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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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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最後20年生活的地方北京景山後街的一條普通胡同

       北京景山後街的一條普通胡同 這是北京景山後街上一條普通的胡同。胡同裡靠牆根的地方,順溜兒停放著一些私家的轎車,胡同裡偶爾有些行人走過。 深秋的暖陽透過胡同盡頭的那些老榆樹,把一縷縷陽光灑在寧靜的地面上。 鄧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來的,這以後他們就一直住在這裡。 這條胡同是鄧小平生前出出進進必須經過的。 順著胡同往裡走,走到頭向右一拐, 兩扇鐵門裡是一個溫馨的家園。 這是一個兩進的院子,灰磚灰瓦,從外表看沒有什麼特別的。外面的院子是秘書們辦公的地方,還住著警衛、司機和其他辦公人員。鄧小平和家人住在裡面的院子裡。過了門廊,走過一道門,裡面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寬, 40 米長,面積大約 2000 平方米。 院子裡種滿了樹,種滿了草,還種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時曾經說過,他還要干 20 年。 從那以後,他一直在這個院子裡辛勤地耕耘著,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給十幾億中國人帶來了一個舒心的日子。 20 年後,他離開了這裡,留下了這個院子,留下了不盡的思念。 他是一位偉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難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樣樸實。 站在這幢二層建築西頭的平台上俯瞰,院子裡鬱鬱蔥蔥。老人在世的時候,每天都要在院子裡散步鍛煉,這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 站在院子裡,可以聽到牆外傳來的市井的聲音,緊貼著院牆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長相思

    花雨寄托長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鄧小平從容、平靜、安詳地走了。 2 月 19 號,是鄧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這個日子,夫人卓琳和兒女們, 都要在院子裡撒滿花瓣。 花雨灑落,情思綿長……     鄧小平逝世以後,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門參加回歸慶典活動外,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裡。她比鄧小平小 12 歲,也屬龍。 1973 年,鄧小平結束了在江西的勞動生活,回到北京。此後,他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開展全面整頓,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年,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難,兩度沉浮,世態炎涼,風雲多變。風雨飄搖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    ■ 鄧林(鄧小平大女兒), 1959 年師從汪慎生先生,學習中國水墨畫。 1962 年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學習,主攻花鳥畫專業, 1967 年畢業。 1986 年到中國畫研究院工作,任專職畫家。現為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副理事長,常任理事。  鄧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內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夠理解;他所經受的挫折、打擊,非常人能夠想像,但爸爸自己從來不提。


第一章鄧小平辦公室非常樸素

    鄧小平辦公室非常樸素     繞過院子中間的老松樹往前走,踏上台階,走過挑簷下的平台,進門向左拐,沿著寬寬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間是鄧小平的辦公室。辦公室房間很大,約有 30 平方米。 靠門的地方放著一張老式的寫字檯,靠牆的地方放著一排老式的書架。辦公室裡的沙發也是老式的。最西邊的這張沙發是鄧小平常坐的。     寫字檯上擺放著孫子們送給他的禮物。 鄧林:我爸爸這個人喜歡很完美的東西,我認為他喜歡乾淨,不喜歡髒兮兮的;喜歡整潔,不喜歡亂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誰亂哄哄的,不夠乾淨,他就不大喜歡。他喜歡花,喜歡香味。我們每年都要弄點桂花。弄桂花的時候,院子裡就特別香。他還喜歡白蘭花。     書架上擺放著他生前喜愛看的書籍。 牆上掛著鄧小平 86 歲生日時畫家吳作人書贈他的條幅「壽比南山」。 這裡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個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與鄧小平相識相戀

       卓琳與鄧小平相識相戀 鄧小平與卓琳相遇相識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時候從雲南到北京要辦出國護照。先從雲南滇越鐵路到越南的河內,從河內轉車到越南的海口,從海口坐船到香港,從香港坐船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北京。 我當時十三四歲,被選拔出來參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項目。到了上海後,通知我們運動會不開了。領隊對我們說,願意回雲南的就回雲南,不願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親戚可以留下。我有一個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學唸書,我決定去找她。領隊和家裡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時間後,參加了補習班,報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會。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學,畢業後我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產黨員,曾經到日本留學了一年。後來回國參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產生就是受他的影響。當時我四哥常把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帶到家裡來,實際上中共雲南省委就設在我們家。他們常刻印一些進步的傳單,宣傳共產黨的思想。我四哥還訂了許多進步的期刊,如魯迅、郭沫若等主編的。我常常去看,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的父親浦在廷當時很開明,曾經和孫中山在廣東鬧過革命。那時孫中山部隊中有個姓范的,名字記不得了,帶部隊到過我們家。我父親是商會會長,把他們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親調到廣東了。孫中山革命失敗後我父親又回到雲南,辦起了火腿罐頭廠。    後來,我的大姐、二姐也來北京上學,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我們有個體育老師是共產黨員,在他的影響下我大姐寫了一篇《婦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雜誌上。可是我們又從書上看到,社會解放不了,婦女也不能解放。沒有我的兩個姐姐,我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參加了「民先」組織,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佔領北京後,害怕日本人捉到我們,我們便穿著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麼也沒有帶,先從北京逃到天津,從天津到青島 ­­­ ,最後到達西安。我對我二姐說:「現在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去延安,一條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說:「你身體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嗎?」我二姐說:「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說:「那好,你既然有這樣的決心,那我們就到延安去吧!」我們在西安找到八路軍辦事處,但是沒有介紹信,八路軍辦事處不接待我們,我們在辦事處大哭了一場也無濟於事。後來我們就住在流亡學生招待所。當時胡喬木在西安附近開了一家抗日學生招待所,經過審查,批准我們到延安,我們三十多個人一塊兒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體不好,我們給她雇了一頭毛驢,七天後,我們到達延安。 當時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參加了抗大學習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進了陝北公學,因為表現好,我入了黨。 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幹部,卓琳缺乏瞭解。 卓琳: 1939 年秋,鄧小平到延安來開會。他那時是一二九師政委,在太行山工作,還沒有結婚,鄧發想讓他在延安找個合適的,就把他帶到學習班來了。有一次我去曾希聖家,曾希聖說有人想和我結婚,問我願不願意。因為當時我還年輕,還想再工作幾年。 曾希聖跟我談了兩次我都不願意。後來他自己就說,我自己找她談談可不可以。我說,可以。於是我們一起到曾希聖家。鄧小平說:「我這個人年紀大了,在前方作戰很辛苦,我想和你結婚,可是曾希聖和你談了,你不同意。我這個人不太會說話,希望你考慮一下這個事情。我年紀比你大幾歲這是我的缺點,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彌補。」 他找我談了兩次:第一次談談他的情況;第二次談談他的希望。我聽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第二個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我那時已經 23 歲了。我以前就認識鄧小平,現在他親自來找我了,說話又那麼誠懇,我就同意了。但有個條件是結婚後馬上離開延安,因為我害怕其他人笑話我也嫁了個「土包子」,鄧小平也同意了。後來在楊家嶺毛主席窯洞門前,他們把兩張桌子拼起來說:「今天我們會餐啊!大家都來會餐吧!」也沒有說要結婚。當時李富春對我說:「你也認識鄧小平,大家會會餐,現在給你們騰出個窯洞,吃完飯後你們一塊兒回去就算結婚了。」當時有兩對夫妻,還有一對是孔原和許明。因為當時我有些勉強,沒有什麼準備,鄧發就把他們的窯洞騰出來給我們,我們就在他們的窯洞裡結婚了。    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八路軍的老戰士們,以淳樸的方式,為鄧小平和卓琳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卓琳:我們在延安結婚後,一塊兒回到太行山。 鄧樸方:那時媽媽隨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見到彭德懷。彭德懷說:「哎呀,鄧小平你真是會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樣。」爸爸個子也不很高,媽媽比他稍微矮一點兒,臉都是圓圓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軍總部,朱德是總司令,彭德懷是副司令。當時總部有個婦女部,我就在婦女部工作。那時鄧小平從前線到總部來開會我們才能見一面,開完會他又走了。我說夫妻倆老這樣也不行,就讓他給我寫信,他說:「寫什麼呢?」我說:「就把你每天幹了什麼寫一寫。」他說:「那好,那我讓秘書給我打個底稿,印十幾份,每個月給你寄一份。」我一聽,哎呀,那就算了。後來我對他說:「寫信你也不寫,我們還是在一塊兒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說: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師,住在一塊兒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鄧林,因為我們常常轉移,就寄養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頭我也要跟著他」

       「砍頭我也要跟著他」 卓琳:後來我就對他說,我說話你得聽。你不聽,我這人好說話,沒人聽,我跟誰說呀。聽了以後呢,你覺得……我這人就是比較落後的,你有意見你就給我提意見,我對的地方你也告訴我。他就不吭氣。我說,我說話你不說話,我們這樣相處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說點話呀。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你願意說話你就隨便說,我有意見我就提,沒有意見就這麼算了。我想,這個老幹部,你要老讓他說話也不行。你要老是讓他說,他也說不了什麼。算了,慢慢相處吧。就這樣,慢慢互相之間就瞭解了。 妻子漸漸適應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後就帶著孩子們也趕到那裡。 卓琳: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都在後頭。他們打完仗休整的時候,再把我們接去。後來,進軍西南的時候,不准帶家屬,我不幹。我說,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下不管,不行,這次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只好允許帶著家屬。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們在前面,有偵察兵看好路了,我們帶著孩子隨後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麼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麼辦呢?教堂裡有一種水罐,就拿那個水罐給女孩接尿,接了以後倒在汽車外頭。 解放重慶後,幹部都要下鄉工作,那孩子們怎麼辦呢?後來想了個辦法,在城裡成立人民小學,由我當校長。當時學校分高、中、低年級,吃、喝、住、衣服全由我們來負責。當時有些孩子很調皮,我想我得治治他們,要治他們我決定先從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鄧樸方睡午覺時,看見我在,就假裝睡覺,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為了治他,中午睡覺時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臉蒙起來,對他說:「你不好好睡覺我就不走。」鄧樸方沒辦法只好睡覺。其他孩子看到我這樣治鄧樸方,睡午覺時也都不調皮了,秩序就這樣維持下來。 當時鄧小平顧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們培養成為有知識、有文化、有專業的人才。孩子當時在八一小學住校,每個星期六晚上回家來住,我就常把他們集中起來講個課題,增加他們的知識。每個孩子都根據他們的興趣培養一門專業。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給他當秘書」

    「我給他當秘書」 1952 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     卓琳:我說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後,鄧小平任總書記,文件很多。當時有很多中央領導同志的夫人都在單位工作。公安局怕她們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護她們上下班。她們本人並沒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與其這樣給公安局添麻煩,不如就給他當秘書,反正他一個秘書也不夠用。鄧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給他當秘書。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王秘書。當時中央領導數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檔要有專人負責。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去存檔,我就負責把那些文件登記。登記完了以後,我再用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那時候就數他的文件最全。所以當時中央存檔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為準。    鄧先群:我大嫂這個人,從來不給我大哥添亂,她不去參政,就做好她的本職工作,她該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這樣,她特別體貼我大哥。家裡的開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別愛喝茶,茶葉還是比較貴的,他愛喝龍井,龍井是比較貴的。煙,都是自己買,哪有別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細算。但是,我大嫂捨得買。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給我大哥泡濃濃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後,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著喝。下午再給他泡一。她非常地愛他,非常地體貼他。就在家裡那麼一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大嫂特別關心體貼我大哥。 鄧楠:老爺子這個人非常有規律,他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散步,幾點幹什麼事,都非常有規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規律,而且勞逸結合,該工作的時候,集中精力工作,該休息的時候休息,他這個習慣是做總書記的時候養成的。做總書記的時候非常累,如果他每個星期沒有放鬆的時候根本就不行。     鄧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會把一件很簡單的事處理得很複雜,也不會事無鉅細地什麼都自己去辦、自己去過問。他就是提綱挈領。他的工作方法絕對不是把什麼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發揮。這樣也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主動去做。老爺子這裡只有王瑞林這一個秘書,到後來,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才加了兩個值班的秘書。 鄧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實際我媽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如果有什麼事要出去或者幹什麼去,她就替他做一會兒。王瑞林是一天 24 小時住在辦公室,離不開他,就他一個人,一個人 24 小時值班。 鄧榕:可以說,爸爸、媽媽是同事,又是戰友,又是夫妻。我覺得他們的夫妻關係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困難時期他也不單獨吃飯

    困難時期他也不單獨吃飯     鄧楠: 20 世紀 60 年代的困難時期,那時候比較困難,供應的油和肉比較少。當時,對他們這些高級領導幹部,還有一些特殊的照顧,所以給他們多一些油和肉。當時因為我們家人口很多,除了我們幾個子女以外,還有一些親戚也在我們家。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幾口人吃飯,所以他那點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後我媽媽就說讓他單獨吃。為了保證他的身體好,能保證工作順利,所以就讓他單獨吃飯,他不幹,就說不行。後來我媽媽沒辦法了,就說:這樣吧,派一個人陪你吃飯,所以我經常就是那個派去陪他吃飯的人。結果,只吃了很短的時間,最後,他又不幹了。他說我要跟大家一起吃,沒辦法,他又跟全家一塊兒吃。後來,我媽媽就又想辦法說:給他單獨炒一個菜,別的菜都一樣。結果就這一個菜,到了飯桌上以後,他就到處分。給你點,給他點,最後他一口也沒吃,全分給別人。沒辦法,後來就大家都吃一樣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非常歲月……

       非常歲月…… 1966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間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時,我和鄧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來說孩子們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煙,就拿起他剩下的煙來抽。他說:「你怎麼也抽起煙來了?你的煙癮好像比我還大,看你以後怎麼戒!」我說:「我抽煙是因為想孩子,只要孩子們一回來,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卓琳一直伴隨著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裡,他在荊棘中踏出的那條「鄧小平小道」後來被傳為了佳話,而夫妻間互相幫扶的故事卻是很少有人曉得的。 鄧先群:「那個時候,有好多人劃清界限,當時別人家吧,反正有好幾家人都劃清界限。我媽就跟我大嫂講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麼多年,你應該是瞭解他的,你可別犯糊塗哦!就跟我大嫂這麼說。因為我大嫂身體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訴她說,我是瞭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會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讓我和鄧小平還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東西坐飛機走。我們收拾了鄧小平常看的幾箱書。我們坐在汽車裡繞了好幾圈,汽車的窗簾都放下來了,最後我們到了飛機場,把我們送到了江西新建縣步校。我們住在一幢兩層小樓裡。         江西,對於鄧小平來說,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地方。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兩次最痛苦的磨難都是在江西度過的。 1933 年, 29 歲的鄧小平被撤銷職務,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強迫勞動。 36 年過後的 1969 年, 65 歲的鄧小平第二次受到錯誤批判,被送到江西,監督勞動。 比起在北京被監禁的生活,江西的氣氛輕鬆了許多,鄧小平也很快熟悉了這裡的生活。 在江西勞動時,鄧小平被分配干鉗工活兒。這對他來講並不陌生,少年時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幹過,但此時的鄧小平畢竟已是將近 70 歲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江西,一個月只給我們 200 塊錢, 200 塊錢的生活費。老爺子說,我們要節約一點,節約一點錢,給孩子們當路費。因為孩子們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給孩子們當路費,有時候來看看我們。他說咱們來種地吧。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面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過,後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不能多動,連上我們住的那個樓我都說:喂,老爺子,拉著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著我,我一手扶著欄杆,一手拉著他上樓。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那裡揀石頭。揀完石頭以後,弄成一畝地的樣子。那種菜怎麼辦呢?總得種點吃的呀!我們就跟老百姓要種子,種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種這些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水。 鄧先群:他們住在樓上,吃飯在下頭。有時候我大哥還要照顧我大嫂呢!家裡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這人,心胸是比較寬廣的。在江西,他們幾個老人,也過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顧的。我母親和他倆,非常好,互相很關心。重體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面這些事情,都是他來幹。做飯的技術活是我母親的。像種菜,他們三個都種。在院子裡頭挖地、拔草、種菜,他們都干,過得挺愉快的,互相很體貼。 卓琳:我們在新建縣住的時候每天去工廠上班,早上 8 點走,半個小時到拖拉機修造廠。我拆線圈,老爺子當鉗工,一幹就是半天。我拆線圈還可以坐著,和師傅聊天,老爺子只能站著。有一天我看到老爺子幹得臉都發白了,我讓他坐他也不坐,我說他:「你怎麼也不偷點懶呀。」他說:「我一坐下就起不來了。」     卓琳:在江西時,我已經知道胖子(鄧樸方)的事兒了。胖子在北大時,有一天鄧楠跑回來對我說:媽呀,哥哥從樓上摔下來了,可能癱瘓了。我哭了三天。當時胖子住在北大校醫院,我們去新建縣之前,去學校看他。還沒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說:「你這樣去讓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們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靜下來到病房去看胖子。當時胖子和另外兩個人住在一個病房。他已經摔傷了,一條腿折了,送到醫院搶救。我當著他的面沒有哭,然後我們就到江西去了。後來孩子的小姑姑給我寫了封信,說胖子已經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幾個人住一個大病房,想翻身也沒有人管他,吃東西也沒法自己吃。 我們從孩子的小姑姑的來信中知道了樸方的情況,很著急。鄧小平就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說既然他的病醫院已經不能治療,送到福利院去了,那麼我們希望把他接到身邊來。毛主席同意了。後來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車把胖子送到新建縣我們住的地方。 卓琳:那時我和老爺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沒有人照顧,要雇個人。我們說:老祖呀,你去照顧小姑姑吧,要不然請人還得花錢,我們也請不起。那時我們三個人一個月只有 200 塊錢,老爺子說要有計劃地花錢,每個月節省出 20 塊錢,孩子們來看我們的時候我們出路費。 鄧楠:那時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麼熱,攝氏 40 度啊!那麼幾個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幹。砸那個煤,煤是那麼大的,一塊一塊地砸成小塊才能塞進爐子裡。柴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體力活啊!在家裡都是小伙子干的,當時都是老爺子干。 後來飛飛去了以後,幫他們開了一塊地,媽媽搬個板凳坐那揀石頭。然後開始種東西。一開始什麼都沒有,後來種絲瓜。他們洗衣服,冷得多冷啊,冷得都要生凍瘡,又沒熱水,老爺子洗衣服洗得整個手都粗糙得要命,凍得那樣。 鄧榕:在江西,我從農村回到家以後看到爸爸媽媽特別高興,因為好幾年沒見了。後來我發現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瞭解,因為從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們就一直被關在家裡。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隊這麼長時間了,在社會上獨立生活了這麼長時間了,社會也亂了這麼長時間了,回到家裡把社會上的各種事情和我父母說,我發現我母親用特別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後來才知道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們一直被關著,對外面的情況不太瞭解。所以我和我弟弟就給他們講了好多社會上的情況,他們逐漸對社會上的混亂狀況,對「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程度有了些具體的印象。 到了江西以後,爸爸媽媽在工廠勞動。我爸爸不愛說話,一個是政治上比較謹慎,一個是性格內向,所以他在工廠做他的鉗工,按時上下班。我媽媽性格比較活潑,跟工人交流很多,經常跟一塊幹活的女工、小姑娘們聊天,什麼都聊,聊社會上的、生活上的事情,還要回些酒麴做醪糟、米酒,跟小姑娘們常說說笑笑,挺高興的。後來我媽活動稍微自由了以後,可以到工人家裡去走一下,她就帶著我去。因為工人家裡有磨,我們家沒有磨,我們想做粉蒸肉什麼的,就帶我到工人家去,找女工拿點米去先炒,然後磨,磨好後帶回家去讓我爸爸做粉蒸肉吃。我爸爸做的粉蒸肉很好吃。 我媽媽特別愛種地,爸爸媽媽和奶奶都愛種地,可以補足很多家用。他們很節約,如果沒有小孩在,他們肉也不吃。我父親買最便宜的酒喝,煙也少抽一半,主要的目的就是節約下一些錢給我和我弟弟插隊用。我和我弟弟除了能掙夠一年的口糧錢外,基本上其他的生活費還得靠家裡。為了給我們攢夠每年回家的路費,為了每年回家能給我們買點肉吃,給我們做衣服,因為我和我弟弟回家經常穿著破棉襖、破衣服,每年總要添置一些新衣服。勞動,幹農活,衣服消耗得特別快,特破,衣服都打補丁。我媽每次回來都給我們把衣服補得好好的。我媽針線活特別好,還給我們織好多毛衣,因為她大生產時就學會了織毛衣,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從小到大穿的毛衣毛褲通通是我媽媽織的。我媽媽特別能幹,她織毛衣是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家五個孩子穿的毛衣、毛褲,包括帽子、圍巾全是我媽一個人織的,她一年的工作量其實是相當大的。還有我父親的,她自己的,我祖母的毛衣毛褲也都是她織的。我母親有一個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能一邊看文件一邊織毛衣,看文件的速度很快,織毛衣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看毛衣,一邊看文件一邊織,毛衣樣子還不錯,都挺合體的。到江西以後還給我們織毛衣,省下錢來給我們做衣服、織毛衣。他們自己的生活特別節儉,一個月我父母和祖母三個人的全部花銷就是六十塊錢。他們要控制在六十塊錢以內,甚至餿了的稀飯也喝。他們種菜是什麼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補足家用,這樣就不用上街去買了。我奶奶是種菜的主力,因為她最會種菜,農家出身。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時候,他燒火,老祖炒菜、蒸飯。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顧。我說,老祖你走吧 ! 你沒錢僱人照顧你的女兒,你去照顧你的女兒。她說,你們怎麼辦 ? 我說,我們自己來。後來,老祖走了以後,他就來當主角了。買來的肉,他切,不讓我切。我燒火,他炒菜。 1973 年,鄧小平結束了在江西的勞動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後,他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領導開展全面整頓,贏得了人民的信任。 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年,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推到了困境。          鄧楠:天安門事件以後,我父親又被軟禁,我母親後來也去陪他,所以那個階段就是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只有他們二老互相照顧。後來沒多久,我母親眼睛壞了。母親住院以後,就剩我父親一個人了。但是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沒有辦法聯繫,只能通過寫條子。條子上什麼也不能寫,因為肯定別人要看。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流來保持聯繫,他們互相之間的牽掛和思念,就只能靠這個來傳達了。 家庭溫暖,是幫助鄧小平從容應對政治逆境的一個重要因素。 全家福: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從來沒見父母親紅過臉」

    「從來沒見父母親紅過臉」    ■ 鄧榕(毛毛,鄧小平的三女兒), 1950 年生於四川重慶。「文化大革命」中在陝北插隊三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多年從事研究工作, 1993 年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 2000 年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鄧榕:我父親跟我母親沒有任何矛盾,為什麼沒有矛盾呢 ? 因為我父親平時都在外面工作,家裡的事情都是媽媽管。媽媽怎麼管,父親是從來沒有意見的,因為他很信任母親。他倆的觀點也很一致。所以,母親怎麼樣管理這個家庭、管理孩子們,包括財務方面的問題,我父親是從來不過問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親的。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們兩個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這麼幾十年,從來沒見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什麼問題,都沒有過。 鄧楠:媽媽照顧父親的生活非常到位,不會讓父親做什麼。媽媽這個人一點都不厲害,很單純,沒有什麼心眼,挺厚道的,從不對父親說什麼厲害話,從來沒有。就是有點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鬧太調皮了,打孩子,「開鐵匠鋪」。我們給媽媽起個外號叫「鐵匠鋪掌櫃的」。她對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來會打你。我們全挨過打。     鄧榕:因為我最小,媽媽愛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個蝴蝶結,或奶奶給做件衣服。我們也沒什麼好衣服,小時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們父母對孩子非常友好,他們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嚴、母道尊嚴,也不是父母尊嚴,都不是。 老爺子對媽媽特疼愛。在二野時,陳錫聯就說,小平同志對卓琳是真愛護。媽媽洗頭,爸爸拿熱水給她沖。我爸爸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別怕他。但我們家的人,孩子們都不覺得他嚴肅,不怕他。 鄧林:我還是怕他的。老爺子的特點是他輕易不管,但他一旦說一句話,是單刀直入、切中要害,讓你說不出話來。有時還是很厲害的。 鄧榕:老爺子特別喜歡孩子。我們都有個毛病,就是睡覺時愛露肩膀。老爺子每天晚上都給孩子們蓋被子,可能因為他肩膀怕冷,從小他就給孩子蓋被子,被子壓得緊緊的,不能漏風。我在《「文革」歲月》那本書中寫過老爺子對媽媽的照顧。那時,媽媽患高血壓,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關,家裡的重活都老爺子干。在江西時,家裡所有的被子、床單、被罩、工裝,這些東西都是老爺子洗,媽媽根本就起不來床。 鄧楠:在這個家裡說一不二的,就是老爺子,但他不說。但凡他要說一句話,不管是媽媽還是孩子,絕對服從,那必須服從。肯定是很有權威的,但他一般不說。家裡的事都是媽媽管,從來就是媽媽作主。媽媽管事,他倆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體的事情。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他們都是很真誠的人」

       「他們都是很真誠的人」 鄧榕:他們表面上性格差別是很大的,但實際上他們有非常多的共同之處。他們兩個都是非常真誠的人,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比較簡單,他們又是非常純粹的人。他們雖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樣,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心底,就是他們有很多內在的東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鄧林:我沒見過爸爸媽媽吵架。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沒見過,他們沒有紅過臉。我覺得爸爸媽媽他們倆,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別信任,非常信任。媽媽一直跟著我爸爸,相濡以沫。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我認為應該是典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她非常愛他」

        「她非常愛他」 鄧林:媽媽心地善良,為人又厚道,又寬容,而且特別能幹。想當年,我們家五個孩子穿的毛衣、毛褲等,都是媽媽親手織成的,織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爸爸被關押的時候,媽媽還為爸爸精心織補了一件開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來破了一個大窟窿,被媽媽修補過後,完好如初。 鄧林:我父母在風風雨雨裡共同生活了幾十年,他們互相之間的幫助,並不是標語口號式的,不是發誓什麼的,而是在生活中一點一滴互相支持的。他們在對我們的教育問題上是非常一致的,這個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們教出來,讓孩子們有自立的本事。他們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對我媽媽很放心,我爸爸認為我媽媽做什麼事情都會很合適,不合適的地方,我爸爸會用一句話、半句話去點撥一下,我媽媽心領神會,馬上就明白了。我沒見過他們倆吵架,就覺得他們倆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我媽媽更是用自己的行動去支持我爸爸,並沒有因為大家都說打倒鄧小平、鄧小平是第二號走資派就對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關心我爸爸,照顧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兩心相通。 鄧楠:父親做總書記的時候,星期天就帶我們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園,還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淵潭、景山也去過,還到過十三陵。到遠一點地方時還會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裡做些麵包、鹵雞蛋,帶點香腸、汽水,鋪塊塑料布在地上,坐在上面。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星期天老爺子能夠帶我們去野餐,覺得特好玩。


第三章 親 情惦念家中親人

    惦念家中親人 1904 年 8 月 22 日,鄧小平出生在四川廣安協興鎮牌坊村。 鄧小平少年時離家遠遊,後來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時,父母雙親已經亡故,故鄉還有一直未見面的繼母和兩個妹妹。倒是弟弟鄧墾曾經在上海和延安與他匆匆見過兩面。       鄧小平平時是一個說話不多的人,遊子思親的情感也不輕易在臉上流露。 西南解放後不久,已經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百忙中還惦記著家裡的親人。                 ■ 鄧墾(鄧小平的大弟弟) ,1911 年出生。 1935 年 9 月在上海參加共青團, 193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 年到延安任《解放日報》編輯。 1945 年到東北,歷任吉北地委宣傳部長、佳木斯市市長、市委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四川省瀘州地區專員、重慶市教育局局長、副市長、武漢市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湖北省副省長等職。    鄧墾:雖然我們是親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時間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歲,他十幾歲就離開了,一離開就是十幾年。一直到 1945 年,七大以後,開一中全會,他從太行山回到延安開會,開一中全會,因為那時候他補選為中央委員嘛! 1931 年見面以後就分手了,一直到 1945 年,相隔 15 年才見第二面。在延安那個見面非常倉促,那時候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他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見了幾面,又分手。解放戰爭時期,我在東北,沒有接觸,沒有見面。直到 1949 年我進關以後,進駐西南的時候才見面。所以,弟兄之間接觸的時間很少,瞭解的情況也不多。


第三章 親 情「你們要先洗洗腦筋」

    「你們要先洗洗腦筋」 鄧先群:他是 1949 年底就到了重慶。到重慶以後,後來就有一個二野的人,到我們家裡去,說小平同志已經到重慶了;又說,我們可以出來,讓我姐姐出來上學,我也出來。後來我姐姐出來就到西南軍大,我出來以後就上學,一直跟著我大哥。 鄧小平把繼母夏伯根和兩個妹妹接到重慶,從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們家中。兩個妹妹則被他安排進了革命隊伍辦的學校。 鄧先芙:大哥就說:你們哪(開玩笑一樣的),你們要先把腦筋洗了再說,你們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們就叫洗腦筋,叫我們要學猴子變人,改造思想。       


第三章 親 情待繼母如生母

    待繼母如生母 夏伯根只比鄧小平大 5 歲,雖是繼母,鄧小平依然如待親生母親一般孝敬。      鄧林:他們歲數相差很小的,幾歲而已。但是,我父親對她 ­ 是很尊敬的,我們都喊奶奶,父親也就和我們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後都叫老祖,父親也跟著一起叫老祖。對我奶奶,我父親倒是真的很尊敬,關係特別融洽。我媽媽有時候生活上有些什麼事情,跟我奶奶談。兒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談,哪個孩子缺什麼衣服了,該置辦點什麼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們家關係非常融洽。我從來沒有見過父母和我奶奶有過什麼爭執。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個人,該問的她問,不該問的,她就用眼睛觀察,她該怎麼做。所以,我們這個家是非常和諧的。 夏伯根生活在鄧家,成了他們家中重要的一員,成了鄧小平夫婦料理家務的幫手。「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被下放江西勞動,夏伯根也一同前往。 1997 年 2 月 19 日,鄧小平逝世, 97 歲高齡的夏伯根當時已患了老年癡呆症,但她卻在冥冥之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對先她而去的兒子表達了深深的眷念。     鄧先群:那時候老祖已患了老年癡呆症,基本上認不出人了。雖然是老年癡呆,但她一直都還吃飯。奇怪得很,大哥去世那天,就從那天起,她不吃飯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這麼搞了好幾天,不吃不喝啊,最後就送到醫院了,結果只有下食管。可能她感覺到了什麼。 2001 年春,夏伯根老人辭世,享年 101 歲。


第三章 親 情長兄如父,長嫂如母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     鄧先群:大哥他很體貼照顧人的。你說他平常沒有什麼話,也聽不到他跟你說幾句貼心的話,但是,他都裝在心裡頭,你能體會到他對你深深的愛,對你的關心。除大哥、大嫂外,我是我們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當中(當然外來的不算)第一個入黨的。那次就是他說,小姑姑可是我們家,你們當中第一個入黨的啊。他心裡非常有數。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問一問考試成績怎麼樣。在關鍵時候他都要瞭解瞭解情況。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鄧小平夫婦對弟妹們的關心是多方面的。 鄧墾:解放以後,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麼外賓,他到了廣西。回北京的途中,他在武漢停了一下,住在東湖招待所。告訴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專門到我家住地來過一次,他也沒有多少話說。看了屋子,到處看了一看,他說,你這個房子還可以嘛。我住的那個房子,是過去舊中國法國領事館一個副領事住的宿舍。廣西的芋頭,大芋頭很好,他還帶了幾個芋頭給我,還帶了……好像還有什麼東西我記不得了,就是廣西的土特產,他帶到武漢來了,專門給我的。 鄧小平從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他更看重一個人的品格和奮鬥,他會為他們取得的每一個進步而感到高興。 鄧墾:關心嘛當然很關心了,不過具體事很少。待遇問題啊,從來沒有哪個關心過我的待遇問題,他也不應該管這個事,我也沒跟他講這個事情,我沒有這個印象。 張仲仁:我覺得他對我們還是很嚴格的。比方說,我從人民大學畢業以後,他問我到哪裡 ? 我說我想到中央辦公廳。老爺子問我說,他們分你到哪裡 ? 我說是到國家檔案局,政府的。他說也可以,政府還是一樣的,就到政府去。 我覺得,我們大哥大嫂對我們那是真好,說真的,就像父母親一樣那麼好。我們的小孩都是四個月以後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們給我們帶。我想,老爺子、卓琳還有奶奶,給我們帶小孩,一個就是減輕我們的負擔;第二個就是讓我們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栗前明: 1972 年我有機會經過四川到武漢,然後到南昌,這就是幾個小故事了。見了面,這時候他已經不下工廠勞動了,那時候林彪已經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時候是 6 月 18 號,天特別熱,我穿的褲頭和背心都濕透了,拿著從四川帶來的酒什麼的。一見面,他好高興啊。卓琳大嫂說,上樓去沖個涼水澡。老爺子就說,北方人哪能沖涼水澡,他不習慣。然後提了兩個暖水瓶,就給我往水池子裡倒,倒了以後,我就沖。所以我就感覺到感情特別深。然後,問中午需要吃什麼飯。我們大嫂說,前明,你需要吃什麼飯 ? 老爺子馬上就說,北方人嘛,就是吃餃子嘛,咱們包餃子。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我父親覺得他對子女是有歉疚的

    「我父親覺得他對子女是有歉疚的」 張寶忠:每一個星期到中南海去看一次電影,星期六。那一車,拉了十幾個人呢。那幫小孩也小,這個縫塞一個,那兒塞一個,大家也看出這個家庭很幸福。我看到這個情景也覺得,感到好像這個幸福也有我一份。 鄧榕:我覺得我父親他覺得他對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對我母親說,因為我們的問題,因為我的問題,我們的孩子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後我們要對他們好一些。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從不講自己的地

        從不講自己的地位 鄧楠:他是從來不跟我們講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麼東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平常在家裡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穿得都很樸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補丁的。因為我們家孩子比較多,經濟也不是太寬裕。所以我們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舊衣服。有時候衣服破了,就打個補丁,然後再接著穿。我們覺得我們跟一般的人一樣。在我們這個家庭,從來就不談貴賤或家庭的地位,所以當時我們小的時候都覺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樣的。媽媽也從來不告訴我們父親是做什麼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兒。我記得 1952 年他調到北京工作,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 , 我就問他(那時候我們都很小,我才 7 歲),在四川的時候(那時候他在西南軍區),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是什麼呀?他就跟我們講,到了北京以後是「腳掌」。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來做什麼工作。我們上小學的時候,是上八一小學。八一小學的學生全都是軍隊的幹部子弟,他們的父親都有軍銜。所以每當大家提到你父親是什麼銜,他的父親是什麼銜 , 我們就都不敢說話了。我們也不知道父親是什麼銜,因為他根本沒有軍銜。我一看人家在的時候就躲得遠遠的,因為我們老是覺得在那個學校裡,我們的父親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一個說話很少的人

    一個說話很少的人 在孩子的眼中,父親是既隨和親切,又有威嚴。         鄧楠:我父親是一個說話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們聊天的。我們老是說在家裡說話的時候,我們說九句,大概他能說一句話。他一般是聽我們說。他對我們的教育從來不說教,他都是言傳身教。他不會去給你講道理,應該怎麼樣,他從來不這樣。除非我們說的話太出格了,然後他最多就說一句:「胡說八道」。 鄧楠:我們這個家比較民主,什麼話都可以說,不是那種死板的家庭,就是說比較開放。父親他不會跟我們說什麼東西,但是我們可以隨便說。平常人們的反映呀,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或者情況,我們都隨便說。他只是聽,從我們這裡他應該是瞭解很多的信息,僅此而已。 鄧林:爸爸在家裡說話不多,說出來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風趣。他不愛串門,不拉關係;除了極個別的老戰友、老鄰居,他誰家都不去。他不愛管閒事,小事不關心、不在乎,不發牢騷。孩子們吵架,他說:「到外邊吵去。」他不當裁判,不斷是非。他認為,「早晚都會過去」。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從不高談闊論

        從不高談闊論 鄧榕:我覺得我的父親母親都不是屬於高談闊論的那種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論化的那種。我覺得他們都是用他們一點一滴的,用他們一生的經歷,用他們的愛心,用他們的為人來教育我們。我覺得我們作為子女來講,感到非常幸運,也很幸福。我們真的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財富,汲取了很多的營養,這是我們終生受益的。 鄧楠:以前有人問過我,說你們子女對老爺子影響大,老爺子的很多東西是從你們那兒得到的。其實老爺子一直看各種各樣的文件,那上面的信息量比我們說的要大得多。我們只瞭解我們生活範圍這樣一個小圈子裡的信息。他如果受子女左右,他也就不是老爺子,不是鄧小平了。 他教育孩子不說教,不講大道理,而是在潛移默化中。比如管我們學習,都是在學期末看你的記分冊,而且看老師的評語。你想想,對我來講,一想到學期末要給他看記分冊,我就得努力學習好、表現好。雖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揚了,但對我們來說,為了這一次就得努力,這就是壓力。我們家孩子都學習好,包括孫子孫女。另外他不注重課本,特別喜歡我們知識廣,帶我們出去都拿著地圖,告訴我們路線,到什麼地方了。所以我們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種演出都帶著我們,所以我們家的孩子知識面比較寬,愛好廣泛,什麼都能說上來一點。另外他幹事非常認真,不認識的字,就查《辭海》、查字典。我們從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幫他查字典,這就培養了我們愛查字典、查《辭源》、查《辭海》、查《康熙字典》的習慣。這都是他教的。還有他看很多歷史書,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他特別愛看。他床頭都放著書。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俠書,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他看書的範圍非常廣,包括外國的小說啊他都看。他不談政治,但歷史的東西他常說,有時還考考我們。所以我們這個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較寬。他用他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當總書記期間,他要看很多文藝方面的東西,芭蕾舞、交響音樂會、京劇、話劇他都看過。還有體育運動:乒乓球、籃球、排球、足球、體操,只要是有比賽,特別是國際比賽,都到現場看。「文化大革命」前,懷仁堂每星期有一場戲,各種戲。老爺子主要看京戲、河北梆子、川戲這三種,別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戲看得最多。 鄧榕:老爺子聽我們子女平時在家裡談論的一些事情,聽我們談論工作和生活範圍內的一些東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來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來源。老爺子真正的大量信息來源,第一個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該記住的全記住;第二個是報刊,老爺子看報紙那個認真程度和對報紙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無人能比的。他老是說要通氣,信息要靈通。這個其實跟他看報紙非常有關係。他不聽小道消息,他不喜歡聽小道消息。還有一個信息來源就是高層領導間的接觸談話。他和這些同志談話、交換意見、談工作,瞭解情況。 鄧楠:應該這樣說,他主要是從工作中獲取各種信息,包括會議、看文件、找人談話,這是主渠道。第二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報紙上的信息和他親自視察。然後是我們家的,是基層的、比較次要的。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擔心女兒的婚姻問題

        擔心女兒的婚姻問題 鄧小平熱愛事業,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們的婚姻問題上 , 他很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 鄧林:我從小身體不好,因為出生在抗日戰爭中,在母親身邊只呆了七天,就送到一位貧農家中,沒吃沒喝,兩歲回到父母身邊後嚴重缺乏營養,身體從那時候就一直不好,所以爸爸媽媽對我特別操心。解放前就看病,解放後因為我嘴裡長腫瘤就送我到各處去看。幾次老爺子從江西往回寫信,覺得我個人問題沒有解決,老爺子操心。爸爸媽媽在我身上操心操得特別多,這是事實。    鄧榕:當時呢,只有我二姐一個人是結了婚的。我父親非常擔心,因為他的問題,他的子女受到牽連。當時除了劉少奇以外就是鄧小平,我們是全國最「黑」的「黑幫」子弟。對於我們這種人,別人連接觸都不敢輕易接觸。所以,我父親很擔心我們的婚姻問題將來解決起來困難。我當時因為朋友介紹,認識了賀平以後,我父親非常非常高興,他真是發自內心地高興,由衷地高興。 我母親也是這樣,非常高興。實際上當時我和賀平只是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通了兩封信。賀平是路過我們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實際上這時候我們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剛認識,談不上訂了終身。但是我父親就覺得他是不錯的。覺得這個一定能夠成為我們家的女婿。所以他當時非常高興,很鄭重其事地搬了幾個凳子,跟我媽媽和奶奶坐在後院裡。我回來以後,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話對我說:看樣子,這門親事就這麼定了。當時弄得我還有點……我說我們還沒有定呢,你怎麼就定了呢。可見他當時那種欣喜的心情。 鄧楠:他跟我媽媽講,他說,我信任他們,他們選擇什麼人就是什麼人。所以他從來也不干預我們。但是他對我們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們每家只能生一個孩子,中國人口這麼多。但是,他採取的方法是,你們生一個孩子我管,如果你們生第二個孩子我就不管了。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他給鄧樸方洗澡

       老祖燒水,我端水……他給鄧樸方洗澡 這是鄧小平一家 1961 年拍的全家福,那時他的五個孩子都在上學。然而, 13 年後的 1974 年,當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時候,歲月卻給他們留下了太多的悲苦與傷痛。 在動亂的年代裡,孩子們散落各地,狂濤中的鄧小平格外地掛念孩子。 1968 年 8 月,當時還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的鄧樸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對他的虐待與凌辱,跳樓以示抗議,造成了胸椎壓縮性骨折。 鄧榕:哥哥摔下來以後,實際上他的下肢還是有感覺的,當時如果給做手術的話,他不會落下今天這樣的殘疾,絕對不會的。但是當時送了幾家醫院,都沒有人收他。最後,由於幾天在急診室的耽擱,他睡在走廊上,度過了高燒的危險期,生命看著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醫院了。以後一直沒有得到治療,所以他的感覺是逐漸消失的,從腳趾開始逐漸消失,導致這種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癱。我姑姑當時知道這個情況以後,就寫信告訴了我們父母。 卓琳:「發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們在北京就被攆出中南海了,小孩子們都各人領回自己家去。樸方那個時候,不是還為這個事摔斷了腿嗎 ? 他是北大學生,鄧楠也是北大的學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家把他關在樓上,要他揭發他父親,他說我哪能揭發我父親啊,我不知道他幹什麼錯事了。人家不說他,就打他。樸方受不了了,就從窗口跳下來,就骨折了。 我們就自己省點錢,把他接到我們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後,我們讓工廠裡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為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他要有一個架子。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著那個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又躺下去。那時候他來了以後,當然就增加我們的負擔了。給他洗澡怎麼洗啊,老祖燒水,我端水,老爺子拿毛巾給他擦。先是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乾淨。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給他送水,送毛巾。 鄧樸方:父親並不說什麼,但是,他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認真細緻。你想想,如果換個角度來說,他過去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導人,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為子女來做,做得非常細緻。一點一點地來做,每件做得都很認真,我父親他很認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認真,做這種小事他也非常認真。那麼這時候我……有時候就會感到心裡面酸酸的。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他特別喜歡小孩

    他特別喜歡小孩        栗前明:他對小孩是最喜歡的,所以我的女兒和兒子,都是在他家裡帶大的。女兒是從 1965 年呆到 1967 年,他被打倒以後,從中南海被趕出來,我們在中南海的大門口把女兒接走的。兒子呢,是 1972 年生的。到 1976 年的時候,也是他被打倒就接回來了。他最喜歡小孩,誰家的小孩他都希望在他那裡養。 鄧先群:他身邊離不開孩子,特別喜歡孩子。你看平常跟我們沒有什麼話說,他跟孩子可有話說了,逗、抱。每天,老爺子還沒起床,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窩裡去。他挺高興的。 鄧林:老爺子對我們孩子是很清楚的。每個人的秉性、個性、缺點、優點,很清楚。老爺子對誰都好。 鄧楠:我們考大學都是媽媽決定。但是從媽媽嘴裡我們體會到老爺子不希望我們學文科,希望我們學理工科。我們估計跟他的經歷有關。 鄧榕:考什麼大學、學什麼他都不管,從來不過問。我們報什麼系都是跟媽媽商量。 鄧楠:我報北大物理系是聶榮臻的主意。聶榮臻管科技,他說你就報考物理系。他比較重視理論,基礎理論。所以我報北大物理系。 鄧榕:哥哥學的是技術物理。 鄧小平辦公室的寫字檯上,擺放著他過生日時孫子孫女們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鄧林:看看這個,小籃子,裡面有兩個大豬。這是爸爸,這是媽媽,這是我們五個孩子。孩子們覺得這特別好玩就買回來了,對爺爺說,爺爺你看,這是你和奶奶,剩下這是你的五個孩子。這四個小動物,就是我們家四個孫子了。有一個屬老鼠的,一個屬羊的,一個屬牛的,一個屬老虎的。 鄧榕:父親晚年的時候,我們家就有孫子孫女了。我媽媽就規定了,我們家的孫子孫女有一個工作,從最小的時候、會走路了以後開始,甚至於不會走路的時候就開始。這些孫子孫女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每天定時地要來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來在爺爺面前坐一坐。這是我母親規定的。


第四章 兒女眼中的父親孫兒孫女繞膝,其樂融融

    鄧小平晚年的生活,孫兒孫女繞膝,其樂融融。        王海珍:小弟自己在那兒裝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東西。儘管首長也不會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過來都親他一下。我們都叫他,小弟過來,親爺爺一下,每次都是那樣。然後首長就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小弟在那裡玩,就那麼看著,一直那麼看著。 卓琳: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辦公桌那兒。你看他那個辦公桌,他沒坐,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旁邊有一個小方桌。他就坐在那裡看文件。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對,他還經常準備一個粉紅色的小盒子,裡頭裝上巧克力,小弟來了就給小弟一塊。他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裡坐著,他就看他的文件,我說吵不吵你啊,他說聽不見,我聽不見。他看文件是很專心的,他聽不見,所以他最喜歡一家人在一塊兒。


第五章 生活情趣散步是多年的習慣

    散步是多年的習慣 鄧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裡的路,掩映在鬱鬱蔥蔥的樹木和花草之間。這是鄧小平生前走過無數次的小路。 散步是鄧小平多年養成的習慣,工作之餘的散步是鍛煉,是休息,更是一種思考的過程。有人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鄧小平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     鄧林:他是這樣,上午 9 點多開始看文件,看到 10 點,差不多處理完這些事情以後,他就要休息一下,出來散散步。護士們會提醒他。 院子中央的這個水池中養了一些魚,這也是鄧小平喜歡的。 卓琳:原先水池裡養了一些紅魚。老爺子來看,拿點饅頭屑扔下去,這些魚就擠到這兒來吃了。但是,經常有松枝掉到水池裡。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魚兒扎死了,後來魚就慢慢少了。我們以後就不養魚,只養荷花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想,怎麼叫他呢?大家說算了,就叫「老爺子」好了。大家都說叫「老爺子」,後來孫子也叫他「老爺子」,都叫他「老爺子」,像吳院長啊,我們警衛員、秘書都叫他「老爺子」。 鄧榕:最早的時候是媽媽叫「老爺子」。「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軟禁,是那時候開始的。原來叫首長,那時候不能叫首長了,被打倒了不叫首長就叫「老爺子」。以後就都叫「老爺子」了。 ­ 鄧楠:他愛坐火車。在車上能看到周圍的景色,不像乘飛機,一下就飛到了。每次坐火車,他都把窗簾打開,看窗外。一是看莊稼長得怎麼樣,還有就是看路、看老百姓的房子。這一路從北到南,看到房子不斷的變化,就看得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年一年,從南往北的,樓都起來了,有的地方成片成片的,都是樓了。可是有些地方還特窮。他是要從各種渠道獲取信息。還有,他有豐富的判斷問題、分析問題的經驗,可以從你覺得是個很不重要的事情上看到什麼東西。他善於綜合他所看到的和聽到的,他有非常強的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第五章 生活情趣穿著特別簡單

       穿著特別簡單 袁明:平常在家首長都是穿卡嘰布的,夏天就是的確涼的,特別簡單。自從我來了以後也就只有一次,因為首長有一陣體重增加了一點,人胖了,衣服瘦了,做過新衣服,好像再沒做過什麼新衣服了。像白襯衣,有時候穿的時間長了,領子就壞了,就只換個領子。


第五章 生活情趣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張寶忠:開始的時候就規定,首長有兩個車子。首長說,這是幹什麼?我們說,這是警衛車。首長說搞這麼多幹什麼?這脫離群眾。我回去以後趕快報告孫局長,報告主任。於是在北京時,後邊就跟一輛隨車。出去的時候他都會說,不許馬路上禁止交通。幾次老人家都說,張寶忠啊,我們住的這個地方周圍都是群眾,不能妨礙群眾。意思就是說,因為這個胡同是死胡同,群眾修房啊、來人啊都不許妨礙。


第五章 生活情趣打橋牌只是一種調劑

               打橋牌只是一種調劑 晚年的鄧小平努力通過娛樂活動向自己的智力老化發起挑戰,打橋牌就是其中的一項。他不僅酷愛橋牌,而且叫牌準確,出手果斷,技藝精湛,水準常令專業選手叫好。 鄧楠:打橋牌是他在西南局工作的時候學的。後來經常打橋牌是 1959 年以後。他不能打檯球了,把腿摔斷了。 ­ 聶衛平:打橋牌只是一種調劑嘛,所以他有這樣的水平我認為已經很了不起了,是我結識的這些中央領導裡打橋牌打得最好的。有一次,我跟他搭檔,那邊是萬里和友誼醫院的院長諸壽和。我們倆把人家打得特別的慘,我想給人家留點面子,就放了點水,就是現在說的「假球」、「黑哨」什麼的,我當時就主動放了一把水。我看見萬里的牌拿得比較……他君子坦蕩蕩啊,都看得見。我看見萬里有很多張黑桃,我自己只有四張黑桃,我就叫四黑桃。萬里就加番,「加番」是鄧小平常用的,我們通常普通話叫「加倍」,一加番,我就宕了六個。六個是宕得太多了,當時老爺子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你創了世界記錄了。宕了六個,宕得太多了。他打牌比較認真嘛,對於我這樣的隨便就損失很多被加倍宕了六個。後來他還對我太太說,你的先生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就專門為這個事,去跟我太太說了一下。 鄧楠:老爺子特嚴肅、特認真,打檯球、打橋牌,幹什麼事都極其認真,廢話都不能多說。他這個人是一句髒話、粗話、像電影裡說的那些粗話,都沒有。他這人非常文明,嘴裡一個髒字都沒有。對像我哥哥舞槍弄棒的一些危險動作,他見不得。稍粗野的,他都見不得。 鄧榕: 20 世紀 50 年代,老爺子坐在辦公桌前辦公。他特別認真,特別專注。我們就在他屋裡跑來跑去,然後就在桌子底下爬來爬去,躲在桌子底下過家家。他就在上邊辦他的公。這是我們小時候做的事。住在景山的時候,大了就沒有了。我們還在他屋裡做過作業。 ­


第五章 生活情趣一向喜歡足球

    一向喜歡足球 看足球比賽,也是鄧小平畢生的愛好。以至於他第三次復出後第一次與公眾見面,選擇的就是足球比賽的看台。 張寶忠:他喜歡足球很有名,一向都喜歡足球、體育。第十三屆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五十二場還是五十三場比賽,他一場沒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讓我給他錄下來。而且錄下來以後,還不讓我告訴他結果。他和我們看足球不一樣,不愧為偉人,有個正確的觀點,不像我們一看輸了就罵街。他不這樣。他說:這個看球呀,不一定進多少球就是有水平,不進球也好看。我們雖然輸了,但是咱們隊員都努了力了,都踢得不錯,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個檔次上,踢得還不錯呢。有一次我們贏了哪個國家的球,說是那個國家足球挺有名,但是人家來的都不是一流選手。贏了大家還挺高興,但老爺子不那麼看,他說,人家的主力都沒來。所以對咱們體育的發展,他是非常關心非常支持的,而且從不以輸贏為標準來責備我們的球員。


第五章 生活情趣看比賽愛給人家打分

       看比賽愛給人家打分 不僅是足球,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他還關注其他賽事。 黃琳:奧運會、亞運會的體操比賽,首長看的時候,有的時候愛給人家打分,就像那個裁判似的。裁判還沒亮分之前,他也要打一些分。但是他打分呢,給我們國家的小運動員打的分都偏高。他很喜歡這些年輕的體操運動員。喜歡他們,是希望他們出成績那種感覺。我們從他看體操比賽就發現,我們國家的那些十幾歲的小姑娘,他特別愛看,都挺晚了,他還要看。小運動員有的時候落地沒站穩,首長會說:挺穩的,挺穩的。


第五章 生活情趣大部分時間是在辦公室裡度過的

           大部分時間是在辦公室裡度過的 大部分的時間,鄧小平是在他的辦公室裡度過的。 鄧林:大辦公桌沒辦過公,他批文件都是坐這兒。這兒有一個方茶几,他就這樣批文件,就這麼寫。上午我們基本上都上班,孩子們也上學。下午或晚上才來看爺爺。茶几這兒放著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一摞報紙,在早上九點以前秘書給他擺好。早上起來,洗臉、刷牙、喝茶,喝完茶然後坐在辦公桌旁吃一點早飯。她們給他端過來,牛奶、雞蛋什麼的,吃完飯以後就坐在大茶几邊上開始批文件。他批文件速度很快。有時候累了,下午就在躺椅上躺一躺。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躺這一說的。年紀再大一點以後,累了才躺。有客人來就這麼坐一排,開會也是這樣。爸爸有幾個特點,一個愛翻字典,有什麼字不認識的時候,他就會把字典拿出來。《辭海》是常翻的。還有,我印象中爸爸特別愛看地圖。比如我們出差或者上哪兒去,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一定帶著,上哪個地方一不明白這個地方有什麼歷史,他就把地圖拿出來看。另外最喜歡看的就是這兩套,一套是《史記》,還有一套是《資治通鑒》,他喜歡看這個。還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歡看《聊齋》。 卓琳:鄧小平喜歡聽言派的唱腔。我喜歡聽京戲,因為小時候我父親有一台留聲機,各個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從那會兒開始我喜歡上了京劇。後來和老爺子一起生活,常和他一起聽言派的唱腔,我就更喜歡京劇了。老爺子不在了,他留下的言派唱片我繼續聽,自己也錄了一部分別的。我老年的娛樂就是在家聽京劇錄音帶。


第五章 生活情趣酷愛大海

        酷愛大海 鄧小平酷愛大海。到大海裡游泳,是他最愜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帶上全家人到海邊去。 黃琳:首長年紀大了以後,因為怕他咳嗽,海水也比較涼,我們醫療組不想讓他游泳。醫療組定的就是光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們那裡一報水溫,一報風力,我覺得首長好像心裡癢癢的,特別想去。他老問我們今天水溫多少啊?有沒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我們也就特別想讓首長游。最後,醫療組就說,要不就讓他游吧。結果那年游了八次,而且最長的一次游了將近一個小時。我那會兒曾經跟首長開玩笑說,你看我們大家做了這麼多工作,同意讓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點,游半個小時你就上來,這樣的話,專家才可能讓你第二次去。首長說,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個小時就上來呢。 1992 年,這一年對中國的發展不同尋常。年初, 88 歲的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也是在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1992 年,鄧小平最後一次來到北戴河。更多的時間裡,他就這樣坐在房前,戀戀不捨地望著蒼茫的大海。因為他知道,他就要告別大海了。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1996年12月住進醫院

       1996 年 12 月住進醫院 1996 年 12 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綜合征的鄧小平,因病情加重,肺部感染,住進了醫院。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吳蔚然:到後來,他的心臟並沒有什麼厲害的病,肝臟也好,也沒糖尿病,就是後來神經系統不太好。由於帕金森病就影響他咳嗽,影響他吃東西、吞嚥,影響他活動。當然,他的帕金森病治療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因為帕金森病沒有辦法治好,他也就拖了十幾年。後來慢慢情況越來越差,最後就是呼吸道的問題了。在醫院裡接受治療的鄧小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在他最痛苦的時候,依然還是那麼頑強。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一個非常堅強的人

       一個非常堅強的人 黃琳: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因為我們在醫院也見過很多最後被疾病折磨得比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會有呻吟,有些叫喊。因為確實很痛苦,或者跟醫生護士反映我怎麼難受,而且有的時候脾氣也會暴躁,可能就是被疾病折磨的。不合作,對治療有牴觸情緒,這樣的病人我們原來也都曾經見過。可是在這位首長身上沒有,一個是跟醫生特別配合,而且到最後,我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我覺得他表現得很平靜。怎麼說呢,我覺得他心裡也明白,他就是……我們有時候也問,想說點什麼,他說,該說的都說過了。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病床上看《鄧小平》

        病床上看《鄧小平》 從 1997 年 1 月 1 日開始,重病臥床的鄧小平在電視機前,觀看了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播放的十二集大型文獻紀錄片《鄧小平》。 黃琳:因為首長耳朵聽力不太好,離電視機的距離又比較遠,我們要在旁邊給他講,就是電視裡講什麼我們重複什麼。包括原來看新聞也是這樣,就是電視裡講一句,我們就給他講一句。這樣他看著畫面,聽著我們解說。《鄧小平》是從 1 月 1 日開始放的第一集。我們就給他講,他就在那看,十二集全都看了。有的時候畫面比較模糊、比較遠的時候,他還問,那邊走過來那個是誰呀 ? 我說,那個是你呀,你看清楚沒有?後來,走近了,或者鏡頭拉近後他看到了,自己在那裡笑一笑。 他自己對自己不評價,但是,片子裡有一些對他的評價。我們就說給他聽,說的時候我就注意看著首長的表情,有時候感覺首長就是……我不知道我形容得準不準確,就感覺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那種感覺。 誰也沒有想到,從那以後鄧小平的病情越來越重。 張寶忠:那年過春節,有好多同志都沒能回家,都在醫院過的。我們把人組織到一塊兒,也搞了一個聚會,大家聚一聚嘛,互相祝賀新年快樂。但是大家話很少。我就說,大家舉起杯來祝賀,希望咱們醫務界,在新的一年裡能創造奇跡。當酒杯舉起來的時候,大家眼淚都流下來了。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親人的最後告別

            親人的最後告別 1997 年 2 月 19 日 21 時 08 分,鄧小平終因帕金森綜合征晚期並發呼吸功能衰竭,搶救無效而逝世。 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夫人卓琳攜全家來向親人作最後的告別。 再見不到老人健朗的身影,再聽不到老人爽朗的聲音。在鄧小平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沉沉的哀痛,綿綿的哀思一直在延續。 卓琳: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痛。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他去世的紀念日,我們就預先買了些花瓣,就在院子裡撒。一邊撒,一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還說話,還叫他。 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時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對,一大長桌子,也有客人來參加,還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紀念他。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巨星隕落,九州同悲

    九州同悲 巨星隕落,九州同悲。在春寒料峭的二月裡,億萬中華兒女都在心中呼喚著同一個名字,這是一個屬於長江、屬於黃河、屬於中國的偉大的名字。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捐獻角膜 , 骨灰撒入大海

        捐獻角膜 , 骨灰撒入大海 鄧榕:真正從日常的感覺來講,我們沒有覺得父親已經離我們而去,好像覺得父親還在我們身邊一樣。對父親的思念、懷念,深深地沉澱在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的心底。有人問我,你最敬愛的人是誰?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想,還是我的父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覺得我瞭解他,我也愛他。 黃琳:去世的時候,他的角膜也捐獻出來了,而且遺體也是作為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裡去了,等於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都裝在我們心裡。我們特別想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想說:首長,我們永遠愛您。 王世斌:首長去世以後,首長那些衣物的處理是我去辦的,都被燒了。那天,我帶著另外一個同志,我們在鍋爐房裡就把首長的內衣、外衣、鞋子、襪子全部燒了。什麼都沒有保留,是我們親眼見的。當然平時知道首長很隨和,很樸素,但是這是我們親眼見到,內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我們兩個一邊燒著,一邊掉眼淚,還在那裡說,這也是我們親眼所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的,誰能相信,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確確實實是穿著破了的衣服。 說實在的,就是跟家裡人一樣,跟自己父母一樣。所以首長去世以後,總不相信這個現實。特別是晚上一睡覺的時候,眼睛一閉,總覺得首長還在辦公室坐著。首長的音容笑貌老是縈繞腦海。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鄧小平晚年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想活到 1997 年,到香港這塊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 2000 年,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 誰也沒有想到,當 1997 年的春天悄然來臨的時候,他的心願變成了遺願。 卓琳:老爺子活著時曾經說:「香港回歸時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站一站,哪怕站五分鐘也可以,總能看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他二月份就去世了,七月份香港才回歸,他就沒去成。後來中央問我,我說老爺子有這個願望,想要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上去站一站,望一眼,就了卻了他的心願了。我就向江澤民同志提出代老爺子去香港看一看。江澤民同志批准了,去香港時把我也帶去了,我完成了老爺子的遺願。後來澳門回歸我也出席了。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一個思親的夜晚

            一個思親的夜晚 偉大的心願終於化作絢麗的時代篇章。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問題。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時。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從這一刻起,香港這個與祖國分離了一個半世紀的遊子,終於回到了祖國母親寬廣而溫暖的懷抱。 江澤民:「歷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制'創造性構想的鄧小平先生。」 董建華:「今天我特別高興,卓琳女士能夠來香港,參加回歸的盛事。我們對卓琳女士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敬意!」


第六章 永遠的懷念思念到永遠 

    思念到永遠     
    2000 年 10 月 1 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倡議建造的鄧小平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深圳的蓮花山上舉行。正在國外訪問的江澤民主席特意趕回深圳,參加了這一隆重的揭幕儀式。     
    在燦爛陽光照耀下,鄧小平的身軀顯得格外的高大偉岸,目光顯得格外的深邃慈祥。     
    鄧小平說過 :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人民也深情、永遠地熱愛他。     
    鄧小平銅像落成以後,每天來這裡獻花的人絡繹不絕。     
    花海似錦,愛心無限,人民的思念將世代延續,直至永遠、永遠。

<<永遠的鄧小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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