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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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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七下西洋締造絲綢之路 親征漠北維護祖國統一
  平安南  編撰《永樂大典》 遷都北京 
  永樂大帝朱棣是大明王朝十七個皇帝中,所作所為僅次於朱元璋的一代梟雄。朱棣果真是個聖主賢君嗎?如果是,那他為何對待鐵鉉、方孝儒、黃子澄等建文遺臣那麼殘忍呢?是因為天生的冷酷無情還是因為奪了帝位借此掩人耳目?建文帝這個好端端的承平天子為什麼會被趕下台?建文帝和永樂帝之間鬥爭的實質又是什麼呢?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還是在大難來臨前逃之夭夭了呢?聲勢浩大的「鄭和下西洋」的真正成因是什麼?朱棣遷都北京是早有預謀還是一時心血來潮?他所締造的真的是「永樂盛世」嗎?
  傳說迭出,野史紛呈,永樂大帝朱棣在眾口紛紜中猶如霧裡看花、水中望月。《毛佩琦正說永樂大帝朱棣》為您撥開歷史塵埃,還原一個最真實的朱棣。

  推薦語:
  《細解明朝十七帝》之後百家講壇毛佩琦教授拍案解讀明朝最具爭議的皇帝明成祖朱棣

  作者簡介:
  毛佩琦:曾任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北京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副理事長及北京吳□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研究,發表論文六十餘篇。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國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國明代軍事史》(合著)等。 


開 篇

  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南京城籠罩在盛夏的酷暑之中。烈日中天,沒有雲,也沒有風。城外一片殘破。即使還有些整齊的房屋,也早已人去屋空了。在沉悶的死寂中,只有那從燒殘的積木中時時冒出的焦煙顯示出時間還沒有靜止。這些積木既沒有熄滅,又沒有火焰,它像城中的人們一樣,在等待著什麼。等來的是狂風,它可以燃成沖天大火,等來的是暴雨,它可以就此求得解脫,而現在只能冒著令人心焦的黑煙。 

  這裡是大明國的京師。當今皇上和燕王之間的戰爭已經打了四年了。 朝廷說燕王顯有不臣之心,圖謀造反,早在四年前便削了他的王號;燕王說朝中奸臣當政,皇帝有難,於是起兵南下,說是要捉拿奸臣。頭幾年燕王屢敗屢起,並沒有多大起色。但今年卻攻城不守,一直插向南京,這時已經攻破了鎮江,指到了京師的咽喉。事情大概就要有分曉了。這年夏天,京城內外突然飛來大批蝗蟲,一群一群,好像黑雲蔽天,一直鬧了有十幾天。 這說不定是不祥之兆吧?

  當今皇上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孫子,御諱允炆,是個少有的仁柔皇帝。他將朝中的大政都交給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侍講學士方孝孺這些人去辦,沒想到幾年當中竟把事情弄到這個地步。就在幾天前,鎮江失守的消息已經傳到宮中,沿江的守軍紛紛投降了燕王。皇帝十分憂慮,在殿廷中徘徊不止。他問方孝孺該怎麼辦,方孝孺說:「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 方孝孺所上的是個堅壁清野的計劃。但這一來百姓豈不是要受苦了?然而事已至此,只好這樣辦了。

  城外的百姓早已惶惶不安了。雖說這場戰爭已經打了四年,可戰場一直遠在北方數千里之外。江南地區自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以來已經三十多年沒見過軍伍了。燕王的叛軍已經渡過長江,誰知道是吉是凶?他們只好聽從皇帝的命令向城中躲避。軍民商賈,撤屋運木,晝夜不停。京師的酷熱是有名的,何況又在盛夏之中,百姓們飢渴勞苦,竟然有不少人死在這酷暑之中。一些百姓不堪運木的勞苦,乾脆縱火把自己的房屋燒了,眼見著黑煙滾滾,房倒屋塌。烈火的呼嘯和百姓的哭喊響成一片。城牆上挖土的人來人往,一陣陣沉悶的號子在雜亂的腳步喧嘩中透出。為了防止燕軍攻城,朝廷下令軍民加固城牆。想不到人多手雜,西南的城牆竟給弄塌了。朝廷又馬上派軍民修築。不料,西南的城牆還沒修完,東北的城牆也弄塌了。 百姓們晝夜不得喘息,難道說皇帝的氣數已經盡了?不然為什麼連一段城牆也修不牢呢?

  燕軍自鎮江沿江而上,直奔京師。乘勝之軍,意氣風發。壯士們黑黝黝的面孔沾滿汗水,在日光下閃閃發光。在幾年的征戰中,他們風餐露宿,飽嘗辛苦,如今遙遙地望見南京城樓了,真按捺不住心頭的興奮和期待。雖然無風,但因為軍隊行進得很快,那繡有「燕」字的大旗還是呼啦呼啦地不停飄動。前鋒過後,只見中軍裡數十騎威武剽悍的將軍,簇擁著一騎高頭大馬,騎馬的人頭戴叫做翼善冠的烏紗折角向上巾,身穿紅袍,盤領窄袖,前後和兩肩都繡有織金盤龍,足蹬皮靴,腰繫皮帶,那帶上的玉飾晶瑩剔透。 這想必是燕王了。

  燕王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論輩分,他是當今皇帝的叔父。說起來這場戰爭是自家人打來打去。燕王名叫朱棣,素以善戰聞名天下 。他生得相貌奇偉,一縷美髯在胸前飄拂。多年的軍旅生活鑄就了他特有的軍人的威儀,顧盼之間顯示出他的英武 ;在決斷中帶有一股鷙狠肅殺之氣。形勢發展得真快,距他在北平(今北京)起兵才不過整整四年時間,這四年間他親臨矢石,出生入死,曾幾度遭到失敗,差點失去再戰的信心,但他畢竟驍勇過人,絕不能甘心失敗。如今,建文帝大勢已去,他將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當勝利在握的時候,他反而感到贏得它是如此輕而易舉。

  燕師兵臨京城,把守金川門的谷王朱■、曹國公李景隆開門迎降,燕王疾步登上城樓。他憑欄遠望,雄偉的京師便盡收眼底了。東面鍾山像盤龍一樣蜿蜒環抱著京城,西面的石頭山像猛虎一樣雄踞在大江之濱。浩浩的長江從金川門下向東北方向流去。城內東南角那一片金光耀眼的樓台殿閣便是皇城了。洪武三年,他在那裡被封為燕王,到十三年就藩北平,當時他才二十一歲 。憑他的才略,憑他的英武,僅僅能做一個鎮守邊關的藩王嗎?現在他又登上南京城樓了!一時間,塞外的飛雪,白溝河的明月,東昌城下的伏屍,又都浮現在眼前,整整二十三年啊!然而他畢竟又登上了南京城樓了 。這一切都不存在了,彷彿他天生就應該是個勝利者。只是當他瞥見鍾山之陽的孝陵時 ,才不免黯然神傷。那一片短松所簇擁的明樓寶城此刻是多麼寂寞。神道兩側的文武大臣正在向高皇帝陳述些什麼呢?他還依稀記得在皇宮舉行的冊封皇太子的盛大典禮 。他和二哥、三哥一起在文華殿的陛上等著向成了皇太子的大哥祝賀。二哥帶領眾弟獻上賀詞,說:「小弟樉,茲遇長兄皇太子榮膺冊寶,不勝欣忭之至,謹率諸兄弟詣殿下稱賀。」 他不明白二哥、三哥在參加典禮時為什麼悶悶不樂,在說「不勝欣忭之至」的時候一點也沒有高興的樣子。那時他還不懂得這典禮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注定他們一輩子只能到外地去做個藩王。如今他帶兵打進了南京,又登上南京的城樓了,如果高皇帝在天有靈,他將以何面目相對?

  忽然,城東南角的滾滾黑煙吸引了他的視線,那裡是皇宮。黑煙過後,接著是烈焰升騰。好大的火呀,那火舌扶搖直上,上承烈日。宮中大亂,遠遠地可聽到人聲鼎沸,看到從宮中跑出的人群。他此刻倒異常平靜,彷彿看著一出情節單調的戲,他料定一切必然如此,他從北平起兵的那一天就好像已經看到了這一幕,建文皇帝結束的這一幕。讓大火盡情地燒吧!他將在這裡重新開始。他的心隨著升騰的烈焰飛上雲空,神遊海宇,俯視八極,從現在起他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了。

  大江無聲地流著,在晴空烈日下,它像一條鱗光閃閃的巨龍,舒緩地游向大海。 


上篇 通往帝座之路
第一章 驍勇的燕王 一、出生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天下兵戈未止,群雄列峙,這裡是朱元璋的地盤,在寧靜中顯出充裕,正是暮春,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季節,山明水秀的江南一派生機,山坡上的麥苗都挺直了腰桿,田里的禾苗是一片片新綠。

  按朱元璋所使用的大宋政權的年號,今年是龍鳳六年。早在四年前朱元璋便奪得了江南首府集慶(今南京),他將它改稱應天府,作為自己事業的基地。而後他相繼佔有了鎮江、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徽州、池州、揚州、婺州、諸暨、衢州、處州,多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地。朱元璋從大宋政權的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升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朱元璋不僅在戰場上節節勝利,而且把自己的領地內也治理得頭頭是道。兩年前,他設置了營田使,專責興修水利,督勸農耕,命將士所在開荒種田以產糧多少為獎懲,同時,他又設立了管領民兵萬戶府,抽點民間壯丁農時耕作、閒時習武,農戰一體、兵民合一。在群雄中朱元璋逐步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地位。

  今年三月初,江南名士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一同來到應天 。 在一群虎將之外,朱元璋又多了一條臂膀。歷代帝王之都的應天府裡一派興旺,四月十七日(癸酉),這一天朱元璋心情特別好,夫人馬氏就要臨盆了,連一向深沉穩重的朱元璋也不能掩飾心中的焦急與喜悅。朱元璋正在案邊盤算如何向浙東發展,忽然內侍和宮娥相繼前來報喜,原來夫人馬氏生了一個男孩。說來奇怪,這孩子一,屋裡頓時充滿了五色光氣,把門窗映得通明,經日不散 。一時宮裡宮外傳為異聞,在喜氣充溢之中添加了幾分神秘。

  朱元璋得子自然十分高興。後來他給這孩子起了個名字叫做棣。朱棣及諸子的命名是在吳元年十二月,他的幾個兒子都用帶木字偏旁的字為名。長子標,今年六歲 ,朱元璋打算讓他和剛來的宋濂學習經書 。次子■,三子,也都生得靈透可愛。他們雖然年幼,但都是朱元璋的希望。將來,一旦成就大業,這些鳳子龍孫,就是帝室的羽翼。皇子越多,羽翼越眾,皇室就越不會感到孤立無援了。但現在畢竟是創業時期,仍多艱難。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無不雄心勃勃。雖然,去年十月,方國珍歸降了朱元璋,但他懷二心,竟推托有病,不接受朱元璋給他的福建行省平章的官銜,僅僅留下了朱元璋送去的符印。而同時元朝政府亦讓方國珍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令他每年漕運十萬石糧到京師大都。朱元璋派人讓他「■心改過」,方國珍不予理睬,朱元璋亦無可奈何。去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常遇春帶兵攻打杭州,數戰不利,元帥劉忙古歹,椽史商尚質都戰死在城下,朱元璋不得不把常遇春召回。 

  皇四子的對朱元璋是個吉兆,五月裡便傳來了徐達在池州大敗陳友諒軍的捷報。陳友諒攻打池州,徐達、常遇春按照朱元璋的謀劃,以五千人守城,派一萬人埋伏在九華山下,待陳友諒兵臨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盡發,緣山而出,循江而下,打他個措手不及,同時徐達等切斷陳軍的歸路,城中守兵又出城夾擊,把陳軍打得落花流水,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 ,大獲全勝。

  天氣乍晴乍陰,形勢也忽明忽暗。不到一個月,閏五月,陳友涼挾徐壽輝率領舟師引兵東下,攻陷了朱元璋佔有的太平。這一仗打得很慘。太平守將朱文遜戰死,行樞密院判花雲、王鼎及知府許瑗被俘殉難。不久,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自稱大漢皇帝,盡有江西湖廣之地。據有西南的明玉珍,原為徐壽輝的部屬,聽說徐壽輝被殺也自立為隴蜀王。陳友諒又與張士誠相約合攻應天,江東一時大震。朱元璋與諸將商議戰守,竟有人提出或投降、或放棄應天奔鍾山的意見。

  烏雲夾著春雨壓迫著鍾山。石頭城裡,朱棣誕生所帶來的喜悅已被上上下下淡忘了,只有朱元璋和夫人馬氏還時時把他掛在心間。朱元璋看著襁褓中的朱棣,想著他有一天會替自己在疆場南征北戰,無敵於天下。這一天一定會來到的,就像緊鎖著鍾山的烏雲,一定會散開,陽光一定會再灑滿石頭城一樣。 


二、受 教

  世勢像天上的浮雲,時光如翻騰的江水,一切都在變,而且變得那樣迅速。短短幾年中,朱元璋的聲勢已經今非昔比了。他在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被小明王封為吳國公,接著,他在鄱陽湖大敗陳友諒,陳友諒中流矢而死,其子陳理被迫投降。龍鳳十年,朱元璋自立為吳王,建立百宮,定立制度,儼然是一方之主了。他進而進攻江北張士誠,奪取了泰州、高郵之地。然後,轉過來又向張士誠的根據地進攻,連下湖州、杭州進逼平江,節節取得勝利。這時大宋政權的主公小明王卻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他所在的安豐一度被張士誠圍困,小明王乘著黑風暴雨逃到了滁州。朱元璋派廖永忠把小明王迎往應天,哪知船到江心竟然舟覆人亡,不管是風浪也罷,還是廖永誌的粗疏也罷,也不管還是有點別的什麼原因,反正這個被朱元璋的謀臣稱為「牧豎」 的小明王已經死了。朱元璋就此取消了大宋的龍鳳年號,改稱吳元年(1376)。這一年,強敵張士誠被俘,方國珍投降。朱元璋只待揮師北上,逐鹿中原了。

  這一年,朱棣已經八歲,生得虎虎威威,特別為朱元璋夫婦所鍾愛,到這時為止朱元璋一共有七個兒子,長子今年十三歲,早拜宋濂為師,學習經書,在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時他被立為世子。老二朱樉十二歲,老三朱十歲,最小的老七朱■也已經四歲了 。雖然這時天下仍然爭戰不已,但這些王公子弟畢竟是生於安逸,長於富貴。他們不會再受朱元璋幼年時的那些苦,不用去放牛,不用吃草根樹皮,也用不著做那形同乞丐的遊方僧了。朱元璋對他們寄有很大期望,指望他們將來繼承自己開創的大業。他深知不諳世事的紈褲子弟是無法擔當大任的。他希望諸子知道什麼是疾苦,什麼是勞碌。這年十月二十二,他讓老大朱標、老二朱樉到臨濠拜謁祖宗的陵墓,順便瞭解民間疾苦和自己創業的艱難,也是為幾個弟弟做個榜樣。朱標臨別時,他對諸子說:

  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勞於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性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

  今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 

  十一月甲午,圜丘建成,朱元璋出視,世子從行,朱元璋命左右引導,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回還後,朱元璋對世子說:「汝知農乏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以橫斂,則民不堪命矣。」 

  就在這之後,十二月十一日,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向朱元璋獻勸進表,請朱元璋登帝位。朱元璋推辭了一番,便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祭告上天,決定登極 。朱元璋已經成了實際的皇帝,就差舉行正式典禮了。但在這新朝伊始政務叢脞中,朱元璋也還想著對諸子的培養。他知道只有有了可靠的子孫,他所開創的大業,才能傳之久遠,他悉心經營所付出的心血才不會白流。在父傳子家天下的時代,朱元璋的想法是正常的。本來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對於皇帝和他的子孫來說,國即是家,家即是國,家與國是一體的,它的延續必須是以朱氏的血統為標誌。二十四日,朱元璋正式為諸子命名。他將這要寫入宗室譜牒的大事祝告給太廟。告文寫道:

  維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禮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舉兵渡江以來,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標,次曰樉,曰,曰棣,曰■,曰楨,曰榑,從孫一人曰煒,敢告知之。 

  同時,朱元璋考慮諸子已經漸漸長大,應該習勤勞,以不致驕惰。他讓內侍做了一些麻履行塍,凡是諸子出城稍遠的,必須騎馬走兩程,步行走一程,非要讓他們親身體會一下勞苦的滋味不可。

  朱元璋登極轉眼就快一年了。這一年裡,明朝軍隊北討南征節節勝利。福建廣東相繼歸入版圖。北伐軍經山東、河北直逼大都,迫使元順帝帶領臣屬倉皇棄城逃跑,出奔上都,攻克了元朝近百年的統治中心,朱元璋正式取代元朝得到全國統治者的地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四日,大雪覆蓋了南京城。皇城裡一片瓊樓玉宇、莽莽蒼蒼的鍾山也顯得更加雄偉壯美。昨天冬至,朱元璋到圜丘祭祀過皇天上帝,百官紛紛前來慶賀這大禮告成。今天朱元璋特意在奉天殿宴請百官。宴會剛罷,朱元璋信步來到大本堂。這是皇太子和幾個兒子讀書的地方。大本堂藏有古今圖書,教師都是各地的名儒,他們是朱元璋根據群臣的推薦親自寫信徵召而來的 。朱元璋要求老師不僅能培養諸子的德性,而且要與他們朝夕論說「民間稼穡之事」和「往古成功之跡」 以使諸子瞭解民情,增長政治知識。老師們輪番在大本堂夜直,另外還有一批從各地選拔的聰明伶俐的少年給諸子伴讀 ,這些師傅也夠認真的了。他們對諸子的管束甚嚴。諸子中有不聽教訓的,甚至要挨打。有一次,老師用管打了淘氣的皇子的額頭,朱元璋為此大發脾氣,經皇后馬氏的解勸才算完事 ,大本堂是朱元璋常來的地方,他不僅要檢查諸子的課業,也常與各位老師商榷古今,評論文字,有時則賜宴賦詩,相與唱和 。

  大本堂不過是崇屋數椽,並無華麗的裝飾。堂前一徑小路幾束修竹,沒有亭台館榭,卻有片片菜地,那越冬的蔬菜在白雪中透出點點碧綠。朱元璋曾對皇太子和各位皇子說:「此非不可起亭館台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有儆戒。」 大本堂的庭中,懸掛著一幅幅圖畫,那是今年四月朱元璋命畫工特意為諸子繪製的。畫中所畫有古代孝行故事,還有朱元璋親身經歷的艱難和南征北戰的事跡。他對侍臣說:「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各位近臣都說:「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朱元璋又說:「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勿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朱元璋來到大本堂,敘過禮,問過諸子的課業,便出題請各位師儒作文。他出的題是《鍾山蟠龍賦》。朱元璋雄才大略,這文題也是帝王氣象。各位師儒對景揮毫,各有所作。朱元璋特別高興,吩咐內侍設宴,款待各位師儒。朱元璋一時興至,自己也作了一篇《時雪賦》。他把這賦賜給了各位師儒。朱元璋雖只粗通文墨,但他才力過人,多年的磨勵的熏染,煉就了他的英察敏銳,因而所作文字也多有可讀者。各師儒當然將皇帝的賜予看作殊榮,莫不誠心感戴了。臨行前,朱元璋又命賜給諸師儒每人一套冠服。朱元璋回到乾清宮 ,已經是薄暮時分了。

  朱元璋對諸子的學問極為留心,因而對教師也有不少要求。洪武二年四月初五,他對給諸子和功臣子弟講授經書的博士孔克仁說:「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而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邪?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正心則萬事皆理矣。苟守之不以其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摘詞章而已。」 

  朱元璋還時時以自己身體力行的經驗教育諸子。這年五月十二日。在回宮途中,天儘管熱,可農夫們卻不敢耽誤農時,他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吃力地勞作,盼望著秋天會有個好收成。朱元璋看在眼裡,不覺想到自己幼年所經歷的艱辛,不忍再騎在馬上。他下了馬,從獨龍岡一直步行到淳化門,到了淳化門才又騎馬回宮。他對跟隨的人說:「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閔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閔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第二天,他又與孔克仁和諸子說到上鍾山的事。他讓內侍叫過一個小僮,朱棣他們一看與自己年齡差不多,一時也不知道父皇要說什麼。原來,昨天,朱元璋帶侍御僕從上鍾山,這小僮也在裡面供役。他雖然跑得紅頭漲臉,汗流涔涔,卻仍然手勤腳快。朱元璋不禁想起自己的孩子,養尊處優是多麼驕奢。他暗中記下他的姓名,打算用他為例對諸子作一番教訓。他把那個小僮叫到諸子面前,對他們說:「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貴耽逸樂耳。」不過,不論朱元璋怎樣說,朱棣他們也無法體會小僮的艱辛,貴為皇子,是無法與一個作為奴僕的孩子相比的。然而,孔克仁卻把朱元璋的這番話比做周成王的無逸之戒。 

  為了把諸子的約束和教育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在本年四月就命令中書省編定《祖訓錄》,同時還要中書省制定封建諸王的制度,確立他們的封地、鄉邑及官屬規制。 


三、被 封

  明洪武三年四月初七,冊封親王的大典正在宮中舉行。奉先殿內悄然無聲,端正地擺著五座寶冊案,殿前的丹陛上,東邊擺著十座寶冊亭。參加典禮的各項人員早已肅立在位。深沉的鼓聲中,皇帝朱元璋身著袞冕登上奉天殿的御座,鞭炮一響,司辰官報告典禮時辰已到,引進官四人引導皇太子,引禮官四人引導諸皇子一起從奉天東門走進。音樂聲起,皇太子及諸皇子登上奉天殿東陛,皇太子被引進奉天殿東門,侍立在皇帝一旁。諸皇子被引入丹陛拜位,在樂聲中向皇帝行禮。承製官從殿內捧出制書,由殿中門走出,站定,口稱「有制」,諸王全部跪下,承製官高聲宣制:「封皇子樉為秦王,為晉王,棣為燕王,■為周王,楨為楚王,榑為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宣畢諸王俯伏在地。承製官由西門入殿,向皇帝跪奏傳制完畢,諸王在樂聲中再向御座行禮。隨後便是諸王輪流進殿接受冊寶了。先是秦王,後是晉王。單調而冗長的儀式,朱棣等得早已不耐煩了。這年他十二歲,他很希望像秦王那樣第一個接受冊寶,但他更羨慕像大哥那樣在前兩年被封為太子。父皇和百官只為他一人舉行典禮。而且,封了太子將來是要做皇帝的。親王不過是親王罷了。他正在遐想,引禮官已經走到他的面前。現在輪到他進殿領寶了,他跟在引禮官之後,由東門進入奉天殿,在樂聲中被引至御座前的拜位跪下,捧冊寶官在案前跪捧冊交給讀冊官,讀冊官跪傳後,把冊交給丞相。丞相接過冊,把它跪授給朱棣,朱棣把它交給跪在身邊的捧受冊寶內使。接著再照此順序再把寶接過來,交身邊的另一名捧受冊寶內使,隨著贊禮官的高聲呼喊,朱棣再一次向皇帝行再拜禮,禮畢,便在樂聲中,由引禮官引領出奉天殿,兩名內使分別捧著冊寶作前導把朱棣帶回自己的原位。內使把冊寶放在冊寶亭的盝匣裡,退立於丹陛之東。朱棣儘管不甘心做個親王,但在他接過冊寶時仍然感到它沉重的份量。多重的冊寶啊!他站在殿前,說不清此刻的心情是什麼,好幾天之前他們便反覆演習今天要舉行的儀式,今天天還沒亮,他們就被領到宮牆外等候了。現在他感到有點累了,多麼想舒一舒筋骨啊,哪怕是仰望一眼大殿頂上無際的長天也好,但他不能,因為那樣會被指責為失禮。忽然他聽到贊禮官的一聲什麼呼喊,那是吳王、楚王接受冊寶的儀式也完畢了。他和眾親王在樂聲中再向皇帝行四拜禮,然後由內使在前面抬著五位親王的冊寶亭,他們跟在後面,由東陛下殿,樂聲送他們走出奉天東門 。這次典禮,齊王、潭王、趙王、魯王因為年紀小而沒有參加。朱元璋派丞相承製官攜帶冊寶,分別授給他們,最年幼的則由保姆抱著行禮,儀式同樣很嚴肅,很複雜,就不必細說了 。

  親王所得到的冊寶都由黃金做成,十分精緻,寶,也就是金印,正方形,每邊長五寸二分,高一寸五分,都按周尺計算。正面用篆書刻著「某王之寶」。上面飾以龜紐。寶池也用金做成,大小正好容下金寶。寶篋兩副,一副盛寶,一副盛寶池。每副都有三重,外篋用木,描畫著渾金瀝粉蟠龍,紅紵絲襯裡,中篋用金鈒蟠龍,裡面的小篋裝飾如同外篋,裡面放有寶座,四角都雕有蟠龍,再描上渾金。座上裝有錦褥。金寶用銷金紅羅小夾袱包裹起來,篋外分別用紅羅銷金大夾袱覆蓋。冊是兩片金頁,每片長一尺二寸,寬五寸,厚二分五厘,也按周尺計算。金頁上下有孔,用紅絛串聯。開闔如同書本。冊下面墊有紅錦褥。冊盝用木刻成,上面用渾金瀝粉描繪的蟠龍。盝用紅紵絲襯裡。冊用紅羅銷金小袱包裹,盝外用紅羅銷金夾袱覆蓋。 

  親王的金冊上鐫刻著楷書冊文。朱棣的冊文是: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國於一方,並簡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爾為燕王,永鎮北平,豈易事哉!朕起農民,與群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弔民,時刻弗怠,以成大業,今爾有國,當恪敬守禮,祀其宗社山川,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體朕訓言,尚其慎之。 

  諸王得到冊寶之後,朱元璋即命將冊封皇子為親王的事詔告天下 。禮部尚書奏請皇帝將詔書加印皇帝的寶璽,然後來到午門外為文武百官開讀。詔中寫道:

  朕惟帝王天子,居嫡長者則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大子,諸王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子樉為秦王,為晉王,棣為燕王,■為周王,楨為楚王,榑為齊王,梓為潭王,杞為趙王,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傅官屬及諸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茲詔示,鹹使聞知。 

  詔書宣讀完畢,皇帝還宮,太子退後,全部儀式才算完成。

  這一天,受到冊封的諸位親王要依次朝謝皇后、太子,親王之間又要互相致賀,丞相又率百官給親王祝賀。第二天皇太子還要向皇帝皇后道賀,百官也要進表箋給皇帝、皇后、皇太子道賀。京城內外的命婦,要給皇后道賀,依然是沒完沒了的鞠躬叩首,鳴鼓奏樂。百官命婦則要受到賜宴的款待,宮中上下,一片道賀之聲。

  皇帝統治天下,自稱「受天明命,賴祖宗之靈」。諸子冊封為親王當然不能不告知天地祖宗。親王接受冊封後要選擇好日子到太廟致祭,以告知祖宗在天之靈。其實朱元璋未行冊封之前就已經前往太廟拜過了。那正是這個月的初三。朱元璋拜過太廟之後在奉天殿和文華殿上大宴群臣。朱元璋對廷臣說:

  昔者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眷祐,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

  群臣唯唯附和說: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祀,天下萬世之公議。

  朱元璋接著說: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朱元璋所做的這一番論證,看來是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以求得朱家天下的長治久安。朱元璋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這時明朝剛建立不久,內外都有危險。

  這時明朝的主要敵人仍是元朝殘餘勢力,自元至正二十年(宋龍鳳六年,1360年)後,朱元璋的力量迅速壯大,他先後兼併了陳友諒、張士誠和方國珍等政權,於吳元年(1367年)命徐達等北伐中原奪取了元朝的山東諸郡。第二年,明朝建立,明軍繼續北進,攻下汴梁。八月逼近大都,迫使元順帝開健德門北遁大漠。這時以和林為中心的元朝皇室仍有相當的實力,所謂「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亡」 。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的元政權稱作北元。北元勢力所及西自天山,東至呼倫貝爾湖,北抵額爾齊斯河及葉尼塞河上游,直至長城的廣大地區。北元的主要力量有兩支,一是據有陝西甘肅的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他大約有四十萬人馬。一是控制遼東的納哈出,他大約有二十萬之眾。此外,雲南還在元朝宗室梁王的手中。整個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裝資儀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不僅如此,遼東的女真,陝甘的西番,以及西域、高麗仍然都是北元羽翼。面對這樣的形勢,朱元璋不能不認真對待,暫時也只能採取「固守疆國,防其侵擾」 的政策,在國內,懷念舊朝的情緒,忠於舊朝的遺民,狐疑觀望者貌合神離,遠遠沒有肅清。就在朱元璋冊封諸王的前一天,他下令「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表面上說是為了「別婚煙,重本始」、「厚民俗」 ,而實際則寓有監督控制之意。冊封親王以屏藩帝室的目的之一,就是針對明朝的這些內外敵人。朱元璋先後共生二十六子,其後封王而置於邊塞的就有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晉王、北平的燕王、大寧的寧王、東北的遼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寧夏的慶王、蘭州的肅王,這九王皆稱塞王,「莫不敷險隘,控要害」。

  在告天下以冊封諸王的詔書中,朱元璋先申明他得天下是「賴將帥實力」,因而應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隨後又不憚其煩地解釋為什麼「報功之典未及舉行」,而已先行封建了諸王。其意本在安撫人心,實際沒有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先說是「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又說是「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他的這番解釋實際上已經明確無誤地將諸王放在了與將帥對立的位置上了。他先行冊封諸王唯恐引起那些曾為創建朱明皇朝而流血犧牲的元勳宿將的不滿。所以朱元璋分封親王的另一目的不僅是為了對付國內可能出現的人民造反,更重要的則是企圖以眾親王與這些將帥相抗衡,以加強皇室的地位。內地的周王、齊王、楚王、潭王、魯王、蜀王都無不在要塞之地。

  親王不僅享受歲祿萬石這樣優厚的物質待遇,而且政治地位也很高。他們在自己的王府中有一套官屬,冕服車騎宮室之制僅次於皇帝,公侯大臣亦不得與之鈞禮 。更重要的是親王握有軍隊。洪武五年,成立了親王護衛指揮使司這樣的機構 。每王府設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萬九千人 ,更重要的是,在親王的封國內,中央政府所派駐的守鎮兵也往往歸親王調遣。洪武二年始編訂的《祖訓錄》規定: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 

  調動守鎮兵,僅有皇帝的御寶文書還不行,還需要有親王的命令:

  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並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

  明初對親王權勢唯一限制是「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 。親王沒有自己獨立的地盤,也不得干預地方行政事務。

  分封親王是為了保證明朝的長治久安,但如何能確保做到這一點,朱元璋仍然頗費腦筋,他認為除了對諸王的教育鍛煉外,就是要求諸王不能離開自己所確立的規範,不能改變自己定立的制度。

  為了使對諸子的教育約束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於洪武二年四月十一就下令編輯《祖訓錄》,後來又下令編《昭鑒錄》。到洪武六年三月初一,《昭鑒錄》成書了 。

  這是一部專門給諸子看的書。它先後由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編修王撰等人編訂。內容包括漢唐以來藩王所行的善惡,用以對諸王進行勸誡。宋濂為此書寫了序,朱元璋賜以書名。朱元璋對文原吉等人說:「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為教育諸子,讓他們嘗試挨餓受累,其用心也良苦了。

  到五月初一《祖訓錄》也成書了 。《祖訓錄》共有十三目,包括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朱元璋親自為之作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久定,人已守是以息。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

  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剿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舊習■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備習奸猾,至難齊也,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為《祖訓錄》一編,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乃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

  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欲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警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訓錄》頒給諸王,並且將其抄錄於謹身殿的東■、乾清宮東壁,還讓親王抄寫在王宮正殿和內宮的東壁,隨時閱讀。隨後他又對諸臣說:

  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圖永固,他認為他的子孫只要維持他定下的成法不變即可使朱明天下傳之久遠。隨侍之臣為朱元璋的這種認識找出了理論根據。他們回答說:「自古創業之主,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有(由)舊章。朱元璋對這種逢迎當然很高興。他接著說:

  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朱元璋相信親王比將帥可靠,朱姓比異姓可靠。他肯定地認為分封親王恪守祖訓會使朱明朝廷長治久安。然而「封建」的得失,自秦以來一千餘年,一直爭論不休。明朝實行分封制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在當時仍然是個難解之謎。

  歷史上從來不缺少聰明洞達之士。這些人會根據歷史的經驗對複雜的現實做出精闢正確的論斷。但他們的意見卻往往不被重視,甚至因為發表這些意見而遭到慘禍,哪怕這意見是應統治者的要求而發表的。只有當他們的論斷被歷史無情地證實之後,人們才發現它真正的價值。這時便會有一大批人出來稱讚他如何如何高明,不聽其言教訓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說,這樣一來,類似的錯誤以後不會再犯了。然而事實上後人還是常常要重複前人的錯誤,當然失敗也常常是同樣慘。難道人們不能接受歷史的教訓嗎?不是。「口之於味,有同嗜焉」,千古萬國人同此心,人們的慾望大體一致,而歷史規律也亙古如一,絕不更改。兩者相遇,就看誰能屈服於誰了。洪武九年(1376)自年初以來,欽天監不斷報告說星象異常:二月歲星逆行入太微;三月,熒惑犯井;四月熒惑犯鬼;五月太皇犯畢、井,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於天倉,幾天之內越來越亮,最後進入紫微垣,一直鬧了四十多天。 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舉國上下的不安。皇帝既是天子,又受有天命,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了。皇帝一定有什麼事做得不當。九月初九,皇帝下詔,請求臣下直言,以匡正過失。說是 「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冀臣民,許言朕過」,而且說「於斯王道惟忠且仁者能鑒之」 。寧海人葉伯臣,以國子生被選拔擔任了平遙縣儒學訓導的職務。早就看出朱元璋政策的失誤。打算上書直陳。他聽說皇帝有詔求言便上書指出當今政治的三個問題: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關於分封,他說: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

  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聽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葉伯巨同樣在總結歷史的經驗,但他得出的結論卻與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漢晉兩代的事例詳盡地解剖這一問題。漢朝初年,高祖劉邦鑒於秦室孤立無援,仍行分封制,後來又規定「非劉不王」 ,以確保劉氏江山。但天下諸藩日臻強大,專恣自為,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賈誼向漢文帝建議眾建諸侯,以削弱諸侯的勢力,沒被採納 。景帝時吳楚七國更加驕橫,勢在必反,晁錯再建削藩之議,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於是相繼削趙王、膠西王、楚王之地,吳王乃與六王相約而反。待七國次第平定,朝廷將地方用人之權,收歸中央。其後諸王的權力雖然削減,但其封地仍然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議,施行推恩令,命令親王在自己封地內分封眾子弟為侯,從而將諸王的領地塊塊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無實 。從此地方權力全歸朝廷控制,漢室得到安寧。一百五十年以後,東晉武帝再次重蹈漢初覆轍,企圖眾建親王以羽翼王室。他分封子弟二十餘人為王,並給以兵權,大國小國兵力從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武帝死後,汝南王、楚王、趙王、齊王、長沙王、成都王、河間王、東海王八王相繼為亂,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綿亙十六年之久。國勢陵夷,地方大亂,遂至匈奴劉氏舉兵南下攻破洛陽,懷帝被俘 。

  葉伯巨擔心明朝再走歷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亂,他建議在諸王還沒就國時便「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以強幹弱技,並且限制諸王的地盤,也用來封建諸王的子孫,以分散諸王的力量。其策略與賈誼、主父偃如出一轍,其拳拳忠心可嘉,其切切之議可行,也算得個「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難測,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說過的「惟冀臣民,許言朕過」的話,竟固執己見,想要在並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嘗試。他讀到葉伯巨的奏疏,異常憤怒,大呼:「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他愛諸皇子太深了,因而便過分相信他們之間的骨肉之情,他忌異姓功臣也太深了,因而便認為除依靠骨肉之情外別無它途。大明江山,皇圖永固,骨肉豈容離間!葉伯巨的一番話攪得他心緒不寧,他一定要親手射殺葉伯巨,才能解心頭之恨。彷彿葉伯巨一死,朱姓江山便會從此太平無事。葉伯巨被捉拿到了京師,但中書省的官員們都不忍他馬上遭到亟刑,也許他們和葉伯巨對形勢有著同樣的見解,也許只不過是出於有限的同情心罷了。中書省等朱元璋怒氣稍稍下去,向他奏請對葉伯巨的處置。結果葉伯巨被送入刑部的大獄,一直關死 。總算比梟首凌遲好得多了。 


四、鳳陽行

  皇帝不能總是把親王放在腳下,就好比大鳥之於雛鳥,一旦雛鳥羽翼長成便鼓勵他們試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騰空凌雲。朱元璋對此更為急切。朱元璋自己從臨濠的貧苦農民、遊方僧成了一代帝王,他曾希望諸王也體驗一下自己的經歷,因而常常讓他們回鄉。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命令他們去鳳陽看看祖宗的肇基之地,讓他們再次領略江山得來的不易。這行人由皇太子帶領,在出發前一同去祭奠了開國功臣 。對於父皇創業的事跡,朱棣早已瞭如指掌了。但這次祭奠仍然使他振奮。他好像跟著父皇,伴著各位老將功臣走向烽火連天的戰場。這祭奠和即將開始的中都之行一樣,是在掀動下一場戲劇的帷幕。帷幕一開,他們就要正式登上舞台了。朱棣感到渾身孕育著一股即將爆發的力量。

  去年十月,朱元璋曾讓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和靖江王一起出遊中都。說是為了練習武事,但不知為什麼卻沒有讓燕王、周王參加,那次跟隨太子和諸王到中都的有東宮官 和各王府官,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秦府長史林溫,晉府長史朱右,楚府長史朱廉,靖江王長史趙塤等。他們離開南京後,朱元璋還將臨時找到的一卷《濠梁古跡》派人追送給他們。朱元璋在書外面特意題了字,讓宋濂按圖詢訪,隨時為太子和諸王講解 。

  二月十六,燕王等跟隨太子離開南京,仲春時節的南京城外風和日麗,柳綠桃紅。明麗的天空下不時掠過幾隻春燕。農民們絕不敢耽誤農時,他們在田間艱苦地進行著那世代如一的週而復始的耕作。融融春光裡走來太子和諸王的大隊人馬。走在前面的是身著戎裝舉著龍旗的軍士。一面黃旗居中,青旗、赤旗、黑旗、白旗在四面環抱。每面旗下都有六個身著與旗幟相同顏色服裝的軍士,他們身背弩弓,無不英武強悍。接著便是舉著引幡、戟氅、戈氅、儀鍠氅、羽葆幢、青方傘、青小方扇、青雜花團扇的校尉 。個個都是鮮衣怒馬,數不清的旗幟,數不清的儀從。那踏踏的馬蹄,滾滾車輪,和輕輕揚起的黃塵,打破了春日的寧靜。

  從南京到鳳陽三百三十里的路程,用了近兩天時間,第二天他們到達了鳳陽城 。鳳陽在元朝稱為濠州,屬安平路。朱元璋做了吳王之後,這裡便是龍飛之地了,自然要有所升崇,於是改稱臨濠府。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將這裡確定為中都 。其時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臨濠的地位一時顯得格外重要。要不是劉基他們勸說,朱元璋真想將鳳陽作為京師了 。但是,朱元璋仍然在中都建了新城。三年十二月新城建成,周圍五十里四百四十三步,環置九門。中有皇城,周圍九里三十步,環置四門,頗具規模 。去年皇太子和秦王、晉王出遊中都時,正值鳳陽府剛剛遷入臨濠新城,而城西南的皇陵城也已經動工了 。

  鳳陽北濱淮河,南臨鏌琊山,西濠水就源於此山 。鳳陽西八九十里有兩座山,一是荊山,一是塗山。據說這兩座山原本相連,淮水在荊山北麓流過。後來大禹鑿山引水穿過其間,使民間免除阻隔之苦 。

  這裡雖然離南京只有三百三十里,但臨近淮河,經常受到洪水的困擾,和富庶的江南相比,這裡顯然要貧窮得多了。朱棣和秦王、晉王在就藩之前,差不多就沒再離開鳳陽,他們在這裡不僅對朱元璋創業的艱難有了更深的感受,而且熟悉了民情,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這裡開始鍛煉了帶兵的本領。

  前面已經說過,按規定每親王擁有三護衛軍隊。洪武十年正月十二日,朱元璋又宣佈增加秦、晉、燕三王的軍隊。秦府原有西安護衛軍一千四百五十一人,增加羽林衛軍兩千兩百六十四人;晉府原有太原護衛軍一千六百三十人,增加興武等衛軍兩千兩百五十一人;燕府原有燕山護衛軍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增加金吾左衛兩千兩百六十三人 。所增加的兵力都在原有兵力的一倍半以上。

  朱元璋最重視兵權。絕不把兵權輕易屬人。在他未即位之初,多用養子為心腹,凡克城池,都令其與將官同守 ,用以進行鉗制。朱元璋奪取集慶後,設立了大都督府,作為最高的軍事統帥機關,他將大都督這一重要職務交給了皇侄朱文正 ,等到朱元璋有了親生的兒子,他便逐步放心地把兵權交給他們掌握。他先是設立護軍府,後又於洪武五年設置了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規定每王府三護衛,每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此外,還有兩個圍子手所。所千戶一人。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每個親王都擁有大約一千五百人的兵力。

  但是,屢經修改的《皇明祖訓》又規定:「王府指揮司官並屬官隨軍多少設置,不拘數目。」 實際等於說王府所統帥的軍隊沒有限制。而事實上,在洪武時期也確實如此。《皇明祖訓》裡還規定:「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時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 這就給親王更多的接近軍隊、熟悉戰陣的機會。

  朱棣在諸王中自幼便以悍勇著稱。年齡稍長,更顯出其所懷心志與諸王不同,尤其好遊俠,善於騎射 。這次到中都拜謁鄉里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講習武事,這使朱棣有如魚兒得水,格外遂心。鳳陽是他試飛的起點,這裡的生活使他終生難忘 。

  這次燕王他們去鳳陽足有半年多。九月初七日,他們一行奉命回到京師。

  洪武十一年初,朱元璋決定讓秦王、晉王前往自己的封國。五月初四,秦晉王臨行,朱元璋分別賜給他們以璽書,再做一次叮囑。給秦王的璽書寫道:

  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以來,不勝其弊。及吾平定天下,又有轉輸之勞。西至於涼州,北至於寧夏,南至於河州,民未休息,予甚憫焉。今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餘不急之役,宜悉緩之,勿重勞民也。

  給晉王的璽書寫道:

  大原之民困於元氏弊政久矣。又嘗出力悅囊以供我師。勤勞憔悴,吾未嘗不於憐之。爾之國,務愛養生息,勿復以不急之役擾之,其體吾意。

  這兩道璽書,不過講了些要體恤民情、愛惜民力的話。其實,在朱元璋看來,西安、太原兩地十分重要,不僅這裡與故元勢力近在咫尺,而且,朱元璋認為這裡是天下形勢所在,特別是西安作為歷代的都城,朱元璋一直有意遷都於此。所以他對秦晉二王實在是深有寄重。大概那些寄重的話早已說過至此已無須重複了吧!不過,真令人懷疑,這兩段話中是否有什麼材料故意被人刪除而隱瞞了 。

  就在命令秦王、晉王就藩的同時,朱元璋命令燕王、周王、楚王、齊王再次還駐鳳陽。這次到鳳陽去,距上次回還恰恰是一年半整。秦晉二王就藩之後,在鳳陽的諸王就以燕王為最年長了。朱元璋又教訓他們說:

  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業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則可以長享富貴矣。 

  每逢新春正旦,皇帝都要在奉天殿受群臣的朝賀,然後是大宴群臣,與此同時,在京的命婦,也要給皇后拜年,並受到在坤寧宮賜宴的殊榮。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三,燕王帶領周王、楚王、齊王自鳳陽來到京師,朝見父皇。諸王和他們的從官衛士都得到了鈔幣的賞賜。這次燕王來朝之後,大約再也沒回過鳳陽。這次回京雖不曰「還」,曰「來朝」,但,十一年五月乙酉,齊王榑也曾自鳳陽來朝,而實錄六月辛丑則又記「命齊王榑復之鳳陽」。而此次燕王等來朝後,是否再返鳳陽,實錄竟無載。揣度之,燕王當未再赴鳳陽也。這是他在朱元璋身邊的最後一段時間了。這期間他仍得親聆朱元璋的教誨。第二年二月,朱元璋遣官祭祀歷代帝王,再次教給太子和諸王以帝王之道。他現身說法,要求子孫都要學他的榜樣。他說:

  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誤。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暱。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微,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之持守之道 。

  朱棣他們不僅可以從朱元璋這裡得到教誨,還從朱元璋同輩人那裡受到類似的影響。朱元璋有個姐姐,嫁給了臨濠東鄉的李貞。李貞家雖不像朱家這樣貧窮,但也不過是個普遍農家,元末動亂中,他聽說朱元璋已經起事,便攜帶幼子李文忠於至正十四年冬來到滁陽投奔朱元璋。這時李文忠已經十六歲,沉勇機智,儼然是一個男子漢了。朱元璋一見便十分喜歡。這時朱元璋還沒有兒子,他說:「吾甥猶吾子也。」便對李文忠悉心教養,令其隨軍征討。後來李文忠被授以兵柄。朱元璋做皇帝後,將他姐姐封為孝親公主,李貞也便做了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按輩分,李貞便是朱元璋姐夫,但他們貴為皇親,地位崇優,卻沒完全泯滅曾經作為普通農民的氣質。李文忠南征北戰也確不負所望,立了不少功勳。朱李兩家過從甚密。朱元璋常常要到李家走動,太子及諸王也都常與李家來往。李貞對驟然而來的富貴,常不自安。他說:「一旦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為也。」平時他穿衣服僅求適體,不求華麗,所食飯菜唯取適口,不求奢侈。朱元璋常常送給他衣服,但他穿壞了的一定要縫補好再穿。他還經常向子孫懇切地敘說那些他還是一個普通農民時的情況。在朱元璋的親屬中,李貞年最長,他認為應該給子孫們做個榜樣。他說:「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長,苟為奢靡,何以勸率家人!」當時去開國不遠,朱棣的父輩都身經動亂,受過苦難的磨勵,上下還有一種崇尚質樸的氣氛。它潛移默化,在朱棣後來的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它的痕跡。 


五、脫穎而出

  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十一日,燕王朱棣帶領兩護衛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離開南京前往他的封地北平 (今北京)。這年朱棣整整二十一歲。

  這年正月,發生了一件舉國震動的大事。左丞相胡惟庸被誅殺,罪名是「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惠民,或撓政以誣賢」 ,如果像詔書中所說是中書省「任非其人」,那麼再選擇一個稱職的人接替胡惟庸便可以了。結果並不如此,朱元璋就此廢除了中書省,並將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顯然這是謀劃已久的一次剷除權臣、集權於皇帝的措施。朱元璋所宣佈的胡惟庸的罪名,不過是採取這一行動的借口。朱元璋剷除權臣和分封親王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即維持朱姓皇室的獨尊地位。隨著親王的成長和逐漸就藩,朱元璋越來越覺得可以無所顧忌地對威脅皇帝的權臣採取措施。反過來,胡惟庸這樣的治國能臣被誅殺後,朱棣和各位藩王身上的擔子便更為沉重了。

  朱棣背負著「慎固邊防、羽翼皇室」的重任,來到北方重鎮北平。這裡曾經是大元帝國的首都,被稱為大都。蒙古騎兵的鐵蹄一度無敵於天下,所到之處莫不降服,成吉思汗、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就從這裡出發,統治著廣袤的疆土。蒙古人、漢人、色目人彙集在這裡,東方人、西方人彙集在這裡,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服裝、不同的風俗,這裡曾是一個真正的世界性的城市。如今那鮮衣怒馬的蒙古人哪裡去了?那黃發碧睛的色目人哪裡去了?連勾欄瓦捨中的百戲雜劇也失去了原來的喧闐紅火 。只有那冷落的皇城宮殿依然顯示出昂處挺身的雄姿,那太液池邊的春柳依然嬌媚地拂撫著水面。十三年過去了,這蜿蜒的紅牆裡終於迎來了它新的主人。

  這裡雖然已不是全國統治中心了,但軍事、政治上仍然佔有重要地位。蒙古人要東山再起,這裡是首先要覬覦的目標。元朝近百年來的統治在這裡還留有很深的影響,懷戀故國的勢力盤根錯節,表面上俯首屏息,而暗中仍心懷不滿。不是洪武初年在西直門甕城門洞的牆壁上還有人在表達他故國之思嗎 ?朱元璋改「大都」為「北平」,就是要鎮壓這裡的「王氣」。

  早在元順帝放棄大都,北退塞外時,就派駐守在太原的擴廓帖木兒率軍北上,經保安(今涿鹿)反攻大都,結果明大將軍徐達乘虛攻克太原,又擊破擴廓回援之軍。洪武二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軍攻通州,紮營白河,再窺大都,為明守軍擊潰。六月也速乘明師進攻陝西之際,再攻通州,被常遇春回師擊敗。明師乘機進攻開平,元順帝再北走,明軍大勝,生擒其親王慶生、平章鼎住,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明軍挺進西北,偏將軍李文忠率軍行抵太原,正值元將脫列伯、孔興奉元順帝之命進攻大同,情勢甚急。李文忠引軍北上救援大同,大敗元軍。脫列被俘,其眾萬餘人投降,孔興遁走陝西,被部將所殺。這是元朝妄圖恢復的最早兩次企圖,雖然都被明軍擊敗,但元軍所擁有的實力並未被消滅。

  明軍於洪武二年八月攻克慶陽,十二月擴廓帖木兒乘徐達還師,自甘肅襲擊蘭州 ,明軍苦戰,雖免於陷落,但西北已呈危急之勢。同時,北方邊塞要地朔州(今河北蔚縣)、武州(今宣化)、雲州(今大同)地區、野狐嶺(今萬全北)、大興(今欒平北)等仍為元軍所盤踞。在這種形勢下,朱元璋派明軍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

  洪武三年,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為副將軍分道北征。徐達敗擴廓帖木兒,擒無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所屬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十五百餘人,獲馬一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擴廓攜其妻子從者數個北遁奔和林,李文忠乘元順帝之喪,攻克應昌,俘獲元宗室嫡子買的裡八臘及后妃、宮人、諸王、將相等數百人,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率數十騎遁去。李文忠回師途中又俘獲元國公汪文清等,降其兵民五萬餘人,這次北征使元朝近塞勢力遭到沉重打擊。

  一年多以後,元朝勢力在近塞再趨活躍。明軍在平定四川之後,於洪武五年,派徐達、李文忠、馮勝率師十五萬,分三路再次北伐。這次北征,明軍受挫,出師不利。中路徐達軍為元所敗,死者數萬人,東路軍李文忠殺傷相當,不得已旋師,僅西路馮勝略獲小勝。

  此後七年中,朱元璋斂兵自守,不再輕易北征,而元朝勢力卻屢有南侵,元主愛猷識理達臘任國政以擴廓帖木兒,圖謀恢復,數為邊患。洪武六年寇武、朔州(今句注山北)及寧夏河州(今甘肅臨夏)等地。七年寇白登(今大同東)、蘭州;八年寇蘭東;九年以後,連年騷擾陝北,又西連吐番為邊地之患。十一年,愛猷識理達臘死,其子脫古斯帖木兒繼位,為患仍然不已。面對這種局勢,明朝加緊練兵,嚴守邊關,並送還洪武六年在應昌被李文忠所俘獲的愛猷識理達臘之子買的裡八臘,始北元降人以官爵衛士賞賜,加以攏絡。這時明與北元之間差不多是相持的態勢,北元雖南下為患,但無法造成對明的重大威脅,明師雖偶有出擊,但也難於給北元造成致命的打擊。

  這就是朱棣就國時的北方邊境的形勢。

  大概是朱元璋認為朱棣不夠成熟吧,並沒有讓他立刻參加直接的軍事行動。就在他就藩的這一年和第二年,朱元璋又發動了兩次北征。第一次洪武十三年二月,朱元璋得知北元國公脫火赤、樞密知院愛足率眾萬餘屯兵和林,恐為邊患,便派西平侯沐英前往征討,沐英至靈州(今寧夏靈武),偵知脫火赤等已進兵亦集乃,便率兵渡黃河,經賀蘭山,穿過沙漠,西進亦集乃,明軍兵分四路合圍脫火赤營帳,盡俘其部曲以歸 。沐英又練兵西涼、進襲元柳城王,俘獲柳城王及人口一千三百餘,馬匹三千餘 。十四年正月,元平章乃兒不花入寇永平(河北盧龍),朱元璋再命徐達及左右副將湯和、傅友德北征,同時命沐英出古北口以為應援。明軍出塞,襲灰山,明軍再北上,元軍北遁,傅友德追擊,俘獲平章別裡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出古北口,略公主山長塞,盡獲全寧四部而還 。從這以後,明軍每年春出冬歸,對北元採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

  其後,洪武二十年正月,朱元璋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師二十萬征北元納哈出。納哈出據有遼河流域,擁有部眾十餘萬,是北元最後的重要軍事力量之一。在明軍的強大壓力下,納哈出被迫投降。北元失去了遼東,與朝鮮的聯繫也被割斷,力量更加衰弱。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率兵十五萬「肅清沙漠」。明軍至捕魚兒海,襲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大營,殺其太尉蠻子,降其眾,脫古斯帖木兒等僅以數十騎遁走。明軍獲其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故太子必裡禿妃等五十九人,吳王朵兒只等兩千九百九十四人。車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印及駝馬牛羊車輛無數。明軍大勝而還。次年,脫古斯帖木兒被也速帖木兒所殺,坤帖木兒被立為元主,從此元室「部屬奔散,元裔日微」 ,不能復振。

  朱棣正式登上軍事舞台一顯身手,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為肅清沙漠,準備再次進行北征。為此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他命令河南都指揮使司和直隸各衛所加緊訓練軍士,以待征討之令,並賞給每個軍士鈔三錠 。十二月初十,又命令定遠侯王弼往山西、雄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孫恪往陝西,分別訓練兵馬,隨時聽征漠北;遣使命遼東都指揮使胡旻、朱勝訓練精銳馬步官軍各一萬人隨時聽候調遣。二十二日,他又派儀禮司丞古裡哥、舍人火兒忽答孫等到塞外尋訪他要打擊的主要對像——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等人的蹤跡。為了保證遠征有充足的馬匹,在二十三年正月又下令製作一批文綺衣衾往漠北交換馬匹。

  在一切準備就緒後,朱元璋就下達了北征的命令。

  這次北征的統帥是燕王朱棣和晉王朱。他們分別統帥北平和山西的兵馬。穎國公傅友德被任命為征虜前將軍,南雄侯趙庸被任命為左副將軍,懷遠侯曹興被任命為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全寧侯孫恪為右參將,諸將軍除王弼已在山西,聽晉王節制外,其餘均處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 。接著朱元璋又命令長興侯耿炳文往陝西訓練軍馬 ,並派使敕令孫恪率耿炳文所操練的兵馬隨傅友德北征 ,又遣使命齊王朱榑率領山東都司兗州護衛及徐邳二衛精銳馬步軍士隨征,也聽燕王節制 。在晉王麾下,又令河南都指揮使司、中都留守司選拔軍士六千二百人,馬四千四百七十匹從雄武侯周武北征,前往山西 。

  當時地處北方重鎮的親王惟秦、晉、燕三王年齡最長,從這北征的部署看,燕王無疑處於最重要的地位。不僅燕王所節制的兵馬眾多,而且從敵對雙方的地理位置上看,燕王也是首當其衝的。晉王處於側面,而年最長的秦王竟然無預其事。如果現在史籍所留給我們的這種記載不是經過史官有意刪削的話 ,那麼可以看出朱元璋對朱棣充分信任和倚重。

  但是軍隊並沒有馬上出發,在大軍出發前,朱元璋先派遣都御史鐵古思帖木兒給征討對象,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送去一道敕書。書中寫道:

  前歲脫古思帖木兒北行,聞至嶺北,禍生不測。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嘗遣使入沙漠尋訪。近聞爾等所在,再造都御史鐵古思帖木兒往諭汝等。元朝氣運已終,汝等領散亡之眾在草野無所歸,度日甚艱,然不敢南來者,意必謂嘗犯邊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納喊(哈)出,在遼東前後殺掠守禦官軍二萬餘人,及後來降,封以侯爵,大小將校,悉加官賞。朕何嘗以為仇也!但邊境寧靜,百姓安樂,即是好事。已令和尚國公、■(斡?)因帖木兒平章曉以朕意,想知之。汝等勿疑,領眾而來,必擇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豈不美乎?若猶豫不決,坐事失機,大軍一至,恐非汝之利也。丞相忽客赤,怯薛官人阿憐帖木兒、太尉朵劣不花、國公孛蘭奚、司徒把禿,平章卜顏帖木兒、貴力赤,知院脫歡答裡牙赤、八山葩剌八十、卜顏帖木兒、哈刺兀失貴、刀札刺兒台、捏兀台、■羅不不花等悉令知朕此意。 

  這就叫做先禮後兵吧。不過,這道敕諭是朱元璋對故元勢力懷柔攏絡措施的一部分。朱元璋在對故元勢力的鬥爭中不純用武力,總是恩威並濟、文武兼施的。而且其懷柔政策,也頗有成效。在這準備北征的同時,就有故元平章把都帖木兒、知院籠禿兒灰、納納罕等遣部將哈散赤汝祝兒灰至西涼請求歸降,朱元璋恐其道遠,跋涉艱苦,赴京不便,就令其於水草便利之地居住 。在明朝的軍政隊伍中有不少韃官韃軍,除敕諭中所說的元將納哈出被封為侯爵外,許許多多韃官也都受到優待。比如也是在這同時,朱元璋賜給大寧衛指揮使沙不丁、天策衛指揮使迭裡帖木兒世襲誥命,並賜給祿米、宅第,以使其在京居住。沙不丁是元樞院知院,迭裡帖木兒是元大師哈喇章的侄子,他們都是在明朝的懷柔政策的感召下自濼(灤?)河歸降的 。

  在出師以前,朱元璋還是放心不下,他派人給晉燕二王一道敕諭,向他們介紹講述從降敵口中得到的情況。敕文中說:

  詢及來胡,言殘胡甚少,騎者才五千人,共家屬一萬口,馬稱之,有急則七人皆一騎。趁水草長行,大軍負載且重,追襲甚勞。今降將嘗與彼共仕大官,已使在彼。而晃忽兒又能辭說,由是其眾二心,欲南向者眾,北向者少。且將糧餉運至上都,及口溫,集於各程,然後再候人來,知其所在一舉而中矣。」 

  朱元璋不僅從降人口中瞭解了敵人的情況,而且又將降人派回作為說客,以瓦解敵心。最後還為燕王作了先運送軍糧,等得到情報後再行出師的部署,可謂慎之又慎了。

  三月初二日,燕王朱棣率領大軍從北平出發,征虜前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左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右副將軍懷遠侯曹興各率自己的部屬從征。大軍迤邐向北進發,矛戈如林、旌旗蔽日,在乾燥的黃土路上揚起滾滾塵埃。越往北地勢越高,而且漸入叢山。大軍經順義、密雲出古北口,直指塞外。古北口在北平正北偏東,是通往塞外的重要關口、歷來的用兵之地。遼太祖奪取山南,先下古北口;金滅遼,奪取燕京,也在古北口發生激戰。元泰定帝死後,大臣燕帖木兒擁主元文宗,撒敦與上都兵的爭戰同樣都從古北口出入 。它地處居庸關、山海關之間,與喜峰口並峙,儼然一雄關要隘。古北口在密雲縣境內,其城在山上,週四裡三百一十步,三門,城北門外有北宋著名將領楊業祠。洪武十一年在這裡設立了守禦千戶所,駐紮了軍隊。朱棣率大軍穿行在古北口的萬山叢中,朔風煦日,古道雄關,怎能不激起他的英雄情懷。多少忠臣烈士曾在這裡拋灑熱血,多少英雄驍將曾在這裡抖擻雄姿。而今,這位年輕的親王也從這條道路踏上了他威武雄壯的征程。

  燕王從一開始便顯示出他的軍事才能。他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決定先派兵偵察敵軍動靜,他對諸將說:「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廓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自然贊同他的意見。明軍派出的騎哨很快便弄清了敵情,他們報告說乃兒不花等正在迤都(後改禽胡山)安營紮寨。朱棣命大軍向迤都進發。出塞之後,雖地勢漸高但漸漸平曠,青天大漠,更顯得蒼涼悲壯。壩上的天氣從來難測,行軍中,突然彤雲密佈,轉眼間漫天大雪紛紛揚揚地下了起來,正是胡天三日仍飛雪了。雪越下越大,將領們想要停止前進。燕王卻認為大雪天正是進軍的好機會。他說:「天大雪,虜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用兵無常,唯出奇可以制勝。燕王的決定表明他是深諳此道的。果然,明軍到達迤都,與敵營只有一磧之隔,敵人竟然未覺察明軍已迫在身邊。

  燕王部下有位指揮名叫觀童,是歸降的敵人將領,與乃兒不花有舊交。燕王企圖利用這一關係,便派觀童前往敵營。乃兒不花一見是舊友觀童,也沒問他為什麼會到這裡來便相抱而哭,國亡主奔,流離沙漠,滄海桑田,風霜雨雪,說不盡的苦辣辛酸。倉猝之間明軍已經包圍了乃兒不花的營帳,慌忙之間,乃兒不花與眾將打算上馬出逃,觀童溫詞勸阻,對他說,這次出征是燕王帥師,不必這樣驚恐。乃兒不花也早就聽說過燕王鎮守北平,驍勇過人,而且喜歡延攬豪傑之士,又聽老友觀童相勸,想必不錯。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只好跟隨觀童去見燕王。燕王見觀童引來乃兒不花,自然十分高興,不免演出了一幕「降階相迎」、設宴款待的老戲。醉飽之後,乃兒不花的精神防線已盡行瓦解了。乃兒不花的部下聽說主將受到燕王的優待,大喜過望,也都不再想走了。燕王又對乃兒不花慰諭了一番,便派人送他還營,還沒走到營帳,又被燕王召回,再行勸慰,如此往返三次,不僅乃兒不花的敵意已經完全消失,甚至已經有些不耐煩了,迫不及待地要向燕王表示歸降的誠心。於是乃兒不花的全部部將和馬駝牛羊一律都歸屬了燕王。這一仗,燕王不費一兵一矢,而是以武力為後盾,以計謀取勝,這便是兵法上說的攻心為上吧?自燕王出師北平,至獲乃兒不花全部以歸,整整二十九天,這是一次很漂亮的軍事行動。閏四月初一,燕王的捷報傳到京師,朱元璋大喜,對群臣說:「肅清沙漠者,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 

  其實,仔細閱讀這段歷史,不免發覺史臣的有意渲染,而有的細節卻避而不談。《國榷》的作者談遷說:「史歸功燕王,予意傅穎公等從征,此必諸將之力,或後人過飾也。」 絕非臆測之言。你看,能征慣戰久於沙場的征虜前將軍傅友德 等人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竟是無所建白,幾同於泥塑木偶,不是很奇怪嗎?另外,明軍每次出師報捷,斬殺擒獲都有具體數字。而這次奏凱數字竟然失載,僅說「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閃爍其辭,必有隱衷。要之,所獲甚微,不足為人道也。

  但是,自此以後,凡元軍先後內附到北平的,皆聽燕王調用,從此燕王勢力日益強大。另外,這次與燕王同時出塞的晉王卻沒有見到敵人的蹤影。儘管,對遊牧不定的蒙古,這是常事,不能說晉王作戰不力,但畢竟是無功而還,無形中襯托得燕王似乎是武功□赫,智勇冠於諸王了。

  明朝制度,軍事行動完畢之後,軍回衛所,將軍上交所授佩印。朱元璋命令戶部派人運鈔一萬錠,由燕王賞給有功將士,隨後便下令晉王留山西、河南及晉府護衛兵馬,駐於天成、白登等處操練,由晉王往來提調,定遠侯王弼等一律遣還京師;命令燕王將征進騎兵留守上都或興和、興州一帶,派都督、都指揮總率屯駐,由燕王時常往來閱視,其餘公侯一律遣還京師;命令齊王帶領護衛還其封國,山東所屬衛所軍馬由都指揮藺真帶領,仍聽燕王節制。這時,朱元璋對各統兵將領日益不信任了,不願他們長期擁兵在外,一旦任務完成便召回京師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同時,朱元璋還對歸降的蒙元將士做了一番處置,他命令傅友德將歸降的乃兒不花部落全部遷徙入關,其將校則送往京師,並賜給戰襖襲衣。

  閏四月初七日,乃兒不花等故元降將及部屬二百餘人到達京師朝見朱元璋,他們獻上元朝頒發的太尉等銀印四顆、金牌三面、銀牌八百、鐵牌五面和元室給予的宣命二十八道。朱元璋命令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為副都御史,忽歌(又作客)赤為工部右侍郎,各賜以鈔、帽、金帶、鈔錠,不久又將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升為指揮使 。乙亥,賜給乃兒不花等七十一人以鞍馬。丁亥又賜給乃兒不花等及其部屬將校二百餘人白金一萬三千六百兩,鈔一萬兩千六百錠,文繡帛各一千零八十疋,羅衣五百五十襲。六月初十,北平都司送故元降將紐兒該速夾桑赤、阿魯灰等乃兒不花部下將士及家屬七百零七戶赴京,詔給還乃兒不花家屬,賜夏衣人一襲。朱元璋還命令工部郎中楊冀運送夏衣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領,到北平賜給乃兒不花的部下將校軍士和家屬四千七百八十六人。在這次征討乃兒不花的作戰中,百戶晃兒忽做嚮導有功,因而被升為燕山中護衛世襲指揮僉事,按職領取俸祿但並不實際任職。但朱元璋對像乃兒不花這樣的降將,並不是完全放心。他在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讓魏國公徐輝祖帶給燕王的敕諭中說:「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存異志,雖撫之以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歸降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洩事機,所繫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為伍,庶幾無慮。」 

  這次北征的大捷震動了全國上下,由於是藩王首次出征便大獲全勝,更使人們刮目相看。閏四月辛巳,各王府及天下文武百司向皇帝進「賀平虜表」,以讚頌皇明的威德和武功。

  燕王是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角,自己面上十分光彩,北平都司及從征的燕府軍隊也得到了豐厚的賞賜。閏四月甲申,賞給北平都司及燕山諸護衛軍士兩萬四千六百餘人鈔七十二萬六百七十五錠 。而燕王府的地位從此驟然上升,它的實力和燕王勇略也從此開始漸被人們接受。朱元璋對蒙元成功的文武兩策略,使大批的官員將校接踵前來歸附。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朱元璋在閏四月乙亥命令戶部運白金十萬兩、文綺五千疋往北平;白金五萬兩、文綺二千疋往山西。分別由燕王府和晉王府收貯,以備賞賚。

  自這次北征之後,燕王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如前所述,原先,燕王不過是諸王中的普通一員。至少,其位在秦王、晉王之下。秦王所封之西安,晉王所封之太原,燕王所封之北平,在當時人看來,其重要性是依次而降的。朱元璋建國,行南北兩京之制,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但一直想遷都西安。御史鬍子祺曾上書說天下形勝,其可都者首推西安,理由是「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若關中」,其餘有河東、有汴梁,有洛陽,而北平竟不與其列 。後來朱元璋也說過「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為險固」,在朱元璋和時人看來,北平不過是胡人乘運而興之地。因此,秦晉燕三王中,朱元璋實以秦王為首,晉王封於太原,其地迫於西安,當次之,第三才是燕王。

  但是朱元璋等人的這種見解,是一種陳舊的觀念,拋開自然地理的形勢不談,他們未把宋遼金以來,特別是元朝建立後近百年以來全國政治地理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估計進去。這變化簡言之就是政治中心向東北方轉移。如將關內外東北西北連為一體來看,唯北平最為重要。這點我們在下文中還將會談到。這種事實是不以朱元璋等人的觀念為轉移的,在明初二十餘年明與北元的鬥爭中,北平的地位再次顯露出來。這不僅因為前述政治中心的轉移,而且還因為元勢力退出塞外,先後以上都、應昌為中心,這些地方都迫近北平,而他們南下奪取的最終目標仍是他們昔日的統治中心北平,這些都使得北平處於首當其衝的地位。另外,大都——北平作為統治中心,元朝在這裡留下的影響要甚於其他地方,因而加強對北平的統治又成為割斷元朝遺民的故國之思,從而鞏固明政權的有效手段。同時,牢固地控制北平這個前首都,也比控制其他地方對塞外的蒙元勢力有更大的威懾力量,對於那些企圖歸降明朝的人也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此種種,使得北平的地位,從而使以北平為封國的燕王的地位大大突出出來。而當歷史和現實在發出呼喚的時候,燕王朱棣以他的智勇能不負眾望地承擔這一重任,則保證了他自身地位的穩步上升。我們所指的主要是實力地位,在名分上,他是無法超越秦晉二王的。秦王為什麼沒參加這次北征,是否因為他擔任了宗人令而不能出征呢? 不得而知。

  隨著諸王的登上軍事舞台並顯示出實力,朱元璋感到皇室的地位更加鞏固,加速了他削除權臣、集中皇權的步伐。就在晉王、燕王北征告捷的兩個月之後,朱元璋就發動了一個大獄。朱元璋借口胡惟庸這一陳年舊案,將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置於死地。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同鄉(安徽定遠人),朱元璋起事不久便得到他的輔佐,預機畫、主饋餉、定立制度,在文臣中功勞最大,因而被授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頒給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當時封公者還有徐達、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共六人,而李善長居諸公之首,位崇秩尊,朱元璋將其比於漢之蕭何,並將臨安公主嫁給他的兒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謀反罪被殺後,李善長的地位很久都沒受到影響,然而到了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北征至捕魚兒海,據說是獲得了胡惟庸謀反的證據:私通北元。至此,由於御史的劾奏,李善長竟被打入胡黨 ,罪名是「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正好這時又有人說星象異常,「其占當移大臣」。於是便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一併處死。同時以胡黨被處死的還有吉安侯陸仲寧、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也受到追論 。李善長死的第二年,虞部 郎中王國用上疏對李善長之獄提出懷疑,他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籍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自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邊勳臣第一而已矣,大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己矣,寧復有加於今日?……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所戒將來耳。

  朱元璋見到奏疏,竟然不加之罪,其實他心裡很清楚這是一個冤案。

  親王的成長促成朱元璋剷除權臣,權臣的剷除又促使親王進一步掌握權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玉被指為謀反,族誅,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吏部尚書詹微、戶部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宜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瑪、支平侯韓勳、全寧侯孫恪、瀋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等等均以藍黨坐死。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穎國公傅友德賜死,竟無罪名。 

  與此同步: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齊王率護衛騎兵在開平近地圍獵,遇有戰鬥則自為隊參戰 。五月,漢、衛、谷、慶、寧、岷諸王練兵臨清。分別設置護衛軍:漢王甘州中護衛、衛王廣寧中護衛、谷王興州中護衛、慶王寧夏中護衛、寧王營州中護衛,岷王西河中護衛 。二十五年正月,晉、燕、楚、湘諸王入朝,朱元璋命令他們「歲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二十六年二月,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軍士出塞,勝及穎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常升、定選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其餘將校悉聽晉王節制。三月,代王率護衛兵出塞,受晉王節制 。三月丙辰,令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住北平等處備邊,其山西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校悉聽燕王節制。「凡軍中應有機務,一奏朝廷,一啟王知,永著為令。」庚申,復遣使諭晉王、燕王:「各統所轄都司軍馬,凡軍中賞罰大者以聞,小者宜從處分。」 辛酉、庚午、甲戌,並西安右衛於西安中護衛;改華山衛為西安左護衛;改秦州衛為西安右護衛。二十八年四月甲申,又詔置遼(衛)、寧、谷、慶、肅(漢)五王護衛指揮使司。二十八年,肅王(原封漢王)就藩甘州,理陝西行都司甘州五省軍務。三十年令督軍屯糧,遇征伐,以長興侯耿炳文從 。二十六年,遼王植就藩廣寧,寧王權就藩大寧。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他們「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抵鴨綠江,北至大漠,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種地,毋縱畜牧。其荒曠地及山場,聽諸王駙馬牧馬樵采,東西往來營駐。因以時練兵防寇。違者論之 。史稱寧王「帶甲八萬,舉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皆驍勇善戰,」「以善謀稱」 ;慶王■就藩寧夏,詔理慶陽、寧夏、延安、綬德諸衛軍務 ,朱元璋對諸王的行動隨時給以指示。如二十六年三月乙卯派人對燕王說:「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必選數千騎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苦,則臨陣不怯。」 三月甲戌,他聽說晉王督兵在下水築城,便派人加以責備,批評他「無深謀遠慮」,並要求他「自今軍中調遣,必計出萬全,毋徒勞軍士」 。

  除練兵防邊外,朱元璋給各都司衛所下達築城、屯田及從征的任務,也通過所在諸藩王去執行。如二十八年正月辛亥朱元璋遣使命令周王■,發河南都指揮使司屬衛馬步官軍三萬四千人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人敕諭晉王發山西都指揮使司屬衛馬步官軍二萬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築城、屯田 ;甲子,命令燕王發北平二都指揮使司並遼東都指揮使司屬衛精騎兵七千、步兵一萬,命都指揮使周興為總兵官,同右軍都督僉事宋晟、劉真、往三萬衛等處捕野人,其屬衛指揮莊德、景保安、張玉、盧震等悉令從征 。

  洪武三十年正月乙丑,朱元璋命令肅王柍曰:「古者兵出於農,人無寒餒,有寇則操戈以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種,遇有征伐,爾其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這時,在漢中府沔縣發生了一場有千餘人參加的造反,「陝蜀番民」也因而起事,朱元璋慌忙派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發陝西四川兵討之。並對剛嗣秦王位不久的朱尚炳說:「爾宜練士卒,繕甲兵,時巡邏以備無虞,況爾年幼,當夙夜警惕無急。」 

  這樣,不僅諸王的勢力不斷加強,而且軍事經驗也在不斷增長,同時,無形中形成這樣一種格局,即皇帝——諸王——都司衛所的格局。諸王成為代替皇帝直接控制地方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層次。這種格局是朱元璋削除權臣、加強皇室地位這一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 。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秦王朱■死,這時他年已四十。他是曾被朱元璋寄重的一位親王,在輩分上僅次於太子朱標,因而朱元璋給其的謚文中說:「爾以年長者,首封於秦。」期於永保祿位,藩屏帝室。看來他有負所托。如前所說,在備御北邊時,秦王並無突出表現,而且還屢有過失,因此一度被召還京師。所以謚文中又說:「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他的謚號竟是一個多有貶意的「愍」字。對他的死,朱元璋是很悲痛的,老年喪子,人同此心。但他的死卻使朱棣的地位無形中又上升了,至少,朱棣又失掉一位競爭的對手。

  洪武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邊境上巡邏的騎兵發現在道路上有脫落遺失的車輪,寧王朱權馬上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朱元璋,朱元璋認為這是蒙古騎兵仍在邊境活動的證明,蒙古兵很有可能再次入寇邊境。朱元璋說:「胡人多奸,示弱於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於是命令燕王朱棣選精卒壯馬奔赴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視胡兵,針對敵情,隨時隨地給予打擊。同時,他要求周王朱■命其世子朱有燉,率領河南都司精銳,赴北平塞口巡邏 。三月,燕王朱棣再次率師出塞北征。軍行至徹徹兒山 與蒙古軍隊發生戰鬥。蒙軍首領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被俘。明軍乘勝追至兀良哈禿城,又與蒙軍哈刺兀 等發生戰鬥,明軍再次取勝。這次北征歷時很短,而且史籍記載十分簡略,大概是戰績無足稱道吧?

  不管怎麼說,這次北征,再次給朱棣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機會。

  洪武三十年。四月初三,朱元璋給晉王、燕王下了一道敕書,諭以「備邊十事」:

  其一曰,向者發往開平防邊擒胡大小將校,宜遣人閱實明白,具籍以聞。是時塞草方青,胡人必順水草而南,宜謹斥堠,廣佈置,務殫智慮,設法提防。每一堠用馬二匹,而以三十堠為一路,計用六十匹。其相去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則設一路,總十路則用馬六百匹。其佈置之法,則由內而外,其近裡則二十里為一堠,計十堠。外則十五里為一堠,又計十堠。又外則十里為一堠,又計十堠。以此撙節一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則無不先知矣。

  其二曰,須選人領精騎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望之,則可知彼虛實矣。

  三曰,所設十路斥堠,每處為三十層,每層馬二匹,東西相去二百里,廣受所發防邊將校。東五層內,西五層內,皆須在十層兩向以候遠望消息。仍令每堠壘炮積薪,務嚴備豫,晝則望煙,夜則望火,至加防慎,則彼之多寡亦可知矣。

  四曰,王所統大軍,除發去都督等員率領提備,其餘護衛或一萬,或二萬,親王率於附近屯所往來牧放,仍須被堅執銳,夙夜加謹。望遠者,去王約三十里,不許頃刻有怠。王之隊伍,常在斥堠以裡,不宜久駐一處。東西南北往來莫測,又須趁逐水草,隨營牧放以就孳焉。

  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晉王、燕王起程,九月一日,遼、寧、谷、代起程,務在約量程途,同至京師,朕別有議非面諭不可也。

  其六曰,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五月,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於。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

  其七曰,晉王、燕王宜督諸王並都司、行都司報知孳畜預戰馬數,必從行太僕親點視稽驗。自洪武二十三年至於今,通計所產駒若干,悉數以聞。

  其八曰,京師發去江淮太僕寺孳生馬及戰馬,八年之間數該七萬。王督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領馬之數,稽其原領月日,暨受馬月日,條列具陳,仍令太僕寺督並,更加號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

  其九曰,向者所發有罪大小將校,須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中有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須明白具數以聞。

  其十曰,不分大小官員並軍校等,凡領騍馬,驗其關領月日,每年納駒一匹。仍須審其孳產有無,不可一概征索。

  特諭爾知,如敕奉行。 

  初九,朱元璋在給朱棣的信中說:

  玉林、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堅城池不可以守。今山西軍已築玉林城,其天城城宜令北平軍士築之。期今歲完。否則來年完之。毋促役以困其力也。

  這時朱元璋仍念念不忘對蒙古的防禦。不斷地向諸王授以禦敵方略。就在同一天,朱元璋又下令給晉王燕王說:

  近欽天監奏,占天像當有胡兵入寇,朕以為不特天象可以征,以人事度之,胡人近有是謀。何也?前歲秋,山西塞外降胡逃歸嶺北,此數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國虛實為胡人謀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步卒、騎兵、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數萬步卒,而騎兵每五百以一將領之。五百分為五隊,每隊領以一戰將,而五將鹹聽一將之令,往來折衝,以據賊陣。步兵亦如騎兵之法,選將領之。嚴飭隊伍與騎兵並進而夾攻。我馬雖少,步兵則多,胡馬雖多,彼無步卒。苟有侵犯,可與戰矣。其深體聯意毋忽。 

  這月,朱元璋又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十八,朱元璋再次以天象示變敕諭晉燕代遼寧谷六王說:

  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於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為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艱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慎哉!

  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鈔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五月辛未,朱元璋再以天象受警告燕王、晉王及諸王:

  今塞草豐茂,山後地高,夏無酷暑,宜用心為備。上天垂象,不可頃刻自安。爾其訓練士馬,控弦以備之,庶幾無患。 

  這時,不僅駐於邊境的所謂塞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駐於內地的親王也無不擔當重任,如楚王朱楨湘王朱柏,都被命前往鎮壓西南古州地區少數民族的叛亂 。晉王、燕王則不斷率兵巡邊。六月初十,朱元璋聽說晉王、燕王又統軍巡視邊境,出開平數百里,便派人前往授以方略。他說:

  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統軍深入。古人統兵,貴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又能知己,雖不能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野戰。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

  今爾等率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曠塞中,況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兵數萬晝潛夜行,隱柳藏狄,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炮,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爾。設若遇之,豈不危哉!

  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壘。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授至,此上策也。

  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於雄者。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秣馬厲兵於建業,以觀天下之變。其諸雄皆放肆無籍之徒。雖曰無籍而元示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群雄並驅。又不數十年,群雄殄滅,偃兵息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扼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甄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貞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多起河洛,劉大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卒殞於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為蹈舅之謀,不能服眾,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侏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釁生。首將擅兵於外,大臣異權於內,朕觀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捲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鄴下趨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晉冀,晉冀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統。

  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為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於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爾其慎哉! 

  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晉王朱病逝。朱元璋這時已經七十一歲了,對晉王的死非常悲痛,這是繼秦王的死後對他的又一個打擊。朱元璋對晉王比對秦王更加鐘愛,晉王的謚冊是這樣寫的:

  朕曰惟先王之典,生有名,歿有謚,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諸子,王爾於晉,為曩國藩屏,於茲有年。爾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賜謚曰恭。嗚呼,謚法者古今之公議,不可廢也。爾其有知,服斯寵命。 

  這與稱秦王「不良於德」,謚為「愍」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為了給晉王作陵園,晉世子朱濟熹向朱元璋請求民地一千一百餘畝。朱元璋命其以八百畝為限。這樣猶恐妨民,又命令所佔田地以附近官地給予償還,並根據被佔地的多少,分別賜給鈔幣。朱元璋為表示對晉王的哀掉,輟朝三日 。這些都與對秦王的態度大不相同。不久朱元璋便命濟熹嗣了晉王之位 。

  秦王死後,晉燕二王成為北方的強藩。現在晉王也死了。燕王不僅成為諸王中年最長者,而且在實力上,其他諸王也無法與他相頡頏。燕王朱棣的地位在穩步上升,這不僅有他個人的努力,而且上天也給了他機會。他是個幸運兒。

  朱元璋的身心愈漸衰弱了,但邊防的事仍讓他心緒不寧。雖然長期以來,朱元璋並沒有給驍勇的燕王以特殊的地位,但在秦、晉二王相繼死去後,便不得不對燕王予以注目。四月初九,他再次頌敕書給燕王朱棣,他說:

  邇聞近塞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我師出境,伏兵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佈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大約人到老年,滯於某事,朝思暮慮,不厭其煩,朱元璋也不能例外。五月初八,這個一向很少生病的老人病倒了。七十年的風雨坎坷、殫慮焦思,使得他太疲勞了,而這時仍然念念不忘北邊的防禦。他再次頒發敕文,要求邊將輔助諸王加強邊境的防守,他對左都督楊文說:

  兵法有言,貳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並燕、谷、寧三府護衛,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燕王往開平提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貳心而有疑者也。 

  在北方邊防的實踐中,他確認了北京為中國門戶的地位,也確認了燕王在北方邊防的主導地位。接著,他對武定侯郭英說:

  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櫱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為總兵,都督劉真、宋晟為之副,啟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並護衛各衛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余皆選練精銳,統領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提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 

  二十九,朱元璋再次敕令燕王提兵備邊:

  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馬軍,郭英總遼東都司並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周防邊患,義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這是他發出的最後一道敕書了。閏五月乙酉,這位大明開國皇帝離開了人世。就在辭世這一天,他還像平常一樣地處理政務。但他已感到病體不支,將不久於人世。於是他令內侍焚香祝天禱告上帝。他說:「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據說,在臨終前他曾派人持符召燕王還京,但是燕王行至淮安,被當事者假借他的命令阻還。朱元璋在臨終時還問左右,第四子來了沒有。 

  南京城內外,漫天飄灑著細雨,正是禾苗盼望著的雨,它如同甘霖,降福給人間。朱元璋聽到雨聲,帶著滿意的笑容閉上了雙眼。朱元璋生於艱危,起於閭裡,不數年間便統有了全國,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皇帝。之所以能夠如此,除社會給他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外,全靠了他的超人的智慧和能力。真好像明人所稱的「天縱神聖」。然而他虛心克己,不忘本分,直到死前不久,他還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家鄉。四月己丑,他祭享太廟完畢後,看見廟門外高大的桐梓樹,對太常寺臣說:「往年來此,今不覺成林。」他又想起了祖宗家鄉,說:「鳳陽陵樹當亦似此。」說著便落下淚來。不論在叱吒風雲的戰場,還是在金碧輝煌的宮殿,朱元璋的心始終沒有忘掉養育他的家鄉鳳陽,沒有忘記他所經歷的坎坷與磨難,或許這也是他成功的一個原因吧。因為這種赤子之心誠無疑對他是一種約束,所以使他保持了較清醒的頭腦,而不致於過度地放肆驕奢。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時間裡,封建政治制度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然而他所開創的事業能否繼續下去?怎樣繼續下去呢?讓我們來揭開歷史的這一頁吧! 


第二章 百折不撓
一、他年誰為主

  皇帝繼承問題是封建社會中的大事,傳子在宗法制度下是當然的,自先秦以來,嫡長子繼承製度在中原王朝已經成為確定不易的制度。傳子固然可保證後世江山姓氏不變,但遇上不肖子孫卻難免國破家亡。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長而立賢,但皇儲的空缺又成為諸子覬覦爭逐的對象,因而常常釀為內亂,反不如仍立嫡長子名正言順而只落得眼前清淨。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這個問題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時,他便立長子朱標為 「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到洪武元年,朱元璋當了皇帝,朱標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冊寶上寫著:「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職責在於「撫軍監國」,「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 他曾對皇太子說:「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則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不可懼哉!不可懼哉!」 朱元璋雖主旨在於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為天下生靈求福之志。朱元璋對皇太子的教育培養也真的下了功夫,讓他讀書,讓他參政,讓他巡視天下瞭解民情。他對太子的要求一是統軍,一是司禮,一是練政。他讓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等兼領東宮官,他對他們說:「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叔康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暱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並置之。」 他又對太子賓客梁貞、王儀、太子諭德秦庸、盧德明、張易說:「朕令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帝王之道,禮樂之數,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 。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他說:「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爾能體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後來他又囑咐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人說:「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然後奏聞。」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撫陝西,以規劃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繼承他的事業,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標出生時,雖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時已經是統帥兵馬征戰一方的將領了。朱標出生後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慶(今南京),所以朱標必不知艱辛坎坷為何物。他被立為太子時年方十三歲,日日由「名儒」陪伴讀書禁中。這些都養成了他與朱元璋絕然不同的氣質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種嚴毅果決,但也沒有朱元璋的陰篤慘鷙。

  據說,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辦法去激發他的剛勵之氣。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將屍骨裝滿■中故意從太子面前經過,太子見了不勝慘蹙,連連撫掌說:「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為失望。朱標自幼熟習儒家禮教,並對此篤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貴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說:按禮的規定,只能為庶母服「緦」,「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況天子之嗣乎?」他企圖嚴格執行刻板的禮制,並用來約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劍擊向太子,太子走,一邊跑還一邊說著禮制中的話;「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趕忙來勸說太子,他說:「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桂彥良比朱標更能掌握「禮」的本質,它是為專制主義皇權服務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麼要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如果禮的存在是作為可以約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條,那對皇帝以及封建政治來說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太子明白了皇權要大於禮,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違」,便服了齊衰去見朱元璋謝罪,朱元璋的怒氣才慢慢消釋。然而從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 。其實這些記載裡系故意貶斥朱標。從另外的一些記載看,朱標不致如此無能。在唐肅的《密庵稿》中有「送陳中寶之洴陽」,「錢季貞應水河縣丞」等序文,都把太子與朱元璋並列,可見朱標在當時政治中已處於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輓詩中更有「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和「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的句子,流露出時人對朱標的稱頌。

  諸王與朱標同為朱元璋之子,只因長幼之別便分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環宇。即使在寫信用字這樣的細節上,也要有嚴格的區分 。在這樣情況下,諸王難免對皇位有所覬覦。這在他們的日常行動中常常表現出來。按規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飾器用也分為不同等級,位卑者不得僭越。但諸王在宮中的服飾卻偏偏喜歡學著太子的樣。給事中卓敬發現了這個苗頭,馬上向朱元璋建議說:「宮中朝廷視仿,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慮不及此。」 

  也許朱元璋在這細節上並沒有注意,但他卻早就改變了當初殺葉居升時的想法,對將來太子與諸王的關係,加以認真的考慮。並且開始注意對諸王的約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他命人編成了一本《永鑒錄》,輯歷代皇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敘其事,頒賜諸王。 洪武元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樓上,太子侍立一旁。朱元璋問太子近與儒臣講說何經何事?太子回答說,昨講七國叛漢事。朱元璋因而考問太子這事的曲直何在。太子說:「曲在七國。」朱元璋說:「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常設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進怨。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然而只恩義二字,豈能制止殘酷的權力之爭。古往今來多少父子手足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朱標被立為太子後,諸王的逆謀時時傳出。有人報告了晉王的不軌。說他藏兵於五台,妄圖造反。朱元璋大怒,要發兵征討。而對此事,太子又表現出仁柔拘禮的本性。他說:「萬一兵往而(晉王)或拒命,是父子為敵也,將如天下後世何?」太子想了個辦法,即在巡視陝西時設法把晉王帶來。朱元璋同意了這個意見。太子巡歷到西北,與諸王相聚十餘天。太子臨行時晉王送他到河南,太子乘勢讓他入朝。晉王不得已從命至京。朱元璋要將晉王處死,太子不忍,忙為晉王叩頭哀祈。於是朱元璋將晉王廢為庶人,令居於京師。太子天性友愛,每天勸諭晉王,致使他有所覺悟,晝夜痛心號泣不止,深有悔罪之意。朱元璋見此情況也不免生出憐愛之心,赦了晉王之罪,並恢復了他的王爵 。這事不僅說明了晉王的曾經謀逆,而且說明了太子的仁柔友愛。另外,秦王屢有過失,也是太子為之解脫的。

  諸王中僭蓄大志者,當以燕王朱棣為首了。如前所述,燕王少年悍勇,及長,落落有大志,好遊俠善騎射。在備御北邊時更顯示了非同一般的軍事才能,這些不僅成為他窺伺帝位的資本,同時也助長了他的野心。甚至有傳說,說他曾經不討父母的喜愛,以至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幾次都想廢棄他,只因眾臣的力勸,才得以倖免 。然而目前所留的記載大多在朱棣做皇帝之後進行了刪改,很難瞭解當時朱棣原來的面貌了。不過我們仍然從這些遮遮掩掩之中得到一些消息。《明太宗實錄》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

  太祖曰:「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撫國安民,吾所屬意。」皇后曰:「幸毋洩言,恐禍之也。」太子聞之,密以語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虜納哈出歸至北平,以名馬進上(指燕王朱棣),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受之,豈所以尊君父?」卻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太子言,曰:「殿下觀陛下平日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太子曰:「無如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觀燕王在國,撫眾安靜不擾,得軍民心,眾鹹謂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愛衰矣。臣又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問臣,臣不敢隱,故盡其愚忠耳。惟密之。」時晉王亦聞太祖注意於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上皆來朝,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內懷憂畏,疾增劇,遂懇求歸國。晉王密遣人伺察上國中細故,將聞於朝,既無得。 

  這段文字原載於永樂初年的官書《奉天靖難記》中,後來被載入實錄,雖加以刪改,但其詣仍在。

  這是一段典型的美化燕王,為其野心開脫、粉飾的文字。但它明確無誤地顯示了燕王早有意於帝位,因此不僅與太子而且與晉王弄得很不愉快。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太子病死,皇儲之位成了空缺。這時朱元璋已經六十五歲了。晚年喪子悲痛是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要重新確定誰來做事業的繼承人。朱元璋在東角門上對群臣痛哭。翰林學士劉三吾上前勸慰,他從宗法製出發,認為懿文太子之子允炆當繼承儲位,他說:「皇孫世適(同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系心,皇上無憂矣。」朱元璋採納了這個建議,在同年九月立朱允炆為皇太孫,這時朱允炆年僅十歲 。關於朱元璋最初打算確立誰來接替太子的皇儲位置,諸書記載紛紜。一說朱元璋打算立燕王,只是因為學士劉三吾力諫:「果爾,將置秦晉二王於何地?」燕王雖未被立,劉三吾卻也因此被貶為博士。證實這個說法的除《詞林記》「劉三吾傳」外,尚有朱棣寫的「封建詔」,其中提到「皇考嘗欲立朕為嗣」云云。其實,關於朱元璋欲立燕王的說法,在永樂朝重修的實錄中比比皆是,未嘗不是朱棣為自己篡位的開脫之詞。王崇武先生認為:「惟太祖苟真有意立燕王,真以劉三吾諫而止,則成祖當深憾三吾,不應於今傳《太祖實錄》中無微詞,更不宜以其諫語入兩朝實錄。」所以如此,是因為後來秦晉薨後燕王奪位合法化。 所見良是。

  另一說法是朱元璋不想立朱允炆,說是「懿文太子薨孝陵不欲立孫,遲回久之,高皇后不悅,因構疾,崩。於是孫始得立」。明人鄭曉說 「此妄說」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詔立允炆為皇太孫,太子卒後未半年。當是時,高後崩已十一年矣 (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後崩)。 朱元璋為什麼不立燕王,而斷然立朱允炆為皇儲,明人早有中肯的分析:「雖以文皇帝之聖也,稱智慮過人,酷類太祖者而寧真之藩封,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孳,萬世而下有庶奪孳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傳而萬世之傳,足慮焉。』高皇其忍乎哉!」質言之,朱元璋堅守嫡長繼承製,是為了政權的鞏固。在皇位繼承上,再次出現不穩定因素是顯然的。長兄朱標做太子,諸弟尚且紛爭,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孫,更不被諸叔放在眼裡,他們難以尊奉這個小孩子為君主。對此,朱元璋也不免憂慮在心。

  一天夜裡,朱元璋看見黃白兩條龍衝進大殿,爭鬥得難解難分,最後,那黃龍得勝騰飛而去,白龍戰敗蝘蜒於地。朱元璋頓時驚醒,原來是一個夢。第二天早上,朱元璋視朝,一入殿門,就見到皇太孫在殿的右角,而燕王卻在他的左前方。當時以左為上。皇太孫身為皇儲,與至尊無二,燕王竟敢對他如此侮慢!朱元璋不免大驚,他從這事悟出燕王奪嫡的野心。對此,他沒有聲張,但卻下了一道嚴酷的命令。他命令朱棣離開宮中搬到別苑去住,並且不許宮中給他送食物。高皇后可憐朱棣的境遇,於心不忍,便偷偷地給他飲食,朱棣因而得以不死。過了很久,朱棣才被釋放。 這件事也許是出於附會,但它卻說明朱標死後,諸王對皇位的窺伺較前更為張狂。

  禮是中國古代區分貴賤等級的重要手段。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朱元璋命令廷臣重議定諸王見東宮禮。東宮代指皇儲。這時即是皇太孫允炆。廷臣說,諸王見東宮之禮已有定儀,這便是在洪武十二年二月議定的禮儀:凡親王來朝,具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引禮官引王由文華門東門入至文華殿前,西向立。東宮具冕服,執大圭,詹事府六員導出,升座。東宮臣左右侍從,引禮官引臣就拜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畢,東宮與王俱衣常服,至後殿序家人禮。這次重新議的是家人禮。原來,懿文為太子,作為長兄,諸王下之猶自有言,如今允炆為皇太孫作為諸王的侄兒,家人禮就要重新規定了。議的結果是:諸王見過東宮後,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諸王要與東宮敘家人禮。這時他們都改換常服,王面西而坐,東宮面東而坐,皇太孫要向諸王行四拜禮,王坐而受禮。禮畢敘坐,皇太孫仍坐中南向,諸王列於東西兩側。 這是個矛盾而尬尷的場面,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後位,要向侄兒跪拜,心中自然不服,皇太孫以皇儲之尊又要向諸叔四拜,必然也感到威脅。這裡隱藏著極深的矛盾。據傳,一次燕王朱棣與皇太孫朱允炆在一起,曾以手拍允炆的背,開玩笑地說:「不意兒乃有今日!」朱元璋早對朱棣有戒心,他老遠地望見這個場面,不禁說:「何為撻皇太孫。」朱允炆說:「臣叔父愛臣故耳。」 反替他回護。

  其實,朱允炆已明顯地感到了諸王對他的威脅。朱元璋也從洪武元年殺葉居升時的思想中解放出來。他曾經深以諸王為干城,他對朱允炆說:「朕以御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幼,貽汝以安。」允炆說:「虜不靖,諸王御之,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一時無言以對。他問允炆:「汝意何如?」允炆說:「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廢置其人,又甚則舉兵伐之。」朱元璋說:「是也,無以易此矣。」 朱允炆還曾與侍讀、太常寺卿黃子澄談到這事,一天,他們在東角門上,朱允炆對黃子澄說:「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黃子澄回答說:「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他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從封建禮法的順逆上對可能發生的事變抱樂觀的看法。朱允炆同意他的意見,說:「吾獲是謀無慮矣。」對此也就放下了心。 這兩次的談話,孰先孰後不得而詳。要之,當時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只要稍加思索,便會得出同樣的判斷。

  秦王、晉王相繼死去。擁有重兵對朝廷足以構成威脅的就數燕王了。朱元璋在付燕王以北邊重任的同時,也對他有所防犯。朱元璋臨終之時,皇太孫朱允炆和附馬都尉梅殷在他身邊。朱元璋囑咐朱允炆說:「燕王不可忽。」接著又對梅殷說:「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隨後他拿出誓詔和遺詔交給梅殷,並說:「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 當時受顧命的還有齊泰和黃子澄。

  朱元璋終於離開了人間。

  他留下了最後一道詔書,遺詔說:

  皇帝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憂懼,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皆無禁。

  二、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各一十五聲,舉哀,禮畢。非旦晡臨,毋得擅哭。

  一、當給喪及哭臨者,皆毋跣,絰帶毋過三寸,無布車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

  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

  一、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遺詔除例行的喪事安排外,要求「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王國所在文武衙門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其言並非虛發。其意有二,一是諸王有屏藩帝室之任,在此非常時期不得擅離職守以防敵人乘虛而起。二則是防備諸王以叔輩之奠帶兵赴京,對小皇帝造成威脅。

  且說,朱棣聽說朱元璋的死訊,帶領軍隊赴京奔喪。即將到達淮安。齊泰與朱允炆商議隨即派人帶了敕符根據太祖遺詔勒令諸王返回自己的封國 。朱棣見到這個敕符大怒,仍要下令進舟。只因見到江口已經設兵把守,才沒有下令。時諸王子皆赴京奔喪吊,朱棣被阻,也無可奈何。僧道衍對燕王說:「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違詔命,反為不孝也。願殿下養成龍虎之威也。他日風雲感會,羽翼高舉,則大江只投鞭可斷也,今日何得屑屑於此哉!」這一番話深深打動了朱棣的心。現在渡江條件不成熟,不僅不能成就大事,反會留下不孝之名,來日方長,只待將來風雲際會展翅高飛了。於是朱棣又帶兵返回了北平 。明朝人朱鷺認為不准諸王赴京臨葬是不高明的,他造成了皇帝與諸王之間的嫌隙。按封建禮制,天子七月而葬,朱元璋的親子是應該臨葬的。不准他們赴京,必然使他們產生怨忿之心。當時四方平靜無事,國家鞏固,諸王雖以叔父之尊,以藩王之重,必不肯利用父皇之死來發難。以遺詔止臨葬是過於謹慎了,它向諸王示以猜疑,諸王反過來持有猜疑之心就是不可免的了。他因此批評了齊泰、黃子澄的見識短淺 。朱鷺又說:「若詔書未至而文皇(指燕王朱棣)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其實朱鷺所見並不全面,如上文的分析,詔止臨葬是事勢所然,它棋高一招,使諸王猝不及防,又師出無名。不過,也可以說諸王安於封國按兵不動卻也並非全是遺詔和敕符的作用,他們與朝廷的對抗尚未準備成熟。一旦時機成熟,什麼遺詔、敕符都是不放在眼裡的。然而談遷更認為朱元璋臨死時召朱棣入京這個情節出於永樂時的偽造。他說:

  實錄於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矯詔卻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此永樂時飾說也。先是敕燕王備虜,蓋無一日忘者。寧溺愛啟嫌於諸王哉?淺之乎,窺高皇矣! 

  他將此前朱元璋給燕王的有關備御邊防的一系列敕令聯繫起來看,認為以朱元璋之精明,必不如此。我想這是有道理的。實錄不過借此突出朱棣的地位而已。

  看來,皇太孫朱允炆嗣皇位是決定了的。但這皇帝之位能否保住,還另有分說。 


二、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朱允炆根據太祖朱元璋的遺詔即皇帝位。即位詔書寫道:

  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民艱,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以無忝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體朕至懷。 

  這就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同一天,安葬朱元璋於孝陵。他被謚以高皇帝,廟號稱太祖。守成之主彷彿都是受命於危難的。老皇帝的死像沉重的愁雲,壓在紫禁城上。那些未能醫好朱元璋病的醫官除一個外都被朱允炆殺了。 建文帝下詔行三年喪。群臣請求以日易月。建文帝說:「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膻粥。郊社宗廟如常儀。」 他讓禮部制定治喪的禮儀。結果決定,京官聞喪的第二天,身著孝服,頭戴烏紗帽,系黑角帶,赴內府聽遺詔。京官一律在本署齋宿,朝晡詣幾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臨,一直到下葬而止。自成服後始二十七天之後服除。命婦要身著孝服去掉首飾從西華門進入宮內哭臨。諸王、世子、王妃、郡主、內使、宮人都要斬衰三年,二十七日服除。同時派行人頒遺詔於天下。在外百官,詔書到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四拜,聽宣遺詔,然後舉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日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另外還要分別遣官到京致祭,祭物由禮部置備。 

  這時建文帝所倚重的有兩人,一是齊泰,一是黃子澄。

  齊泰,溧水人,原名德。在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第二年成了進士,曾任禮部和兵部的主事。朱元璋以九年無過之臣陪祀,齊德被選中,賜名為泰。洪武二十八年從兵部郎中擢升為左侍郎。朱元璋曾經向他問詢邊將姓名,齊泰歷數無遺。又問各種圖籍,泰則從袖中拿出一本手冊請朱元璋覽閱,手冊所載簡要詳密,朱元璋大為驚奇。朱允炆做皇太孫時,很尊敬齊泰。朱允炆做了皇帝,便讓他與黃子澄同參國政,不久提拔他做了兵部尚書。 

  黃子澄,名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先任翰林院編修,升為修撰。後兼春坊官,在東宮伴讀。朱允炆即位,提升他做太常寺卿,讓他與齊泰同參軍國重事。 

  另一名重要的謀臣,便是方孝孺。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少年從學於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以舉止端莊為朱允炆所重。蜀獻王聘其為世子師。建文帝即位召他為翰林侍講,第二年提拔為侍講學士,凡國家大政,都要向他咨詢。 

  這些人輔佐朱允炆,頗想有一番作為,企圖對明朝政治有所更張。

  朱允炆即位不久,朝廷便連連下詔:下令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官推薦人才;下令省并州縣,革黜冗員;下令赦死罪、寬刑獄、蠲逋祖,賑災荒;下令天下軍戶單丁者放為民;下令天下直言,並舉山林才德之士。這年底,又下令賜明年田祖之半,釋放黥軍民囚徒還鄉里。 新政於是次第展開。

  朱元璋在遺詔中稱朱允炆「仁明孝友」,並非虛誇。他自幼聰穎好學,秉性純孝,很得朱元璋喜愛。洪武二十三年朱允炆十四歲,他父親皇太子身上長了個大■子,疼痛起來呼天搶地,十分痛苦。他侍候在身邊,含淚撫摩,晝夜不離。朱元璋看到這個情況,感動地說:「有子孫如此,朕復何憂?」 兩年多以後,太子又得了重病,朱允炆侍病曲盡了苦心。不久,太子死了,儘管他十分悲痛,還是事事不逾禮制。居喪期間,允炆搞得形銷骨立。朱元璋很是心疼,安慰他說:「毀不失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朕乎?」 這時,他已經五天沒吃沒喝了。聽了朱元璋的話才吃了一點粥。他又提出要為太子服喪三年,太祖也不同意。但在三年內,他笑不露齒,不飲酒吃肉,不舉樂,不御內。有人勸他,他說:「服可例除,情須自致。」這時他的三個弟弟都還年幼。他親自撫育他們。白天一塊吃飯,晚上一同睡覺。朱元璋對此十分滿意。有一天他來到了允炆的寢宮,兄弟四人都在,朱元璋便隨口說出兄弟相懷本一身,允炆對道:「祖孫繼世宜同德。」得到了朱元璋大大誇獎。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便常常將軍國大事交給他裁決,一方面由於朱元璋年事已高,政務繁重,同時也想讓他練習政事。原來在太子在處理章奏時,就常常出於仁厚對刑獄多有減省。皇太孫仍然如此,當時朱元璋行嚴酷之政,朱允炆則濟以寬大。他曾經遍考禮經,參考歷朝的刑法志,將洪武名例律改定七十三條。朱元璋十分高興。他說:「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為治世,刑不得不輕。所謂世輕世重也。」 朱元璋臨死前不久,因有病常常暴怒,許多人因此遭到遣戮。朱允炆總是和顏悅色地侍候他。吃藥要親自嘗,如廁則親扶起,唾壺溺器都親手提獻。夜裡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卻呼無不應,應無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不睡覺。這樣,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因此許多獲罪的人得了救。 朱允炆的這些品性道德,很得遠近的讚頌。

  但是仁厚與柔弱往往相連。朱元璋對此也不是沒有擔心,特別是他有著那麼多強悍的叔父。據說朱允炆生來臚骨稍偏,朱元璋因此常常叫他「半邊月兒」。一天夜晚,明月初升,有如一支銀鉤在雲間穿行,朱元璋正在讀書,恰巧讀到宋太祖詠月的詩。詩有「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萬國明」這樣的句子,很得朱元璋的讚賞。這時太子和朱允炆都在身邊,他想看看他們的才學,便指著天上的新月,讓他們以新月為題賦詩。

  太子賦道:

  昨夜延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不得團圓象,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賦道:

  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裡,魚龍不敢吞。

  雖然他們才思敏捷,但朱元璋對他們的詩都覺得不滿意,既缺少蓬勃的活力,又沒有帝王氣象,特別是「不得團圓」、「影落江湖」更是不吉利,因而慘然不樂。 

  相反,燕王的氣質在吟詩作賦上,也反映出與他們的不同。一次,朱元璋出句,讓子孫們屬對。朱元璋說出上聯「風吹馬尾千條線」,朱允炆對道「雨打羊毛一片氈」。對雖工整,但仍是柔弱無力。而朱棣在一旁則對出了「日照龍鱗萬點金」這樣氣概非凡的句子。朱元璋不免為朱允炆暗暗擔心。

  然而,這樣一個仁柔的皇帝,面對強藩,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在一即位就把鞏固自己的地位提到日程上來。大臣們也一再提出這個問題。

  首先是朱允炆向黃子澄提起。他說:

  「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

  「不敢忘。」黃子澄回答。

  於是黃子澄與齊泰便開始策劃削藩。

  這時,戶部侍郎卓敬也提出了削藩的建議。他說:「燕王智慮絕人,雄才大略,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疏大驚,連忙將它裝入袖中,退回後宮。第二天,建文帝召見卓敬,問他這件事,卓敬說:「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 朱允炆以為,削藩乃軍國機密,尚在謀議之中,絕不能為外人道。卓敬雖為戶部侍郎,但未令參與其事。再者,當時燕王雄踞北方,勢力已成,徙封於南昌也並非輕而易舉之事,而且齊黃諸人已有成算,因而沒有採納卓敬的建議。 

  此外還有高巍等人都提出了對宗藩的不同處理辦法。

  高巍,山西遼州人,在洪武時為表彰他的孝行,曾命他以太學生試職為前軍都督府左斷事。曾對施政提過一些好的意見。後因斷事不稱旨處以遣戍,特旨許弟程代役。建文帝即位,高巍請求還鄉。不久遼州知州又應詔向朝廷推舉他,他因此赴吏部尚書言事,提出他的對宗藩處理的方案。他說:

  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逆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教之,三犯不改,則告大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 

  這的確是個很好的建議。建文帝雖然表示讚揚,但似乎無意施行。大概他過分相信齊黃的「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之類的話了。

  雖然他們提出的對付諸王的辦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看到了強藩給朝廷造成的危險。

  削藩怎樣下手?齊泰主張先對燕王開刀。燕王除掉,其他藩王則不在話下了。黃子澄不同意這樣辦,因為燕府的反跡不明。他主張先削除周、齊、湘、代諸王。這幾個親王,在朱元璋時,就多有不法劣跡,「削之有名。」另外,要問罪則應該是從周王下手。因為周王與燕王同母所生,削了周王就是剪了燕王的手足。從理論上說,這未嘗不是一個穩妥的辦法。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周王朱■也有異謀。周府長史 王翰曾幾次向周王進諫,周王都不聽。王翰眼看禍要及身,便裝瘋逃走了。然而周王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向朝廷揭發了周王的不軌行為。這正好給朝廷提供了一個機會。朱允炆派曹國公李景隆率師北上備邊,在路經開封時,猝然包圍了周王府。周王被廢為庶人,流放到雲南蒙化,據說當時「妻子異處,穴牆以通飲食,備極困辱」。他的兒子們也都被分別遷往邊遠外地。這事發生在八月,即朱允炆即帝位的第三個月中。後來周王又被詔,禁錮在京師。 

  六月的北平城酷暑難當,但燕府的重簷下卻涼風習習。自從朱元璋死並用遺詔制止諸王南下奔喪起,朱棣就已經感到不妙了。他渴望權力,想據有皇帝的寶座,但能否達到目的,他沒有把握。他有勇氣,有軍隊,但現在馬上起兵,似乎還不夠成熟。這不僅自己準備不足,同時也不知道朝廷對他到底有怎樣的對策,冒然出師,師出無名,會被指為叛臣賊子的。況且,朱元璋死時,燕王世子朱高熾、第二子朱高煦、第三子朱高燧因朱元璋的喪事都在南京,一旦興師,這些人便會被扣留成為人質。朱棣焦慮不安,心情鬱鬱。不過正好是在居喪期間,樂得說是因為過分悲痛而憂悒成疾。這樣在別人看來,也不失為孝子了。他密切注視著朝廷的動靜,等待著時機。周王被廢,朱棣曾為之震動,朝廷終於下手了。危險就在眼前,然而機會不也就在眼前嗎?大概是為了震懾燕王或讓燕王知罪吧,朱允炆勒令燕王朱棣議定周王之罪。他接到朝廷的詔書,知道這就要輪到自己了,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他明白,無論怎樣作答都不會取得朝廷的諒解。但他還是回答了。他希望為周王洗刷罪名。至少是讓人覺得可憐,博得一點同情。他回答說:「若周王所為,形跡暖昧,念一宗室親親,無以猜嫌,輒加重譴,恐害骨肉之恩,有傷日月之明。如其顯著,有跡可驗,則祖訓俱在。」 看其前半,用詞極為柔軟,幾近於哀求,觀其末尾,援引《祖訓》則柔中帶剛,顯懷不滿。

  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朱柏被廢。有人告湘王朱柏,說他偽造寶鈔,無故殺人。朱允炆派使者到荊州去質詢,且以兵相迫。湘王朱柏害怕,一時無以自明,朱柏說:「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 便闔宮自焚了。據說朱柏喜歡研究學問,讀書每至夜分。又喜談兵事,膂力過人,善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尤善道家宮,自號紫虛子 。接著,代王朱桂被廢為庶人,幽禁於大同,齊王朱■被廢為庶人囚於京師。到六月,西平侯沐晟奏報岷王有過,於是又將岷王朱楩廢為庶人,遷往漳州 。這樣,在一年時間裡,有五位親王先後被廢,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了。

  不料,朱允炆讀到燕王上書後,一時頗為難過,「恐害骨肉之恩,有傷日月之明」云云,深中其仁柔之心。他正考慮如此削藩還是否要進行。另外,這時朝中對削藩也出現了反對的意見。比如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就一再懇請「親睦宗人」。於是朱允炆打算停止削藩。齊泰與黃子澄據理力爭,反對停止削藩。但仍無結果。二人怏怏地離開皇宮,齊泰對黃子澄說:「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他們都認為削藩的進程已經開始,如果現在停下來,結果就會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他們甚至認為建文帝不過是「婦人之仁」。第二天他們又進宮勸說朱允炆。黃子澄說:「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朱允炆仍在猶豫,他說:「朕即位未久,連削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黃子澄說:「先人者制人,毋為人制。」朱允炆又說:「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 齊泰曰:「今胡寇來放火,但以防邊為名,發軍往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恐後有噬臍之悔。」於是他們採取了逐漸削弱燕王勢力的辦法。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們就安排了工部侍郎張昺做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握北平都指揮使司,他們接受朝廷的秘密命令,監視燕王的行動 。這時,以北部邊防不靖為名,派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三萬屯駐開平,就此將燕府的護衛軍的精壯選調到宋忠麾下帶出塞外,以斬斷燕王的羽翼。同時召燕府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進京,以削弱燕王的力量。另外又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軍分駐彰德、順德,命都督徐凱赴臨清練兵,耿■赴山海關練兵以鉗制北平。

  這些軍事部署都出於齊泰、黃子澄的謀劃。它對於削弱燕王的力量,防止它的造反未嘗不是有力的。

  軍隊已經部署到朱棣的家門口了,他是不會甘心束手就擒的,他之所以還遲遲沒有反應,實在是擔心在京師(今南京)的三個兒子會遭不測,這三個孩子是在朱元璋小祥時赴京弔唁的。當時有人勸朱棣不能讓他們一起走,朱棣說,這樣可使朝廷不懷疑我。但朱高熾他們走後,朱棣又十分懊悔,這時憂慮更甚了。他聲稱自己病得厲害,請求朝廷將他的兒子放回北平。這幾個人本來可以用來做挾制燕王的手段,特別是已經在進行對付燕王軍事行動準備的時候,更不應有所顧忌。因此齊泰主張不如就此將他們扣留,朱高熾等三兄弟都是魏國公徐輝祖的外甥。輝祖與燕王妃是同母兄妹。輝祖也覺察出高煦有異志,說:「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但輝祖的弟弟徐增壽和駙馬王寧都庇護他。然而黃子澄也說:「不可,恐事覺,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 他們想乘燕王不備,襲而取之!其實,這是故作聰明。軍隊已經逼到人家眼前,還說什麼讓彼不疑!燕王面對朝廷的舉措早已在防備突然事件的發生了,而且,即使朝廷不動,燕王也是要起事的。他們剛將人放走,馬上又後悔了,派人去追又沒追上,也只好如此了。放還朱高熾等於解除了燕王的後顧之憂。朱棣大喜,說:「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讚我也。」事不宜遲,燕王決定起事。

  燕府的準備活動很快就被發現了,除張昺等時時在監視燕府外,燕府遣長史葛誠入京奏事,朱允炆也向他瞭解燕府的動靜,葛誠都坦白地告訴了朱允炆。朱允炆仍將其遣還北平,以為內應。另外,魏國公徐輝祖與燕王妃是同母兄妹。他常常將燕府的內情向朝廷報告。六月乙酉,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報告燕府官校於諒 周鐸參與陰謀,朝廷將於諒、周鐸逮捕,處以死刑,同時又下詔斥責燕王,派中官逮捕王府家屬,密令謝貴、張昺對付朱棣,而以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另外派北平都指揮張信捉拿朱棣。朱棣這時真成了籠中鳥,唾手可得了。 


三、姚廣孝與袁珙

  自從太祖高皇帝死後,燕王朱棣就有了病。北平城裡的人都這麼說。燕王威武強悍,能征慣戰,一般是不大有病的。上次有病還是在高皇帝健在的時候,當時燕王與晉王都到南京來朝見,鬧了彆扭,晉王總是攻擊燕王,燕王內懷憂畏,便得了重病,請求回到北平。這次病,聽說是為高皇帝的死哀傷過度,可也有說是因為三子不在身邊,因思念所致,這時三子都在京城,參與太祖高皇帝的喪事。燕王上書皇帝,要求朝廷讓朱高熾他們回來,以慰藉有病之軀。不久朝廷真的送三子回到北平。

  這次的病,可與往次不同了,看來十分嚴重,燕王時時從宮中跑出來,在大街上亂走,還常常奪人的酒食,說話也顛三倒四的,聽也聽不懂,有時候竟然躺在地上,一天一天地醒不了,說也奇怪,他府中這麼多將校侍衛怎麼會讓他跑到大街上出醜呢?燕王是真的瘋了嗎?謝貴、張昺不大相信,帶了三司官以探病為名進府瞭解動靜。他們進了殿來,只見朱棣圍著火爐,渾身打顫,還連連說冷,就是在宮裡走動,也要拄著枴杖。看到此情此景也由不得不信了。

  但是葛誠卻告訴謝貴、張昺說:「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這時燕王朱棣也派了燕府護衛百戶鄧庸到京城去奏事,不料被齊泰、黃子澄扣留審問,這人將燕王將要舉兵的情況全部供出了。齊黃得到了確切情報,便派人北上,下令逮捕燕王官屬。他密令謝貴、張昺執行此令,令長史葛誠指揮盧振作為內應。同時命令北京都指揮僉事張信捉拿朱棣,因為他素為燕王所信任,不會引起懷疑。佈置已定,只待得勝獻俘了。

  且說張信接受了秘密敕令,遲遲不肯下手。他憂心忡忡,進退兩難。他的母親見到兒子惶惶不安,十分擔心。她瞭解到原來是張信得到朝廷的命令要他逮捕燕王,不禁大驚說:「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燕王在北方的威勢,遐邇皆知,特別是在北平腳下,一般人更是憚於燕府的威名,不敢得罪。張信聽到這番話愈加難下決心了,可是敕使卻又來催促。張信便從憂轉恨,覺得敕使有點逼人太甚,他心一橫,便到燕府去見燕王。

  燕府此時在內是森嚴壁壘,在外又處於朝廷的重重監視之中,要進燕府也不容易。張信曾三次求見,燕王都托辭不見,不得已張信改乘了婦人用的車再次秘密求見。朱棣得知張信乘了婦人的車候在門外,知有要事,急忙召入。張信見到燕王,拜伏在床下,但因朱棣尚未探得虛實,仍然裝病不起,甚至連話也不說。張信說:「殿下不必這樣,有什麼事,應當對我說。」朱棣說:「我有病,並不是裝的。」張信說:「殿下如不把實情告我,那麼現在皇上讓我來捉您,請你就擒。如果還不想這樣,那就要告我以實情。」燕王聽到張信這一番坦誠的話,慌忙翻身,起床下來說:「生我一家者,子也!」雙方既然溝通,燕王便把道衍和尚召來一起密謀對策。

  內侍通報說道衍和尚到了。只見從門外閃進一個人來,髡首僧服,三角眼,形如病虎,黃黃的面色中透出一股殺氣。 

  道衍和尚本名姚廣孝,蘇之長洲人。長於醫家。十四歲剃度為僧,法名道衍。他曾以看相占卜聞名,從師於席應真,向他學習陰陽數術之學。道衍又習法家兵家言,也習儒術 ,擅長詩文,與詩人高啟、楊孟載等相友善,亦為宋濂、蘇伯銜等所器重 。他曾經一度想棄去僧業,但他一想到元朝僧人身被金紫,車騎如雲,便又覺得前程有望。他對元僧的隆遇極羨慕,大呼:「快哉,此何假諸生為?得如此足矣!」一次他游嵩山寺,一位叫做袁珙的占卜先生見到他的相貌,不禁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不料姚廣孝聽到這番話十分高興 。認為袁珙確實洞透了自己的內心,但也預見了自己的前途。元朝僧人劉秉忠曾幫助世祖忽必烈,開國後位至太保。這正是姚廣孝的榜樣 。洪武年間,皇帝下詔通儒僧人到禮部參加考試。姚廣孝以為機會來了,便前去赴試。但考過後,一律未授官,僅賜僧服而還。姚廣孝不禁大失所望。馬皇后死時,朱元璋選十名僧人,分別給予秦燕等十王以講經薦福。僧人宗泐曾與姚廣孝有交往。這時正在做「左善世」的官,他便雅舉了姚廣孝 。姚廣孝很有心計,審時度勢,料定燕王可能有所成就,表示願跟隨燕王。於是他便在洪武十五年隨燕王一同來到北平,在慶壽寺做了住持。而這慶壽寺又正是元僧劉秉忠所居 ,難道這不是天意嗎?姚廣孝不禁暗喜。

  姚廣孝與燕王甚為相得,常常往返府中,共商密謀。他曾對燕王說:「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初造,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誠能用臣,願奉大王一白帽子。」 這用的是句隱語,王字上面加白字,即是皇字,他是根據天下的形勢進行判斷,才做出這一許諾的。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後,開始削除諸藩,朱棣對起兵有所猶豫。姚廣孝總是設法堅定他的信心。有一次,朱棣與姚廣孝閒坐,朱棣偶然出對聯,說:「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廣孝對道:「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 有時朱棣也感到起兵名不正言不順,曾說:「民心向彼,奈何?」道衍則說:「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為了加強朱棣的信心,他還將袁珙介紹給朱棣,企圖利用相者之言促使燕王早下決心。燕王也想請人占卜一下自己的前途。他派人請袁珙到酒店飲酒,自己卻不暴露身份。朱棣自己穿上衛士的服裝,另外帶了九名衛士,一同到酒家去買酒。作為相者的袁珙,腦筋自然靈活,他一見十名王府衛士出現在面前,雖然裝束彼此相同,但其中一人氣度非凡,顯非其他九人可比。袁珙心裡明白,這是要看看自己的眼力如何。他走到燕王的面前,撲通一下跪倒,說:「殿下何自扮如此?」燕王假裝弄不明白,連忙說:「吾輩皆護衛校士也。」袁珙知道此處不是談話之地,也閉口不答。事後,燕王將袁珙召到府中,向袁珙詳細地詢問前途。袁珙稽首說:「殿下異日太平之子也。」 朱棣說:「度在何時?」袁珙回答說:「年■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燕王大喜。燕王恐人發生懷疑,乃假裝將袁珙以罪遣還,行至通州,既登舟,再密召入邸 。除袁珙外,姚廣孝還向朱棣推薦了一個卜師金忠 。

  且說姚廣孝剛坐定,暴風捲著烏雲便衝向殿角,簷頭的瓦被狂風掀到地上摔得粉碎,剎那間天暗地暗,蠶豆大雨點刷拉拉地下了起來。燕王大驚色變,認為這是不祥之兆。姚廣孝卻哈哈大笑,說這是祥兆。朱棣脫口罵道:「和尚妄,烏得祥!」姚廣孝說:「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朱棣聽他這樣一說,馬上轉憂為喜 。明朝制度,明黃色為皇帝專用,親王雖貴為宗親,屋瓦僅得做青色而不得做黃色 。就這樣,他們起兵的謀劃便逐漸確定了。

  朱棣的府邸是故元的宮殿,他早就在利用這個便於隱蔽的條件。後苑成了姚廣孝練兵的場所。地下深挖下去,結構成兩層地下室,周圍築上厚牆,牆上甃著尖銳扎手的瓶罐的碎片。朱棣讓人在地下室裡日夜起造兵器,為了防止鑄造的聲音被外人聽到,他們又養了許多鵝鴨,以擾亂鑄造的聲音。 

  燕府的準備正在緊張地進行著,張昺的部署也在次第展開,他一面把在城七衛的士兵和屯田軍士布列城中,並包圍了王城,用木柵截斷了端禮門的通道;一面派人火速向朝廷報告這裡的情況。但他們的奏疏草稿被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 弄到了手,悄悄地告訴了朱棣。朱棣便將它們藏在了王府中。朱棣拿到了疏章,把張玉、朱能找來給他們看,問道:「你們知道這是幹什麼嗎?」於是,他派張玉等率壯士八百人進府守衛。

  朝廷的詔書很快到了北平,謝貴、張昺帶領武裝衛士包圍了燕王府,要求朱棣交出燕王府屬官。明朝有個慣例,親王犯了錯誤,有時要處罰王府官屬,藉以懲戒,因為親王的行為不端是王府官屬的輔導不正。官軍開始不斷地向府中射箭,情況很緊急。朱棣與張玉、朱能等商議對策,恐怕寡不敵眾。他說:「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說:「先擒殺謝貴、張昺,余無能為也。」這是個擒賊擒王的辦法,除掉張、謝,官軍群龍無首,可不戰自潰了。朱棣說:「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他的意思是先把張、謝騙入王府,讓他脫離了自己的部下,這樣捉拿他們只不過費一壯士之力,根本用不著大動刀兵。

  七月初四,朱棣忽然宣佈他的病好了,在東殿接受內外官僚的祝賀。他在自己左右和端禮門內都設下了埋伏,派人去請謝貴、張昺,但遭到拒絕。為了消除張謝的疑慮,朱棣擺出了合作的姿態,他開列了協助官軍逮捕人員的名字,再次派官屬內官帶了名單本請謝貴和張昺。謝、張果然中計,起身前往王府。為防萬一,他們帶了相當多的衛士,但這些衛士在燕府的門前被阻擋在外。謝、張覺得,事已至此,燕王也不會把他們怎樣,便放膽走進了燕府。

  謝貴、張昺進入殿門,只見酒餚已經擺好,燕王早已等在那裡,只是仍然拄著枴杖。燕王迎接他們二人,侍者端出幾盤瓜來。燕王說:「適有新進瓜者,與卿等嘗之。」拿過刀子切瓜。忽然,燕王臉色陰沉下來,罵道:「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說完把瓜往地上一拋,隨著瓜撲的一聲落地,伏兵盡起,上前將謝貴、張昺抓住。與此同時,殿外的護衛將盧振、葛誠也逮了起來。這時燕王扔掉枴杖,站起說:「我何病,為若輩奸臣所迫耳。」張昺、謝貴等皆不屈被殺 。

  跟隨謝貴來的人在端禮門外,並不知府中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見謝貴、張昺久等不出,慢慢地也就散了。不久,謝貴、張昺被抓的消息傳了出來,包圍王城的將士也潰散了。北平都指揮彭二,聽到這一消息,連忙披甲上馬,跑上大街高呼:「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他很快集合了一千多人,打算攻打端禮門,燕王派衛士龐興、丁勝等迎戰,彭二被殺,這支人馬也散了。然而這時張昺所部將士猶堅守北平九門,關閉甕城,執戈內向,朱棣便決定乘夜攻奪九門,張玉等帶兵力戰,守門將士猝不及防,到黎明八門都已陷落,只有西直門一處還在堅守。朱棣見強攻不行,便命指揮唐雲單騎來到西直門下,以計勸降。真是兵不厭詐,朱棣命令唐雲解掉鎧甲,騎馬導從一如平時。唐雲來到城下對守城者說:「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製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唐雲在指揮中年最長,在軍中素以信謹聞名,將士以為唐雲的話一定不假。守軍聽說朝廷聽王自製了,早已失了鬥志,也紛紛散了。本來嘛,朱棣身為親王,是先帝骨肉,當今皇上是親王的侄子。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做官做的是朱家的官,當軍當的是朱家的兵,既然皇上讓燕王自製一方,大家還有什麼可說的!雖然不久眾將士都瞭解了真相,並不想跟隨燕王背叛朝廷,但經唐雲的一番誘導,也都漸漸平息了。 

  九門勝利攻克,朱棣便下令安撫北平軍民。自他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以來,至今已經近二十年了,北平軍民誰不憚於燕王的威名,他們是一直把燕王與朝廷當作一體而看的,親王的話有何不從?三天之內,北平城內便安定下來。

  但事情僅僅是開始,燕王離勝利還遠得很,駐守開平的都督宋忠帶領三萬兵馬正在開赴北平。都指揮便余瑱雖然從北平退出,但他控制了北平的咽喉居庸關,集結關卒數千,仍準備進攻北平。鎮守薊州的都指揮使馬宣發兵攻打北平,與燕軍在公樂驛交戰,敗歸,但仍舊與曾浚一起控制著薊州。 

  一場大戰正在醞釀。 


四、「奉天靖難」

  1.「論力則不足,以智則有餘」

  七月癸酉黎明,燕王已經控制了九門,城內七衛都已歸附燕王。他集合將士,訓話整師,正式起兵與朝廷相抗。燕王的最終目的是奪取皇位,這在他心裡是清楚的,但這時還不能公開。他把自己描寫成是倍受迫害不得已而自救的。他說: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法守分。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欲求生,不得已者。義與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鑒予心。 

  朱棣振振有詞,慷慨激昂,彷彿他的一切都符合祖訓,名正言順,無懈可擊。而他本人則受奸臣迫害,可憐可憫。於是「將士聞之,皆感動流涕」 。其實,朱棣將祖訓斷章取義,使之成了自己造反的辯護詞。《祖訓》法律第十三條寫道;

  凡新天子正傳,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奸惡,三年之後,親王仍依次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讀了這段《祖訓》,可以看出,朱元璋為保護新天子防止諸王威脅皇帝,早已費盡了苦心。誰想到竟被朱棣用作對抗新天子的根據!「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等等,他當然是閉口不提的。

  然而對燕王的行動,畢竟有人看得十分清楚,甚至還敢公然提出反對意見。一個是余逢辰,一個是杜奇。燕王府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因為品德學問而被燕王信任,他瞭解燕王的預謀,但他不同意朱棣與朝廷對抗,曾藉機會向燕王進言,燕王不聽。後來他知道燕王之反已不可勸阻,他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下定必死決心,要與燕王力爭到底。燕王起兵,余逢辰泣諫軍前,高呼君父兩不可負,終於被朱棣殺害。另一位杜奇,也是讀書人,因有才學,燕王在起兵後把他召入府中。但他也不同意造反,苦苦勸說朱棣當守臣節,激怒了燕王也遭到殺害。 

  十幾年來,北平城內的軍民早已習慣於燕王的號令了。這一點在今天與以往似乎並無多少區別。端禮門前軍容整肅,旗甲鮮明,將士們在迎接一場大戰,就如同當年一次又一次從這裡出發北征塞外一樣。多年來跟隨燕王作戰,即使不獲大勝,也從來都是全師而還。將士們對燕王有著充分的信任。這次誓師,他們同樣充滿了信心,誓師將畢,忽然風雲四起,天空陰晦,咫尺不辨人,北風震吼,旌旗搖動,三軍益發肅穆,猶如大變即將來臨。不一會兒,東方雲開,露出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將士們的心也為之豁然開朗,他們覺得這是個吉兆 ,在激戰之後,他們都會有如天清地徹般的光明前途。

  從起兵之時起,這裡就成了朱棣真正的獨立王國了。北平所屬州縣官紛紛棄官而逃。他便重新任命了北平的各級官員,以取代朝廷的命官。張玉、朱能、丘福做了都指揮僉事,庫吏李友直被提拔做布政司參議,擅長占卜的金忠做了燕府的記善,隨侍帷幄。原來北平的文武官員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等,則紛紛向燕王投降。

  北平平定之後,燕王的首要問題就是要進一步控制北平周圍地區。

  第二天,他命令郭資守北平,又派兵攻打通州。通州東去北平僅六十里,是北平的門戶,是經濟給養的進口,南方從運河漕運的船隻、從天津海上來的船隻,都要在這裡停泊,同時又是軍事咽喉。吳元年徐達帶兵北伐,就是先控制了通州,才逼迫元順帝北逃塞外的。這次通州不戰自克,鎮守通州的衛指揮房勝率眾歸附燕王。北平的東北方向是軍事重鎮薊州,這時由都指揮使馬宣、鎮撫曾浚把守。張玉提議攻打薊州,他說:「薊州外接大寧,多騎士,不取恐為後患。」 大寧是薊州以北喜峰口外的廣大地區,東連遼左,西接宣府,是軍事重鎮,洪武時在這裡設立了大寧都指揮使司,封寧王鎮守其地。據稱寧王善謀,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 。因此,控制薊州,防止它與塞外寧王的結合是當務之急。張玉帶兵到薊州城下,企圖勸說馬宣投降,馬宣不降,張玉派兵環城攻打,馬宣出城迎戰,兵敗被擒。罵不絕口,與曾浚一同被殺 。守城的指揮毛遂獻城投降 。張玉乘勝連夜開赴遵化。他告誡將士不要濫殺,他說:「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到遵化城下,他簡選勇士,在夜鼓四時分悄悄登城。潛入城中的先鋒打開城門,大軍進了城,城中的中軍才發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見大勢已去也投降了燕軍 。

  北平都指揮使余■退出北平後,控制了居庸關。余■簡練士卒,集合了數千人,仍準備反攻北平 。居庸關是北平的北部咽喉,是出入塞的必經之路,號稱北門鎖鑰。朱棣說:「居庸關山路險峻,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據此可無北顧之憂。今余瑱得之,利為彼有,勢在必取。譬之人家後戶,豈容棄與寇盜。今乘其初至,又兼剽掠,民心未服,取之甚易。若縱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後難取也。」於是,命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率兵前往攻打 。余瑱且守且戰,不見援兵到來,難以支持,便棄關北走懷來 。這時都督宋忠帶領部伍向北平進發,擬走居庸關入塞。途中聽說居庸關失守,無法前進,便退保懷來。這時余瑱的部隊也退到了懷來。朱棣得到捷報,大為高興。他說:「使賊知團結人心,謹守是關,雖欲取之,豈能即破?今天以授予,不可失也。」他深知居庸關的重要,便派了千戶吳玉帶兵前往把守。

  懷來離居庸關不過數十里,余瑱與宋忠的大部隊匯合,仍是進取居庸關,直逼北平之勢,對燕軍是個嚴重的威脅。朱棣對諸將說:「宋忠擁兵懷來,居庸關有必爭之勢,因其未至,可先擊之。」他企圖用先發制人的辦法迅速攻取懷來。但是宋忠的兵馬有三萬之多,余■所將也有數千人之多。燕王護衛精壯早已被宋忠抽走了不少,現在雖然北平城內的守軍都歸附了燕王,但守城和東征佔用了不少力量。朱棣無法拿出足夠的力量與官軍作戰。不要說壓倒對方,就是旗鼓相當也不可能。諸將因而說:「賊眾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諸將打算以逸待勞,以守為攻。朱棣說:「非公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論力則不足,智勝則有餘。賊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剛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

  論力則不足,以智則有餘

  七月十五日,朱棣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從北平出發,卷甲倍道而進。這條路對朱棣來說太熟了。他曾幾次帶兵從此出塞北征。大隊人馬出建德門,走清河、沙河古道。時值初秋,驕陽雖有餘威,但已不復盛時那樣熾熱。道邊的禾苗樹木卻依然是蔥鬱青翠的,時時透出帶著草木氣息的陰涼。朱棣騎在馬上,望著這山水道路,不禁想到往日的被命出征都是為了朱家的天下,而今這一仗卻是為了自己。而這次作戰又與往日不同,北出沙漠能否遇敵獲勝,了無成算,今次出征卻期在必勝。想到此,他不由得面帶喜色,揮鞭令將士加速前進。軍過昌平,漸入山中,道路崎嶇蜿蜒,路邊連山如成列的儀仗迎接燕軍。他向前望去,前鋒已經隨峰迴路轉,進入了深山,回首一望,大隊在蜿蜒前進,殿後的軍隊還沒轉過山來。真是雄關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了。出塞後不遠,地勢豁然平曠了,這雖不是沙漠戈壁,卻也是遍地沙石,少見樹木。偶爾的幾縷柔雲顯得甚低,那雲外的天卻分外湛藍。第二天燕軍來到了懷來城下。懷來城座落在平曠的高埠上。西北是不甚高的連山,西南卻是寬廣坦蕩的河灘,淺淺的河水從沙灘和卵石中散漫地向東南流去。宋忠所率將士原多為燕王部下,是從燕府護衛中抽來。此時作為官軍與燕王作戰並不心甘情願。宋忠為使他們堅決與燕軍作戰,便扯了個謊說:這些將士的家屬都被燕王所殺,死屍填滿了溝壑。宋忠之所以如此,不過要激發將士們的鬥志。但這個消息被燕軍偵知,朱棣覺得這是個可以利用的契機。朱棣命令部下中懷來官軍的親屬張起他們舊日的旗幟,作為前鋒,並讓他們上前呼喊父兄子弟。本來是披甲執槍、嚴陣以待、準備復仇的守軍遙見故家旗幟,又聽到家人的呼喊,真是驚喜交加。他們在稍稍鎮定之後,便明白了宋都督的話並非真情,雖然是各為其主,但他們怎能對自己的父兄刀兵相見呢?他們本無鬥志,到此更是完全鬆懈了。這時軍中出現了混亂,連陣也列不成,守軍宋忠的嫡系舊部見到這場面也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這驚疑乍定之間,朱棣已麾師渡河,燕軍鼓噪向前直衝。宋忠大敗,士兵如潮水一樣退入城中,燕軍尾隨進了懷來。兩軍發生了一場惡戰,官軍大敗。宋忠、余瑱被俘,都指揮孫泰中流矢,鮮血流滿鎧甲,他包了一下傷口堅持戰鬥,與彭聚一同戰死陣中。這次戰鬥,燕軍斬首數千人,獲得馬匹八千匹。宋忠、余瑱之外俘獲將校百餘人,皆因不降被殺,只有都指揮莊得單騎逃走。生存的士兵都投降了燕軍。

  宋忠是在北方鉗制燕軍的一支重要的官軍。他的敗沒顯示了燕王的才略和力量,也暴露出官軍的弱點。宋忠和前面的謝貴、張昺,不僅在智謀上遲遜於燕王集團,且在軍事上表現出無能。宋忠等人被俘後,燕軍諸將十分得意。但朱棣卻表現得異常清醒。他知道事情才是剛剛開始,得天下不會如此容易。他對諸將說:「宋忠本庸才,才掌一兵柄,便爾驕縱,此輩熒惑小人,視之如狐鼠耳。區區勝之,何足喜也。苟勝大敵,喜當何如?夫喜則易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機萌矣。孔子所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諸將聞言,無不佩服 。朱棣確較眾將高出一籌。

  這一仗對北方的震動甚大。山後諸州皆不守,開平、龍門、占谷、雲中各地的守將有不少歸降了燕王 。十八日朱棣派指揮孟善帶兵至永平,守將指揮陳旭、指揮僉事趙彝、千戶郭亮等獻城投降。趙彝原來是燕山右衛百戶,後跟隨穎國公北征塞外,修築了宣府、萬金、懷安城才升為永平衛指揮僉事 ,本是燕王的舊部。郭亮原是天策衛百戶,後曾隨大軍攻打大寧及哈刺莽來,因有功升為永平衛千戶 ,也曾在燕王部下,他們的投降全都不是偶然的。

  薊州、遵化、密雲的失守震動了大寧。都督陳亨、劉傑,都指揮卜萬率領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於沙河,將要進攻遵化。七月二十二日,駐守遵化的降將蔣玉把這消息報告給朱棣。二十四日,燕王朱棣親自帶兵往援。劉傑等聽說朱棣親出,便退回松亭關,堅守不出。二十七日,朱棣命千戶李浚等領兵到關口,指揮部伍,佯做攻城,企圖引劉傑等出戰。劉傑等仍閉門不出。這時燕王新起,兵力不足,強攻不是良策,但長久相持也會生成他變。朱棣急於想削弱大寧的力量,他幾經盤算終於想出一條妙計。他對諸將說:「大寧軍馬不散,終為吾後憂。然劉傑衰老無所為也,陳亨素忠誠托心於我,但為卜萬所割。若去卜萬,陳亨必來。劉傑寡謀,易於戲弄,以間動之,必生嫌隙。」朱棣對幾個守將做出分析,陳亨是燕王舊部,以燕山左衛指揮僉事之任曾幾次跟隨燕王出塞,後升為北平都指揮使。燕王說他「托心於我」看來不誣,劉傑寡謀不在話下,那麼解決問題的關鍵便是卜萬了。因而必須設計除掉卜萬。這時,正好燕軍的游騎捉獲了兩名大寧軍卒,向中軍報告。朱棣聞訊,高興地說:「間可行矣!」於是,他們寫了一封給卜萬的信,信中對卜萬大大誇獎一番,但卻對陳亨極致詆毀之詞。寫完後牢牢封好,放在一名軍卒的衣領中,並請這軍卒喝酒,賞了他一些銀兩,放他歸還。這件事做得表面上不想讓另外一軍卒知道,卻假裝不慎讓他悄悄看到。他看到這情景向看守者說:「彼何為者?」看守人說:「汝何用知之?」他回答說:「苟令吾知,不敢背德。」看守人說:「彼歸以通音耗,故得厚賞。」他又對看守說:「能為我言,請為諧行,惟命是從。」看守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二卒一併被放還,但另一卒卻沒得到賞銀。二卒回到軍中,不得賞銀者心不能平,馬上向長官揭發了此事。劉真、陳亨在軍卒衣領中搜查到燕王寫給卜萬的信,立刻對卜萬產生了懷疑。結果卜萬被逮入獄,家也被籍沒了。這支軍隊經過這一打擊,從此便不得振作了。

  朱棣在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並沒忘記採取政治手段。他知道,全國的兵力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

  七月十九日。朱棣向諸將訓話: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綏靖四方,一統天下,並建諸子,藩屏國家,積累深固,悠久無疆。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諸子知之,至於升遐,又不令諸子奔喪。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七日即葬,逾月始詔諸王知之。又拆毀宮殿,掘地五尺,悉更祖法,以惡所為,欲屠滅親王,以危社稷,諸王實無罪,橫遭其難,未及期年,芟夷五王。我遣人奏事,執以捶楚,侮極五刑,鍛煉系獄,任用惡少,調天下軍官四集見殺。予畏誅戮,欲救禍圖存,不得不起兵御難,誓執奸雄,以報我皇考之仇。

  夫幼沖行亂無厭,淫虐無度,慢瀆鬼神,矯誣傲狠,越禮不經,肆行罔極,縻有修底,上天震怒,用致其罰,災譴屢至,無所省畏。惟爾有眾,克恭予命,以綏定大難,載清朝廷,永固基圖。我皇考聖靈在天,監視於茲,以惟爾有眾是佑。爾惟不一乃心,墮慢乃志,亦自底於厥咎,隔於孥戮。竊聞之,仁者不以安危易節,義者不以禍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志。爾有眾明聽予言,則無後難。若彼有悛心,悔禍是圖,予有無窮之休,爾亦同有其慶矣。告予有眾,其體予至懷。 

  這一篇洋洋大文,一指斥朝廷無道,變更祖法,屠戮骨肉;一申明自己起兵僅為救禍靖難,最後又威脅「有眾」,如心不一,志不堅,則會身遭孥戮;相反如果燕王得到勝利,則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同時,朱棣又上書朝廷說:

  蓋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恆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明傳於後世者,未有不由於斯也。今事機之明,非若不見,而乃不加察,請得以獻其愚焉。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末亂離,群雄角逐,披冒霜露,櫛沐風雨,攻城野戰,親赴矢石,身被創痍,勤勞艱難,危苦甚矣。然後平定天下,立綱陳紀,建萬世之基。封建諸子,鞏固天下,如盤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不敢怠遑。不幸我皇考賓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欲秉操縱之權,潛有動搖之志,包藏禍心,其機實深。刀構陷諸王,以撤藩屏,然後大行無忌,而予奪生殺,盡歸其手,異日吞噬,有如反掌。且以諸王觀之,事無毫髮之由,先造無根之釁,掃滅之者,如薙草菅,曾何有■然感動於心者!諸王甘受困辱,甚若輿隸,妻子流離,暴露道路,驅逐窮窘,衣食不給,行道顧之,猶惻然傷心,仁人焉肯如此?

  夫昔我皇考廣求嗣續,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絕滅宗室,惟恐不速。我皇考子孫,須幾何時,已皆蕩盡。我奉藩守分,自信無虞。不意奸臣日夜不忘於懷,彀滿以待,遂造顯禍,起兵見圍,騷動天下,直欲屠戮然後已。謂以大義滅親,不論骨肉,非惟殺我一身,實欲絕我宗祀。當此之時,計無所出,惟欲守義自盡,懼死之臣,以兵相衛,欲假息須臾,然後敷露情悃,以祈哀愍,冀有迴旋之恩,滂沛之澤。書達闕下,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

  古語云:困獸思鬥,蓋死逮身,誠有所不得已也。都督宋忠,集兵懷來,剋日見攻,乃率銳兵八千御之,兵刃才交,忠即敗北,遂生擒之,全其首領,待之如故。當冀左右易心悔禍,念及親親,哀其窮迫,重加寬宥,使叔有更坐之望,下無畏死之心,如此則非特叔之幸,實社稷之幸。

  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諸侯,締八百餘年之基,及其後世衰微,齊桓、晉文成一匡之功。雖以秦楚之強,不敢加兵於周者,有列國為之屏蔽也。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可為明鑒。今不思此,則寧有萬乘之主,孤然獨立於上,而能久長者乎?詩曰:「價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謹以是為終篇獻。萬一必欲見屠,兵連禍結,無時而已。一旦有如吳廣、陳勝之竊發,則皇考艱難之業,不可復保矣。敷露衷情,不勝懇悃之至。苟固執不回,墮群邪之計,安危之機,實繫於茲。 

  在這封上書中,朱棣同樣把自己描繪成處於被奸臣謀害的可憐地位,而對於親王的悖逆則隻字不提,指斥朝廷妄殺宗親,他把這封書稿給他的部下看。部下都說:「辭旨懇切,必能感動,旱得休兵息士,誠為至願。」休兵息士,大概確實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好心人的「至願」。但朱棣的目的豈止是「休兵息士」?這上書不過是他舉的保護傘,其真正的意思是這場戰爭無論如何也要打到底,因為他的最終目的是奪取南京的皇帝寶座。因此他馬上說:「孝弟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一視予之言,豈得不惻愴於懷也?陳導曉切,冀其開悟,彼能感動,在轉移之間耳。然予度之,彼忍心如此,又況日邇小人,聞見昧於大道,必欲逞其根毒,縱有萬口哀訴,亦難回也。卿等試觀之。」 也只有他最清楚這場鬥爭的起因和實質,從而對事情的進程做出最可靠的判斷。他的上書不過是政治宣傳。他不希望罷兵,當然更不希望部下鬆懈鬥志。然而,除了少數心腹之外,他總是要將自己的最終目的隱藏著,用最可憐的話求得大家的同情。同時,他還要把自己打扮成仁義之師,禁止濫殺無辜。他深知只有這樣,才有勝利的可能。七月二十一,他對眾人說:「吾與若等為此者,非所以求富貴,所以救死,保妻孥也。夫好生惡死,人情所同,見亂思治,古今則一也。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百姓者,太祖之赤子也。數奸作難,欲殄滅邦家,驅逐赤子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爾眾慎勿嗜殺,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失,則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而無亂法,逆予言者,有法以治之。吾已上書於朝,旦夕希望恩旨,苟能全生,豈忍爾輩獨麗於法?爾眾懋哉,毋貽後悔。」 

  自初五起兵至今,才不過二十天。但這二十天裡形勢發展得真快。朱棣以少數的府中衛士,不僅奪取了北平,而且向東控制了通州、薊州、密雲、遵化,向西北控制了居庸關,後以八千人馬戰勝了三萬之眾的宋忠,奪取了懷來。燕軍的兵力已發展到數萬人之多。朱棣之所以能夠如此,當然首先是他久鎮北平,許多文武將領都是他的舊部,而且他早知團結人心,所以臨難多得其助,更重要的則是膽略與智謀。不僅在他身邊有足智多謀的姚廣孝、能征慣戰的張玉,而且朱棣本人更是足智多謀與能征慣戰兼有。「論力則不足,智勝則有餘。」燕王朱棣便這樣開始了他的事業。

  真定之戰

  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保天下。從洪武到建文,面對著一個時代的變革。打天下,自不待言,就是鞏固新建的明朝,也要倚重於軍人。直到洪武十五年,故元梁王控制的雲南才最後平定。洪武二十年據守遼東的故元大將納哈出才被迫投降。另外要對付蒙古人一次又一次的南下,或組織一次又一次的出塞北征都是離不開軍人的。好在經過洪武三十一年的努力,明朝的敵對勢力被肅清得差不多了。不僅內部穩定,就是主要威脅的故元勢力也衰弱了,分裂了。的確,從洪武末年以來,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朱允炆要在這個時代裡銳意文治。

  朱允炆自幼學習的儒家統治術,而今要把它付諸實施,他的謀臣方孝孺更是給了他許多理論上的支持。他們每日裡在一起討論周官法度,想按儒家的學說塑造出一個理想的社會。他把疆場上的軍事謀劃一概交給齊泰、黃子澄去辦。齊黃在北平作了部署,又派人控制了北平周圍地區,他們採取第一個明確的行動是詔逮削燕王官屬。從皇帝到舉朝文武都在等待北方的奏捷。

  不料北方傳來的消息不是官軍的奏捷,卻是燕王宣佈造反的上書,而且張昺、謝貴被執,北平失守,通州、薊州、密雲、遵化失守,連擁有三萬之眾的都督宋忠也在懷來兵敗被俘,封國在懷來西北的谷王跑回了京師。這使朝廷大為震驚。齊泰請下詔削除燕王的屬籍,聲罪致討,有人提出質難。齊泰說:「明其為賊,敵乃可克。」 黃子澄說:「北兵志強,不早御之恐河北遂失。」 幾經商議,終於決定發兵伐燕。這時洪武時的能征善戰功臣已經留下不多了,只好由長興侯耿炳文為征燕大將軍,駙馬都督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帶兵北伐。大軍出發前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並向全國宣佈了詔書:

  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僭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罪。今年,齊王搏謀逆,又與棣、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棣於■最親近,未忍窮治其事。今乃稱兵構亂,圖危宗社,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用是簡發大兵,往致厥罰。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掃茲逆氛,永安至治。 

  這詔書堂堂正正,既無須掩飾,又不用誇張,一如當年黃子澄所說:「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與此同時,朝廷派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友、陳暉、平安,並道前進,共同北伐。另外,由於北平布政使張昺被殺,燕王自己任命了官屬管理北平地方,朝廷在真定已設置了平燕布政使司,由尚書暴昭掌管,處理河北地區的政務。

  這場骨肉間的慘禍,葉伯巨早在洪武九年就已經預言了。葉伯巨死後事態的發展使形勢越來越清楚,然而除黃子澄伴讀東宮,是未來天子手臂,敢於放言此事外,一般很少有人敢於涉及。朱允炆即帝位不久,四川岳池的教諭程濟就看出了這步棋。但鑒於葉伯巨的慘死,他不敢明說。不過他還是上書把他的看法表明了:「北方兵起在明年某月某日。」只是他假托自己通數術之學,是通過推算得知的。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加強自己話的權威性,同時也是怕一旦怪罪下來可以減輕點責任。沒想到他的書一上便遭到了逮捕,並差一點遭到殺害 。削藩,在當時已經不忌諱了,周王已經被廢,齊、代、岷王已經被逮,那麼,為什麼還不准程濟說話呢?要害就在於程濟所指是燕王,朝廷削燕尚不敢下手也。如今燕王已反,朝廷已命將出師,一切都明朗化了。程濟便也被放出,並且授以翰林編修之職,讓他作為軍師,護諸將北行。

  大軍即將出發了,建文帝猶有不忍。他對眾將士說:「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諸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一方面要削藩,一方面又要不留下惡名,真是魚與熊掌二者要兼得。按建文帝的想法迫使朱棣就範又保全他的性命,是最妥善的辦法。建文帝的仁柔寡斷,由此可見。

  大軍浩浩蕩蕩分路並進,直指北平。僅吳傑等所率領的偏師步兵、騎兵便號稱十萬。八日已酉,耿炳文率軍三十萬到達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於河間,潘忠、楊松駐於鄚州,其先鋒九千已經進據雄縣。

  朱棣聽說官軍北上,率師出征迎戰。張玉帶人到耿炳文營中去偵察,回來報告說:「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所為。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 朱棣得到這一情報,很高興。他身著鎧甲,親自帶兵開赴涿州。壬子這一天正是中秋,燕王屯於婁桑,他命令軍士們秣馬蓐食,打算利用節日,出其不意地打擊官軍。下午時分,燕軍渡過了白溝河。朱棣對諸將說:「今夕中秋,彼不虞我至,必飲酒自若,乘其不備可以破之。」 為了抓緊戰機,燕王催促諸軍加速前進。金烏西墜,眼見天漸漸暗下來。可是金黃的月亮很快又升起在東方,四野道路無不分明可見。他們來到雄縣正是夜半時分。一輪滿月,懸掛中天,在如水的銀光裡,田野山川一片靜安,不論是城外四郊,還是城內的街巷都悄然無聲,只是偶爾聽見一兩聲狗叫。一天的節日喜慶,人們太疲勞了。然而這大好的月色下面正醞釀著一場廝殺,將要有吶喊,將要有刀擊槍鳴,將要有殷紅的血。這不是太煞風景了嗎?不,軍人以戰鬥為職業,以殺敵為樂趣,以血灑疆場,馬革裹屍為壯美。如果敵死我傷,凱旋班師那就是幸福了。

  然而,官軍也沒有安睡,他們知道這裡離燕軍的駐地很近,隨時可能與敵人遭遇。燕軍圍城時已被他們發現。城上漸漸發出一片叫罵。在安靜的夜晚聲音分外清晰。看來燕軍奇襲的計劃不行了,只能登城攻堅了。

  黎明,燕軍攀附登城,官軍奮力抵抗。但是燕軍久鎮邊塞,又在居庸關、懷來取得新勝,正值士氣旺盛,官軍駐於南方,多年不見刀兵了,再加上這裡不過是前鋒部隊,哪裡是燕軍主力的對手。官軍漸漸不支,一些防線已被燕軍攻破,官軍敗是敗了,但絕不屈服,仍罵不絕口。燕軍怒,必盡屠戮而後已。可憐九千名官兵全部被慘殺。八千多匹戰馬成了燕軍的戰利品。朱棣對部下的這種濫殺,很不滿。他說:「嘗諭若等毋嗜殺人,若等欲乖我所為,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夫多殺適以堅人心,使皆畏死盡力以鬥。一夫拚命,百人莫當,終非所以取安全之道。昔曹彬下江南,未嘗妄殺,其後子孫昌盛,往往好殺者多絕滅,今雖拔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多。」 朱棣不僅懂得戰鬥,還懂得攻心。諸將自愧弗如,頓首謝罪而已。

  這一仗燕軍很輕易地便取勝了。朱棣判斷潘忠、楊松雖然近在鄚州,但不會想到雄縣這樣快就被攻破,一定會帶兵來救援。朱棣說:「吾必生致潘楊。」但諸將卻弄不清朱棣怎樣去活捉潘楊。朱棣命令譚淵領兵千餘,先過月樣橋,潛伏在水中,約定待潘忠等過了橋,聽到炮聲便將橋佔領。潘忠何時過橋,僅能大概估計,所以將士們也不知要在水中潛伏多久,朱棣讓每個士兵用一束菱草蒙在頭上以作掩蔽。這樣也可從水中露出頭來呼吸。朱棣又另外安排幾個人埋伏在路側,讓他們見到潘忠與燕王一接戰就放炮。佈置已定。朱棣登上城頭,只待敵人進入圈套了。他向遠處遙望,只見大路上黃塵滾滾,隱約聽到車馬雜踏,南軍果然來了,為首的正是潘忠。朱棣帶兵開門迎敵,潘忠衝過月樣橋直奔燕王。潘忠等剛剛過橋,只聽得炮聲轟響,吶喊頓時四起,知是中了埋伏,未經接戰,就想奪橋逃走,想不到橋已被譚淵的士兵佔領了,無路可退,而面前朱棣也帶了兵馬衝了過來。在燕軍的腹背夾擊下,官軍大敗,潘忠、楊松都被活捉,眾將士大多落水淹死。 

  接連的勝利,使燕軍的士氣更加高昂,朱棣欲罷不能,想乘勢再打一仗。他問被俘的潘忠等人官軍的虛實如何。潘忠說鄚州還有戰士一萬多人,軍馬九千多匹。他還建議說:「(鄚州)聞我敗必走,急取之可也。」於是,朱棣自帶精銳騎兵百餘人為先鋒,向鄚州進發。燕軍直島敵營,守營官軍悉數投降,人馬輜重盡為燕軍所得。

  第二天,朱棣率師回駐白溝河。三戰三捷,勢如破竹。下一步就要接觸官軍的主帥耿炳文了。這需要給予認真的對待。朱棣的戰略思想仍是乘勝奪襲,速戰速決。他說:「今潘忠等被擒,眾皆敗沒,耿炳文在真定,必不虞我至,不為設備。我由間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諸將也贊同他的想法。這時,正好有耿炳文部下的一個小軍官張保前來投降,請求做先鋒以自效。朱棣將他叫到帳中,瞭解耿炳文軍中虛實。張保報告說耿炳文軍共三十萬,先到的有十萬,一半駐紮在滹沱河南,一半駐紮在滹沱河北。朱棣聞此又成一計。他厚賞張保,又給張保一匹馬,放他回到耿炳文軍中,讓他假說身敗被俘,乘守者不注意盜馬逃回,並且讓他假稱燕軍就要到來。眾諸將對朱棣這種安排弄不明白,他們問道:「今由間道,一不令彼知,掩其不備,奈何遣使,使其為備?」原來是朱棣根據得到的情報改變了策略。他解釋說:「不然,如不知彼虛實,故欲掩其不備。今知其眾半營河南,半營河北,是以令其知我軍且至,則南岸之眾,必移於北,併力拒我,一舉可盡敗之。兼欲賊知雄縣、鄚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即此是矣。若不令其知,逕薄城下,雖能勝其北岸之軍,南岸之眾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勝負難必。且人委身歸我,當推誠任使,用何懷疑。借彼有反側,去一張保,於我何損!由是事成,亦一人之間耳。」朱棣不僅善於應時機變,活用兵法,而且善於用心理戰去打敗對手。他既能靈活地指揮自己的隊伍,又要調動敵軍使之露出腰身準備挨打。同時,在這裡他又表現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的優秀品質:用人不疑。這正是他使許多將校始終不渝地忠於他,為他拚死效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眾將聽完朱棣對戰略的解釋,無不佩服朱棣的膽識,深感不能望其項背,只有唯唯遵命而已。

  燕軍自白溝河西行,二十四日,到達無極縣。離真定只有幾十里的路了。朱棣當然已有成算,但他深知敵眾我寡,想就此試一試諸將的勇怯。朱棣召集大家問軍隊應該向哪裡進發,於是出現了不同意見。有人主張先不要直接去真定,應該開赴新樂,以觀察敵軍的動靜。老將張玉不以為然。他說:「今當徑趨真定,彼雖眾,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朱棣聽罷大喜,他進一步分析了形勢說:「新樂僻於一隅,吾逗留於彼,銳氣已餒,賊引眾來戰,勢力不均,若等且度能勝否?直抵真定,賊眾新集,紀律未定,人心不一,乘我士氣有銳,一鼓而破之。」 他進一步分析了雙方的形勢,又說:「玉言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計議已定,大軍繼續進發。到二十五這一天離真定城只有二十里了。燕軍抓了一個耿炳文軍中打柴的軍士,詢知官軍只備西北,而東南無備。朱棣於是帶領三個騎兵軍士來到東門下,一下衝入官軍的運糧車中,捉了兩個人。朱棣從這兩人口中知道,官軍果然正將軍隊調往北岸,從西門起紮營一直抵達西山,尚未立穩。朱棣帶輕騎數十人,繞出城西,先擊破兩個官軍營盤。這時耿炳文正從營中出來送客,等到他發覺了燕軍,急忙退入城中,打算把橋吊起甩掉燕軍,沒想到橋索已被燕軍砍斷。燕軍緊追不放,耿炳文差一點被抓住。官軍與燕軍隔城相對,相距兩百步之遙。官軍在城上大罵燕軍,朱棣這時要試一試自己的箭術,你看他拉了弓搭箭,滿引一放,牆上一個軍士應弦而斃。燕王的軍校都一齊為他叫好。

  耿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帶眾奮擊。兩軍交戰時,朱棣帶領一支人馬繞出敵後,沿城牆夾擊耿炳文軍,衝亂了官軍的陣線。耿炳文敗退。朱能與敢死軍士三十餘騎,追奔滹沱河東,耿炳文尚有數萬人列陣而對,朱能奮勇大呼,衝入陣中,官軍披靡。丘福等從另一面攻入子城,內城關閉,不得而進。官軍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領眾接戰,燕軍騎士薛祿迎戰,將李堅刺於馬下,正要揮刀砍去,李堅大喊:「我李駙馬,勿殺我!」結果李堅被活捉。官軍中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左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全都被俘。耿炳文急奔回城,軍士爭相而入,城門很小,擁塞不前,許多人被踐踏而死,不得已砍殺後面的人,城門才勉強關上。

  這一戰官軍棄甲而降的有三千餘人,這次燕軍改變了殺俘的做法,除兩千人願意留在燕軍外,其餘盡數遣散。 

  這場戰爭真有意思。雖說敵對雙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卻又是叔侄相爭、同室操戈,兩軍之間不是親戚便是同僚,上了戰馬則是仇敵,下戰馬來則可握手言歡。薛祿綁縛李堅來見朱棣。朱棣一見是李駙馬來了,馬上感到這是一個宣傳的機會,他責備李駙馬說:「爾本戚畹,何所怨仇?亦從凶悖?今日之罪,安可逃乎?」駙馬當然不能隨便殺,但可作為人質。遂命將李堅械送北平 ,後來死在路上。一會,顧成也被綁縛來了。顧成是朱元璋部下的老臣,朱元璋渡江時即來歸附,被選做帳前親兵。以後轉戰南北,卓有戰功。這次北征他是左軍都督。朱棣見到顧成不禁大喜,說:「此天以爾援我也!」他親自上前為顧成鬆綁,並拿衣服讓他穿好。就這樣朱棣又得到一員虎將。顧成被送赴北平,輔助世子朱高熾留守。據說朱棣與顧成還有一段對話,朱棣說:「爾我父皇舊人,安得亦為是舉?」顧成泣對:「今日老臣為奸臣逼迫,冒犯大逆,罪無所逃!老臣幸見殿下,如見太祖,倘容老臣不死,當竭犬馬之誠以為報。」朱棣說:「忠義之士,能如是乎?」王崇武先生懷疑朱棣釋成之縛即委信不疑,可能在此之前,兩方已有通結。上述的對話,殊可長思。

  這裡剛安排好,朱棣遠遠望見軍中一些人不知為什麼聚到一起嘰嘰喳喳地議論。他問諸將說:「彼何為者?」大家回答說:「降者謀欲叛去。」朱棣說:「吾自訊之。」他讓人將投降的軍士帶到面前。朱棣對他們說:「凡降吾者任其去留,誠以其有父母妻子之思,爾等欲去,當明以告我,給爾資糧,援送出境。逃則為邏騎所獲,必不免爾。我全爾生,爾反求死。」一些降卒聽了這話,都很感動,不少人表示願留下報效,還鄉者也成了朱棣的義務宣傳員。

  經此一戰,再除去此前分守雄縣、鄚州的軍隊,耿炳文軍尚有十萬之眾,他的失敗全因移營未穩而猝遇強敵。至此,他入城堅守不出。這期間,吳傑曾帶軍前來援助,受到燕軍的阻擋,不能與耿軍會合,不得已退還。但是朱棣前後連攻三日,城池一直沒有攻下,他知道耿炳文老將不容易對付。便對諸將說:「攻城下策,徒曠時日,鈍我士氣。」遂解圍而去。

  這是燕軍與朝廷北伐主力的第一次接觸。炳文雖然是夙將,但他長於戰而未嘗總大軍,諸將多紈褲子弟,失律僨事,是在意料之中的 。而燕王則再次顯示出他的軍事才能。真定城雖然沒有破,但無疑燕軍取得了勝利。

  大將軍李景隆

  耿炳文失敗的消息傳到南京,完全出於建文帝的意外。他說:「老將也,而摧鋒,奈何?」黃子澄說:「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眾寡不敵,必成擒矣。」建文帝問:「孰堪將者?」黃子澄回答:「李景隆可。比用景隆,定破矣。」齊泰聽說黃子澄要推薦李景隆將兵,堅決反對,但黃子澄不聽,終於任命李景隆做了大將軍 。

  李景隆是什麼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帶兵北上包圍周王府的那位。他是明開國功臣岐陽王李文忠的長子,小字九江,讀書,通典故。身長,眉目疏秀,顧盼偉然,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為太祖朱元璋所矚目。洪武十九年,李景隆襲封曹國公。他曾屢次赴湖廣、陝西河南練兵,又曾被派往西番買馬。後來掌左軍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銜。建文帝即位後,他受到信任,因為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兒子。那次去河南執周王,是他在建文朝做的第一件大事,不過有人說了一些閒話,說那次李景隆活捉周王,曾向周王搜羅金寶。王府不願往外拿,便被定有「反罪」,捉了送往雲南 。

  八月三十日丁卯,李景隆即將從南京北上,取代老將耿炳文。陰曆八月底的江風頗有涼意。它吹起林立的旌旗,也吹拂著告別的君臣。建文帝賜給李景隆通天犀帶,親自為他摧輪,賜以斧鉞,許他便宜行事。為景隆餞行的餚饌已在江邊擺好。李景隆放眼長江,彷彿這一江秋水就在他胸中蕩漾,天下英雄能有幾人得此殊遇!志得意滿之態飛揚於眉宇之間。建文帝展望蔽日的旌旗,那一列列披堅執銳待命出發的勇士,再看這儀表非凡、氣宇軒昂的大將軍,感到他們無異於拱衛帝京的長江天塹。就在這前後,監察御史韓郁上書再次對削藩提出反對意見。建文帝哪裡聽得進去,他對戰爭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建文帝與李景隆君臣共同舉杯,相期奏凱重逢。

  跟隨李景隆北上的有原谷王府長史劉璟和高巍。劉璟與谷王一起奔還京師,向朝廷獻十六策,受到賞識,建文帝命他隨李景隆北伐,贊劃軍事。高巍則願意做一名說客,去勸說燕王休兵,他的請求受到建文帝的讚許,便派他隨大軍一同北上。但是,李景隆是個貴公子,雖通典故,實不會帶兵,又妄自尊大,所部諸將多怏怏不為所用 。

  且說燕王退回北平,接連傳來兩方面的戰報。先是九月初一戊辰,永平守將郭亮報告: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等帶領遼東兵馬圍攻永平。到了十一日戊寅,南線諜報李景隆已經到了德州,收集耿炳文所部並調多處軍馬共五十萬進營於河間。朱棣聽到這消息,不禁哈哈大笑,諸王一時摸不著頭腦,弄不清為什麼在這樣的形勢下燕王反會高興。

  朱棣說:「李九江豢養之子,智疏而謀寡,色厲而中餒,驕矜而少成,忌刻而自用。未嘗習兵,不見大戰,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也。漢高寬弘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惟韓信則多多益善。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誠可笑!昔趙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趙用為將,與秦戰,遂坑卒四十萬。矧九江之才,遠不如括,其敗必矣!」接著他依據兵法,指出李景隆之敗有五:「九江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敗一也。今此地蚤寒,南卒衣褐者少,披觸霜雪,手足皸裂,甚有墮指之患,況馬無宿稿,士無贏糧,敗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敗三也。貪而不止,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敗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敗五也。有五敗之道,而無一勝之策,其來實送死爾。」為什麼尚未交兵朱棣就知道李景隆「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仁勇俱無,威令不行」、「好諛喜佞,專任小人」?我看這其中不乏後世史臣的誇張之詞。但是,李景隆與朱棣之間是表親,兩家從來過往甚密,朱棣與李文忠是表兄弟,按輩份朱棣應是李景隆的表叔,他對李景隆的情況可以說是瞭如指掌,在他眼裡沒有什麼表侄什麼太子太傅,他是從軍事家得角度對對手的弱點進行分析。可惜的是,李景隆的弱點竟讓朱棣看得那麼清楚,而朝廷中如黃子澄、如建文帝都無知人之明。朱棣還判斷,他自己坐守北平,李景隆不會冒然攻城。於是他策劃了一個誘敵之計:「今往援永平,彼探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豎子必成擒矣。」將領中還有不同意出兵永平者,他們擔心大軍離開北平後會給敵人留下空隙,他們提出:「永平城完糧足,可以無憂,今宜保守根本,恐出非利。」朱棣解釋說:「守城之眾,以戰則不足,御賊則有餘。若軍在城,祗自示弱,彼得專攻,無復他顧,甚非良策。兵出於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賊必矣。吾出非專為水平,直欲誅九江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而收功於九江也。」  虛虛實實,靈活機變,朱棣確將兵法用活了。

  朱棣帶大軍出援永平,命世子朱高熾在北平留守,輔助他的則是姚廣孝。另外,還有在真定收降的老將顧成。諸將向朱棣請求,為保證北平的安全,應該在盧溝橋設防以阻擋李景隆軍隊。其實朱棣已經想到這一點了。他說:「天寒水涸,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能拒賊!捨此不守,以驕賊心,使其深入,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

  即使對吳高這樣的小股部隊,朱棣也不願和它硬打。他與諸將盤算說:「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則文無能為也。」因此,他又小施一計,打算除掉吳高。他分別給兩個人寫信,信中盛譽吳高而詆毀楊文,但又故意將二人的信相互裝錯。二人接到信後無不吃驚,被稱讚者要洗清嫌疑,連忙將原信封好上報朝廷,被詆毀者則懷疑對方與燕軍有所串通,也將來書上報給了朝廷。將領之間既已互不信任,而各自本人的嫌疑又未洗清,還有什麼鬥志?所以,他們看到朱棣的援兵已到,未經力戰便退還了山海。朱棣的計謀又得了手。

  這場戰打得太容易了,朱棣忽然想到不如趁此去攻打大寧。諸將一怕大寧難攻,二怕在外遲留日久北平受困,都主張緩攻大寧。他們說:「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真、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亦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賊,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但是朱棣決定冒險,他打算避開松亭關的主力,由劉家口出關。既可保存力量,又可節省時間,同時,先打破大寧軍隊的老家,松亭關的守軍可不戰自潰。他說:「今取劉家口,逕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軍士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破城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眾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而擊之,勢如拉朽。爾等第從予行,毋憂也。」朱棣這樣說,雖不無道理,但主要還是鼓勵將士的必勝信心,其實他自己對北平也有點不放心。在軍隊開赴大寧前,他還是寫信給世子命其嚴加守備,敵人來後不得輕易出戰。

  大寧的戰鬥我們打算放在以後再說。現在我們一起回過頭來看看北平的情況。

  李景隆聽說朱棣帶大軍開赴大寧。認為這是個機會。他下令攻打北平,軍隊直插北平城下。

  數十萬軍隊迤邐北上,刷刷的腳步,得得的馬蹄,隆隆的車輪,在凍土上響成一片。過了良鄉就是宛平,那宛平就已是北平地界了,良鄉與宛平之間相隔著一條盧溝河(今永定河),河上的盧溝橋是必經之路。這條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從東到西共有十一孔,橋兩邊欄板間的二百八十根壁柱上,雕有千姿百態的小獅子。橋長七十九丈五尺,寬二丈四尺,在壯偉中顯著靈秀。李景隆指揮大隊軍馬通過盧溝橋,宋人的「道上征車鐸聲急,霜花如錢馬鬣濕」的詩句怎麼比得上如今的景象壯觀!李景隆意氣驕盈,用馬鞭子敲打著馬氈說:「不守盧溝橋,吾知其無能為也!」不免對朱棣露出輕視之意,他眼前壁柱上的幾個小石獅子正在嬉戲耍鬧,彷彿是在預示著他的勝利。

  李景隆軍來到北平城下,朱高熾閉門堅守不出。李軍遂於九門環築堡壘圍困之。另外派兵攻打通州。通州在北平城正東六十里。如果朱棣從大寧方面還師,一定要經過通州。李景隆便在從通州到北平之間的鄭村壩連結九營親自督軍迎擊燕軍。

  官軍在北平城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特別是麗正門上戰鬥激烈,李景隆的軍隊有十萬人,而城內連老疾孱弱都算上也不及一萬,力量單簿幾乎不支。在王妃徐氏的帶領下,官校士民的妻室也動員起來了,她們也穿上護甲登上城牆,向攻城的敵人投擲瓦礫石塊,守軍還常常派勇士追出城外,對官軍進行騷擾。官軍的進攻被打退,不得已退後十里紮營 。都督瞿能與他的兩個兒子帶領一千多騎兵進攻張掖門,就在即將攻破的時候,後援卻跟不上,功敗垂成。原來,李景隆生怕他們奪走這破城之功,讓他們等候大軍一同前進。這時天氣已經十分寒冷,守軍又想出了新的守城辦法,他們乘夜往城牆上澆水,很快就在城外結成了厚厚的一層冰,官軍想要登城就更加困難了。李景隆刻薄寡思,他日夕圍城戒嚴,卻不知愛撫士兵,士兵們手執武器站立雪中往往有凍死者 。

  朱棣得到世子的報告得知李景隆正在圍攻北平,急忙回師,這時攻打大寧的戰鬥已經結束,燕王、寧王合成了一股,他們乘河水冰凍渡過了白河,直指李景隆結營所在的鄭村壩。鄭村壩在通州西北二十里,東距北平也是二十里,俗稱東壩。李景隆也派出了都督陳暉帶領騎兵一萬渡河迎擊燕軍。但兩軍走的不是一條路,沒有碰上。陳暉探知燕軍已經渡過白河,便調頭向燕軍追來。朱棣率精騎還擊,乘陳暉渡河之機,大敗之,這時河上的冰忽然斷裂,官軍溺死甚眾,陳暉僅以身免。

  李景隆軍守候在鄭村壩已經好幾天了,軍士日夜戒嚴,天氣寒冷,許多人凍壞了手腳,鬥志早已鬆懈,結果燕軍連破李景隆七營。雙方主力發生激戰。朱棣帶人馬作為奇兵左右衝擊,戰爭從午時一直打到酉時,李景隆軍漸不支,傷亡慘重,還有不少人在陣前投降了。寒冬日短,天很快就黑了,戰場的刀槍聲漸漸稀落,卻不斷從這裡那裡傳來痛苦的呻吟、呼喚。朱棣下令收軍,將士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營地,汗水血水粘在身上,北風吹來,冰冷徹骨,都指揮火真斂了些破馬鞍在朱棣面前升起了一堆火。通紅的火焰在活潑地跳躍,把一束束火舌噴上夜空。在滴水成冰的寒夜裡,火就是生命。它是戰場上那些遊魂幻化的還是從這些生存的勇士心中升騰的?此時此刻,將士們的心裡是思念著自己的妻子家人,還是蕩漾著敵死我傷的驕傲和榮耀呢?他們也想過為什麼要到這天寒地凍的荒郊野外來廝殺來流血嗎?

  天冷極了,幾個甲士見到火光紛紛走攏過去要分享一點那火的溫暖。朱棣身邊的衛士發出了嚇人的呵斥,不許他們靠近。是啊,他們不怕持刀的敵人,敢於拼將一腔熱血上前廝殺,卻懾於這些爪牙的虎威,只能屏氣後退。朱棣聽到騷動,連忙說:「此皆壯士,聽來勿止。饑寒切身,最難忍者。吾擁重裘,尚猶覺寒,吾恨不悉令其附火,而忍呵叱之乎?」這就是將兵者高明所在!別看他擁著重裘,傍著火,但他的幾句話便能打動人心,便能讓人明天上戰場上替他去衝鋒陷陣。將士們都說:「仁人之言也。」是啊,在寧靜的寒夜,將士們也許沒有停止思考,但他們的想法是那樣單純,他們只想到要忠於燕王。他是龍種,說不定就是真命天子呢!

  第二天一早,探報來說,李景隆軍夜裡拔營逃掉了,輜重卻沒來得及帶走,許多馬匹也留下了,部下有人請求追擊,朱棣決定不再追趕,而是乘勝直抵北平城下 。這時包圍北平的官軍隊並不知李景隆已拔營南下,仍然堅持不退。張玉帶兵列陣而進,連破官軍四壘。這時朱棣帶兵趕到城下,城中守軍見救兵來到,也鼓噪而上,內外夾攻,官軍大潰,再加上聽說李景隆已撤,更無鬥志,便也丟棄兵甲糧草星夜南奔了。

  這一戰役,燕軍獲得了全勝。朱棣又回到了北平城。諸將都稱讚燕王的神機妙算。其實燕王也有點後怕,當初諸將請求先破李景隆再攻取大寧,朱棣把北平放在一邊去攻大寧是很冒險的,北平萬一失守,那是後悔也莫及的,因此不能總這樣冒險。朱棣說:「此適中爾,無足喜也。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未用卿等言,以其有可乘之機,故爾。此不可為常。後毋難言。」他稱讚了大家的萬全之策,要求大家以後有什麼謀劃,還要坦率地講出來 。

  李景隆軍從北平撤退南下,駐於德州。打算集合多處軍馬於明年春天再行大舉。建文帝並不以暫時的挫折便改變對李景隆的信任。如果說黃子澄等人無知人之明、誤君誤國的話,那麼建文帝的推誠任人,衷心倚信,則並非全無值得嘉與之處。這年十二月,建文帝給李景隆加太子太師銜,並賜給璽書金幣、珍醞、貂裘 。建立帝惟恐李景隆權輕勢弱,威令不行。第二年正月,再派中使帶璽書,賜以黃鉞弓矢,許以得專征伐 。李景隆本非草木,受到皇帝如此隆遇,能不奮發自勵,竭忠報效嗎?

  中分天下之約

  現在,讓我們來補述大寧之戰。

  朱棣與眾將帶兵從永平向大寧迸發,十月初二日(戊戌)來到劉家口。這是從永平出塞通往大寧的最近的關口。山路險隘,僅容人馬單行。有官軍百餘人把守關口。諸將中有人打算從正面攻破關門。朱棣說:「不可。攻之,則彼棄關,走報大寧,得以為計。」於是命郭亮帶領軍卒數百人偽裝偷渡到山後,切斷守軍的歸路,從後面破關。結果,守軍全部被俘。燕軍順利通過。初六(壬寅)燕軍抵達大寧。

  大寧之地無疑在戰略上很重要。它在喜峰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是北部邊防的重鎮,它們共同構成了北平等中原地區的屏障。洪武初年,東北地區的故元勢力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相繼內附,朱元璋看到了大寧的軍事價值,在古會州之地設置了大寧都司和營州諸衛,在洪武二十四年,把第十七子朱權封為寧王,讓他鎮守這裡。寧王於洪武二十六年就藩,他練兵防邊,隨軍征討,成為著名的「塞王」之一。寧王以善謀著稱,而且他擁有相當大的軍事實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特別是他所控制的朵顏三衛的騎兵驍勇善戰,是一支精銳部隊。朵顏三衛指的是兀良哈的朵顏、福余、泰寧三衛。三衛設於洪武二十二年,從頭目到軍卒都是當地的兀良哈人、蒙古人。朱元璋設三衛的目的是讓他們與寧王相聲援。燕王多次出塞巡邊,早就看中了這支隊伍,舉兵靖難更想借重三衛的力量。他曾對諸將說:「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若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 建文帝即位,削奪諸藩,恐怕北方諸王與燕王聯合,便下詔要遼王朱植、寧王朱權回京。遼王奉詔回到了京師,寧王卻對詔令不予理睬。建文帝便下詔削掉寧王的三護衛軍以示懲罰,燕王素來與寧王關係甚好,現在他看到寧王不奉詔旨,心中十分高興,便把寧王看作可以借重的力量,曾寫信給寧王要求他的援助。這次朱棣的出援永平,其目的則在於奪取大寧。

  大寧守軍雖不多,但如何奪取大寧,還要費一番心思,因為朱棣不僅要奪取大寧之地,更重要的是要爭取寧王和大寧之軍。

  燕軍來到大寧城下,朱棣派人進城通報說因為窮蹙,前來求救。寧王得知朱棣來到,兩人雖為手足至親,卻不敢開放燕軍入城,因為燕王畢竟是朝廷的反叛。但寧王這時也因不奉詔旨被削奪了護衛,對朝廷怨憤不已,所以二人不免同病相憐。寧王邀請燕王單騎入城,二人一見,執手大慟。朱棣向寧王講述了自己不得已而起兵的原因,還請求寧王代為起草給朝廷的謝罪表。朱棣一連在城中住了幾天,二人相得甚歡,寧王全然不備。

  這時城外的伏兵也在悄悄活動,一些吏士潛入城中,與三衛的部長和許多戍卒都拉上了關係。朱棣向寧王辭別,寧王到郊外為他餞行,突然伏兵盡起,將寧王劫持而走 。這時朵顏三衛的騎兵和事先串通的戍卒也集合了起來,配合燕軍攻破城西北角。燕軍一擁而上,衝入城中,俘獲守將都指揮房寬,殺死關在獄中的卜萬,都指揮朱鑒力戰不支死在混戰之中 ,寧府長史石撰不降也被殺害。戰鬥很快結束了。朱棣下令安撫城內軍民,並派陳亨的家奴和城中的家屬去松亭關報告城中的情況。這時劉傑、陳亨聽說大寧之變,帶兵前來援救,但軍士們聽說城中的家屬平安無事,就都不想打了。劉傑、陳亨不得不往回返,他們走到亂塔黃崖紮營休息。陳亨這時起了異心,他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右護衛指揮陳文商議,打算投降朱棣,結果一拍即合。這天夜裡二更,他們趁軍士們熟睡,帶兵攻破了劉傑的營地。在慌亂中劉傑僅以單騎逃往廣寧,後走海路奔還京師。就這樣,陳亨帶領大寧的兵馬降附了朱棣 。大寧的兵馬盡為朱棣所有。朱棣高興地連說:「吾攻大寧,取邊騎助戰,大事蔑不濟矣!」朱權加入燕軍雖然像是被迫,其實是一種聯合,他們早已從朝廷的藩輔變成了朝廷的對立面。他們的聯合是出於維護相同的利益。而且不僅如此,他們互相之間都很清楚誰也不滿足於做一個藩王,他們的心目中有一個皇帝的寶座。固然寶座只有一個,但現在卻不是他們倆之間爭奪的問題。朱棣與寧王相約事成之後當中分天下,劃疆而治,各為天子,朱權擅於文墨,於是這草徼的事便落在了寧王的身上。

  朱棣能夠順利地奪取大寧,是與朱權這種半推半就的態度有關的。此外,洪武年間,朱棣曾多次帶領緣邊兵馬出塞,大寧的將領包括朵顏三衛的騎兵都與朱棣相知相習,這也是他們能很快地歸附朱棣的原因。在大寧的勝利,使朱棣在軍事上得到很多好處。他不僅在北部解決了北平的後顧之憂,而且大寧諸衛軍隊加入了靖難的隊伍,大大壯大了燕王朱棣的軍事力量。另外,朱棣還選拔朵顏三衛騎兵的精銳三千人組成了一支新軍,這支軍隊在朱棣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當大寧的戰事進入尾聲時,朱棣於十六日(壬子)收到世子送來的李景隆攻打北平的報告。他決定火速返救北平。朱棣先派出薛祿分兵攻奪富峪、會川、寬河,隨後,便於十八日(甲寅)與寧王一道帶領燕軍和寧府的妃妾世子和貨寶開赴北平。大寧城被席捲一空。第二天(乙卯),大隊人馬來到會州。乘半途中休息的機會,朱棣重新編排了自己的隊伍,他任命和提拔了一批新的將領,統帥諸軍,張玉將中軍,提升密雲衛指揮鄭寧、會州衛指揮何壽為都指揮僉事,任中軍的左、右副將。都指揮朱能將左軍,提升大寧前衛指揮朱榮,燕山右衛指揮李浚為都指揮僉事,任左軍左右副將。

  都指揮李彬將右軍,提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水平衛指揮孟善為都指揮僉事,任左右副將。

  都指揮徐忠將前軍,提升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洛陽衛指揮吳達為都指揮僉事,任前軍左右副將。

  都指揮房寬將後軍,都指揮和允中為左副將,升薊州衛指揮毛整為都指揮僉事任後軍右副將。同時他安排大寧歸附的人馬也分別隸屬各軍。寧燕二藩的人馬合一後,燕王的力量空前壯大了。這就是他的基本隊伍,從此這支人馬跟隨燕王轉戰南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打下南京。

  二十一日,朱棣帶領大隊人馬進入了松亭關。十一月初五便渡過白河,在鄭村壩發生了上面提到的與李景隆軍隊的激戰。

  調筆弄舌

  且說李景隆退走德州,朱棣率大軍回到北平城裡。從九月十九日朱棣率師救援永平到今日十一月九日回城前後整整二十天時間。這期間從十月十五日李景隆圍困北平到十一月七日北平圍解,以世子為首的守城軍民與官軍堅持戰鬥了二十三天。如今不僅趕走了圍城的官軍獲得大勝,而且燕王控制了大寧地區,除掉了後顧之憂。另外由於大寧諸衛軍加入了燕軍的陣線,實現了寧燕合流,北方的軍事形勢因而大大改觀了。朱棣一面命令休息士馬準備著犒賞慶功,一面再次給朝廷上書,指斥奸臣弄權,朝廷無道,變亂祖制,申明自己起兵的合理:

  禮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子也,君親之仇,可不報乎?恆念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召諸王或一度或兩度入朝,父皇謂眾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或一度或兩度來見者何也?我年老,慮病有不測,弗能見爾輩也,豈不知爾等往來匐匍之勞勩!」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來召我諸子見也!不知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藥而不瘳以至於大故也。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今忝為父皇親子,分封於燕,去京三千里之遠,每歲朝覲,馬行不過七日,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來報?俾得一見父皇,知何病,用何藥,盡人子之禮也。焉有父病而不令子知者?焉有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豈有無父子之國也邪?無父子之禮者則非人之類也!況父皇閏五月初十日未時崩,寅時即殮,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候其復生。」今不一日而殮,禮乎?古今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知者?焉有父死而子不得奔喪者也?及踰一月,方詔親王及天下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又不知父皇梓宮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禮乎?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豈葬父皇以庶人之禮邪」可為哀痛!

  未幾即拆毀宮殿,掘地五尺,明有詔云:「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紀綱法度,布畫大寶,猶如起造巨室,與人居處,苟為官者不修政事,不守法度,如拆毀室廬,欲求安處,焉有是理?」旨哉言乎?今奸臣首將宮殿拆毀,與所言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遵法,亦難矣!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與諸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也。然此勞軍民之力,費用錢糧,豈易爾邪?蓋此宮殿,極為堅■,使後世子孫不須更造,以勞軍民。」今拆毀祖業,禮乎,非禮乎?

  父皇賓天,不得奔喪,欲自詣京,復恐外人不知者謂有他志,故吞聲忍氣,不敢出言,痛裂肺肝,淚從中墮,不意奸邪小人,交構為惡,巧言欺惑,變亂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制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訓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伏自父皇賓天,聞齊泰等奏定禮儀,凡朝夕幾筵,揖而不拜,及小祥節■,祭不親與。我差百戶林玉、鄧庸等奏事,輒被囚系,垂楚鍛煉,令誣王造反,云「擅自操練軍士,造作軍器,必有他圖」。齊泰等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間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拜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想惟太祖高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惟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隆基業於萬世,豈有他哉!

  其奸臣齊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復知有朝廷也。七月以來,詐令惡少宋忠、謝貴等來見屠戮,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動兵。宋忠、謝貴俱已就擒,已具本奏聞,恭候裁決,到今不蒙示渝。齊泰等又矯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駐雄縣、真定,來攻北平。重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動兵,敗炳文所領軍馬,生擒附馬李堅、都督潘忠、甯忠、顧成,都指揮劉燧、指揮楊松等。奸臣齊泰揭榜毀罵,並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十月十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軍總領天下軍馬來攻北平。躬率精銳,盡殺敗之。李景隆夜遁而去。若此所為,奸臣齊泰等必欲殺我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滅無餘,將以圖天下也。此等逆賊,義不與之共戴天,不報此仇,縱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憫念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難創業,分封諸子,未及期年,誅滅殆盡。俯賜仁慈,留我父皇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見殺,則我數十萬之眾,皆必死之人。諺云:「一人拚命,千夫莫當。」縱有數百萬之眾,亦無如之何矣。願體上帝好生之心,勿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恩莫大也。倘聽愚言,速去左右奸邪之人,下寬容之詔,以全宗親,則社稷永安,生民永賴。若必不去,是不與共戴天之仇,終必報也。不報此仇,是不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請裁決。 

  此次上書,態度十分倔強,甚而有強辭奪理近於狡賴者,比如建文詔中「燕庶人父子」分明是指朱棣及其子高熾等人,其時朱棣已被剝奪王爵,故稱為庶人,朱棣書卻反誣詔書為葬父皇以庶人之禮。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開創基業,朱棣則抓住建文朝拆毀宮殿一事,直指他們壞了祖宗的基業。唯上書中動輒以祖訓為說辭,辯護最為有力。《皇明祖訓》中所規定親王教練軍士等內容,原本是為了使親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為親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責則顯得無力。這次上書正值燕王屢勝,氣壯山河,指朝廷如敵國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語。朱棣之好勇鬥狠,雄毅恣肆躍然紙上。同時,朱棣千方百計要把自己描繪成動以國家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僅挑撥齊泰、黃子澄與皇帝的關係,而且暗示諸王與之連為一氣,以攜手對付朝廷。然而這次上書依然沒有回音。

  朱棣接連獲得勝利。北平城內,燕府上下,洋溢著勝利喜慶的氣氛。由於燕軍的堅決抵抗,李景隆的五十萬官軍,潰於北平城下。燕王的勝利多虧了北平軍民的拚死效力。燕王於軍民有何仁,而能令軍民蹈死不顧?其實,北平距京師數千里之遙,軍民並不清楚朝廷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燕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確定無疑的。多年來他鎮守北平,出塞防邊,立有赫赫戰功。燕王只要說「朝廷裡出了奸臣」就夠了。軍民上下無不認為他們進行的是義戰,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維護皇室,拯救先帝子孫,誰能說個不是呢?

  對於此役的勝利,朱棣自然也大喜過望,對軍民也不無感激之情。賞賜犒勞是無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對抗朝廷,勝敗之數並未最後確定,稍有疏忽,隨時可能招致失敗。不知他是否已經警惕在他自己的上書中表現出的一種狂放,然而對眾將士,他都曾及時提醒他們驕兵必敗。他對將士們說:「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夫常勝則氣盈,氣盈則志驕,志驕則慢生,敗機乘之矣。」他舉出「周公勝敵而愈懼」的故事,說明小心謹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說:「古語云『懼在於畏小』,予不患眾不能勝,但患不能懼爾。」他時刻看到朝廷大兵壓境的危險,說:「彼以天下之力敵我一隅,屢遭挫衄,將必益兵以求一決,戰兢惕勵以懲前失。我之常勝,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對兢惕,鮮有不敗。須持謹以待之。」朱棣畢竟是個久經沙場的軍事家。他胸中懷有全局,絕不以一時之勝忽略了通盤籌算。

  幾天之後,朱棣向作戰有功的戰士頒發賞賚。不少將領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駕馭軍隊,他善於使用獎罰的手段驅使將士用命。他說賞罰是「公天下之道」。獎賞合乎人心,就會收勸勵之效,懲罰合乎人心,就會收儆戒之效。善於為政者,不以獎賞施於個人所親,不用懲罰加於個人所怨。需做到像衡石一樣平穩,像水鏡一樣清明。他稱讚將士竭誠效力,要論功升賞以酬其勞。他說自己一個人是難於周知全面情況的,他要求諸將對每個人的戰績要從公核報,「不徇私情,不虧公議,有功無功,不令倒置」。務使爵賞得當。凡是有功而被埋沒、獎賞不足以酬其勞的,一定要當面講明,不許退下後再說閒話 。

  在這次賞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燕山右護衛指揮使譚淵,指揮僉事陳賢,致仕指揮僉事高實、申用,富峪衛指揮僉事景福,會州衛指揮使謝芳、陳旭,指揮僉事端亮,營州左護衛指揮同知錢武,濟陽衛指揮僉事祁義,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陳珪,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李清,燕山左衛指揮使徐祥。

  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職。一個都司管轄許多衛,都司的指揮要比衛、護衛的指揮地位高出許多。然而,朱棣作為親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並不具有提升諸將官職的權力。這樣做本身對於朝廷就是一種叛逆行為,何況此時朱棣已被朝廷剝奪了王爵。由於朱棣的經營籠絡,實際上,在燕王勢力所到之處,已經形成一個與朝廷抗衡的獨立王國。他所網羅的,不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隨征戰為其效力者,還有一些因與燕王勾結謀反而被朝廷罷黜的官員,如前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睦,朱棣也恢復了他們的職位。

  燕軍在戰爭中頗有伏獲。被伏官軍士兵,願留的留,不願留的朱棣便將他們隨時遣散。朱棣聽說在被俘軍士中有幾個是從皇陵守卒中抽調來的,不禁為之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長期聲老家鳳陽駐守練兵。他實際上是在老家長大的。幾個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寢。也想起他這幾十年的經歷,看見這幾個召至面前的軍卒,好像又回到了鳳陽軍中。親不親故鄉人啊!朱棣把他們叫到身邊,不免詢問起皇陵的情況,又著實撫慰了一番,朱棣說:「幼沖(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寢為重。守卒以調而來。天下士馬固多,豈少此數人。」朱棣下令給他們衣糧,讓他們仍然歸守皇陵。難說朱棣對祖宗沒有感情。但從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攻擊朝廷,借題發揮。朱棣起兵篡位,為天下所指,但他總是設法陷朝廷於不義地位。調幾個皇陵守卒參戰,竟被說成是不以祖宗陵寢為重。自己則處處標榜尊崇祖訓,藩屏邦家。朝廷方面呢,位處至尊正統,一開始便認為自己以正壓逆,以強壓弱,勝算在握,不必計較一些細枝末節。不料卻因而常給朱棣留下可乘之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興焉」。如此下去,形勢真是不可逆料的。

  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頒發一道檄文,說是「為報父仇事,諭普天之下藩屏諸王、大小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朱棣的一個用心,便是指責「奸臣惑主」,動輒說「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軍民」。本來,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馬上不能治天下,當社會秩序穩定後,文臣的地位勢必提高,武將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會心懷不滿,這成為朱棣利用的口實,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讒佞,不僅在於動員輿論,而且是故意表現出是為武將們洩憤,藉以拉攏他們為己所用。朱棣還把自己及眾親王描繪成一副無端被害的模樣,以爭得民眾的同情心,並藉以呼籲反叛諸王與之結成聯盟。最後,檄文聲稱「今奸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故用欽遵《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他號召:「天下都司,並各處衛所指揮官吏,當思我父皇恩養厚德,同心戮力,整爾士卒,礪爾戈矛,星馳前來,共行捕獲左班文職奸臣,獻俘於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憲。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孫基業以永萬世。」 

  讀這一通檄文,洋洋灑灑,聲氣奪人,真有席捲天下之勢。不過,朱棣振振有詞,反覆說欽遵《皇明祖訓》如何如何。《皇明祖訓》是怎樣寫的呢?我們已在前面引過《皇明祖訓》原文了。

  朱棣所為與祖訓規定相較實有大謬。在新天子即位之後,即使「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親王也要奉「天子密詔」才能「統領鎮兵討平之」。今不但無天子調兵勤王之密詔,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詔。而朱棣還是斷章取義反覆引用「祖訓」,他不僅在輿論宣傳上先聲奪人,而且取得了事實上的軍事勝利。他聲稱有「精兵三十萬」雖不免有所誇張,但與實際相去必不至甚遠。朝廷方面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措置呢?

  在燕王輿論的壓力下,朝廷宣佈罷免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的職務。理由沒有宣佈,據說朝廷意在撤掉燕軍攻擊的目標,藉以緩解燕軍的攻勢。然而,建文帝實際並未讓齊泰、黃子澄離開左右,仍然讓他們參與密議。

  朝廷所為,實是失策之舉。撤掉齊黃,等於承認了燕王關於奸臣亂政誤國的指責,只能長燕軍的威風,滅官軍的銳氣。同時,我們看到,朝廷對於燕王在上書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責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辯駁。當然,靖難之役後,凡不利於朱棣的文獻全都被銷毀了。使得我們不能瞭解雙方論辯的全貌。不過,我們從朱棣給朝廷的上書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論辯不是很有力的。

  朝廷也並不甘心失敗。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頓軍馬,屯兵德州,以備明春再舉。燕王起兵後,河北諸衛一帶官軍將領非敗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營壘,只有少數軍官為朝廷力戰而蹈死赴義。薊州馬宣及鎮撫曾浚在與眾披縻中率眾力戰而死後,河北指揮張倫率領兩衛的官軍自拔南歸,宣誓「矢死報國」 。他們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軍。同時,朝廷也想在戰場之外屈服燕軍。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獻策約束諸王的書生高巍,被命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這時,參贊軍務高巍上書朝廷,表示願意出使燕藩,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勸說燕王罷兵 。

  高巍受命來到燕藩。見燕藩旗甲鮮明,軍伍整肅,畢竟勝軍,氣象不同。他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將事先擬好的書信送至燕府。這信說:

  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現於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今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奸雄無賴乘間而起,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據永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興兵以來,業經數月,尚不能出蕞爾一隅之地。況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眾,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為大王■泣流涕也。

  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眾,為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稅駕也。

  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能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

  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無愧矣。 

  高巍的信送上之後便杳無回音,不得已便再上一通,但仍然得不到回信。

  高巍冒死上書,忠勇可嘉,但形勢並不因一介白髮書生的雄辯可以逆轉。燕王朱棣已從燕府一隅,發展至三十萬眾,不數月間攻佔了北平、密雲、永平,可謂所向披靡,而朝廷為避其鋒,已將齊泰、黃子澄罷免。當此之時,什麼「夷齊求仁讓國之義」、「篡奪嫡統之議」是不能打動朱棣之心的。

  此後不久,李景隆也致書燕王請罷兵。其書今已不存,但從燕王的答書中,可看到朝廷的態度已經軟化,且亦標榜守太祖朱元璋的遺訓,要全宗親骨肉大義,已從武力削藩變為羈縻籠絡了。建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燕王的答書說:

  近總旗魏再興來,得汝二月十三日書,披觀至再。辭意苟且率略,不見誠實之情。度此非出汝之心口也。何則?汝之祖為孝,父為孝,汝出於孝子之家,豈肯妄誕答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詒我。我與汝以家而論分居長,以朝廷而論,爵為親王,俱不當相待如此……

  又云:「尚書齊泰、太卿黃子澄已屏竄遐荒,天理昭明,於斯見矣。」若以我太祖公法論之,必使其身首異處,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為幕中之賓矣。此外示除滅小人,內實不然,誠為可笑……

  汝云:「近年以來,欽蒙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吁,《皇明祖訓》乃不欽遵,若諄諄在耳,必不如此。……又云:「骨肉有傷,大亂之道,欲捨小怒,以全大義。」……昔我周王弟被奸臣誣害,言「大義滅親」,與今所說大相違背。……父皇賓天,骨肉未冷,即將周齊湘代岷五王破家滅國,國公至親,豈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太祖高皇帝也。今又來滅我,其可乎?

  閒嘗與布政張昺、長史葛誠言祖訓,昺誠云:「齊泰等言《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如此變亂祖法,恐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貽笑於萬世也。朝廷有如此失政,國公以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其可不憂懼者哉!奸臣齊泰等假以誣親王造反為由,實圖天下社稷之計耳。……謝貴、張昺可吐露實情,謂齊泰等憤恨當太祖高皇帝時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今少主不親政事,正其得志之秋,祗慮諸王藩屏,未得大縱,遂同心協謀,以滅諸王,方得永享富貴。……

  汝為大孝,國家至親,慨念人生世間不滿百歲,死生俄頃,倘汝一旦溘終天年,有何面目見我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為父皇之仇如此,為孝子者可不報乎?

  因汝來書,不得不答,再不宜調弄筆舌。但恐兵釁不解,寇盜竊發,朝廷安危,未可保也。所欲言者甚多,難以枚舉,忽遽簡略,汝宜詳之。 

  從朝廷方面說,齊、黃明罷暗用,高巍千里遊說,李景隆投書燕王,都是為了使朱棣放鬆鬥志,而實際卻在集結力量以待決戰。有湖廣佈政司左參議楊砥者,竟公然上書朝廷要求罷兵,說是「帝堯之德;始於九族。今宜敦睦諸藩,無自剪枝葉」。如此不識時務,當然遭到斷然拒絕。楊砥本人也受到了安置遼東的處分。從燕軍方面看,起兵數日「取密雲、下水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氣勢正盛」,更無罷兵之理。雙方仍不可避免要在戰場上一決雌雄。

  血染白溝河

  在高巍使燕,燕王與李景隆調筆弄舌的同時,雙方的軍事活動仍在緊張地進行。在北平的東北面是遼東,西北面是大同,都是軍事重鎮。要保證北平的安全,解除後顧之憂而專心南下,一定要先控制這兩個地方。李景隆南遁,正是朱棣收拾地方鞏固地盤的有利時機。他首先把目標投向遼東。當時駐守遼東的是吳高和楊文。朱棣分析當時的形勢,說:

  遼東雖遠隔山海,常擾永平。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我一計去吳高,則楊文無足慮矣。用兵之道,伐謀為上。此計得行,則坐制一方,無復東顧之憂矣。

  朱棣去掉吳高,用的是離間計。他寫了兩封信分別派人給二人送去。但他故意將二人的信交換了一下。給楊文的信,送給吳高,信中對楊文肆意毀辱。而給吳高的信,卻送給楊文,信中對吳高極力讚美。二人接到信後,都把信上交給了朝廷。朝廷不辯真偽,不知是計,對吳高產生了懷疑。結果,吳高的爵被削,還被遣往廣西。只剩下楊文一將獨守遼東。朱棣這一計,不僅拆除了楊文的犄角之助,而且弄得遼東軍中人人互相懷疑。進退無據,不敢放心大膽地出戰 。遼東的問題解決之後,下一個目標便是大同了。

  這時,諜報李景隆在德州招兵買馬,調集各處軍馬,以期明年大舉。面對這種形勢,燕軍如何動作,燕王與諸將頗進行了一番討論。有的將領認為,李景隆即將來,燕軍應當有所準備,不當離開北平。朱棣則認為,李景隆即使要大舉,也要等到明年春暖。燕軍進攻大同,大同告急,便會向李景隆求援,李景隆如果出援的話,他的不耐嚴寒的南方士卒千里赴援,也必然疲憊而不堪戰鬥。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燕軍便向大同進發。 

  十二月二十四日燕軍至廣昌(今河北淶源),守將湯勝等舉城投降。第二年(建文二年)正月初一,燕軍來到蔚州城下。城堅守不下。守城指揮李誠,號稱沖天李從水溝出城見燕王,相約獻城自效。李誠回城後,陰謀敗露,被收下獄。城外軍士遲遲不見動靜未免攻城心切。朱棣也怕久滯堅城之下,兵鈍威挫。燕軍發現城外有舊築敵台起樓,樓上厚架有飛橋跨接城上,而現在橋毀台存。燕軍決定以這座舊敵台為隱蔽,向城上進攻。朱棣下令各軍用布囊塞滿雪土,從台上推下,待堆得與城同高時,便乘之入城。土袋壘得差不多的時候,燕軍用霹靂車飛石轟擊城牆,城牆震裂。這時城中守將王忠、李遠等決定舉城投降。蔚州之下,實際兩軍並未接刃。

  二月初二,朱棣升投降的尉州衛指揮同知王忠、張遠、李遠為北平都指揮司都指揮僉事,令他們仍領本部精銳與燕軍同攻大同。但朱棣並非對降將完全信任,陞官重用是必要的,但也必須有以制馭。朱棣命人將這些人的家屬送至北平。名為優待,實際是拿他們做了人質。這種心照不宣而又無可奈何的做法,在封建的主僕之間是並不奇怪的。主子使用奴僕,是對他的信任,但奴僕要小心,如不馴服,主子是隨時可以刑戮加之的。奴僕則甘願為主子效忠。不信,請用家屬作為抵押!

  朱棣麾師西進,直指大同。大同是代王朱桂的封地。諸王被削,同病相連。朱棣的上書、檄文動輒說朝廷戕殘骨肉,未嘗不是說給諸位親王聽。此前朱棣奪大寧,把寧王拉入軍中,與之結成聯盟。這次他西進大同,除了為解除後顧之憂外,當然也希望得到代王的響應。朱桂聞說燕王西來,便欲起兵響應。但他早已受到當地守軍都督陳質的控制,無法行動。燕軍攻大同不克,而李景隆的援軍又已西出紫荊關,向大同進發。前有堅城,外有援兵,燕軍不得不從居庸關撤還北平。西進的計劃失敗了。隨著燕軍的撤退,陳質旋即率師奪回了蔚州和廣昌。李景隆軍勢甚盛,朱棣誡諭諸將堅守勿與戰。而李景隆鑒於天氣寒冷,此次出師的目的在於明春的大舉,也便撤還德州。 

  一場大戰在所不免。朱棣也在為之做準備。除了上述與官軍之間的舌爭筆戰外,朱棣還努力加強自己的實力。他進一步與蒙古首領勾結,希望借助韃軍戰勝官軍 。同時,仍然利用他長久鎮守地方的影響,繼續策反北平周圍朝廷的文臣武將,使他們參加自己的營壘。前面蔚州的指揮王忠、李遠便是這樣的將領。這時,保定的知府雒僉也叛降了燕軍。燕藩的初勝,也使他成為那些不滿朝廷的人的投奔之地。一些武臣在朝中犯法或者因涉嫌私通燕藩失掉了職務,都紛紛投入燕軍。

  興兵征戰,致天下不寧,而無數將士拋頭灑血,軍民難免有怨懟之情。還有一層,朱棣起兵,實早有預謀,此番大戰實發端於朱棣欲篡奪皇位。朱棣的宣傳把宣戰之責推給朝廷,但天下耳目可欺、而天地鬼神之心不可欺,朱棣對此不能無所畏懼。為了收攬人心,也為了超度十餘萬將士的靈魂,緩天地鬼神之怒,二月三十日(乙丑),朱棣派第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祭陣亡將士,撫恤其家屬。朱棣說:「天下將士,從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勞,以定天下。邇者奸臣驅其戰鬥,敗死於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深可哀憫。」他命收拾將士的骸骨,給予安葬,以免暴露山野。指揮耿孝等到鄭村壩各戰場所收達十餘萬具之多,將它們安葬於北山之原。各墳墓前都樹立了簡單的標誌,還規定墓地內禁人樵牧,有發掘者,治以死罪。朱棣派官對這十餘萬人致祭。祭文是朱棣親自撰寫的。祭文說:

  嗚呼!昔我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劍掃除禍亂,平定天下。爾諸將士俱從南征北戰,略地攻城,櫛風沐雨,宣力效勞,共成我國家大業。眷念功勳,無由報答。

  茲者,奸臣濁亂朝綱,同謀不軌,圖傾基業,覆滅諸王,調弄將士,披堅持銳,列陣成行,以兵向我。故不得已親率精兵與爾等交戰,我之將士思念太祖高皇帝恩養厚德,忘生取死,心無怖懼,忠誠感通,神明昭鑒,雖眾寡不侔,行見摧敗,尚念諸將士斃於矢石鋒刃水火之中,其疇之仇,何罪而至此哉!緣其不慧,為奸所惑,驅之於死地,可哀也。

  已命僧修薦,因此資冥福,拔昏熱之途,趨德之路。復念爾等骸骨暴露,棄於山野,雨淋日炎,顧視弗忍,乃命收什,■於北山之原。封以厚土,樹以佳木,裨永久而不壞也。故用勒諸玄石,立於墓側,並系之以銘:

  生物芸芸,必資於後,天下亭毒,曷克厥止?帷聖則之,遇物無私,一視同仁,子育春滋。哀彼之傷,若已之疾,無罪驅死,巨蠹之賊。緬維古禮,埋胔以時,不俾暴露,仁政之施。嗚呼爾眾,國之忠良。奸臣肆毒,甚於虎狼。死於戰陣,曾不爾戚。我心恐傷,恆焉爾惕。念爾骸骨,棄於山野,日炎雨淋,我豈忍見!拾而聚之,窀穸於斯。魄其安矣,魂其妥矣。維石崟崟,勒銘山阿。維卜萬世,其永不磨。

  那北山之原的新墳,遠望如門釘魚鱗。那一具具血肉之驅,曾經如生龍活虎。雖然今已睡臥黃沙,而白髮紅妝的思念能割得斷嗎?料峭的寒風吹散了繚繞的香煙,零落的紙錢隨著黃沙飛舞。那高僧的抑揚的吟唱和朱棣假仁假義的銘辭,果然能為十餘萬鬼魂超度薦福嗎?朱棣很懂得宣傳的作用。他要為自己開脫,他希望部將心甘情願地為他賣命。一場新的大戰正在緊張地準備。三月初一,朱棣集合兵馬舉行大閱,戰旗一開,將會又有一批人屍拋山野,血灑黃沙。

  這時,李景隆駐軍德州,郭英、吳傑等駐軍真定,逐漸向北推進。經過數月的積聚,李景隆軍勢甚盛。建文帝欲壯軍威、期在必勝,遣中官賜給李景隆以斧鉞旗旄,軍中得便宜行事。但小有不幸的是中官離京師渡江之時,正遇上大風,那一套鉞斧旌旗卻沉入水中。有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但建文帝不以為意,再派中官北上,務將斧鉞旗旄送至軍中。李景隆得到朝廷的賞賜和特命,意氣更加昂揚。 

  四月初二日,朱棣召集諸將,商議出兵迎敵。初五,朱棣帶領諸將祀祭軍牙六纛之神,準備出師。第二天大軍出城南,駐於馬駒橋 。隨即向武清進發。這時官軍也在北進,兩軍相距不過百里之遙。十六日,燕軍從武清派赴德州、真定偵察敵情的諜者回報說,李景隆軍已過河間,前峰到達了白溝河,郭英已過了保定,擬於白溝河與李景隆合師北上。朱棣下令繼續南下,師駐固安。

  四月二十日,天氣悶熱,過早來臨的暑氣使一切都顯得有點沉重。燕軍西渡拒馬河,在蘇家橋駐營 。待營帳紮穩後,朱棣與諸將一起分析軍情。他對丘福等說:「李九江志大而無謀,自專而違眾。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剛愎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眾爾。然眾豈可恃也?人眾多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賊將帥不專,而政令非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他認為鄭村壩之戰,就是人多不一定可取勝的例子。他又說:「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眾可使無鬥。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 

  入夜時分,忽然狂風大作,呼雷閃電,大雨如注,丘□中的雨水捲著黃泥,流滿了溝溝濠濠。雨實在太大了,遍地的積水已無處渲洩,迅速上升,竟達三尺之深。坦蕩的原野,一時成了水鄉澤國。可憐數十萬軍士頭頂大雨,腳踩黃湯,幾乎化作魚鱉,雲低雨猛,植立於地上的刀槍,尖端不放出火球,互相撞擊劈劈叭叭,連弓弦也錚錚作響。已經入睡的朱棣,被大雨驚起,營帳內的積水已經過了臥榻,朱棣只好在榻上再疊放交床,坐以待旦。

  大雨推遲了戰爭的進程。這些雄師驍將可以在戰場上叱吒風雲,卻無法和老天爺一爭高低。二十四日,天氣大大放晴了。地上的積水也已經退去。被暴雨洗過的一切都是那麼清新。在泥水中掙扎了幾天的將士們終於可以舒服地呼吸了。然而,在使人類為之懾服的大自然的神威暫時隱退之後,人類又恢復了他們自相殘殺的本性。強敵在前,一刻都不能放鬆。造化施予人類的如此美妙的原野竟然要成為血腥的戰場。

  朱棣下令整頓軍隊,並帶領諸將祭告天地。在朱棣虔誠地拈香施禮時,據說天上有神爵五色出現,飛駐於旗桿之首,祭祀的大禮完畢後漸向西北飄去。祭儀一完,諸將便搶先來向朱棣報告。朱棣說:「此神靈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當然,朱棣與諸將不能解釋為什麼在雷雨中的刀槍放火而且錚然有聲,也不知道那五色神爵其實是雨後雲影霧光的變幻,但他們卻同樣希望自己確有神靈相助。他們不願揭破甚至是故意散佈這無稽的神話,不如此便無以壯軍威、定人心。朱棣未必不信神,但他從戰場形勢判斷,認為欲戰勝官軍必須佔據白溝河上游的有利地勢,才可收以順擊逆之效。白溝河從西北流向東南,它的上游正是西北方向,而這正與「神爵」所指之方向相合。於是,朱棣命令大軍向西北循河而進。

  朱棣先令百餘騎向對岸發炮以造成主力打算在此渡河的假象,朱棣自己卻率大軍循河向西北進發。日當正午,燕軍渡河。不料,官軍在河對岸早已埋伏一支兵馬,那是都督平安率領的萬餘騎兵。這平安是一員驍將,曾經隨朱棣出塞掃除殘元勢力,因此對朱棣的用兵甚為瞭解。李景隆派他做先鋒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朱棣見是平安,不免對這位往日的部下有幾分輕蔑。他說:「平安豎子,往從我出師塞北,頻見吾用兵,故為先鋒。」平安的出現迫使朱棣改變老一套的打法。他聲稱「用兵機變,神妙莫測」,並表示:「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膽俱喪,不知所生。」

  平安奮矛率眾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也奮躍而戰,燕軍先鋒大敗,死傷甚眾,被迫退卻。燕軍中有一內官名叫狗兒,英勇善戰,這時見到燕軍敗陣,便率領千戶華聚迎戰衝過河來的官軍。 百戶谷允衝入敵陣,連續斬殺七人,朱棣親自率軍突出敵後,對平安軍形成了前後夾擊之勢。燕軍扭轉了被動局面。 

  這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稱百萬列陣以待。朱棣麾師與官軍展開一場鏖戰。天色漸漸昏黑。只有官軍預先暗藏在地的火器一窩蜂揣馬舟時時放出閃爍的火光。一窩蜂,其狀有如鳥銃之鐵干而稍短稍粗,可容彈百枚。點燃火藥後,百彈齊發,聲如蜂鳴,遠去四五里,所中人馬皆穿。一窩蜂以皮條綴之,一人可隨身攜帶而走,戰時以小鐵足架於地上,其首稍昂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固定於地。一窩蜂也可以置於雙輪木車之上,進退自如,實為攻守之利器。

  儘管燕軍作戰英勇,但也無法抵擋官軍火勢的兇猛,燕師死傷甚眾 。雙方戰至深夜,各自回營。朱棣在混亂之中竟找不到行營所在,只有三人跟隨在他身邊。朱棣聽到水聲,下馬察看河水流向,辨明東西,判斷營帳在上流,倉促渡河而去。朱棣擺脫了官軍,又陸續有三四名走散的騎士加入了他們回營的行列。朱棣追上大軍,命令就於白溝河北紮營,秣馬蓐食,等天亮渡河再戰。

  朱棣累了,他進入營帳,解去鎧甲,躺在臥榻上籌劃著明天的戰鬥。朱棣步出帳外,環顧四野,遍地都是燕軍官兵。行灶中閃動著火光,營帳上繚繞著炊煙。這時燕軍騎兵有十餘萬之眾,而他們面對的卻是六十餘萬的強敵。所幸的是官軍多是久不臨戰的士兵,主帥李景隆又是個只會紙上談兵的傢伙。燕軍呢?他們大多久駐邊塞,不少將士曾隨朱棣北征,特別是燕軍中有一些能征貫戰善於騎射的蒙古將士,朱棣待之不薄,倚之甚重,他們也甘願為朱棣效力。勝敗之算是沒有把握的,但朱棣相信自己的將士,更相信自己的堅毅。仰望星空,繁星滿天,那遲到的下弦彎月,剛剛爬上東天。白溝河兩岸數十里內的百姓早已逃散了,夜已漸深,將士們也都逐漸睡去了,四野一片死寂。朱棣也返回了營帳。擔任宿衛的除了原有的親兵外,還有剛剛從官軍投降來的蒙古騎士三百人。朱棣為表示不疑,就給了他們擔任宿衛這樣的殊榮。蒙古騎士們也因此對朱棣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天剛剛透亮,朱棣已傳令集合隊伍準備渡河。他找遍營帳內外,卻不見了昨天歸降的那些蒙古騎兵。一問,才知道是被燕軍中的胡騎指揮省吉殺了。原來昨夜朱棣剛入睡,省吉就讓他們解甲釋兵而休,接著就把他們都殺了。省吉說是怕這些降人乘夜生變。朱棣不禁大怒,他說:「彼既來降,當誠心受之,豈可縱殺!借疑其不誠,必殺其眾然後已,且人眾,又豈能盡殺!昔李廣殺降,終不封侯,爾之功名,由此不顯矣。」朱棣擢谷允為指揮,以獎勵他臨陣的勇敢,他又乘新部署了隊伍,令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令丘福將騎兵繼之。天亮時,燕軍已全部渡過了白溝河。

  官軍準備得更為充分,早已列陣以待,軍伍延綿數十里。他們沒有連夜渡河跋涉之苦,將士們個個精神抖擻,朱棣戒中軍張玉、左軍朱能等,一定要先摧官軍之鋒,然後馬步齊進。官軍首先出戰的是瞿能、瞿良材父子。這瞿能是合肥人,其父瞿通在洪武中逐漸做到都督僉事,後來這官職便由瞿能繼承。瞿能是一員驍將,曾作為四川都指揮使隨藍玉出大渡河攻打西番立有戰功,又曾擔任副總兵討伐建昌月魯帖木兒的叛亂,破敵於雙狼寨。燕王起兵後,成為李景隆麾下的一員幹將。此前攻北平,不幸遭李景隆之忌,城垂克,景隆命其候大軍同進,致使功敗垂成。瞿能嘗以為恨。如今再赴戰場,瞿能決心大敗燕軍。他們率兵直搗燕軍房寬之陣。平安率兵從旁側應。房寬哪裡是瞿能的對手,一交鋒便被殺得大敗,數百人被擒殺。 燕將張玉見房寬慘敗,面有懼色。朱棣振奮精神,鼓勵將士說:「勝負常事耳!彼兵雖眾,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令丘福等以萬騎,沖官軍中堅,官軍不為所動。於是朱棣率精銳數千人突入官軍左掖,高煦與張玉全軍齊進。突然,燕軍陣後塵起,李景隆軍抄燕軍陣後殺來。朱棣以七騎迎敵而敵軍竟有三萬之眾,朱棣連殺數人便駁馬而還,須臾又馳入敵陣。左右見朱棣如此且進且退,便說:「敵眾我寡,難與交持,宜就大軍以併力擊之。」朱棣說:「此賊奇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以沮其勢,使諸將得以致力於賊眾。若我就大軍,彼以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眾,殆難破矣。」於是復戰不已。朱棣深諳兵法之妙,他以小股精騎,牽制敵人大批人馬,因而使諸將得以力戰,造成局部的以多制少之勢。如果朱棣與諸將合流,官軍亦合而擊之,燕軍人少,則難以致勝了。朱棣智慮絕人而勇武尤其可嘉。

  官軍弓箭齊發,直射朱棣。朱棣且戰且退,所騎戰馬接連受傷,先後換了三匹戰馬,朱棣自身帶箭三服都射盡了,便拔劍來擊擋湧來的官軍,而劍鋒又被砍折。在官軍逼迫之下,朱棣連連退卻,卻只被阻於河堤。這時瞿能揮刀殺來。眼看就要追上朱棣,朱棣慌忙撇掉戰馬,急走登堤,緊急中假裝揮鞭,好像在召喚堤後的伏兵。李景隆軍疑有伏兵,不敢上堤。倏忽間,朱棣又上馬執兵衝入陣中。官軍平安,善使槍刀,所向無敵。燕將陳亨、徐忠都已受傷。徐忠兩指被砍斷,尚有皮肉與手相連,他便自己把它們拽下來拋掉,撕下一塊戰旗,裹上傷口再戰。朱高煦見到朱棣這邊軍情危急,率精騎千餘人前來解救,朱棣見到是高煦來了,大喜過望,說:「吾戰疲矣,爾進擊賊。」高煦的助戰使得燕軍形勢有所好轉。薄暮時分,瞿能率鐵騎奮勇殺出,大呼滅燕。燕軍騎兵百餘騎被斬殺,官軍越嶲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也率眾接連撲殺過來。面對官軍的凌厲攻勢,燕軍幾乎無法阻擋,皆驚懼失色。

  正當燕軍驚懼欲亂之際,忽然刮起一股旋風,只見官軍將旗戛然折斷,軍陣為之所動。朱棣見有可乘之機,便親率勁騎繞出敵後,與高煦合兵,乘風縱火殺敵,煙焰漲天,官軍大敗。瞿能、瞿良材戰歿,俞通淵、膝聚也相繼戰死。有位王指揮,本是臨淮人,常騎小馬,軍中呼為「小馬王」,戰鬥中被重創,他脫去身上的甲冑,交給身邊的僕從,說:「吾為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 郭英向西退卻,李景隆向南逃去,輜重牛馬,迤邐逶棄。燕軍追至雄縣■上月漾橋而還。白溝河兩岸數十里內斷戟殘兵,伏屍纍纍,鮮血染紅了河水。這一戰官軍被殺或溺河而死的達數萬之多。 

  李景隆退走德州,燕軍乘勝南下,李景隆再奔濟南。

  五月初九,燕王命都督陳亨、都指揮張信進入德州城,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

  濟南解圍

  燕師鐵騎長驅南下,官府民間無不洶懼。朝廷的百萬大軍,竟不堪敵燕藩一隅之地。好個金甌一般的江山,眼見著便要殘破。燕軍佔領德州後,哨騎已先到了濟陽縣城外。他捉了一些人,向他們瞭解官軍的虛實。被捉的人中,有一個王省,是濟陽縣的教諭,也就是縣學中的教官。王省被放還,他認為如今朝廷有難,他恨自己是個文人,不能像瞿能父子那樣斬將殺敵,血沃沙場,也不能像王指揮那樣身被重劍,立馬植戈而捐軀 。這次被俘,更是蒙受了奇恥大辱。他回到縣城,召諸生齊集明倫堂,為他們講說君臣之義。他說:「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燕王叛逆天道淪喪!」王省大哭,諸生也都痛哭。悲憤中,王省竟以頭觸柱而死 。

  千里赴燕上書的高巍,離開北平後隻身南下。他的三寸巧舌沒能阻擋燕軍的鐵騎,他料朝廷與燕軍之間免不了一番激戰。然而他沒想到官軍潰如山崩。白溝河之役後,燕師所至諸城皆望風披靡。他剛走出河北便聽說了官軍慘敗的消息,大路上不時見到潰散的傷兵敗卒。高巍在臨邑遇到了山東參政鐵鉉。鐵鉉是一位身負濟世之才的豪傑。李景隆北伐,他負責督餉。在他的指揮運籌下,官軍糧餉無所匱乏。此時鐵鉉正在隨軍南撤的道中。高巍與鐵鉉酌酒同盟,感奮涕泣。他們一同來到濟南,與都督盛庸相約誓死以守。

  燕軍留都指揮陳旭守德州,大軍拔營南進。十五日,燕軍行至禹城,在城北二十五里駐營。午後申時,燕軍起行,連夜倍道而進;拂曉,來到濟南城下,這時李景隆軍尚餘十餘萬,燕師欲乘其倉促佈陣未定而一舉擊潰之。李景隆如驚弓之鳥,對突然出現在眼前的燕軍又不及防備,一戰即潰。燕軍得馬七千餘匹,李景隆單騎而逃。

  燕兵列陣圍攻濟南。鐵鉉督眾悉力捍御。濟南為江南屏障,是天下之樞會,為兵家所必爭。朝廷升鐵鉉為山東布政使,召還李景隆,改命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右都督陳暉為副將軍,以迎燕軍。

  濟南城池堅固,將士齊心。燕王見不能驟克,便命人射書信入城勸降。而城中也送出一書,朱棣一看,原來是儒生高賢寧所作的《周王輔成王論》,其旨在請燕王罷兵。朱棣自然對之不予理采。

  燕軍久圍濟南不克,便築堤壩攔截河水灌城。城中將士軍民,人心大恐。布政使鐵鉉鎮定自若。他想了一條妙計,一定讓燕軍三日之內撤兵。鐵鉉讓守城人假裝痛哭,大呼「濟南急矣,亡無日矣」。撤去防守器械,以示無心防守,隨後派千人出城詐降。朱棣見到濟南終於投降,十分高興,軍中也為之歡呼。出城投降的人伏地請求道:「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擇焉!唯是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聞大軍壓境,將謂聚而殲旃,是失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之意也。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以迎。」朱棣很痛快地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以朱棣之智慮,為什麼會沒能識破其中之計,連城中主帥並未出降這樣的明顯破綻也未注意?朱棣在白溝河勝後,長驅直下,上百萬官軍尚且土崩,久圍之下的濟南城顯然已經進退無路了。古來兵匪一家,城中請燕軍退避,王單騎入城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擔心投降後還會遭到無辜的殺戮,另外大軍雖退,而雙方的基本形勢並未改變,城中是不敢輕舉妄動的。還有一層,朱棣起兵近兩年,對這種無休止的征戰也有點厭倦。他急於得到濟南,如果這樣即使不能奪取南京,也可就此切斷南北通道,劃中原而自守,落得半壁河山。朱棣覺得濟南如今已在掌中。於是,亟令退軍。

  第二天十八日,朱棣十分得意,乘駿馬徐行進城,隨行的除為他張設傘蓋的侍衛之外,僅有勁騎十餘人。他們一行過了橋直至城下,城門為之開啟。朱棣進入城門,只聽迎接的人高呼千歲。朱棣正在得意時,冷不防從城門上掉下一塊鐵板,原來是城上早已埋伏好了壯士,只待燕王進城便下鐵板擊殺之,不料鐵板下得稍早,只將朱棣的坐騎砸傷,朱棣大驚,慌忙換了一匹馬逃往城外。城外橋下也設有伏兵,相約燕王一旦進城,便斷橋截其歸路。伏兵見燕王剛進城便又向城外奔逃,倉促之間挽橋不斷,竟讓朱棣從橋上逃走。 

  朱棣上了大當,險些送命。他下令合兵圍攻濟南。鐵鉉令守城將士大罵燕賊叛國。朱棣大怒,以炮擊城。城將破時,只見城上懸出高皇帝朱元璋的神牌,燕兵不敢再發炮。朱棣起兵,雖口稱「靖難」,實為奪位,貌似氣壯,心實有虧。他相信武力,但也不能擺脫仍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的主宰。如果高皇帝的神牌也敢轟擊,那就使他的口稱祖訓露了陷,從而失去民心。即使神不怪罪,也難以堵天下人之口。同時,鐵鉉還召精兵壯士出其不意地襲擊燕軍,燕軍防不勝防,往往戰敗。朱棣憤甚,計無所出。道衍和尚,作為朱棣的主要謀士,隨時都注視著前線的戰局。他見到燕軍將士疲憊,鬥志消磨,覺得再打下去已經無益,不如休整以後再戰,於是勸朱棣撤兵,他說:「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這時,都督平安將兵二十萬,北上河間單家橋,意在襲擊御河(即運河)切斷燕軍的餉道。又選善水士兵五千人渡河,進攻德州。 燕王不得已而撤軍。鐵鉉、盛庸乘勢進擊,光復德州。燕守將陳旭棄城而逃,官軍軍威大振。

  兵困東昌

  在德州激戰的時候,朝廷並未能拿出有效的辦法遏止燕軍。他們再次把燕軍退兵的希望放在戰場之外。建文帝採納了齊泰、黃子澄的建議,派遣尚寶丞李得北上,下詔赦免燕王之罪,勸其罷兵,藉以緩和燕軍的攻勢。燕軍其時鋒芒正銳,自然拒絕了朝廷的勸說。李得未能完成使命,回到朝中反倒把燕王的道理說了一通。建文帝頗為不滿,將其投入監獄。

  濟南解圍德州光復的稍息傳到南京,朝廷上下一片歡欣。建文帝下令擢升鐵鉉為兵部尚書。

  燕王撤軍北還,戰場的形勢大為改觀。朝廷打算乘勝北進。九月,建文帝下詔,命大將軍盛庸總率官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兵滄州,相互為犄角。

  燕軍撤退,使在五個月的固守中疲憊不堪的濟南軍民,擺脫了體力與精神上的重負。他們的堅韌不拔得到了報嘗,強敵在城下敗北。九月的大明湖水格外澄清。山東布政使特進兵部尚書鐵鉉在天心水面亭設宴向闔城軍民犒問辛苦,用勝利的事實進一步激發忠義之心。

  在鐵鉉堅守濟南的時候,有位宋參軍曾被署為贊畫軍務。凡守城之計,鐵鉉都與之商議而定。如今燕軍撤退,他再為鐵鉉指說天下大勢。他說:「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指郭賢)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榖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 宋參軍的謀劃,未嘗不是一條迅速破敵之計,果依計而行,也許朱棣會死無葬身之地了。但是,鐵鉉並未能接納宋參軍的建議。他選擇了一條更為穩妥的辦法。當然,他也有他的理由。他認為「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固甚。而南將皆孥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帝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 。然而兩年之後,朱棣竟然捨棄山東而逕渡淮臨江,此計遂為失算。

  十月初四,燕軍回到北平。自四月出師以來,燕軍在白溝河力克強敵,且一路乘勝直下德州。此次雖受挫於濟南,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有了進展。朱棣下令整頓兵馬,升賞有功將士:都督僉事陳亨升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指揮同知張信,房寬升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張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陳文、譚淵、何壽、鄭亨、朱榮、李浚、陳旭、孟善、景福、端亮、李遠、張安、劉才、徐理、沈旺、張遠、徐祥、趙彝、徐亮俱升為北平都司都指揮同知;濟南衛指揮陸榮、濟陽衛指揮使紀清、燕山中護衛指揮使火真,指揮僉事王友、王總俱升北平都指揮僉事;都督僉事顧成升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其餘將士各升一級。

  朱棣還遣官祭祀陣亡將士及死於戰陣的官軍,並派北平知府唐靖祭雄縣山川及白溝河之神。

  這時,官軍仍在北進。平安率軍抵達定州,敗燕兵於鏵山。燕將陳亨重受創,被抬回了北平,不久死去。官軍氣勢正盛。朱棣不願坐以待斃,他決定以攻為守,率師南進。然而,朱棣並不明言南下,只說去攻打遼東,這南下出擊的計劃只有他一人知道。

  大軍離開北平東行。這一天正是十月十六日。時值初冬,乾爽的寒氣瀰漫大地。一陣北風吹過,撫動枯草,捲起落葉。那樹上殘留的最後一批樹葉,也不情願地告別樹枝,隨風飄零。田地裡的莊稼早已收割完畢,裸露的地面上留著一排一排的莊稼的茬頭。只是偶爾還有一些沒有玉米的玉米桿,掐掉穗頭的高粱,還寂寞地站在那裡。運河的水一碧見底,在晴空朗日下閃著白光。水緩緩地流著,有點懶散。它顯得無所事事。自從元順帝北遁後,運河上便不見了當年帆檣如林、漕船結隊的景象。但洪武幾十年之間,為了支持北邊的軍餉,仍須調運大量漕糧。如今南北開戰,交通阻斷,運河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

  東進的燕軍也像運河流水一樣打不起精神,將士們都不樂有此遼東之行。他們弄不清為什麼在官軍北上時要離城遠征,他們擔心會失掉北平。大軍行至通州,張玉、朱能不免發問:「今密邇賊境,出師遠征,況遼北蚤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朱棣聞聽此語,不禁一笑。這時他不能不向這兩位近臣解釋此行的目的。他說:「今賊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賊眾所聚;定州修築以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伐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修之未易便茸。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假道以攻之,賊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不為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卷甲,由間道直搗城下,破之必矣。夫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備,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難與議,惟爾知之。」張玉、朱能聞言,如茅塞頓開,他們既深感朱棣的莫測高深,又羞於自己的愚鈍,慌忙叩頭稱善。

  師過夏店,朱棣密令都指揮陳旭、徐理等駕船先往直沽,造浮橋以濟師。大軍旋即回通州,循河面南 。

  諸將對大軍反折南下,迷惑不解。行伍中不免議論紛紛,而朱棣仍不願明言,他編造了這樣一套神話。他說,夜間他見到天上有白氣兩道,自東北指向西南。根據占書,「執本者勝」,如今只利於南伐而不利於東征。天象既然如此顯示,那是不能違背的。朱棣指天劃地順口道來,就好像是真的得了天命,諸將士誰敢不信。

  而朱棣此行,確收到了聲東擊西之效。駐守滄州的徐凱等早就諜知朱棣率軍東征去了。他們為加強防備,派軍士四出伐木,晝夜督工修築城垣,根本未料到燕軍會折道南下。燕軍越過直沽,避開官軍設防的青縣、長蘆、走磚垛兒、灶兒坡,直指滄州城下。燕軍二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竟不為官軍所覺。第二天黎明,燕軍行至鹽倉,與官軍的數百哨騎相遇,盡行斬殺。燕軍奄至城下。徐凱並不知曉,仍督軍士築城如故,及至發覺燕軍已兵臨城下才部署軍士倉皇應戰,許多士兵甚至來不及披甲執兵。張玉率壯士從東北攀薄登城,並派軍截斷官軍退路。經過一場激烈肉搏,滄州城很快便被攻克了,主帥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 、李英、張傑等均被擒獲。官軍萬餘人被斬首。戰馬九千盡為燕軍所得。數千人做為俘虜。一場奪城之戰就這樣結束了。

  朱棣下令遣散戰俘,日暮猶有三千人待遣,這些人竟在夜間全部被譚淵所坑殺。譚淵的暴行,遭到朱棣的訓斥。譚淵辯解說:「此皆各處精選壯士,今放回,明當復來殺。我盡力以獲之,復縱歸,以資敵,為害不已,故臣計不如坑之。」而朱棣僅數其不仁而已。

  朱棣將直沽的船隻調往長蘆裝載,所得輜重、器械及降將順流而北運回北平,同時親自率師繼續南征。朱棣擔心駐守德州的官軍可能出來邀截,便揮師從長盧渡河,循河而南,經過景州,來到德州城下。朱棣派人到城下招盛庸來戰,盛庸堅守不出。燕軍大隊過後,朱棣自將數十騎殿後,城中官軍偵知,派出數百騎兵前來襲擊,朱棣回兵敗敵,生擒千戶蘇■,斬殺百餘人,其餘皆降。

  十一月十二日,燕軍進駐臨清,兩天後移軍館陶,遣輕騎哨至大名,盡得官軍糧船,取糧焚舟。朱棣的目的在於切斷南北餉道,並誘其出戰。燕軍繼從館陶渡河,先後到冠縣、莘縣、東阿、東平、汶上,並派出遊騎到了濟寧。

  燕軍從抓到的盛庸軍中的兩個運糧百戶口中得知,盛庸軍已離開德州進駐東昌,其先鋒孫霖帶兵五千在滑口紮營。滑口在山東平陰縣西南三十里,是南北大路上的一個軍事要地,從來為兵家所必爭。朱棣命都指揮朱榮、劉江、內官狗兒 率精騎三千餘,襲破其營,斬殺數千人,獲馬三千匹,生擒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霖僅以身免。十二月二十五日,燕軍繼進東昌,與盛庸軍主力相遇。

  盛庸與鐵鉉聞燕軍將至,殺羊宰牛宴犒將士,且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鎮,布列火器,毒駑以待敵軍。數月前,官軍有濟南、德州之勝,目前,雖滑口小敗而士氣猶盛。燕軍此次南下,奪滄州、襲滑口,士氣也正值高漲,如此必有一番激戰。

  朱棣甚為得意,他認為此次盛庸由濟南南下,是由於糧道被切斷從而缺餉所致,而所駐的東昌又素無積蓄,因而庸軍將決一死戰。破庸軍只能以計。庸欲速戰,燕則不戰,庸欲不戰,燕則擾之。他決定自領精騎繞出敵後,選擇弱點,從而擊之。若襲擊一旦得手,大軍便鼓噪前進,造成庸軍腹背受敵之勢,必可得勝。若襲擊不便下手,也要騷擾其營以駭其心。

  而庸軍則想以逸待勞,控制形勢,持重而不欲戰。朱棣於是親率精騎衝擊庸軍之左翼,庸軍不為動,再繞出敵陣,衝擊其中軍。庸軍開陣故縱其入,迅即將其團團圍住。再說燕軍大隊人馬見主帥出陣,士氣風發,個個躍踴,都說見敵不殺更復何待!他們不等朱棣襲擊敵後便紛紛衝上敵陣。而庸軍中火器齊發,燕軍盡為所傷,不得不敗下陣來。這時平安又率軍趕到,與庸軍相合,麾兵大戰,燕王陷入重圍而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奮擊東北角,盛庸等撤西南之兵前往抵禦,燕王之圍稍解,朱能衝入敵陣,奮力死戰掩護燕王突圍 。大將張玉不知朱棣已經突圍,撥馬衝入敵陣解救燕王,連連擊殺數十人,終於被創而歿。盛庸乘勢猛攻,擒斬萬餘人,燕軍大敗。

  時天已大黑,張玉戰歿,主力敗北,朱棣竟然不知,猶力戰不已。待抓到兩個敵兵,才得知燕軍步軍已退。朱棣也倉皇退兵。

  第二天,兩軍又戰,兵敗如山倒,燕軍再大敗。敗退的燕軍便向北撤去,散亂的軍伍輜重迤邐數十里之遙,煙塵滾滾,旌旗披靡。朱棣以百餘騎殿後,官軍步步緊逼。朱棣按轡搭弓,射其先鋒,且戰且退。及至高煦領華聚等來援,擊退官軍,朱棣方得逃脫 。燕軍西北上館陶,亟回北平。這時,盛庸已將軍情馳報真定,吳傑、平安遣官軍四出邀劫潰退的燕軍。戰爭是殘酷的,燕兵為官軍所獲,往往有被披面、決目、刳心、剖腹者,就在一個多月前,燕軍奪了滄州城,不是在一夜之間就坑殺了三千官軍嗎?弱肉強食,夫復何言!

  燕軍退至館陶已是臘月二十七日,後有追兵,前有攔截,從館陶到威縣數十里之路燕軍竟然走了兩天。到達威縣已是正月初一。馳騁沙場,馬革囊屍,方顯出軍人之壯勇,而值此辭舊迎新之時,燕軍卻無此豪情。這時離北平還有近千里之遙,他們必須衝過強敵的防線,才能獲得生的希望。燕軍退至威縣,正遇上真定的官軍兩萬兵馬前來攔截。這時燕軍已從倉皇混亂的潰退中稍稍緩了過來,潰散的軍士大多回到自己的營陣,各級指揮系統也漸漸地恢復,朱棣又可以施展其指揮才能了,他將數千精騎埋伏於沿路,自率十餘騎逼近敵軍,裝作是走投無路的樣子。他勒住戰馬,對敵軍喊:「我常獲爾眾,即釋之。我數騎暫容過,無相厄也。」敵兵聲稱:「放爾是縱蠍。」他們不知是計,拍馬而前,準備捉拿這個窮蹙的叛賊首逆。朱棣且鬥且退,將追兵引入伏中,圍而殲之,燕軍方得奪路北上。

  正月初五,燕軍在深州再次擊破平安、吳傑率領官兵的攔截。終於在正月十六日回到平北。東昌之役,燕軍精銳喪失幾盡。朱棣起兵三年來,兵敗未有如此之慘者。此戰之後,盛庸軍聲大振,建文帝親自為之享廟告捷。據說,東昌之捷實為王度所謀劃。王度,歸善人,字子中,少力學,工文辭,以朋德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度有智計,盛庸代景隆將軍北伐時,王度便向盛庸密陳便宜,終於有東昌之捷。其後,景隆還朝,建文帝赦其罪而不誅,反而予以重用。李景隆竟為忌功而讒間盛庸,王度亦因而見疏, 終至事不可為,那都是後話了。

  夾河之役

  正當前線東昌取得大捷,壯士們奮勇圍追堵截叛賊朱棣的時候,建文帝正在為「凝命神寶」的告成舉朝慶賀,「凝命神寶」是一塊兩尺見方的青玉大印。相傳建文帝為皇太子孫時,曾夢見神人傳達天帝之命,授以重寶。建文帝剛一即位,有位使者從西方而還,獻上從雪山上得到的一方青玉。這青玉兩尺見方,質理溫栗,實為世所罕見。建文帝后來宿齋宮又夢見天神送寶的事,突然驚醒。於是他便命工匠將此玉琢為大璽,精刻細鏤。從建文二年正月至今費時一年,始克完成。其印文是建文帝親定,為「天命明德,表正四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十六字。自洪武建國以來,朝廷各寶璽大多四字,如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等,其他敬宗廟用「皇帝尊親之寶」,賜守令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用「表章經史之寶」,已為異數。此凝命神寶之作,實為特例。但十六字之寶卻也並非建文朝的發明,宋徽宗政和八年所做的「定命寶」,其文「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然而宣和年間,蔡京用事,有此誇張之舉不為奇怪 ,而不久有靖康之禍。如今方孝孺號稱正學,黃子澄等忠勤為國,竟在遍地烽火、國事難卜之際有此虛妄之舉,實令人有所未安。

  建文三年正月初一日 ,建文帝率領群臣告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百官朝賀。奉天門內外,旌旗蔽天,儀仗林立,鞭炮、鼓樂齊鳴,百官俯伏跪拜,萬歲山呼之聲上干雲霄 。建文君臣們彷彿如此一來,便真的受了天命,從此之後便會宇宙永昌了。不過,果真不久前線便傳來了東昌大捷的消息,君臣上下又免不了一通祭享天廟,告東昌之捷的慶賀典禮。與此同時,既然強敵敗北,朱棣旋師,原為緩其師而罷免的齊泰、黃子澄,當然要公開恢復官職了。一時朝廷上下一派喜氣洋洋。

  再說燕軍兵敗回到北平,自然要對東昌之役做一番檢討。諸將以東昌無功,紛紛免冠頓首請罪。面對俯伏在地的大小將校,朱棣深為他們的忠誠所感。他請大家都戴上帽子起立還坐。他說:「其失在予,非爾等所致。」然而他並不是分析東昌之役中指揮上的得失得非,卻指出其失在於督責不嚴,驕縱過甚。他說:「予以爾等皆心膂之士,驍勇善戰,愛惜才難,每有小過,略而不問,馴至違律,廢棄前功。譬如父母養子,驕愛過之,縱其所為,久則不聽父母之命,此豈子之罪哉?勝負兵家常事,爾等但勉圖後功,若復踵前轍,雖欲私宥,公法難原,天地神明,亦所不容矣。」慈愛中有威嚴,督責中有激勵,諸將不覺惶恐自責。朱棣知道該怎樣在失敗中保銳氣,更懂得如何收攏人心,使其為之效死。他說:「勝負固兵家常事,今勝負亦相當,未至大失。所恨者失張玉耳。艱難之際,喪此良輔,吾至今寢不貼席,食不咽也。」朱棣說到此不禁動了真情,流淚不止,諸將也無不流涕,低頭不敢仰視。

  二月初七,朱棣命僧人修佛會祭奠陣亡將士,朱棣親臨,含淚宣讀了自己寫的祭文。祭畢他說:「奸惡集兵,橫加戕害,圖危宗祀。予不得已起兵救禍,爾等皆攄忠秉義,誓同死生,以報我皇考之恩。今爾等奮力戰鬥,為我而死,吾恨不與偕。然豈愛此生,所以猶存視息者,以奸惡未除,大仇未報故也。不忍使宗社陵夷。令爾等憤悒於地下,興言痛悼,迫切予心。」說著,朱棣將身穿的袍子脫下,當眾焚燒了,諸將馬上上前勸阻,朱棣不聽。他說:「將士於予,情意深厚,予豈能忘。吾焚此以示同生死。死者有知,鑒予此意。」朱棣焚罷,雖慟不已。諸將士也都悲哭不止。朱棣焚袍與曹操因坐騎踏麥田而割須一樣是在故作姿態嗎?即使是,其中也不乏痛切的自責,朱棣焚袍是與劉備在長阪坡摔阿斗一樣而在作戲嗎?即使是,其中也不無對將士的深情。觀者無不感動,陣亡將士家屬無不流淚。他們說:「人生百年,終必有死,而得人主哭祭如此,夫復何憾!我等當努力,上報國家,下為死者雪冤。」古人也並非都是奴性十足,他們要報效主人,但更願為知己者、為尊重自己的人去死。死難將士的家屬見朱棣如此,都紛紛請求從征自效。莊嚴肅穆的祭場上充溢著一派激越的壯志,朱棣已經把祭祀變成了一次誓師動員。

  回想去年燕軍師出北平,僧道衍來為之送行,曾滿懷信心地說,此次「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如今眾將士敗還,不少人都要看他怎樣自圓其說。想不到他說:「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道衍不愧是個老謀深算、圓滑機變的和尚。他與朱棣一樣,知道士氣可鼓不可洩。朱棣說「勝負相當,未為大失」,道衍說「自此全勝」。他們非常清楚,此役只可勝,不可敗。勝則龍飛,敗則必死。他們決定再次南征,一雪東昌之恥。

  他們進一步激勸將吏,招募勇敢,以圖進取。二月十六,朱棣率師南出。行軍之中,他把諸將士召到帳中,對他們說:「爾等懷忠奮勇,協心同力,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東昌才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可為深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先怯懦,見戰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刀鋸在前面不懼,鼎鑊在後面不懼,臨陣捨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為喻,不必遠鑒於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懼死後退者,是自求死。爾等毋恃累勝之功,漫不加警。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始終無怠,則事可以建,功可以成矣,其懋之哉!」

  二十日,燕軍駐於保定。朱棣召集諸將商議作戰計劃。諸將分析說:「定州軍民未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朱棣說:「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以收效,況盛庸聚眾德州,吳傑、平安頡頏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眾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屍軍,余當破膽。」

  諸將說:「二百里不為遠,我軍介兩賊之間,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

  朱棣說:「百里之外,勢不相集。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無憚,試觀吾破之。」

  第二天,燕軍移軍於紫圍八方 。時值二月下,雖已見春之消息,但早晚猶寒氣襲人,空中水氣往往結露為霜。燕軍從保定移軍東出,浩蕩的大軍在霧靄中穿行。刀槍鎧甲袍服上都結了一層霜花。在一片青藍之中朱棣穿的素紅絨袍本就十分耀眼。這時他的戰袍上也結了一層霜花,宛轉盤繞,就像刺繡的一條銀龍。眾將士無不駭異。他們紛紛稱頌這是個吉兆:「龍為君象,天命攸歸,故有此嘉兆,必獲大捷。」

  朱棣說:「我與君等御難求生,誠非得己。且帝王之興隆,歷數有在,豈可必得。但冀幼沖悔禍,奸惡伏誅,宗社再安,吾得仍守藩封,爾等亦各安其所。今凶焰方盛,社稷幾危,吾日夜深憂,乃不思自奮,而以此為異,是亡驚懼之心,而動安逸之萌也。吾恐蹈淪胥之患矣。」

  眾將士希望他們擁戴的是一條真龍天子。他們熱切期盼自己製造的神話變為現實,而朱棣不得不表示出有所克制。的確,現在談龍飛還為時尚早,前途並不平坦。他們首先是求生,一有不慎,便可能跌入深淵。

  三月初一日,燕軍緣滹沱河列營。這裡正是官軍往來之沖。燕軍派出遊騎,到定州、真定附近迷誤官軍,且藉機尋戰。十二日,朱棣聽說盛庸已率軍隊來至單家橋,便率師由陳家渡渡河迎擊,但未能與庸軍相遇。朱棣擔心盛庸與真定守軍會合,往返渡河三四次,急欲與之交戰。燕軍沒遇到敵軍,倒在河側遇到一隻猛虎。那猛虎不知是被大軍驚嚇還是向大軍示威,咆哮不止。但虎再兇猛,在數萬大軍面前也不在話下,壯士們刀劍齊加,不一刻,一隻猛虎便斃命了。浩浩大軍格殺一隻猛虎,實在不足為奇,但朱棣把它看作是得勝的吉兆,軍威為之一壯。

  及至二十日,燕軍才偵知盛庸軍在夾河,於是揮軍直驅夾河,逼近敵軍。

  燕軍在離敵營四十里處紮營。朱棣根據自己的作戰經驗向諸將指授機宜。他說:「賊每列陣,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余自震慴。中軍常去賊五六里列陣,嚴整待之。我以精騎先薄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掩扉之勢,推之使前。賊行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眾必敗。慎勿逆擊之,賊必致死以期生也。」

  朱棣非常重視這場戰鬥,務求此役必勝。他將自己的意圖反覆向諸將解說,猶恐大家不理解,於是,順手抽出一支箭,在地上給諸將畫了一幅軍陣圖,再指圖詳說。諸將圍在朱棣周圍,仔細聆聽。為了更形象明白,朱棣又命軍中的軍官單獨組成一隊,逐一教授,反覆申令約束,至為詳備。

  二十二日,朱棣帶領諸將列陣前進,中午時分到達夾河。這時盛庸也列陣以待。朱棣先派出三騎到敵方偵察。他們見到官軍陣前擺放著火車、火器、強弩、戰■。官軍發現這三騎兵從陣前掠過,立即派兵來追。朱棣一直在陣中注意看前方的動靜。這時,他勒馬搭弓,待追騎將近,只聽弓箭一響,追兵中一人應聲而倒,追兵戛然而止。已而追兵繼續追趕,又被朱棣射倒一人。如此連中三人,追兵不敢再追前。於是朱棣命令騎兵一萬兼載步卒五千,向敵陣推進。即將交鋒時,步從翻身下馬,攻官軍左掖,官軍擁盾層疊自蔽,燕軍無法攻入。未戰之先,朱棣便派人做了一批木■,其長六七尺,末端橫貫鐵釘,釘末有鉤。作戰時,投向敵方。欑穿入楯中,一時難以拔出,動則牽連,使楯失去防衛作用,士兵再乘其隙而攻之。燕軍投擲木欑,官軍紛紛棄楯而走,倉促中,所發火器也難以命中,有時反倒燒到自己陣中。官軍亂了陣腳,燕軍騎兵乘勢衝入敵陣,直搗中軍。在燕軍的衝擊下,官軍開始潰退。這時,燕中軍將譚淵見敵陣塵煙騰起,知是敵軍敗退,便帶軍迎擊。但敗師如潮,勢不可遏,譚淵競在鏖戰中被都指揮莊得殺死。時天已向暮,朱能、張武 等率大軍並進。朱棣也乘昏黑親率勁騎掩出敵背,與朱能等合軍,雙方展開一場激烈的混戰,死傷甚眾,官軍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等皆歿於陣。莊得本為皂隸,因功而擢為軍官,在懷來之戰中,官軍失敗,只有莊得一支軍完整無損。楚智曾經從馮勝、藍玉、出塞征討,後率軍隨李景隆討伐燕軍,每戰必奮勇,燕兵只要遠望見他的旗幟,便嚇得發抖,到此時,因為坐騎陷落,被執而死。皂旗張,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可力挽千斤,海戰輒揮皂旗先驅,故名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僕 。這一仗,直打到天色昏黑,才各自斂軍還營。

  四野一片漆黑,一彎如鉤的下弦月只在天上露了一面便向西落去。滿天繁星默默地眨著眼睛,它們無法看清這遙遠的大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在白天激戰的土地上不時傳來斷續的呻吟。

  朱棣和他的幾十個親從騎兵,找個就便的地方宿營了。他們已經習慣於這種東征西戰的軍伍生活。午前半天的行軍,午後半天的激戰,已經使他們筋疲力盡了。他們倒頭便睡,把一切都交給來日了。

  紅日漸漸露出了地平線。平原上的日出,壯美絢麗,散亂的旌旗、橫躺豎臥的士兵、戰馬、帳篷都染上了鮮紅的輪廓。朱棣睜開雙眼,原地坐起,他看到親從們還在酣睡,實在不忍心叫醒他們。他伸了伸胳膊向遠處望去,不好,怎麼四周全是敵兵?原來昨晚在混敵中,他們竟在敵人陣中紮了營。他急忙叫醒了親從。他們都說趕快撤離,不然將無法逃脫,朱棣看了看四周佈滿的敵兵,認為如此倉皇逃離,肯定會被敵人發覺而攔劫。這幾十個人是無論如何也難以逃脫的。他讓大家不要害怕,只有如此這般才有可能安全離開這裡。

  他下令親兵們整裝上馬,鎮定自若,引馬鳴角,大模大樣地穿營而出。官軍看到一驃人馬穿營而過,而為首的一人氣度不凡,正是首逆朱棣。他們怎麼竟會在自己的身邊?在驚愕中,官軍士兵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朱棣他們早已穿營而出,待想起追趕,已經晚了 。

  第二天,朱棣與眾將軍總結戰爭失利的原因。他說:「昨日譚淵見賊走,逆擊太早,不能成功。兵法所謂『窮寇無遏』。我先止淵,令其整兵以待,俟賊奔過,順其勢而擊之,為是故也。然賊雖少挫,其鋒尚銳,必致死來鬥。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須以計破之。今日賊來,爾等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賊有可乘之處,即突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所以破王尋也。」

  朱棣整頓軍伍,準備再戰。兩軍擺開陣勢,燕軍在東北,官軍在西南,好一場拚殺,朱棣臨陣督戰,張奇兵出入陣間,隨機應變,一見燕軍受敵,即馳赴之。諸將遙見燕王旗幟,輒歡呼震地,軍士無不踴躍爭進,自辰(早八點到十點)至未(十四點到十六點),屢進屢退,勝負未決。雙方將士皆已疲憊不堪,各自坐地而息。已而復起再戰,相持不退,又用弓矢交相射殺。忽然,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官軍逆風畔目,咫尺不見。燕師順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官軍大敗,紛紛棄兵而走,燕軍追至滹沱河,踐溺而死者不可勝計。燕軍遣散降兵,盡獲官軍器械輜重。盛庸退保德州。

  朱棣戰罷回營,塵埃滿面,將士無從辨認。等到聽見說話聲音,大家才知道是朱棣,諸將趨前來見,相視大笑。

  此役之初,盛庸頗有驕意,認為此舉必摧滅燕軍無疑。諸將隨身攜帶了金銀器皿及錦繡衣服,準備攻破北平時大舉宴會,及至戰敗,所帶物品盡為燕軍所得。反觀東昌之役,燕軍慘敗,且折大將,眾將士無不欲復仇血恥,故人人奮勵。官軍之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與盛庸互為犄角的吳傑等未能發揮作用。吳傑、平安擁十萬之眾,本欲與盛庸合兵,但軍行至離盛庸八十里,聽說盛庸已敗,便退回了真定。雙方激戰時,如吳傑、平安能率眾助戰,勝負實未可知。即使庸軍戰敗之後,吳傑等赴援,以久蓄精銳之師出擊爭戰疲憊之旅,轉敗為勝,也是可能的。至於交戰之中狂風驟起,而燕軍恰值順風,就非人力所能逆料了。燕軍之勝,只可說是險勝。

  稿城之役

  二十三日,朱棣遣使向北平報捷,不料官軍萬餘駐紮於滹沱河南岸單家橋,道路不通。信使當晚回朱棣軍中報告。朱棣自不能容忍。第二天,他率兵北上,往擊其營,一戰而潰之。

  這一天,燕軍移駐樓子營。根據朱棣分析,駐在真定的吳傑與平安沒能與盛庸合軍,是因為吳傑等忌功。盛庸戰敗,正是吳傑要高興的。這時該輪到他一顯身手,獨佔其功。朱棣說:「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則為中策,若來求戰,則為下策。今其必出,破之必矣。」

  諸將說:「彼聞盛庸已敗,必不敢出。」

  朱棣說:「不然。吳傑、平安擁眾十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居中,隔離其勢。今逗而不出,有曠期失律老師費財之責。」他指出平安必出無疑。針對這種形勢,他制定了一套策略,令諸軍偽裝解散,託言四出取糧,給敵人造成空虛的假象。敵人得到消息,必然乘虛而來。而燕軍一出便回,嚴師待敵。平安一定會落入圈套。

  燕軍依計行事,軍士解散,四出取糧。又有一些校尉荷擔抱嬰兒,假作避兵的百姓,奔入真定城,宣傳燕軍四出取糧,營中無備的謠言。真定守軍聽說此情,果然決定出師欲襲其不備。

  閏三月七日,派出到真定刺探情報的都指揮鄭亨、李遠等報告,吳傑軍現駐滹沱河北,離燕軍七十里。朱棣暗想,吳傑出城果不出所料。他對諸將說:「賊不量力揣智,妄欲求戰,譬猶乳犬之犯虎,伏雌之搏猩也。雖有鬥,必死隨之矣。且盛庸既敗,今復來,此天意所欲兩敗之也。」

  朱棣命諸軍渡河。時天色已晚,諸將請求明早再渡。都指揮陸榮甚至說:「今日十惡大敗,兵家所忌,不可濟師。」

  朱棣非常堅決,他說:「吾千里求戰,憂賊不出,百計誘之。今其在外,是賊送死之秋。夫時不再得,機惟易失。今時機如此,豈可緩也!借使緩之,賊退真定,城堅糧足,攻之不克,欲戰不應,欲退不能,是坐受其蔽。若拘小忌,終誤大謀。」說著,朱棣便策馬首先渡河。

  朱棣相信天命,故常以天嚇之,甚至攻打滄州時偽造天象誘說將士,如今陸榮以陰陽家說阻止進軍,他反而說不要拘小忌以誤大謀。朱棣是一個明決的統帥,他懂得時機對戰爭常常起到決定作用,他雖不免迷信天命,但似更相信人謀。朱棣的決心,使諸將除了服從沒有迴旋的餘地。

  朱棣策馬渡河,劉才執轡而從。劉才發現河水較深,騎兵可以渡過,步軍、輜重可能會被河水淹沒。朱棣立即決定,騎兵從上流渡,步軍、輜重從下流渡。成千上萬的騎兵穿河而行,流水為之所逼,下游水淺,輜重等得以安全過河。朱棣率三千騎兵,循河西進,走了二十里,果然與官軍相遇,於是便在稿城紮營。這一天天色已晚,雙方只是略作交鋒便各自收兵還營了。但朱棣唯恐官軍退回城內,便親率數十騎逼近敵營而宿,以牽制敵軍。燕兵獷悍,利於野戰,故唯恐官軍閉城不出,出又擔心其復入。惜乎官軍中無人識此機竅。不然,只需堅壁清野,燕軍真的會陷入「攻之不克,欲戰不應,欲退不能」的局面。用兵不僅在於人眾兵強,還在於審時度勢,敵已知彼。如此,則先有勝算在握。

  初十,雙方交戰。吳傑軍列方陣於西南。朱棣一見不覺失笑。他向諸將指說:「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於是朱棣派兵牽制敵陣三面,而傾盡全部精銳攻其東北隅。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混戰。

  朱棣本人帶驍騎數百人,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入敵陣,大呼奮擊。平安軍中,樹有用木頭綁縛的望樓,有好幾丈高。激戰中,平安登樓瞭望,指揮官軍發強弩射殺燕軍。萬箭如雨向朱棣射來,朱棣的旗幟上箭集如同蝟毛,燕軍死傷甚眾。忽然大風從天而降,飛屋拔樹,聲震如雷。平安無法再在木樓上指揮。燕軍乘勢四面衝殺,官軍大亂,都指揮鄧戩、陳鵬被燕軍擒獲。吳傑、平安軍退入真定城中。

  這一仗,官軍損失六萬餘,軍資器械也多為燕軍所得。然而燕軍雖勝,也頗為不易。第二天,朱棣派人把那面箭如蝟毛的軍旗送還北平,並寫信告訴世子,要謹慎收藏,留給後世子孫看,讓他們知道今日御禍艱難。都督顧成是位久經沙場的老將,他從小便隨朱元璋起兵,見過各種激戰。此時他因被俘已投入燕軍,輔世子在北平居守。他看到這面戰旗,不禁感動得潸然淚下,他對太子說:「臣自幼從軍,多歷戰,今老矣,未嘗見此戰也。」所可異者,白溝河、夾河、稿城三戰,燕軍皆得風助,實為僥倖。

  燕軍乘勝南下,走順德、廣平、至大名,河北郡縣多降附,形勢急轉直下。

  使命往還

  朝廷聽說盛庸在夾河敗兵,並未能拿出高策對局勢有所挽回,而是再次宣佈貶逐齊泰、黃子澄,以取消朱棣興兵的口實。上次,齊、黃被罷,朱棣不予理睬,此次齊、黃被貶,更顯見朝廷的無能。朱棣知道朝廷是不會就此認輸的,朝廷也知道朱棣更不會就此罷兵。朝廷將齊、黃明為竄逐,實派出募兵,朱棣則就此抓住時機,上書朝廷申訴冤屈,爭取輿論,暗中秣馬勵兵以圖再戰。

  竊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術也,用建皇極而已。皇極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道非人為之,蓋天理之所固有,為人君者特守而行之,則佞人必遠,賢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而自睦,百姓不均而自均,無所往而不當矣。《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平平,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

  若其為君者蔽其聰明,不親政事,近佞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彰過失於天下;為臣者逞奸邪,圖不軌,以危社稷,孰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陳於前哉!

  嘗觀漢唐以來大有為之君,亦不出於二帝三王之道,故能長久者也。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誅滅親王為心,父皇太祖高皇帝賓天,未及一月,聽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無罪,令其闔宮自焚,齊王亦無罪,降為庶人,拘囚京師,岷王削爵,流於漳州,至於二十五弟病不與藥,死即焚之,棄骸於江。嗚呼,彼奸臣者,其毒甚於狼虎。我父皇子孫幾何,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痛切於心。

  豈意禍機日興月盛,我守國奉藩,遵禮畏義,本無一毫之犯,又結構惡少,彼來屠我,動天下之兵,騷四方之眾,直欲必滅而後已。

  夫兵,不祥之器也,聖人不得已用之。本為保生民,誅討奸惡,以報大仇。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護,凡戰必勝,實非善用兵也。獨念兵甲不息,天下生靈塗炭,何日而已,為民父母,能不惕然而恤之哉!我之將士日望寬恩以遂其生,已嘗具奏,冀回好生之心,以免無罪而死於白刃之下者,上不能允。豈期奸臣進兵不已,屢戰屢敗。生靈何辜?遭此荼毒,肝腦塗地!我雖戰勝,哀憫之心,寧有已乎?

  邇者側聞諸奸惡已見竄逐,雖未伏鐵鉞之誅,然亦可少謝天人之怒。於此可見審之明而斷之果,可以復太祖之仇,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於幾危,可以措社稷於悠久,故聞之不勝踴躍。誠如是,則非特我之幸,實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

  惟日夜冀休兵之旨,其罪惡蓋已瞭然明白,曲直之情,雖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刷,而恩可推也。何故執持不改,外示竄逐奸惡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

  往者自念無罪,而茅土見削,子孫不保,受屈萬世,寧俯首蒙恥,甘受芟夷,不顧宗廟子孫乎?見兵四集,心震膽悼,不知所為,左右彷徨求貰死於旦夕,遂以兵自救。誠知以區區一隅之人,當天下之眾,鮮有不摧滅者,徒以須臾喘息,延緩歲月,冀或有迴旋之日也。身親行陣於今三年,賴天地眷佑,父皇母后聖靈保佑予躬,戰勝攻克。每見鋒鏑之下,死亡者眾,痛傷於心,故恆戒將士曰:「天下軍民皆父皇赤子,驅迫戰鬥,彼何罪焉?其毋殺之。吾畏死所以救死,彼之畏死,其情蓋同,由是降者悉釋之,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

  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戕滅,敗之於真定,既而李景隆兩動天下之兵,號百萬之眾,直來見殺。李景隆蓋趙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驕肆無謀,視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無毫髮警懼之意。夫戰,孔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兒,豈足以當大事!惟解飲酒挾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敗之於鄭村壩,繼敗之於白溝河,追奔至於濟南,百萬之眾,兩戰淪沒,可謂極矣。於此之時,冀或有開悟之萌,下責己之詔,引領南望。重增欷歔。

  未幾,盛庸以三十萬之眾復來見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夾河才戰,一敗冰釋。吳傑、平安以十萬繼進,戰略稿城,遂爾奔北。

  前後大小之戰莫知其幾,然無一不敗之者何也?蓋屬眾有必死之心,而無求生之望故也。臣每戰勝,愈加憂畏,恐鷸蚌相持,漁人得利。

  竊惟奸臣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識負勝之機,或慮及此,必開心見誠,懲難悔禍,以解兵釁,休軍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後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親,何苦見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數戰已盡,復聞召募民間子弟為兵,驅此白徒,以冒死地。又況饋運供需,百費勞弊。倘此一戰不勝,則勢危矣。誠不忍至此,伏望回心易慮,起春育之仁,隆親親之義,復諸王之爵,休息兵馬,銷鋒鏑為農器,以安天下之軍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我父皇在天之靈,亦安寧慰悅矣。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則貽笑萬世矣。

  夫大廈之傾,豈一木所能獨支?鶤鵬扶搖,非一翼所能獨運。自古帝王建萬世之基者,莫不以敦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棄履道旁,尚或收之,而至親哀窮,寧無憐惻之者乎?故猶不敢自絕,披露腹心,獻書闕下,恭望下哀痛之詔,布曠蕩之恩,使得老死藩屏,報效朝廷,則基業有萬年之安,子孫亦享萬年之福矣。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豈有加於此哉!冒瀆威嚴,幸惟垂察。 

  朱棣起兵,說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稱自己的造反為「靖難」。現在「奸臣」已經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實。但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有否奸臣,皇位的誘惑力越來越強。如果說朱棣起兵之初對這次「靖難」勝利與否尚無把握的話,那麼,現在經過了兩年多的較量,朱棣已為自己打出了一個新的局面。固然,朱棣曾在白溝河被困,在濟南受挫,在東昌敗北,但總的來說,朱棣畢竟已經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北平、大寧、保定一帶,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兩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義上的放逐。時至今日,朱棣能夠善罷甘休嗎?他能夠為朝廷的拙劣策劃所欺騙嗎?絕對不能。但朱棣懂得,要獲得真正的勝利還有一段艱苦的路要走。而且,他十分懂得輿論的力量。如果說,在起兵之時他指斥奸臣亂政,朝廷加罪還會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話。那麼,如今朝廷不計其謀叛之罪,主動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無所表示便於理難容了。然而朱棣絕不會按朝廷劃出的道走。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無罪受罪,繼而,他尖銳地指出如今朝廷不過是「外示竄逐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針並沒有改變。君不見「德州之兵日集」,「復聞召募民間子弟為兵」!他以「叔父」、「至親」的名義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詔,布曠蕩之恩」,既要承認錯誤又要實際撤兵,不如此,這場戰爭將繼續打下去。按朱棣的說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應該首先撤兵,至於自己則是在被迫自救。球又踢回到朝廷一邊。 

  卻說朝廷雖表面竄逐齊、黃而仍用其謀,且實遣其出四處募兵。這時,方孝孺成為朝中的主要謀臣。此人雖博學方正,但缺少機變,不善權謀,與朱棣、姚廣孝之老謀深算,適成對照。

  朱棣的上書送到南京,方孝孺認為這正是緩滯燕兵的機會。他向建文帝提議對朱棣的上書給予回答,可以用來鬆懈燕兵的鬥志。書信往還至少也需一兩個月時間。燕軍久駐大名,又將值暑熱淫雨季節,不戰自罷,這期間,官軍各路兵馬已逐漸集中,只待遠路的雲南軍隊來到,便可對燕軍展開大戰。方孝孺還建議,調遼東軍馬攻永平,調德州軍馬擾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敵,必然撤兵歸援,那時,大軍齊集,追躡其後,定可一舉而破燕兵。方孝孺敦促說:「事已垂成,機不可失。」

  建文帝聽了方孝孺的議論,覺得他的主意不錯,決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巖等■詔到燕軍宣佈休兵。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詔,大致說:赦免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 

  四月十六日 ,薛巖■詔北上燕軍,他隨身還攜帶了數千張用小黃紙印的宣諭,到燕軍秘密散發,以使燕軍將士都知道朝廷的欽令,不要再追隨叛賊。

  薛巖■天子詔,來到燕軍。朱棣讀罷詔書,冷笑說:「帝王之道,自有弘度,發號施令,昭大信於天下,豈可挾詐,以祖宗基業為戲耶!」巖等俯伏惶恐久之。朱棣說:「詔語如是,爾承命之言何如?」巖曰:「但欲殿下釋兵,來謝孝陵,則兵可息。」朱棣曰:「宗藩阽危,禍難不已,社稷深憂,必執奸丑獻俘太祖,以謝孝陵,我之願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為護衛,用備不虞。制度已定,難以更改。今欲釋兵,是以徒手待縛,此奸臣謬計,欲以欺人,雖三尺童子不為所罔矣。」 朱棣說著手指怒目金剛般的侍衛將士說:「有丈夫者!」薛巖惶恐不能回答。諸將士持刀按劍,喧嘩不已,要求殺死薛巖。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詔書中關於撤軍的許諾,或者說他自己根本不願接受朝廷提出的條件。然而他知道現在朝廷既然放逐齊、黃,既然派來命使,他也不能表現得氣量過於狹窄。現在是他爭取天下輿論的時候。他攔住憤怒的將士說:「奸臣不過數人,(薛)巖天子命使,毋妄言!」 

  在眾怒目環顧之中,薛巖戰慄不已,流汗被體。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這個場合本當慷慨陳辭,舌戰群儒,而如今為什麼說不出話來,這樣豈不有辱使命了嗎?朱棣的話雖為他解了圍,但他的心並不因此而安。朱棣對諸將說:「吾見薛巖等言媚而視遠,此來覘我虛實,非求和也。宜耀武以示之。」 於是,他傳令各軍集合列隊,請朝使檢閱。薛巖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據朱棣的安排閱視燕軍。官軍在前線失利,這是舉國都知道的事實,但數十萬官軍為什麼竟會與燕軍不能相敵呢?薛巖也真想看看燕軍究竟如何。薛巖隨燕軍中官登高閱視,只見燕軍營寨相連,一望無邊,據說綿亙百餘里。營間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將士馳射操練,鉦鼓宣呼,震天動地。薛巖本一介書生,雖身為大理少卿,但未嘗親軍旅,如此陣勢,他還是第一次見到。燕軍如此強大威武的軍容,不禁令薛巖暗中咂舌。作為天子命使,薜巖受到款待,在燕軍中一連停留數日。他對燕軍的更進一步瞭解,使得他對這場戰爭還能否打下去產生了懷疑。他來這裡,本來是為了傳佈欽命,勸說燕王,想不到卻幾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虜。

  朱棣派中使送薛巖出境。臨行,朱棣對薛巖說:「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厚愛臣,一旦為權奸讒構,以至於死。臣不得已,為救死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會就此罷兵。朱棣也不相信朝廷會真的遵守諾言。雙方都在故作姿態,要求對方做出實質讓步。

  薛巖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報告此次燕軍之行。他帶回來一個信息,燕軍軍容整肅,上下一心,戰場上既不好對付,用計謀也難於使其上當。

  在使命往還之時,燕軍與官軍之間的較量並未停止,雙方都在做出新的佈置,勿寧說在醞釀著一場新的大戰。

  薛巖出使燕軍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後的二十日,總兵官盛庸便令驛馬傳書吳傑、平安,領兵會合德州以圖北進。薛巖離開燕營後不到十天,彰德各處及德州的兵馬便襲擊了燕軍的運糧兵,殺死數百人,活捉了指揮張彬。五月十五日,官軍再襲擊燕軍餉道。官軍的行動令朱棣不能容忍,總兵官調兵的驛書,又被燕軍截獲。這些,都成了朱棣擁重為逆的新的口實。為博得輿論的同情,說明曲在朝廷,朱棣於十五日派指揮武勝再次上書朝廷,質問朝廷「遣使息兵」是誠是偽。並表示如此下去,絕不息兵。上書說:

  張設機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且欲令釋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斂師歸國,今兵勢四集,綱羅四方,不能無畏,是兵絕不可離,離則為人所禍。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朱棣進一步蠻橫狡辯,說自己擁兵是奉了「皇父明訓」,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時曾命他節制北平、遼東、大寧、宣府的軍馬,既然受命於太祖,那麼「豈可委捐」?十分明顯,這種狡辯是不合邏輯的。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說與朱元璋命他節制諸軍毫無關係。朱棣說,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為重,宗藩為心,宣大信於天下」的話,就不會計較燕軍所控制的蕞爾之地了。這就更加無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如果任何一位親王都可以憑借武力,隨意佔領「蕞爾之地」,那將置朝廷於何地?最後,他又擺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業維護者的架子。並企圖用「親親之義」打動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

  思維父皇創業艱難,子孫不保,如此之際寧不寒心。今兵連禍結,天下頻年旱蝗,民不聊生。強凌弱,眾暴寡,饑民逢聚,號肅山林,相扇為盜,官府不能禁制。其勢滋蔓,勢有可畏。祖宗基業將見危殆,所謂寒心者此也。抑未知慮至此否乎?

  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謹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難得,體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親親之義。我弟周王久羈絕繳瘴癘之地,恐一旦憂鬱成疾。脫有不諱,則上拂父皇母后鍾愛之心,下負殘殺叔父之名,貽笑於萬載矣。昔漢文帝稱為賢君。「尺布斗粟」之謠,有損盛德,至今人得議焉。誠願采擇所言,矜其懇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然而建文帝不為所動,將武勝逮入錦衣衛監獄。

  望不到盡頭的戰爭

  朱棣得知武勝已被逮入獄,知道使節戰就到此為止了。它無異於朝廷決定與燕軍再次開戰的宣言。

  朱棣說:「今武勝既執,則志不可轉。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但執使,即為挑釁。其所以若此是必欲見滅我矣。豈能匏繫於此,為人所制乎?」

  朱棣分析官軍形勢,認為其精銳皆集中於德州,其資糧皆須經過徐、沛。他決定調輕騎數千,燒其糧船。如此,則德州之餉必不給,眾必瓦解。然後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以必勝。於是,朱棣派遣都指揮李遠等率六千騎,擾官軍餉道。

  為了靠近官軍,使之不疑。李遠等人換上官軍的甲冑,但又恐兩軍臨陣,彼此不分,便約定臨戰時每個戰士都要在身後插上一把柳枝。李遠等人直驅東南,漸入官軍控制的地區。他們一路來到濟寧谷亭、沛縣 ,敵人竟未發覺。李遠將軍興以來官軍在此的全部積儲付之一炬,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盡行焚燬,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驚駭而散。這一仗不僅使德州駐軍的糧餉難以為繼,而且震動了京師。盛庸聽說官軍糧餉被焚,派裨將袁宇領步軍三萬,邀劫其歸路。李遠知袁軍迫近,便在村中設伏兵,而以少數騎兵將敵兵誘入埋伏。官軍大敗,戰死萬餘人,損失戰馬三千匹。

  朱棣駐軍大名,在派兵赴沛縣前後,分兵騷擾彰德。彰德在河南,由都督趙靖率師把守。府東北有尾尖寨,為晉以來所置古堡。地當要衝,路經險隘。官軍在此也駐有軍隊,並動員當地百姓共同把守。以阻擋燕軍餉道,與彰德相犄角。朱棣設計,派騎兵數人每日往來於彰德城下,擾其樵采。守軍來追則引去。城中乏薪,不將已,往往拆屋為炊。這時朱棣說:「賊窘迫,遙見人少,必來追,吾必擒賊,使其閉門,不復敢出。」於是,派入伏兵於城旁山麓,另派幾名騎兵到城下誘敵。官軍果出城來追,正中埋伏,倉皇奔入城中,從此不敢出城。繼而,朱棣派兵進攻尾尖寨。通向尾尖寨的路十分狹窄,只容一人通過。元末大亂,鄉民聚眾自保,雖僅數百人,但數萬兵攻之不能破。朱棣觀此形勢,認為硬攻不易得手,只會白白死傷士卒。他決定暫緩進攻,待敵人稍有麻痺,再以計攻之。不久,燕軍出錢覓得一個熟悉路的人為嚮導。命都指揮張禮帶兵千餘,乘月夜往攻尾尖寨。這天傍晚,下著小雨,張禮屯兵寨下。他挑選了勇士十餘人偷偷攀登近寨,殺死守關者,留其一人引路直抵寨門。燕軍突然舉炮,守軍驚亂。張禮向寨中大呼:「我先鋒也,大軍已駐寨下,爾等速降則生,不降,其大軍且至,即破關,欲降無及矣。」

  守寨軍民以為其寨不可守,紛紛投降。既而林縣守軍也率眾舉城而降。

  尾尖寨既下,朱棣派人前去招降趙清。使人入彰德,說明來意,趙清令其傳話給朱棣:「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使者回報朱棣,朱棣甚喜。他想到了攻下南京之日,天下傳檄而定,誰敢不從。於是便放鬆對彰德的進攻 。

  燕軍逐漸南進,離北平日遠。南進既不能速決,北平則頗有後顧之憂。這時,駐守真定的平安料定北平空虛,便率兵北上進攻北平。官軍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朱高熾督眾固守,遣人急馳南下燕王軍中告急。朱棣正擔心德州的官軍可能會乘虛北進,卻沒想到平安軍會進攻北平。燕軍急還師至真定 。接到世子送來消息,說是北平被圍,朱棣召都指揮劉江商議對策。劉江慷慨請行,並表示正在考慮如何對付。這時朱高煦也請求與劉江一同先行北上。劉江說,就這樣走不行,如此疲於奔命,徒為敵人恥笑。過了一會兒,劉江計上心來,對朱棣說:「臣策成矣!」朱棣十分高興,招呼備酒送行。劉江與朱棣約定:「臣至北平,以炮響為號。二次炮響則決圍,三次炮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炮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炮,為殿者放炮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既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是平安的小名。朱棣大喜。決定就照劉江說的辦。於是,他派都指揮劉江率千餘人回北平。令其一路要虛張聲勢,造成大軍回師的假象。他還囑咐說:「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而行,張軍聲,多設間諜。若遇賊少,可擊則擊之。若賊眾我寡,便晝為疑兵,多引旌旗,相屑不絕;夜多張火炬,使鉦鼓相應。賊必謂大軍回,懼而不進。汝急趨入北平。若賊來侵境,會守城軍兵共擊之。」

  但是虛張的聲勢,並沒有使官軍放棄襲擊北平的行動。劉江回到北平,會北平守軍出擊官軍,平安才敗走,還師真定。

  這時這場打了兩年有餘的戰爭已經漸入膠滯狀態。朱棣大軍徘徊轉戰於北平河南之間,難於向南推進,官軍阻止了朱棣的攻勢,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扼制燕軍,而燕軍騷擾餉道,又給官軍帶來了很大困難。交戰雙方都想要擺脫這種局面,都在尋找新的機會。

  朱棣一共有四個兒子,長子朱高熾為世子,此時正堅守北平,但朱棣並不十分喜歡他,而更喜歡狡黠聰慧的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煦隨朱棣靖難軍中勇武善戰,不僅多次立有戰功,而且曾救朱棣於危難,因而最受朱棣鍾愛。朱高煦本人當然也覺得憑自己的本領,不該屈居人下。他也明白,如今隨父王靖難,目的在於奪取皇位,而朱棣一旦做了皇帝,那世子就會成為太子,成為當然的皇儲。這似乎不太公平。如此出生入死,豈能為他人做嫁衣裳!燕府宦官中有位黃儼,與朱高燧甚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瞭解朱棣的偏愛。他與朱高燧共謀排陷朱高熾,同樣意在取而代之。

  陝西布政使司僉事林嘉猷,是方孝孺的學生,與方孝孺同為寧海人。這位僉事在洪武年間以儒士身份赴四川校文,建文初年入史館為編修。他曾因事到過燕王府中,知道朱棣、朱高燧與朱高熾之間的矛盾。這事他曾對方孝孺說過。 此時,南北戰爭相持不下,方孝孺認為這將是個可乘之機。他向建文帝建議利用這一矛盾,使朱棣、朱高熾父子互生嫌疑,迫使朱棣撤兵安定後方。於是,建文帝命方孝孺給朱高熾寫信。派錦衣衛千戶張安暗中帶往北平,送給朱高熾。

  朱棣帶眾兄弟南征北戰,朱高熾留守北平,為自身計,當然也會竭盡全力。他知道朱棣並不喜歡他,而朱高燧又處處與之為難,自感處境艱難,因而時刻惕勵,事父王兄弟惟恐不謹。這時突然見到朝廷送來密信,不禁大驚。南北兵戈相見,實為寇仇。雖然交戰雙方信使往還並不逾常情,但既為天子命使,為何不光明正大地送來而要派人潛身密行。其中必有奸計。一封密信已經將朱高熾置於尷尬之中。且不論信中所言何事,只要朱高熾接了,便會在朱棣面前落得個與朝廷私相往來的罪名,若不接此信,也無法向朱棣解釋為何朝廷來人與自己聯繫。朱高熾不免犯難。

  朝中來人傳書世子早在北平弄得滿城風雨,朱高燧、黃儼自然完全知道。他們認為這件事正好為他們提供了打擊世子的機會,因而一聽到消息,便搶先派人馳赴軍中向朱棣報告。

  朱棣六軍在外,時刻惦念家中,聽說北平來人便急忙傳進,原來是朱高燧寄信來,說是朝廷與世子通密謀,命其歸順,許封王爵。朱棣不禁大驚。朱棣最擔心的是後方不穩,歸路截斷,朱高燧的話絕非子虛烏有,不敢深信而又不能不信。朱棣與世子之間嫌隙已非一日,他乘朱棣率師在外而與朝廷聯手也並非沒有可能。朱棣問這時侍立在旁的朱高煦,高煦自然不會站在世子一邊,他說,世子從來便與皇太孫朱允炆相友善,高燧所報絕不會錯。朱棣懷疑漸重,且漸生怒火。已經在盤算如何除去此心腹之患。正在此時,帳外忽報世子信使到。原來,朱高熾與謀臣商議,終決定對朝廷的信不啟封,將其連同送信人張安,一同送往朱棣軍中,以此表明心跡。朱棣先讀世子來信,又拆讀朝廷給世子的信,不覺出了一身冷汗,遽然喊道:「嗟乎!幾殺吾子!」他下令將張安囚禁。一場風波總算平息。 

  朝廷仍在繼續組織力量以對付燕軍。盛庸傳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南下,房昭由紫禁關東進,襲擊保定及周圍諸縣。房昭動員當地民眾上山結寨,其首領授以指揮,千百戶之名,房昭帶兵駐守易州西水寨 。西水寨在萬山叢中,房昭打算憑險久據於此,並進而窺伺北平。果能如此,將會對燕軍造成威脅。朱棣說:「保定肱股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

  八月,燕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凡各處結寨自守者,悉擊破之,朱棣令孟善鎮守保定,同時調集兵力,待機破房昭軍。這時,諜報探得吳傑遣都指揮韋諒正在率兵萬餘為房昭轉餉。朱棣便決定用切斷敵軍餉道的老辦法,以瓦解房昭軍。他說:「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真定■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他親率精騎三萬,擊破韋諒,又令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朱棣之意以為:房昭軍被圍,真定守軍必來援救,但是不久前吳傑等被燕軍戰敗,驚魂未定,其援兵所進必不銳猛。如果朱棣本人率一支輕騎襲擊定州,故意給敵軍留出空隙,真定守軍必定會乘虛迅速來援。他令燕軍據險以待,一旦援軍到,朱棣便回師合擊,必勝無疑。援軍敗,寨可不攻而下。

  房昭寨久被圍困,天已漸寒。而官軍多南人,衣單不勝霜月。朱棣令習吳歌者近寨唱歌,以動軍士思鄉之念。萬山叢中夜夜吳歌四起,官軍聞之往往淚下,鬥志盡解,甚而有偷偷下寨投降者。

  燕軍依計而行。九月中旬,朱棣分兵赴定州。官軍果然出真定,迅速北援。十月初一,由都指揮花英率領的援兵果然來到易縣西南百里的峨嵋山 下。朱棣率輕騎五千宵行,是日平明,亦趕來與圍寨軍合兵。官軍都指揮華英 、鄭琦以馬步軍三萬餘列陣待敵,朱棣縱兵擊之。朱棣作戰的老手法是善抄敵後,這時又令勇士執旗登山,潛出敵後,待佔領敵後山頭,便大張旗幟。官軍見身後已佈滿敵兵,無不驚駭,鬥志全消,紛紛潰敗。官軍被斬首者萬餘級,墜崖死者甚眾。都指揮華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等相繼被俘,惟房昭、韋諒走脫。

  西水寨既破,朱棣率師返回北平。在此前後,駐守遼東的官軍也在向西推進,守將楊文帶兵包圍了永平,並以遊兵萬餘抄掠薊州、遵化諸郡縣,對北平造成威脅。駐守永平的燕軍主將郭亮飛報北平。朱棣立即命都指揮劉江帶兵往援。劉江臨行,朱棣向其面授機宜。朱棣料定官軍聞知北平援軍至,一定會退回山海關。他要求劉江「慎勿追之」,然後如此如此,必能打敗官軍。

  劉江到永平,楊文等果然退回。按朱棣的策劃,劉江在永平駐守一段時間,然後大張旗鼓地整飭隊伍撤出永平,說是要回北平。劉江帶大隊人馬緩行出城不過一二程之遙,復又收卷旗幟暗持甲兵乘夜趨回永平城中。官軍只知劉江撤出,卻不知其撤而復歸,楊文等又捲土重來,襲擊昌黎。這一形勢完全不出朱棣所料。劉江出其不意,大敗官軍,斬殺數千人,擒獲將領王雄等人。

  自派薛巖投書以來,縱觀這一時期的整個戰場,對燕軍並不有利。朝廷的運籌帷幄也可謂深思熟慮、佈置周全。你看,朱棣帶師遠離北平,吳傑、平安、盛庸等遮其餉道,繼而平安乘虛直搗北平,與此同時,房昭從大同入紫荊關,擾保定、易州,楊文自遼東經昌黎同時向北平推進。戰場以外與之配合者則有張安行離間之計。弄得朱棣在內幾乎誤殺世子,在外也只能窮於應付。然而似乎穩操勝算之局竟似與朱棣打成個平手。官軍所以不能得勝,固然由於朱棣不敢貪功冒進而斷然撤軍,維護根本,但究其根本,則因官軍諸路未能及時配合,早已錯過了取勝的機會。如果在盛庸與朱棣大戰未決之時,派房昭出紫荊關、楊文出山海關,直搗北平,以盛庸牽制朱棣主力,使之不得還救北平,則北平未必不能攻克。然而,官軍在德州、真定相繼失敗之後,遼東、大同才先後來會師,而楊文、房昭未能很好地配合,真定之兵又未能盡力阻擋朱棣北還,盛庸在德州又無所作為,最後終被朱棣個個擊破。官軍的調動運轉不靈,朱棣的機變善戰,於此一目瞭然。

  朱棣善戰,固矣,然徹底打敗強大的官軍,又談何容易!

  淝河之役

  朱棣已經起兵三年,眾將士冒霜露,犯矢石,浴血奮戰,雖然常乘勝逐北,但也屢頻於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三府,許多驍將勇士戰死沙場。朱棣的部下樂意跟隨他南征北戰,倒並不全然由於朱棣善於駕馭。在他們看來,朱棣是個龍種,他早晚會當皇帝。一旦他做到皇帝,擁戴他的人便都會成為功臣而平步青雲。他們實在是為了自己而戰。轉戰三年,風霜雨雪、劍影刀光使眾將士厭倦了。他們迫不急待地要把朱棣抬上皇帝的寶座,自己也好雞犬升天。現在不是除了北平之外又得了三府嗎?就做這幾府的皇帝也好!

  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右布政使郭資、按察副使墨鱗等聯名上表,請朱棣就此即皇帝位,表說:

  臣聞天生非常之君,必賦以非常之德,必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禍亂,定天下於一,而安生民,納之於仁壽之域也。昔者夏商之季,桀滔淫而成湯放之,紂沉緬而武王代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征伐豈湯武能得已哉!所遇之時然耳。然湯武俱不失為聖人者,以其撥亂興治,措天下於衽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匿小人,荒迷酒色。即位未幾,悉更太祖高皇帝成憲,拆壞後宮。燒燬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聖容,喪服未逾一月,即遣閹官四出選美女。其所為不道,遂致奸惡擅權,扇殃逞禍,戕害宗親,圖危社稷,汩亂天下。殿下謹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聽讒,興難構兵,四起圍逼。殿下不得已起兵救須臾之禍,祗奉祖訓,誅討奸宄,清君側之惡,保全親親,奠安宗社,冀其改悔,救骨肉之義。

  豈期幼沖心志蠱惑,牢不可回,必欲加害於殿下然後已。殿下應之以仁義之師,不嗜殺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節制明而號令肅,故百戰百勝,此雖殿下神謀睿算之所致,實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也。況殿下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為儲貳,以承宗社之重。又況生而神明,靈應圖讖,文武仁孝,德冠百王,天之所生以為社稷生靈主,正在於今日。

  臣聞之,聖人動惟厥時,不違天命,使湯武有其時而不為,則桀紂之暴益甚,而蒼生之禍曷已,是終違乎天命也。湯武豈忍斯民之塗炭而不解其倒懸哉?臣等伏望殿下遵太祖之心,循湯武之義,履登宸極之尊,慰悅萬方之望,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之至。 

  在北平做個小皇帝,畫疆自守,也不是不可以,然而朱棣拒絕了這一具有誘惑力的建議。他對群臣說:「我之舉兵,所以誅奸惡,保社稷,救患難,全骨肉,豈有他哉!夫天位惟艱,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聞?待奸惡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輔孺子,此吾之志,爾等自今甚勿復言。」

  其實朱棣比諸將士更想盡快地當皇帝,然而他也比諸將士眼光更遠大,胸懷更雄野。他絕不會偏據北方一隅的,他要做個堂堂正正的大明皇帝。然而這個心事,如今還不能宣佈。就此當小皇帝,或明言將來要就大位,豈不自亂了陣腳?他每日高喊的「靖難」豈不一下就戳穿了西洋鏡?再者,現在雖有北平、永平、大寧、保定諸府,而天下之大,朝廷之勢力未消,真的較量下去,勝負之數並不清楚。當然,朱棣期在必勝,也確有獲勝的膽魄。現在權且仍稱為保社稷,大不了不過行周公輔成王之事,藏起鋒芒,收攬民心,朱棣確是個玩弄權術的高手。遙想乃父朱元璋起事之時,朱升建議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二人一拍即合,收起鋒芒,積蓄力量,靜觀群雄相鬥,待其非敗即傷時,出而收拾殘局,穩穩當當地登了大位。朱棣此舉雖然並非出自乃父親授,但他抓住了權力之學的精髓,也難怪有人稱他酷類先帝了。然而朱棣與眾將士的這一討論,畢竟暴露了他們有當皇帝的打算,而朱棣更聲稱「天位惟艱,焉可必得」,有不得已的難言之隱,此事張揚下去對他們的形象極為不利,特別是不能讓後世史臣知道,因此後朱的實錄將此事刪除得一乾二淨了。

  朱棣的一番話,並未讓群臣死心,他們認為朱棣可能是故作謙遜之辭。這可能也是周公定下的規矩,帝王即位,要有臣民三次勸進,一示帝王謙謙有禮,二示其事順乎民心,如此弄虛作假的演戲,真可說是中國禮制、民情的最醜陋之處。張信等勸進之後,都督顧成與五軍總兵官丘福等來再勸,朱棣仍不允,接著寧王朱權又來三勸,朱棣仍然堅辭。三勸而後,朱棣仍然不允,看來這回是真的了,不可再勸了。

  朱棣雖不同意馬上即皇帝位,但對眾將士的忠心是頗為嘉許的,他心中自然十分高興。他不能讓眾將士就此一無所得。他下令大享將士,給有功之臣加官進爵:都指揮丘福、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武、火真、陳圭升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彬、王忠、陳賢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忠、陳文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房寬為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後軍都督府陳亨之子陳恭襲其父職,紀善金忠升為右長史。

  其餘將校,提升不等。

  朱棣大享將士,又將投降的顧成升授為後軍都督府右都督 ,決心再次南伐。

  燕王被迫還北平,朝廷上下不免沾沾自喜,廷議都說燕師出沒勞苦,軍力薄弱,用不著擔心。他們愛聽前線的捷報,並不認為形勢會有什麼危險,他們甚至故意扣壓壞消息而假裝聽不見。而有時官軍確也能打一些勝仗。如就在本月,平安便在楊村打敗了燕將李彬 。然而形勢正在潛伏著危機,一些明眼人已經看得清清楚楚。早在這一年六月,觀海衛指揮張壽酒後不禁說了幾句真話,認為國事危急實堪憂慮,不料這話犯了當政者的大忌,觀海被以「妖言」罪處死。如此,誰還敢擅議國事!

  建文君臣提倡以儒家學說治國,一向約束宦官甚嚴。儘管宦官奉命出使、監軍等等是皇祖朱元璋留下的陋規,但自那時起,宦官便不得為所欲為。後來一些中官奉使四方,依勢侵暴吏民,各處多有告訴。朱允炆下詔所在有司逮治,絕不留情。這一嚴厲措施,頗招致了宦官們的不滿,其時河北、山東戰事方殷,這些宦官都希望燕軍能夠得勝。如此不僅可以報仇,而且由於擁戴之功將來肯定不會吃虧。於是一些被黜的不法中官,先後北上投奔了朱棣。就是那些仍留在南京的,也無不懷有二心。如今朝廷傾全力阻擊燕軍,致使燕軍遲滯河北,不得南進。而相對之下,南京的防衛卻顯得空虛。這些宦官們便悄悄將南京空虛之狀密報燕王,意在誘其避開大軍,直搗南京。

  宦官們所提供的消息使得企圖擺脫不進不退的困境的朱棣豁然開朗。他慨然歎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

  他決心直下南京。

  這時官軍主力全在河北山東一帶,把守南京門戶的是駙馬都尉梅殷,這年十二月朝廷派他為總兵官鎮守淮安,防止燕軍南下。

  梅殷,字伯殷,是河南侯梅思祖的從子。據說他天性恭謹,有謀略,尤長於弓馬。洪武十一年,成了朱元璋的乘龍快婿。其所尚之寧國公主便是朱元璋的第二個女兒。朱元璋的大女婿李祺,是韓國公李善長之子。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牽連到胡惟庸案中被殺,這時李祺早已死了。梅殷在諸女婿中便為長了。在十六個女婿中朱元璋最喜愛梅殷。那時,曹國公李文忠典國學,梅殷受命巡視山東學政,因為事情辦得出色,朱元璋曾經賜敕褒美,誇讚他精通經史,堪為儒宗,當世無不以為榮耀。

  朱元璋晚年,諸王勢力強勢。朱元璋頗為之憂慮。他曾把梅殷秘密召到身邊,囑咐他將來輔佐皇太孫 。如今燕王發難已經三年,日漸南逼,正是梅殷出力之時。他召募淮南民兵,號稱四十萬之眾 ,嚴陣以待。朝廷還派左軍都督僉事徐真,右軍都督僉事馬傅率偏師北進禦敵 。

  朱棣出師之前親撰祭文,祭奠天下陣亡將士。被祭奠者不僅有燕軍中之陣亡者,也還包括官軍中之戰死者。不管朱棣如何公開宣傳,他心裡很清楚,這場戰爭實際是他發動的。驅天下之兵馬於刀兵之陣,陷南北之人民於禍亂之中,即使上天不譴責,民心也是不會嘉許的。朱棣慣於爭取民心的手法,他的祭奠,不過是想讓更多的人為他去死,殺了人,還想讓人稱頌他的仁義之心。與此同時,朱棣還將在永平擒獲的遼東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釋放,令其歸還本衛。王雄等臨行前,朱棣向他們進行了一番說教。當然仍是「奸臣濁亂朝綱,廢成法屠我諸王昆弟以危社稷」,因此不得已而起兵的一番話。但這時朱棣不僅以釋放戰俘故意示恩,而且又常把天下生民掛在嘴邊。他說:「每戰擒獲將士,思其皆我皇考舊人,為奸臣驅迫戰鬥,蓋出於不得已,實非本心,念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盼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釋爾等。」據說,楊文軍隊在薊州、遵化一帶紀律不佳,給無辜百姓帶來不少禍患。朱棣抓住這一點,指斥楊文暴虐,這不僅更顯己之高致,而且意在離間其上下之心:「歸語楊文,所敵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嬰兒何罪?淫刑慘酷,使人痛心,不忍聞也。夫善惡報應,捷於影響,楊文不有人禍,將必有天殃。」恩莫大於活命,看來朱棣此舉收到了效果。王雄等無不被感動得痛哭流涕,對於楊文則頗生怨憤之心。王雄說道:「楊文誠得罪於天,無所逃其責。臣等愚昧,為其所誘,罪宜萬死。今蒙陛下再生之恩,當隕首為報。」朱棣此時釋俘,更有深意。他每當南征,總不免後顧之憂,遼東一翼之官軍如同他心腹之患。如果王雄等回到遼東能對楊文有所掣肘,那麼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師南征。他要爭取民心竭力把燕軍打扮成義師。但古來兵匪一家,少有行軍不禍及無辜者。朱棣雖然指斥了遼東官軍的殘暴,但他同時感到也不能不對自己的部下加以約束。他說:「靖禍難者,必在於安生民。誅亂賊者,必先在於行仁義。生民有弗安,仁義有弗舉,惡在其能靖禍難哉!今予眾之出,為誅奸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予每觀賊軍初至,輒肆殺掠,□類無遺,心甚憫之。思天下之人皆我皇考赤子,奸惡驅迫,使之夫不得耕,婦不得織,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凶暴,非為致毒於予,且復招怨於天下。」

  「今我有眾,明聽予言,當念百姓無罪,慎毋擾之。苟有弗遵,一毫侵害於良民者,殺無敵,其慎之。」

  半個月後,這時已迫近除夕,大軍駐營蠡縣汊河。燕軍的目的是避開真定和德州的守軍,從二者之隙直插山東進入淮北。但德州與真定之間也不一定會毫無阻擋,時刻都可能遇到官軍的游騎。朱棣首先派李遠帶八百騎兵偵察官軍動靜,掃清道路。

  官軍也並未因為新年而放鬆戒備,大年初一,李遠來到稿城,便遇上駐守德州的都指揮葛進領馬步官軍萬餘人渡河北上。李遠兵少,不能硬拚,他抓住戰機,乘官軍渡河未畢,出兵擊之。官軍見到燕兵衝來,稍稍退卻進入林間,意在邀李遠來戰。這時雙方都下了馬徒步交戰。官軍見李遠兵少,不免有些輕視。李遠一退,官軍便追,殊不知這是李遠誘敵之計。李遠乘機分兵潛入敵後,把官軍的馬匹全部放跑。李遠突然反攻,官軍退卻,發現馬匹已經不見了,軍心大亂,李遠帶兵乘勢衝殺,官軍大敗。這一仗官軍被斬首四千餘級。許多軍士溺水而死,不少馬匹落入燕軍手中,葛進僅以身免。

  燕軍首戰得勝,朱棣極為高興,賜璽書慰勞李遠,稱讚他的輕騎八百,出奇應變,破敵萬人,其功壯偉,即與古代名將相比也不為過分。特別是這一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本來寒冷淒穆的軍旅之中頓時充滿了喜慶氣氛。朱棣下令對能奮忠效力的李遠所部將士加以褒獎,前鋒交戰都指揮以下以至於軍校,皆升一級。

  與燕軍南下的同時,官軍則在北上。他們想在朱棣退回北平時候乘勢出擊。平安帶領數萬兵馬從真定出發,打算收復通州,朝廷正月初一下令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李遠在稿城擊敗的葛進,即是官軍北上之先鋒。朱棣銳意南進,又派朱能帶一千輕騎往衡水哨探,正與平安北進之兵相遇。不幸的是平安的兵一戰而敗,損兵七百餘,失馬五百餘,指揮賈榮也被生擒。

  朱棣挫敗了東西兩翼之敵,便帶兵從館陶渡衛河下東阿,拔東平,陷汶上,所至克捷。再向前去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了。但他並未進曲阜之境。既然是自稱仁義之師,那麼在聖人面前便不能不裝得是通達情理的一般。他對諸將說:

  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參贊化育,師表萬世。天下非孔子之道無以致治,生民非孔子之道無以得安。今曲阜闕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草一木之微者,殺無宥。鄒縣孟子之鄉,犯者罪如之。 

  這場戰爭,不僅是軍事上的較量,也是道義上的抗衡。朱棣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爭取軍心民心的重要性。燕軍經過館陶時,朱棣見一士兵因病臥倒在道旁。他立即命身邊的人牽過自己的從馬,讓病員騎上,未想身邊的人都說,大王的從馬士卒不宜乘。朱棣說:「人命至重,馬豈貴於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馬載之,則遂棄之耳。戰用其力,病而弗顧,是愛人不如愛馬也,寧輟馬以乘之。卒既獲濟,馬復何損!」傳統哲學中,從來就有一種思想,認為天地之間人為貴。一次,馬廄失火,孔子得知消息,首先便問是否傷人。朱棣借題發揮;無非是說自己得了孔孟的真傳。

  然而與之對壘的一方,同樣也舉著孔孟之道的旗幟。他們為維護朝廷,用血肉寫出了一個忠字。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絕不是一句空話。

  燕軍攻破東平,守城的指揮詹璟被執 ,知州等長官都逃得無影無蹤了。本州有一位吏目,名叫鄭華。他本為臨海人,在洪武年間任行人司行人。建文初年被貶為東平吏目。官位雖變,君臣之義不變,官職雖小君臣之義不小。他眼見即將城破地失,深感有愧君恩。他對妻子蕭氏說:「吾義可死,奈親老汝少何?」是啊,他一死方便,撇下年老的父母年少的妻子豈不要受罪。心有上下君臣之義,豈無父子夫婦之情!這蕭氏也是個深明大義的,他對丈夫的壯舉極為感動,她說:「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蕭氏痛哭泣下,大淚滂沱。這淚既為丈夫的壯舉而流,也為夫妻的情義而流。無論如何,鄭華感到十分滿足,他能以身殉國,實踐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同時又能如此為妻子所理解,即使在九泉之下,他們還會在一起的。鄭華率吏民憑城固守,力不支,不食五日而死。 

  燕軍繼續向南進,正月十五日攻沛縣。本城知縣名顏環,字伯瑋,廬陵人,是唐代大書法家魯國公顏真卿之後,聰敏耿直,能文章,善事父母,友於兄弟,睦於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建文元年,朝廷徵求人才,伯瑋以賢良應選,受命擔任了沛縣知縣。燕王起兵之初,李景隆屯兵德州,淮北民終歲轉餉。顏伯瑋善為規劃,調度有方,使民不告勞而使德州糧餉不睏。建文三年六月,燕軍掠濟寧,遊兵過沛縣,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後為阻止北軍南下,朝廷命於此地設立豐沛軍民指揮司。顏伯瑋乃召集民兵五千人,築為七堡,堅守待敵。但後來由於山東戰事告急,三千人被調去充實前線。所存僅疲弱不堪戰鬥之兵。這時,燕軍突然南下,伯瑋知力所不敵,便派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密至徐州告急。但援兵竟久而不至。伯瑋知道敗不可免,便命其弟顏玨、其子顏有為還家侍父,讓他們告訴父親:「子職弗克盡矣!」而自己下定決心與城共存亡。伯瑋徘徊庭下,壯志滿懷。來到察院,不禁題詩壁上:

  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

  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

  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

  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

  他知道自己位卑人輕,其力難以挽回天下大勢,雖不敢想望垂名青史,但既為人臣便當盡臣節,而臨死猶不忘救生民於水火。二十二日夜二鼓,燕軍攻破縣城東門,守城指揮王顯竟開門投降了。顏伯瑋見自己盡節的時刻已到,便仔細服好冠帶,登上公堂,向南禮拜,痛哭大呼:「臣無能報國矣!」自頸而死,時年五十歲。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伯瑋受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實有古君子之風。他的兒子走到半路,不忍離開父親,又回到城中。在堂上見到父親已為國盡忠,悲痛而又感佩,毅然自刎於父親身邊,成全了自己的忠臣孝子之志。 

  燕軍進城,主簿廖子清、典史黃謙也都被執。燕將想釋放廖子清,子清不願偷生,表示:「願隨顏公地下。」慷慨就義,燕將又派黃謙往徐州招降,黃謙堅絕不從,也從容赴難。 

  燕軍進逼徐州,支將王聰進攻蕭縣。知縣鄭恕率眾拒守。城破,鄭恕殉難。這鄭恕,字本忠,乃浙江仙居人。其居鄉時治尚書,攻苦食淡,雖魚釜塵甑,未嘗萌干求錙銖非所當得之心。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惟端坐講授,皜皜乎高風勁節,無有半點虧缺。寧波知府聞其賢而貧,署為昌國縣學訓導。知府派人攜書幣來聘,鄭恕不願為官,偃蹇不欲接聘,朋友交相勸說,始就任 ,不久即升為蕭縣知縣,因留心撫民,為民所愛敬 。

  在關鍵時刻能識別大義,甘願赴湯蹈火,沒有平日的修養之功是不行的。他們人在孔孟之鄉,心亦在孔孟之鄉,他們的言行絕不是為了給人看的,他們虔誠地忠實於自己的信仰。我們如果看一看能赴義守節者均為熟讀聖人之書的文臣,開城迎降或臨陣叛逃的多是習於鞍馬的武將,問題就更加清楚了。朱棣當然不能等同於一介武夫,但他口稱的「孔孟之道」也不過是廉價的宣傳品,是說給人聽的,因為他發動的這一場驅人於白刃的戰爭,本身便直接違背了孔孟君臣父子的教誨。

  朱棣此次南下,本在長驅直入。但以徐州當南北咽喉之地,又未必不想奪取。即使奪取後棄之而南進,也可使徐州的守軍不敢攝其後方可。況且這時燕軍已令各營軍士四出籌集軍糧,正是燕軍虛弱易遭攻擊之時。朱棣與諸將商議了一個破敵之計。

  燕軍伏兵於九里山下,且以百餘騎藏於演武亭。朱棣命幾個騎兵往來徐州城下,挑逗城中守軍出城。官軍慮有埋伏,堅守不出。燕軍見狀便在城外燒燬民房又向城中大喊大罵,有一個騎士還向城上射了一箭。直到傍晚,這些人才撤回。第二天,這批人又來到城下挑戰。城中守軍不勝氣憤,便打開城門,派五千人渡河追擊燕軍。追兵剛渡過河,只聽一聲炮響,燕軍伏兵衝出,官軍倉促應戰。這時朱棣本人帶領幾名騎兵繞出敵後 ,斷其歸路,使敵人腹背受敵。官軍崩潰,眾人爭相奪橋入城。不料,橋突然斷裂,士兵們紛紛落水。被殺死或溺水而死者,竟有三、四千人之多。守軍吃了這一虧之後,再也不敢出城,哪怕是燕軍單騎往來城下,也不為所動。燕軍在徐州城外逗留近將一月,得以從容整修籌糧,竟不受城中守軍干擾。

  燕王準備開赴宿州。宿州是朱棣外祖父徐王的老家。這徐王姓馬,是高皇后馬氏的父親。元朝末年,馬公以殺人亡命定遠。在那裡他結識了郭子興,並把自己的三女兒托付給郭子興。這三女兒後來被許配給朱元璋,就是後來的馬皇后。朱元璋做皇帝的時候,馬公及其妻鄭氏都已經死了。他們並沒趕上好日子。洪武二年,朱元璋追封馬公為徐王,鄭氏為王夫人,並在太廟之東建立祠堂供奉煙火。祠堂落成之日,馬皇后親自奉安神主,在祝文中自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洪武四年,朱元璋又命禮部尚書陶凱到宿州的墳前立廟,朱元璋親自撰文致祭。馬公夫妻在黃泉之下落得個身後之榮。 

  宿州就在眼前,朱棣告誡眾將士說閔子鄉是外祖徐王墳之所在,無得騷擾,違者不宥。既然朱棣一再標榜自己為高皇后嫡生,受到父母的鍾愛,便不會放過這一可用以張揚的機會。他派都指揮李讓前往徐王墳致祭,並頒鈔錠賜給徐王親族。因為在軍旅之中,朱棣不願拿也拿不出更多的東西去換取外祖之鄉感戴。他想這一萬錠紙幣就夠了。反正這時紙幣還值些錢。不用說元朝近百年間是通行紙幣的,就是洪武年間也仍然強制推行紙幣,民間如有擅用金銀貿易的是要問罪的。

  燕軍到宿州,仍擔心徐州守軍會從後面追趕上來。於是他派留都指揮金銘帶領游騎到景山一帶哨探。且告金銘以退敵之計。官軍探得金銘孤軍在後,便來追趕。但金銘並不驚慌,他們列隊徐行,乍進乍退。官軍見此狀,懷疑金銘是朱棣所設的誘敵疑兵,因而不敢上前交戰。金銘故意拖延時間,估計大軍已經走遠,便引軍渡河南下。金銘來到河邊,官軍也已趕到。這時只聽炮聲大作。官軍以為是中了埋伏,慌忙退卻準備迎戰。在官軍尚未佈陣完畢時,金銘已乘亂過了河。原來,朱棣事先在河對岸只佈置了都指揮冀英等少數幾名騎兵,約定金銘等來到河邊時鳴炮,造成設伏的假象,以掩護其過河。官軍列好陣,見到河對岸並無伏兵出現,倒是金銘已經逃之夭夭,趕赴與主力匯合。官軍深悔失計 ,但眼看著放走敵軍而無可奈何。

  燕軍繼進蒙城,駐於渦河。這時官軍主力已瞭解到燕軍南進的意圖。回師追擊燕軍,平安率馬步軍四萬人為先鋒已經趕到。

  平安的行動已為燕軍探得。朱棣命朱高煦守住大營,自己率精騎兩萬人帶三日乾糧到離開大營百餘里的地方設下埋伏。朱棣設想濱河一帶林木叢密,平安軍必定懷疑有伏,而肥河一帶地平少樹,平安軍一般不會懷疑燕軍在這裡設伏。他命令每個士兵都要準備一束火把,使列道相連。他還告訴留守大營負責警戒的士兵如見到舉火,便是與敵人發生了大戰,守營大軍可以相機而行。一火既舉而眾火相應,敵人誤以為遇到了燕軍主力,必會驚慌潰散。如是小戰,則不舉火。

  但是朱棣等在此接連埋伏了幾天,糧食差不多吃完了,也沒見官軍的蹤影。諸將沉不住氣,紛紛請求回軍,朱棣態度堅決,他斷定明後天官軍一定會來到。第二天,各位將領又紛紛請求回師,這時是馬無芻稿,士無糧食,他們認為這是「未遇敵而先自困」。朱棣並不為諸將的請求所動搖,他心中自有成算。他說:「賊引眾遠來,銳竭求戰。彼深知大軍南行,必襲我後,若敗其前鋒,則眾奪氣。」他打了個比方,說這如同銳利的兵器鋒芒一旦摧折,其刃自鈍。朱棣仍勸眾將按甲於此,再耐心等待一段時間。諸將拗不過朱棣,只得聽從命令。

  這天傍晚,朱棣命令胡騎指揮款台帶領幾名騎兵前去偵察情況。朱棣雖勸說諸將,其實他內心同樣焦急。他輾轉反側,幾不成寐。四鼓時分,只聽營外一陣輕捷的馬蹄聲,他料定是款台偵察回營,便一躍而起。他急於瞭解到敵人的情況,以證自己的決策是否正確。款台向他報告說敵軍已經在離淝河四十里的地方下營了,他們都聽到了敵人的更鼓,根據情況判斷,敵軍將到我們這邊來。朱棣聽到此,彷彿一塊石頭落了地,幾日來緊鎖的心情頓時舒展。他臉上漸漸露出得意的神色,他料想這又是一招勝算而無疑,不禁說到:「賊入吾彀中矣!」

  天剛亮,朱棣便命胡騎指揮白義、正真、都指揮劉江各領百騎出兵迎敵。他們仍然用誘敵入伏的老計策。他們將大部分人連續埋伏在沿路,而以十餘騎掠過敵營並對敵人侮辱謾罵,挑其出戰。他們商定,若敵來追,便不戰而退,直到與伏兵相合。上次從徐州南下,都指揮金銘帶兵誘敵,是以虛當實,官軍唯恐有伏不敢追擊,上了大當。而這次誘敵,是內實外虛。朱棣料定,敵人接受上次不追擊金銘的教訓,一定會再次上當。

  白義、王真他們還按朱棣所說在行囊中裝滿了草,偽充束帛,用以誘敵。遇敵追,則棄之於地。

  這天中午,白義等果然與敵軍相遇,這正是平安所率的官軍主力。平安見到燕軍不過幾名散漫的騎兵,立刻下令追來。王真等佯敗走,行囊紛紛墮地。一些追兵利於財貨,竟相拾取。這一跑一追不覺已走了二十餘里,突然燕軍埋伏呼喊衝殺而出,王真率壯士直衝官軍鏖戰,官軍死傷無算,王真在燕軍中夙稱驍將,猛雖猛,但後軍不繼,被平安軍包圍了數匝。王真受了重傷,仍殺敵數十人,他的力量漸漸不支了。王真知道自己不行了便說:「我死也不能死在敵手。」遂自刎而死 。王真是燕王的愛將,是咸寧人,洪武中,起於卒伍,積功至燕山右護衛百戶,燕兵起攻九門,戰永平、真定,下廣昌,徇雁門,從破滄州,追南兵玉滑口,俘獲七千餘人,累遷都指揮使。燕王曾對臣下說:「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此時見到王真戰死,真是痛如剜心。他氣沖牛斗拍馬上前親自迎戰。

  這時平安帶三千騎兵駐立北岸高坡,朱棣帶親隨騎兵迎來。平安麾下有一位胡騎指揮火耳灰者,這人素號驍勇,他本在燕王帳下供職,後來因公務調往京師,現在竟在前線與燕王對陣。只見他手持槊直奔朱棣而來,眼看離燕王就差十餘步了,十分危險。正在這時,只聽一聲弓弦彈響,飛出一箭,正中在火耳灰者的馬上。那馬倏然倒地,火耳灰者從馬上滾下,燕軍一擁而上把他生擒了。火耳灰者部下有一個哈三帖木兒也是個驍勇過人的騎士。他看到火耳灰者被擒,竟毫不猶豫地持槊衝突來救,沒想到又有一箭射中其馬,哈三帖木兒同樣成了俘虜。燕軍還想用同樣的方法擒獲平安,但平安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這一仗,燕軍還抓獲了林帖木兒,所擒者都是青一色的胡騎,斬首數千餘級,獲戰馬八十餘匹。 

  仗剛打完,諸將便向朱棣叩頭祝賀。至此,他們方佩服主帥的料事如神。幸虧朱棣沒有聽他們的話,否則真可能喪失此破敵的機會,那可要犯大的錯誤了。朱棣對諸將的恭維十分得意。他畢竟有大將風度,善於收拾人心。他說:「卿等謀非不善,而事或有相乖。無苦自貶抑。但有所欲言則言之。勿懲偶不中而遂默。安危與卿等同之。」是啊,他們生死的命運已經繫在一起了。諸將的忠勇是絕對可靠的。既要突出自己,又要讓眾將感到自己的感情無處不在,這是居人上者不可缺的一項藝術。

  火耳灰者被釋放後不但沒離開,仍在燕營中效力,而且成了朱棣的帶刀宿衛。朱棣身邊的人都擔心火耳灰者的忠誠,認為他雖然是燕軍舊部下,又素稱驍勇,但在官軍中時間久了,其心難測,令其舉刀在主帥身邊是不適宜的。朱棣聽罷哈哈大笑,說:「彼皆壯士,況有舊恩!今復生之,必知所報,毋用懷疑。」於是火耳灰者被命為指揮,哈三帖木兒為百戶。諸將都歎服朱棣的坦蕩胸懷和推誠任人的大度,心中更暗自確信自己在侍奉一位明主。然而他們根本想不到,在火耳灰者投奔燕邸之初,即已與朱棣以生死相許,這些憨直的蒙古人是不會輕易背其舊主的。他們在陣前接連被擒獲,這其中難道沒有一點奧秘嗎?

  第二天,朱棣派遣胡騎指揮薛脫歡領軍前往宿州哨探,那裡是敵人重兵所在,燕軍南下可要闖過這一關。這時燕軍已深入到官軍牢牢控制的地區,不但遠離藩邸,而且四面都是敵軍,隨時都可能遭到圍擊。燕軍欲勝只速戰一策。而敵軍此時正駐宿州,廣積軍糧,做持久打算。朱棣知道與官軍硬戰是不划算的。他決定仍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派兵騷擾糧道,切斷其供給。他派都指揮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阻截官軍糧道。劉江竟然趑趄不前。朱棣大怒,欲將劉江處死,在諸將竭力乞請下才獲免。朱棣又派都指揮譚清領兵百餘再往徐州。他到徐州遇到運糧官軍運糧船便進行襲擊,頗取得了一些勝利。既而譚清又循河而南,至淮河五河口。這五河在鳳陽府東北,東南有崇河,西北澮河、沱河,東北潼河並於此合流入淮,故稱五河口,地之西北有上店巡檢司 。位於渙水(澮水)和淮河的交界之處,是官軍運糧車船的必經之地。譚清帶兵沿水陸燒燬運糧車船不可勝計。譚清回軍走到了大店,不料遇到了官軍。譚清兵馬少,受到官軍包圍。譚清且戰且行。在危急之中,只見前面煙塵滾滾,殺出一標人馬。譚清不免大驚,但定睛一看,那人馬之中大旗上分明寫著一個「燕」字,原來是朱棣親自帶兵趕來接應。隨之衝殺的有火耳灰者,出入敵陣,手殺十餘人。官軍退卻,譚清引眾突圍而出,反過來又與朱棣合兵向官軍反擊,官軍大敗,向南退去,宿州失守。

  從小河到靈壁

  官軍向南退卻,燕軍隨後綴之,前後相距十餘里。朱棣派遣都督陳文、李遠前往淮河哨探,擊敗了淮河守軍,奪了他們的幾百匹馬還差點奪了他們的浮橋。

  四月十四,官軍在前,燕軍在後,相繼來到小河。小河又名睢水,西自河南永成縣流入,東至睢口,注入黃河。 朱棣說:「賊勢窘迫,必求一戰,我據險以待之,使進則搤其吭,退則拊其背,不日之內可擒矣。」他命令都督陳文、內官狗兒去河北要衝之處斷水為橋,令步兵輜重先渡過河,騎兵隨之,然後派兵把守此橋,以困敵軍。

  第二天,何福率官軍沿河佈陣,綿亙十餘里,張開左右兩翼,緣河向東推進。朱棣常領騎兵應戰,官軍騎兵不是燕軍的對手,敗走。何福命步軍蜂擁而上,爭奪渡橋,又為陳文戰敗。何福率軍上前應援,兩軍展開游戰,斬陳文於陣中,官軍趁勢衝殺過橋,平安轉戰至北阪,挺槍向燕王刺來,眼看就要刺中,而平安的坐騎忽然馬失前蹄,蹶地不前,燕軍番將王騏見燕王危急,衝入陣中,拽起燕王便走。朱棣二子朱高煦率都督張武,內官狗兒率一批勇士突然從林間衝殺出來,與朱棣率領的騎兵合為一股,聲勢再起,官軍不能阻擋,大敗。

  燕軍越殺越勇。前後斬殺官軍兩萬餘人,不少人爭河而南溺死水中,屍體堵塞,河中一時為之斷流。官軍將領丁良、朱彬也成了俘虜。這時,官軍退回南岸,燕軍也不能過河,兩軍隔河相持。 

  幾天過去了,戰事並無進展,只是天氣越來越熱。這時官軍的糧食已使用盡了,士兵只能采野菜充飢。朱棣得知官軍的情況,說到:「賊眾饑甚,今與之相持,彼居南岸,便其饋餉。更一二日,運糧稍集,賊眾得濟,難以破之。」朱棣想乘官軍糧餉不濟之機,一舉打敗官軍。於是他下令留下守橋士卒千餘人不動,暗中親自帶大軍輜重向東轉移,在離官軍三里的地方,趁半夜渡河到南岸,繞到官軍之後。燕軍調動完畢,官軍竟然沒有發覺,到了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於是官軍馬上又將隊伍調轉,與燕軍對陣。

  二十二日,燕軍與官軍在齊眉山發生了一場激戰。這座齊眉山不是在易川西南百里的齊眉山,當年平安引真定之軍援救房昭,曾經敗績於易縣齊眉山。這座齊眉山在安徽鳳陽府靈壁縣西南三十里。山八字開,如同兩道眉毛並列,因此稱為齊眉山。兩軍激戰,自午時(11點—1點)至酉時(5點—7點),互有傷亡,不分勝負 ,此時大霧瀰漫,戰陣中難辨敵我,於是雙方各自收軍還營。

  第二天一早,官軍趁大霧撤離營地。大霧雖然可以隱蔽軍事行動,但也給行軍帶來不便。官軍竟然在大霧中迷失方向,在山麓繞了很久而沒能離開原地。到中午,霧氣散盡,官軍發現仍在原地,不禁大驚,而此時燕軍已經追來,官軍被迫拒守,挖壕塹以御燕軍。官軍所到之處,都要挖壕築壘,有時,士兵通宵修築好的壕壘即將完成,第二天一早又放棄撤離,為此士兵疲憊不堪,使戰鬥力大受影響。與此相對的是燕軍行軍。不挖塹壕,不築營壘,只是分佈隊伍,列戟為門,因此將士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但是,燕師長驅南下,深入朝廷統治的中心地區,所遇的阻力越來越大。官軍在糧餉供給和後繼援軍方面都佔有優勢。另外,當時天氣已經日漸炎熱,主要是濕氣薰蒸,使來自北方的士兵大為不適,他們體力困乏,甚至染上疾病。多日的相持使燕軍產生厭戰情緒。一些將領紛紛向燕王請求擇地休息士馬。二十三日這一天,諸將相繼來到燕王帳下,又向燕主提起此事。他們說:「今我軍深入,與敵相持。盛夏行師,兵法所忌。況淮土燕濕,暴雨連作。我軍畏熱,倘生疾疫,則非我之利。」他們七嘴八舌提出解決辦法,有人說:「小河東平野多牛羊,且二麥將熟,糧食充足。若渡河西擇地駐營,休息士馬,觀畔而動,萬全之道也。」

  面對眾將的請求,朱棣不免心焦。他已經幾天沒有解甲了。他沒想到諸將會如此畏難,他頗有慍怒,說道:「兵事有進無退!」接著,他又耐下心來對諸將解釋說:「卿等所見,拘於常算,非知通變者也。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今賊眾屢敗,心膽俱喪。糧道匱乏,土有菜色,日夜待■,眾志蕩離,亡在旦夕。」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是一個統帥必備的素質,朱棣也很善於此道。他又說:「我所以引其南來者,賊軍多南士,久勞於外,孰不思家,若大敗之後,各歸故里,豈復能合?」朱棣很巧妙,他把本來是南軍的優勢反說成是弱點,若說思鄉,燕兵遠離故土,不是更要思歸嗎?朱棣可稱得上是個詭辯家。接著他又說不能渡河的理由。他說:「一渡小河,懈我士心,且賊糧餉已達淮河,相去不遠。如敵得到糧餉接濟,軍勢復振,我軍便難以與之久戰了。今應乘彼饑疲,截斷其糧道,可以坐困,不戰而屈之。」最後,他又強調說:「我軍深入,利已在我,不可少緩,容賊為計。」孤軍深入為兵法大忌,朱棣硬說形勢有利,諸將當然不滿意,所以仍然七嘴八舌地提出反對。這時,只有朱能站出來,支持朱棣的意見。他說:「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系自阻?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履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以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朱能說罷,朱棣大為讚賞,撫掌歎道:「爾言深合吾心。」

  諸將聽燕王與朱能都這樣說,雖然不同意但也都不做聲了。朱棣知諸將仍舊不服,但此時他已不能強行命令,他想試探一下有多少人願意跟著他走,他估計多數人可能會支持他。於是他說:「有欲渡河者從左,不欲者右。」此話一出,多數紛紛站到了左邊,只有少數幾個人站到了右邊,而王忠立於中間,不做可否。朱棣見眾將的表現大出所料,不禁怒道:「欲渡河者,任其所之!」諸將見朱棣發怒,也都不敢再說了。這是一次決心與意志的較量。最後,燕王還是以其堅忍不拔,取得了決策的主導權。

  戰爭勝負,往往在瞬息之間,而糧餉則是軍隊的命脈。朱棣決定派兵截斷官軍糧道,並以此分散官軍兵力,他派遣朱榮、劉江等將領輕騎出擊。他囑咐說:「若賊眾,爾等且戰且行,以撓其力,慎勿與鏖戰。引之漸近,可馳來報。」

  當時官軍何福欲移軍就糧,朱棣親自率大軍緊隨其後,白天命游騎擾亂官軍的樵采,夜間派勇士偷襲官軍營地,使官軍不得休息。官軍被迫分兵護糧。而朱棣為此又是幾天不解甲了。

  四月二十五日,何福帶軍移至靈壁,與平安合兵。並築深塹高壘,想以持久戰拖垮燕軍。但朝中饋餉受阻。當時朝廷饋運糧五萬石,平安率馬步軍六萬人押餉。二十七日,朱棣率精銳萬餘人前來截斷餉道,並派朱高煦帶數萬人伏於林間,以待官軍戰疲,突出擊之。結果官軍在燕軍衝殺下被一截為二,行伍大亂。這時,何福動用在靈壁的全部兵馬前來援救,斬殺燕軍數千,燕軍的攻勢才稍被打退。而此時朱高煦在林中的伏兵又起,朱棣又帶兵反擊,形成對官軍的夾擊之勢。官軍漸漸不支,何福遂敗走,退入營中,堵塞壘門,堅守不出。

  因為軍糧不濟,何福軍不能長久支持,這天晚上,何福與軍士謀劃突圍。他下令要求軍士到第二天一亮,聽到三聲炮響便開始突圍,向淮河一帶就糧。第二天一早,朱棣不給何福喘息之機,率大軍向官軍營壘發起進攻。朱高煦帶眾將士率先登上營壁,眾人蟻附而上。這時燕軍發出三聲炮響,營中官軍以為是自己突圍的信號,紛紛向營門擁去,兩軍相遇,官軍猝不及防,大亂。營門擁擠無法衝出,許多人從營壁上向外跳下,掉在塹壕,被燕軍殺死。指揮使宋瑄力戰而死,何福單騎逃去,平安遂敗。左副總兵都督陳暉前來援救,也敗。於是陳暉、平安以及右參將都督馬溥、都督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都成了燕軍的俘虜。同時被俘的官員還有內官四人和監軍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 等一百五十餘人。燕軍繳獲馬匹兩萬餘。燕軍攻破營壘,朱棣一再傳令不許妄殺,軍官因此投降的達十萬人。這是官軍空前的一次慘敗。

  平安久駐真定,屢次打敗燕軍,曾斬殺燕軍驍將數人。燕將都對他懼怕三分,無人敢直接與他交鋒。現在平安被俘,燕軍歡聲動地,說:「平安,平安,吾屬自此獲安矣!」燕軍官兵無不想將平安處死,但朱棣深知平安的指揮才能,不忍將其處死。朱棣派都指揮費■等將陳暉、平安等人送往北平。平安感朱棣不殺之恩,終於投降了燕軍。對於在軍中被俘的文官,朱棣將他們一律放還。但陳性善自感監軍兵敗,有辱詔命,無顏再見皇上,便鄭重地穿好朝服騎馬躍入河中自殺了。其友黃墀、陳子方也同他一起投河自殺而死。彭與明撕裂冠裳,改換姓名與劉伯完等都不知去向。王貴因監護軍餉而被俘,被朱棣釋放後,走還鳳陽,跟隨知府徐安參與防守任務,仍與燕軍作戰。

  直趨長江

  在朱棣帶兵南下,北方空虛之時,建文帝接納了齊泰、黃子澄的建議,調都督楊文率領遼東兵十萬前往濟南,與鐵鉉合兵,以斷絕燕軍的後路。但這支軍隊行至直沽,便遇到了燕將宋貴等人的攔擊而失敗,竟無一人到達濟南。這時已是五月初一日。

  在南方,朱棣的軍隊繼續向南挺進,五月初七到達泗州。泗州在鳳陽府地界內,在府正東偏北二百一十里。南濱淮河,有汴水自城北向南流入 。鳳陽府是朱元璋的老家。朱棣一進泗州境,便百感交集。他從就藩離開南京,就一直沒有再到鳳陽來,他又想起了當年與眾兄弟一道回老家祭祖墳的情景,父親太祖高皇帝希望他們個個成材,以支持大明江山,沒想到高皇帝一閉眼大家便兵戈相向,但此時燕軍大兵壓境,泗州竟是一片和平景象,毫無戰爭的準備。難道他們對不久前近在咫尺的靈壁發生的戰鬥一無所知嗎?

  大軍開到泗州城下,只見城門洞開,守城將領指揮周景初等早已率眾等候在城外,原來他們是要獻城而降的。周景初先命人通報了姓名,然後向朱棣施禮。朱棣說:「未攻城而先降,何也?」周景初說:「此處寺中有一僧伽神最為靈驗,水旱疫疫必禱於神,有疑必卜問,吉凶悉響應。殿下兵未至,臣等齋詰禱於神,問:『降與守孰吉?』是夜夢僧伽神告曰:『兵臨城,速降則吉,不降則凶。』是以即降。」朱棣說:「人心之靈,妙於萬物,爾先覺,故神亦告。」朱棣大喜,下令為周景初等人升爵。周景初不戰而降,並說托神的旨意,也許是一段附會的故事。有人懷疑周景初早已暗中通結燕軍,上面一段話,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看其投降後馬上被升爵,便可知這種推斷大致不錯。

  在泗州使朱棣浮想聯翩的,還因為這裡是朱明皇室祖陵的所在地。祖陵在泗州■城之北,是朱元璋祖父朱公的墓。朱元璋出身貧寒,祖父之墓最初不過一抔黃土。朱元璋即皇帝位後,不僅加修了封土,而且設了祠祭署,有一名奉祀官專門管理祭祀,設了陵戶二百九十三戶。到洪武四年,又在此地建立了祖陵廟。廟中奉祀德祖、懿祖、熙祖的神位。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標前往泗州修繕祖陵,在祖陵鄭重地埋葬了三祖帝、後的冠服 ,這祖陵儘管虛多實少,卻極具象徵意義。在宗法君主制社會中,對祖宗的崇拜是至為神聖的,更何況是皇帝的祖宗!

  朱棣帶領部下拜謁祖陵,不禁涕泣沾襟。他說道:「橫罹殘禍,幾不免矣。幸賴祖宗神靈庇佑,今日得拜陵下。霜露久違,益增感愴。尚祈終相庇祜,以清奸憝。」朱棣拜畢,在陵前佇立良久,又前後左右看了半天才離去。

  這時,一些住在祖陵周圍的父老鄉親也絡繹來到軍門。這時朱棣的王號早被廢除,論身份,不過是庶人,但他畢竟是龍種而且此時他帶大兵壓境,將來南京的寶座落在誰手還不一定呢。父老們前來見朱棣,真說不上是歡迎他或擁戴他,更確切地說,他們不過作為第三者,坐山觀虎鬥,最終樂見其成而已。朱棣很高興地接見了各位鄉親父老,賜給他們牛酒及鈔幣,並加以慰問,然後命人送他們離開。

  淮河是進入京師(今南京)的第一道屏障。燕軍兵臨淮河,使京都朝野大為震動。大將盛庸帶領馬軍、步軍數萬人、戰船千艘,列於淮河之南岸。燕軍列於北岸,與官軍相對。

  當時渡過淮河向南京進軍的路線有三條,一是走鳳陽,二是走淮安,三是直趨揚州。朱棣召集諸將,商議行動方案。有人主張先取鳳陽,切斷官軍援軍之路,發大兵進攻滁州,奪取和州,集船渡江,再派一支軍隊,向西攻打廬州,奪取安慶,這樣便可控制長江天險。另一些人說應先取淮安為根本,然後攻打高郵、通、泰,直抵儀真、揚州,這樣可以放手渡江,無後顧之虞。

  但這兩條路線都有困難,朝廷為堵截燕軍南下,已在鳳陽、淮安等地佈置了重兵,當時擔任鳳陽守將的是都督同知孫岳,知府是徐安。孫岳為防備燕軍,早就大修戰守器械,甚至將朱元璋所修的寺廟拆毀,用其木材製造戰艦,並加緊操練,使樓櫓戈甲都合陣法 。知府徐安亦帶人拆毀浮橋,斷絕舟楫以遏止燕兵 。再看淮安方面,當時鎮守淮安的是附馬都尉梅殷,梅殷是朱元璋之女寧國公主的丈夫,於皇族是至親,與朱棣稱兄弟。梅殷以總兵官身份鎮守淮安。梅殷悉心防禦,號令嚴明。朱棣攻破何福後,便想從淮安南下。他派人送信給附馬都尉梅殷,說是要到南京進香,請求梅殷借路。梅殷自然知道朱棣不過是找個借口,義正辭嚴地說:「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朱棣得知梅殷此言,大怒,又一次寫信給梅殷,說:「今興兵除君側之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但梅殷絕不示弱,他命人將使者的耳鼻割掉,並對他說:「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這是朱棣的一根最不能觸動的神經。興兵發難,本是亂臣賊子,有何君臣大義,燕王為之氣沮 。

  這樣,燕軍南下,從泗州只有突破淮河直趨揚州一條路可取,朱棣說:「鳳陽樓櫓堅完,所守堅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他提出乘勝鼓行,直驅揚州、儀真,因為這兩城防守單弱容易攻取。而得到儀真、揚州之後「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奪取鎮江,連攻常州,遂舉蘇松及江浙,西下太平,撫定池州、安慶」。到那時,「江上孤城,豈能獨守」。朱棣為諸將描繪一幅順利奪取南京的美妙圖畫。但實際上,選取從中路突破的方案也是客觀形勢決定的。

  方案既定,朱棣便擺出一副要渡河的架式。他命將士將船隻靠在岸邊,編造竹筏,揚旗鼓噪,虛張聲勢。與此同時,朱棣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帶數百人西行二十里,偷渡淮河。這裡官軍並無防備。燕軍過河,從後面逼進軍營,鳴炮發起進攻。這突降的燕軍使官軍一時摸不清頭腦,一時營中大亂,指揮官盛庸無法控制局面。在混亂中,盛庸來不及上馬,被部下架上了船,才得脫險。燕軍偷襲成功,官軍不戰而潰。大批戰船被燕軍繳獲,大隊人馬順利渡過淮河,同日,燕軍攻克了盱眙。

  五月十七日,朱棣派遣都指揮吳玉前往揚州招諭。官軍在揚州設防嚴密,但揚州守將分戰降兩派。揚州衛指揮王禮便是主張舉城投降的一個。監察御史王彬、鎮守指揮崇剛堅決抗戰,夜不解甲,嬰城固守。他們發現了王禮的異常舉動,便將他囚禁了起來,其黨徒也都被關入了監獄。朱棣命人射箭送信紿城中,申明有能縛王御史降者,給予三品官。但王彬身邊常有一力士相隨,此人可力舉千斤,人們憚於力士的勇武,無人敢靠近王彬。王禮的弟弟王宗為救其兄,便給力士的母親送了大批禮物,通過她將力士騙出,乘王彬解甲而浴的時候,將其抓獲。千戶徐政、張勝等帶領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將王禮從監獄放出,並抓獲了指揮崇剛,開門迎降。崇剛、王彬不屈而死。可以看出,當時朱棣的勢力早已暗中伸延到南方,王禮等的出降是早有預謀的。當時與朱棣暗中勾結的還不止王宗、徐政、張勝、吳麟這些,另外,揚州衛指揮僉事李政、揚州衛舍人柳琮、揚州衛副千戶王儀等都是拱手而降的。

  五月十九日,朱棣帶兵至天長,揚州衛的王禮等一行人便趕來軍門求見了。燕軍不費一刀一兵,揚州城便落入燕軍手中。朱棣命王禮同都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州、泰州,接著揚州府高郵等衛指揮王傑率眾來降,通、泰相繼歸降,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張本也率眾來降。二十日,燕軍西上六和,打敗駐守官軍。至此,江南的門戶已完全打開,燕軍加緊整備舟師以待渡江。

  燕軍控制了江北郡縣,朝中君臣憂心如焚。二十日,建文帝下罪已詔,並派御史大夫練子寧、右侍中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刑部侍郎金有聲、國子祭酒張顯宗等四出徵兵,號召天下勤王,同時將被放逐的齊泰、黃子澄召還共同策劃防守大計。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等先後起兵入衛。建文帝命姚善兼督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五府之兵。建文帝向四方發下的詔書寫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奉皇祖寶命,嗣奉上下神祇,燕人不道,擅動干戈,虐害百姓,屢興大兵致討,近者諸將失律,寇兵侵淮,意在渡江犯闕,已敕大將軍率師控遏,務在掃除,爾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使及諸衛文武之臣,聞國有急,各思奮其忠勇,率慕義之士,壯勇之人,赴闕勤王,以平寇難,以成大功,以扶持宗社。嗚呼,朕不德而致寇,固不足言,然我臣子豈肯棄朕而不顧乎?各盡乃心,以平其難,則封賞之典,論功而行,朕無所吝。故茲詔諭,其體至懷。 

  當時燕軍往來於江上,沿江南北郡縣紛紛秘密投降了朱棣。京師內外臣民讀了建文帝的語書,惟有慟哭而已。

  這時方孝孺向建文帝獻策說:「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北兵不習舟楫,我借長江天塹,與之決戰於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建文帝乃請得皇太后之命,派遣慶城郡主前往燕軍議和。

  慶城郡主是朱元璋從兄蒙城王朱重的四女,輩分上應是朱棣的從姐。親叔侄之間的糾紛現在要由這位堂姐來調解了。作為女人本不得參預國事,但此次燕兵南下,實是宗親之內自相殘殺,既是國事,又是家事。戰場上不得解決的問題,能否用骨肉親情感化呢?五月二十五日,她渡過浩浩江水,登上北岸,又經過層層防守來到這純粹是男人的世界。自從朱棣於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後,他們就沒見過面。她想不到會在此時在戰場上相見。朱棣離座迎接老姐姐的到來,他們都已顯得老了,特別是朱棣,幾年中風餐露宿,有時幾天身不解甲,看得出臉上的勞碌風霜,但比過去顯得更雄健英武了。朱棣見了郡主不禁流淚痛哭,說道:「我父陵土未干,我兄弟頻見殘滅,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且一入讒臣之言,即如膠漆不可解,至親之言,縱傾吐肝心,如水灑石。今我之來,豈得已哉!」說罷又哭。郡主聽此言也淚下沾襟,朱棣先聲奪人,這位長於深宮的郡主當然不是對手,竟說不出話來。朱棣問道:「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說:「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被拘之。」朱棣聽罷更悲不自勝。郡主想起了來此的使命,請朱棣允許割地講和。朱棣老謀深算,哪裡聽得進去這話呢?他心裡早知「此奸臣欲緩我以俟外兵耳」。朱棣振振有辭地說:「吾受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且吾來,欲得奸臣耳,在清朝廷、奠安宗社,不在土地,吾分地自有皇考所命者,富貴足矣,不願贏餘。但得奸臣之後,竭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祗奉藩輔,豈有他望。此奸臣欲姑緩我,以俟遠方之兵耳。我豈為所欺哉!」面對朱棣滔滔不絕的申辯,郡主無以作答,沉默良久,只得辭還。朱棣送郡主走出營門,又對郡主說:「為我謝皇上,我與皇上互親相愛,無他意也。幸不終為奸臣所惑耳!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矣,賴宗廟之靈垂佑,相見有日也。」朱棣的話中,不難感到一種得意的神采:第一,我不吃你們那一套,第二,我就要進京了!

  朝中上下,期盼郡主此行可稍緩燕軍,及郡主還京,說朱棣無意停止南下,無不大驚。建文帝再以此事問方孝孺。方孝孺說:「長江可當十萬兵,江北船隻遣人盡燒之矣,北兵豈能飛渡?況天氣蒸熱,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若遽渡江,祗送死耳。何足以當吾師!」

  按方孝孺的判斷,北兵不至於立即可以渡江,這樣,四方援兵便可趕到。但他沒有想到的一個因素是沿江衛所有不少將士早已暗中投降了朱棣。

  燕軍面對長江天險,確實是遇到了困難,北岸的船隻多已被焚燬,用什麼渡江,這要靠眾將士齊心協力了。於是有人出主意,挑選了一些老家在南方善於泅水的士兵,用豬皮囊充氣環繫在腰間,泅水偷渡進入南岸,對南方的船只能奪的奪,不能奪的予以焚燬。幾天中,燕軍奪了不少船,也毀掉了官軍的許多船。 

  燕軍中有一個士兵叫作鈕阿卜,本是燕山衛的一名士卒。但他的老家在江蘇。長期離鄉在寒冷的地方當兵,早就厭倦了。燕兵進到江北,又勾動了他的思鄉之情,他決定一走了之。於是悄悄離開軍營,憑著年輕時練就的好水性浮水過江,逃回老家。沒有想到,阿卜在靠近南岸時卻遇上了官軍的運糧船。官軍健卒都抽調到作戰部隊中去了,運糧的都是老弱士兵,他們對突然出現在眼前的燕軍士兵驚駭不已。這真是麻桿打狼兩頭害怕,阿卜在官軍運糧船前也擔心被捉。於是他故作聲勢,壯起膽來向運糧官軍大聲恫喝說:「燕兵即將大舉過江,你等要想不死,就趕快隨我投降,否則將會被殺得一個不剩!」阿卜本想將運糧■嚇走,自己好逃脫;沒想到這些運糧老弱軍士竟真的跟著他投奔了燕軍。阿卜逃跑回家沒成卻立了功,後來得了獎賞並被提拔。

  六月初一,朱棣命都指揮吳庸集合高郵、通州、泰州的船於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進至浦子口 。浦子口與京城隔江相對,是離亦城最近的北岸港口,朱棣可能是要作一試探,看能否在這裡渡江。官軍在這裡設防嚴密,燕兵遭到激烈的抵抗。大將盛庸在浦子口迎戰燕軍,將其打得大敗。一仗下來,燕王感到雖然京師近在咫尺,可是並不容易攻克,況且長江天險在前,渡江也是個大問題。難道就此罷手,議和北還嗎?朱棣絕不甘心於功敗垂成。方在遲回之間,朱高煦帶領蒙古騎兵趕來。朱棣心頭的一縷浮雲一掃而光,立刻振起了精神。他一手仗劍,一手撫著朱高煦的背說:「勉之!世子多疾。」的確,每到征戰的關鍵時刻,都賴朱高煦的緩急相救,因此他得到朱棣的深深倚重。遠在北平擔任留守的世子朱高熾,怎能與這個跟隨左右馳騁疆場的兒子相比呢?朱高煦也自恃勇武,又多有戰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寵幸,朱棣「世子多疾」的暗示不是說他將來有可能代替世子嗎?可惜朱棣英鷙洞徹,目前,這場與侄兒之間的拚殺尚未了局,又種下將來諸子兄弟之間拚殺的禍根。朱高煦聽了父親的話,大受鼓舞,帶眾與官軍拚死戰鬥,很快扭轉了戰局。盛庸兵退屯高資港。

  高資港在長江南岸,與江北瓜洲渡相對。朱棣大兵集中在瓜洲。此前派狗兒等到浦子口不過是去探一下虛實,盛庸判斷燕兵可能會在瓜洲渡江,因此在高資港嚴陣待敵。朝廷感到大戰在即,恐盛庸獨立難支,便派遣都督僉事陳瑄率領舟師前往援助,但陳瑄卻降了燕軍。這時官軍擔任監軍的是兵部侍郎陳植。陳植親臨江上,慷慨誓師,決心遏燕軍於長江以北。但官軍中有個都督名叫金甲,卻倡言燕兵不可抗,不如繳械迎降。金甲遭到陳植的嚴厲斥責,被指為不知逆順,不懂君臣大義。他惱羞成怒,竟將陳植殺死,投降了燕軍 。臨陣之際官軍將領的紛紛叛變使官軍力量大遭破壞,盛庸已成孤軍。

  而此時朝廷中暗中與朱棣勾結的大臣也不斷派人前來向朱棣獻渡江及入京城之策,江南的防守已從內部垮了下來。朱棣決定抓住戰機,強渡長江,向帝座發起最後的衝擊。

  六月初二,朱棣帶領部屬來到江邊,面臨江南已經設好香案犧牲。旌旗肅穆,幡帶當風,將士們列隊而立。在渡江之前朱棣要親祭大江之神。幾年的征戰,能否成功就在渡江一舉了。他希望江神能夠保他們順利渡江。朱棣帶頭向江神恭敬地禮拜,眾將也隨之行禮。禮畢之後朱棣從侍者手中接過祝文,高聲朗讀道:「予為奸臣所迫,不得已起兵御禍,誓欲清君側之惡,以安宗社,予有厭於神者,使不得渡此江。神鑒孔邇,昭格予言。」讀畢再次施禮。

  第二天,六月初三,朱棣又集合部眾舉行誓師。誓詞說:

  群奸構亂,禍亂邦家,扇毒逞兇,肆兵無已。予用兵御難,以安宗社,爾有眾克協一心,奮忠鼓勇,摧堅陷陣,斬將搴旗,身當矢石,萬死一生,於今數年,茂功垂集,在戮力渡江,翦除奸惡,惟慮爾眾,罔畏厥終,僨厥成功耳。

  夫天下者,我皇考之天下,民者,皇考之赤子,順承天體,惟在安輯,渡江入京,秋毫無犯,違予言者,以軍法從事。

  嗚呼,惟命無常,克敬惟常,爾惟懋敬,乃永無咎。 

  朱棣對大家說:「行百里者其半九十,若等勉之!吾既至此,奸臣當已魂飛魄死,然困獸猶鬥,不可不慮!」 

  這一天,燕軍大舉麾師渡江。這又是一場空前的臨江決戰。當年孫劉聯軍曾在赤壁大敗曹操南下之軍,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如今的形勢則完全不同,燕兵以叛逆之師自北方而來,遠離後方又不習水戰,朝廷方面不僅是以正擊邪,而且兵多勢眾,表面上,官軍從高資港上下、沿江二百里都設有防軍,但不幸的是,將心叛離,防線早從內部開始瓦解。而燕軍則乘勝鼓勇,孤注一擲,志在必得。

  朱棣率師渡江,舳艫相街,旌旗蔽空,戈矛曜日,金鼓之聲震天動地。這一天天晴氣朗,微風飄揚,長江不波。千萬艘戰船橫穿江面,如履平地。燕軍一路南下節節獲勝,早在南京傳為神兵,雖然忠於朝廷的文武仍主張堅決抗戰,但是士兵卻對燕兵有一種無名的恐懼。燕軍船隻黑鴉鴉一片從江面上壓過來,官軍整軍以待,等他們逐漸靠近。眼看燕軍已到了眼前,朱棣指揮前鋒鼓噪登岸,數百名精銳緊跟著也衝了上來。盛庸帶兵起而應戰,但無法抵擋燕軍的勇猛,迅速崩潰。官軍士兵紛紛拋掉武器向山上散去,盛庸乘單騎逃走。來不及逃走的紛紛解甲投降。為了南京的防守,朝廷調來大批海船,列於江面上,此時也都投降了燕軍。

  拒絕割地講和

  燕軍幾乎是在沒有遇到什麼抵抗的情況下順利地渡過了長江。高資港西距京師一百餘里。受到勝利鼓舞的諸將紛紛要求直接向南京進發,但朱棣提出要進攻鎮江。鎮江在高資港之東,兩地緊鄰。朱棣說:「鎮江為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譬之人患疥癬,雖不致傷生,終亦為梗。先取鎮江,斷其右臂則彼勢危矣。」

  朱棣命投降官軍的海船上都懸掛起黃旗,在江中往來。鎮江城上的守軍遙望江中船隻旗幟都改變了顏色,知道他們都已投降了,在驚愕之餘,都感到大勢已去。鎮江守將指揮童俊早有異志,此時見時機已到,便率眾投降了燕軍。

  在京師周圍,鎮江處於要害之地。當燕軍臨江京師緊張備戰之時,刑科給事中常熟人黃鉞因父喪,丁憂在家。方孝孺前往弔唁時,他們曾屏去閒人討論國事。黃■說:「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將有異志。」 他一直關注著鎮江的防守,當然會注意到鎮江的守將。一個人的內心,常常會通過眼睛表現出來。童俊既已心懷二意,那麼當他在皇帝面前奏事時就會「視遠言浮」。童俊的投降證實了他的判斷。

  六月初八,燕軍進駐龍潭。在這裡已可以遙望鍾山了。朱棣一望鍾山,不禁愴然泣下。諸將對朱棣流淚不解,問道:「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為?」朱棣說:「往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孝陵,是以悲耳。」朱棣是越說越傷心,弄得諸將也跟著掉了不少眼淚。

  燕軍日日逼近京師,宮中的氣氛更加緊張。靖江衛王府長史蕭用道、衡王王府紀善 上書中論戰守大計,對當政大臣頗有批評。建文帝將上書交給群臣討論,想不到一位當政大臣 竟盛氣詬罵二人。右副部御史練子寧對這位當政大臣的專橫極為不滿,起而說道:「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這位罵人的當政大臣自知國事弄到這步田地,自己有推卸不了的責任,也感到了慚愧,停止了詬罵。但面對燕軍的南下,舉朝上下仍然計無所出。有的建議建文帝逃往浙江,有的建議逃往湖湘,莫衷一是。前線的惡噩一個接著一個,沿江海船都已投降了燕軍,燕師渡江,鎮江守將投降,一向不懂得著急的建文帝此時憂心如焚。他徘徊於殿庭之間,看著身邊一群噤聲不語的文武官員。他們平日裡高聲闊步,談古論今,如今竟拿不出個安邦救國之策!建文帝忽然停住腳步,令內官傳方孝孺進宮。

  方孝孺此時正在家中養病,但宮內宮外的事,他一刻也未從心中放下。聽到皇帝召見,他趕忙強起赴朝。照例文官要從東華門進宮入朝,他老遠地在東華門外就下了馬。他緩步走進東華門,進入文華殿。天氣已經很熱了,他本來身體就欠佳,此時又將朝服冠帶裹得嚴嚴的,身上早就是大汗淋漓了。他想在文華殿略作喘息,落落身上的汗,等待皇帝接見,但剛一落座喘息未定,內臣便宣皇帝召見。他緩步走上奉天殿的台階,一下就感到了宮中緊張的氣氛。皇帝並沒像以往一樣端坐在御座上,而是在殿中走來走去。皇帝開始似乎並未注意他的到來,他看到本來就文弱的建文帝,此時更增加了幾分疲憊和憔悴。在國家危機存亡之秋,正是需要為天子分憂的時候。方孝孺此時的心也如同火焚,他恨不得拼一腔熱血拒敵於疆場,但他感到屯聚於城外的賊兵就如同這身被汗水濕透了的朝服一樣,裹在身上解不掉,甩不開。建文帝覺察到他的到來,突然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也顧不得君臣禮儀,近頭就問:「今事已急,請問先生計將何出?」方孝孺早在路上就想好了要說的話,略加思索,便答道:「今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為守,城外積木悉運入城。」方孝孺提出的辦法,正是堅壁清野的辦法。他希望燕軍在城外得不到物資支持,不能久駐,同時固守堅城以待援軍。

  建文帝聽從了方孝孺的建議,於是下令調遣軍民商賈及諸色人臣,趕赴城外,日以繼夜,拆除屋宇,搬運物資,不給燕軍留下任何可用的東西。拆下的磚瓦木料越積越多,家園毀壞後搬出的物資到處都是。當時天氣炎熱,拆物運物的人們又得不到休息,苦不堪言,時間長了不免嗟怨之聲。形勢日益緊張,督役的人限令盡快將物資運完,實在運不了的,便放火燒了,大火連日不息。與此同時,另一批軍人民夫在日夜加固京師的城牆,夯土喊號之聲不絕於耳。人多手雜,指揮不善,修築又不得法,剛築好的一段牆又被震塌了,只好再築。

  方孝孺仍希望能借和談推遲燕兵的進攻。他又向建文帝建議說:「前遣郡主未能辦事,今以諸王分守城門,再遣曹國公李景隆、茹尚書(茹□)、王都督(王佐)往督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用覘其虛實,且以待援兵至。那時,選精銳數萬,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則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於是建文帝下令谷王朱穗、安王朱楹分守都門,派李景隆等往見朱棣。

  李景隆、茹□、王佐來到龍潭燕王帳下。按明朝禮制規定,親王地位下天子一等,公侯以下都要向親王匍匐行禮。李景隆雖位至曹國公,仍不能不跪倒,兵部尚書茹□、都督王佐更不在話下了。燕王的封號早已在建文元年被削除了,但此時他們又不能不對朱棣以燕王相稱。燕王雄武自有一股威風煞氣,一般人見了,都恨不能敬而遠之,曹國公見了竟低頭不敢仰視,伏在地上惶恐地流下汗來。這倒不是因為他在地位上低燕王一等,而因為他是朱棣手下的敗將,而此次來是有求於朱棣。倒是朱棣先開了口,說道:「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話中不無譏諷,李景隆一時語塞,竟說不出話來,他再三叩頭之後才說了要求割地請和的話。這下又惹出朱棣一大套話來。朱棣說:「公等今為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大罪,削為庶人,以兵圖逼,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王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說,此又奸臣之計也。吾今之來,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免胄,謝罪闕下,退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祗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之此心,明如皎月,不敢渝也。」朱棣又借此機會宣傳了一番。

  李景隆空手而回,建文帝再問計:「不欲割地,計將安出?」李景隆說:「彼必欲得罪人,然後可以退師。」建文帝又命李景隆再出城,讓他對朱棣說:「有罪者俱已竄逐於外。無在京師者,俟執來獻。」但李景隆遲疑不肯出城,他請求建文帝命在京諸王與他一道去見朱棣。

  李景隆與谷王朱穗、安王朱楹一道再次來到朱棣駐地。朱棣見了諸王態度自是不同,一則他們是親兄弟,二則是在京諸王也遭到建文帝的不同處分,他們是同病相憐,正好借此互通聲氣。朱棣與朱穗等互道勞苦問候,朱棣說:「吾為奸臣所逼,危如累卵,今幸見骨肉!奸臣不軌,欲次第見傾,若落彀中,則覆諸弟如剿■耳。」朱棣說著,又流下了眼淚。諸王提到割地請和的事,朱棣說:「諸弟試謂斯言當乎否乎?誠乎偽乎?果出於君乎?抑奸臣之謀乎?」谷王朱穗等現在雖被建文帝派遣,但在建文即位之初,他們都曾是防範的對象,因此他們對朱棣的話很能聽得入耳。他們紛紛說道:「大兄所洞見是矣。諸弟何言?諸弟之來,豈得已哉!」朱棣再次表白說:「吾此來但得奸臣而已,不知其他。」於是李景隆、谷王在一次宴請之後,再次空手而回。

  六月十二,建文帝派人秘密前往各地催促援兵。到各地去的人都帶有用蠟丸密封的建文帝的諭令。但這時燕軍已逼近京師,嚴密防查從京師出來的人,他們大都被燕軍抓獲,極難離開京師。而此時王叔英募兵於廣德,姚善起兵於蘇州,練子寧募兵於杭州,黃觀募兵於上游。為了取消朱棣的口實,被他指為奸臣的齊泰、黃子澄再次離開了京師,齊泰到廣德從王叔英,黃子澄往蘇州從姚善。但由於募兵行動得太晚,形勢已對朝廷不利,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竟無人響應,黃子澄想航海到外洋徵兵也沒有結果。 即使募到兵也來不及趕赴京師了。建文帝盼援兵不見,一籌莫展,與方孝孺執手而流涕,只好命徐輝祖等分道出御。

  這時谷王朱橞、曹國公李景隆等把守金川門,以城中兵力而言,尚可抵擋一陣。但守城諸將並不齊心,甚至左都督徐增壽也被發現與朱棣勾結,心懷二志。一日在殿廷上,徐增壽徘徊不安,群臣從他心神不定的神態看出他要圖謀不軌,打算做燕軍的內應。御史魏冕、大理丞鄒瑾忍無可忍,決心防患於未然,一步衝出朝班,抓住徐增壽便打,十七八人也一同擁上動手,並請求皇上立即將徐增壽處死 。可建文帝仁柔心腸,竟寬宥了他。

  六月十三日,燕兵進至金川門下。金川門為京師北門,面對大江,最為衝要,把守此門的正是谷王朱橞和曹國公李景隆。因為朱棣瞭解南城中尚有實力,一時還摸不清底細,不敢冒然攻城。他還是先採取了攻心戰術,他先命人請皇嫂來軍中,皇嫂即其兄懿文太子妃常氏,常氏來到後,朱棣向她又述說了一遍建文帝的罪狀和興兵的原因 ,仍想把自己帶兵前來說成是合法的。同時,他命人用箭向城中射入一封給弟妹的書信,想瓦解京師的防守,「不戰而屈人之兵」。信中寫道:

  兄致書眾兄弟親王,眾妹妹公主,相別數載,天倫之情,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說眾兄弟妹妹每請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說這三四年動軍馬運糧的百姓、廝殺的軍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回去,天下大平了卻不好說。我與你眾兄弟親王眾妹妹公主知道:我之興兵別無他事,為報父皇之仇,誅討奸惡,扶持宗社,以安天下軍民,使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興兵,今已四年,父皇之仇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誅滅。我想周王無罪,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宮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無罪,降為庶人,囚繫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告岷王,流於漳州煙瘴地面;至於二十五弟,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沉於江。此等奸惡小人,皆我父皇殺不盡之餘黨,害我父皇子孫,圖我父皇天下,報其私仇,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興言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馬來北平殺我,我為保性命,不得已,親帥將兵與賊兵交戰,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忠孝之心,冥加祜護,諸將士效力,故能累戰而累勝,今大兵渡江,眾兄弟妹妹卻來勸我回北平,況孝陵尚未曾祭祀,父皇之仇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能獲,以爾弟妹之心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蒼生。如其不然,爾眾兄弟親王眾妹妹公主及多親戚,當速挈眷屬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驚恐。惟眾兄弟親王眾妹妹公主審之詳之。 

  周公輔成王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周公是周武王之弟,名旦,亦稱叔旦。他曾幫助武王滅商,武王死後,其子成王即位,但年幼,便由周公攝政並帶兵平定反叛。待成王成年,周公還政於成王,退居下位。朱棣以周公自居,是想表示自己不會傷害建文帝,讓眾弟妹吃個定心丸。當然,朱棣仍擔心會遇到官軍的激烈抵抗,擔心京師城池完繕,勤王兵四集,便派遣先鋒劉保、華聚等領騎兵千餘,到朝陽門,探望虛實,得知城上無備,便下令整軍前進。

  金川門迎降

  城中也在密切注意城外燕軍的動靜,當徐增壽得知燕軍已進至金川門時,便欲舉兵響應,但被人發現。建文帝大怒,下令將徐增壽帶到宮中右順門廡下,大聲詰責,並親手將其腰斬,屍體被拋出橫於路旁 。

  但一切都已來不及了。金川門上的谷王朱橞、曹國公李景隆,望見朱棣的麾蓋,下令開門迎降。戶科給中事龔泰此時也在城上督兵防守,拒不從命,從城上投下自殺而死 。門卒龔翊知大勢已不可挽回,慟哭而去。興高采烈的燕軍歡呼鼓噪:一湧而入金川門。金川門內本用槍支頂住,垛滿的槍支密無縫隙。門鎖雖開而槍支未移,先衝進來的燕兵被後面的大隊擠上前去,被槍扎死的不少 ;燕兵如潮水一般衝入京城,各處的官軍都逃得差不多了。只有徐輝祖等還帶兵與燕軍展開了巷戰。但很快就失敗了。一些朝臣見大勢已去,紛紛棄官逃跑,一夕縋城而去四十餘人。 四年的戰事已進入尾聲,南京城裡一片混亂。

  朱棣除派兵佔領皇宮和各要害之處,又分別派了一千餘騎兵前往護衛周王、齊王。周王與燕王同母所生,與燕王最為親近,因此他最擔心在城破時他們遭害。周王見大兵來到,不知道是燕兵,以為死期臨近,倉卒恐怖,等知道是燕軍來護衛營救,頓時大喜,說:「我不死矣。」周王隨燕兵來見朱棣。朱棣聽說周王來到,迎出營外,二人相見大哭。周王說:「奸惡屠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相見,真再生也。」說罷二人並轡來到金川門,下馬,握手登上城樓。

  懿文太子妃常氏在軍中與朱棣說了一席話之後,便沒人再理她了。燕軍拔營攻城,她也悻悻返回了京城。但這時京師已是一派慘狀,大街小巷滿是燕軍士兵,激戰過的地方橫屍流血,沒打過仗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更令她驚駭的是在她走近皇城時,就發現宮中火光沖天,濃煙滾滾,可歎往日一派繁盛而又肅穆的紅牆黃瓦的宮殿已是一片火海 。

  朱棣與周王在城樓上遙望宮中沖天大火,忙下令前往救人。宮中早已亂成一團。燕兵衝進金川門的消息一傳來,太監宮女就躲的躲,逃的逃了。燕兵衝進宮來,高牆深院中竟看不見個人影。只見三個男孩子坐在宮門哭泣。雖然這三個孩子穿得很普通,衣服的顏色也不顯眼,但卻看得出不是民家子弟。而且宮中豈是一般人可隨便來的?監督搜宮的命將這幾個孩子帶走 。

  宮中的火燒得很奇怪,有人說是建文帝命人點的火,建文帝及皇后妃嬪都投入火中自焚了。但為什麼翻遍了瓦礫卻找不到建文帝的屍體呢?軍士們確實從灰燼中曳出一具屍體,已是體無完膚,面目全無了。有人說這就是建文帝的屍體,有人則說這是馬後的屍體。誰也無法確認,只有不了了之。但是如果這屍體不是建文帝的屍體,那建文帝又到哪裡去了呢?他可還是當今的天子啊!

  搜宮的燕兵來向朱棣報告,說不見皇帝的蹤影,只從灰燼中找出了一具不知是誰的屍體。朱棣歎說:「小子無知,果然若是癡■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其實誰也沒肯定那屍體就是建文帝之屍。但如果建文帝不死,朱棣又何以自處呢。自己竟如此與皇帝的寶座無緣嗎?真的「周公輔成王」嗎?

  朱棣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而自己則駐營龍江。他下令安撫臣民,嚴肅軍紀。有士卒在市場上拿了鞋不給錢,立即被處斬。 關於建文帝,朱棣雖口說建文帝已死,但心中卻放不下這段心事。他下令繼續搜宮,並命搜捕奸臣齊泰、黃子澄,並開列「奸臣榜」。這一天公佈的「燕王令旨」說: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困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祖宗社稷,保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人乘時圖報私仇,擅自綁縛劫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拿。余無名者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眾鹹使聞知。 

  榜中開列的奸臣共二十九人,他們是;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右侍中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戶部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工部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吏部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前御史尹昌隆,宋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朱棣設置了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升二級;綁縛官吏,為首者升二級,為從者升一級。奸臣榜貼出去之後,很多投機者紛紛以告密或擒獲「奸臣」得官,一些人乘機報私仇、劫掠財物,雖禁而不止。 

  朱棣所駐之龍江北臨長江,在京師外廓之內,內城之外。戰鬥已經停止,小皇帝或死或逃下落不明,但看來大局是定了。於是趕到龍江朱棣營門表示投降的越來越多。最先向朱棣叩頭勸進的是兵部尚書茹□。茹□早就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在建文朝,刑部尚書暴昭與黃子澄相一致,極力排擠茹□,指其贓罪,致使茹□被罷黜為河南布政使。後來黃子澄罷官,茹□才又被召回任兵部尚書。 黃子澄既被朱棣列為奸黨,自為茹□提供了一個進身機會。接著來投降的文臣有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中劉■、右侍郎古樸、刑部侍郎劉季■,大理少卿薛巖,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廣,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侍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兵部侍中方賓,文選郎中陳洽,刑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被列入奸臣榜的鄭賜、王鈍、黃福、尹昌隆也前來歸附,自稱被奸臣所累,請求宥罪。茹□、李景隆又為張■、毛泰亨請求寬免,都先後授官或仍任舊職。對那些仍然抗拒不降的,朱棣又開列了第二批名單指為奸臣,他們是;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鬍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等,共五十餘人。

  迎附的官員已經迫不及待了。他們希望朱棣早即帝位,自己便成了開國元勳。十四日,諸王及文武官員們紛紛上書請求朱棣即位。本來,朱棣自起兵之日起,便已盯住了皇帝的寶座,但此時卻要由群臣勸進。而朱棣又要故作謙讓,說道:「予始逼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以安宗社,為伊周之勳。不意孺子無知,自底亡滅。今奉承洪基,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堪負荷。」中國的氏族民主制已經湮滅數千年了,但在儒家經典中還是被奉為美政,稱頌無加。而後世帝王為爭奪帝位殺人盈野,誰也不願實行那種民主的禪讓制度,但他們卻又都要用開明的賢君標榜自己。當年趙匡胤陳橋兵變,不也是「被迫」黃袍加身做了皇帝嗎?朱棣的這番話何其動聽,但大臣們都知道這是假的,這不過是一場把戲的開幕式。自然,接著是群臣的進一步勸進。諸王及文武群臣苦苦叩頭,一定要請他做皇帝:「天生聖人,為社稷生民主,今天下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位豈可一日而虛,生民豈可一日無主?況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殿下為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施宇內,威被四海,宜居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基,永有所托,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以孤天人之心?」這一番勸進辭哪裡是說給朱棣,分明是給天下人聽,是向天下人宣講朱棣即位的合法性。勸進集中在幾點:一,生民需要有聖人做主,朱棣就是聖人;二,朱棣是太祖嫡嗣,理當繼統;三,「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只有朱棣當國君最為合適。在現存朱元璋子孫中年最長莫過於朱棣了,但若要按建文帝的系統算,還有其子文奎,其弟允熥、允■、允■,這些小孩子執政對國是不利的,必須把他們排除,才輪得上朱棣。這次勸進只能算初勸,朱棣故作不允。

  到了十五日,諸將又向朱棣上勸進表,表中說:「臣聞鋤奸去惡,式揚神聖之謨,附翼攀鱗,早際風雲之會,功光前烈,德冠中興。恭惟殿下文明英武,寬裕仁孝,為太祖之嫡嗣,實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主。曩奸惡逞毒肆凶,禍既覃於宗藩,機欲傾於社稷,集天下之兵以相圍逼,使國中之民不能聊生。乃赫怒而提一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地,戰必勝,攻必取,實由天命之有歸、綏斯來,動斯和,爰見人心之所在。今內難已平之日,正萬方欣戴之時,宜登宸極之尊,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隨行陣,仰仗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效分毫之力,雖不敢冀雲台之圖像,實欲慕竹帛之垂名,謹奉表以聞。」這是二勸,朱棣仍然不允,因為他知道還會有三勸。這二勸是隨征武將提出的,其中內容與一勸大體一樣,不過其中透露了「你當皇帝,我們也可以跟著沾光」的意思。

  十六日,諸王與文武群臣相繼又向朱棣勸進。諸王上表說:「天眷聖明,宏開景運,群奸既去,宗社永安。恭維大兄殿下,龍鳳之資,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堯舜之德,湯武之仁,勳業夙彰於海宇。邇者險邪■禍,毒害宗親,謀動干戈,幾危社稷。乃遵承於祖訓,聿奉行於天誅。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復帝業,超世祖中興之功,武以剪戢;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聿明洪武之典章,實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願俯循於眾志,庶永紹於洪基。惟我諸弟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全,祗迓龍輿,蚤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忱,毋頻謙讓。無任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朱棣是如此謙讓,諸王是如此急切!

  在中國君主政治中,最虛假的莫過於這個「三推讓」之禮了。上下人人心裡明白是在演戲,但戲還要演得像。朱棣仍然「不允所請」。這天,群臣又來勸進,朱棣說了如下一番話:「昔天運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洪基,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之日,體猶未冷,而奸邪鞠凶,禍起不測,圖滅諸王,以危社稷。予以病軀,志耗力疲,惟欲高枕,以終餘年,奸邪一旦起兵見圖,令人震懼,不知所為。群臣告予曰:『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陵土未干,而諸王見滅,寧能束手受戮,以棄社稷乎?」予彷徨無指,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集逼。形勢之危,猶側立於千仞崖之上,而推使其下也,可為悚懼。勤苦百戰,出萬死一生,志清奸惡,以匡幼沖,其乃殄滅於今,遂自焚隕。群臣勸予即位,予思天位惟艱,有如幼沖弗克負荷,幾墜丕圖。非虛為謙讓,誠思皇考創業艱難,欲推擇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宗廟者立之。主宰得人,天下之福,予雖北面,且無憂矣。」他批評建文帝以沖幼誤國,必須有才德的人挽救太祖創建的基業。如果有合適的人主宰天下,即使不當皇帝,也無可憂慮了。當然群臣會說有才德的人非朱棣莫屬。朱棣本人難道心裡不是想的捨我其誰嗎?群臣還要把這齣戲唱到底,他們稽首固請,說道:「殿下德為聖人,位居嫡出,當承洪基,以安四海。雖謙德有光,復誰與讓?且天命所鍾,孰得而辭?殿下宜蚤踐大位,使臣民有所依憑,毋遜碩膚,以虛天下之望。」

  火候差不多了。朱棣打算起駕入城。第二天十七日,朱棣像以往一樣早早就起了床,眾將士也都整好鞍馬,準備隨朱棣一同進城。

  朱棣騎在馬上,手攬著韁繩,緩緩的馬步將他的身體有節奏地輕輕地顛搖著,更顯出他的幾分自得。朱棣今年是四十三歲了。長期軍旅生括練就了他強健的體魄,陽光曬成微紫色的皮膚,結實的肌肉緊裹在合體的戎裝裡。兩綹略帶虯曲的鬍鬚分在左右,一綹長髯飄在胸前。當年袁拱不是推算他年過四十,髯長過胸便會登九五之位嗎?這句話如今就要應驗了。朱棣那一雙眼角略為上挑的鳳目極為有神,他抬眼向前望去,一邊是鬱鬱蔥蔥的鍾山,一邊是雄偉的城關。如今他把這一切都抓在手中了,如同牽住韁繩,將馬騎在胯下一樣。旌旗在空中飄舞,發出呼呼啦啦的聲音,身後是威武的將士大隊人馬,眼前路旁是匍匐拜倒的人群,朱棣真是得意極了。忽然,從路邊的人群中突出一人,橫在朱棣的馬前,朱棣不禁一怔,他身邊的武士向前剛要阻攔,只見那人施過禮後從容說道:「大王且留步,翰林編修楊榮有話要奏秉。」此人敢在路上攔馬,定是有要事要說,朱棣命道:「請講。」楊榮說:「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朱棣心中一驚,為什麼沒先想到這一層呢?自己以奉太祖皇帝寶訓而起兵,又以恢復祖制號召天下,怎能不謁陵便入城呢?再說當初起兵揭出的一條理由就是由於奸臣阻擋,太祖病時不能侍藥,死時不能會葬。朱棣心想,要不是楊榮進言,幾乎誤了大事!但朱棣畢竟是玩弄權術的老手,脫口說出:「此行正為謁陵。」儘管有了三推讓,朱棣還是太心急了一點,他決定馬上謁陵,做個樣子給天下臣民看。朱棣將馬頭一撥,浩蕩人馬便向孝陵開去。

  在孝陵,朱棣煞有介事,免不了一番欷歔感慨。既然已說此行是為謁陵,那麼禮畢之後只好攬轡回營了。但這時迎附的文武諸臣已經迫不及待了。他們早已準備好的法駕不能今天就這樣落空了。他們把法駕鹵薄擺放在路上,並捧來了皇帝寶座,攔住了朱棣的馬,一定要讓他登輦。這法駕鹵薄是專供皇帝使用的,是最高等級的儀仗,其他任何人都無資格使用,朱棣再一次辭讓之後,在諸王及文武群臣的擁護下,終於登輦,頓時萬歲之聲山呼雷動。朱棣坐在輦上,還要再次表白,說:「諸王群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然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為眾心所戴,予辭弗獲,勉循眾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

  大隊人馬起動了,長長的先導,長長的後衛。朱棣乘輦被簇擁在正中。自洪武三十一年起兵,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攻城略地,轉戰千里,通往帝座的道路是如此漫長,但如今要走到盡頭了。南京城的大門,皇城和宮殿的大門為朱棣一路洞開。陽光普照,水秀山明。一個新的皇帝誕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這一天是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

  朱棣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五、建文帝謎蹤

  朱棣如願以嘗地即皇帝位了,他的政治對手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卻成了千古之謎。幾百年前南京宮中的那場大火早已灰飛煙滅,人們對建文帝的尋找還沒有停止。

  1.相互矛盾的歷史記載

  關於建文帝在皇宮中的結局,官修的《明太宗實錄》是這樣記載的:

  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諒,而遽至此乎?…… 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 

  《明太宗實錄》修於宣德年間,由於政治原因,官修的實錄一定是代表官方利益的。因此,一些關鍵和微妙的事常常被隱諱或用曲筆,是不可信的。按《實錄》的記載,建文帝已被燒死,而且還得到了禮葬。有的說用的是親王之禮,有的說用的是天子之禮 。無論是天子之禮還是親王之禮都是極為隆重的,果然如此的話,有誰見過殯葬的儀式?墳墓在哪裡呢?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建文帝被燒死,是符合朱棣的利益的。建文帝被燒死,就可以斷絕天下人的希望和企盼,朱棣也可以安心地做皇帝了。建文帝活在人世,就是朱棣父子的一塊心病。以情理推斷,哪怕有一點可能掩人耳目,朱棣也會給建文帝辦個葬禮、修個墳墓了事。正因為朱棣連自己都欺騙不了,所以才無法發喪建墓。《實錄》記載是從當政者的政治利益出發的,他們宣稱建文帝已死,就是要讓天下人死了心,讓建文帝的追隨者們死了心。既沒有人見過發喪,又沒有人見過墳墓,《實錄》的記載無疑是一大謊言。也正因為這謊言太容易識破了,所以民間根本不相信建文帝已死,才會有種種的猜測和謠言出現。

  還有幾件事,助成了種種謠言和傳說的出現。

  2.溥洽和尚藏匿過建文帝嗎

  《明史》透露出的一個線索,是在民間引起猜測的一個原因。《明史》姚廣孝傳說:

  (永樂)十六年三月(姚廣孝)入覲(朱棣),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懽,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濴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錄僧,明成祖朱棣為什麼關了溥洽?因為他聽到了兩個傳言:「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但不論是「有言」,還是「或言」,都並非確指,都不足以確認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建文帝匿於溥洽所。姚廣孝是燕王朱棣的主錄僧,他與溥洽,一服務於建文帝,一服務於燕王,兩人各為其主,對於同為主錄僧的溥洽有同病之憐他要求釋放被久系的溥洽,雖然不免是出於同情心,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相信「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匿溥洽所」,於是想在臨終前替溥洽開脫。然而,姚廣孝不相信不等於民間不相信。相反,這兩點猜疑越傳越遠,越傳越豐富。

  3.神秘的胡濴、張三豐

  既然合法的皇帝下落不明,篡位的皇帝派人到處訪察其下落,就顯得合情合理了。一些人雖然不相信建文帝在各地流亡的種種傳說,但卻也懷疑建文帝並沒死於大火,而是在亂中逃出了皇宮。於是像明朝沈德符等人的一些書中便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少帝(建文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明成祖朱棣)遣胡濴托訪張三豐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 

  晚明黃景昉的《國史唯疑》卷之一也這樣說:

  遣胡濴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築洞中,遣鄭和東南行,求之甌、越、閩、廣間。海外幾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差類當日情景。 

  鄭和的遠航另議。這裡先說胡濴。胡濴是誰呢?這個人很神秘。《明史》《胡濴傳》說:

  永樂元年(胡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濴頒御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 。濴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濴至,急起召入,濴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濴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胡濴是朱棣派出的一個秘密偵探。但胡濴傳中說他出巡的任務不僅是尋訪建文帝,而是有好幾項:頒御制諸書;訪仙人張邋遢;間以民隱聞。另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明史》《胡濴傳》又說:

  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飛語謗太子。帝(朱棣)改濴官南京,因命廉之。濴至,密疏馳上監國(皇太子)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 

  原來,漢王與皇太子爭奪繼承權,誹謗皇太子,朱棣對皇太子不信任,就派胡濴前往秘密調查。胡濴當時是戶科給事中。明朝制度規定,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給事中作為言官,對於朝廷上下的事無所不管。當然,有些官員也可以在六科掛名,承辦皇帝交給的特殊任務。胡濴出巡所幹的都是秘密任務,即使朱棣出征在外,即使朱棣已經就寢,他也要趕去匯報。但問題在於,在朱棣床邊他們兩個都說了些什麼,誰也不知道。

  正因為胡濴本人行蹤就很詭秘,而此時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所以就助長了人們的聯想與猜測。我懷疑《明史》的作者也受到了民間傳說的干擾,把猜測之詞寫進了史書:「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在胡濴的各項任務中,有一項可以證實,那就是訪仙人張邋遢。

  4.仙人張邋遢

  張邋遢本名張三豐,因不飾邊幅,被稱為張邋遢,屬於神仙術士者流。《明史》將其入於方伎列傳中,說「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明史》大抵秉承了「不語怪力亂神」筆法,所以一般不記載神仙鬼怪的事,但還是記載了一些張三豐所謂異行:說他「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須冉如戟。寒暑唯一納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無恆,或雲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於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後居寶雞之金台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游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湘、漢,蹤跡益奇幻。」「明初,周顛、張三豐之屬,蹤跡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及。」 朱元璋聞其名,曾於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濴,偕內侍朱祥,繼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後來,朱棣「命工部侍郎鄒進、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豐言。」 

  朱棣派胡濴尋訪張三豐,是由於朱元璋「遣使覓之不得」才又進行的。而且胡濴帶著朱棣的「璽書」,準確無疑。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當年修建的巍峨的武當山道觀,已被稱為道教南方第一叢林。所以,說朱棣派胡濴去訪張三豐就是去訪張三豐,並非託言,不像尋訪建文帝只是是猜測的、可能的。

  另一件事的發生,就使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傳越亂。那就是楊應祥的出現。

  5.楊應祥是建文帝嗎?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記載:

  甲戌年(萬曆二年),今上(明神宗朱翊鈞)御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考,但相傳正統間,於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使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張居正)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張居正所說的《國史》,就是《明實錄》。筆記中說的「英錄」,就是《明英宗實錄》。張居正在萬曆初年為內閣首輔,久在朝中任職,處於統治核心,熟悉典故制度,像這樣的的上層人物對建文帝的事都說不清楚,可以想見民間傳說的情況。

  《明英宗實錄》對此事的記載,見於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 

  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云:「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還國。」謁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游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衛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

  這本是一個詐騙案,事實本末本清楚無疑,幾個僧人共謀,由九十餘歲的老僧楊應祥假冒建文帝。事敗,老僧被關入錦衣衛監獄而死,同謀僧人被處戍邊。案子已經了結。

  建文帝生於洪武十年(1377年),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不過六十三歲,老僧九十餘歲,必假無疑。老僧有名有姓,載在《實錄》,當年鞫獄之人必不敢杜撰。經過永樂二十二年、洪熙、宣德十一年,又經過正統五年,建文帝的事已經過去了三十八年。當時社會安定,即使建文帝在世,他的手中已沒有一兵一卒,也不會構成威脅。朝廷已沒有必要因他的出現而恐懼。事實上,朝廷的處置也有分寸,僅楊應祥一人被關入監獄而死,其餘人被罰充軍戍邊,並未將活口一律封殺。

  結論是楊應祥並非建文帝,建文帝並沒有出現。

  可是,楊應祥詐騙案的敗露,非但沒有堵住人們的嘴,反倒給人以更大的想像空間。民間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來越多。到了萬曆年間,竟然有了本末詳盡、細節完整的記載。連一些號稱嚴肅的學者也不免被其迷惑。國史唯疑說:「程濟之《從亡隨筆》、許仲彬之《致身錄》出,二百餘年之晦跡始彰,疑案盡解。」

  6.清修《明史》的尷尬與矛盾

  明朝滅亡以後,靖難之役的利益相關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史家們可以心平氣和地寫這段歷史,但是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然說不清。清朝官方組織人力,由張廷玉主持編寫《明史》,在關於建文帝的下落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辯論,最終《明史》是這樣記載建文帝的結局的:

  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在不到四十個字中,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竟有三種的說法:一、不知所終;二、焚死;三、由地道出亡。

  自燕軍攻入南京(建文四年,1402年)起,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百多年過去了,關於建文帝的下落還是沒有結論。當年參與修明史的都是朝野的飽學之士,而且在修明史時又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經過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明史》以體例嚴謹,敘事縝密而著稱,當時學界考據之風盛行,學者都以辨疑發覆為能事,但我們在這部煌煌的「正史」中看到的,卻是史臣們對建文帝蹤跡的莫衷一是,聚訟紛紜。

  7.傳說中的建文帝蹤跡

  傳說中的情況是怎樣呢?

  傳說,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朱允炆柔弱,臨終前留下了一個密封鐵匣,囑咐朱允炆遇到大難時打開。燕軍攻入南京,形勢危急,建文帝朱允炆打開鐵匣,其中有剃刀、度牒和一道敕旨:「欲生,懷牒為僧,蜜地去。不然自盡。」於是建文帝焚宮出逃。建文帝從鬼門出,一舟停在案邊,神樂觀道士在等候。建文帝等往東南走,兵部尚書齊泰追到廣德,沒追上而被俘。傳說建文帝曾在錢塘東明寺居住,寺中的廝如樓形制特別,不同尋常人家所造。有人說,建文帝被蜀王用船迎入四川,後來,又從四川進入雲南,藏在黔國公沐晟家。工部尚書嚴震出使交阯,在雲南與建文帝不期而遇,進退兩難,「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此後建文帝雲遊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陝西、貴州。建文帝所居山林寺廟,留下了很多遺跡,還留下了一些詩作:

  如在四川永慶寺題詩:

  杖錫來游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

  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在廣西寫有: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在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題壁: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相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

  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群鳥早晚朝。

  傳說,到正統五年(1440年),建文帝已經出亡三十九年了,時在廣西思恩的一座寺廟中,有同寺僧人偷了建文帝的詩,跑去見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岑瑛大驚,把一干僧人全部抓了起來,送往布政司,上奏朝廷。一干僧人被解往京城,這時是在北京。經御使廷鞫,僧人自稱:「年九十餘,思葬祖父陵旁耳。」御使說:「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一下子漏了餡,經審問,得知這僧人為鈞州白沙裡人,名叫揚應祥。於是,僧論死,關入錦衣衛,從者十二人戍邊。這就是《英宗實錄》中記載的那件事。

  事情到此本應完結,但民間傳說發揮了想像力,說此時真的建文帝「適有南歸之思」,就向地方官講出實情。御使密奏朝廷,將一干人送往京師。朝廷派曾服侍過建文帝的老宦官吳亮辨別建文帝真偽。建文帝見到吳亮就說:「汝非吳亮耶?」吳亮說:「非也。」建文帝說:「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雲非耶?」吳亮伏地而哭。建文帝左腳趾有黑子,吳亮摩視之,抱著建文帝的腳,哭得不能仰視。由於羞愧,吳亮退而自經死。於是建文帝被迎入西內。跟隨建文帝雲遊的程濟聽到這個消息說:「今日方終臣職矣。」就前往雲南焚燒了庵廟,遣散了徒眾。建文帝入宮後,宮人都稱他為老佛。後來,建文帝以壽終,葬於西山,不封不樹。 

  讀了類似的記載,我們感到人們是在精心編織著故事,惟恐發生漏洞,不能自圓其說。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這些記載有很多矛盾、歧異。

  比如,《建文皇帝遺跡》(即《備遺錄》)說建文帝歸來在宣德元年(1426年)丙午孟春。「少帝自江南來歸京師」,且自稱「吾今年七十餘」。(按,如建文帝不死,當年應為四十九歲)建文帝與老宦官見面時,說的是另一番話:「吾於七夕之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階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吾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父老在家,欲懷此以獻。』吾嘉爾孝,復賜五枚。今頗憶此否?」老宦官忽覺悟,遂抱持大哭。於是一時故臣都來看望。在建文帝身份得到證實後,宣宗命將其「厚養於諸王館中」。但不久,「一夕暴卒」。後「以公禮葬於郊外」。 

  祝允明《野記》,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郎瑛《七修類稿》則說:建文帝「竟葬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所謂葬於北京西山,是指今北京阜城門外的海澱區內,據說就在今西三環路內的中國畫研究院裡。院裡的白塔庵塔,就是建文帝安葬後建的衣缽塔。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的說法特別多,幾不勝數。

  ▲建文帝先隱藏於江蘇吳縣普濟寺,後經姚廣孝幫助,隱藏於穹窿山皇駕庵,死後就葬在穹窿山上。

  ▲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羅寺,死後就葬在寺後山坡上。因建文帝經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後人就將平羅寺改稱為望京寺。

  ▲建文帝從雲南大理逃到四川宜賓越溪河,隱居於隆興,死後葬在隆興的地下塔林(俗稱空山,鑿空山地而建墓)。甚至傳說清康熙帝也曾來到越溪查訪建文帝的遺跡。

  ▲雲南武定獅子山,相傳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續禪寺駐錫。寺中現有惠帝祠閣,閣內彩塑三尊僧像,中間一尊身披袈裟,背靠龍椅,據說就是建文帝像。像為清康熙初年所造。龕額書「明惠帝」三字。閣前對聯寫道:「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舊皇覺舊;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據說寺內的乾坤雙樹、龍鳳翠柏、月潭潛龍等十餘處景物都與建文帝有關。

  ▲重慶市的龍興古鎮,相傳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龍藏寺為僧,「龍興」亦因此而得名。

  ▲重慶市瓷器口寶輪寺,相傳建文帝曾隱居於此。後人因將所在的白巖山改稱為龍隱山。寶輪寺也就稱為龍隱寺。

  ▲江西上饒玉山縣三清山上有一座三清宮,據說建文帝化名為全真道人詹碧雲,曾隱居於此,「明冶山碧雲藏竹之所」就是建文帝的墓。

  還有,既然建文帝沒有被燒死,又在各地生活了數十年,留下後代也是可能的。清初人查繼佐記載的傳說中就有此一說。

  查繼佐《罪惟錄》卷三十二「建文逸記」記載說:「建文帝攜一子至浦江鄭氏家,後又納一妾,生四子」。「走住福州雷峰寺。三保(即鄭和)下洋過之,拜泣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囑三保舉事。泣不能對,別去」。又有傳說建文帝逃出宮後,雲遊四方,晚年隱居於武昌,死後葬在武昌洪山。建文帝改名為讓鑾,暗喻出讓鑾輿,子孫便以讓為姓。近有讓姓後人出示《讓氏家譜》,據此推斷湖北讓姓為建文帝的後代。最近,湖南湘潭錦石何氏族人,同樣根據家譜推斷其始祖何必華(字汝川)即建文帝,因避難來到湘潭,改姓何氏,於此生息數百年。其實,自稱為建文帝之後的,還不止在湖北、湖南。據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調查,抗戰時期,雲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為鼻祖者」。 

  8.疑雲重重,難以證實

  但這些傳說許多都無法證實,或者經不起推敲。就拿《明史紀事本末》記載的工部尚書嚴震出使交阯,在雲南在路遇建文帝后自殺一事來說。永樂時期確有個工部尚書姓嚴,但他叫嚴震直,而不叫嚴震。而且,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只阯的。嚴震直於建文年間致仕,永樂年間又被起用,但永樂年間並無出使交阯的事,而是以工部尚書的身份巡視山西,結果,在走到澤州時病死 。

  查繼佐《罪惟錄》的記載中,關於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說法就有二十三種之多。因為沒有確切證據,作為嚴肅的史學家,查繼佐提出「十六辯」即「十六疑」,對它們一一加以辯駁,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聞之,後此無一敗?疑一。

  鬼門可出,水關何必復導?疑二。

  金川既啟,廷臣驚懼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內?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勢洶洶此何時?而神樂道士惓惓夢中之言,艤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處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為盡與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誣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吳,吳之人無蹤跡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誥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臨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陽胡遂弗後,疑十二。

  一再跡雲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蓋,而萬里復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豈不聞胡濴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間關晤接,無他言,而瑣及所獻,疑十六。

  面對種種疑問,最後,他說:

  按出亡之說,傳二十有三,豈無一真?惟傳二十有三,乃信無一真也。真則一而已矣。即讓皇之謚,本自「遜國」二字來。此實錄之後,史家不得已,分例「遜國」,以與「靖難」埒。秉筆者不免說謊,數百世安之。卻遜與讓之義,猶然為出亡作解也。 

  查繼佐的辯駁是在明亡之後。早在明萬曆年間,即建文遜國傳說甚盛時,時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辯駁。他說:

  建文帝出亡,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賡和篇什,徜徉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胡濴)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雲,窮鄉下邑,無不必至。胡為常州人,去此地僅三捨,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為所惑。即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恨!蓋此段大謊,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於世,誤後學不小。又《傳信錄》雲,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詫。蓋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 

  6.感情代替了史實,政治掩蓋了真相 

  對於明清以來出現那麼多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怎麼解釋呢?就神話或民間傳說形成發展的規律而言,借用胡適先生的話:

  凡故事的演變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 

  關於建文帝傳說的發生和演變是符合這一規律的。由於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和傳說,而傳說不斷擴大不斷豐富,越說越神,越說越圓。

  和許多不斷演化的傳說一樣, 關於建文帝下落的追尋,對於許多人來說已經遠離了史學或學術,成了一種純粹的感情牽掛。歸納起來: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壓和為尊者諱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評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責明成祖朱棣,更無法記述事實真相。

  (2)明人為伸張其政治抱負,對建文帝其人充滿同情和思念,為寄托對建文帝及忠臣義士的懷念,寧可相信傳說而不願深究歷史真相。為了宣揚忠君殉節的觀念,甚至有意渲染並不存在的傳說。

  (3)清初史學家,或由於自身的經歷或由於政治環境而迴避事實真相。以遺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國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國二臣,身負罵名,豈敢再指那些宣揚忠節的書為偽書?

  (4)舊史家在正統觀念指導下,斤斤計較「書法」的長短,為了給統治者開脫,不惜抹殺事實,曲圓其說,比如,宣揚燕王繼統出於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遜國是有意讓位,朱棣入統受之無愧,等等。

  還有,清朝在入關之初,也遇到了同樣尷尬的局面。他們趕走李自成,聲稱為明朝報君父之仇。而崇禎帝自縊後,仍有兒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權,但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就奉朱三太子為旗幟反抗清朝。所以在當時,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絕不可能在民間躲藏,用此來斷絕復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這同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樣,是政治問題。於是,清初的一些書寫歷史的館臣體會當政者的意思,便主張建文帝焚死之說,以避免人們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結論的結論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的話:「官書曲解歷史,野史漫無根據,皆非信史」因此,從明末王世貞、錢謙益以迄清初徐乾學、朱彝尊王鴻緒輩,皆思於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實甚少發明者,誠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現在還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的結論是:

  (1)建文帝不論是焚死還是出亡,不妨兩存其說。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傳說中各種細節也都是不可信的。 


下篇 一代雄主
一、靖難之役透視

  一個好端端的江山,為什麼發生了四年的戰爭?一個承平天子為什麼被趕下了台?除了戰爭雙方的個性不同,能力懸殊,用人各異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不少論者都把靖難之役看做是皇室內的奪權鬥爭,並沒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但在仔細分析靖難前後的史籍之後,不禁對這種說法提出懷疑。儘管由於永樂年間的禁毀,我們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絲馬跡,而將這些蛛絲馬跡悉心串聯起來之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這不僅使我們能對「靖難」前後的政治變遷做出更深刻的判斷,而且也使我們對建文帝和永樂帝的評價更為準確。

  那麼,就讓我們來透視靖難之役。

  要透視靖難之役,還應該從建文政治說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與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們變更祖法實行新政的思想是極為明確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書齊泰說:「《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 這顯示他們對祖宗舊制的蔑視和實行變法的決心。

  我們先來看看建文前後刑法的變化。

  建文帝長於深宮,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書均記載他「仁柔」、「孝友」,這種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則與朱元璋的嚴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萬機,嘗付帝(建文)裁決。時尚嚴覈,帝濟以寬大,於刑獄猶多減省,遠近忻忻愛戴」 。據說,朱元璋曾經以律授皇太孫,皇太孫「遍考經禮,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條,內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證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過由嚴改為寬,大概是確實的。

  建文即位,繼續實行了寬刑的方針。他說: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這樣做的結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詔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台號都察院,與刑部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 這一機構的改變是刑獄減少的結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說:「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蓋法嚴則人知懼,懼則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寬則人慢,慢則犯者眾,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輕改祖法。」 因而,洪武時的情況是「用刑太繁」 甚至「無一日無過之人」 。後來,他雖說過「刑罰世輕世重」的話,但他的根本思想並未改變。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畫一之制,「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舊規,實行寬刑,是需要有些勇氣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員,錄用子孫洪武中以過誤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孫錄用之」 ,「征洪武中功勳廢誤者子孫錄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隊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貶黜放廢的人。這種措施是對洪武政策的實際否定,是一種平反。

  我們再來看看田賦。

  建文帝在即位詔中表示,要「誕布維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著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寬刑獄、蠲逋租、賑災荒的詔書 。每個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詔書卻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確實想有一番作為。這年冬天,他又下詔賜明年田租之半。詔書說:「朕即位以來,大小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養老詔,命官贖民鬻子 。同年三月,詔均江浙田賦,人得官戶部。詔書說:「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稅,特懲一時之頑民,豈可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鬥。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江浙蘇松地區賦稅重於他地,人不得官戶部,是朱元璋留下的問題。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時,據說:「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指張士誠),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 「初,太祖寶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 。後雖稍有減免,但蘇松等地的田賦仍遠遠高於他地。實際受害的當然是普通農民。限制蘇松人在戶部做官,則是戒於「浙江及蘇松二府為財賦之地」,而「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長官猶木偶」 。江浙地區是明朝經濟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東人掌握財政大權造成威脅。這是一種歧視政策。它不僅給江浙農民帶來禍害,而且不利於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賦往往成為無賦。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賦,不僅有利於國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確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佔腴田,蠶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對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 ,也無疑是一樁愛民之舉。

  建文帝受攻擊最甚的莫過於變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為控制中央大權對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調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罷中書省,廢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權,「事皆朝廷總之」 。朱元璋戒諭子孫:「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建文帝不顧祖訓嚴禁,以齊泰為左丞相,黃子澄為右丞相 ,「閫外事一以付泰」 。這在維護舊制,視祖訓為神物者看來,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復皇考之舊」,「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 。這不僅是為借助於保守勢力,使篡權師出有名,也是為了維護專制主義皇權。

  改官制,終建文四年一直沒有間斷。有些官制的改變無關緊要,意義不大,或僅僅改變了名稱。但有些改變,則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書僅二品,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級,其目的是壓抑大臣,以保證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天子之威福無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處置,從罷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開創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殘和污辱。所謂「血濺玉階,肉飛金陛」,「君之視臣如狗彘」 。史仲彬、樓璉曾以「安靜祖法」為言,反對改官制。建文帝在樓璉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於五府耶?祭酒猶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當以更定為是。群臣勿復言。」 他不滿於六部尚書低於五府官,祭酒反低於皇帝的養馬官,至少要他們地位相等。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他無意把權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讓他們去做事,尊重他們的地位,這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是大相逕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書中曾說:「祖訓雲,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不許立丞相。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雖不立丞相,欲將六部官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攬庶務,雖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朝廷。」 這段話生動地說明了建文改制的情況和建文帝與朱元璋、朱棣對待大臣的不同態度。

  洪武時,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們不過是親王的家庭教師和辦事員。建文帝增設王府官,規定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方孝孺說:諸藩「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天子慨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驕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輔相成。

  建文帝屢詔求言,並能責己納諫。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視朝稍宴」,監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規諫。左右曰:「以疾諭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諫難聞。」於是下詔:「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執政大臣曰:「奸臣專政,陰盛陽微。」執政惡之,故貶。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余」,命復原官 。甚至,有兩個宮人在宮中毆嘩,建文帝也以「一宮未齊」,「悱然感愧自責」 。這種作風,與朱元璋相較,真有天淵之別。這樣,建文帝把以監察各級官吏為主要職務的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突出他們約束規諫皇帝的職能,就絕非僅出於「慕古改名」而已。出於同樣原因,謹身殿改為正心殿,並建置省躬殿,置「古書聖訓」其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宮室聲色之戒」 自勉。

  都察院改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寬刑省獄的結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執刑深刻,犯者滋眾,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國圖治之意。苟為不然……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 可見,不僅改其名,而更著重於改其實。

  與此同時,建文朝在地方上進行了省州並縣,精簡機構。建文帝的這一措施,是針對洪武時的官冗政繁而採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識之士已建議朱元璋要「省冗官,減細縣」 。據《建文朝野彙編》等書所載進行粗略統計,幾年間撤銷的縣有三十九個,州九個和一批縣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還撤銷了巡檢司七十三個,河泊所四十九個,遞運所十五個,水馬驛四十八個,稅課局一百零九個,稅課司四十一個和一些道紀司、道會司、道正司、僧會司、道會所、僧綱道紀司、鹽課局、鹽課司、茶課司、批驗鹽引所、閘,省去府州縣學訓導一百零四個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個別零星的增設。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與稅收有關,而增設機構中,只有一個河泊所。大量的稅課局、河泊所等機構的撤銷,無疑會減輕人民的負擔,有利於經濟發展。明人朱鷺說:「(建文)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並衛,明日並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是正學(方孝孺)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於多牧,祿糜於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話雖不甚到家,卻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種種措施,我們不妨稱之為建文新政。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為指導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所好讀書及古典文章」 。即位以後,他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儒輩論周官法度」 ,一心恢復二帝三王之治。雖然歷代最高統治者都喜歡用此標榜自己,但建文帝是個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於權術和欺騙。這可能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由於史籍殘缺,我們不妨從他的主要謀臣方孝孺的言論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樣是個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復井田制。其目的在於「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他認為「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使陳涉、韓信有一■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 他行仁義,復井田,企圖避免貧富分化,消除禍亂之本,以達長治久安。顯然這些主張在君主社會內是無法實現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會後期。洪武三十餘年,經濟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但社會矛盾還是不斷尖銳化。僅《太祖洪武實錄》記載,洪武一朝的農民起義就達一百八十餘次之多。有鑒於此,方孝孺作為一個政治家,旨在以復古為口號為社會尋找出路,企圖克服當時社會無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淑英反對復井田的話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處,是在於發揮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說:「能均天下之謂君。」眾人之所以要推選君主是為了「使人盡心於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評那些將君民關係倒置的後世之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進而指出:「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 270年後,被稱作具有啟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黃宗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寫作了光輝的《明夷待訪錄》。他在《原君》中激烈抨擊了君主制,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 他們之間,不僅僅是言辭相同而已。及黃宗羲作《明儒學案》,力排「以一死抹過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為慮,以王道為心」 。他們的心,是有其相通之處的。

  方孝孺的思想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很難相容。朱元璋認為 「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則「國法不容」,「天道不容」 。那麼,他不滿於方孝孺,說:「斯人何傲!」並貶其為蜀王府教授 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給社會帶來一定好處,因此明人有「四載寬政解嚴霜」之譽 。他的「仁聲義聞」甚至遠播西域、朝鮮,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為鼻祖者」 。中原地區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更多:「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這些記載和傳說,足以與建文新政相印證。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輕文。勳戚多是統兵將帥,諸王也以能節制諸軍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權。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並不十分重視科舉,而是進士、貢舉、雜流三途並用 ,做官並不一定要讀書。王世貞說:「國家初起重武,其於文事亦不數數焉,大要各以其途進」 。朱元璋晚年對功臣的誅戮,並未觸動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種種特權。他殺的只是一些可能對皇帝構成威脅的高級將領。這種右武輕文的政策,是當時政治形勢決定的。打江山靠軍人,鞏固江山也靠軍人。但在經過三十餘年的和平之後,這種政策需要改變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勢的變化,因而「歸重左班」 ,著力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他不僅升高六部尚書的品秩,讓文臣分享較多的權力,而且大開科舉,為知識分子進入政權開路。方孝孺說:「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勸。」 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隊伍。他還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作為科舉的補充。甚至下令「並衛所」,「詔軍衛官舉通經軍士」 ,頗有點和武弁們為難。

  這些情況,如何幫助我們透視靖難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會得罪於洪武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必然會反對它,並竭力維護洪武的政治傳統不受損害,凡已變更的,均需恢復舊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這樣兩部分人,其一是眾親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們的權益地位受到極大損害,有的親王甚至罹於削爵殺身之禍。其二是眾多的武將,因為文臣地位的提高勢必使他們的權益受到抑制。這兩部分人對建文新政的不滿是必然的。

  這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靖難之役,便會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須要提出足以號召的政治口號,而這口號正是「恢復祖宗舊制」。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祖宗成法,聲稱「靖難」、「清君側」正是以維護祖制為理論依據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須要尋求依靠不滿於建文新政的勢力,而這正是諸親王和眾武將。

  將這兩點歸納起來便知,靖難之役是以朱棣和親王軍人集團為一方,他們極力維護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團為一方,他們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說,建文與永樂之間的鬥爭,是革新與守舊之間的鬥爭,是爭取實行開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團與保守的親王軍人集團之間的鬥爭。一方要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改制,另一方則希望較多地參與政權,變更舊制,推行新政。這就是這場鬥爭的實質。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響曲」。由於戎馬倥傯,時間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這些天真的政治家沒有贏得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一個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強大的親王軍人集團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這一結論完全可以用靖難之役前後的歷史事實來證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復舊」的口號也明白地寫在朱棣給朝廷的上書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脅的軍人們聚集在「恢復舊制」和「誅左班文臣」 的旗幟下,公開叛附燕王或徘徊觀望,成為朱棣所依靠的中堅力量。《罪惟錄》記載: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為名,托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兩勝後,凡從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陣亡士卒,讓皇(建文帝)有詔;「這孩兒每不肯用心廝殺,以致敗衊,子孫勾補入。」茹■以勸大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聞反以蒙罰,諭俱復其父職,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軍人們不肯用心廝殺的原因,這裡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爭取這股勢力。史籍記載「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 。「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 ,卒至失國。明人朱鷺說:朱元璋「專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長短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誥章,競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競文,縉紳親而介冑疏。於是,翰院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湧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箸亢節者,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心虜縛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他感歎道,「兩朝相及,曾不甚遼,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 !

  燕軍進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過「凡百若而人」 。除大批人死難外,在任而「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 。地方官,僅北平所屬郡縣,「望風而解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 。他們拒絕與朱棣合作。許多人慷慨就戮,在極端野蠻的酷刑下毫無懼色,方孝孺甚至置殺十族的威脅而不顧。為什麼呢?用就義者自己的話說,是「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除了要盡那點君臣節義外,主要的就是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他們寧肯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願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則「專一煦以陽春」 。朱鷺在《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詩中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多少道出了他們懷念陽春,甘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 。他們還企圖以自己的死,喚起執政者對百姓的同情。

  靖難前後文武陣營的劃分是很清楚的。

  至於親王,燕師南下谷王朱橞打開南京川門迎降自不待言,寧王朱權則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雖然說是受了脅迫,但寧王的兵力畢竟全部加入了靖難軍中,而且他們雙方更有「事成當中分天下」之約 。親王們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實更是無可辯駁。如此,怎麼能說不存在親王軍人集團呢? 


二、絕不安於守成

  中國歷代帝王中,如果不是開國君主或自己也參與創業,很少能做出什麼業績。他們大多生於安樂,長於富貴,如果沒有內憂外患,卻也用不著雄才大略,只須守好家業,不要過分胡鬧,就可以做個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雖非開國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統,不僅僅靠了自己的優越血統,而且憑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謀略。他的經歷造就了他具有開國君主的氣質。歷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業的繼承者,又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開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從頭做起。朱元璋已經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會在朱明皇朝的旗幟下繼續運轉起來。同時,朱棣是以「恢復祖宗舊制」為號召而起兵的,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成法,破壞祖制,聲稱自己起兵是為了「誅奸惡、保社稷、救患難、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復舊」相標榜。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統繼承人和祖制維護者這一假面具隱蔽起來。朱元璋的旗幟舉得越高,恢復祖制的調子唱得越響,便對自己的統治越有利。但這與他不安於現狀的開拓氣質很難相容。他的言行動輒突破成法。這就使他陷於近似於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們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復其舊」。他反覆說「悉遵皇考成憲,不敢一毫自用」,「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聖治,人臣守成法以輔治」 。永樂七年二月,朱棣采輯「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為一書,名為《聖學心法》。朱棣親為之序。序言較系統地表述了他的統治思想,其一就是講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說:「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製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矣,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艱難,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纘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籍於悠久。」又說:「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的後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繼承人,是其所「製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維護者 ,因而也就是歷代賢君聖主的後繼者 。這在下文還要做詳盡的分析。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行動,也不妨將其與建文新政相對照。

  針對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下令恢復刑部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恢復各宮殿的舊名,如正身殿仍為謹身殿,端門仍為午門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稱為洪武三十五年,連永樂年間新印製的寶鈔,也仍稱洪武年號 。這些空洞的政令和無關痛癢的名義,盡可以復舊,但一碰到要害處,就另當別論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雖算不得多麼有利於民生的德政,卻與祖制大相背。朱棣既聲稱復舊,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問題。建文四年七月至永樂元年之間,被建文帝廢黜幽系的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們紛紛入京朝見朱棣。朱棣格外優禮,動輒大君賞賜 ,等等。

  其實,這樣做,不僅可以收尊崇祖訓、篤親親之義的宣傳之效,也可以攏絡人心,鞏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難既聯合親王、軍人組成集團,此時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勝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來問題的要害在於皇位與權力。當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觸犯他的權位時,他就打起維護祖制的旗子;而當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對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強大的藩王對皇帝的威脅,也更善於削除這種威脅。在笑臉下面,他悄悄開始了削弱和控制諸王的行動。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肅兵備,鎮撫一方,賜書岷王楩,令其「凡事可與(袁宇)計議而行」,「夫藩屏至重,賢弟宜慎出入,謹言節飲,庶諸夷有所瞻仰,而不負兄之所望」 。在冠冕堂皇的言詞之下,藩王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皇明祖訓》規定,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與之抗禮 。燕王等在藩國時都曾節制諸軍。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與命將計議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嗎?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對各王府官軍進行了一次沒有先例的賞賜。「賞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頭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陞官者加賞鈔十錠,典膳仍在本職,食俸同正六品,賞准次功百戶例,舍人准次功總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賞鈔有差」 。《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 。王府護衛是親王控制的軍隊。朱棣通過這一賞賜,至少是擴大了皇帝對王府官軍的影響,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晉王濟熹在其護衛內撥馬步官軍四千隨高平王、平陽王於平陽衛府暫居,「分原給本府符驗二道與之」 。這就是在變相地縮小王府護衛的編制了。至於與寧王的「中分天下之約」,更是早已拋到腦後。朱棣做了皇帝後,絕不提此事。寧王朱權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蘇州,朱棣以「畿內」為由不予批准,頗有榻下豈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權提出錢塘,朱棣說:「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擺出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幾處,說:「皆善地,惟弟擇焉。」 最後,朱權於永樂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結。朱棣是玩弄權力的高手,他憑借手中實力,將眾親王任意置於股掌之中。此後,藩王的權力、地位進一步削弱,仁、宣之後,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見。親王便成了徒糜祿餉的寄生蟲。

  永樂即位之初,面臨著缺官的局面。不久,由於「悉復舊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牘付科」,即可以復職 ,再加上湧現出一大批靖難新貴,官僚隊伍迅速膨脹起來。到永樂二年六月,「中外官數」竟「比舊額增數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給予注意。由此不難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縣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樂刻舟求劍的復舊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朱棣的復舊,甚至偏頗而極端。以田賦而論,建文中革去江南蘇松重賦,解除蘇松人不得做戶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於民的好事。但這一政令也在復舊的名義下被朱棣取消了。據說,朱棣對要求降低江浙地區官田重賦的官員十分痛恨,蘇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檻車徵至京而死。 永樂中,農民實際交納的賦稅要遠遠超過定額。特別是在遷都之後,農民要負擔龐大的運輸費、手續費等等。因此,論者曰:「太宗即位,盡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遷轉,又數赦免。然歲積逋糧,至宣德末,蘇州一郡已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 「吳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中雖名減賦,實則同洪武之舊。」 甚至連建文年間僧道每人限田五畝,其餘均給農民的規定也被廢除。朱棣的復舊,並不問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絕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縛他的手腳。他宣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 而實際上濫施殘刑酷法,任意殺人,毫無章法。至於南征安南,親征蒙古,遷都北京,派鄭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訓可援?朱棣的許多做為都與祖訓不合,甚至與自己在《聖學心法》中的說教相左。朱棣率領靖難之師進入南京時,要不是楊榮攔馬提醒,幾乎忘了應該先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稱的尊崇祖制,率由舊章云云,與他的先謁孝陵後登寶座一樣,是做樣子給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們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樣將截然不同的說與做集於一身,如何使這種雙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朱棣召見北京儒士武周文,勞諭甚至,特命為翰林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第二天,武周文入謝,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這樣一個普通的老年儒士,為什麼會受到朱棣的如此優禮?朱棣對翰林侍讀胡廣等說:「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原來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學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對《易》理解得深。朱棣說:

  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又說:

  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來,朱棣深得《易》經「變通」的要領。他從「隨時從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權術,凡事取其適於自己者曰「從道」,去其不適於自己者亦曰「從道」;以「內君子,外小人」作為自己行為辯解的理論,君子之所為者行之,小人之所為則以「外小人,內君子」為說詞。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隨時變通,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俗話說,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國。開國之初,武人受到優禮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後,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適應時勢的轉變。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權益則受到忽視,這勢必引起他們的不滿。朱允炆失敗了,歷史沒有給他轉向文治的機會。朱棣「靖難」,依靠軍人勢力提出誅「左班文臣」,自是他奪權的需要。但當其政權穩固後,必要用文人治理國家,文臣的地位也會相應地改變。這同樣是時勢使然。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率兵南下時,他的主要謀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讀書種子 ,就是預見了時勢將要發生這種變化。

  朱棣做了皇帝後,立刻適應了這種變化。他知道,人民絕不歡迎一個暴虐好殺的皇帝。永樂元年朱棣對他的群臣說:

  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材,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以上不負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趙彝等引奏一個山東男子,進獻陣圖。這本來是要迎合朱棣,獻媚取寵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評。他說: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為表示自己是一個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張揚其事。他倡導儒學,優禮孔裔,不斷聚集文士編纂圖書,在他身邊總是簇擁著一批文人學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溫文儒雅了起來。永樂朝的御用文人楊士奇稱頌說:「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興起斯文。」 朱棣將首先降附且長於文學的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羅置內閣。這些人「既榮稱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與被其榮」 。然而,他們是以參贊機密、參與決策的名義進入內閣的。

  1.文官制度趨於完善

  正是這些人進入了內閣,肇始著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轉變。洪武廢除丞相之後,由皇帝直接統轄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卻了一個環節。朱元璋曾一度設立四輔官。四輔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後,但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不久罷設。後來,又仿宋制設立殿閣大學士,正五品,不過「侍左右,備顧問」,幫助皇帝處理公務而已。當時幫助詳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們可以「兼司平駁」。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文淵閣,是在朱棣即位的當年九月。以文學侍從之官,進入決策行列,說明文官制度趨於完善,這是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國家成熟的標誌。但這時入閣的都是編修、檢討、講讀之類的官員,品秩不高,沒有部屬,也不專管什麼部門,各部門奏事也不得相關白。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高,超越六部,成為決策的中樞,對後世政治制度影響甚大。

  延攬人才,重視學校科舉

  明朝自洪武以來,國學及府州縣學在全國普遍建立。朱棣繼承其事,重視學校教育。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朱棣親自到太學祭祀孔子。在他親撰的碑文中說:「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強調尊禮孔子,是因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明朝建立以後,恢復了科舉制度,但朱元璋用人,並不完全通過科舉。洪武十八年以後,科舉才成為定制。朱棣重視科舉,自永樂元年起每三年一次鄉試、會試,從未間斷。為了延攬、養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會試下第的舉人中,挑選優秀者進入國子監學習,享受教諭的俸祿,以等後科再試。他還命從翰林院庶吉士中,選才學英敏者就學於文淵閣,供給紙筆、膳食、燈火費,並提供住房。明代選拔人才科舉逐漸重於薦舉。但永樂還不太拘於資格,楊士奇未經過科舉,陳濟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為遍修《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科舉制度在永樂一朝進一步完善,為以後歷代所因循,影響深遠。

  《永樂大典》等圖書的編纂

  在朱棣身邊,常常圍繞著一批批文人學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壇上一時歌舞昇平,台閣體詩、文、書法、繪畫大行其道。

  朱棣稱儒學為「國家致治首事,不可視為迂緩不切之務」 ,稱「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眾修書,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外,還有《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他下令購求天下圖書,說:「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他還將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義》、《尚書直指》、《春秋直指》等「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他常聽文學侍臣為之講解經典。他要求「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他認為「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因而,「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卻乎」,「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須與之,庶奇書可得」。朱棣絕不是個書獃子。

  永樂文治堪稱盛事的莫過於《永樂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傳世。永樂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讀學士解縉勁采天下圖書編為一書: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就是說,要將天下圖書全部網羅一盡。第二年,圖書編成,朱棣賜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翻檢之後,還認為「尚多未備」,於是,再命姚廣孝主持重修。 這次重修與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書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朱棣賜名為《永樂大典》 。全書以《洪武正韻》分類編目,以韻目分列單字,按單字依次從各種書輯入與此字相關聯的內容,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是永樂文治的重要標誌,也是明代的一項重要文化成就。《永樂大典》原書初藏於南京文淵閣,後移至北京,嘉靖、隆慶間曾摩錄副本一部。《永樂大典》正本毀於明亡之時,副本到清乾隆年間只存九千多冊,其後又有不少被儒臣們私自拿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燒的燒,搶的搶,至今全世界僅存數百冊。

  《永樂大典》的價值在於它不加刪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中輯出已經失傳的書五百多種。其後清代學者從中也多有所獲。但是,清修《四庫全書》雖然部頭很大,許多書都按照統治者的意志進行了刪改,而且,在修書的同時對不合清朝意願的圖書嚴厲禁毀,被禁毀的圖書幾乎與收入《四庫》的一樣多。所以,一直被歌頌的乾隆修書不啻一場文化浩劫!

  《永樂大典》的編纂,動用了三千多人,歷時三年之久,可謂盛事。但其時正是對建文帝忠臣殺戮追剿之時。殺戮與籠絡是相互為用的。明人將修《永樂大典》與宋朝修《太平御覽》相比,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最多,無地以處之,於是設六館修三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修《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修《永樂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賜名曰《大平御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乃真宗編也。文裕所考或未確乎?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系當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維護儒學正統,斥逐一切謗先賢、毀正道的言論和行為。永樂二年,饒州府一位讀書人朱季友,向朱棣獻上了自己的著作,據說其中「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朱棣讀罷大怒,說:「此儒之賊也。」侍從之臣紛紛給朱棣出主意如何處置這位迂夫子。朱棣說:「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國有笞辱示眾抄家焚書的傳統,於是,他下令將朱季友押回饒州,「會布政司、府、州、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箸書會眾焚之」,「仍不准稱儒教學」 。可見,當時讀書人是不准獨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樂中所修的《太祖實錄》。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讀學士解縉為總裁重修《太祖實錄》,為自己「繼統」製造合法依據。他對建文朝由方孝孺做總裁編修的《太祖實錄》很不滿意。按察僉事葉砥因建文時與修實錄,「書靖難事多微詞」,朱棣將其下獄,並「籍其家」 。知府葉惠仲等也因曾與修實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 。但朱棣對重修的實錄仍然不滿。總裁解縉後亦借他事下獄,終於死在獄中。永樂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學士胡廣、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等為總裁三修《太祖實錄》。朱棣至此才說:「庶幾小副朕心。」 《太祖實錄》一再重修,無非是為朱棣的篡權做掩飾,使「繼統」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實錄》中,朱棣屢稱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關於傳位的事曾屬意於朱棣。這種有意做偽,不僅使實錄不實——明人王世貞說:「讀累朝實錄,可據者十六七。」 更惡劣的是不准人講真話,甚至史官也只能屈從於皇帝的喜怒。

  同時,朱棣對有關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毀 ,於己不利者,雖片紙不留。甚至民間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再加上黨禁嚴迫,人人自危,「凡系諸臣手跡,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訐搜捕踵之,故其事十無一存」 。「焦園蠶室,盡付劫灰,頭白汗青,杳如昔夢」 。給後世治史者造成了極大困難。

  朱棣的文化專制政策影響深遠。兩百年後,行人高攀龍說:朱元璋令學者「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稟於是」 。暴力統治加思想牢籠,知識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別無出路。 


四、標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標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繼承者,想要作為一位盛世名王留於史冊,最能反映朱棣這一思想的是他親自編纂的《聖學心法》。他「修文竟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這種思想驅使。

  《聖學心法》成書於永樂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書。其時,朱棣即將巡視北京,隨向翰林學士胡廣等出示一書,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漢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道。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胡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朱棣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這便是《聖學心法》的編纂緣起和它的大致內容。

  在歷代帝王中,朱棣最稱許唐太宗,稱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說:「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於一。躬擐甲冑,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范》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於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之亦可保為治,終無閨門藩鎮之禍。」 因此,也可以說《聖學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關於成書的原因朱棣還說:「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捨是則無以為教,尚何捨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為是書。」 因而,該書可以說是歷代「聖賢」治國方略語錄之大成。然而,雖然此書是採集古人言論而成,但表述的卻是朱棣的政治觀念,特別是卷首洋洋六千餘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說:「不觀吾言則無以觀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從《聖學心法》看,朱棣所標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觀念,自產生以來,便與政治密不可分,被統治者利用來作為加強自身權威的工具。以後歷代,天命觀雖迭經發展變化,但仍不脫君權神授的圈子。他們對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時又借天命畏人。作為最高統治者,明成祖朱棣繼承了西周以來天命觀中的許多內容。

  由於時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擺脫對天的神秘觀念。蒼天高高在上,無言無視,而又無時不監,無時不保,世間萬事萬物無法逃遁,除將其神化,是無法做出其他解釋的。朱棣承襲了天人感通之說,其感通之處,在於人的「敬」與「不敬」。敬則受天命之眷佑,否則遭天命之遺棄。因而朱棣說:「吉凶晦否。匪降習天,實自由於人。」何者為敬?「法天之行,體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則為敬。又何者為道?「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因此,要以自然無為治國,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誠無息」、「至公無私」安天下。如此,則「上天眷顧,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會造成「天命去之,人心違之」的局面,要想延長鬚臾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說的「人」有兩層意思。前者「實自由於人」,這人主要指人間的統治者,即人君。這個「人」必須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為享受天命眷佑的聖人,不然就不會受到上天眷佑。後者「人心違之」這個人,是指被人君統治的眾人。這個「人」是天下安與不安的根本。雖云「天命違之,人心去之」,實則是「人心違之」從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無私的天道行事,則人心順暢服從,天命便會眷佑,如行事並非至公無私,不合於「天道」,人心便會違逆甚至反抗,天命也會遺之而去了。

  這裡所說的天命,不是幾近於人心嗎?朱棣雖不能擺脫天命說的迷信成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的謬誤,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國之道、民眾之心的順逆從違視為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無疑應當給予正面的評價。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話將君主神化,以加強自身的權威。他聲稱:「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然而這一天命說包含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無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無私的而不是別的,從而也不存在什麼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麼,在其不公之時便與天不合,「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的說法便不正確。這個矛盾是致命的。每個君主在宣稱他與天同心、代表天命時都無法逃過這個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識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騙性。

  歷代皇朝盛衰的事實教訓了統治者,他們不能不承認天命並非始終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們必須對此有所警戒,必須謹慎行事。永樂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與侍臣討論元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時,就表述了這種認識。他說:

  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因而,人君不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實際是要對君主的行動有所約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約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則可以常存警戒、謹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捨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總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繼承者成為聖明之主,順天無私,至公博愛,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歷來與敬天、順天並行不悖。在中國人看來,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賜,甚至天命的眷顧,也與祖先之積德有莫大關係。作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對創業垂統的祖先充滿無限的崇拜。他們堅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創業,那麼,謹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業。一切改變祖法、違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險的。因而恪守祖制,在《聖學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內容。他說:

  祖宗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亡國削。

  我們之所以說法祖與法天、敬天並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還因為他們總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麼樣的?難以說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則,則是可視可聽可得而循的明確榜樣。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樣,才可受天命眷佑於久遠。

  天之可敬,在於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於它可以拋棄下民,甚至降罰以行天譴。天命是如此無常!人君無不擔心他們可能被拋棄的命運。君主們面臨萬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們警惕著隨時可能來到的滅頂之災。為了避免被拋棄的命運,歷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臨民要謹其好惡、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張。朱棣也說:

  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己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己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雖高踞於萬民之上,但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其取捨標準則是與天下人心共好惡。他們把自己妝扮成天下民眾中的一員,竭力約束自己的慾望,表現出與民眾同其好惡,如果追求滿足私慾,而「拂天理之公」,其結果是極為危險的。這種與民同樂的思想,與上述天命觀的實質是一樣的,即他們看到了能否穩住寶座在於是否得到萬民愛戴。

  歷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現實的政治經驗中,得到一個結論:「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們對人民的力量十分懼怕。「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過獨夫而已,連一個愚夫愚婦也不如,何況他面對的是億萬民眾。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圖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釀成禍亂則悔之晚矣。

  於民怨未形之時圖之以法,便是謹好惡、慎修身。這其中包含三層意思;

  (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朱棣同歷代政治家一樣,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點上,與普通人家沒有什麼不同。

  (二)「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作為最高統治者,其所做所為為普天之下所矚目,它關係到國家興衰。同時,他還領導著一國之風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為端正,品德無私,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日無惕,若厲,無咎。」 「弗慮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人君應該勤勉自勵,疏懶豫怠則將一事無成。朱棣本人是個勤奮的皇帝。他於此體會甚深,他說:

  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踅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孫。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則不懈,不懈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各個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中國的儒學政治家、思想家們,設計了一個和諧、美妙的藍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君主與百姓被他們描述成家庭關係,君主是大家長,人民便成了子民。這大家長不僅有權役使其子民,征其貢賦,而且有保護他們的義務。統治階級既沒有無限地壓搾、剝削,被統治階級也沒有無休止地反抗。他們之間是協作的、諧調的,其所做所為均是有節制的。朱棣承認、宣傳這一主張。他說: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聖王於百姓也,恆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饑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道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勤而民眾歸。」 

  明智的統治者明白,民眾是國家根本,是政權的支柱,是財富的來源。使其飽暖,緩其徭役,保民愛民,即所謂施仁政,是鞏固統治所必須的。從朱棣所引述的歷代言論看,所謂仁政還包含著以下幾層意思:

  (一)施仁政則得人心,得人心則得天下。

  《聖學心法》引《書》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引《大戴禮記》曾子曰:「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二)剝削搾取留有餘地,則民樂而從之。

  《聖學心法》引《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說的是田獵猶須留有餘地,切不可竭澤而漁。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術:「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 何為不忍?何為仁政?《荀子》有更具體的解釋:「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 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對於過分的剝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有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死。」給百姓留有餘地的唯一目的是整個社會秩序:「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不為盜。」 

  (三)歷代君主自命為天下的主宰,總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負有安養百姓的責任。這可以說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點傳統。在原始的無階級社會中,有賢能者被推為首領。他們擔負著部落的生產、生活的管理責任。由於他們的勞績,氏族部落的生產、生活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被後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這類人物。後世君主以聖人自命,動輒稱「法先王」,實是以最優秀的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者相標榜。

  饑民之所饑,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組織管理國家和百姓的生產活動。如果沒有有效的生產活動,不僅民之饑、民之寒無法解決,一個國家也難以維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生產、社會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不僅有權取財於民,也有義務使百姓衣食飽暖,維持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整個國家得以運轉。

  朱棣曾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蹶拔矣。 

  朱棣所說的是取財有道,不能過分掊克,以致傷民之心。然而財自何來,只有一途,那便是發展生產。因而,歷代統治者無不把農業水利工商置於要務,不如此,則無以立國。

  永樂二十二年間,明朝政府為國計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發展軍屯、治理水患、蠲免賦稅、賑擠災民等等,都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

  (3)制禮作樂 明刑弼教

  禮、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於制禮作樂。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禮戴著公正的面貌,維護著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罰,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確是個極妙的方法。樂,其實有著兩重作用。其一,樂包含著禮的成分。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用之樂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階層,應該安於禮制的規定,享用本等級的音樂。其二,樂的精神是和諧,它與紛爭、紊亂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歸於安寧溫良。

  然而,禮樂的約束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僅憑禮樂是不夠的。如果人臣不安於禮樂制度的約束,他們可能隨時衝破行為規範,打亂現存秩序。為使人臣安於現行制度之內,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道德仁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為郛廓,以仁義為干櫓,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這裡所說的道德仁義,已經不完全是一種道德觀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應該理解為自上而下地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安於現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會「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為人君者則會安然穩坐其位。

  在《聖學心法》中,還有所謂別內外、正名分,也應與禮教、德化作同等觀。關於正名分,朱棣說: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 

  《聖學心法》本是專門為皇帝用的教科書,卻於「君道」之外還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將整個社會納入所謂禮教德化的規範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禮義仍不足以治國。對於那些膽敢逾禮制、違背道德破壞現存秩序的,則要約以法律,施以刑罰。這被朱棣稱做「明刑以弼教」。他說:

  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惡也,使民見刑而違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於無刑。 

  既然刑不過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國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節制,以之起到威懾作用,從而使人不敢犯法,終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見歷代暴君喪身亡國的教訓,諄諄以慎刑告誡子孫,切不可過於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殺人越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 

  歷代統治者總喜歡把自己妝扮成仁義賢明的君主。其用武,曰為止戈,曰解人於倒懸,拯人於水火,其殺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濫殺,也絕不承認苛暴。然歷史事實教訓了他們,濫施刑罰會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從而失掉寶座。中國歷代主張行仁政的政治家,對此是一脈相承的。

  統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於其節制刑罰,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們的出發點在於維護其寶座的穩定。

  4.養士擇賢聽諫納言

  君主以一人臨天下萬民,雖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君主之能在於用人。因此,養育人才、選拔人才便成了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重視的問題。朱棣說: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慾望秋獲,不雕鑿而慾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暱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鹹康。 

  這裡,朱棣提出了幾項主張:1.致治須資賢才,賢才須養之而成,故育才須從建學立師為急務。2.任人當擇賢才,擇賢才當取之至公而用之至當。3.用人果賢,聽之勿疑,官皆稱職,庶事鹹康。

  但是還應該補充一條,即君主要使士為己用,必須待之以禮,否則將不會得士。朱棣說:「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在中國古代,士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它可以為君所用,也可以不為君所用,關鍵要看君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時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 因而朱元璋竟然規定了「不為君用」的法律。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拒絕與明廷合作。 有鑒於此,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禮臣下的觀念。禮臣下並不是朱棣的發明。

  在君主制社會中,雖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數政務卻有賴於臣僚去完成。君與臣是一對矛盾,不僅在權力分享上,也在治國方略之異同上,他們常會發生衝突。是出於公心還是滿足私慾,是立足於長治久安還是只顧眼前安樂,往往是他們衝突的焦點。作為君主,如何對待臣下的意見,作為臣僚,如何「輔佐」君主,是又一個為歷代政治家注重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納諫、聽言是君主為人們所稱許的美德。不畏威暴,敢於諫諍,則是臣僚應盡之責。在《聖學心法》中朱棣說: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於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那麼,何者可親,何之可斥?何言可納,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則: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裡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捨。……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他批評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為,必然終至敗亡: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說在中國是有傳統的。

  朱棣以明君自許,他要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國理想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摒棄了「申韓刑名術數」,全面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學說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僅承認天命,鼓吹天人感應,而且重視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惡為取捨。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舉賢納諫,人臣禮樂和諧。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以道德、禮教相約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會。可以說朱棣的治國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賢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們看到的僅是朱棣的言論,它既是說給子孫聽的,更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他希望子孫之承業者可以長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繪成賢君聖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說的行事呢?事實證明,朱棣對他所宣稱的信條並不總是嚴格恪守。他有時是隨心所欲,有時甚至是乾脆背離了他宣稱的信條。

  先說敬天法祖吧。朱棣本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並不具備繼承皇位的資格。事實上,他的父親確也按照「天命」將他的長兄朱標立為太子。懿文太子死後,又立其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如果朱棣安於天命、遵奉祖訓、謹守禮法,便不會導演出靖難那一幕戲劇了。然而他無法抵制皇位的強大誘惑力,由於他鎮守邊塞、節制諸軍而養成的實力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終於突破天命和禮法,要自己去改變既降的命運了。

  經過三年多的征戰,朱棣取得了勝利。將入南京金川門時,編修楊榮攔馬問道:「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謁孝陵然後再入城即皇帝位。 從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謁陵不過是做個樣子給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過是駕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學家谷應泰說:「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咨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稱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則不足以制天下。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看朱棣精心炮製的即位詔:

  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當時人的認識水平,對於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內便贏得天下的原因無法說清楚,他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難免產生這樣的幻覺。當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於天命,他不能超出歷代以武力、智術奪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維模式,要借天命來宣傳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進一步瞭解朱棣的天人觀。比如朱棣雖然宣傳天人感應,但是他對「祥瑞」等迷信卻是不盡相信的。永樂二年七月庚申,山東臨清縣奏野蠶成繭,且進獻野蠶絲二十六斤。這被人們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率百官朝賀。朱棣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為念,其頭腦還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獻瑞麥,朱棣斥為「諛佞」 ,臣下奏賀柏樹生花,朱棣斥為「世所常有」,「何益於用,何利於民」, 民獻嘉禾朱棣稱「但得四序協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是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 等等,都表現出朱棣對於「祥瑞」的態度。

  下面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不妨錄之如下:

  永樂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聖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災害,不忘以生民為念,特別他不欲聞祥瑞之賀,而把災異與自己的行政相聯繫,又從而對自己有所警戒,對群臣有所訓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朱棣的拒絕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為言,固然群臣為討好朱棣,但君權神授是封建社會的固有觀念,是君主政權的合理性的重要說辭,從根本上說,朱棣是樂於聽到這類讚頌的。朱棣說災異也是「朕所致」,實際上也是從反面承認了祥瑞也是「朕所致」,從而肯定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觀念。只要這個思維模式不改變,關於祥瑞的祝賀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並不相信金丹、長壽等迷信。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獻金丹及方書。朱棣說:「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他甚至並不企求長壽。一次,他與大臣論及此事,說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朱棣更重視的是修人事,他急於建立功業,垂名後世。然而,我們說朱棣急於垂名後世,不如說他更急於建立他當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為一切謹守封建禮法氣節者所不齒,事實上他也被政治反對派指為亂臣賊子。怎樣從亂臣賊子變為盛世名王,這是朱棣極費腦筋的事。他常常能夠自省,與這一背景有很大關係。

  如前所述,朱棣並非絕對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災異祥瑞,不過是他較能夠警戒自省而已。永樂年間最大的天變莫過於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這一場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毀於一旦,舉國震驚。朱棣連忙下詔罪己,徵求直言,隨後,又下了一道詔書,「凡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說朱棣對政務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願提的事是遷都問題。三殿大火,群臣奉詔言事,言官多以遷都為非,以為上天示警者,蓋因擅改祖制遷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與大臣俱跪於午門外對辯。辯至將午,大臣們窺知朱棣並不以遷都為非便有恃無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計」而妄言。所幸戶部尚書夏原吉從中斡旋,言官才未獲罪。關於遷都的辨論也就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對於天變,朱棣並不盲目地憂懼或喜悅,頗能按己意而取捨。他以天命為自己的後盾威嚇臣民卻絕不讓天命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是一位十分聰敏明辨的君主。

  至於「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樣呢?

  朱棣聲稱愛民、恤民,在這方面言論甚多。朱棣所設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圖畫。和諧、安寧、殷富、禮讓。的確,在永樂二十二年間,朱棣也做了大量安養生民的事。朱棣本人於政事極為勤奮。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處理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 。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 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以熟悉政情。 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見的。

  同時,朱棣本人也是比較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 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敝垢,納而復出」。有侍臣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汗濯更進。」 明人稱頌朱棣「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 不為無據。

  由於朱棣君臣的經營,永樂初年受戰爭破壞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力量日漸增強。然而,眾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樂一朝不斷有所興作:征安南、下西洋、討蒙古、遷都北京,未一刻暫息。這與「毋殫其財,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異其趣。朱棣曾說過:「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其養,雖休之不德。」 以朱棣之所為,百姓征戰勞作不止,焉能不失其養,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廣佈政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切中永樂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永樂末年,民生情況已經十分不妙。暴發於山東的唐賽兒之亂,便是百姓對朱棣怨懟的真實反映。

  其三,說到養士擇賢,聽言納諫。

  朱棣即位後,標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學,重視科舉,注意人才的培養。在朱棣身邊總是聚集著一批文士,明代的內閣制度也因而開始形成。

  文獻中記載著許多朱棣愛惜、養育人才的故事。永樂二年,狀元曾■等人受命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進士文學優等者及善書者為之, 是仕途中的重要階梯。後,朱棣又命侍讀學士解縉選才資英敏者就讀文淵閣,曾■等二十八人入選。庶吉士周忱落選,他上言自諫少年願學,朱棣十分高興,增周忱共為二十九名。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張,光祿寺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每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學館面試之。 就學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並派給校尉騶從,可謂優禮之至了。後來其中的不少人樹有政績留名後世。永樂年間還開了舉人入監讀書之例。由於進士所取有限,不少舉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並給予教諭之俸。 也是養成人才之一途。

  但並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樂年間有所施展。即如後來聲名赫赫的學士楊榮、金幼孜、黃淮等也僅以五品秩入直文淵閣。 說是參與密勿,其實也很難影響決策。

  朱棣喜書畫,善書的沈度兄弟、善畫的王紱等都被他羅致在身邊。這些看似優遊尊貴的文人學士並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鳥入樊籠之感。如王紱詩有:

  縱有好奇者,相看為玩弄。 

  孰知野鳥苦,只悅公子容。 

  這樣的句子,確道出了朱棣身邊的一些文人學士的心境。他們不過是供裝飾用的花瓶籠鳥而已。

  朱棣標榜謙己納諫.但其剛愎自用,很少聽取別人的意見。軍國大事多由一人獨斷。即如發五十萬大軍出塞親征蒙古這樣的大事,也難得令臣下贊一辭。永樂八年北征,車駕次凌霄峰,朱棣問侍臣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胡廣以奉承之語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這固然可以看出諸將態度不積極,但也可以看出朱棣與群臣的關係。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次北征時說:「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肭。」 寧遠侯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畏罪自殺,「功冠交南」的英國公張輔,亟調從征,既不令抗鋒,也不令逐北,僅以之俾督運。「天子自將,不欲諸臣分其功也」。 既如此,諸臣何敢諫言?

  經過兩次北征,仍未達到朱棣預想的目的。永樂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問題,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兵部尚書方賓力言軍興費乏。戶部尚書夏原吉說:「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費迭作,內外俱疲。」朱棣大怒,方賓懼而自殺,夏原吉下獄,並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連續發動了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結果,無功而還。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歎「夏原吉愛我」,豈不晚矣! 

  最後,朱棣聲稱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斷申明禮制,旌表節婦孝子,又命儒生輯《孝順事實》、《為善陰騭》以頒賜天下。朱棣本人則裝得極為仁慈,甚至虛偽到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永樂五年五月己巳這一天,朱棣來到靈谷寺,駐驊中庭:「有青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而朱棣之所為,卻多有可議之處。其最為人所不齒者,殆為對建文諸臣的殺戮。

  大凡開國君主,總有點流氓無賴氣。大概這正是他們能夠蔑視禮法、無所顧忌地橫衝直撞的一個原因吧?你看,楚漢相爭中,項羽要烹殺劉邦的父親,劉邦嬉皮笑臉地要「分我一杯羹」 。起初,劉邦輕視儒生,有儒生拜見他,他竟奪過儒生的帽子往裡面撤尿。 同樣,朱元璋在羽翼豐滿時,便指使人將他擁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於江水 。即位後專殺立威,對於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絕不留情。

  朱棣身為藩王,帶兵奪位,也需要有向神聖禮法挑戰的精神。這個近乎開國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帶點流氓無賴氣。朱棣還有一個近在身邊的榜樣,正是其父朱元璋。胡適嘗說:「成祖生於明太祖起兵之後八年(1360年),眼見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為最像他老子。」 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樣,不僅有流氓手段,也是個殘忍嗜殺的暴君。不論是政治上的反對派,還是宮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誅殺無異。從帶領「靖難」之師打入南京起,朱棣便開始了對政治反對派的殘酷鎮壓和屠殺。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宣佈:「朕賴天地宗社之靈,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濁亂天下之奸惡,悉就誅僇。其餘文武官仍用無疑。升賞斥罰,從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懷疑怨謗,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 朱棣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不僅是殘酷的,也是空前野蠻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佈的「奸黨」名單,不過「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二十九人 ,而實際被迫害、遭殺戮的人數字難於統計。如前面的引文所顯示,他的殺戮是伴隨著政治宣傳的,無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處處標榜自己是嫡出,標榜自己維護、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憲。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號稱「讀書種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們之間進行了一場辯論。朱棣說:「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方孝孺質問道:「成王安在?」朱棣說:「伊自焚死。」方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國賴長君。」方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辭窮,說:「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乾脆說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孫坐,你管不著。當然,我們並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禮法定是非。不過,從這對話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無賴相嗎?朱棣命人強授方孝孺筆札,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見方孝孺不為所用,便以誅九族相威脅。方孝孺說:「便十族奈何!」於是釀出了一場殺十族的慘禍。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並將其投入獄中,接著便大肆搜捕他的門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開創的亙古未有的殺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其他,如對兵部尚書鐵鉉,「割其耳鼻」,■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還問他「甘否」。鐵鉉說:「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戶部侍郎卓敬不屈,臨刑,神色自若,也被滅三族。禮部尚書陳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兒子捉來殺掉,並割其鼻舌,強塞給陳迪吃。陳迪「唾,益指斥」,終於被凌遲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餘人。刑部尚書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暴昭「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左僉都御史景清,因刺殺朱棣不成,被「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噀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逮語不遜,朱棣「命斷其舌,磔死,宗族棄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 。其他不一而足。這些人的死,不僅是出於對封建禮法對建文帝殉節,更重要的,他們是出於擁護建文帝的寬仁之政,從而反對朱棣「恢復祖宗舊制」的政治立場。對此,前文已有論述。

  最野蠻的,莫過於朱棣對這些殉難者家屬的處置了,且不說他下令在郡縣窮治建文「奸黨」,以致「疏族遠親莫不連染」的所謂「瓜蔓抄」,即從一段朱棣口詔的實錄,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臉。

  永樂元年正月,校尉劉通等繼帖為奸惡事:「一將刑科引犯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口,又引犯人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奉欽依「連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識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廝都拿去,同刑科審。親近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盡發去四散充軍。若遠親的不肯把親近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

  二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有奸惡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前例;謝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兒年二十。」俱奉欽依「發金齒衛充軍,妻韓氏送淇國公處轉營奸宿。茅大芳並男順童、道壽,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張氏發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欽依:「著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抬去門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泰等姊並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兒。」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 

  永樂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張琳奸惡婦人一名。」「著教坊司領刺了。」 

  這僅僅是大量事實中的極少一點材料,是《奉天刑賞錄》、《欽錄簿》中的數百字,但是它們實在太生動了,無須再加解釋,便將朱棣的嘴臉暴露無遺。朱棣分明是一個頂著皇冠、披著黃袍的流氓頭子!

  近人魯迅對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殘暴深惡痛絕。他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朱棣為什麼要進行這樣殘暴的屠殺,一言以蔽之,即為滿足自己的權力慾望,坐穩皇帝的寶座,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掃蕩之列,為此,一旦得勝,便必欲用一切手段處置反對派以淺憤。姚廣孝不愧為朱棣的重要謀士。他們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話無異於朱棣夫子自道。在處理建文忠臣卓敬的問題上,姚廣孝說:「陛下雖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駕燕都,不殺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強,蜀王富盛,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則彼得行其志,移檄諸王,聲揚大義,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傑,起兵北來,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 

  在這種公開的屠殺和污辱外,朱棣還用各種陰謀手段殺人。為什麼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還要陰謀殺人?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計前嫌的寬仁大度者,對那些不便公開下手的便只能陰謀殺害。對於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絕無容忍的餘地。請試舉兩例。

  一是解縉。解嘗於洪武中以才見稱於太祖。建文中一度謫為河州衛吏,後被薦為翰林待詔。朱棣即位,縉被擢為侍讀,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並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尋進侍讀學士。朱棣標榜偃武修文、優禮文學之士,集人編纂各種大型圖書,重修《太祖實錄》,編纂《永樂大典》等均以解縉為總裁。但解縉在修《太祖實錄》、定儲之議及諫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滿。關於修《太祖實錄》前已論及。關於立儲,解縉主張立長子朱高熾,深為有靖難功的朱高煦所恨。時朱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解縉又以進諫不可啟爭觸怒朱棣,被斥為「離間骨肉」。永樂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竟不及縉。但朱棣並不以此坐縉罪,卻以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餉化州。朱棣親征漠北,縉恰入京奏事,謁皇太子而還。結果被朱高煦說成「私覲太子」、「無人臣禮」,竟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一旦而為階下囚。永樂十三年,朱棣查看錦衣衛囚籍,見到解縉的姓名,說:「縉猶在耶?」紀綱遂令縉飲酒至醉,埋積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寧國公主的丈夫,最為朱元璋所喜愛。朱元璋見諸王強盛,曾密托他輔佐朱允炆。「靖難」兵起,他以總兵官身份鎮守淮安。朱棣的軍隊南下,借進香之名,要穿過梅殷的防地。梅殷說:「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朱棣大怒,寫信給梅殷說:「今兵興誅君側之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還,並說:「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朱棣繞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擁兵淮上。朱棣強迫寧國公主「嚙血為書」,召梅殷還京。對於這樣的人,朱棣當然不能容,但礙於皇親不便公然下手。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報告說梅殷「蓄養亡命」,「詛咒」朱棣。朱棣不動聲色,說「朕自處之」。他下令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的儀從人數,借此命錦衣衛將梅殷家人執送遼東。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把梅殷擠到笪橋下淹死,隨後向朱棣報告說梅殷投水自殺。 寧國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兇手,並以安排她的兩個兒子做官作為安撫。不料兇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說:「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一下露了馬腳。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齒,斬之。」 此二人亦慘矣。如果他們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許還可以活命吧?不過,朱棣要殺人滅口,亦未可知。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陰險殘刻。

  有時,朱棣對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寬大,並不馬上治罪,而以後必借他故而殺之。永樂初,北京刑部尚書雒僉,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舊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舊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結果被認為「語涉怨誹」。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卻故示開明寬大,說:「朕為天下君,政欲日聞直言,姑寬之。」實則朱棣內心並未赦其罪。果然,永樂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將雒僉處死。 這種政治現實使許多人感到失望而為之悲歎。永樂初曾任翰林檢討,最為解縉所重,亦卒為解縉事牽連致死的詩人王■寫道:

  有淚莫泣鮫人珠,有足莫獻荊山玉。

  赤心徒使按劍猜,至寶翻令笑魚目。 

  更為惡劣的是,朱棣恢復了錦衣衛獄。

  錦衣衛獄,又稱詔獄,是朱元璋實行殘暴統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為是非。其時,「上(太祖朱元璋)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經法曹」 。錦衣衛獄備有各種刑具,在皇帝的庇護下為非作歹,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 後來,連朱元璋也不得不對錦衣衛獄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鹹經法曹。終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錦衣衛不復典獄。」 朱棣即位後,雖然進行了大規模屠殺,但仍覺得寶座不穩,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潛伏著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還沒有弄清。如果他還活著,隨時可能東山再起。政治反對派不與朱棣合作,甚至圖謀刺殺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慮重重,甚至做夢也不得安生 。誠如王世貞所說:「天子(朱棣)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報效」、「頗目法家言」的紀綱,「治錦衣兵,復典詔獄」。紀綱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朱棣)以為大忠,■之■咳之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勳,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數。」紀綱為人狠鷙,更恃此「窮意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則「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錦衣衛獄的刑罰花樣翻新,朱棣早已將《祖訓》不得濫施肉刑的戒諭拋到九霄雲外了。他下令收繳天下兵器 ,派胡■刺探民隱 ,獎勵告密 ,任用紀綱、陳瑛等「刻深之吏」為爪牙,鎮壓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樣。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大理楊守隨言:「刑具永樂間設,不可廢。」帝是其言 。永樂暴刑成了後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禍,在歷史上也是頗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於歷代宦官干政之失,對宦官的防範甚嚴。雖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傳令閱兵、監視大臣、察訪官吏、核定課稅、奉使外國 ,但宦官畢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時事被遣還。 建文中。也注意約束宦官,曾兩次下詔禁約奉差中官,因此「內官怨甚」。相反,朱棣則正借些宦官為耳目,安插於建文帝身邊。史稱,「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約為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開勁敵,直搗南京,輕易取勝。南京金川門開,建文宮中同時起火,說不定這火就是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為內應?《明太宗實錄》諱此不談罷了。朱棣入宮,「殺宮人、內官略盡,而得罪建文帝者則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為邊藩鎮守雲」 。由於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慮,「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紀綱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設立了東廠,用以監視天下臣民。東廠與錦衣衛結成了一個嚴密的監控網,施行恐怖統治,連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監視之中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監軍、分鎮、專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國,成了官僚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他們傲視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這種服飾是連文武一品官員也不易得到的 。後世宦官之禍,隱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開明政治,一度打斷了朱元璋推動的極端專制主義日漸強化的進程。朱棣則一反其道,完全抹殺建文新政。他所嚮往的,是做一個極端專制的皇帝。朱棣認為「帝王為生民之主」 這與方孝孺強調的「天立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逕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並不能完全壓服民間的不滿。正如明人王世貞所說:「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他舉了後世對方孝孺的態度加以說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義者無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 當然,王世貞是從君主宗法制的禮法的立場評論此事的。不過,可以看出,人心是難於征服的,哪怕是面對殘酷的殺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棣卻希望人們把他看做是一心興禮樂、施仁政的聖明君主。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連小蟲子都不願傷害。有一次朱棣去靈谷寺,「跬蹕中庭,有蟲著上衣,以手拂置地。徐命中官取置樹間,曰:「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 如此矯柔造作而又虛偽可笑。

  朱棣的殘暴,並非完全是由於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則是由於他的殘刻暴戾和極端自私之本性。蓋所欲極強,為遂其欲便不顧一切,對有礙於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樂宮中發生的一樁牽連致死三千多人的慘案(詳見余篇),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艱難民生

  一個國家,必須有安定的秩序,否則,這個國家便無法維持。但安定的秩序並不只是憑借武力高壓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憑權術便可以造成的。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安定首先是民眾生活的安定。沒有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得到長治久安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一定是個明君;民生問題解決得不好或受到忽視,必是個庸主。朱棣對這個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聖君賢主自期的。永樂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歷代帝王,祭畢,朱棣對群臣說過這樣一段話:

  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著為常典。朕今此舉,亦惟體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輔,庶幾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夠愛撫百姓,協助他使天下達於至治。永樂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門官員進京朝見,朱棣對他們說:

  朕以眇躬,托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盡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道,極施無爽,尚惟之哉! 

  不久,朱棣便在午門之外張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我們還要舉出朱棣命禮部發給中外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進他的致治之道。永樂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禮部移文中外諸司:

  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征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徼備御必嚴固,倉庫出納毋侵欺。有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上文已經說過,朱棣為了奪取皇位,打起了維護祖訓、恢復舊制的旗號,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於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顧惜地將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勢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採取措施,至於祖訓云云,對他來說並不像奪權時那麼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撫軍民的事提到了日程。其時,各地臣民對朱棣的大規模殺戮還驚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曉諭軍民各安生業,他說: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這是一道以高壓強行使百姓就範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樂業」,反以告訐、死刑相威脅,其時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軌道,朱棣還脫不出軍事高壓的模式。他相繼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如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都督僉事趙清往鳳陽中都留守司,前軍左都督李增枝往荊州,江陰侯吳高往河南、陝西等等。但是,僅靠武力高壓的「撫安」是不夠的,朱棣也同時注意到民生的實際問題。因而,這時也派了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令其將「何弊當革,何利當興,速具奏來」。第二年(永樂元年),他又派監察御史、給事中這些「朝廷耳目,侍從之臣」,分諸直隸府州縣及浙江等布政司撫安軍民,宣傳他的與民休息之意,並要求他們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時約束他們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有故違者具實奏聞,以法治之」。 這些措施,還帶有為「靖難之役」善後的色彩,這對於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會秩序稍為安定之後,必須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

  一個社會成員主要是農民,主要收入來自農業的國家,首先必須安定好農民,首先管理好農業,才能使社會安定、民有所養而財用不枯。土地、種子、農具、耕牛,以至於耕作技術、水旱蝗災都是執政者應該考慮的。《明太宗實錄》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不少。朱棣的具體措施包括:移民墾荒屯田,耕種乏牛者,官市給之;乏農具者,寶源局鑄造給之。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論述朱棣開發北京時要詳細介紹。

  減少工作,與民休息。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謂兵部尚書劉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詔內外諸不急之務一切停止,毋妄勞人斂財,庶少息兵民。今聞諸司尚有不體朕意,橫虐吾軍民者,其申諭中外,自今軍執常役,民安常業,官守常職,雖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須奏准然後行之,違者加罪。」 

  又如:

  永樂元年四月丁巳,山東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縣民丁三千餘人,修治魯府,東作方殷,乞暫停工,今歸耕種,俟農隙就役。」從之。 

  再如:

  永樂元年四月乙丑,賜書楚王禎曰:「別來恆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眾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皆折毀,而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朕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賢弟又雲,欲令左護衛軍屯種以贍歲用,正合成法,具見遠慮之意,宜早圖之。

  限制急征,緩民之困。例如:

  永樂元年冬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皆當罪之。」上(朱棣)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或先後不齊,地理亦有遠近之異,未可概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又如: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屬華亭縣徵收秋糧過期不完,請罪其縣官。上(朱棣)曰:「今年蘇松間有旱勞,秋糧固難卒辦,縣官職在撫字,不得輒以此罪之,再與期限可也。 

  減免賦稅,恤民之艱。例如:

  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陳州今年租稅,以淫雨傷稼故也。 

  又如:

  永樂二年五月丙辰,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言:「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課鈔不及,請減舊額。」戶部以聞。上(朱棣)曰:「兵旱之餘,尚可徵稅耶?其悉免之。俟豐歲百姓復業,商賈通行,然後徵之。」 

  發鈔發粟,賑濟災民。例如:

  永樂元年三月戊子,戶部言河南開封等府蝗民饑。命以見儲麥豆賑之。 

  又如: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東、河南、直隸、徐州、鳳陽、淮安民饑。命戶部遣官賑濟。本處無儲粟者,於近旁軍衛有司所儲給賑之。 

  興修水利,除災利農。例如:直隸蘇州一帶仰仗錢塘江、吳淞江、婁江之水利。後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時百姓坐視禾苗枯槁,洩時坐視垂成之禾淹沒。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請而治之。 永樂元年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赴江浙諸郡治水。 厥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點開中,徵集軍糧。例如:朱棣甫即位時,北平各衛乏糧,便命戶部悉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 

  創定賞罰條例,發展軍屯。例如永樂二年,朱棣頒屯田賞罰之法,第二年,將其法甩紅牌刊識。後又規定,官軍種植樣田,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 

  照理說,朱棣如此愛民恤困,孜孜治理,國家應該大治,百姓應該豐足了。其實,永樂年間的國計民生遠遠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極為有限的。況且,以明帝國版圖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發生災害。僅就《明實錄》記載進行統計,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間,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就達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數災荒為朝廷所瞭解,並給予了賑濟或減免賦稅。然而有些災情卻為地方官員所隱瞞。永樂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對臣下的這種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說:「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谷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 

  朱棣曾經下令在外有司官員赴京朝覲時,要報告民間利病。但來朝官員卻往往不把地方實情上報,而「率雲田谷豐稔,閭閻樂業」以取悅於朱棣,蓋朱棣亟欲躋身於聖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邁千古列聖,他所樂於聽的就是「田谷豐稔,閭閻樂業」這樣的話。臣下之隱瞞實情,實朱棣有以致之,反之,當他瞭解到民間並非「田谷豐稔,閭閻樂業」時,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滿和■責,唯此,他才會顯得更加聖明。永樂十一年正月,山西發生饑荒,來朝官竟對山西饑民食樹皮草根的慘狀隻字不提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樣是因為他們隱瞞災情:「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熾自南京入朝,路過山東鄒縣,他目睹了當地的一次饑荒:「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灶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在皇太子的干預下,鄒、滕的饑民得到了賑濟。 然而,鄒、滕的饑荒可能不是最嚴重的,因而地方官司空見慣,才敢於不上聞。它只不過是偶爾被路過其地的皇太子發現而引起重視罷了。與皇太子過鄒縣的同月,山東青、萊、平度等府州發生水災,造成大量饑民,官府一次賑濟便達十五萬三千七百三十四戶之多。 我們完全可以說,實錄中所反映的災情民困是遠遠不夠全面的。

  朱棣統治人民,提出一種理論,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在朱棣看來,自己是愛民的仁君,因而民是不能失其養的。這也是實際上他不願意聽到民間的災情的一個原因。

  然而,就在朱棣崩於榆木川的當年十二月,大理右少卿虞謙的一道上書便為我們勾勒了一幅與朱棣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的民生圖畫。他稱: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寶,恢弘治化,南拓交阯,以擴疆宇,北討胡寇以靖邊陲,營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蓋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所以為安民之心則一。但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貪毒,遠近視效,海內成風,致民有不得所者。皇上(仁宗朱高熾)宸衷惻憫,蓋亦久矣。是以即位之初,即罷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棄苑囿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膏粱,蠲逋負以招流離,贖賣以全恩愛,進廉潔,退貪污,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人,蓋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濫設,今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皂隸,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內買賣,今自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令弟侄子婿於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取民。詔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征斂自如,詔蠲逃民逋負糧稅,有司乃指富為逃,欺公開豁,詔賜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責取於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墨函等物皆取於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來之費,有司出於百姓,軍衛出於軍糧,軍民至有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點發者,有部運出納者,誅求百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先滿私家,其顯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其秘而難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雖無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見聞,亦豈兵民之細害!苟不痛為懲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國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撙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今果所儲不足以供,令於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積者,從實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凍餒,如是若復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貪殘於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於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陛下審見於此,故屢降求言之詔,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猶有不言者。……

  虞謙所描繪的是一幅上下軍民全面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時,仁宗才即位五個月,虞謙所指的「今」所存在的問題,顯然主要由朱棣來負責,它是朱棣施政所帶來的結果。朱棣自稱其為政要使民不失其養,如此弊政叢集,民焉得不失其養!其他暫且不論,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猶有凍餒之虞,民間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朱棣說「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不過是為他的好大喜功的興做不止所做的辯解和掩飾。既然百姓不失其養,便可以毫無顧惜地任意驅使勞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於洗刷自己篡位的惡名,因而永樂一朝,大事頻興,國家百姓為之耗竭。試看,永樂年間南征交■,戰爭持續二十幾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谷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 ;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采木,工程歷時十四五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而「督辦官員能務公戒私,不貪贖厲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供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這樣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養」?正如洪熙元年湖廣佈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佛休」,其結果只能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饑荒、災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難更加深重。於是「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鹽賊橫生」 。

  僅就《明太宗實錄》的記載進行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伙的「強盜」和大批的「流民」。我們不妨將永樂後期的幾起「民亂」抄錄如下,以見永樂民生之一斑:

  永樂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軍都督金玉為總兵官,蔡福為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剿山寇劉子進等。子進廣靈縣民,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神鬼。造為妖言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職名,以皁白旗為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采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不能制。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永樂十五年閏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賊劉勝孫糾集無賴,自號太平將軍,攻清流縣,劫殺居民,守臣執其首數人,送京師斬之,餘黨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初,添保與縣人杜孫、李烏觜及龍溪■馬郎、龍嚴、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張五官等聚眾作亂,燒劫龍溪銀場,殺中官及土民三十餘人,官軍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稱太平大人先鋒等號,招集賊眾,燒劫清流等縣,殺縣官軍民三十餘人。至是福建守臣執送京師誅之。 

  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弘三糾集無賴作亂,劫掠鄉村,三年眾至數千,往來蘇湖常鎮諸郡,殺害官民,商賈不可勝計。發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討之。反為賊所敗,官軍多被殺傷,其勢益橫。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討賊,立賞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柵於小江港,議斷其走路。賊無所容,乃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執其首數人送京師。至是皆磔於市。蘇湖諸郡之民始安。 

  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以謀反伏誅。化初名僧保,畏避從軍,逃匿保定府新城縣民家。衣道人服,自稱彌勒佛下世,當主天下,演說應劫五公諸經,鼓誘愚民百四十餘人,皆信從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縣人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事聞,悉捕誅之。 

  秋七月己巳,湖廣靖州賊王忠,自稱平定侯,率眾攻劫武罔州,為守將所獲並其黨誅之。 

  永樂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捕。上命都指揮劉忠、都督馬聚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上覽奏謂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永樂十八年二月己酉,山東蒲台縣妖婦唐賽兒作亂。 (詳見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陽縣人楊得春、蔚滿圈等以妖術惑眾,伏誅。得春等素不事產業,不服役官府。有司將治其罪。得春變黃冠服,滿圈削髮披僧衣,俱逃入晉州,以妖術妖書符咒惑眾。自稱善治兵甲,能令人飛行十里。遂聚無賴,號五百羅漢,謀作亂。事覺,有司捕獲,械送京師,即日皆棄市,家口財產沒官。 

  二十年閏十二月甲子,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奏請調兵剿捕維摩州曲部驛野羅羅並蒙自縣作耗強賊,以除民患。從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盜入南京大祀壇天庫,盜蒼璧二、黃琮一。命西寧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馬捕賊。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賊首吳貴歸等就■。初,貴歸等聚眾千餘人劫殺鄉民,知府鄧忠率民兵捕之。賊眾拒敵殺官吏。事聞,命陽武侯薛祿率兵三千討之。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余脅從,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必有陰譴。至是,祿悉捕首惡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首賊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餘人往來兩縣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捕。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之。於是,慶等奏調緣河備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調兵二千,俱聽翥率領捕之。時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共進言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逃竄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思處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若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這裡所錄的,並非永樂年間「民亂」、「強賊」之全部情形,但卻可以說幾乎無年無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發生於永樂十八年的唐賽兒之亂了。這一年,朱棣正在準備進行第三次北征,鄭和正在準備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宮殿剛剛落成,安南的戰事正在打得火熱,還有,前面我們提到的皇太子親眼所見的山東大災荒也發生在這一年。層層的重負壓下來,都落在百姓的肩頭,他們實在不堪了,只有起來反抗。山東蒲台縣民在女首領唐賽兒的號召下,佔領了益都,其後往來於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官軍青州左衛指揮高鳳剿捕敗績,朝廷又派安遠侯柳升充總兵官、都指揮劉忠為副總兵,帶兵征討。雙方在益都發生激戰,都指揮劉忠戰死,而唐賽兒竟得逃脫。這時,另一叛民首領賓鴻正集眾萬人攻安丘,官軍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晝夜兼程從海上馳援,賓鴻不敵而敗。還有一支叛民隊伍在諸城為鰲山衛指揮僉事王真所敗。 叛亂終於被鎮壓了,僅被解往北京的「妖黨」就達三千餘人。 而唐賽兒仍然不見蹤影。據說,唐賽兒也曾被官府捕獲,「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系兩足。俄皆自脫遁去。」結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死」 。唐賽兒久捕不獲,朱棣懷疑賽兒可能削髮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詰之」 ,後來,搜捕範圍擴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 ,「先後幾萬人」 。

  朱棣的搜捕毫無結果,不得不在永樂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宮殿告成之際大赦天下,宣告「各處監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還俗」。 谷應泰在評論朱棣的大搜捕時,將之比為「石閔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須者亦殺。」 玉石俱焚,良莠併除,如此民生,豈得寧乎。唐賽兒之亂是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標榜「以愛民為本」 的統治的恰當評價。

  永樂年間,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 官員任用「漸循資格」, 辦事「循習」成弊, 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 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 ,「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馳」。 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廢,「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力之疲而農之業廢」 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對於永樂時期的統治,我還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話,該書中鄒吉甫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第四章 天下一統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個超邁千古的盛世名王,要達到這一理想,只有國內的安定康富還不夠,還要有無限廣闊的疆土,四海鹹賓的局面。可以說,朱棣自即帝位後,為此傾注了畢生的精力,而首當其衝者是解決蒙古問題。我們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瞭解他的整個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國。其初,「順帝北出漁陽,旋與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 。元順帝繼承人愛猷識理達臘、脫古斯帖木兒先後改元宣光、天元年號,仍以大元帝國自命,歷史上習稱之為北元。從此在相當長時期內有一個明朝與蒙古部族政權對峙的局面。洪武年間為解決蒙古問題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後派徐達、李文忠、馮勝、藍玉等名將以及秦、晉、燕諸親王出塞北征,雖有挫折但多所勝利。與這種武力打擊的同時,朱元璋還採取了一整套的防守與懷柔政策。在北部邊塞,從東到西他安置了遼、寧、燕、谷、代、晉、秦、韓、安、慶、岷、肅諸王(有的親王洪武時未就藩),節制諸軍鎮守邊防,並用優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勢力歸附。朱元璋的這些措施是極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內部的分裂與紛爭,明帝國對蒙元的鬥爭取得了主動。

  朱棣即位後,繼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發展,同樣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著缺陷,這不僅使洪永朝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蒙古問題,而且他們的政策模式留給後世,也釀成了一系列問題。所以,《明史》兵志說「終明之世邊防甚重」 ,其中「北虜」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脅。 


一、夷入於中國而中國之

  像歷代中原統治者一樣,明朝皇帝對周邊民族採取了懷柔政策。

  明初從洪武到建文、永樂年間,北元由於明朝的打擊和內部的紛爭,勢力逐漸衰弱,並且分裂為三個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韃靼和東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將所有蒙古人習稱為韃靼。

  如何對待韃靼和瓦剌的歸附者,是明朝政府懷柔撫綏政策的重要內容。

  朱元璋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一方面稱言 「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以民族革命相號召;另一方面,卻又承認元朝正統,稱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 。「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並說「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這顯然是為了討好元朝君臣,爭取他們不戰而降。他明確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順天道來歸降的話,「朕當效古先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其宗伯王駙馬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給換信印,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 「殘元領兵頭目」,「有能率眾來歸,一體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 。他還批評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說:「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為暴橫,又皆以胡為之長,不惟屍位而已,實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 在強大的和平攻勢面前,北元官員將領紛紛歸附明朝。朱元璋踐守前約,量材錄用,厚給官職爵祿。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舊將士,得元參政副樞等五百八十餘人,軍士一千六百六十餘人至京師,簡其壯勇者為駕前先鋒」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國公卜顏帖木兒為察罕腦兒衛指揮僉事,其鎮撫千戶、百戶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為之 。

  朱棣繼承了朱元璋這一政策,標榜任人唯賢,「不分華夷」,對於降附者的優禮厚遇,視洪武時期往往有加。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覽畢以示群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 

  這一段話議論得十分透徹,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對韃靼、瓦剌歸附者的政策。在這裡不僅顯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這項政策的提出是總結了歷史經驗,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視為其滅亡的直接原因,在這一點上超過了朱元璋,是很有見識的。

  同洪武時期一樣,朱棣對漠南北歸附者,「官其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 。這就是所謂「羈縻衛所」。對於腹裡的歸附者,或是歸附後遷入內地者,或授以官職,或給以爵祿,或令充軍伍,這就是所謂「韃官」和「韃軍」。永樂時期,韃官和韃軍的數字空前地擴大了。

  朱棣與韃靼人 的關係,淵源甚深。早在為燕王時,他的軍隊中就有很多「韃卒」。建文帝曾指責朱棣私納智謀壯勇之士圖謀不軌。朱棣辯解說:「蓋臣府中有韃軍百餘人,悉是洪武間歸附。朝廷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以備御虜防邊之用。」 其實,燕府中的韃軍當不止百人。「靖難之役」中,朱棣還與蒙古私相往還。建文二年二月,「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劉哈利帖木兒等自沙漠率眾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賞繼」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虜通燕,寇鐵嶺衛,殺百戶彭城」 。這些韃靼將士英勇善戰,在戰鬥中「胡騎軍官最近左右」 ,「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 。朱棣奪取皇權,得韃靼將士之力甚多。

  夷入於中國而中國之

  朱棣即位之後,出於政治需要,更加強了對韃靼人的籠絡。對歸附者,除根據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賜予布鈔襲衣外,有時還給予牛羊孳畜。如:永樂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說:「前歸附韃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韃民十九人,令爾給予畜產,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 在普遍給賞時,對韃靼人的賜予要比漢人多。永樂九年十二月庚戌,禮部尚書呂震言:「京衛官軍俱錫棉花棉布為冬衣,各衛寄居韃靼官軍宜准此例賜之。」朱棣說:「待遠人當厚,命賜都督、都指揮、指揮,皆織金■絲衣,千百戶衛所鎮撫■絲綾衣,舍人頭目■絹衣,旗軍人等胖襖褲鞋。」 但是,大部分韃官在平時沒有實際工作,只是在戰時讓他們從征。比如,永樂元年十月,朱棣對兵部尚書劉俊說:「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 。又如永樂三年九月丁酉,「陛陝西都指揮趙忠脫列干為後軍都督僉事。脫列干食祿不視事」。己亥,「陛散騎舍人朱禿兒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金帶,食祿不視事」 。由於韃官的待遇優厚,而又悠遊無事,因而有的漢人反「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曉諭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 。對於邊外歸附的韃宮,為了便於控制,明廷鼓勵他們進入內地居住,或居住京師。永樂七年九月壬申,「韃靼虎力罕等率家屬來歸,奏願居京師,賜鈔幣衣服,布絹鞍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給之。自是有來歸願居京師者,賜■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則第高下授之職,食其祿而不任事」 。永樂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宋琥說:「其諸虜及新附者,爾與豐城侯李彬熟計之,悉送京師,預法提備,毋致■竄。」 除歸附的韃軍外,也有垛集韃靼百姓為軍的情況。永樂三年六月乙丑朔,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靈州韃靼宜垛集為兵,以足邊備。」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則行」。 

  吳允誠和金忠是韃官中的突出例子。

  吳允誠原名把都帖木兒。是韃靼平章,於永樂三年七月自塔灘率部屬五千餘人、駝馬三萬餘匹詣甘肅歸附。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屬於甘肅,遣人送到京師。為了表示對歸附少數民族人員的寵異,朱棣往往要賜以姓名 。朱棣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授右軍都督僉事,賜賚甚厚,令其仍率部屬居涼州,諭兵部榜諭緣邊將士毋有侵擾,並給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揮牛十四,羊七十;指揮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戶衛所鎮撫牛十,羊五十;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撫綏,俟吳允誠等居住既定,選其中壯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參以官軍三倍,於塞外巡邏,偵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徠來附者」 。朱棣厚待吳允誠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吳允誠受朝廷厚恩,因而對明朝頗為忠誠。永樂六年二月,吳允誠領軍隊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叛虜」火脫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 。永樂八年吳允誠從征沙漠,其時,涼州韃官千戶虎保等叛,並協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不從,遂率眾擒獲叛者。朱棣賜敕褒獎說:「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陛其子管者,並厚繼賞之 。永樂十五年吳允誠卒。其子孫亦多有功,封侯伯,賜美謚 。吳允誠歸附之後「降附者益眾」,「邊境日安,由允誠始」 。永樂七年七月乙未,韃靼丞相咎卜王亦兒忽禿典住哥及平章都連脫兒赤及司徒、國公、同僉等「各率所部來歸」,其眾「三萬」,「牛羊駝馬十餘萬」 。這說明朱棣對韃靼的撫綏政策很成功。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於阿魯台,於永樂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歸附。朱棣說:「鳥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彼既來歸,我須之以恩。」「宜厚意撫綏其家及部屬。其資財孳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來歸之心。」又對也先土干說:「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太平之福於悠久。」然而,當時也先土干的歸附,並非盡為「慕義」,不過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對阿魯台進行報復。朱棣北征不見敵人蹤跡,得也先土干如獲至寶,大加寵異,超乎常格。他對也先土干說:「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吾赤子,豈有彼此?」於是,賜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與鐵券金印,玉帶綺衣金幣,時時侍從。賜宴時,坐於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輟以賜之」。行軍時「上乘馬,金忠一騎後隨」。金忠部下的官屬,都被授為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乾等皆叩頭呼「萬歲」,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優待韃官,甚至對其歸而復叛亦不甚罪之。如永樂八年十一月,涼州韃官千戶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於流言,非其本心,挈家遠遁,遣指揮哈剌那海等繼敕往宥其罪,使皆復業。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萬二千餘來歸罪,「上悉赦之」 。九年九月,甘肅「土韃」官軍叛而復歸。朱棣說:「土韃官軍比因人言鼓惑,驚懼逃叛,蓋非得已。今既復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撫綏。待之如前。」 可以說是來去自由,至為寬大了。

  但是,由於韃靼、瓦剌對中原時有侵擾,明廷也對韃靼、瓦剌時有征伐,因此,作為封建統治者,不管朱元璋還是朱棣,對其歸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備。

  朱元璋說:「吾慮其難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絀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我宦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 

  永樂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對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說:「韃靼率多來歸者,慮有詐謀。古雲受降如受敵。其悉調山西都司、行都司,並太原三護衛騎士赴大同操備。」 永樂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聞韃官伯克帖木兒率眾來歸,可遣人慰撫,導之入境,然須密察其意。若有詐謀,易為制馭。語雲,受降如受敵,不可不慎。」 永樂十年五月己丑,敕鎮守興和都指揮王喚等曰:「今指揮岳山自虜中還言,韃賊有為阿魯台劃計者,欲緣邊副掠,宜謹守城池。或有以進馬以歸附來者,須詳查其實,勿遽納之。」 

  對於韃官則不授以重權。丘浚說:「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賜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戍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番將為正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 王世貞說:「祖宗時番將有功,雖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衛所印及總兵鎮守,或入奉朝請,或於各鎮住牧。惟有征行,則遴所部精騎以從,或別將則副大帥耳。」 朱棣對韃靼、瓦剌人的優厚禮遇,是建立在他們承認明朝的宗主權、臣服於明皇朝這一基礎之上的。既然這樣,他們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與漢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擔心在輦轂近甸安置大批的韃靼人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給予限制。自洪武時期起,為了消除元朝的影響。促進蒙古族人和漢人的同化,明朝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傳統,做明朝馴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語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禮 ;洪武五年再申民間婦女服飾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許與本類嫁娶,違者治罪 。朱棣即位後,繼承了這一政策。無疑這種強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著對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歧視的。這與前述的對韃官的不盡信任,是不利於對他們的懷柔和爭取的。致使有的韃官與明朝貌合神離,「獷悍如故」 ,一遇變故「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然而總的說,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懷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論是邊外羈縻衛所的首領軍士,還是腹裡的韃官韃軍,大都忠於明朝,並為之效力。他們對明朝授予的封號官爵十分重視,把它看作是極高的榮譽和統轄本部屬的依據。他們將朝廷頒發的璽印誥命輾轉相傳,世世寶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掙脫俄國的羈絆重歸祖國時,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一顆」,並將其獻給清政府。 永樂時期北部邊境的大體安靜,這種懷柔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大批的韃靼人入居內地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給韃官的俸祿過高,以致供韃官一人之祿可瞻京官十七員半 。因而正統時有「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 的感歎。但這與制馭韃靼、瓦剌的大略宏圖相比,畢竟是次要的。 


二、商賈貿易,一從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後,比成吉思汗時期以前處於更孤立的狀態,蒙古與明朝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貿易幾乎完全停頓了。由於遊牧生活,從前工匠和農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 。但是,他們對於糧食、紡織品和鐵器等金屬製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儘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於蒙古入主中原達百年之久,中原地區的影響並不能馬上消失,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也不能馬上改變。比如他們吃的是「食兼黍谷」,並非全是肉乳;他們穿的是「衣雜縑布」,「富者至被緹繡」 ,「食最喜甘,衣最善錦」,其首酋愈以「衣錦服繡」為榮 。但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產,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區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與明朝處於交戰狀態時,蒙古人也悄悄與守邊士卒進行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 。說明了商品交換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當然瞭解這種情況,對同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貿易一向控制甚嚴。它一方面利用貿易作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也用貿易對其示以懷柔。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邊防,需要大量馬匹,這使得與蒙古等地區的貿易勢在必行。

  洪武時期,對於邊地的貿易有很細緻的規定。馬文升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緞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給予,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 一切不經朝廷許可的私人貿易都嚴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條文繁複重疊 ,反映出明廷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明人認為,這些規定是為控制戰略物資的出口,亦為了減少因貿易引起的糾紛,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則可以「操縱機宜」 。

  朱棣即位之初,為顯示寬仁大度,對北部邊疆各族的貿易似乎稍有放寬。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繼敕諭兀良哈、韃靼、野人諸部曰:「朕今繼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內外,俱效職貢。近邊將言爾諸部酋長,鹹有歸向之誠,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裡繼敕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買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貢者,與使臣偕至。」 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天下馬匹損耗甚多,全國僅有馬兩萬三千七百餘匹。為鞏固政權和邊防,朱棣十分注意馬政,一方面「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同時開民間養馬之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強與產馬地區的貿易,大量買馬。

  一種交易是不定地點,價格由官方規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寧夏市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上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馬:每匹給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軍民私市者禁之」 。

  永樂七年七月乙酉,「敕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官帑有綺帛布鈔,可與新附韃靼易馬。良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

  大量的貿易以朝貢的形式出現。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節或商人,赴邊境或進京貢馬及方物,朝廷以賞賜的形式給予報酬,或直接給予貨值。馬和方物都有定價,賞賜有定額,如果賜賚不足額,進貢者則會不滿。這種進貢,實際上是各族首領或商人與明廷之間在做買賣。在這種貿易當中,朱棣的方針是「懷柔遠人,寧厚無薄」。不僅給貨值,還要給予豐厚的賞賜。蒙古和其他各族來朝貢馬及方物的記載,不絕於史書。比如:

  「永樂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頭目哈兒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二百三十人來朝貢馬。命禮部賜鈔幣襲衣,並賞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五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彩幣表裡一」 。

  二年四月己丑,指揮蕭上都等自兀良哈還。韃靼頭目脫兒火察、哈兒幾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隨上都等來朝貢馬,命脫火兒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事……各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脫兒火察言,有馬八百餘匹留北京,願易衣物。命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僕寺第其馬之高下,給價償之」 。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溫等處韃靼也裡麻等五十五人來歸,貢馬。命禮部如例賞之」 。

  「九月庚子,款多倫地面韃靼納哈刺等來朝貢馬,賜之銀鈔彩幣」 。

  在東北和西域,明朝同樣與當地少數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貢關係。這是明朝控制東西雙方以箝制韃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遼邊西壁近虜,境外多物產,如貂皮人參材木魚鮮之類」 。但洪武時期,對遼東的貿易管理甚嚴,以至「凡公差人員,不許捎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 。女直、兀良哈頭目經常赴內地貢馬。永樂時期,在遼東開原廣寧設立了三處固定的馬市,定期開市貿易;又規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兀良哈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計每年赴內地朝貢者一千六百人,而實際不止此數。朝廷給予來貢「夷人」的賞賜也有定額。另外,朝廷還花費大量經費用以晏賞、迎驛。這些措施加強了同東北各民族間的聯繫。鞏固了東北邊疆,也削弱並牽制了韃靼侵擾勢力。

  西北方面,永樂初明朝就與當地諸民族建立了通貢關係,撫之甚厚。

  永樂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國及諸部落之人,有來互市者,多則遣十餘人,少則二三人入朝,朕親撫諭之,使其歸國宣佈恩命。」

  以貿易關係為手段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與西番的茶馬貿易是明朝與少數民族貿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帶是西域門戶,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無阻。永樂時期的翰林學士解縉說:

  (河州)善馬之出,佈於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荈茗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於司。官茶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為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 

  朝廷茶馬之禁甚嚴,「雖勳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坐犯私茶,竟然賜死。布政使司官不言,並倫賜死,家人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 。朱元璋說:「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永樂時期,仍與西番保持了茶馬貿易關係。

  永樂三年二月,朱棣談到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出關時曾說:「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但看其永樂六年等令諭,其禁令之嚴或踰於洪武時期,大概也是「制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樂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軍器出境。近聞有鬻於外夷者,此邊將失於關防之過,目今須嚴禁約。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涼州諸衛士軍多私出外境市馬,請按其罪……從之。 

  六月丙申,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絲綾羅與外夷交易。比聞軍民裁製衣服與回回易馬,貪利違法,爾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諭各關把關頭目軍士,務設法巡捕,不許透露緞匹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仍前私販,拿獲到官,將犯人與把關頭目,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樂十五年再次申諭:國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貪圖貨利,私鬻出境,反以資寇,宜嚴禁止,犯者雖勳戚不宥。 

  禁令十分嚴厲。所謂「商賈貿易,一從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

  明天順中,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的馬文升說:「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緞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 朝貢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少數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於加強各民族間的聯繫和邊疆地區的穩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馬匹。

  但是,通貢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以西域貢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為從人,或貨他人馬來貢,即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至,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途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途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歸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為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為騷擾,不可勝言。 

  東北方面的貢使,也有類似的問題。

  在朝廷把「四夷來朝」看作歸順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賞賜看作是軟弱納款。永樂以後,政治腐敗,國力召衰,兀良哈、韃靼甚至借武力邀貢、添貢。貢市非惟不能撫懷邊外,反成了肇禍之源。正統成化以後,紛擾不已。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引用明人張濤說:「今日缺貢,明月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血未口乾,胡馬之嘶風踵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甚至痛切地說:「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 


三、對東北地區的經營

  元朝建國「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其疆域是很大的。元順帝退出塞外後,仍然在東西廣大地區內有著相當的影響,並企圖借其力量以圖中原。明朝如據有東北和西域,不僅可以削弱故元的勢力,而且可對其收包圍鉗制之效。反之,明朝則處於蒙古勢力的包圍之中,不僅難於制馭蒙古,而且會影響到明政權的鞏固。因此,控制東北和西域,是明初對付故元蒙古勢力的要務。這裡先說朱棣對東北地區的經營。

  洪武初,元將納哈出擁兵遼東,東北地區的女直族、高麗族等仍然處於其控制之下。朝鮮,時稱高麗,還保持著與北元的臣屬關係。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圖借助朝鮮的力量恢復中原 。因此,明朝必須控制東北地區,切斷北元與朝鮮的聯繫。嘉靖時兵部右侍郎王之誥說:「遼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控夫餘真番之境,負山阻海,地險而要。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 這段話,準確表述了明朝與北元爭奪東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寶郎契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顓 。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麗封其王,「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式遵典禮」、「作鎮邊陲」 。高麗於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號,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號,奉明朝正朔,納元所降金印。然此時高麗仍首鼠兩端,與北元使節往來不斷。

  與此同時,朱元璋一方面不斷遣使招諭東北地區官民歸附,另一方面派兵從山東渡海,向遼東進軍。洪武四年元月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同年,在遼東設立定遼都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 ,轄二十五衛,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 。北元大批將領、女直頭目相繼歸附明朝。朱元璋陸續將遼王、寧王、韓王封於廣寧、大寧、開原等地,以扼制遼東 。洪武二十年,明軍進攻金山,納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東北西部廣大地區直朵顏、泰寧、福余等三衛,以處納哈出降人,明朝在東北的勢力範圍大大擴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麗國王,以鴨綠江為界,「不得復有侵越」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更名稱朝鮮,幾經周折,明朝終於和朝鮮建立了友好關係並將其列為「不征之國」以戒子孫 。朝鮮和北元的聯繫被切斷了,北元借朝鮮之力恢復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進一步鞏固了在東北的地盤,洪武時期,明朝勢力已達松花江、牡丹江及牙蘭河一帶。

  永樂時期,國力強盛,朱棣銳意征服韃靼、瓦剌,又因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強了對東北地區的經營。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的李承勳說:「國朝建都於燕,親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遼在侯甸間,與宣大錯峙為三雄鎮,以藩屏京師。天下無事則併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數十萬,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強矣。」 

  遼東地近韃靼,兀良哈三衛時與串通,造成邊患,因而在軍事上仍以防備韃靼的寇掠為重點。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樂元年十二月,遼東都司就連續向朝廷報告軍情:「緣邊胡寇竊發不時」,「近虜寇盤山驛,虜掠人畜」,「虜寇懿德塞三晝夜,破寨柵,官軍與戰不利」。朱棣則不斷下令:「嚴固邊備」,「謹守疆場」 。

  其次是遣使招撫東北廣大地區的漢人、女直人、韃靼人:

  永樂元年五月乙巳,賜東寧衛千戶王得名鈔百七十六錠,彩幣七表裡,紗衣二襲。得名先往朝鮮招撫遼東散漫軍士復業。男婦來歸者萬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繼敕諭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設三萬衛,所以安養軍民……爾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戶高塔海貼木兒等繼往諭。爾等即同父母妻子復回本處,仍舊居住,毋久■棲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關心女直的情況,曾親自訊問女直地方的風土山川 。永樂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列迷諸部落招撫之」 。永樂二年又派遼東千戶王可仁前往遼東安撫女直之地,擬設建州衛,「給與印信,自相統屬,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經商買賣,從便往來」 。於是,「東北至奴兒干,涉海有吉列迷諸種部落,東鄰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樂初相率來歸。明朝「因其地分設衛所」 ,「選其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

  奴兒干都司的設立是朱棣鞏固開發東北邊疆、控制韃靼的重大措施。「奴兒干都司先名遠三萬戶府,前代無考,元為東征元帥府」 。洪武時期擬招撫遠方女直,以路遠未達奴兒干。永樂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剌答嗒來朝,置奴兒干衛。以把剌答嗒、阿剌孫等四人為指揮同知,古驢等為千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永樂七年閏四月,奴兒干衛頭目忽剌冬奴等來朝,「復奏其地衝要,宜立元帥府,故置都司。以東寧衛指揮康旺為都指揮同知,千戶王肇舟等為都指揮僉事,統屬其眾。歲貢海青等物,仍設狗站遞運 。永樂九年內官亦失哈率兵千餘人,巨艦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開設奴兒干都司 。近人研究奴兒干問題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贅言,惟欲提出兩點:(一)從理論上說奴兒干所統衛所東起庫頁島上的囊哈兒衛,西至鄂嫩河的斡難河衛,南到渾河一帶的建州衛,北達興安嶺的古裡河衛 。但這些衛所,奴兒干都司並不能實際統屬之。《大明一統志》:「我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 考之《明實錄》,各衛所入朝入貢,均直接地、獨立地與朝廷發生關係,朝廷有所宣諭也直達各該衛所,各衛所不相統屬,亦並不受都司統屬。

  (二)女直各衛所多屬羈縻性質,以原有頭目世襲指揮鎮撫,朝廷給誥印,定期朝貢京師,而奴兒干都司卻以流官長之。擔任奴兒干都司都指揮同知的康旺,原為東寧衛指揮,東寧衛屬遼東都司,距黑龍江數千里之遙,必非奴兒乾土著 。另外,奴兒干都司是擁有軍隊的,至少是少量的軍隊,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軍。永樂十二年閏九月壬子,朱棣命遼東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兒干都司護印。「先嘗與兵二百,至是,都指揮同知康旺請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還」 。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當遣還者,似應為後益之三百兵。至於除護印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軍隊,不得而知。這一事實說明明朝對奴兒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過了其他羈縻衛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斷到奴兒干都司,從永樂到宣德中,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兒干之地達七次之多,這些都說明奴兒干曾長期處於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

  東北各衛女直人,常常到內地朝貢或朝覲,為了表示優撫,朝廷要對其給予賞賜,封予官爵。朱棣稱此曰:「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女直需要與內地進行貿易,或以入貢形式進行,或於邊境開市,永樂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 。四年三月甲午,「設遼東開原廣寧馬市二所。初,外夷以馬鬻於邊,命有司善價易之。至是來者眾,故設二市。命千戶答納失裡等主之」 。這是開設馬市之始。永樂時遼東馬市共有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 。市馬有官價 ,貢物「悉厚直酬之」 。不論韃靼或女直,「來朝及互市者,悉聽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 。談到遼東馬市,宣德皇帝曾說:「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為市,蓋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女直固然需要內地的服用之物,而他們也給中原送來了土產:馬匹、貂皮、人參、材木、魚鮮等等。中原輸出的則有鏵、鏟、耕牛、種子以及米鹽絹布緞匹衣服等。開市的意義遠遠超乎經濟之外。「開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價,抽市則立法,至詳且善矣」 ,朝廷委專員進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項收入,但它也標誌著政府有效的管理權和邊民對政府所盡之義務,顯示了朝廷的影響力。

  永樂時,大批的女直人紛紛歸附明朝。要求靠近內地居住或到水草豐盛處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為他們擇地築城,或以水草豐盛處許之。有願居京師者,也受到鼓勵,「賜襲衣彩幣及牛羊薪米居宅」 。永樂六年四月,朱棣對兵部臣說:

  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於鎮守官員,勿阻之。 

  既與方便,又不強使居之,來去自由,政策很開明。後來,由於移居者日多,為了便於安撫,置自在、安樂州於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員以管理之 。其他如東寧衛、三萬衛、開原、建州、喜溫河衛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請去居住,不僅得到批准,而且「賜鈔,幣襲衣鞍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給之」 。為了便於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經濟開發,朱棣還主動派人築城管理。永樂十二年九月,他聽說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饒,便命指揮塔失往治弗提衛城池。「令居民鹹居城中,畋獵孳牧從其便,各處商賈欲來居者亦聽,仍命行在兵部榜諭之」 。遼東地區民族雜居,亦有不少韃靼人居住,永樂十年四月庚午,「命築遼東開原西門土城,以處韃靼之歸附者」 。

  對於邊地居民的貧寒者,朝廷則往往給予賑濟。朱棣說:「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 當地居民及部落首領的生活用糧,朝廷還常常給予接濟:「稍給鹽米布,贍諸酋豪,使保塞不為邊寇盜。」 永樂十二年秋七月巫凱奏:「開原三萬遼海三衛歲收屯糧,僅給本衛官軍及給安樂、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運給各衛調兵行糧,並接濟毛憐、建州諸衛韃靼,道路既遠,供給不敷,宜將所給建州毛憐者,就瀋陽各衛與之」 。

  通過以上各項措施,不僅鞏固了東北邊疆,而且在政治和軍事上使北元勢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這對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說:遼東「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余、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 。不僅如此,許多女直、高麗、韃靼頭目與朝廷的關係甚好。比如,永樂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憐衛指揮猛哥不花奏:「本衛千百戶哈答等二十餘人,每有調發,能效勤勞,今來朝,請量升之,以勸將來。遂各升職有差,仍賜敕狀諭繼之遣還。」 同年二月庚戌,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奏:「其衛指揮千戶鎮撫頭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勞績,請升職以示勸。遂升……俱賜敕褒諭且優繼之。」 甚至朱棣出塞親征,也徵用當地兵士隨行。永樂十九年六月,「敕遼東總兵官都督朱榮及遼東都指揮巫凱、劉青:於所屬衛分並韃靼、女直、高麗寄住安樂自在州官軍內選精銳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 。永樂二十年北征,毛憐衛指揮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屬從征 。

  另外,「遼東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 。朱棣很注意遼東的屯田,「減戍卒而增屯夫,數至十有其八。力穡者眾,歲有羨餘。數千里內阡陌相連,屯堡相望」 。東北地區出現了繁榮發展的局面。

  同時,永樂一朝,明朝與朝鮮關係甚好,北元無以乘其間,韃靼向東的擴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馭韃靼、瓦剌的一盤棋上,對東北的經營,是一招勝算。 


四、對西域的經營

  「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為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 。元朝滅亡後,故元勢力仍然對西域有廣泛的影響力。為了最後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勢力。限制後來的韃靼、瓦剌在這一地區的發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經營東北的同時,對西域的經營也採取了非常積極的態度。明人稱此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並將其比作漢武帝的「斷匈奴之右臂」 。

  馬文升(1426年)說:「我太祖高皇帝應天眷命,掃逐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斷派出使節往西域諸部,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北平按察使陳德文,太監王安,鴻臚寺丞劉帖木兒,吏部員外郎陳誠,中官把泰、李達、郭敬,都曾先後出使西域。陳誠於永樂十一年出使,於永樂十三年回還,所歷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裡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記》,備言其山川風俗物產,使明朝對西域有了新的認識 。

  朱棣對西域各部族採取了種種懷柔撫綏的政策,爭取他們對明朝的歸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貢、來去自由的關係。永樂元年朱棣就對禮部臣說過:「自今諸番國人願入中國者聽。」 永樂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於奉天門「視朝,西北諸胡來貢。」 禮部尚書李至剛說:「西北諸胡,陛下撫綏,皆以向化,邊境已寧」。朱棣說:「人恆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撫之能使馴帖,況虜亦饑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惟推誠待之耳。」 對於來經商者,朱棣主張「寧厚無薄」 ,「遠人慕義而來,當加厚撫納,庶見朝廷懷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頭目,故元官屬則紛紛歸附明朝,不斷來內地通使通貢。朝廷則給以王爵或令其為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給誥印冠帶以為臣屬。西域商人也紛紛來內地經商。西域所貢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獅子、駱駝、名馬,馬匹是大量的。朝廷給來貢者以宴賞,賜以布匹、綿帛、衣服、瓷器、金銀、鈔幣,所貢之馬按等給直。

  為了西域的經濟發展,如同內地一樣,朝廷還為其提供種子、農具,幫助其興修水利,使其安居樂業。

  (一)哈密 哈密是明朝經營西域的重點。明初,故元肅王忽納失裡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練兵西涼,「出師略地通商旅」,忽納失裡懼,「遣使納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來朝貢,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兒之地招諭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總兵官與都督僉事劉真討哈密,斬豳王別兒怯貼木兒、國公省阿桑兒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別列怯部屬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懾服,兵威極於西域」 。

  永樂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繼敕往哈密撫諭,且許以馬入中國市場 。哈密安克貼木兒遣人貢馬,朱棣命「分別等第」,「計直給賞」,以「厚往薄來」懷柔遠人。「凡進貢回回有馬欲賣者,聽於陝西從便市易」,並「約束軍民勿侵擾之」 。

  永樂二年六月,封安克貼木兒為忠順王,安克貼木兒乃元肅王忽納失裡之弟,忽納失裡卒,嗣為肅王。安克貼木兒遣使來朝請錫爵。朱棣說:「前代王爵不足再論,但今取其能歸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綏撫其民可也。」 遂遣指揮使霍阿魯禿等繼敕封為忠順王。這樣,哈密改變了故元藩王的名號,正式進入明朝版圖。這是直接與北元爭奪哈密的鬥爭。安克貼木兒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 。可見韃靼勢力仍在向西域滲透。朱棣命脫脫嗣位。脫脫為安克貼木兒兄子,於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討哈密時俘入中國 。朱棣即位「求得之」,「撫養甚至」,永樂元年送還故地。脫脫嗣立,使哈密與朝廷的關係更密切了。脫脫曾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脫脫為「朝廷所立」,降敕切責其「不顧禮法」,「不知有朝廷」 。哈密顯然受到朝廷的管轄。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設立哈密衛,以其頭目為指揮、千百戶、鎮撫籌官,給印章,並設王府官。忠順王府設經歷、長史、紀善等官,以漢人庶僚周安。劉行、辜思誠等充任。王府官之設在夷姓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幾同於朱姓諸王。另外,給忠順王以金印,為其築王城,都與其他羈縻衛所不同 。這既說明朝廷對哈密的重視,又說明其實際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衛官員的設置也由朝廷掌握。永樂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揮法都剌欲設把總官一員,以理政務。爾須度其可否,及當委用何人……宜審思熟計,具可否以聞。」 朝廷的法令、詔書都要在哈密頒行 ,幾同內地郡屬。脫脫死後,永樂九年封免力貼木兒為忠義王。終永樂之世,哈密貢使頻繁往來。

  嘉靖時兵部尚書胡世寧說:「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 雖非盡借「虛名」,而明實享其利。明人稱哈密為「諸番領袖」 。其所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當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譯上諸番貢表,偵察向背」 ,「譯文具聞乃發」 。另外,哈密東距肅州、西距土魯番各千五百里,「瓦剌達子在其北百里」 ,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 ,對經營西域,進而對遏制瓦剌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東、畢裡諸衛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頒《諭西番罕東畢裡等詔》:

  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裡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裡坐地。有為諸般上頭,諸處裡人都來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裡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裡巴一撒他每這火人,為什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去,開與西番每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著人馬往那裡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禍福俚! 

  作為一個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們承認了明朝的統轄權,便「賞賜名分」,「依舊本地裡快活」,否則便出兵征討。

  洪武年間逐漸在撒裡維吾兒之地設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廢,二十九年復立)、阿端(八年置,後廢)、曲先(後併入安定衛)、罕東(三十年立)諸衛。亦曾一度據有赤斤蒙古,並與沙洲通好。

  永樂中,對該地區的控制大大加強了。恢復了曲先衛(三年)、阿端衛(四年),新立了沙州衛、 赤斤蒙古衛(二年置千戶所,八年置衛) 。

  (三)別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魯番、撒馬兒罕諸部,這些部族都與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貢的關係。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詔諭哈烈、撒馬兒罕等處,並賜酋長織金文綺。遣使■詔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並賜之■幣。黑的兒火者,元氏之苗裔也」 。著眼於爭取「元氏苗裔」,以固邊陲。

  撒馬兒罕在諸部之西,即當時帖木兒大帝國主帳所在。以其主帖木兒為元朝駙馬,明人稱之為駙馬帖木兒。當時帖木兒已定中亞,威德正隆,「受群臣尊號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給事中傅安以威脅利誘說降天山南北,到撒馬兒罕為其所拘 。帖木兒令人導傅安遍歷諸國數萬里山川以誇耀其國之廣大 。帖木兒勾結故元宗室完者禿(本雅失裡)欲圖東進。朱元璋怕元朝所留於涼州的大量回回與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歸撒馬兒罕千二百人 。永樂三年帖木兒與完者禿合謀率二十萬大軍東征。朱棣聞訊令甘肅總兵官宋晟「練士馬,謹斥堠,計糧儲,預為之備」 。第二年,帖木兒死於東征途中,一場大戰才得以避免。帖木兒帝國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孫哈烈嗣王,與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 。這實際上又是一次與故元殘餘勢力的鬥爭。

  明朝永樂時期對西域有著有效的管轄權和廣泛的影響力。部族頭目對朝廷很忠誠。永樂八年五月丁亥,肅州衛寄居回回哈剌馬牙叛,殺守禦都指揮劉秉謙等,踞城,遣人結赤斤沙州哈密為應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說:「爾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為不義!我輩得安居,農具種子皆官給,又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報,而從爾為逆耶!今伺爾出城,必邀殺爾以報國家。」 永樂三年,哈密忠順王為韃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別失八里則討鬼力赤之罪 。對於各部族之間的糾紛,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樂五年,沙迷查干使節來言:「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朱棣勸他「宜審度而舉事,慎勿輕動以取危辱」 。永樂十四年三月,別失八里與哈烈有隙,各蓄爭鬥之志,朱棣賜璽書諭納黑失只罕並哈烈,「俾各釋怨睦鄰,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 。因而,「西域憚天子威靈,鹹修職貢,不敢擅相攻」 。

  洪武時期,故元勢力尚殘留於西域,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樂時期故元在西域的殘餘勢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勸說、安撫的辦法平息西域的叛亂,不輕易用兵。永樂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為邊患。朱棣命楊榮赴陝西與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楊榮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厄,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丑當自來歸。」朱棣從其言 。這個決定是明智的。

  在與西域的和平往還中,朱棣也有較其父高明之處。朱元璋曾遣使諭別失八里曰:「受天命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使鉅細諸國,殊方異類之民,鹹躋乎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 

  朱元璋認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由是爾諸國商人獲厚利,疆場無憂。是我中國有大惠於爾諸國也」 。這種片面的傲慢的態度,遠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來者,推誠待之」。朱元璋聽說西域產一馬甚異,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長靳惜,不得已,乃陰傷其足來獻 。圖小利以失人心,不足傚法。朱棣則強調「懷柔遠人,厚往薄來」,優給賞賜,隆禮過之,雖然浪費不貲,但頗收籠絡人心之效。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朱棣不受,命禮部賜鈔遣回,謂尚書鄭賜說,「此物今府庫有之,但朕自不用」。「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朱棣並非輕視玉碗,也不是吝惜賞賜。他能從國家利益著眼,是值得讚許的。 


五、對青海、西藏地區的經營與管理

  「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古湟中也。自涼州西北二百餘里為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為難」 。為了保持明朝與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須把守好鎮番、西寧這個門戶。

  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地,眾「番族」「聚族」聚居,明人均稱西番。洪武四年設河州衛,同年置洮州、岷州軍民千戶所,十一年立岷州衛,十二年立洮州衛。洪武六年立西寧衛。朱元璋說,「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棄之不守」,「豈良策哉」。 明代西番還包括西藏地區。明朝在這些地區設立了朵甘都司和烏斯藏都司,以加強控制管理。

  在政治招諭和軍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還利用貿易和宗教作為手段進行籠絡。貿易已詳前文,此談宗教。明朝法律對僧道限制甚嚴,民間不准私行剃度為僧,僧人需進行通經考試。但對於番僧優禮隆厚,實欲借其力以穩定「番族」。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寧僧綱司,以僧三剌為都綱。河州衛漢僧綱司,以故元國師魏失剌監藏為都綱。河州衛番僧綱司,以僧月監藏為都綱。「蓋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綏來遠人」,「陰助王化」 。

  朱棣即位後,曾派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來到京師朝貢,朱棣派駙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對番僧的優禮,無以復加。「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由是諸僧及諸衛土官輻京師」 。朱棣甚至稱昆澤思巴、哈立麻為「尚師」,即「上師」,後又封他為「大寶法王」,給以極高的榮譽,賜予甚厚,所費不惜。後來番僧相繼來朝,昆澤思巴被封為「大乘法王」,黃教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被封為「西天佛子」。許多來朝貢的番僧長期住在京師。陸容說:「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恬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雲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群丑,所得多矣。」 其策略是成功的,雖非創見,卻開有清一代利用宗教籠絡少數民族的先河。

  《明史》說:「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公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終明無番寇之患。」 

  同時,西番諸族不論大小皆許入貢,「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

  這樣,朱元璋父子用軍事征討、宗教籠絡、入貢給賞等各種手段控制了西寧地區,從而保護了河西走廊並防止了蒙古勢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個西域的控制加強和鞏固了,不僅阻止了韃靼、瓦剌向西域滲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比如,帖木兒汗勾結元裔完者禿(本雅失裡)圖謀東進時,朝廷便得以及時瞭解,並有所準備。

  經營東北、經營西域的活動貫穿了朱棣的後半生。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對東北、西北地區的開發控制,不僅僅是以之形成對蒙古勢力的包圍,而且是為明朝的勢力在更大範圍內得到鞏固,其實,它是朱棣整個宏圖大業的一部分。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進一步談到。 


六、開設貴州

  明代西南地區,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廣東、廣西,生活著眾多的少數民族,苗、瑤、壯、彝、侗、傣,等等。自元朝以來,中央政府為了管理這些地區,實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土人頭目,在當地世襲為官,即世官,土官按當地風俗習慣,管理當地的社會生活。土官可能是宣撫司、宣慰司、安撫司、招討司的官員,稱土司,也可能是府、州、縣官,稱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用流官,即朝廷可以任意調遣的官,代替土官,叫做改土歸流。改土歸流的結果是密切了當地與內地的關係,加強了中央政府對當地的管理。

  貴州布政使司的建立是明朝永樂時期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管理的最大成績。

  洪武時在貴州地區只設貴州、思州、思南州等宣慰司,並設都指揮使鎮守其地。貴州宣慰使隸屬於四川,思州、思南宣慰使隸屬於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屬於雲南。著名的彝族女首領,水西人奢香,就是貴州宣慰使靄翠的妻子。她曾因不滿鎮守都督馬燁的暴政,到南京向朱元璋馬皇后告狀。後來馬燁被朝廷處死,奢香保證「世世戢諸羅(彝族),令不為亂」。「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使西南一方得以安定。

  永樂初年,思州、思南兩地宣慰司首領相互仇殺,明成祖朱棣命鎮遠侯顧成前往平亂。禍亂平定後,明成祖朱棣下令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加強了對當地的行政管理。永樂十一年(1413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設立貴州等處承宣佈政使司,正式提升為省一級行政機構。貴州布政使司所轄六府、四州、一安撫司、十五衛。到永樂十四年(1416年)又在當地設立了貴州提刑按察司。於是貴州地區的行政管規格和理系統就與內地其他地區一樣了。貴州布政使司等行政機構的設置,被稱為,這一舉措大大促進了貴州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安定了西南邊疆。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經過他的努力經營,明朝永樂時期的版圖,按《明史》說是:

  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

  南海的「千里長沙,萬里是溏」盡入版圖。

  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貢,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縻者,不在此數。嗚呼盛矣! 

  此時的明朝,大致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雖不及元,但遠較清為廣大。清朝丟失了包括滿族發祥地的外興安嶺以北地區,是盡所周知的事實。 


七、嚴密的防禦體系

  明朝雖然在韃靼、瓦剌地區封當地首領為王,設置了一些羈縻衛所,並實施各種政策加強與蒙古地區的聯繫,但由於遊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的中突沒能得到妥善解決,蒙古地區需要內地提供的生活物質,甚至不惜以搶掠手段獲取,所以韃靼、瓦剌經常對內地進行侵擾。明朝在對其懷柔撫綏的同時,不能不加緊防禦。「選任名將,總率兵馬,修飭邊備以待之。自遼海至於兩鄙,要害之處,皆有其人焉」 ,所謂「列鎮控制四夷」 。號稱「九邊」的北方重鎮,永樂時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已駐有重兵。總兵官領兵戍守,營堡墩台,分其緩急量設兵馬,平時走陣、哨探、守■、焚荒,皆其職。敵「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貪戾而務廣大也。衛邊地而死民死」,「日戒修軍政」 。其時「邊政嚴明」,諸官軍「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 。

  1.嚴關堅堡,且耕且戰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區的軍事工事的建設,洪武時關隘烽堠遍佈邊境,「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用以「限隔內外」,「讋服胡虜,撫輯邊氓」 。

  永樂以後,由於大寧都司的內遷,宣府等地成為衝要,後來遷都北京,靠近邊境,朱棣更重視北部邊防工事的建設。其主要設施有屯堡、壕塹、墩台。

  據《山西通志》載:

  土堡 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廨宇,士有營舍,而倉廒草場鹹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勢便也。

  塹窖 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垣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蓋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塹窖為恃也。

  烽墩 多設於邊境,以時偵望……相地形高聳足以眺遠者,築立墩台,設軍戍守。一旦有警,晝則鳴炮,夜則烽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馬便於召集。 

  永樂時期所修大體類此。

  水樂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修築宣府諸處屯堡成。先有敕諭亨等於宣府、萬全、懷安諸處簡軍馬,堅壘壁,謹烽堠,慎防禦之務。每數堡擇一堡為高城深壕,城多置門,其中開井積水,以聚數堡之人馬輜重糧餉。晝夜瞭望,寇至夜則舉火,晝則舉炮為信。以軍士堅守之,附近屯堡軍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經營規劃,至是始備雲。 

  朱棣還屢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樂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頃刻少怠,欽此。

  永樂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將親來巡視,欽此。

  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口頭匹,盡數收拾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野,使寇無所得,必然就擒。欽此。 

  據《譯語》說:「虜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曠日費力也),間攻堡寨。人果死守,則亦棄去。」「嘗有畏死退縮者,賊入則無唯類」 。因此,屯堡的堅固,對保護沿邊軍民不遭侵擾有相當作用。

  宣府以外,寧夏、甘肅、大同、遼東等沿邊要地都有屯堡設置。永樂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視各處屯堡建設的情況 。朱棣還規定了屯堡的規制:

  「上命邊將置屯堡為守備計。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擇近便地築一大堡,環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門。周以壕塹,闊一丈或四五尺,深與闊等聚各屯糧芻於內。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糧食,有警即人畜盡入大堡,併力固守」 。

  沿邊還修築了許多城池、石垣、壕塹。永樂七年六月,朱棣對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說:「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為固。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苦城池堅定,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 永樂十年八月,又命邊將在長安嶺、野胡嶺及興和迤西至洗馬林「凡關外險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塹,以防虜寇」 。永樂十三年三月大同鎮守左都督朱榮言:「邊衛城池,當邊境衝要。其忙牛嶺、兔毛河、赤山、榆楊口、東勝諸處城垣低薄、無壕塹,宜急修築。從之。」 永樂十一年二月,敕鎮守遼東都督劉江曰:「前嘗令邊將於諸屯擇一屯多有水草處,深作壕塹,開井積水,凡鄰近各屯行李芻糧孳畜皆置於內。有警則諸屯相與協力拒守。爾獨不遵。爾別有良策否?即有緩急,不致誤事否?宜深計之,毋貽後悔。」 

  煙墩之設有定制:

  「永樂十一年令築煙墩,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丈五尺,外開壕塹,釣橋門道。上置水櫃。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軍守了,以繩梯上下」 。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處建築煙墩。這樣城堡、墩台、壕塹遍佈北方邊境,東起遼東,經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直至嘉峪關,各種軍事設施連綿不絕。正德年間,禮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寧夏,尚得見永樂初何福所築城 ,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諸衛,也有邊牆隘門等設施 。

  1980年,筆者曾實地考察從宣化到大同一帶的煙墩城堡。從宣化往西,過柴溝堡,沿洋河西岸,岡巒起伏。岡脊之上,煙墩相望,延綿不絕。偶爾在河岸也可以見到城堡。如柴溝堡西有一廢棄的古城堡,城牆大體完好,呈正方形,每邊約一百米,夯土築成,訪於當地居民,有說是城,有說是堡,當為明朝邊軍屯駐所用。這種墩台城堡的佈置,一直綿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兩岸。往北的御河兩岸,往東北方向的南洋河兩岸,都是這樣。蓋河床平曠,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當然也便是防邊瞭敵的衝要之地。以御河兩岸為例,從德勝口、宏賜堡往南,河東岸是一道土築邊牆,殘存牆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闊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隨山蜿蜒。河西岸峰巒起伏,每峰巒的至高點都有墩台,彌望無際。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觀音台東側,我們具體查看了一座墩台。台為黃土夯築,台基為正方形,每邊約七米,台高殘存約十米頂部亦呈正方形,每邊約五米。台東北角有土築階梯從地面通往台頂。台外四周圍以土牆,正方形,每邊約二十米。當地居民說,台西在五十年代初還有石砌房子的牆基,房子附近還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蕩然無存。

  當然,這些煙墩城堡並不一定都建於明初,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明朝對北部邊防的重視和經營的苦心。

  對於通往韃靼、瓦剌的關口道路則「補其缺,塞其罅」,駐以嚴兵,「以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韃靼瓦剌入寇的必經之路、軍事要地。永樂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一馬 。又如:

  永樂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莊等十一處山口,深井、李家莊、大箭口三處設煙墩守之 。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衛指揮同知朱騰等視山後道路,還言:蘇林口二十六處,舊有官軍守備,其黃石崖、莊窠澗二處並新視山口九處,俱合置守備。又言:守口軍舊止五六人,今宜增為十人。從之 。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關以北潭峪等處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關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士十人守之 。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衛指揮司奏,所轄境內諸隘口,可通車騎者三……皆已設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悉已塞之。其紙坊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會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從之 。

  可見朱棣十分注意對關口的控制。

  對關口的管理,更是嚴格。出入關口者須憑勘合,檢驗無偽方許放行。永樂七年四月丙戌,命編置紫荊、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關口出關勘合,以防詐偽。每關一百道,以禮樂射御書數六字為號。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鈐記,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並勘合送內府,都督府底簿付各關口。公差出關者,必得內府勘合為驗乃出。無者,從守關官執奏 。

  為了防止詐偽,守邊軍隊的調動也以勘合為憑。永樂七年五月辛卯,置邊城調軍勘合。「上以邊戍調遣,止憑敕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共百號。底簿比號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內府,比號簿付邊將掌之。遇有制敕調遣軍馬,須憑勘合比號相同,方許奏行。如有制敕,而無勘合,有勘合而比號不同者,皆為詐偽。於是給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陰侯吳高、寧夏寧陽伯陳懋、宣府武城侯王聰比對勘合簿各一」 。永樂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鎮守遼東都督劉江等曰,立邊防以嚴內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謹。自今非有御寶文書不許出塞。雖傳朕言,而無御寶文書者,皆不許。其境內商旅及公幹有驗者聽」 。

  明朝禁止軍民官員與外人私相往來,所謂「人臣無外交」,雖宗室親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為防止「人臣」造成內患,更防止其勾結敵人洩漏軍務引起外患。永樂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曰:「朝廷禁約下人私通外夷,不為不嚴。比年回回來經商者,涼州諸處軍士多潛送出境,又有留居別失八里、哈剌火州等處,洩漏邊務者。此邊將之不嚴也。已別遣監察御史覈治,自今宜嚴禁約』。」 同年八月庚戌,「敕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及巡按監察御史曰:『人臣無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住卜籠吉兒、沙迷查干諸處,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竊盜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將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家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心廉問防閒,不可縱弛』」 。

  對於邊將與「外夷」的交往,防禁更嚴。永樂四年八月庚子,「以遼東鎮守保定侯孟善所為非法,降敕切責之曰:『將之禦寇,猶犬之防盜,犬與盜狎,將何用焉,況復壞朝廷之法!姑貸爾罪。如不改過,悔將無及』」 。永樂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曰:『爾前奏曲先衛頭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肅者,既至,則當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禮,臣子無外交。雖為邊將,非為警急及受命權宜行事,宜謹守常法,不宜輕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圉無事。中山王亦享富貴令名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永遠矣』」 。

  朝廷常常命令邊將派人出境巡邏偵察。比如永樂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備御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五千人,馬千五百匹巡邏迤北」 。永樂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騎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壽等率騎兵由槍桿嶺出雲州北行,與武城侯王聰等會兵覘虜兵。各繼一月糧,每三十里置馬五匹,以備馳報」 。永樂四年六月戊辰,「敕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歸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虜俟冬欲南來圓山孳牧,爾宜嚴固邊防。待九月盡,令郭大都為鄉導,遣精騎出塞覘之』」 。

  沿邊駐軍,除保護邊內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還負擔著屯田的任務。足食足兵,是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國時,朱元璋就重視屯田。後來,朱元璋曾對馮勝、傅友德說:「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 永樂時期,屯田有了新的發展。永樂三年朱棣敕諭說: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養的道理,只要使平民豐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著太祖高皇帝時,都著他耕種自食,又積贊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饑窘,這個辦法甚是兩便……因此上著恁每官軍,依著定的分數下屯,專委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每一都司撥旗軍十一名種樣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種,攢下糧食,官府起蓋倉廩替恁收藏起來。 

  朱棣稱此為「且耕且戰」。永樂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揮司:『方春時和,邊民皆務耕種,虜或乘時侵掠,民不得盡力畎畝,宜嚴兵以備。寇至則捕擊,無事則歸屯,慎守疆場,訓練士卒,且耕且戰,爾其慎之!」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興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屯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軍糧供給,減輕了軍民■運的負擔。關於永樂時期的屯田,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軍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贅言了。

  楊榮詩句:「關塞有兵嚴號令,屯營無事樂耕耘」 ,「猛士防邊嚴警柝,行人駐馬聽泉聲」 。正是永樂時期邊關情況的真實寫照。

  2.內徒邊民,燒荒防秋

  內遷邊境蒙漢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後來韃靼、瓦剌侵擾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軍北上,長城內外蒙漢居民大批降附。其時故元政權退居塞外,時窺中原,如何處置邊境降民,關係到明政權的鞏固。洪武四年,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奏:「山後順寧等州之民,密邇虜境,雖已招集來歸,未見安土樂生。恐其久而離散,已令都指揮使潘敬、左傳、高顯徙順寧、宜興州沿邊之民,皆入北平州縣屯戍,仍以其舊部將校撫綏安輯之。」 明人尹耕說:「元主雖奔,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因而「部徙吏民於內郡」 。明軍初定天下,無力控制邊外之民,又要防止其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舉。從洪武四年起,陸續將邊地居民大量遷往內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後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東騰、豆州、雲內等州縣民;十一月徙綏德、慶陽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張對歸附的蒙漢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說:「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就歸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遺胡殘虜遍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復合」,歸附者與未附者錯縱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對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 。

  朱棣承認了邊民內徙的現狀,有韃靼歸附者也往往遷之而南。比如,永樂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肅總兵官何福說:「韃靼伯克帖木兒等部屬至甘肅,且勿給田土,俱令來北京扈從,漸漸移之南行,散處於便宜畜牧之處。」 

  元人北撤和邊民內徙,在長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曠地區,長城以北更甚。同時,由於當地居民罕少,宣府、遼東、甘肅等地不設郡縣,而是「遣將擇兵鎮之」,「捍外衛內」 ,統以衛所。所謂「舊郡邑守宰盡罷,其戍居兵卒,武吏馭之」 ,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弁,無人「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 。這對於北方邊境地區的開發和鞏固是不利的。明人認為,邊地諸鎮不設宰守「亦一時權宜」,「文皇乘三駕餘威,圖復郡邑舊制,而鼎成之亟,淵慮未紓」 。從洪武末年就已考慮在邊地充實民戶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衛、萬全右衛、懷安衛,「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實之」。永樂十二年禮部尚書趙羾來宣府輯遷民,「羾至,披荊斬棘,布約束,分田立市,甚勞悴雲」 。永樂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慶(今延慶)州,「至是始遷民實之」 。但這種工作做得太少了,永樂時期新立者唯保安、隆慶二州,開平一衛而已。遠不能彌補以前大規模遷徙造成的空曠。以當時的國力而言,恢復遷地郡邑建制並移民實之是完全可以辦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虛華的武功,於此未甚用力。相反,由於大寧都司及各衛所的內徙,萬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衛所的內徙以及興和的廢棄 ,反倒加重了長城以北地區空曠荒涼的局面。終永樂之世以及後來這種局面並未改變甚至有所發展。曾任明兵部職方郎中的陸容(1436~1494)說:「居庸關以外抵宣,驛遞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 朱元璋的內徙是為了御外,朱棣的內徙是為了防內,儘管都滿足了一時的形勢需要,但卻留下了長久的遺患,其不利於北方地區的開發和邊疆的鞏固是顯然的。

  為了防止為北元——韃靼侵擾者所乘,明朝還限制軍民到邊界之外去耕牧,「故事,邊界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 。這樣,許多耕地草場,只好荒廢。不僅如此,自永樂時期起,邊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長,每值秋冬,出塞燒荒,使韃靼人不得近邊放牧,以減少引起事端的機會。「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了哨」 。

  永樂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曰:「爾奏緣邊草盛,欲焚之,最當。第慮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軍馬,倉卒難避,屯堡房舍,將有所損。須預報之使備。」 

  這當是燒荒之始。後來則逐漸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為始,本鎮統領宮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韃賊不能南牧。 

  每歲冬,鎮守總兵會同贊理軍務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總參游守備備御提調守堡等,尊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軍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燒沿邊野草盡絕……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外,順風舉火,草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 

  本來,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國之後,經過近百年的經營,長城以外廣大草原地區曾經一度出現了經濟繁榮的局面,所謂「屯田連絡,監牧相屬,宮室相望」 。但是由於明朝與北元政權之間的長期戰爭,由於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長城地區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緣邊耕牧,秋冬燒荒等等措施,使這些地區變得一片荒涼:

  永樂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朱棣)顧學士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耳。」 

  開平,舊有元之斡耳朵,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台斷礎,零落於淒風澹月之間。 

  沙漠曠蕩,馬力未窮,惟近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歷歷可數。極北則地平如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 

  出得勝口,……過撫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 

  遷民、燒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邊放牧,可能減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灘任其荒廢,是對生產力的一種破壞,不利於邊境地區的經濟開發,固然不能資敵,但也不能資己之軍國之用。從長遠觀點看,這種做法是失策的。另外,當明軍出塞征討時,既無耳目嚮導,也無居民協助。大軍糧餉,徒靠內地人民馱角饋運,行動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丘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廓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軍,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朱棣即位後,數次北征,迄無成功,與此不無關係。

  另外,由於蒙族人民與中原經濟聯繫的切斷,他們失掉了許多生活用品的生產手段和來源;又由於與明朝處於對立地位,貿易關係不能正常地發展,為了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他們不得不南下搶掠。如果說永樂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復中原的能力和企圖的話,那麼永樂以後,他們的南下主要是為了滿足其經濟需要,定期的搶掠成了他們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帶上了季節性的規律。每當「首春氣和,堅冰漸薄,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馳」,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經營牧畜,明軍則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風,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來,百草結籽,馬肥弓勁,正是蒙古入掠之時,此時明軍則「控弦執矢,觀釁而動」。這就是所謂「防秋」 。秋天正值內地收穫,蒙古人多於此時南下因糧,但這時「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於我遂深入,而秋高馬肥,恆憑強以逞」。因而「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 。朱棣以及後來的君臣,在北部邊防問題上儘管處心積慮,但似乎沒找到問題的根源。問題在於,只要上述經濟形勢不改變,明朝的所謂「邊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頻年征討,更加重了草原地區與中原的隔絕局面,想要制馭蒙古幾乎完全不可能了。 


八、從「來者不拒,去則不追」到「逆命必殲」的政策轉變

  雖然,在朱元璋的懷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歸順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隊伍中有韃官,軍隊中有韃軍;雖然由於明軍的打擊,由於蒙古內部的紛爭,蒙古勢力有所削弱,但從整體上說,蒙古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並未正式置於明朝的統治之下。明人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 對於不肯歸順的蒙古勢力是不會置之不問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廢待舉,而處於紛爭中的蒙古各部,一時也還難以給明朝構成威脅,因而,朱棣對蒙古的政策在永樂初期是以懷柔為主,以防守為主,即所謂「來者不拒,去則不追」。凡來歸附的,均以禮接納,不願歸或歸而復叛者,也不強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邊地降虜叛去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請舉兵追之」。朱棣說,「但今朝廷大體,當以誠待之。春秋馭夷之道,來者不拒,去則不追。蓋彼之來,既無益於我,則其去也亦何足置意!況其同類頗眾,其間必有相與為親戚者,今若以兵討叛,其未叛者亦將置疑。不若姑聽其去,但嚴兵備、固疆圉,養威觀釁,順天行事。如造次輕舉,後悔無及。」 

  對於邊外用兵,朱棣還舉漢武帝以為戒。他說:「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 

  可見,這時朱棣對於邊外用兵十分謹慎,他的這種決策,顯然受到實力的制約。

  既然一時還不能臣服韃靼、瓦剌諸部,那麼,只有先求與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諭諸部酋長。永樂元年(1403年)蒙古諸部推奉鬼力赤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諭之曰:「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只恍惚等繼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 

  這位鬼力赤可汗,對於已經分裂的蒙古,並不能做到實際的控制,特別是無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認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統治權,也是限於力量無法向北伸延。但朱棣並不是不想對蒙古進行控制,他在永樂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節,爭取不戰而屈之。其諭瓦剌頭目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及和林等處頭目說:「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體天心為治,海內海外,一視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無不來廷,皆已厚加撫綏,勸忻感戴。惟迤北諸部猶觀望進退,出沒邊境,未有歸誠。今遣指揮完者先那海、百戶亦剌思等往諭朕意。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爾其遣人往來相好,朕即授以官賞,今還本地射獵畜牧,安生樂業,永享太平之福。」 

  我們對比永樂元年和永樂二年的兩通敕書,便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認鬼力赤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該再遣使瓦剌頭目及和林等處頭目,望其歸誠;反之,要求瓦剌頭目及和林等處頭目歸誠明廷,便是對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尷尬處境與矛盾心態。他希望統治全蒙古,做個主宰華夷的君主,但沒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誠,因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這種矛盾的政策使他無法處理好與鬼力赤的關係,鬼力赤等人對朱棣的心計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斷定,朱棣一旦認為自己的力量強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會拋棄這種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無所表示,反而一再傳言鬼力赤有寇邊的意圖。朱棣對此十分警覺。永樂三年五月庚申,韃靼頭目察罕達魯花遣人歸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見在卜魯屯之地。朱棣聯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報告說雲內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因而料定「此必鬼力赤遣人覘我邊也」。他敕諭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曰:「爾等可遣精驕密偵其動靜,若來寇開平,即設伏出奇擊之。」 朱棣一再通過各種途徑瞭解蒙古的動靜,並令緣邊兵馬加緊備御。永樂四年二月丙子,朱棣以書諭趙王朱高燧:「小旗孫成自虜中逸歸,見鬼力赤阿魯台也孫台向東南行。其來寇掠邊境,亦未可知。爾速遣人馳報武安侯鄭亨等,令堅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車坊至魚台領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則鑿深壕以斷其路,仍督兵屯田,且守且耕,寇來則相機用事。爾居守北京,一切邊務皆當究心。」他同時還諭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將士往興和同武安侯鄭亨備御,敕諭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訓練士馬,堅固城池以俟,無為虜所乘」 。

  永樂四年三月辛丑,朱棣派遣指揮哈先、千戶火兒忽答恍惚兒阿忽來繼書再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其口氣已較前大為強硬。

  聯嗣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為治,惟欲萬方有生之眾鹹得其所。今海內海外萬國之人番已臣順,安享太平。嘗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安為一家,而可汗不晤,拘我使臣掠我邊境,自阻聲教之外。夫天之所興,孰能達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之所能也!不然,元之後世自愛猷識裡達剌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者否?古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況而之眾甲冑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皆何罪也哉!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境之人,相與和好,且用寧息爾眾,同享大平之福,顧不偉哉!若果負倔強之性,天命之窮有所不顧,必欲以兵一較勝負,朕亦不得獨已。中國士馬精強,長驅迅掃之勢,恐非可汗能支也。可汗其審度而行之。文綺二表裡往致朕意。 

  永樂五年十月壬辰,朱棣再次致書諭鬼力赤:「前遣使致書可汗,本朝通好,共享太平乃拘留信臣不報,今再遣百戶早花等審求其故。禍福之機,天有顯道,惟可汗省之。」 然此次致書仍不獲報。

  這時,蒙古韃靼、瓦剌之間攻殺不已。可汗鬼力赤實際在韃靼頭目阿魯台的控制之下,被當作號召蒙古各部的工具。但因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 。

  與此同時,元裔本雅失裡的勢力卻在興起。本雅失裡又名完者禿,流亡於帖木兒帝國,居撒馬兒罕之地。蒙古兀良哈部來朝者向明廷報告說本雅失裡欲率其卒合別失八里之眾南掠。雖然別失八里遠在西北,且據說本雅失裡部屬不過百人,但以其元裔的身份,必有相當的號召力,朱棣絕不能掉以輕心 。又有消息說蒙古將遣人「迎立之」。於是,他於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派遣太監王安往別失八里,潛察其所向,同時敕令甘肅總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以買馬為名而覘本雅失裡動靜。 三月辛酉,朱棣又遣使繼書諭本雅失裡,勸其勿做非份之想。

  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回,知爾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台文結肺腑之親,相依為固,今未必能■親就疏矣,況乎握重兵!雖或其下有附爾者,亦安敢與之異志?今爾與鬼力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自順帝之後傳愛由識裡達臘至坤帖木兒,六輩相代瞬息之間,且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亦可以驗天道。然則,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道正宜詳察善處。古之有天下者,皆於前代帝王子孫封以爵土,俾承宗祀,如周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封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商之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宋亦皆封前代之後。我皇考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存恤保金尤所加厚,有來歸者皆令北還,如遣妥古思帖木兒還,後為可汗統率其眾,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今朕之心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途,宜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繼。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若為下人所惑,圖擁立之虛名,雖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皦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花等諭意,並賜織金文綺衣二襲,彩幣四端,爾其審之。 

  朱棣的一紙詔書自然沒能阻止本雅失裡東來,權位的誘惑力是至為強大的。但有一點則被朱棣說中了,鬼力赤必與本雅失裡勢不兩立,而首先受害的竟是鬼力赤。永樂六年十二月,傳來蒙古迎立本雅失裡戕殺鬼力赤的消息。 鬼力赤的被戕殺,也許不都因為他「非元種」,有傳說「鬼力赤欲歸附而未決」 是否與其被戕殺有關,亦未可知。

  本雅失裡雄心勃勃,甚至要恢復大元帝國。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裡被立為可汗這一現實。永樂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揮金塔卜歹和給事中郭驥出使韃靼,郭驥曾出使帖木兒汗國很可能與本雅失裡相識 ,朱棣在信中說:

  邊將得爾部下完者貼木兒等二十二人來,其言眾已推立爾為可汗,爾欲遣使南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等繼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沙漠,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彩幣大表裡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賞賜令使臣送歸,可體朕至意。

  朱棣在詔書中表示無意臣服本雅失裡,願意與其平起平坐。他送還了邊將所得之二十二人,對其臣阿魯台等也都有賜繼,真可以說是至為誠懇了。 

  然而,事實並不像朱棣信中說的這樣簡單、美好。朱棣在爭取通好本雅失裡的同時,仍然在與蒙古瓦剌部頻繁聯絡,朱棣於永樂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馬哈木等的使節 ,並於七年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主。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並給賜印誥。既然稱本雅失裡為可汗,又相約「可汗主沙漠」,為什麼又封其臣馬哈本等為王?且本雅失裡既為元裔 ,自以乃祖乃兄繼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於沙漠?本雅失裡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誠意有多大。他絕不會接受朱棣為他劃定的範圍的。而且,迎立本雅失裡的主要是韃靼頭目,瓦剌與之勢不兩立,朱棣封瓦剌頭目為王,只能會給韃靼頭目帶來反感。果然,本雅失裡等拒絕了朱棣的要求,永樂七年六月辛未,百戶李咬住及韃靼伯蘭等從漠北帶來了給事中郭驥被殺的消息。其時,本雅失裡阿魯台為瓦剌所敗,居於臚朐河,「欲驅敗散之卒,掩襲兀良哈諸衛,遂襲邊境」。朱棣無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誠待之,遣使還其部屬,乃執殺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殲除之耳!」 他決心用武力剷除逆命之寇。

  朱棣對蒙古的政策從此發生一大變化,從「去則不追」變為「逆命必殺」。從此,他為殲除「逆命」之寇耗盡了精力,一直到死於北征蒙古的歸途。

  從表面看來,朱棣是在一再忍讓,求和不成才怒而決定用武的,實際上,朱棣對蒙古政策的變化還有更深刻的內在原因。首先,明朝國內的形勢已遠非朱棣即位時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經大體平息,社會秩序已經穩定,另外安南的戰爭從永樂四年開始至永樂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設置了郡縣,篡殺逆命的黎季犁、黎蒼等已獻俘京師。朱棣已經可以騰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說「逆命者必殲除之」的話是在永樂七年六月,而在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經從南京來到北京。難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為了巡幸他的龍飛之地嗎?他是否對在北邊用兵早有成算呢,且本和田清先生說:「在這期間,四月,所以派郭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為了冀求萬一僥倖詔撫收效,也只是為了獲得出兵的借口。」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決定的,但這方面的證據還不足。 然而,我們從朱棣的北巡、營山陵、封瓦剌馬哈木等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難的將士及北京人民之罪這些事來看,朱棣確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邊的工作,可以說,朱棣用兵蒙古從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醞釀的。

  永樂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十萬征韃靼。八月,丘福敗績臚朐河,全軍覆沒,《明實錄》等書多以為丘福指揮失誤,並說丘福辭行時,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臨陣背棄朱棣所囑云云。這顯系為朱棣開脫之辭,明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朱棣的輕敵。朱棣在郭驥被殺以後僅一個月,便命十萬之師倉卒遠征,準備不足是顯然的。當時海內大定,經濟已經得到恢復,明軍又在安南取得新勝,朱棣方在志得意滿之時,又過低估計了韃靼「殘虜」的力量。他的這種情緒,很可能也傳染了丘福。清初史學家談遷說:「本雅失裡之初,眾心未附,降胡接踵。謂垂敗之虜,尺組可縛。故淇公揮劍無前,滅此朝食。迨警塵沸天,捐十萬之甲以填臚朐,猶未塞也。嗟呼,蜂蠆有毒,況冒頓之餘腥乎,上(朱棣)在潛邸,數出塞北,自後陰山斷牧者十餘年。兵有時而變,不得以前事為準也。」 朱棣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對這次失敗是要負責任的。

  朱棣志得意滿,方欲用「四夷來朝」、「天下一家」來誇耀於國人,然而遣使被殺,命將敗績,「逆命者」仍然逍遙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無法忍受如此巨大的恥辱,絕不能讓潛在的政治反對派在暗中窺笑。為了保住尊嚴,只有一種選擇,親征,而且必須取勝! 


九、「五出漠北,三犁虜庭」

  永樂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萬大軍,深入漠北,破本雅失裡於斡難河畔,本雅失裡僅以七騎西逃。明軍復東向擊破阿魯台於興安嶺。阿魯台部眾潰散,以其家屬遠遁,明軍勝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韃靼太師阿魯台遣平章脫忽歹等向明廷表示歸誠,且貢馬匹。朱棣並不以其曾經「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勞之」,且賜彩幣襲衣。 施又向阿魯台聲稱:「朕奉天命,為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鹹得其所,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 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樂於接受。然而此次阿魯台的遣使「來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裡西走瓦剌,並帶走了傳國玉璽。本雅失裡既然號稱可汗,傳國玉璽又是全蒙古統治權力的象徵,本雅失裡西去,使得阿魯台再難於「挾天子以令諸侯」了。相反,瓦剌的勢力則會由於本雅失裡和傳國玉璽得到加強,韃靼阿魯台所爭的正是統治全蒙古的宗主權。阿魯台企圖借朱棣之手為他復仇。他甚至聲稱「元代子孫已絕」,否定本雅失裡「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無合法的最高統治者了,無論本雅失裡還是馬哈木等,都無權號令蒙古各部,他又中傷瓦剌說:「瓦剌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 朱棣雖說:「朕未嘗重此寶也。」但對本雅失裡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顧,阿魯台用各種方法向朱棣表示親近。永樂九年六月,他又遣國公忽魯禿來貢馬,十二月遣徹裡帖木兒等來貢馬。朱棣自然不會虧待,他不僅厚賜來使,給予馬值,而且將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魯台的同產兄阿力台及妹送歸。 

  這時,瓦剌的首領也並非坐視韃靼與明朝的關係向密切發展,他們同樣希望借明廷之手打敗自己的仇敵。永樂八年,韃靼被明軍打敗,瓦剌不禁有點幸災樂禍。他們希望明軍能將韃靼勢力徹底消滅。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馬哈麻等向明廷貢方物,藉機挑撥明廷與韃靼的關係。馬哈麻說:「本雅失裡阿魯台敗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鶩,使復得志,則為害邊境。而西北諸國之使不敢南阿,願早圖之。」 必欲置本雅失裡阿魯台於死地而後快。為了達到目的,瓦剌盡量向明廷表示恭順,不斷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來者不拒,一律給予優禮厚賜」。

  但是,韃靼被明軍打敗,瓦剌的勢力卻發展起來。永樂十年,馬哈木攻殺了本雅失裡,立其子答裡巴為可汗,從而奪得了「正統」的名號。不過,瓦剌要稱霸蒙古還必須除掉韃靼這一障礙。永樂十年五月,瓦剌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兒等隨指揮觀保來到明廷。他們聲稱「既滅本雅失裡,得其傳國玉璽,欲遣使進獻」,但是「慮為阿魯所要,請天兵除之」。來使還恃強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脫脫不花之子,今在中國,請還之。」瓦剌部屬伯顏阿吉失裡等「多效勞力,請加賞繼」。甚至宣稱「瓦剌士馬整肅,請軍器」等等。 瓦剌同樣想用傳國玉璽打動朱棣的心,誘使朱棣成為其復仇的工具。雖然朱棣說過「朕未嘗重此寶」,但由於玉璽畢竟是故元皇室所繫,是與明廷對抗的象徵,朱棣也不能有所考慮。朱棣說「此虜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但心中的不快是顯然的。永樂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羅台等來明廷貢馬。這次更是「表詞悖慢」,「多所請索」,向明廷提出「甘肅寧夏歸附韃靼多其所親,請給部屬」等許多要求,當時,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捨黑撤答等都在馬哈木處留而不還,朱棣對瓦剌的驕傲大為不滿,「遣其使者歸」,並「命中官海童等責敕條責其罪,且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必舉兵討罪』」 。

  與瓦剌相對應的是,韃靼竭力對明廷表示恭順。他們指出瓦剌的驕橫無理實欲與明廷抗衡。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魯台遣撒答失裡等向明廷奏報:「馬哈木等弒其主,收傳國璽,又擅立答裡巴為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為前鋒。」 六月己酉,漠北卜顏不花等來朝,又說:「瓦剌馬哈木自弒主之後,驕傲無禮,欲與中國抗衡,其遣人來朝,皆非實意,盡所利金帛財物耳。比屢率兵往來塞下,邀遏貢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 據實錄記載,明廷文武群臣聽到卜顏不花等的奏報後,「皆言馬哈木等背恩負德,當舉兵誅」。朱棣則說:「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虛矣。伐之固宜,但勤兵於遠,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謝罪,來春以兵討之未晚。」縱觀上述瓦剌的表現與韃靼來人的奏報,雖可看出瓦剌馬哈木等的驕態,可知瓦剌恃強弒主,但對明廷其實沒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與誅討的理由。我們懷疑實錄所以如此寫,實為朱棣以後的輕舉興兵委婉開脫,「今秋若不遣使謝罪,來春以兵討之」頗帶有製造口實的雕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為出兵製造口實,也是中了韃靼挑撥的伎倆。

  朱棣對於恭順的臣服者是「來者不拒」的。阿魯台不僅一再遣使貢馬,而且還向明廷納上元朝中書省所授的印信。朱棣於永樂十一年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詔書中說:「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區,日照月臨之地,罔不順服。爾阿魯台,元之遺臣,能順天道,幡然來歸,奉表納印,願同內屬,爰加恩數,用錫褒揚。特封爾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統為本處軍民,世守厥土。其永欽承用光寵命。」 不久,和寧王阿魯台謝恩,又奏舉所部頭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請授職事。朱棣分別授予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 韃靼阿魯台在與瓦剌馬哈木等人的爭鬥中,急欲找到一個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敗對手。朱棣接待韃靼的來朝,封其為王,則可滿足他的虛榮心。韃靼的最終目的是誘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永樂十二年阿魯台遣入奏「瓦剌將奧魯已渡飲馬河,至哈剌莽來,揚言襲己,因而欲窺開平興和大同」。朱棣決意親征 。

  關於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政策,論者多稱讚他 「以夷制夷」的妙策,說他認識到韃靼、瓦剌「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的道理。從上述朱棣對韃靼、瓦剌的關係處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撫弱者,打擊強者,而且堅持「來者不拒,逆命必殲」的原則。

  當時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護人。明成祖朱棣調解他們之間的衝突也利用他們的矛盾。於是他封馬剌馬哈木等為王,又封韃靼阿魯台為王。別失八里欲襲瓦剌,朱棣則諭令別失八里「敦眭四鄰」,在韃靼聲稱將要受到瓦剌襲擊時,朱棣也從不坐視,甚至決定出兵。如果說,朱棣出兵是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麼,他對形勢的判斷也不太準確。我們仔細考察,實錄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辭悖慢」、「多所請索」。瓦剌所爭的,首先當在於控制韃靼,稱霸蒙古,還難於「與中國抗衡」。瓦剌很難既攻擊韃靼又侵略明朝。從地理上看,飲馬河與開平、興和、大同相去甚遠。阿魯台說「揚言襲己,因而欲窺開平、興和、大同」,不過要挑撥明朝與瓦剌的關係,誘使朱棣出兵,代己當敵。阿魯台說「願率所部為先鋒」,也不過是虛晃一招。事實上,後來朱棣出兵瓦剌,阿魯台按兵不動,並未助戰,甚至朱棣率明軍旋師,路過阿魯台的家門,阿魯台竟然稱疾不朝,可見阿魯台的傲慢與狡詐。阿魯台並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裡,在他看來,朱棣不過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對象。阿魯台不來朝見,朱棣無可奈何,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魯台致以慰問。朱棣豈不知阿魯台陽順陰逆?只是不便說破罷了。 朱棣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隨之出兵瓦剌,在這場政治遊戲中,韃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盤。他們要和要打也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清初史學家談遷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

  夷狄相殘,中國之利。本雅失裡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馬哈木等乘其弱滅之,是代我洩憤也。韃靼阿魯台請復仇,仇不在我。馬哈木等又請征阿魯台,兩置之,聽其爭長。敗則重困,勝亦力疲,因勢圖功,此卞莊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魯台,賈怨瓦剌,輕萬乘以先之!後阿魯之叵測,適足嗤於瓦剌也。 

  朱棣不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樣批評朱棣說:「瓦剌馬哈木等聞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皆怨,朝貢不至。」 他們認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這與我們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馬哈木等為王,引起本雅失裡、阿魯台的不滿是意思相同。此時瓦剌立答裡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親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個強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願看到的。朱棣能夠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擊走瓦剌,無疑要自示勇武無敵,以樹立個人威望,但它同時也可以使明朝北邊獲得安定,因而這次北征也有一定積極意義,值得肯定。

  永樂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領明軍與瓦剌經過一番激戰。永樂十三年正月,瓦剌馬哈木等遣人謝罪。自此後數年中,韃靼、瓦剌與明朝之間的關係進入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他們都與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貢、稱臣的關係。韃靼、瓦剌之間的仇殺則如故。只要他們對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問。這時明廷在三者之間實處於居高臨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襲韃靼,先通報於朝廷 。韃靼戰敗瓦剌,也向朝廷獻所俘人馬,朝廷則陛賞征戰有功者 。韃靼被瓦剌戰敗,朝廷則加意撫綏「韃靼來歸者」 。瓦剌為韃靼所敗,朝廷亦遣使慰問。韃靼朝貢有橫行於市者,朝廷則送阿魯台自治。這期間朱棣對韃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勞,坐收漁利,這種政策是較為成功的。

  永樂十九年正月,阿魯台遣都督脫木兒等貢馬。脫木兒等至邊境「要劫商旅」,「虜自是驕蹇,朝貢不至」。 韃靼再次與明朝鬧翻,於是,又有朱棣於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親征。關於這次親征的原因,明人鄭文彬認為是:「永樂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阿魯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魯台則瓦剌叛,封脫歡則阿魯台叛,亦其勢然也。」 完全歸咎於明廷的措置失當。

  朱棣欲做一位超邁千古、君主華夷的雄王。他對邊外臣民是「來者不拒」的,同時又是「逆命必殲」的。「來者不拒」、「逆命必殲」,可以概括朱棣對韃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並未試圖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並沒有什麼別的妙算,「來者不拒」、「逆命必殲」,如此而已。「逆命必殲除之」,成為朱棣頑固堅持的信條。他執拗地要讓一切「逆命」者就範,而不問這要花多大代價,是否有必要。僅以阿魯台的「驕蹇」、「攜貳」、「所部侵略邊境」便一再勞師遠征。再永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兩次出塞,均未遇敵,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對於朱棣的政策,談遷評論說:

  文皇始征虜,不寢處阿魯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魯台則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則征阿魯台。十年之間乍臣乍叛,乍賞乍譴,在虎狼之虜不足責,而廟算互異,非所以昭威信於萬里之外也。若曰阿魯台侵略,則瓦剌之侵略亦見告矣。且遁在阿魯台,遷其罰於兀良哈,曰彼黨逆也……蓋鶩遠略,慕奇策,不欲虛其羈靮也。 

  朱棣哪裡騖到了遠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後已!

  至於「分則易制,合則難圖」這句話出自黃淮之口,並非指韃靼、瓦剌言。永樂九年閏十二月,阿魯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將吐蕃、女直作為自己的部屬:「請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朱棣以問左右,多請許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那麼,朱棣率師北征的戰績,又是怎樣的呢?

  明人稱頌朱棣北征的功業,極盡讚美之詞,所謂「五出漠北,三犁虜庭」,所謂「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遠過漢高哉。」 嘉靖時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說:「文皇帝躬擐甲冑,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妖氛殘孽,蕩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 他們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過了漢唐。曾經隨駕參贊北征的楊榮等人,對北征的讚頌,更是無以復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資,繼志述事,旄鉞一麾,而龍沙萬里之外,罔有遺患,以為聖子神孫萬年無疆之業。其於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後艱者,霄壤不侔矣。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准。夫豈淺見薄識,所能形容萬一哉!然臣榮猥以非才,叨職翰墨,備員扈從於戎馬之間,親睹皇上,躬御戎衣,以臨六軍,神謨廟算,機敏睿發,出奇料敵,變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掃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萬世不拔之功業也。 

  太子少師姚廣孝說:

  曾未及月,即抵虜境,群凶嗷嗷,無所逃命。摟其窟穴,盡其醜類,所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誠為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頌曰……北南一覽,盡歸王化,大無外兮。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紀諸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永樂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樣?是否由於朱棣北征給子孫留下了「萬年無疆之業」?這些都值得仔細分析。先說具體的戰功。明人記載征戰,對於戰功詳而復詳。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為紀功行賞之憑據,三藉以考察敵我力量之消長。比如洪武年間幾次北征戰果的記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家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其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橐駝騾驢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洪武二十年五月,馮勝徵納哈出,得所部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亙百餘里。還至亦迷河,復收其殘卒二萬餘,車馬五萬。 

  洪武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副將軍唐勝宗、郭英討北虜,虜主數十騎遁去,追獲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餘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兩。聚虜兵甲焚之。 

  現在,再來看看關於朱棣北征的記載,以比較之。

  第一次北征,永樂八年征韃靼。

  金幼孜;《北征錄》:

  五月初八日,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馬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

  六月初九日,見虜出沒山谷中……上麾宿衛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將輕騎窮追虜潰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

  六月十二日,發長秀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於山谷間。復大敗之。

  六月十四日,發廣漠戍,……余虜尚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於後以誘之。……生擒數人。余皆死,虜由是遂絕。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車駕至斡難河……首虜本雅失裡蒼黃窮迫,以七騎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孽畜。

  辛巳,諸將以所俘把禿帖木兒等男婦百餘人來見。……自是降附者眾。(按,此降附者為家屬百姓)

  癸未,車駕次清塵河,指揮萬忠獲虜四人至。

  丙戌,下班師詔。

  六月甲辰,阿魯台聚眾山谷中……上躬率精騎千餘,逕至虜陣,……阿魯台失色墮馬,虜死者枕籍……策馬走,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眾潰散。阿魯台以其家屬遠遁。

  丙午,至長秀川,虜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之兩旁,連延百餘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

  丁未,上追及虜於回曲津,……我師奮進,大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

  己酉,虜見大軍渡河,果貪所載物,竟趨而至……遂生擒數十人,余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於後者。 

  鄭曉:《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斡難河,虜拒戰。上登山佈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裡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峰。丙戌,次飲馬河,諭皇大子,遂下詔班師。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諸將追之,至斡難河及虜,……本雅失裡以七騎遁去,俘獲輜重孽畜無算。時阿魯台東奔,復追至飛雲壑……虜眾潰敗。復以精騎造至長秀川。命都督冀中等盡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復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乃還。至廣漠鎮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斬獲又千餘,始班師。 

  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戰果最大的一次。但官書以至於野史,均於戰果語焉不詳。天子親征,舉國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於後世,一出塞便急於勒銘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戰果可觀,一定會詳述以誇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戰果寥寥。模稜的數字,茫然的記載,顯系史官有意掩飾之。談遷說:「上不勝丘福之忿,慷慨臨戎,出塞千里。觀其走可汗,敗太師,所俘斬史不著其數,則鹵獲亦甚微矣。異時馮勝、藍玉之功,於衛、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黃鉞,未曾當其百一,故屢駕而未已也。」 

  還有,在獲得這種擄獲甚微的勝利之後,明軍班師途中曾兩次受到韃靼人的追擊,這也說明韃靼所遭的挫折並不嚴重,還有還手之力。

  明軍此次的勝利,說來也有幾分僥倖。明軍北出,正值韃靼內部分裂,相互廝殺之後。《實錄》載:「本雅失裡聞大軍出塞,甚恐,欲同阿魯台西走。阿魯台不從,眾遂亂,互相賊殺。本雅失裡已西奔,阿魯台東奔,餘部落亦離散。」 與之相對照,明朝北征的軍隊則有五十萬之多,「大閱時,軍陣東西綿亙數十里,師徒甚盛。戈甲旗旄,輝耀蔽日,鐵騎騰躍,鉦鼓■震。」 雙方形勢如此,更加暗淡了明軍勝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並未將韃靼阿魯台制服。永樂九年十二月,阿魯台確實「遣使來款」了。但是:

  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阿魯台歸款,請得役屬吐番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 

  這些記載雖然說是「納款」是「乞」、「請」,但乞請的內容卻不一般。當時,女直、吐蕃諸部均向明朝稱臣,其官員亦為朝廷所任命。阿魯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諸部,對明朝無異於蠻橫要挾。明朝雖未答應他的要求,但對阿魯台的無理態度亦無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經韃靼境內,作為接受朝廷封號的和寧王阿魯台,竟然稱疾不朝見朱棣。這些都說明明廷的武力並未使阿魯台誠心臣服,阿魯台有恃無恐。

  第二次北征,永樂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後錄》:

  六月初七日,次忽蘭忽失溫,賊首答裡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發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駐蹕雙泉海,即撒裡怯兒之地。前鋒都督劉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虜數十人馳報。

  戊申,駐蹕忽闌忽失溫。是日,虜寇答裡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我師……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敗而卻。武安侯鄭亨等追擊,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為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銃炮,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鬥。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眾敗走。大軍乘勝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數個人。馬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上曰:「……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

  六月,至撒裡卻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禿孛羅等率眾逆戰,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 

  宋端儀:《立齋閒錄》卷三:

  六月初,至忽蘭忽失溫。答裡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再戰,皆退卻,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遁至(土)剌河。後遇寇則擊走之。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虜奮來戰。上麾安遠侯柳升等以神機炮斃賊數百人。上率鐵騎乘之,虜敗卻。武安侯鄭亨追擊之,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動。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鬥,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餘眾俱走。大軍乘勝追擊之……蓋是時雖勝,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攻,班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這一仗,明軍以「五十萬眾」 征討「掃境」不過「可三萬餘人」的瓦剌,其勢相懸。然而明軍打得十分艱苦,雙方「殺傷相當」,如果不是「班師之令」「急下」,其勝負將不知何如。但是,明軍的班師詔卻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時勉所上之《平胡頌》更是張皇其詞:「師至撒裡卻兒之地,虜來迎戰,追至土剌河。虜酋悉眾來拒,我師奮擊,又大敗之。狼奔豕駭,錯莫失措。棄弓捐矢,號呼奔竄。」但涉及到具體戰果,也只得含糊其詞:「遂殺其名王以下數十人,斬馘甚眾,余虜遁去。」 明軍於八月初一日還師至北京,閏九月就有「馬哈木欲掠甘肅」的消息 ,亦可證瓦剌的實力並未受到多少損失,也並未因此役而斂戈。這次征瓦剌與上次征韃靼同樣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不僅如此,這兩次北征還使明朝「軍馬儲蓄十喪八九」,「內外俱疲」 ,損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樂二十年征韃靼。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師,……頒詔天下……以七月四日師抵闊欒海之北,丑虜阿魯台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遂移兵剿捕其黨兀良哈之寇,東行至屈裂兒河,遇寇迎敵,親率前鋒摧敗之。抵其巢穴,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獲其部落人口,焚其輜重,盡收其孳畜,綏撫降附,即日班師。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與家屬北遁。大兵盡收其牛羊駝馬,焚其輜重。移師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虜數萬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大澤中,倉猝逆戰。上率前鋒,中之,斬首數百,追奔至河……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三十餘里。神機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潰,死傷不可勝計,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數十餘,生獲其黨伯兒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馬駝,焚其輜重、兵器,其餘黨未降者赦之。復追獲其男女千餘。尋兩敗其追兵。諸將搗其別部者復大敗之,斬首數千級,盡收其人口孳畜。按,是舉最為得志,而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也。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十六: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出師次雞嗚山,虜聞之夜遁……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虜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於闊泊海之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擊之。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眾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此次戰役的親歷者禮部郎中孫原貞記載當時情況說:

  時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眾,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 

  《實錄》等幾種記載,多含混誇張之詞,但總之都說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並未達到。阿魯台遠遁,明軍未能與之交鋒,回師擊兀良哈,亦僅俘其老弱。本為伏虎,卻以擒兔搪塞,總算不枉出塞一場,也算給朱棣掙了點面子。王世貞說「是舉最為得志」,然後接著又說「阿魯台竟遁去,未伏誅」。是得志呢?還是不得志呢?王世貞的「微言大義」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謂「三犁虜庭」了。

  至於以後兩次北征,均是「無功而還」。《明史·夏原吉傳》說:「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 

  第四次北征,永樂二十一年征韃靼:「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也先土干)來歸,大喜。賜姓名,封忠勇王。」 也先土干之歸,使出師而不遇敵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勞師無功之恥,因此朱棣禮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歸附並無補於對阿魯台的控制。王世貞在記載也先土干的歸附時,同時點出也先土干是「別部酋長」,即並非阿魯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筆法。

  第五次北征,永樂二十二年征韃靼,仍不見敵。「車駕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寧陽侯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鹿野草,虜只影不見,車轍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久。」「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跡。」 

  這時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沒有什麼希望了。五月甲申,大軍在開平,朱棣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夜三鼓夢有若世所書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 朱棣簡直以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護韃靼人。今人黃雲眉先生說:「假夢神人告語,知成祖鑒王師四出之徒勞,犁庭之願於是乎弛矣。」 甚是。

  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師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這樣結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標榜於後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敵,就忙於勒石刻銘以誇示天下。玄石坡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廣武鎮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丑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氣勢何等雄壯!但是,朱棣殫盡畢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貞感歎朱棣北征是「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說他「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真是千古遺恨。朱棣麾數十萬大軍,竭全天下之人力,頻年出師,「竟不能貽數年之安」 。朱棣遠遠沒能解決蒙古問題。不僅在永樂以後明朝仍然受到韃靼、瓦剌的騷擾,就是在永樂時期,這種騷擾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稱朱棣「善戰」,實也有可議之處。第一,朱棣為燕王時,曾與秦王、晉王同時出塞,其時燕王雖有功,但秦、晉二王亦非敗北,而是未遇敵。只是在秦、晉二王死後,燕王始得脫穎而出。第二,《明太祖實錄》經過永樂朝兩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貶抑諸王而抬高朱棣,凡記燕王之事多誇飾之詞。而野史如《吾學編》、方志如《雍大記》,則皆言秦王「嚴毅英武」,晉王「聰明英銳」,於其事功亦有記述 。第三,靖難之役時,朝廷元戎宿將早被朱元璋收拾乾淨,朱棣久駐塞上,擁有重兵,又有長期的統兵經驗,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間圍濟南久不下,東昌之役、白溝河之役幾潰不成軍,後以中官為內奸武臣多臨陣叛降才輕易取勝 。第四,朱棣即位後,數次麾師出塞,既不顧遠離根據地,又不考慮饋運之艱難,而每出師又對敵情茫然不知,進入敵境才想起偵察。永樂二十二年出塞,「獲虜諜者」,方知「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 。決策既不高明,指揮亦欠周詳。第五,朱棣剛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諸元侯銳士,徒知凜畏」,謀議畜朒 。朱棣又不願諸將分其功,宿將何福從征,僅以「數違節度」,遭嫌自經 。「功冠交南」的張輔,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從征,但僅令其「俾之督運」而不預軍政 。因而,難說朱棣是位好的軍事統帥。相反,朱棣所征之敵又具有許多優勢:「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內地軍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進有寒僕之患,樵蘇稱後,或虞於糧,邏堠暫弛,每至於失道」。因而,「今以數萬之眾,逡巡於瀉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伏荻,戒心日警,鳴笳銼鏑,車變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為盡殲之舉乎?」 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戰而戰,不戰則走,成敗之數,早已決定了。

  以朱棣的胸懷,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唯獨北征蒙古,為之留下了終生遺憾。壘土九仞,功虧一簣。每讀史至此,常為惜之。朱棣憚畢生精力解決蒙古問題。韃靼的阿魯台、瓦剌的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儘管乍臣乍叛,但還是接受了明朝的封號,號稱蒙古可汗的,不論是鬼力赤,也不論是本雅失裡、答裡巴卻一直與明廷處於對抗姿態。扎奇斯欽的文章已經指出這一點。 既然是這樣,不管御用文人怎樣吹噓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幾無孑遺」,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麼和寧王、順寧王,名義雖好聽,實際並不可靠。永樂二十年,朱棣北征經過李陵城,發現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驛令謝某德政碑。碑陰刻有達魯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為慮。他說:「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為己地,啟爭端。」命隨行的侍讀王英往擊碎之。 這說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並未誠心臣服,而且,對其將來能否臣服也心中無數。他似乎已預感到蒙古將會成為子孫之患。

  永樂北征對蒙漢雙方的破壞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無法正常進行。數十萬大軍深入漠北,勢必使其老幼男婦無不投入戰爭。明軍每入其境,不但 「斬其名王」,而且「虜其男婦」。如前所舉,永樂八年北征,明軍至長秀川,韃靼「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之兩旁,連延百餘里」,「輜重彌望」,「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明軍則「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又如永樂二十二年北征,韃靼「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趨荒漠以避」。北征給蒙古地區經濟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

  北征給明朝造成的最大問題是「財力大窘」 。第一次北征時,就遇到糧餉不足。清遠侯王友率軍運餉不至,「軍士乏食,多餓死者」 ,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甚至「供具減半」 。第五次北征,「士卒饑凍,饋運不濟,死亡十二三」,楊榮「請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為倍償」 ,才勉強渡過難關。

  永樂北征,第一、二兩次用兵均達五十萬,第四次三十萬,其他兩次亦在數十萬之數。為了供給這樣龐大的軍隊,幾乎需要動員全國的力量。以永樂二十二年北征為例,為供軍餉,天下府庫,搜索殆遍,「查勘兩京及天下庫府藏遞年出納之數」,「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系食糧遞年出納之數」,令督山西、山東、河南三布政司,直隸、應天、鎮江、廬州、淮安、順天、保定、順德、廣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間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車,丁壯挽運 。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永樂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東、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 。由於道路險遠,地凍天寒,不少民夫在運糧中凍傷手足或疾病而死 。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營建北京宮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親征,國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憊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後不斷有人對永樂弊政提出批評。范濟謁闕上書,希望「毋以征討夷狄為意,毋以忿忿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霜,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裡絕呻吟之聲」 。朱棣一死,他們把壓在心底的話一下抖了出來。

  民間對朱棣的黷武,也表現出種種不滿。明朝政府是獎勵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賦。因而明廷對「一產三男」之家給予格外優待。但是,永樂時期,由於兵役不止,勞作不休,民間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師愚民有厭多男子,生則棄之不育者。」 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唐人哀歎:「信是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殆與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頌朱棣武功相反,一些邊塞詩反映出民間厭惡戰爭的情緒:「曾逐嫖姚出漢關,故鄉寧負老來還!到家莫恨無金印,數畝青山夢亦閒。」「無家亦歸去,勝作異鄉塵。」「多少還家夢,中原有弟兄。」 

  明朝軍隊總數,洪武時期為一百五十萬到一百七十萬人,到永樂時期膨脹到三百一十萬人之多 。洪武時王淑英上疏,已哀歎兵過多,造成「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 ,永樂時軍費負擔可想而知。龐大的軍事開支和無止境的揮霍,都來源於軍民的血汗。以屯軍而論,宣德初年龔翊上言說,「官軍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費及本力外,抵官數常恐不足,已週歲月糧,夫復何望?忽遇欠歲,尤更狼狽,是以凍餒交迫。強者取於觸法為非,弱者甘為溝瘠以死」 。以民間而論,永樂二十年八月戶部尚書郭資言:「天下郡縣所上永樂十七至十九年實征之數,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 洪熙元年四川雙流知縣孔諒言,「貢賦應納稅糧外,復有買辦、採辦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攪納,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重為民害」。 百姓由於軍費而造成的沉重負擔是極為嚴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眾多大臣如方賓、夏原吉的激烈反對。另外,朱棣的頻年出師也遭到了鄰邦的批評和恥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傳到朝鮮,其君臣有如下這樣一段對話:

  廷顯啟於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親征韃靼,抄諸路軍,諸路城子,男無餘丁,老弱婦女亦不得出於城外。禁兵侍衛而立食,外卒牽車而轉輸。」

  上問:「達達先來侵歟?帝欲先往征乎?」

  廷顯言:「達達之來侵,臣等未之聞也。但聞沂國公率禁兵見敗於賊,故帝欲雪其恥,將往征之。」

  上曰:「彼來侵我,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我先勞民而往征於窮荒之地,可乎?不勝則為天下笑矣。」 


十、內遷大寧都司——始料未及的遺患

  朱棣奪取皇位對明朝政治的影響是深刻的,它同時也給明朝的北部邊防留下隱患。為了奪取和鞏固皇權,朱棣借助邊防力量,使之調頭向南,塞王的內遷、北京的經營都是為著鞏固統治和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朱棣的地位鞏固了,北部邊防卻空虛了。隨著國內秩序的穩定,朱棣把重點轉移到控制四夷的宏偉事業上來,為的是做一個超邁千古的蓋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北部邊防困擾了明朝近兩百年。

  明朝弘治年間的兵部尚書馬文升說: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為邊患,故於甘州設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金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脈之相屬,以捍衛夷虜,又分封肅、慶、代、谷、寧、遼六王於甘州、寧夏、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凡百軍馬俱聽節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賊侵犯,就命各王掛印充總兵征剿,各邊初無總兵鎮守巡撫官之設,彼時胡虜遠遁,邊方寧謐。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邊防的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爭天下,必須先安定後方,鞏固地盤,並需要擴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後方,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號稱「善謀」、實力僅次於燕王的寧王朱權不要做梗;二是韃靼諸部不要乘機搗亂,如果能爭取他們加入自己的營壘則更好。《明史》說:

  成祖從燕王起靖難,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脅寧王,因厚賂三衛,說之來,成祖行,寧王餞諸郊,三衛從,一呼皆起,遂擁寧王西入關。成祖復選其三千人為奇兵作戰。天下既定,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衛,以償前勞。 

  這裡講燕王「靖難」之後做了三件事: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寧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邊防以奪取和鞏固皇位,這樣的代價實在是太沉重。

  關於「盡割大寧之地畀三衛」,明人的記載是很多的。然而《實錄》、《明會典》等官書並無記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說:「靖難兵之起,三衛夷人從戰有功,故畀之(大寧之地),國史不書,莫可考焉。」 茲舉私史數例:

  鄭曉:《皇明四夷考》:

  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今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 

  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衛志:

  文皇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文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十三:

  靖難兵起,……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永樂元年敕諭兀良哈部落曰:……今仍舊制。設大寧、福余、朵顏三衛,俾爾等統處軍民,鎮守邊境……乃廢大寧鎮,空其地給賞三衛夷人,每歲朝貢以為東北外藩。 

  朱鷺:《建文書法擬》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兀良哈三衛胡騎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大寧空。(大寧既破……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瀕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去,遂詔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府畢發,而城為之空。其後,大寧棄與朵顏諸虜,而行都司遷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

  燕王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為界。 

  談遷:《國榷》卷十七:

  義旗初建,首下大寧,簡兀良哈三千騎為奇兵,立三千營,不忘其德,盡捐大寧地予之,割雄鎮以資伏莽。 

  此外,還有相當多的文章奏議均同此說。

  在蒙古方面,記載此事的則有《蒙古黃金史綱》。

  朱風、賈敬顏譯:《蒙古黃金史綱》:

  永樂皇帝統帥自己少數護衛與山陽之六千兀者人 ,水濱之三萬女真人又黑城的漢人整兵來伐洪武皇帝之孫建文皇帝,捺銀印於頸而廢逐之。於是……永樂皇帝為君……號曰永樂大明。以擁立之功而賜與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這段話雖未確指以大寧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卻有力地證明靖難時朱棣與兀良哈之間有過一筆政治交易。

  日本和田清先生對以大寧畀三衛的說法表示懷疑。他認為此說是由於人們對建文帝的同情而將事實演義了。他說「三衛遠在北方的根據地,它既沒有被成祖收買的可能,也沒有脅從寧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沒有得到三衛的援助,反而曾為制馭三衛費盡心機」。而且成祖還說過「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以永遠無事矣」這樣的話。成祖棄大寧,有「徐圖他策」的打算。只因為他的死,重置大寧的志願才未得實現。 

  類似的說法在明朝時便已出現,或為和田清之說所本。陳仁錫在《皇明世法錄》中說:

  論曰:三衛地界宣、遼,為薊門之肩背,自大寧失而宣遼隔絕,昔人有血脈雍滯,肩背拘孿之恨,豈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虜為口實,爰考永樂、宣德有剿捕之詔,有宣捷之敕,除惡務本,曷嘗不廑門庭之誠乎?且文皇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興和、大寧,邊境可幸無事。當日無棄大寧之意甚明。大寧棄斯開平難守,開平棄斯古北可慮,胡馬雲擾,誰階之厲?初以三衛偵虜,亦略仿漢倚烏桓伺匈奴。或謂喜處之可因以為間,雖藩離失而耳目在,計非全拙。乃市賞無藝,至為東西虜攘臂掛藉,譬養鷹而絛紲去手,又如之奈何! 

  儘管陳仁錫做了這樣一番辯護,但仍不能否認大寧失於朱棣之手:「兀良哈從征有功,文廟嘉其績,秩以都督,寵以三衛,於是徙鎮入於薊南,而畀其地。」 即以「養鷹而絛紲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無批評之意,至少得以「不慎」、「決策失誤」歸咎之吧!勞堪則將大寧的丟失,歸於朱棣等過分相信兀良哈的「誠款」所致,「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東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滅亡後,顧炎武曾到北京一帶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樣認為大寧是由於靖難而放棄。

  不管怎樣,朱棣無法逃脫丟棄大寧的責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對擁兵守塞的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認識,因而對之十分戒備。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寧王朱權的勢力最大。同燕王一樣,寧王也有爭奪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寧王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寧王要求徙封內地,正中朱棣下懷。但寧王請蘇州、錢塘皆不獲准,終於徙封南昌。《太宗實錄》載:

  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革之後,民物凋耗,改封寧王府於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大寧都司,調營所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棄大寧,在內徙寧王之後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寧都司衛所以戍守之,大寧都司遷於北京城南之保定,其衛所亦散置於北京周圍而於原大寧之地卻完全不設防,顯然是故意放棄大寧。與內徙寧王棄守大寧的同時,朱棣對兀良哈三衛則恩寵有加: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衛官軍(按:三衛既已歸附,且從戰有功,故稱官軍),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嘗詔喻爾眾,……但有來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歲時貢獻,經商貿易,一從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兒、納哈出來寇廣寧,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遠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還並諭爾知之。 

  不僅授官互市,而且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懷柔遠人的政策是一貫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卻還要從大寧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黨逆」,曾回師擊之,為什麼不因而恢復在大寧的防禦設置呢?和田氏說:朱棣「出師未捷而崩於榆木川,重置大寧之志未得酬現」。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之威,以南征交阯、遠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復大寧的,不必臨死再為之嗟歎。他可以遠出漠北,邊防線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著在大寧再設防,大概可以說朱棣就根本沒有「重置大寧之志」!

  進而放眼看去,無論是明人陳仁錫等,還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個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認為四海一家,無分內外,兀良哈與任何異族異類一樣都是他的臣民,對於那些殊方遠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來,對於有功靖難的兀良哈格外眷顧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並不認為是放棄了大寧,因而也便無須有「重置大寧之志」。問題在於,朱棣的這一四海一家的宏偉構想,在國力強盛、君主有為之時尚可維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國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實現,就連近在咫尺的邊陲之地也難於控制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無當反不及朱元璋的穩紮穩打來得可靠。

  在蒙古地區脫離中原政權的控制時期,大寧是明朝邊防的戰略要地。顧炎武說:「大寧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獨石,一牆之外皆其地。獨石、山海離京師皆七百里,與大寧正相等。國初建谷、寧、遼三王,與代朔若運雉,以屏藩東北,其為計深矣!」 其時,大寧與宣府、遼東並列為第一道防線,朱元璋又命徐達西自古北,東至山海修關隘一道,為第二道防線。因此,控制大寧,對於制馭兀良哈、女真,遏止韃靼東進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經營大寧,朱元璋曾花費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為了對付納哈出,朱元璋下令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國四城,並駐兵防守,隨之,設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並以木榆、會州、新城等衛隸之。 洪武二十四年,寧王就藩大寧,又增置衛所十餘處。朱元璋甚至在大寧衛設立儒學,教授武官子弟,設教授訓導,「仍選識達達字者教習達達書」 ,並「頒經書,以廣文教」 。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寧於保定後,全被取消了,大寧「遂為空城」 。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無當的規劃淹沒了。

  兀良哈三衛設於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 。靖難之役後,朱棣雖加意攏絡,「欲使受國恩,永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 。但兀良哈三衛「當成祖之世已煩駕馭」 ,不時剽掠邊地屯堡,甚至與本雅失裡合謀寇邊 。因此,放大寧雖貽患後世,但永樂年間就已顯出禍端。

  大寧之棄,使遼東到宣府的防禦線被切斷了。而且,大寧既棄,開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將韓王朱松改封平涼 。再加上東勝諸衛遷於內地,開平遷於獨石,北邊第一道防線完全崩潰,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線可守。自是「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員,殘我吏民」, 「畿輔之間騷然多事矣」 。永樂以後的邊患,不少與兀良哈有關,加之國都遷於北京,其威脅益顯嚴重。後人對此批評甚多!

  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諸敵犯內,皆從此(指大寧)至,則(兀良哈)陽順陰逆,亦臥榻鼾睡故也。 

  泰寧、福余常與東虜合,而朵顏常與西虜合。弱則乞賞,強則要挾。少則鼠竊狗偷,眾則稱兵入犯。或聯姻於西虜而藉其勢,或鄉導於東虜而假其聲……使我薊邊疲於奔命,此賊寔為之耳。 

  明朝許多有識之士,看到這種局面潛伏著更大的危險,有練兵振武之謀,有恢復大寧之議。大學士丘浚指出:「京師東北藩離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 明末東北邊警頻仍,完全證明了丘浚的這一預見。

  此外,在內遷遼王的同時,朱棣又將谷王從宣府、遼王從廣寧內遷。塞王內遷,固然解除了諸王對皇位可能構成的威脅,但也大大削弱了北邊的防衛力量。這樣,就形成了國都靠近前線,天子坐鎮守邊的局面。儘管朱棣雄心勃勃,長驅遠駕,揚威塞外,但留給後世的卻是北部邊防退縮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當留於後世,極大地影響了明朝政權的穩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滅亡的責任,都不免要歸罪於朱棣。傅維鱗說:「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馭內,南面以臨海宇。獨迫在邊陲,則守禦為艱。然而大寧之內徙三衛之外向,獨石之孤懸,東勝之淪沒,撫今追昔,寧無歎慨!而況於數千里嚴疆,一旦波沉陸海,則明季邊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跡其始境,寧不罪有所歸哉!」 讓朱棣承擔一定罪責是不冤枉的。 


十一、遷都北京——一個天下共主的偉業

  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將金陵改為應天府,稱南京,以開封為北京。他把自己的老家臨濠定為中都,後改稱鳳陽府。但鳳陽並不適於做首都,中都城大規模的營建工程被迫停止。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將南京改為京師,但並不想把南京作為永久都城。他已經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希望能選擇一個有利於明朝長治久安的地方作為都城。在歷史上,建都其地而享祚長久的一是河洛地區的開封、洛陽,一是關中地區的長安、咸陽。朱元璋有意將首都定於關中,理由是其地「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於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考察山川形勝,為遷都做準備。但是,太子考察回還就一病不起,而這時朱元璋已經年老,再無力推動遷都的大事。遷都的事也就擱置了。

  朱棣即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稱順天府,建為北京,稱做行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早在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營建北京宮殿,並開始從全國各地徵集物料。 永樂十五年(1417年)北京宮殿正式開始營建,經過三年半的時間,永樂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個京城的建築包括城牆、城門,皇城、紫禁城、宮殿和壇廟。其設計精巧,宏偉壯麗,令人歎為觀止。北京城的宮殿壇廟,其規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襲,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國建築史、乃至世界建築史中的瑰寶,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永樂遷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自遷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學家便對其利弊爭論不休,數百年後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認為,北京地理上有許多優越之處,他們將北京與長安、洛陽、汴梁相比較,認為北京形勢最優。他們說: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為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控馭西北,非勝地也。 

  至於其優越之處,無非是:

  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谷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為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評永樂遷都北京,他們對北京的地位十分擔心。大學士丘浚說:

  居庸者,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陳建說:

  幽燕形勝,自昔稱雄,然距邊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無爭帝之志耳。 

  他們認為,邊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強維持,是因為「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 。否則,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們都無例外地指出,北京作為國都的根本缺點,在於距邊防前線太近,政權的中樞極易受到困擾:

  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江南之民命竭於輸■,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認做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些論說,概括起來,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出發點,即他們都把北京的優劣與邊防相聯繫,把北京作為邊防前線。把遷都北京當做「鎮壓北虜」的措施來評價。北京有優點則在於它可以「據險防邊,居外馭內」 反之,北京有缺點,則在於它以天子守邊,易受攻擊。

  如此評價遷都,是否確當?朱棣遷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們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樂遷都,應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時。燕京是朱棣的「龍飛」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遷都的打算。永樂元年,朱棣下詔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閏七月,朱棣下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以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在北京設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運行在所。其時,北京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 

  朱棣方遷都時,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費巨資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宮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被一場大火燒燬。朱棣以天變示警下詔求言,群臣又紛紛提出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並說:「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門外質辯。 《■衣生集》記載:「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書無載,不得而知。於是,後人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解釋。丘浚說,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 。袁帙說,「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 。鄭曉說:「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谷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 孫承澤說:「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余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宜遷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鹵,吾今子孫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 都下,足與鹵角,宜遷四。」 

  如此眾說紛紜,不外以下五點:一、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北京形勢優越;三、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與虜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個中心問題。上面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的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虜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歷史事實。

  如果遷都不僅僅為對付蒙古,那麼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處呢?我們還是考察一下永樂時期的人是怎樣說的吧。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附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貨輻輳,射貨充盈,……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復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 

  永樂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詔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國。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據此綜而述之,永樂之遷都不過有兩個原因:一、北京是興王之地,二、北京便於控制四夷。其他諸點,如物產豐富,供給方便等則為遷都提供了可能。

  以興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樂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臨濠為中都,永樂以後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廣安陸為興都。朱棣一即位便宣佈以北平為北京,這比中都、興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開始便有遷都之意。永樂四年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實際上已經將遷都的意見定下來。第二年七月,皇后死於南京,因國都未遷,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宮暫時停放,更顯示了有意遷都。自永樂七年二月朱棣常駐北京,設行在六部,處理天下奏章,更與洪武之中都、嘉靖之興都不同,永樂十八年宣佈以北京為京師,去行在號,不過是為一個既成事實正名而已。 

  遷都北京是經過長時期準備、策劃的。在這長時期內,朱棣的政策目的經歷了從鞏固皇位到求得發展這樣兩個階段。以上歸納的永樂遷都的兩個目的:鞏固興王之地和力爭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標的這種變化。

  朱棣遷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為了鞏固皇位,是為了防止國內反對派的東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實可以證實這一點。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洶洶,天下不穩,連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鞏固他的基礎地盤。基礎地盤鞏固了,才進可攻,退可守,立於不敗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過是為了標榜祖制如此,增加他遷都的合法性。

  為了加強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規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強它的經濟力量,穩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徵調軍隊佈置在它的周圍,以加強保衛它的軍事力量。

  先說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戶部遣官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征其稅。 

  永樂元年,令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陝西、河南及直隸蘇、松、常、鎮、揚州、淮安、廬州、太平、寧國、安慶、徽州等府無田糧並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府籍,優免差役五年。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永樂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其時,也有一些人戶自願赴北京種田:

  永樂四年正月已未,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願為民北京。命給道裡費遣之。 

  還有一些軍士被放歸鄉里種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軍從征,有功者已在爵賞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繼,輒取戶丁補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戶絕,田土荒蕪。今宜令在伍者籍記其名,放還耕種,俟有警急,仍復徵用……從之。 

  或者收流民以復業: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諸郡流民復業者凡十三萬六百餘戶。上命戶部令有司加意綏撫,勿重擾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戊寅,書諭世子曰:山後官員軍民,本皆無罪之人,曩因建文殘害骨肉,禍及無辜,不得已逃遁,飄零艱窘,深可哀矜。今既來歸,其令官仍原職,兵仍原伍,民仍原業,鹹加綏撫。後有歸者悉如之。 

  或者釋罪囚以種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以罪徙者。 

  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鈍言三事。一,種田囚人……宜不分籍貫,於保定、真定、順天等府所屬州縣挨程安置,先近後遠,庶幾聚落易成,屯種有效。 

  永樂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為民種田例。先是,刑部鄭賜、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處,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後有犯者,令於彼耕戍,涉歷辛苦,頓挫奸頑,庶幾良善獲安,詞訟簡息。凡徒流罪除樂王、灶匠拘役,老幼殘疾收贖,其餘有犯俱免杖,編成裡甲,並妻子發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定立年限,納糧當差……上是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戊戌,諭世子曰:朕念北京兵變以來,人民流亡,田地荒蕪,故法司所論有罪之人,曲垂寬宥,悉發北京境內屯種。意望數年之後,可以助給邊儲,省饋運之勞,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當時,朱棣殘酷鎮壓政治反對派,以嚴刑苛法臨天下,所在囚徒纍纍,此問題之又一面也。為了保證屯種的進展,官府給予牛具種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東、河南累年經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於直隸鳳陽、淮安等處以官牛給之。

  永樂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 

  永樂二年三月丙寅,撫按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於江西買牛,令有司遞送淮安轉運北平給軍屯種,未免勞民。今江西、浙江、湖廣所屬郡縣積歲沒官牛共計五千餘頭,俱在民間牧養,若停收買,以民間見養之牛轉送給軍,則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實,先以牛給本處屯軍,有餘者送北京給軍屯種。 

  為了適應北京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時曾「取南京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 

  在靖難之役中,北京地區發揮了根據地的作用,軍民多所勞苦。朱棣即位後,對他們很是眷顧。他說:「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賴軍民竭忠效力,不避艱難,供給軍需,饋運糧餉,馳驅負■,晝夜不寧,攻守戰鬥,披堅執銳,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為勞苦,使朕無北顧之憂……朕自即位以來,念爾將士人民,飲食夢寐,時刻不忘。」 為此,朱棣曾多次詔免北京稅糧。一次,順天府老人三十餘人謁闕謝,朱棣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復舊否?」又諭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將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朱棣厚遇北京之民,採取了種種措施。如,令罪犯於北京納米贖罪,或充軍餉,或輸官倉 ;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 ,或詔民采鹽易米者勿禁 ,;有災則急治 ,民饑則給鈔 ,量免其差,屢蠲其稅,較之他地,優恤特甚。朱棣還將「初日所受王莊田地,薄其賦稅,歲收租入,建倉積貯,賜名黃□,於以備一方之民凶荒給賑,而又復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與。且當其時,縣令賀銀,兩遷至少司空,寵榮之極,振古所無。」明人沈榜稱:「此非湯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業,因重其令以肇啟太平乎!」 「培植王業」,「肇啟太平」,是朱棣強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樂九年曾說過:「皇考以五州府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 朱棣所做正仿此,優恤「興王之地」,「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於永樂四年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營山陵於北京昌平天壽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宮,詔文武大臣集議營建北京,十五年命陳硅董營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誠垣。朱棣「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其廣」 ,可以說為經營北京費盡了心機。

  再說第二方面,加強守衛北京的軍事力量,以對付國內的政治反對派。為此,他不惜動用防禦蒙古的兵力,破壞朱元璋苦心經營的北邊防禦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國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於北平之地,設衛屯種:雲川衛於雄縣,玉林衛於定州,高山衛於保定府,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鎮朔衛於蔚州,鎮虜衛於涿州,定邊衛於通州。 丙午,改大同中護衛為定州衛。 

  永樂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已見上節)

  按,是年大寧都司新城、富峪、會州、榆木、全寧、開平左、右、前、後衛、宜興守禦千戶所均廢,營州諸衛,興州諸衛、開平衛、開平中屯衛、寬河守禦千戶所均內徙。可以看出,朱棣調來加強北京的軍隊衛所,都是原來用以防禦蒙古的。在將大量衛所軍隊遷移部署到北京周圍的同時,朱棣還規定北京地區原有衛所兵力不得輕易減少。楊士奇記載朱棣有這樣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開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著人當。若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 

  若將這些情況與上文所述的寧王、谷王、遼王相繼內遷聯看,便可發現,永樂初年北邊防線是一個內縮的架勢。其當務之急,是集中兵力鞏固興王之地以對付國內的政治反對派。朱棣之所以敢於而且能夠這樣做,是當時韃靼、瓦剌的分裂、紛爭,他們無力南圖,使朱棣得以騰手南向,同時,兀良哈、韃靼的將領,與朱棣有良好關係,他們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難之役,朱棣自然無須對之設防了。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朱棣設立北京,考慮遷都北京,其初並非用來防禦蒙古,相反,是撤消防禦蒙古的力量,以加強北京。

  另外,朱棣將首都遷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這不僅因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業的基礎地盤,從而感到很親切,還因為南京給他造成的心理壓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確立的合法皇帝,但卻被這位聲稱「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靈,得無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經坐過的位子上,心裡是不會安寧的。當他面對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後要葬到朱元璋身邊,是會感到慚愧無顏甚至心驚魄震的。我們絕不能低估一個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後,曾多次請番僧大做法事,「薦福於皇考皇妣」,一次齋醮便達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諒嗎?朱棣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死後被葬在朱元璋的身邊,即使不遷都北京,也不會繼續以南京為首都。這就是為什麼早在正式遷都之前便開始在北京營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將都城遷到北京是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時朱棣的統治地位早已十分鞏固了,如果說還有反抗勢力的話,也已經無足輕重了。在這個時候朱棣為什麼還要堅持遷都呢?除了前面所講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遷都已成為既定國策外,人們常常提到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認為北京足以發揮前線指揮中心的作用,其實還是把北京作為抵禦蒙古的基地來看的。如果認為遷都的原因是如此簡單,那還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說「烏足達英雄之略」!

  在沒有得到皇位時要奪取皇位,在奪取皇位之後要鞏固皇位,在皇位鞏固後還要向外發展,朱棣的雄心或稱為野心是逐步升級的。他最終的英雄之略在哪裡?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僅僅遷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動都是為了這一個總目的。

  明朝從朱元璋開始,便承認元朝在歷代皇朝系統中的正統地位。他曾多次說過自己曾經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過元朝的恩養。他認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為有德,因而在他對歷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於元末,長於明初,大元帝國的盛世必然為之習聞習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正是在這裡君臨天下的。對於朱棣來說,這是一個每日可見的令人神往的榜樣。朱棣正是要追隨他們的足跡,建立一個像大元帝國那樣的與世無敵的龐大帝國。如果說都城遷於北京有利於征服蒙古,那麼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將寧王、谷王、遼王內遷,將山西行都司、大寧行都司的諸衛所內遷,並不是甘於北方疆域的內縮,而是對北方很放心,認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僅有韃靼、瓦剌、兀良哈,還要控制東北、西北的廣大地區。他在東北設立如努爾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視,在西北,他不斷派出陳誠、李達出使西域,設立哈密衛,這不只是為了「斷匈奴之左臂」,以包圍蒙古,也是為了直接控制這些地區。因而,當近在眼前的韃靼、瓦剌竟然頑梗不臣的時候,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發動大規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後已。與此同時,永樂三年派鄭和下西洋,永樂四年征服安南,郡縣其地,簡直是東南西北全線出擊。《明史》坤城傳說:「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屈。」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 ,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為大元帝國的首都將近百年。歷史上中原政權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困擾的局面,到元朝徹底結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個真正的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國家。它是我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朱棣希望繼元朝之後做一個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帝國的君主,但是朱棣失敗了,因而也沒有能使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繼續發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於他的蒙古政策失敗了,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傷心的事。雖然他對蒙古貴族實行了一些懷柔政策,如任用韃官,封蒙古貴族為王等等,但他並沒有改變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語、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韃官等等對蒙古的歧視政策,沒有建立起一個蒙古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和聯繫的切實而有效的渠道。他在軍事上實行的在邊境地區的放火燒荒、禁止耕牧、防秋巡邊的做法,對邊境貿易施加種種限制的做法,特別是他親自率領的五次大規模親征,不僅沒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區與內地相互隔絕了。本來,在元朝時長城內外已經踏上了同軌發展的道路,到現在又相互脫節了。這也就是整個明朝蒙古問題一直難於解決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舉控制蒙古地區的,結果,他的失敗反倒使寧王、谷王內遷等等所造成的北邊空虛成為難以克服的問題留於後世。他以北京為中心控制天下的構想,更隨著永樂末年以後的朝政腐敗而落了空。北邊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棄,使北京成了邊防前線,造成了「天子守邊」的局面。塞上一有風吹草動,便舉朝惶惶不寧。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變,無不危及京師,幾傾社稷。當然,有些問題應當由後代負責,不能完全推給朱棣。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不僅僅是因為蒙古貴族興起於漠北,或者為了方便而簡單地承遼金之舊,它實在可以看做是推動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的一個重大步驟。它再次使作為全國統治中心的首都北遷,或者說是使漠北與中原地區的統治中心合而為一了,它強調了長城內外、大漠南北的聯繫。朱棣欲做個君主華夷的統治者的野心與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的趨勢在遷都北京這一點上重合了。朱棣此舉肯定了北京作為全國統治中心的地位:它不僅統治廣大中原和南方,而且還統治包括黑龍江、貝加爾湖、阿爾泰山以北的北方廣大地區。北京不僅是聯繫漢人南方各民族的紐帶,而且也是聯繫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紐帶。朱棣的英雄之略雖然是從個人的權力慾望和野心出發的,但是它符合中國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發展的趨勢。遷都北京表現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懷和膽魄。但是,他的後繼者並不具備這樣的胸懷和膽魄,更不具備推進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卻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誤。終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邊,舉國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對朱明朝廷和朱棣後世子孫來說,遷都北京實在並非高明之舉。 


第五章 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一、「郡縣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個超邁千古的盛世名王。為此,他除了要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制,向東北、西北、西南發展外,還力圖把他的影響擴大到更廣闊的地區。在中國傳統意識中,還不具備現代意義上「國」、「國家」的概念。在古代,「國」更具有地區、地域的意義。他們稱世界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稱為各國。中國有一句老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古代君主意識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間一切的主宰,其地位與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對應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眾與他的關係是沒有太多區別的,一切生靈都是他的臣民,處於邊遠地區的是夷人,更遠的則稱為遠夷。這些遠近夷人與中原地區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稱作來朝、向化,他們送給朝廷的禮物則被稱為進貢、納獻。中國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們派使節赴各地封其國王、山川,宣佈教化,傳達政令,以期四海來朝。在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艱難,明初的國力也還有限,他雖控制了中土,但連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還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頒給安南的詔書說:「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 就是這種態度。朱元璋還多次告誡子孫臣工: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中國患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 

  他又在《皇明祖訓》中做了明確的規定: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朱元璋還規定了「不征國」: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羅、蘇門答臘、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齊國等 。當然,朱元璋所說「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國主義的理論,但他提出的安定邊徼,慎動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則是正確的。

  朱棣的對待中外關係的態度,與朱元璋相比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時雖然有靖難之役的破壞,但畢竟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礎鞏固,有了相當的實力。與洪武時期相比,蒙古衰落,東北、西北地區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這些都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樂時期出兵安南,派鄭和下西洋就是朱棣處理中外關係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時為象郡,漢時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為安南都尉府,宋以後歷朝都接受冊封立安南王。明初,陳氏受明朝冊封為安南國王 。

  其時,安南大權為其國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國王陳煒被黎季犛殺害 。立陳日焜主國事,而一切皆決於黎氏父子 。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殺日焜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為胡一元,其子為胡■,自稱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後,立國號為大虞,年號元聖。不久季犛自稱太上皇,傳位於胡■。

  永樂元年,胡■遣使賀朱棣即位,詭稱,「臣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他請求「錫臣封爵,使廢國更興,荒夷有統」。且發誓說,「奉命效職貢,有死無二」 。明廷不知內情,派遣行人楊勃等赴安南廉察 。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為安南國王。朱棣說:「覆載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 胡■則上表退還所侵佔的廣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順。但一年之後,原安南國王之孫陳天平(一作「添平」)繞道老撾,逃至南京,向明廷報告了實情。陳氏的故臣也來告急,請明朝出兵討伐黎氏。朱棣說:黎氏「試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請求迎陳天平歸國復位。永樂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護送陳天平,但黎氏卻伏兵殺了陳天平,並殺明使。朱棣大怒說:「朕為萬國王,蠢爾蠻夷,乃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 其時安南實為當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佔廣西思明府的祿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紛紛向朝廷告愬 。此外,黎氏還侵雲南寧遠州七寨;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 。黎氏不甘心僅封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時他們還「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 。這些都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樂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分別統「兩畿、荊、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統「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進討安南,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大理寺卿轉餉,朱棣親臨龍江禡祭誓師。此役明軍兵力達八十萬 ,比朱棣親征蒙古還要多出許多。可以說是舉國動員了。朱棣說:「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又戒眾將「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姿妄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者」,並稱「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宗廟,揚功名於無窮」 。如此說來,這豈不可以稱作仁義之師了嗎?而且,朱棣的話,就興滅繼絕的封建禮法來說未嘗為無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明朝軍士「皆歡呼用命」。五年五月,明軍大勝,黎氏父子均被俘虜,都督柳升等將其「獻俘闕下」。

  但問題並未完結,關鍵在下一步如何處理。

  朱棣下詔訪求陳氏子孫,據張輔報告說,當地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 對此,各書記載大體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按察分司,並設立府州縣等機構 ,儼然為內郡。朱棣忘卻了祖訓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話,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為「不征」之國。從此,明軍便陷入泥潭,難以自拔。

  明廷規定陳氏宗族被殺害者贈官,居官者仍其舊,又詔訪明經博學、賢良方正等各種人才送京擢用。同時「中朝所置吏,務以寬厚輯新造」。然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 。永樂六年,陳氏故官簡定反,立國號大越,紀元興慶,諸縣響應。明守軍戰敗,朝廷派沐晟率師征討,再敗。不得已,又派張輔再次往征。簡定同時使用政治手段,爭取大越政權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陳季擴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請求封爵,被張輔拒絕。陳季擴等兵敗乞降,朱棣詔受其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實未降,明廷隨即又派張輔、沐晟再次率兵征討。直到永樂十二年,陳季擴才「兵敗服誅」。明朝先後以張輔、豐城侯李彬出鎮交阯。

  「郡縣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曾經說過「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卻派出中官馬騏等到交■採辦,「大索境內珍寶」,把內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騷動,桀黠者故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有的「自署官爵,殺將使,焚廬舍」,有的「皆自稱王」 ,此起彼伏,官軍無法控制,朝廷派榮昌伯陳智帶兵助剿,到永樂十九年才「賊悉破滅」,但原陳季擴手下的一個金吾將軍黎利仍未拿獲。黎利曾一度歸附,而又自稱平定王,置官署。在明軍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撾,被迫「求撫」,而心實未降。這時適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機再起。洪熙、宣德兩朝不斷派兵征討,並下詔「大赦交阯罪人」,招撫黎利等人,「停採辦金銀香貨」,但迄無成效。這時明軍諸將多畏縮怯戰,而宣宗則主張放棄交阯。黎利聲稱已經訪得陳氏之後,請求「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還其爵土」。這樣,問題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發點上了。宣宗打算順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 。但撤兵之詔未到,交阯已經丟失。明朝所設的三司官及鎮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還者僅八萬六千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正如蹇義、夏原吉所說:「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 夏原吉掌握著國家財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價是多麼大。他不同意放棄交趾,對於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說:「臣以為非是。」 他們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們希望維護先王的業績,同樣可惜二十年中拋在戰場上的血汗呀!

  且不說征交阯所耗費的財兵、物力,單說八十萬大軍離鄉背井,就從農田中奪走了多少勞動力。永樂年間的無休止的征戰,給經濟造成的負擔是巨大的,給人民生活造成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戶部尚書夏原吉的一首《鳥夜啼》,正描述了戰爭給人民造成的離亂之苦:

  慈烏啞啞清夜啼,飛來飛去無枝棲,天空月冷聲慘切,更深夜永情悲悽。東家織婦年二五,良人萬里操干櫓。冬衣未寄春復臨,機杼勞勞不勝苦。耳邊忽聽慈烏聲,炎炎萬感焚中扃。掀襟抆淚罷機杼,披簾促步趨前庭。悲悲咽咽對烏說,莫向清宵學啼血。妾夫別去三逾年,魚雁迢迢至今絕,願烏將妾相思情,西飛啼向夫郎聽。夫能聽兮妾情達,妾情達兮夫心寧。夫寧豈欲終忘返,恩義須期兩無赧。夫能努力樹功名,白髮歸來未為晚。 

  遠在戰場的軍士日子也不好過。他們不僅有奔波之勞,還有殺身之患,連糧餉也常常難以繼給。我們也錄一首詩看,《交州病中錄諸友,時軍中絕餉,以手帖干主帥索糧》:

  問病尋方事總虛,漫勞車馬慰躊躇,三年玉署蘭台筆,學寫顏公乞米書。 

  官員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們只好哀歎和祈望了:

  不有轅門賢主帥,飄零誰與慰我魂! 

  無論如何,這場戰爭是結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鬆了一口氣,但是到明朝中後期,不斷有人對明軍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評。

  然而,明軍在交阯堅持下去能夠成功嗎?安南脫離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樂時已經有「四百四十六年」 。以元之強悍,僅能「屢破其國」 。明朝雖然在交阯設立了郡縣,但那裡「群盜蜂起」,「或聚或散」,蓋「交人久外聲教,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儀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如前所述,中官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歲女兒也被中官馬騏攜歸明廷以充宮婢,病死在內地 。因此當地人民更為不滿。二十餘年中,反抗從未停止。明軍是被打出來的。谷應泰說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議」,誠然。情況十分淒慘:「旌節符紱,狼藉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損威中國。」 谷應泰責備於宣宗君臣,我們不是更應該責備朱棣嗎?永樂時期,國力可謂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嗎?如果堅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損失恐怕會更大。

  交阯撤兵之議,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與楊士奇、楊榮有一段對話:

  上御文華殿,召士奇、楊榮曰……「朕有一言,懷之久矣。今獨與卿二人說,未可輕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賊至,曾與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歸化,後來黎氏篡陳氏而奪其位,所必當討。而是時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故郡縣其地。果若陳氏今尚有後,選擇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朕對曰:『朝廷若行此事,誠帝王之盛舉。』皇考笑曰:『此語未可輕洩。』然藏在朕心未嘗忘。朕今思之,若陳氏果有後,選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職,三年一貢,如洪武之制,用寧其民,而中國亦省兵戍之勞,豈不可乎?如此,不免論者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我皇祖之志。』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卿二人但識朕意勿言。三二年內,朕必行之。」 

  我想,這絕不僅是修實錄的史臣為以後不得已撤軍杜撰出來的遁詞伏筆。相反,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宣德皇帝才對交阯的戰事不積極,對戰敗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軍。

  安南之役在周邊地區也有反響。朝鮮聽到這個消息後,太宗李芳遠對群臣說:「聞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無有敵之者。」工曹判書李來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國,誰敢有敵之者!」李芳遠說:「不然,兵在精不在眾,豈可執一言乎?且安南國王奔告於皇帝,則帝之此舉,不得不爾。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國少失事大之禮,必興師問罪。我則以為,一以至誠事之,一以固城壘、蓄糧餉,最是今日之急務。」 諸小國是願意與明朝和平交往的,他們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會起而反抗。

  郡縣交阯,無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卻正是朱元璋所告誡的「倚富強,要戰功」。事實證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於其地小民少,而在於難於控制。朱元璋主張「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為「不征國」,其用心是深遠的。朱棣聲稱「四海之內皆赤子」,雖然應當地軍民耆老請求郡縣其地,結果還是造成了連年戰亂。最後撤車是必然結果。 


二、鄭和下西洋——震驚世界的壯舉

  就在朱棣發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樂三年(1405年) ,又開始了另一件對後世影響甚大的事,這就是鄭和下西洋。鄭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樂年間,一次在宣德年間。

  自明初以來,中國東南海上局勢很是動亂,不僅有安南的四出擴張侵略,而且還殘存著許多反明勢力,有元朝的餘孽,有方國珍、張士誠的餘黨,還有沿海一帶反抗明朝統治的豪強武裝。他們不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國,往往為寇。廣東人陳祖義等因犯事逃到舊港(今蘇門答臘島巨港),招慕流亡,控制了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許多海外貢使被攔劫,使明朝向海外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同時,南洋一些地方對明朝的情況不甚瞭解,或抱有敵對態度。靖難之役後,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會在海上糾集力量與朱棣對抗,也是未知之數。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為了顯示明朝在海上的存在,早在永樂元年朱棣便派了宦官馬彬出使爪哇諸國。但更重要的是朱棣想要通過鄭和下西洋建立他理想中的天下秩序。

  1.天朝禮制體系——明成祖的遠大理想

  天下秩序在一心要成為「盛世名王」的朱棣心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看重明朝、他自己的形象。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為實現他的天下觀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的的一部分。朱棣所要達到的是政治目的。那麼明成祖是怎樣設計他所理解的天下秩序,又依據什麼來設計這種天下秩序?我們可以通過一封敕書,看出朱棣想要建立理想世界。這封敕書是永樂七年(1409年)三月,由鄭和帶給「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的: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至失所。今特遣鄭和繼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遵朕言,循禮安分,毋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攄誠來朝,鹹錫皆賞。故此敕諭,悉使聞知。 

  這封敕書,表達了來源久遠的儒家的天下觀:天子為天下共主,在天下共主下,無論遠近,無論種族,華夷無間,一視同仁。天子是天道、正義的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要建立和諧共存的天下秩序。而天子對四夷遠國是無所取的,在物質交往中實行「厚往薄來」的原則。香港黃枝連教授把這種天下格局稱為「天朝禮治體系」 ,我把它稱作「天朝禮制體系」。

  在天朝禮制體系的格局之下:

  (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責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

  (2)天子有責任讓全天下的人「遂其生業,不至失所」。

  (3)全天下的人都應該遵守天子的要求,「祗順天道」,「循禮安分,毋得違越」。

  (4)在天子的監督之下,天下的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5)天子要達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這是把儒家天下為公的治國理想,向更大範圍、向全世界推行的一種嘗試。天下各國,「華夷無間」,不分彼此,都是大明天子的赤子。大明天子對其「撫字如一」。在經濟上,中央帝國對各國採取少取多予、「厚往薄來」的原則。 在文化上,中央帝國向各國推行「聲教」,最終使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2.鄭和的身世和宗教信仰

  鄭和出生於洪武八年(1375年),雲南昆陽(今晉寧)人,原姓馬。鄭和的家庭本是伊斯蘭世家,其祖先賽典赤··瞻思丁在成吉思汗西征時率軍投入成吉思汗軍隊,屢立戰功,後擔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治理雲南政績卓著,被追封為咸陽王。其子孫姓納、哈、馬、撒、賽、忽、沙等,世代居於雲南昆明、玉溪各地。鄭和是賽典赤的六世孫。他的曾祖父拜顏,娶馬氏;祖父稱哈只,娶溫氏;父親稱馬哈只,也娶溫氏。哈只,是一種尊號,按伊斯蘭教習慣,凡是到伊斯蘭聖地朝拜過的信徒,都可以享有這個尊號。鄭和兄弟二人,鄭和行二,哥哥叫馬文銘。鄭和還有四個姐妹。

  鄭和小名三寶。雖然鄭和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也許四姐妹中有一個是他姐姐,一兄一姐,鄭和就這樣被呼為三寶吧。

  明初,雲南還在元朝梁王控制之下。洪武十五年,明軍攻滅梁王,鄭和被俘入軍中,當時鄭和八歲。兩年後,洪武十七年(1384年)鄭和十歲,在南京進入皇宮做了宦官。後來,鄭和被撥給燕王朱棣使用,成為朱棣身邊親近的人。朱棣當年鎮守邊塞,巡邊和征討乃兒不花,鄭和都有可能隨軍。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鄭和在軍中「多立奇功」 。一般認為,這是指建文元年(1399歲)鄭和在北平城外鄭村壩之役中立有戰功,這一年,鄭和二十九歲。

  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鄭和三十一歲。以後,永樂五年(1407年)、永樂七年(1409年)、永樂十年(1412年)、永樂十四年(1416年)、 永樂十九年(1421年),奉命出使西洋。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鄭和曾受命到舊港,給賜其宣慰使印信。

  宣德五年(1430年),於是,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這年,鄭和年五十六歲。三年後,鄭和於西洋返回途中,卒於印度古裡,年五十九歲。

  鄭和墓在南京城外牛首山。

  鄭和立其兄鄭文銘之子為後,命鄭賜,字恩來。

  鄭和出身於回教世家,是回教徒,為他出使西洋各國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但鄭和對宗教有一種包容的態度。他尊重佛教,並受戒為弟子,法名福善。這又使他在出使眾多佛教國家時有很多便利之處。

  另外,鄭和還尊奉媽祖。媽祖又稱天妃,是中國人敬奉的靖海娘娘。

  3.為什麼選擇鄭和做正使

  《古今識鑒》卷八記載:鄭和「身高七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如洪鐘,才負經緯,文通孔孟,博辯機敏,長於智略,知兵善戰」。據說,明成祖欲通西洋,問擅長相術的袁忠徹:「三寶領兵如何?」袁忠徹回答說:「三寶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於是,明成祖朱棣就任命了鄭和統督部眾前往西洋,結果所至畏服。 

  這種記載或者不無誇張之處。但是,鄭和能夠在近三十年間,統率大隊人馬,出使三十餘國,顯然是才智過人的。

  近年,在福建長樂顯應宮出土了明代雕塑像群,其中的巡海大臣,有人認為這就是鄭和的形象。

  2003年10月,在印度南部城市,當年華人較集中的柯枝,發現了一尊鎏金鐵像,供奉在一座中國寺廟中,其裝束形象與顯應宮出土的巡海大臣像極為相似,據認為這也是鄭和像。

  遠下西洋,出訪萬國,這是一項重大的使命。這樣重要的工作為什麼要用宦官擔任呢?這就與明朝的政治制度有關了。

  朱元璋一再申明對宦官的禁令,不允許宦官干預政事,但只是不允許他們參與決策,而以宦官擔任政事,傳命出使,在洪武時期也是很經常的事情。朱元璋說:「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 所以,洪武時期命宦官出使的事特別多,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明朝宦官與外官屬於兩個系統。宦官是天子和親王的私臣,是內官,是皇帝的家人,直屬於皇帝,所以,有關宦官的制度規定都寫在《皇明祖訓》中,與朱元璋對親王公主的規定並列。朱棣靖難奪位後,對宦官更為倚重,選擇宦官擔任使節,就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了。鄭和在靖難之役中立有戰功,深得朱棣的信任,再加上他的個人才能和出身、宗教背景,選派他出使西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4.鄭和船隊的航海技術

  鄭和船隊遠航,歷盡艱難險阻,但都能化險為夷,順利返航,在當時不能說不是奇跡:文獻記載了當年航海的壯麗景象:

  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迥隔於煙霞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歷通衢者。 

  鄭和的遠航船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船隻和航海技術。

  鄭和船隊的規模是空前的,船隊由寶船、戰船、座船、糧船、水船組成,共大小船隻百餘艘。其中「寶船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 明代一尺相當於0.311米,大號寶船長曰138米,寬曰56米。船隊中還有二千料海船和八櫓船。據現代學者推算,二千料海船排水量約為1000餘噸。 船隊各種人員包括官校、旗軍、勇士、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陰陽官、醫士,鐵錨、木□、搭材等匠,水手、民稍,共27800餘人。船上備有充足的糧食、淡水、鹽、醬、茶、油、燭、柴,等等。

  比鄭和稍晚,即西方史學家所說,進入了世界大航海時代。如果把西方著名航海家的航海規模與鄭和相比較的話,更能看出鄭和下西洋船隊的龐大。

  1492年,晚87年,哥倫布航海,發現新大陸

  帆船 3艘,最大的排水量不足250噸,水手約88名

  1497年,晚92年,達伽馬航海,到達印度卡利卡特

  船4艘,最大排水量120噸,船員 約160名

  1519年,晚114年,麥哲倫環球航海

  船5艘,最大排水量130噸

  鄭和航海時,阿拉伯人曾畫下鄭和的寶船,後來美國人又把鄭和寶船與哥倫布的船進行了比較,以證明二者大小懸殊。

  鄭和航海導航使用航海羅盤和過洋牽星術。航海羅盤指針以燈芯草紮住,浮於羅盤水內。雖有風波不易脫落。羅盤分24方向,48指向,每指向7.5度。過洋牽星術靠日月升落辨別方向,靠測星體高低度量遠近。其法以大小12片牽星板測量,在太陽升起前和落下後的12分鐘內所謂「晨昏朦影」時進行測量。里程計算則以更為時間單位,每一晝夜分為10更,每更行程約合16.22—10.81海里。各船之間的聯絡,白天看旗,夜間看燈籠,霧雨天聽鑼鼓音,還使用信鴿。

  5.鄭和航行到了哪裡

  鄭和所下之西洋,一般說是印度洋。當時東、西洋在什麼地方分界呢?

  不同時期所說的東、西洋範圍不同。明代初期,鄭和航海時所謂的東洋、西洋,繼承了元朝的說法。鄭和所指的西洋,應該以隨同鄭和一起下西洋的馬歡所說為準。馬歡在其《瀛涯勝覽》一書中「南渤裡國」條寫道:「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所指大平頂峻山,是馬六甲海峽西口的韋島(Pulau we)。那麼,韋島即是當年東西洋得分界,其東為東洋,其西為西洋。

  鄭和出航一般從南京龍江港起航,經江蘇太倉劉家港,編隊集結出海,駛向福建長樂縣太平港駐舶,等候東北季風,冬天,從福建閩江口五虎門開洋遠航。鄭和下西洋第一次。經南中國海—占城(今越南歸仁)—爪哇(在今印度尼西亞)—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舊港、阿魯、蘇門答剌、南巫裡(以上在今印尼蘇門答臘島)—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小葛蘭(今印度奎隆)—柯枝(今印度科欽)—古裡(今印度卡利卡特),返航。

  鄭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隊還到過渤泥(今文萊)、暹羅(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以上。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到過淡馬溪(今新加坡)、加異勒(在今印度半島南端東岸)阿拔巴丹、甘巴裡。 

  第四次航行,到過彭亨、急蘭丹(在今馬來半島)、溜山(今馬爾代夫群島)、忽魯謨斯(今伊朗波斯灣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島),跨越了印度洋。

  第五次航行,到過木骨都束(今索馬裡摩加迪沙)、不剌瓦(在今索馬裡)、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祖法兒、阿丹、剌撒(在今也門),以上。

  第六次航行,到過竹步(今索馬裡朱巴河)、幔八薩(今肯尼亞蒙巴薩),以上。

  第七次航行,從竹步再向南,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峽。

  當時說,鄭和七下西洋,所歷「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裡」。 

  永樂年間,鄭和所到過的海外各國,派使臣來華的就有318次(不包括朝鮮、日本、琉球)。有四個國家的11位國王親自來華,有浡泥(在今加裡曼丹島)國王、蘇祿(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國王、滿剌加(在今馬來西亞)國王、古麻剌朗(今屬菲律賓)國王等。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6.鄭和下西洋影響深遠

  永樂四年(1406年)鄭和的船隊來到爪哇,正值爪哇東王與西王相攻殺。東王戰敗被殺,屬地為西王吞併。鄭和船隊經過東王治所,官軍登岸貿易,竟有一百七十人被西王都馬板兵殺害。鄭和為了自衛,剛要興兵致討,西王聞訊趕忙遣使到明廷謝罪。由於都馬板遣使表示謝罪悔過,朱棣決定「止兵不進」。但一百七十人死於無辜,都馬板必須輸黃金六萬兩償命贖罪。如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爪哇表面悔過,實際並不服罪,鄭和於第二次下西洋時再至爪哇,都馬板才派使臣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臣以爪哇償金尚欠五萬兩,請治爪哇使者之罪。朱棣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悉免之。」後來爪哇「比年一貢,或間歲一貢,或一歲數貢」,與明朝關係一直較好。

  鄭和的使團又曾到渤泥國(渤泥在今加裡曼丹北部及文萊蘇丹國),封前渤泥國王馬合漠沙世子麻那惹加那乃為渤泥國王,給印符誥命。永樂六年(1408年)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並陪臣來中國朝見。朱棣派中官杜興等前往福建宴勞慰問,迎接進京。朱棣對麻那惹加那乃遠道前來十分高興,設宴款待,「嘉勞再三」。麻那惹加那乃稱頌「天子功德加於我者,與天地同其長矣」。因而「遠方臣妾,不敢自外,逾歷山海,躬詣闕下,以伸其悃。」朱棣對渤泥國王的至誠也很受感動,說:「王之至誠,貫於金石,達於神明。」

  渤泥國王的來朝是鄭和出使而取得的最令朱棣滿意的結果,不幸後來渤泥國王回國前病死在中國。朱棣為其輟朝三日,以示哀悼,並以王禮安葬於南京南城外。

  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開始第三次遠航。這次遠航,受到了占城國王的歡迎,因為明朝制止了安南對占城的侵略。在鄭和第二次遠航時,曾經到過錫蘭山,向佛寺佈施香禮,並立碑於錫蘭山。此碑經過五百多年,1911年發現,現存於科隆坡博物館。當時錫蘭山國王為阿烈苦奈兒,是個暴君,對明朝及鄰國不友好,「屢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鄭和第二次出使時沒有能解決這一問題。這一次,鄭和帶了朱棣的詔書,告誡錫蘭山國王要「祗顧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同時照例給予賞賜。阿烈苦奈兒非但不聽,反而要謀害使者,劫奪錢糧船隻,結果失敗被俘,被解送南京。朱棣念其為遠人,不久釋放。永樂十年,朱棣派使節往錫蘭山頒給誥印,封阿烈苦奈兒的親屬耶巴乃那為王,並送還阿烈苦奈兒。這一舉措使得海道清寧更多的貢使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鄭和這次出使,還詔封了滿刺加的國王,使滿剌加擺脫了長期受■羅控制的地位。在鄭和船隊回還時,滿剌加國王隨船來到中國致謝,朱棣親自在奉天門設宴款待,並給予厚賜。在鄭和的斡旋下,暹羅終於與滿剌加和睦相處。

  鄭和船隊所到之處,要代表皇帝給予賞賜,還要與當地進行貿易。同時明朝與許多國家之間建立了朝貢貿易關係。朝貢有定期,或一年、兩年、三年一貢,也有一年幾貢的。朝廷接受貢品,給予賞賜,還收買其餘的貨物,也准許其在市場上出賣其貨物。中國輸往各國的有絲綢、瓷器、鐵製工具及生活用品、手工業品、藥材、茶葉、貨幣、衡器、曆法、書籍,等等。輸入的主要有香料、藥材、制瓷原料、珍稀動植物,等。

  鄭和的航海是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的。《明史》鄭和傳說,鄭和下西洋要「耀兵異域,且視中國富強」。但最近有學者在浙江寧波天一閣圖書館發現,鄭和傳最初的稿本中,「耀兵異域」為「耀威異域」。「耀威」比「耀兵」應該更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

  港前身三佛齊的移牒

  當時海上秩序混亂鄭和要達成他的目的沒有武力為後盾是不可能的。鄭和不純用武,他首先是「宣天子詔」,「給賜金幣」,如果「不服」,則「以武懾之」 。鄭和明顯用武的例子在記載中有三次。一次是捉拿了舊港的酋長陳祖義。陳祖義是私逃海外的華人,又「剽劫商旅」,鄭和用武不為無因。不過,我們不妨先來讀讀明廷「部臣」通過暹邏轉給舊: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我聖天子一以仁義待諸蕃。何諸番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禮!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將,將十萬之師,恭行天罰,易如覆手。爾諸蕃何不思之甚。我聖天子曾曰:「安南、占城、真臘、暹邏、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彼以蕞爾之國,敢倔強不服,自取滅亡。」 

  它強調的是「君臣上下之分」,是「君臣之禮」,如果失分、越禮,那麼便要「恭行天罰」了。他捉拿陳祖義,也是對各國的威懾。陳祖義解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懾,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 。從此海上清寧,海道暢通。從中可以看到武力的作用。

  另一次是將錫蘭山的國王亞烈苦奈兒及其家屬捉拿至京。據說,錫蘭山僅梁時與中國通,其後與中國絕少來往。鄭和使其地,幾等於強使其與中國來往,其國王「欲害和」,「誘和至國中,索金幣」,鄭和不得已抓了錫蘭山的國王,「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 。

  還有一次是在蘇門答臘「生擒偽王」蘇干刺,鄭和至蘇門答臘封其酋長為國王。其先,王之父死於與鄰國花面王的戰事。某漁翁因率眾殺了花面王,為蘇門答臘王妻報了仇,而據有了王位,稱為老王。王子宰奴裡阿必丁年長,殺了老王奪回王位,從此與老王之弟蘇干刺累年爭戰不息。鄭和支持宰奴裡阿必丁,將蘇干刺擒歸 ,在明朝人看來,明朝的皇帝是天子,四夷的君主是國王,各國之間發生的糾紛,天子朱棣都有調節裁處的責任,且看: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敕安南胡■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為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與爾鄰壤,爾屢興兵侵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強踰越!為惡受禍,自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茲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並受其福。爾其欽哉! 

  又如:

  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諭暹邏國王三賴波磨刺扎的賴曰:朕祗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鬥,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鄭和的出使活動是始終伴隨著武力或以武力為後盾的。用鄭和的話說,就是「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安寧,番人賴之安樂」 。鄭和的出使,為朱棣爭得了天朝大國的榮譽,明人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貢獻臣服,三世五世,不是過矣。」 這正是朱棣要誇耀於國人的。因而,他們也稱讚鄭和「為天子光」 。

  由於鄭和打通了海路,維護了海上秩序,各國之間的貿易和交流也比以前更為繁榮。

  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剿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 

  推行天朝禮制體系是鄭和下西洋的核心使命,鄭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為了按儒家理想建立天下格局的努力的重要措施。明成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強大的實力為後盾的。通過鄭和下西洋和其他種種措施,結果是

  (1)明代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位置,所謂「威德遐被,四方賓服」。

  (2)明朝與周邊的眾多國家都建立、保持了朝貢貿易關係其伸延聯繫範圍之廣,超過以往歷代,使明朝成為努力拓展國際空間的空前的時代,所謂「遠邁漢唐」。

  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迨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當時歷史的產物。他的思想觀念無法超出歷史的限制。我們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認的國家關係準則去要求他。也就是說,他的觀念與當今世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觀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為維護和平秩序,為保護商路通暢,為各國之間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明朝不掠奪別國財物,不侵佔別國領土,堅持厚往薄來,著不僅使我們看到一個泱泱大國的風采,也使我們不能不讚歎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

  鄭和得到了世界的廣泛尊敬。鄭和所到之處,很多遺址被精心保護,在印度尼西亞有三寶壟、三寶墩、三寶洞,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在斯里蘭卡鄭和所立的石碑還完好地保存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柬埔寨等國都有三寶廟。在非洲索馬裡布拉瓦地區還有一個鄭和村。

  7.鄭和船隊後裔

  鄭和航海,前後跨越20餘年,船隊人員達二萬多人,每次航行都要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船員們在所到各地與當地百姓有廣泛的接觸,那麼是不是現在會在某個地方留下鄭和船隊的人員,因而現在還有他們的的後裔呢?

  澳大利亞安亨地(Amhem 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記錄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他們比印度尼西亞人和歐洲人更早來到澳洲,而且與中國人有關。記憶中的白吉尼人有淺金黃色的皮膚,當地的原住民還說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極了,她們總是穿著彩色的袍子和褲子。白吉尼人種植水稻,用石塊樹皮蓋房子,用帶來的織布機織布,在大缸裡染紗。後來他們離開了安亨地。跟隨鄭和航海的費信,在《星槎勝覽》中記載寶船隊曾經到達吉裡地悶島(Timor) 。這個島位於澳洲達爾文港北方400英里,所以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曾到過澳洲。

  另外,《鄭和航海圖》上有一個叫「哈甫泥」的地方,這個地方被認為是南極洋的科爾圭蘭島(Kerqueland island),這說明鄭和船隊的分(■)可能到達過南半球。

  在非洲的東海岸,在肯尼亞沿海的群島上,有一種貝朱尼人(Bajuni)。他們的皮膚顏色淺,體形較瘦小,面目清秀。男性鬍子平順垂掛,女性頭髮中分,梳兩個辮子。

  珮特島(Pate)上法茂族的一支,叫瓦上家人(Washanga),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子孫,其祖先是發生船難後存活下來的中國水手。他們會砌城牆,擅長雕刻和精細木工。他們中間還流傳著當年馬林迪國王向中國皇帝贈送長頸鹿的故事。有人推斷他們是鄭和部下的後裔。2003年,中國新華社記者和肯尼亞濱海考古專家曾到那裡實地考察。見到了自稱中國人後裔的瓦尚家人。

  歷史是如此撲朔迷離。他們真的是鄭和船隊的後裔嗎?這是個尚待解答的問題。

  8.鄭和實現了環球航行嗎

  2002年,英國退役軍官孟席斯(Gaven Menzies)出版了一布叫作《1421年:中國發下現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World)的書。書中宣稱,他經過年十五年,遍歷一百二十個國家,通過精心考證得出結論:中國人鄭和率先實現了環球航海。這是一條爆炸性的新聞,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在短短三天之內,就有包括加拿大日本在內的世界上二十六家電視台對他進行採訪,世界各大出版商不惜高價向他購買這本書的版權。孟席斯租用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的演講廳,邀請學者、外交官、海軍軍官、出版商和記錄片製片人二百五十餘人發表他的研究結論,而實際出席的達到了七百多人。孟席斯的寫手勃諾米也被出版商和電影公司的查詢包圍,他說:「幾乎可以說,不管(結論)是否正確,這也是一個偉大的冒險故事。孟席斯是一個非常英式的偏執怪人,像他這樣的人通常就是找出真相的人。」他又說:「許多學者思想僵化,只想保護自己,對他們來說,孟席斯是一名門外漢,他們會像狼群那樣圍著他不放。」 

  孟席斯是首先通過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發現的一幅古地圖開始研究的,他的長期海上航行經歷,給了他很大幫助。他不僅閱讀了大量的史料,而且結合星象學、地圖學、古代文物和人類學進行研究。孟席斯表示,他的研究態度很嚴肅,希望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他還說:「瞭解鄭和越多,越驚歎鄭和歷史的份量。」他推斷,中國船隊不僅到過非洲海岸,而且到過南美洲和澳大利亞,並進入了加勒比海和科蒂茲海。他提出了在加勒比海發現的9艘中國古代沉船殘骸的有力證據。如果孟席斯的結論成立,它將改寫世界航海史,改寫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歷史。他還說:「鄭和實在是個了不起的航海家,他具有超群的領導能力。他在船隊前進的過程中,吸收了不少沿途的能工巧匠為船隊服務,其中包括基督教徒、阿拉伯人、通曉各種語言的翻譯。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船隊。」「而且在我的考證中,鄭和的航海根本帶著和平的願望,並非一些史籍中所說,是『耀兵異邦』。鄭和在近二十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幾次針對海盜的防衛作戰外,沒有證據顯示,船隊對沿途居民實施主動進攻,更無史料顯示,鄭和的船隊意圖征服異邦。這與以後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遠征性質根本不同。」

  事實不幸被這位寫手言中。許多學者像一群狼一樣圍著這個門外漢孟席斯。

  孟席斯的研究是有缺點的。比如,他得到的1424年以前繪製的古海圖,上面就已標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亞和很多島嶼的位置,標明了好望角。而這時,歐洲人的航海探險還沒有開始,早就有人到過這些地方。而當時鄭和正帶領世界上最大的船隊遠航,他認為,那肯定是中國人。他的推論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能確認是中國人鄭和首先完成了環球航海,但是我們應該對孟席斯的研究予以尊重,而不是指責。至少,他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討,他使用的一些方法也值得我們借鑒。一個西方學者能夠不帶偏見地看待東西方的歷史,本身就是極為了不起的。

  9.永遠的遺憾

  鄭和二十餘年的大規模航海活動,促進了世界各國的文明進程。1998年,美國地理雜誌評選出一千年來,一百位對全世界貢獻最大的人物,入選的中國人有,鄭和、忽必烈、毛澤東、曹雪芹、朱熹、范寬,而鄭和位列第一位。

  早在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梁啟超就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第一次系統地整理了鄭和航海的歷史,向國人和世界作了介紹。他稱鄭和為與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葡萄牙航海家達嘉馬「是並時而興的海上巨人」,且早於哥倫布六十餘年,早於維哥達嘉馬七十餘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說:鄭和下西洋是「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1947年中國政府在西沙群島中命名了永樂群島(西)和宣德群島(東),在南沙群島命名了鄭和群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將第一艘現代化訓練艦命名為鄭和號。鄭和遠航的奇跡,永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但又如梁啟超指出:「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隱含,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鄭和下西洋為什麼在宣德以後戛然停止了?梁啟超指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滿足「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其成就者,亦適應於此希望而止。」「鄭和之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然則,以後雖有無量數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

  鄭和嚇西洋為什麼戛然而止,為什麼沒有產生像哥倫布航海那樣的深遠影響?梁啟超早在一百年前就說明白了 。那就是他的動因不同。鄭和下西洋缺乏經濟發展原動力的驅使。明成祖所達到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名義性的,而不是實質性的。然而,拋開明成祖的個人目的不談,天朝禮制體系的設想卻是美好的沒有侵略,沒有殺戮,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但不幸的是,歷史的發展常常伴隨著掠奪和殺戮。人們在歌頌哥倫布的偉大功績時,卻不去計較他的野蠻掠奪和殺戮,人們在稱頌美洲大陸的發現時,卻忽略了印第安人的血淚和苦難 。無疑,這種價值定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是以強權強勢為中心的。在今天我們評價這段歷史時是不是應該改變這種以西方為中心,宣揚掠奪、侵略有理的價值觀呢?我們的世界究竟需要什麼呢?無疑,需要發展。然而,更需要和平、平等。發展不需要掠奪和流血,不能以犧牲弱小民族為代價。說到此,我們不能不讚歎中華民族的天下觀之偉大。它要建立的是一個天下為公的、普天之下一視同仁的和諧世界。鄭和留給世界的不止是對新航路的開闢,不止是他的領先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不止是他堅韌不拔的精神力量,更主要的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紀,面向全球化,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時,這份遺產將會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借鑒。 


余篇 魂斷榆木川

  作為朱棣的傳記,我們應補述一下他的家庭生活。的確,帝王也有家,但他們的家庭極為特殊。他們沒有庶人柴米油鹽的煩惱,卻也少了人間的那幾分溫情。權力爭鬥伴隨著血腥屠殺,可以說帝王很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朱棣在做藩王時,朱元璋便為他冊封了王妃,那便是開國功臣中山王徐達的長女。徐氏自幼貞靜,好讀書,朱元璋聽說她賢淑,便對徐達說:「我與你是布衣之交,古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朱棣配焉。」不知徐達是感到莫大榮光,還是感到君命不可違,總之,馬上頓首謝恩了。正式冊封是在洪武九年(1367年),這時朱棣十七歲。

  靖難之役中,朱棣頗得力於這位王妃。朱棣帶兵去攻打大寧,李景隆乘機圍攻北平。當時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形勢很危急,多虧了王妃徐氏的謀劃。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勸將校士民的妻子參戰,組成一批女兵,披上鎧甲,登城拒守,終於堅持到朱棣回師。

  朱棣做了皇帝後,王妃冊為皇后。她常規勸朱棣與民休息,又勸朱棣對新舊官員不要有不同對待。在靖難之役中,徐氏的弟弟徐增壽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報送給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殺。朱棣要為他追贈官爵,徐氏反對。後來朱棣還是將徐增壽封為定國公,並讓其子襲封,徐氏說這不是我的意願,而不向朱棣道謝。徐氏還曾將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們召進宮來,讓她們以民生為念,做好內助。徐氏還采輯《女憲》、《女誡》,編成了《內訓》二十篇。又編了《勸善書》,頒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樂五年(1407年),徐氏病逝,臨終她還勸朱棣要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不要驕寵外戚。對於她的死,朱棣十分傷心,為她在靈谷寺、天禧寺舉行了大齋,聽群臣前來致祭。徐氏被謚為仁孝文皇后。後來朱棣在北京天壽山為自己營建了陵墓長陵,首先將徐氏安葬其中。從此,朱棣不再冊立皇后。 

  朱棣還有兩個心愛的妃子,一個是昭獻貴妃王氏,一個是恭獻賢妃權氏。王氏有賢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謹,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屬動輒得罪,不論太子諸王公主還是大臣,都得到過王氏的調護。徐氏死後,宮中一切大事實際都由王氏掌管。 

  權氏是朝鮮人,姿質濃粹,善吹玉簫,甚受朱棣寵愛。永樂八年(1410年),權氏隨朱棣北征,在還師時死於山東臨城。

  說到權妃,這中間還有一段長長的故事。

  從元朝起,朝廷每年要讓高麗進獻美女。明朝相沿不改。洪武時,後宮中就有不少高麗嬪妃。朱棣本人就是高麗人■妃所生。到了永樂時期,仍然不斷下詔派人到朝鮮(明洪武末年,高麗改稱朝鮮)選秀女入宮。

  永樂六年(1408年),朱棣派內使黃儼等人到朝鮮去,賞給朝鮮王廷花銀一千兩、紵絲五十匹、素線羅五十匹、熟絹一百匹,因為朝鮮曾向明廷獻馬三千匹。臨行時,朱棣對黃儼說:「你去朝鮮和國王說,有生得好的女子,選揀幾名將來。」於是朝鮮王廷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廣采童女,以備進獻。但最初所選,黃儼以為無美色,甚為不滿,並對當事者加以挫辱。朝鮮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再選,同時通告各地:「前者,不用心推刷,多有漏報者。更於大小守令、品官、鄉吏、日守兩班、鄉校、生徒、百姓各戶,如有姿色,一皆采擇。如有隱匿或有針灸、斷髮、帖藥多方規避者,論如律。」對於各地所選的女子,黃儼等都要親自過目。這一年被選中者共五名;工曹典書權執中之女,十八歲;仁寧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十七歲;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十七歲;護軍呂貴真之女,十六歲;中軍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十四歲。她們連同從者使女十二名、火者十二名,一同被送往北京。上路之日,被選淑女的父母親戚哭聲載道 。朝鮮人在描寫這些女子被選入京時寫道:九重思窈窕,萬里選娉婷。……辭親語難決,忍淚拭還零。惆悵相離處,群山入夢青。

  這五位淑女入宮後,權氏被冊立為賢妃,任氏為順妃,李氏為昭儀,呂氏為婕妤,崔氏為美人。她們的父兄也都授予了官職,如權妃的哥哥被授予光祿卿之職。但這些官是食祿不任事的。不過,他們的俸祿要由朝鮮王廷代發,因為他們離北京實在太遠了。同時被冊立的還有貴妃張氏,是追封何間忠武王之女,昭容王氏,是蘇州人。

  五女之中,永樂皇帝最寵愛權妃。權氏姿質濃粹,又善於吹簫。朱棣見到她,問她有何所長。她拿出隨身攜帶的玉簫吹奏,窈渺多遠音,朱棣大為高興,立刻把她選拔在眾妃之上。寧王朱權曾寫宮詞描繪道: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

  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魷魚窗冷夜迢迢,海嶠雲飛月色遙。

  宮漏已沉參倒影,美人猶自學吹簫。 

  宮中的女官王司彩(司彩是掌管儲藏緞匹的官),朱棣曾命她與權妃同輦而行,她很熟悉權妃。她也寫宮詞歌詠道:

  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

  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亮月明中。 

  但是,這位權妃享年不永。永樂十年,朱棣率師出塞北征蒙古回還,權妃死在山東臨城的回途中。朱棣極為傷心,將她葬在嶧縣 ,命令當地百姓出役看守墳塋,他打算將來把她遷葬在徐皇后陵中。因為思念權妃,朱棣對她的哥哥更加厚待。在給他授予誥命時,朱棣不禁含淚傷歎,悲痛得說不出話來。

  權妃為什麼突然死去,起初無人猜疑。但一次呂美人和權貴妃兩家的奴婢在吵罵中卻透露了不尋常的消息。權貴妃入宮時,皇后徐氏已死。朱棣讓她接替皇后,掌管六宮的事。呂美人對此十分不滿,曾面責權妃說:「有子孫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幾個月,這般無禮!」於是,呂美人串通宦官金得、金良,從一個銀匠家裡借來砒霜,研成末子,放進胡桃茶中送給權妃吃了,權妃因而斃命。朱棣得知此情,大怒,將內官、銀匠一併處死。呂美人罹刑最慘,朱棣命用烙鐵烙她一個月,最後將她殺死。呂美人在宮的從人也一起被殺,牽連被株殺者達數百人。朱棣還逼迫朝鮮王廷將呂美人的母親抓來殺了 。但這實在是一個冤獄,直到永樂晚年才大白於天下。

  原來,權貴妃、呂美人等被選入宮後,又有商人之女呂氏被選入宮。呂氏因與呂美人同姓,欲相結好。但呂美人不樂意,呂氏因而懷恨在心。後來權貴妃猝死,呂氏便乘機誣告呂美人毒死了權妃,以致造成上述的慘案。

  後來,呂氏和宮人魚氏行為不檢點,與宦官私通。朱棣雖有察覺,但卻因寵愛呂、魚二人而未做處置。二人知道隱秘洩漏,懼罪自縊。這一下事情就鬧大了。朱棣認為壞事都因呂氏所起,便把呂氏的侍婢都拘來審訊。這些侍婢不勝拷掠,便違心認罪,說是要謀殺朱棣。既然問出了大逆之罪,一場刑殺的大禍就不可避免了,連坐被殺的竟達兩千八百人。行刑之日,朱棣親臨刑場監督,要眼看著將她們一一剮死。有的宮人臨刑時當面大罵朱棣說:「你自家陽衰,所以人家才和宦官私通,這有什麼罪?」朱棣為了懲戒後人,讓畫工把呂氏與小宦官相抱的情況畫下來。但是,他對魚氏的思念卻難以割斷,命人將魚氏葬在壽陵的旁邊。

  這案初發時,朝鮮人嬪妃任氏、鄭氏便自縊而死。黃氏、李氏被鞫處斬。黃氏死前援引了很多人。李氏說:「反正都是死,幹嗎要牽連別人!要死我自己死!」終於不誣一人。這時朝鮮諸女大都被誅殺,只有崔氏在南京而倖免。朱棣曾命南京的宮女北上,崔氏因病未成行。慘殺開始時,韓氏被幽閉在空室,好幾天不給飲食。守門宦官可憐她,有時在門口放些吃的,因而沒有餓死。但她的從婢卻全部被殺了。韓氏的乳母金黑也被囚於獄中,事後才得赦免。

  就在朱棣濫殺的時候(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夜晚,雷雨交加,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被雷擊中起火。大火沖天,力救不及。經十餘年耗盡民財才修建成的壯麗宮殿,就這樣化為灰燼,很多人喪身火海。宮人們卻慶幸火災的發生,以為天降的大火可能會使皇帝的虐殺稍稍收斂。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天變是對人事的懲戒。人事有錯誤,天才震怒降災。

  第二天,朱棣下了一道詔書,對上天的懲戒表示自責:

  朕躬膺天命,祗紹鴻圖,爰仿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法祖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徵暴斂剝削掊■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 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徵調無方而■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繁數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罷軟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朱棣認錯反省的態度似乎極為誠懇。到了十三日,朱棣再次下詔,宣佈將「見有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者,悉皆停止,用蘇困弊,仰答天心」。然而,後宮的殺戮並未被列入他的反省範圍之內,朱棣「恣行誅戮,無異平日」 ,並沒有停止對宮人的誅戮。先後因二呂之案被殺的竟有三千多人。

  朱棣如此狂殺濫誅,還有一個原因。朱棣晚年龐愛貴妃王氏。據說王氏有賢德,侍奉皇帝皇后恭謹如一,在宮闈之內肅雍有禮,和藹仁厚,掌理庶務有條不紊,甚為朱棣所重。朱棣晚年有病,常常發脾氣,王貴妃常常從中調護,以免宮人們受到譴責。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都很信賴王氏。朱棣甚至有立王氏為皇后之意。王氏的死,使朱棣痛悼不止,更加重了他的喪心風病。自此以後,朱棣處事更多錯謬,用刑也更加殘酷了 。

  朱棣在臨死前的幾個月還要求朝鮮進獻美女,這時朱棣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

  然而,這些可憐的淑女,不論是何處選來,也不論受寵與否,最後在宮中也難免一死。原來,明朝初年仍然保持著為皇帝殉葬的制度,朱棣死時,被殉葬的宮人有三十餘人。即使最受寵愛的韓氏和在呂氏慘案中倖免於難的崔氏亦在其列。殉死那天,要賞她們一頓酒宴,隨後,把她們領入大堂,這時大堂上已經安置好了許多小木床。只聽得哭聲震天,宮人們一個個被強迫站在木床上,把頭伸進吊好的繩套中。站在一旁的宦官將床一撤,宮人們便升天了。韓氏死時,呼喊著自己的乳母說:「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聲未絕,床已撤去。雖然殉葬者的家屬被稱為朝天女戶,受到優恤,殉葬者也會得到好聽的謚號,並被葬入皇陵,但這又怎能補償她們被斷送的青春和被虐殺的生命!

  朱棣即位不久,曾自我標榜說:「人心誠不可有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則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朱棣雖然稱不上是個荒淫無度的皇帝,但也絕不是真的清心寡慾,朱棣剛一即位,便下令「求民間識字婦女入內職」 。永樂元年,又命禮部訪求在京官員軍民之家女子年十五至二十容止端正、性情閑淑者備王妃之選 。他曾命女官蔡氏到杭州選識字婦女入宮,鬧得民間騷動。當時有人作詩說:「已雲玉閏歸馬足,更妝金屋貯娥眉。」「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 朱棣平時吃飯要有宮女伴唱 ,晚年因為身體有病,朝參也要有宮女陪伴攙扶 ,這在整個明朝都是很特殊的。

  朱棣一共有四個兒子,長子朱高熾便是後來的仁宗皇帝。朱高熾雖為長子,又仁賢,卻不為朱棣喜歡。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攙扶,還不免失足,當然難以帶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歡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為漢王,他從小不肯讀書 ,為人凶悍,靖難之役中屢立戰功,幾次救朱棣轉危為安。朱棣想立他為太子,卻遭到大臣們的反對。大學士解縉的死,黃淮的下獄,就與他們跟朱高熾的關係有牽連。幸虧朱高熾有位聰明伶俐的兒子朱瞻基,很為朱棣所愛,朱高熾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後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造反,想奪取皇位,這時是朱瞻基在位,親自率兵東征,兵臨城下,高煦不戰而屈,最後仍未免一死。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為趙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殤。

  朱棣的母親是誰?自明朝以來便眾說紛紜。按宗法制說,誰與朱元璋最親,誰便有資格做皇帝。於是朱棣反覆宣稱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居眾王之上。」這一招確實在他奪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們還是漸漸發現各種官私記載與朱棣所說大不相同,這些記載之間又互不相同。有的說朱棣與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晉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說朱棣是達妃所生,太子與秦王、晉王則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則說朱棣的生母是■妃。還有說朱棣是元順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說是元順帝妃甕氏所生的,或是說元順帝的高麗妃所生的。

  成祖既然說他是皇帝親子,皇后親生,他於即位後便無法改口了,生母的姓名、身份被隱瞞起來,應有的禮儀封典也只能給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誰?明南京《太常寺記》認為是■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晉王,皆李妃所生。這不僅從看守孝陵的閹人口中得到旁證,而且明朝就有人為此專門進入寢殿探尋究竟。殿裡的情況果如《太常寺記》所記: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與皇后馬氏座位座北朝南,左淑妃李氏等座東向西,惟■妃座西向東。明人尚左,這說明■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於其它妃嬪。原來這是個不可張揚的秘密。朱棣為了自己皇位坐得穩一點,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生母,只好把■妃偷偷供奉在這裡。明人有詩寫道:「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實錄》關於朱棣是孝慈高皇后(馬氏)所生的說法是靠不住的。關於■妃,有的野史說她是高麗人。燕王出生後,馬皇后養為己子,便將■妃賜死了,據說是用鐵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確實,已不得而知了。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帶兵出塞進行他的最後一次北征,但師抵漠北,不見敵人蹤影,原來阿魯台早已帶著部屬遠逃了。一天,他對身邊的楊榮、金幼孜說:「昨夜三更我做了個夢,有個像畫中神人模樣的告訴我:『上帝好生。』難道上天有意保護他們這些蒙古人嗎?」行軍途中,朱棣見往年用兵時死於塞外的白骨委棄路旁,不禁心懷惻然,命人收拾道中遺骸,親寫祭文,加以悼念。大軍繼進,仍不見敵,這時軍中已經乏糧了。楊榮請求將皇帝供用之餘都給予軍士,又讓軍士互相接濟借貸,等回到關內官府加倍償還。但北征軍仍久久不見敵蹤。朱棣這時不能不感到後顧之憂,也感到疲乏了。他說:「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於是決定就此回師。

  七月十七日庚寅,大軍行至榆木川,朱棣竟然積勞病倒,驟然去世,時年六十五歲。一代雄主就這樣退出了歷史舞台。

  這時六師在外,京師無主,朱棣左右商定絕對不洩露朱棣逝世的消息。內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商議,將軍中的錫器收集起來熔成一櫬(棺),將朱棣收殮了,然後將錫匠殺死。這樣人不知鬼不覺,將櫬放在龍■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軍繼續朝京師進發,同時派人密報太子。

  太子朱高熾不久即位,這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壽山長陵,與徐氏合葬,尊謚稱「啟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年間,嘉靖皇帝鬧大禮,要尊本生父母,於是修改朱棣謚號為「啟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則稱成祖了。

  明成祖朱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皇帝,不用說在明史上,就是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應該佔有重要的一席。然而朱棣果真是個聖主賢君嗎?這是個頗費思索的問題。如果要從官書的記載中找一些材料證明他的賢明,那是很容易的,比如他關心民生,勤於政事,永樂元年他曾說:

  朕即位未久,曾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民籍,靜思熟記,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處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比如他安不志危,勤讀不怠。永樂九年二月癸卯,朱棣在右順門披覽奏章,御案上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趕緊移置案中。朱棣就此做了一番說教:

  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他還曾說過:

  朕德諒薄,托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 

  不論出於什麼目的,朱棣確實是個勤奮的皇帝。永樂初,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處事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曾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情即百廢弛矣。 」有人建議他務簡默,他回答說:「人君固貴簡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聞然後得之。」「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因此他事必親聞。他曾指責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書寫在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以熟悉政情。 

  又比如,比起後世皇帝,朱棣還算節儉。他曾說:「內府所貯,皆天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 永樂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裡衣袖敞垢,納而復出。侍臣有人稱讚他的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濣濯更進。」這一點頗受朱元璋的影響。他說:「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忘」。 

  其他,如朱棣說「治貴得大體」 ,不必拘泥細故小事,「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 ,「國之興廢,在德,不專在數」 ,「一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一物之異常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 ,以及認為「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 等等。

  以上所舉,雖不為無據,但若僅以此稱朱棣為聖明,尚不能令人心服。眾所周知,官書之溢美,史臣之阿諛,是不遺餘力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急於建立功業,雖欲留聖主賢君之令名,實欲洗以篡權奪位的亂臣賊子之恥。看他五出漠北,遷都北京、開設貴州、修《永樂大典》、郡縣交阯、派鄭和下西洋、派陳誠出使西域,無不赫赫煌煌,超邁前古。這些業績是功是過,何成何敗,自應給予應有之評價。而其攤子太大,步伐太急,二十餘年間,驅天下百姓於無休止的征戰徭役之中,雖號稱功加漢唐,而當時百姓實未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乎!又,其自許神聖,必難入人言,狠厲好殺,定廣招民怨,至於其為鉗制人口嚴施控制,恢復錦衣衛刑具,重用宦官,設立東廠,更是歷來受人抨擊。

  然而,以史家之眼光看之,明成祖朱棣自有其歷史地位。明人焦竑(1392~1449)說:「高皇帝剪除凶殘,鴻業未固,必須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 王世貞(1526~1590)說:「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 明人自有明人的立場。他們更看重朱姓皇朝的長治久安。對我們說來,即便是由於明成祖的功業而延長了明朝的國祚,也不是我們一定就要給他肯定評價的理由。皇帝姓朱還是姓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給人民帶來什麼,給歷史留下什麼。

  放眼看去,中國歷史上似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每當一個新興皇朝建立,完成了統一事業,它同時帶有的缺陷又注定了它迅速垮台。繼之而起者,必須把前代皇朝所開創的制度完善起來,把它的缺陷克服掉。這時,便出現了一興盛的較為持久的新皇朝。你看,秦經百戰統一天下,而失於役繁政苛。漢起而代之,承秦制,以黃老無為之治得以安天下。隋繼戰亂而興,而失於荒淫奢侈,唐承隋制以「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出現了「貞觀之治」。後周雖經改革,已具統一氣象,但因未能削除武臣擅權而失敗。宋繼之,剪除藩鎮,強幹弱枝,從而完成了相對的統一,建國達三百餘年之久。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備,但用刑過繁,分封過侈而又文武失衡,朱允炆強行推進政治轉軌,卻引起了內亂。朱棣以藩王奪位,削弱諸藩勢力,文武兼用,強化中央集權,使明祚延至二百餘年。這樣縱觀下來,朱棣在歷史上的地位是不是比較清楚了呢?朱棣雖非開國之主,但也並非繼體守成之君。對於明朝,他承襲了朱元璋開創的制度,並把它置於更鞏固的基礎之上,雖無開創之功,卻走了關鍵性的一步。當然儘管政見不同,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麼人也要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則以此成為明朝歷史上的關鍵人物,從而也以此,對於中國歷史,成了一個重要人物。經過朱棣,完善了中國君主宗法制度,奠定了明清兩朝的政治格局。 


附錄:朱棣年表

  朱棣年表

  1360年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四月十七日生於應天(今南京),1歲。

  三月,朱元璋征浙東名士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到應天。

  陳友諒殺徐壽輝稱漢帝,攻應天,大敗。

  1361年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2歲。

  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為吳國公。

  1362年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3歲。

  三月,明玉珍在蜀稱帝國號大夏。

  1363年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4歲

  三月,劉福通戰死,朱元璋挾小明王居滁州。七月,朱元璋敗陳友諒兵於鄱陽湖。八月,陳友諒死,陳理於武昌稱帝。九月,張士誠稱吳王。

  1364年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5歲

  正月,朱元璋稱吳王,仍用龍鳳年號。二月,朱元璋伐漢,陳理降,兩湖、江西原陳友諒屬地多歸降。

  1365年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6歲

  二月,李文忠破張士誠軍。十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攻取江北張士誠轄區,取泰州,圍高郵。

  1366年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二年,7歲

  二月,夏主明玉珍死,明升繼位。五月,朱元璋傳檄攻張士誠,稱白蓮教為妖言。八月,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舟沉瓜步,小明王死。龍鳳政權結束。

  1367年 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 朱元璋吳元年,8歲

  朱元璋為諸子命名,始名朱棣。

  正月,朱元璋始稱吳元年。九月,徐達、常遇春破蘇州,俘張士誠,士誠自縊,吳亡。十月,湯和攻方國珍,胡廷瑞取福建,徐達、常遇春北上滅元。

  1368年 戊申 明洪武元年 元至正二十八年,9歲

  正月,朱元璋於應天即帝位,國號明,年號洪武。長子朱標被立為太子。湯和克延平,陳友定死,五月,兩廣平。閏七月,徐達、常遇春克通州,元順帝北逃上都,明軍取大都。

  十一月,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師教授太子、諸王,選才俊之士伴讀。朱元璋與太子論漢七國造反事。

  1369年 己酉 洪武二年 10歲

  四月,詔中書省編《祖訓錄》,定分封諸王及國邑官屬之制。朱元璋立皇陵碑,以鳳陽為中都。

  正月,立功臣廟,死者像祀,生者虛位。

  三月,明軍克陝西,李思奇以臨洮降。六月,明軍克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元順帝北走。七月,常遇春病死。

  1370年 庚戌 洪武三年 11歲

  四月,封皇子九人為王,朱棣被封為燕王。從孫朱守謙為靖江王。

  四月,元順帝死於應昌,子愛猷識裡達臘嗣位,改明年為宣光元年。封李善長等六人為公,封湯和等二十八人為侯。

  1371年 辛亥 洪武四年 12歲

  湯和、傅友德取蜀,明升降。左丞相李善長致仕。誠意伯劉基致仕。國子司業宋濂謫知安遠縣。

  1372年 壬子 洪武五年 13歲

  賜秦王、晉王、吳王、靖江王田各百頃。命百官奏事皆啟皇太子知之。徐達深入漠北,大敗。作鐵榜申誡公侯。

  1373年 癸丑 洪武六年 14歲

  三月,頒《昭鑒錄》,訓誡諸王。五月,《祖訓錄》成,錄於諸王宮殿正殿及內宮東壁。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降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以胡惟庸為中書省右丞相。以徐達師久無功,責之。詳訂《大明律》,頒行天下。

  1374年 甲寅 洪武七年 15歲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為太子之長子。十一月,《孝慈錄》成。

  命馮勝、鄧愈、湯和仍鎮北邊。

  1375年 乙卯 洪武八年 16歲

  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等王赴中都講武。

  廖永忠坐事死。劉基卒,中官出使之始。改衛為都司。淮安侯華雲龍以擅用元故宮中禁物,召還,中途死。殺功臣從此始。

  1376年 丙辰 洪武九年 17歲

  二月定親王歲供祿米之數。冊徐達長女為燕王妃。秦、晉、燕王受命赴中都。

  因星變求言,平遙訓導葉伯巨上書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下獄死。空印案起。

  1377年 丁巳 洪武十年 18歲

  增秦、晉、燕王府護衛。世子朱標次子朱允炆生。

  翰林學士宋濂致仕。鄧愈破吐蕃。命李善長、李文忠共議軍國重事。令臣民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命中外政事先啟皇太子裁決,然啟奏聞。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鄧愈卒。

  1378年 戊午 洪武十一年 19歲

  朱元璋封朱椿等五子為王。燕王在中都鳳陽改南京為京師,開封罷稱北京。北元愛猷識裡達臘死,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改明年為天元元年。朱元璋派中官吳誠赴湖廣視軍,宦官預軍事之始。禁天下奏事關白中書省。

  1379年 己未 洪武十二年 20歲

  燕王回師京師。湯和率列侯練兵於臨清、右丞相汪廣洋謫到廣南,追敕殺之。

  1380年 庚申 洪武十三年 21歲

  燕王之國北平(今北京),給燕山中、左二護衛侍從及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

  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被殺,株連一萬五千人,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大將朱亮祖被鞭死。

  1381年 辛酉 洪武十四年 22歲

  燕王在北平。徐達等出鎮北平。曲靖平,元梁王死。編定黃冊。

  1382年 壬戌 洪武十五年 23歲

  馬皇后病逝,燕王奔喪京師。僧道衍隨燕王還北京。

  雲南全境平。設錦衣衛。設四輔官、殿閣大學士。

  1383年 癸亥 洪武十六年 24歲

  燕王在北平。沐英留鎮雲南。

  1384年 甲子 洪武十七年 25歲

  李文忠卒。宋晟破西番。

  1385年 乙丑 洪武十八年 26歲

  郭恆案發。徐達死。御制大誥成頒示天下。

  1386年 丙寅 洪武十九年 27歲

  傅友德平雲南諸「蠻」。遣行人劉敏等偕內監出使真臘等國。湯和巡視海防。馮勝準備攻北元。

  1387年 丁卯 洪武二十年 28歲

  馮勝北征至金山,元將納哈出降。置大寧都司。

  1388年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29歲

  九月,秦、晉、燕、周、楚、齊、湘、魯、譚諸王進京朝見。

  藍玉破北元兵,俘元主次子、妃等。沐英破思倫發。湯和解兵歸第。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被殺。

  1389年 己巳 洪武二十二年 30歲

  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燕王為左、右宗正,周、楚王為左、右宗人。十二月,周王朱■棄國奔鳳陽,命其居京師,世子理藩國事。置兀良哈三衛。更定大明律。思倫發降,麓川平。

  1390年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31歲

  命晉、燕王率師北伐。傅友德為等北平兵馬受燕王節制,王弼等山西兵馬受晉王節制。三月,燕王等收降乃兒不花。晉王不見敵而還。譚王妃父坐胡惟庸黨,譚王懼罪自殺。蕭清逆黨。榜列功臣五十七人。藍玉平施南等洞蠻。殺李善長、陸亨等。嚴禁沿海軍民交通外番。

  1391年 辛未 洪武二十四年 32歲

  續封皇子朱 等十人為王。秦王有過,被召至京師。命皇太子巡撫陝西,經略遷都事。傅友德備邊北平、徐輝祖備邊陝西。葉升練兵甘肅。哈密平。更造黃冊。

  1392年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33歲

  皇太子朱標卒。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晉、燕、周、楚、湘諸王赴京朝見。靖江王以淫虐幽京師,卒。命諸王「歲訓將練兵,周視封疆,作軍器必精良,以固邊圉。

  召天下衛所軍士屯田。藍玉征罕東。沐英卒。周德興伏誅。葉升伏誅。

  1393年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34歲

  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凡軍中應有機務,一奏朝廷,一啟王知,永著為令。《永鑒錄》成,頒賜諸王。

  藍玉因謀反被殺。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一萬五千人。《世臣總錄》成,頒示群臣,定天下都司衛所。

  1394年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35歲

  命韓、沈二王省視秦、晉、燕、周、齊、諸王,以敦友悌。

  嚴禁私人海外貿易。修《孟子節文》。傅友德、王弼賜死。

  1395年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36歲

  命周王、晉王發兵往塞北築城屯田。命燕王發北平,遼東兵同總兵官周興等往三萬衛搜捕野人女真。更定諸王歲供之數。皇太孫完婚,以光祿少卿馬全女為妃。

  馮勝賜死。諭嗣君群臣不許設丞相。頒《皇明祖訓條章》。湯和死。

  1396年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37歲

  燕王北征,敗敵於徹徹兒山。重定諸王見東宮禮。

  大■致仕武臣,各進一級。《稽古定制》成,頒功臣之家。

  1397年 丁丑 洪武三十年 38歲

  敕晉、燕、代、遼、寧、谷諸王備邊。禁諸王擅自興作。敕楚王、湘王率師征「蠻」,築銅鼓城。

  頒《大明律誥》。南北榜案發生。禁私茶出境,駙馬歐陽倫賜死。命沐春、何福等征刀干孟。朱元璋有疾。

  1398年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39歲

  三月,晉王朱■卒。四月,救燕王備邊方略。五月,敕燕王節制北平都司、行都司及燕、谷、寧王府兵,遼東都司及遼府兵備御開平。閏五月朱元璋病卒。皇太子朱允炆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以齊泰、黃子澄參國政,定削藩之議。周、齊、代、岷諸王以罪被逮,命北平布政使張昺等監視燕王。

  1399年 己卯 建文元年 40歲

  二月,詔令諸王不得節制文武力士。三月,命宋忠屯開平,耿■練兵山海關,徐凱練兵臨清,調兵屯彰德,順德,防燕王。四月,湘王柏自殺,齊、代二王廢為庶人。遣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燕軍。復遣李景隆代耿炳文。七月,燕王殺張昺、謝貴等,以僧道衍為謀士舉兵靖難,奪北平。八月,破耿炳文軍於真定。又敗李景隆於北平鄭村壩。襲大寧,挾寧王,得朵顏三衛騎兵。

  1400年 庚辰 建文二年 41歲

  詔減蘇松重賦。以盛庸代李景隆率師伐燕。四月,敗李景隆軍於白溝河。五月。圍濟南不克,解圍撤兵。盛庸敗燕軍兵於東昌,張玉戰死。

  1401年 辛巳 建文三年 42歲

  三月,破盛庸於夾河。再破平安於稿城。斷官軍糧道。用僧道衍計,直趨京師。

  諭燕王罷兵歸藩,不聽。罷齊泰、黃子澄以緩燕師不果,貽書燕世子朱高熾,行反間計不行。

  1402年 壬午 建文四年 43歲

  (七月)洪武三十五年燕軍下徐州,不克,趨宿州,破平安軍於淝河。四月又敗官軍於靈璧,俘平安。渡淮,趨揚州,守軍降。破官軍於瓜州,鎮江守軍降。

  燕王朱棣即位,改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為永樂元年。殺齊泰、黃子澄,族誅,殺方孝孺,滅十族。大殺「奸臣」,株連甚廣。詔一切復舊制,命解縉、黃淮等直內閣預機務。詔重修《明太祖實錄》。

  詔各地勤衛,調海船防江。割地請和不成,谷玉、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宮中火起,建文帝下落不明。北元鬼力赤殺坤帖木兒,廢元國號,稱韃靼。

  1403年 癸未 永樂元年 44歲

  改北平為順天府稱北京,北平行都司改稱大寧都司移治保定。恢復被建文竄逐諸王爵,各令之國。谷王改封長沙,寧王改封南昌。派夏原吉赴江南巡視治水。復設市舶司。命宦官侯顯赴烏斯藏征僧人。派宦官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刺加等國。以中宦隨諸將出鎮。岷王因罪削去護衛。盛庸下獄自殺。安南黎氏篡國,冊黎蒼為安南國王。

  1404年 甲申 永樂二年 45歲

  定屯田賞罰則例。夏原吉再赴江南治水。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複姓姚,賜名廣孝。立朱高熾為太子,封朱高煦為漢王。長興侯耿炳文遭籍設,自殺。曹國公李景隆遭籍沒。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諭日本使者懲治海盜。

  1405年 乙酉 永樂三年 46歲

  遣中官鄭和、王景弘帶兵出使西洋。頒《祖訓》於諸王。忠順王安克帖木兒被殺,命脫脫嗣位。日本送所捕海盜首領來,還其自治。

  1406年 丙戌 永樂四年 47歲

  安南陳天平還國被黎氏所殺,派張輔統兵攻安南黎氏。齊王因冤枉被廢。甌寧王允熙邸火,王暴斃。廣澤、懷恩二王被禁錮。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烏斯藏尚師哈立麻至京。

  1407年 丁卯 永樂五年 48歲

  因議建儲,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東參議。封哈立麻為大寶法王。安南平,設郡縣及交阯三司。皇后徐氏死,鄭和出使還。戮舊港頭目陳祖義。修《永樂大典》成。朝鮮貢馬三千匹。中官尹慶出使至滿刺加。

  1408年 戊子 永樂六年 49歲

  岷王朱楩復因罪削長史以下官屬。肅王朱柍有罪,逮其長史官屬。韃靼知院阿魯台殺鬼力赤,迎立本雅失裡。交阯復亂,派沐晟等征討。浡泥國王來朝,卒於京。鄭和再使西洋。命安遠伯柳升等沿海捕倭。

  1409年 己丑 永樂七年 50歲

  嚴茶禁,設洮州、甘肅茶馬司。朱棣赴北京,皇太子監國。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圖孛羅為安樂王。丘福率師征韃靼,全軍覆沒。設奴兒干都司。張輔俘安南上皇簡定。鄭和出使還。營昌平天壽山陵。

  1410年 庚寅 永樂八年 51歲

  朱棣親征韃靼,長孫朱瞻基留守北京,敗本雅失裡、阿魯台。設建州左衛,以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安南陳季擴屢敗請降。明任其為交阯布政使,拒之,復叛。命中官王安、王彥之等監軍,中官監軍率以為常。

  1411年 辛卯 永樂九年 52歲

  張輔再征交阯。開會通河。倭寇浙東。鄭和出使還,俘錫盧山國王阿烈苦泰兒至京,釋還。解縉以私覲太子,下獄。封哈密兔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詔重修《明太祖實錄》。立朱瞻基為皇太子。韃靼阿魯台請部屬吐蓍諸部,不許。

  1412年 壬辰 永樂十年 53歲

  削遼王護衛。宋禮治衛河。禁中官平預有司政事。大理右丞耿通以黨太子處死。鄭和復使西洋。瓦剌馬哈木殺本雅失裡,立答裡巴為可汗。

  1413年 癸巳 永樂十一年 54歲

  始設貴州布政使司。朱棣赴北京,皇太孫從,太子監國。天壽山陵成,葬皇后徐氏。封韃靼知院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犯邊。

  1414年 甲午 永樂十二年 55歲

  張輔平定交阯,獻俘京師。朱棣親征瓦剌,戰於忽蘭忽失溫,大敗之,殺傷相當。逮東宮官屬蹇義等。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1415年 乙未 永樂十三年 56歲

  解縉死於獄。張輔征交阯還師。改封漢王朱高煦於青州。南北漕運通,罷海運。鄭和出使西洋還,俘蘇門答臘王蘇干刺以獻。陳誠使西域還。

  1416年 丙申 永樂十四年 57歲

  平山西廣靈劉子進之亂。改封趙王朱高燧於彰德。錦衣衛指揮使紀綱伏誅。作北京西宮。朱棣自北京還,決定遷都。削漢王高朱煦二護衛,以其有過。鄭和復使西洋。

  1417年 丁酉 永樂十五年 58歲

  谷王有罪,廢為庶人。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徙封漢王朱高煦於樂安川。朱棣北巡至北京。北京西宮成。交阻復亂。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趙羾為兵部尚書巡視塞外。

  1418年 戊戌 永樂十六年 59歲

  姚廣孝卒。復代王朱桂護衛及官屬。重修《明太祖實錄》、《明太祖寶訓》成。逮東宮官屬梁潛等。封瓦剌脫憎為順寧王。

  1419年 己亥 永樂十七年 60歲

  遼東總兵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鄭和下西洋還。

  1420年 庚子 永樂十八年 61歲

  山東唐賽兒反。命陳智為參將助李彬平交址。置東廠於北京。詔遷都北京。復遣中官侯顯使西域。皇太子、太孫至京師(北京)。北京宮殿郊廟成。

  1421年 辛丑 永樂十九年 62歲

  朱棣御新殿受賀。鄭和復下西洋。後宮以魚、呂之亂大殺宮女宦官,坐死三千餘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大火,盡焚燬。主事蕭儀下獄,以諫遷都也。再議征沙漠,夏原吉力諫止,下獄。

  1422年 壬寅 永樂二十年 63歲

  朱棣親征韃靼,皇太子監國。韃靼阿魯台遠遁,移師破兀良哈。鄭和自西洋還。楊士奇、蹇義下獄,以輔導太子有闕。

  1423年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64歲

  常山護衛指揮孟賢謀立趙王朱高燧奪嫡,伏誅。朱棣親征韃靼阿魯台,皇太子監國。韃靼已被瓦剌所敗,聞大軍至,遠遁。朱棣不遇敵而還,收也先土干,賜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1424年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65歲

  覆命鄭和出使西洋,朱棣親征韃靼,次翠雲屯,以不遇敵,還師,卒於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熾即位。葬朱棣於天壽山長陵,謚文皇帝,廟號太宗。

  再版後記

  這是十幾前的一部稿子。這次再版,僅補充了少量內容,對一些文字稍作修改,整體、框架一仍其舊。

  毛佩琦記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2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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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帝-朱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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