質上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計謀」方面,總書記做到了他的反對者沒能做到的事:一箭雙鵰,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對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組成的有影響的三駕馬車實質上分裂了——總書記用不著它了。    
    全國都在為迎接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作準備,這次大會將成為選擇國民經濟工業化途徑的關鍵時刻。但到1925年12月,當代表大會已經舉行的時候,還很難相信報上寫的東西將會實現。第聶伯河水平靜地流著,暫時還沒有被大壩截住;在土西鐵路延伸的地方,沙暴捲著鋪天蓋地的黃沙橫行肆虐;在未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廠址上還是一片空地;誰也沒想到,經過了一個五年計劃,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的高爐就在古老的山腳下拔地而起;誰能想到,火箭的發明者加快了宇宙飛行紀元的來臨——30年代初,蘇聯的第一枚「-」號火箭發射成功……    
    的確,形勢在逐漸好轉。新經濟政策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了歷史性的成功機會。實質上,這是市場社會主義的初級模型,它有助於在新的條件下保持進取的動力。新經濟政策使農業產量迅速提高,工業接近戰前水平。具有遠見的人們把全俄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不單看作是全國電氣化的途徑,而且看作是把社會主義經濟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這僅僅是開始,還有很多困難有待克服。    
    工業托拉斯開始按照商業原則經營,自行定價,出現了傾斜。例如,為買一塊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農民要比1913年多賣2—3倍的糧食。不滿情緒逐漸增長。這是一個警報信號。發展租讓企業的希望落空了:預期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對外貿易額還不及戰前水平的一半。向職業介紹所登記的失業者有150萬。每兩個成人中就有一個目不識丁。沒有錢買機床和機器。幾乎沒有新的大型建築。但是,留心報紙的人們感到:國家正處於巨變前夕。看來,年輕的國家沒有別的選擇,為了在這個複雜危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須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麼加速?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4)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在這次大會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這首先是因為由總書記作的政治報告在代表們的工作中佔了主要地位。代表大會批准了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關於可能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決議。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總之,社會主義一定能夠在一國取得勝利(這裡指的不是最終勝利)。」代表大會宣佈向工業化過渡,認為這是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任務。代表們意識到,這一方針要求作出特別努力和犧牲。會上提出了速度問題。很多人,其中包括領導人,對這個問題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審議主要的經濟性問題外,對「新反對派」的鬥爭問題也再次成為大會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對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列寧格勒代表團。正是他代表反對派作了副報告。但大會對他的講話反應冷淡。季諾維也夫及其同夥的論據軟弱無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索柯裡尼柯夫不無根據地警告黨的官僚化危險。他們認為,這種危險已經開始產生。然而,為了給代表們留下應有的印象,他們的發言帶有過多的個人特點。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樣,加米涅夫在代表大會上第一次直截了當地說,他「確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勝任布爾什維克司令部的統一者的角色」。但是,當加米涅夫說出這句話時,大多數代表開始一字一頓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實際上形成了對總書記的歡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複的「捍衛列寧主義」的路線,得到了全黨愈來愈大的支持。總書記贏得聲望的「秘密」就在於他擁有「捍衛列寧主義」和解釋列寧主義的壟斷權,加上許多黨員的政治素養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覺地逐漸擴及全黨。我想,在這一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還有下述情況:從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一直以「集體領導」的名義行事,為實現群眾最易理解的列寧遺囑而鬥爭,這就是恢復國家的經濟、發展合作社、活躍商業、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沒有「倒向」某個反對派。所以形成這種印象,是因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驟、決定、批評、建議全都冒充為列寧的!儘管對斯大林的實際活動的分析證明,他犯過不少各種各樣的錯誤,經常是一會兒支持這個集團,一會兒支持那個集團,但是他善於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場。斯大林最善於在口頭上把自己的路線、政策同列寧的等同起來。這也是(再強調一次)斯大林得到全黨支持的秘密之一。當然,在許多(但不是全部!)問題上斯大林確實捍衛了列寧的思想,可是愈往後愈明顯,他,斯大林,對這些思想的看法愈來愈具有獨裁性。許多布爾什維克常常把黨的方針、中央的工作同具體的人聯繫起來。由於在列寧逝世後沒有公認的領袖,「布爾什維克司令部的統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國民經濟成就和實現黨的統一以及靠糧食稅來實現農業振興的方針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針全力發動進攻,首先是出於自己爭奪領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對派徹底失敗了。    
    黨內鬥爭的下一個階段表現在組織問題上。聯共(布)(黨現在開始用這個名稱)中央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上召回了季諾維也夫,不久,根據蘇聯代表團的倡議,取消了這個職位。基洛夫成了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領導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員還保留了一段時間。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進入政治局,這大大加強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結論中再次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索柯裡尼柯夫、拉捨維奇以及他們的擁護者進行了毀滅性批判。結論著重肯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和加強黨的隊伍的統一的方針。同時,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經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條、號召,他這樣做時絲毫沒有一點難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養的人——可惜這樣的人當時為數不多——不能不覺察到斯大林在進行批判分析時表現出的毫無禮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語調評論克魯普斯卡婭的發言,稱她的觀點是「極其荒謬的說法」。而後他再次提到克魯普斯卡婭,以煽動和侮辱的語調說:「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負責同志有什麼區別呢?你們是不是認為個別同志的利益應該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應該放在黨的統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們布爾什維克看來,「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黨的實際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聲中以蠱惑性的口吻結束了他這段長篇大論。他稱拉捨維奇是「進行陰謀活動的人」,索柯裡尼柯夫喜歡在談話時沒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頭腦不清」,季諾維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紮矠。看來,斯大林那時就已開始滑向這樣的立場,非形式上的民主對於他也將是「空洞的」。斯大林對克魯普斯卡婭的不可饒恕的粗暴態度,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對克魯普斯卡婭和已故的伊裡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於列寧在世時克魯普斯卡婭與那些難忘的信件、電話、談話有關而對她的暗中報復。斯大林從來是什麼都不饒恕的。    
    看來,斯大林感到他在結論中作的許多評價「過頭了」、「過重了」,就耍弄手段,這種方法他後來還用過多次。他在解釋自己對季諾維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時代哲學》的粗暴批評時說,他的粗暴只是對敵對分子和異己分子,而這是由於他的性格直率。總書記逐漸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點變成了全黨的美德,幾乎成了革命品質。但是很遺憾,這時,在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大會代表、中央委員能夠冷靜、正確地評價斯大林的個性和他這種嚴厲斥責似的批評傾向,而到後來,這種批評將意味著判決。就像江河起源於涓涓細流一樣,人的某種思想品質也是從個別行為和周圍的人對這種行為的態度開始形成的。    
    斯大林對許多反對派分子進行了徹底批判,當然也沒有放過托洛茨基。總書記感到大多數代表的情緒對他有利,就批駁了加米涅夫關於把書記處變為單純的技術機關的建議,同時指出,他反對把個別領導成員「割除」出中央委員會。他自恃得到大多數代表的支持,認為正是再次提出辭職的時候,說是如果同志們堅持的話,他「情願讓出位置來,決不聲張」。斯大林像個老練的政治家一樣侃侃而談,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們的支持,使人覺得他沒有個人私心,只關心全黨的利益。總書記在嘲笑、批判派別分子時,會巧妙地顯示自己的「寬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講話中加上「好吧,讓上帝保佑他吧」一類詞語。雖然斯大林已經決定,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該一刀兩斷了」,但他仍然顯示自己愛好和平:「我們主張統一,我們反對割除辦法。割除政策是同我們不相容的。黨要求統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願意這樣,黨就和他們一起去達到這種統一,如果他們不願意,黨沒有他們也要達到這種統一。」紒□矠    
    應當指出,斯大林在結論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如果這些原則實現的話,就會防止我黨歷史上出現最困難的時期。斯大林在代表們的掌聲和明顯的贊同聲中說道:「在我們這裡全會決定一切,當領袖們開始失常的時候,它就來糾正他們……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想肆意妄為,那人們就會來制止我們,——這是必要的,這是必需的。離開集體來領導黨是辦不到的。在伊裡奇逝世以後,誰要幻想這點,那是愚蠢的,誰要講到這點,那也是愚蠢的。    
    「集體工作,集體領導,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條件下保持黨的統一,保持中央各機關中的統一,——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紓紛矠    
    這些話無疑都是正確的。如果這些關於集體領導的思想配以實際措施和民主準則,就會防止未來濫用權力的現象。但是全部問題在於,正確的論點沒有用關於領導輪換制、總書記和黨的其他高級領袖的任期、領導人的報告制等等的章程條例固定下來。而列寧關於完善黨的機關、鞏固黨內和社會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確立這些原則。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後一次可以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批評和自我批評還是大會氣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後來的代表大會上批評就愈來愈少了。以後,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進行批評。而不能自由表達思想和觀點的現象,必然導致停滯、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形式主義。    
    這次代表大會由於批准了社會主義建設即工業化的方針,它也就成了這條道路上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黨內的民主原則沒有得到發展。偉大的東西未必料到,隨著它的產生,對它的否定也同時產生。也就是在這些原則的鬥爭中包含著「領袖」的未來的「勝利」和人民的「悲劇」的根源。並非所有的人當時都明白,為了強大,他們不得不付出個人自由的代價。這不是奇談怪論,而是專權的規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寧主義「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維裡的青年時代,「理論」和「理論家」這兩個詞就在他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馬爾托夫曾經說過:「正確的理論永遠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這句話的,他開始接近理論,也接近理論家。1907年在倫敦兄弟會教堂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斯大林仔細端詳著與東正教教堂迥異的哥特式教堂的輪廓,一面想起所羅門的一句警語:「仁慈和真理不會置你於不顧;你要把它們掛在你的頸上,你要把它們寫進你的心靈的史冊。」他在少年時期是宗教學校的一名勤勉的學生,以後漂泊的生涯也沒有從他的頭腦中驅走聖經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從來不喜歡溫情,至於真理……他覺得,在代表大會上他沒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長時間爭論「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階級團結問題」、「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這在他看來都是抽像的,與俄國的現實沒有密切的聯繫。    
    而這種現實,在代表大會進行過程中曾極其嚴正地提醒人們對它加以注意:會議主持人中斷了會議,突然宣佈,黨的會計處已經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會議開完,來支付會議場地租金,支付代表們旅店中的費用和返回的路費。當時還宣佈,一位自由主義人士同意支付一張3000英鎊的期票,條件是償還時要付給大筆的利息,如果全體代表在期票上簽字……在一陣靜寂之後,代表們紛紛大聲議論起來,表示同意。這位突然出現的庇護人要等待十多年時間才能收回他的英鎊。他是在進行一次冒險,因為歷史上遠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訂單」來完成的。    
    有一天,會議休息時,朱加施維裡正巧同列寧、羅莎·盧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後面三人正在爭論「不斷革命」的問題。鈴聲響了,會議要繼續進行,列寧開玩笑地結束爭論說:    
    「也許羅莎掌握俄羅斯語言比掌握馬克思主義語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們同她有一些分歧……不過這是可以補救的!」    
    朱加施維裡當時對「不斷革命」實質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沒有參與那次時間短促的爭論。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個革命者需要多少這樣的真理啊?大概,現在他特別需要那些真理,雖然他並沒有打算把它們寫進自己的心靈的史冊。在這之前,只擁有發言權的朱加施維裡已經寫過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認為是他的理論巨著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從心底為自己這篇著作感到自豪,儘管呆在倫敦的「著作家」中還沒有一個人看到過這篇東西。    
    斯大林當時會不會知道,30多年後他會被一致選為一個最強大國家的科學院的榮譽院士?他會不會哪怕想一想,這個科學院中的世界科學巨擘們會在他70壽辰時向他獻上一部幾乎800頁厚的、充滿讚美之詞的書籍,就在這本書裡,「天才的學者」、「天才的理論家」、「最偉大的思想家」一類的話被無休無止地重複著?!科學院院士馬·博·米丁、安·雅·維辛斯基、鮑·德·格列科夫、亞·瓦·托普奇耶夫、阿·費·約費、特·捷·李森科、A··奧巴林、弗·阿·奧布魯切夫、亞·瓦·溫特爾,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這本巨著中說,斯大林對發展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對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所作的貢獻,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論的意義對於整個科學界一樣,非常巨大。其實,這位「最偉大的思想家和科學泰斗」(1939年12月22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第9號記錄上就是這樣寫的)在那個時候是、而且後來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通俗作者、列寧思想的粗淺的解釋者。不過在他成為科學院院士、在通過決議稱頌他為「世界科學巨擘」時,並不是理性的願望在支配著這些受尊敬的人們。總書記戴上了知識的桂冠,這不過是由於神化領袖而產生的一種畸形現象而已。    
    命運真是捉弄人!1949年,科學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約·維·斯大林——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偉大泰斗》,可是沒過幾年,他又受中央委託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結舌的揭露性的總結,這個總結成了後來赫魯曉夫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著名報告的基礎……現在我們再回到20年代……    
    斯大林身為中央核心的領導,很快感覺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組織方面的素質以及許多人在機關中都已感覺到的那種「強硬手腕」以外,他還應當以理論家的姿態表現自己。一方面,由於要過渡到為建立一個新社會而進行鬥爭的新階段,需要對廣泛的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一切都是新鮮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輪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現實地平線以外的發展軌道。但是,列寧的結論卻要求把理論具體化地運用到最近將來的實踐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個黨的領袖——而他是希望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際上成為這樣的領袖的——應當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穩定的聲望。他明白,他平時所寫的絕大多數文章,在大眾的意識中沒有留下什麼痕跡。這些文章許多是為了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個事件、某一個時期而寫的。在革命大潮中湧現出的各種口號、思想和號召的五彩繽紛的萬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簡直不為人們注意。不錯,在列寧去世之後斯大林開始逐漸在黨的領導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時,他還發表過一些理論性的著作。我已經提到過一篇,即《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他的理論和哲學水平到底如何,即使從下面這個片段也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在逐漸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後倒退……那麼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強,怎樣大,歸根到底是必遭失敗的。為什麼呢?因為它作為一個階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為生活中的累贅。由此就產生一個著名的辯證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即日益成長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東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敗的。」紓紜矠這種推理的令人難受的膚淺和幼稚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這沒能妨礙米丁院士把這段話稱作「對新事物的經典性說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論著作,像《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3年)、《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1918年)、《關於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1923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沒有引起人們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覺到,他根本不可能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自己的東西,使其在偉大學說中成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來越相信,列寧的天才已預見到很多東西;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思想已把遙遠前方的帷幕揭開。斯大林無論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氣,他都會發現,遠在前方已有領袖的蹤影。總書記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內訌不斷地搖撼著黨,這在客觀上要求斯大林最廣泛地去宣傳列寧的遺著,宣傳他的思想和結論。因此他產生一個想法: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進行短期的講課,題目是《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逝世不久這門課就講完了。1924年4月和5月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講稿。也許就是這篇講稿使斯大林在某種程度上被公認為「理論家」的。    
    不僅基本群眾即農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階級和黨員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現學習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要求。只有極其通俗、易懂、清楚、簡單,才能使他們理解列寧的思想。斯大林對解決這個問題是有所準備的。他那種「教義問答式的」思維方式在這裡是再有用不過的了。電文一樣簡短的句子,沒有任何費解的名詞。不深奧,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講稿發表以後很受歡迎,被宣傳員、鼓動員廣泛用來消除人民群眾的政治上的無知。後來,《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和《論列寧主義基礎》被奉為經典,被斯大林的熱心的宣傳員們變成了教條引文集。他的著作簡直就像是引文的拼湊,如果從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會只剩下標點符號了。但還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這些著作中有不少論點,千百萬蘇聯人的世界觀就是在這些論點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總書記在解釋列寧的思想時,把其中的許多東西根本改變了。例如,在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時,他實際上把重點只放在強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內容。在今天,當我們讀到斯大林的《關於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一著作而又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時,不能不渾身顫抖。    
    文集在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編輯們沒有斯大林的許可不敢作絲毫的改動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閱讀1945年第11版《列寧主義問題》這本文集時,你會遇到一些使你驚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爭辯,在謾罵、批評、污辱……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盧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就像是這些人還都活著一樣,如說「讓我們來聽聽拉狄克說什麼」,「托洛茨基已經說了兩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麼季諾維也夫怎麼講的呢?」,「這些事實季諾維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說……」當然,我們知道,斯大林的這些著作是在這些人像千百萬其他的人一樣還活著的時候寫的。但是已經過去了許多年,斯大林卻依然繼續同被他下令處死和消滅的論敵爭辯。斯大林所提出的論據,現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戰,這些論據不單在科學上站不住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污辱性。儘管書裡面不斷用黑體字印出「掌聲轉為歡呼聲」、「掌聲雷動」、「全體起立,向親愛的領袖致敬」、「震耳欲聾的烏拉聲!」——這就是有過的事,——現在卻讓人感覺到這本書本身就是從一場噩夢中來的。把自己的論敵消滅掉並且繼續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違背人類共同的道德準則的人才能幹得出來。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淺的通俗讀物中見到的正確的論斷,也不能不令人覺得是對死者進行的污辱。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寧主義「通俗化」的人(2)

    在斯大林準備用於講課和以後用於發表的講稿中,他還沒有完全成為思想偏見的俘虜,這種思想偏見是他後來加緊培育起來的。比如說,不可能設想斯大林會在生命的末期寫出他在1924年所寫的論列寧的領導作風那樣的東西。在20年代中期,他能夠正確地斷言,列寧主義的作風就在於把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他寫道:「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認有什麼阻礙,它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礙,它一定要把已經開始的事情進行到底。」紓紝矠我想,如有誰在較晚一些時期公開說出斯大林如下這樣一些話,像「俄國人的革命膽略和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就是黨的工作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的實質」紓紞矠,那麼他就不得不對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20年代,斯大林的思想雖然不夠奔放和缺少光彩,但總還沒有完全被好鬥的教條主義緊緊地箍住。    
    在這裡,正好可以談一談斯大林的知識結構,雖然這個問題我還要回過頭來再說。這種結構是在宗教教條的哺育下,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在有選擇地閱讀科學共產主義創始人的著作的影響下形成的。可以斷言,特別可以根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斷言,斯大林到底也沒有弄清理論和方法的相互關係、客觀和主觀的相互聯繫、社會發展規律的實質。他說,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鐵定的必然性所確定了的,這種論斷就顯然像是宿命論了,如他說:「社會主義制度是緊跟著資本主義制度而來的,就像白天緊跟著黑夜一樣。」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航船上的羅盤,航船一定會駛到彼岸,但有了羅盤行駛得會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聽從「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頌同暴力攪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義。他自然會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生產力性質的例子……」紓紟矠他的論據,永遠讓人聽起來要麼像是肯定的斷言,要麼像是判決。    
    《簡明教程》中闡述的全部歷史,就是一些人一連串的勝利和另一些人一連串的失敗,失敗者是間諜、兩面派、敵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內: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應當像他所闡發的理論那樣。這恰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談到過的那種情況:這種態度會把思想導至「不符合實際的認識」。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命運最終沒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邏輯,一切發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國共產黨的成長,這是肯定的;右傾的被粉碎,這是無疑的;社會民主黨的「背叛」,這是自然的,等等。創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這些在這一章裡是根本沒有地盤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虜。請大家自己作出判斷:辯證法的3個基本特徵,反對派集團發展的4個階段,唯物主義的3個基本特徵,紅軍的3個特點,機會主義的3個基本來源,等等。不錯,為了教學目的這也許是不壞的。然而,對整個理論進行「清點」,然後把它歸結為幾個特徵和特點、幾個階段和時期,這就會使社會科學變得貧乏,使世界觀變為教條主義的世界觀。    
    從某個時期以來,在斯大林的著作中開始出現宗教儀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維中很難看出有什麼不同色彩、轉變過程、保留條件、新穎的思想和出奇的東西。「領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種解釋:凡是出自他筆下的東西,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發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綱領。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東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敵對的。庸俗化、簡單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斷性,使斯大林的觀點帶有一種原始的正統的性質。完全有理由斷定,斯大林對自己所說的話的「英明性」是沒有懷疑過的。得出這種結論的一個證明是,他喜歡引用自己的話。儘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來也有一個強有力的特點,那就是務實性。總書記企圖把每一個理論原則(常常是極其機械地)同社會實踐的具體的要求和需求聯繫起來。我要立即聲明,並不是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這種具體實踐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強調,斯大林的這種目的性並不是辯證的。機械論,即行動的機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論,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帶有漫畫式的性質。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說:「同志們,單靠一個自由是很難生活的。(齊聲贊同,鼓掌。)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還必須要有物質福利。我國革命的特點就在於它不僅給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了人民物質福利,給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生活得很愉快,而斯達漢諾夫運動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紓紡矠對這種斯達漢諾夫運動產生的根源的「論據」,用不著作什麼補充說明。這種庸俗和膚淺的東西長期地向人們的意識中灌輸,我們有時還不清楚,這種「搞亂」人們思想的做法究竟帶來了多麼嚴重、多麼長久的後果。    
    20年代,在選擇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鬥爭方法時,黨的領導者們也在積極開展理論工作。在《真理報》上,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經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裡寧、雅羅斯拉夫斯基和黨的其他活動家的文章,他們想觀察一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勢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發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頗有成績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後的十年當中出版了21卷書。1924年12月4日《真理報》報道,國家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開始出版季諾維也夫的22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員會把這部文集評價為一種「工人百科全書」。《真理報》還報道了《十月革命:列寧、布哈林、斯大林文選》一書的出版消息。在這期間,布哈林所寫的材料出版得特別多,如《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後」。但是,他在20年代發表的大部分文章,與其說是普及列寧主義,不如說是同各種集團、反對派以及各種派別的領導人進行論戰。在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魚得水。看來,由於同反對派進行鬥爭,由於對自己昨天的同伴進行堅決的厲聲的批評,他才成為了一位「理論家」。順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偽造學派》一書中也談到了這一點。書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才成為「理論家」的。在論戰中,在無數次的搏鬥和「揭露」中磨煉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黨代表大會、黨代表會議、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發言,都是很強硬的、堅決的,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可調和的,雖然斯大林有時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也作了一些寬容的「鬆動」。例如,1926年10月11日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措施》的報告。這些「緩和措施」歸結為五點最後通牒,反對派的首領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須接受這五點要求。紓綷矠    
    在與思想上的論敵進行論戰時,斯大林完全變了樣子:他開始善於雄辯,並使用了尖銳的語言,有時還帶有個人侮辱的性質。斯大林常常一點也不難為情地說對方是「饒舌者」、「造謠者」、「糊塗蟲」、「不學無術」、「誇誇其談」、「應聲蟲」。總書記在為黨的統一、反對派別活動、爭取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而進行的鬥爭中,得到一個粗暴的但不調和的戰士的名聲,他對此甚至感到自豪。我們記得,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作總結發言時,斯大林尖銳地批評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索柯裡尼柯夫。斯大林彷彿是要把粗暴的權利作為總書記的標誌攫為己有,他在代表們一片贊同的笑聲中說:「是的,同志們,我是一個直率而粗暴的人,這是事實,我並不否認這一點。」    
    我重複說一遍,這種「直率而粗暴」簡直常常帶有侮辱人的性質。波克羅夫斯基曾試圖弄清斯大林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面的立場,總書記在給他的回信中一開頭便稱這位律師是「自命不凡的無恥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樣的調子,他寫道:「你對於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是一竅不通的,簡直是一竅不通的,……紓□矠結論是:需要具備不學無術者的厚顏無恥和鼠目寸光的見風使舵者的自滿自足,才能肆無忌憚地把事情搞到頭腳顛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這種方式和語言進行批評的。斯大林在反對論敵時使用的一些嚴肅的論據,常常要襯托上一些粗魯的形容語。總書記總是信心十足地斷定說:這裡是真理,那裡是謬誤。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否則就會出現像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所說的那種情況:    
       			 我們在錯誤面前關上了大門。    
    真理慌亂不安地說:我將如何進去?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寧主義「通俗化」的人(3)

    隨著自己威信的確立和總書記職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來越喜歡使用自己的話作為論據。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論據就成了至高無上的真理。但越到後來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覺到這點。例如,在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講課時對列寧主義下了定義之後,斯大林便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一著作中實際上把這一定義吹捧為完美無缺和包羅萬象的。接著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東西,並且總是附加上這樣一類的評語:「這都是正確的,因為這完全來源於列寧主義」,等等。有時真是令人震驚,總書記竟然把自己的結論抬得那麼高,評價得那麼高。後來這竟成了一種慣例:讓讀者們去參閱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關於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時,斯大林不僅閉口不談這一思想完全屬於列寧,而且還硬說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這一思想。總書記沒有用什麼特別的論據來麻煩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當地說:「您拿來《布爾什維克》雜誌(莫斯科出版的)第3期看看我寫的一篇文章。這會便於您的工作的。」至於對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確的原則之外,斯大林特別強調一個思想:「工人階級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就能徹底打敗(這裡和下面的著重號是我加的。——本書作者注)我國資本家」,「反對派卻說,我們不能徹底打敗本國資本家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不打算徹底打敗我國的資本家……我們……奪取政權是多餘的」。紓紮矠這裡強調的是在1926年「徹底擊潰」剝削階級的殘餘,這是非常明顯的。看來在當時這並不是主要的任務。隨著時間的推移,「徹底擊潰」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非常錯誤的論點:越是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鬥爭就越尖銳。「打擊」和「徹底擊潰」很快就成為斯大林幾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儘管斯大林理論概括的水平極為平常和一般,他卻十分喜歡下定義。可以舉出以下一些廣為人知的定義:關於列寧主義的實質、關於民族的實質、關於政治上的戰略和策略、關於傾向的實質等等定義。這些定義可能在普及列寧主義基礎方面起過某種作用。但斯大林是一個極其願意進行教條式思維的人,他簡直把定義奉為了教規,他可以用整篇講話來證明某個反對派對某個問題的不理解。    
    不過,看來斯大林理論「創作」中最消極的東西要算是他實際上拋棄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實質,逐漸地「論證了」——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犧牲的社會主義」。總書記的這種世界觀慢慢地使得他無所顧忌地實行了罕見的大規模的鎮壓,把暴力手段作為建設新社會的主要社會方法來廣泛使用。事實上,把斯大林的理論觀點,特別是把這些觀點具體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總書記逐漸脫離了列寧主義。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是事實:斯大林仍是布爾什維克,但他最終並沒有成為列寧主義者!這是黨的領導人!在許多種社會主義,如空想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兵營式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當中,斯大林創造了某種自己的東西,即官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既包含教條社會主義的特點,也包含兵營式社會主義的特點。總之,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當然,在千百萬人建立起來的這一社會主義的活的機體組織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沒有來得及使一切變形。但是今天我們知道,還不能把一個只有高度社會化程度、集體的東西高於個人的東西、一切完全由「上面」來計劃的社會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列寧所預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那樣一種社會主義,處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義,是人,是社會公平。這種立場永遠也不會與暴力結合在一起,不會與權力脫離人民結合在一起,不會與半神化的領袖結合在一起。這證明,在某個階段上,斯大林越來越脫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    
    為了公平起見,不能不指出,總書記的文章、演說、答辯、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動手準備的。他的助手們以及在各個時期同他一起工作過的、總書記機關中的其他負責人所提供的證明,使人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斯大林負擔大量的工作,他還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據他的專門要求每天給他挑選書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黨刊的綜合材料、國外報刊的綜述以及最有意思的來信。    
    有一次他長時間地在看一封柏林的來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爾特馬爾大街,11號,「維拉·尼娜」,··克雷莫夫收。這是一封很不尋常的信。寫信人是一位「失勢者」,作家,1917年逃離俄國,但他在留心地、專心致志地注視著新的俄國。斯大林一面讀著這封信,一面在上面劃線。信中寫道:「我現在給您寫信,我把您看作現今俄國最大的國務活動家之一。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但我愛俄國畢竟甚於愛任何其他國家。我在這裡也許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儘管您在國內也很瞭解情況。」(這裡用紅鉛筆劃了兩道線。——本書作者注)    
    「……無論如何要把政權掌握在你們這些無產階級領袖手中,不要顧惜一切。請記住:『誰不善於逞兇,誰就不能成為國家領導人。』首先要有軍隊。軍隊不應當打仗,但它應當存在。大家都應當瞭解,關於軍隊的有些說法是言過其實的。各種軍事檢閱越多越好……要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增加俄國的人口和對他們進行充分的教育。這是對付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經清楚,現今的俄國可以提供一個新的歷史規律:擺針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擺動,它可以永遠停留在左邊……不需要謊言,但需要兩種真理,暫時避而不談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們相信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時,小真理就可以讓位於大真理了……不要排擠宗教,那樣做倒會使它加強。要吸引私人資本。只要國家政權掌握在你們手中,這就不會有任何危險……要支持現今表現出來的俄國人的創造性,而不要吝惜資金。比如說支持文學或者芭蕾舞。應當投給其餘世界一個現代俄國鮮明透亮的結晶體,這有時會比最廣泛的宣傳更起作用……革命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試驗的時間拖得太長,需要做出實際的成績,需要實現使無產階級過上幸福生活的諾言。可是現在,你們辦事拖拉的現象比沙皇制度時還嚴重。有時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總是這樣就極為有害了。」紓□矠    
    斯大林長時間地閱讀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劃線,因為幾乎每一行字在他看來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經過斟酌、耗費心血寫出來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筆觸奔放的簽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請勿發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個文件夾,那裡專門存放他過後還要再看的文件。    
    在1924—1928年這段期間,斯大林曾多次把工業學院和共產主義學院的一些教授請來,向他們咨詢社會知識方面的問題。他特別感到自己在哲學方面遜色。對歷史他顯然瞭解得要好一些,他對加深自己在經濟學方面的知識沒有表現出太大的熱情。同時,他有長期的工作經驗,他的職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他養成了敏銳的嗅覺,非常實際的頭腦,善於迅速地估計情況並在遇到各種紛繁的問題時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環節。他具有天賦的觀察力,能夠很清楚地記住各種人物、姓名和事實,積累了同列寧周圍一大批最有教養的人交往的豐富經驗,——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養成他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東西。比如,他雖然不是理論家,但是在對待理論的實用態度上,在善於使理論最充分地同實際任務「結合」上,他超過了自己的許多夥伴。    
    在列寧逝世幾個月之後,許多人就已感覺到斯大林的「強硬手腕」。總書記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沒有饒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務,有時就會表現出令人震驚的敏銳和頑強來實現它們。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在文章和小冊子中自然也有過某些「轉彎」、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複他先前說過的話。這對周圍的人產生了影響,並且逐漸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談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純紛矠,然後他就把這一定義奉為經典。無疑,在為新制度的生存而進行直接鬥爭的時期,這個定義起過作用,使得人們更徹底地理解列寧的理想和目標的實質。但是這個公式在斯大林那裡卻凝固了許多年,雖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這個公式比起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內容來要明顯地貧乏。把列寧的思想僅僅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是社會主義建設在以後的實踐中產生許多缺點的前提條件。    
    同時,很明顯的是,列寧主義是認識世界和對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學、經濟和社會政治觀點的完整的科學體系。但是,稍稍離開一點斯大林對列寧主義實質的解釋,就被看成機會主義的邪說及其帶來的一切後果。    
    斯大林是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簡單化(常常簡單化到膚淺的程度)的大師。好像雷馬克說過,每個獨裁者都是從簡單化開始的。我再重複一遍,造成理論和黨史公式化的功勞正是屬於斯大林。在當時的條件下,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階級鬥爭、工人階級的戰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做這樣簡單化的解釋,有時甚至膚淺的理解,考慮到勞動人民當時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許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後,即到20年代末,一些比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乾脆就不能出現了。只能評價、研究、頌揚斯大林的著作。在幾十年的時間內,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思維陷入了極度的不景氣和停滯狀態。把理論上的各種結論硬套在生活現實和社會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開頭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簡單的公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標本,這種情況嚴重阻礙了社會思想的發展。在很簡單的、往往是錯誤的論點的基礎上,教條主義的觀點開始迅速地發展。可以把教條主義比作擱淺的船隻。浪濤洶湧前進,而船隻卻原地不動,不過表面上還保持著動作的假象。斯大林對於思想體系完全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他認為,真正的思想體系,在國內應當像水泥那樣發揮作用,而在國外則應當像炸藥……    
    他的許多「理論」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巨大社會災難的根源。有時候我想,一個很有意思的、獨出心裁的思想,好像塗上了「顏色」,塗上了橙黃色、紫色、紫紅色、翠綠色和蔚藍色……這就如同光線穿過霧靄、黑暗和黃昏,畫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輪廓。看來,思想的世界不僅具有多種音弦,而且具有多種色彩,但必須善於發現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實踐中表現得色調愈加昏暗。請大家自己來判斷一下吧。    
    1924年1月14日至15日舉行了中央全會,全會研究了一系列問題。季諾維也夫作了國際形勢的報告。報告人和其他發言者對在德國遭到的失敗進行了批評性的分析;許多人認為,在德國,革命的形勢沒有被利用。斯大林在發言中談到當時正在德國的拉狄克在這次事件中的作用問題。他說:「我反對因為拉狄克在德國問題上犯了錯誤而對他採取懲罰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錯誤,我在這裡舉出其中的七點。」斯大林最喜歡幹的就是把別人的錯誤串成長串。我不打算把這些錯誤都重述一遍,我只舉出被斯大林編了號的(像在清點冊裡那樣)「第四點」。總書記繼續說,拉狄克認為,「德國的主要敵人是法西斯,並認為必須同社會民主黨結成聯盟。而我們的結論是:應當同社會民主黨進行殊死的鬥爭。」純紜矠這不僅僅是天真的理論分析上的錯誤。斯大林這種對法西斯和社會民主黨評價中的政治上的短見,使共產黨人和全體民主力量在後來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極尖銳的問題所作的這種「膚淺的」,更確切地說,錯誤的闡述,說明他明顯地不善於分析多方面的聯繫。    
    或者再舉一個例子說明他在理論上的「不明智」。在1924年俄共(布)中央10月全會上,討論了農村工作問題。報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作了長篇發言,其實,他對農村問題,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樣,不很瞭解情況。不過他也非常正確地估計了總的形勢,他說:「我們現在討論的不僅僅是農村工作問題,而且是整個對待農民的態度問題,也就是說,是更加一般的問題,大概這個問題在一些年內不會從日程中拿掉,因為這個問題完全同當前情況下如何實行專政的問題聯在一起。」純紝矠斯大林在自己的發言中試圖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論方面的意見,從這些意見中可以看出,這裡已經蘊育著未來所犯的一些巨大錯誤的萌芽。我們應當做的第一點,是「必須重新爭取農民」;第二點是要看到「鬥爭的場所發生了變化」;第三點是「在農村培養幹部」純紞矠。當時是1924年,而斯大林的講話,聽起來好像是在1929年……在犯嚴重錯誤方面,他具有多麼令人吃驚的「遠見」和一貫性。作為列寧主義「詮釋者」的斯大林就是這樣的人。    
    我還要涉及斯大林以後年代的理論觀點。不過現在,為在群眾中選擇和普及列寧主義思想而鬥爭的時候,他第一次感覺到,不僅是科學觀點,而且文學藝術也具有對人們產生社會影響的力量。


第一部第四章 「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1)

    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對斯大林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粉碎黨內「右傾分子」後,彷彿可以過安定的生活了。總書記的威望有了明顯的提高。過去的反對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設法強調自己忠於斯大林,自己是「大夢初醒」,自己「完全贊同黨的總路線」。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作了幾次嘗試想同斯大林恢復過去的「友好」關係,又一次去別墅同他「和解」。    
    許多人把降職當作個人的不幸。這一對「政治孿生兄弟」也不例外。加米涅夫才40多歲,不知怎麼一下子消瘦了,頭髮也白了,樣子像個「年輕的老頭兒」。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談的機會不多,每次打電話或是見面,他都要抓住適當的話題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庫列伊卡共同消磨的歲月,提起他、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寧的親密戰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和十三大以後為了讓斯大林穩坐總書記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戲劇。季諾維也夫,特別是加米涅夫,一直抱著希望重新擔任黨內的高層領導職務。    
    斯大林很清楚他們的意思。他表現出寬大的保護人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讓兩位被罷黜者感到一線希望。不過他心裡明白,這兩個人,雖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們,但現在不僅對他沒有用,而且還可能對他有危害。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對斯大林的底細知道得太多了。而總書記是不喜歡那些對他的情況瞭解得比官方所宣傳的還多的人的。30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貫注地抓農業中的「革命」,突擊實現工業化,團結自己的擁護者。    
    工業正在加速發展。強行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儘管後來這變成了國家的一大災難。黨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會召開的日子臨近了。    
    斯大林的宣傳機器稱1934年1—2月召開的代表大會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因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說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和不一般的」。毫無疑問,到1934年時,我們國家在發展中實現了巨大的躍進。當我查看斯大林修改過的報告草稿時,我注意到,總書記仔細修改了報告的每一頁、每一段,他竭力突出的首先是成績。他認為人民作出的重大犧牲應該有結果。報告中整頁整頁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寫的。總書記要讓人民和黨看到,他的領導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無敵的。    
    斯大林特別強調,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以後的三年半中,我國工業產品總額增加了一倍。最近幾年建立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如機床製造業、汽車工業、拖拉機工業和化學工業;出現了電動機製造業、飛機製造業、康拜因製造業;開始生產合成橡膠、氮氣、人造纖維等等。總書記自豪地宣佈,成千個新的工業企業已經投產,包括下列大型企業:第聶伯水電站、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庫茲涅茨克聯合企業、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車裡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克拉馬托爾斯克機器製造廠以及其他許多企業。斯大林報告中的數字、表格、圖表之多是前所未見的。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會報告。    
    對於30年代,我們今天已經習慣僅僅從它很悲慘這個角度去看,然而這些年代還是前所未見的熱忱、獻身精神和群眾性勞動英雄主義發揚光大的時期。現在有時我們都很難設想,數以百萬計的人雖然往往只有最起碼的維持生計的必需品,卻相信他們自己是共產主義未來的真正創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獻身精神不僅對他們的命運,而且對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下面是那幾年《真理報》上刊登的幾則報道。斯大林看《真理報》,從來不是有選擇地看,而是從頭到尾地看,並且還要把一些材料用鉛筆劃上記號。這時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主人」。    
    「經2萬石油職工在40個群眾大會上討論並根據53個來自各地的報告和254封工人的來信作了補充的巴庫石油職工的集體報告。」報告說:「經過工人和專家們的努力,在久經考驗的列寧黨的領導下,石油部門的五年計劃已在兩年半內完成。」    
    來自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冶金廠建設局的報道說:    
    「高爐車間的施工區誕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隊,這就是挖掘機經濟核算包產工作隊。挖掘機實行經濟核算後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實行經濟核算的挖掘機創造了機器裝載的世界紀錄。」    
    來自韃靼的簡訊說:    
    「我們這裡正在進行糧食的收穫和交售工作,我們提出的口號是:籌備召開第二次全韃靼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和爭取派出本地區代表參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的代表團。在全蘇光榮榜上爭第一,是韃靼集體農莊家喻戶曉的口號。」    
    從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說千百萬為我們創造了我們今天賴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對斯大林無限信任。但是不能不讚歎人們的奔放熱情、他們對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著未來的自信心。他們那種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獻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責任感,雖然往往帶著個人迷信的色彩,但卻正是十月革命和對正義事業和美好未來的信念所培育出來的巨大社會潛力。無論是現在還是下個世紀,我們任何時候都應該記住這些被「領袖」通常稱為「群眾」、有時又稱為「螺絲釘」的人,這些創造者和建設者。    
    與此同時,從《真理報》上還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報道,這些報道在今天,當我們瞭解了許多情況之後,不光使我們有所警覺,而且使我們對當時我國的一家主要報紙所報道的一切事件的內幕有了深入的理解。    
    1933年7月中旬《真理報》作了如下的報道:    
    「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兩同志來到列寧格勒,並在當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在瞭解運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設情況之後取道白海港口索羅卡前往摩爾曼斯克。」    
    斯大林視察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之後,過了兩星期公佈了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通航的決定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對運河建設中作出優異成績的人授獎的決定。被授予列寧勳章的有八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副主席雅哥達,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局長科甘,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勞改營總管理局局長別爾曼,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局長助理弗連克爾,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副局長拉波波爾特,白海—波羅的海勞動感化營主任菲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工程局副總工程師菇克,工程局副總工程師韋爾熱比茨基紖紝矠。    
    謝·米·基洛夫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說:「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在這樣一個地方建成這樣一條運河,這確實是一種英雄業績,因此應該公正地評價我們那些領導這一事業的肅反工作人員,是他們真正創造了奇跡。」紖紞矠    
    確切一些應該說,創造奇跡的是數十萬囚犯。這樣的囚犯當時有的是。在對100多萬富農和中農農戶實行剝奪和對「剝削階級的殘餘」進行了殘酷鬥爭之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掌握著不僅僅能夠建設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很大一支力量。被授予列寧勳章的那些人的職務,雄辯地說明了斯大林運河是如何開鑿的,是誰開鑿的。在國民經濟中廣泛利用囚犯的勞動(在30年代為他們提供勞動場所也是一大問題)不是什麼新思想。這裡要提一下,早在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發揮勞動軍事化的思想時就曾提出建議,說「應該把反對國家的敵對分子大批調去參加無產階級國家各項工程的建設」。我們看到,「傑出領袖」中這一位的意見並沒有被另一位所忽視。    
    至於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報告中講起來就有些為難了。不錯,建立了20多萬個集體農莊和5000個國營農場。但總書記承認農業這一部門的發展「比工業慢得多」。斯大林也承認,「對農業來說,實質上報告所涉及的時期與其說是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的時期,不如說是為最近將來的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創造前提的時期」。紖紟矠報告人在這裡也指出了畜牧業的嚴重情況。大概從那時起我國畜牧業的情況就沒有好轉過。在農業方面總的情況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的十年過程中粉碎了許許多多的反對派之後,終於無「事」可干了。總書記是這樣說的:如果說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還不得不徹底擊潰一切集團的信徒,那麼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沒有人要打擊的了」。不過總書記在這裡為了使大家千萬不要放鬆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說,「他們的思想殘餘還留在一些黨員的頭腦中」,因此我們應該隨時準備摧毀它們。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擊」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擊有這樣思想的人。斯大林說,我國正向著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但他立即又得出結論說,達到無階級境界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開展階級鬥爭」紖紡矠。    
    看來,由於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萬能作用,深信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無心考慮這種看法的極大危害了。在「勝利者的代表大會」上(按照他的說法,當時已經「實際上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殘餘」),他號召進一步強化強制機制,加強懲罰機關。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慮民主演講的意義,原因很簡單,因為任何加強真正的民權制度的嘗試都會相應地削弱他樹立領袖絕對權威的可能性。這裡還要補充一點,斯大林從特性說,是個專橫暴虐的人,使人總感到他身上有一種東方的遠古時候的東西……難怪布哈林在1928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    
    


第一部第四章 「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2)

    斯大林並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會的1225名代表中,有不少人當初都曾參加過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反對派」或具有某種傾向。所有這些人早就通過不同的方式悔了過,認了罪,在尋找機會重新得到今天權勢極大、威望極高的斯大林的好感。那些「被擊敗的人」並不全是毫無原則、看風使舵之輩。在這些過去的「反對派」中,有許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對一些雞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為他們不甘心當黨外人士,他們支持加緊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    
    總書記特別向卡岡諾維奇提出,要首先保證這批為數不少的人的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因為這些人的悔過發言將更加提高「領袖」的威信,雖然今天在權力的頂峰他已經成為惟一者。幾十年後再來看這些人的發言,就可以想像出他們怎樣強忍屈辱,像神魂顛倒的教徒一樣鞭笞自己,以滿足(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個人的虛榮心的情景。這一切許多代表都看在眼裡。例如,基洛夫說:現在這些過去的反對派「企圖……擠進來共慶勝利,試圖踏著同一樂曲的節拍前進,支持我們高漲的熱情……就拿布哈林來說吧。我覺得,他好像在照著樂譜唱,可是調門不對。至於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更不用說了」紖綷矠。    
    那些昨天還是政治局委員、列寧的戰友和學生的人,在「勝利者的代表大會」上是怎麼說的呢?    
    布哈林,這位過去的「全黨喜歡的人物」和黨的理論家說:「斯大林出色地運用馬克思列寧的(原話如此。——本書作者注)辯證法,徹底批判了首先是我……提出來的右傾思想的一系列理論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確。……團結在黨的智慧和意志的體現者、黨的領導人、黨的理論和實踐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圍,是每個黨員的義務。」紖□矠    
    很難相信,說這話的會是一個其精神世界有如水晶般純潔的人……	李可夫,這位列寧之後的第一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說:「我要對斯大林同志在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去世後的最初時期所起的作用加以說明……他一開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現出他是一位領袖和我們的勝利的組織者。我要說明的是,為什麼斯大林在那一時期一下子就從當時的領導班子中脫穎而出。」說這話的竟是一位以說話直率、剛正不阿、一身正氣著稱的人……    
    托姆斯基,這位我國工會的領導人是這樣說的:「我應該對黨說,正因為斯大林是列寧最堅定、最傑出的學生,正因為他的警覺性最高,目光最遠大,最堅持不渝地引導黨沿著正確的列寧的道路前進,正因為他用自己的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們,正因為他通過與反對派的鬥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得到千錘百煉,正因為這一切,斯大林受到一些人的攻擊。」紖□矠    
    說這話的竟是一位以黨的原則性強和善於堅決捍衛黨的原則性而聞名的人……    
    下面我摘引一段被擊得頭破血流之後又被重新接收為黨員的季諾維也夫的講話,而就是他第一個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四個人的名字並列排在一起的。他說:「現在我們大家都瞭解,斯大林同志領導這場鬥爭有高度的原則性和很高的理論水平,而絲毫沒有夾雜任何個人的因素。」季諾維也夫稱斯大林的報告是「一篇傑作」,他長時間地巴結逢迎,說什麼「領導班子的輝煌成就即這個領導班子的帶頭人(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的輝煌成就……」表示悔改的季諾維也夫說:當我重新被接收入黨時,斯大林向我提了一條意見:「黨認為,過去和現在危害你的與其說是那些原則性的錯誤,不如說是多年來你養成的對黨不襟懷坦白的毛病。」(會場上響起了一片喊聲:「對,說得對!」)這位過去覬覦黨的領袖地位的人接著說:「我們現在看到,先進集體農莊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如何渴望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渴望見到斯大林同志,親眼看看他,也許還親手摸摸他,直接聆聽他的指示,然後把這些指示傳達給群眾。」紗紛矠    
    說這話的是一位與列寧直接交往多年、一直在向列寧學習並以列寧的戰友自居的人。一種擔心被徹底拋進政治垃圾堆的恐懼心理迫使季諾維也夫說出這一席低三下四的話。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羅米那茲以及在反對派的鬥爭中被斯大林擊敗的其他一些人都是這樣,他們丟掉自尊、昧著良心,拚命吹捧「領袖」。    
    斯大林像通常一樣坐在第二排,表面上不動聲色地望著正在登上講台的加米涅夫。他回想起以前加米涅夫怎樣主持會議,怎樣在代表大會、政治局會議或其他會議上不耐煩地插話,竭力把發言人朝需要的方向引導。一次(那時他們的關係已經破裂),斯大林在發言中列舉「反對派」的錯誤,加米涅夫不客氣地說了一句:    
    「斯大林同志!您像是在數綿羊,一、二、三……您的論據並不比這些綿羊高明……」    
    「如果把您也算其中的一隻……」總書記馬上頂回去。    
    加米涅夫現在會說什麼呢?    
    加米涅夫低三下四地、強忍屈辱地用哀求的語調認錯: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舉行這次代表大會的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正如前一個時代作為列寧時代載入史冊一樣,這個新時代無疑也將作為斯大林時代載入史冊,我們每個人,尤其是我們有責任採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反對任何動搖這個權威的嘗試……我要在這個講台上說,我認為1925年至1933年同黨和黨的領導進行鬥爭的那個加米涅夫是個政治殭屍,我要向前走,不再像《聖經》中說的那樣(請原諒)老背著過去那張皮……我們的,我們的領袖和指揮員斯大林同志萬歲!」紗紜矠    
    斯大林兩眼半睜半閉,聽著加米涅夫急匆匆地發言。當時甚至他也不知道,幾乎是三年後,他會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其他許多人變成肉體殭屍,真的殭屍,而不是「政治殭屍」。然而,斯大林確實知道,這是加米涅夫最後一次在這樣的大會上講話。不能再姑息了!    
    斯大林帶著毫不掩飾的濃厚興趣聽著所有這些頌辭,他感到自己勝利了。他可是知道加米涅夫在同托洛茨基談話時曾稱他為「殘暴的野蠻人」,而季諾維也夫在自己那個圈子裡稱他是「血腥的奧塞梯人」;布哈林不止一次地挖苦斯大林不懂外語;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一書的第一版中對未來的總書記竟然隻字不提;而被譽為大理論家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竟在192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總書記「不學無術」……    
    是報復嗎?不,這是卑鄙的!——這位勝利者想。要讓全黨信服,在一切有爭論的問題上,在歷次辯論中,在一切轉折關頭,只有他斯大林始終是正確的。而且不是他來說,而是由他們,斯大林過去的論敵去說。要讓大家今後都知道,他不僅具備政治魄力和組織才能(這是全黨早已公認的),還要讓大家知道他非常英明,洞察一切,高瞻遠矚並且大權在握……這次是勝利者們的代表大會嗎?恐怕還是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吧?!假如斯大林熟悉俄國史,那他就會記得頗能說明問題的一件事。在擊敗拿破侖之後,參議院為褒獎亞歷山大一世拯救祖國的豐功偉績,決定加封他「恩德無量」的稱號。不過亞歷山大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    
    但是,斯大林卻一直盼望新的稱號、新的比喻和新的贊詞。誠然,當時誰都沒有想出來「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這樣的贊詞。人們的想像力畢竟不是始終都那麼豐富……但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聽到了許多說法。例如赫魯曉夫和日丹諾夫首先稱他斯大林是「天才的領袖」,季諾維也夫把斯大林列為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作家,基洛夫說明總書記是「解放我國和全世界勞動者的最偉大的戰略家……」;伏羅希洛夫說: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和朋友」,同時又是列寧的「忠實僕從」。朋友和忠實僕從,——這就有點荒唐了!    
    可能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由人來體現?民主不需要執掌特殊權力的人來體現。至於階級的專政……這一切都說明斯大林認為擁有無限的權力對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來說是正常現象。可是大家知道,只有獨裁者才能擁有無限的權力。斯大林聽著代表們的發言,默默地回顧了自己從「搶劫犯」到最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的奇特道路。他一度認為是空想的事現在已經變成實實在在的東西;他曾經認為是可能的事現在看來已經是肯定無疑的了;他的願望已經成為現實。斯大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對自己的特殊作用和使命已深信不疑;每次代表大會都給他增添了信心:只有他才能夠辦到不可能辦到的事。他的這種非常不祥的錯覺也是許許多多災難的主觀根源之一。    
    斯大林對傾盆大雨似地落在他頭上的贊詞如「英明的」、「天才的」、「偉大的」、「遠見卓識的」、「鋼鐵般的」等等已經聽膩了,現在特別注意聽軍隊代表的發言。在每一位發言者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對他作了無邊無際的讚美之後,斯大林由於圖哈切夫斯基的發言對他很少恭維而感到吃驚和不快。圖哈切夫斯基又把他那一套搬出來:陳述自己提出的關於軍隊的技術改造的「空洞計劃」。已經跟他講了,幻想的成分太多;就是不聽,現在又搬出來了……斯大林想起了30年代初圖哈切夫斯基給他寫的一封長信。圖哈切夫斯基在這封信中表示不滿意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對他提出的關於軍隊的技術裝備現代化的建議所採取的態度。這位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寫道:    
    「伏羅希洛夫同志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宣讀了您就我的關於改造工農紅軍的報告問題所寫的一封信。那個附有我給您的報告的工農紅軍司令部的報告我過去根本沒有看到……現在看了上述報告後,我完全理解您對『我的』打算不切實際感到氣憤的心情。但是,我應該說明,工農紅軍司令部的報告完全與我的報告無關。我的建議不只是被表述得面目全非,而簡直成了『狂人日記』。」紗紝矠    
    斯大林當時看了這封信就已經懂得,與伏羅希洛夫關係緊張的圖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同人民委員辯論,而是在同他,同總書記辯論。這位軍事領導人的獨立判斷能力使他感到吃驚和不快,因為圖哈切夫斯基好像比死抱住國內戰爭經驗不放的人民委員看得遠得多。到伏羅希洛夫發言時,斯大林知道這位已經成為點綴英雄歷史的、傳奇式的人物要說些什麼,因為人民委員在代表大會前夕曾把自己的發言送給斯大林過目。    
    伏羅希洛夫竟然在自己的發言中想出了一個新的贊詞:「鋼鐵般的斯大林」。當然,伏羅希洛夫也少不了溢美之辭:「有了斯大林同志這樣的久經考驗的、英明的、最偉大的領袖」,「無論什麼豬嘴或者更令人噁心的嘴,無論它伸到哪裡」紗紞矠都嚇不倒我們。人民委員說粗話使斯大林感到討厭:一邊說「英明的」、「偉大的領袖」,一邊又說什麼「豬嘴」……    
    斯大林聽了多洛雷斯·伊巴露麗、別列夫斯基、庫恩·貝拉、威廉·克諾林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其他領導人的發言,感到很滿意,他們說斯大林現在不僅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他沉思起來,忽然想到:如果20年前他在庫列伊卡村暴風雪的呼嘯聲中夢見這一切的話,他會怎麼想呢?準是發瘋了吧?「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的命運真難以預料。    
    


第一部第四章 「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3)

    斯大林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忽然感到,在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上,一切都如過眼煙雲,轉瞬即逝。一切看來都不過是在履行手續:選舉中央委員和兩個新機構,即黨的監察委員會和蘇維埃監察委員會(代替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領導機構的人選當然事先都在政治局「交換過意見」,為「領袖」慶功的整個盛典看來正在平靜地結束。由代表大會選出的計票委員會的工作已接近尾聲。但是突然發生了意外。激動而焦急不安的卡岡諾維奇和計票委員會主席扎東斯基來到斯大林的辦公室。然而先得談談事情的由來。    
    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詳細情況,米高揚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作過介紹(米高揚從1926年至1966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歷任黨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其他許多人的回憶錄也提供過有關這方面的情況。1962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歷史》指出,「在黨內形成的不正常的情況使部分共產黨員,尤其是列寧時期的老幹部產生了不安。代表大會的許多代表,首先是那些瞭解列寧遺囑的同志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把斯大林從總書記職位調到其他工作崗位上去的時候了。」米高揚證實(米高揚又是聽斯涅戈夫、沙圖諾夫斯卡婭以及原計票委員會成員安德列阿相等許多老布爾什維克說的),卡岡諾維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報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結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對」基洛夫,近300人(!)即投票人數的將近1/4投票「反對」斯大林。這簡直難以置信!    
    現在誰也不能準確地說,總書記對此作何反應。但據米高揚說,很快作出決定,即留3張「反對」斯大林的票(與「反對」基洛夫的票相等)。其餘的票全部銷毀。還要說明一點,按慣例在付諸表決的名單中,候選人人數和當選人數是等額的。總的來說,這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選舉」,只需要一個簡單的多數。即使那300張反對票作數,斯大林照樣進入中央委員會,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看來都會被選為總書記。宣佈投票結果將會引起強烈的政治反應,它帶來的一切後果簡直不堪設想。大家立即會感到「領袖」的偉大完全是虛幻的。    
    據這些證明材料說,一批老布爾什維克在正式宣佈投票結果前已經瞭解到實情,他們向基洛夫建議,要他同意把他推選為總書記。基洛夫拒絕了,並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講了。    
    然而,在這個弄不清楚而又極富有戲劇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觀情況說明這一事件相當可信。首先,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過去屬於不同名目的「反對派」的和過去曾直接反對過斯大林的。此外,許多出席代表大會的黨的工作者已經有可能親自領教過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獨裁作風。然而,在黨內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即誰都不可能公開批評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議撤銷他的高級職務。雖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時機隨時都存在。這些人通過無記名投票來表明自己對斯大林的真實態度,無疑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米高揚根據部分老布爾什維克、包括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計票委員會成員提供的證明所作的情況介紹有一天完全被證實,那麼這個介紹同時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醜惡的反黨罪行的記錄。我在這裡還不談(這個問題將放在另一章敘述)「勝利者們的代表大會」的絕大多數代表後來的下場多麼悲慘,因為在投票表決後斯大林就把他們所有的人都視為潛在的敵人了。    
    這一複雜問題還造成了另一後果:斯大林驟然改變了自己對基洛夫的態度。在斯大林看來,基洛夫現在成了他的現實的勁敵。    
    這樣,「勝利者們的代表大會」除反映了國內發生的有利於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大變化外,還記錄了「領袖」的獨裁野心的膨脹過程。無產階級專政本是奪取政權和建立新社會的工具,卻被斯大林當成了隨心所欲地行使專政的最重要職能的有利條件。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1)

    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一件事。葉努基澤在這次大會上的發言中說過這麼一段話:「斯大林同志能把我們黨內最優秀的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圍,同他們一起討論和解決各種問題,從這群人中形成了任何一個革命政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大力量……」不能不說,在那些年裡,在斯大林周圍一班人中間,確實有過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就有基洛夫。雖然「周圍一班人」這個說法對他未必合適,因為他先是在外高加索工作,後來在列寧格勒工作。但他畢竟同斯大林的關係密切。葉努基澤同樣是同總書記私交很好的朋友,他說在斯大林周圍總是聚集著「我們黨內最優秀的人物」是說過頭了。遺憾的是,斯大林身邊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才華橫溢、出類拔萃、純潔無瑕的戰友;有專事揣摩和執行「領袖」的意願、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問題上都決不違抗他的旨意的唯唯諾諾之徒。對人民和黨來說不幸的是,斯大林身邊還有(特別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只能稱之為罪犯的人。    
    斯大林不是笨人。他希望自己周圍有可靠的、忠心耿耿的朋友、戰友,而主要的是有絕對服從命令的執行者,他一張口他們就能明白他的願望、意圖、暗示。雖然總書記對「公眾」總是竭力強調指出,建立在對個人的忠實之上的關係是不符合崇高原則的。例如,斯大林在答覆黨員沙屠諾夫斯基的來信時寫道:    
    「你談到你對我的『忠實』。也許這是偶然脫口而出的話。也許……但是,如果這不是偶然說出的話,那我要勸你拋棄這種對個人忠實的『原則』。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作風。要忠實於工人階級,忠實於它的政黨,忠實於它的國家。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決不要把這種忠實和那種對個人的忠實,和那種無謂的不必要的知識分子的玩意兒混淆起來。」紗紡矠    
    說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個大偽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圍的照例都是一些不會給他造成麻煩的人。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納扎列江、托夫斯圖哈、巴扎諾夫、坎涅爾、馬裡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貝捨夫。他最喜歡的是兩個人:托夫斯圖哈和波斯克列貝捨夫。    
    他一張口,托夫斯圖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圖哈是個有相當理論修養的人,他善於表述思想,善於發現文件中的原則性錯誤。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來什麼都不顧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檔案裡保存了一張他給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條,上面寫道:「托夫斯圖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關於托夫斯圖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議,但他不讓提付表決……」紗綷矠斯大林接著責備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訴了加米涅夫。傷透了心的托夫斯圖哈寫了一個正式報告:    
    送斯大林    
    抄送加米涅夫    
    我聲明,我從來沒有對加米涅夫同志或別的什麼人說過: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    
    托夫斯圖哈    
    加米涅夫在這張談「具體問題」的小紙片上用鉛筆半開玩笑地草草寫了幾句:    
    我證實,托夫斯圖哈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沒有以任何方式給我談過休假的事,只說過他要是早一點能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話,本來可以大大擴大他研究列寧的工作(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我請求不要把托夫斯圖哈的死歸罪於我。    
    列·加米涅夫紗□矠    
    看來在斯大林的機構裡有時幹的不只是正經的「大」事。    
    巴扎諾夫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時間。總書記很快就對他產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諾夫就去給政治局會議作速記記錄了。但是這個人善於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1928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從那裡跑到了英國。幾十年來,他起先是靠評述他所瞭解的事情,後來則靠編造我們國家及其領導人的各種情況來掙錢餬口。    
    斯大林在許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邊,他一度成了「領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於敖德薩,起先是孟什維克,1918年入黨,在國內戰爭時期同斯大林相識。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員會機關、《真理報》擔任過一些要職,當過蘇聯國家監察人民委員、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幹,但是他的頭腦是赤裸裸的警察頭腦,他是經常向斯大林報告有關黨的其他領導人的「秘密情報」的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請斯大林在送給他的1924年剛出版的總書記的《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上題詞留念。斯大林在扉頁上疾書了幾個字:    
    送給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輕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    
    作者        
    1924年5月23日    
    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親筆題贈的書之後,從來沒有打開看過:現在書頁已經全部泛黃發脆,卻一直沒有裁開!    
    梅赫利斯的影響與其說是由梅赫利斯的職務決定的,不如說是由斯大林本人對他的態度決定的。他經常到斯大林那裡去,兩個人長時間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辦最微妙的任務。我手頭有一大卷他從「領袖」派他去的各個地方寄回的親筆寫的告密材料。幾百份密碼電報、明碼電報、書面報告,談的都是一個問題:「敵人在活動」,「普遍存在麻痺情緒」,「姑息養奸」,「應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赫利斯的話。後者善於在人們認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敵人」來……1937年7月,紅旗歌舞團正在東部演出,斯大林這時收到一份密碼電報。    
    我報告:紅旗歌舞團情況嚴重。我的結論是,歌舞團裡有一個間諜恐怖分子集團在活動(黑體是作者用的。——本書作者注)。就地開除19人。我正在進行偵查。該集團中有舊軍官、富農子女、反蘇分子。我已讓特別部主任參與此事。是否讓歌舞團下部隊?    
    梅赫利斯紗紮矠    
    我認為電報末尾的問題是白提的。半個歌舞團的人都抓了起來,還放誰下部隊呢?梅赫利斯就是這樣一個在「領袖」庇蔭下起著自己特殊的凶險作用的人。他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證。    
    但是,「領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貝捨夫了。赫魯曉夫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把他稱為斯大林的「忠實的僕從」。這位維亞特卡的鞋匠的兒子曾當過醫士,從1922年起就在中央委員會工作,1928年起當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別任務部的主任。戰爭期間斯大林讓中央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波斯克列貝捨夫當上了少將。波斯克列貝捨夫的特點是工作能力極強,很會完成任務。他的長女加麗娜·亞歷山德羅芙娜·葉戈羅娃女士告訴我說,他父親每天工作至少16小時。雖然貝利亞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貝捨夫攆出了克里姆林宮,但後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實僕人。順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貝捨夫的第一個妻子是托洛茨基的遠親,這一點最終起了悲劇性的作用。    
    波斯克列貝捨夫的女兒告訴我說,她父親一直惋惜他沒有記日記,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當然,他思索一番後總是得出結論說,要是他真記了日記,那他早就不在人間了。    
    任何情報都要通過波斯克列貝捨夫送給斯大林。他對黨內國內各種事情的瞭解不比斯大林少。這是一個理想的執行者,因為他沒有頭腦,從不提出異議,任何時候都堅守崗位。但是,由於「領袖」對波斯克列貝捨夫的特殊好感,後者在權力機關的「走廊」裡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過他的正式地位。    
    雖然波斯克列貝捨夫天性並不嚴厲,人們卻對他巴結奉承;因為事情辦得怎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位第一助手什麼時候和用什麼方式匯報「文件」的內容,提出建議。    
    曾擔任過交通人民委員的科瓦廖夫在整個戰爭時期有時一天要向斯大林報告軍車運行情況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貝捨夫稱作「老黃牛」。「任何時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這位助手的有點禿頂的腦袋總是埋在公文堆裡。這個人有著計算機式的記憶力。可以從他那裡查到關於任何一個問題的準確資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對波斯克列貝捨夫的看法說:「總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書。」    
    這幾個人同斯大林的關係都很密切,他們都屬於如斯大林有時所說的「服務人員」。但是另外還有一些屬於最親密的戰友的人——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他們的特點首先是絕對同「領袖」保持意見一致。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如此。    
    我在本書的其他章節中還要談到其中的幾位。例如,這三位中的一位伏羅希洛夫,在決定任何問題(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時,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領袖」的一切意見。早在1923年,總書記和伏羅希洛夫一起在葉先圖基療養院休養,療養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員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需要斯大林親筆寫一張奇怪的證明:    
    請蘇維埃和黨的機關注意:    
    茲證明持件人葉先圖基泥浴療養院職員瑪麗亞·格佩洛娃是一位值得完全信任、忠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婦女。    
    約·斯大林      
    1923年11月15日    
    接著下面加了一句:「完全同意。克·伏羅希洛夫。」紗□矠    
    當著名的軍事首長約·埃·亞基爾被捕並被判處槍決時,他給斯大林寫信,保證他絕對沒有犯過指控他的那些罪行。斯大林的批語很簡潔——「卑鄙無恥」,而伏羅希洛夫習慣於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一貫絕對同意一切。他像1923年那次一樣寫道:    
    評語完全準確。    
    克·伏羅希洛夫紘紛矠    
    要知道亞基爾是伏羅希洛夫的部下、蘇軍的一位天才指揮員,伏羅希洛夫對此是一清二楚的。    
    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助手們一樣,是他最親近的人,他們無條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但也有另外一些被認為是斯大林戰友的人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名聲。其中的一個就是列寧式的布爾什維克謝爾蓋·米龍諾維奇·基洛夫。他無限忠於事業,為人純樸,富有同情心。不管他在哪裡工作,那裡的人們都喜歡這位容易跟人們打成一片、態度謙虛的領導人。當根據列寧的推薦把基洛夫派往阿塞拜疆工作時,他的黨內鑒定寫道:    
    「各方面都很堅定……工作有幹勁……貫徹決定異常堅決。穩健沉著,政治上很能把握分寸……十分出色的撰稿人。第一流的、出色的演說家……」紘紜矠基洛夫在外高加索工作多年,給當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之後,當「新反對派」企圖把列寧格勒黨組織變成自己的據點的時候,黨中央派基洛夫去列寧格勒,他被選為那裡的市委書記和州委書記。研究基洛夫生平的·波姆佩耶夫證明說,當基洛夫到列寧格勒時,他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奧爾忠尼啟則給州委寫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介紹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這位新的第一書記。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的搗亂使我們付出很高的代價,你們把我們的基洛夫同志搶走了。這是我們的一大損失,可是你們的力量卻大大加強了。我一點不懷疑,你們那裡會搞好的,不出兩個月一切都會就緒。基洛夫是個好樣的,只是除了你們他誰也不認識。相信你們會給予他友好的信任。衷心祝你們圓滿成功!」    
    接著謝爾戈又在下面寫了一個附言:    
    「小伙子們:請你們把基雷奇的生活安排好,不要讓他吃住沒有著落。」紘紝矠    
    斯大林早在1917年10月的日子裡就認識基洛夫。很難說清楚,為什麼天性冷淡、生硬、甚至是冷酷的斯大林會喜歡上這個老是笑嘻嘻的、幹勁十足的健壯的人。他們倆不止一次一起休養,兩家交情也不壞,雖然雙方呆的地方通常相距都很遠。在斯大林寫給奧爾忠尼啟則的書信中,有一封在索契寫的信提到了基洛夫,談到了他的治療問題(說來奇怪,斯大林是從來不關心別人的健康的!):    
    親愛的謝爾戈:    
    	  ……基洛夫在那邊幹什麼?在用納爾贊礦泉水治他的胃潰瘍嗎?要知道這樣下去是會把自己整垮的。是哪一個巫醫在給他『治』?……    
    問季娜好!    
    娜佳向你們大家問好!    
    你的斯大林         
    1925年6月30日於索契紘紞矠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2)

    可以說,斯大林從來沒有對哪一個黨的工作人員表現過這樣的關心,甚至是「喜愛」。他喜歡這個開朗、淳樸的人。基洛夫所到之處,人們馬上都圍聚在他的周圍。有過一種現在人們差不多已經忘掉的說法,叫作「群體的靈魂」。基洛夫正是最好意義上的任何一個群體——黨員的、工人的、大學生的、紅軍戰士的群體的靈魂。在難以捉摸的莫洛托夫、一臉媚相的卡岡諾維奇和時刻等著執行命令的伏羅希洛夫的陪襯下,基洛夫是真正溫暖的人際關係這種永恆的道德價值觀的代表。    
    幾乎每一個獨裁者都有自己的弱點,斯大林的弱點是憑直覺相信很少幾個人,其中有:波斯克列貝捨夫、梅赫利斯、莫洛托夫、基洛夫,此外也許還可以加上兩三個人。這種好感很難解釋。往往很難加以分析「論證」,因為這種好感完全是一種心理狀態。斯大林喜歡基洛夫的微笑、他的開朗的俄羅斯人的臉膛、他的誠實和全神貫注的工作精神。有一次,當列寧格勒的這位領導人星期天上別墅來,他們一起玩打棒遊戲時(斯大林和廚工霍里科夫斯基搭檔,而基洛夫和弗拉西克搭檔),斯大林問客人說:    
    「謝爾蓋,你最愛什麼?」    
    基洛夫驚奇地看了一眼斯大林,笑著回答說:    
    「布爾什維克應該愛工作勝過愛妻子!」    
    「那你究竟愛什麼?」    
    「大概愛思想……基洛夫一邊重新擺放木棒一邊回答。    
    斯大林不置可否地揮了揮手,再沒有追問下去,雖然他不明白,怎麼可以「愛思想」呢?也許,基洛夫在說漂亮話?但是斯大林知道,基洛夫不會說假話。他還知道,基洛夫大概比任何一個人都更能對他發生影響。    
    斯大林記起了留京案件。留京在舊軍隊中當過准尉,20年代初斯大林就認識他了。1918年他是伊爾庫茨克軍區部隊司令,1920年是伊爾庫茨克省委書記,在20年代後五年是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委書記、《紅星報》編委、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後來留京「胡鬧起來了」。有人向斯大林報告說,留京是當時秘密流傳的長篇文章《致聯共(布)全體黨員》的執筆者之一。這封「信」的主要矛頭指向他,說他完全是一個手裡拿著反列寧主義的「籠嘴」的「獨裁者」。斯大林記得,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堅持要求不僅把留京開除出黨,而且提議判處他死刑。看來這是斯大林企圖在司法審理之前就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的第一個實例。政治局委員們默不作聲。一方面,從案件來看,留京企圖建立「反革命組織」,而另一方面——因此就要判處「死刑?」!「黨的上層領導」不知如何是好了。這時基洛夫說話了:    
    「不能這麼幹。留京不是不可救藥的人,他只是誤入歧途……參與這封信的人肯定少不了……人們會對我們不理解……」    
    當時斯大林不知為什麼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見。留京坐了10年牢,到1938年才徹底完了。但是斯大林沒有忘記,基洛夫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必要時甚至不考慮他的意見。    
    斯大林只給很少幾個人送過自己的書並且題詞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題詞寫得非常親切,完全不像是領袖說出來或寫出來的話。在斯大林的《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的扉頁上,總書記用清晰剛勁的字跡寫著:    
    送給我的朋友和親愛的兄弟謝·米·基洛夫。    
    作者斯大林     
    1924年5月23日    
    當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主持會議的波斯特捨夫在一次例會上宣佈「現在請基洛夫同志發言」時,會場上爆發出歡呼聲。全體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來。全體代表向另一個「全黨喜愛的人」鼓掌。受到過大會代表這樣的歡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講話意思清楚、語言生動、內容豐富。不錯,這篇講話像這次大會上其他代表的幾乎所有的講話(只有很少例外)一樣,充斥著對總書記的溢美之辭。基洛夫在這方面可能比其他許多代表「更過頭」。對這一點只能表示惋惜,但是應該理解的是,儘管表明良心的時機始終存在,有時(也許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為準則。這就幾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勳了。不管是基洛夫還是別的什麼人,在這次大會上都沒有建立那樣的功勳,因為在這次大會上,在代表們的眼前,在他們的幫助下,確立起來的是個人迷信。歷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刪減的。否則就不是歷史,而是歷史的贗品。    
    我們已經知道,這次大會上對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構成了(根據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斷)一種獨特的、使得斯大林極為吃驚和不快的高潮。他的勝利變得大為遜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聲色。古希臘和古羅馬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們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於在最危急的關頭保持鎮靜沉著的偽裝。他早就明白,鎮靜沉著對周圍人的影響從來都比手忙腳亂、裝腔作勢、擺「領導」架子來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號」,知道代表大會上決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他成為獨斷專行的領袖之後,表面上非常平靜。接下來一切完全按計劃進行。在代表大會閉幕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基洛夫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聯共(布)中央書記,同時他仍擔任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書記。斯大林本來計劃在代表大會之後把基洛夫從列寧格勒調到莫斯科來,但是現在他改變了主意,不這樣做了。    
    基洛夫的工作多起來了。基洛夫作為黨的書記主管重工業和森林工業。他經常要到莫斯科來。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來時,經常給他打「自動電話」,不止一次地會面,討論日常事務和急於要辦的事。看起來,什麼也沒有變,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親愛的兄弟」。誠然,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關係變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來了,列寧格勒的書記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過失甚至挨了「領袖」的訓斥。也許是這樣。但文獻也好,瞭解當時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況的人同我的談話也好,都沒有提供任何類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於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裡。    
    因此,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被人殺害這個令人震驚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顯得突然:    
    「預審材料確認殺害基洛夫同志的兇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華西裡耶維奇),1904年生,前列寧格勒工農檢查院職員。偵查正在繼續進行。」紘紟矠    
    基洛夫在遇害前兩天,同列寧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員一起從莫斯科參加中央全會後回來,在這次全會上作出了令人高興的重要決定:取消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給制。大家在火車上熱烈地討論這個人們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們和全體人民會多麼高興啊!他們還交換了看過布爾加柯夫的話劇《土爾賓一家的日子》以後的意見,談論了預定在12月1日召開的列寧格勒黨員積極分子會議。總之,基洛夫回來時情緒飽滿,準備大幹一場。    
    在開積極分子會議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報告,於4點半乘車到斯莫爾尼宮。他在走廊裡走著,和許多人打招呼,交談幾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進一條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辦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來一個一點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辦公室門旁聽到了兩聲槍響。人們跑來時看到基洛夫俯臥在地上,兇手手裡握著槍,正在歇斯底里大發作……    
    基洛夫遇害後兩個小時,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葉若夫、雅哥達、日丹諾夫、科薩列夫、阿格拉諾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專車赴列寧格勒。斯大林在車站上對前來迎接的人破口大罵,還打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列寧格勒局局長梅德韋季一個耳光。梅德韋季及其副手扎波羅熱茨後來被調到遠東工作,而在1937年,當恐怖機器開足馬力時,兩人都被幹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對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審訊是斯大林在一批隨他來列寧格勒的人陪同下親自進行的。從一開始,有關基洛夫遇害的許多情況都帶有神秘色彩。赫魯曉夫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講了這一點,他說:「必須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節中有許多至今叫人無法理解的神秘的東西,需要非常仔細地加以調查。有理由懷疑,負責保衛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幫助了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個半月曾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被釋放了,甚至沒有搜查過他。另一個情況也異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個擔任基洛夫貼身警衛的肅反工作人員在被帶去接受審訊的途中因『車禍』身亡,可是在這次車禍中,車上的其他人個個安然無恙。」赫魯曉夫接著說:「在基洛夫遇害後,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列寧格勒工作的領導幹部判得非常輕,但在1937年把他們都槍決了。可以推測,槍斃他們是為了掩蓋謀害基洛夫的真正組織者留下的痕跡。」要知道,那個死於車禍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波裡索夫是負責基洛夫的警衛工作的,而據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過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無論如何,這個在基洛夫必經之路上兩次截住了帶槍的尼古拉耶夫、後來又根據別人的命令釋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檔案中沒有關於「基洛夫案件」的更確實的材料。有一點是清楚的:這次謀殺並不像不久後官方所說的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們瞭解了斯大林,瞭解了他異常殘暴、陰險、奸詐,因此完全可以推測這件事是他一手製造的。間接的證明之一是,把兩三個「層次」的潛在的證人都消滅了,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筆」。    
    國外關於這個神秘的案件寫了很多書,但是這些書往往帶有很大的偏見,通常都以假設和推論為依據。例如,其中就有死於美國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結論。    
    尼古拉耶夫案件審理得很匆忙。過了27天公佈的起訴書就斷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地下恐怖組織的活躍分子。在起訴書上簽名的有蘇聯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不久之後的許多悲劇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關)和要案偵查員··捨寧。不出預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內都被處決了。為什麼說是「不出預料」呢?    
    原來在發案的當天,根據斯大林的提議,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未經政治局討論)就通過一項決定,對現行刑事訴訟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幹得如此匆忙,這個決定甚至「來不及」送給國家元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裡寧簽署。這個踐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葉努基澤簽署。決定說:    
    1.偵查部門應從快處理被控策劃和執行恐怖行動的案件;    
    2.司法機關不得推遲執行對這類罪行的死刑判決,以研究是否可以給予赦免,因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作出這樣的赦免是不可容許的;    
    3.一俟對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決,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應立即執行。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頒布這些新指示後,許多「案件」的審理馬上加快了。由於基洛夫是在列寧格勒遇害的,偵查工作把這個案件和季諾維也夫分子聯繫起來,早在1934年12月,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一大批「陰謀分子」(葉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庫克林、蓋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關他們參與殺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證、證據一點也沒有找到。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雖然沒有被選為中央委員,但會後他一度重又活躍起來,當時他盤算著,「暴風雨」已經過去,可能還會時來運轉。他甚至在代表大會後寫了一篇題為《過去十年的國際意義》的文章,把他發表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這是他寫的最後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從報上看到關於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評論,說「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壞蛋們」同這個案件有牽連之後,他連魂都丟了。他明白他會得到最壞的下場。在偵查部門以及後來檢察官的高壓下,季諾維也夫不得不「承認」,「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原反黨集團可以對已發生的一切承擔「政治上的責任」。有這一句話就足夠了,「司法」部門不需要任何論據、證據。政治審判案進行了第一次排練。季諾維也夫被判10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5年,其他的人也是5年。這可以說是公開把持有與官方觀點不同的政治觀點跟刑事犯罪等同起來的第一例。    
    列寧的兩個過去的戰友的悲劇在繼續演下去。他們雖然貪圖虛榮,立場不堅定,認了錯(也許不是出於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著一個人人自危的時期即將來到。人們相信過去的「反對派」在進行恐怖活動、破壞活動。首先,當時社會上顯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盜竊分子、懷有階級仇恨的人。其次,由於缺乏客觀的報道和起碼的公開性,形成了蒙蔽千百萬人思想的理想條件。人們千百次舉行群眾大會,要求嚴懲恐怖分子。在30年代人們都著了魔,一個號召、一句口號就能把他們發動起來,一個虛幻的遠景就能燃起他們的熱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讓他們相信有「敵人」、「間諜」、「破壞分子」、「恐怖分子」。何況他們又不瞭解事情的真相。據30年代受過迫害的B·奧庫洛夫說,當時國內正在製造氣氛,「隨時都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恐怖行動,而這些行動的主要的犧牲者是無辜的人」。報刊不斷加溫,不斷「揭露」、報道一個又一個的「敵人總部」、「陰謀」、「恐怖小組」。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喜歡講的「懲罰機關」一下子「身價」百倍。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數飛速增加。這些「機關」的權力擴大了。它們逐漸和黨委平起平坐,後來又超過黨委,成了太上皇。報刊上最熱門的話題是「必須加強警覺性」。報刊的宣傳開始大量散佈對每一個人懷疑、不信任的種子。許多領導人都受到監視。我們記得,斯大林十分害怕別人害他,大力加強警衛,把自己在群眾中「露面」的次數減少到最低限度。許多普通人都形成了一個概念,似乎生產單位中、集體農場裡、大學裡有許多暗藏的敵人。每一次挫折、災難、損壞、事故都和反革命破壞掛起鉤來。全國逐漸形成一種氛圍,斯大林在進行血腥清洗時已可望得到受蒙蔽的群眾的「支持」。    
    還在基洛夫被害之前,根據斯大林本人的決定,那些將在未來無法無天的年月裡扮演凶神惡煞的人被提拔到在同黨和「人民的公敵」作鬥爭的機器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的崗位上。這些人中首先有擔任組織局委員、1935年初擔任中央書記、清黨活動(1935—1936年)組織者之一的葉若夫,過去的孟什維克、先擔任蘇聯副總檢察長、後又提任總檢察長的維辛斯基。1937—1938年那些可恥而罪惡的政治審判案都和後面那個人的名字分不開。    
    指令、通令、報刊都直截了當地要求尋找和揭露敵人。人們發現「原來」敵人果真不少。在懷疑、恐懼、不信任氛圍的推動下,很快掀起了恐怖浪潮,並在1937—1938年把它掀到令人可怕的高度。關於被發現和揭露出來的「敵人」的無數報告不斷送給中央。下面是蘇聯最高法院檔案館所保存的幾份報告:    
    送聯共(布)中央約·維·斯大林同志    
    蘇聯人民委員會維·米·莫洛托夫同志    
    內務人民委員部北方邊疆區國家安全局結束了反革命恐怖集團策劃對中央委員、聯共(布)北方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弗·伊萬諾夫同志採取恐怖行動這一案件的偵查。    
    本案被告有七名被追究責任,交付法庭審判,他們是:··拉基京、Π·B·扎奧斯特羅夫斯基、Π·H·波波夫、··列維諾夫、H··伊夫列夫、··扎奧斯特羅夫斯基、H·A·科博索夫。被告中完全認罪的只有Π·H·波波夫。    
    拉基京等人的案件擬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城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巡迴庭引用1934年12月1日法律予以審理。    
    我們認為主要被告拉基京、Π··扎奧斯特羅夫斯基、列維諾夫應判處槍決,其餘被告應分別判處期限不等的剝奪自由。請予指示。    
    安·維辛斯基,B·烏爾裡希    
    1935年1月23日       
    送聯共(布)中央書記約·維·斯大林    
    ··別洛濟爾系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地下反革命恐怖組織的成員,她招募了捨爾比納和捷列先科參加這一組織,要他們在1934年慶祝十月革命時在基輔對波斯特捨夫和巴利茨基兩同志採取恐怖行動,經審理此案後決定判處··別洛濟爾槍決。    
    別洛濟爾在整個受審期間堅決拒絕招供,聲稱她不接受赦免。因此,請指示是否可以執行對已定罪的··別洛濟爾的判決。    
    安·亞·維辛斯基同志和A·B·巴利茨基同志認為可以執行判決。    
    B·烏爾裡希     
    1935年2月3日    
    	  送聯共(布)中央書記約·維·斯大林同志    
    今年3月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巡迴庭在我主持下在列寧格勒不公開地審理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夥米利達·德拉烏列、奧麗加·德拉烏列和羅曼·庫利涅爾一案。    
    我問米利達·德拉烏列,她想方設法要搞到去年12月1日的列寧格勒黨員積極分子大會(基洛夫要在會上作報告)的入場券,想要幹什麼。她回答說:「她想幫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幫他幹什麼?「到會上根據情況而定。」因此我們斷定,被告想幫助尼古拉耶夫搞恐怖行動。    
    三人都被判處極刑——槍決。3月10日凌晨該項判決已予執行。    
    請指示:是否見報。    
    B·烏爾裡希      
    1935年3月11日紘綷矠    
    真是閃電式的審判:9日審判,10日凌晨槍決,11日早晨給那位至高無上的祭司報告。即使從烏爾裡希報告的片言隻語中也可以看出,法庭對案件的審理多麼浮皮潦草。不久,特別是兩年以後,這已成為一種慣例。    
    我想對最後的這個「案件」再說幾句。在這一悲劇發生前的一年多兩年不到的時間裡,有人不斷散播卑鄙的謠言,說尼古拉耶夫的前妻米利達·德拉烏列同基洛夫「關係特殊」。瞭解基洛夫的人都毫不含糊地否定了這種不正當關係的可能性。誰需要散播這種謠言呢?不能排除有人想挑唆神經衰弱的尼古拉耶夫去謀害基洛夫。當人民委員部幹部·阿格拉諾夫和·捨寧開始偵查時,尼古拉耶夫說他殺害基洛夫是為了報仇。但很快他又「供認」,進行暗殺是根據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地下集團的佈置……看來,德拉烏列這個名字被策劃罪行的人利用來挑動尼古拉耶夫,使他變得「更加堅決」。但後來,米利達·德拉烏列也好,奧麗加·德拉烏列也好,都有可能壞事,於是決定把她們收拾掉。說幹就幹……    
    斯大林親自製造緊張空氣。1935年中公開發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爾斯的談話。這顯然不是偶然的行動。斯大林在這次談話中重新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問題是暴力。威爾斯問:「你們那種宣傳是不是陳腐的?因為它宣傳暴力行動。」斯大林是這樣回答的:    
    「共產黨人決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們,共產黨人,不願遭到突然襲擊,他們不能期待舊世界會自己離開舞台,他們看到舊制度是在用暴力保衛自己,因此共產黨人向工人階級說,準備以暴力回答暴力……誰需要那種麻痺自己軍隊的警覺性的統帥,那種不知道敵人決不會投降,不知道應當徹底消滅敵人的統帥呢?」紘□矠    
    斯大林是多麼喜歡「徹底消滅」……這樣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講話中號召「徹底消滅」反對派、剝削階級的殘餘、富農、蛻化變質分子、兩面派、間諜、恐怖分子……並且確實在「徹底消滅」他們。看來,他也在「徹底消滅」潛在的對手。當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即各個代表團在知道了列寧的信的內容後所表示的願望)還在起遏製作用時,當斯大林還清楚記得列寧的警告時,他把反對派還當作思想上的敵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復黨籍,被委以重任,還發表他們的文章。例如,1928年6月恢復黨籍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表示,希望「黨還會需要他們的經驗」,——很可能就是指他們希望擔任領導職務。儘管報刊上不斷指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農的幫兇」,他們在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仍然被選進中央委員會。這種容忍顯然不只是值得讚揚的,這是列寧的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觀點的體現。斯大林幾乎從來不使用「民主」這個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關於蘇聯新憲法的報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斷「搖擺」叫他十分厭煩。對他來說,專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認識到,關鍵在於把社會一直「保持」在「國內戰爭」狀態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動」,他們「警覺地」注視著每一個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縱。這位獨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圍一班人採用各種辦法使整個社會在階級關係上即在政治上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甚至斯大林對基洛夫的「喜歡」(事實證明他確實喜歡過他),看來也沒有阻止總書記不下手清除這位最受人歡迎的人,他的潛在的對手。當需要在起碼的正派作風和「妨礙」他的權力的一切之間作出選擇時,猜疑、殘酷、權力慾總是在斯大林身上佔了上風。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國內採取更加嚴厲的政治方針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記,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有1/4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對票。而這樣的人在全國有多少呢?當時還很少有人會料到,在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225名代表中,竟有1108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數人死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營。在這次大會選出的139個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被捕並被處決。而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重建在經濟上遭到破壞的國家、實現從木犁走向現代工業國的歷史性飛躍的最積極的參加者。這是在有意識地消滅老的「列寧的近衛軍」。他們知道的情況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瞭解他的「早期」活動即他過去的底細的較年輕一代的忘我的執行者、工作者。    
    1935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締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和前政治苦役犯協會的建議,這大概不是偶然的。這兩個組織的檔案被以葉若夫、什基裡亞托夫、馬林科夫組成的委員會接收。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在30年代末那些無法無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遠在25年前犯下的「罪行」……這裡是不是利用了被沒收的檔案呢?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

    當時正擔任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貝利亞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步步高陞的。1935年中,聯共(布)中央黨的讀物出版社出版了貝利亞的「著作」《關於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歷史問題》。這本小書用紙精美,硬封精裝(這在當時是十分少見的),書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語錄和對「領袖」的胡吹亂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點是,在貝利亞的「著作」中有對兩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葉努基澤和奧拉赫拉什維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儘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斯大林私交甚篤的老朋友,可是這兩個人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斯大林一貫相信告密。對此貝利亞很快就心領神會了。誠然,奧拉赫拉什維利曾試圖提出抗議。他給斯大林本人寫了一封私人信,並附去了交《真理報》發表的澄清事實的信稿。斯大林的覆信實質上否定了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聲明。斯大林的信中說:    
    致奧拉赫拉什維利同志    
    來信收到。    
    (1)中央並不想提出(也沒有根據提出!)關於您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工作問題。您發了火,看來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這沒有必要。請留在研究院繼續工作。    
    (2)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本來應該發表,但我認為,您的《信》稿寫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話,我就去掉《信》中一切「進行論戰的色彩」、一切對歷史的「糾纏」以及「堅決的抗議」,直來直去地說,錯誤(有哪些哪些)確實是犯了,但貝利亞同志把錯誤說得太重,與錯誤的性質不符。或者說些諸如此類的話。致敬禮!    
    約·斯大林      
    1935年8月8日紘紮矠    
    國家和黨面臨嚴峻的考驗。一個把暴力視為無產階級專政惟一的、萬能的職能的人成了獨裁者。儘管人們把他叫作「親愛的領袖」、「天才的統帥」、「英明的建築師」,任何東西都掩飾不了這個人內心深處的獨裁者實質。但這一點當時人們是不明白的。幾十年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眼下,1934年是以悲調結束的。「一個勝利者的代表大會」……接著是準備採取恐怖行動的信號。也許,與一切天文日曆不一樣,1937年確實是從1934年12月1日開始的?說斯大林鼓勵和倡導無法無天,這毫無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本來是大多數人的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卻越來越明顯地被獨裁者的個人專權和官僚的專政所取代。未來的悲劇的種子已經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慘的未來的列車正在進站。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它沒有被攔住。    
    


第二部第五章 披著領袖的「外衣」

    世界文化大師之一普盧塔克在自己的《列傳》一書中對羅馬國家的奠基人羅慕路斯作了這樣的描寫:「他希望自己的權力牢固,並且日益驕傲起來,就把人民政體變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體,這個政體從建立之時起就單單因皇帝的服裝而引起不滿。他開始穿紅色襯衫和紫紅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寶座上處理公務。他身邊總是圍著一群年輕人,他們因能夠迅速完成下達給他們的指示而被稱作賽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驅趕人群。他們束著皮帶,以便能夠立即捆住要他們抓起來的任何一個人。」1普盧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當一個人被客觀形勢推上權力的頂峰,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時,他就把人民變成群氓,自己也變得不再像他自己。歷史證明,人在權力的魅力前面是軟弱的。除極少數例外,長久地、無限期地穿著「紫紅色外衣」這種情況,會使領袖們不僅對人民的態度,而且首先對自己本人的態度發生變化。    
    我沒有將普盧塔克的話同斯大林逐字「對照」:他表面上沒有改變政權形式,沒有穿「紅色襯衫」,也沒有坐在象徵著王位的寶座上,沒有,當然沒有。但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他對領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顯的變化。看來,他記得普列漢諾夫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話。當時,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圖書館,他將普列漢諾夫作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的名字後面。他在普列漢諾夫文集中寫滿了各種標記。大概,總書記在1930年12月去會見紅色教授學院哲學和自然科學教研室黨支部委員會成員之前又翻閱過普列漢諾夫著作吧?很可能。不過有一點確實是眾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積藏在哲學界的全部污泥濁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還指出:「要揭露普列漢諾夫,要揭露他的哲學觀點。他一直藐視列寧……」2    
    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漢諾夫下面這句話的:「偉大的人物就是創始人,因為他比別人看得遠,並且希望比別人強。」現在要「揭露」的這個人所作的這個結論是斯大林所喜歡的。然而,普列漢諾夫接下來說,領袖不可能「阻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進程」3,這段話斯大林未必喜歡。因為他現在已經把自己視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國惟一的領袖。    
    如果在20年代「領袖」這個詞也曾相當廣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紅軍領袖托洛茨基」、「革命領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紅色工會領袖托姆斯基」、「國際領袖」、「共產主義青年團領袖」等等),那麼,這時就只能用來稱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寧也用過「領袖」這個詞,但主要不是表示領導人的個人品質,而是表示政治品質。正如分析列寧著作所證明的那樣,對於列寧來說,領袖——首先是階級、社會集團的先進代表人物。列寧不允許與權力人格化有關的任何崇拜和神話現象存在。早在1900年寫作的《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偉大的思想家就強調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4在此一年前,列寧在研究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運動時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知識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認為,正是從這個階層中產生了「工人先進分子」。在列寧看來,領袖是能夠忘我地為滿足勞動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勞動者先進代表。列寧寫道:「歷次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中,都產生了像蒲魯東和瓦揚、魏特林和倍倍爾這樣的工人領袖。我們俄國工人運動看來也不會在這方面落後於歐洲。」5可見,列寧講的很多領袖是無產階級先進領導人的同義詞。    
    斯大林及其他周圍的人的行為邏輯就是要在黨內和國家內建立一種能夠確立「統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會關係體系。(「統治人物」這個用語,我是從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對19世紀法國哲學家伊·泰納的著作進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來的。6    
    


第二部第五章 「統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漢諾夫這個用語恰如其分地說明了30年代初國內開始形成的局勢,即一個人如何上升為至高無上的領袖,如何確立了獨裁政治。這種狀況之所以能夠產生,是由於黨(不管說出這一點是多麼痛苦)允許、贊同了這種當代獨裁政治。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講「增強」黨在我們活動的各個領域中的作用,但是,無論是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中,還是中央關於這個問題的那個著名決議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沒有講到黨在個人崇拜這種反常現象中有過,哪怕是在某種程度上有過錯誤。但是,在個人崇拜產生的諸多原因中,這是主要原因之一。對自己的領導人的無條件服從、無人監督、職務終身制,造成一種環境,使朱加施維裡-斯大林這種具有凶狠、敏銳、狡猾的頭腦、不知道妥協的人成了「統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會和經濟生活,也主宰人的頭腦。黨已不可能制定出使黨和人民避免獨裁的保護措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神聖家族》中有一個深刻的思想:「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著。站起來吧!」7    
    斯大林發表過很多意見,正確地解釋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沒有誇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強調了黨內集體領導的意義。例如:1931年12月他說:「個人的決定總是或者幾乎總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員會裡,在任何集體中,都有發表值得重視的意見的人。在任何委員會裡,在任何集體中,也都有發表不正確的意見的人……我們的領導機關,即領導我們所有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大約有70個委員。在這70個中央委員中有我們優秀的工業工作者、我們優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們優秀的供應工作者、我們優秀的軍人、我們優秀的宣傳家、我們優秀的鼓動家、我們優秀的辦國營農場的專家、我們優秀的辦集體農莊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個體農民經濟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蘇聯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專家。」斯大林接著說:「在這個最高機構裡,集中了我們黨的智慧。每個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經驗,如果不這樣,如果由個人來作決定,那麼我們在工作中就會犯極嚴重的錯誤。」8不論斯大林是否願意,但是,他最後這句話不自覺地承認了一個思想:在集體化、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在文化領域中出現的「極嚴重的錯誤」中有很多正是由於變為「統治人物」的這個人的個人決定造成的。    
    這首先表現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列寧極其重視的集體領導原則。眾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六年中,根據黨的準則和政治需要共召開了6次代表大會、5次代表會議和43次中央全會。在所有這些黨的會議上沒有權威的壓力,共產黨員能夠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闡明對某個問題的立場。通常,黨通過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體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決議的過程中注意(或者瞭解)各種態度和意見。就黨內和黨外政策的某些關鍵問題進行的熱烈爭論、妥協和大量辯論就是證明。    
    而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後,當開始突出地宣傳對這個要人的個人迷信時,「領袖」採取了在制定決議中明顯限制集體領導的措施。他已經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見了。從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後)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這一年),在20年時間裡,基本上是在戰前,總共只召開了2次黨代表大會、1次代表會議、22次中央全會。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間隔時間長達13年!有些年——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年中央委員會竟沒有召開一次會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斯大林的決定和行動方針中可以看出,他已經不把中央委員會看成他1931年所稱呼的「最高智慧機構」,而只是把它當作黨的辦公廳、一個執行他的決定的方便的常設機構。事實上,黨成了一架執行「統治人物」指示的聽話的機器。然而,在1925年籌備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並審訂聯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時,斯大林還強調了下面的話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每兩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全會。」當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發生了一場戰爭,使國家變成了軍營,不允許認真執行既定的準則。是可以這樣來解釋的,但實際上是沒有重視這些準則……    
    列寧早在1905年第三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報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專制制度(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而一切反動分子則捍衛沙皇的專制制度。因此,成功的變革不可能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9早在本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很久,列寧就只允許「民主專政」形式的「人民的專制制度」。對斯大林來說,現在所有這些關於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體智慧的老話彷彿一下子變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難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難道他想為自己個人謀取些什麼?難道馬克思主義否定領袖的作用?……惟一的領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會仲裁,這就逐步形成了類似政治專制的體制。    
    斯大林對黨的統一的特殊理解加劇了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眾所周知,20年代黨在執行自己政策時遇到了某些黨員的非常積極的反對。這些人並非始終都是「敵人」。一些與通過的決議不同的特殊觀點、立場及「方針」、「行動綱領」常常是由於對形勢的別出心裁的評價、對運動前途的與眾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時則是由於一些人的性格特點造成的。但是,今天來分析一下「反對派」、「派別集團」鬥爭的全部特點,你就會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爭吵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選擇具體發展民主的道路、「領袖和政黨」的關係、群眾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有時似乎被其他動機和詞句掩蓋起來了。在很多情況下,「反對派分子」只是不贊成專權、不贊成把觀點一致作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總是力求觀點一致。我們辯證論者雖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運動的,可還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見當成敵對的表現。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見中反映出尋找最佳選擇的願望嗎?難道盲目的意見一致不會產生教條主義者、無個性的和冷漠的人嗎?    
    當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識地給自己提出一些沒有載入黨的綱領性方針中的目標,他們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會問題上另有所鍾。在經濟破壞、外部帝國主義威脅、各種反對派集團不斷強大的情況下,按照列寧的提議,在1921年3月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著名決議。在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作完報告之後,代表大會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別組織。決議中明確指出,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保持黨的隊伍的統一和團結,保證黨員相互之間的完全信任,保證在工作中真正齊心協力,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紒紛矠這個方針在黨的團結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這個方針不是反對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之間的鬥爭,而是反對那些其政治綱領同黨的綱領和章程的目標背道而馳的派別組織。    
    斯大林常常利用這個決議來「打擊」「反對派」和「不同傾向」。在他的嘴裡「反對派」、「反對派分子」這些詞逐漸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敵對分子」、「敵人」這些概念等同了起來。後來,黨的某些領導人同黨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說同領袖立場的分歧,都被「領袖」認定是「反黨鬥爭」、「敵對活動」。斯大林主張統一,但不是辯證地而是教條式地去理解統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見之間的健康鬥爭,共產黨員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不能批評上級黨的機關。黨內出現了「不動腦筋的一言堂現象」。在為黨的「團結一致」而奮鬥的旗幟下,斯大林漸漸地、逐步地、但是堅定不移地在黨內生活中拋棄了民主原則。斯大林認為,統一就是執行、無條件服從指示、決心擁護上級機關的任何決定,就進一步鞏固了黨內的教條式思維,根除了群眾的主動創造精神。對上邊下達的旨意稍有違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譴責。1938年馬林科夫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會上發言時引用了一個例子:當時卡爾梅金的薩雷欽黨組織將共產黨員庫謝夫開除出黨。在政治常識課上給庫謝夫提了一個問題:    
    「我們能否在一個國家裡建成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可以建成,我們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庫謝夫回答。    
    「那我們能否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呢?」    
    「我們能在一國建成共產主義。」    
    「而完全的共產主義呢?」    
    「我們能夠建成。」    
    「我們能夠建成徹底的共產主義嗎?」    
    「徹底的共產主義,」庫謝夫思索了一下,「沒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過,我要看看《列寧主義問題》,看看斯大林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是怎麼寫的。」紒紜矠    
    就這樣,由於最後一個回答,由於自己的疑問,庫謝夫被開除出黨並撤銷職務。但是,馬林科夫在這裡看到的不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觀點一致這種個人崇拜現象,而是暗藏在「每個企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的「敵人的陰謀詭計」。庫謝夫在觀點一致中犯了一點「偏離」的錯誤,而「敵人」立即利用這一點,把他開除出黨。這就是馬林科夫的邏輯。    
    


第二部第五章 「統治人物」(2)

    這樣的解釋歪曲了對統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統一集體意志的同時也允許自由闡述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關於統一的決議中規定:「黨將繼續不斷地採取一切手段並試驗各種新的辦法,來反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發揚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如果試圖發表新的建議和倡議,或者對黨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見,就會遭到侮辱,或者乾脆被劃入「敵人」之列。對於共產黨員,越來越要求他們只是「擁護」和「贊成」,而他們實際參與討論黨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的機會則越來越少。所有這些不知不覺地使「領袖」更加高高地凌駕於黨之上,使他變成了「統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根據斯大林的提議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對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監督權的機構。新建的黨的監察委員會的職能轉變為對黨組織執行中央機關的決議的情況、首先是執行「統治人物」指示的情況實行監督。    
    逐漸地,斯大林的決定開始被所有的人當作黨的決定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或通令下達。黨的「領袖」的權力實際上已變得毫無限制。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戰爭前夕和戰爭期間,當領導人辦公室中實行「晝夜值班」制度時,斯大林經常讓政治局一些委員和候補委員到孔策沃他的別墅去「吃飯」。最經常到他別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貝利亞、日丹諾夫。間或也邀請安德列耶夫、加裡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沃茲涅先斯基來參加晚宴。在進餐時決定國家、黨和軍事政策的各種問題。斯大林經常對「談話」進行總結,而馬林科夫,有時是日丹諾夫就把這些「會議」作為政治局會議記錄下來。沒有出現爭論和辯論。斯大林的戰友常常竭力去猜測「領袖」的意見或者及時隨聲附和。同斯大林從來也沒有原則性分歧。甚至連「君主」本人有時也對此感到厭煩了。例如,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一次吃飯時,話題談到準備好的斯大林的報告時,所有人一齊對報告大肆頌揚起來。斯大林聽著、聽著,突然生硬地說道:    
    「我給你們的報告稿是我已經淘汰了的,你們還在唱讚歌……我準備講的稿子全都改寫過了!」    
           所有人都打住話頭,難堪地沉默起來。但是貝利亞卻很快想出來了擺脫困境的辦法:    
    「但是就在這一稿中已經顯示了您的手筆。如果您把這一稿再加以改寫,可以想像得出,報告將是多麼精彩!」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之後選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裡寧、基洛夫、柯秀爾、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啟則、斯大林。尚能定期開會,但並不總是全體出席。決定問題常常是在小範圍內: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後來還加上日丹諾夫或貝利亞。斯大林在政治局內部逐漸建立了各種委員會,被稱作所謂「五人委員會」、「六人委員會」、「七人委員會」、「九人委員會」……正如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像撲克牌中用數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專門決議固定下來的。當然,生活是複雜的,問題很多,列寧還在世時,就在中央委員會中經常建立各種委員會。但是,無論委員會的工作有多麼重要,所有原則性決定都應該由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通過。如果把黨的管理職能歸結為「五人委員會」的意見,而且在這個委員會中自然也只是「一種意見」——「統治人物」的意見,那麼集體領導制就失去了意義。斯大林喜歡先聽戰友們的意見,自己最後講幾句,而這最後幾句話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決定性的。    
    在審閱的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贊同」、「可以」,有時,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給自己的戰友,徵求他們的意見,但是通常別人的意見對他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徵詢意見,他寫道:    
    伏羅希洛夫同志。    
    怎麼辦?    
    約·斯大林    
    伏羅希洛夫答覆: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羅希洛夫    
    1936年4月7日    
    在下面,還是在這個文件上,接著是一個堅決的批示:    
    我反對。    
    約·斯大林紒紞矠    
    	在結論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見、只是自己說了算數的武斷態度逐漸造成了一種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力圖首先去猜測斯大林的意見。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別是貝利亞。    
    雖然斯大林繼續公開強調中央委員會工作中集體領導的意義,但是在30年代中期誰也不能公開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對「斯大林政策」的正確性有絲毫懷疑。集體領導變成了由集體對「領袖」的決定、結論、方針表示機械的贊同,從而奠定了官僚專制政體的基礎。    
    我在瞭解很多記名調查結果以及對某個問題的缺席表決結果時,從未碰到一例這樣的情況,即某人哪怕是間接地對斯大林明顯錯誤的、有時甚至是罪惡的建議提出異議。關於這一點下章中再談。但是,在這裡還想再重複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談到的思想:中央委員會領導中誰也不打算對說實話的機會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後一次機會。誰也不願意(或不可能)反對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溫和的形式。很多已經處在生死線上的人也常常順從地贊同「領袖」的意見,甚至意識到,這樣做並不能減輕對他們的判決。要知道,中央委員會成員中並不是都是斯大林堅決提拔起來的「應聲蟲」。    
    30年代和40年代黨的文件證明,討論任何問題都必須根據「領袖」的指示和觀點進行。各種會議、全體會議的成員在提出往往是正確的經濟、社會、技術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時,必須用斯大林在不同時期講過的「思想」、「論點」、「結論」加以論證。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後,一直到「領袖」逝世之前,已經沒有人能夠公開對他提出的論點發表某些「補充」或「充實」的意見了。實際上在黨內逐步確立了闡明教義的家長制原則。    
    古代就有人指出,絕對的、沒有任何限制的權力會變成災難。在古羅馬歷史學家薩柳斯蒂致愷撒的「信件」中有這樣一句格言:「誰也不會自願把權力讓給別人。不論站在勢力頂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會因濫用自己的權力而引起擔憂。」遺憾的是,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了這段話是有遠見的。    
    斯大林認為,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關係應該在全體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容易接受的群眾性出版物中固定下來。這些出版物是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十年後出版的「領袖」的《傳略》。在1937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9期上斯大林發表了《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編者們的信》。斯大林寫道,《黨史》要把重點放在黨同各種派別和集團、同各種反布爾什維主義傾向進行的鬥爭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樣一來,黨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為正是他——斯大林「擊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們領導的集團和「傾向」。用這種簡單的方法,即首先通過同「反對派」的鬥爭來描寫黨的歷史,當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鬥爭的勝利者——斯大林。毫無疑問,當時,確有不少各種派別組織,但多半不是反列寧主義的,而毋寧說是反斯大林主義的,同它們的鬥爭在黨內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但是,黨的歷史當然不能僅僅歸結為、也不應該僅僅歸結為這一鬥爭。    
    斯大林毫不客氣地「指示」(我們知道,他早已習慣於這樣做)教科書編者們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議利用「1882年恩格斯給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對這封信的評論。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所作的關於聯共(布)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報告第一章中,曾經引用了這封信。如果不作這樣的說明,聯共(布)歷史上各種派別的鬥爭就會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無謂糾紛,而布爾什維克就會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藥的好鬧無謂糾紛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體編者根據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簡明教程》的編寫工作,這本書長期以來成了億萬蘇聯人民思想和理論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國發行的總印數近4300萬冊的這本書通篇是對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遠矚」的讚美。在該書第一版中指出: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及親自積極參加下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滿意這一措詞。在後來出版的經斯大林親自審訂、補充、修改的斯大林《傳略》中,出現了新的提法:    
    「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編寫並得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委員會贊同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出版了。」紒紡矠    
    縱情歌頌他本人的這本書也說成是他寫的,對於這種情況,斯大林已不感到難為情。就這樣,「領袖」的絕對作用、他對黨和國家的監督也有了思想根據。此外,斯大林這時實際上已經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寧的戰友,把他們從歷史中「抹去」。在《簡明教程》中,除了列寧和斯大林,事實上沒有具體的人——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戰士。只有「敵人」。    
    共產黨員、大專院校的學生、黨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個體系必須閱讀的這本書反覆闡述斯大林的幾個「定理」:在革命中只有兩個領袖——列寧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功績屬於斯大林;列寧逝世後黨內過去和現在只有一個領袖——「英明的」、「有遠見的」、「勇敢的」、「堅定的」領袖……就這樣,斯大林的「領袖就是黨」的公式通過這本大量發行的教科書深入到全體人民心中。敘述通俗簡單、淺顯易懂的公式使《簡明教程》一書實際上成為每個人都能讀的通俗教材。在30年代形成的對蘇聯人民進行教育的整個體系中,這本書佔據了中心位置。該書出版後,1938年10月1日召開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宣傳工作者會議,斯大林在會上作了報告。不妨引證幾段他的講話摘錄。    
    


第二部第五章 「統治人物」(3)

    斯大林說,「本書的任務之一就是消除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的脫節現象。」接著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書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報告人絲毫也不難為情地繼續說:「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闡述了列寧給馬克思主義加進去的新的和特殊的東西。我不是說,書中對各方面都作了闡述,但斯大林的書把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全部主要的東西都說到了。」紒綷矠斯大林一點也沒有他喜歡講的謙虛精神,對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評價。從這時起,他已經深信自己不僅是惟一的英明領袖,而且是偉大的理論家。這就是在黨這樣一個社會政治組織中實行專權和一長制後必然造成的結果。    
    蓋尤斯·斯維托尼烏斯在描述羅馬皇帝提比略生平時要人們相信,獨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來,他「早就預見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樣的仇恨和恥辱」。紒□矠而斯大林卻沒有想過這些。他的檔案——筆記、決議、信件、照片、新聞影片、講話速記記錄都證實,「領袖」相信他自己將永遠留在人民的記憶中。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後直至他逝世時為止,他始終沒有提比略那樣的遠見,一直在鞏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萬代永存。在同黨和人民的關係方面,「領袖的專制」地位逐漸在眾多的個人崇拜活動和「儀式」中鞏固下來。例如,設立了斯大林獎學金、斯大林獎金。(1925年8月在斯大林參加下通過的關於設立列寧獎金的政府決議簡直被忘卻了)由斯大林親自審訂的國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國命運中的作用:    
          斯大林教育我們要忠於人民,    
    鼓舞我們要熱愛勞動,建立功勳。    
    謝·米哈爾科夫和格·埃爾-列吉斯坦根據領袖的指示創作了國歌歌詞,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認真審閱,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檔案中保存著這些「筆跡」。    
    斯大林將「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聯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    
    第二段四行詞作了較多的修改。這段詩最初是這樣的:    
    暴雨過後自由的陽光照耀我們,    
                    列寧為我們照亮未來的道路,    
                    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們,    
    鼓舞我們要熱愛勞動、建立功勳。    
    經斯大林用鉛筆改動後的歌詞第二、三行詞就變成了:    
                    偉大的列寧為我們照亮道路,    
    斯大林教育我們要忠於人民……    
    斯大林有點不喜歡「人民的代表」這句話。雖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確實沒有選舉過他。他成了廣大人民的首領、領袖、獨裁者,但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不僅米哈爾科夫和埃爾-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對歌詞的這一重大修改,而且1943年10月28日晚上在斯大林住處的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謝爾巴科夫也贊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見。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國歌歌詞。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    
                    社會主義國家永遠蒸蒸日上,    
                    讓我們高舉世界和平的旗幟,    
                    讓光榮的祖國日益繁榮昌盛,    
     我們偉大的人民在保護著你——    
    斯大林馬上就刪去了這一段,甚至沒有解釋為什麼他不喜歡。大概,他不滿意「世界和平」的提法紒紮矠吧?    
    國歌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黨,但是關於領袖的詞卻是那麼必需……在蘇聯人民心目中逐漸確立了一個思想——斯大林不僅是黨的領袖,而且是全體人民的領袖。1949年12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赫魯曉夫就以高度濃縮的形式公開表達了這一思想:「蘇聯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親和領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親,他熱愛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領袖,他具有領導各族人民進    
        行鬥爭的智慧。紒□矠    
    斯大林主義的御用註釋者之一葉·雅羅斯拉夫斯基自己寫的《論斯大林同志》一書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領袖》。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從19世紀90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寧在一起,總是同列寧在一起,總是走在同一條道路上,從來也沒有偏離過這條道路。」紓紛矠不過,在這本唱讚歌的書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達了一些正確的思想。例如,雅羅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強調「斯大林對敵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確。「領袖」對所有他認為是敵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讀這類「作品」時,愈來愈堅信,他不會很快達到命運的頂峰,「讚美」看來是無止境的。人們還從來沒有像讚美他那樣讚美過任何一個俄國沙皇!最後他終於相信自己扮演著絕對正確、洞察一切、權力無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對「領袖」的勝利吹捧得越厲害,人民悲劇的根子就在社會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這些把「領袖」作用絕對化的個人崇拜現象的同時,還應該指出,它們也起了穩定和團結的作用,雖然是在教條主義基礎上。今天我們知道,人民的團結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統一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達到。但是當時,國家在列寧逝世後沒有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特別注意樹立對領袖、對領袖的智慧和絕對正確的信仰,這樣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儘管30年代末實行了駭人聽聞的鎮壓、國家發展中存在極權主義傾向和「領袖」的獨裁作用,但社會及其社會基礎還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幾十年後,雖然公佈了大量關於他、關於他那個時代、關於他的罪行的材料,還有很多人由於精神方面、社會方面、道德方面的習慣而繼續把斯大林當作偉大的締造者、「鐵腕式」的英明領袖。我想,這種懷念的感情長久不衰的「秘密」不僅同時間的、年齡的狀況(「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時代、「自己的」偶像)有關,而且首先由於從總書記開始通過宣傳、教育、社會生活的整個體系長期以來確立了「社會主義就是斯大林」這樣一種信念。因此,對斯大林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過去那個聯繫著青春時代的思想的忠誠。過去為這個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獻,現在卻突然發現,體現社會主義的這個象徵原來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他們畢竟是神……    
    問題不僅僅在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他個人不可能如此改變社會的精神結構和社會結構,即使是借助於自己無限的權力和影響也不可能。社會實踐本身,對一個人進行吹捧的戰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關係體系。只有在這種體系中、領袖的權威才能在我們稱為個人崇拜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只有在這種體系中,一切(或者幾乎一切)都為加強領袖的權威「效勞」。當然,特別積極「工作」的是他身邊的人。他們是權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換句話說,在「領袖和政黨」的關係方面出現的偏差不能只歸罪於一個人。看來,問題在於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機制,即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證將黨、人民、群眾的權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機制。當然,口頭上這樣講了,但是同實際脫節、同社會實踐脫節。正因為這樣,在領袖和人民權威對比關係中出現了變形,為此人民和黨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指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給個人崇拜的產生、性質下定義時,最常見的一個錯誤是強調這個人——個人崇拜體現者的主觀品質。毫無疑問,主觀品質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體的個人的反面品質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形成的社會關係體系,政權的政治機制。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果全部問題只在於個人身上,那麼,當這個人離去、逝世後,對這個體系、這個機制就無需作任何改變,因為崇拜現象的體現者已經不在了!然而,問題的實質正在於,整個情況要複雜得多。對「統治人物」崇拜,把領袖權威神化這種現象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有產生個人崇拜的社會環境和體制的「乳汁」的滋養。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機制、保障和保護措施,個性的變形就可以表現為歷史上已發生過的「主觀主義」或「唯意志論」,或者表現為導致社會、經濟和精神停滯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華而不實。    
    由於人們已經過多地(這也是對的!)指出了斯大林個人品質在個人崇拜現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現在打算突出描寫能夠反映他智力特點的一些方面。大概,這是像斯大林這樣一個複雜人物的形象中最少研究的一個方面。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1)

    古羅馬神話留給我們一個彌涅爾瓦的形象——智慧女神。古人把她描繪成一個從朱庇特腦袋裡出來的身著戎裝的苗條婦女:頭戴盔甲,一手拿梭鏢,一手拿盾牌。在女神的腳邊立著一隻貓頭鷹——神鷹,無聲的奔放的想像力的化身。按照遠古人的迷信說法,想像力總是凌駕於人之上,凌駕於歷史之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話——「彌涅爾瓦的貓頭鷹只在夜間飛出來」,紓紜矠他把這句話解釋成意識必然落後於現實存在。    
    我在試圖說明斯大林智力特徵之前,先談談這個概念的含義。心理學家們常常把智力當作智能;哲學家們則把智力看作思維過程;在各種科學文章中這一術語指的是人的思維能力、智慧、創造因素、認識能力等等。這基本上反映了智力的各個方面。眾所周知,人的個人意識是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的:理性(理論)部分和感性(感覺)部分。如果智力概念同個人意識的內容完全吻合,那麼個人意識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依我看,智力是對人的創造思維活動能力的概括評價。智力不是個人意識中某種特殊的獨立成分,而是以能積極合理地反映現實的形式出現的人類心理的整體表現。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屬性。馬克思寫道:如果失去了理智方面,「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紓紝矠看來,可以說,智力無非是表示一個人能夠創造性地掌握現實的理性認識水平。「掌握」周圍世界是依靠達到理性思維(「健全的理性」)、智慧(最高思維能力)和直觀水平的智力來實現的。在基本特徵相同的基礎上,每個人的智力又是獨一無二的、不重複的、有自己特點的。    
    近年來,大概由於對斯大林、對他的生平、活動反面報道越來越多,形成一種印象,好像這個人的智力水平並不比平常人高。有時說的更絕對,認為托洛茨基關於斯大林是「傑出的庸人」這個評價實質上是正確的。未必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出色智慧的人能夠從1912年起就進入黨的領導機構,列寧會稱他為「傑出的領袖」之一,能夠在20年代極其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和衝突中,在同那些在很多方面都超過他的人的殘酷鬥爭中成為勝利者。    
    全部問題在於,當我們評價斯大林個人的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地首先(這是很自然的)提出他的犯罪行為、陰謀詭計和對他認為是敵人的人的殘酷無情。所有這些都只是間接地反映一個人的智力,而更多的則是反映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從這種意義上說,斯大林超群的智力(我想,他具有這樣的智力)似乎帶有很多反人道主義的特徵。斯大林的智力由於同罪惡表現有著有機聯繫而在整個人類道德方面失去了價值。如果可以扼要說明斯大林的智力特點,那麼,說他具有「超群的罪惡的智慧」,似乎比較符合事實。我認為,道德缺陷本身就是智力不健全。這是智力在道德方面的衰落,也就是說,不見善良之光閃爍。甚至可以說,在人性結構中,道德上的缺陷能夠將很高的智力降低到只能發揮計算機即邏輯機械的功能,降低到合理的但卻殘酷無情的機器的水平。    
    革命前斯大林在同論敵進行鬥智的辯論中經常被弄得很難堪,有時甚至受到侮辱,他不甘心在這些辯論中充當不說話的小角色,努力盡可能擴大自己政治理論知識的範圍。儘管工作異常繁忙(這的確是真的),斯大林仍然為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大林個人檔案館中保存著一份有趣的文件。儘管很長,我還是把它全文引用。    
    1925年5月斯大林委託助手托夫斯圖哈為他建立一個像樣的個人圖書館。托夫斯圖哈猶豫了一下,問道:    
    「圖書館中都要哪些書?」    
    斯大林正準備口述,突然又停了,坐到桌旁,當著助手的面,幾乎不加思考地用了10—15分鐘時間,在筆記本的一張紙上用普通鉛筆寫著:    
    給圖書館館員的便條。我的建議(和請求)。    
    1.不按作者,而按問題將書分類:    
    (1)哲學;    
    (2)心理學;    
    (3)社會學;    
    (4)政治經濟學;    
    (5)金融;    
    (6)工業;    
    (7)農業;    
    (8)合作社;    
    (9)俄國歷史;    
    (10)其他國的歷史;    
    (11)外交;    
    (12)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    
    (13)軍事;    
    (14)民族問題;    
    (15)黨的、共產國際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及決議)(不要法令和法典);    
    (16)工人狀況;    
    (17)農民狀況;    
    (18)共青團(所有關於共青團的單獨的出版物);    
    (19)其他國家的革命史;    
    (20)關於1905年;    
    (21)關於1917年二月革命;    
    (22)關於1917年十月革命;    
    (23)關於列寧和列寧主義;    
    (24)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歷史;    
    (25)關於俄國共產黨內的辯論情況(文章、小冊子);    
    (26)工會;    
    (27)小說;    
    (28)文藝批評;    
    (29)政治雜誌;    
    (30)自然科學雜誌;    
    (31)各種字典;    
    (32)回憶錄;    
    2.從這些分類中將下列書拿出(單放):    
    (1)列寧的書(單放)    
    (2)馬克思的書(——)    
    (3)恩格斯的書(——)    
    (4)考茨基的書(——)    
    (5)普列漢諾夫的書(——)    
    (6)托洛茨基的書(——)    
    (7)布哈林的書(——)    
    (8)季諾維也夫的書(——)    
    (9)加米涅夫的書(——)    
    (10)拉法格的書(——)    
    (11)盧森堡的書(——)    
    (12)拉狄克的書(——)    
    3.所有其他書均按作者分類(各種教科書、小雜誌、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類放在一邊)。    
    約·斯大林       
    1925年5月29日紓紞矠    
    考慮到,這實際上是匆忙寫成,而且注意到當時「書的文明」水平,我們不能不承認斯大林觀點具有一定的廣度。可以看出,斯大林認為最重要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歷史、首先同政治活動和同反對派鬥爭有關的某些具體知識領域。人名很少,在名單中除列寧以外,還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以及他與之辯論過和將要與之辯論的人。名單中沒有思想巨匠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盧梭、笛卡兒、狄德羅以及很多其他社會主義理論家。    
    我已經講過,對已經熄滅的理智及其隱私是很難加以推斷的。但是,具體表現在行動和行為中的能夠判斷智力「秘密」和特點的事情和思想保留下來了。在研究斯大林的過程中,他的圖書館、圖書館中斯大林本人的「痕跡」為思考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克里姆林宮圖書館、在孔策沃住宅中的很多書的頁邊上都有著重號、記號、批注。在很多書中都有「約·維·斯大林圖書館第×號」的藏書籤。請注意,在第一版《列寧全集》所有卷次的頁邊上都標滿了著重號、鉤號和驚歎號。有些文章斯大林大概看了不止一次,因為文章的有些句子他不僅用紅筆,而且用藍筆和普通鉛筆多次劃過。斯大林最感興趣的是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列寧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鬥爭、在各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在自己的同時代人中,斯大林最經常讀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書。例如,1932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冊子《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經濟》,全書被「領袖」用紅鉛筆劃滿了,特別是布哈林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關係的論點。1921年柏林出版的斯摩稜斯基的書《托洛茨基》,上面所有以批評態度評價斯大林不可調和的論敵的地方都劃了著重線:「托洛茨基愛挖苦人,不能容忍」,「這是一種好發號施令的性格」,「政治上的貪權者」,「托洛茨基是天才的政治冒險家」等等紓紟矠。斯大林竭力去尋找反對自己對手的論據。看得出,斯大林從1920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恐怖分子和共產主義》中找到了很多同托洛茨基鬥爭的論據。他還仔細研究了季諾維也夫的《戰爭和社會主義的危機》一書、加米涅夫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書、布勃諾夫的《共產黨在俄國發展中的關鍵時刻》一書、納爾夫斯基的《布爾什維主義同盧森堡主義鬥爭的歷史》一書、揚·斯泰恩的《論資本主義穩定的問題》一書等等。所有涉及「鬥爭」的書他都很關心。    
    斯大林始終對歷史著作、首先是對皇帝傳記保持著經久不衰的興趣。·別利亞爾米諾夫的《俄國歷史教程》、維珀的《羅馬帝國概述》、阿·托爾斯泰的《伊凡雷帝》、《羅曼諾夫王朝》文集等書他都認真研究過。30年代和40年代在他的圖書館中收集有中學和大學的各種歷史教科書,並且所有書上都有他的批注紓紡矠。不難看出,斯大林認為用適當方式描述祖國歷史也是實行獨裁、形成社會意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助手們從定期刊物上、「厚厚的」雜誌中將所有他們認為有趣的資料報告給斯大林。「領袖」在處理公文的間隙,有時抽出30—40分鐘時間,讀讀文學新作品,翻閱雜誌中的文章。有時讀完後按電鈴,助手進來,斯大林讓他打電話給某個作家、某創作協會領導人轉達他的要求和意見。有時他也親自動筆。他翻閱完考涅楚克的《在烏克蘭的草原上》一書,立即寫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亞歷山大·葉夫多基莫維奇!    
    我讀了您的《在烏克蘭的草原上》一書。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是一本藝術上完整的、使人開心的、非常開心的書。我只是擔心,這本書太使人開心了;有一種危險:在喜劇中使人過分開心會使讀者或觀眾忽略劇的內容。    
    隨告:我在第68頁上加了幾句話。這樣做是為了更清楚。    
      敬禮!    
    約·斯大林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2)

    下面是斯大林增補的幾句話:    
    1.「今後將不是根據牲畜的數量、而是根據集體農莊土地公頃數徵稅……」    
    2.「不論集體農莊牲畜繁殖多少,稅額數不變……」紓綷矠    
    斯大林的實用主義頭腦在這裡也表現出來,他沒有放過機會借考涅楚克之口說明中央委員會最近的一個決定,還說,並不全都喜歡……    
    讀完埃爾德曼的劇本《自殺》之後,他寫信給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尊敬的康斯坦丁·謝爾蓋耶維奇!    
    我對劇本《自殺》(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評價不高。我最親近的同志們認為,該劇本內容浮淺,甚至有害……我並不排除劇院會達到目的。文化和宣傳部(斯捷茨基同志)會幫助你辦這件事的。會有一些懂藝術的人。我在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禮!    
    約·斯大林       
    1931年11月9日紓□矠    
    斯大林努力在創作界扮演「自由主義者」角色,同時故作姿態,說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們知道,他不僅對劇本,而且對書、電影、音樂、建築提出的意見是多麼絕對。國家第一號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識,也應該知道很多,這確實使斯大林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時他的一知半解是為了證明領袖的「無所不知」。    
    斯大林對國外出版的書籍也很注意。幾乎所有托洛茨基寫的東西都給他翻譯出來(一份)。斯大林也瀏覽僑民的出版物。1935年12月中央委員會報刊出版部主任·塔爾通知政治局委員:    
    「請告知,在下列1936年白俄僑民的出版物中您訂閱哪些:    
    1.《最近消息》    
    2.《復興》雜誌    
    3.《社會主義通報》    
    4.《俄羅斯旗幟》    
    5.《普羅柯波維奇經濟辦公室公報》    
    6.《哈爾濱時報》    
    7.《新俄羅斯言論報》    
    8.《現代紀事》雜誌    
    9.《俄羅斯畫報》」紓紮矠    
    斯大林看了這個目錄後,對助手說:「全部,全部都訂!」    
    在斯大林辦公室的一個專門櫥櫃裡存放著很多白俄的「反動」書籍。他確實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書籍,並在書中夾著大量書籤,劃了著重號。托洛茨基發表在資產階級報刊上的答記者問、聲明等馬上翻譯出來並報告給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細心地注視著他的敵人在國外寫的全部東西。    
    斯大林對反宗教書籍的態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諱地稱其為「廢紙」。不管怎麼說,宗教教育對他一生都有影響。斯大林的書面和口頭髮言中經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讓我們回憶一下1941年7月3日他在電台發表的動人演說,當時他用「兄弟姐妹們!」這樣一句對許多蘇聯人來說不尋常的詞句來稱呼人民。1929年在慶祝完自己的50大壽之後,斯大林親筆給《真理報》寫了一個便條,以《聖經》中的口吻對祝賀表示感謝:「我把你們的祝賀和問候看作是對偉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祝賀和問候,因為是黨按照自己的模式(黑體是我加的。——本書作者注)生育和培養了我。」紓□矠1942年8月斯大林和丘吉爾在莫斯科談論時談到勞合-喬治——國內戰爭時期對蘇維埃俄國發動武裝干涉的倡議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氣,好像是在對目前來說已遙遠的年代的回憶作總結,他說:「所有這些都已過去,而過去的事是屬於上帝的。」純紛矠    
    當然,我並不認為,斯大林的世界觀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顯表現出來的教條主義有其宗教根源,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義的辯護士。他能花費數小時在經典作家那兒尋找需要的詞句和說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樣,來「不容辯駁地訓斥」並戰勝自己的論敵。例如,在1929年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4月全會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瞭解列寧」。這樣做對他來說特別重要,因為布哈林作為理論家的聲望是眾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會之前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合理意見:把資金過多地從農業投向工業,這對農民來說,將是「一項負擔不了的貢款」。斯大林馬上暗暗記下了關於「對農民進行軍事封建剝削」、關於「貢款」的話,晚上同托夫斯圖哈一起在他的圖書館翻了很長時間列寧著作。翻了一陣,找到了。他馬上覺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於死命」的論據。斯大林在全會上發言時聲明:「……布哈林在這裡『大喊大叫』,說馬克思主義文獻不能容忍『貢款』這個字眼。他對於黨中央和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竟敢使用『貢款』這個字眼感到氣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環顧一下大廳,「既然已經證明這個字眼在列寧同志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早已廣泛地使用,那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會兒後,以勝利者的口吻補充道:「或許在布哈林看來,列寧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這裡援引了列寧的著作《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論糧食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其實,列寧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貢款」一詞的。當下邊有人喊「反正對中農從來沒有使用過『貢款』這個概念」時,斯大林立即進行反駁:    
    「你是不是以為中農比工人階級更靠近黨?你真是一個糟糕的馬克思主義者。(全場大笑)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既然對於工人階級可以說『貢款』,為什麼對於不過是我們的同盟者的中農就不能這樣說呢?」純紜矠    
    斯大林並不在意他已經把爭論變得無內容了:只爭論列寧是否講過「貢款」一詞,至於問題的實質方面,他已經認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過參加大量辯論,「磨煉」了自己的論戰頭腦。是的,他總是採用同一種辦法,即總要把對手置於窘境,而他總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寧的「捍衛者」;他武斷地認為,只有他能夠正確地、準確地解釋列寧的思想。幾乎針對對手的任何論據,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寧的引文、語錄,有時這些話完全是針對別的問題講的。斯大林早就發現,用列寧引文作的鎧甲可以使他實際上無懈可擊。季諾維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討論共產國際問題(這時他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徹底破裂了),在爭論中他對斯大林說:    
    「對於您來說,列寧的引文是您絕對正確的護身符。但是應該看到引文的實質!」    
    「難道作社會主義的『護身符』的想法不好嗎?」斯大林立刻應付過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勢、好戰、粗暴終於幫助他戰勝了自己的對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時甚至精彩的論據得不到聽眾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與「捍衛列寧」、黨的總方針、中央的統一等等相聯繫的有點粗暴的、浮淺的、常常是非常簡單的指責性演說卻會迅速被人們理解。他的頭腦是實用主義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樣關心體裁的「優美」,也不像季諾維也夫那樣愛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樣善於作知識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樣注重科學的論據。斯大林在無數次爭論和辯論中所以能戰勝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想「修正列寧主義」,而他是「捍衛」列寧主義的。這種解釋從30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釋了。    
    斯大林的思維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歡把一切都擺在一個個小格子裡,喜歡「反覆咀嚼」,解釋得非常通俗。如果論敵以不同的方式闡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會非常嚴厲地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態度」、「小資產階級性的表現」、「無政府主義的煩瑣哲學」。他的報告、講話、決定總是嚴格限制在列舉現象、講明特點、劃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確任務的範圍。一切都非常簡單明瞭,而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點」和「界限」很容易被人們所接受。這種思維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實現,但卻嚴重束縛了人們的創造積極性。斯大林的這種簡單化傾向所造成的後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複雜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蓋尤斯·斯維托尼烏斯在自己寫的《十二愷撒傳》中指出,雖然尼祿童年時就學過「貴族科學」,但他拒絕掌握哲學,認為「這對未來的統治者來說是一種障礙」。斯大林未必這樣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無法在哲學方面達到哪怕是相對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環節是他不能掌握辯證法,「領袖」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想擴大自己哲學方面的知識。根據紅色教授學院領導的推薦,斯大林邀請當時著名的蘇聯哲學家、老布爾什維克揚·斯泰恩來給他講授「辯證法課」。斯泰恩當時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長,後來是中央機關的一位負責幹部,多次當選黨代表大會代表,是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有獨到的見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學老師」,制定了專門的學習計劃,包括研究德國經典作家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費希特、謝林以及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布拉德萊的著作。斯泰恩每週兩次按規定時間到斯大林住處,耐心地給身居高位的學生講解黑格爾關於實體、異化、存在和思維的同一性——把現實世界理解為觀念的表現——等概念。而抽像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惱火,但他克制自己,繼續聽著斯泰恩單調的嗓音,時而用不滿的反問打斷他:「這對搞階級鬥爭有什麼用?」「誰在實踐中用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國思想家一樣,黑格爾的哲學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他平靜地繼續講道:「黑格爾哲學就其實質來說是『頭腳顛倒了的』唯物主義,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學家的天才就在於,他把一些唯物主義原理吸收到自己的體系中來。但這實質上從總體來說還是唯心主義的。在他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辯證法。馬克思說: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是用頭著地的,應該讓它用腳著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內核……」斯大林已經開始急躁了,他嚴厲地問道:「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什麼意義?」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3)

    斯泰恩又繼續耐心地加以解釋,力圖把「領袖」理解不了的哲學的深奧道理用最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斯大林只能斷斷續續地聽懂一點量變轉變為質變的規律,但是沒能掌握辯證否定、對立統一的實質。儘管斯泰恩想盡一切辦法,斯大林還是不能掌握關於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的統一的論點,對斯大林的「哲學著作」進行的分析表明了這一點。也許正因為如此,「學生」對「老師」只有一種惡感。斯泰恩同卡列夫、盧波爾以及許多其他哲學家——德波林的學生們一樣,被宣佈為理論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於1937年被捕並死去了。看來,等待著20年代末同布哈林關係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會是同樣的命運。但是,斯大林只是長期讓這位大學者戴一頂「好戰的唯心主義者——孟什維克」的帽子,不讓他從事積極的社會和科研工作。    
    1930年10月共產主義科學院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哲學戰線的分歧」問題。會議實質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列寧主義階段的估計不足」。德波林拚命為自己辯護,但是米柳亭、米丁、麥羅諾夫、雅羅斯拉夫斯基出來「揭發」他,同時也「揭發」斯泰恩、卡列夫、盧波爾對唯物主義辯證法「估計不足」。主席團會議結束後,風波並未平息。科學家們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運用到科學中來。看來,哲學是斯大林「科學學」的第一個犧牲品。斯大林明確表示,在社會科學中只能有一個領袖,那就是擔任政治領袖的人。同年12月,總書記作了一個關於「哲學戰線」的狀況的報告。形式上這是已經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長的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    
    斯大林發言是很嚴厲、很堅決的。這個發言非常雄辯地證明斯大林哲學思維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碼的分寸:    
    「必須挖出積藏在哲學界的全部污泥濁水。必須摧毀德波林集團所寫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驅逐出去。斯泰恩神氣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學生。斯泰恩是一個十足的懶漢。他只會講話。卡列夫裝腔作勢,徒有虛名。我認為,德波林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但必須把他留在編輯部(這裡說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本書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們攻擊。編輯部內部將有兩條戰線,但我們將是多數……」    
    發言結束後,接二連三地向報告人提出了一些問題:    
    「是否可以把理論界的鬥爭同政治傾向聯繫起來?」    
    「不僅可以,而且必須這樣。」斯大林教導說。    
    「『左派』是怎麼回事?『右派』已經談到了……」    
    「在左傾的掩護下搞形式主義,」總書記評論說,「把自己的材料澆上些左的調味汁。青年人喜歡左傾。而這些先生們都是好廚師。」    
    「學院在哲學方面應把注意力集中在哪裡?」又一個新問題。    
    「主要問題是打擊。四處出擊,向沒有出擊過的地方出擊。對德波林分子來說,黑格爾是一尊聖像。應該揭露普列漢諾夫。他一直藐視列寧。恩格斯並非全都正確。他關於愛爾福特綱領的意見中有一個地方談到長入社會主義。布哈林就企圖利用這一點。如果我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麼地方觸犯了恩格斯,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純紝矠    
    這就是斯大林對哲學家的「教導」,可是他對哲學幾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擊」……至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他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專門章節中作了闡述。他用簡略的、零碎的語句把全部哲學分成幾個基本特徵,就像士兵排隊一樣,如此而已!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而斯大林卻把它叫作辯證法。如果用來掃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況下,這個《哲學基礎知識課本》還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後,誰也不敢寫這個題目了。哲學家也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只能進行註釋、解釋、吹捧……斯大林時代是哲學思想停滯的時代。難道僅僅是哲學嗎?斯大林參加「哲學辯論」這一舉動是對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寫照。    
    眾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能力,特別是積極地、創造性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能力。斯大林的頭腦對世界、現實的反映當然不是明淨如鏡的、直觀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選擇的」反映,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斯大林根據政治觀點、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階級性來研究、分析所有社會過程。    
    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他對哲學家們的講話。斯大林作完報告回答問題時,就已經想好了:必須將自己的指示用特別決議的形式迫使這些哲學家們接受。下一個月,中央果然通過了關於《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的專門決議。聯合在出版物周圍的德波林的擁護者們被說成「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集團」。    
    斯大林的頭腦、他的思維可以說逐漸具有一種「命令」性質。他早就懂得這樣一個真理:頭腦不會因「磨損」而衰老,只會因思想懶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銹」。這完全像莎士比亞說的那樣:    
    這個人把上帝的理智給予了我們,    
                   不是為了讓它白白地發霉。    
    ·Π·巴拉紹夫對我講,斯大林每天要處理大量工作:報告、情報、各種材料、電報、密碼電報、信件,幾乎在每個文件上都要寫下批示和指示,簡潔地表達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後決定。每天讀完厚厚的一疊寫給他的信件,匆匆寫完言簡意賅的批語:「請代為致謝」、「請幫助某人」、「簡直是胡說八道」,他經常從信件中揀出一二封信來作詳細答覆。    
    例如,列寧格勒什內爾的信。老布爾什維克詢問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詢問政治局裡有無各種傾向……    
    斯大林從大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紙工工整整地寫道:    
    什內爾同志!    
    我國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右傾過低估計資本主義的力量。「左的」傾向否認在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他們決心以和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其幻想的工業化計劃。    
    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也沒有左傾。    
    致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1928年10月27日純紞矠    
    又如30年代的一個文件。在斯達漢諾夫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他和格蘭特向政府提出關於讓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每六天脫產一至二天參加「工程技術人員培訓」的問題。許多人支持這項建議,認為這是革命化的新建議。這都在各報上發表了。    
    斯大林審閱了文件,簡短地寫道:    
    致奧爾忠尼啟則同志:    
    此事並不重要。    
    約·斯大林純紟矠    
    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難看出他創造性地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他總是根據現成的公式、教條、公設、固定的概念來做事情。同時,斯大林也能進行直覺思維,當作出一些結論和決定時,他好像是在跨越幾個認識階段、階梯。在這種情況下,看不出思想的「過程」,只突出地表現了思維的結果、結論、推測、猜疑。在直覺思維過程中,智力似乎越過了邏輯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結果、概要。當然,毫無根據的猜疑常常是由於意識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這樣。他能夠看著自己任何一個戰友說:「你為什麼總躲避我的視線?」在這種情況下,過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覺思維的表現,因為斯大林的推測沒有現實根據,而是觀點有嚴重缺陷的表現:他認為所有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    
    還應該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在其肖像中佔據非常突出的位置。我們知道,知識使人成為內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則能使信念、智力構思具體體現在行動中。意志就如同大腦的「筋肉」,這是智力的動力。在生活中常見的是,自己軟弱就如同別人有力量一樣可怕。堅強的意志會使智力變得積極、活躍、有目的性。一般說來,軍事長官、統帥都具有這種智力。正是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智力,這不是偶然的。    
    我將用單獨的一章來描寫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但現在評價他的智力時,我只是從蘇聯傑出的統帥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和許多戰爭期間同斯大林共同工作過的人那裡引一些證據。朱可夫元帥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確表達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頭腦、淵博的知識和非凡的記憶力」。接著,這位最著名的蘇聯統帥寫道,斯大林「讀了許多書,是一位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於迅速抓住問題的實質,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審閱和掌握那樣多的各種材料……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堅強的意志、不外露但愛衝動的性格。在通常情況下他很冷靜,通情達理,有時又突然大發雷霆。這時,他往往缺乏客觀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變化,臉色越來越蒼白,目光變得嚴厲可怕」。純紡矠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談到斯大林的許多性格特點時,特別強調他有「驚人的記憶力。我沒碰到過有誰像他那樣記得那麼多事情。斯大林不僅知道所有方面軍和集團軍的司令(這就有100多人),而且還知道一些軍、師的指揮員……在整個戰爭期間,斯大林都能記住戰略後備力量的組成,能夠隨時說出某個編製」。純綷矠    
    	再談一個反映斯大林智力特點的例證,這是丘吉爾提供的。英國首相寫道,當我講完「勝利」計劃時,斯大林卻立即指出了這一計劃的戰略長處。「這個很好的聲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國獨裁者迅速徹底地掌握了一個對他來說是新鮮的問題。在生命力很強的人們當中很少有人能夠在幾分鐘之內理解我們用幾個月時間研討出來的方案。他閃電般地對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評價。」純□矠    
        我引用了幾個在戰爭期間同斯大林經常接觸的人的證明。他們的論斷能使我們更深刻地瞭解這個人的智力特點。很難否定斯大林有很強的「思維能力」、堅定的目的性和堅強的意志。我想,不僅是偶然的機會和各種情況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時期和國內戰爭年代成了列寧的戰友。需要強調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夠在特別需要的時候表現出他那些最強的特點——意志和目的性。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這些特點才能在當時被發現;也許正因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許正因為如此,許多在別人看來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點要補充的是,當朱可夫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寫斯大林時,很多內幕他們還不知道,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很多事當時還不能講。    
    我還想請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個特點:他沒有掌握作出長期預測的能力。對於尚未認識、尚不瞭解的東西,他的認識是有限的。這一點黨內同志早就覺察到了。20年代中期,聯共(布)圖拉州委會書記伊萬·卡巴諾夫(後被鎮壓)有一次說:「斯大林當然是一個偉大的人、非常聰明的人、傑出的組織家,但他的頭腦是不擅長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夠出色地分析過去的問題,因為這對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卻不能對前途作出預測。他還不習慣這樣做。」這種觀察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很正確的。    
    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絕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傑出的」,在估計本人的潛力時,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動器」。斯大林對幾乎所有知識領域都可以武斷地進行評價,從政治經濟學到語言學,可以教訓電影和農業方面的專家,可以在軍事和歷史學領域作出決定性的結論。這些多方面的議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很浮淺,可是它們立即被那些歌功頌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發現。    
    舉這樣一個例子。眾所周知,根據一些為追求虛榮不惜破壞古物的建築學家的建議,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薦的建造蘇維埃宮(根據1922年通過的決議)的地點,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這個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這個事實中表現得最充分:總書記無法估計俄羅斯文化遺址的歷史價值。早在向斯大林報告之前,建築學會就曾在會議上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確定了蘇維埃宮的建設地點。當時提出三塊地方:中國城、獵人市場和矗立著俄羅斯引以為驕傲的宏偉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參加投票表決的有建設局局長克留柯夫、約凡、克拉辛、拉甫羅夫、波波夫、別謝達、克魯季科夫、莫爾德維諾夫、奧爾洛夫,以及應邀的舒謝夫、柳德維克、巴爾辛、波扎爾利茨基(文件中沒有這些人的全稱)。靠人民的捐獻建造了這個基督教堂,可是他們誰也沒想到問問人民。1931年12月5日,這座用將近半個世紀時間建造起來的教堂被毀掉了。當響起爆炸聲時,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顫抖了一下。他不安地問助手:    
    「這是什麼聲音?哪裡在爆炸?」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4)

    波斯克列貝捨夫報告說,根據您批准的關於確定蘇維埃宮建設地點的七月決議,現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續一小時的爆破時間裡他再也沒有理會這件事,又專心地閱讀各地送來的關於集體化進程的報告。斯大林未必知道,這個民族聖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錢建造的。參加教堂內部裝修和雕塑的有韋列夏金、馬科夫斯基、蘇裡科夫、普裡亞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馬扎諾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師。由於無神論和建築方面的考慮,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記載著教堂被炸的罕見的、絕無僅有的鏡頭,反映了心靈上的傷痛。看了電影,使我們又想起了1931年那個寒冷的12月。炸掉的不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過去。在過去的東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夠肯定他的東西。    
    被批准的大廈建設方案的作者,建築學院士·約凡是這樣描述準備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見的:「1931年,基督教堂還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個寬闊的廣場中央。它龐大、笨重,鍍金的頂部閃爍著光輝,既像圓柱形大甜麵包,又像俄羅斯茶爐,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氣沉沉的建築風格壓迫著它周圍的房屋和人們的意識,代表著俄國無能的專制制度和它的『上層』建築師們,是他們建造了這個地主—商人的神廟……無產階級革命勇敢地向這座像征著舊莫斯科王公貴族勢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築物舉起了手。」院士還興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對大廈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見」。他「大膽」建議大廈高度超過400米。斯大林建議建築物頂部的列寧塑像高達100米。總之,貪大求全始終是總書記的天性:大禮堂——一定要有21000個座位。主席團的位置為什麼這麼低?要知道領袖要坐在那裡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裝吊燈: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廈的主要格調應該反映出列寧逝世後斯大林誓言的六個部分……斯大林明確示意,這不是普通的蘇維埃宮,這是一座使他這個領袖永世流芳的宮殿。這座宏偉的公共建築要表現出「億萬人民的蘇維埃民主制度取得勝利的思想」。純紮矠    
    「民主」,在這種民主下,大廈的輪廓、飾面、燈光、圓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內容、鑲嵌圖案、比例以及其他專業化很強的問題,都要由一個人決定,他認為憑著自己的「天才」,對建築領域的問題作決定性的結論是正常現象。    
    每當談到歷史、文化、藝術時,政治總是第一位的。由於智力方面嚴重的實用主義,斯大林不能把具體的歷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恆、時代、時間加以對照。例如,赫魯曉夫在1937年2至3月全會上聲明:「我們在改造莫斯科時,不應害怕砍掉樹木、拆除教堂或某個寺廟。」純□矠他的這個聲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許。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珍品看作某種次要的東西。「領袖」在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是最高審判員和鑒賞家。作品、創作的命運如何、大師或整個集體的構思是否能夠實現,往往取決於斯大林的一句話。    
    斯大林的智力在具體問題上沒有「塗上」人道主義、博愛的高尚色彩。而且,他的智力表現得非常不道德。請讀者自己評價一下。1946年7月貝利亞報告斯大林,戰爭期間內務部勞改營「積聚」了10萬多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犯人,他們的生活費用佔用了大量物資。內務部建議釋放這些無法醫治的病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斯大林補充道:最危險的罪犯——已經判處服苦役的敵人要除外紕紛矠。對「領袖」來說,這些不幸的人如何死去,不是無所謂的。    
    斯大林的智力中不具有求知慾、好奇、懷疑的能力。這些感覺也可以象徵性地稱作「智力」感覺,它們始終伴隨著人的創作思維表現過程。列寧指出,沒有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於真理的追求紕紜矠。他所講的正是感覺的這一方面。斯大林善於「隱藏」直接的感覺。他的智力是冷酷的,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這正是所有那些把「偉大領袖」神化的那些人的悲劇的根源之一。    
    


第二部第六章 悲劇的震中 (1)

    1937年1月1日真理報社論《偉大的舵手指引著我們前進》的結尾是一段娓娓動聽的頌詞:「蘇維埃航船有良好的設備和武裝。它不怕狂風巨浪。它沿著自己的航線前進。船體是由天才建築師建造的,是用來同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敵對自發勢力作鬥爭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導著這艘航船前進。」報頭上有領袖的大幅畫像,高踞於人的海洋之上……    
    斯大林·第六章    
    510    
      1791年,羅伯斯庇爾成為雅各賓派的領導人物。1792年8月起義後,被選入巴黎市政府和國民公會,他堅決主張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和抗擊普奧的干涉軍,1793年5月起義後,他領導雅各賓派政府頒布1793年憲法、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吉倫特派反革命叛亂,粉碎歐洲各君主國家的干涉,在保衛和推動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向前發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1794年7月27日,發生了反革命「熱月政變」,羅伯斯庇爾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斷頭台,死時只有36歲。     
    1937年的莫斯科    
    羅伯斯庇爾(1758-1794)    
    法國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雅各賓政權的領袖    
        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1年起在司法部工作,任俄羅斯聯邦檢察長和司法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蘇聯副檢察長、檢察長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蘇聯外交部長,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和蘇聯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等職。1939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著述甚多,主要有《刑事訴訟教程》、《蘇聯法院組織》、《蘇維埃法律中的訴訟證據理論》、《國家和法的理論問題》、《國際法和國際政策問題》等。維辛斯基在1933至1938年間大審判時,曾數次擔任國家公訴人。    
    雅哥達,一度是斯大林的心腹而最後成為斯大林審訊中的丑角。雅哥達曾領導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前身)長達15年。他領導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最後被處死,臨死前他說了一句話:「看來,上帝畢竟是存在的!」    
    沙巴什,中世紀迷信傳說中的巫婆夜間集會。    
    ——譯者    
    奧爾忠尼啟則在聯共(布)中央全會召開之前以自殺作為抗議全會要批准把許多生產指揮者送上祭壇的恐怖計劃    
    秘密警察首腦葉若夫,作為雅哥達的繼任,他領導了「大清洗」的後一半。被殺害的蘇聯軍官達三萬五千多名。幾乎是蘇聯軍官團總數的一半    
    在「偵訊」過程中「拒不招供」的布哈林    
    2    
    安·維辛斯基    
    (1883-1954)    
    蘇聯政治家、外交家、    
    法學家    
    蘇聯1934年-1938年期間,肅反運動達到頂峰。無計其數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被送到強制勞動營集中改造    
    在1937年和1938年中大約有350-45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是在勞改營和監獄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左下圖為勞改營中的犯人在勞動,右下圖為監獄門口    
    勞改營營房    
    李可夫受審    
    按照斯大林的世界觀,只要目的偉大,為了實現目的,就可以廣泛地使用暴力。下圖為古拉格勞改營崗哨    
    1938年,「黨的寵兒」布哈林受審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兒童作為祭品。    
    ——譯者    
    3    
    1935年2月,斯大林發表講話    
    被斯大林所器重的卡岡諾維奇。他有三個特點:超人的工作能力;在政治問題上根本沒有自己的見解;絕對執行命令    
    (左起)布爾加寧、日丹諾夫、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等在1938年一月全會上    
    4    
        庫通,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最高領導機構——救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熱月政變被送上斷頭台。    
    原文如此。此處應是1936年。    
    ——譯者    
    原文如此,此處應是白俄羅斯軍區。    
    ——譯者    
    圖哈切夫斯基    
    (1893-1937)    
    蘇聯軍事家、蘇聯元帥    
        1914年畢業於亞歷山大軍校,1918年參加紅軍,同年4月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期間表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戰後在改革軍隊體質、改進軍隊裝備、創建軍事院校等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1937年在蘇聯肅反擴大化期間不幸遇害。    
    5    
    1938年斯大林跟他的親信們在一起    
    身著軍服的斯大林    
    斯大林、貝利亞和斯大林的女兒在別墅裡    
    拉·帕·貝利亞    
    (1899-1953)    
    蘇聯元帥    
        參加過衛國戰爭,領導研製蘇聯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在格魯吉亞以肅反起家,是葉諾夫的接班人,在1939年至1953年主管肅反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三個月後,由東德鎮壓反蘇運動回國後,被逮捕以叛國罪被槍決。    
    6    
    斯大林要建立一個意識形態極度統一的社會    
    內務人民委員部    
        克格勃機構的前身,它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17年12月,當時稱為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歷經一系列改變,從國家政治保安局(格伯烏)、奧格普烏、恩剋夫德、恩克格勃、姆格勃,直到1978年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成為蘇聯制度的標誌之一,1991年退出歷史舞台。    
    1938年烏爾裡希、雅哥達、葉若夫參加奧格普烏及國家政治安全總部會議    
    圖哈切夫斯基在蘇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葉戈羅夫元帥被斯大林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紅星勳章是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1930年4月6日命令設立的。授予戰時和平時在國防事業中有卓越功勳的蘇軍官兵、部隊、艦隊、兵團、勞動者、勞動者集體、機關、企業和社會團體。1930年,布留赫爾元帥成為第一名紅星勳章獲得者    
        梅赫利斯(1889-1953),在蘇聯衛國戰期間任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    
    (上、中圖)為服刑的犯人在工作    
    被流放的烏克蘭婦女    
    	的一年——1937年來到了。在莫斯科,在其他城市,在遼闊國土成千上萬的村莊,到處是新年節日期間常見的那種忙亂景象:在俱樂部和緊巴巴的住宅裡裝飾了新年樅樹,孩子們貼上自製的花條,業餘文娛小組進行最後綵排,當時每個企業、集體農莊和學校都有這種小組。男人們備下一兩瓶「莫斯科牌白酒」;在大城市的商店裡也可以買到「婦女飲用」的好葡萄酒。近一兩年來,商店的貨架上和櫥窗裡出現了比較豐富的食品,這不能不使顧客感到高興。例如,1937年元旦《真理報》登載了一篇短訊《節日採購》,在這篇短訊中報道說:「各種各樣的葡萄酒,從蘇聯香檳酒到麝香葡萄酒,幾百種香腸和魚製品,大蛋糕,甜點心,水果——所有這些都是莫斯科人昨天在商店裡大量採購的對象,『美食家商店』、『食品雜貨店』和其他食品商店的幾千名代理人,都忙著把各種食品送到顧客家裡,以滿足顧客新年盛宴的需要……」    
    各人民委員部、邊疆區委員會、州委員會、區委員會,都完成了年終「結賬」:需要上報。而要告訴人民的是:在去年,哈爾科夫機床製造廠投入生產,卡馬紙漿造紙聯合工廠隆重剪綵,索利卡姆斯克制鎂廠工程開始動工,亞美尼亞的科納卡爾水電站開始工業送電,竣工投產的還有摩爾曼斯克漁業聯合工廠以及幾百個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生產項目。數量指標(絕非質量指標)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這需要報告斯大林。就連1936年剛剛組建的國防工業人民委員部,雖然許多指標沒有完成計劃,也給「領袖」送去報告:「國防工業將成為國家最好的工業部門。」人民委員卡岡諾維奇、米高揚、柳比莫夫的報告使斯大林感到很高興:不僅鐵路運輸,而且輕工業、地方工業、商業也終於有了很大的進展。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說話是算數的。正是遵照他的指示,通過了把1936年變為突擊年的決定:規定生產資料生產增長22%,消費品生產增長23%。遵照他的指示,《真理報》發表了社論《提高人民福利的計劃》,社論中指出:「讓生活變得更美好,讓生活變得更愉快」——「偉大領袖」的話從來是說到做到。1應該讓所有的人再一次看到這個口號的正確性!    
    國家的脈搏急促而強勁地跳動著。許多年過去了,可是從十月革命這部發電機中獲得動力的革命熱情,我再說一次,絲毫未減。日子過得還很窮,穿著簡單樸素。「突擊」旬一個接一個,生產記錄不斷被打破,報紙上登滿了勞動突擊手的名字:阿·斯達漢諾夫、亞·布瑟金、葉·維諾格拉多娃、瑪·維諾格拉多娃、M·杜卡諾夫、彼·克裡沃諾斯、馬·馬宰、A·古爾格尼澤、C·哈恰特良、O·霍賈耶夫、尼·斯梅塔寧以及其他許多人。社會主義的生活是清貧的、艱苦的,然而整個國家都專心致志於未來。    
    談論具體個人的利益被認為是不體面的事情——共同事業完全吞沒了每一個人。強勁的主旋律不允許理直氣壯地提出個人全面和諧的發展問題。列寧認為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由於一整套既已形成的關係而被置於絕對依從於一個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境地。一切都必須奉獻給「統治人物」的思想祭壇。請看1937年1月1日《真理報》社論《偉大的舵手指引著我們前進》。社論的結尾是一段娓娓動聽的頌詞:「蘇維埃航船有良好的設備和武裝。它不怕狂風巨浪。它沿著自己的航線前進。船體是由天才建築師建造的,是用來同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敵對自發勢力作鬥爭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導著這艘航船前進。」報頭上有領袖的大幅畫像,高踞於人的海洋之上。在這個「海洋」中,也有人舉著一個不大的列寧像……    
    1937年最初幾天的報紙,不僅報道了勞動人民的有時是十分緊張的氣息,而且登載了關於來自國境線外的嚴重威脅的警告。米·科利佐夫發自西班牙的連續報道,法西斯分子擊沉蘇聯「共青團」號輪船的詳細經過,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授予工農紅軍一批指揮官蘇聯英雄稱號以表彰他們「模範地執行政府的極端困難的特殊任務」的決議。誰都知道,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們。    
    這裡還有揚·魯祖塔克(他後來只活了一年多一點)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圖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幫,通過暗害活動搞亂我們的經濟,他們想借用這些人的手殺害我們的優秀人物,殺害我國的大腦和心臟——斯大林同志……」2    
    1936年12月初,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蘇聯新憲法。新憲法宣佈擴大蘇聯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    
    這是斯大林的勝利。在聯共(布)中央黨出版社於1937年出版的《論蘇聯憲法》一書中有這樣的詞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講台,全場就長時間熱烈歡呼。全場起立。場內到處高喊:『斯大林同志烏拉!』『斯大林同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烏拉!』『萬歲!』『紅色戰線!』『光榮屬於斯大林同志!』」3    
    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按照自己的習慣列舉了種種「特點」,他把第五個特點叫作「徹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義」。他報告到這個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幾個月以前他處決了自己原來的同志和列寧的戰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據某些資料證明,在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時,斯大林依據自己的「民主」原則,曾向這兩位原來黨的領袖說:    
    「我們的信念不允許使老黨員流血,不管認為他們犯了多麼嚴重的罪過。我們黨的領導人既不會忘記自己的權利,也不會忘記自己的義務。在審判中你們應當幫助國家和黨,審判所針對的不是你們,而是托洛茨基。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的需要……」4    
    斯大林很善於隨風轉舵。在寂靜的辦公室裡簽署逮捕和槍決名單、批准慘無人道的判決方案的是「一個」斯大林,而「另一個」斯大林卻站在講台上,揮動手臂,好像砍人頭似的,斬釘截鐵地說,新憲法草案「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5然而這個人真的是想「保障」這些權利嗎?起草憲法的那些人瞭解這一點嗎?而參加憲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庫洛夫、布勃諾夫、布哈林、加馬爾尼克、克雷連科、葉戈羅夫、圖哈切夫斯基、埃德曼、烏博列維奇、亞基爾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黨的、軍事的和社會的活動家。他們在制定那部口頭上宣佈了社會主義民權制度的國家基本法時還不知道,與宣佈的權利和保障相反,他們很快就將被殘酷無情地消滅掉。在由「統治人物」個人專權的情況下,任何憲法也保護不了他們。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於任何法律之上,從而踐踏了十月革命後出現的、現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壓制的那一點點脆弱的民主。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已開始「推敲」為正在準備的「托洛茨基陰謀分子」案第二次公開審判起草的長達數小時的起訴詞,也就是他在1937年1月28日激昂慷慨地發表的那篇起訴詞。    
    千千萬萬的蘇聯人都為連續不斷地向著國家經濟和國防的強盛「持久躍進」而真誠地感到自豪,他們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們想也不會想到,新的一年將是血腥的一年。誰能想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0週年,將成為蘇聯人民悲劇的震中,將成為社會無恥的頂峰。但是,「領袖」的無法解釋的構想,「統治人物」個人專權的可恥的罪惡實質,似乎正是服從於這一點的。    
    


第二部第六章 悲劇的震中 (2)

    不管多麼令人難以置信,蘇聯人幾乎過了20年才瞭解了這場悲劇,並且遠不是完全瞭解。而現在他們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對「法西斯敗類」、「間諜」、「恐怖分子」表示憤怒、痛恨和譴責。就連亞·法捷耶夫、阿·托爾斯泰、波·巴甫連科、尼·吉洪諾夫、布·亞申斯基、列·尼庫林這樣一些人,也在《間諜和兇手》一文6中詛咒那些被迫在無恥和罪惡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這次演出的總導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1933年1月我就說過,在一定條件下,「過去的反革命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殘兵敗將、中部和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殘兵敗將是能夠復活和蠢動起來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中的反革命餘孽是能夠復活和蠢動起來的」7。請看,他們已經「動起來了」!    
    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個別的事故、火災和慘禍(確實發生過)當然都像是「暗害活動」。難道他斯大林不是說過,暗藏的原反對派分子、參加過其他政黨的人都在伺機而動嗎?我們的成就越大,他們的反抗就越強烈……這就是把鬥爭的弦繃緊到極限的殘酷的階級鬥爭!    
    快到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出版了一本題為《斯大林運河》的書。36名蘇聯作家在高爾基、阿維爾巴赫和菲林領導下為歷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敵」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試驗大唱讚歌。他們寫道,這是「把無產階級……蘇聯公眾原來的敵人……大批地變成工人階級熟練的同事、甚至變成國家必要勞動獻身者的一種非常成功的試驗」。而且還寫了這樣的話:「……加工這種原料要比加工木料、石料、金屬困難得多。」這本書的「主人公」是那些「變成了」「無產階級的戰友」的「原來的暗害分子」——工程師、教授、教師和幾千名其他腦力勞動者(不僅僅是富農、小偷和慣犯)。許多人有罪只是因為他們的想法與斯大林不同,而斯大林,作者們寫道,具有「組織得很好的意志,大理論家的洞察力,天才當家人的勇氣,真正革命家的直覺,他對人的複雜的品質洞察秋毫,能在培養這些複雜品質中的優良品質的同時無情地反對那些妨礙前者發展到極高度的品質……」8但妨礙斯大林的不僅僅是某種品質。而且是人。是許多人。多得可怕。    
    所有這些「餘孽」在妨礙他(潛在地)最終扮演成功惟一的、獨佔的、人人(正是人人)喜愛的領袖的角色。難道他忘記了布哈林、皮達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及其他許多人曾是他的黨內同志和戰友嗎?不,當然沒有忘記。但糟糕的是他們也沒有忘記。他們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不過,為了「崇高的目的」,現在說這個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他在什麼地方讀過,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編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話:「有一條聖訓——寬恕我們的敵人。但是,沒有任何聖訓說要寬恕我們從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對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寬恕前者,也不寬恕後者。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敵」(1)

    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殘暴的事情。羅馬皇帝、多米提烏斯·阿赫諾巴爾布斯和阿格麗平娜(小)的兒子尼祿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個普通名詞。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殘暴著稱。甚至塞涅卡這位哲學家和高明的演員親自教育尼祿,也始終未能使皇帝養成高尚的品德。這位統治者為了實行改革,使國家富強,不惜殺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親,逼迫塞涅卡自盡。尼祿的統治終於同死刑——殘暴的頂點不能分開了。羅馬大火招來的是無辜的人們被處決。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陰謀,然後就開始杜撰一個個的假陰謀,以便消滅那些最孚眾望的元老和危險的競爭對手。告密受到鼓勵……尼祿在喜歡把暴行當作統治手段的同時,也熱愛詩歌及其他藝術。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歷史類比,更不用說不無爭議的類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監督的個人專權,都孕育著濫用職權直至製造暴行的危險。在任何時代和歷史時期都是這樣。這個道理並不僅僅對公元54—68年尼祿統治時期才正確。    
    任何正義的目的和意願,都不能為不道德的手段辯護。這種手段不僅按性質來說是道義上的禍害,而且就後果來說也是一種社會禍害。要知道,「我們的理想,」列寧堅信這一點,「不容許對人施行暴力。」9而在令人痛心的、作為悲劇寫入我國歷史的1937年,斯大林正是廣泛地訴諸暴力。這是悲劇的震中,這主要還不是由於迫害的面很大(顯然,1929—1933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於政治上的厚顏無恥登峰造極。而偉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時識破它。    
    是誰使「人民公敵」這個可怕的名詞流傳開來的?它是怎麼來的?當然,問題不在於概念,而在於企圖找到斯大林用來廣泛採用社會暴力的某種歷史的、政治的、邏輯的根據。我已經在本書的開頭提到過,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是在圖魯漢斯克。當時給他印象特別深的就是羅伯斯庇爾和庫通的堅定性:他們在緊要關頭設法通過了簡化對「革命敵人」的審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賞羅伯斯庇爾的公式:「誰穿著金絲邊褲子,誰就是所有長褲漢的敵人。」誰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誰就是革命的敵人,斯大林就是這樣按照自己的理解來閱讀羅伯斯庇爾的書的。當時他就注意到羅伯斯庇爾1794年6月10日在國民公會的演說中他認為很有意思的一句話:「每當自由看來取得輝煌勝利的時候,祖國的敵人都在制訂更加狂妄的陰謀。」    
    斯大林從歷史上尋找的不僅是類比,而且是將來為自己辯解的論據。他很喜歡羅伯斯庇爾1794年2月5日在國民公會中發表的意見:管理人民的公敵要用恐怖……正是由於羅伯斯庇爾的堅持,作為對殺害馬拉、夏利埃、勒佩萊斯蒂埃·德·聖法爾若和其他雅各賓黨人的回答,國民公會頒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國民公會在熱月政變發生一個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對1563人作出判決,其中只有278人宣判無罪,其餘的全被判處死刑!羅伯斯庇爾甚至把丹東、德莫林、菲利波等等這樣的活動家也送上了斷頭台……    
    但是斯大林不願意看到,羅伯斯庇爾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也曾珍惜過被他送去處決的人的生命。蘇聯的獨裁者總是對暗殺行為怕得要死。所以許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58條第8款——「對蘇維埃政權的代表進行恐怖活動」。翻閱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會發現(如果相信當時的訴訟程序的話),成千上萬的蘇聯公民僅僅是想過如何除掉「領袖」和他周圍所有的人!斯大林不願重犯法國大革命的錯誤。他的恐怖將是無情的!    
    雖然「人民公敵」這個名詞從前就廣為流傳,但斯大林在1934年之後給它充實了「具體內容」。早在1936年7月29日黨中央給各共和國和各州黨組織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經強調指出,人民公敵通常表現得「溫順而和藹」,他們千方百計「偷偷爬進社會主義」,這是一些不接受社會主義的人,他們的處境越困難,他們就越將採用極端手段……」紒紛矠    
    1951—1953年當過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的阿·阿·葉皮謝夫向我講道,貝利亞喜歡在會上強調一種他認為發明權屬於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敵不僅指進行暗害活動的人,而且指懷疑黨的路線正確的人。而這種人在我們中間還很多,我們應當把他們消滅掉……」不願多談自己的葉皮謝夫讓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跡的時光。    
    「我好不容易才脫離了貝利亞的賊窩。我曾多次請求放我回去做黨的工作,貝利亞惡狠狠地說: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嗎?那就隨你的便吧……』    
    「幾天以後,我被派到敖德薩,」對話人繼續說,「重新被選為州委第一書記,但不久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務局局長來找我,建議我從明天起留在家裡。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隨時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貝利亞身邊工作過、對某些事情有過懷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敵。幸運的機會奇跡般地救了我:就在這時貝利亞被捕了……」「人民公敵」是「挑選」不適用於斯大林秩序的人的萬能公式……    
    我想,葉皮謝夫的這個典型說法相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可是,不「適用」於「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數人被控告只是由於「不適用」。由此可見,「人民公敵」這個表面上由「領袖」從法國大革命領導人那裡借用來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領導人的理解毫無共同之處。建立了革命民主專政的羅伯斯庇爾把「佔有不義之財的人和殘暴的貴族」看做敵人。而斯大林,我再強調一次,則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潛在地可能不贊同他的觀點的人都看作敵人。連不同想法,甚至被懷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認為是敵對行為。誰也沒有站出來反對斯大林個人專權,但是他感覺到,許多人特別是列寧的「老近衛軍」中的許多人內心裡不贊成他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這就有足夠的理由使這位疑心重重而又殘酷無情的獨裁者逐步醞釀出可怕的決斷。    
    斯大林借助於意識形態機構在國內一步一步地煽起懷疑氣氛,使人們做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血腥清洗。    
    絕大多數蘇聯人毫無保留地相信,現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人進行殊死鬥爭。早在1937年1月,各報就發表了標題五光十色的社論:《間諜和兇手》,《出賣祖國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壞分子——間諜》,《惡棍中的大惡棍》,《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托洛茨基匪幫》……對社會意識進行赤裸裸的「按摩」產生了效果:人們瞭解了那些長期把自己「偽裝起來」的人的卑鄙行為,都義憤填膺。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為什麼斯大林和他周圍一班人能夠使黨、使人民相信他們生活在敵人中間呢?說間諜和暗害活動猖狂至極的根據是什麼呢?對這些問題,黨中央1937年2至3月全會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全會進行了大約兩個星期。會上聽取了不少報告。首先是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報告各個黨組織對按照新選舉制度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準備情況和改造黨的政治工作情況。已經開始得到「領袖」特別賞識的日丹諾夫在報告中發表了一些似乎正確的意見。例如他強調指出,「新的選舉制度標誌著蘇維埃組織的活動中更廣泛得多的公開性」。他完全正確地提出了關於黨內民主狀況問題裡並引用了斯大林的話:雖然「引人注目的是專政的文化工作」,鎮壓機關在今天也和在內戰時期一樣需要。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報告人繼續說,「當我們的人在打瞌睡和搖搖晃晃的時候,敵人已經行動起來了……」而在黨內,用日丹諾夫的話說,情況並不簡單。黨的隊伍鬆鬆垮垮;黨內有不少敵人。接著他說:「增補委員這一有害的做法紮下了根,而且已經走得很遠。增補委員的做法破壞了黨員參加選舉自己領導機關的合法權利。」    
    然後這位中央書記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區委和市委的執行委員會,增補的執委和候補執委達59%。例如在基輔,日丹諾夫說,1934年10月19日市委一下子增補了14名委員,其中包括原來是人民公敵的阿施拉費揚、傑尼斯、先琴科、托傑爾等等。在哈爾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黨代表會議選出的159名委員和34名候補委員,只剩下了59人,增補了61人。而市委執行委員會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補的委員。日丹諾夫說,在哈爾科夫市列寧區,1936年4月4日提出了關於「開除一大批人」的問題。還請來了積極分子。為什麼呢?因為出席區委全會的是10人,而要開除的是12人!「於是10人吃掉12人!(全會參加者中間有人發出笑聲)」日丹諾夫舉了大量這樣的例子紒紜矠。    
    這不僅僅是黨內反民主傾向的徵兆。黨內形成了不法行為合法化、允許廣泛採用強制辦法的氣氛。斯大林和他周圍一班人已經為從解決問題的行政方法轉到對潛在的敵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準備好精神氣候。    
    到全會開幕時,「統治人物」已經進行過「戰鬥偵察」。我指的是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進行的迫害。當時人民支持他。這些活動家有礙於斯大林,他們雖然已被貶為小職員,但是瞭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瞭解斯大林在自己辦公室裡舉行會議時曾唆使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托洛茨基;瞭解他的許多陰謀,瞭解他偽造黨的舊文件的事(例如,斯大林「組織」弗·索林和葉·斯塔索娃「寫信」,提出有必要對1918年2月23日中央委員會會議關於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記錄進行修改)紒紝矠;瞭解伏龍芝生病和去世的神秘經過以及「領袖」從不提起的其他一些可疑的往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雖然已經關起來了,但他渴望把他們送上西天。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敵」(2)

    1936年8月15日,根據斯大林的個人指示又把他們交付法庭。審判還沒有開始,起訴書還沒有宣讀,報紙和廣播就已經異口同聲地要求:「處死敗類」,「對敵人毫不留情」,「把人民公敵扔進歷史垃圾堆」。斯大林報復起來是決不妥協的:他從前在政治局的這兩位同事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他們最後的哀求——請求斯大林赦免的信——被置之不理。加米涅夫曾經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聲稱:「我確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爾什維克司令部團結起來的作用……」「領袖」希望加米涅夫的聲明同他本人一起死去。季諾維也夫曾說斯大林「……沒有良心的血腥的奧塞梯人……」「領袖」希望季諾維也夫的話同他本人一起去見上帝。歷史上有許多秘密。但是連斯大林也不能夠、不應當指望秘密永遠不被揭露。是的,兩人都曾經是「反對派」。兩人都曾經為政權、為自己的發展道路觀進行過鬥爭。常常搖擺,不堅定。但從來不是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敵人。斯大林不喜歡僅僅做到敵人已無能為害這樣一個「層次」。因此,隨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成千上萬他「拒絕給以信任」的人一起,他們的親屬也被消滅或流放了。例如,繼加米涅夫之後死去的有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一個尚未成年)、一個兄弟和他的妻子……斯大林不僅砍倒了大樹,而且也挖掉了周圍的灌木叢。在1937年,這已經變成了晝夜不停的「人砍伐」。    
    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葉若夫在聯共(布)中央2至3月全會上的報告實際上只講了一個問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動、破壞活動和間諜活動的教訓」。報告沒有合情合理地分析情況,把情況真正弄清,原因很簡單:討論的對象本身是幻影,是假象。講了許多大話和咒語。同時還報告了今天聽來簡直令人瞠目結舌的初步「結果」。    
    莫洛托夫在報告中首先聲明,他是代替奧爾忠尼啟則作報告的。2月18日,在全會開幕前一個星期,奧爾忠尼啟則自殺了。政府的公告說,他死於心臟麻痺。據認識奧爾忠尼啟則親屬的一些人證明,他對亂抓間諜和亂找敵人的做法極感痛心。他曾就這個問題同斯大林進行過幾次長時間的和激烈的談話。但作為回答,斯大林卻把內務人民委員部收到的對奧爾忠尼啟則本人的密告送給他,並且明白無誤地暗示,「無風不起浪」。奧爾忠尼啟則一定很明白,「領袖」要求他完全順從,否則他就會像別人那樣得到悲慘的下場。此外,斯大林還委託奧爾忠尼啟則在全會上作《關於重工業中的暗害活動》的報告。奧爾忠尼啟則必須親手把許多生產指揮者送上祭壇,必須直接參與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所不能容忍的恣意妄為。奧爾忠尼啟則就以在當時情況下大概是惟一適當的(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利用了自己在心靈上得到解脫的機會。在作出悲劇性決斷的當天,葉若夫手下的人曾把審訊奧爾忠尼啟則的兄弟帕普裡亞的記錄交給奧爾忠尼啟則。奧爾忠尼啟則的其他幾名親屬也被逮捕。可以不折不扣地說,是有人逼他走絕路。而奧爾忠尼啟則也就走了絕路。    
    斯大林來到奧爾忠尼啟則住所,命令把「根據充分的」自殺說法印出來。據親屬證明,死者曾寫過一封信,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裡。看來,信的內容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領袖」整掉了奧爾忠尼啟則,就又收拾了一個自己身邊不贊成恐怖方針的人。(把人推入死神懷抱,然後抬棺或捧著骨灰盒送葬,致悼詞,慰問親屬,這已經成了斯大林常幹的事。)    
    由於為人民委員舉行葬禮,不得不把全會改期。對斯大林來說,奧爾忠尼啟則的死不過是小事一樁:他不喜歡動搖的人。而奧爾忠尼啟則在意識到全會要批准整個恐怖計劃之後,不但發生了動搖,而且以自殺表示了抗議。其實,在那幾年這樣做的還有其他許多人——托姆斯基、加馬爾尼克、薩比寧、柳布琴科……    
    莫洛托夫的報告滿篇都是數字,滿篇都是鑽入重工業的「人民公敵」的名字:阿里斯托夫、蓋傑羅夫、別爾曼、諾爾金、卡爾采夫、阿爾庫斯、亞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幾十名領導人。用莫洛托夫的話說,領導這整個「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達可夫。莫洛托夫不僅力求說明國民經濟領域中「暗害活動」在增加,而且力求說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動進行鬥爭,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統計數字——截至1937年3月1日一些人民委員部機關中被判刑的人數:    
    重工業人民委員部——585人    
    教育人民委員部——228人    
    輕工業人民委員部——141人    
    交通人民委員部——137人    
    農業人民委員部——102人……紒紞矠    
    一共講了21個政府部門。莫洛托夫向全會報告時,始終強調所有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總部」的指示行動的。這位人民委員會主席說,暗害活動的「戰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號:「在敏感的地方進行最沉重的打擊。」    
    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動的事實,也許真的有過暗害活動的事實,人民委員會主席也應當知道,在大規模設計、建設和投產新工業項目和其他項目的情況下,常常是倉促上陣,採用「騎兵奇襲」的方法。由於技術設備差、生產和工藝文化低、紀律鬆弛、不懂行,難免發生事故、車禍、火災和廢品。然而這一切全都被宣佈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陰謀活動」的結果。    
    卡岡諾維奇的報告也貫串著這種精神,他「闡述」了鐵路運輸部門暗害活動的教訓。這裡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撓採用「」型機車,不允許「超過定額」(可是只要無視「極限論者」的意見,違反了定額,就發生事故和災難),對抗斯達漢諾夫運動,破壞運輸計劃。卡岡諾維奇也開了一個很長的暗害分子—領導人名單:庫德列瓦特赫、瓦西裡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爾希欣、貝克爾、克龍茨、布列烏斯、巴爾斯基和其他許多人。為了不落後於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也報告說,交通人民委員部「沒有閒聊天」,沒有浪費時間,已開始「捕捉」敵人。我已經引用過卡岡諾維奇的「統計數字」。不難想像,他們是怎樣「揭發」和從運輸業中「開除」(卡岡諾維奇的說法)那幾千人的。使人驚訝的是,各種各樣的「人民公敵」,如原來的憲兵、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白衛軍官、破壞分子和間諜,竟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鐵路上來了!    
    葉若夫通過自己的報告更進一步渲染了似乎「敵人」無所不在的氣氛。他的可怕的統計數字(我認為這裡沒有必要去引用)給人造成一種許多敵對組織在全國各地到處肆虐的陰森可怕的印象。    
    葉若夫,這個精神和肉體的侏儒,在全會開幕前夕獲得了國家安全總委員頭銜。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被授過這種頭銜。後來只有貝利亞得到過這種頭銜。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員的報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開教唆和鼓勵人們開展一個告發「內部敵人」的運動。葉若夫說:「有幾個月的時間,我不記得有哪個人民委員部的經濟工作者和領導人主動給我打電話,說:『葉若夫同志,我對某某人有懷疑,那裡情況不妙,請管管這個人吧。』沒有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更多的倒是當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問題時,一些同志反而企圖保護這些人。」紒紟矠    
    在就葉若夫報告通過的專門決定中重新指出,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對敵鬥爭中至少耽誤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應當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前夕進行血腥的清洗。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把揭露和消滅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業進行到底,以便鎮壓他們反蘇活動的任何表現」紒紡矠。然而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葉若夫那些憑偵探的直觀作出的統計,與其說要使思維健全的全會參加者相信到處都存在暗害活動,不如說要使他們感到恐懼。需要從理論上和政治上進行論證。前面的報告人描繪了敵人進行活動的「景觀」,而他們的實質、「本性」和猖獗的原因並不清楚。現在只能猜測,全會的參加者當時是怎樣想的,有什麼感受:「勝利者代表大會」之後過了三年,到了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十個年頭,幾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資本主義復辟危險」……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員會「擺脫了」列寧派的布爾什維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決定採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綱領。「領袖」提出了這個綱領。需要從理論上論證對「敵人」採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這項工作。需要把人們「發動起來」去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和其他兩面派」。他也解決了這個任務。斯大林作了報告。根據報告措詞的嚴謹、結構的縝密,根據他的結束語和他親手起草的決議的內容,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麼重視即將到來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連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麼巨大,這種對我國人民來說是一場悲劇的做法所造成的後果是多麼嚴重。    
    斯大林報告的題目是:《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從斯大林以清晰的筆跡作出的大量著重號、邊注和補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麼精心地準備這篇報告的。他沒有「屈尊」去對敵對的工作人員進行細微的「挑揀」,這是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葉若夫熱心去幹的事情。主要報告人把一切都一項一項分開。斯大林首先說明了「政治上的漠不關心」現象,然後講到資本主義包圍的後果。在這裡他正確地指出,來自帝國主義的危險是現實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經常考慮到這一點。但是斯大林把這種危險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險」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說成是「一夥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佈置進行活動的」。實際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義宣佈為社會主義的主要危險。他十分詳細地說明了現代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之後,得出了影響深遠的、令人不安的理論結論:    
    「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大,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使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紒綷矠    
    在20年代末和1934—1936年的一些講話中,斯大林提出了隨著社會主義陣地的鞏固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化的理論。這個論點聽起來是反常的,按內容來說是不科學的。然而斯大林是實用主義者。他需要在理論上「論證」準備中的大清洗過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圍的人誰也不能解決這個任務。他需要這樣做。「領袖」早就習慣於用他所有的理論推測來為黨的政治方針辯護。一方面,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斷言,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可是現在,過了三年多,他忽然又來證明鬥爭在「尖銳化」。斯大林在全會上強調說,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從前的反對派把自己偽裝起來,他們進行秘密的破壞活動,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等待時機。斯大林列出了妨礙黨最終消滅「托洛茨基匪幫」的整整「六條陳腐的理論」。他說,不能認為超額完成計劃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動化為烏有;他說,不能認為斯達漢諾夫運動本身就能消滅暗害分子;他說,一些人認為托洛茨基分子沒有培養自己的幹部,這些人的觀點是錯誤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敵」(3)

    如果說前面的報告人和許多發言人是引證暗害活動的具體事實,把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存在的直觀上,那麼斯大林則和往常一樣把一切都塞進一個硬性的公式中。他在3月5日的結束語中說,「有七個問題全會的參加者沒有弄清」。在這些問題中,也有個別的正確的意見(例如,一些從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確立場上來,「不應當責難他們」),有顯然是領袖至上主義的意見(他說,有時需要聽聽所謂「小人物」的呼聲),有「動員性的」意見(「我們將來打擊敵人,就像現在和過去打擊他們一樣」)。斯大林喜歡用簡單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會上說:「要打勝仗,可能需要幾個軍。但是要破壞這一勝利,只要有幾個間諜就夠了。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樑,需要幾千人。但是要炸毀這座橋樑,只需要幾個人就夠了。」紒□矠總之,「領袖」指出了即便是「個別間諜」的特殊危險性,從而鼓勵人們更加賣力地揭露他們。    
    就斯大林報告通過的決議包括27個命令式的論點。他的鉛筆字使提綱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譴責忽視宣傳戰線的實踐;    
    ——譴責把全會變為炫耀成績的手段的實踐;    
    ——譴責增補委員而把選舉變成空洞形式的實踐;    
    ——譴責按勞動組合制分配黨的力量的實踐;    
    ——譴責對黨員個人命運漠不關心的實踐等等紒紮矠。    
    驟然看來,很難不同意斯大林公設的主要內容,但非常不幸的是,這些宣告實際上沒有對「黨員個人的命運」發生任何影響,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壞聯共(布)生活民主基礎的現象發生。例如,在通過這個要求「譴責漠不關心」的決議之前兩天,已經決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運,而在一個月之前,已經宣佈了對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裡尼柯夫以及其他「間諜」和「恐怖分子」(實際上是黨內同志)的判決。經常言行不一已經成了斯大林的習慣。供大範圍「使用」的東西,通常看起來都比較體面、民主、合情合理。用於小範圍的東西,則嚴格保密。雙重道德,雙重標準,雙重態度,在斯大林周圍形成的關係體系中已經成了正常現象。這一點,從決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運的過程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來。    
    在贊同強化反「托洛茨基派間諜和恐怖分子」的鬥爭方針的1937年2至3月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決議,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會開幕的時候還是中央候補委員。為了起草全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揚擔任主席的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加裡寧、葉若夫、施基裡亞托夫、克魯普斯卡婭、柯秀爾、雅羅斯拉夫斯基、日丹諾夫、赫魯曉夫、亞基爾、貝利亞、埃赫、巴吉羅夫、布瓊尼、丘巴爾、科薩列夫、波斯特捨夫、加馬爾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員(共36人)紒□矠。    
    布哈林為這個委員會的會議準備了一封詳細的、充滿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絕承認對他的全部控告。這位失寵的理論家還給斯大林寫了幾封信,企圖使「領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敵」提供的有關他本人的「證詞」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間諜及其他類似活動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轉盤」(當時他家裡還保留著電話機)給斯大林打通了兩三次電話。斯大林安慰他說:「尼古拉,不必慌張。我們會弄清的……我們相信你不是敵人。但既然索柯裡尼柯夫、阿斯特羅夫、庫利科夫和其他承認了暗害活動的兩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氣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麼竟能認為我是『恐怖集團的幫兇』呢!」布哈林脫口而出。    
    「沉住氣,尼古拉,沉住氣。我們會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聽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員會上的解釋,實際上沒有被當成一回事。主要的「論據」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總部」的參加者一口咬定,說布哈林、李可夫和他們後來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動,並且幫助了這些活動。布哈林絕望了;李可夫比較冷靜,他知道他們肯定會得到不久前被槍決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後來的皮達可夫、穆拉洛夫、德羅布尼斯、捨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樣的下場。只要是政治審判案,這樣的帽子就會滿天飛。布哈林宣佈絕食,以抗議這種荒謬絕倫的控告。    
    2月26日晚和2月27日晨,波斯克列貝捨夫給布哈林來電話說,他和李可夫必須參加已經在進行的全會(雖然布哈林和李可夫還是中央候補委員,但是已經不是中央的每次會議都請他們參加了)。除了烏博列維奇和阿庫洛夫,誰也沒有同他們握手。全會設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員會的會議開始了。葉若夫還沒有開始報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說:    
    「布哈林宣佈絕食了。尼古拉,你向誰發出最後通牒呢?向中央委員會嗎?向中央請求原諒吧。」    
    「可是你們要開除我的黨籍……」    
    「向中央請求原諒吧。」    
    像過去不止一次出現的情況一樣,布哈林沒有堅持住。他從斯大林的話中感到還有一線希望。不過他立即明白了,審理他的「案件」的根據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偵訊材料,而他的解釋,不論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完全被說成是企圖「欺騙黨」。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對著的這堵牆不單純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預謀的敵意,當時他是什麼感受,現在只能猜測。委員會成員手中的材料所依據的是通過不能容許的方法從已經被判刑的人那裡取得的「證據」和「供詞」。    
    委員會主席米高揚要布哈林坦白承認參加了反國家的活動,布哈林猛然站起來回答說:    
    「我不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會自我誹謗。」    
    「你們不承認,」莫洛托夫立即惡狠狠地回答他說,「就證明你們是法西斯的走卒,他們在自己的報刊上寫道,我們的審判是挑釁。把你們逮起來,你們就招認了!」    
    「內務人民委員部裡有人在借用黨的威信恣意妄為。」布哈林繼續說。    
    「好吧,我們就把你送到那裡去,」斯大林插進來說,「你等著瞧吧……」    
    完全瞭解偽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葉若夫及其親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們不可能是敵人。斯大林感到看過布哈林書面聲明的委員會成員發生了動搖,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決定來結束討論。葉若夫建議:「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從候補中央委員中和黨內開除出去,送交軍事法庭審判,處以極刑——槍決。」開始對葉若夫的建議進行記名表決。但是第一個表態的波斯特捨夫說,他「贊成開除和送交法庭審判,但不槍決」。布瓊尼、曼努伊爾斯基、什維爾尼克、科薩列夫——「贊成開除、審判和槍決」。安季波夫、赫魯曉夫、尼古拉也夫、施基裡亞托夫——「贊成開除和審判,不槍決」……    
    斯大林看到已經不可能作出一致決定,於是像往常一樣,老謀深算,走了一步獨出心裁的棋。    
    「我建議,」他說,「開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黨籍,不送交法庭審判,而把這個案件送交內務人民委員部調查。」    
    斯大林知道,這同荒謬絕倫和無法無天的「開除、審判、槍決」毫無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調解人甚至是「人道主義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議後,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發了一線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結以後,大多數委員會成員表態就容易了:    
    「我贊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議。」這樣說的有克魯普斯卡婭、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爾、彼得羅夫斯基、李維諾夫)像波斯特捨夫一樣,贊成「審判,不槍決」。但是歷史也不會忘記,科薩列夫和亞基爾這兩位緊接著就成了不法行為犧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議後仍然贊成「開除、審判和槍決」。我們看到,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在審判之前就宣佈了判決;其他人講了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似乎並未預先注定可怕的結局。主持委員會會議的米高揚沒有公開表態。經過逐個徵求意見,決定再一次進行表決。現在已經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議:    
    (1)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從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中和聯共(布)黨內開除出去;不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內務人民委員部;    
    (2)委託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葉若夫等同志組成的委員會根據通過的決定起草一個有論據的決議案。    
    委員會主席阿·米高揚    
    1937年2月27日紓紛矠       
    斯大林明白,還需要再準備一次審判案。其結果如何,「領袖」是很清楚的。    
    會議結束後,布哈林和李可夫剛剛走出會議室就被逮捕了。從此開始了長達13個月的時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劇終場,而同他們一起的還有許許多多可能潛在地反對「領袖」個人專權的人。    
    需要補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過了斯大林親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補充的決議。它實際上成了處理類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會不單單贊成斯大林關於當前階段「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觀點,而且上了一堂課,告訴人們應當怎樣對「敵對」行為作出反應。決議包括三條。其簡要內容如下:    
    (1)根據偵訊材料,中央全會認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瞭解托洛茨基總部的罪惡的恐怖、間諜和暗害活動,但是他們隱瞞了這一點,從而也助長了這一罪惡活動。    
    (2)根據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偵訊材料和對質,中央全會認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瞭解他們的學生和擁護者(斯列普科夫、萊伊特林、阿斯特羅夫、馬列茨基、涅斯捷羅夫、羅金、庫利科夫、科托夫、烏格拉諾夫、扎伊采夫、庫茲明、薩波日尼科夫等等)組織罪惡的恐怖集團的情況,他們不但沒有進行鬥爭,反而鼓勵他們。    
    (3)聯共(布)中央全會認定,布哈林同志給聯共(布)中央的信按內容來說是誹謗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圖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恐怖分子的供詞。    
    鑒於上述情況並考慮到列寧在世時布哈林同志就進行過反對黨和反對列寧本人的鬥爭(李可夫也是這樣),現在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親筆寫的。——本書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從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中和聯共(布)黨內開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內務人民委員部」紓紜矠。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敵」(4)

    這裡已經不再稱每個人為「同志」,也不再稱他們為「兩同志」。    
    但是斯大林還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黨太瞭解他們了。需要一次審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進行審判,還需要時間。    
    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導演和劇作家。莎士比亞曾通過哈姆萊特的口說:「存在還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樣,在他身上沒有兩難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這個特點是需要強調指出的,因為哈姆萊特的兩難推理只涉及哈姆萊特。而斯大林是在決定千百萬人的命運。因此「領袖」的勝利變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劇。    
    中央全會的決定變成了強大的推動因素。還在1937年3月份,各共和國和各州就舉行了黨委全體會議。會上不僅傳達了「領袖」的指示,而且報告了執行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諾夫1937年3月15日在列寧格勒作的報告中的幾段話:    
    「布哈林和李可夫原來同季諾維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無區別。這是同一幫強盜。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為無恥、卑鄙、醜惡得無以復加。我們花了四天時間想從他們口中聽到真話。可是他們絲毫不以人的態度對待黨,一點這樣的跡象也沒有。只是一味說我們無權審判他們。」接著日丹諾夫竟然在列寧格勒共產黨員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樣子。他說,布哈林絕食是演戲:「夜裡12點吃得飽飽的,到上午10點就宣佈絕食……」紓紝矠    
    日丹諾夫還必須講講在列寧格勒展開的揭露「敵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鐵路線和十月革命鐵路線發現了8個暗害集團;在市內各工廠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彼得格勒軍區和黨的機關發現了10個集團……」在很短時間內,在所有的區委都發現了「敵人的巢穴」:維堡區——13人,瓦西裡耶夫島區——12人,基洛夫區12人……共計223名黨的工作者。「請想一想黨的機關是多麼不純!」    
    日丹諾夫繼續用激烈的言辭渲染敵人在這個城市——革命搖籃肆虐的情景。「紅色教授學院1933年到1936年有183名畢業生。其中32人已被逮捕。現在留在列寧格勒的130人中,3人被發現是人民公敵」,紓紞矠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論家和恐怖實踐家在全場一片憤怒聲中繼續說道。全國各地到處是一片怒吼聲。相反,由於恐懼,人們的困惑和痛苦卻只能強忍在心,不敢流露出來。    
    從那時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卻依然存在。彼爾姆的80高齡老戰士K·A·庫熱拉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幾乎每天夜裡我都夢見自己年輕的時候呆在遙遠的科雷馬勞改營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嚇醒……」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1)

    根據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後的審判」。藝術家們在聖像畫《最後審判》的畫面上,描繪了人們為塵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種種懲罰。強盜——上絞架,貪財的人——把滾燙的金水灌進喉嚨,放蕩的男人和淫蕩的女人——下火焰地獄,不關心同類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獄。這些老聖像畫匠也描繪了一個張皇失措的人,他張開兩臂,不知往哪裡走,因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卻作孽多端。誹謗者因為惡語傷人吊在絞架上。在這些聖經畫上也能看到殘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蟲」貪婪地咀嚼他們的肉。但是,看了這些老畫匠的創作仍然難以理解,這些不正直的法官踐踏最神聖的東西——正義時,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對於鎮壓原來的和潛在的「反對派」的不正直的法官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政治審判案的總導演知道他想要什麼。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絕不拒絕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雖然他從來也不承認這一點。請注意,在他的圖書館裡實際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他很喜歡。特別是《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節,托洛茨基在這裡寫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階級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發動武裝起義,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當它(革命的階級。——本書作者注)遇到武裝陰謀、暗殺和叛亂時,它就要對敵人進行嚴厲鎮壓。鎮壓的形式或程度問題當然不是『原則』問題。用恐怖手段對付不願退出舞台的反動階級,可能十分有效。恫嚇是強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當然,斯大林進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15年前就已經講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內戰時期的這些處方,但把它們用在了按他的話說是「社會主義已經完全勝利」的時期。毫無疑問,斯大林在國內已經不存在剝削階級的時候也把大規模鎮壓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諾夫正是這樣解釋斯大林在2至3月全會上的報告的主旨的:「鎮壓有教育作用。」紓紡矠當然,有人會問:「鎮壓的含義是什麼?至於斯大林怎樣理解鎮壓的實質,這未必還有疑問。說到這裡,我想離題說上幾句。    
    我的著作發表後,我收到了大量來信,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讀者中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希望把斯大林的鎮壓放到「括號外面」。他們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動,分析他的「功績」和「建樹」,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鎮壓,即使提到也不過是把責任推到葉若夫和貝利亞等人身上。這就發生了傳記中的一種獨特的「脫層」現象:只承認這些人相信的事情。當我閱讀「由於」斯大林而犧牲、而無辜犧牲的幾千人的案卷時,我彷彿聽到了他們從早已逝去的過去發出的呼聲:永久的困惑、萬分的憂鬱、絕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讓這些企圖為暴君辯護的人看看這些案卷。鎮壓——個人獨裁專權的極端表現——是登峰造極的不道德行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堅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惡毒又狡詐,他需要在黨、人民和歷史面前提出「開脫自己的」論據。他本來沒有這種論據。他就偽造、杜撰論據,特別是借助於政治審判案。在幕後導演這些審判案的斯大林,追求著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審判案之後,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開始了所謂「17人」審判案。在這個案件中,除了皮達可夫這個被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稱為「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還有16名被告。審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托洛茨基借助於這些人組織了暗害活動,準備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審判案經過了精心的「策劃」,以至具有堅強意志的皮達可夫竟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奧斯陸(被告從未到過那裡)的會面,說什麼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們可能掌權的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在戰爭以前掌權的可能性,第二個方案是在戰爭期間掌權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設想,據他說,通過恐怖主義的集中打擊來實現第一個方案。他指的是同時對聯共(布)和蘇維埃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當然首先是對斯大林和他最親密的助手,採取恐怖行動。第二個方案托洛茨基認為可能性最大,這就是軍事上的失敗……」紓綷矠接下去所講的全都是這種調子。斯大林制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糾纏和欺騙;制服皮達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則是刑訊。    
    還有一場演出,即所謂「21人」審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這個案件中準備鎮壓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羅森霍爾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難者。    
    斯大林想借助於這些審判案對托洛茨基原來的(主要是原來的)擁護者進行最後的毀滅性打擊,他譴責他們是進行「間諜、恐怖、殺人、放火活動」的「一夥暗害分子組成的寡廉鮮恥的匪幫」。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決鬥」還在繼續。決鬥不能不分勝負。難怪在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裡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訴書中,幾頁紙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出現了51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羅森霍爾茨和他們的難友案件的起訴書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審判開始的時候,托洛茨基總是從墨西哥暗示說,是的,「審判的是他的同道者,然而是因思想而審判的」。例如,托洛茨基幾乎在他的刊物《反對派公報》的每一期上都一定要登些有關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羅森霍爾茨的東西,指出他們同斯大林「不能相容」,強調他支持他們。這位流亡者幾乎是定期地發表聲明,「抗議」迫害自己的「擁護者」。托洛茨基對「人民公敵」進行的所有這些辯護對斯大林來說正中下懷,給他提供了補充的「論據」。    
    斯大林感到戰爭在臨近。他總有一種感覺,他在用托洛茨基的眼光觀察外部世界。我再說一遍,連「領袖」自己也害怕承認這一點。他一看托洛茨基寫的東西,就感到托洛茨基「說倒霉話」不是無緣無故的。托洛茨基在那篇《被出賣的革命》中寫道:「我們能夠指望蘇聯在臨近的大戰中不遭到失敗嗎?對公開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們也要公開地回答說:如果戰爭僅僅是戰爭,那麼蘇聯的失敗將不可避免。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要強大得多……」紓□矠這聽起來不僅像是對社會主義的判決,而且也是對他斯大林本人的判決。然而,他不愧為鋼鐵般的人:不能就這樣了事。現在,在戰爭爆發之前,需要趕快把一切潛在的法西斯幫兇收拾掉!否則希特勒打進來,他會在這裡把托洛茨基的同夥扶上台,斯大林這樣想。我們將對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現在就把可能出現的「第五縱隊」幹掉。希特勒和托洛茨基在這裡將找不到可依靠的力量……斯大林的思路可能就是這樣,而且據·丘耶夫證明,莫洛托夫去世前不久曾經證實,戰爭前夕斯大林的方針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各種可能的吉斯林分子和賴伐爾分子的社會基礎。    
    儘管達到了普遍的高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形成了全社會在領袖至上主義基礎上的團結,而嚴重的錯誤和失敗卻十分之多。工業中存在許多缺點,農業長期落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這都需要作出解釋。對斯大林來說,最方便的辦法就是把一切都歸咎於「暗害和破壞活動」。順從的執行者們準確地捕捉到「領袖」所指出的階級敵人的線索,然後在每日的匯報中報告情況。請看摘自1937年10月19日匯報中的一小段:    
    中央委員會,斯大林同志    
    人民委員會,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書記葉若夫同志:    
    在烏拉爾的塔博雷村,五人因破壞集體農莊被判槍決(其中有塔博雷區執委會主席··莫特列夫、區地政處主席··梅沙夫金)。    
    明斯克。五人因故意弄髒麵粉被槍決(其中有採辦處主任··丘德諾夫斯基、糧食採購站主任··列夫琴科、大糧倉經理··卡普蘭斯基)。    
    薩拉托夫。托洛茨基分子-右傾分子集團把大量石油倒進伏爾加河。九人被判處槍決,其中有:石油工業總局薩拉托夫辦事處主任··波拉特金、裂化廠廠長··波格丹諾夫、薩拉托夫大學教授··奧爾洛夫。    
    列寧格勒。在列寧格勒地區動力管理局系統,有人受蓋世太保特務指使經常製造使工人致殘的破壞事故。十人被判處槍決……紓紮矠    
    類似的事情列了一大串。匯報的末尾,在「·烏爾裡希」的簽名前面,有簡短的附註:「所有判決均已執行。」在這些駭人聽聞的匯報的角上,常常寫著字跡潦草的幾個字:「已報告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貝捨夫。」    
    在1937年1月和6月、1938年3月舉行了轟動一時的政治審判案之後,這種大規模的悲劇在1937—1938年已經是司空見慣。斯大林相信,現在人人都清楚誰在阻礙更迅速的前進,誰在「出賣」祖國,誰在準備「暗殺斯大林及其周圍一班人」,誰在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莫斯科的幾次政治審判案,成了在全國施行暴力、進行大規模恐怖活動的某種導火線。這種恐怖活動的對象,不僅僅是斯大林的潛在的敵人,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一些純屬偶然碰上的人,特別是那些發生了火災、爆炸、倒塌和其他各種事故的企業和機關的領導人。1937年末,一些地方的鎮壓規模看來失去了控制。在許多人民委員部和其他政府機關,告密成了求生存的手段。這一切都是斯大林親自決定並得到他周圍一班人贊同的第一批重大政治審判案所造成的後果。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2)

    「領袖」在批准殺人的時候總是表現得那樣冷若冰霜和殘酷無情,簡直令人吃驚。給他的報告中所涉及的有時是個別人,有時是一批人,有時是很長的名單。在斯大林的檔案中只發現了一份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領袖」發了善心的文件。    
    約·維·斯大林同志:    
    1936年1月18日被判處剝奪自由十年的A·C·庫克林的妻子向檢察長提出請求。庫克林現被關在布特爾監獄。經今年1月7日醫生確診,庫克林患食道癌。病情嚴重,無可挽救。    
    請予指示。    
    安·維辛斯基    
    1936年3月22日    
    下面記載了決定:「斯大林同志指示烏爾裡希同志提前予以釋放。安·維辛斯基」紓□矠    
    也許1936年斯大林還』沒有成熟」?我不這樣認為——當事情關係到斯大林十分瞭解的人的時候,他從來沒有過手發軟,思想發生波動。他親自批准槍決的有:他從前在民族事務委員部的副手布羅伊多;他原來的助手阿·納扎列江;列寧原來的秘書尼·哥爾布諾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原來的秘書阿·葉努基澤;曾被斯大林稱為「真正青年領袖」的亞·科薩列夫;他的「哲學老師」揚·斯泰恩;同他一起做過地下工作的亞·索爾茨;「領袖」十分器重的著名偵察員C·烏裡茨基;被他樹為標兵的原外交事務副人民委員列·卡拉漢;同他有過友誼關係的肅反工作員雅·阿格拉諾夫;內戰時期同他一起執行過列寧委託的安·布勃諾夫;被「領袖」本人稱讚為「堅強的布爾什維克」的約·瓦雷基斯……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記憶力,當他翻閱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長長的名單時,常常自言自語地說,他本人瞭解這些人。關於其中每一個人,他都可以說點什麼,想起點什麼,講點看法。不止一次到他辦公室來過的州委書記有:約·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羅金、波·捨博爾達也夫、愛·普拉姆奈克、·索伊費爾、拉·卡爾特韋利什維利、別·卡爾梅柯夫、·哈夫金……不僅他很瞭解而且各個共和國也瞭解的黨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蘇·埃芬季也夫、·庫利也夫、·納裡馬諾夫、·蘇丹諾夫、·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漢姜、·努爾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費·霍賈也夫……一批學者,其中許多人同他還有過個人接觸:尤·斯捷克洛夫、·索林、·福爾希克、伊·盧波爾、阿·加斯捷夫、尼·瓦維洛夫、格·納德松、亞·斯韋欽……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單中也有許多人們熟悉的名字:鮑·皮利尼亞克、布·亞申斯基、奧·曼德爾施塔姆、阿·韋肖雷、尼·克柳耶夫、亞·亞申斯基、葉·恰連茨、·陶賓、吉·塔比澤、薩·謝伊福林……當他看了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名單時,他好像聽到了正在舉行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的會議廳中的喧嘩聲,看到了庫恩·貝拉、帕·拉品斯基、·塔博爾、阿·瓦爾斯基、·安維爾特、揚·倫茨曼尼斯、·裡亞斯塔斯、·博什科維奇、·舒利特克、·希塔羅夫等人的面孔。而極長的軍人名單——所有這些姓名都是多麼熟悉啊!成千上萬的姓名……成千上萬的生靈,他們都有過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們都頌揚過他,隨時準備執行他的任何決定。其中許多人還來得及給他斯大林寫了最後的信,他也看了許多這樣的信……但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了。這個具有鋼鐵姓名的人不懂得什麼是憐憫和同情,什麼是同志情和榮譽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時候也不能「妨礙」他。他只要用鉛筆在名單的一角寫上個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貝捨夫隨口說一聲「同意」,那就全都解決了。就是說,所有這些人都要在今明兩天永遠消失。此後不久,就由維辛斯基、烏爾裡希同葉若夫一起直接操縱懲罰機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乾巴巴的統計數字。不過他從童年起就有一副堅強的神經。    
    有材料說,斯大林曾在審判前夕幾次會見維辛斯基和烏爾裡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沒有發現他同這兩位「司法祭司」談話的痕跡,不過可以設想,這種談話帶有下指示的性質。集團軍軍事法官烏爾裡希不知什麼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講話簡練,他1937—1938年大量送給斯大斯的關於血腥收穫的報告嚴謹扼要。「領袖」對這些報告的反應如何,現在只能猜測。在一些報告上有「..」的署名,在另一些報告上有波斯克列貝捨夫的花字母。這些人就好像在登記成千上萬死亡者和失蹤者的名單。但死亡失蹤的不是外國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許多人他們是非常熟悉的。    
    這些報告湧來的起初像潮水,後來簡直像狂濤巨浪,任何人看了都會神經錯亂,徹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鎮壓最猖獗的時候,斯大林也照樣去戲院,看夜間電影,接待人民委員,審訂決議案和其他文件,舉行午夜宴會,口授覆信稿,就《真理報》或《布爾什維克》雜誌某篇文章發表意見。即使假定斯大林無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動所屠殺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敵」,那也只能使人們對他的絕對的麻木不仁和殘酷無情感到萬分驚訝。    
    烏爾裡希很符合斯大林關於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這位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庭長在簽署幾十份、幾百份死刑判決書時,能夠絕對保持沉著和鎮靜。這是斬首機上的一個活部件。    
    維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實健壯,戴一副眼鏡。斯大林很喜歡這位蘇聯檢察長的口才。他的長篇大論的起訴書簡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癱瘓。其中大多數人在最後發言中只能對維辛斯基表示同意。由於辦理布哈林案件賣力,根據斯大林建議,維辛斯基被授予列寧勳章。檢察長1938年3月11日在布哈林審判案中發表的講話的結束語,看來給「領袖」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我們全國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點:把那些將我們祖國出賣給敵人的叛徒和間諜,像對待惡狗一樣,執行槍決!    
    我國人民的要求只有一點:處死這些該死的敗類!    
    時光將流逝。可恨的叛徒們的墳墓上將長滿雜草和野蓬,他們將永遠受到誠實的蘇聯人、全體蘇聯人民的鄙視。    
    而在我們的頭頂上,在我們幸福的國家的上空,我們的太陽將依然明亮而喜悅地閃耀著它那燦爛的光輝。我們,我國人民,將繼續在我們親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下,沿著清除了舊時代最後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進……純紛矠    
    「領袖和導師」喜歡忠誠。隨後維辛斯基當了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後來又當了外交部長,獲得了斯大林獎金和斯大林特別重視的其他獎章。    
    1949—1953年任蘇聯外交部長的維辛斯基,以其特別冗長的、毫不妥協的演說而載入外交史冊。是的,那是「冷戰」時期,然而聯合國成員國的代表和安理會的成員知道這位外交家院士實際上是怎樣一個人。當然,他在這裡不能像在政治審判案中那樣信口開河,說什麼「發臭的屍體」、「卑鄙的蟊賊」、「該死的敗類」。但是,人們也都記著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罵人話:「放蕩的先生」、「下流的誹謗者」、「瘋子」……他和從前一樣恬不知恥。他可以滔滔不絕地大發議論:在聯合國第四次大會上維辛斯基發言20次,在第五次大會上發言26次,在第六次大會上發言22次。據外國的外交官證明,檢察官的能言善辯只是引起聽眾的「好奇心和極大的反感」。但這一切都是後話……    
    維辛斯基對委託他的演出的政治鬧劇的意義,瞭解得不比審判案總導演差。在1938年3月進行的最後一次政治審判中,公開愚弄輿論達到了頂點。罪名還是老一套: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間諜和破壞活動,準備使蘇聯在未來戰爭中失敗,肢解國家,圖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領導人。    
    為了保證政治審判演出成功,進行了長時間的「排練」。例如,布哈林審判案準備了一年多。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摧毀被告人的意志。偵查員們擁有廣泛的暴力手段來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這樣的口供當作主要的罪證是違背基本準則的。一些人堅持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後就進行侮辱性的「排練」。真的是排練!他們逼迫已經屈服的人背誦所需要的台詞,發表所提示的聲明,「揭發」所指定的人。這種可恥的排演反覆進行多次之後,就告知「導演們」哪些「演員」可以進行「首演」。是的,有時也出現暫時的「故障」。    
    例如,1938年3月2日法庭書記宣讀了起訴書,起訴書中說,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於1921年同德國情報機關建立了背叛性聯繫」,同塞克特將軍和哈克將軍約定同德國國防軍進行合作,德方每年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提供25萬馬克。當法庭庭長詢問被告是否承認自己有罪時,克列斯廷斯基不顧原來的供詞開始全部加以否認。審判廳裡出現了引人注目的慌亂。宣佈暫時休庭。把情況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惡狠狠地罵了一句:「對這個壞蛋收拾得不夠。」並且暗示:他今後不願再聽到類似情況。採取了「措施」。到第二天晚上克列斯廷斯基就已經「正常」了。    
    克列斯廷斯基:我完全承認我在預審中的供詞。    
    維辛斯基:那你昨天的聲明是什麼意思呢?這個聲明只能被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審判中的挑釁。    
    克列斯廷斯基:昨天,被告席的氣氛和從宣讀起訴書中產生的、由於我的病態心理而加深的沉重印象,引起了一時的強烈的虛幻羞愧感,在這種情況影響下我不能講真話,不能說我有罪。    
    維辛斯基:是無意識的嗎?    
    克列斯廷斯基:我請求法庭記下我的聲明,對於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最嚴重的控訴,我完全承認自己有罪,並承認自己對我所幹的背叛和變節行為完全負責……純紜矠    
    除了幾次類似的小「故障」以外,這次審判進行得很順利。所有的被告都同意公訴人的起訴,一致承認駭人聽聞的指控,並且心甘情願地補充說明自己「罪行」的任何細節:法庭和被告表現了罕見的合作精神!沒有任何人進行任何反駁……全都是自己控訴自己!    
    不過,並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雖然明白他的命運已經注定,但有時通過直接的或隱喻的形式,有時也通過悲劇式的諷刺形式,試圖使人們對於指控的可靠性產生懷疑。也許,布哈林在告別人世的時候放眼於未來,想到了將來,想到了我們今天。這裡只引用布哈林的幾句話,這幾句話證明他在最悲慘的時刻仍然保持著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後發言中說道:    
    「我認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應對暗害活動負責,雖然我個人並不記得我曾發過進行暗害活動的指示……」    
    「檢察官公民斷言,我同李可夫一樣,也是間諜活動的一個最大的組織者。有什麼證據呢?有沙蘭科維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讀起訴書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存在……」    
    「我堅決否認同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爾基和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關係。據雅哥達供認,基洛夫是根據『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的決定被暗殺的。我不知道這件事……」    
    「赤裸裸的鬥爭邏輯,伴之以思想的墮落、心理的墮落、我們自己的墮落、人的墮落……」純紝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3)

    布哈林最後發言中的這段話很值得注意。這已經不是認罪,簡直是對審判案組織者的控訴。這些人遵循著「赤裸裸的鬥爭邏輯」,既造成了思想的墮落,也造成了人的墮落。非常明顯,這是間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盡可能地利用揭示內心認識的最後一次機會……    
    關於審案過程,每天由葉若夫或維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詳細報告。斯大林補充細節,提出建議。審判案的新聞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給他看,根據他的指示,報刊和廣播對「演出」廣泛進行報道。請來了外國記者,甚至請來了外交官。罪犯們有那樣高的「覺悟」,人人都感到吃驚!根本不需要技術鑒定、補充調查、法庭爭辯、檢察官和辯護人對話。在審判中,由檢察官一人獨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聲為他伴奏。連福伊希特萬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傾向性的《1937年的莫斯科》一書中承認,「假如委託一位導演來排演這場審判,那他大概需要許多年的時間和許多次的預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們是如此認真和努力,互相之間決不放過任何一點小差錯,他們的激昂情緒表現得竟如此有分寸。簡而言之,訓練這些被告人的催眠術家、麻醉師和審判官員,除了他們的一切驚人的素質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導演和心理學家」純紞矠。德國作家的這個結論有一部分是正確的:這場鬧劇的組織者們,特別是總導演,都是卓越的無恥之徒。    
    除了在偵訊期間粗暴地破壞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來順受、毫無怨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人們用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向他們勸說:他們認罪「是人民和黨的需要」。只有「認罪才能幫助徹底揭露罪犯」。這就是說:需要「自己認罪」並誹謗別人……既然進行審判的是人民和國家,那麼人民和國家要什麼就應當講什麼……根據所有情況來判斷,這個理由顯然支配了許多的行動。在最後的發言中,這個理由表現為各種說法。被告格·費·格林科:「我將接受最重的判決——極刑,這是罪有應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對祖國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將接受你們的任何一種最嚴厲的判決,這是完全應該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必然會被解除武裝……」被告布哈林:「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純紟矠    
    斯大林看了這些話可以完全滿意了:「人民和黨的敵人儘管面對著死亡似乎也沒暴動,而是需要什麼就講什麼。」他把這種「坦誠」看作是勝利,可是沒有想到,在這種勝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歷史上、道義上必然失敗的根子。但是「領袖」也知道另一種情況。布哈林被捕後頭三個月「頂住了」。他們威脅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這位失寵的院士甚至在獄中也總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來住在克里姆林宮時的鄰居寫過幾封信)他在2至3月中央全會上的聲明的主要思想:「陰謀、人民公敵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敵人在內務人民委員部。」    
    斯大林沒有對這個警告作出反應。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審問期間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的命運。拉薩爾愛上了一位貴族出身的姑娘,雖然她已經是別人的未婚妻。拉薩爾這位美男子和聰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對他說:「我們家對你懷有敵意,我們應當出走!」他安慰她:「為什麼要幹這種醜事,損害你的命運?忍耐幾個月,雙親就會同意我們結婚。」拉薩爾既沒有得到這種同意,也沒有得到這位姑娘。不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決鬥中把他打死了。鍾情的姑娘為拉薩爾痛哭一場,後來就嫁給了那位兇手……也許命運也給布哈林提供過這樣的機會——出走?1936年2月4日,布哈林曾到國外去購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檔案材料。他當時已經感覺到,他脖子上的絞索正在收緊。柯巴是不會開玩笑的。他要開玩笑,那就是拿絞刑犯來開玩笑……他當時在巴黎是否有過不回祖國的想法?他現在是否為失去這次機會而懊悔?誰也不知道。不過他的一生都是這樣:用羅伯斯庇爾的話說,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國才能與墳墓一起獲得永生。    
    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為什麼命運是如此殘酷無情?正是他在某個時期曾幫助柯巴站住了腳……如果他當時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堅決、更徹底,那他們大概在1927年就能夠使斯大林就範。可是布哈林當時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    
    布哈林在「偵訊」過程中很長時間默不作聲,案子顯然會曠日持久,於是斯大林准許葉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僅如此,由於他的堅持,在這之前還向各地下達了這樣的說明:「從1937年起,聯共(布)中央允許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實踐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情報機關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戰士使用肉刑的方法,並且以最惡毒的形式使用這種方法。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國家安全機關對待瘋狂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和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不共戴天的敵人要那樣仁慈呢?聯共(布)中央認為,對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敵,作為例外,今後應當使用肉刑的方法,應當把這種情況下使用肉刑看作是可以允許的和正確的方法。」    
    實際上,這種「例外」變成了常規,只要被告在同偵查員「對話」時表現得不太順從,立刻就採用這種方法。斯大林實際上正式批准了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基本準則的做法。因此,當人們再一次向斯大林報告,說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時候,他就建議放寬「審訊的方法」。當雙管齊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開始對他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進行威脅的時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簽字承認了偵查員杜撰的彌天大謊,譴責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聯盟的領導者」、「陰謀分子」、「叛徒」、「破壞活動的組織者」等等。今天重讀他的話也會令人痛心萬分:「我承認自己犯了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嚴重的罪行,我組織了富農暴動,籌劃了恐怖活動,參加了地下反蘇組織。我還承認自己犯了籌劃『宮廷政變』陰謀的罪行……」純紡矠    
    是的,斯大林滿意了。但是,有時閱讀審訊速記記錄,這位獨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們在對「演出」的組織者暗中嘲笑,進行死前的最後一次諷刺挖苦:    
    維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謀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國外的白俄哥薩克集團建立了聯繫,這是不是事實?李可夫講了這一點,斯列普科夫講了這一點。    
    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講了這一點,那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    
    維辛斯基:你作為陰謀者和領導者知道這樣的事實嗎?    
    布哈林:從數學概率角度看,可以以極大的概率說,這是事實。    
    維辛斯基:請允許我再一次問李可夫:布哈林知道這個事實嗎?    
    李可夫:我個人以數學的概率認為,他應當知道這一點純綷矠。    
    斯大林惡狠狠地推開速記記錄,他明顯地感到這些被逼到牆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熱諷:問他們同白俄的聯繫,而他們卻講「數學概率」!在每次審判會之後都提醒被告:不僅他們自己的命運,而且他們親人的生命,都決定於他們是否完整地和準確地複述在偵訊中已經談好的說法。搞「司法人質」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來的。雖然「領袖」事先就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質?被告人以及他們家庭成員的命運還在審判開始前就已經決定了。他早就想到過事情的法律方面:還在1934年7月20日就對那個第58條作了相應的補充——「關於叛徒的家庭成員」……    
    在準備「21人」案件時,斯大林不能允許發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應當完全「成熟起來」。況且按照「領袖」的意思,這次審判應是對全黨和全國展開的大規模清洗和恐怖活動第一階段的總結。斯大林認為審判不僅僅是消滅最危險的「敵人」的一次法律行為,而且是對全國上的一堂課,教育人們要加強階級警惕性,對所有即使可能潛在地反對他、因而也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要毫不妥協,充滿仇恨。因此毫不奇怪,他指示利用報刊、廣播最廣泛地報道這一案件,組織無數次群眾大會要求「消滅法西斯惡棍」。    
    斯大林很會算計。一方面,利用這些「演出」更加鞏固了他的個人專權。他認為,人民和黨不能不吸取教訓:任何反對派都是沒有好下場的。「領袖」通過這些審判案建立了相互之間的社會監督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大家互相監視。只有他這位公認的和惟一的「領袖」處於這種監視和告密制度之外。即使他的親信也不能有安全感。柯秀爾、波斯特捨夫、魯祖塔克、丘巴爾和最高權力集團中其他領導人的命運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在組織政治審判案的過程中,斯大林這位總導演躲在幕後。「領袖」很少就審判案問題發表公開的言論。絕大多數人民不瞭解他的真正作用。當時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是人民自己在審判「間諜」、「叛徒」和「兇手」。但是,可以想像,如果讓全體人民直接審判被告人,其結果大概也是一樣。當時全國還沒有從革命的階級搏鬥、內戰和集體化中「冷靜」下來。有關「恐怖」、「暗害」、「間諜」活動的任何一條消息,都在人民中引起憤怒的反應。法西斯在西班牙進行了力量檢驗,德國在走向軍國主義化,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反共產國際的條約,資本主義世界把矛頭指向「布爾什維克的俄國」……    
    例如,1938年3月15日《莫斯科晚報》這樣寫道:「歷史上從未見過像反蘇『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的匪幫所犯下的那種滔天罪行。匪首托洛茨基及其幫兇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間諜、暗害、破壞活動不僅在蘇聯人民中,而且在整個進步人類中引起了對他們的憤怒、憎恨和鄙視。    
    「他們企圖殺害我們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他們在1918年向列寧同志開槍。他們奪去了基洛夫熱情洋溢的生命,殺害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爾基。他們背叛了我們的祖國。    
    「由斯大林的人民委員葉若夫領導的光榮的蘇聯偵查機關,搗毀了這幫惡棍的蛇穴!」    
    他們就這樣把人民變成了群氓。對社會心理的「按摩」就這樣產生了在荒謬的思想周圍團結一致的現象。斯大林就這樣操縱著千百萬人的意識。    
    托洛茨基派暗害分子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敵人。怎能不是這樣呢?在1938年3月13日結束審判的當天,莫斯科斯大林汽車製造廠造出了第20萬輛「」牌汽車;卡拉干達提前完成了本季度的采煤計劃;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們第一次坐上了剛剛交工的莫斯科卡岡諾維奇地鐵二期工程波克羅夫斯基半徑段列車。圖拉州幾個先進集體農莊開始安裝自來水管(赫魯曉夫集體農莊打了一口深46米的水井)……每個共和國,每個州,每個工廠和集體農莊,都竭力以新的成績向黨和「領袖」賀喜。全社會精神振奮,以某種發狂似的激情建設新的城市和道路、工廠和大廈,熱烈的氣氛達到了極點。人們剛剛感覺到生活已開始改善,他們為斯達漢諾夫、契卡洛夫、帕帕寧、布瑟金、斯梅塔寧和其他成千上萬的人打破記錄而感到自豪,可是忽然間那些傢伙冒了出來,破壞了對人民來說已經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    
    駭人聽聞的審判騙局,好像是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的實際反映。缺乏公開性和真正的信息性,更便於他們操縱千百萬人的意識。不瞭解蘇維埃政權頭20年的實際情況,不瞭解30年代的精神氣氛,不瞭解那些給許多人規定了行動方針的絕對命令,就不能理解這個時代的社會悲劇,就不能理解那些震動了全國的悲劇性衝突。    
    評論過去總是比評論現在容易。我們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所知道的大概多於生活在當時的人。我們把一個人置於歷史罪過的震中是公正的,同時我們不應當忘記,這個人物能夠出現在那裡是由於存在著一整套歸根到底是由許多人創造的關係體系。法國作家讓·拉布呂耶爾有一個很深刻的思想:「無辜的受害者——這是一切老實人的良心問題。」斯大林之所以能夠篡奪權力和犯下罪行,還因為人們允許他這樣做。今天看來,受害人的供詞不僅僅是對「演出」組織者的永久的歷史性控訴,每一代人都應吸取教訓。    
    不,不只是現在大家才懷著痛苦的心情提出疑問:為什麼他們全都承認莫須有的罪行?就在審判期間,對西方報刊來說,這已經成了一個最大的謎。向來非常注意輿論(不僅是自己國內的輿論)這個晴雨表的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應。根據他的指示,很快寫成並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為什麼他們承認了罪行》。文章中特別指出:「維辛斯基問道,為什麼你們承認罪行呢?也許有外部的壓力?被告們堅決否認這種推測。他們確認偵訊是以十分得體的方式進行的。根本談不上什麼逼供,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例如,被告穆拉洛夫聲明,他在監禁中受到的待遇始終是『文明的和有禮貌的』……穆拉洛夫有8個月拒不招供,博古斯拉夫斯基——8天,拉狄克——3個月……他們開口了。在罪證面前。起訴是嚴格以事實為根據的。被告們是被沉重的確鑿證據壓服的……」純□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4)

    說被告是被「壓服」的,今天不會有人懷疑。不過不是被「罪證」壓服的。正像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專門委員會在1988年2月5日會議上所肯定的那樣,預審「粗暴地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偽造證據,用不允許的方法強迫被告招供」。因此毫不奇怪,例如在所謂「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蘇聯盟」案的被告「套環」中,集合了一些常常是甚至互不相識的人:黨的工作者和醫生,外交家和人民委員,經濟工作者和共和國領導人。政治鬧劇的組織者們需要證明存在著遍佈蘇聯全國的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網;需要證明,任何人如果心腸太好、喪失階級警惕、粗心大意,都有掉進這個網的實際危險。審判案的營建師們提示人們說,「聯盟」的行動表明,他們不僅「出賣祖國」,準備肢解祖國,而且給德國和日本當間諜,炸毀礦山,顛覆列車,殺害傑出的蘇聯人士,準備暗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葉若夫及其他領導人……    
    我已經說過,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輿論對審判案的反應,他作了最壞的準備。當然,被告們不進行辯解,而是一致重複對他們的控訴,這種情況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資產階級報刊對審判中的具體事實瞭解很少,因此只能限於「反民主」之類的抽像譴責。使斯大林惱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幾乎每天都在西方報紙上持續不斷地發表他的論據、反駁和揭發材料,現在還查明,他還曾經準備進行宣傳性的「反審判」。    
    托洛茨基在1938年《反對派公報》第65期上發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審判案的欺詐性:「在這種犯罪活動中,人民委員、元帥、大使、書記,總是從一個上級得到命令,這個上級不是他們的正式領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個眼色,這些革命老戰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過塔斯社優秀記者傳遞的『指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領導人破壞國家的生產資源。根據『頭號人民公敵』從挪威或墨西哥發出的命令,鐵路員工破壞遠東的軍事運輸,而非常受人尊敬的醫生則在克里姆林宮毒死自己的病人。這是維辛斯基描繪的一幅令人驚訝的圖畫,可是這裡產生了一個困難。在極權制度下,專政是由機關實現的。如果說佔據機關中所有關鍵崗位的都是我的僕從,為什麼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宮,而我卻過著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這幾行字簡直氣瘋了。他大罵葉若夫,說他在製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經是第幾次了):是不是該結束這場運動了?不,他不準備這樣做。只要還有人可能即使在內心裡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領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裡看到這樣的話:半途而廢的恐怖是危險的。倖存者都充滿了強烈的復仇欲。    
    政治審判案還有一個目的。斯大林企圖利用審判案直接或者間接地證明,所有原來的反對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崩得分子,客觀上都永遠堅持敵視社會主義的立場。實際上這就把在國外呆過的人——外交人員、文化人、生產者、學者、甚至執行國際主義義務在西班牙打過仗的人的大多數都「牽扯進來了」。許多回到祖國的流亡者,不少在共產國際或它的各種組織中工作過的外國共產黨員,被認為是「敵人」。曾被開除過黨籍的人,受過蘇維埃政權「傷害」的人,政治上表示過懷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敵人」兵團。被鎮壓者的近親也順理成章地被劃為「敵人」。肅反工作人員佔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處死是因為他們曾經企圖(雖然是間接地)對罪惡陰謀進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則恰恰相反,如雅哥達、弗裡諾夫斯基、別爾曼,他們落入敵人行列是因為過分賣力,是因為知道得太多。「過火行為」、歪曲、「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中的暗害活動」,統統都推到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別嚴重的是那些記得列寧和記得真正的列寧主義的人,是那些曾經同沙皇制度鬥爭過、因而珍視(雖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對於約瑟夫·朱加施維裡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範圍的東西的人。這些人真正懂得列寧的指示:「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以外,沒有其他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純紮矠這些人不願享用斯大林解釋的列寧主義這種代用品。但這樣的人是少數。其餘的人是順便連帶地被送進鎮壓機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敵」屬下工作過,另一些人「沒有」及時「揭發」他們,還有一些人曾經在連他們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幫助」過他們……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B·扎哈羅夫、M·莫齊耶夫和阿爾扎馬斯車站的其他鐵路員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實質上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這些觀點與「企圖進行恐怖、破壞活動」一起成了1937年10月31日判處他們死刑的根據。根據烏爾裡希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全體被告完全承認自己有罪」。被說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謬絕倫的多疑,按時地把自己的祭品獻給司法莫洛赫!    
    這些審判案的一個特點,就是斯大林不僅企圖消滅現實的和潛在的對手,而且預先使他們渾身沾滿不道德、背叛、變節等污點。所有審判案都是史無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譴責的典型。這常常顯得十分荒謬,顯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復仇欲的驅使製造出來的。例如被告們常常令人厭煩地反覆說他們是「叛徒」、「間諜」、「兩面派」、「暗害分子」、「殺人兇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當地聲稱:「我們曾為法西斯服務,我們組織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答應從寬處理,威脅要對家屬進行鎮壓,在審訊中經常使用肉刑,摧毀了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們按照「司法祭司們」寫的劇本扮演有損尊嚴的角色。總導演總是躲在幕後,由他的助手——維辛斯基和烏爾裡希——恬不知恥地主持「演出」。    
    英國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澤曾寫過《舊約中的民俗學》一書,其中有一章叫《約瑟夫的杯子》,這一章的開頭值得全文引出。「約瑟夫的兄弟們從巴勒斯坦來到埃及,以便在那裡購買糧食備饑荒時用。當他們已經準備登上回程的時候,約瑟夫命令把他的一隻銀杯放進便雅憫的口袋裡。兄弟們剛一離開城市,還沒有走多遠,約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趕他們,命令家宰控告他們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憫的口袋裡發現了丟失的杯子。家宰責備他們對他的主人忘恩負義,不該以偷走主人的寶貴杯子來回報主人對他們的款待和好意。『你們為什麼以惡報德呢?』他問他們。『這不是我主人飲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嗎?你們這樣干是作惡了。』兄弟們被帶回去,帶到約瑟夫面前。約瑟夫問他們:『你們做的是什麼事?你們難道不知道我這樣的人必能佔卜嗎』」「我們可以從這些話中得出結論,」詹·弗雷澤寫道,「約瑟夫特別以善於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發現小偷而自誇。」純□矠    
    當斯大林把患難「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從候補中央委員中開除出去的時候,他的插話「讓內務人民委員部去弄清楚」曾使他們產生了一線希望。過了一年,當這些站到了「街壘另一邊」(布哈林在最後發言中的說法)的人出現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面前的時候,他們感覺到,「約瑟夫的杯子」即用來作惡和施展詭計的杯子已經盛得滿滿的。他們必須把它一飲而盡。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紀初就已在俄國出版的《外交史要》一書。他翻動著已經發黃的書頁,瀏覽著書中的標題、插圖、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門,外交書記和杜馬書記,俄國外交家奧爾金-納曉金、帕寧、涅謝爾羅德、哥爾查科夫,歷屆的部、司,各種會議,聯盟……    
    對於斯大林來說,所謂外交就是尋求一些辦法(也可以說是某些妥協),好為實現他在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宏偉計劃保障良好的外部條件。作為領袖,他要使國家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並非一件易事!這需要時間,需要和平。必須確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價!正因為如此,他才建議讓莫洛托夫擔任外交人民委員(斯大林認為李維諾夫是個狂熱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在當前十分複雜的情況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來使蘇聯免遭戰亂的聯繫、關係和均勢。斯大林不喜歡正統的外交活動方式和方法,如:進行訪問,召開會議和國際代表會議,舉行高級首腦會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聯繫,派遣有全權代表參加的特別使團,舉行小範圍談判。絕對必要時,雙方首腦可親自直接出面,以顯示某一行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來,主要的是,外交活動作為實現一國對外政策的手段,應當由少數幾個人來搞。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這兩個部門要保證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資料,使他瞭解實際情況,瞭解各種潛在的動因和動向,以便作出決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別注重搞秘密活動。他已然忘記,在蘇維埃政府的第一項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經譴責過秘密外交,而且蘇維埃政府於1917年12月至1918年2月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陸續刊登了前外交部檔案中的100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來就熱衷於搞秘密活動,所以對他來說,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沒有哪個國家他能夠依賴。蘇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汪洋大海中雖是一座大島,但是一座孤島。除非東面的蒙古……不能讓幾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強盜串通一氣反對蘇聯,這一點非常重要。要盡一切努力避免東西兩面同時開戰。難怪斯大林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只要社會主義還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就要承認它有滅亡的可能……沙皇們好辦——斯大林這樣想,隨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處。君主們之間容易達成協議:他們相互聯姻,召開外交會議,共同反對革命……而現在面對的是揚言只要殺光幾百萬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就可以消滅共產主義的希特勒……    
    的確,斯大林曾多次想過讓美國來撲滅正在燃燒的世界戰火。但是,戰爭爆發前他一直沒有採取積極步驟來安排同美國總統的建設性接觸。一方面,這表明斯大林對大洋彼岸的這個龐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懷疑美國當時是否能在歐洲切實地做點事情。然而,斯大林對羅斯福的一封信卻很感興趣。羅斯福在1939年4月14日的信中建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談判桌旁來解決一切爭端。羅斯福主動表示願意「從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證在10年(或者25年)之內不進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歐洲和近東地區的30個(!)國家照矉矙矠。的確,斯大林對羅斯福的倡議既懷疑,又吃驚。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討論美國總統如此出人意料的舉動時,斯大林說道:    
    「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指望別人哪怕是討論一下這些建議。希特勒決心不顧一切地蠻幹下去,現在很難讓他停下來。」    
    莫洛托夫回答:「但這一舉動是高尚的。當然,和平還沒有到來,也就無法估價這一舉動的作用。」    
    他們就羅斯福的信交換了意見,決定公開表明他們對信的態度。於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羅斯福的電報,署名米·伊·加裡寧(當然,他只是掛名,根本沒有參與):    
    總統先生:    
    我認為應當高興地就您向德意兩國政府發出的高尚的呼籲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誠的祝賀。可以相信,您的倡議會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真誠關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強烈的反響。    
    加裡寧        
    1939年4月16日照矉矚矠    
    然而,在1939年6月30日羅斯福接見蘇聯駐美國全權代表烏曼斯基時,總統卻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蘇三國之間進行卓有成效的談判。斯大林看了烏曼斯基發回的電報,電報中說:羅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擁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質手段來影響英國人和法國人,以便影響他們的外交方針」照矉矜矠。斯大林把烏曼斯基的電報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認為:「每個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這個尚未意識到全球問題的總體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絕的世界群體中也只能如此。在那個(現在對我們來說是遙遠的)時代,認為全世界應該在彼此間保持緊密聯繫,並把全人類的問題看得高於階級間的問題——這種想法本身看來是不現實的。    
    要指出的是,雖然對外政策方面的一些問題是經政治局討論決定的,但這些問題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談中「研究」過了。有時他們也會請外交人民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和軍事偵察機關的專家來研究一些具體的、個別的問題。但是,大的決策都由斯大林一人來定,他只是參考外交人民委員的意見和建議,而後者的看法最初往往並不與斯大林的意見合拍。    
    朱可夫對西蒙諾夫講過,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辦公室同他的親信一起討論一些重要問題。朱可夫說:「我曾有機會看到他們之間的爭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問題上尤為固執;有時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門,甚至發火,而莫洛托夫卻微笑著從桌旁站起來,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照矉矞矠莫洛托夫講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領導人幾次會面的情況給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員會主席本人只會見過裡賓特洛甫。他經常在小範圍內稱希特勒及其周圍一班人為「一群騙子」。據德國外交部法律司司長馮·豪斯證實,甚至在就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談判期間,斯大林也要不失時機地用無異於「欺騙」一類充滿惡意的字眼來攻擊德國代表團。所以,在簽訂條約時蘇聯領導人說:「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進攻我們。」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設法證明他對戰爭會推遲爆發的推測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他比誰都清楚,在一個極權國家裡,很多事情都取決於獨裁者,所以他在與莫洛托夫談話時曾幾次回過來談希特勒。    
    在同希特勒分子的關係上,斯大林幾乎不掩飾自己在玩弄權術。莫洛托夫對·丘耶夫講過,當條約簽訂儀式結束後,斯大林舉起盛著香檳酒的杯子不無諷刺地說:    
    「為新的反共產國際分子斯大林乾杯!為德國人民的領袖希特勒的健康乾杯!」    
    當時,裡賓特洛甫立刻奔向電話機(談判是在莫洛托夫的辦公室進行的)將簽訂條約的情況和斯大林的話報告給在柏林的希特勒。接著,裡賓特洛甫又高興地轉達了希特勒的答覆:「啊,我的大外交部長!你不知道你的功勞有多大!請代向蘇聯人民的領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賀!」    
    斯大林聽到這些話後轉過身來,令人不易察覺地向莫洛托夫使了個狡黠的眼色。    
    兩國首腦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認為希特勒是個冒險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爾什維克惡魔」。    
    斯大林的藏書中有馬基雅維裡的一些著作。從他在《君主論》一書的頁邊上所寫的批注可以看出,「領袖」熟知這位著名的佛羅倫薩人的名言:「為了達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認為,既然希特勒使用騙人伎倆,他們就可以採取非常實用主義的計劃,目的只有一個:使與德國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戰爭推遲爆發。    
    在解決國際問題時,斯大林的其他戰友看起來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角色。有時,日丹諾夫倒還能發表一些相當獨立的見解,儘管也有局限性。而總的說來,所有重大的政治決定都帶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領袖」並不懂得康德的哲學,但卻信奉這位德國思想家的箴言:「要勇於運用自己的智慧。」無論當時對外政策中的成功還是失利,從根本上看都受制於斯大林的政治立場、他看問題的特點以及他頭腦中產生的那些念頭和計劃。看來,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遠矚。斯大林喪失了預斷未來的能力。    
    在此,我必須再談一下那些由個人作出的決定的根源。民主並不是一種陳設。要麼就實行,要麼就不實行。實行民主時,人民和他們的全權代表能夠參與作出重大決定;不實行民主時,則由少數幾個人作決定,或者像斯大林時期那樣由他自己作決定。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曾經譴責過在重大的外交和內政問題上的那種專制的決策方法,但後來一切又逐漸恢復「原狀」。其中許多決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約10年前,我國的語言中又多了一個常用詞——「阿富汗」。這個美麗的山國從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起,在幾十年時間裡一直是我們的朋友,而現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們的災難的代名詞。和過去一樣,那些作出決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責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壽終正寢仍心安理得、毫無愧色,而我國將近15000名青年卻陣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馬扎裡沙裡夫的山谷和沙漠中。這項外行的、欠考慮的、輕率的決定是由少數幾個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參與過這件事嗎?這項決定由真正的權威的專家討論過嗎?當初預料到我們介入這個國家的事務的後果了嗎?我曾多次去過阿富汗,在我國軍隊開進阿富汗以前也去過。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們並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劇不僅表現了政治上的輕率,而且說明在採取重大的外交決策方面沒有採取民主方式。我們生活中的這一事實本身告訴人們,任何解釋都開脫不了那些幕後決策者的責任。歷史是不承認幕後活動的。斯大林的個人專權的命運就說明了這一點。我說這些題外話並不是為了「刺激」什麼人,而只是想提醒人們:任何形式的個人專權(殘暴的、軟弱無力的,或者「仁慈的」)不僅是對人民的侮辱,而且勢必產生往往是悲劇性的錯誤。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2)

    看來,有三次政治行動應當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戰前採取的重大步驟。第一次行動是1938年8月23日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件事我在前面已經談過。現在補充一些細節。斯大林當時發現英國人和法國人對蘇聯的談判態度冷淡,他看不到談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辦法。根據他的提議,莫洛托夫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慮柏林方面提出的關於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而幾個月以前斯大林曾對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議報以沉默。希特勒當即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於是雙方便開始了頻繁的電報「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卻過於小心謹慎,認為必須考慮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軍上將和杜芒克將軍的代表團進行的談判已經毫無指望,斯大林才下了決心邁出這一步。當時正同裡賓特洛甫一起在奧伯爾扎爾茨堡的希特勒已經等不及了。他需要這個條約,因為條約可以使他騰出手來。而俄國人仍試圖同英國人和法國人達成協議,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希特勒當時放下架子,親自給斯大林發了一封電報,請他於8月22日,至遲於23日,緊急接見裡賓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寫道:「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對我來說,意味著確立德國的長期政策。德國從此將恢復過去若干世紀中對我們兩國都屬有益的政治方針……」照矉槊矠    
    8月23日,兩架「兀鷹」式大型運輸機將以裡賓特洛甫為首的代表團運抵莫斯科。順便說一下,由於飛行航線上的對空防禦設施配合不當,飛機在大盧基地區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襲擊,只是幸虧沒被擊落。當時曾在向德國的「兀鷹」式飛機開火的那支部隊服役的利奧庫莫維奇向我證實了這個事實。自然,一個由內務部工作人員組成的龐大的調查組當天就從莫斯科飛抵該地區,他們要弄清是誰策劃了這起「挑撥事件」。要是23日條約簽訂不成的話……而在前一天,希特勒把他的軍事指揮官們召集在一起,宣佈即將出兵波蘭。英國人和法國人似乎對斯大林簽訂條約起了促進作用,雖然是斯大林本人缺乏耐心,想不出辦法,沒有遠見。他不明白,當時更需要締約的是希特勒。條約使蘇聯贏得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我再說一遍,莫斯科的這個不得人心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    
    當然,當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波蘭和法國的軍隊都已全軍覆沒,而英國的遠征軍也已被打敗。這時,幾乎整個歐洲都在為希特勒效力。我們是一對一地對付德國,所以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戰鬥,戰鬥,同時等待第二戰場的開闢。西方國家不願意在1939年開闢第二戰場。斯大林已經沉不住氣了,而本該提早開始「工作」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才建立。    
    斯大林清楚地記得他同裡賓特洛甫在8月23日午飯後的那次長談。這個瘦瘦的高個子德國人向斯大林暗示,希特勒想騰出手來應付西歐可能發生的戰事。斯大林一邊聽著德國外交部長的話,一邊想著心事:要不惜任何代價贏得時間。國家和軍隊還沒有作好打大仗的準備。如果這個條約能夠締結成功,那麼,資本主義國家的反蘇聯盟就不會形成。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在當天晚上進行談話時(談話結束後便簽訂了條約),斯大林認為國家得到了三至四年的喘息時機。但是,斯大林當時就感到,在這個複雜的、動盪的世界中實行中立政策將會是非常困難的。在反法西斯主義者以及蘇聯的許多朋友看來,這種奇怪的中立好像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單方面的。斯大林也預料到了這一點,但他認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為了以後能堅持住,他現在需要和平。因此斯大林便採取了「秘密條約」時代的做法。我所說的還是那些「秘密議定書」,即蘇德條約的附件。我很想從幾個方面再談一談斯大林的這一做法。    
    第二次重大行動是將蘇聯的國界繼續向西推移,對於這次行動,人們的看法莫衷一是。我認為,在德國軍隊即將入侵之前,為了保護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居民而作出的這個決定,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它符合這些地區勞動人民的心願。可悲的是,這一行動(它宣告廢除1921年的蘇波裡加條約)是以斯大林同希特勒就未來邊界和領土「調整」達成秘密協議為條件的。也許這的確是一次妥協,就像當年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一樣?然而,列寧是通過公開的鬥爭而締結布列斯特和約的。當時對這一協定既有人擁護,也有人反對。列寧指出:我們簽訂了苛刻的和約,但我們並沒有「越軌,沒有破壞或損害社會主義政權……」照矊矓矠而我們現在所說的是就未來的邊界和各自的利益範圍而達成的協議。我很想援引一些可以證實斯大林和希特勒有秘密協議(至於他們的協議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這並不重要)的文件。1939年9月10日,貝利亞給莫洛托夫寫了一份報告:    
    「由於基輔軍區和白俄羅斯軍區中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屬邊防部隊的部署即將改變,蘇聯國境線上這兩個軍區部隊的防線的長度(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已從1412公里擴大到2012公里,即擴大了600公里。」因此,貝利亞建議成立由五支邊防部隊組成的西部邊防軍區。照矊矔矠蘇聯軍隊進入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以後,蘇德兩國軍隊之間的分界線就根據顯然是雙方在八月份的談判中已經商定的秘密地圖來確定。下面這份文件可以證明這一點。    
    德國駐莫斯科武官凱斯特林格將軍轉告工農紅軍總參謀部:    
    1.請轉告工農紅軍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我於22時30分收到本國政府的答覆:經過雙方談判,德羅戈貝奇市已於今天——1939年9月24日18時十分順利地移交工農紅軍所屬部隊。    
    2.同時,雙方商定,桑博爾市將於9月26日清晨進行移交。我再說一遍,談判過程中沒有出現任何麻煩。整個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我感到非常高興。    
    3.我認為有義務告訴你們,德羅戈貝奇市內有一些大型儲油罐已經燃燒10天了,這是我們從我們飛行員的報告中得知的。當地流傳著一些惡毒的傳聞,說這些儲油罐是德國人燒的。請不要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換了我們也很需要這種東西。    
    4.關於車輛的問題(這個問題工農紅軍總參謀長是知道的),我們已按議定書中所說的做了。我如此急切地要轉告你們的就是這些。    
    凱斯特林格         
    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副官    
    團政委莫斯克溫簽收照矊矕矠    
    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類似的文件。不過一切都已經很清楚了,因為斯大林認為應當在所有這些「細節」上達成協議。看來,還有另外一些「細節」,其中有些至今才為世人所知,例如,把幾批在30年代曾遭到鎮壓而且仍在偵訊中或監禁中的德國和奧地利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移交給希特勒。在舒倫堡同莫洛托夫舉行八月會晤時,這位德國大使曾幾次提出關於「在蘇聯被捕的德國公民」以及把他們交給德國的問題照矊□矠。在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後,尤其是締結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以後,希特勒是不難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這樣做在多數情況下是違背那些被捕者的意願的。照矊矘矠這一切分明是列寧譴責過的那種無恥的「秘密外交」。    
    我已經說過,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人民已經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重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些國家處於德國和蘇聯之間。長期以來,統治集團一直在看風使舵,看怎樣做危害最小。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起決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普通人的意志,他們忘不了20年前是誰扼殺了他們那裡的蘇維埃政權。情況愈來愈明顯,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    
    英國在三方談判中拒絕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這無疑說明,從法西斯德國的計劃來看,希特勒將會輕而易舉地得到這些國家。經過談判,蘇聯於1939年9月28日同愛沙尼亞締結了互助條約,又於10月5日和10日先後同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當時維爾諾市和維爾諾邊疆區已劃歸立陶宛)締結了同樣的條約。顯然,斯大林在戰爭爆發前設法加強蘇聯的防禦能力時,並不十分關心敏感的民族問題(而且他也不善於考慮這些問題)。他的許多做法是粗暴的,甚至帶有侮辱性。    
    在國內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國際反動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勢力強使蘇維埃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脫離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這是一種違法行為。在不可避免的德國入侵的危險時刻,蘇聯的幫助和1940年接受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加入聯盟,按照斯大林(也不僅是斯大林)的看法,既完全符合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全蘇聯的利益。    
    斯大林參加了蘇聯分別同每一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就締結互助條約而舉行的各次談判和條約簽字儀式。他親自參加這一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表明這些步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    
    在斯大林外交的其他一些重大的對外政策步驟中,還應當提到蘇聯政府在1940年6月26日的照會中表達的對羅馬尼亞的要求——歸還比薩拉比亞,因為比薩拉比亞是被強行奪走的,蘇聯從來沒有承認過。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幹什麼事時不帶來損害甚至災難的話,那他就不成其為斯大林了。在已經歸復的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地區,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以及摩爾達維亞,馬上便開始「篩出敵對分子」:富農、資產階級、商人、原白衛分子、彼特留拉分子以及一些只是「值得懷疑」的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走過那條人所共知的悲慘路線——翻過烏拉爾山,去西伯利亞。這樣的人為數不少。    
    我已經談過,在我同弟弟、妹妹及母親一直住到戰爭爆發的那個西伯利亞村莊裡,設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個大勞改營。它是在1937年用幾周時間建起來的:場地很大,四周圍著大柵欄,上面加了鐵絲網,崗樓上站著哨兵,「犯人」一隊隊的,而且在不斷增加。勞改營裡的生活大致就緒以後,便解除了對一部分囚犯的看押,甚至允許他們在村裡散步(跑是跑不了的:距鐵路有100多公里遠,其間都是原始森林,到處都有警衛)。母親在一所七年制學校當校長。在校學習的是勞改營看守人員的子女。但不知為什麼,有一天兩個囚犯被派到學校來整理舊圖書。其中一個叫胡傑爾斯基,他自稱是「從華沙附近」來的,另一個人的姓名我不記得了。胡傑爾斯基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把圖書整理得整整齊齊。母親常給他們帶些土豆、牛奶。我記得胡傑爾斯基講過,他所以會到這裡來是因為他被認為是有錢人。這個老頭總是一個勁地向母親解釋說,他根本不是有錢人,是搞錯了……可眼下竟被判了10年……冬天他已經不在了。老人沒能經受住勞改營的磨難。經歷了這種遭遇的人有多少啊!……    
    斯大林力圖用經濟、事務和邊界等方面的協定來加固蘇德中立協議的地位。令人吃驚的是,儘管斯大林生性極好猜疑,柏林的一些舉動竟未引起他的警覺。例如1941年1月,德國人拒絕簽署長期的所謂「事務性協定」,將該協定的有效期僅僅限制在1941年。可是斯大林曾被告知,在締結蘇德伊戈爾克河至波羅的海一線之間邊界的條約的前夕,德國官員主動作出讓步,沒有為每一座「山丘」爭論不休,而這種爭論在邊界問題上是經常發生的。《真理報》的社論興高采烈地指出(而不是有所警惕),「邊界條約是在世界上從未有過先例的極短時間內締結的」。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3)

    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本來應該意識到,德國人之所以不重視邊界問題,是因為這些邊界對他們來說只是臨時性的。從與「巴巴羅薩計劃」同時制定的「奧登堡計劃」來看,帝國未來的邊界應當向東大大推移。元首關於「生存空間」的論斷並不是抽像的。然而,斯大林缺乏真正的雄才大略,不能對這樣或那樣類似的情況作出正確的估價。他已經完全被他所作的關於德國未來的進攻時間的錯誤推測所左右。斯大林在把蘇聯的邊界向西推移後,沒有對隨之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深入的分析。要知道戰爭,或者說鬥爭,一向是至少由雙方參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敵對的一方必然力圖使自己的對手產生錯覺。    
    最後,在這幾年裡還有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動是按斯大林的旨意進行的,即締結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3月底,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抵達莫斯科。蘇日之間的第一輪談判沒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日方堅持要蘇聯將薩哈林島賣給日本。斯大林參加了談判,他長時間默默地聽著日本外相的發言,而後用一句簡短的話回絕了外相的要求:「這不是開玩笑嗎?」談判似乎已經破裂。松岡冷淡地告辭後便動身到柏林去了。4月8日,日本外相從德國返回莫斯科,再度同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晤。從各方面情況看,條約將無法締結,因為日本人提出了一些無法接受的條件。然而,這一次斯大林的強硬態度起了作用。松岡於4月13日,即他離開莫斯科那天,收到了來自東京的新指示,他終於收回了不合理的要求,於是當晚蘇日中立條約便簽署了。這個條約使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態勢有了明顯的好轉。日方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不過,這項條約的簽訂也給蘇聯帶來不少麻煩。例如,中國政府早就明確地反對這種做法。還在1939年8月27日,即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後,副外交人民委員索·阿·洛佐夫斯基曾接見中國大使孫科(應他的請求)。中國大使坦率地說道:「有兩個問題使我們感到不安:(1)據說蘇聯同日本之間要締結互不侵犯條約。(2)據說日本同英國之間可能會達成協議。從中國的民族利益的觀點來看,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都會對我們不利。如果蘇聯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那勢必會削弱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洛佐夫斯基就這種擔心作了答覆:    
    「至於日蘇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我們對此一無所知。過去蘇聯曾向日本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日方拒絕了。現在這個問題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照矊矙矠是的,一年半以前這個問題沒有提上議事日程。而當斯大林感到戰爭風暴即將來臨的時候,便馬上設法緩和東面的緊張局勢。    
    在最後這五年裡,蘇聯同日本發生了連續不斷的衝突,如一些很厲害的摩擦,經常互致言辭激烈的照會,甚至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較大的衝突有兩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參加條約的談判和簽字儀式時可能會想:政治真是難以逆料。蘇聯曾經多少次建議日本締結這樣的條約啊!1938—1939年同日本的軍事衝突中顯示出來的蘇聯軍事實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武力同我們對話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好奇地讀著條約俄文本上兩位日方全權代表的簽字:    
    日本外相,位列三位,一級瑞寶勳章獲得者,松岡洋右。    
    日本駐蘇特命全權大使,陸軍中將,位列三位,一級旭日勳章和四級金鷙勳章獲得者,建川美次。    
    我們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卻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實表明,由於國家的軍事實力起到了威懾作用,當時才能夠在某些非常重大的問題上達成協議……人類用了多麼長的時間來認識這個簡單道理和必然性啊!    
    條約簽訂後,雙方代表團像以往一樣合影留念。然後,斯大林單獨和松岡一起半擁抱著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臉上露著滿意的神色,因為「這是避免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的重要步驟」。松岡也是喜氣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人如此親熱地在一起!這位瑞寶勳章獲得者在簽署條約以後認為,這樣日本可以在「大東亞地區」放開手腳去幹了。松岡是根據早在1927年由田中義一呈報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則行事的。奏折把分階段佔領「大東亞地區」作為日本的目標。斯大林是知道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一計劃的。但他在此時此刻也別無選擇,因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頭疼。為了削弱日本人對蘇聯遠東地區的野心,和松岡擁抱一下也是可以的。    
    晚上,松岡乘夜車啟程回國。差幾分鐘就要開車的時候,斯大林在大批警衛的簇擁下出人意料地親自來到車站同松岡道別。這一舉動使日本外相十分吃驚。蘇聯領導者同日本人一一握手,並再次表示將重視已簽署的條約以及同時通過的關於彼此尊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聲明。斯大林還抽空向為松岡送行的德國外交官員客套了幾句。斯大林知道國家還沒有作好打仗的準備,所以,只要有利於遏制戰爭勢力,無論同什麼人交談、會面或者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    
    儘管同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條約,但斯大林看出,戰爭的陰雲正在密集。他明白戰爭不可避免,同時又不願相信戰爭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於這兩種假設,他總是反覆地說:「不要受人挑撥!」「不要被人離間!」「不要理會他人的挑撥!」柏林方面終於摸透了斯大林要贏得時間的方針,開始變得更加猖狂了。例如從1941年初開始,先後有幾十架德國飛機連續不斷地侵犯蘇聯邊界,愈來愈深入蘇聯領空。即使飛行員遭到迫降,也總是很快就連人帶飛機交給德方。有一回,那是在開戰前不久,我國邊防軍擊落了一架侵犯我國邊界的德國偵察機,兩名法西斯飛行員也一同喪命,斯大林下令處罰了肇事者,還往柏林發去一封電報:「斯科爾尼亞科夫:請立即拜會戈林,並就所發生的事情表示歉意。」照矊矚矠    
    由於沒有希特勒的幫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爾幹站住腳,於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軍隊要完全服從德國軍事領導機關的指揮為條件,答應了他的請求。當希特勒軍隊著手集結準備進攻希臘和南斯拉夫的時候,南斯拉夫向蘇聯提出了締結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條約於4月5日締結。斯大林想以此告誡柏林最好不要把戰爭擴展到巴爾幹半島。但希特勒卻利用這個機會來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號」:條約簽訂後不幾天,德國軍隊便進犯南斯拉夫。元首對斯大林作出的姿態根本不理會,就像不理會斯大林早些時候發出的警告那樣——1941年1月17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說蘇聯把巴爾幹半島東部視為自己的安全區,它不能不關心這一地區發生的事件。柏林對所有這樣的外交姿態似乎都不放在眼裡。    
    蘇德關係開始急劇惡化,這一點斯大林早在1940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蘇聯的警惕性提高了。但這並未影響元首的計劃。在此應當提一下,希特勒德國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點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詭詐多變,兩面三刀。並非斯大林一個人喜歡搞秘密活動。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嘗試過了。在他的行為和方法中,始終占主導地位的是背信棄義。元首經常採用造謠、欺騙等手段而從不感到難為情(因為他早就宣稱良心是一種「虛幻的東西」),為了達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便邀請斯大林訪問柏林。斯大林毫不猶豫地表示:他不喜歡到國外去。許多年來,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別墅和索契這幾個地方。莫斯科決定由莫洛托夫出訪。臨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貝利亞在夜裡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幹什麼?用什麼辦法能使條約「再維持一段時間」,哪怕是兩年?    
    在柏林車站,前來迎接的有裡賓特洛甫、凱特爾、萊伊、希姆萊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員,莫洛托夫滿耳聽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視這次會面。還說,在英國不可避免地遭到失敗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國的友邦」商談。柏林方面想給強大鄰邦的領導人吃定心丸,使他們放鬆警惕。    
    我再提醒一遍,在兩個多小時的談判中,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大談「勢力範圍」、「不列顛帝國滅亡」在即,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企圖以此來轉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裝出一副對德國的全球計劃絲毫不感興趣的樣子,堅持要求對某些具體問題作出答覆:為什麼在德國軍隊即將撤出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時候,另一些德軍卻待在芬蘭不走?為什麼讓匈牙利參加三國條約?……元首失去了信心。他無論怎樣也不能轉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現在惟一擔心的就是蘇德關係。談判中,雙方各唱各的調,或者直言不諱,或者拐彎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著柔軟的地毯腳步輕緩地走到新帝國大廈大廳門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胳膊:    
    「我知道歷史將會永遠記住斯大林。但是,它也會記住我……」    
    「是的,當然會記住,」莫洛托夫依舊冷淡地、毫無表情地答道。    
    會見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國人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使這場在他們看來也許是不可避免的戰爭晚一些爆發。難怪,當莫洛托夫離開德國後,希特勒便下令盡快將修改後的進攻蘇聯的計劃呈報給他。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簽署了21號訓令(「巴巴羅薩」計劃)。斯大林還不知道,元首打算「通過裝甲部隊迅速向縱深楔入的大膽行動,摧毀俄國西部的陸軍主力,並且要防止敵軍有戰鬥力的部隊撤退到俄國的廣闊地區去」照矊矜矠。這是赤裸裸的戰爭。莫洛托夫對此也毫無察覺,他認為,戰爭也許將要爆發,但不是現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視著蘇方遵守蘇德條約的情況。在條約簽訂一週年之際,蘇聯的報刊上登載了不少論述條約意義的文章。而德國人對這個日子卻無所謂。但是一個月以後,即1940年9月28日,正值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簽訂一週年,柏林為此搞了慶祝活動,然而慶祝的方式十分特別。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蘇聯全權代表發回的密碼電報後,越發對納粹分子的肆無忌憚感到吃驚。9月27日在新帝國大廈大廳裡簽署了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三國條約。這份文件強調指出:    
    三國政府認為,每個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間是實現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    
    第一條 日本承認和尊重德國和意大利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第二條 德國和意大利承認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斯大林請來莫洛托夫一起商討這一新情況。也許,在這種危急關頭能夠考驗出一個領導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確的結論了。可他們還是猶豫不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過兩三年。」斯大林頭腦中形成的關於事態可能如何發展的模式仍沒有改變。這種相信自己一貫正確的特點在「領袖」的每一個決定上都有所表現。我覺得,在當時的形勢下必須邀請軍方人士和外交人士來集體討論問題。斯大林並不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他明白,一切討論都不過是對他的意見進行猜測。他在自食著個人專權的苦果。他苦心經營的官僚系統只會迎合他的決定……據朱可夫回憶,有一次斯大林對前來談話的他的機構的兩名負責人不客氣地說:    
    「同你們談什麼呢?無論對你們說什麼,你們總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當然嘍,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確,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決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當時的檔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一些人總是同「領袖」保持一致而極少提出什麼意見甚至小的建議,如安德列耶夫、貝利亞(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裡寧、米高揚、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什維爾尼克、謝爾巴科夫等。比較其他人來說,莫洛托夫、沃茲涅先斯基和日丹諾夫還能常常提一些建議,哪怕是談一點看法。由1939年3月22日中央全會選出的這一屆政治局(沃茲涅先斯基、馬林科夫、謝爾巴科夫於1941年2月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無論對黨還是對國家來說,已完全成為個人專權的機構。斯大林在終於獲得了無限權力(這是從人民那裡奪來的)以後,便再也沒有途徑和辦法來汲取精神「營養」了。這些人不同他爭論,很少向他提建議,總是隨聲附和,唯唯諾諾。對斯大林來說,他們不過是他的高級工作人員,是他的意志的執行者。僅此而已。    
    然而「領袖」無人可以責怪,也沒有理由去責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顏婢膝,他說什麼都是一味稱是,這種現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後果之一。當時同斯大林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的回憶錄證明:實際上誰都不懷疑斯大林具有遠見卓識。甚至當他在戰爭前夕作出的決定與實際情況相違背時,也沒有人想過是斯大林錯了。人們只是認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還沒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說:「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遠見卓識和關於在最困難的境況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況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戰爭、推遲戰爭爆發的能力。雖然內心感到不安,但我更為相信斯大林,更為相信到頭來一切都會變得像他所預料的那樣。」照矊矞矠    
    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較少從事外交活動。因為周圍的敵對國家,充滿戒心的另一個世界,難以同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不過,斯大林也很難同它們打交道。然而,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加強,這所與世隔絕的房子不時有這個或那個「小窗口」微微打開,使人可以張望一下蘇聯,打上幾句官腔,或者試著同「赤色分子」談一談。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賴伐爾是最早同斯大林談過話的資本主義活動家之一。當兩國之間的互助條約於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簽訂後,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見了賴伐爾。「領袖」好奇地看著這位精力充沛的人,聽他自信地談論「法國的國防政策」,說法國為了以和平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開信任之門。斯大林當然不會知道,他面前坐著的是一個將要背上為希特勒效勞的可恥罪名的「賣國賊」。    
    一個月以後,斯大林會見了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埃·貝奈什。蘇聯領導人感到有些吃驚的是,貝奈什並沒有著重去講前不久締結的蘇捷互助條約,而是大談「各民族應當在科學、文學、藝術方面相互接近,應當加強思想上的聯繫」。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報界人士常常會給斯大林留下印象,儘管他極少接見他們。即使接見,往往也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記得,美國報業聯合公司總經理羅易·霍華德曾連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許多問題。而蘇聯領袖就如下問題所作的答覆也給這位美國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全世界都在談論戰爭。如果戰爭真是不可避免的話,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戰爭將在什麼時候爆發?」    
    「這是不能預言的。現在,戰爭是不經過宣戰的,說打就打的。但是,愛好和平的人們可以公開進行活動,他們依靠社會輿論的威力。這是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優點。至於說到敵視和平的人們,他們就不能不秘密地進行活動。這是他們的弱點……」    
    由於斯大林很少會見國外的外交家和外國記者,所以每一次這樣的會見都成了一件大事。據一些參加過會見的人介紹,斯大林在談話時總是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得很明確,有時為了強調自己的意思偶爾也打一下手勢或瞇起他那雙有神的一動不動的眼睛。任何一個細節也不放過。無論是什麼樣的會見,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談話結束時簡短地總結一下。葛羅米柯記憶中的斯大林就是這樣一個人照矊槊矠。    
    在戰爭爆發前的最後兩個月裡,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種情報,說德國正在明目張膽地準備進攻蘇聯。偵察部門、外交官以及蘇聯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斷地發出警告。有些消息來自美蘇兩國政府。1941年4月,當上了英國首相的丘吉爾特意寫信告訴斯大林,德國軍隊正在大批地調往東部。斯大林仔細看了這份情報,但他以為英國首相是想讓他同希特勒發生衝突,於是便索性置之不理。    
    當有關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那些零星消息終於形成一個完整的材料的時候,蘇聯政府打算看一看柏林對這些事實作如何反應。作為試探,蘇聯決定發表一項塔斯社聲明,直言不諱地指責德國沒有遵守條約中的條款。斯大林本人讚成這樣做。1941年6月14日發表了眾所周知的、可悲的塔斯社聲明,實際上是呼籲德國同蘇聯就雙邊關係問題重開談判。順便說一下,在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軍界領導人最後一次開會研究如何開始具體實施「巴巴羅薩」計劃……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認為,如果希特勒同意進行談判,那就可以把談判拖上一個月到一個半月,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今年進攻蘇聯的問題了。斯大林不無根據地認為:在夏季末,尤其是在秋天,希特勒是不敢發動戰爭的。這就意味著蘇聯至少將會得到7至10個月的準備反擊的時間。正如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當時斯大林想的已經不是戰爭還能推遲多少年,而僅僅是還能推遲幾個月。1942年8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英國首相談話時說:「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戰爭將要爆發,但我認為我還能贏得六個月或六個月左右的時間。」照厲矓矠    
    塔斯社的聲明談到,英國的報刊,也不僅是英國的報刊,誇張地傳播了一些謠言,說什麼「蘇德之間即將發生戰爭」,「德國開始陳兵蘇聯邊境附近,準備發動進攻」。聲明接著指出:「儘管這些謠言顯然是荒謬的,但鑒於它們仍在被不斷地誇大傳播,莫斯科的負責人認為有必要授權塔斯社聲明,這些謠言是反蘇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傳伎倆,他們希望戰爭進一步擴大和加劇。」聲明還說,從蘇聯掌握的材料來看,「德國同蘇聯一樣,也在信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的條款。有鑒於此,蘇聯人士認為,關於德國企圖撕毀條約並準備進攻蘇聯的傳聞純屬無稽之談。而從巴爾幹戰役後騰出的德軍最近向德國東部和東北部地區調動想必另有原因,與蘇德關係無關……」    
    戰後,某位蘇聯上層人物就發表這樣一項令人奇怪的、使蘇聯人民受到蒙蔽的塔斯社聲明進行解釋時說,這是一次很平常的「外交試探」。就算是這樣,是一次對潛在敵人的試探。但是,千百萬蘇聯人、陸海軍全體官兵無疑也看了這項聲明!如果這次試探是非常必要的,為什麼不通過內部公務渠道至少向高級指揮人員、國防人民委員部和各軍區的領導人把問題說穿呢?著名軍事首長列·米·桑達洛夫回憶說:人們對聲明理解得很絕對,「國家權威機關這樣表態,鬆懈了軍隊的警惕性。指揮人員看到這樣表態都堅信,一定是由於某種他們所不知道的情況,我國政府才會如此沉著,認為蘇聯的邊界很安全。軍官們已不再在營房裡過夜。戰士們也不再穿著衣服睡覺了。」照厲矔矠    
    這一切都是由少數幾個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個人在沒有對所有並發的和派生的現象進行必要分析的情況下作出決定造成的。結果與他們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聲明。與此同時,習慣於對一切都堅信不疑的蘇聯人卻更加堅定地認為:戰爭不大可能馬上爆發。看來,斯大林在戰前最後幾個月裡過高地估計了外交的作用。當時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顯然在把戰火燒向東方,斯大林卻依然迷戀於塔斯社聲明以及一份份的照會和信件,沒有下決心盡快地讓部隊進入一級戰備。要斯大林放棄秘密的、討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動而採取堅決的軍事步驟,當時非常困難。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5)

    莫斯科在緊張地等待著柏林的反應。但蘇聯大使館發回的密碼電報說:德國官方人士對1941年6月14日的塔斯社聲明根本避而不答。對於蘇方曾就德軍飛機侵犯蘇聯國界一事發出的照會,柏林官方並未作出反應。於是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就這一事件約見了德國大使,並請他說明柏林對塔斯社聲明中提出的問題的態度。與此同時,蘇聯全權代表也在德國首都設法求見裡賓特洛甫。一切都無濟於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選擇。那個「X」日子已經臨近。在可怕的入侵到來之前的最後日子裡,無論斯大林還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著能夠聽到柏林方面關於信守蘇德條約中各項條款的保證,卻不知道希特勒剛剛給墨索里尼寫了一封密信,談了他的「消滅俄國的計劃」。下面我從法西斯元首這封信中摘引幾段話:    
    領袖!    
    經過幾個月的傷盡腦筋的考慮和經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終於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定,我正是在這個時候給您寫這封信的……至於對東線的戰爭,領袖,它將肯定是困難的,但我毫不懷疑它將取得偉大的勝利。首先我希望,那時將有可能在烏克蘭獲得一個長期為我們提供糧食的共同基地。領袖,不管現在可能發生什麼情況,我們的形勢不會由於採取這個步驟而惡化;它只會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時我不得不把60或70個師留在俄國,這個數字也只不過是我目前應當經常保持在東部邊境的兵力的一部分。    
    由於我在苦心思考以後作出了這個決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儘管我們完全有誠意努力實現最後的和解,可是同蘇聯的夥伴關係常常使我非常苦惱,因為在我看來,它總有點違反我的整個本性、我的思想觀念和我以前的義務。我現在為我解脫了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興。    
    阿道夫·希特勒    
    1941年6月21日    
    	甚至到了最後時刻,德國戰爭機器的彈簧已經按壓到了極限,馬上就要作命運攸關的一躍了,斯大林仍然存著一線希望:這場可怕的衝突能夠推遲(哪怕幾個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無反應。他們主意已定:擺弄外交姿態的時期已經結束。用戰爭對話的時期開始了。    
    2.致命的錯誤    
    戰爭之門隨著戰爭的臨近似乎開得越來越大了。入侵開始時門戶是很大的:從北冰洋到黑海。已經沒有辦法把大門緊緊閉上了。斯大林到最後時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他還在一個小範圍內說:    
    「看來,明年(即1942年。——本書作者注)5月衝突將不可避免。」    
    但是厄運難逃的一天越是臨近,下述一點也就越來越清楚:戰爭迫在眉睫,而國家和軍隊卻還遠遠沒有作好同希特勒進行決戰的準備。儘管應當指出(何況人們有時還忘記這一點),戰爭前夕做了不少工作來加強國家的防禦能力和軍隊的戰鬥力。例如,按照1941年5月13日即在斯大林那裡召開會議之後發到軍隊的總參謀部的專門訓令,內地各軍區的大批軍團和兵團開始開往邊界地區(第16、19、21、22集團軍)。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6月21日的決議,這些軍團的很大一部分應該組成統帥部預備隊。但是,有一些軍團自然未能在軍事行動開始之前到達指定地區照厲矕矠。    
    斯大林考慮到一觸即發的形勢,同意軍事院校的學員提前畢業。年輕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隊,那裡非常缺乏他們這樣的人。斯大林在長時間的猶豫之後終於下決心採取某些大規模的行動,如徵召近80萬「預備人員」,使邊境幾個軍區的21個師得到了補員。遺憾的是,這些步驟僅僅是在戰爭爆發前的2至3周內才採取的……    
    國防人民委員於6月19日向部隊發佈命令,要求把機場、車庫、基地、倉庫等加以偽裝,把飛機在機場上分散開來。但是命令剛剛開始執行,就……集團軍野戰指揮所也只是在戰爭前夕才開始挪出去。正確的、必要的措施無可救藥地姍姍來遲。而即使是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樂意採取,他老是強調自己那個固執的念頭,說什麼所有「這些步驟會把德國軍隊挑動起來的」。為了得到斯大林對技術性措施的批准,鐵木辛哥、朱可夫有時候不得不就某一個問題向斯大林報告兩三次。人民委員會主席雖然同意這些軍人的看法,不過在內心深處還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戰線的西方並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講話中不止一次地重複同一個思想:德國人應該從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遭到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是極不理智的。不過極不理智也可能成為現實。須知歷史的發展主要不是週而復始的循環,而是沒有終極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顯然是直線的單維的邏輯看問題,是大錯特錯了。然而誰也不可能產生去糾正「領袖」的想法,因為大家已經習慣於認為他「一貫正確」。    
    斯大林在1941年6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圍一班人近幾年來在政治和軍事戰略方面犯下了嚴重的失誤?對這一點只能猜測。儘管後來在與丘吉爾、朱可夫的談話中,而且在戰後,正如我們所記得的,在克里姆林宮招待各方面軍司令員時的講話中,他鼓起勇氣概括地談了政府所犯的錯誤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這些場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沒有提到這首先是他本人的錯誤。這一點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錯誤產生的根源不僅在於不正確的推測、未經證實的預報和侵略者的暗算。這一切當然存在。但是失算、錯誤、不可饒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強調一遍,就在於個人專權。當「一貫正確和英明的領袖」這一形象已經確立之時,很難去責怪人民委員們和總軍事委員會。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個思想觀點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對台戲」、「政治上幼稚」,並遭到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大家對一些政治審判案都還記憶猶新,在處理這些案件時什麼都審: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所持的立場;假如認識克里姆林宮的衛隊長雅·彼得斯,那就意味著參與策劃「宮廷政變」;在國外同官方人士會晤,那自然就是「傳遞情報」,如此等等。    
    從主觀上說,雖然斯大林向黨和國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標,但是對這些目標的實現和認識卻沒有經過集體智慧的深思熟慮,不是把各種觀點加以對照的結果。由於「領袖」搞個人專權、「一貫正確」、作結論武斷,就不自覺地堵塞了言路,沒有人向他提供客觀的報道、獨到的建議和別具匠心的解決方案。人們通常只向他講他願意聽的東西。經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決定的制訂和通過沒有採用民主方式和經過真正的集體討論,這就損害和限制了權力機構的才智。    
    為了迎合「領袖」,人們眾口一詞,說「紅軍是不可戰勝的」,說「在德國無產階級的意向在增強」,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困難「會從內部動搖這些國家」。報刊這樣寫,電台這樣廣播,理論家們這樣反覆宣傳。例如,斯大林深為器重並不止一次地與之談話的科學院院士葉·瓦爾加,1941年4月17日在列寧軍政學院作報告時斷言,現在「產生一個問題:在這場戰爭中是否有戰勝者和戰敗者?換言之,戰爭將長時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個參戰集團都無法戰勝另一個參戰集團」。瓦爾加斷言,蘇聯的利益「要求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危機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維護和平」。接著院士得出了一個純屬托洛茨基主義的結論(但既然這不是托洛茨基說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沒有反駁):「如果局勢發展到在某些國家由於戰爭而發生革命危機,資產階級政權被削弱,無產階級來奪取政權,那麼蘇聯就應該幫助而且一定會幫助別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照厲□矠    
    這些廣泛流傳的觀點顯然過高估計了蘇聯和紅軍的力量,使人「認得出來」是國內戰爭時期的情緒——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應當說,即使在個人迷信時期,也有頭腦清醒、敢於講話的人。例如1940年,列寧軍政學院的一批學者起草了一篇報告《論軍事思想體系》(斯大林也曾看過)。除那個時期的傳統論點外,報告還大膽地闡述了一些「犯禁的」問題。報告的作者們尖銳地提出了蘇芬戰爭失利的原因問題:軍隊幹部的文化素質低下,虛假的宣傳(如紅軍「不可戰勝」的口號),以及「不正確地闡述紅軍的國際主義任務」。報告強調指出:「當時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見,說什麼同蘇聯作戰的那些國家的居民必然會而且幾乎是人人都會起義,轉向紅軍方面。」老講「不可戰勝使得人們變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輕視軍事科學;在技術方面則導致落後,在軍事理論方面則導致只研究一種戰鬥形式而偏廢了其他戰鬥形式」。報告的作者們接著寫道:在涉及技術威力的問題上,我國的宣傳走上了「盲目輕信勝利的歧途」。不能把國內戰爭的經驗「奉為金科玉律」。「不應當把在一定條件下的退卻視為恥辱,應當教會人們不僅懂得進攻的藝術,而且懂得在必要時有組織地退卻。」應當「從當代現實使軍事面臨的新情況中更靈活更迅速地作出結論」。報告指出:「研究外國軍事思想一事完全沒有受到重視。」俄國軍隊的優秀傳統沒有得到發揚。「所有的俄國將軍在不久之前統統被認為是笨蛋和盜竊國家財產的人。」紅軍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戰鬥經驗「不為指揮幹部所知。有關這些戰鬥的材料棄置在總參謀部裡不用」。35頁篇幅的報告不僅批判地分析了紅軍的狀況和蘇聯軍事思想的發展情況,而且還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現實意義的建設性思想。可是「領袖」的批示卻相當簡短:「存檔。照厲矘矠」報告的作者們的命運我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未必會喜歡這個報告。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與「領袖」的觀念不合拍的東西統統不予採納。創造和天才思想爆發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獨裁者的意向,就乾脆棄置一邊,不予重視,一筆勾銷。影響到戰爭的整個進程,尤其是影響到戰爭初期的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失誤,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於人們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個人。戰爭前夕政治領導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麼呢?它們表現在何處?    
    首先,我認為,最大的錯誤是1939年9月28日簽訂了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一個月之前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看來是迫不得已的和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步驟(沒有「秘密議定書」),當時本應到此為止。在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法西斯主義被公正地認定是世界帝國主義的一支最危險的隊伍,是恐怖專政制度和軍國主義制度。在蘇聯人的世界觀中,法西斯主義乃是階級敵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義講「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這樣無原則地墮落到不自覺地為法西斯主義粉飾的地步,人們很難對它作出解釋。期望通過貿易協定、業務往來、經濟聯繫等等來鞏固互不侵犯條約的作用,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採取實際上否定自己原來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義思想觀點的做法,這就太過分了!由於斯大林的干預(他參加了同裡賓特洛甫的談判),德國的兼併計劃沒有受到蘇聯政府方面應有的評價。例如,就在同一天簽署的《蘇德政府聲明》中說:蘇聯和德國「在雙邊協定中表示,結束目前這場以德國為一方同以英法為另一方之間的戰爭是會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的」照厲矙矠。但是人民有權提問,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容忍德國佔領幾乎整個歐洲嗎?處於一片廢墟的波蘭會同意莫洛托夫和裡賓特洛甫簽訂的雙邊協定嗎?可以想像,斯大林在努力使蘇聯免遭戰火方面走得太遠了。何況這些原則性的讓步並沒有為條約增添什麼內容。只會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無忌憚而使蘇聯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國問題」上受到頑固堅持自己片面論斷的莫洛托夫的極大影響。外交人民委員的一系列聲明純粹是給蘇聯人民和我們的國外朋友製造思想混亂。例如,對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臨時會議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許的報告的論點該如何評價呢?    
    德國目前成了一個企圖力求盡快結束戰爭並實現和平的國家,而昨天還在為反侵略而戰的英國和法國,現在卻主張繼續戰爭,反對簽訂和約……近來英國和法國的統治集團企圖把自己打扮成是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反對希特勒主義的鬥士,而且英國政府還宣稱,對它來說,對德戰爭的目的恰恰就是「消滅希特勒主義」……進行一場以「消滅希特勒主義」為目的的戰爭,一場以爭「民主」的騙人口號為幌子的戰爭,不僅毫無意義,而且簡直是犯罪……我國同德國的關係……已經得到根本的改善。在這方面,情況正朝著鞏固友好關係、發展實際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國的和平願望的方向發展……照厲矚矠    
    諸如此類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變方向的做法使人們莫名其妙,使社會意識和個人意識中的階級觀點變形。此外這些論題再充分不過地表現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視和他們在思想上的無原則性。僅僅因為懷疑思想「不純」就毫不猶豫地將成千上萬的人送去見死神或關進勞改營的獨裁者,在同法西斯主義「握手言歡」時卻表現出驚人地界限不清。儘管共產國際中的許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變的原因,但是他們在客觀上也無法影響共產國際的正式立場。1941年6月以前,共產國際一直不同意歐洲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對他們國家的鬥爭具有反法西斯性質的評價。批評的鋒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會民主黨人,說他們是「軍國主義的幫兇」。「結束戰爭」的口號也是無的放矢。不明白怎樣才能「結束」,是在實際上同意希特勒佔領足足半個歐洲嗎?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釋。    
    「法西斯主義」一詞曾一度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語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滿意的。難怪在互不侵犯條約剛一批准後,元首於1939年9月1日就在國會中宣稱:「條約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書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就此所說的每一個詞。」照厲矜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顯而易見的。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戰火的願望是合理的,但與此同時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則性讓步卻不只是給我們的國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亂。更重要的是,蘇聯不斷表示中立,無意中使蘇聯人民迷失了方向。國家和軍隊中的鼓動員處於很難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農紅軍總政治宣傳部主任、集團軍一級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0246號訓令中向各級政治機關和黨組織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年輕戰士政治學習的基本讀物是《普遍義務兵役法》、伏羅希洛夫同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軍人誓言、叛國懲治法、條令和教範……莫洛托夫同志『關於批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報告。」照厲矞矠最後一句話是梅赫利斯親筆加進去的。當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裡的時候,斯大林聽完了工農紅軍總政治宣傳部主任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之後,順口說道:    
    「別刺激德國人……」然後他解釋說,「《紅星報》上經常談論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義。不要再寫了。情況正在變化。不要大聲嚷嚷這些東西了。什麼事情都要看時候。不應當給希特勒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我們除了準備同他打仗以外什麼也不幹。」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筆記本中記了些什麼,同時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領袖」,就跟十幾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圖哈一起在他那裡工作時一模一樣。這是一個理想的執行者。斯大林喜歡這種類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會停止」在報上公開斥責法西斯分子,同時會下令在軍隊的政治學習中小心謹慎地培植對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彎子轉得太急,戰士和指揮員、千百萬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和知識分子思維上的惰性克服起來可不容易。    
    在蘇德協議之後總政治宣傳部收到的一些報告中,儘管一些看法和結論都非常謹慎,還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現實、曲解如何具體對待階級敵人的具體例子。現在我來舉幾段報告中的看法。    
    二級軍事工程師涅恰耶夫:「鑒於互不侵犯條約已經批准,現在進行射擊訓練時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擊』的術語。不能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和鼓動,因為我國政府不認為同法西斯主義有任何分歧。」    
    軍事工程學院教員卡拉通:「現在一般來說都不知道該寫什麼和怎樣寫,過去我們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教育,而現在則相反。」    
    哈爾科夫軍區格羅莫夫上尉(5365部隊):「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德國欺騙了所有的人。德國現在要把一些小國據為己有,而互不侵犯條約又擺在那兒,結果你什麼事也幹不成。」照厲槊矠    
    我只舉了幾個軍人的看法,它們證明普遍存在著思想上的迷惘和階級標準的紊亂。現在很難查明,是誰倡議把「友好」一詞「安裝」到蘇德條約中去的。假如這是蘇聯方面干的,那麼至多不過證明在政治上考慮不周。如果這是德國方面所為,那就是精心策劃的破壞整個民族的社會意識的行為。不論屬於哪種情況,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儘管莫洛托夫後來說,斯大林「及時地識破了希特勒主義的陰謀詭計」,不過在上述情況下,卻很難相信這一點。    
    另一個巨大失算已屬戰役戰略方面,它同我們通過的國家防禦和武裝力量動員部署的計劃有關。按照斯大林的個人指示,1939年秋,在同德國簽訂「友好」條約之後不久,總參謀部就著手制訂這個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領導下,主要的制訂人是後來聲名顯赫的蘇聯元帥、當時的上校亞·米·華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證做好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在歐洲對德國及其盟國,在遠東對日本——的準備工作。預計「西部戰區將是主戰場」。認為敵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認為紅軍的主力也要相應地集中在這些地方照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員在審閱計劃之後沒有批准它,認為計劃沒有詳細擬定我們可以採取的粉碎敵人的軍事行動。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1940年8月對一份更加詳盡的防禦計劃重新作了審查。這一次計劃的準備工作由新任總參謀長基·阿·梅列茨科夫領導。制訂人仍然是華西列夫斯基。他還是認為,我軍的主力集中在西線是適當的,因為敵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區。10月5日向斯大林同志報告了國家防禦計劃。他仔細聽了人民委員和總參謀長的說明,幾次走到地圖前,長久地沉默不語,在桌子旁邊踱來踱去,最後斯大林說:    
    「我不完全明白總參謀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線的方針。你們說希特勒企圖通過最短的路線向莫斯科發起主要突擊……然而我想,德國人特別看重的是烏克蘭的糧食、頓巴斯的煤。現在,希特勒在巴爾幹地區已站穩腳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準備主要突擊。請總參謀部再考慮一下,過10天再向我報告計劃……」    
    總參謀部在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修訂計劃的同時,又準備了一份構想性質的文件——《關於1940—1941年間武裝力量在西面和東面戰略部署原則的設想》。《設想》正確地斷定德國是主要的戰爭威脅。提出了下述任務作為基本任務:在國境線上憑借野戰工事進行頑強防禦以制止敵人侵入我國領土,保證總動員的時間,然後以強大的反突擊打退敵人的進攻,把戰鬥轉移到敵國領土上。《設想》認為,主力還得兩周之後才開始行動。然而,不論是《設想》還是正在擬定中的防禦計劃都沒有對防禦作戰本身予以應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參數均未確定。事實上排除了敵人的強大兵力有突破防線向縱深運動的可能性。當戰爭前夕一場戰略演習「試用了」這樣的方案時,斯大林惡毒地說:    
    「為什麼培養退卻情緒?你們怎麼啦,打算撤退?」    
    《設想》和防禦計劃規定要在縱深上均衡部署一級戰略梯隊各部隊(擔任掩護的第一梯隊有57個師,第二梯隊有52個師,預備隊則有62個師)。在戰爭初期這導致紅軍各兵團行動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動,因此敵人有可能也用「逐個吃掉」的辦法來收拾他們。我在這裡先交代一句,德國軍隊卻相反,他們在戰線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幾個主要突擊方向上,從而造成了比蘇聯軍隊大四五倍的優勢。正是這種做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德國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線並飛速向蘇聯國土縱深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開始前不久,斯大林為其個人藏書索要了一份紅軍野戰條令。條令的頁面上劃滿了著重線,這些著重線證明,斯大林在解決戰略性的防禦問題時,力求在某種程度上提高自己在軍事學術方面的知識水平。然而他在總軍事委員會上、在同軍事領導人開會時所發表的意見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頭腦加上謹慎小心,而不是戰術和戰略方面的高深造詣。斯大林是作為一個謹慎的同時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為一個軍事戰略家去迎接即將爆發的戰爭的。    
    1940年10月14日,修訂好了的防禦計劃再次呈報給斯大林。當然,他的全部願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慮,而這就意味著根本改變了武裝力量設防的主要方向。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現已預料是在西南方面照矌矔矠。可是工農紅軍情報總局知道,德國國防軍的主要突擊兵力(4個坦克集團軍中的3個)對準了斯摩稜斯克,接著便是莫斯科。但是軍事將領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論據去說服斯大林。正如後來的事態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這些地方發動主要突擊。而這本來是可以料到的。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提醒一下,在國內戰爭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的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糧食和煤對蘇維埃共和國來說,確實與戰勝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認為,大片無林地區以及經濟上的考慮(獲取高加索的石油、烏克蘭的糧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線)會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發動主要突擊。    
    現在再來談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況相同:在戰爭前夕,在總參謀部的主要職位上出現了一批從基輔特別軍區「提拔上來的人」:鐵木辛哥任國防人民委員;朱可夫於1941年2月任總參謀長;瓦圖京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科熱夫尼科夫任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自然,這些曾經在基輔特別軍區從事作戰事務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認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別重要的,並且他們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觀點。順便說說,基輔特別軍區軍事委員會在國家防禦計劃通過之前就認為:「敵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擊當在他們的責任區域。」由基輔特別軍區參謀長馬·阿·普爾卡耶夫中將簽署的《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關於1940年軍隊部署計劃的決定》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國軍隊的進攻矛頭當在西南方面照矌矕矠。    
    當防禦計劃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時,朱可夫當上了總參謀長。實際上在半年當中前後任命了三個總參謀長。1940年8月,擔任這個職務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這個職務讓給了朱可夫。    
    這裡我應當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個性格剛毅、意志堅強的人,他覺得,德國軍隊由於首先發動突擊,有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在經過思考、猶豫以及同鐵木辛哥交談之後,他於1941年5月15日親筆給斯大林寫了一份報告,內容如下:    
    致人民委員會主席    
    關於蘇聯武裝力量戰略部署計劃的設想。    
    考慮到德國目前使自己的軍隊處於總動員的狀態,有廣闊的後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們先展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為了及時防止這一點,我認為必須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讓德國統帥部掌握行動的主動權,要趕在敵人前面先展開軍隊,並且在德國軍隊還處於展開階段、尚未來得及組織戰線和各兵種的協同動作的時候向德國軍隊發起衝擊……    
    接著朱可夫確定了第一個和下一個戰略目的,這是粉碎德軍戰線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照矌□矠。    
    這位後來非常聞名的偉大衛國戰爭統帥在戰爭開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個激進的辦法:向已經作好衝刺準備的德國軍隊發動突擊。這是一個大膽的、政治上很機智的建議。斯大林在文件上沒有留下筆跡:那個時期,「領袖」非常謹慎和慎重。他仍然認為,國家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同法西斯主義搏鬥。    
    而就在那個時候,在1941年6月初,作出了一個得到斯大林贊同的決定:再增派25個師加強西南方向。何況戰爭前夕,在1941年4月底,總參謀部還收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份通過情報系統得到的報告:「德國對蘇聯採取行動一事已最終確定,並將很快付諸實施。進攻的作戰計劃規定對烏克蘭發動閃電式突擊,並繼續向東推進……」照矌矘矠    
    法西斯分子企圖使蘇聯領導人在主要突擊方向、戰爭開始日期以及戰爭的戰略意圖等方面迷失方向。朱可夫在戰後寫道:「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特別是從廣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們德國正在準備進攻蘇聯、軍隊正在我國國境線上集結等這樣一些事實。但當時,正如在法西斯德國被粉碎之後發現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許多報告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照矌矙矠    
    遺憾的是,斯大林在處置通過各種渠道彙集到他這裡的不少情報時,甚至連總參謀部也遠非全部都告知。例如,丘吉爾關於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電報,我再說一遍,斯大林就乾脆認為企圖盡快使他同希特勒發生衝突,結果倫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後過了好久才到了總參謀長的桌子上。還有不少其他的情報和報告,斯大林實際上也沒有予以應有的注意。    
    有一次,我在同前黨中央書記、昔日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科學院院士波諾馬廖夫談話時,從他那裡聽到這麼一個情況。    
    波諾馬廖夫說:「1941年春天,好像是5月底,兩位從『那邊』來的奧地利共產黨人在某處和我見面。他們激動地談到德國正在蘇聯西部邊境進行大規模的戰爭準備,談到無數軍用列車裝載著坦克、大炮、汽車日以繼夜地向東開來。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可能是在準備軍事進攻。    
    「我把情報內容報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專門談了一次,過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訴我:    
    「『斯大林聽了奧地利共產黨人的消息很平靜,並說這決不是這類信息中的第一個。但是他說他不認為值得大驚小怪。例如,昨天他們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計劃,對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提供了機會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諾夫將第一個去南方,可他還是邊境一個軍區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談到這裡,照季米特洛夫的說法,斯大林認為談話就此結束了。」    
    波諾馬廖夫發議論說:「怎麼才能解釋這種狀況呢?是對危險性估計不足?是自信?還是認為事態就是將按照他斯大林所計劃的那樣來發展這樣一個固執的念頭壓倒了一切?」    
    諸如此類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在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扎哈羅夫以及其他許多軍事將領的回憶錄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說得對:戰爭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貫穿著一個願望——避免戰爭,不讓戰爭爆發;而這又使得他相信,情況真的會這樣。但是,難道紅軍情報總局局長戈利科夫沒有向斯大林報告過,到1941年5月初德國國防軍的軍事威力將達到800萬兵力、12萬輛坦克、52萬門火炮、近2萬架飛機嗎?難道還看不清楚,德國不可能使如此龐大的戰爭機器長時間地閒呆著嗎?難道「領袖」還不知道,這個龐然大軍的主要力量已經集結在東部了嗎?    
    客觀地說,斯大林還收到另一類報告,如關於「德國人民不願意打仗」,關於「德國軍隊中開小差的情況」,關於「國防軍中的失敗主義情緒」,等等。從柏林通過專門渠道經常發來消息說,集結在東部的德國軍隊進行著一些幾乎是和平主義的議論:「如果德國捲入對蘇戰爭,那她將失敗」;「這場戰爭將使人民遭殃」;「我們不想打仗,我們想回家」照矌矚矠。這種情緒可能也會有,但問題主要在另一方面,這類報告符合斯大林的願望。不排除所有這些談論「情緒」的材料也是一種巧妙的假情報。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8)

    正如朱可夫對西蒙諾夫所說的,1941年初,關於德國軍隊在波蘭集結的消息猛然增多的時候,斯大林給希特勒發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寫道:「這種情況使我們吃驚,並且給我們造成一種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們打仗。」希特勒給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也是私人信件,並且正如他在信中所強調的,是一封密函。他在這封信中寫道:這些情報是可靠的,在波蘭確實集結著大量的兵團,但是他相信他不會比斯大林走得遠,他應當說明,他的軍隊在波蘭集結不是針對蘇聯的,他打算嚴格遵守簽訂的條約,他以一國元首的人格擔保。元首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論據,據朱可夫說,斯大林看來是相信了,說是德國西部和中部的領土遭到英國的猛烈轟炸,英國人從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國領土,因此元首不得不將大量部隊調往東部。    
    而德國武官克斯特林格在同蘇聯官方人士接觸時又添油加醋,經常說什麼「現在我們的部隊得到解脫,讓他們休整休整吧」照矌矜矠。    
    同時,1941年5月17日由鐵木辛哥、總軍事委員會委員日丹諾夫和總參謀長朱可夫簽署的國防人民委員的訓令「關於1941年冬季戰備的檢查結果和對夏季的指示」,根本不談西部各軍區的任務,不談提高警惕、加強裝備、鞏固防禦,不談如何準備反擊空軍的密集襲擊和大量坦克的入侵。只談「戰士單兵訓練中的缺陷」這樣一些老一套的意見,完全沒有作戰性質的指示照矌矞矠。戰爭已迫在眉睫,德國那龐大的戰爭機器眼看就要猛烈開動向東部衝過來,而國防人民委員部、總參謀部卻如此行動,似乎只要斯大林不願意,希特勒根本就不想邁出他那不祥的可怕的一步。    
    而當時情報機關送來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卻越來越多。基輔特別軍區情報處處長邦達列夫上校在1941年5月底報告說,新的坦克、炮兵和步兵部隊正源源不斷地開到柳布利諾、克拉斯諾斯塔夫、扎莫希奇、格魯別什、托馬舒夫、別爾熱茨等地區。情報處處長在他的結論中分析了形勢,強調指出:「向與蘇聯接壤的邊境集結軍隊的情況仍在繼續……戰區的準備工作正在加快進行。」照矌槊矠西部特別軍區的情況也是如此。軍區參謀部情報處處長布洛欣上校也向自己的司令部報告說:「根據一系列經過核實的情報,德國針對蘇聯的戰備工作最近以來,特別是從5月25日以來,進行得更為緊張……」報告特別談到,一個派到蘇聯國土上來的德國間諜在受審訊時說,「他最晚要在6月5日把情報帶回采哈努夫城,因為有人告訴他,對蘇的軍事行動可能很快就要開始……」照矎矓矠這樣的情報不只是邊境各軍區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    
    對事態發展感到不安的國防人民委員派了幾個工作組去邊境各軍區檢查坦克部隊的情況。那麼其他部隊呢?6月16日,根據檢查結果向各軍區和集團軍的軍事委員會以及機械化部隊司令部發去了密電:    
    通過對基輔特別軍區、西部特別軍區、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以及紅旗敖德薩軍區的坦克部隊的檢查查明:    
    1.對戰士和指揮員的訓練同機械化部隊戰備的主要任務脫節,因此訓練目的不明確。    
    2.火力準備處於低水平,比火力準備計劃的規定落後一兩個月。    
    3.機械化兵團內部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制訂得少而差。    
    4.摩托化部隊當作步兵部隊來訓練。沒有考慮到它們在戰鬥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質。    
    5.無線電兵的培養工作至今仍處於低水平。    
    6.炮兵部隊尚未掌握從開闊的陣地直接瞄準時操作炮火的技巧,這門課根本就沒有上過。    
    7.夜間作業當作例外進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隊內進行。夜間行動的訓練沒有形成制度……照矎矔矠    
    諸如此類的不足之處整整「數落了」17條。但是在鐵木辛哥和朱可夫簽署的訓令中還是根本不談與加強戰備以反擊德軍必然的進攻有關的重大作戰問題。他們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們沒有做好準備,戰爭就不會爆發——弄迷糊了……    
    而在許多方面確實沒有做好準備:在作戰方面、技術裝備方面、動員方面。還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紅軍總政治宣傳部主任扎波羅熱茨去檢查西部邊境築壘地域的準備工作。扎波羅熱茨帶了一個工作組沿著修築了防禦陣地的新邊界線察看。他給斯大林的報告(同時也送給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並不令人寬慰:    
    在我國西部邊界的築壘地域大部分沒有戰鬥力。已經建成的戰鬥工事(地堡)沒有應有的裝備……築壘地域沒有必要數量的常駐的和受過專門訓練的部隊照矎矕矠。    
    斯大林將報告轉給國防人民委員,要他嚴厲追究執行者營建築壘地域體系動作緩慢的責任(這些地區,很遺憾,從戰爭一開始就沒有起到它們預定應起的作用)。斯大林著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徹底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又表現出慣有的謹慎態度。    
    據朱可夫說,就在戰爭爆發前夕,斯大林不顧軍事領導人的堅決要求,斷然禁止使西部各軍區部隊進入高度戰備狀態。他懼怕「挑動」德國人的心理簡直到了失常的地步。當然,斯大林力圖不讓希特勒有發動軍事進攻的借口,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時他應當明白,德國未必會只是因為受了「挑動」才向蘇聯發動進攻,除非它的戰略計劃中有這樣一條。然而,無論是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還是朱可夫都無法找到足夠的論據來證明,治標的辦法是無濟於事的。    
    這樣一來,軍事戰略上與確定德國國防軍的主要突擊方向有關的失誤,由於斯大林頑固地不願正視祖國已面臨戰爭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而變得更加嚴重了。    
    在此同時,希特勒召開了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會議,會議過程中聽取了將軍們關於進攻蘇聯的準備工作完成情況的匯報。他們向他報告說,自5月22日起德國的鐵路部門實行快速運行計劃,部隊的集結工作將於6月19日結束,部署在維斯瓦河以西的空軍第一突擊兵團將於21日傍晚把基地從低空轉移到靠近蘇聯邊界的機場去。在詳細瞭解了情況後,元首對計劃只提出了一個不大的改動:把進攻的開始時間從6月22日的3時30分改為3時。    
    斯大林在收到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後來事實表明基本上是正確的信息和消息的時候,沒有下決心採取緊急的軍事措施來適應戰役戰略部署計劃。如果能及時地、果斷地並盡可能秘密地實行必要的作戰措施和動員措施,那麼戰爭初期的情況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對斯大林這個時期的行動,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評價:「……有足夠的理由爭取推遲蘇聯參戰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針不容許發生有可能被德國用來作為發動戰爭的借口的事情,從社會主義祖國的歷史需要看也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過錯(確實是過錯!——本書作者注)在於,他沒有看到、沒有悟到應該有一個界限,超過這個界限這種政策就變得不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險的。應該勇敢地跨越這個界限(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裝力量進入一級戰備,進行動員,把全國變成一個軍營。看來應該把時間適當推遲,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6月份,但是可以秘密進行的工作應該早一些完成。有足夠的事實證明德國已經準備好向我國發動軍事進攻,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隱瞞是很困難的。惟恐西方會議論紛紛,說蘇聯有侵略意圖——用不著擔這個心。由於種種不取決於我們的情況,我們已經到了戰爭的邊緣,必須堅定地再向前邁一步。我們祖國的利益要求這樣做。」照矎□矠也許這樣做總共只需要一周的時間?誰說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軍區進入戰備的訓令哪怕早幾天發出就好了!……斯大林的個人專權妨礙了一切。    
    很難不同意這些清醒的議論,但……如果這些議論在戰爭前夕就發表出來,那該多好!遺憾的是,斯大林周圍的軍政人員中誰也沒有試圖說服他相信華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過遲才說出的那一點點真理!朱可夫在談到軍人們在這個最嚴重的戰略失算中應承擔的那一份罪責(還不小呢!)時也說:「當戰爭危險日益臨近時,我們這些軍人看來沒有盡一切力量說服斯大林相信蘇德戰爭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發,向他證明必須將作戰和動員計劃規定的緊急措施付諸實施。」照矎矘矠請讀者注意「說服」斯大林「相信」這個詞……    
    一個領導人的偉大、英明、成熟看來就在於,恰恰是領袖應該使周圍的人相信自己所作決定的正確性。列寧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這裡我們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問題的領導作風,他實際上常常簡單生硬地否定可供選擇的建議和決定。斯大林在表達意志時剛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見。當然,用克勞塞維茨的話來說,「戰爭就是旨在迫使敵人執行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結合起來也能做到這一點。    
    斯大林的剛強的理智在上述情況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斯大林堅定不移地追求一個既定目標:防止戰爭。但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目標的願望似乎把其餘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為為了達到目標,按「領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當我們試圖根據對當時一些具體事實的分析來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時,我們看到,「領袖」之所以固執,是由於他過分自信,不能承認自己所作決定的錯誤,非常自尊。這種往往「不受監督」的、近似於倔強的固執,最終又損害到產生固執的意志本身。結果固執在某個階段似乎麻痺了意志,並且突然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這種羈絆來束縛意志。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實現極其需要、極其重要的步驟。斯大林這個無疑是意志堅強的人,在戰爭前夕的最後幾天,特別是在決定性的時刻,就是這個樣子。意志變成倔強,就聽不進理智講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話,這就是「盲目的倔強」,它同理智的論據發生了衝突。    
    對所有這一切,我再強調一遍,斯大林不具備預見的才幹,不能窺見一點未來,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線那邊。他繼續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現在,陶醉在符合心願的想法中。他沒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則,難道他不能預見到——例如預見到——在戰爭前夕鎮壓幾萬名高級軍隊指揮員的後果?當然,可以說,他這樣做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和個人的考慮,然而不管怎樣,這痛苦年代的悲劇總能證明「領袖」不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預見未來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戰爭前夕軍事政治形勢時所犯的錯誤,就是無可爭辯的證明。    
    政治權力集於一人之手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點,在一個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過是他個人的弱點,但是在像斯大林這樣一級的領導人身上就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因為斯大林及其周圍一班人戰爭前夕在政治上和軍事戰略上的失誤,蘇聯人民及其軍隊要付出巨大的犧牲才能最終「糾正」過來。我們習慣於說,這裡再次表現出人民群眾在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我們卻很少分析為使這種作用得到承認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分析一下付出這種代價是否明智(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用一章來談),我們就能更好地判斷領導各族人民的領袖是真偉大還是假偉大。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9)

    在歷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們常常不得不付出極大的代價,如果他們不能對選拔「獨奏者」起到決定性影響的話。幾乎所有的軍事家、眾多的政治家、大量的普通人在1941年春天都看到和感覺到,斯大林在分析事態發展情況時那樣固執地看問題無法解釋。但是誰也不能,確切些說,是誰也沒有試圖使「領袖」從盲目的固執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這裡問題已經不僅在於沒有利用良心發現的機會。有時這種機會利用起來極其困難,特別是當國家管理權只操縱在一個人手裡,而通過特別重要的決定的時間卻是以周計、後來是以晝夜計、最後是以小時計的時候……    
    西部特別軍區參謀長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將受軍區司令員巴甫洛夫之托,於6月21日凌晨2時40分(離進攻開始還有一晝夜)發了一份密電:    
    速交。    
    送總參謀長基·阿    
    第一,6月20日在奧古斯圖夫方向德國飛機侵犯我國邊境:17時41分有6架飛機……17時43分有9架飛機……17時45分有10架飛機。根據邊境部隊的材料,飛機攜帶了炸彈。    
    第二,根據第3集團軍司令員的報告,沿著奧古斯圖夫、謝伊納路旁的邊界,鐵絲網白天還在,傍晚時被拆除。在這一地區的森林裡,似乎可以聽到地面發動機的轟鳴聲。邊防軍加強了值勤……    
    B·克利莫夫斯基赫照矎矙矠    
    其他軍區也送了這樣的報告。克利莫夫斯基赫是1940年7月被任命為西部特別軍區參謀長的,他當時不可能知道,整整一年之後,即1941年7月,按斯大林的個人指示,他將同其他一批將軍被槍決。當然,由逐漸掌握了這門業務的烏爾利希事先「辦好手續」。斯大林的認識直到最後時刻都沒能轉變,沒能相應地反映日益惡化的嚴酷現實。他仍然沉醉在他有「先見之明」和他的意志「萬能」的幻覺中。    
    為了更好地瞭解戰爭爆發前最後那些時刻發生的悲劇,需要再來看看斯大林的個人特點。關於他的許多特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現在應該談的是像謹慎這樣的特點。當然,在通過一般決定時,斯大林是大膽而果斷的。但是,在重大問題上他小心到了極點。例如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裡就有所表現,當時在很多問題上由於情況複雜和不明朗,他個人的首創精神表現得非常差。這一點還可以從1937—1938年間的血腥事件上觀察到。現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早在30年代初就想打擊所有反對他搞個人專權的潛在敵人,但他遲遲不敢邁出這一步。甚至當基洛夫之死給他提供了鎮壓借口的時候他也沒有立即就「充分」加以利用。不過,後來他不止一次公開地說:「剷除人民公敵的工作晚了四年。」斯大林善於耐心等待,一點一點地培養必要的品質、符合人際關係需要的精神狀態,造成適當的氣候。布哈林當初稱斯大林為「偉大的配料工」,這不是偶然的。「領袖」善於緩慢地、逐漸地創造、「炮製」一種局勢,使所有的人堅信他邁出這一步是必要的!時刻已經來臨!到時候了!例如,1937年聯共(布)中央2至3月全會就是他在鎮壓年代邁出的這樣的一步。    
    但是,在跟希特勒的關係上,他的過分謹慎到頭來適得其反。實際上,在這場大規模的政治賭博中,希特勒的智謀勝過了斯大林。斯大林謹慎從事,不只是由於他理解「為時過早的」戰爭會產生什麼後果,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說,還由於他心裡根本沒有底。蘇聯是一對一地同資本主義世界較量。任何一步走得不小心都會引起無法彌補的後果。斯大林的思想在作出重大政治決定的時刻不可能不為這種想法所左右。    
    斯大林如此頑強地同「挑動」對方的可能性作鬥爭,以致柏林方面也察覺到了,並作出了相應的推論。他處處謹慎,對德國多次違反簽訂的協議缺乏應有的反應,過分的「規矩」——這就是真正促使希特勒愈來愈猖狂、認為蘇聯軟弱可欺的原因。例如,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6月份給西部各軍區蘇聯部隊補發了一項命令:不要對侵犯蘇聯邊境的德國飛機使用武器。同樣的訓令也轉發給了邊防軍照矎矚矠。德國人立即發覺了這一點。謹慎本是政治家必備的特質,現在卻變成了猶豫不決和謹小慎微,原因就在於一味地相信能實現自己的願望:防止戰爭。這最終導致無法彌補的後果……    
    戰爭前夕從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基爾波諾斯上將那裡發來了幾份關於德軍投誠者的報告。他們報告說,德國軍隊將在這天夜裡向蘇聯發動進攻。人民委員立即打電話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沉默了一會兒,命令鐵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圖京到他那裡去。據朱可夫回憶,政治局全體委員已經在那裡了。斯大林像往常一樣,在桌旁踱來踱去。當應召前來的軍事首長們進來時,他對大家說:    
    「我們該怎麼辦?」    
    沒有人應聲。    
    「應該立即訓令邊境各軍區所有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在令人窒息的寂靜中鐵木辛哥終於說了話。    
    「把訓令讀一下。」斯大林說。    
    朱可夫把在總參謀部擬訂的訓令草稿讀了一遍。草稿強調必須根據打退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採取堅決行動。斯大林打斷了總參謀長說:    
    「現在下達這樣的訓令還太早。也許問題還可以和平解決。應該下達一個簡短的訓令,指出進攻可能從德軍的挑釁行動開始。邊境各軍區的部隊決不要上挑釁的當,以免引起麻煩。」    
    當軍人們回去作必要的部署時,斯大林似乎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這是希特勒向我們挑釁……難道他敢發動戰爭?」    
    政治局委員們於2時多散去。首都最短的一夜降臨了。斯大林疲憊地從自己的裝甲轎車的窗口處望著寂靜無人的街道。他還不知道,德國的飛機已經飛來轟炸蘇聯的城市和機場,法西斯的坦克兵正把坦克開到出發陣地,希特勒的將領們越來越頻繁地看著自己的手錶,表盤上的指針正在接近決定命運的時刻。當斯大林在他自己工作和休息的別墅的辦公室沙發上鋪好被褥剛要入睡,有人小聲地敲門。敲門聲令人心驚肉跳,因為從來沒有人把斯大林叫醒。也許出了最糟糕的事。難道他真的失算了?    
    斯大林裹緊睡衣走了出來。衛隊長報告說:    
    「朱可夫大將有急事請您、斯大林同志接電話。」    
    斯大林走到電話機旁。    
    「喂……」    
    朱可夫扼要地報告了敵人飛機空襲基輔、明斯克、塞瓦斯托波爾、維爾紐斯以及其他城市的情況。總參謀長在報告之後再問一遍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獨裁者在電話裡發出了急促的呼吸聲,他什麼也沒有說。令他目瞪口呆的、難以想像的重擔落到了他的肩上,朱可夫提的問題他沒有聽進去。違反他的願望、意志和信心,希特勒下決心開戰了。可能,斯大林的腦海裡閃過了希特勒在他60壽辰那天發來的賀電:    
    約瑟夫·斯大林先生:    
    在您60壽辰之際,請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賀,並為此表達我最良好的祝願。祝您健康長壽,祝友好的蘇聯各族人民前程似錦……    
    斯大林默不作聲。話筒裡又傳來了令人不安的驚訝的聲音: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終於明白了。人間的神靈也會犯錯誤的,可它們的代價卻大得無法計量。    
    時間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時。    
    


第二部第八章 悲慘的戰爭初期

    大林吃力地琢磨著朱可夫的話的含義,而朱可夫卻繼續驚悸不安地對著話筒喊道:    
    「斯大林同志,您聽見我說的了嗎?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斯大林同志?喂,斯大林同志……」    
    肩負著難以置信的重任的這個人終於用嘶啞的嗓音回答說:    
    「您和鐵木辛哥一塊兒到克里姆林宮來吧。告訴波斯克列貝捨夫,讓他把全體政治局委員都召來……」    
    斯大林放下話筒,在桌邊站了有一分鐘,他驚愕得目光呆滯,漫不經心地瞟了一眼屋角那架古老的落地鐘的盤面:短針剛剛越過4點。昨天,政治局的1號命令用並不堅定的語氣彷彿是向列寧格勒軍區、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西部特別軍區、基輔特別軍區和敖德薩軍區的軍事委員會怯生生地發出了警報。同時命令又著重指出:「我軍各部隊的任務是不上任何挑釁行為的當……」1對這個姍姍來遲、而又「語焉不詳」的警報,各部隊還來不及採取積極的行動。斯大林下意識地明白了已經發生的事情:某種可怕的,重大的,對國家、人民、自然還有他這位泱泱大國的頭號人物的命運來說是悲劇性的事件開始了。儘管他非常清楚在國境線上對峙的軍事力量有多大,他也想像不到戰爭初期具有何等的災難性。他知道紅軍有許多裝備方面的、作戰方面的和組織方面的弱點,可是他想不到,比如說,戰爭開始後不到一周明斯克就會失陷,德國人的坦克會展開楔形攻勢,轟隆隆地不斷碾過設置得很不成功的一道道防線……斯大林機械地把千百萬蘇聯人從無數照片和畫像上看熟了的弗倫奇式軍上衣的鈕扣一個個扣上,可他聽不到遠方幾萬門德軍大炮對蘇聯部隊的陣地、邊防哨所和永久性工事轟擊的隆隆炮聲。在他準備上汽車的那幾分鐘裡,德國人的炸彈正在布列斯特、博布魯伊斯克、維爾紐斯、文茨皮爾斯、格羅德諾、科布林、基輔、明斯克、日托米爾、斯洛尼姆、塞瓦斯托波爾以及其他幾十座城市裡爆炸,宣告屠殺人類的戰神業已降臨。斯大林的轎車在兩輛警衛車的伴隨下,沿著莫斯科空蕩蕩的街道朝克里姆林宮疾馳,而這時幾千輛德軍坦克已經在用它們的履帶蹂躪著我們祖國的大地。見過森林火災的人都知道,疾風是多麼迅猛地把一片火海刮向莽莽叢林的……入侵的戰火燃燒著帶來死亡的熊熊烈焰蔓延開去,吞噬著幾千座城市、村莊和幾百萬人的生命。    
    希特勒怎麼敢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他怎麼了,難道真是一個瘋子?斯大林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希特勒佔領巴黎之後,實際上已經消除了一條戰線,而且指望對付俄國人的東線戰事也將是一場閃電戰。斯大林的思想在尋找一個於他有利的借口:也許這不過是軍人們面對大規模的挑釁而張皇失措吧?僅僅兩三天以前,這同一個巴甫洛夫還發來一個電報(好像已經不是第一份了),請求「准許進駐國境沿線的野戰工事」2。他命令鐵木辛哥拒絕了西部特別軍區司令員的請求,因為軍隊開進可能會激惱德國人,而德國人似乎早就在等待一個合適的借口……應當先問問柏林:也許這不過是檢驗一下力量?難道哈桑湖事件導致了對日本的戰爭嗎?    
    斯大林走進專供他使用的入口,上樓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在穿過接待室時,他對面色蒼白的波斯克列貝捨夫匆匆說道:    
    「請大家立刻來……」    
    政治局委員們和候補委員們躡手躡腳、小心翼翼地進來了,他們誰也不說話,跟在他們後面的是鐵木辛哥和朱可夫。斯大林沒有同進來的人打招呼,只是沒有特定對像地吩咐道:    
    「同德國大使聯繫一下……」    
    莫洛托夫走了出去。屋子裡是一片令人難受的沉默。波斯克列貝捨夫請來的人在桌邊就坐,他們是安德列耶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加裡寧、什維爾尼克、貝利亞、馬林科夫、沃茲涅先斯基、謝爾巴科夫。莫洛托夫回到屋裡後,感到不僅是斯大林,而且全體「黨的最高層」都在緊張地注視著他。外交人民委員走到自己的座位跟前,用沙啞的嗓音擠出幾句話:    
    「大使通知我們:德國政府已經向我們宣戰了。」莫洛托夫看了一眼手裡的紙片,補充說:「形式上有一個標準的借口:納粹德國決定預先防止俄國人正在準備的進攻……」    
    靜默彷彿變得濃重而又粘滯了。斯大林在桌邊坐下,看了莫洛托夫一眼,他忽然想起,半年以前就在這間屋子裡,莫洛托夫從柏林回來後信心十足地報告說:    
    「希特勒在同英國及其盟國的鬥爭中尋求我們的支持。應當等待他們的對抗尖銳化。希特勒坐臥不安……有一點是清楚的——他不敢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我想我們有時間來鞏固西部的國境線。不過要分外小心,因為我們是在和一個冒險分子打交道……」    
      斯大林又看了一眼莫洛托夫,不過這次是目露凶光了。「我們有時間……」這也算是一個有先見之明的人……心頭的不安越來越強烈。斯大林感到自己被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也許,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和信心不足。「領袖」已經習慣於事態按照他的意志發展。他不想讓這些唯唯諾諾的戰友們看出他的弱點。大家都在等著聽他的看法和吩咐。    
    鐵木辛哥開口了,打破了令人難堪的沉默。    
    「斯大林同志,您允許報告一下局勢嗎?」    
    「說吧。」    
    第一副參謀長瓦圖京中將走進辦公室來。他簡要地報告了局勢,其中沒有多少新消息,在猛烈的炮轟和空襲之後,德軍的大部隊在西北方面和西面的許多地區侵入了蘇聯領土。許多邊防小分隊在第一次戰鬥中就遇上了龐大的德國戰爭機器,他們犧牲了,但沒有放棄陣地。敵人的空軍在不斷地轟炸各個機場。總參謀部眼下也沒有掌握其他更具體的材料。辦公室中所有在場的人甚至沒有料到後來事態的發展有多麼急速而充滿悲劇性。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1)

    不,斯大林在第一天並沒有受到很大的震驚。他顯然有些不知所措,對誰都有氣——他被騙得太苦了——為前景莫測感到擔心。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政治局委員們在他辦公室裡幾乎待了一晝夜,等待著邊境上傳來的消息。他們只是偶爾出去打個電話,喝口茶,活動活動身體。大家都很少說話,都暗自希望這只是暫時的挫折。沒有人懷疑希特勒將遭到應有的回擊。黨的最高級領導成員們可能議論過,邊境地區的惡戰會打上一兩個星期。在一定時期內戰爭可能是陣地戰,直到紅軍給予侵略者毀滅性的回擊為止……    
    馬林科夫的文件夾裡有一份總政治宣傳部的命令草案——《近期內紅軍中政治宣傳的任務》。這是6月中旬總政治宣傳部主任扎波羅熱茨交給他的(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斯大林就用集團軍級政委梅赫利斯代替了扎波羅熱茨)。6月20日,馬林科夫應斯大林之召來到他的辦公室,領受了例行任務之後,就把總政治宣傳部的這份命令交給了「領袖」。這份命令是在總軍事委員會會議和斯大林1941年5月5日給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講話之後著手起草的。「領袖」明顯地暗示:戰爭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必須準備「無條件地粉碎德國法西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這份命令(他終於沒能在戰爭爆發前批准它)提出的主要論點如下:    
    我國所處的新條件和孕育著不測事件的國際形勢,要求我們具有革命的決心和隨時準備轉入對敵人實行毀滅性的進攻……各種形式的宣傳、鼓動和教育工作應貫徹一個目的——從政治上、精神上和軍事上訓練全體人員,準備進行一場正義的、進攻性的、無堅不摧的戰爭……要培養全體人員對敵人的極端仇恨、同敵人搏鬥的強烈願望、準備在敵人的領土上捍衛我們的祖國、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3    
    除馬林科夫外,日丹諾夫也看過這個命令草案。歸根到底,問題不在於命令,而在於政治領導相信我國有能力擊敗任何進攻並粉碎侵略者的信心。命令是按朱可夫在5月份提交斯大林的蘇聯武裝力量戰略部署計劃的精神擬定的。這份計劃裡也談到必須「趕在敵人前面,在原波蘭和東普魯士的領土上擊潰敵人主力」4。總參謀部和總政治宣傳部認為,防禦只能是短時間的:部隊準備進攻,打退敵人的進犯並轉入進攻……因此在戰爭爆發後的頭一兩天裡,黨和軍隊的領導根本沒有災難臨頭的想法。災難彷彿早已被排除在外了。    
    而實際情況卻是這樣。雖然我國最高領導從各種渠道得到過法西斯德國即將進攻的消息,它卻並沒有採取無疑應當採取的步驟:沒有使邊境部隊進入戰備狀態。如果就1號命令的使命而言,那麼它的頒發至少遲了一晝夜。斯大林以及他身邊的人們並不懂得(而軍人又不敢向他詳細解釋:鐵木辛哥壓根兒就畏懼「領袖」),戰備是沒有伸縮餘地的時間參數。一個師從接到警報到緊急動員、集中、行軍並佔據指定的防禦陣地,所需要的時間在4至20小時之間。例如,在西部特別軍區平均需要4至23小時5。而總參謀部在6月22日0點20分才開始發出1號命令。各軍區在1點20分才接收完畢。然後司令員和司令部一起研究文件,擬出必需的命令和指示。這又用去1至1.5小時。實際上,各部隊執行這項命令只剩下不到1個小時了。    
    許多師只是在法西斯強盜轟炸和炮擊後才緊急動員起來。部隊和兵團開始向指定地區開進,一般說來,它們還沒有到達指定地區,就在途中遭遇了德國的坦克縱隊,於是被迫在行進中投入戰鬥。敵人竭盡全力破壞我方的通訊聯絡,使指揮癱瘓。所有的人都完全沒有料到,德國的快速集團在第一天結束時能深入我國領土50至60公里……二線的各路部隊向邊境開進時都遭到敵人空軍的不斷襲擊。敵人的空軍從一開始就掌握了制空權。迎著部隊走來的是連綿不斷的難民群。通訊被切斷了。指揮員們不瞭解局勢。兵團奉命開進的地區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敵人已經取得了戰術上、戰役上以至戰略上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的,情況就是這樣。敵人並沒有取得政治上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由於斯大林罪惡的指揮不當,各部隊就被置於連德軍指揮部最冒險的意圖也能夠如願以償的境地。德國武裝部隊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上將後來寫道:「德軍的進攻使敵人措手不及。敵軍的戰鬥部署從戰術上說是不適應防禦的。他們的部隊在邊境地帶分散在遼闊的地域上,而且被束縛在所駐紮的地區。邊境本身的防衛是薄弱的。」6    
    斯大林忐忑不安地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他並不知道德國統帥部把賭注押在德軍坦克對蘇聯領土縱深進行的猛烈的楔形攻勢上,而不顧在自己後方留下了蘇聯部隊。許多州里的動員工作被破壞了。頭一兩天就有200多座燃料倉庫、彈藥倉庫、其他軍用物資倉庫、以及許多軍醫院落入敵人手中。混亂、缺乏堅定的指揮挫傷了部隊的士氣。由第4集團軍參謀長桑達洛夫上校簽署的1941年6月24日第1號戰報中說:「由於不斷的狂轟濫炸,步兵精神沮喪,防禦並不頑強。往往要由從集團軍司令員起的各兵團指揮官來制止凌亂後撤的分隊,有時是整支部隊,讓它們掉頭再上前線,但是這些措施,有時甚至要使用武器,並不能獲得應有的效果。」7    
    而斯大林卻一直在期待著令人寬慰的消息……    
    6月22日清晨,當提出了由誰來把希特勒德國發動進攻的消息告訴人民的問題時,大家自然都看著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拒絕了。他連想也不想,乾乾脆脆地拒絕了。在歷史文獻中至今流傳著一種看法,認為斯大林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像米高揚在回憶錄裡說的那樣——他心灰意冷,「不知道對人民說什麼好,因為一直在教育人民說不會發生戰爭,即使發生戰爭,敵人也將在他自己的領土上被粉碎等等,而現在必須承認,在戰爭的最初時刻我們正在遭受失敗」。    
    我想,事情並不完全是這樣。決定由誰來對人民發表講話的問題是在凌晨。當時在莫斯科還沒有人知道「在戰爭的最初時刻我們正在遭受失敗」。關於戰爭和戰爭的威脅是經常向人民講的。我們也在準備戰爭。可是戰爭的來臨仍舊出人意料。斯大林在許多方面還不清楚邊境上的事件將如何發展。更可能的是他在沒有搞清楚局勢之前,什麼話也不想對人民說。在此之前,至少是在30年代,斯大林在摸不清重大步驟將對他的地位產生何種影響的時候,是從不採取重大行動的。他總是排除足以動搖他的威信、動搖領袖的威信的冒險行為。    
    22日早晨,斯大林沒有聽到勝利的戰報,他提心吊膽,甚至是心慌意亂,但是他還暗自保留著信心,他相信兩三周之後他將懲罰希特勒的背信棄義,到那時他才在人民面前「露面」(只是四五天後,斯大林才被震驚得喪魂失魄,直到這時他才終於相信,入侵不僅對祖國,而且對他——「英明的、戰無不勝的領袖」,造成了致命的威脅)。證明事情確實如此的有發給各部隊的兩個命令,它們是分別在6月22日晨7點15分和晚9點15分在他的辦公室裡得到批准,並由鐵木辛哥、馬林科夫和朱可夫簽署的。    
    早晨,在決定由莫洛托夫向人民發表講話、同時承認必須在14個軍區轄區內宣佈動員之後,斯大林還不曾意識到這場慘劇的規模有多大,他要求軍人「用毀滅性的打擊粉碎入侵之敵」。鐵木辛哥當即佈置起草在歷史上以總軍事委員會第2號命令著稱的那份文件:    
    列寧格勒軍區、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西部特別軍區、基輔特別軍區、敖德薩軍區軍事委員會:(抄送海軍人民委員)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時,德國空軍無端襲擊並轟炸了西部邊界沿線我方機場及城市。    
    同時,德軍在許多地方開炮轟擊並越過我國邊界。    
    鑒於德國對蘇聯採取聞所未聞的悍然進攻,我命令:    
    1.各部隊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進攻敵軍並將其殲滅在侵犯蘇聯邊界的地區。此後,在未得到特別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隊不得越過邊界。    
    2.用偵察及作戰航空兵確定敵方空軍的集結地及其地面部隊集群。以轟炸航空兵和強擊航空兵的強大打擊將敵空軍消滅在機場上並轟炸其地面部隊的主要集團。航空兵應深入德國領土100至150公里實施打擊。轟炸柯尼斯堡及梅梅爾。在未得到特別指示之前,不得襲擊芬蘭及羅馬尼亞領土。    
    鐵木辛哥、馬林科夫、朱可夫    
    1941年6月22日,7時15分。    
    第2號8            
    這份命令不像是一份軍事文件。其中有斯大林進行政治校訂的痕跡。這是一份表明要對背信棄義的鄰居進行懲罰這樣一種政治意志和堅定意向的文件,它含有並不隱晦的希望,指望戰火也許可以迅速撲滅。否則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未得到特別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隊不得越過邊界」。斯大林在命令「轟炸敵方的主要集團」時,還不知道僅僅在第一天,單是西部特別軍區的部隊就損失了738架飛機,而且其中的528架是在機場上被炸毀的。基輔特別軍區、列寧格勒軍區和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個小時內,德國人就取得了絕對的制空權,僅僅在6月22日一天內就消滅了1200多架飛機!    
    這一天裡作出了許多決定。我再說一遍:斯大林還不知道慘劇的規模有多大。最初的茫然失措和頹喪已經過去。但是他頭腦裡老是縈繞著一個想法:我怎麼會信任希特勒的?他怎麼能愚弄了我?莫洛托夫也真夠可以的!這麼說來,情報機關的許許多多報告,由其他渠道傳來的關於德國在準備進攻和確切的進攻日期的情報都是真實的?這麼說來,如果他聽了巴甫洛夫的話,幾天以前發出使部隊處於完全戰備狀態的指示,許多事情不是都可能會是另一種模樣嗎?斯大林一直覺得,戰友們今天在辦公室裡都一定帶著責備的心情想到他的失誤。他甚至認為,他們對他洞察一切的能力產生了懷疑。這簡直不能忍受!一想到人們(而且不僅僅是在這裡,在克里姆林宮)可能懷疑到他的英明、洞察一切的能力和一貫正確,就感到不能忍受……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2)

    根據鐵木辛哥的提議,波羅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輔三個特別軍區被分別改組成西北方面軍、西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兩天以後,又成立了北方方面軍和南方方面軍。斯大林不斷要求得到邊境情況和執行2號命令所採取的措施的報告。他好幾次當面或者打電話對鐵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圖京說:    
    「你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把邊境的戰鬥情況清清楚楚地報告上來?巴甫洛夫、基爾波諾斯、庫茲涅佐夫(均系方面軍司令員。——本書作者注)都在幹什麼?還有總參謀部在幹什麼?」    
    瓦圖京有兩三次把作戰地圖帶到克里姆林宮。但是並沒有什麼令人寬心的消息。地圖上用紅藍鉛筆仔細地標出我各個集團軍和軍的配置地區、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預備兵團的開進方向。但是卻沒有主要的東西:戰鬥究竟在什麼地方進行?敵人在何處?蘇聯部隊的行動是什麼性質的?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德國部隊已經破壞了我們的指揮和通訊聯絡,而對西方方面軍則幾乎已經使之完全癱瘓了。巴甫洛夫大將在敵人入侵幾小時後就喪失了對本方面軍部隊的指揮線索。德國偵察機幾個月來幾乎不受懲罰的飛行和間諜的報告使德軍指揮部能十分準確地切斷所有的指揮所、通訊線路、機場、倉庫和部隊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擊(空軍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極有成效的。敵人空投的破壞分子破壞了有線通訊。而有線通訊在當時比無線通訊有更大的作用。    
    西北方面的情況也不妙。據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第8集團軍司令員索邊尼科夫(在7至8月間他將出任方面軍司令員,不過只有幾個星期)回憶,「沒有保衛邊界的任何明確的計劃。部隊主要是在築壘地區修建工事,修築機場。各部隊都沒有補足編製。永久性工事沒有修好。當天早晨波羅的海沿岸軍區的飛機就幾乎全部在機場上被燒燬。例如,到6月22日15時,本應支援第8集團軍的混合航空兵師只剩下5至6架飛機了……」有幸經歷了整個戰爭的索邊尼科夫(集團軍司令員、方面軍司令員,再任集團軍司令員、集團軍副司令員)接著痛心地指出,從戰爭行動開始後,「指揮所就從電話和電報上不斷收到關於設置樹枝鹿砦、佈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採取這些措施,後來另一些命令又撤銷了這些措施,之後又肯定這些措施……6月22日深夜,我親自接到軍區參謀長克列諾夫中將斬釘截鐵的命令——6月22日凌晨前將部隊撤離邊界……總的說來,可以感覺到一種神經十分緊張、不協調、不明確、害怕挑起戰爭的氣氛……無論是部隊還是集團軍司令部都沒有補足編製。通訊工具、運輸工具數量也不夠。因此集團軍司令部沒有作戰能力」。9指出這一點的是從戰爭一開始就參加作戰的一名集團軍司令員。而且處於這種狀態的不僅僅是一個集團軍司令員。    
    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著勝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讓人產生希望的消息。這樣的消息不見到來。只要他辦公室的房門一打開,斯大林就迅速抬起頭來,盯著來人的面孔。沒有使人放心的戰報。「領袖」坐立不安。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裡,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為是軍事首長們遲遲不肯行動,猶豫不決,對早晨發往各邊境軍區的命令的意義認識不足。國內戰爭時,他常常作為黨的全權代表被派往各條戰線。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脅及各種行政性措施對司令部及其領導人施加巨大壓力是卓有成效的辦法。情況不明使他感到壓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討論鐵木辛哥帶來的、關於建立統帥部大本營的文件還沒有結束,他就突然站起身來,在辦公室裡踱了個來回,命令道:    
    「緊急派遣大本營有權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軍和西方方面軍去。去巴甫洛夫處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庫利克,去基爾波諾斯處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飛機去。立即出發。」    
    他走到桌邊,環顧了所有在場的人,又堅決而且似乎是用威脅的口吻說:    
    「立即出發。」    
    大家都贊同地點點頭。斯大林覺得,必須由中央不斷發出強大的推動力來激發各司令部和部隊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按照他的倡議和要求,瓦圖京到黃昏時擬好了總軍事委員會的又一份命令(由蘇聯元帥鐵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營是第二天才成立的)。這份命令的草稿經過斯大林仔細修改。被稱為第3號命令的這份文件相當長,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幾段:    
    西北方面軍、西方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及南方方面軍軍事委員會:    
    1.敵人由蘇瓦烏基突出部對奧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區對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拉傑霍夫實施主要打擊,在蒂爾西特、希奧利艾、謝德爾采、沃爾科維斯克方向實施輔助打擊,在6月22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損失,在上述各個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與德國接壤的國境線其他地段上以及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國境全線上,敵人的進攻均被擊退,並遭受重大損失。    
    2.現提出6月23至24日各部隊的最近期任務如下:    
    (1)西北方面軍及西方方面軍應採用集中(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突擊的辦法包圍並殲滅敵方蘇瓦烏基集團,至24日黃昏時佔領蘇瓦烏基地區;    
    (2)西南方面軍應以若干機械化軍和全部空軍,以及第5、第6集團軍其他部隊的集中而強大的突擊包圍並殲滅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及布羅德方向上進攻的敵軍集團。到6月24日黃昏時佔領盧布林地區……    
    接著命令具體規定了根本不實際的進攻任務。斯大林親自口授的第4點說:    
    在從波羅的海直至與匈牙利接壤的國境線上,我允許越過國境線以及不受國境線限制的行動。十    
    三次使用「國境線」一詞的句子結構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這個命令由鐵木辛哥、馬林科夫和朱可夫簽署。儘管朱可夫已經飛往基輔,斯大林仍舊命令署上他的名字。    
    戰爭的第一個晝夜快結束了。斯大林還希望從縱深開進的兵團會阻止,然後粉碎入侵的德國部隊。而且到晚上10點鐘時,瓦圖京帶來了總參謀部的戰報,其中讓人放心地歸納說:「紅軍野戰部隊的先頭部隊到達後,德軍在國境線大部分地段的進攻已被擊退,並蒙受損失。」紒紜矠大家有點活躍起來了,甚至是喜氣洋洋。斯大林和他辦公室裡所有的人還不知道,德軍在許多地方一晝夜間突入蘇聯領土達數十公里。    
    從23日早晨起,斯大林還抱有的幻想開始迅速煙消雲散。他兩次試圖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聯繫。但兩次西方方面軍司令部都簡單地回答說:「司令員下部隊了。」從方面軍參謀長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將處也得不到一點確切的消息。於是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猜測:司令部失去了對部隊的指揮,而且控制不了事態的悲劇性發展。    
    而西方方面軍司令部的確在一晝夜之後失去了對部隊的指揮。我在這裡引用兩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裡擬就並簽發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風格和書寫法):    
    第5352號密碼電報    
    6月23日20點05分    
    第10集團軍司令員:    
    機械化軍為何不進攻?誰的過錯。立即行動起來,不要驚慌失措,而要指揮。應當有組織地打擊敵人,而不是無指揮地亂跑。您應當知道每個師的位置,何時採取何種行動及其結果……    
    巴甫洛夫,福米內赫紒紝矠    
    這位還能任職僅僅一周的方面軍司令員從司令部所獲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戰爭爆發後的第4天才明白了:敵軍的快速集團兩三天後就能從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亞韋斯托克突出部作戰的方面軍所屬第3和第10集團軍各部隊處境艱難。它們受到兩翼迂迴,一部分甚至被敵軍繞到了後方。在這種情況下,巴甫洛夫決定退卻看來是正確的,因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還留有一條50至60公里寬的走廊。但要實現這個決定卻極其困難。這個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將在這場戰爭中籤署的為數不多的命令之一。這場戰爭對他來說只持續了一周多一點時間,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個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這個命令:    
    第13、第10、第3及第4集團軍司令員:    
    今天,即6月25至26日夜間,不晚於21點開始退卻,各部應做好準備。以坦克為前衛,騎兵及強大的反坦克防禦部隊為後衛。    
    這次行軍應在強有力的後衛掩護下,晝夜兼程疾進。在遼闊的戰線上甩掉敵人……應在一晝夜間一舉躍出60公里以上……允許各部隊充分徵用當地工具並徵集任何數量的馬拉大車……    
              西方方面軍司令員 巴甫洛夫大將    
    	          西方方面軍軍事委員 波諾馬連科    
    	          西方方面軍參謀長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    
    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卻的最後路線時,並不知道部隊已經沒有燃料和運輸工具了,它們在戰鬥的最初幾天裡被敵人奪走或是被摧毀了。各兵團零亂的退卻是在德軍空軍握有制空權、敵軍的快速集團迅速迂迴運動的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寬心的消息是沒有根據的。事態的悲劇性發展日益加劇。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3)

    根據鐵木辛哥的提議,波羅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輔三個特別軍區被分別改組成西北方面軍、西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兩天以後,又成立了北方方面軍和南方方面軍。斯大林不斷要求得到邊境情況和執行2號命令所採取的措施的報告。他好幾次當面或者打電話對鐵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圖京說:    
    「你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把邊境的戰鬥情況清清楚楚地報告上來?巴甫洛夫、基爾波諾斯、庫茲涅佐夫(均系方面軍司令員。——本書作者注)都在幹什麼?還有總參謀部在幹什麼?」    
    瓦圖京有兩三次把作戰地圖帶到克里姆林宮。但是並沒有什麼令人寬心的消息。地圖上用紅藍鉛筆仔細地標出我各個集團軍和軍的配置地區、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預備兵團的開進方向。但是卻沒有主要的東西:戰鬥究竟在什麼地方進行?敵人在何處?蘇聯部隊的行動是什麼性質的?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德國部隊已經破壞了我們的指揮和通訊聯絡,而對西方方面軍則幾乎已經使之完全癱瘓了。巴甫洛夫大將在敵人入侵幾小時後就喪失了對本方面軍部隊的指揮線索。德國偵察機幾個月來幾乎不受懲罰的飛行和間諜的報告使德軍指揮部能十分準確地切斷所有的指揮所、通訊線路、機場、倉庫和部隊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擊(空軍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極有成效的。敵人空投的破壞分子破壞了有線通訊。而有線通訊在當時比無線通訊有更大的作用。    
    西北方面的情況也不妙。據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第8集團軍司令員索邊尼科夫(在7至8月間他將出任方面軍司令員,不過只有幾個星期)回憶,「沒有保衛邊界的任何明確的計劃。部隊主要是在築壘地區修建工事,修築機場。各部隊都沒有補足編製。永久性工事沒有修好。當天早晨波羅的海沿岸軍區的飛機就幾乎全部在機場上被燒燬。例如,到6月22日15時,本應支援第8集團軍的混合航空兵師只剩下5至6架飛機了……」有幸經歷了整個戰爭的索邊尼科夫(集團軍司令員、方面軍司令員,再任集團軍司令員、集團軍副司令員)接著痛心地指出,從戰爭行動開始後,「指揮所就從電話和電報上不斷收到關於設置樹枝鹿砦、佈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採取這些措施,後來另一些命令又撤銷了這些措施,之後又肯定這些措施……6月22日深夜,我親自接到軍區參謀長克列諾夫中將斬釘截鐵的命令——6月22日凌晨前將部隊撤離邊界……總的說來,可以感覺到一種神經十分緊張、不協調、不明確、害怕挑起戰爭的氣氛……無論是部隊還是集團軍司令部都沒有補足編製。通訊工具、運輸工具數量也不夠。因此集團軍司令部沒有作戰能力」。9指出這一點的是從戰爭一開始就參加作戰的一名集團軍司令員。而且處於這種狀態的不僅僅是一個集團軍司令員。    
    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著勝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讓人產生希望的消息。這樣的消息不見到來。只要他辦公室的房門一打開,斯大林就迅速抬起頭來,盯著來人的面孔。沒有使人放心的戰報。「領袖」坐立不安。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裡,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為是軍事首長們遲遲不肯行動,猶豫不決,對早晨發往各邊境軍區的命令的意義認識不足。國內戰爭時,他常常作為黨的全權代表被派往各條戰線。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脅及各種行政性措施對司令部及其領導人施加巨大壓力是卓有成效的辦法。情況不明使他感到壓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討論鐵木辛哥帶來的、關於建立統帥部大本營的文件還沒有結束,他就突然站起身來,在辦公室裡踱了個來回,命令道:    
    「緊急派遣大本營有權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軍和西方方面軍去。去巴甫洛夫處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庫利克,去基爾波諾斯處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飛機去。立即出發。」    
    他走到桌邊,環顧了所有在場的人,又堅決而且似乎是用威脅的口吻說:    
    「立即出發。」    
    大家都贊同地點點頭。斯大林覺得,必須由中央不斷發出強大的推動力來激發各司令部和部隊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按照他的倡議和要求,瓦圖京到黃昏時擬好了總軍事委員會的又一份命令(由蘇聯元帥鐵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營是第二天才成立的)。這份命令的草稿經過斯大林仔細修改。被稱為第3號命令的這份文件相當長,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幾段:    
    西北方面軍、西方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及南方方面軍軍事委員會:    
    1.敵人由蘇瓦烏基突出部對奧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區對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拉傑霍夫實施主要打擊,在蒂爾西特、希奧利艾、謝德爾采、沃爾科維斯克方向實施輔助打擊,在6月22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損失,在上述各個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與德國接壤的國境線其他地段上以及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國境全線上,敵人的進攻均被擊退,並遭受重大損失。    
    2.現提出6月23至24日各部隊的最近期任務如下:    
    (1)西北方面軍及西方方面軍應採用集中(原文如此。——本書作者注)突擊的辦法包圍並殲滅敵方蘇瓦烏基集團,至24日黃昏時佔領蘇瓦烏基地區;    
    (2)西南方面軍應以若干機械化軍和全部空軍,以及第5、第6集團軍其他部隊的集中而強大的突擊包圍並殲滅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及布羅德方向上進攻的敵軍集團。到6月24日黃昏時佔領盧布林地區……    
    接著命令具體規定了根本不實際的進攻任務。斯大林親自口授的第4點說:    
    在從波羅的海直至與匈牙利接壤的國境線上,我允許越過國境線以及不受國境線限制的行動。十    
    三次使用「國境線」一詞的句子結構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這個命令由鐵木辛哥、馬林科夫和朱可夫簽署。儘管朱可夫已經飛往基輔,斯大林仍舊命令署上他的名字。    
    戰爭的第一個晝夜快結束了。斯大林還希望從縱深開進的兵團會阻止,然後粉碎入侵的德國部隊。而且到晚上10點鐘時,瓦圖京帶來了總參謀部的戰報,其中讓人放心地歸納說:「紅軍野戰部隊的先頭部隊到達後,德軍在國境線大部分地段的進攻已被擊退,並蒙受損失。」紒紜矠大家有點活躍起來了,甚至是喜氣洋洋。斯大林和他辦公室裡所有的人還不知道,德軍在許多地方一晝夜間突入蘇聯領土達數十公里。    
    從23日早晨起,斯大林還抱有的幻想開始迅速煙消雲散。他兩次試圖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聯繫。但兩次西方方面軍司令部都簡單地回答說:「司令員下部隊了。」從方面軍參謀長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將處也得不到一點確切的消息。於是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猜測:司令部失去了對部隊的指揮,而且控制不了事態的悲劇性發展。    
    而西方方面軍司令部的確在一晝夜之後失去了對部隊的指揮。我在這裡引用兩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裡擬就並簽發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風格和書寫法):    
    第5352號密碼電報    
    6月23日20點05分    
    第10集團軍司令員:    
    機械化軍為何不進攻?誰的過錯。立即行動起來,不要驚慌失措,而要指揮。應當有組織地打擊敵人,而不是無指揮地亂跑。您應當知道每個師的位置,何時採取何種行動及其結果……    
    巴甫洛夫,福米內赫紒紝矠    
    這位還能任職僅僅一周的方面軍司令員從司令部所獲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戰爭爆發後的第4天才明白了:敵軍的快速集團兩三天後就能從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亞韋斯托克突出部作戰的方面軍所屬第3和第10集團軍各部隊處境艱難。它們受到兩翼迂迴,一部分甚至被敵軍繞到了後方。在這種情況下,巴甫洛夫決定退卻看來是正確的,因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還留有一條50至60公里寬的走廊。但要實現這個決定卻極其困難。這個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將在這場戰爭中籤署的為數不多的命令之一。這場戰爭對他來說只持續了一周多一點時間,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個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這個命令:    
    第13、第10、第3及第4集團軍司令員:    
    今天,即6月25至26日夜間,不晚於21點開始退卻,各部應做好準備。以坦克為前衛,騎兵及強大的反坦克防禦部隊為後衛。    
    這次行軍應在強有力的後衛掩護下,晝夜兼程疾進。在遼闊的戰線上甩掉敵人……應在一晝夜間一舉躍出60公里以上……允許各部隊充分徵用當地工具並徵集任何數量的馬拉大車……    
              西方方面軍司令員 巴甫洛夫大將    
    	          西方方面軍軍事委員 波諾馬連科    
    	          西方方面軍參謀長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    
    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卻的最後路線時,並不知道部隊已經沒有燃料和運輸工具了,它們在戰鬥的最初幾天裡被敵人奪走或是被摧毀了。各兵團零亂的退卻是在德軍空軍握有制空權、敵軍的快速集團迅速迂迴運動的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寬心的消息是沒有根據的。事態的悲劇性發展日益加劇。    
    此後幾天內,特別是到月底時,斯大林終於意識到了致命威脅的規模,他在一段時間裡簡直喪失了自制力,處於精神極其壓抑的狀態。文件和當時見過「領袖」的人的證詞表明,6月28至30日,斯大林極為沮喪和震驚,以致不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認真的領導者。他的精神危機是深刻的,雖然為時不算太久。而在這次危機到來之前,他曾試圖採取一些措施,發佈某些命令,嘗試過給最高指揮機構打氣。在23日早晨討論成立武裝力量統帥部大本營時,他出乎大家意料,打斷了討論,建議在大本營下設立常任顧問室。馬林科夫和鐵木辛哥正在起草文件,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可是並沒有表示異議。斯大林迅速地口述了常任顧問的名單。我在這裡準確地引用這份名單,而且是按斯大林建議的原本。    
    在大本營下設立大本營常任顧問室,成員有庫利克元帥、沙波什尼科夫元帥、梅列茨科夫、空軍司令日加廖夫、瓦圖京、防空司令沃羅諾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沃茲涅先斯基、日丹諾夫、馬林科夫、梅赫利斯等同志紒紟矠。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4)

    作為政府決議發出的這份決定由波斯克列貝捨夫簽署後,用電報發給各軍區和方面軍。是的,該室只存在了兩星期,就悄悄地「壽終正寢」了,沒有來得及發揮作用。    
    我想,應當算作斯大林和總參謀部戰前失誤的還有事先不曾仔細地研究成立戰時領導國家的特別機構——國防委員會,以及武裝力量的最高戰略領導機構——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問題。這兩個機構是在戰爭已經開始之後才成立的。此外,總參謀部也被削弱了,我想提醒一句,總參謀長就接連換了三個。這些失誤,還有其他的許多疏漏立刻就尖銳地顯示出來了。    
    從各方面軍司令部來的零星消息、航空偵察所得資料和大本營全權代表的報告使斯大林陷入極端的惘然若失的狀態。在聽取瓦圖京的例行報告時,他本人感受到幾乎是令人麻木的驚慌不安。瓦圖京字斟句酌,低聲報告西方方面軍和西北方面軍試圖進行反擊,但空中掩護薄弱,行動不協調,炮火保障很差,因此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部隊受到了巨大損失,繼續退卻。而且往往是凌亂的後撤。瓦圖京補充說,處境特別艱難的是第3和第10集團軍各部。它們實際上已經被包圍。德軍的坦克縱隊已逼近明斯克。    
    「您說什麼?逼近明斯克?!您怕是搞錯了吧?!您這是從哪兒來的消息?」    
    「不是,我沒有搞錯,斯大林同志,」瓦圖京仍舊聲音不高,用歉意的口吻回答說。「總參謀部派到部隊去的代表的報告和航空偵察的材料是一致的。今天可以說,一線部隊沒能在國境線上阻住敵人並保證後續部隊的展開。西方方面軍的戰線實際上已經被突破了……」    
    6月23日、24日、25日,更不消說26日,斯大林已經料到邊境上的戰鬥失敗了,可是五六天裡怎麼會讓德軍深入蘇聯國土150至200公里?!這簡直不可理解!巴甫洛夫、庫利克、沙波什尼科夫是幹什麼的?總參謀部為什麼不去指揮部隊?難道真是大禍臨頭了嗎?軍人們一聲不響,聽著斯大林惡狠狠的、令人難堪的嘮叨,等到終於得到准許時,趕緊返回自己的總參謀部去了。    
    斯大林並不知道,戰爭的最初幾天裡,各條戰線都是亂糟糟的,有時簡直是一片混亂。司令部不斷發出新的命令和指示,而這些命令和指示又都落後於急速變化的形勢。不僅處境危殆的西方方面軍是這樣,而且其他各方面軍的情況也是這樣。第8機械化軍軍長裡亞貝捨夫後來回憶戰爭的最初幾天時(在專送總參謀部的報告裡)說:「直到22日10時,我才接到26集團軍司令員的命令,讓我軍在桑博爾市以西集結……我們行軍80公里後,在23時到達指定的集結地區,而在22時30分又接到新的命令:23日12時前,我軍應開到利沃夫以東25公里處。這天下午,已劃歸第6集團軍的我軍又奉命開到亞沃羅夫地區……我們趕到了。23時,西南方面軍司令員的命令又給我們提出了新任務:開進到布羅德地區,26日早晨在別列斯捷奇科方向對敵人實施突擊。而在此以前,我軍一晝夜半中行軍300公里……6月25日,第8機械化軍在布羅德地區集結。早晨轉入進攻,獲得局部勝利,但整個說來沒有完成任務。燃料耗盡了。空中只有德軍飛機。27日4時,我們接到新的命令:全軍後撤,作為方面軍的預備隊。我們開始後撤。6時40分來了新命令:向布羅德—杜布諾方向對敵人實施突擊。但部隊已經開始後撤。10時,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軍級政委H·H·瓦舒金來到軍指揮所。他以槍決相威脅,要求我執行命令。但部隊已被包圍。後來查明,方面軍司令部原定的進攻已經取消了……直到7月2日,我們以兩個師的兵力據守時,才得知進攻的命令早已取消了……我們各部隊分別突圍出來。按照方面軍司令部的命令撤退到普羅斯庫羅夫地區。我們向日托米爾的方面軍司令部送去報告,但該市已被敵軍佔領……」據裡亞貝捨夫證實,由於戰鬥和不停的調動,「撤到第聶伯河左岸的只有不超過10%的坦克和21%的裝甲車輛。後來該軍即被解散……」。紒紡矠    
    我簡短地複述了不為不英勇的裡亞貝捨夫將軍傷心的故事。但在戰爭的最初幾天和幾個星期中,最高領導和方面軍領導被出乎意料的事態發展嚇呆了,以自己並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舉動增添了混亂。沒完沒了的調動、缺乏靈活的協同動作、失去對各兵團的指揮能力以及不瞭解真實情況,只能加劇部隊原來已經十分危急的處境。戰前的年代裡軍隊失去了首腦,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僅僅有蘇聯士兵的自我犧牲、堅毅不屈、為被敵人佔去的土地甘灑熱血的精神是不夠的。    
    戰前的失算、指導能力不強、害怕挑釁、許多新提拔的指揮員和司令員訓練不夠,使得軍隊和防務都很虛弱,難以駕馭,以致很快就喪失了自信心。報紙介紹了邊防軍人的英勇氣概、航空兵和坦克兵的功績,報道了全國奮起抗擊敵人的情景……這些都是真實的。但是在前線——這是不能對人民隱瞞的——慘劇日益逼近。斯大林感到全國都在看著他這位「領袖」,他和伏羅希洛夫一起曾經一再向蘇聯人民保證紅軍有能力粉碎任何敵人。在這些日子裡,他的「鋼鐵」意志劇烈地變形了,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能振作起來。有時他似乎覺得已經是走投無路了。當瓦圖京在例行報告中,在地圖上指出第8和第11集團軍沿著不同的方向撤退時,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方面軍和西北方面軍之間的一個130公里寬的大缺口!西方方面軍的主力不是被包圍,就是被擊潰了。而西南方面軍眼下還能屹立不動。他斯大林怎麼會不聽專家的意見,批駁了最可能的主要打擊方向就是西方方面軍的看法呢?他怎麼會一時糊塗了呢?為什麼人們沒有說服他呢?希特勒在歐洲的所有戰爭中都是直撲首都,以便盡快迫使對手投降。為什麼軍人們沒有讓他注意德國人戰略的這個特點呢?現在只好對部隊做大規模的調整。然而時間緊迫!    
    斯大林煩躁不安,對人嚴厲,不時召見一些人,有時則獨自呆在別墅或辦公室裡,一連幾個小時不見動靜。鐵木辛哥人民委員同時被任命為大本營首腦,他感到這個職務十分尷尬。周圍的人們也明白,實際的領導作用和全部權力反正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而他的舉止卻火氣大得有些反常;大家都看出了他的壓抑和極端憂鬱。斯大林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也傳染了總參謀部的領導。結果在最初的三四天裡沒有如實地權衡正在形成的局面(直到6月25至26日才一本正經地談到防禦,談到修築防禦地區,動用預備隊。大本營給部隊發出的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只能被認為是在絕望和不瞭解情況下作出的姿態,是一種不擇手段、不計場合而只求取得些許成功的意願。我在這裡引用大本營的幾份文件,它們表明大本營干預的是戰術問題,而不是戰略問題。    
    西方方面軍司令員巴甫洛夫同志:    
    拉庫夫地區敵軍坦克已無油料。大本營曾命令立即對敵坦克加以包圍並殲滅之。為此動用第21步兵軍及第2、第44步兵軍之一部。應立即抓住敵人並擊破之。為空中進行打擊做好準備。    
    1941年6月28日紒綷矠    
    為了解決戰術任務而建議動用三個步兵軍的兵力?!如果考慮到這些日子裡方面軍的處境,那就不難看出,這份命令也同其他許多類似的命令一樣,是無法執行的。    
    再看大本營的另一份文件。    
    西北方面軍司令員:    
    人民委員曾命令由您負責不遲於今天傍晚將敵人逐出德文斯克,毀掉橋樑並牢固地佔領防禦陣地,不讓敵軍在德文斯克地區渡到西德維納河北岸。為加強進攻部隊,可使用由112步兵師調來的加強步兵團。如果KB式坦克已經到達,則至少使用一個排以加強攻擊力量並掃射敵軍火力點。6月28日21時報告執行情況。    
    1941年6月28日紒□矠    
    我們看到,大本營連使用一個坦克排的兵力都做了規定……    
    斯大林夜間回到近郊的別墅後,就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和衣躺在長沙發上。可是他不能入睡。他起身走過客廳、飯廳。在列寧像的上方依舊亮著一盞電燈。漆成仿橡樹的深色牆壁恰好映襯著斯大林陰沉的情緒。他漫無目的地在幾個房間裡走了走,瞟著電話機(別墅裡有三架克里姆林宮的「自動電話」,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是在等待著,同時又害怕聽到可怕的新消息。他打開值班助理的房門:裡面坐著的是魯緬采夫少將。他急忙站起身來,探詢地看著斯大林。別墅主人用茫然的目光掃視了一下將軍的身影,輕輕地關上門,又走回自己房裡去了。    
    斯大林在掛著窗簾的窗縫邊站了一會兒,注視著夜間花園的輪廓。不知為什麼他突然想起了圖哈切夫斯基很久以前寫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話:「未來的戰爭將是發動機的戰爭。裝甲坦克部隊的集中可以形成強大的突擊拳頭,要抗禦它們是很不容易的。」這個人很聰明,然而他想搞宮廷政變……如果讓圖哈切夫斯基處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許很多事情就會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現在想這個有什麼用?斯大林驅開了往昔的陰影,希望一覺解千愁,但是「睡夢」難成:現實太令人膽戰心驚了。    
    斯大林仍舊不能平靜下來。米高揚關於1941年6月最後幾天裡斯大林舉止的敘述在我看來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回憶錄裡說,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貝利亞、沃茲涅先斯基,還有他——米高揚,決定向斯大林建議成立國防委員會,把國家的全部權力都集中在它手裡。國防委員會應當由斯大林來領導。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5)

    大家決定上他那兒去。他當時在近郊的別野裡。    
    這時,莫洛托夫說,斯大林這樣垂頭喪氣,他對一切都沒有興趣,喪失了主動精神,心情很壞。沃茲涅先斯基聽了這些話非常生氣,他說:「維亞切斯拉夫,你來領頭,我們跟著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舊這樣一蹶不振的話,那就由莫洛托夫來領導我們,我們就跟他走。我們相信我們能組織好防禦,能夠真正地大戰一場。我們並沒有什麼消沉情緒。    
    我們來到斯大林的別墅。他正在小飯廳裡,坐在圈椅上。他看著我們,問道:「你們來幹什麼?」他的神色有點奇怪,他提的這個問題也有點奇怪。要知道本來應當是他來召集我們的。    
    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說,應該集中權力,以便迅速地解決各種問題,盡快把全國都動員起來。這樣一個機構應當由斯大林來領導。斯大林驚異地看了大家一眼,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好吧,」他說道紒紮矠。    
    我們每一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彷彿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外部世界和封閉的、往往是神秘莫測的內心世界——之中。外部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而認識內心世界則要困難一些。如果能夠認識一個人內心世界的某些東西,那麼對他的整個為人也就更加瞭解了。對斯大林來說,正在逼近的這場災難不僅是對我國每個公民能夠造成的那種危害,還是斯大林以之自許的人間上帝的毀滅。「領袖」正在從比其他人更大的高度上跌落下來。對於一個相信自己是出類拔萃、有洞察力、負有特殊使命的人來說,腳下出現的裂隙確實是一個無底深淵。斯大林處於深刻的精神震盪之中,幾乎到了麻木的地步,這樣過了幾天,他才開始清醒過來。    
    斯大林可能認為,幾乎全體政治局委員到他這兒來是否打算撤銷他的全部職務?甚至是想逮捕他?因為最方便的就是把一切過失都「推卸給」一個人。他斯大林早就相信,任何失誤和失敗都應當有一頭「替罪羊」。應當讓人們出出氣,把有過失的人痛罵一頓。但斯大林在他的戰友們心中的威望太高了,以致他們好像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想法。斯大林甚至在「垂頭喪氣」(按莫洛托夫的說法)的時候,在他們眼裡也是偉大的。如果他們讀過別爾嘉耶夫的書,他們就會想起他的這樣一段話:「一個人只能從高處跌落,所以一個人的跌落本身就表明他的偉大。」紒□矠這種偉大是他們自己為「領袖」塑造的,而現在則希望他仍舊留在原來的高處並領導他們。    
    大本營和總參謀部試圖在擊潰西方方面軍的德軍進攻的道路上投入第13、19、20、21和22集團軍,加上突圍出來的殘部,建立一道新防線。一度喪失了自制力的斯大林忽然由冷漠消沉一變而為精神亢奮,6月29日他兩次突然來到國防人民委員部。他惡言惡語地把一切都歸咎於各個軍事領導人。    
    斯大林面容消瘦、蒼白,下眼泡發腫,眼睛由於不眠而佈滿血絲……他終於意識到了懸在全國、以及作為「領袖」的他本人頭上的巨大危險的份量。如果不採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不動員一切力量,德國人幾個星期之後就可能打到莫斯科。可以證明斯大林試圖振作起來、控制局勢的最初幾個步驟對他來說也許是很普通的:他著手撤換軍事首長。6月30日,聯共(布)中共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決定成立國防委員會,由斯大林領導。國防委員會主席握有無限的權力。祖國面臨的致命危險要求集中每一個人的努力。他就任新職後第一步就是撤掉西方方面軍司令員巴甫洛夫大將的職務,並任命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來接替他。同一天,西北方面軍司令員庫茲涅佐夫上將下令各部隊從西德維納河一線後撤並佔據奧斯特羅夫、普斯科夫和謝別日築壘地帶。斯大林一接到方面軍司令員這項命令的報告,立即將這位上將撤職。新任方面軍司令員索邊尼科夫少將接到斯大林的命令:「恢復原先的態勢;回到西德維納河一線去。」凌亂後撤的部隊接到新命令後,既無法進攻,又無法防禦。敵人察覺了這種混亂,對第8和第27集團軍的接合部實行突擊並突破了防線……這些消息並不能增強國防委員會主席的信心,他既不能獲得心理上的平衡,又找不到一條正確的行動路線,以便賦予各戰略指揮機構在那些悲劇性的日子裡迫切需要的信心,使它們能夠堅定不移和深思熟慮。    
    克勞塞維茨關於危險和統帥心理表現的相互關係有一段精闢的論述。這位德國思想家在《戰爭論》中說:將領的智慧在危險中才顯露出來。「直接感覺到自己及其他人所面臨的巨大危險會干擾清醒的理智——這是人之常情」。但克勞塞維茨立即補充說,偉大的統帥則相反,危險反倒會使他的智慧和意志更敏銳地表現出來。「在一個普通人身上,危險和責任感不會增加他精神的自由和積極性,相反,會使他感到沮喪,因此,如果這種感受使得判斷力更加活躍,更加敏銳,那麼我們看到的無疑是一個氣魄宏偉的人」。紓紛矠    
    今天可以這樣說:在戰爭初期,斯大林沒有表現出這種「宏偉氣魄」,而這種氣魄在當時是非常需要的。許許多多註明日期為6月底的大本營文件,並沒有為歷史記錄下斯大林為堅決掌握局勢而採取的某些強有力的措施、步驟和行動。他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被這股急流捲裹著,身不由己。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支撐點,以便站立起來,振作起來……    
    戰前他是個毫無過失的人間上帝,如今卻是在僅僅一周之內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計劃、構想、戰略估計統統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領袖」,兩者之間真有霄壤之別……這是連斯大林這樣有堅強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大約是在等待他的親信、軍事領導和人民把種種不滿向他發洩,因為他是各種失誤、輸掉同希特勒的這場「賭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軍隊幹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禍首……但是蘇聯人民在致命的危險時刻站得很高,他們並不要同自己的領袖算賬。蘇聯人民的「宏偉氣魄」是如此崇高,在這悲慘的時刻,他們並沒有著眼於找出造成這種局面的罪人。人民經驗的智慧要求把這件事交給歷史去做。著名的俄羅斯哲學家尼·奧·洛斯基寫道:「俄國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個階層中,順便說說,都表現為不記仇。」紓紜矠    
    斯大林心理上震驚的頂點是他對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應。斯大林看完總參謀部早間戰報就到自己別墅去了,他幾乎一整天都沒有到克里姆林宮來。莫洛托夫和貝利亞去找他。沒有資料說明這「神聖的」三位一體談了些什麼。但斯大林很難接受戰爭開始才一星期白俄羅斯首都就淪入敵人鐵蹄之下的想法。在這裡我想向讀者介紹一件事,對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認的。    
    70年代後期,大約在1976年或是1977年,我參加了以蘇聯元帥基·謝·莫斯卡連科為首的視察組。我們在高爾基市住了幾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帥匯報對我們所視察的部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檢查情況。匯報之後,我們有幾次談起莫斯卡連科的回憶錄和他對我國歷史的某些問題的看法。有一次在談話中我向元帥提出了一個長期折磨我的問題:    
    「基裡爾·謝苗諾維奇,為什麼您在書裡沒有提到您大約20年前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講過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這是事實?」    
    「什麼事?您指的是什麼?」元帥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1941年7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會見保加利亞大使伊萬·斯塔緬諾夫的事。」    
    莫斯卡連科看著窗外沉默了許久,後來他說:    
    「現在還不是談這些事的時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夠加以檢驗的……」    
    「可是您認為貝利亞的話是可信的嗎?」    
    「他關於這件事所說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開脫……而且處在他當時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對罪犯沒有什麼好處的事情來……」    
    為了讓讀者明白這裡談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1957年7月2日,蘇聯國防部開過一次黨的積極分子會議,討論蘇共中央「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反黨集團」的信件。朱可夫做了報告。發言的有高級將領科涅夫、馬利諾夫斯基、庫茲涅佐夫、涅傑林、巴格拉米揚、韋爾希寧、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熱爾托夫等人。莫斯卡連科發言時曾說:    
    在審理貝利亞案件時,我和總檢察長魯堅科同志一起聽到了貝利亞的供詞,據他供稱……早在1941年,斯大林、貝利亞和莫洛托夫曾經在辦公室裡討論過蘇聯向法西斯德國投降的問題——他們商量把蘇聯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摩爾達維亞和其他共和國的部分領土送給希特勒。而且他們試圖通過保加利亞大使和希特勒接觸。這可是任何一個俄國沙皇都沒有幹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亞大使站得比這些領導人要高些,他對他們說,希特勒永遠不能戰勝俄國人,讓斯大林不要為此擔心紓紝矠。    
    


第二部第八章 喪魂失魄(6)

    莫斯卡連科終於慢慢地談起來了……元帥回想著貝利亞的供詞說,在這次同保加利亞大使見面時,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語。談話的始終是莫洛托夫。他請大使同柏林聯繫一下。據貝利亞說,莫洛托夫把自己關於停止戰爭行動和割讓大片領土(波羅的海沿岸、摩爾達維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議稱為「可能締結的第二個布列斯特條約」。既然列寧當年有勇氣邁出這一步,我們今天也打算這樣做。大使拒絕為這件可疑的事情充當中間人,他說:「哪怕你們退到烏拉爾,你們反正也會取勝。」    
    莫斯卡連科若有所思地說,「很難絕對肯定事情確是如此。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至7月初的那些日子裡處於絕望狀態,他坐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對貝利亞來說,捏造這一切未必有什麼好處,再說,前保加利亞大使在和我們談話時也肯定了這個事實……」    
    有的是機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頭的和保存在檔案中的書面證詞。這是歷史上的機密還是捏造——對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不過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懼的現實「壓得喘不過氣來」,在戰爭的最初兩周內顯然沒有表現出我國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在戰爭勝利以後長期而又不厭其煩地宣揚的那種「宏偉氣魄」。真正的領袖、統帥,一般說來都正是在極其危險的時刻,在極端異常的環境中,在歷史的危急關頭表現出「宏偉氣魄」的。在普通條件下當一個英雄、天才、偶像要簡單得多。正如塔爾列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不過問題正在於庫圖佐夫在非同尋常的情況下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蘇沃洛夫在攻佔伊茲梅爾的那個夜間看到他在自己的崗位上;俄羅斯人民在1812年非同尋常的事件來臨時,看到他在自己的崗位上。」紓紞矠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講話。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聯繫在一起。很可能正是這一點幫助斯大林擺脫了心理上的震盪。直到7月3日,國防委員會主席才決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我要順便指出一點:正是在這一天晚上,德國將軍哈爾德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說,我們已經在14天內打贏了對俄國的戰爭,這並不是誇大其詞。」這個德國人顯然過於匆忙了:戰爭才剛剛開始。許多人已經明白,戰爭將是十分艱難而長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講稿。對他來說,最大的困難是要找到一些詞句和論據來向人民解釋已經發生的種種事情:失敗、入侵、蘇德條約的破產。在講稿的頁邊空白處有斯大林用鉛筆寫的標註:「為什麼?」、「敵人必將被粉碎」、「應該做些什麼?」。這看起來像是國家的頭號人物發表綱領性演說的提綱。斯大林在講話中陳述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6月29日決議的基本觀點。    
    斯大林在講話中用了許多時間來解釋,實際上是替自己辯解,為什麼德軍能夠侵佔立陶宛、拉脫維亞,以及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愛沙尼亞的部分領土。最後這一切都歸結為一句話:「問題在於德國是發動戰爭的國家,它的軍隊已經全面動員,德國用來對付蘇聯的170個師已經開進到蘇聯的邊界上,而且處於充分準備的狀態,只是在等待出動的信號,而蘇聯軍隊則需要動員和向國境線開進。」斯大林說的敵人的精銳師團已被擊潰是明顯的謊話,他還謊稱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國的突然進攻……斯大林在談到蘇德條約時,隻字不提丟人的「友好和邊界」條約,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許許多多致命的失誤——這都是很自然的。當斯大林說到應當「按戰時軌道來改造我們的全部工作」時,他的口氣已經堅定多了。他首次把這場戰爭稱為「衛國戰爭」,號召「建立游擊隊」,「對一切擾亂後方分子、逃兵、驚惶失措分子和造謠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第一次公開表示希望在反對希特勒的法西斯軍隊的鬥爭中,把歐洲和美洲各國人民的努力聯合起來。國防委員會主席在結束講話時,宣佈「國防委員會已經開始自己的工作,它號召全國人民團結在列寧和斯大林黨的周圍……」紓紟矠。    
    斯大林已經習慣於由他自己來說「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了,而人民對此也習以為常了。由於人民對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講話起了重要的動員作用,彷彿是簡單明瞭地回答了人民為之苦惱的各種問題。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當時能看得比較深刻,而且看出戰爭初期的悲劇是斯大林專權的結果。不計其數的犧牲是「一貫正確的人」一再失誤的結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許多錯誤和嚴重的罪行,但是由於他所創立的體制,這些錯誤和罪行在人們的觀念中卻離奇地變成了救世主的豐功偉績。戰爭初期的悲劇的主要罪犯之一,準確地說,罪魁禍首,卻居然繼續體現著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    
    後代人只會感到驚奇,蘇聯人民的氣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經歷了戰爭最初幾周的慘劇之後還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勝利。然而是用幾百萬人的生命做代價的。斯大林的「偉大」向來是以受害者為基礎的,是以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為基礎的,以數不盡的受害者為基礎的。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1)

    7至8月間,斯大林把政權、黨權和軍權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7月10日統帥部大本營改組為總統帥部大本營,8月8日又改組為以斯大林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從這一天起直到戰爭結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統帥。從6月30日起,他領導國防委員會,而從7月19日起又兼任國防人民委員。7月初,斯大林喪魂失魄的狀態開始減退,雖然在這以前,他保持著表面的鎮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覺察到他的驚慌失措和壓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開始表現為積極干預正在進行殊死戰爭的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    
    往後,在刻畫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為「統帥」的性格特徵時,我將經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讀者,我並沒有給自己提出敘述整個戰爭、所有戰役和戰鬥的任務。在許多地方我甚至不嚴格地遵循時間上的順序,因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繪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    
    戰爭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小時,他消瘦了,變得更加生硬、偏執,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幾十份軍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經濟的文件要向他報告,這些文件經他簽署之後,就成了命令、指示、決定和決議。應當說,把政治權力、國家權力和軍權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從一方面說,在非常情況下,權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解決主要任務。從另一方面說,絕對的大權獨攬就極大地削弱了各級領導人的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沒有頭號人物的批准,要採取任何重大的決策、行動和步驟都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大本營裡直接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只不過是兩三個人。但是他們的工作僅僅是完成最高統帥的委託。在戰爭時期,政治局委員中起過顯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許只有沃茲涅先斯基、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沃茲涅先斯基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還沒有受到如實的評價,他積極地處理了我國的經濟問題。日丹諾夫和赫魯曉夫擔任過不同方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們是斯大林意志的積極貫徹者。至於伏羅希洛夫,他在幾次失敗的防禦戰之後,失掉了斯大林對他在「作戰方面的」信任。加裡寧用相應的命令使「領袖」的決策合法化,同時參加了宣傳工作。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花了許多時間處理運輸—經濟事務和糧食問題,他們兩人作為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實際上沒有參與什麼活動,如果不算卡岡諾維奇在前線南部地段的短暫停留的話。馬林科夫實際上是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內執行斯大林委託的任務的人。他曾經幾度到前線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統帥交辦的任務,但由於他完全不熟悉軍事,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莫洛托夫從1941年6月30日起直到戰爭結束都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主要負責國際問題。貝利亞分管的是「清洗」我國的後方、德軍戰俘營、被俘過或被包圍過的蘇聯軍人集中營,以及為戰爭服務的「監獄」工業。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經兩度來到北高加索方面軍。安德列耶夫負責農業和前線供應。由於絕對的大權獨攬,斯大林在戰爭年代彷彿是從黨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員會,但在前線和後方,基層黨組織卻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由它的機關來體現。在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召開過中央全會。雖然1941年10月,中央委員曾經被召到莫斯科,為召開中央全會等了兩天,可是斯大林和馬林科夫騰不出時間來。全會沒有開成。只是在1944年1月開過一次全會。斯大林並不看重分清黨、國家和軍隊最高機構的職責。而且這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反正領導所有這些機構的都是他一個人——中央委員會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國防委員會主席、大本營主席、國防人民委員。他簽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義:中央委員會、大本營、國防委員會或國防人民委員部。    
    戰爭時期必須把國家權力、政治權力和軍權集中起來,這一點未必可以懷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種權力的集中應當首先在黨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圍的人都成了跑龍套的角色和惟命是從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攬」在自己身上。所以無論我們今天對斯大林持何種態度,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他肩負的工作就規模和責任而言都超出了一個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說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員們和國防委員會委員們來承擔的話,那麼軍事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基本上是由他這位最高統帥來解決的,這就造成了許多失誤。幸好在總參謀部和最高軍事領導成員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現不凡的、傑出的軍事首長脫穎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說一遍,軍隊幹部中由於斯大林的過錯而在戰爭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長時期內都能讓人感覺出來,特別是在方面軍、集團軍、軍和師這些環節上。    
    1941年的夏季是特別殘酷的時刻。長期以來,我們的書籍和教材講到這段時期時,都只說是「德寇閃電戰的失敗」、「希特勒計劃的破產」、「有計劃的退卻」、「我軍暫時失利」等等。但是沒有必要把歷史描繪得光輝燦爛。歷史有一個很可能是根本的特點:它只承認真相,真相遲早會在歷史上佔據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歷史中顯得多餘。在許多專著和多卷本歷史著作中長期以來見不到「失敗」、「慘禍」、「被包圍」、「驚慌失措」等涉及我軍行動的字樣。可是這些事情都發生過。甚至是整個方面軍的大敗、慘敗。在歷盡艱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鮮血才獲得的勝利到來之前,這些都發生過。    
    斯大林成了武裝力量的統帥之後,竭盡心力,試圖搞清楚:前線情況究竟如何?目前的戰線在哪裡?明天等待著我們的是什麼?究竟在什麼地方才能擋住德國軍隊?怎樣才能盡快補足人員和裝備的巨大損失?斯大林長久地聽取朱可夫、瓦圖京、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其他人的陳述,一聲不響地站在那裡看著鋪在他那張大桌子上的地圖。他純粹是一個辦公室裡的領導人,他看著地圖、讀著報告的時候,很難抓住、聽到、感覺到浴血奮戰的軍隊急劇跳動的脈搏、戰場上的大炮轟鳴、德軍坦克履帶的軋軋聲、城市大火的辟啪聲、垂死戰士的呼哧聲……「馬刀式的」內戰的影子不知怎麼一下子就被推到遙遠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場戰爭。    
    到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前,斯大林的許多決定都是在一時衝動下作出的、膚淺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過即使在這以後,他也常常給身邊的人和各個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這裡有一份1942年斯大林親自寫下的文件。這份文件沒有名稱,大概也沒有意義。看來斯大林一面發出指示,一面在思考問題,匆匆草就了這份文件,連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難讀懂它:    
    1)第40集團軍——7步兵師+2坦克旅。    
    2)卡圖科夫——去第48集團軍背後。    
    3)米舒林留在原地。    
    4)莫斯托文科去第61集團軍地區。    
    5)利久科夫在葉列茨以西地區。    
    6)主要任務在北方。    
    7)第40集團軍也進攻。    
    文件是斯大林同志親自寫的。    
    什捷緬科少將紓紡矠    
    在聽取了部隊又遭到失敗或者後撤的報告之後,斯大林有時口授的不是作戰命令,而是「懲罰的」命令。即使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圖京簽署的,也可以準確無誤地認出這些命令出自誰的手筆。例如,7月10日,當已經得知西北方面軍的部隊又沒能在有利的防線上站住腳,而方面軍司令部的報告卻借口說後方有破壞小組活動時,斯大林立即作出這樣的反應:    
    總統帥部大本營和國防委員會對西北方面軍指揮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絕對的不滿。    
    首先是至今尚未懲罰不執行你們的命令、像叛徒一樣放棄陣地和沒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禦地區的指揮員。對膽小鬼採取這樣的自由主義態度,你們的防務將不會收到效果。    
    你們的殲擊支隊至今不見活動,它們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於師、軍、集團軍和方面軍的指揮員無所作為,西北方面軍各部隊始終在後撤。現在應當停止這種可恥的做法了……司令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檢察官和第三處處長應立即去前線部隊並就地處置膽小鬼和叛徒……紓綷矠    
    戰前並沒有為指揮部隊的最高戰略機構——大本營準備有專門設備的工作地點。無論在克里姆林宮還是在斯大林的別墅裡,都沒有可以抵禦敵軍空襲的指揮所,雖然鐵木辛哥和朱可夫當初都堅持要求修建這樣的指揮所。因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裡,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別墅去,和這座別墅毗鄰的一幢樓裡有總參謀部的好幾個局。地下鐵道的「基洛夫」站被從運輸網中分割出來,成了一個很好的防空洞。那裡也和克里姆林宮中斯大林的辦公室一樣,總是在桌上鋪著作戰地圖,上面標明各條戰線的情況。後來,1941年冬天在近郊的別墅修建了一個不大的防空洞,同時還為他裝備了一個通訊站,斯大林可以通過它和各個方面軍通話。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2)

    斯大林注視著總參謀部準備的作戰地圖,他清晰地看到敵人迅猛地展開攻勢的三個主要方向:西北部向列寧格勒方向、西部向莫斯科方向和西南部向基輔方向。斯大林很可能是在這時作出了這次戰爭中的第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建議在上述三個方向上分別成立指揮部。總參謀部自然支持他的建議。7月10日,大本營作出決定,成立以伏羅希洛夫為司令員、以日丹諾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西北方向指揮部,以鐵木辛哥為司令員、以布爾加寧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西方方向指揮部和以布瓊尼為司令員、以赫魯曉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西南方向指揮部。看來,這個決定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各個指揮部卻未能認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於斯大林:最高統帥建立了這些戰略指揮機構,卻沒有賦予它們應有的權力。命令都越過它們直接下達到部隊,也不重視各指揮部、參謀部的活動。而且,建立這些指揮機構事先並無計劃,因此既缺乏相應的幹部,又沒有最起碼的設備保障。各指揮部不久就成了斯大林責怪的對象,說它們「消極而優柔寡斷」。    
    從今天的高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重大失敗、慘重挫折的原因,除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之外,還有一個就是部隊當時的戰略部署。我們知道,第一戰略梯隊主要是由進攻集團組成的,而它們卻不得不立即進行防禦。事實上只是在6月27至30日,才給各方面軍提出了轉入戰略防禦的任務。    
    由於在戰爭爆發的前夜,對德國武裝部隊的主要突擊方向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因此戰爭一開始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調整。戰爭初期,首先是由於斯大林的過失,我軍的許多部隊不是在作戰,而是在調動,這就使敵軍有機會將我軍一個個兵團各個擊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幾乎將所有的預備隊都調往西方方向。戰前犯下的戰略性錯誤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    
    ……深夜3點左右,斯大林在等著總參謀部來報告過去一天中各條戰線上的局勢,他在攤開著作戰地圖的長桌邊慢慢地來回踱著。他並不為北部戰線擔心,那裡只是在6月底才開始有激烈的戰鬥行動。西北戰線的情況要糟糕得多:兩個多星期裡,部隊後退了將近450公里,放棄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也沒有利用涅曼河和西德維納河上易於防禦的地區。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員索邊尼科夫辜負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個半月後,他就被斯大林撤職了。    
    特別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戰線的局勢。斯大林全神貫注地看著戰線的奇怪形狀,這條戰線到7月10日已經從國境線後退了(想想都叫人害怕!)450至500公里……屈辱的悲傷和無可奈何的氣憤湧到了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喉頭:一個擁有44個師的方面軍居然不能制止敵人的進攻!他實在太過分地信任巴甫洛夫了!巴甫洛夫把他騙得好苦啊!應當今天就吩咐加緊對西方方面軍指揮人員的調查和審訊。斯大林在對著地圖沉思的時候,未必知道戰爭爆發時西方方面軍所屬各師中有將近一半並未達到戰備狀態:其中有12個師只是剛剛著手動員,而正在組建的兩個軍根本沒有坦克。    
    戰爭前夕,在分析力量對比時,斯大林非常喜歡計算師以及其他戰爭力量和手段的數量。但卻忽略了質量方面:各部隊作戰裝備的完備程度、部隊的團結和人員的訓練程度。戰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組建新的兵團,儘管當時的兵團數已經超過200個。戰爭爆發時蘇軍的質量明顯低於德國武裝部隊。    
    第一天戰鬥結束時,西方方面軍的指揮系統就全面癱瘓了。地圖上兩個粗大的藍色箭頭6月29日在明斯克以東的地方會合了,這就是說,西方方面軍的主力被包圍了。今天斯大林得到報告,主力部隊仍在組成集團或是單獨突圍……可是方面軍所屬的第3、第4和第10集團軍一直被認為是戰鬥力特別強的部隊。想到這裡,斯大林暗自決定,應當簽署貝利亞今天送來的那份文件,文件規定設立15個新的特別集中營,用於審查突圍人員……    
    斯大林敏銳的記憶力記下了7月初的一天早間戰報的數字:西方方面軍的44個師中有24個被徹底擊潰,其餘20個師損失了30%—90%的人員和裝備紓□矠。無需多說,這個主要方面軍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它也就預先決定了其他各方面軍的失利。鐵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見是對的——斯大林思忖著——他們建議用西方方面軍所轄的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團軍沿西德維納河和第聶伯河建立一道新防線。在戰爭歲月悲劇性的發展演變中,斯大林(這一點是不應當否認的)逐漸懂得了戰略學的基礎知識。他將來永遠也不會對任何人說,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華西列夫斯基、安東諾夫、瓦圖京及其他傑出的軍事首長幫助他弄懂了戰略學的奧秘、形成某些戰役的決策和意圖的辯證法。不過有朝一日,人們會把一些虛假的說法當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來,說正是他斯大林給軍事科學注入了嶄新的觀點。例如,炮兵進攻的思想、包圍敵人的新方法、奪取制空權的途徑、建立多梯次的靈活防禦等等。連他本人也會相信自己具有軍事天才。用不了多少時間,他也會忘記自己的失敗,一個政治戰略家和軍事戰略家在戰爭最初幾周中的失敗。    
    而眼前還是戰爭的殘酷歲月,一切都岌岌可危。德國人佔領明斯克之後,下一步的目標顯然是斯摩稜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繼續查看著作戰地圖,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德國人並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在西南方向進行主要的打擊。而他卻在那邊配置了58個師,其中有16個坦克師和8個摩托化師!而且該方面軍的主力也彷彿被置於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之外,因而不能擊退敵人的進攻,而這本來是可以做到的。在西南方向上部隊的部署不當使德國人的坦克拳頭得以直搗盧茨克和杜布諾之間防禦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記得,早在6月30日大本營就批准將該方面軍的部隊後撤至舊國境線的築壘地區,這就意味著後撤300至350公里。斯大林認為,總的說來,該方面軍稍稍遏制了敵軍的攻勢,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戰線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損失是巨大的:將近30個師實際上已經不存在,約有70個師損失了50%以上的人員,大約350德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也不小。由於蘇軍戰士、指揮員和政工人員的英勇頑強,三周內在蘇德戰場上德軍損失了約15萬官兵、950多架飛機和幾百輛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後才查明的那樣,中央當時得到的關於我方損失的數字是壓低了的,而敵方損失數字是被大大誇張了的。下面是作戰兩周後向斯大林報告的數字(我保留了資料原來的寫法):    
    損失飛機:敵方  至少1664架    
             我方        889架    
      坦克:敵方        2625輛    
             我方        901輛    
    敵軍損失兵力:擊斃131.2萬人。此外,在各地區的激戰中,敵人蒙受重大損失,而我軍由於後撤,損失無法統計。許多空投破壞分子已被殲滅,但未列入統計。    
    俘虜30004人,此外,俘獲許多空降兵,但未列入統計。至6月29日止,我軍失蹤及被俘約15000人。    
    在波羅的海擊沉5艘潛艇,在黑海擊沉1艘。擊沉2艘淺水重炮艦……紓紮矠    
    報告是極其紊亂而又失真的。根據這些報告很難對各條戰線的局勢、力量對比、飛機和坦克的準確數量有一個真實的認識。然而這樣的統計並不是偶然產生的。這一切是大權獨攬的產物,因為當時並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軍和集團軍指揮的垮台,幾十個兵團陷入包圍——與此同時卻寫出和實際情況完全相左的戰報。可是斯大林卻是根據這些戰報行事的!他連想也不曾想到他會被人欺騙。因此大本營在這段時間裡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根據願望、設想、可能,而不是嚴格根據實際情況。    
    不過無論怎麼說,法西斯打擊的最初的威力總是明顯地被削弱了。而主要的是德軍統帥部沒有達到希特勒提出的目標——消滅紅軍主力。    
    紅軍在繼續戰鬥。它在退卻,可是仍舊在戰鬥。斯大林審視著地圖上激烈戰鬥的情景,逐漸得出結論:戰爭將是長期的。如果我們能在最近時期內堅持住,那麼勝利之風就會鼓起我們的船帆。我想先提醒讀者一句:在取得最初的幾次重大勝利(眼下距此還很遙遠)之後,斯大林身上將出現過高估計我方力量的徵狀,結果導致1942年不能原諒的重大錯誤。    
    ……斯大林一聲不響地聽完朱可夫關於各條戰線上形勢的例行報告後,問道:    
    「您再說一遍,西方方面軍各部隊人員和裝備的足額程度有多大?」    
    「平均是10%—30%。只有個別部隊的人員、火炮和坦克達到或超過50%。是個別部隊。」朱可夫又重複了一遍,「實際上西北方面軍的情況也同樣嚴重。西南方面軍的局面稍好一些。特別困難的是損失了大部分反坦克炮。為了加強反坦克能力,必須採取某些措施。」    
    討論完加速生產反坦克炮所必須的措施,而且和沃茲涅先斯基通過電話之後,斯大林盯著朱可夫,問道:    
    「為了加強我們的反坦克能力,現在,今天立即可以做的有哪些事呢?難道除了反坦克炮之外,軍人們不認為有其他的反坦克手段嗎?」    
    「那怎麼會呢,斯大林同志。空軍也大有用武之地。」    
    朱可夫解釋了空軍反坦克的技術能力和作戰能力。斯大林一下子變得活躍了,他命令立即起草一份大本營的指示。朱可夫走了出去,半小時後他就把文件帶來了:    
    北方方面軍、西北方面軍、西方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及南方方面軍司令員,    
    紅軍空軍司令員:    
    戰爭開始以來的20天裡,我空軍主要是對德軍機械化部隊及坦克部隊作戰。參加對坦克作戰的飛機有幾百架,但未取得應有的效果,因為空軍對坦克的戰鬥組織得很差。如果組織好空軍對坦克的打擊,則坦克部隊不僅能被阻止,而且能被擊破。    
    1.對坦克部隊(縱隊)的攻擊應以配有機關炮的殲擊機及強擊機率領,同時投擲燃燒彈。攻擊時應展開隊形,以垂直於坦克縱隊的方向多次反覆攻擊。    
    2.在配有機關炮的殲擊機和強擊機之後,由各式轟炸機進行攻擊,投擲爆破彈及燃燒彈。攻擊時以9架為一梯隊,個別瞄準……紓□矠    
    為了扭轉事態悲劇性的發展,還能夠做些什麼呢?斯大林絞盡腦汁,從而逐步擺脫了在此以前他從未體驗過的震驚。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早在1941年7月5日他吩咐給各部隊發的一份電報:    
    各方面軍司令員(除外高加索方面軍及遠東方面軍外):    
    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抗擊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鬥中,許多高級、中級、低級指揮員和士兵——坦克兵、炮兵、飛行員等表現了罕見的英勇。抓緊向統帥大本營呈報功績卓著人員名單,以便授予政府獎勵純紛矠。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3)

    當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茹科夫、茲多羅夫采夫、哈里東諾夫蘇聯英雄稱號(衛國戰爭中的第一次),以表彰他們在空中撞擊德國轟炸機的英勇行為的命令在報上發表後,斯大林給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打電話說:    
    「要更廣泛地宣傳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應當記住列寧的呼籲書:『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法西斯惡棍是可以擊敗,也應當擊敗的!」他不等回答就掛了電話。    
    是的,應當從精神上激勵人們。報告和報刊每天都介紹千千萬萬的士兵、指揮員和政工人員不惜犧牲、為每一道防線而戰鬥的事跡……    
    除了純粹的軍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來處理經濟問題和組織問題。最近幾天,他同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寧格勒黨組織提出的關於建立民兵師的問題。斯大林當時還不曾料到,這項倡議會變成一股強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時竟然能組成將近60個民兵師、200個獨立團,它們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會起很大的作用。    
    7月4日,沃茲涅先斯基和米高揚呈報了國防委員會「關於制定保證國防需要的軍事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斯大林幾乎看也不看就簽了字,因為接待室裡擠滿了等候接見的軍人。而他只能指望從各條戰線傳來越來越壞的消息。沃茲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報告說,6月30日蘇聯人民委員會批准了總動員國民經濟計劃,規定在最短期限內將經濟轉入戰時軌道。在沃茲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員會主席什維爾尼克晉見過斯大林,報告了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關於人員和貴重物資的撤運和安置順序」決議的執行情況。按照計劃,首先撤往東部的只是鄰近國境線的企業。但是僅僅過了幾天,軍事上的失利就迫使我們徹底重新安排。當時誰也不曾想到,在極短的時間內(到1942年1月)能運走而且很快投產1523個工業企業,其中包括1360個國防工廠。對這個事實無論作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分。只是由於蘇聯人民發揚難以置信的、近似奇跡的自我犧牲精神,全力以赴,整個龐大的工業才得以向東遷移了幾千公里,而且很快就開始恢復蒙受了損失的軍用武器庫。只要指出下面一點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儘管進行了大遷移,而且常常遭到轟炸,國防工業在1941年仍然生產了12000架作戰飛機、6500輛坦克、近16000門大炮和迫擊炮。    
    ……用一個半小時接見軍人之後,斯大林又回過頭來處理黨和國家的事情,他簽署了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0家重工業軍用大廠的黨委書記的名單。斯大林給馬林科夫寫了一張便箋:    
    我建議考慮一下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政治部中也建立這種制度。    
    今天我們知道,1941年11月通過了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建立幾千個政治部的決定。由於大片國土淪陷及勞動力上前線,農業擔負了保證軍隊和全國糧食供應的艱巨任務……    
    把所有能夠設想的最高職務集於一身的人幾乎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的。戰爭進一步確立了他絕對獨裁者的地位。    
    前鐵道人民委員伊·弗·科瓦廖夫對我這樣說過:「我記得,有一次讓我去克里姆林宮開會,當時我是軍運局長。我一看,來的人有鐵路幹部、軍人,還有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參加會的還有卡岡諾維奇和貝利亞,貝利亞有一段時期負責運輸工作。斯大林進來了。大家都站起身來。他開門見山地說:國防委員會決定成立運輸委員會。我建議選舉斯大林同志擔任委員會主席……他自己是這麼說的。這次會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記住了這次會上的一句話:『運輸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前方的事情掌握在運輸手裡。請大家記住:不執行國防委員會的指令就送交軍事法庭。』他的嗓門不高,說話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發麻……」    
    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接著說:「戰爭期間,我有幾十次、甚至是幾百次向最高統帥報告向前線的某個地區發送了多少列車。關於個別列車(裝運特別重要的物資)的情況,我有時按斯大林的指示,每兩小時向他報告一次。有一次,我『丟失』了一趟列車。我說,列車在某個站上……可是站上沒有這趟列車……斯大林大發雷霆:『將軍,你要是找不到這趟列車,就降為列兵,派你上前線……』    
    (順便插一句,這個威脅不是說說而已。我在檔案館工作時,有一次看到一份材料,是莫斯克溫少將被斯大林下令革職,降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線純紜矠。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而波斯克列貝捨夫見我面色煞白,又補充了一句:『小心點,別自討苦吃。主人正在火氣頭上……』」    
    科瓦廖夫繼續回憶說:「我去向斯大林匯報的時候,在他那裡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我當時暗自思量,這些人只能礙事。他們從來也不提什麼問題。只是坐著聽我報告,不時記下點東西。斯大林卻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電話,簽署文件,把波斯克列貝捨夫叫來,讓他去做什麼事情……而他們卻一直坐著。一會兒看看斯大林,一會兒看看進來的人……我見到這種情景總有幾十次……看來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場。也許是為了執行可能交辦的任務。也許是為了有個歷史的見證人……卡岡諾維奇通常是不在場的:他一天要工作18個小時。又是罵人,又是高聲吼叫,又是威脅。卡岡諾維奇既不憐惜自己,也不憐惜別人。不過,我沒有見過他像其餘三個人那樣,在斯大林那兒坐著。斯大林打電話的時候,我發現他常常是三言兩語就掛上電話。他自己說話很簡練,要求報告人也簡短明瞭。向他匯報要確鑿,不能只說個大概齊;他會馬上陰鬱地壓低了聲音說:『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幹什麼的?』」    
    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最後說:「我到斯大林那兒去過許多許多次,每次去都提心吊膽。總是碰上不知該怎樣回答的問題。他老是乾巴巴的,讓人望而生畏。他從來不說『您好』,只是輕輕地點點頭。匯報完了,沒有問題就趕快走,這才鬆了一口氣。越快走越好!波斯克列貝捨夫也老是這樣囑咐我。我發現,斯大林以他的權力、記憶力和智慧彷彿使每個人都感到壓抑、誠惶誠恐……到他那兒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實際價值更渺小……」    
    我想,科瓦廖夫的觀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於更深刻地認識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對各種文件以及在斯大林那兒舉行的各種會議的分析表明,就是在戰爭時期也只有為數極少的人膽敢同他爭論,維護自己的觀點。他確實用自己的權力壓制了所有的人。我再說一遍,幸好戰爭時期在斯大林身邊有一些傑出的將領,他們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為斯大林所採納並得到他讚許的種種建議。    
    如果拿出戰爭爆發後的頭半年中的任何一天來看一下最高統帥的工作時間,那麼他在辦公室裡、在辦公桌旁一天要度過,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16至18小時。不過,說句公道話,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幹的。很大一部分時間用於軍事問題。而波斯克列貝捨夫居然還能找到「空檔」,使斯大林不僅接見了負責國家事務的具體部門的各個政治局委員,而且接見了人民委員、設計師,甚至是大工廠的廠長。斯大林並不是很快就適應了最高統帥的角色的。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裡,他常常糾纏在一些名符其實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槍的分配問題,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溝發出指示,審查新聞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營發給空軍的一份文件送到譯電科,在那裡被擱置了8小時15分鐘。斯大林得知後,下令立即草擬一份國防人民委員的命令,宣佈對伊萬諾夫上校和克拉斯諾夫上尉加以懲處,他們倆被開除出總參謀部。斯大林在簽署這份命令時,還寫了一個批示:    
    華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兩同志:    
    請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及空軍司令員——各自就自己所屬——整頓一下譯電工作。    
    約·斯大林       
    1941年8月25日純紝矠    
    這件事發生在可怕而炎熱的8月份,而當時各個戰場上正在決定不知多麼重要的問題!這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在支配著斯大林:一切問題都要親自抓、親自解決。一個人代替大家來做決定。戰場上的現實本身很快就會校正最高統帥的工作程序、風格和方法。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4)

    斯大林逐漸捲進了戰爭的殘酷節奏,不過暫時多半還只是作為批准或否決總參謀部建議的人。他始終試圖找到能夠影響局勢的某些新槓桿。所以他簽署了關於加強空軍反坦克作戰的指示。在聽取了關於新兵得不到武器的報告之後,斯大林堅持由大本營就這個問題給各部隊發出一份專門指示:    
    應向現役部隊全體指揮員、政工人員及士兵講清楚,在戰場上丟失武器是最嚴重的違背軍人誓詞,犯這類過失的人應受戰時法律懲處。應增加編制內的武器收集隊的人數,並責成其負責收集戰場上遺留的所有武器……純紞矠    
    還應當指出,戰爭的最初幾個月內,斯大林的許多建議都帶有國內戰爭時期的味道。例如,1941年9月,在同布瓊尼用「博多機」談過話之後,斯大林突然對騎兵表現出特殊的興趣。這時總參謀部正在起草大本營關於戰爭頭兩個月的教訓的文件,這份文件預定發給各方面軍和集團軍司令員。文件幾乎已經準備好了。斯大林讀過之後,基本上同意,但命令再加一段:    
    第4,我軍對騎兵的作用估計尚嫌不足。按各戰場目前形勢,敵軍後方延伸數百公里,而且穿過森林地帶,根本不能保證不受到我方的大規模破壞,紅軍騎兵對敵軍綿延的後方實施奇襲對瓦解德軍的指揮和供應能夠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將現今在前線及火線前方遊蕩的我騎兵部隊投入敵人後方,敵人就會陷於困境,而我軍受到的壓力就會大為減輕。大本營認為,為對敵軍後方進行奇襲,只需幾十個殲擊型的輕騎兵師,每師3000人,攜帶少量輜重而無需龐大的後勤工作……純紟矠    
    這個想法似乎不無道理,然而這實際上是試圖回到國內戰爭的經驗,甚至是回到遙遠的1812年衛國戰爭的經驗上去。斯大林對軍事科學的瞭解只有普通認識、單純健全思維的水平,卻想為我國由於他的失誤和希特勒的奸詐而陷入的險境尋找出路。在古典式摔跤裡,類似的險境是指一個運動員使對手處於「搭橋」的姿勢,而力圖把他的雙肩壓到地毯上。如果做到了,就算獲勝。1941年的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斯大林都在「搭橋」。當然不是他本人,而是我們的國家、人民和軍隊。不過由於他習慣於代表他們,所以也可以說是他被希特勒置於這種對他來說極不習慣的狀態。國家的命運千鈞一髮,處境岌岌可危,因此斯大林把任何一種可能的手段都看成是萬應靈丹,要求草擬形形色色的指示,類似上述關於組建和使用輕騎兵師的指示。    
    斯大林又想起了巴甫洛夫,不禁心頭火起:一個方面軍司令員怎麼可能在一星期之內把什麼都丟得乾乾淨淨?當初在任命巴甫洛夫為西部特別軍區司令員之前,他在這裡,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接見他時,巴甫洛夫給他的印象是很不錯的。報告條理清楚,議論老成持重,有信心……是的,他經驗不足:西班牙戰爭之後一步登天……他怎麼會讓指揮部隊的槓桿脫了手?他的司令部幹什麼去了?為什麼沒有保證部隊的戰備狀態?斯大林已經不願意回想,6月中旬,他和鐵木辛哥收到過巴甫洛夫的兩三封密碼電報,懇請讓軍區部隊進入野戰陣地。西部特別軍區司令員請求批准局部動員,說明必須以無線電通訊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強軍區部隊……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卻一再回到同一個問題上來:巴甫洛夫怎麼能這樣馬馬虎虎地把什麼都丟光了?一想到這裡,斯大林就感到五內俱焚。他走到桌邊,按了一下召人的按鈕。波斯克列貝捨夫立刻悄悄地進來了,手裡拿著記事本。    
    「除了巴甫洛夫之外,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的還有誰?什麼時候開庭?判決書草案在哪裡?」他不等回話,又補充說:「把烏爾裡希叫來。」    
    波斯克列貝捨夫依舊悄悄地走出了「主人」的辦公室。斯大林繼續在長桌邊踱來踱去。他在轉身時,掃了一眼掛在牆上的畫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馬克思的著作他讀得很少;《資本論》從來沒有讀完過,不過有一些著作他是讀過的。在他看來,馬克思最有價值的一本書是《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在這本書裡首次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按斯大林的想法,這是關於社會的學說中的主要環節。他對恩格斯的評價並不太高。1930年他去共產主義科學院的時候,甚至號召過批判馬克思的這位偉大戰友的「錯誤」論點。對了,按斯大林的想法,恩格斯關於俄國的戰爭歷史寫得還是不錯的,對蘇沃洛夫的統帥天才評價很高,把庫圖佐夫看得低了一些,指出了俄國軍隊為解放被拿破侖奴役的歐洲而作出的決定性貢獻,以及克裡木戰爭(1853—1856年)中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們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不過這只是些零星的章節,而且其中也有不少錯誤。    
    還有列寧……當斯大林拿起他的著作時,總感到自己平凡,甚至庸碌。「捍衛」列寧使他得以成為獨攬大權的領袖。被他消滅了的所有那些低能兒始終弄不明白,他的主要力量究竟在哪裡:就在於解釋列寧思想的壟斷權。但是列寧也有些東西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把這些東西稱為自由主義……他想起一件事,不禁暗暗責怪自己一時的軟弱:6月29日,他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貝利亞一道從國防人民委員部大樓裡走出來,他當時意志消沉到了極點,火氣頭上大聲甩出一句:    
    「列寧締造了我們的國家,而我們大家卻把它誤了!」    
    莫洛托夫詫異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但什麼話也沒有說。其他人也都不做聲。他本來不應當說這種話:別人可能會記下來,而且把它看成是驚慌失措……要知道,大人物隨便說出的每一個字都不會被遺忘。特別是他們的軟弱。    
    斯大林對遙遠的和並不遙遠的往昔的追憶被波斯克列貝捨夫打斷了。他輕手輕腳地走到桌邊,把一個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最高統帥飛快地把送來的文件看了一遍。最上面放的是:    
    判決書(草案)    
    	  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名義    
    由集團軍級軍法官烏爾裡希(主席)、師級軍法官奧爾洛夫和坎德賓(委員)組成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在書記員、軍法官馬祖爾參與下    
    於1941年7月×日在莫斯科市秘密審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巴甫洛夫,德米特裡·格裡戈裡耶維奇,1897年生,原任西方方面軍司令員,大將;    
    2.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1895年生,原任西方方面軍參謀長,少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63—2條及第76條規定的罪行;    
    3.格裡戈裡耶夫,安德列·捷連季耶維奇,1889年生,原任西方方面軍通訊主任,少將;    
    4.科羅布科夫,亞歷山大·安德列耶維奇,1897年生,原任第4集團軍司令員,少將,    
    上述兩人被控犯有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180條第2款規定的罪行……    
    草案接著聲稱,預審查明:    
    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蘇軍事陰謀的參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西方方面軍司令員的職位,後者利用該方面軍參謀長的職位,為敵人進行工作。他們出於陰謀的目的,不使所屬指揮人員準備迎接戰爭,削弱了軍區部隊的戰備動員,破壞了對部隊的指揮,不戰而向敵人投降,從而使工農紅軍的戰鬥力受到重大損失……    
    接下去全是這個調子;斯大林跳過了這些頁碼,只是讀了最後一頁:    
    因此確認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犯有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63—2條及第76條所規定的罪行;格裡戈裡耶夫和科羅布科夫犯有白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180條第2款所規定的罪行。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根據上述事實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及第320條,判決如下:    
    1.巴甫洛夫,德米特裡·格裡戈裡耶維奇    
    2.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    
    3.格裡戈裡耶夫,安德列·捷連季耶維奇    
    4.科羅布科夫,亞歷山大·安德列耶維奇——剝奪巴甫洛夫的大將軍銜,剝奪其餘三人的少將軍銜,判處全體四人極刑——槍決,沒收全部個人財產……本判決系終審判決,不准上訴純紡矠。    
    斯大林看完判決書草案後,對站在寫字檯邊上的波斯克列貝捨夫說:    
    「我批准這個判決,不過,讓烏爾裡希把諸如『陰謀活動』之類的廢話刪掉……讓他們不要拖延。不准上訴。然後用命令通知各方面軍,讓大家都知道,我們懲處打敗仗的人是手下無情的……」    
    一切都已經決定了。在開庭之前就決定了。到7月22日「開庭」時,只需走走過場就行了。被告請求把他們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線:他們將用自己的鮮血來證明自己對祖國和軍人義務的忠誠。他們請求法庭相信:發生的種種事情都是由於極端不利的處境。他們並不否認自己的罪責。他們會在戰鬥中贖罪……烏爾裡希一面打哈欠,一面催促著:    
    「簡短一點……」    
    當天晚上,他們就被處決了。斯大林再也沒有關心過這些人。可是他不曾想到,1956年11月5日,總參謀部在仔細調查了對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裡戈裡耶夫和科羅布科夫的指控根據之後,會作出一個權威性的結論:    
    涉及西部特別軍區幾名將軍的現有文件和報告並不否認他們在動員軍區備戰方面的許多重大失誤,但推翻了指控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裡戈裡耶夫、科羅布科夫及克雷奇五位將軍犯有貪生怕死、無所作為、缺乏指揮能力、有意破壞對部隊的指揮及不戰而向敵人投降的罪行純綷矠。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5)

    殘酷的歲月,殘酷的人們……斯大林很瞭解巴甫洛夫,在任命時也同克利莫夫斯基赫將軍及科羅布科夫將軍談過話。他們兩人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許,他們在戰前和戰爭初期有不少失誤,但是這些人忠於祖國,是真正的愛國者。由於幹部緊缺,他們被任命時越過了許多中間環節,直接擔任高級職務,他們所受的培訓不夠,未能在決定性的時刻正確地組織抗擊優勢敵人的軍事行動。但是,像這樣的人難道還少嗎?方面軍司令員庫茲涅佐夫、巴甫洛夫、基爾波諾斯都是1937年以後急速提拔上來的。他們有愛國精神、大膽、英勇,但是還缺乏經驗和統帥的智慧。這只能靠日積月累。然而斯大林消滅了好幾個層次的指揮人員,從而把提拔起來擔任他們的職務的那些人也置於分外複雜的境地。    
    斯大林是首先應該對戰爭初期的悲劇負責的人,而他卻對受他的失誤之害的那些人表現了罕見的殘酷。他們固然也都犯有過失,誰也不打算為他們開脫。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客觀形勢、倉促的提拔以及作為它的後果的不夠懂行而造成的過失。別爾嘉耶夫在《俄國的命運》一書中寫道:「戰爭的殘酷、我們時代的殘酷不單單是人們、個別人物的殘酷、狠毒和鐵石心腸,雖然這一切都可能是伴隨而生的現象。這是歷史命運的殘酷,是歷史運動、歷史考驗的殘酷。人的殘酷是令人憎惡的。」純□矠戰爭本身是殘酷的。然而斯大林往往使戰爭變得更加殘酷。而這確實是令人憎惡的。你們不妨自己來判斷一下吧。    
    日丹諾夫和朱可夫從列寧格勒報告形勢時,援引了一些事實,說明德軍在進攻我方陣地時,把婦女、孩子、老人趕在前面,從而使防守部隊極其為難。孩子和婦女喊著:「別開槍!」,「我們是自己人!」,「我們是自己人!」。蘇軍官兵茫然不知所措:怎麼辦呢?也不難想像那些不幸的人們的感受:他們的背後是德軍衝鋒鎗的槍口,而前面等待他們的也是死亡。斯大林迅速作出了反應。他的反應符合他的本性——極度的殘酷:    
    聽說德國鬼子在進攻列寧格勒時,把老頭兒、老太婆、婦女、兒童驅趕在部隊的前面……聽說在列寧格勒的布爾什維克中有人認為,對待這樣的代表是不能使用武器的。我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中間真有這樣的人,那就應當首先消滅他們,因為他們比德國法西斯還要危險。我建議:不要心慈手軟,而要狠狠地打擊敵人及其幫兇,無論是自願的幫兇還是被迫的幫兇……照著德國人及其代表們,不論他們是什麼人,使勁打吧,掃射敵人,不管是自願的敵人還是被迫的敵人都一樣……    
          斯大林同志1941年9月21日4時口授。沙波什尼科夫純紮矠    
    戰爭就實質而言是殘酷的,但這裡卻是另一種殘酷:不僅是對敵人的殘酷(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對自己同胞的殘酷。「掃射敵人,不管是自願的敵人還是被迫的敵人都一樣……」朱可夫和日丹諾夫告訴他說,這是些婦女、老人、孩子,可是他卻說:「不要心慈手軟,而要狠狠地打擊敵人及其幫兇……」對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用衝鋒鎗「狠狠地打」嗎?!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無法解釋、更無法為之開脫的……的確,「人的殘酷是令人憎惡的!」。對自己的同胞殘酷、對那些被道德上的混帳東西驅趕著走在自己前面的人們殘酷,正如對那些被他自己委以重任的人殘酷一樣,實際上是承認自己有罪。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對自己殘酷無情。而這是斯大林做不到的。    
    我想舉出兩個例子,它們會更使人感到,在噩夢一般的日子裡斯大林對這些將軍的懲治並不是單純的感情衝動,而是30年代末他的專橫的繼續。在這兩個例子中,被處決的將軍們完全是另一副模樣。戰後,曾在西方方面軍司令部工作過的福明少將寫道:    
    巴甫洛夫從1940年8月起,舉行過5次集團軍級的野戰演習、1次集團軍級的指揮員和司令部就地作戰演習、5次軍級的作戰演習、1次方面軍級的作戰演習、1次有兩個坦克軍參加的無線電演習、2次師級和1次軍級操練。巴甫洛夫仔細地注視著敵軍的部署情況,一再向國防人民委員提出將軍區部隊由縱深調至邊境地區。戰爭爆發時,軍區部隊正在整編。正在組建5個坦克軍、1個空降軍、3個反坦克旅等等。上述各部隊都還沒有組建完畢,物資裝備也不齊。    
    巴甫洛夫知道德國人準備發動突然襲擊,所以請求允許進駐國境沿線的野戰工事。6月20日,由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華西列夫斯基簽名的密碼電報通知巴甫洛夫說,他的請求已報告人民委員,人民委員不允許進駐野戰工事,因為這可能招致德國人尋釁。    
    無論是戰前還是在艱難的防禦作戰期間,我個人都不認為巴甫洛夫的行動中有任何破壞行為或是叛賣行為。方面軍遭到失敗並不是因為巴甫洛夫沒有能力,而是由於一系列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敵人在數量上佔有優勢、敵人進攻的突然性、我軍佔據築壘地域太晚、庫利克不懂行的干預……純□矠    
    下面是桑達洛夫上將給庫拉索夫大將的報告。    
    至於第4集團軍司令科羅布科夫將軍,應當說,對這位在芬蘭戰爭中曾經率領自己的一師人英勇作戰的、有才能的指揮員的不公正是駭人聽聞的。芬蘭戰爭結束後,科羅布科夫將軍被任命為軍長,後來,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接手指揮第4集團軍,他是一位勇敢而積極的集團軍司令。他的不足之處是他力求無條件地執行軍區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命令。    
    為什麼被逮捕並交付法庭審判的恰恰是雖然遭受了重大損失,但卻繼續存在,而且同方面軍司令部保持著聯繫的第4集團軍的司令員?1941年6月底,按照攤派(請注意,是「按照攤派」。——本書作者注),西方方面軍應當有一名集團軍司令員交付審判,而當時在場的只有一個第4集團軍司令員。第3集團軍司令員和第10集團軍司令員當時不知道在哪裡,同他們失去了聯繫。這就決定了科羅布科夫的命運。科羅布科夫將軍受懲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集團軍司令員。我認為,他日後本來是可以躋身於紅軍最優秀的指揮員之列的……紕紛矠    
    有許許多多原本可以成長、但卻未能成長起來的人。很多人在戰場上犧牲了。也有不少將軍在竭盡一切可能進行戰鬥之後,不願淪為俘虜或是斯大林的懲治而自殺身亡。檔案館中有許多報告談到這種情況。第17摩托機械化軍軍長彼得羅夫少將向鐵木辛哥元帥報告說,6月23日,他的副軍長科若欣自戕身亡……西部特別軍區空軍司令科佩茨自殺……西部特別軍區政治宣傳部部長列斯捷夫在報告中把自殺解釋為「由於空軍的部分失利和較大的損失而引起的膽怯心理……」紕紜矠。當時說的(也許只是害怕被人指責為驚慌失措分子吧?),失利是「部分的」,而損失只是「較大的」……    
    被捲進悲劇性事件漩渦的某些將軍,其命運比自殺還要悲慘。    
    1941年8月,國家安全機關向斯大林報告說,有兩名將軍自願投降了德國人,而且為德國人效力。一個是原第28集團軍司令員卡恰洛夫中將,另一個是原第12集團軍司令員波涅傑林少將。斯大林批示:「審判。」不是所有的命令,遠不是所有涉及前線事務的命令,尤其是在戰爭初期,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如果都執行了的話,那麼德國人秋天就不會打到莫斯科城下了。可是像「審判」這樣的命令卻是肯定執行的。1941年10月,這兩名將軍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5條,被缺席判處槍決,「並沒收個人財產,要求剝奪所受獎勵——蘇聯勳章」紕紝矠。    
    那些愚蠢而又厚顏無恥的告密者想不到,卡恰洛夫已於1941年8月4日被敵方炮彈直接命中而犧牲。然而直到1956年以前,他還活著的家屬卻一直背著「叛徒」親屬的黑鍋。波涅傑林的命運更為悲慘。1941年8月,他在被包圍中身負重傷,失去知覺而被俘。希特勒集中營裡四年悠長的歲月並沒有摧毀將軍的意志,他昂然經受了苦難。他使意志頹喪的人振作起來,他堅決拒絕和德國法西斯合作。1945年獲得解放並遣返後,波涅傑林被逮捕了並在蘇聯的集中營裡關押了五年,雖然他早在1941年就已經被缺席判處死刑了。由於波涅傑林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申訴,他於1950年8月25再度受審,而且再次被判處槍決。波涅傑林少將兩度被判死刑,在希特勒的集中營和斯大林的集中營中歷盡苦難,最後被判決,僅僅因為他不幸在失去知覺時被俘虜了……    
    


第二部第八章 殘酷的歲月(6)

    殘酷的歲月,殘酷的人們……斯大林從戰爭一開始,自己剛從喪魂失魄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為了挽回局面就採用了自己屢試不爽的手段:鎮壓和加劇恐怖感。成千上萬的人在前線犧牲了,更多的人淪為俘虜。突圍出來的人和從俘虜營中逃出來的人都要被關進「接受審查的特別集中營」。貝利亞有許多報告是談這些「特別集中營」的職能的。經過審查之後,一部分軍人被派往正在組建的新部隊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處決,或是被發送到集中營去長期監禁紕紞矠。他們的命運分外悲慘:屈辱、喪失了名譽,不僅是他們自己,而且連累了家屬。自然,這些人中間也有自覺地背叛了祖國的人,或者是由於膽怯而沒有履行自己的軍人義務的人。我們在這裡不是指他們。斯大林在戰爭初期對蘇聯人表現出來的殘酷,我們通常以為僅僅限於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將軍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這期間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揮員。其中有:    
    阿列克謝耶夫少將,第6步兵軍軍長;    
    阿魯沙尼揚少將,第56集團軍參謀長;    
    戈皮奇少將,工農紅軍通訊部部長;    
    戈魯什克維奇少將,西方方面軍副參謀長;    
    伊萬諾夫中將,國防人民委員部總幹部部預備役;    
    庫茲明少將,伏龍芝軍事學院戰術教研室主任;    
    列昂諾維奇少將,第18集團軍參謀長;    
    梅利科夫少將,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系主任;    
    波塔圖爾切夫少將,第4坦克師師長;    
    羅曼諾夫少將,第27集團軍參謀長;    
    謝利瓦諾夫中將,第30步兵軍軍長;    
    謝馬什科少將,列寧格勒方面軍副參謀長;    
    特魯別茨科伊中將,紅軍軍事交通局局長;    
    齊魯利尼科夫少將,第15步兵師師長紕紟矠。    
    這份名單並未包括全部被捕者。這些人的命運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線,有些人長期被關在集中營,有些人則罹難了。    
    在大多數情況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過有時他也親自下達某些指示。例如,1942年8月25日5點15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電文,發往斯大林格勒,電文內容如下:    
    華西列夫斯基、馬林科夫親收    
    在斯大林格勒前線敵人突破防線深入我軍後方的情況,同他們去年在布良斯克戰線突破我軍防線衝向奧廖爾的情況如出一轍,這使我感到吃驚。應該指出,當時布良斯克方面軍參謀長也是扎哈羅夫,葉廖緬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魯赫列。值得深思。要麼是葉廖緬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戰鬥經驗的師團處於第一線的地方必須建立第二梯隊這個道理,要麼是那裡有壞人向德國人提供了我軍防線薄弱地段的準確情報……。紕紡矠    
    斯大林不便直接懷疑扎哈羅夫和葉廖緬科,然而最高統帥顯然對方面軍司令部作戰處長魯赫列少將產生了懷疑。他不懂得德軍指揮官尋找我方最薄弱地段並正是在這些地段實施打擊這一規律,卻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有壞人向德國人提供準確情報……」對於特科工作人員來說,收到這樣的電報以後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據了,因為有最高統帥本人的指示。魯赫列少將立即被捕,不過他的運氣還不壞,總算活了下來。    
    斯大林從未完全放棄殘忍的「遊戲」。不過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嚴酷的年代可以為「領袖」的殘忍措施辯解。    
    


第三部第九章 最高統帥 

    一切問題只有時間能夠回答。就在幾年以前,我們對斯大林知道得還很少。他像一座陽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陽光照射的一面被當作了現象的本質。而處在陰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但是今天,我們越是打開新的歷史篇章,我們就越是相信,「向陽的一面」只是一種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卻始終藏在讓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後面。    
    我知道,這種說法會使一些人感到不滿甚至憤怒。30年前,它大概也會在我身上產生同樣的反應。可是在我閱讀了大量文件原件、材料以及見證人的證明材料之後,我越來越相信,甚至在直到最後還保留著「領袖」偉大這種幻覺的領域,也毫無天才可言。人們馬上可以引證權威們的話,引證我們非常尊敬的一些軍事首長的話來反駁我,因為他們都寫了關於戰爭的回憶錄。在回憶錄中,總的說來,對斯大林都作了正面的描寫,儘管細心的讀者在這裡也能找到不少謹慎的保留、暗示、間接的證明,說明最高統帥並不英明。所有這些問題,我下面還要談,現在只談兩點意見。    
    戰爭回憶錄的作者們,他們雖然在前線度過了漫長的戰爭的1418個日日夜夜,但是對斯大林的許多事情,他們當時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時期存在的以及60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復起來的那一套關係體制中,真相始終是華而不實的東西,它們都經過重新調配、裁剪,發生了變形。    
    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繼承人,甚至那些並不認為自己是他的繼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動的。他們對回憶錄進行審查。許多東西根本不能寫。任何一本書都要經過認真的檢查;不能寫1937至1939年的鎮壓,不能對斯大林的「統帥天才」表示懷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魯曉夫後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還有他們的戰友對勝利的「特殊貢獻」。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確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變,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據掌握的證據,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刪節來壓縮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據空軍主帥諾維科夫的遺孀說,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療養院療養時曾對她談到他為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許多著名的老戰士,他們雖然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回憶錄,但他們有時並非由於自己的過錯,卻不得不對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時能講真相的時代還未到來。    
    斯大林並非「英明的統帥」,並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長詩、研究報告、聲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樣。我完全不是想說他是平庸之輩。我要根據文件和證據竭力證明,這是一個擁有實際才能和堅強意志、不乏壞點子、不惜通過血腥試驗的代價來掌握戰爭藝術奧秘的書齋型統帥。我們在評價斯大林時,常常把「勝利的代價」這樣一個衡量他的「統帥才能」的極重要的標準置於「鏡頭」之外。今天對我來說已經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書中指明,國家和軍隊在1941年6月的處境,完全是那個後來成為最高統帥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遠見、實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結果。通常人們會立即反駁:「你為什麼要諉過於一個人,要知道當時有黨,有黨中央,有政治局,還有他周圍的一班人。」對,有。但是在獨裁統治下,在實行愷撒主義的條件下,所有國家的和社會的機構實際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獨裁者憑自己的意志決定一切。在回顧過去時這一點決不能忘記。    
    只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能夠在遭到極大的犧牲時沒有喪失進行鬥爭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在戰爭初期西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遭到的毀滅性的失敗,在哈爾科夫和克裡木遭到的慘敗以及這場戰爭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於遭到毀滅性的災難,我們常常習慣於用下面一類的話來說明一切,例如:「由於蘇軍行動失利,他們不得不放棄基輔。」不能永遠隱瞞真相,祖國的幾十萬兒女首先是由於軍事政治領導人的失誤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為了討好一個人而給抹殺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國人民能在既有「偉大領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極其複雜的條件下支持住並取得戰爭的勝利,那為什麼還要害怕真相呢?    
    在這一章中我談談斯大林的統帥才能。在給這個戰爭時期佔據著國家一切最高職位的人畫像的時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問題,是會畫得不完全的。這些問題是:未來的大元帥是否有統帥才能?斯大林在戰爭的各個時期是否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統帥?斯大林周圍的軍事將領在他的統帥活動中起的作用如何?為什麼在最高統帥的「英明領導」下我們的損失比敵人大1~2倍?    
    拿破侖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天才,他曾經指出,統帥「應當具有同樣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時又指出,一個統帥不單是需要有這些素質,還應當使這些素質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議論很有趣:他把統帥的才能比作一個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頂部是智慧。拿破侖說,真正的統帥,是意志不亞於智慧的人。如果意志勝過智慧,統帥會行動堅決,勇敢,但不總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勝過意志,可以有好的計劃和意圖,但是由於缺乏勇氣,這些好的計劃和意圖將難以實現。但是,如果沒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結合,什麼更重要呢?什麼樣的統帥更強一些呢?「是智慧高的還是意志強的?」    
    當然,我理解,拿破侖的這些看來原則上是正確的議論,並沒有包羅一個統帥所必需的全部多種多樣的品質。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質是智慧和意志,則是毫無疑問的。說得更確切一些,就是要有隨機應變的、敏銳的、廣闊的智慧和堅定的意志。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並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儘管,正像讀者已經有可能相信的那樣,戰爭爆發後的頭兩個星期裡他的意志也發生過動搖,因為一個人的沮喪、震盪、心理上的危機常常是同意志的變形(即使是暫時的變形)聯在一起的。至於說到智慧,他也是很強的,不過他的智慧是教條式的,好像是「單維的」,總是對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計過高。    
    斯大林從來沒有卓越的預測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條主義氣質下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堅強的意志和不大機敏的智慧的情況下,不能依賴職業的軍事知識。他不懂軍事科學,不懂軍事學術理論。他是在以鮮血獲取經驗、進行多次試驗和犯許多錯誤的過程中來掌握戰略學和戰役學的各種深奧道理的。他在內戰時期作為幾條戰線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全權代表所取得的經驗,對於佔據最高統帥職位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夠的。斯大林能保持統帥的名聲,是靠了(儘管這一點很少有人談起)總參謀部的集體智慧,靠了一些在戰時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級軍事將領。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安東諾夫。斯大林實際上從來沒有在部隊、司令部、野戰指揮所裡呆過,對軍事體系的作用機制沒有真正的瞭解,常常缺乏(特別是在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半內)對作戰時間、對戰場的實際空間坐標、對部隊的潛力的感性認識。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預先就注定無法執行,或者是沒有考慮好就匆忙採取行動。下面舉幾個例子。    
    1941年8月6日,斯大林簽署了給預備隊方面軍和西方方面軍司令員關於在葉利尼亞附近準備和進行戰鬥的電報。電報是夜裡簽署的,但電報中卻提出了於當天即6日重新部署軍隊、把一些部隊調進新的陣地的要求。電報結尾有這樣的話:「請證實電報已收到,並立即提出在葉利尼亞附近進行作戰的計劃……」1這裡顯然缺乏對實際情況的感性認識。    
    或者再舉一例。1941年8月28日,斯大林簽署了一項命令(不知為什麼這一次不是以最高統帥的名義,而是以國防人民委員會的名義),要求兩個方面軍的空軍摧毀敵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動不少於450架飛機。這一戰鬥應當從次日黎明時分開始……2可是進行偵察、給具體的部隊即兵團規定任務,執行任務的次序等等怎樣安排呢?而最高統帥這樣的指示卻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認為,只要他一簽署指示、命令,就立即「開動了」整個體系,而不瞭解要使有關單位接到指示(要經過若干層次),為了下達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務,組織協同動作,從技術上對行動加以保證等等,都需要時間。斯大林根本不瞭解這一過程的全部複雜性。斯大林對軍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斷進行學習,在斯大林格勒戰鬥中,正像朱可夫寫的那樣,斯大林已能「對一些大的戰略問題很好地進行分析」3。能夠進行分析,也就是說,能夠理解,有感性認識,能夠作出估計,但還不是說,他已經成為一個戰略家。集體的戰略家是總參謀部。對他的作用不能估計過高。沙波什尼科夫寫道:「戰爭的真正性質使它(總參謀部。——本書作者注)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大,在世界大戰爆發前,我們已經在考慮一個事實,即『軍隊的大腦』已經表示出願望,要從軍隊的腦顱中爬出來,進入整個國家機構的頭腦之中。」4對於國家機構,我不想加以評論,但是對於以斯大林為首的大本營來說,這一真理是無可爭辯的。大本營能夠依靠「軍隊的大腦」——總參謀部的緊張工作發揮作用。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營(1)

    內戰時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當時托洛茨基擔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的這個職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寫的一本小書《在沙皇大本營的250日(1915年9月25日——1916年7月2日)》送給了未來的最高統帥。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戰線的列車上漫不經心地翻閱了這本書。在這本揭露性的小書中,講述了肩佩白色穗帶的軍事「官僚們」躲在陰暗角落裡擬定平庸的作戰計劃的情況。因此,當1941年6月23日晨鐵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報告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提出的關於建立武裝部隊最高軍事管理機關的決定草案時,他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記的列姆克的那本小書就曾描寫過舊俄國的最高統帥大本營,這個大本營最初設在巴拉諾維奇,後來設在莫吉廖夫。所有領導過大本營的人(克倫斯基除外)這時都已故去。他們是: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將軍們——阿列克謝耶夫、布魯西洛夫、科爾尼洛夫、杜鶴寧……斯大林想起這個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寧的命令由克雷連柯率領的一支革命隊伍佔領的,想起這個克雷連柯還成了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統帥。    
    是的,原來在蘇維埃時期已經有過一個大本營的首腦……而現在鐵木辛哥和朱可夫卻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議他擔任大本營的首腦。不,讓鐵木辛哥干吧……    
    我們知道,起初,大本營由鐵木辛哥主持,但從1941年7月10日起,大本營由斯大林領導,而從8月8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統帥。巴拉諾維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國人佔領,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個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營甚至最好不要設在莫斯科近郊。戰爭前夕,鐵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經向斯大林提出關於建立一兩個擁有專門裝備的指揮全國武裝力量的據點的問題,但是這個建議沒有被斯大林採納。1941年5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組建統帥部大本營的方案。方案中建議在大本營領導下進行專門訓練,把國家轉入軍事狀態。斯大林原則上同意在戰爭發生時需要有這樣一個最高軍事領導機關,但是當時沒有作出具體的決定。誰也沒有敢於再向斯大林提出這類建議。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兩個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宮和近郊別墅。遠處的別墅,謝苗諾夫宮,在戰前他幾乎沒有去過,而1941年9月,他已下令將謝苗諾夫宮改作安置傷兵的醫院。因此,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總是設在克里姆林宮內的斯大林辦公室、他的近郊別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廈或者總參謀部的辦公樓裡。斯大林就是從這些地方指揮戰爭的。    
    關於大本營的工作,我認為,朱可夫在他的《回憶與思考》中比誰寫得都好。在華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業》這本書中也有不少有趣的東西。什捷緬科回憶錄中的一些敘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寫大本營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夠說明最高統帥作為大本營主席活動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領導著國防委員會、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手中集中了無限的權力。須知,他還是黨中央的最有權力的書記、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國防人民委員……黨和國家的一切想像得到的最高職位都由一個人佔據著。我已經說過,在那個嚴峻的時期,這種權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觀上是必要的。但是漸漸地,這種權力的史無前例的集中的消極方面也愈來愈充分地暴露了出來。黨中央、人民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任何一項決定,沒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難以通過。我不認為,國家機構和社會組織積極開展工作會妨礙解決總的任務。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內戰時期工農國防委員會的工作經驗,我們就會看到,它並沒有代替黨和國家的機關,而是在依靠它們進行工作。    
    再說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時期每天召集會議,有時每晝夜要召集好幾次會議,並不是會議的每個參加者都能明確斷定是哪個機關在開會。這可能是有軍人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也可能不只是國防委員參加的國防委員會的會議,還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大本營的會議。有時斯大林自己在討論過程中才加以明確化:    
    「作為國防委員會的決定簽發。」    
    「起草一份大本營的指示。」    
    有時馬林科夫還把討論的總結作為政治局的決定記錄在案。實際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話都是最後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決定,而不管會議的決定是怎樣寫的。似乎斯大林對某個人形式上屬某個領導機關並不大重視。對他來說,這並沒有原則意義。但是這給執行者卻造成了困難,他們必須「匆忙」判定,這是最高統帥的指示,還是國防委員會主席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黨中央書記的、國防人民委員的……指示,以便把相應的指示交給相應的部門辦理。通常不作任何記錄或速記記錄。例如,大本營的檔案庫裡有成千上萬份各種文件——報告、證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證明大本營討論了某些戰略問題的材料實際上卻沒有。斯大林,特別是當他從戰爭頭幾個月受到的震動中覺醒過來並振作起來之後,常常邀請大本營的兩三個委員同他一起決定作戰問題。從一開始,總參謀部這個大本營的主要工作機關的領導人就養成一種習慣,他們到斯大林那裡必須帶上準備好的建議、結論、評價。這有助於最高統帥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斷人、決策者的角色。    
    大本營的成員們知道,在國防委員會中每一個人都負責一定的部門如彈藥、糧食、飛機、運輸、外事等等。大本營沒有這種分工。它在總參謀部、海軍總司令部、國防人民委員部所屬的管理機構的協助下對各條戰線實行日常的領導。大本營在各部隊的代表機構,開始「隨意地」代替大本營的參事起作用。應該說,斯大林幾乎不把大本營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由於他自己不愛到外地去(除了戰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營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鐵木辛哥、伏羅希洛夫、華西列夫斯基、沃羅諾夫,最初還有梅赫利斯,雖然他們每人都擔負有某種主要職務,還是經常要到部隊去。最高統帥要求他們每天向他作書面報告或打電話作口頭報告。如果大本營代表的報告由於某種原因被耽擱或讓人轉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這樣做時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線,由於報告作得不經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大林的申斥。還有一次斯大林對華西列夫斯基也作出了這樣的反應。斯大林對華西列夫斯基態度一般很好,如果說斯大林也有「態度好」的時候的話。華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書中引用了這封電報,不過它被大大簡化了。我現在從大本營的檔案庫中把這封電報全文引出來:    
    送華西列夫斯基元帥    
    現在已經是8月17日3時30分,而您還沒有把8月16日的作戰總結和您對於形勢的估計報送大本營。    
    我早就要求您,作為大本營的全權代表,必須在每一天的作戰結束時給大本營送來專門的報告。您幾乎每一次都忘記了自己的這一職責,沒有給大本營送報告來。    
    8月16日是西南方面軍重要戰鬥的第一天,而您是大本營派往那裡的全權代表。而您竟然又忘記了您對大本營的責任,沒有給大本營送報告來。    
    您不能借口說時間不夠,因為朱可夫元帥在前線的工作不比您少,可他還是每天都給大本營送報告來。您和朱可夫的差別在於,他有紀律,沒有失去對大本營的責任感。而您缺乏紀律性,常常忘記自己對大本營的責任。    
    我最後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哪怕一次忘記您對大本營的責任,您將被撤銷總參謀長的職務並從前線召回。    
    約·斯大林          
    1943年8月17日3時30分5    
    這是最高統帥通常的作風。凡是在總參謀部工作過的、作為大本營的代表被派往部隊或擔任方面軍司令員的元帥、高級軍事首長,舉不出哪一個沒有經歷過遭到斯大林申斥的痛苦時刻,而這種申斥往往是不該遭受的。這一次就是華西列夫斯基送了例行的報告,只不過還沒有來得及交到斯大林手裡。接著就迅速作出了反應。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營(2)

    如果大本營的代表被派到戰線某一地段後,那裡的局勢沒有好轉,就會馬上作出「結論」。例如,1942年2月,斯大林派伏羅希洛夫到沃爾霍夫戰線。這位元帥,「領袖」的這位昔日的親信,在此之前已經牢牢樹立了平庸統帥的名聲。伏羅希洛夫這一次也沒能作出什麼重大貢獻,當斯大林通過直通電話建議他擔任方面軍司令員時,他不知所措,便拒絕了。這使最高統帥簡直無法容忍。一個多月以後,伏羅希洛夫從前線回來,斯大林口授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後來被正式作為政治局的決定。現在把這個文件引來,雖然稍有刪節,也是頗有興味的。    
    送聯共(布)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監察委員。現將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2年4月1日通過的關於伏羅希洛夫同志的工作的決定通知如下:    
    第一,1939至1940年同芬蘭的戰爭,暴露出國防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工作中存在著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落後狀態。紅軍中缺乏迫擊炮和機關炮,對飛機和坦克缺乏精確的統計,軍隊缺乏必要的冬裝,軍隊沒有壓縮食品。在國防人民委員部的炮兵管理總局、戰鬥訓練管理局、空軍管理局這樣一些重要部門中,工作雜亂無章,軍事院校辦得很差……所有這些都拖延了戰爭,導致了不必要的犧牲。伏羅希洛夫同志作為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不得不在1940年3月底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全會上承認暴露出來的問題——自己對國防人民委員部領導不力……聯共(布)中央認為,必須解除伏羅希洛夫同志國防人民委員的職務。    
    第二,在對德戰爭初期,伏羅希洛夫同志被任命為西北方向總司令,主要任務是保衛列寧格勒。後來事實表明,伏羅希洛夫同志對被委託的工作不能勝任,不善於組織列寧格勒的防衛。伏羅希洛夫在列寧格勒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嚴重錯誤:下令在民兵部隊中選拔營級指揮官——這道命令已經根據大本營的指示被認為是一道會瓦解和削弱紅軍紀律的命令加以廢除;組織列寧格勒的軍事防禦委員會,而他自己卻不參加這個委員會——這道命令也被大本營作為不正確的有害的命令加以廢除,因為列寧格勒的工人可以把伏羅希洛夫同志不加入防禦委員會理解為他不相信列寧格勒的防禦;醉心於建立裝備很差(手槍、長矛、匕首等等)的工人大隊,卻忽略於組織列寧格勒的炮兵防禦……由於以上原因,國防委員會不得不把伏羅希洛夫同志從列寧格勒召回……    
    第三,根據伏羅希洛夫同志的請求,他在2月作為大本營的代表被派往沃爾霍夫戰線幫助戰線指揮部工作並在那裡呆了將近一個月。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在沃爾霍夫戰線的工作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聯共(布)中央希望再給伏羅希洛夫同志一次利用自己在前線的工作經驗的機會,建議伏羅希洛夫同志直接負責指揮沃爾霍夫戰線。但是伏羅希洛夫對這個建議持否定態度,不願意對沃爾霍夫戰線承擔責任,儘管這條戰線現在對保衛列寧格勒有決定意義;他的借口是,沃爾霍夫戰線是一條困難的戰線,他不想在這件工作中弄得身敗名裂。    
    根據上述情況,聯共(布)中央決定:    
    第一,認為伏羅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委託他在前線擔負的工作。    
    第二,派伏羅希洛夫同志去後方從事軍事工作。    
    聯共(布)中央書記    
    約·斯大林6      
    這個決定顯然是斯大林的創作,因為它冷嘲熱諷,尖酸刻薄。最高統帥沒完沒了地重複「伏羅希洛夫同志」,實際上是要說明過去的「第一元帥」毫不中用。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很幸運,他沒有像庫利克元帥那樣被革職。伏羅希洛夫還在斯大林死後重新露面,並且在1953年當上了蘇聯的國家元首……    
    一般說來,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具有非常明顯的強制、懲罰、嚴厲的工作作風。不過,對於伏羅希洛夫來說,這個決定看來還是公正的。    
    要是別人,那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在前線失利,報告作得不好,不僅會立即被撤職,而且會遭到逮捕以及最悲慘的後果。這裡舉兩三個例子。    
    1943年2月22日,按照大本營的命令,西方方面軍的第16集團軍開始進攻:從蘇希尼奇西南地區自北向布良斯克發動突擊。但是敵人的防禦很堅固,進攻受挫。在接到總參謀部2月27日的例行報告後,斯大林確信,該集團軍實際上在原地踏步不動。斯大林未與任何人商量,也未進一步查明,便口授了大本營的第0045號命令,命令中說:    
    解除科涅夫上將西方方面軍司令員的職務,因其未能完成領導方面軍的任務,調其到大本營來分配工作……7    
    有時情況比這還要糟。我們知道,科涅夫後來還有從最好的方面來表現自己的機會。許多人卻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送高加索方面軍司令員科茲洛夫同志    
    ……立即逮捕執行第44集團軍司令員職務的達希喬夫少將並將其押送莫斯科。馬上採取措施,對第44集團軍的部隊立即進行整頓,阻止敵人的繼續進攻,保住費奧多西亞市……8    
    在幹部問題上斯大林從不動搖。我已經指出,他的作風是不斷調換司令員,對於這種調換,周圍的人常常不大理解。他不知為什麼認為,這種「王車易位」能夠加強對軍隊的領導。對斯大林,自然,誰也不敢頂嘴。同一個科涅夫不久以前被撤職後又重新得到任命,可是又不知為了什麼惹得最高統帥不愉快:    
    由於另有任用,解除科涅夫上將西北方面軍司令員的職務……    
    約·斯大林       
    1943年6月23日9    
    科涅夫在戰爭中總共連續指揮過六個方面軍……有時給人一種印象,對斯大林來說,戰場好像棋盤,他喜歡經常挪動棋子。例如,葉廖緬科,斯大林有一個時期對他非常賞識,儘管常常罵他;他在戰時指揮過西方方面軍、布良斯克方面軍、波羅的海沿岸第一方面軍和第二方面軍、烏克蘭第四方面軍、加裡寧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第一新編方面軍)、東南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第二新編方面軍)、南方方面軍(第二新編方面軍)……;這位後來的元帥換過10個方面軍,每個地方呆的時間都不長。但是斯大林喜歡葉廖緬科有信心。最高統帥記得,在1941年8月那些最困難的日子裡他通過「博多機」召見他的情況。    
    斯大林:斯大林在電報機旁。您好!是否應該解散中部方面軍,把第3集團軍同第21集團軍合併在一起,合併後的第21集團軍歸您指揮?我所以徵求您的意見,是因為葉弗列莫夫的工作不能使莫斯科滿意……如果您能保證打垮古德裡安這個壞蛋,那麼我們可以再給您派幾個空軍團隊和幾個火箭彈連隊。請您回答。    
    葉廖緬科:您好!我回答。關於解散中部方面軍,我的意見是:由於我想打垮並且一定要打垮古德裡安,需要牢固地保證南線……因此我請求把同第3集團軍合併後的第21集團軍交我指揮……至於古德裡安這個壞蛋,我絕對保證努力把他打垮……紒紛矠    
    雖然葉廖緬科「絕對」沒有打垮古德裡安,但是這位軍事首長的信心卻給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習慣於夜間工作,大本營裡的工作秩序也是「按照自己的習慣」安排的。他開始工作不早於午間12時。但是研究問題幾乎要到次日早晨4、5點(中間有休息——斯大林通常在白天稍睡一會兒)。總參謀部、人民委員會、黨中央、所有其他國家機關和軍事機關都不得不去適應最高統帥的生活方式。    
    如果沒有什麼特殊事情,一晝夜要向最高統帥報告兩次各條戰線的情況。總參謀長或他的一個副手,站在鋪在桌子上的標有日內戰況及其動向的地圖旁邊(有人曾建議把地圖掛在牆上,斯大林不知為什麼不喜歡)報告各條戰線的情況。報告一般很簡短。這時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在室內踱步,有時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    
    「總參謀部在何處發現新的德國師團?」    
    「是否按照我上次的指示給霍津另外提供了『道格拉斯』飛機以便運糧?」    
    「我曾指示,用炮火摧毀渡橋地區的扎維多沃河上的冰塊。檢查過沒有?」    
    「還在昨天我就命令科涅夫在自己的戰線上發動突擊(當時科涅夫在指揮加裡寧方面軍。——本書作者注),以便吸引住戰線其他地段的敵軍。執行情況如何?您知道不知道?」    
    報告人處於難堪的境地。他的任務本來是報告各條戰線的戰役戰略情況。幸好,他知道何處發現了新的德國兵團,知道暫時只能抽調18架「道格拉斯」飛機;關於扎維多沃河上的情況,這是個瑣碎的具體問題,他一點也沒有聽說過。至於給科涅夫的命令,是的,這是斯大林1941年11月27日在羅加喬沃陷落後親自給科涅夫下令要他對德軍發動突擊的。但是下令後只有幾個小時,在實際上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能夠執行命令嗎?!報告人知道,突擊還沒有發動,正在準備,他只好說:    
    「請允許我弄清楚好嗎?斯大林同志?」    
    「不知道,那……您知道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的眼色迅速發生變化,臉色也變得蒼白起來。正像朱可夫回憶的那樣,這時「眼神變得嚴厲、陰沉。我知道,只有很少膽大的人能夠經受住斯大林的憤怒並擋回這種打擊」紒紜矠。他的眼珠開始發黃,誰也不知道,報告該如何結束。斯大林認為,向他作報告的人應當準備好回答任何問題。對他自己,他認為某些問題不知道是理所當然的,但他不允許他的下屬這樣無知。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營(3)

    斯大林缺乏軍事知識,總參謀部的工作人員很快就感覺到了,他們曾企圖用自己的知識來「修補」最高統帥的許多半通不通的指示。他周圍的軍事首長認為政治家在軍事上不內行是正常現象,但是由於我上面說過的原因,他們都不能直說。然而,同朱可夫多次見過面的蘇聯軍事史學家巴甫連科證實,著名的元帥在他離開工作崗位後,曾說斯大林「過去是,至今仍然是一個文職人員」。    
    斯大林同意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制定戰略性戰役計劃的方法。起初他只是審查總參謀部的建議並表明自己的態度。後來根據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議(這時沙波什尼科夫已經離開總參謀部,當了伏羅希洛夫最高軍事學院的院長,但他常被邀請到斯大林這裡來參加會議),在總參謀部提出關於某一戰役的意圖的報告之後,對於總參謀部的這些建議,都同後方主管首長、各兵種司令員、國防人民委員部各總部部長、紅軍和海軍的總政治部一起進行全面的研究。在收到所有關於保證一次戰役的考慮、設想之後,沙波什尼科夫建議聽一聽參加戰鬥的方面軍司令員的意見(口頭或書面,視情況而定),只有在這之後,才能最後定下方案,決定實現它的方法。最高統帥起初對於是否必須做這樣龐大而繁重的工作感到沒有把握,他說這是「費時而陳舊的工作方法」。沙波什尼科夫(他所起的作為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安東諾夫和斯大林本人的導師的作用,在我看來,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耐心地解釋說,這是絕對必須做的工作。當然,他補充說,一些戰役可能需要準備幾天,而另一些需要準備幾個月。斯大林憑著他天生的實際的智慧懂得,沙波什尼科夫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看到了自己如果說不是束手無策,也是完全缺乏準備。但是斯大林很快制定了適合於自己的擬定戰役計劃的行動方針,這個方針既能保持主帥的崇高聲望,又能在實際上不冒喪失自己威信的風險。對大本營檔案材料進行的仔細分析證明,斯大林通常從兩個角度來說明自己的主張。一是最一般的表態,例如像他在1942年1月大本營會議上做的那樣:「必須不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並把敵人趕回西方……」這個主張是人們的共同願望,它反映了蘇聯廣大群眾的情緒,但不包含具體的戰略意圖。它沒有考慮我們「毫不喘息地追趕」敵人的可能性、敵人抵抗這種意圖的能力,沒有提出實現這一主張的方式和方法。這是一個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的意圖,但不是一個統帥的意圖。    
    另一個角度同校正、弄準確具體計劃、意圖和期限有關。但是,由於斯大林的這些意見帶有歸納、概括、總結的性質,所以能夠產生特別的印象。雖然整個計劃——計劃的內容、實現的序列、協同動作問題、物質技術保障問題、任務的深度——都經過總參謀部的全面加工,但是畫面的最後「潤色」則屬於斯大林,這樣他就往往被認為是整個計劃的設計人。    
    至於1942年1月斯大林在大本營會議上所作的「不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並把敵人趕回西方」這一具體指示,它的產物就是「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指示信」。這個文件既未從軍事方面、也未從經濟方面和技術方面進行應有的研究。其中只談了一些關於必須使用突擊群作戰(德國人在戰爭初期就用過這種方法)和關於實施炮兵進攻的想法。向軍事顧問所作的說明是,必須從「所謂的炮火準備」的實踐轉入炮兵進攻的實踐。我在這裡先說明一下,關於「炮兵進攻」的指示引起了不同的解釋並在軍隊中造成了混亂。某些指揮員對「所謂的炮火準備」的說法迷惑不解。難道它被根本取消了嗎?但是沒有準備怎樣能夠進攻?什麼是「炮兵進攻」?從各個戰線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是誰也不敢向斯大林報告,只是通過正常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解釋,這些解釋反映在1942年底制定的新的步兵戰鬥條令中(步兵戰鬥條令第42條):炮火準備仍然需要,衝擊的炮火支援仍然需要,正像用炮火保障步兵和坦克在縱深的戰鬥一樣。換句話說,還在戰前就已經為大家熟習的炮兵作戰的三個階段仍然需要。但斯大林只是在1942年初才「領會了」這一點,並把它在炮兵進攻的思想中表達出來。    
    當這封「指示信」潤色完畢在華西列夫斯基、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以及其他幾個人參加下進行討論時,斯大林把文件拿在手裡突然說:    
    「可是信中還缺乏主要的東西……」    
    大家悄悄地、有點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等待明示。得到的新的指示是:    
    「我建議在信中再反映一個大概是最主要的思想。」    
    大家都準備好作記錄。斯大林沉默良久,聚精會神,對自己的指示斟酌再三,在室內走了幾趟,最後說出了一句話,這句話原封不動地加進了「指示信」中:    
    我們的任務在於,不讓敵人有喘息機會,一鼓作氣地把敵人趕回西方,迫使他們在春天到來之前就把自己的後備力量消耗殆盡,那時我們將投入新的巨大後備力量,德國人再沒有更多的後備力量進行增援,這樣就能保證在1942年徹底擊潰希特勒軍隊紒紝矠。    
    當然,斯大林的補充對所有出席的人都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國防委員會和大本營的成員好像感覺到,斯大林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他對形勢的預見能力高於其他的常人……大家一致贊同這一思想,衷心同意它的精神,毫不考慮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但是斯大林這一次,也和在此以前和以後的許多次一樣,表現了很差的預見能力。斯大林的預測和提出的任務完全是不現實的。這一點很快就清楚了。1942年4月我們的冬季進攻結束,德軍在夏季攻勢中進軍到伏爾加河,這就表明上述預測是錯誤的,它不過是空想而已。但是後來誰也沒有提起過最高統帥的失誤。這是戰前就已經形成的做法:同斯大林的名字聯在一起的只有成功、成績。挫折、失敗、失誤則是沒有執行「領袖」意志的結果,就是說,沒有執行他的意志。這一套思維模式在當時人們的意識中已經佔據統治地位。    
    斯大林對大本營的計劃所作的某些校正、修改常常不起決定作用,但是有時卻對戰役進程產生了可悲的影響。特別是斯大林喜歡改變日期,一定要縮短作戰準備、軍隊的機動和集中的時間。有時哪怕是一天,也要把作戰開始的時間提前。    
    1941年9月4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報告,按照他的指示,他將在9月8日發動突擊以支援葉廖緬科。但是斯大林一定要按自己的意見辦:    
    「7日比8日更好……就這樣。」紒紞矠    
    他非常固執,已到了頑固的程度,通常誰也不敢反駁他。人們怕他。甚至善於維護自己觀點的朱可夫,雖然未必贊同斯大林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在9月4日斯大林同朱可夫進行的那次談話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斯大林:我想,你打算在斯摩稜斯克地區進行的戰役,應當只是在消滅羅斯拉夫爾的敵人之後進行。如果對斯摩稜斯克暫緩採取行動,先同葉廖緬科一起消滅羅斯拉夫爾的敵人,然後抓住古德裡安不放,那就更好……主要是打垮古德裡安,斯摩稜斯克是跑不掉的。就這樣。    
    朱可夫:……如果您下令在羅斯拉夫爾方向作戰,那麼這件事我可以辦。但是如果我先奪取葉利尼亞,那會更有利一些……紒紟矠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大本營不僅同每個方面軍,而且同每個集團軍進行直接聯繫。最高統帥有時還通過直通電話或電報同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方面軍司令員和集團軍司令員進行談話。很難抓住他要同誰進行談話的規律。但畢竟可以發現,最經常的是斯大林要求同方面軍司令員或集團軍司令員進行談話。每當他發現大本營的指示沒有得到執行或者感覺到他的談話對人們「能起鼓舞作用」的時候,他就要進行這種談話;他是要向司令員們暗示,最高統帥在注視他們,在擔心他們,在要求他們……斯大林的指示在作戰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時是很可疑的。也許在戰爭的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即最後階段,斯大林已能夠提出作戰性質的重要意見和建議。大概,他感到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弱點,所以他同前線指揮人員進行談話時常常帶著參謀部有經驗的工作人員,通常委託他們進行作戰方面的談話,他自己只作「一般性的指示」,提出批評意見或進行申斥,有時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同時最高統帥也喜歡「顯示」自己對形勢瞭如指掌,有時獨自提出一些作戰方面的指示,然後再用一些專門的指示加以充實,儘管十分明顯的是,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的建議、指示無疑更加具有專業水平和更加有益。例如,1942年6月13日,鐵木辛哥向斯大林報告南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的情況時指出,由於缺乏白天作戰的轟炸機,不能有效地破壞敵人的渡河設施。斯大林根據大本營掌握的材料是瞭解那裡的形勢的,可是他卻反駁說:「我們的『伊爾-2』型強擊機被認為是白天作戰用的最好的轟炸機,它們比『容克』飛機性能好,更適於轟炸敵人的坦克、有生力量,當然也更適於轟炸敵人的渡河設施。我們的強擊機能帶400公斤炸彈。根據我掌握的材料,你們那裡有強擊機,也許,你們沒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既然斯大林對他們那裡有無白天作戰用的轟炸機知道得更清楚,鐵木辛哥也就不再反駁了。問題在於,斯大林到電話室來時已經查閱了關於西南方面軍和南方方面軍的兵力的材料,不過他沒有注意到材料中的數字是6月1日的,而兩周來的戰鬥情況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鐵木辛哥,我再說一遍,沒有進行反駁,只是報告說:「完全明白了,我們將根據您的指示加以研究並作出決定,然後再向您報告。」    
    鐵木辛哥未必敢和斯大林頂嘴;他沒有忘記另一位元帥庫利克的命運,這位元帥企圖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釋斯大林的指示而被迅速降為少將,失去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在戰爭時期大本營向各部隊發出了數千件指令、命令、指示。當然,斯大林不可能對所有這些指示性文件進行仔細研究,但最重要的文件他都審查過,校改過,有時還退回去加工,親筆補寫一些句子或段落。    
    有時斯大林以最高統帥部的名義親自向各司令員和司令部口授電報。其中往往是好為人師的和教訓性的內容居多(有時還帶有威脅),具有作戰價值的具體指示則比較少。例如,1942年5月底,斯大林被鐵木辛哥關於加強他那個方面軍的請求所激怒,便口授了如下一封電報:    
    送鐵木辛哥、赫魯曉夫、巴格拉米揚    
    最近四天來,大本營接連收到你們關於加強裝備、從大本營的預備隊中抽調新的師團和坦克兵增援你們的請求。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營(4)

    你們應該考慮到,大本營沒有可以立即投入戰鬥的新的師團,這些師團都是新組建的,還沒有經過訓練,現在把它們調上前線,意味著讓敵人輕易取得勝利。    
    你們應該考慮到,我們的裝備資源是有限的,要知道,除了你們方面軍,我們還有其他方面軍。    
    難道現在不是你們學會像德國人那樣以少量的血的代價進行戰鬥的時候嗎?作戰應該不是依靠數量,而是依靠本領……如果你們想學會戰勝敵人,而不是讓敵人輕易取得勝利,那就要考慮所有這些。否則,你們從最高統帥部得到的裝備也會轉入敵人手中,像現在正在發生的那樣。    
    斯大林           
    1942年5月27日21時50分紒紡矠    
    「你們應該考慮到」——這是喜歡教訓所有人的斯大林的口頭禪。而「學會以少量的血的代價進行戰鬥」的論斷,在他嘴裡簡直像是侮辱人。在斯大林的電報中還常常使用另一種很動聽的說法——「不惜犧牲」。    
    為了使讀者能夠感受到大本營操心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什麼樣的事情以及最高統帥的工作範圍,我現在只是列舉一些1942年的指示,按它們在檔案文件中的叫法介紹如下: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3月8日關於任命弗拉索夫中將為沃爾霍夫方面軍副司令員、任命沃羅比約夫少將為第52集團軍副司令員的第170136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4月9日給西方方向總司令和西南方向總司令、各方面軍司令員和集團軍司令員關於師團換防休整辦法的第170228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4月22日給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員和西方方向總司令關於任命和調動第4集團軍、第54集團軍和第8集團軍指揮人員的第170300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5月8日給南方方面軍司令員關於在全線構築防線的第170366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7月31日給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關於建立阻擊隊的第170542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9日給東南方面軍司令員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關於斯大林格勒方面軍歸東南方面軍司令員指揮和保衛斯大林格勒市的第170562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13日關於任命戈爾多夫中將為葉廖緬科上將指揮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副手、任命赫魯曉夫為葉廖緬科上將所部的軍事委員會委員的第170566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15日給東南方面軍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葉廖緬科從附近抽調第62集團軍的第181、147和229步兵師的第170569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17日給西方方面軍司令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副司令員、第61集團軍司令員和第16集團軍司令員關於從附近抽調第61集團軍的第387、350步兵師和346步兵師的一部分的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23日給貝利亞、秋列涅夫、恰爾克維安、博丁關於批准南高加索方面軍加強各山隘防禦的措施的第170580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23日給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員關於組建西伯利亞斯大林志願步兵軍的第934169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24日給貝利亞關於同意內務人民委員部再組織三個檢查退卻部隊的阻截營的第170583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8月26日關於任命朱可夫大將為工農紅軍和海軍副最高統帥的第170589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3日給朱可夫大將關於立即採取措施援助斯大林格勒的第170599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4日給朱可夫、馬林科夫、華西列夫斯基關於加強突擊以確保斯大林格勒不致陷落的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8日給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關於批准解除洛帕廷第62集團軍司令員職務的決定的第170603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11日給夏登科、赫魯廖夫、雅柯夫列夫關於從各個方面軍抽調兵力為坦克軍的9個摩托化步兵旅補充配套的第994201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12日給朱可夫、馬林科夫關於每天兩次向大本營提供戰報的第170609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12日給戈沃羅夫、日丹諾夫、庫茲涅佐夫關於暫時停止列寧格勒方面軍部隊強渡涅瓦河的戰鬥的第170610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9月25日關於組建愛沙尼亞第8步兵軍的第994205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10月9日給各戰線司令員和第7獨立集團軍司令員關於在作戰部隊中為指揮人員設置傳令兵的第934235號指示。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1942年10月14日給人民委員貝利亞關於確定縱深25公里為前線接近地帶並從這些地帶遷走一切居民的第170662號指示。    
    我想,這已經使讀者厭倦了。但是,如果不知道斯大林一天有14至16個小時呆在自己的辦公室,並且不得不每天考慮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有關作戰、幹部、技術、偵察、軍事、經濟、外交、政治方面的問題,那就不能瞭解斯大林的活動。斯大林簽署的成千上萬份文件,牽動了大批人員。他習慣於操縱人們的命運,常常不考慮自己的決定的後果。如果仔細想一想這些決定,它們還能更充分地說明他的冷酷無情的性格。斯大林看到的具體的人都在他的身邊,他只有看了前線拍攝的或繳獲的新聞影片,才能對大批退卻的戰士、在渡口淹死的人、瓦礫堆上婦女和兒童的哭聲、堆集如山的沒有掩埋的屍體、守在死去的孩子旁邊的母親的神經失常的眼神等等有一個印象。斯大林對戰爭造成的無數悲慘景象無動於衷。為了給敵人造成最大的損失,他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蘇聯人為此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成千上萬以至上百萬人的生命對他早已成為枯燥的、公式化的統計數字……請讀一讀斯大林親自擬定和口授的大本營的兩道可怕的命令。其中一道是1941年11月17日下達的第0428號命令。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命令:    
    1.破壞和燒光德軍後方距前沿陣地縱深40至60公里、道路兩側20—30公里內的所有居民點。為了摧毀上述活動半徑內的居民點,要迅速出動空軍,廣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偵察小分隊、滑雪兵和游擊隊破壞活動小組,他們都要攜帶燃燒瓶……    
    2.每個團都要建立由20—30人組成的擔任爆炸和燒燬居民點的志願小分隊,對摧毀居民點時行動果敢的優秀勇敢分子要給予政府獎勵……紒綷矠    
    縱火者幹起來了。火光映紅了冬天的漆黑的天空。農民的陰暗的茅舍在熊熊燃燒。母親驚恐萬狀地緊緊摟抱著號啕大哭的孩子。祖國那些多災多難的村莊裡一片哀怨聲。德國人焚燒村莊是為了懲罰游擊隊。可是現在自己人也在燒……開列出了獎賞……「志願者小分隊」的名單……而焚燒村莊和房屋的地方並沒有德國人……要在有佔領者的地方縱火並不是簡單的事。血紅的火光中發生著一場悲劇……    
    戰爭是無情的。這些行動可能會給佔領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對於很多蘇聯人來說,他們的住所就是最後的可憐的避難所,他們指望在那裡熬過動亂的年代,等待自己的人回來,拯救孩子們!誰能說出在這道命令中什麼更多些:是作戰的合理性還是喪心病狂的殘忍性?這個決定具有斯大林的特點。他從來不憐惜人,從來不!成千上萬以至上百萬同胞死亡,對他來說早已習以為常。現在事後爭論斯大林關於在接近前線地帶焚燒居民點的決定是徒勞無益的,但是這道命令是令人厭惡的。裡亞申科大將對我談過與實現這道可怕的命令有關的一個插曲。1941年底,裡亞申科回憶說:我指揮一個團。我們擔任防衛。在我們前面可以看到兩個村莊,我現在記得叫班諾夫斯科耶和普裡希布。師裡下來命令:燒燬我們能夠燒的一切村莊。當我在地下掩蔽部中進一步研究如何執行這道命令的細節時,一個上了年紀的通信兵,不顧一切上下級關係,突然插話說:    
    「少校同志,這是我的村莊……那裡有妻子、孩子、妹妹和她的孩子……怎麼要燒燬?!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會被燒死的!」    
    「你怎麼亂插起嘴來?我們會安排好的。」    
    打發走這個軍士以後,我們同營長們開始考慮怎麼辦。記得我說這道命令是「荒謬的」,為這句話我差一點要付出血的代價。須知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是集團軍司令員馬林諾夫斯基和軍事委員會委員拉林救了我,這才沒有受到特別處人員的追究。而這兩個村莊,我們得到師長扎莫爾采夫的允許,在次日早晨攻佔下來……裡亞申科最後說:這樣,這兩個村莊才倖免於火焚之災。他說這話時好像又暫時回到了那遙遠的殘酷的時代。    
    還可以再看一份斯大林口授的文件:    
    送加裡寧方面軍司令員    
    1942年1月11日1時50分,第170007號命令。    
    ……在1月11日,無論如何不得遲於12日,必須攻佔勒熱夫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大本營建議利用該地區現有的大炮、火箭炮、空軍向該城猛烈襲擊,即使該城受到嚴重破壞也在所不惜。    
    請證實電報已收到,並報告執行情況。    
    約·斯大林紒□矠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營(5)

    可惜,在戰爭爆發前夕,當偵察機關、軍人、蘇聯的友人報告說,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已準備好要對我國進行瘋狂的突然襲擊時,斯大林卻沒有表現出這種決心。而現在卻要「對勒熱夫城進行猛烈轟擊」了。當你讀到大本營的無數文件都貫穿著一個思想——阻止敵人、擊敗敵人、把敵人從祖國趕出去時,你會敏銳地感覺到,災難的規模本來不至於這樣大。而現在,斯大林為了顯示自己的意志、無情、決心、統帥的堅定性,便毫不猶豫地準備由自己來燒燬、破壞、消滅由自己同胞親手建造的一切。不錯,客觀情況常常使得你非這樣做不可,橋樑、火車站、工廠在退卻時都需要加以毀掉。但是,俄國農村的農舍未必能夠成為佔領者的避難所。    
    我想,大本營和國防委員會的文件需要編成專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蘇聯人前所未見的獻身精神、災難給人帶來的痛苦、永不熄滅的希望、成千上萬人以至千百萬人的悲慘遭遇以及人民對勝利的不可摧毀的信念。不論當我們的軍隊退守伏爾加河還是進軍柏林時,普通的蘇聯人都從老遠老遠的地方給斯大林寄來了信件表示支持,他們懷著愛國的願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獻給前方,懇求把自己年幼的兒子送上前線。斯大林在大本營的千萬份文件上的簽字並不能證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藍色鉛筆留下的字跡只是證明,它的主人在整個戰爭中義不容辭地應當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獻給同惡勢力進行的極其壯烈的鬥爭,而就是這些惡勢力,他曾在戰爭爆發前夕輕率地企圖與之建立「友好」關係。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夠構成拿破侖說的「正方形」。他從始至終更突出地表現出來的是無情、殘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條主義的智慧存在著缺陷。常常是,特別是在戰爭初期,「領袖」的元帥杖所指出的遠不是解決問題的良策。大概可以說,並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圍的軍事領導人,最終使大本營成了集體的戰略領導機關。    
    


第三部第九章 戰爭的「各章」(1)

    戰爭的磨盤改變著人類的命運。漫長的四年,戰爭要求不斷作出犧牲。斯大林在戰爭開始後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揮崗位,但是並沒有因此而看得更遠些,考慮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戰爭的舞台想像成這樣:兩支軍隊在從巴倫支海到黑海的廣大地域上「對陣」。他不善於抓住局勢的各個主要環節,無法理解例如為什麼巴甫洛夫統率下的西部戰線會迅速瓦解。只是到後來,在戰爭結束以後,當有人把一些繳獲的文件呈報給他的時候,他才看到,德國軍隊在主要突擊方向上集結了多麼巨大的兵力。而同時,蘇聯軍隊的戰役布勢卻是平均鋪開的。    
    斯大林是逐漸獲得戰略「眼光」的。例如,他從戰爭中領會的第一個教訓還是在1941—7月獲得的。當德寇佔領了明斯克並向斯摩稜斯克和莫斯科推進的時候,斯大林一度感覺到,大本營手邊沒有足夠的戰略預備隊。前線的「背後」顯得一片空虛。接連不斷地從我國腹地調集一些兵團來堵塞呈內彎弓形的、經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敵人有可能將它們各個擊破。從7月間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領悟到為了可靠地持久地進行防禦(以及為了有進攻的突擊力量),必須經常有預備隊、預備隊、預備隊,如果沒有預備隊,甚至雙梯隊的布勢也不能保證戰線的彈性和不被敵人擊破。    
    在很長時間裡,實際上在1941年和1942年,斯大林都只是在應付敵人的挑戰、威脅和突擊。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夠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敵人,迫使敵人接受自己的條件。到1941年底,最高統帥已經懂得,就像一本書是由統一的情節所聯繫起來的各個篇章所組成的一樣,一場戰爭也包括許多具體的戰役。波斯克列貝捨夫在戰後回憶道,在勝利前不久,斯大林同總參謀長安東諾夫研究有關最後兩次戰役——柏林戰役和布拉格戰役——的當前形勢以後,突然問這位大將說:    
    「看來這將是我們在西方的最後兩次進攻戰役了……現在我在想,這場戰爭一共有多少次戰役呢?」    
    安東諾夫回答說:「我很難一下子說出來,但是我想,大的戰略性戰役,包括防禦戰役在內,我們已經進行了40次以上……」    
    安東諾夫的說法接近於真實情況:在1941至1945年這幾年中,各條戰線的武裝力量在大本營的指揮下進行了將近50次戰略性戰役(包括防禦戰役和進攻戰役)。如果說戰爭的前10至15「章」,是由最高統帥、各級司令部、作戰部隊在敵人的口授下「寫」的話,那麼其餘35至40次,則是他們在自己認為合適的地點和時間進行的。這部關於戰爭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蘇維埃人、士兵、指揮員、政工人員。而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編年史本身,則是由各方面軍司令部、集團軍司令部、總參謀部、大本營本身創作的。在戰爭初期有五條戰線。但是後來戰略形勢迫使大本營把戰線劃小(例如,在1943年7月已經有12條戰線);而這部無與倫比的史詩是在8條戰線上結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斯大林已經不加掩飾地表示確信,他已經掌握了戰略、戰役學、戰術的「奧秘」。如果說他在戰略方面確實是大有長進的話,那麼在戰役學和戰術方面,他直至戰爭結束都始終是一個涉獵者。在給亞歷山德羅夫和費多羅夫的一封電報中,斯大林責備沃羅涅日方面軍指揮部不會打仗。    
    「我認為,對於一個方面軍的指揮部來說,由於自己玩忽職守和指揮不力而讓我們的四個步兵團被敵軍部隊包圍,是一種恥辱。戰爭已經開始兩年多,是應該學會正確指揮部隊的時候了。」紒紮矠    
    「是應該學會的時候了」——能夠說這話的人無疑自己早已學會了。斯大林並不懷疑他已經掌握了武裝鬥爭的藝術,就像他已經掌握了政治鬥爭的藝術一樣。而他並不是向虛構的「亞歷山德羅夫」和「費多羅夫」,而是向完全具體的人物發指示。我們知道,斯大林很喜歡保密。他在搞隱蔽戰略和用假情報迷惑敵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從1943年5月15日起,用亞歷山德羅夫這個化名的是華西列夫斯基,而費多羅夫就是托爾布欣。我向讀者介紹一下某些統帥在作戰時的化名。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預先規定的,當然它是嚴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揚——化名為赫利斯托福羅夫    
    謝·米·布瓊尼——謝苗諾夫    
    尼·亞·布爾加寧——尼科林    
    亞·米·華西列夫斯基——亞歷山德羅夫、米哈伊洛夫    
    尼·費·瓦圖京——費多羅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羅諾夫——尼古拉耶夫    
    克·葉·伏羅希洛夫——葉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諾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諾夫、斯捷平    
    康·康·羅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頓措夫    
    約·維·斯大林——瓦西裡耶夫、伊萬諾夫……    
    讀了這樣「譯成代號的」署名,往往看不出這裡有什麼特殊的含義。但是,斯大林堅持要這樣譯成代號。誠然,即使沒有真實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誰發出這類急電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許多這類電報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諾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現把米哈伊洛夫(亞·米·華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轉告您。請告知您的意見。從米哈伊洛夫的電報中看不出第57集團軍在消滅被包圍的敵人的總進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談話後才弄清楚,第57集團軍將從拉基季諾、克拉夫佐沃和齊邊科地區朝著戈爾納亞波利亞納國營農場和巴爾卡佩斯納亞的共同方向行動……    
    瓦西裡耶夫(斯大林)紒□矠    
    如果敵人能夠截獲並破譯這封電報的話,典型的俄羅斯姓名未必會使他們陷入迷霧……    
    當時的情況是,大本營不僅把確定這條或那條戰線的總任務和局部任務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規劃各個戰役的工作都「包攬」到自己身上。已經成立的各方向部隊——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隊——的總指揮部,立刻就被置於無權地位。大本營在各總指揮部成立以後繼續超越各總指揮部去領導各個方面軍,發佈命令,要求執行最高統帥的各項指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印象,斯大林需要各個總指揮部,不是為便於指揮軍隊,而是為了有現成的「替罪羊」,為了隨時都能找到狠狠批評的對象。沒有大本營的同意,各個總指揮部實質上不能指揮駐在本地區的預備隊、航空部隊,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決定。在同各方面軍的司令員商談時,斯大林不僅不考慮各個總指揮部的計劃和命令,而且往往順便加以批駁。例如,在同克裡木方面軍司令員科茲洛夫將軍打直通電話時,斯大林命令道:    
    必須立即開始把第47集團軍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組織好後衛,並用空軍掩護……凡是與上述命令相牴觸的總指揮部命令,您都可以認為是不宜執行的……紓紛矠    
    各個總指揮部及其為數不多的機關,經常不是被用來實現它們自己的意圖和計劃,而是被用來執行大本營的指令。直到最後,斯大林始終沒有確定他對各個總指揮部的原則方針。各個總指揮部成立後過了幾個月便被解散了。誠然,過了一些時候有兩個總指揮部又重新恢復了,但也只是存在到1942年夏天。斯大林只把這種指揮各條戰線的作戰環節看作是中間環節。在實行他始終堅持的這種硬性集中制的情況下,這些進行戰略指揮的地區性機關也就不可能發揮作用。    
    我已經說過,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戰役是防禦性的。而斯大林、大本營是怎樣準備並進行這些戰役的呢?我馬上就要指出,1941年的大多數戰略性防禦戰役(6至7月的波羅的海沿岸戰役,同月白俄羅斯戰役,夏天烏克蘭西部戰役,秋天扎波利亞里耶和卡累利阿戰役,7至8月基輔戰役,7至9月斯摩稜斯克戰役及其他幾次戰役)並不是事先規劃好的。我們進行這些戰役是為敵人所迫,是敵人迫使我們接受這些戰役的條件的,蘇聯軍隊的行動經常具有自發的性質。    
    在戰前的年月裡,組織和實施長期戰略防禦的問題,無論在訓練和演習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適當的解決。如果戰前有誰提出要研究在第聶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近郊組織防禦的可能性,也許立即就會被指責為失敗主義、叛變、背叛行為。甚至抽像地、原則地研究在大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內組織戰略防禦的問題,也沒有進行過。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錯誤行動在不小程度上為敵人搞突然襲擊提供了「保證」。    
    大本營和各條戰線的指揮部在發出進行戰略防禦的指示和命令時,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敵人前進和削弱敵人的力量,為反攻創造有利條件。後來,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傳家們和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把進行這種災難性退卻的隱蔽意圖看作是要用積極防禦去「拖垮敵人」。蘇聯軍隊採取有準備的、「有計劃的」戰略防禦大概只有一次——1943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歡防禦,性情急躁,對防禦的實質沒有深刻的理解。在解決防禦任務時,他力圖不僅用戰役手段,而且用純粹的行政懲罰辦法(類似已經提到的1941年8月16日第270號命令和1942年7月28日第227號命令),發出一系列讓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部隊在各條戰線後方最危險的方向上加緊阻截的補充命令。    
    


第三部第九章 戰爭的「各章」(2)

    最高統帥並不具有組織戰略防禦的經驗。但是,大部分軍隊首長當時也不具有這種經驗。同時必須考慮到,紅軍的大多數幹部在1941年已經陣亡、被俘或者受傷。儘管1942年夏秋戰局的形勢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會戰給軍隊提供了道義上的「興奮劑」,敵人已經不是全線進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發動攻勢,並且他們的突擊在相當大程度上已喪失了原來的「銳氣」),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還不能夠深刻理解防禦戰的特點。他很清楚,1942年夏天幾次防禦戰役的規模已經不可能像1941年那樣了。當時我國軍隊後撤的縱深已達850至1200公里。    
    斯大林認為,甚至比較重大的退卻也已經不太可能了。國防人民委員在就1942年2月23日這個節日發出的命令中斷言:「由於德國法西斯突然進攻造成的戰爭條件的不均衡現象也就消滅了……只要德國人的武庫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德國法西斯軍隊也就到了崩潰的邊緣。」紓紜矠但是,斯大林沒有考慮到,敵人的軍隊集結在戰線的比較狹窄的地段上,集結在最高統帥沒有料想到的地方,這就會重新使紅軍處於危急的境地,雖然不會像上一年那樣危險。但是,即使是現在,敵人在戰線的某些地方取得突破以後,也向前推進了500至600公里(大約比1941年少一半)。次年,德國人總共前進了二三十公里……但是,1942年夏天,我們並沒有能夠及時地制止和頂住德國軍隊的進攻勢頭,因為斯大林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始終堅持要同時進行哪怕是局部性的進攻戰役。只是由於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略調動,才得以把敵人阻止在伏爾加河邊。1942年下半年,大本營只好把100多個步兵兵團和坦克兵團、大約15個坦克軍調往西南方向。這就是又沒有準確而及時地確定敵人可能在哪個方向採取主要行動的後果。    
    1941年,斯大林斷定德國軍隊將在西南方向發動主要突擊,他失算了。需要對軍隊進行大規模的重新部署;到我們開始冬季攻勢時,蘇聯有一半以上的師已位於西部方向。斯大林以及整個大本營都認為,西部方向在1942年將是主要的,雖然他認為在西部方向進行強大突擊也是可能的。但是,1942年夏季戰局中,敵人卻在西南方向發動主要突擊。可以說,在戰爭第一階段,大本營未能正確地確定1941年和1942年夏天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斯大林在這兩次得出的最後結論,正如後來事實表明的那樣,都是錯誤的。    
    在大本營討論1942年的計劃後,斯大林堅決主張,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要發出給各方面軍和集團軍的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信,指示他們採取進攻行動。信中指出:「敵人為了阻止紅軍前進已轉入防禦,正在構築築壘防線。」紓紝矠結果不得不進行完全沒有準備的防禦戰。須知斯大林提出的任務是「保證在1942年全殲希特勒軍隊」。我再說一遍,從蘇維埃人的共同願望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不現實。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進行防禦戰役期間同各總指揮部、各方面軍司令員進行商談時並不像在軍隊進攻時那樣感到有信心。他經常委託沙波什尼科夫或華西列夫斯基,而後來是安東諾夫去進行商談,最後他才插手,而談的多半是同一個「主題」,即大本營是不是同意從預備隊中抽調部隊;通常他都建議更積極地利用空軍,還指責某個集團軍司令員、軍長「弄壞事情」。誠然,斯大林還喜歡提醒人們注意提高警惕……他就這個問題發過數以十計的指示。沒有辦法:這是性格的表現。現在我援引他給各防衛部隊的一些指示中的幾個片斷。    
    在1942年6月22日談話結束時,斯大林指示鐵木辛哥說:「前線接近地帶必須疏散,也是為了在這個地帶不留下一個密探、一個可疑的人物,為了軍隊的後方能百分之百地乾淨……」紓紞矠    
    同年7月22日在同南方方面軍司令員馬利諾夫斯基進行商談時,斯大林對情報表示不滿:「你們的情報資料不太可靠。我們截聽了安東內斯庫上校的通訊。我們認為,安東內斯庫的電報價值不大。你們的空中偵察資料也沒有很大的價值。我們的飛行員認不出地面部隊的戰鬥隊形,他們把每一輛大篷車當成坦克,而且他們不能確定,是誰的軍隊在某個方向上前進。空軍偵察員不止一次地騙我們,給我們提供不真實的情報。因此,我們對空軍偵察員的情報持批判態度,抱有很大的保留。惟一可靠的偵察隊是陸軍偵察隊,但是,你們恰好沒有陸軍偵察隊,或者你們有卻很差勁……」紓紟矠不過,朱可夫在他的一篇報告中說,有個德國士兵投到我們方面來,他向陸軍偵察隊供稱,說晚上德軍第267步兵師接替了第23步兵師的防務,說他看見了黨衛軍部隊時,斯大林又警告說:「你們不能太相信戰俘……」紓紡矠他寧願不相信幾乎所有的人:戰俘、偵察兵的報告、無線電截聽、司令員的看法……    
    最高統帥在1941至1942年間由於心裡沒有底(他善於掩飾),越來越積極地採取最激進的辦法。其中一項同必須給陣地構築工程有關。在莫斯科方向和列寧格勒方向各有3至5個防禦地區進行了構築,搞了一些大規模的工程。斯大林作出了史無前例的決定——建立10個工兵集團軍,它們看來起到了自己的作用。1942年逐漸都被解散了。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在戰爭開始頭一年半到兩年間,斯大林曾經探索過鞏固各條戰線防禦的各種途徑。    
    有時斯大林沉浸在一種老也拋不開的、往往是值得懷疑的想法中,於是他就設法實現它。我已經提到,斯大林相信輕騎兵師的巨大作用——布瓊尼曾要人們相信,這些輕騎兵師能使德國軍隊的後方陷於癱瘓。沙波什尼科夫和華西列夫斯基謹慎地對此表示懷疑,但是斯大林堅持自己的看法:    
    「你們對快速靈活的騎兵兵團的作用估計不足。我認為,它們的奇襲能夠瓦解德國人指揮、通信、供給、後方……你們怎麼就不懂得這一點呢!」    
    「但是,為了掩護它們免遭敵人空軍的襲擊,就需要有補充力量。沒有空軍掩護,它們是沒有防衛能力的。而且騎兵師裝備笨重。」沙波什尼科夫彷彿暗自考慮。    
    但是,反抗是無力的。每師3000人的幾個輕騎兵師開始迅速組建起來。到1942年1月1日,共計建立了94個師。曾經嘗試廣泛利用騎兵去襲擊敵人軍隊的後方。其中有些嘗試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在德軍指揮部利用空軍來對付騎兵以後,各個騎兵師由於沒有可靠的防空手段和足夠的突擊實力,遭受了重大的損失。1942年底,騎兵師的數量開始縮減,雖然到戰爭結束時還有26個騎兵兵團在繼續作戰。斯大林不再堅持大規模利用騎兵,而責成思維方法過時的「紅色騎士」——布瓊尼去研究騎兵問題。1943年1月25日大本營第57號命令任命布瓊尼為紅軍騎兵司令員。戈羅多維科夫上將成為他的副手。誠然,1944年5月,斯大林再次記起了騎兵:    
    致各方面軍司令員    
    抄送:亞歷山德羅夫(亞·米·華西列夫斯基)同志    
    布瓊尼同志    
    1943至1944年紅軍多次進攻戰役的經驗表明,凡是集中使用騎兵兵團,並用機械化兵團和坦克兵團給予增援、用空軍給予支援的地方,凡是在敵人暴露的翼側利用騎兵兵團去突擊敵人後方或者追擊敵人的地方……騎兵兵團總是取得良好的戰鬥效果。    
    第1、2、3、4烏克蘭方面軍利用第1和第6騎兵近衛軍,利用第4和第6哥薩克近衛軍……可以作為正確使用騎兵兵團的榜樣。    
    第1波羅的海沿岸方面軍、原西方方面軍和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讓第3、第6、第2、第7騎兵近衛軍重新隸屬於集團軍,把它們用於狹隘的戰術目標……可以作為不正確地使用騎兵兵團的例子。    
    我命令:取消各騎兵軍對集團軍司令員的隸屬關係,今後要利用各騎兵軍作為方面軍指揮部擴大戰果和突擊敵人後方的手段……    
      約·斯大林        
    安東諾夫        
    1944年5月1日24時紓綷矠    
    斯大林期望騎兵具有進攻的實力,但是他不瞭解騎兵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是多麼微小。產生紅色騎手傳說的壯烈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這場戰爭中,騎兵只能完成次要的、輔助性的任務。像平時一樣,斯大林沒有記起他本人提出的不成功的想法。唉,「快速如飛的騎兵師」並沒有像最高統帥所企望的那樣,使德軍後方陷於癱瘓。    
    斯大林感到自己對進攻戰役要有把握得多。他始終是沒有耐性的。在計劃1942年夏季的戰鬥行動時,斯大林不顧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軍事首長的告誡,傾向於在一切方向上都採取積極行動,但是並沒有這樣做的可能性。本來,莫斯科會戰就應該使最高統帥認識到,把力量集中用在某一方向是多麼重要。但是,剛剛看到一點最初的戰略成就,斯大林就認為,現在紅軍有能力在所有方向上進行同樣的戰鬥行動。據朱可夫回憶說,斯大林不止一次斷言,莫斯科會戰以後,「德國軍隊將抵擋不住紅軍的突擊了,只要巧妙地突破他們的防線就行了。因此他就產生了一種想法——盡快地在各條戰線上,從拉多加湖到黑海,開始發動總攻」。朱可夫敘述了最高統帥的看法:    
    「德軍由於在莫斯科附近的失敗而驚慌失措,他們沒有作好過冬的準備,現在是轉入總攻的最好時機……」    
    元帥回憶說,在座的人誰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斯大林進一步發揮了他的想法:    
    他說:「我們的任務是不給德軍這個喘息的機會,一鼓作氣把他們往西趕,迫使他們在春天到來以前就耗盡自己的預備隊……」    
    


第三部第九章 戰爭的「各章」(3)

    他特別強調「在春天到來以前」這幾個字,稍微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解釋說:    
    「那時我們將有新的預備隊,而德國人再也沒有預備隊了……」紓□矠	政治局和大本營的成員們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見,雖然在進行審慎討論的過程中,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華西列夫斯基對這一設想的現實性表示懷疑。但是,斯大林作了幾次口氣嚴厲的反駁,使得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觀點。當斯大林對某件事情深信不疑的時候,是很難使他改變看法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論據對他也不起作用。當時決定由西北方面軍、加裡寧方面軍、西方方面軍的部隊以及列寧格勒方面軍、沃爾霍夫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南方方面軍、高加索方面軍和黑海艦隊的兵力實施突擊。今天我們知道,蘇聯軍隊在1942年夏秋戰局中的幾次進攻戰役沒有取得成功。當西北方面軍無法擊潰敵人的傑米揚斯克集團時,大本營感到失望了。蘇軍有20多個師,兵力上有明顯的優勢,在整個5月份試圖粉碎德國軍隊的抵抗都未能成功。有幾封斯大林給方面軍指揮部的用辭嚴厲的電報現在還保存著。無濟於事……當時德軍就是比我們打得好。第11集團軍和第1集團軍始終無法用反突擊切斷一條不大的所謂「拉穆捨沃走廊」。軍隊作戰方式刻板,缺乏點子。斯大林的老一套建議「更積極地利用空軍」、成立「集中的突擊部隊」,又具有極其一般的性質,對方面軍不可能有所幫助。在這同時,弗拉索夫中將指揮的、處於被半包圍狀態的第2突擊集團軍犧牲慘重。斯大林責備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員霍津「沒有創見和不負責任」。這意味著什麼後果是明顯的。恰好在這時,在同斯大林談話時,日丹諾夫報告了方面軍副司令員扎波羅熱茨和梅利尼科夫提供的「霍津行為不端」的信息。斯大林對著電話筒不客氣地說:    
    「查明情況,向我報告……」    
    日丹諾夫要求霍津就政工人員們向他提出的指責作出解釋。1942年6月3日,霍津給日丹諾夫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扎波羅熱茨指出我生活腐化。是的,幾個女報務員到過我的住宅兩三次,看電影……有人指責我大量喝伏特加。我不能說我不喝酒。午飯和晚飯時,我有時喝兩杯,有時喝三杯……」紓紮矠過了兩天,日丹諾夫打了電話。在作了例行的報告以後,最後他補充說:    
    「最好把霍津免職……他這個人辦不好事。」    
    6月9日大本營發佈命令,解除霍津中將指揮列寧格勒方面軍的職務。誠然,很快斯大林又任命他為集團軍司令員,不久以後,又授予他上將稱號並任命他為特種部隊司令員。隨後,霍津又擔任第33集團軍和第20集團軍司令員,稍後,又任西方方面軍副司令員。有時很難理解沒完沒了地調動一些將領的職務的含義。但是,斯大林緊盯著這些人的調動。有失誤他是不寬恕的。1943年12月8日,同一個霍津又在大本營的命令中被點名:    
    霍津上將由於不盡職和對工作採取不嚴肅的態度,免去他西方方面軍副司令員的職務,由國防人民委員部總幹部部長另行安排工作。    
    約·斯大林    
    朱可夫紓□矠    
    有一次,已經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後,當勝利之風越來越鼓起斯大林聲譽的船帆時,斯大林在聽完了新任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第一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的匯報後,突然「講起了心裡話」。    
    斯大林的「心裡話」可能是由於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困惑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最高統帥也想好好「試探一下」安東諾夫。當安東諾夫問是否可以走了的時候,斯大林意外地提出了一個很長的他在反覆思考的問題。    
    「安東諾夫同志!您一直沒有思考過嗎,為什麼我們在1942年的許多進攻戰役都未能成功?試看,兩個方面軍的勒熱夫—維亞濟馬戰役,打破對列寧格勒的封鎖的戰役,南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部隊的冬季攻勢。順便說一句,須知您原來是馬利諾夫斯基的參謀長呀?」    
    「是的,斯大林同志……」    
    「在克裡木有兩個集團軍,可是失敗了,後來是哈爾科夫……對於這些失敗您將作何解釋呢?只是您現在不要對我說:力量對比懸殊,設施分散,空軍和坦克使用不當……」    
    在戰前講授過一般戰術學的安東諾夫沒有慌張,相當清楚地說明了他對失敗原因的看法:    
    「去年,而且現在也是如此,我們的作戰方式往往是老一套,缺乏點子。我們沒有學會一下子在幾個地段突破敵軍防線,我們利用坦克兵團去擴大戰果很差……」    
    「您一開頭講得很對,後來卻講起了細枝末節……主要問題在於,」最高統帥看了安東諾夫一眼,「我們學會防禦以後,不大會進攻,現在也好不了多少。簡而言之,我們還不太會打仗……」    
    斯大林又看了安東諾夫一眼,意外地露出微笑,這在他說來是極其罕見的,然後輕聲地說:    
    「走吧……」    
    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後,斯大林增強了信心,認為殲滅法西斯軍隊的日子已經不遠了。1942年12月底,在聽取總政治部主任謝爾巴科夫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匯報時,斯大林在談話的最後加重語氣說:「必須使戰士們作好精神準備去迎接一項具體任務:1943年應該成為法西斯惡棍們的末日!您要給各政治機關發出指示,要他們做好鼓舞士氣的工作。我們將大力地廣泛地發動進攻。是的,就是進攻!沒有進攻,單靠防禦不能殲滅法西斯分子。」純紛矠斯大林知道,除了戰士和指揮員特別是高級指揮人員缺乏的進攻本領以外,必須有高昂的士氣,人們必須有能力和決心表現出進行鬥爭和爭取勝利的堅強意志。當時人們往往缺乏這種意志以及進攻的本領。根據謝爾巴科夫的指示,在各方面軍、集團軍、軍、師的政治部,給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積極分子辦了學習班,學習保持高昂的進攻激情的方式和方法。在黨務檔案館中保存著梅赫利斯1943年1月9日對沃爾霍夫方面軍第2突擊集團軍和第8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所作的報告。報告的題目是《論進攻戰役中的政治工作》。    
    梅赫利斯雖然由於克裡木慘敗而被斯大林降職降級,但是每一段話一開頭都使用了歌頌最高統帥的詞句:「根據斯大林的指示(1942年初人們都這麼說。——本書作者注),1943年應該成為全殲德國侵略者的一年。用防禦我們不可能贏得戰爭。正如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的《步兵戰鬥條令》所說,進攻對於蘇聯軍隊來說是基本的戰鬥類型。」    
    接著,梅赫利斯企圖為增強士氣的政治工作奠定「理論」基礎。「在戰場上,肉體表現為動物的本能——保存自己,害怕死亡。精神表現為祖國捍衛者的愛國感情。在精神和肉體之間發生一種下意識的、有時也是有意識的鬥爭。如果肉體對精神佔了上風,那麼我們面前就會出一個膽小鬼。反之,結果則相反」。當然,梅赫利斯特別注意到必須宣傳相信斯大林的英明領導。「領導國家、領導軍隊的是偉大的統帥斯大林同志;他的天才,他那爭取勝利的意志,他的堅定性,在同時代人中是無與倫比的」。純紜矠自然,梅赫利斯沒有提起他提出的、1942年春天曾在克裡木使用過的培養「進攻激情」的「方法」。當時,他禁止挖掘深的掩體,而對畏怯地持不同意見的指揮員不容反駁地聲稱:    
    「挖掩體是一種防禦心理。在最近幾天我們就要投入進攻。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在最短時間內解放克裡木的任務……」    
    像擠在一個營寨中那樣高度密集的師團,「小」得難於察覺的防禦陣地,幾乎被推到陣地前沿的各集團軍司令部和重炮兵,這一切都成了德軍實施毀滅性突擊的對象。科茲洛夫和梅赫利斯由於只想著進攻,使這個方面軍遭受了慘重的失敗……    
    我無意考察戰爭的各個具體「篇章」(我將只是比較詳細地談一談斯大林格勒會戰)和最高統帥在其中的作用。我只想說,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後,不僅指揮員、各司令部及其指揮的部隊的作戰本領明顯提高了,而且大本營的工作效率也明顯提高了。斯大林能夠使最高軍事機關的戰略活動具有更大的活力,其決定具有更明確的目的性和更充分的根據。    
    戰爭是嚴酷的導師。一方面是千百萬人犧牲、失利、慘敗,另一方面是蘇維埃人的前所未見的英勇精神,這些不可能不使軍事首長和統帥們學會軍事學術,其中許多人在戰爭即將爆發時或者是在戰爭過程中登上了軍事機構的最高層。但是,戰爭的教訓是沾滿血跡的。這些教訓對於斯大林也不可能不發生作用;他開始更加謹慎地、深思熟慮地、目的明確地行動。他的作風——愛強制的、生硬的、對失敗者經常給予懲罰的作風——依然如故。隨著歲月的流逝,斯大林身上有些東西變了,但是獨裁者、極權者的本質更加根深蒂固和完善了。他手狠,不容反駁,看問題絕對,生性多疑——這些,在戰時同他接觸過的許多人都感覺到了。但是,要識破它,識破這種性質,在當時是困難的。要知道斯大林當時對所有的人來說是救世主、大救星、勝利的統帥!他在戰爭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即最後一個時期發出的指示、指令和命令的一些摘錄,可能有助於人們對他在進攻戰役中的行為的性質作出判斷。    
    南方方面軍    
    致葉廖緬科、赫魯曉夫同志    
    抄送馬利諾夫斯基同志    
    我軍佔領巴泰斯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由於攻克巴泰斯克,我們就把北高加索的敵軍封閉起來了,使德國和羅馬尼亞24個師無法進入羅斯托夫、塔甘羅格、頓巴斯地區。北高加索的敵人必將被包圍和被消滅,就像他們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包圍並正在被消滅一樣……    
    約·斯大林            
    1943年1月23日6時30分電話批准    
    博科夫純紝矠            
    但可惜的是,使斯大林格勒會戰重演是困難的。斯大林的願望並沒有由於蘇聯軍隊的本領和潛力而增加份量。德國國防軍第一坦克集團軍的一部分力量突破重圍經羅斯托夫進到了頓巴斯,而其餘的力量退到了塔曼半島和庫班下游……    
    


第三部第九章 戰爭的「各章」(4)

    西南方面軍    
    致費多羅夫(費·伊·托爾布欣)同志    
    與其採納您提出的戰役計劃,不如採納另一個只提出有限任務的但是在此刻更容易實現的計劃。方面軍在最近的總任務是,不允許敵人朝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扎波羅熱方面後撤,依靠整個方面軍的兵力設法鉗制住克裡木的敵頓涅茨集團,封鎖穿過彼列科普和錫瓦什的通道,從而把敵頓涅茨集團同在烏克蘭的其他部隊隔離開來。要盡快開始這一戰役。您的決定送總參謀部備案。    
    瓦西裡耶夫(斯大林)           
    1943年2月11日4時5分斯大林同志電話口授    
    博科夫純紞矠                
    從電話記錄稿已經可以感覺到斯大林對自己的行動有充分的信心。他輕易地拒絕了托爾布欣的計劃,並且沒有經過總參謀部事先研究就要他接受了自己的計劃。從密碼電報可以看出,托爾布欣的決定應該完全從斯大林的上述命令出發,必須送總參謀部只是為了「備案」。以前斯大林是不會獨自作出類似決定的,他更多地是依靠總參謀部,而現在他已經有能力獨立作出重大的決定了。這些決定有多麼英明和有多少根據是另一回事,例如,對「鉗制」和「封鎖」克裡木的德軍集團的意圖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斯大林曾經學習指揮戰鬥行動,現在力圖讓大家也學習。在他的倡議下,給部隊發出了不止一封指示信,規定要更加積極地掌握進攻行動的經驗。下面是1944年5月發給各方面軍司令員的這樣的文件中的一份。    
    所有的方面軍都要對已經進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戰役和戰鬥進行分析。在同各集團軍和各軍的司令員、參謀長以及方面軍和集團軍各兵種首長進行分析時,由方面軍司令員領導;在同師長、團長及相應的各兵種首長進行分析時,由集團軍司令員領導。在分析時,除了指出我軍戰鬥行動的長處以外,還要揭露組織和進行戰役和戰鬥時發生的缺點,特別是利用各兵種、組織它們協同動作、指揮部隊時的缺點,並指出消除缺點的方法。純紟矠    
    也許就是這種學習同戰鬥的、流血的實踐一道幫助蘇聯軍隊勝利地度過了戰爭的最後一年?    
    ……凌晨,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別墅,半閉著眼,逐一回想那許多「通過」他的頭腦、神經、意志的戰役。時光飛速地流逝,但是幾乎每一次戰役都同他的某些回憶、成為過去的憂慮、為當前勝利而欣慰的感情相聯繫。的確,在1943年,特別是在1944年和勝利的1945年,有多少戰役通過他的意識呀:奧廖爾戰役、別爾哥羅德—哈爾科夫戰役、斯摩稜斯克戰役、頓巴斯戰役、切爾尼戈夫—波爾塔瓦戰役、新羅西斯克—塔曼戰役、下第聶伯羅夫斯克戰役、基輔戰役、列寧格勒—諾夫哥羅德戰役、克裡木解放戰役、維堡—彼得羅扎沃茨克戰役、白俄羅斯戰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戰役、雅西—基什尼奧夫戰役、東喀爾巴阡戰役、貝爾格萊德戰役、布達佩斯戰役、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維也納戰役、東波美拉尼亞戰役、柏林戰役、布拉格戰役……是的,即使去回想,斯大林現在也不能全部想起這些戰役。有一個想法老是縈繞在他的腦際:這50次防禦戰役和進攻戰役(難道僅僅是這些戰役嗎?)就是一幅巨大的戰爭畫面,其中有那麼多的會戰和戰鬥,那麼多的失敗和勝利。這一切一「經過」他的頭腦和心臟,立即使已經上了年紀的最高統帥衰老了許多。他現在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想:人民即他的千百萬同胞也經歷了這場戰爭,這場戰爭不僅「經過了」他們的頭腦和心臟,而且「經過了」他們用鮮血匯成的河道,使他們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犧牲了幾百萬條性命。    
    斯大林早已習慣於利用幾百萬人的性命。這是群眾,而他是領袖。他堅信,歷史從來如此。將來也是這樣。我看了幾百份由斯大林在四年戰爭中口授或簽署的作戰文件,但我似乎沒有見到一份文件旨在珍惜人,不把人們投入無準備的進攻,關心保護自己的同胞……不,也許是我不對。確有這樣一份完全不合斯大林本意的文件。我把它援引如下:    
    致西方方面軍司令員朱可夫同志    
    西方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布爾加寧同志    
    西方方面軍副司令員羅曼年科同志    
    第61集團軍司令員別洛夫同志    
    第16集團軍司令員巴格拉米揚同志    
    根據西方方面軍司令部的報告,第61集團軍的387、350步兵師和346步兵師的一部分繼續在被包圍的情況下進行戰鬥,雖然大本營作了多次指示,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給他們提供支援。德軍永遠不會拋棄自己被蘇聯軍隊包圍的部隊,而是會用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力量和手段百般設法衝進去救他們。蘇軍指揮部對自己被包圍的部隊應該比德國法西斯指揮部有更多的同志感情。但事實表明,蘇軍指揮部對自己被包圍部隊的關懷卻比德軍指揮部要少得多。這給蘇軍指揮部留下了污點……    
    1942年8月17日22時純紡矠    
    但是,即使在這裡,斯大林呼籲關懷「自己被包圍的部隊」,也許更多的是因為「德軍永遠不會拋棄自己被蘇聯軍隊包圍的部隊」。動機不僅是奇怪的,而且是丟人的。關懷被圍困者是因為敵人表現了這種關懷……有許多方面軍司令員、集團軍司令員、各級指揮員和政工人員,對陣亡者表現了深厚的戰鬥情誼、哀痛心情,對無謂的傷亡感到痛苦。但是,他們並不是每次都能夠表現這種感情。斯大林認為,戰爭就其實質說是鐵面無情的,既然是打仗,傷亡再大也應該。在指揮員和軍隊沒有學會按照軍事學術的規律去打仗以前,曾經有很長時間進攻戰役都組織得不好,對德軍陣地都實行正面的直線的進攻,結果付出了血的代價。而軍事學術的規律的實質歸根到底不過是一條簡單的公理:用最小的犧牲去實現既定的目的——勝利。    
    人們從斯大林的行動中看見的往往只是最終結果。而他是勝利者。這就為友善的外國作者提供了一種根據,對蘇聯最高統帥的統帥藝術作出非常好的評價。彼得·烏斯季諾夫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我的俄國》中寫道:「除了斯大林以外,也許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戰爭中作出同樣的事情:極度的無情、靈活或矢志不移,像在人力極難駕馭的規模上順利地進行戰爭所要求的那樣。」純綷矠我不能同意主要的一點:「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果說不可能那樣「無情」,是的,可能是這樣。但是要說不可能那樣「靈活和矢志不移」,那麼俄國從來就不乏這樣的人才。這種人才產生過,雖然他們都被消滅了。    
    ……斯大林逐一回想數十次進行過的戰役時,畢竟還是更為看重其中特別稱心的兩次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和柏林戰役。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他重新感到自己不僅是政治領袖,而且也是統帥。而柏林戰役則勝利結束了按緊張和殘酷程度都是駭人聽聞的四年戰爭。這是一次凱旋,在他看來,它立即「勾銷了」一切失策、錯誤,證明無數的犧牲是正確的。    
    有許多勝利都是在失敗之後取得的。但是,斯大林格勒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僅是衛國戰爭進程中而且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中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    
    


第三部第十章 年邁的「領袖」(1)

    斯大林的70壽辰臨近了。他知道,在政治局、在其他較低層的權力機關有多麼忙碌。但是,這已經很少引起他的主意。他,看來對光榮已經膩味了,但對權力卻沒有膩味。他召見了馬林科夫並且警告說:    
    「不許在那裡又用什麼勳章來使我感到幸福了!」    
    「但是,斯大林同志,這樣的紀念日……人民不會諒解……」    
    「不要拿人民做托詞……我不想爭吵……不要一意孤行!您理解了我嗎?」    
    「當然,斯大林同志,但是政治局的委員們認為……」    
    斯大林打斷了馬林科夫的話,暗示問題已經解決了,並且命令把準備好了在大劇院舉行的他的慶祝會方案送來。而他談起「勳章」並不是偶然的。    
    1945年6月勝利閱兵和為祝賀各方面軍司令員舉行招待會之後,一批元帥向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提出建議,以祖國最高獎賞——授予蘇聯英雄稱號來表彰「領袖的特殊貢獻」。同時請求者們查明,斯大林60壽辰時曾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而在戰爭的年代,他被獎給三枚勳章——一枚是第3號「勝利」勳章(第1號勳章和第2號勳章早先授予了朱可夫元帥和托爾布欣元帥),一枚是一級蘇沃洛夫勳章,一枚是紅旗勳章。而這一枚勳章獎給他,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是因為「在紅軍中任職多年」。    
    軍事首長們同政治局委員們談話以後,那些人就花了一晝夜半的時間和他們的同事們「仔細研究了」問題,並且在6月26日一下子就發佈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兩道命令:關於授予蘇聯元帥斯大林蘇聯英雄稱號的命令和關於獎給他第二枚「勝利」勳章的命令。同一天,即1945年6月26日,通過了設立「蘇聯大元帥」稱號的專門法令,而到了次日,即6月27日,這個稱號就授予斯大林了。這大概是不聽「領袖」話的惟一情況。早上斯大林習慣地在早餐前翻開了《真理報》,並且大發脾氣。沒有同他商量嘛!沒有問過他嘛!他曾警告過馬林科夫……奴才們也連連稱是……到了克里姆林宮後,他馬上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加裡寧、日丹諾夫請來,對他們進行了申斥。所有人當中最害怕的是加裡寧(因為這種一意孤行的事發生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和馬林科夫,他沒有能夠抑制住戰友們效忠的感情。但是,莫洛托夫、貝利亞和日丹諾夫明白:憤怒是故意裝出來的,是鬧著玩兒的。    
    斯大林已經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榮譽頂點,以至於這些為一般凡人所設的獎賞已很少引起他的興趣。這些獎賞對他來說,實質上沒有任何意義。對於普通人來說,獎賞具有巨大的意義。而對他來說,獎賞卻有「相反的」意義:把他放進了許多受獎人的行列。歸根到底,一個有如此權力的人可以給自己身上撒滿獎章並……從而使自己完全失去榮譽稱號!勃列日涅夫就不懂得這一點。不過,看來他似乎不懂得的不僅是這一點……    
    斯大林不能回想起他在什麼地方讀過(好像是在《思想》雜誌上),在拿破侖看來,可以授予一個人一個「扣子」(皇帝臨終時這樣輕蔑地談到了勳章),而為此就要求他付出生命。難道這些在報刊上被稱為他的「戰友」的人們不懂得,他的偉大的度數已經不能用任何一些普通的勳章來衡量了!可能,他的親信們也不懂得這一點。但是,他們知道另外的東西:「領袖」需要新的推動因素和理由來宣傳他的謙虛、簡樸、沒有任何虛榮心。貝利亞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抓住了這一點。斯大林身旁的魔鬼在自己的文章《共產主義勝利的偉大鼓舞者和組織者》中寫道:「我們領袖的天才是同他的平易近人、謙虛謹慎、特別的個人魅力、對共產主義的敵人決不寬容、富有同情心和慈父般關心人結合在一起的。他具有非常明確的思想,安詳的偉大性格,對任何大吹大擂和華而不實的做法表示蔑視和決不容忍。」紘紞矠大概,貝利亞比其他人更好地研究了自己的保護人的癖性和意圖。他知道,斯大林把別人的謙虛僅僅理解為聽話。    
    喜歡讀論統帥的書的斯大林,可能會用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在人們建議他參加競賽時說過的話來說:「我是會參加的,假如同我並排跑的是皇帝!」天真的「全蘇聯的班長」,從來也沒有反對過任何人,勤勤懇懇地執行自己儀式上的角色,沒有感覺到,那些其他人可以得到的獎賞,對他斯大林來說,已經不是獎賞了。「領袖」用下面的話結束了自己的申斥:    
    「解脫出來吧,隨你們的便,而勳章我不接受……聽著,不接受!」    
    他久久沒有接受。戰友們曾兩次三番試圖說服他同意授予獎賞。他們還吸收波斯克列貝捨夫和弗拉西克去勸說「領袖」。一切都白費。差不多過了五年,斯大林本人有一次在別墅吃晚飯時忽然談起老早那次獎賞的事,而且在肖像畫上,在照片上,「各族人民的領袖」老早就已經佩戴上兩枚英雄勳章和兩枚「勝利」勳章了。1950年4月28日「五一節」前夕,什維爾尼克終於向斯大林授予了1945年頒發的勳章加上因70壽辰頒發的列寧勳章。什維爾尼克和戈爾金1949年12月20日簽署了命令,命令說:「鑒於約·維·斯大林同志70歲生日並考慮到他在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事業中,在我國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特殊貢獻……特授予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同志列寧勳章。」紘紟矠從什維爾尼克手中接過一枚「金星」獎章和一下子三枚勳章,斯大林憂鬱地指出:    
    「你們使老人滿意了……這並不增加健康……」    
    在這些話的後面,出現了紀念壽辰前夕向他襲來的新的可怕事情。斯大林打算晚上到別墅去,最後給波斯克列貝捨夫作了某些吩咐,就離開了自己的桌子並想去穿上衣服,好像他突然「扭了一下」,眼前直冒金星……斯大林立刻又甦醒過來。嚇破了膽的波斯克列貝捨夫用雙手緊緊抓住他的胳膊肘:    
    「斯大林同志,請允許我去叫醫生……您這會兒不能走……需要醫生……」    
    「別忙……」    
    頭暈很快就過去了。斯大林拖延了幾分鐘。喝了茶。後腦勺隱隱作痛。但是他不讓叫醫生。他已經不相信醫生,寧可相信主宰衛生部第四總局的貝利亞……鬼才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再說他也不願意廣為傳播他有病。現在就到別墅去,喝一杯波斯克列貝捨夫老早就勸他喝的濃茶。過去總是見效……現在也會見效的。    
    政治局決定大規模地慶祝斯大林的生日。任命什維爾尼克為慶祝會籌備委員會主席。不久在他的桌子上就擺著一份由波諾馬連科、阿巴庫莫夫、帕爾費諾夫、葛羅米柯、格裡戈良簽署的報告,報告中提出慶祝生日的「費用」估計總數約650萬盧布。什維爾尼克仔細研究之後,在下述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批准接待前來參加斯大林同志70壽辰的代表團和籌備贈給斯大林同志的禮品展覽會的預算,支出總額為5623255盧布,按照附件……紘紡矠    
    委員會由許多著名人物組成。我隨便舉出幾個人的名字:亞歷山德羅夫、巴基羅夫、布瓊尼、瓦維洛夫、卡倫別爾津、庫西寧、波斯克列貝捨夫、法捷耶夫、什基裡亞托夫、肖斯塔科維奇,當然嘍,還有政治局的委員們。確定了誰在什麼時候為「斯大林同志」接受禮品——什維爾尼克、李森科、安格林娜、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人。在最高層次上批准了經過縝密研究構成的應邀者及夫人出席「領袖」70壽辰隆重慶典的名單。    
    但是也準備了令人高興的意想不到的禮物。斯大林周圍的人們打算設立「斯大林勳章」。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法令草案已準備好了。    
    關於設立斯大林勳章    
    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    
    為了慶祝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70歲誕辰並鑒於他在建立和鞏固蘇維埃國家、建設蘇聯共產主義社會和保證蘇聯取得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性勝利的事業中給蘇聯人民作出的特殊功績,設立斯大林勳章……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尼·什維爾尼克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    
    亞·戈爾金          
    1949年12月    
    這裡還有頒發勳章的條例草案、對它的記述以及關於設立「慶祝約·維·斯大林70壽辰」紀念章的法令草案。內行的法令炮製者們計算出,一枚紀念章的價值將合7盧布64戈比,而100萬枚紀念章將需用24噸銅和6噸鎳。還擬就了關於設立「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的法令紘綷矠。    
    由藝術家莫斯卡列夫、庫茲涅佐夫、杜巴索夫設計好的13種勳章圖案送呈「領袖」審閱。有一個圖案照搬了列寧勳章,只是用一個留有小鬍子的人的側身像代替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通常的側面像。還有金旗形式的勳章;帶肖像的舊式勳章;「領袖」的像用紅旗簇擁的勳章;他的側身像放在由麥穗構成的橢圓形中的勳章;在金底座上穿著元帥服的勳章……想像力並不豐富:金子、旗子、穿制服的人紘□矠。    
    一切準備都是為了出現一枚大概對那個時期來說是最有威信的勳章。但是,在最後一刻,「領袖」執拗起來,雖然過去曾給予初步的同意。審閱了模型和圖案,讀完了法令草案(而在這個時候他的戰友們緊張地看著自己的保護人,也許在想他們當中誰是榮膺這枚勳章的第一人),斯大林突然說道:    
    「我只批准關於設立國際獎金的法令。」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補充說:「而這類勳章只有在死後才設立……」    
    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說起話來,表示不同意。但是,斯大林揚起了手,讓周圍的人們安靜下來:    
    「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時候……」    
    我想,獨裁者認為,越過了某種界限,可能會達到相反的效果。每走一步,每到任何一個地方,在國內只有他:照片登在雜誌和報紙上,在每一頁,幾十次地提到他的姓名,又是塑像,又是淺浮雕,又是紀念像,給大街和聯合企業、集體農莊和城市命名……在死後關於他將增加點什麼呢?顯然是勳章……    
    順便說一下,在死後,在治喪委員會裡誰也不記得斯大林的這個願望了……    
    


第三部第十章 年邁的「領袖」(2)

    ……在慶祝壽誕這一天,斯大林像平常一樣於上午11時起床,他自我感覺正常。昨晚發生的事情在他看來是一個意思不大的插曲。而今天,卻是不輕鬆的一天。在慶祝會後,在政治局將要整整一個晚上聽取沒完沒了的為了對他表示尊敬的歌功頌德和吹捧讚揚之詞。大家都將作一番競賽:誰將找到新的修飾詞,誰將闡明「偉大領袖」的新的功績。整個12月份,《真理報》發表的都是關於全國籌備慶祝壽誕的文章、匯報、採訪。歌功頌德的浪潮與日俱增。斯大林來到克里姆林宮後,長時間地研究了報紙,詳細地閱讀了一大堆為了慶祝他的70壽辰而完成了任務的生產匯報。報告從所有的共和國、邊疆區、州雪片般飛來。但是,大概也有不少從勞改營管理總局所屬的無數組織送來的慶祝性的報告。在那裡,人們也完成、超額完成了任務,並且歡欣鼓舞,等待著大赦。誠然,打報告的不是「囚犯」,而是代表自己的被監護人的內務部官員。    
    斯大林在寂靜的辦公室裡翻著公文,不止一次地發覺自己有一種想法:難道整個這種屈膝長跪的愛都是衝著他的嗎?這是什麼呢?對歷史性場合的玩弄?幻想般的走運?或者的確他是一個最少有的天生奇才?斯大林撇開了這些現在已經完全不需要的想法,頗有點洋洋得意地心裡暗自指出:主要之點在於他的精神比他們所有人都更為堅強。誰也不能像他那樣以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精神走向目的……    
    他連連翻閱報紙的每一頁,幾乎完全都是對他的獻詞,他已經好多次碰到了同他的生日相重的非紀念性材料。在保加利亞,對「國事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謀者」提起訴訟;差不多同時在蘇聯,對犯有製造和使用細菌武器罪的前日軍軍人集團提起訴訟。報刊只是對他的具有全世界影響的榮譽的反應:他知道,千百萬集體農莊莊員(而且不僅是在我國)過去和現在都舉行了慶祝他的生日的大會。    
    差不多在慶祝大會開始前一個小時,大劇院就坐無虛席了。經過慎之又慎地挑選和「篩選」的人們擠滿了披著節日盛裝的大廳。開會前半小時,斯大林也進來了。在主席團的房間裡,受到掌聲歡迎的大元帥同陶裡亞蒂、毛澤東、烏布利希、澤登巴爾、科普勒尼希、伊巴露麗、喬治烏—德治、契爾文科夫、西羅基、拉科西、約茲維亞克、金  奉、馬爾捷爾、培西以及蘇聯同志們親切打招呼。    
    當主席團走上舞台,大廳無論如何也不能平靜下來,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鼓掌和歡呼。在前一天馬林科夫給斯大林看了主席團客人排座次的方案,但是斯大林當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他不希望坐在中心。我們知道,在代表大會、全會和各種會議上,他常常坐在第2排,藉機強調自己的「謙虛」。這會兒,這樣做是不可能了,要知道他是過生日受祝賀的人呀!斯大林把自己的位置向主席的右邊稍稍「移了移」,用鉛筆指出,他的右邊應該坐著毛澤東,而左邊坐著赫魯曉夫。    
    什維爾尼克簡短的開幕詞多次被暴風雨般的掌聲所打斷,在他致開幕詞之後,發言者一提到「領袖」的名字,表演就開始了。大廳裡整個晚會都響徹著這樣的聲音:「天才」、「天才的思想家和領袖」、「天才的導師」、「天才的統帥」……只有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也許這裡面有隱密的含義?許多發言者在講壇上一個接著一個。發言的有各加盟共和國、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使者,有青年、創作組織的代表。這是「各國人民熱愛」的集中表現。快到會議結束的時候,主席團裡許多人都累了。從很久以前那個日子拍下的照片和新聞影片鏡頭上可以看到,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由於無數次起立和鼓掌而明顯地感到疲倦,他們在想自己的什麼事情。可能,一個人在想沽名釣譽的計劃,另一個人在想長期失寵貶黜,第三個人在想……不過,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沉思的理由。斯大林已經很難集中精力傾聽和深入領會繼續了好幾個小時的排山倒海式的歌功頌德之詞了。「領袖」如果知道柏拉圖的對話錄,可能會認真想一想,他是否已經實現人類的永恆夢想——建立一個「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國裡消除了主要的破壞之源:貧富對抗紘紮矠。    
    的確,在他的國家裡,已經沒有任何富人和窮人了。他不願意在這些時刻甚至回答自己:有沒有不幸者呢?有。成千上萬。幾十萬。如果更確切些說——幾百萬。在他們中間有不少偽警察、自私鬼、盜竊者、外幣黑市投機商、普通小偷和強盜。但是,也許,有一半以上只是在凱旋統帥及其「機關」看來顯得危險的人們。    
    在這次慶祝大會前幾天,斯大林批准了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關於差不多每月舉行的例行特別會議的結果的報告。報告附有與「祖國叛徒家庭成員案件」有關的100多人的記錄。所有這些人都「判刑流放到蘇聯北部地區」。法律是嚴峻的,而法律是「依法」生效的。因此,誰說斯大林是無情的呢?為什麼在西方直到現在還唱「臆造出來」的關於他殘酷無情的托洛茨基老調呢?難道不是他剛剛在不久前贊同了克魯格洛夫的呈文,其中寫道:    
    在內務部的勞改營和教養院裡,現在同被判刑的母親一起關押著不到四歲的14170個孩子,以及7220個孕婦。這些孩子的數量比勞改營和教養院現有的「嬰兒寶」的限額(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超過兩倍以上。因此,我建議釋放這些婦女,由她們在住地以勞改取代監獄監禁……紘□矠    
    斯大林聽著沒完沒了的讚揚的言詞,有時疲乏地往後仰靠在椅背上:榮譽的負擔使「領袖」感到勞累,但是他已經不能不要這種榮譽了。當大元帥受到詩的讚美的時候,他顯然振奮起來。雅庫布·科拉斯代表白俄羅斯發言,他讀了自己的一首長詩,裡面塞進了斯大林的整個生平,詩是用這樣的話結束的:    
    			  你是勝利的旗幟。你是自由的象徵。    
    		  你帶領各族人民走向幸福。    
    		  我們的導師,願你萬壽無疆。    
    		  各族人民歌頌你,    
    		  我們偉大的父親和領袖。    
    最妙的是,他沒有屈服於誘惑而向馬林科夫讓步:馬林科夫堅決支持一批作家們建議發表朱加施維裡的早期詩作……「領袖」不應該受眼前引誘的支配。他從哪裡能夠知道,過了30年,一個也將成為總書記的人,沒有寫過任何一行「自己的」著作,居然會獲得列寧文學獎金!    
    特瓦爾多夫斯基朗誦的詩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詩人下面的話能夠使斯大林感到特別高興:    
    			   在最可寶貴的世界上,    
    			   讓春天使您光榮的皓髮    
    				   青春常駐,綠葉鮮花扶疏,    
    			   身體健康長壽!    
    我想,特瓦爾多夫斯基說這些話是真誠的。在這些話裡也表現出我們共同的迷戀、對偶像而不是對理想的信仰。大家都好像陷入了宗教性的神魂顛倒,齊聲讚美「領袖」。他成了社會主義的化身。人們信仰「領袖」,也就是信仰好像是他所體現的理想。這種吹捧的程度同貶低人民的程度正好相等。    
    「領袖」的很強的記憶力,把下面這些人說的話儲存到了「計算機似的」網絡裡。毛澤東的話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領袖」;陶裡亞蒂的話是:「我們保證今後也忠於您的學說」;金  奉的話是:「偉大的斯大林——朝鮮人民的救星萬歲」;馬爾捷爾的話是:「您是天才的理論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烏布利希的話是:「榮譽和光榮屬於您,天才的舵手」;拉科西的話是:「匈牙利的工人和農民把斯大林同志稱為『生身的父親』」……當契爾文科夫呈獻一封由保加利亞500萬(!)勞動者——幾乎是全國所有識字的成年人簽名的感謝信時,全場活躍了。    
    70歲的「領袖」第二天出席宴會前,還來得及在克里姆林宮裡讀了外國國務活動家發來的幾十封電報。在一旁站著的波斯克列貝捨夫注意地觀察,「主人」的老年雙手是怎樣把這些電報一張接一張地丟在一邊的。讀完了,站起身來,而且已經走出辦公室,忽然扭頭把臉轉向自己的助手:    
    「關於柑橘,這是誰出的主意要您寫的?」    
    波斯克列貝捨夫沒有料到提出這個問題,有點發窘,但很快作出回答。    
    「蘇斯洛夫和馬林科夫推薦的。他們在宣傳部讀到了;蘇斯洛夫本人看了。」    
    斯大林再也沒有說什麼就走到了出口處。出席長時間的宴會,又是講話又是沒完沒了的乾杯,也是需要力量的。而給波斯克列貝捨夫提出的問題,是與今天《真理報》上發表的他的助手的長篇文章《敬愛的父親和偉大的導師》有聯繫的。這篇文章有一段說道,斯大林不僅幫助米丘林派粉碎了魏斯曼主義—摩爾根主義,而且指出,應該怎樣在實踐中運用先進的科學方法。「斯大林同志許多年來在黑海沿岸地區對柑桔作物進行了栽植和研究」,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學者革新家」。波斯克列貝捨夫接著寫道,還可以「舉出斯大林同志在農業領域進行革新活動的另外一些例子。例如,在黑海沿岸地區種植桉樹的事業中,在莫斯科近郊培植瓜類作物的事業中以及在推廣多櫱小麥的栽種方面,斯大林同志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斯大林深夜看過的禮品展覽會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也有以前即這次壽誕以前贈送給斯大林的陳列品。斯大林走過一廳又一廳,在各共和國、州、企業贈送的一片旗海旁邊停留了下來。他站在一兩面旗旁,舉起了一幅:「高舉列寧—斯大林的旗幟!它給我們帶來勝利!」「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往下又在30面旗幟旁邊停了下來,這些都是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贈送的。題詞給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山石嶺自治市把禮物敬獻給人類的救星斯大林大元帥」,「獻給無產階級的明燈斯大林大元帥」,「世界各國人民的救星斯大林萬歲!」,「感謝偉大的斯大林把我們從日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穆嶺市俄羅斯居民」。還有榮膺蘇沃洛夫紅旗勳章的第26斯大林步兵師的旗幟……一片金光閃閃的紅布海洋。    
    數以百計的繪畫作品:油畫、版畫、水彩畫。作者是:布羅德斯基、瓦西裡耶夫、戈利亞霍夫斯基、傑尼、多爾戈魯科夫、克魯奇納、巴夫洛夫、索柯洛夫、捨斯托帕洛夫以及其他著名的大師。還有托姆斯基、肯尼格、葉東諾夫的雕塑。用眼睛瞟過留著小鬍子的人的無數面孔,斯大林並沒有感覺到自己被安置在一個非理性的、顛倒過來的世界裡,而是把這種普遍受迷惑的狀態理解為對他的天才的讚揚。    
    「領袖」以從容不迫的步子在無數的花瓶、紀念冊、小匣子、小雕像旁邊走過,又朝著陳列的大量武器——幾十種贈送的手槍、步槍、衝鋒鎗走去……走過禮品展覽會,就像走過隊列一樣,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就像世間的神所應該的那樣,把自己老邁的身子送進高級轎車裡,以便又離開眾人單獨回到有雉堞的宮牆裡面去……    
    整個12月份,報紙和雜誌滿版都是祝詞、紀念文章,效忠之情溢於言表。這是一個貶低偉大的人民的過程。斯大林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情。是的,也許考茨基這位老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在對待斯大林個人方面是對的。早在1931年,專制的大廈剛剛安裝就緒,他就不無諷刺地問道:「斯大林為了走向波拿巴主義還要做些什麼呢?你們以為,只有到斯大林加冕登極之時,事情才會達到自己的本質的地步嗎?」紙紛矠只要越來越全神貫注地觀察一下過去的事情,你就會相信:為了實行全面的官僚制度,實在是需要哪怕是「第一執政」,如果沒有皇帝的話。實行裝門面的形式主義民主的官僚主義制度本身,沒有君主專制型的政治人物是不能實現的。    
    


第三部第十章 年邁的「領袖」(3)

    人們因人民所做的一切而感謝斯大林,談論他給蘇聯人民帶來的「偉大幸福」,百般渲染他的一切美德和善行。甚至皇帝們也沒有把自己的人民貶低到如此地步。斯大林不僅不制止這種貶低行為,而且加以引發。年邁的「領袖」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化身,而是他的病影的化身了。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談到70歲的獨裁者,是因為在愷撒主義的這種最高峰即鼎盛時期,他的歷史性的失敗的特徵已經昭然若揭了。    
    慶祝活動之後,斯大林開始「衰老」得更快了。他血壓一直很高。但是,他不願意看醫生;乾脆就是不信任醫生。他過去還有點聽從維諾格拉多夫院士的勸告,採用他的處方,但是慢慢地貝利亞向斯大林暗示,「老頭兒可疑」,並且企圖讓新的醫生來治療「領袖」的病。但是斯大林已不想要別的大夫了。當他獲悉維諾格拉多夫被捕,他臭罵了一頓,但他沒有進行干預。在除掉院士之後,斯大林終於戒了煙。在其他方面,他還是過著那種有損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晚起床,夜間工作。儘管血壓過高,他繼續按照西伯利亞的老習慣去浴池洗澡。吃午餐時,和往常一樣,小量地喝點芳香的格魯吉亞葡萄酒,避開藥物。按照波斯克列貝捨夫的勸告,有時服用一些丸藥,吃東西以前喝半杯涼開水,預先向裡面滴幾滴碘酒。斯大林害怕把自己、自己的健康托付給醫生。他不托付給醫生,就像不托付給任何人一樣。    
    獨裁者們的命運就是如此。雖然在他們的周圍總是有許多人奔忙張羅,他們卻是孤獨的。獨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圍的人們阿諛奉承、諂媚巴結、唯唯諾諾、逢迎拍馬、歌功頌德,只不過加強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榮譽、權勢、威力使斯大林同人們如此隔絕開來,以至他雖然生活在人們中間,卻老早就喪失了處理真正的人的關係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不知為什麼一下子就走近了的老年,越來越經常地迫使他回首往事。在老年,對所有的人來說,這是最美好的享受。老年的獨裁者們也不例外。    
    在孔策沃,與一幢大房子並列又為他建了一幢稍小一點的。在一個房間裡安裝了一個壁爐。斯大林常常走出辦公室,在壁爐旁坐上一個到一個半小時,觀察童話裡的城堡是怎樣從燒得通紅的木炭裡出現和倒塌的。壁爐火苗的血紅色的閃光是怎樣反映在他的軟靴皮筒上的。以前斯大林很少陷入無聊的思考。現在他越來越經常地嚮往過去,回首往事。近些日子,他吩咐洗印兩張放大的他的妻子娜捷施達·謝爾蓋耶芙娜的照片;一張裝在小鏡框裡放在辦公室的桌子上,另一張掛在臥室的牆上。那是不是承認自己的過錯呢?間接的還是直接的?現在知道了很多斯大林做過的事情,我幾乎堅信,他並沒有感到後悔。他只能再次度過那曾經發生了無可挽回的事情的寒冷的11月之夜。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挽回的,但是,從思想上卻可以到永遠過去了的時光裡去遊歷。獨裁者已經不能只是採取行動。回憶的時候也來到了。他一切都獲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來越接近於那個一去不復返的境界。無論對誰都是如此。對領袖們來說也是一樣。    
    也許,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戰勝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輸了嗎?也許,他的個人勝利的歷史性的注定失敗使他害怕了嗎?也許,他親自處死的數以千計的他的同志、朋友、戰友們的亡魂撥動了深藏在他的靈魂裡的良心之弦嗎?在用因熱氣而流淚的雙眼凝視著化為灰燼的木炭時,他看見了什麼呢?在知道這個人寫了、說了和做了些什麼時,我不能相信他能夠對什麼事情感到遺憾。大概只有時間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壓抑,因為時間對劊子手也好,對犧牲者也好,都是同樣殘酷無情的,不過也有區別,就是它對一些人永遠投以蔑視,而對另一些受難者則特別予以永恆的哀悼。    
    他,作為一個人世間的神,環顧了一下「第七個創造日」,能夠說,一切都達到了:創立了強大的國家,使偉大的人民聽話了,戰勝了自己所有的敵人,博得了千百萬自己的同胞的由衷愛戴。但是,為什麼苦惱憂愁並沒有離開他呢?也許,是因為沒有發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確信,他的長期的流血的社會實驗不能夠最終用什麼嚴肅的東西來對抗私人的投機活動?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敗的?我不認為如此。這不像斯大林。他乾脆就是怕死。因為一輩子都怕謀殺、搞陰謀、搞破壞活動。他怕在死後他的全部罪行會舉世周知。他因苦心經營而創造出來的產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這種產物成為別人的。因為在那裡,對他來說將會沒有位置了。正如赫魯曉夫所回憶的,在生命的最後年代,斯大林常常對自己的戰友們說:「你們沒有了我怎麼辦?像貓崽一樣完蛋!」在這裡他沒有錯: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並不久。    
    年邁的「領袖」害怕了。他晚年變得通紅的臉(顯然是由於高血壓),儘管特別善於把必需的假面具繃到自己頭上,也不能掩蓋在生命的最後年代包藏著恐懼的深深的疲憊。他的女兒在塑造父親的心理肖像時寫道,在走向自己的盡頭時,他感覺到自己心靈空虛,「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戀,在生命的最後年代變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懼心開始折磨著他——堅強的神經終於衰弱了。但是,迫害狂並不是病態的胡思亂想:他知道並且明白,人們都在恨他,而且知道為什麼……」紙紜矠。在不時發生的頭暈不知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後,他對高加索人特別長壽的信心就越來越少了。這種情況已經有好幾次。    
    以前他幾乎從來不想自己的孩子們。實在是顧不上這些。他實質上也並不知道他們。當他聽到大兒子的名字時,總是生氣;這種心情隨著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同瓦西裡他也不能心平氣和地談話。遠不是人們把一切都告訴了父親,但是他感覺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兒子的在職,只不過是由於門第和暫時在他周圍轉來轉去的那些上層靠山——「朋友」的緣故。他們為中將想出了一個職務——「莫斯科軍區戰鬥部隊空軍司令員助手」,而後來就委派他執行軍區空軍司令員的職責。在1948年6月,布爾加寧就說服他——斯大林任命兒子為司令員。斯大林明白,把瓦西裡「拉」上去,是為了使他滿意,但是他只是揮手表示不耐煩地說:「隨你們的便!」假如斯大林有點自我批評精神,他可能會說:孩子們還沒有鍛煉出來。但是,斯大林從來就沒有使自己受到內心的審判,沒有作過自我批評。雖然他號召別人這樣做:「我認為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空氣和水一樣……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領導專政的是一個黨,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黨分掌政權的共產黨,那麼,我們要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發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紙紝矠    
    女兒,她已經完全不再聽話了。在她離開了又一個丈夫以後,父親就吩咐分給她一套房子,並且事實上已不再關心她了。她有時乘車到他的別墅去:聽聽他老年人的嘮叨,要些錢花。完全靠國家保證生活的斯大林,從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疊鈔票塞給女兒。在最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他一次也沒有花過一個盧布,沒有進過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們靠微薄的工資是怎樣生活的,怎樣勉強度日的。對於他來說,錢老早就成了毫無意義的東西了。然而,為斯大林服務的為數眾多的奴僕,都知道錢的意義。    
    有一回,已經是50年代初了,當時斯維特蘭娜開始在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斯大林想關心一下她在寫什麼樣的學位論文。人們報告他說,學位論文的題目是《在蘇聯長篇小說中發揚俄國現實主義的進步傳統》。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在註明日期是1954年(父親已經去世以後)的申請語文學副博士學位的論文內容提要中,斯·約·阿利盧耶娃寫道,為了揭示問題,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闡述的一系列論點。具有那個時代精神的正統著作,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女兒世界觀在未來的突然改變。不過,關於女兒,他比精神正常的父親們瞭解的東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愛孫子。他們把沒有耗盡的對子女的全部的愛都給予孫子們,給得是如此充滿激情,就好像他們最寵愛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決於每一次的會見、談話、活動。斯大林不願意看到孫子們,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認識。人的感情——子愛、父愛、老年人之愛——對他來說都是莫名其妙的。獨裁者之所以成為獨裁者,不只是因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類感情寶庫中的東西。看來,對權力的愛,在他那裡不僅勝過了父親和祖父的感情,而且勝過了對母親的眷戀。斯·阿利盧耶娃回憶說,斯大林的母親沒有過分地溺愛他,並且一直活到兒子得到了巨大的榮譽,在最後一次會見時母親對他說:    
    「真遺憾,你沒有成為一個東正教神甫!」    
    很難不同意母親說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變得更容易動怒和偏執。他周圍的人們和女兒回憶說,有時候,他用力把電話機往牆上扔,用髒話大罵助手、交談者。我重說一遍,他老年時的智力已經完全不能表現普通人的感情。我再從他女兒的書《僅僅一年》中引用一段話。他的女兒正確地指出,他在把人們處死的時候,就馬上不再與不幸的人來往了,好像把他們忘掉了。斯·約·阿利盧耶娃寫道:「許多人以為把他說成是一個肉體上粗暴的怪物更為逼真,而他卻是一個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    
    


第三部第十章 年邁的「領袖」(4)

    是什麼東西使他生氣呢?最可能的是權力過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親身體驗過一切。在執行者們完全順從的情況下,他也同時相信,甚至絕對權力也常常是無能為力的。例如,為了使農民「幸福起來」,他贊同了多少決定和法令,可是他經常得到的報告卻是,農業產量沒有增長,畜產品產量下降,許多集體農莊莊員沒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勞動日,由於削減宅旁園地而發牢騷。他是否明白,他的權力較之生活、經營管理、經濟的客觀規律來是無能為力的呢?很難說。這種無能為力只是使他生氣。也許,他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開始明白:歷史不僅裁判失敗者,但是有誰知道,歷史也可以裁判勝利者呢?而也許,在最後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氣所以沒有離開過他,還因為他越來越相信創造一種偉大的永恆的東西是徒勞的?要知道,他是想永遠成為一個偉人的。他一生都發誓忠於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心裡卻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自己的理想從資產階級的、小市民的文化中「淨化出來」。他們過於經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義概念,把社會主義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卻是把決心創造革命奇跡、能夠為了光輝燦爛的明天而犧牲今天幾乎所有的一切這種精神灌輸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去……    
    獨裁者整個一生都認為,無數的犧牲,是為了忠於偉大的理想,為了決心最大限度使這種理想接近實現而必須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價。斯大林從來就沒有注意到,人、群眾對於他來說成了達到偉大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他已經認為與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所認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極端變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覺歪曲了的。為了達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許的。卓越的思想家布爾加科夫早在世紀之初就很好地談到過這種輕率的革命的俄國激進主義:「它在自己的想像中作出歷史的跳躍,而且很少對跳躍的方式感興趣,把自己的視線只投到歷史地平線的最邊緣處的光明點上。這樣的極端主義具有思想著迷、自我催眠的特徵,它束縛思想並製造盲目迷信,對生活的呼聲置若罔聞。」我想,布爾加科夫非常正確地看出了革命的、但歸根結底是悲劇性的俄國激進主義的根源之一,這種激進主義乃是為了偉大的思想而輕視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這種一執行就應受到譴責的極端主義的徹底貫徹者。布爾加科夫關於這一點寫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預見性:「我實現自己的思想,而且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擺脫通常道德的束縛,我允許自己不僅擁有財產權,而且擁有對別人的生死權,如果這對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話。在每一個極端主義者身上都深藏著這樣一個來自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小拿破侖。」紙紟矠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著的不是「小拿破侖」。這是最偉大的專制君主之一,對於這個專制君主來說,極端主義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維和行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儘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擁有的「對別人的生死權」並不能決定他心裡想的許多事情。可怕的預感已經不知不覺地闖進他的心靈。他趕走這種預感,按照早已有之的習慣專心致志地處理數不清的日常事務。而這些日常事務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個時期的許多國際事件上,也都明顯地打上了他個人參加的印記。    
    


第三部第十章 冷風吹來(1)

    站在過去幾十年的高度,綜觀斯大林在勝利後度過的將近八年的時間,你會看到這八年是極其不平常的。在國內,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動員一切人力來恢復和增強國家的威力。    
    在國際方面,這八年的特點是:冷風愈刮愈烈。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經過這場戰爭,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當局獨家壟斷了具有最大殺傷力的武器,他們是不會放棄從這種局勢中獲取最大利益的機會的。1946年2月,斯大林在競選會上的演說,表現得十分鎮靜,甚至是熱愛和平的,但是西方卻認為這幾乎是一種挑戰。這種挑戰對大洋彼岸的許多人來說,確實是很需要的。其實,美國是想「領導世界」。還有更強烈的說法,諸如「必須按照美國的方式和樣子來改造世界」等等。    
    1946年3月6日夜,當斯大林正要動身回別墅的時候,波斯克列貝捨夫突然來到了辦公室,他把一份剛剛收到的密電交給了大元帥。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專心閱讀起來。駐華盛頓的大使報告說:丘吉爾在富爾頓作了一次非同尋常的演說,當時有杜魯門(總統是密蘇里州生人)在場。這位前首相的演說充滿了十足的火藥味。同這位前首相會見過四次的斯大林,雖然從來就不相信丘吉爾,但是認為丘吉爾有一個智慧淵博的頭腦,他這次演說的強硬態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驚,儘管在開始演說時丘吉爾也給予了斯大林極好的評價,他說:「我衷心地欽佩和感謝英勇的蘇聯人民和我的戰友斯大林元帥。」但是,丘吉爾又馬上警告說: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籠罩著「紅色的威脅」。不過,上帝保佑,美國已登上了「世界強國之巔」,因而我們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們的陰謀和強大民族的侵略意圖」的希望。丘吉爾向世界宣佈:「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裡亞海的裡雅斯特,歐洲大陸上空降下了一層鐵幕。」這位前首相這裡說的是接近真實情況的。戰爭一結束,斯大林馬上就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來減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觸。不管看到的是「鐵」幕也罷,「意識形態」幕也罷,這個幕是確確實實降下來了。「三大國」中有一個成員是經常害怕那種「腐朽的民主制」的影響的。多年來,在蘇聯,人們關於西方只能知道蘇斯洛夫式的人物認為需要知道的東西。兩個世界之間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鴻溝,使得智慧日益貧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們在精神上變得更加貧困了……    
    但是,丘吉爾在自己的演說中並沒有停留在這一點上,他警告說:「在遠離俄國邊界的地方……有一支共產主義者的第五縱隊在活動……這個第五縱隊對基督文明是個越來越大的威脅。」顯然,這位偉大的英國人在這裡有點誇大其詞。他甚至患上了間諜恐怖症,迷上了「迫害異端」的運動。美國總統對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則到處鼓吹,要在世界範圍內捍衛「那些作為英語世界的共同歷史遺產的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偉大原則」。    
    斯大林放下了密電,長久地凝視著窗外的3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臨人間,但很快又遭到了嚴寒的強烈襲擊。丘吉爾的演說是一個信號,也是一次挑戰。然後,「領袖」走到桌旁,打電話給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裡。平常政治局的委員們只是在斯大林離開以後,才一個個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來到以後,這兩位國家對外政策的「設計師」又交談了足足一個鐘頭。他們不知道,在丘吉爾發表演說之前,美國駐莫斯科代辦給華盛頓拍去了一份很長的電報,在這份電報裡,美國代辦對斯大林在2月發表的演說作了歪曲的解釋。凱南硬說,蘇聯領導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時刻處於鬥爭中的蘇聯領導人,也從西方這份公開的挑戰書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進程。當時,無論是丘吉爾、杜魯門,還是斯大林,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在以相互消滅對方相威脅的基礎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圖是徒勞的。他們都是自己時代的產物。斯大林的處境非常困難。那時美國擁有原子彈,它的實力也遠遠大於蘇聯。在戰爭年代裡,美國的工業潛力增長了50%,美國的裝備增長了3倍,運輸工具增長了6倍,農業生產增長了36%,這些事實也足以說明問題了。    
    而蘇聯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成千上萬個居民點變成了廢墟。1946年發生了可怕的饑荒。幾乎整個蘇聯西部地區都瀰漫著游擊戰爭的戰火。但是,這種戰火有點像泥炭沼澤地發生的大火,在濃煙滾滾的下面,隱藏在深處的大火正在等待著適宜的空氣吹來,伺機噴出火舌,吞噬掉周圍的一切。目前,在蘇聯的歷史上,這還是一個很少得到闡明的題目。主要是在烏克蘭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經分離出來的波羅的海地區,有一些武裝隊伍在趕走德軍以後繼續在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斯大林曾數次指示貝利亞「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消滅「這伙匪徒」。但是,他還不知道,這種鬥爭在戰後,特別是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將延續幾乎整整五年之久。蘇聯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很快地就上報了這種鬥爭在3月份(也就是丘吉爾發表演說的那個月份)的結果。現摘引上報給斯大林的這份冗長文件中的幾段話如下:    
    約·維·斯大林同志:    
    1946年4月12日    
    1946年3月,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共殲滅了匪徒8360人(擊斃、被俘、自首的),繳獲了迫擊炮8門、機關鎗20挺、自動步槍712支、步槍2002支、手槍600支、手榴彈1766枚、印刷機4台、打字機33台……被俘的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分區嚮導費多魯克,無神論聯盟分區顧問喬爾內伊、戈林,副區長瓦爾瓦裡切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地方交通長官克拉夫楚克等人。黨和蘇維埃的積極分子、內務部、國家安全部和紅軍的官兵有200多人犧牲。    
    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消滅匪徒145人,自首的有75人,逮捕的有1500人,繳獲機關鎗44挺、步槍289支、手槍122支、手榴彈182枚、複印機12台。約德普斯基、諾列依基斯等匪幫均被消滅。一個月內,共和國中有案可查的匪情122起。積極分子和內務部、國家安全部以及紅軍的戰士犧牲215人……紙綷矠    
    隨後報告中還報道了在白俄羅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共和國內發生的武裝衝突。斯大林在報告上簽字後對貝利亞和克魯格洛夫說,正規部隊和殲擊營的無效行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困難重重,而且還有這次西方的露骨挑釁。在聯合國裡,蘇聯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會內享有「否決」權。斯大林感到一種嚴峻的、不平衡的對抗局面開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讓步。他把國家變成了一座堡壘。斯大林認為,大肆宣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使得「馬歇爾計劃」也不可能接受了。蘇聯特別需要經濟援助,而且只有按照這一計劃用對蘇聯經濟實行實際監督的代價才能換取這種經濟援助。在巴黎會議(1947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上,斯大林通過莫洛托夫的嘴說:「我們不要這種經濟援助。」看來,「領袖」真的猜中了這一計劃的目的,因為後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裡直言不諱地寫道:「馬歇爾用自己的一套觀點提出了使歐洲擺脫俄國共產主義的奴役威脅的目標。」紙□矠總之,持久的「冷戰」開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識的法國政治學家馬爾庫在他的《冷戰》一書中公正地寫道:從1946年起,幾乎10年來,「冷戰」一直在不斷地「升級,緊張空氣使人窒息,它像驚濤駭浪一樣,難以抑制,它服從於自己的內部邏輯,不承認健全的理性」紙紮矠。而這種邏輯也就是斯大林認為的只有消除美國的核壟斷才有出路的邏輯。經過巨大的努力,到1952年,蘇聯的鋼鐵、煤炭、水泥的生產同戰前水平相比,幾乎增長了一倍;石油、電力的生產也有了迅猛的增長。斯大林不停地強調重工業的絕對優先地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永恆規律」。在重工業、科學方面的過分努力也為在核領域內猛衝狠打創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斯大林委託貝利亞負責所有這些絕密工作,並要求他每天都要把這方面的情況向他匯報。    
    這裡有個很好的經驗。早在戰前,約飛、庫爾恰托夫、弗列羅夫、蘭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們有可能著手創建第一座鈾反應堆。但後來工作被停止了。只是從1942年起,這項工作才在庫爾恰托夫的領導下廣泛開展起來。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資金,加速實現這一計劃。在斯大林的全宗裡還保存有許許多多關於緊張的「核競賽」的報告文件。確切些說,這就是要趕超走在前面的對手。請看下面一份報告:    
    「受蘇聯部長會議專門委員會的委託,1946年10月上旬,我們就地檢查了庫爾恰托夫和吉科因的專項工程建設情況……」紙□矠報告接著說道,採取了加快這一建設的措施,直接參預該項工程的員工要擴大到37000人。在文件上簽名的有:克魯格洛夫、別爾烏辛、庫爾恰托夫。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裡,克魯格洛夫和扎維尼亞金向斯大林和貝利亞報告說,為了加強原子衰變產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10年和10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專家C·A·沃茲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羅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費施曼、吉裡揚、波波夫、特卡喬夫、戈留諾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    
    1946年12月,蘇聯學者進行了第一次鏈式反應試驗,第二年第一座核反應堆就開始工作了。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於1947年11月宣佈原子彈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1949年夏天,蘇聯進行了原子彈試驗,1953年進行了熱核裝置試驗。斯大林的全部活動獻給了經濟和國防力量的不斷增長。獨裁者的威力現在只能用國家的威力和實力來維護。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大部分成員都參加了國防工程的建設。許多部長執行政府任務常常是從「習慣的」第一步開始的,第一步就是上書貝利亞:    
    拉·巴·貝利亞同志:    
    鑒於急需在東方建立科研基地,請您指示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同志,從西伯利亞勞改營的犯人中抽調1000人,在中央空氣流體動力研究所分院的廣場上創辦一個勞改營。    
    M·赫魯尼切夫     
    1946年7月23日級紜矠    
    	還有更無恥的,請看:    
    拉·巴·貝利亞同志:    
    為了工程的開展,請再組織一個有5000人的勞改營,撥給30000米縫製帳篷用的帆布和50噸帶刺的鐵絲。    
    亞·扎傑米德科    
    1947年3月22日級紝矠    
    請想一想,道德墮落到何等地步,社會政治變成了多麼無恥的東西,人的生命還有什麼保障呢。「勞動營裡囚犯」的命運和生活只能同他們的人數、帶刺的鐵絲網和頭頂上的帆布聯繫在一起!我想,這個簡單明瞭、無恥到了頂點的請示報告,可以成為斯大林主義滑向深淵的悲慘的深刻反映。我認為,後代人需要的不僅僅是殉難者的名單——無辜犧牲者的長串名單,而且還需要這樣一些徹底揭露斯大林主義罪行的證明文件。這個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頂峰。    
    經過了40多年,在這一文件公之於世以後,我有了一次與前燃料工業企業建設部部長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扎傑米德科進行交談的機會。我請他看看這份註明日期是1947年3月22日的文件(在多數情況下,幾乎所有的部長都在這樣一些文件上簽名),問道:    
    「今天您怎樣看待這份送給貝利亞的報告呢?」    
    


第三部第十章 冷風吹來(2)

    「過去就是這樣的時代……我們曾借助囚犯大軍建設社會主義。當然,今天我覺得所有這一切都是野蠻的……」他沉默了片刻,接著講了一個在建設中實行強迫「工藝」的情節。    
    一天夜裡兩點鐘,有人叫我和副部長一起到貝利亞那裡去。貝利亞的那雙眼睛從夾鼻鏡的鏡片後面閃爍著凶狠的目光,他低聲地問道:    
    「為什麼沒有報告項目的驗收工作?(有一個特殊車間在一家聯合企業裡建成了)」    
    「設備安裝還沒有完工……」    
    「誰沒有完工?」他沒有等待回答,就對叫進來的一位助手說:    
    「把聯合企業的經理找來。」    
    過了三四分鐘,就聽到電話線的極遠的另一端傳來了頓巴斯的聲音。貝利亞根本不聽講話,就對著話筒說了起來:    
    「您好,我是貝利亞,為什麼沒有如期完成任務?今早8點鐘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裝任務。晚安。」    
    可以想像出,對那個經理和那個聯合企業來說,這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寧靜的夜晚」啊!貝利亞轉身又向助手命令道:    
    「把管理局局長找來。」    
    「貝利亞同志,我在聽您講話。」    
    「我已命令聯合企業的經理(貝利亞講了姓名,我現在已經忘記了。——扎傑米德科說)一定要在早上8點鐘以前完成安裝任務。完不成任務,就把他關在地下室裡。再見!」    
    我和副部長都知道貝利亞的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著他那安詳地、簡短地、甚至是熟練地發號施令的樣子,真叫人不寒而慄。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沉默了一會兒,又喃喃地說:    
    「當時就是這樣的時代啊……」    
    儘管強制勞動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還是相信,廣泛地使用囚犯從事國防工程的建設,不僅是增強軍事實力的廉價方式,而且還是「改造」成千上萬的「敵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對待他們的態度,就像對待那些「失勢的」人們一樣,這早已就成為習慣了。    
    不管我們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須承認,斯大林以其殘酷的意志,以其讓蘇聯人進行不可思議的努力,以其耗費大量物資和犧牲眾多的人為代價,取得了看起來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國的原子壟斷已經不存在了。戰略均勢的基礎已經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對手一樣,是不適合於進行新的政治思維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紅的」、永恆鬥爭和競爭的框框內思考問題,甚至在大多數參數方面,他還遜於自己的主要對手,但是他對對抗的最終結局卻抱著樂觀態度。    
    為了擴大這一鬥爭的成功機會,斯大林認為必須千方百計地促進已經開始的廣大群眾爭取和平、制止戰爭的運動,促使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各支隊伍積極行動起來。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進行了長時期的討論之後,決定採取一個本來可以預見到的一定會遭到西方強烈反對的步驟。斯大林認為在尖銳對抗的條件下,必須成立協調各國共產黨活動的機構。在歐洲各國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們都普遍認為,這一步驟就是正式接受「冷戰」的挑戰。    
    斯大林沒有忘記,在解散存在了24年的共產國際之前,他進行過長期的考慮。在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人提醒過他,要他採取這一步驟,不過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國面前,這可能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斯大林選擇了一個有利時機,那就是1943年春天,那時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資本。這位全神貫注於戰爭的蘇聯領袖,希望美國和英國對此會作出應有的評價,從而使他們盡快地開闢第二戰場。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產國際早已只是「按照蘇聯的口徑」說話,而且成了他個人的傳聲筒和工具。領袖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解散共產國際,對他的好處要比壞處多。但是,這已成為過去的事了。可是現在,突然又要建立國際共產主義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麼原則呢?他的頭腦裡產生了什麼樣的想法呢?    
    當共產國際誕生的時候,它的領袖們都相信有一個即將來臨的世界革命。特別是列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但是,當革命洪流過去以後,又露出了舊世界的牢固基礎,顯示出它還有高度生命力。顯然,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共產國際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國家的制約。來自一個中心的領導嚴重地破壞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威信,這就使得所有的敵人和評論家有了經常地和理直氣壯地談論「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戰」的氣氛之下,斯大林意識到,世界的兩極性,兩大陣營的形成,把各國共產黨相互支持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同時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來的樣子,那都是不應當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據波蘭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儀,1947年9月22至27日,在什克拉爾斯卡—波列巴市(波蘭)召開了歐洲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受斯大林委託代表聯共(布)的日丹諾夫,在會議召開前夕,給「領袖」拍來一份密電,在這一文件中報告了工作小組擬定的初步方案。他說與會者對以下的看法一致:    
    會議的工作可以從與會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報告開始。然後安排會議日程。我們將提出這樣幾個問題:    
    1.國際形勢——我們發言。    
    2.協調各國共產黨的活動。建議由波蘭同志作報告。結果應當是建立一個協調中心,駐地設在華沙。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當特別強調自願原則。    
    請指示。    
    安·日丹諾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贊同,經過交換意見,在共產國際解散四年之後,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了。而西方馬上就把它叫作「共產黨情報局」。在日丹諾夫給斯大林拍來的報告情況的密電中,介紹了與會各國共產黨代表所作的報告。按照日丹諾夫的話來說,南斯拉夫人最積極,也最持肯定態度,他們當時還不知道,這一新組織會在1949年11月通過一項「南斯拉夫共產黨受殺人犯和間諜統治」的決議。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日丹諾夫根據各國共產黨報告的內容、方向和結構,對以下兩個報告評價最高:一個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卡德爾的報告,另一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斯蘭斯基的報告級紟矠。但是,命運又作了一次戲弄:不到一年,日丹諾夫就痛斥卡德爾是「帝國主義的間諜」,而斯蘭斯基,沒過了幾年,就由於貝利亞導演的一次可恥審判掉下了腦袋。    
    在日丹諾夫得到斯大林贊同的《論國際形勢》的報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個提綱,這個提綱就是後來成為蘇聯多年宣傳中心內容的「世界劃分為兩大敵對陣營」。這也許就是對反共的「杜魯門主義」的答覆。報告對「馬歇爾計劃」——「奴役歐洲的綱領」也作了評價。日丹諾夫還對社會民主黨的作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給它扣上了一頂又一頂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終都堅持他的這些錯誤;在他生命垂危的幾天裡,仍然對社會民主黨抱著極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態度,結果不僅不斷地削弱了進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廣泛開展的爭取和平的鬥爭。    
    在什克拉爾斯卡—波列巴市召開的會議上,約定下一次會談在貝爾格萊德舉行,但遺憾的是,這樣的會談從未在那裡舉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鬥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連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反對侵略者的英勇鬥爭。蘇聯同東歐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的條約,就是1945年4月在鐵托訪問莫斯科期間同南斯拉夫簽訂的。斯大林曾同鐵托會見過多次,並且和他進行過熱情洋溢的交談。由於舉行了這些會談,決定把能夠裝備12個步兵師、2個航空師、坦克旅和炮兵旅的軍事技術和裝備轉交給南斯拉夫人民軍級紡矠。看來友好關係只能不斷發展。有一大批蘇聯軍事專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軍中工作,也有成千上萬的南斯拉夫軍官派往蘇聯進修。聯共(布)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之間的合作非常緊密,可是衝突卻突然爆發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由於一系列當前問題(籌備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友好條約;南斯拉夫的一個航空團派往阿爾巴尼亞;季米特洛夫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關於將來建立歐洲人民民主國家聯邦式邦聯的原則可能性的聲明)沒有同莫斯科進行商量,結果就激怒了斯大林。榮譽、權力、實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獨裁者認為他不僅可以在自己家裡,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間發號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發號施令一樣。衝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恥的個人專權。    
    斯大林建議進行有蘇聯、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三方參加的會談。這次會談於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舉行。三個國家的代表團的首腦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爾。蘇聯參加這次會談的還有以下幾位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日丹諾夫以及蘇斯洛夫;保加利亞代表團中還有以下兩位著名活動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羅夫;南斯拉夫的代表還有:德熱拉斯和巴卡裡奇。斯大林一開始就非常氣憤地對在對外政策問題上出現的分歧表示不滿。他認為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所採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對外政策路線」。於是保加利亞人和南斯拉夫人就聲明,這些責難是毫無根據的,對他們的指控是片面的。針對這些聲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項出人意料的關於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聯邦的建議。斯大林已經習慣於把他的國內願望看作是決定,現在一下子明顯地意識到了內部的反抗。無論是季米特洛夫還是卡德爾,雖然都沒有在原則上否認結成聯邦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卻異口同聲地回答說,建立聯邦的條件,目前還不成熟。卡德爾聲明,在國家的政治領導尚未作出決定之前,他不能給予比較肯定的答覆。習慣於作為國防委員會主席和最高統帥對任何事務都要進行干預的斯大林,多年以來恐怕這還是頭一次遭到了……共產黨人的反抗!真是聞所未聞!長期以來,從未有人膽敢反對這位獨裁者。對此他是完全沒有準備的。一股藏在內心深處的怒火極力要迸發出來。    
    


第三部第十章 冷風吹來(3)

    當斯大林知道貝爾格萊德決定不忙於建立聯邦並認為這個問題只是歷史遠景的時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來了。    
    德熱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代表團同斯大林進行談判的情景,他回憶說,在季米特洛夫發言之後,領袖就對著季米特洛夫破口大罵:    
    「胡說,您像一個共青團員一樣,一味蠻幹。您想要世界大吃一驚,好像您還是共產國際的書記。關於你們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麼也不告訴我。這些我們都是從別處聽到的,您就是要我們面對既成的事實!」    
    對卡德爾,斯大林實際上是根本不讓他發言的,斯大林雖然對他不像對季米特洛夫那樣進行侮辱,但也同樣惡狠狠地打斷了他的講話:    
    「胡說!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們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都講了些什麼呢?有關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的問題,你們一點也不告訴我們!」    
    卡德爾反駁說,這是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來:    
    「這可能使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化……你們根本不徵求意見,對你們來說,這不是錯誤,而是原則,是原則!」    
    德熱拉斯繼續寫道:「過了三四天的一個清晨,我們啟程回國,用車把我們送到伏努科沃機場,沒有舉行任何歡送儀式,就把我們塞進了機艙……」級綷矠    
    這次談判並不像一次對話。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談判者置於蘇聯加盟共和國書記的位置上。    
    個人專權使一個人喪失了起碼的自我批評精神。黑格爾說,個人的自我意識好像是從內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夠同良心結合在一起成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識不能對自己的謬誤產生絲毫懷疑。斯大林習慣於人們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會被採納。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時衝動的制裁行動相繼發生了:蘇聯從南斯拉夫召回了軍事顧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給南斯拉夫領導發出了措詞尖銳的書信。鐵托準備了一封經過慎重考慮並得到南共聯盟中央委員會贊同的回信。他駁斥了關於不友好的行動,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誹謗。他特別在信中寫道:「我們中間不論是哪一個人,他們都熱愛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他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同樣熱愛自己的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5月他們收到了一封長達25頁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著鎮靜和善於思考而聞名於世的斯大林,現在卻不再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竟隨心所欲地行動起來了。自尊心的聲音掩蓋了理智的聲音。一些「機關」根據貝利亞的倡議,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實」,證明鐵托和整個南斯拉夫的領導有「背離」和「變節」行為。而斯大林卻沒有理解到他已經遭到戰後第一次非常明顯的失敗了。    
    措施迅速升級。斯大林決定使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捲入爭論。從莫斯科接連寄往貝爾格萊德兩封信,邀請南斯拉夫派代表團前往布加勒斯特參加情報局會議。南斯拉夫人很有禮貌地、但又很堅決地拒絕了這一邀請,認為這是干涉他們的內政,同時他們也表示了使關係正常化的願望。    
    斯大林決定召開沒有「被指控者」參加的情報局會議。但是,這已經是分裂了。1948年6月15日,即會議前夕,斯大林審閱了日丹諾夫準備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現狀》的報告草稿。日丹諾夫在附言中寫道:「報告全文已經由我、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三人看過。」他們三人按照斯大林的決定來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親自作了幾處修改。在日丹諾夫的報告中有這樣一些論點:「造成目前這種局勢的責任應由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和蘭科維奇來負。他們的手法來自托洛茨基的軍火庫。在共產黨內不允許有這樣可恥的、純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對這樣的制度應當予以消滅(黑體是我加的。本書作者注)。南斯拉夫共產黨一定會完成這一光榮任務……」級□矠    
    正如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那樣,斯大林不僅失去了現實感,甚至宣稱:    
    「我只動了一下小指頭,鐵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諾夫從布加勒斯特電告說,我們同科斯托夫、契爾文科夫、陶裡亞蒂、杜克洛、拉科西、喬治烏—德治等同志進行了交談,從這些交談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調和的立場上」級紮矠。施加冒充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大國壓力,顯然是為了向怒氣衝天的獨裁者討好。斯大林廢除了友好條約,召回了大使,斷絕了經濟聯繫,但未就此罷休。1949年11月在布達佩斯召開的情報局會議上,通過了一項可恥的決議《南斯拉夫共產黨是殺人犯和間諜當權》,這樣就使衝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成了中央書記的蘇斯洛夫這一次卻對條文進行了精心的「修改」。簡直是要什麼就有什麼!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譴責他們是間諜,同帝國主義結盟,是富農的蛻化變質,等等。南斯拉夫國內政治發展中具有獨創的特點,採取了一些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步驟,在鬥爭激烈的時候,南斯拉夫的領導又採取了強硬的態度予以回擊,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帝國主義走狗」的行徑。甚至在今天也難以想像,斯大林的傲慢自負和大國主義竟使聯共(布)、其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走得那麼遠。在整個這段歷史上非常鮮明地留下了一長制具有極大缺陷的印記。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成為歷史了。在斯大林著手把南斯拉夫「開除出」社會主義的時候,在他企圖用獨裁的方法對待一些主權國家和一些黨的時候,人們可以明顯地感到斯大林在1929—1933年、1937—1939年用過的手法。赫魯曉夫由於同斯大林親近而「負擔沉重」,但他還是表明,承認良心有愧,晚些總比永遠不承認好。1955年5月底到6月初,赫魯曉夫來到貝爾格萊德,這是他勇敢地登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講壇上的一個台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命運留給斯大林的那幾年,對「領袖」來說,也是風風雨雨的幾年,就像十月革命勝利後他的全部生活那樣。他的關懷現已延伸到本國的邊界之外。在日丹諾夫首次稱為「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根據符合民族傳統、歷史經驗、具體情況的原則和特點,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誰也不能否認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中的各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總的經驗具有永恆的意義。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堅持一個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方面對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模式的培植,都給整個事業帶來了不少的危害。特別是在企圖採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觀點的人們的時候,這種危害就更明顯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經濟,實際上他是要把蘇聯經驗機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具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這些措施的錯誤性質,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認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經意識到「一個中心」的無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敗」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條主義武庫中進行了一番檢查。斯大林對情報局逐漸失去了興趣,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南斯拉夫事件」之後,情報局又召開了兩次會議,後來就悄悄地銷聲匿跡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培植命令主義的做法,顯然是不成功的。    
    在這些昏暗的「冷戰」歲月裡,在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的同時,斯大林能夠認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兩個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各國人民維護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強大運動的形成。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形勢,特別令人不安。隨時都會有政治領導人喪失理智的情況發生。甚至連羅馬教皇都宣稱,凡是同情共產黨人的天主教徒,都將一律革除教門。到處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很難相信,這些戰勝者強國剛剛過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戰爭門檻上,而且這次是自己相互廝打。醉心於實力的美國,不能容忍又一個龐然大物的出現。在五角大樓制定了對蘇聯進行核轟炸的計劃。在這樣的條件下,斯大林繼續採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斷加強軍事實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國。的確,他沒有說過像毛澤東說過的話,原子彈是「紙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說明,在可能發生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眾。不錯,也有過這樣的時機,地平線上閃現出一道狹窄的亮光,預示寒風可能會漸漸削弱。1949年2月1日,「國際新聞社」歐洲分社社長金斯伯裡·史密斯從巴黎拍給斯大林一封電報:「白宮官方代表查爾斯·羅斯今天宣稱:杜魯門總統很高興有機會同您在華盛頓商談,閣下是否願意為此目的前往華盛頓?如果不願前往,那麼,您願意在什麼地方同總統會晤?」    
    次日,斯大林復電說:    
    「我感謝杜魯門總統邀請我去華盛頓。前往華盛頓,我早就有此願望,我過去曾經在雅爾塔同羅斯福總統談過,在波茨坦同杜魯門總統談過。遺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實現我的這個願望,因為醫生們堅決反對我做時間稍微長一點的旅行,特別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矠斯大林建議會晤地點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加裡寧格勒、敖德薩、雅爾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同時他也清楚杜魯門是一定不會同意的。會談對他們毫無意義。總統認為,在美國有可能迫使蘇聯講出他願意聽的話。但是,我想,杜魯門會逐漸相信這種希望是不大可能實現的。斯大林是不願被人操縱的。1949年6月26日,《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杜魯門誇起海口來》的社論,這也不是偶然的……    
    在這個只能聽到士兵皮靴的踏步聲和武器丁當作響的寂靜而又不安的世界裡,突然之間意想不到地響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喚的呼聲,儘管這種呼聲是多麼地微弱。1948年,來自兩大「陣營」的和平主義者聚會在弗羅茨瓦夫,在這裡起領導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動家們。這些比其他人覺醒早一些的人們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    
    最初對這一部分「知識分子潮流」還表示懷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潛在可能性。他懂得,擁有原子彈武器的美國,實際上是不怕攻擊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會把社會主義陣營置於極端不利的境地。因此,這就需要利用世界輿論來反對那些想用核武器來解決當代基本矛盾的人。1950年,和平的保衛者們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活動——組織在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上徵集簽名的運動。運動的規模是宏大的。行動組織委員會的成員經過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後,就宣佈了全世界簽名的有5億多人,他們要求制止戰爭!斯大林、蘇聯官方的宣傳機構都表示支持和平共處的思想。我有時覺得,斯德哥爾摩運動是形成人類全球意識的發源地、開端,而人類全球意識的實質就是承認人類價值的優先地位。現在我們離這一目的要比那時近了,但是邁出這第一步是多麼重要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風吹來(4)

    1949年4月,世界和平大會在巴黎的「普來耶爾」大廳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兩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貫注地注視著這一盛會的進程,並把它看作頭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親自擬定蘇聯代表團的組成人員:法捷耶夫、愛倫堡、華西列夫斯卡婭、考涅楚克、圖爾森—扎傑、沃爾金、費多謝耶夫、科斯莫傑姆揚斯卡婭、馬列謝耶夫。當《真理報》於4月1日報道了美國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大會發言結束時直接用俄文在講台上唱起捷爾任斯基的歌劇《靜靜的頓河》中的詠歎調「從邊疆到邊疆……」的時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動(如果他還能夠激動的話),斯大林能夠不感到人民對戰爭與和平的命運施加真正影響的紀元開始了嗎?    
    在兩個世界進行的這場搏鬥中,當冷風凍結了政治家和將軍們的理智以後,眼看著就可能把防止世界發生戰爭的屏障吹倒的時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國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國革命的勝利顯然改變了力量的對比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結構。    
    中國人民為了自身的社會和民族的解放,進行了長達20多年的鬥爭,這一鬥爭以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勝利結束。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真理報》於10月5日發表了一篇社論《中國人民的歷史性勝利》,同時又並排刊登了毛澤東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論中引用了中國革命領袖的如下一段話:「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那麼,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毛澤東在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是這樣寫的。社論接著寫道:「斯大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宣稱:『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這一力量現在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但它將來一定會表現出來的。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執政者,誰要是看不到和低估這一力量,他一定會遭到失敗的……』斯大林同志的這一天才預言已經實現了。」    
    斯大林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中國事件的進程。當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國大使赫爾利來到北京之後就聲稱完全支持蔣介石的時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國的影響在中國佔了上風,蘇聯的處境就會變得更加困難。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鬥爭,斯大林最初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個時期認為,千百萬飢餓的群眾揭竿起義同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是沒有任何聯繫的。當斯大林得知蔣介石和毛澤東於1945年10月在重慶就國內問題進行談判之後,他才相信共產黨人的立場是更為現實的和進步的照矏矓矠。    
    斯大林曾經寫過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在他的全集裡共發表了將近10篇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淺的。例如,他斷言:「東方的革命化必然會在促進西方革命危機尖銳化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受到兩方面——既從後方又從前線——攻擊的帝國主義,必然承認自己是注定要滅亡的。」照矏矔矠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雖然也闡述了一些有關中國革命的正確觀點,但他總是以政治教導者自居。例如,「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這裡和下面的著重標記都是本書作者加的)特別注意軍隊工作……應當學好軍事……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等等照矏矕矠。也許,斯大林對共產黨人能取得勝利所表現的特殊信心,不是因為他們所取得的軍事戰績,而是因為1945年1月蔣介石在演說時表露了他要捍衛反民主的制度照矏□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給予了中國革命不少的援助:轉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大量的各種各樣的裝備和軍事技術,還提供了其他的援助。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乘勝前進,終於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在美國進行敵視的情況下,毛澤東終於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倒向蘇聯。中國革命勝利後,兩國的關係迅速全面擴展開來。邀請毛澤東前來莫斯科參加斯大林70壽辰典禮就是這種關係發展的頂點。    
    斯大林抱著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著同中國人民的領袖會晤。雖然他過去講過和寫過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演說和文章,其實他是不懂得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是不瞭解中國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許多特徵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後,斯大林同他會見過多次。他們的大部分談話的內容都沒有記錄下來。因此,當時擔任翻譯的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的回憶,對弄清這些談話的實質、內容和方針,就具有很大的意義。    
    應當認為,對毛澤東來說,一切也都是不尋常的。毛澤東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的國境,沒有參加過共產國際的機關工作,就是同其他共產黨的代表也接觸很少。甚至可以說,這些曾經多次面對面坐在談判桌旁的人,其思維也是各不相同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文化。雖然他們不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們就社會和文化的特點來說,卻是迥然不同的領袖。馬克思主義在他們二人之間所起的聯繫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澤東在必要時能夠從《春秋》一書中引經據典,而知道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現在卻喜歡重複自己的東西。在某一點上,他們二人有許多共同的東西:他們都是講究實際的。    
    斯大林抱著一種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態度,聲色不露地注視著自己的交談者。而這位交談者卻突然撇開一些具體的、當前的迫切問題,誘導著這位蘇聯領袖,步入中國寓言的神話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澤東給斯大林講了一則中國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他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一座叫作帝國主義,一座叫作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大山。它也感動了上帝,這個上帝就是中國人民照矏矘矠。蘇聯領袖同意中國領袖的話,並同毛澤東齊聲說,我們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兩座大山。斯大林傾聽著這些充滿哲理、詞藻華麗的中國民間傳說。正像費德林回憶的那樣,會談十分漫長,不緊不忙。交談的兩個人悠閒自得地品嚐著精美的佳餚,有時呷上幾口乾酒,不慌不忙地談些有關國際的、經濟的、思想的、軍事的事務。在晚宴進行當中,也討論了準備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原則條款。費德林回憶說,有一次毛澤東還講了一個同國民黨人鬥爭的故事。有一隊士兵被包圍了,他們不投降,隨著指揮員一起喊:「不怕困難,經受考驗,視死如歸。」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歸」的意思。毛澤東耐心地解釋說,在這個場合「歸」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對死的鄙視,是還原到自己最初的狀態,也就是物質不滅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談者,也是認真仔細的聽者,他指出這位指揮官不僅具有無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照矏矙矠。    
    兩個大國的兩位領袖就是這樣地交談著。他們的會見被評價為在整個世界政治棋盤上標誌著巨大轉變的具有真正歷史意義的會見。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見;他是長期不相信毛澤東的。看來,當時有關毛澤東仇視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幹部、中國領袖對戰爭期間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處於危急局勢時故意採取冷漠態度等等的報道,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隨著中蘇的不斷接近、北京的反美立場和它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的加強,斯大林對待中國領袖的態度也在不斷改變。我想,這位蘇聯領袖對毛澤東也一定留下了非常複雜的印象。但是,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中國領導人從斯大林的具有無上權威、態度從容不迫和絕對自信中,一定會感到蘇聯黨和國家的力量和堅定的目的性。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友好條約,削弱了「冷戰」之風的危險影響。可是就在友誼的紐帶把兩大民族聯結起來的那一年,緊張局勢又達到了頂點。我認為,斯大林的繼承人(以及毛澤東本人)並沒有竭盡全力來捍衛50年代開始形成的這種友好關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對揭露個人崇拜、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及與之有關的一切採取了特殊的、有時簡直是否定的態度。兩個巨人的握手言歡在歷史上並未持續很久。上帝保佑,如今兩國領袖又握手言歡了,但願它永世長存。    
    蒙受冷風襲擊的國家,不僅有西方國家,而且有東方國家。戰後,美蘇兩國在朝鮮的部署,注定了半島南北不同政體的建立。1948年5月10日,南朝鮮進行選舉,成立了立法和執行機構,接著,於同年8月25日,北朝鮮也進行了選舉。這實際上形成了兩個國家,把朝鮮民族人為地一分為二了。蘇軍撤出北朝鮮後,美軍也撤出了南朝鮮。每一方都認為半島上的大多數居民都支持他們自己的政府。遺憾的是,除了當時報刊上發表的文件之外,蘇聯的、中國的和朝鮮的一些其他文件並未公之於眾。但是十分清楚,衝突的發生是由於每一方都想在整個朝鮮的國土上保持住自己的統治。我從一系列間接的來源得知,斯大林對半島局勢不斷加劇所持的態度是很謹慎的。從一開始,他就盡量避免蘇聯同美國發生直接的衝突。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比較堅決的。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斯大林和毛澤東舉行的幾次會談中,他們討論過朝鮮半島的問題。但是斯大林知道,美國人在朝鮮問題上離開波茨坦協定已走得相當遠了。要沒有痛苦地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對美國那種在朝鮮實行監護、「自由」選舉的主張,他也是疑心重重的。要知道在駐有美國軍隊的南朝鮮,居住著更多得多的居民。1945年劃定的38°線,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考慮,它只是美蘇兩國駐軍的臨時分界線。後來,當38°線成了國家的分界線時,就顯示了它在地理上的不公正性,因為這條線嚴重地損害了北方人民的利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風吹來(5)

    戰爭的擺錘激烈地擺動了好幾次。分界線上高度緊張的局勢在不斷地升級。從1950年6月25日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就開始了軍事行動,進行了有力的打擊,他們攻佔了漢城,一直打到洛東江。看來勝利在望,這對美國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慘重的打擊。他們剛剛失去了他們在中國的陣地,再也不能允許把他們從另一個國家趕出去了。9月,美國軍隊事先得到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支持(蘇聯代表沒有參加投票,也沒有能夠利用「否決」權),組織大批陸戰隊在仁川登陸,從釜山軍事基地轉入反攻。攻勢非常兇猛,美國和南朝鮮的軍隊並沒有在38°線上止步,他們攻佔了平壤,到10月底,就佔領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大部分領土。現在形勢已經反轉過來了,當時看來,美國人已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在許多地方美國軍隊還打到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壤的地方。根據現有的材料來看,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澤東關於中國人民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直接援助的建議的,儘管這會加強戰爭升級的危險。美國人打著聯合國的藍旗作掩護,而中國人則出動了「志願軍」。    
    應該說,朝鮮的衝突加強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信任,從而也加強了蘇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當中國有將近30個師向前推進以後,形勢又發生了急驟的變化。中國和北朝鮮的軍隊不僅解放了38°線以北的領土,而且向南推進了100公里。到1951年盛夏之時,美國軍隊的士氣和美國的軍事威信顯著下降。斯大林感到一個極其重要和極其危險的時刻到來了。美國人是不會忍受失敗的,他們可能會使用核武器這個最後的手段,大概這是在1945年以後出現的最明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堅決要求轟炸中國東北,杜魯門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吹來的已經不是冷風,而是極地的風暴。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他們都不能讓美國人打敗。這就開始了長達兩年之久的談判,在這兩年的談判過程中,朝鮮半島上的激烈戰鬥從未停止過。美國空軍握有制空權,中國人民志願軍控制著陸地。在這樣的形勢下,斯大林也明白雙方除了走向妥協別無出路。在這裡他也沒有估計錯誤。但是,只是在他死後幾個月,即1953年7月才達成了最後的協議。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許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層偽裝)之後,我得出一個似乎與交戰雙方的具體民族利益沒有直接聯繫的重要結論。我認為,朝鮮戰爭第一次表明,在當前依然劃分為集團的世界裡,在東西兩方的利益發生了危急衝突的情況下,出現逼和局勢是不可避免的。東西兩方出現第一次逼和形勢就是在朝鮮,第二次則發生在加勒比海危機時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現無路可走的局勢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現出來了。至於斯大林是否來得及思考朝鮮的教訓,是很難說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國大概在比較晚的時候才意識到了這一點。使用凝固汽油彈,威脅要進行原子彈轟炸,在遠離國土數千公里之外駐軍,長期不承認中國,在越南進行冒險,這些都表明,只用訴諸武力的辦法已經過時了。蘇聯是在很晚的時候,即在阿富汗進行冒險之後,才痛苦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朝鮮戰爭以後,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並不是無限強大。在朝鮮衝突中,斯大林比較謹慎。他是在衝過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後才恢復了他平時的謹慎態度。也許,他在同鐵托交鋒的失敗中汲取了一些教訓,那時他頭腦一熱,就幹出一大堆錯誤,對這些錯誤付出的代價不是今天也不那樣容易確定嗎?    
    個人崇拜,在「領袖」70壽辰時達到了頂點,它是由於1945年的偉大勝利,在個人榮譽和暴力頌揚的一片讚美聲中以別出心裁的方法達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來的同時,在遼闊的祖國上空以及在國外,都刮起了陣陣的冷風。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遺產(1)

    在本章中已經說過,斯大林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土壤上產生的。我堅信這一點。但是斯大林可以這樣來重耕這塊土壤,給它施肥,使它上面開始生長出至今仍然同我們的生活不能分離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這種社會的、道德的畸型兒。然而我想再強調一次,出現斯大林主義不是列寧主義的過錯。這是用馬克思主義外衣巧妙偽裝起來的列寧主義的對立面。我堅持這種觀點,因為越來越頻繁地傳來了好似要在《共產黨宣言》中去尋找斯大林主義根源的呼聲。我們知道,在同樣的土壤上可以生長出各種各樣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實,其中有許多會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嚮往「正義和幸福時代」的人感到恐懼。值得注意的是,貝利亞在紅場上安葬「領袖」時說:斯大林「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了偉大的遺產,要像眼珠一樣愛護它並不斷使它發揚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發揚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寧能多活哪怕5—10年,許多事情的發展就會完全不同了。這不是把個人的作用絕對化,這是對「頭腦和手中擁有」偉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遺憾的是,近一個半世紀以前就誕生的這種偉大的思想目前卻不能充分實現。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思想都是空想。只不過是斯大林的業績迫使許多人對這種思想能否人道主義地實現產生了懷疑。因此,在談到斯大林留下的「遺產」時,必須說明一點,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長期籠罩在他們的偉大思想上的那層病影方面是無過的。由於斯大林的緣故,馬克思主義好像是被淺化了。我們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這個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單維的,而是多維的。斯大林和他的宣傳機器30年來讓千百萬人逐漸習慣了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單維的視力,使人們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教條的堆砌,而這些教條不僅導致了理論的「淺化」,而且還導致了革命的「淺化」。列寧若能想像一下黨的第一個總書記給他的事業帶來的那些災難,哪怕是一分鐘,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會氣得發抖。饒勒斯在闡述法國革命史時寫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那些在一個多世紀前努力奮鬥和戰鬥過的革命和民主的偉大領導人,在我們面前對只有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是不承擔責任的。要是對他們進行這樣的評論,似乎他們應當演完全劇,似乎歷史在他們之後不再前進,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們的事業必然是有限的,但卻是偉大的。」把評判斯大林變為評判列寧,像今天有人有時試圖做的那樣,是對列寧的侮辱,因為列寧,按照饒勒斯的說法,「對只有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是不承擔責任的」。    
    那個沒有按照列寧意志來率領這些後代人前進的人,就是那個把偉大的思想和個人的權力等同起來,從而犯了最嚴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這個主要罪行派生的。這個斷定決定著斯大林「遺產」的性質、內容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熱拉斯的觀點,他的結論是:「斯大林是歷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矠斯大林的「遺產」可以用這樣的話來表述:千百萬人的痛苦、不幸和犧牲是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認為這是對他所追求的「進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義的主要犧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領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個皇帝大概都不曾擁有像斯大林這樣的無限權力。    
    不能不承認,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幫助他開始時立住腳而後站穩腳跟的社會、經濟和思想的因素,而且還充分地利用了俄羅斯人民的民族特點。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紀初就寫道,「俄羅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點之一」,就是「很難推動我們,而一旦我們動起來了,我們就會在善良與罪惡、真理與謊言、明智與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極端」級紮矠。對俄國大作家的這個絕對的論斷儘管可以提出異議,但不能不承認,斯大林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種族的和歷史的特點,首先是利用了俄羅斯民族的特點。    
    在給這個在蘇聯(難道只是蘇聯?!)人民歷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傷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畫最後幾個線條時,有必要指出,在本來意義上的斯大林遺產方面並沒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麼積極的東西。那些我們珍惜的、對我們永遠重要和需要的東西之所以產生和存在,不是由於斯大林的緣故。看來,獲得如此之多的個人「勝利」的斯大林,到頭來卻遭到了徹底的歷史性失敗。為了評價斯大林的「遺產」(其遺物現在就可以讓人們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的某些結論和估計。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開幕時黨仍然稱聯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會相隔整整13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黨的代表大會了。中央委員會的生活在戰後變得更加平淡無味。實際上,這個在代表大會之間領導黨的機關,在斯大林時代扮演了黨的辦公廳的角色:任命幹部,向各加盟共和國和各州的黨組織發佈指示,通過一些精神內容彼此驚人相似的決議。這些決議的大多數是有關農業方面的:關於消除集體農莊中破壞農業勞動組合章程現象的措施;關於妥善保存國家糧食的保證;關於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集體農莊建設;關於小集體農莊的合併擴大以及黨組織在這項工作中的任務;關於在農業中宣傳和運用科學成就與先進經驗的安排,以及其他諸如此類振興衰落農村的嘗試。    
    在近處的一座斯大林的別墅裡,「領袖」身邊坐著莫洛托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這樣一些「大農業家」,長夜交談之後,產生的只不過是一些把農業越來越趕進死胡同的強硬而頑固的死板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當斯大林感覺到,農村是在用長期的、無意識的、消極而又堅定不移的報復行動來回答他對莊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時,他就常常採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實際的辦法。正是在他積極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陞,並根據他的建議,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於1946年9月再次(像戰爭前夕一樣)通過了關於清查和取消「個別集體農莊莊員、組織和機關用於副業的非法佔有土地」的決議。文件說,違犯者將「作為法律破壞者和集體農莊制度的敵人送交法院懲處」。正是斯大林建議(這當然也寫進了決議)在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農業部建立以副部長為首的農業宣傳領導機關……這完全沒有必要。對一意孤行的、杜撰的決定,首先是行政壓力性質的決定,農村的反應是無聲的冷淡。    
    好多年過去了,中央委員會一直沒有開會。在討論了還是那些「提高農業」的問題的1947年二月全會之後,下一次全會直到1952年8月才舉行,這次全會就召開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問題作出了決定。報刊關於這兩次全會的報道,甚至採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幾天(?!——本書作者注)在莫斯科舉行了聯共(布)中央例行(?!——本書作者注)全會。」誰作了報告,問題討論得如何,這個「最近幾天」是什麼時候,讀者只能去猜測。官僚主義離開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這是官僚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黨的代表大會的,然而沒有代表大會,斯大林也不想在黨的領導方面進行大的變動。他知道,代表大會將會根據他的腳本進行,並完全按照陳規通過他的決定。事情已到了這種程度,人們的良心早被趕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說一遍,黨成了他的一個團體。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決定給繼承人留些長期反覆咀嚼的材料——《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匆忙出版的新的兩卷「本人的」著作。看來,日益衰老和病魔纏身的「領袖」想同時為除掉他的許多多年的戰友打好基礎,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會後可以成為合適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遺產」的評定提供的新東西不多。但同時卻不乏有趣的材料。馬林科夫在1952年8至9月期間曾幾次向斯大林匯報了代表大會的準備情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的內容,代表大會關於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發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員的發言草稿,但它們很少使斯大林感到興趣。大家競相搜尋新的修飾語、「領袖」的功勳、美德、才能。斯大林沒有作書面批語,而是在接見奴顏婢膝的馬林科夫時簡短地講了幾點意見,它們聽起來就像無可爭辯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講話上。按照他的提綱,蘇斯洛夫帶領一個人數不多的班子準備了幾個講話方案。斯大林親自對講話作了最後的精細加工。    
    在代表大會開幕前的幾天裡,斯大林就確定代表大會在……晚上7時開。他讓黨的最高集會服從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會主席團人數不多,但是出現了新現象:所有成員都集中坐在主席團桌子的左側,斯大林一人獨坐在右側。身旁身後都無一人。「偉大的領袖」甚至不願意和黨的一些最高領導人混坐在一起。當代表們的發言無休無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時,就被無數次的熱烈歡呼、起立、有節奏的喊聲所打斷。斯大林注視著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過分狂熱的情緒,看到他們都目不轉睛地望著他,雙眼充滿忠誠、熱愛和真誠的畢恭畢敬的神情。「領袖」由於聽那些滔滔不絕的、用心良苦的過譽之詞而感到了疲倦,在大會休息時就離開了,並且好久沒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開幕和閉幕之日出席了全部會議。有兩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當時問題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對這些沒有鬥爭、沒有疑難、沒有什麼不清楚之處的集會早已不感興趣了。但別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會對他來說只是鑲在他的獨裁政權上的「民主」花邊。而且這時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活著的很少了。需要補充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員。要知道,有時不得不按照陳規辦一點事情……整個代表大會同大家為斯大林是否講話感到焦慮的心情比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這就是「領袖」在集團中的作用。    
    在社會意識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個活神仙——人世間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預見的集中體現。普遍受蒙騙的狀況是那麼嚴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種思想都被不自覺地賦予了充滿特殊、獨創、無與倫比的思想的形式。人們已經看不到,他們幾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談以及常常是同現實生活結合得不好的簡單論點當作上帝的啟示一樣接受下來。    
    在代表大會最後一天之前,代表們對「領袖」是否會向他們說點什麼這一點心中無數。在閉幕會上,當大家看到斯大林從主席團桌旁站起來,沿地毯鋪的小道走向講台時,整個大廳都站起來向他長時間地歡呼。斯大林再次出現在他們面前,不著軍裝而是一身「黨」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勳章,他善於在人們意識中保持一位「謙遜」領袖的形象。他的講話簡短。打斷講話的掌聲大概佔去了更長的時間。斯大林沒有一句話(!)談到國內和黨內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現在隨著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即他說的新的「突擊隊」的建立,我們的「黨進行鬥爭是比較容易了,而且工作進行得也比較愉快了」。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遺產(2)

    斯大林向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團提出了兩個十分可疑的口號。這兩個口號的根據是,在資本主義世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和主權的旗幟似乎被拋棄了。他號召共產主義的和民主的政黨「舉起」這些旗幟。斯大林像在舊日「共產國際的」20年代一樣,又對「資本統治的國家中的兄弟黨的勝利」表現出堅定的信念級□矠。斯大林的單維的思維似乎停滯了。沒有一點新東西。難怪在代表大會結束以後,很快就在當月《真理報》上出現了題為《社會黨叛徒在米蘭聚會》的論社會黨國際例行代表大會的文章。什麼「頭目」、「奸細」、「罪犯」、「叛徒」——這就是文章的用語。在共產主義運動、勞動群眾爭取自身社會權利的鬥爭以及整個國際關係方面,斯大林遺產的特點是極端的保守主義和不理解進行根本轉變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只是對共產黨人的顯然落後於世界已開始發生變化的陳舊傳統立場作了更加明確的肯定罷了。    
    我同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幾位代表交談過,最富有洞察力的人當時覺察到,斯大林已經在明確地考慮他死後的事,例如他的遺產如何使用的問題。我認為,這正好說明他為什麼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作了異乎尋常的長篇講話。在辛辣的言語中帶有責備的口氣,他好像是表達了以下的疑慮:他的戰友們能繼續執行既定方針嗎?能在內部困難和帝國主義面前不投降嗎?能在新的考驗面前表現出勇氣和堅定嗎?    
    今天我們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後的公開談話中責備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衛軍」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遺產」——強大的、陰森的、長久不變而且定了型的國家……會落入不可靠的人們手中……「領袖」明白,他的名字、事業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體制範圍內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別的體制將會否定他的主張。極權國家實際上是獨裁者在整個漫長歲月裡創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規定的方法行使職能的,這就是:高度集中化,實行獨裁的民主環境,以強迫手段作為發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認為,要保證這種國家的物質基礎,就必須保證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和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遺產」的首要成分是人們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資本主義」概念上的剝削不存在了,人們在自己的貧困方面和高度依附於機構方面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都有了「忘我勞動」的機會。當十月革命積蓄的巨大力量尚未開始枯竭的時候,蘇聯人常常在工業、農業、科學和文化方面取得優異的成就。但是,隨著禁止、限制和強制等一套精心設計的辦法的日益廣泛運用,在人們的意識中就產生了社會被動性、漠不關心和因循守舊的心理。大量使用強迫勞動和放逐,對社會思想實行普遍監督,對任何一點點異己思想的表現進行不斷懲治的威脅——用這些辦法來「美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的不自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人們當然不但不能談論自由,而且連想一下也是危險的。    
    在斯大林的「遺產」中,黨佔有特殊的位置,但黨不是我們今天概念上的黨,而是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團體的同義語。斯大林到死都喜歡說:「我們布爾什維克」,「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克的堡壘」,「布爾什維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幾代人都是在對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長起來的。在世界觀方面,一個居於中心位置的觀點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階級觀點。顯然,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階級觀點絕對化,把一切社會現象都納入一個死板的公式之中,作為這個公式基礎的是如下一個定理,即:階級鬥爭是發展的主要動力。人道主義的觀念、全人類價值的觀念和道德的觀念本身被宣佈為異端的、資產階級的觀念,好像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實質連一句也不能提。對黨員來說,階級意識就是對所有異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見的人和事採取強硬的不調和態度。階級觀點和對立面的鬥爭的絕對化,為強硬、暴力、不容忍作辯護。階級觀點把鬥爭提到首位,而妥協、共處、一致和合作則成了次要的東西。這在對外政治事務中導致了對抗,而在國內則為暴力、恐怖辯解。各階級之間實際存在的矛盾的絕對化成了政治思想戰的通用理論。    
    斯大林經常稱為「軍隊」的黨的團體逐漸變成了分支林立、無所不包的權力機構。斯大林留下來的黨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列寧的特點。順從而自動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種意見、一個思想,使曾經是列寧的革命黨的黨員變成了一群執行者。斯大林的「創作」印記在這裡如同其他領域一樣清晰可見。因此,不能不承認,不僅斯大林和他周圍的人要為斯大林主義承擔責任,而且黨也要承擔責任。    
    最後,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遺物時不考慮獨裁者為懲辦機關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們就看不到斯大林「遺產」的全貌。經過斯大林的篩選,在這些機關佔據領導崗位的都是「領袖」無條件信任的一幫人。葉若夫、貝利亞、克魯格洛夫、阿巴庫莫夫、卡布洛夫、謝洛夫、德卡諾佐夫、梅爾庫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為斯大林安全獻身的人,都對國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勞動者和著名活動家握有生殺予奪之權。請看下面的實例。    
    貝利亞周圍的一班令人恐懼不安的人馬中的一員幹將——謝洛夫在給斯大林和貝利亞的秘密報告中(已經是戰後了)寫道:「我已經報告了關於駐德國的佔領軍集群軍事委員會委員捷列金中將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不客觀態度。捷列金開始搜集各種『事實』來反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某些代表,並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們匯報給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說,有51列車戰利品發送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我們有大量事實說明,捷列金將軍在企圖損害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的名譽。我的結論是,捷列金將軍非常仇恨內務人民委員部……」照矏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真查清事實」。結局是不難預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並被送進政工人員進修班,這時「機關」內部則對「案件」進行準備並把結果呈報給斯大林。經過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難而且常常是有決定意義的地段參加過全部戰爭的人,因進行「敵對活動」被捕了。軍事委員會的判決書說:因進行反蘇宣傳,根據1932年8月7日的法律並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58條第12款判處在勞改營剝奪自由25年,並沒收其全部財產……斯大林之死才給捷列金打開了勞改營的大門。同懲辦機關代表發生極小的磨擦、向他們白一下眼和些許表示不恭,都被認為是嚴重的罪行。    
    每個人都是從歷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觀的東西。列寧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在大震盪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權。它還不完善並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寧在人民政權中看到了歷史上從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顧法國革命時,對倒退運動的不可逆轉和存在殘忍撲滅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驚。對他來說,「熱月」一詞是舊事物復辟、反革命和叛變的標誌,是對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進行欺騙的標誌。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詞的地方使用「熱月」一詞並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領袖」則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說的那種斷送了法國革命的危險性上。這種危險性是具體的,即「人民公敵」的存在。這個對蘇聯歷史來說是令人痛苦的名詞,是從18世紀傳到我們的悲慘的現實中來的。對斯大林來說,「人民公敵」是指一切直接或間接甚至是潛在地對獨裁構成威脅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鞏固獨裁上,自然是冒充為「鞏固社會主義」。為此,需要一個他親自創建、領導和監督的龐大懲辦機器。    
    在人民、國家和黨之上佈滿了可怕的懲辦機關網。暴力的絕對化,在斯大林那裡變成了建立一個監視每個在威脅面前毫無自衛能力的國家公民的龐大體系。「領袖」把階級鬥爭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謬的程度,使它變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遺產」,就實質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國家、社會還是思想領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關。斯大林終生維護他參與建立的各種制度,支持和灌輸最正統的觀點,即相信運動沒有他的革命推動就具有社會惰性的觀點。    
    但是「領袖」顯然過高估計了他建立的社會的穩固性。他死後,真正過了不多的幾個小時,繼承人就開始背叛了他的遺訓。從1953年3月起,就開始了十年的蘇聯改良主義時期,它觸及了生活的一切領域。這十年的意義不應估計過高。特別是同具有真正歷史意義的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關的那些改良不應估計過高。這一時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點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徹底、言猶未盡。但是最主要的已經作了:結束了盛行幾乎四分之一世紀的恐怖狀態。自由獲得了實現自己的可能。而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遺產」開始腐爛時發生的。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遺產(3)

    今天我們觀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仍然好像在鳥瞰歷史。我想再過幾十年,蘇聯人民史冊上的這些黑暗的篇章從更長的時距上將被認識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準確得多。過去的事離今天太近,它還把我們禁錮在自己的懷抱裡。但是我要再次強調一下,現在有一點已經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頂峰。在描述了它即頂峰之後,我不企求顯現冰山的全貌。    
    我再說一個近乎異端的思想。可能是極其異端的思想。其主要之點如下所述。讀者記得,本世紀初俄國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寫了轟動一時的抨擊性預言《即將上台的下流人》。當時把它評為獨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現在我想許多人對這個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現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並不缺乏才能,然而傾向神秘主義,他預言般地寫道:「不要怕任何誘惑物、任何誘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會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內部的、個人的自由,因為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個——奴隸性和最壞的奴隸性——市儈氣和最壞的市儈氣——下流氣,因為登基的奴隸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來的魔鬼,而是新的實在的魔鬼,這個魔鬼實在可怕,比描繪的還可怕——即將上台的當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將上台的下流人。」照矏矔矠    
    批評家們把奴隸理解成無產者,想來是徒勞的。從梅列日科夫斯基寫的抨擊性小冊子可以明顯地看出,他這裡談的是「精神的奴隸性」。按他的說法,獨裁者、「由官階表構成的萬里長城」、「東正教的形式主義的死板實證論」和「黑幫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隸性中存身。實際上,對梅列日科夫斯基來說,奴隸性和下流氣是反自由的同義語。可能,作家並不想看得那麼遠,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線以外的東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僅僅借助於「宗教界輿論」和知識界的復興來拯救俄羅斯,但是他自覺不自覺地表達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踐踏自由總是造成出現「當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將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脅。在自由只是統治者、皇帝、獨裁者和暴君的特權的一切時代,人們頭上都籠罩著「即將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為、意向證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滿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現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無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類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們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結成緊密聯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條主義的下流人對抗的話,這種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像的、思辯的。而我之所以要談論這些,是因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總是越明顯地出現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這一真理對20世紀初來說曾是正確的,我想到了21世紀也將是正確的。也許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並不瞭解自己的思想的長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讀他的作品的方法與本世紀初人們在血淋淋的階級會戰的慌亂中的讀法不同。問題歸根結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類的真理存在著,它們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並不矛盾,它們建立在人道主義和對人類智慧的無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對人們不可遏止地追求社會正義、道德正義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遺產」是絕對不能列入這些範圍的。    
    「即將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獨裁製度下表現得最凶狠。而看起來一切都是從小事開始的:權力集中在很少的幾個人手中,最後又把它交給一個人。普列漢諾夫早就看到了這個可怕的危險性。他在革命後立即對權力過分集中提出抗議時寫道:「……中央委員會到處『遣散』一切它不滿意的分子,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使所有委員會充滿了這些親信,不費力地保證自己在代表大會上有一個完全聽話的多數……到那時我們就真的不會有黨內的多數和少數了,因為我們那時就會實現波斯國王的理想。」接著,普列漢諾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當談到青蛙為自己請國王時寫道:「……如果我們的黨真的賞給自己這樣一個組織,那它的隊伍中很快就不會有聰明人和老練的戰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於是中央鶴就無阻礙地一個接一個地吞食這些青蛙。」照矏矕矠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中央鶴」吞食的決不是青蛙,它認為自己存在和活動的全部意義不在於創建和發展人民政權,而在於強化獨裁政治。甚至當斯大林自己感覺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毀掉他的時候,他再次檢驗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可靠性。在他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中,他突然談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的必要性問題。他預先知道,整個這齣戲會如何收場。當然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對於「解除」斯大林的職務問題連想也不可能想。這樣想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甚至連假定一下讓斯大林離開書記崗位而保留部長會議主席職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會從這個高位去屠殺同意他下台的人。但是這是我說的假設,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瞭解這一點。然而在死前的幾個月,他還是決定再次對周圍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忠誠進行檢驗。新的中央委員按照斯大林的意見經受了這種斯大林式的檢驗。    
    再重複一遍:斯大林對於人本身,對於人作為社會現象,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從來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人(而缺少這個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遺產」的實質)只是作為同盟者、敵人、執行者、「螺絲釘」的人。不錯,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對「高級人物」、名人、有「貴族血統」或出身名門的人發生過興趣。在這種場合,斯大林對他表現了真正的興趣,發出了相應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這些人的命運的快樂。現舉二三例於後。    
    監禁在莫斯科郊區「特別設施」中的保盧斯元帥,同蘇聯當局在轉授和總結軍事經驗方面進行了合作。他曾幾次請求斯大林允許他返回祖國,尤其是因為他對蘇聯的態度向好的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好幾年過去了,斯大林沒有釋放俘虜。終於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內務部長的報告:    
    呈約·維·斯大林同志:    
    我向您報告,1952年2月25日夜,原德軍元帥弗裡德裡希·保盧斯發生了短時間喪失知覺的昏厥。同保盧斯一起居住並為他服務的有他的私人傳令兵、戰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廚師、戰俘若爾日。由於長期的俘虜生活和解決他的遣返問題毫無消息,元帥開始出現神經錯亂。我認為,對保盧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可能性問題進行研究是適宜的。    
    C·克魯格洛夫     
    	1952年2月29日照矏□矠    
    斯大林最終同意擬訂遣返保盧斯的程序。這個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輝煌的軍事勝利之一的象徵。對於這樣一個象徵,他實在難下決心與其分手。    
    當斯大林獲悉,1945年11月在薩克森靠近羅塞爾城堡的村莊裡發現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爾米娜·馮·普賴琴,他認真想了一下說:「要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    
    稍早一些,有人報告斯大林說,在奧拉寧堡集中營發現了西班牙共和國前總理卡巴萊羅,他的身體狀況極其虛弱。斯大林在30年代末同他有過交往。僅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著。」不管怎樣:總理、君主、統帥是「他圈子裡」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以為也可以予以關照。    
    斯大林也曾過問滿洲皇帝溥儀的命運。在擊潰關東軍以後,皇帝和他的家人及僕從被送到赤塔,而後又轉送到哈巴羅夫斯克。顯然,對他進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關於這一點,原滿洲皇帝於1949年中期給斯大林的信就是證明。我現在從這封信中摘引幾段。看來,這封信使虛榮心很強的「領袖」感到滿意,當然,如果他沒有覺察到「機關」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話。    
    呈斯大林元帥:    
    寫這封信,對我來說是最高的榮幸。我一直對您懷有深沉的愛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關於自己想留居蘇聯的願望。過去日本軍閥限制我的個人生活。我不能瞭解蘇聯的真情……40年來我第一次讀了您的書《列寧主義問題》和《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現在我認識到,蘇聯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進的國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指路明燈……蘇聯政府廢除了死刑。這是蘇聯在維護人道方面的新紀元……    
    過去我請求留居蘇聯。至今尚未答覆。我想在這裡工作。願您永遠健康和幸福。    
    愛新覺羅·溥儀照矏矘矠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遺產(4)

    斯大林讀了譯文,好奇地看了整頁的象形文字很久,並突然對貝利亞說:「我們大概得把皇帝轉交給中國人吧?」皇帝的命運——還可以屈尊作出個人的決定。而最好是整個解決一下在清單上開列的人們的命運吧。這是一些長長的清單,沒有盡頭的清單……    
    斯大林在社會中取消了任何的選擇餘地,使自己的遺產成為單維的消極的東西。他大概沒有猜想到,他的歷史性失敗來得竟是這樣快。他在最後幾個月中,把自己的一些簡短批示留在放置他不大看的那些文件的角落裡時,他舉起左手掌對著臉,好像是遮擋陽光。習慣!在一幅早期的照片上,斯大林也是這樣的姿態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沒有刮臉,穿著破舊的皮靴和污跡斑斑的舊大衣,頭髮蓬鬆,而一隻手在眼前遮住光線……現在他是大元帥,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獨裁者。可是這個手勢——不,不是讓「領袖」避開陽光。他是無意識中想使自己避開即將來臨的歷史性失敗。    
    


第三部第十一章 歷史性的失敗(1)

    赫魯曉夫走上了蘇共二十大的講台。大會的代表們聽了他的報告,無不為之震驚。主席團的場面模糊不清了,似乎有兩個人在台上獨唱:一個是赫魯曉夫,另一個是十分熟悉(但現在變得陌生了!)的幽靈。1956年2月25日,當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他那有名的「秘密」報告時,「二十大」的代表們只能產生以上這種印象。約1500名代表緊張地看著站在講台上的那個人,死一般的寂靜有時被憤怒和驚叫聲所打破。赫魯曉夫愈來愈清楚地看到,在赫魯曉夫的左右隨時都有個幽靈在顯現。第一書記用他特有的語調不知不覺地、同時又非常迅速地塑造著「各族人民領袖」的嶄新的形象。很快,會場中心似乎只剩下一個舞台,台上有兩個人在表演:一個是黨的新領袖,約三年前死去的那個獨裁者的一位前忠實戰友;另一個是誰都十分熟悉的已不會說話的「領袖」,他在此處真正的歷史舞台上已完全改變了面目,成為血腥而恐怖的暴君。這是一個確實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平常的時刻。    
    似乎,赫魯曉夫是把另一個世界的鬼魂召來了。看來,別爾嘉耶夫是對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學院演講時說過:「面對過去往往給人以某種完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特殊感覺,而不僅僅是屬於那種經驗過的現實,它像夢魘一般從四面八方壓迫我們,我們必須戰勝它,才能達到某種新的高度……」照矏矙矠確實,在作這個報告以前幾個小時,誰也不能設想,黨在多年的停滯和蛻變以後,居然還能達到這種「新的高度」。儘管赫魯曉夫和斯大林周圍其他的人一樣,要對那些違法行為和恐怖行為的年代負責,但那天在代表大會上他確實建立了真正崇高的歷史性功績。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斯大林剛死之後,黨的領導中就已經開始了不大明顯的擺脫斯大林主義束縛的過程。在貝利亞被捕並處決以後,進程的速度加快了。這一行動使新的領導能夠更深入地大規模地審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幹的見不得人的勾當,儘管這對他的許多戰友來說過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開「二十大」(這是斯大林死後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日期決定後不久,在黨中央主席團的一次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以調查斯大林時代濫用職權的罪行。第一書記之所以採取這一步驟,並非如他想讓別人相信的那樣是出於「良心的召喚」。問題在於:就在斯大林經過防腐處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寧身旁之後,黨中央和政府以及國家的各級機構都不斷收到大量來信,寫信的都是曾經被長期關在鐵蒺藜「圈」內的人,是家屬和親人,他們在尋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議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們相信被踐踏的正義一定能得到恢復。    
    赫魯曉夫吩咐在群眾來信的基礎上作出一個綜合報告,這些報告結合已經宣佈撤銷的「列寧格勒案件」,結合一些來中央告狀的犯人的已經重新審查過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許多控訴都是罪惡的捏造。情況已經很明顯,在一兩年之內,根據第58條各款被判刑的許多人將服刑期滿,這些人必然會被遣送回家。他們身上已留下永恆的創傷和困惑,他們將要求懲辦罪犯。這時,斯大林和貝利亞均已死去,再也沒有人敢把他們送到勞改營監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說,赫魯曉夫已感覺到,黨和國家正面臨著非常複雜和重大的抉擇。成立一個委員會的建議剛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的激烈反對。但布爾加寧、米高揚、薩布羅夫、別爾烏辛以及當時尚在動搖的馬林科夫使赫魯曉夫佔了優勢。委員會成立了。領導人為波斯佩洛夫,他曾長期擔任《真理報》的總編輯,後來還擔任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院長。赫魯曉夫下令,允許該委員會去查閱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應該說,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過,他像幾年以前一樣努力,那時,他和亞歷山德羅夫、加拉克季昂諾夫、克魯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編寫《斯大林傳略》。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員會作出的結論向赫魯曉夫和主席團全體成員作了報告。第一書記終於明白了,這些文件如果不能將有關斯大林的謊言、神話和傳說徹底揭穿,他自己就會在政治上完全毀滅。    
    赫魯曉夫有好幾次談到波斯佩洛夫的報告,並問他的同僚:怎麼辦?委員會的結論如何向大會代表們傳達?由誰來傳達?讓波佩洛夫來傳達,好嗎?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很長時間內表示堅決反對,有時態度還十分激烈。這些激烈的爭論雖然並未作記錄,但根據赫魯曉夫本人的回憶,反對報告的幾位同志也有他們的「強有力的」論據:有誰強迫我們把這些「醜事」抖出來嗎?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嗎?赫魯曉夫本人是否清楚,公佈委員會的結論會引起什麼後果?最後,還有一點,難道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全體成員就沒有(或多或少地)參與過去那些破壞法制的行動?這一切危險難道都不應估計到嗎?但是赫魯曉夫勝利了。2月13日,中央通過了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向代表們作關於個人迷信的報告。儘管赫魯曉夫本人對這種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猶豫不決。但他記起了遭到監禁的人們的來信,想到過去那些喪失理智的年代,他愈來愈明確地得出結論:如此大規模的恐怖行為、破壞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後果不可長期隱瞞下去的。人民遲早會瞭解真相。必須爭取主動並把可怕的真相告訴全黨。可惜的是,赫魯曉夫並沒有打算把真相告訴人民。    
    當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似乎即將像通常那樣勝利結束,以便在其他同樣呆板的、「有組織的」、立即被報刊稱為「歷史性的」代表大會中佔一席之地時,一件主要的事情發生了。當時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宣佈,將召開秘密會議。主持這次會議的布爾加寧請黨中央第一書記發言。這是赫魯曉夫光輝燦爛的時刻。他曾經是一位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從來也沒有對「領袖」表示過反對意見,這時卻突然表現了前所未有的膽量和大無畏精神,敢於衝破數十年來形成的偏見。正像後來才弄清楚那樣,赫魯曉夫採取這一步並非偶然。    
    赫魯曉夫過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顯眼的執行者,但一當上黨的最高領袖,他卻成為一位處事果斷、 有時不免衝動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報告以及內政方面採取的一些不尋常措施,在赫魯曉夫的履歷表中還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驟,如為了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恢復關係,跑去見鐵托,在古巴安裝核火箭,會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匈牙利事件時採取堅決行動,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建立友好關係,對毛澤東毫不妥協,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許多行動,這一切都表明了這位第一書記具有複雜而矛盾的個性。正如這些事件所證明的,赫魯曉夫身上其實並不具有堅韌不拔、勇於負責的精神。但是,這裡還應當指出,赫魯曉夫並不善於分析問題,而且常常前後不一致,對自己的聰明才智與政治能力顯然估計過高。有時,他採取的步驟看來乾脆就是未經深思熟慮並且缺乏遠見的。除此之外,赫魯曉夫還有一個不僅是他個人、而且是我們整個體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號人物的作用絕對化。斯大林以後的政治體制照樣不能避免愷撒主義,頌揚領導者個人,還是不能保證不出現新形式的崇拜。赫魯曉夫的活動只是證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屬性的體制所固有的弊病。    
    不過,我不得不離開本題。但非此不足以說明黨的二十大的歷史意義:即斯大林主義首次受到可怕的打擊。這是建設斯大林式社會主義達30年之久的「領袖」遭到歷史性失敗的開端。    
    我不想對赫魯曉夫報告的論點再作贅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對開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麼大,以及他的報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後果有多深遠。    
    ……總之,那天在歷史舞台上出現的有兩個主角:瘋狂的赫魯曉夫和幽靈般的斯大林。會場上寂靜無聲。只聽到第一書記從一個問題轉到另一個問題。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們起草的這個報告共15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體的構成部分,但又都是獨立的。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是薄弱的。例如,報告人在闡明關於個人崇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個人崇拜的看法、列寧對斯大林的評價這樣一些一般的方法論問題時,卻突然又談論起「人民的敵人」,接著又回過頭談起列寧和黨內的反對派、集體領導等比較一般的問題。有幾個主題一再重複,如恐怖行為的責任、種族滅絕和恐怖行為、恐怖行為等等。在《論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這一報告中,還闡明了斯大林與戰爭、同南斯拉夫發生的衝突、貝利亞及其他一些專題。    
    赫魯曉夫開始時平心靜氣地說:「這個報告的任務不是要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動作出全面的評價。關於斯大林的功績,在他生前有人已經寫過許多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國內戰爭和為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都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大家都清楚的。現在我們要談的是一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對黨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即期大林的個人崇拜究竟是怎樣逐漸形成的,這種個人崇拜又怎樣在一定的階段成了給黨的各項原則、黨的民主和革命法製造成一系列嚴重而極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會場上坐著那些代表第一次(!)獲悉原來還有列寧《致代表大會的信》,列寧早在20年代初就對斯大林作過評價。這是一種啟示:真相將最終從禁錮中擺脫出來。赫魯曉夫雖然還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說出了當時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即列寧時期與反對派的鬥爭只限於「在思想基礎上」進行。    
    


第三部第十一章 歷史性的失敗(2)

    但是,赫魯曉夫報告的重點不是這些思想。他的發言的精神在於譴責斯大林破壞法制。赫魯曉夫著重指出:「顯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偏執、粗暴和濫用權力。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去動員群眾,而往往採取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方法,他使用這種方法不僅僅是為了對付真正的敵人,而且也是為了對付那些對黨和蘇維埃政府並沒犯過任何罪行的人。」    
    當赫魯曉夫詳細敘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編造出來,所謂「人民公敵」又是怎麼一回事時,整個會場都驚呆了。赫魯曉夫正確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敵」的概念,就可以對那些不論在什麼問題上不同意斯大林觀點的人,對那些只是被懷疑有進行敵對行為意圖的人,以及對那些名聲不好的人,進行最殘酷的鎮壓。會場上的人聽了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來十分熟悉的穿元帥服的形象已逐漸變成雙手沾滿自己人民鮮血的劊子手了。    
    在作報告的三四個小時之內,赫魯曉夫看來完成了一件難以想像的事。首先,報告人從斯大林頭上摘掉了「領袖」的桂冠。赫魯曉夫特別強調提出,斯大林是一個不夠格的領導人,他「只是從電影中瞭解國家和農業的情況」,戰爭期間「靠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根本不考慮「黨的工作者的意見」。第一書記本人熟悉農業,正是在這一領域內他給了斯大林的幽靈以最猛烈的打擊。赫魯曉夫告訴大會代表們,斯大林在最後的幾年中醞釀了從農業中增加稅收400億盧布的想法!這是一種「脫離現實的人才會產生的幻想」。赫魯曉夫證明「領袖」不內行,亂作決定,從而撕下了長期以來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錯誤的外衣。    
    接著,赫魯曉夫還證明,斯大林是一個劊子手、虐待狂者、毫無起碼道德的人。在談到柯秀爾、丘巴爾、波斯特捨夫、科薩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爾什維克的命運時,報告人強調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這些案件的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同意逮捕他們,而且是他本人主動發佈逮捕令的」。而獲得作為犯罪主要證據的「口供」,則是「技術」問題。赫魯曉夫宣稱,審判員竭力獲得這些「口供」,但是怎麼才能使一個人招認他沒有犯過的罪行呢?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採取作用於肉體的手段,亦即嚴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覺,失去判斷力,失去人的尊嚴,從而取得假「口供」。赫魯曉夫列舉了大量具體事例。這些事例牽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捨夫、魯祖塔克、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波普科夫、羅森布呂姆等多人,他們是「明格列利亞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犧牲品,於是「領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殘忍的獨裁者和暴君。    
    最後,第一書記的「秘密」報告還對斯大林的作風和領導方法提出了極大的疑問。赫魯曉夫特別強調指出,黨的高層缺乏集體領導是個人濫用權力的直接後果。報告人指出,例如,「在整個衛國戰爭年代,實際上沒有召開過一次中央全會(實際上在1944年召開過一次中央全會。——本書作者注。)不錯,1941年10月,曾打算召開中央全會,當時中央委員從全國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們等待全會開幕,等了兩天,但是他們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與中央委員見面,也不想和他們談話」。赫魯曉夫的整個報告貫穿著這樣一種思想,即斯大林經常濫用自己的無限權力,盜用黨中央的名義,不僅不徵求中央委員的意見,甚至也不徵求政治局委員的意見。他經常擅自決定有關黨和國家的特別重要的問題,根本不對他們作通報。個人專權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對同南斯拉夫衝突所作的分析。赫魯曉夫直接指出,在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恥的作用」。    
    於是,赫魯曉夫通過自己的報告達到了幾個目的:揭穿「領袖」的偉大是虛構的,他既不稱職,也不英明,更無遠見。報告人同時還確認,暴行、犯罪和恐怖行為的主要責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魯曉夫還堅決地譴責了「領袖」的個人專權,認為這是給黨和人民帶來許多災難的根源。這在公共意識方面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這是對專橫暴虐、目無法紀以及極權統治的一次極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進攻。    
    赫魯曉夫不愧為時代的驕子。他本人在堅決揭露個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貢獻是無可爭辯的。僅此一點,他的英名也將在歷史上萬世流芳。不過,斯大林宮廷的原理論家所準備的報告卻不是深刻的。報告羅列的只是表面現象和事實,並未觸及斯大林主義產生的根源以及社會主義變質的原因,更有甚者,這些歪曲甚至沒有坦白地說出來。斯大林的「功績」並沒有被完全否定,報告中有這樣的話:「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很大功績的……斯大林確信,為了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對付敵人的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嚴厲的批判,同時卻又在歷史面前獲得了赦罪符。    
    赫魯曉夫希望,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問題在黨內討論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現象。對於這點,報告人實際上在代表大會作了坦率的聲明,他說:「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弄到黨外去,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因此,我們只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作報告。我們得有個界限,不能將武器交給敵人,不能在他們面前暴露我們的膿瘡。我想,大會代表們會正確理解和評價這一切措施的。」    
    這位革新者作出了決定性的突破,但卻未能理解:「秘密思維」,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維,是從那個幽靈身上繼承下來的。赫魯曉夫所說的「得有個界限」就是說不要把這些異端告訴人民,特別是不能讓世界公眾知道。他在六年前發表過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誼是我們祖國不可戰勝的保障》,這樣一個人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擺脫幾十年來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長並定型的一切。赫魯曉夫在「領袖」活動的時候從來沒有違抗過「領袖」的意志,自然不會忘記自己的行為,正如斯大林其他戰友的行為一樣,完全取決於獨裁者。他們都只習慣於執行,而不習慣于思索。赫魯曉夫自己就記得,那些並不重要的、純屬經濟業務方面的問題,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請示,他也無法作出決定。那是相當危險的:很可能來個粗暴的拒絕或者嘲笑的反問。怎麼辦?還是請示為妙……    
    呈 聯共(布)中央    
    約·維·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盟分子作戰的殲擊營請求國家撥給以下物資。計    
      制皮靴用粗呢         104300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軟革             774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20380分米    
         	…………    
      制內衣用棉布                196000米        
        	線                   525筒     
    	尼·赫魯曉夫      
    	C·克魯格洛夫     
    	1946年9月18日照矏矚矠    
    不難想像,如果領幾筒線還必須向「領袖」打報告,那麼,在政治問題上戰友們恐怕什麼都得經過批准。很自然,對斯大林主義首次進行了強有力打擊的赫魯曉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恥的東西。    
    赫魯曉夫的全部不徹底性,模稜兩可,吞吞吐吐,在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通過的一項「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照矏矜矠中得到了反映。這份文件不同於赫魯曉夫的報告,雖然也想揭露產生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原因,但卻更明顯地暴露了對斯大林主義者的妥協。決議中還斷定說,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嚴重錯誤」。在揭露形成反列寧路線現象的「客觀條件」時,決議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論點:「在列寧逝世後,黨內一些敵對派別就活動起來了,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站在拒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勝利的理論的立場上,實際上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接下去又說:「當時不得不對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們人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鬥爭邏輯證明這是正確的。」但是所有這些,與其說是在對個人崇拜這一醜惡現象進行說明,不如說是在對它進行辯解,赫魯曉夫復活了「列寧主義的核心」的思想,好像這個核心在斯大林死後立即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展開了堅決的鬥爭。我們知道,情況遠非如此。    
    決議中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人不公開出來反對斯大林,把他趕下領導崗位?」接下去就是斷語,這個斷語也可能是客觀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當時的條件下,一切反對他的行動都不可能為人民所理解,而這裡問題決不在於缺乏個人的勇氣。很明顯,在那種情況下,每一個站出來反對斯大林的人都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魯曉夫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都不想說,早在列寧向黨提出建議的時候,就應該站出來反對他。決議對此根本不提,認為在造成個人獨裁方面,黨並無責任,還認為必須指出:「蘇聯人瞭解斯大林,他總是為保衛蘇聯而和敵人的陰謀詭計作鬥爭,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他有時(?!——本書作者注)採取了不合適的方法,破壞了列寧的原則和黨內生活的準則。斯大林的悲劇就在於此(?!——本書作者注)。」原來,這不是人民的悲劇,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劇……決議接著指出:「如果由於過去存在過個人崇拜這一事實,就得出結論,認為蘇聯的社會制度應作某些改變,或者,認為應從蘇聯社會制度的本性中來尋找個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錯特錯了。兩者都是絕對錯誤的,因為這不符合實際,與事實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歷史性的失敗(3)

    人們在讀這個決議的時候,就會開始覺得,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同斯大林的幽靈進行決鬥,他作了首次打擊,但這一打擊卻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卻被獲得的勝利嚇壞了!難怪中央委員會和官方刊物對「秘密」報告要保持完全緘默,似乎其目的就在於保護人民,使之免受一場思想意識上的震盪。但是,各兄弟黨代表團的領導人以及黨的輿論界在這次秘密會議上瞭解到報告的內容,就難免會「走漏風聲」。1956年6月初,報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國資產階級的報刊上刊登出來了。可是在我們這裡,就在最後承認確實存在這樣一個文件之後,官方和黨的機關刊物30多年來都仍然裝著這個問題根本不是現實問題的樣子。直到1989年春天,《蘇共中央委員會通報》才發表了這個報告。多年對人民封鎖該文件這件事證明斯大林主義可惜還活著,只是改變了面貌。可是,正是黨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義的,事情既然開了頭,就應該進行到底。革新已經開始,總該有次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通過一項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產黨員對待這種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現象的態度,目前已是1989年中期,可是這樣的文件尚未出現。    
    赫魯曉夫在黨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發動了「第二次進攻」,那已經是不加掩飾、公開進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極權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並未消滅。接著,就是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延誤。勃列日涅夫雖然不敢完全復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卻接受蘇斯洛夫和其他戰友的勸告,走了另一條道路:給歷史造一個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這個人似乎沒有存在過,也沒有發生過斯大林現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萬人遭到折磨並被槍決的事,也不存在什麼勞改營管理總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書中,根本找不到有關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許多革命活動家的資料。    
    波斯佩洛夫這類人(他們過去樂於寫文章為斯大林吹噓,也樂於為他寫歷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編寫的歷史大綱是極為簡單的:似乎並不存在斯大林這個人。是黨在領導一切(即使不召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話,那也是夾在其他歷史上留下名字的領袖之中,他是眾人之一而已,只不過是犯了「一些錯誤」。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也許是一次真正的歷史性的代表大會,在思想領域卻長期受到了冷落。給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義的幽靈已在悄悄地進行反攻。    
    這一切並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還存在。新人起來了,他們卻仍在利用這個制度的機制。浪漫主義的改革家赫魯曉夫勇敢地進行了兩次值得懷念的歷史性進攻,使斯大林主義的巨輪已被撞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卻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會的「堵漏板」修補船身。索爾仁尼琴以及別的幾位作家和歷史學家在「解凍時期」所寫的書籍看來已經「不合時宜」了。這幾年官方對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鏡」。    
    但是,赫魯曉夫的報告還是起了作用的。各國共產黨都在重新評價自己的歷史、價值、綱領和觀點,這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已經開始了。這是一項特殊的課題。某些黨的關係曾經建築在這樣一個原則上,即重要的不在於解釋真理,而在於誰在解釋真理。由於蘇共中央的決議中著重指出,「資產階級報刊發動了一場廣泛的污蔑蘇聯的活動,蘇聯共產黨譴責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揭露的某些事實正在被反動派用來作為反蘇活動的借口」,許多正統思想的領導人也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另一種情況是,例如,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尤其是陶裡亞蒂本人,就不滿足於對斯大林主義現象的解釋,還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性質問題。法國共產黨對斯大林主義產生的根源及其後果這些深刻的問題的評價態度則比較謹慎。    
    中國共產黨起初同意赫魯曉夫報告的結論,但隨著黨與黨的分歧的日益強化,後來對「二十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就由支持轉成為譴責。兩種中國黨的機關報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共同發表的文章也許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對斯大林的態度。1963年9月1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對於這樣一個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事前不同兄弟黨商量,事後又要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接著,文章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衛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衛他所捍衛過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照矏矞矠這種論調的立場是保守的,但確實提出了論據。當然,也還有人作出了別的反應。    
    1979年,在斯大林誕辰100週年時,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書,詳盡地描述了他與這位「人民領袖」五次會晤的經過。書中並沒有提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為何不喜歡蘇共「二十大」決議的論據,卻只是十分氣憤地、感情衝動地表示對譴責領袖至上這種思想本身感到不高興。霍查寫道:「赫魯曉夫及其同謀者在他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秘密』報告,往斯大林身上潑髒水,企圖用最令人厭惡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貶低他。」照矏槊矠    
    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都是用各自的方式來「消化」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所作的報告的。有人震驚,有人迷惘,但理論思考活躍了,有人對過去的經驗進行反思,也有人變節了,這一切都與渴望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中來一次革新與出現一些新的形式同時產生了。所有這些對莫斯科「二十大」上所發生事件作出的極為矛盾的反響已成為現實。我想,赫魯曉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會產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後果。    
    赫魯曉夫和已經死去的「領袖」的幽靈終於成了1500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宮的這個場面會立即在全球範圍內擴展開來。在這個舞台上,社會主義各種觀念之間展開了長期鬥爭(這種鬥爭至今尚未結束)。一方面,是正統的、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強制的、不妥協的、單維的,為了思想的勝利,甚至不惜去證明犯罪也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則是民主的、人道的,觀念上是多維化的,它出於這樣一個原則,即認為只有依靠「純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產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於這種觀念,才有各種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歷史性妥協與共存。當然,赫魯曉夫還沒有今天我們所獲得的那種概念的觀點。但我敢說,如果不把新思維僅僅歸之為當前對核世界嚴酷現實的認識,而看成是對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作原則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須說,赫魯曉夫已稍稍打開了社會主義世界通向今日還被某些人當作邪說的精神財富的大門。赫魯曉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錯誤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鏡」中一樣反映了當前時代最複雜的矛盾。斯大林簡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驚人的荒謬於一身的超級大師。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說,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雖然沒有完成當時已經開始的事業,但畢竟使我們不僅有可能理解時代,而且有可能深入瞭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過頭來看看別爾嘉耶夫,他也許比別的許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歷史哲學的奧秘。人們正是依靠這種歷史哲學才能透過萬古長青的生活三稜鏡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謎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對它們有所瞭解。別爾嘉耶夫寫道:「每個人按其內在的本性來說,都是一個大世界,也是一種微觀世界,其中反映並存在著整個現實世界和全部偉大的歷史事實。」照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時間的層次,試圖理解一去不返的東西,也就同時有可能看到你想為之畫像的那個人的思想、意志和熱情的結果,時而是非常微弱的、時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跡」。「發掘」往昔的、已經不再喧囂的、可怕的東西的遺物對此會有所幫助。斯大林主義的遺物需要長時間地加以認識。有時,除了分析具體事實,我還不得不求助於歷史哲學的方法,這種歷史哲學在這裡就像是向後看的「預言」。人們只有理解了過去,才能作出面向未來的「預言」。

<<斯大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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