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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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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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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917年9月,李克農18歲時,與蕪湖一家頗有名氣的照相館老闆的女兒趙彩英結了婚。趙彩英出身於小康之家,父親雖然經商,但思想相當開明,他不顧周圍人們的議論,毅然將趙彩英送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使她成了蕪湖歷史上第一批進學堂讀書的女性之一。 
巨人的成長地     
    安徽蕪湖,一座古老而美麗的城市。   
    青弋江、漳河、運漕河從中悠然而過,浩蕩的母親河———長江,在她身旁安然流淌。她,頭枕赭山懷抱,雄踞大江之濱,歷來被譽為「長江巨埠,皖之中堅」。古人曾留下「大江煙外動,春鳥渚邊鳴」的詩句,來描繪這裡宜人的景色。   
    這顆長江之濱的璀璨明珠,古往今來,養育出中華民族多少優秀的兒女!   
    19世紀末20世紀初,華夏大地雲遮霧障,黑雲壓城,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搶佔租借地、瓜分勢力範圍,中國北方正湧動著反對外來侵略的義和團運動的怒潮。而中國的南方,卻顯得相對平靜。   
    1899年9月15日(農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江城蕪湖仍然籠罩在一片盛夏的餘威中,人們心情焦躁,煩悶不安。   
    「哇———哇———」一陣嬰兒的啼哭聲從雞窩街(現吉和街)馬家巷1號傳了出來,這戶姓李的人家添了個長子。全家老小個個笑逐顏開,最高興的莫過於孩子的父親———一位名叫李哲卿的中年人,他給男嬰起名「李克農」。   
    李克農的先輩是從巢縣煬河中李村輾轉來到蕪湖謀生的。到了李哲卿這一輩時,家境已經較為富裕了,李哲卿在蕪湖海關供職,收入相當可觀。   
    李克農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座江南小城度過的。   
    1910年,李克農11歲時,父親送他到蕪湖安徽公學附屬小學讀書,在這兒,他結識了日後成為著名作家、文學史家的阿英(即錢杏),並且成為終生好友。   
    1914年,15歲的李克農考入當時蕪湖最有名氣的教會中學———美國聖公會創辦的聖雅閣書院。   
    李克農讀書期間,中華大地上軍閥割據,政潮疊起,局勢詭秘難測:   
    1914年1月,白朗起義軍由豫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轉戰一月餘。同年8月,在袁世凱政府大兵圍剿下,起義失敗;   
    這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集國民黨員組織成立中華革命黨,宣佈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開始反袁鬥爭;   
    1915年1月,日本政府為獨佔中國,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妄圖把中國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完全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支持他做皇帝,於同年5月基本上接受了「二十一條」。12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並定下年為「洪憲」元年,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孫中山在日本發表《討袁宣言》,蔡鍔在雲南發動討袁的護國戰爭;   
    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第二卷改為《新青年》),宣傳民主和科學,反對封建專制和迷信,抨擊以孔孟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揭開了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新舊交替的時代,它不斷地呼喚著巨人,也每時每刻在鑄造著巨人。   
    李克農就生長在這樣一個令人激動的時代裡。他所在的學校,一直瀰漫著革命的空氣,黃興的好友趙聲、進步的文學團體南社的重要成員、進步僧侶蘇曼殊都曾經在他就讀的學校執教過。他的伯叔兄弟輩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年幼的李克農深受影響,他曾經寫過一篇以鴨子場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發表在上海的一揭刊物上,反映了要求革命的思想傾向。1917年9月,李克農18歲時,與蕪湖一家頗有名氣的照相館老闆的女兒趙彩英結了婚。趙彩英出身於小康之家,父親雖然經商,但思想相當開明,他不顧周圍人們的議論,毅然將趙彩英送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使她成了蕪湖歷史上第一批進學堂讀書的女性之一。趙彩英後來改名趙瑛,她既是一位溫柔善良、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又是一位剛烈機警的女性。婚後,她生育了三子二女(女李寧、李冰,子李治、李力、李倫),同李克農安危與共,相濡以沫,走完了漫長的一生。 
創辦民生中學     
    從1917年到1924年,李克農先後在北京、上海、安慶、六安等地輾轉。他在北京《通俗週報》社做過發行工作,在安慶《國民日報》當過副刊編輯,他還擔任過安徽省政府職員、秘書及六安縣政府第二科科長等職。這段經歷,使李克農增長了閱歷,擴大了眼界,接觸了許多新思想。特別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在他內心引起了極大震動,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朝氣投入到這場洪流中去。他在《新青年》、《新潮》和《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中如饑似渴地汲取養分,其間,他還結識了文學家蔣光赤、共產黨員柯慶施等人,世界觀  有了很大變化。年輕的李克農逐漸認識到: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才能把糞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走向獨立和富強。李克農還常常把一些進步書刊贈送給阿英。阿英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時說:「總之,我們的思想,是愈來愈傾向無產階級革命了。」   
    1925年,李克農返回蕪湖。這時的蕪湖學界,正在醞釀著一場大規模的反對教會學校奴化教育的鬥爭。蕪湖開關較早,西方列強在這裡設立了不少教會學校,如福音堂美以美育才中學、後家港勵德中學、周家山女學、來復會小學、青山女學等,其中尤以美國人辦的聖雅閣書院和萃文中學規模最大。這些教會學校在傳播近代文明的同時,也大肆地販賣「宗教鴉片」,用基督教教義的蒙昧主義來麻醉學生思想,漸漸引起進步學生的強烈不滿。3月12日,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去世。噩耗傳來,江城一片悲慼。各學校、團體紛紛舉行追悼活動,而這些教會學校,不僅禁止組織任何追悼活動,而且不准學生參加校外組織的悼唁。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早就對奴化教育不滿的熱血青年們,終於忍無可忍。5月11日晨,聖雅閣書院的初中及高小學生在學生領袖甘天沐的帶領下,拒絕參加學校規定的禱告儀式,由此拉開了蕪湖教會學校反帝鬥爭的序幕。   
    萃文中學旋即表示響應,全體學生罷課聲援。不幾日,其他幾所教會學校也相繼表示支持。   
    李克農積極支持並且參與了這場鬥爭,他的領導和組織才能在這次鬥爭中初露鋒芒,贏得了許多愛國青年的尊敬。   
    恰在此時,震驚中外的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了江城,青年學生中充滿了悲憤之情。為使反教會奴化教育的鬥爭向縱深發展,李克農同阿英、宮喬巖等組織了「五卅」慘案後援會,引導學生投身到「五卅」運動的洪流中去。   
    反教會鬥爭大快人心,教會學校也沒了往日的囂張氣焰,真是江城學界的一大盛事!   
    然而,在這次鬥爭中,有近500名進步學生堅決退出了教會學校,雖然這一度使得聖雅閣書院和萃文中學等教會學校幾乎無法再辦下去,可這些青年學生們畢竟面臨無學可上、無書可念、嗷嗷待哺的困境,成為當時蕪湖教育界的一大難題。   
    為了解決這些莘莘學子的失學問題,李克農和阿英、宮喬巖商議,決定籌建一所新式學校。依靠親戚朋友的解囊相助,憑借進步力量的鼎力支持,李克農等人在赭山之麓、大觀山之巔,辦起了「民生中學」。李克農後來回憶說:「曾有人反對。問我為何選用『民生』兩字。我說『民生』既是三民主義,也是共產主義。」   
    9月10日,民生中學正式開學,一面紅底白字的「民生中學」大旗在大觀山上高高揚起,迎著江風「呼呼」作響,一所深受廣大愛國青年擁護、被群眾稱為「水泊梁山」的新型學校,終於在李克農等人的艱辛籌劃下誕生了。   
    宮喬巖擔任了民生中學的首任校長兼教務主任,李克農任事務主任,以後又任第二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是王偉俠。在幾任校長任內,學校繁雜的實際工作幾乎都是由李克農具體負責。那時的李克農,已經顯示出駕馭複雜局面的高超本領,學校的一切校務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條。   
    學校建立伊始,經費相當困難。幸而有進步士紳不斷捐款,學生踴躍繳費,教師欠薪也不來索要,因而民生中學不僅能順利地開辦,而且能越辦越紅火。   
    學校的招生對象,主要是愛國進步的青年,這些人中,有不少後來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革命志士甘天沐、建國後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的張愷帆等等。   
    民生中學在李克農的要求和督促下,很快形成自己團結友愛、艱苦樸素、實事求是的獨特校風。在教育中注重向學生傳授新思想、新文化,強調學習和勞動、理論和實踐的密切結合,鼓勵和支持青年學生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 
民生成為革命據點     
    學校設有蕪湖國民外交後援會主辦的文藝刊物———《蒼茫》半月刊。蕪湖國民外交後援會是6月7日成立的,民生中學的國文教師阿英擔任該會宣傳股編輯組組長,並被聘為雜誌主編。其他教師也常常撰稿。善於言談、待人熱情的阿英,大力提倡白話文,為辦刊物不遺餘力。他的讀書日記《到民間去》、高語罕的詩《到西湖去》等作品,都通過這個刊物傳播給學生,使《蒼茫》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藝園地。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體質鍛煉,李克農專門聘請了一位身材高大、出身行伍的霍邱人王振武擔任體育教師。   
    李克農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結識王振武的。正是這位王振武,以後同樣也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搭救了李克農。   
    一次,王振武因事到了安慶,適逢李克農和一位朋友也在安慶,同住一家旅館。李克農的那位朋友不慎把票夾丟失,內有委任狀和兩百元銀票。票夾被王振武拾到,王振武是個很俠義的人,他寫了一張招領啟事,使物歸原主。失主為感謝他的豪爽,設宴款待。李克農入席作陪,從此結識了王振武。   
    王振武擔任體育教師後,將全校學生分成三個大隊,統一穿上灰色制服,按照軍隊的訓練方法,從操練、劈刺、投擲手榴彈等基本動作做起。經過訓練,學生們個個精神抖擻,動作整齊劃一,在江城名聲大震。   
    李克農自幼愛好文藝,對話劇更有濃厚興趣。他模仿別人的語言和動作,形神兼備,惟妙惟肖,令人歎服。學生們在這位「藝術家」的組織下,常常利用節假日,公演話劇或活報劇,向附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李克農親自導演的《李克用賣國》、《春閨夢裡人》等劇,頗受人們的歡迎,顯示了他在文藝方面的才能和天賦。李克農還曾組織學生送戲下鄉,以演戲借道具為名,向地主「借」來槍支彈藥,轉而秘密送給農民武裝。   
    離民生中學不遠,有一家外國人開辦的亞細亞煤油公司代辦處,這裡人少房多,而民生中學創辦伊始,條件極為有限,人多房少,甚至連一間像樣的實驗室都沒有。   
    怎麼辦?學生們想來想去,打算向亞細亞煤油公司代辦處借兩間空房,可這家公司不同意借房。正巧李克農正領著學生們軍訓,他們大清早對著代辦處的小洋樓吹軍號,又在樓下挖廁所,氣得這家公司的買辦乾著急,沒辦法。   
    學校課桌短缺,學生們又從不遠處的修道院借了些來,可修道院的神甫不放心,三天兩頭跑到學校催還。學生們打開《聖經》,向神甫念道:「施———比受更為幸福。」   
    「人家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要給人家打。」「仁慈、博愛,阿門———」   
    神甫越聽越氣,而李克農呢,總是在這時候替學生講話,為學生撐腰,贏得學生陣陣掌聲。   
    就在李克農等積極籌建民生中學的時候,中國南部正經歷著一場翻天覆地的巨變。自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以後,國共兩黨攜手合作,一舉肅清了廣東境內的反革命軍閥勢力,實現了兩廣統一。1926年7月,震撼全國的北伐戰爭打響了,北伐軍在「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口號聲中,一路勢如破竹。10月,攻克華中重鎮武漢;接著,兵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蘇迅猛推進。   
    1926年12月,李克農由楊士彬、余昌炯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一生就和黨的事業緊緊地聯在一起。遵照黨的指示,他和阿英等人積極籌劃,為北伐軍的到來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1927年3月,隨著國民革命的隆隆炮聲,以程潛為軍長、林伯渠為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抵達蕪湖。革命形勢在江城高漲起來。不久,國民黨的蕪湖縣、市黨部相繼成立,李克農以國民黨左派身份,擔任了縣黨部農民部長。   
    此時的民生中學已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據點,學校黨組織由李克農具體負責。這裡不僅傳播革命思想,而且開展革命活動。學生們被組織起來,參加「濟難會」、「蕪湖市學生聯合會」等革命組織,氣氛相當活躍。   
    正當北伐戰爭波瀾壯闊地向前發展的時候,天空中隱隱顯出一片陰雲,以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面目逐步暴露出來。這時的民生中學也常受到國民黨右派的監視、干擾和流氓幫會的搗亂。 
闖入青幫     
    在國民黨右派勢力尚未侵入蕪湖時,青幫是地方勢力中最為強大的一支。   
    青幫,又稱「安清幫」,是中國近代重要的秘密社團之一。這個封建的幫會起源於明代的羅祖教,最初分佈在北直(今密雲)、山東一帶,後由北直、山東沿運河發展到江蘇、浙江、江西等地,對外號稱「潘門」或「潘家」。內分兩派,一為「主幫」,系浙東溫州、台州人;一為「客幫」,系皖北、江北人,因此也稱為「巢湖幫」。從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間,  其成員大都為運輸工人,主要活動是為清政府承辦漕運。青幫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手工業工人,總之,這是一個以運輸工人為主的下層社會秘密團體。青幫的組織很嚴密。它按輩份收徒,長期在運河漕運中保持封建行幫的地位,其成員恪守「幫喪助婚,濟困扶危」的原則,使得大批糧船水手參與其中。清末因漕糧改由海運,糧船水手大多失業,淪為遊民,便「密行販鹽,或以偷稅為業」,出沒於皖江、江北,並逐漸向太湖流域及上海擴展,轉而成為以販私鹽為主體的遊民無產者團體。其成員不僅有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還有不少被裁革的兵勇。此時蕪湖青幫的頭子,名叫馬玉伯。   
    馬玉伯,諢名馬二疤子,在青幫內,他屬「通」字輩,本來並不能坐上龍頭老大的位子。1927年3月,馬玉伯在國民黨右派的扶持下,網羅一批青幫流氓,組織了一個「蕪湖市工人統一委員會」,他自封為委員長,時常帶領手下同中共領導的總工會和店員工會作對,頗有要稱霸江城的勢頭。   
    為了及時掌握情況,組織反擊,李克農和阿英等奉黨的指示,打入了青幫內部,和他們建立了關係。馬玉伯雖知李克農和阿英有「赤黨」之嫌,但因這兩人也都是江城名人,前來投拜到自己門下,他感到面子很光彩。李克農和阿英在青幫中排行「悟」字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戮。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緊接著,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共」為名,大規模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一時間,揚子江暗流洶湧,赭山上烏雲密佈。   
    馬玉伯———這位掌握地方局勢的青幫頭目,一時成為各派勢力爭奪的對象。   
    蔣介石的人不時在馬宅進進出出,而馬玉伯呢,因局勢還不明朗,尚在觀望之中。   
    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派出李克農和阿英,去做爭取馬玉伯的工作。時逢馬玉伯父親去逝,李克農精心準備,前往弔孝。   
    馬宅的大門被叩開了,李克農遞上了名帖,當然,按江湖的禮節,李克農沒忘備上喪禮。   
    有人弔孝,馬玉伯焉能拒人於千里之外?   
    李克農被請了進去,他恭恭敬敬地走到馬玉伯父親的靈前,行禮如儀,一席弔詞直說得馬玉伯感動萬分,他向李克農深鞠一躬,替先人受禮。   
    這次弔唁,使李克農受到了馬玉伯的信任。此後一段時間,馬玉伯對國民黨的說客採取了不疼不癢的態度,李克農等中共黨員暫時有了安全保障。然而形勢還在不斷惡化,安徽軍閥陳調元懸賞5萬元通緝李克農。李克農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國民黨左派面目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員,處境日見艱危。小小的馬玉伯也無法左右局勢,他們只得被迫撤離,起著革命據點作用的民生中學最終也被反動當局封禁。為躲避追捕,李克農、阿英、宮喬巖等人急離蕪湖,到江北李克農本家經營的一座農場裡去避難。不料卻被國民黨軍警偵悉。趙瑛得知消息後,拖著懷孕的身體,搶在敵人前面,冒雨渡江,向李克農等通風報信,終於化險為夷。 
石城遇救脫險     
    這段經歷,阿英在1927年4月20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生動詳盡的記載: 1927年4月20日雨   
    在下午,連續著一個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過尺,仍舊是不能行走。晚飯後,我們已在書房裡談天,突然稼軒(李克農別名)的夫人來了,遍身被泥污塗滿了,臉上滿佈著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們即刻就要離開這村莊,說地址已被敵人偵悉,逮捕的火輪就  要開來。她是冒雨乘著划船過江的。上岸後,走了八里的爛泥埂。她這時還在病中……於是,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討論,我們各人便又換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較不重要的文件燒燬了,跳上繫在屋後小湖旁的小划船……我們什麼都沒帶,五六個人只有一床行李,一個箱子,還有幾件極重要的公文。   
    隨後,一行人經過商議,決定由阿英率領一部分同志取道皖北,千里步行跋涉到當時還是革命中心的武漢。而和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李克農幾經輾轉周折,於1928年1月到達南京。   
    古城金陵,巍峨蒼茫,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而此時此刻的石頭城,卻是鍾山無語,大江落淚。一派蕭瑟肅殺的景象。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城內的丁家橋前江蘇恕議會舉行典禮,成立了「國民政府」,建立了以他本人為中心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這個政權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大開殺戒。   
    這是一個灰濛濛的陰天,南京下關街頭,熱鬧喧囂,身穿長衫、躲避通緝的李克農,在這裡被幾名軍警給「釘」上了。怎麼辦?跑!   
    說時遲,那時快,李克農腳底生風,穿大街,過小巷,想方設法甩掉那幾個尾巴。沒想到那幾個軍警竟像魔影一樣,死釘不放,窮追不捨。   
    李克農一陣猛跑,一不留神,撞在馬路中間一個黃包車上。車裡坐著一位國民黨上校軍官。這位軍官剛想發作,抬頭一看,不禁失聲驚叫道:「曼梓(李克農別名),是你?」   
    話音剛落,李克農向後呶呶嘴,這位軍官會意地把李克農拽上了車。趕上來的幾個追兵,發現他們即將到手的獵物,彷彿上了天,入了地,忽然沒了蹤影,一個個提著槍站在馬路上四處張望……這位軍官,就是王振武。   
    民生中學被迫停辦後,王振武和李克農依依惜別,回到家鄉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國民黨霍邱縣黨部籌委、霍邱縣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要職,同時還在國民黨暫編第六軍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縣城,算得上是權傾一時的人物。他是專程來南京辦事的,沒想到在這樣的氣氛中遇上了李克農。王振武很詫異地問李克農:「他們為什麼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農說:「我在蕪湖搞地下活動,後來被發覺,國民黨通緝我,才到了南京,誰知到處都有抓我的通緝令,如今困在下關難以出去,幸虧遇見你。」   
    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農的處境後,決定幫老朋友一把。他隨後「任命」李克農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書」,並讓勤務兵拿了一套軍服,把李克農從上到下「武裝」起來。   
    1月23日,王振武帶著自己的「中校秘書」李克農回到了霍邱縣城。王振武的家離國民黨縣黨部不遠,李克農就被安頓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這把遮陽傘,李克農安全地度過了三個多月。不久,風聲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一個晴朗的早晨,兩乘小轎從王振武家靜靜地抬出來,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後面坐的是李克農。王振武放出話說:今天天氣不錯,要帶家屬出城遊玩。   
    兩乘小轎剛走到城東門,就被守城的士兵攔了下來。「站住!檢查!」   
    轎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轎簾一掀,喝道:「混蛋!連我都不認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誰人不知,哪個不曉?「啊———原來是王主任。對不起,對不起,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請!」   
    兩乘小轎順順當當地過了城門。   
    一路上,崗哨林立,有王振武開道,他們順利地出了霍邱縣境。接著,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東去的列車,安抵上海。王振武親手把李克農交給春野書店中共地下黨聯絡點,讓李克農接上黨組織關係,他才返回故里。   
    為這,王振武被人在背後「奏」了「一本」。從上海回來後不久,他在國民黨內、軍內的官職被一抹乾淨。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說:「我畢生視功名富貴如過眼煙雲,而視友情如泰山。」對王振武的這次義舉,李克農始終銘記在心。建國後,兩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還親切地稱「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戰爭年代裡患難與共的老朋友」。 
從事文化宣傳活動     
    上海外灘上,聳立著層層疊疊的高樓;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車在往來穿梭;黃埔江中,橫豎排列著各國的軍艦,五顏六色的各國國旗在江風中飄揚;碼頭上,汗流浹背的搬運工背負重包,在工頭的皮鞭下,奔忙於輪船與碼頭之間。這,是一座「冒險家的樂園」!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農踏上了這塊土地,看著這座既繁華而又黑暗、既喧鬧而又險惡的城市,李克農內心湧現出一個念頭:用共產黨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農和黨組織取得聯繫後,被安排在太陽社支部過黨的生活。太陽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個革命文學團體,李克農的好友阿英和蔣光慈、洪靈菲等都是創辦人,它的成員也全是共產黨員。   
    正在太陽社從事革命文學活動的阿英,見到久別重逢的李克農,真是大喜過望。兩人又像在家鄉時一樣,經常白天走上街頭舉行飛行集會,深夜又一起提著漿糊桶,走上大馬路張貼革命標語。   
    這段時間,李克農擔任了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與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潘漢年等人一起進行文化宣傳活動。李克農本人也曾在黨的領導下,創辦過《鐵甲車》和《老百姓》兩張報紙,都因言辭激烈,被國民黨當局戴上了紅帽子,兩張報紙的壽命都不過三個月左右。   
    李克農剛來上海的時候,同他的好友宮喬巖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間小房子裡,宮喬巖此時也被編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農過去在民生中學的學生、共產黨員宋季仁,因為在蕪湖從事革命活動受通緝,由仔共黨組織安排轉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來和李克農他們住在了一起。由於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個臨時的小鋪,早拆晚鋪,伙食也兩份分作三份吃,過起了「共產」生活。   
    後來,宮喬巖從小房間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後,宋季仁就開始為李克農跑交通、送情報。   
    由於經濟拮据,李克農和宋季仁每天只能買上幾隻大餅充飢,好在他們都是樂天派,以茶代酒,倒也興味十足。   
    為填飽肚子,李克農開始典當起自己的生活用品來,宋季仁看不過去,很想為他分擔一些生活的擔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橋上有幾個「癟三」幫著推人力車上橋,可以弄到一點施捨,也上前試著推了幾趟。不料這幾個『癟三』竟上前將宋季仁團團圍住,一頓猛打,直打得宋季□鼻青臉腫,口袋裡剛剛掙來的幾個銅板也被一搶而光。值班的巡捕不聞不問,宋季仁只好自認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農看見宋季仁這副模樣,大吃一驚,一個勁地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說,李克農最後終於動怒了,說:「小宋,這個問題不弄清楚,這裡我們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須迅速離開。」事情到了這一步,宋季仁只好將實情和盤托出。李克農聽畢,難過得流下了眼淚,他動情地說:「上海這地方,是洋人、闊人的天堂,是窮人的地獄。推車的癟三要給巡捕交『拔頭』,推車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這樣的世界,總有一天我們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經中共黨組織安排,宋季仁進入中共地下黨開辦的新華印刷所當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過晚上的時間仍然給李克農跑交通。   
    李克農初到上海的這段時間,正是黨的秘密工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   
    「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陸續遷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雲南路與四馬路交叉的447號一處二層小樓房裡,一家「福興字號」的商行開張了。這幢樓的樓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診所,「福興字號」則租用了樓上的三間大房。「老闆」熊瑾玎是位經營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後,「老闆娘」朱端綬也被從漢口接來。在上海這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社會裡,「夫妻」二人苦心經營著自家的買賣。   
    這裡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的秘密處所。熊瑾玎的真實身份是中央機關的會計,朱端綬則在機關裡擔任顯影、抄寫、傳送中央文件和處理機關裡的事務等工作。熊、朱二人實際上是一對假夫妻。從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幾乎都在這裡舉行。周恩來差不多天天來此辦公,鄧小平、鄧穎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時、鄧中夏、彭湃、陳賡、李維漢等中共領導,也都經常在這裡開會或研究工作。   
    離此不遠的浙江中路112號二樓,是中共中央軍委的聯絡點。戈登路善慶裡的一座小樓和1141弄的一個地點,則是中共中央領導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損失和嚴重破壞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終於重新建立和恢復了起來。中共中央的心臟在上海跳動起來。這裡是遠東第一大都市,地廣人雜,便於隱蔽;帝國主義列強在此設立了龐雜的租界,不查戶口,易於找住房,對設立黨的中央機關、開展秘密活動十分有利。這,是一個任蒼龍遨遊的大世界。 
成為「紅色特工」     
    然而,上海畢竟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中心,是國民黨反動派政治、經濟、外交的重要陣地,國民黨政府駐有許多軍、警、憲、特機關,黑社會勢力也相當猖獗。這,又是一個險惡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敵人的虎口中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建立自己的政治保衛工作。   
    蔣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和紅色政權的蓬勃發展,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蔣介石惶惶不可終日,他一面組織大軍對中央蘇區這一「心腹之患  」反覆進行「圍剿」,一面積極籌建他的秘密特務組織,企圖利用各種特務手段,搜索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欲將其一網打盡。蔣介石的陰謀是毒辣的,絕不能讓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組成的特別任務委員會,專門負責中共中央的安全保衛和秘密工作。這個特別任務委員會直接領導「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後設有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四個科,其中,情報科由陳賡負責,其任務是利用各種關係打入敵人的心臟,掌握敵人動向,保衛中央安全。行動科初由顧順章負責,下設紅隊(也稱「打狗隊」),專門負責鎮壓叛徒和國民黨特務。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情報工作。   
    李克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投身於黨的秘密戰線,成為一名「紅色特工」。   
    不過,李克農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還得從錢壯飛說起。錢壯飛,浙江吳興(今湖州市)人。1919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畢業後,先在北京長興街掛牌行醫,後在京綏鐵路附屬醫院工作,並在美術學校兼課。錢壯飛睿智多才,除精通醫術外,還擅長書法、繪畫,並能寫劇本和當演員。   
    1925年,錢壯飛與好友胡底經過他同學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張暹仲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遭到國民黨當局通緝,從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錢壯飛幾經周折,終於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被編入中共法南區委所屬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這個支部,此時在上海的一家電影公司任職。   
    錢壯飛初到上海時,沒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難以維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錢壯飛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找到了一個職業,從事畫廣告畫和招攬生意等業務。   
    這個無線電管理處,原是國民黨建設委員會官辦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專門替住在上海的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1928年冬,時任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秘書長的CC派頭子陳立夫,為了擴充勢力,培植黨羽,很快將手伸向這裡。他將原來的頭頭排擠走,把自己的同鄉、表親又是留美同學的徐恩曾安插進去。徐恩曾,號可均,浙江省吳縣雙林鎮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地主兼資本家的家庭。徐恩曾早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氣工程系,後到美國西屋(Westing House)工廠實習,後又進康奈傑大學(Co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讀工廠管理。1922年回國,初在上海南市自來水廠任總工程師,1927年轉至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工作,翌年主持建立了首座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同時受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委託,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座無線電台和國際無線電台。   
    以徐恩曾所學,本來是可以成為中國一位出色的電機工程師的,但他卻倚仗和陳立夫、陳果夫的表親關係,一頭鑽進了國民黨特務機構中。   
    徐恩曾中等個頭,方臉,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平時喜歡穿中山裝或西服,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話夾雜著濃重的上海方言,英語說得很流利,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印象。他城府很深,善於鑽營,對上司能投其所好,特別是在手握實權的二陳面前,更是態度謙恭,小心翼翼,張口閉口「立兄」、「果兄」。二陳乘車,他親自開門,二陳交辦的事情,他辦得滴水不漏,二陳對他非常信任和賞識。   
    手下人不敢直呼其名,都尊稱他為「徐先生」。   
    正是這位文質彬彬、道貌岸然的「徐先生」,曾把持中統這個國民黨龐大的特務組織達14年之久。   
    「徐先生」儒雅風度,頗能欺人於一時,從中學到大學,和他同班同學的鄒韜奮先生,在其《抗戰以來》這本書裡寫道:徐先生的儀表和他擔任的職務,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來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白面書生,他無論穿西裝或中裝,都漂亮整潔,在學校時,他的房間佈置得最整潔講究…… 
「龍潭三傑」的首次相聚     
    然而,就是這麼一位當面親熱地稱鄒韜奮為「老同學」、「老朋友」的「徐先生」,為了弄清鄒韜奮的政治面目,曾派特務跟了老同學七年之久。   
    一次,徐恩曾甚至當面直接警告鄒韜奮:不當國民黨就是共產黨,其間沒有中立的餘地,無所謂民眾立場。你們這班文化人,不加入國民黨,就是替共產黨工作!   
    鄒韜奮面對徐恩曾的威脅,大義凜然地說:我不是共產黨,但我願意投共產黨的票,願意說贊成他們的話,按照法律我有這個自由!說完,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的特務嘴臉可見一斑。   
    錢壯飛和他同鄉,都是吳興人。國民黨的官場似乎更注重同鄉之誼。因有這一天然的關係,錢壯飛一到無線電管理處,便受到徐恩曾的另眼相看;而錢壯飛又是如此精明能幹,這就無怪徐恩曾對他器重無比,信任有加。   
    不久,徐恩曾發佈命令:任命錢壯飛為他的私人秘書。   
    這關鍵的一步棋,自認為聰明的徐恩曾走錯了,而且錯得很離譜!1929年11月的一天,錢壯飛到一家電影公司去找老友胡底。在一間攝影棚裡,認識李克農的胡底,介紹錢壯飛和李克農見了面。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風、胡馬,1905年生於安徽舒城。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在大學讀書期間,他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後經同學介紹結識了錢壯飛,兩人來往密切,交誼日深。1925年,胡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胡底大學畢業後,與錢壯飛等人合辦了「光華電影公司」,利用演員職業作掩護,開展中共地下工作。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胡底在北京遭到通緝,被迫轉住上海。   
    1928年7月左右,周恩來指示胡底、錢壯飛參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為扎根大上海,胡底潛入上海演藝界,他拍過一些武俠片,因演技不凡,輿論界譽之為「東方范明克」(范明克是當時美國武打片明星)。   
    在胡底的引薦下,錢壯飛與李克農認識了。   
    三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是中共情報史上著名的「龍潭三傑」的首次相聚,在此後的一年零五個月中,這三位足智多謀的「紅色特工」,深入敵營,同舟共濟,遙相呼應,為中共的秘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錢壯飛見到李克農後,很是興奮。他談了自己的一些情況,並告訴李克農,國民黨CC特務組織正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招聘廣播新聞編輯為名,擴大其特務組織,建議李克農想辦法到無線電管理局來工作。   
    李克農預感到這裡面一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將情況書面報告了中共中央。周恩來批准了錢壯飛的建議,並指示李克農、胡底利用這一機會,以公開應試的方式打進去。李克農在極短的時間裡,精心準備,掌握了應考的必備知識,化名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在這次考試中,李克農名列第一。   
    胡底也於1929年底打入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務掩護機關「民智通訊社」任編輯。   
    李克農的精明、幹練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自以為是的明察暗訪,徐恩曾終於慶幸自己覓到了一員大將。不久,李克農便升任為特務股股長,掌管著全國的無線報務員,官不大,權卻不小。   
    李克農儼然成了徐恩曾的親信。   
    1929年12月下旬,陳立夫任命徐恩曾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主任」。徐恩曾隨即任命錢壯飛為他的機要秘書。   
    徐恩曾神秘地向錢壯飛透出口風:立夫先生有一個計劃,準備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基礎上,擴建一個專門對付共產黨活動的特務機構,其任務是對共產黨的動搖分子實行軟化,利用叛徒做其耳目,潛伏在共產黨內部進行秘密活動。錢壯飛很快將此消息傳給周恩來,這位31歲的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堅決而又果斷地向李克農和錢壯飛發出指示:「你們一定要把它拿過來!」   
    1930年初,徐恩曾在南京走馬上任。   
    此刻的徐恩曾春風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創建國民黨特務系統這樁反革命事業上大幹一番。徐記「總務科」設在南京中山東路中央飯店隔壁一幢兩層樓的小洋房裡,對外打的是「正元實業社」的招牌。   
    特務頭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員徐恩曾,則是吃喝嫖賭,花天酒地,無所不為。   
    徐恩曾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又受過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在美國留過學,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經歷,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個塗滿多種顏色的變色龍。他的訓話中,常常引用「四書」、「五經」中的語句,鼓吹「四維」、「八德」,彷彿自已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卻時而舉行私人舞會,時而邀少數親信到野外「Picnic」(野宴),過著洋化的生活,一變而為美國人眼中的高等華人。 
竊取情報     
    事實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極其糜爛,他的姘頭無數,被玩弄的女性更多。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吳興人。起初兩人感情還可以,自從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兩人關係有了變化。徐恩曾後來和她斷絕了來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書青,遼寧人,燕京大學肄業。本來,徐恩曾看中的是王書青在南京的妹妹王書元,他和王書元姘居後,為表示對王書元的喜愛和對蔣介石的效忠,將他的辦公地點特地定名為「正元實業社」。一次,王書青來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釘住不放,將王書青弄到了手。而此時的王書青已經結婚,丈夫在美國留學,徐恩曾憑借權勢,強迫其寫下字據,將王書青拱手讓給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費俠,此人曾留學蘇聯,回國後叛變。徐恩曾見過費俠一面,即對她的風流姿色動了心,於是棄王書青與費俠姘居。1938年春,兩人正式結婚。由於人們對徐恩曾喜新厭舊、視女人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費二人結婚時,前來祝賀的人寥寥無幾。   
    一些國民黨內的官員,甚至是二陳CC系的某些上層人物,也痛罵徐恩曾不學無術,男盜女娼,敗壞黨國形象,是個雞鳴狗盜之徒。自然,中統特務機構內的很多具體事情都落到了機要秘書錢壯飛頭上。   
    錢壯飛為總務科配備了少量的機要人員,有的負責管理電台,有的擔任秘書、會計,有的則成了他和李克農進行聯繫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劉杞夫就充任了這樣一個角色。   
    徐恩曾是國民黨官場裡一個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給徐恩曾的電報、報告和情報,都先送給錢壯飛審閱,提出處理意見,然後再交給徐恩曾簽字了事。   
    因此,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所謂「絕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辦公桌上,也同時有了一本副本。為了維繫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搜集有關共產黨的各種情報以及國民黨內部反蔣反陳派系的情報,徐恩曾委託錢壯飛以機要秘書的名義,在南京組織秘密指揮機關,在全國各地建立基層機構。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根據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幫助」他們在天津、北平、武漢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迅社」名義為掩護的半公開的情報機構。南京,建立了「長江通訊社」和「民智通訊社」,這是情報機構的心臟,兩社社長均由錢壯飛兼任。   
    天津,建立了「長城通訊社」,社長由胡底擔任。   
    上海,李克農升任了無線電管理局的特務股長,成了這一機構的實際負責人。宋季仁成了李克農身邊當差的夥計,每天中午,他給李克農送來午飯,而李克農呢,則經常擺出主人的架勢,動不動就大罵宋季仁飯燒硬了,菜做鹹了,好像從來就沒有滿意的時候。每當這時,宋季仁就裝出一副唯唯諾諾的可憐相。而國民黨秘密情報則在這樣的氣氛下被裝進飯盒,順利地由宋季仁帶回轉交中共中央。當李克農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時,常常掩上門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會議,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消息,準備破壞。李克農迅即將情報交給宋季仁,由宋季仁向黨中央報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   
    徐恩曾經常誇耀錢壯飛、胡底和李克農為他的三員得力干將,豈不知,有了他們,中共中央就有了最靈敏的耳目!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成立了一個直屬中央負責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單線聯繫的三人特別黨小組,李克農任黨小組長,往返於京滬之間指導工作。李克農、胡底每次來到南京,都住在離總務科不遠的中央飯店,三人在此碰頭,商談重大問題,黨小組討論決定後,再分頭執行。   
    伴隨著中共情報網絡的逐步建立與健全,國民黨大量的軍政情報源源而來。中共中央得以及時洞察和掌握國民黨的最新動向,掩護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轉移,制定正確的對敵政策。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一、二次軍事「圍剿」時,錢壯飛將得到的情報迅速傳遞給李克農,經李克農轉交陳賡,由中央送往蘇區,使紅軍的反「圍剿」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   
    徐恩曾對情報的需求同樣很迫切。李克農等人也給這位頂頭上司提供了許多「情報」,不過,這些「情報」大多是一些經過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蔣介石和國民黨中的地方實力派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等拉開了中原大戰的序幕。一時間,中原大地上狼煙滾滾,各方互相爭殺。這樣,屯兵關外的張學良,就顯得舉足輕重;誰能爭取到張學良東北軍的支持,誰就能把握住這場軍閥大戰的主動權。   
    蔣介石很著急,他命令徐恩曾盡快弄到張學良的情報。   
    這個任務並不輕鬆,徐恩曾也曾幾次派遣特務前往東北探聽虛實,全都有去無回。這次,他把寶押在了自己的三員大將身上。機會難得。錢壯飛樂得接受了這個「美差」,和胡底、陳賡一起,打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擋箭牌,大把大把地花著領來的經費,一路上,巡視了中央特科在東北、華北的工作,給中共中央帶回許多重要情報。   
    回到上海後,為向徐恩曾交差,錢壯飛拉上李克農,一頭埋在東方旅館,把報紙上有關張學良和東北軍的新聞報道全部收集一起,以他們的想像力,用剪刀和漿糊拼湊出一份4萬多字的報告。這份報告,雖沒有多少重要的情報,但寫得相當系統和完整。報告送到了陳立夫、徐恩曾的手上,二人讚歎不已,不斷地叫好:「哪來這麼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   
    徐恩曾信任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但狡兔三窟,他在一個關鍵問題上還留了一手。這,就是被徐恩曾視為「通靈寶玉」的密碼本。這個密碼本,專供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互通報使用,絕對不能外傳。徐恩曾看成至寶,連每次外出,他都帶在身上,放在貼身的口袋裡。   
    有了這個密碼本,就可以搞到國民黨的核心機密,李克農和錢壯飛看在眼裡,記在心中,早就下決心一定要在虎口拔牙。終於,機會來了———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開會,李克農和錢壯飛抓住徐恩曾好色的特點,決定趁機把密碼本弄到手。他們向徐恩曾大肆介紹上海灘上的美女,你一句,我一句,把徐恩曾說得怦然心動,急不可耐,忙著要走。   
    李克農用手指著他的密碼本,忙說:「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帶著這麼個玩藝兒怎麼行?」一貫詭秘的徐恩曾覺得李克農的話言之有理,當即不加思索,從小褂裡掏出密碼本交給李克農保管,並囑小心提防之類。徐恩曾走後,二人立即將密碼本複製收藏。   
    就是這個密電碼本,使中共中央在不久以後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破譯了國民黨的絕密電報,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二篇     
    顧順章坐著小轎車直駛中央路305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路上,他故弄玄虛地對蔡孟堅耳語道:「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請速將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個肅清共黨的計劃,就會全功盡棄!」蔡孟堅聽完,叫苦不迭,他惱怒地訓道:「怎麼不早說!怎麼不早說!」 
顧順章叛變     
    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顧順章叛變了!   
    正當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小組在國民黨特務機構如魚得水,準備大展鴻圖之時,這一五雷轟頂的消息傳來,轉瞬間,將三人小組逼上了絕境,將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逼上了絕境!顧順章何許人也?他,原名顧鳳鳴,又名黎明、張華,江蘇寶山白楊人。他長得很結實,鼻樑很高,個頭不大,身體肥胖,原在英商開辦的上海南洋煙草公司制煙廠當「拿摩溫  」(即工頭),沾染上較重的流氓習氣。他平素喜愛舞刀弄棒,打架鬥毆,還會耍一點魔術,曾以「華廣奇」的藝名在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公開演出過。   
    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他態度積極,敢打敢拚,被上海總工會看中;1926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陳賡一起去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1927年,他參加周恩來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擔任武裝糾察隊隊長,因為勇敢,受到周恩來的讚揚。周恩來創建中央特科時,他參加了籌備工作,並擔任三科(即行動科)科長,以後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組在內的中共幾乎全部的機密情報。   
    隨著中共秘密工作的發展,隱藏在顧順章內心深處的流氓無產者的思想意識日益暴露,他不僅無視黨的秘密工作方針、政策,而且驕狂蠻橫、飛揚跋扈,極端狂妄。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衛路原幢石庫門802號有座「公館」,傢俱擺設極其奢華,他還抽大煙,玩女人,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陳賡曾氣憤地說:「我如果不死的話,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果不其然。1931年3月,顧順章受中共中央派遣,護送沈澤民、張國燾從上海經武漢到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工作。完成任務回到武漢後,顧順章將秘密工作的紀律置之不顧,重操舊業,以當年「華廣奇」的藝名,在漢口新市場的遊藝場公開登台表演魔術,結果於4月24日在漢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認被捕。   
    顧順章被捕後,被押送到徐恩曾設在漢口的新建特務機關———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偵緝處。   
    顧順章的被捕使國民黨特務大喜過望。25日拂曉,行營主任何成浚親自提審了顧順章。顧順章當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駐漢口的秘密機關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紅二軍團駐漢口的辦事處,還出賣了直屬中央特科領導的、在英商一條運輸船上當舵手、負責上海—漢口間秘密交通線的一位姓陳的共產黨員。一時,武漢的中共機關紛紛被破獲,十多位共產黨人慘遭殺害。這,只是顧順章的一點見面禮,他心中還醞釀著一個大陰謀。他知道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他熟悉中央特科的情況,他要把這一切面告蔣介石。   
    有奇貨在手,顧順章有恃無恐,他提出要見陳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漢的兩湖「調查員」、武漢綏靖公署偵緝處頭子蔡孟堅,他以老對手的口吻說道:「蔡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漢對付共產黨的負責人。」   
    蔡孟堅是武漢國民黨的特務頭子,因為在破壞和鎮壓中共地下組織中「屢屢有功」,曾受到蔣介石的當面嘉許,賞給他一萬元的獎金。此刻,他正以少將參議的頭銜,專事負責破壞湘、鄂、贛三省的中共地下組織的特務活動。作為中共特科的重要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自然瞭解蔡孟堅的底細。   
    蔡孟堅被請來親自審問顧順章。顧順章手中握有王牌,態度十分傲慢。他狂妄地對蔡孟堅說:「本人有一個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保證可以在三天之內將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一網打盡。當務之急,是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面陳請。」   
    顧順章不願意向何、蔡二人將實情全盤托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他擔任過中共特科三科科長,親自領導「紅隊」懲治過叛徒和內奸,中共叛徒會有什麼樣的下場,他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他知道三人小組就潛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大本營中,一旦他被捕叛變的消息被洩露,自己性命難保,因而他懇求蔡孟堅在他到達南京以前,千萬不可將他被捕叛變一事電告南京。   
    顧順章說完這番話後,隨即沉默不語,任蔡孟堅如何審訊也不透半個字來。後話,是必須說給蔣介石聽的。   
    30歲不到的蔡孟堅撬不開顧順章的嘴巴,只得作罷。為了搶頭功,他和何成浚沒有買顧順章的帳,於4月25日爭先恐後地分別向蔣介石、陳立夫、徐恩曾發去特急密電,稟告詳情。並稱,迅即派特務和一個排的憲兵乘坐專輪,押送顧順章去南京。而蔡孟堅本人,則於26日清晨,搭乘飛機先飛南京。驚心動魄的大事在武漢發生了,而南京,卻一無所知。4月25日,星期六。 
對顧順章採取措施     
    好色的徐恩曾找美女消魂去了,而在南京國民黨最高特務機構的大本營裡,卻還亮著一盞燈———徐恩曾的「心腹干將」錢壯飛,在值夜班。   
    六封來自武漢的特急絕密電報擺在桌上,每封電報上都寫有「徐恩曾親譯」的字樣。   
    什麼大事?這樣神秘?如此緊急?錢壯飛心中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他拿出和李克農一起  從徐恩曾身上弄來的密碼本,在一個無人的房間裡,偷偷地把電報譯了出來:   
    第一份電報———顧順章被捕已自首,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見蔣介石,面告中共首腦及所有各要害機關的駐地;第二份電報———將用軍艦將顧順章解押至南京;   
    第三份電報———用飛機解送,無論如何請徐恩曾不要讓左右的人知道。   
    看罷電文,錢壯飛大吃一驚。顧順章———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已經叛變投敵!   
    中央怎麼辦?三人小組怎麼辦?錢壯飛焦急萬分。但他畢竟是一名戰鬥在秘密工作戰線的勇士,他穩定了情緒,將電文的內容仔細記下,再按照原樣把電報封好。   
    接著,他查找了「京滬路行車時刻表」,決定派自己的女婿劉杞夫連夜乘坐特快列車趕往上海,把這一重要情報交李克農轉呈中央。自己則趕到「民智通迅社」,通知那裡的地下黨員,不巧,人不在家。錢壯飛拿起小刀,在桌上擺放的一張地圖上劃開一道縫,暗示已經「破裂」,讓他立即轉移。   
    4月26日晨,錢壯飛照常上班,將密電交給徐恩曾後,借口回家休息,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本營」,乘火車前往上海。為防範徐恩曾派遣特務在上海火車站守候緝捕,他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小站下了車,轉道進入市區,神不知鬼不覺地進了上海。到上海後,他又按預定暗號,給天津的胡底發出「潮重病速返」的電文,讓他立即想法脫離。   
    劉杞夫奉命於4月25日深夜來到了上海。   
    位於上海鬧市區東方旅館的一間房門,被輕輕而又急促地叩響。李克農從睡夢中驚醒,打開房門一看,只見劉杞夫神情緊張地站在門口,他心裡暗暗一驚。   
    劉杞夫將錢壯飛的密信交給李克農,李克農看罷,如五雷轟頂!情況緊急,危如累卵!   
    他很為錢壯飛的安危擔心,不過,憑他的直覺,機智果斷的錢壯飛一定會脫離虎口。對站在眼前有些慌亂的劉杞夫,他反倒有些猶豫,不斷勸慰他:「小劉,要沉住氣,一定要沉住氣!」   
    問及劉杞夫今後的打算,劉杞夫表示:希望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錢椒椒,李克農只好應允。臨分別時,李克農緊緊握住他的手,關切地說:「此行兇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著,望你好自為之!」送走劉杞夫,李克農便馬不停蹄地去找陳賡。這天是星期六,不是與陳賡接頭的日子,怎麼辦?   
    對!先找江蘇省委,找到了江蘇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陳賡!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微明中,他步履急迫,問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終於和陳賡接上了頭。接著,他又和陳賡一起見到了周恩來。   
    這時,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況緊急,刻不容緩!   
    周恩來當機立斷,立即會同李克農、陳賡、陳雲和李強等人,採取了一系列應急的斷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衛並迅速轉移中共黨的主要負責人住址,把顧順章所熟悉或能偵察到的黨的負責人的秘書全部調換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會成為顧順章偵察、追蹤目標的黨的幹部,都盡快地有計劃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置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會關係;   
    第四,立即廢止和改變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應變。立即撤退!   
    中央機關、江蘇省委機關、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機關全部搬家,安全轉移到新的秘密地點,從而避免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4月27日早上,顧順章乘坐的軍艦抵達南京,先行趕到的蔡孟堅親往碼頭迎接。   
    顧順章坐著小轎車直駛中央路305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路上,他故弄玄虛地對蔡孟堅耳語道:「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請速將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個肅清共黨的計劃,就會全功盡棄!」蔡孟堅聽完,叫苦不迭,他惱怒地訓道:「怎麼不早說!怎麼不早說!」 
一場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場大搜捕開始了。   
    顧順章領著陳立夫、徐恩曾如餓虎撲食,準確無誤地向各個目標撲來。   
    處處人去樓空,等待他們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陳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顧順章呆若木雞。   
    在中央機關裡,剛剛燒完的文件還在冒著縷縷青煙。陳立夫失望地問自己的手下:「剛才四周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人?」「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只有一個女人從附近走過。」「還見到一個老頭,剛剛轉過拐角。」   
    「女人」是周恩來,「老頭」是陳賡,他們剛剛離開,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遠走高飛。   
    多險!離活捉周恩來,只差15分鐘。   
    此時的顧順章,悔恨交加。蔡孟堅一個勁地埋怨道:「你在武漢,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說出錢匪潛伏在我中央機要部門之事,我會立即採取措施,而不會向南京發電了。這是你的自我失敗!」   
    事過多年,蔡孟堅在台灣發表《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的回憶文章時,還大罵顧順章被捕後,「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將實情和盤托出,以致功虧一簣,害得他們空喜一場。南京的蔣介石也是美夢難圓,連聲罵道:「娘希匹!」   
    顧順章投敵後,並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鎮江被國民黨槍斃。   
    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農心裡只裝著中央,他四處奔忙,顧不上妻子、孩子,也無法和他們取得聯繫。趙瑛和孩子們緊急撤離原來的住處,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只得流落街頭,夜宿菜場,直到一個多月後,風聲漸息,李克農才和家人團聚。錢壯飛逃離南京時,為防徐恩曾遷禍於自己的家人,曾給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難,將把徐恩曾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公諸於眾,讓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這一著很見效。徐恩曾對錢壯飛的家人始終不敢妄動,錢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國現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頁就這樣被翻了過去。   
    可以設想:假如沒有李克農等人,中共中央機關將被破獲;可以預料:假如沒有李克農等人,中共中央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周恩來、王明、博古、鄧穎超、瞿秋白、陳雲、康生、聶榮臻、李維漢、陳宗瑛等等將難逃國民黨特務的魔爪。毛澤東以後曾深有感觸地說:李克農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們,當時許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來這些同志,都將不存在了。 
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     
    顧順章叛變後,上海風聲鶴唳,中共中央機關分批轉移江西革命根據地,李克農、錢壯飛轉道進入江西蘇區,胡底轉道前往鄂豫皖蘇區。   
    趙瑛和孩子們不便前往,返回蕪湖老家,趙瑛從此開始了多年的小學教師的生涯。李克農告別了妻子兒女,也告別了上海———這個沒有硝煙而同樣是翻滾著火藥味的戰場。他踏上了遠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見了!我一定還會回來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叢山峻嶺層林盡染。一身風塵未洗,李克農來到了共產黨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擺在了他的面前:在蘇區的四周,國民黨大軍圍困,紅軍的發展面臨著重重困難;而在蘇區內部,情況同樣相當複雜。肅反擴大化日趨嚴重,不少地區在反對「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中,濫施刑訊,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地步,嚴重影響了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這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他把採取有效措施糾正肅反擴大化,當作進入中央蘇區後的頭等大事來抓。   
    李克農到達瑞金後,經任弼時分配至江西省保衛分局任執行部部長(局長為吳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處理江西省石城、廣昌、雩都、興國、平安寨等地大批積壓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謂AB團、托派、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等案件。任務完成後,回瑞金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任執行部部長(局長為鄧發)。   
    1932年,李克農奉命調前方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紅軍政治保衛局局長,領導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個軍團的保衛分局組織工作和紅軍中的保衛工作。不久,紅軍保衛局改為紅軍工作部,李克農遂改任紅軍工作部部長。   
    保衛局先後頒布了組織條例、處理反革命條例、自首自新條例,使根據地的法制建設得到不斷完善,保衛監察工作逐漸建立起來,肅反擴大化的傾向也不斷得到扭轉。   
    這段時間,李克農的工作相當緊張而繁忙。以後曾到陝北採訪、寫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記》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寫道:李克農的「一隻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隻視力微弱。這是因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燭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所致。」李克農,幾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機器!   
    錢壯飛和胡底也都曾擔任過保衛局的幹部,他們和李克農一樣,都是富有經驗的行家裡手,而對大多數紅軍的政治保衛幹部和戰士來說,這和扛著槍上前線打仗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這些身體結實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沒得說,個個都對國民黨蔣介石充滿深仇大恨,一心只想著端起槍上前線,痛痛快快地殺敵人。對情報、保衛工作,他們很不安心,有時還嘲笑搞保衛工作的人是「膽小鬼」,沒出息。   
    李克農又重操起當年民生中學的舊業,教育、開導周圍的工作人員。他和錢壯飛等人現身說法,將自己在上海的親身經歷說給大家聽:   
    當年在上海國民黨公安局裡,有這麼一位偵緝隊長,窮凶極惡地追捕中共地下黨員。李克農和錢壯飛決心設計除奸。首先,兩人在上海租了一處房子,安排幾名中共地下黨員住進去,並在屋裡放置些黨內的文件———當然,這些文件,國民黨特務早就搜獲到手過,已經毫無價值。接著,向偵緝隊長先生透出口風,但卻勸告他要「放長線,釣大魚」,不要魯莽行事。幾天後,當他帶著大批人馬前去抓人時,早已人去屋空,只揀回幾片無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後,連聲大罵其無能,不多久,這位偵緝隊長終於被當作「共產黨的奸細」秘密處決。戰士們聽了「哈哈」大笑,李克農乘機對大家說:「同志們,誰說保衛、情報工作不是戰鬥?這,也是對壘,也是廝殺,但更艱巨、更複雜、更需要智慧。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們搞保衛、情報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殺機,要有更大的殺傷力!」   
    戰士們讀書少、文化低,李克農他們就自編教材,並向大家傳授有關情報、保衛工作的各種專業技術知識:怎樣警戒布哨?怎樣追蹤?怎樣擺脫釘梢?怎樣識記和描繪不同人物的特徵?怎樣搜集和傳遞情報?怎樣進行審訊?怎樣記錄、調查和分析各種資料?怎樣預測天氣?怎樣分析地形?怎樣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諸如此類。李克農妙趣橫生的講解,說得大家頻頻點頭稱是。正是有了李克農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養和造就了中共歷史上訓練有素、精通業務的情報保衛工作隊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人生新的起點     
    蘇區的山路崎嶇難行,蘇區的陽光卻格外燦爛。環境雖異常艱苦,但李克農埋藏已久的文藝天賦卻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編、自導、自演節目,好戲連台。   
    紅軍學校俱樂部設有一個文藝俱樂部,趙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釗、危拱之等文藝活動家,拉上在紅軍學校工作的伍修權等人,發起成立了紅軍第一個劇團———八一劇團,經常為軍民舉辦文藝晚會。   
    李克農眼睛不好,人們都戲稱他是「只眼先生」。雖已過而立之年,並且身體微胖,可他對這類文藝活動卻樂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樣興味盎然。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李克農與李伯釗同台表演兩人自編的話劇《農奴》。李伯釗很會演戲,建國後曾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農毫不遜色。他表演生動自然,把苦大仇深的農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滿場喝彩。李克農還主演過《秘書長萬歲》這部戲,對當時猖狂進攻紅軍的國民黨法西斯分子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和嘲弄,也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高層政局也在發生著戲劇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李克農的安徽老鄉、在顧順章叛變後曾被李搭救過的王明挑起來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僅兩年的27歲青年人———王明,倚仗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公開發難,一舉控制了中央的領導權,大搞其極「左」的一套。顧順章事件後不久,他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通過他的親信———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遙控中共政局。   
    一時間,「左」傾冒險主義思潮橫行無忌,紅色蘇區大禍臨頭!由於嚴重的「左」傾錯誤,中央紅軍終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被迫從瑞金出發,紅軍主力及後方機關總共86000人,開始了英勇悲壯的萬里長征。   
    李克農奉命擔任了中共中央縱隊駐地的衛戍司令,負責率領偵察部隊,沿途進行地面偵察,保衛中央機關和領導人在長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紅軍左路軍到達四川阿壩後,忽然宣佈拒絕執行中央關於北上的方針,並要挾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甚至圖謀危害中央。李克農面臨抉擇。   
    他沒有猶豫,斷然表態:堅決擁護中央命令。他協助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李克農和林伯渠、楊尚昆、肖向榮等一起參加了葉劍英秘密主持召開的軍委縱隊幹部會議,支持葉劍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糧」為名、跟隨中央北上的方針。   
    1935年10月,李克農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調至先遣工作團工作。該團任務完成後,他又負責組織突擊隊駐道左鋪,擔任向洛川方面進行偵察游擊的任務。   
    紅軍歷盡艱辛,終於到達陝北。這裡將是李克農人生新的起點。黃土高原在陽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黃,信天游委婉動聽的旋律縈繞在耳邊,李克農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蒼茫大地。   
    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將在這張大紙上,盡情揮灑他的人生!「紅色特工」三人小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於長征途中在松崗地區被張國燾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秘密殺害,時年僅30歲;錢壯飛,1935年3月21日紅軍長征渡過烏江後掉隊失蹤,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貴州息烽縣委正式確認:錢壯飛已於1935年4月2日在當地遭地主武裝襲擊後殉難。他的遺孤後被中共黨組織設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農的照料。   
    既無畏暗箭,又何懼刀光,這,才是「紅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傑」中僅存的李克農又將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實施     
    1935年底,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也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抗日救亡」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的呼聲,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1935年夏,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公佈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團結起來,「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為中華民族神聖的救亡事業而奮鬥。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陝北召開瓦窯堡會議。會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的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李克農就在此時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   
    由於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聯絡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視。   
    中央機關設在保安縣(今志丹縣),城裡最好的一個大院交給了李克農,用作聯絡局辦公和接待用。   
    說是「最好」,其實除了幾個空窯洞和一個空蕩蕩的院子外,要啥沒啥。當時大家的處境都比較艱難,李克農二話沒說,和大家一起打掃院子,準備糧草,借來傢俱,把院子裡外收拾得乾乾淨淨。聯絡局對外有個響亮的名字———「外交部」。但,這個「外」,是相對根據地來說的,所有進入根據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幹部,聯絡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洋醫生馬海德等等,都曾是聯絡局的座上客。   
    陝西地下黨負責人孫作賓、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農的熱情接待。經李克農的安排,他們分別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了中共陝西省委同楊虎城建立秘密聯繫的情況。   
    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很早就和中共進行秘密接觸。孫作賓等人向中央匯報了與楊虎城秘晤的情況後,中共中央委託李克農給楊虎城的手下大將和親信———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對楊、孫二人「抗日情殷,願賦同仇」,深表欽佩,提出「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毛澤東在信上簽了名。   
    為加強和十七路軍的聯絡,李克農還安排人員在十七路軍內建立了秘密電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訊聯繫。   
    這時的李克農又像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不停息地工作著。埃德加·斯諾———這位經驗豐富的美國記者,用他那獨有的敏銳眼光,為這個時期的李克農留下了一張寶貴的「速寫」:   
    「李克農有些易於激動,說話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於模仿別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開紅軍———這群戰鬥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紗的名著《西行漫記》中,還記載了這麼一段有關李克農的小插曲。在斯諾前往根據地保安採訪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過夜,由於開水很燙,口渴的斯諾就招呼一位從身邊走過的小紅軍:   
    「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   
    那位小紅軍卻不願搭理這位外國客人。   
    幾分鐘後,著急的斯諾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一樣。出什麼事了?斯諾心中納悶。   
    這時,李克農走了過來。他戴著厚厚的玻璃近視眼鏡,斯諾稱他「瞎子」。李克農笑話他說:「斯諾先生,你可犯了個不大不小的錯誤。你可以叫他們『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們『喂』。這些孩子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都是小革命,他們是自願來幫忙的。只有地主家的傭人,才被稱『喂』,他們個個可都是未來的紅軍戰士啊!」   
    斯諾聽罷,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農的吩咐去做,果然如願以償。這些大多是迎來送往的外事活動。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聯絡局還有一項最為重要、最為迫切的任務,那就是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從事對國民黨、特別是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中央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協助工作。李克農走馬上任後,首先在瓦窖堡舉辦了訓練班。其中一個班是由紅軍在對東北軍幾次作戰中俘虜的中下級軍官組成的,共120人,稱為「解放軍官學習班」。   
    開班第一天,這120名軍官抬頭四看,見四周貼滿了標語:「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響起了熟悉的歌聲,只聽圍坐在學習班周圍的的幾十名紅軍小戰士,放聲高歌《打回老家去》,歌聲震天動地,這些東北軍軍官禁不住熱淚盈眶。這,是李克農給他們上的第一課。接著,李克農又請來博古、彭德懷、鄧穎超等人來給大家講課。毛澤東也來了,他說:拿著槍是敵人,放下槍是朋友! 
尋找同共產黨聯繫的途徑     
    東北軍的軍官們感動了,醒悟了,他們自發地成立了抗日同盟會。許多人還找到李克農,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有的還要求回到東北軍去做工作。   
    李克農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員,他要在東北軍中打開一個缺口,同共產黨聯合抗日。   
    而張學良,這位東北軍的最高統帥,此時,也在千方百計地尋找同共產黨聯繫的途徑  。   
    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是國民黨的一支地方實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聽命於蔣介石「絕對不抵抗」的命令,將東北千里河山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不戰而退,撤至關內,成為受人嘲諷的「不抵抗將軍」和「流浪將軍」,國內遣責之聲四起。   
    1935年10月,蔣介石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委任張學良為西北「剿匪」副司令,將東北軍調往西北充當進攻紅軍的炮灰。   
    然而,在戰場上鹿死誰手,這可是要靠槍桿子說話的。形勢令這位34歲的少帥很不樂觀:   
    1935年9月,勞山戰役,東北軍110師被紅軍全殲,師長何立中陣亡;   
    同年10月,榆林橋戰役,619團被全殲,團長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羅鎮戰役,109師全軍覆沒,師長牛元峰斃命;緊接著,黑水寺戰役,106團的騎兵部隊又在吳起鎮遭到重創;……戰場上這接踵而至的慘敗,將少帥頗為自信的頭腦擊得眩暈不堪。才短短的三個月不到,損失已是如此慘重,赫赫有名的東北軍被紅軍報銷了近三個師,張學良痛苦萬分,他長歎一聲:「學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這許多優良將才沒有犧牲在抗日前線,卻埋身於內戰的戰場,真是可惜可歎!看來,共軍的戰鬥力,決不可小視啊!」   
    這時,連戰連敗的東北軍中下層官兵,對這場看不見任何取勝希望的「剿共」戰爭也越來越不滿。勞山戰役後,成千名在這場「剿共」戰爭中被殲被俘官兵的家屬,到張學良的「西北剿總」門前哭訴。張學良一向以體貼下屬著稱,此時此刻,他看見黑壓壓的人群擁向他身邊,心中也不由得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張學良這時真正意識到:中共和紅軍是「剿」不完的,剿共」戰爭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國民黨政府對東北軍這類「雜牌」葬身紅軍之手,卻是幸災樂禍。1935年10月,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往日車水馬龍的門前,忽然變得來客寥寥。對於張學良依照慣例提出的重建東北軍在「剿共」戰爭中損失的部隊和給予補給的要求,蔣介石不僅不批准,連110、109兩師的番號也給取消;甚至連張學良要求對「忠勇殉國」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屬特恤各十萬元,也被駁回。世態炎涼,人間冷暖。張學良痛苦、彷徨。   
    敗軍之將,焉敢言勇。一個念頭———同共產黨講和的念頭,在張學良的胸中騰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產黨!可共產黨在哪裡?   
    張學良通過各種渠道尋求同共產黨接上關係,頗費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張學良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托故來到上海,他要在這裡會見老友杜重遠。杜重遠是張學良的同鄉,「九一八」前曾擔任過張學良的秘書,兩人私交篤深。「九一八」後,杜重遠來到上海,一面興辦企業,一面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與章乃器、鄒韜奮等一起編輯《生活週刊》,後又充任《新生週刊》的總編輯。1935年6月至7月間,由於《新生週刊》登載了《閒話皇帝》一文,被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礙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兩個月。   
    張學良到達上海的時候,杜重遠正在服刑,被保釋移住在虹橋療養院,由法警監守。張學良秘密約會了杜重遠,想聽一聽他在政治上有些什麼高明的意見。   
    老朋友之間,開誠佈公,肝膽相照。杜重遠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張學良過去幾年「剿共」的做法是錯誤的,並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聯合、共同抗日的建議。針對張學良對共產黨的種種懷疑和顧慮,杜重遠強調說:只要你漢卿老弟下決心走抗日這條道,共產黨一定會跟你聯合的,這一點不用懷疑。杜重遠言辭懇切,張學良聽了頻頻點頭。   
    同共產黨聯合,需要一位穿針引線的人物,張學良看中了剛剛從蘇聯回到上海的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   
    李杜,遼寧義縣人,1908年畢業於東北講武堂。此後,他在東北軍中幾經陞遷,官至吉林自衛軍總司令和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長官。1932年,他率部與日本侵略軍作戰,失利後退往蘇聯並同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一定的聯繫。   
    這次到上海,張學良也特地拜訪了李杜,同時當面交給他一個重要任務:替自己尋找同共產黨聯繫的途徑,然後再設法通知他。1935年底,張學良返抵西安後,一面靜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積極尋找新的線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發生在北平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就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而以他自己為校長的東北大學中的許多學生都參加了這次運動,或許從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聯繫的合適人選。他命令東北大學學生會派代表來見他。 
通過老部下溝通與紅軍的聯繫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黨黨員宋黎為首的三名學生代表前來西安見張校長。當宋黎向張學良慷慨激昂地講述了「一二·九」運動的詳細經過以及要求打回東北老家的心願時,聰明的張學良幾乎可以肯定,眼前的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產黨無疑。不過,宋黎畢竟年紀太輕,張學良不放心寄以心腹,於是他將宋黎留在了身邊當秘書,打算日後再作計議。   
    張學良還想到了另外一個線索———即通過東北軍的前線部隊溝通與紅軍的聯繫。他  將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將王以哲,這位跟隨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領神會。   
    功夫不負有心人,同共產黨聯繫的這根線,最後還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紅軍俘虜的619團團長———高福源給牽上了。   
    1935年榆林橋一役,高福源所轄團悉數被殲,高福源本人被紅軍生擒。   
    高福源40歲出頭,長得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標準的軍人形象。和東北軍的許多將領一樣,他稟性爽直,渾身透出一股東北大漢的血性。在被俘的兩三個月生活中,他參加過李克農主持的「解放軍官學習班」,親眼看到了紅軍的互助友愛、生氣勃勃,體會到紅軍對他的寬大政策和熱情照顧。和這樣一支軍隊交戰、被俘,使這位強烈要求抗日的軍人痛悔不已。終於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見紅軍的負責人,說有要事相商。   
    李克農來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的身份來見高福源的。兩人坐定後,話匣子就打開了。高福源不把李克農當外人,將自己幾個月來的思想變化,一古腦兒全向李克農抖了出來。   
    這次談話令李克農欣慰,一方面,說明「解放軍官學習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農確信高的立場轉變是深刻而真實的。臨別時,高福源拉住李克農的手,非常誠懇地說:「紅軍的一切主張、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這些做法主張,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東北軍甚至張副司令知道了,也會同意,也會佩服,並且可能願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貴方合作。我現在抗日熱情很高,願意自告奮勇,去說服東北軍和張副司令與紅軍聯合抗日,不知你們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農當即表示:你的這個建議,符合我黨的瓦窯堡會議精神,待我請示中央後,可以放你回去。這一點,你不用擔心,我本人倒很為你回去後的生命安全擔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說:「沒問題,再說,即使殺頭我也不怕。」   
    李克農很快把這一情況上報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視,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議。   
    臨別之際,李克農反覆叮囑高福源,讓他回去後,先用自己的身份試探一下張學良的態度,如果張學良真有和平誠意,紅軍願派正式代表和他談判。   
    1936年1月初,獲釋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東北軍的歸途。他先到洛川去見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王以哲隨即給張學良發去一封密電:「前被紅軍俘去的高福源團長現被紅軍派回,據雲有機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陳。」   
    張學良接電後,次日就親駕他的波音專機飛抵洛川,去見這位突如其來的紅軍使者、過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見到自己的最高統帥後,「啪」地一個立正:「報告副司令,我回來了。這次,是紅軍派我回來的,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隨後,這位七尺漢子慷慨陳詞,聲淚俱下:「中國要是繼續內戰下去,不只是東北軍有滅頂之災,東北失地沒有收復的日子,就是整個中國也危在旦夕。……我們應當響應共產黨的號召,聯合起來與全國人民攜手抗戰,洗去背在身上的歷史罪名。副司令應與共產黨聯合抗日啊!」   
    話說完了,高福源雙膝落地,長跪不起。他知道,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性命已經不屬於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帥的裁定。高福源哪裡知道,他的擔憂與恐懼是多餘的。一席話,把張學良和王以哲說得雙雙落淚。張學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懇切地說:「你回來很好!你談的很對!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趕快回去,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我們正式商談一下。你今後可放心做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測,你的家屬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軍長負責。」   
    1月16日,心情振奮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陝北蘇區,把詳細情況一一向李克農作了匯報。李克農很高興,領著他去見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   
    中央領導十分讚賞高福源這一舉動,毛澤東當場拍板,任命李克農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王以哲會談。李克農出發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約定與紅軍電台通訊的呼號和電碼。2月中旬,雙方電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主席和紅軍彭德懷司令員的名義,將李克農等中共代表的出發日期由電台通知了張學良和王以哲。 
洛川會議     
    2月21日,漫天大雪,黃土高原上原馳蠟像,一片銀妝素裹。在從瓦窯堡到洛川的羊腸小道上,傳來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李克農率領四名隨從人員,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張學良和王以哲。李克農身穿中山裝,四方臉上架著一付圓形厚玻璃眼鏡,顯得氣宇軒昂、嚴肅莊重。秘書錢之光也身穿中山裝,緊隨其後。譯電員戴鏡元,個子不高,只有17歲,穿著學生裝,像是要出遠門的學生娃。警衛員和馬伕,頭上紮著白汗巾,身穿對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帶,一副陝北漢子的打扮,做嚮導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裝。   
    這一切,只有一個目的:絕對保密。   
    25日下午,李克農一行踏著盈尺深的積雪,終於來到離洛川不遠的縣。早就奉命準備的東北軍67軍某團團長親自出城迎接。李克農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後,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時分,李克農等安抵洛川。這裡已是寒氣襲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東北軍67軍的駐防地。軍長王以哲、參謀長趙鎮蕃希望和紅軍合作的願望非常迫切,他們熱情迎接了李克農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   
    為防消息洩露,李克農一行被安排住進一個緊靠軍部的三進四合院裡,高福源的同學、參謀處長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備森嚴,形同「軟禁」。當然,招待沒話說。   
    王以哲、趙鎮蕃將李克農一行安排妥當後,即密電向張學良報告。張學良本答應親自參加會談,但因臨時去南京有事,不能前來,電示王、趙二人妥為招待,先談具體問題,重要事項待他回來相商。   
    2月26日,會談正式開始。根據張學良的意見,李克農和王、趙二人主要就67軍與紅軍局部合作問題進行了談判,經過開誠協商,雙方達成口頭協定:   
    1.確立紅軍與67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包括67軍在甘邊區及關中區的防地);   
    2.紅軍同意恢復67軍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   
    3.延安、甘泉兩城恢復正常關係。延安、甘泉兩地67軍所需糧食、木柴等物,一是67軍自己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二是紅軍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送糧、送柴進城出售,以便利東北軍;4.雙方都可互派人員到對方駐地辦貨。雙方對辦貨人員要負保護之責,並給予方便。但為掩人耳目,辦貨人員應著便裝;5.紅軍同意在甘泉被圍達半年之久的67軍兩個營重新換防,不加阻撓;   
    6.東北軍送給紅軍一部分彈藥、服裝、通訊器材和醫藥用品等。以全面停戰促全面合作,是這次會談的最重要的成果。   
    會後,李克農即電告中央。中央批准了這一協定,雙方約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達執行。   
    而王以哲在會後,除了掩護紅軍採購人員到西安購買兩批物資外,還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報紙雜誌,連同山西、河北、綏遠、察哈爾各省的軍用地圖各一份贈送給紅軍。他知道,處於西北一隅的紅軍很需要這些東西。可見,王以哲對與紅軍合作,態度是真誠的。   
    張學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張學良從南京飛返西安。4日,他顧不上鞍馬勞頓,親駕飛機抵達洛川,趕往李克農的住地。對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農在上海就曾有過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謀面。只見眼前站著的這位30來歲、英俊灑脫的年輕人,身穿一件做工精緻的長衫,手裡拿著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統領千軍的統帥,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張學良一步上前,緊握著李克農的手,半開玩笑地說:「你和老王、老趙搞的那幾條,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過,這次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   
    李克農打趣地說:「張將軍,莫非你解甲從商了不成?」李克農心裡清楚,張學良想打一張大牌,他要同紅軍進行全方位的合作。 
會上激烈爭鋒     
    下午3點,會談開始。   
    張學良首先發言:「蔣介石現在掌握著全國的政治、經濟命脈和陸海空軍大權,是全國最大的實力派,要抗日,就得聯合他,否則很困難。你們共產黨為什麼要提反蔣抗日,不要蔣介石,是個很大的失策。你們共產黨為什麼要反蔣抗日,你們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為什麼不包括蔣介石呢?」   
    李克農說:「蔣介石一貫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對日本侵略步步退讓,不許抵抗;對主張抗日的紅軍卻全力『圍剿』。我們現在號召一切反對日本侵略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他仍然專打內戰,死不抗日,他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公敵,我們又怎能把他列入團結的對象呢?所以,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   
    李克農之所以說出這番話,是因為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是提「反蔣抗日」。這個提法張學良不同意。雙方就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這個問題,展開了坦率的爭論。   
    李克農盡力解釋,也沒能說服張學良。最後,李克農表示,如果蔣介石願意放棄反共政策,解除對人民的壓迫,願意團結全國人民抗日,中共對他的態度可以重新考慮。   
    張學良又問:「要抗日如何抗法?共產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如何?」李克農說:「抗日主要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同時也要爭取國際援助。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武器,而決定於人。發動全國人民一致對敵,這個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戰勝的。另外,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勝,投降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地廣人眾,有利於長期作戰,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張學良接著問道:「共產黨既然抗日,為什麼要走山西去東征?從山西走,一定會遭到閻錫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寧夏、綏遠?那裡與外蒙、蘇聯靠得很近,不是更順利些嗎?」   
    李克農解釋說:「紅軍東渡抗日,一是為了號召全國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到寧夏對全國影響小;二是為了解決紅軍軍需和兵源問題,我們對東征勝利是有把握的。」至於為什麼不走寧夏、綏遠,李克農未多作解釋,張學良也沒有深究。張學良還提出紅軍與東北軍分別派出代表與蘇聯接洽有關援助中國抗日問題,並與李克農商定,由張學良負責與新疆盛世才聯繫。盛世才此時與蘇聯關係較好。   
    最後,張學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權代表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最好能在毛澤東主席或周恩來副主席中推出一位來再作一次會談,會談地點在膚施(延安)城,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和張學良還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濃而又能負責的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給予掩護,以便與各方聯絡,推動關於成立國防政府和組織抗日聯軍等活動。   
    李克農言語機警,口若懸河,張學良談笑風聲,瀟灑自如,會談氣氛十分熱烈。   
    5日凌晨4點,會談結束。   
    會談結束後,李克農立即發長電給中央,報告會談內容並請示以後的行動。   
    6日,中共中央復電,對談判結果深表滿意,對李克農一行表示慰問,並請李克農即日赴山西石樓晤談。   
    7日,李克農一行三人,取道延長河,前往石樓中共中央所在地。當天,中央召開會議,李克農向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其他負責人報告了此行經過及張學良希望會見中央負責人的要求。事實上,李克農發電回來當天,中央即已研究,認為張學良的要求是真誠的,對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十分重要,決定派周恩來、李克農為我方全權代表,再赴膚施與張學良會談。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名義聯名給張學良和王以哲打電報,內稱:   
    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八日赴膚施,與張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七日由瓦窯堡啟程,八日下午六時前到膚施城東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導入城。關於入城以後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佈置。乙: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丙:張先生有何提議,請預告為盼。   
    雙方電報往來,最後確定於4月8日在延安會談。周恩來、李克農帶著電台和一個小分隊於約定時間來到延安東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濘,和張學良的電台聯絡又中斷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張學良親駕飛機,帶著他手下大將王以哲和在其身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已到延安。張學良在上海的時候,曾授意李杜秘密探詢共產國際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設法接上關係,劉鼎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組織介紹給張學良的。   
    劉鼎,四川人。1924年去法國勤工儉學,後經朱德、孫炳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他被派往贛東北蘇區工作,在方志敏率領的抗日先遣隊遭蔣介石圍攻失敗後被俘。後從九江俘虜營逃出到上海尋找黨組織,經友人介紹曾暫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年12月張學良到上海會見李杜和杜重遠時,表示要找共產黨關係。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窯堡同中共中央取得聯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說,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學良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張學良急於找共產黨的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學良。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 
延安會談     
    1936年3月,李杜從董健吾處瞭解了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說:「尋找的朋友找到了。」張學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將劉鼎接到西安,秘密安置在張學良公館的東樓內。劉鼎在西安和張學良長談數日,張學良對劉鼎的高論頗為讚賞,盛讚劉鼎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慶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因而這次和共產黨談判,張學良帶上了劉鼎,委以心腹。9日晚上8點,周恩來、李克農一行進入延安。為防走漏風聲,紅軍小分隊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佈置。   
    延安清涼山下的橋兒溝一座天主教堂裡,張學良和周恩來、李克農的會談將在這裡舉行。會議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參加會議的只有五個人———周恩來、李克農、張學良、王以哲、劉鼎。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   
    周恩來,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就已赫赫有名,此刻,剛毅的臉龐上蓄滿長長的鬍鬚,更顯得神采飛揚。   
    會談伊始,周恩來熱情地握著張學良的手說:「我就是在東北長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來曾在瀋陽讀書)   
    張學良說:「這我知道,聽我的老師張伯岑說起過。」周恩來奇怪地說:「怎麼,張伯岑也是你的老師?」   
    張學良笑道:「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就是聽了張伯岑的勸告後才戒除的,從此拜張先生為師。我們可算是同師了。」   
    一陣笑聲過後,張學良坦率地說:「我自歐洲歸國以後,一心擁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相信法西斯能夠挽救中國。可是經過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談話勸告,特別是李克農先生和劉鼎先生對時局透徹的分析,我認為我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認為當前的中國,必須實行民權主義,才能喚醒民眾。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是中山先生積40年的革命經驗,我們不能放棄。不過,關於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陣線的問題,我和你們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經和李克農先生談過,意見未能達到一致,所以特別約請周先生當面談一談。」   
    周恩來說:「好嘛,多接觸接觸,雙方就會多瞭解、多諒解。」接著,雙方就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會談。   
    張學良坦率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實際的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他勢必會與我們作對,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像在張家口對付馮煥章(馮玉祥)先生一樣。蔣介石的脾氣我是知道的,為了自己,他會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來冷靜地說:「蔣介石集團,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上,力量確是很大的,抗日戰爭如果爭取不到這個集團參加是個很大損失;爭取過來,對抗日戰爭有好處。可是蔣介石奉行的是『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政策。對日步步妥協,對內殘酷鎮壓群眾的愛國運動,高叫什麼『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依靠出賣國家權益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共產黨過去也不是不願意爭取這個集團的力量參加抗日,只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   
    張學良應道:「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係也很密切。據我瞭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裡來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來爭取。」周恩來說:「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力量爭取過來抗日救國,也是我們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麼辦法才能爭取過來呢?張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談談了。」   
    張學良回答道:「蔣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給他難堪,他也發過牢騷,心中仇恨。但他有個很錯誤、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周恩來聽罷,站起身來,嚴肅指出: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竊取了革命的勝利果實,勾結帝國主義,投降封建軍閥,血腥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罪行纍纍,難以盡書。最後,張學良問周恩來、李克農:「你們共產黨是否真心抗日?」周恩來答:「真心!」「是否倒蔣方能抗日?」「是的!」   
    張學良聽罷心一沉,痛道:「你們的抗日和蔣委員長的攘外,如果都附帶倒蔣或安內這些條件,我實在不能苟同。因為,日本人是絕對不會幹等著你們去倒蔣或是剿匪的啊!」說完,易動感情的張學良大哭不已。   
    周恩來看著張學良一片赤心熱膽,也不禁陪著落淚。他隨即表示:「如果蔣介石能放棄剿共政策,我個人表示同意聯蔣抗日,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新受他的領導。舊帳,我們不願再算了!」   
    不過,這一問題事關中共的方針政策,周恩來提出須將意見帶回中央請示,再作最後決定。   
    張學良聽完,由憂轉喜,他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們在裡邊勸,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會談相當成功。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效     
    10日清晨4點,會談結束。張學良一片報國之心,給周恩來、李克農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一行人同張學良揮手告別,依依而去時,一抹朝霞已經飛上了延安的寶塔山。   
    4月12日,周恩來、李克農回到瓦窯堡,劉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窯堡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立即開會,聽取周恩來在膚施與張學良會談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學良處,任駐東北軍代表,繼續做張學良和東北軍的工作;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鄧發作為  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區的交通機關。並決定加緊抗日宣傳工作,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   
    中共中央決定劉鼎擔任駐東北軍代表後,周恩來指示他同李克農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無線電台以及從瓦窯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線問題。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物色一個技術較高的報務員,日後由地下交通送去西安建立電台,密碼由李克農交給劉鼎帶去並教他使用。   
    4月22日,周恩來寫好給張學良的信,並和李克農一起同劉鼎談話。周恩來對劉鼎說:中央決定你去擔任駐東北軍代表,這件事很重要,是我黨第一次做這樣的統戰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劉鼎到西安後,果然不負重托,著手秘密電台和秘密交通線的建設,並對東北軍進行了多方位的統戰工作,成效卓著。   
    1936年6月,熱衷於內戰的蔣介石嚴令東北軍從南向北分三路進攻瓦窯堡,並指令駐瓦窯堡東線的國民黨中央軍配合進攻。為配合中共中央對張學良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中央決定主動撤出瓦窯堡,以便張學良好向蔣介石交差。   
    周恩來奉命負責指揮紅軍抗擊東線國民黨中央軍和組織中共中央機關有秩序地向保安方向撤退。為爭取時間,6月14日,周恩來電告王以哲:「務望火速電令前線兄部停止前進」,否則將會「造成兩方敵對,對目前形勢實有大害」。王以哲接電後隨即南撤。19日,周恩來又電告王以哲:若國民黨中央軍進佔瓦窯堡,我方必事先通知你們,由東北軍佔領。   
    當周恩來正在組織中共中央機關撤退時,一股陝北地方武裝於6月21日突然襲擊瓦窯堡。周恩來立即指揮紅軍反擊,掩護中央機關西撤至保安,同時,他又指揮紅軍第二十九、三十軍包圍瓦窯堡,並請李克農與王以哲取得取系,協商用「打假仗」的辦法將東北軍引進瓦窯堡。   
    李克農與王以哲商量妥當後,親帶一個排的人馬,煞有介事地佈置在瓦窯堡南邊的山崗上,與王以哲的部隊一起朝天放空槍,紅軍「寡不敵眾」,東北軍「愈戰愈勇」,一直進入到瓦窯堡城內,原來佔據該城的地方部隊只得悉數撤出。   
    王以哲部佔領瓦窯堡後,這裡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和平共處、互相往來的地方。此後,中共中央遷往保安。   
    除了做好同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西北軍的統戰工作外,李克農主管的中共中央聯絡局還積極派代表同國民黨地方勢力領導人建立關係。介紹信統一由聯絡局用複印紙複寫在4寸見方的薄棉紙上,寫好後送毛澤東簽名蓋章,再填上對像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帶到目的地後面交。所有名單均經中共中央決定,李克農協助周恩來具體安排。介紹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勳鑒:   
    日寇進攻,國家危急,亟宜一致奮起,組成堅固的抗日陣線。為著堅決保衛平津,保衛冀、察、晉、綏、山東,與仇敵血戰到底之總方針而鬥爭。弟等對××先生抗日決心甚為欽佩。茲派××同志前來晉謁,請予接洽交換意見,並賜指示,以期驅除強敵共救危亡。臨書不勝屏營系念之至。敬致   
    抗日民族戰爭之敬禮毛澤東(蓋章)月日   
    先後派出帶有這種介紹信的有:到西安見楊虎城的張文彬,到太原見閻錫山、後又到綏遠見傅作義的彭雪楓,到廣西見李宗仁、李濟深的雲廣英,到山東見韓復矩的張經武,到寧夏見馬鴻逵的張子華等人。與地方勢力的聯繫,對促進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無疑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李克農在這一時期的出色工作,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李克農秘晤張學良以及在同國民黨地方勢力所進行的統戰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貢獻,為隨之而來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製造了契機。毛澤東很欣賞李克農的幹練才智,誇獎說:「李克農單槍匹馬,搞得很好!」 
第三篇     
    李克農作為一名被國民黨通緝多年的「共黨要犯」,孩子們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國民黨的報刊上卻時常出現有關他被捕被殺的消息。為了避開騷擾,孩子們上學填寫表格,在「家長」這一欄裡,填的不是李克農,而是爺爺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點,西安臨潼華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靜中。   
    忽然,一陣激烈的槍聲從這裡驟然響起,張學良衛隊一營某連包圍了這裡,拉開了兵諫蔣介石的「西安事變」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飛臨西安,以華清池為行轅,向  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部署「剿共」計劃,壓迫張、楊就範。   
    12月7日,張學良、楊虎城得知蔣介石已準備了兩個方案,供張、楊選擇。第一個方案:如果張、楊服從他的命令,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將全部開赴陝北進攻紅軍。假如不執行他的命令,就實行第二方案:東北軍調到福建,十七路軍調到安徽,陝、甘兩省由國民黨中央軍接管負責「剿共」。而且,蔣介石已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   
    張、楊均不願執行「剿共」命令,又不願調往南方去被蔣介石分割、消滅。12月7日和8日,張學良、楊虎城分別前往華清池勸說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用政治方法解決紅軍問題。結果蔣介石不僅不為所動,而且大發雷霆。   
    蔣介石的頑固態度終於迫使張、楊作出斷然決策:兵諫蔣介石,迫其停戰抗日。   
    不可一世、盛氣凌人的蔣委員長被扣留起來,張、楊宣佈取消「西北剿匪總部」,建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二人分任正、副委員長,並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驚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這座位於渭河中部、有著三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古都,一時又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遽然發生的事變,猶如平地一聲驚雷,使錯綜複雜的國內政局變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意見。12日深夜,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   
    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對內情尚不明瞭的「西安事變」進行了討論。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負責人都作了重要發言,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從民族利益的高度出發,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應張、楊兩將軍電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和葉劍英等組成中共代表團,赴西安參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工作,促使蔣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下,轉向停戰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農、伍修權和邊章伍赴西安協助工作。邊、伍二人在西安等待佈置新的任務,沒有直接參加處理「西安事變」的工作。李克農一到西安,就立即擔任了中共代表團秘書長,統管內部事務。   
    李克農的工作量很大,每天從早忙到晚,深夜11點以後,還要等待周恩來、葉劍英回到住地,向他們匯報工作,聽取指示。到滿臉倦容的李克農上床休息時,早已是萬籟俱寂、眾人入夢了。這段時間,他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長期過度的勞累,加上貧瘠的西北高原上惡劣的生活條件,使得李克農那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雪上加霜」。他眼疾更嚴重了,哮喘病不斷發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臟也出了問題。   
    真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而張學良不久又陪送蔣介石回到南京。蔣介石回到南京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隨即命令組織高等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開庭審理,判處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雖宣佈「特赦」,但「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從此,張學良如籠中之虎,失去了自由,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囚禁生涯。「西安事變」的另一主角———楊虎城將軍,於1937年6月被迫辭職赴歐美考察,抗戰勝利後返國,被蔣介石下令囚禁,於大陸解放前夕遇害於重慶松林坡戴公祠,時年56歲。   
    張學良赴寧被扣後,蔣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煙幕,一面對西安作軍事部暑,大兵壓境,東北軍一向以張學良為核心,此時群龍無首,形勢日趨混亂。   
    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大多握有團營實權,張學良過去很器重他們,他們對張學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們要求抗日,有愛國熱忱,但思想有些混亂,處理問題不夠冷靜,特別是對張學良被扣表示無法接受,強烈要求不顧一切地營救。   
    這批人中,為首的是張學良警衛團團長孫銘久。「西安事變」發動時,他曾親率隊伍衝入華清池活捉了蔣介石。張學良被扣後,以他為首的少壯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國為首的主和派發生了尖銳矛盾。   
    1937年2月2日,孫銘久警衛團的一批人,突然闖入王以哲的住宅,開槍將王打死,製造了一起異常嚴重而又本不該發生的悲劇。消息很快傳給周恩來,他聞訊立即和李克農等人趕到王以哲家。李克農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彈,躺在血泊中,他深為這位曾在古北口大戰過日寇、又和自己進行過面對面談判的東北軍高級愛國將領的慘死,發出了陣陣歎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聲一片,亂成一團,李克農等人協助周恩來,幫助佈置靈堂,安慰家屬,料理後事,使東北軍許多將領深受感動,解除了一些人對共產黨的誤會。   
    孫銘久等少壯派軍官的嚴重錯誤幾乎導致東北軍內部的大分裂。然而,他們在「西安事變」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殺王以哲的動機也是為了拯救張學良,因此,周恩來不避袒護少壯派的嫌疑,安排他們離開了西安,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自相殘殺。然而,西安的局勢仍然在惡化。   
    李克農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暫時轉移到西安北邊的三原,那裡駐紮著紅軍一軍團,周恩來則堅守西安,並在七賢莊一號公開建立了紅軍辦事處。   
    2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一個師開進西安,「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也於次日抵達西安。西安的局勢逐漸穩定了下來。   
    充滿戲劇色彩的「西安事變」終於結束了它悲劇性的尾聲,一個全民族萬眾一心、共禦外侮的抗戰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時勢造英雄。 
辦事處的 「紅小鬼」     
    西安局勢穩定後,李克農走馬上任七賢莊紅軍辦事處處長,負責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早期籌建工作。此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李克農的工作在各地不斷調換,但始終都是搞辦事處工作。西安辦事處設在一條僻靜的小巷裡,巷內楊槐滿目,鬱鬱蔥蔥,景色怡人。門口掛著「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教導隊通訊訓練班」的牌子,這是因為顧祝同害怕中共和紅軍的影響擴大,採取的是「掩耳盜鈴」的辦法,十七路軍的士兵負責門衛。   
    辦事處是中共設在國統區的一座橋頭堡,也是一個窗口。任務相當複雜、繁重。給中共採買各種物資、同中央保持電訊聯絡、迎來送往以及同國民黨特務進行鬥爭等等,都是辦事處經常性的工作。   
    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幾乎清一色是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紅小鬼」,由於他們頭大個小,加上為和「通訊訓練班」的學生身份相符,李克農讓大家穿起了統一的學生裝,所以附近的群眾都戲稱他們是「娃娃」,辦事處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當時西安有兩家放映無聲電影的電影院,對學生只收半價,辦事處的這些「娃娃」們就冒充學生到電影院去看半價電影,算是開了洋葷。一到休息和吃飯時間,院子裡總能傳出陣陣喧嘩和打鬧聲。然而這些「娃娃」,年紀雖然不大,工作卻絲毫不能馬虎。因為李克農對工作抓得很緊,特別是對機要工作,更是隨時檢查,不許出漏子。   
    由於周恩來經常外出活動,李克農給他配了警衛副官陳有才。他除了教陳有才做好警衛工作外,還教他隨周恩來到國民黨機關時,如何給傳達室通報、遞送周恩來名片等等,並且給陳有才特製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禮帽。   
    對這些「紅小鬼」,李克農耐心地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教會大家如何開展工作。一些原來握槍的粗手,也在李克農的指導下,學起了如何給客人掛衣帽、如何遞煙送茶之類的細活。這,也是工作。辦事處剛剛成立的時候,由於工作人員大多是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會上的禮節,客人進屋,他們不知如何接待,只顧著站在一邊看。周恩來說這可不行,就要李克農等人教大家怎樣待人接物。李克農說,客人進來後,要先引到客廳外,幫客人把大衣、禮帽掛在衣架上,再引進客廳請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這樣,笑話還是不時地出現。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來辦事處,一位小公務員照章辦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動手將客人頭上的禮帽摘了下來。幸好這是位對我黨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農得知後,將這個例子作為教材,告訴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禮帽後,才能接過來掛上,不要搶先動手。   
    邊摸索、邊學習,「土包子」們也漸漸地適應了環境,成為彬彬有禮的服務人員了。   
    俗話說:無情未必真豪傑。李克農是豪傑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辦事處,稍有空閒,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兒。上海一別5年來,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給蕪湖的親人寫了一封家書。   
    李克農是個好兒子,也是個好丈夫。斯諾的《西行漫記》中,用寥寥數筆為李克農勾畫出這樣一個形象來。1936年10月中,我在紅軍中呆了近4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 
李克農的兒女們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責怪道。   
    李克農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來,即心滿意足矣!   
    其實,李克農一家人也整日為他牽腸掛肚。趙瑛帶著孩子回老家後,一家人只能從國民黨報紙的零言碎語中推測紅軍的行蹤,猜想李克農的下落。   
    家裡生活日見艱難,在蕪湖頗有些名望的老父親被迫到處借債,趙瑛當小學教員,勉強養家餬口。處事莊重、待人謙和的趙瑛,把一個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貼,對公公、婆婆關心備至,與孩子們的叔叔、嬸嬸也能和睦相處,她話雖不多,但卻贏得了大家的敬重,就連公公也尊稱她為「趙先生」。李寧日後曾經這樣回憶起那段時期的趙瑛:   
    母親教學工作相當辛苦,每天晚飯後,人們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親還在昏黃的燈下,精心地為幾個班備課和批改作業。有時還要為我們姐弟縫製衣服。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有時我們睡醒一覺,仍看到母親在燈下為我們縫補、操勞。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們腦際。真是千針萬線浸透了母親多少汗水,蘊藏著多少慈母的愛啊。繁重的教學、繁瑣的家務、五個子女的撫育,沉重的擔子壓在母親的肩上(當時她才三十多歲)。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業衰落,照顧外祖母的擔子也壓在母親的肩上。   
    李克農作為一名被國民黨通緝多年的「共黨要犯」,孩子們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國民黨的報刊上卻時常出現有關他被捕被殺的消息。為了避開騷擾,孩子們上學填寫表格,在「家長」這一欄裡,填的不是李克農,而是爺爺李哲卿的名字。   
    隨著孩子們一天天長大,全家的生活愈見困難,有時甚至要靠典當度日,幾個孩子的讀書也成了問題。   
    一天,趙瑛將幾個孩子叫到身邊,對他們說:「你們也慢慢地長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學會獨立地創建自己的生活,有機會在學校學習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學問家就是自學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勞動,總會獲得豐碩的成果。」幾個孩子歷盡生活磨難,很體諒家庭的困難,為不增加母親的負擔,紛紛中途輟學。   
    16歲的李寧高中剛讀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個小職員的工作,從此走向了社會。   
    而小女兒李冰,則在淒風苦雨中度過了難忘的青少年時光。初中畢業後,由於家庭經濟十分困難,李冰聽從母親的安排,考入了美國教會在蕪湖開辦的弋磯山醫院護校,這裡四年包吃包住,畢業後有文憑,較易找到工作,對李冰來說真可謂一大幸事。然而,進護校要先預交50銀元保證金。就是這50元,對趙瑛來說也是一筆巨款,她四處借債,還當掉了自己稍稍值錢的東西和衣服。幸運的是,當時趙瑛的娘家情況略好,靠著他們的資助,李冰才得以考進了護校,在錄取考試中,李冰成績名列前茅。當李冰收拾衣物準備去護校時,趙瑛含淚送別:「以後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樣你都要堅持,將來一定要做個有出息的人。」   
    「做個有出息的人!」這是趙瑛對孩子們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將這句話送給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將挑起社會重擔的小女兒。弋磯山醫院———這裡是美國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鏡子。院長是美國人,教員和職工也有不少是美國人,而且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李冰,這個血管裡湧動著和父親一樣澎湃熱血的少女,在這樣的氛圍下,顯得是那麼格格不入。為了不被歧視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幾個非基督教徒的同學,也跟著這些美國人去做禮拜,參加各種教會活動,當然,她們雖然和其他人一樣,跪在耶穌像面前閉眼祈禱,但心中並沒有想著上帝和《聖經》,而是期盼著能早日畢業,將來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由於李冰在工作和學習中非常努力,成績優良,加上為人處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圍人們的廣泛好評,漸漸地也就習慣了那裡的環境。誰知天有不測風雲,1938年,也就是李冰進入護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踏進了蕪湖,美國人的家屬和一些高級醫護人員都紛紛逃離醫院。趙瑛也帶領家人到巢縣鄉下避難。   
    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日、美並未交戰,作為長江下游一所較大而且有些名氣的弋磯山美國教會醫院,日本人一時還不敢輕舉妄動。由於醫院空地多,不少難民紛紛擁入醫院,搭起棚子,把這裡當成避難所。   
    趙瑛逃離蕪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後的去向。趙瑛認為,目前醫院還是比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堅持兩年將文憑拿到手,將來也便於找到工作。於是,李冰就留在了醫院。   
    趙瑛帶著家人走了,整整兩年音訊全無。而這兩年,李冰是在恐懼和不安中度過的。   
    弋磯山醫院門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崗,不得隨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須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盤查。1940年李冰畢業時,原先招生的30個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資時,李冰放聲大哭!   
    由於家人沒有音信,李冰畢了業也無處可去,而當時醫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為手術室護士長。1940年底,日、美關係日趨緊張,日本人開始出現在醫院裡,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時送來診治。醫院裡人心惶惶,美方院長和其他一些美國人開始撤離,最後只剩下了幾位年老的美國醫生與護士長,醫院成了維持會,「到哪兒去呢?」這是每天盤旋在李冰腦海裡的問題。 
骨肉分離的痛苦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李冰焦慮不安之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一天,醫院辦公室的中國主任將李冰找到他的辦公室去,神情緊張地詢問起她的家事來,並告訴李冰:日本人已來醫院調查了李冰兩次,稱蕪湖的共產黨分子李克農的女兒據說就在這所醫院裡。由於李冰進校時已改名「李靜彬」,「家長」是爺爺李哲卿。所以院長只答  應進行調查,應付了過去。   
    不久,日本人又來盤問,院長見事有不妙,趕緊勸李冰離開醫院。可是年方20歲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幾天以後,有兩個身穿老百姓服裝的陌生人到醫院來找李冰,說是趙瑛派他們來接她去上海的,並給了一筆路費,而且他們還告訴李冰到上海車站後有人來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來,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國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農終於和家人取得了聯繫。1936年11月,趙瑛收到了李克農從北方捎來的鴻雁,李克農的這封信很長,信的最後一句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思念家人之情,你們可以想像到。」全家人得知李克農還活著,都興奮不已,欣喜若狂。此後,李克農便常有家書寄回。   
    李克農就任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一職後,趙瑛和一家老少,步行來到武漢,終於得以和李克農團聚。以後隨著日軍進逼,趙瑛又跟著八路軍辦事處轉移到湖南、貴州和廣西。到桂林後,趙瑛決定將處於兵荒馬亂中的李冰接來。於是,就出現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恰好此時弋磯山醫院有一位家住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親,於是李冰便與他一道匆匆忙忙地登上從未坐過的火車離開了蕪湖。在上海車站,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伯伯將李冰接出了站。這位老伯伯,李冰小時候見過,他是和李克農交往甚密的共產黨員。   
    此時李克農已經就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由於日軍侵入雲南,滇緬路被封閉無法通過。李冰在上海住了兩個月後,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安排下,被送往香港等待時機。一個月後,李冰和其他一些海外華僑中的地下工作者們,在中共地下黨接引下,穿過日本及國民黨的嚴密檢查,從香港經九龍偷渡到廣東淡水,由惠陽進入內地。   
    一個多月的晝夜行走,終於到達廣西桂林,李冰見到了失散已久的父母。20歲的女兒此時此刻變成兩歲的小孩,一頭紮在媽媽的懷中,泣不成聲。   
    李冰在解放後長期從事腫瘤防治工作,是新中國腫瘤防治事業的優秀領導者和具體參與者,她領導組建了中國第一所腫瘤專科醫院及腫瘤研究所,成立了中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在組織上為全國的腫瘤防治研究進行了準備,為中國腫瘤防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回憶抗戰初期的這段經歷時,李冰充滿感慨地說:李克農等一批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默默無聞卻又最無私無畏的人,至今我對這樣的地下工作者還懷有特殊的感情。他們默默地不顧一切危險地奉獻著,有些就在敵人陣營而不為人知,或是受著嚴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屬也受盡牽連不能翻身。我是幸運者,又有什麼艱難委曲不能愉快克服呢?這也是我幾十年來的一種『動力』,是自我鬥爭中戰勝自己的力量。」革命,要面對犧牲。革命,同樣要能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 
營救關押的「政治犯」     
    1937年3月,李克農抵達上海,一方面治療眼疾,一方面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半公開的紅軍駐滬辦事處,聯繫中共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統戰工作。西安辦事處的工作交由李濤負責。大上海,又見面了!   
    時過境遷,景物依舊,往事歷歷在目,李克農心中不由地發出陣陣感慨。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經國民政府批准,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葉劍英、左權為正、副參謀長,任弼時、鄧小平為總政治部正、副主任。改編後,八路軍即開赴華北前線,深入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李克農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潘漢年、劉少文等人一起,在紅軍駐滬辦事處的基礎上,籌備「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   
    不久,辦事處正式成立。它設在上海福煦路多福裡21號(今延安中路504號),中共黨內同志都愛稱這幢兩層小洋樓為「李公館」,李克農、潘漢年、秘書長劉少文和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在這裡辦公。   
    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進行上層統戰、聯繫社會團體、恢復中共黨組織、運送物資器材、散發宣傳品和營救中共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出獄。   
    李克農在駐滬辦事處工作的時間不長,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的工作上,對每一個被國民黨關押的同志,他都做了極其細緻的調查研究,力求使營救工作卓有成效。中共傑出的文藝工作者夏衍,第一次和李克農見面,就是在辦事處的那幢小洋樓裡,也正是在那兒,他為李克農開展營救工作所花的功夫而折服。   
    那次見面,性格靦腆內向的夏衍,看見嚴肅的李克農,很有點緊張和拘束。但話匣子一開,夏衍不禁被李克農那平易近人的態度和風趣的談吐打動。   
    最令夏衍驚奇的是,李克農對文藝界的情況瞭如指掌,某人是哪個省的,某人在獄中用什麼別名,某人在上海有什麼社會關係,他都心中一本清帳。因為李克農正在做營救「政治犯」的工作,所以對每個人的情況一清二楚。這是詳細調查研究的結果。臨走時,夏衍向李克農道別,李克農讓他等一等,並對站在身旁的一個人打了個手勢。   
    「不用為我叫車,我離這兒很近。」夏衍誤解地趕忙謝絕。「不,不,」李克農說,「讓他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沒有『狗』。」停了一會兒,又加重語氣說:「聽說你是『福將』,在上海沒有被捕過。但是,越是這樣,越要當心。不要以為蔣介石會發善心,一邊在做,一邊在捉,即使國共合作了也要格外當心。」一席話,說得夏衍心悅誠服。   
    8月下旬,李克農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國民政府首府———南京,就任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駐滬辦事處的工作改由潘漢年負責。辦事處設在南京傅厚崗66號(今青雲巷41號)一幢小洋樓裡,是周恩來托關係租到的。葉劍英作為八路軍駐京代表於8月中旬先到。不久,增加了錢之光,他負責辦事處的軍需和財務工作。工作人員有童小鵬、夏之栩、熊天荊、張樾霞、王凱、王超等人。8月底,中共中央代表秦邦憲領著齊光、吳志堅、康一民、李白等來到南京,也參與了辦事處的工作。   
    為便於工作,辦事處又在高樓門29號(今高雲嶺29號)租了一座小樓,稱「處長公館」。   
    因對外聯絡的需要,李克農買了塊少將肩章。他還印有名片,上面赫然寫著:「陸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京辦事處處長」。   
    負責機要的童小鵬等人,也依樣辦理,買了少校肩章,搖身一變,成了少校科長。   
    這一招,在只重官銜不看人的國民黨官場,的確是行之有效的,給他們的工作帶來很多方便。   
    李克農接手工作後,營救和接待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的任務,就擺上了議事日程。他協助周恩來、葉劍英,想方設法,同國民黨當局據理力爭,從監獄裡營救和保釋出幾百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這中間,有從中央軍人監獄出來的黃文傑、劉順元、陳農菲、王鶴壽等人;有從首都反省院出來的張樾霞、樂於泓、張愷帆、李世農等人;有從老虎橋江蘇第一監獄出來的陳獨秀和赤色工會國際駐太平洋職工會的代表牛蘭、汪得利曾夫婦;有從和縣臨時監所釋放的喻屏、陳春林等人。   
    出獄的人一天天多起來。他們有的徑往外地,有的找到了地方住,更多的來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像迷失的孩子找到家,個個熱淚盈眶,興奮不已。   
    辦事處地方太小,李克農安排大家住進鼓樓一家旅館,辦事處派人登記、發錢、發衣服。出獄的人經過初步審查後,一部分由辦事處直接分配工作,大部分送往西安轉赴延安,總計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送延安的,約有七八百人,全都由南京辦事處買好火車票,分批組織起來,發給八路軍護照走的。對那些在監獄中表現不好的,就發給路費,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參加抗日。出獄的人員中,有的在監獄中沒有暴露身份,對他們,李克農總是想辦法安排打入國民黨營壘,繼續從事特殊工作。 
奮力救戰友     
    8月底從中央軍人監獄被營救出來的陳農菲,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29日,陳農菲和其他被營救出來的「政治犯」被送到辦事處來。周恩來、董必武和被大家稱為「參座」的葉劍英、李克農,親切地會見了大家。李克農操著一口濃重的安徽口音,笑瞇瞇地和這些老相識打招呼道:「我們又見面了!」   
    李克農和陳農菲詳談許久,當話題轉到陳農菲的工作安排時,李克農說:「農菲,你還  有一個比別的同志更有利的條件,要好好利用,這是花了代價換來的呀!」   
    「什麼有利條件?」陳農菲被李克農一番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不是和大家一同從監獄出來的麼?」   
    李克農看出陳農菲的迷惑,不動聲色地說:「你有你的有利條件。我看了你的判決書,上面有『被告堅決不承認有加入共產黨之事實……』嚴刑逼供你都不承認,以後任何時侯,只要是革命需要,你大可以搞你的革命的『不承認主義』,利用你原有的社會地位、社會關係,到他們那裡去進行工作。這呀,就是你的有利條件。要是承認了是共產黨,國民黨又是通報各地,又是照相、查指紋,再要隱蔽起來,可就難上加難了啊!」   
    「哦,原來……」陳農菲恍然大悟,但又稍有失望。   
    他本來是憋足了勁要上前線打鬼子的,經李克農這麼一說,只好答應說:「現在總算活著出來了,工作嘛,服從組織安排。」果然,陳農菲不久就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被國民黨政府參軍長呂超推薦給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受聘為國民黨元老們辦的《金陵日報》總編輯、代理社長。這家報紙正因為經營不善,銷路很少,處於奄奄一息的境地。   
    陳農菲拿不定主意,去請示李克農該怎麼辦。   
    李克農聽罷,高興地說:「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們黨要辦一張在國民黨地區公開發行的報紙,國民黨用盡一切方法與我們為難。我們的《新華日報》現在還是有人無報,潘梓年、章漢夫同志等只好打『太極拳』,國共合作的宣言,國民黨到今天還不公佈,八路軍出動的消息也一點透不出去,我們黨的主張不能與廣大群眾見面;假如這份報紙能在團結、抗戰、民主的原則下,總編輯有權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這需要與林森、呂超談清楚。」   
    接著,對與《金陵日報》有關的國民黨高級官員,李克農以行家裡手的口吻評點道:「林森這個人,我是瞭解的。他是國民黨元老,但對蔣介石的專橫,自己當傀儡主席,內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他曾說過:『我這主席不過是個監印官耳。』其實,這國民黨的大印,也只有蔣介石才管得住。呂超這個空頭參軍長更是毫無實權。現在,他們都想利用抗戰撈點政治資本。找你辦報,目的便在於此,因為他們知道你過去在四川辦報還有些成績。現在他們請你,不要不答應,也不要答應,要講點先決條件……」   
    李克農指點迷津,陳農菲茅塞頓開。   
    他去找了林森、呂超,談了自己就任總編輯的條件:不理睬國民黨中央黨部新聞雜誌檢查處每天對報紙大樣的檢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聽完說:「現在是舉國一致團結抗日,民主是要講的,只要避開反獨裁就可。漢群(呂超的字),請你打個電話給檢查處的那些人,《金陵日報》的大樣,每天我都會過目,用不著麻煩他們了。」   
    呂超則進一步對陳說:「大樣你看過就印,就說林主席和我都已過目。你就放手去幹吧。」一切順利。   
    陳農菲悉數上報李克農。李克農興奮而又帶幾分調侃的口氣說:「有時,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有的同志將複雜的事情想得那麼簡單,而有時又將簡單的事情考慮得過於複雜。國民黨其實就是這麼一個東西,我們要善於分析,懂得對什麼工作用什麼方法。他們不要我們辦報,可他們的主席卻請共產黨人去當編輯,我們的子孫恐怕也不會相信有這樣的糊塗事吧。」   
    說著說著,李克農激動地站了起來:「看吧!國民黨獨裁統治了十年,在他們的首都南京,即將出現一張為人民講話的報紙。」這張報紙凝結著李克農的心血。 
喉舌怒斥敵勢     
    為把這張報紙辦成中共宣傳抗日的喉舌,李克農就如何利用這張報紙,甚至如何組織稿件等,都向陳農菲一一作了指示。他還介紹同陳農菲一起蹲過監獄的何雲、周維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躍人物朱穆之,協助陳農菲辦報。陳農菲自己也專門約請上海文化界的一些進步人士為報紙寫稿,使這張原本死氣沉沉的報紙,大有起色,一時有洛陽紙貴之感。   
    「黨國喉舌」不知不覺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傳方面,《金陵日報》的出版,使中共在國民黨的首府有了一塊實際上的輿論陣地。同時,李克農還和葉劍英、博古等人,經常接見一些對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記者,特別是1937年9月八路軍115師在山西平型關殲滅日軍千餘人以後,八路軍在國統區名聲大震,許多人來辦事處打聽消息,辦事處一時應接不暇。李克農讓袁超俊買了一架油印機,將八路軍總部發來的戰報印發,並用不同方式通過進步或中間報紙在報上透露出去。陳農菲接手《金陵日報》不久,就在該報的顯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和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消息。   
    此外,對充斥於國民黨報刊之上的對共產黨、八路軍的誣陷和誹謗,李克農進行了堅決的抨擊。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標榜為「中性」的報紙———《新民報》,根據國民黨頑固派的造謠,胡編亂造地登出日寇已經打到了山西,而八路軍卻「游而不擊」,不知都到哪裡去了之類的誹謗八路軍的消息。   
    報紙擺在李克農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軍裝,紮起武裝帶,佩好少將肩章,威風凜凜,氣宇軒昂。   
    一個電話打到了《新民報》的辦公室:八路軍的李長官請報社總編速來辦事處,有要事相商。   
    總編到後,李克農手指著報紙,厲聲喝問:「總編大人,你說我們『游而不擊』,有什麼根據?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消滅了多少日軍,全世界都知道,你難道不知道?你這樣做想幹什麼?對其後果你負得起責任嗎?」   
    一串連珠炮似的問話,問得那位總編頭上直冒冷汗,一個勁地點頭說:「對不起!對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該報就登出了一條更正啟事。   
    事後,辦事處的同志對李克農說:「克公(大家對李克農的尊稱),您真有兩下子。」李克農笑著說:「這就是又團結又鬥爭嘛。」八路軍在全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所要解決的困難也越來越多。向國民政府領取軍餉、軍械和其他軍用物資;採購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所需物資,並運往陝西、山西等地,這些都是八路軍駐京辦事處的任務。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懷致電國民黨軍政部的電報說:茲派職路參謀長葉劍英為駐京代表,李克農為駐京辦事處主任,以後所部與職路之一切軍需、軍械等,概由該辦事處主任李克農負責署名領取,特電謹呈備案。   
    自那以後,凡是中共向國民政府爭取過來的軍用物資,都由李克農簽名領取。   
    物資匱乏的中共中央駐地延安,缺乏紙張、棉布和其他物資,這些大多是由駐京辦事處採購、運送的。戰爭期間,形勢相當混亂,火車車皮十分緊張,但在寧、滬一帶,共產黨、八路軍的威信很高,拿著八路軍的護照幾乎都能得到優先照顧。   
    11月12日,日軍攻陷上海,隨後兵分三路,向南京壓來。國民政府決定分別遷往重慶、漢口、長沙三處辦公,而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也決定分批撤往武漢。   
    李克農協助葉劍英為撤離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一是在京、滬、粵之間建立交通機關,以保證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聯繫能暢通無阻,並盡可能在敵占區建立交通機關;二是將從南京監獄營救出來的大批同志進行妥善安置和轉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國統區工作;   
    三是抓緊時間從上海搶運數百噸物資到西安;四是繼續著手準備《新華日報》的出版工作。   
    在辦事處撤離前,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本來,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與駐滬辦事處之間經常有聯繫,李克農指派上海他的學生宋季仁擔任兩地之間的交通。撤離前,李克農交給辦事處的王凱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讓他在家中待宋來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務去了漢口,並已在漢口獲取了這份文件,就沒有再來找王凱。南京淪陷後,王凱歷經千辛萬苦,才躲過了日本軍隊的魔爪,他將文件藏在褲襠裡,帶著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尋找宋季仁。但怎麼也找不到,只得回家鄉———福州,後來經過輾轉才重新找到黨組織。   
    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確需要有鐵的紀律。   
    12月初的一天,葉劍英、李克農、負責機要的童小鵬、袁超俊、吳志堅和負責廣東、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機王應絮一共7人,分乘兩輛舊車,從南京經蕪湖、南昌、長沙前往武漢。這兩輛舊車,原是李克農在10月間於上海用700元買的,逢上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難以租到汽車,這兩輛舊車就派上了用場。司機王應絮,本來在出租汽車公司工作,此時自願留下為八路軍開車。   
    一路上,難民擁擠不堪,道路崎嶇難行,大家乘坐的兩輛被戲稱為「爛背騾子」的舊車,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長沙。到了長沙,兩輛「老爺車」便說什麼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車,其餘的人改乘小火輪趕赴武漢,於12月10日左右抵達漢口。 
第四篇     
    一頭是機要科,一頭是電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內。情報、電報看完即毀,不得存檔。對違反命令的人,李克農是要發火的。   
    一次,機要員朱軒正在值班,忽然日機轟炸的警報拉響,樓裡的人紛紛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軒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裝文件的密碼箱躲進了法租界。   
    事情讓李克農知道了,他大發雷霆,將朱軒狠狠地訓了一通,並命令:以後遇到日機轟炸時,值班機要員只能提著密碼箱在底層樓梯下躲避,不准出門。令行禁止,誰也不敢犯禁了。對觸犯情報紀律的事,李克農決不手軟。 
抓機要保衛周恩來     
    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這是李克農新的工作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二省政治局會議」,決定:為領導南方各省中共黨組織開展工作,於漢口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在公開機構———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內秘密辦公,辦事處處長為錢之光。剛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和中共代表團的負責人,分管統一戰線工作,董必武負責民運工作,鄧穎超負責婦女工作,李克農  擔任長江局秘書長。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此時也住在武漢。   
    作為中共和八路軍設在國民黨管轄區的一個公開辦事機構,武漢「八辦」一時成為愛國進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燈。以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李克農等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辦」人員,個個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這種精神風貌,給來來往往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實甫」的作者,在《抗戰》雜誌上發表文章說:「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會客室是一間小房子,陳設簡樸,沒有沙發和椅子,僅當中有一茶几,四周放著幾把小圓形凳子,進門的右邊牆上,掛著兩幅五彩的國恥表:一是關於不平等條約的,一是關於喪失國土的,顯示著這裡是一些為民族解放而苦鬥的戰士居住的環境。」   
    「八辦」的環境很艱苦,而面臨的形勢卻又十分複雜。當時的武漢,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產黨,又有國民黨;在共產黨內,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又有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身為秘書長的李克農,在這種情況下工作,除了堅持原則,顧全大局,還要照顧各方,小心謹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盡可能地照應到。   
    李克農常說自己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由於工作繁重,李克農的身體越來越差。   
    武漢時期,國民黨採取改善國共關係的一個重大措施,是邀請周恩來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8年初,蔣介石為適應抗戰需要,改組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設立了政治部。為撐起門面,蔣介石力邀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部長由陳誠擔任)。周恩來再三推辭未果,報經中共中央同意,走馬上任了這一重要職務。   
    蔣介石在邀請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的同時,還邀請了從日本回國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第三廳主管宣傳工作。郭沫若是當時屈指可數的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1926年北伐戰爭時,他曾擔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總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堅決反對蔣介石,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戰爆發後,他回到上海,恢復了黨的秘密關係。此時蔣介石邀請郭沫若任職,顯然是為了利用他的聲望為其羅致人才。   
    三廳成立後,郭沫若請著名戲劇家、中共黨員陽翰笙做他的主任秘書,協助制定編製、安排人事和計劃。按政治部規定,廳以下設兩個處,每處三個科。在籌備中,蔣介石下達「手令」,第三廳還要設立一個對敵宣傳處,這樣就成了三個處。其中,第五處主管動員工作,中共秘密黨員、文化名流胡愈之任處長;第六處主管藝術宣傳,著名戲劇家田漢擔任處長;第七處主管對敵宣傳,由范壽康任處長。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張志讓、洪深、杜國庠、馮乃超、史東山、應雲衛、馬彥祥、冼星海、張曙等都參加了進來,真是群賢聚會。   
    在長江局裡,周恩來無疑是最為忙碌的一個人。政治部設在武昌,而他則住在漢口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裡,每天上午9點前就要趕過長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過江回到漢口來,處理許多急待處理的事情,晚上9點多了還要召開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的聯席會議。由於會議討論的問題既多且雜,常常開到深夜,有時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結束。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還得起草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或是審批李克農交來的情報,有時還要找同志談話。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時天亮才能休息。   
    為了配合周恩來的工作,李克農的作息時間也沒有了規律。李克農原來住在長江局內,後來趙瑛帶著孩子們從安徽來到武漢,辦事處的錢之光處長安排他們一家到原來董必武住的安仁裡去團聚。   
    這個情況,周恩來起先並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訴他。臨時有事就派車請李克農到辦事處來,由於周恩來事情特別多,常常叫李克農到童小鵬的房間裡等著。待到周恩來同其他同志談完話後,東方既白,周恩來疲勞不堪,就叫李克農明天再談。李克農只得白等一夜,這已經是常事了。   
    照例,情報和機要工作由李克農主管。具體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張唯一、陳家康負責情報工作,童小鵬負責機要工作。童小鵬此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兼機要科長。 
嚴厲的工作制度     
    一頭是機要科,一頭是電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內。情報、電報看完即毀,不得存檔。對違反命令的人,李克農是要發火的。   
    一次,機要員朱軒正在值班,忽然日機轟炸的警報拉響,樓裡的人紛紛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軒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裝文件的密碼箱躲進了法租界。   
    事情讓李克農知道了,他大發雷霆,將朱軒狠狠地訓了一通,並命令:以後遇到日機轟炸時,值班機要員只能提著密碼箱在底層樓梯下躲避,不准出門。令行禁止,誰也不敢犯禁了。對觸犯情報紀律的事,李克農決不手軟。   
    為這,他還和陶鑄鬧出過一段「大水沖到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的趣事。   
    長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處———漢口府西一路安仁裡2號「董公館」架設了一個秘密電台。一天傍晚,李克農來電台檢查工作,剛剛走到電台房門口,朦朦朧朧中,忽見一人大搖大擺地朝電台門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鑄。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辦」從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裡營救出來的,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   
    李克農沒見過他,以為是壞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攔,陶鑄看見一個戴眼鏡的陌生人擋他的道,當即發起火來,非進不可。一個堅決不讓進,一個非進不可。一個脾氣倔,一個倔脾氣。   
    結果,兩個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來。李克農的眼鏡被打掉在地。聞訊趕來的同志急忙拉開,作了介紹,李克農和陶鑄二人正在狼狽不堪之際,一經點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來。   
    這段時間,李克農工作很順利,心情也很愉快。因為這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好時期,在中共全面抗戰的旗幟下,武漢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長江局和武漢「八辦」一起,積極領導、組織和推動民眾愛國運動的發展。   
    1938年7月7日,為籌集錢物,支援抗戰,以實際行動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一週年,在以郭沫若為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的具體組織下,武漢地區掀起了群眾性的「獻金」熱潮。為吸引群眾,三廳在武漢三鎮設立了五座固定獻金台,每座獻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還有三座流動獻金台,設在卡車上,進行流動獻金。   
    中共代表團和武漢「八辦」代表到江漢輪渡口獻金台參加捐獻,這裡的台主是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女士。由於李宗仁在3個月前,指揮了著名的台兒莊戰役,現在又是保衛大武漢的主力部隊指揮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現,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輪渡的人群,自動集中到獻金台前,紛紛捐錢。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周恩來獻出了自己擔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一個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除代表中共獻出1千元外,又各自獻上250元。李克農也來了。他首先代表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交上公函一份,並獻現金1千元。公函上寫著:   
    頃奉朱總司令自山西來電,囑將八路軍在「七七」抗戰建國週年紀念日素食所節省的全部菜費1千元,代獻作慰問抗戰軍人家屬及救濟被難同胞之用。   
    接著,李克農把葉劍英、錢之光、李濤、羅炳輝、邊章伍和自己一個月的薪金也獻了出來。   
    「八辦」的其他工作人員———童小鵬、廖似光、龍飛虎、巴方廷等,也獻出自己一個月的薪金。   
    裡三層外三層的圍觀群眾,以熱烈的掌聲來表示對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日見提高,蔣介石則忐忑不安,心有餘悸,他命令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嚴加防範。   
    戴笠,號雨農,小名春風,1896年出生於浙江省江山縣。民國初年,他混跡於上海交易所,結識了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等人。起初,他們視戴笠為小癟三,讓他幹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類的雜務。後來,戴季陶打聽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鄉,便對他多了一份關心。   
    一次,戴季陶問他讀沒讀過書,以後想幹些什麼。   
    戴笠看到蔣、陳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後必將會在政壇上有所作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陳英士、徐錫麟一樣,幹得轟轟烈烈。我受過中學教育,當過團丁當過兵,現在打流(指找不到職業,到處流浪)打到上海來了。」   
    一席話說得戴季陶對戴笠另眼相看起來,戴笠也相機老於世故地改口稱戴季陶為戴叔叔。蔣介石見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後也吩咐戴笠幹些事。   
    戴笠幸遇蔣介石,改變了他一生的經歷。而他以後的發跡,也得力於蔣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漢車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把李克農叫到辦公室,交給他一個重要的任務,去武漢火車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須迎到,不能空手而歸。   
    這位神秘的人物是誰?———張國燾。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921年出席過中共「一大」,是建黨的12名創始人之一。1930  年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回國後,先後擔任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副主席等職,領導紅四方面軍和國民黨軍作戰有過戰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紅軍長征途中,身為紅軍總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他,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竟然無視中央北上決定,擅自率領紅四方面軍向川、康地區退卻,並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圖分裂黨、分裂紅軍。在陝北,為挽救張國燾,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但此時的張國燾,雖然口頭上承認了錯誤,內心卻早已和黨同床異夢,插翅飛往武漢蔣介石身邊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華民族思親祭祖的清明節,為表合作抗戰之決心,國共雙方約定派代表去陝西中部縣(今黃陵縣)合祭黃帝陵。國民黨政府代表是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而中共代表則是張國燾。   
    祭陵完畢,張國燾撇下秘書和警衛員張海等人,一頭鑽進蔣鼎文的小車直奔西安。張海負警衛之責,只得跟著後面西北行營憲兵隊的汽車,同往西安。   
    在西安,張海打聽到張國燾已經住進了國民黨高級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兩天後,張國燾買好了去武漢的火車票。上午臨上車前,張國燾讓張海打電話告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林伯渠聞訊速往車站,對張國燾不經中央批准、擅自行動給予了批評。張國燾煞有介事地說:「我到武漢,是同蔣介石面談統一戰線問題,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勸阻無效,見事已至此,當即指示張海隨同前往。回到辦事處後,林伯渠馬上電告中央,同時又和武漢的周恩來取得聯繫,告訴張國燾去武漢的車次和時間,要武漢「八辦」派人好好「迎接」。   
    任務交給了李克農。   
    周恩來告訴他,一定要在武漢車站截住張國燾,然後做工作說服他,希望他留在黨內,不要做出叛黨的事來。最後周恩來加重語氣說道,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農受領任務後,深感責任重大,反覆考慮萬無一失的行動方案。他與吳志堅、童小鵬、邱南章等商量,萬一遇上國民黨特務阻攔甚至劫持怎麼辦?對,帶上手槍。4月8日上午,武漢大智門火車站。   
    一列列火車南來北往,上下火車的人流熙熙攘攘。兩輛小車馳進火車站,李克農帶著總務科長邱南章、童小鵬和吳志堅等四人,從車上走了下來,逕往各個出口,等候張國燾「大駕光臨」。西安發出的列車來了。他們警覺地打量著每一個下車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張國燾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終沒有出現。「是不是在車上沒下來啊?」童小鵬問道。   
    李克農想了一會兒,說:「好吧,小鵬你在這裡盯著,我們三人到列車上看看。」說罷,三人跳上了車。   
    三雙銳利的目光,沿著車廂挨個搜索,終於,在靠後的一節車廂裡,找到了張國燾。   
    張國燾斜躺在座位上,歪著腦袋,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張海已被特務繳了手槍,坐在對面。兩邊緊貼著兩個國民黨便衣特務,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來接應。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禮貌地說:「張副主席,你來了,李秘書長帶著兩輛小車來接你,周副主席請你到辦事處去住。」張國燾猛然看見李克農一行,他深知李克農來此的用意,臉一沉,色厲內荏地說:「我不要他請,我來武漢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說完,急忙跟著兩個特務往車下溜。   
    李克農見狀,不便強迫,因為張國燾職務還在,只得叮囑邱南章說:「你和吳志堅一定要跟著他,我們先回去向周副主席匯報。」李克農向周恩來匯報後,又迅速找到張國燾。由於李克農的勸阻和邱南章、吳志堅等人的嚴密監視,張國燾一時間毫無辦法。他氣急敗壞,卻又無計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漢「八辦」安排住處。不過,他死活不願住在辦事處內,最後安排住進了太平洋飯店。 
張國燾洩密     
    為防張國燾向國民黨洩露中共機密,李克農悄悄地讓張海將他的行李搬到了「八辦」,很可能,裡面裝有中央重要機密。果然,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後,還派人到「八辦」要過行李,這,當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4月17日,周恩來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來張國燾,嚴肅地對他說:「中央的意見有三條:一、改正錯誤,回黨中央工作,我們最希望是這樣。二、可以向黨請假,休息一段  時間。三、自動聲明脫黨,否則宣佈開除你的黨籍。」張國燾聽完,面無表情,初衷不改。   
    當晚11點左右,在國民黨軍將領胡宗南手下一夥特務的協助下,張國燾倉皇逃離住所。   
    張國燾就這樣背叛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   
    張國燾出走後,負責監視的邱南章立即電話告知李克農,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冷靜地說:「張國燾不思悔改,遲早是會走上這條路的。」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後,被安排進入軍統內部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務頭子戴笠對張國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著張國燾能利用自己過去在共產黨裡的地位和關係,對中共的組織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陰謀活動。   
    張國燾提出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自己親自培養對付共產黨的專門人才,戴笠馬上為他挑選人馬;張國燾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按照他的計劃辦理。總之,張國燾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一時成了戴笠手中的紅人。   
    哪知一年過去了,張國燾的計劃無一兌現:訓練班畢業的學生分配無著,只辦了兩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於中共嚴加防範,成績幾乎等於零。張國燾束手無策,戴笠則大發脾氣:「這傢伙(指張國燾)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就這樣,可以對付得過去!」這以後,軍統原來給張國燾的一些優待也漸漸取消,連以前配給張國燾的一輛專用汽車,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張國燾的軍統人員暗地裡為張國燾「鳴冤」:「戴笠罵張國燾不肯為軍統賣力,實在是有點冤枉。他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成績來。」   
    張國燾在軍統一直過著坐冷板凳的受氣生活,時常搖頭歎氣,心情鬱悶不堪。   
    1948年冬,張國燾逃到台灣,在台北租了一間房住下。由於此時的張國燾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國民黨既不給他工作,又不給他生活費,甚至連房子也被國民黨官員強佔。1949年冬,張國燾攜妻兒移居香港,化名「凱音」,參加了由顧孟余等人組織的所謂「第三勢力」的活動,並投靠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販賣一些過時的「中共資料」,以資餬口。   
    1956年,張國燾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話,表示想回大陸。中央轉告張國燾,只要他能在報上公開承認錯誤,就可以回國。但這一要求遭到張國燾拒絕。   
    60年代,張國燾接受美國肯薩斯大學約請,用四年時間寫出了一部90餘萬字的《我的回憶》,書中對中共歷史和中共領袖進行大肆歪曲和誣蔑。肯薩斯大學在其寫作期間每月給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費」。書稿先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1966年正式出版。這些稿費收入,就成了張國燾晚年主要的生活來源。1968年,張國燾、楊子烈夫婦由香港遷往加拿大多倫多。1977年,80歲的張國燾因患中風,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將其送到教會慈善機關辦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晚,張國燾因蓋的毯子滑掉床下,又無人護理,凍死在床上,魂斷異域他鄉,時年82歲。 
桂林「八辦」     
    1938年8月以後,日寇以30萬兵力沿長江兩岸大舉西進,黃梅、廣濟、九江、馬當相繼失守。10月,日寇從水上和陸路三面包圍了武漢,武漢三鎮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在《新華日報》上登載重要啟事:本處奉命遷湘,凡一切信件及臨時事宜,請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號新華日報編輯部接洽,電話號碼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這以後,武漢「八辦」在周恩來的指揮下,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搬遷。   
    10月22日下午,李克農和潘梓年率領「八辦」和《新華日報》社的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租來的輪船「新升隆」號由長江撤離。由於該船噸位小,《新華日報》報館的印刷設備和紙張把底艙全部塞滿,李克農他們一百來號人坐在船上,顯得異常擁擠。臨行前,岸上忽然擁來幾十名無錢買票的難民,送行的周恩來看不過去,也讓他們上了船。這一下,這艘小船人滿為患,嚴重超載,行駛相當緩慢。   
    10月23日,當船行至嘉魚燕子窩附近時(現屬湖北省洪湖縣),突然遭到4架日機的襲擊,「新升隆」號被炸起火。碰巧李克農和夏之栩等人上岸辦事,得以大難不死。當他們返回時,船體已被淹沒在水中,江水頓成血色,四周哭喊聲震天動地。   
    「八辦」工作人員張海青、趙興才、徐挺榮等人和《新華日報》社的工作人員共16人遇難。李克農強忍悲痛,一面安撫和救濟脫險的群眾,一面組織和鼓勵倖免於難的同志們,振奮精神,繼續前進。   
    李克農一行輾轉長沙、衡陽,於11月中旬到達桂林。李克農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處長一職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間,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就作出決定:武漢失陷後,在重慶、桂林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為此,「八辦」副官劉恕,偕同黨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進行籌備。   
    劉恕到桂林後,先是租用桂北路138號「萬祥醋坊」老闆黃曠達的一幢兩層樓房作為辦公用房,以後又在城北靈川縣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幾間農民房屋作為電台、倉庫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來在撤離武漢到長沙的路上,巧遇國民黨副總參謀長、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周恩來告訴他,中共將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已派李克農擔任主任(即處長),請白允予協助。白崇禧當即答應。這樣,國共雙方實際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辦事處的問題,達成了口頭協議。   
    李克農率領大批人馬抵達桂林後,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就正式開始了工作。桂林「八辦」對外的名稱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桂林辦事處」或「第十八集團軍桂林通訊處」。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綠的江水聞名於世,而在1938年冬,武漢、廣州相繼淪陷以後,隨著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桂林又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聯繫華南、華東、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國民黨中央同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首的桂系軍閥矛盾錯綜複雜的地域,也是中共堅持持久抗戰的一個重要據點。   
    抗戰初期,桂系的態度比較開明,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曾說:「現在日本人雖然打下了武漢,但蔣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犧牲我們,所以必須提防,多與反蔣和反對和談的人緊密聯繫。」這個聯繫的橋樑之一,就是著名的「廣西建設研究會」。   
    該組織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職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會長,白崇禧、黃旭初為副會長。白崇禧指派廣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為延攬了一批進步人士、著名學者,充實這一組織。   
    「廣西建設研究會」表面上是個學術研究團體,實際上是個與各種勢力密切聯繫的政治組織。千家駒、胡愈之、張志讓、陽翰笙、范長江、李達、歐陽予倩、楊東蓴、夏衍、金仲華、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會聘請的研究員。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壯大自己的政治聲勢,亮出一塊廣西進步的金字招牌。但這樣一來,不少專家學者、文學家、藝術家與各界民主人士相繼聚會桂城,客觀上使這裡的抗日民主救亡運動異常活躍,逐漸確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農領導的桂林「八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工作的。辦事處人員精幹,事務繁重,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組織與開展、抗日民族救亡運動與南方文化運動的推進、八路軍與新四軍後方的供應運輸工作、各地人員來往交通、與香港及海外的聯繫、後方烈屬及抗屬的救濟等等,都在李克農的親自主持下,積極而又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機要秘書謝和賡     
    以李、白、黃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辦」進行統戰工作的重點。周恩來、葉劍英等已對他們做了很多工作,李克農在這一基礎上,以公開合法的身份,經常與桂繫上層人物接觸,和他們交上朋友,宣傳中共的統戰方針。   
    李克農新官上任,首先拜會了廣西省長黃旭初。   
    雙方寒暄過後,黃省長有意無意地問李克農:「李主任,不知我們廣西有沒有共產黨活動?」   
    李克農詼諧而機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會找你們的麻煩。如果說沒有,那是在騙你,我本人就是嘛!」黃旭初默然無語,似心有疑忌。   
    李克農坦率地說,共產黨在廣西的活動,目的是支持廣西的團結抗戰,決不會干涉廣西的內部事務,也決不會挖廣西的牆角,請黃省長放心。黃旭初點頭稱是。   
    李克農對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從不放鬆。   
    1938年10月,以總編夏衍為首的《救亡日報》同仁,在戰火紛飛中離開了廣州,經肇慶、柳州來到桂林。夏衍原定於11月8日隻身赴長沙向周恩來和報社社長郭沫若請示報紙復刊後的指示。臨行前,夏衍來向李克農辭行。   
    李克農建議,為爭取報紙在廣西的「合法」地位,讓桂系當局安心,應先去走訪黃旭初省長。   
    言之有理。夏衍在動身前,先由劉仲容陪同去拜訪李任仁老先生,然後由李任仁陪同對黃旭初作「禮節性」的拜訪。   
    11月12日長沙大火後,徐特立從衡陽來到桂林,轉往重慶。李克農也請千家駒介紹徐特立去看望黃旭初。   
    中共態度如此真誠,國民黨廣西當局疑慮頓消,欣然表示願同中共合作。   
    黃旭初兼任校長的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就是雙方合作的一個典型。該校建設之初,辦學人才奇缺。黃旭初提出聘請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黨員楊東蓴擔任教育長。   
    楊東蓴請示李克農同意後,擔任該職。徵得黃旭初認可後,楊東蓴掌握了該校的實際領導權。李克農還抽調了40多名中共黨員到該校擔任各級領導職務,主持政工、教學等工作,並建立了兩個黨支部。學校開辦兩年,不僅為廣西當局培養了一批幹部,而且還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這些人對推動廣西的群眾救亡運動,貢獻不凡。   
    為配合公開的統戰工作,李克農還經常通過在國民黨的黨、政、軍中任職的中共秘密黨員和與中共有關係的人,對桂繫上層人物進行統戰工作。   
    國民黨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就是其中的一位。謝和賡早在1926年年僅14歲時,就在其兄謝鐵民的影響下,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華北黨組織派他赴察哈爾(轄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馮玉祥西北軍擔任吉鴻昌的秘書。察哈爾抗戰失利後,華北黨組織又派他回廣西從事桂繫上層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謝和賡通過其同鄉、同學馬仲孚的引薦,當上了白崇禧的機要秘書。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國民黨軍副總參謀長,謝和賡隨同前往,同時擔任了國民政府的秘書。   
    作為白崇禧機要秘書和國民政府的秘書,謝和賡的主要工作是在國民政府秘書長張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務和做會議記錄。由於他經手多種文電和材料,對國內外、前後方的情勢,瞭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斷思考,常常會產生一些有關抗戰的新想法來。抗戰以來,國民黨軍在淞滬會戰中,損兵折將,損失慘重;華北前線,70萬國民黨部隊兵敗如山倒;太原前線,國民黨軍防線岌岌可危,而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對日作戰,屢建奇功,原因何在?謝和賡不時思索著這個問題。終於,他有了答案:對日寇採取運動戰和游擊戰的作戰形式,這才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不二法門。   
    謝和賡將他的這個想法寫成了厚厚的一篇長文,題目是「全民軍事總動員綱領與展開全國游擊戰爭之方案」,並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參謀總長機要秘書並大本營秘書謝和賡呈何應欽參謀總長、白崇禧副參謀總長核呈蔣介石統帥」。   
    這篇長文送呈後,贏得一致好評。白崇禧還根據該文的主要內容,總結出後來成為他戰略名言的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謝和賡親自把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交到了李克農手上,請他轉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   
    周恩來看完這份材料,高度重視,在上面劃滿了記號和眉批。一天,謝和賡來到辦事處,周恩來當著李克農的面誇獎道:「和賡,沒想到你在察哈爾只有很短時間的作戰經驗,而能寫出這樣具體的綱領和方案來,確實難得!」李克農也走過來,笑著說:「你這個小鬼,還真行!」   
    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對謝和賡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謝和賡為上校。 
謝和賡和王瑩的愛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給謝和賡一項任務,讓他起草一個題為「軍隊政工與群眾政工之關係」的講話稿,供他在召開國民黨軍師以上集訓團會議時演講之用。謝和賡接到任務後,三天三夜沒合眼,擬出了初稿。為確保穩妥,他將稿子交給了李克農,請他轉呈周恩來校閱。   
    次日,當他取回原稿時,只見周恩來將其中指責國民黨軍脫離群眾等過火語句約兩千多字給刪除了。謝和賡心裡很激動,一旁的李克農說:「你看看,恩來刪掉的都是本著白崇禧  的地位———軍訓部長,而不是副總長的地位指責政治工作的失誤……」謝和賡連連點頭:「我也看出來了,改得太好了。感謝恩來同志呀!也感謝你!」   
    後來,謝和賡在見到李克農時,又談起這件事時,李克農還笑著說:「你看看,有恩來做你的『改文老師』,這恐怕是一個兩黨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蔣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們也料想不到啊!你真幸運,有黨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謹慎而沉著,你的工作一定會成功,『戰無不勝』是我黨對中國革命的最大信心,我們每個做地下工作的人,都應該有這種信心!」   
    和李克農有著長期秘密聯繫的謝和賡,此時在桂林,更直接受李克農領導。當然,這種關係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屬於中共黨內的高級核心機密。除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少數中共高層領導,任何人也不清楚謝和賡的真實身份。   
    一天,白崇禧叫來謝和賡,爽快地對他說:「和賡,你一直幹得很不錯。任上校也有一段時間了,我想派你擔任省黨部書記長兼綏署政訓處副處長,授你少將軍銜,你看如何?」對此,謝和賡早有耳聞。桂系少壯派潘官之、邱昌渭等對他「緊跟白崇禧」早已不滿,在李宗仁面前吹過風,建議將謝和賡提升為「少將」,明升暗降。   
    謝和賡心想:周恩來對自己的要求是「無論如何也要留在白崇禧的身邊」,離開了白崇禧,也就是離開了桂繫上層,這是中央所萬萬不許可的。想到此,他靜靜地說道:「副總長,對於您的知遇之恩我萬分感激。但我不願意離開副總長,您不是要我重視全國的回教工作嗎?這比什麼都重要啊!」   
    原來,謝和賡曾經以白崇禧機要秘書的身份,借辦「西北戰時巡迴教育班」為名,向綏、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宣傳白崇禧的思想主張,聯絡馬鴻逵、馬步青等人,以組成聯合回教勢力,和蔣介石構成某種程度上的抗衡,實現白崇禧做「中國凱末爾」的幻想。   
    白崇禧聽謝和賡這麼一說,遂不再勉強:「好吧,我看你還是留在我身邊好一些,你講的這些,由我向德公(李宗仁)報告好了。」事後,謝和賡向李克農作了匯報。李克農聽後,十分高興地說:「和賡,你可真聰明,你這才是真正執行了周公(周恩來)對你的指示,『無論怎樣,也要跟在白的身邊!』」   
    謝和賡還有一位美麗俊秀、多才多藝的妻子,藝術大師徐悲鴻曾多次稱讚她為「中華女傑」。她,就是影星王瑩。   
    王瑩,1915年生,安徽蕪湖人,和李克農是同鄉。她早年生活坎坷,歷經磨難,但心懷大志,很早就參加了革命,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周恩來譽為「我們黨裡不多的少年黨員之一」。她早年投身藝海,以其卓越的才華,嶄露頭角,成為著名的演員。抗戰爆發後,上海救亡演劇二隊成立,著名劇作家洪深任隊長,金山任副隊長,王瑩任隊委,受以郭沫若為廳長的政治部三廳的領導。武漢淪陷後,隊長金山和王瑩一起率隊來到「文化城」桂林。   
    金山,1911年生,祖籍江蘇蘇州。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被認為是同趙丹齊名的著名男演員。他也是李克農手下的一位奇兵。桂林的謝和賡,身為國民黨上校軍官,儀表堂堂,氣度不凡。而不幸的個人婚姻卻在時時煎熬著他,真是度日如年,痛苦萬分。王瑩來了,給他帶來了青春、熱情和希望。   
    隨著不斷的接觸和瞭解,謝和賡對這位著名的女演員由尊敬而轉為愛慕,王瑩也對這位風流倜儻的謝秘書充滿了好感。   
    謝秘書人品不錯,可畢竟是個國民黨軍官啊!自己是個中共黨員,怎麼可以……念及此,王瑩又處於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進退維谷。   
    李克農幫忙解開了這個結。 
平生最愛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敵演劇隊二隊受中共委託,準備組建「中國救亡劇團」,到南洋去向華僑宣傳國內抗戰形勢,號召愛國僑胞以財力、物力支援前線抗戰和後方難民。但這需要向白崇禧申請出國護照以及批發旅費。   
    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謝和賡頭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劇團的申請報告上,大筆一揮「照此辦理」,一大筆款子就到手了。手續辦妥後,興高彩烈的謝和賡帶著批示原件,  去找王瑩和金山二人過目。   
    正當謝和賡拿著批件,坐車向二隊駐地象鼻山駛去時,忽然,在北門至南門的大馬路上,謝和賡透過車窗發現了身著長衫的李克農,只見他和王瑩、金山一起,正有說有笑、大搖大擺地走過來。   
    「千萬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處長的關係!」謝和賡知道,自己和李克農的關係,中央有明確指示,決不能暴露給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機急轉彎。   
    可到處是人流,汽車無法掉頭。   
    無奈,謝和賡只好歪著頭,假裝沒看見他們。可被稱為「只眼先生」的李克農,這時眼睛卻尖利起來,一眼認出了車上坐著的他。李克農的沉穩老練、認真嚴謹是出了名的,這時,卻因一時激動,打著手勢向謝和賡走來。   
    謝和賡只好磨蹭著下了車。李克農上前和他熱情地握手,那種親熱勁兒,完全是黨內同志之間所獨有的。一旁詫異的王瑩和金山頓時恍然大悟:原來謝秘書和八路軍的李處長是一個戰壕的戰友!謝和賡忙把白崇禧的批復拿給大家看,三個人都很高興。王瑩見白崇禧特批給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農請示該怎麼辦。李克農說:「既然白崇禧如此優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從命,還是接下來為好,拒絕,反倒會引起人家不快。」臨分手時,李克農對謝和賡說:「你穿梭式的聯絡,好辛苦喲!劇團能這麼快就組建成,我看該給你記頭功啊!」   
    王瑩也用蕪湖話親熱地說道:「謝謝你,活根同志!」(蕪湖話將「和賡」念成「活根」)   
    從此,兩人神秘的面紗一抹而去,真心相愛了。   
    而李克農呢,因為「糊里糊塗」地當了回紅娘,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因在王瑩、金山面前暴露了謝和賡的真實身份,而受到當時正在桂林的周恩來、董必武的批評。   
    批評理所應當,而李克農和謝和賡夫婦的友誼卻保持終身。以後,他們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國。1949年12月,謝和賡夫婦歷盡艱辛,輾轉從美國歸來後,李克農親往拜訪,並一再叮嚀王瑩把在美國受迫害的實況寫下來,促成了王瑩著名的自傳體小說《兩種美國人》的問世。   
    1957年春,謝和賡被錯打成「右派」,王瑩遭受重大的政治壓力。李克農又兩次來到香山王瑩的住所,勸慰王瑩。   
    真情一片,使王瑩很感動,她曾寫了一首小詩,以表心意:教導莫忘周董葉,熱忱關懷有克農。   
    平生最愛是「九秘」,(「九秘」指謝和賡———編者)萬苦滴甘也相從。   
    李克農的為人,可見一斑。 
《救亡日報》     
    受職務所限,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有時活動起來並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這個工作,落在了桂林行營參議、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劉仲容頭上。劉仲容,留俄學生,很早就與中共取得了秘密聯繫。「西安事變」前夕,他奉周恩來之命,從延安秘赴南寧,通過他的留俄同學王公度引薦,拜會了李宗仁,向其傳達了中共團結抗日的方針以及願與桂  系真誠團結的意願。抗戰開始後,劉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邊工作,擔任了桂林行營參議。這,也是李克農在武漢時給他下達的指示。   
    白崇禧讓劉仲容負責桂林行營的對外聯絡工作,事情不多,這給他充當謝和賡與李克農之間的聯繫以充分的「自由活動」時間。劉仲容的辦公地點離桂林「八辦」很近,他和李克農之間,除了因公務有所接觸外,還經常秘密來往。   
    李克農非常注意劉仲容的安全,經常提醒他遇事不可驚慌,要冷靜沉著,提高警惕,並送給他一把左輪手槍,以防不測。劉仲容每次去李克農處接頭,李克農總是派人布哨,嚴防走漏風聲。李克農直接領導下的中共地下黨員,還有三青團廣西支部組訓組組長周可傳、解放後曾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兼交際處長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從延安來到桂林後,李克農指示周可傳將其引薦給廣西綏署政治部主任程思遠,擔任了綏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長。一個又一個中共秘密黨員被安插進國民黨營壘,李克農有了許許多多靈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臨,常有人力黃包車停在「八辦」門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閃進大門。通過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農搜集到了許多重要情報,瞭解到桂系對中共的政策和態度,及時制定對策,使中共統戰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裡出現了抗日救亡的蓬勃發展的局面。   
    一時間,只有六七萬人口的小小桂林,成為大西南後方的一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中心。一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雲集桂林,人數達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國知名的作家、詩人、畫家、戲劇家、音樂家、科學家、學者有二百多人。他們在中共領導下,出版報紙,開辦書店,創作文藝作品,造一時之聲勢。影響最大的團體有國際新聞社、《救亡日報》社和文化供應社,它們被稱為桂城三大進步社團。   
    《救亡日報》社的總編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農就結識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報社全體同仁從廣州撤至桂林後,當晚就去見李克農,聽取他的指示。李克農建議他們一面爭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籌經費,盡快復刊。夏衍表示,不願意和國民黨那些無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農說:「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罵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那才是你應盡的本分。要把報辦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長些,要多聽、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認清這個時期,這個地方,在這裡,和菩薩要打交道,和惡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們個個都怕髒……」李克農爽朗地大笑起來:「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報》在桂林正式復刊。   
    由於報社人員大多是耍筆桿子的,對經營並不在行。應夏衍的請求,李克農介紹善於經營的翁從六擔任經理,負責報社的印刷、發行及經濟工作。以後,翁從六被調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農又介紹《新華日報》的張爾華接替。   
    李克農很注意對報社工作的指導,凡是涉及到辦報原則和方針的事,他總是堅持己見,沒有絲毫妥協。   
    一次,《救亡日報》發表了一篇國際時事分析文章,出現了政治性錯誤。李克農發現後,跑到編輯部和夏衍長談了四五個小時。他嚴肅地說:「《新華日報》被扣得厲害。西南、東南乃至香港,都把這張報紙看作是黨的外圍,代表共產黨講話,那麼你想想,把這麼嚴重的國際問題作了錯誤的分析,對外面會引起多麼壞的影響!」   
    隨後,李克農指出了這篇文章的錯誤所在,嚴肅地問:「怎麼辦?」「明天再寫一篇社論,糾正過來。」夏衍答。   
    「怎麼寫法?來,大家湊一湊。」李克農把大家召集過來。社論寫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氣說:「很好,我學會了不少東西。」   
    李克農抬手看了看表說:「學會了東西,能不付學費麼?你看,都快8點了,陽春麵也不請一碗?」說罷,他站了起來:「那好罷,我請客,我可要反客為主了。」嚴肅沉悶的空氣隨之一掃而光。   
    秘密工作與公開統戰相結合,威力無窮。1939年底,《救亡日報》發行數已近8千份,在當時,這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跡。這一年,南洋愛國僑領陳嘉賡先生訪問延安後來到桂林,特地去參觀了《救亡日報》社,連連稱讚。這張報紙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和進步思想,影響遍及湖南、江西、廣東、四川、貴州、雲南、香港和南洋等地,很受群眾歡迎。 
文化供應社     
    由胡愈之創立的國際新聞社以及由胡愈之、陳此生和社會知名人士40餘人發起籌建的文化供應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農為首的桂林「八辦」指導下開展工作的。   
    文化供應社成立於1939年10月22日,始創者是當時在文化、出版界頗有聲望的胡愈之,在創辦過程中得到了廣西地方愛國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長,廣西綏署顧問陳劭先任社長,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陳此生擔任總務部主任兼秘書。他們都是桂林「  八辦」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們都代表廣西當局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廣西救國會。供應社編輯部主任由胡愈之親自擔任,總攬編輯出版業務。編輯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黨員和非黨進步人士,胡愈之後來回憶說:文化供應社「實際上是由八路軍桂林辦事處領導的」,「所用幹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農同志推薦的」,「我當時的黨籍絕對保密」。   
    周恩來曾經單獨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駒談話,告誡他們「不要太露鋒芒,要隱蔽,保全實力,作長期打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堅持著隱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後所寫的《我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寫道:   
    這一時期,由於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毛主席關於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方針指導下,我們在桂林的活動方向明確,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救國會的組織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以救國會的身份活動,易與廣西各方面人士接觸。我們緊密團結了廣西各界人士,發展了廣西的進步力量;努力爭取中間勢力,包括對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和爭取他們,使他們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這樣一來,頑固勢力也就孤立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特務分子在廣西不能橫行。桂林一時成了西南大後方的一塊抗日文化綠洲。   
    然而,隨著國民黨政府由武漢撤往重慶,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之下,國民黨內「限共」、「溶共」的呼聲甚囂塵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壓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要求全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在精神上要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佈置」,在國民黨統治區「凡有被國民黨捕殺危險的公開或半公開的幹部,應轉移地區隱蔽起來,或調至軍隊工作。」中央文件下達後不久,李克農就請胡愈之來到八路軍辦事處閱讀了這份文件。   
    李克農對胡愈之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隱蔽起來的方法主要有三條:一是更改姓名,到別的地方去;二是到八路軍或新四軍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國外。而你是個出頭露面的名人,誰都認識,第一條行不通;第二條要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也不太容易;只有第三條,先去香港,比較合適些。」   
    至於文化供應社的工作,李克農決定指定在新加坡新知書店工作的張錫昌負責。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應社建在桂林西門老君洞的一座新樓裡,準備和大家一起慶祝新樓的落成,李克農的電話打來了:約他見面。   
    胡愈之趕往碰頭地點,只見李克農正拿著機票在等著他。李克農把機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囑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隻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從容撤離。   
    胡愈之到香港後,按照李克農臨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訴胡愈之,周恩來已決定派他到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實際上就是總編輯和主筆。其後,《南洋商報》在胡愈之的領導之下,用大量的篇幅報道國內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前線的最新消息,文字通達簡練,雅俗共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應社,也在隨後的中共黨員的領導下逐步發展成為抗戰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直接領導的一個重要的文化陣地。它出版了大量的進步書籍,在灌輸進步思想、推進大眾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一個很有影響的進步出版發行單位。   
    除了統戰工作,李克農還承擔著為中共軍隊籌備軍需物資、輸送過往人員的繁重任務。 
設法解決桂林「八辦」     
     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堅持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處心積慮地想消滅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他們不僅在發放槍枝彈藥上百般限制,而且還時常停發軍需用品。華北前線的八路軍缺乏汽車、汽油,江南新四軍甚至沒有過冬的被毯。   
    中共中央電令桂林「八辦」,一定要設法解決!   
    李克農接電後,不敢怠慢,立即組織人馬,四處採購。不久,一批批汽車、汽油、被服、藥品、醫療器械和電訊廣播器材等物資,從桂林運往陝北和各抗日前線。前線物資短缺,李克農憂心如焚。   
    「八辦」秘書科科長龍潛帶著龍忠柏等人奉令出發了。目標———桂林市郊國民黨軍需倉庫。任務———為新四軍爭取軍用毯。   
    可倉庫人員拒不承認儲有毛毯。莫非情報有誤?   
    聊天、談心、交朋友,終於得知倉庫內確有毛毯,但國民黨軍政部已下過密令,不准發給八路軍、新四軍使用。軍令如山,倉庫人員怎能違抗?   
    李克農出面了,略施小計,二萬條美制毛毯終於運回了辦事處。但一道命令傳來,駐桂林的國民黨軍需司不准運出桂林,毛毯必須運回倉庫。怎麼辦?   
    李克農對龍潛說:「看來,統戰法寶現在要同武裝力量結合起來用了。」說完,他一面派「八辦」的警衛武裝把守汽車,誰也不准動,一面親自找到軍需司進行交涉。   
    兩天過去了,國民黨軍需司只得同意毛毯運走,不過,運費要算在新四軍的頭上。李克農點頭一笑,上萬條毛毯出了桂林城,緩解了前方將士的燃眉之急。   
    辦事處迎來送往的任務也很繁重。周恩來、葉劍英、徐特立、博古、葉挺、袁國平、張鼎丞、胡喬木等都來過「八辦」,並由「八辦」護送到各地。   
    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當時化名胡光,也在「八辦」住過大半年,還擔任過辦事處的俱樂部主任和牆報編輯,並曾給《救亡日報》寫過有關東南亞民族革命形勢的分析文章,以後也由「八辦」護送到了外地。   
    李克農的工作如此繁雜,但他卻善於出主意,想辦法,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平江慘案」發生後,桂林「八辦」一方面忙著安置撤退下來的同志,一面準備開追悼會紀念死難烈士,表示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抗議。李克農指導辦事處的同志編輯了紀念冊,以「平江慘案」的實例,教育大家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遇事要多加注意。他細緻的工作態度,令周圍的人佩服不已。   
    夏衍回憶說,一次,他和李克農談起自己和國民黨一個高級將領之間的談話。李克農仔細聽完後,問道:「你們之間……」   
    「現在可以無話不談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聽我的,不講他的,後來,他對我很坦率,漸漸地熟透了。……」「熟透到……」   
    「連他家庭生活中的苦悶也和我講了……」   
    「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講這些話的時侯,他的態度……」「先很隨便,後來越講越激昂了。」「在哪裡談的?」「在報館,我的辦公室。」「沒有旁人?」「沒有。」   
    「一個人來的?」   
    「一個人,隨身帶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燒。」「講這些話的時候,喝醉了沒有?」「沒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蘭地。」   
    李克農思考了一下,說:「假如喝醉了講的,也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種是借酒裝瘋,有意講給你聽。今後要注意這種情況。同一句話,在不同的情況下講,可以有不同的含義的。」   
    一番話,使夏衍受益頗深,甚至使他覺得,這對他以後創作劇本、刻劃人物也有莫大益處。   
    1940年冬,隨著蔣桂矛盾的發展與激化,蔣介石下令撤銷桂林行營,改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白崇禧調往重慶,李濟深擔任了辦公廳主任,副主任由蔣介石的親信、浙江黃巖人林蔚擔任。國民黨中央勢力趁機滲入桂系集團的大本營———廣西,廣西當局對中共的態度逐漸有所改變,一股暗流向著這座著名的「文化城」衝擊而來。   
    1940年11月,國民黨軍政部桂林辦事處派人來到「八辦」,要求「八辦」先行遞交「自動」呈請撤銷的公文,並限於11月19日前將辦事處事務結束。   
    11月12日,李克農致電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澤東復電指示:   
    一、向國民黨當局申明,我皖南部隊準備奉命北移,在實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暫難結束;   
    二、如彼方要求馬上結束,請先來一正式公文;否則,則讓其封閉為好。但我方內部要準備安全撤退,以防萬一。   
    李克農接電後,以朱德、彭德懷和周恩來、葉劍英的名義,再電國民黨軍政部,要求緩撤「八辦」,並與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疏通。 
「皖南事變」     
    李克農心裡清楚,這位李任潮(李濟深)先生和蔣介石一貫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濟深作為蔣、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廣州去南京,還曾被蔣介石囚禁於南京湯山,直到「九一八」事變後,才獲得自由,以後一直和反蔣人士來往頻繁。李任主任的頭幾個月,的確曾給「八辦」一些方便。所以,李克農找過他。然而,現在他也無能為力了。蔣介石此時磨刀霍霍,正醞釀著一場駭人聽聞的大事變。李濟深只好電告李克農說:   
    獲悉貴集團軍桂林辦事處奉令轉飭結束,務希即通令新年終撤銷,結束前如尚未經運用之資材,暫准酌量少數人員辦理轉運為宜,並限於1941年1月內運完,切勿再延。   
    實際上,李濟深給「八辦」又延長了一個月的時間。時間緊迫,頭緒紛繁。   
    為了在桂林「八辦」一旦取消的情況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動的立足點,李克農化名「龍正泉」,租用了泗河別墅作為「公館」,在此設立了新四軍交通運輸處。   
    形勢逆轉,速度驚人。恰在此時,蔣介石精心策劃的「皖南事變」發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令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參謀長名義致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新四軍軍長葉挺等,命令在長江南北和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並由50萬人縮減到10萬人。中共中央為顧全大局,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意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調至長江以北,並連續電告中共華南局和軍委會書記項英,趁國民黨軍隊尚未部署完畢,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襲擊。   
    遺憾的是,項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動,卻與顧祝同商定新四軍的北上路線,在國民黨軍隊部署就緒的情況下,才開始率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9000多人由涇縣雲嶺地區出發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軍在涇縣茂林地區遭到預先佈置的顧祝同、上官雲湘指揮的國民黨軍隊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艱苦奮戰7晝夜,終因力量對比懸殊,除兩千人突圍外,其餘大部壯烈犧牲,其中包括新四軍高級將領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等,軍長葉挺被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國人無不悲憤萬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憤怒地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抗議國民黨的暴行,全國各民主黨派、海外僑胞、國際輿論廣泛表示對中共的同情與支持。   
    而蔣介石卻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慶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其番號,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同時,他還調集20萬大軍進攻華中、華北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一些反共分子彈冠相慶,第二次反共濁浪掀起了。   
    桂林的風向也急劇右轉,「八辦」門前,忽然佈滿了一群國民黨軍警和特務;有時,特務竟大搖大擺地闖進「八辦」的大門。此情此景,令李克農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農令人將大門敞開,親自站到門口,那些晃來晃去的特務見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趕緊溜走了事。   
    國民黨的憲兵、警察也時常來辦事處,對房東進行恐嚇和威脅。李克農聽到後,總是立即從樓上走下來安慰房東說:「要堅持,不要聽敵人的那一套。」   
    國民黨特務招數使完,竟開來一輛汽車,把辦事處的門牆撞倒。桂林「八辦」已無望保留,李克農一面積極進行統戰工作,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組織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個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農打電話給夏衍,告訴他「皖南事變」的消息,並要他通知《救亡日報》全體黨員作好應變準備。   
    中午,國民黨新聞檢查所周所長給夏衍打來電話,要求報社全文照登國民黨中央社統發的誣蔑新四軍「叛變」的稿件,聲稱此乃中央黨部的命令,全國報刊必須一律照辦。   
    夏衍馬上打電話給李克農:「李主任,方纔我的老鄉周所長送來一份很重的禮物,我們打算不收,你看怎樣?」   
    李克農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傷情面最好。」 
「皖南事變」後     
    根據李克農的要求,夏衍等人決定上演一出「狸貓換太子」,即先把國民黨中央社的電稿全文付排,並登在頭版頭條上,把它送給檢查所審查,等蓋上「審訖」的圖章後,晚上打紙型時,再將那篇電稿抽走,另換它稿,使國民黨的美夢不能得逞。   
    這一招,可惹惱了那些檢查官老爺們,他們不僅將當天的《救亡日報》全部扣押,而且還給夏衍一個書面的嚴重警告。   
    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報社的會客廳裡打乒乓球,忽然,一個身影閃了進來。   
    只見來人身穿棉大衣,頭上的帽子壓得很低,進門就喊道:「好悠閒啊,還在打球。」   
    燈光昏暗,夏衍仔細辨認:是李克農!   
    兩人走進裡屋,夏衍忙問:「辦事處已被包圍了,你怎麼能出來?」李克農笑道:「黃省長用汽車把我接出來的,大搖大擺,這叫用大鬼壓小鬼啊!」   
    李克農掩上房門,低聲說,南方來了急電,說國民黨中統特務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須立刻離開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個對外宣傳的據點。   
    夏衍問到報社怎麼辦,李克農說:「分幾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張爾華負責,只要國民黨一天不來封門,我們就繼續出版。但是,『八辦』看來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個進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經向南方局請示,建議凡有公開職業,可以得到廣西方面保護者,如廣西干校的教職員,都照舊堅持崗位;一些名氣較大的文藝界人士,色彩不太明顯者,也可以暫留桂林。《救亡日報》的骨幹等到報社被封後,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農還說:「這些事,都由我來處理。明天,你得去找黃旭初,坦率地告訴他《救亡日報》當前的處境,並向他表示,為了『好來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准許你買一張去香港的飛機票。」「如果他避而不見怎麼辦?」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談妥,他已經和黃旭初通過電話,我此刻來報社,不就是任老用黃省長的汽車給送來的嗎?」李克農顯得胸有成竹。   
    終於,夏衍從黃省長手中拿到了機票,順利飛往香港,算是逃離了虎口。   
    李克農的小女兒李冰,到達桂林後,李克農夫婦考慮到她有護校文憑,可以留在桂林找個工作為掩護,將李冰留在了廣西工作。後來,李克農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關係,讓李冰進入廣西醫學院學習。   
    經過交涉,廣西醫學院同意李冰入學。李冰非常高興,總算可以圓了自己的「大學夢」了。   
    然而「皖南事變」的爆發,使李冰的「大學夢」成了泡影。李克農夫婦見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經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讓她隨辦事處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慶。這樣,李冰又一次暫時離開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軍用卡車,經貴陽到重慶。貴陽一帶山路崎嶇難行,來往軍車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轉彎時,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車與一輛國民黨軍的運鹽車相撞,國民黨的車翻入深谷,鹽也散落一地,車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車也差一點翻掉。   
    帶隊的同志命令開車的華僑司機不要停留,加速行駛,否則將被後面的國民黨車抓住。於是汽車開足馬力,一夜未停,總算安抵重慶。   
    1月20日,桂林「八辦」在寒風中被迫撤離。   
    臨行前,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示李克農把中共中央軍委關於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中央軍委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談話,在桂林散發出去。   
    李克農讓人買來許多航空信封、信紙,把材料打印成信箋式的宣傳品,先用汽車經湖南到廣西沿途散發;在撤離當中,又沿路分批郵寄,使得「皖南事變」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農率領「八辦」最後一批人馬,分乘一輛交通車、一輛臥車撤離了桂林,向重慶駛去。   
    由於桂林「八辦」與房東全家相處甚久,感情很深,臨行前,李克農將自己用過的景德鎮小茶壺、辦事處同志鍛煉身體的石鎖、學習文化時用過的小黑板和搪瓷記事牌、唱歌時用來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華日報》和書籍等等,都送給了房東。這些珍貴的物品,解放後被房東一家全部贈送給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辦事處的汽車開走了。一路上,國民黨交通檢查站蓄意製造磨擦,多方無理阻攔,李克農虛與委蛇。當車行駛到一品場關卡時,國民黨交通運輸檢查局的一個上校處長要搭車去海棠溪開會。秘書龍潛問怎麼辦,李克農微微一笑說:「這還不好辦,讓他上車,送我們去重慶。你去叫他上來,我來招呼他。」   
    上校處長上了車,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農不少麻煩,一行人順順當當地把車開到紅巖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大門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處長下了車,還一直以為自己搭乘的是國民黨第十八軍的軍車呢。顯而易見,這其中免不了李克農的巧言。 
第五篇     
    李克農是我在延安看見的文職幹部中著裝最為整齊的一個:他打著標準的綁腿,緊扣的風紀扣,軍帽軍服都極端正和整潔。初次見他時,他這種全副軍人的著裝就叫我注意,沒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為在延安,所有部隊以外的一般的幹部,對於軍服的穿著都是很隨便的———雖然那裡是一個接近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社會。 
中共情報史上的重大轉折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與毛澤東於1941年1月18日至20日連續兩次急電周恩來,要求中共南方局準備撤銷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重要幹部迅速撤退。   
    李克農抵達重慶後,稍事休整,於1941年夏,攜夫人趙瑛、李冰姐弟及八路軍辦事處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農一行分乘三輛大卡車,打著「奉命撤回」的旗子,駛離重慶。沿途國民黨軍崗哨林立,道路兩旁隨處可見陰森的碉堡。當卡車進入陝西潼關時,突然國民黨軍的幾挺機槍擋在了卡車前頭,幾名國民黨兵登上卡車,繳了八路軍官兵的槍,並扣留了李克農一行和車上的物資。形勢十分緊張。   
    李克農鎮定地對大家說:「我們有可能被扣壓,大家要有進敵人集中營的思想準備。」   
    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得知此事後,非常關注。經過緊急交涉,李克農一行經過一天兩夜的扣留,被國民黨軍「押解出境」。   
    為避免麻煩,三輛卡車加速急駛延安。經過重重艱辛,當大家遠遠看見披著老羊皮襖的八路軍崗哨時,都欣喜若狂,連蹦帶跳,幾乎將車箱底板踩壞。   
    寶塔山氣勢巍峨,延河水清澈見底,中國革命的聖地張開了懷抱,迎接著李克農這位遠行歸來的戰士。   
    李克農一家抵達延安後,毛澤東、朱德邀請他們在毛澤東住的窯洞吃飯。談到李克農一行在赴延安途中的經歷時,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們是冤家路窄,我們怕你們回不來了。」(當時駐守潼關的國民黨負責人是徐恩曾———早年李克農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進行過情報工作)   
    毛澤東還開玩笑地問李冰:「你知不知道你父親是什麼人?他可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在延安期間,李克農先後擔任了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情報部副部長等職,被中央賦予情報、保衛工作的重任,趙瑛則被安排進社會部擔任機要工作。   
    黃鋼對延安時期的李克農有如下的描繪:   
    李克農是我在延安看見的文職幹部中著裝最為整齊的一個:他打著標準的綁腿,緊扣的風紀扣,軍帽軍服都極端正和整潔。初次見他時,他這種全副軍人的著裝就叫我注意,沒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為在延安,所有部隊以外的一般的幹部,對於軍服的穿著都是很隨便的———雖然那裡是一個接近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社會。   
    1941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後頒布了兩個重要文件———《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的作風,採取具體方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   
    這些重要原則,給情報工作以有力的指導,使中共抗戰時期的情報工作從單純搜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變為以搜集軍政戰略性情報為主。這是中共情報史上的重大轉折。   
    李克農認真學習了中央決定,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的話,常常縈繞在他的耳邊。他認為,情報工作就是搞調查研究,是一種高度科學的鬥爭藝術。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情報保衛幹部中興起了調查研究、注重實際的風氣。這一時期,中共情報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這段時間,李克農參與了中共在全國各地秘密情報組織的建設,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員深入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關,獲取日、偽的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   
    李克農一貫主張將秘密的情報工作與公開的情報工作相結合,這不僅能擴大情報的來源,而且實踐證明,這也是中共情報工作能夠克敵致勝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後,專門設立了公開的情報研究機構,李克農多次指示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國統區和汪偽地區出版的報刊,及時提供給中情部創辦的《書報簡訊》社,經過綜合、分析研究後,提供給中共中央。《書報簡訊》所提供的資料,對中央領導瞭解國內情況,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中共在抗戰時期為揭露蔣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佈的國民黨中委和少將以上人員投降日偽的名單,以及在1948年公佈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依據了中情部平時積累的人物資料,起到了打擊和震懾敵人的作用。   
    1943年,毛澤東為《書報簡訊》揮毫題字:「書報簡訊辦得很好,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肯定了簡報的成績,鼓勵中情部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42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其任務: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根本目的在於「在黨內開展無產階級思想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一頁,也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創舉。 
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1943年10月19日,毛澤東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這篇講話提出了文藝從屬於政治並反過來影響政治的觀點和革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對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和革命文藝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李克農長期以來就對文藝感興趣,延安的集會較多,每逢開會,他都要指定人員出來指揮唱歌。「為什麼不唱歌?」儘管有時是內容很嚴肅的肅反大會,他還是這麼說。   
    學習了整風文件後,李克農決定從延安的文藝界入手,投入到整風運動中去。   
    西北公學文化娛樂科成了他的一個點,西北公學直屬中央社會部,李克農兼任校長,他希望以這個點帶起面來。   
    李克農首先從西北公學的學員中挑選出杜印、呂西凡、張婷乙、嚴正等20餘位文藝骨幹,會同曾在國統區地下工作中與文藝有聯繫的簡化僧、汪吉等10餘人,合組了一個文工團體制的新型群體,下設編寫組、音樂組、總務組、演員組。由於文化娛樂科長期在李克農的親自領導下進行文藝宣傳工作,因而人們都公認李克農是文娛科的靈魂。   
    「文工團」建立了,它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貫徹中共西北局宣傳部於1943年12月21日召開的延安地區新年宣傳工作會議精神,為1944年的新年到來準備節目。   
    李克農傳達了會議精神,風趣地下達了命令:「同志們,你們『用武之地』的時機來了,快寫出作品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規定了黨的文藝政策,指明了文藝要和廣大工農兵群眾結合,要和實際結合。……方向明,面對實際,真正反映人民的心聲,才可能寫出受到廣大群眾喜愛的作品。這,就叫做用武用到地方了。」   
    李克農對文藝是很內行的。他的語言充滿了民族的風格,言談中常常流露出民間的俚語,他也十分熟悉上海灘上的黑幕、電影圈裡的軼事以及各個左翼文藝團體初創時期的始末。李克農對當時中國著名的電影明星陳波兒特別讚賞,佩服她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環境裡,掩護過和李克農共事的中共地下黨員:「她身穿入時的短裙子,一雙短襪,搖著小扇子,一遇上巡警檢查我們的同志,她就挽上我們男同志的胳膊說:『這是我的丈夫!』多勇敢的藝術家啊!」   
    李克農對棗園的文化人常提這些軼聞舊事,其目的無非是要求大家吸取群眾鬥爭生活營養,拓寬藝術視野,創作出更新更美的作品來。   
    1944年元旦,黃土高原換上了銀裝,天氣寒冷,而面積不大的延安城裡卻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男女老少趕著豬羊,擁向中共中央領導住地———棗園,來給毛澤東拜年。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林伯渠等中央領導人,和群眾一起,坐在棗園中央平坦的廣場上觀看演出。   
    忽然,西北公學文工團秧歌隊扭著秧歌,歡快地走了進來,生龍活虎的表演,立刻將全場的氣氛推向高潮。   
    毛澤東也被感染,轉身問坐在身邊的李克農:「這是誰家的秧歌隊呀?」   
    「這是後溝西北公學同學組成的秧歌隊。」李克農笑答。   
    「怪不得呢,他們唱詞裡代表棗園,也是代表我們感謝鄉親們的咧。為什麼不報一下單位的名字呢?」李克農還是笑了笑,沒有立即回答。「就叫棗園秧歌隊吧。」毛澤東說。   
    李克農高興地點了點頭。事後,他讓總務處買了幾丈紅布,做了一面又大又寬的門旗,上書「棗園文工團秧歌隊」幾個大字。毛澤東命名的這支秧歌隊,很快威名遠揚了。   
    盡快拿出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這是李克農的心願。為這,他親自佈置重要節目的編寫,並指定秧歌隊創作出一個反映當時農村題材的劇本,以促進邊區的大生產運動。   
    任務佈置下去了,簡化僧、汪吉、陸石、嚴正等藝術工作者深入農村,實地採訪,收集了大量生動的素材,創作了一個反映邊區農民從個體經濟分散經營到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的劇本。初稿弄出來,李克農看了很滿意。   
    第二天,他親自出面在棗園大接待室請來棗園村的幹部、勞模代表和群眾代表,觀看排練,組織座談,聽取意見,最後根據群眾意見,李克農將這齣戲定名為《動員起來》。   
    194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軍委總政宣傳部共同發起,將當時延安的八支大型秧歌隊聚在中央駐地楊家嶺會演。《動員起來》被定為會演劇目。   
    李克農十分重視,組織人馬再次修改了劇本,並指派社會部的吳德、李逸民、汪東興等人親自帶隊,還叮囑總務處給每位演員準備兩個雞蛋潤潤嗓子。   
    演出當天,李克農站在自己辦公室前的小坡上為大家送行,他一邊捋著小鬍子,一邊朝出發的隊伍揮揮手:「同志們,我靜聽大家的好消息了。」 
排演蘇聯話劇《前線》     
    秧歌隊不負李部長厚望,演出引起了轟動,上至中央領導,下到莊稼漢、婆姨女子,無不拍手稱讚。著名作家蕭三專門撰文寫道:「這是春節演出許多秧歌節目中最令人滿意和最成功的一個。」為滿足熱情觀眾的需要,延安新華書店於是年6月出版了《動員起來》的單行本。   
    靜候佳音的李克農得知演出成功的消息,高興之餘,慰勞劇組人員美美地吃了頓餃子  。   
    10月,中央在楊家嶺舉行祝賀勞模大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出席大會,李克農作陪。會上演出了《動員起來》。   
    演出結束,毛澤東對李克農說:「克農,方向對了,好戲。群眾愛看,讓他們多演嘛!」   
    周恩來走上舞台,高興地說:「同志們,我在國統區看不到這樣的好戲。你們在延安,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照著辦了,才有這樣好的戲演出來。這是你們在克農同志領導下實踐毛主席講話的重大成果啊!」   
    李克農打斷說:「哪裡哪裡,這只能算是初步成果。」   
    周恩來拍了拍李克農的肩膀,用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形,風趣地說:「反正是這麼個成果,祝賀你們啊!」   
    1945年1月13日,陝甘寧邊區群英會舉行授獎典禮,棗園文工團榮獲團體獎。   
    多少年過去了,當年文工團的團員們,早已是白髮蒼蒼,兩鬢染霜,但他們還真切地記著李克農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動員起來》創作成功後,李克農又開始籌劃下一項艱巨的專業工程———排演蘇聯話劇《前線》。   
    《前線》是蘇聯烏克蘭作家考爾納楚克創作的三幕五場話劇,1944年5月由肖三譯成中文,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連載。全劇揭露了一位妨礙勝利而又佔據重要指揮地位的名叫戈爾洛夫的蘇軍前線總指揮,狹隘無知、迂腐頑固、傲慢虛偽。他不願意追隨先進的軍事科學的發展,結果在現代戰爭的考驗面前歸於失敗。劇本的用意是號召大家同驕傲、自嗚得意、頑固、誇耀和阿諛作不調和的鬥爭。   
    1944年6月5日,李克農召集文化娛樂科的部分同志在他窯洞前的平場上開會。   
    待大家坐定後,李克農操著濃重的蕪湖口音對大家說:「同志們,你們最近看了《解放日報》了嗎?發現了什麼沒有?」   
    見大家不解其意,李克農點燃了一支香煙,慢慢地說:「我們文娛科創作《動員起來》鬧得很紅火,中央辦公廳組織中央慰問團到安塞幾個地方去,指名要棗園秧歌,秧歌讓你們鬧得更遠更火了。毛主席也說了話:去年春節趙家敏同志帶著中央機關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中央機關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陝北老百姓一塊扭秧歌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毛主席發表了《組織起來》講話,我們就創作《動員起來》,這裡有個重要經驗……」說到這兒,李克農停下來,微笑著看了看大家:「那麼,下一步搞些什麼呢?我想你們來搞這一個———」他舉起報紙指著大標題《前線》兩個字。   
    「要演《前線》?」大家都有點不太相信:困難太多,擔子太重,怎麼可能呢?   
    李克農接著說:「有些事情該怎麼看?《解放日報》從5月19日到26日,連續8天登載《前線》劇本,這麼長時間,佔有重要版面,而且登的又是反映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劇本,這是不是件罕見的事?6月1日《解放日報》為它又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論。黨報刊登劇本和社論要經過中央審閱批准,而且要求全黨都來學習,這代表不代表中央的推薦和評論啊?當然了,這主要還是反映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你們想一想,把這幾件事聯繫在一起想想,重要不重要?」   
    說到這裡,李克農又點著了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氣,捋著鬍子說:「《前線》劇本是在我們黨即將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前夕,作為重要學習材料發表的。如果能把紙上的劇本搬上台演了出來,豈不是能起更大的作用,可能這也是中央和毛主席所期望的。當然,要搬上台,困難是有不少,革命重擔總得有人來挑吧!」李克農還補充說:「譯者肖三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翻成中文稿後便送呈毛主席閱讀,毛主席讀後才決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李克農說完後,問大家:「我的話完了,今天召集這個會,想聽聽你們的想法,我等著你們的回答……」   
    沒等李克農說完,大家不約而同地說:「這副重擔由我們來挑吧!」李克農放聲大笑說:「好!敢為天下先,有覺悟,有膽量,有雄心,有氣概!」 
《前線》試演     
    會議結束後,文化娛樂科的同志們便馬不停蹄地著手準備起來。不久後的一天,李克農和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些領導來到文化娛樂科召開全體會議,作出了文化娛樂科要在延安首演《前線》的決定。   
    李克農手舉《解放日報》說:「社論裡提出的問題請大家多琢磨琢磨。為什麼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門前時公演《前線》呢?在戰局危急時刻,當著敵人的面,批評和撤換前線最  高指揮官,這一舉動是何等光明正大。敵人可能借此造謠。只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才有這樣偉大的氣魄。這且不說,問題是在紅軍中確實有個『戈爾洛夫』式的典型。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確實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但沒有使用頭等現代化軍備的能力。他們擺老資格,不學習,他們沒有能力,又不進取,驕傲自滿,就勢必與一些糊塗蟲、拍馬屁的、會鑽營的、說謊話的卑鄙的壞傢伙結成一氣,打擊與排擠有能力的人。戈爾洛夫這種人成為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大障礙。怎麼辦?只有把他教育過來。如果實在教育不過來就只好撤換下去,保證戰爭的勝利。戈爾洛夫這個典型,我們把他作為一面鏡子,讓每個看他的人照一照,然後想一想……《前線》還有一個『戈爾洛夫』對立面的人物,叫什麼名字,我說不出了,你們可別學戈爾洛夫瞧不起他呀!」   
    這次會議確定將向中共即將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獻禮,作為排演《前線》的目標。西北公學文娛科科長汪東興負責劇組的籌建工作。建組後,經過10天的學習準備,全體演職員對《前線》劇本的主題有了共同的認識:   
    ———「時代在急速奔流」,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將轉入反攻,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怎樣與時代一同前進,如何認識與把握新時代的要求?———這是劇本的總生活背景;———「人民歡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聰明的領導者。」———這是劇本的基本核心;   
    ———戰爭是一個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是知識的考驗,戈爾洛夫經受不了這種考驗,他垮台了。因為他不願意承認現代軍事科學的力量。———這是劇本的主要矛盾;   
    ———我們必須跟上時代,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學習,並把學習任務提得更高;必須提高文化科學知識;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方法;必須放開眼界,開動腦筋思索問題;必須放下包袱,進行自我批評;必須重視新生事物。其目的,努力增加我們的知識和能力,以便更好地實事求是地解決新的課題,不斷改進工作,改變作風,使我們進步得更快更好。———這是演出應得的效應。   
    演職人員在對劇本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工作計劃,投入了排演。   
    8月初《前線》試演,中央社會部領導邀請了李伯釗、《前線》劇本的譯者肖三等延安文學、戲劇界著名人士來進行審查。誰知當晚的演出反映平平,這些專家並不滿意,為了安慰大家,他們有的說:「不錯,演到這個水平已經很不容易了。」有的說:「同志們還是很努力的,外國戲比中國戲更難演。」有的乾脆說:「主要是劇本有深度,人物難以把握。」   
    演員們本來熱情高漲,聽他們這麼一說,心裡涼了半截。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未睡的李克農和汪東興來到西北公學大禮堂召開全體會議。   
    看見大家無精打采的樣子,李克農突然問道:「你們一夜未睡吧?好,唱個歌吧!」   
    說完,李克農提高嗓門命令音樂組組長程云:「指揮唱個歌,《八路軍進行曲》最好。」   
    在李克農的鼓動下,大家心頭的愁雲被一把抹去,「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嘹亮的歌聲在會場內迴響。   
    「唱得好,唱得有勁,唱出了革命人的志向和魄力來了!」李克農興奮地說:「有人說昨天的演出完全失敗了,這個結論我不同意。我認為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檢閱了我們隊伍的實力,給我們搞好這個戲提高了信心。第一次試演,初次檢驗哪能十全十美。有了信心就下決心把戲搞得更好,這點我從不含糊,你們也不要動搖,失敗情緒是沒有根據的,也不符合事實。比如,演出準確表現了劇本的主題思想,體現了黨中央社論的指導精神———排演《前線》是為了配合抗戰的全局,是為了準備大反攻。我們文娛科代表棗園排演《前線》在延安首演,向黨的『七大』獻禮,是項很大的重要的政治行動,意義和作用是深遠的。基於這一點我們棗園機關黨委才下決心,才敢於動員同志們打破舊框框,創造新局面。」 
《前線》深入基層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李克農把演出不盡人意的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李克農笑著說:「當然,這次演出在藝術上和技術上還沒有達到要求,責任應由我來負,我要向同志們檢討。比如說吧,台上的幕布破舊不說,連一塊天幕都沒有;照明汽燈又少,而且大多是借來的,老出毛病;大小道具都是湊合著代用,戈爾洛夫總指揮都沒有舒服的沙發椅子坐;化妝品原料缺乏,沒有凡士林用豬油代替,一出汗就往下流,成了大花臉,倒像是日本鬼子進村了;音響效果也不好,大炮像是在敲鼓,機關鎗像是在敲鋼板———這些,能怪誰呢?另外,我們  的演員,除了少數是專業出身,大多是『票友』,演戲是外行。『打著鴨子上架』,平生第一次上台全身緊張,這也是難免的。只要經過重點排練,熟能生巧,發揚老戰士帶新戰士的一幫一的精神,我們演出的業餘水平就一定會突破,達到專業劇團演出的新紀錄。這一炮準能打響!」李克農一席話,說得大家茅塞頓開,對演出成功充滿了信心。《前線》的復排工作拉開了幃幕。李克農指定汪東興掛帥負責,同時,中央社會部圖書資料室,給劇組送來了蘇聯演出《前線》的資料,如《真理報》、《紅軍報》等刊登出的劇照和評論文章;蘇聯駐延安聯絡組送來了蘇德戰爭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實況照片;正在南泥灣屯墾的359旅旅長王震派人專程送來了製作蘇聯紅軍軍服的毛呢料和蘇聯武器;八路軍後勤部部長葉季壯也贈送天幕一塊;此外,中共中央機關和邊區政府等單位領導還送來了個人所用的蘇式皮靴以及其他物品。大家群策群力,支援劇組將《前線》排出。   
    9月中旬,復排完成。李克農穿著整齊地觀看了演出。演出後,李克農主持了座談會議,他說:「今天我開門見山地說上幾句。我今天帶頭鼓掌,為你們叫好!這可以說是我觀後感的全部內容。我們幹工作就是要出色地完成任務,今天的演出展現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志氣。」   
    李克農問大家:「還有什麼困難?說出來,就地解決!」   
    當他得知演出經費即將用完時,爽快地說:「再補充一些,無論如何困難,只要把錢用在刀刃上就值得,其他方面節省一些也就補上了。」   
    《前線》在棗園大禮堂連演五場,場場爆滿,好評如潮。   
    9月底,劇組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邀請棗園《前線》進入楊家嶺大禮堂為中央和毛澤東演出。   
    9月29日,演出開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安坐台下,李克農在毛澤東身後作陪。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觀看了演出,一邊看,還一邊同周圍的人進行評論。演出結束後,毛澤東轉過身緊握著李克農的手,連聲稱讚道:「好,演得很好!」   
    李克農說:「主席,您有什麼指示沒有?」   
    毛澤東揮動著右臂大聲說了三個字:「到———處———演!」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前線》演遍了整個延安城,一時間,『戈爾洛夫』、『客裡空』成了延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詞彙,《前線》從台上走入了人民群眾中間。   
    當年在《前線》中扮演軍長歐格涅夫、以後成為新中國著名戲劇家的嚴正,在以後的回憶文章中,曾這樣寫道:   
    李克農對《前線》排演的指導要求就是:不求完美,但求真誠;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演出生活思想本質與精神。李克農無數次談話(從理論到實際)所表的見解,除了使人對演出意義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之外,藝術上嚴格要求,對我們導演和演員的創作也無異於一次次昇華的淬火。棗園《前線》好看,也是同李克農(包括其他棗園領導)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嘔心瀝血,無私奉獻的得力領導分不開的。   
    而在劇中扮演《前線報》編輯梯希的黃鋼,則回憶說:這個在中國延安首先排演的《前線》,它對於配合抗戰的全局,在思想上準備反攻的舉措,顯示了棗園機關的高瞻遠矚和李克農同志敢於使用青年幹部非凡的政治膽略! 
整風運動的強勢權勢力--康生     
    一句話,對毛澤東本人,李克農是忠貞的,對他領導發動的整風運動,李克農是積極參與的。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卻將他捲入到一場是是非非之中……   
    這股神秘的力量,中心人物就是康生。   
    康生,原名張旺,1898年出生於山東膠南一個大地主家庭,其父張發祥,是前清稟生  。1924年夏,康生入上海大學讀書,該校校長於右任僅掛個空名,實權掌握在總務長鄧中夏、教務長瞿秋白等共產黨人手中,「上大」實為中共為自己培養幹部的一所學校。1925年元月,康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2月,上海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二月罷工」,他參加了這次大罷工,而且表現不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他擔任了中共滬東區委書記,在中共黨內已小有名氣。   
    按理,康生是黨內老資格的黨員,本應具有較高的威望。然而,他卻又是一個見風使舵、慣耍兩面派的人物,許多知情者往往不屑於與其為伍。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陳獨秀下台,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不久,中央大權就旁落在李立三手中。康生見狀,極力奉迎李立三,對李立三推行的「左」的一套,推崇倍至。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康生曾拍著胸脯說:「李立三同志是我們黨的最好的領袖,誰反對李立三,誰就是反黨,我堅決地擁護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線。」李立三聽了他的話很高興,將他調到中央組織部擔任了秘書長。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李立三在會上檢討了「左」的錯誤,隨即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中共大政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   
    康生早在上海大學時即與瞿秋白很熟,此刻見瞿秋白在中央主政,竭盡全力向瞿秋白靠攏。在批判李立三的會上,康生一改舊態,大罵李立三:「你李立三搞的『左』傾冒險主義這套,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你成為歷史不可饒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長作風,獨斷專行,唯我獨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當全黨共誅之!」這一招很見效,康生不僅沒錯誤,反而當上了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   
    正在康生暗自慶幸之時,風浪又起。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縱下進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執掌了中共大權。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時曾受過處分,而康生是支持給王明處分最熱心的人。如今王明得勢,康生焦急萬分,他親自向王明賠禮道歉,王明此時正想擴大自己的勢力,便藉機拉攏康生,將其由中組部秘書長晉陞為中組部部長。1933年7月康生同王明一起去了蘇聯,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   
    在蘇聯,康生緊緊追隨王明。公開場合,他不忘適時地高喊幾聲「王明萬歲!」在黨內下發的文件,都是用的「王康」的名義。他還竭力吹捧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為王明搖旗吶喊。   
    1937年底,康生回國,看到毛澤東在黨內的威望和影響大大超過王明,便又搖身一變,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極力靠攏毛澤東,用他老婆曹軼歐的話說:「我們一下飛機,就看到毛主席的陣勢和威望,使我們想到要改變態度。」   
    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冊子又被康生批判是「為中共更加孟什維克化而鬥爭」了。   
    康生的鑽營和表演,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被中央委任為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從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審查、使用幹部和情報工作的權力。整風運動開始後,中央於1942年6月2日成立了由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劉少奇由於工作太多,只是掛個名。毛澤東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   
    於是,康生這樣一位翻雲覆雨的人物,擁有了負責中共整風運動的很大一部分權力。 
張克勤被審     
    李克農身為社會部副部長,當歸康生直接領導。1942至1943年間,抗日戰爭處於緊要關頭。   
    日軍對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殘酷掃蕩,日偽和國民黨特務也在陝甘寧邊區大肆活動,形勢異常嚴峻。   
    1942年,康生藉機拋出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肅反必然轉入搶救,搶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說誰是特務,誰就是特務;即使無憑無據,起碼也得「自救」。   
    根據對敵情的誇大估計,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干運動的決定。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從1927年以來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龐大的特務系統,抗戰期間,雖則一面利用共產黨抗日,但是一面又極力反共,欺騙和強迫廣大青年加入其組織,並將其中一部分變為職業特務,從事反共破壞活動。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國人作特務,其數量也是很多的。」「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在整風審查幹部的同時,要準備好「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   
    在對敵情作了如上估計的同時,康生趁1943年對幹部進行組織審查之機,用「逼供信」的辦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認自己是特務,煽起了一個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致使審干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氣襲人,而延安的窯洞裡,卻燈火通明,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達旦地指揮著各機關、學校、工廠、團體的審干運動,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被「搶救」。   
    書桌旁,床沿邊,人們一個個苦思冥想,從自己思想上挖「病根」,從周圍的同事和同志中尋覓「特務」,一份份匯報送往領導機關,一些人正在盤算著本單位取得的成績:審出多少「特務」,揪出多少「叛徒」等等。   
    一批批審查對像被集中起來。被認為問題比較嚴重的,關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和社會部,其中保安處關押了200多人,社會部關押了100多人,而陝北當地的幹部則主要關在行政學院。審干任務日趨繁重,李克農也參與了某些審幹工作。   
    一天,李克農把社會部幹部、西北公學副校長李逸民找了去,向他佈置任務:「你那裡已經增加了許多人,那些人的情況也很複雜,怎麼辦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決定調吳德同志去幫助你工作。」   
    任務重,增加人手,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裡很高興,也沒多想。後來他才知道,自己來自國統區,又蹲過國民黨監獄,派吳德來幫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經受到懷疑了呢?   
    如何具體著手工作?李克農根據社會部的意見,交待先從張克勤案開始。   
    一份從延安魯藝轉來的材料上清楚地寫著:「我們一起來延安的三個人,張克勤是受派遣來搞特務的……」   
    張克勤,19歲,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由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派到蘭州做地下工作,並在蘭州入黨。1936年6月因受敵人懷疑,經中共甘肅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調回延安,進入西北公學學習。黨的組織關係手續齊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魯藝有位與他同來延安的人揭發了他。突然看管起來,隨即在李克農向李逸民佈置任務的當晚,在汪東興的窯洞裡,開始了對他的審查。   
    「你是怎麼來延安的?」審問者們開門見山地發問。張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你來延安幹什麼?」   
    張克勤笑了笑,也許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很荒唐,說:「我是甘肅黨組織介紹來延安學習革命理論的,這方面我有介紹信。」「你知道自己的問題嗎?已經有人揭發你來延安是搞特務的!」張克勤大吃一驚,但很快冷靜下來,苦笑著說:「我來的手續很清楚,絕沒有這個問題!」   
    談話到此陷入僵局,審查者們決定曲徑通幽,從張的家庭問起,以達到順籐摸瓜的目的。   
    張克勤說母親是個家庭婦女,父親是位名中醫,家裡主要靠父親給人看病的收入過日子。「都給什麼人看病?」   
    「什麼人都有,有時也給一些國民黨官員看病。」   
    幾個審查者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覺得功夫沒白費,有點入門了,於是追問他父親與國民黨官員的關係。但張克勤一口咬定,僅僅是看病而已。   
    一天過去了,毫無結果。   
    第二天,繼續審查。著眼點還是他父親和國民黨官員的關係,一陣「窮追猛打」,張克勤眼花繚亂,有點招架不住了。幾個審查者輪流休息,而張克勤,則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點,張克勤漸漸支撐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憊不堪,萬般無奈之下,只得承認父親是國民黨特務,自己因為父親的關係也加入了特務組織,並亂說一通:「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組織。」說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畢,幾位審查者如獲至寶,趕忙向李克農作了匯報。第二天,康生和李克農指示,全校召開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都派代表參加,張克勤登台作了典型發言。 
審干的反思     
    張克勤在會上痛哭流涕,講述自己是如何參加了甘肅的假共產黨,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來搞特務活動,以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教育大家,表示感謝組織對自己的挽救,決心重新做人。他講得生動感人,聽者無不動容。   
    本來,這起甘肅地下黨的所謂「紅旗黨」案,完全是子虛烏有,但康生卻自認為抓住了審干運動的突破點,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說:「這個案件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目得到了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在一次報告會上,康生以肅反專家的姿態,振振有詞地教訓那些仍然「糊里糊塗」的人們:「你們麻木不仁,說延安不會有特務,現在證明了,你們要多少?一個排?一個連?……一個旅都夠了。有的人說運動該結束了,現在不但不能結束,而且還要繼續深入下去,要繼續搶救失足的青年知識分子,沒有審查的都要審查!」   
    這個報告被印成文件發到各單位,發到各根據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別有用心的誤導,甘肅、四川、河南等許多省的黨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一批又一批「特務」被清查出來,整個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為康生的副手,李克農原以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隨著運動的深入,李克農卻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慮之中……許多天真、熱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務」、「內奸」,有的單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搶救對像」,而他所在的社會部幾乎到了無人工作的地步,李克農的許多戰友和部下都未能逃過劫難。1943年,中央軍委的陶鑄被康生當作叛徒抓進了監獄,理由是曾被敵人判過無期徒刑。李克農是瞭解陶鑄的,對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農還遇到過這麼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領導匯報工作,回到家已經是半夜了,他的妻子還在燈下等著他。沒想到這位同志竟然沒有理會愛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懷疑她是在搞特務活動,硬是揪著她到李克農那兒去交待問題。看著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樣子,李克農哭笑不得。   
    顯然,審干審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廣大黨員幹部對此卻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不滿。   
    這時,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遂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聽完之後,立即指示,不要隨便作結論,誰的結論錯了,就要給誰平反。要糾正擴大化的錯誤,他們已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左傾擴大化錯誤的危害性,並採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   
    1944年元旦,領導通訊聯絡工作的王諍,帶著一批被搞錯的幹部向毛澤東「拜年」,反映情況。毛澤東對他們說:「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這不好。今天,我向你們敬個禮,你們回去要好好工作。」公開承擔了責任。   
    李克農也在痛苦地反思著:為什麼會鬧出這樣一個局面來?他向有關領導反映,但沒有下文;他有意識地和康生拉開距離,卻又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澤東的一次談話幫他解了這個結。   
    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澤東把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長周興、保安處一局局長師哲和李克農請到自己的窯洞裡談話。   
    周興是黨內老資格的政治保衛幹部,學徒出身,師哲兼任毛澤東的俄語翻譯,他們在毛澤東身邊都很隨便,幾個人散坐在床邊和椅子上,聊了起來。   
    毛澤東說:「今天請諸位來,是想說一下肅反問題。咱們隨便談,有啥說啥,咱們這兒可不抓『特務』,你們知道什麼儘管說。」李克農四下打量了一番:怎麼沒見康生?   
    周興和師哲也露出同樣的疑惑———康生,他是這場運動的總負責呀!毛澤東猜出來了:「幾個月前我就給康生打過招呼,肅反要注意糾偏,後來又找他談過,可他不聽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們幾個直接抓工作,就找你們談。」 
審干後的「補救」行動     
    毛澤東運用他那獨有的循循善誘的方式,為這幾位頭腦一度發熱的保衛幹部們慢慢降溫。   
    毛澤東說:「你們送來的幾份口供,我只看了兩份,不想看了,以後也別送了。」「為什麼?」師哲問道。   
    「寫那些,誰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們自己寫的呀!」   
    「自己寫的就沒有鬧獨立性的?就沒有一個字鬧獨立性?」毛澤東反問。   
    「一個字還能保證沒有嗎?」   
    「既然有一個字不確實,就沒有一句話不確實?」「一句話當然也難免。」   
    「那麼可不可能有十句話是假的?」   
    「總不會全盤皆錯吧!」師哲有點不服。   
    「我就是要說,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話是假的;有一句話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話是假的;有十句話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澤東很倔強。   
    「你要不信,」毛澤東接著說,「你把他們的口供拿回去讓他們自己改,一句錯了,改一句,十句錯了改十句,全篇錯了,全篇都改掉。允許他改。我自己寫一篇文章,貼在牆上,每天看,每天改,一個月後,原來的字改完了。」   
    接著話茬,毛澤東談起當年在江西反AB團時,許多不實口供都是用刑訊逼出來的,結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訓。強調「要讓犯人講真話,絕不允許講假話。保衛工作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要把好關,不要冤枉一個好人。」他指示李克農等人,立即開展甄別、平反工作。   
    李克農聽罷,再也坐不住了,堅定地說:「回去後要好好學習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辦。」   
    此後,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這場康生本人無法收拾的「搶救運動」終於走到了盡頭。   
    李克農忠實地按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甄別工作。事實表明,數千個被「搶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務只有兩三個。   
    出於革命需要,李克農將200多名「重點搶救」對象,大多數留在了社會部,這些人以後都成了中共情報戰線的骨幹。   
    在李克農組織排演的《前線》中,有許多演員都是「搶救」的對象,並未最後作出結論,李克農大膽啟用他們,本身就說明,他是信任這些青年人的。   
    對李克農在甄別工作中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嚴肅認真的作風,當年「搶救」對像之一的黃鋼有深刻的體會。   
    記者黃鋼於1938年冬到達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35年秋至1938年秋,他曾經分別在南京和重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屬的中央電影場擔任過助理編劇,這一差事是由國民黨文化巨頭張道藩向電影場場長張沖介紹的。在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中,黃鋼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嚴格的審查和衝擊。   
    儘管黃鋼在南京和重慶只是擔任了一般性的社會職業,然而,在高壓之下,他還是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張道藩派來延安搞特務工作的。在甄別過程中,黃鋼又將以前自己編造的謊話推翻了。一天,李克農找黃鋼談話。   
    李克農說:「黃鋼,我們昨天還向毛主席匯報,說你『回來了』———共產黨的親骨肉呀,掉進了敵人的泥坑,現在又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黃鋼開始沒聽清楚,反問道:「昨天向誰匯報?」   
    「向毛主席!」李克農有些生氣地說,「黃鋼,你父親是武漢與湖北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黃負生,你是烈士的遺孤嘛,後來托給了陳潭秋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後竟走到敵人的窩子裡去了!」李克農見黃鋼不說話,接著說:「怎麼?前兩天,你剛剛承認自己是張道藩派來延安的,昨天怎麼又把自己的交待給推翻了!」「那是我在困難面前說謊,李副部長,我到延安是走我父親留給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給我開的介紹信,我的來歷是很清楚的。」黃鋼說道。   
    「清楚?既然清楚為什麼要自己說謊?要編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嘛!你這一說謊,我們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為真了!主席說,他就不相信!所以,我來找你談一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實。你就是不實事求是嘛!好比說這把茶壺,工人階級說它是圓的,你要說它是方的,因為工人是生產它的;你呢,你要如實地反映客觀的事物嘛!你就沒有學會這一條!那回我就告訴你:階級的屬性,不脫胎換骨是不行的。」 
「搶救運動」的反思     
    由於種種原因,對黃鋼的審查並未結束,但李克農卻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農負責的中共棗園黨組織,派黃鋼到棗園鄰近的裴莊去當小學教師,指定他作為派出的兩人小組的小組長。1952年,黃鋼在朝鮮板門店採訪李克農時,對李克農說:「李部長,組織上今年上半年,在我來朝鮮以前,已經給我做出了歷史審查的結論。感謝你,給了我一個多麼好的結論———你對我的評價太高了!」   
    李克農笑著說:「本來嘛,你就是祖國的優秀兒女!」說完話,李克農歎道:「都九年了!」   
    同樣,李克農對曾經被懷疑過的李逸民,不僅讓秘書羅青長作了沒有問題的結論,而且還親自報告了負責對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進行資格審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補代表的身份順利地參加了大會。李克農卻從此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澤東召見李克農,並讓他負責甄別工作,康生遷怒於他;甄別工作的結果,使康生頓成千夫所指,康生認為李克農是在故意給他難堪;最令他惱怒的是,中共七大沒安排他作重點報告,最後選舉時,他由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降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對老婆曹軼歐說:「李克農這個仇非報不可,倘日後落到我的手裡,必給他厲害看看!」   
    事隔12年之後,1955年李克農在上海休養期間,談起「搶救運動」時,還不無感慨地說:「當時有人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問道:『你們打算要搶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說:『百分之五!』然後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堅持地反駁說:『怎麼能這樣?不可能!難道特務都開了花了?』延安審干時,毛主席經常派人來聽匯報。等到向他本人匯報時,他開頭沒說好也沒說壞,一直沒表態,只說了一句:『青年人的災難啦!』當時我體會,以為毛主席說的是青年人在國民黨統治區遭受的災難,現在,我的體會就更深了。」   
    可見,李克農對於延安審干運動中一時間出現的所謂「搶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對「搶救運動」,毛澤東總結說,其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及區別對待這兩點」。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搶救運動是有偏向的,這個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簡單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來,其結果犯了逼供信的錯誤。」   
    鄧小平也指出:「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對這段慘痛的經歷,歷史作出了公正的評判。 
第六篇     
    在日本發出乞降照會的第二天,蔣介石便一連下了兩個命令:一個是給他的嫡系部隊,要求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一個是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勒令他們「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兩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蔣介石要獨佔抗戰勝利果實的險惡用心。 
王實味案(一)     
    「搶救運動」翻過了歷史的一頁,而李克農卻又被牽扯進另一樁大案之中。這樁大案一直糾纏他多年,成為他心中一段隱痛。這樁大案,現已大白於天下,它,就是轟動一時的「王實味案」。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父親王耔渭是前清舉人,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後,潢川縣辦了一所中學,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為校長。受父親影響,王實味從小發奮學習,他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17歲中學畢業,成績始終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師曾當面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學畢業後,王實味因家貧無力繼續  考大學。不久,他得知開封有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招生,這所學校不收學費。王實味便前往報考,被該校錄取。一年後,該校停辦,王實味再度失學。不過,這一年的時間,卻使王實味的英語水平突飛猛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為掙錢上大學,1924年,王實味去駐馬店郵局投考郵務員,錄取後,在郵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資,除了寄4元回家給父親,6元錢留作生活費,其餘20元全都被存了起來,到1925年暑假,王實味已在郵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帳,存款已有240元了。   
    帶著這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240元錢,王實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車,去北京大學應試。   
    1925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一切手續辦完後,手裡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郵局,其餘9塊錢,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費。   
    這位出身貧寒、歷盡艱辛的青年人,終於圓了自己的「大學夢」。在北京大學這所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裡,他一頭扎進了書海之中,盡情地吸取知識的養分,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在北大,王實味結識了一位河南老鄉、正在哲學系讀書的陳其昌(即陳清晨)。陳其昌當時已是有一年黨齡的中共黨員,他見王實味常常進圖書館借閱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覺得他是個要求進步的青年,便借給他一本《共產黨宣言》。王實味讀後,深受啟迪,感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才能達到全人類的解放。他把自己讀後的感想告訴了陳其昌,於是,陳其昌於1926年1月介紹王實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1925年寒假開始,王實味開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學活動。他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發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為《楊五奶奶》的短篇小說。   
    1985年第2期的《小說界》上,評論家倪墨炎曾經這樣評價這篇小說:《楊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畫出一個小集鎮上仗勢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臉,而這位「母老虎」終於得到了最可恥的下場。小說的作者具有鮮明的愛憎。文章文字簡練,敘事層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對話很生動,並具幽默感。這段評價表明,王實味在生活積累和藝術素養上,都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水平。   
    1927年王實味因故失去了中共黨組織關係。不久,他又因為家境貧寒,無法再在北大繼續學習,經父親的一個學生介紹,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找了一份當文書的工作。   
    王實味當時已身無分文,抱著「權當住旅館呆它幾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個頭高瘦、長相斯文的王實味,性格卻有些易於激動,在工作中,他見到那些令人氣憤的事情,總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罵槐。一天,他正在痛罵的時候,忽然有人悄聲問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實味聽罷,將桌子一拍,說:「王派!」因為自己姓王,故所謂「王派」乃「王實味派」也。   
    那人未聽明白,以為是「汪派」(即汪精衛派),忙說:「小王,此地不可久留,這樣吧,我介紹你到山東泰安中學當語文教師如何?」   
    王實味本來就不想在國民黨衙門裡當差,看到這位同事如此熱心,便將計就計,讓他寫了封介紹信,來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於王實味常常向學生宣傳「國民黨一直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所以農民仍被剝削挨餓」等等,一年後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實味案(二)     
    1929年3月,他來到上海,1930年1月,王實味和劉瑩結婚。婚後,為維持生活,他開始創作小說和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據統計,他創作的小說有《休息》等,翻譯的作品有:美國作家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英國作家哈代的《還鄉記》和高爾斯華綏的《資產者》、法國作家都德的《薩鞭》、德國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為中華書局編輯的《新文化叢書》中。應該說,王實味在文藝上是有過自己的貢獻的。在上海期間,王實味和王凡西、陳其昌有過一段短暫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實味在大街上與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時即與王實味同學,而且那時兩人又都是中共黨員,老友重逢,顯得格外興奮。王凡西請求王實味幫忙譯一部分書,因為他妻子即將臨產,正缺錢用。王實味幫了他這個忙,翻譯了《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   
    同年8月,陳其昌也突然到王實味家拜訪,陳其昌曾是王實味的入黨介紹人,陳、王二人過去關係一直不錯,此時在上海,遇上王實味一家經濟拮据時,陳其昌還主動借錢給他們,王實味也並未感到有什麼不妥。   
    其實,這時的王凡西和陳其昌已經是中國「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謂「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頁中,有這麼一條重要註釋: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   
    劉瑩當時已是中共黨員,對中共中央的反托鬥爭情況比較瞭解,當她得知王實味為王凡西翻譯了《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後,便敏感地懷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勸告王實味不要與其交往,王實味坦然地接受了劉瑩的勸告,從1931年1月開始,王實味便斷絕了與王凡西的聯繫。   
    1932年,王實味夫婦曾委託陳其昌介紹王實味加入左聯。陳其昌明確說:「我不能辦這件事了,我已不做黨的工作了。」這句話使王實味夫婦對陳的政治面貌產生了懷疑,此後,王、陳二人也再不來往。   
    由此可見,上海期間,王實味和托派重要成員王凡西、陳其昌等人有過一段交往,王實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過托派的某些觀點,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更沒有組織上的聯繫。   
    「七七事變」後,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國高漲。1937年,王實味在開封重新入黨,同年10月,嚮往革命的王實味,將已經懷孕的劉瑩送回娘家,自己隻身來到延安。   
    王實味來到延安後,被分配到延安馬列學院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為培養高級理論幹部而設立的高級研究機關。院長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兼任,副院長為範文瀾,下設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思想、中國文藝、中國教育、中國新聞、國際問題和俄文(翻譯馬列著作)等9個研究室。1942年初,張聞天率領一個調查團到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農村作為期一年多的調研工作。這段時間,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維漢代為負責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後,王實味被調往該院中國文藝研究室工作。由於他在文學和翻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為特別研究員。王實味這段時期主要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共計翻譯了《價格、價值和利潤》、《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以及《列寧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內容等共65萬字,是當時延安一位相當有成就的翻譯家。   
    1942年初,毛澤東親自倡導的整風運動在延安廣泛開展起來。整風運動開始後,不甘寂寞的王實味相繼寫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和《硬骨頭與軟骨頭》等雜文,對延安存在的某些缺點和他感到不滿的現象提出了批評。 
王實味案(三)     
    實事求是地說,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這些缺點進行批評也是完全允許和十分必要的,問題是一介書生的王實味看問題難免幼稚、偏激,對一些現象的批評總是夾雜著一些冷嘲熱諷的味道。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王實味寫道:   
    我們的革命事業有兩方面:改造社會制度和改造人———人的靈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戰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者,他的任務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文  藝家,是「靈魂的工程師」,他的任務偏重於改造人的靈魂(心、精神、思想、意識……在這裡是一個東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質力量的指揮者,藝術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發者。前者往往是冷靜的沉著的人物,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消除骯髒和黑暗,實現純潔和光明,後者卻往往更熱情更敏感,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從精神上充實革命的戰鬥力。   
    這其實是把政治家和藝術家放在了對立的兩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從極端民主、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用誇大的事實、尖刻的語言,把延安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娛晚會,說成是「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與「當前的現實」「不太和諧」;把幹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別,說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戰爭環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生的個別事情,說成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把少數幹部的官僚主義,說成是「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裡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實味的筆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點與不足被歪曲和誇大了,他的觀點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鳴」,一時間人心波動,思想混亂。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整風動員大會。在會場上,王實味帶頭和主持全院整風工作的李維漢發生激烈爭執。會後,他寫了《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文,貼在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牆報《矢與的》的頭兩期上,鼓吹要「絕對民主」,向「大人物」進言。這些短文貼出後,不少人趕來觀看,後來它們又被貼在布上,掛在了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上,圍觀的人群像趕廟會一樣。   
    王實味的言論,引起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注意,他們把王實味的文章編印成所謂《關於<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冊子,四處散發,稱「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然而……在陝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對中共及陝甘寧邊區進行惡毒的攻擊。   
    為糾正王實味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從5月27日開始,一連數天召開全院座談會,試圖把整風引向正軌。在這個座談會上,神經敏感的康生親自插了手。座談會初期,王實味的問題還只是單純的思想問題,不久,由於康生的介入,上升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在座談會快結束時,由於王實味以前曾向黨組織交代過早幾年在上海與王凡西、陳其昌等人的交往經過,王實味的問題便被作為與「托派」有關的「敵我問題」來對待了。   
    座談會結束後,康生為「擴大戰果」,使「鬥爭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個與王實味相聯繫的所謂「成全、王裡、潘芳、宗錚、王實味」的「反黨五人集團」來。   
    這年9月,李維漢被調離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任秘書長一職,再沒有過問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實味鬥爭。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作出了《關於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稱王實味「從一九二九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停止過托派的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根據這個決定,王實味被當作敵人送交保衛部門審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審訊開始了,王實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認自己是托派」之間,來回轉圈,審訊工作並不順利。看來,其中必有隱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審訊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擋得住,最後,王實味也無招架之功,最終承認自己是托派,而且還是個「自命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搶救運動」結束後,李克農主持了甄別工作,因為甄別對像太多,按照輕重緩急的次序,王實味的問題被排在了最後。 
王實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於複雜的歷史背景和種種主客觀原因,最終還是於1946年作出了王實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認定王實味到延安來的目的,是要進行有組織的「托派活動」。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中共中央社會部的一批幹部組成一個大隊,撤離延安去了晉西北的興縣,王實味也隨隊同行。   
    4月16日,王實味被送押到晉綏公安總局第四科(主管審訊和看守工作)。據該科的同志  反映,王實味在從延安到晉綏的路上,「常說刺激人的怪話」,「故意找麻煩」,對他自己的「罪行」沒有認識,自稱是「為黨犧牲的好同志」。   
    晉綏公安總局的有關人員認為,王實味是中央社會部交下來的重要案犯,在行軍途中又「進行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因此「對其看押特為嚴密(專管,嚴鎖(門),不准見人,不准出門)」,比在延安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6月中旬,興縣遭到敵機轟炸,晉綏公安總局提出了處決王實味的請求。   
    7月1日,國民黨的飛機又一次轟炸了興縣,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被炸,為了應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當晚,王實味被就地處決!命令是誰下的?   
    康生於1947年2月到達晉綏,在臨縣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晉綏公安總局關於處決王實味的請求,得到了當時在晉綏的康生的「口頭批准」。   
    毛澤東知道王實味被處決,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發,說:「你們賠我一個王實味來!」   
    這年8月31日,李克農就王實味問題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主動承擔了王實味案的責任,並請求中央處分。   
    9月1日,毛澤東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並請中央書記處及有關同志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彭真、饒漱石、聶榮臻、賀龍等都在報告上畫了圈。   
    李克農的報告中,隻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卻也一句不吭,更沒說過要擔負責任的話。   
    1981年,85歲高齡的李維漢懷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要求對王實味案進行複查。   
    根據李維漢的建議,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於1982年2月,作出了《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即成全)、王汝琪(即王裡)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陳傳綱同志的信上曾明確批示:五人反黨集團問題並無具體證據,似應予以平反。但未能具體落實。「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幾個人受到衝擊和迫害。現決定對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四位同志參加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強加他們的一切不實之詞,撤銷對潘芳、宗錚兩同志的處分,恢復名譽。   
    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徹底否定,為王實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機。1986年新版《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最後一頁註釋中,赫然寫上了這樣一句話:   
    王實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室任特別研究員。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在經過長期取證後,終於作出了《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指出:經複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覆覆。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蒙冤半個世紀,王實味案終於有了個公正的說法。王實味被恢復了「同志」的稱呼,這已是他被錯誤處決後的第44年了。王實味案的發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決策者,而李克農,也承擔了一定的責任。環境艱險,不容李克農多加冷靜思考。歲月蒼桑,卻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勇於面對錯誤的崇高風範! 
一根不懷好意的「橄欖枝」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發出乞降照會。消息傳到中國,萬眾歡騰,歷經八年之久的中國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終勝利。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企望和平,中國卻又重新面臨著兩條道路的抉擇。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的普遍願望和要求,主張結束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蔣介石卻急匆匆地抓緊時間部署兵力,搶佔戰略要地,企圖一舉消滅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異己力量。   
    在日本發出乞降照會的第二天,蔣介石便一連下了兩個命令:一個是給他的嫡系部隊,要求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一個是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勒令他們「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兩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蔣介石要獨佔抗戰勝利果實的險惡用心。   
    對此,中共及解放區軍民當然不會忍氣吞聲。8月13日,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了題為《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的評論,嚴厲指出:   
    這樣的敵我倒置,真是由蔣介石自己招供,活畫出他一貫勾結敵偽、消除異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國解放區的人民抗日軍隊,絕不會中此毒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言人的評論和蔣介石的「命令」,從頭到尾都是在挑撥內戰,其目的是在當著國內外集中注意力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借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   
    接著,毛澤東又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兩次致電蔣介石,堅決反對他的錯誤命令,並表明中共的嚴正立場和態度。   
    抗戰的烽火剛剛熄滅,內戰的陰雲又籠罩在中國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時,蔣介石卻向毛澤東連發三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向中共遞上了一根不懷好意的「橄欖枝」。   
    原來,蔣介石為避免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國內外輿論的譴責,企圖把發動內戰的責任推卸到共產黨身上;更何況他的軍隊還遠在西南、西北後方,有的嫡系部隊還遠在緬甸、印度,要把全部軍隊調運到內戰前線,尚需時日。於是,蔣介石這才在加緊準備內戰的同時,向世人擺出了一副「和平協商」的姿態。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致電毛澤東: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字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蔣中正八月十四日   
    電文不長,而字裡行間頗有懇切之意。對毛澤東是否會應邀,蔣介石其實心中無底,他一面靜聽毛澤東的公開答覆,一面命令國民黨政府駐延安的聯絡參謀設法瞭解毛澤東的反應。   
    這批聯絡參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於1938年起向八路軍總部和各師派駐的代表。按規定,他們的任務應該是加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八路軍的聯繫,瞭解八路軍在前方作戰的情況,瞭解八路軍各部在戰爭中的實際損耗,並使之得到及時補充等。然而,這批聯絡參謀實際上將主要精力用於收集中共黨內和敵後根據地的各種情報,秘報重慶。有的甚至公開在延安從事破壞活動。兩天後,毛澤東復電蔣介石:重慶蔣委員長勳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下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表示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八月十六日   
    朱德給蔣介石的電報,批駁了蔣介石向八路軍提出的「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向未放下武器的日軍進攻和受降的錯誤命令,同時提出了中共關於制止內戰的六項主張。   
    在公開復電的同時,毛澤東接見了國民黨政府在延安的兩位聯絡參謀,明確表示,他目前不準備離開延安,希望轉告重慶方面。8月20日,蔣介石又給毛澤東發出邀請電。此時,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聯絡參謀的報告,知道毛澤東無意赴重慶,因此一反常態,反而邀請得更加熱情起來:延安毛澤東先生勳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瞭。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退惠諾為感。蔣中正哿八月二十日   
    顯然,蔣介石在此是向毛澤東施加壓力,毛澤東不去重慶談判,他盡可以藉機宣傳中共沒有誠意,發動內戰的髒水也就可以潑在中共身上。 
破譯密電幫助毛澤東     
    兩天後,毛澤東復電蔣介石:重慶蔣委員長勳鑒:   
    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復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毛澤東未養八月二十二日延安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毛澤東:延安毛澤東先生勳  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周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電速駕!蔣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   
    蔣介石以「時間緊迫」、「問題重要」為由,要求毛澤東與周恩來「偕臨」重慶,同時,他在報刊、廣播中大作宣傳,妄想給中共造成不願和平的事實。   
    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勳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周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敬二十四日   
    毛澤東在此電中,雖然通知蔣介石「準備隨即赴渝」,但仍決定讓周恩來與蔣介石先行接觸,如果蔣氏果真有和平誠意,再赴重慶。對蔣介石不能不防。張學良被軟禁南京,李濟深、胡漢民被囚禁湯山,這一幕幕蔣介石導演的政治醜劇,人們記憶猶新。此次蔣介石主動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參加和談,莫非也是一出「鴻門宴」?蔣介石究竟意欲何為?中共中央接到蔣介石的邀請電後,緊張地思考著對策。   
    李克農的情報系統被派上了用場,他們日夜監聽蔣介石和其駐延安聯絡參謀的來往電訊,希望能從中獲取信息。然而,國民黨的密電無法破譯!怎麼辦?搞到密電碼!   
    李克農下達了命令,情工人員四處活動。果然,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能人們,不負李克農厚望,將密電碼弄到了手。有了密電碼,國民黨中央與其駐延安聯絡處的電訊聯繫就不再是秘密了。李克農日夜監聽,不放過每一個字。辦公桌上的電文盈尺,李克農詳加分析:原來,蔣介石料定,毛澤東自秋收起義後,就沒有離開過根據地,這次,他也不敢到重慶來。如果毛澤東不來,破壞和談的罪名正好扣在共產黨的身上;如果毛澤東應邀赴會,也可以乘機拖住毛澤東,爭取時間作好進攻共產黨的準備。如意算盤不可謂撥得不精明。   
    情報迅速送到毛澤東處,毛澤東洞察了蔣介石的險惡用心。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與從重慶回來的王若飛一起開會研究毛澤東去重慶的問題。經過反覆權衡利弊,同意毛澤東去重慶。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前夜的討論意見,說:「這樣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動權。自然,去談判就必須作一定的讓步。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當日便向黨內正式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向全黨通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8月28日,毛澤東要走了,李克農親往送行。他守候在機艙口,嚴防無關人員登機。   
    毛澤東走過來,緊握李克農的手。李克農心裡暗暗地為毛澤東的安全擔憂。他深情地說:「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毛澤東似有所察,笑著說:「克農啊,男兒有淚不輕彈嘛!這回去重慶,正好和分別了20年的蔣委員長見見面,有啥子不好嘛。」毛澤東安抵重慶,李克農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蔣介石卻很尷尬,他的情報網肯定地告訴過他:毛澤東絕不會來重慶。可毛澤東真的就來了!   
    毛澤東的專機抵達重慶機場時,蔣介石正在慌忙召集各院院長會議,緊急討論國共和談事宜。國共雙方談判開始時,國民黨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談判方案。   
    國民黨代表邵力子極力辯解說:「國民黨沒提出具體方案」是「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倘若政府先提具體方案,也許使中共方面認為政府已有一種定見,而有礙會談的進行。」這種借口,不能不讓人感到滑稽和可笑。   
    這一切,確實使老謀深算的蔣委員長臉上無光! 
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成立     
    經過國共雙方多次的談判和鬥爭,終於於10月10日簽定了《雙十協定》。根據協定規定,中共主動讓地撤兵。蔣介石本無心講和,在國共兩黨談判期間,中共情報組織已獲悉陳誠在國民黨高層軍事會議上關於「復員即動員」的講話,意即抗日是復員,反共是動員。這其實是蔣介石發動內戰的信號。李克農將這一情報及時上報中共中央,經毛澤東批准後,發出《中情通報》,指出蔣介石正在加緊準備內戰的嚴峻形勢,使中共各級領導機關預先準備。這是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時,中共中央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發出的最早的警報。   
    果然,蔣介石一切準備就緒,即以88萬之眾的大軍圍攻解放區,妄圖挑起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戰爭陰雲重又籠罩在中國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特使」、陸軍上將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衝突。在他的參與下,國共雙方經過商議,於1946年1月5日,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10日,由張群和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各向所屬部隊發佈停戰令,並定於1月13日午夜12時全面停火。   
    根據雙方協議,由張群、周恩來、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同時,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調處國共雙方軍事衝突,監督雙方執行停戰令。軍調處執行部由國民黨的鄭介民、共產黨的葉劍英和美國人羅伯遜代表三方組成。   
    中共代表團旋即開赴北平。葉劍英作為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延安總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團的工作。李克農受命擔任了代表團的秘書長。   
    戴著黑色圓邊眼鏡,留著八字鬍須的李克農,換上了一身筆挺的草綠色呢軍服,胸前佩戴著軍調部標誌的藍色三連環肩章和圓形銅牌胸章,頗有軍事家的風度和外交家的瀟灑。他將以這樣的姿態,在國民黨和美國代表之間巧妙周旋。   
    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而此時,她卻處在一片混亂與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國大兵開著吉普車橫衝直撞,神氣十足的國民黨官兵和警察在街頭耀武揚威、氣勢洶洶;交通路口到處是架著機槍的地堡和沙袋壘成的掩體,隨處可見乞討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連過往的行人也顯得緊張而又壓抑。這景象使李克農預感到:國民黨是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獨裁統治的,內戰遲早要爆發,軍調部的工作必定不會輕鬆。   
    中共代表團分住兩地,一部分住在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北平飯店,李克農率電台、機要科和其他有關人員則住在翠明莊。翠明莊是一座三層的典型中國式建築,飛簷畫棟,古色古香。這時門前已由威風凜凜的八路軍哨兵守衛著,是一處既秀麗而又略顯神秘的地方。   
    安頓妥當,李克農立即投入工作。軍調部要處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農。有人給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對外,要和葉劍英一起出席三方聯席會議,主持交涉、交際、新聞發佈活動;對內,統管代表團的黨務、政治思想、人事、秘書、財務、機要、電台、行政、接待、通訊、警衛,以至組織追悼會、辦喜事等等,幾乎是無所不管。   
    代表團的成員以及武裝警衛,大多是由各解放區抽調來的,幹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執行停戰小組人員前來北平赴任或匯報工作川流不息,從延安、重慶、南京、華北、華中、東北、中南各解放區來的流動人員,經北平時也由中共代表團負責接待。   
    各地來往的領導幹部,被代表團的同志戲稱為「各路神仙」。他們當中有的是悄悄地來又悄悄地離開;有的則要順便看看北平市容;還有的希望借錢買點自己需要的東西;也有人乾脆向代表團行政處提出想做一身合適的衣服。遇到這種情況,李克農總是囑咐行政處的同志,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滿足這些領導的要求,如果確實有困難,就婉轉地加以說明,請求諒解。有些難辦的問題,實在解決不了,就親自向他本人報告,這樣就基本解決了矛盾。   
    中共代表團成員內部,也存在著一些思想問題。抗戰勝利後,有人想回家過日子;有人想結婚;有人想提高自己地位;還有人想過安逸舒適的生活。這些思想問題不解決,難免會產生一些消極情緒,影響工作。   
    軍調部建立初期,凡是穿軍服的都要佩帶軍銜,而中共尚未評授軍銜,為便於開展工作,只能參照執行。周恩來作為三人小組的中共代表,和張治中、馬歇爾一樣,佩戴上將軍銜。在中共代表團內部,葉劍英戴的是中將軍銜,李克農戴的是少將軍銜。一天,李克農聽見有幹部為戴銜的事情不滿而發脾氣,非常生氣,立即到行政處去,要把他的少將軍銜換個上校軍銜。他說:「我們共產黨員為革命出生入死,難道就是為了爭這個牌牌?」代表團的同志覺得李克農說得對,但換個牌牌並不能解決問題。有的同志說:「您可以換個上校牌牌,我們都可以換個中校牌牌或少校牌牌,但我們今天佩戴軍銜,是為了對外工作方便。您是中共代表團秘書長,葉劍英委員的主要助手。您戴的軍銜低了,同國民黨、美國的對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農聽罷也就搖搖頭不說話了。 
軍調處的內部思想     
    此後,中共代表團內部開展了政治思想教育,把事情講明,道理講通,解決了大家的思想問題,使工作能順利開展。   
    中共代表團建立初期,專業人員不夠,一些招兵買馬的活兒也落在了李克農的頭上。軍調部年輕的英文女翻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的王光美,就是這時在李克農面前報到工作的。   
    王光美是輔仁大學理學院的學生,思想進步,頗具才華。她當時畢業後,正準備到美國去留學。   
    一天,北平地下黨的一位負責人找到她,讓她到軍調部的共產黨代表團去當英文翻譯。王光美略加考慮,欣然應允。按組織上的安排,她騎車來到了翠明莊。   
    李克農從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眼前這位只有20來歲、身材苗條的女大學生,笑瞇瞇地說:「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歡迎歡迎!」說著,他把王光美領進二樓的一個房間,那是他的辦公室兼臥室。王光美好奇地打量著四周。   
    李克農詢問了王光美家裡和學校的一些情況,王光美直率地作了回答。   
    這時,從隔壁房間裡傳過來一陣粗獷而又纏綿的歌聲:「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王光美很愛唱歌,她聽得入了迷。   
    「很好聽,是嗎?」李克農問。王光美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這是陝北民歌,歌名叫《走西口》。以後你如果到延安去,還可以聽到那裡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聽。」李克農笑道。「我幹什麼事?」王光美忽然想起了正事,忙問道。「你是怎麼來的?」李克農避而不答,卻反過來問她。「騎自行車來的。」王光美說。   
    「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們派車去接你。你把住址留下來。」李克農最後說。   
    第二天一早,葉劍英乘坐的那輛小車開到了西單的一條胡同裡,把王光美從家裡接走。就這樣,王光美成了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的中共代表團英文翻譯。   
    翠明莊壞境優美,住得相當舒適,伙食也很不錯,但鬥爭卻依然激烈,氣氛並不輕鬆。   
    翠明莊對面左右兩側樓房都駐有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甚至連翠明莊內部的一些服務人員,也是國民黨特務喬裝打扮的。中共人員舉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務們的嚴密監視。隨著軍調部工作的逐漸開展,中共代表團與中央和各根據地的電訊聯繫大大加強,國民黨特務的監控,給電台和機要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情報工作成為國民黨特務破壞的重點,也是共產黨方面工作的難點。拿機要科來說,科員都是從各根據地選調出來的股長以上的機要幹部,政治可靠,業務精通,這沒話說。但許多人並沒有在國統區工作的經驗。李克農很擔心,他常常告誡大家:「同志們,機要和電台是美蔣妄圖破壞的重要目標,他們現在已經集中了國民黨和美、英、日等國100餘名破譯人員,力圖破譯偵收我黨的密碼電報,竊取我黨、我軍的最高機密情報。機要幹部,就是要機密、準確、及時地完成機要通訊任務,確保我黨密碼的安全和密碼電報的暢通。我們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敵人所利用,對人民犯下大罪啊!……」   
    他還告訴大家,代表團的每個機要人員,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都被登記造冊,有像片,有職務,甚至有履歷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機智的頭腦,善於鬥爭,具有隨機應變的能力。   
    對那些特務的監視,李克農制定出反監視的方案:一是將電台和機要科集中在翠明莊的南樓,專人把守,嚴密防範,不准閒雜人員進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員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許飯店的「服務員」擅自進入樓內。   
    「服務員」無法進入,可他們並不甘心,總是借口今天修理門窗,明天清查傢俱,後天檢修電話,想方設法進樓窺探。李克農命令:跟蹤嚴防。   
    於是,當這些不速之客進入大樓,無論他走到哪兒,總有中共代表團專人「伺候」,形影不離,特務們有再大的能耐,也無計可施了。   
    「服務員」打掃房間、取換衣服、倒字紙簍都非常勤快,因為常常能從換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紙簍裡找到的片紙隻字,他們企圖從中分析瞭解情況。李克農幽默地告訴大家,可以略施小計,戲弄他們一番,例如用小紙頭隨便寫個數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樣,放在襯衣口袋裡,準備他們搜去。李克農自己也時常用墨筆、鉛筆在一些紙頭上寫寫劃劃,然後把紙撕成小塊扔到字紙簍裡。有人不解其意,李克農笑著說:「這些國民黨特務,既然對這方面有興趣,就讓他們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們呆著也沒事幹。」翠明莊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農高興地誇讚大家:「身在北平,心繫延安,個個都是好樣的。」 
秘書處的嚴密     
    不過,令人虛驚一場的事情也偶有發生。   
    中共代表團下設一個秘書處,分管辦理對外文書、電報、代替葉劍英接見來訪人員以及拜訪社會名流、與各界交往、瞭解社會情況等事情。針對秘書處的特殊情況,李克農指出:「毛主席強調在我黨同國民黨的鬥爭中要注意觀察『人心向背』的問題,我們要在各界群眾對兩方政策的瞭解和反應中認真觀察這一問題。」他要求秘書處人員每次外出活動都要事先  向上級說明:到什麼地方,見什麼人,大約幾點才能回來等等。每次外出,李克農都要守候外出人員平安回來,瞭解情況後,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時都比較注意,晚上10點以前按時回宿舍。   
    有一天,秘書處一位姓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這位朋友是一位國民黨軍官。老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點多鐘才回到翠明莊。   
    李克農非常著急,11點過後,就派人外出尋找。由於老馬事先並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見人影,大家都乾著急。   
    老馬回來後,李克農問明情況,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有人對老馬說:「你知道克公和我們多為你擔心啊!有兩三個小時,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間裡和樓道裡走來走去,派幾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歸。他的健康狀態不怎麼好,可是他卻多麼關心幹部啊!」在李克農的領導下,中共代表團如銅牆鐵壁,特務們招數使盡,便鋌而走險。   
    一次,中共代表團正在進行電台聯絡時,忽然發現有可疑電波出現。有人竊聽!李克農指示:慎密偵察。   
    原因很快查出來了。原來,為破譯中共代表團密碼電報,國民黨特務在翠明莊的一個隱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設了一部小型電台,專門偷抄中共代表團的電報。   
    幾天後,一份中共代表團的嚴重抗議擺到了談判桌上,指控國民黨特務偷抄電報,態度嚴厲,證據確鑿,不容抵賴。國民黨和美國代表無言以對,只好連聲應付:「對不起,對不起,馬上查辦!」很快,那部小型電台悄然撤走,神秘的電波消失了。   
    當國共雙方在談判桌上劍拔弩張的時候,翠明莊內也很不寧靜。伙食供應像晴雨表一樣反映出雙方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本來,這裡伙食相當不錯,早餐是牛奶、點心或豆漿、油條,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湯,飯後還有水果供應。大家來自條件艱苦的根據地,喝慣了小米粥,李克農更是偏愛酒糟白菜燉豆腐。吃到這樣的飯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淺」了。   
    然而,伴隨著談判鬥爭的日趨激烈,餐桌上也風波乍起,這裡的伙食也越來越令人倒胃口,有時甚至到了不能下嚥的地步。這就不再是簡單的飯菜問題,一定是有那麼一些人想借伙食發洩對中共代表團的不滿。   
    消息傳到了李克農的耳朵裡,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時,李克農把翠明莊的管理人員叫到餐廳,手指著餐桌上的飯菜,當眾問他:「你說說看,代表團工作人員的伙食標準,一天是多少錢?」   
    那人老老實實地作答。   
    「那麼,你看看,我們現在吃的實際標準是多少?與規定的伙食標準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無幾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盤子,舌頭有點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農火了。   
    一再追問之下,那人無招架之功,只好一個勁地點頭。   
    李克農放大嗓門抗議道:「你們這樣做是嚴重違反了停戰協議,違反了三方規定的伙食標準,是貪污!是剋扣軍餉!」   
    那位負責人頭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彎腰道歉:「是,是,請長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後保證按照伙食標準辦好膳食!」說完,又轉向四周的工作人員說:「對不起,請各位長官海涵!」從此,中共代表團的餐桌上恢復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卻沒有來得如此的迅捷,在蔣介石的詞典裡,和平只不過是一塊廉價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團通過各種渠道,獲悉國民黨特務機關將於次日煽動北平部分青年學生舉行所謂「反蘇、反共」的示威遊行;同時,還有一批暴徒,將打著「東北還鄉團」的名義,前來「葉公館」和翠明莊搗亂。   
    對此,中共代表團作了巧妙安排:請葉劍英悄然離開,請一位英國記者到「葉公館」進行「實地採訪」。   
    22日晚8時,一群暴徒氣勢洶洶地闖入「葉公館」,見恭候他們的竟是一位洋記者———國民黨特務在洋人面前還顧著一點臉面,知道走漏了風聲,只好狼狽地溜走了。   
    此時的翠明莊,李克農正緊急動員,重點保衛南樓,派專人護衛電台、密碼和機要文件,嚴陣以待。   
    由於這伙暴徒在「葉公館」偷雞不成,最終沒敢再來翠明莊碰釘子。 
經歷一段令人悲痛欲絕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代表提出了強烈抗議。操著廣東白話的葉劍英厲聲責問鄭介民:「你們以『還鄉團』之名,製造事端,進行搗亂,這是明目張膽地破壞協議,我們決不能容忍!」鄭介民狼狽不堪,只好推諉說:「本人實在不知!竟會有這樣的事?我一定調查,嚴加懲辦!」   
    散會後,鄭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來,一陣大罵:「飯桶!飯桶!」鄭介民惱羞成怒,中共  代表團則拍手稱快。不久,一個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傳了過來———   
    1946年3月,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訪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為拉攏柯克,於3月初親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遊覽觀光。   
    燈紅酒綠之時,戴笠突然接到蔣介石發來的電報,令他速返重慶參加會議,字裡行間流露出撤銷或改組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意思。蔣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從,為拖延返回重慶的時間,戴笠以匯報關於所謂肅奸及遣送日僑日俘兩項工作情況為由,決定先飛南京見何應欽,以期得到何應欽對他的支持。   
    不料在飛機到達南京上空時,大霧迷漫,飛機無法降落,遂臨時改飛上海虹橋機場。而上海的上空同樣是迷霧漫漫,飛機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時,機上油料耗盡,駕駛員將飛機盤空低飛時觸山墜落,油箱起火,機毀人亡,國民黨的特務王魂歸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過電波傳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團,大家興奮不已。李克農不住地說:「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務頭子戴笠死了!趕快買酒慶賀!」   
    有人知道李克農愛喝酒,專門上街買了兩瓶竹葉青,弄了幾盤下酒菜。李克農又吩咐將同志們都找到他的房間去,並把「服務員」叫來,讓他通知廚房給弄幾個冷盤,還特地讓「服務員」告訴大師傅,就說一件好消息、大新聞,那個作惡多端的大特務頭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慶賀一番。   
    「服務員」哭笑不得,只得從廚房端來四個冷盤,還帶來十幾個酒杯。   
    大家入座後,李克農請大家高舉酒杯,大聲說:「來,為國民黨大特務頭子戴笠的摔死乾杯!」   
    大家一飲而盡後,李克農說:「我們這不是幸災樂禍,我們是為中國人民因此少遭受災難和痛苦而高興!戴笠這個壞蛋,做的壞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間,李克農也經歷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絕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博古、王若飛因要向中共中央匯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搭乘美軍飛機由重慶飛往延安經過秦嶺上空時,因氣候惡劣,飛機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內的興縣黑茶山不幸失事,機上的全體人員,包括剛剛被營救出獄的葉挺將軍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回國的鄧發全部遇難。   
    惡耗傳來,中共代表團成員悲痛欲絕。   
    李克農神情嚴肅,默默地佈置了一場紀念烈士的追悼會。會上,葉劍英致了悼詞,李克農講了話,他說:「正如毛主席說的,人總是要死的,共產黨員不怕死,但是,這次的災禍太突然了。犧牲的這些同志都是我們黨身經百戰的傑出領導。當前,我們的國家、人民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些同志的犧牲,對革命事業來說,損失實在是太大了。我們活著的人,應當把他們放下的擔子挑起來。」   
    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李克農幾乎沒有了笑容,身體也越來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劇,有時咳得實在太厲害,就從衣服兜裡摸出一個小盒,從裡面取出兩粒白色藥片,放在口裡,以緩病勢。藥有鎮靜作用,同志們都勸他少吃一點,李克農總是搖搖頭說:「不吃,又有什麼法子?」   
    的確,李克農肩上的擔子太沉太重了!   
    國共和談從一開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終,因為蔣介石對談判根本沒有誠意。1946年6月,國民黨在美國的幫助下,完成了內戰部署,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挑起了大規模的全面內戰。   
    8月10日,美國政府宣佈「調處」失敗,北平軍調部隨之關閉。它的存在前後歷時僅8個月。別了,北平!   
    李克農還會回來的,他有這個信心。不過,他也許沒有想到,僅僅2年半以後,他就又踏進了這座歷史名城,和眼前的對手再度交鋒。而那時的國民黨———這個貌似強大的巨人,已是窮途末路,不堪一擊了。 
第七篇     
    1948年,李克農擔任了中共中央情報部代理部長和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委員。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中央情報部主管對敵策反工作。   
    在李克農的指揮調度下,一幕幕精彩紛呈的活劇上演了:國民黨軍隊一批批地「棄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雲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撤離延安     
    和談破裂,戰火再燃。   
    自1947年3月始,蔣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區全面進攻受挫的情況下,改變軍事戰略,實行重點進攻。陝北、山東兩地首先成為國共雙方陳兵逐鹿的主戰場。   
    陝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所在地,蔣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門生、國民黨西北綏  靖公署司令長官胡宗南率領25萬人馬,分五路向陝北發動突然襲擊。   
    延安漸漸處於國民黨軍的包圍圈中,李克農的情報機構開足馬力,多方搜集國民黨的軍、政情報。國民黨中統山西省調統室主任繆莊林、陝西省調統室主任李茂堂,此時成為李克農手下的兩位奇兵。   
    繆莊林,原為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與中共失去聯繫,不久加入國民黨,被委任為晉西北黨務辦事處主任,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委任其為山西省調統室主任。   
    李茂堂,原來也是中共黨員,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後自首,參加了中統,後來中統派他到西安,委任他為陝西省調統室主任。   
    1943年,繆莊林路過延安,表示願為中共工作,李克農同繆莊林進行了會晤,曉以革命大義,鼓勵他「浪子回頭金不換」。在李克農的感召下,繆莊林開始秘密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懷著將功補過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達延安,李克農親自接見,經過談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黨的要求。李克農在報經毛澤東同意後,予以特別批准。   
    有了繆莊林和李茂堂積極的工作,李克農穫悉了國民黨中統山西調統室、陝西調統室的密碼,得到了蔣介石與「山西王」閻錫山進行勾結的情報以及陝西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聯合會議的全部記錄。這對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邊的敵情,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於胡宗南部大兵壓境,敵眾我寡,力量懸殊,中共中央經慎重考慮,於是年3月19日主動撤出延安。   
    撤離延安前夕,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農肩上。胡宗南大兵壓境,形勢十分危急,葉劍英和楊尚昆等幾次催他趕快撤離。李克農卻說:「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佔領了空城延安。儘管延安城此時已空空如也,胡宗南還是興奮異常,他立即向蔣介石發電:   
    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於十九日晨佔領延安,是役俘虜5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   
    其時,陝北的人民解放軍總數也不過兩萬餘人,且已悉數撤離,不知胡長官俘虜的「5萬」人從何而來?蔣介石接電後,儘管情知有詐,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發來嘉獎電:   
    「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積憤,特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獎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中正。   
    除了發電嘉獎外,蔣介石還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勳章,並晉陞他為陸軍一級上將。高興之餘,蔣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記本上記下難忘的一筆:   
    奸黨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視為赤都者,而竟於其謀叛二十週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艦事件)之前夕,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毛澤東主動撤離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計」。他說:「胡宗南要來延安,那就請他來嘛。延安就是這樣幾孔窯洞,還是我們自己出力氣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壞了,那樣也好,我們將來蓋大樓。人民永遠都是我們的,我們怕什麼!不只是延安,東北、華北,還有別的解放區,必要時我們都會讓一點地方給他們,讓他們多背上幾個包袱。他背不動了,還是得給我們放下。只要我們好好打幾個大勝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們手裡,西安、武漢、南京、上海、北平也會回到我們手裡。全中國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裡。」 
陝北轉戰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陝北轉戰。根據形勢與任務的需要,中央和軍委兩大機關分成三個部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幹機關組成中央前委,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的作戰;劉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開展中央委託的工作;李克農則和楊尚昆、李維漢等同志一起,在葉劍英的率領下,組成中央後委,轉移到晉西北統籌後方工作。   
    為確保中央前委和毛澤東的安全,李克農從原中央警備團中抽調了一個騎兵連和三個步兵連組成精幹的警衛部隊,隨前委行動。同時,在綏德、隴東、三邊等地派出了三個偵察站,配備了電台,直接為保衛中央前委服務。   
    1947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國早春的寒風鑽心刺骨,在晉西北臨縣的三交鎮,來了幾位騎馬的軍人和警衛員。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葉劍英。李克農、楊尚昆和李維漢緊隨其後。他們奉中央的命令,率領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一、二、三局和總政治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調查部、中央辦公廳等單位共3200多人在這裡紮營。   
    葉劍英到三交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著手建立黨組織,成立了由葉劍英任書記,李克農、楊尚昆、李維漢等組成的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黨委。中央後委在三交歷時一年。   
    國民黨軍隊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延安,蔣介石的軍事行動似乎一帆風順。   
    胡宗南宣稱:「中共已成流寇。」   
    蔣介石也高興得昏了頭,向胡宗南連連下令:「收復陝北事小,俘中共首腦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腦,放棄陝北亦值得,望努力為之,以創立國之首功。」   
    李克農的情報系統高效而又有序地運轉著,胡宗南在陝北的大量軍事情報被偵悉,前方轉戰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   
    李克農具有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報部成立以後,他就敏銳地意識到西安在戰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強了對西安情報機構的建設。李克農在方針上、組織上、任務上都給西安情報機構以具體指導,提出了「鞏固發展、長期打算、深入敵內、精幹隱蔽」的要求,不僅使西安的情報組織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使其成為日本投降後中共開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   
    此刻,面對胡宗南軍的猖狂進攻,李克農命令西安情報組織把對胡部進犯陝北的偵察工作作為當前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以配合西北野戰軍粉碎其陰謀,確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   
    在此關鍵時刻,打入胡宗南部、擔任胡宗南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熊向暉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7年3月,熊向暉將胡宗南攻佔延安、進攻陝北的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事先上報李克農,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進佔延安後,熊向暉又將胡宗南的一舉一動及時向中央匯報,使中共中央對胡宗南的動向瞭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屢遭敗績。   
    毛澤東的「蘑菇戰術」屢建奇效,陝北周旋的結果,蔣介石手中的王牌———一個又一個美式裝備的旅、團一一被吞掉。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以無畏的革命氣魄轉戰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李克農身在臨縣,心繫陝北,他十分關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澤東等人的安全,通過秘密電台指揮全國各情報系統,將有關情報及時報告中央。對此,周恩來誇獎說:「我們在西北戰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   
    這時的蔣介石卻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他「重點進攻」的結果是———全面收縮。   
    這時,戰爭的天平開始傾斜。人民解放軍猶如蒼龍入海、猛虎下山,擺開了戰略進攻的態勢。李克農具體領導的情報工作,到處開花,遍地結果。大批情工人員打進國民黨的軍隊,深入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機構內,大量的密電被破譯,大批的部隊被策反投誠。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得以「運籌幃幄,決勝千里」,牢牢掌握著戰場上的主動權。   
    1948年,李克農擔任了中共中央情報部代理部長和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委員。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中央情報部主管對敵策反工作。   
    在李克農的指揮調度下,一幕幕精彩紛呈的活劇上演了:國民黨軍隊一批批地「棄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雲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親自指揮東北戰場(一)     
    這其中,李克農親自指揮的東北戰場的對敵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奪目的一幕。   
    東北地區是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爭奪的一個焦點。它工業發達、交通方便、資源豐富、糧食充足,地理上與蘇、朝、蒙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戰勝利後,美國從其全球戰略出發,意欲佔領東北,出動了大量飛機、艦艇運送蔣軍到東北。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六十軍、九十三軍共五個軍從上海、廣州、越南等地雲集東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企圖搶奪勝利果實。中共中央也果斷採取了相應措施:由關內各解放區抽調部隊13萬人和兩萬幹部從陸、海兩路兼程進入東北,並陸續派彭真、陳雲、林彪、李富春、高崗、林楓、張聞天等20多名中央委員到東北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局,彭真為書記。同時,進入東北的各路部隊與原在東北的抗日聯軍共同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是年底,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戰火在白山黑水之間燃燒起來。   
    為配合東北的解放戰爭,李克農親自指揮了中共駐瀋陽的情報組織。該組織的主要內線人員、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處少校參謀趙煒,早在北平軍調部時期,就處於李克農的具體領導之下。趙煒主管機密室,幾乎掌握了東北國民黨軍的全部情況。1947年3月至9月,在東北戰場戰況激烈的情況下,趙煒及時準確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國民黨軍作戰計劃、兵力部署等重要情報,對改變東北戰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後委書記葉劍英在批發中央情報部致瀋陽情報組織的電文上寫道:「最近你們來的情報很有價值,對中央幫助甚大。」對趙煒提供的情況予以嘉許。   
    李克農還把目光投向了在東北作戰的國民黨軍事體系中的雜牌部隊———滇軍。   
    在國民黨駐東北軍隊中,六十軍與九十三軍就是滇軍中的兩支。六十軍組建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當時,「雲南王」龍雲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從滇軍中抽調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6個旅和部分滇黔綏靖公署直屬特種兵部隊共4萬餘人,編成一個軍,被國民政府命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下轄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師,各師轄兩旅。   
    六十軍建成後,轉戰抗日戰場:台兒莊戰役,損失逾半;滇南守邊,歷盡艱辛;越南受降,備受殊榮。   
    抗戰勝利後,在蔣介石「戡亂必勝,救國必成」的口號下,六十軍奉調前往東北,投入到一場徹底改變六十軍歷史命運的反共內戰中。   
    此刻,六十軍雄風難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軍暴風驟雨般的重大打擊。六十軍一時損兵折將,丟盔棄甲,元氣大傷。   
    「後撤!再後撤!」國民黨東北第四綏靖區副司令、吉林守備司令、第一兵團副司令兼六十軍軍長曾澤生不停地下達這樣的命令。曾澤生,雲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後奉龍雲之召回滇,充任昆明軍官候補生隊副隊長。抗戰期間,歷任新六軍團長、副師長、師長、軍長,是一位能征慣戰的猛將。此時,「後撤」的命令從他的口中發出,一番難言的苦衷湧上心頭。   
    六十軍人心惶惶,軍心不穩!   
    滇軍中的中共地下組織活躍起來。這批人中間,有一位關鍵性的人物———劉浩。   
    劉浩,雲南人,原名劉若堅,1937年入黨,長期在中共雲南工委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運工作和對國民黨雲南上層的統戰工作。其妻祿時英是調往東北的國民黨滇軍第九十三軍軍長、雲南彝族人盧浚泉的本家親戚,而盧浚泉又是龍雲的叔。因而,劉浩和雲南軍政要人龍雲、盧漢、盧浚泉、張仲、隴耀等私交甚深,在雲南滇軍中常有「通天」的本事。   
    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學習的劉浩接到通知:朱德總司令請他去談話。   
    劉浩趕到朱德的窯洞,只見還有另外幾位雲南籍的幹部也在那兒。不一會兒,朱德走出來,和大家握手見面。朱德笑著說:「你們在坐的都是雲南人,我也算是半個雲南人了,我們是老鄉相會分外親啊!」朱德雖是四川儀隴人,但他早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接著參加了辛亥革命中的雲南光復之役,此後又在滇軍中歷任團長、旅長,並參加過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和雲南結下了不解之緣。   
    朱德接著就開門見山地說:「蔣介石已經把雲南的六十和九十三兩軍調到東北打我們,今天找你們來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樣做好滇軍工作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加強對敵軍工作,向來是我軍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務之一,根據東北敵軍情況,做好滇軍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既是對全國人民解放事業的一大貢獻,又是為雲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親自指揮東北戰場(二)     
    針對劉浩今後的工作,朱德說:「中央考慮你是雲南人,做過地下工作,有做雲南上層統戰工作的經驗,對雲南上層的情況也比較熟悉,決定派你去開展這項工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還要同你談話,佈置任務。」   
    劉浩當即表示:願意去東北做好滇軍的工作。   
    4月29日,劉少奇接見了劉浩,具體安排了他的工作。   
    劉少奇說:「對滇軍的策反工作應著重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軍中的地下黨組織,廣泛結交朋友,從滇軍內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軍軍事力量和黨的政策,在前方積極開展對滇軍的政治攻勢;三是利用各種可能,直接與滇軍上層將領接觸,公開對他們進行策反。總之,工作要從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爭取或迫使滇軍大部分起義。」   
    劉少奇還告訴劉浩,中央還將抽調一部分雲南籍幹部去東北開展滇軍工作,滇軍中地下黨員的關係,由劉浩負責聯繫。並要求劉浩先乘飛機去北平,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由葉劍英、李克農具體安排接近滇軍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劉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飛抵北平,向李克農等匯報受命策反滇軍的情況。   
    李克農與劉浩詳細研究了如何安全進入滇軍的問題。由於國民黨軍加強了東北的防護,沿途盤查甚嚴,最後決定:劉浩先乘飛機去張家口,再經晉察冀轉冀熱遼,想辦法進入東北。   
    李克農要求劉浩首先與東北滇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取得聯繫,瞭解情況,然後再相機行事。   
    在李克農的幫助下,1946年7月下旬,劉浩輾轉進入東北。此時東北上空已瀰漫著戰火的硝煙了。   
    劉浩到東北滇軍後,立即與九十三軍中共地下黨員張士明和六十軍地下黨員楊重接上了頭,傳達了中央指示,並根據滇軍中中共地下黨員的情況,與他們研究確立了八項工作任務:對具備黨員條件的積極分子,迅速分別發展入黨;共產黨員要爭取掌握帶兵實權;廣泛開展交友活動,更多地團結中、下級軍官;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廣大官兵的不滿情緒,適時地進行策反宣傳,團結進步,爭取中間,孤立頑敵;積極搜集軍事情報,配合解放軍外線作戰;建立與解放區的交通聯絡,內外配合;為便於工作,把滇軍中的地下黨組織分為兩個獨立活動的黨組織,六十軍地下黨組織由楊重負責,九十三軍地下黨組織由張士明負責;積極慎重地開展對上層將領的工作,爭取在滇軍內部策動反蔣起義。兩個軍的地下黨組織,按照統一部署,積極活動,迅速發展了一批黨員,開展了廣泛的交友活動。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很有成效,很快,兩軍的帶兵實權就掌握在中共地下黨員張士明、寧堅、楊重、范嘯谷、趙國璋手裡。   
    劉浩將兩軍的實際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他認為,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雖然為保存實力,作戰消極,但對中共顧慮頗多;和國民黨其他將領一樣,他迷信美國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裝備,不到走投無路是不會認輸的。   
    針對這一形勢,中央經過慎重考慮,作出決斷:集中精力策反六十軍。   
    李克農居「廟堂」之高,劉浩處「江湖」之遠,策反工作像上緊了發條的時鐘,晝夜不息地運轉起來。   
    與此同時,長春城外人民解放軍大兵壓境,城內已彈盡糧絕,軍心渙散,士無鬥志。軍長曾澤生哀歎:「我少年從戎,本想為國為民,禦侮安邦。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看到的卻是自相殘殺。」原先充盈胸中的「為盧漢爭光,為滇軍爭氣」的豪情壯志,已蕩然無存了。   
    於是,在歷史的日曆上,記載下了這樣兩個振奮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東北滇軍第九十三軍在錦州被全殲,軍長盧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東北滇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軍部和一八二師、暫編二十一師、暫編五十二師3萬餘人,在長春起義。曾澤生部起義後,被中共中央軍委正式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五十軍,曾澤生任軍長。1950年10月,五十軍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湧現出白雲山團、帽落山英雄營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連等英雄集體和一批戰鬥英雄,立下赫赫戰功,打出了軍威國威。曾澤生本人則於建國後歷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長春起義,使蔣介石東北棋盤上重要的一顆子,不戰而為我所有,這對改變戰局,無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軍,是國民黨軍鏈條上的一個薄弱環節,繼續從滇軍入手,李克農把眼光盯住了雲南。雲南掌握在龍雲、盧漢手中。   
    龍雲,1884年生,雲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學堂,曾在雲南軍閥唐繼堯部任過軍長。1927年,43歲的龍雲發動倒唐政變,一舉奪得雲南的實權,成為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軍總指揮,成了名副其實的「雲南王」。抗戰勝利後,早有消除異己之心的蔣介石,免去了龍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明升暗降,將龍雲閒置了起來。龍雲被蔣介石奪去了軍權,但在雲南的一方天地,影響卻還在,他不時通過各種渠道,遙控雲南局勢。新任雲南省主席盧漢便受其影響。   
    盧漢,1896年生,雲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學堂,是龍雲的老部下。此時,接替龍雲,主理滇政。蔣介石此舉,意在挑起龍、盧二人的矛盾。   
    龍雲在抗戰時期,曾與中共有過接觸,此刻對蔣介石將其調虎離山的一招,正憤憤不平。盧漢偏於雲南一隅,手握雜牌部隊,蔣介石借「戡亂」消滅非嫡系部隊的伎倆,也令他大為不滿。顯然,蔣介石在弄巧成拙。 
全力策反雲南     
    在這種形勢下,盧漢向中共發出信號———請求與中共聯絡。中共中央也相應作出決定:全力策反雲南!   
    盧漢的聯絡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黨,1928年脫黨後在上海從事新聞、攝影工作。1938年盧漢北上抗日時,宋一痕投身盧漢麾下,跟隨盧漢征戰南北。魯南戰役中,宋一痕在突圍時與部隊失散,幾經周折後,於1939年攜妻子回到昆明。與中共聯絡,盧漢想到  了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婦被盧漢派往香港,盧漢希望他們能在香港找到與中共接觸的渠道。   
    宋一痕夫婦下塌於「九龍飯店」,前腳進店,後邊就跟來了香港「一齋書屋」的老闆黃洛峰。   
    黃洛峰是中共黨員,宋一痕參加中共後,二人曾在一起工作過,是老相識。而所謂「一齋書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秘密聯絡點,黃洛峰就是該聯絡點的總負責人。   
    此後,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間穿梭來往,在中共和盧漢之間傳遞信息。   
    盧漢心動了,他囑夫人寫了封起義決心書,簽字蓋印後,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領導人。   
    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華南局護送下,來到了北平。李克農會見了他,向他佈置了雲南起義的有關事宜。   
    中共中央對盧漢的決心書作了答覆,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間的電訊聯絡也正式開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見盧漢,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負責與中共的聯絡。宋一痕臨走時,向他交待了暗語,說「我們在香港的地點,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來了電報,你就轉昆明,而昆明來的電報,則轉往北平。記住,北平來電的代名是:鄒明。」鄒明,就是李克農。   
    北平的電報南來,昆明的電報北往,通過香港的中轉站,中共和盧漢頻繁聯繫。為防國民黨特務竊聽,電報一律用密碼加暗語:來往電報談的全是有關汽車買賣的事。連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轉不誤。   
    終於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雲南省「老主席」龍雲發表聲明:脫離國民黨集團,擁護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9日,一個更具爆炸性的消息傳出:雲南省「新主席」、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和潘文華,同時在昆明和彭縣通電起義,宣佈即日起率所部與國民黨集團脫離關係。雲南、西康和平解放!   
    據史料記載:從1945年抗戰勝利到1950年海南島解放,中共策動國民黨軍起義、改編、投誠近500起,整師156個,艦艇74艘,飛機26架,官兵177萬。起義投誠官兵占解放戰爭中被殲人數807萬餘人的1/5以上。這一業績,在中外軍事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在戰火硝煙的背後,李克農參與策動了部分地區的和平解放工作,並組織了多起起義,功不可沒。 
形勢下的傅作義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神州大地上炮聲隆隆,硝煙瀰漫,國共雙方擺出了戰略決戰的態勢。經過兩年多作戰,雙方的軍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軍愈戰愈勇,由戰爭初期的120萬人迅速增加到300萬人;而國民黨軍則大量被殲,僅1948年7月至11月間,就喪失了100萬部隊,總人數則由發動內戰時的430萬人下降為290萬人,元氣大傷。對此,蔣介石神情黯然,手足無措;而毛澤東卻充滿了自信,他說:「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  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   
    1948年底,處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圍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內,一位體態魁武、神情嚴肅、身著黃布軍裝的國民黨將軍在室內默默徘徊,疲憊不堪的臉上露出憂慮的神情。此人,就是國民黨軍中名聲顯赫的傅作義將軍。   
    傅作義,字宜生,山西榮河(今臨猗縣)人。1895年出生於一個農民的家庭。青年時期,他抱著救國的理想,投身軍營。1918年,傅作義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在閻錫山的晉軍中任職。先後參加過北伐戰爭和閻馮反蔣戰爭、抗日戰爭。1939年,傅作義脫離閻錫山部隊,到國民黨第八戰區任職。   
    1948年5月,國民黨軍在華北遭到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後,為挽救敗績,蔣介石決定成立華北「剿總」司令部,任命傅作義為總司令。傅作義走馬上任後,絞盡腦汁,期望有所作為,不料,就在他剛剛上台不到兩個月,華北人民解放軍在保定以北的淶水、莊町一役,重創其「王牌」第三十五軍、殲滅他的新編第三十二師和第一一師,給傅作義以極大的打擊。   
    在正面戰場給傅作義部迎頭痛擊的形勢下,針對傅作義已陷入兵臨城下的艱難處境,中共中央正確分析了傅作義部可能出現的兩種情況:一方面傅作義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的所作所為有較深的矛盾,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時,有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義是反共的,長期與共產黨兵戎相見,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有60萬國民黨軍隊,不到不得已時,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於打、準備打的同時,力爭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跡,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為勝利後在北平建都創造一個好的條件。   
    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農領導的情報系統積極活動起來。當時擔任傅作義機要秘書的閻又文,就是李克農領導下的一名秘密黨員。   
    閻又文原是1938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派往傅作義部的一名情報人員。由於他與傅作義是同鄉,又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深得傅作義器重,長期在傅作義身邊隱蔽。1947年冬,李克農提出要盡可能地發揮閻又文的作用,決定將閻又文直接劃歸中共中央情報部領導,並將與他聯繫的王玉調入情報部。   
    傅作義被蔣介石委任為華北「剿總」總司令後,李克農兩次約見王玉,親自佈置工作,要王玉秘密進入北平,向閻又文安排進一步瞭解傅作義的思想動向,提供傅作義部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隨時報告中共中央。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後,李克農又多次指示閻又文要隨時掌握傅作義的一切動向,並不失時機地向傅作義做一些影響工作。閻又文按照李克農的指示,開始積極而謹慎的工作,將傅作義的思想動向、矛盾心理都適時地向中央匯報。甚至連傅作義焦躁不安、想乘飛機逃走又怕蔣介石整他以及解放軍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後,自己將成為毀壞這座歷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詳盡的匯報。   
    這些情況,對中共中央及時掌握傅作義的情況,採取相應的對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年1月31日,在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強大感召下,傅作義終於決定率部起義。北平———這座馳名中外的古都、飽經憂患的歷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的安全工作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3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宣佈: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   
    會後,中共中央開始了大規模的行動準備———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次進發。毛澤東說:「黨中央進北平,這是一樁大事,政治意義十分重大,是在黨和軍隊勝利的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事情,一定要計劃好。」   
    3月23日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總部人員分乘汽車前往北平。臨上車前,毛澤東詼諧地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一席話,說得眾人「哈哈」大笑起來。   
    周恩來應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信心十足。   
    這支由11輛小汽車、10輛卡車組成的車隊平常而平靜地向北平馳去。   
    23日當晚,毛澤東一行住在唐縣淑閻村。24日到達涿縣。   
    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長葉劍英專程從北平趕到涿縣,同毛澤東、周恩來商定從涿縣出發的具體事宜。最後商定3月25日凌晨2點,毛澤東等先乘火車進北平。   
    平、津解放前夕,李克農指示公開的情報研究機構,編寫了平、津概況,供即將入城的幹部閱讀。這一做法,對他們瞭解情況、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後上海、南京、西安、武漢、重慶等地的情報組織,也都推廣了這一方法,編寫了各城市的概況,有利於入城人員順利接管。   
    為確保順利接管城市,李克農還在河北省平山縣黃村舉辦了「西黃訓練班」,學員有從各解放區挑選出來的有鬥爭經驗的地、縣公安局長和縣委書記,有經過中組部和華北城工部調集來的剛從平津到解放區來的青年黨員和大學生。這些人都有過從事地下工作和民主運動的經驗。巧得很,訓練班的總人數剛好108人,後來被人們戲稱為「一百單八將」。   
    1949年9月,訓練班正式開學,在李克農的組織下,訓練班採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講形勢、講情況、講政策。李克農有時還親自授課。這個訓練班雖然為時僅僅3個月,但收穫不小。北平解放後,這批受訓的幹部,跟隨李克農進入北平,協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先期到達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為安全保密起見,中共中央機關被代號為「勞動大學」。在「勞動大學」的名稱下,李克農設立了三個臨時機構:即勞動大學籌備處(辦理交涉和備置用具)、勞動大學收發處(調查社會情況和佈置警衛及辦理中央機關來京人員的住宿介紹等具體事宜)和勞動大學招待處(負責香山地區的房屋修理、佈置和租借等任務)。   
    為保衛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的安全,葉劍英和李克農對沿線鐵路做了周密的佈置。3月22日,兩人聯名致電周恩來、任弼時、楊尚昆並報中央:   
    從涿縣到北平清華園,共有12個站,約60餘公里,兩小時內即可到達。現每站派負責人兩名,一守電話,一盯道叉並監視車輛通過。在中央首長從涿縣換乘火車進北平時,為保證安全,編為3個列車,每列車8個車皮。第一列車掛8個客車,載警衛部隊和少數幹部以及警衛人員為壓道車,到西直門站下車,然後用卡車將他們送至香山。第二列車掛8個臥車和一輛餐車,直開到清華園車站。第三列車掛5個客車和3個行李車,開到前門車站。   
    周恩來復電同意了這個方案。   
    按計劃,毛澤東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將在北平西郊的清華園火車站下車,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則從西直門火車站下車。這兩個車站成為安全保衛的重點。   
    西直門火車站由中央警備團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糾察總隊負責。而清華園火車站的警衛工作,事關毛澤東的安全,則由李克農的中央社會部便衣隊負責,車站外圍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清華園車站是個廢棄的舊車站,過去基本上不用。此時,作為毛澤東進京的停靠車站,24日一整夜,燈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農不敢大意,親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到清華園車站檢查部署情況,直到一切穩妥後,他才鬆了口氣。   
    為防途中有變,李克農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在前門火車站也安排警衛,以防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前門站臨時下車,避免保衛工作措手不及。 
安全第一     
    25日凌晨4點左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安抵北平。火車進入站台,周恩來立即下車去找李克農。見了李克農,周恩來問:「克農同志,這裡一切都安排好了嗎?」   
    李克農將中央領導進京的安全保衛工作向周恩來作了大致的匯報。周恩來滿意地點了點頭。根據李克農的安排,毛澤東等人下火車後改乘汽車,前往頤和園益壽堂休息。   
    頤和園裡本來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員,因為北平剛剛解放,國民黨潛伏特務很多,破壞和暗殺活動十分猖狂。為保證毛澤東的絕對安全,李克農安排人員將頤和園裡的人都打發走了。哪知道毛澤東來了後,要水沒水,要飯沒飯。由於當天下午毛澤東還要去西苑機場舉行入城儀式,此情此景令他很生氣:「你們搞什麼名堂?先來的人都幹什麼吃去了?」   
    旁邊社會部的同志趕忙解釋,一切的一切都只為兩個字:安全!毛澤東聽罷,更氣了:「你蠢麼!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裡,餓死在那裡吧!」   
    社會部的同志無奈,只得跑到頤和園外面的飯館買來米飯和三菜一湯,才算解決了吃飯問題。   
    入城儀式結束後,毛澤東乘車來到香山,住進了香山雙清別墅。這也是出於安全的考慮:北平畢竟解放不久,毛澤東如果住在北平城內,一旦出了問題,後果確實不堪設想。而香山地處北平西郊,山巒疊嶂,清泉幽幽,不僅景色怡人,而且易於安全警衛。   
    早在2月5日,李克農就指示:「由東北社會部部長王范、中央社會部的幹部尚山羽等組成中央社會部工作組立即去北平西郊,為黨中央打前站。」   
    根據李克農的指示,中央社會部的工作隊以北平西郊為重點,開展了一系列的社會摸底調查,一份份報告送到了李克農的手中:《北平西郊概況調查》、《香山概況》、《頤和園工作報告》、《海澱區工作報告》、《青龍橋情況調查》等等。同時,北平市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協助調查。   
    中央社會部的工作隊到達香山時,在發現他們準備安排毛澤東居住的雙清別墅裡還住著200多名從保定來的流亡學生,香山寺等地方也住著一些東北的流亡學生,附近還有一所香山慈幼院,也住著人。為安全起見,這些人全被安排遷出。等到毛澤東住進香山時,北平西郊已基本上算是平安無事了。   
    毛澤東所住的雙清別墅,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曾兩次出任內閣總理的熊希齡的住所,香山慈幼院就是他創辦的。這裡環境非常幽靜,清朝乾隆皇帝親筆題寫的「雙清」二字,清楚地印在別墅中的石壁上。   
    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住在雙清別墅北邊的香山寺中,和毛澤東的住處只有二三百米距離,有一條石頭鋪成的小路相連。毛澤東在香山,集中精力抓了幾件大事:同南京政府和談;指揮渡江戰役;籌建中央人民政府等。毛澤東在香山住了近5個月,是年7月,他離開香山正式搬入中南海,住進了豐澤園的菊香書屋。   
    在香山,毛澤東還就中共中央進京的安全警衛工作,召集了總結會。他批評了警衛工作,說:「你們搞得我進北平比蔣介石進北平還厲害。」   
    周恩來也說:「像你們這樣搞法,交通斷絕,槍口朝外,還叫不叫我們接近群眾?人民領袖哪有這樣進城的?」負警衛之責的同志,上上下下都作了檢討。   
    事後,李克農也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打前站的總結報告。認為自己工作中存在著不少問題,特別是只考慮安全第一,而其他的一些問題則考慮較少。   
    批評歸批評,檢討歸檢討,但李克農心中卻很高興:畢竟,這是多少年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第一次進入大城市,一切平安,自己的勞作終於沒有白廢!李克農的摯友楊尚昆在多年後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我黨與傅作義將軍達成和平解放北平協議後,克農同志又擔負起為黨中央進城打前站的任務。當時北平社會情況十分複雜,為確保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他親自佈置警衛,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他會同北平市委同志,領導警衛部隊和公安部隊,為整頓社會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為保衛首都安全,做了大量艱巨的工作。 
第八篇     
    黃、李之間往來的電報悉入李克農掌中的同時,在國民黨的和談代表中,有一位李克農的手下大將———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金山。金山是著名的電影演員,無人不知,他怎麼會成了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顧問呢? 
與國民黨談判     
    1948年秋至1949年初,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殲敵154萬人,東北全境、華北絕大部分和長江中下游江北地區已徹底解放,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面臨全面崩潰。蔣家王朝內外交困,走投無路。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求和」文告。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聲稱:   
    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民國15年,由廣東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全民族,實現民主,康濟民生為職志。……現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職權……又是一篇官樣文章,又是一次故伎重演。李宗仁被推上了前台。   
    為挽救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達到所謂「劃江而治」的目的,李宗仁宣稱,願同中共談判。中國共產黨本著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和平、減少人民痛苦的誠意,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以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與國民黨進行談判。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飛抵北平,國共和談又一次拉開了幃幕。   
    蔣介石的「下野」並非真心,他聲稱「和平」是假,藉機捲土重來才是他的真正意圖。   
    蔣介石下野後,循以往兩次下野慣例,迅即返抵故里———浙江奉化溪口。他雖一再聲言「沉思與自省」,實則不斷接見國民黨黨政要員,插手政務,操縱和談,拆李宗仁的台,為其第三次上台做準備。   
    1月25日,蔣介石電令參謀總長顧祝同指揮北平中央軍,對中共作戰,同時令國民黨中央軍作好空運南撤準備;   
    1月28日,在溪口密晤黨國要員張群、陳立夫、鄭彥3人;2月12日,召見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著手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先行遷往廣東,其後加以整頓;   
    2月12日,電令顧祝同,命劉安祺死守青島;   
    2月17日,召見閻錫山,討論國民黨黨政軍今後改造及政務問題;   
    2月19日,召見劉為章,稱「李宗仁以毛之八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對此,美國合眾社稱:   
    據今日訊,形式上暫時引退之蔣介石仍發號施令,渠仍保持充分之總統權利,以否決與中共將來之一切談判。目前渠每日尚施行其此等權力以保持其視事途徑洞開。在渠任中國領袖之二十一年間,曾兩度辭職,兩度復起。渠是否準備歷史重演甚成疑問。   
    的確,蔣介石並未真正「下野」,他穩穩地坐在溪口,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控制著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各部門。   
    和談要進行,而蔣介石卻不願真談,他對共產黨恨之入骨,他和李宗仁桂系集團也積怨甚深。李宗仁上台後擺出一副「惟和是務」的架勢,如果和談一旦真的成功,那麼李宗仁就有可能坐擁半壁江山,美國轉而大量援李,自己就可能完全喪失復起的機會。這是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願看到的。中共雖然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形勢無疑是有利的,但和蔣介石這樣一個陰險狡詐的人打交道,卻歷來不輕鬆。 
為蔣介石「把脈」     
    李克農並非中共代表團的成員,但他卻在幕後,指揮他的情報網絡,為蔣介石「把脈」,向中共代表提供各種信息。   
    黃啟漢———這位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國民黨駐北平聯絡處聯絡員,此時受李克農的領導。黃啟漢與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關係頗為密切,李濟深反蔣、反獨裁、擁護中共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逐漸地,他同中共接上了頭。   
    1949年1月,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攻勢面前,焦慮不安的李宗仁找到了黃啟漢。他知道,黃啟漢同中共的關係一向不錯,請黃趁北平被中共佔領的時機,前往北平求見中共領導,表達他李某人的「和平誠意」,以望中共能早日停止軍事進攻。黃啟漢被李宗仁委任為駐北平聯絡員。   
    為便於聯絡,李宗仁叫機要科給黃啟漢編了一本專供黃一人使用的電報密碼,並把他自己所居住的南京傅厚崗官邸的電台呼號也抄給了黃啟漢。李宗仁指示他去北平後,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許其在北平設立一個電台,作為和李宗仁通訊之用。   
    黃啟漢到北平後,曾向剛剛起義的原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提出設立和李宗仁通訊的電台一事。傅作義表示,電報可以交給他,由他轉發綏遠,再由綏遠轉拍南京。   
    黃啟漢恐有不便,沒有接受這一方案。他想到了共產黨。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王拓前來和他聯繫,王拓是共產黨方面派來專門和他接頭的。黃啟漢將自己從南京帶來的電台呼號、密碼,統統交給了王拓,由王拓轉交給李克農。為不讓李宗仁起疑心,黃啟漢還托人向李宗仁撒了個謊,說已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設立了電台,以後的收發電報都徑直交這個電台辦理。李克農指定專人收發、翻譯黃啟漢和李宗仁之間的往來電報。通過這部電台,中共代表團得以瞭解李宗仁和國民黨集團內部有關談判的最新動向。   
    當然,電台也有差點走漏風聲的時候。   
    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後,中共代表團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宴後,黃啟漢去拜訪張治中。張治中忽然問:「德公(即李宗仁)說你在這裡設了一個電台,所有同南京來往電報,都是經過這部電台收發的,是嗎?」黃啟漢事先毫無準備,只好應付道:「是的,我們是有一個電台,代表團要和南京通電,就交給這部電台好了。」「電台設在什麼地方?」張治中又問。   
    「就在東單附近,離此不遠。」因張治中是國民黨要員,黃啟漢不便透出實情,只好含糊作答,心裡不免一陣緊張。所幸張治中沒有繼續追問,此事也就被敷衍了過去。   
    黃、李之間往來的電報悉入李克農掌中的同時,在國民黨的和談代表中,有一位李克農的手下大將———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金山。金山是著名的電影演員,無人不知,他怎麼會成了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顧問呢?   
    其實原因並不複雜:一是國民黨江河日下,人才奇缺,而金山知名度高,為人又精明幹練,活動能量頗大;二則也是更重要的,是金山的大哥、二哥都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他的姐夫潘公弼,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一名大員。在國民黨官員眼中,金山無論如何是可靠的。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金山早已在李克農領導下秘密工作多年。北平和談期間,金山參與了國民黨和談代表團一切重要討論。每當一輪談判結束,國民黨代表或是研究下一輪的談判方案、或是向李宗仁請示報告、或是傳達李宗仁的最新指示時,金山總是不顯山,不露水,一邊「認真研究」,一邊暗暗牢記在心。   
    夜幕降臨,金山悄然走出駐地,穿街過巷,來到指定的聯絡地點———一個小小的四合院裡,向等候在這兒的李克農匯報國民黨談判代表團情況。第二天,一份有關國民黨和談代表團詳細情況的材料,就送到了周恩來手中。   
    李宗仁他們哪裡知道,此時正由李克農執導、上演了一出共產黨人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的歷史趣劇。   
    在北平和談中,李克農坐鎮幕後,搜集情報,其目的只有一個:盡快促使全國和平的早日實現。然而,在國民黨的詞典裡,「和平」永遠都是一塊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1949年4月20日,是談判的最後簽字日期,南京政府宣稱:「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無考慮餘地」,拒絕在「最後修正案」上簽字。至此,南京政府的和平騙局宣告破產。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兵分三路,強渡長江,於22日勝利突破國民黨軍近千里的江防陣地。4月23日,南京解放。虎踞龍盤的金陵古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兩航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這一年,毛澤東的心情特別舒暢:國民黨敗局已定,新的人民共和國百廢待興,一張白紙正任他去描繪最新最美的圖畫。他很興奮,說:蔣委員長一直叫我「土匪」,前一個時期才不這麼叫了。他還稱什麼「剿匪」,現在也不這麼叫了。我這個「土匪」的名字,丟的時  間並不算長。   
    而和他苦鬥了22年的老對手———蔣介石,這時卻被毛澤東冠上了「蔣匪」的美名。蔣介石興味索然,無奈之極。當毛澤東宣告新的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他正在台北———廣州———重慶之間疲於奔命,力圖挽救敗局。   
    然而,國民黨軍隊還是如潮水般地潰退、再潰退。   
    蔣介石徘徊於日月潭邊,苦悶於阿里山麓,滿腔「英雄的末路悲懷」。他的忠於黨國的黃埔嫡系哪裡去了?他的誓死效忠領袖的門生子弟又在何方?1949年11月9日,一張香港《工商時報》被擺放在蔣介石的桌上,蔣介石掃了一眼,忽然,頭版頭條一行醒目的大字直刺他的雙眼:   
    本港中央中航公司傳有驚人變動兩公司負責人今晨乘機飛滬今日飛往各線班機全部停航蔣介石一時頭暈目眩,驚愕不已。   
    而在北京朝陽門內一個古樸典雅的四合院裡,李克農卻開心地大笑起來,這是我黨的又一次成功策反。   
    所謂「兩航」,就是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僅有的兩家航空公司,是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運輸企業。在蔣介石時代,中國的天空,只屬於它們。   
    中國航空公司成立於1929年4月15日,為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同美國商人合資經營的民用航空公司。中航下設董事會,由二名美籍董事與三名華籍董事組成。起初規模並不大。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撤往重慶,為與外界加強聯繫,除打通滇緬公路外,開闢國際航線是唯一辦法。中航乘機得到了發展。抗戰勝利後,中航總部遷回上海。   
    1947年5月,河南人劉敬宜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航總經理兼董事長。   
    劉敬宜,1897年生,父親早逝,自幼由母親撫養。劉敬宜飽嘗艱辛,立志苦學。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去美國留學,考入密西根大學攻讀航空工程學。1922年,劉敬宜謝絕美國底特律大陸動力公司邀請,毅然歸國。他只有一個心願:開創中國人自己的航空事業,以航空救國。1945年8月14日,為表彰他在抗日戰爭中為中美關係及培訓飛行員所作的貢獻,國民政府授予劉敬宜雲麾勳章,美國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魯門勳章。   
    在劉敬宜的精心管理下,到1949年止,中航已擁有大小飛機56架,工作人員2000多人,其中在香港工作的有近千人,物資基礎和技術力量都居東南亞之首。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時間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和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於1930年2月合股經營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中國正式對日宣戰,並於翌年對德宣戰並斷交。中德航空公司隨之倒閉。1943年,國民黨交通部接管了該公司,更名為「中央航空公司」,國民黨空軍將領陳卓林被委派為總經理,交通部官員查鎮湖任副總經理。   
    出身於華僑巨賈的陳卓林,廣東台山人,早年畢業於美國寇蒂斯航空學校,1923年回國。1924年孫中山在廣東大沙頭創立廣東軍事飛機學校時,曾聘陳為飛行教官。陳卓林在國民黨軍界中幾度沉浮,此時被委以重任。和劉敬宜一樣,陳卓林志在藍天,報效祖國之心深藏於胸。他接手央航後,勵精圖治,到解放戰爭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擁有飛機34架,員工1700多人。蔣介石挑起內戰後,兩航被他奉為至寶。   
    軍運、投糧、掩護撤退,成了兩航的主要任務,大部分飛機被徵用,往返於硝煙瀰漫的戰場,成為蔣介石軍事部署中賴以生存的交通命脈。空軍本就有「天之驕子」之稱,而兩航此刻更有「驕中之驕」的美譽。然而,劉敬宜和陳卓林心中卻忐忑不安:局勢動盪不安,嚴重危脅著兩航的生存。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特別是三大戰役後,蔣介石手中的地盤日益縮小,兩航業務急劇萎縮。   
    更令他們擔憂的是,蔣介石並不甘心讓兩航80多架飛機和幾千億元的資產,拱手交給共產黨。他連番下令,要求中航速遷台灣,央航則遷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這一招,引起了全體員工的強烈不滿。   
    前途莫測,兩航陷入從未有過的困境。 
兩航的討論     
    有「東方明珠」之稱的香港,同時引起劉敬宜和陳卓林的注意。這個英國佔領下的殖民地,是兩航外避中共攻勢、內求自身發展的絕好空間。   
    中共進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將機航基地和業務重心遷到香港,還從美國預訂了大量器材,計劃在香港啟德機場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廣州,隨後也將大部分飛機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尋覓到常駐之地。   
    兩航眾多的飛機靜靜地停放在啟德機場,英國人慌了。   
    會不會招致中共的不滿?或者會同英國人自己的民航搞競爭?英國人不能不擔心。   
    英國航空大臣來到了香港,一下飛機就大發脾氣:「這些飛機是怎麼回事?這裡到底是中國的機場還是英國的機場?」   
    香港當局一道命令下來:因駐港英國空軍需要,需徵用中航在啟德機場的發動機廠和倉庫,同時徵用央航在啟德機場的基地。兩航內部,波瀾迭起。生意蕭條,人心浮動。   
    為人耿直的劉敬宜困惑了,內戰的烽火已令他對國民黨失望至極,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陳卓林連喊頭痛,數千員工的薪水要發,飛機的正常維修需要維持,這筆巨大的開支又從何而來?台灣他不願去,為此和蔣介石鬧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處?   
    兩航的員工也因惑了:他們都是身懷一技之長的基層工作人員,對國民黨的腐敗深表不滿,希望能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獻身於自己所熱愛的航空事業,報效祖國和民族。蔣介石頻頻施壓遷台,港英當局拒絕不速之客。何去何從?生存,還是毀滅?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抉擇!   
    中共中央周恩來、李克農對兩航的處境瞭然於胸,他們要來為兩航的飛機「領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農被周恩來請來。一封中共中央華東局發給中央軍委的電報遞到了李克農的手中:   
    關於國民黨「中國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資產處理問題,華東局再次發生爭執。陳毅、粟裕等同志認為:「兩航」總經理撤往香港時,曾囑咐過上海留守處,讓其把「兩航」留下的資金、金條等登記造冊,送交新政府,這說明他們對新政府既是試探又是信賴。我們建議,對這些官僚買辦資本,不採取沒收方式。另,據瞭解,「兩航」中絕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且多居大陸,有回歸之心。而蔣介石撤台立足未穩,急於解昆明之圍,還顧不到「兩航」,這些都有利於我們做「兩航」回歸工作。但有的同志認為,「兩航」屬於官僚買辦資本,政策規定不可隨意更改,如不對他們採取沒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兩航」資產是右傾之舉,萬不可造次。以上兩種意見,望軍委早日果決,不可再拖了。   
    「克農同志,你的意見呢?」周恩來問。   
    「我同意陳毅、粟裕的意見。」李克農說,「據我們掌握的情報,蔣介石正在拉攏『兩航』去台灣,並開始了台灣與香港的通航。『兩航』呢,過去與我們地下工作者有過聯繫,但對共產黨的政策還不甚瞭解,不完全信任。劉敬宜和陳卓林尚猶豫不定。現在,他們二人正處在十字路口上,我們只要走錯一步棋,就可能把他們推向敵人。我建議,對『兩航』應採取特殊政策———保留他們的原職、原薪,原機構不動。這是一項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響香港『兩航』人員,用事實給劉、陳二人吃定心丸。」周恩來微微點了點頭,顯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對李克農說道:「克農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薦了你,決定由你來協調各部門,共同完成這項使命。新中國就要誕生了,我們需要自己的民航事業;新中國,沒有民航是不行的。」 
「兩航」起義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決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農的老部下,他還物色了一位27歲的青年人呂明隨同前往。   
    李克農把周恩來寫給「兩航」總經理劉敬宜和陳卓林的親筆信,交給了查夷平,同時將另一封給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張鐵生、喬冠華的親筆信,交給呂明,叮囑他在港的地下黨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兩航」起義的最高決策會議在中南海周恩來的家中舉行。與會者除李克農外,還有解放軍代總長聶榮臻、華東軍區司令員粟裕、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海軍管會空軍部長蔣天然等人。   
    會上,周恩來宣佈:報經中央同意,任命李克農全權負責「兩航」起義事宜。為確保起義成功,組成由李克農領導的由空軍、華北軍政委員會有關人員參加的領導小組,具體指揮。華東局、華南局、香港地下黨和在港民主人士積極配合,共同打好這場特殊的戰役。同時宣佈,劉敬宜、陳卓林二人起義成功來北京後,接待談判事宜由李克農安排。   
    查夷平和呂明奉命前往香港———這個各派勢力激烈爭奪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他們在同香港地下黨取得聯繫後,在「兩航」內部展開了緊張的工作。   
    周恩來的親筆信通過呂明交到了劉敬宜、陳卓林的手中。信上寫著:劉總經理敬宜:陳總經理卓林:   
    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的名義請你們回到祖國來,共同建設我們的新家園。過去「兩航」也曾為蔣介石做過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這不能全怪你們,因為你們要生存。我們共產黨的政策歷來是既往不咎、愛國不分先後。我們熱切希望兩位總經理回國。回來吧!人民盼望著你們,家鄉盼望著你們……   
    周恩來的信寫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劉、陳二人的思鄉之情。兩人看完信,雙雙落淚。經過「兩航」內部激烈的鬥爭,劉敬宜、陳卓林最終作出決斷:北飛!   
    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電令查夷平、呂明,協同兩位總經理組成起義指揮部,確保起義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時15分,隨著一聲震耳欲聾的長嘯,央航剛從美國購置的「空中行宮」610號四引擎客機,緩緩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機場。   
    中航的11架飛機幾乎同時安抵天津機場。   
    在港的「兩航」員工4000餘人宣佈:脫離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投身新中國的懷抱。   
    11月12日,周恩來宣佈:兩航資產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劉敬宜、陳卓林面帶微笑走下舷梯,李克農箭步上前,幾雙大手緊握在一起。新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民航!   
    「兩航」起義帶來了一股旋風般的衝擊波———殘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國民黨軍頓失空中接濟,胡宗南部潰不成軍;緊隨「兩航」公司之後,國民黨的香港中國銀行、招商局輪船公司、國民黨資源委員會駐港機構等也紛紛棄暗投明。   
    毛澤東對李克農的幹練才能,十分欣賞,他說:這一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訪問蘇聯保衛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李克農先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中央情報委員會書記、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等職。1955年7月,經中央特批,李克農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55年9月,李克農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務相當繁重。周恩來總理雖兼任外交部長,但無暇處理具體事務,副部長有王稼祥、李克農和伍修權等人,王稼祥因為兼任中聯部部長,也很少到外交部來上班。外交部的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農負責。   
    由於外交部是一個全新的部門,幹部來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原來隨周恩來在重慶、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戰爭時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組;   
    曾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工作過的同志;從各部隊選調上來的同志;從地方部門選調上來的同志;   
    一些知名的國際條約法律專家、學者;新從大學畢業的西語系學生。   
    對這些年齡不同、經歷各異、級別懸殊的幹部,李克農注意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對調進外交部的幹部,他都要談話瞭解情況,親自分配工作。   
    外交部成立後,對外進行建交談判,向建交國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館等,任務十分繁重,但在李克農等人的領導下,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軌道,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建國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作出決定:訪問蘇聯。這是新中國第一件重要的外事活動。毛澤東首次訪蘇的主要任務是:參加斯大林70壽辰慶祝活動;就兩黨和兩國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商談和簽訂兩國之間的有關條約、協定,並商議與解決有關兩國利益的若干問題。   
    毛澤東和斯大林將在莫斯科會晤,全世界都把焦點集中在這兩位巨人身上。   
    一定要做好毛澤東訪蘇的安全保衛工作,這是中央的命令。對國民黨特務不能不防,台灣孤島上,特務頭子毛人鳳正精心策劃著一個又一個針對中共新政權的破壞行動,剛剛偵破的妄圖炮轟北京天安門破壞開國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別組特務案等,都和他有關。   
    毛人鳳,浙江江山人,1898年生。早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1935年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特務處,任武昌行營辦公廳第三科第一股股長。1938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本部主任秘書。1945年後,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保密局副局長、局長。毛人鳳為人城府極深。初入軍統時,他態度特別謙恭,見了任何人總是面帶笑容,極少有發脾氣的時候。無論是受戴笠斥責,還是被同僚部下耍態度,他都能平心靜氣地忍受。戴笠是軍統說一不二的「暴君」,凡事稍不如意,就會大發雷霆,手下人整天提心吊膽。而毛人鳳常能代人受過,向戴笠引咎自責,戴笠曾當面說他是「菩薩心腸」,難成大器。   
    等到毛人鳳執掌了軍統大權,他的狠毒才漸為人知,其陰險毒辣甚至連當年的戴笠也難望其項背。這可以從他對族侄毛森的態度上略見一斑。   
    毛人鳳原本對他這位族侄信任有加,凡事都與他商量,有意栽培為自己的心腹。有毛人鳳這張虎皮,毛森在國民黨特務營壘中一帆風順,先後擔任了軍統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長、行動總隊長、中美合作所爆破訓練班副主任、忠義救國軍前進指揮所主任等職。上海解放前夕,毛森升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進步人士,被人贈了個「毛骨森森」的綽號。上海解放後,毛森逃往福建,任國民黨廈門警備司令。此後,他同美國人勾搭上,直接從美國人手中獲得了一批武器和電台,在東南沿海一帶進行反共活動。   
    毛森羽翼漸豐,又受到美國人的器重,這引起了毛人鳳的不滿。他命令毛森把和美國人制訂的一套計劃全都交出來,由保密局統一管理。然而,毛森不買帳。   
    叔侄倆從此鬧翻。毛人鳳竟決心派人將毛森暗殺掉。毛森也是特務出身,熟知此道,防範甚嚴,毛人鳳無從下手。最後,毛人鳳公開通緝毛森,由於全國即將解放,最終才不了了之。   
    毛人鳳不僅凶殘,也相當迷信。蔣家王朝逃離大陸後,毛人鳳去了台灣。他曾經自以為是地總結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由於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因為這面「國旗」象徵著國民黨將被共產黨全面包圍。他甚至準備向蔣介石正式建議,將「國旗」改為青天白日,而把滿地紅縮小到一點紅,放在白日中間,以象徵國民黨包圍和吞併共產黨。 
對毛人鳳的偵悉     
    毛人鳳的這一想法確實讓人覺得有些可笑,但他策劃的一系列特務活動,卻實實在在地危害著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安全。李克農對此保持著高度警惕,毛澤東首次訪蘇,可千萬不能在安全上出問題。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的專列從北京出發,向蘇聯駛去。作為情報部長,李克農深知自己身上擔子的沉重,因此決定親自護送毛澤東出國。   
    北京前門車站,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因為北京剛剛解放,保衛部門心裡沒底,安全工作實行的是人海戰術。   
    毛澤東在中蘇邊境的滿洲裡將換乘蘇聯專門來接他的專列,而從北京去滿洲裡,則坐中國自己的專列。   
    這趟編號9002的專列,是美國送給蔣介石的禮物,解放戰爭期間被人民解放軍繳獲。臥室、會客室、會議室甚至浴室一應俱全,十分高級。   
    專列經天津時,有報告送來:鐵路線上發現一顆手榴彈。公安部長羅瑞卿不敢大意,親自下車處理。   
    旅途漫長,火車迎著呼嘯的寒風在北國大地上飛奔。   
    一次,李克農和毛澤東在車廂裡閒聊了起來,李克農是中共情報工作的首腦和專家,談著談著,話題自然就扯到了情報工作上。李克農問毛澤東:「主席,你知道美國總統每天上班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嗎?」   
    毛澤東「哦」了一聲,沒說話,好像在等著李克農的下文。「第一件事,就是看情報要點,不然,這一天就不知該怎麼辦了。」李克農不緊不慢地說。   
    毛澤東一笑:「你呀,給我上起課來了。我和他不同,隨來隨看,不怕多,只怕少。這回去莫斯科,我還要和斯大林談談你們情報方面的事情呢。」   
    李克農將毛澤東一直護送到了中蘇邊境的滿洲裡,才返回北京。毛澤東安抵蘇聯,李克農懸著的一顆心總算落了地。   
    果不其然,在毛澤東出訪前夕,台灣國民黨保密局在其頭子毛人鳳的主持下,精心策劃了一個顛覆毛澤東專列的詳細計劃,企圖暗殺毛澤東。   
    毛人鳳自恃手中握有兩張「王牌」:國民黨保密局北平潛伏台和直屬保密局的秘密武裝———東北技術縱隊。   
    北平潛伏台專事與台灣的秘密電訊聯絡,為毛人鳳與其潛伏在大陸的特務網牽線搭橋。而東北技術縱隊,則從事重大暗殺、爆破等恐怖活動。其成員均經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嚴格訓練,熟練掌握射擊、爆破、投毒等各種特工技能。國民黨潰退到台灣前,他們有的奉命潛入國民黨起義部隊,經過改編混入人民解放軍;有的散落在社會上,隱藏下來,伺機而動。   
    毛人鳳精心策劃的這場陰謀中,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保密局北平潛伏台特務、剛剛由毛人鳳從中尉提升為上校的計兆祥。這個計兆祥,集台長、報務、情報、譯電於一身。潛伏電台就設在計兆祥自己的房間裡。計兆祥的住處位於天安門附近的南池子,這裡過去是王公要員的住宅,解放後則有不少高幹住在這裡,防範較嚴,也相對成了真空。計兆祥從事特務活動十分賣力,他的這個潛伏台被毛人鳳稱為「萬能潛伏台」。   
    毛人鳳的陰謀很快被李克農偵悉,而計兆祥自然也早在中共情工人員的嚴密監視之中。   
    毛澤東出訪前夕,曾在公安部有關此案的報告上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國之前,鎮壓這個反革命。」   
    李克農從邊境回來後,立即領導了偵破工作。   
    一天上午,在情報部的會議室裡,李克農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計兆祥一案。   
    李克農說:「潛伏電台就設在計兆祥的屋內,現在就要破案。但要統一認識,不能只抓一個計兆祥,要打殲滅戰。今天開會,就是要統一這個認識。」   
    經過一段時間的偵察,李克農下令:逮捕計兆祥。   
    一天,計兆祥被帶到李克農面前,李克農很嚴肅地對他說:「小計,你替我發個報給毛人鳳,我這個報,你可得給我發好喲。」計兆祥在中共保衛部門的審訊下,早已坦白,此刻在大名鼎鼎的李克農面前,更是緊張地連連點頭:「是!是!」 
粉碎毛人鳳的詭計     
    一份電報傳到了台北,毛人鳳日夜守候在電台邊,等候著計兆祥的電報。此時,有計兆祥的電報信號傳來,他興奮不已。譯電員將電報送到他面前:   
    毛人鳳,經你精心策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潛伏的萬能台,你向美國人吹得神乎其神,發報只有兩三次就被我們偵破了。我們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雄厚的群眾反特力量,你們活動到哪裡,哪裡就陷入人民的包圍之中,我們的專政機關就會立刻偵破你們  。你們如果執迷不悟,來多少,就殲滅多少。保你有來無回。你還有本事嗎?你有本事你來嘛!告訴你,給你講話的是李克農,不要怕嘛!好好地聽著: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你們有喪師八百萬、逃往海島的教訓。你們現在「寄人籬下」,好景不會長久。人民政府對你們有國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獎、不咎既往。你若率部來歸,我李克農可以保證你們的安全。告訴你,發報的報務員,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萬能台台長計兆祥。   
    李克農———這是個令他心驚肉跳的名字!連毛人鳳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的確確是個奇才,他無法對付。   
    此刻,正是李克農給他毛人鳳發來的電報,咄咄逼人,令他不禁惱羞成怒。「萬能電台」算是完了,毛人鳳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東北的技術縱隊身上。   
    時隔不久的一個夜晚,一架無國籍標誌的飛機低低地盤旋於離哈爾濱不遠的山林裡,兩隻降落傘從飛機中緩緩落下。   
    當他們剛剛落地,就在地面中共監視人員的槍口下,束手就擒。根據從計兆祥處截獲的電訊情報證實:他們二人就是由毛人鳳派來領導東北技術縱隊進行暗殺活動的兩個特派員,從他們的隨身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賓槍、無線電台、氣象預測器、炸藥等特工用具。   
    兩人名叫張大平、於冠群,他們供認,將於次日上午在哈爾濱松花江飯店與東北技術縱隊接頭,並代表國民黨保密局,給有關人員頒發委任狀,以鼓勵反共有功人員。   
    翌日清晨,在松花江飯店一個高級客房裡,毛人鳳的特派員張大平和於冠群與東北技術縱隊司令馬耐接上了頭。不過,此「張大平」非彼「張大平」,乃中共情工人員喬扮而成。   
    寒暄幾句後,馬耐交出了東北技術縱隊170人的花名冊,以備「張大平」按名單向毛人鳳邀功請賞。後話不表,毛人鳳的另一張「王牌」自然又敗在了李克農的手中。1950年3月14日晚,毛澤東安抵北京,蔣介石、毛人鳳的幻想徹底破滅。 
第九篇     
    按情理,重病纏身的李克農完全有理由申請回國休養,無需繼續為停戰談判勞心費神。可李克農很倔強,他不願向困難低頭。為減輕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將藥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進嘴裡,只是當喘咳得無法忍受時,他才將手頭的活兒暫時擱下,休息一會。 
幕後出良策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   
    然而,就在此時,李克農的身體狀況卻突然惡化了。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關李克農病情的報告擺在了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桌上:   
    毛、劉、朱、聶、楊:   
    李克農的病狀書,現由楊尚昆譯出送閱。今晚已照主席指示,立即停止工作入院治療。戰略情報會議,由鄒大鵬主持。關於經常工作,分別向聶、楊請示,重要的可與我接洽。周恩來5.14   
    李克農哮喘病復發了,並且很嚴重,要用藥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鎮靜劑才能入睡。   
    可就在此時,太平洋西北角上爆發了朝鮮戰爭。1950年6月25日,美國唆使南朝鮮李承晚部隊越過三八線,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起猛攻;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然宣佈,對朝鮮實行武裝干涉,同時命令美軍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戰爭伊始,北朝鮮軍隊在金日成統帥下,以重炮密集轟擊南朝鮮軍隊,蘇制T—34坦克成群地開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漢城,大軍南下直逼洛東江三角洲。這時,只要把位於朝鮮最南部的「釜山環形防禦圈」拿下來,朝鮮戰爭就可告以結束。   
    金日成認為形勢十分樂觀,他估計8月份就可完成解放朝鮮國土的任務,並早早地給中國領導人打了招呼。   
    7月5日晚,周恩來把李克農、章漢夫、喬冠華、陳家康和雷英夫召集起來開會。   
    「總理,有什麼問題嗎?」李克農問道。   
    「你們對朝鮮戰爭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結束戰爭,8月份能結束嗎?」周恩來靜靜地問。   
    李克農說:「人民軍的戰鬥力強於李承晚的軍隊,裝備也是蘇制的,而且每個師還有十五六名蘇軍顧問,如果就單打李偽軍來說,人民軍沒有問題。但現在美國插手了,制空權和制海權美軍有絕對優勢,朝鮮戰爭恐怕不會這樣簡單結束。」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也表示贊同李克農的意見。   
    周恩來點點頭說:「是呀,不經過反覆較量,不消滅美軍的力量一直到他不能支持的時候,朝鮮戰爭是不可能輕易結束的。」果然,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非法決議,要求會員國給李承晚政府提供幫助,隨後又決議組成「聯合國軍司令部」,授權美國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麥克阿瑟是美國五星上將,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西南太平洋地區盟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他指揮過一些重要的戰役,被美國軍方稱為「天才的、傑出的軍事家」。不過,美國總統杜魯門或許更加瞭解他手下的這員大將,他曾經這樣描述麥克阿瑟:   
    他的個性富有引吸力,他講起話來快而巧妙,……他看起來似乎對他的歷史知識極為自豪。但在我看來,儘管他讀了不少書,他的歷史知識仍然是淺薄的,他只知道許多事例,而不甚明瞭這些事例所蘊含的邏輯和哲理。對於遠東他知道得很少,在他的歷史知識中除了對歷史的歪曲,剩下的就是一種渺茫的希望,他希望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方法對同共產主義鬥爭的那些人有所幫助。   
    9月15日,15個國家的軍隊在這麼一位對東方歷史知之甚少的麥克阿瑟統帥之下,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在朝鮮仁川登陸,這次行動的代號是「烙鐵行動」。仁川其實是朝鮮東西海岸最不具備登陸條件的地點,它航道狹窄,潮汐落差達30英尺,這是一個海軍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麥克阿瑟———這位70歲的倔老頭,卻出奇制勝,在此冒險登陸成功。   
    朝鮮半島南北長,東西窄,三面環海,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切斷人民軍的南北戰略聯繫,斬斷了後方補給線,並在人民軍主力背後與洛東江的李承晚軍隊呼應夾擊,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略態勢。人民軍主力部隊被迫後撤,命運危在旦夕。9月26日,美軍經過一周激戰,佔領漢城。   
    三天後,麥克阿瑟和李承晚飛抵漢城,重建起「大韓民國」政府。在重建政府的簡短儀式上,麥克阿瑟興奮地說:   
    我高興地代表聯合國把貴國政府所在地送還給你(指李承晚)總統先生,從這裡你也許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憲法職責。我熱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將給你和你的共和國的所有官員們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義的精神去解決你們所面臨的錯綜複雜的問題。經過過去的艱苦努力,在朝鮮人民面前必將出現一個新的充滿希望的黎明。   
    這或許是麥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是他55年戎馬生涯的頂峰。 
赴朝鮮談判     
    賀電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杜魯門也在華盛頓為麥克阿瑟叫起好來:軍事史上沒有任何軍事行動能同你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遲滯戰相比擬,正是通過這一戰役(指仁川登陸戰役),使你的部隊得到了加強;也無法同你的最終解放漢城的功績卓著的作戰行動相比擬……我向你們大家致敬,並代表我們在國內的所有人對你們大家說:「幹得好,幹得漂亮。」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作出判斷:共產黨中國干預朝  鮮戰爭的可能性有,但不干預的可能性更大。麥克阿瑟也這樣預言道:   
    (中共的干涉)可能性很小。假如他們在第一個月或第二個月進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我們不再害怕他們的干涉了,我們也不必再必恭必敬了。中國人在滿洲有三十萬部隊,其中很可能不超過十萬到十二萬五千人部署在鴨綠江邊,只有五萬到六萬人能夠渡江作戰。他們沒有空軍。既然我們的空軍在朝鮮已經有了基地,如果中國人試圖前進到平壤,那將會出現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   
    李克農指揮的情報機構也緊張地運轉起來,通過各種公開報道,進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軍許多重要情報,有的還提供給了朝鮮人民軍。毛澤東對此十分讚賞。   
    中共中央最終作出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向朝鮮派兵。10月19日,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邀請,中國人民志願軍由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率領,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中朝軍隊團結一致,並肩作戰,以運動戰的形式,把美李軍隊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附近。   
    戰爭態勢的根本性扭轉,使停戰談判成為可能。   
    1951年5月3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通過其顧問凱南,向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透露,美國準備以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人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6月23日,馬立克提出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主張交戰雙方停火談判,把軍隊撤離三八線。當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演說,表示同意馬立克的建議。至此,朝鮮戰爭就由單純的「武仗」轉為「武仗輔助文仗」的階段。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李克農被中央送往蘇聯養病。在蘇聯,他每天都通過報紙分析局勢的發展。隨著戰爭不斷升溫,李克農再也無心療養,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裡,他通宵達旦地工作,一雙眼睛在大幅的朝鮮半島軍用地圖上來回「掃瞄」。朝鮮談判的信息傳來後,他以一位老情報工作者的特有預感察覺到,輪到自己上台「唱戲」的日子不遠了。果然,在確定赴朝鮮談判的人選上,毛澤東點兵點將又點到了李克農。   
    1951年6月的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了他。   
    就在去年的11月,毛澤東的長子、在志願軍總部擔任秘書的毛岸英,在朝鮮平安北道的一次美機轟炸中,不幸遇難犧牲。毛岸英曾經擔任過李克農的俄語翻譯和機要秘書,李克農很喜歡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毛岸英犧牲後,李克農很難過,毛澤東委託他把這一噩耗告訴了他的兒媳、毛岸英的妻子———劉松林。不過此時,毛澤東已一掃老年喪子的悲痛,他果斷地對李克農說:「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去坐鎮開城,外交部組成一個班子,喬冠華也去,軍隊也要有人參加。」   
    「我馬上準備出發!」李克農毫不猶豫地回答。   
    不過,李克農還是向中央如實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準備。毛澤東在考慮之後,依然定下來:還是李克農去。也許,只有李克農是他心目中的最合適的人選。隨同李克農前往的還有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國家新聞局局長的喬冠華。大家都稱他「老喬」,其實是年他只不過38歲,正是揮斥方遒的青春年華,他作為談判代表團的顧問前往開城。臨行前,毛澤東專門接見了李克農和喬冠華,同他們進行了長談,並要李、喬二人立即組織一個工作班子。李、喬二人隨後組建的這個班子,人才濟濟,有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浦山和新華社的丁明、沈建圖等人。李克農還特意選調了幾位同志帶兩部可接收各大通訊社新聞的收報機,以便瞭解各方面的反應。他還請志願軍派出一個參謀班子前往開城,使談判班子能夠及時瞭解戰場情況的變化。周恩來也和李克農、喬冠華作了詳談,並送給他們一句意味深長的古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 
帶病堅持談判工作     
    7月2日,朝鮮志願軍總部收到毛澤東從北京發來的電報:李克農率喬冠華及其他助手將來朝鮮參加停戰談判,於7月2日22時由北京乘車去安東(今丹東),7月4日傍晚由安東去平壤,大約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處,請朝鮮方面派人到適當地點去接應。   
    7月5日,李克農一行到達中國邊城安東,柴成文專程由平壤來此迎接,談判班子改乘吉普車過江。   
    7月6日晨,李克農前往平壤東北約15公里的根地裡———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將軍新設的作戰指揮部所在地,拜會金日成。金日成已經收到毛澤東的電報,他熱情地接待了李克農。李克農是主持談判的實際負責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請示工作和保持聯繫。隨著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來越濃,以至戰爭結束後,金日成每次來北京,總不忘給李克農送上幾壇他愛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鮮泡菜。   
    經與朝鮮方面協商,李克農為中朝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協助其工作,對外公佈的名單則是人民軍的南日、李相朝將軍和志願軍的柴成文、鄧華、解方、杜平等人。南日大將,曾在蘇聯留過學,此時任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於李克農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又擔任了代表團的黨委書記,不便公開,大家都稱李克農是「隊長」,稱喬冠華為「指導員」。   
    7月7日,中朝代表團抵達開城。   
    談判的會址定在了離開城市區西北約兩公里的高麗裡廣文洞的來鳳莊。市區房屋密集,不利安全警衛,而這裡較為清靜安全。來鳳莊的西南,有幾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別墅式的平房,志願軍代表團就駐在這裡。   
    開城談判代表團,分為前方、中間站和後方指揮三線。第一線是直接出面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談判代表南日、鄧華等人;第二線是喬冠華、柴成文,由柴成文負責聯絡;第三線則是幕後坐鎮的李克農。李克農負責將每天的談判情況上報毛澤東、金日成和彭德懷。   
    7月10日,來鳳莊一間長18米、寬15米的大廳,成了全世界為之注目的焦點,艱難異常的朝鮮停戰談判從這裡開始,一談就是兩年。   
    這兩年,在李克農眼裡顯得是如此艱難而又漫長。這,不僅是他建國後所接手的最龐大、最艱巨、最複雜的一項任務,而且擺在他面前的,還有一個又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關。   
    在志願軍內部,真正懂行的外事工作人員嚴重缺乏。像喬冠華這樣對國際問題素有研究的職業外交家,極少極少,大多數人「欠缺外交頭腦」,他們不懼怕敵人的槍炮,可對於和敵人談判卻心中無數。大家紛紛請李克農「傳經送寶」,李克農總是謙虛地說:「我們八路軍的傳統就是組織起來。軍事外交我們誰也沒搞過,怎麼辦?答案只有一個:干中學,干中提高!」   
    每次談判之前,李克農都要和談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討對策,模擬實習,使大家每次談判都能胸有成竹。針對一些同志心急氣盛、感情衝動的缺點,李克農反覆強調:「我不擔心哪位同志在談判中喪失立場,擔心的還是多數同志年輕氣盛,經不起人家的挑逗而衝動。」言教輔以身教,大家漸漸地入了門,工作開展得也越來越順利。   
    隨著談判的深入,李克農的身體也日漸惡化。他是拖著即將崩潰的病體來到朝鮮的。這時,他視力微弱,眼睛幾乎要貼在炕桌上才能看清東西,哮喘病經常發作,疼得氣都透不過來,加上房子裡生了朝鮮式的地炕,十分悶熱乾燥。他隔不到一會兒,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幾口潮濕陰冷的空氣,才會好受一些。長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擠壓得十分難受,又引發了心臟病。一次正在開會,他突然頭一歪,昏迷了過去,幸虧在場的人搶救才甦醒過來。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雙手常常發抖,手中的筆不時從炕沿上滑落下來。   
    按情理,重病纏身的李克農完全有理由申請回國休養,無需繼續為停戰談判勞心費神。可李克農很倔強,他不願向困難低頭。為減輕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將藥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進嘴裡,只是當喘咳得無法忍受時,他才將手頭的活兒暫時擱下,休息一會。   
    儘管這樣,李克農還是想給大家留下一個身體挺不錯的印象。李克農身體健康,代表團就有了主心骨。他一向注重儀表,酷愛整潔,即使在身體快要垮了的情況下,也仍然保持著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風度。一副黑邊眼鏡架在他那寬大的國字臉上,留著神氣的短鬍鬚,腳蹬馬靴,一身戎裝,風度翩翩,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派頭。 
僵持的談判     
    大家很為他的身體擔心,提醒他要多注意身體,他卻總是笑瞇瞇地鼓勵大家道:「現在我們站在兄弟國家的土地上,背負著黨和祖國人民的希望,讓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出色吧!」為不讓大家擔心,工作間隙,他還不斷地開些玩笑,逗得大家樂不可支。李克農的身體狀況很差,但卻非常關心同志,他總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隨時聽取每個人的意見,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如此,所以,中朝代表團的所有人員都視他為師長,有些朝鮮工作人員在個人生活上受了委曲,不去找自己的直接領導,而是跑到李克農這兒向他傾訴。   
    段連城———一位年輕的中國翻譯,在他1951年8月31日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隊長上年紀了,蹲在陰濕漏水的防空洞裡,腦海裡還得思考問題,如何對付敵人。這些同志啊!他們從長征起,而陝北,而抗戰,而解放戰爭,今天又在朝鮮。他們畢生在艱難危險中度過。然而他們卻是如此謙遜,虛懷若谷,像我們這些後生小輩的一言一語,他都認真地傾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又是那樣的豪放通達,像小孩子似的說笑。……這些同志,他們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產黨人。   
    中共中央還是很快瞭解到了李克農的身體狀況。根據中央決定,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奉命去朝鮮接替李克農,讓他回國休息和治療。   
    伍修權一行夜以繼日急奔朝鮮前線,到開城見到李克農。伍修權給李克農他們帶來了一批慰勞的水果,哪知由於天冷路遙,加上路途顛簸,全都爛了。   
    伍修權很有些過意不去,李克農卻裝著歎息地笑道:「這事誰也不怪,只怪我們的口福太薄,不過你們的心意我們全領了。」當伍修權向李克農談了要接替他,讓他下去休息和治療時,李克農固執地說:「臨陣不換將。」   
    李克農自有他的道理。他熟悉這裡的工作,也摸清了各方面的規律,中途換人,不利工作。但伍修權看著李克農的病體,一時也拿不定主意,結果兩人一起電告中央,中央來電同意仍由李克農主持工作,伍修權暫留朝鮮,如李克農病情無發展就不換人,事情才算有了了結。   
    從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經過半個月時間的唇槍舌戰,雙方代表團終於達成了談判的5項議程:一、通過議程;   
    二、作為在朝鮮停止敵對行為的基本條件,確定雙方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區;   
    三、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停火休戰條款實施機構的組成、權力和職司;四、戰俘的安排問題;   
    五、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   
    當談判進入第二項議程時,很快便僵住了。中朝方面反覆提出應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而美方卻以「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面得到補償」為由,斷然加以拒絕,並以沉默不語的冷場戰術來拖延時間。到8月10日第20次大會時,這種沉默達到了高潮。大會開始後,中朝代表發言完畢,美方首席代表喬埃卻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結果,會場上出現了長時間的死一般的沉寂。秘書長柴成文有點急了,他悄悄走出會場,來到會場外的一座帳蓬裡,問李克農該怎麼辦,李克農冷靜地寫了三個字:「坐下去!」柴成文將紙條帶回會場,從中朝代表手中傳遞過去,大家看到李克農的指示,一個個都沉住了氣,和美李代表比賽起「打禪」來,終於以整整2小時12分的沉默對抗創下了談判史上的空前紀錄。當然,「閃電戰」也有,有的會談25秒鐘就宣告結束。   
    可見,朝鮮停戰談判的確是一場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白刃戰」!10月25日,談判地點從開城移至板門店。這個日後名揚世界的地方,當時卻連一個小村莊也算不上,它距開城東南約8公里,貧瘠荒涼的土地上,只有4間無人居住的小屋。隨著雙方談判代表雲集此地,這個偏僻的不毛之地很快「硝煙四起」。   
    11月22日,停戰談判的第2項議程達成原則協議後,雙方參謀人員於22日起按照實際接觸線的方位和座標,確定軍事分界線並劃出非軍事區的南北緣。   
    11月20日,李克農在志願軍代表團駐地召開中朝代表團小型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的談判情況。李克農侃侃而談,邊章伍、喬冠華、解方等人圍坐在四周,靜靜地聽著。 
最後的談判     
    「這次談判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是勝利者同失敗者之間的談判。平心靜氣地講,只是戰場上打了個平手的談判。可是,對於這個特點,對方是不肯承認的。他在打的時候想到談,談起來達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來再來談,談起來又想拖,總不能痛痛快快地達成協議就是了。所以我們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沒有用。二是針鋒相對。我們背後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我們不求別的,只求和平,爭取和平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有能力對付敵人的壓力。當然,說針鋒相對並不是不講靈活性。談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單憑一股盛氣是  不行的。今天這種僵局當然是雙方造成的,但如有機會,總要抓住機會予以『誘導』才好。」中朝代表們連連點頭稱是。李克農最後說:「中央把底盤都交給我們了,時機也比較好,問題就看我們如何組織力量和執行了。要做好兩手準備,在實際工作中,要為迎接協議的達成做準備,也要為經過努力達不成協議做準備,這樣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於戰場,不用我們管,彭老總早就講過,『打得堅決打,談得耐心談』,我們的任務就是談判。」   
    在解決了軍事分界線這一關鍵問題以後,自1951年11月27日起,談判轉入了討論第三項議程。   
    當時,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認為,既然軍事分界線這一棘手問題已經解決,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李克農在全面分析了形勢、任務和敵我雙方的對策以及敵人可能設置的障礙後,認為不能放鬆警惕。   
    李克農叮囑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向我方代表傳達了中共中央、毛澤東有關和談的指示:「原則要堅持,策略要靈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鮮人民的主權,我們決不讓步!」果然,談判開始後,美方無理取鬧,中朝方面雖作了必要的讓步,但美方對他們所提出的戰後限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自己的國土上修建飛機場等無理要求始終不願放棄。代表團成員按照李克農的指示,堅持原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險惡企圖。經過力爭,終於迫使那些宣稱「到地獄結了冰」才能放棄其無理要求的美方代表服了輸,於1952年5月2日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   
    隨著談判的繼續進行,美方代表越來越相信,在中朝談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隱形人物」在策劃、指揮著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們要與之較量、卻又難以戰勝的真正對手。這位足智多謀的「隱形人物」是誰?   
    杜平將軍戰後所撰寫的《在志願軍總部》一書中,給了這些充滿疑慮的美國人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們談判代表團的分析會經常開到深夜。平時每一天這樣的預備會,大都由喬冠華主持。會上大家自由發言,各抒己見。分析敵人明天可能會提出些什麼問題,我們該怎樣回答。最後由秘書處的幾個同志整理綜合,經李克農過目後,連夜向上級匯報。待上級答覆後,即打印成文,參加談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會場都是拎一大疊紙條。這樣,不管對方提什麼問題,我們都能有條不紊地給以答覆或者批駁。如果敵人提的問題,我們事先沒準備,這也不要緊,就向對方提出暫時休會,在電話上與李克農或喬冠華商討對策。   
    可見,這位使美李代表心神不寧的「隱形巨人」,不是別人,正是李克農。他,就是這場特殊戰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總指揮。緊張的談判期間,李克農家事紛繁,有憂有喜。   
    赴朝不久,他收到了老父親不幸去世的電報。當時,大家正在議論工作,堅強的李克農沒有告訴別人,他強忍淚水,將電報揣進了口袋。夜晚,李克農獨自走到帳蓬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對著西南方鞠了3個躬,以遙祭父親的在天之靈。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跟著受了不少苦,1946年母親去世時,他正在北平軍調部緊張地工作。這次父親病逝,他又遠在異國他鄉。想著想著,淚水不禁奪眶而出,從此直到談判勝利結束,素愛整潔的李克農沒有刮過鬍鬚,以此紀念自己的父親。   
    喜事也有,1952年8月,他的孫子平安出世。   
    也許是開城留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給孫子起名就叫「凱城」(開城諧音)。據說,南日大將聽說李克農添了孫子,特表祝賀。李克農請他給孩子起名,南日說:「我們舌戰在開城,就叫開城怎麼樣?」李克農覺得這名字很有意義,當即同意。談判夾雜著戰爭,戰爭推動著談判。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時針終於指到了1953年7月27日。這一天,板門店外格外熱鬧,世界各地記者雲集會場,朝鮮停戰的簽字儀式即將在這裡舉行。   
    雙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遜從東西兩側走進會場,這兩個充滿敵意的軍官彼此未說一句話,也沒有正眼看對方一眼,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各自簽字完畢便揚長而去。   
    長達3年之久的朝鮮戰爭至此終於落下了帷幕。   
    為防異外事端發生,確保簽字成功,早在7月26日,李克農就提出:雙方司令員不到現場簽字,而由雙方首席代表簽字生效,然後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簽互換文本,因為從漢城傳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來板門店搞刺殺活動。美方對李承晚似乎也有點不太放心。因此,這一錦囊妙計被雙方接受。   
    彭德懷司令員是在開城簽字的。7月28日上午9時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將軍」,倒背著雙手,大踏步地走進開城來鳳莊簽字大廳,鬍子刮淨的李克農領著杜平、喬冠華、張明遠、肖全夫、李逞瑞等人跟隨走進會場。 
日內瓦會議的會前工作     
    中共中央賦予的朝鮮停戰談判這一重大使命勝利完成了,而李克農卻陷入極度疲勞和虛弱之中,他兩鬢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1953年2月7日,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保健的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專門就李克農的病況向周恩來遞交了一份報告,稱:   
    李克農自1943年起,即有發作性心前區疼痛病狀,每年發作一二次。去年則加重了,每月發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後,每天都發作,昨晚並曾暈倒,昏迷了五六分鐘才清醒。今早蘇聯大夫和黃樹則同志會診,診斷為「冠狀動脈硬化」及「過度疲勞」。建議到醫院檢查治療,李克農尚未同意。安眠藥平常服量為0.2毫克,他竟服過0.8毫克,我已再三勸他不能這樣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險。   
    周恩來聞訊十分焦慮,他立即將報告轉給毛澤東。3月4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尚昆同志:   
    克農這樣對自己病狀的處理是很危險的,請你勸他遵醫囑休養,並決不可那樣服藥法。毛澤東三月四日   
    李克農的病狀,顯然引起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與不安。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以後,美國和南朝鮮李承晚集團仍然不斷在朝鮮戰爭遺留問題上製造事端。同時,美國還力圖擴大印度支那戰爭。印支戰爭,是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達到重新控制印支地區而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印支戰爭的結果,使法國損兵折將,傷亡慘重,政府內閣頻頻更迭。美國則利用法國的窘境,混水摸魚,加強對印支戰爭的干涉,逐步代替了法國在印支的地位。朝鮮戰爭後,印支戰爭便成為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主要事件。為討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蘇聯政府建議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討論印支問題。   
    1954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贊同蘇聯的建議,並宣稱:「許多重大問題,首先是亞洲問題,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是不能解決的。」蘇聯的建議和中國的聲明,如一石擊起千層浪,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時間,要求迅速結束印支戰爭的呼聲日高。在這種情況下,1954年1月至2月,美、英、法、蘇四大國外長在柏林召開會議,決定舉行由蘇、美、英、法、中及其他有關國家參加的日內瓦會議。   
    這次會議對中國來說,非比尋常,因為它是新中國在國際會議上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形象。   
    李克農———這位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靈活的應變能力的外事活動家,自然被中央列入參加會議的主要人選之中。   
    而李克農卻提出,不參加會議,其理由有三:一是「情報部門的三個部門年計劃剛通過,需貫徹實施」;二是自己「無國際知識,不懂外文」;三是「身體不健康」。   
    但中央還是決定:李克農參加由周恩來率團的中國赴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看來,這次會議不能沒有李克農。   
    周恩來決定:會前的準備工作,由李克農抓總。關於代表團的人選,「告李副部長先行討論,3月2日上午提出名單」,關於代表團的工作人員「請李副部長決定」,關於會議對策、編印資料、業務分工等,「請李提出方案」。另外,參加會議的工作人員和記者人選,均由李克農全權決定。在3月3日到4月19日這一短暫的時間裡,李克農投入了緊張的會前準備工作。   
    日內瓦會議將要討論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李克農對會議可能涉及的各種問題、各種情況,分別列出詳細的預案,報送周恩來審定。他還指示有關人員就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擬出29篇發言稿,作為周恩來在會議上發言的依據。   
    此外,李克農還組織外交部、對外聯絡部、軍委聯絡部、軍委情報部、外貿部等單位,就朝鮮問題、印支問題、中國的基本情況以及內外政策等,編寫了長達1700多萬字、共計12大本的資料。這些資料,在以後的會議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還被提供給了蘇聯、朝鮮、越南代表團。   
    3月初開始,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相繼到北京集中,進行培訓。李克農又指定專人向大家介紹外交禮儀,介紹瑞士的風土人情、法律法規。為加強保密工作,李克農還親自給大家作了有關報告,對譯員、機要員、打字員、速記員等都進行了嚴格的測試,對未出過國的司機也作了相應的培訓。 
抱病出席會議     
    原國民黨外交部起義人員劉澤榮提出,應注意全權代表證書的格式和應設立代表團對外發言人。這一建議被李克農採納,李克農組織代表團發言人黃華、隨行記者以及當時常住北京的外國友好記者貝卻敵等,多次舉行模擬記者招待會,做到心中有數。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李克農特別指示中國駐瑞士使館為周恩來及代表團主要成員預租一座別墅,為一般人員預租旅館,並安裝了由日內瓦到國內的電傳打字機,保證通訊聯絡迅速、安全、暢通。代表團工作員共有200多人,安全問題顯得格外重要,馬虎不得。公安部為確保周恩來的安全,特地  準備了一批小白鼠,被周恩來發現後,他吩咐從飛機上搬走。但李克農還是安排了偵保、化驗人員隨同前往。   
    醫務人員除保健醫生黃樹則外,還有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周尚玨。本來,傅連璋向周恩來建議,將李克農的保健醫生史書翰也帶去,因為「史隨李克農同志在朝鮮將近兩年,工作認真小心,對克農身體甚為熟悉」。而黃樹則更建議最好派一名蘇聯大夫陪同。因為「李克農同志多年來患肺氣腫,並時常發生氣喘及左胸前區疼痛。……在熱度較高時均有明顯的心前區疼痛」。他很擔心李克農的身體能否適應長時間的空中飛行。   
    李克農聞訊後連連搖頭,「死不了,讓李連水照顧我就行了。」李連水一直擔任李克農的警衛員,在李克農鞍前馬後已經工作很多年。   
    中國代表團於4月20日離開北京,24日下午抵達日內瓦。中國代表團安頓完畢,即廣為散發事前印就的周恩來中文和英文簡歷,這份簡歷由李克農主持起草,未經周恩來徑直報中共中央審定。簡歷內容長達5頁,其中第一段這樣寫著:   
    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中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之一。   
    李克農認為:宣傳周恩來,就是宣傳新中國。這段話,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最親密的戰友」的提法,反映了李克農對周恩來的深厚感情。   
    4月26日,日內瓦會議正式開始。4月26日至6月15日,會議首先討論朝鮮問題;印支問題的會議從5月8日開始到7月21日結束。   
    李克農除參加會議外,還負責和有關代表團進行會外接觸,並做好與來訪的各國人民團體的接待工作,任務相當繁重。   
    為及時掌握會議動態,李克農還組織人員以自己的名義編寫了《每日簡報》,電告外交部並抄送中共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其內容多是各國代表團及外國輿論對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反應以及對外接觸時所瞭解到的重要情況,很有價值。   
    例如,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請周恩來和英國外相艾登,由於這是中、英兩國外長的首次接觸,李克農非常重視,在5月1日的《每日簡報》上,李克農摘錄了周恩來和艾登的談話要點:艾登:聯合王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承認聯合王國。   
    總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聯合王國,而是聯合王國在聯合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艾登:不知周恩來先生是否願意指定一人,由我們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聯繫。總理:我們的西歐司司長宦鄉就在這裡,他過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觸。   
    艾登:那好極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從北京調來的,看來我們是想到一塊去了。   
    艾登(指著桌子上的水果):什麼水果都有,就是沒有菠蘿。   
    莫洛托夫:但是中國有,中國是極其富有的國家,艾登先先應該到中國去一次。   
    總理:歡迎艾登先生到中國訪問。   
    艾登:我非常願意。我想告訴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我同伍的一個軍官叫哈蒙,他在戰爭中犧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給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來先生的每一句話。他說他熟悉周恩來先生。   
    莫洛托夫:美國行事特別衝動,英國應該施加影響,你們有共同語言。   
    艾登:一個劇作家曾說,英國和美國除語言共同外,別無共同之處。   
    類似這樣的簡報,語言生動,又能說明很多問題,其內容往往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6月20日至7月12日,與會各國首席代表休會,周恩來利用這段時間,先後訪問了印度、緬甸,並與胡志明會談。張聞天、王稼祥也離開了日內瓦,周恩來委託李克農代為主持代表團的工作,並協助越南代表與法國代表商談印支問題。   
    這段時間,李克農加強了住地的安全保衛工作。為防竊聽,他指示專人利用周恩來別墅邊的馬廄,建起了一個內部會議室,還安排放映過幾場卓別林主演的電影,豐富了代表團成員的文娛生活。1954年7月21日,日內瓦會議閉幕。 
偵悉毛人鳳的陰謀     
    中國、越南、蘇聯三國代表團利用這次會議,始終堅持和平協商的方針,對於美國阻撓解決印支問題的種種陰謀活動進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針鋒相對的鬥爭。而周恩來則在會議期間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政治活動,大力貫徹「求同存異」的方針,利用西方大國之間的矛盾,爭取多數,孤立美國,推動會議取得成功,顯示出一個新中國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會議最後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簽訂了關於在印支三國(越南、老撾、柬埔寨  )交戰雙方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印支和平問題終於達成了協議。   
    日內瓦會議彪炳史冊,抱病出席會議的李克農勞苦功高。會議結束回國後,李克農雙頰塌陷,嘴唇烏青,身體久未復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將另一副重擔壓在李克農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來請李克農到其中南海西花廳的住宅,向他佈置一項重要的任務。一份電報遞了過來:   
    亞非會議將於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請允許我以緬甸、錫蘭、印度和巴基斯坦5個發起國總理的名義,向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閣下發出莊嚴的邀請。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1955年1月14日   
    周恩來對李克農說,這次會議十分重要,我們決定出席。而你的任務就是要準確而又及時地掌握情報,使代表團順利抵達萬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派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   
    亞非國家的代表們將濟濟一堂,在沒有西方大國的參與下,自己討論自己的問題,討論世界大事,他們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這實在是現代國際政治舞台上一次史無前例的創舉。   
    很自然,西方大國的某些領導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別是對新中國參加這次會議,他們更是有著本能的敵視。   
    他們發動宣傳機器不停地散佈:此次會議必將以失敗而告終;他們耍弄外交伎倆,想方設法對有關國家施加壓力,造成諸多不利於會議成功的因素。   
    一時間,反華逆風扶搖直上,而於1955年4月11日由台灣國民黨保密局精心策劃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則將這股妖風刮到了頂點。   
    是年3月,當中國代表團正在為出席會議緊張籌備之時,李克農穫得情報:「蔣特已佈置人對我代表團進行破壞。」這一破壞行動由毛人鳳全權負責,其核心是:刺殺周恩來。   
    由於建國初,我國無大型客機,尚未開通飛往印尼的國際航線,國家領導人出國只得租用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這是唯一的辦法。為此,中國代表團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為主機,出席萬隆會議。中印雙方約定,4月11日上午,該機作為正常航班飛往香港,下午再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飛往雅加達。   
    4月上旬,中國代表團出發前夕,緬甸總理吳努發電邀請周恩來赴仰光暫住兩天,商談與會議有關的問題,待會議結束後,約周恩來與他同機前往印尼。   
    周恩來接受了邀請,隨即與陳毅一起率代表團主要成員先行昆明,再啟程去仰光,並由仰光直飛雅加達。為安全起見,此行對外嚴格保密。   
    而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則按原計劃由香港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逕飛雅加達。   
    「中共代表團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為主機,出席萬隆會議」。這是毛人鳳接到的可靠情報,對周恩來將先行赴緬甸一事,毫無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飛機模型,仔細研究密謀炸機。   
    李克農的情報機關很快偵悉了這一陰謀。在周恩來臨上飛機前,這一重要情報送到了他面前。周恩來指示:請轉給在京有關領導辦理。 
再次挫敗毛人鳳的陰謀     
    4月9日,鄧穎超再次給李克農打來電話,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飛機的安全。   
    李克農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領導作了匯報,並向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報告此事,鄧小平指示採取外交行動,立即妥為處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國駐華臨時代辦社通報,提請他們務必採取必要措施,確保中國代表團的安全;   
    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團成員得到命令,提請香港當局對啟德機場的安全保衛工作進行嚴格檢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動起來,對啟德機場進行了嚴密的防範。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由於當時啟德機場內部缺乏檢查定時炸彈的安全防護儀器,同時對機場內部員工缺乏必要的戒備,使毛人鳳手下的特務鑽了空子。   
    「克什米爾公主號」被炸後的調查表明:這一炸機行動是由國民黨保密局所屬的香港情報站策劃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來。該案主犯是:主謀周斌成,直接指揮者金健夫,參與籌劃者沈齊平。炸毀飛機的定時炸彈是由台灣「四川」號輪船海員張祖順從基隆秘密運至香港,然後由國民黨香港情報站特務李益民從張祖順的住處取走,再由另一特務轉交給周駒。   
    周駒,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潔工,住香港九龍太子道公共汽車總站附近,是一個負債纍纍的好色之徒。案發前,周駒常去一個名為「就記電料行」的商店,該店表面上經營一些電器設備,實為國民黨特務設在香港的秘密聯絡站,由特務頭目張耀靈負責領導。一天,張耀靈邀請店老闆關就記喝咖啡,並介紹他結識了一位姓吳的神秘人物。吳某通過關就記的關係,找到了關的朋友周贊如,因為周贊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駒,就在啟德機場工作。在周贊如的牽線下,吳某秘晤周駒,他對周駒說:「我有一項重要的任務,托你幫個忙,事成之後,可得60萬港幣的獎金,並負責安排你去台灣,保證你的安全。」周駒問道:「什麼重要任務?」   
    吳某說:「破壞一架共產黨要員所乘的飛機。」   
    周駒聽了為之一怔,脫口而出:「這,這,太危險了!」   
    吳某見周駒有些猶豫,便說:「60萬港幣,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給我回話。」   
    貪財的周駒幾經考慮,終於被毛人鳳「錢彈」擊中,接受了炸機任務。在台灣特務的安排下,周駒接受了爆破訓練,學會了安放定時炸彈的方法。   
    4月11日,周駒將炸彈偽裝成一包西藥,帶進了飛機場,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達機場後,他乘著打掃衛生之機,將炸彈安放在飛機右翼輪艙附近。   
    當時機場外圍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機場附近除了領班在場外,則無人防守。   
    周駒謊稱手中的西藥是給人捎帶的,騙過了領班,順利作案。隨後,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鐵絲網下爬出了機場,登上台灣特務接應他的汽車,迅即逃走。   
    對此,香港警方一無所知,還以為警戒嚴格,平安無事。一紙電文悠然傳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已檢查完畢,將於4月11日由香港直飛雅加達。   
    飛機騰然升空,而周恩來高度敏感的神經卻一直關注著這架飛機的動向。   
    11日下午,北京電話通報周恩來:「克什米爾公主號」已從啟德機場起飛,安然無恙;   
    下午6時,第二個電話傳來:飛機失去聯繫,去向不明;   
    當晚,第三個電話由李克農親自打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大納土納群島附近的南中國海上空爆炸墜毀,機上中國代表團成員李肇基等8人和波蘭、奧地利記者及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共11人全部遇難。   
    周恩來聞訊色變。這的確是歷史上罕見的嚴重國際政治陰謀事件!次日,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這一不幸事件絕非一般的飛機失事,而是美國和蔣介石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謀殺。」   
    毛人鳳刺殺周恩來的炸機陰謀破產了,而他們這種滅絕人性的表演卻大白於天下。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毛人鳳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仍將一個數十人的暗殺團秘密派往印尼。   
    暗殺團的行蹤已被李克農掌握,由於代表團對外交涉,對內防範,致使暗殺團始終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   
    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的獨立大廈開幕,中國代表團成員在周恩來的率領下,平安步入會議大廳。   
    蔣介石慌了,美國人也乾瞪眼,中國———作為亞洲的一個大國,在國際舞台上已確立了自己應有的地位。 
第十篇     
    「要記住,人是最可寶貴的因素。」這是李克農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所領導的中共情報機構之所以能在中國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勳卓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視人,重視幹部,珍惜人才。 
嚴抓幹部問題     
    建國後,李克農在幹部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顯示了一位中共情報戰線上的領導者所應具有的優秀品質和超凡膽識。   
    「要記住,人是最可寶貴的因素。」這是李克農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所領導的中共情報機構之所以能在中國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勳卓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視人,重視幹部,珍惜人才。   
    李克農工作非常認真嚴謹,對部屬要求也相當嚴格。一次開會,個別單位有同志到會遲了一些,他當場就以嚴峻的口氣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時間犯。」這個新鮮的詞彙,讓來晚了的同志一輩子都難以忘懷。   
    廖承志有一次開會也遲到了。一進門,只見李克農正沉著臉同其他已經到會的人一起,鴉雀無聲地坐著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頓顯緊張的神色。李克農嚴肅地問道:「你為什麼遲到,要讓這麼多人候你的大駕?」   
    廖承志一聲不吭,氣氛很緊張。   
    還是羅瑞卿出來解了圍,輕聲地對廖承志說:「小廖,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評了吧!」這才將氣氛緩和了過來。   
    批評歸批評,李克農向來對事不對人。初次見到他的人對他都有點望而生畏,相處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個愛惜人才、關心幹部的好領導。   
    對當年和他一樣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農有一種難以割捨的特殊情感。李白,這位曾經從延安出發、秘密潛入上海架設電台同中共中央聯繫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現在李克農的腦海中。解放後,李克農時常對人談起李白英勇獻身的故事,不忘抽時間去慰問李白的家屬,去上海萬國公墓為李白掃墓。他曾經和記者黃鋼談到李白:「你們文藝工作者應該歌頌這些真正的英雄,沒有他們,就不會有上海的解放,也不會有全中國的解放。」   
    李克農建議和支持黃鋼把這位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搬上電影銀幕,黃鋼等人深受啟發,創作了著名的電影劇本《永不消逝的電波》,劇中男主角李俠的原形即為李白。   
    鮑君甫,這位30年代李克農在中共中央特科時的情報員,解放後生活一度較為窘困,李克農得知鮑君甫經濟拮据、年高體弱、牙齒脫落的情況後,立即寫信給羅瑞卿,建議「可給以破格照顧」,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貼他150元至200元,並幫助他鑲配一副牙齒」。   
    解放後,錢壯飛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農經常瞭解他們的情況,並寄錢給他們。一次,錢壯飛的大女兒到北京,李克農特別交代給了她幾百元錢作為生活費。   
    李克農堅持原則、關心幹部、保護幹部的品質,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潘漢年案件」和保護沙韜的事情上。   
    1955年春發生的「潘漢年案件」,是一起長達27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國初期,中共中央內部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橫山,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起在國民黨西北地方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1933年被派往陝甘寧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委。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同年9月任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期間,高崗曾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和邊區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年當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解放戰爭時期,高崗參與領導了東北地區的解放戰爭。1949年後,高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饒漱石,1903年出生於江西臨川,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曾去英、法、蘇留學,回國後任北滿共青團省委書記、代理中共東北地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1935年赴蘇任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第三野戰軍及華東軍區政委。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從二人的簡歷不難看出,高、饒都是中共老資格的黨員,曾經為中國革命作出過自己的貢獻。然而,自1953年高崗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後,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聯合起來,進行了一連串分裂黨的活動。毛澤東本來是很信任高崗的,他們陰謀活動暴露後,毛澤東非常氣憤。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高、饒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高崗拒絕黨的教育,於1954年8月自殺。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開除了高、饒二人的黨籍。 
「潘漢年案」     
    在會議討論期間,一些受過高、饒影響的或是與他們有牽連的人,相繼作了自我批評,交待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澤東表示肯定,同時指出,高級幹部中如果有人歷史上有什麼問題沒有交待清楚的,都應主動地向中央講清楚,會上來不及講的,或是會上不便講的,會後還可以想一想,寫成材料,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否則罪加三等。   
    「潘漢年案」就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發生了。   
    潘漢年,1906年生於江蘇宜興,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期間,他輾轉於南昌、上海、武漢等地,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他在文化戰線上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及其文化「圍剿「政策的鬥爭,成為一位活躍的左翼作家。   
    20年代,潘漢年參與了「創造社」的工作,由於經常幹一些諸如捆書籍、跑印刷廠和郵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都叫他「小夥計」。到30年代,他和楊杏佛、楊度等當時的社會名流打起了交道。這期間,在中共領導下,他參加發動了左翼文藝運動,並主持了「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成為30年代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自1931年起,潘漢年離開了文化戰線,成為中共秘密戰線上從事對敵鬥爭的一名戰士,他當時的代號是「小開」。「小開」是上海話「小老闆」的意思。1933年至1934年,他以江西中央蘇區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陳銘樞、蔡廷鍇等領導的福建人民政府以及陳濟棠的廣東地方軍隊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談判。1935年潘漢年在長征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從川黔邊境前往蘇聯莫斯科,以溝通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間業已中斷的聯繫;1936年,潘漢年奉命回國,同國民黨當局進行有關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秘密談判,奔走於南京政府與陝北之間,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終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抗日戰爭開始後,潘漢年以中共中央社會部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在上海、淮南等敵後地區主持情報工作,屢建奇功。解放戰爭期間,他以香港為陣地,開展情報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成為中共與國統區各民主力量間一條最重要的聯繫渠道。1949年全國解放後,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協助陳毅治理大上海。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潘漢年確是一位情報戰線上的傑出戰士和優秀領導人。   
    在毛澤東提出高級幹部應講清歷史的號召下,潘漢年心事重重地來到這次會議的華東組組長陳毅的住處,向他道出了自己一樁埋藏多年的心病:   
    那是1943年初,已被中共中央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長的潘漢年,在來不及請示中央的情況下,於南京被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   
    李、胡二人的目的無非是想向汪精衛表明,他們有辦法、有能力拉攏中共方面,藉以博得汪精衛的倚重。而汪精衛急於見潘漢年,也是為了向他的日本主子顯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強日本人對他的信心,同時他還針對周佛海與重慶方面搞熱線聯繫,造成國共兩黨彼此間的磨擦和矛盾。   
    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驅車前往汪精衛的公館,汪精衛對潘漢年說:「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   
    潘漢年說:「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的參政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   
    汪精衛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殊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救中國。」最後,汪精衛對潘漢年說:「你回去聯絡一下,以後的聯繫仍找李士群。」   
    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是肯定的。如果將來你感到與日本人合作有困難,要另找出路時,新四軍不會對你過不去的,會給你一個轉身的餘地。」   
    和汪精衛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談話本身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但畢竟這是一次政治性的會談,而且就潘漢年本人而言,這次會談竟成為他政治歷程上一次重大的轉折。   
    這段經歷,過去由於種種原因,潘漢年未向中央匯報。此時,他把實情告訴了陳毅,並將寫好的材料托陳毅轉送毛澤東。毛澤東在材料上大筆一揮,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平反「潘漢年案」     
    「潘漢年案」發生後,黨內政治氣氛十分緊張,情報部門內部人心惶惶。為穩定人心,周恩來曾專門就此案向情報、保衛人員講過一次話,他說:「要相信絕大多數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麼?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由於當時的客觀形勢,周恩來只能講到這個程度。   
    因為潘漢年長期在情報部門工作,周恩來指示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就中央情報部的有關檔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漢年和中央的來往電報進行審查,搞一個審查報告。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責成專人審查了解放前潘漢年的全部檔案材料,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在報告中,李克農以超人的膽識提出了有力的5條反證材料:   
    一、中央屢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漢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鶴等的情況都有正式報告;三、潘漢年為中央提供了大量決策性的情報:   
    1.潘漢年於1941年6月13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該報告中央於6月20日收到;   
    2.潘漢年上報了侵華日軍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   
    3.潘漢年上報了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一情報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極大關注;   
    4.潘漢年所參與、瞭解的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所知道的。   
    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他認為潘漢年雖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材料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令人遺憾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李克農的報告並未受到重視。1955年4月,49歲年富力強的潘漢年以所謂「內奸」罪被捕,遭受不白之冤,並株連了一大批人。「潘漢年案」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也是建國後發生的最大一起「反革命案」。   
    經過長達8年的預審期,1963年1月,潘漢年以所謂「內奸」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77年,潘漢年因病在長沙去世,終年71歲。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共中央紀委書記陳雲親自過問了此事。陳雲和潘漢年在十年內戰時期,有過兩度共事的經歷,對潘漢年有很好的印象,現在他作為中紀委書記,在傾聽了有關「潘案」的反映後,感到有責任把這一案件弄清楚,以對黨和潘漢年本人負責。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陳雲指示辦公室秘書給公安部打電話,說他要調閱潘漢年案件的材料,請公安部當天下午就將「潘案」的最後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裡。   
    10天後,陳雲辦公室的秘書又給公安部打來電話,請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關「潘案」處理過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紀委。陳雲還找了過去對潘漢年比較瞭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寫材料,把他們對潘漢年的瞭解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交給中紀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紀委和陳雲的督促下,寫了關於潘漢年一案的概況材料,如實地反映了潘案的處理全過程,特別是將1945年劉少奇、康生給饒漱石的電報(以說明潘漢年和李士群等漢奸的接觸,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農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為潘漢年案件提出的5條反證材料,一併向中紀委作了匯報。   
    這兩份材料,為潘漢年案的再次複查和最終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和證據。   
    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努力複查,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重要領導職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有過許多重要貢獻……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通知》還宣佈:   
    一、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二、凡因「潘案」而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複查,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疾病中的李克農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農仍然在情報、保衛工作戰線上辛勤勞作。   
    1955年5月,流亡美國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幕僚程思遠,由香港來北京,談及李宗仁在美國的處境和李意欲歸國的情況。李克農非常重視這一信息,當即報告周恩來。   
    5月7日,周恩來約見李克農,李克農積極向中共中央建議,爭取李宗仁回國,此後李  克農一直關注著這件事。   
    正在李克農為黨努力工作的時候,病魔卻又一次侵蝕著他的肌體。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農忽覺頭暈,想出門走走,不料剛剛邁出門檻,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   
    消息傳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關切,周恩來親往北京醫院,指示組織全力搶救。他對醫務人員說:「你們大膽治,只要盡了力,沒有理想結果,不要你們負責。」   
    經北京醫院全力搶救,昏迷長達8天的李克農才甦醒過來。經確診,他患了腦溢血重症。由於大腦嚴重受損,幾乎喪失了記憶。大家都勸他安心休養,他卻對自己的兒女說:「一個共產黨員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農仍然不斷地過問爭取李宗仁回國的工作。中共中央採納了李克農的建議,後幾經周折,最終使李宗仁夫婦於1965年7月由美國返回,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中共中央對此事甚為滿意。周恩來說:「公安部和調查部辦了兩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個末代皇帝,調查部爭取了一個國民黨代總統。」   
    1960年,為確保李克農養病,中共中央決定讓他離開工作崗位,但李克農卻很詼諧地說:「我們是毛驢子,馱慣了東西,不馱是不舒服的,能馱多少,就馱多少。」   
    1961年,在大腦有了一定恢復、病情稍有好轉的情況下,他給楊尚昆、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尚昆同志並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養已近四年,最近醫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進入工作。現將我擬做的工作,特報告如下,請你和安子文部長、羅瑞卿總長二同志商決批准。一、擬將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特科)鬥爭歷史,盡可能加以搜集,彙編成冊,以利於中組部和軍委參考,同時也可以使過去在鬥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這事是很不簡單的,需要時間,估計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辦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後集中,再分類編寫。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漢、重慶、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組織協助,比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動時再報告批准。三、幹部問題:先在中調部抽調陳養山、潘芳二同志隨行,另在總參二部和三部各調一名不脫離職位的幹部(秀才),擔任編寫、訪問、檔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組部、公安部再調一二名幹部(知道過去地下鬥爭歷史的),更歡迎;四、這一組織不超過十人。我正式開始工作,暫定1961年8月15日開始。   
    以上各項請審閱批示。此。李克農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他為能繼續工作感到由衷的高興。1961年8月28日,李克農一行離開了北京,開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農返回北京。幾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體元氣大傷,劇烈的咳嗽伴隨著嚴重的氣喘,使他整夜難眠。 
病逝     
    1961年1月6日,一個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妻子———趙瑛因病去世,這令李克農悲痛萬分,不能自已。   
    李克農的女兒李寧曾經用這樣深情的筆調談及趙瑛:母親早年即伴隨父親從事地下鬥爭,走過了坎坷的道路,經歷了艱辛的歲月。她對革命無限忠誠,對同志充滿著愛,對自己要求嚴格,生活儉樸、平易近人、不圖虛名、不謀私利,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她除做好本職工作外,父親的生活全由她照料,有時還協助父親處理些棘手的雜事。如解放後,大批親友紛至北京,認為父親當了「大官」,都想來謀個「一官半職」。母親即根據父親的授意,熱情地接待他們,耐心地向他們講清共產黨的「官」不同於國民黨的「官」,是不能任用私人的。並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除個別過去對革命有過貢獻,按政策通知當地政府給予適當安置外,余均婉言相拒。並從父母的工資中給他們路費,妥善地處理了這些問題。   
    母親在退休和患病期間,仍關心國內外形勢,參加組織生活,思想始終注意著黨的事業的進步。一九六○年,她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癌症)之後,她想到的還是別人。她鄭重地對醫生說:「我的病已無法治了,請不要浪費了,把這些藥給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並拒絕用藥。誰料到,時間是這樣無情,僅僅六個月的時間,母親就溘然長逝了。在她逝世後,我們整理她的衣物,發現她有些內衣內褲打著補丁。我們都相對無言潸然淚下。母親!你是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在困難時期,你熬過了艱辛的歲月,解放後,你仍不忘黨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保持著克勤克儉的美德。……   
    她去世後,同志們悲慼地稱頌她:「堅毅忠貞,歷盡艱辛,終生為黨的事業奮鬥;教育後代,無限忠誠,一家人獻身革命。」父親在母親逝世後,也深情地稱頌母親為「母儀典範」。   
    然而,被李克農稱為「母儀典範」的趙瑛的病故,給了這位被夏衍譽為「最好丈夫」的李克農以異常沉重的一擊。據原李克農辦公室副主任徐炎廬回憶:「趙瑛去世後,李克農吩咐他的子女將趙瑛生前的臥室佈置及物品都按原樣放好,李克農每天臨睡前總要到趙瑛的床前默默地坐一會兒,而後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時隔兩月,另一個噩耗又傳了過來:他的老上級、老戰友陳賡不幸去世。當時,李克農正在上海,當他得知陳賡去世的消息後,無限傷感,他堅決要去向陳賡的遺體告別,女兒勸阻無效,只好扶他前往。此後,素有「酒豪」美譽的李克農常常感慨地說:「陳賡死了,酒也沒有味了!」   
    1962年1月30日,由7000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李克農抱病參加了會議。他過去發過幾次心絞痛,不少人勸他不要再去開會,而李克農卻仍然堅持要把會開完。   
    可他的病體,已不再給他這樣一次機會了。2月7日,李克農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2月9日晚21時,李克農停止了呼吸。   
    窗外,大雪紛紛揚揚,蒼天無語,大地垂淚。李克農那顆充滿睿智、勇氣和力量的大腦,停止了思考,他過早地走了,腳步匆匆……李克農逝世後,遺體移至北京醫院,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前往醫院向李克農的遺體告別。   
    經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設置李克農靈堂,以便各界和各國駐華使節前來弔唁或瞻仰。   
    2月13日,公祭李克農大會在中山堂隆重舉行,前排擺放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等人獻的花圈。首都各界共2500多人參加了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擔任主祭,陳雲、鄧小平、董必武、彭真、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烏蘭夫、陳伯達、羅瑞卿、習仲勳陪祭。 
悼念李克農     
    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悼詞全文如下:   
    我們在這裡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卓越的革命戰士,我們的親密戰友李克農同志。李克農同志長期在革命工作崗位上同病魔作鬥爭,終於不幸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與世長辭了。我黨我軍和全國人民,都為這一重大損失而深感哀痛。   
    李克農同志在五四運動時期即已參加進步活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正值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他參加了在上海為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鬥爭。一九三一年到江西革命根據地,參與了蘇區和紅軍中政治保衛工作的建設,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歷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西安事變前後,擔任中共中央代表團秘書長。在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新四軍駐上海、南京、桂林辦事處處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部長和中央軍委的部長,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一九五六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並歷任第一、第二兩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李克農同志是我黨我軍政治保衛工作的組織者之一。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爭,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了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建設和組織黨和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瞭解敵情、保衛自己、鎮壓反革命方面,作了艱巨的工作。全國解放後,在外交工作、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鞏固國防的鬥爭中,有顯著成績。李克農同志在統一戰線工作和外交鬥爭中,堅決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政策。西安事變前後,在對友軍的統戰工作和同國民黨的談判中,在國民黨區域的工作和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中,對黨的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抗美援朝和第一次日內瓦會議的鬥爭中,團結了朋友,打擊了敵人,對朋友堅持了國際主義原則,對美帝國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李克農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在同國內外反動派進行鬥爭中,英勇頑強,堅定機智,對黨和革命事業無限忠誠,埋頭苦幹,實事求是,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李克農同志入黨後,在黨的領導下,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他的戰鬥的一生和忘我的勞動精神,是全黨全軍同志的學習榜樣。我們要繼承李克農同志的革命精神,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更高地舉起三面紅旗,為建設和保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鬥!   
    親愛的戰友李克農同志安息吧!我們所有的同志都將永遠記著你。你所獻身的事業將永遠勝利發展。   
    李克農的骨灰被存放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一號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後來去世的朱德元帥、彭德懷元帥的骨灰相鄰。   
    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獲悉李克農去世的消息後,欣喜若狂,宣佈休假3天,以慶賀這位強有力的對手的消失。這在美國的情報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李克農生前曾說過:「我一生不外乎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保衛黨中央的『警衛員』,二是統一戰線的『尖兵』。」這雖是他的自謙之言,也確是其一生的真實寫照。   
    李克農的去世,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朝鮮、保加利亞、蘇聯、阿爾巴尼亞、越南、蒙古、波蘭等國駐華大使、代辦和外交官員,以及各國駐華武官都先後到李克農靈堂弔唁;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衛相金光俠大將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徐哲、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等發來唁電,對李克農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對李克農的親屬致以親切的慰問。   
    李克農逝世的第二天深夜,國家副主席、76歲高齡的董必武,為李克農賦詩一首,以表哀悼之情:三十年前事已賒,知君才調擅中華。能謀頗似房僕射,用間差同李左車。天不遺茲一老,人如可贖豈千家。箕裘克紹芝蘭秀,高舉紅旗障落霞。   
    世人對李克農的哀思連綿不斷,青山長在,綠水永流,而李克農那大智大勇、多謀善斷、忠貞為國的傳奇般的一生,則必將像故鄉的長江水、黃山松一樣,浩蕩巍峨,英名長存,永載史冊! 
第十一篇     
    作為安徽人,我們覺得將李克農的一生介紹給廣大讀者,上可告慰英烈在天之靈,下可略表同鄉的哀思之情。因此,經過近十年的準備與思考,眼前這本《李克農傳》問世了。 
附錄一:李克農將軍生平     
    1899年9月15日(農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生於安徽蕪湖。祖籍安徽巢縣火同煬河。又名澤田。曾用名稼軒、曼梓、峽公、天癡、震中。兄弟3人,二弟克裕、三弟克襄。父李哲卿,曾在蕪湖海關工作。   
    1905年入私塾讀書。   
    1909年在安徽巢縣初等小學讀書。   
    1910年在蕪湖安徽公學附屬小學讀書。1914年在蕪湖教會學校聖雅閣書院讀書。   
    1917年在北京《通俗週報》做發行工作。同年9月,與蕪湖豐華照相館老闆的女兒趙彩英(後改名趙瑛)結婚。1919年任安慶《國民日報》副刊編輯。1920年任安徽省政府職員、秘書。   
    1921年任安徽省六安縣政府第二科科長。   
    1925年蕪湖爆發反對教會奴化教育的學潮,為解決教會學校退學學生重新就讀問題,於8月同宮喬巖、阿英等人一起,創辦民生中學。   
    1926年8月,任安徽省外交後援會委員。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任國民黨蕪湖縣黨部宣傳部長,並奉中共命令,打入青幫組織。4月18日,蕪湖發生反革命事件,李克農等中共黨員安全撤離。8月至9月間,回蕪湖續辦民生中學,使之成為中共安徽省臨委的秘密據點。11月,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三十七軍軍長陳調元懸賞5萬大洋,通緝李克農。李克農被迫逃往南京。   
    1928年2月,由南京至上海,被編入中共太陽社支部(即春野支部)。9月至10月間,相繼創辦《鐵甲車》、《老百姓》兩張報紙,均被查封。是年底,調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   
    1929年經胡底介紹,與錢壯飛結識。12月,報經中共中央批准,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先後擔任廣播新聞編輯、電務股股長。是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特別黨小組,李克農為組長。   
    1930年中共黨組織關係正式轉入中央特科,由顧順章領導,與陳賡聯繫。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叛變。李克農與錢壯飛等一起,將消息緊急上報周恩來,並協助周恩來、陳雲等中共中央領導,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共產國際在上海機關的安全撤離。12月,轉道進入江西蘇區。   
    1932年先後任中共江西省保衛分局執行部部長、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紅一方面軍紅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   
    1933年紅軍保衛局改為紅軍工作部,李克農改任紅軍工作部部長。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李克農任中共中央駐地衛戍司令,負責率領偵察部隊,沿途進行地面偵察,保衛中共中央安全。   
    1935年參加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縱隊幹部會議,反對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行為,支持「北上」方針。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聯絡局成立,李克農任局長。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等協助其工作。   
    1936年2月,與國民黨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等會晤,達成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和通商問題的口頭協議。3月,與張學良秘密會晤,商談了約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的問題。4月9日,陪同周恩來赴延安與張學良秘密會談。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赴西安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   
    1937年2月,主持西安七賢莊中共辦事處工作。3月,任上海紅軍辦事處處長。8月,赴南京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12月,赴武漢任中共長江局秘書長。   
    1938年4月,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張國燾借祭黃陵出走武漢,李克農等奉命同張國燾作鬥爭。11月,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   
    1941年2月,由於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李克農奉命撤往延安。3月,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9月,任中共中央情報部副部長。   
    1943年兼任延安西北公學校長,並參加延安整風審干運動。1945年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代表團總支書記。   
    1949年3月,隨中共中央機關由河北省平山縣西北坡村遷往北平。4月,參與在北平的國共和談工作。8月,負責和協調「兩航起義」。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中央情報委員會書記。12月,護送毛澤東赴蘇。1950年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   
    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李克農奉命赴朝負責停戰談判代表團中朝談判事宜,任中共方面的黨委書記。195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   
    1954年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協助周恩來工作。   
    1955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並被批准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是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956年9月,參加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7年10月,摔倒造成腦溢血,後經治療恢復健康。   
    1961年1月,夫人趙瑛病故。7月,寫信給楊尚昆、鄧小平,要求專事總結情報工作,得到中央批准。   
    1962年1月,抱病出席在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2月,因病痛發作,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2月9日晚,在協和醫院病逝。2月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舉行公祭大會,主祭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悼詞由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宣讀。 
後記     
    李克農是中共秘密戰線上的傑出代表和卓越領導人,他在情報戰線上功勳卓著。然而由於諸多原因,在他去世後的數十年中,他那傳奇般的一生卻鮮為人知。近些年來,有關他的生平事跡的文章在報刊雜誌中偶有披露。作為安徽人,我們覺得將李克農的一生介紹給廣大讀者,上可告慰英烈在天之靈,下可略表同鄉的哀思之情。因此,經過近十年的準備與思考,眼前這本《李克農傳》問世了。   
    本書所用材料全部徵引公開出版的書籍、報刊。在此,我們對所有被徵引文章、書籍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謝,對支持該書撰寫的有關同事,在此也一併表示感謝。   
    本書經國家安全部辦廳審核批准。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李克農將軍之子李力、李倫兩位同志大力支持,他們詳細閱讀了樣稿並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和補充資料。同時,安徽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的王傳厚同志,也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材料,給予了有力支持。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沒有他們的支持,這本書不可能這麼快地與廣大讀者見面,感激之情不足言表。   
    限於水平和學識,錯誤和遺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專家、讀者指正。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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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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