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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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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李立三之謎》卷首語 

  瞭解一點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不會不知道李立三這個名字。    

  但知道他最多的,莫過於在20世紀30年代某一時期,黨內曾有過一次被命名為「立三路線」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代表人物正是李立三。除此以外,至於李立三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他為何能進入到中共領導的最高層?在此之後他又做了些什麼?……恐怕真正知道者就為數寥寥了。    

  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李立三是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於他曾經有過那麼一次雖然短暫(前後不超過4個月)卻廣有影響的失誤,他作為一個「錯誤路線的代表」、一個黨內的「另類」,長期未能得到正常的介紹和評價,以至於人們心目中的李立三,幾乎只是黨史教科書中的一個特定的「符號」,而並非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別說他曾經是、並一直是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一個一生忠誠的職業革命家,一個歷經坎坷卻始終不曾動搖信念的共產主義戰士!    

  當我們提起安源大罷工時,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一般都會知道那是與毛澤東、劉少奇的名字分不開的。然而,有多少人明瞭實際的組織領導者會是李立三呢?當我們提起五卅運動,也都知道那是上海工人階級的一次氣壯山河的革命行動,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時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五卅運動總指揮的正是李立三呢?!當我們提起南昌起義,眼前會出現一長串叱吒風雲的人物,而同樣我們並不太瞭解的是,恰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臨時常委會委員的李立三,倡導並實際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當我們……    

  天安門前的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可以作證:在圍繞著紀念碑座那組表現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進程的8幅浮雕中,就有兩幅所表現的歷史內容,是由李立三親自參與領導與組織的。    

  李立三出生於1899年,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1967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終年68歲。    

  如果有必要將李立三的一生進行簡單歸納的話,大體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1-1930)可以稱之為「輝煌的十年」。    

  這一階段包括:在法國初露鋒芒;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在武漢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1924年任上海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四大中央委員會9名委員之一、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五卅運動總指揮;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帶領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臨時常委會委員,倡導並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廣州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重建革命力量;1928年中共六大後,任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秘書長,實際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較快得到轉機。但隨後即發生了「立三路線」的嚴重錯誤。    

  第二階段(1930-1945)是他回國投身革命請求得不到允許、被迫流落他鄉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實際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中,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犯了「左」傾冒險錯誤。當共產國際指出其錯誤後,李立三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很快就停止了錯誤,並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於1930年10月初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一步檢討錯誤。他的檢討,得到共產國際領導成員的普遍稱讚。雖然他多次要求回國參加國內的革命鬥爭,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留在莫斯科以後,他兢兢業業,努力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工作任務。當時,陳雲同志在蘇聯見到李立三的實際表現,給他冠以「坦克車」的稱號,意思是說他堅強有力,不怕艱苦,勇往直前。這個比喻是十分恰當的。    

  在莫斯科間,李立三在王明、康生領導下,長期受到壓制,進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蘇聯的監獄。經過李立三本人在獄中的奮力抗爭,又經周恩來等人的過問交涉,22個月後才被無罪釋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獄後,共產國際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沒有徵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停止了他中共黨員的黨籍,又不允許他回國,使他在蘇聯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共產國際不給他安排工作,沒有工資來源,他靠每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取200盧布救濟金來維持家人生計。從此,他與黨、與祖國失去了聯繫,像一個孤兒,漂泊異鄉……    

  第三階段(1946-1951)是李立三受到黨中央、毛主席最信任、最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黃金時期。    

  1946年1月李立三歷經坎坷回到祖國後,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補上15年沒有參加國內革命鬥爭造成的損失。他抱著滿腔熱情,開足「坦克車」的馬力,奮力拚搏,以圖將功補過。先是在東北局做爭取和瓦解國民黨敵軍的工作,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1948年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他重新回到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給他委以重任,參加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享受副總理級待遇。在當時的新聞媒體上,不斷可以見到李立三的蹤影。在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中,他開拓創新,成績卓著,世人皆知,即使在50多年後的今天,當時的一些舉措仍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令人感慨與尊敬。    

  第四階段(1952-1967)是李立三政治上遭受接踵而來的打擊,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在夾縫中遊走,直至不白命喪的充滿悲情的最後十五年。    

  正當李立三在奮力拚搏,忘我地為黨工作而且成就顯著的時候,在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上,他遭受到錯誤的批判,並被罷免了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職務,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長之職,更使他無用武之地了。從此,他在新聞媒體上消失了。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他成為「裡通外國」的嫌疑分子。雖然名義上他還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分管工業的書記,但實際上是「靠邊站」了。    

  雖然李立三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他仍然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一如既往,一絲不苟,認真負責地工作,滿腔熱情地向黨獻計獻策,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凡是黨分配給他的任務,他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勞動成果,至今還在我國的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他的許多意見一再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一個人如果是金子,有誰能不經過「千淘萬漉」呢?一個人從嬰兒到成年,有誰能不經摔跤就會走路呢?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都有一個由嬰兒到成年的成長過程。在歷史熔爐的冶煉中,有些人成為金子,有些人成了渣滓。而李立三最終是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一樣,被確認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之一李思慎曾在李立三身邊工作多年。雖然那正是他日暮途窮,「雖有強烈的報國心,卻無報國之門」的時期,但在與他朝夕相處的歲月裡,作者仍深深地感受到一個真正革命者的偉大與忠誠,無論是在革命的高潮還是低潮,無論是處於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革命事業始終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實幹家,而且是一個多謀善斷、才華橫溢的多面手。他總是朝氣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繼日地工作,從來沒聽他說過苦和累。他對幹部要求嚴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一絲不苟。重要文件,常常是親自起草,特別是給中央的報告,絕少假手他人。他向幹部作報告,自己寫個提綱,出口成章,語言生動,有條有理,深入淺出,且理論聯繫實際,一講就是半天,有時長達六七個小時,而且一直是站著講話,越講越有勁。人們無不為他的淵博學識所折服,常用讚賞的口氣,親切地把他稱做「滔滔不絕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漢,在上海、廣州等地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個負有盛名的演說家和鼓動家。李立三的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寫文章,從題目開始,到最後結尾,往往是一氣呵成,洋洋灑灑,清清楚楚,基本沒有塗改,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無不佩服。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有績不居功,受挫不氣餒,既敢於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從不諱疾忌醫;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是一個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的徹底的革命者!    

  無庸諱言,李立三的確犯過錯誤。對此,李立三一生都在檢討。問題在於,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犯了「左」傾錯誤,不料卻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的長期打擊迫害;因為自己不到4個月的錯誤,卻遭受將近40年的排斥與冷遇,最後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    

  這,恐怕就是李立三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大的謎了……    

 


第一部分《李立三之謎》代序

  1980年3月20日,正值母親生日的那一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陪同她,走進北京中山公園內的中山堂。抬頭一望,父親的形象立刻展現在我的眼前。他昂首遠視,堅毅的目光充滿了信心和自豪。我知道,這幅標準像是父親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拍攝的,生動體現了他那勝利在望的高漲情緒和樂觀豁達的革命家胸懷。    

  爸爸,我又見到了您!多少年前的生離死別,多麼漫長的崢嶸歲月,現在統統都過去了。今天,我和母親終於在這裡見到了您!    

  鄧小平率領中央領導同志走過來,和母親及我們子女一一握手慰問。由王震剛剛宣讀的悼詞還在我耳邊迴盪:    

  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現在,黨中央決定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林彪、「四人幫」一夥強加給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應統統推倒。    

  父親在世的時候,從不願講自己的政治生涯和革命功績,留在我記憶中更多的是慈父的溫馨和無微不至的關懷,還有那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精神魅力。父親是我孩提時親切依偎的巨人,是我少年時期深深崇拜的偶像!但是,長大成人後,我發現自己對他知之甚少。我力圖梳理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想追問的問題卻比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此時此刻,我多麼想坐到父親身邊促膝長談,傾聽他一一給予解答。我多麼後悔十七八歲時曾謝絕了父親要我記錄他口述往事的建議!這時我才開始向母親認真詢問,走訪父親生前的戰友和部下,後來還一頭扎進共產國際檔案館,貪婪地翻閱著發黃的歷史檔案,漸漸增進了對父親生平的瞭解。    

  我瞭解到許許多多有關父親的動人故事、傳奇般的曲折經歷。我彷彿看到父親站在海輪的船頭遙望著法國的海岸;看到他在昏暗的油燈下正在安源夜校給工人們講課;在上海街頭,他巧妙地躲過密探的追蹤;在贛南,他帶領著走出南昌的起義隊伍翻山越嶺,艱苦作戰;在東北,他藏在俄僑的馬車上越過邊境,奔赴「紅都」莫斯科去參加中共「六大」……媽媽和爸爸的「跨國之戀」更是扣人心弦。爸爸在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身陷囹圄,在劫難逃,正是我母親,一個質樸的俄羅斯姑娘,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向他獻出了純潔的愛心。依靠愛情的力量,他們倆衝破社會的阻隔和偏見;人生的坎坷和遭遇使他們彼此難解難分,風雨同舟三十載……父母親的戀愛故事被《陽光衛視》收入《百年婚戀》大型電視記錄片,展現了他們崇高的人文精神,膾炙人口。    

  父親在黨內被平反之後,一轉眼,二十多年又過去了。1999年父親百年誕辰之際,首都北京、其家鄉湖南等地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父親的歷史功績再一次被肯定,他的功過得到了較為客觀的評價。然而,或許因平時宣傳介紹得不夠,他的名字一般還是僅限於和「立三路線」連在一起,而很少引起人們其他聯想。正如本書所說:……以至於人們心目中的李立三,幾乎只是黨史教科書中的一個特定的「符號」,而並非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身為李立三的女兒願意向大家作證:李立三的的確確是個活生生的人,他有七情六慾,有喜怒和悲哀,有過錯和失誤。他個性突出,鋒芒畢露,但又直率坦誠,從無害人之心。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是這樣回憶他的。     

  這本書的基礎是曾與父親共事多年的李思慎同志歷經二十多年所精心搜集整理的紀實性資料。感謝李思慎、劉之昆兩位作者,真實、全面地描繪了父親的一生。在他們的筆下,李立三的形象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為解讀李立三這個「符號」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讓年輕一代和廣大讀者們能夠接近他,揭開《李立三之秘》。    

  李英男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部分鐵樹開花時出生的人(1) 

  三湘大地,人傑地靈。從這裡走出過太多傑出人物……    

  李立三的「死」很是寂寞,他的生卻是轟轟烈烈;    

  對於成為毛澤東的「半個朋友」,兩人說法很不一致;    

  對於湖南名宿程潛,他永遠心存感激……    

  一、多如牛毛的名字:一條窺其一生的線索    

  作為一個職業革命者,李立三的一生確實是波瀾壯闊而又充滿著險惡與坎坷。如果需要找到一條簡單的線索就能窺其一生的基本脈絡的話,那麼這條「線索」很可能就是——他因革命需要不斷更換和使用過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化名。    

  據不完全統計,李立三一生中使用過的名字多達30多個。雖然說在那個崢嶸歲月裡從事職業革命活動的人,往往根據需要會使用多個化名,但像李立三這樣使用過如此眾多名字的人,在中國共產黨內,不是惟一,也屬鳳毛麟角。這頗有些戲劇性的情節,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出他不平凡的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城郊陽三石芋園府內。    

  圖01:湖南醴陵李立三故居    

  父親李昌圭(字鏡蓉)是當地一名秀才、教書先生。李立三出生之日,適逢李家後院的一棵百齡鳳尾蕉開了一朵很大的白花。鳳尾蕉又稱鐵樹,開花極難,民間有「千年鐵樹才開花」之說,李立三於鐵樹開花時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興。李立三的父親遂給他起乳名「鳳生」。    

  在李立三上面,原來還有一個哥哥,天資聰穎,在其秀才父親的教育下,4歲就能吟詩作對,可惜才高命薄,不幸夭折。父親李昌圭生怕鳳生也步他哥哥之後塵,便按鄉間習俗,又給他取了一個賤名一一狗妹子。無非是認為女人最低賤,所以從名字上「改變」了他的性別,這還不夠,再冠一「狗」字,就顯得再也不能比他更低賤了,為的是避邪躲災,保得李立三能「長命百歲」。    

  「狗妹子」年齡稍大一些,要到小學去唸書時,李昌圭又給他正式取了一個學名:李隆郅。隆者:興隆、高大之意;郅者:極也、大也、盛也。說明這個秀才教書先生對兒子的未來寄予了厚望,指望「鳳生」將來能夠出人頭地。    

  李隆郅果然也不負家人厚望,自幼聰明好學,讀書極有天賦。同時,他遇事有主見,從小就顯出與眾不同。比如,他十二三歲在醴陵縣淥江中學讀書時,適逢軍閥混戰,國家戰禍連年,鄉間土豪劣紳橫行,百姓流離失所,這一切,使得生性活潑的李隆郅早早萌發憂國之情。因此,他常常以「憂國子」的筆名,寫出一些主張救國的政論性文章,貼在淥江中學的牆報上,博得同學和老師們的讚賞。1916年,他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時,就尋著「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的指引,有幸與毛澤東結交,成為毛澤東的「半個朋友」。到中學畢業後,由於他的「主見」與父親的期望水火不兼容,他毅然擺脫了父親一心要他在家鄉教書的束縛,決然「投筆效班侯」,跑到程潛將軍領導的「護國軍」中,當了一名軍中文書。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時期寫的詩詞,匯輯為《芋園詩草》,署名「芋園」。    

  在蘇聯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影響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他遠渡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剛到不久,他就在歡迎新同學的大會上,與許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說,提出自己的主張。在是否堅持走「勤工儉學」道路上,他與蔡和森發生意見分歧。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筆名,在《旅歐週報》第69期上發表了《讀蒙達尼勤工儉學同人意見書》,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和主張,爭得了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趙世炎等人的積極支持,很快在勤工儉學生和在法華工中成為公認的「小領袖」。他領導的學生運動,激怒了中、法當局,被武裝押解回國。在此期間,他以激烈勇敢著稱,被同學們稱譽為「坦克車」,趙世炎還戲稱他是「一條毛茸茸的小大蟲」。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達上海,找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當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不等在法國的行李運達上海,他就接受陳獨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隨毛澤東趕到安源,從事工人運動。此間,為了在工人群眾中開展工作,他改名為李能至,原因是為了讓文化不高的工人群眾對他的名字好認好寫。「能至」本來是採用「隆郅」的諧音,可是由於他領導工人運動精明能幹,成績卓著,受到工人們的熱烈擁戴,工友們便稱他為「能人」,紛紛傳言「能至者,能人到來之意也。」李能至領導工人運動,激怒了安源路礦當局,而被懸賞600大洋要取他的人頭,但在工友們的悉心保護下他安然無恙。在此期間,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農志、志致的筆名在報刊上不斷發表政論文章。比如,他用「能至」的名字,在1922年8月10日的長沙《大公報》上就發表了《我要替土木工人說幾句公道話》的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全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李隆郅被黨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漢擔任區委書記。任務是速去那裡重建「二七」慘案後被打散了的黨組織,恢復黨的活動。此間,他還受命在武漢幫助那裡的國民黨進行改組。在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隆郅與毛澤東成為這次會上最活躍的兩個人,使與會的國民黨元老們刮目相看,驚呼這是哪裡來的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會議結束後,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經驗的工運幹部調到工運比較薄弱的上海,去加強那裡的工運鬥爭。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用「李成」的名字與莊文恭兩人成為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的負責人。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區委。李成與莊文恭、何量澄、顧順章、尹寬、鄭超麟、何今亮7人為正式委員,與何今亮一起分工負責工農部。在此期間,他還用過「李誠」的筆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達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公開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過了半年多才改名為「李立三」的。這個名字傳開以後,曾經在社會上引起種種議論,學究們說他是胸懷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國民黨人士牽強附會,說他是「決心轉向」,要由信仰馬列主義轉為「三民主義」。其實這都是無稽之談。李隆郅改名為李立三,緣由很簡單,只是為了讓更多的工友對他的名字好認、好寫罷了。事情的經過其實是這樣的:    

  1924年11月,上海吳淞口成立工人俱樂部,要投票選舉俱樂部負責人。為了同黃色工會作鬥爭,共產黨組織安排李隆郅作候選人,擔任俱樂部主任。鄧中夏與李隆郅在去吳淞口的火車上,談論到這次投票選舉的一些具體問題,鄧中夏突然說道:「今晚上的選舉,你的名字太文了,像這個『郅』字,工友們別說寫,連認也認不得,是不是改為一個簡單的字?」李隆郅認為鄧中夏說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議。反問道:「那麼改個什麼名字好呢?」兩人在思索中,鄧中夏見車廂門口站著三個人,便脫口說道:「叫李三立吧!筆畫簡單,工人好認,寫起來也方便。」李隆郅聽了,略加思索笑著說道:「三立不好聽,就叫立三好了。」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緣由。從此,此名一直沿用終身。    

  對於李立三的改名,有人寫文章說是劉少奇提議,其實有誤。李立三曾對我們說過此事,他說是鄧中夏。據查證:李立三於1924年3月到上海搞工運,始終是與鄧中夏在一起活動。而劉少奇是1925年6月,即五卅慘案已發生,6月1日上海總工會正式成立,李立三擔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以後,劉少奇才去上海總工會擔任總務部主任,第二次與李立三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不可能是劉少奇提議的。    

  李立三第一次到蘇聯,使用的是「秦進有」這個名字。    

  1925年10月,李立三為躲避上海反動當局的追捕,帶著夫人李一純離開上海,他與蔡和森、向警予夫婦一起,在翻譯沈澤民的陪同下,前往蘇聯,於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擴大會議。3月13日,李立三以秦進有的化名在會上作了發言,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情況,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國革命。緊接著他又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出席了赤色職工國際會議。共產國際原準備派他到西方某個國家去搞工人運動,為中共駐某個國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國國內反動派對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謝絕了共產國際為他作出的安排,堅持回到國內參加鬥爭。4月回到了廣州,5月1日參加了在那裡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5月3日的大會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的經過》的報告,4日向大會作了《世界工運狀況》的報告,11日又作了《罷工戰術》的報告,代表大會主席團致了《閉幕詞》。此後,他就成為全國總工會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接著,他應毛澤東的邀請,到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隨即趕到上海,領導了那裡新的罷工高潮。為了加強對內外棉紗廠罷工鬥爭的領導,8月20日,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召開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李立三繼續以李成的名字與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項英5人組成特別委員會。    

 


第一部分鐵樹開花時出生的人(2) 

  李立三在莫斯科參加完中共六大以後,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護,租了一處較好的房子,開始了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後,雖然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上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著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間,他分別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發表演說,並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線」錯誤以後,1930年9月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的檢討發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開發表的,這是從安全考慮出發的一種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產國際之命到達莫斯科,檢討結束後,共產國際不准他回國參加革命鬥爭,把他留在蘇聯,並給他取了一個俄國人的名字一一亞歷山大·拉賓,同時改用中國名字一一李明。他在蘇聯15年,還分別以唯真、維介、阿三、蒼木等筆名,翻譯書籍,有西蒙諾夫寫的《俄羅斯人》劇本,別爾文采夫寫的《考驗》小說,以及《在遙遠的北方》等,在《救國時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從蘇聯回到國內,黨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參加了由美國代表、國民黨代表、共產黨代表三方組成的軍事調停執行處東北小組的工作。他以東北小組中共方面負責人的身份,赴長春、瀋陽同國民黨方面的代表進行談判。不久這一內情就被美國情報機關識破,國民黨的報刊上公佈後,在社會上引起嘩然。首先是東北立即轟動起來,國民黨的主要將領鄭洞國、廖耀湘等紛紛以同鄉的名義,到他的住處來拜訪。    

  在新中國的創建過程中,李立三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戲劇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滿65週歲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達河北省霸縣的農村蹲點搞「四清」運動,與當地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年,去補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農村工作經歷。接著還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廠搞「四清」,與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結束,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把李立三逼上絕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遺體時,沒有用李立三的真實姓名,而用了他在蘇聯時使用過的名字--「李明」,結束了他的一生。    

  二、毛澤東的「半個朋友」    

  凡讀過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的人,大都還記得毛澤東對斯諾說過:李立三是他的「半個朋友」。對於李立三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的「半個朋友」的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自己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見安源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談安源罷工史時,就書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畫生訪友」這一問題是這樣說明的:    

  「二十八畫生訪友」的時間不對,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為,1917年,我在廣益中學畢業,此事發生在我在長郡中學上學的時候。當時,我們幾個同學是一個小團體。「啟事」(即毛澤東的「二十八畫生訪友」)是在南城門看到的,是古典文體、手刻油印的。「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大意是:願意與有愛國熱情的青年聯絡,願與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志士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畫生」,註明了聯繫方法。讀了「啟事」,覺得這個「二十八畫生」有救國救民的志向,值得欽佩。經過一番分析猜測,推斷出這個「二十八畫生」可能是毛澤東。當時,我們都聽說在長沙有一個叫毛澤東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節那天,我和中學的一個姓鄧的同學相約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師範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沒有找到他。我們找到教室去,看見他坐在講台上,正聚精會神地看書。(毛)主席比我大(六歲),看他好像一個大先生的樣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來在印象中他是一個「怪人」,就沒有敢同他談話。我假裝著去看牆上貼的課程表,有意悄悄地從他的背後走過去,看見他正在看「宋史」。我從他身後走過去了,他才發現我,就起身下了講台向我走來,可是我沒有與他講話就很快走開了。後來,在與(毛)主席相處的日子裡,閒談中提起這段往事,(毛)主席說,「原來是你呀!當時我跟你講話,你沒有回答。」我記得沒有聽到他與我說話。(毛)主席還說,「那次訪友活動,只交了三個朋友,現在再加上你,當時我們沒有對話,只見了一面,那就算半個朋友吧!」    

  而斯諾在《西行漫記》書中記述他1936年在延安採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的「訪友」活動是這樣說的:    

  (在湖南第一師範期間,)「因為感覺到要向外發展和需要一些親密的伴侶,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的青年們。對於這個廣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羅章龍的回答,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件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這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切話,可是他隨即走開了,他自己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見斯諾:《西行漫記》1960年2月版第115、116頁)    

  當秘書的我們發現李立三與毛澤東說的不盡一致。一天晚飯後,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時,我們直接向他提出疑問。    

  他想了想,微笑著說:「說起來很有意思,實際情況並不是像斯諾在書中所寫的那樣。那是(毛)主席對斯諾說的,是他記錯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個縣的中學生集中起來,在長沙成立了長郡中學,實際上是一所省立中學。我也隨著醴陵的淥江中學合併到長沙的長郡中學唸書。1917年轉到廣益中學唸書。這件事發生在長郡中學,應該是1916年。那時,我們聽說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有一個叫毛澤東的『怪人』,他為了鍛煉自己的意志,常到鬧市區去看書,一年四季堅持早晨天濛濛亮就到井邊用吊桶扯上井水從頭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臘月仍堅持不懈;冬天寒風凜冽,穿著單薄的衣服,爬山繞城,任風勁吹或迎風大喚,謂之風浴;數久嚴冬,到江河裡游泳,夏天烈日當空,光著上身站在操場上或游泳後躺在沙灘上讓陽光曝曬,謂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時,他站在操場上讓傾盆大雨淋個痛快,或獨自一人,頂風冒雨登上岳麓山頂,然後跑下山來,說是雨浴;甚至於幾天不吃飯來鍛煉腸胃。他為了集中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和同學們約定『三不談』:不談金錢,不談男女間的事,不談家務瑣事。否則,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寫過一副對聯,作為自己的座右銘:苟有恆,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無益,莫過一日曝,十日寒。    

  「那時,都傳說毛澤東是一個『怪人』。我們看到那個『徵友啟事』,經過猜測分析,『毛澤東』三個字,正好是『二十八畫』。出於好奇心,我們就去了。」     

  李立三把他去與毛澤東見面的情形又重說了一遍。他堅持說,他在與毛澤東的第一次見面時,只見到毛澤東起身向他走過來,他就立即走開了,彼此都沒有說過話。    

  關於李立三應毛澤東「徵友」前往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的情節,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寫的《自述》中就曾經寫道:「毛澤東同志公佈徵友啟事後,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應為斯諾)所記載的毛澤東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與我記憶中的情節有所出入,不過這自然是無關緊要的。」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以後不久寫的,只是他對有出入的情節沒有具體敘述。    

 


第一部分鐵樹開花時出生的人(3) 

  對毛澤東「徵友」的記述,其他人的說法也不盡一致。    

  羅章龍在《椿圜載記》一書中寫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馬裡第一中學訪友,於該校會客室門外牆端偶見署名「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一則,啟事是用八裁湘紙油印的,古典文體,書法挺秀。我佇立瀏覽,見啟事引句為《詩經》語:「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內容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摯、辭復典麗可誦,看後頗為感動。返校後,我立作一書應之,署名縱宇一郎。逾三日而復書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願趨前晤教云云。旋雙方定於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面……同學陳君聖皋同往。    

  《毛澤東研究事典》第4頁說: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發出《徵友啟事》。    

  張聿溫著《中國革命家逸事》第3-4頁說:1915年秋天,長沙各重要學校都收到一份「徵友啟事」。啟事是用蠟版油印的,約二三百字內容,主要是結交對救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特別提出要能耐艱苦,有決心,直到能為國犧牲。最後,引用了《詩經》上「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兩句,落款是「二十八畫生,「通訊處是『第一師範附屬學校陳章甫(即陳昌,當時任附小教員)轉交』」。信封上批著:「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中寫道:「1917年羅敖階(羅章龍)第一個響應『二十八畫生』的徵友啟事,和毛澤東交了朋友,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澤東就請羅敖階把李立三介紹給他。李立三接受了羅敖階的建議,同意和毛澤東談一談。於是約定,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圖書館會見毛澤東。毛澤東拿一張報紙坐在長凳上看,李立三湊上去,自我介紹說:我就是李隆郅,毛澤東站起來握手表示歡迎……李立三聽完毛澤東的講話,無話可說,就走開了。」    

  而李立三多次談到是1916年中秋節。其理由是:1915年,他剛到長沙上學,那時,他還不知道毛澤東這個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發生在他在長郡中學唸書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轉到廣益中學去了。所以,也不應該是1917年。    

  三、程潛送李立三上大學    

  李立三生前憶及往事時,常常十分感慨地說道:「要不是程潛的幫助,也可能沒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麼,程潛,這位當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義將領,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經扮演過一個什麼角色呢?    

  據李立三回憶,1917年他在長沙廣益中學畢業後,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親的堅持下,回到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他父親為了把他留在身邊,還強行為他包辦了婚姻。李立三對當時封建禮教極度不滿,加上對原小學校長(當時任縣教育會會長)葉沛棠徇私舞弊、橫行霸道的疾惡如仇,他憤然在學校鬧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學教師的會議上,他發表演說,無情地揭露了葉沛棠的惡行,敲著桌子痛罵了這位「醴陵的紳士」。    

  但李立三的這次「革命」,遭到許多守舊教師的反對,連他的父親也罵他「不尊敬師長,太過分了」。    

  這種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針氈,他覺得透不過氣來,思來想去,只有一走了之。於是,他下定決心投筆從戎,去參加革命軍,另闖一番事業。臨行前他給家鄉親人留詩一首:    

  浩氣橫牛鬥,如焚痛國仇;    

  詩書從此別,投筆效班侯。    

  到哪裡去投軍?李立三心裡早有考慮。當時,在湖南人民的心中,執掌「護國軍」的湘籍將領程潛,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況且程潛又是醴陵縣同鄉。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護國軍,在程潛部下當了一名士兵。    

  由於有文化、辦事能力強,他很快就在湖南護國軍三營七連當上了連隊文書。    

  1918年秋季,一次,連長派他去給護國軍司令部送信。到達司令部後,巧遇護國軍司令程潛在庭院中與人下棋,正殺得不可開交。李立三不便打擾,只好站在一旁觀戰。他見程潛下了一著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聲,歎了一口氣。結果,程潛把這盤棋輸掉了。見程潛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遞給程潛,告辭轉身要走,不料程潛一下把他拉住,非要與他下盤棋不可。原來李立三觀棋時的那一聲「唉」,早已引起了程潛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這個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說不會下。但程潛不依不饒,李立三無法,只好坐下與之對弈起來。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他鉚足了勁,連下三局,硬是把素稱高手的程潛給贏了,使這個司令官大吃一驚,不得不對這個青年刮目相看。隨之,與李立三拉起家常來,問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結果程潛發現,李立三不僅與他是醴陵的同鄉,而且李立三的父親李昌圭還與他是「同年」(同一考場中的秀才),是老相識。有了這一層關係,程潛對李立三就更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調到司令部候差,「爾後又做破譯密碼的工作,曾一度擔任郵政檢查官」。    

  程潛覺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這麼年輕就當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潛對李立三說,你不要在這裡當兵了,我給你錢,供你去北京上大學深造。李立三聽到有這樣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盡。於是李立三拿著程潛給他的紙鈔,離開了護國軍。先回老家,告別父母,再轉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達北京。而這時,程潛給他的紙幣,除去路費開銷,加上紙幣貶價,已所剩無幾,根本交不起學費,進不了大學。此時的北京,正是五四運動的前夜,各種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壯生長,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積極尋求報國之路。正當李立三走投無路之際,經一些青年朋友介紹,他也毅然選擇了留法勤工儉學這條路。於是,他很快進了設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去進修法語。在預備班學習期間,李立三一方面經過法語的突擊培訓,同時接受著五四運動的洗禮。為了堅定不移地尋求革命的道路,預備班結束後,他回到家鄉,竭力說服父親賣掉了16畝祖業好地,籌得200元銀洋作路費,然後轉往上海……    

  在解放戰爭時期,程潛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長沙起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程潛應邀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時的李立三是大會選出的主席團常委,並負責組織開國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國飯店」專程拜會程潛先生,誠懇地向當年資助他上大學的恩人致謝。一次,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同鄉程潛和陳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間,當毛澤東得知程潛資助李立三上大學的情況後,風趣地對程潛說:「頌公(程潛號頌雲),你的革命功勞不小呀!給我們培養了一位中央委員李立三。」引起在座人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1)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為中國共產黨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才    

  和領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個;    

  血氣方剛的他,在同學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與蔡和森的意見不合,並未影響他脫穎而出,    

  成為留法學生的青年領袖……    

  一、跨海求學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時,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47名赴法學生,登上了博多斯號輪船。輪船從上海起錨出海,李立三義無反顧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的途程,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一行,在大海中顛簸了40多個日日夜夜,於1919年11月12日抵達法國巴黎。由於他們的語言沒有過關,隨即先進蒙達尼學校補習法語。    

  初到法國的李立三,感覺一切都很新鮮,他滿懷激情地寫了一首自由體的新詩,表露了他要「喚醒可憐的同胞」、「造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的凌雲壯志:    

  我是一個斷梗的浮萍,    

  隨著那風波兒上下飄零。    

  也到過黃浦江頭,    

  也到過瀟湘水濱,    

  也到過幽燕,    

  也到過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來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氣,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還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鐘,    

  喚醒可憐的同胞,    

  驚起他們的酣夢。    

  鼓蕩雄風,    

  振作精神,    

  造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    

  作一個幸福無比的新國民。    

  此時的李立三,雖然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的學習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為了「創造自由的新世界」!因此,他一面在蒙達尼公學補習法語,並到三俠孟一家紡織廠和鋼鐵廠做工,一面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在其師傅(一名法國共產黨黨員)的幫助下,參加了由法國共產黨組織的一次大罷工,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階級教育,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並初步形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李立三學習很刻苦,僅幾個月時間,就能閱讀一般的法文報紙了。他特別喜歡讀法國共產黨人主辦的《人道報》。    

  青年時代的李立三是個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動,因此每有體育活動總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懷開闊,雷厲風行。就連讀書這樣的事,他都顯得與眾不同。比如他要是得到一本好書,總喜歡一口氣看到結尾。據友人對他的回憶說,一次,李立三從同學處借到一本《資本論》,簡直如獲至寶,書一到手,他就把自己「釘」在房子裡,獨自蹲在一旁,「啃」得津津有味,誰也別想叫動他。    

  李立三對舊世界有著強烈的憎恨,因之他思想活躍,善於講話,非常喜歡談論和爭辯政治問題。據當年《時事新報》記載,1920年4月下旬,時逢五四運動一週年即將到來之際,在法國同學以「群策群力爭回山東主權」為主題,召開歡迎新到法國的同學大會,到會的有巴黎同學及各地來的代表百餘人。歡迎大會由李聖章主持,報告開會理由,繼由書記周覽詳述該會一年來之經過,隨後請來賓演說。    

  首先由北京大學的許德珩登台,報告國內最近情形,談及政府聽命日本,壓迫國民諸罪狀,聞者無不痛憤切齒,大呼「誓除國賊」。    

  次由湖南勤工儉學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約40歲)演說:吾國丁茲時局,危險已極,欲圖自存,惟有實行國民外交,要求同情於歐美各國之真正瞭解正義人道者,合世界善類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強權國家,然後可以轉危為安。    

  緊接著,血氣方剛,年僅20歲的李隆郅(立三),也上台演講。他除了激烈抨擊帝國主義侵略,表達愛國熱情外,還主張把愛國運動和當前的學習結合起來,提出共同創辦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發表中國之文明,宣揚日本之罪狀」。    

  李立三那「粗暴誇大的性情」,「毛茸茸的像一條小『大蟲』」,在旅法同學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每當同學們在房子裡談起災難深重的祖國時,誰一提到反動軍閥,他會立即揮動拳頭:「推翻」!誰一談起無恥政客,他會擺動胳膊:「打倒」!誰一講到賣國賊和反動派,他會高聲喊道:「殺掉!」這一方面反映出李立三為人坦率直爽、胸懷開闊急躁的性格特徵,同時也反映出他對舊世界強烈的憎恨,與反動統治階級勢不兩立的態度。「推翻!」「打倒!」「殺掉!」這六個字,成為李立三的口頭禪,被同學們稱譽為「李隆郅的英雄氣概」。    

  李立三早年曾經傾向過無政府主義,因此和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關係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較疏遠。但時間很短,在他讀了較多的法共報紙和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著作之後,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方面來。他堅決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軍閥政府砸它個稀巴爛,中國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飛躍帶來行動的堅決。洋溢著青春活力的李立三從此堅定不移地走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偉大實棧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憶自己在法國期間的革命活動時寫道:「1920年底,我和趙世炎、魯易、劉伯堅、袁慶雲等人一起組織了留法中國工人學生中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二、與蔡和森的首次意見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儉學生抵達法國,秋後總數已達1600多人,另外還有在法華工10多萬人。這時,戰後的法國發生經濟危機,這麼多的留法學生和華工在法國尋找工作十分困難。面對此種形勢,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輸、吳明、楊洵、趙世炎、羅漢等22位相好的朋友,經過幾番討論,聯名給「法蘭西巴黎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全體執事先生」寫出了一封長信。    

  這封信一開頭就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聲浪,哄傳了一年多,實際的經過以及現狀,到底怎樣,向來沒有系統的記載,就有,也只是些片斷的新聞。」「時機逼迫我們到了現在,令我們不得不想披肝瀝膽,坦然一吐。」「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對於現狀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觀。」他們列舉了勤工儉學生的種種困難處境,「到法國同學已經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現在做工,其餘在學校補習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們還提出了解救的辦法,建議:「1工業學校交涉開特別預備班;2工廠交涉特別學習部;3限制國內未來(法國)的同學。」    

  在大批學生尋不到工作的情況下,中國駐法大使館對學生的生活毫不過問。而代表當時中國政府的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於1921年1月12日和16日兩次發出通告,宣佈「華法教育會對於儉學生及勤工儉學生,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後概不發給維持費。這一「宣佈」從經濟上斷絕對勤工儉學生的接濟,使學生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廣大勤工儉學生頓時面臨著能否堅持以及如何堅持下去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學生中復分兩派,一主張繼續要求政府津貼,一主張要求華法教育會再擔任找工……現兩派日寄傳單于各處,互相攻詰。」    

  在蒙達尼的中國學生大多主張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費,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難。於是,蔡和森、向警予等發起了求學運動,想通過組織學生示威運動來強迫中國官僚解決學生的學習問題。蔡和森認為,當時勤工儉學生的實際困難,說明勤工儉學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達到儉學的目的」 。他認為,勤工儉學也是沒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資本家增加幾個金錢奴隸,達不到培養人才的目的。他們中有的還公開宣告了勤工儉學的「死刑」,並於1921年1月發表了《蒙達尼勤工儉學同人意見書》,講了上述觀點,號召勤工儉學生掀起一個「要求生存權與求學權」運動,用群眾運動的辦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給每個勤工儉學生發放400法郎津貼,使到法的學生能繼續學習下去。    

  這時,在三俠孟工廠做工的李立三,卻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見。他認為應該爭取繼續勤工儉學,到工廠做工同樣能學習。因為要革命,首先要組織工人。到工廠做工可以學會組織工人、領導工人運動的本領,可為將來革命培養幹部。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2)

  根據這些看法,李立三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讀蒙達尼勤工儉學同人意見書》,署名佐夫,寄給了《旅歐週報》,但他們不敢登。因為,當時大部分同學是擁護蔡和森的主張的。李立三便又寫信催促報社,並且表示:如果不登,則請把稿子寄回來。幾天以後,李立三的這篇文章終於發表在《旅歐週刊》第67號上了。    

  李立三公開發表的文章對蔡和森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指出:蒙達尼(的)同學宣告勤工儉學「死刑」的意見,「觸目驚心」、「最可駭怪」。勤工儉學的目的應為「促成智識階級的猛省與勞動階級的覺悟」,二者攜手「殺一個七進七出,將資本主義完全推倒。」以促進知識分子和勞動者攜手為主要目的的勤工儉學活動,應該堅持下去。李立三認為,找工困難只是暫時現象,只要「勤工儉學者自家猛省」,丟掉「精神上虛榮主義之蒙蔽」,克服「惰於勞動的惡習」,勤工儉學是能夠堅持下去的。而那種向軍閥政府要求津貼,達到讀書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無聊的」。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此時的李立三,已完全拋棄了過去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曾經相信過的工讀主義,而是從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規律出發,認為中國工業不發達,缺乏參加工廠勞動和工人相結合的機會,又受封建主義嚴重束縛,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充分條件。因此,在法國堅持勤工儉學,可以很方便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作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華工相結合,促成工人的覺悟,把工人組織起來準備中國革命的幹部。    

  文章發表後,徐特立看到後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駁蒙達尼同學的公啟》,連載於《旅歐週刊》第68、69號,表示贊成李立三的主張。幾天後李立三又收到趙世炎寫來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張,並說要見他。當時,李立三和魯其昌、黃齊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俠孟,趙世炎、羅漢等人住在三得建。沒過幾天趙世炎便如約來見李立三。見面後,他們談得極為投機,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完全一樣。    

  李立三的主張還得到劉伯堅、劉伯莊、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等人的支持,紛紛站到堅持勤工儉學這方面來。這樣,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與以李立三為首的對立兩派。    

  這兩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趙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分歧是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而不是兩個主義和兩條路線的分歧。但是他們的分歧導致了組織上的分離,所以,以李立三、趙世炎為代表的這一派沒有參加史稱「二二八」事件的示威運動。    

  三、因故不參加 「二二八」運動    

  隨著停發維持費日期的臨近,學生們大起恐慌,紛紛往使館請求設法維持。中國駐法公使陳菉,連續發電給北京國務院、教育部並各省督軍、省長,報告學生困難情形,請速匯款救濟。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復電稱:「現時國庫奇絀,在法學生之無錢無工者,惟有將其分別遣送回國。」責成公使館辦理。    

  公使館向學生宣佈政府回電內容後,主張勤工的一派學生,當然沒什麼反響,因為他們本身就沒有希求政府津貼有什麼著落,他們關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極力向各機關交涉「覓工」,爭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對做工的一派學生在得知政府回電消息後,知道維持費肯定是難望繼續了,便認定若再不直接行動,不可能達到任何要求。於是,便有了「二二八」運動。    

  2月28日,「求學派」學生400多人集合於中國駐法使館,要求每月給學費400法郎,以4年為期(因此,也有人稱之為「44」運動),公使不允,學生不散。至午後,陳菉偕留學生監督高魯,往大眾聚集之公園當眾演說。學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請,將其圍住。「雙方爭執,陳退回使館,眾尾之,突有法國警察向前解散,是蓋國內政府與駐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學生謹訓,雖以生死當頭之麵包問題,猶能從容退讓,隨驅隨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館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挾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貴國公使指令也,無我等事,君等可歸寓矣!』學生方面主張『勤工』者,當然愈堅其主張,廣佈其意見,冀得多數同情者,以堅『勤工神聖』之壁壘。」    

  李維漢曾在自己的回憶中寫道:    

  以趙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為首的「勞動學會」是一個進步團體,但當時仍篤信工學主義,主張堅持勤工儉學到底。王若飛等一部分貴州同學也持相同主張。他們都不贊成請願,認為請願是向反動政府乞憐,要求補助是寄生蟲。針對求學運動,他們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我們沒有採取積極態度去同他們討論問題,爭取共同行動。徐特立、黃齊生兩位教育家也支持他們的主張。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學生,一向敬愛他,這時也沒有去同他討論商談。這些都是我們的缺點。    

  李立三在回憶中則說:    

  二八事件包圍大使館,我們沒有參加。事後出現一種謠言,說我和(趙)世炎是受了陳菉的收買,因此,對這次事件不積極參加。其實,我和世炎雖不同意這次行動,但對中國大使館勾結法警毆打學生的行為表示憤慨。因此,事件發生後,我們便明確地表示:1堅決反對大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學生;2應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勤工儉學會。為此,我們勞動學會的八個人聯名發表宣言,號召全體學生團結起來,反對大使館勾結法國反動派毆打學生。至此,人們對我們的懷疑才解除了。    

  四、組織勤工儉學學會    

  以李立三、趙世炎為代表的這一派,為了加強對在法勤工儉學生和華工運動的領導,曾提議建立「共產主義同盟會」,由於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而稱之為「勞動學會」。該會最初的8名成員是:李立三、趙世炎、劉伯堅、吳明(陳公培)、魯易、袁慶雲、周欽岳、熊自難。    

  1921年3月1日,勞動學會聯合勤工儉學討論刊社、勤工儉學互助社、勤工儉學第一組、勤工儉學互助團等團體,寫信給華法教育會,稱:會長先生,我們願意勤工儉學的同人,因歷史的關係,向貴會簡明質問:「我們是任何工作都願做的,而我們的生活問題,迫不及待,貴會能否於最短時期內,對無工者絕對負介紹工作的責任?」    

  華法教育會於3月4日覆信:「今見來書,首先揭明勤工儉學根本主義及同學志願,無任欽佩,本會自當竭其能力介紹工作,尤望同學速起組織健全之勤工儉學會,始基既固,擴展工期,將來美果實現。」    

  於是,遂由勤工儉學者同盟會同華法教育會、勤工儉學贊助會組織了勤工儉學會促成會,草擬留法勤工儉學會約章。復經本年3月28日勤工儉學者代表會議,修改通過,決定留法勤工儉學會自3月28日起正式成立。勤工儉學會的宗旨,是本工學主義及互助精神,實行勤工儉學以謀社會之改造,而勞動與互助為勤工儉學會會員共同的信條。    

  勤工儉學會的成立,迅速得到大家的響應,多數留法勤工儉學生報名參加這個組織,「兩千多勤工儉學生當中的絕大部分便報名參加。」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都是這一組織的積極分子。趙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儉學會」委員會的主要領導成員,而「勞動學會」又成為勤工儉學會的領導核心。    

  五、創辦華工俱樂部和《華工週報》    

  勤工儉學會成立後,其領導成員便商定:馬上帶領大批同學離開巴黎到華工集中的克魯梭史乃德工廠去做工。    

  李立三在回憶中寫道:    

  勤工儉學會成立後,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些發起人和負責人是留在巴黎,還是下廠做工?如果把大批的會員動員進工廠,而我們幾個負責人留在巴黎,顯然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懷疑。如果到工廠做工,勤工儉學會的工作又無人負責。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們兩人分先後也進工廠。於是,我同第一批學生(100多人)到了克魯梭(史乃德)鋼鐵廠……個把月後,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學生安排好以後,也到了克魯梭,我們便在一起工作。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3)

  史乃德工廠是一個大型的機械工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主要生產軍械和戰車,戰後則生產車輛和農業機械。這裡招收中國勤工儉學生,主要用來做廠裡雜工,今天搬運鋼鐵,明天裝卸貨物;另一部分調往消耗體力很大的翻砂和鍛冶車間。這些工種的勞動強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傷事故,而工資僅僅略高於學徒工,每天只有10多個法郎,去掉當時很低水平的生活費就所剩無幾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當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鐵爐旁工作。他每天面對滾燙的鐵水要不停地搬動上百斤乃至幾百斤重的鑄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輪流,睡眠顛倒,飲食無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來,汗流浹背,疲勞不堪,渾身像散架一樣,苦不堪言。    

  對於李立三來說,這種緊張的勞動,艱苦的生活,對於他的成長進步、乃至整個人生世界觀的樹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使得李立三不僅身體力行地親身體驗到工人階級的艱苦勞動生活,也實實在在地清除了頭腦中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當時,在工廠帶李立三幹活的工人師傅,是法國共產黨員。他對李立三的勞動態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讚賞,常向他講述一些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情況,闡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終不忘這位工人師傅對他的教誨。後來,他在回憶中寫道:「我是個翻砂工人,我的法國師傅是共產黨員。我受他的影響很大。當時我們要革命,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明確的,但是如何革命這是不大明確的。」    

  李立三一面緊張地勞動,一面始終記著他所主張的勤工儉學的最終使命:「促使智識階級的猛省與勞動階級的覺悟」、「二者攜手,殺一個七進七出……」在克魯梭,當時有華工2000多人,李立三為了把華工團結起來,努力在華工中開展工作,開辦夜校,並牽頭辦起了華工俱樂部,還創辦了油印的《華工週報》,李立三身兼數職,既寫又編,還親自印刷。當他得知這些華工都和法國資本家訂有包身合同,便帶領勤工儉學生聯合華工,開展解除合同的鬥爭,許多華工因而獲得人身自由。在共同的勞動和鬥爭中,李立三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此,「熱心公務,喜歡出頭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在法中國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有聲望的領袖。」    

  六、消除分歧走向聯合    

  周恩來於1921年12月寫的一篇通訊中指出:「本來是共患難的朋友,只因為一時意見不合,便各自分開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們主張的實現:一方請願得了維持費,一方走入工場,兩方的生活都算暫時有了著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於求學的大目的,在這兩條道上,更成了絕望的傾向。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須聯合起來。馬克思同恩格斯合聲嚷道:『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啊!』他們如今也覺悟了。」    

  這是對以李立三為代表和以蔡和森為代表的兩派學生從分歧走向聯合的真實寫照。    

  當時,蔡和森、蔡暢、李維漢、李富春等組織了「工學勵進社」(後改名為「工學世界社」),沒有參加「勤工儉學會」。    

  「二二八」運動結束後,李立三與趙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領導的「工學世界社」同志們的團結問題。他們認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儉學的優秀分子,都是信仰馬克思主義,主張革命的,應當主動團結他們,聯合起來共同鬥爭。因此,他們決定寫信給蔡和森,表達他們的願望。在徵得對方同意後,趙世炎又專門去蒙達尼與蔡和森會談了3天。雙方共同認為爭論已經過去,現在觀點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馬克思主義,決定今後要共同研究問題,共同革命行動。    

  趙世炎回來傳達後,李立三與「勞動學會」的其他成員都十分高興。李立三與趙世炎商量,為了統一領導在法華工和勤工儉學生的工作,只有「勞動學會」是不夠的,因而提出成立「共產主義同盟會」的主張,並寫信給蔡和森徵求意見。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張名字叫「少年共產黨」。李立三、趙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計較,只要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核心組織,把華工與學生統一領導起來就好。    

  李維漢在回憶中寫道:「二八」運動教育了我們,迫切希望勤工儉學內部團結。我們請「勞動學會」派代表到蒙達尼出席「工學世界社」的會議,相互加強聯繫和瞭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勞動學會」代表的身份,應邀去蒙達尼參加了「工學世界社」召開的會議,蔡和森在會上提議建立「少年共產黨」,李立三以來賓身份在會上講話表示同意。由於郭春濤等人堅決反對,發生爭論。李立三不便參加「工學世界社」內部的爭論。通過這次會議,標誌著以李立三、趙世炎為代表的「勞動學會」和以蔡和森領導的「工學世界社」已經消除了分歧,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了。    

  兩派團結起來後,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李維漢、陳公培等為在勤工儉學生中建立黨的組織,都同在國內的陳獨秀、毛澤東有過通信聯繫。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寫信給毛澤東,詳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他寫道:「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而「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為「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在1920年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確指出:「公佈一種有力的出版物,然後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方向就是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    

  毛澤東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對蔡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1921年1月21日在給蔡和森的信中,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黨一層陳仲甫先生(即陳獨秀)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道:「聞公主張社會主義……和森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對於初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不識時務穿著理想的繡花衣裳的無政府主義,專主經濟行動的工團主義,調和勞資以延長資本政府的吉爾特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的社會主義,一律排斥批評,不留餘地。」    

  1921年8月1日,陳獨秀給蔡和森回信,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鄙意以為唯物史觀是研究過去歷史之經濟的說明,主張革命是我們創造將來歷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觀看做一種挨板的自然進化說,那麼,馬克思主義便成了完全機械論的哲學。」    

  蔡和森接信後,曾和李立三等商量準備成立共產黨,但由於他們忙於參加和領導「拒款鬥爭」和爭回「裡大」的鬥爭,而未能具體實施。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4)

  七、拒款運動    

  1921年6月,北洋軍閥政府派朱啟鈐、吳鼎昌赴法,秘密談判中法借款3億法郎(後增至5億法郎)問題。這次所謂「借款」的真實企圖是:一為維持經營不力、行將倒閉的法國中法實業銀行(2億法郎);二為政府購買軍火,進行罪惡的軍閥戰爭(7500萬法郎);三是經手人回扣(2500萬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該項借款,以中國的印花、煙酒等稅和滇渝鐵路的築路權為抵押(50年)。    

  這一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借款內幕一經傳出,頓時引起旅法華工、勤工儉學生以及各界華人的極大義憤。6月14日,王若飛、李立三、李慰農、張增益等23人當即組織起了「拒款委員會」開展鬥爭,發出「通告」,指出朱啟鈐、吳鼎昌「買歡軍閥,獻媚外人,國家存亡,在所不計」,號召「同胞一致進行,以挽狂瀾。」他們組織人力,印刷傳單,分發旅法各界華人,向國內各團體及海外各國華僑團體發出通告,呼籲共同鬥爭;通牒吳鼎昌,警告他:「如不自取消動議,則上天入地,必有與公相見者」;向法國朝野各界分發拒款通告1000餘份,以爭取支持。     

  趙世炎、李立三等於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廳召開了有300多人參加的拒款大會。大會由趙世炎主持,宣佈開會宗旨:1為磋商全體反對之辦法;2預防將來借款之陰謀;3宣佈對於法國之態度。會議揭露了中法秘密借款之陰謀,號召愛國華人聯合法國人民,共同鬥爭,取消這一借款。大會贏得了法國輿論界正直人士的支持,不僅鼓舞了大家的鬥志,對中法反動勢力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迫使中法秘密借款談判暫停。    

  不久,中法雙方談判又秘密恢復,駐法公使陳菉和吳鼎昌充當中方經辦人,並於7月25日秘密草簽借款協議(朱啟鈐因赴美未能簽字)。旅法華人得知消息,先後於25日、29日兩次發出通告:「此項借款確與中國存亡有關,應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國內戰禍再起之時,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也。印花驗契等稅為最近國家財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項稅更須增減,最與吾人痛癢休戚有關,一旦受人監理,舉措不克自主,財政生機,於焉以盡……請全國國民與吾人取一致主張……務期造成輿論,克收實效為要。」    

  於是,「拒款委員會」於8月13日遂召開第二次拒款大會。事前通知陳菉出面澄清借款真相。但他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館秘書王曾思做代表。王在台上態度蠻橫,拒不答覆所提問題,「力言借款簽字之說,實屬毫無根據,公使館始終未聞其事,且法報之登載亦未嘗見。言時頗怒形於色,似怪同胞開會拒款為多事者,又時復以拳擊案,表示其不滿。聽眾本盛氣而來,滿腔義憤,正苦無處發洩,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場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場武劇遂因之開始,到會者約數百人,目的物僅一,故王君不免於拳之交加……王君已血流滿面矣。」    

  愛國學生及各界代表們的極大義憤讓公使館的那位王秘書幾乎嚇破了膽。會議迫使他代表陳菉在會議決議上簽字,保證絕不在中法借款條約上簽字。決議條文:「(一)陳公使王秘書及使館全體各員,尊重留法中國全體國民公意,加入反對各種違反民意喪失國權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聲明反對此項五萬萬佛朗(法郎)大借款,及中國將來各種大借款,並即時向法國各報要求更正簽字於草約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後他種借款成立時,公使及全體職員立時辭職,以謝國人。(二)陳公使及王秘書全體館員,正式承認中國無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將一切在法借款事項,交由留法中國各界所組織之委員會審查,得其同意,方能照辦。」此決議由沈秘書繕寫兩份,一份由王秘書當眾簽字,一份帶交陳公使簽字後,於一周內寄交委員會。從而中止了中法秘密借款。    

  由王若飛、李立三、趙世炎等人領導的,長達兩個多月的拒款運動取得了完全勝利。    

  八、里昂中法大學的風起雲湧    

  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的李立三等人,參與發動和領導的最大一次鬥爭,是進佔里昂中法大學。這場鬥爭最後直接導致了李立三等人的提前回國。    

  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等人,以「勤工儉學」的名義在國內募捐到40萬元,並爭得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準備在法國里昂籌建一所中國大學。對此,法國朝野極力贊成,法國政府撥給里昂炮台作為校址。該炮台是1840年建築的,背靠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約十多分鐘路程。原址為聖提愛內堡,系里昂的要塞。房屋極為堅固,佔地約七八十畝。至1921年8月已修理房屋96間,未修者約112間,每間可住4人,若依法國尋常學校佈置,則每間可住8人,總計可容1600多人。    

  可是,正當學校即將投入使用的時候,吳稚暉卻突然換了一副嘴臉,一筆勾銷了中法大學的創辦同勤工儉學生的關係,甚至公開宣稱「中法大學不是棲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廣廈萬間」,從而杜絕了勤工儉學生入學的強烈願望。當時有消息傳聞,吳稚暉在國內招收了有錢有勢的官僚貴族子弟100多人,以官費去法國頂替勤工儉學生入學,並將於9月下旬帶到里昂入校。兼之,留法勤工儉學生「拒款運動」的勝利,也觸怒了法國的統治階級。9月3日,法國政府發出通告,宣佈自9月15日起停止發給勤工儉學生維持費,一下子斷絕了勤工儉學生的生路。    

  在既入學無門又斷絕生路的雙重壓迫下,一場矛頭直指中法兩國政府,爭取「求生存、求學權」的政治運動,即著名的「爭回裡大」運動爆發了。    

  在9月3日法國政府宣佈停發維持費後,「以趙世炎、李立三為首的克魯梭的勤工儉學生率先行動起來,在9月5日就發表了爭回『裡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學立即響應行動起來。隨後,趙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議聯合行動,雙方取得一致意見。不久,他們集中到巴黎,組成留法勤工儉學聯合會,實現了勤工儉學生大團結的願望。」    

  1960年9月3日,李立三在對趙世炎的回憶中寫道:    

  這時,我同趙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個運動,來反對吳稚暉這些人,爭取里昂大學招考勤工儉學生入學。我們提出,要爭取比國內來的學生先到里昂,強佔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儉學會,另一方面與蔡和森同志聯繫,他們都一致同意。    

  李立三他們於9月5日向留法同學們發出的《通告》中還明確了行動方案,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學組織籌商辦法,選舉出辦事人員;    

  第二步即由各處團體產生一全體爭回裡比兩大運動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國方面及中國在法各要人運動,請為有力之幫助,並向裡比兩大學之當事人作正式之談判,據理力爭,總期以和平達到爭回之目的。    

  李立三、趙世炎為爭得進里昂大學學習,還廣泛進行了輿論動員,他們在《求學運動》第3期中寫道:    

  舉千數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頓其精力於煤炭鐵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費集而豢之於巴黎附近。工作既同於牛馬,豢養又等於雞豚,受之者能無冤乎?施之者能無罪乎?視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於心者,又豈能逃於別有肺肝之責邪?    

  「以勤工儉學之所得,與中國之需求相權,其能等量齊觀邪?當今中國所需求者為大學者,為大工程師,而勤工儉學所得,充其量僅得為東麟西爪、片紙隻字之垃圾堆,鼓銼摻錐之機械人,則長此以往將何益於中國社會?若僅以垃圾堆、機械人自足,則在國內亦盡有其機遇,又何必傾中人之資逋逃萬里為?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5)

  這時,在巴黎的勤工儉學生,響應克魯梭同學的倡議,組織了各省勤工儉學聯合會,並向各地工場學校發去通告,讓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議他們的生存和求學兩大問題。    

  李立三、趙世炎等在克魯梭做工的同學於9月12日又發出第二次宣言。這次的主張更明確、更堅決,其目標有兩項:    

  1.我們爭回裡比兩大學的運動是在使兩大學能合於全體勤工儉學生之需要,絕對不是使勤工儉學生遷就兩大學:〔註:「比」指用庚子賠款在比利時設立的中國大學〕    

  2.我們爭回兩大學的運動,其目標是全體的,絕非部分的。    

  根據上列主張,他們還就入學問題、經濟問題、課程管理及學校內部組織問題提出了具體辦法。同時,他們還回應巴黎同學的通告,提議了幾件事情,要緊的是,他們不贊成組織各省勤工儉學生聯合而棄掉現在法國情狀下的各地聯合於不顧。他們建議在巴(黎)代表委員會,「將爭回裡比兩大的旗幟,打得鮮明。因為,問題緊急簡要,易於號召。」    

  與此同時,李立三等在克魯梭勤工儉學的同學151人,還聯名給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中國駐法國副領事李石曾發去一封長信,闡述了要求進入裡比兩大學學習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趙世炎的第二次宣言發表當日,里昂中法大學協會用法文向留法中國學生發了一個通告,宣佈:凡入校生必須呈驗文憑和進行考試;不收非官費生和無力支付學費、生活費者。    

  這個通告實際上等於是向勤工儉學生「宣戰」了。「通告」說招收中國學生的目的,是在養成教授、科學研究和其他學識運用的三種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說:你們勤工儉學的學生很難有這種資格,尤其是說「非有財力上相當的保證,斷難入此學校」……這更是給勤工儉學生一個最大的打擊。    

  為此,勤工儉學生派代表與中國駐法公使陳菉談判。老奸巨猾的陳菉在接見勤工儉學生代表時先是極力威脅,說:「法(國)外交部秘書白特洛,對於此次學生(指勤工儉學生)反對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憤怒,當時便通知我,謂已定妥1400船位,分兩次將勤工儉學生運回」。當學生代表陳述要求裡大開放之理由時,陳菉又裝出極誠實的態度對代表說,「送回中國不是我的意思,是監督委員會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毆打王曾思),很為動怒,出此主張。我還是極力設法維持。我在法一日,學生一日沒有回國的事。現在吳稚暉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學可安排一部分,其餘慢慢地設法。」學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裡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應說,願支出十萬元作為到「裡大」的車費及生活費,並說:「你們先須去六七百人,乘吳稚暉未到,將校舍佔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擔任。中國人方面,你們自己去交涉,我不過問。」隨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魯梭方面代表帶回,作先發隊15人的車費。實際上,這是陳菉把勤工儉學學生騙去里昂的一個計謀。    

  在此形勢下,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即刻向各地同學發出通知,請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學生代表100多人齊集於巴黎華僑協社召開代表大會,討論爭回「裡大」問題。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陳毅、李維漢等都到了會。一致署名通過了一個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標是:「為謀勤工儉學生全體的根本解決,以開放里昂大學為惟一目標。我們的信條是:1誓死爭回『裡大』;2絕對不承認部分解決;3絕對不承認考試」。    

  但是,在如何爭回「裡大」問題上又分為三派。一是主張在巴黎請第三者做調(解)人;二是主張靜候「裡大」考試消息;三是主張先以一部分人遷入「裡大」,再辦交涉,主張直接行動,所謂「與的不如取的。」這後一種主張,是李立三他們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來的。    

  於此,李立三他們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發出了緊急通告:    

  本會19日通告宣佈根本解決全體勤工儉學問題惟一的目標「爭回裡大」與三個信條(同前)而後,接著嚴密地討論爭回「裡大」方法。因歷史的教訓,四面空氣的壓迫,與時機的緊急,決定下列三事:    

  1本會今日移駐里昂中國大學,巴黎方面留駐代表5人;    

  2由本會於巴黎、聖日爾曼、芳丹白露、克魯鄒(梭)、沙多居裡、墨蘭、蒙達爾等處同學中,組織先發隊百人,隨同本會出發,佔據「裡大」;    

  3各學校各工廠勤工同學接到這通告後,請即日組織援裡(昂大學)隊,陸續向里昂大學出發,最遲於通告到後48小時內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趙世炎和李立三,作為克魯梭的代表先期到達里昂。隨後,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飛、李維漢等作為駐巴黎的代表,負責和陳菉進行交涉,並散發傳單,製造輿論,爭取社會同情。    

  在對全體勤工儉學生進行了廣泛動員之後,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陳毅等人分頭發動組成了120多人的先發隊,趕在吳稚暉從國內帶來的「貴族學生」到來之前,於9月21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駐「裡大」。為便於統一指揮行動,出發前委員會發出命令:1每組舉幹事一人,對於該組負經濟及行動秩序之責任;2每人只能帶小提包一個,應帶對像為氈子、刀叉、必用書物、隨身護照;3隊員必須絕對保持秩序,遵守時間;4隊員不得擅離本隊;5里昂下車後,由駐裡招待員引導入校,未遇招待員時,由本隊幹事負責,隊員不得自由行動;6入校不得自由出入;7飲食由委員會預備;8房舍由委員會指定。進行極有秩序,嚴同軍隊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準備,各處房屋都上了鎖。學生無可奈何,只好先在後邊草地休息。隨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負責人褚民誼嚴詞拒絕。「口口聲聲『裡大』是中法合辦的,凡事須得法人同意,並慫恿法國里昂大學校長儒班及中國『裡大』法國書記古朗出來說話。」不久,來了8名警察,對勤工儉學生嚴加監視,許入不許出。下午4時半,大學協會書記古朗帶著警察來到同學面前,將大家的護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發了法文傳單,反對法國政府壓迫中國學生。22日,又有數十名警察來到校內,李立三、趙世炎等出面與警察交涉無結果,學生們被法國警方強行用十幾輛汽車將學生押送到一個大兵營,過起了俘虜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學被囚,立即往公使館找陳菉,讓他趕緊向法國政府交涉,解除監禁,恢復大家的自由。23日,陳菉派副領事李駿往里昂調查,表面上說是去交涉,實際上是去策劃更大的陰謀。    

  而此時,吳稚暉帶著在國內收的120多名學生在馬賽登岸了。他們25日來到里昂,威風凜凜地跟著吳「校長」走入炮台,這時,學校各處的門也同時打開了,一切的預備都齊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經過奮力爭取,有10名被囚學生代表出兵營與吳稚暉談判。他們向吳提出:1由勤工儉學團體調查勤工儉學生確實人數;2以「裡大」房屋能容限度為招收勤工儉學生之標準;3不入「裡大」者得以相當之經濟額入其他指定學校;4自願做工者得受相當之補助;5經費籌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監護處、「裡大」及與勤工儉學有關係之團體共同組織經濟籌備委員會籌集之,其方法運動(用)庚子賠款及向國內募集;6所籌得之經費由「裡大」分配。    

  而吳稚暉卻對學生代表說:「須知『裡大』為造成高等人才起見,與勤工儉學宗旨不合。『裡大』委員會早有宣言,諸君如欲渴望『裡大』有所作為,則屬幻想。」他堅持兩條根本原則:「裡大」不開放,勤工生實行工讀。這就把勤工儉學生進入里昂大學學習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誼則更誣告百多名勤工儉學生「都不是好學生,是無錢無學的革命黨」 。    

  這時又有石英、黃齊生二人出面調停,一面同吳稚暉商議根本解決辦法,一面要求公使陳菉履行前諾,同法政府交涉,恢復同學自由。陳表面是「貓哭老鼠——假慈悲」,說什麼「願意去力爭」、「屢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實骨子裡深恨學生,大搞陰謀詭計,他既把學生鼓動起來「鬧事」,又趁機挑唆法國政府,想借這個機會,行他一網打盡之計,以報私仇。陳菉與法國政府串通一氣,意欲將同學們置於死地,為把同學們遣送回國製造根據。    

 


第一部分初露鋒芒在法國(6)

  李立三在回憶中寫道:    

  當我們得知法國當局要把我們押送回國的消息後,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辦。當時認為,回國也好,到國內去進行革命。但同時又認為法國還有那麼多勤工儉學生和華工,沒有人領導也不行。世炎勸我留下,我則認為他是勤工儉學會的負責人,因此建議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雙十節我們絕食一天以示抗議。商議時本來打算較長時間的絕食,但內部有人不同意,而對外宣佈時並未說明是一天。吳稚暉等人害怕事態擴大,因此在我們宣佈絕食後著了慌,吳稚暉來和我們講話,我也起而講話駁斥他。罵他出賣中國勤工儉學生,和法國政府勾結壓迫學生。吳稚暉看說服不行,便回去了,與法國當局商定把我們押送回國。    

  李立三等在開展絕食鬥爭時,還發表了絕食宣言:    

  自法蘭西學者以自由平等之說,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國人乃有此雙十節之紀念。吾人對於此以自由平等為特殊屬性之紀會日,應如何慶幸於有此紀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繫於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國徽之法蘭西監獄。吾人將以何者酬此國慶?吾人百無所有,惟有熱血與熱淚耳。「不自由毋寧死」一語,為發揚光大自由之精義。吾人殊不敢死。吾人於此最後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時,乃不得不「自悼」,悲憤之餘,「絕食一日」。在以自由為標幟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復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極悲傷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確之解釋。    

  九、萬里迢迢「押解」路    

  圖窮而匕首見,法國當局和中國公使館達成「共識」:要把這批學生「押送回國」。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陳毅、陳公培等104人被強行押解到馬賽港停泊的一艘郵船底部,穿上由法國當局發給的顏色、樣式完全一樣的絨衣褲,像犯人一般被嚴加看管起來。    

  「當時軍警突來,計武裝兵約百人,荷槍上刺,如臨大敵。又警兵百餘人,手持利刃,胸懷手槍,勢更兇猛,將同人押上囚車,四周均用鐵門關鎖。到車站時不見一人,惟有糾糾者無數,露刺以待,將囚車直靠火車,按名送上。車上又有警兵無數,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許移動一步。窗門窗簾,全行緊閉,空氣不通,黑暗如舊,直到馬賽靠岸。出車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說,彼等辦理強盜亦無如此次之嚴。則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國的104人中,真正勤工儉學生僅60餘人,其餘都是自費生及官費生。李立三等與所有被押送的中國學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國軍警用槍刀比畫著、吆喝著,塞進「波兒加」郵船的五等艙內,用警兵嚴加看守,連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時,輪船從馬賽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國軍官並士兵8名監送同艙看守,他們將一直押運著這批學生直至一同到達上海。沿途所經各埠,均不准學生上岸。及到檳榔嶼與新加坡時,得華人林長民先生之助,這些學生才得上岸一遊,透透氣。當地許多僑胞,見這些學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紛紛饋贈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萬里,酷熱異常,身著裌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實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極差,學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艱難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著樂觀的鬥志。為改善待遇,他們經常與法國軍警據理力爭,同時把學生也組織起來,大家互相鼓勵,緊緊團結在一起。也就在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與陳毅結下了相伴終生的圍棋之緣。這是後話。    

  被押回國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離船,李立三、蔡和森、陳公培、顏昌頤、張昆弟、羅學瓚等22人於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陳毅等其餘77人於11月23日晚抵達上海。萬里押解回國的結束,也同時標誌著由李立三等人發動的爭回「裡大」運動的失敗。    

  這次鬥爭的參加者唐鐸後來在回憶中寫道:    

  我們進佔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雖然是失敗了,卻受到了鍛煉和教育。中國青年所表現出的堅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動當局膽寒。立三同志是這次鬥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趙世炎、陳毅等同志一起,戰鬥在最前列,表現了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革命戰鬥精神,也表現和鍛煉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國時就得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選舉的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廣州,所以,當押解他們的輪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達香港時,李立三、蔡和森、陳公培、張昆弟、羅漢、賀果、羅學瓚、周欽岳等22人,爭得海員們的幫助,即離船登岸,意在去廣州與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取得聯繫。    

  可是,當他們轉赴廣州,見到了粵區黨委負責人陳公博時,才得知陳獨秀已於1921年8月(註:應該是9月)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回到上海專任中共中央局書記。    

  為了與陳獨秀取得聯繫,李立三、蔡和森、陳公培和其他6名同學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輪船於12月11日抵達上海。在銘德裡2號黨中央機關,由共產黨員陳公培介紹,李立三、蔡和森拜見了陳獨秀。李立三、蔡和森向黨中央匯報了在法國的鬥爭情況和他們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國參加革命的決心。陳獨秀與他們一起商議了成立旅法黨組織的問題。陳獨秀還請李立三寫信給趙世炎,讓他也迅速回國參加黨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兩人當即經黨中央批准為中共黨員(無介紹人,無候補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從事工人運動,蔡和森留在中央,陳公培去海南島開闢黨的工作。    

  歸國學生到達上海後,一邊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濟維持食宿,一邊等候留法同學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沒有等行李運抵上海,就懷著投身革命的強烈願望,立即動身趕赴長沙。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1)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個成功起點;他一生中有聲有色的重要時期之一。    

  然而,由於政治的原因,這段史實卻長期得不到實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屬於李立三的功勞,隨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礦與毛澤東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鄉市城東南6公里處的一個古老煤礦,有著豐富的優質煤炭。安源路礦,是漢冶萍公司形成過程中創辦的萍鄉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的合稱。1898年,漢陽鐵廠為運輸該廠所需燃料,在安源設立了萍鄉煤礦局,並於次年動工築建通往株洲的鐵路,與粵漢鐵路相連接,命名為株萍鐵路。1908年,以漢陽鐵廠、大冶鐵廠、萍鄉煤礦組成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該公司逐步被日本資本家完全控制,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據點。    

  20年代初,路礦兩局共有工人13000多人,工人受壓迫格外沉重,因而他們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堅強。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發較大規模的鬥爭,包括破壞機器、同工頭清算工資、罷工、搗壞洋人住宅、痛打洋監工、驅逐外國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直至發生大規模武裝起義。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鑒於安源工人運動的基礎,黨把安源列為開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區之一。但由於當時江西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而安源路礦與湖南聯繫密切,所以發動安源工人革命運動的責任,便自然地落到了中共湖南黨組織的肩上。    

  毛澤東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8月回到長沙,積極著手建立湖南地方黨組織的工作。10月10日,毛澤東、何叔衡、彭平之、易禮容等建立起共產黨湖南支部,毛澤東當選為支部書記,11月又被任命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領導成員還有易禮容、羅君強),負責領導湖南的工人運動。    

  毛澤東首先爭取了由黃愛、龐人銓領導的、受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影響的湖南勞動團,改組其基層組織,成立了10多個工會。經毛澤東的耐心說服和幫助,黃、龐二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11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安源煤礦進行實地考察,瞭解工人的生產生活情況及其革命要求,與工人們建立起聯繫。    

  通過考察,毛澤東認定安源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發展起來的地方。回到長沙後,他同黃愛商定由勞工會評議員張理全利用朋友的關係,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與安源工人通信,並寄送各種進步報刊。「於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數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後春筍,勃然怒放。」    

  就在此時,受陳獨秀的派遣,李立三拿著中共中央的介紹信興沖沖地趕到了湖南長沙,在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找到了毛澤東。    

  當時,毛澤東正伏案疾書,楊開慧見有客來,即向毛澤東通報。毛澤東起身出迎,說:「洞庭有歸客,」李立三隨即應對:「瀟湘逢故人。」兩人相視大笑。    

  在愉快的氣氛中,兩人暢談了幾年來各自的經歷。毛澤東熱情地歡迎李立三回來參加革命,向李立三詳細介紹了湖南的革命形勢。毛澤東說,湘區黨組織正在認真貫徹中共一大決議,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他特別向李立三介紹了安源路礦工人的鬥爭情況,並建議李立三到安源去領導那裡的工人運動。    

  李立三一聽說要他到離他家鄉醴陵只有幾十里的安源去搞工人運動,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據李立三回憶說:「毛澤東對我說,『安源工人眾多,受到種種殘酷剝削和壓迫,生活特別痛苦,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開展起來的地方。但是,反動勢力的強大和社會環境的黑暗,要開展革命工作並不容易,應當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穩腳跟,和工人群眾接近,發現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盡快地把他們組織和訓練起來,建立黨的支部,作為團結的核心。』因此,他要我們以平民教育的名義,由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介紹到安源去。」    

  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建議表示完全贊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李立三在長沙很快找到從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出面,介紹李立三到安源。    

  1921年12月下旬,毛澤東帶領著李立三和青年團員、湖南一師附小教員宋友生二人由勞工會評議員張理生陪同,從長沙乘火車到安源去實地考察。    

  安源距李立三老家醴陵近在咫尺,離家去國兩年多、遠渡重洋歸來的李立三,路過家門時卻無暇回去看看,而是直接奔向了安源。    

  在安源,他們住在老後街一個十分簡陋的小店——劉和盛飯店,白天到各地訪問工友,晚上約一些工友到客店來座談。他們向圍坐在小方桌旁的工友們問寒問暖,親切地詢問工友們的生活、家庭情況,由淺入深地講述一些革命道理。    

  考察結束,毛澤東離開安源時,決定由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導工作,同時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領導工作。    

  二、從平民學校開始的火種播撒    

  李立三留在了安源。    

  為使平民學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開活動的條件,他設法通過社會關係找到當時在安源商會的一位姓賈的開明紳士給以支持,同時打聽到當時萍鄉縣的知事范子宣是「舉人」出身,喜歡古文,反對白話文。因此,就用「四六體」寫了一份備案的「稟帖」,請那位紳士幫助呈到萍鄉縣公署。「呈文」的中心意思是「幫助工人增加知識,發揚德性」。果然得到縣知事的「青睞」。他看了「呈文」,又得知李立三是剛從法國留洋回來的,大為高興,很快就找李立三去談話。    

  「你的文章寫得不錯!」縣知事很客氣地說。    

  「我準備在安源辦個平民學校,教工人讀書識字,希望縣大人早日批准。」李立三說。    

  「這個辦法好,我很贊成!安源那個地方嫖賭逍遙的惡習必須糾正。」    

  縣知事滿以為李立三辦學可以奴化工人,幫助維護其統治,故連連稱讚。因為當時的安源工人中不少人都參加洪幫組織,吸食鴉片和賭博極為普遍,街上到處都是大煙館和賭場,社會風氣極壞。縣知事以為李立三到那裡去幫助搞平民教育,對他沒有壞處。所以,當李立三提出,要縣府在他寫的呈文前後寫幾句話,發一個佈告,對學校加以保護時,縣知事也滿口答應了,立即命令司書寫了一張佈告交給李立三。由此,李立三很容易地就爭取到在安源辦學的公開合法身份。    

  李立三回到安源,通過鐵路工人周鏡泉、李滌生認識了火車司機朱少連等一些工人,並由他們幫助在五福巷工人張紫民家的樓上辦起了平民學校,在門口掛上了學校的牌子,貼上縣府的佈告。又寫了幾張招生廣告貼到街頭和礦上。李立三用勞動組合書記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撥給的經費,購置了簡單的桌椅板凳及黑板、粉筆等教學工具,同時走街串巷,動員工人子女入學。最初入學的三四十個工人子女,完全免費,由李立三直接任教。由於房舍狹窄,李立三便採用複式教學的方法。    

  在辦學過程中,李立三以訪問學生家長的名義,與工人群眾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李立三向他們宣傳團結奮鬥的道理,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發現和訓練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很快從中發展了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成立了由8名團員組成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路礦支部,由李立三擔任支部書記。到1922年9月安源大罷工以後,團員發展到90多人,於是在當年12月改建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由陸沉接任委員長,下屬7個支部。    

  正是依靠這些青年團員們的集體努力,李立三很快又創辦了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附設在平民小學內。李立三白天給兒童上課,晚上給工人上課。「桌椅都是由工人自己帶來或借來的,大小長短極不一致,黑板也是由工人自己動手做的。」初開學時,只有朱少連、李滌生、李德炳、周鏡泉、賀春生、顏煥才、楊慶仁等一二十人。李立三穿件藍布褂子,一家一戶去串門,動員工人來讀書,工人都叫他為「遊學先生」。後來逐漸增加到四五十人,路局工人居多,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下,分為兩個組。使用的課本有兩種,公開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課本,實際使用的是李立三自己編寫的課本。李立三結合工人的實際情況,自己動手編寫了一些淺顯易懂的教材,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例如:《勞動歌》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2) 

  你種田,我織布,他燒磚瓦蓋房屋。哼哼!呵呵!哼哼!呵呵!做工八鐘點!休息八鐘點!教育八鐘點!大家要求生活才勞動。    

  認識字,好讀書,工人不是本來粗。讀書,識字,識字,讀書。教育八點鐘!休息八點鐘!做工八點鐘!大家要求教育才勞動。    

  槐樹綠,石榴紅,薄薄花衫軟軟風。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做工八點鐘!大家要求休息才勞動。    

  又比如:    

  打牌,賭錢,真是有害無益的事;    

  花了時間,輸了血汗換來的工錢,又傷了身體。    

  有空的時候,頑(玩)耍的方法,    

  最好到俱樂部去,打球、頑(玩)音樂、聽化裝演講等;    

  因為這都是有益無害的事。    

  父挖窿中煤,子扯窿中拖,    

  煤炭堆如山,父子都挨餓,    

  寅吃卯糧時,妻寒子也餓,    

  三月無餉發,生活真難過!    

  拜菩薩,敬老爺,是一種迷信。    

  木頭,泥土做成的東西,那是什麼神呢?    

  費了時間又花錢,    

  真是有害無益。    

  命運,是壓迫階級的迷藥。    

  一班流氓,也用他來騙飯吃。    

  我們不要聽天由命,    

  我們要打倒壓迫階級,    

  救我們自己。    

  李立三給工人上課,把文化課和馬列主義教育巧妙地結合起來。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學員分別認識這兩個字,再把工人二字一上一下寫在黑板上,向工人說:「工」、「人」兩個字上下連起來就是一個「天」字。不僅教會工人認識了第三個字,還借題發揮,說明工人階級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批判那種瞧不起工人階級的反動思想和自卑觀念,提高工人的自尊心和階級覺悟。再比如,工人稱呼他為「先生」,他就教學員先認識一個「牛」字,然後在「牛」字下邊畫一橫槓,告訴學員說,這就是先生的「生」字。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先生」也不過是牛坐板凳。那些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先生」,並不高明。工人們聽了哈哈大笑,點頭稱是。趁此,他對工友說,以後你們不要叫我先生,就叫我老李或能至吧,由此縮短了他與工友之間的距離,為後來開展工作紮下了深厚的根基。    

  補習學校的課本通俗地告訴工人:「工人和農人,是最尊貴的;如果沒有工人農人,就沒有世界。」又指出:「資本家不做工,穿的好,吃的好,他的衣食哪裡來?勞動者的汗和血! 」課本還告訴工人,什麼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指出:「現在我們中國人民,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要打倒軍閥,才能得到解放」。「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叫做民族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叫做社會革命。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起來,便是整個的世界革命」。    

  課文指出,馬克思、列寧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工人階級只有按照馬克思的教導,實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取得革命勝利。「團結即是力量」。並用淺顯的比方說明團結的重要性,「獨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個人才力很有限,團結起來力量好。有事大家幫忙做,有害大家相勸告。萬人一條心,仇人都打倒」。    

  李立三在課本中還利用文藝的形式,對工人進行階級啟蒙教育。例如:開台戲    

  咚咚鏜!咚咚鏜!尺當尺當鏜!    

  (唱)(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工人出台):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白) 列位!你們聽了我剛才所念的四句歌詞,不知道有什麼感想?會不會想到社會上富的太富,貧的太貧,苦的太苦,樂的太樂?是的,這個「私有財產」的社會,是大大的不平等,我們受的痛苦已足夠了。誰知最近幾十年來的世界,更是和從前大不相同。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自從外國的「資本主義」流入中國之後,所以大不相同了,聽我道來。    

  (唱) 我中華,鴉片戰,敗了之後;外國人,擁資本,橫行神州。    

  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鐵道,奪礦山,不得不休。    

  隨後來,設工廠,遍佈岸口;用廉價,買勞力,火上添油。    

  資本家,只管他,利潤加厚;待我們,好像那,奴隸馬牛。    

  天亮起,做工到,掌燈時候;給工錢,只數角,衣食難周。    

  近年來,物價漲,生活不夠;逼得我,好一似,臨決死囚。    

  資本家,大罵我,不敢眉皺;恐開除,餓肚皮,命喪九幽。    

  (白) 列位!你想資本主義發達以來,我們的生活是怎樣可憐啊!誰知道我們青年工人更是苦不堪言呢。聽我道來。    

  (唱) 想我們,青年人,如花之茂;原該要,受教育,不勞得酬。    

  又誰知,資本家,狼心辣手;貪便宜,把我們,大隊招收。    

  論工錢,數十文,餬口不夠;論時間,十數點,日夜不休。    

  更有那,吃力工,鞭策我做;更有那,危險工,逼上壁頭。    

  生理上,想發育,也不能夠;好一似,癆病鬼,性命難留。    

  (白) 列位!你想青年工人到這境地比十八層地獄有什麼兩樣?    

  (唱) 因此上,自思想,淚濕衣透。    

  (白) 列位!光是流淚是不中用的。我們應該積極地起來奮鬥;積極起來把「私有財產」這種制度推翻,我們才有出頭之日,所以我們呵!    

  (唱) 合起來,打得他,花落水流。    

  (白) 列位!我們把萬惡的吃人制度推翻了,我們才有好的日子過。    

  (唱) 那時節,才算是,河山錦繡,才真有平等自由。    

  鼕鼕鏜!鼕鼕鏜!尺當尺當鏜!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3) 

  1963年李立三在接見來訪者時曾回憶說:「每次上課,都宣傳一點馬列主義知識,主要講世界上的財富都是我們工人階級創造的。我還編寫過一首歌詞(舊譜新詞),在工人中相當流行,歌詞的意思是:社會上的衣食住都是我們工人創造的。」    

  李立三自編的這首歌是《工農聯盟歌》,歌詞是:    

  我們工農創造世界人類衣食住,    

  不做工的資產階級反把我們欺。    

  起來!起來!    

  齊心努力鞏固我團體。    

  努力奮鬥,    

  最後勝利定是工農的。    

  這是安源老工人多年來一直哼唱的一曲歷史戰歌。1923年以後,廣泛流傳到湖南、湖北等地,又以《最後勝利定是我們的》、《工農兵歌》等為名,在工農群眾和紅軍戰士中廣為傳唱。    

  根據中共一大的精神,學校成立了校務委員會,成員除李立三外,還有朱少連、李滌生、周鏡泉、熊景銘、楊萬喬等人,集體領導和管理校務,青年團員均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    

  不久,勞動組合書記部派蔡增准(後來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叛變)到安源協助李立三工作,負責平民小學的教務,李立三專管工人補習學校的工作。學校還開闢一間閱報室,備有一些日報和工人刊物——《工人週刊》、《勞動週報》等,供工友自由閱覽。    

  三、中共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的創建與工人俱樂部的誕生    

  經過思想教育和工作實際考察,李立三先後吸收了李滌生、周鏡泉、朱少連、朱錦堂等6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1922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產業工人中的第一個支部——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成立,由李立三擔任支部書記,隸屬於中共湖南支部。黨支部的成立,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同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初步實現。    

  1922年5月底,中共湘區委員會成立,中共安源支部隸屬於湘區委員會。    

  根據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從1922年8月起,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改名為中共安源地方支部,有黨員10多人,書記仍是李立三。    

  1922年9月安源大罷工勝利後,黨員人數迅速增加到30多人。根據黨章規定,1922年底或1923年初,中共安源地方支部選舉產生了執行委員會,簡稱「地委」,書記仍是李立三,直至1923年4月下旬李立三被調往武漢,由朱少連接任為止。    

  安源有了黨組織,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於是李立三著手開始組織安源工人俱樂部。他經常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斷,而一把筷子難以折斷的生動比喻,向工人們說明組織起來力量大的道理,工友們因此而「覺悟者甚多,且輾轉傳播,來與李等談話者日眾,最後乃共同集議組織俱樂部」 。    

  1922年3月16日,召開了工人俱樂部第一次籌備會議,推選5名籌備委員,李立三為籌備主任,決定加緊發展部員。    

  4月1日,又舉行第二次籌備會議,專門討論了俱樂部報縣公署立案的呈文。李立三起草的呈文,把「聯絡感情、涵養德性、團結互助、共謀幸福」作為俱樂部的宗旨,以便爭取合法地位。由李立三、朱少連、蔣先雲等10人聯名呈報,請縣公署批准和保護。由於這個宗旨符合當局的要求,很快得到縣知事的批准和公佈。有官廳的保護,加上發起人之宣傳,部員很快發展到300餘人。於是,籌備成立俱樂部的工作遷入牛角坡52號辦公。    

  這時,李立三去長沙向中共湖南支部報告工作。毛澤東即召集黨的會議進行討論,認為安源成立工人俱樂部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由李立三主持盡快成立。    

  4月16日,工人俱樂部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正式成立工人俱樂部,會議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並選出評議員和幹事數人,組成俱樂部的領導機構,下設宣傳股、遊藝股、互濟股和工人監察隊(後改為工人糾察隊)等辦事機構,制定了俱樂部總章和部員公約。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礦支部領導下召開了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會場的頭門橫匾為「五一紀念」4個字,二門為「俱樂部誕生」5個字。當天下午1時,俱樂部人員三四百人到會。先由籌備大會主任報告籌備經過,並公佈正式職員,然後由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宣讀總章和部員公約,請部員正式通過,再由部員自由演說,鼓掌如雷,聲震屋瓦。閉會休息10分鐘後即舉行遊行活動。出發時已3點多鐘,大雨如注,部員並不因此退縮,緩步雨林中,毫無擁亂。沿途,李立三帶頭高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勞工萬歲! 」「工人俱樂部萬歲! 」「打倒軍閥! 」「共產黨萬歲! 」等口號,並散發傳單千餘份,走遍了安源的街道。返回時已近6時,各部員衣服雖已盡濕,但大家精神煥發,情緒十分高昂。    

  李立三後又登台講演,他說:「今天是我們勞動人民的節日!我們這次的遊行很成功。現在宣佈一件大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了。要知道,職員是金邊飯碗,我們是泥巴飯碗。職員的金邊飯碗找不到,我們泥巴飯碗打爛了到處可以找。所以我們不怕丟掉這只飯碗!(只要)團結起來,我們一定會勝利」!群眾再次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勞工萬歲」、「俱樂部萬歲」的口號聲,始才散會。    

  當晚,還演出新劇及多種遊藝娛樂活動,以此向社會宣告俱樂部成立了。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成立,在國內產生極大影響,許多報刊都報道了這一消息,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到「長沙方面,已組織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    

  同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安源工人俱樂部派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作為中國共產黨引導工人階級走向全國團結的第一個重要步驟,獲得了極大成功。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4) 

  四、進入中共湘區區委領導層    

  俱樂部成立後,為吸引更多工人入部,李立三想到西歐工運的經驗,並根據黨的二大附加決議案中「工人消費合作是工人利益自衛的組織,共產黨應該注意活動此種組織」的意見,提議創辦工人消費合作社,使加入俱樂部的工人都能買到較便宜的生活用品。經過一段時間的細緻籌劃,俱樂部從長沙文化書社等處籌得股本一百元,組建工人消費合作社,由李立三兼任經理(不久請易禮容任經理,以後還有毛澤民曾接任此職)。    

  圖04:1923年,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成立/圖為合作社舊址    

  7月,工人消費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樂部的前屋開張營業。合作社除經營油、鹽、米、茶及其他日用品外,還兼營銀元與銅元的兌換。尤其是銀元與銅元的兌換業務,是當時工人最為緊迫的事情,過去工人們每發了工資,需要用手中的銀元兌換成零花用的銅元時,那些奸商們便從中盤剝,趁機壓低銀元價抬高銅元價;而需要借錢生活時,奸商們又故意提高銀元價,工人們借得較少的銅元,到發工資時又折合銀元去還債,使工人們吃了很大的虧。而消費合作社的兌換,公平合理,任何時候都按市場上合理的固定牌價兌換,這使得入部的工人得到了具體的物質利益,深受工人的歡迎。這樣一來,許多工人看到俱樂部比洪幫、同鄉會等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紛紛加入,俱樂部也得以迅速擴大。    

  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曾寫道:「1922年1月,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了黃愛、龐人銓和長沙紗廠工人後,毛澤東同志被迫轉入地下,我去鄉下找他,並遵照他的指示發動了一場反對血腥屠殺工人的抗議活動。爾後,經常在安源和長沙走動,著手組織長沙的工會運動。」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見安源紀念館工作人員在談安源罷工史時,又講道:「1922年4、5月間,我曾離開安源在長沙搞了一個通俗圖書館,後來成為長沙工人俱樂部,實際是在長沙搞工人運動。」    

  由於李立三同時在安源和長沙領導工人運動,所以1922年5月底中共湘區委員會成立時,李立三與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一同被選為委員,毛澤東擔任書記,當時共有30多名黨員。    

  同年6月17日,李立三在長沙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的會議。會議遵照青年團中央第一號通告精神進行改組,表決通過了長沙青年團執行委員會12條細則。在選舉時,李立三與毛澤東、羅君強三人被選為執行委員,毛澤東任書記、李立三任組織部主任、羅君強任宣傳部主任。    

  6月20日,毛澤東致信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施復亮,匯報了這次改組、選舉的結果,同時講到「萍鄉、醴陵兩地方團和各縣小分團正在組織。擬九月內召集各地方團代表會議。」    

  同年8月,由省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公團聯合會,由李隆郅(即李立三)、易禮容、劉少奇、夏明翰、李六如、陳子博等任幹事。這是中共湘區委員會團結各階層人民,向軍閥趙恆惕政府進行合法鬥爭的統一戰線組織。    

  五、大罷工在醞釀    

  工人俱樂部成立以來,給工人群眾帶來的切身好處日益顯露出來,越來越受到廣大工友的歡迎和擁護。1922年7月,在漢陽鐵工廠工人罷工勝利消息的鼓舞下,李立三向工友明確宣佈:「俱樂部之宗旨為: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同時組織黨團員到各工作處日夜宣傳鼓動,工人聽者日眾一日,加入俱樂部者日以數十人計。    

  路礦當局最初對俱樂部不甚注意,此時,乃漸覺俱樂部實含有幾許其他作用,因之懼怕不安而思加以消滅之。但一開始還不敢徑行壓迫,直接加以封閉,而是採取籠絡手段,假意敷衍。    

  8月初,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奉命去長沙幫助泥木工人組織工會。1922年8月10日,長沙《大公報》發表了李立三寫的文章:《我要替土木工人說幾句公道話》,向長沙縣知事周贏干提出了質問。中共湘區區委派黨員蔣先雲到安源代替李立三主持工人補習學校並協助辦理工人俱樂部部務。俱樂部暫由朱少連、蔣先雲、蔡增准幾人主事。    

  此時,礦上的副礦長舒楚生趁李立三離開安源之機,親至俱樂部探聽情形。一方面對蔣、蔡等人進行恐嚇,一面又以津貼俱樂部經費、撥給俱樂部房屋進行拉攏,借保無事。蔣、蔡等未為所誘,反藉機向工人大力宣傳:「舒礦長都到了俱樂部,礦長都不敢輕視俱樂部,可見俱樂部是正當的機關了。」俱樂部日夜宣傳講演,聽者日眾一日,革命空氣反而愈造愈濃。    

  舒礦長見威脅不成,利誘無效,且形勢日趨「嚴重」,乃同路局機務處徐處長等聯名稟報萍鄉縣署及贛西鎮守使,說俱樂部是「亂黨機關」,請以武力封禁。    

  蔣先雲同朱少連等一起,不顧當局的威嚇和利誘,猛烈推動工潮。此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勞動立法運動,安源工人俱樂部積極響應。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領導下,同粵漢鐵路新河、岳州工人俱樂部一起,發起成立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聯合會和湖南勞動立法同盟,通電全國,贊成勞動法案,敦促北京國會盡快通過。與此同時,在工人中廣為宣傳勞動法案19條。經過這些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到9月初,黨員增加到10餘人,青年團員增加到30餘人,工人俱樂部部員增加到約700人,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日益提高,鬥爭情緒日益高漲。    

  9月7日,贛西鎮守使肖安國換防抵達萍鄉,路礦當局便大施恐嚇手段。路局職員徐海波裝神弄鬼,以虛偽之友誼(與朱少連是同學關係),動員俱樂部副主任朱少連迅速離開安源,並進行恐嚇:否則必有殺身之禍。還揚言要砍掉李立三的腦殼。次日,兩局掛名職員沈開運也連續數次對蔣先雲、蔡增准二人進行恐嚇。他們以為把朱、蔣、蔡幾人先行嚇走,俱樂部必定自然瓦解。哪知,朱等強硬異常,不為所動。且聲明:「稟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業,死也不怕!」    

  9月5日下午,李立三在長沙出席了「泥木工會」成立大會,發表了富有鼓動性的報告。散會後,他去會見了毛澤東。兩人約定在安源見面,隨即離開長沙,順路回到醴陵探親。    

  9月7日,毛澤東到達安源,這時李立三還在醴陵,毛澤東召開安源黨支部會議,向大家介紹了各地工人運動的形勢,同時認真聽取了蔣、朱等人的匯報,他不時點頭稱好。最後堅定地說:從目前安源實際情況來看,舉行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要使資本家讓步,非罷工不可。在罷工中,膽子要大,心要細。要有勇有謀。有勇無謀,就會站不住腳。毛澤東派人(俱樂部的易友文)送信給李立三,讓他速回安源領導罷工鬥爭,然後就回長沙去了。    

  李立三於9月9日趕到安源,照毛澤東的指示,加緊罷工的各項準備工作。首先召開黨支部會議,經過熱烈討論,決定立即著手組織路礦兩局全體工人一致罷工,以爭得工人俱樂部的合法權利,減輕工人們所受的壓迫和痛苦。    

  9月10日,路礦當局請萍鄉縣公署正式發出佈告,訓令俱樂部自行關閉。李立三面對反動當局的恐嚇而不懼,立即向工人明確表示:「誓死不離安源,堅決同安源工人一起戰鬥!」極大地提高了工人群眾的鬥爭情緒。    

  此時,礦長李壽銓、副礦長舒修泰,一看形勢不妙,見恐嚇無效,立即改變為軟化手段,請李立三不要把查封俱樂部的命令向工人公佈,一再聲稱這裡是一場誤會。他還發誓賭咒,答應要往官廳疏通,對俱樂部加以保護。李立三識破這是礦局使用的緩兵之計,趁此,以俱樂部名義向路礦兩局提出三條要求: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5) 

  萍礦礦長鈞鑒:    

  工人等為提高工人知識起見,組織俱樂部,成立已經數月,並已陳明行政官廳出示保護在案。乃近日謠言迭起,傳聞肖鎮守使欲封閉俱樂部。工人等異常憤激,各處傳述,以為此次謠言起因,皆由路礦當局欲借外力破壞俱樂部。工人等勢不承認。今將全體部員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左:    

  一、請礦長會同株萍鐵路局局長陳請行政官廳,明白出示保護俱樂部,嚴禁造謠;    

  二、俱樂部所設互濟、遊藝、學校等項,現每月開支預計約二百元,請路礦兩局按月各津貼一百元;    

  三、請於七日內將從前積欠工人存餉一律發清。    

  以上三條,請於十二日午前十二時以前完全答覆,以息眾憤。如至期未蒙滿意答覆,工人等迫不得已當為最後之對付。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敬祝    

  公安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全體部員同啟    

  1922年9月11日午前8時    

  同日,俱樂部向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全國工友發出了快郵代電,請求全國的聲援。電文稱:「我們俱樂部成立有數月,我們本著我們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們光明正大的事業。不料路礦兩局懷著鬼胎,時加破壞,施盡各種陰謀終不得其一逞。陰謀者乃於昨日假萍鄉縣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們自行解散。我們迫不得已,經全體議決,明白向路礦兩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條件,並限明日答覆,否則當作最後的對待。各地工友們呀!快來援助我們」!    

  12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接到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回復,聲援安源工人的鬥爭,「請你們努力作最後的對待,不要為官威所降服!我們奮鬥的精神,自有奮鬥的代價。我們因壓迫而死,毋寧奮鬥而死,死有代價,死有價值!我們對於你們表無限的同情,決設法為諸君聲援」!    

  12日,黨支部書記、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又收到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信。毛澤東在信中指出,必須運用「哀兵必勝」的道理,提出「哀而動人」的口號。對「哀而動人」這一策略再次作了解釋;「這樣既可以動員全體工人堅決地同資本家進行義無反顧的鬥爭,同時又可以爭取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同情,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毛澤東還強調,罷工勝利的條件,首先是要將絕大多數工人充分發動,嚴密組織起來,防止敵人分裂工人隊伍。只有靠全體工人的堅固團結和堅決地鬥爭,敵人才會退讓。    

  李立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這個口號既激勵了廣大工人群眾的戰鬥決心,又博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對於罷工勝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12日,路礦當局第一次答覆。俱樂部認為甚不圓滿,遂再通告路礦兩局限即時答覆。當日,路礦兩局雖然改變了原來欺壓的態度為謙虛的態度,作出了具體答覆,但對積欠存餉一項之答覆,仍不圓滿。俱樂部又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剝削等條件,要求答覆。    

  為協助李立三的工作,加強對罷工鬥爭的領導,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中共湘區委員會的派遣,剛從莫斯科學習回國的劉少奇,於9月11日抵達安源。    

  12日晚,李立三主持召開黨支部會議,與劉少奇一起研究了罷工的具體計劃。    

  首先,決定成立罷工委員會,由李立三擔任總指揮,全面指揮罷工鬥爭。為防止敵人對李立三進行謀害,會議決定罷工開始後,李立三要隱避策應,由新到安源、很少有人認識的劉少奇為俱樂部全權代表,駐部應付一切;第二,起草了《罷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發清欠餉、廢除封建把頭制度等17項復工條件;第三,決定派人到各處向工人進行宣傳鼓動,進行細緻的組織發動,大肆宣傳「我們要活命,我們要飯吃!」、「我們於死中求活」、「我們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後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等,每句言詞無不入情動心;第四,為防範敵人搗亂,應付可能出現的緊急事態,決定擴大工人監察隊,負責維持秩序;同時,組織工人偵察隊,負責秘密探聽消息,偵截路礦當局的電訊往來;第五、決定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對罷工作出部署,一俟俱樂部的罷工命令發出,除發電廠、鍋爐房、打風機、抽水機等要害部位照常開工以爭取社會同情和主動權外,全體工人一致停工,各歸住房,聽從指揮,各工作處所,由俱樂部派監守員嚴加守護;第六、為便於統一行動,確定乘早上換班時開始罷工。    

  為了爭取社會同情,李立三注意運用鬥爭策略,一方面積極做商會的工作,爭取商會對工人採取同情態度,充當調解人;另一方面他及時去做「洪幫」的工作,力求爭取洪幫對罷工鬥爭的同情和支持。    

  當時的安源幫會林立,尤其是洪幫的勢力最大,工人不加入洪幫就難以找到工作,所以加入洪幫的人很多。洪幫的頭子是礦上的顧問,包工頭大多數是他的徒弟。礦上資本家利用他們壓迫工人,而包工頭則又以「義氣」、「保護窮人」、「為窮人謀幸福」等欺騙工人。這在當時的舊中國是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因此,要想取到罷工的勝利,不爭取洪幫就沒有辦法。李立三最擔心的是洪幫破壞罷工。為了爭取洪幫,李立三積極做洪幫小頭目的工作,並從中發展了兩名黨員。    

  9月13日,李立三找了兩個小頭目帶著他來會見洪幫頭子。李立三為此準備了一點禮物:兩瓶酒、一隻大公雞。洪幫幫主章龍見身居工人俱樂部主任要職的李立三親自登門拜訪,覺得是看得起自己,所以非常高興,熱情接待,一口一聲李主任。李立三爽快地與幫主一起共喝雞血酒,喊了他一聲「大哥」!然後說:我們要罷工。罷工是為窮兄弟謀幸福,保護窮人的利益,請你務必多多幫忙。幫主章龍拍著胸脯,連聲說道:「一定幫忙!一定幫忙!」    

  李立三接著向章龍提出了在舉行罷工期間的三個要求:(1)(鴉片)煙館關門;(2)街上的賭場收攤;(3)不發生搶劫案。    

  幫主又連拍三下胸脯說:「第一條我包了,第二條我包了,第三條我也包了。」並同意把第一、第二點寫在罷工的佈告上貼出去,要本幫弟子切實遵守。    

  果然,在罷工時這三條都實現了,保證了罷工的順利進行。這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連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都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為這三件事是多年來所不能解決的,可是工人俱樂部完全辦到了,充分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6) 

  六、零時,汽笛怒吼了    

  據礦長李鏡澄的日記記載:「9月13日,晨8時,至車務處……適李隆郅(李立三)到車務處,詳敘一切」。    

  李立三在研究完罷工具體計劃後,次日(13日)晨,礦長、路局局長派人把李立三請去,說是有要事商量。李立三趕到車務處逼迫路礦當局答覆俱樂部提出的條件。礦長李壽銓慌忙答道:「我們現在的答覆是:(1)兩局已呈請縣署批示保護貴部;(2)津貼俱樂部常費,候報請總公司批准後實行;(3)積欠的工人存餉,確因財政困難,難以在月內如數還清,先行發放上月餉銀。請轉告眾工友,理解兩局的一片誠意,勸大家安心上工,切莫鬧事。鬧事於國於民,皆為不利。」    

  李立三聽完當局的答覆,肺都氣炸了,憤怒地站起身來,盯著李壽銓和路局局長李毅環,逐條進行批駁,堅定地說,你們別哄人了,你們視工人的正義要求為兒戲,企圖蒙哄俱樂部是辦不到的。當即限定今日內作出答覆,否則……    

  此時,屋外忽然人聲喧嘩。原來是工人見李立三被礦長派人請去還未回俱樂部,剛好有一列專車要開赴萍鄉,工人疑是路礦當局謀挾李立三到萍鄉,即刻便有數千名工人把車務處和那列專車團團圍住,有的臥在軌道上,有的爬上車頭,高聲疾呼:「快放出李主任!」「誰敢動李主任一根毫毛,我們就把路礦兩局砸個粉碎!」    

  李壽銓和李毅環見此情景,才結結巴巴地對李立三說:「有事好商量,請李主任先回去吧!」    

  群眾把李立三迎回俱樂部才離散。對這一情節。長沙的《大公報》於1922年9月21日作了報道:「有一次戒嚴司令部請俱樂部李君(李立三)劉君(劉少奇)談話,工人以為加害於工人,包圍司令部,並有衝入機關內。」    

  李立三被工人擁著回到俱樂部不久,礦局總監工王鴻卿又找到俱樂部一再要求見李主任。李立三問他有什麼事?他就是不說,硬要把李立三拉到一個僻靜無人的地方去,才鬼鬼祟祟地低聲說:「你是外鄉人,工人罷工你也撈不到什麼油水,像你這年華正茂,識多見廣的留學生,到哪裡混不上個好差事?何苦和他們混在一起。鬧出事來,不是殺頭,就是坐班房。李主任,你是個聰明人,前因後果要三思而行啊!」    

  王鴻卿見李立三不言語,進而威脅道:「以前他們不也罷工,造反嗎?結果怎麼樣?反沒造成,領頭的反倒被割了頭……」    

  李立三按住火氣,冷淡地反問:「你要我怎麼辦?」    

  王以為李立三動心了,獻媚說:「你要留下,我給你推薦,職位保證不比兄弟我低;你要走,我送盤纏,數碼由你說。」    

  這時,憋了一肚子氣的李立三,再也忍不住了,大聲斥責道:「你王鴻卿看錯了人!告訴你,你剋扣來的臭錢我不要,高官厚祿我不求,只為工人能翻身!你答應三項要求,有話好說,不然的話,明天工人就不上班!」    

  凶相畢露的王鴻卿狂叫:「好哇!你宣傳赤化,組織亂黨,煽動罷工,聚眾搗亂,還敢刁頑不化,你要小心腦殼!」    

  工人們聞聲趕來了。王鴻卿趁人不注意,灰溜溜地逃跑了。    

  在李立三與路礦當局進行談判的同時,俱樂部通過各種形式向工人進行動員,工人已無心做工,人人相遇,皆聚談罷工,並聲言:「若本日下午四時萍鄉縣保護俱樂部的告示不到,並本月餉銀不能答覆在15日發給,即罷工。」同時礦局窿工及各處工人也都躍躍欲動。至晚間12時,萍鄉縣的告示還未到達俱樂部。此時,俱樂部已成騎虎之勢,乃斷然將罷工命令發出。    

  9月14日零時,汽笛怒吼,震撼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始了。    

  參加罷工的有株(洲)萍(鄉)鐵路沿線工人和安源礦區、紫家沖分礦全體工人共13000多人。開往株洲的各次列車停開,車頭及水櫃等各種主要機件被卸下,通知機務處次日早晨不放進班號,礦局東平巷電線停電,運炭電車不能行走,工人高舉手鎬如潮水般湧出窿外,湧出工房,大呼「罷工」、「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不絕。工人出井後,用樹枝塞滿井口,樹大旗一面,上寫「罷工」二字,並派人在井口把守。除八方井鍋爐房和電機處兩台發電機、抽水機、鼓風機房照常工作外,洗煤台、製造處、修理廠、煉焦處等全部停工。因為,若一停電,則全市黑暗,連飲水也沒有;若抽水機一停,全礦即將被水淹沒;若鼓風機一停,巷道內瓦斯就會著火。這一切都已經過預先仔細謀劃。    

  大罷工開始後,俱樂部恐被查封,遂把各種重要文件及辦事地點秘密遷出,工人把總指揮李立三藏了起來。    

  據李立三說:「罷工(開始)之後,(夜)12時,我與少奇在俱樂部,工人怕敵人迫害我,把我弄跑,拉到一個地方,睡不到幾小時,又拉走,一天換三個地方,後來換在一個山後面,一個磚瓦窯裡,兩個工人陪著我,在窯中住了兩三天。那時,工人認識少奇同志的少,出面是劉少奇同志,那幾天的主要領導是少奇同志。」    

  14日俱樂部以「萍鄉全體工人」名義致電漢冶萍公司:「萍礦工人工資少者僅200文,無法生活,只好停工。」同時,公開發出《罷工宣言》。全文如下: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宣言    

  (1922年9月14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請你們看: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呵!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呵!我們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團體——俱樂部」。    

  現在我們的團體被人造謠破壞,我們的工錢被當局積欠不發,我們已再三向當局要求,迄今沒有圓滿答覆,社會上簡直沒有我們說話的地方呵!    

  我們要命!我們要飯吃!現在我們餓著了!我們的命要不成了!我們於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後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下面另附。    

  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我們不工作,不過是死!我們照從前一樣工作,做人家的牛馬,比死還要痛苦些。我們誓以死力對待,大家嚴守秩序!堅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呵!我們罷工是受壓迫太重,完全出於自動,與政治軍事問題不發生關係的呵!請你們一致援助!我們兩萬多人餓著肚子在這裡等著呵!下面就是我們要求的條件;    

  1.俱樂部改為工會,路礦兩局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向路礦兩局交涉之權。    

  2.以後路礦兩局開除工人,須得工會之同意。    

  3.從本月起路礦兩局每月例假廢止大禮拜,採用小禮拜。    

  4.以後工人例假、病假、婚喪假,路礦兩局照發工資。    

  5.每年12月鬚髮給夾薪。    

  6.工人因公殞命者,路礦兩局須給以天字號棺木並工資三年,一次發給。    

  7.工人因公受傷不能工作者,路礦兩局須營養終身,照工人工資多少,按月發給。    

  8.路礦兩局從前積欠工人存餉,一律發給。    

  9.罷工期間工錢,須由路礦兩局照發。    

  10.路礦兩局須指撥火車房後之木圍及南區警察所前之大坪為建築工會之基地,並共撥一萬元為建築費,每月兩局各津貼二百元為工會常月費,從本月起實行。    

  11.以後路礦兩局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    

  12.窿工全體工人須加工資五成。    

  13.添補窿工工頭,須向窿內管班大工照資格深淺提升,不得由監工私行錄用。    

  14、窿工食宿處須切實改良,每房至多不得過三十八人。    

  15.洗煤台須照從前辦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時,工資須照現在長班發給,不得減少。    

  16.製造處、機器廠將包工改為點工。    

  17.路礦工人每日工資在四角以下者,須增加一角。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7)

  萍鄉安源路礦兩局全體工人同啟    

  俱樂部將《罷工宣言》呈報萍鄉縣署及贛西鎮守使,說明罷工原委;送給路礦兩局,申明罷工理由和復工條件。指出:「為欲調商,即請派遣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    

  俱樂部還把《罷工宣言》郵寄全國各大報館,籲請社會各界聲援。長沙、上海、北京等地的報刊都在顯著的位置刊登了安源大罷工的報道。一時,安源大罷工的消息傳遍了全國,並得到了廣泛的聲援。    

  在大罷工期間,李立三和劉少奇等俱樂部負責人還合寫了一首《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部歌》:    

  勞 工 歌    

  2    

  G——    

  4    

  。 . . . .    

  1 5 3 1 ∣ 3 5 1 ∣ 5 4 3 ∣ 2 ∣    

  創造 世界 一切 的, 惟 我勞 工;    

  。 . . . . . . . . .    

  2 2 2 2 ∣ 2 2 2 ∣ 5 3 2 ∣ 1 ∣    

  被人 侮辱 壓迫 的, 惟 我勞 工。    

  。 . .    

  7 7 2 7 1 ∣ 6 6 6 ∣ 6 6 1 7 6 ∣ 5 5 5 ∣    

  世界兮 我們 當創 造, 壓迫兮 我們 須解 除。    

  。 . . . . . .    

  5 6 7 1 ∣ 2 3 4 ∣ 5 5 3 2 ∣ 1 ∥    

  造世 界兮 除壓 迫, 團結 我勞 工。    

  這首歌是我國工人歌曲萌芽時期的一首突出的代表作,其簡樸、深刻的歌詞充分反映出無產階級改天換地的革命氣魄。歌曲採用英、美歌曲《試試,再試試》的曲調,具有百折不撓的堅定性格。    

  七、李立三的第一次被「追悼」    

  面對工人的大罷工,路礦兩局恐慌萬狀,一面派代表經商會與俱樂部接洽,一面陰謀加以破壞。    

  先是由總監工王鴻卿出面召集工頭會議,商議破壞罷工方法。議定由工頭們各自去請自己的親屬,許願入井不做工,工資照付。因此,有少數工友為親誼及金錢所惑,答應下井。但工人監察隊管理十分嚴格,不許其下井。如有下井者,即以武力阻止;對已下井者,不准其外出,任其在井內飢餓,至第二天下午,俱樂部才下令將其放出,再加勸導,令其悔改。於是,各工友再無敢自行上工者。    

  王鴻卿見此計不成,便又密遣暗探去刺殺李立三。他對暗探許願說:「事成之後,想當官的,連升三級;沒錢用的,賞銀洋600元;要女人的,安源女子任憑你挑。」    

  暗探走後,王鴻卿又打電話給總公事房,要文書寫懸賞令,捉拿李立三。湖南軍閥趙恆惕也到處張貼通緝令,限期抓捕「匪首李能至」。工友聞此大憤,「聲言:俱樂部主任若被殺害,當使路礦兩局全體不得生離安源。工友們對李立三嚴加警衛,不讓他外出;即使他偶爾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鐘,必有數萬人圍其所入之房屋,不許出入」。「工友保護首領如是周到,使王鴻卿再狡猾的手段也無從所為了」。    

  一天,李立三偕夫人李一純秘密回到醴陵,為了躲避敵人的暗探,他沒有回到自己的家裡,而是隱居在一個朋友家。一次,他夫婦在老關車站(醴陵和萍鄉交界處一個小站)遇見一個在站上工作的同學,被拉到家裡去吃飯。    

  席間,那位同學給手下人使個眼色,那人立即溜進辦公室給株洲打電話,要株洲火車站馬上派機車來,把工運「魁首」李立三劫往長沙。    

  事也湊巧,那人在打電話時,被一個工友聽到了,他快速給開往安源的火車司機報了信。    

  酒畢,李立三夫婦起身告辭,那位同學又是沏茶,又是遞煙,一再苦苦挽留。這時,開往株洲的機車,鳴叫著開出來了,李立三那個同學,滿臉奸笑,陪著李立三夫婦向車站走去。    

  正在這緊要關頭,一大批工人舉著洋鎬蜂擁而來,吶喊著包圍了車站,把李立三夫婦搶走了。    

  敵人的陰謀再一次破產了。工人們簇擁著李立三,向陽三石芋園——李立三的家走去。    

  路礦兩局為瓦解工人意志,又施一計,買通當時官方報紙,登了一則消息,言李立三為罷工事至長沙,為湘省督軍趙恆惕所擒,腰斬於長沙小北門外。    

  這一招果然有用,報紙到了安源,立時在工人中引起震動,恰好李立三又被秘密藏起來,更讓人信以為真。李立三得知此情,當即找了個機會公開露面,從而安定了工人之心,揭穿了當局的陰謀。    

  但是,這張報紙的消息卻不脛而走,甚至遠傳到了尚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王若飛等人的耳朵裡,大家對這些消息都信了,因為都知道國內的鬥爭很複雜。於是,旅歐黨團員和勤工儉學的學生集合在巴黎郊外的華僑協社裡,由周恩來、趙世炎、王若飛主持,專為李立三舉行了他平生的第一次「追悼會」(李立三一生共被開過4次「追悼會」,後文將陸續提及),「沉痛悼念李隆郅」。為此,「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這年的10月1日出版的機關刊物《少年》第3期上,還刊登了一則套黑框的消息,題為《一個悲壯的報告》,實際上等於為李立三登了一則「訃告」。直到後來安源罷工勝利消息傳到法國後,大家才知道李立三還依然活著 ……    

  再說路礦當局無計可施,便改變手段,企圖採用武力鎮壓。由於王鴻卿與贛西鎮守使肖安國有姻親關係,經與萍鄉縣知事范子宣密謀,把安源劃為特別戒嚴區,設戒嚴司令部,派駐紮老關之第二旅旅長李鴻程任戒嚴司令,並以每人每天兩元錢的高價,請來數百名軍人。    

  14日下午,鎮守使派步兵團李團長帶一個營的兵力駐進礦山。15日李旅長和陳參謀長也抵礦,派兵佔據俱樂部及各重要工作處所,架起了機關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殺氣騰騰。    

  罷工工人見軍隊佔領俱樂部,極為憤怒,數千工人在周懷德和袁品高帶領下,冒死衝入俱樂部,向士兵大力開展宣傳。士兵無法,便由後門山背鼠竄而出,口裡並說:「我們都是別地人,誰願意來干涉你們這種事情?我們不過是王(鴻卿)老爺兩塊錢一天請來的呀!」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8)

  八、俱樂部命令勝過軍令    

  在大罷工中,由於李立三領導的黨組織緊緊地依靠了工人的團結和鬥爭,爭取了廣泛的社會同情與支持,巧妙地利用了統治階級的矛盾,從而使敵人無論是武力威脅還是利誘分化瓦解,都未能得逞。罷工工人一直保持高度的紀律性,俱樂部的命令勝過軍令,遇有事故,一呼百應。    

  罷工開始後,俱樂部監察隊佩戴著紅袖章,拿著小紅旗,帶著鐵棒、巖尖等武器,組成若干小分隊,雄赳赳地在各街市及工廠附近站崗、巡查,以維持秩序。牆壁貼滿俱樂部的佈告:「候俱樂部通知方可開工」,「各歸住房,不得擾亂!」每房派一人到俱樂部聯絡。還派出偵察隊隨處刺探消息,防止敵人破壞。秩序井然,社會各界無不佩服。    

  罷工之初,商家大起恐慌,怕被搶劫,因此,不到天黑,就紛紛閉市,儘管這樣,街面上卻仍然「風平浪靜」,除工人監察隊和警兵外,絕無閒雜人等。秩序之好,出乎意料所及。原來在街上、在宿舍區進行賭博是常有的事情,而在罷工期間,均已杜絕。工人皆居家中不出,沒有俱樂部的條子,都不准通行。連路礦兩局及戒嚴司令部都要到俱樂部來請求發給他們徽章。這時候的俱樂部,簡直成了惟一的「獨裁政府」!所以,戒嚴司令李鴻程也歎惜他的軍隊也沒有這樣好的紀律。聲言:工人不妨礙秩序,他也決不干涉工人!反而積極維持罷工秩序,出力甚多。    

  罷工一開始,就有商會代表謝嵐舫與地方紳士陳盛芳充任調解人,在俱樂部與路礦兩局間聯絡溝通。至當天晚上,路礦當局回信稱:「路礦兩局對於工人所要求各條,皆可承認;但現時做不到,請先邀工人開工,再慢慢磋商條件。」工人代表說:「工人所希望的在於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不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入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話,事實上恐萬不能解決。」    

  15日,路礦兩局的李壽銓、李轂環、舒修泰和商會的謝嵐舫派陳盛芳把俱樂部主任李立三請到商會進行商談,仍提出先開工後商條件,遭到李立三的嚴詞拒絕。    

  16日,紳商學界來勸工人讓步,先開工後商談條件,俱樂部代表表示:當局不承認復工條件,即無說話之餘地。隨即向社會各界再次發表宣言。    

  安源路礦兩局全體工人宣言    

  (1922年9月16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    

  米也貴了,布已貴了,我們多數工友——窿工還只有二十個銅子一天,買了衣來便沒有飯吃,做了飯來便沒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餓死的一條路了!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錢,我們不能赤著身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錢。路礦兩局只要將那紙煙酒席費節省一點下來都夠給我們要加的工錢,但我們停工已經是幾天了,他們還是不理,不是要強迫我們向死的路上走嗎?    

  我們從前過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簡直是牛馬奴隸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幾點鐘的工,還要受人家的打罵,遭人家的侮辱,我們決不願再過這種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現在我們停工幾天了,路礦兩局還是不理,不是要強迫我們向死的路上走嗎?    

  路礦兩局要強迫我們去死,我們自然是非死不可,現在兩萬多任務人都快要死了!親愛的父老兄弟們!你們能見死不救嗎!    

  我們要求路礦兩局的條件是救死的惟一法子,不達到我們的要求,便沒有生路,我們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們!我們兩萬多人快要死了!你們能忍心見死不救嗎?    

  安源路礦兩局全體工人同啟    

  與此同時,俱樂部還散發了傳單對副礦長舒楚生的罪惡一一列舉,傳單的全文如下:    

  舒楚生,罪惡大,把我工人當牛馬。    

  吹牛皮,說鬼話,陰毒心腸都是假。    

  俱樂部,問過他,滿口贊成滿口誇。    

  說我們,志氣大,將來幫忙總有他。    

  有津貼,有大廈,都是楚生口中話。    

  到如今,都不把,反求官廳把人拿。    

  此惡賊,真可怕,做鬼做人都是他。    

  糧子修,牆壁畫,處處有錢工程大。    

  獨苦我,勞動家,血汗辛工都不發。    

  修馬路,名譽假,勒捐工頭如牛馬。    

  敲竹槓,答官話,如狼如虎用稽查。    

  縱橫行,真威煞,安源皇帝就是他。    

  此惡贓,若不殺,工人那有活命法。    

  勸同胞,力齊下,捉著楚生活的吃!    

  齊會議,把工罷,做鬼做人且看他。    

  請鎮使,雷霆發,驅走惡賊保大家。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9)

  16日午刻,路礦兩局派人來俱樂部,請代表去戒嚴司令部商量解決辦法。工人代表劉少奇前往礦局辦公大樓與戒嚴司令見面,聲言不從磋商條件入手無解決之希望。戒嚴司令多方恐嚇,謂「如果堅持作亂,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劉少奇臨危不懼,嚴駁斥,反謂「萬餘工人如此要求,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決!」司令威脅說:「我對萬餘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萬餘軍隊在這裡!」工人代表憤然說道:「就請你下令制裁去!」隨後,舒楚生礦長也到了,說工人是無理罷工,要工人及時上工。工人代表請其磋商復工條件,舒不肯;陳參謀長也出面進行威脅。這時,數千工人聞訊趕來,把戒嚴司令部包圍著,喧聲如雷,聲言請工人代表出來,請李鴻程旅長與舒楚生副礦長有事到俱樂部去商量。劉少奇出外向工友解釋後,復又入內與李鴻程和舒楚生談話。這時李鴻程改以調停人口氣說:「請代表下午再來這裡商量。」劉少奇厲聲說道:「若不磋商條件,即可以不來;至於說用別的方法可以解決,請你們把我砍碎罷!」這時,李鴻程與舒楚生都軟了下來,一再說客氣話。劉少奇返回俱樂部後不久,李鴻程即派人給俱樂部送來一信,代表駐軍向俱樂部道歉,表示願充當調解人,請從速解決。    

  16日夜12時,俱樂部通過商會陳盛芳給礦長李鏡澄送去緊急信息:如商量(復工)條件即(刻)開議,如無商量,李隆郅(李立三)即離安源,聽工人暴動,等等。李鏡澄立即約李毅環緊急會商,兩人同意「只有保產之一法」。    

  由於俱樂部的組織十分嚴密,工人群眾團結勇敢,一切破壞手段均遭失敗。到罷工第四天,即17日,電機處、鍋爐房燒煤將盡,發電機、鼓風機、抽水機行將停轉,礦井面臨毀滅危險,又迫於商會及地方紳士之請求,江西督軍和路礦首領,懾於工人的強大威力,深恐局勢不可收拾,轉而力主和平解決。於是,礦長李鏡澄不得不派出代表同商紳人士與工人俱樂部代表李立三就復工條件細加磋商。    

  17日下午4時,路局代表李毅寰(株萍路局機務處長)、礦局代表舒季俊(萍礦總局文牘科長),偕商紳四代表,假民房與俱樂部代表李隆郅磋商條件。李立三與路礦兩局代表進行了激烈的爭辯,經過商紳的從中調停,到18日凌晨2時,俱樂部才同意將原提17條復工條件略加修改合併為13條。李立三稱:這是最後之宣言。這13條無可再行讓步,可,則立即開工;不可,則聽眾工所為,我也無法制止。當即限路礦當局於18日9時答覆。    

  這樣,在李立三的逼迫下,18日上午路礦當局才不得不派出代表與李立三在路局機務處簽訂了正式條約。條約內容如下:    

  一、路礦兩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    

  二、以後路礦兩局開除工人須有正當理由宣佈,並不得借此次罷工開除工人。    

  三、以後例假屬日給長工,(注48)路礦兩局須照發工資,假日照常工作者鬚髮夾薪,病假鬚髮工資一半,以四個月為限,但須路礦兩局醫生證明書。    

  四、每年十二個月須加發工資半月,候呈准主管機關後實行。    

  五、工人因公殞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須給工資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給一百五十元,一次發給。    

  六、工人因公受傷不能工作者,路礦兩局須予以相當之職業,否則照工人工資多少按月發給半晌,但工資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為限。    

  七、路礦兩局存餉分五個月發清,自十月起每月發十分之二,但路礦八月份餉,須於本月二十日發給。    

  八、罷工期間工資,須由路礦兩局照發。    

  九、路礦兩局每月須津貼俱樂部常月費洋二百元,從本月起實行。    

  十、以後路礦兩局職員工頭不得毆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頭髮給窿工工價,小工每月(日)一角五分遞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遞加至二角八分,分別工程難易遞加。    

  十二、添補窿工工頭,須由窿內管班大工照資格深淺提升,不得由監工私行錄用。    

  十三、路礦工人每日工資在四角以下者須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礦總局全權代表舒印    

  株萍路局全權代表李義藩印    

  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李能至印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協定    

  九、安源工人的盛大節日    

  18日上午,簽訂條約的消息一傳出,萬餘工人歡呼勝利,彙集到大操場,俱樂部即決定召開慶祝大會,在操場中央臨時搭起一個演講台,掛上俱樂部的旗子及國旗。    

  下午兩點種,「數百名工友手持小紅旗,擁著李立三來了。李立三到場時,「掌聲雷動,萬餘人執帽呼躍以歡迎之。」「李立三在工人中的威信極高,儘管人山人海,只要他手一揮,就沒有一個人做聲說話了。」「數以萬計的工人群眾,鴉雀無聲聽他們所渴望的報告。」李立三先宣佈了與路礦兩局簽訂的「十三條」,同時發出了《萍鄉安源路礦工人上工宣言》。宣言稱:    

  罷工勝利了,氣也出來了!從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萬歲」!我們的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我們宣告上工。    

  我們這次所得的勝利雖是很小,但這是第一次勝利,以後第二次第三次……的勝利是無窮的,故我們的痛苦在這次不能解決的,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再解決;只要我們自己的團體——俱樂部在這裡。    

  我們這次罷工的「秩序,齊心,勇敢」,要算是我們神聖精神的表現。各界的朋友們!你們不要說工人無知識呵!    

  我們得了肖鎮守使及戒嚴司令的維持,與紳商學各界的調停得力,使我們的條件完滿解決,我們深深地謝謝他們!    

  我們這次罷工是安源工人出頭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們從今日起,結緊團體,萬眾一心,為我們自己權利去奮鬥!我們現在要祝    

  工人萬歲!    

  工人俱樂部萬歲!    

  萍鄉安源路礦全體工人同啟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10)

  李立三接著說:「我們這一次罷工勝利,全在各位齊心。希望各位將此種精神永遠保持著。因為,我們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決的。現在雖說勝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這次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留著以後再解決,終究我們是得最後勝利的。希望各位暫安心上工,保持著今日的熱度去上工。    

  李立三演說完畢,全體共呼「勞工萬歲」!隨即,幾十名工友一齊點燃了爆竹,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中,李立三邁步作前導,群眾齊齊跟隨在他身後,開始了慶祝勝利的大遊行。旗幟蔽天,爆聲震地,口號聲此起彼伏,整個安源城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此發出祝賀電: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祝賀安源罷工勝利    

  (1922年9月)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全體工友:    

  諸工友這次的罷工,敝部已經看見了諸工友是很有戰鬥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對於諸工友這次的大勝利,敞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諸工友前慶祝勝利,大呼: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萬歲!    

  全世界勞動階級萬歲!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誠意敬告各工友:諸君這次的勝利,不是諸君終極的勝利,諸君終極的勝利是在於把資本階級打倒,將全世界的產業由勞動者自己管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社會之後。諸工友為得要達到終極的目的,終極的勝利起見,在現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實力舉行社會革命的時期中,一方面要發展諸君已經學會了的戰鬥能力和組織能力好打倒資本階級,一方面要設法練習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會革命後,管理一切的產業,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這才是諸工友的真正勝利。諸工友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奮鬥呀!    

  全世界勞動階級萬歲!    

  共產主義萬歲!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敬祝    

  至此,這次罷工以完全勝利而告結束。正如劉少奇所說:「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五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花費計120餘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完全勝利,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十、特別故事:安源工人運動中的廉政建設    

  這似乎是多餘的,卻也是不能不加上的特別故事。    

  由李立三發動和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不僅以「未傷一人,未敗一事」取得完全勝利,開創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新紀元,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典範,而且在廉政建設方面,也很有特色,在80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失其開創性的意義。    

  李立三在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中,為了防止和清除腐敗現象,保持清正廉潔的優良作風,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思想教育工作,並積極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1922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罷工取得勝利後,俱樂部有少數職員「漸習於一種官僚紳士的態度,對工人的態度和說話,多驕傲不和悅」。以權謀私,違反紀律者屢有出現。針對這種情況,李立三等先是進行耐心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反覆告誡大家:「我們是抱定社會主義的思想……幹這種改造社會事業」的;「工人領袖如果都是這樣,那我們的事業便非常危險。因為,我們將來的事業還很大」,「假若各人都要得相當的報酬,那不又把社會上弄得不平等嗎?那我們就用不著改造現在不平等的社會了!」李立三要求大家「把自己心裡洗刷得清清潔潔,然後不致作出違背主義的事情。」    

  隨著罷工的勝利,參加工人俱樂部的人員猛增至12000多人,為了充分體現和貫徹以真正為工人謀利益,解除工人所受階級壓迫與痛苦的宗旨,在李立三領導下,進一步修訂完善了俱樂部總的章程。按照「民主的集權」原則,確定以「十人團」為基層單位,建立代表會議制度,讓工人參加管理。    

  總章規定:以十代表大會為俱樂部的最高權力;由十代表大會選出的總代表與百代表所組織的總代表會議與百代表會議,是俱樂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機關,等於蘇維埃俄羅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總代表會議有權指揮俱樂部及俱樂部所屬一切機關。    

  這樣,建立起一套集體領導的體制,避免了少數人專權的家長式領導。    

  為了能夠忠實地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務,防止個人謀取私利,俱樂部又陸續制訂了一系列完備的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均經俱樂部代表會議審議通過,具有絕對權威,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不論是領導者,還是普通部員,都必須嚴格遵守;不管是誰,如果違反了制度,都會依章制裁。    

  俱樂部制定了《辦事細則》,作為《總章》的補充,對部員總的行為準則,作出規範。《細則》一共有21條,其中第3條規定:凡各代表、股長、幹事有不稱職時,得由主任團或總代表提出於總代表會議依法處理之;第13條規定:本部各種罰款,皆移作書報室及公共閱報處之用,收費由本部庶務處負責,此項賬目每月須在本部公佈一次;第17條規定:以後本部經費,無論何人,概不出借;第18條規定:會計股每日須將其收入付出現存之款項,報告主任團一次,每月須將其預算案及決算案,用印刷品報告全體部員,半年須作總報告一次。    

  不僅如此,俱樂部一開始就注意加強紀律性方面的規定。比如規定:「俱樂部職員,如辦事不公或手續失錯,小事可由最高代表會揭示於俱樂部,以示薄懲;大事則撤換另選,最大事可送法庭懲辦」。「禁止部員賭博,並派余江濤君至各區房子巡閱,又派各總代表為『禁賭員』。」「派定查賬委員3人,兼監督駐部職員之職,任期3個月。」「本部人員凡與兩局(指鐵路局和礦務局)職員溝通者,即行開除,永不恢復。」「如有總代表賭博,決從嚴處罰「。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也制定了《辦事公約》,其中第7條規定:「本社人員應各盡職責,如有放棄責任,致社內發生無意之損失,或賬目模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總經理會同俱樂部主任團查明免職,並令其照數賠償其損失。」第13條規定:來賓餐宿分公私兩項:甲、凡與本社有交易往來及臨時來社幫忙者,其餐宿均歸社會公理,但必須先由招待人通知雜務股經理,得其允許方可開餐,最多亦不得無故連住三天以上;乙、本社職員如有親屬戚友必須在社內餐宿者,遠客不得過三天,近客不得超過一天以上,事前仍須通知雜務股經理,得其允許,如有特別情形,須超過定章以外者,伙食費歸各自辦理。    

  由此可見其管理制度之嚴密與監督機制之健全。正是由於有了這樣嚴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監督機制,才有效地抑制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促進了廉潔風氣的盛行。    

 


第一部分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11)

  例如,當時,有一個股的經理陳枚生欠公款千餘元,被發現並經查實後,俱樂部代表會議便依章作出將陳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繳還公款,免除其經理職務的處分決定。    

  罷工勝利後,俱樂部經過鬥爭,第一次迫使路礦當局按照罷工時雙方簽訂的十三條協議中所規定「年終半個月夾薪」條款(即年終多發給工人半個月的工資)與全體工人兌現。根據俱樂部總章條款規定,此夾薪之一半,共銀元為25000元,由工人交俱樂部使用。俱樂部以此為基礎,加上部員入部費(每人每月繳一天的工資)和常月費(每人每月每元工資收入繳一枚銅元)以及罷工協議中規定的路礦兩局每月給俱樂部200大洋的津貼費等,俱樂部逐漸積累起比較雄厚的工會基金。    

  如何使用好這些資金,防止發生問題,俱樂部建立了一套民主監督機制,把經濟管理工作完全置於廣大工人群眾的監督之下。    

  一是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最高代表會議決定推選出由九人組成的經濟委員會,職權是「對消費合作社、教育股、會計股之賬項,每月均審查一次。」    

  二是建立廣泛的由廣大工人群眾進行民主監督的制度。規定經濟委員會對各股的賬目每月審查無訛後,由本會審查部主任及委員蓋章,張貼在俱樂部門前,讓廣大工人群眾瞭解俱樂部的收支情況。現在保存的安源工運資料,有經濟收支的詳細記載,連1922年4至9月共6個月「李隆郅借款九十元」(實際是6個月的生活費,每月15元)和1922年年終賬目中「付李能至一百三十二元」都有詳細記載,並公佈於眾。    

  安源工運中廉政建設的另一個方面是領導者模範地遵守規章制度,廉潔奉公,率先垂范。    

  李立三、劉少奇等工運領導人始終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時時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同工人群眾一樣過著清貧的生活。    

  罷工勝利後,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資,工人代表會議一致提出要給俱樂部的負責人每月200大洋的餉薪,可李立三、劉少奇堅決不同意。為了不讓俱樂部的領導者享受超出工人生活水平的任何特權和津貼,他們主持召開俱樂部幹事會議議決:「駐部職員生活費每人每月十五元……本部派員出差,除路費外,每日伙食費八角;消費合作社之總經理及經理之生活費,每人每月十五元。」這樣就使每個部員對於自身的權力和生活待遇方面都有章可循。李立三、劉少奇率先垂范。    

  據當時俱樂部會計股的財務報告記載,李立三從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共10個月中合計支洋145元(李立三雖然於1923年4月已離開安源去武漢,但仍然擔任著安源俱樂部的主任,劉少奇只是代理主任,直至8月俱樂部改選,才由劉少奇任主任),劉少奇從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共14個月中合計支洋199元,平均每月都不到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們這種全心全意為工人謀利益,「只知道犧牲不知道權力」的精神,受到工人們的高度讚頌。工人們說:「自從盤古開天地,都沒有見過這麼好的人。」正是領袖們的廉潔自律和無私奉獻,使這裡的黨組織同工人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繫,成為人民群眾能長期跟黨同心同德英勇奮鬥的重要保證。    

  十一、並非結束的餘波    

  毫無疑問,安源的工人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為光輝的篇章。    

  這也因此成為李立三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革命生涯中的一個極其成功的高起點,他的非凡的組織活動能力和領導才幹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也獲得了廣大工人群眾的真誠擁護和愛戴。從此,他成為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很快從安源走向全國。    

  然而,後來由於歷史上種種的原因,這段史實卻長期未能得到實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史學工作者,不顧歷史真偽,極不嚴肅地採用移花接木的「換頭術」,把本來屬於李立三的功勞,隨意安置到他人身上去。1963年夏,電影《燎原》正式上映前,《北京日報》某記者約李立三寫影評,李立三不得不違心地寫了一篇《看了「燎原」以後》,發表在當年6月4日的《北京日報》上。之後,馬上受到中央某位領導的批評,說文章對毛主席突出不夠。不得已,李立三在原文的基礎上又增補了一些內容,再刊登到8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更有甚者,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有人又把在工人群眾中流傳了幾十年的民歌歌詞「有個能人李能至」,硬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於此,安源,幾乎成了李立三心中的一塊「傷心地」,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禁區。他自1923年4月離開安源以後,再也未敢涉足安源了。即使在1954年他回故鄉醴陵探親,對近在咫尺的安源,也只能「望洋興歎」,不敢「越雷池一步」,實堪可悲之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 

  他像一粒不滅的火種,走到哪裡就在工人中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他又像「救火隊員」,哪裡的工作受挫就被黨派到哪裡……    

  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是他的一次大手筆……    

  一、臨危受命去武漢    

  安源大罷工,以「未傷一人,未敗一事」取得了全面勝利,開創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新局面。    

  可是,時過不久,京漢鐵路沿線的工人運動,卻遭受到嚴重挫折。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沿線的16個工會分會,在河南鄭州舉行統一組織的總工會成立大會,直系軍閥吳佩孚指使軍警破壞大會。工人們情緒激昂,高呼「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等口號,堅持鬥爭,宣佈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反動軍閥惱羞成怒,派軍警包圍了大會代表和來賓的住所。總工會被迫搬到漢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決定京漢鐵路全線的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開,全線總罷工。2月7日,武漢工會代表和江岸工人一萬多人,舉行了盛大的集會和遊行,並衝進了租界示威。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唆使支持下,派軍警包圍了江岸分會,並向工人糾察隊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7人,打傷200多人。    

  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帶領工人英勇鬥爭。敵人將他綁在電線桿上,強迫他下令復工。林祥謙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說,「我的頭可斷,工是不復的!」窮凶極惡的敵人將他活活砍死。    

  武漢工團聯合會律師、共產黨員施洋為工人鬥爭仗義執言,軍警將他送交陸軍審判處,後於15日黎明將其殺害於洪山腳下。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2) 

  工人們英勇鬥爭,前仆後繼,先後被殺死者40餘人,受傷者數百人,被捕入獄者40多人,被開除者達1000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二七」慘案發生後,武漢的工會即遭封閉,不能公開活動,全國工人運動迅速轉入低潮。    

  這時,安源反動當局也蠢蠢欲動,他們利用李立三回原籍探親的機會,密謀派刺客到醴陵去殺害他。工會得知後,100多名工人連夜趕到李立三的老家,使他再次得到保護,免遭於難。    

  在這極端困難的形勢面前,黨中央決定,為了保存幹部,把在武漢的黨員幹部陳潭秋、李求實、賀昌、唐紹予、黃無一、黃靜源、李樹彝、龔逸清、任岳、蕭勁光、陳清河、劉士奇、徐全直等調到比較安全的安源,同時給李立三委以重任,調李立三去武漢,擔任湖北區委書記,其任務是:恢復已經被摧垮了的地下黨和工會的各級組織,「幫助武漢三萬困苦的夥伴慢慢地團結起來」,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同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護下,與夫人李一純秘密離開安源,經長沙抵達處於嚴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漢,從事艱苦的地下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調中共中央工作,李維漢繼任中共湘區區委書記。李立三雖然已被黨中央任命為湖北區委書記,在武漢工作,中央同時又任命他為湘區區委書記(其他委員還有何叔衡、郭亮、易禮容)。    

  李立三從安源到達漢口後,第一步就是與工人區殘留的個別同志重新接通關係,找他們談話、講解目前局勢及發展前景,用說服的辦法,去提高他們的革命情緒,克服灰心喪氣和悲觀失望的心態,研究如何在工人中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如何恢復工會活動,如何在工廠車間組織一些工人小組的鬥爭和反抗。    

  4月12日,中共湖北區委通過學聯聯合各界召開了國民大會,提出「收回旅大」、「經濟絕交」、「抵制日貨」、「廢止二十一條」等口號,到會者5萬餘人,會後分三路示威遊行。    

  在武漢,李立三運用在安源的經驗,以香山會館平民學校教員的身份,團結一批進步知識分子,舉辦起平民學校並使之在全市開花,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骨幹。    

  經過幾個月認真細緻的工作,恢復、發展和加強了黨組織,並在重點工人區,包括漢陽鋼鐵廠、京漢鐵路車輛段所在的江岸區、武昌長沙鐵路車輛段所在的徐家棚區、漢陽紗廠所在區,以及在人力車伕、店員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組,秘密恢復了工會及工會委員會,並在各家工廠發動抗議和罷工鬥爭,提高了工人的鬥志、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    

  在武漢期間,李立三以極大的精力重建武漢工人運動的同時,還按照黨中央的部署,根據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    

  1923年1月,為了進一步推動國共合作,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條件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目為代價。共產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由於在「二七」慘案發生後,革命暫時處於低潮時期,迫切要求中共制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合作的政策。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共加快了同國民黨合作的步伐。據此方針,李立三在武漢以實際行動投入了與國民黨進行合作的工作之中。    

  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是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主要解決共產黨員是全體還是部分加入以及產業工人要不要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會上形成了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以馬林、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為代表,贊成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產業工人也加入;以張國燾、蔡和森、劉仁靜為代表一方反對共產黨人全體加入國民黨,主張只有在國民黨內從事工作的黨員才能加入國民黨,反對產業工人加入,反對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最後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孫中山把國民黨改組成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這次會議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奠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礎。    

  李立三領導下的湖北區委,堅決支持三大決議,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積極創辦和發展湖北省的國民黨支部,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在工人區、在學校及其他地方創建了國民黨基層組織,由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同時,又建立了完全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組織。搞罷工、搞政治運動時,共產黨總是獨立行動的。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三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和黨員,與國民黨各級黨部合作,成立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積極參加國民黨改組,選舉「政治頭腦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代表大會。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每省6人(由孫中山指派3人,由各省黨員自行推選3人),加上海外代表,一共208人。其中有共產黨員23人,他們是:由孫中山指定的陳獨秀(安徽代表,因事,實際沒有到會)、譚平山(廣州代表);由各省推選的代表,湖南:毛澤東、謝晉、林祖涵(即林伯渠)、羅邁(即李維漢)、夏曦、袁達時;湖北:李能至(李立三)、廖干五、詹大悲、劉芬;山東:王盡美;北京:李守常(即李大釗)、張國燾;浙江:沈定一、胡公冕、宣中華;直隸:於樹德、陳鏡湖、韓麟符;還有江蘇朱季恂、廣州方瑞麟等。毛澤東的代表證是39號,李立三的代表證是114號。    

  這次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下,由孫中山主持,於1月20日上午9時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召開的。    

  李立三在大會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發言,他在發言中旗幟鮮明地說:「對於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報告,表示滿意。「他認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有4項工作搞得好:「第一、它為這次大會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這篇宣言,明確了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任務,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發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綱領,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國民黨改組工作搞得好。國民黨的新組織是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舊組織是自上而下的。舊組織沒有很好的基礎,新組織建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第三,發動黨員參加革命鬥爭搞得好。在軍事緊急時期,黨員全體動員,組織義勇軍、慰勞團,使大局轉危為安。第四,黨務的進行,成績極好,在短時期內而能進步如此之速,具證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君之勇氣,本席對於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會指定毛澤東等19人為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員。    

  大會在圍繞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雖然孫中山早已決定同共產黨合作,接受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內部卻總有人反對和阻撓。李大釗、毛澤東、李立三等共產黨員對那些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迫使大會通過的國民黨黨章,同意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3) 

  1月29日,當黃季陸提出的《請採用比例選舉制為本黨政綱之一》的議案提交大會討論時,毛澤東起來反對這個提案,認為實行比例選舉制,是予少數人破壞革命事業的機會。宣中華、李立三等相繼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結果,大會否決了這個提案。    

  對於毛澤東、李立三在這次大會上的突出表現,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    

  散會後,汪精衛曾走來向我說:「畢竟五四運動中的青年不錯,你看他們發言多踴躍,態度多積極!」    

  這是我所參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再沒有更多的機會聆聽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高論了。後來,有同志告訴我,他們兩位始終是在大會中發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國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這次充當漢口市的代表,單槍匹馬地在大會上發表了不少批評國民黨的議論。    

  這次代表大會接受了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組了國民黨,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這集中體現在新選出的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的人員組成當中。    

  大會於1月30日閉幕,選舉出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委員24人(其中有共產黨員3人: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候補執行委員17人(其中有共產黨員6人: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大會閉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孫中山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推舉出中央常委、決定中央黨部的組織機構,還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建立國民黨地方執行部。    

  每個地方執行部下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人農民部、青年婦女部、調查部。    

  鑒於李能至當時是漢口地區選出的代表參加大會的,故決定李能至為漢口執行部下屬組織部的幹事。組織部部長是林祖涵,秘書是李實番。    

  大會結束後,中共中央根據上海中共黨組織的請求,立即調李立三去上海開展工人運動,所以李立三沒有回到漢口,而直接轉到上海去了。    

  李立三到達上海後,改名為李成,即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下設的工人農民部的工作。    

  二、上海工運的播火者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是帝國主義勢力對華經濟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我黨建立初期,黨中央一直很重視上海的工運工作。在1921年至1923年「二七」慘案前這段時間內,上海黨組織在一些市區曾屢次發動紗廠工人罷工,也參加領導了海員罷工,但後來又幾乎失去了與工人的所有聯繫,黨員中只有3名工人。由於工人黨員人數太少和沒有成功的工運工作經驗,因而這裡的工運工作,一直很薄弱。李立三曾經寫道:「(3月)我到達上海時,上海地委的工會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當時的上海工團聯合會,與警察局勾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警察組織,叛賣工人的利益。」    

  國共合作的形成,為李立三在上海開展工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李立三到上海以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也成立了工人運動委員會。於右任為主任,李立三、楊之華、孫良惠等共產黨員都是委員。這樣,他們就可以利用公開合法的身份,對原國民黨主辦的一些平民教育機關和學校,經過充實和改造,逐步使之成為以工人為主要對象的真正的平民教育單位。    

  當時在上海擔任黨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是上海大學校務長鄧中夏。他十分重視安源工運的經驗。李立三到上海以後,與鄧中夏一起運用安源的經驗,從創辦平民學校、職工夜校入手,深入到工廠中去,同工人群眾建立起密切聯繫。先以環球學生會和上海大學的名義成立了上寶平民教育促進會,然後用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合法機關進行活動。    

  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李立三提出的關於開展上海工會活動的計劃,把上海分為7個區:楊樹浦、小沙渡、浦東、閘北、虹口、南市、吳淞等。先後在每個區都創辦了平民學校,附設成人工人夜校,為工會培養幹部。    

  從4月起,李立三先進入內外棉5廠東廠當清潔工,以與工人結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組織起工會。他又在在內外棉9廠外面租了一間房,成立了平民學校,這也就是滬西工人俱樂部的前身。這樣,李立三逐漸在滬東、浦東、吳淞、南市、閘北、虹口等地,利用國民黨左派或共產黨員掌握的學校的現成課堂辦起了職工夜校。除李立三外,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楊之華、鄧中夏、項英、陳延年、陳喬年等黨的領導人,也經常分頭到各學校講課,找工人談心。作為上海地區工運工作全面負責人的李立三,每星期輪流到各學校去上一次課。他以特有的敏捷的行動和極旺盛的精力,不分晝夜地奔走在上海的各個工廠區,扎扎實實地辦教育搞宣傳,提高工人的覺悟,逐漸把工人組織起來,並從中發展一批黨團員,把黨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扎根於工人群眾中。    

  李立三幾乎每天都到半日學校裡來。上課的內容,主要是結合學文化講政治形勢。李立三以親身經歷向工人介紹了安源路礦工人同資本家開展鬥爭的情況,講述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過和中國革命的遠景。從此,安源工人的英勇鬥爭,逐漸成為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榜樣。他們還編寫歌詞,用民間曲調教大家演唱。這些歌曲,像春風一樣很快傳到工廠工人群眾之中,撒下了革命種子。工人們把到夜校去接受黨的教育,說成是「到夜校去聽道理」。    

  4月,李立三創辦了《上海工人》週報,自任編輯,發行1000多份,在教育工人群眾、組織工人的日常鬥爭、準備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8月,孫中山發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召集國民大會。李立三聯合國民黨市委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支持召集國民大會,上海工人組織普遍參加。他利用孫中山來滬之機,組織1000多名工人參加歡迎遊行,第一次在外國租界進行政治大遊行,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在上海市民面前顯示了工人組織的政治積極性。    

  9月1日,他們首先在條件比較成熟的滬西小沙渡組織起由黨領導的上海第一個「工友俱樂部」。李立三與鄧中夏等擬訂了《滬西工友俱樂部章程》共21條,規定俱樂部「由滬西工人組織之」,目的是「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互相扶助,共謀幸福」。俱樂部設8個部:1補習學校;2講演會;3合作社;4書報室;5各種遊藝會;6儲蓄會;7部員救濟會;8職業介紹所。李立三與鄧中夏商量,由孫良惠擔任俱樂部主任,派上海大學學生劉華在這裡擔任教育和組織工作。「滬西工友俱樂部,是滬西工人活動的中心,黨的領導同志李立三、鄧中夏等經常在此開會。二月罷工就是在此籌劃和組織的」。在其影響下,附近幾家紗廠,也先後成立了俱樂部小組,滬東楊樹浦的「工人進德會」、「吳淞工友俱樂部」等相繼成立。李立三還親自擔任了「吳淞工友俱樂部」的主任。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4) 

  通過以李立三為書記的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的艱苦工作,這些俱樂部的成立和發展,為五卅運動的興起,作了重要的組織準備。    

  9月8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資方圖謀解散工會,指使工賊藉故開除兩名工會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罷工。21日,各團體議決組成南洋煙草工人罷工後援會,推舉李立三、郭景仁等9人為執行委員,領導工人罷工。由於有工賊的破壞,這次罷工遭到失敗,成為後來二月大罷工的一次預演。    

  為此,李立三在12月24日的《嚮導週報》第96期上發表了「南洋公司與其走狗破壞失業工人組織之無恥」長篇文章,號召工人階級團結一致,指出,「工人階級只有聯絡一致,才能抵抗資本家而得著最後的勝利!」     

  1925年1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四大通過了「關於職工運動之決議案」,決定「中央工農部內應設一職工運動委員會」,以指導工人運動。會後,中央工農部將所屬的工人運動委員會易名為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任命張國燾為主任,李立三、劉少奇為副主任,鄧中夏為秘書長。    

  三、五卅運動前奏:二月大罷工    

  滬西是上海日本紗廠最集中的地方,有內外棉株式會社的3、5、7、8、9、10、12、15等廠,還有日華、豐田、同興等紗廠。工人工資低,有時還要被罰工。日本資本家訂了許多歧視和壓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監工經常野蠻地毆打工人。面對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工人們早就想組織起來反抗。    

  1925年,棉紗市場出現了暢銷的形勢,日本資本家為搾取更多的利潤,千方百計壓迫工人多出產品。2月2日,內外棉8廠粗紗車間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睏倦至極,「倚機假寐」,被東洋(即日本人)領班踢成重傷,引起工人公憤,向領班提出責問,亦遭毆打。領班悍然與大班(相當於廠長)策劃,把粗紗車間的50多名工人全部開除,用廉價工來代替,拒絕發給被開除工人的工資,並把要求結算工資的工人抓去監禁。消息傳出,引起久受日本資本家殘酷壓迫的滬西12家日本紗廠工人極其憤怒,紛紛醞釀鬥爭。一些工人積極分子找到俱樂部,要求為工人撐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鄧中夏商量,認為發動一次全市日本紗廠工人同盟大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因勢利導領導工人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鬥爭。通知發出後,各廠來了幾百人在安遠路夜校開會。會議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群眾情緒高,有較好的工人組織,又值棉紗暢銷,資本家急於多出產品,勝利是比較有把握的,決定不怕犧牲,全力領導好這次鬥爭。會上,又進一步研究了鬥爭的形式和策略,決定運用安源罷工「哀而動人」的經驗。提出了「反對東洋人打人」的口號。這個口號既能激發工人的義憤,又具有反帝性質,能爭取到社會各界的同情。李立三報告以後,全體一致同意成立罷工委員會,李立三被選為負責人。會議決定:1勸告工人暫時忍耐幾天,等領到半月工資再罷工;2公推6名代表與東洋老闆交涉。誰知,東洋老闆勾結巡捕房把代表抓起來,送會審公堂審訊,由日本領事陪審,以「煽動罷工」罪名,判處工人代表關押3個星期。經再次開會研究決定,由俱樂部出面,向東洋老闆提出7項條件:1不准日本人打罵人;2增加工資兩成;3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4同工同酬;5改良待遇;6罷工期間工資照發;7不得無故開除工人。這些條件,印成傳單,分發各廠。    

  為了號召全市工人參加罷工,俱樂部還散發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憐動人的傳單。傳單寫道:「我們在日本人廠裡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時以上的生活,賺的工資卻很少。一點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腳踢;一點小錯,就要罰錢。日本資本家真把我們中國工人看做牛馬奴隸一般,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不管我們工人的死活,不講人道,毫無公理。」「日本人喝了我們的血,還要剝我們的皮,真是豈有此理!」「工友們齊心呀!一致罷工,堅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達到最後的勝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領導與指揮下,2月9日,一場大罷工終於像火山爆發一樣,從5廠東廠首先引發。這天下午4時,5廠各車間工人全部關車,衝出車間湧向廠門。廠門被資本家鎖上了,並加強警衛,不許工人出廠。工人不顧阻攔,有的從廁所的窗口爬出來,內外呼應用一根大木頭把廠門撞開衝了出去。隨之,7、8、12廠的工人跟著行動,罷工工人近萬人奔向蘇州河邊,由俱樂部派人接應,通過早已準備好的擺渡船,渡過蘇州河,在潭子灣三德裡前面集中。這裡有幾間空房,不屬租界,又有一塊空地,開會活動很方便。罷工委員會就在這裡辦公。工人集中後,李立三、鄧中夏、楊之華、劉華等站在一個土高台上先後講話。李立三在講話中歷數資本家欺壓盤剝工人的行為,重申了7項條件,強調了罷工要遵守秩序,聽從罷工委員會的指揮,團結奮鬥,堅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眾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眾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劉華宣佈組織起內外棉紗廠工會和工人糾察隊,李立三代表罷工委員會給工人糾察隊授了旗。一時間,「大家一條心,反對東洋人打人」、「從前做牛馬,以後要做人」、「齊心奮鬥,堅持到底」的口號聲震天動地,此起彼落。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    

  第二天,5個廠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灣開會,決定遊行到滬西其他紗廠動員罷工。隊伍從潭子灣出發,到恆豐路4區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發生衝突,隊伍被打亂並有人被捕。後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廠、戈登路同興紗廠、3廠、4廠、日華紗廠、豐田紗廠等動員罷工,這些廠的工人都紛紛響應,走出工廠參加到罷工遊行隊伍中來。到2月18日參加罷工的工廠發展到22家,工人達4萬多人。    

  這樣,上海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紡織工人大罷工,像烈火一樣席捲了全市。中共中央通過報刊和傳單對罷工鬥爭進行了廣泛宣傳,從而獲得了社會的普遍同情。機器製造工人及其他行業的工人、學生團體、國民會議促成會等紛紛發表支持日資紗廠工人大罷工的聲明,成立了「東洋紗廠罷工後援會」,進行演講募捐,援助罷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團體也發表聲明給予支持。    

  這就是著名的二月滬西紗廠工人大罷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響起的第一聲春雷,也是五卅運動的前奏。    

  罷工開始後,工人糾察隊到各交通要道口值班巡邏,勸阻一些被領班和工頭逼迫去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對一些工賊走狗發出警告。和對中國警察提出了「中國人不要幫助外國人壓迫同胞」的口號,起到了團結工人隊伍、爭取社會同情、分化敵人的良好作用。    

  罷工堅持了10多天,日本帝國主義一面把「對馬號」、「伏見號」兵艦緊急調來上海,妄圖用炮艦壓服;一面從日本請來了內外棉株式會社社長阿部彥太郎,策劃了一場「談判」陰謀。罷工委員會派出孫良惠率工人代表與日本小大班川村在戈登路30號日本俱樂部進行談判。川村急於想讓工人復工,態度囂張,施加壓力,說工人是鬧事,並以「關廠」造成工人失業相威脅。談判3小時沒有結果。後來,日本資本家元木出面,要罷工代表到租界去談判。最後,商定在舢板廠新橋北堍明月樓茶館談判。    

  談判前,李立三與鄧中夏制訂出周密計劃,作了成功與失敗的兩種估計,由鄧中夏率工人代表參加,茶樓擠得滿滿的。在總商會斡旋下,勞資雙方於2月26日簽訂了復工協議。規定:1今後如有虐待,准告廠主辦理;2工人回廠照舊工作;3儲蓄金滿5年發還;4工資准兩星期發一次;5警廳釋放被捕工人。罷工委員會鑒於提出的主要條件已得到解決,取得了勝利,3月1日在潭子灣召開大會,放鞭炮慶賀勝利。    

  復工那天,日本領班一改平日蠻橫凶暴的架勢,一面放鞭炮迎接工人上工,一面賠著笑臉把工人迎進車間,向工人賠禮,下工時還放起了「天地響」送工人下班。    

  這次大罷工成為了五卅運動的預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運又一次很大的勝利。    

  二月罷工的勝利,大大提高了工人們的階級覺悟,工人們認識到只有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加相信工會,擁護工會,聽工會的話。在這種形勢下,李立三、鄧中夏、劉華等研究決定,趁勢進一步發展黨的組織,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5) 

  3月12日,滬西工人俱樂部開會,李立三、項英、鄧中夏、楊之華、劉華以及俱樂部積極分子和各紗廠工會負責人共20多人參加。會議由劉華主持,李立三講話,提出了在罷工勝利後加強工會工作的任務和方法。到會代表交流了工會工作的情況,根據李立三的報告研究了在工人中登記、發展會員、健全工會組織的任務。到3月下旬,僅小沙渡、曹家渡和楊樹浦3個地區,就發展2萬多工人加入了工會。工會力量的壯大,為上海工運的進一步發展作了組織準備。    

  經過二月罷工,上海黨組織也得到迅速發展,至五卅運動前夕,由原來的8個小組發展到26個黨支部。    

  據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冊》載:上海地方所屬26個支部,黨員297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15個,黨員220人;外埠支部11個,黨員77人。    

  四、顧正紅遇害成為導火索     

  二月罷工復工後,日本資本家並不甘心失敗,伺機進行反撲,不但不履行雙方議定的復工條件,反而在4月間借口棉紗銷路不好,要開除工人。工會多次交涉都無結果。5月上旬,上海日本紡織廠同業會公開宣佈不承認工會,並對罷工採取強硬態度。    

  面對此種情況,李立三與蔡和森、劉華等研究了對策,決定再一次進行罷工,並總結了上次罷工的經驗教訓,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不採取總罷工的形式,而是輪流罷工或怠工。先由5廠東西兩廠和8廠、12廠罷工,7廠照常上工。因7廠是織布廠,紗廠罷工後,布廠的原料(棉紗)缺乏,開工不足,而工人的工資仍需照發。開始還發全工資,後改發半工資。到5月15日,日本資本家借口無紗,把7廠廠門關閉,不准工人上工。7廠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廠門外的好幾百名工人把廠門衝開,顧正紅帶頭衝到辦公室前,準備與日本資本家講理,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副總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帶著一批人衝出來,川村向顧正紅開數槍,先後擊中顧正紅的腿部、腹部和頭部,經搶送醫院,於17日不治身亡。此時,工人們準備轉到三德裡去。在渡船上發現一名日本人冒充中國工人探聽消息,工人們把他扭住。在圍牆上崗亭的日本哨兵看見,就朝下面人群開槍,又打死2名工人,傷10餘人,逮捕3人。    

  慘案發生後,劉華趕緊向中共上海地委作了匯報。當晚,中共上海地委正在開會,李立三報告了近期小沙渡工人罷工及日本人槍殺顧正紅等情況,會議派李立三立即赴小沙渡進一步瞭解情況。李立三連夜趕到潭子灣,與劉華一起研究對策,當即以工會名義發表宣言,公佈顧正紅慘案發生經過,控訴日本人暴行;提出懲辦兇手,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等8項要求。李立三寫了《為日本慘殺同胞顧正紅呈交使文》,揭露和控訴了日本資本家屠殺中國工人的新罪行,並印成傳單廣泛散發。    

  5月16日,中共中央為援助紗廠罷工,發出了第32號通告,呼籲「各地同志對於此事,應即號召工會、農會、學生以及各種會社團體一致援助」。19日又發出第33號通告:「號召一個反對日本的大運動」。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開的宣傳聯席會議上發言提出:公祭顧正紅,「作一大示威運動計劃」。會議決議:確定了學生代表會、雪恥會、國民黨上海執行會、店員聯合會等方面的負責人以及遊行示威的總指揮;假文治大學召開新聞記者會;露天講演與募捐同時進行;全國學聯通告各地學生會募捐和抵制日貨等。    

  慘案發生後,租界當局嚴密封鎖輿論。「新聞報紙更因受捕房壓迫,不敢揭載此項消息。學生會四發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開的中共上海地委會議上發言說:公祭顧正紅大會可有萬人參加,「現在還沒有得到社會上一切小資產階級之同情起來援助,現在的鬥爭,只是極明顯的純粹無產階級的大活動,沒有廣泛的爭取社會上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同情與援助,是不對的。太過則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壓迫。」所以,這次會議「取消了原定的遊行示威計劃」。李立三的這個動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李立三領導革命具有較豐富的鬥爭經驗和較高的策略水平。    

  遊行示威因條件不具備暫時放棄,並不影響李立三要藉顧正紅被害案傾力喚起工人群眾的決心。24日,紗廠工會舉行有數萬工人參加的大會,公祭顧正紅。潭子灣三德裡人山人海,莊嚴肅穆,籠罩著一派悲痛與憤怒的氣氛。輓聯是:「先生雖死精神不死,兇手猶在公理何在」,橫額是:「工人先鋒」。    

  李立三在追悼大會上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痛斥帝國主義的暴行,鼓舞工人踏著烈士的血跡,堅決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公祭大會成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大會,也是一次顯示上海工人階級堅強的戰鬥意志的大會。大會還在進行時,軍閥孫傳芳派出軍隊,荷槍實彈,意圖進行鎮壓。但工人們毫不退縮動搖,大家手挽著手,同仇敵愾,與軍隊對峙。楊之華、劉清揚等率一批女工走上前去,說服這些軍人,聲淚俱下地控訴日本資本家對中國工人的殘害,激發他們的民族感情,許多軍警當場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革命的學生對工人的鬥爭一直是很支持的。早在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上海大學的學生去講課。在二月罷工時,大夏大學的學生幫助印刷傳單。顧正紅被慘殺後,同學們都十分氣憤,首先挺身而出,進行募捐,支持工人鬥爭,先後有19名學生和工人被租界當局抓捕。帝國主義者想盡辦法折磨被捕的學生和工人。帝國主義的壓迫,更加激起廣大學生的憤慨。上海學聯和全國學聯分別於25日、26日召開會議,發表宣言,抗議帝國主義槍殺工人,逮捕學生,號召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等。27日上海學聯再次開會,決定:1通過傳單、露天演講,向公眾說明罷工真相;2募捐援助罷工工人;3設法營救被捕學生。各學校60多個團體成立「上海各團體援助被捕學生聯合會」,通過章程,選舉15人組成委員會,決議聯合其他各團體共同行動。    

  28日,黨中央和上海黨組織召開聯席會議,陳獨秀、李立三、蔡和森、惲代英、郭景仁、梅電龍、黃正廠參加了會議。李立三在會上作了關於罷工形勢的報告,他指出:「必須擴大社會的運動勢力,各團體、各學生起來援助工人」;要求國民黨黨部命令各區分部組織演講隊;雪恥會要「運動各同鄉會」,「引起各團體注意」。會議最後作出4條決議:1分頭向各校負責人談話;2向各校宣傳,並需派工人同志同去;3印發傳單一一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實;4上街演講。並定於30日下午舉行反帝大示威。    

  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由李立三任總指揮的秘密指揮部,設在二馬路的一個旅館裡,統一指揮30日的大示威。同日,李立三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召集宣傳會議,要求學生工人團結一致舉行反帝示威。會後,李立三連夜寫稿,送各報要求登載,以發出工人學生和上海市民反帝鬥爭的呼聲。但是,5月29日上海各報都開了「天窗」。原來是警務處發了通知,不准報館登載。這激起了群眾更大義憤。    

  黨組織的決定,很快在工人學生中傳達落實。29日上午,各廠工人代表積極分子趕到潭子灣開緊急會議。學聯作出具體安排:組織不怕犧牲的演講隊到租界演說;聯合各團體一致行動;規定演講隊5至7人為一組。擬定了演講大綱。晚上又召開各校代表大會,確定標語口號,起草宣言、通電,規定遊行路線,組織糾察隊、交通隊、宣傳隊,規定口令為「下雨」、「吃飯」。    

  當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再次開會,李立三匯報了小沙渡工人罷工及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會議等情況,商定「須達到撫恤死傷者和不得藉故開除一人等條件,工人始可復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6) 

  五、血染浦江的五卅慘案    

  原定30日下午開始遊行示威,因29日李立三在南洋大學、同文書院、復旦中學作動員時,把原定的下午開始說成上午開始,所以30日早上這幾所學校就最先出發了。一批批工人、學生及各階層群眾彙集到潭子灣,李立三把傳單交給大家去散發。學生打著「學生講演隊」的旗子,喊著口號在各繁華街道講演。10時左右,集中在南京路上的遊行隊伍越來越多,交通堵塞。帝國主義著了慌,派出馬隊來沖,用自來水龍頭沖,巡捕房抓捕工人學生100多人。上海大學的何秉彝帶著隊伍在老閘捕房前要求釋放被捕者,「西捕和印捕借口維持秩序,舉棍向站在前面的學生亂打,頭破血流者無數」。下午近4點「西捕命令開槍,華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結果死學生5人、市民11人、重傷10餘人,在獄尚有40餘人……」南京路上頓時一片腥風血雨,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路面。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慘案發生後,各帝國主義如臨大敵,英、美、日、法、意等國軍艦26艘開到上海,一批陸戰隊員登岸,在租界用沙袋築起堡壘,對工人學生進行鎮壓。6月1日帝國主義巡捕又向群眾開槍,死傷多人。6月2日小沙渡工廠工人被槍殺4人,沉屍蘇州河。「新世界」遭機槍掃射,也有傷亡。被捕者累計達300人以上。    

  帝國主義的槍彈,激起全上海民憤沸騰。當晚中共上海地委、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全國學聯、上海各工會組織、各馬路商聯會及各大團體均紛紛集會研究對策。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到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王一飛、羅亦農、張國燾等,會議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反帝統一戰線,發動全上海罷市、罷工、罷課,組織工人學生去總商會呼籲罷市。    

  上海總商會是個大資產階級的團體,它在上海乃至全國經濟界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它與帝國主義有利害矛盾,又有密切的經濟聯繫;一方面又剝削和壓迫店員群眾。它的政治態度一般屬於資產階級的右翼。    

  在當時,要給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關鍵是要發動商人罷市。然而上海總商會卻反映冷淡。因此,30日夜工人學生數千人包圍了總商會,要會長虞洽卿、副會長傅筱庵出面宣佈罷市。總商會說虞、傅不在商會,不能決定。群眾又到海寧路包圍了虞洽卿的住宅,仍無結果。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點鐘,總商會才同意與總工會、學生總會談判。總工會代表李立三、學生總會代表林鈞前去。直到晚10時許,終於說服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當時虞、傅二人均在北京)在罷市命令上簽上了「鑒於我國同胞慘遭槍殺,本會決定實行總罷市。上海總商會,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總商會宣佈參加罷市,顯示出上海市人民萬眾一心反對帝國主義的浩大聲勢。31日晚,中共中央開會決定:1成立工商學聯合會總體領導上海的革命鬥爭;2把「三罷」鬥爭推廣到全國各大中城市;3創辦自己的日報《熱血報》。    

  六、上海總工會的誕生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領導,統一上海各工會的組織,黨中央決定成立上海總工會。早在5月2日,李立三就根據黨組織決定,召集24個團體代表開會,組成了上海總工會籌備會。5月18日又在會文路榮業裡開籌備會成立大會,通過了工會章程,選舉李立三為會長的籌備董事會。24日左右,總工會在寶山路開始活動。    

  31日,李立三與總商會談判結束,迫使其簽了罷市令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連夜在寶山路又召開了各工會代表會議,宣佈代表21萬工人的上海總工會正式成立,夜11時推選出李立三、劉華、孫良惠、楊之華等為上海總工會委員,公推李立三為委員長,劉華為副委員長兼組織部主任,孫良惠為宣傳部主任,楊之華為女工部主任。隨後,劉少奇到上海,也參加了總工會的領導,任總工會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上海總工會的成立,標誌著上海工人運動從分散的狀態開始轉向集中的有組織的活動,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數十萬工人進行生死鬥爭的第一線。    

  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後,就在寶山路寶山裡公開掛牌辦公。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號召上海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大屠殺,實現全上海總同盟罷工。6月1日下午,上海總工會發佈《告全體工友書》,呼籲「從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業工友,全體一致罷工!報仇雪恥!反抗殘暴殺人的外國強盜!」    

  為了指揮這次大罷工,總工會先後設立了30個指揮點。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李立三為進一步加強上海各界反帝統一戰線,又在6月4日以總工會名義推動召開了各界團體聯席會議。大家公推李立三主持會議,研究「三罷」期間的統一行動問題。決定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統一領導上海的反帝運動。6日,李立三根據中央決議,在工商學聯合會提出同帝國主義交涉的17項條件,包括4項先決條件和13項正式條件。先決條件是:1宣佈取消戒嚴令;2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3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送回;4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被佔據之各學校原狀。正式條件是:1懲凶;2賠償;3道歉;4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5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6優待工人;7分配華人任高級巡捕;8撤銷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9制止越界築路;十收回會審公廨;□解決工部投票權案;□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軍陸軍。這17條得到會議一致通過,並公推李立三、林鈞、梅電龍為交涉代表。這樣,上海總工會實際上成為上海各界群眾的中心力量。    

  李立三在整個五卅運動中,以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和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公開領導推動和交涉全上海的反帝運動,成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使得「一切公開場合都由李立三出面講話」。    

  上海的「三罷」鬥爭風起雲湧,反帝愛國運動熱火朝天。    

  上海學聯在五卅運動中是共產黨的得力助手。各校幾萬名學生紛紛罷課,發表宣言,通電世界各國,公佈五卅慘案真相,呼籲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積極開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貨活動。    

  總商會的罷市令下達後,上海各租界內各行業都投入了罷市洪流。各馬路、各公司、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銀行、錢莊、報關、轉運、保險、糧食、雜貨、糖業、肉食、漁業、菜場、煤炭等等,莫不店門緊閉,一律停止營業。聲勢之大,前所未有。「武裝西捕,至南京路等處強迫開市」,「拍桌漫罵」,也無濟於事。    

  整個五卅政治大罷工,來勢洶湧,席捲各行各業,氣勢磅礡,且步調整齊,目標一致。為外國人服務的中國人都不幹活了。麵包廠停業,清潔工不清除垃圾,碼頭工人不裝卸,報童不送報,自來水工人不送水,廚師、侍者、奶媽、洗衣工、電報工都不幹活,完全打亂了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國主義控制的上海全部癱瘓,給帝國主義者以沉重打擊。正如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在6月19日致電日本外相幣原所說:「不僅英、日兩國,即其他各國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罷工使帝國主義者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英國海外部1926年6月30日寫的該部在華工商經濟情況報告中說:「五卅運動對英國工商者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少?那是無法估計的。」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7) 

  帝國主義者面對「三罷」鬥爭,繼續採用屠殺政策,自五卅到6月10日止,又槍殺60餘人,重傷70餘人,輕傷不計其數。為此,罷工委員會不得不決定改變鬥爭策略,不再發動工人學生到租界演講,同帝國主義者發生直接衝突,而努力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把五卅運動推向全國、全世界。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各大、中城市,以及窮鄉僻壤的鄉鎮,都掀起反帝愛國運動,席捲大小城鎮600多座,有1700萬中華兒女直接投入鬥爭,「開創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史的新的一頁」。    

  由於僅上海一地參加罷工的工人就達20多萬,沒有經濟上的救助,要堅持罷工是非常困難的。李立三與總商會商量,登報或直接致電各大商埠、國外僑商和國際組織,呼籲勸募。通告發出後,先後有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僑胞和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捐贈源源而至,據統計達到2375942.48元,給五卅運動以有力的支持。這些捐贈由上海總商會負責收集,再由各工會辦事處分發給參加罷工的群眾。救濟費支出浩大,而總商會為了破壞罷工,又從中剋扣漁利,經常拖延,不及時發放。「李立三不辭辛苦,多方奔走,經常要為此事到總商會直至到會長虞洽卿家去談判,一直堅持到復工為止。」    

  七、面對複雜的鬥爭審時度勢    

  正當「三罷」鬥爭日益高漲,全國各地反帝怒火熾烈燃燒之時,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從北京回到上海,就開始搞妥協活動。他在拜會交涉署時就表示「決向各商勸導早日開市」,並與外國商會聯繫,「設法改善局勢」,又專門成立了「五卅委員會」與工商學聯合會分庭抗禮。    

  6月11日「五卅委員會」開會,修改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交涉條件,刪去了撤退海軍陸戰隊、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分配華人任高級巡捕、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等4條要害條件。當晚7時,總商會突然召開聯席會議,邀請工商學聯合會的代表參加,討論修改過的交涉條件。李立三當即發言:「事前未悉今日開會宗旨,不能代表本會……市民對外應一致主張,此刻另提條件,似不妥。望總商會暫照前提條件之主張,俟接到(工商學聯合會)答覆後,再行損益,則仍一致。」    

  會議開到深夜12時,「結果聲色俱厲,不歡而散」。虞洽卿、方椒伯認為,他們提出的交涉條件,並非要工商學聯合會通過,即擅自於13日上午9時送交涉署轉交各國駐滬領事團,同時在報紙上公佈全文。    

  13日中午,總工會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總商會修改的交涉條件,決定「致函總商會警告」。    

  14日工商學聯合會發表聲明:「各報所載總商會另提13條,本會並未參加討論」,以澄清當時社會上的謠傳,誤以為13條是經工商學聯合會同意的。    

  16日、17日工商學聯合會連續開會,討論「發宣言反對總商會條件案」。17日,工商學聯合會在閘北區召開市民大會,有200多團體3萬多人參加,李立三在講話中痛斥了總商會破壞愛國運動的醜惡行為。    

  19日,上海總工會率66個工會20餘萬罷工工人發表宣言:「無論外人如何強硬,政府如何妥協,總商會如何讓步,我20餘萬罷工工人,誓當團結團體,堅持罷工。」     

  總商會迫於帝國主義者的強硬態度,於19日下午二時秘密開會,決定21日開市,退出三罷鬥爭。    

  20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各工會代表會議,討論對付上海總商會開市的辦法和態度,有60多個工會的代表130多人參加。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李立三在會上提出開市的7項條件:總商會要負擔罷工工人生活費;開市後仍與英、日實行經濟絕交等。會議決定「無論商界開市與否,工界決不依賴;工界要堅持到底,決不上工。」    

  同日,又在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有1萬多工人學生參加的大會,作出3項決議:1開市不開工,但罷工工人的生活費須由總商會維持;2各商店將已辦之英、日貨聚集焚燒,以示堅決;3開市日期,至早須在25日(端午節)後。    

  在此情況下,總商會接受上述條件,決定組織國貨提倡會,對英、日實行經濟絕交;由總商會負責籌款,援助工人繼續罷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懸掛白旗,各店員均一律臂纏黑紗,以示哀痛;26日開市。至此,持續25天的上海總罷市方於27日宣告結束。    

  罷工鬥爭堅持到8月,已逾兩月。參加罷工的20多萬工人連同他們的妻兒老小約100萬人陷入飢餓狀態,這是個十分緊迫而又嚴重的問題,再堅持下去已有許多困難難以克服。同時,在中國人民反帝浪潮之下,各帝國主義之間也出現了許多矛盾,可以利用。因此,黨抓住有利時機,轉而為工人群眾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鬥爭。李立三、劉少奇等工運領導人,自8月份開始召開各行業和各種規模的工人代表會議,同工人討論復工問題,勸說工人們在取得相當勝利的情況下,實行有條件的復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聯合發出《告工人士兵學生書》提出「要有組織的上工」。上海總工會同時發表《五卅罷工最低復工條件宣言》9條。李立三等多次分別召開日商紗廠、工部局電氣處、華商紗廠、英國工廠等工會代表會議,具體磋商各業工人的復工條件。向工會幹部闡明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係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分析當前的反帝鬥爭形勢;指出必須復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時15分,日本總領事矢田與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許三元背著總工會商定復工條約:此次風潮所由起之內外棉紗廠對於受傷者及斃命工人之親屬給予恤款一萬元。該約條件如下:1日本紗廠廠主應承認工人之工會但此項工會須依照中國政府近日頒布之工會法組織;2罷工期內之工資概不支給,但因各工人勉強罷工或受工值上之損失,廠主方面酌量給款補助各工人,以示體恤;3各紗廠當照工人勞績分別增加工人工資,並同時考察工人生活狀況,俟與其他各商酌之後,當謀相當改善之法;4本條解決工資,用低價小洋付給之;5日本工人頭目,以後在工廠不得攜帶武器;6各紗廠不得無故開除工人並須注意為良好之待遇。本約成立以後,各紗廠有自行發電機者,將立即開工,其本廠無發電機者,則俟工部局接回電線後,方可開工。這一復工條約是總工會不能接受的。    

  接著,上海總工會召集日紗廠代表大會,李立三報告最近與日商紗廠交涉經過稱:雖經我國官廳同日領事簽訂復工條件六項,但工友方面對此條件尚不滿意,特提應商之點有三:1非俟政府將工會條約頒布後(工人組織正式工會後),決不上工;2罷工期中工資三分之一,須先交總商會或總工會發給工人,方能上工;3以後工資,增加十分之一,須由總商會擔保才行。若此三條不能辦到,則工人絕對不能復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紗廠工會代表會上向大家做工作說:「只要資本家對我們的條件有相當的承認,即可以與之解決。」要知道「我們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決的。」經與日商紗廠資本家談判,達成復工條件6條:「1工廠俟治安維持確定後,得承認遵照中國政府頒布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2罷工期間的工資,不便發給,惟對於善良的工人,因長期失業,所受痛苦,各廠表示憐惜同情,當與以相當之幫助;3各廠工人之工資,除依照技術進步之程度,當然予以增加外,其餘應斟酌工人生活情形,與中國紗廠協商;4工資以大洋計算,惟其零數照習慣以小洋交付,以後將零數滾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賞金登記工折者,亦付大洋;5工廠日本人平時入廠,當然不帶武器;6工廠不得無故開除工人,當留意優待工人。另有附議3條:1日廠賠償工人傷亡費1萬元;2日廠斥退元木等失職人員2人;3補助工人停工損失約10萬元。    

  在工人們取得一系列具體的經濟政治權利後,24日,上海總工會發出佈告通告,日商紗廠於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紗廠1、2、3廠復工,晨6時工人到齊,該廠日本人在門口鼓掌,表示歡迎。該廠大班親至廠外招呼,併購備鞭炮在門口燃放,鳴放汽笛歡迎工人進廠。下午5時半工人出廠時,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號而散。是日,該廠大班發給全體工友賞工1天。隨後,其他各廠陸續復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8) 

  八、上海總工會被封與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風起雲湧的五卅運動,充分顯示了在共產黨領導下覺醒的中國人民同仇敵愾的巨大力量!對此受到極大震動的各國帝國主義者,不甘心就此罷休,他們與軍閥、地痞流氓、工賊團體相勾結,採取利誘和威脅的雙重手法來對付中國人民。他們一面表示有些問題可以協商,一面揚言要大規模出兵相威脅,指使軍閥實施武力鎮壓,出動地痞流氓、工賊,大干流氓勾當。    

  五卅運動進入收縮階段。    

  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連續發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將群眾運動納入「正軌」,「免除遊行示威」,以達「內遏亂源,外崇國信」之目的。    

  帝國主義者,則廣招流氓,收買工賊,結成團體,賄以金錢,並與工團聯合會聯成一氣,向總工會進攻。    

  先是一批工賊、流氓假借工會名義,拿人劫貨製造事端,然後反誣總工會拿人、打人、截物、「私設法庭,嚴刑被審判者」,為軍閥鎮壓工會造口實。造謠北京匯來20萬元,但工會不救濟工人,挑撥不明真相的工人起來反對工會。流氓龍襄三等脅迫李立三辭職,借口清查總工會賬目,擾亂總工會。後又假上海37個工團名義,召集各工團,欲在總商會開會,從中破壞。    

  7月14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各界代表會議,嚴正揭露工賊流氓的造謠誣蔑。同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電令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責令日商各廠罷工應速復工。邢即發出佈告:取締「越軌」行動,「越軌即屬違法,違法即當究辦」,「按照戒嚴法予以槍決。」並令總工會及所屬各工會,將工會人員姓名、所在地一併呈報登記。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學聯合會、中華海員工會上海支部、洋務工會,並將工商學聯合會3名職員捕去。    

  7月,北京政府農商部起草了《工會條例草案》,共25條,在報上公開發表。草案公佈後,受到社會各界,特別是上海市總工會的強烈反對。7月15日,上海市總工會發出通電「評北京政府的工會條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訂的『工會條例』,為的是限制我們工人組織工會,壓迫我們工人已成立的工會。」    

  8月1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在《嚮導》週報第1225期上發表《為海員工會濟安會被擾告上海工人》,揭露帝國主義及其軍閥政府僱傭流氓搗毀工會及群眾團體的罪惡陰謀活動,號召工人建立保衛團來保衛工會。    

  8月20日,北京政府通電各地:「目前工會條例尚未頒布,如有擅用工會、總工會各種名義企圖擾亂者,尤應予以解散。    

  就是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形勢下,反動派經精心策劃,收買了一批流氓打手,搞了一個搗毀總工會、殺害李立三的行動。    

  8月22日下午,李立三正在工會辦公時,突然闖進來一個被總工會開除的流氓工賊——周仲華,不由分說上前纏住李立三,一邊假惺惺地表示對自己的過錯「悔改」,一邊卻不斷地朝外張望,像在等什麼人。李立三警惕地發覺勢頭不對,即托詞招呼剛到上海擔任總工會總務主任的劉少奇(一般人不認識他)一起往外走。剛到門口,李立三突想到總工會有大批待發救濟款需要保護,就要劉少奇趕緊去調集工人糾察隊來保護總工會,並報告黨中央。他則立即返回,趕緊要會計把保險櫃鎖好。就在這時,共約200人的流氓打手,手持手槍、刀斧、棍棒氣勢洶洶從前門打進來了!逢人便打,遇物就砸。李立三想從後門逃出,由於鎖頭生銹,未能啟開(其實,後門外早有許多打手埋伏,李立三若從後門出來,必遭暗算)。於是,在兩個工人的掩護下,又趕緊上樓,從屋頂氣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過兩棟房子,下到了一戶工人家裡。屋裡一位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趕緊把他鎖到閣樓裡藏了起來。由此李立三躲過了一劫。    

  上海總工會被搗後,北京各界250多個團體在北京召開了「對英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大會」,並向全國發出通電對上海總工會進行聲援。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辦的《工人之路》1925年9月2日載:為了通過全國農工商學會的各界大聯合,把全國人民的力量集中起來,促成全國的統一。必要武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統一的人民的政府,從此全國各界同心合力以與帝國主義者抗爭,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在一個月前就發起在北京召集一個全國工商學界代表聯席會議。提議發出後,各地的工商學各團體紛紛發電來贊成。上海工商學會已派代表到北京籌備……只待各省都派代表來京,馬上便開會。但北京政府嚴禁罷工,故天津工會代表已經離京。    

  這裡所說的上海工商學會已到京之代表就是李立三。    

  原來李立三免遭不測後,黨中央於8月27日隨即派他到北京,為促使北京政府頒布工會條例並給上海罷工工人發放救濟款。哪知他一到北京住進長安飯店,就有大批密探跟蹤監視,特務幾次去抓他,他都僥倖從後門跑了出去。李立三不能從事任何活動,且對北京的地下工作有可能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李大釗只好派李葆華設法保護李立三又秘密回到了上海。    

  此後不久,統治上海的奉系軍閥邢士廉發出封閉上海總工會命令,並通緝李立三。為掩護李立三,上海總工會宣稱:李立三因病住院。上海反動當局勾結租界巡捕,搜查了所有醫院,一無所獲。其實,李立三就住在成都路上戴立夫家裡。戴是前清官僚,參加過辛亥革命,同共產黨關係密切。大搜捕一過,9月21日,李立三在工人的掩護下,帶著夫人李一純,化妝登上了去武漢的外國輪船。    

  李立三成功地到達了武漢,哪知武漢的吳佩孚政權也得到了消息,便僱傭了會「飛簷走壁」的江湖刺客來刺殺自己。刺客跟蹤李立三,卻見李立三日夜都是跟一些窮苦勞工在一起,知他是個正義好人,為他的行為所感動,便將吳佩孚要自己刺殺他的陰謀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轉移。那刺客也很聰明,為騙吳佩孚,就編了一個李立三已被刺死的謊言,吳信以為真,第二天便在報上公佈這一消息。報上這麼一登,工人們聽說李立三遇害了,無不悲痛,紛紛舉行追悼會,追悼這位工人運動的領袖。    

  於是,這就成了李立三一生中第二次被「追悼」。    

  九、由莫斯科到廣州    

  擔任著第四屆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區委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等重要領導職務的李立三,同時又被中央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準備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擴大會議和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純夫婦與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在翻譯沈澤民陪同下,乘輪船經海參崴前往莫斯科。    

  會議召開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專門接見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團,與之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會議於2月17日至3月15日舉行。這次會議非常重視中國問題,其中包括「五卅」後開始的階級對抗。李立三受邀在會上作了專題發言,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五卅運動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詳細情況,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國革命。李立三的發言在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9) 

  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罷工,已成為中國人民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解放鬥爭的轉折點。中國群眾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進一步加速了封建軍閥的衰敗、分化和崩潰的過程。」在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時,《決議》說,中國革命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另一條是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這兩種趨向現在正為爭奪革命運動的領導權而進行鬥爭。革命的前途取決於哪種趨向佔上風,它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可能是非資產階級的。會議結束後幾天,就發生了「三二○」中山艦事件,從一個側面表明這次會議的估價和推測總體上是正確的。    

  此時,李立三還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出席了赤色職工國際的會議。共產國際原準備派李立三到西方某個國家去搞工人運動,為中國駐某個國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國國內反動派對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謝絕了共產國際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動要求回國參加革命鬥爭。    

  就是在莫斯科期間,李立三夫婦和蔡和森夫婦,這兩對同是「革命伴侶」的婚姻關係不約而同雙雙發生了裂變,李立三隻得隻身乘輪船於1926年4月回到廣州,蔡和森則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產國際工作,向警予、李一純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來的情況是,蔡和森最終與李一純在莫斯科結婚,並於1927年3月與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以及譚平山等取道廣州、長沙,抵達武漢。而向警予也於1927年初回國,1928年3月20日在武漢被叛徒宋岳林指認後被捕,當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動派殺害,壯烈犧牲在武昌曇華林。    

  李立三回到廣州後,參加了第三次全國勞大的籌備工作。    

  此時,廣州處於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前夜。中國共產黨原準備把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與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一起召開。目的是為了貫徹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特別會議精神,深入發展工農運動,以準備和支持廣東國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戰爭,使北伐戰爭建立在工農聯合的基礎上,爭取國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但由於沒有能夠把北方各省的農民代表集中來廣州,故取消了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改為召開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與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聯合召開。    

  這次會議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組織和領導的。到會代表502人,代表有組織的可以統計的400多個工會組織的124萬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國家的工會組織代表參加。會議的目的是總結五卅運動以來的工運經驗,進一步組織領導全國工人階級迎接北伐戰爭開始後全國革命的新局面。    

  由於李立三剛從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會議歸來,加上他領導安源罷工和五卅運動所形成的威望,理所當然地成為大會領導成員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預備會上,他與蘇兆征、鄧中夏、劉少奇、陶作然、許世光、郭筆俊、肖貳敏、袁福青、鄭紹山、王亞章、張春奇、馮敬、盧星三、葉章等14人被選為大會主席團。    

  會議於5月1日在廣州市國民黨中央大禮堂開幕。    

  5月3日上午9時,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代表、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身份在大會上報告了「世界工會運動狀況」。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代表、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身份,又在大會上作了「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經過」的報告。    

  他在報告中特別指出帝國主義、軍閥、土豪破壞工人組織工會之陰謀,其手段主要有:1凡各工廠與某一種職業當中,限令工人僅可組織一個工會,而且不能聯絡其他工會,而妨礙工人勢力集中;2資本家教給工人以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使各地工人不相聯絡,而相互打擊;3利用工程工錢多少以識別工人,若工程工錢多者則收置之,少者則壓迫之;4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組織各教之工會,以分散工人聯合勢力;5資本家時令其走狗職員混入工人組織中,以弄亂之,若其中有奮鬥工人分子,則開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軍閥摧殘,非我們工農大聯合不能完成中國國民革命。我們農工是國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們今後應負起責任起來,才可得我們農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會作的兩個報告,極大鼓舞了與會代表的革命熱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會上,兩大會聯合通過了「對全國總工會出席赤色職工國際會議的決議」。決議指出:一、大會對於赤色職工國際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認為完全滿意。大會誓繼續竭誠擁護赤色職工國際所定的一切政策,與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作最後之決戰。二、大會承認赤色職工國際所決定之『統一職工運動』政策,尤為目前世界職工運動所需要;同時大會對於改良派的黃色國際領袖騙賣工人階級分裂工人運動之所為,深為憤恨,願揭破其假面具,而盡力推倒之……形成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三、工人群眾是革命的主要勢力,農民群眾更是工人群眾相依為命的友軍,職工國際所指示「工農聯合」之政策,確為目前中國革命工作之惟一出路。大會願一致為「工農聯合」而奮鬥,為共同利益而奮鬥,以達最後的解放。    

  5月6日下午3時,李立三又以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身份報告了「上海職工運動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會議,討論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重要問題。    

  同日,蔣介石為了欺騙人民,表示他對工農群眾的支持,以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的身份在學校召開歡迎會。除了邀請第三次勞動大會和廣東省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全體參加外,還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蔣介石親自主持大會並致「歡迎詞」。他說,工農為革命主力軍,極希望監督軍隊,指揮軍隊,使武力成為民眾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後發言,不少人的發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頌揚了蔣介石,說他是「我們的領袖」,要求他「指示和領導我們」,並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謝」,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詞中沒有一句這樣的話。他代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答謝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歡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據勞動大會《為促進北伐向國民政府請願書》的精神,指出:「全國的民眾很希望國民政府出師北伐,不僅希望而已,並且全國民眾都已準備著幫助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進行。」李立三這個與眾不同的發言,引起了所有與會人士的注意,特別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這個27歲的工運領袖不買他的賬,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1926年9月19日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北伐途徑湖南醴陵時,想起這是李立三的家鄉,特在他的專車上約見李立三的父親李鏡蓉,表示關懷和尊敬,想以此來籠絡和影響對他不敬的這個年輕共產黨員。這是後話。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會上還作了《罷工戰術》的報告。    

  這個報告第一次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工運的經驗,對於罷工的意義、罷工戰術的重要性、罷工的時機、罷工的準備、罷工戰術注意之點、防止破壞和談判策略、罷工後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統的說明。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0) 

  如在罷工的意義問題上,他強調了正確處理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的關係。他指出,在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中,每一次罷工都有重要意義,但是「工人階級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階級經濟要求的擴大,才能增加對於政治鬥爭要求的勇敢和興趣,所以必須如此,才能使罷工的意義更加擴大。」    

  關於罷工戰術的重要性,他指出:「罷工是工人階級反抗壓迫階級的武器的一個……並且是最嚴重最要緊的,用得好的時候可以戰勝敵人,用得不好的時候可以自殺。」「作罷工的決定,必須對主客觀形勢有明瞭的觀察,決不可冒昧從事。」    

  關於罷工的準備,他強調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準備,要有能夠鼓起群眾熱情的煽動口號,這些口號「要切實,要簡單,要有刺激性,要是群眾要喊的,是社會同情的」。    

  關於罷工戰術,他列舉了22種,還敘述了敵人通常使用的破壞罷工的7種方法,提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予以極大的注意。強調領導罷工既不要恐慌、畏縮和後退,也不要輕舉妄動。    

  會議根據李立三的這一報告,作出了《關於罷工戰術的決議案》,對當時和今後正在高漲的工人運動無疑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14日上午11時全國總工會召開第一次執委會,推舉蘇兆征為臨時主席、選舉蘇兆征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選舉鄧中夏、李立三、劉少奇、朱少連、劉文嵩、項英、陸枝等為常務委員。    

  新選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會於16日下午1時開第一次會議,蘇兆征主持,推定劉少奇任秘書部長,李立三任組織部長,鄧中夏任宣傳部長。    

  隨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全總黨團,任命李立三為第一任全總黨團書記。從此,李立三成為全總的實際上的主要領導者。    

  李立三在廣州期間,還多次去香港罷工委員會參加會議發表演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堅決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鬥爭。    

  當時,由毛澤東主持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於5月3日在廣州開學,學員人數327人。李立三應毛澤東之邀前去講授了《中國職工運動》和《蘇俄狀況》兩門課程,長達17小時,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    

  十、再返上海重啟工運    

  1926年6月27日,上海總工會又被上海警廳再次封閉,上海的工人運動遇到新的困難。黨中央為了加強對上海工運的領導,又把李立三調去上海擔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要他去盡快改變上海工人運動的被動局面。    

  就是在這種極端困難的形勢下,李立三在廣州參加並領導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匆忙離開廣州,再次趕赴上海。    

  到達上海後,李立三經過艱苦的工作,首先從組織領導上大力加強了上海工運的核心機構,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於當年7月11日主持召開了由各產業工會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組織的工人20萬人)參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共31人,在16日召開的執委會上,李立三、孔伯立、張佐臣、李伯之、葉大公等7人被推舉為常委,李立三繼續任委員長。    

  這次大會還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對如何重啟上海工運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並分析了上海工人階級當前狀況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總要求有11條:    

  1.工資至少每月不得低於15元;    

  2.工資當按照物價至少每年必須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    

  4.星期日,工資照給;    

  5不准打罵工人濫罰工資;    

  6.不准任意開除工人;    

  7.規定因工作死傷之工人的撫恤金;    

  8.工人在疾病時廠方需負責醫治並需給發半數以上工資;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產前後應有一月之休息,工資照發;    

  10.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11.工廠設備之改良,如增設門窗、天窗、廁所等。    

  有了組織保障,加上鬥爭策略明確,在李立三領導下,上海的工運很快再次出現新局面。上海的工運形勢,也很快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主要表現在,上海的罷工鬥爭,已經從單獨的工廠罷工逐步發展到同盟罷工。    

  針對新的形勢,李立三領導的上海總工會適時提出,把工人之經濟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上來,以此更進一步促進了上海工人運動的蓬勃開展,可謂風起雲湧,參加人數越來越多,形成了罷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6至8月共發生罷工112次,參加罷工的工廠275家,累計人數達20萬人。而且罷工的面非常廣泛,有產業工人,還有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甚至連過去不曾參加五卅運動的閘北35家絲廠女工也參加了同盟罷工。鬥爭的內容也從改善生活待遇等經濟鬥爭,逐步發展到要求享有參加工會的權利和反對壓迫等政治鬥爭。    

  當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並節節勝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號召全國民眾起來「盡力參加北伐或反吳的工作」。    

  中共上海區委召開主席團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統一領導內外棉紗廠罷工。委員會由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項英5人組成,以何松林為書記,尹寬等負責宣傳部的工作。    

  從當年施英在《六論上海的罷工潮》一文中所寫,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當時的罷工情形:    

  經過兩個半月長期的經濟罷工以後,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戰鬥場上來了。    

  從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紗渡日本內外棉紗廠開始實現總同盟罷工。肇成這次罷工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最近發生的日本人在日船『萬里丸』號上秘密殺害陳阿棠案;二是日本資本家在日華紗廠用電網害死中國工人郝霍卿以及內外棉日籍職員壓迫中國工人等事件,舉行了政治性總同盟罷工。這次總同盟罷工開始時,參加者13400餘人。迄至現在(罷工六日以後),繼續加入者達兩萬人以上。再觀察各區域日廠的形勢,三、五日內均不免動搖,並且不限於紗業範圍,而將擴大到日本資本家在上海的各種企業。    

  這次總同盟罷工持續了28天,只是由於北伐戰爭順利發展,中共上海區委決定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才結束了這次罷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罷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覺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工會組織得到了發展,廣大工人經受了鍛煉,為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北伐軍於9月7日佔領漢陽兵工廠、漢陽縣,8日,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抵達武昌城。在這種形勢下,李立三又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立即離開上海趕到武漢,再次擔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並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建立起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領導武漢國民政府管轄區域的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1)

  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漢,李立三「導演」了    

  一出群眾收回英租界的威武活劇;     

  他還以卓越的組織才能和極富鼓動性的演講才能,    

  頻頻出現在各類集會上……    

  首次見到美國著名女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一、再度工作在武漢    

  白雲黃鶴,千載悠悠。    

  武漢,是李立三曾兩度工作,並作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動足跡的地方。    

  隨著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全國工人運動蓬勃開展,1926年時期的武漢,已逐漸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達漢口,9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在友益街2號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辦事處主任,劉少奇任秘書長,項英任宣傳部主任,劉文松為組織部主任。辦事處直接領導武漢政府管轄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運動,實際上代行了全國總工會的職權。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漢各工會代表會議,他向大家講了工會的組織原則及總工會指導各工會的工作方針。當即選定湖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全國總工會2人,武漢工人代表會4人,各工會當場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在李立三的提議後,當即決定出版《工人導報》按日發出。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湖北省總工會的機關報《工人導報》於11月在武漢創刊,先為5日刊。李立三、劉少奇、項英、林育南、許白昊等經常為該刊寫稿。    

  10月10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漢口辦事處的指導下,湖北省總工會籌委會,在寧波會館召開湖北省總工會成立大會,李立三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大會選出向忠發為委員長,李立三、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省總工會下設武昌、漢陽、橋石三個辦事處。建立起工人糾察隊,由蔣先雲任總隊長兼教練。    

  為了培養工人運動的骨幹力量,總工會在武昌和漢口兩處分別開辦了工人運動講習所,李立三親自擔任了《罷工戰術》、《蘇俄狀況》、《五卅運動》、《國民革命與工人階級》、《湖北職工運動的狀況及其趨勢》、《國際職工運動》等6門課程。    

  然而,隨著革命的發展,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革命陣線內潛伏著的危機日益嚴重,竊取國民政府很大權力的蔣介石,已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的權力在北伐戰爭中日益增大,形成了個人軍事獨裁。形勢的發展,也引起帝國主義的極端恐懼和仇恨,紛紛支持蔣介石準備叛變革命。    

  面對這急劇變化的形勢,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會議共開了6天。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中共中央總書記)、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委員)、張國燾(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工部主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湖北區委書記)、李維漢(中央委員、湖南區委書記)、毛澤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中央委員、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湖北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董必武(湖北區委委員、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項英(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湖北省總工會副委員長)等人。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澤東都是從黨中央所在地上海趕來的,李維漢是從湖南來的,其他人當時均在武漢。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關於國共關係問題。陳獨秀到漢口見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談話就說武漢工人運動過火,工人經濟要求過高,把小資產階級嚇跑了。說店員是小資產階級,店伙和店東是小資產階級內部鬥爭,共產黨不應專門幫助店員。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會議在陳獨秀領導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傾的錯誤的決議。    

  對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經寫道:    

  會上陳獨秀作報告暴露自己機會主義的觀點。他責備武漢工人搞得「過火」,使民族資產階級產生恐懼心理、想退出統一戰線。他提出「反對過火」的口號,要求我們這些工運幹部搞好所謂「工會革命紀律」,並迫使工人服從。實際上,當時武漢工人剛剛抬起頭來,恢復鬥志和士氣,共產黨的任務當然不是去阻礙工人鬥爭、給他當頭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氣,而是要發動工人挺身而鬥,使工運向前發展,讓工人在鬥爭中提高階級覺悟、加強組織性,為今後重大革命舉措做好準備。陳獨秀的講話實際上迎合了資產階級的願望,資產階級一直在譴責和誣蔑工人,唆使國民黨領導反對共產黨,這是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控制工人的一種手法。我們對陳獨秀給以應有的反駁。中央全會沒有接受他的觀點。    

  會後,陳獨秀回到上海,中央機構當時也設在那裡。項英、張國燾(他被任命為省委書記)和我等幾個中央委員留下來領導漢口的工作。    

  特別會議決定成立湖北區委兼武漢地委,統一領導武漢地區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參加區委兼地委,與劉少奇、項英等組成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工會的黨團,擔任黨團書記,主抓總工會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揮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時期,武漢的工人學生及市民群眾同仇敵愾,一舉收回漢口英租界事件,在當時是個了不起的行動。它充分顯示了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不畏任何強權、不懼任何帝國主義的巨大力量!這一事件在許多歷史教科書上都能見到,可惟獨在敘述由誰指揮和領導了這一行動時卻語焉不詳。    

  事實上,這一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的「總導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風起雲湧之際,英帝國主義充當了全世界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革命急先鋒。它是「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的兇手,又一手製造過「萬縣慘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當時全國人民的強烈反英情緒。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發進行北伐,直指武漢。北伐軍抵達長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國主義的阻撓。它先是極力促成直系軍閥張作霖、張宗昌「援北壓南」,共同對付北伐軍。及至北伐軍兵臨武昌城下,英帝國主義竟以軍糧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吳佩孚所屬部隊,助長守軍挾城以戰長達40多天,造成震驚三鎮的「武昌城關」事件,全城百姓幾乎餓死。因此,中共《嚮導》刊物對當時的時局評論說:「武漢的決鬥,乃是革命的中國與侵略的英國之決鬥。」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後,吳佩孚在武漢的統治土崩瓦解,也給英帝國主義以沉痛打擊。英租界當局如臨大敵,在租界邊沿、特別是靠近江漢關一帶設置電網,用沙包築街壘,由海軍陸戰隊守備,還組織英國僑民義勇隊巡邏。一些吳佩孚的餘黨躲進英租界,造謠滋事,待機而起。所以,國民革命軍總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臨時會議(簡稱「臨時聯席會議」,一般稱為「武漢臨時政府」,是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上指出:「租界已成為反革命的大本營,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亞細亞煤油公司福光輪在漢口下游團風江面撞沉華商既濟公司神電號客輪,400餘中國乘客慘遭不幸。噩耗傳來,群情激憤。當日,總工會在漢口濟生三馬路召開了有20萬市民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李立三任大會總指揮。他在發表的演講中,痛斥了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種種罪行,號召全國人民堅決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大會發表了宣言,明確無誤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號,宣佈:「漢口農工商學全體市民,一致決議實行對英經濟絕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見,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領導的工會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漢又召開了有10萬人參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會」,李立三仍是大會總指揮。大會通過4項反英反奉決議,然後散會舉行大遊行。遊行隊伍在陸續通過英租界時,無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號,群情激憤。當日下午,一幫英國水兵上岸肆無忌憚地橫衝直撞,干涉群眾集會,從而引發衝突,英水兵殺死和殺傷群眾幾十人,造成了「一·三」慘案。這終於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極大憤怒,連日自發地同英國水兵和巡捕進行格鬥,到處衝突,使英租界陷於極大混亂中,英殖民當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並不能平息群眾的憤怒,慘案發生第二天,以湖北省總工會為首的各社會團體代表,聯名向武漢政府提出了懲凶、賠償、道歉、撤軍和收回英租界等8項要求,要政府執行。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2) 

  之二、最後通牒    

  蘇聯駐華顧問團的譯員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武漢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中,只有湖北全省總工會奮勇當先,領導這個運動。次日,專門印發的傳單上列舉了一些要求,向英國當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權,英國今後不得再在租界駐軍,不應由英國巡捕而應由中國警察維持租界秩序,英國義勇隊應予解除武裝,沙袋和鐵絲網應予撤除,中國人可在租界舉行集會遊行,英國軍事法庭應撤離漢口等項。    

  「一·三」慘案發生之時,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正在舉行。工會領導人李立三、劉少奇、林育南、項英、許白昊、向忠發等聞訊,當即親赴現場視察,立即召開了以工人代表為中心的緊急會議,決定通電各人民團體和各界同胞,聲討英國水兵的暴行,決心領導全省有組織的30萬工人兄弟與英帝國主義鬥爭到底,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向英國駐漢總領事交涉。    

  對此,1940年李立三在蘇聯向共產國際寫的《自述》中曾經寫道:    

  當時,「大約20名英國水手被幾千名工人團團包圍,截斷了逃回戰艦的退路。英國水手端起槍支準備開火,局勢一觸即發。我們聞訊趕到衝突現場,看到國民黨和政府要員爬到臨時搭起的高台上,號召群眾解散,但工人們不予理睬。於是許白昊同志和我上台發言,向工人宣佈省工會和全國總工會全權負責處理這一事件、要求英國領事嚴懲肇事者、對受害者予以賠償。人群中有人喊出:『我們要收回租界!』大家紛紛高呼『收回租界!』『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並熱烈鼓掌,而後逐漸解散。當晚我們召集各工會代表會議,決定組織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提出『反對英國水手毆打中國工人』、『還我租界』等口號。」    

  與此同時,蘇聯駐華顧問鮑羅廷連夜召集在漢的中共中央委員和湖北區委會議商討對策,就事態發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採取的抉擇,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會議決定:    

  (1)進一步發動群眾集會示威,堅決抗擊英政府的挑釁行為;    

  (2)支持國民政府對英採取強硬的態度,要求廢除英政府強加於我國的不平等條約,派軍隊進入英租界保護我國居民;    

  (3)由區委宣傳部負責成立一研究國際法約的小組,收集中英關係和有關租約的歷史資料,為擴大反英宣傳批駁帝國主義的種種讕言做好準備;    

  (4)通過鮑羅廷和中共代表團對國民政府和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施加影響以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會議指定李立三擔任遊行總指揮。    

  晚上9點,李立三立即在新世界大舞台召開了群眾大會,他向到會群眾詳細報告了英國水兵行兇的詳情和經工農商學聯席會議通過的「八項條件」,並向英方發出「最後通牒」,限英方在72小時內作出答覆。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徐謙和孫科、蔣作寶亦代表黨政機關講話。直到深夜十一二點群眾才從江岸散開。但是,英租界仍舊像是經過一場戰鬥奪下的堡壘。荷槍實彈的英國士兵在租界入口處警戒,持槍備棍的工人糾察隊在各條街道巡邏,篝火在燃燒。    

  臨時聯席會議根據鬥爭形勢的發展,當天又開會決定由外交部長陳友仁、交通部長孫科、財政部長宋子文、(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陳群和衛戍總司令部漢口辦事處一名處長,組成「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主持英租界行政事宜。當即發出佈告:「照得一月三日,英國水兵登陸,慘傷華人,民氣激昂,眾怒沸騰,英租界當局無法辦理,當經本部長(即外交部長陳友仁)嚴重交涉,令其撤退水兵,並於昨日起,由國民政府派軍警入界保護,始得維持秩序。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議決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實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所有界內中外居民生命財產,概由國民政府完全保護。凡我民眾,務各協助政府,維持公共安寧秩序。為此佈告,仰中外人士一體知悉。此布。」    

  之三、佔領租界    

  4日晚,中共中央臨委開會,討論是否由群眾去佔領英租界的問題。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經過激烈爭論,最後還是決定進入租界。於是,5日在總工會領導下,由李立三擔任總指揮,舉行了有30萬人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武漢三鎮各界同胞廣泛開展反英鬥爭,罷工、罷課、罷市,聲勢浩大。    

  5日早上,工人糾察隊隆重列隊通過租界大小街道。中國士兵的崗哨很稀少,英美法三國兵艦在泊位上做好戒備。英租界的一切工農業活動都停止了。所有的牆上都貼滿了《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不要租界,友好團結萬歲》等標語和傳單。銀行大門和領事館圍牆上也貼滿了傳單,一堆一堆的人群在那裡圍觀。在畫著英國人狼狽逃竄的漫畫周圍,哄笑聲四起。    

  原定下午2時在漢口濟生三馬路廣場舉行反英示威大會,早晨就有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和漢口一些團體萬餘名會員、群眾,列隊進入會場。12時許,即有400多團體,30萬人以上到達,其時,大雨滂沱,天氣很冷,群眾卻是熱氣騰騰,鵠立露天數小時。下午2時,由大會總指揮李立三宣佈開會,會場上「擁護八項條件」、「打倒帝國主義」、「為死難同胞報仇雪恨」、「堅決收回英租界」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工會、農會代表發言,誓作政府的堅強後援。李立三按照中央臨時委員會在頭一天晚上的會議決議,理直氣壯地宣佈了收回英租界的口號,準備組織示威群眾進駐英租界,奪取更大的勝利。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大會還在進行當中時,張國燾代表臨委,突然接連3次派人給李立三送去紙條,命令李立三不要指揮群眾進入租界,說:「我們已做出今日遊行不得經過英租界的決定,由你負責執行。」理由是:「以免引起帝國主義干涉」。    

  而此時的群眾,已是怒火熊熊,早已準備不顧一切衝進英租界示威。所以,大會演講結束後,李立三帶領30多萬人遊行出發,作為大會的總指揮,李立三不能不「執行」張國燾的命令,但考慮到群眾的情緒,他又不能直接勒令遊行隊伍不准進入英租界,不得已只好臨時改變遊行路線,準備繞過英租界,並馬上向各路遊行隊伍進行了宣佈,同時還派出部分糾察隊員走在前面引導隊伍按指定路線前進,其餘大部分糾察隊員則在租界入口處佈置,以防意外。但是,憤怒的群眾,沿途高呼口號,在行進中自發地由濟生三馬路經後城馬路(今中山大道水塔一帶)直下,衝進了英租界。英方頑固分子竟指使華籍巡捕用棍棒毆打群眾,打傷10餘人。這時,李立三也跟隨群眾隊伍一同進入租界,他當即奮不顧身地指揮糾察隊制伏了逞兇巡捕,包圍佔領了英國巡捕房和碉堡,拆除軍事設施,驅逐了英國巡捕。這時,整個英租界內擠滿了從四面八方湧進來的碼頭工人、海員、人力車工人、棉花打包工人和店員,人山人海,反英口號響徹雲霄。英國僑民不知所措,紛紛逃往停在江邊的4艘英國輪船。英總領事館被革命群眾重重包圍,總領事葛福形同甕中之鱉,不得不打電話求武漢國民政府派兵保護。這一來,實際已造成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實。    

  李立三在1940年向共產國際寫的《自述》中寫道: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3) 

  第二天,武漢政府根據英國領事的要求向我們下令立即撤出工人糾察隊。我們聲明,糾察隊撤走後,我們決不承擔英租界內維持秩序和安定的責任。工人糾察隊離開英租界大約兩小時之後,武漢政府要員便給我們打電話說:「英國領事要求工人糾察隊趕快回到租界」,原因是糾察隊剛一離開英租界,群眾又把領事館和警察局包圍起來,使英國領事不得不重新請求武漢政府派工人糾察隊來並再也不要撤回。工人糾察隊進入後,群眾情緒又有所緩和,但英國警察再也不敢在街上露面,免得遭圍攻毆打。英國領事被迫同意工人糾察隊不僅擔負起守衛領事館的任務,也負責守衛所有行政大樓、郵政局、電報局等。工人糾察隊實際上控制了英租界,中國群眾成為租界的實際主人。    

  蘇聯顧問團譯員阿基莫娃也寫道:    

  我和別的同志一道去看奪回的租界。英國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崗的是工人糾察隊。當看見我們時,他們臉上流露出勝利的微笑,把手中的棍棒擺向一邊,學著軍人的樣子行禮。帝國主義分子不敢再在街上露面。武漢人民群眾的民族尊嚴感迅速甦醒,猛然勃發出來。過去,外國人拒不付工錢,動輒打罵的現象屢見不鮮,而身受者自知外國人不好惹,只有忍氣吞聲。現在,一切都變了。中國人警告外國人不要忘記,在中國誰是主人,誰是客人?    

  為配合和聲援漢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鬥爭,在總工會領導下,1月6日,九江的工人市民也舉行了罷工示威。這時,有一工賊運送糧食接濟英艦,為工人糾察隊所拘,英國水兵上前干涉,引起衝突。該水兵奔回英艦,向岸上發射炮彈兩發,打死我工人1名,傷者無數。    

  英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極大憤怒,數萬群眾衝入英租界,迫使英國水兵退回英軍艦。武漢國民政府派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去九江。8日,國民革命軍第二師組成「九江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共產國際和蘇聯外交部對我收復漢口、九江英租界的鬥爭給予了支持,英國共產黨號召英國人成立了「勿侵略中國委員會」,要求政府撤退駐華海軍,不要干涉中國革命。英國勞工會致電英外交部,反對對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並準備在國會內外開展促使英國政府撤回駐華兵艦和軍隊的活動。形勢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放棄武力侵犯的企圖,遂指令其駐華公使藍普森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    

  英方代表被迫同意在承認租界現狀的基礎上協商解決。1月底,談判基本達成協議,本可即行簽字,但是,英帝國主義不顧武漢政府的多次抗議,不斷從本國和印度等地派遣軍隊向上海集中。為此,陳友仁代表國民政府嚴正聲明,若英國不停止運兵,我方即拒絕簽字。最後迫使英國當局在1927年2月19日同武漢國民政府簽訂了漢(口)案、潯(九江)案協定。協定規定,前漢口英租界的英國市政機關於3月15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國市政局,屬國民政府管轄。次日簽訂關於九江案協定,也作了類似規定。至此,歷時66年的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恥辱史得以結束。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外交鬥爭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使中國人民受到了極大鼓舞。    

  三、李立三領導下的有聲有色的武漢工人運動    

  1927年1月,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否決了蔣介石企圖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往南昌的主張,並且正式遷來武漢辦公。蔣介石於是扣留了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並於1月上旬,到武漢來觀察情勢。    

  就在蔣介石從南昌來武漢的途中路過醴陵時,他特意派人把李立三的父親請到他的專車上,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此事經大小報紙極力渲染,大肆宣傳說「蔣總司令接見李老太爺」云云,意欲以此拉攏李立三和蔣先雲(蔣先雲參加安源罷工後去黃埔軍校學習,在蔣介石軍中任職;李立三的父親是蔣先雲的岳丈)。但李立三卻絲毫不買蔣介石的賬。    

  1月15日,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在漢口召開有30萬人參加的「歡迎蔣總司令群眾大會」,李立三擔任大會總指揮。他發表長篇演說,當著蔣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動派對工人運動的種種污蔑,表示了工人階級堅決把國民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李立三說:    

  余謹代表150萬工人感謝中央委員蔣總司令及各位革命領袖給予工人以平等自由解放之機會。武漢的工人早已認識國民革命的意義。自「二七」至現在,無時不參加革命,而且時刻想到如何在黨的領導指導之下,任其工作。此種情形,各界同胞,當已覺察,但在此數月間,各界對於工人,不免有不滿懷疑責難之處,我不能不藉此機會,略加說明:(一)工潮問題之發生,各界諸多未能諒解,因此引起同志及黨的領袖之考慮,殊為不幸。然而,我敢說,武漢的工人,是為中國革命利益而奮鬥,他們決不違反這個原理,有過分的希望。但是有幾點事實,亦是要請大家諒解的:第一點,工人要能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難,不能不要求減少。第二點,工人要參加革命,對於每日20小時工作時間,不能不要求縮短。第三點,工人要能自由參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壓迫狀況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論之,當不為過。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間,不斷的發生工潮,亦即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黨部和商界同胞,時予吾人以指導與援助,致未發生重大問題。刻下此項情形,已經平穩的過去了。現在謹誠懇的報告我們的黨及黨的領袖,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不必擔···心。工人和各界的關係,已經比從前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二)現在湖北工人,確能在黨的指導之下,擔負國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奮鬥……    

  為鞏固革命中心,杜絕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窺伺,武漢工人一致要求我們的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和總司令立刻遷鄂,親身指導我們,犧牲一切,與英帝國主義和殘餘軍閥奮鬥。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講話,實際上指責了蔣介石遷都南昌的陰謀,直接觸及了蔣介石的痛處,使他十分狼狽。蔣介石在武漢活動了幾天,一無所獲,只得恨恨地離開武漢。    

  隨著湖北省總工會的成立,武漢各工會像雨後春筍般地迅速恢復和建立起來。到1926年12月,全市工會組織發展到274個,會員達39萬多人,工人俱樂部、工人補習學校、子弟班、婦女班、工運講習所均有較大發展。各大型廠礦工會也都辦起了工人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學校發展到40所,入學工人達5000多人。武漢再次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4) 

  1926年11月省總工會成立了工人宣傳隊,到1927年1月迅速發展到下設150個支隊,1300多名隊員,全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宣傳網,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會一聲令下,宣傳隊立即出動宣傳,幾小時就能做到家喻戶曉。特別是在「一·三慘案」、反擊夏斗寅叛變鬥爭中,工人宣傳隊一馬當先,揭露敵人,動員群眾,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總工會又成立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兼教練是李立三的妹夫蔣先雲,初期有2000名隊員,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發展到5000多人,有槍2000多支。這支工人武裝,在維持社會治安,鎮壓反革命分子,特別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擊夏斗寅叛變的鬥爭中,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建立工人糾察隊的同時,一些工廠的青少年建立了勞動童子團。省總工會因勢利導,成立了勞動童子團總隊,下轄武昌、漢陽、橋石、漢口四個區聯隊,人數約一萬人,他們頸上圍著紅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糾察隊維持社會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漢各團體開會研究「二七」慘案紀念活動事項,並建立起籌備執委會。    

  「二七」紀念大會之預備會,於2月6日在漢口市黨部舉行,決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點、下午1點、3點3次進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點。指揮團在大會前分別開指揮會議。中央及政府委員,先到江岸後到洪山參祭。會議決定,由李立三擔任漢口的總指揮。    

  「二七」紀念大會江岸會場到會50多萬人,開會時間延長至11時開始,由總指揮李立三司儀,各界代表演說,晚7時才散會。    

  2月16日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漢口舉行,李立三代表全國總工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他在演講中熱情讚頌了以京漢鐵路工人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說:「鐵路工會,由京漢路開始組織,漸次普遍全國,中國軍閥,向來薄視工人,目中並無工人,帝國主義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鋒隊,唆使其走狗軍閥吳佩孚,壓迫工人,殘殺工人,結果演成『二七』慘案……」面對當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他殷殷要求工人們「要認清應負的使命,奮鬥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時,他還分析說:「自革命勢力發展到武漢,帝國主義用種種陰謀,企圖消滅革命勢力,打倒工人。奉魯軍閥,亦以武漢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搗毀武漢,消滅革命勢力,現值最後決戰之時,是革命民眾的生死關頭,必須全國一致團結,尤其是鐵路工人負擔的責任和使命比較更大,我們必須把許多烈士犧牲得來的勝利發揚光大,一致團結,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     

  圖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時期的武漢留影/後排左起:許白昊、李立三、裸麥;中排左起:張昆弟、李一純     

  為了適應北伐後國民革命的新形勢,針對武漢已成為大革命中心的實際,更好地指導工人運動,1927年1月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通知湖北省總工會:全總準備由廣州遷到漢口。李立三領導的湖北省總工會立即回電表示歡迎,並積極準備全總的遷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總工會執委會研究歡迎全國總工會大會籌備事宜,決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華商總會,商借全總辦公處所,並決定20日在濟生三馬路廣場召開歡迎大會。在此期間,針對少數工人紀律渙散,有不良行為的問題,李立三還以全總遷鄂為契機,適時開展了整肅工會紀律的行動,為有效提高工人隊伍的戰鬥力、保持其先進性,做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據當年的《漢口民國日報》2月9日載:「總工會嚴肅工會紀律」。全省總工會鑒於近有少數工人每有軌外行動,特發通告,以資糾正。通告指出,工人階級要有嚴格的紀律,才能擔負革命的責任。具體規定了21條,違反者分別輕重處罰,同時公佈了21條全文。    

  2月19日,省總工會召開第四次執委會,通過議案60條,同時決議於24日召開歡迎全國總工會群眾大會,各工會一律停工參加,並推舉李立三為大會總指揮。    

  全國總工會遷鄂後的辦公地點,最終設在漢口四成裡舊華陽旅館。2月20日,全總召開遷鄂後的首次擴大執委會。已到漢口的全總執行委員有:李立三、項英、王亞璋、鄧紹山、朱少連、沈瑞生、許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陸沈、劉少奇等11人,候補執委朱寶廷、孫×鵬、葉璋等3人。將到之有王景雲、張佐臣……    

  鑒於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征尚在廣州,遂由朱少連、項英、劉少奇、李立三4人組織全總臨時常務委員會。並選舉由李立三「代理委員長」,秘書長劉少奇,組織部長袁玉石,宣傳部長鄧中夏。    

  在武漢這段高歌猛進的革命歲月裡,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組織才幹,極富鼓動性的演講才能,總是頻頻出現在各類集會上。    

  3月1日下午3時,湖北省總工會教育委員會在總工會三樓舉行第四次會議,決定本星期日上午8時,在總工會三層召集武漢三鎮教職員會議,請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林育南作關於職工運動方面的報告。李立三報告的題目是:職工運動狀況及中國政治狀況。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省黨部大禮堂舉行開幕式,下午在閱馬廠開慶祝大會,各屆到會者30多萬人。李立三在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    

  在6日的大會上,李立三又作了職工運動的報告。    

  在那些日子裡,武漢成了全國工農運動的中心,會議不斷,活動不斷,高潮迭起。繼全國郵務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漢口召開,為慶祝國民政府革命軍北伐克復寧滬和軍事委員會成立,武漢各界又組成籌備委員會,並定於4月5日舉行慶祝大會。緊接著,又是國際職工代表團訪問武漢,全國總工會蘇(兆征)委員長和在廣州領導農民運動的彭湃到達武漢等等。所有的這些活動,李立三不是擔任總指揮,就是作為主賓致開幕詞或發表長篇演說。他成為大革命時期在武漢最活躍的人物。    

  四、參加漢口中央局 與陳獨秀的右傾作鬥爭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時,以瞿秋白為一方同以陳獨秀、彭述之為另一方發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無情批判了他們對大資產階級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機會主義策略。會後,瞿秋白離開上海到漢口。在瞿秋白的影響下,在漢口的中央委員,瞿秋白、項英、張國燾和李立三成立了漢口中央局,與陳獨秀、彭述之機會主義領導開展鬥爭。    

  3月底,大資產階級和蔣介石企圖叛變的陰謀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陳獨秀、彭述之等對蔣介石充滿幻想,試圖以各種讓步來安撫大資產階級和蔣介石,從而錯過了當時存在的組織革命力量、防備(蔣介石)叛變的機會。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5) 

  4月2日,偽裝進步的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即和蔣介石秘密談判,決定分裂武漢政府。    

  4月4日,陳獨秀與汪精衛在上海聯名發出了《告兩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全體黨員)同志書》,兩黨領袖談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極力為蔣介石進行辯護。    

  陳、汪宣言,意味著共產黨領袖已經向國民黨投降,它不僅在原則上是有害的,而且實際上嚴重妨礙著同反動派進行的鬥爭,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蔣介石集團對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領導內部面對危機,沒有提出同蔣介石作鬥爭的具體方式和方法,仍舊主張繼續北上,而不是東征討伐蔣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項英、張國燾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都對中央、特別是對陳獨秀的政策表示強烈不滿。他們不贊成同蔣介石妥協的政策,反對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機,認為必須盡快召開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這時,在武漢的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委員和湖北區委的成員組成聯席會議,臨時行使中央最高職權。在4月4日的會議上決定:    

  1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當即選舉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為常務委員;    

  2電催陳獨秀速來武漢,並把中央遷往武漢;    

  34月20日召開中央全會,4月25日召開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    

  4成立三個委員會,為五大準備文件,各委員會的主持人是: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瞿秋白、毛澤東;職工運動委員會李立三;組織委員會張國燾;    

  5以中央名義發電報,要各地來武漢開會。    

  在漢口中央臨委的電催下,4月8日深夜,陳獨秀與汪精衛一起,自上海乘英輪到達武漢。    

  9日清晨,李立三參加了由陳獨秀召集的在漢中央委員談話會。    

  當天下午一點半,李立三代表全國總工會參加了各團體在漢口特別市黨部大禮堂召開的迎汪(精衛)籌備大會。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漢口鮑羅廷的公館召開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參加者有:張國燾、譚平山、彭述之(彼得羅夫)、李立三、蘇兆征、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肖子璋、賀昌、黃平(沃羅夫斯基)、陳延年、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阿爾布列赫特、福京、鮑裡斯。    

  經與會人員認真討論後決定:中央機構自即日起遷鄂辦公;追認中央臨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處理的事務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黨務、政治與軍事等方面問題。    

  會議專門研究了江(蘇)、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勢。中央認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經到了嚴重時期。過去,上海有右的錯誤,今後要認真準備和進行反蔣(介石)的鬥爭。為此,作出了《關於滬區工作的決議案》,並決定派李立三、陳延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陳延年、維經斯基、趙世炎、周恩來等組成一個特務委員會,貫徹執行中央決定,負責組織領導上海方面的反蔣(介石)鬥爭;會議還決定立即召回羅亦農(布哈羅夫)、將檔案轉移到漢口、任命陳延年為上海委員會代理書記。    

  11日,李立三又參加了國民黨總顧問鮑羅廷在漢口跑馬場後面被沒收的楊森的住宅召開的秘密會議,進一步研究對付蔣介石的辦法。被邀參加會議的還有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長徐謙,武漢政府顧問彼得羅夫、高等軍事顧問加倫。剛從南京來漢的中共黨員李鐵山、陳武漢在會上報告蔣介石的行動計劃。為採取措施防備大資產階級和蔣介石企圖叛變的危險,會議決定李立三等立即動身前往上海,貫徹中央的決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經過南京時,蔣介石在上海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員和廣大工人群眾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面臨如此嚴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義無反顧,於4月13日還是趕到了上海,通過鄭超麟,先找到趙世炎的秘密住處,隨後又找到周恩來、羅亦農等,臨時決定把羅亦農和三個俄國同志加入特務委員會。這樣,就於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開了特委會,傳達中央對上海問題的決定,及討論致電武漢反蔣問題。    

  一份珍貴的原始記錄再現了當時的會議情形。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6) 

  附:                特 委 會 議 記 錄    

  ——傳達中央對上海問題的決定及討論致電武漢反蔣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會者:延(陳延年)、立(李立三)、亦(羅亦農)、士(趙世炎)、恩(周恩來)、尹(尹寬)。    

  立:述之、子璋到後,中局討論上海問題的結果,有許多意見,派我、延及維經斯基來上海,並加入士炎及恩來五人組特務委員會,並望我們在二十五號以前回到漢口開代表會。    

  我們來的任務:    

  一、催大會代表,要亦農去,延年留上海代理書記。    

  二、組織委員會:今天新決定委員會亦農及三俄同志參加共九人,決定開三次會,議程:    

  (一)區委報告。    

  (二)委員會報告,以後區的工作報告(由區委報告)。    

  (三)委員會與區委聯席會議;一方面報告中央議決案及以後區的工作方針,並討論議決案,或再由委員會對部委會報告。    

  今晚要討論區對於武漢以後對於全國政策的方針,決定由委員會聯名電武漢要他們執行。    

  恩來:我們致電武漢應指出兩點: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動後有右傾錯誤,如繼續非常危險。我們在此次屠殺中可以看出老蔣只是對我們表面和緩。實際是準備整個打擊,但我們事前太和緩,以致無好好反蔣宣傳,以致在民眾中有不好影響,甚至影響到武漢與國際都趨於和緩。尤其是汪精衛來後,他也受我們影響,態度也就和緩,致使此次大受其虧。國共聯合宣言毫無積極意味,此種和緩空氣,如果武漢方面仍繼續下去,各方面損失很大,以上錯誤,滬區完全承認,並要把此意告訴武漢。    

  二、軍事上,武漢方面對於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而主張先北伐,並怕老蔣軍事太大,完全自己站於弱點,是很不好的。照我們觀察,對於老蔣軍隊並不無法,且應先解決老蔣然後可以北伐。現在我們應打一電報給武漢提出抗議,要求趕快決定打東南的方策,馬上派得力人員來東南準備軍事活動。    

  亦農:我們對於中央並不要責難,不是以滬區意見對中央提出。    

  上海過去做(犯)了許多錯誤,而武漢對於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對於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贊同,我覺武漢方面對於上海的觀察不清楚,關係也不見靈密,也許是交通不便所致。    

  對於政治軍事,昨天區委討論,對於恩來意見都一致贊同,惟對中央致電固很必要,但只處提出意見態度,而不是提出抗議。    

  世炎:致電中央大家意見都已一致。惟我在這幾天感覺,目前實為中國整個的革命與黨的最嚴重的時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關係非常重大,上海為無產階級力量表示得最偉大的地方,與全國各處,有不接氣的地方,我們黨如果沒有很堅決的策略,關係今後黨的進行實在太大。我意現在如要消滅新軍閥與資產階級,問題並不簡單,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很堅決的策略。所以我們此次致電中央,除說明恩來意見外,同時要表示很堅決的態度。我們要看清反動力量非常浩大,敵人進攻,已到萬分緊迫的時期,我們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傾錯誤,已經得到教訓,但那還不過是政權黨權的爭鬥。現在的形勢,比三月二十日還要重大,我們再不能有第二個右傾的錯誤,以自陷於危境。以外奉方與老蔣究竟有無發生關係,也值得研究與注意。    

  立:武漢對於老蔣之決心打擊已為事實,毫無問題,所最困難者為軍事問題,所以還在憂移,現在不但是軍事上憂移,已發生政治上的憂移,因為奉方進攻甚烈。所以決定如果蔣尚不十分反動,還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來電表示反對打蔣,大家益發搖動。    

  現在武漢既連下不准蔣繳糾察隊械、要蔣保護市政府、不准蔣在南京開會三電,可見武漢方面對於政治上的策略已堅決,其所以不即下討伐令者,純為軍事問題。所以今天我們的電報,要多注意軍事分析。    

  討論電報:    

  發電名義——個人簽字。    

  電文內容——(原件缺——編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說明我們應乘資產階級政權未穩固前打他,才有勝利希望,如再延緩,資產階級的政權一經穩固,我們就無法可打。在軍事上,武漢方面第一、第七軍必可開拔南下,他們預備四萬支槍到南京。    

  世炎:軍事上除奉系問題外,還有帝國主義與青紅幫的兩個問題也關重要。    

  立:在這個時候,我們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蔣鞏固得多。在軍事上,老蔣的鞏固進程比我們快得多,如果愈延長,他的力量愈鞏固。再加老蔣用反共的宣傳,將來很可取得政治上的鞏固地位。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要趕快打蔣是毫無疑義,且我們目前不打蔣,蔣將來必打武漢,到那時就非常危險。現在武漢所最困難的為經濟問題,非打到江浙,在經濟上就無辦法。    

  電文起草——決定恩來擔任。    

  ……    

  李立三傳達了來上海的任務,討論了上海的形勢,針對武漢國民政府內部對是「東征討蔣還是北伐討奉」舉棋不定的情況,決定以與會者名義,向黨中央寫一個請求東征討蔣的意見書。這個意見書由周恩來起草,李立三、趙世炎、陳延年、羅亦農、尹寬、周恩來6人簽名,用電報將意見書《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發給了在武漢的黨中央。電報指出:「蔣氏之叛跡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鬥爭,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    

  第二天,上海區委向會議作工作報告,總結了三次武裝起義的經驗教訓。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會議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嚴重時期。「雖為客觀環境造成,但主觀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且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實是我們黨的根本錯誤。」「上海區不應以此而延緩其工作。這次運動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沒有堅決認定無產階級取領導權與大資產階級奮鬥,沒有明確的階級覺悟與指導。」暴動的結果,「並沒有取得一點政治的領導權,市政府根本沒有成立。」「今後工作的策略,即為積極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與大資產階級努力奮鬥,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奪取對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    

  會議一致決定「四一二」以後,要起來繼續鬥爭,要領導上海工人準備新的起義,迎接東征軍,打倒蔣介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7) 

  五、籌備並參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開了特委會後,立即與羅亦農等趕回漢口,又參加了中共五大會議的籌備工作。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之後,緊接著又指使國民黨右派在廣州、南京、無錫等地發動了同樣的反革命政變。革命前途危在旦夕。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昌都府堤20號武昌第一小學禮堂開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羅章龍、瞿秋白、顧順章、張金保、張國燾、譚平山當選為主席團的成員,李立三同時是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主持人。    

  出席開幕式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以及英、法、美、蘇等國共產黨代表、武漢各群眾團體的代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團等來賓。開幕式由陳獨秀主持,他首先致開幕詞,接著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向大會祝詞,隨後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各國共產黨代表及我國各團體代表向大會致賀詞。    

  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這次會議是半公開的,會場警衛由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教導營擔任,這個營的幹部戰士大多傾向革命,其中有許多共產黨員。當天,營長韓浚率領一百多名戰士警惕地守在會場周圍,保證了大會的順利進行。    

  因為當時漢口較武昌更為安全,同時大多數代表居住在漢口,過江開會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會休會一天,遷往漢口濟生三馬路黃陂會館,29日以後的會議均在此進行。    

  29日,陳獨秀作《政治和組織工作報告》。報告沒有回答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代表們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討論時,20多人先後發言,許多代表提出了意見。李立三多次發言,總結了職工運動的經驗,從總體上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也批評了在領導上海起義中的機會主義策略。但是,「因為羅易和鮑羅廷對陳獨秀採取了調和主義立場,這一鬥爭沒有很好地進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作報告。他先介紹了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後來總結了大會討論陳獨秀報告的情況。    

  5月7日至8日,大會討論了組織、修改黨章、農民土地、職工運動等問題。9日,是大會的最後一天。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決議》等5個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選舉產生了第五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建立了黨中央的監察委員會。歷時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宣告閉幕。    

  在5月9日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會領導機構時,李立三被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他又與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7人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4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3人為常委,陳獨秀繼續被選為總書記。    

  這次大會是在中國革命遭受挫折之時召開的。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是這次大會存在著嚴重錯誤。它沒有提出爭奪領導權的任何切合實際情況的措施,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作了錯誤的分析,對汪精衛充滿了幻想。會議沒有討論建立共產黨自己直接領導的軍隊的問題。對於農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土地問題,雖然強調了解決問題的意義,但制定的具體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大會繼續選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使他得以繼續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敗。    

  六、太平洋勞動會議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    

  早在1925年,英國和法國的無產階級代表即準備在歐洲舉行太平洋勞動會議,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破壞而未能開成。1926年7月。澳洲工人階級代表提出倡議,並在澳洲召開了籌備會,決定次年在中國廣州召開太平洋會議。這是對中國工人階級、革命工人解放運動的直接支持和鼓舞。1926年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開會,決定承接這項光榮的任務,並派遣籌備委員,在漢口友益街設立秘書處,秘書長為林育南,負責日常籌備工作。    

  然而,因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廣東也發生了「清黨」,陷於白色恐怖之中,太平洋勞動會議只好改在武漢召開。    

  5月14日,赤色職工國際委員長羅佐夫斯基抵達漢口,當天下午在全國總工會主持召集籌備會議,就太平洋勞動會議的程序等事項作出了相應決議。身為中共中央7名政治局委員之一的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參加了會議的領導工作,並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出席了會議。    

  在5月16日舉行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會上作出決定,李立三擔任組織部長,同時負責在太平洋勞動會議上作《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    

  5月17日,漢口各工會代表在血花世界大劇場(今民眾樂園)舉行歡迎大會,到會1000餘人,各國代表團代表24人。李立三、向忠發、劉少奇等出席。午後1時首先由向忠發致歡迎詞,歡迎全世界革命領袖齊集武漢,指導和幫助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工人謀求解放。接著赤色職工國際委員長羅佐夫斯基致詞,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站在中國勞動工人面前,盡力幫助革命,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英國代表湯姆、日本代表西田義一,爪哇代表賴克門、美國代表白勞德相繼致詞。    

  5月20日12時,太平洋勞動會議在漢口血花世界大舞台正式舉行開幕典禮。除中國共產黨代表瞿秋白外,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陳公博、彭澤民,國民黨省黨部代表徐虔知、漢口市黨部代表詹大悲等到會。    

  大會主席蘇兆征宣佈開會,致開幕詞,報告了太平洋勞動會議籌備經過,闡明了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和任務。    

  李立三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作了《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經驗,特別強調了中國工人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思想。    

  為了宣傳教育,擴大影響,李立三邀請各國勞動代表於23日參加了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創辦的高級勞動學校在前輔德中學舉行的開學典禮。    

  李立三在武漢領導工人運動期間,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項是「不等官方許可,可自行實施8小時工作日。」這是李立三當時堅持提出的武漢工人經濟要求之一。在1927年4月以前只有個別的工廠企業,如鐵路部門得到落實。總工會決定5月份不等官方許可主動實施8小時工作日,由省總工會召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自某某日起,工人拒絕8小時以上的勞動,並為此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到了規定日期,各工廠企業的工人幹完8小時的工作後,果然停工回家。這樣做法的效果是:提高了工人群眾的革命覺悟和工會的威望,同時因工人的業餘時間多了,為群眾性宣傳工作提供了便利。經過鬥爭,8小時工作制不僅在工廠企業中得到實行,而且在商業經營的店員中也得到實現。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裡(18) 

  為取消束縛有色人種勞工之立法起見,為剝奪帝國主義者及中產階級之武器,使勿降低勞動者之生活程度起見,並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種中古時代之奴隸制度起見,在李立三的促使下,太平洋勞動會議議決10條:    

  1.采8小時工作制;    

  2.每星期內,須使工人有一次連續24小時之休息;    

  3.施行工人保險,如疾病、遇險、殘廢、失業等各項保險,保險之責任,由廠主與政府擔負之;    

  4.禁止婦女做夜工。產婦須在生產時期之前後各給假8星期,工資照給;    

  5.絕對禁止買賣兒童作為掠奪之目標,並禁止僱用14歲以下之童工;    

  6.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的工資;    

  7.集會、結社、出版、罷工之自由權;    

  8.設立勞工稽核所,其中職員由各工會中選舉之;    

  9.取消體刑、罰金、扣資以及工廠之產品充工資等;    

  10.組織工團及糾察隊,反對法西斯主義及破壞罷工者。    

  5月27日太平洋勞動會議結束後,5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會便任命李立三為中央工人部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一職,改稱為書記,由李立三任書記同時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幹事會書記。    

  此後不久,便迎來了中華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    

  中華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於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漢召開。6月18日下午1時在武漢血花世界開預備會,到會代表400多人,還有俄國、爪哇、朝鮮等各國代表數十人。    

  預備會通過大會主席團由李立三、蘇兆征、鄧中夏、劉少奇等25人組成;通過組成政治、經濟、組織、教育宣傳、決議審查5個委員會,李立三為政治委員會主任。    

  6月19日下午3時,在漢口中央人民俱樂部舉行開幕典禮,首由李立三致開幕詞。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會上又作了政治報告。    

  6月23日上午,與會代表參加武漢人民舉行「6·11」、「6·23」北伐陣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會,下午在總理紀念堂繼續開會,值日主席為李立三,由劉少奇作會務報告。    

  湖北全省總工會、農民協會,23日晚在漢口普海春歡迎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共約五百人。開會前,由李立三、劉少奇、何葆珍、向忠發……俄國代表、及上海、廣東、福建、四川、山東各地代表先後唱國際歌、國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謠,均足以聯絡彼此親情,激發革命情緒,鼓掌之聲,響徹雲霄。    

  6月28日,上午9時,在血花世界舉行閉幕會。李立三宣讀了「政治報告及各國職工運動與中國工人運動統一決議案」,並相繼通過了多個決議案。下午3時,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團致閉幕詞,會議圓滿結束。    

  ……    

  就在這兩次會議期間,李立三與美國著名進步女作家和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於武漢。    

  美國著名進步女作家和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小鎮弗蘭德鎮。一生與中國緊密相連,先後6次訪問中國。    

  圖31:1963年夏天,李立三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來中國時,正值蔣介石撕下偽裝,揮起屠刀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親眼目睹了中國歷史上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漢訪問那裡的國民政府。當時,正值中國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在漢口召開,斯特朗對李立三進行了採訪。她把這次在中國的採訪連同她1925年第一次來華訪問的情況,寫成了第一部關於 中國革命的書:《千千萬萬中國人》,記錄了1925年省港大罷工和1927年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史實。    

  斯特朗在書中寫道:工人代表唐樹義向她介紹,「到湖南來給我們組織工會的是李立三。他先開辦了一所礦工業餘學校,這所學校開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學會了識字。李立三將這些人秘密發展成工會組織者。他們將整個礦區分成44個部分,一人負責一部分。這些組織者又另選一些工會活動分子幫忙,一人負責100人。這些人又各選十個幫手,每個幫手負責十個礦工。就這樣一萬三千名礦工很快就組織起來了。我們不把這個組織稱作工會,而叫礦工俱樂部。儘管如此,礦主還是要摧毀我們的組織。」    

  斯特朗在書中寫道:6月20日上午,李立三的政治報告一結束,她立即找到李立三,要求瞭解他的身世。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她的採訪。「李立三與別人都不同。作為湖南農村一個教書先生的兒子,他讀了7年書。大戰期間,他到了法國,在鐵工廠裡做工……李立三關於中國勞工運動的觀點,超越了中國的國界。他對我說:『只有當中國有了強大的工會時,工會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蓬勃發展』。」    

  就在這次採訪時,李立三還向斯特朗講述了他於1925年秋天從上海逃到武漢,反動派的刺客暗中保護他的一個生動而可笑的故事。    

  斯特朗還生動描述了採訪結束時,她打開相機給李立三拍照的詳細情景:「他催我離開那個到處是工人衛隊和標語佈告的大院,帶我來到一個業已凋殘不堪的中國式小花園。他以樹木和一條小溪為背景,擺了個照相的姿勢。他想在我的記錄中留下一個恬靜優美的環境所環繞的形象,而不是置身於勝利喧嚷之中的形象。」    

  後來斯特朗跟別人說:「李立三雖然是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但他很有知識分子味道。」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1) 

  歷史證明,李立三不僅是南昌起義的主要倡導者,    

  而且還是起義的重要領導人……    

  南昌起義後,他兩次被黨中央派到香港,主持廣州    

  起義失敗後的廣東省委工作……    

  一、南昌起義中一個真實的李立三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光榮起點,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歷程的光輝起點!我黨、我軍歷史上這一偉大壯舉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一直鮮為人知。長期以來,一些有關現代革命史的書籍、革命史展覽中,在介紹南昌起義這段史實時,只有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賀龍等,很少或根本就沒有提到過作為八一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動。一般黨史讀物在談到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時,從不提及李立三。其實,李立三不僅是南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而且還是這次起義的倡導者。    

  之一、起義前的情勢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勞動民眾迅速覺醒起來努力於自己的組織和鬥爭。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敵,(中外反動者)也就覺察到自己的危險,尋找種種方式、方法來阻遏革命進展的潮流。」主要表現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國軍艦聯合炮轟南京城,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南京慘案」;同月,蔣介石殺害贛州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搗毀安徽省總工會等革命團體;製造重慶「三三一」大慘案;4月12日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之後,蔣介石又指使國民黨右派在廣州、南京、無錫等地發動了同樣的反革命政變,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嚴重形勢面前,中共向何處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亂的。這種混亂,首先來自於斯大林當時的政策是錯誤的、矛盾的,而且由於兩名蘇聯代表對莫斯科的路線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釋。一是鮑羅廷,他的頭銜是蘇聯駐中國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國民黨政府的總顧問。他與陳獨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論」,主張中共支持武漢國民黨奪取北京的計劃,打開通向馮玉祥在北方勢力範圍的道路;一是羅易,印度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正式代表,主張回到革命熱情高漲的廣東去,努力「深化」革命並進行土地革命。    

  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儘管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但由於沒有提出奪取領導權的任何切合實際情況的措施,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作了錯誤的分析,對汪精衛充滿了幻想。大會繼續選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使他得以繼續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此期間,又發生了楊森進攻鄂西,於學忠、張聯升等叛變於湖北、西北。    

  五大閉幕後,5月13日原駐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第14 獨立師師長夏斗寅發出通電,聯蔣反共,攻擊武漢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會上提出「派葉挺部隊及中央軍政學校出動,兜剿夏斗寅,佔領粵漢路,以湖南為根據地,準備應付武漢反動局面。同時擴大工農糾察隊武裝,發動群眾起來作殊死戰」,「以武力對付武力,以暴動對付暴動。」中共中央採納了他們的提議,調武漢衛戍司令葉挺率部奮起反擊,迅速打敗了夏斗寅的叛軍。但是,拒絕了他們關於建立湖南根據地的建議,也沒有決心「以武力應付武漢反動局面」。當時李立三這一正確主張,沒有被中共中央採納,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時機。羅易與瞿秋白以為,現在的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問題。他們認為,只有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當務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惡果。    

  緊接著5月21日,又發生了「馬日事變」,即在蔣介石、 汪精衛唆使下,湖南的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襲擊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及其他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這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右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右派公開合流的信號。而陳獨秀不貫徹五大的正確決議,不採納黨內主張像對付夏斗寅那樣,以武力解決許克祥部隊的正確意見。對來自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攻擊,採取了妥協退讓的錯誤辦法,致許克祥的反革命氣焰更加瘋狂,在短短20多天裡,就在長沙及附近各縣屠殺了一萬多人,革命危機日趨嚴重,一些不堅定分子消極逃散,有的甚至公開叛黨。    

  隨之,馮玉祥也公開反對工農群眾及共產黨,並下令驅逐俄國顧問鮑羅廷。    

  以上這一系列事件的惡果是工農的鮮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組織備受摧殘,反動潮流日益洶湧。    

  之二、黨中央改組 李立三當選臨時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開的五大會上,李立三與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等7人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陳延年、周恩來4人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5月下旬,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不指名批評了陳獨秀,並指示鮑羅廷「動員2萬共產黨員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這時,武漢國民黨汪精衛集團, 繼蔣介石叛變之後,由動搖走向反動。各種反革命力量結伙向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撲來,黨內思想混亂,黨的領導「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開會討論中國問題,決定羅易立即動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羅明那茲同志去武漢接替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產國際來電,批判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中共中央,解除顧問鮑羅廷的職務並調回國。但鮑羅廷扣住了國際的訓令,沒有及時傳達執行。因為他清楚自己和陳獨秀的命運的一致性,陳獨秀時代的結束就是他鮑羅廷時代的結束。他盡力拖延,希望峰迴路轉。拖了半個月,不能繼續拖了,因國民黨已準備公開叛變,汪精衛已通知譚平山、蘇兆征退出國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鮑羅廷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傳達了國際的訓令。陳獨秀一言不發,只點了點頭。老鮑很傷感,在中國很多問題上,他與中共這位領導人是一致的。他宣佈: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同志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指定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代行政治局職權。    

  會後,陳獨秀給臨時中央寫了一封信,稱「我實在不能工作」,要求辭去總書記職務。之後,收拾了自己的辦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著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著一雙黑平絨布鞋,步履蹣跚地走了。    

  7月12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立,陳獨秀停職,從此離開黨的領導崗位。隨後不久,共產國際來電,調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鮑羅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廬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宣佈「本黨黨員退出國民政府」,號召「國民黨黨員群眾及一般民眾起來,反對背叛革命的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了秘密會議,確定了分黨計劃。7月16日又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了《取締共產黨案》,正式宣佈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革命。隨之,汪精衛集團就同蔣介石集團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在蔣介石、汪精衛的瘋狂屠殺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2)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會議 力主「獨立的軍事行動」    

  在大革命失敗的極為嚴峻的形勢下,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這是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面對汪精衛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大屠殺,為了使革命走向復興並取得勝利,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一方面部署黨組織迅速轉入地下和把黨中央機關經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軍事上又決定組織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把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葉挺所在的第11軍(葉是11軍下屬、24師師長)和賀龍的第20軍,開回廣東,「號召農民暴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以圖再舉。為此,黨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與秘書長鄧中夏去黨的力量較強的第4軍、第11軍駐地--九江,做部隊移師廣東的準備工作。    

  關於在南昌舉行起義問題,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寫的《「八一」 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一文中指出:「我們動身(去九江)時,中央並未給我們準備此項工作任務。」也就是說,在此以前,從來沒有提到過要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    

  7月19日李立三和鄧中夏奉中央命令抵達九江後,譚平山也到了九江。當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層樓房裡,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開了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會議。    

  一向敢於衝鋒陷陣的李立三在分析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時指出:「在政治上,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 唐生智正在積極屠殺我黨,壓迫工農運動。汪精衛已完全投降於唐(生智)。張發奎態度雖然仍表示反唐,卻已深受汪(精衛)之影響,高唱擁汪,並表示對我們不滿,有『在第二方面軍之高級軍官中的C.P.(即共產黨)分子如葉挺等須退出軍隊或脫離C.P.』之表示。」「在軍事上,4軍、11軍已向南昌移動,駐紮於馬四嶺、塗家埠一帶,20軍已漸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軍移駐樟樹,9軍移駐臨川。程潛之6軍經江西之萍鄉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圍我軍之形勢……軍事上已到了極嚴重之時期,而張(發奎)尚徘徊於武漢,則張之不可靠,更可證明。」由於「張發奎態度之猶豫與右傾,那麼依靠張為領袖之回粵運動,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為3、6、9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而犧牲,將與我們回粵去號召農民暴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張(發奎)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    

  鄧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對,我們黨內還有相當的人對張發奎抱有幻想,我認為應該拋棄這種想法。」譚平山當即提出:「現在的部隊應集中南昌,在此聯合賀龍的20軍舉行暴動。」三人商議「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20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3、6、9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這樣,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建議就在這天晚上確定下來。」「在這次會議中,沒有不同意見,遂將這項意見報告中央。」    

  此時,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廬山。李立三他們研究以後,3人分工:譚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鄧中夏「即赴廬山和(瞿)秋白商議,秋白亦完全贊同這項意見。」(瞿)秋白聽完李立三、鄧中夏的分析意見後,情緒激昂地說:「我們早就該這樣干了,我們已經壓抑得太久了,也許這次暴動會給我們黨帶來新的希冀。」「當時聞中央有召集緊急會議之訊,(李立三)即請秋白代表在潯(九江)負責同志之意見,並請中央即速可決。」當時,林伯渠的堂叔在廬山英國人開設的飯店——仙巖客寓當大師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廚房裡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們用圍裙遮起窗戶,點起蠟燭,討論有關武裝起義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林伯渠等10來個人。大家都表示贊同。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對舉行南昌起義建議的提出有明確記敘,他寫道:    

  「汪精衛公開叛變後,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負責幹部前往九江,準備組織黨在北伐軍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廣東,繼續革命,反對新老軍閥。旋因軍事形勢變化,敵情緊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議,在南昌舉行起義。並徵得當時在廬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們的建議,並派周恩來同志前往南昌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委員還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人,遂於八月一日勝利地舉行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    

  之四、第二次九江會議再議決暴動計劃    

  正當李立三與鄧中夏在廬山與瞿秋白商談時,譚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衛、張發奎、朱培德、黃琪翔等將在廬山開會,要「解決在第二方面軍中的共產黨員」。    

  7月23日,惲代英、賀龍到達九江,「黃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廬山開會,並百般拉攏。」「同時(譚)平山已將在南昌舉行暴動之計劃,探賀龍之意見,賀表示甚為熱烈。」「又得葉挺出來說硬話,於是賀之主張更為堅決。」由於形勢危急,譚平山、惲代英發電報通知仍留在廬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開會。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具體研究了南昌暴動的計劃、政綱、宣言以及組織與寧、漢國民黨中央黨部相對抗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問題。決定:葉、 賀「軍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並急電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勞動保護為暴動之目的。在這項綱領之下,發表宣言( 用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名義)。」    

  第二次九江會議,「對暴動計劃完全一致」。 但在討論要不要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綱時,發生了「很大的爭論」。「立三、代英主張須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綱為暴動的目的,因為南昌暴動的主要意義,就是要繼續沒收土地的鬥爭,實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對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綱,謂恐因此惹起反動勢力更加聯合的攻擊和軍隊內部分化,爭論極烈,當日會議無從決定(兩方人數一樣),只決定報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鮑羅廷與瞿秋白從廬山秘密趕到武漢。25日臨時中央常委開會,鮑羅廷又宣佈:瞿秋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決定(建議)由潯帶到漢口,中央已決定對張發奎的態度,如張不與汪精衛聯絡,則到東江之後始解決之,否則在潯便解決他。故贊成(在)南昌(起義)的決定。」會議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帶回去的提案。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3)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他(周恩來)說,剛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來信,主張在南昌、九江地區發起暴動。周恩來因而贊成在南昌由葉挺部等首先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形成反武漢、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計南昌為四戰之地,不易立足,主張移師廣東東江。以廣東東江為根據地是周恩來提議中的要點,這一點也是他始終堅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帶工作過,對那裡情況較為熟悉。他認為那裡敵軍軍力較少,海陸豐一帶農運又很得力,而且有汕頭這個海口,可以與蘇俄聯絡。他要求中央,從速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別是獲致友軍和國民黨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工農勢力,要求共產國際經由汕頭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資的接濟等等。所有這些,似都是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在周恩來看來,尤以莫斯科的接濟最為重要。    

  時機緊迫,不能多作討論;我們兩人因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恩來迅即趕往九江、南昌,組織一個前敵委員會。」    

  鑒於當時周恩來兼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故「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    

  之五、第三次九江會議再討論行動方案    

  中央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奉命於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開會。會上,周恩來「報告(傳達了)中央意見,認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會後,周恩來等「積極進行軍事之準備,並由中夏同志將詳細計劃回漢報告中央。」同時,周恩來還對在九江的同志討論土地綱領時出現的分歧,傳達了「中央的意見」,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把沒收大地主之土地列入了政綱,統一了大家的認識。    

  會後,周恩來、李立三、劉伯承、彭湃、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於7月27日齊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敵委員會。」「前敵委員會指揮前敵一切事宜。以恩來、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組織之。」周恩來任前委書記。後來,張國燾、譚平山也參加了前委會議,但不是前委委員。至此,南昌起義由醞釀、決定轉入實施階段。前委27日同時決定成立武裝起義總指揮部,「因軍事的準備來不及,遂改定於30日晚舉行暴動。」    

  28日,周恩來親往第20軍指揮部會見賀龍,就起義問題徵求他的意見。賀龍堅決果斷地說:「很好!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幹,我就怎樣幹。」「周恩來當即代表前委任命賀龍為起義軍的總指揮。」「擔任起義軍參謀長的劉伯承,與賀龍一道審慎周詳地制定了起義的作戰計劃。」    

  之六、 張國燾受命阻止起義    

  臨時中央常委會議同意在九江的同志關於在南昌舉行起義的建議後,按照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的意見,報告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很快回電。「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把在(國民革命軍)軍隊中的同志(共產黨員)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    

  7月26日下午4時,漢口一所住宅裡走進來了張國燾、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等中常委和中委,除他們之外,還有羅明那茲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及范克,另外還有兩名翻譯人員若克、家展。這是在羅明那茲的堅持下,中央常委會在此要舉行秘密會議。    

  瞿秋白首先發言說:「當前有一個緊急的情況,需要我們立即討論。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決定,決定在南昌舉行暴動。目前,暴動正按計劃進行準備,我們很需要蘇聯方面對暴動給予支持。今天在此聚會, 主要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同志以及蘇聯顧問加侖同志等人的指導下商討一下目前的形勢以及南昌暴動問題。首先我們請加侖同志發言。」    

  加侖將軍清了清嗓子:    

  「我今天上午會見了張發奎將軍,與他研討了軍事問題。張氏已同意將他所統率的第4軍,第11軍和第20軍3個軍集結在南昌和南潯線上,不再東進,逐漸轉移,返回廣東。張發奎如果同意回師廣東,並不強迫葉挺等退出共產黨,因此,我們可以和張發奎一同回師廣東。與張一同返廣東,在軍事上極為有利,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5000至8000,在優勢敵軍阻擊之下,恐難到達東江。除非張氏不同意上述條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動起來。」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接著發了言。    

  「我們目前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莫斯科已來電令禁止俄顧問們在任何情形之下參加南昌暴動。」    

  羅明那茲停了一下,在公文包裡取出一張紙說道:「這是共產國際的回電,全文如下:倘若這次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    

  念完電文,羅明那茲的眼光朝幾位中國同志掃了一下,見大家都默不作聲,繼續說:「看來這兩件事及國際電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線的同志們,我們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當面去通知。張國燾同志,你去如何?」    

  羅明那茲說話時態度有些尷尬,因為他也明白表示過支持南昌暴動。      

  張國燾立即表了態:「既然這任務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況中央擴大會議快要舉行,我離不開,最好也不要讓我捨棄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飛同志可以負擔這一使命,請他去好了。」    

  王一飛當時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故張國燾認為他是最合適人選,可羅明那茲顯得有點著急。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動身,如何能找到一飛同志?即使找到他,並使他瞭解使命,立即起程,倉促間是不易做到的。」    

  羅明那茲的口氣就是要張國燾去,所以瞿秋白和李維漢都勸說道:    

  「老張,還是你去好,這個責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況並參與決策。」    

  張國燾此時進退兩難,心情異常尷尬。對於他此時的真實想法,他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曾有所披露,覺得「當初周恩來等人提出暴動時,我並沒有明確反對,現在叫我去勸說周恩來、譚平山他們停止行動,實在是不合適的,再者我實不願此時離開中央和不能參加中央擴大會議」。同時,張國燾也一直認為「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希望並為此苦思焦慮,現在共產國際顯然欲置身事外,不僅要俄顧問們勿捲入漩渦,而且不肯暗中在經濟上有任何支持,這就使南昌暴動陷入絕境」,張國燾權衡再三,認為「加侖將軍的提議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侖的提議做,才能多方面關顧到。老實說如果我辭絕任務,實在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擔當該重任。」    

  想到這,張國燾頓覺義不容辭。但他又以質問的口吻道:「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對國民黨左派還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等還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樣。」羅明那茲聽了,顯得有點喪氣,他舉著電報說:    

  「這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不能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4) 

  羅明那茲話鋒一轉,板著面孔說:    

  「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點認識不夠,今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我們中共中央一定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瞿秋白、李維漢見羅明那茲很氣惱故應答道。    

  「不過,加侖將軍的提議是可行的,我們應盡量爭取其實現。」張太雷發言了。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只有將第4軍中的同志們和集聚在南昌、九江一帶的同志們分派到農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瞿秋白補充道。    

  羅明那茲對手下這幾個中共領袖們的回答感到很得意,故轉而作出了最後決定:「那麼,現在一切由張國燾同志會同前敵委員會相機處理,處理好後,張國燾仍須盡快趕回中央。」    

  「好,我一定完成中央使命,不過我請問,如果萬一因時間或其他原因來不及阻止南昌暴動,又應如何?」張國燾問道。    

  「這次暴動應堅決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難抑制暴動的發生。」羅明那茲的態度很堅決,但沒有直接回答張國燾提出的問題。    

  就這樣張國燾帶著使命,講明確一點主要是羅明那茲的使命,也帶著自己的關切於7月26日晚匆匆搭上了長江輪。    

  之七、力辯張國燾並最後確定起義時間    

  7月27日晨,張國燾乘坐的江輪到達九江,這時的九江簡直就是一個大轉運站。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由武漢來到這裡,大部分乘車轉赴南昌,也有些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游上海等地。同時第4 軍也正由武漢經九江轉赴南昌。張國燾自早晨一到九江,不顧旅途的疲勞,急忙把前委委員惲代英、團中央委員賀昌、關向應,第4軍政治部主任廖干吾,武漢軍校政治教官高語罕和夏曦等人召集在一起開會。與會者從神秘的中央特使的臉上已經捕捉到了:「中央肯定又有什麼新指示了。」    

  張國燾首先發言:「因為情況緊急,不能把所有的前委同志及有關的同志召集攏來,現把26日也就是中常委擴大會議精神傳達給大家,望各位遵照執行。有些事情有待於進一步討論。」參加會議的人聚精會神地聽著。    

  「共產國際來電不贊成舉行南昌起義,而且禁止俄顧問介入這件事,拒絕給起義以軍火和經濟上的支持。中常委同意共產國際的意見,建議大家重新討論暴動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討論的……」    

  張國燾話還沒有說完,惲代英就憤然起來說:「這有什麼可討論的,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    

  其他幾位同志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不過惲代英表現得尤為激昂。    

  「為了慎重起見,那又為什麼不能重新討論呢? 」張國燾反問大家。      

  惲代英憤憤不平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它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起義一切準備好了,忽然又來了什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我不管共產國際和中央指示,只知道按已經決定了的計劃往前直幹。如果有人再動搖軍心,我就要打倒他。」    

  張國燾一聽到「打倒」二字,心中不寒而慄,但他對這個素有「甘地」之稱的共產黨人深感佩服,自愧沒有能夠用他的蠻勁去對付羅明那茲。不過,他頓時感到中共中央以及自己的威信已喪失殆盡,故不免難過。    

  「既然大家反抗執行中央命令,我在此也無辦法,待到南昌後再行討論決定。」張國燾本想在九江就把中央指示貫徹下去,沒想到首先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沒有放棄拉攏和依靠張發奎的主張。其實這時,張發奎聯汪反共態度已經十分明白。7月29日,汪精衛、孫科、朱培德、張發奎、唐生智等人在廬山召開反共會議,策劃: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部隊自南昌撤回九江;在第2方面軍 實行「清共」,逮捕第4軍政治部主任廖干吾和二方面軍秘書長高語罕等4人;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館,並逮捕其負責人。九江街頭,白色恐怖籠罩,反動軍警到處搜捕共產黨員。葉劍英預聞此事後,立即派人通知廖干吾轉移。可張國燾不顧這一切,於7月29日早晨和中午,連發兩封密電給南昌前委說:「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須等他到南昌後再作決定。    

  7月30日早晨,張國燾同惲代英到達南昌,當即召開前委會,這次張國燾似有扭轉乾坤之決心。參會的人有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    

  「共產國際電令我們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莫斯科拒絕給予蘇俄軍事顧問的幫助和經濟支持,故暴動成功的條件已經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舉行暴動。我們可以將在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但是加侖將軍主張與張發奎將軍一同回廣州的建議是值得我們大家重視的。當然我是奉命來考查這裡的實況,並和大家重新討論這一問題。」    

  張國燾剛一說完,李立三就接上話了:「一切都準備好了,哈哈!為什麼我們現在還需要重新討論?」    

  葉挺倒顯得很平靜,他說:「將分裂行動推遲一些時間,或許更合適」。    

  譚平山見握有兵權的葉挺表了這樣的態度,大為焦急,因而他說話帶有一種威脅的口吻。「如果我們在軍隊的同志,此時不能行動起來,那末,以前的所有軍事工作都很難認為是我們黨的軍事工作。」    

  周恩來目擊此種情況,也就急迫地說:「我們最好行動起來。」    

  張國燾見大家的意見無法統一,又把26日中常委擴大會議的情況說了一遍。    

  周恩來越聽越憤怒。「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周恩來憤而辭職的表示,使這個極度緊張的會議達到了沸騰點。與會者除了張國燾和葉挺以外,個個好像騎上了虎背,抱有義無反顧的氣概。    

  張國燾看到堅決阻止和改變計劃是不可能了,但又不想使會議鬧到不易收拾的境地,故說道:「恩來同志不應說辭職二字,辭職就是意味著面對困難退卻、投降,我的意思是通過重新討論找到一條更加適合中共發展的道路。」    

  「特立(指張國燾)的意思是要我們拉攏張發奎,實際情況是張發奎已受汪精衛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劃。客觀上應該是我們黨站在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發奎了。」周恩來把張國燾的意思挑明了。    

  「好了,現在不爭論了,你們儘管多數仍然堅持暴動,但是與中央指示相悖,不能執行,這次會議就到此止步,明天繼續討論。」張宣佈解散會議。    

  鑒於張國燾對南昌起義的態度,譚平山萌發了一個極端的想法。他私下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如再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    

  這位師長很慎重,他前去徵求前委書記周恩來的意見。    

  「黨內鬥爭不能這樣做。」周恩來立即勸阻。    

  張國燾在會上遭到大家的反對,仍不想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我一直認為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希望。」故而分別找人單獨談話,進行個別拉攏。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5) 

  張國燾首先把目標對準了提出這次起義的發起者、起義態度最堅決的李立三。兩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長時間的交談。    

  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最先與我長談的是李立三。李最堅強的論點是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已來不及作任何改變。李立三認為不能停止暴動,要點有二: 第一不能違反與賀龍所訂的密約;第二如果改變計劃,我們原來發動暴動的意圖已無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也對我詳細地說明,深恐暴動計劃的秘密洩露,知道這秘密的人已經很多;在人員的調動上,宣傳的語氣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態度上,現在都易使人覺察。他曾警告說,即使張發奎真誠願意與我們合作,一同回師廣東,決心在那裡重建國民革命根據地,依現在的情勢看也是沒有指望了;因為張發奎到達南昌後知道了我們曾策劃暴動反對他,哪有不翻臉對付我們的道理……其他同志與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態度。    

  30日爭論數小時。因特立(張國燾)代表中央意見,不能以多數決定,故未解決。到31日晨,再開會議,又辯論數小時。此時,得知第4 軍參謀長葉劍英從廬山到達九江,通報了他29日參加汪精衛、孫科、張發奎在廬山召開「清共」會議的情況:(1)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軍隊撤回九江;( 2)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館,並逮捕其負責人;(3)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通緝惲代英、廖干吾、高語罕等人。    

  此時,又接張發奎來電,稱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時得知汪精衛、孫科都一同來南昌。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中央特使張國燾只能默認這個現實,才表示服從多數意見。經過這一折騰,使原定於7月30日晚舉行起義的時間,不得不改為7月31日晚4點(即8月1日晨4點)舉行。    

  當日下午,朱德把敵兩個主力團的團長和一個副團長請到家裡來「做客」,用巧妙的方法拖住他們,為起義戰鬥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之八、激戰4小時 佔領南昌城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在順利進行的時候,31日晚20軍1師1團3營副營長趙福生叛逃洩密,原定計劃不得不臨時改變,提前兩小時舉行起義。實際上,當晚12點半即打響了起義的槍聲。起義軍2萬多人,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殲敵3000多人,繳獲槍支5000支,子彈70萬發,大炮數門,佔領了南昌城。起義取得了勝利。    

  為了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一部分願意繼續革命的分子,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集團背叛孫中山革命精神的醜惡面目,這次起義仍使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所以,起義勝利後,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華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產生了革命政權機關--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如下:    

  革命委員會    

  │    

  委    

  員    

  │    

  蘇江彭葉周李張彭吳林惲譚鄧張陳郭於宋徐張黃朱何經賀    

  兆   恩立國澤玉祖代平演發友沫右慶特曙琪暉香亨    

  征浩湃挺來三燾民章涵英山達奎仁若任齡立時翔日凝頤龍    

  │    

  主    

  席    

  團    

  │    

  主    

  席    

  郭 賀 惲 譚 張 宋 鄧    

  沫   代 平 發 慶 演    

  若 龍 英 山 奎 齡 達    

  │    

  ┌─┬─┬───┬─┴──────┬─┬─┬─┐    

  總 政 黨   參        秘 財 宣 農    

  政 治 務   謀          政 傳 工    

  治 保 委   團        書 委 委 委    

  部 衛 員   │          員 員 員    

  主 處 會   委          會 會 會    

  任 長 主   員        長 主 主 主    

  席              席 席 席    

  郭 李 張 劉 周  賀 葉 蔡 吳 林 惲 張    

  沫 立 曙 伯 恩      廷 玉 祖 代 國    

  若 三 時 承 來  龍 挺 鍇 章 涵 英 燾    

  「兼「第     「後    

  團 二      改    

  參 方      鄧    

  謀 面      演    

  長」軍」     達」    

  革命委員會對有關人員的任職進行任命,李立三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兼任政治保衛處處長、工農運動委員會委員、戰時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    

  陳賡後來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區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當天夜裡又負責解決了江西省銀行。」    

  革命委員會於8月2日下午1時在貢院側舉行了就職典禮。 李立三擔任司儀,按照就職儀式,各委員、各代表、各民眾團體分別就位,全體肅立,向黨旗、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各委員授印畢,即宣誓就職。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6) 

  之九、南進廣東途中 李立三第三次被開「追悼會」    

  起義軍按照臨時中央常委在起義前關於回廣東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決定和參謀團關於由贛東經尋鄔直取東江的路線,從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取道臨川、宜黃、廣昌,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根據地並佔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舉行北伐。    

  李立三作為革委會政治保衛處處長,最後於「5號從南昌出發」, 當日發佈了「八一起義軍的告示」:    

  照得本部本軍 富於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義 原為救國救民    

  轉戰千里來粵 只求主義實行    

  對於民眾團體 保護十分謹慎    

  對於商界同胞 買賣尤屬公平    

  士兵如若騷擾 將其捆送來營    

  本軍紀律森嚴 重懲絕不姑徇    

  務望各安生業 特此隆重聲明    

  政治保衛處直屬起義軍總指揮部領導,主要任務是鎮壓反動派,負責總指揮部的安全、保衛以及宣傳、籌款和運輸等,是一個最龐大的機構,包括有400多人的一個連的士兵在內,並照料著500名左右的傷病官兵,加上伕役,總共有2000多人。這樣,整個部隊,拉成一條很長的行進線,先鋒快到了潮汕,而後衛卻還在長汀、上杭一帶。而李立三一面要參與前委和總指揮部關於戰略方針和具體政策方面的討論和制定,一面又要親自指揮政治保衛處的工作和戰鬥,成了全軍上下、前後左右無處不在的人物。    

  起義部隊打下江西瑞金後,隨後分成四路繼續南下,李立三負責指揮第三路。就在起義部隊一部開進福建長汀時,發生了李立三第三次被開「追悼會」的故事。    

  這一天,周恩來正與劉伯承、葉挺、賀龍等研究南進軍事計劃,突然張國燾闖了進來。周恩來抬頭一看,見張國燾臉上表情很悲痛,驚問道:「特立,出什麼事了?」    

  張國燾難過地說:「李立三犧牲了。」    

  周恩來又追問了一句:「哪個看見了?」    

  張國燾說:「他的貼身勤務兵,剛才趕到汀州,親口對我講的。」    

  周恩來立刻對門外的一個警衛員說:「把李立三的勤務兵找來。」    

  一會兒,李立三的勤務兵來了,一個虎頭虎腦的小伙子,叫於柱兒。周恩來問他:「小於,你們李處長怎麼了?」    

  於柱兒眼含熱淚,報告了李立三「犧牲」的經過:    

  在一個叫黃蜂嶺的地方,李立三接到報告,說有個重傷員快死了,想見見他。李立三急忙趕到這重傷員身邊,一看還真是老相識,傷員叫王長髮,原是武漢漢陽兵工廠的工人,起義時是個連長,作戰非常勇敢。李立三當下難過地安慰了這位將死的工人戰友,隨後又把烈士的遺體掩埋好後,便與勤務兵小於繼續追趕先頭部隊。他倆走到一個山灣時,李立三看見樹叢裡有些紅果子,便說要採些野果帶著充飢解渴,小於不讓他去,李立三說:「你腳上都是泡,就在這裡先歇歇吧。」    

  說完就走了。結果等了好一會,不見回來,遠處還響起了槍聲。小於慌慌地大聲喊叫著去找,結果看見紅紅的鮮果撒滿一地,地上還有一攤血跡。這時,其他一些勤務兵也都趕到了,大家順著血跡尋找,找來找去,找到一個懸崖峭壁,沒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見懸崖壁上的一棵樹上,掛著一具屍體,幾個人站在頂上看了半天,雖看不清那屍體的臉,但衣服卻與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樣。不用說,肯定是李處長了……    

  小於把情況說完,周恩來皺眉問道:「這麼說,李處長是被什麼人殺害的,還不知道?」    

  小於搖搖頭說:「沒看見。」    

  賀龍說:「不用問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團,或是敵人的散兵游勇。」    

  賀龍講完,誰都不說話了。好一會兒,周恩來沉痛地說:「我們黨又失去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對張國燾說:「國燾同志,開個追悼會吧,你來準備一下會場。」    

  張國燾若有所思地說:「立三同志撿了多少條命呀,那麼多險情都一個個過去了,沒想到竟這麼窩窩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會在長汀城中正德中學操場舉行。除悼念李立三外,還悼念南昌起義以來犧牲和病故的其他同志。由於一時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的照片,便在圍著黑紗的鏡框裡寫上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於正中。    

  周恩來又一次為李立三主持追悼會(上次在巴黎),並以悲愴的語調為「英勇犧牲」的李立三致悼詞。正當大家悲痛之時,不知誰驚喊了一聲:「李處長回來了!」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進了追悼會會場。他又黑又瘦,後面還帶了10多個人。    

  周恩來一看,激動地迎上去,抱住他的胳膊,高興地說:「立三,以為你犧牲了,正為你開追悼會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閻王爺那兒報了個到,閻王爺嫌我脾氣糙,馬克思也說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來啦。」    

  原來,李立三還真像賀龍分析的是遇到了土匪,只不過土匪頭子沒把李立三怎麼樣,反而一上去就被李立三打死了,那地上的血跡和那具屍體就是那個土匪頭兒的。後來李立三被其他嘍囉劫持,一路上慢慢摸清了土匪的底細,也都是窮苦人被逼上梁山的。於是李立三便充分發揮了一個宣傳鼓動家的非凡本領,幾番連哄帶勸,遊說鼓動,不僅自己性命無憂,還把這些小土匪動員來參加了起義軍。他身後跟著的那10多個人正是這夥人。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7) 

  之十、張太雷傳達「八七會議」指令 李立三離開軍隊前往香港    

  9月24日,起義部隊佔領汕頭,這裡是預定的臨時首都,準備在這裡大展鴻圖。周恩來撤掉了原警察局長許光英的職,同時任命李立三為汕頭警察局長,致力於秩序的安定。    

  這時張太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由香港潛來汕頭,傳達了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精神和中央關於拋棄國民黨旗幟,建立蘇維埃的決定,開始著手建立中共南方局並與前委一起研究和計劃起義部隊今後的行動。    

  10月4日,李立三與張國燾、賀昌、×××等4人,奉中央之命回上海,因而脫離起義部隊。在中共普寧縣委派來的一位農民嚮導的帶領下,換上由嚮導準備的便裝,偷偷循著山澗小路,向海濱出發。直到次日中午才抵達海濱市鎮「甲子港」。在嚮導的安排下,10月5日晚10時登上了雇來的漁船,駛往香港。    

  據1927年10月9 日張國燾從香港寫給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領導同志的信中稱:「弟與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賀龍、彭湃、 平山等均於7號來陸豐等處,陸續逃至香港,太雷、綺園諸兄, 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險;恩來、希夷諸兄,尚在軍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為南方局書記的張太雷,於行軍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頭給黨中央寫信報告:「南方局昨天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加入李立三及惲代英,以綺園做秘書,請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參加了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聯席會議,並就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作了長篇發言。隨後,據此寫成了《「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一文,發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訊》第7期上,文章詳細匯報了八一起義和南征的起因、發生和失敗的全過程,總結了這次起義在政治、軍事、土地革命政策、勞動保護政策、財政政策、鎮壓反動派、宣傳工作、工農運動、黨的組織等各方面的經驗教訓,揭露了張國燾反對和阻止南昌起義、反對土地革命的醜惡行徑。這是一篇有關南昌起義的重要歷史文獻。    

  二、「八七會議」後的李立三    

  八一南昌起義後第七天,黨中央在漢口舊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漢口鄱陽街139號,是當時武漢國民政府農民部俄國人顧問洛蜀莫娃的住地)召開了「八七」會議,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共21人,鄧小平是黨中央的秘書,為主要工作人員。身為中共中央臨時常委的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卻因在領導南昌起義軍南下途中,未能參加。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議程3項:1共產國際代表報告,指出過去存在的錯誤,提出新的路線;2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會作報告;3改組中央政治局。會議只開了一天。    

  會議的最後一項議程是改組黨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羅明那茲提出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各7人的建議名單。他們是政治局委員: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    

  討論中,蔡和森、李維漢提出毛澤東應參加政治局。經投票表決,按得票多少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9人;政治局候補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7人。    

  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選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3人為政治局常委,實際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強調不斷舉行工農武裝暴動,為「左」傾錯誤種下了病根。    

  8月11日,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廣東省委(張太雷任書記),同時決定成立南方局,領導廣東、廣西、閩南及轉移到海外的黨組織。南方局由張國燾(任書記)、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陳權、惲代英、黃平7人組成,機關設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組織一軍事委員會,以周恩來為主任,管理廣東、廣西、閩南及南洋一帶特支。由於多數成員是南昌起義軍南下領導人,故中央決定,由張太雷、楊殷、黃平3人組成臨時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頭開會,對張國燾的工作提出了批評,決定推選張太雷任南方局書記。    

  9月28日,張太雷在汕頭主持召開南方局會議,決定增加李立三為南方局委員。    

  10月15日南方局與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改組了南方局,由張太雷擔任南方局書記,李立三在會上報告了《「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會議通過了第14號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廣東省委的信中關於葉賀軍隊失敗後廣東的工作及善後問題中指出:關於潰散之同志……現尚在前敵(委員會)負重要工作的同志,無必要留在前敵的,須一律設法回滬。    

  10月23日,中央給廣東的信稱,張太雷已到,定於11月8日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廣東通知周恩來務必於11月7日前趕到上海。中央還決定取消南方局,廣西歸廣東省委指揮。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於10月底由香港趕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寫道:    

  南昌起義失敗後,黨內發生派性鬥爭,蔡和森同志公開鼓動成立左派小組,我反對蔡和森,也反對張國燾,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領導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後,中央決定派我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九次全體會議,因準備出國,所以此間沒有參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和《時事問題簡評》等文章中,系統地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他認為:廣州時期為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的全民族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階段;武漢時期為第二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土地革命階段」;汪精衛叛變革命後為第三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蘇維埃革命」階段。斯大林甚至認為「在最近時期(不一定是經過兩個月,也許經過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為事實。」    

  共產國際把斯大林的「三階段論」奉為神聖的信條,並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較長的時間內成為一種模式,成為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依據,也是歷次「左」傾錯誤的根源。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那茲來到中國後,按照斯大林的「三階段」論指導中國革命,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提出「不斷革命論」。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出席會議作報告,認為中國革命潮流是不斷高漲,革命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革命任務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裝暴動。會議接受了他的主張,通過了由羅明那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這個決議強調「無間斷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並對全國革命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本來,那個時候革命已轉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嚴重的摧殘,共產黨員由原來的六萬銳減至一萬多人。而決議案卻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的形勢仍在「不斷高漲」,「現時全中國的狀態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它不承認1927年革命的失敗,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群眾情況,錯誤地規定了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特別要求「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這個決議使「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次會議,還根據羅明那茲的提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的政策,指責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執行的是「機會主義的舊政策」,給了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全部成員以警告處分(張國燾不是前敵委員會成員)。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8) 

  因此,李立三與張國燾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羅明那茲回莫斯科參加聯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而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的任務,就交給了另一個共產國際代表諾依曼了。    

  11月會議形成的「左」傾盲動主義,特別是那種不顧客觀條件的蠻幹,在實際工作中導致了許多損失,使大革命失敗後艱難地保存下來的革命力量,進一步遭到破壞。    

  李維漢曾經寫道:中央11月擴大會議規定的「現時形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實質上是幻想全國總暴動的策略,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實際工作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廣州暴動」問題上……中央擴大會議後幾天,中央與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討論了廣州暴動問題,決定了廣東暴動的計劃。    

  根據中央的決定,12月11日凌晨2時半,張太雷、惲代英、葉挺終於發動了廣州起義,一舉佔領了廣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早上6時,張太雷主持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和工農兵執委代表聯合舉行的第一次聯席會議,發表《廣州蘇維埃宣言》,宣告:廣州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主席蘇兆征,人民軍事委員張太雷,人民內務委員黃平,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    

  但蘇維埃只存在了兩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敵人,在帝國主義軍艦掩護下,分兵直撲起義軍總指揮部,下午2時,張太雷在西瓜園指揮戰鬥中,遭敵人伏擊,身中三槍,壯烈犧牲。為保存起義有生力量,13日,起義指揮部決定撤出廣州市區。國民黨反動派於13日下午重占廣州。在此後的五六天時間內,有2000多人被捕,慘遭拷問;共有5700多名工農兵士遭到殺害。蘇聯領事館5人全部被捕,副領事哈茲斯也被殺害。14日,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宣佈與蘇聯絕交,下令撤銷蘇聯在國民黨區域內的蘇聯領事館及商務代辦處,停止蘇聯國營企業,緝捕蘇聯共產黨人,驅逐一切蘇聯人員出境。中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起義終於失敗。    

  15日,共產國際發表了《為廣州暴動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壓迫民眾宣言》。    

  李維漢在回憶中寫道:這次廣州起義,由於盲動主義的指導,終於失敗,使廣州的廣大人民群眾遭受了極其殘酷的大屠殺,而成為「退兵的一戰」。    

  儘管起義已經失敗,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於14日又發出了第23號通告,指示廣東省委:「在廣東總的策略是廣州的力量應迅速撲滅附近的敵人,向外發展與海陸豐勢力結合,尤其要緊的是立刻發動全省各地工農暴動,以全省各地的暴動來保衛決定廣州的勝利。」    

  三、以中央巡視員的身份處理廣州起義善後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決定派李立三、阮嘯仙即赴廣東,讓李立三以中央巡視員資格參加省委常委指導工作,處理廣州起義(失敗)的善後事宜,重建省委,恢復廣東全省黨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貫徹執行中央11月擴大會議各項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動」,「洗刷機會主義遺毒」和「黨的幹部工人化」。這實質上是繼續搞冒險主義政策,開展反右傾鬥爭和以「幹部工人化」為口號改造各級黨組織。這是李立三去廣東前,瞿秋白中央交給他的基本工作方針。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後,攜著妻子李崇善,化裝成一位富商,於12月20日抵達香港。當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開了廣東省委臨時會議,討論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廣東各項工作做了具體部署。    

  李立三於21日寫信報告中央:省委認為中央指示的「廣州暴動是全省暴動的開始,而不是最後一幕」非常正確。因此,除了暴動沒有出路。省委反對任何失敗觀念。鑒於原省委書記張太雷在起義中已犧牲,此時在港只有一名省委書記,因此,會議決定暫時增加3人,以張善銘代理省委書記(另二人不詳),李立三則以中央巡視員資格參加常委指導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體會議時再行改組。這是李立三到香港後,以廣東省委名義向中央寫的第一個報告。    

  22日,廣東省委就東江暴動總策略致信東委,指示他們即刻執行由海陸豐擴大到全東江割據的計劃,向惠州發展轉向海陸豐周圍蔓延……並派大批海陸豐農民到各縣去指導、幫助農民暴動。同時指示,海陸豐政權對小商人要採取和緩政策,等等。    

  廣州起義失敗後,敵人在廣州瘋狂地進行大屠殺。在此緊急關頭,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幹部和工人赤衛隊員,紛紛逃到香港。他們由於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廣州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分鐘,陷於反革命軍隊的重重包圍中,親眼看到了同志被殺的慘狀。因此,他們對起義的指揮機關有很大的意見,紛紛找黨的領導人反映情況。有的甚至說他們被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人當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後,很快就陷於這些脫險同志的包圍之中,反覆聽到同志們的傾訴,也瞭解了很多情況。所以,在李立三到達香港一星期後,即12月28日,他以個人名義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廣州起義失敗後的任務的報告」。    

  這個報告首先分十二個方面報告了「現在各方的情形」, 說在反革命瘋狂反撲下革命力量遭到極大的摧殘,黨的「指導機關大多數還是舊的知識分子,七個巡視員沒有一個是工人同志……執行起來便仍是舊的機會主義的方法。」「全是一種舊的軍事投機,命令農軍去打,群眾全未起來。」李立三在談到現在的策略和今後的工作時根據中央11月會議精神強調「現在廣東客觀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潮,所以決定繼續暴動之策略。」但是在具體工作部署上,顯然是吸取了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從農運較有基礎的地方發動暴動,造成一縣或數縣割據的局面,形成包圍廣州的形勢。」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報告在談到廣州暴動的問題時提出了4點批評:    

  1.暴動時不但未盡力發動群眾並且阻止煽動群眾的工作,因恐加緊軍事當局的注意,破壞暴動的計劃。因此,可以看出這次還是單以軍隊做中心,還不是真正群眾的暴動。    

  2.全未執行鎮壓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動時一切當時的軍事、政治領袖都在東山,可以一網打盡,但是當時指揮機關不肯發兵去東山,以為抓到政權便夠了。    

  3.全未執行沒收一切政府及反動派財產的政策,(我們)抓住廣州政權,但總指揮機關幾乎沒有買菜錢。    

  4.退走時極為慌亂,全未通知各處(除教導團外),許多負責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說,所以反革命軍隊到了,赤衛隊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殺者達數千人之多。    

  李立三對廣州暴動提出的這幾點批評,反映了一部分群眾的正確意見和實際情況,表現了他敢說真話的特色。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廣東省委召開全體(擴大)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李立三作了政治報告,黃平作了廣州暴動問題的報告。一些參加廣州起義的同志,特別是工人同志,由於對廣州起義指揮機關的不滿,會議一開始就對具體指揮起義的同志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指責。羅登賢、沈青、王強亞等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認為暴動委員會的二把手黃平應對導致廣州起義的失敗負最重大的責任。要他對張太雷的犧牲負責,對在撤退時沒有計劃、沒有設法通知各負責同志,造成重大犧牲負責。有人甚至提出要槍斃黃平。    

  李立三作為會議的主要領導人,沒有冷靜地引導大家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而是陷於這種偏激情緒之中,所以通過了《對於廣州暴動決議案》。首先肯定了「暴動的意義」「是代表全國工農群眾革命的情緒,推翻統治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一幕。」「此次暴動,表現工人階級偉大的力量」,「居然在幾點鐘內,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佔據一切軍政財政機關」,「必然使全省全國的工農群眾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氣,更加興奮起來為推翻統治階級政權而爭鬥。」「使工人階級在農民群眾的影響更加擴大,對農民群眾的領導權更加鞏固。」但是,這個決議在分析起義失敗的原因與教訓時,用了大量的篇幅追究暴動最高指導機關的責任,指責「當時指導機關完全是軍事投機的方法,如偏重軍事,不注意發動群眾,不注意黨的組織等」。決議最後仿照中央11月擴大會議的做法,執行「政治紀律」,對起義領導人黃平、周文雍、陳郁、楊殷、惲代英、吳毅、葉挺、徐光英、雷榮樸等9人,分別給予開除職務、留黨察看和開除黨籍的處分。    

  會議還通過了《目前黨的任務及工作的方針決議案》,提出了黨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在農村領導農民起義,開展土地革命,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繼續領導農民舉行武裝起義。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9) 

  會議最後選出了新的省委,由李立三任書記    

  常委:李立三、張善銘、李源、沈青、羅登賢、王強亞、黃謙。    

  軍委:張善銘(1月中旬,張善銘調任江北特委書記,軍委由李立三代理)    

  中共廣東省委將1月1日至5日全體會議討論廣州起義的情況向中央寫了報告,詳細報告了「此次會議中,廣州暴動問題成了討論中心,費時最久……到會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嚴格的批評,一掃過去黨內敷衍情面的狀態,結果因當時指導機關負責同志犯了莫大錯誤,都予以嚴重的處分」等情況。其中有6名省委委員、中央委員的處分,請中央批准。另外,有「許多重大問題……由××(即沈寶同)同志面述。」    

  會議決定,派沈寶同攜帶文件赴上海向中央匯報。    

  會後,調整和健全了各地特(市)委組織,還先後成立了潮梅特委、江門市委和海(豐)陸(豐)惠(陽)紫(金)特委,使各地的黨組織得以恢復重建起來。    

  四、主持廣東省委工作與中央的意見分歧    

  差不多在同時,1月3日,臨時中央政治局也召開會議,總結了廣州暴動問題,並通過了《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這份文件指出:「廣州蘇維埃存在時間雖然很短,可是對於中國現時革命的整個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城市中的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及整個殖民地的亞洲……中國新興無產階級在廣州表現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領導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廣東省委,指出:「廣州暴動是全省總暴動的開始,廣州失陷,全省總暴動的進行當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開展全省的暴動。指出「在各縣暴動的先後發動期中,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擴大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認為現時海陸豐宜取積極進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蘇維埃政權的進行和佈置深入海陸豐工農兵群眾外,」還應「東向惠來、普寧,北向興寧、五華,西向紫金、惠州,謀廣寬的發展。」    

  1月5日,廣州起義失敗後退散出來的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迅速開赴集結到達海陸豐地區,縣城舉行了數萬人的歡迎大會,彭湃發表了演說。    

  1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給廣東省委的信。根據時間推斷,中央的信發出之時,肯定還沒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領導的新廣東省委於1月1日全體會議所做的決定。中央的信指示說:「中央根據國際代表自廣州參加暴動回來的報告,通過了一個議案大綱,現在這個大綱特發給各級黨部討論。惟有一聲明:根據廣州暴動事實,中央、廣東省委以及各級黨部均保留一個批評權,因為國際代表所根據的事實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極望省委速將廣州暴動的材料及省委擴大會議結論寄來中央,以便作決議的補充。」這封信針對李立三12月28日報告中關於農民起義包圍廣州的設想,強調中心城市和工人起義的重要性,說「廣州市的恢復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須以全力促其成,沒有廣州工人暴動的再起,廣東全省暴動是匯合不起來的。」很明顯,這表明當時黨中央有些「擔心」李立三要離開「城市中心論」的指導思想了。    

  1月上旬,廣東省委就省委會議連著發了兩個通告。第一號是向全省黨員通告省委會議的經過,指出省委在領導這次暴動中,在策略上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即是軍事投機,只看見軍隊、農軍、土匪等武裝力量,沒有看見群眾力量,並提出改造黨:一是增加工農分子到各級領導機關來,改變知識分子包辦;二是實現黨內民主,決定在1月15日前各縣須徹底改組,從支部一直到縣委。第二號通告是將省委全體會議關於廣州暴動的決議案和討論經過印發全黨,要求各級黨部和全體同志瞭解其意義和教訓,並在工農群眾中宣傳,要求討論省委決議,無論同意或反對,均可寫成文章在省委通訊上發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臨時中央政治局1月3日會議通過的《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決議案。會議經過激烈辯論,通過了《省委對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之<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決議案》,對中央指出的暴動指導思想及暴動的領導問題,逐條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充分反映了李立三不隨波逐流,心懷坦蕩,敢於追求真理的品質和性格。    

  廣東省委的決議案指出:中央「這個決議對於暴動前的經過及事前的準備,描寫得非常之好。可惜與當時的事實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所以這樣的描寫,必然是得出不正確的報告。這樣一來,使我們得不出正確的教訓。現在把(中央)這個決議案不合事實的地方(關係重大的)簡單地指出如下:    

  1.(中央決議說)「階級鬥爭的最大的激烈已經成了事實」。(真實情況是)在當時暴動的廣州,工人群眾的一小部分雖然經過幾次激烈的鬥爭,但是已被反動派壓迫下去,以致使指導機關改變原定計劃,「以軍隊為暴動的主力」。    

  2.(中央決議說)「赤衛隊是極端嚴密的紀律,按連的組織」。(真實情況是)實在沒有這樣好,甚至到作戰時幾乎無法指揮。    

  3.(關於)蘇維埃的選舉,完全沒有這樣的事實,人民委員七人,完全是黨指定的,並沒有一個廣州工人和市郊農民參加。    

  4.(中央決議說)「共產黨能夠調動這樣廣大的群眾」。(真實情況是)當時參加暴動的群眾實在不廣大,自始至終恐不過一兩萬人。    

  5.(中央決議說)「共產黨委員會與農民群眾的關係……徹底的土地革命的口號」。(真實情況是)假使我們有這樣好的工作,環繞廣州各縣的農民群眾便可廣大起來擁護廣州暴動,可惜事實上反革命軍隊圍擊廣州時,沒有受到農民一點阻礙。    

  6.(中央決議說)「在暴動前一天……命令傳單等印出了七百萬份」。(真實情況是)命令沒有印過,發出傳單日報等至多不過十萬份。    

  7.(中央決議說)「簽字並公佈蘇維埃一切命令」和「平民行政委員會中有許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真實情況是)這件事完全沒有。    

  8.(中央決議說)「新組織的赤衛軍很快的……便能使用最近代的軍事機械,大炮機槍」。(真實情況是)事實上赤衛隊不單是不能打機關鎗、大炮,甚至在作戰時後面開槍打自己的兵士。    

  9.(中央決議說)「廣州蘇維埃還發佈一道命令禁止國民黨的存在」。(真實情況是)當時並沒有這樣的命令。    

  10.(中央決議說)「尤其可注意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真實情況是)廣州團的作用很弱,同時黨團的關係不好,在這次暴動,團全沒有計劃的準備。    

  11.(中央決議說)「對於工人階級、農民、兵士公佈命令……」。(真實情況是)只在宣言中寫出,沒有公佈命令。    

  12.(中央決議說)「蘇維埃政府宣佈承認中華總工會系統下的工會為惟一的工會組織……」。(真實情況是)不但沒有命令公佈,並且在宣言中都沒有說過。    

  13.(中央決議說)「赤軍與白軍的作戰,工人群眾熱烈參加」。(真實情況是)參加作戰的只是赤衛隊,工人群眾不但沒有參加作戰,甚至到群眾大會的,只有四五萬人。    

  14.(中央決議說)「居民中誰也沒有幫助白軍作戰……」。(真實情況是)除掉機器工會的工人外,還有廣東總工會及革命工人聯合會也有很多幫助白軍的。    

  15.(中央決議說)「雖然暴動的時候立刻有幾千農民參加」。(真實情況是)實際上只有幾百人沒有到一千人。    

  16.(中央決議說)「赤軍突圍而退的行動,有充分的計劃」。(真實情況是)實際上退卻時不但沒有充分計劃,簡直連退卻的決定都沒有。退卻命令還是徐光英同志自己下的(以至許多負責同志和工人赤衛隊,完全不知道,而做成重大的犧牲)。    

  以上指出的(只)不過(是)關係重大的幾點,其餘……不必一一敘述了。    

  關於失敗的原因,(中央的決議)多推在客觀的方面(並且還有一些不合當時的事實)……對於指揮機關的錯誤,說得非常之模糊……沒有給我們一點正確的教訓。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10) 

  李立三要求中央依照「廣東省全體會議對於暴動決議案(加以)修正,因為(廣東)這個決議案,是從多數參加這次廣州暴動的同志所發表的意見和經過事實的報告的結晶。假使我們不將這次寶貴的教訓給各地黨部作今後的方針,我們仍將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同時,將我們的錯誤掩飾,不向群眾宣佈,更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黨應有的事。」    

  李立三還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給臨時中央政治局寫信,堅持自己的意見,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關於廣州起義問題的結論。李立三認為,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決議案與當時的事實不符,把廣東省委全體會議通過的「正確的教訓完全蒙蔽了」。他提議中央應根據廣東省委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案重新進行討論修改。如已發出,即須更改。並要求中央向共產國際建議懲罰指導廣州起義的國際代表。「因為(他)一方面在暴動時在指導上既犯了很大的錯誤,另一方面(他)虛報中央來掩飾自己的錯誤。這完全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應有的行為。」    

  1月16日夜,廣東省委給中央報告,決定再派羅登賢(省委常委)、黃平前來報告廣州暴動和省委全體會議經過以及對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之《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意見。    

  就在廣東省委討論中央1月3日決議的同一天(16日),在上海的黨中央聽取了廣東省委派去中央報告工作的沈寶同的匯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對廣東省委會議的決議大為不滿,決定由周恩來起草致廣東省委的信提交政治局討論決定。    

  18日,中共中央致信廣東省委,同時發表了《告廣東同志書》,指出省委決議有兩個根本錯誤:一是省委狹義地接受了廣州一部分同志在失敗後一時激憤的影響,輕輕地將省委討論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辦當時指導機關和負責同志的這一問題上;二是對於12月11日廣州暴動沒有一個很肯定它是正確而且對的回答,反轉有一個極其動搖的回答。還指出省委關於暴動沒有發動群眾、軍事投機、群眾不知道暴動的意義,不竭全力擁護暴動等幾個論斷,完全不合當時的實際。批評廣東省委「暗淡了這一暴動在全世界殖民地反抗運動中,在國際階級鬥爭的歷史上的偉大創造,以及它給予全中國工農群眾直接行動起來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個信號。」最後還指出省委決議的政治紀律「根本不能成立」。批評廣東省委「這一決議案還不能滿足廣東今日全省預備的發動暴動的需要。」    

  1月21日、22日,羅登賢、黃平代表廣東省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廣州起義的情況。瞿秋白主持的中央聽取了匯報,看到省委1月16日的決議和李立三的報告,對李立三在廣東的工作大為不滿,當即作出決定:鄧中夏去廣東代理廣東省委書記,準備2月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執行中央關於廣州暴動的決議;責成李立三於鄧中夏到後即來中央「面談一切」。    

  1月23日,李立三領導的廣東省委,不得不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對參加廣州暴動決議案》,重新評價廣州暴動的意義,同時總結暴動失敗存在的問題。    

  1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廣東省委並轉全體同志,中央不同意省委對廣州暴動的結論,指出廣東省委全體會議通過的《廣州暴動決議案》的錯誤;同時介紹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之《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決議案的主要精神,並指出廣州暴動主觀上的缺點和錯誤,要求廣東省委必須服從中央的意見,停止省委決議案在各級黨部的討論,速將中央決議案散佈下去。    

  同日,中共中央還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匯報和討論廣東工作,解決關於廣州起義決議案問題的分歧,並派鄧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書記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決議案的補充,發出第35號通告。將中央1月18日、25日致廣東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黨,指出應「終止一切與中央不同意見的討論和傳播,以鞏固黨的布爾塞維克的指導。」    

  2月3日,中央致函廣東省委,決定:賀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羅登賢任省委書記,萬前任宣傳,永熾任組織,陳郁任工委。登賢抵港接任後,賀昌即來中央。    

  鄧中夏根據中央的決定約於2月7日或8日到達香港。    

  2月9日,鄧中夏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鄧中夏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和對省委意見的答覆。李立三、吳毅、黃釗、葉耀球、惲代英、聶榮臻、沈寶同、張善銘、羅登賢、炳輝、李源、王強亞、黃謙、海籌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強大政治壓力下,一些同志在發言中儘管擁護中央決議,但仍堅持省委原來的意見。但李立三在發言中不得不對省委與中央意見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評:「對省委決議我是負最大責任的一個。」他還說:「我以為廣州暴動問題,再不必耽擱很久的時間討論,因為目前廣東革命形勢異常緊張,我們不能用很多時間花在這裡討論。加緊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廣州暴動能使同志明瞭根本意義便滿足了。」    

  會後,李立三約於2月10日動身赴滬,於2月15日或16日抵達上海。     

 


第三部分武裝起義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11) 

  五、從上海再回廣東    

  誰也沒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離開香港後的2月20日,廣東省委機關被敵人破壞,代理書記鄧中夏及常委羅登賢、王強亞、黃謙4人被捕。中央獲悉此消息後又作出決定,讓李立三仍回廣東任省委書記,補陳郁、黃焯、黃釗,連同張善銘、沈青組織新的常委,繼續執行一切工作。並要求於27日將一切情形向中央作匯報。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趕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後工作,「一切均需從頭做起」,重建廣東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設法把鄧中夏等三人(黃謙除外)營救出來,一方面全面恢復省委工作。新組成的省委常委會是:    

  書記: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張善銘、李源、沈青、陳郁、黃焯、黃釗。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的意見,作出了《「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的決議案的補充》,並以《中央通告》第35號文件發出,批評廣東省委決議案完全成立於當時群眾因失敗而激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導也就隨著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決議的基本看法和各項決定的正確性。同時也根據廣東省委的意見,在六個方面對中央決議中不盡符合事實的部分作了補充。    

  至此,李立三與中央的分歧得到解決,在工作中堅決執行中央的「左」傾路線,部署在全省舉行暴動。    

  27日,李立三主持召開新的省委常委會議,通過了《省委即須執行的具體工作》決議案。除了對黨的組織、宣傳、職工運動、兵士、軍委等工作進行整頓外,對廣州、西江、南路、北江、東江、潮海、瓊崖等地區的工作都作出了具體部署。    

  在各項工作「略有頭緒」之後,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兩天,於29日向黨中央寫了《張李軍閥戰爭結束後的政治狀況與暴動發展情形》的報告,把他從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匯報。    

  緊接著,省委決定恢復南路特委,組織潮梅特委。3月1日,省委致函北江特委,指示北江特委應該馬上計劃一個廣大的士兵暴動,提出了30多項具體措施。    

  3月4日,省委制定《羅定暴動工作大綱》,決定成立西江上游特委。    

  12日,省委派楊石魂赴惠州,組織發動當地農民和士兵舉行暴動。    

  同日,省委以《加強主觀的力量》為題,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報告了桂系軍閥四路進攻海陸豐和汕尾的情況,以及潮梅特委自汕頭機關破壞後,負責同志葉浩秀、陳國盛均已犧牲;仁化暴動仍困守在按岡鄉;英德潭洞、曲江西水兩地暴動失敗;信宜曾暴動一次,現仍困守在一個山區裡面。    

  鑒於上述局面,省委指示東委採取「追擊暴動」的策略來開展鬥爭,並且決定南路在茂名、化縣、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內部署一次暴動,同時注意潮梅、北海等處的工人運動。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籌去惠州指揮發動士兵暴動。    

  李立三當時採取這一系列措施,就是為了認真貫徹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對廣東形勢的樂觀估計:「全省都能創造暴動的局面。」可是,形勢的發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處碰壁。省委常委黃焯等人被捕,特別是17日、18日,在桂系軍閥的強大進攻下,海陸豐失守,大批海陸豐的同志逃難抵達香港,省委當時僅存經費800餘元,要救濟這批來港同志都發生了困難。    

  不得已,李立三於18日致信瞿秋白,並代表省委寫報告給黨中央,雖然表示要「極力加緊工作」,「計劃在短期內造成暴動的局面」,但是也如實地反映了各地不斷傳來的暴動失敗和幹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隊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縮」的情緒。一方面強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項,否則已無法支持;一方面不僅拒絕中央要調走工人幹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現在能得到20個明瞭黨的政策和無產階級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縣巡視,艱苦地到下層工作,至多三個月便可佈置一個全省暴動的局面。」「這是值得中央嚴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別要求希望「恩來同志即來指導擴大會議」,「速請羅綺園回來擔任《紅旗》編輯。」    

  儘管如此,李立三繼續執行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觀形勢的困難和「左」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傾」錯誤,力圖按照中央的調子來說明形勢和製造「高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瓊崖特委,指出瓊崖目前仍是暴動的局面,要求繼續組織全瓊暴動,指示瓊崖特委今後暴動的戰術應該是:一開始即前赴後繼的衝鋒,四面包圍,使敵人驚慌崩潰。同時,應有廣大的宣傳鼓動以瓦解敵軍心,不只計敵我槍支多少,子彈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戰,遠地射擊等。    

  接著,廣寧縣委機關被敵圍攻,終因槍彈缺乏堅持三天後不得不退出。    

  敵第5軍向潮、普、惠進攻,佔領惠來縣城,潮陽、普寧的紅軍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參加指導下,李立三支持召開了廣東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任務決議案》、《黨的組織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蘇維埃問題決議案》、《沒收分配土地決議案》等,會議分析了當時全國和廣東的形勢,仍認為廣東的革命處於高潮,黨的策略是加緊擴大各地的暴動,以實現中央關於全省總暴動的計劃。會議對省委進行了改組,選出了新的省委領導機構。    

  書記: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李源、張善銘、周松騰、惲代英、周頌年、吳毅、沈青    

  委員: 37人    

  候補委員: 9人    

  此時,批評和糾正中共中央「左」傾錯誤的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執委會議(即2月會議)的決定發來中國。這就是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領導的共產國際作出了「關於廣州暴動問題的決議案」。共產國際首先肯定了廣州暴動的積極意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必須估計中國革命運動的一般經驗,而使這些經驗的教訓一直到黨的支部。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於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    

  共產國際在對廣州起義給以充分肯定以後緊接著就指出了它的錯誤:「可是這裡也暴露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工農之中預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於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共青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群眾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為暴動之機關)。對於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    

  共產國際在指出廣州起義存在的錯誤以後,再次重申,「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應當被認為是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範,他們是的確有取得中國大革命之領導權的歷史使命之資格的。」    

  會後不久,李立三收到了黨中央於4月3日下達的關於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決議的第44號通告,號召全黨必須竭盡全力糾正黨內盲動主義,從而結束了瞿秋白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全黨的統治。李立三也從執行「左」傾政策的困擾中解放出來,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動的部署,大力抓了黨組織的整頓和建設,在《廣東省委通訊》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加強了黨內思想理論和政策的宣傳,還同惲代英討論了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使廣東的工作逐步脫離了「左」傾政策,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在4個多月時間中,李立三兩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廣東去做重建和恢復黨組織的善後工作,在開展工作並不順利、坎坎坷坷的情況下,還是打開一些工作局面,其最後結果是:「黨組織和黨員人數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據同年6月,黨的『六大』統計,廣東全省黨員人數達5300多人,建立縣、市委69個;同年8月,黨員人數增至64229人。」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1) 

  共產國際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舉行;    

  客觀上形成的向忠發當總書記、    

  李立三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局面;    

  李立三為毛澤東復職……    

  一、六大召開的台前幕後    

  中共六大以後,李立三逐漸成為黨中央的實際領導人。    

  由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發動的第一次國內大革命運動,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於1927年7月15日召開的「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並同蔣介石集團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為標誌,遭到了失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失敗的痛苦經歷中,獲得了極為深刻的教訓,並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繼續經受考驗,領導中國革命走上復興之路。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各地的武裝起義,為後來建立和發展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積累了新的經驗。    

  為了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以利再戰,早在「八七」會議時,臨時中央政治局就決定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開六大。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通過了《關於第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六大於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間召開。    

  到1928年初,關於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召開六大的問題,因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遲遲不能作出決定。當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時,考慮到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故準備把黨的六大轉到莫斯科召開,即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    

  六大代表的產生,本來是準備按照選舉辦法進行選舉的,但由於當時環境十分險惡,加上時間倉促,4月份代表就要啟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廣東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過開會選舉產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當時,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產生了一種錯誤傾向:自「八七」會議後,就把與機會主義作鬥爭看成了簡單的人事撤換。這種形式主義影響到後來關於領導機關的工人化,把工人幹部當做偶像,對知識分子幹部不分別對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視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佔多數,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達44人,占52%強;農民代表6人,占7%;知識分子代表34人,占41%。    

  從1928年4月開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陸續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連,經哈爾濱,在滿洲裡下車,夜間渡過國境線,進入蘇聯境內,沿途有蘇聯同志接應。    

  5月初,李立三率領出席中共六大的廣東代表團(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數最多的,江蘇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發,經過上海、大連、長春抵達哈爾濱時,周恩來、鄧穎超早已在哈爾濱等待。由於周恩來途經大連時,被日本人跟蹤,被迫把去與蘇聯接頭的證件毀掉了,不得不在哈爾濱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來。他們終於在火車站等到了李立三,才與李立三一同去把關係聯繫上,然後一起從哈爾濱乘火車到滿洲裡轉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會期間,留守黨中央的是李維漢、任弼時,秘書長是鄧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來訪時談道:「黨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親自參加領導這次會議。我們的《決議》都經斯大林看過。這次會議,斯大林曾找我們談過三天半。」(註:其中一次長達14小時)    

  關於這個問題,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寫的《自述》中有較詳細記載。李立三寫道:    

  六大開幕的前兩天,斯大林同志來找我們,和政治局委員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我們解釋了極為複雜的政治問題,從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一直談到鬥爭方式和工作方法等問題,苦口婆心地讓我們理解盲動主義錯在哪裡。他說,所有運動中都有漲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樣既有高潮、也有低潮。自從帝國主義在南京開槍以來,中國革命已開始退潮。蔣介石的叛變和對上海工人的屠殺是中國革命的局部失敗,武漢國民黨左派的叛變是對革命工農的又一次沉重打擊,而廣州起義已是革命退卻中的一次後衛戰。中國的新的革命高潮定會在近期出現,因為引起中國革命的重大矛盾沒有一個得到解決,但眼前我們還看不到新的高潮,我們還處於革命運動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強調說,不善於冷靜地分析形勢、不願意承認失敗,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素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善於適當地進攻,也善於適當地退卻,善於適應形勢的變化,善於改變鬥爭的戰術、口號及方式。他說,在目前形勢下,武裝起義的口號應改為爭取群眾的口號,以便積蓄力量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強調指出,不能把起義當成遊戲,拿起義作遊戲定會害死革命的;工會運動中應徹底根除恐怖主義的鬥爭方法,因為這是有害於革命的;應堅決反對強制性罷工,只有說服群眾相信黨所引導的道路是正確的、得到群眾的完全信任之後才能領導運動。最後,斯大林同志談到黨內形勢時指出,必須堅決反對盲動主義,也不要忽視右傾的危險、忽視機會主義殘餘的重新抬頭。只有堅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中國共產黨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隊伍布爾什維克化;為了成功地領導革命,應該加強馬列主義教育,中國共產黨應該有自己的幾十名真正的理論家,善於在中國的條件下實施馬列主義原則。    

  布哈林是共產國際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終是在他的親自領導下召開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談話會」,一個小範圍的準備會。布哈林提出三個問題,要求到會者發表自己的意見。一、關於當前革命形勢的估計;二、關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即黨的機會主義錯誤問題;三、黨在今後的任務和方針。出席談話會的有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王若飛、張國燾、向忠發、鄧中夏、關向應、夏曦、黃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會期間有兩次講話,每次大會結束,他總是要同中共代表個別交談,面帶微笑,熱情致意。    

  巴維爾·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在1926年初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會上,參加了中國問題的討論,在第七次執委擴大會上,提出《中國問題提綱》(即《米夫提綱》)。1927年2月至7月,率宣傳代表團來華,在上海、廣州、武漢訪問,出席中共五大會議。8月回蘇後,升任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2月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中國部主任,在中共六大會上,負責會議的行政事務和組織工作,每會必到,代表共產國際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還是布哈林在六大會上所作政治報告講稿和大會各項決議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鎮附近一座鄉間別墅開幕。這是沙皇時代一個地主莊園,叫做「銀色別墅」,因其白色的牆壁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而得名。    

  大會由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向忠發等組成主席團,周恩來是大會秘書長。李立三還參加了大會下設的政治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出席共產國際六大代表選舉委員會、六屆中央選舉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農民大地委員會、南昌暴動委員會等7個委員會的工作,並向大會作了農民和土地問題的報告,負責起草了一些決議。    

  瞿秋白以第五屆中央名義向大會致開幕詞,並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會議上討論政治報告時,李立三就關於革命形勢問題發言:「我們分析革命的形勢,不單是要注意已經擺在我們目前的事實,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發展趨勢。就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地看出敵人的矛盾正在發展,我們的團結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勢,必然要走到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所以,現在看形勢,在兩個高潮的中間時期是對的,但是它超過它的下落的弧線而走向上升的弧線。」    

  關於農民問題,他指出:「現在有許多同志,有一種輕視農民運動的傾向,以為中國幾百年來便有不斷的農民暴動,就說這些農民暴動不是新的東西,對於整個的革命運動沒有甚麼大的關係。這種傾向,比俄國的少數主義還要危險得多。因為中國無產階級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廣大的農民群眾,那麼革命是沒有成功的可能,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2) 

  7月1日,李立三向大會作農民問題的報告。這是六大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土地問題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問題,地租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主要形式。農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徹底變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關係。李立三的報告提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改變了原來「沒收大地主土地」或「沒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確的提法。關於土地革命的路線是:主要敵人是豪紳地主階級;貧農雇農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對富農要根據它對革命的態度如何而區別對待,「不應該故意加緊對富農的鬥爭」,但要防止富農侵佔農協及鄉村蘇維埃的領導權。在貧農與富農鬥爭時,要站在貧農一邊,不能對富農讓步。    

  7月10日,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和各項決議案。    

  李立三經過領導安源大罷工、五卅運動、收回漢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黨內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在中共六大時期,「他被認為有可能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回到勝利道路上來的領導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蘇共高級的待遇,斯大林曾經三次與李立三會晤(其中有一次單獨會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與翻譯在場)。因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對中國革命重新帶來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選到政治局裡來。李立三和向忠發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過比向忠發更好的教育。」    

  周恩來曾經說:「六大會上,是有『山頭』的,不能完全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特別是與自己有關的問題,把反對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看成人身攻擊。那時,機會主義的代表是張國燾,盲動主義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兩人爭論不休。後來布哈林出來講話說,就是你們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幹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他這話,在當時和以後影響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幹部與知識分子幹部相對立。」    

  六大會上,斯大林曾經批評中國黨還是張國燾、瞿秋白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他說,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黨中央來。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屆一中全會的選舉,仍然是過分強調工人成分的意義。大會選出的23名中央委員和13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工人出身的就有21人。    

  大會選出中委及候補中委名單:    

  向忠發 李立三 周恩來 蔡和森 任弼時 盧福坦 陳潭秋 蔡 暢 項 英     

  張國燾 瞿秋白 王仲一 李維漢 羅登賢 王若飛 鄧穎超 陳 郁 賀 昌    

  惲代英 毛澤東 羅綺園 關向應 徐錫根 羅章龍 彭 湃 夏 曦 楊匏安    

  張昆弟 余 飛 史文斌 王克全 張全保 顧順章 蘇兆征 鄧中夏 劉昌群    

  由於太強調工人成分,很多較好的知識分子幹部參加中央的工作就受到了限制。毛澤東在井岡山,雖未出席,因擁有「紅軍第一軍」,已被重視,亦當選中央委員。    

  原在武漢任湖北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徵。他一切聽從米夫的擺佈,加上他也學會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他的身份與日俱增。因此,在六大期間,向忠發被米夫當做一張王牌。    

  7月11日舉行了閉幕式。    

  7月19日,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選舉中央政治局。這次選舉一反常規,換屆名單不是由上一屆黨中央討論後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共產國際」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名單,宣讀後「一致通過」。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7人為政治局委員,李立三、關向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7人為候補委員。在20日舉行的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5人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當選為候補常委。由於這次會議過分強調了工人成分,加上米夫極力吹捧向忠發,因此,米夫指定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李立三任組織部長、蔡和森任宣傳部長、周恩來管軍事兼中央秘書長、項英管工運,瞿秋白和張國燾留駐莫斯科,未經許可不得回國。    

  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宣佈,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常駐代表,改為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所以在共產國際六大會議上,瞿秋白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會議結束後即與張國燾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鄧中夏、余飛為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為中共駐農民國際代表,5人合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為團長。    

  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寫道:「在『六大』會上我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央全會上決定兩名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和張國燾)留在莫斯科擔任黨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因此我不經選舉升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成員。」    

  二、李立三「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局面的形成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蘇兆征、瞿秋白、張國燾等約有半數的人留在莫斯科繼續參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員回國。從9月2日起,新的中央機關設在上海雲南路447號(現雲南中路171—173號,即勞動劇場的南隔壁),由中央機關的會計熊瑾玎同志(愛人叫朱端綬)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稱「老闆」。全部樓面三大間,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用,在室內掛了一塊「福興字號」的招牌,經營土布生意,樓下二房東是西醫名醫周生賚,開設私人醫院——生黎醫院。到1931年春徐錫根、顧順章被捕叛變才搬走。    

  當時,中央領導成員的分工是:向忠發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會主席,周恩來是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蔡和森是宣傳部長,李立三是農民運動委會書記,楊殷是軍事部長,關向應是團中央書記。    

  新的黨中央回到國內不久,就發生了一場李立三與蔡和森在富農問題上的爭論。    

  身為中共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的蔡和森與身為中共中央常委會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李立三在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革命階段中,富農有沒有反革命的可能性?黨如何對待富農這種反革命的可能性?兩人都寫出文章,同時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上發表。    

  蔡和森寫道:「中國的富農(鄉村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資本、田租、高利貸三種剝削資格)是不可輕視的。在有利於全體農民的民權革命階段中,富農多少還可以參加鬥爭,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徹底深入而要開始轉變的時候,這一鄉村資產階級說不定將成為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之破壞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農民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提高與發展」貧雇農的「獨立的組織」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整個民權革命及工農蘇維埃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保證將來革命的順利轉變。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3) 

  李立三在《布爾塞維克》同一期上發表了《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點名批評蔡和森。    

  李立三認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論述富農的原文,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上、策略上的錯誤」:第一,「在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富農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農在現在「還沒有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富農還『沒有』反革命的可能。富農到轉變時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為一身具有資本、『田租』、『高利貸』剝削,那麼富農如果只是具有資本的剝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貸』的剝削,到轉變的時候,還不會反革命。富農在轉變的時候,『說不定』要反動,那麼在現階段上『說得定』不會反動。」「照這樣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達到完全『聯合富農』的觀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發展貧農的『獨立組織』」,「就是故意逼起富農的反動,甚至影響中農的動搖,那就混亂了鄉村中農民與地主階級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傾的危險性。」    

  1940年李立三對這個問題曾經寫道:    

  蔡和森同志寫了一篇有關農民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傾錯誤。他說,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就應該對富農採取無情鬥爭,沒收富農土地,以便徹底消滅富農階級。這與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六大政治決議中指出:「對富農的鬥爭不應搞得太尖銳」,有關農民問題的決議中又指出,「應該吸收尚有革命潛力的部分富農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鬥爭。」依據這個精神,我寫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張,其中寫道:「在土地革命過程中應該與半封建的富農進行鬥爭,而對資本主義的富農應該採取聯合。」另一處甚至簡單地提到「聯合富農」。    

  這場爭論,就是在現在革命階段要不要聯合富農的爭論。李立三的觀點來自於共產國際堅決反右傾的影響,與毛澤東後來在《尋鄔調查》中的觀點是一致的。後來王明搞了比李立三還「左」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在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政策,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產國際通過了一項專門決定,批判了消滅富農的政策,才使這場爭論的是非得到解決。    

  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完共產國際六大會議結束後,是於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國內的。    

  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蔡和森,剛剛回國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錯誤,造成順直省委的嚴重問題,從9月中旬開始,就向中央常委會檢查錯誤,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常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的職務,不久後到莫斯科學習去了。    

  這樣,在11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遞補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接替了原來由蔡和森擔任的宣傳部長、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職務。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周恩來去順直省巡視,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來原來擔任的秘書長職務。周恩來於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處理江蘇省委的糾紛問題。    

  1929年2月初,蘇兆征從蘇聯回到國內,當月20日即病逝於上海。    

  後來項英又被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    

  而船工和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在原武漢政府時期,是李立三領導下的地方工會負責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因而在實際工作中起不到中央主席的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之以上種種因素湊到了一起,於是客觀上就形成了名義上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上是李立三在主持著中央的工作,這是當時眾所周知的客觀事實。    

  三、改革黨中央機關工作作風    

  李立三對革命工作永遠是個激情滿懷的人。即便走上了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崗位,他仍一如既往總是充滿朝氣,善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風不實的現象。    

  他主持黨中央工作不久,就發現一個很不好的現象,那就是有些下級對上級的指示,只知道上傳下達,照本宣科,而從不認真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他經過認真思考,於1928年12月24日寫了一篇題為《每日的教訓》的文章,嚴厲地指出:「與各省來的同志談話,發現一極不妥的現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轉下去,省委轉到縣市委,縣市委轉到區委,區委轉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實際情況加以討論,而很具體地決定本地的工作……可見許多通告並沒有在支部報告,討論更說不上,此種現象恐怕全國各處都差不多。以後補救的方法:第一,中央發通告在技術上就要特別注意,絕對不宜太長,同時要指出中心問題;第二,各省委接到中央通告,不應照例轉下去,而是要照本省情形,把他更實際化、具體化,同時文字也要把它縮短起來,並要指出按照這個通告在本省要做一些什麼工作再發下。各縣市委,更要把通告加以詳細討論,使他更具體化,更指出中心問題中心工作來,然後發到支部。支部接到通告後,第一是討論通告的內容,第二就要討論照這個通告,本支部在可能的範圍內要做一些什麼工作;第三,就是要討論做這工作的具體方法。然後通告才能收到實際的效用,才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不然發通告等於白廢紙張。」    

  李立三還十分注意抓輿論宣傳陣地,以加強對革命鬥爭的指導。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傳部長當天,就創刊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他在創刊號的首篇發表了「醞釀戰爭革命暴動的反動統治」    

  李立三指出:「現在群眾主觀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確還很薄弱,還沒有勝利的保障。現在一切革命先進分子的任務是:深入群眾中去,去擴大群眾的組織,去恢復群眾的戰鬥情緒,去揭破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假面具。要幫助並擴大一切經常的經濟的鬥爭,特別注意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只有加緊這些工作,才能促進革命高潮,在將來新的革命高潮中,有勝利的保障。」    

  在從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時間內,李立三僅在《紅旗》、《黨的生活》、《布爾塞維克》等三個黨刊上就發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還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通告、決議和指示,為貫徹六大決議精神,對全黨工作的進步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這裡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黨中央宣傳工作時不遺餘力地貫徹黨的六大決議精神,是做出了顯著成績的,他的這一時期的工作指導思想也是正確的。 比如他根據六大精神,指出廣州起義是無產階級「退兵的一戰」,革命高潮已經過去,現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他還指出:「如果認為現在群眾鬥爭已經復興了,將要很快走向革命高潮,這也是極不正確的,同樣地有害於我們的正確路線。」他認為對於「開始復興的形勢決不能過分的估量,認為革命高潮必然很快地到來。」「我們的主觀努力可以克服這些弱點,但這一工作是異常艱苦的,重複一句,這一工作是異常艱苦的。」    

  李立三根據這樣的形勢,還正確地指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不是鼓動武裝暴動,而是爭取群眾。李立三指出:「只有廣大群眾的革命和暴動的勝利」才能最後避免和解除國民黨新軍閥的戰爭和壓迫,但是「現在群眾的主觀力量,尤其是組織的力量,的確還很薄弱,還沒有勝利的保障,現在的一切革命先進分子的任務是,深入群眾中去,去擴大群眾的組織,去恢復群眾的戰鬥情緒……」    

  李立三還論述說,為了在革命低潮中爭取群眾,我們黨需要轉變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評了在黨的宣傳中還時常看見的「沒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會」的口號。他指出,我們只應提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不是沒收農民的土地;我們只應提打倒某某工會的工賊領袖,而不可把某某工會中的工人群眾說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會使群眾對我們黨發生誤解和反感。他還批評黨內同志不懂得宣傳口號和直接行動口號的區別,總是高喊「罷工」、「暴動」、「推翻國民黨」。他說,宣傳口號是宣傳我們的政綱及策略,而直接行動的口號則要根據當地群眾的迫切要求。如果把兩者混同起來,就會把長遠的根本目標當成現實的行動,勢必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4) 

  李立三在大力批評和糾正「左」的情緒的同時,還深刻批評和糾正革命失敗後黨內出現的悲觀消極情緒。有的人面對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散佈悲觀論調,說「革命沒有辦法」。李立三說,「現在革命,果然是沒有辦法嗎?不,完全不是的。很明顯的中國革命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帝國主義正在更厲害地壓迫我們,封建勢力依然存在,廣大群眾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這樣的局面能夠安寧下去嗎?就是沒有共產黨,恐怕洪秀全、楊秀清之流也要起來造反……單純的白色恐怖之上,絕不能建設長期的統治,所以客觀上證明革命是一定要來的,只怕我們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戰及世界革命的爆發。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發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    

  還有人習慣於「喊開會」、「散傳單」、「貼標語」,無條件地號召「暴動」、「罷工」等一套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不去做艱苦的群眾工作,脫離群眾,反而只怪「群眾脫離了黨」,說「工作沒辦法」。李立三在文章中指出,現在決不是工作沒有辦法,而是沒有方法。他號召全黨要「瞭解群眾日常的痛苦」,「拋棄命令主義精神,深入群眾中很實際地去學習工作方法」。他說,這就是我們目前工作上的主要口號……    

  1929年6、7月間召開了六屆二中全會,總結了近一年來的工作,在其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七月黨的六大以後,中國革命由遭受挫折到走向復興。黨已經從大革命失敗後的「渙散的狀態中挽救出來,並且建立了組織上的相當基礎。」「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眾中漸能起領導作用。」    

  四、李立三為毛澤東復職    

  六大以後,黨中央和李立三開始十分注意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熱情報道和評述毛澤東、朱德所領導的紅軍戰爭。如他於1929年7月1日在《布爾塞維克》刊物第7期上發表文章,寫到:「現在散處各地的紅軍……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領導的紅軍,兩年間經過國民黨之無數次的圍剿,國民黨的報紙也曾無數次宣佈其圍剿的『勝利』,但事實終是事實,朱毛的紅軍直到現在還是日趨發展……朱毛是革命農民之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他所走到的地方……無疑義地要提高群眾之革命情緒,擴大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為黨的實際領導的一種態度。    

  同時,在代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廣為推崇朱、毛經驗。如在《中央給雲卿(賀龍)並前委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確指示:「據朱毛幾年戰爭所得戰爭經驗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這些經驗很可以做你們參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紅四軍黨內,在一些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由於毛澤東與朱德是爭論的雙方,在6月8日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主持在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陳毅在報告中宣佈對「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大會改選了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只當選為委員,毛澤東離開了前委的主要領導崗位。    

  中共中央得知紅四軍的分歧後,通知紅四軍派人來中央匯報情況。因此,8月下旬,陳毅奉命抵達上海,並很快同中央接上頭。身為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秘書長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匯報,當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匯報,同時代表中央要求陳毅盡快寫好幾種上報中央的書面材料。陳毅根據李立三的意見,好幾天深居簡出,躲在旅館內趕寫書面匯報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匯報,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等出席了會議。李立三代表黨中央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的正確領導,並且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鑒於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會議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到政治局通過。這樣,周恩來、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陳毅住的旅館來聚會和陳毅一起討論修改。李立三還與陳毅「邊下棋」邊討論問題,以下棋作掩護。    

  經過三人討論,由陳毅執筆,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這就是後來所謂《九月來信》。這份指示信為後來的「古田會議」明確了指導思想,信中還明確規定「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10月1日,受中央委託,陳毅離開上海,回到紅四軍後,誠懇地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詳細介紹了他這次上海之行,並轉達了周恩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在11月28日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內容和李立三、周恩來對四軍工作的口頭指示。「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而接受。」由此恢復了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    

  毛澤東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後,心中十分高興。因此,會議結束當天,毛澤東立即給李立三寫了一封充滿極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報告了他的近況;委託李立三替他與弟弟毛澤民以及愛妻楊開慧、兒子毛岸英取得聯繫;要求李立三幫助他解決「知識饑荒」,「時常寄書報」給他;請求這位上級領導「能抽暇寫信(對他進行)指導。」    

  我們始終不知道李立三收到這封信後是如何處理毛澤東托辦的事情的,但從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為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對他是尊敬與支持的,作為朋友和同志,毛澤東對他是信賴和寄予厚望的。這封信就是他們友誼的見證。    

  六大以後,由於實際負黨中央領導之責的李立三認真貫徹執行了正確路線,在近兩年的時間裡全黨工作有了顯著的進步,城鄉革命力量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1929年,黨在城市產業工人中的黨支部已經恢復和發展到229個,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繼恢復了工會,學生運動也有發展。同時期,由於黨中央積極推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影響,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也有更大的發展。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逐步新開創了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後建立起來的紅五軍,恢復創建了湘贛和湘鄂贛根據地;方志敏、邵式平領導的紅十軍創建了贛東北根據地。此外,郭樹申、許繼慎、鄺繼勳等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賀龍、周逸群、段德昌等領導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據地也在這期間有很大的發展。1929年秋,黨中央派鄧小平去廣西右江地區領導了百色起義,創建了紅七軍和左、右江根據地……據1930年6月統計,全國工農紅軍已發展到十幾個軍,約10萬人,創建了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5) 

  五、與托陳反對派的鬥爭    

  六大以後,李立三積極參與了黨中央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簡稱托派)結合而成的托陳取消派的鬥爭。    

  六大前後,一些在莫斯科學習的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影響的少數留蘇學生,先後回到國內,從事托派活動。1929年4月開始,他們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載各種文章,極力宣傳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錯誤觀點。他們認為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中國的無產階級不應當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共產黨員不應加入國民黨;在武漢汪精衛政府叛變之前,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應該立即建立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國革命當時的主要任務應當是爭取關稅自主,沒收中外資本家的大企業、工廠,從而否定了農民土地革命的意義,並且主張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觀點,開始在中共內部組織「左派反對派」。他們認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已經沒有革命的形勢,黨不應當組織軍隊和進行武裝鬥爭;他們多次寫信給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觀點,對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形勢、革命任務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提出了同黨對立的主張。    

  1929年8月,李立三針鋒相對,寫出了《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的機會主義大綱》一文,發表在由他領導的《紅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專號》上。這個大綱全面系統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理論錯誤及其在中國革命道路上的錯誤主張,批判了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機會主義錯誤,分析了陳獨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結合的思想理論基礎,並根據六大的精神,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    

  李立三在文中談到統一戰線的觀點時指出:「中國資產階級因為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曾積極地起來與帝國主義鬥爭,很明顯的有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作用,所以無產階級應當與資產階級實行暫時的協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推動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發展。同時無產階級在這一民族聯合戰線中要力爭革命的領導權,使這一革命不致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而半途失敗。」    

  在談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間與國民黨的聯合時,李立三指出:「國民黨原來就包含了各種複雜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為民族革命的各階級聯盟,所以共產黨人應該加入進去,並領導廣大群眾加入進去,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同時保存共產黨的獨立的活動,極力發展群眾的組織與鬥爭,以監視資產階級的妥協動搖。」「這樣可以使中國革命得到更快的發展,在客觀上便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很好助力,同時中國的無產階級組織與鬥爭的力量,在這一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也就可以很快地壯大起來,而漸次奪取並鞏固在這一革命中的領導。」    

  在談到中國革命必須重視農民問題時,李立三又指出:「中國是比俄國更落後的農業國,因此農民問題,比當時俄國還要嚴重。所以無產階級不能取得廣大農民的擁護,決不能達到革命的勝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資本主義消滅了這一過渡階級的農民群眾,再來舉行革命,這就是所謂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才有革命高潮的根本觀點吧。實際上這一觀點已經接近社會民主黨的只有工人階級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才能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了。所以托洛茨基主義忽視農民革命作用的觀點,對於中國革命是更加危險的傾向。」    

  李立三最後寫道:「我們號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歧途上去的同志們,重新回到黨的路線上來,做一個實際的革命家。」    

  這篇文章實際上揭開了黨內反對托陳反對派鬥爭的序幕。    

  這以後,他還寫了《中國革命與取消派》的小冊子,系統批判了托陳取消派的謬論。    

  8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陳反對派的鬥爭,在思想上、理論上駁斥托派的謬論,並決定將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黨,對一般分子主要採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對陳獨秀等人的取消主義理論再次作了系統的批判,要求他們立即解散黨內的托派小組織,並給予參加者以組織上的制裁。為盡可能給陳獨秀等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黨仍責令他們「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活動。」但是,陳獨秀等人完全不接受黨對他們的多次教育,不接受黨中央指派的工作,並且公開舉起反對六大路線和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繼續進行反黨的宗派活動。為此,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汪澤楷等人開除出黨。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連續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長篇文章,全面地論證了黨的六大對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路線的分析,對托陳取消派胡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是中國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資產階級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封建勢力受到了最後的打擊,變成了殘餘的殘餘,中國已經走向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等謬論,再次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六、立此存照:與李立三有關的幾件大事    

  之一、李立三與「左聯」    

  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曾主動關心並過問過「左聯」的工作。    

  「左聯」的誕生是六大以後黨中央正式出面領導文化運動的開始。在這以前,歷屆黨中央都沒有過問過文藝工作。作為黨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為組織「左聯」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20年代初,中國文壇就出現了主要由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或共產黨員文藝工作者組成的文藝團體,如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發起的文學研究會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組成的創造社,還有太陽社等。他們在黨的影響下,開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藝活動。但是黨組織從來沒有直接領導過文藝運動。1927年後,這些團體的多數是共產黨員的主要成員,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稱「普羅文學運動」)的綱領。    

  由於受「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左」傾政策和情緒的影響,這些文藝團體也發生了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與帝國主義、封建法西斯和資產階級文藝思潮作鬥爭的同時,於1928年春又開始了對魯迅先生的攻擊,從而引起革命文藝運動內部的激烈論戰。這一論戰一直持續到黨的六大以後還在進行。    

  在貫徹六大決議過程中,李立三發現和注意了這個問題。於是,他在接任宣傳部長職務之後,便在中央宣傳部內成立了統一領導文藝和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漢年任文委書記,後吳黎平從莫斯科回來也參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後不久,黨中央經過討論研究,做出了統一對敵,停止革命文藝戰線內部論戰的決定。李立三直接部署和執行了中央的決定。    

  據《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載:1929年11月,李立三向吳黎平轉告黨中央的意見:文化工作者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要尊重、團結魯迅,準備成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群眾組織。    

  與此同時,李立三佈置吳黎平通過馮乃超同魯迅聯繫,向魯迅轉達黨的意圖並徵求他的意見。潘漢年也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同馮雪峰、魯迅談話協商,除了團結對敵的意見外,還把李立三關於準備將「創造社」、「太陽社」等聯合籌組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提議,也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表示完全同意這一革命名稱。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6) 

  做了上述工作之後,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體領導下,成立了以魯迅為首(他不參加具體工作)由潘漢年(主要領導者)、吳黎平、夏衍、馮雪峰等人參加的12人籌委會,擬定了「左聯」發起人名單,起草了「左聯」綱領,黨中央也討論決定了成立「左聯」的具體工作計劃。    

  決定在「左聯」內成立以潘漢年為書記的黨組,直屬中宣部領導。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1930年3月2日,召開了「左聯」成立大會。據李立三回憶,在「左聯」成立前夕,他曾親自同魯迅談了話。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的主要意思就是兩人商討過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約請魯迅面晤,在談到當時黨的路線政策時,魯迅認為中國革命應該是長期的、艱巨的,必須搞成「韌戰」、持久戰,不應赤膊上陣。事後從某種角度看,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經發昏的頭上澆了點冷水。    

  之二、李立三與「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為了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決定建立黨的政治保衛組織——中央特科。主要任務是獲取敵人情報、建立秘密交通、營救被捕同志、懲辦叛徒奸細、保衛中央領導同志和駐滬機關的安全。    

  為能及時掌握敵人動向,以更好地保護自己、打擊敵人,中央決定派一兩名同志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恰在這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CC特務組織)為加強其情報機構,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廣播新聞編輯。此情報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所獲。    

  黨中央決定派李克農打入該無線電管理局。在錢壯飛的安排下,李克農以優異的成績連過幾關,順利地打入了上海這個特務組織,不久便被提升為電務股長,官雖不大,卻管著全國的無線電報員。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農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敵人內部。經組織批准,李克農與錢壯飛、胡底三人組成中央特別黨小組,由李克農擔任組長,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報科長陳賡負責與他們聯繫。這就是我黨隱蔽戰線歷史上著名的「龍潭三傑」。他們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們的各項任務。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線」期間,護送劉伯承去武漢發動武裝起義就是其中一例:    

  據林聰寫的《李克農傳略》記載:1930年初,剛從蘇聯回國的劉伯承,接受中共中央佈置的在武漢發動武裝起義的重要任務,並由劉伯承擔任起義總指揮。    

  從上海到武漢,敵人封鎖很嚴,為使劉伯承安全抵達目的地,特委決定由李克農利用特殊身份掩護,護送劉伯承去南京。    

  李克農按照約定的時間,冒雨來到外灘公園接頭地點。    

  身穿藍色綢緞長袍的李克農手舉一把黑色雨傘在此等候,他不時看看表,表情顯得很鎮靜,內心卻躊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園的入口處。    

  一輛雪佛萊轎車從遠處駛來,停在公園邊,從車內下來兩個人,逕直朝公園走來。李克農見狀便朝這兩個人迎面走去,當離這兩個人還有幾米時,他止步摘下眼鏡哈哈氣,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這便是事先約好的暗號,表示身邊沒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農和這兩人相遇時一言未發,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後鑽進車內。    

  汽車啟動後,坐在前排的李克農這才轉過身來和李立三握手問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邊的人說:「老李,這位就是劉伯承同志,交給你,好好送去。」    

  李克農急忙伸過手來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說:「久聞大名,沒想到在這裡和你幸會。」    

  劉伯承不動聲色地微微一笑說:「我也是今天才識廬山真面目啊!」    

  李克農帶著劉伯承登上了開往南京的火車,在頭等車廂裡,由於李克農持有特種證件,因而巧妙地應付了特務的監視和軍警的搜查,終於順利抵寧。    

  之三、李立三與中共早期無線電事業的開創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鮮為人知的業績,那就是他對我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敵人破壞後的恢復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就曾經從事過破譯電碼的工作,並懂得編製密電碼。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蘇區的秘密通訊聯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由張沈川、李強負責,在上海滬西極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裡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報機建立地下無線電台。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我黨的第一套無線電收發報機於 1929年初冬由李強在上海研製成功,建立起我黨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報務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1930 年1月上海與香港開始通訊。1930年10月,在蘇聯學成的一批無線電台工作人員相繼回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員一起,先後被派往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在天津也設立了分台。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工作的指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立三離開黨中央領導崗位去莫斯科後,張沈川等在上海遭敵人逮捕,由李強、毛齊華、伍雲甫、曾三等繼續在上海設立地下電台,堅持著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以及中央蘇區的通訊聯絡工作。    

  之四、李立三與「大同幼稚園」    

  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還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就是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的第一所幼兒園——也就是後來被譽為「紅色搖籃」的上海大同幼稚園。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在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囂張氣焰下,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戮或逮捕。僅4月至7月,遇難烈士就達10多萬人。許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轉入「地下」,以積蓄力量準備發動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遺孤或革命者的後代流離失所,生活極其悲慘。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後,為了保護和撫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烈士遺孤和革命後代,黨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尋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後代,經中共中央與蘇聯共產黨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和當時黨中央領導人的子女,為中國革命培養一批接班人。比如趙世炎於1927年犧牲後,其夫人夏之栩帶著兒子趙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兒趙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中共中央決定並於1929年5月將她們母子三人經東北送往蘇聯;又如蘇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來、鄧穎超、鄧小平先後到醫院看望。在其去世後不久,中央就把蘇兆征的夫人及女兒蘇麗娃、兒子蘇河清送往蘇聯。    

 


第三部分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7)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在上海創辦--所幼兒園,撫育好烈士遺孤和一些在上海的黨的領導人的子女。這個任務落到了地下黨員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於上海青浦縣,從小就讀於教會學校,18歲時考入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又念了兩年神學,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師。由於他熟諳教義,精明能幹,又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拉丁語,因此,很快就升任為上海有名的聖彼德堂的主持牧師。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心,在「要救中國,只有靠共產黨」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國革命處在最艱難的時刻,1927年由劉伯堅、蒲化人兩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鑒於他的牧師身份,黨中央安排他參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聖彼德堂就成了黨中央一個極其秘密的聯絡點。一身正氣的紅色牧師,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付給他的每一項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黨組織要他創辦一所幼兒園的任務,組織上只給他500元開辦費,顯然這是遠遠不夠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賣掉在青浦縣的祖業幾十畝田產,湊足了經費,租下教友肖智吉醫生在戈登路(現江寧路)武定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購置了各種用具,聘請了可靠的工作人員,於1930年3月正式辦起了我黨領導的第一所幼兒園,取名為「大同幼稚園」,寓意於「世界大同」。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幼稚園以黨的外圍組織——隸屬於第三國際的中國革命互濟總會的名義主辦。因李立三從1924年起與國民黨左派元老、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任同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共事(於右任是上海執行部工人農民部部長、李立三是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他就請於右任為幼稚園題寫了匾額,掛在大門口。    

  董健吾親自擔任幼稚園園長,全國互濟總會負責人、中共地下黨員王弼擔任顧問(後來由譚筱影接替)。保育員有六七人,多數是地下黨員或其家屬。保育員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醫院當過護士的陳鳳仙(又名秦怡君,是中共黨員李求實的妻子),保育員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董健吾的妻子鄭蘭芳、朱劍凡的兒媳×××,以及地下黨員陶錫琪等,先入園的有20多名兒童,除部分教友的子女外,有蔡和森、李一純夫婦的女兒蔡轉、惲代英的兒子惲希仲、彭湃的兒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楊殷的兒子×××,王弼的女兒×××,李立三的兩個女兒李競(當時小名鴿子,又叫醉娃子)、李力(當時小名叫八哥兒子)等。    

  為了安全起見,孩子們都在幼稚園住宿。她們的身世都是絕對保密的。與黨有關係的孩子,一般不由家屬直接出面,而是把孩子交給王弼,由他把孩子送進幼稚園。    

  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長沙白色恐怖相當嚴重,到處抓捕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時刻威脅著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此時,在上海地下黨中央機關工作的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知道後,很不放心。經請示黨組織同意,由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寫信給在長沙板倉的親屬,要求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來。1931年1月,經家人商議,決定由楊開智的夫人李祟德(李立三夫人李祟善的七妹)護送毛氏三兄弟及楊開智的母親一起到上海。為了旅途安全,改換了孩子的真實姓名:毛岸英改為楊永福,毛岸青改為楊永壽,毛岸龍改為楊永泰,還改變了孩子對大人的稱呼:不把楊母叫外婆而叫奶奶,不把李崇德叫舅媽而叫媽媽。春節前夕起程,先在粵漢鐵路邊的白水火車站,搭悶罐火車到了武漢,再改乘江輪順流而下。春節是在途中度過的,輪船在長江裡航行了三天兩夜,春節後才到上海外灘十六鋪碼頭。    

  李崇德帶著楊母及毛氏三兄弟到上海後,按毛澤民在信中說的接頭地點、方法和暗號,找到黨的地下聯絡點辣斐德路399號(現復興中路)天生祥酒行。老闆姓余,是位30多歲的湖南人。他要負責跟黨中央領導聯絡的交通員小彭通知毛澤民。晚上,毛澤民、錢希鈞夫婦到酒行與楊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見面。毛澤民把他們5人安排在地下黨辦的泰安旅館(現延安路33號)住下。毛澤民回機關後,即向在上海負責地下黨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等作了匯報,即決定將毛岸英三兄弟送到我地下黨主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撫養。當時毛岸英8歲多,岸青7歲多,岸龍還不到4歲。    

  由於1930年底有兩位國際友人在參觀大同幼稚園時指出,戈登路的環境不好,附近沒有花園可供孩子們遊玩,建議另覓新址。因此,1931年春,幼稚園又搬到陶爾斐斯路341號(現南昌路48號)的一幢二層樓小洋房。此處靠近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佔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陽光充足,有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天氣好的時候,保育員就帶孩子們到法國公園去曬太陽,講故事,做遊戲,幼稚園辦得生氣勃勃。1931年4月一天,幼稚園的5位保育員帶著19個孩子在法國公園遊玩,請園中的照相館在大草坪上給拍了一張集體照片,前排:左五為李立三之大女兒李競(小名醉娃子,又名小鴿子),左六為彭湃之子彭小湃(又名小丕),左七為惲代英之子惲希仲;二排:左一為毛岸英,右一為毛岸青,右二為毛岸龍;後排:左二為李立三次女李力(又名八哥兒子),左三為李立三夫人李崇善(又名李文英)。由於陳鳳仙當時因事外出,所以照片上沒有她。    

  1931年5月末,毛岸龍在大同幼稚園突然發起高燒,上吐下瀉不止,值班保育員、上海「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李求實的夫人陳鳳仙,急忙將他抱到廣慈醫院(現上海瑞金醫院)就診,經醫生診斷為口痢,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急性傳染病,由於孩子小,只有3歲,抵抗力弱,當晚就慘死在醫院裡。    

  1931年,局勢動盪不安。1月17日,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編輯李求實被捕,2月7口就義於龍華;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叛變。由於顧順章的出賣,4月29日,惲代英在南京殉難,同年6月,中央特派員蔡和森在廣州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    

  這時,董建吾收到一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收留來歷不明的孩子,否則以支持「共黨」論處。租界當局也派巡捕房的人來查問幼稚園的基金來源、職員們履歷和孩子的父母情況。幼稚園雖有教會名義作掩護,但聖彼德堂已成了敵人注意的目標。董建吾長期在顧順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開露面。1932年3月,保育員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辦事,突然失蹤,多方尋覓不著,凶多吉少。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革命互濟總會負責大同幼稚園工作的譚筱影和地下黨員根據歐陽新的安排,大同幼稚園的部分孩子由董建吾的妻子幼稚園保育員鄭蘭芳帶回家撫養,半年後,又搬到董建吾的前妻董慧光的住處鳳陽路修德裡541號,直至1936年被送往蘇聯學習。    

  歷時兩年的大同幼稚園,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猶如紅色的搖籃,保護和撫育了黨的領導人和革命先烈的子女,其中浸透著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一番心血。這些革命的後代,後來在黨的培養下長大成人,並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 

  這是個沉重、卻又不能不直面的話題;    

  毋庸置疑,「立三路線」的發生,給黨的事業造成了    

  極其嚴重的損失,李立三一生都在檢討……    

  然而,任何錯誤,都有個如何發生、發展的問題。那麼,    

  「立三路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立三路線」的形成    

  一條「路線」的形成,總是與當時的總體形勢緊緊相連的。所不同的是,對當時形勢如何做出正確的分析和把握,才會決定路線的正確與否。那麼,「立三路線」發端之際的總體形勢是怎樣的呢?    

  黨的六大以後,由於中共中央注意糾正「左」的傾向,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使經受沉重打擊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爭生存的鬥爭增多,而且取得勝利的比例有所增加;黨所領導的工人組織有所恢復,黨在工人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有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革命的影響。    

  與此同時,農村農民的抗租、抗糧、抗稅等鬥爭也有所發展,土地革命廣泛地開展起來、階級關係發生劇烈的變動,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農民分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得到改善,極大地激發了革命的積極性。    

  在毛澤東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影響下,由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工農紅軍有了很大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日益增多、擴大。從革命隊伍內部來看,總體上說,革命鬥爭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敗時,有了明顯的好轉。    

  從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來看,矛盾進一步激化,頻繁不息的軍閥混戰,加深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苦難,也削弱了軍閥自身的力量,在客觀上為革命力量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國際上,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危機,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有了較大的發展。    

  正是在這種有利於革命的形勢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產國際一系列「反右傾」指示的影響,頭腦開始逐漸發熱了,他無視國內國際革命力量仍然相對弱小的基本狀況,片面誇大敵人統治的危機、崩潰和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面,從而逐漸形成「左」傾冒險錯誤。    

  當時,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的前景,有一個十分樂觀、十分狂熱,但又十分虛幻的估計:預計在武漢、南京暴動勝利後,蔣介石遷都北京,而蘇維埃中央政府將在武漢成立,形成武漢與北京兩個政權的對峙局面。與此同時,在北方進行冀魯豫暴動,推翻北京政權;在東北舉行哈爾濱、大連起義;在南方進行廣州、香港暴動,引起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戰爭,實現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多問題》等多篇文章,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觀點。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總行動委員會,領導「五一」示威活動。總行委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計劃大綱。指出,「五一」示威總的路線是:堅決組織全市的政治罷工和同盟罷工,擴大武裝擁護蘇聯和蘇維埃運動,加緊反對改組派、取消派和黃色工會的鬥爭,發展赤色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積極發展黨團員,健全支部生活等。並要求「五一」前增加黨員520人,其中產業工人成分佔半數,每個支部要建立一隊工人糾察隊,4月12日以前全市應建立170個糾察隊。    

  3月30日全國總工會、互濟總會、上海工會聯合會等7個革命團體,聯合召開上海「五一」總罷工籌備大會,討論罷工和遊行示威等事宜,並成立了全市「五一」紀念籌備會。    

  4月20日,上海工人糾察隊在楊樹浦路舉行大檢閱典禮。《上海報》指出:「上海工人糾察隊檢閱成功,是四次暴動勝利的信號。」    

  李立三在上海總行動委員會召集的一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準備「五一」工作的報告。他說:「 世界革命的發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革命有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並確定了「堅決執行城市中組織政治罷工示威,農村中組織地方暴動,士兵組織兵變,紅軍極力擴大向著中心城市、交通要道進攻」的策略。他還規定今年「五一」要根據黨的中心策略去「組織全國總的示威運動」,「促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地到來」。    

  5月,在國民黨各軍閥之間爆發了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和魯西南的三場戰爭;李宗仁、張發奎在湘粵桂邊界發起了對蔣介石集團的大規模戰爭,雙方共投入了100萬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華南的廣大地區,既削弱了軍閥自身的力量也減輕了反動派對革命根據地的壓力。據此,李立三越發興奮地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發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李立三、關向應、項英等,溫裕成、李維漢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這一決議案的通過,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在黨中央開始佔據統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革命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寫到:「現在中國的形勢:有了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有了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有了士兵群眾的動搖與自覺嘩變的增加,有了統治階級這樣的嚴重危機,的確只要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勢。」錯誤地認為「中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危機,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同樣繼續尖銳化,沒有絲毫根本的差別」。「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李立三在對形勢的估量時,還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認為「空前的世界大事變與世界大革命的時機,都在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中國將會在這最後決戰中取得完全勝利。他說,「認清這一點是解決目前黨的路線的基礎。如果中國革命不能掀動世界的革命高潮,則黨的一切路線將成為不正確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戰勝帝國主義,則中國革命最後還是失敗。」    

  第二,基於對形勢的錯誤估量,李立三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力量和準備革命的主觀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干,只要大幹,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他認為,只要產業區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發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就可以立即通過武裝起義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性的革命政權,過而奪取全國所有省區的勝利。    

  第三,關於革命道路問題,堅持「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他強調「爭取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所以,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緊工人武裝的組織訓練,以樹立武裝暴動的中心力量,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主要策略。」他認為紅軍的主要任務「是與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政權。」他批評「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村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過去的游擊戰術」,「必鬚根本的轉變過來」。    

  第四,在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轉變問題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他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因而錯誤地認為「革命已經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時候」,「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間隔的」,「如果以為革命一定要在全國勝利以後,才能開始革命的轉變,這是嚴重的錯誤。」因此他主張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在城市「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在農村消滅富農經濟;在政治上「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階級專政」。他認為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是極端危險的右傾觀念。」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李立三要求全國各地舉行武裝暴動,「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李立三心目中的戰略「總方針」大致是這樣的:    

  關於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準備組織南京兵暴、上海總同盟罷工,還計劃組織哈爾濱、大連、撫順、北京、天津、唐山、鄭州、開封、廣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2) 

  而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江南省委計劃組織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蕪湖、安慶、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區的武裝暴動;    

  為了配合武漢暴動,長江局計劃組織信陽、黃陂、宜昌、沙市、陽新、大冶、安源、常德、重慶、萬縣等地的武裝暴動,並截斷京漢路、隴海路、武長路等鐵路線;    

  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北方局則計劃組織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天津六大紗廠同盟罷工、北京四大鐵路同盟罷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罷工。    

  關於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力爭武漢首先勝利。規定:贛西南、贛東北和閩西地區的紅軍,以主力側擊南潯路,取南昌、九江,奪取整個江西,切斷長江;湘鄂贛地區的紅軍,幫助鄂南與鄂東西地方暴動,佔領大冶,切斷武長路;湘鄂西地區的紅軍,幫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動;鄂豫皖地區的紅軍,幫助鄂中以及沿京漢路的地方暴動,切斷京漢路。然後,各路紅軍向武漢進迫,配合武漢暴動,佔領武漢。    

  同時命令右江地區的紅軍進攻柳州、桂林、在廣東之小北江地區建立根據地,阻止兩廣敵軍向北增援,最後配合東江紅軍,奪取廣州。    

  與以上計劃相聯繫,還要組織全國性的政治大罷工。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政治決議:組織全國反軍閥戰爭與擁護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示威運動。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紅旗》上發表「準備七月十六日反軍閥戰爭的大示威」社論,指出:「中國共產黨決定在七月十六日舉行全國的反軍閥戰爭的政治罷工與示威行動,特別號召全國各大產業中心的無產階級要來廣大地參加這一行動……七月十六日要在這些全國大城市舉行總政治罷工,要以反軍閥戰爭為最中心的政治口號。」    

  7月16日,李立三在《紅旗》署名發表了「再論革命高潮是名詞的爭論還是原則的爭論」的社論,指出:「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逼迫革命高潮——暴動形勢,我們已經處在偉大事變的前面,中央正在動員全黨同志堅決英勇地去領導廣大群眾,向敵人做猛烈的進攻,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做奪取政權的鬥爭。在這樣嚴重的歷史任務的當前,每個同志都應當在中央領導之下,特別努力來完成偉大的任務。」    

  這且不說,李立三的冒險計劃甚而還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月19日,李立三在《紅旗》署名發表了「第三時期與中國革命」的社論。文章一開頭,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0次全會的政治決議案對第三時期的解釋:第三時期,是所謂「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同時還引用莫洛托夫所說謂「在『這個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好像戰後資本發展的各時期中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一樣』。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這種復興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發展成為直接革命形勢。」    

  李立三據以得出:「中國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決不會是中國革命單獨勝利」的結論。    

  為完成上述任務,李立三要求組織行動委員會。    

  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八十四號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動委員會,以集中力量來發動目前的工作,同時必須積極地動員全黨,使同志們瞭解革命形勢的轉變,堅定對於策略執行的決心。」    

  7月28日,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根據中央命令一度攻佔湖南省會長沙城(8月5日被迫退出),李立三聞聽更是興高采烈,認為他的主張和計劃是完全正確的。進而認為長沙的佔領,象徵著「統治中國的軍閥制度之迅速的崩潰」,「客觀形勢已經成熟了。」因此,堅決要求加緊準備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強調這些暴動的勝利,便是「蔣介石的倒台和崩潰。」這「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關鍵,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嚴重問題。」    

  8月1日、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決定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和總同盟罷工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停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提出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還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西伯利亞的數十萬中國工人應迅速武裝,「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提出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也應大批出兵進攻中國北方的反動派。    

  李立三號召全黨「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進」,其錯誤逐步發展到頂點。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創刊號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戰與世界革命的危機」;第二部分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崩潰」;第三部分是「兩個政權與兩個戰爭」;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組派、取消派、社會民主黨」;第五部分是「中國革命的總要求」。其中提出了29點要求,也就是後來所稱的「李立三29點綱領」。(1)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各派軍閥的統治,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2)沒收帝國主義一切銀行及各種公司、企業;(3)否認一切外債;(4)宣佈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5)驅逐一切外國海陸軍;(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據地……(15)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農民、士兵……(21)實行民兵制度,創建工農紅軍……(28)實行全國的免費義務教育……第六部分是「積極的全國武裝暴動的準備」,提出「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群眾都積極地組織起來,準備著全國之偉大的武裝暴動,以與帝國主義、國民黨作最後的決戰。尤其在紅軍佔領長沙,迫近武漢,及武漢工人積極準備暴動的時候,中國革命馬上便有在武漢附近省區首先勝利以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可能。我們極力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完成中國的獨立自由,完成工農勞苦群眾的解放。」……    

  這次史稱為「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時間雖然只有3個月(6月到9月),但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有些地方勉強發動了總同盟罷工,或者搞飛行集會和武裝暴動,而遭到失敗;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11個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使剛剛恢復起來的黨組織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殘,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被捕犧牲;蘇區和紅軍也遭受到嚴重損失。如紅二軍團奉命進攻長沙、武漢的結果,部隊由1萬多人減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區;紅七軍奉命轉戰中,也由6000人減到2000人,喪失了右江根據地;紅一軍西進後,皖西根據地被敵侵佔;紅十軍在進攻九江等地戰鬥中,部隊損失很大;川東遊擊軍進到房縣被敵包圍,幾乎全軍覆沒;蘇北紅十四軍奉命進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敗,喪失了根據地;閩西紅二十一軍和東江紅十一軍、浙南紅十三軍也都先後遭到失敗,陷入艱苦的鬥爭。    

  對於李立三所犯的這一嚴重錯誤,已經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終是「認賬」的。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3) 

  二、立三路線的糾正與中止    

  周恩來在參加了共產國際7月16日和23日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後,離開莫斯科於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也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周恩來把向忠發、李立三說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說:「聽了伍豪(即周恩來)同志的報告以後,將過去所懷疑的主要問題完全瞭解。」承認自己「確是不妥的」。向忠發在結論中也說:「在今天討論後,應有一電報去國際,有幾點要聲明:過去是有誤會。同時說明,伍豪回國後,政治局已討論二次,一切問題已解決,堅決接受國際指示及補正過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發名義給國際的電報,表示:中央政治局對國際的指示完全同意,決定堅決執行國際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來、瞿秋白的幫助下,李立三進一步承認了錯誤。    

  從9月1日起,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開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連給長江局發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確指出:「在今天武漢還不能暴動,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紅軍向中心城市發展這一路線是不會實現的」,強調:「當我們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過低的估量,不容許我們忘掉我們自己的弱點」。    

  9月4日的信指出:「你們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佈置暴動上做文章」。「你們第一個任務,便是要將武漢工人群眾的實際生活與要求(不僅是先進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廣泛的落後的群眾的一般要求都需計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須極實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黨的幹部必須「多派往下層去,多派往外縣去,加強紅色區域的領導是你們萬萬不可忽視的。」    

  這三封信,停止了武漢暴動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轉移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9月4日,中共中央還決定恢復被李立三撤銷了的黨、團、工會的領導機構和組織系統,決定停止武漢、南京的暴動和上海的總同盟罷工。    

  此時,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共產國際,接受國際關於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    

  電文說:「中政局完全同意來電的指示,承認最近期間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堅決地執行轉變長沙兩次進攻,更加證明國際的指示以及反對武漢、南京暴動是絕對正確的……中央即開擴大會,接受國際七月決議與這一電示,將立即恢復黨、工會、團的經常領導機關……中央堅決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執行策略的轉變,××堅決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立三同志堅決,因此,政治局因為工作需要的關係,請准立三暫不來國際,可否××盼復」。    

  經過醞釀和準備,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    

  首先,由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報告。    

  向忠發在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稱:從二中全會到1930年1月,是「革命開始新的高潮時期」,黨中央的策略路線是「正確的」,是「堅定的」。從1930年2月到三中全會,是「中國革命新高漲更加成熟的時期」,黨中央的路線仍證明是「正確的」,是「與國際路線完全一致的」。    

  周恩來在傳達了國際路線的要點之後問道:「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和國際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沒有什麼不同的,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計,遂至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在路線上沒有什麼不同」。「中央在檢查了自己工作後的批評是很深刻的,中央在這一時期中,政治局是集體指導的,負責問題是整個的。當然,我們也批評到立三同志負責是要多一些。」批評了李立三在「工作佈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    

  周恩來在全會上發言的這個基調,完全來自於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參加的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擴大會議。會議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共產國際並沒有說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當時共產國際的決議案的批評還是很溫和的,甚至到8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及其草案中仍然說:「政治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    

  接著,李立三發言,勇敢地承擔了責任,誠懇地作出了自我批評。李立三在發言時一開頭就說:「聽了特生(即向忠發)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報告,少山(即周恩來)同志(傳達的)國際決議案的報告,的確使我們感受到必須在國際指示下來充分檢查我們的工作上與各方面的策略。在兩個報告中都已指出中央過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錯誤與缺點,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個月以來,中央許多政治上與策略上的決定,我個人的經驗(責任)比較更多,因為在政治局我寫的文件與提議都比較多。因此,這些錯誤,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因此,在國際指示之下,來檢查工作,應先把我自己所已經瞭解到的錯誤在何處——不僅在表面的,而且應當檢查這些錯誤思想的來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肅清這些錯誤,切實改良和學習。特別是我們沒有經過列寧主義好的訓練,更是容易犯錯誤。如果沒有學習教訓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險……同時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評,才能更有力量鞏固正確的路線。」     

  隨即,李立三就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黨的總路線、蘇維埃區問題、非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革命的轉變、總行委組織以後、黨內鬥爭等9個方面作了檢查。指出「對三中全會鄭重說明自二中全會以來有很大的成績,但不少錯誤,這一次更加明顯,在三中全會上,必須要使這些錯誤徹底肅清。我對錯誤應多負責任。要分析自己的錯誤,才能夠得到教訓,使黨以後在策略上能夠穩定。我們已經知道進攻,但進攻策略知道太少,我們必須切實討論與學習進攻策略,檢查過去工作來學習進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態度是嚴肅誠懇的,不文過飾非,勇於承擔責任,有改正的決心,受到大家的好評。    

  1940年李立三在回憶中曾經寫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4) 

  在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同志作了報告後,我發言作了自我批評,表示最近幾個月來,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錯誤,首先應該由我負責。我犯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對中國革命的一些關鍵問題形成了錯誤的看法,過高地估計了革命運動的來勢和發展速度,所以產生在南京、上海、漢口等地組織起義的錯誤方針。我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視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意義和鞏固紅軍的重要性……」「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時候,下達了許多錯誤的指示,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全會接受共產國際7月23日的決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的決議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國革命新高潮的形勢之下,中國黨一年來又有了大的發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進步。」這表現在:「黨員增加到12萬以上,《紅旗》銷一萬份,赤色工會發展到10萬以上,蘇區將近300餘縣,紅軍10萬,農民赤色衛隊百萬以上。」     

  《決議》承認過去「有個別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    

  全會補選李維漢、賀昌、陳郁、鄧發為中央委員;補選朱德、陳雲、林育英、陳潭秋、惲代英為中央候補委員;改選後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張國燾、關向應、李立三;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坦、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會議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三人組成中央常委會,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以及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各蘇維埃區域與紅軍工作。    

  這樣,經過周恩來,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會後,李立三已離開原有的領導地位,武漢、南京的暴動和全國准暴動的計劃已經被取消,紅軍進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執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動委員會組織已經被撤銷,黨、團、工會組織已經恢復,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工作,已提到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總之,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已經得到了糾正。這標誌著李立三的錯誤已經得到糾正和克服。    

  三、共產國際與立三路線    

  那麼,立三路線形成的原因是什麼?或者說,形成這條路線的理論基礎及其源頭在哪裡?從實事求是地研究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出發,很值得探討並梳理一番。    

  「立三路線」的產生,具有複雜的因素。    

  從主觀上說,是由於李立三本人為勝利沖昏了頭腦,不能嚴格地把握住自己,錯誤地估計了當時革命發展的形勢。從客觀上說,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隸屬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要聽從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揮。就連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開除陳獨秀的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4人的決議案,也都是遵照共產國際1929年10月26日寫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辦的。該指示信說:「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裡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對來自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一般來說,不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終都是步步緊跟,而且在可能情況下還必然會「創造性」地「更積極」地執行。    

  因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產生,在客觀上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左」 的理論和策略直接導致的。    

  之一、「立三路線」與六大的決議有密切的聯繫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直接來自於中共六大的政治決議。    

  中共六大,在政治決議案中有一點就是雖然承認廣州暴動為「退兵時之一戰」,使「革命降低於低潮」,但仍然認為「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的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傳全國範圍內武裝暴動以準備新的高潮。」可見,六大並未完全接受過去失敗的教訓,而繼續走著「左」傾的錯誤路線,不但秋白的盲動主義未被明確清算,而且為爾後的「立三路線」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也指出:「六大錯誤的方面也不少……這些,對以後立三路線、宗派主義的形成是有影響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親自領導的,所通過的決議都是經斯大林親自審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決議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斯大林是分不開的。    

  之二、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和李立三「左」傾錯誤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    

  「第三時期」理論,是布哈林根據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精神,於1928年8月28日在共產國際六大作的《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中提出來的。    

  這一理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1918年至1923年,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制度陷於嚴重危機的時期,是無產階級採取直接革命行動的時期」,即革命高潮的時期;第二時期是1923年至1928年,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漸趨穩定和局部穩定,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時期。」各國革命運動失敗,是無產階級「繼續進行自己鬥爭的時期」;第三時期是1928年以後,認為「在第三時期中,生產力發展與市場縮小二者之間的矛盾特別尖銳,因此,它必然要導致一個新的時代的產生。」在這個時代中,「一切帝國主義矛盾都越發尖銳起來」,會爆發一系列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總之,「這一時期將通過資本主義的穩定日益動搖,並使資本主義總危機必然走向極端惡化的地步。」換句話說,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    

  「所謂第三時期,又被稱為革命與戰爭時期。斯大林所擔心的是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家,正準備對蘇戰爭,因而共產國際也就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反對對蘇進攻,並將進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斯大林認為,只有進攻才能對抗進攻。」    

  「第三時期」理論成為一個時期內共產國際指揮世界革命的理論依據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它誇大了帝國主義之間和帝國主義同蘇聯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和嚴重性,誇大了世界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長的形勢。為使全黨接受這種對形勢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黨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講話,不止一次地複述「第三時期的理論」。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5) 

  1930年7月19日,在《紅旗》第122期發表中央6月11日決議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發表了《第三時期與中國革命》的社論,文章一開頭他就首先引用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的政治決議案對「第三時期」的解釋:第三時期,是所謂「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高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     

  李立三強調在分析中國革命形勢時應當特別注意兩點基本認識:「第一,資本主義是普遍的危機,而不只是在某一國的危機;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勢要發展成為世界直接革命形勢——世界武裝暴動的形勢,是必然的,並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還引用莫洛托夫的話:「在這個『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好像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各時期中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一樣。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這種復興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發展成為直接革命形勢。」李立三據以得出結論:「中國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決不會是中國革命單獨勝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動委員會的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第三時期」理論及其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他說:「世界革命第三時期的特徵是世界為資本主義之一切內外矛盾的緊張,整個經濟制度之嚴重的危機,顯然表示要急劇走向崩潰與死亡,是整個世界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在這種「全世界普遍的逼近於直接革命的形勢」之下,對於「生長於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中」的中國革命來說,由於「國際上矛盾都集中於中國,所以造成中國之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危機」,因而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大爆發。」「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在空前猛烈的鬥爭,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    

  基於上述對形勢的過高估計,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裝暴動的冒險計劃,調動紅軍攻打大城市,在白區普遍號召總同盟罷工,動員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以便建立蘇維埃政權,「首先爭取到一省或幾省的勝利」,進而過渡到全國的勝利。    

  立三路線對形勢的分析、估計,正是來自「第三時期」的理論,這是李立三「左」傾路線錯誤產生的基本理論根源。    

  之三、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對立三「左」傾錯誤的直接影響。    

  中共六大閉幕後,緊接著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於7月17日至9月1日舉行。大會對中國革命鬥爭的意義和經驗教訓,以及當前革命性質鬥爭策略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全面討論。布哈林在7月18日的報告中指出:「種種客觀跡象證明,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現在已具備取得革命勝利的客觀前提。這就在我們面前提出一項中心任務:必須把群眾團結成一個整體,使敵人無法逐步地、各個擊破地消滅我們這支無產階級大軍……轉變到最有勝利把握地準備群眾起義的立場。」    

  關於中國革命的成就及其國際意義,會議決議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目前明顯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義和革命上……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充分顯示出中國革命的國際意義。」    

  決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指出:「在中國,即將來臨的革命高潮將重新提出準備和進行武裝起義作為黨的當前的實際任務,因為這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國主義者、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即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惟一道路。」決議要求中國黨「使力量的對比變得有利於無產階級,使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收回外國租界,把外國鐵路、外國銀行等收歸國有),使尚未統一的國家實現全國統一;推翻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剝削階級的政權;組織工農蘇維埃和紅軍,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儘管共產國際不恰當地把資產階級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列為當前的革命對象,過早地提出把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確定為中國革命的當前目標,但是對於作為共產國際隸屬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來說,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認真貫徹執行才是,否則就是對共產國際的不忠。這些都是對李立三盲動路線的直接影響。    

  之四、共產國際4次來信,堅持開展「反右傾」鬥爭,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線的形成與發展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再強調中共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開展反右傾鬥爭。斯大林曾經寫道:「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的低落,那是錯誤的。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回到武漢的國民黨裡去……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實上,整個革命已隨著蔣介石的政變而進入其發展的更高階段即土地運動階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幕後操縱大反共產國際內部的右傾,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被視為右派。會後,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發行,共產國際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布哈林右傾的鬥爭。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曾寫道:「立三路線就是在反右傾運動中滋生起來的。」「庫西寧宣稱:『斯大林本人是中國問題的最高權威,而且他對共產國際目前應予中共中央以何種補充的指示的問題,也極有興趣』。接著,他提議組織一個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邊的中國問題秘書,草擬對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成立後約兩個星期,斯大林找張國燾、瞿秋白去會談,商討指示信的內容。    

  斯大林在國內大反布哈林的右傾,同時也在「各國共產黨內更瘋狂地反右傾。這就抹煞了各國的實際情況,似乎只有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從1929年2月起,共產國際連續給中共中央發來4封指示信,都是著重反對右傾的,把「左」傾進攻路線轉輸到中國黨內。以下是事實:    

  (1)「本來,李立三任常委之初,還是一個比較務實的人」,1929年1月他為中央起草了一個說明當時政治形勢與黨的主要任務的通告,公開提出了一個觀點,即認為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美國因為與英、日兩國有矛盾,正在極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與穩定。因此,在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正趨於暫時穩定,軍閥戰爭不會馬上到來,在這種情況下,目前,黨必須把如何戰勝改良主義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這個觀點,很快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被批評是一種「悲觀情緒」 。    

  1929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寫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黨的策略和當前的主要任務作了明確指示:「告訴中國共產黨注意在革命低潮情況下,由於悲觀主義情緒和一部分黨員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而產生的右傾危險。」重申「在當前情況下,特別危險的是右傾。」要「消除幻想,揭露國民黨的政策,動員勞動群眾去反對這個政策,發動群眾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必須始終記住一個實際的目的,即盡可能使黨和廣大勞動群眾做好準備,以便將來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務,去進行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    

  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信,跟著共產國際一起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比如: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6)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2月8日要求反右傾的來信後,決定接受國際訓令,並由周恩來起草議案。5月15日,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決議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號》——中央對國際2月8日訓令的決議。決議一開頭就指出:「國際2月8日來信是指示中國黨應針對著現時情形怎樣正確地運用六次大會和國際大會的正確路線於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認為這一指示(除關於農民問題的指示還沒收到外)足以成為中國黨內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針。」黨目前「所特別遇到的困難便是黨內右傾思想的發展。」訓令「足以端正黨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加強黨的領導」。    

  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的二月來信作出了政治決議案。決議案在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分析以後指出:「根據上述的政治形勢的分析和估量,證明(中共)六次大會與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黨的路線是爭取廣大群眾以準備武裝暴動是完全正確的」。「黨應更堅決地繼續執行這一爭取群眾以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明確提出了「準備武裝暴動的路線。」    

  決議案進而明確提出了當前黨的任務是:1、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繫到反對世界大戰與擁護蘇聯;2、堅決領導反對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發展一切群眾的鬥爭;3、擴大反對軍閥戰爭的鬥爭;4、加強領導擴大並深入土地革命的鬥爭;5繼續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堅決鬥爭……9、領導遊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與建立紅軍;10、加強(軍閥中的)士兵運動的工作……15、加強黨員軍事化與群眾的武裝訓練組織。「黨的策略路線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來爭取公開的活動」。    

  (2)1929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重新強調指出:在中國農村存在著「掀起強大的農民運動新高潮」的長期因素,存在著發展農民的組織和使最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革命化的長期因素,「這種前景現在已經展現出來了」。    

  為此,共產國際作出了一個極端反對富農的建議,強調既反對地主、又反對富農的剝削形式。建議「不必考慮富農,不必擔心富農會離開革命」。來信還規定了要發動反對富農的階級鬥爭(即使富農也參加反賦稅、反軍閥的運動)。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時,不分給富農土地。這不僅為限制而且消滅富農的政策開闢了道路,也為侵犯雇工的和想發家的中農的利益開闢了道路。    

  共產國際在建議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傾的任務,指出:「在黨的面前,擺著這樣的任務,就是要在鬥爭的本身過程中,準備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將來的決戰。因此,黨就應當真正用革命精神去盡量發展成千上萬群眾的革命毅力和鬥爭……在這種條件下,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對於農民問題的指示以後,政治局於9月1日經過詳細的討論,認為國際指示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因此,通過了「接受國際農民問題的指示的決議」。決議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承認「在過去策略上發生錯誤的問題,就是富農問題」,指出:「黨在農村中主要的任務是領導廣大農民群眾反軍閥地主豪紳的鬥爭……以消滅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剝削,以摧毀鄉村中之封建基礎」;「應堅決地反對富農」,「因此,這一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應當從雇農起到中農止」,「與富農爭奪領導權」;「黨在目前農民鬥爭的策略,是動員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領導他們的鬥爭,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眾一切迫切要求的口號,反對捐稅,反對民團,反對高利貸、減租、抗租、借糧、分糧、改良待遇,增加工資,反對拉夫拉車,反對攤派軍餉等,來發動一切被剝削壓迫的群眾鬥爭」。    

  (3)1929年7月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中指出:「在目前這個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共產黨有可能落後於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速度(尾巴主義)。共產國際執委會全會號召共產國際各支部發動堅決的鬥爭來反對這些落在後面的傾向,這些都是社會民主主義殘餘的反映,因為除非把這些傾向克服,共產黨就不能完成作為工人運動中先鋒隊領導工人階級走向新戰場奪取新勝利的任務」。    

  共產國際執委會於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次全會,通過了《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目前任務》的政治決議案,進一步強調了資本主義危機第三時期理論和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勢,強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對「立三路線」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中共代表瞿秋白、鄧中夏、蔡和森、陸定一等出席了會議,在討論中國革命的形勢時,開展了反對右派和調和派的鬥爭,瞿秋白、鄧中夏發了言。庫西寧作了報告。在講到中國革命局勢時,他說:「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新高漲的先決條件,在農業危機尖銳化的基礎上趨於成熟。任何關於中國的發展前景是『平靜的』,『基馬爾式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在中國,現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銳了,這就必然導致新的革命總危機。而這個危機將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廣泛、更加深刻的性質」。    

  米夫(中國問題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在7月10日的發言中也強調指出:「雖然中國革命失敗了,但直到現在,中國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個最狹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國仍將是這些帝國主義的矛盾最有可能爆發為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地方」。「由此可見,提出新高潮必將到來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它的徵兆」。米夫指示中國共產黨「必須克服目前在其隊伍中出現的那種右傾性質的動搖」。    

  1929年7月20日,共產國際第十次執委會關於中國的決議,就當時中國爆發的三派軍閥內戰——蔣桂戰爭與蔣馮戰爭的形勢指出:「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工農革命運動新的強大高漲」,「無疑義的是正在增長著,而這個高漲結果,不能不建立蘇維埃——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機關」。指示中共「應該建立鬥爭委員會,並利用這種委員會來在沒有革命的階級工會的地方建立起工會,並且使秘密工會衝出秘密狀態」。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和總同盟罷工的最高指揮機關的理論根據。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會體會議決議的決議》,一開始就說:「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經過詳細的討論後,完全同意第十次全體會議的精神、路線與一切決議。並且深切感覺全體會議的路線與一切決議都極適合於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需要,特別反對黨內右傾取消派及調和派的論斷是給中國黨戰勝取消主義與調和派的最鋒利的武器。」認為「右傾的危險仍然是黨內最嚴重的問題」,要求「更迅速地開展這一全國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堅決地接受國際全體會議的指導,以最堅決的精神,反對這種反映社會民主黨遺傳的尾巴主義傾向。    

  (4)1929年4月,國民黨政府關閉了北滿的蘇聯領事館,7月10日又逮捕驅逐了幾百名蘇聯鐵路人員,奪取中東鐵路,沒收電報設施,與蘇聯斷絕了外交和貿易關係,即所謂的「中東路事件」。7月18日,共產國際發表了關於中東鐵路爭端的聲明,更加「左」傾冒進。因為中東路事件的發生,蘇聯迫切需要中國國內出現全國武裝暴動的形勢,保證蘇聯能夠贏得對張學良東北軍作戰勝利和防止日本乘機發動反蘇戰爭。共產國際認為在中國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已經成熟。要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發動群眾支持蘇聯、保護蘇聯,一方面領導群眾鬥爭走向革命高潮。這充分反映在它於10月26日給中共中央的「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的指示信中。這封信是作為6月7日就農民問題和工會問題兩封指示信的補充,是對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產生,都是影響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國最近的事實,迫著我們在沒有接到你們關於黨在現時條件下的行動和路線的消息的時候,就來說一說我們對於中國時局的估計,就來預先指出你們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任務。」公然宣佈:「中國進入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並列舉了危機的十種表現。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7) 

  指示信指出:「工人運動的新潮流正在高漲,這是革命新浪潮的發動;」農民運動以及其中的游擊戰爭運動,也「正在復興」。雖說現在還不能預言全國革命危機轉變到直接革命形勢的速度,然而「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地展開著,並且日益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游擊戰爭等等)」。    

  指示信嚴厲批評了中共「對工人群眾的影響軟弱無力,即革命工會運動和黨本身的組織程度落後於發展壯大起來的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對中國革命鬥爭的進一步發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險」。並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所謂「最近的任務」……    

  指示信還說:「盲動主義的錯誤,已經大致都糾正過來了……現在要以全力鼓勵更加緊階級的衝突,領導群眾的憤怒情緒,按照階級衝突的向前發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鬥爭日益推進到更高的階段上去。」    

  最後特別強調指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心理傾向……這些傾向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些傾向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是對反革命資產階級抱尾巴主義態度。如果共產黨不克服自己隊伍中的一切小資產階級動搖,它就不能起到發動、組織和領導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這些不正確的分析和要求,並不斷作出決議要各級黨組織努力貫徹,命令全體黨員用盡一切力量號召廣大群眾起來實行武裝保衛蘇聯,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力爭中國革命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來信使李立三的頭腦發熱起來,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蘇省黨代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為此,就得發動全國的武裝暴動。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接受國際10月26日指示信的決議——關於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動、農村紅軍進攻的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計劃。    

  決議在規定黨的任務時指出:「黨必須以反軍閥戰爭與武裝保護蘇聯為發展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的主要任務,必須在一切宣傳鼓動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國民黨一切派別的反革命作用,必須在群眾一切日常鬥爭中聯繫到目前兩大任務,發動群眾鬥爭到更高度經濟的政治的同盟罷工,以至武裝鬥爭。應準備群眾,破壞一切軍閥派的政權,破壞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攻蘇聯之一切企圖,『變軍閥戰爭為國內戰爭』,『變武裝進攻蘇聯為武裝保護蘇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成為黨在群眾鼓動中主要的緊急的口號」。    

  繼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之後,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個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號》。    

  《通告》對當時的革命形勢作了不恰當的判斷:「目前全國危機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發展」。「工人鬥爭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鬥爭的形勢。加之農村鬥爭的發展和深入,紅軍蘇維埃區域的擴大和勝利,敵人軍隊中的兵變之驚人的發展,更足以說明全國群眾鬥爭走向平衡發展的道路」。「整個中國從廣東到直隸,從四川到江蘇」,「都籠罩著危機和革命運動。因此,我黨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加強政治領導,加強主觀力量以反抗和衝破反動統治的壓迫與進攻,以促進和準備武裝暴動的直接革命形勢之來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要求各地「組織工人的政治鬥爭,各地區的起義和軍隊的暴動」,「使城市工人政治罷工與示威的發展做成組織武裝暴動的第一步」,要求「集中農民武裝,擴大紅軍向著中心城市發展以與工人鬥爭會合。」    

  《通告》說:「目前的形勢很清楚,革命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省,特別是在武漢及其鄰近的一些地區取得勝利」。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把士兵暴動同起義的計劃結合起來」,「調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紅軍能在革命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能把黨變為直接推動革命高潮的因素」。強調指出,「目前總的政治路線是積極進攻的路線」,即「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推翻國民黨,建立蘇維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這次會議上,李立三在報告中說:「全國大混戰又要爆發了。這一戰爭是比較持久的戰爭;今天在全國範圍內固然沒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但這一混戰有可能爆發一個直接革命的形勢。在某幾個省的形勢之下,組織一省或幾省暴動,在今天就應有堅決決定,首先就是湖北問題。」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討論了進軍武漢和加速武漢起義的計劃。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紅旗》上發表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決議案說,因為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張在一省或幾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權,他寫道:一次柏林暴動,也許會引起全德國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勝利,也許就是全法國的勝利;但是在中國,卻找不到這樣的城市。上海是工業的中心,如果暴動成功,也許會影響到全中國、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時,「反動勢力」仍舊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繼續作戰。因此,中共的任務,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數省中爭取政權,然後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國的革命勝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紅旗》上刊登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一文,不相信依賴當時的紅軍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說,「事實上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證革命的領導者,農民不過是它的盟友。一切戰略路線都不能離開這一原則。」     

  這就不難看出,李立三這個思想是直接來源於共產國際一系列指示的結果。正是共產國際一再強調的反右傾鬥爭,嚴重地助長了立三「左」傾錯誤的發展,從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推向了「左」傾的軌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8) 

  之五、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重要理論來源    

  共產國際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後農村武裝奪取政權的具體經驗加以模式化、絕對化,機械地要求中國共產黨照樣模仿,一再指令中國共產黨以城市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比如:    

  1928年2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寫道:「黨在領導各省的自發的農民游擊運動的同時,必須看到這種運動只有在跟無產階級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結合起來的條件下,才能變為全民起義的勝利的起點。黨在這方面也應當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鄉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鄰近省份組織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義,而且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大規模起義。」    

  在中共召開的六大上,共產國際繼續以城市中心論模式來指導中國革命。大會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沒有把這一「不平衡問題同農民戰爭聯繫起來」,因而對於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以及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共產國際不懂得應該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敵人力量比較強大的城市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因而錯誤地把農村鬥爭看做城市鬥爭的配合力量,把開展農村游擊戰爭看做城市武裝起義的輔助手段,甚至認為「工人運動比農民運動要低落些,這是中國革命現階段非常特別非常危險的地方」。    

  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對正在興起的中國蘇維埃運動和農村游擊戰爭的估計很悲觀。他認為農村游擊戰爭「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則會傷害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是不會滿意的」,「到這個時候,農民一定要起來反對紅軍」。因此,他要求高級幹部離開紅軍。雖然毛澤東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但還是要調朱德、毛澤東去學習。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已經形成時,國際指責「不要離開工人階級太遠」,不要迷戀於「游擊主義」。國際認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只是一個支流,是舉行城市武裝暴動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紅軍離開革命根據地,進行城市暴動。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的決議案》就指出:「必須反對對於零星分散,互不聯繫,從而必至失敗的游擊戰爭的迷戀(這種危險,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經發生過。)」    

  1929年10月26日國際給中共指示信中也說:蘇維埃區域「以及南方的綿延不斷的游擊戰爭——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全國革命運動的雄偉高漲將順著這個支流而更加增長起來。然而,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的最準確的最重大的特徵,卻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工人運動已經走出1927年嚴重失敗後的消沉狀態。無產階級的經濟罷工鬥爭,正在發展著……這種鬥爭大有轉變為政治戰鬥和遊行示威的趨勢」。    

  李立三就是根據共產國際不要「離工人階級太遠」,不要迷戀於「游擊主義」的指示,把組織城市工人武裝暴動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同起來。他認為,如果不在城市裡搞工人武裝暴動,那就等於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紅旗》第88期上發表的《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中說,黨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織工人的爭鬥,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工人的武裝隊。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頭腦與心腹,單只斬斷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置他於最後的死命。」而「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鬥爭,主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鬥爭——武裝暴動」。這是李立三堅持和照搬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語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發表在《紅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一文也寫道:「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中心城市、產業區域,特別是鐵路、海員、兵工廠工人群眾的罷工高潮,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他批評說:「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李立三特別強調「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勝利的條件,特別要加緊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緊工人武裝的組織與訓練,以創造武裝暴動的勝利的基礎,是準備一省與幾省政權奪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決議中規定要「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是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    

  由此可見,共產國際關於向城市進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重要理論來源。    

  之六、李立三主張的革命轉變,來源於共產國際「不斷革命」的影響。    

  早在1927年中國還處於革命低潮時,中共中央於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指導。羅明那茲認為中國是「不斷革命」。他說,中國是民主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聯合,南昌起義時只有工農,是兩個階級,中間不經任何停留,不經任何階段,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羅明那茲的意見在我們黨員中是有影響的。    

  會議接受了羅明那茲的「左」傾觀點,認為中國革命無論在性質上還是速度上,都是所謂「無間斷的革命」,「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傾的理論和政策。    

  共產國際反覆強調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要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完成」。國際六大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轉入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反革命營壘,因而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1930年4月,《紅旗》發表了李立三所寫的社論《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社論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爾塞維克》雜誌(1930年第415期)發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國革命同世界無產階級一道,消滅帝國主義,或者反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蘇聯和帝國主義同時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而世界革命處於暫時靜寂的時候,否認在一個國家裡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必然導致否認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就是否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帝國主義的朋友,無產階級的叛徒才能這麼做。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現在,我們正處於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爆發革命的前夕。如果在這一時期不提出奪取世界革命的勝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而只向無產階級提出我們能夠並且應該在個別國家取得勝利的問題,那麼問題的這種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漲的時期到來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勢……沒有世界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保證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1930年7月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然而中國革命和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這不僅是因為革命動力成分之不同,不僅是因為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同著資產階級一塊和更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而且是因為工人和農民是在直接與資產階級鬥爭中去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階段的任務」。所以,「中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期限,將比按照俄國1905年革命底條件所預料的,要大大縮短,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速度,將比按照俄國1905年革命的條件所預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過共產國際的這些觀點,在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而且必然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的鞏固與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勝利」,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階級的戰爭,同時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戰爭」。    

  李立三認為,只要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就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了。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9) 

  之七、李立三的「左」傾錯誤還來源於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實際支持。    

  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錯誤指導與支持,給李立三「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當晚,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時講道:「革命在兩個高潮之間」。他畫了一個M形,說「工作做得好,高潮就會到來」,給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提問時說:「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劃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不能說『在這條線之內是革命高潮,一過這條線就是直接革命形勢的飛躍』。只有書獃子才會這樣提問題。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覺地轉變為後者的。任務在於立即準備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戰鬥,不要等待所謂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刻到來』」。    

  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爾斯基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利用南京政府的沒落」,「不允許自己成為游擊運動的參謀部而不去幹別的事情」,「農民運動只有在工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積極行動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世界勞動運動高潮已經到來,米夫直接參與起草了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並著重說明武漢、長沙、南昌都處在蘇區的包圍之中,推動中國黨內「左」 傾冒險主義的發展。4月26日米夫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了《迎接中國即將來臨的革命風暴》一文,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高潮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罷工工人的組織與覺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運動並列的就是日益高漲及擴大的農民游擊鬥爭的浪潮」。他斷言中國革命正在成熟,中國反動統治即將結束。    

  米夫於4月28日發表在蘇聯《真理報》的文章《走向中國革命的風暴》中批評中共:「黨還未消滅其缺點,未消滅其隊伍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黨未能解決它面前一切複雜的任務,但黨很堅固的不斷在組織上政治上向上發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戰鬥力,準備著行將到來的堅決的決鬥」。    

  馬基亞爾也發表文章說:「在全世界的經濟危機中,中國是最尖銳的」,「這一危機使得城市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農民戰爭和農民反抗的浪潮比工人罷工和示威還要高」。    

  總之,在斯大林、曼努爾斯基、米夫等人看來,中國已經出現了「直接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已經達到新的高峰,中國共產黨應該立即舉行武裝暴動,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鬥爭」。共產國際這些領導人的這些論述也就是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理論依據,給了李立三以最有力的支持。    

  在以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的支持鼓勵下,李立三要大幹一場的勁頭越來越大,調子越來越高,最終走上了「左」傾冒險。    

  1930年5月22日發表的《中央通告》第78號——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策略路線指出:「黨要獨立的領導反帝國主義運動,獨立號召,組織獨立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演講、飛行集會,農村中的武裝示威。各蘇維埃區域及暴動游擊區域,必須堅決的領導群眾,沒收帝國主義財產、教堂,驅逐帝國主義,造成反帝國主義政治運動。」     

  之八、共產國際與中共6月11日決議沒有根本分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後,12日即向共產國際呈報,要求批准此決議。信文如下:    

  恩來同志並轉共產國際主席團:    

  中國革命猛烈發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勢,中央決定堅決執行對軍閥戰爭的失敗主義的路線,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要求在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這一路線,中央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並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加緊保護中國革命的宣傳運動。    

  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中國的代表,德國人羅伯特表示不同意將此決議下發,引起李立三的不滿,說他右傾,妨害中國黨的領導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發名義打電報給周恩來,請他轉告共產國際,說羅伯特是「一貫的右傾路線」,要求共產國際撤他的職,並向共產國際呼籲,由於國內工作異常緊張,要求周恩來、瞿秋白迅速回國。    

  6月25日,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羅伯特面說,發出這個決議,是革命的需要,「有什麼問題,由中共中央負責」。    

  6月下旬,李立三在未接到共產國際批准其決議的情況下,擅自將決議加以公佈。共產國際得知後非常不滿。但由於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存在著「左」的理論和政策,當他們看到並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後,只是認為「有許多不正確的說法」,說李立三對形勢的估計過分誇張,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以及脫離群眾的武裝暴動計劃等是錯誤的,於是打電報給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轉告中共中央,表示決議應該停發,武裝暴動應停止,並沒有說它是同國際路線相對立的路線錯誤。他們還認為「中共政治局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錯誤」。批語的口氣是溫和的、含蓄的,沒有點出任何人的名字,而且還表示同意撤回遠東局代表羅伯特。    

  共產國際只是不滿意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不尊重的態度,竟然不顧遠東局代表的反對,不等共產國際批准,就擅自將6月11日決議公佈了,這是破壞共產國際紀律的嚴重錯誤。    

  李立三在沒有接到共產國際指示的情況下,於7月13日又召開政治局會議佈置南京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全國配合。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電共產國際,要求批准上述武裝暴動和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的計劃,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信中特別要求「聯共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中央為貫徹上述計劃,成立了北方局(賀昌任書記)、長江局(任弼時任書記)、南方局(李富春任書記)和江蘇總行委(李立三任書記、李維漢任江蘇總行委的組織部長)。    

  共產國際於7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問題,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應邀列席了會議。    

  就在這個時候,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共產國際發去電報,請求國際執委會准許中共在武漢、長沙、上海舉行起義,在南京實行總罷工。    

  國際接到請示電報後,於7月23日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對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作出了正式回答,這個決議「同李立三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0) 

  《決議》對中共中央的《六月決議》的態度一開始是模稜兩可的——既沒有明確指示李立三應該根據六月決議努力進行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亦沒有加以明確的制止。恰恰相反,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革命情勢之估量(即革命高潮)及革命行動(即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方面,與立三路線卻是完全一致的。    

  《決議》一開始在估量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時就講「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潮」。指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都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新的革命高潮。中國最近的事態已完全證實這些決議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爆發,一天天的接近。同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派、托派、陳獨秀分子以及其他取消主義者的預言相反,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潮,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最近幾個月來,革命解放鬥爭已經開始特別迅速而明顯地發展起來。中國革命的動力——工人階級和農民,在經受反動派的打擊之後,恢復了元氣,在土地革命、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和推翻國民黨反動派政權的口號下,再度奮起,投入了革命鬥爭。」這說明,共產國際對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是充分肯定的。共產國際進而預言:「最近事態的發展方向是,近期的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席捲全中國,無論如何也會波及到許多關鍵性的省份」。    

  《決議》還為中共打氣:「已經看得見新的革命高潮,在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聯合力量打擊之下,高精尖有部分的失敗退卻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著無產階級的領導,將要更加發展,而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到對中國革命的全國高漲。」    

  《決議》在談到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時強調指出:「蘇維埃運動向黨提出了頭等重要的任務,即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和組織好這個政府的工作。」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必須集中精力組建和加強紅軍,以期將來根據軍事和政治形勢,去奪取一個或數個工業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一切運動中……強調提出下列中心口號:沒收地主土地並分給農民;同帝國主義者進行鬥爭,如果他們違犯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可徑直把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把他們的租界收回;中國要成為統一的、獨立的蘇維埃國家;推翻國民黨政權,支持蘇維埃運動,並把這個運動擴展到全中國」……共產國際還是堅持強調右傾乃是主要危險。它說:「黨的任務是要同時加強兩條戰線的鬥爭,特別是要反對右傾,因為右傾對於順利執行黨所面臨的各項任務來說,是一個主要危險。」     

  《決議》要求中共中央「鞏固和發展各蘇維埃區,集中農民鬥爭的力量,加強無產階級對於工農紅軍的直接領導,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臨時中央政府,去組織革命的戰爭——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同時積極的擴大中心城市工人群眾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發動並領導全國反動統治區域裡面各種方式的群眾革命鬥爭,爭取極廣大的勞動群眾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加強並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樣去堅決地為著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鬥爭」。    

  《決議》在談到「無產階級領導」時,要求「黨應該加緊全部力量去發展政治罷工,準備一切或幾個工業中心點的政治總罷工……凡在革命鬥爭發展的地方,要努力去把革命的職工運動從秘密狀態之下公開出來」。    

  共產國際這個指示,同李立三在7月21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通告八十四號完全一致。李立三在通告中命令各省成立行動委員會,組織總同盟政治罷工,組織同一產業同盟罷工的行動委員會,建立赤色先鋒隊,擴大紅軍並建立工農革命委員會;組織中心城市產業區域周圍以及沿交通路線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區域的地方暴動;積極發展區域地方暴動,建立政權,深入土地革命;組織城市貧民鬧米荒的騷動,與整個武裝暴動的準備及組織總同盟罷工配合等等。    

  不僅如此,當共產國際得知紅軍佔領長沙城後,很快在8月6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擁護中國蘇維埃」的社論,對此勝利大加讚揚。共產國際提出:「擁護中國蘇維埃,擁護中國的革命,於是便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義務。動員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群眾起來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革命,乃是一切革命的工人組織,特別是共產黨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在每個工廠裡面,每個作坊內,每個通商大埠都應該組織『不許侵犯中國協會』,工人應該反對運兵運軍火到中國去。應該在軍隊中,首先是要在那些被帝國主義政府派駐中國鎮壓中國革命的軍隊中,進行有力的革命工作。應該動員廣大的工農群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撤退在中國的海陸軍。」    

  社論讚揚說:「在遠方的中國土地上正在進行著為全世界無產階級事業的鬥爭。國際的無產階級應該血肉相關地執行巴黎公社對農民所提出的口號:你們的事情便是我們的事情!國際無產階級應該與殖民地的革命,在革命的肉搏中堅固地團結起來。」    

  《真理報》社論號召「動員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群眾起來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完全與向忠發在8月5日致共產國際的電報中提出的請求共產國際「立刻動員各國支部猛烈擴大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與我們以實力的援助」相一致。    

  很顯然,這是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組織的攻打大城市的行動以極大的鼓勵,而並不是在加以阻止。    

  直到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的《關於遠東局與中共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否定了遠東局代表關於中共中央六月決議是路線錯誤的意見,明確指出:「政治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決定在好幾個城市中實行武裝暴動。」這說明八月決議和七月決議內容一致。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東方部於8月又連續發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關於中國農民問題的決議案」、「關於中國蘇維埃問題的決議案」,還是強調要中共中央繼續反對右傾。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一開頭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還是充分肯定的。提綱指出:「國內經濟及一般的政治危機的日益加緊,新的革命高潮,蘇維埃區域之迅速地擴大與游擊活動的發展……罷工,乃至鬥爭的高潮及其頂點的水平線之提高——這些便是中國目前狀況的特徵……準備總罷工問題也迫切起來了。」肯定中國「共產黨與赤色工會,近來在罷工鬥爭中是有大的成績的」。它甚至批評說:「可是直到現在,黨與工會組織比較群眾鬥爭的準備性還是落後的,在許多罷工鬥爭中,甚至於最近的時候,我們的同志還等待鬥爭的工作。」再一次指示中國共產黨「要與機會主義、尾巴主義的一切表現作堅決的鬥爭,與那些在轉到高度鬥爭之下,所發現出來的一切消極性或形式主義及機械式地來指揮群眾組織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中國黨的中央,因此不能不在罷工的過程中,實行堅決地干涉與改正這種對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關係與罷工的領導的不堅定性」。總之,一句話,還是堅持要中共中央繼續反右傾。    

  這實際上是在給已經「左」傾的李立三鼓勁加油。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1) 

  之九、共產國際的態度突然發生變化。    

  1990年5月24日,我們黨的著名「秀才」胡喬木在一次談話中曾指出:    

  「立三路線時,黨內並沒有很大的爭論。爭論主要是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後……李立三的所作所為,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有關。因為,共產國際認為當時世界革命正處於高潮。李立三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並超過了共產國際,要立即奪取政權。李立三認為蘇聯不瞭解中國的情況,並要求蘇聯紅軍出兵,開到中國來幫助中共。後來會議材料轉到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領導人看了後很驚訝,很不滿,說這是立三路線,是錯誤的。」    

  可以想見,胡喬木是在充分研究了許多歷史檔案材料後說這番話的。而歷史事實也正是這樣。    

  本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6.11決議案》之前,共產國際對中共日益「左」傾的政策是持欣賞態度的,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是與他們的多次指示,來信精神相符的。可是,《6.11決議案》後,中共「左」傾冒險主義達到了新境地,超出了共產國際允許的範圍。特別是在10月共產國際得到了遠東局的報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各次會議的記錄(向忠發、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皆有對共產國際極為不恭之語)後,發現李立三竟然沒有把共產國際放在眼裡,公然批評共產國際「不瞭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說什麼「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紀律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等佔領武漢以後,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國際說話」,甚至提出需要改變共產國際的路線,需要為此同共產國際作堅決的鬥爭。尤其是他竟敢「指揮」斯大林,要斯大林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主張把蘇聯拖向與日本發生戰爭的境地(因為當時日本正虎視眈眈地準備吞併中國東北,若蘇聯境內華工在蘇聯支持下進入東北,勢必使日本借口維護在東北權益而侵佔東北,從而引起日蘇間爆發戰爭),這不能不使斯大林「龍顏」大怒。李立三這一嚴重的對抗國際及其代表的行為,對於有權指揮各國黨的共產國際來說,是絕對不可容忍的錯誤。所以,當斯大林看了中共的會議紀錄和遠東局的報告後,認定李立三等不執行國際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認識問題和策略問題,而是對國際的藐視和與國際分庭抗禮。為此,斯大林授意共產國際致函中共中央,措辭嚴厲地指責中共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相對立的路線(即立三路線),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共產國際《十月來信》。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不顧中共中央9月8日關於李立三暫不來共產國際的電報請求,立即給中共中央發電報,堅持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檢討。    

  鑒於共產國際再次電催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檢討的強硬態度,中共中央在接到電報後,雖然還不知道有《十月來信》,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支部,不得不遵命派李立三立即動身去莫斯科。    

  共產國際緊緊咬住李立三不鬆口,李立三可倒了大霉,他必須親自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交代」問題。而此時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正身懷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時不會回還,便對妻子說:「生下孩子,不論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底,李立三灑淚告別妻子女兒,匆匆奔赴蘇聯。他走後不久,其妻生下一個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囑,將孩子送給了一位老工人,而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獄了 ……    

  四、向忠發並非真傀儡    

  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縱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幾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領導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評指責,並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連周恩來也不能倖免。在米夫為全會擬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都被拿掉了,惟獨「立三路線」的最高主持人向忠發巋然不動,仍然保住了總書記的寶座。    

  當時,李立三在中央的職務是常委兼宣傳部長和秘書長,總書記是向忠發,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議和主張,多是在政治局會議上集體通過的,難道有了錯誤對身為黨中央的總書記、總負責人向忠發來說就沒有責任嗎?    

  之一、向忠發並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從此當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總書記職務,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也是中共歷任最高領導人中,惟一的一個被捕變節者。    

  正因為向忠發是工人出身的總書記,長時間以來,把在向忠發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責任,特別是「立三路線」錯誤的責任,都一股腦兒地加在李立三一個人的頭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實,向忠發並非像有人說的是個「大字不識」、「連文件都不會看」的大老粗,他還是很拿他這個「總書記」當回事的,遇事也極有自己的主見。比如說,有的史學工作者在文章中曾說:是李立三把中央常委、宣傳部長蔡和森開除出中央政治局的。這個斷言完全是出於偏見。其實,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時,李立三隻不過是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還不是常委,只分工負責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職務。把蔡和森開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完全是向忠髮根據劉少奇和陳潭秋於1928年9月10日以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的名義起草的「關於蔡和森所犯錯誤應予處分向中央的建議」而作出的。該建議的全文如下:    

  中央:    

  蔡和森同志前次代表中央巡視順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組會議上發生許多錯誤。如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破壞黨的集中制。引導同志與機會主義奮鬥變成攻擊個人,忽略政治路線之確定,對於一般同志之錯誤的傾向不獨未予糾正,並從而助長之(如京東活動的同志會,議決農民五十人派一代表,工人一百人派一代表等,和森同志亦未及時糾正,而成立決議等)。因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義之指導錯誤,在順直的黨發生了極壞的結果,妨害順直黨的工作,至為巨大。擴大會議認為和生(森)同志,應依政治紀律予以處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議。    

  順直省擴大會議    

  九月    

  對於順直省委的建議如何處置,對於當時還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李立三來說,顯然還不能起主要作用。「大主意顯然要向忠發來拿……向忠發毫不客氣,斷言順直黨的錯誤,大部分應由蔡和森負責,主張『對他的處罰,同意本人的意見,即公佈錯誤,退出政治局』。同時認為:『此事不好好解決,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斷送一半。』」    

  「上任伊始,向忠發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使各位政治局委員側目。他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犯有『左』傾錯誤、剛剛擔任常委不到兩個月的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職務,並提議由李立三補任蔡和森之職。    

  「接著,他又親自起草和簽發了洋洋近萬言的《中共中央告全體同志書》……他對中國革命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觀點……顯然同共產國際的精神有差異,(但)是符合中國黨的實際的,頗具見地的。    

  「雄心勃勃的向忠發為了使新的中央盡快地做出成績,又大膽地提出中央機關變革的設想……他甚至還提出由中央兼江蘇省委,以利於『中央深入群眾』。」    

  這說明向忠發雖然是工人出身,但並不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2) 

  楊松奎在《向忠發到底是怎樣一個中共總書記》一文中也寫道:    

  顯然,這些事情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發並不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的人,遠不是那種可以輕易做別人傀儡、當掛名總書記的人。不僅如此,他也確有一定的政治觀察力,有相當程度的文字表達能力,同時做事乾脆決斷,願意思考,很想做出點成績來。因此,政治局多數領導成員雖然是知識分子出身,對他也還是比較尊重的。即使是同樣工人出身,同樣不大藏得住火的項英,事實上也得讓他三分。即使是對通常被後人視為向忠發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樣不稍客氣。    

  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過一個說明當時政治形勢與黨的主要任務的中央通告,公開提出了他幾個月來一直宣傳的一個觀點,即認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美國因為與英、日兩國有矛盾,正在極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與穩定。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正趨於暫時穩定,軍閥戰爭不會馬上到來。在這種情況下,目前,黨必須把如何戰勝改良主義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對於李立三的這種看法,向忠發一直持有異議。因此,當即宣稱:李立三的說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國同樣是帝國主義,不能說它與英、日有什麼區別。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有穩定的企圖,卻絕沒有穩定的可能,即使暫時的穩定也不可能。雖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領導人基本贊同,向忠發不能不批准下發,但他實際上並不服氣。結果,兩個月後,共產國際2月指示信對中共黨內的這種觀點,提出了明確的批評,使向忠發大受鼓舞。他自恃其觀點與共產國際的指示一致,便立即大翻其案,批評李立三過高估計美帝國主義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右傾的危險,並且聲稱中國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種缺點,往往因為統治階級修了一條馬路,就對統治階級作過高的估計,認為改良主義很厲害。    

  從以上不難看出,說向忠發是李立三的「傀儡」,並不符合實際。    

  之二、向忠發是「立三路線」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李立三為中央起草的《通告》所持的觀點,首先遭到向忠發的反對。向忠發認為「左」傾盲動傾向已不復存在,極力反對「在黨內存在『左』傾危險的觀點」,特別是在接到共產國際(1929年)「十月來信」以後,更是公開批評李立三過高估計了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右傾的危險」。並聲稱這是中國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的一種缺點。    

  向忠發的反右傾的觀點,與共產國際1929年2月8日的指示信是一致的。在4月收到來信後,向忠發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進行了兩次討論,並於5月15日通過了《中央對於國際2月8日訓令的決議》,接受國際的指導方針。    

  向忠發在會議上宣稱:中共六大強調的反對盲動主義的任務已經完結,中國黨的盲動主義客觀上已經失去基礎,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如何消滅右傾危險了」。    

  「儘管在構造革命宏偉藍圖方面,向忠發的想像力與李立三相比確實相形見絀,但在過高估計革命力量而不是過高估計敵人力量方面,向忠發從不後人。當李立三還在那裡含糊其辭地說什麼『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來到我們面前』時,向忠發則直截了當地聲稱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就可說是革命高潮到了;當李立三還在那裡主張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著革命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以免下級發生『左』傾時,向忠發則明確主張:取消『鬥爭發展不平衡』一句,事實上到處都有勝利可能;當李立三強調現在實際上只是農村存在明顯的革命高潮時,向忠發更是表示『我絕對不同意』,稱『這樣說足以使一般同志觀念動搖,將革命分作兩個東西,忽略城市無產階級領導,只簡單看見了幾個槍桿子、赤衛隊』。中國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張獻忠和洪秀全的時代,『如果特別看重農村,那和洪秀全時代有何區別』?必須指出:『農村與城市不是兩個東西』。由於無產階級鬥爭之興起並正在發揮領導作用,因此,城市鬥爭更尖銳。向忠發和李立三究竟是誰走得更遠,不是一目瞭然了嗎?」    

  「由此看來,說向忠發為『立三路線的始作俑者』,並不為過。」    

  之三、向忠髮帶頭和共產國際唱對台戲    

  在「立三路線」形成和推行的過程中,向忠發的積極性比之李立三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堅持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比李立三還起勁」。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兩人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上。    

  1930年6月初,即「立三路線」基本形成。不想這時傳來消息,說共產國際對中共設想的以進攻武漢為中心的暴動計劃產生了懷疑,周恩來在莫斯科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首先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對此極為不滿,緊急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明確表示「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要求共產國際批准中共中央的奪取全國政權的計劃。隨即於1930年6月11日通過了關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準備迅速動員全黨展開奪權鬥爭。    

  6月11日決議,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中共的代表堅決反對。李立三在負責與遠東局代表進行交涉時明確表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我們要對國際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國革命負責」。向忠發聲稱遠東局總是拿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來進行刁難,對於這種純粹「強姦式的批評,我們絕不能接受」,「一定要來一個政治上抗議」,同時提出要寫信給周恩來和共產國際說明情況。    

  隨後,向忠發很快寫信給周恩來,大談革命形勢如何高漲,奪取全國政權的方針如何正確,嚴厲指責遠東局當時在中國的臨時負責人羅伯特「總是在許多細小的技術問題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勝其煩」。斷言羅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於一省或幾省來奪取政權的觀點,是一種露骨的地方割據的觀點,表面上很激進,但實際上是對客觀情勢估計不足」,「是一條極其錯誤的路線」。在現在這種革命形勢下,如果不能堅決反對這樣一條路線,「就是對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撓革命」。向忠發要周恩來將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向斯大林等闡述清楚,以求得到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共組織全國暴動的支持。    

  7月底,彭德懷帶領中國紅軍攻下湖南省會長沙的消息傳來,使中共中央歡欣鼓舞。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3) 

  向忠發在1930年7月30日的《紅旗》第125期上發表了「慶祝紅軍佔領長沙」的社論:    

  「佔領長沙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他表示著整個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已經到了更高的一個階段,已經首先在湖南一省內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將奪取武漢與成立全國蘇維埃政府的任務,提到了中國革命群眾前面,成為今天的第一個議事日程。同時,佔領長沙的事變,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過去一切策略路線的正確,他不但根本宣佈陳獨秀派機會主義之完全破產,並且給予一切右傾路線與估量革命形勢不足的一個嚴重的打擊。」    

  向忠發進而發出號召:「尤其在上海、武漢、天津及全國各大城市中,必需很快的有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總政治罷工,用全國一致的革命戰線以更擴大湖南蘇維埃的勝利」,「促進全國革命高潮之迅速的到來。」    

  正當中共中央在歡慶長沙勝利的時候,接到共產國際發來的電報,斷言中國革命主觀力量太弱,全國暴動計劃純屬盲動。中共中央自然難以接受,於8月1日和3日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情緒激昂,人人批評共產國際不能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李立三甚至氣憤地說:「如果我們對總路線動搖了,對國際的來電是忠實了,但對於中國革命則是罪惡。」他明確主張:「國際必須迅速採取進攻的路線……否則,不能在中國革命中掀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後的階級決戰。這一問題非常嚴重,絲毫不能延緩。中國黨應負起責任,求得國際瞭解」,「根據實際與國際力爭」。    

  向忠發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國際的幾次來電都表現出「還不能瞭解中國實際情形」,國際事實上提出了一條與前不同的不正確的路線,這「證明國際的錯誤」,「證明我們不僅充分執行了國際的路線,並且給國際以很多的幫助」。向忠發還認為,「由於周恩來沒有能夠讓國際切實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在政治上也負有嚴重責任」,「暴露他右傾的危險」。向忠發堅持認為中央此前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中央機械地忠實地執行國際的電報,不僅是機會主義,而且使黨成為敵人奴隸的黨」,成為「革命的罪人」。    

  李立三和向忠發作為共產國際下屬一個支部的領導人,直言不諱地懷疑甚至批評共產國際,揚言要幫助共產國際,這無異於「犯上作亂」,惹下了大禍。只不過,遠東局駐中共的領導人對於共產國際所欣賞的這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還不敢大張撻伐,只把矛頭指向了有系統理論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李立三。遠東局代表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聲稱李立三犯有反對共產國際的嚴重錯誤,並開始在下面找團中央和總工會的幹部搜集反對李立三的材料。    

  向忠發對於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這種做法,十分惱火,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與遠東局代表大吵,指責遠東局在挑撥中國黨的糾紛,破壞中國黨的統一和團結。    

  當日(8月5日)向忠發就向共產國際主席團發去了署名電報:「覺得必須將現在嚴重的形勢與黨的路線報告你們,要求你們重新討論」。在談「現在革命高漲猛烈發展的形勢」時指出:「現在紅軍猛烈發展,全國22個軍計30餘萬人……第五軍已……佔領長沙;……第三、四兩軍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兩軍已攻取沙市;第一軍已截斷京漢路;第八軍已下大冶,都在向著武漢進攻;上海、武漢、廣州、天津等處工人的罷工運動都在猛烈的發展……全國有組織的武裝農民有500餘萬,有組織的群眾3000餘萬……軍閥軍隊極端動搖,到處嘩變找尋黨的領導與農民聯合……我們覺得最近五個月來革命高漲的猛烈發展形勢,未向國際報告,而前一電報又極簡略,使國際無從明瞭實際情況,自然要反對現在組織武裝暴動與總同盟罷工。所以再將現在革命發展的情形電告,請求國際批准中央的決定,並立刻動員各國支部猛烈擴大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與我們以實力的援助。」    

  8月6日,中共中央與遠東局開聯席會議。向忠發一上來就連珠炮般地發問: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革命?是否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經破產?如果承認,為什麼要越過政治局在中國黨內搞小動作,煽動其他黨員反對政治局?如果不承認,那就乾脆宣佈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    

  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也不示弱,嚴厲批評李立三不應當與共產國際相對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決定都必須與共產國際共同作出,在共產國際新的指示到來之前,一切暴動計劃必須推遲進行。    

  向忠發越聽越氣。當遠東局秘書傑克威脅說,共產國際可以開除任何像李立三這種敢於反對共產國際並試圖削弱共產國際威信的人時,向忠發大發脾氣,衝著傑克喊道:「這裡沒有你說話的資格!」雙方當即吵了起來。向忠發立即站起來大聲告訴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我是以國際執行委員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資格來這裡討論工作的,不是來討論這些無原則的爭論的,更不是來聽那些不負責同志的發言的。」並威脅說:「今天或者遠東局宣佈解散中央政治局並解散中共中央,否則我們還是要繼續執行我們的計劃,直到我們被停止工作為止。」會議不歡而散。    

  在向忠發看來,遠東局本來只是一個傳達機構,並非指導機關,卻總是在枝節問題上找麻煩,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國際,並專門挑出李立三個人來進行攻擊,甚至挑動中國黨的幹部反對黨的領導,實在難以忍受。向忠發明確表示,中共中央向來是集體領導,絕不能同意遠東局把李立三與政治局分開來批評。他提出:既然遠東局不信任李立三,那麼今後向遠東局匯報工作的責任就改由鄧中夏來擔任。並在8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此通過了正式決議,同時還通過了政治局致遠東局的信、政治局復遠東局8月5日信、關於李立三同志發言的材料等,為李立三辯護。    

  由向忠發起草並署名的政治局決議稱:「遠東局來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與八三兩次政治局會議上說話,完全是斷章取義,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嚴重抗議遠東局的來信,「在政治上堅決反對說中國黨有以冒險代替革命領導與有反國際鬥爭的危險的結論以及拋開政治局的集體指導指責政治局個人,破壞中央政治局兩年來一貫集體指導的精神」。與此同時,向忠發為了緩和與遠東局的緊張關係,在「要求遠東局以後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吹毛求疵」時,也「要求遠東局派人參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討論的會議,以便在目前工作異常緊張和困難的環境中,與中共中央共同負擔起政治上的責任」。    

  向忠發特別勸說遠東局聯名急電共產國際,請其重新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動計劃,同時親自寫信給斯大林,仔細說明整個革命形勢的進展情況和中共的暴動計劃,說明儘管國際主席團已復電反對,但「我覺得國際主席團未得到中國最近革命猛烈發展的實際情況的詳細報告,故有這樣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將實際情形報告國際請示批准中央的決定外,特將目前嚴重形勢告你,請求你的指示,並望在聯共中央提出,予我們以切實的援助」。他特別強調:「這一嚴重形勢不只是中國革命的關鍵,而且是異常嚴重的世界問題,請你迅速地答覆」。    

  在共產國際尚未得到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兩次會議紀錄前,共產國際的指示只是集中於說明建立蘇維埃中央政權問題、肯定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重要意義,強調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僅沒有否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甚至沒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關於以武漢為中心的暴動部署。所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22日聽了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後,認為「國際不是根本反對武漢、南京的暴動(計劃),而是要我們更積極地準備武裝暴動」。    

  中共中央不僅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而且斷定自己與國際之間的分歧,其實只是一些「誤會」,現在已經解決了。所以,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向忠發的領導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務委員職務,均無任何改變。當遠東局說明共產國際決定調李立三去莫斯科時,向忠發仍舊敢於表示反對:「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調立三同志去」,希望李立三繼續留在上海幫助他工作。直到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堅持,向忠發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國際應讓李立三在兩個月後即趕回國內。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4) 

  之四、推卸責任 保住寶座    

  10月,共產國際得到了遠東局關於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反對國際的報告和中央政治局在8月初各次會議的紀錄(向、李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皆有對共產國際極為不恭之語),斯大林閱後,不禁大怒,認定李立三等不執行國際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認識和策略問題,而是對國際的藐視和與國際分庭抗禮。為此,斯大林授意共產國際致函中共中央,措辭嚴厲地指責中共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相對立的路線(即立三路線),還決定派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來華具體指導中共進行大換班。    

  在共產國際電催下,李立三於10月初離開上海去莫斯科。    

  11月17日,向忠發看到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此時方知對抗國際是闖了大禍。當他得知米夫即將來華,原先那股為李立三當堅強後盾的勁頭即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18日的會議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讀了來信,在22日與團中央舉行聯席會議上,他被迫開始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但到12月6日,向忠發又開始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的責任推個乾淨,說什麼「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辯」,加上「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己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    

  直到12月16日,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在上海與向忠發談話以後,向忠發才徹底老實了,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選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夠,同時在立三路線時代我應負很重大的責任。對我個人,希望允許我到下層去做工作。我的態度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響到政治上去,並且我病體不能擔任這一工作。」    

  向忠發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發言,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的《實話》刊物上,標題是:《如何去反對立三路線》,向忠發在作自我批評時竭盡推卸責任的能事,他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在中共中央處於從屬的地位。他說:「當立三同志在會議上提出過的一切冒險政策的意見與辦法,都是最後得到我的同意與贊成而通過的。某些問題我雖有不同的意見,然都未曾堅決反對他的主張,並且結果是同意了他的意見,而給了他的主張堅決執行的保障。」    

  向忠發輕描淡寫地把自己降於制定「立三路線」的次要地位,他說:「當我成了立三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以後,對於一些比較正確的意見,都被我視為右傾,給了一些無情的批評。這些事實都是給了立三路線的有力保障,是幫助了他那一貫的系統路線的形成與統治著黨,這都是在政治上我所應負的責任。」    

  在談到對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時,向忠發說:「我確實也同樣是犯了不尊重的嚴重錯誤。」但他馬上把話音一轉,把一切責任又推給了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他說:「當我在立三路線統治時代,曾懷疑過國際代表是有右傾的危險。這裡,中國黨駐莫斯科代表秋白同志,確應負更大的責任。因為,他曾喚起過我要注意國際代表,這也是引起我們當時對國際代表不尊重以致在重要問題上沒有接受他們指示的重要原因。」    

  儘管向忠發在「立三路線」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但是在由米夫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7日)上向忠發仗著他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仍然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米夫直截了當地說:向忠發「是工人同志」,「決不讓他們滾蛋,就連屁股也不用打。什麼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線?就是要吸引工人幹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訓練他,到指導機關為黨工作,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線」。結果,新選的政治局委員「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五、王明與李立三的老賬新仇    

  在說到「立三路線」時,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及。這就是曾長期欺壓在李立三頭上,並讓他為之付出過慘重政治代價的王明。    

  是什麼原因造成王明一直與李立三過不去呢?簡單地說,除了王明的領袖慾作祟外,就是他始終不忘對李立三報仇。李立三對王明來說,既有1930年在上海時期的老賬要算,又有1935年在莫斯科發生的新仇要報。    

  先說1930年在上海時期的老賬。    

  之一、無冕之王    

  巴維爾·米夫,原是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局的局長,負責中國事務,還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此人可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太上皇」。    

  王明,原名陳紹禹,是1925年由中國共產黨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首屆學員,由於他善於鑽營,深受米夫青睞。1927年學習畢業後,被米夫留在中山大學擔任翻譯工作,同時協助米夫研究中共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和文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期間,米夫指定王明為自己的助手,協助組織大會,在斯大林與中共領導人會談時,王明充當翻譯。    

  1928年底,米夫在中山大學搞反托派鬥爭擴大化,拉攏王明等29人,把他們封為國際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把其他1000多名同學打成托派、托派嫌疑、調和派等,搞得中山大學辦不下去了。由於王明等人整人有功,深得米夫的器重,即被派回到中國。米夫有意扶植親信,原本是想讓王明回國奪取中共領導權,替代李立三,挑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所以,當時王明被公認為「無冕之王」。    

  之二、懷才不遇    

  1929年3月上旬,25歲的王明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無冕之王」,帶著米夫改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厚望,被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派回國。米夫對王明回國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動身之前,米夫就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打電報給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工作給予妥善安排。    

  中共中央對東方部打來的電報給予高度重視,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與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康生商量後,並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問題。鑒於王明是一位從學校門到學校門,毫無國內鬥爭經驗的留蘇學生,並沒有像王明和米夫想像的那樣得到器重,而是決定按照中央歷來對回國留學生的安排規定:凡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由於他們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機關,而是安排他們到基層工作,鍛煉一個時期後,再根據他們在基層工作表現的能力,考慮調到中央或地方領導機關工作。由康生把「中央決定,讓你到上海南洋煙廠擔任支部書記」的通知告訴了王明。中央這個決定,太出乎自認為有靠山、有來頭的王明的意料了。領袖和一個基層單位的支部書記,簡直有天壤之別。前程似錦的美夢,剎那間化為烏有。他暗自咬牙切齒,耿耿於懷,這一劍之仇,遲早要報。    

  王明到煙廠去了幾天,害怕白色恐怖,提出不願在基層工作,就被調到上海滬西區委做宣傳工作,其任務是每日到處去秘密散發張貼黨和赤色工會的傳單標語。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5) 

  7月底,王明被調到中共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兼《紅旗》報通訊員。首先的工作是深入基層到工廠群眾當中瞭解情況和進行革命宣傳鼓動。但是,王明卻借口沒有基層工作經驗而不願到基層接近群眾,他很少深入工廠和群眾當中去瞭解情況。他對這項工作職位深感不稱心。王明認為,中央這樣安排他的工作,簡直是把共產國際極端器重的人冷落起來,對他是有才不用,浪費人才,對區委分配給他的工作採取消極態度,而對既漂亮又有派頭的同鄉姑娘孟慶樹發起了猛攻,不能很好地完成區委交給的任務,因而在區委會上經常受到同志們的批評。王明轉向當時擔任中宣部秘書的潘文郁求救,1929年11月即通過潘文郁把他調到《紅旗》報工作。    

  《紅旗》報創刊於1928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由李立三兼任,副部長是羅綺園,秘書長惲代英,秘書先後有李求實、潘文郁,編輯有謝覺哉、李求實。王明調去擔任編輯和採訪員。    

  王明調到《紅旗》報後,在不到半年時間先後以「韶玉」、「石」、「慕石」等筆名,在《布爾什維克》、《紅旗》上發表了35篇文章。其思想大都來自共產國際,用共產國際的思想,論述國內政治鬥爭,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論」等不切實際的工人武裝暴動,強調中國革命的危險是右傾,不是「左」傾。    

  之三、向米夫告黑狀    

  1930年1月12日上午10時,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垃圾橋附近出席工聯召開的佈置年關鬥爭的會議。10時20分左右,中外巡捕10多人衝入會場,大喊「莫動」,接著進行搜查,搜出《上海報》、《紅旗》報、《布爾什維克》、蘇聯畫報和煤業、藥業、製衣業等鬥爭綱領數百份以及會議記錄、簽到簿等,裝了兩大簍。然後把在場的20多人全部趕到囚車上,押解到老閘捕房。1月22日上午又把他們押解到提籃橋監獄的特犯間。2月4日下午5時,英租界當局宣佈將王明等人引渡到國民黨的上海警察局。    

  由於王明被捕時是工人打扮,監獄沒有發現他的真實身份,一個印度人巡捕對他說:「只要你想辦法搞點錢來,買通關節就可以出去。」王明聽了高興地說:「錢不成問題,如果你們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錢的人。」這位巡捕不敢答應放他出去,只答應替王明送信。於是王明立即給他的摯友、在中山大學的同學,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的潘文郁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交給這位巡捕。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請設法營救」。    

  王明為了自己早日獲釋,讓巡捕到中央秘密機關送信,不惜暴露黨的秘密機關,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影響了黨的秘密機關的安全,致使一些機關被迫轉移,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嚴厲批評。康生慷慨激昂地說:「這種貪生怕死的人,應該給以嚴厲的處分。平時那麼狂妄,在敵人面前,骨頭又那麼軟。」在黨組織積極營救下,2月18日,王明得以出獄。王明出獄後,對同學王逸常說:「這個監獄有些資產階級味道。他們看我是個小個子,看不起我,認為我不像一個革命的共產黨員樣子,就把我放了。」    

  王明出獄後,寫了兩封信。    

  一封信是王明出獄第三天,即1930年2月2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共29頁。他向黨中央匯報了一些情況,也輕描淡寫地承認自己有「錯誤或疏忽」,但沒有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極力為自己開脫罪責。    

  3月16日,黨中央給王明寫了一封信,指出他這次所犯的重大錯誤是:    

  1.供出中央秘密機關的地址,「影響機關安全」,「給一般同志以極壞的影響」;    

  2.讓「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機關」,違背了紀律;    

  3.「躲避自己的錯誤」,「沒有在錯誤中取得教訓,改正自己錯誤的決心」;    

  4.還說什麼「中央解決你的問題不要給取消派借口」,表現著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評的精神。    

  中央決定給王明以黨內警告處分,撤換他在中央宣傳部及《紅旗》報的工作職務,希望他能虛心接受批評,勇敢改正錯誤。    

  王明受處分後,黨中央與李立三原準備讓王明隨許繼慎、熊壽暄去鄂皖蘇區工作,接受鍛煉,但最後還是決定將他調到全國總工會工作,任全總黨團秘書和《勞動》三日刊編輯。    

  王明寫的第二封信是給米夫的,他向米夫狀告中共中央。在信中他說,回國後,中共不拿他當人看,讓他到危險的鬥爭前沿。他被捕後遭到毒打,但自己表現很頑強等,抱怨中共中央拋下他不管。    

  米夫見到王明的信很不痛快,大發雷霆。一面誇王明是革命英雄主義的典範,一面指責李立三對王明不重用,並寫信給李立三,向李立三陳述了他的態度。    

  之四、搖旗吶喊 鼓吹暴動    

  王明對因被捕事件中的錯誤離開中共中央機關,一直不滿。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認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一次他向全總黨團書記羅章龍炫耀說「東方部派我回國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的。我們是國際直接派來的,你要認識這一點」。不等羅章龍開口王明又說:「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以來,不懂馬列,十分幼稚,一貫右傾,需要從上到下加以改造。」羅章龍批評他,要他虛心點。王明強辯:「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產國際的意思。」    

  王明在全總工作期間,一方面對李立三和黨中央不滿,一方面又先後發表了19篇文章,竭力鼓吹暴動。比如:    

  王明在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發表了「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一文。    

  文章在分析了當時正在進行的「軍閥戰爭的結果與前途」後,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具體內容」,「我們不是反對戰爭中的某一派軍閥,而是反對整個軍閥;我們不是為『暫時的和平主義』或『虛偽的人道主義』而反對軍閥戰爭,而是要根本消滅軍閥戰爭;我們不僅要消滅軍閥戰爭,而是要徹底消滅軍閥戰爭的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我們不是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國民黨』,而是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根本推翻現在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的統治。」接著,他又提出了「加緊進行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主要任務之一。」他指出了當時黨內存在的主要危險——右傾傾向的十種表現:「一是對於目前國際革命形勢及中國革命形勢的日益完備高潮條件的懷疑與動搖;二是在群眾鬥爭中黨的尾巴主義;三是職工運動中的黃色傾向與對於赤色工會建立的忽視;四是農村中的富農路線的領導和對反富農鬥爭的猶豫和不堅決;五是地方觀念,保守觀念和一般的農民意識;六是對於士兵運動的忽視與對於兵變的取消傾向;七是對於爭取公開工作路線的懷疑與不堅決;八是對於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在一般革命運動中的比重成分估計得不夠;九是對於『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正確估計和『幻想』;最後,非常危險的是對於黨的本身力量估計得太過分薄弱。」「這一切傾向都是與黨的目前根本任務不能兼容的,都是動搖、妨礙、破壞以至反對黨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策略,都是使黨不能實現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根本戰術」。「為加速地和順利地進行反軍閥戰爭的根本戰術起見,加緊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由於王明為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搖旗吶喊,積極討好李立三。因此,不久李立三又把王明調出全總,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秘書。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6) 

  之五、發起進攻 受到處分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以何孟雄為代表的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來與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進行鬥爭。    

  一開始,王明並沒有把何孟雄等人的反對意見放在心上,然而當他瞭解到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的代表羅伯特反對李立三的主張時,立即決定調轉槍口,再把矛頭對準李立三。    

  後來,當他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開政治討論會,討論《決議》執行的事宜,便與「中大」回國的同學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開了碰頭會,交換看法,四人不謀而合,決定在政治討論會上對李立三大舉進攻。    

  7月9日會議一開始,李立三講了會議宗旨,談了如何貫徹《決議》等等。李立三話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來,慷慨激昂地反對李立三的發言及《決議》。何的發言,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何發言後,王明給博古一遞眼神,博古便起身發言,也反對《決議》。接著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開火。這時,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王明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發表了長篇講演,引經據典,一條一款對《決議》進行批駁,當場拿出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發等展開激烈的辯論。    

  李立三、向忠發對王明的如此行為十分意外和惱火。他們雖是中共最高首腦,談起馬列主義理論時,卻不如王明等人,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頭。爭論不過,李、向遂動用手中的權力,把「右傾」、「小組織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頭上。向忠發還當即宣佈撤銷王明的中宣部秘書職務。    

  王明自恃有共產國際撐腰,自信是共產國際正確路線的代表,知道共產國際不支持李立三,便沒有把李立三、向忠發放在眼裡,7月10日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再次陳述他反對《決議》的意見。信中指責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傾詞句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及布郎基主義的混合物。對比王明與李立三的主張,其實王明意見的「左」傾盲動程度比李立三表現得更為嚴重。    

  王明的「萬言書」使李立三、向忠發更加壓不住心中怒火。在康生提出的「反李立三就是反黨,應該給王明這個反黨分子應有的處分」的建議下,他們便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王明六個月的留黨察看處分,並把王稼祥調往香港,何子述調往天津。這就成為王明對李立三終生不忘的積怨。    

  之六、韜光養晦 以屈求伸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是李維漢,宣傳部長是夏曦,秘書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幹事。為進一步打擊王明的氣焰,李立三專門到了江蘇省委,向李維漢、李初梨等交代要對王明進行思想幫助。王明對來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自然很惱怒,但他心中有數。王明看到他在與李立三這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中,暫還不具備批倒李立三的力量。在受到中央的處分後,他馬上又給黨中央寫信,聲稱:「我雖然對中央這一決議有不同意見,但堅決擁護它。」實際上,王明在等待時機,準備進行新的較量。在推行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中,王明幹得很積極,編寫快板,起草傳單,印刷標語等,宣傳部領導對王明的工作很滿意,認為他很能幹。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日常工作,李立三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按照共產國際的電召,當即啟程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檢討錯誤。    

  當時,受到留黨察看六個月處分,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的王明,聽到六屆三中全會文件傳達後,表示同意全會的報告。黨中央決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蘇區參加實際工作,他也表示接受,並準備前往,從那時起就離開江蘇省委宣傳部,搬到鬥雞橋去了。他向中央表示「在目前緊張的局勢下,任何爭論和爭辯是不必要的,並且已經用不著任何爭論。」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新中央表示出一種擁護態度。    

  之七、獲尚方寶劍 便帶頭作亂    

  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發出了《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即國際十月來信),明確指出立三的錯誤是政治路線問題。共產國際不僅指責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而且批評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抹煞這條路線的原則上的區別……那就不僅是遺害無窮,而且一定會潛伏著將來又重複這些錯誤的極大危險。」    

  遠離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態度的這一突然變化毫無所知,然而,尚在莫斯科的沈澤民、何凱豐、陳昌浩、李竹聲等從共產國際和米夫那裡及時知道了共產國際對李立三錯誤的態度轉變,於10下旬陸續回到上海。    

  這些人一回到中國就成了反「立三路線」的主力。他們沒有按組織程序首先向黨中央報告,而是先告訴了王明。王明得知後,歡欣鼓舞,揚眉吐氣,立刻在他的那一幫人中相互轉告,四處串通。在黨中央不知底細,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他們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中共中央開展進攻,與中央唱對台戲。    

  王明原來曾經表示擁護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並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蘇區的任務。獲知《國際十月來信》的基本精神後,他突然改變態度,拒絕去中央蘇區。據黃理文證實:「我碰著王明、博古、陳昌浩,還有一人,在兆豐公園開秘密會議,研究不去蘇區問題。這事是當時博古向我講的」。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聯名給黨中央寫信,批評三中全會的錯誤,指責「三中全會的最大缺點就是對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線沒有充分地揭露其機會主義實質;沒有使全黨同志瞭解過去領導的差錯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沒有採取必要的方法迅速傳達國際路線到下級幹部中去。」「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李立三同志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某種意義上的繼續。立三同志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線和國際路線是不能並容的。立三同志路線的發展,必然要走到脫離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地位上去。」    

  王明對三中全會進行否定之後,開始以「正確路線代表」的口氣發號施令了:「中央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評來承認錯誤,以避免爭論」,「並且迅速地糾正目前的各種策略上分析上的錯誤,將這些錯誤教育全黨同志」。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7) 

  之八、中央茫然 被動應付    

  雖然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是1930年10月寫成發出的,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接到正式文本以前,對十月來信的內容和消息一無所知,所以對王明、博古突然向中共中央寫的聯名信件的內容感到茫然。直到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十月來信後,才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情。中央極為重視。正在商議如何傳達貫徹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時,11月17日,王明、博古再次聯名給黨中央寫信,聲稱「立三路線」是「托洛茨基主義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路線」。聲稱他們則是「一貫反立三路線」的,他們的政治意見書是「絕對正確的」、「符合於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宣稱他們要「為擁護共產國際路線和反對立三路線而鬥爭到底」。    

  他們向黨中央提出三條要求:「1、正式公開宣佈立三路線的實質,教育全黨;2、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佈我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誣蔑和造謠!」    

  很明顯,他們這封信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央表態,承認他們反「立三路線」活動的正確,承認他們是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的代表。    

  中共中央連續於11月18日和2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來信,檢討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    

  從這兩次會議中可看出,中共中央在接受十月來信基本精神的同時,仍在維護三中全會所制定的路線,對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仍然持批評態度。比如:    

  11月18日的會議,一方面承認三中全會存在調和態度沒有揭露「立三路線的錯誤」;另一方面又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下,這個問題不宜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進行的實際工作轉變並造成黨的分裂。周恩來在發言中還針對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特別強調指出:「已經知道國際來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國的),必須召集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的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按照國際十月來信精神表示:「完全同意國際執委的這一封信」。「三中全會沒有把和國際路線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線徹底地揭發出來,亦還沒有對於立三同志路線的影響佔著優勢的時期裡面政治局的工作,給以正確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線,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掩蓋對於真正革命的組織群眾領導群眾鬥爭的任務的機會主義消極態度,而在實際上領導黨走向盲動冒險主義的道路」。「這種對於立三同志路線顯然不充分的揭發,包含著對於『左』傾錯誤的調和態度。在過去,這種調和態度幫助了立三同志路線的形成和發展,因此,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使執行國際路線的主要任務,沒有能徹底解決。」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在決議中又指出:「三中全會一般地已經接受了國際的路線,立三同志在三中全會已經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次決議是補充三中全會的決議」。「反對把三中全會和國際路線對立起來的企圖」。《決議》還針對王明等人力圖在黨內挑起公開爭論的目的,特別強調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贊成過他的同志已經承認錯誤,黨的領導機關和共產國際執委完全同意,這些事實使政治局認為在黨內實行『公開辯論』立三同志路線問題是不適宜的——現在對於黨正是很困難的時候,這種討論,只能使黨的力量離開不可遲緩的很重要實際任務,因此決定:關於立三同志路線只限於解釋工作。」    

  瞿秋白在11月22日的會議上,針對王明等人先於中央知道國際十月來信的內容,又不向中央報告和請示,卻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向黨發難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的批評:「沈澤民的方式與精神是離開政治局的領導……他們知(道)有國際來信,但不公開說已知國際來信,請求政治局如何辦,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可使一般同志很驚奇與發生其他傾向」,「使同志們驚慌不明」。這「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報告,對王明和博古拒絕黨中央分配他們去蘇區工作的錯誤行為,也進行了尖銳批評:「尤其要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志們的超組織活動,在過去與伯山(即李立三)同志爭論的四個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問題上是對的,但陳韶玉(即王明)、秦邦憲(即博古)等同志則借此擴大發展他們擁護國際路線的影響,這是不應當的。在韶禹同志『開始在主要幾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問題』的文章裡面也曾經寫道:『奪取武漢這一可能的前途,成為不遠將來的事實』,『奪取武漢的勝利,有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並且是中國現階段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正式開始』。他這樣的觀點,與伯山同志是同樣錯誤的。這證明韶玉同志對於這些問題也沒有弄清楚」。    

  王明等人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中央的活動,雖然遭到黨中央的批評和抵制但卻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因此,反六屆三中全會的浪潮愈演愈烈。    

  王明於1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拋出了《兩條路線》意見書,他沒有批判李立三「左」傾錯誤,反而批判立三路線「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實際是他闡發自己「左」傾思想與綱領的宣言書。緊接著在12月14日又在《實話》上發表了《立三路線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論文,在黨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線」並上了文章標題。他指責三中全會及其中央「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是「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實際上不過是懦弱的立三主義者」。指責第96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大批瞿秋白和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公開了他們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中央的行動。因此,使黨中央的威信驟然下降,不能對全黨實行有效的領導,造成當時黨內嚴重的領導危機。    

  之九、米夫出馬 改造中共    

  本來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蘇聯回國後沒有得到當時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層工作鍛煉,沒有擔任領導職務,這是共產國際,特別是親自培養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願看到的。更使共產國際和米夫惱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沒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領導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評和留黨察看六個月處分。而三中全會不但沒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領導崗位,甚至連李立三中央給王明的嚴重處分也沒有撤銷,而且還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這些新賬舊賬都是共產國際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為了確保中共完全忠於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決定派米夫以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的身份,於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華,主要使命是貫徹國際路線,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對中共中央加以改組,實現中共「布爾什維克化」。    

  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4日開會,接受米夫的建議,決定將計劃召開的緊急會議改為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第四部分「立三路線」揭秘(18)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壓力下,發出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同時給王明戴上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代表的「桂冠」,誰反對王明,就是反對共產國際。這就為確立王明等人上台掃清了道路。    

  米夫為使王明等人上台,還得否定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才能使他們讓出領導崗位,進一步為王明上台掃清道路。    

  在米夫的壓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緊急通告》第96號,進一步承認六屆三中全會有「調和主義」的錯誤,承認「三中全會的路線仍然成為立三路線的繼續」。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為江南省委(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25日又任命其為書記。    

  為了確保王明上台,米夫還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而且限定只開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讓他們討論問題,只是走走形式,讓大家舉手通過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會決議》,選舉王明上台。    

  會議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米夫主持會議,先作報告,強調要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構,反對調和主義的以瞿秋白為首的三中全會後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長篇發言,指責六屆三中全會繼續「立三路線」,點名批判瞿秋白,宣稱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徹底地改造黨。米夫拿出了在會前擬定的以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名義提出的補選中央委員和改組政治局的名單。在會議進行表決時,遭到羅章龍、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對。但是,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強調這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名單,按照共產國際組織紀律,理應為大家所接受和通過。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時說:「你們對國際推舉王明任政治局委員想不通,但王明是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的布爾什維克,你們要信任他的領導,中國黨才能實行新的路線。」    

  改選的結果是:王明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為中央委員,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後又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名義上還是向忠發任總書記,但實際上是由王明在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康生因反戈一擊有功,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沈澤民是宣傳部長,周恩來是軍事部長,張聞天當上了農民部長,王稼祥是中央黨報編委主任,博古是團中央書記。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終於實現。也由此開始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之十、王明出國  遙控指揮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由於王明推行「進攻路線」,組織各種罷工、罷課、罷市,召開「飛行集會」,上街遊行示威,使黨組織不斷被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被殺。1931年4月下旬,黨中央分管交通、情報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    

  向忠發的被捕,把王明嚇得魂不附體。他與米夫商量後,決定去莫斯科負責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指派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等為臨時黨中央,分批轉移到中央蘇區,由博古負總責。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帶著老婆孟慶樹跟著米夫秘密離開上海。    

  11月7日,王明到達莫斯科後,中共中央陸續又派康生、林仲丹、楊松(吳平)、張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樸、歐陽生、趙毅敏等前往,組成了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還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委員,不僅直接參加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而且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世界革命運動的成員。從此,開始了中共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王明就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以電台遙控,坐在莫斯科發號施令,博古為「總負責」的中共中央在國內貫徹執行。這種極不正常的領導方式,必然導致中國革命的失敗。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1) 

  在王明手下的七年,是不堪回首的七年……    

  一個偶然的機緣,一個名叫麗扎的俄羅斯姑娘    

  走進了李立三的生活 ;    

  從此,他們開始了數十年的患難與共……    

  一、王明利用一切機會「批判」李立三    

  根據共產國際的通知,李立三於1930年10月下旬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隨即召開了一系列針對李立三的批判會。在這些批判會上,李立三態度誠懇,反覆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他的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態度,獲得當時在共產國際任職的大多數人的好評和讚許。如薩活洛夫在發言中評論說:「立三先在東方部承認並懺悔了錯誤,第二次進了幾步,今天到了最高點。」庫西寧當即表態說:「立三在這裡很勇敢地實行自我批評,這是很好的……我應當說,立三的自我批評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感想,這裡的確沒有兩面派的手段。」    

  但有匈牙利的列寧之稱的伯拉昆,在發言中卻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他譏諷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那麼轟轟烈烈地反共產國際,如今又表現出這麼忠誠地擁護共產國際,一夜之間,判若兩人!他以自己為例,追述他從前犯過錯誤,經過好幾年的深思熟慮,才有相當的瞭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頭承認錯誤就算。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曼努依斯基對李立三的檢討做了這樣的結論:「儘管李立三自我批評精神很好,但他還是一個很壞的布爾什維克。為著懲罰立三同志起見,要他在這裡進一進布爾什維克的學校,要他瞭解自己錯誤的實質,不是隨隨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去學習。我想(中共)中央雖然只叫他來做報告,可是現在他不用回中國去。立三同志應當在這裡留這麼幾個月,同著共產國際糾正自己的錯誤。」    

  至此,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批判宣告結束。李立三遵照共產國際的決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資格進入列寧學院學習。    

  但是,靠反對「立三路線」起家的王明,在時過一年抵達莫斯科以後,仍不放過對李立三的批判。因為對李立三的繼續批判,一則可以藉以抬高他自己,二則可以對其他持不同意見者以恫嚇,可謂一箭雙鵰。    

  王明以他的特殊地位,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東方部等處,沒完沒了地繼續召開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線」的會議。即使是其他內容的會議,也要在開始時加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內容作為前導。    

  本來王明在1930年11月下旬在國內趕寫的《兩條路線》意見書,沒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而是批判李立三「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大批瞿秋白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錯誤,提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理論與綱領的,為了批判李立三的需要,王明到莫斯科後不久——1932年3月把《兩條路線》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加以出版,補充了反「立三路線」和反羅章龍的鬥爭內容。同年11月7日又再次加以翻印。繼之,又在《革命的東方》刊物上發表了《反對中共黨內的李立三主義的鬥爭》。    

  圖07:1931年,李立三在蘇聯    

  雖然中共中央曾經決定李立三同時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但王明公開批判李立三的活動,沒完沒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國際工人出版社擔任中文部主任,後來又指派李立三主編《救國時報》。但即使在這時,李立三仍然不時受到王明的指責。    

  二、李莎傳奇    

  眾所周知,李立三後來的夫人是蘇聯人,在中國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給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蘇聯落難的時候。    

  李莎的原名是葉麗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於古老的俄羅斯薩拉托夫省巴拉紹夫縣的斯圖堅科村。父親為她取的乳名叫麗扎。麗扎的父親,是沙皇時期的一個貴族知識分子,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當過律師。前妻為他生了六個子女,因肺病離開了人間。麗扎的生母,是在十一歲時成為孤兒到其父親家裡當傭人。在父親64歲喪妻後,由傭人續絃。隨後又生下了麗扎與她哥哥兄妹二人。麗扎是家裡最小的女兒,排行第八。這個小寶貝疙瘩,特別受家裡人的寵愛。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帶的農村度過的。    

  但是,美景不長。正當她睜大眼睛向人們露出微笑時,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硝煙,一下子撒滿了伏爾加河,瀰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園荒蕪了、花兒凋謝了。父親於19l9年病逝,家庭破產了。    

  1920年,蘇俄的內戰結束了。但是,國民經濟的爛攤子,加上幾個月不下一滴雨,糧食顆粒無收。長期的乾旱蔓延到整個伏爾加河流域,形成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災荒伴隨著飢餓,薩拉托夫省的廣大農村饑荒四野,人們只能以野草樹葉充飢,成千上萬的人被餓死。為求生存,1920年秋,麗扎的母親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兒子送到一個富農家裡當牧童,帶著年僅6歲的麗扎,背井離鄉,遷居到莫斯科投靠親友。    

  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擺脫國際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包圍及經濟封鎖,生活物資供應相當困難,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麵包配給,連土豆皮也捨不得扔掉。房間沒有暖氣,要去野外拾柴回來生爐取暖做飯。    

  為謀生計,母親只得進一家縫紉工廠做工。艱難的童年生活,把麗扎磨煉得很堅強。她,什麼也不挑剔,遇到困難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領導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情況逐漸好轉。在克里姆林宮的紅星照耀下,小麗扎開始上小學唸書。就在她上小學二年級時,學校成立供銷社。麗扎憑著她的聰明睿智和活動能力,被推舉為學校供銷社的小「經理」,跟隨著老師從倉庫裡領來鉛筆、鋼筆、筆記本、橡皮等學習用品,在小門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條毫無差錯。    

  她在學校裡是活躍分子,參加體操組、合唱團,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鍛煉。剛滿十一歲就加入了少先隊。她們穿上隊服:白襯衣、小藍裙子、鮮紅的領巾,整齊地排好隊,敲著鑼,打著鼓,吹著軍號來到莫斯科紅場,參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隊儀式。在莊嚴的列寧墓前,面對克里姆林宮的高牆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    

  麗紮在學校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她繫上紅領巾後,全校選舉學生會主席,無數的小手舉得高高的,異口同聲地喊著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歲的小「主席」,臉兒漲得紅紅的。她知道,這是大伙對她的信任;她懂得,這是「革命」的需要。當她唱著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裡時,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緒煩惱。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蘇維埃人,大家都在為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努力奮鬥。可是,媽媽偏偏還信奉著那個給誰都帶不來任何好處的「上帝」。一天,麗扎見到媽媽又在面對牆上的聖像禱告,便高聲地喊道:「媽!咱們家再也不能掛聖像了,同學們知道了會笑話我的!」媽媽聞聲驚異地望著女兒,癡情地盯著牆上的聖像,眼睛黯然無神。半晌,才囁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麗扎把聖像摘下來了,媽媽卻依舊呆呆地注視著原來掛著聖像的那面牆壁,好久好久。    

  11歲的小「主席」、「經理」充滿了勝利的歡樂。    

  1928年,麗扎艱難地念完了初中。憑她的成績,本來可以繼續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學,但是由於經濟上的困難,命運不能由她擺佈。當時,還處於新經濟政策時代,整個蘇維埃在經濟上都還比較困難,她不得不放棄升學的機會,轉到勞動部門去登記,尋求一個半工半讀的學校學習。這樣,既不失去繼續學習的機會,還可以為家裡增添一點經濟收入,補助母親的不足。經勞動部門介紹,她終於去投考了由國家出版局舉辦的一所半工半讀印刷技術專科學校。從此,她開始了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上午學習裝幀設計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單位勞動,可以領到一定數額的補助費。第一個月就領到了28盧布。14歲的麗扎,高興極了,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憑自己的勞動掙來的錢。李莎回憶到此時,十分風趣地說:我的工齡應該從這時(1928年)算起。麗扎用這第一次掙來的錢,買了一件心愛的毛衣和一雙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2) 

  1931年,剛過十七歲的麗紮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術專科學校經過三年學習畢業。在學校黨團組織的培養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這時,正當蘇聯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年代,全國人們都積極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年輕人更是熱火朝天,處處打先鋒,響應布爾什維克黨的號召,奔赴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支持那裡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要求進取的麗扎,當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艱難困苦,毅然決然地主動響應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號召,報名到蘇聯遠東去參加建設。    

  圖48:1929年時的李莎    

  這年夏天,年輕的姑娘麗扎,告別了母親和哥哥,與夥伴們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東去的火車,穿過茫茫的西伯利亞大森林,跨過雄偉的烏拉爾山脈,經過整整兩個星期的旅行,來到蘇聯的最東部,與中國毗鄰的地方——伯力。麗扎被分配在遠東出版社工作,擔任技術編輯。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連室內也是零下十幾度,睡覺都要戴著帽子。當時正值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發生了困難,物資短缺,吃穿用都發生了困難,工作任務又相當繁重,經常要加班加點。但是大家都是積極向上的,人們的政治覺悟很高,誰也沒有怨言,都能誠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努力建設社會主義。鑒於麗扎的工作出色,時間不長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遠東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除了俄文的以外,還有中文、朝鮮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編輯部的人員中,有不少中國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當時,在蘇聯遠東,還有大約50萬中國工人,分佈在煤礦、金礦、鐵路、港口、森林伐木、縫紉、修鞋等各個行業。那裡的蔬菜,主要依靠從中國山東去的農民種植。    

  麗紮在出版社工作,有機會同中國編輯一起共事,結識了一批中國朋友。他們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與麗扎聯繫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諸如劉長勝(曾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曾湧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等。1932年麗扎被調到遠東出版社海參崴分部工作,又結識了張錫儔(當時任遠東邊疆蘇兆征中國黨校教務主任,後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愛人是俄國人,叫柳芭,漢學專家)、楊松(原名吳紹宣,1907年出生於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到遠東工作。當時的黨校教員,1938年回到延安後病逝。愛人是俄國人,名字叫莎麗達·列依索洛娃)、吳玉章(黨校教員,在那裡制訂北方話拉丁化的方案,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這些中國革命者,給麗扎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麗扎很尊敬他們。    

  三、命運之神送來了麗扎    

  依照蘇聯有關部門動員去遠東工作的規定,麗紮在遠東工作兩年期滿。為了實現她進入高等院校繼續深造的願望,1933年夏天,麗扎從遠東回到莫斯科,在地質勘探出版社,負責圖書的裝幀設計。她邊工作邊補習高中課程。閒暇時,經常到在遠東工作時結識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氣爽,莫斯科街心公園的菩提樹一片金黃。在高爾基大街上,麗扎正懷著喜悅的心情,向著剛從遠東來到莫斯科的女友沙麗達·列依索洛娃家裡走去。她天真活潑,對未來充滿著幻想。然而,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和決定了她的整個命運,使她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麗扎敲開女友的家門,她愣住了,屋裡端坐著一個完全陌生的中國青年。他,滿頭蓬鬆的黑髮,有一雙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歲的樣子。俄語說得不太好,不大愛講話,靜靜地坐在那裡。女友的丈夫楊松向麗扎介紹說:「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    

  俄羅斯人有一個習慣,好朋友之間總是相約在一起,或舉行節日聚會,或到野外郊遊。李明有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的紅皮證件,給他們的遊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園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時候,李明拿著紅皮證件到售票處很快就可以把遊船租來。麗扎與楊松夫婦還有他們的好朋友李明經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隨波蕩漾。    

  l934年深秋,麗扎與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發現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離開莫斯科。但是,麗扎並不知道這個李明就是中國大名鼎鼎的李立三。麗扎問他到哪裡去,李明回答說,要去克里米亞休養。麗扎暗地思忖:現在又不是休假療養的季節,怎麼會去休養呢?麗扎突然發現李明的行裝中有一雙高統皮靴,這種靴子適合深山老林中長途跋涉,到海濱浴場是派不上用場的。麗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職工國際主席團的成員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國。在共產國際這個圈子裡,常有人神出鬼沒,執行秘密任務,自己是圈外人,對這些情況,只能心領神會,絕不能問及。她與他告別了。他去了,再沒有聯繫了。    

  圖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後,麗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圖執行一項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建立一個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央蘇區的聯絡。    

  李明離開莫斯科以後,有一次麗紮在好友家裡與從遠東回來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聽李立三的情況。麗扎一聽到李立三這個名字,就好似條件反射,一下子就聯想起她在遠東工作時,曾經看到過一本正在印刷的書,封面上寫的是:《與李立三主義的鬥爭》。當時,她不明白「李立三主義」是怎麼一回事情,就詢問該書的編輯。對方回答說:「李立三在中共黨內是有名的領袖,是一個大政治家,犯了大錯誤,受到過批判。」因此,在她的想像中,李立三一定是一個白白的頭髮、長長的鬍鬚、一臉皺紋的老頭子。    

  於是,她反問這個朋友:「李立三是誰,他在哪裡?」,這位朋友告訴她:「李明就是李立三。」麗扎聽了朋友的解答,驚異地張大了嘴,簡直不敢相信對方說的是真的,以為是在與自己開玩笑。她果斷地反駁道:「你搞錯了吧,李立三不是一個老頭子嗎?而李明才20多歲……」朋友毫不讓步,十分肯定說:「李明就是李立三。」她無言以對。這是她萬萬沒有料想到的事情,既驚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裡呢?她也不知道。麗扎以為她再也見不到李立三了,她思念著與李立三的重逢。正當麗扎對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時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準備參加升大學的考試時,突然有電話找她。她從電話裡聽出了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李明的聲音,真是高興極了,她放下課本,直奔相約的故地。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3) 

  麗扎回到莫斯科後,邊工作邊學習,一心想考進大學。這年夏天,麗扎從工人夜校畢業,報名投考莫斯科地質學院,夢想去過那種風餐露宿、四海為家的浪漫生活。可是由於數學沒有考好落了榜,心情不太愉快。李明極力使麗扎開心,約她去看話劇、聽音樂會。儘管李明不太懂西洋音樂,也寧願作出「犧牲」。麗扎雖然在學習征途上吃了敗仗,但並不灰心。她是一個倔強好勝的姑娘,決心繼續補習功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初秋季節,莫斯科河畔的嬉戲,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水面上的盪舟,也只留下他們兩個人影。只有兩個人的世界,分別近一年的重逢,他們的話多得永遠也說不完。李明就是李立三得到了肯定。李立三把自己的詳細經歷、在政治上所犯過的錯誤以及他在國內的婚姻、家庭、子女情況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她,而毫無隱瞞;他談到了自己為給中國革命造成損失感到痛心、內疚,決心加倍地工作將功補過。他還向她明確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隨時準備聽從黨組織的調遣,回國參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鬥爭。到那時,兩人分手將是長期的,甚至是永久的……麗扎通過與李明的交談,瞭解到李明是一個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人。她對他那傳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興趣。他那熱情耿直、爽朗活潑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負、腳踏實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動著她。她瞭解了他,更加信任他,進而愛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人,犯了錯誤,認識了,改正了,就行了唄……」    

  十月革命節來到了,李明邀請麗扎去與一批中國同志一道歡度這個盛大的節日。11月6日晚,他們聚會在莫斯科的「聯盟飯店」。當時,那裡是共產國際的幹部宿舍。在一樓大廳裡,張燈結綵。麗扎與在共產國際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國同志,圍坐在一張長條桌會餐。身為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負責人的李明主持這次會餐晚宴。他精神煥發,有說有笑,熱情、開朗、活潑,是這個集體的靈魂。李明的組織才能和口才,吸引著麗扎,更使她對他產生了仰慕之情。    

  接著,李明把麗扎帶到共產國際「柳克斯」招待所去見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麗扎發現王明與李明的談話相當冷淡,李明與王明也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麗扎不理解李明為什麼要帶她去會見王明,事後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結婚,按照黨內規定,必須經過黨組織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22歲的麗扎要與36歲的李明結婚的消息一傳開,很多親友都為她擔憂。有人勸告她:「一個中國人有什麼值得可愛?你像一隻百靈鳥兒,應該自由自在地飛翔在藍天白雲,鮮花原野叢中,何苦鑽進一個中國人的鳥籠子裡呢?」有的阻攔說:「你發瘋了,幹嗎非要同外國人結婚?你瞭解他的底細嗎?」還有的好心人警告說:「他是個出了名的機會主義者,你將會跟著他吃苦頭的。」    

  面對親友的忠告,麗扎不為所動。李明的翩翩風度,高雅氣質,淵博的學識見聞,真誠坦率的自我批評精神,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使年輕貌美的麗扎姑娘傾心。麗扎的母親支持她:「女兒長大了,由她自己去吧!」    

  麗扎與李明結婚的新房,就設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供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居住的柳克斯大樓六層,一間不足14平方米的房子裡。陳雲、楊之華及女兒獨伊、歐陽欣、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一齊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嚐了自己做的中國風味的菜餚。婚禮既簡樸而又充滿著歡聲笑語。從此,麗扎就把她的命運與李明連在了一起。    

  新婚燕爾之夜,麗扎異常地激動,在幸福的氣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還年輕,我想去上大學,不知……」她說到這裡急忙停住話音。因為,話剛出口,她又理會到作為妻子,對丈夫是應該付出代價的。她親眼看到李明對工作兢兢業業,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編《救國時報》,還是列寧黨校的副教授,主講經濟理論方面的課程。她是應該多照顧和關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學,不僅不能有更多的時間去照顧丈夫,反而需要丈夫來關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話只說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驚訝的是,李明十分果斷而明確地回答說:「你上大學是好事嘛,我舉雙手贊成。知識是工作的資本,沒有知識,怎麼能搞革命呢?」為了支持麗扎上大學,他們還商定暫不生小孩子。    

  婚後,麗扎與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溫馨之中。李明感激麗紮在他政治上失意、淪落異鄉之際,給予她的愛撫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樣疼愛著麗扎。而麗扎則懂得自己是中國人的媳婦,丈夫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的祖國尚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家庭生活,必須服從於中國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務,幫助他進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讓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黨組織交給他的光榮任務,彌補以前工作中的過失。    

  半年後,麗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國語師範學院法語系。正巧,李明過去在法國生活過兩年,法語水平是頂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當起麗扎的家庭教師。同時,他又是麗扎的學生,在俄語方面虛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瀾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與王明結下了新怨。    

  話還得從頭談起。    

  在反李立三斗爭中,康生由於反戈一擊有功,搖身一變又投入到王明的懷抱。由於他善於拍王明、米夫的馬屁,在四中全會上,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四中全會之後,僅僅一年多時間就發表20多篇文章,宣傳王明思想。但是,錯誤的決策,給中共帶來嚴重後果,黨中央在上海連個落腳地都沒有。康生為找個安全地方,決定走王明的路,於1933年7月帶著老婆曹軼歐、小姨子蘇枚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一頭扎進米夫、王明的腋下,緊跟王明的指揮棒轉。不久便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康生到莫斯科後,對王明竭盡吹捧之能事,特別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表現得更加露骨。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4) 

  由於當時,中共中央正在長征途中,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國內無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會議,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為代表參加會議。    

  在大會開幕之後,中共代表團20多人在一起舉行慶祝宴會。康生帶頭舉杯,提議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乾杯,並向王明歡呼。宴會後,王明與康生沆瀣一氣,策劃了一個篡黨陰謀,指使幾個人發起倡議,以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開「中國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企圖讓這次非法的「臨大」,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有兩個人拿著草擬的「倡議書」去找李立三簽名,讓李立三也作為發起倡議人之一。李立三認為,儘管中共中央暫時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但是中共中央及全黨都是在國內,在莫斯科的少數黨員,是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他嚴詞拒絕在倡議書上簽字,並向其他同志揭穿了這個陰謀。結果,這個倡議遭到多數人的共同反對,迫使王明假稱自己不知道此事,還假惺惺地對發起人作了批評,使王明的陰謀未能得逞。這件事引起王明對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儘管王明想當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陰謀遭到了失敗,但康生後來在向人作介紹時,仍然肉麻地稱「王明同志是我們的總書記」。特別是在1936年7月1日舉行的慶祝中共成立15週年宴會上,康生連連舉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體健康」!並帶頭高呼:「王明同志萬歲!」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發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基洛夫被暗殺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場「鎮反肅托」運動。康生與王明商量,這是他們排除異己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開會議,宣佈:「我們也要搞運動,也要把我們黨內的奸細、叛徒、漢奸、壞人來一次徹底清理。」他們把他們所認識、所瞭解的、一道工作過的,或被他們利用過的特別是過去曾給他們提過意見的中共黨員,一個一個地扣上「叛徒」、「特務」、「漢奸」或「反黨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這樣無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蘇聯保安機關,關進監獄,流放西伯利亞,甚至被處死了。李立三當然也難逃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個「公文包」遺失在電車上,第二天就從車站工作人員手中找回來,裡面並無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終於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機借題發揮,大做文章,硬說李立三洩露了共產國際的重大機密,抓住不放,多次召開會議給予嚴厲批判。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工作責任事故:外國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產國際七大文獻時,印刷廠排字工人在「七次大會」一詞中,錯將「大」字排為「犬」字。兩字詞意不同,寫法上只差一點。校對員發現後向李立三作了匯報。李立三經過認真調查,確認是一個偶然錯誤。原因是當時有一個學徒工把鉛字分格放進字盤時,錯把「犬」字放入「大」字格裡,排字工人沒有發現,偶然弄錯。所以只限於在生產會議上向這個工人提出批評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後,更是抓住這個問題,不依不饒,借題發揮,小題大做,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說是故意所為,定性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責任。    

  康生知道王明對李立三有一箭之仇,為討好王明,又對李立三下了毒手。對李立三橫挑鼻子豎挑眼,百般刁難。有同志見李立三的處境日益艱難,就勸他「你還不如回國去吧!落在這兩個人的手裡,還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著也有道理,拿起筆來,再次給王明、康生寫了一個要求回國的報告。康生拿著這個報告遞給王明。    

  王明問:「你的意見怎麼辦?」    

  康生陰險地說:「他回國,這不是放虎歸山?這幾年,我們沒給他好氣受,他對我們肯定是耿耿於懷。這個人,不是無能之輩,萬一他將來東山再起,這對我們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見,不能讓他回去。理由嘛,他對錯誤認識還不深刻,還沒做到脫胎換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運是在我們手裡掌握著的。」    

  王明聽了康生的意見,深思一陣表態說:「我也是這個意思,不但不讓他走,還要讓他檢查,為什麼要離開蘇聯?是不是逃避批評?」    

  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調王明、康生等回國。兩人對如何處理李立三的問題始終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國內有一定的影響。在莫斯科這幾年,王明沒有讓李立三安靜過,萬一他回國,必將後患無窮。「不能讓他回國」是他倆的共同意見。就在11月他們動身回國前夕,一方面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宣佈李立三必須繼續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國的多年夙願完全落空了),同時,又通知蘇聯保安機關,「李立三是個托派,這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們還向共產國際誣告李立三在上海時「貪污三萬美元」。    

  從此,李立三的行動開始受到蘇聯內務部人員的監視。就在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後兩個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獄。    

  王明、康生復仇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蘇聯內務部強加在李立三頭上「日本間諜」、「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團首腦」一大串莫須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稱是「以李立三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的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務組織」,說李立三是這個組織的負責人,任務是刺殺斯大林,執行推翻社會主義蘇聯的使命。    

  師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寫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後被逮捕下獄的,幸而未被處決。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時同志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才逐漸審查了倖存而在押的中國同志,使他們重見天日,得以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對李立三的證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於1939年獲釋出獄。」    

  王明與康生的「加害」,使遠在異國孤立無援的李立三,在蘇聯的監獄裡吃盡了苦頭,險遭被處決的厄運。    

  在蘇聯軍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對李立三的審判結論中寫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務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國集團。    

  經審查確認:李立三於1930年作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在中國共產黨內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產國際集團。名稱:李立三路線。    

  集團目標:破壞中國革命主力軍。    

  來蘇聯後,李立三與在莫斯科的中國托派分子:林德勝、李達克、特拉維金、克農斯以及其他人(所有這些人已被審判定罪),於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勝領導下,形成了托派、特務恐怖組織。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該集團。該集團直接受日本特務系統的領導。該團體進行了恐嚇、殺害蘇共、蘇聯國家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林德勝被捕後,李明成了該集團領導成員之一。    

  李立三在外國工人出版社校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審判資料譯文時,有意識地歪曲原文本意,導致譯文出現反革命性質。    

  該集團領導成員特拉維金、李達克、克農斯已揭發李明是該集團成員。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5)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監獄中受到嚴刑拷打,面對種種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經深思熟慮,先是違心地簽署不真實的供詞,但緊接著隨後他又寫出無數申訴材料,對在受到拷打時的供詞全部加以否認,對強加在他頭上的所有誣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駁斥。    

  針對說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線的確是與共產國際的路線相背而馳的,立三路線的一些思想和觀點與托派的觀點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線的政治立場與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場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線與托派不但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也沒有政治上的聯繫。」    

  申訴材料寫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兩次到過蘇聯。1926年在參加赤色國際工會會議後,共產國際原準備派他到西方某個國家去搞工人運動,為中共駐某個國家分局,以逃避中國國內反動派對他的追捕。李立三謝絕了共產國際為他作出的安排,堅持回到國內參加鬥爭。    

  他還寫道:1934年和1935年他都在中蘇邊境的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工作,其任務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派遣,在那裡建立起一個秘密交通站,負責轉運中共到蘇聯來往人員,架設因中共紅軍長征中斷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聯絡電台。直到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他被通知參加會議才回到莫斯科。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中共代表團派他擔任《救國時報》的總編。    

  李立三為什麼要先提供偽證,後來又加以否認呢?據說,這是他當時運用的一種對付誣告陷害他的一種鬥爭策略。目的是為了引起更高級別軍事法庭對他的案件的重視,由更高級別的法庭來審理他的案子。    

  據李立三夫人李莎說:1993年4月她在莫斯科原蘇聯內務部查閱李立三案件的檔案時,內務部一名上校軍官對李莎說,當時李立三運用這個鬥爭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說,在他看過的案卷中,當時只有兩個人採取過這種鬥爭手法。除李立三外,另一個是共產國際的×××。最後的結果,他們兩個人都獲得了釋放。李立三認為,只有提高審判級別,才有獲釋的希望。那位上校說,「這是成功的策略」。    

  關於「貪污」問題,1939年10月26日即李立三還在莫斯科的監牢中為自己寫的辯護詞中曾經寫道:(共產國際幹部局負責人)馬爾特維諾夫在「證明材料」中寫道:王明似乎講過「當李明在江蘇工作的時候,那裡有9個月沒有向黨提交財政匯報,他至少貪污了3萬美元,具體數目很難確定,因為錢都是李明自己經手的。」    

  李立三在自我辯護中反駁道:「我在為黨工作的一生中,從未在江蘇擔任黨的領導職務,只有在1930年8—9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擔任過江蘇行動委員會主席。既然我沒有在江蘇擔任過工作,又怎麼可能貪污江蘇省委的經費呢?我對王明在中共代表團會議上的發言記憶猶新,當時他說:『立三路線的時候,以羅邁為首的江蘇省委有9個月時間沒有提交財政匯報,當時的總開支不少於3萬美元。其中有400美元有李明簽字的收條,這筆錢究竟哪裡去了,很難查清。』這些話為什麼會說成這個樣子?我自然不清楚。但事實證明,這無疑是歪曲。因為據我所記,立三路線期間,江蘇省委每個月的經費總額只有3000美元,9個月來,省委總收入不超過3萬美元,那麼羅邁和我怎麼可能貪污3萬美元呢?3萬美元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金額,假如我或羅邁果真犯有這類罪行,那麼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早就會追究這個問題的,可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提出來呢?這個問題被歪曲得實在荒唐,真是一派謬論。    

  關於有我收條的400美元的問題,據我所記,這筆錢是轉交給南京市委的,先是通過我交給準備去南京的中央特派員,再由他轉給南京市委。由於這筆錢是首先交給我的,所以我就開了收條。    

  這個問題可以由王明、周恩來、羅邁等人作證。」    

  ……    

  1939年7月,周恩來去莫斯科醫治臂傷,這才得知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的消息,他當即向蘇聯有關部門進行交涉:「你們這裡關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們查了名冊後回答:「有這樣一個人。是根據你們駐蘇代表團的建議逮捕的。」周恩來激憤地說:「那是一樁冤案。李立三是有錯誤,那是事實,但說他是托派、壞人,這純粹是誣陷。」這樣,經過多次交涉,李立三才終於被釋放出獄。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獄後,王明曾向蘇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去,欲置李立三於死地。幸虧當時周恩來幫說話,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沒有戶口(當時蘇聯當局規定,凡坐過牢的人,戶口必須遷出莫斯科100公里以外),沒有了黨籍,沒有職務,沒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寫文章、翻譯文學作品掙些稿費維持生活。    

  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場。    

  五、患難歲月中的甜蜜    

  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時,他與麗扎正處在新婚的甜美之中。    

  雨果說得好:「人生是花,而愛便是花蜜。」    

  新婚給麗扎帶來了無限的甜蜜。她在學校專心攻讀法語,李明在主編《救國時報》,終日忙得不可開交,經常加班加點。在這個中蘇合璧的家庭裡,充溢著無比的幸福與歡樂。    

  當兩個身著軍服、荷槍實彈的人砸開李立三在「柳克斯」的房門,翻箱倒櫃地進行搜查時,從酣夢中驚醒的麗扎嚇得呆若木雞。李立三在被帶走前,穿了一套最舊的服裝,摘下手上的瑞士表,鎮靜地對麗扎說:「麗扎,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蘇聯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無辜的。你去報告中共代表團。」    

  李立三被帶走後,麗扎急促地敲開了隔壁房間的門,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前留下的話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臨時負責人陳潭秋作了匯報。當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員就把麗扎——這個「人民敵人的老婆」從大樓趕了出來,勒令她搬到院內一間陰森、潮濕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屬擠在一起。可是,那裡已經有了七八個人,無立錐之地,她只得到母親那裡去住。    

  麗扎確信李立三是清白無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團陳訴了李立三的冤情,向外國語學院團支部作了匯報。這位支部書記毫無吃驚之意,繃著臉說:「我們要抓緊審查你的問題,好好反省吧!」隨之而來的是,黨團幹部反覆與麗扎談話,要求她與丈夫離婚,劃清界限。但麗扎始終堅信不移,李明不是壞人。    

  團組織召開全院大會處理麗扎的問題,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大會主持人向她發出嚴厲的警告:「你要慎重考慮,李明是人民的敵人,你是他的妻子,你的後果是可悲的,應該當機立斷,馬上同李明離婚,一刀兩斷,劃清界限……」不管他們三番五次的警告,麗扎總是低著頭,噙著淚,咬著牙,閉口不語。她暗暗自語:「李明不是敵人,是個好同志,我應該同情他,幫助他,絕不能落井下石,在他那受傷的心上再插一把刀……」最後,主持人追問她:「你是要你的『特務』丈夫,還是要共青團團證?」麗扎一下子怔住了。她明白,在這嚴肅的講台上,要麼昧著良心與李明「劃清界限」,要麼忍受痛苦,離開共青團組織。涇渭分明,沒有其他選擇。她熱愛革命、熱愛共青團組織,當然不願意離開她。但是,她同時也深深地愛著自己的丈夫。麗扎據理力爭。她說,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兩年,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她堅信李明不是壞人,不是日本間諜和恐怖分子,而是一個優秀的革命者。她不能同李明離婚。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她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到主席台前說到:「我相信黨,也相信李明。在沒有審查清楚李明的問題以前,我決不能說他的壞話。」她毅然決然地把共青團團證交給了負責人,憤憤地離開了會場。她一口氣跑回家裡,撲向母親的懷抱,才讓憋了半天的眼淚痛快地湧了出來。只有媽媽最理解女兒,她疼愛女兒,也喜愛李明。她能說什麼呢?她只有長吁短歎,老淚縱橫,頻繁地在胸前劃著十字——願上帝保佑我們!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6) 

  最後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麗扎被開除了團籍。當時,一些好心人勸麗扎及時脫身,找一個俄羅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可是,麗扎從她和他的相互瞭解和共同生活中,堅信李立三是革命同志,不是敵人。在李立三被捕以後,麗扎焦急不安,惦記著他的命運。在此千鈞一髮、危難之際,對一個遠離他鄉的外國人,除了她還有誰去關心他、拯救他呢?    

  在課餘假日,她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漫山遍野呼喚;似失去伴侶的孤雁,在淒涼冰冷之夜哀鳴。當時,莫斯科新設立了許多牢房,她發瘋似的去大海撈針,到處打探李明的下落。她去過布特爾斯克監獄、列沃爾托夫監獄、盧邊卡監獄、羅捷斯特文卡監獄等等。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幾個小時的隊,挨到窗口一問,得到的回答都是「沒有」兩個字。她情真意厚,忠貞不貳,日復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時間,才在塔崗卡監獄找到了李明。她要求與他見面,由於他是「政治犯」,是不允許會見家屬的。經麗扎多次懇求,最後才爭取到允許她通過獄方,每月可以轉交給他50盧布。    

  蘇聯有句著名的詩句:「愛情不只是夜裡的並肩散步,更是風雨中的攜手同行。」李立三被捕以後,家庭的負擔全部壓在麗扎那柔弱的肩上。她拚命的學習,保持全優成績。因為,只要出現一個「良」,助學金就會被撤銷。就是依靠學院每月發給她的250盧布助學金,維持家庭的生計。儘管經濟很困難,她還是每月從中擠出50盧布,準時送到監獄看管人員手中。後來,李立三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告訴麗扎,當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盧布,激動得大哭了一場。因為,在監獄中,伙食極壞,幾乎見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麗扎送給他的錢,買來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著從監獄裡出來。他從麗扎的行動中感到無限的溫暖,莫大的支持,從而更加增強了他的鬥志。他沒有沉默,坐以待斃,而是挺身而出,奮力抗爭。他鼓足勇氣,一次又一次地給斯大林和蘇聯內務部寫信,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寫信,陳述自己的冤屈,為他自己更為中國共產黨的清白辯護。    

  蘇聯內務部把李立三關進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審訊室裡總是重複著這樣的對話:    

  你叫什麼名字?    

  李立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你們搞錯了吧!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我們黨中央是瞭解我的。    

  你還是老實點,否則……    

  我再說一遍,我在黨的面前是清白的,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    

  ……    

  「審訊」無法進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為了從李立三那裡搞到可以證明他是「反蘇分子」、「人民的敵人」的材料,蘇聯內務部黔驢技窮,編演了一場戲:派了一個假囚犯進入牢房,與李立三呆在一起。那個人開始與李立三拉近乎,隨後就故意破口大罵蘇聯共產黨、大罵斯大林,企圖引誘李立三上鉤,跟著他發洩對蘇共和斯大林的不滿,以便於能抓到李立三反對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的「把柄」。沒有料到,李立三並沒有隨波逐流,而是正言厲色地去制止他,並警告說:「不許你胡言亂語,對共產黨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這種無比鮮明的立場,使那個假囚犯——特工人員,立即改變態度,緊緊地握住李立三的手,連聲說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國內參加和領導革命鬥爭中,在敵人的槍林彈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下,從來沒有膽怯過,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殺頭的準備。但萬萬沒有想到,他不曾被關進敵人的監牢,卻被送進共產黨人的鐵窗。況且「罪名」又那麼荒唐!冤屈嗎?是的;困惑嗎?難免;沮喪嗎?不!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重要領導人,是受黨組織的委派到蘇聯學習、戰鬥和工作的。在鐵窗下,對黨、對共產主義哪怕有一點點懷疑和動搖,都會影響整個黨的聲譽。他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問題,是關係我們整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為了亮明自己的觀點,闡明我黨的歷史,同時也為了反映蘇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員在肅反中存在的問題,李立三大義凜然,他把監獄給他用來寫「交代材料」的紙,拿來給斯大林寫信。當然,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衝擊著每一個「囚犯」的信仰。很多人發牢騷、咒罵,甚至罵出只有帝國主義分子才能說得出口的話。聽到這些謾罵,李立三被激怒了,雖然他自己同樣身陷囹圄,也不容許任何人往共產主義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辯論和爭論在牢房裡進行著。有人譏笑他:「你那個信仰有什麼用?你崇拜她,她卻不買你的賬,把你關在牢房,可憐!可悲!」李立三反駁道:「這不是共產主義的過錯,這只是某些人一時的過錯。歷史的誤會遲早總會消除。只有那些對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的人,才是可憐的、可悲的,甚至是可恥的。」李立三認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總有一天會得到昭雪的。    

  麗扎默默地承受著一切苦難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終保持著俄羅斯女子堅毅的個性和對愛情的純潔忠貞。她深信李明是無辜的,她期待著丈夫出獄的日子,她相信這一天一定能夠到來。    

  1939年夏天,麗扎從監獄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蘇聯軍事法庭。要麗扎為李明準備過冬的衣服。麗扎焦急萬分,因為這意味著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她很快把過冬的衣服送到了監獄。    

  8月,麗扎從內務部秘書那裡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駁回,要求內務部進一步調查。這表明對李立三的控告顯然是證據不足。這個消息,使麗扎備受鼓舞。後來才得知:1939年夏天,肅反高潮已過,原來興風作浪最厲害的內務部長葉若夫被撤銷了職務,不久便被法辦槍決了,新上台的部長貝利亞作出「糾偏」的姿態,釋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內務部打電話把麗扎叫去,詢問了一些問題後,問她是不是要給李明寫點什麼?麗扎聽了,激動不已。因為李明已經有一年零八個月不知道家裡的消息了。她有千言萬語要向他傾訴。但是,條件不允許她這樣做,她只能草草寫了一封短信,告訴李明:她還在堅持上學讀書,目前與母親住在一起,通報一下家人平安罷了。    

  經歷了一年零九個月的煎熬,麗扎度日如年。她終於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麗扎剛躺在床上舒展著極端疲憊的身軀,面對十月革命節來臨之際,家裡沒有一點節日氣息而感到無限的惆悵和苦悶時,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起。她立即拉開房門,完全出乎她的預料,站在門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親人——李明。是他,他拿著一個包袱站在門前。麗扎一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她確認是李明以後,熱淚奪眶而出,兩人無聲地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隨李立三的內務部審查員跨進門檻對麗扎說:「瞧,我給你送來了十月革命節的珍貴禮物。」好一個禮物呀!麗扎對來人理也不理睬,像瘋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轉身,邊跑邊喊:「媽媽,李明回來了!李明回來了!」這是麗扎一生中最歡喜的時刻。    

  李立三無罪釋放回來了,麗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國語師範學院告訴共青團組織的負責人:「李明已無罪釋放了,他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團委書記也欣慰地說:「是的,我早就認為他是一個好人,應當釋放他。」不久,學院團組織把團證發還給了麗扎,正式恢復了她的團籍。    

  李立三出獄後,共產國際那裡的宿舍已被人佔用。他無家可歸,只好擠到岳母家裡,與麗扎的哥嫂、侄子、母親擠住在一間房裡,中間掛上一幅布簾相隔。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7) 

  l939年11月4日,蘇聯內務部正式向李立三宣佈審查結論:「鑒於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決定進一步審查此案。現經調查證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審查辦法是錯誤的,對李立三的控告純屬沃爾夫松(註:是審查員)等人的杜撰誣陷。李立三對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歷來直言不諱,並已多次作過檢查。現決定結束對李立三的審查,立即釋放。」    

  審查員宣讀完結論後告訴李立三,周恩來在莫斯科,問他願不願意與周恩來見面?李立三不知道周恩來到莫斯科的任務是什麼,他當然很願意與分別多年的老戰友重逢,但又考慮到當時種種複雜的政治因素,擔心給周恩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便婉言回絕道:「我的問題還需共產國際作出最後結論,在此之前,與周恩來同志見面恐怕是不大合適的。」    

  李立三當時作出這個選擇是由於這樣的考慮: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時,共產國際作出過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定。現在內務部對他的審查雖然宣告結束,但共產國際的決議尚未撤銷。特別是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負責人馬爾特維諾夫堅持誣陷李立三,歪曲中共黨史,把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許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暴動」,把黨的六大說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縱的」等等。李立三認為:這些污蔑,有損於中國共產黨的聲譽,決不能漠然視之。如果僅僅是個人問題,還可以忍受。為徹底澄清這些誣陷,李立三決心繼續同共產國際某些人進行鬥爭。他在麗扎的幫助下,寫出了長達240多頁的打字材料,詳述了自己在國內參加過的重大革命事件,用事實有力地批駁了馬爾特維諾夫對中國共產黨和他本人的誣陷,材料送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共產國際重新給他作結論,恢復黨籍。    

  1940年春,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連續開了四次會議討論李立三的申訴。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以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開承認錯誤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沒有充分證明他已擺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弱點」,「對現已被鎮壓的林達生等人過於信任」等等,因而決定維持1938年2月25日有關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定。這顯然是為了保全共產國際的面子。    

  周恩來、王稼祥對共產國際作出的這一決定不得不提出保留意見,同時提出:要讓李立三參加工作,一年以後重新考慮恢復其黨籍。最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被迫同意了這個要求。但在周恩來、王稼祥回國以後,共產國際將其束之高閣,一直不予落實。隨著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特別是1943年共產國際宣佈解散,李立三的黨籍問題就更沒人管了。從此,他與中國共產黨與祖國失去了聯繫,像一個孤兒,在異國飄泊……    

  李立三雖然無罪釋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無著落。他東奔西走,尋找工作,卻處處碰壁,遭到拒絕。他曾到世界經濟研究所一個布爾什維克同志那裡去請求安排工作,著名經濟學家瓦爾加所長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們這裡不需要機會主義分子。」就業無門,李立三沒有生活來源,蟄居家中,全靠麗紮在學校每月250盧布的獎學金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每月發給200盧布救濟金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更嚴重的是,像他這種坐過牢的人,按當局規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辦理戶口,必須遷戶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沒有氣餒,他不斷地進行交涉,最後不得不直接給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曼奴伊爾斯基寫了一份報告,請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問題。在這位書記的關懷干預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國際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黨籍,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只能作為普通工作人員,周圍很多工作人員不敢接近他,擔心他「有問題」,逢重大節日,組織遊行活動,他被當做「可疑分子」不准參加,連去「紅場」的權力都沒有。李立三堅強地忍受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他沒有怨恨,沒有畏縮,積極地投入工作,翻譯了大量著作,為向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和蘇聯文學作出貢獻。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社會主義的蘇聯發動了侵略戰爭。也就在這一天,麗紮在外國語師範學院參加了畢業前的最後一門課程——教育史的考試。祖國的神聖領土遭到法西斯鐵蹄的踐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進入軍事工廠當工人,為反法西斯戰爭直接出力。但由於她是外國人的妻子,這個外國人又是剛剛從監獄放出來的,她這個願望未能實現,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級中學當法語教師。因戰爭已發生,學校已撤離,她實際上沒有工作。    

  戰爭開始,李立三寫了一份參軍申請,要求以普通戰士的身份上前線作戰,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沒有被批准。在德國軍隊迫近莫斯科時,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願參加了民工大軍,修工事,挖戰壕,並參加防空警戒。作為防空隊的一員,他連夜在屋頂上值班,撲滅雨點般的燃燒彈。他完全忘記了個人得失遭遇,從無半句怨言。    

  同年8月,麗扎偕同母親、嫂子、侄子作為李立三的家屬撤退到伏爾加河畔的瓦西裡耶夫索爾斯克一所中學教法語。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堅守崗位。同年10月16日,德國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隨所在的出版社緊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麗扎接到李立三發去的電報,帶著家人趕在伏爾加河封凍以前搭乘最後一班輪船,來到恩格斯城與李立三團聚。    

  蘇聯紅軍粉碎了希特勒的閃電戰迷夢,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重大勝利後,1942年7月,麗扎隨一部分重點單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擔任裝幀設計和法文編輯,兼任出版社共青團書記。出版社根據蘇軍政治部的指示,印製了多種外國文字的對敵宣傳品。麗扎和其他編輯一起,同仇敵愾,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因為鼓舞紅軍戰士瓦解法西斯戰爭的辛勤勞動,她受到了組織上的嘉獎,榮獲勞動獎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麗扎與李立三愛情的結晶——大女兒英娜,在生活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降臨人世,給家庭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    

  在衛國戰爭期間,莫斯科的經濟生活十分困難,人們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沒有雞蛋、蔬菜,連土豆也沒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要頂著刺骨的寒風趕到商店門口,排著長隊,去領取那供應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麵包。室內沒有暖氣,牆壁上掛滿了冰霜,只有戴著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裝,才能睡覺。蘇維埃政府號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種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婦在內,每個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勞動種地,李立三夫婦與中國同志編成一個生產小組,他們小組種植的馬鈴薯總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蘇聯同志紛紛羨慕說,中國人真會種地……    

  在極端艱難的歲月中,麗扎作為一個志同道合的戰友和忠貞的生活伴侶,始終與李立三在一起,給他以熱情的鼓勵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經受了政治與生活的嚴峻考驗。麗扎也從中國共產黨黨員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國革命者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無比忠誠。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8) 

  六、秘密使命:恢復與中共的無線電通訊    

  由於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共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立者之一,對無線電通訊本身也很內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窮於應付沒完沒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項秘密使命。    

  原來,當李立三離開上海黨中央後,原在上海的無線電工作人員曾三、伍雲甫也於1931午3月進入江西的中央蘇區。上海只留下了兩個電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負責與中央蘇區聯絡;一是國際台,由程祖怡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絡。由於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敵人逮捕並供出了電台地址,上海局臨時負責人盛忠亮也被捕叛變,並供出陳祖怡管國際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體情況。活動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電台均遭破壞,停止了工作。與此同時,中央紅軍在粉碎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後,被迫撤離蘇區途中,隨軍電台在敵人的飛機轟炸中也遭到破壞。    

  儘管身在上海的毛齊華等於1934年底又組裝出一套收發報機,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沒有能夠同共產國際和黨中央聯繫上。這樣,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中斷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1934年10月,共產國際在中斷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絡後,十分著急,便與中共代表團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蘇邊境城市阿拉木圖完成一項重要任務: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建立一個秘密交通站,負責對國內來往人員的接待安排,瞭解國內紅軍的活動情況,恢復與國內的聯絡,包括電訊和信件的往來。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後,立即帶領段子俊和一個搞無線電技術的波蘭人趕到了中蘇邊境城市阿拉木圖。    

  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欲要完成這樣一個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務,其困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等於一切都需從零開始。經過緊張有序的秘密準備,1934年冬,李立三先後派出兩批人員,帶上電台和由他自編的密電碼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曾經從事過破譯密電碼工作,他懂得密電碼的編制),計劃經新疆、甘肅赴陝北蘇區,設法同紅25軍、26軍建立聯繫,並制定了在與紅25、26軍聯繫上以後,進而尋找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主力的詳細方案。可惜,這些計劃因遭敵人阻隔、路途遙遠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又主動提出,由他親自去新疆,深入瞭解詳細情況,然後酌情佈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議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經過一段時間準備,1935年春,李立三決定選派當時正在蘇聯學習軍事的閻紅彥回國,給中共中央送密電碼本。這一計劃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批准。閻紅彥在新疆沒法越過邊境,他化裝成商人,經甘肅、寧夏、綏遠等地。由於他不知道中央紅軍的確切地址,不得不轉到北平,後又經汾陽,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陝北紅軍的一些消息,於1935年底 (晚於林育英)才找到黨中央。    

  閻紅彥走後不久,又派劉長勝再次帶上由李立三自編的密電碼回國。當時給了劉長勝300多元的路費,劉長勝早年在海參崴當過皮鞋匠,他把鞋底割開,把錢藏在裡面,然後再把鞋底縫好。    

  劉長勝在回國途中遇到不少艱難曲折。他先是到達蒙古人民共和國,再轉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蘇聯駐新疆的一位代表,把關係聯繫好以後再往內地去找黨中央。一次在一個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裡十點多鐘,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門,並大聲叫嚷:「我們是查店的,快開門!」劉長勝一聽,知道是來搜查共產黨人的,乘機跑到隔壁房間去了。原來他一住進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間住的是一夥做生意的商人。因為,他們備有騾馬,房裡又放著很多布匹貨物。他跑進去後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經來。來人闖進屋內,凶狠地盤問有沒有共產黨?那伙商人齊聲回答道:「沒有,我們都是做生意的。」他們在屋內搜不出什麼東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劉長勝把鞋底撬開,拿出部分錢來,對那伙商人說:「我和你們一起進關做生意。」那伙商人見劉長勝有錢很高興,就讓他一路同行,合夥做起生意來。    

  由於劉長勝沿途以做生意為掩護,經過一年多時間,1936年春才抵達陝北根據地找到黨中央。劉長勝先找到周恩來,匯報了回國途中的經歷,同共產國際聯絡的辦法。周恩來立即帶他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匯報,對他在回國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沒有洩露黨的機密,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絡立下汗馬功勞,感到非常高興。    

  李立三在阿拉木圖期間,還先後派了吳誠等20多人回國。那些人都是從蒙古入境的,但後來一直杳無音訊。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參加中共代表團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才終止了在阿拉木圖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圖的工作雖然一時還沒見成效,與中共中央仍然還沒聯繫上,但後來事情的延續恰恰說明正是李立三為恢復聯繫做出了特殊貢獻。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陳雲、楊之華、陳潭秋與潘漢年先後於8月下旬、9月下旬抵達莫斯科。為了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並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決定再選派林育英回國繼續尋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黨,與張國燾一起從事工人運動,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第2年回國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擔任中共漢口市委書記。後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復之。這次回國臨時化名「張浩」,裝扮成商人,與密電員趙玉珍一起,帶上由李立三自編的密電碼,從蒙古入境,縱穿沙漠,經過「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的地帶,於1935年11月初 (早於閻紅彥、劉長勝)最先抵達陝西省的定邊縣,與當地的黨組織取得聯繫,20日前後到達黨中央所在地一一陝北瓦窯堡。    

  林育英先後會見了張聞天、鄧發和毛澤東,在12月17日至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歷史上稱之為瓦窯堡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會議於12月23日通過了《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准各以六個月(二月至七月)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因為當時陝北沒有大功率電台)。    

  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在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後,仍然長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們分析認為,可能是由於中共中央沒有大功率電台所致,於是又派出7人攜帶大功率電台回國。他們於1936年4月到達陝西安邊,但被反動民團發現,結果,6人犧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間,中共代表團又派潘漢年回國。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達陝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把一台百瓦電台設法送到了陝北,到這時,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窯堡用林育英帶回的密電碼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此際,李立三與李莎在莫斯科喜結良緣後,正在黑海之濱的避暑勝地一一索契,蘇共中央的療養院度「蜜月」。正當他們倆處在相親相愛甜蜜的生活時,7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突然從莫斯科趕到海濱,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個地方去單獨交談了很長時間。這很不尋常的舉動,讓尚處在幸福之中的李莎產生了深深的疑慮,她不知又發生了什麼突然事件,以為康生是來命令李立三回國的。    

  其實,這只是一場虛驚。原來是共產國際收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後,誰也翻譯不出來,沒有一個人能讀懂電報的內容。這時,他們終於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專程趕到索契找他翻譯電報。李立三當然很快就把電報譯出來了。    

  這封電報長達2000多字,詳細匯報了國內的形勢與黨內情況:「中央及中央紅軍主力去年冬天到達陝北後,粉碎了張學良、蔣介石的進攻,奠定了黨在西北建立大本營的基礎……」電報還說「你們派出的人,林育英 (即張浩)12月就到了,閻紅彥、羅英 (即劉長勝)均到了,但有7個人帶電台已達蘇區邊境,被民團殺害了6人,余1人及電台尚在民團手中。」    

  康生拿著李立三譯出來的這份電報,馬不停蹄,當晚就返回莫斯科了。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的回電:「收到你們用李復之 (即林育英帶回)的密碼發長電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點。」這說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首次恢復聯繫的密碼是由李立三編製、林育英帶回來的。    

  從此以後,為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秘密電訊編碼、翻譯,就成為當時李立三的另一項經常性工作。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9) 

  七、主編《救國時報》    

  1935年至1938年在蘇聯莫斯科編輯的《救國時報》,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機關報的名義,在法國巴黎註冊並公開印刷發行的。它在宣傳和解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鼓動和指導海內外同胞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滲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從阿拉木圖執行特殊使命的崗位上被共產國際調回莫斯科後,分配到外國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長,同時擔任《救國報》的編輯。    

  1935年,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聯盟已開始形成,並在世界許多地區加緊了它們的侵略行動,一個廣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線開始形成。在國內日寇繼佔領我國東北四省後,又不斷發動新的侵略,妄圖進佔全中國。而國民黨反動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與日寇訂立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犧牲冀察兩省的主權。全國人民開展了抗日救亡鬥爭。    

  與此同時,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突破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後,正在進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於國內的白色恐怖,在群眾中無法公開出版黨的刊物,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因此,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出版《救國報》,作為在國外從事抗日宣傳的機關報。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紅場附近的外國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內,在莫斯科組稿、編輯、排版、打出紙版,再航寄法國巴黎印刷,向國內和世界各國發行。《救國報》於1935年5月創刊。先後參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煥星、陳潭秋、張報、於辛超、邱靜山、趙毅敏、歐陽新等。報紙最初由廖煥星負責主編,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於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煥星都沒有主編的名義,但他是全面負責的。    

  報紙創辦不久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為動員中國人民起來抗日和準備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巨大的作用。報紙衝破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鎖禁令,從國外秘密地傳入國內白區的北平、上海、重慶等地,有力地促進了「一二·九」抗日愛國學生遠動的爆發。    

  與此同時,中共代表團又派張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國,於11月下旬抵達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中共中央隨之於11月28日也發表了和《八一宣言》內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    

  公開發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內外各階層人士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兼之,這年9月,《救國報》曾全文刊載了蔣經國在蘇聯寫給他母親的一封公開信,信中痛斥蔣介石假革命真叛變的面目,並申明要與蔣介石公開決裂。蘇聯的《消息報》和《真理報》相繼轉載。這份轟動一時的信件很快傳遍海內外朝野各界。惱羞成怒的蔣介石大發雷霆,立即授命駐巴黎大使照會法國政府,以內閣決議案取締了《救國報》。    

  對此,吳玉章在《關於救國時報的回憶》中寫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達巴黎……但這時法國政府忽令《救國報》停刊。為了反抗法國政府這道法令,使報紙繼續出版,我去找法國共產黨的同志們商量,問他們是否可以通過起訴,爭取復刊……他們對我說:這不是什麼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次令《救國報》停刊,是法國政府為了外交關係由內閣決定的;起訴無用,抗議也無濟於事。並說:好在法國政府向來標榜言論、出版自由,如果把報頭的漢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繼續出版。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開展,國內人民和國外華僑紛紛來函訂報,各方需要很急,而且報紙的紙版要從莫斯科航空寄來,如不趕快設法,很容易使報紙脫期,從而會引起各方面的疑懼。因此,我急電領導請示,建議改稱《救國時報》。在得到回示同意後,我們趕忙把莫斯科寄來的紙版改了報頭,使報紙一期也不脫。《救國時報》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繼《救國報》而出版了。把漢字頭增加一個「時」字,並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在法文報頭上,卻如同新出一家報紙似的,法國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問。    

  《救國報》實際上共出了16期,《救國時報》於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為週刊,不久改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創刊號起,就明確指出,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條件下,中國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對外,建立全民救國的聯合戰線。它發表了許多論文,刊載了許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蘇區的電台被國民黨的飛機轟炸破壞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遵義會議以後,紅軍長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瀘定橋。1935年5月,身為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雲,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蘇聯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他突破蔣介石反動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離開上海,於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與陳雲遠在他鄉重逢,格外親切。在交談中,李立三從陳雲那裡瞭解不少紅軍長征途中的親身見聞,就以老朋友身份委託陳雲出任「臨時記者」,利用工作、學習之餘撰寫長篇報告文學《隨軍西行見聞錄》,假托一個被俘國民黨軍醫的口吻,描述了紅軍長征中的真實歷程。從1936年3月起,《隨軍西行見聞錄》在《救國時報》上連載,吸引了海內外大批讀者,許多愛國人士從這篇報告文學中認識了紅軍。夏衍曾因不知黨中央在哪裡而苦悶過,當他看到《救國時報》,看到《隨軍西行見聞錄》後,一下子認定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辦的報紙,而倍感親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國時報》刊載了1937年3月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與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談話,配有斯諾為毛澤東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間還連續發表了楊定華寫的反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紀實通訊:「雪山草地行軍記」,共40節。《救國時報》不斷地報道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情況,揭露蔣介石進行反革命內戰和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經常發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論文、演講詞,報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這些,對於當時正處在苦難中為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中國人民說來,是很大的鼓舞。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10) 

  因為《救國時報》的言論代表了廣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讀者,成為當時國內外同胞特別是進步青年很喜歡的報刊之一。它的發行數量增長很快,在創刊時僅銷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兩萬份,而且還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在銷行的兩萬份中,國內約一萬餘份,不僅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邊遠地區和若干小縣城內也有它的讀者,而且幾乎是每份報紙都是許多讀者傳閱。它在國外的發行範圍,遍及43個地區和國家,擁有9600餘訂戶,歐洲華僑中有它的讀者,美洲華僑也很喜歡它,南洋一帶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讀者。各地讀者爭先搶閱,「互相傳遞」,一張報紙常常要「傳給幾十個人甚至上百個人看」,直至「破爛不堪、字跡模糊」。    

  《救國時報》受到如此歡迎,原因就在於它始終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同呼吸共命運,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指針」和「嚮導」。    

  《救國時報》在宣傳和解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高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導海內外同胞抗日救亡運動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救國時報》和全國救國聯合會的聯繫最為密切,及時報道救國會組織的愛國遊行集會、反日罷工、援綏運動、援救「七君子」和由宋慶齡、何香凝發起的「愛國入獄運動」等消息,發表了以毛澤東名義寫給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為此,陶知行特地寫詩讚揚《救國時報》:「大報不像大報,小報不像小報;主張聯合戰線,不是做好圈套;誠心要停內戰,不敢胡說八道;廣播大家呼聲……主張國共合作……還要收復失地,一定必須做到;大家要想救國,人人須看好報;大家若想救國,人人必須投稿;請問投到那裡,自然《救國時報》。」    

  《救國時報》對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滿腔熱情的支持。它經常以整版篇幅詳細介紹抗日聯軍出沒於林海雪原、奮戰在白山黑水之間、英勇殺敵的壯烈義舉。因此,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總司令楊靖宇於1936年8月12日寫信給《救國時報》說:    

  貴報之內容精彩,議論正確,固不必說,而所標出宗旨為『不分黨派,不問信仰,團結全民,抗日救國』,正與敝軍之宗旨相合。我們的口號也是不分黨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國的,都一致聯合起來。正因為如此,故貴報甚得敝軍全體士兵的歡迎。我們更應該感謝貴報的,就是你們關於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消息登載獨多,使我們全體士兵看到,抗日殺賊的意志愈益堅決興奮……我們全體士兵都一致同意通過,由本月餉中捐出國幣1300元,作為援助貴報捐款。    

  正因為《救國時報》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國內外廣大群眾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讀者來信說:「這邊——馬來西亞的華僑對於貴報的態度表示很擁護。凡是讀過本報的人,都憤恨日本和一切賣國賊漢奸,而且爭先恐後地要先讀貴報。記得有一友人帶《救國時報》一張往馬六甲,該報由僑胞互相傳遞,直至破爛不堪,字跡模糊,還是不肯放手。這個事實正說明貴報的態度正確。」    

  在主編《救國時報》期間,李立三為該報親自起草了許多社論和長篇政論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還分別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蒼木、唯真、李農志、李誠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他發表過「紀念蔡和森同志」和「悼向警予同志」兩文,以表示對這兩位在法國勤工儉學時老同學的深切懷念之情。1936年6月20日,李明與王明、康生等聯名發表了「瞿秋白殉難一週年」紀念詞;同年11月20日李明發表了一篇長文「共產黨與宗教」,他寫道:「任何一個以改造社會自任者,都必須具有這種犧牲自我,英勇奮鬥的偉大精神。共產黨人在他根據科學的社會主義認識了改造社會的道路以後,就要發揮這樣偉大的精神去百折不移地奮鬥到底。沒有這樣的精神,決不是一個真正覺悟的戰士,決不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者。」    

  1937年4月25日,李明與王明、康生等聯名發表了「追悼我們的董振堂同志」。同年7月5日李明發表了「托洛茨基匪幫是赤裸裸的日寇奸細」——對愛國報「答覆托派對救亡陣線的污蔑」一文的批評,全文登了一整版。9月18日李明又發表了「論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運動」——評吳清友著:民族問題講話。1937年11月7日,他又以唯真署名發表了「蘇聯布爾塞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前夜反對十月革命叛徒的鬥爭」,全文占一大版。    

  報紙的一些主要社論和政論性文章不僅由李立三親自起草,同時他還要負責整個報紙的組稿、編排、校審的組織工作。當時在《救國時報》擔任副主編的張報同志在回憶中寫道:「李立三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所以他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的精神。只據我所知的來說,他負責《救國時報》編輯工作的時候,真是困難腳下踩,艱苦肩上挑,日以繼夜,毫無怨言。他為著推敲一篇社論,有時工作到凌晨;為著把報紙紙型及時交到赴巴黎的班機,他中斷了莫斯克大戲院的觀劇;為著修改標題或報中的一兩個字,他曾於深夜親自跑到印刷廠;為著保證報紙的質量和出版速度,他經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種精神深深地感動著我們。有的同志曾經給立三同志以『坦克車』 的稱號,意思是說,他堅強有力,不怕艱苦,勇往直前。這個比喻是很恰當的。」    

  這期間李立三還在一所設在莫斯科郊區的為中國培養幹部的軍事學院兼課,有副教授的職稱,他講「立三路線」一課,內容極其豐富具體,批判也較深刻,給學員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學員當時並不知道講課人就是李立三,後來才知道真相,都說李立三對自己的錯誤有深刻的反省,表現了共產黨人認真的自我批評精神。    

  由於蘇聯肅反擴大化,《救國時報》編輯部的廖煥星、張報、邱靜山、於辛超等同志先後被捕,李立三、謝唯真等少數幾個人已無法開展工作,不得不於1938年2月10日發表了「暫時停刊」啟事:「因祖國抗戰方殷,本報同仁將全體返國參戰,故決定將本報移美出版。」(但未能實現)並就停刊發表社論稱:「本報自創辦以來,經過兩年餘的時間,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同人對於本報的成就,雖不敢過自誇揚,但對於救國事業,確實盡了自己的綿薄,有了多少貢獻。」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11) 

  八、義助患難中的冼星海    

  「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於廣東省番禺縣,1938年赴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正當抗日戰爭比較艱苦的時期,為了激勵廣大人民英勇抗戰,八路軍電影團團長、著名攝影家吳印鹹拍攝了一部《延安與八路軍》(有說是《共產黨與八路軍》)的紀實影片。為了使片子錦上添花,導演袁牧之特別點名要冼星海為該片配製音樂。鑒於當時蘇聯的設備先進,冼星海與袁牧之等人於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蘇聯。在蘇聯期間,他除了為電影配樂外,還完成了早在國內已開始創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響樂》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蘇聯不久,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沒有辦法為戰爭效力,他便想回國」。但由於新疆軍閥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無法通過新疆返回延安。    

  當時,林彪正在蘇聯治病。迫於日益嚴峻的戰爭形勢,林彪不得不中斷養病回國。由於林彪當時是抗日的名將和原黃埔軍校的學生,他不僅有專機,還持有國民黨政府發給他的邊境通行證。而其他來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國民黨政府視作「洪水猛獸」。為了順利通過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冼星海一行原準備扮作林彪的隨從、翻譯,坐林彪的專機回國。也許是為了安撫大家的情緒,林彪原來也勉強同意了。然而就在臨登飛機之前,林彪卻突然變卦,拒絕了冼星海一行的請求,只答應給每個人帶封家書。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國民黨軍隊查出隨行人員的真實身份,自己受到連累。就這樣,冼星海發出了給在國內妻兒的最後一封家書。這封家書至今還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兒洗妮娜手裡。冼星海一行回國的最後希望被無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離開莫斯科幾天後,冼星海一行也離開了戰亂中的莫斯科,先後轉移到蘇聯的幾個加盟共和國。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們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國,準備取道蒙古回國。「但在國境線上受到阻礙,他沒有方法可以回來」,只得流浪在烏蘭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寫道:「他就在這時候,在生活上發生了極端的困難。虧了他竟支撐了四年。然而,他那頑強的身體,卻變成了一座總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輾轉到阿拉木圖,以「黃訓」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權」。在阿拉木圖,冼星海結識了作曲家拜卡達莫夫和薩科裡斯基等哈薩克音樂界的朋友,才擺脫了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誼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創作筆。他經常去傾聽各種音樂會,邀請哈薩克音樂家演奏民歌,貪婪地汲取當地民族音樂的養分。他以自己敏捷的樂思,將許多哈薩克民歌改編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鋼琴曲。他還創作了表現蘇聯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二(神聖之戰)交響樂》和歌頌蘇聯民族英雄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交響組曲《滿江紅》,撰寫了《論中國的民族音樂形式》、《民歌與中國新音樂》等論著。處在「飢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達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庫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號22室。病中的冼星海雖然身體軟弱不堪,但從1945年1月27日開始至2月15日,仍然堅持完成了《中國狂想曲》的鋼琴部分,充分表現祖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反對法西斯鬥爭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寫道:「聽說,他的病很多,不僅肺部有結核,而且還有肝腫,有腹膜炎,有心臟病,每天在皇宮病院裡要抽出好幾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才被人發覺,並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猶太族夫人的陪同下,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再次回到戰亂中的莫斯科。當時,共產國際這個國際組織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沒有正式代表團常駐莫斯科。加之,戰事激烈,國際救濟會也無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無路,經多方打聽,就到莫斯科外國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見冼星海這種境況,非常同情。他義無反顧,二話不說,當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裡安頓下來。可是,李立三的家裡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條件呢?    

  戰亂中的莫斯科,各種物資都實行配給制,食品供應相當奇缺自不用說。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為困難。因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後,被停止了黨籍,成為在莫斯科的無國籍遊民。特別是原來在共產國際的宿舍,早已被別人佔用。他沒有去處,只得擠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約30平方米的一個大間,當中用一幅白布簾相隔,一邊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邊是李立三夫婦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兒英娜)三代四口,本來就已經是擁擠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婦安排進來,實在是難上加難。可是,他們又怎能忍心把祖國來的親人拒之門外呢?李立三與家人商量的結果是:把自己的床鋪讓給病中的冼星海夫婦,自己卻擠在臨時鋪的地鋪上。    

  李立三夫婦不僅要幫助冼星海聯繫治病,更要為解決冼星海夫婦的食品來源日夜操勞,全家都不得安寧。後來,林莉、孫維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國同志聞訊趕到李立三家裡去看望冼星海時,無不觸景生情,齊聲讚美李立三夫婦對同志的真摯感情和捨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變了過去因李立三犯過錯誤而引起的對李立三的一些偏見和誤解。    

  冼星海在經歷了幾年漂泊之後,得到李立三全家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感到極大安慰。經李立三的多方奔波聯繫,一個多月後才得到蘇聯國際救濟總會的幫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醫院治療,李立三夫婦經常到醫院去看望照料。由於冼星海身患嚴重的血癌,沉痾積疾,醫院已無回天之力。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醫院中,終年僅40歲。李立三夫婦善始善終地幫助料理後事,與蘇方一起共同為冼星海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蘇方致悼詞的是後來為《莫斯科——北京》譜曲的著名音樂家穆拉德裡(Mypagenu)。最後,人們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個公墓裡,骨灰盛放在一個灰色大理石小匣裡,匣子正中鑲著一張他的橢圓形照片,周圍環繞著緞制的花束,下面刻著金色的俄文字:中國作曲家、愛國主義者、共產黨員黃訓。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抵達莫斯科,參加該院成立220週年的紀念大會,蘇方為他安排的參觀遊覽活動長達50天時間,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處,與分別18年的老朋友親切交談。郭沫若從李立三那裡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況後,曾兩次計劃到醫院去看望冼星海,終因日程安排太緊未能如願。8月16日郭沫若離開莫斯科回國。他回國後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科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當即寫了《吊星海》的文章,發表在重慶的報刊上。為了表達對冼星海的懷念,毛澤東同志也題寫了「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經過李立三的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個多月後,蘇方才在原共產國際的宿舍柳克斯大樓找了一間房子,冼星海的猶太族夫人才從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雖然李立三夫婦照顧落難中的冼星海同志一事,已經過去了50多年,但直到如今,一些瞭解此事的人們在談論起李立三這件捨己助人的往事時,還都是讚歎不已。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12) 

  李立三與郭沫若之間,早在1927年共同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時就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情。當時,兩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委員。但在那次起義失敗之後,兩人天各一方。特別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線」錯誤,被迫流落他鄉——蘇聯,身處逆境,雙方更是失去了聯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下落。時過18年之後,一次偶然的機會,遠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和中國學者的身份,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前去莫斯科參加該院成立220週年紀念大會。紀念活動本來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進行,但郭沫若於6月9日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重慶,繞經印度、伊朗,由於路上耽擱太長,直到6月25日才抵達莫斯科,只趕上紀念活動的尾聲。    

  在蘇聯外國文出版社擔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達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與分別18年的老朋友親切交談,兩人長時間的敘舊,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強烈地思念祖國、思念舊日的戰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記》中,把他與李立三的第一次見面作了較多的記述:    

  按照電話的約定,晚九時,立三也來了。十八年不見,他比從前消瘦了好些。他說我的相貌一點也沒有變。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蘇聯已經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兩歲。他在外文書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羅斯人物》和《考驗》(註:即《俄羅斯人》劇本,西蒙諾夫著 ;《考驗》,小說,別爾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譯的。他很思念國內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舊友,他都殷殷地問到了。    

  我們同到高爾夫大街去散步。他指著一座大廈給我看,他說:「這是以前的第三國際招待所,現在改著別用了。恩來來時,是住過的。那時候,這條大街,還沒有好多的大建築,現在是大廈凌雲,鱗次櫛比了」。的確,為了放寬街面,有的高樓大廈正整個往後移,而同時又在向高空中發展。這是原來的基礎好,改造起來也比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車約40分鐘。我們步行到普希金廣場又折回,在轉向旅館的街角上握別了。    

  郭沫若在隨後的《日記》中繼續寫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談話,在座者半系中國人,但除立三外,無一相識。    

  7月26日,立三來電話,言6時將來訪,屆時,果來。     

  8月13日,上午,立三與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來訪,求將《考驗》與《在遼遠的北方》閱讀數章,對於譯文加以嚴格的批評。    

  二人去後,即開始閱讀。《在遼遠的北方》,譯語確太生硬,有些習慣語竟忘記使用。如一本或一冊書,(譯)作「一個書」,一隻或一口皮箱,譯為「一個皮箱」之類。這大約是俄國朋友譯的,不然便是離國太早或太久的中國人。《考驗》,無此毛病。雖略嫌過於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來訪,我把兩種閱後的書交給了他們,毫無掩飾地陳述了我的意見。    

  在郭沫若緊張的參觀訪問活動期間,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當中,5次去拜訪敘舊、探詢國內情況。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訪時,他就請郭沫若帶回兩封信回國。一封是帶給黨中央的,他向黨中央匯報了在蘇聯的近況,再次請求黨中央同蘇聯交涉,准許他回國工作。一封是帶給他自己的家屬,裡面附有他與現在妻子李莎和兩歲的女兒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於8月16日離開莫斯科輾轉歐洲回到國內,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辦。    

  首先是向在重慶的周恩來詳細匯報了他與李立三在莫斯科見面的情況,並轉交了李立三寫給黨中央的信件。經黨中央與蘇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終於促使蘇共中央於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許他回國,實現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實現的回歸夙願。    

  與此同時,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全文刊登了他寫的《蘇聯紀行》。當時流落在重慶的李立三的兒子李人紀、李人俊從《蘇聯紀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親李立三的內容,真是喜從天降,想方設法約見到郭沫若,當面接到了父親的來信和照片,喜悅之情,難以言表。郭沫若告訴他兄弟倆,不必往蘇聯去信了,你父親很快就會回到國內來的。    

  十、祖國終於召喚了    

  從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產國際作檢討以來,10多年間,他曾多次申請回國參加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無端關進監獄出獄後,也多次給中共中央寫信,匯報自己在蘇聯的情況,要求回國參加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但是黨中央一次也沒有收到他的來信。    

  1945年6—7月間,李立三托郭沫若給黨中央帶信,再次提出回國請求。    

 


第五部分落難蘇聯的十五載春秋(13) 

  就在這年9月,蘇共中央國際聯絡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國的準備。很顯然,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結果。從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聯絡部去讀報,瞭解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形勢,時刻等待著回國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後,心中忐忑不安,她擔心從此夫妻分離,團聚無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戰鬥崗位在中國,必須回國。我現在還沒有恢復黨籍,回去以後,到報社當編輯或作俄語翻譯都可以。一旦條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學校教俄語,我們會有自己的小房間,可以安安靜靜,永遠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間,這是李莎當時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事實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業只能在中國,作為妻子,她必須義無反顧地支持丈夫回國的決心。    

  1945年除夕,按照蘇聯的風俗習慣,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宮的鐘聲敲響,新的一年到來時,才開始吃年飯,一直持續到天亮。正當她們在忙碌著準備過新年時,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蘇共中央聯絡部去。李立三因外出採購年貨,晚上9點才回家。他得知後,便直奔聯絡部而去。家裡人對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點多鐘還不見人歸來,焦急萬分,以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後來也說,剛開始他也以為是又被逮捕了,並做好被處死的思想準備。    

  時過11點,李立三回到家裡,心情無比激動。李莎忙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說:「你猜猜,找我有什麼事?」接著又說:「親愛的,你是不會猜得到的,我現在還是中共中央委員。」李莎簡直不敢相信,反問道:「你是不是在做夢。你的黨籍還沒有恢復,怎麼可能呢?」這時,李立三詳細描述了剛才發生的事情:「我到蘇共中央聯絡部,潘友新部長對我說,接中國黨中央通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你已被選為中央委員,我向你祝賀,並通知你可以無條件回國。當時,事出意外,還以為是聽錯了,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這位部長又把話重複一遍,我驚呆了。一時百感交集。我像遠離母親的孤兒,流浪國外十多年,突然聽到了母親的召喚,那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怎麼也控制不住,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想,我歷史上犯過那麼大的錯誤,黨卻沒有忘記我,沒有拋棄我。我感激黨、懷念黨的心情,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在部長的催問下,我只是連聲地說:我要立即回國。部長說,給你一本機密文件帶去看看。我一看,原來是毛主席寫的《論持久戰》,在蘇聯還是保密的。部長給我看,是表示對我的信任。」    

  這個意外的喜訊,給李立三全家帶來了真正的節日歡樂。李立三充滿著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萬分感激的心情,含著熱淚對李莎說:「我們黨的政策就是偉大。有的黨,誰犯了錯誤,就要坐牢殺頭。我們黨,允許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我就是最現實的例子。」他激動得徹夜未眠,顧不上吃年飯,一口氣把《論持久戰》讀完,他被書中政治、軍事上的真知灼見所吸引,想著又可以回到祖國大顯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籌劃著回國後為黨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決心加倍地工作,以彌補過去所犯錯誤給黨造成的損失。    

  李立三動身回國之前,向蘇共中央提出了攜帶妻子和女兒英娜一同回國的申請,但未得批准。夫妻倆馬上面臨分別的命運。對李立三的回國,李莎是既高興又發愁。她最擔心的是她可能從此要與李立三永遠天各一方了,因為過去許多在蘇聯有妻室的中國同志回國,都沒有獲准帶家屬同行……但是,妻離女別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國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吻別妻子、女兒,與楊至誠、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車長途跋涉抵達海參崴。在等候回國的飛機時,李立三給李莎寄去一封信,說他回到國內一定想辦法接她來中國團聚。    

  李立三於1946年1月底從海參崴乘蘇聯軍用飛機抵達哈爾濱,回到了闊別十五年之久的祖國大地。他通過努力,終於辦好了李莎來華的各種手續。在羅榮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機,把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聯繫批准李莎來華的文件帶到莫斯科。李莎見到批准書後,喜出望外,她慶幸很快就可以飛到丈夫的身邊了。    

  李莎要帶女兒英娜去中國的消息在親友中傳開了。剛剛經歷過戰爭劫難的親友們,都竭力勸說她留在蘇聯:「中國剛剛結束抗日戰爭,現在又要爆發大規模的國內戰爭,那裡的生活將要因為戰爭而變得更加艱苦和動盪不安,你何必在這個時候帶著孩子到戰亂的中國去呢?」李莎毫不猶豫地答道:「中國有句老話,『嫁雞隨雞飛,嫁狗跟狗跑』。中國有千千萬萬個孩子,我的孩子為什麼不能到中國去?我作為中國人的兒媳婦,也應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出把力。李明的事業在他的祖國,我應當到他的身邊去,協助他完成崇高的事業。我熱愛故鄉,熱愛莫斯科,但現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夠不去嗎?我已經做好到中國去過那種艱苦、危險的戰爭生活的準備。」    

  正當李莎在莫斯科積極準備來華時,哈爾濱的戰事發生了急劇變化。在蘇聯紅軍撤離哈爾濱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瘋狂進攻,我軍曾一度考慮撤離哈爾濱。顯然,這種時候李莎不宜來中國。李立三趕緊先發出了電報,9月20日又寫了下面這樣一封長信:    

  我親愛的麗扎:    

  五天連續收到您的兩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覆看了好幾遍,不時停下來拭淚。您不相信吧,可當我讀這幾封信的時候,我的確忍不住掉下了眼淚。您想像不到,我是那麼想念您。當然,到了辦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裡,頓時感到孤單、空虛。家裡的確是空蕩蕩的。我住五間房,和我一起的還有兩位同志,是我的下級,我們之間談論的都是公事,心事卻無法向他們訴說。     

  我們這所住宅,非常像俄羅斯的郊外小房,周圍是綠樹成蔭的小花園。每當我在花園裡散步,我總是想起您和小女兒。心想:為什麼我的麗扎和小英娜不在這裡?為什麼她們不能跟我在一起?我們何時才能團聚?假如她們能在這裡,我的生活該多麼美滿,她們母女二人又會多麼幸福呀!瞧,這裡有一堆沙土,小英娜來了,可以在這裡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麼喜歡玩沙子啊,還讓我用沙子給她堆成各種各樣的小東西。現在她在哪裡呢?是不是還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園裡散步?    

  麗扎,這三個月來,東北的形勢比較平靜。我們的工作雖然很緊張,生活還算安定。假如您在這裡,您一定會十分滿意,可惜您還沒來。眼下形勢又開始起變化了,戰火重新燃起,短期內,戰爭是不會結束的,您又偏趕在這種時期來。難道我們倆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的,只有在艱難時期才能在一起?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值得慶幸的,困難時期我有你這樣的親人在身邊,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難。可是您呢?我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過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當時我沒有任何歡樂,簡直沒有真正的生活(註:指李立三l938年在蘇坐牢時期)!    

  昨天,我本想給您發一份電報,內容是這樣的:「形勢日趨複雜,暫勿啟程,一俟形勢明朗,再定行期。」發完電報,我的情緒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談談心。他們異口同聲,勸我把電報收回。大家都說:你們麗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難。後來,我果真把電報收回了,現在又感到後悔:我怎麼能這樣做呢?您在莫斯科正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卻叫您到戰火紛飛的地方來,讓您再一次經歷戰爭的艱辛和恐怖。為的是什麼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現在不叫您來。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國內的戰爭不會很快結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戰爭時期我們不能在一起,那麼我們再也不能團聚了。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呀,麗扎!    

  幾個月前,我們對國內的民主改革、和平解決還抱有希望。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不過是幻想。敵人迫使我們打仗,我們就決心打下去,一直打到勝利。是的,這場戰爭將是艱苦的、長期的(我們不僅要同蔣介石,還要同美國人打仗)。但是,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    

  麗扎,您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恐怕會很難過。不過,這都是事實,前景就是這樣的,我有義務明明白白地告訴您。我相信您是不會感到畏懼的。等到我們重新團聚,我們就不僅是恩愛夫妻,還會是共同鬥爭的戰友。我們要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在戰爭生活中找到我們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們撤離哈爾濱之前到達。否則您要找到我將是很困難的。    

  吻您!親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時的矛盾心情。讀完信後,急於來華與丈夫團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飯店會見了羅榮桓,終於拿到了由蘇聯邊防軍司令簽發的過境通行證明,9月24日,李莎匆忙告別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孫維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東去的火車。當列車徐徐啟動,李莎抱著剛剛3歲的女兒英娜,向站台上為她送行的親友揮手告別時,忍不住內心的激動,默默地說:再見吧,莫斯科!再見吧,親人們!我將永遠懷念你們……    

  列車沿著漫長的西伯利亞鐵路,晝夜向東方的中國奔馳。在蘇、中邊境小站——滿洲裡,一個年輕的中國士兵走進車廂,向李莎敬了一個軍禮,親切地報告:「首長工作很忙,派我來接您!」在李立三的警衛員照料下,李莎一行換乘一列載送外交文件的專車,於10月6日安全抵達她的第二祖國——中國哈爾濱,在美麗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號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們的第二個女兒雅蘭就降生在這裡。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

  一生傳奇的他,繼續書寫著傳奇:參與軍事調停、    

  擔任敵工部長、保護豐滿電站……    

  如遊子回到母親身邊,他被壓抑了15年的工作激情,    

  像火山爆發般噴瀉而出;    

  無意中,他卻與林彪結了怨……    

  一、東北調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輾轉回到國內後,暫時就留在東北工作。    

  此時的東北,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點,也是各種利益矛盾激烈衝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於1945年9月14日決定由彭真、陳雲、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成立了東北局,彭真為書記。9月19日向各中央局發出了《關於目前任務和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指示》,緊接著,派出了10萬大軍和兩萬幹部陸續進入了東北,與國民黨開展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由林彪任司令,彭真為第一政治委員。    

  蔣介石為了欺騙輿論,則於1946年1月在重慶與我黨簽訂了《停戰協定》。    

  1月1日馬歇爾在與周恩來舉行會談時,提出建議:由國、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組成委員會(後稱三人會議或軍事三人小組),處理有關停戰、恢復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協議方式,每方都有否決權,一切決議通過國共最高當局核准後才能生效。三人委員會可以在離衝突地區較近的地方設立一個機構處理有關的一切具體問題。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設立軍事調停處執行部,執行已取得停戰協議的政策,監督停戰,公正地作調查。軍調部下設四個中心、八個小組。    

  1月10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共駐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擔任。1月13日,軍調處三方代表:國民黨的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特,飛赴北平執行任務。    

  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利用停戰積極準備內戰,蔣介石悍然宣佈《停戰協議》不包括東北幾省。他利用美國的軍艦飛機不斷向華北、東北運兵,企圖獨吞東北人民和我軍長期苦戰獲得的成果。    

  經過我黨的堅決鬥爭,特別是經過我東北軍對蔣軍的奮勇抗擊,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於3月27日在重慶桂園張治中公館簽訂了《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決定於29日派四個小組去東北執行停戰調處工作。因此,饒漱石乘美國飛機由北平抵達東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東豐機場。東北局的彭真、林楓、李立三、伍修權等到機場迎接。饒漱石向東北局傳達了葉劍英和北平軍調部的意見:除了在瀋陽成立第27執行小組(即東北執行小組)外,還要在撫順、本溪、四平和遼西等地設立四個小組,東北小組的我方代表由東北局派負責幹部擔任。彭真等研究後,決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與伍修權參加在瀋陽的第27執行小組。其他各分組的我方代表:撫順小組是莫文驊,本溪小組是蕭華,四平小組是耿飆,遼西小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權等就從梅河口到東豐機場和饒漱石、美方代表貝魯特少將一起乘飛機去瀋陽赴任。饒漱石擔任我方的小組長、李立三擔任政治顧問、伍修權任參謀長,住在瀋陽中蘇聯誼社的七層樓上。國民黨在第27小組的駐地周圍佈滿了監視中共代表活動的軍警特憲。    

  最初,代表國民黨的小組長叫趙毅、中將軍銜,原來是東北軍的師長,抗日戰爭中與我軍有聯繫,對我們的態度比較友好。因此,他的上級認為他反共不夠堅決,甚至同我們有點什麼關係,很快就把他撤換了,來接替趙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個中將,東北人。美國代表開始是戴梯樂上校,後來換為泰勒上校,他們為著自己及國民黨的利益,變著法子同我們鬥。    

  5月中旬,李立三乘軍調部的美國飛機,經北平去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李立三寫了給黨中央的長篇報告《東北情況》,交給了黨中央。這個報告是他回國5個月對東北地區的調查和研究的總結,黨中央很重視這個報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都曾接見李立三,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李立三見毛澤東時,匯報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學習和改造以及回國後在東北的工作情況和自己的感受,對自己過去的錯誤又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他衷心感激黨組織對他的信任,決心在今後工作中將功補過,為黨的事業貢獻後半生的力量。毛澤東勉勵他努力工作,全黨團結一致爭取革命勝利。會見後,毛澤東指示中央機關負責同志給李立三發一套幹部服裝,把他身上穿的外國衣服換下來。劉少奇同李立三幾次談話,並讓李立三去南京見周恩來,由周恩來負責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動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幹部和黨校學員作了一次長篇講話。他一開始就說:「我就是那個搞『立三路線』的李立三。」然後他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充滿激情地講述了回國以來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接著,他又從延安乘飛機到南京,同周恩來見面,向周恩來匯報了東北戰場的情況和回國後的工作,還談到了對過去犯錯誤的認識,周恩來向他講了國民黨破壞停戰協議、發動內戰的情況和我黨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方針。周恩來決定李立三仍然回東北解放區。    

  因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饒漱石調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東北調停小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權為副手。小組由瀋陽遷往長春,住長春東北旅館。國民黨代表住在中國旅館,美國人住在大和旅館。    

  當時,在東北的國民黨部隊主要是孫立人的新一軍和廖耀湘的六兵團。    

  李立三擔任東北三人小組我方負責人,驚動了美蔣情報部門。他們很快搞清並公佈消息說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領導人李立三,並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了介紹李立三歷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漢群眾大會上演講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瀋陽,立即成為中外記者所注目的重要新聞人物,也成為國民黨特務的重點監視對象,派特務在李立三的住處長春市東北旅館安上竊聽裝置,嚴密監視李立三的行蹤和出入人員,給李立三的工作開展增加了困難。    

  李立三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同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雙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發生衝突的責任問題和交換俘虜問題,進行了拉鋸式的談判,最終達成了用被我軍俘虜的國民黨長春市長趙君邁,換回了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黨員金人。李立三還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談判,迫使國民黨從松花江北和江橋以北的據點撤到江南去,並停止修復松花江大橋,以保證江北解放區的安全。這些談判活動,為我軍在東北地區爭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時間作出了貢獻。    

  伍修權在回憶中寫道:    

  在軍調部東北執行小組時,李立三在對敵鬥爭中,始終是立場堅定,正氣凜然的。比如有一次他與我一起會見國民黨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時,會談中雙方發生了爭執,李立三寸步不讓,嚴正指責對方的無理言行,捍衛了我黨的立場和人民的利益。還有一次在拜訪國民黨軍隊將領廖耀湘時,雖然李立三與廖耀湘有同鄉之誼,但在廖耀湘自吹國民黨也是為國為民時,李立三很不客氣地馬上加以反駁,並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求民族解放的,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在我勸說後,這對同學才停止了爭論。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徵,也顯示出他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國民黨發動了全面內戰,和平調處工作已經沒有希望了。隨即,李立三被調回東北局(在哈爾濱),他把第27小組的工作交給了伍修權。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2)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發生過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與林彪之間卻並沒有太多的個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義時,李立三身為中共中央臨時常委和起義軍前委領導成員之一,林彪只不過是葉挺部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的一名排長。直到起義失敗,他們相互間可能還未曾相識過,從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從蘇聯回到哈爾濱後,兩人交換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這也沒什麼,以李立三的革命經歷,他從來是個「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計較權大權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與林彪極為有限的共事中,竟連續發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與他結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禍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擴大會議在撫順開幕。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張聞天、李富春、高崗、李立三、彭真、林彪、陳雲、羅榮桓、林楓、蔡暢,候補中央委員王稼祥、黃克誠、呂正操、王首道、譚政、程子華、李運昌、萬毅、古大存、陳郁、蕭勁光等。    

  會議由東北局書記彭真主持,任務是討論東北地區的形勢和我們在東北地區的戰略部署。會議開始不久,因國民黨軍進攻撫順,會議撤退到吉林省內與遼寧省交界處的梅河口繼續進行,會期將近一個月,所以歷史上稱之為「梅河口會議」。    

  會上對東北工作的戰略方針發生意見分歧:一方認為,東北地區同全國一樣,暫時還處於敵強我弱的形勢。因此,主張放棄某些大城市(必要時,連哈爾濱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鐵路線,以便把我們的部隊抽出去做剿匪和發動群眾工作。整個東北的工作,要把重點放在廣大農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壯大自己力量,然後才可能同國民黨作決定勝負的戰鬥。而另一方則認為,由於我10萬大軍趕在國民黨之前來到東北,到東北後又擴充了20萬人,已佔據了軍事要地,已經建立了廣大的根據地,還有人民群眾和蘇聯的支持,而國民黨軍隊遠在四川,鞭長莫及,靠美國飛機運進東北的兵力有限,他們脫離群眾,遠離後方。因此,我們可以不放棄四平、長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鐵路線,以城市為中心,抗擊國民黨的進攻。    

  在這兩種完全對立的意見面前,李立三不僅明確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見,而且還補充道,在東北的蘇聯紅軍一定會公開或秘密地支持我們,我們的優勢是肯定的。他進而還提出了要適當擴大和改組東北民主聯軍統帥部的建議。其理由是,東北的人民軍隊來自各個不同的地區,民主聯軍的總司令部應該有到達東北來的所有部隊的代表參加。會議爭持不下,沒有取得統一意見。    

  鑒於當時敵我雙方力量懸殊,黨中央給東北局發來電報,指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在4月28日蘇軍撤離哈爾濱後,東北民主聯軍立即進駐哈爾濱。經過與國民黨軍的激烈爭奪後,東北民主聯軍在繼撤離瀋陽、本溪、撫順等大中城市之後,5月19日又先後撤離了四平、吉林和長春,轉移到東、西滿建立根據地。5月21日,東北局遷到哈爾濱,同時撤銷北滿分局。6月15日,黨中央決定林彪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兼政治委員,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為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以林、彭、羅、高、陳5人組成東北局常委。這一調整,說明黨中央對不久前梅河口會議上的分歧意見作出了正式結論。李立三很快就發覺,自己剛一回到國內就又一次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並立即做了檢討。    

  由於李立三在梅河口會議上沒有與林彪站在一邊,而且公開提出要改組民主聯軍統帥部的建議,更是「刺激」了林彪,為自己以後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種下了不解的禍根。    

  之二、他竟敢批評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對待同志特別是對待他的上級領導,一向都是很尊重的,處處都表現得彬彬有禮。李立三對人很和氣,這是眾所公認的。    

  林彪取代彭真擔任了東北局的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領導下工作。雖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輕7歲,而且入黨的時間也晚,但李立三時時處處都對林彪很敬重。每次開會,李立三總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給「林總」。即使林彪不到會,他也把這個位子空著。    

  但是,李立三對上級的尊重,並不同於封建的等級觀念,做馴服工具。有這樣一個事例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    

  李立三在工作中對人對己要求都非常嚴格,他特別強調要有時間觀念,無論作什麼事情,一定要遵守時間,尤其在戰爭年代,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勝敗的關鍵。誰要違反,他是絕不留情面的。    

  據一位知情的同志回憶說:有一次原定8點鐘開會,只有林彪沒有按時到達,大家都在等待他一個人。李立三不耐煩地不時看著手錶。過了一陣,林彪才姍姍來到會場。這時,與會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點頭與林彪打招呼,惟獨李立三安然未動。待林彪坐定以後,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錶,當眾清楚而準確地說到:「林彪同志,你今天遲到了12分鐘!」這時,林彪瞪著一雙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後抬頭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著地板,心裡想著: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當然,他是不會輕易開口說話的。但是,李立三的話並沒有完,仍舊繼續說下去:「我們一定要按時開會,希望以後沒有遲到的同志。」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來那張蠟黃的臉,頓時漲紅了起來。這時,會場上寂靜無聲,李立三讓他當眾下不來台,大家都替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為「救」孫維世而終身受屈    

  孫維世是周總理1939年從延安帶到莫斯科去學習的一位烈士遺孤,後來在莫斯科藝術學院學習戲劇專業。1946年l0月李莎從莫斯科來中國時,隨同她一道回國的就有孫維世。因此,到哈爾濱後,孫維世就住在李立三家裡。由於孫維世長得很漂亮又未結婚,加之林彪當年在莫斯科曾經拚命地追求過她,她一回國立刻引發了爭風吃醋的風波。李立三見勢不妙,就偷偷地把孫維世用飛機送到延安周恩來那裡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場風波逐漸平息了下來,李立三暗中慶幸。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3)

  誰知事情並未了結。1949年春,中央機關進駐北平以後,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飯店理發時,正好周恩來也在那裡。在交談中,周恩來說道:「立三,你這個人就愛管閒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來指的是什麼事情,反問道:「總理,你說我管了什麼閒事?」總理說:「在哈爾濱的時候,為孫維世的事情,還值得專門給我發電報,不讓她再返回哈爾濱去嗎?」李立三著了慌,忙解釋道:「總理呀!我從來沒有給你發過這個電報呀!」總理很不滿意,嚴肅地批評說:「怎麼沒有?我就是收到過你的電報嘛!怎麼又不承認了呢?」李立三見總理生氣了,不好再作解釋。後來,經過查對,原來是林彪的老婆葉群,生怕林彪把她遺棄了,就不惜盜用李立三的名字給周恩來發去上述內容的電報。對於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來說,像這樣內容的電報,當然只能屬於閒事的範圍。而李立三也不便再為這些無稽之談去向總理進行解釋。李立三隻好是受了一輩子的「屈」……    

  其實,李立三做夢都沒想到,林彪的企圖,並非自哈爾濱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蘇聯養病時,就單相思愛上了孫維世。    

  事情是這樣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張梅的陪同下到蘇聯養病。當時,有許多革命先烈的後代和黨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學習,如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蔡和森的兒子蔡博、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兒朱敏、趙世炎的兒子趙施格、林伯渠的女兒林莉等。這群青年人當時對「常勝將軍」林彪十分崇拜,經常到林彪那裡去,請林彪給他們講一些井岡山、長征、平型關大戰之類的故事。在他們當中,天生麗質,明艷動人,年已20的孫維世,特別引起林彪的青睞。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張梅外出看朋友的機會,單獨把孫維世接到療養院來,直接向孫維世表達了他的愛慕之情,向她訴說了他與張梅之間的「痛苦愛情」,說他和張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馬上與孫維世結婚。面對林彪這突如其來的求愛,她沒有一點思想準備,除了惶恐、驚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準備回國前夕,把孫維世接到療養院。吃過晚飯,他領著這位比他小13歲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訴孫維世,他已同張梅分手,過幾天就要回國了,要求她跟他一塊回國去。孫維世委婉地拒絕道:「很遺憾,我不能跟你一塊兒回國。我正在念導演系,還沒有畢業。」林彪在再三求愛不得的情況下儘管心裡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強了:「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說道:「不,你千萬不要等我,我還要學習4年吶!」林彪說:「4年算什麼,多長時間我都等你。」    

  林彪回國後並沒有遵守他自己的諾言,不久就同葉群結了婚,1944年生下了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孫維世跟隨李莎、林莉回到哈爾濱,得知林彪與葉群已經結婚,出於對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處去進行禮節性拜訪。林彪一聽說孫維世要到來,欣喜若狂,破例親自迎接,熱情款待,立即安排極為豐盛的晚宴。    

  當時,林彪在東北局可以說是說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謀劃著如何才能重新贏得孫維世時,哪知被這個不識時務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夢。這一連串的事情,在林彪心中埋下了對李立三仇恨的種子。     

  三、在東北局敵工部長任上    

  在東北局梅河口會議上發生分歧後不久,中共中央東北局由梅河口遷到哈爾濱。    

  6月26日,東北局就東北局領導人員分工問題向中央報告,又提出由彭真擔任我佔區和敵占區的城市工作,並擔任社會部的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復電東北局,同意東北局的分工。    

  李立三回到東北局後在東北局擔任聯絡部部長和敵工部部長職務。一時,在蘇方人士中流傳著李立三是未來的外交部長之說。    

  7月上旬,李立三出席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的擴大會議。    

  10月28日,李立三以東北局敵工部部長的身份在東北局會議上匯報了在國民黨軍內開展工作的情況。    

  真是冤家路窄。原共產國際幹部部長、蘇聯克格勃重要人物、曾經誣告陷害過李立三,把李立三抓進監獄,並在共產國際監委會上和李立三對質的馬爾特維奇,早就在哈爾濱中長鐵路局擔任副局長,只不過他己改名為卡爾洛夫。李立三經常要和他打交道,聯繫工作。一次,為一件小事,卡爾洛夫無中生有地對林彪說,李立三是托派分子,美國間諜,為美國人服務,現在又挑撥破壞解放軍和蘇聯的關係,他搞外事工作是不適宜的。卡爾洛夫以蘇聯方面負責人的身份表示他不願再同李立三打交道了,實際是要求東北局撤換李立三的外事職務。林彪為照顧與蘇聯的關係,徵得李立三同意,李立三不再擔任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城市工作部(1947年 4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中央和各級黨委都要成立城市工作部,因此把原敵工部改稱城工部)部長,後於1947年5月9日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城工部的主要任務是配合我軍戰場上的作戰,派遣人員進入蔣管區去「發動第二戰場」,搞情報,特別是要搞爭取和瓦解敵軍的工作,「準備裡應外合,爭取全國勝利」。從此,李立三全力以赴開始了對在東北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進行策反工作。    

  當時,國民黨佔據東北的軍隊,有從雲南省調去的93軍(軍長盧俊泉)和 60軍(軍長曾澤生)。為了對滇軍開展策反工作,黨中央從延安把雲南籍幹部劉浩(在雲南時叫劉若堅,在延安時叫劉健)、李競、劉惠之、蘇民、徐克、左仲雲等派到東北局。1947年2月,黨中央給東北局發電報稱:「劉浩今後的工作完全由東北局決定。」劉浩到達哈爾濱後,把葉劍英親筆寫的介紹信交給了當時擔任敵工部長的李立三。從那時起,劉浩就在李立三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對滇軍的策反工作。    

  圖29:1947年,李立三在哈爾濱與夫人李莎、女兒李英娜在一起    

  1947年3月,東北局成立了滇軍工作委員會,由李立三兼該委員會的書記,李立果、劉浩為副書記。下設吉北、吉南、遼北三個聯絡處,具體開展對滇軍的工作。吉北聯絡處設在缸窯,由陳少中、方正二人任正、副處長,擔任在吉林北部對國民黨第60軍開展政治攻勢。當時分析形勢,決定重點做第60軍的工作,重中之重是做第60軍暫編第21師師長隴耀的工作。    

  1947年4月,一天上午,李立三到哈爾濱馬迪爾旅館找到雲南籍幹部李競,通知他與劉浩一起到敵區去做國民黨第60軍的工作。李立三親自向劉浩、李競交代了進入敵區的任務。他說,為了配合我軍夏季攻勢,要他們攜帶一部電台,潛伏敵區同我軍保持聯絡,並指定由李競負責翻譯密碼。於是,劉浩率領譯電員李競、報務員張文喜、警衛員劉生,攜電台從哈爾濱出發,經吉南聯絡處,在我黨地下工作人員配合下,潛入國民黨第60軍軍部所在地吉林市。在李立三直接指揮下,李競、劉浩多次往返於吉林與哈爾濱兩城市之間。李立三也曾帶領城工部的幹部到吉林前線舒蘭、拉法一帶,就近聽取派進敵區工作人員的匯報,面對面進行指揮。    

  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國民黨第60軍中我地下黨組織於1947年6月成立了中共國民黨第60軍工作委員會,由楊重任書記,范嘯谷為委員。    

  劉浩等打入滇軍,與滇軍中的地下黨組織聯繫,瞭解情況、傳達任務,商量安排工作,並在第60軍中和地下黨的同志一起工作了一些時間,然後以公開的身份,先後會見滇軍第93軍軍長盧俊泉和第60軍暫編第21師師長隴耀,對他們講當前形勢、滇軍處境和我黨政策,對他們進行策反工作。    

  對此,隴耀在回憶錄中寫道:1947年6月中旬,軍部副官處長楊重陪著一位3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了,我親自將他迎上樓去,楊副官留在樓下會客室等候。一上樓,客人就說他叫劉浩,代表東北局和東北軍區首長來看我,並將東北軍區林彪和潘朔端(1946年5月起義的國民黨軍第 60軍第184師師長)的親筆信各一封交給我……接著他向我介紹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分析了東北戰局現狀,指出蔣軍敗局已定,講解了黨的統戰方針和政策,鼓勵我當機立斷,早作抉擇……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4)

  四、殫精竭慮保護豐滿電站    

  1947年夏季,我解放軍從四平戰場撤到吉林、長春兩市之間,一面休整,一面圍困吉林市。秋末,組成吉(林)長(春)前進指揮部,對吉林發起攻擊。經多日激戰,掃清了吉林市外圍所有敵軍據點。國民黨第60軍盤踞在吉林市,在其東南松花江上游的小豐滿水電站,駐有第60軍第182師第544團。    

  據情報得知,蔣介石和東北「剿總」為挽救其覆滅命運,已擬定炸毀小豐滿電站水壩的計劃,妄圖水淹松遼平原,斷我後勤補給退路。    

  豐滿電站位於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處的松花江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於1936年開始修建的,裝機容量60萬千瓦,是當時被譽為「亞洲第一」的水電工程。    

  1945年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接管了電站。蘇軍撤走時移交給東北民主聯軍。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下,1946年5月28日我軍主動撤出,被國民黨第88師佔領,同年10月又移交給國民黨第60軍182師第545團,第二年移交給該師第544團駐守。    

  1947年10月,我冬季進攻開始之前,東北局專門召開了敵軍工作會議,提出要採取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相結合,一定要制止敵軍破壞小豐滿水電站。會議認為,小豐滿大水壩為松花江流域廣大人民生命所繫,是東北人民福利攸關的巨大設施。我人民解放軍既要英勇作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又負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即使花費千兩黃金也要全力保護電站。    

  為配合我軍冬季攻勢,東北局特派李立三帶隊在吉林市外圍大力開展以保護小豐滿電站為主要任務的政治攻勢,向敵人喊話,發傳單,揭露敵人破壞小豐滿電站的陰謀。    

  因此,李立三作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的代表,親自率領劉浩從哈爾濱到達吉北聯絡處,又叫上陳少中、劉惠之、馬逸飛,帶上同盟軍三支隊一起到六縱隊開展政治攻勢,與國民黨第60軍內的地下黨組織,內外配合,不惜一切代價,千方百計防止敵人撤走時破壞小豐滿水壩。    

  李立三一行到達前線以後,首先以吉長前進指揮部的名義,寫信給小豐滿國民黨駐軍,曉以大義。信稿先由工作人員孟方起草出來,送給李立三審閱。他看完稿子覺得不滿意,乾脆重起爐灶,自己動筆親自起草了下面這樣一封信:    

  胡團長及小豐滿全體官兵們:    

  蔣介石、陳誠、杜聿明這幫內戰禍首,賣國罪魁,不僅用強暴手段強佔了你們的家鄉,摧殘著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僅用欺騙手段,把你們騙到離家萬里的東北,替他們打內戰、當炮灰,拋骨異鄉,而且現在正佈置一個極端毒辣的陰謀,要使你們成為莫大的罪人,遺臭萬代。你們知道嗎,這幫人民公敵正在積極準備待民主聯軍解放吉林市,即要你們炸毀小豐滿水閘,淹沒吉林城和北滿解放區,使解放區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盡被沖沒。如果你們聽從這種亂命,下此毒手,那你們便是自絕於人民,決不能逃脫人民法庭的最後裁判。民主聯軍亦將視你們為戰犯,決不寬恕。如果你們尚有愛國天良,尚有正義感,便應毅然決然拒絕這種亂命,全力保護水閘,制止一切特務分子實行放水的陰謀手段,那你們便是對東北人民建立了大功,民主聯軍將視你們為起義友軍,或繼續為人民服務,或回轉家鄉均聽你們自願而予以幫助。現在你們被困一隅,外援斷絕,蔣賊亦自顧不暇,無法強制你們,你們有完全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究竟願意聽蔣賊亂命自絕於人民,還是毅然拒絕亂命,保護水閘,成為人民功臣,希望你們自擇,這是我們鄭重的警告。    

  東北民主聯軍吉長前進指揮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11月10日,李立三又以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再次警告駐吉林蔣軍,不要染指豐滿水電站,不要做黃河花園口決堤那樣的千古罪人。(註:1938年5月19日日軍攻佔徐州後,準備進而奪取中原攻佔武漢。6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開會決定在豫東決黃河大堤,阻止日軍前進。6月9日,國民黨新八師師長蔣在珍帶隊在花園口炸堤成功,下游的河南、安徽、江蘇3個省44個縣市受災,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經濟損失達10.9176億元。)    

  1947年末1948年初,我軍準備攻打吉林市,李立三又一次帶領劉浩等城工部幹部戰士來到擔任攻城任務的東北解放軍第六縱隊司令部,同司令員洪學智、政委賴傳珠一起研究配合我軍作戰,爭取60軍起義的工作。李立三的衛士長王家元回憶:為了等待從敵軍佔領的吉林市出來匯報情況的工作人員,李立三到達我軍前沿陣地,從晚上一直等到第二天的黎明。時常遭到敵人炮火的轟擊。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下,李立三同幹部戰士一起蹲在戰壕裡凍得發抖,不得不經常轉換位置。    

  當時在國民黨第60軍中的地下黨員、後任中國軍事科學院大百科全書編審室第二室主任的孫公達回憶道:    

  1947年12月,我軍在東北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冬季攻勢。為配合我軍作戰,地下黨組織的任務,一是貫徹執行東北局、東北軍區關於防止敵人逃離吉林市時炸毀小豐滿水電站的指示,二是……我們在60軍內密切注意可能參與破壞行動軍官的言行,並通過一些關係較好的軍官,宣傳炸毀電站就成了千古罪人的道理。與此同時,包圍吉林的我軍部隊,為保衛小豐滿電站向(國民黨第)60軍官兵發動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政治攻勢,連曾澤生的書案上也出現了我軍要追究破壞小豐滿電站元兇的警告書(註:即李立三起草的給胡彥團長的那封信和李立三發表的公開談話)。這對國民黨第60軍從吉林市逃跑時沒有對小豐滿電站造成破壞,起了相當的作用。    

  1948年3月初,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為了減輕孤立據點空運補給的負擔,也為了避免孤軍被各個擊破,決定放棄吉林市,把60軍撤到長春,增加長春的防守兵力。    

  3月7日,衛立煌派其副總司令鄭洞國和參謀長趙家驤持蔣介石手令及衛立煌的親筆信,乘專機到吉林市,給第60軍軍長曾澤生傳達撤退命令。命令曾澤生即率第60軍及吉林省政府所屬各機關、軍警憲工商學界人員撤退到長春。蔣介石手令:在撤退之前必須將小豐滿電站及其堤壩徹底炸毀。不能帶走的武器彈藥也必須全部銷毀。    

  曾澤生送走鄭洞國後,馬上召集全軍團以上人員開會,研究撤退計劃。曾澤生接受了我軍關於不得破壞小豐滿電站的警告和師長隴耀、副師長李佐等高級軍官的勸諫,除了表示堅決執行撤軍命令外,對炸毀小豐滿電站及銷毀剩餘彈藥,反覆示意應當慎重處理。而軍參謀長徐樹民當即高聲宣佈必須堅決執行委員長命令,按手令指示去辦。在會上,曾澤生不便和他爭辯,會後又給駐小豐滿電站的182師544團團長胡彥打電話,要他執行破壞任務時,必須注意到不損害人民利益,千萬不能做像破壞黃河花園口那樣的千古罪人,同時要把時間安排得晚一些。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5)

  原國民黨第 60軍暫編第 21師師長隴耀在《回顧長春起義》一文中寫道:    

  曾軍長拿出衛立煌的命令給我看,上面還寫著要我們在撤退時把小豐滿電站炸掉。我當即表示反對。我說:『修建小豐滿電站時,犧牲了數千東北同胞的生命,它是東北最重要的動力基地,日本人投降時沒有敢破壞,共產黨撤退時完好無損,我們為什麼要把它炸毀呢?解放軍再三警告,誰破壞電站,誰就是戰犯。軍座,我們決不能做民族的千古罪人!』曾軍長微微點頭,並立即打電話暗示防守小豐滿電站的544團團長胡彥,做個炸毀姿態,撤退時,把電站機房和水壩完好地移交電廠職工看管。    

  胡彥團長領會了曾澤生的意圖。雖然軍參謀長徐樹民在電話上強令胡彥團長堅決執行炸毀電站的命令,但在解放軍長期宣傳愛國愛民,保護電站,警告破壞電站必嚴懲的教育影響下,胡彥決心冒違抗軍令的生命危險,把電站保護下來。他與副團長黃宗堯商議決定:在表面上造成準備爆破電站的氣氛。速命部隊撤退,暗地留下偵察排,待部隊撤完,3月8日凌晨,用集束手榴彈把團炸藥庫炸毀,造成破壞電站的假象而了此任務。    

  由於在我軍強有的政治攻勢和強大的軍事壓力下,60軍軍長曾澤生等軍師團主官決心不做黃河花園口決堤那樣的千古罪人,在撤離吉林時,沒有執行炸毀電站的命令,使蔣介石妄圖炸毀小豐滿電站的罪惡陰謀沒有得逞。    

  豐滿電廠廠長楊德玉證實,這次破壞電站的行動,總共只爆炸了兩三枚手榴彈,打了幾發子彈,僅僅把配電盤鐵板崩了個洞,炸壞了一個電力表的玻璃罩,打壞一台變壓器。除此,整個電站完好無損。    

  由於未執行「剿總」炸毀電站的命令,60軍參謀長徐樹民曾一度要追究偵察排長的責任。在前往長春途中,胡彥私自把他放走了,從此杳無音信。在曾澤生的保護下,胡彥躲過了血腥之災。後來,胡彥隨60軍在長春起義,進入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軍41師,隨部隊南下,進軍雲南。    

  曾澤生不敢對抗共產黨對他的警告,便公開對蔣介石的命令陽奉陰違,一方面說明怕共產黨把他列入「戰犯」名單,成為千古罪人,「同時也反映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後路」。1948年 10月 17日,曾澤生在長春率部起義,也是在李立三的直接指揮下,親自選派擔任城工部前方辦事處處長的劉浩冒著不惜犧牲生命的危險,進城同曾澤生、隴耀進行談判獲得成功的結果。60軍光榮起義,並立即掉轉槍口,迫使鄭洞國所部放下武器,長春獲得和平解放。    

  我東北人民解放軍沒有動用一槍一炮,沒有損失一兵一卒,就使當時這座全國最大的水電站,安然無恙地回到人民手中,繼續為人民的事業服務,江城吉林市和下游1600平方公里的松遼平原免遭洪水吞沒,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破壞。    

  李立三領導的東北局城工部為配合我軍軍事行動,所進行的瓦解敵人、爭取滇軍、保護豐滿水電站的工作,功不可沒。    

  五、回到工運領導崗位    

  1948年,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發動的大反攻取得重大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擁有140多萬人的宏大職工隊伍。為了統一解放區的工人運動,促進全國工人的團結,動員和組織工人群眾投身奪取全國勝利的偉大鬥爭,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於1948年3月5日發出指示,決定6月10日在哈爾濱召集全解放區的工人代表大會,要求各解放區選派代表前往參加。會議的任務是成立解放區工人聯合會,同時選舉出席世界工人代表大會的代表。    

  3月7日,中共中央又給東北局指示,這次代表大會要在東北局領導下,指定由李立三負責籌備和主持。從此,李立三由原來的東北局城工部長改任東北局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    

  當時,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使國民黨極為恐慌。為了控制和利用工會運動,挽救其失敗的命運,國民黨於1948年4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召開工會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妄圖與解放區的職工聯合會相抗衡,遭到了全國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蔣管區由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發表聲明,揭露其控制工人運動、配合「戡亂」政策的真面目。    

  為了盡快徹底挫敗國民黨分裂、控制工人運動的陰謀,中共中央在「五一」節口號中發出了「解放區和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起來,建立全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組織,為全國工人階級的解放而鬥爭」的號召。    

  為了爭取蔣管區職工代表前來參加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立三領導的籌委會增加了中國勞動協會的代表。由於要等候蔣管區的代表,會議延期在8月1日召開。    

  蔣管區的代表,除一部分必須用真實姓名外,其餘都改用化名,原因是這些代表的家屬都在蔣管區,代表開完會還要回蔣管區去,如果報紙上登了真名,會受到國民黨特務迫害的。    

  到7月底,全國職工代表齊集哈爾濱,不僅有各解放區的代表,而且有國民黨統治區的上海、武漢、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及全國各大產業之職工代表。無論在所代表的有組織工人的數量上或所包括之產業和地區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國意義。為了統一全國職工運動的領導,集中工人階級力量,聯合一切民主愛國階級,更快地打倒國民黨賣國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在7月30日舉行的各代表團團長聯席會議上,通過了一個提案。將此次大會改名為「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將由大會產生全國組織,恢復歷史上之光榮名稱:中華全國總工會。    

  圖15:1948年8月,李立三參加並主持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圖為李立三在大會上致辭    

  這次大會,是自從1929年在上海秘密環境下舉行的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以來的第一次。大會的舉行,標誌著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我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已經接近最後勝利;標誌著全國性的新的大革命時期已經到來;標誌著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全國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經最後宣告破產,全國工人運動重新在革命的旗幟下統一起來。    

  7月31日召開預備會,一致通過了改變大會名稱和大會議事日程、規則,選舉出由34人組成的大會主席團:陳雲、李立三、蔡暢、陳郁、劉寧一、李頡伯、張金保等。    

  大會會場設在哈爾濱市的兆麟電影院,最上面的牆上排著毛澤東、朱德的畫像,兩旁各有一面紅旗,下面是「全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旁邊是「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巨大直幅,門前搭有拱形彩門,上面寫有「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萬歲!」給人以莊嚴隆重的感覺。    

  8月1日上午10時,全體代表滿懷革命激情來到會場,首先通過了斯大林、毛澤東、朱德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接著,李立三致開幕詞。他宣佈,出席大會的518名代表,共代表了全國有組織的職工283萬餘人。他回顧了由1922年5月1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勞大到六次勞大期間中國工人運動的戰鬥歷程後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人員曾經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敵後領導抗日,參加游擊戰爭。這種游擊戰爭創造了敵後廣大的解放區,因而堅持了中國的抗戰,以至最後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一部分則在敵占區堅持地下鬥爭。再一部分則是到國民黨統治區與朱學范同志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聯合,進行合法運動。大後方工人運動的統一,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有重大推動作用的。」    

  李立三說:「今天,上海、天津、武漢、唐山、廣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夠衝破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來出席這次大會,說明了中國工人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的革命鬥爭是不可抗拒的。」這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李立三說:「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討論如何進一步地鞏固和擴大工人階級的團結,並聯合全國各個民主階層人民,發揮中國人民更偉大的戰鬥力,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反革命軍隊及反革命政權,建立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李立三致詞後,宣讀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聯等組織拍來的賀電,東北局的黨政軍領導人和各界代表致賀詞後,大會通過了給斯大林、毛澤東、朱德、解放軍的致敬電及給世界工聯、海外僑胞的致敬電。    

  8月2日,東北局負責人作了政治報告,3日陳雲作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當前任務》的報告,著重闡明了解放區和全國解放後工人運動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指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今後工運的總方針。4日,劉寧一作了《國際職工運動》的報告。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6)

  8月10日,朱學范作了《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報告。當上海代表歐陽祖潤在大會發言照著稿子念時,李立三在台上對他說,你不要念稿子,你們在上海怎麼幹的,就怎麼講。    

  8月17日,李立三代表大會主席團宣讀了《關於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報告的決議》草案,獲得與會代表一致通過。    

  李立三向大會作了《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的報告。他首先說明了工會的性質。李立三強調指出:工會與共產黨雖然都是工人階級組織,但又有不同。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信仰共產主義的;而工會則是工人群眾的組織,它可以包括各個工人階級,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也可以加入。工會的宗旨是保護工人的利益。李立三指出,要正確瞭解工人利益。工人利益有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工人的目前利益是增加工資和解決生、老、病、死、苦的問題;工人的長遠利益是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長遠利益是高於目前利益,要看到將來,要有百年大計。因此,工會不僅要保護工人當前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護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    

  李立三指出,當前工會的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向官僚資本作鬥爭;在解放區基本問題是發展生產。他特別強調了工會的群眾性和自願原則,批評了在入會條件問題上的錯誤偏向。工會不同於政黨,工會是一所學校。職工入會應不分民族、性別、宗教、信仰,只要自願都可以參加。李立三特別強調工會內部的民主原則。工會應堅持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反對委派制,不要把工會變成行政的附屬品。「要使工會有蓬蓬勃勃的民主生活,使每個工人都能把他所代表的意見反映到工會裡來。」要「大家辦工會」。    

  大會通過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共五章二十二條。    

  最後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決定「恢復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並訓令全國總工會新的執行委員會繼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全國總工會的革命傳統,在當前新的時期和新的條件下,迅速組織全國的職工群眾,並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聯合一致,為迅速推翻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的統治,為建立統一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大會在投票選舉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成員時,李立三代表大會主席團向大會提議:希望這次選舉能照顧到各個地區、各個方面。全總正式執委名額為59人,候補執委為22人,其中留出正式執委6名、候補執委2名名額給會後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參加全總的領導。選舉結果:陳雲、李立三、蔡暢、陳郁、劉寧一、朱學范、易禮容等53人當選為執行委員,20名候補執行委員。陳雲為主席,李立三、劉寧一、朱學范為副主席,張維禎為秘書長。    

  根據陳雲的提議,由李立三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常務副主席。陳雲說,我是一輛木炭車(當時解放區受國民黨封鎖,石油緊缺,許多汽車後面裝一台一氧化碳發生器,用木炭作動力,開動汽車。陳雲說自己是木炭車,意為身體不好,像木炭車一樣,開不快,經不起大振動,走不遠),做不了許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卻是一輛坦克車,可以勝任主持總工會的工作。代表們一致同意陳雲的意見。    

  8月22日下午,六次勞大舉行閉幕式。由朱學范致閉幕詞。身為國統區勞動協會主席的朱學范在會上宣佈:該會作為團體會員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    

  劉寧一宣佈當選的執委和候補執委名單後,又宣佈:中華全國總工會正式恢復,同時成立東北總工會,李立三兼任主席。    

  最後,李立三代表大家宣誓:「一定根據大會的精神和決議,團結全國職工,聯合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和民主階層,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工人階級與人民解放事業之最後勝利而奮鬥到底!」    

  不久,黨中央又任命李立三為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兼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並授權著手籌備全國總工會機關,標誌著李立三在闊別中國工運領導機關近20年之後,又回到了工運領導崗位。    

  這次大會,實現了中國工會在組織上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領導,在政治上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完全恢復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革命傳統,中國工人階級在團結全國人民,迅速推翻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中,發揮了領導階級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是自1929年在上海秘密召開的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相隔19年之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大會。這19年來,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階級以及中國工會運動均發生了滄桑之變,先後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六次勞大是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前夕,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盛會。因為,這次大會代表面之寬,被代表人數之多,會議時間之長,解決重大問題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勞動大會所無法比擬的。    

  這次大會規定了在新形勢下全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盡一切努力,緊密地團結全國人民,在各方面堅決地支持人民解放軍,盡可能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戰勝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解放全中國的人民,統一全中國。」    

  大會還根據中國職工運動總任務的要求,規定了各個不同地區職工運動的具體任務和工運方針。對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任務規定是:「應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更加善於聯繫群眾,聚積力量,擴大隊伍,以便迎接解放軍的到來。同時應盡一切可能,謹慎地支持和參加國民黨統治區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活動。對蔣介石的軍火製造與軍事運輸給以可能的阻礙。」對解放區職工運動任務的規定是:「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總方針下,團結全體職工,積極勞動,遵守紀律,保護職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職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們的技術能力和業務水平。」    

  這次大會恢復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中國的大地上,實現了工人階級的大團結。它是一次繼承中國革命職工運動的光榮傳統,開拓中國職工運動新篇章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大會,是中國工人運動和工會運動新的里程碑,是新中國工會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新起點。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六次勞大召開之時,中國大部分地區並沒有解放,整個國家還沒有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但是,大會提出的工運方針,卻具有鮮明的新民主主義的特徵,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總方針:「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建國50年的實踐檢驗,充分證明了第六次全國勞大所規定的工運方針是正確的。在後來的工會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乃至1983年3月14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都曾對工會的任務和方針作過不同分析和概括,都是來源於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而且,從本質上說,也都沒有超過六次勞動大會的決議和規定。    

  六次勞大結束不久,11月初,遼沈戰役取得勝利,李立三就同中共中央東北局一起從哈爾濱移駐瀋陽,下大力氣抓緊對六次勞大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他深入到瀋陽、鞍山、本溪、撫順等南滿幾個大工業城市調查,推動掀起了學習皇姑屯工人獻出工業器材,迅速恢復工業生產的熱潮,他還在很短的時間內創辦起東北工人政治大學,招收一大批工人骨幹,經過短期培訓,再派到工廠礦山,有的參加了南下工作團,成為國家幹部。這些舉措,為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為支持解放全中國的大進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7)

  六、參與創建人民政權    

  六次勞大閉幕以後,中國革命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階段。人民解放軍先後發動並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偉大勝利,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敗局已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李立三與陳雲、高崗、李富春一起,離開瀋陽經北平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這是他在將近20年後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他在會上發言,又一次深刻檢討了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好評。劉少奇在會上表揚了李立三,說他自我批評精神好。    

  全會結束後,根據中央指示,李立三不再回東北,隨同黨中央前往北平,同時協助周恩來從事「組織勝利」和創建人民政權的工作。    

  全會閉幕後第十天,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由西柏坡啟程向北平遷移。李立三跟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以及陳雲、張聞天等陸續登上了11輛軍用吉普車,在警衛戰士和少數機關工作人員乘坐的10輛大卡車護衛下,從西柏坡出發,經靈壽、行唐、曲陽三縣,晚上住宿唐縣淑閭村,24日中午到保定,下午到達涿縣住下。葉劍英專程從北平趕來商定第二天的行動計劃。    

  3月25日凌晨3時,大隊人馬從涿縣轉乘火車,於6時抵達北平清華園站,受到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彭真、李克農等的迎接,乘汽車到頤和園內休息(當時李立三在「益壽堂」休息)。下午3時,前往西苑機場,受到北平各界群眾1萬多人和以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李濟深等為首的民主黨派知名人士100多人的熱烈歡迎。李立三跟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一起乘車檢閱了由一個炮兵師、一個裝甲坦克師和一個步兵師3萬多人舉行的入城閱兵式。結束後,與各界代表合影留念,傍晚移居香山。    

  4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突破長江天險,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在此全國勝利在望的大好形勢下,組建新政權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李立三在創建全總機關並主持全面工作期間,同時還協助周恩來從事創建人民政權的工作。他具體參加了南下工作團的組織工作,經常去各大專院校給知識分子作報告,動員他們參加革命,為解放和接收江南廣大地區,開展社會改革,建立人民政權作貢獻。    

  李立三參加了同國民黨的和平談判,給國民黨談判代表講形勢,宣傳黨的有關政策,動員他們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李立三還協助周恩來從事外交工作,特別是在有關蘇聯方面的工作,充當周恩來的顧問。    

  6月15日至19日,由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共23個單位134名代表組成的中國新政治協商籌備委員會會議在北平召開。在6月16日召開的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出毛澤東等21人組成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以加強對會議的領導,李立三是常委委員。    

  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新政治協商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中共中央於7月10日又成立了新政協籌備委員會黨組幹事會,幹事共21人,李立三是幹事之一。其名單與分工是: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齊燕銘負責黨派工作;陳雲、薄一波負責財經工作;董必武、陳紹禹(即王明)負責政法工作;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負責軍事工作;胡喬木、徐冰、周揚、錢俊瑞、廖承志負責文教工作;李立三、蔡暢、馮文彬負責工青婦工作;連貫、楊靜仁負責農民和民族工作。    

  黨組幹事會又設常務委員5人,書記周恩來,常務委員:林伯渠、李維漢、徐冰、李立三。    

  李立三當時是中共中央領導中國新政治協商籌備委員會的5名核心成員之一,可見其責任之重大,任務之艱巨。    

  6月1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常委會第一次會議,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及建立民族聯合政府的各項必要準備工作,會議決定在常委會領導下設立6個小組。李立三同時參加了第一、第四、第六三個小組的工作。    

  第一小組,負責起草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各單位的代表名額。組長:李維漢、章伯鈞,組員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彭澤民、曹孟君、譚平山、蔡廷鍇、陳其尤、聶榮臻、李立三、朱富兆、陳叔通、曾昭倫、許德珩、馮文彬、蔡暢、黃振聲、羅叔章、天寶、陳其瑗。小組起草了《關於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於6月19日提交籌委會全體會議通過,《規定》參加單位45個,代表名額為510人。    

  新政協籌委會常委會指定董必武、黃炎培、馬敘倫、李立三負責對第四小組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進行研究修改後,提交第五次常委會(9月13日)再作審議修改。    

  第六小組的任務是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李立三參加了這個小組的工作。組長是我國著名教育家、中國民主促進會負責人馬敘倫先生,副組長是北平市軍管會主任葉劍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為副組長。組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等16人組成。    

  7月4日,下午3時,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會議室由副組長葉劍英主持召開了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為了加速工作和廣泛聽取全國人民對制定國旗、國徽、國歌的意見,會議決定:一、以新政治政協會議籌委會名義公開向全國人民發佈啟事,徵集對國旗、國徽、國歌的意見和方案,並推選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三人草擬徵集條例呈送籌委會批准公佈。二、設立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及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除組員分別參加外,聘請專家為兩組委員。會中推選葉劍英、廖承志、李立三、鄭振鐸、張奚若、蔡暢、田漢、翦伯贊8人組成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葉劍英為召集人。推選郭沫若、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5人組成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郭沫若為召集人。    

  徵集啟事起草後,經周恩來審閱,7月10日由籌委會常委會批准,7月14日送《人民日報》、《北平解放日報》、《新民報》、《大眾日報》、《光明日報》、《進步日報》、《天津日報》連續刊登8天。國內其他各報、香港及海外各華僑報紙,也都轉載了。    

  為了便於第六小組成員和專家評選審閱徵集來的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歌詞、歌譜,在北京飯店413會客室設了選閱室,分類陳列全國應徵稿件。包括李立三在內的小組成員和專家,差不多天天都來進行審閱和評選。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李立三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大會,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和主席團常委。大會的第一天,他就在大會上發言,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向大會表示:「我們工人階級以國家主人翁的最高覺悟,繼續發揚英勇鬥爭的革命精神,負起這個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艱巨責任。」他強調「全體人民的生活都改善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只有在發展人民經濟,提高生產,增加整個國家財富當中才能求得。因此,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全國人民當前的最高利益,也是工人階級當前的最高利益。中國工人階級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堅決執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以此正確表達了中國工人階級建設新中國的堅強意志和工人運動的正確方向。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8)

  9月30日下午,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在投票結束、計票過程中,全體與會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6時,代表們後回到會場,宣佈選舉結果:    

  主 席: 毛澤東    

  副主席: 朱 德   劉少奇  宋慶齡  李濟深  張 瀾  高 崗    

  委 員: 陳 毅  賀 龍  李立三  林伯渠  葉劍英  何香凝    

  林 彪  彭德懷  劉伯承  吳玉章  徐向前、 彭 真    

  薄一波  聶榮臻  周恩來  董必武  賽福鼎、 饒漱石    

  陳嘉庚  羅榮桓  鄧子恢  烏蘭夫  徐特立、 蔡 暢    

  劉格平  馬寅初  陳 雲  康 生  林 楓  馬敘倫    

  郭沫若  張雲逸  鄧小平  高崇民  沈鈞儒  沈雁冰    

  陳叔通  司徒美堂 李錫九  黃炎培  蔡廷鍇  習仲勳    

  彭澤民  張治中  傅作義  李燭塵  李章達  章伯鈞    

  程 潛  張奚若  陳銘樞  譚平山  張難先  柳亞子    

  張東蓀  龍 雲    

  這63個人,是當時我國政治舞台上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最知名的代表人士以及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各方面、各黨派的實力人物,在國內、國際都有巨大的影響。    

  10月1日下午2時,李立三參加了在勤政殿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全體宣佈就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會議結束,全體乘車出中南海東門到天安門下車登樓,3時,參加開國大典。毛澤東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本日正式成立了。」李立三就站在毛澤東的右邊,歷史記錄下了這一莊嚴時刻。慶典活動直到晚上9點25分才結束。    

  圖57: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左一為李立三    

  開國大典結束後,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積極做組閣工作。10月19日下午3時,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任命了政務院副總理,政務委員及其下屬委、部、會、院、署、行34個機構109名正副職主要負責人。    

  李立三是16名政務委員之一,同時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享受副總理級待遇。    

  10月21日,周恩來召集第一次政務會議宣告政務院正式成立,新政府各部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軌。    

  11月1日,政府各部門正式開始辦公,完成了組建新政權的歷史使命。    

  七、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建國初期,李立三已是年過半百的人,為了報效祖國,他始終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為黨和人民工作,不負「坦克車」的美名。    

  當時,黨中央給他委以重任:他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書記、中共中央政策討論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防空委員會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全面工作的副主席、黨組書記兼工資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兼工資司司長等。    

  圖28:1949年5月,李立三夫婦與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在頤和園    

  李立三主持全總機關工作以後,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下大力氣把全國工人階級迅速組織起來。    

  1949年,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為800萬人,其中,組織起來的工人只有370萬人,尚未達到工人總數的一半。同時,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並存的還有一個原國民黨統治區由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為此,當務之急就是要實現全國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有機統一。    

  隨著全國各地大工業城市相繼解放,工會的首要任務是迅速地把工人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恢復和發展生產,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把革命進行到底。然而,當時的工會工作,還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工會在組織上存在關門主義傾向,在工作方法和作風上也有形式主義的缺點。    

  為了解決當時存在的問題,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全國總工會於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在北平召開了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和解決工會組織問題和勞資關係問題。全國72個單位的254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李立三致開幕詞並作了工會組織問題的專題報告。他指出:各大城市相繼解放,全國即將解放的形勢,向工會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偉大而複雜的任務,就是要把全國工人群眾迅速組織起來,更進一步提高覺悟,擔負起領導中國人民把革命進行到底和艱巨的建國任務。他說,在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是主力軍,那麼到了經濟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工人階級就應該是主力軍,工會要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造成宏大的有組織的隊伍。李立三著重指出了當前工人群眾還沒有全部組織起來的原因是工會組織發展上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形式主義。工會要真正落實劉少奇提出的「要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要求。必須糾正工會組織發展上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形式主義,同時解決好與組織發展有關的如公營企業中工廠管理民主化問題、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問題。配合行政搞好生產問題、勞動保護與福利工作問題、解決好勞資關係問題。    

  會議明確規定了當前全國工會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國工人階級,首先是產業工人組織起來,以擔負起領導和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提倡大家辦工會,建立起工會的民主生活。工會幹部要在群眾中選拔,糾正委派制度和包辦代替現象,強調工會工作要切實實行民主,把工會真正辦成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會議具體地解決了有關組織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如工會會員問題,工會會費問題,工會經費問題,工會組織系統及地方工會與產業工會關係等問題。明確規定了按產業組織工會的基本原則,明確在目前中國的特殊情況下,地方工會,特別是城市總工會的重要作用,它將成為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工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會議通過了《關於會員問題的決定》草案,《關於工會組織系統問題的決定》草案,《關於工會經費問題的決定》草案,《關於工會經費的規定》草案,提交全國總工會常委會批准執行。    

  在李立三的具體組織和領導下形成的這些文件,適應了形勢發展的需要,基本上解決了工會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組織問題及其他方面的問題,確定了迅速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成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及恢復與發展生產的可靠柱石的指導方針,為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作了重要準備。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對這次會議極為重視,他們都到會上作了重要講話。8月11日毛澤東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與會人員時,作了重要講話,明確肯定了六次勞大決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作方針,肯定了李立三領導全總一年來的工作。他說:「六次勞動大會解決的問題是綱領性的……六次勞大貫徹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是為了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很好的。這個方針,在蘇聯沒有,在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沒有,是我們獨有的。」毛澤東針對當時有些地方工會出現關門主義問題指出:「我們應該除了反動分子、破壞分子、資本家不讓參加工會外,其餘落後的、犯過錯誤的、參加過國民黨的都讓參加(工會),把他們團結起來,變成力量。」特別強調:關門主義是客觀上幫助敵人。    

  這次會議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會議剛剛結束,8月26日中共中央就向全黨發出了《關於貫徹全國工會工作會議精神加強工會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城市黨委,認真加強工會建設,把廣大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是搞好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要用主要注意力和自己的主要幹部,去加強工會工作。各地遵照中央指示,選派了大批優秀黨員幹部到各級工會的領導崗位,各地的工會組織迅速建立起來,不少省市由黨委第一書記(如北京市的彭真)兼任工會主席,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為工會工作的發展,開闢了光輝的前景。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9)

  為了實現全國工會組織的統一和領導,1949年11月6日至10日,原蔣管區由朱學范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代表會議在北京進行。劉少奇、李立三、劉寧一、朱學范都在會上講話。李立三在長篇講話中,著重強調實現全國工人階級大團結的偉大意義和當前全國工會工作的方針。會議宣告:中國勞動協會將自行解散,它的會員依照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組織系統,分別參加到各地各產業工會去。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領導下,共同為謀求工人階級的利益、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勞協」的財產、檔案、資料等全部移交給中華全國總工會。    

  15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中國勞動協會結束的通知》,肯定了中國勞協對中國工人階級統一事業的貢獻,歡迎「勞協」會員參加其所在單位的工會組織成為會員,「勞協」幹部享受同等待遇,並加以適當照顧。    

  這標誌中華全國總工會健全組織機構任務的完成。    

  1950年4月5日至25日,全國工會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制定了工會基層組織、生產工資、合理化建議、組織工作、文教工作、安全衛生、居住生活、互助、女工工作等11個工作委員會的組織條例以及工會小組的組織條例。研究了各產業工會組織範圍問題,制定了關於產業工會範圍的草案。擬訂了《關於建立組織員的規定》、《關於各級工會如何總結工作與進行選舉》及《審查委員會組織條例》等草案。李立三到會講話。會議統一了全國工會組織工作中的各種制度,為鞏固和發展工會組織奠定了基礎。    

  八、廣泛建立起產業工會    

  1949年10月19日,全總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決定,在1950年5月以前,首先將鐵路、海關、郵政、電信、五金、紡織、食品、煤礦、文化教育、出版10個全國性產業工會建立起來。    

  11月4日,全總常委擴大會議再次討論決定,為了迅速完成組織全國工人階級的任務,全國鐵路、郵政、電信工會籌備委員會應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在1950年3月以前召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委員會。全國紡織、煤礦、五金、食品、文化教育、出版、輕工、店員等各產業立即建立工作委員會。    

  11月9日,《工人日報》就此發表了《建立全國性的產業工會是目前組織工會的中心環節》的社論。    

  12月25日,全總正式發出了《關於成立十個全國性產業工會的通知》,要求各地工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在1950年5月以前將鐵路、郵電、海員、紡織、燃料、五金、食品、教育工作者、出版印刷事業、搬運工人10個產業總工會組織起來,以便統一努力生產的行動,便於經常教育,進行研究與規定統一的工資制度與福利待遇辦法。    

  12月12日至19日,全總召開店員工會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店員聯合籌委會。要求按行業組織工會。李立三在講話中闡述了店員工會對於恢復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實現人民政府的商業政策和勞動政策的重要性。    

  12月27—28日,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李立三到會講話。他說:中國海員要發揚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把海員工人組織起來。海員工會組織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船上,要用訂立合同、組織海員互助和在各地普設海員俱樂部等辦法,來保護海員自己的利益。    

  1950年1月6日至10日,全國紡織工會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討論和通過了關於工會面向生產,公營工廠管理民主化、集體合同、組織問題、廢除搜身制等6個決議和2項建議,選舉出全國紡織工會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    

  7月15日至24日中國紡織工會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國紡織工會全國委員會,朱德、李立三、劉寧一到會講話。    

  1月22日至2月2日,全國煤礦工會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討論了關於依靠工人、貫徹管理民主化,搞好生產的問題,關於廢除把頭制度和加強安全問題。    

  1月28日至2月6日中國搬運工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徹底消滅搬運事業中的封建制度,建立搬運公司,規定合理運價,保障搬運工人的生活,達到貨暢其流的目的,一致通過頒布搬運工人的勞動法規的建議,正式通過中國搬運工會章程,選出了全國搬運工會委員會。會議還通過了解決搬運工人死傷殘廢等困難問題的暫行辦法和中國搬運工人勞動紀律的決議案。    

  2月6日,中國搬運工人第一屆代表大會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關於設立搬運公司,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頭制度的建議,政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於3月31日,政務院第26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搬運公司,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頭制度的決定》,決定指出,各地人民政府應首先幫助搬運工人組織起來,建立和鞏固工會組織,依靠工會的支持和擁護建立統一的搬運公司,並委派得力幹部擔任搬運公司經理和副經理。    

  2月7日至12日,中國鐵路工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朱德副主席、林伯渠秘書長、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鐵道部長滕代遠到會祝賀、指導。會議宣告中國鐵路工會正式成立,選舉了全國委員會,通過《中國鐵路工會章程草案》《關於開展合理化建議暫行草案》等6項決議。    

  3月18日—27日,中國郵政、電信兩個工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以朱學范為首的中國郵政全國委員會。    

  6月8日—17日,中國兵工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兵工工會全國委員會正式成立。李立三在開幕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7月7日—21日,中國電業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選舉正式成立電業工會,朱德、李立三、陳郁到會講話。    

  8月2日—11日,中國教育工會正式成立,李立三到會講話。    

  8月3日,中國化學工會籌委會成立。    

  9月22日,中國新聞出版印刷工會籌委會成立。    

  12月15日—22日,中國機械製造業工會籌委會成立,    

  1951年3月5日,中國五金冶煉工會正式成立。    

  3月12日,中國鹽業工會正式成立。    

  4月29日,中國食品工會成立。    

  8月2日,全總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國金融工會工作委員會。    

  這樣,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下,到1950年,全國各主要產業部門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組織起來,共建立了16個全國性的產業工會領導機構(包括6個籌備委員會和3個工作委員會)。1951年新華社報道,1950年一年全國工會工作獲得重大成就。全國工會會員490多萬人,各產業部門和重要城市中的職工已基本組織起來,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生產建設事業。    

  到1952年底,工會會員已達1002.3萬人,工會基層組織達到20.7萬個,專職工會幹部及各類不脫產的工會積極分子分別達到5.3萬人和132萬人。至此,全國除台灣以外,各省、市、自治區及其所屬的市、地、縣都建立了地方和產業工會,把全國的工人階級基本都組織起來了。組織起來的產業工人,在恢復國民經濟、保衛人民政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各項事業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0)

  九、以生產建設為中心    

  重新回到工會領導崗位的李立三,遵循列寧關於「工會要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的教導,在工作中始終堅持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他反覆強調「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工會工作應當面向生產。搞好工業生產,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李立三認為解放區的工會工作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工會工作相比,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要將工作中心從發動工人同資本家和反動政權作鬥爭轉移到積極發展工業生產上來。因為人民掌握了政權,工人的地位變了,成了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生產的目的也完全不一樣了。因此集全力組織解放區的工人,積極開展勞動競賽。當時,哈爾濱鐵路總工會組織工人加緊製造槍支彈藥等軍用物資,支持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行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偉大鬥爭。當他發現皇姑屯鐵路工人將收藏在家裡的鐵路器材貢獻出來,修好癱瘓的火車頭,盡快恢復生產的事跡,立即讓《東北日報》進行表揚和推廣。東北鐵路工會在各大工業城市掀起了學習皇姑屯工人好榜樣的熱潮,組織開展「死機復活」運動,修復大量機車投入軍事運輸,使許多受戰爭破壞的企業,迅速修復設備,恢復生產;東北各級工會,普遍開展了群眾支前競賽活動,大力發展生產,捐款捐物,積極開展勞軍活動,以各種方式援助人民解放軍,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區工人還積極響應六次勞大的號召,積極開展「義務工運動」,把義務工所得捐獻給國統區工人,從道義和物質上支持國統區工人兄弟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鼓舞了那裡的工人反美抗蔣的革命鬥志。    

  國統區的工人,響應六次勞大的號召,在地下黨領導下,迅速組織和行動起來,建立了「護廠隊」、「工人自衛隊」、「工人糾察隊」、「家屬防盜隊」和「應變委員會」,配合解放城市,廣泛開展了反搬遷、反破壞、反屠殺的英勇鬥爭,千方百計地保護工廠、礦山、學校、商店和交通設施等不受破壞,為全國的勝利解放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毛主席在會上提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包括工會工作在內的各方面,「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強調要在經濟工作和工會工作中貫徹執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    

  為了加強工會工作,適應革命的歷史轉變,動員工人群眾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1949年5月2日至11日,全國總工會在天津召開了華北第一屆職工代表大會。    

  李立三認為,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必須在國營企業中解決經營企業化和管理民主化,必須要保障職工的生活和日常利益,必須要正確解決工廠行政和工會的關係問題。為此,他研究起草了《關於在國營、公營工廠企業中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與工廠職工代表會議的決定》及其《實施條例》、《關於在華北國營、公營企業中制訂集體合同的決定》和《集體合同綱要草案》三個重要文件,並提出了「在省、市政府及工業較多的縣政府內設立勞動局(科)」等五項建議。    

  這些文件在會議上經過討論得到通過,它革除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工礦企業中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規定了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實施步驟,協調了工廠行政和職代會的關係,穩定了生產和生活秩序,保障了職工的實際收入,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使新民主主義勞動政策得到全面貫徹,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及提出的解決辦法,不僅當時對華北的建設事業和工會工作有指導意義,而且在全國其他地區及建國前後的一段時間裡,對生產的發展和工人運動,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工人階級由過去的僱傭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成為新社會的建設者。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工會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為了適應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李立三主持全國總工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新中國成立的喜慶日子裡,瀋陽第三機械廠工人趙國有創造了2時30分鐘完成切削塔輪的任務,在同工種中創造了新記錄,10月20日,東北總工會發出了《關於開展創造新記錄運動的決定》。這個運動在東北很快開展起來。《工人日報》在1950年1月1日發表的《慶祝勝利,迎接勝利》社論中把總結推廣在生產中的合理化建議,創造新記錄的生產運動,列為1950年八大工作任務的第一條。從此在生產中提倡合理化建議和創造新記錄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開展起來。    

  1949年11月16日,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在北京舉行。有13個國家的117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圖18:李立三在亞澳工會會議上發言    

  李立三在11月20日的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工會運動的報告》,全文共分四部分,總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介紹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現狀,闡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和中國工人運動今後的任務。關於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時,他指出:首先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組成了民族統一戰線,並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第二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武裝隊伍,堅持了武裝鬥爭,並在敵人統治強固的大城市執行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的正確方針;第三,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工人運動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在講中國工人運動今後的任務時,第一條就是:「組織領導工人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是工人階級最高的利益,也就是工會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務。」     

  12月5日,全總發表《為擁護髮行勝利折實公債告工人書》,號召全國工人階級踴躍認購公債,廣泛開展深入持久的增產節約運動,以實際行動戰勝困難,為奪取物價穩定而鬥爭。    

  12月15日,全總為擁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關於某些公營企業原有年終雙薪或獎金問題的處理辦法》發表《告工人書》,指出這個「辦法」既照顧了國家財政困難,又照顧了工人經濟利益,號召全國公營企業職工堅決擁護和執行國務院的決定。    

  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新中國的誕生,使工人階級擺脫了舊的生產關係的桎梏。如何發揮工人階級在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鬥爭中主力軍的作用,李立三領導全國總工會通過各級工會組織,發動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和新社會的建設者的身份,積極投身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偉大鬥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隨著全國各大中城市的相繼解放,各級工會組織依據黨中央關於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方針政策,在各地黨委的統一領導下,積極發動和組織廣大工人群眾,協助政府接管城市和官僚資本企業,有效地控制了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命脈,為恢復國民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奠定了物質基礎。    

  1950年1月10日,全國紡織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工會工作面向生產的決議》,1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開的全總常委擴大會議批准了這個《決議》,並由《工人日報》予以發表,鑒於工會的中心任務是搞好生產,這次會議還決定在全總機關成立生產部。在2月9日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批准了生產部擬定的1950年的工作計劃,同時還作出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工會工作面向生產的決議》    

  李立三親自起草了《學會管理企業》,2月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社論發表。社論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提出:學會管理企業,把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企業,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中心口號。並具體提出:管好企業,首先要以統一的、合理的、科學的制度來代替混亂的、腐敗的、不合理的制度;其次,在一切國營公營的工廠企業中,要實行管理民主化,吸收工人參加生產管理。工廠管理委員會是工廠企業中以廠長為首的統一領導機關,職工代表會議與工廠管理委員會相輔而行,是工會領導下組織和領導群眾生產運動,傳達領導者意圖和吸收群眾意見的組織形式。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工廠職工代表會議制度,是目前改造舊的官僚資本企業為新民主主義人民企業的中心環節。社論還指出:為了實現這些任務,目前工會工作應特別注意加強與經濟管理機關的配合和聯繫,幫助行政實現管理民主化,提高生產,同時要特別關懷工人的需要。這篇社論所提出的工人階級要學會管理企業及工廠管理民主化的號召,對於發揚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建立新民主主義人民企業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推動作用,對於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也具有指導作用。    

  這篇社論,在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和工會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受到黨中央的重視,被認為是當時「管理企業,提高生產的指導方針」。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1)

  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全國發出了「關於討論和執行人民日報《學會管理企業》社論」的指示:「人民日報在『二七』紀念日發表的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應成為目前管理企業,提高生產的指導方針,各地黨委應指令和督促企業管理部門及各企業中的行政、黨與工會組織負責同志召集共同的會議,切實檢討,根據企業情況,定出具體執行辦法,並督促其切實執行。」要求「各地黨委應在三月底以前將當地各公營企業的狀況及執行這次指示的情形,作一總結報告中央,不得有誤。中央各企業管理部門及各全國性工會組織,由陳雲、李立三同志督促。」    

  當時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還據此專門發了由陳雲簽署的《關於在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使工廠管理民主化的工作,有了法律依據。要求把這篇社論作為學習的文件。    

  2月21日,全總在北京召開各市工會生產部長會議,李立三在大會作報告,指出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工會中心工作應當是生產工作。在關外,是開展全面生產運動;在關內,基本問題是改造舊企業、實現工廠管理民主化。    

  3月23日,《工人日報》發表《提倡合理化建議》的社論,要求各地工廠企業中的行政管理者與工會工作者,在實行工廠管理民主化的同時,積極學會與提倡在全體職工中開展合理化建議的工作。    

  5月1日,李立三寫出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一年的工作總結》。這份總結從組織工人階級進行護廠鬥爭、參加接收清點工作、加強對工人階級的教育、把全國工人組織起來、實行改造舊企業、正確處理勞資關係、工會工作面向生產、國際活動等7個方面,對全總一年來的工作進行了一次全面總結,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績,也指出了所存在的不足和問題以及改進的辦法。「總結」提出了今後一年內工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工人群眾加緊生產、學會管理企業、協助政府制定工資制度和勞動保險制度、健全產業工會組織、加強工會基層組織的建設等。「總結」特別對於加強工會組織建設進行了論述,提出:工會一定要實行民主生活,強調「民主是工會工作的靈魂」,「大家辦工會」,一切工會的領導機關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堅決反對那種由幹部強迫命令、包辦代替、委派制度等官辦工會的工作作風與辦法。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全總向全國的工友、會員們所作的第一個工作總結,這在當時對於調動和激發廣大會員群眾的政治和生產的積極性,對於指導和促進各級工會組織的各項工作,都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總結」中關於工會建設的論述,對建國後工會組織的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為了加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推動各地工會發動工人群眾積極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和勞動模範運動,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獎勵創造發明、技術改進和合理化建議的決定》、《保障發明權與專利權暫行條例》,其目的在於有組織有領導地鼓勵發明、技術改進及合理化建議,並保障發明者、改進技術者和合理化建議者的權益。這兩個文件於8月11日經政務院第45次政務會議討論通過,由政務院發佈施行,對促進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鼓勵工人、技術工人和職員及一切從事有關生產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知識、經驗與智能,致力於發明、技術改進及合理化建議的工作,對國家經濟建設事業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這兩個文件,至今仍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建國初期在恢復國民經濟建設時期由李立三倡導發動的生產大競賽,湧現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其中許多著名的模範典型如馬恆昌小組、毛澤東號機車組、郝建秀工作方法等等,都是由李立三親自發現、總結和樹立起來的。這些典型的推出,極大地促進了全國生產競賽運動的深入開展,直到今天,這些典型仍閃耀著不滅的光輝。    

  1951年1月17日,東北第五機器廠馬恆昌先進小組向全國工人提出開展勞動競賽的倡議。這個小組在1950年中,改進了15種工具,創造了25項新紀錄,提前完成了任務,質量達到標準的99%。他們提出的競賽條件主要是:團結技術人員,搞好師徒關係,遵守勞動紀律,注意生產安全,加強技術和時事學習,提高政治覺悟,改進操作方法,保質保量完成任務。馬恆昌小組的倡議,得到了全國廣大職工的響應,使原來迅速開展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更加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馬恆昌小組的事跡和倡議,率先由李立三領導的《工人日報》登載,登載時,還是根據李立三的直接指示「增加短評,立即在頭版發表」而發表的。發表後,立即在全國迅速掀起了學習馬恆昌小組的競賽熱潮。    

  第二天,中國機械製造業工會籌備委員會向全國機械製造業全體職工發出號召,號召全國機械製造業職工向馬恆昌小組學習,進一步深入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    

  隨即,中國紡織、鐵路、郵電、化工等各工會先後決定,號召所屬企業職工迅速向馬恆昌先進生產小組挑戰,深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競賽。    

  23日,《工人日報》再次發表《開展馬恆昌小組比賽運動》的社論。指出開展馬恆昌小組比賽運動,是我國工人階級用自己在生產上的實際行動來熱愛祖國的一種表現。通過這樣一個全國規模的先進生產小組之間的比賽,可以進一步把生產小組(工會小組)的工作搞好,把愛國主義的生產比賽更深入更廣泛地開展起來並堅持下去。    

  29日,馬恆昌給全國應戰工友寫信,對全國性的生產競賽提出三點希望:一、要說到做到,我們小組首先要做個榜樣,到一定時候,在報紙上公佈成績;二、不要光是向我們小組應戰,你們還要向全廠每一個小組挑戰;三、不要犯冷熱病,要持久地經常地競賽下去。    

  31日,青島3萬紡織工人向全國同行挑戰,提前半月完成全年任務。    

  2月7日,全總常委擴大會議作出《關於開展馬恆昌小組競賽運動的決議》,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對這一自發的競賽運動,給予熱情的支持和充分地重視,切實加強組織領導,使之更有計劃、有領導地穩步開展起來。對馬恆昌小組競賽中的各種生產經驗,更應有計劃地大力進行宣傳。    

  據《人民日報》報道,全國已有1400餘單位向馬恆昌小組應戰,推動了生產,創造了優異成績。全國參加競賽的單位2811個,有5522個小組向馬恆昌小組應戰。    

  在開展勞動競賽活動中,青島第六棉紡廠青年女工郝建秀創造了一套科學的細紗工作法。李立三領導下的全國總工會隨即在全國大力加以推廣。    

  8月7日,《工人日報》發表《重視和推廣郝建秀工作法》的社論。    

  8月17日,中國紡織工會召開棉紡細紗職工代表會議,推廣郝建秀工作法,全國各地優秀細紗工人及技術人員代表參加,李立三到會指出,郝建秀工作法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號召全國紡織工人打破保守思想,認真學習郝建秀工作法,增加生產,為祖國貢獻更大的力量。中國紡織工會於8月22日至30日在青島舉辦了郝建秀工作法學習班,使之在全國紡織行業得以推廣。    

  除去以上,在李立三主持全總工作期間,還總結推廣了鐵路系統的「毛澤東號機車組」和「滿載超軸500公里」運行經驗;公路運輸系統的「十萬公里無大修」;煤礦系統的「施玉海安全生產」經驗和「馬六孩快速掘進法」;食品工業的「李川江搾油法」;郵電系統的「郭秀雲長話操作法」;建築業的「蘇長有分段連續快速砌磚法」等,這些都在各個產業系統中直接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加快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這些先進典型,幾十年來,一直是我國工業戰線上的光榮旗幟。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2)

  十、新中國工會工作的拓荒者    

  新中國建立之初,隨著工會實踐的蓬勃發展,圍繞著工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以及工會與黨、行政、工人群眾三者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諸如: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國家成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已接收的官僚資本企業逐漸被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歷史條件下,在國營企業中,是否存在公與私的矛盾?在工人階級內部如何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如何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以及領導與群眾之間的某些矛盾?如何正確處理工會組織與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的關係?如何正確處理工會與國家、企業行政之間的關係?怎樣才能克服工會工作脫離群眾的行政化傾向等等。    

  這些問題如不及時作出解答,就會影響對工會工作的正確指導。這個任務很自然地落在了當時主持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李立三肩上。李立三從實際出發,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觀點。    

  關於在國營企業中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問題,李立三認為矛盾是存在的。    

  1949年6月12日李立三在與陳伯達討論一個理論問題時,談到「在公營企業中貫徹公私兼顧政策問題的幾點意見」中寫道:「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公營企業是全體人民的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這裡沒有階級對抗,沒有剝削的存在……在這裡公私之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公營企業中所有黨政工團的組織,都應當強調這種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公營企業中公私利益之間還是存在有一定的矛盾,這也是不宜否認的(否則就談不上兼顧)。這種矛盾的性質就是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長遠利益與日常利益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幾乎在工廠企業中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都可以表現出來……但是這種矛盾是一個階級內部的矛盾,所以沒有對抗性,是可以協調的。這種公私利益之間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行政與工會的關係上,行政所處的地位與環境必然要多代表公的利益,而很難周到地照顧每個人的日常利益。工會是工人的群眾組織,它所處的地位和環境就不能不多關係每個工人的日常利益(即私的利益),而且只有多關心工人的日常利益,才更便利於對工人進行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教育。這也就是行政與工會有時發生爭議的根源……因此,這就更需要在工廠企業中實行黨委制來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把工廠企業中一切重大問題,都經過黨委集體討論,來作出決定,就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顧問題上發生大的偏差,這樣就可以實現以生產為中心,統一黨政工團領導和力爭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目的。」    

  關於企業中黨、行政、工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李立三在平津鐵路職工幹部擴大會議上在關於工會工作若干問題的說明中,他說,要調整黨、政、工的關係。這一點各處的黨、政、工都搞不好,原因是都想獨霸一切。廠長要領導工會,黨說工會是小弟弟,想要獨霸,亂開條子,廠長一看自己也不願意做工會裡的事了。本來三個單位都有它的獨立性,誰也不能給誰下命令。行政上的事,黨是不能干涉的,主要的是要說服大家,再通過一定的民主形式才行,不能說只要黨(組織)通過的(事,行政)就要實行的。三個單位只有服從上級,不能互相命令。有的黨員簡單化,還存在一種帝王思想,作小皇帝,下命令,所以壞事。因為一件事情有它的複雜性,你一定要簡單化是行不通的。由於這一點,我們決定成立黨、政、工的工廠管理委員會,並設常委會,黨、政、工三個委員要每天接頭辦事,好的廠長一定要說服大家,要大家擁護。    

  「因為工會參加管委會,管委會的決定是經過工會自己參加討論制定的,所以工會有責任保證管委會的決定之實現,但不是管委會命令工會執行,而是工會保證完成。工會受上級工會領導,除上級工會外,誰也不能命令工會。黨是起核心作用的。」    

  1949年7月10日李立三在北平市職工幹部擴大會議上就關於工廠管理民主化與勞資糾紛問題作報告時,對黨、行政、工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又作了簡明闡述。他指出:「管委會是行政組織,工會是群眾組織,共產黨是黨的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獨立的、誰也不能向誰下命令。」「工會工作與行政工作有些什麼顯著的區別呢?行政主要是掌握生產計劃,工會則要保證生產任務的完成。工資問題,工會要組織工資評議,但最後決定權屬於管委會。福利事業主要由工會辦,行政要處處幫助。勞動保護,由行政與工會共同辦理。教育工作有些由工會辦(如訓練班、夜校等)。」「黨在工廠企業中,在工人中,仍是起先鋒的領導的作用,它的領導是依靠黨員執行黨的正確的政策和對群眾的說服教育,依靠黨員的模範作用、核心作用來實現的。黨對工會的領導,是通過黨在工會中的黨組和黨員來領導工會,使黨的意見變成群眾的意見。」    

  關於工會與行政的關係問題,1951年3月,李立三在第二次全國電業會議上作報告時又指出:「行政與工會的關係不夠好,首先應由做工會工作的同志們負責,至少是做工會工作的同志不善於主動地去說服行政。毛主席說過:『工會要主動地說服行政,使行政依靠群眾,要主動地說服資本家,使資本家團結群眾』。我們應該認真地學習和體會這個指示。」    

  他還說:「行政和工會是一體的,要認清工會是幫助行政完成任務的,因此行政也必須設法幫助工會解決幹部問題,適當地考慮哪些幹部適合於做工會工作。」「行政和工會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矛盾。假設有了矛盾,就是鬧意氣的結果。」    

  關於工會工作怎樣才能克服脫離群眾的行政化傾向問題,李立三說,首先是「工會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決定。(群眾同意才做)共產黨雖也可以決定,但是只有通過黨員的宣傳、說服群眾,使群眾自己相信黨的決定,才能把黨的決定變成群眾的決定,而不是黨決定如何如何。那是命令主義。所以說,民主是工會的靈魂,沒有民主,工會就成了一具殭屍,死架子。」第二是「工會的事情要工會會員大家來做,要工人自己拿錢來辦。」這樣工會就不需要多少脫離生產的幹部,每個會員都做工會工作,工人就會感到工會是自己的了。要養成每個會員都做「社會工作」這種習慣和心理。第三,「工會是保護工人利益的組織,因此工會工作是為工人謀利益的。」工會必須關心和照顧好工人的生活。工會設勞保部,目的是工人有了困難或有了病,有人照顧和幫助他們,使工人感到工會和他們的家庭一樣。工會工作就是要幫助行政關心工人,與官僚主義作鬥爭。這並不是說,工會可以沒有領導。領導不是主觀的要群眾去怎麼樣做,而是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根據這些意見來領導群眾。    

  這些觀點和主張,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來看,也並無相悖之處。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3)

  十一、工會法·勞動保險與勞動保護    

  新中國成立初,在國民經濟中佔絕對多數的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營工商企業,怎麼樣才能把這些企業中勞資雙方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實現「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正確解決這些企業中的勞資關係,成為當時一個十分緊迫的重要問題。    

  關於私營企業中的勞資問題,李立三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精神,作過多次闡述。    

  早在1949年5月1日,李立三在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就對「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政策作了詳細說明。他說:「『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應當成為私營企業中勞資雙方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只有『發展生產』,才能達到『勞資兩利』;另一方面是,只有實行『勞資兩利』政策,才能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最後還就「怎樣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作出了十分明確的回答。    

  在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召開的全國總工會工作會議上針對當時一些工會和工人群眾在處理和對待勞資關係方面存在著偏差和不正確的現象,把勞資關係問題也作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8月13日李立三就勞資關係作了長篇講話,專題講述了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他說:「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私人資本還要起積極作用,還要起進步的作用,所以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要允許私人資本存在,並且還要扶助那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發展。」    

  李立三指出:「這個問題是有爭論的。有個別同志或者有另外的說法,以為革命勝利,打敗了國民黨,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以後,就只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他沒有看到,在政治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並不等於中國民族解放就已最後完成了。」    

  在勞資關係問題上,李立三對如何具體落實「勞資兩利」的政策,做到既能保護私營企業職工的正當利益,又能防止某些職工的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花費了很多心血。他主持制定了處理勞資關係的三大文件:《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關於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勞動爭論解決程序的暫行規定》等,成為各級人民政府、工會組織處理勞資問題的重要依據。這三個文件都是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會議上通過,11月22日經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會審查批准後頒發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城市總工會將這三個辦法提請當地軍事委員會或人民政府予以採納,作為處理這三個問題的法規,予以公佈施行。《通知》強調指出:《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適用於一切私營工商企業,「可以作為處理勞資關係的準則」。它為在這些企業中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和勞動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該辦法共30條,規定:「勞方有參加工會及一切政治及社會活動之自由與權利,資方不得限制」,「各工商企業的管理規則及工作場所之工作規則,由資方擬定,經工會同意送請人民政府勞動局備案後,勞方須切實遵守」,「工會認為資方對工人、職員之處分與解雇不合理時,有向資方提出抗議之權」。這個《辦法》對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在僱傭、解雇、工資、工時、勞動保護、女工保護、病傷待遇、勞動紀律、獎懲等方面的其他權利與義務都作了具體規定。    

  《關於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對避免勞資糾紛,發揮職工的勞動熱情和資方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實現「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目的,起了重要作用。    

  《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暫行規定》,共14條。對及時解決勞動爭議,穩定勞動秩序,促進生產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個《規定》,在全國施行一年後,經過修改為《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於1950年11月6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批准頒布。其中規定:一切國營、公營、私營、公私合營及合作經營的企業中的勞動爭議,均須依照本規定的程序處理。各級人民政府的勞動行政機關為處理勞動爭議的機關。此外,對爭論的範圍、解決爭議的程序等做了具體規定。    

  1950年3月7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專門討論人民政府的勞動政策。參加會議的有勞動部門和工會的負責同志,還有工商界的代表。李立三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懷仁堂接見與會代表,董必武作了政治報告,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李立三在會上作了《勞動政策與勞動部的任務》的報告,指出:新中國勞動政策的總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他說,只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才能達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目的。他要求工人階級在公營企業中要負起搞好生產的全部責任,在私營企業中也要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責任。他針對解放後一些私營企業工人認為生產得越多被資本家剝削得越多的不正確想法,指出當前我國最大的問題是生產不足,私營工廠生產的增加,首先是增加國家的財富,人民的財富,然後才是替資本家創造利潤,並且工人可以在人民政府的法令保障下,用同資本家建立勞資協商會議和訂立集體合同的辦法來達到勞資兩利。這樣,就澄清了幹部和工人中的某些模糊認識,也使資本家瞭解了人民政府的勞動政策,不同程度地消除了顧慮。對促進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李立三指出:勞動部的基本任務是保護勞動,逐漸改變勞動者在生產中所處的物質上的不利地位,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其具體任務包括勞動立法;貫徹實行勞動法令;調整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調配勞力,救濟和安置失業工人,有計劃地培養技術工人等。李立三及時總結了天津、武漢等市私營企業勞資兩方協商解決爭論的經驗,確定在私營企業中普遍設立勞資協商會議這個組織形式,由勞資雙方協商解決完成生產計劃、改進生產管理以及妥善處理工資、工時、福利、僱傭、解雇、安全衛生等問題。所以,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成立勞資協商會議,建立平等的、契約的勞資關係,用法律解決爭議,說服雙方認真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    

  會議還討論了《工會暫行法》、《關於在私營企業中設立勞資協商會議的指示》、《省、市勞動局暫行組織通則》、《勞動介紹所組織條例》、《失業技術員工登記辦法》、《關於開展工人業餘教育的指示》等文件。這些文件,成為各級人民政府和工會組織處理勞資問題的重要依據,對於維護工人群眾的勞動權利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會後不久,李立三以勞動部部長的身份簽發了《勞動部關於在私營企業中設立勞資協商會議的指示》。這個指示,經4月21日政務院第29次政務會議討論批准,於4月29日由政務院發佈。文件指出,根據人民政府「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方針,在私營工商企業中,經勞資雙方同意,設立勞資協商會議的組織,以便於勞資雙方進行有關改進生產、業務與職工待遇各項具體問題的協商。要求各地勞動局接到本指示後,應召集當地工會組織與工商業者團體之代表共同協商執行本指示之辦法,將執行的情況和經驗隨時報告本部。    

  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公佈《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規則》。指出:仲裁委員會由市勞動局長或副局長、市工商行政機關代表、市總工會代表、市工商業聯合會代表組成,仲裁勞動部門提請仲裁的案件和勞動爭議任何一方申請解決的案件。仲裁決定具有法律效力。如爭議一方或雙方不執行,勞動局即按違法事件移送法院辦理。    

  1950年12月29日,政務院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並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是建國初期的一項重要經濟法規。    

  這樣,在李立三的指導和推動下,把勞資關係納入民主的、平等的、兩利的、契約的正常軌道,因而大大減少了勞資糾紛,促進了私營企業改進管理方式,提高職工的勞動積極性,有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生產和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4)

  李立三從青年時代在法國勤工儉學開始,就與工人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在法國是一名翻砂工人,對工人群眾的疾苦,可以說是瞭如指掌。因此,他親自去廠礦調查研究,每到一地必去工人食堂和工人一起吃飯,檢查工人的衛生保健和車間保險設施。他尖銳地批判了「只重視機器,不重視人」的資產階級思想,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利用立法的形式,來維護工人群眾的政治權利、人身安全和物質利益。他對立法工作,始終是抓得很緊很緊,並且一抓到底,認真抓出成效。李立三曾經說過:「勞動立法,這也是我個人的責任。」「我們的勞動立法在性質上與資產階級的勞動立法根本不同,和蘇聯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同之處。」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他提出勞動部的重要工作,是草擬各項勞動法令,並監督其貫徹執行,處理勞資關係,救濟失業工人,開展職工業餘教育,逐步建立工資、勞動保護、勞動保險制度。    

  據不完全統計,在李立三的倡導、主持下,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中央各產業主管部門和勞動部門頒發的關於勞動方面的法令、規程、制度和辦法就有119種。由於李立三狠抓了這件事,職工傷亡事故,逐年下降,職工的健康得到了保障。    

  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根本法——《工會法》的制定。    

  為了充分發揮工會在國家、社會生活及企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強工會自身建設過程中,李立三十分重視工會的法規建設。    

  《工會法》是調整我國工會與國家及各種經濟組織的行政機構關係的重要法規文件。從起草開始李立三就給予高度重視。決定成立《工會法》起草委員會,由劉子久任主任,同時決定成立全國總工會章程研究會。草稿起草出來,先後經過全總召開的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全國政協財經小組、政務院第24次政務會議討論修改通過後,向全國公佈,公開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    

  1950年5月4日,全國總工會常委會決定下發了發動各地工人討論《工會法》草案的通知,號召各地工會組織工人群眾討論。經廣泛徵求意見,集中加以修改後,提交給在6月28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討論審定。李立三就工會的性質、工會與政府的關係、工會與國營企業的關係及工會基層組織等問題作了詳細說明。會議一致通過後,6月2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發命令公佈施行。    

  《工會法》一共5章26條。對新中國的工會性質、組織原則作了明確規定。指出:工會是工人階級自願結合的群眾組織。凡在中國境內的一切企業、機關和學校中以工資收入為其生活資料之全部或主要來源之體力與腦力的僱傭勞動者,均有組織工會之權。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    

  關於工會在人民民主專政體系中的地位,它規定:工會是全國獨立的、統一的組織系統,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最高領導機關。關於工會的權利和職責,它規定:在國營企業中,工會有代表職工參加生產管理及同行政方面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在私營企業中工會有代表受雇工人、職員群眾與資方進行交涉、談判、參加勞資協商會議,並與資方締結集體合同的權利;工會有保護工人、職員群眾利益,監督行政方面或資方切實執行政策、法令所規定的勞動保護、勞動保險、工資支付標準、工廠衛生與技術安全規則和其他有關條例、指令的權利,以及負責改善工人、職員群眾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各種設施的責任。    

  《工會法》還規定,為保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工會有責任教育並組織工人群眾,使他們維護人民政府法令,樹立新的勞動態度,遵守勞動紀律,組織生產競賽及其他生產運動;保護公共財產,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在私營企業中,推行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政策,反對資方違背政府法令、妨害生產的行為,等等。    

  關於工會的經費,明確規定了四條來源:1工會會員按規定繳納的會費;2各單位按全部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按月撥給工會經費;3工會舉辦事業的收入;4各級人民政府的補助。這樣,使工會開展活動有了合法的經費保證。    

  7月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佈《關於學習與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決議》,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和廣大職工群眾認真學習、實施,模範地遵守和執行工會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和職責。    

  圖26:1950年,李立三與蔡暢合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頒布,在我國工運史上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充分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意志,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工會組織在人民民主政權中的地位、作用。明確規定了工會應有的權利、職責和義務,從而為工會組織依法開展活動及工作,提供了法律保證和依據。從而,使各級工會組織形成全國網絡,工人階級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在國家各項工作中,充分發揮了領導階級的作用。同時,《工會法》對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勞資關係的規定,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一原則規定,對國際工人運動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勞動保險工作,也是李立三重新主持工會工作以後特別關心的問題,始終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    

  1948年,李立三在哈爾濱就主持起草了《東北國營企業戰時暫行勞動保險條例(草案)》,並就在公營企業中推行勞動保險制度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8月23日,中共中央回電表示:「你們可以試行。」11月12日,東北局對《勞動保險條例》(草案)進行了修,並將修改意見再次向中央報告請示。中央於12月4日批復:    

  東北局並告李立三同志:    

  東北公營企業戰時暫行勞動保險條例與東北行政委員會公佈該條例的命令草案,均閱悉。中央同意這些文件,望即公佈施行。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1月1日《工人日報》發表了《慶祝勝利 迎接勝利》社論,把「建立與充實工會勞動保險部門的工作機構」,列為當年工會工作的八項任務之一。    

  在1月28日召開的全國搬運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解決搬運工人殘疾、傷亡等待遇問題的暫行辦法》。2月25日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議批准了這個辦法。    

  2月7日召開的全國鐵路工會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建議政府實行全國統一的勞動保險暫行辦法。    

  在李立三主持下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草案),10月30日政務院公佈了這個(草案),在全國廣泛徵求意見。    

  10月31日,全總發出《關於發動廣大工人群眾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草案)的通知》,要求各級工會組織有計劃地在每個工會小組中作一次詳細的討論和解釋,使每個工人都能瞭解條例的意義和內容。把意見徵集回來後,李立三主持寫出修改草案,並於12月11日親自寫信向周恩來總理請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幾時開會?勞動保險條例恐怕要提交去討論一下,因在政務院公佈草案的決定上說過『準備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公佈施行』。請考慮示知。」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5)

  1951年1月2日,政務院會議通過並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若干修改的決定》。    

  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指導與督促實施勞動保險的指示》。    

  2月23日再次提交政務院第73次政務會議討論,李立三在會上作了修改說明。會議通過後,26日由政務院公佈,3月1日起試行生效。    

  《條例》共7章34條,明確提出了對職工的生、老、病、死、傷、殘實行保險,具體規定了勞動保險的實施範圍、勞動保險金的徵集與保管、勞保待遇和費用開支標準、勞動保險事業的執行與監督。其中包括因工負傷、殘疾、工人職員及其供養的直系親屬死亡、職工養老、職工生育、集體勞動保險等各種待遇都作了明確規定。    

  第四章還就享受優異勞動保險待遇也作了明文規定,比如對本企業有特殊貢獻的勞動模範、轉入本企業的戰鬥英雄、殘廢軍人的勞保待遇都作了規定。    

  這個《條例》是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英勇奮鬥的勝利成果。《條例》是真正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它為職工減輕了生、老、病、死、殘的困難,使暫時或長期喪失勞動能力的職工在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解除了職工的後顧之憂,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職工群眾的關懷,推動了新中國勞動保險事業的建立,從而大大激發了職工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調動了職工革命與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發展。    

  1953年1月2日,政務院第165次政務會議聽取了李立三所作的說明後,又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若干修改的決定》及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決定》指出,鑒於1951年2月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是在國家財政經濟還沒有全面恢復情況下制定的,有些待遇規定得較低,在實施範圍上只能採取重點試行辦法。現在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已經基本好轉,大規模經濟建設工作即將展開,自應適當擴大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範圍並酌量提高待遇標準。    

  決定責成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應會同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修正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從速修改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草案及其他有關法令並公佈之。修改的條例擴大了實施的範圍,增加了養老補助費和放寬了養老條件,生育、喪葬、救濟等費均有所增加。這將更加發揮勞動保險制度在改善職工物質文化生活上的優越作用,更加促使廣大職工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熱情,動員他們積極參加祖國的偉大建設事業。    

  在勞動保護工作上,李立三同樣也是一個拓荒者,他為開展勞動保護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功績是可以大書特書的。    

  勞動部剛一成立,李立三就把勞動保護工作定為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在勞動部召開的會議上他指出:勞動部的工作就是保護勞動,逐漸改變勞動者在生產中所處的物質上的不利地位。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    

  李立三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因此,他很瞭解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勞動部應當做些什麼工作。他明確指出,勞動部的工作,一定要服從黨的中心任務,服從全局,從實際情況出發,深入調查研究。    

  李立三十分重視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他尖銳地批評那種「只重視機器不重視人」的資產階級思想。他指出,在工人階級成為國家主人翁的新中國,不容許再像舊社會那樣忽視工人的安全和健康。為了教育訓練幹部,並為制訂勞動保護法令提供依據,1950年,李立三發起組織包括清華、燕京、輔仁三個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在內的100多人的考察團,到中南地區的工礦企業實地考察安全衛生和企業管理情況,在全國開展安全衛生大檢查,普遍建立了安全規程制度,改善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促進了安全生產的發展。    

  1950年3月3日,《工人日報》發表《切實改進工廠衛生工作》的社論。要求各地方、各產業工會關注工人群眾的日常生活,領導工人進行有關工廠衛生方面的合理化建議,代表工人與有關方面交涉,以改進衛生條件,並加強基層衛生委員會的工作。    

  5月31日,勞動部就頒布了《工廠衛生暫行條例草案》,這是建國初期制定的第一個勞動保護的法規,共4章66條。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區勞動部在一切公私企業中執行,對當時保護工人健康、預防疾病,提高生產效率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9月3日至15日,勞動部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各地代表匯報了勞動保護工作情況,研究分析了工礦企業的勞動保護狀況,交流了勞動保護工作的經驗,討論和通過了《加強勞動保護工作的決定》、《工廠安全衛生暫行條例(草案)》共11章112條、《阻止工廠礦場加班加點暫行辦法(草案)》10條、《保護女工暫行條例(草案)》15條等勞動保護法令。李立三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了制定勞動保護法令的原則:既要滿足需要,又要照顧可能。必須加強對勞動保護工作的宣傳教育。    

  這次會議,進一步提高了黨、政、工三方面對勞動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促進了全國勞動保護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0月9日,勞動部發佈了《關於搬運危險性物品的幾項辦法》。    

  1952年12月,勞動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保護會議,李立三作了關於三年來勞動保護工作總結與今後方針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加強勞動保護工作的決定》、《工廠安全衛生暫行條例》和《保護女工暫行條例》等。    

  十二、在職工工資問題上的初步探索    

  李立三從他參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從事工人運動。革命鬥爭的實踐,使他深知正確解決職工工資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中的工資問題。他一再強調,工資問題搞不好,就會影響整個生產的發展;要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首要的就是搞好工資工作。只有把工資搞好了,才能把生產搞好。因此,他下大力抓工資問題。他是新中國工資制度的奠基人,在創建新中國的工資制度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建國初期,他就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勞動工資幹部為爾後的全面工資制度的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早在1947年李立三就在哈爾濱召開過多次座談會,著手研究工資問題。    

  1948年7月10日李立三在「東北局關於接收敵偽和蔣占企業的改造管理與工會工作方針的決議」中就提出:「新工資制度應以按勞付酬為原則,個人勞動對社會的貢獻愈大,他所得的報酬也愈多。而在人民自衛戰爭時期,工資等級的距離雖不能不相當縮小,但按勞付酬的基本原則,決不能改變。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如『幹不幹,四斤半』,工人與技師、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學徒與師傅的工資相差很少),必然妨礙工人勞動熱忱的發展。各企業均應盡可能實行計件工資制或計件累進工資制,超額獎勵制,以鼓勵工人勞動熱忱的提高。」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6)

  8月,李立三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持全國總工會的全面工作後,中共中央關於工資問題給東北局指示:戰時工資應低於平時。同時,職工應有的生活水準必須保證,技術管理能力的差別也必須適當規定等級,予以待遇上的區分。不如此,則無法持續生產與鼓勵生產。因此:1最低工資應保證維持連本人在內的兩個人的生活;2實行交叉累進的定級工資制度;3規定不同企業各種職工的一般工資的最高額。這是當時中央對工資問題的幾條原則指示。    

  當時,李立三對同志們說,工資問題對我們來說還是新問題,我們的經驗與知識是不夠的,所以說管理工業的同志和工會工作的同志,大家要共同努力來解決這一問題。是李立三最早把蘇聯的工資理論與實踐傳播到東北地區的。他親自翻譯蘇聯著名經濟學家關於按勞取酬的論述,介紹蘇聯機械和鐵路系統的工資制度和經驗,並在報刊上撰文宣傳黨的工資政策。    

  李立三針對當時東北工資標準低、不統一,特別是因為物價波動,職工的生活沒有保障等問題,主持研究制定了國營企業職工工資等級標準,並於1948年9月、11月先後主持召開東北城工會議和東北地區工資會議。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實行交叉累進工資制;二是如何改進工薪支付辦法。他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針對當時在工資中存在的平均主義現象指出: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工資幾乎一樣,特別是物價波動,職工生活沒有保障,妨礙生產發展。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必將影響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的發展。他嚴厲批評了在評薪條件上主要看政治表現、看鬥爭是否積極,而把技術條件作為附屬條件的做法。他說,工廠主要是生產,生產就要靠技術,如果不講技術,發展下去是危險的。    

  李立三主持起草了一個新的戰時工薪標準,即《東北戰時公營企業工薪標準》,改變了長期沿用的戰時供給制。    

  這個《標準》分為13等39級,其中工人為8等24級。為後來工資制奠定了基礎。李立三多次闡明要制定統一的技術等級標準和實行考核升級的意義,他堅持主張有幾級技術,干幾級活,就拿幾級工資。    

  這個《標準》以「工薪分」為計算單位,每「分」包含一定數量的糧、布、油、鹽、煤炭。按當月市價計算,發給貨幣。這是一種簡單易行的把工資與物價掛鉤的辦法,對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這是李立三的一個創造。    

  戰時工薪標準規定普通工人最低工資為60分,最高為180分;技術人員最低為70分,最高為300分;大企業負責人,最低為100分,最高300分。各類人員工資標準,都是相互交叉的。如熟練工人最高為145分,單純體力重勞動最高為120分,單純體力輕勞動最高為100分,雜役工人最高為80分。這樣,適當提高了標準,相應拉開了差距。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來在職工工資中存在著的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工資幾乎一樣的嚴重平均主義和混亂現象。在評定工薪時採取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最後由行政決定的辦法。    

  東北全境解放後,李立三在瀋陽繼續研究改進工資制度。在他的主持下,對13等39級的工資標準作了調整,制定了《公營企業職(員)工(人)工薪等級》,工人工資高低相差3倍。    

  李立三在瀋陽召開有工程技術人員和老技術工人參加的座談會,探討如何制定技術等級標準。他堅持主張有幾級技術、干幾級活、拿幾級工資。他還大力倡導推行計件工資制,認為計件工資最能充分體現按勞取酬的原則。他在《東北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宣傳按勞取酬的原則。    

  1949年2月,李立三從東北進關後,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新解放區城市工人的工資政策上來。他根據對天津和其他城市的調查,向中央提出了一個「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方針。這比剛剛解放時實行的「原職原薪」政策無疑是一個進步。    

  同年5月,李立三派人幫助軍委鐵道部制定了一個工資改革方案在平津鐵路系統試點。    

  隨之,李立三提出,要改革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腐敗、混亂和不合理的工資狀況,必須建立一套統一的工資政策。鑒於當時全國各地解放時間有先後,工作進展不平衡的情況,李立三提出要逐步做到由地區統一然後到全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身任全國總工會主持全面工作第一副主席兼工資部部長和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兼工資司司長的李立三,很快提出建議,經中央批准成立了工資委員會,成員有中財委、財政部和各工業主管部門主管工資工作的負責同志參加,李立三親任主任,受中央委託,負責研究統一的工資政策問題。    

  圖22:建國初期,李立三和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    

  為了研究制定工資改革政策,經黨中央批准,1950年8月25日至9月18日,由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了全國工資準備會議。會前,李立三主持制定出新的工資方案《工資條例》(草案)、條例說明書和工資等級表等,並寫信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匯報,得到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同意。    

  會議參加者400多人,這是我國工資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會議。主要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工資分」問題。以「工資分」作為全國統一的計算單位。每個「工資分」所包含的糧、布、油、鹽、煤五種實物的量,全國一致。    

  第二、工資標準問題。會議基本同意草案中提出的工資標準的產業順序、各產業工資標準分類及具體標準。    

  第三、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職員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    

  第四、對技術人員另有技術津貼,最高可達本人工資的30%。    

  第五、地區津貼。對國家特別需要發展的偏遠地區,根據實際情況,分別增發10%—30%的地區津貼。    

  李立三在作會議總結報告時,講了整整一天。講了當時工資問題上的種種混亂情況,講了建立統一工資政策的重大意義,提出了解決問題的三條原則:一是要在可能範圍內,調整的比較合理,打下建立全國統一的合理的工資制度的基礎;二是一定要照顧現實,盡可能做到為大多數的工人職員所擁護;三是要照顧國家財政經濟能力,不能過多地增加國家負擔。事實證明這三條原則是完全正確的。    

  這次會議為以後(1952年)進行的工資改革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其意義十分深遠。    

  這次會後,11月7日黨中央發出《關於統一調整全國工資問題的幾個原則的指示》,指出:1、各地各企業各單位工資高低不一,其中有許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影響生產,影響團結極大,亟應調整,但對工資福利問題的處理必須十分慎重,不能隨便加以改變;2、調整工資的目的在於使現有的工資較公平合理,便於發展生產,加強團結。調整的辦法則應確定是:高的不再高,低的逐漸向高的看齊,不應定一個折中標準,把高低雙方都向中間看齊。    

  各地接中央指示後,先後按照工資準備會議的精神進行傳達貫徹,工人都實行了八級工資制。為此,李立三專門向中央作了《關於全國各地調整工資情況的綜合報告》,指出,「這樣做的結果,得到了90%以上的職工的擁護。」「這就給今後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度創造了條件。」這個報告,受到中央極大重視,劉少奇親自擬了批語,轉發全黨。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7)

  中央的批示,引起了全黨對工資問題更加重視,極大地推動了工資工作的進展。李立三看到中央的批示,非常高興,逢會必講,到處宣傳。他說,只要全黨重視,工資問題的解決,就有希望了。    

  1951年2月14日,東北局關於在東北公營企業中實行計件工資制度問題向中共中央寫了請示報告。報告稱,東北各國營企業,目前實行的工資制度,主要是計時制和計件制兩種(也有實行超額獎和包活制的)。兩種工資制度對生產的作用,根據各企業的經驗看,計時工資制是不能刺激工人上進的,計件工資制則是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經營管理工作、貫徹經濟核算制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為了加速完成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計件工資制是應該大力推廣的。    

  3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東北局的報告,供各中央局參考。「同意在東北地區公佈試行」,同時提出「結果如何,望定期總結報告中央」。    

  4月15日,東北局又向中央寫了修改報告,報告稱,經中央批准轉發的《東北公營企業計件工資制度暫行規程》,又根據李立三同志意見,對原規程中的第20條、23條、26條、30條、32條的具體規定加以修改。    

  5月28日,李立三向中央寫了「關於調整工資情況的綜合報告」。報告一開頭就指出:「最近一年來,伴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國民黨官僚資本遺留下來的工資制度的腐敗、混亂和不合理,愈加暴露明顯。表現在:同一產業系統,同一地區工資標準高低懸殊,引起職工經常流動的現象。重要產業和需要發展工業地區的工資低於其他產業和其他地區,使工人職員不安心工作,勞動力不能鞏固,甚至倒流,企業內部主要工人和輔助工人工資高低倒置,引起工人不滿。多等級的平均主義,嚴重地障礙工人職員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甚至有些企業到今天還保留幾種不同的工資標準,以致同等技術得不同的工資,造成工人職員內部不團結與不滿。工資計算單位的多種多樣,變相工資的名目繁多等等,大大障礙經濟核算制的實施。」    

  李立三指出:將逐步改革舊工資制度,使工資真正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槓桿。工資是關係生產和工人生活的重大政治問題,調整工資必須採取慎重地穩步前進的方針,調整前要作充分準備工作,調整過程中要通過工會深入發動群眾,才能達到提高生產從而合理地改善職工生活的目的。    

  7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李立三的報告,強調指出,「工資問題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猶如土地問題對於農民一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問題。如果我們黨的一切組織不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就不能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而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工資問題,我們就不能建立與工人階級的密切聯繫,就不能取得工人階級對於我們黨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就使我們不能依靠工人階級去搞好生產並搞好其他各種工作。」    

  李立三在下大功夫抓統一的工資制度建立的同時,一再要求各級工會組織都要建立工資部機構,對工資問題要明確有專人負責。他還非常重視對勞動工資幹部的培訓工作。進北京後,他一再提議由全總主辦工資幹部訓練班,向全總幹部學校提出增設工資課程。1950年5月,為推行計件工資作準備,李立三提出舉辦技術定額測定法訓練班。報經黨中央批准,請來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工資部副部長馬基連柯來華,講授技術定額測定法,由閻明復擔任翻譯。參加學習的57人,大多是有生產經驗的技術工人、技術人員和工資幹部。李立三親自主持開學並講話。他要求大家要努力學習,真正掌握技術定額測定這項科學方法,盡快成為這方面的專家。蘇聯專家講授完課程後,帶領學員到工廠實習,用秒錶測定工人的操作程序和工時利用情況,為制定有技術根據的勞動定額提供了數據。這批學員回到各地後,又為企業培訓了一批又一批的技術定額測定員。由於李立三的大力倡導,50年代全國國營企業實行計件工資的面達到40%以上,湧現出許多超定額勞動的先進生產者和勞動模範,大大地推進了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十分遺憾的是,到了「大躍進」,特別是在「十年動亂」期間,幾乎所有的定額員,都被當做「管、卡、壓」的執行者,而受到批判。    

  繼技術定額測定法訓練班之後,李立三又主持辦了一期勞動工資訓練班。他親自寫信給蘇聯總工會請專家來講課。從1951年8月到12月,歷時4個月,學員856人,課堂設在長安大戲院和青年藝術劇院,每次上課加上旁聽生有上千人。訓練班開學第一天,李立三上了第一課,題為《關於新民主主義時期工資政策的幾個問題》。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了資本主義工資與社會主義工資的本質區別,講明了社會主義國民收入分配的理論、按勞取酬原則的意義,講了黨和國家的工資政策。李富春也到訓練班講話,要求參加學習的人回去帶好徒弟,由800人發展到8000人、8萬人。有了各方面的專家,中國的工業化才有希望,沒有各方面的專家,就不可能發展工業。    

  這些學員回到各地,又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資幹部,他們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勞動工資戰線的領導骨幹,不少人成了工資問題專家。    

  這些成就,無一不是凝聚著李立三大量心血的結晶。    

  十三、「行家裡手」創辦《工人日報》    

  在日常工作中,李立三總是由衷地尊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在全總日常工作的重大問題上,無一不是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經過請示報告,得到中央的批准,才進行的。《工人日報》的創辦即是典型一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華北局把原北平市辦的《新生報》接管過來,改名為《大眾日報》。3月,李立三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進駐北平,主持全總機關工作後,為了加強對全國工會工作的指導,主動向中央寫報告,請求把華北局的《大眾日報》,改作全總的機關報。同年6月得到中央的批准。全總把報社接收過來後,許之禎、劉子久等同志提出,把《大眾日報》改名為《工人日報》。意見反映到李立三那裡,李立三認為,原來請示中央時,沒有提出要改變報名的事,就不必改名了。否則,還要再向中央寫報告,要求批准改名。可是沒過幾天,許之禎把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工人日報》報頭拿回來放在李立三的面前,他便哈哈大笑說,既然毛主席已寫好了報頭,就不用再請示了,當然改名為《工人日報》了。從這件小事可見他對毛主席、黨中央的尊重。《工人日報》於1949年7月15日正式創刊。    

  李立三是辦報的行家裡手。早在1921年他留法勤工儉學時就創辦過《華工週報》,1924年4月在上海創辦過《上海工人週報》,1928年任黨報《布爾塞維克》編輯委員會主任,30年代在蘇聯時期,也曾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擔任過《救國時報》的主編,親自辦過近三年的報紙。他十分重視一張報紙對於領導機關指導工作和反映群眾呼聲的重大作用。「做工人階級喉舌,與勞動大眾為友」,是李立三為《工人日報》確定的辦報方針。    

  李立三反覆強調《工人日報》的方向問題。他說,總的方向是帶指導性的群眾報紙。要辦出群眾報紙的特色,全總要善於利用報紙指導推動工作。與此同時,要多登群眾來稿,解答工人提出的問題,當工人的顧問,替工人說話,反映工人的呼聲,經過調查研究,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建立報紙在群眾中的威信。轉載新華社的文章,要改寫成簡明新聞,為工人能看得懂、看得方便著想。    

  在《工人日報》籌備創刊時,李立三曾經向毛主席匯報,《工人日報》要專門辦給工人群眾看時,毛主席說:「如果能真正辦成這樣,我就同意。」     

 


第五部分東山再起的輝煌(18)

  李立三反覆強調:辦報要依靠群眾,要靠工人通訊員。    

  早在1949年4月1日,李立三在北京市宣教聯席會議上講話中就指出:「通訊員的產生有兩種辦法。一是由工作組找文化水準高、政治上不反動的工人做通訊員。這辦法不好,這樣找到的通訊員很難得到群眾的合作。二是在群眾大會上對群眾說明通訊工作是做什麼的,再由群眾選通訊員,工作組和工會也可將自己認為符合條件的人提出來,徵求大家意見,看是否合適。這樣選出來的通訊員不脫離群眾,以後群眾會自動供給他稿件,使工作能順利進行。」    

  李立三強調指出,要下功夫花大力氣培養大量的工人通訊員。《工人日報》的採訪員(指專職記者),要與群眾密切聯繫,指導和幫助工人通訊員,幫助他們改稿寫稿。    

  1950年2月28日,全總發出《關於大家辦〈工人日報〉的通知》,號召全國工會組織和廣大職工群眾,共同辦好《工人日報》。要求全國工會組織,均應指定專人負責與《工人日報》直接發生聯繫,經常給報紙寫稿件供給各種材料,幫助《工人日報》組織和發展工人通訊員的工作。    

  《工人日報》的這些突出特點和優良傳統,都是李立三親自培育起來的。    

  李立三還要求報社對全總要「爭取主動,電話要勤」。當時擔任《工人日報》社社長和總編輯的陳用文同志在回憶中寫道,我們常常在深夜向李立三請示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熱情接應。    

  當年轟動全國的馬恆昌小組競賽的稿件,就是我在夜間向李立三匯報請示的。李立三反應敏捷,指示增加短評,立即在頭版發表。報紙發表後,在全國迅速掀起了學趕馬恆昌小組的競賽熱潮,對當時加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受到劉少奇的讚揚,說馬恆昌小組競賽的經驗是好的。    

  《工人日報》把宣傳工人階級的創造性勞動和先進人物的光輝思想視做重要使命。從創刊那一天起,它就讓老英雄劉英源走上了版面。從此,對先進人物的報道成了《工人日報》最為奪目的篇章,一批批在共和國史冊上閃光的被人民群眾傳頌的名字:劉英源、趙國有、李鳳蓮、甄榮典、馬恆昌、李永、吳運鐸、郝建秀、孟泰、王崇倫、時傳祥、李瑞環、倪志福……或首先出現在《工人日報》上,或是最早由《工人日報》叫響,而後才走向全國,進入人民心目中的。    

  比如:1951年10月11日,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就是應全國總工會之邀,在全總作了3個小時的報告,講述了他是怎樣從一個貧苦的孩子當上了煤礦工人,又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工人參加了新四軍,為中國兵工事業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動人心弦的報告,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和稱頌。1951年10月26、27日《工人日報》第三版「文化宮」副刊,以題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記中國兵工工人的旗幟吳運鐸》刊出,及時地宣傳了吳運鐸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地傳播了吳運鐸的非凡業績。中國的保爾,從此傳遍中國。    

  《工人日報》通過報道一系列先進人物,用英雄的偉大人格和崇高行為,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形象,也為整個社會樹立起了一座座民族精神豐碑。    

  《工人日報》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報、中國工人階級的喉舌,面向工人、宣傳黨的方針路線,動員職工群眾為社會主義建設艱苦奮鬥,維護職工權益、反映群眾呼聲、為工人講話、替工人服務,發揮輿論監督,以它鮮明的群眾性,博得了工人群眾和全社會的信賴和讚譽。這是與李立三為《工人日報》確定的辦報方針密不可分的。    

  1950年2月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出版《中國工人》月刊的通知,內容有工人運動的理論和政策專論,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決議、指示和通知,工會工作研究與經驗介紹,各產業工會與地方工會的活動情況、工作報告、工人運動的通訊、統計資料、規章條例,國內外工人運動大事記等。

<<李立三之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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