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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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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訪問 陳長江 上

毛澤東和賀子珍    1950年,陳長江到毛澤東身邊從事警衛工作,直至毛澤東去世。他先後擔任中央警衛團分隊長、一中隊中隊長、幹部大隊大隊長職務。但直到1952年4月,陳長江才第一次有機會跟毛澤東談話,這次談話給陳長江留下了什麼印象呢?        毛主席出來散步,回來的時候看到我,我按警衛規定給他敬了個禮。主席不太認識我,就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剛剛說出一個江字,他就說你先別說,讓我猜猜你是什麼地方的人。他接著說你是江蘇如皋、海安一帶的。我說對呀,我是海安的。他說你叫什麼名字,我說叫陳長江。他說你這個名字好嘛,中國的第一大江,你說了以後我就能記住了。果然,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從1952年4月算起到主席去世,主席一直記得我的名字。如果有那麼十幾二十天看不到我,再次見到我時,他就會問我,長江,你到哪兒去了?我說沒有到哪兒去呀,主席見了我就叫「長江」兩個字,讓我感覺特別親切。     再一次談話的時侯,他問我們那個地區的情況。我就將自己知道的情況告訴主席,主席也把他瞭解的情況介紹給我。比如華中野戰軍在蘇北蘇中地區戰鬥的情況,我就不太瞭解。他說你是屬於陳毅、粟裕的部隊,解放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著名的七戰七捷你知道吧?我說,我知道打仗,具體情況不清楚。他說在你們海安就打了兩仗。七戰中的第三戰就是在你們海安嘛。此前兩個勝仗打疼了敵人,他們不甘心哪。第三戰的時候,國民黨軍的總參謀長陳誠被我們請出來了,他從南京跑到南通,給坐鎮南通的湯恩伯撐腰打氣,還有一個白崇禧也跑到徐州去督戰。這一次總兵力達到了五萬多人,朝海安輪番猛攻,粟裕那邊哪,僅有一個縱隊三千多一點的兵力,我軍以傷亡二百餘人的代價,不僅打退了敵人的進攻,而且殺傷敵人三千餘人啊,創造了當時敵我雙方傷亡十五比一的新紀錄。這些個情況,你都知道吧?我說我當時是個普通戰士,只知道打了勝仗,沒有瞭解這麼多情況,對縱隊的情況也不瞭解。噢,打仗太緊張嘍。他說打黃橋你知道吧?我說黃橋離我們家才三十多里路,聽說過一些情況。他說陳毅在那兒跟頑固派鬥爭,你瞭解嗎?我說不太清楚,實際上鬥爭是1941年就開始的,抗日戰爭還沒結束,我那時候還小,還沒參軍呢,不太瞭解。他說陳毅這個人哪,跟頑固派打仗的時候,有打,有拉,搞統一戰線,搞得很好。主席說起當年的戰鬥故事,真是激情澎湃,讓人熱血沸騰。    主席又問了我的家庭情況。我說我家庭很貧困,解放前沒有一畝地,沒有一間房,我很小的時候,剛剛十二歲就跟人家扛長活。我家的生活相當困苦,像乞丐一樣地生活。他說怎麼那麼窮呢?我說我們那個地區不僅是我們一家,不少人家都是這樣子。他說現在怎麼樣啊?我說1947年土地改革以後,我們家分到了十四畝地,分了三間好瓦房,還有牲口,現在的生活比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能上學了。    這一次是我和主席在一起比較正式的談話,我當時的感想就是:主席的知識很淵博,他不僅瞭解新四軍的情況,而且瞭解我們家鄉的情況,比我瞭解得還清楚。        ……        一天,陳長江陪同毛澤東散步,毛澤東給他安排了一次農村調查任務。        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個時期,主席睡不好覺就起來散步,到游泳池邊上散步,有王海容、唐聞生陪著,我,加上老李,李連慶。散步的時候,他說城裡搞得挺熱鬧的,農村裡怎麼樣啊?我們幾個對農村的情況也不瞭解,所以就沒人回答。主席說,長江啊,你多長時間沒有回家去了?我說快兩年了。農村的情況你瞭解嗎?我說不太瞭解。他說給你和李連慶十五天時間,你們回去看看農村的事怎麼樣?我們點點頭,表示照主席的吩咐辦。又轉了半圈之後,主席想了一想又說,你們來回的路程就要七八天時間,十五天的時間,在家裡一個禮拜是不是有點短呀?他說再加五天,二十天,李連慶回廣東老家,長江回江蘇老家。回去瞭解瞭解情況,回來後跟我匯報。這一段時間,我就在中南海,不上別處去,有什麼事情就交給你們的副指導員、副中隊長,下午你們就走。主席辦什麼事,考慮成熟了,從來是雷厲風行。        陳長江從家鄉回來以後,就找機會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我們這個調查並不是特別著急的事情,主席平常工作很忙,我們在他身邊有一個好處,可以在他稍微空閒或者休息的時候,把我們調查的情況向他老人家念叨念叨。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主席沒有什麼急需處理的事情,我說,主席,我把在家鄉看到、聽到、瞭解到的情況給您講一講?欽差的匯報還是要聽的哦,講一講吧。主席講話總是那麼幽默。我說我們那個地區呀,到1961年食堂就全部解散了。因為搞食堂確實有困難,不是因為眾口難調,農村人吃飽就好,沒有那麼多講究。主席插話,我就喜歡這樣,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都很樸素,而我們黨內的一些人可是很講究哪,資產階級思想很嚴重。主席說完,我又接上原先的話頭,食堂解散主要是因為糧食本來就不夠吃,食堂的浪費又很大,群眾有意見。村子裡的人一家一戶住得比較分散,有老有小,大家還想靠洗鍋水拌食來餵豬、喂牲口,可在大食堂這些東西都浪費了。主席說你知道上海那麼大的城市才百分之三十的人吃食堂,百分之七十的人還在一家一戶地做飯,有時候中午帶一頓飯去上班。 農村裡住得分散,老的老,小的小,集中起來省去了許多麻煩,一開始他們都說食堂好,包括我們自己的同志都是贊成的,那個時候都說食堂好,這個好,那個好,還列出了諸多好處。我也同意他們說辦食堂好,後來又有人提出要根據實際情況,這個不能辦了。可匯報到我這裡的材料都說食堂好,都說糧食過關,那就搞調查研究,讓事實說話嘛。


第一部分訪問 陳長江 下

    主席吸口煙,又問我農村「文化革命」的情況。我說,農村現在大字報很多,從揚州到我們海安,街上貼滿了大字報,主席的號召群眾都積極擁護。有一個特殊情況,我要說一說,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一份大字報說是你找到一個兒子,大家為你高興。主席這時候反而不高興了,他說我就是真的找著個兒子,有什麼值得高興的,還要到處寫大字報?長江,我們家幾個人,你哪個不知道?別說我沒找著個兒子,就是找著個兒子值得咱們全國去慶賀,到大街上貼大字報慶賀?我說這是群眾對你的樸素感情。他說他們這麼宣傳的目的是什麼呀?我看這是跑偏了,脫離了揪資產階級的主題。長江,你給我闢謠了嗎?我說,我只能給我接觸到的人闢謠,我又不能寫大字報闢謠。主席不高興了,你知道了,還不給我闢謠,還說什麼高興的話。我說,我哪能辟得了?這是全國性的問題,也不是哪一個人的事。主席說,算了,也不用闢謠了,日久自然明嘛。    
    警衛一中隊常常跟隨毛澤東一起到地方視察,在工作間隙他們還會和地方部隊搞上一場籃球比賽。既然是比賽就有個輸贏,可毛澤東卻說不要老贏人家。    
    我們那個球隊過去打籃球,到哪兒去總是贏人家的時候多,這個情況就有人反映到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跟吳旭君講了,你們到哪兒去人家都很尊重你們,人家對你們都當成客人似的尊重,可你們到哪兒去都贏人家,也不客氣一點,還是人家讓你們,你們還是太驕傲了。有一次可能是在武漢,主席就說,你們再和人家打籃球,我就坐到球場的林子邊,看你們打。我們以為主席可能是說說,再打球的時候注意和對方搞好團結就是了,我們打球又不會驚動主席。誰知道我們和人家打球的時候,正碰上主席出來散步,他就坐在邊上看著我們打,還跟工作人員說,這次你們只能輸不能贏。每一次你們老是想著贏人家,讓人家贏一次有什麼了不得?那一次,我們就有意識地沒讓兩個主力隊員上場,再一個有意識地放鬆逼搶,讓人家領先個一兩分。最後,我們果然輸了兩分。這樣,主席反而高興了。他說,人家地方首長、炊事員等工作人員對你們都很尊敬,你們到哪兒去都不能擺架子,不能老想著贏人家,要平等啊。實際上,這一次我們打球以前先開了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能贏,還要打得挺那個的,就是不能讓人家看出來有意讓球。最後輸個一二分,人家還挺高興的,彼此的關係也融洽多了,場面很活躍。主席坐在旁邊看我們打球的情況是很少的,所以我的記憶很深刻,這和打假球不同,是主席通過這類事情告誡我們要謙虛謹慎,注意尊重地方上的同志。    
    ……    
    陳長江到毛澤東身邊以後,發現毛澤東非常注意鍛煉身體。    
    主席的鍛煉有這麼幾種,一是擦澡,每天衛士都給他身上擦一擦;第二是日光浴,太陽好的時候,他就穿個短褲在院子裡頭,曬一曬太陽;再一個是散步,主席出來散步的時候,不光是走路,每次都要晃動全身,做全身運動,通常就是這樣子。    
    1956年的一天,北戴河海濱正刮著八級颱風,毛澤東要下海游泳。    
    這麼大的風鼓蕩著滔滔海浪,輪船全部停駛。我們平時跟主席游泳都出動兩條船,游泳圈等救生設備一應俱全。因為主席水性很好,這些東西都沒有派上過用場,但為防備萬一,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可八級颱風來了,船下不去,什麼都不能帶,即使游泳圈都拿不住,每個人只能穿個游泳褲。因為風太大,你拿著東西根本下不了水呀。主席站在海邊上,他非要下去游。他說,游泳就像對待敵人一樣,戰略上要藐視它,戰術上要重視它,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它。說著,主席向風浪裡衝去。一個浪頭過來,主席從浪底下潛游過去,他像打倒了敵人一樣興奮。颱風一來,三個浪排著隊打過來,中間只有那麼幾秒鐘的間隔。那時候主席身體好,精神也好,你說不能幹的事他非要干,非要下去不可。這種情況下,我們都感到非常困難,出了問題就不好辦。在平時,帶著游泳圈,有什麼事還可以救人。不行,還有船。可颱風肆虐,每個人自保都難。有幾次巨浪把主席都打到後邊去了,身體往後直倒,我把他攙住了。他還說,你們趕快往前衝。    
    ……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毛澤東的身體逐漸衰弱,就連游泳也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    
    有一次,主席去游泳,換好了衣服,我們看到主席的這個眼睛看不清,連台階都看不清。只有別人攙扶著他,才能走到水邊。當時主席的腿腫了,手也有點腫。主席自己說,我身體怎麼沒有多大勁兒。長江,你看我的身體,是不是和水打交道的機會不多了?我說,你鍛煉鍛煉還能行。主席說,過去游大江,大海,什麼都可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與水打交道的機會也不多了,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我很擔心主席這樣還能不能游啊?我就跟主席講,你還能下水呀,主席就弄點水抹一抹,開始熱身。主席說能游,下去了幾分鐘以後,我看見主席游泳的時候,比在岸上走路強得多,到水邊反而自由了。主席上來的時候,我們攙扶著他一點點走上來,這是主席最後一次游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離開了人世。之後,陳長江又擔當了一年守護毛澤東遺體的任務,這樣算起來,他一共陪伴了毛澤東二十八個年頭。    
    


第一部分訪問 高智 上

        
    高智是陝西佳縣人。少年時,就聽到很多關於毛澤東的傳說。在那時,他特別渴望見到毛澤東。17歲時他從綏德師範輟學去了延安,去見毛澤東。由於他的學歷高,到了延安後不久,就進入了中央機要科。在那裡,他看見了自己做夢都想見到的人,雖然沒有說話,但總算如願以償了。隨後,高智就跟著中央機關,隨著毛澤東進了北京城。    
    1952年,他被調到毛澤東身邊做機要秘書,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年。這期間,高智親身體會了毛澤東作為國家領袖的人格魅力。    
    我小的時候,不曉得是哪一年的時候,是我父親吧,還是哪一本書,就講,現在世界上有兩個人最偉大,我就好奇,我說哪兩個人最偉大,他說,一個是斯大林,一個是毛澤東。那個時候,我就想見到毛澤東。    
    我第一次見毛主席是1945年上半年。那時候我們在延安山上的一個窯洞,就是以後中央宣傳部辦公的一部分窯洞,我們也到那一部分窯洞辦公。搞完電報以後,大家出來在窯洞前面活動活動,休息休息。突然看見中央禮堂的西北門,靠裡邊的門,毛主席,還有一個女的,個子高高的,還有一個小孩在那裡散步呢,那是不太高的一個山坡嘛,一見毛主席就認識。作為我,是第一時間,那當然很高興。    
    我就趕快跑到窯洞裡邊把其他同志叫出來,我說快出來,快看,毛主席在那散步呢。我當時想從山坡下去,再近一點兒,跟毛主席握個手。哎,一想不對,人家正在散步、談話,一下去就把人家打擾了,就沒下去,就在那目不轉睛地看,看主席,一直看到大小三口快出楊家嶺了。然後大家回到窯洞裡就開始議論了,他們的心情我不太瞭解,作為我來講,我是很激動的,因為我想到延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能見到毛主席。    
    到延安二十多天都沒見到毛主席,原來想的見主席是很容易的,一到延安還不是那麼回事,只要見到主席就非常激動。回到窯洞裡邊我就問,那個女的是誰呀,別人說,那個女的就是江青,我說那個小孩是誰呀,別人說那個小孩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兒,叫李訥,那個時候李訥很小,才四五歲。這是第一次。    
    1947年,胡宗南率23萬國民黨部隊進攻延安。在撤離前,毛澤東要把全國各解放區的戰略計劃部署完畢,於是一封封帶有加急加密字樣的電報被發往全國各地,而這些電報幾乎都經過了高智的手。    
    在我所經歷的電報當中,可以這麼說,幾乎全部都是毛主席起草的。特別是解放戰爭,我幾乎沒見過其他人的電報,幾乎全部是毛主席的電報,當時土改方面的也好,都是毛主席起草的。這個電報呢,它是分等級的,三個A的就是很急的了,四個A的就是更重要的,更急的了,代表電報的保密度跟時間,既保密,而且要以最快的時間發到對方去。轉戰陝北行軍的時候,毛主席就等著機要科是不是把這個最重要的電報發出去了,然後決定我現在離開不離開這個村莊,如果這個電報發出去了,我們都轉移;如果電報還沒有發出去,他也等。    
    在這次延安的撤退行軍中,部隊多次險些與國民黨軍隊碰頭,情況十分緊張,但毛澤東敞胸露懷鎮定自若的樣子成了部隊所有人員的定心丸。    
    發生了很多次緊張的情況,毛主席從來沒有一點緊張,周(恩來)副主席還緊張,叫毛主席趕快走,毛主席一點不慌張。哪怕是冬天也好,他穿棉衣或單衣,從來都是不扣扣子,都是敞著的,所以我們就想,毛主席的胸懷就是大,他沒有一點緊張。我就感覺,跟著毛主席就放心。轉戰陝北有好幾次敵人離我們很近的,但是毛主席估計都準確,該向哪裡走就向哪裡走,毛主席說過,他動我也動,他不動我也不動,就是你敵人走我也走,你敵人不動我也不動,主席的預測非常準確。    
    1949年3月,高智跟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進了北平城。到了1952年,上級調他到毛澤東身邊做機要秘書,聽到這一消息,高智一反常態,猶豫再三。    
    1952年初,組織上叫我回一次家,那個時候我已經結婚一年多了。組織上就說,你跟你的愛人(我的愛人也是陝北人)回趟家去。那時候我們穿著軍衣嘛,就回家,大概是3月份,具體日子記不大清楚。    
    回到北平沒有幾天,把我的工作就調動了,調到哪呢,調到中南海去,去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室。當時,葉子龍說了以後,我說我不敢去。雖然心裡邊天天想見到主席,但是真正到主席身邊去做機要秘書我就不敢去了。他說為什麼,我說,一個,主席是湖南人,我是陝北人,我擔心我聽不懂他的話,他聽不懂我的話,我說這不是鬧著玩的,恐怕出事情,做不好。葉子龍就反覆給我做工作,我說我提個建議,我能不能試一試,行了我就一直幹下去,不行的話請組織隨時調整,最後葉子龍笑一笑,就定了。    
    第二天,高智就去豐澤園,終於握住了毛澤東的那雙大手。    
    我把手頭工作一交代,第二天一上班,就到豐澤園那裡去。一進去,主席臥在床上,穿著睡衣,就是那種類似大毛巾的材料做的睡衣,一手拿著報紙,一手拿著煙在那看報紙,蓋個毛氈,他不蓋棉被,主席就說話,慢慢地,他說,哦,哦了一下,然後就起身了,把報紙一放,就伸出來一隻手,他的手比我的手大,我就三步並做兩步上去把他的手抓住了,問候了一下:主席你好。然後他就說,歡迎你以後在我身邊工作,你願意不願意?我說願意願意。他又重複了一遍,那好,以後就在我身邊,幫助我做一點事,幫助我做一點事好不好?哎呀,這句話我也是非常感動,你是領袖,我是很一般的人,你想讓我怎麼工作就怎麼工作,還幫助你做一點事情,還帶了一個「好不好」。幫助我做一點事情好不好,我說好好好,然後我就告退了。一出主席的臥室,我就在院子裡連蹦帶跳,我就通過主席的書房跑到我的辦公室,身上好像一下就輕鬆了許多。    
    


第一部分訪問 高智 中

    到了機要室以後,就做秘書工作,當時我們三四個人,我負責處理一些主要領導同志的文件,毛劉周朱陳。那時候小平同志還沒有來,小平同志在西南,不久,中央召開了政治會議,這個會議就是由毛主席親自主持的。我就作為秘書,時間也不長,就固定了,固定到毛主席那裡給他當機要秘書。    
    高智通過和毛澤東的深入接觸,他看到了毛澤東在生活中那平凡的一面。他喜歡毛澤東的幽默,喜歡毛澤東和他談一些輕鬆的話題,毛澤東幾次說高智這個名字厲害。    
    有一次主席叫幾個常委同志去開會,有少奇、總理、陳雲、小平,還有總司令,他們幾位都到了頤年堂了,我就請主席去了。主席醒來,剛醒來,我說常委幾個同志都來了,請主席去,去頤年堂開會。主席就把衣服穿好了,還穿了一件大衣,他書房的中門到頤年堂不是有過道嗎,剛出書房門的時候,我在主席後面,主席回過頭來叫我的名字:高智!我以為主席有啥事情呢,他說你這個名字太厲害了,我說那我以後就改一改,政治的治,同志的志,或者植樹的植。主席笑了一下,然後就到頤年堂開會,就這麼隨便說了一下。我並沒有真的改名,以後我還是叫高智。但有時候寫些東西給別人,我就寫政治的治,有時候也寫同志的志。我記得陳毅老總有一次給我寫了一個條兒,是同志的志還是什麼我記不太清了。我就隨便那麼說說,也不是主席叫我改名字,他也是那麼隨便說說。工作之餘,主席也說說玩笑,在外出的時候,在火車上,他跟大家說說玩笑或者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很多發生在工作人員之間的典故,他能感覺到,但不一定聽得懂。    
    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個人給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個信,把信封一打開沒有瓤子,然後主席自己找,在火車上,在床頭上找,找不見以後,就把那個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說這個信沒有瓤,光有皮,主席不批評他。這個同志就回到他的車廂裡去了,信裡邊的內容還在檯子下邊壓著呢,結果又給主席送去了,他說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瓤子還在檯子底下壓著呢。主席沒有因為這事批評他,要給別人還不批評啊。    
    ……    
    高智平時的工作就是幫主席起草文件,當然也會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記得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下面有一個報告給主席,是廣東的還是河南的記不清了。給主席看了以後,主席那時候好像兩三天都沒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說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點東西,等我睡覺起來看,他說了這個以後,因為這文件我看過。他這麼交代以後我就反反覆覆地看,要理解這個精神。先改了一些筆誤,我就開始起草。寫好了以後,主席還在睡覺,沒起來。那時候,北大的陳偉離我很近,我就把這事告訴陳偉了。我說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還在休息,你看看,徵求一下你的意見。陳偉看了以後說好啊,他說,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東會議的文件了。他沒啥意見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我就在辦公室等著,時間不長主席就醒來了。    
    我就把起草的東西給主席送去,同時跟他說明,我說我寫了這麼一封信,你還在休息,我就徵求一下陳偉的意見。他說這有兩句話,相信群眾跟依靠群眾哪個放在前邊,是相信放在前邊還是依靠放在前邊,我想來想去說,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說把相信群眾放在前邊依靠群眾放在後邊。當時,主席就說,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說對的。順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紙上寫了一個照辦還是照發。    
    我原來想的是啥呢,是想問問主席有啥意見,沒啥意見我回來再抄寫一份,弄清爽了再讓主席簽字。主席一寫以後,我說哎呀,洇了嘛,主席說,以後先要寫好。    
    作為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我就有時候給主席寫報告,有時候我就口頭跟他匯報。    
    寫出來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辦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臥室。不知道啥時候,主席有工夫簽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寫出來。寫好放到他回來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簽完字,他就會叫我去,再交代怎麼辦。    
    毛澤東常說高智是一個好人,也就是老老實實的人。    
    我感覺,我在主席身邊工作這麼多年,我自己沒有跟任何人發生矛盾。至於別人對我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意見,我也不知道。在這方面主席沒有做過我啥工作,這也許是他跟別人說我是好人的原因。    
    平常的印象裡,衛士之間互相有點意見,或者有點誤會。主席知道以後就找他們談話,調解調解。還有江青、護士之間,和衛士之間,有點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時候是江青批評衛士了,或者是批評護士了,護士和衛士有點冤枉,主席有時候和衛士和護士做工作。據我知道主席說過這個話,一個意思,要原諒江青,說你們要為了我。完了回來他就批評江青,這個我印象中比較多一點兒。    
    1958年以後,江青對身邊的工作人員發點火,有點脾氣呀,這些孩子們,都是年輕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點。雖然具體是啥事情我還說不太清楚,但我有這種感覺。我沒有親眼看過,也從來不問,但是從一些人的言語流露出來,我就有這種感覺。    
    有一天晚上我給主席送東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說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沒說有啥事,他說你說我管多少人,我心想這還不好答嘛,我說全黨、全國人民都歸你領導嘛。不,我只管兩個半人,這我就不知道怎麼回事了,我就問主席,哪兩個半人。你一個,羅光祿一個,他停了,我說那還有半個是誰,江青。他這麼說,我也不好問,我就輕輕笑了一下。    
    我從工作裡邊有這種感覺,毛主席喜歡老老實實的人。你對問題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說你心裡的話。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這樣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說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訴你應該怎麼怎麼辦。不要裝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歡這樣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說,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第一部分訪問 高智 下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習慣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為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跟著他的節奏走。在高智的記憶裡,大家都關心毛澤東身體,毛澤東也非常關心工作人員的身體,盡量不耽誤他們的休息。    
    主席交代我們事情大都是口頭上的,但有些東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們怎麼寫信,或者怎麼怎麼辦。有時候叫我們辦的時候,就隨時叫,不管是二十點或是一點或是兩點。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東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時候再叫你。我至少有兩三次跟主席說,你寫好了以後就叫我,我們就拿去辦。主席講了一句,你們是被動的,我是主動的。他照顧我們還要休息,這裡面有很多東西要看,因為你們要來我就把這個翻一翻。實際上,他凌晨兩三點鐘就批給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雞啼了,他該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辦。    
    他叫我們就是兩個辦法,一個是叫衛士通知,值班的李銀橋什麼的打電話叫我們;一個就是打電鈴,我們的電鈴聲音大,但是聲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著牆,也會妨礙主席休息。為了能隨時到崗,我們幾個都住在一個院子裡,葉子龍同志的一家,我們一家,羅秘書一家都住在一個院子裡。家裡還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讓他們高聲哭喊。我們教育說,哭的聲音太大或者時間太長都會把毛爺爺哭醒。那時候,我們的電鈴聲音比較大,你就是睡著了也不要緊,主席不打電話的,一打電鈴就能叫醒我們。我在他身邊工作,他最多打過三次電話,他沒有那麼痛快打電話。我們一般是把他的電話線拔掉。總台打電話叫我們過去,把電話一插上,然後叫我們。總理打電話找主席也很少,總理要找主席通話也是先跟我們打電話。    
    有時候總理就說,他要給主席打電話,咱也不能問「你跟主席說啥呀?」我們就跟主席報告,總理要跟你通話。我就把電話給主席插上,然後他們通完話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礙主席休息,因為他的習慣就是不打電話,就是叫我們請他們來,當面說,不打電話。    
    過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們就按毛澤東的計劃,到農村去搞調查,瞭解大躍進、大辦食堂的真實情況,為中央決策提供依據。    
    我記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們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著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裝,集合起來,我那天晚上本來要叫主席檢閱了,看每個人穿的走的樣子,一塊照張相,然後去河南去了。我們到河南以後,跟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調查食堂情況到底是怎麼樣,調查完了以後我就往中央報告。我當時的看法是,食堂在農忙季節是可以的,但是作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後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時間,回來以後,如實匯報。當然,這些問題不光我們來調查,還有中央其他的同志來看。後來,中央就做出決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們回到中南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年頭較長的同志,都要離開毛澤東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處,在分別的時候,毛澤東透露出挽留之意,曾兩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儘管高智想繼續留在毛澤東身邊,但毛澤東做事一向從大局出發,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來。    
    ………     
    高智離開毛澤東就像是離開自己的父母一樣,會寫信問候,匯報情況甚至寫檢討。當然,他也時不時給毛澤東寄些陝西特產,寄托自己的思念。    
    從1962年回陝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這中間還寫信,寫過幾次信,寄過幾次陝北的小米,中間我也到陸川縣工作過。陸川縣的蘋果是名產嘛,我給主席捎過蘋果。我的工作變動,我也給主席寫過信。我的學習計劃沒完成,也給主席寫信檢討過。    
    到了地方以後,複雜的環境讓高智無所適從,他開始想念毛澤東,想念那段在夢中都揮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    
    開始離開主席的第一年沒有想,特別是到了陝西以後,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來越想主席,越來越想,每天晚上做夢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農業偵察工作的時候,突然叫我回來,我當時就想,一定是主席來了。結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從研究所調到縣外辦。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機會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終於有機會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聯合國了,我們中國跟印度尼西亞就成了同一戰壕的了,我們中國派了一個比較大的代表團。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    
    我沒想出國,人家給我這麼個機會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車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門口站崗的還認識我,一見我就叫我進去了。    
    1965年1月,高智終於有機會回到中南海,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澤東。    
    那次見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見主席。    
    我跟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到主席的臥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沒有起床。我就坐在床邊,跟他談了一會兒。我主要談我的工作,他還是說要到陝北走一走。我說,這幾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著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為什麼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沒有離開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著,到了晚上以後,我還陪著他去參加舞會去了。晚會完了以後,我才到華僑飯店去報到的。    
    那次的分別,高智沒有想到竟是他最後一次見毛澤東。回到陝西後,他日日盼月月盼,希望毛澤東能回延安沿黃河走一圈,可是他怎麼也沒有等來。想著當年與毛澤東的約定,高智先後在延安、洛川等條件艱苦的老區做前站工作。隨著年齡的增大,晚年的高智又開始想念起毛澤東來。從當年的壯志少年到現在的白髮老人,對毛澤東的熱愛在高智身上延續了一生。    
    


第一部分訪問 韓桂馨 上

        
    1947年初,胡宗南率領國民黨20萬大軍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分為前委、後委行動,毛澤東率領幾百人的後委機關轉戰陝北,與國民黨軍隊巧妙周旋。這一年,20歲的李銀橋和18歲的韓桂馨被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李銀橋擔任衛士,韓桂馨是毛澤東的家庭服務員。    
    對於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幾乎所有的人都很高興,而李銀橋竟然不願意,原因何在呢?    
    為什麼不同意呢,毛主席就問過這句話。我老伴回答說,我在周副主席那兒工作的時候,提出來希望學習,因為自己文化低,想學習學習再工作。主席說,你在我這工作,我也會放你去學習的,這個顧慮你不要有,你不是因為喜歡周總理那兒,不願意來我這兒。李銀橋忙說,不是不是,就是因為他答應我了,你不放我走,我就著急了。主席說,行,咱們訂個君子協定吧,半年我放你走。半年到期了,主席就和李銀橋商量怎麼辦。正在戰爭環境下,李銀橋一看實在走不了,就又續了半年。這一續就是十五年。後來,李銀橋發現毛主席很戀舊,穿的衣服舊了也不丟,用的喝水缸舊了也不丟,人用久了也不願放走。並且主席大事小事都挺講信用的,具體用人,他完全有權力決定,大家都能理解。就這件事情,因為有這麼個特殊情況,以後就不再提半年的約定了。從1947年去主席身邊,到1962年離開,前前後後總共十五年。    
    就是在陝北轉戰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忘記幫助李銀橋學習。    
    當時,毛主席給李銀橋佈置了一個任務,寫日記。    
    李銀橋覺得這個任務很重,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寫出來。但由於是主席佈置的任務,他必須完成。李銀橋在一個本子的封面上寫的是「旅行集」,主席說寫錯了,不是這個「集」,是「旅行記」,記錄的「記」,日記的「記」。    
    雖然日記的質量自己都感覺不滿意,但是李銀橋寫完就得交上去。主席說,我給你改改。李銀橋寫的都是大白話,看到的什麼寫的什麼,既無結構,也無修飾。主席一看就樂了。不過,主席就像老師帶學生一樣耐心的。他鼓勵說,優點是如實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況,有什麼寫什麼,不是人為編的,挺好。缺點是寫得比較亂。毛主席又說,這樣寫比華麗的辭藻更受歡迎。你寄回家給父母看看吧,看你的文化有進步了。說完,主席還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澤東」。李銀橋寄回家之後,全村的人都想看,說是毛主席御批,毛主席批改的作業,看了以後都挺受鼓舞的。    
    主席最後說,學文化,寫日記是最好的練習提高。你們經常寫,經常記,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寫作水平。    
    高小畢業的韓桂馨,1945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在衛生部下屬的中央幼兒園工作。為什麼挑選她到毛澤東身邊去呢?    
    我是在李銀橋之後到主席那裡去的。我記得是在1947年10月調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因為那個時候,天天行軍打仗,挺艱苦的。我們這個部隊裡,有一個最小的戰士李訥。李訥那時剛七歲,戰爭環境裡,上學是不可能的。可她又到了上學的年齡,除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顧,學習上也需要人指導。就是因為這樣,我被挑選到主席身邊工作。    
    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找我談的話。他說現在你的工作需要調動一下,跟你談談情況,徵得你的同意。一聽是到主席身邊,我滿口答應。他說,你去了以後,主要負責照顧李訥,同時教她識字。    
          
    她與李銀橋不同,聽說自己要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時,興奮不已。    
    我很激動了,我參軍的時候十六歲。我家是老解放區,家裡參加革命的人員比較多一些。父母告訴我,就說咱們解放區靠了毛澤東主席,托了他老人家的福,就是說他是我們的大救星。你要是參軍了以後,看到毛主席了替我們問好,把我們的心情向毛主席匯報,這樣一個囑咐。我小孩有什麼說什麼,當時就想我參軍了,在軍隊上也看不見毛主席呀,這麼想就這麼說了。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去毛主席身邊的。多少年的心願都沒實現,忽然這一天,傅連暲部長找我談話了,說我符合他提出來的這個要求。我自己呢,我說在毛主席身邊工作,見著大救星了。    
    可第一次,韓桂馨並沒見到毛澤東。    
    那個時候,幾乎天天要打仗,主席可能隨時轉移,一家人並不住一個村子。李訥一個小孩子和她的媽媽江青,沒有隨著主席走,她們住在另一個村子裡。我是先見了李訥和江青。我和她們也是第一次見面。我的印象是到了那兒之後,推著大院的門就進去了。當時的印象,江青是一個中年婦女,有三十多歲,正在教一個小女孩唱京劇,唱得非常好。在我聽來,江青唱京劇水平挺高的,她唱得好,孩子唱得也挺好。我進去,我說報告。江青就停了下來,和我說已經看過我的檔案了。李訥雖小,但挺爽快的,怎麼想就怎麼說:「阿姨,剛才我媽媽說了,你是新來的阿姨。我爸爸可好了,我可想爸爸了。」這是孩子的話。    
    不久,我們就行軍從後方到了主席這兒的前方。這才見到毛主席。見面後,毛主席先問我,你是哪裡人,我說我是河北省安平縣。他說,好啊,我這裡還有一個河北省安平縣的李銀橋喲。我當時是18歲,離開家也是想家,心想有個老鄉多好啊。毛主席說,李銀橋過來,李銀橋走過來。主席介紹說,你們是老鄉,握個手吧。我當時和一個男同志握手,臉紅了,挺不好意思的,那時年齡也小,也沒見過場面,也沒有經驗。握個手,就這樣認識了李銀橋。他那時是衛士組的組長,四個衛士,加上我五個,他就管我們五個人。    
    作為軍事戰略家的毛澤東,有著常人難以比擬的膽識和氣魄。李銀橋和韓桂馨從前只是聽說過毛澤東用兵如神,到了他身邊工作以後,對毛澤東的這種膽識和氣魄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那時候,敵人窮追不捨,就跟著我們中央機關。空中是飛機,下邊是部隊。    
    有時候追到前有天險,後有追兵,沒地方去的程度。毛主席呢,善於用兵,善於指揮戰鬥,走到一個要上山的地方,主席說就這麼走,寫上「毛澤東由此上山」。周副主席和任弼時同志就說了,這樣挺危險的,本來敵人正在追,你再說我們在這兒上山了,那敵人發現了我們人少,他們人多,就會失敗的。毛主席說,你越這麼寫,他們就越害怕。    
    韓桂馨除了照顧李訥之外,還常常給毛澤東縫補衣服。毛澤東穿著上的簡樸幾乎到了苛刻的程度,甚至連洗涮的毛巾也只有一條。    
    毛主席戀舊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考慮節約。衣服破了,不能穿了,就要我補。不是我不願意補,我作為軍人,發軍裝,主席作為領袖怎麼能領不到新軍裝呢?我們領導怎麼都不給主席領新衣服呢?我一開始不理解,我就去找我們領導。他說,你是新來的,你不知道,主席愛穿舊的,不願意領新衣服。我說,毛巾一個用來洗臉,一個用來擦腳,也應該是兩條,為什麼一條毛巾又洗臉又擦腳,多不衛生呀?他給我解釋,主席節約慣了。我說,那我找主席說說去,提個建議。我找到主席說,你得有兩條毛巾,我們都有兩條毛巾,衣服也比你新,你應該再預備一條毛巾。主席說,現在是行軍打仗,腳比臉辛苦,我要是再領一條擦臉的毛巾,腳會有意見的。主席這麼一說,一下子就把我逗樂了,這是怎麼說的呢。    
    我說,你這樣不講衛生。他說,要這麼算賬,現在的戰爭生活很艱苦,我多一塊毛巾,每個人都多一塊毛巾,集中起來就應該給前方戰士,叫他們穿好、吃飽,多打勝仗。我節約是為了更好地支援前線。    
    毛主席就是這樣,從每一件細小的地方教育我們。    
    


第一部分訪問 韓桂馨 下

    李銀橋和韓桂馨在毛澤東身邊相識、相知,最後成為相愛的終身伴侶,毛澤東還是他們的月下老人。    
    不論從工作、學習,還是從生活上說,毛主席都是我們的大恩人。那時候,女同志少男同志多,要想求得一個女朋友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女性比較少的單位工作,李銀橋二十多歲了,當然也想找個女朋友。我不是說我有多好,主要是少為貴。我這麼說話,可能不恰當,但就是這個意思。打個比喻來說,追求女同志的人數遠遠要超過女性的人數。有的人跟我介紹過很不錯的長征幹部,只是比我的年齡大太多,我那時還是小青年,不願意,想著先把學習搞好了再談戀愛。別人介紹的有長征的老紅軍,有文化水平高的知識分子,長的也漂亮一些。李銀橋看在眼裡,心裡挺著急的:你看這麼多人追,我如果失手了,就得不到她了。    
    我們是老鄉,毛主席又說他好,他對毛主席的工作好,我挺愛的就是這一點。說實話,愛他什麼呢?最主要的就是對工作認真負責。毛主席常表揚他工作認真負責,他對毛主席照顧確實挺周到的,他就是我們的榜樣。我心想,找這個男朋友也不錯,心裡也產生了感情,逐漸發生愛情。雖然窗戶紙一捅就破,但是,我們倆誰也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    
    那麼,毛澤東又是怎麼做的呢?    
    有一天,李銀橋家裡來了一封信。父母一直關心兒子的婚事,兒子二十多歲了還沒有說下媳婦,在農村就是一個大事了。農村的習慣,早說媳婦早訂婚,父母早放心。兒子雖然在外面,老人還是在家裡,給李銀橋選了個女子。為了打動兒子,父親在信裡把這個女性描寫得特別好,把她說得一朵花一樣。李銀橋收到這樣一封信,就挺著急的。他心裡已經有人了嘛。家裡都給人家說了,他不知道怎麼辦了,更害怕讓我知道。他想找個人商量啊,他平常就有個習慣,好多事情都要請示主席。這件事情,他又跑去問主席,他說我喜歡的是小韓呀,可家裡又給我說了一個媳婦,怎麼辦呢?他著急得不行,才跟主席說了實話。主席說,那好啊,這封信你叫小韓看看。讓小韓幫你寫封信,她上過高小,文化程度比較高,看看她表什麼態。主席的意思就是讓李銀橋試探試探我愛不愛他,這樣我就不得不表態了,事情就一目瞭然。李銀橋總算醒過悶了,很高興地找我來了。李銀橋說,主席說了,要互相幫助,我這封信你幫助我寫吧。你看,家裡這個是推掉,還是跟家裡的這個女孩結婚,怎麼辦?我也傻乎乎的,李銀橋這麼一說,我真的幫他寫了,寫封信還是可以的嘛,我就幫他寫。這封信的意思是說,李銀橋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不用父母操心。這封信,李銀橋也拿給主席看了,並說小韓表態了,要回絕人家,我們倆好,不知道用什麼詞說好。主席說,你們自己看著辦吧,你們自己定,我是沒有意見的。    
    主席把窗戶紙捅破了,我們就談戀愛了,就大膽了一些。我們那個時候,可不像現在大街上就敢談戀愛,我們在一起都不敢談。在工作上,我和李銀橋搭檔,笨得不知道怎麼好。這樣過去就好了,兩個人就敢說話了。不久,李銀橋就寫了個報告,申請結婚了。那時的婚禮也比較簡單,組織同意,管我們的領導,像伍紹祖的爸爸伍雲甫和葉子龍等都簽字同意了,寫的意見都是「十分贊成,比較合適的一對」什麼的。結婚就更簡單了,那個時候還沒進北京城,也沒舉行什麼儀式。等到了北京,主席還關心我們,還想著我們兩口子沒有舉行儀式,就說選個日子補辦一下,我來吃你們的喜糖。主席這樣說了,可剛進城,住在香山,我們一上來以後舉行這個,我們開始不同意。李銀橋說,一進城就要建國了,不合適。1949年3月23日,我們跟隨主席從西柏坡出發,3月25日到香山,剛安頓下來就舉行結婚儀式確實不合適,我們兩個都不同意。耽誤主席時間是一個方面,主席忙可以不來。但是國家的大事更重要的,不搞儀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拖了一段時間,因為是主席說的要有儀式,我們就在五四青年節那天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就是吃了一桌飯。不像現在要吃幾桌几十桌。我們又不發錢,發小米,合不了多少錢。過了幾天又照了一次相,結婚就算告一段落。    
    遺憾的是,我們的結婚儀式,主席沒來參加。那天他有會,又要接待來訪的各界人士,很多事情纏身,過後,我們給他送了喜糖,他也很高興。    
    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韓桂馨一直照顧李訥。本來到香山後,李訥就該上學了,韓桂馨可以去做別的工作了。可這個時候,毛岸青、李敏他們又從東北到了香山……    
    我們的領導跟我談再接著工作一段時間,我就留了下來。李敏要比李訥大,也不像外面說的,她不會說中文。她會說,只不過有些慢,生活上基本不要我照顧。主要是毛岸青有病,需要我來幫忙照顧一下。有一次,岸青自己洗衣服,那個時候不像現在的條件這麼好,要用盆,用搓板搓洗。他身上的衣服髒了,我看到實在覺得過意不去,我說該洗一洗了,他就脫下來自己洗。我說你看你洗的方法不太好,我幫你洗吧,我能給你洗好,可岸青回答,我爸爸跟我說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叫阿姨給幫忙做。既然主席這麼說了,我再去洗也不行。我既感動,也覺得可憐這個孩子。所以,我的印象比較深,難以忘記這個事情。    
    ……    
    1962年4月,李銀橋和韓桂馨調離了中南海。    
    我們要調走了,主席也同意了。他先跟李銀橋說,小韓星期六才回來,星期六的時候,你們都到我辦公室來。那個時候,我住校學習。星期六,我們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辦公室。    
    主席叫我們在辦公室坐一坐,說孩子怎麼沒來?孩子正在門口等著,我讓孩子們也進來和主席合影。要再見了,雙方都很激動。可我們不能老激動啊,怕引起主席難過,那就對不起主席了。我們就極力控制自己,分別是很不好受。    
    毛主席還給我們寫了一首《長征》詩做紀念: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毛主席的攝影師呂厚民,還為李銀橋拍了手拿《長征》詩的照片。    
    離開中南海,我們調到天津市,在那裡上班。主席說了,你們走了以後,到地方上去要謙虛,不要驕傲,夾著尾巴做人。主席就像囑咐孩子一樣囑咐我們,最後一條是,你們經常來看看我,到北京來看我;我到外地去路過天津,我看你們。「文化大革命」後期,主席途經天津,問到李銀橋怎麼樣,「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了,還是立起來了?沒人敢不說實話,回答說他被關起來了,他屬於打倒對象。主席說,他在我身邊工作過,我瞭解,他是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沒有別的問題,把他放了,解放他。很快,李銀橋就被放了出來,並被結合進革命委員會,當了副主任。孩子上學也不再受刁難,不然子女也得受影響。    
    1963年,韓桂馨、李銀橋回北京時,去中南海看望了毛澤東。    
    主席說,河北省發了大水了,你們家裡是災區,我只是幫助你們給你們一千塊錢。還分了兩個口袋,一個口袋五百。我不知道為什麼分兩個口袋,也許是怕我們小兩口吵架吧。兩個口袋李銀橋都收起來了。這個事情留下的印象挺深,也是挺感動的。我們也不好意思跟主席要錢,再說也不是困難到那個程度。可主席的脾氣我們也知道,就只好收下了。    
    ……    
    如今,李銀橋和韓桂馨都已是古稀老人,那些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日子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然而,在這兩位老人心中,毛澤東的音容笑貌卻隨著歲月的更替而越發清晰。得知主席去世的消息,他們當時的心情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當時聽廣播,聽到了這個消息,全家人都挺悲痛,挺難過的。我們一定要到北京來,跟他老人家最後告別。我們帶著兒女全都來了,我們家四個人都來了,因為不能隨便到中南海,我們就住在北京飯店,去參加主席的葬禮活動。當時,我們與主席的家人親戚一塊在第一排。    
    參加完追悼會後,民族飯店來人說,「四人幫」裡的人要接待我們,當然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公開。李銀橋很認真,他給我說,「四人幫」要接見我們,我們就跑吧。    
    「四人幫」倒台以後,有的人不瞭解,說你們到北京參加主席的葬禮,和主席的夫人,就是江青有什麼來往,要交代。我們說了實際情況,就算交代完了。    
    


第二部分訪問 李敏 上

        
    賀子珍和妹妹賀怡    
    李敏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1936年冬天出生在陝北的保安縣(今志丹縣)。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看她又瘦又小,說了一句真是個小嬌嬌,毛澤東就給孩子取了個小名叫嬌嬌。不久,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中國革命開始進入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新階段。1937年年底,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蘇聯治病,不想這一去便造成了她與毛澤東的終生分離。1940年,李敏被送往蘇聯的國際兒童院,在那裡她得以和母親賀子珍,還有兩個哥哥:毛岸英、毛岸青團聚。在蘇聯時,年幼的李敏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便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    
    國際兒童院裡邊有一個禮堂,掛著好多個國家的偉人像,其中有朱德的,還有我爸爸的像,我哥哥指著我爸爸的像說這是我們的爸爸,我不相信,我認為他在那裡騙我,就說是偉人是自己的父親,我那時候都不相信。    
    1947年,賀子珍帶著李敏回到中國,住在東北的哈爾濱,一年多以後,李敏對自己是毛澤東的女兒還是將信將疑,在母親的鼓動下,李敏給父親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她問毛澤東,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兒,毛澤東很快用電報發來一封信,電報說:「嬌嬌,看到了你的來信,很高興,你是我的親生女兒,我是你的親生父親,你一定長大長高了吧,爹爹想念你,也很喜歡你,歡迎你來,希望你趕快回到爸爸身邊來。」    
    那時候我想想,想起來也挺高興的,在東北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他是我爸爸。我哥哥說的是對的,那時候爸爸給我來電報,承認是我爸爸。    
    1949年初夏,李敏回到了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十分高興,對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說,我家有個會說外國話的洋寶貝,毛澤東還要給他的女兒嬌嬌取一個正式的名字。    
    爸爸就說嬌嬌名字是小名,不好這麼叫了,要有個學名,就取名叫李敏,爸爸拿字典給我看,字典裡邊有那個註解。    
    毛澤東借用《論語·裡仁》中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這句話,給他的女兒們取名為李敏、李訥。希望她們成為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的人。毛澤東要求他的子女決不能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有任何的特殊化,什麼時候都要謙虛謹慎,夾著尾巴做人。從蘇聯回國的李敏,從前主食習慣是吃麵包,和毛澤東一起生活後,剛開始吃米飯有些不習慣,炊事員有時候會給她做些麵包,因為這個還受到了父親的批評。    
    炊事員那時候也做麵包,他想改善我們的伙食,不是平常吃,就是早飯的時候吃麵包。後來爸爸發現以後,不是批評我一個人,批評江青,批評江青的姐姐,批評我和李訥。我們四個人,開了一個家庭會議,爸爸就說生活費都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超過那個標準,再加上吃中國飯也是挺好的,不要吃外國飯了。    
    李敏在中學時,許多同學都開始申請入黨,她也躍躍欲試。當她把想入黨的想法告訴父親時,毛澤東卻給了她一個意外的答覆。    
    我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想徵求爸爸的意見,看看能不能申請入黨,後來我跟爸爸提的時候,爸爸反問我為什麼要入黨,我說人家都是說鼓勵的話,你倒問我。後來爸爸說,我是黨的主席,所以就要這麼問,這也就是關心嘛。我就說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後來就答不出來了。以後爸爸讓我去聽他的報告,在七千人的黨代表大會上,讓我去聽他的報告。那時候我說我不是黨員,爸爸說我叫你去,後來我就去了。    
    


第二部分訪問 李敏 下

    在工作學習和生活方面,毛澤東對子女的要求是很嚴的,但對子女的婚事,卻主張戀愛自由,李敏上大學後,遇到了自己的小學同學孔令華,不久兩個人便產生了感情。孔令華的父親孔從洲,是解放軍炮兵的副司令員。而當時對有關孔令華家裡的情況,李敏卻不太瞭解。毛澤東知道後向李敏詳細詢問了這些情況。    
    爸爸就問了,他叫什麼名字,他的父親是誰,做什麼的。我答不上來,爸爸就批評我。他說你談戀愛,都不知道人家的父親是誰,你怎麼談戀愛。我就說,我又不是跟他父親談戀愛,我們都是八一小學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我想他爸爸也是個幹部,所以我就沒打聽他爸爸做什麼。爸爸就說,你得問清楚以後再談。後來我就問了孔令華,問他父親的情況,孔令華把他父親介紹了。我就跟爸爸講了,爸爸說,那我認識,挺好的。    
    1959年8月,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孔令華和李敏舉行了婚禮。 那一天,毛澤東非常高興,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澤東,在婚宴上與來賓頻頻舉杯,並與他們合影留念。李敏和孔令華結婚後,就住在中南海毛澤東的身邊。賀子珍一直住在上海,毛澤東經常讓李敏代自己去看望賀子珍,對於曾經與自己患難與共的賀子珍,毛澤東始終難以釋懷。    
    有時候提到離婚的事,爸爸也承認自己有百分之五十的錯。媽媽不講,媽媽從不提這些離婚的事啊什麼的,感情的事她很少提。爸爸送過她一個手絹,綢子手絹,媽媽就給爸爸捎了一些南方菜,蔬菜,說我爸爸喜歡吃菜。媽媽老是每一年弄一個蒲包,就是蘆葦編的那種包,這麼大一包的蔬菜,爸爸看了以後,就點點頭,問我媽媽身體怎麼樣,問我舅舅,問媽媽家裡的親戚。    
    1963年,李敏和孔令華搬出了中南海,過上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離開中南海之後,李敏見父親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    
    頭兩年的時候還能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就不讓我進去了。有一次我到大門口也不讓進去,我通過汪東興進去了。看見爸爸,爸爸說你怎麼不常來看我,我說門檻高了,不好進了。他就歎氣。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階段,李敏去中南海看望過父親兩次。最後的一次,毛澤東身體已經極其衰弱,一般人已經聽不懂他的語言了。    
    爸爸問我多大歲數了,我說我39歲了,他說不對,你38歲。後來他就做了一個手勢(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做了個圓圈),我不懂就問了張玉鳳,我說爸爸這是什麼意思,張玉鳳沒有給我解釋,我就沒回答,我沒聽懂。    
    對於這個手勢的意思,後來人們有種種猜測,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圓圈表示桂圓,而賀子珍當年的小名就叫桂圓,那就是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毛澤東還在惦念著賀子珍。至於這個手勢的真正含義,也許永遠是個謎了。    
    爸爸剛去世那些年,我每個月去一次,以後就半年一次。再後來我就一年去一次,去兩次,以後我把腳崴了,發高燒,我就沒去了。一直到這幾年,又去了,每年去兩次。現在好一點了,不像剛開始,剛開始做夢都夢見。    
    


第二部分訪問 李訥 上1

        
    毛澤東和李訥    
    李訥是毛澤東最小的女兒,人們常說父母最疼是小兒,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也充滿常人的情懷,非常喜歡自己的這個「老姑娘」,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李訥是唯一一位在父母身邊度過完整童年的孩子。延安的保育院、兒童院當時是非常有名的,可為了李訥能陪在父母身邊,毛澤東沒有把她送進去。1947年10月,李訥7歲,到了上學的年齡。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到了西柏坡,由於戰爭的影響,小學很不正規,高小畢業的韓桂馨,作為家庭保育員來到了毛澤東身邊,主要負責李訥的讀書識字。    
    韓桂馨來的那天,李訥向父親保證:「好好學習,不淘氣……」毛澤東笑著說:「好好學習是對的,這個不淘氣還可以商量。亂淘氣不行,有點小淘氣還是可以的。孩子淘氣是聰明健康的一種表現……」    
    當時在延安的時候,我不到入學年齡。再說呢,我父親身邊也需要有一個孩子。我的哥哥姐姐都在蘇聯,他身邊一個孩子都沒有,也需要有這麼一個孩子在身邊,活躍家庭的氣氛。所以我沒有進過保育院,托兒所都沒有進過。1947年初,我才6歲多嘛,也沒有到入學年齡,就跟著一起撤出延安行軍。開始還跟著嘛,還跟著我父親,過封鎖線我睡得什麼都不知道了。戰士背著我,都很緊急的,把那個馬鞍子,就是馬的前後弄一個鐵架子,把我拿繩子捆在那個鐵架子上。小孩不會騎馬,就這樣撤出的延安。開始還跟著,後來因為轉戰陝北,戰爭環境很艱苦呀,我們不能再跟著去,就都撤到陝西河東,原來的120師的興縣吧,就是鄧媽媽,葉帥,中央直屬大隊,由他們負責,我們都搬到那去了,走了一段,實在不行,所有的家屬都撤回去了。    
    毛澤東的工作十分繁重,常常廢寢忘食。如何能讓他多休息,是讓身邊工作人員犯愁的一道難題。活潑的小李訥,常常會成為工作人員動員毛澤東休息的一個法寶。毛澤東一見李訥,往往會放下手頭的工作,逗李訥玩一會兒或者出門散步。兩人常常像玩遊戲似的,父親叫女兒大娃娃,女兒叫父親小爸爸。    
    說實在的,這個發言權應該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我那時候小,記不得很多了,只記得父親很忙,讓他休息,他也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很小的時候,我的任務就是讓他休息,他太累的時候工作人員就把我推進去,我倒成了工作人員動員爸爸休息的一個法寶。爸爸一見我,往往會放下手頭的工作,逗我玩一會兒或者出門一起散步。我記得我最早學說話,有一句話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親進城的時候還說呢,你小的時候就會說爸爸散步去。我們之間還有一個別人不知道的小秘密,父親常常叫我大娃娃,我則叫父親小爸爸。我很小啊,就是一兩歲,兩三歲,就只能拽著他的一個手指頭,拉著他散步,就有這個印象,別的那些工作什麼的,不太記得了。    
    十月金秋,正是收穫的季節。蜿蜒的山嶺上,重重疊疊地披掛著密密麻麻的果實,漫山遍野的金黃色;村旁和路邊的果樹,噴散著一股股清香;一片接一片的梯田,從低垂的河谷鋪向高峻的山頂;微風過處,茂密的谷子掀起一層層金色的波浪。    
    就在這個小山村裡一座用土牆圍成的小院裡,有幾棵柿子樹,幾個倖存的大柿子高高地掛在枝頭上,在陽光的照射下越發顯得誘人。李訥和她的小夥伴們正眼巴巴地望著樹上那幾個倖存的柿子。    
    她們四處尋找著「武器」。    
    李訥拾起一塊碎瓦片,瞄準那個最大的,猛地投了上去。燕燕和二娃(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的女兒)也跟著,用碎瓦片和土坷垃向柿子樹投去。一時間柿子樹嘩嘩作響,有的瓦片落在平頂房上,三個孩子開心地笑著,投得更起勁了。    
    「哎哎!快回來!」 韓桂馨用溫和的聲音制止著三個頑皮的孩子。她輕手輕腳地將三個孩子領出院子,小聲責備道:「你們哪,真是無法無天,毛主席正在睡覺呢!」    
            
    像這類淘氣的事可能會有,七八歲的年紀玩起來有時候很瘋。在別人看來好玩,可能有印象,在自己根本記不住。但她一說爸爸正在睡覺呢,我們這麼做影響爸爸休息,我就能馬上改正。    
    毛澤東是一個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的人,不僅是身邊的工作人員,而且其他領導同志都關心他的健康。大人們對毛澤東的關心,使小李訥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大人也勸,讓我過去,讓他休息。以後小孩慢慢也懂了,就讓爸爸休息,就是到一定的時間,讓父親轉移轉移吧。我要一去了,他喜歡孩子嘛,他就不由自主地跟孩子玩兒什麼的。這樣他就可以轉移轉移,這樣我就可以說「爸爸散步去」。我就拉著他的手,很小的時候,我這樣拉著他的一個手指頭。以後我逐漸長大了,然後拉著他的兩個手指頭,然後拉著他的三個手指頭,然後拉著他的整個手,就是這樣慢慢長大的。    
    父親大手的溫暖,怎麼說呢,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那麼幸福。散步的時候,父親的微笑很慈祥,而且非常慈祥。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好爸爸。    
    雖然那時的戰爭環境很嚴酷,但從延安、西柏坡到香山,父女手拉手散步的情景,還是無比溫馨。    
    回想起來,和父親一起散步真是享受。他有時候散步的時候就教我念詩,我稍微大一些嘛。他都教我讀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天上下小雨了,魚兒都出來了,就說這是細雨魚兒出 。這不是杜甫的詩嘛。然後風刮過來了,燕子在飛,然後就是微風燕子斜。就慢慢地教小孩,潛移默化的吧,在一邊玩的過程當中教我讀些。我在十歲以前沒上過學,都是在家裡父母和工作人員教的。    
    工作累了,毛澤東也會主動出來活動活動。看到李訥和她的小夥伴兒們在玩,毛澤東會袒露出他尚未泯滅的童心。    
    


第二部分訪問 李訥 上2

    父親對小孩的事情很感興趣。我們在這裡自己蓋個小房子什麼的,他進來幫著我一起蓋,這少一個窗戶,他又幫我們搞一個窗戶,說這家人還沒有水呢,他就把那積了一潭水,用溝把水引進來,也是玩得兩手都是泥。他很投入的,因為有小孩嘛!    
    毛澤東所說的休息多半是指漫步,是否還有別的活動方式呢?    
    具體我說不出什麼來,就是他有時候扭腰啊,背著手走啊。反正我們小孩淘氣嘛,就在他後面跟一串,不是我一個人,葉艷呀,葉麗亞,一嘟嚕地在他後面跟著學樣。他對孩子非常慈祥,不在乎這些。    
    毛澤東還有一種休息腦子的方式,或者說娛樂方式,那就是聽京劇。李訥小時候,經常和父親一起聽京劇。    
    因為我父親喜歡聽京劇,有一個留聲機,有唱片,家裡頭就經常放這個唱片。在京劇院,那個時候常演戲嘛,就是延安平劇團。我可能剛能抱出去的時候,就抱著去看戲。我也不懂,反正就在京劇的鑼鼓聲音裡,在那種環境裡長大的。我小的時候,我記得一兩歲吧,爸爸抱我去看戲。小孩本來晚上應該睡覺,她不睡,她就非要問,這個人是好人壞人。如果要是好人,她就放心了,她就睡覺了。如果要是壞人,她不睡,她要等著看,把這個壞人制服了,這才放心。所以父親說,你看連這麼小的孩子她都要分清好壞。這都是以後進城,我們大了以後父親說起的。    
    在京劇的鑼鼓聲中長大的李訥也開始學唱京劇。    
    說讓小孩你唱一段,那可能有的。我常哼哼京劇,因為母親她是專門搞這個的,所以這方面的氣氛還是比較濃的。    
    毛澤東也能唱,但主要以哼唱板眼為主。他喜歡哪些唱段呢?    
    那我就記不太清了,恐怕是空城計吧,他比較喜歡譚派。    
    在延安的時候,因為受到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生活很艱苦,大家常常吃不上米和面。很長一段時間,幹部戰士的主食只有黑豆。李訥也不例外,總是和大人們一樣在大食堂吃黑豆。    
    我也沒覺得很艱苦,就覺得特別高興,能跟大人一塊打飯,吃黑豆什麼的。因為當時的情緒是很高漲的,一點也沒有說黑豆不好吃啊,胃受委屈,一點沒有那個感覺。自己拿著小碗,排著隊去打飯,覺得還是挺好的。我說不出有什麼不好的,有的小孩可能是不理解,說牙齒會變黑。我好像跟父親說過這個,他說了絕對不會的,吃黑豆對身體好。父親這麼說,我就高興,還把這話告訴了小朋友。    
    因為在延安的時候也沒有吃過什麼特別不好的,也就是小米飯、山藥蛋,我想不起來有什麼特別不好的。那個時候大家的情緒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愉快。能夠為前方多分擔一些困難,自己多吃一些苦,我覺得我很高興,因為大人高興小孩也一樣啊,沒有覺得特別不好。    
    新中國成立後,李訥在北京正式開始上學。可為什麼一段時間,她在家長一欄中,沒有填寫毛澤東的名字呢?    
    最開始填,家長是填的工作人員的名字。但這個事情也不能長,逐漸地就改了。我是誰的孩子,育英小學可能是知道的,因為育英本來就是中直的小學,所以不可能不知道,最早的校長是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嘛,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呢。但是我填的籍貫,還是填的延安。我本來應該是湖南嘛,應該是湘潭嘛。但是我填的是延安,我自己認為我是延安出生的。但是大了,到了高中了,就比較正規了,該怎麼填就怎麼填。    
    李訥剛上小學時,因為學校離中南海比較遠,工作人員就用小轎車接送她。毛澤東知道後,同不同意這樣做呢?    
    我們上小學住校,就是育英小學,一個禮拜能回一次家。跟大家一樣,開始用小車接,後來爸爸不同意,說不能搞這樣的特殊化,後來就派大一點的麵包車,能裝十幾二十來個小孩的,就一次接送中南海的小孩。中南海的小孩都坐這一輛車回來,不用小車接送了。    
    1960年前後,李訥已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出現大範圍的自然災害。加上要還蘇聯的債務,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老百姓普遍吃不飽飯。毛澤東憂心如焚,他帶頭減少了自己的糧食定量。而且很長時間不吃肉,不吃雞蛋。只有李訥放假回家的時候,毛澤東才讓廚房弄點好吃的,給她打打牙祭。    
    我們小學中學一直是在家裡吃的,到大學以後,父親就讓我到食堂大灶去吃飯了,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吃過家裡的飯了,都在食堂吃。    
    三年困難時期,父親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自己堅持不吃肉,不吃蛋,就是吃青菜,有好長時間腿腫得按下去都是很深的坑。因為我們住校,不是很清楚,瞭解得不是很詳細,所以我回到家裡偶爾吃一頓飯就不顧一切地狼吞虎嚥,以為他們吃得挺好的,不瞭解。有的工作人員還傷心地抹淚。所以,後來我非常難過,我當時太不懂事,已經是二十幾歲的人了,應該體貼老人嘛,結果我自己狼吞虎嚥的。我不瞭解情況,他也一直不說,一直只吃青菜,自己的定量很低。我想他內心也是很難過的,只是他不說,這是他一個很大的特點,他只是做,不說。子女也是慢慢才知道,慢慢才明白。    
    毛澤東雖然當時不說,但事後他還是從側面瞭解學生的糧食供應情況。通過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子女,毛澤東希望能得到實實在在的情況。    
    他問哪,這是他最好的調查方法,我就如實向他匯報了,因為大家都要替國家分擔嘛,我說定量二十一斤,他聽了也沒有說什麼。後來我說組織上決定,因為我們是學生,我們還在長身體,決定還是二十七斤,每天不到一斤。他聽了以後,點點頭,嗯,這個定量差不多,在井岡山的時候還吃不到這個定量呢,也一樣打仗。二十七斤的定量比較合適。後來我們就是按二十七斤來的。實際上,我吃得比這要多,因為我是運動員,我是學校游泳隊的運動員,運動員的定量要保證呀,每天都要練習,5月份就要下水,9月1日上水,你想想,每天幾千米地游,沒有定量能行嗎?我們就一般都是三十斤,三十一斤,三十二斤,我覺得還挺好的。    
    


第二部分訪問 李訥 下1

        
    毛澤東和女兒們    
    李訥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親毛澤東一起游泳。可毛澤東怎麼會要求她不用救生圈呢?    
    因為他自己就不用救生圈。落潮的時候,在北戴河一遊就游出去好遠,他游得比較慢,但是他不用救生圈。你可以仰游啊,比如說你累了,你就可以仰游休息。他這樣做,一個是他對自己孩子的水性還是瞭解的,再一個他也是有意識鍛煉我們。堅持還是能堅持下來的。他自己就是那麼做的,那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你比如說來了颱風了,白浪滔天,他讓我們都跳下去,首先他自己第一個跳下去,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那當然了,堅決跳下去。那浪根本下不去,浪打到人身上,總是把人打到岸上,進不去,費好半天才能鑽進去,他自己就是這樣做,所以我們覺得這種言傳身教,主要是身教很重要。    
    毛主席很小的年紀就學會了游泳,並把游泳當作鍛煉意志的好方法。當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像他那樣勇敢地與大自然相搏鬥,跟得上他的身影。    
    我們理解他的心情,跟得上也得跟,跟不上也得跟。你只要努力,一定跟得上。他不讓用救生圈,他也是有道理。他不是蠻幹,他一定是對你的水性有瞭解,而且他對北戴河的水情也瞭解,這樣的話,他自己帶頭,而且還有戰士,這沒有問題的。那個浪你不過去,你不知道,你看著它,白浪滔天,很厲害,但是你不進去你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穿過這兩個浪之間,正好是一個谷底,你就正好可以出來呼吸。第二個浪來了,你就又可以鑽進去,然後又是一個谷底,又可以出來呼吸。它是可以掌握的,是有規律的。如果你不過去的話,你看著白浪滔天,可怕得不得了,進去以後,你摸到它的規律,你還是可以生存,可以存在的,有一定的自由。    
    李訥從小就有和父親進行思想交流的習慣。上大學後,李訥的思想有什麼變化呢?    
    父親對子女還是很關心的,希望我們能夠在政治上、思想上、學業上都能健康成長。我1959年入大學,1960年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我病了,病得挺厲害的,也是不得不休學。就是缺少營養,浮腫,閉經,很長時間,完全不能睡覺,就休學一年,又復學,復學以後身體還是不是太好,有一段因為有病,精神不是很好。三年自然災害也很快過去了,國家的經濟又開始恢復,雖然說是困難,但是大家的精神頭還是挺足的,很愉快的。我自己在大學有一個感覺就是,我以前在實驗中學,是個女校,而且幹部子弟很集中,就是我的同學,可以說還是在那個圈子裡面,到了大學就不一樣了,都是一些普通群眾的子弟,工人、農民子弟特別多,幹部子弟很少,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父親再嚴格要求,再要求你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為是,不要驕傲,但畢竟身上還是有這些東西。你一碰到這麼多的群眾,說實在的,對自己的觸動是很大的,從思想上發生劇烈的變化,就是我要改變,不能像以前那樣的,老是自以為是,覺得自己很高明,很看不起人,覺得不應該這樣的。思想經過很劇烈的變化,特別是學雷鋒,對我觸動很大,我就覺得一定要改變自己,一定要變成一個普通的,跟大家一樣的,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健康的一個人,和大家打成一片,真正在政治上能夠嚴格要求自己,學習成績能夠好,在各方面能夠全面發展的。我覺得思想上有這麼一個變化的過程。我在這期間有一段信跟他寫得少一點,自己在那想事呢,覺得自己不行;比別的同學差,覺得自己的那些弱點,反正覺得自己要改。    
    《莊子》一書中,有一篇著名的寓言叫《秋水》。記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和虛懷若谷的北海神之間的對話。河伯在對話中,意識到了自己的狹隘和淺薄。李訥在讀了《莊子·秋水篇》後,思想上很有觸動。她給父親寫信都寫了什麼呢?    
    《莊子·秋水篇》實際上是我們大學的課程。學了這個我一想,我覺得自己挺像河伯的,覺得應該改變,徹底地改變這一切,跟上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後來就想通了,就給他寫了信。他很高興,他給我回信,叫我要讀「淺近書」,我以前就是那麼大的厚本子,一本子一本子地讀,他說你應該由淺到深,慢慢積累,而且是應該合群,要跟大家打成一片,要開朗。經過這個以後,我開始在思想上覺得父親說得真是對,我要按他的教導做,精神上也比較開朗了,和大家還處得很好。我覺得父親對我的鼓勵是最好的鞭策,他從來都是嚴格要求我們,不要特殊,不要驕嬌二氣、不要自以為是,但是真正觸動我是在大學這一段。從小他嚴格要求我們,以及到了最後,到了大學給我反覆來信。後來我們寫了幾次信,交流,父親覺得比較欣慰,我也感到很高興,能夠得到父親的鼓勵那太高興了。    
    毛澤東在寫給女兒的信中,鼓勵她最多的是什麼呢?    
    我一個是身體情況不是太好,再一個就是想這些事情,覺得要好好地改變自己,就是世界觀要根本地改變。真正觸及我就是這一段時間。我和父親前後可能有十來封信吧,現在都在檔案館了,我這沒有,他都是鼓勵我的。特別是我身體不好,幾乎每個學期都要生病,在我生病期間,他給我寫信鼓勵是最多的。他鼓勵我,要有意志,要有毅力,他對我的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人一定要立志,要有志氣 ,要有毅力。他在信中還寫了一些古人的詩:「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還有好多這方面的,比如曹操的很多詩:「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像這些很多的詩詞,我覺得是他對我的嚴加管教吧,我很感謝他。    
    


第二部分訪問 李訥 下2

    毛澤東的教育方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這一點,李訥有著深刻的記憶。    
    他是很平易,也很民主,你可以隨便地講,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說,但是真正的大方針你必須聽他的。你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是頂撞,就是孩子可以隨便發表自己的意見。    
    現在想起來,可以說,沒有那樣的教育,沒有那樣的嚴格要求,就沒有我的今天,我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的精神狀態和今天這樣的心態。不可能。    
    隨意的日常生活,也有讓李訥不隨意的地方,她必須小心翼翼。    
    反正我們在家裡很隨便,並不像人們講的那樣,主席也是父親,我們也是子女,就跟你們家裡的父母一樣的,在家裡很隨便,很隨意。只是有一點不隨意,就是他一睡覺我們都得踮著腳尖走路,我們都已經養成習慣了,不能出一點聲音,都是小心翼翼的,除了這個沒有任何別的。    
    在中南海,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在工作的時候,喜歡安靜,討厭人家打擾。    
    他工作的時候,我們也不去打擾,這哪能去?而且也不要喧嘩,但是實在工作時間太長了,我們也會去給他搗點亂,讓他轉移轉移注意力。但這種情況,比在延安、西柏坡時,要少。我不是小時候喜歡畫畫嘛,我非纏著他讓他給我畫畫。他好像是畫了一個大白菜,我現在不太記得了,那個畫現在也沒有了。就是工作時間太長了,我們也去打擾打擾他。    
    毛澤東並不喜歡過生日,李訥會給父親送生日禮物嗎?    
    父親過生日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因為他不怎麼過生日,他經常外出,生日經常不在家裡。我們只能是在他的生日的時候表示一點自己的心意呀,畫點畫呀,做個什麼小工藝品呀,表示一下心意。好像沒有大家在一起吃飯什麼的,這種情況記憶不深,基本上好像很少,有我也想不起來了。    
    記得我十五歲時給他做過生日賀卡,就像現在的小孩疊紙星星、小紙鶴什麼的,那個時候時興那樣做。我們那時都有手工課,學刺繡,不是都有絲線嘛,我就拿絲線把紙纏上,然後寫幾句自己心裡的話,很簡單,中學生也沒錢,就表示這個心意,他就很高興了,不需要太多的什麼了,就是表達心情,我愛他,我希望他好。他過生日了,我作為他的女兒,把自己要表達的心意表達出來。東西雖小,但是個心意,自己親手做的。我還畫了畫,寫了一個壽字,附了一封信給他,我不是當面交給他的,因為當時他在睡覺,我好像是請衛士放到他辦公桌上的。    
    …………    
    李訥的姐姐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後,毛澤東想念李敏的時候,就讓李訥代他前去看望。    
    姐姐搬出去自己住,爸爸起初不知道,姐姐以為爸爸知道,心裡面結著疙瘩。爸爸想起姐姐,就讓我代他前去看望。姐姐在大學,我去看過她,她那個時候做實驗,她學化學的嘛,硫酸燒得腿上褲子上都是洞。當時,我去看過她,以後又看過她幾次。我們姐妹是挺好的。她住在兵馬司,後來又搬到景山後街。至少有兩到三次是父親正式叫我去看她。我就執行嘛,堅決執行,就按父親的意思去看。    
    毛澤東不僅注重培養兒女間的親情,而且利用自己在古典文學方面的淵博學識,並針對孩子的心理特點,親自為他們選擇必讀書目。李訥後來選擇讀北大歷史系,與毛澤東的熏陶不無關係。毛澤東當年編的教材是什麼樣子,如果能留下來說不定會暢銷呢。    
    他讓我們先讀《水滸》,因為《水滸》好讀,故事也比較引人入勝,然後讀的《紅樓夢》、《三國演義》,還有詩詞,反正都是他給我們選的,從各種詩詞集裡選的,訂成好幾本。打印成冊,每個孩子一套。包括我的表哥,我的堂弟,人手一份。這個可能別人不保存了,反正我是沒有了。經過了這麼多的折騰,你看現在我的信也沒有,照片也沒有,都沒有了。那個很珍貴的,鉛印的。但是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一般,喜歡的就背,就感興趣。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是和圖書館的老師最好,到中學的時候就跟老師關係更好了,因為我喜歡看書,所以看得多一點,背得也多,他一看你感興趣,背得也多,他本人就喜歡了。喜歡就談的多一點,逐漸逐漸地給你的也就多一點,我也去問,還有什麼,他就都給你,這樣逐漸逐漸就開始吃偏飯了。因為他喜歡文史,周圍又沒有人跟他交流。我喜歡,所以他就給我講。比如說大觀樓的那個對聯,他說,你明天就給我背出來。結果到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我要回學校了,他還沒起來,等下個禮拜我就問他,你還記得讓我背嗎?他說,哦,那你就背吧,我就背了一遍。像這種情況,有的時候,你越喜歡他就越給你,就越有共同語言。    
    我受父親的影響,喜歡文科,但一開始的時候,母親叫我學理科。我喜歡文史,最後我覺得我還是別選文了,我已經填了理科的表。他問我怎麼想,我說我不願意,我還是不能學理工科。父親說,那你自己定,可以嘛,我又轉過來學文科。然後就考試了。    
    …………    
    毛澤東到了晚年,孩子們大多不在身邊,父女間的親情是怎樣體現的呢?    
    這個我就很難說了,他的境界,不是我們能揣測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過,偉人的心靈就像那高山之巔,那裡終年狂風大作,雲霧滿天,可是呼吸卻是異常的順暢。我覺得這句話說得比較好。人都是這樣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這都是人之常情啊。有痛苦,有歡樂,這都是很正常的。    
    說實在的,他嚴格要求我們,就是他對我們感情的表現。他若不是真正地愛我們,希望我們真正走上社會,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就不會那麼嚴格要求我們的。這就是愛,我覺得這個嚴就是愛。他也像普通父親一樣的,跟我們在一起時很隨意,很愉快,他也很喜歡孩子們的隨意。沒有什麼拘束,就跟你家一樣,你家什麼樣,在父母面前什麼樣子,一樣的。    
     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是毛澤東對子女的一貫要求。孩子們能自食其力是毛澤東的最大希望。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李訥成了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人。如今她的生活寧靜而又淡泊。身為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什麼呢?    
    父親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他對我們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他不希望我們做什麼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他不是的。他是要求我們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他說你們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很滿意了。他的意思就是幹部子弟有先天的缺點,你要克服它,不要縱容它,不要驕嬌二氣,自以為是。他自己就是很簡樸的,我記得20世紀50年代,他的衛生間裡的洗滌用品就是一塊肥皂,就是固本牌的老肥皂,就那一個,別的什麼都沒有。他衣服上的補丁那麼多,他不用說,你自己自然而然就那樣了。我就是受他的影響,就是要勤儉,樸素,要求自己和群眾打成一片,靠自己的能力學習,為國家做工作,自己養活自己。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和大家一樣的。他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沒有對我那樣的嚴格要求就沒有我這樣的今天。他的那種嚴格,他的那種言傳身教,他不是說教,他就是那麼做的,我非常感謝他。    
    毛澤東沒有給子女留下什麼物質遺產,李訥心裡有沒有委屈和遺憾呢?    
    我覺得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無價之寶,這比什麼都可貴。我覺得我學得還太少,只是皮毛。我的孩子自己就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自己單過,他也心理不平衡,但是應該走上社會,自己掙飯吃,這個也做不到的話,你就是不合格。    
    我們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我覺得這句話對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做,除了這個我別的不想。我只要努力做到這一點,父親說過,只要你們做到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我就滿意了。    
    


第三部分訪問 侯波 徐肖冰 上

        
    侯波、徐肖冰夫婦是著名的攝影家,他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為毛主席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傳世照片。那麼,第一次為主席拍照片是在什麼時候呢?    
    徐肖冰:我知道毛主席,是在國民黨畫的一幅宣傳畫上。宣傳畫上的毛澤東齜牙咧嘴,像個魔鬼。那是1935年,我17歲,在上海電通影片公司做攝影助理。    
    就在兩年之後,我親眼見到了宣傳畫中描述的那個毛澤東。1937年,抗戰時期,我隨我的老師吳印鹹在太原的西北電影製片廠。不久,我參加了八路軍,周總理和我談話,告訴我暫時拍不了電影,只能拍些照片。後來,大概是11月吧,我就被送到了延安,成為八路軍後方政治宣傳部的一名攝影幹事。    
    1937年11月的一天,組織上對我說,有一個重要的活動需要拍攝,具體情況到延安飛機場就知道了。我趕到飛機場時,人還很少。等了一會兒,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肖勁光等都到機場來了。飛機一到,我還沒反應過來,飛機上就下來很多人。原來是蘇聯派專機把王明、康生從莫斯科送回延安,陳雲也從新疆上了這架飛機,另外還有一些隨行人員。那時,我剛到延安不久,很多人我也不熟悉,只好想辦法讓主席的鏡頭多一點。主席看到我拿著照相機比畫來比畫去,就招呼大家:「我們一起拍個照吧。」然後,幾位領導人很自然地站在一起。我那時候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機,沒有自動裝置,也沒有廣角鏡。我只好退得遠一些,以主席為中心拍攝。因為不熟悉這些人,我險些把站在邊上的王明放在鏡頭外面。剛拍完一張,突然有個外國人把我拉到旁邊,問:「你是哪裡來的?」我雖然不明白他什麼意思,但還是回答說:「我是後方政治科的宣傳幹事,是組織上通知我來拍這個照片的。」但這人仍然一臉疑問,彷彿我不說清楚就不能拍攝似的。還好,一旁有人認識我,向他證明了我的身份。後來,我才知道這人叫馬海德,是和美國著名作家斯諾一起到延安的大夫。被他這麼一攪和,拍照的機會錯過了,因此,沒能多拍幾個鏡頭。當我與馬海德熟悉之後,就總拿這事跟他開玩笑:「馬大夫,那時我在飛機場拍照片,你懷疑我,這事該你管嗎?」每一次,都逗得馬海德哈哈大笑。     
    那麼,徐肖冰最滿意的照片是哪一張呢?    
    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四大隊作《論持久戰》的報告。我正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就帶著相機,準備給主席多拍幾張照片,可是聽講的人很多,會場擠得水洩不通,我根本找不到位置,更看不見主席。沒辦法,我圍著房子繞了一個圈,找了好幾個角度,希望既能拍到主席,又能把聽眾也拍進去。拿著相機選來選去,最後,我只好站到邊上,主席的側面沒有聽眾,那我就到側面嘛,同時可以將聽眾納入鏡頭。這幅照片,是我到延安後比較近距離拍攝主席的第一張照片。可等到這張照片公開發表,已經是三十年之後的1968年了。攝影界的人士評價說,拍攝領袖人物敢於從側面取景,而且把聽眾的反襯也帶上了,主席的形象幾乎佔滿了畫面,瞬間抓得好,表現的動作也很生動。所以這張照片,被選入紀念主席的各種畫冊,一發再發。不過,從當時來講,我沒有其他的條件來拍主席正面的照片。如果能拍到正面的照片,我還是會拍主席的正面的。    
    ……    
    徐肖冰拍的一張照片,怎麼會有兩個版本呢?    
    我拍攝過許多有關主席的照片,其中有一張照片還有著特殊的經歷。這張照片就是在黨的七大會議期間,我拍的毛主席與朱老總的合影。朱老總當時是八路軍總司令,頭上戴著的是國民黨軍帽。但有一段時期,這張照片在發表的時候被修去了帽徽。所以,這幅照片就有兩個版本流傳於世。1988年,日本邀請我們夫婦去日本舉辦攝影展覽,展出的就是原版照片。《朝日新聞》特地就此發表文章,稱讚我們黨尊重歷史的原貌。我覺得,照片記錄的就是歷史,我們應該尊重歷史。歷史就是歷史,誰也無法改變。    
    徐肖冰曾在一張發虛的照片裡,與毛澤東合過影。    
    1949年3月25日,我們幾個人一起出發,去西苑機場拍攝歡迎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以及民主黨派進京的場面。機場上已經有不少人,打著旗子,扯著標語,有「熱烈歡迎毛主席」等。     
    等了很長時間,我們總算看到一排蘇聯產的吉普車朝西苑機場開過來。毛主席、周副主席、劉少奇同志、朱德總司令、任弼時同志坐在車上不斷向人群揮手。車停下來後,主席他們從車上下來,與前來迎接的人們一一握手。我在人群中擠來擠去地拍攝,三腳架不時地被擠歪。這時,我耳旁突然響起毛主席的聲音:「徐肖冰,你也來啦?」我當時的心情非常激動,因為自從1945年在延安楊家嶺告別主席,已經有4年了,主席記憶力居然那麼好,開口便能叫出我的名字。我還沒來得及說話,主席就把我介紹給周圍的民主黨派的代表,並說:「這是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攝影師,是吃延安的小米稀飯長大的。」他口氣裡的自豪,一直激勵著我。     
    主席正在和我說話的時候,幾位同行就過來了,他們想與主席一起合影,主席欣然同意了。這張照片衝出來後,我發現有點虛。可能是拍攝的同志心情激動,光圈沒有調好,也可能是拍攝時手有抖動。    
    徐肖冰、侯波夫婦第一次和毛澤東拍攝的照片,很長時間卻不願意掛出來,這是為什麼呢?    
    徐肖冰:那天,我都沒有想到,到香山會和主席照個合影什麼的,腦子裡沒想這回事。主席的秘書葉子龍通知說,有照片要拍,我就跟侯波說我們一起去吧。                  
    侯波:在延安的時候,我都是在學校裡面,開大會離主席很遠,從來沒有像和他一起拍照這麼近,那是我第一次離主席那麼近。主席把客人送走了以後,就叫我們過去,在他住的雙清別墅的院子裡面有一個亭子,主席說你們來一塊跟我坐一坐。    
    


第三部分訪問 侯波 徐肖冰 中

    徐肖冰:後來,我們就坐在亭子邊上說起來了,主席問侯波問得比較多一點。    
    侯波:主席就問我,你的家是哪兒的?我說我是山西人。他說山西什麼地方,我說解縣,他說關雲長是你的老鄉。你們那裡不錯,陳賡同志在你們那裡打了幾個漂亮仗。他又問我你到延安做什麼?我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到延安,很小,組織上送我去上學。主席說:「哦,你是吃陝北小米長大的,你要好好為人民服務。」好好為人民服務,主席的這句話一直牢牢記在我心上。    
    後來,我們就跟主席一起照相,有很多工作人員跟主席照相,我取好三個景致,主席就跟我們照相了。照相的時候,我們請主席站在中間,主席就說了,今天呢,你是代表半邊天,你站在中間。我就站在中間照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拿回去以後,長時間沒有掛過。因為我在主席那兒工作,我怕大家看了以後,說我要顯示自己,我不願意叫人家說閒話,我就把它收起來。另外就是那次照相了以後,我總覺得心裡不踏實。我站在中間主席站在邊上,這張像掛出來後,好多人就說我了,我總是要解釋一遍當時的情況,所以就不願意掛了。    
    1949年6月,侯波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身邊的第一位攝影師。當時,侯波是北平電影製片廠的照像科科長,到了中南海以後,仍是攝影科科長,其實這個科只有她一個人。時間久了,毛澤東問:「你怎麼叫個『侯科長』?不要當那個『長』。」從1949年到1961年這12年的時間裡,她用鏡頭記錄了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那麼,侯波最滿意的照片又是哪一張呢?    
    侯波:說實話,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你最滿意的照片是哪張?」「你最得意的照片是哪張?」「你最喜歡的照片是哪張?」我覺著都是一個意思,我的回答就是:開國大典那一張。去年我們兩個帶著照片去法國,以「偉人毛澤東」為主題展出。法國記者採訪我的時候,就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的回答是開國大典。這是我一貫的回答,因為這張照片記錄下的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而且對我們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事件。中國在此之前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人民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中國人民解放了。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經典時刻,是永載史冊的大事,我的鏡頭能記錄下這個時刻,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大事。     
    這是我最喜歡的照片之一。但是因為拍攝角度的關係,又沒有廣角鏡,離得近,拍攝技術不是很好。如果像現在有廣角鏡,有升降機,肯定會拍得更好。慶幸的是,這張見證新中國光輝歷史的照片,不是誰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我都有一種自豪感,是歷史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是黨和人民給了我這樣的機會。它雖然有遺憾,但意義很深遠。    
    當時,為了安全,允許上天安門城樓拍照的記者很少。如果沒記錯的話,我應該是攝影師中唯一的女性。周總理帶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從左側上來時,我就開拍了,一邊拍一邊往後退,拍完一卷就趕緊換卷,生怕多耽擱時間,漏過什麼重要鏡頭。     
    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場面,天安門那麼多人,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人。那天主席講話那段是最重要的,我的任務也在那裡,一定要把這個照下來。    
    一切準備就緒,就等著毛主席講話了。毛主席他們站在天安門的前廊上,離前面的護欄很近,我想拍到他們的正面,就得把身體盡可能地往外伸,要把更多的大人物拍進去,背景要宏大莊嚴,身體就要伸到護欄外面。在開國典禮主持人林伯渠宣佈大會開始後,毛主席就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時候,我的快門立即按了下去。就在這時,我感到身體一晃,差點掉下去了,幸虧旁邊有人拉著我的衣服。我還以為是工作人員,起來一看是總理。細心的人一定能看出來,這張照片裡沒有總理。我覺得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他們對我們的身教言教,真是沒法比,我想起這些來總是很心酸。    
    總理說要小心要小心,我心裡非常激動,總理就是這樣一個非常細心的人。那天我要是真的掉下去了的話,就出大醜了。我老記著這個事。後來,再上天安門,我們搶鏡頭的時候,陳雲、彭老總都說小心小心啊,掉下去就吃不了飯了啊。首長們都很關心我們,所以工作起來就什麼也不顧了。     
    侯波、徐肖冰給毛澤東拍攝的照片多達一千多張。在這些照片中,毛澤東又喜歡哪一張呢?    
    侯波:1954年12月在杭州劉莊,正趕上主席的生日。為祝賀主席的生日,我們一起吃了麵條。主席沒有吃,他剛起床,在外面走。那天杭州下了雪,這可是多年不遇的景象,而且下的是鵝毛大雪。第二天,天晴了,南方的雪化得很快。主席要坐車到一個地方去看一看,途中,主席下來坐在了稻田邊上。雪後的早晨,天氣寒冷,大家就催主席趕快上車去,怕他感冒。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拍了一張照片。因為這個照片後面沒有背景,浙江有好多村子,都說是在他們那兒,我也不知道確切是哪的。有人說主席是去訪問農家,那也不可能,因為稻田里的雪都在化了,去不了,下雪也沒有人出來。    
    侯波作為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幾乎見證了毛澤東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活動。其間,毛澤東提出要侯波注意一個問題。    
    從建國初開始,拍攝主席的活動就是我的工作了。基本上,他出去我就跟著,甚至他出來散步,有時候我也會跟著。有一次,主席說,你不要把照相機老對著我,要對著群眾,我和群眾在一起的你照,我不說你,不要老照我一個人。    
    


第三部分訪問 侯波 徐肖冰 下

    以後,我就很注意了,盡量不打擾他。我的鏡頭更多的時候是拍主席和群眾在一起。    
    比如,主席和新疆的庫爾班大叔握手。1959年,毛主席在紫光閣接見亞非拉青年參觀團。外國青年看見我手裡拿著照相機,知道要照合影,都往主席跟前擠。當時,總理就站在我邊上,正在給他們排隊,招呼他們怎麼站,站幾列,因為一排站不下嘛。可他們往主席跟前擠,有的趴到主席肩膀上。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勞動那次,本來決定很多領導人都在一塊兒,好拍電影。後來,別的領導人都到另一邊去了,主席要走過去,路卻走不了了,群眾都圍上來了。結果,只好臨時決定主席在一個地方勞動,所以電影也沒有拍成。很多人連照片都沒有拍成,我一直跟著他,只有我一個拍到了主席勞動、休息以及和群眾在一起的鏡頭。    
    1957、1958年這兩年,主席出去的時候很多,工作起來就很艱苦。我估計一年只能在家裡待四個月,八個月都在下邊。    
    在一塊工作過的同志,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那時候,相機都是老式的,有許多配套設備要隨身攜帶,比如背個充電的大電瓶。另外,還有一個包,裡面要裝膠卷。他們都幫我忙,幫我背東西。    
    我有一個箱子,隨時都準備好放在身邊。因為主席到哪去都是隨時就走,來不及的話,他就通過值班室通知一起去的人。那時候,我的家庭也沒有什麼負擔,也根本顧不上家和兩個孩子,都是同志們幫著照顧。我即使在辦公室,也是坐在電話機旁邊,隨叫隨到。特別是會見客人,有時候是臨時決定的,這個沒有了,那個沒有了就壞了,我都是準備好好的,拿起箱子就可以走,到了地方馬上就工作。    
    主席身邊的同志對我都很幫助,我只是按按快門,拍這麼多照片,可以說都是大家的功勞。    
    可為了拍主席與群眾在一起的鏡頭,侯波卻出了一回洋相。    
    那是在長沙,主席到湘江去游泳之後,在一個農家小院裡休息。我一邊對鏡頭一邊往後退,我沒有注意身後,想不到一下就掉到糞坑裡面去了。南方的那種糞坑都在河邊上,在戶邊,上面有塊板,水正好把糞坑都淹住了。還好很淺,我就趕快跳出來,我把相機舉起來跳了出來,邊上的人扶了我一下,我就上去稍微洗一洗,繼續拍照,拍到主席逗小孩兒。這次經歷雖然尷尬,但也留下了幾張珍貴的照片,還是很值得的。    
    我出的這個洋相,主席並不知道,我當然也不會告訴他,後來還是有人告訴了他。    
    毛澤東讓侯波多拍群眾,群眾則給侯波提供了很多有利於拍攝的條件。    
    主席讓我拍好群眾,可群眾熱愛主席。為拍好主席,有些人就把我舉起來,讓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比如有一次,我到天津南開大學去拍照,學生的那個熱情勁真受不了,為看到主席,大家擠呀擠呀,回來以後,我發現我的襪子都沒了。我還出過一次洋相。那是主席視察到河南,棉花堆得很高,主席很高興。我就想上到棉花垛上,給主席拍一張周圍都是棉花,主席喜氣洋洋的照片。結果上去以後,我就陷進去了,上得越高陷得越快,棉花很鬆軟,居然將我埋住了。主席發現了,就說你看看她。幾個人就七手八腳上去把我抓出來了,滿頭滿身都是棉花。主席幽默地說,喲,這不是個雪人嗎?主席就是這樣,有時候很幽默的,會跟我們開玩笑。有一次在火車上,他在埋頭看書,我坐在邊上,就悄悄地拿起照相機對著他。他看到我了,他說,你為什麼老用一隻眼睛看我?我說,兩個眼睛放不下,那是到保定去的時候。    
    1957年,侯波跟著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澤東問她為什麼不喜歡莫斯科?    
    當時,毛主席正在院子裡散步。我就跟著他,他一看我跟著他,就問我,你這次到莫斯科去有什麼感想?我說我不喜歡他們。毛主席就說,哎,你怎麼不喜歡呀?我說,他們不夠朋友。主席就笑了。我說,我照一張照片他們還派一個人跟著我,他們不讓我拍,在中南海我在哪都可以拍,在那人家就限制了。在紅場裡,咱們去了好多代表團,彭老總的軍事代表團等,他們在那個觀禮台上,我就想去給他們照相。他們的警衛員就瞪著我,不讓我動,我就沒有辦法了,就跟那邊招手,那邊才叫一個蘇聯人過來把我領過去。即使這樣,他們仍有一個人看著我,我又不是特務,我可是客人哪!他們到我們國家來,我們國家對他們很客氣的。    
    我一口氣說了這麼多,主席就笑了。他說在人家國家就要聽人家的。然後,主席說,報紙發表了一張照片,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張照片很好,我很喜歡。    
    ……    
    在侯波的記憶裡,毛澤東親切自然,就像是自家的老人。    
    1961年3月,我要離開主席到新華社去工作了,我去看主席。我說,主席我要到新華社去了。主席說,什麼時候走呀?我說,今天有送信的飛機來,我就搭飛機走,我先來看看主席。主席說,今天就要走了,你在我這裡工作了好多年,給領導同志們都拍了好多照片,你有功勞。我說,我沒有很好地完成任務,謝謝主席對我的鼓勵。主席說:「你到別的單位去還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後還可以來看我,也可以給我寫信。」我走到門口,給主席敬了個禮,主席眼圈就紅了。    
    自從主席去世以後,我們夫婦每年有三個日子是一定要吃麵條的,除了我們倆的生日,另一個日子就是毛澤東的生日—12月26日。我們為主席過生日,以這樣的方式懷念主席。    
    


第三部分訪問 劉長明 上

        
    劉長明12歲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參軍投身革命。從抗大七分校畢業後,就一直在中央軍委從事秘書、參謀工作。1946年,21歲的劉長明被調到中央軍委作戰部棗園作戰室擔任參謀,開始近距離地與毛澤東接觸。1947年初,胡宗南率20萬大軍進軍延安,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隨後劉長明便一直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    
    1947年春節,在棗園,我們像往年春節一樣,搞了個春節團拜會,棗園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參加,向中央領導拜年。但這年的春節與往年有個不同,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撤離延安。不僅老百姓,就是部隊的同志對為什麼撤離延安也存有疑問。見到主席,主席很瞭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風趣地給當地群眾講解,為什麼我們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論上的思考,在報刊上都有詳細的記載。主席當時舉了個很通俗的例子。他說,如果你遇到強盜了,你一個人背著滿身的財寶,金銀財寶這麼一大包袱。一個強盜或者一群強盜要來搶這個財寶,你怎麼辦?你是背著一身財寶和強盜拚搏,結果你拼不過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傷了,財寶也丟了。撤離不撤離延安,不就是這麼個道理嗎?反過來,如果我們把背的財寶放下,我輕裝和這個強盜來搏鬥,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敗他我就人財兩得。況且,我們現在知道強盜要來,可以先把財寶埋起來,再把強盜關在自己家裡打,把握就更大嘛。前邊人財兩失,這個人財兩得,這樣的對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講,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聽說我們要撤出延安,馬上緊張起來,棗園村的村長帶頭來打聽情況。哎喲,中央撤離了,誰不擔心啊,不願意部隊走啊。當然從中央說,在延安住了十幾年了,也不想離開,但是主席的指導思想是,敵人進攻,這個包袱必須甩給敵人,我們不能因為堅守這麼個地方,影響到我們整個的機動作戰,當時我們的作戰思想就是主動撤離延安。    
    1947年3月12日,國民黨出動幾十架飛機,對延安輪番轟炸,中共中央機關處境危急,必須緊急撤離,然而形勢越是險惡,毛澤東越是從容不迫。轟炸最厲害的時候,主席住的那個窯洞的玻璃都給震碎了。主席對身邊的人員說,去看一看,瞭解瞭解敵人轟炸是個什麼情況。一看,撿了個彈片回來。主席說,噢,這個彈片不錯,留著它還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從棗園就轉到王家坪去了,最後撤離延安的時候,主席就是從王家坪走的。這個時候,我就開始跟主席了,因為我留下了嘛。作戰部其他人過了黃河到山西去了,我跟著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他們留在陝北。    
    主席是最後撤離的,警衛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趕緊撤離,敵人越來越近了,炮聲都可以清晰地聽到了。主席還是不走,很沉著,還在那裡看地圖啊,還在那兒思考問題。越緊張的時候他越放鬆,情況越緊急他越冷靜、越沉著,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麼樣。他非要看看這個不行,我們大家都著急。最後,還是彭老總發了脾氣,別人誰敢叫他老毛。彭老總說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個擔架抬你走。主席這才走,好,我們聽司令的吧。當夜,我們就坐車離開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    
    毛澤東率領八百多人的中央機關撤離王家坪,開始了長達一年多轉戰陝北。行軍的途中,毛澤東與中央機關大隊,多次和國民黨追兵擦肩而過,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脫險。    
    我們離開王家灣一路西行到了小河這個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盤是把我們往東趕過黃河去,可主席決不讓胡宗南牽著鼻子走。到了小河,我們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時候,我負責宿營,就在前面偵察。我們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個嚮導。半夜裡,這個嚮導卻迷路了,一隊人馬被困在了一個山溝裡。人迷路,天下雨,怎麼辦哪?馬也不敢騎,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來了。我記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進泥裡去了,硬是把它拽出來,找個繩子捆住這個布鞋才行。後來,我們另外又找了嚮導,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們爬上山去,敵人就在山下,彼此都聽見聲音了。就這樣,我們走,敵人也跟著走,就到了天賜灣。到天賜灣以後,就聽見槍聲響起來。主席下了決心,好,敵人再上來,咱們繼續向西。如果敵人走了,咱們就在這兒住下來。後來,敵人放了一陣槍,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沒上山就走了。主席說,他們走這是正常現象,他們這下回去就好交代嘍。放放槍,管它朝哪兒放了,他回去好交賬了嘛。天賜灣正好是胡宗南部隊和寧夏馬家軍—馬鴻逵的結合部。馬家軍一到那兒,知道胡宗南的部隊在,就返回去了。同樣,胡宗南的部隊到了接近馬鴻逵防區的地方就掉頭而去了。我們利用敵人之間的縫隙,安安靜靜在天賜灣住了幾天。    
    行軍途中的危險,不僅是面臨敵人的轟炸和圍堵,而且面臨惡劣天氣的威脅。    
    


第三部分訪問 劉長明 下

    過葭蘆河,我們碰到山洪暴發,橋給沖壞了,一時間沒法過河,葉子龍、汪東興我們都著急啊。我身上帶著個作戰地圖,雨一直下個不停,怎麼看呢,警衛員就拿一塊雨布,幾個人抻起來,我把地圖鋪在下面,有人拿著電筒,主席就這樣看那個地圖。無路可走,只有等著架橋,可後邊的敵人並沒有停下腳步。已經能聽見敵人先頭部隊的響動了,情況緊急。主席說,黨的機密最重要,先把機要人員送過去,不要擔心我,我會游泳。那個馬,它會游水,帶著機要員鳧過去了。橋架好了,主席等領導同志都在謙讓啊。主席一再說,我會游泳,你們先過。就這樣推來推去,周副主席協調說,主席呀,你不過,大家都不會過的,還是你先走。主席這才先過去。過去以後呢,我們想把這個痕跡消滅掉。任弼時司令,當時的代號叫史林,也佈置這麼做。可主席知道了卻說,就是讓敵人知道知道,不僅不要拆橋,還要在這兒插上個牌子:毛澤東由此上山。敵人看到這個牌子,怕中埋伏,根本沒敢過河。過了白龍廟,我們到了楊家垸子。楊家垸子當時設有沙家店戰役的指揮部,我們到了那兒以後,所有人員的被服都不卸下來,馬也不離鞍。主席說,在這兒,我們有一個重要的戰役,敵人幾十萬,我們才兩萬多。幾十萬人呢,集中在狹窄的幾十里路以內。這一仗打好了,我們就住下,打不好,我們馬上繼續走。    
    那一天也是特別緊急,也是要過河。前邊主席騎著馬過河,我就在後邊看著。轟隆隆的山洪眼看著要衝下來了,主席還在河裡。我急得大喊,閻長林(主席的警衛員),你快呀,快呀,快上岸,快上岸。結果,主席剛一登岸,山洪就下來了。    
    ……    
    轉戰陝北期間,隊伍所到之處,都會得到老百姓的幫助,毛澤東時時告誡幹部、戰士,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我們每住一個地方,借老百姓的鍋,老百姓的灶,自己做飯。一做飯,走的時候呢,主席必然到我們機關做飯的灶堂那兒去看一看。第一天,警衛員不知道主席什麼意思。第二天,他們明白了就給主席找了一個樹棍子。他說,喲,這個不錯,有個棍子,行軍還起著助力作用。就這樣,我們每一次離開行軍宿營地的時候,主席總是要用這個棍子,到灶火地上扒拉扒拉,看有沒有火星。他擔心我們一走,如果這個地方再起火,燃燒起來,燒壞老百姓的房子,我們就對不起群眾了。    
    在轉戰陝北的紀錄片中,居於首要地位的毛澤東的鏡頭並不多,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轉戰陝北,沙家店戰役給了敵人沉重的打擊,就過了一段比較平靜的日子。沒有了敵軍的威脅,我們又可以白天行軍了,再不用夜行軍了,可以輕鬆自如地走了。就在這段時期,延安電影團派來一個電影組,他們帶著攝影機。組長是陳默,他帶著電影組想拍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轉戰陝北的鏡頭。拍的時候,雖然沒有戰鬥,我們每天仍要走五六十里路。15里路,坐下來稍微休息一會兒,叫小休息。走30里路,叫大休息。大休息有半個小時,一休息大家就圍著毛主席,圍著他閒聊啊,就是很隨便地聊天。這個時候,陳默他們就開始拍鏡頭,拍主席。開始主席不注意,後來一發現有人給他拍鏡頭,拍電影,他問怎麼回事?陳默同志告訴葉子龍,葉子龍管這方面的事,說是想拍點資料留下,可主席不幹。他說,現在我們的膠片非常珍貴,你們應該用這些膠片拍那些戰士,他們中間可歌可泣的事情多得很,你們拍他們去,不要拍我。可陳默他們總想多拍一些主席的鏡頭,這怎麼辦呢?結果,還是葉子龍想了個辦法。他說,我教你一個辦法,以後你拍,找個隱蔽的地方,鏡頭對著拍就行,你們人不要出來嘛。    
    ……    
    1948年4月23日,劉長明在周副主席的率領下進駐西柏坡。在他的記憶裡,毛主席並沒有進過軍委作戰室。    
    在西柏坡時,我是軍委作戰室的參謀。軍委作戰室雖然與毛主席的住處只有一牆之隔,但他並沒有進過軍委作戰室。可在不少影視作品中,比如《大決戰》等,都有毛主席到作戰室研究作戰方案的鏡頭,甚至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也在那裡開會。這作為藝術虛構,並不是不可以。但實際情況是,毛主席指揮三大戰役時,並沒有到過軍委作戰室,都是我們每天往他那裡跑,當時前沿電報很急,標明「等復」的很多,對方不關機,需要馬上起草電文發回去。往往是主席在復電上批注「發後送朱、劉、周、任閱」。在電報上,「A」代表急電,三個「A」就代表特急了,而在西柏坡時,電報最急的達到過五個「A」。因此,毛主席常常是幾晝夜不休息,有時一個小時就起草兩三份電報。    
    指揮三大戰役是主席軍事思想最光輝的一頁。我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毛主席作為戰略家的指揮藝術。戰役準備階段是主席最忙的時候,瞭解敵我形勢、兵力安排、徵求前方指揮員意見,反覆研究形成正確的戰役部署。下達批示時,電報上仍說明「這樣是否適當,即告」。充分尊重前方指揮員的意見。而當戰役打響後,毛主席反而輕鬆了,放手讓前線指揮員大膽果斷行事,「應因地制宜,一切按情況決定」,在淮海戰役總前委成立後要求「臨機處置一切」「不要事事請示」。一個戰役勝利後,毛澤東總要親自擬賀電,同時又在思考下一仗的打法。    
    五十七年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戰鬥的經歷,劉長明至今歷歷在目,離休後劉長明把這一段經歷寫進了他的書中,他希望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及其偉大的人格,能夠永遠激勵後人。    
    


第四部分訪問 劉松林 上

    劉松林原名叫劉思齊,是革命烈士劉謙初與革命老人張文秋的女兒,也是毛主席的乾女兒。1948年在西柏坡,二十六歲的毛岸英與十七歲的劉松林開始交往,並逐漸產生了感情。不久,毛澤東得知了他們的戀情。毛澤東很高興自己的兒子能與乾女兒結合,於是正式地和張文秋談了兒女婚事,但在毛岸英提出要和劉松林馬上結婚的時候,毛澤東卻沒有同意。    
    毛澤東的理由是劉松林不滿十八歲,不到規定的結婚年齡。毛岸英對父親說,其實也差不了幾個月。毛澤東嚴厲地回答:「差一天也不行。」直到1949年的10月,劉松林到了法定的結婚年齡,毛澤東才允許他們結婚。在劉松林的記憶中,毛澤東是一位慈父,張文秋是一位嚴母,毛澤東給他們更多的是慈愛。    
    結婚的那天,那個晚飯,我們很簡單的,就兩桌飯。當時因為主席要開常委會,晚上,就把幾個常委請來了,吃一頓飯,然後還有他們的夫人一塊吃了一頓飯,常委他們就去開會了,所以這頓飯呢,實際上都是毛岸英安排的,海參什麼的都沒有,就是臘肉啊,臘魚啊,就是主席家鄉的那些。現在看起來就是很普通的一頓家常便飯,這個是毛岸英安排的,所以主席在宴會上特別高興,就說這都是岸英自己安排的。吃完飯了,大家都去開會,常委開會,我和岸英就準備離開。我們的新房不在中南海,在岸英工作的那個院子裡面。岸英就害怕回去以後他們同事鬧新房什麼的,他就怕那個,他就帶著我,他說我們去到那個,當時叫紫光閣的地方,我們到那裡看電影去,我說好。我們倆就跑去那兒看電影。那是個星期六,星期六晚上都有電影。我們倆去看了一場電影回來,回來以後,這邊的會已經開完了。然後,我們就向主席告辭。告辭的時候,主席就在他的房間裡拿出一件大衣來,黑色的大衣,舊的。他說,這件大衣就送給岸英當結婚禮物。看我站在旁邊,沒有禮物給我,想了想說,哎,晚上,你們兩個蓋,思齊也有份了嘛。就這樣,這就是主席送給我們的禮物。    
    儘管很簡單,我總覺得好像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間,他一個手抓著主席,一個手抓著我,所以我們通過岸英這一條(線),通過他的身體,通過他的心,我和主席是連在一起了,是永遠的一家人了。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親自把自己的長子毛岸英送到了戰鬥前線。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打響的第一天,志願軍總部遭到敵機轟炸,毛岸英不幸犧牲,為新中國獻出了二十八歲的年輕生命。毛澤東失去了他的大兒子,而結婚剛剛一年的劉松林也永遠失去了她的丈夫。毛澤東怕劉松林接受不了這殘酷的現實,在兩年多時間裡,他一直沒把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告訴劉松林。因為毛岸英去朝鮮的時候,劉松林正在病中,他擔心劉松林的身體受不了這樣沉重的打擊。劉松林每次到中南海來看毛澤東都要問岸英有沒有來信,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次次感情的煎熬。毛澤東在劉松林有了心理準備之後,找機會把毛岸英犧牲的實情告訴了劉松林。聽到這個噩耗,劉松林悲痛欲絕。毛澤東淚光閃閃,強忍悲痛安慰她說:「岸英去了,今後你就是我的大女兒。」    
    岸英犧牲以後,他多了一份心事。他覺得直接和我談,特費事。他要照顧我,又不知道我心裡都想的什麼,情緒會怎麼樣,都不知道,所以他很想瞭解我的思想動態。有一次在中南海院子裡的大樹下,是夏天,很熱,我拿著大蒲扇給他扇,後來,他又拿了一把蒲扇。那一次談了四個小時,把家裡五個犧牲的烈士從頭到尾細數了一遍。並說了岸英許多童年趣事,有時還哈哈大笑。看到主席那麼平靜,我怎麼也不相信岸英會出什麼事。後來,我想這是他在做鋪墊,為告訴我岸英犧牲的消息做鋪墊。    
    毛主席告訴我岸英犧牲的消息以後,我要求回到我自己的母親那裡去,毛主席同意了。但是在我臨離開的時候,他給了我他平時用的那種綠色的安眠藥,給了我三粒安眠藥,讓我拿回家,說睡覺以前你吃一顆,你這一晚上就可以比較安靜地睡一個覺。    
    但是我拿回去以後,我母親她就有一個印象,就是說吃了安眠藥對人腦子是不好的,它的副作用就是會傷害大腦的記憶這些東西,所以到後來我睡覺的時候就找不到我的三顆藥了,我記得我回去以後躺在床上,就把三顆藥放在我的枕頭底下,但是後來就沒了這三顆藥,沒了那三顆藥,我怎麼翻天覆地地找都找不到,所以我那一夜根本就沒睡著,就是通宵的,通宵失眠。    
    所以後來我問母親,我說那三顆藥是不是你拿了?她說是她拿了。所以我覺得最能體諒到我的感情的還是毛澤東,因為我母親她只是想不要讓我腦子受到損害,但是她沒想到感情的壓力比腦子的損害要大十萬八千倍。    
    ……    
         
    一轉眼毛岸英犧牲快十個年頭了,劉松林卻還是孑然一身,毛岸英在她的心中揮之不去。看到二十好幾的劉松林總是孤單一人,毛澤東不斷地給她做思想工作,勸她早日解決自己的個人問題。    
    


第四部分訪問 劉松林 下

    大概是1958年,因為我是1957年從蘇聯回來的,一年多以後他就提到這個問題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新的生活,但我當時確實沒有那種心情,就覺得毛岸英一直在我心裡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就想不了別的。主席就跟我做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說人總不能這樣一個人過一輩子嘛。成家立業,有家庭、有孩子,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總動員我,總做工作,他還是傳統的觀念。一個女孩子應該在三十歲之前成家立業,他也希望我能在三十歲之前再結婚,快點更好。一直到1959年的春節前後吧,後來我就提出了,我要去給岸英掃一次墓。我就說,因為他生不見人 ,死不見魂。我總得看見埋他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塌實下來。他就同意我去掃墓去。那個時候岸英已經犧牲十個年頭了。    
    岸英是1950年犧牲的,到1959年,十個年頭了。主席就說,你還得有一個人陪著去,讓你妹妹陪你去,這時候主席就派邵華陪著去的,又安排中南海警衛處的沈同帶著我和邵華兩個人去的。去的時候主席給我們約法三章:第一個,來回的路費和開銷全部由他的稿費裡出;第二個,就是到了朝鮮以後不要驚動朝鮮官方;第三個,就是這些活動不要見報。    
    去了以後掃了掃墓我們就回來了,從平壤到檜倉還是挺遠的,要走好幾個小時,我記得當時來回一整天。後來朝方根據我送的花圈,他看出來是毛岸英的家屬來了,所以他們問大使館說是不是,因為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好承認的。後來朝方就說要招待,還是都謝絕了。後來,朝方說這樣吧,我們用民間組織行不行,用民間組織的形式招待的,後來就派了朝方婦聯的一個負責人。說不是官方,還是官方。    
    劉松林在毛岸英的墓前淚如雨下,十年來堆積的憂傷一下子全部釋放了出來。悲傷過度的劉松林病倒了,毛澤東很快獲悉了劉松林的病情,就給她寫信,囑咐她打起精神,早日戰勝病魔。    
    我們掃完墓到三八線去,我覺得可能也是人的情緒太波動了,免疫力就低下了。我感覺就是嗓子疼,因為原來經常鬧咽炎嘛,我就沒在意,我以為就是咽炎發作了呢,燒個一天半天就會好的,結果沒好。大概有一個月,我那個時候病得很厲害,整個人的情緒特別不好,主席給我寫了一封信,就讓李銀橋送到醫院去的。    
    抬頭寫的是「思齊兒」還是「娃」我記不得了,其中就是讓我養病什麼的,但是有八個字我到現在還記得,就是:意志為主,醫藥為輔。我就覺得他真的是說到我心裡頭去了,主要就是人的精神有點崩潰了。回北京以後,我根本就沒有回家,直接從火車上下來就上醫院了。我記得好像一直住到過了五一才出院。出院以後才見到主席。    
    從朝鮮掃墓歸來,劉松林對毛岸英的感情依舊難以釋懷,對自己的個人問題始終猶豫不決。毛澤東給她寫信,敦促她早日找個愛人成個家。在1961年6月13日的信中,毛澤東寫道,「女兒,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定,輸得乾乾淨淨」。毛澤東的屢次開導使劉松林開始重新面對生活。不久,她與空軍學院強擊機教研室的教員楊茂之相識並相愛。1962年初,劉松林與楊茂之結了婚。    
    結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楊茂之這麼一位同志以後,他曾經去瞭解過,通過組織系統瞭解過。然後告訴我這個人不錯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話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們結婚的時候,我記得我去告訴他,我們是1962年的2月中旬結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訴主席這個消息,我準備明年2月份結婚。他當時非常高興,就把他剛剛新做的一首詩寫給我了,就是《詠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這兩幅字我一直留到現在。還有就是,我跟他說了以後,他當時好像叫葉子龍還是叫誰,給我送來三百塊錢,還說他也不知道送我什麼好,就給我拿點錢,讓我自己買我需要的東西,就作為他送給我的禮品。    
    我覺得我對毛主席的感情還是很深很深的。因為我從小沒有父親,幾乎是我媽媽一個人把我帶大的,父愛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覺到了,主席對我的照顧已經超出了一個公公對我的關愛,而是一個親生父親的關愛。不僅僅是親生父親的,而且是一種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這麼一種愛護。    
    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老工人,我也絕對不會忘記他。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他的擔子那麼重,年歲又那麼大了,他對我的一分愛,對我來說應該就是十分了。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對我的愛我覺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覺得我這一輩子不可能忘記他。    
    我活了七十多歲了,在這個世界上最關心我、最愛護我的人就是毛澤東。他對我的關愛甚至超過我的母親。    
    


第四部分訪問 馬武義 上

    馬武義出生在河北省獻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45年,15歲的馬武義經過三個月的長途跋涉,到達了他心中的聖地—延安。四年之後,在解放戰爭勝利的炮聲中,馬武義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毛澤東身邊的衛士,並在開國大典的歷史時刻,親手幫毛澤東整理衣裝,送他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在我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幫著主席準備行裝。主席要參加這麼重大的國事活動,儀表上當然要講究講究,好配合莊嚴的儀式。吃過午飯,我趁主席午休的時間,先把主席的皮鞋擦亮,再把主席的綠呢子套裝熨平燙好。主席的皮鞋是到香山後剛做的,綠呢子套裝還是用延安時期就珍藏的舊呢料,專為開國大典裁製而成的。到了下午一點鐘,我準時把主席叫起來。十月初,北京的天氣已經比較涼了。主席早上起床的時候,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衣服胳膊肘處的兩個大補丁非常惹眼。那是在西柏坡的時候,胳膊肘處磨出了兩個窟窿,韓桂馨同志用舊襪子頭補上的。我拿來毛褲,要幫主席穿上。不知是不是因為緊張呢,主席兩條腿往褲腿裡使勁一蹬,腳就從膝蓋處的大窟窿裡穿過去了。實際上,在西柏坡的時候,就發現了膝蓋處的兩個窟窿,可窟窿太大,韓桂馨沒找到那麼大的襪子頭,就沒有補。毛主席就這樣穿上了,他還問我怎麼樣。我當時就樂了,我說主席你的腿從那兩個窟窿裡跑出來了。主席也樂了,是嗎?我說,你坐在那裡看不見,毛褲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後邊了。主席坐著不動,好像是說那有什麼不可以!我說,主席這樣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門。他說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門?我說不能,他說那好辦,推倒重來。    
    有誰知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的城樓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莊重樸實的綠呢子套裝裡面,穿著一套打了兩個補丁,露著一雙膝蓋的毛衣毛褲,宣佈了新中國的成立。    
    我陪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城樓上雲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都是黨內黨外的高層人物。天安門前面的廣場上,幾十萬人歡聲雷動。可是在這個時刻,除了我,又有誰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舊毛衣褲登上了張燈結綵的城樓?這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在我心裡說不清是酸楚,還是敬重,可能兩者兼而有之。我想這個事呀,除了毛主席,不會有第二個這麼做。我估計不會有第二個人,穿著這麼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門,面對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從1948年到1958年,馬武義照顧毛澤東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這十年中,留在馬武義記憶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在我的印象中,主席最愛吃肘子。但是保健醫生建議說不要吃那麼多,因此,一般來說,一周給主席吃一次。當然一個肘子,主席一次並不能吃完,他就說給我留著。不光是肘子,別的菜剩得多了,他都告訴我們,這個給我留著,下次再給我拿來。可一個是醫生不讓多吃,再一個是蘇聯醫療專家絕對不准我們給主席吃剩東西。那可怎麼辦呢?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到主席吃飯的時候,如果是他忘了,我們就誰也不提這件事,讓它不了了之。如果他問起來呢,我們就說我們給吃了。他一聽說是我們吃了,他就不說話了,也不吭聲了。    
    主席愛抽煙,按他自己的話說,吸煙比吃飯還重要。北京醫院的周澤昭院長,最反對主席抽煙。有時候,主席出去散步,或者爬山,只要坐下來休息,就要抽支煙。周澤昭就在邊上勸他,你別抽煙了吧,少抽點兒吧。勸他幾次,他也不說話,照抽不誤。有一次,周院長多說了幾句,他有點不耐煩了,有一點火了。他說,你看列寧、斯大林他倆誰抽煙呢?周院長說斯大林抽煙。那他倆誰先死了,就是論年齡誰死得早?周院長忽然覺得上當了,但還是囁嚅著回答,那,那是列寧死得早啊。主席頓時輕鬆起來,斯大林他抽煙,他怎麼死得晚呢?    
    主席以他的機智和詼諧,擋住了醫生的建議。但主席抽煙非常節省,那個煙抽得都拿不住了,他仍捨不得丟,還要塞在煙嘴兒上接著抽,直到抽個一乾二淨,火熄煙滅。用北京人的話說哪,主席抽煙有點摳門兒。有一次開政治局會議,高崗點燃一支煙來抽,只抽了幾口,就順手扔到地下了。主席不言不語,十分自然地伸手撿了起來。主席的舉動把高崗弄得呀,真是面紅耳赤,羞愧難當。    
    南京解放的捷報傳來的那一天,毛澤東異常興奮。他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又是怎麼慶祝的呢?    
    


第四部分訪問 馬武義 下

    我記得南京解放就在春節後,4月25日,主席起床後,他辦公桌上有一個類似沙盤的地形圖,邊上的一個小盤子裡,放著一些紅色和黃色的小三角旗。我們每解放一個城市,也就是說解放一個大城市,一個中等城市,都要把標示蔣介石統治的小黃旗拔下,換上標示已被解放軍佔領的小紅旗。大多數小黃旗都是被拔下來的,小紅旗的數量越來越多。南京解放這一天呢,主席親自拔下了插在南京名下的小黃旗,再插上一面小紅旗。    
    主席那天的高興勁兒,人們可以從《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那首詩詞裡體會出來。對於我們這些在主席身邊的人來說,體會應該更直接,南京的解放標誌著蔣家王朝統治的徹底結束,平時我們和主席照相,都要找機會才行。可那天主席興奮地主動招呼身邊的人一起拍了一張合影,這是我和毛澤東唯一的一張正規合影。多少年來,我一直細心珍藏著。    
    照完相,為了慶祝,我們就給主席安排了一頓比較好的飯菜,也就是多做了幾個菜。正趕上這麼個好日子,當然要慶祝一下。我們把菜擺好,我說請主席吃飯吧。主席坐在飯桌跟前,我們還打開了一瓶準備好的青島產白蘭地,給主席倒了一杯。主席端起來就喝完了。放下杯子,主席就把菜拿過來,弄了個大飯盒,把各種菜夾滿一飯盒子,把剩下的酒蓋上。主席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說,咱們共同慶祝南京解放,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要參加。你把酒和菜拿去,和在值班室值班的警衛員,一起慶祝一下,去吧。我端到值班室,我說王振海啊,主席叫咱們共同慶祝南京解放,還有一瓶酒。王振海那個高興勁就別提了,要在平時,值班哪能喝酒。我把一瓶酒直接倒進一個大銅碗裡,就這麼一人一口地喝起來。那時候也不知道白蘭地會那麼厲害。喝完了以後,王振海就該換班了。他站起來,搖搖晃晃的,快要站不住了。我說壞了,剛走到大門口那兒,有個木頭制的哨位,他剛要往上邁,腳卻沒抬起來,隨即趴倒在那兒了。    
    馬武義和毛澤東在一起感受著一次又一次勝利的喜悅的同時,他親眼目睹了毛澤東所承受的悲情和傷感。馬武義見過毛澤東兩次流淚,第一次是在解放北平批鬥南霸天時,毛澤東為控訴者的悲劇潸然淚下。而另一次,又是因為什麼呢?    
    1954年秋天了,莊稼已經收完了。主席從杭州回北京途中,專列在德州停車加水。主席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主席問,小馬,你的老家是德州吧?我回答是。主席說,離北京不遠了,你也可以退身了。我一聽主席要給我放假了,心中暗自高興。主席接著說,我給你放二十天假怎樣?我說聽主席的。你可以回鄉探親,但同時,有一個特殊的任務要你去完成。今年的秋收結束了,你回去看看鄉親們的生活有沒有改善。主席說著,就從辦公桌上拿了一張白紙,給我寫了一個提綱,就是調查合作社的提綱。    
    提綱要求我在二十天的時間裡,要調查十個農業合作社。主席指著提綱說,你可以在家休息一天,去調查一個合作社,再休息一天,調查另一個合作社。實際上,我回到家呢,一天都沒休息。一個是時間並不充裕,另一個就是,主席叫我去搞調查,我哪敢在家裡休息。    
    我到農民家,就像串門一樣,並沒有選擇什麼對象,隨便走進去,跟人家要了一個平常吃的窩窩頭。這個窩窩頭是什麼做的呢?就是那個高粱,還沒有脫皮的高粱磨成的面,又硬又黑。放到手裡,能感覺粗糙無比,如果吃下去,肯定劃喉嚨。我說這個玩意兒啊,很能代表農民的生活狀況,因為有相當多的農民還在吃這個東西。    
    調查結束,我想應該帶點土特產之類的,給主席捎回去。我就弄了兩隻野兔,準備給主席嘗嘗鮮。那個時候很容易打到兔子,現在只怕連野兔的毫毛都見不著了。當然,我也沒有忘記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務。為此,我還帶上了一個物證—窩窩頭。    
    我回來以後呢,開始值班。有一天,我看主席不太忙,就到了廚房叫大師傅,把我帶回的野兔做給主席吃。這一天,我就趁主席吃飯的時候,坐在旁邊給他匯報合作社的情況。主席那天的胃口很好,看起來野兔肉很對他的胃口。這個時候,主席就問我,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啊?我事先已經把那個窩窩頭裝在衣兜裡了。主席一問,我就從兜裡摸出那個糠窩窩頭來遞給他。他拿起來看了看,摸了摸,臉色即刻嚴峻起來,筷子早已放下。此時,一切言語都是多餘的。主席沉默著,掰下一塊兒就擱到嘴裡了。我根本來不及勸阻。主席的牙齒不太好,他根本就咬不動那塊窩窩頭。再說,我帶回來已經在兜裡裝了十多天了,可別給吃出問題來了。我一想,這可怎麼好,怎麼能讓主席吃這樣的窩窩頭。我說主席不行,你不能吃這個,太硬,你咬不動。    
    可是窩頭的粗糙難嚥,已經堵在了他的心裡,堵得他難受至極,堵得他流下了眼淚。主席得知兒子毛岸英犧牲的消息,他沒有掉眼淚;面對農民吃的這種糠窩窩頭,他流淚了。    
    三十年後,馬武義再次回到豐澤園,這裡已是人去屋空了。    
    1958年,我離開主席身邊調到東北去工作了。三十年以後,我又回到曾經工作的豐澤園,這個時候,距主席1976年逝世整整十二年。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裡,十二年就是一個輪迴。雖然記憶長留心間,但過往的一切都不可能重來。我站在秋日的菊香書屋前,主席吃窩窩頭的那張方桌還擺在原處,兩把椅子也還在,就和我向主席匯報時一模一樣,碗筷啥的,也在那上邊擺著呢。秋風蕭瑟,落葉繽紛;庭院靜寂,人去屋空,無限傷感湧上心頭。    
    


第四部分訪問 邵華 上

    2003年9月6日,毛澤東逝世紀念日之前三天,誕辰110週年前夕,天安門東側的中國軍事博物館裡,毛澤東的兒媳、毛岸青的妻子—邵華將軍,舉辦了自己的一個攝影展。作為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的邵華,舉辦一次攝影展,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就這次展覽選擇的時間和攝影主題來講,卻有著特殊的意義。攝影展寄托了後輩對一位慈父的無限緬懷之情。    
    雖然名稱是我的舞台攝影藝術展,但副標題是,獻給敬愛的父親,毛主席誕辰110週年,所以我覺得這張照片,我要把它放在這兒。    
    邵華和劉松林是同母異父的姐妹,她在1938年10月出生於延安。是張文秋與陳振亞這兩位八路軍指揮員的孩子。1939年春天,不滿週歲的邵華與姐姐劉松林一起,跟隨父母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前往蘇聯,目的是治療陳振亞殘缺的傷腿。可在迪化等待去蘇聯的時候,陳振亞遭遇意外事故死亡。兩個孩子先後失去了生父,又一同在新疆隨母親度過了四年鐵窗生活。    
    1943年的時候,盛世才切斷了與共產黨的聯繫,完全倒向了蔣介石。原來在新疆幫助盛世才的共產黨人,如陳潭秋、毛澤民,從蘇聯經新疆回延安的一些同志,以及從延安經新疆去蘇聯的同志,全部在1943年被盛世才抓進了監獄。    
    我的童年就是在監獄裡度過的。一直到1946年7月份,張治中到新疆,國共重新談判以後,我們這一批一百三十多人集體被保送回延安。    
    回到延安以後,我們就感覺回到了老家,感到無比興奮。當我們走到離延安十里鋪、二十里鋪,先是二十里鋪,後來是十里鋪的時候,看到延安城裡這些群眾人山人海的,都在山上,在路邊迎接我們,我們確實十分感動。像我們有一些孩子都是被這些叔叔阿姨們手遞手傳進了延安城。後來,大家排著隊,主席從頭跟我們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另外幾個男孩兒,我們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們握完了之後,我們趕快又跑到隊尾,又再站隊,爭取第二次再和毛主席握手。    
    當時黨中央對我們從新疆回來的同志,尤其是我們這些孩子們,非常關愛,讓我們檢查身體,用當時延安最好的飯菜來招待我們,還給我們拍下了一張我們永遠難忘的照片。當時有從新疆回來的全體同志的一張照片,還專門為我們孩子們,這二十多個孩子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給我們起了一個題目,叫做「飽嘗鐵窗風味的娃娃們」。    
    1949年10月15日,劉松林與毛岸英結為夫婦之後,邵華有了更多機會跟隨姐姐、姐夫一同去看望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關心,邵華才走進了育英小學的大門。    
    1950年的時候,岸英哥哥還沒有去抗美援朝之前,週六、週日的時候,他和我姐姐經常利用節假日,週六、週日回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有這個機會,只要我在場,我總是願意跟他們一起去見毛主席,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的時刻,所以他們有時也開玩笑,叫我小跟屁蟲,拖尾巴蟲,就帶我去了。每次見到毛主席的時候,我總是感到非常親切,有時候毛主席就問岸英哥哥的情況,問我姐姐的學習情況,我總是在旁邊聽著。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毛主席問我姐姐的學習情況,而且瞭解得很詳細,我當時聽了以後,很羨慕,因為那時候北京剛剛解放不久,我一直是跟著母親南北轉戰,幾乎就沒有上學的機會。我聽見毛主席對我姐姐的學習是那麼關懷,後來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在旁邊說了一句,我說毛伯伯,我也要上學。主席當時很吃驚,問,孩子,你怎麼還沒有上學呀,我就簡單地給他講了一下。主席聽了以後就對我說,好,你放心,孩子你放心,這件事情我替你來辦。我當時聽了心裡頭特別感動,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替我辦,但是過了幾天之後,他的秘書葉子龍同志交給了我一封信,葉子龍同志說,你拿著這封信,到中直育英小學報到,找韓校長,你就可以上學了。後來就讓我當了育英的插班生。    
    有了難得的學習機會,邵華備加珍惜。她要以優良的學習成績報答毛澤東。當邵華滿心歡喜地給毛澤東看考試成績單時,毛澤東的一番話為現在的素質教育提供了很好的註腳。    
    當時,我們在學校都要爭當三好生。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在學習上採用的是蘇聯的5分制,3分是及格,4分是良,5分是優秀,得了5分以後,就會在你的計分冊上用紅筆寫一個5。有一次我的期中考試成績,看上去幾乎是滿篇紅,滿堂紅,唯獨體育是一個3分。我很高興地拿去給主席看,好像沾沾自喜,因為我拿了個滿堂紅嘛。毛主席看了之後,對我說在體育方面要加強,要增強體質,要進行鍛煉。另外,他還教導我說,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把精力平均地用在每一門功課上,說你應該鑽一門你最喜歡的,你認為是最值得學習的東西,在這一門學科上,你要去有所突破,有所理解,更深一點,不一定認為滿堂紅就是好的。    
    我聽了主席的這番教導,我就覺得對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觸動,原來門門都想得5分。但是從主席教導我以後,後來我就注意在學習上有所側重了。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比較喜歡的文學上。最後,我如願以償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邵華上了中文系之後,和毛澤東之間就有了更多的話題。毛澤東有關曹操的話,引起了邵華的思考。    
    我在上北大期間,還是有很多機會和他溝通。比方說主席就問過我:你喜歡曹操還是喜歡曹丕、曹植?我當時順口就出來了,我說我喜歡曹植的詩,尤其喜歡他的七步詩,我說你看他哥哥曹丕逼得他沒有辦法了,七步之內要做不出詩來就要殺掉他。所以我說曹植才華橫溢,當時我的印象很深。後來主席說,我更喜歡曹操的詩,從這以後我就比較注意去讀曹操的詩了,我覺得他的一些東西的含義、境界確實比曹植、曹丕要高。    
    毛澤東對於中國文學作品,可以說爛熟於心,似乎對於外國文學作品興趣不大,邵華的感受則不同。    
    我當時正在學西方文學,我很癡迷地在讀一本書,名字叫《簡·愛》。後來,我就告訴主席說我在讀《簡·愛》,主席說這本書怎麼樣,我就把我當時的心情講得很多,對女主人翁,對男主人翁,我是多麼喜歡,覺得他們之間的愛情好像是平等的,是純真的,反正就是根據我當時的感想胡吹了一通。後來主席讓我把書和作者寫下來,我當時還不明白,就寫在一張紙上。過了不多久,我又去看望父親的時候,就發現在他的桌子案頭上放了一本《簡·愛》,我看到他已經看了五分之四了。    
    通過這件事情,說明主席對子女的讀書、學習,他們的思想感情,他也是非常關注的,也看我們喜歡一些什麼書,應該怎樣來引導我們,這是一個。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說主席不像別人說的,不看外國小說,這就是一個實例。我還記得這件事是我姐姐劉松林告訴我的。那還是在解放初期的時候,有一次主席告訴她,你去給我借一本《茶花女》來,後來我姐姐想辦法到她認識的同學那兒借到了一本《茶花女》,給主席送去了。過了一段時間,主席又把這本書還給我姐姐,說你還給人家吧,我已經看完了。我姐姐拿到這本書以後順手翻開一看,裡頭圈圈點點,甚至還有眉批,把我姐姐嚇壞了,她就覺得我從人家那兒借來的幾乎是一本新的書,現在被主席都看成這樣,我怎麼還給人家,人家要問我,我怎麼回答,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後來我姐姐給我講,她把這本書後來還人家的時候,趕快合上說這本書我已經看完了,還給你,然後扭頭就跑了。後來大家都說你真傻,如果你要是告訴那位同學這本書是主席圈點過的,那將是珍寶,可是我姐姐嚇得沒敢說,就跑了。那位同志直到現在也不知道這本書是主席看的,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丟失了,我覺得非常遺憾。    
    


第四部分訪問 邵華 下

    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蘇聯修完學業後,從北京到大連休養。從那時起,邵華開始與毛岸青通信,甚至在閒暇的時候陪姐姐一同到大連去看望他。毛澤東知道他們交往的消息後,便寫信給毛岸青問他的想法。    
    岸青後來身體不好,從蘇聯回來就在大連休養。休養的時候我們經常通信,我和姐姐也去看望過他。我並不知道主席怎麼知道的,可能是通過岸青那邊瞭解到我們之間在通信,後來父親也問過我,是不是你們常寫信,是不是互相在鼓勵,互相在安慰,我也說是的。所以直到最後,主席後來給岸青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談到聽說你們倆經常通信,對我還進行了一個評價,說邵華是個好孩子,你們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那個時候確實我們也是有進一步感情昇華的想法。所以我覺得作為主席來講,作為父親來講,他對自己的孩子,不光是學習,另外,生活、感情世界他還都是給予關懷和指導的。    
    1960年,毛岸青和邵華在大連舉行了婚禮。毛澤東雖然沒有參加婚禮,畢竟生活條件比剛建國的時候要好,不再像毛岸英結婚時,只送了件舊大衣。毛澤東送給邵華一塊手錶,還為兒子的小家送了個大件,一台熊貓牌收音機。毛澤東非常滿意這樁婚姻,這不僅因為邵華是自己看著長大的,更因為有了這個婚姻,兩家再次親上加親。    
    1960年,我們是在大連結婚的,是由大連市委、市政府給我們主持的婚禮。父親送給我的一塊表,直到走不動了,我才收藏起來。送給我們的還有一台國產的、南京出的熊貓牌收音機,這台收音機現在還在我們家裡擺著,雖然不能用了,但是對我們來說仍然是非常珍貴的。     
    邵華和岸青在大連度過了一段新婚歲月之後,於1962年回到北京看望父親毛澤東。毛澤東囑咐他們,不要忘了去看一下已故的媽媽楊開慧。    
    到1962年,岸青和我就從大連回到北京了,我就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繼續求學。我們結婚後,第一次見父親的時候,父親就對我說,新媳婦應該回去,回韶山去見見韶山的父老鄉親。那個時候我們的外婆也還健在,說你們應該回去看望外婆,應該去給你們的媽媽楊開慧掃墓。所以,後來我就和岸青遵照父親的指示,我第一次到了板倉看望了外婆,就到了韶山。所以我當時回去以後,看到家鄉的父老鄉親,還有很多鄉親的輩分我還都搞不清楚,但是他們對我們確實也都是充滿了感情、充滿了愛護,也說了很多祝福的話。所以那一趟湖南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湖南之行,就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去給開慧媽媽掃墓,也照了照片,現在這些照片我都珍藏著,這次用在楊開慧誕辰一百週年的畫冊之中了。也去看望了外婆、舅舅,也都照了相片,包括韶山。現在翻開這些照片看看,都感到確實是非常珍貴的。    
    ……    
         
    毛澤東對夫妻之情和戰友之愛,有著非同尋常的表達方式。楊開慧是李淑一的中學同學,而毛澤東則是柳直荀的早年戰友,20世紀30年代初,在戰爭中楊開慧和柳直荀先後犧牲。《蝶戀花·答李淑一》這首詞便寄托了毛澤東對愛妻和好友的深刻緬懷之情。1962年9月1日,當毛岸青和邵華再次請求父親抄錄這首詞以作留念時,毛澤東又把詩句裡的「驕楊」改寫為「楊花」,以此來寄托他對楊開慧的懷念之情。    
    有一次,我和岸青一塊回去看望父親,那天父親工作也比較輕鬆,情緒也很飽滿。在談到開慧媽媽的時候,我就提了一個要求,我說爸爸,你能不能把你寫的《答李淑一》,給我和岸青寫一份。爸爸當時說可以,他就坐在案頭前把紙鋪開了,然後他提筆就寫了「我失楊花君失柳」。我當時一看就有點誤會,我說不是驕楊嗎,怎麼這個地方寫成了楊花了呢?父親提了一句,稱楊花也很貼切。後來我回到家裡去領悟父親的這句話,他給李淑一同志寫信,給柳直荀烈士和楊開慧烈士一塊題這首詞,這是戰友之情,所以他稱之驕楊。他給子女寫信,給我們的母親寫信,所以他覺得是很親切,應該是充分地表達親情這方面,也表達他對開慧的另一個方面,很親切的方面,所以他就提了「楊花」兩個字,這是我後來的理解。    
    毛岸英從蘇聯回來的時候,帶回來一部「捷夫」牌相機,邵華開始用這部相機記錄下家人與毛澤東在一起的寶貴鏡頭。毛澤東同意她拍照,不過他給邵華來了個約法三章。    
    那時的相機不像現在的傻瓜相機,從對焦距,從速度一直到它的曝光,全部要用手動,那要有經驗的攝影師,像侯波老師、徐肖冰老師、呂厚民老師,他們有經驗,可以得心應手地來用。可是對我這樣一個從來沒摸過相機的孩子,也從來不懂得的少年來講,我覺得操縱起來十分困難,但是我也很想把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寶貴的時光留下來作為永久的紀念,我就開始想為毛主席拍照。看見孩子們老是拿著相機對他照來照去,後來主席給我們規定了三條,你們要給我照相可以,但是第一,你們不許拿到外面去沖洗;第二,你們不許發表,就是不許給報紙、雜誌投稿;第三,還不許送人。    
    那個時候,我們一切聽從他的指示,最後逼得我學暗房技術,所以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就把衛生間、門窗堵起來,用紅布把燈光包起來,再到外頭買藥粉自己調配,尤其配得比例還不對。首先是沖膠卷,然後沖洗照片,最後還要進行映像。對我來說,每一關都是過五關斬六將。所以照片雖然照了一些,但是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把握不好,照片就報廢了。所以我現在雖然留下了幾張珍貴的照片,但是我感到很遺憾,沒能多留下一些珍貴的照片。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很喜歡攝影了,尤其是後來隨著新宇出生,他從小,從一個月開始的照片,一直到他成長到今天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給他拍的。    
    剛學拍照的時候,拍出的照片雖然很幼稚,但這是毛澤東與孩子們日常生活的真實記錄。    
    那個時候剛學攝影,我和主席的照片是姐姐給我們拍的,姐姐和主席的照片又是我拍的,這張照片是我姐姐抓拍的,因為正好我過去和父親握手,她就按動快門,也顧不上取景了。所以當這張照片洗出來以後一看,正好後面有一個花架上的蘭花戴在我的頭上了,好像我的頭髮豎起來一樣,把帽子頂掉了。後來主席說,她的怒發把冠都沖掉了。我也想把這張照片通過電腦修掉,後來一些攝影家告訴我還是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要修,就這樣,這張照片到現在還保存著。    
    對邵華而言,毛澤東的形象一直活躍在自己的腦海當中。無論做什麼事,父親的話語都會始終不斷地迴響,一直影響著她、激勵著她。    
    毛主席在全國人民的心中,在全黨同志的心中是偉大的領袖,確實是世紀偉人,但是在我們孩子們的心中,他不光是一個偉人,還是一位慈父,他很體諒、很瞭解孩子們的心情。只要我們的願望是正確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能夠滿足我們的願望,所以我深深感到,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第五部分訪問 沈同 上

    沈同,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景縣。1949年10月,他進入中南海,成為了毛澤東的警衛。由於他機智靈敏,毛澤東每次出外視察都要帶上他。他處理過多次意外事件,這位從中學時就從事地下工作的老地下黨,在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時候,竟顯得很緊張。    
    第一次見主席確實很緊張,那時候我就是說不上什麼話來。我在門口站著,他到勤政殿來開會了,他看見我,笑笑,你說我說什麼好啊。這時候,主席先跟我握手,我高興得不得了。他看我緊張的樣子,他說你做工作,這我一下子還不好答。因為我們在山溝裡頭,沒有職別什麼的。我想了一下,跟毛主席說我管文件,主席看出來我這緊張的樣子,他說,那麼天下的文件你都管啊。我們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這倒好了,放鬆了,所以都沒什麼忌諱。    
    一開始,沈同擔任中南海警衛處的秘書,因為他曾在北平搞過地下工作,熟悉北平各方面的情況,毛澤東外出必定帶上他。後來,沈同升任警衛科科長,毛澤東出行的許多工作都要他提前完成。    
    汪東興是跟著主席從延安過來的,那時候他是主管主席警衛的,他們都在豐澤園裡面,我是警衛處的秘書,每次汪東興跟著主席外出必定帶著我,因為叫我給他佈置警戒線,外圍的路線、當地的路線他都不清楚,我最清楚,因為我當時做地下工作,我就在北京,所以他都帶上我,這樣子,我就開始做主席隨時活動時的警衛,只要是主席外出,汪東興去就叫上我。有時候主席要到下面調查工作,要外出什麼的,他也會帶上我,坐專列我就組織專列,坐飛機我就試驗飛機。後來主席越來越忙,開會什麼的時間就緊迫得很,所以他在內部開會的時候,有時候在勤政殿開會,有時候上懷仁堂開會,有時候到頤年堂開會,因為這些地方過去我們不常用,沒有專人照顧。他一去我們就要告訴服務人員到那開個門,準備茶水什麼的,後來汪東興說這個不方便,最好是想去就去,到那就開,我說這個方便嘛,我們管起來,他說那好,你得當警衛科科長,我再給你幾個人,把這些會場都給我管起來,主席不管上哪去,到那了以後,都跟回家一樣,我說可以。就王永清、孟憲芝、徐永福我們這四個人,一個科長,三個幹部,這樣子,我們就把中南海裡所有的會場都管起來了。    
    毛澤東很喜歡接近普通百姓,但人們一旦發現是毛澤東,就會高興地奔走相告,場面也會失去控制。    
    有一次我記得,是主席外出。那是春天吧,他要去看看麥子生長的情況。經過徐州的時候,他一看,這個地方的麥苗長得真好,他說你停一下車,我去看看,他就下來了,沿著這個麥苗地走,走到一個村子邊上,正好碰上人家當地開「三級」幹部會,正在吃午飯。主席說這是什麼呀?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我看到反正有人在那兒,旁邊那個當地的警衛同志說,這兒在開會,「三級」幹部會。壞了,我說壞了,不行了。可是,主席還要往前走啊,你還不好擋他。他走到那兒,正好人家中午開飯,有一個小伙子,不知怎麼又出來了,也看見了,就說,哎呀,毛主席來了吧?大夥兒就炸了。呼啦啦那些人哪,盤子、碗、桌子、凳子嘩啦嘩啦的,我們已經離得很近了,我都聽清楚了,我就趕快說擋一下子。擋也擋不住了,那些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老幾呀,他都往外走,我真是急得沒辦法了。急中生智吧,我就看當時正吃飯的嘛,我就拿了兩個菜盤子,這麼一扣,使勁一扣。啪,一響,大家都吃一驚,一下子鴉雀無聲了,說這是怎麼了。我借這個機會,我說毛主席來看大家,大家要有禮貌,你們都按照你的桌子位置,你們都回去,好不好。大家說好嘛,正說著主席就進來了。進來了,問問他們的情況,主席看看他們吃的東西,走了一圈。他那個地委書記要給匯報,主席說不用匯報了,我看到了你們的情況,我就瞭解了嘛。    
    ……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經常下去搞調查研究,並且喜歡輕車簡從,不要太多的車輛出動。但是,警衛人員必須考慮特殊情況,要保證萬無一失。    
    主席下去調查研究的時候,他曾經發現過這麼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下去了坐的車就是這麼一個大隊,讓當地農村應接不暇,完了以後這些人回去還得跟著吃一頓,主席就很討厭這種做法。他說,我不搞這套,你看這像話嗎,你告訴人家了,人家專門成立一個班子迎接你,找了這麼多人,跟代表團一樣,那幹什麼去了,我是做調查研究的,我不要這些東西。很簡單的,他看見大家排著車隊也不好,他有一次跟汪東興說,你們得改呀,你們不能這樣做。汪東興跟他說,主席咱們就兩輛車吧。如果一輛車的話秘書也沒地方坐,我也沒地方坐,主席說那可以,以後就兩輛車了。兩輛車我覺得不夠,警衛工作就是怕萬一,要防萬一,真正出事了,也不一定,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出事可能也要做到防備。我說這要一出個事,你怎麼辦呢,當地也有意見,他說你們到我們這兒,不讓我們的車跟著,那我們怎麼保你的險哪。我就跟當地商量一下,我說,在我們的車一百米以外,你準備兩輛車就可以了。如果有事,一百米,用不了幾秒鐘你那就跟上來了嘛,沒有事你就離遠了,就跟群眾在一起,那毛主席也不知道你是誰,你是他的車隊嗎?也不是。所以到外地的時候,他都是跟上一輛車到兩輛車,在很遠以外,很遠以外也有別人的車嘛,沒關係。    
    


第五部分訪問 沈同 中

    有那麼一次,那是在上海,毛主席過一個大橋的時候,他這輛車滅火了,那司機著急呀,也修不好,他說這怎麼辦哪,我說不要緊,我一招手後頭那車就上來了,我說主席呀,這個車不行,咱們得換一個車,他說你隨便坐老百姓的車呀?我說是咱們的車,你上車吧,他就上了後頭的車了。所以,以後他也不再說話了,他知道這個警衛工作不能沒有萬一,不能你說怎麼的就怎麼的,這是我們做警衛工作裡的萬一事項。不出事便罷,一出事,你還要防備,不能沒有防備。    
    ……    
    1959年2月,毛主席讓沈同陪他的大兒媳婦劉思齊,還有她的妹妹邵華,一起去朝鮮給岸英掃墓。    
    毛岸英是1950年去世的,劉思齊和他結婚還不滿一年,他就犧牲在朝鮮了。主席過了兩年才將真相告訴劉思齊,劉思齊一直無法從悲傷中走出來。1959年的時候,劉思齊向主席提出到朝鮮為岸英掃墓。主席讓我陪她去。去的時候是在那一年的二月份,這是個秘密行動,不能驚動朝鮮官方,因為那個時候還是金日成領導,他如果知道是毛主席的家人來了,那就麻煩人家太多了。去了之後,羅瑞卿部長特別給喬曉光,他是中國駐朝大使,給他寫封信,有事讓我們再商量。我們的軍代表在瀋陽接待我們,跟我們一起去了,就進朝鮮了,因為他是軍代表,他進朝鮮也不受檢查,所以一切都很順利。去之前,主席交代,一個是保密,一個是所有經費都由主席的稿費出,不要占公家的便宜,葉子龍讓我給劉思齊她們買了幾件衣服。我們做的工作都很順利,到那就住我們的大使館裡頭,誰都不驚動。可是到了最後這一關,就是去掃墓了,他這個烈士陵園不准人隨便去,要去的話必須有領導的手續,然後才能讓進。我們去要是辦手續那就麻煩了,所以喬曉光大使,還有那個叫什麼榮,我一下想不起來了,就是我們這邊的軍代表(任榮當時是朝鮮軍事停戰委員會委員),三方是吧,這是我們這邊的軍代表,他一直陪著我們,闖一下,就是大使也來看了,到那去,他們還是沒讓進,但是他們覺得好像情況不一樣,因為大使都來了,軍代表都來了。就趕快把領導找來了,領導來了之後,喬大使說就給他說了吧,這個來的意思,跟他說了以後,他說這得好好招待,你們願意看什麼看什麼,我們給你做嚮導,那裡有好多墳墓,他一直領我們到毛岸英同志的墓上。    
    劉思齊快步上前,跪在墓前雙手撫著墓碑放聲痛哭,直哭得撕心裂肺,聞者心碎。她喃喃地哭訴道:岸英啊,我看你來了,代表父親看你來了。這麼多年才來看你,來晚了……由於極度悲傷,她幾次差點兒暈倒。    
    我們只得把痛哭的姐妹倆連勸帶拉地攙扶起來,又攙扶著她倆沿毛岸英墓緩緩繞行一周。    
    離開墓地之前,劉思齊邊抽泣邊在毛岸英的墓地裡捧起一把土,小心翼翼地用手絹包起來,緊緊地握在手裡。她再次向毛岸英烈士墓三鞠躬,作最後的告別。不得不走了,她一步一回頭地挪動腳步,望著毛岸英的墓依依不捨地說:「再見了,岸英!安息吧,岸英!你永遠活在我的心裡。」    
    當時,大家見墓都拜了一下,完了以後,朝鮮同志就在那現場擺了宴會接待大家,就在檜倉志願軍烈士墓的辦公廳裡面擺了宴,因為他知道這個事情,我們估計他一定想不到這個事情怎麼辦,我說我也不懂這個事情,主席讓我陪她來,就是來了又回去了,按主席的辦法,後來看看他這個領導怎麼提吧。後來說了一下,他那有個女同志叫樸正艾,是朝鮮中央的女代表,她說她晚上接見劉思齊,劉思齊說那咱們去吧,我說不是咱們,是你去。後來她說那我帶我妹妹,我說那可以呀。我當時也不放心,因為她也沒見過什麼外賓什麼的,就讓大使也跟著去,大使說那可以,於是大使跟她們一起去的,樸正艾接見的,給了她們禮品,就說她們如何懷念毛岸英什麼的,就把心情表示一下吧,後來就回來了。    
    1959年6月,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終於抽空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家鄉韶山沖。    
    1959年吧,毛主席外出做調查,路經長沙,當時湖南的書記周小舟,還有幾個那都是很熟的同志講,好不容易來了,是不是可以回家看看,群眾渴望你回家看看,主席當時說:「短時間的可以。」於是我們就去了,坐了一半兒火車,長沙到韶山的鐵路,當時才修了一半,我們坐到中間下來以後,又坐的汽車,就一直到了韶山沖。主席下來以後,是回家了嘛,到處看一看,非常高興。回家第一個是和親友們談話嘛,尤其過去有些老人,主席專門把這些老人,也有親屬,也有老朋友,聚到一起吃頓飯,促膝長談嘛!所以,主席在後來寫的一首詞裡,就有這麼一句:故園三十二年前。大家在一起講當年的一些事情,一直很晚很晚了。到了第二天早起,他不一樣,平時主席起得很晚,這一天他早早就起來了。好像毛主席沒有這樣子,清早起這麼早出去散步。有幾個同志跟著,比如羅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還有我們警衛。他走的路線正是我昨天晚上探查過的,我知道他這是上他父母的墳。因為我到那以後的第一天晚上,等到主席睡覺了,我就回來忙自己的事情了,我就找了湖南省的公安廳廳長、公安處處長,我說介紹一下情況吧,他把社會情況、地形什麼的都跟我講了一下,然後我問主席母親的墳墓在什麼地方?他說離這不遠,就在對過的小山坡上。我說咱們的會已經完了,我想去那看一看,他說這麼晚了上山也沒有道,你能走嗎?我說你們能走我就能走,他說好吧,那就帶上手電筒,我們走了一下。當時晚上也看不清楚,山上是一片松林,可能孩子放羊時候走的一條小路,我瞭解一下情況就回來了。第二天我看他走的就是這個路線,因為主席對他母親的愛呀、孝啊都是十分讓人欽佩的,也經常給我們講他母親怎麼對他好。原來我在他前頭走的,因為山裡頭人不多,我老怕地下有蛇什麼的,我一看他走這兒了,我們什麼也沒拿,手裡空空的,所以我就讓我們兩個戰士上前面領路去,打草驚蛇嘛,我就留到後面,我就想總要拿點東西,主席如果給他母親表示一下心意,祭禮呀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就沿路採了一些長的松枝、長的柳枝,編了一個花環一樣的東西,路上還有一些野花兒什麼的我都採了一些。主席到了他父母的墳前,他就要行禮,一看,哎呀,他說我這空空如也,我就趕快拿出這個花環,旁邊有個衛士,我就叫他趕快給主席,衛士拿過來了,李銀橋在旁邊,就接過放那了。主席說拿過來吧,主席親自把花環放在那,三鞠躬,說了幾句對他母親的懷念,大家就回來了。    
    


第五部分訪問 沈同 下

    那天誰也沒有聽清楚毛澤東對他母親說了些什麼。但母親去世後,毛澤東曾寫了一篇祭文來祭奠母親。    
    昔日的農家少年,如今成了國家的主席。毛澤東的歸來,自然成了韶山沖的盛事。能和毛澤東照張相,是大家的共同心願。    
    我們走的時候是第二天第三天了,群眾都攔著,不讓走,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都是老鄉,我看那個情況不好辦,我就說大家在主席的門口站著我們照個合影留個紀念,毛主席回去還有好多工作嘛,大家同意這個意見,所以大家都站那去了。    
    主席還到學校走了一下。到了學校,孩子們和老師也看到主席了,搬了凳子給主席坐下。孩子們都高興得很,他也不管是主席,孩子們都管他叫老爺爺,有的拽著主席的手,有的勾著主席的脖子,那麼親切,他們說這不像話吧?我說毛主席從來沒這樣高興過,一天到晚都是辦公,好不容易到家了,這是一個大解放嘛,誰也不要管,結果就鬧騰。主席是來一個就接見,我說照相啊,因為還要到別人家裡拜訪,結果那些人摟著脖子拉著胳膊,都擁著他照相,後來還是老老實實地照了相。我給安排了一下,我說大家都拉著人不好看,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一邊兒一站,大家說好,老師也說好。就這樣給照了一個合影。    
    結果多少年之後,這兩個孩子就成了一對夫妻了。     
    毛澤東雖然整天忙著國家大事,但在閒暇之餘,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生活小事也很關心。    
    有一次散步的時候,主席就問我,你結婚了沒有,你有沒有女朋友?我說我什麼都沒有,也沒女朋友,更沒有結婚。主席說你為什麼,我說這事情一句話說不完。主席散著步就說,你說說,我聽嘛。我就給他說了一下。我說中學裡頭我參加地下黨,打日本,抗日。到了大學裡又抗蔣介石,我都做地下工作,睡覺的時間我覺得都不夠,哪兒還有工夫跟別人談戀愛呀。主席說你做對了,他說你不要著急找個朋友就要結婚。你組織個小家庭啊,你要費多少事情啊,影響多少時間啊。青年人啊,朝氣蓬勃,正是建設自己的時間,你應該利用這個時間加強學習,努力鍛煉自己。在工作裡頭好好修養,好好鍛煉自己,這是第一條。第二條,你結了婚了,還要生娃娃,生了娃娃就佔你的時間更多了。另外還有一個呢,就是說你的經濟跟不上啊。你哪兒有那麼多錢啊,過家庭生活,還要喂孩子啊,這些事情,在青年時期都要避免,盡量地晚婚,你說這對不對呀?我說主席說的當然對,我一定按照主席說的辦。所以以後都不談這個事情了。    
    毛澤東晚婚晚育的觀點,在沈同身上起到了作用。到了後來,沈同私下交了女朋友,但沒有告訴毛澤東,也沒有結婚。一直到1961年的時候,毛澤東才想起來這件事,這一年沈同已經三十八歲了。    
    後來有一次我們到了上海。到了上海的時候,主席召集中央會議,在錦江飯店的國際俱樂部,主席散步的時候問我,你怎麼還不結婚哪。我說響應主席的號召。哎,你多大了?我說三十八歲了。三十八歲還不該結婚哪,有沒有朋友啊。旁邊那個小魏說,主席,人家有一個小王了,是個好朋友。主席說,我不知道。這個人怎麼樣,幹什麼工作,行不行。我還沒說呢,那個小魏就說,她是董老的保健醫生,我們也沒見過,聽說挺不錯,挺好的。主席問我,那就可以結婚了吧。我想本來是散步,跟主席說話很隨便了,我說將來我結婚的時候,請主席吃酒,主席說那好嘛。這句話就完了,就過去了。    
    過後,沈同並沒有把毛澤東的這番話當回事。沒想到第二天,毛澤東就主動提出來要做他們的主婚人。    
    到第二天,主席要主持開大會了。下午開大會,開會以前,我想去檢查會場,安排一下警衛。正在那兒,衛士打電話來了,說主席找你了。我以為他們又做什麼事情讓主席生氣了。我說你這小子是不是又出事了,他說不是不是,好事。我就趕快跑回去了。跑回去,遇見主席。主席說,哎,你把那個小王找來。今天嘛,跟你們一起吃個飯,就結婚,我當主婚人。當時,我實在想不到是這個事情,實際上我真著急,我說主席這個事以後再說。這算什麼事啊,你下午開會,中午還得吃個飯,休息一下嘛。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嘛,主席說,有什麼影響的,來吃飯就是了嘛,趕快去辦。主席脾氣我們都知道,他要定了你給打岔,那他會生氣的,結果還是按照他說的辦的。所以我沒含糊,我就走了。董老一聽說這事,怎麼也得祝賀一下嘛,讓自己的夫人賀蘭芝陪著小王來了,參加了。主席坐在主位,我們倆分坐主席左右,周圍同桌還有其他的首長,賀蘭芝同志就坐在主席的對面。我們兩個想先敬主席一杯酒,主席說不能敬我,敬大家。我就說按主席說的好了。我跟大家說,今天主席很快樂,很高興,為我們主婚,我們大家更高興,大家就喝杯高興酒吧,我們共祝主席健康長壽。主席說你們倆敬大家嘛,我們又敬大家一杯。我給主席夾了菜,小王也給主席夾了一塊魚。後來毛主席說,祝你們團結起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主席一飲,乾了一杯酒。就是這樣子嘛,就算結婚了。到了晚上,人家上海公安局局長來看我們,還送來了結婚證書。    
    雖說是匆匆忙忙結的婚,但沈同夫婦婚後的幾十年過得恩愛和睦。他們把與毛澤東的合影照片,視為最珍貴的東西,到了晚年,他們就會翻開相冊,共同回憶與毛澤東度過的那段難忘時光。    
    


第五部分訪問 田雲玉 上

    1953年,家住黑龍江省雙城縣的田雲玉,剛剛高小畢業,被分配搞財經工作。在沒有正式報到之前,他就從街坊那裡聽說,在瀋陽的東北行政委員會專家招待處到縣裡招收招待員。十六歲的田雲玉跑去應徵,他合格了。於是,他打起了背包,就像參軍一樣跟著招待處的同志踏上了南下的列車。田雲玉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的這一次不經意的選擇,居然走進了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的生活。田雲玉到瀋陽專家招待處不久,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培訓和政治審查之後,很快便被調入了北京的中南海。    
    說起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每談起來我都很激動。心裡總有說不出的那種滋味,是高興啊,幸福啊,還是什麼。反正,就是感到興奮、輕鬆的那種。    
    我記得很清楚,我是1954年底到主席身邊的。我去之前,就有人說,你可能要調到主席身邊去,我都不相信。因為和我同時進入中南海的同志都已經分配到主席、總理、朱老總身邊去了,差不多就剩我一個人了。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主席那裡去。可去幹什麼,又沒具體說。當時,是衛士長李銀橋領著我進了主席的睡房。主席正在休息、看書。李銀橋先告訴主席我叫什麼名字,到這兒來工作。主席就說,哎,你好,小田同志,歡迎你!說著,就跟我握手。當時,我並不緊張。因為到主席身邊之前,我就見過主席幾次,我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真能到主席身邊工作,我挺高興。主席接著問了幾句家常話,你是哪裡人?家裡還有什麼人等等。我回答之後,主席說,那好,以後再談。李銀橋就帶我出去了。    
    真正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之前,田雲玉還要先通過江青這一關。    
    見了主席以後,衛士長跟我談嘛,要我熟悉主席的生活習慣,比如吃飯、行走啊什麼的,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開始的時候,是先值副班,後值正班。所謂的副班就是在江青身邊服務。主要是先由江青啟發、教育我們,因為她既是家庭成員,又是主席的生活秘書。我記得,她曾經問過我,你願意不願意到主席身邊工作呀?今後你準備怎麼做呀?我回答說,我願意。可怎麼做我也不知道,我就說向老同志學習吧。她說對對對,要好好向他們這些老同志學習。    
    大概不到兩個月吧,我就從值江青的副班轉到值正班了。那時候,主席經常從中南海到玉泉山,我值副班的時候主要是在玉泉山。值副班的時候,我就注意向老同志學習,問問主席喝什麼茶,喝茶喝幾次,穿衣服怎麼穿,吃飯的習慣,包括吃飯的飯桌等等。主席出去開會,接待外賓怎麼辦,反正是主席從起床到睡眠的過程,需要我們工作人員盡到哪些責任,我都問清楚。    
    當我從副班轉到正班的時候,也是先跟老同志學習,然後自己去做。主席該看文件看文件,該看書看書。比如說,吃飯的時候他拿本書,我們給他盛飯也好啊,他都是很隨便的。有時候,他眼睛看看你,卻很少說話。不過主席的眼睛確實厲害,當時,我就感覺到主席的眼睛特厲害。你做的時候他看著你,他不說話,然後你做完了,他點點頭。你做得怎麼樣全在他眼裡。    
    那麼,田雲玉在毛澤東身邊都做些什麼呢?    
    我理解衛士這個工作,在家裡就是服務員,外出時既是警衛員又是服務員。平時的工作可以延伸到許多方面,從主席睡覺、穿衣、吃飯,到他工作當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說辦公桌上的一些紙筆,接見外賓的服裝等等,事無鉅細,樣樣都要注意。開會當中,主席有時候休息不好,我們必須提醒他注意休息。起床後,忘了吃飯,我們必須催促。夜裡辦公疲勞,我們要幫著做一些按摩,或者是洗澡。他一般不洗澡,多是用毛巾擦澡。按摩也好,擦澡也好都不妨礙主席看文件,看書。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以外,主席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學習。甚至上廁所,他也會拿本書。總之,我們必須盡職盡責,做到細緻、周到。    
    好在主席的生活、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規律,比方說飲食方面,吃什麼,不吃什麼。大家都知道主席喜歡吃紅燒肉,但並不是每頓飯都有紅燒肉,就是喜歡多一些。在老同志的帶領下,在主席的寬宏大量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實際上,在主席身邊相對容易一些。他沒有那麼多要求,更不會頤指氣使,指手畫腳。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客氣,你給他做什麼他都說好好好,他很少表露出不滿意,生氣或發脾氣是很少有的情況。他只在你打擾他睡眠時發脾氣,有時候脾氣很大。這不能怪主席,而是工作人員失職。    
    ……    
    毛澤東關心衛士們的學習,也關心他們的生活,連他們情書裡出現的錯別字,主席都要為他們糾正過來。    
    主席也很關心我們的個人生活,但是就我的親身體會來說,不像在我們的學習上花費那麼多精力和時間。我理解主席是要強調,即使是戀愛、結婚,也不能放鬆學習。有一次,主席問我,說女朋友來信沒有?此前,主席已經知道我有了女朋友,也問過這個問題。為了不影響主席工作,他問我,我都說來信了,我也寫信了。這樣,我就有準備地把我寫的信和女朋友的來信都放在兜裡頭。在不影響他辦公的情況下,我會毫不猶豫地拿給主席看。主要考慮給主席忙碌的工作調劑調劑,當然,如果時候不適合,我就不會拿出來。主席這一問,我就從兜裡把信都拿出來,挑了一封我自以為寫得比較好的,給主席看。主席笑容滿面,他說寫得不錯,不過,女朋友寫得比你好。他一邊看,一邊挑裡面的錯別字並改正過來。至於你怎麼寫,怎麼交流他不具體發表意見,他只看字。我記得,有一次楊尚昆接見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那是主席逝世以後,楊尚昆談主席的幾個偉大之處時,說到主席連身邊的工作人員他都關懷備至,連情書都給改。實際上,主席改的是我寫的錯別字,不是改情書。    
    那時,田雲玉的初戀女友是浙江文工團的一個舞蹈演員。他們在經歷了兩年多的熱戀之後,關係卻出現了裂痕。這使毛澤東想起了他和賀子珍……    
    


第五部分訪問 田雲玉 中

    我思想比較單純,受咱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找對象的標準就是老實可靠,年輕漂亮。可是在中南海,尤其在毛主席的身邊,按我的這種標準挺難找的。我初戀的對象是文工團的團員,是在她陪主席、中央領導跳舞的時候認識的。有一次,我陪江青去杭州,晚上江青要跳舞,也是活動活動,就找了幾個青年男女。其中就有我的那個初戀對象,我們就是在這時候認識的。後來,我就跟主席匯報了,主席也認識她了。主席接觸了我這個對象,印象也不錯,在這之前,我也與一些女青年有過來往,都不太滿意。她的外表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確定下來,我基本滿意,她也很單純、老實。江青曾在遠處專門看過,是我把她帶到我們的駐地,讓江青看了一眼。江青看完,就給了一句話,「木美人」。說完,她就走了。但是主席不這樣看,主席說不錯。這樣,我們有時候到杭州去,她有時候也到北京演出,我們的關係發展得還可以,到最後是我把她從杭州接來北京的。這樣兩年多,關係還不錯。但我有封建意識,大男子主義,武斷,脾氣大,總考慮自己多一些,不從人家女孩子方面考慮,老強調人家工作方面配合我們不夠,我們的工作比較特殊,就想把她調出文工團,但是不行,因為要通過組織,要她本人同意,這樣就沒談攏。在這個方面,我們兩個就產生了分歧。好像是有一次我們兩個寫信,在信中她說,感到我有些霸道。意思是你憑什麼呀,關係就中斷了。主席知道我們中間出現了裂痕,他做我的工作,就給我講了他和賀子珍的關係,和我在一起誠懇地交談。他說,賀子珍離開延安到蘇聯去,他痛哭流涕地勸她,多次勸她,她不聽,非要走。這是他的原話。主席跟我這麼講,並不是批評我,可我心裡很難受。主席還說自己有什麼責任,賀子珍有什麼責任。    
    他說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時候也是很無奈的,也很複雜。有時候莫名其妙就發生了,發生以後怎麼對待?要理智一些呀,忍耐一些呀,有時候要等待呀什麼的。想不到,我戀愛的波折引出了主席的一段傷心事。    
    等到我和女朋友吹了,我把送給她的東西,一塊手錶,一塊毛料,都要回來了。她把這事告訴了主席,主席對我說:「你幹嗎要東西?送給了人家,不要要了嘛。你們好了一場嘛,幹嗎還要要回來?」他反對我這麼做。我說,我家裡窮,我要是再找朋友,這些東西還可以送給對方,主席聽了哭笑不得。    
    後來,我和我的夫人戀愛以後,主席同樣很高興。兩個人一起在中南海工作,互相的瞭解就更多一些。1961年,我能夠到人民大學去學習,也與我夫人的督促有關。因為我這個時候不去上學,我夫人也去不了。正好主席一直想送我去上學,我們一起去人大上學,也算了卻了主席的一樁心願。    
    可惜,我學完之後,沒能再回中南海,沒能回到主席身邊。    
    當時,我把學習情況給主席匯報以後,主席給我提供了三個方案,三種選擇:一個是回到他身邊,第二個是去公安保衛系統,第三,還可以到別的單位去。別的單位是指回老家什麼的,實際上是兩種選擇,徵求我的意見,徵求汪東興的意見。最後,我選擇了公安局。就這樣,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五處—勞改大隊。一年之後,我調到了廣播事業局,這裡邊有主席的關懷,也有我自己的意願。    
    離開中南海,田雲玉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又是怎麼同主席聯繫的呢?    
    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廣播事業局工作的時候,都遇到一些困難。在公安局工作的一段時間,我對公安部門一些政策方面的問題有不同意見,我就給主席匯報了。後來,調到廣播事業局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又遇到一些疾風暴雨的問題,我同樣也想找主席匯報。離開中南海了,找主席匯報問題,首先要跟主席身邊的人聯繫。因為主席工作忙,能不能有時間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離開主席的這些人,都有這個問題,不見吧,想主席,見吧,又怕給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帶來一些麻煩。還有,就是工作人員能否給予一些方便,也是一個問題。當時,我的性格當中有一點,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怎麼想的就怎麼說、怎麼做,不太考慮一些後果。所以,我工作上有了委屈,有一兩次就給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打電話,說我想見主席。還好,每次我都能順利地見到主席。    
    見到主席,我的心情就好起來。唯獨遺憾的是,我和我的夫人沒能正兒八經地和主席照次相。我有三次跟主席說要照相都沒實現,這三次主席都同意了,就是攝影師來不了。是來不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我不知道,總之是沒照成。直到現在我也沒有與主席合張影,留下一張正規的照片。如果三次都能照成的話,就是很好的紀念。    
    中國有句古語,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而在1956年的中南海裡,田雲玉也很是傷心地哭了一回。他是為了什麼事呢?    
    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有什麼事,不管什麼時候,都能傳到主席的耳朵裡去。所以,我們有什麼事,都沒必要保密。    
    我是1953年到中南海,1954年到主席身邊。到1956年,在主席身邊已經是兩年了。我思想意識裡,覺得可以翹點尾巴了。初來乍到可能要謹慎些,兩年了,我已經奠定了點基礎了,尤其主席對我的工作非常滿意。在這個時候漲工資,我認為自己還是有資本的。我們單位有戰爭過來的同志,衛士長也好、秘書也好,葉子龍和汪東興都是部級幹部,我自然沒法比。但是,我周圍的小衛士有的工資也比我高,比來比去,就數我工資低,我家庭又困難,漲一級是肯定的了。但是,大家都同意我漲兩級。漲兩級工資要有特殊貢獻,我跟其他的衛士一起上班,本沒有什麼特殊。可我想,給主席的工作不就是特殊貢獻嘛,我是這麼想的,他們也都同意。最後,組織上一平衡,只能漲一級。好傢伙,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哭開了。我在值班室哭,在宿舍也哭。那是痛哭流涕呀,不是一般的掉眼淚。主席聽說這件事後,就說了一句話,叫「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沒到提級時」。像這樣沒出息的事情,我自然不敢跟主席講。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是誰跟主席講的。    
    


第五部分訪問 田雲玉 下

    那時,按田雲玉的級別,漲一級是43元,漲兩級是50元。當時的50元,能供一個普通五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這50元,對於當時家境貧寒的田雲玉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可能是為了照顧田雲玉的情緒,上面那句話毛澤東並沒有當田雲玉的面說,他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問題,所以,他問田雲玉,我給你60元行不行呀?    
    後來,主席跟我聊天的時候,他說小田呀,我想把我身邊工作人員的工資,調成和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一樣,咱們找那麼一兩個人,我自己給他們拿錢。你怎麼樣,我用我的工資每月給你六十塊錢,行不行啊?我說,要主席的錢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嗎?我的腦子本來就不聰明,當時就是這麼反映的。主席笑瞇瞇地「噢」了一聲,再沒往下說。實際上,我當時要是同意了的話,他肯定會給我這六十塊錢。主席很照顧我的情緒,沒單純考慮給我漲工資,他不說我家庭困難,他不從這方面考慮問題,而是從總理的工作人員來說,用他的錢來給我漲工資。    
    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當時為什麼這麼說。有時候想,在主席身邊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榮譽也好,不應該有的驕傲,也有一點。可是,這件事情是主席發自內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說了我沒同意,他從來不強加於人,包括上學,你不去他也不強讓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張每個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識上,都自由自主些、獨立些,他從不多加干預。但個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難他願意幫助你、啟發你。    
    1958年5月,田雲玉和毛澤東一起去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那天北京的天氣異常悶熱,勞動了一天的田雲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後,田雲玉就直奔了廚房,由此引發了一場「西紅柿事件」。    
    主席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向來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處理周圍的一些關係時,包括與領導的關係,和炊事員的關係等,不夠虛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氣,難免將關係弄僵。    
    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庫勞動。因為天氣熱,主席和我都是滿身大汗。回來以後,我馬上給主席換衣服,擦背。做完這些,我馬上跑到廚房。因為我平時想方設法讓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廚房的冰櫃裡有西紅柿、水果一類的東西,你要給主席他就吃,你不給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紅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紅柿硬給他喂到嘴裡。所以,我就想辦法讓主席多吃點水果,想什麼辦法呢,就是給他擠成汁。擠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乾淨,用一塊紗布把水果包起來,汁擠到碗裡,再倒在杯子裡。擠出的西紅柿汁,有時候放糖,有時候不放糖。這樣,主席就沒有辦法了,他怕壞了,就會把杯子裡的西紅柿汁都喝了。這雖然帶點強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這樣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機會。    
    這天,我就奔到廚房去拿西紅柿,想自己吃。可廚師不讓我吃,我想把西紅柿挖個洞放點兒糖,連糖帶西紅柿一塊吃不是更舒服嗎?於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員不讓我放糖,就圍著面板搶我手裡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氣上來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說著就把西紅柿砸了過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紅紅的西紅柿汁濺了他一身。他為了保護現場,馬上去找衛士長李銀橋匯報。就這樣,我一下子被抓了個「現行」。緊接著,行政小組開會,團組織開會,上綱上線。最後,我不得不寫檢查。    
    過了幾天,衛士長將事情報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費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對我一句話都沒說,只是在我給他喝西紅柿汁的時候,就會哈哈大笑。我當然明白他笑什麼,因為衛士組和行政小組怎麼批評我,江青是什麼態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問什麼過程,他就是笑。主席這樣做,起碼有兩三次。有一次,他從臥室出來,途中經過我們的值班室,我已經把西紅柿汁準備好了。平時,我把西紅柿汁一給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後問我,這是什麼呀?我說,是西紅柿水。他還沒喝,就笑開了。笑完之後,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遞給我,他還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開會時上綱上線,壓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則讓我輕鬆多了。主席太瞭解我了,他等這個事情處理完了才說,在這一點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開會批鬥我。如果主席當時這麼說,我更要鬧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1961年,田雲玉被毛澤東送進了人民大學。從此,他離開了毛澤東。如今,他常常和當年同在中南海的夥伴們回憶起那時的情景。    
    在我身上發生的這幾件事,如今想來,讓我感觸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動的,不能讓我忘懷的,就是主席對我學習的關心。我剛到他那裡半年,他就讓我去上學。當時,我就想我剛來不久,主席又很喜歡我這個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慮我本人的前途,堅持讓我走。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著一件,令我終身受用。    
    他平時不斷地跟我說,小田你是個好人,你直爽,你講真話,我也跟你講真話,我們合得來。人就怕給你一個獨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袖這麼平等,這麼平易地對待你,你能不感動嗎,你能不懷念他嗎?    
    


第六部分訪問 王鶴濱 上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在上個世紀40年代曾經三次給毛澤東檢查身體。第一次在延安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的穿著讓他大吃一驚。    
    我是河北白洋澱人,在我的少年時代,白洋澱是當時抗日戰爭的游擊根據地。我高小以後,毛主席就派賀龍的部隊到了我的家鄉。    
    1943年,我從晉察冀軍區到了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過去這所大學叫衛(生學)校,以後變成解放區的醫學最高學府。    
    學校在延安的喬兒溝,它的對面就是魯迅藝術學院。我們到的時候是6月份,我那時候是一個黨支部的委員。開學的時候,主席來講話。我們席地而坐,有小板凳、草墊子什麼的,我就坐在主席身邊。主席用的講台就是一個小桌子,衛士給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上面。    
    主席穿著一條打著補丁的褲子,兩邊都打著補丁,上身是一件灰色的舊軍裝。我當時很吃驚,我雖然知道八路軍講官兵一致,但沒有想到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穿著竟同戰士沒什麼兩樣,對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主席作報告的語言非常生動,深入淺出,他說同志們我告訴你們一個真理:槍是可以殺人的。同學們都是小知識分子,都說槍能殺人這個誰不理解呀。    
    主席說這個真理讓我們共產黨人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他就追述了第一次革命戰爭的失敗,陳獨秀不要武裝,蔣介石就殺了我們成千上萬的革命黨人。大家明明知道槍可以殺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可以把槍拿起來對付反動派,所以革命遭到失敗……    
    聽了報告以後,我們在思想上提高了很多。    
    說到主席的補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國作家就此與蔣介石的對比。重慶談判的時候,蔣介石的服裝不僅挺闊,而且戴著好多勳章。毛主席的服裝不僅沒有任何裝飾,而且是皺皺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襟還長出兩寸。但是,兩人在氣質上、民族意識上則有高下之別。    
    王鶴濱清楚地記得,他曾經三次為毛澤東檢查身體。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下山被調到了軍委衛生部。當時,科長戴振華把我叫去,我說我想下山,當時也不知道下山幹什麼,同學們都下山我也想下山。    
    他說黨培養了你這麼久,難道你就不願意服從黨的分配,我就定住了。我是黨員當然服從組織分配,於是我就到了延安的蘭家坪。那是中央門診部所在地,也是軍委衛生部所在地,我在軍委衛生部的義診科當科員,同時在門診部當眼科醫生。    
    1946年的時候,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來中國調停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三方就在北平搞了軍事調整執行部。在這個過程中,延安與外界有了聯繫的窗口,跟北京、重慶經常有飛機來往。醫療條件也因此有了改善,    
    主席當時住的是石窯洞,有三間,一間是過廳,進去就是辦公室,再往南一拐橫著的是他的寢室。這次檢查主席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是硬闖去的。因為檢查很費時間,怕他不接受。檢查沒有想像的那麼困難,因為主席很配合。查了以後,主席很關心我,他看我很年輕,就問在哪學的習呀,我說在延安中國醫科大學。    
    傅連暲副部長就說,他是咱們自己培養的。查了一段時間,因為要查視力、配眼鏡,他說哎呀,看個眼睛還這麼費勁呀。檢查完以後,鄧子恢回來了,看到了李訥,他說哎喲我們的公主呀,大了以後誰還敢娶你呀,說了些玩笑話。    
    我們一看有人找主席,就退出來了,這是第一次給主席檢查眼睛。    
    第二次是在延安撤退的時候。撤離之前,周恩來同志從國民黨區回來,胡喬木記得是毛主席、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開了一次會,他作記錄。    
    當時毛主席提出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來了,這個預見是個非常了不起的預見,斯大林他們認為延安無論如何不能撤退,如果延安撤退了共產黨就完了。所以當時黨的意見也有分歧,任弼時就堅決反對撤退。主席當時說撤退就是為了再回來,第二年就可以回來。    
    第二年,我們沒回延安,卻奔北平去了。兩年的時間完全實現了毛主席的預計,後來我說毛主席怎麼預計得這麼準呀。    
    隨著延安的撤退,我們就到了山西臨縣的三交門診部,它是中央後委的所在地。那時候中央下了很大的決心,分成前委、中委和後委三部分。前委就是毛主席他們,1948年的3月份,我們到陝北去給毛澤東檢查身體。主席當時住在米脂縣的鳳凰寨。鳳凰寨是一個城堡,是馬明方家族的一個大院,整個一座山被城牆包圍起來,易守難攻。    
    毛主席剛到那裡,在戰爭中奔波,身體相當疲勞。以後就是第三次給他檢查。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時任香山門診部支部書記兼業務副主任的王鶴濱接到了上級主管部門—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一個電話,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連暲處報到,接受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保健醫生的職務,傅連暲給他一封事先寫好的介紹信,讓他自己去見毛澤東。王鶴濱怎麼也想不到,這第四次見到毛澤東,會是這樣一種情景。    
    我到了傅連暲家之後,他把信遞給我,並說我是派到主席身邊的第三位保健醫生。我好奇地問,那第一位、第二位是誰呀?他忽然沉默下來,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回憶。他說,第一任我派去的是我的女婿,反AB團的時候,他們倆都被殺了。我聽了,心情也非常沉痛。我說,這個政治鬥爭真是殘酷。    
    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說,第二個保健醫生叫周醫生,他那時候在一個旅衛生部當部長,現在已經去世了。    
    第二天,我快到豐澤園門口的時候,王振海(值班衛士)就瞄著我了,瞧著我來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趕我。他原來沒見過我,要檢查。突然間,毛主席跟著一群人,從他的辦公室,也就是從菊香書屋大院走出來了。我一見高興了,就趕快迎上去。主席一出來,王振海就趕快閃開了,他要給主席一行人讓路,也就沒法堵我了。他一閃開,我就衝過去了,把信遞給主席。毛主席打開信一看就說,歡迎你來啊!我現在去開會,我需要你的時候,通知你。這時候他就和我握了個手。這握手既是會見,又是告別。主席他們就到頤年堂開會去了。    
    我當時被安排住在豐澤園西邊的靜谷,是一處園中園。此前我去過一次,覺得印象非常深,因為那裡邊有不少假山哪、樓台亭榭呀,還有流水呀,風景很優美。    
    


第六部分訪問 王鶴濱 中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王鶴濱被毛澤東請到了自己的臥室。面對這張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鶴濱一時間亂了陣腳,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我住下來以後,過了幾天,主席就派王振海來叫我。我到了主席休息的紫雲軒東側的房間,主席剛起床,還半躺在床上,正拿起一支煙點著了抽了一口。我笑一笑點點頭,算是打招呼。主席說:你到我這裡來工作,我的事情還不太多,我身體還可以,你要多照顧一下其他的書記。我就坐在那兒聽著,眼睛看著他。他一看我那麼愣著,也不說話。主席肯定還有什麼要指示我的,我就等啊。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說了一聲:「哎,王醫生,你到我這工作不要拘束哇,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我一聽這話,覺得非常窘迫,我想主席怎麼能說這樣的粗話呢。說著,主席又笑了,意思是說是不是呀,我就勉強地笑了一下,因為我不好回答,他是黨的主席、國家主席。他這樣說話,有點像農村的大人對小孩那樣說話。    
    後來,我理解了這是主席的幽默,也是主席的平易近人之處。我聽說,在陝北的時候,生活非常艱苦,戰士們就經常吃黑豆,吃黑豆放屁就多。戰士們放完屁,常常哈哈大笑。主席聽到笑聲,坐不住了,就從窯洞裡出來了。他說同志們現在很艱苦啊,本來陝北地方很小,加上國民黨來了以後搞破壞,所以我們就得吃黑豆。大家要熬過這個艱苦的時期,說到這裡,有個人就放了個屁。主席就開玩笑說,誰說不呢?大家都哈哈笑起來了,他又嚴肅了,跟戰士們說,將來我們可以到南京、北京去改善伙食。    
    我自己就碰到過這麼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們跟著主席到北京的郊區去。中午的時候,天氣正熱,一人一身汗。毛主席穿著一件背心,一件白襯衣,汗濕透了後背。到了一個村子邊上,長有一片玉米,玉米長得有一人多高。我們正在樹底下乘涼,主席向李銀橋招了招手,李銀橋就趕緊過去了。他們就沿一條小路,往玉米地鑽去了。我說,天這麼熱,玉米地又不透風,鑽進去了要是中暑怎麼辦哪?我就跟著走。    
    汪東興和葉子龍見狀,就嘎嘎地笑起來。他們都叫我,王大夫,你跟進去也想施肥去呀。這時候,我才理解主席跟李銀橋招手是要手紙,像這樣的事在農村是很普遍的。    
    後來,王鶴濱兼任了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毛澤東總是以沒時間看《參考消息》為借口,讓王鶴濱來讀給他聽,以這種方式培養觀察認識問題的能力。    
    主席說,你注意一下《參考消息》,有些國際性的動態呀,請你給我講一講。我接受了,看到我感興趣的國際評論,不管長短,我就拿去,從頭到尾念給他聽。一開始,主席聽完,抽支煙之後他就笑了,也沒有說別的。我還高興呢,這也讓他在緊張的工作之餘轉換一下腦筋。    
    過了幾天,我又看了一篇,也如法炮製。這次,我念完之後,他就笑了,他說不是你這樣的辦法,你應該用我的稿酬訂一些報紙,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買來,看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就產生一種觀點了。當你產生觀點以後,你再給我講你的認識。    
    以後,我當了研究生就體會了,對有些問題有初步的看法你必須先掌握大量的資料,在這個基礎上,你才能找出適合你或者是你認為要發展的東西。這時,我才明白主席是在培養我觀察問題的眼光。    
    這之前,江青就進來了。主席給我講的時候,她就站在旁邊。等他講完了,她說主席你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後來,這事情我就沒再做下去了。但是,這種教育方法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    
         
    王鶴濱陪毛澤東吃飯時,毛澤東總是親自為他夾菜。王鶴濱以為自己是尊重主席,卻受到了汪東興的批評。    
    我在主席那裡工作,吃飯時間到了,開始我不知道,值班衛士就通知我:「王秘書,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後,一看桌子上擺著飯菜和兩雙筷子。主席從辦公室出來,一邊繫著扣子一邊往這處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邊:「別看啊,吃吧。」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飯嘛,我也不能隨便夾菜。主席就說:「你們青年人喜歡吃肉,你來嘗嘗這個牛肉片,這個苦瓜我愛吃,你也嘗嘗。」說著,主席就夾給我,我也不能不要哇,他夾了我就吃。有這麼幾次之後,主席在豐澤園散步的時候,我和汪東興走在後面,忽然,汪東興笑了。我說,有什麼好事讓你這麼高興?他說:「你跟主席吃飯,不要老是埋頭苦幹啊。」我說,什麼埋頭苦幹呀?他就說了:「主席跟我講,你陪他吃飯的時候,也不說話,光埋頭吃,說你是咱們自己培養起來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這一套。」他說你不要老讓主席照顧你。我說,哦,我明白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吃幾乎沒什麼要求。    
    主席吃飯很簡單,從來不點菜,廚師做什麼就吃什麼。時間長了,廚師和衛士都是根據他愛吃什麼,才做什麼。主席自己不說,依據是什麼呢,就是看他吃剩下來的菜,哪個吃的多哪個吃的少。下次再做飯,就多做些他吃得多的菜。但是,一直也沒總結出來主席到底喜歡吃什麼。後來,有我陪著吃飯,這就更沒法分了,這菜到底是主席吃的還是我吃的,就鬧不清楚了。    
    因此,我每次吃完飯以後,還得向廚師和值班衛士說主席吃什麼比較多,吃什麼比較少,他們就根據我的匯報來做菜。有一次衛士張仙朋來找我,撅著個嘴巴說,王秘書,你這個菜是怎麼報的?你說主席喜歡吃這個菜,結果主席一筷子都沒動。丁師傅也跟我說,你說的這個情況不對呀,你說主席愛吃的東西,主席根本沒有吃呀。    
    後來我注意了一下,發現哪個菜離主席近他就吃哪一個,遠的他就懶得去夾了。說起來,主席吃飯就像是例行公事。    
    但有一次主席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跟我說,王醫生,你怎麼老給我吃這個細大米呀,弄點粗大米不好嗎?我說,好啊,粗大米含的維生素B高。他說,那含的維生素B高,你怎麼不給我弄點粗大米來?我說,那我就想辦法吧。可我上哪找去呀,商店都沒有賣粗大米的。後來,我想起來香山一帶有不少稻田。我到了香山下的一個村子,拿細米一對一換人家的粗米。就這樣搞了一面袋子,幾十斤吧。那大米真夠粗的,剛把殼去掉,那個胚芽上都留有粗米糠。回來以後,我說主席粗大米搞來了。主席說,那就趕緊做來吃。我拿給食堂師傅,告訴他,這是主席今天想吃的粗米,你就給他做這個粗大米飯。飯蒸熟了,他沒端去。廚師給我叫去了,他說王秘書啊,這啥米啊,你看這米蒸完了,湯是湯,米是米的,就像高粱米飯一樣,沒有黏性,它是一顆一顆分著的。我說,你端上去吧,別擔心,這是主席讓做嘛。可他怕毀他廚師的聲譽,做不好主席不吃,猶猶豫豫地端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主席願不願意吃,就等啊,等主席吃下來了,我問他粗大米好吃嗎?他說好吃、好吃。所以,這一段時間我就給他吃粗大米。    
    


第六部分訪問 王鶴濱 下

    在吃的問題上,主席很少提意見。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費。自從我當了他的秘書以後,主席老跟我說,我這個伙食消費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壓低點兒?說實在的,主席的伙食費並不高,已經沒有節省的空間。那時,他家裡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來,伙食費跟我們差不多。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小灶吃飯,生活不見得比他低。可主席說了,還是得想點辦法。我就告訴廚師,做菜的時候,菜不要摘得太細,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費,但還讓每個月給鄧小平家一點補助,因為鄧小平家裡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時候,我才知道中央領導層也有困難戶。    
    後來,主席專門問我,伙食費壓得怎麼樣?我說想了好多辦法,可壓不下去。他說,那你就用力壓嘛。他還舉例子說,1925年,我在國民黨政府裡面擔任代理宣傳部長,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兒子還有一個保姆。那時候,官沒現在大,錢也沒現在多,可是每月還得節省。現在,我身邊的工作人員是國家派的,車是國家派的,花那麼多不應該啊。    
    我沒有辦法,就給衛士們開會佈置了一下任務,準備把孩子們的水果來個定時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兒去瞭解情況,江青正在院子裡打轉,我一進門,她就衝我來了。她說,王醫生,我問你,你是醫生,吃水果對人有沒有好處?我說,當然有好處啊。她說,那你為什麼不給孩子們吃。我說,不是不給吃,是定量吃。她說,那不行。她這麼說,我就不能說話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沒有辦法。後來,在總理處工作的一個護士講,總理知道我離開主席後,說什麼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辦了。    
    一次,王鶴濱的兒子意外地陪毛澤東吃了一次飯,小傢伙對紅紅的油炸辣椒格外感興趣,毛澤東就逗起小傢伙來,引出的一段對話卻讓王鶴濱回味至今……    
    有一次,是星期六,機關要開飯了,有個同志幫著我把王子傑—我的大兒子接回來了。偏巧,衛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飯,可我這孩子怎麼辦呢?我出去找人帶孩子,已經來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著我吃飯呀?只好抱著他一塊兒去了。去了以後,主席很感興趣:「哦,多了個小同志啊。」就問孩子多大歲數了?我兒子就舉了四個手指頭,說四歲了。「你媽媽呢?」「媽媽學習去了。」「想不想媽媽呀?」孩子說想。吃飯的時候,因為孩子在托兒所吃過飯才回來的,他現在根本就不餓,但是眼睛老盯著紅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紅辣椒,很誘人。主席發現了孩子的興趣所在,就說:「啊,你想吃這個啊,這個可好吃了。」他夾了一口放在嘴裡,還裝出很好吃的樣子:「這個可好吃了,你想吃嗎?」說著,就夾了一塊給他,他小嘴就伸過去了。我趕忙說主席不要給他吃。我就把他攬過來沒讓他吃,我心想:這麼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來,鬧起來,再罵起來,我說這不把主席這頓飯給攪了嗎?我說:「不能吃,主席。」後來,主席又夾了一塊,跟他說:「嗨,這麼好吃的東西,你爸爸不讓你吃,來吃。」又夾了一塊送過來,我又把孩子摟過來說,千萬不能吃!我說,主席你千萬不要給他吃!這時候主席就不滿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這個當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當,讓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壞的。」 直到現在我還不能理解他這句話的用意。    
    毛澤東曾經在寫字檯上連續工作三天三夜,任憑王鶴濱怎樣勸說都無濟於事。    
    他辦公,我就在那兒看著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兩個人不說話,就這樣看著。我這個人特別不耐困,看著看著眼睛就看不清了。開始時,我還想,我怎麼這麼沒有出息呢?可一會兒就迷糊了。主席卻一直在工作。後來,我就想起來古人的「頭懸樑、錐刺股」,可這是古人的辦法呀。我就用手擰自己,開始擰到疼一點,眼睛睜一睜,以後再擰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邊上有個沙發,開始我不敢那麼坐著,最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肩膀上有什麼東西沉乎乎地壓著,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識地睜開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綠色軍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衝我點點頭,意思是你還接著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來想幫主席呀,看看有什麼空閒啊,好拉著他在院子裡散散步,換換空氣什麼的。結果哪,來了以後,給主席找了麻煩,還讓主席照顧我。    
    ………    
            
    王鶴濱在毛澤東身邊的一段時間,毛澤東的身體狀況非常好,很少生病。    
    建國初期,主席已經六十歲了,身體仍然很好,這與他青年時代的鍛煉打下了良好的體質有關。這個時候,因為工作繁重,主席的體育活動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著,就是躺著。吃飯前看書,晚上睡前也看書,一到辦公室就坐下來,體育活動少,人自然就胖起來了。胖起來對人很不利,尤其對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讓主席加強活動,他一出來散步,我們就非常高興。但是畢竟太少,跳舞一個星期只有一次,有時候他跳的時間很短,半小時就回來了。怎麼樣增加主席的活動量,也是頗費腦筋的。後來,我們就想請個按摩師來,增加背部的運動。但是,主席不喜歡不熟悉的人在身邊。當時,有一個在香港學護理專業的女華僑,回國在醫院工作。我們就請她來教衛士們按摩,所以衛士們都學會了按摩。這對主席的幫助很大,每次給主席按摩完,衛士們都是一身汗。有時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著了,這應該說是對他有幫助的。    
    1953年11月,王鶴濱提出繼續學習深造的請求,在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後,他來到北京俄語專科學校進修。    
    主席對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動。就是我想留(學)蘇(聯),我跟主席要求去學習,主席一連說三次:「我需要你。」我當時想,我是不是有點背叛毛澤東?主席對你那麼好,你就忍心這麼走了。最後,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    
    他問我要學多長時間,我說從大學學起,他說太長了,我說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來是三年,後來呆了三年半。不論你在不在主席身邊,他都不會讓你覺得有一丁點不舒服。我在他身邊確實沒什麼忌諱,高興笑就笑,高興說就說,並不像外面的人們想得那麼嚴肅、枯燥。    
    所以我一直懷念在主席身邊的日子。主席的衣著,主席的隨意,主席的粗茶淡飯等等,都讓我畢生難忘。我在主席身邊工作的這段時間,我認為是金色的時代,這個時代是最輝煌的時代,主席是個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雖然也受派別的打擊,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給的。不管怎樣,我也不會對主席產生什麼別的想法。    
    


第六部分訪問 吳連登 上1

    吳連登,江蘇鹽城人,1961年在頤年堂,作為中南海的一個普通的服務人員,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給毛澤東的是什麼印象呢?    
    中南海的頤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義將軍曾在這裡辦過公,解放以後,經過簡單修整,成為主席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毛主席經常在這裡開會、接見黨內外人士以及外國友人、商談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個習慣,要開會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主席的這個習慣是別人很難做到的。主席坐的沙發是馬蹄形的,所有來開會的人都在他的視線之內,而且都能聽到他講話的聲音。    
    一天,主席到頤年堂開會,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來以後,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給主席。我照辦了,可端著這杯水,我的手有點顫抖。    
    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見我是陌生人,照例問我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人、多大年齡。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說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給你取的嗎?我說不是,主席說我看也不像。他又問:誰給你取的名字啊?我說是一個老和尚給取的。主席說,啊,這個名字好。接著,主席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我是江蘇鹽城的。他說,鹽城這個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變之後,新四軍總部就在江蘇鹽城嘛。因為緊張我就不知道說什麼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說你是鹽城的,那也是鹹城人哪。主席這麼幽默,我的心情就放鬆多了。這個時候,其他首長就陸續來開會了,我就離開主席。當時見主席的心情既激動又興奮。當時,我就想毛主席見到我們服務員這麼親切和藹,像慈父慈母那樣,主席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麼也想不到,我這個在主席面前表現得很不自然的毛頭小子,能給毛主席留下印象。    
    到了1964年國慶節的時候,毛澤東主動讓二十二歲的吳連登到自己家裡去工作。可吳連登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那一天,我沒有在天安門城樓上,我是在外面服務。主席身邊的護士長就到處找我,她找到我後說:「大登,主席在叫你呢!」當時我就有點發愣,我說主席叫我?她微笑著點點頭說,主席現在是檢閱休息,你趕快去。我見了主席先問好,主席指著旁邊的椅子讓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說:「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讓我坐下來,護士長在一邊說:「主席讓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剛坐下,主席就說了,我們見過。他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說是,我叫吳連登。主席說:「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點兒事,我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裡也有許多事沒有人做,你看,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就很緊張,我就想主席這麼謙虛的人,我真沒想到,按理說就是其他管主席身邊事情的衛士或辦公室的領導同志找我就可以了。我就跟主席說了,我說:「主席,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主席說沒關係,那你就過來吧。從那以後,我一直在主席家裡工作,一直到1976年,把毛主席送到了紀念堂。    
     那麼,吳連登具體做些什麼工作呢?    
    開始的時候我在主席家有好多雜務要做,主要是每天到主席房裡搞衛生,清理書房等等。毛主席有個習慣,他辦公的時候基本上是在房間裡面,既是臥室也是辦公室。每次搞衛生,最費心的就是主席的床鋪,因為主席的睡床上一多半堆滿了他看的書,還摞得很高,有的夾著紙條,有的橫放,有的豎放。我雖然弄不清這裡面有什麼規律,但清理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原來書是怎麼放的,在什麼位置,絕不能亂了位置。換完床單之後,我再把那些書按照原來的位置放回去,從沒有發生過清理完之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    
    除了清理床鋪,還要清理主席抽煙留下的煙蒂、煙灰。主席抽煙很多,他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九十點鐘,或者是更晚一點,他就到外面換換空氣,或者是到中南海游泳池,或者是釣魚台,或者是大會堂。主席出去後,我就有比較充足的時間,打掃衛生,給房間通風。主席回來,好讓他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和休息環境。    
    我的另一個工作是管理主席家的倉庫。    
    在毛主席的倉庫裡,都藏有什麼「寶物」呢?    
    毛主席的倉庫就是他院子東邊的一個平房,面積也就是十五六米。這個房子已相當破舊了,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裡有六個木製的舊櫃子,主席三個,江青兩個,還有一個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東西。一個學生桌,是我們用的,裡面放一些登記過的賬目什麼的。還有什麼東西呢,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眼淚,主席的這個倉庫裡有好多東西都是從延安那邊帶過來的:主席穿的大棉襖,一些穿舊了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等。不能再穿的,我們也洗好以後疊放在倉庫裡。當時,也有好東西,好的是什麼呢?就是毛主席1950年到蘇聯去的時候做的幾件像樣的衣服。這幾件衣服一直在倉庫裡面放著,主席從蘇聯回來以後就再也沒穿過。還有些毛衣毛褲之類,進城以後主席的身體比以前胖了些,穿過的毛衣毛褲就不能穿了。我們就把它拿到毛衣廠去把它放大一點,毛衣改肥改大,袖子加長一點,褲子再接長一塊。現在,我們老百姓都不穿了,毛主席當時就穿那樣的衣服。    
    還有一些毛線頭,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好多毛衣都是手工織的。織完以後,剩下的那些線頭,還有補衣服的補丁,有兩大包裹在一起,我們從來沒有扔掉過哪怕是一點。後來,主席就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麼的,我們就在這裡頭翻來翻去尋找到合適的,再給他補上。    
    主席有一個習慣,穿衣服從來是穿長袖的,主席就沒有短袖衣服,連襪子都是長襪。這樣即使穿壞了,也容易補。實在補不了才進倉庫。像主席的襪子,當時的北京襪廠我常去幫主席補襪子,最早的時候是拿布補,這樣不好看,後來就拿勾針給他織補。    
    


第六部分訪問 吳連登 上2

    庫房裡還有主席的鞋子,以及主席的備用外衣。因為主席的外衣在做的時候都是一樣兩套,一套留作備用。    
    每年夏天,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曬一曬。    
    總之,這個倉庫裡的東西,第一,沒有值錢的。第二,沒有任何金銀首飾等寶貝。第三,沒有一件禮品。外賓來訪贈送的禮品,再珍貴主席都要交到禮品庫,從不據為己有。他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1968年,吳連登由服務員或者說勤務員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他管的事情更多了,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工資交給吳連登全權管理。那時候,毛澤東的工資有多少呢?又是怎麼用的呢?    
    開始時,我每天為主席清掃衛生,還要每天灌一個熱水袋,外加管管倉庫。慢慢地,江青、李敏、李訥,還有江青的姐姐李雲露一些生活上的雜事,也都由我管起來了。到了1968年,組織上正式任命我為主席的管理員,我想這也是主席的意思吧。服務員的工作要單純得多,完成規定的工作就行了。管理員並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管的面要比原來寬得多了,我的擔子和任務就越來越重,主席的飲食健康等方方面面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主席和江青每個月的工資都是由我領回並保管起來。    
    主席的工資原來是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1958年後,國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主席就提出來,那個時候他問自己的工資是多少?回答說是一級工資。主席說:「太高了,不要拿那麼多錢嘛。」主席就帶頭把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江青的工資是十三級243元。    
    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就在「一」下面畫一個小二,等於是二號賬。這樣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說的AA制。    
    主席這個家要說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錢不拿,也不過問你怎麼花。要說不好管,該花錢的地方太多,買盒火柴、買包手紙都要花錢,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結賬的,包括在大會堂也一樣。花每一分錢都是從我手裡出去,支出記有一本賬,花錢多少都有明確的去向。    
    主席有幾大項開支。吃飯,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請客,如請民主人士黃炎培、章士釗等,除了咱們國家正式邀請的那些活動,都是主席自己掏錢。不過,主席請客吃飯也是便飯,很簡單的,無非是給多加倆菜。主要就是談工作交流看法。在我印象當中,主席沒有正式請黨內人士吃過飯。即使開會開到很晚,主席說今天我請客,吃什麼呢,就吃麵條。每人一碗炸醬麵,夠不夠就這一碗。這個錢按理說不應該是主席出,但是主席還是照樣在他工資裡面出。主席到外面視察也是一樣,他不請地方上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吃飯,也不要地方上的幹部請他吃飯。我覺得,主席這個習慣挺好的。迎來送往、吃吃喝喝,既浪費時間,也浪費國家的錢財。    
    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百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這樣加起來,比吃飯的花費都多。    
    那時李敏、李訥上學,費用也都從這裡邊出。原來一個孩子一個月十五元,隨著物價的上漲,提高到三十元,花起來很嚴格,這個月花多了,要從下個月扣回來。江青有一個姐姐叫李雲露,也是三十元,從主席這裡支,她有時幫主席縫縫補補。    
    另一個大項開支,是房租、水電、傢俱租用費,包括江青的、孩子的、江青姐姐的,豐澤園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傢俱都是租來的,這些費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費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    
    還有一筆開支,是老家來人,有經濟困難要補貼的,有來看病的,他們的交通費,吃飯費,走時還要給一點。身邊的工作人員有什麼困難,主席也要給些幫助,他曾經給過我兩次錢。這樣一來錢就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怎麼辦呢,只好從稿費中開支。    
    這時候,我通常會把這個賬本帶過去。我說主席您看看,最近您開支收支的情況,主席擺擺手說,我不用看了,說你搞的事我放心,是不是又要用錢了,你要多少錢吧?完了以後,我就寫個條兒:主席,需要從稿費中支取多少錢,多少不定。主席批個同意從稿費中支出,下面簽上名字。只有這樣才能從主席稿費中支錢,因為毛主席的稿費,我管不了,是由中央特別會計室管的。主席講過:「這個錢,任何人無權動我稿費裡的一分錢。這個稿費來自於人民,我還要把這個錢呢,用在為人民服務的方方面面。」    
    在生活中,毛澤東基本上有三樣東西是不離手。    
    第一個是書。毛主席吃飯的時候,桌子旁邊有時候擺著書,後面那個沙發上面也擺著書。還有呢,就是到衛生間的時候,他都離不開看書。主席跟我也講過,他說你這個管理員哪,一天不給我吃飯,他說「我」,他拍拍肚子,這裡還有存貨,意思是沒事兒,我要一天不看書,他說我活在這個世上難受。    
    第二個是煙。說起來,主席抽煙有這麼一個過程。最早的時候,戰爭年代,我聽老同志們說,主席什麼煙都抽,雜拌的也好,卷炮筒的也好,他都抽。進城以後,主席抽過三五,也抽過中華、熊貓。到1969年的時候,他改抽雪茄。主席抽雪茄煙這事,還與李先念有關。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們開會,旁邊坐著李先念,李先念抽的是雪茄煙。主席扭過頭來,朝他看了看,李先念心領神會,就給主席遞了一根。一般的人沒有給主席遞煙的,李先念那天卻給了主席一根。主席可能覺得自己沒抽過這個,接過來就把它點上了。他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你不告訴我呀。這就是說,主席喜歡抽這種煙。後來,打聽到成都有這種煙。可這種煙夏季很容易反潮,到了冬天又幹得厲害,抽著發麻,不好抽。最後決定在北京生產。弄了兩間房子,找了兩個人,專門給主席捲煙。這個雪茄煙還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裡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想要保證安全,就不能因為吸煙引起火災什麼的。這個煙有一個特殊的工藝,你在三十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第六部分訪問 吳連登 下1

    主席習慣邊吸煙邊思考,一天要抽掉兩包左右。主席身邊的醫生、護士都勸主席少抽煙,可沒有什麼效果。有人就想了一個辦法,拿剪子把一支煙剪成兩截。這樣主席抽煙的時候,中間的間歇過程就自然加長了。主席說,我要接見外賓怎麼辦?主席要給自己抽煙找一點理由。我們工作人員都跟主席說,主席,你看你抽煙抽多了,把牙齒都燻黑了。主席不認同,那跟湮沒什麼關係。那是我在延安呆的時間太長了,我天天吃黑豆,才把牙齒吃黑了。    
    主席跟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講話很隨便,實際上是他想抽煙,而且離不開煙。可在1975年下半年,主席就把煙完全戒掉了。主席抽了一輩子煙,煙癮又大,最後能戒掉,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主席說不抽就一點都不抽了,什麼煙缸、火柴都不見了。    
    第三個是茶。主席愛喝濃茶,主要是杭州的龍井,也喝過南方許多省市的茶。有時候他抽煙多了、工作累了,休息不好,嘴裡乏味,他總覺得龍井不夠味兒,我們就找了雲南的沱茶,還有內蒙古的磚茶,以及江蘇、湖南特產茶等,讓他嘗試。可試了以後,主席覺得還是龍井茶好。所以,他晚年喝的茶都是龍井。龍井茶畢竟是綠茶,綠茶助消化,還含有多種維生素。    
    主席睡覺的時候有一個習慣,要沏好一杯茶放在那兒,醒了以後,不管放了幾個小時,對上開水就喝,全然不顧隔夜茶不能喝這樣的說法。因為他抽煙以後睡覺,醒來總覺得嘴裡有點苦,馬上就可以漱漱口,再喝一點茶。    
    ……    
    毛澤東一直不改農民的本色,即使在中南海裡,他也不喜歡種花,而喜歡種菜。    
    主席進城以後,在他的院子裡頭一直種菜。那時候,菊香書屋住的這一塊,在他住的東邊的一個院子,他種了一塊地。後來到了游泳池南邊的一塊小院,他也種了一塊地。再往後,在頤年堂前面的一塊空地也開了一塊菜地。這幾塊菜地,主席經常去看一看、摸一摸、問一問,這是常有的事。這些地裡的菜,我們常做給他吃。他自己種的東西有了收穫,吃起來就特別高興。比如說黃瓜、茄子、西紅柿、辣椒、蘿蔔,我們挑選一些質量比較好的送給主席。    
    誰都知道在中南海,主席在世的時候,他不主張種花,他說能種菜就種菜。主席這樣一提倡,種菜在中南海就形成了一種風氣,凡是在中南海有土地的地方能種菜的地方全種上了菜。包括交通處、秘書局、服務處等單位,都把最好的東西送到主席那裡。比方說,他們種的長得很長的象牙白蘿蔔,還有大南瓜。主席說這樣好,種花不如種菜,種菜開花好看又結果。這一點,主席和彭總是相通的,彭總住的地方從來不要種花,只種菜。    
    1972年,毛澤東生了一場大病,飲食方面有什麼改變嗎?    
    1972年,主席參加陳毅同志的追悼會以後,得了一場重感冒。當時,大家都很緊張,因為不久之後,美國的尼克松總統就要訪華。主席一感冒,大家就很著急,尤其是總理,周總理特別去我們的廚房看看,我們給主席的菜是怎麼安排的。我們每做好一道菜,總理就給主席端去,我們看到他的手在抖。總理跟我們講,你們對主席的飲食一定要精心,一定要特別注意,一定要搞好,要保證主席的健康長壽,你們的任務重大,這是人民交給你們的任務。首先一個是在重視程度上的變化,另外一個改變就是主席吃的飯比較軟了,吃的菜要稍微爛一點,這些東西我們都很注意。尤其到了後期,因為相應的量少了,營養搭配這塊我們就更精心了。    
    到了最後的時候,飲食上最大的改變,就是主席開始用流食了。我們就更嚴謹了,也更科學了。請北京醫院的營養師周光玉跟我們一起安排這些事,每餐飯裡都安排有魚頭凍。因為它好咽又有營養。那個時候,中南海的魚沒有污染,如果他們打到一條大的胖頭魚,就會馬上打電話叫我這個管理員拿回去,做給主席吃。在北海公園、頤和園,我們也搞過胖頭魚。最後,就由湖南、湖北、江西一些地方,把凍魚頭送到北京來。主席講過笑話說,我這輩子吃的魚太多了,等我死了以後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湖海裡頭作為一種回報吧。    
    當時,我還負責辦了另外一件事。尼克松訪華前後,主席因為病重雙腿浮腫,原來的皮鞋沒法穿了,可接見人家總統,總不能光腳吧。我就跟主席身邊的周福明同志、吳旭君同志、張玉鳳同志商量,主席年輕的時候就喜歡穿千層底的圓口布鞋,是不是給主席定做一雙布鞋。最後,這個緊急任務交給了我。我讓主席把腳踩在一張白紙上,照著畫了一個鞋印。我準備把這個鞋印拿給鞋廠去做,可鞋廠已沒有會做這種鞋的工人。要做也可以,但要等較長的時間,在尼克松來訪前根本做不好。我問鞋廠的老王有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他說北京市大興縣有個老太太做鞋又快又好,可以找那個老太太試試。我們從城裡跑去大興,一打聽老太太將近六十歲了,做活計依然利索。我就要求盡快做成,農村的老太太就是樸實,有人求到門上,也不問做給誰穿,只答應加班加點做。最後三天時間就做完了,那個鞋又肥又大,主席一試,呵,挺合適的。後來,主席接見美國總統尼克松就是穿的這雙鞋。    
    1973年,毛澤東的同鄉李振翩從美國來到北京。    
         
    李振翩是毛主席的忘年交,也是他的同鄉。毛主席參加革命以後,李振翩出去到了美國,從事醫學方面的研究。我聽說,毛岸英出生的時候就是李振翩接生的。主席對這個朋友的感情很深,解放後還打聽李振翩到哪裡去了。我估計主席是在什麼地方看到了什麼材料,知道他在美國。那麼多年沒什麼聯繫了,跟美國的關係變化以後,主席專程把李振翩請了回來。主席說要安排他住最好的地方,當時北京最好的住所就數北京飯店了,就安排住在北京飯店。    
    李振翩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了他。兩個人談了很長時間,主席還請李振翩吃了一頓便飯。那一天,我們做的都是湖南菜,就是臘魚、臘肉、蓋菜、苦瓜什麼的。李振翩說,哎呀,還是主席的飯好吃,還是家鄉的風味好啊。雖然是一頓便飯,但對李振翩來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在主席晚年,有幾個人能見著他,更何況還在一起吃飯呢!    
    


第六部分訪問 吳連登 下2

    李振翩回到北京飯店之後,主席又叫我給李振翩送了一些吃的東西,包括幾樣新鮮蔬菜。其中有湖南臘肉、鍋巴魚、豆豉,還有湖南的蓋菜等,我收拾了一個籃子送到北京飯店。李振翩特別感動,當時他的眼淚都快下來了。他說他沒想到毛主席對他那麼好,請他吃飯又把家鄉特產送過來。我當時告訴北京飯店的大師傅,我說你一定要做給李老先生,讓他好好享用。    
    晚年的毛澤東喜歡上了看電影。那麼,他喜歡看的片子是什麼呢?    
    毛主席晚年雖然眼睛不太好,但他仍長時間看書,我們就想辦法給他調劑一下。1969年,我國從德國進口了一批彩色電視機,中央常委們一家配了一台。主席有時間可以看看電視了,但那個時候電視節目實在單調,一打開電視就是高呼毛主席萬歲,主席就不喜歡看了。    
    主席從豐澤園搬到游泳池以後,他同意看看電影。一開始,電影是由中南海的放映師給他放的。可他知道因為放電影麻煩了很多人之後,主席就問我和周福明同志,你們兩個會不會放電影?我說我們不會。主席說,以後我就不看了。    
    我們當時心領神會,知道主席為什麼不看電影了,所以我們趕快學放電影。有時候機器壞了或者是片子斷了,怎麼辦呢?我們就叫主席先看書,我們修機器。學習了一段時間,不管怎麼說,總算能放出影來了。可出來的電影居然是上頭一半下頭一半,主席說怎麼上頭一半下頭一半啊?有時候放著放著,我們倒坐在那兒睡著了。主席一看,片子沒放完,怎麼停了?就是這樣,主席也從來沒有說過我們,他就是這樣體諒我們!    
    當時,我和周福明一起給主席放電影,還找了很多片子。我們問主席放什麼片子?主席說,放那個羊尾巴夾著一封信。所以,我們給主席放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雞毛信》。    
    後來,還放過戰爭片,比如《南征北戰》。可我們發現,毛主席看到戰爭片的時候,他自己會在那流眼淚,我們就不敢給他放這些片子了,因為看電影本來就是輕鬆的事嘛。後來,就改放戲曲片了,像《借東風》《斬馬謖》等。    
    有一次,主席提出要看原子彈和氫彈爆炸的紀錄片。可我們手頭沒有,就通過中南海服務處,與部隊聯繫,最後終於把這個片子給找來了。當時原子彈爆炸,我們只是從報紙上讀到過,從新聞片子上看到過。但是,更詳細具體的東西並不知道,我們也想看一看。放這個片子的時候,銀幕上出現了很多參與試驗的人背誦毛主席語錄,喊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類口號,以及試驗塔、訓練架上掛著毛主席語錄的鏡頭。主席說,不看了,搞的是原子彈、氫彈,又不是搞大批判、階級鬥爭。主席很不願意這麼搞,像這樣的事,我們太有體會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終年八十三歲。吳連登和所有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一起在人民大會堂為毛澤東守靈。    
    當時在主席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泣不成聲。說實在的,儘管我們看著主席慢慢變老,晚年更是備受病魔的折磨,可我們從來沒想過會這樣,我想毛主席會永遠活下去,他對我們太好了。主席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範,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沒有想過孩子、家庭,所有的時候都在想著全國人民。每當我想到這一點,淚水就不自覺地湧上我的眼睛,畢竟我在主席身邊度過了難以忘懷的十二年時光。在以後的日子裡,每到主席的生日,我就和主席的子女及其他工作人員一起來紀念毛主席。    
    


第七部分訪問 熊向暉 上

    熊向暉擔任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期間,為黨中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情報。胡宗南進攻延安,他的每一步行動,都被熊向暉提供給了中共秘密機關,並迅速轉給中共首腦。延安撤退之後,西北戰局很快扭轉,熊向暉的功勞不言而喻。1949年以後,熊向暉回歸黨的懷抱,並先後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196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過後,毛澤東到南方視察,在濟南、鄭州、武漢,他接見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來訪者。關於此次接見,毛澤東要熊向暉寫一篇消息稿。    
    這年的五一節到北京來的,外國的婦女,學生,勞工,有七八百人,由全國總工會、共青團、婦聯組織招待。在北京過完五一節,這些外國朋友被安排到北京以外的一些地方參觀訪問。毛主席在濟南接見了一批,在鄭州分三天接見了三批,然後到武漢又接見了幾批。當時,鄭州人比較多,由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帶隊到鄭州,在鄭州接見的地方是鄭州賓館。毛主席當時就住在火車上,接見時事先打了招呼,就是告訴外國朋友,分三批,第一批見非洲的,非洲人多一點,第二批見拉丁美洲的,第三批見亞洲的。    
    聽到汽車喇叭響,外賓的車到了,毛主席就下樓來,在門口等著。這些人一看到毛主席,就高興地喊叫起來。有人喊:「毛澤東!」有人喊:「毛,毛,毛!」喊著,就一齊往前擁,主席說這樣不行,得維持一下秩序。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簡單的佈置。毛主席就站在一個檯子上,一把椅子,一張桌子,也不要別人陪。他先讓外賓提問,然後根據外賓提出的要求介紹中國的情況,並答覆外賓的問題。    
    之前的1959年,蘇共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訪問了美國,並決定在巴黎召開美英蘇法四國首腦會議。由此,毛主席說,他赫魯曉夫開大國、強國首腦會議,我開小國、弱國人民會議。    
    接見完了以後,他讓人把我叫去了。當時,主席在休息室裡,正躺在木製的靠椅上吸煙。他說,不握手了,今天讓你做秀才發表消息,你起草,要寫一些外國朋友的話,寫一點我講的話,不要長,要快!半個鐘頭可以了嗎?我說我試試吧。    
    熊向暉寫完新聞稿,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提筆就改起來。    
    我寫的新聞稿裡,有這麼一句「外國人稱讚,中國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取得了偉大成就」,毛主席把「中國人」改為「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改為「在自己的工作中」,「偉大成就」改為「成就」。整篇還有其他兩處小的修改,我說:「你後邊兩處改得好,就這處我不理解。」他說:「有什麼不理解呢?」我說:「這些外國朋友稱讚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是他們的原話,你為什麼改了呢?我不理解。」毛主席說:「人家可以這麼講,你不能這麼寫,我們搞了這麼些年建設,成就當然有一些,但是到現在還是一窮二白呀,有什麼偉大呢?不那麼偉大吧?」我說:「即使不算『偉大』,這個成就也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取得的,這是事實吧!」毛主席說:「為什麼一定要說毛主席領導的呢?沒有毛澤東就取得不了成就嗎?這麼說是唯心史觀。唯物史觀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說:「唯物史觀並不排除借助了領袖的作用。」毛主席說:「你這是半截子唯物史觀,領袖、領導跟人民是不能分開的,如果分開了,他就沒有作用了。如果在一起,那麼人民的作用,也就是領導人的作用。我講了,你也寫了,人民是決定的因素,要突出決定因素,不要突出個人。」主席親筆修改的稿子,作為一種紀念,我留了下來。    
    1961年,英國的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第二次到中國訪問,熊向暉全程陪同。在這期間,蒙哥馬利向熊向暉講述了他對毛澤東的第一次印象。    
    蒙哥馬利是英國陸軍元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是英國的英雄。他在戰後還當過英軍參謀長,退出現役後,他晚年研究兩大陣營,就是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還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研究在兩大陣營對峙下,西方世界怎麼辦?他看了大量的材料以後,在1959年,訪問了蘇聯。1960年5月,他第一次訪問中國。第一次訪問,他是從香港入境的。從羅湖坐火車到廣州,再坐飛機到北京。在北京,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會見了他。後來,毛主席在上海會見了他。那次談話令蒙哥馬利印象深刻。他當時跟毛主席講:「中國現在發展得很快,五十年以後,你們大的問題都解決了,那時候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你們的教育、建築、城市交通都可以比現在更好,那時候中國的前途是怎麼樣?」主席說:「你的意思,到那時候中國就會侵略了?」蒙哥馬利說:「我希望不會。」毛主席說,你怕中國侵略?蒙哥馬利說,一個國家強大以後就很容易侵略。主席就說:「我們是被侵略者,可是我們卻被誣蔑為侵略者。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跟侵略者談話,你跟侵略者談話你害怕不害怕?」蒙哥馬利沒有想到主席這麼說,他被鎮住了。蒙哥馬利說,與毛主席談話常常令人興奮。所以,他提出了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的9月再到中國來訪問。    
    蒙哥馬利第二次來訪,在走訪了中國的許多地方之後,毛澤東在武漢又會見了他。    
    這次,他要求去不對西方開放的地方看看。這樣,我就陪他到各地參觀。主席講,他要看什麼就讓他看什麼。放手讓他看,凡是舊中國留來下的古跡和我們新中國建設的成績和問題,擺在那,讓他看,讓他自己做結論。    
    當時,還派了記者,中央新聞製片廠給他拍電影。飛行途中,飛機飛得不高,下邊的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三年災害的時候,到包頭看下面的工廠,煙囪大半不冒煙。在延安,他住了三個晚上,但可去的地方很少。延安地委書記跟我講,是不是縮短一點,我說不要縮短。他又說,是不是指定一些地方,我說不要指定,讓他隨便看。延安就那麼大的地方,他自己挑了幾個老百姓家的窯洞,家家缸裡有玉米、小米,都是滿的。他說,沒有饑荒啊。然後到西安,省委書記跟我講,這些日子有討飯的,在收容。我說你別收容,看就看唄。可是,在街上並沒有看到討飯的。回來以後,周恩來在準備歡送宴會,毛主席準備在武漢見他。事先,我向周總理匯報,他說你先到武漢,向毛主席匯報。我見了毛主席之後,把蒙哥馬利沿途提的一些問題報告給主席。比如說,建國以後,最憂心什麼,最擔心什麼,現在最感覺頭疼什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有什麼區別等等。在吃飯的時候,這些問題主席都給了答覆,蒙哥馬利很滿意。他說,主席很忙,我希望回去考慮一下,再談一次。主席說,不行,明天我要去別的地方。所以,蒙哥馬利並沒有提出毛主席接班人的問題。    
    


第七部分訪問 熊向暉 下

    可在半夜的時候,浦壽昌打電話來,說主席改變了主意,明天下午再見他一次。下午,主席就讓他一塊坐船從武昌到漢口。在船上,主席下到江裡游泳。到漢口,蒙哥馬利下船回飯店。    
    第一次談很簡單,毛主席說,他今年六十八歲了。蒙哥馬利說他七十四。就是這些平常的問候。第二次談的時候,主席說元帥是特別人物,你能活到一百歲,而我只有一個五年計劃,我到七十三歲見上帝了。我的上帝就是馬克思。蒙哥馬利說,你可不能見上帝,人民需要你,中國需要你。毛主席說,不行,中國有句話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爺不請就自己去」,我在中國再有四年時間就足夠了。蒙哥馬利問,如果主席這樣的話,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我一無土地,二無銀行存款,繼承我什麼?這個名詞不好,這不是無產階級,還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唱的好:「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接班人好。蒙哥馬利問,那麼,你的接班人會是誰?毛主席講了,就是劉少奇。他是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了。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以後是周恩來嗎?毛主席說,劉少奇以後我不管。當時,國外很關注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一層紙,一捅就破。當然不是馬糞紙,也不是玻璃紙。不是中國人捅,就是外國人捅,既然他是對中國友好,那就讓他捅,以後讓世界都知道。    
    這次蒙哥馬利見毛主席的時候,送給他一盒煙,二十支,三五牌。毛澤東回送他一幅字,就是《游泳》這首詞的手跡。他對蒙哥馬利說,你送我一點東西,我也送你一點東西。    
    事後,蒙哥馬利說:「毛澤東極具吸引力,同他談話是一種享受。」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熊向暉參與了接待。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一直留在熊向暉的記憶裡。    
    ……    
    林彪事件之後,基辛格第二次訪問中國,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    
    ……    
    1971年12月,聯合國秘書長髮來邀請電,邀請中國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因為聯合國通過了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除台灣的決議。毛澤東說過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這句話嗎?    
    形勢變化了,晚上六點多鐘,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開會。說聯合國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我們派不派代表團去聯合國?就這個問題開始研究,結論是說緩去。會後,總理到了主席那裡說:「關於到聯合國的事,按照主席的指示……」主席一擺手說:哎呀,那是老皇歷了,不算數了。總理說:「我考慮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還是去,但是現在不去,現在等著熟悉情況。我臨時想著,讓熊向暉先帶個班子摸摸情況。去,先不參加會,就瞭解情況。然後我們派個代表再去。主席說:「那倒不必了,聯合國秘書長不來電報嗎?去!不熟悉嘛,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嘛,加強準備。」    
    主席說,我們要派代表團,就讓喬老爺當團長。我是副代表,開完會以後回來還接待尼克松。於是,我就到聯合國去了。    
    當時,主席已經瞭解到了投票的情況,外交部已經把投票的情況打出來了。主席說,你看英國,不要說法國了,英國都投我們的票了,歐洲只有一個馬耳他,其他都投了贊成票。還有拉丁美洲,我們建交的國家有八個投我們的票。所以,有一種說法,說主席講過,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沒有這麼講過,主席不可能沒有常識。黑人兄弟有多少啊,有些贊成的並不是黑人兄弟嘛,摩洛哥就不是黑人嘛。當時黑人有十幾個國家沒有贊成我們。如果這麼說,那是不符合事實的。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熊向暉也是見證者之一。    
    尼克松是1972年2月21日到北京。其他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毛主席什麼時候接見,誰也不知道。兩點三十分,周總理找到基辛格:「主席請你們總統馬上到中南海去。」主席說,為了不讓美國人民失望,就臨時決定了,你四點不是會談嗎?當時,主席正在病中,醫生都做好了準備,預備著搶救。主席的病是在當年一月間,參加陳毅追悼會的時候加重的。就是在病中,毛主席仍然是會談的主角。    
    主席對尼克松說,你當權,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說,主席你投我的票,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主席說,不是,你們是右派,我喜歡你們右派。英國的保守黨希思也是右派。我喜歡右派,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尼克松說,的確,那些左派喜歡誇誇其談。1968年,尼克松競選的時候,主席就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尼克松會當選。當時,中美華沙會談在1968年5月就暫停了。後來,美國提議1968年11月恢復會談。我國外交部曾發表聲明,乾脆到1969年,美國總統競選明朗以後再談。此後,毛主席指示,尼克松的就職演說,人民日報可以全文發表。所以,毛主席說,我投了你一票,並非戲言。    
    接著,尼克松說,美國和中國應該聯合起來。主席沒有接茬,尼克松再提,主席仍沒有理睬。因為我們不能跟美國人一起來反對任何霸權哪。    
    後來,話題轉移到蔣介石身上。毛主席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他會不高興了。尼克松問,他們罵主席是匪,主席怎麼稱呼他呢?總理說,有時候也叫匪,有時候叫蔣介石集團。我們彼此叫匪,互相對罵,但是我們和他做朋友的時間比你們和他做朋友的時間長得多。因為當時的報上都說,尼克松是台灣的老朋友,所以總理說了這樣的話。    
    這次會談,不論美方的尼克松、基辛格,還是我方的周總理,都充分展現了各自的風采,但是,毛主席舉重若輕的大家風度和散淡幽默的舉止風範是我一生最難忘的。    
    


第七部分訪問 曾文 上

    曾文16歲參軍,1953年被調到了中央警衛團一中隊,成為毛澤東身邊的警衛戰士。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曾文卻不能主動和毛澤東說話,原因何在呢?    
    我第一次見到主席的時候,心跳得很厲害,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都是窮孩子,能到毛主席身邊保衛毛主席,那是多大的榮譽啊!過去我們在鄉村裡,誰能看得起我們?連飯都沒得吃。    
    當時,我們給主席站崗,我的位置是在主席住處的後面,就是李敏和李訥她們住的地方。    
    有一天,主席過來看李敏和李訥,正好從我的哨位前面過。哎喲,這是主席呀!一身中山裝,腳上是黑布鞋。以前只在電影上看過,現在真的看見主席了,心裡面是說不出來的滋味。一個是自己不知道怎麼說,再就是我們有規定,主席不跟你說話,你就不要主動跟主席說話。我們在主席身邊工作的人員都有這樣的感覺,主席挺忙的,他要考慮國家的大事,黨的大事,我們怕影響他的思考。所以,我們都不主動跟他說話。那個時候我剛來,主席還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所以他也沒有叫我,後來熟悉了,他一見到我,就問我家裡的情況啊,學習的情況啊。    
    1953年,曾文去學校學習,毛澤東知道後,又把他叫了回來。    
    主席熟悉了我的情況後,有時候,他會主動跟別人介紹我的情況,比如跟朱德。    
    1953年,我被送到東山學校去學習。學習不到一年,主席就點名叫我們回來。有人問我,你怎麼回來的呀?我說,是主席親自點名叫我們回來的。後來我聽說,我去上學主席不知道,他為此還批評了張耀祠。    
    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頤年堂前,毛澤東給一中隊的幹部戰士開了一次全體大會,在會上他向大家交代了三項任務。    
    主席這次開會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幫他搞調查研究。不過主席講話的時候,交給我們三項任務:第一是站崗;第二是學習;第三就是搞調查,主要是搞農村調查。主席不能全國各地跑,就通過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戰士來瞭解全國的情況。他需要哪裡的情況,哪裡的同志就回到自己的家鄉搞調查。如果他需要我們廣東的情況,他就讓我們廣東的同志回去,需要湖南的情況,就讓湖南的同志回去搞調查。    
    我們調查回來,就給他匯報。第一種就是大家綜合起來,給主席匯報,我們一回去就是十個二十個,各地的都有,如果一個一個匯報,主席也沒有那麼多時間。主席就問農民有什麼問題,合作化生產有什麼問題,就讓我們給他匯報。第二個就是當面匯報,哪個省的回來就讓哪個省的匯報。    
    1955年7月22日早晨,曾文接到通知說部隊領導安排他向毛澤東做當面匯報,這是曾文第一次和毛澤東近距離地接觸。    
    我跟主席當面匯報過兩次,第一次在中南海,第二次是在廣州。    
    第一次是夏天,天氣很熱的。主席在游泳池那兒辦公,住在一個帳篷裡面。    
    隊長老韓帶著我們老家在廣東和廣西的同志一起匯報。我們事先都寫了稿子,我文化程度低,只寫了一兩頁。主席問我,你有稿子嗎?我就把稿子遞給主席。主席看了問,你是哪個省的,哪個地區的?我回答的時候,主席就用鉛筆寫下來。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主席也都記下來。我說,我叫曾文。他就問我,曾生你認識不認識呀?我說,我就知道曾生是我們廣東籍的解放軍司令員,後來是交通部部長,但我沒見過他。主席又問我,曾文,你是不是文化很高呀?我說,我只念過小學。他就問我,這個材料是你寫的嗎?我說,是我寫的,但是讓別的同志幫我抄了一下。因為我寫的字勾勾巴巴的,怕主席看著費勁,就叫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抄了一下。主席說,以後不要讓人家抄,我要看你自己寫的,你自己寫就行了。    
    我寫的這份材料現在存放在博物館,主席在上面畫了很多條條槓槓,還有主席批的「合作好」三個字,以及「曾生」兩個字。我想自己保存,可博物館只複印了一份給我。    
    1958年,曾文第二次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我第一次給主席匯報之後,他對我就比較熟悉了。見了面,總要問一些情況。    
    第二次是1958年在廣州。「大躍進」之後,農村的情況並不好。主席問了很多問題,我們家鄉那個地方一兩個月都沒有下雨從中央到地方都相當緊張,因為地都干了嘛。主席就問我,你回去以後,下沒下雨?我說我回去以後三四天就下雨了。主席立即笑了,他高興地說,因為你回去了,就把雨帶回去了。    
    主席很關心農村的情況,農村一旱,他心裡挺不好受的。農村的情況好不好,一直是他極為關心的問題。主席知道,一場雨並不能完全緩解旱情,他又問,你們那裡抗旱的情況怎麼樣?我說,我們那裡主要靠婦女在干,白天晚上都在車水,加緊抗旱。主席說,你們那裡的婦女都很勇敢嘛。我的匯報材料上,寫到我們的生產隊長也是個女的,她在家裡生病了,幾天都沒有吃飯。主席就說,你去看她了沒有?我說我去看她了。他說,這位女隊長好一點沒有?我說稍微好了點。他說,你下次回去,再去看看她。主席關心下面的同志啊。他還說,你回去以後,要關心老百姓,要虛心,不要擺架子。你要講家鄉話,不要講北京話,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夠接近你。主席時時處處不忘教導我們。    
            
    ……    
    曾文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陪毛澤東遊泳。    
    主席游泳的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證主席的安全。主席在陸地上的時候,我們要保證他的安全,他到了江河裡頭,我們一樣要保證他的安全。主席走到哪我們跟他游到哪,像北戴河、珠江、長江、漓江,還有廬山水庫等等。1956年開廣州會議,在會議間隙,主席幾乎天天游珠江。據我所知,早在1953年的時候,主席就想游長江。    
    主席正式提出來以後,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同意。為什麼呢?因為長江水深浪急,不能保證安全。另外,長江裡不僅有血吸蟲,而且有江豬。歷史上,似乎也從來沒有人游過長江。主席游長江,我覺得和他的性格有關,越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他越要試一試。羅瑞卿當時是公安部部長,他是負責主席安全的最高領導,他不同意游,但是他拗不過主席。    
    


第七部分訪問 曾文 下

    於是,組織上決定先派幾個人去摸一摸情況。第一批派去的人跟他匯報說,不能游。主席生氣地問,你們下水沒下水呀?回答說沒有下水。「沒下水你怎麼知道不能游?」沒辦法,再派第二批人去。張耀祠、孫勇和我坐飛機到了武漢。下飛機,我們直奔長江。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知道主席非要游長江,已經組織了一班人在長江試水。他以為我們跟他們比賽呢,他們就順江而下,很快離開了武漢水域。我們不能這樣做啊,我們按原計劃,仿照主席游泳的方法,又是仰著躺一下,又是慢慢游一下,很小心地測試這樣遊行不行。過橋墩的時候,我們當時不太瞭解水情。因為江水遇到橋墩的阻截之後,形成了一個旋流。我們到了那裡,遇上了一些困難,我往這邊轉,江水打過來,我就得喝水,我又轉過去,江水仍然打得我喝水,游起來非常困難,我心裡有點慌,但我們就自己鼓勵自己,這是給主席試水,一定要堅持住,千萬不能出事。還好,這次只是遇到了險情,並沒有什麼不幸發生。    
    第二次,我們又去漢江試水,重點在漢江匯入長江那一段,水流湍急不說,江水的流向也極難掌握。腳底下就像轉椅似的,很難控制,反正是哪裡危險,我們就到哪裡去試,因為保衛主席的安全是我們的責任。主席安全了,我們就放心了。試過之後,我們就清楚了哪個地方能游,哪個地方不能游。    
    雖然遭遇兩次險情,但經過重新調查以後,證明長江是可以游的。由此,毛澤東的心願實現了。    
    主席不但自己游,還鼓勵大家下來游,叫大夫、衛士:「你下來!」他沖羅瑞卿說:「你不會游泳,就不知道游泳的好處。」機要員、秘書等一些女孩子下來以後,主席鼓勵她們說,江水淹不死你,只能淹個半死。雖然這麼說,但主席還是關照說,你們要好好照顧她們。    
    游了有兩個多小時,到了長江中間,水溫比較低了嘛。有些人就到船上休息,上來以後渾身打哆嗦,拿杯子喝水,水都要灑出來。可主席年齡那麼大,卻不怕冷。五月份的時候,江水確實很涼。船上的人都向主席招手,主席,你上來吧。主席說,還沒到岸邊,怎麼能上去呢?主席邊游邊說,你們不是說長江不能游嗎?你看我不游得很好嗎?總之,游起來相當輕鬆。他有時候就躺在水面不動了,讓水漂著他。看起來,我們圍成的保衛主席的圈子只能是擺設了。    
    曾文陪同毛澤東遊過許多大江大河,他發現風浪越大,毛澤東就越高興。    
    有一次,在北戴河風浪特別大。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大的風浪,真是白浪滔天。可主席非要游泳,當時在北戴河的中央領導,包括總理在內,都不同意他游。你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游。主席要游,我們就得先下去。我們就推船下海,可是船怎麼也推不下去。剛推下去一點,一個浪頭打來,船就到了岸上。主席可不管那麼多,我們只好棄船而下,用我們的身體多少為主席擋些風浪。但有時候,實在頂不住,嘩地一聲,浪頭就把我打到主席身邊。主席反而把我抱起來,問我怎麼樣?我說沒事。主席就高興地指著高高的浪頭讓我看,我一回頭,巨浪鼓動著,把我像小舢板一樣,推上浪尖。主席一個猛子紮下去,就到了浪的下面。等他冒出來,浪頭就已經過去了。他就是這樣,很有詩意地與大風大浪搏鬥。他以親身體會告訴我們,只要你掌握了風浪的規律,浪來了你根本不用怕。浪來了,你扎個猛子頭一低,浪過去了你就起來了。實際上,主席並不是蠻幹,他有自己的解決辦法。他就是特別喜歡在大風大浪裡鍛煉身體和意志,任何風浪都阻擋不了他。    
    毛澤東很尊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連稱呼一類的細節都特別注意。    
    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廣東同志有好幾個,就我和李連慶歲數最小,他年紀還比我小呢,可李連慶的個子比我高。江青就叫我小廣東,大多數工作人員就叫開了。主席的護士長吳旭君,現在見了我,還叫我小廣東,可主席從來不叫我小廣東,都是叫我名字曾文。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曾文除了工作、生活、學習之外,毛澤東又給他佈置了一個新任務。    
    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像對他的孩子一樣,從各方面給予關心。1956年,我剛剛二十歲,他就問我,有沒有對象?我說沒有。他說,你在我這裡工作,可以在農村找個對象,你們可以相互鼓勵。你在這裡好好工作,她在那裡努力生產。    
    我搞調查回來以後,看到我他就問,你的對象找著了沒有?我說還沒有。主席就說,你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啊。再後來,我每次從家裡回來他都問這個問題,我說,來來回回只有七天的時間,光在路上就要花三四天,除去瞭解情況的時間,哪有空去找對象。主席就說,以後多給你一些時間吧。他不只是問一問,他還動員護士長吳旭君幫我介紹對象。吳旭君說,他是軍官,要求高。其實哪是要求高,是因為在中南海工作,不僅接觸的人有限,而且以前的朋友也都斷了聯繫。到了1960年,我還沒有對象。他說,我要給你佈置一個新任務,那就是找對象。1961年,主席最後一次問我,我回答說找到了,他挺吃驚的,問我在哪找的?我說在北京。他說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是科技大學的。他說是幹什麼的呀?我說是科技大學的老師。主席說,你本事不小啊,還找個大學老師呢。主席就拍手叫好,說好好好啊,和知識分子相結合好啊。主席挺高興的,他說你替我向她問好。    
    1964年6月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曾文調離了警衛一中隊,到軍委辦公廳,給一個首長當秘書。為了不打擾毛澤東的工作,曾文臨別時沒有去向他當面道別,可是這十一年的經歷,曾文終生難忘。每當毛澤東的生日和祭日,曾文都去毛主席紀念堂悼念毛澤東。    
    


第七部分訪問 張木奇 上

    1948年3月,張木奇在河北曲陽老家參軍,入伍到了石家莊的華北步軍兵團。1949年,中共中央從華北部隊抽調了三十六名戰士到中央警衛團警衛連工作。張木奇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那一年他只有十六歲。進了中南海之後,他問排長能不能到春藕齋去看毛澤東跳舞?    
    我記得是1949年8月24日,那個時候,我雖然能看見主席,可總是隔得較遠,看不清楚。那天晚上,我聽到舞曲響起來,就問我們排長杜福同志:「排長,能不能讓我看看主席跳舞?」他回答說:「小聲點,別驚動別人,我再給你看看去。」然後,他跑出去一趟,回來就叫我去了:「小鬼,慢一點,慢一點。」我就去了,高興得不得了。去了以後,排長已經通過現場值班的同志把簾子拉開了一道縫,我就在那看。哎喲,這就是主席呀,和一個女伴舞著就過來了。那個女同志梳著兩條長辮子,穿的是列寧裝,主席穿的是黃呢子中山裝。主席一面跳,還不斷地跟舞伴說兩句。主席跳的那個舞步很穩重,那個形象呀,很魁梧,很大方,那個面孔又很慈祥。我沒參軍,還在老家村子裡的時候,就是1943年前後的春天,有一次我跟我爹、我弟弟,我們推碾子,壓苞米,也叫棒子,碾那個玉米面。那時候,我就想著毛主席,在那些書本上和報刊上不是有一些主席的頭像嘛,我就是在腦子裡有那麼一個大概的印象,就在碾房的後牆上畫了一個主席的像。畫了以後,當時我還很滿意的,眼睛很大,很明亮。嘴唇呢,畫得也很厚道。老百姓就講究嘛,厚嘴唇的人就是比較厚道的,當時,我覺得畫得還是很像的,符合自己心裡想像的那個毛主席。可這時候一對比,毛主席那麼生動,紅光滿面的,個兒又那麼高,有一米八吧,那麼魁梧,唉呀,我的那個感受,真是沒辦法用語言來形容。回去以後,我真的就睡不著了。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那個時候,毛澤東住在玉泉山,開會就下山去中南海的居仁堂,開完會再回來。張木奇那時是連裡的一名通訊員,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打泉水。一天下午,張木奇第一次直接面對毛澤東。    
    主席開完會,回到玉泉山,和江青、警衛科長李樹槐、衛士孫勇幾個人正沿著鵝卵石山道向主峰玉泉塔攀登。我在山腰,拿著水壺,打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我看到主席,在燦爛陽光的照射下,他的上額很光滑,有一種反光。他身材那麼魁梧,穿著白襯衣。主席一見了我以後,馬上就向我走來了。可我光顧著激動了,只是直直地站著,不知道說什麼,我才十七歲嘛。主席問我:「小鬼呀,你要去做什麼?」說著,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握手了。我愣頭愣腦地上去,兩隻手就把主席的手給握住了,他那個手特別大,很軟乎的。「叫什麼名字啊?」又問我,當時我都沒反應過來,李樹槐同志,他是警衛科長,就說:「小張,主席問你了,叫什麼名字?」我這才說,俺叫張木奇。「哦,張木奇,哪幾個字?寫一寫。」我就站著,主席把左手伸到了我跟前,讓我寫在他的手心裡邊,我的手當時也可能有點顫抖。我寫一個,主席就說:「弓長張,樹木的木。」我又看看主席,寫那個奇字的時候,他說這個不是奇怪的奇嗎?我趕快點頭認可,就說是這幾個字。這個時候,主席就問,你今年多大歲數?我說,俺今年十七歲了。「十七歲嘛,還是個娃娃,你討沒討老婆?」我對討老婆這個說法不是很清楚,我們家鄉河北曲陽說娶媳婦。李樹槐同志馬上就給我解釋:「主席問你結婚了沒有?」一問到結婚這個題目,我年齡還小嘛,就感到很害羞,低著腦袋跟主席說:「俺還沒有娶媳婦呢。」一聽我用曲陽的鄉土鄉音說沒娶媳婦,主席、江青和孫勇,還有李樹槐同志,他們都樂了。他們一樂,我也就不那麼緊張了,也樂了。    
    然後,主席就繼續問我,家裡都有什麼人哪?我就說,家裡有俺爹、俺娘,還有俺兄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我說的時候,主席就捏著手指頭給我數,我說一個,他就伸一個指頭,他說加上你這個解放軍,就是一個四口之家了。這個時候,我就知道他說的意思了。江青還插進來問了一句,看你挺老實、挺聰明的,是個機靈鬼,哪個地方的人呢?我說河北曲陽。主席又說,曲陽,我們從那裡走過嘛。我估計是從西柏坡進北京的時候路過,但我沒敢問。主席好像意猶未盡,問我:「你現在幹什麼去呀?」我說給連裡打泉水,他點點頭,再次和我握手,還拍拍我的腦袋,笑著說:「好啦,再見!」我忙說再見再見,心情已經放鬆下來了。    
    1951年元月上旬,中南海成立了主席的內衛班,實際上就是一個警衛排,總共二十個人左右。可隨著當時的需要,這個警衛排很快就撤銷了。我們警衛連的一班加上警衛班的幾個同志,十二個人組成了一個新的內衛班。    
    ……     
    毛澤東一直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學習,他都有哪些考慮呢?    
    建國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合格的幹部,而我們中間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太多。我們作為毛主席身邊的警衛人員,原來在西柏坡的一些同志,在進北平以前,主席就把他們送去學習文化,進行深造。到了北京以後,在沒有成立幹部大隊一中隊以前,主席晚上跟我出來散步的時候,就幾次問我上沒上過學,認多少字。他知道我家裡窮,沒錢上學以後,就說你們都應該學習學習。    
    這些話他並不是隨便說說,他是真著急。他就想怎麼辦呢,應該搞一個學校,有助於我們的學習。    
    主席讓我們學文化,還考慮到國家那麼大,事情那麼多,必須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況。他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派你下去,你沒有文化怎麼能開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個幹部隊。全國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個省區,還包括瀋陽、上海、重慶、武漢、西安、廣州等幾大城市,一個城市調來一個人成立了一個幹部大隊的移動隊。這些同志來了之後,第一個是擔負警衛工作;第二個是要學習文化,邊工作邊學習;第三個任務就是回家做調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國的基本情況。    
    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頤年堂的院子裡接待移動隊的同志。當時,移動隊還沒有完全調齊,有的同志還沒來。主席專門進行了佈置,調查農村的生產、生活等基本情況,幹部的反應,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反應等等,即正面的調查;如果遇到一些負面的東西,也要調查,特別是反映黨的幹部工作,政策方針方面的東西,要搞清楚什麼原因、什麼問題。    
    


第七部分訪問 張木奇 中

    在我們成立這個移動隊之後,接著就成立了一個文化學校。主席說我兼任你們的名譽校長,另外再請一位教導主任和幾位教員,也就是老師,給你們講課。讓你們學習幾年之後,取得一些文化知識,打下一些基礎。你們不可能在我身邊工作一輩子,將來離開我,也好為黨工作。在汪東興的具體操作下,文化學校很快就成立起來了。第一批的學習用品,練習本、鉛筆等等這些東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費給大家買的。學校成立以後,總政批了,有關學習的開支就有了著落。    
    文化學校辦起來了,我們要跟主席外出怎麼辦呢?這個情況主席也考慮到了,他說,現在全國的治安情況一天比一天好,你們學習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誤學習。這樣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們給我四至五個人就行了。這樣你們三十幾個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來一次,要不然老是你們幾個人跟著我出來,你們的學習會受影響。    
    我記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們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號,國民黨時期的一個美國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個別墅。那一天,太陽剛出來,主席就起來了。我正在值班,就陪著他在院子裡的草坪上散步。主席問我,南京好,還是北京好啊。我說南京鳥語花香的,南京比較好,北京老颳大風,塵土飛揚的,難受。主席就說,哦,對嘛,對嘛。又問我們,你們學習的東西帶沒帶來,我說課本、作業本都帶來了。這次領導強調外出不要跟家裡的(學習)進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學習抓好。除了工作期間,陳守信老師就給我們講課。這樣,我們回去以後,就能夠跟家裡的學習進度基本持平了。主席聽了之後,很感滿意,哦,這就好,這就好。    
    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們住在廣州一個小島上的時候,主席問我們,漲潮、退潮是怎麼形成的呀?我說是太陽和月亮對地球的吸引作用吧,他說應該加一個力字嘛,吸引力。老鷹為什麼能在天上飛?這就牽扯到空氣流動問題。另外,在北京,主席有的時候問我們一些這個花那個草的等植物學方面的知識。    
    主席有的時候還會為我們改錯別字。比如,我們打的一些報告中間,調查農業合作社的報告中間,如果有錯別字,主席就會給你改過來。    
    主席看了我們的探家報告,有些情況不太清楚,來叫我們當面再聊一聊。這樣,我們對於應該調查哪些東西,主席需要哪些材料,他最關注哪些問題,就會心裡有數。    
    主席不僅關注我們的理論學習,而且指導我們要把學到的東西運用到實踐中去。    
    1954年3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起草完憲法以後,就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息,就從北京坐專列往北戴河去。中途在天津、唐山、秦皇島看了幾家工廠之後,毛澤東在北戴河專門去看了日出。    
    我記得是4月23日晚上,我們離開了專列,就到了北戴河海濱,住在原來張學良他們住的房子裡。    
    主席睡完覺起來,已經是第二天十二點半了。汪東興同志從主席那裡出來,我正在門口值班。他說張木奇呀,明天早晨三點四十,叫我起床,他也沒說幹什麼去。第二天早晨三點四十分,我就把汪東興給叫起來了,主席他們都起來了,說要爬山看日出,到聯峰山上去看日出。    
    我在前邊引路,到了半山腰上,遇到了海軍海防部隊的哨兵。我們不知道,因為是突然決定的嘛。哨兵看來了一群人,還打著手電筒,打手電給主席照路嘛。這時候,兩個哨兵過來了,拿著槍說,幹什麼的,站住。我就趕緊跑上去,說同志同志,請注意,我是公安局的,下邊幾位領導同志,他們要上山看日出。    
    他們看到後邊的人都跟上來了,就把槍趕快收起來了。上山的時候,我們還給主席背了開水瓶、行軍床,還帶了個氈子,方便他老人家累的時候臨時休息。再說看日出的時候,站累了還可以坐在行軍床上看。上去後,我們就選了一個看日出比較好的位置,聯峰山東邊一個相對平一點的那麼一個地段,先讓主席坐在行軍床上休息。給主席倒了一杯開水,這時候東方的魚肚白都已經過去了。正是快要出太陽的前夕,這時候主席喝著水,跟大家聊著天,興致很高。正在聊的過程中,慢慢的東方海平面上,比我們剛才上來的時候更白了一點兒。上邊還多少覆著一點紅雲彩,一片雲彩絲貼著海面上邊一點兒。不一會兒,好像是早起四點二十五分左右吧,太陽就出來了。慢慢有了紅牙牙兒,主席就用望遠鏡對著它看。我記得好像有三四分鐘的樣子,太陽才完全出來了。出來以後,主席就把那個望遠鏡心滿意足地交給大家,讓大家輪流著都看看。    
    事後,我想過主席為什麼去看日出。根據當時形勢的背景,憲法起草完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快要開了,看日出的舉動有特殊的意義。人民唱東方紅太陽升,在毛主席眼裡,我們的祖國就像一輪冉冉升起的太陽。我們跟著主席一塊看了海上日出,雖然感受頗深,但其中的真正含義卻很難表達。    
    ……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對毛澤東都很恭敬,這裡面有例外嗎?    
    有一次,我看到老理髮師王惠在院子裡給主席理髮。好嘛,主席還有幾分鐘就要接見外賓了,他當然希望老王能快點兒,也就是隨便把鬍子刮一刮。但是,老王想主席這是接見外賓哪,我理不好的話,好傢伙,要是在外賓面前丟了面子,我就不好交賬了啊。老王就用肥皂什麼的,給主席抹了抹,還沒有下刀呢,主席就說:「老王啊,快一點。」老王沒吭聲,拿刀子晃來蕩去,這兒照照,那兒看看,才開始理,理了好長時間並沒有理多少。主席呢,著急得直看表:「老王,快一點嘛,時間快到了嘛!」這時候,老王才用保定話說了:「你著麼急呀你,你著麼急呀?我不給你理好的話,你那樣去接待外賓,那就是什麼樣子了,那不好了嘛,那就!」主席也不好說重了,老王依舊慢悠悠、慢悠悠地理。主席呢,想催他,又感覺催多了,老王反感。兩人這時候的情緒非常逗,我們在一邊也不敢插言,就像是看熱鬧。這時候呢,主席的表情很焦急,老王還是不緊不慢,就這麼理完了。主席想走了,老王又發話了:「別動,別動,還沒給你擦擦呢!」他把毛巾洗了洗,認真給主席擦完,才允許主席走了。    
    


第七部分訪問 張木奇 下

    1957年夏季的一天,天氣非常悶熱。張木奇聽衛士李連成說,正在辦公的毛澤東渾身是汗,就讓李連成勸他游游泳。    
    我記得很清楚是1957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那兒住著。這個游泳池是個室外游泳池,是傅作義將軍以前在中南海建的。以後,主席用自己的稿費建了一個室內游泳池,就在原來那個游泳池的南邊。這天下午四點半左右,主席正在室內游泳池的一個辦公室裡辦公。天氣特別熱,悶熱悶熱的。我們在游泳池值班,一個是我,一個是李連成,小李在主席身邊服務,我就負責警衛安全。當時,小李一直皺著眉頭,很犯愁的樣子。我說小李你怎麼了,(小李說)哎呀,你看咱們一身汗,主席也一身汗。他是擔心主席的身體。我說這不是有游泳池嘛,待會兒請主席下來洗個澡嘛,那不是更好嗎?小李就回去請主席去了,主席呀,這麼熱的天你還在辦公,渾身都是汗。主席沒吭聲,仍低頭看文件。李連成就說,咱們是不是出來游游泳啊,緩解緩解這個熱勁。主席緩緩地放下手中的文件,痛快地答應了。當時就我們三個,一個女同志都沒有,主席披著一個睡衣就出來了。小李跟著他,我在前邊快走幾步,先下去了。主席站在那問我,最近家裡來沒來信哪?我說最近還沒來信呢。以前的信裡說沒說下雨的事呀?我說,最近好像沒怎麼下雨呀,人民日報說三百來天華北地區沒有落一場雨了。主席馬上就反問我了,那天不是下了一次雨嗎?他這麼一問,我忙說對對對,但是那次雨量太小了,根本不頂事。哦,主席抬頭看看天說,雨終是要下的嘛,現在不下,等幾天可能要下。今年不下,明年一定要下。主席這麼說著,就從扶梯上慢慢地下來了,我扶著他,為什麼呢,怕蹬空,儘管他泳游得好,但是畢竟歲數大了,一旦出了事,我們都有責任。我值完班回宿舍休息,就聽到一陣子雷聲,接著瓢潑大雨就下來了。我說,哎,毛主席真靈啊。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    
    ……    
    後來,張木奇發現除游泳之外,毛澤東還有一大樂趣。    
    一天晚上,主席去懷仁堂開會要回來了,我到後門那兒去接他。主席下車以後,羅光祿就抱著給主席的文件回機要室去了。主席,李銀橋和王鶴濱還加上我,四個人,就在後門那個地方。那時,雪已經下得很厚了,主席高興得很,說:「好,很忙嘛,需要散散步放鬆嘛,還有雪嘛。」十分鐘,主席讓李銀橋看著表,要散十分鐘的步。主席就在雪地上散步,踩得那個雪,「嘎吱、嘎吱」響。散了一會兒,李銀橋說七分了,主席又走了一陣,問了一句:「現在幾分了?」「九分多了。」又走了一下,他也估計到時候了,李銀橋說話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嘛。」寂靜中的「嘎吱」聲讓主席高興得不得了。    
    毛澤東喜歡在雪地上散步,所以下雪之後,他不希望把院子裡的雪掃掉,張木奇他們就想怎樣才能既保留住雪,又不影響毛澤東走路呢?    
    主席不讓把雪掃掉,我們就在院子中間掃出一個大十字形的路。另外,再掃一條往外走的路。就這麼著把別的雪都保存起來,主席他高興了,他愛雪呀,有的時候在我們掃的路上走,有的時候就在雪地上走。雪能激發他的激情,主席辦公累了,在雪地上散散步呢,馬上就能恢復精神,身體的疲勞很快被趕走了。    
    60年代初,張木奇離開毛澤東。如果張木奇可以重新選擇,他的回答是什麼呢?    
    我能在主席身邊工作感到既幸運又幸福,儘管那時候工作很緊張,紀律也很嚴,也不能說沒有付出一點代價,但是我感覺這是值得的,而且這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經歷。以後再有這麼個機遇讓我選擇的話,我還是這麼選擇,為毛主席服務。這是我一生的心願。    
    


第八部分訪問 張仙朋 上1

    1949年,毛澤東第一次走出國門出訪蘇聯,經過瀋陽的時候,毛澤東在文化賓館做了短暫的停留。那時年僅十五歲的張仙朋正在文化賓館當招待員,他見到了毛澤東……    
                           
    我記得是在1949年底,12月份,當時我在瀋陽文化賓館當招待員。文化賓館就是後來的東北人民政府交際處了,當時叫文化賓館。有一天,領導佈置我們任務,說是有重要的接待任務,讓我們趕緊做好準備。來人被安排住在我負責服務的101、102房間,那是全樓最好的房間。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接待誰,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搞完衛生以後,客人來了。我上樓一看,啊!是毛主席來了!我又驚奇又興奮,我接待的是毛主席!毛主席先到我負責服務的那個大廳裡的沙發上坐下了。當時一塊來的有很多人,東北人民政府的領導都來陪同了。我親手第一次給毛主席送了一杯茶水,我說:「主席請喝茶。」主席接過了杯子,看看我,笑了笑,說:「謝謝。」    
    這次主席在瀋陽呆的時間很短,只半天,吃了頓飯,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    
    過了兩三個月以後,毛澤東從蘇聯回來的時候路過瀋陽,又住在文化賓館裡。就是這一次,帶來了張仙朋工作上的變化。    
    1950年2月底3月初吧,這次主席一行住了三天。我們原來給主席準備的是101房間,給總理準備的是102房間。後來,可能是因為習慣的原因,主席住了102,總理住了101。我記得,主席的貼身衛士李家驥同志讓我給主席準備洗澡水,我放洗澡水的時候,主席走進衛生間,對我說,水溫不要太熱了,和人的體溫差不多就行了。我說,好好好。放完洗澡水以後,我從衛生間出來,主席招呼我,哎哎,小孩子。我走過去,主席就問我,你多大了,今年幾歲了,哪個地方人,讀過幾年書?我說,我今年十六歲,山東人,小學沒畢業。主席看看我,又問我, 你在這兒工作累不累呀,給你們發多少零花錢?我說,工作不累,我們都是供給制,會抽煙的發一包煙,不會抽煙的發一塊錢。當時,我們用的是東北幣,不是後來的人民幣,相當於人民幣幾毛錢吧。    
    這次主席在瀋陽住了三天。三天裡,都是我們服務的。當時,跟隨主席的有汪東興同志,有機要秘書葉子龍同志,他們很喜歡我。汪東興同志就問我,小張啊,你願不願意到北京去工作?我表示服從組織分配。其實我是想去。汪東興說,我到北京去以後想辦法把你們調去。我聽了很高興。    
    過了有半年時間吧,組織部就下調令。當時要六個同志,後來經過組織上審查,要了三個。我一個,再加上李連成、孫益亭。我到東北人民政府組織部轉黨團組織關係的時候,有幾個同志見到我們很驚喜,說你們真幸福啊,這麼年輕就到北京去,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    
    我們到北京後,並沒有馬上到主席身邊工作,我和孫益亭先在警衛處負責搞搞服務性的工作,李連成在葉子龍身邊工作,主要就是熟悉情況。    
    有一張照片,拍攝的是毛澤東打乒乓球的情景,那個和毛澤東打乒乓球的人是誰呢?    
    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和主席身邊的衛士都很熟悉了。當時,我們都住在一個大院裡,有一次我到主席住的地方和他們打乒乓球。正打著呢,主席和江青吃完飯從食堂裡出來散步,就走到打乒乓球那屋去了。我們看到主席進來,都歡迎主席來打乒乓球。主席很高興,就和我打了一會兒乒乓球。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打乒乓球。這時候,我還沒到主席身邊工作。詳細情況我倒記不大清楚了,但打得很高興。到1951年3月份,我到主席身邊工作以後,在游泳池和主席又打過一次。有一張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嘛,那邊就是我。主席橫握拍,有時候他猛抽一拍,球卻沒抽到桌子上,但是他很高興。    
    1951年3月,張仙朋被調到了毛澤東的身邊。    
    在主席身邊熟悉情況以後,我就正式到主席身邊工作了。記得主席在石家莊,我跟江青晚上從北京坐火車去的。衛士長李銀橋帶我去客廳見主席,告訴他說這是小張。主席跟我握了握手,他說歡迎你,歡迎你到我這裡工作。接著就講,到我這裡工作可苦哇,有時候要跟著我睡不好覺,吃不好飯。我說,主席,我不怕苦。主席看著我笑了笑,我就開始在主席身邊工作了。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張仙朋發現不怕苦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毛澤東的湖南話,讓張仙朋他們鬧了不少笑話。    
    


第八部分訪問 張仙朋 上2

    主席是湖南人,他講的話,我這個東北人不大聽得懂。剛去之前,老同志都跟我說,主席講話你得注意聽,別淨聽錯話,出洋相。即使這樣,仍出了不少洋相。主席要叫警衛,我們卻把政委也給請去了。老同志講過發生在延安的一個笑話,主席說要打牌,衛士說主席要打靶。主席從來沒打過靶,怎麼打靶呢?原來主席說要打牌。還有一次,主席說把鞋子拿來,結果工作人員把箱子拿來了。就拿了兩個一大一小裝東西的箱子,讓主席挑。結果,弄得大家都笑了。聽他們這麼一說,我剛到主席身邊,一聽主席說話,我就有些緊張。有一天晚上吃飯,主席、江青和孩子們一塊吃飯。主席一邊吃飯一邊看文件,我進去以後,主席仍低著頭看文件,也沒看我,就說搞個蠟燭。我聽著是搞個辣子,這時候李訥說,爸爸這個菜有辣子,就把那個菜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說吃個小辣子,我就趕緊跑到伙房去,我說快快快,師傅,主席要吃辣子。大師傅就趕緊洗小青辣椒,用油過了過,放點鹽,我就把小盤辣椒給主席拿去了。我放到主席桌前一看,哎,主席前面怎麼點著一根蠟燭。主席正在燭光下看文件,我就想,哦,我聽錯話了。主席是說搞個蠟燭,因為光線暗看不清,我卻聽成搞個辣子了。我雖然不好意思,但還是把這盤辣椒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可能是瞭解我的心情,他怕我心裡難受,就有意識地夾了一個辣椒吃了。這時候,我的心裡就比較舒服了。    
    再一個就是抗美援朝的時候,主席工作很累,有時候睡不好覺。有一次,天都亮了,主席說要吃東西。那時候,主席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吃麥片,算是夜宵。主席喜歡麥片煮的時間長一些,就是成糊狀的那種。那一次,麥片煮好了,主席卻睡著了。正巧,江青起床了,江青知道有麥片粥,就要去當早餐吃了。過了一會兒,主席醒了要吃麥片,可麥片卻沒有了。主席以為值班人員沒做,就很生氣,發了一通火,批評我們這些值班的同志。李銀橋知道了就說,我們要開會了,主席批評我們了,我們要好好檢討檢討。當時,我們幾個同志比較緊張,特別是我剛來,就更緊張。會剛要開,主席就把李銀橋叫去了。李銀橋回來後說,不用開了,主席說了,不怨你們,你們沒責任,不用檢討了。我想一定是有人將江青吃麥片粥的情況報告了主席。雖然我們沒有檢討,也說沒有責任,但是到主席那裡去,心情仍不免緊張。    
    我記得有一次,我由於緊張把話又聽錯了。主席從辦公室出來,到臥室要睡覺。他打鈴叫我去,主席講,你到辦公室搞個刀子來。我連忙說好好好,卻不好向主席確認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為主席已經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辦公室找刀子。主席辦公桌上有剪刀,卻沒有刀子。主席從來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卻聽成了刀子,只知道急著找刀子,卻沒想一想主席為什麼急著要刀子?找了半天沒找到,我就有些緊張。不行,我得問問主席。我說,主席呀,你要個什麼刀子?主席說,就是辦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個大的來。叫我找個大的拿來,我也不好再問,卻更糊塗了。我就趕緊出來,嘀咕說什麼刀子呀,小的都沒有,還要什麼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問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銀橋房間裡,李銀橋睡著了,都半夜一兩點鐘了。沒辦法,我就把李銀橋叫醒了。我說,李衛士長,主席要刀子,不僅要刀子,還要大刀子,他說在辦公室放著,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覺了,用不著刀子呀!他說,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給主席送桃子,我給主席洗了幾個放在辦公室,主席一直沒有吃。我說,對呀,主席原來是要桃子。我飛快地跑到辦公室,挑了一個很大的桃子,用盤子送到主席的臥室。我說主席,是不是要這個?主席說,哎,就要它。我覺得很過意不去,主席呢,一點兒也沒有怪我的意思。我覺得,主席對我們青年人的一些過錯很體諒,也很寬容。    
    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養成了晚上辦公、白天睡覺的習慣。一時不能適應的張仙朋,難免出了幾次小小的問題。    
    有一次,主席正在辦公室辦公。我就趁這個機會,到房間裡給主席搞搞衛生。我帶上笤帚,拿著撮子(簸箕),一面哼著小調,一面到主席臥室去。我開門一看,主席卻躺到床上,我嚇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頭也沒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擾主席的睡眠可是個大事。    
    過了一兩天,又輪到我值班。主席就問我,小張,你看我是個老虎嗎?我說不是。那我是不是個鬼呀?我說更不是。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鬼,你為什麼怕我呀?我這個人哪,一不打人,二不罵人,我批評你們批評錯了,我還向你們認錯呢。以後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興了。主席這麼一講,我的心裡既覺得很難受,又覺得很溫暖,心情很矛盾。    
    還有一次,主席正準備休息。值班室門口有一個水龍頭,我們起床以後,都到那個水龍頭處洗臉。我喜歡一邊洗臉一邊哼唱,我正在哼評劇《小二黑結婚》的那個調子,李銀橋就從主席房間出來了。李銀橋嚴肅地說,小張啊,你瞎哼哼什麼?我說怎麼了?他說,主席都聽到了。我問,主席生氣了?他說,那倒沒有,主席問是誰在唱啊,我說是小張 。主席就說,他唱得不好聽嘛。我說,那我去告訴他不要唱了,主席說,哎,別,讓他唱,讓他唱,人家高興嘛。李銀橋說著就笑了,我說主席沒生我的氣吧?李銀橋說,沒生。    
    我覺得,主席對我們年輕人是非常關心的。我的青年時代應該說是在毛主席身邊度過的。我十六歲到北京,二十九歲離開。十幾年時間裡,主席一直把我們這些人,他身邊的衛士、警衛,特別是我們這些年輕人,當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們講,你們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們比我的孩子還親,因為我的孩子有的時候一個禮拜見一次面,吃一頓飯,而你們呢,天天見面。從感情上,你們比我的孩子還親。所以,不論從工作上還是學習上,主席都特別關心。    
            
    ……    
    有一天,張仙朋得了感冒,因為怕傳染毛澤東,沒去上班,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的回信卻讓張仙朋哭了。    
    我給主席寫了封信說,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    
    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過兩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寫:小張啊,你好些了嗎?過幾天上班不遲,要好好靜養。最後一句是:你到我的廚房吃飯吧。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生活不大好,全國都很困難,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飯。我看到信以後很感動,正好我的燒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為是冬天,回來後,感冒復發,發高燒。幾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給主席寫了封信。主席又給我來了封信。信上寫:小張啊,好孩子,怎麼又病了,可能是過濾性病毒引起的,應當服四環素,囑咐大夫為你配藥。我收到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淚。主席對我們確實是特別關心。    
    


第八部分訪問 張仙朋 下1

    到毛澤東身邊後,張仙朋開始迷上了寫詩。當大詩人毛澤東在寫詩或者讀詩的時候,小詩人張仙朋就經常陪伴在左右。    
    我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比較喜歡寫詩,江青還把我寫的兩首詩轉給一位詩人,讓人家給我修改。    
    有一次主席召開中央會議,劉少奇同志、周總理都去了,高崗也去了,我給他們送茶水的時候,主席跟他們講,這是我的小詩人。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崗很高興,因為我是從瀋陽來的嘛,從東北來的嘛,他感覺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興。    
    1957年,主席到蘇聯訪問,我和李銀橋同志跟隨主席到了蘇聯。到了蘇聯,我就開始嘗試著用詩的形式寫日記。    
    有一天,主席問我最近都寫什麼?我就把我的日記詩拿給主席看了。有兩首詩是回憶我童年時代的。我童年時在大連生活,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學習和生活都很艱難。我寫的是:憶起當年嘗辛苦,手握桿枝淚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時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說,你也能寫出這樣的句子嗎?我說是我寫的,主席很高興,就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幾首古詩。他還給我做了解釋,那次談了很長時間。我說,主席你該睡覺了吧?!主席看到我寫的一首心願:當明月剛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願他夢中無擾,醒後精神煥發。這也是一首日記詩。主席說,好!既然是你的心願,我馬上睡覺。    
    主席有時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時候,自己就朗誦詩。有時候朗誦自己寫的,還沒發表的。先朗誦著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誦一些古詩、古詞、古曲,有時候叫我:「你拿一張紙,拿筆來。」主席一面朗誦,一面讓我記。他朗誦一句,我寫一句,朗誦一句,寫一句。朗誦的時候,他那個湖南口音我聽不懂,我聽不懂的話,主席就把紙拿過來,他寫上,寫上幾句,完了,給我,他再朗誦,我再寫。所以,我保留的東西裡邊有主席的筆跡,也有我的筆跡。    
    ……    
    毛澤東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這個時候總會和陪伴他的人談一些輕鬆的話題。    
    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裡散步,走著走著,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著我,說:「小張,張仙朋,哎,你這個名字挺有意思。」當時我愣了一下,主席什麼意思?主席說:「我問你,小張,我們住在天上,還是住在地下?」我說,我們住地下。他說不對,如果別的星球也有人的話,我們不是也住在天上嗎?後來,又問我:「你說我們住在天上,我們是不是神仙?」我說:「我們不是神仙。」他說:「別的星球上有人,我們也在星球上,我們不是也是神仙?別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麼在天上是神仙,我們住在天上,我們不也是神仙嗎?」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張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    
    可是,有時候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就讓張仙朋覺得不那麼輕鬆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廬山嘛,主席跟我講,也是他睡不著覺了,有很多心事,就開始和我聊天。主席說:「我有三大志願呀。第一呢,是要搞調查研究,到基層搞調查研究,搞上一年工業,搞上一年農業,商業我搞上半年,我要多瞭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這樣呢,我也給全國的幹部做個榜樣吧,這是一大志願;第二大志願呢,他說,我想騎馬視察黃河長江兩岸,我對地質方面呢,還不大熟悉,地質方面的知識太缺乏,所以要請一位地質學家,再請上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塊兒視察;第三呢,我要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都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來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聽主席這麼說,我心裡挺沉重的。後來因為事情太多,主席的這三大志願並沒有完全實現。    
    


第八部分訪問 張仙朋 下2

    過了一會兒,主席說:「我這個人呢,好處佔百分之七十,壞處呢佔百分之三十,我已經很滿足了。」接著,主席歎口氣說,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我不隱瞞我自己的觀點,我不是聖人。我就是這麼個人。他還說要寫一部像《紅樓夢》那樣的書,把他自己寫進去,也把我們寫進去。我說主席呀,你千萬不要把我寫進去。    
    ……    
    1963年,張仙朋二十九歲,已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三個年頭。這年的二月份,組織上決定讓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後,張仙朋選擇去蘭州。可回了一趟老家,張仙朋卻變卦了……    
    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開始下放勞動鍛煉。為了我們這些同志在政治上能夠更堅定,經得住黨的考驗,主席決定身邊的工作人員分期分批下去勞動鍛煉。主席還說他自己也要加強鍛煉。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後,主席就問我,他們走了,李銀橋也走了,誰負責呀?我說,大事情汪東興管,小事情還不知道。主席說,你能不能管起來?我說,主席,我不行。主席說,我看你行,他們能管,你不能管?我笑了,我說,我不行。但是過了幾天,汪東興宣佈說,讓我代理李銀橋的工作。那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月份,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正式下發文件,任命我為第一衛士組副衛士長。    
    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員還沒有回來,我們第二批又要下放了。主席講了好幾次,今天講,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講,你不要去了。後來又講,你還是去吧。就這樣反反覆覆,主席最後下了決心,讓我也下放鍛煉。我們當時去五個同志:我、主席副衛士長孫勇、機要秘書王光祿、警衛團的陳長江、理發員錢水桃。主席講,你們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有病要在當地看,當地看不了到縣裡看,縣裡看不了到省裡看,實在不行了,趕緊給我來信,我就把你們調到北京來看。病好了以後,還得去。    
    我們下放那一年相當艱苦。不僅是生活艱苦,而且勞動量特別大。我們過去沒勞動過,感覺很不適應,好在最後還是頂下來了。    
    我下放回來以後,1963年吧,主席決定我到地方去工作,離開北京。一開始,主席問,你要到哪個地方工作?我和我愛人李淑琴商量,因為她是西北軍區的,軍區司令部在蘭州。她的意思是到蘭州去。我就告訴主席,我們想到蘭州去。主席說,那好啊,那個地方艱苦。我說,那好,哪個地方艱苦我就到哪去。    
    在沒去以前,我和我愛人帶著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這個情況和我父母講了,我說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親一聽這個就不高興了,說你走這麼遠,我們就你這麼一個兒,趕上我有病了叫你回來,你都不能及時回來,不能去。我說,組織上已經決定了。我父親仍然說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們領導去。回北京後,我就跟主席講,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為太遠了。我父親還說要到北京來找領導。主席說,那怎麼辦?我說這樣吧,我回我的老家山東。主席說那也好,打回老家去嘍。     
    我把這個情況告訴汪東興,汪東興就跟山東省公安廳的張國富廳長談了。汪東興同志當時跟主席在外地視察,就給我來了封信,告訴我,說已經安排好了,到山東青島工作。臨走的時候,我和我愛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們的手說,你們都大了,翅膀硬了,應該出去飛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說一面流淚,我們也都哭了。我1963年離開,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當時在青島市公安局工作,到公安部去匯報案子。汪東興同志正在住院,我趕去看他,並向他請示。我說,我要去看主席。汪東興同志說,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電話給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問問主席讓不讓你去。徐秘書回電話說,主席剛起床,讓你馬上來。我就急忙趕到中南海。主席一見我挺高興的,他問我,你在哪裡工作?我說我在青島公安局搞政保。主席一聽政保還不習慣,主席說什麼是政保工作,我說政保工作就是抓特務的。他說,哦,好抓嗎?我說不大好抓。我說,主席你以前到青島去過,你什麼時候再到青島去?主席說,上次到青島去,青島那個地方不錯,但是正趕上連雨天,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島市比較小,活動範圍也小。以後,我到青島去就找你。說完,他就從床上拿起《辭海》,這個《辭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帶著的。主席翻到最後一頁,說你把你的地址給我寫上,我就寫了,山東省青島市公安局一處,張仙朋。主席說,好,我到山東青島去找你。完了以後,我說好了,主席你休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說,你看看,帶點什麼東西回去呀?主席就打電鈴,把衛士周福明叫去了,說你到伙房去看看,給張仙朋,小張,弄點麵包哇,什麼點心啊。周福明就帶我去了,結果回來以後,小周說沒有麵包,沒有點心了,就帶了七八個大鴨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間裡櫃子上的餅乾筒拿下來,一看餅乾筒裡的餅乾也不多,就把連餅乾帶餅乾渣子,一大包,說你給我包起來 ,帶回去給孩子吃。我就帶著主席給的餅乾和大鴨梨離開了。回去以後,我就把梨送給同志們吃了。我們科的同志都非常高興。    
    1963年再次去的時候,主席一見面就問我,你知道我們的原子彈炸了沒有?當時,我去公安部匯報的案子,就是有關原子彈的。結果,火車還沒到北京呢,火車上就廣播了,說原子彈爆炸了,那麼原子彈爆炸就不保密了,我這個案子也不用匯報了。我回答,我在火車上聽到廣播了。另外赫魯曉夫下台了,你知道嗎?真巧,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赫魯曉夫也下台了,主席很興奮。    
    1965年,我們又到北京去看主席,這次有小田,田雲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們一起去的。    
    1965年以後,我再也沒去看過主席,因為「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5年那次,是最後一次見主席。本來要照相的 ,結果打電話找侯波同志,沒有找到,就這樣離開主席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主席。          
    如今,我時常拿出日記本,回味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的情景。不管怎麼樣,我在主席身邊度過了我的青年時代,很寶貴的那段時光都是在主席身邊度過的。我感到很幸福,雖然我沒撈著什麼好處,雖然主席要求我們很嚴格,但我很知足。    
    


第八部分訪問 張耀祠 上

    張耀祠是新中國第一任中央警衛團團長,「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警衛團叫8341部隊,那麼, 8341部隊的叫法是怎麼來的呢?    
    8341部隊是在1953年5月開始籌建的。原來這個部隊是延安中央警備團的第一支,那個時候屬於中央警衛師一團。成立的時候,我們主要以這個團為基礎,不合適的就調離了,合適的就留下了,不夠的再從外面補充,從各個地方抽調了一些幹部。當時成立的時候,大概就是一千人的建制吧。不到兩年,擔負的任務加大之後,人員有所增加。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這個部隊的任務逐步增加,大會堂的警衛,釣魚台國賓館的警衛,加上天安門,後來又加上北戴河,以及林彪的警衛。8341只是我們這支部隊的一個代號,並不是正規的番號,番號還是中央警衛團。這個代號是根據總參的編制,按照序列的排列給的代號。這個團原來有一個代號,就是中央警衛師裡頭團建制的代號,代號也不是8341。8341這個代號是重新給的,由總參謀部給的。那個時候,我們的部隊歸總參謀部管,屬於總參謀部的編制。這個團名義上叫團,實際上的編制是師的編制,待遇也是按照師的級別給的。    
    民間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毛主席曾找過一個老道,老道寫了「八三四一」四個字,主席不解,就順便給了中央警衛團當代號用。這當然是謠傳,沒有那回事。主席活了八十三年,當我們黨的領導人在位是四十一年,放在一起就是8341。可83、41,這兩個數目字,分開說是符合事實,合起來說只是巧合,並不符合8341部隊的編號這個事實。    
    實際的過程就是這麼一個過程,很簡單,沒有那麼神秘。主席逝世以後,人們要那麼猜測,主要是不瞭解事實,我在這裡願意澄清一下。    
    8341部隊剛建制的時候,它的任務主要是保衛中央五大書記的安全。    
    那個時候,中央警衛師的任務範圍很廣,力量不那麼集中,所以中央決定,單獨成立一個團,專門負責中央五大書記的安全,那時候稱呼書記,實際上就是五大常委。    
    這樣一來,任務就有了一個明確分工。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成立這個團,把警衛的目標集中了,對安全保衛比較有保證,安全的係數就大一些。    
    另外,機關很多事需要部隊的幫助。比如說,機關的編制沒那麼多人,首長住處的衛生打掃也要部隊來做。那些玻璃、門窗的衛生都要我們去打掃。有了這個部隊,他們就方便多了,機關的負擔就減輕了不少。    
    張耀祠第一次見主席是在1933年,他的第一班崗就是為毛主席站的。    
    1933年,我是十七歲參軍的。參軍後,就到了毛主席這個警衛連。這個警衛連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中央政府,從部隊選拔出的,當時是在江西的於都縣。    
    我到了這個連以後,一邊執勤,一邊訓練。第一班站崗,班長分配我在毛主席門口。毛主席的門口有一棵大樹,現在還在,大前年去那裡,我還去看了看。當時,我背了一支槍,站在主席門口,心裡很高興。在毛主席的門口站第一班哨,這對我太有意義了。    
    …………      
    建國之後,張耀祠跟著毛澤東跑了不少地方。毛澤東愛游泳,有江河的地方,他都要試一試,比如長江、珠江、湘江,他都游過。    
    主席游長江,我就陪他去了兩次。一次是1956年5月31日游長江。這次游長江,他是先從廣州坐飛機到了長沙,先游了湘江。第二天,再坐飛機到武漢,隨他去的有羅瑞卿,還有楊尚昆,汪東興也在。    
    到了武漢,下午就游。這一次游泳,我下去了,還帶了一個游泳圈,怕自己沉下去。游之前,我先去準備船,除了一條大船,還有三條小船,小船划起來方便。    
    主席看了這些東西說不要,小劃子足夠了。    
    那次的水好涼呀,涼得肚子好難受。我游了一個鐘頭就上來了,坐到船上,胃受不了。其他來的同志一直跟著他游。我們一中隊培養了一批會游泳的人,水性很好,就是要保護他。    
    通常情況下,游泳技術比較好的都靠近他,萬一有情況能及時處理呀。不光是能救人,還要能保護自己。沒有這個本事,你下去不管事。那是在江裡頭,你不走它衝著你走。你要能穩住,你穩不住不行,我下去都穩不住。    
    游泳是毛澤東非常愛好的運動,爬山也是。    
    1954年二三月,毛主席在杭州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都是下午爬山,晚上工作。後來,主席多次去杭州,杭州近郊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山,主席都爬過了。要爬哪座山,什麼時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臨走的時候才告訴你,不早告訴你。他反感興師動眾,提前清場警衛。我們只好跟著他走,一說好了方向,我們馬上就趕過去。就像打衝鋒,部隊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還有樹木,還有草,你得檢查一下樹林裡、草地裡有人沒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線要檢查,要去山頂,我們都跑到上面先去檢查。這個工作是很艱苦的也很繁重,責任也很重大,絲毫不能馬虎。    
    爬山時,不論是上山,還是下山,毛澤東從不走回頭路。    
    這就是主席的特點,他爬山從不走回頭路。不管路好走不好走,他都不會回頭。他非要走另外一條路,如果從這邊爬,必定從那邊下山,絕對不再從原路走。他說兔子不吃窩邊草,他經常拿這個做比喻。    
    這也反映了他的個性。他這麼做也給我們後人一個榜樣,也是教育我們。你像游長江,毛主席沒去游之前,根本沒有人去游過。要是他不去游,恐怕現在也沒有人去游長江,現在游長江的人就多了。    
    主席的這種性格使他能在複雜多變的局勢下,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不為所動,始終挺立潮頭。    
    1970年廬山會議的時候,張耀祠是跟主席一起上的廬山。    
    那時候,我一直跟著主席。主席開常委會,開大會,我都參加了,是列席的。    
    廬山會議的問題,主要出在林彪和陳伯達兩個人身上。他們結成一夥,還有那幾位大將,黃、吳、李、邱那幾個人,使勁地抱在一起。1970年8月8日,主席還在武漢。9日,主席上山要開全會,要修改憲法。    
    在山下開預備會時,主席明確說不設國家主席,也不當主席,大家都同意了。可到了廬山以後,林彪他們就變卦了。    
    當時主席很不高興,除了開會,他還找別人談話,並寫了「我的一點建議」。8月30日、31日,「我的一點建議」發給每一個代表,這樣就把蓋子給揭開了。公開點了陳伯達,並沒點林彪的名。主席說,林彪還要保。    
    但林彪不覺悟,還是堅持他那個觀點,要設國家主席。這個會議最後就是這麼草草結束了。    
    


第八部分訪問 張耀祠 中

    毛澤東當時住在廬山的廬林一號。    
    廬林一號是一個開會的地方,可以開小會或中型的會。當然主席可以住在那裡,其他人一般不住。主席每天晚上都到那裡辦公,一般是下午四點多鐘去,我們就每天跟著他轉。    
    下午四點多鐘去辦公,晚上基本上是一兩點才會結束。    
    廬山的8月,霧大雨多,晚上的路根本看不見,黑□□的。左邊是很深的隘溝,路也不寬,所以車也開不快了。主席告訴我,你多找電筒當路燈,我們試了一下,根本不行。霧濃得電筒光根本照不透,光亮就局限在眼前的地方。    
    沒有辦法我們就派了兩個人,兩個幹部,一邊提一個馬燈,走在前面。你不採取這個辦法根本就沒法走,看不見路哇。有一個成語「伸手不見五指」,廬山上就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那裡的霧有多大,沒去過的人都想像不到。我在那兒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我就不願意去了。 廬山確實是避暑勝地,就是在夏天晚上還蓋棉被,我就受不了這個。    
    「文化大革命」後期,每年的八九月份,毛澤東常常要到南方去,一般在國慶節之前回到北京。1971年去南方,毛澤東提前回京,林彪倉皇出逃。因此,這一次去南方就有了一些特殊意味。    
    1971年南巡,主要是要解決廬山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黃、吳、葉、李、邱的檢查他們壓著沒有傳達,林彪又拒絕檢查。主席去南方到各省市要找那些黨政軍領導同志打招呼,給重災區的一些人打個預防針。所以,主席這個時候走到哪裡都要講廬山的問題,講黨的歷次路線鬥爭問題。    
    廬山會議點了陳伯達的名,去南方點了林彪的名。主席這次去南方的第一站選在武漢,在武漢前前後後住了十來天。8月16日,剛到武漢,就召來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談話。第二天,河南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劉建勳,劉豐也來了。8月25日,主席又召來了已從湖南調到國務院的華國鋒。這幾次談話,汪東興都在。    
    在長沙,被召來談話的先是廣州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丁盛、劉興元等人,主席要求廣州軍區將談話精神傳達到師以上幹部,這一點明顯與其他人的談話不同。後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又來到了長沙。    
    廣州軍區傳達以後,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把詳細情況報告了黃永勝、邱會作和葉群。這麼一來,葉群告訴林彪別人要動手了,林彪就恐慌起來。    
    9月12日中午,主席到了北京的豐台。在天津的時候,主席就讓我打電話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台車站等候。我當時還有一個疑問,主席怎麼不到大會堂118室去談呢?那幾年,他一直習慣到118。我當時並不知道主席談話的內容,因而,猜測這裡頭可能有什麼問題。    
    主席在豐台那裡,部署要軍隊改組,部署調動一些部隊,他也是防萬一。讓北京軍區在南口增加了一個師,這是我後來聽說的。    
    主席從北京站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時間,我記得是下午四點,我當時還看了表。    
    9月12日晚上,各方面的情況相當緊張,張耀祠一直在中南海的游泳池。    
    這一天下午,林立衡報來了林立果他們在北京西郊機場策劃逃跑,要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殺毛主席等情況,並報告說林立果和葉群要挾持首長逃跑。那個時候,她還不瞭解真相,說是挾持。她打電話到警衛團,說我要找團領導報告,接電話的是二大隊長姜作壽。姜作壽就說我們的副團長張耀祠在這裡,我就接了電話。情況傳給我之後,我就告訴了汪東興,汪東興馬上打電話告訴總理。總理這個時候也緊張了,他就想辦法要空軍的總機。    
    當時的氣氛很緊張,但有關安全的問題,我們都已經部署好了,早有部署,進入一級戰備。中南海這邊有汪東興,釣魚台那邊有鄔吉成。地面是不容易衝進來,就是怕飛機,所以我們勸主席離開中南海,到了大會堂的118那邊。後來,主席在大會堂住了半個多月。    
    那麼,周恩來是在什麼時候將林彪逃跑的消息告訴毛澤東的呢?    
    總理就是在林彪坐的三叉機起飛以後,報告給主席的。因為這個時候,他也做不了主了,就報告了主席。總理到游泳池報告了主席。總理說林彪逃跑了,飛機還在射程之內,要不要打?主席當時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他去吧,就讓他去。    
    不久,傳來北京沙河機場有一架飛機往北走了,那是直升機。機場值班室打電話報告總理,總理接完回來,就問主席怎麼辦?主席問又是哪一個,總理說那是周宇馳,駕了一架直升機跑了。主席說把他劫回來,他不聽就打下來,這個不留情了。到最後還是給他攔回來了。    
    ……    
    林彪出事以後,毛澤東的身體就感覺不好了,他讓張耀祠跟江青談了談他的病情。    
    林彪這件事對主席的刺激很大,主席的身體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得了肺心病、氣管炎,說話口齒不清了,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了,寫字都重疊。說話有的人聽不懂,張玉鳳還聽得懂。外交部那兩個翻譯小姐也聽得懂。    
    他寫的字由於重疊,我們就得猜,認不出來。我還存了幾份主席寫的東西,他一個字一個字都重疊起來了,分不清是什麼字。主席那個時候就提出來,叫我和醫生對江青說一說他的病情。我們兩個就去了。    
    我們兩個到了釣魚台,江青有好長時間一直住在釣魚台。醫生先向江青介紹主席的病情,說主席得了肺心病,主要是由支氣管炎發展引起來的。現在不能睡覺,每天只能坐在沙發上,困了的時候靠一靠,不能躺在床上睡。    
    可江青不同意醫生的意見,她說不可能。主席的體質好,不可能病得這麼厲害,她一直堅持這一條。醫生怎麼講她也不聽,所以我當時就講,我說江青同志,主席現在年紀大了,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一點病,他可以抵抗,不吃藥,不打針可以,現在不行了。    
    我說,比如說主席心臟不好,老咳嗽,咳嗽就震動心臟,就影響心臟。就像一個人跑步,你跑一兩個小時還可以,你要跑一天,能行嗎?我打了這個比方給她。以後她就轉過彎了,就不說醫生的判斷錯誤了。她說以後有什麼情況你就報告我。    
    …………     
         
    1974年,人稱「鐵蝴蝶」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夫人伊梅爾達來華訪問,為其丈夫訪華做準備。那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在知道毛澤東不能會見她時,她拿出手帕擦眼睛,並伴有輕微的抽泣聲。毛澤東得知後,改變了自己的初衷。    
    


第八部分訪問 張耀祠 下

    馬科斯的夫人有兩次提出要見主席,開始主席都沒有答應。主席沒有答應,外交部很為難,就把她送到外地參觀,送到哪裡?送到西安,到西安參觀。之前,李先念副總理接見了她。她提出想見毛主席,李副總理說,並非毛主席不願意見她,而是確實不在北京,請她諒解。據說,伊梅爾達沉默了幾秒鐘,隨即取出一方手帕,開始擦眼睛,並伴有輕微的抽泣聲。一時間,李副總理不知如何是好。伊梅爾達又把她抹眼淚的手帕輕輕地拋到茶几的李副總理一邊,不說話,也不告辭。最後,李副總理說,我會把你的要求告訴主席,看看有沒有可能。當時,主席患眼疾正住在武漢,還是答應接見她。飛機把她送到武漢。    
    到了武漢,馬科斯那個夫人也是夠大方的,見面先親了主席。後來接見完了,她從國內運了一些芒果到武漢。菲律賓的芒果好吃,個兒大,但主席不吃。    
    主席不吃,又不能老放著,我就跟張玉鳳講,那些芒果能不能給北京的那些戰士送些去。張玉鳳給主席講了,他說不用送了,分給這邊的大師傅,你們工作人員、部隊,給他們吃吧。    
    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點鐘左右,汪東興佈置張耀祠去抓江青。    
    確切說是10月6日下午的三點,汪東興叫我,還有一個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就我們兩個去的。我們去了以後,汪東興就講,現在中央準備粉碎「四人幫」,要一網打盡。他說叫你們兩個來,你們就負責抓這個江青,還有個毛遠新。    
    他就講了一下方法,他說你去了以後就跟江青說,中央決定把你們隔離審查,要離開這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不要打電話,把你的鑰匙交出來,中央辦公廳派人來接管,對江青就講這個。    
    他說另外再把毛遠新也辦一下,毛遠新是保護審查,換一間房子,不要住原來那個,還是這麼一個地方,旁邊還有房子。他說他由李連慶負責,負責他的安全,負責他的住宿。毛遠新寫的材料,向中央報告的材料由李連慶轉送。汪東興就交代了這一些。    
    當時,我去了以後就宣佈這個原則。毛遠新當時就有一股子氣,他說主席剛逝世你們就,你們就……他講了一個就字就完了,就不說了。    
    對毛遠新就是這個簡單的處理,就是隔離保護審查。抓江青的時候,去的時候我就給江青宣佈,開始我還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什麼呢? 加了一句,江青你現在還在那裡破壞中央,搞陰謀詭計,破壞中央的活動。    
    我講完以後,江青就慢騰騰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鑰匙,把鑰匙裝在信封裡頭,寫上國鋒同志親啟,她把信封的兩頭用密箋封好,就交給我,這樣她的手續算是交代完了。    
    文件我們沒有清查,她也沒帶走。然後武建華同志就把她帶走了,上了車,走了。    
    「四人幫」他們幾個人不是關在一起,是分開的。    
    張耀祠一直跟著主席,他也許有著與別人不同的感受。    
    主席很念舊,喜歡用熟悉的人。主席喜歡我,我也喜歡主席,我現在晚上做夢經常夢見主席。我怎麼也忘不了主席,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主席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我不可能用一兩句話說清楚。    
    小平同志曾經講過兩句話,一句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大家都知道。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中國有前十四年、後十四年。前十四年從1921年到1935年這一段,這是前十四年,後十四年就是從1935年的1月到1949年10月,這一段也是十四年。    
    前十四年我們經過多少曲折,我們黨損失多大啊,換了多少位總書記,都沒有幹出什麼名堂。這就說明這個路線不正確,領導人不正確。毛主席打仗是用兵如神,你要消滅我,你還沒那個本事,但我要消滅你,我就能做到。像三大戰役,就是這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是千真萬確的,所以我也很贊成小平同志講的這兩句話。有的人現在還不服氣,可我服氣。我跟著毛主席,雖然不是天天跟著,可我是從江西一直跟著主席走出來的。因此,誰也不能否認我的認識更真切、更有說服力。    
    


第九部分訪問 章含之 上

    章含之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麼,毛澤東給一個孩子留下了什麼印象?    
    我記得那是1950年,我是1949年從上海到的北京嘛。1950年時,我才十五歲。我記得是在國慶節,那時候的國慶節好像慶祝的範圍比較小。我父親章士釗就被邀請去中南海,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都可以帶孩子去。我父親就把我帶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我不記得具體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國慶招待會,地點在懷仁堂。    
    毛主席主持了這個招待會,在我的印象裡,他那個時候年紀還很輕。    
    當時,我一個孩子也搞不大清楚偉大領袖什麼的,我只是覺得他是個大人物。    
    那時候,毛主席不是又高又大嘛,我那時候的個子也沒現在這麼高。所以,我感覺就是這個大人物的個子特別大。還有一個感覺就是毛主席這個人特別慈祥。他微笑著問我,你原來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來的北京?那時候,也沒有覺得有什麼拘束,就覺得這個大人物挺和藹的。說了幾句,他就說,你們小孩子不要跟我們大人在一起了。然後,他就把江青叫過來,說你把這些孩子都帶到花園裡去玩吧。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那麼,再次見到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呢?    
    我那時候在外語學院教書,距離第一次見主席,已經十幾年過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裡一個電話,叫我趕快回來,說我父親要去出席主席七十壽辰的一個家宴。要請幾個湖南老鄉,要帶我去。那個時候我對毛主席已經不是十五歲時的感覺了,就覺得誠惶誠恐。我跟父親去了,感覺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場合。    
    基本上就是他家裡人,孩子也挺多的。他的孩子也在,每個老鄉都帶了一個孩子去,所以就很有家庭氣氛。我去了以後,先是在頤年堂。大家先是聊天,聊天也沒有我們的份。其實,在我的印象中,我那天覺得蠻彆扭的。吃飯以前,我父親跟這幾個老鄉,一個是葉恭綽,還有一個程潛,還有王季范,這些都是主席的老鄉,王季范還是他的表哥。他們有說有笑的,因為他們都是湖南人。這些孩子之間好像也特別熟,其實我成長的過程,從來沒有跟父親這些朋友的孩子在一起長大。既不屬於我父親民主人士的圈子,又不屬於共產黨高級幹部的這個圈子,我完全是在學校裡走自己的一條路。所以,遇到這種場合,我往往是非常孤立的,因為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不熟,高幹的孩子我也不熟。我當時記得,大人們在一塊說話,孩子們也好像經常在一起似的,我就一個人在旁邊,好像被晾在一邊了。當時,可能是主席注意到這一點,他觀察挺敏銳的。他可能看我老在一個地方呆著,大人這邊我也插不進去嘴,小孩子那邊也插不進去嘴。主席就突然回過頭來,問我,聽說你現在已經當老師了?就找些話跟我說說,可能擔心我受冷落。我說是。他說,你教英文呢?我說我教英文,在北京外國語學院。    
    然後,主席就說,哎呀,過得真快呀,你都已經教書了,你也來教教我英文吧。我當時感覺他完全是在說笑話,就是找一個話題跟我說說話,關心我。我說我哪敢教主席呀!主席說,哎,英文你是可以教我的。這話就說過去了,後來大家就吃飯。沒有呆多久,我就回來了。沒想到,我以為說說而已的話變成真的了。    
    就這樣,章含之更近距離地接觸了毛澤東。    
    也就是一個星期之後,主席那邊的電話打到學校去了。我知道消息也很緊張,學校辦公室傳達說,主席來電話說,已經跟你說好了,讓你幫他學學英文,你明天就去吧。    
    我記得是星期六,那時候還沒有雙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裡,就告訴我父親了。我問父親,怎麼辦?主席打電話打到學校辦公室去了。我父親倒是挺高興的,他說你有這個機會,跟主席能夠學點東西。第二天我就去見主席,父親還讓我帶了一本書給他,那本書叫《智囊》。平時,他們兩個人經常交換書看,上次吃飯的時候,他提到想看這本書,我父親就讓我把這本書帶過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時候,是主席的秘書林克接待我的,他說了主席想學點英文,然後就把教材也給我了,主席自個兒選的教材。當時,我還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讓主席選一選。主席選的教材是反蘇反修的九評,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    
    毛澤東那個時候,為什麼要學英語呢?    
    這是一個許多人感興趣的問題。當時,我還年輕,我也搞不懂,毛主席為什麼要學英文。拿九評的文章學英文,從教學上來說,是不適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測呀。我也不敢說,主席你要學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沒有要我的教材,也沒有要我拿出一個教學計劃來。我也只好就稀里糊塗的,他拿給我什麼我就給他講什麼。我覺得,毛主席對書面的東西能看懂一點點。但是,說英語基本不行,大概會一點詞彙。我當時想學英文就是學英文。實際上,學英文有幾種目的,我看主席當時是生活裡要找一些消遣,換一換腦筋。多少年過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蠻單調的。我現在想,我們常人可以看電影,逛百貨公司、逛公園,他不行,公園就是中南海,接觸的人也就是有數的十幾二十個人。如果把我們放在那麼一個環境裡,我們也會覺得比較沉悶吧。從目前我們所知的材料來看,那段時間,毛主席在思考很多問題。正是在「大躍進」之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個時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涯一個比較低潮的時期。因為主席思考的比較多,所以我覺得主席並不是太忙。每個星期和我一起學英文,每次花費兩三個鐘頭。實際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飯,差不多半個晚上就過去了。一般從下午四點鐘開始,到七八點鐘才結束。我覺得,他並不想把英文學到什麼程度,但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轉換腦筋的辦法。另外,他可以不看到他經常見到的人,我就是這種感覺。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叫我章老師了,這個章老師的頭銜,可能要跟我一輩子了。因為主席叫我章老師以後,別人就跟著叫我章老師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後,倒是沒人叫我章老師了。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調到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我記得,農研中心在京西賓館開農村會議。我在電梯裡碰到了紀登奎同志, 他和我打招呼說,哎喲,章老師來了。電梯裡的人就很奇怪,紀登奎的年紀比我大,為什麼叫我章老師。我初來乍到,電梯裡的人就很疑惑地看著我。紀登奎同志說,你們不知道吧,她教過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師,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師。    
    和毛澤東在一起的時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    
    冬天的時候,主席喜歡吃火鍋,他喜歡把挺肥的豬肉,在裡頭煮一煮,然後,夾起來蘸著佐料吃。佐料裡頭有辣椒什麼的。主席把肥肉夾給我,我不好意思不吃。這是我第一次吃這麼肥的肉,跟吞什麼似的,囫圇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其實,上海人也是挺喜歡吃紅燒肉的,紅燒肉必須要帶點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歡吃的那個肉,肥的太多了點兒。並且不是紅燒,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不習慣。不過,我跟著主席吃了這個肉以後,覺得肥肉也蠻好吃的。    
    


第九部分訪問 章含之 下

    1964年春節的時候,主席提出我們一起去南方過年,一路上互為老師,可惜……    
    1964年的春節之前,主席說春節完了以後,他帶我坐火車到南方去。他說,你教我讀英文,我教你讀歷史。你就帶一部《史記》。這事對我來說,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輕的時候,老造家裡的反,跟我父親什麼也沒學到。如果有機會跟毛主席學學歷史,無疑是一個求之不得的機會。主席認真地說,你不要拿你父親的書,你父親的書都是值得收藏的好版本,你就去書店去買一部《史記》。我到書店把書買了,就等著什麼時候動身了。可到了年初二那一天,他叫秘書來電話,就說去不成了。後來,他又叫我去,他當面跟我說,現在黨內的事情比較忙,我們走不了了。這事不能成行,我感覺特別遺憾,但也沒有辦法。    
    章含之的教課任務,又是在什麼情況下結束的呢?    
    這之後,主席學英文這事,就不像以前那麼正規了,但我斷斷續續的還到他那裡去。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的展開,主席又忙碌起來。當時,學校也要搞「四清」。我就問主席,你看我去不去搞「四清」?我要去的話,你的英文就得暫停一段時間了。如果你希望接著學,我就給學校請個假就不去「四清」了。當時,主席說,不行,你得去,回來告訴我你學到了什麼。所以,我就去了「小四清」。不是「大四清」,「大四清」一去要一年,我當時去了三個月。搞「四清」回來以後,我又陸陸續續地去主席處幾次。一見面,主席就問我,去「四清」,你學到什麼?當時,我雖然年輕,但是對見到的事情還是有很多疑惑。因為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沒說。因為我們下去「四清」以後,有些農民幹部自殺什麼的,使得我的腦子比較混亂,我就沒敢跟主席說我有什麼看法,只是說沒學到什麼東西,可能時間太短了。再往後,大概到這年夏天,1964年的6月份的時候,我看到主席的時候,主席就說,我們的英文課恐怕就要停了。當時,他跟我說黨內出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我二十八九歲的年紀,對主席說的事情懵懵懂懂的。我說,那主席什麼時候有空了,需要學英文再通知我。這大概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次見到他。然後,這一年接下來就是北戴河會議,我記得,主席說不能學了之後不久,我們學校就放暑假了。我在報紙上看到北戴河會議的決議,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類的話。 後來,我就想大概主席說的忙就是要抓階級鬥爭了,連話劇什麼的都開始涉及階級鬥爭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就開始了。後來我想這就是說黨內出事了。主席開始忙了,北戴河會議的決議就是這樣的。我的英文課也到此為止了。    
    ……    
    毛澤東的一番話,改善了章含之與父親章士釗的關係。    
    1963年的時候,有一次,我上完英文課,主席問我,你跟我說說,你對行老怎麼看,就是我父親,他的號為行嚴,好多人就尊稱他為行老,主席也這麼稱呼。我說,我們代表兩個階級,我代表共產黨員,他代表剝削階級,我跟他劃清界限了。主席說,哦,你倒挺痛快的。你是共產黨員,你什麼時候入黨的?我說1957年。主席就說,你是共產黨的老黨員哪!我當即覺得特別不好意思,就說主席,我哪敢說我是老黨員哪?你們老一輩的革命家都沒有這樣說。然後,主席說,我跟你說,你參加了共產黨,挖了你父親的牆腳,這一點呢,我歡迎,但是你說,你要跟他劃清界限,我倒要問你,你劃清什麼界限哪?我就說,哎,他當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他鎮壓過學生運動。他跟魯迅吵架,魯迅罵他落水狗。主席說,就這些呀,他就代表剝削階級啦。後來,主席語重心長地教育我,他說,看人要看全面,你不能從一件事兩件事看一個人。你說你父親當時是這個那個的,也可能是這樣,也可能不完全是。他說,我還問問你,你還知道你父親還有其他的事情嗎?比如說我拿出一件,你父親的蘇報案的事情你清不清楚?我當時就糊塗了,我哪知道這段歷史呀。我說什麼蘇報案哪?主席說你看你,這麼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父親當時是反清的戰士,他跟孫中山,跟黃興,跟蔡鍔,這些人都是特別好的戰友,當時的蘇報案裡頭你父親是主編,被捕入獄,以後好像是蔡鍔他們把他營救出來,流亡日本,你知道這段歷史嗎?我說我不知道。主席說,你都不知道一個人的歷史,你就批判他,這個不公平。他說毛澤東也不是一開始就是革命者,我一開始的時候是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的。所以,看人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對行老也是這樣。他說,行老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他開始的一段是非常堅決地反清的,後來幫了共產黨很多忙,這些你知道不知道?他還說,在1945年重慶談判的時候,談不下去了。當時就廣泛聽取了黨外的意見,這時候我找了你父親。他當時在我手心裡頭寫了一個字,就是走。我問你父親怎麼解,你父親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說馬上回延安,老蔣是不會誠心誠意和你談判的。老蔣是想拖延時間。如果打起來,你就是他的人質,你就回不去延安。所以,我們就撤回延安了。主席說,你知道當時行老的這個意見對我們是很重要的。他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你倒好,你是他女兒,你跟他劃清界限,我們要做他的工作,你在家裡頭造他的反。    
    主席跟我談完以後,我真的思想鬥爭蠻激烈的,我覺得無地自容。就是說,對自己家裡的事情,我都不瞭解,一味地鬥了十幾年,也不回家。聽了主席的一席話,我忽然覺得我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和家庭的關係自然緩和了。    
    毛澤東的性格決定了,他能夠成就一番事業。    
    主席是一個特別有趣味的人,或者說他是一個特別不拘小節的人,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只有他這種性格才能作出這麼大的事業。    
    一次,尼泊爾國王夫婦來訪。會見時,國王來了,王后沒來。他就有點失望,因為我們跟他講過這個王后什麼的。他就問王后怎麼沒來?我們說因為今天是見主席嘛,所以就安排國王來了,沒有安排王后來。主席說不行,把王后也請來。在國王已經到場的情況下,再去請王后是非常不合外交規矩的,而且所有的人都等在那照相了。主席突然提出來要見王后,只好派車急忙去接。王后正在友誼商店買東西,她提出要先回釣魚台換衣服。所有人都等著王后,真是尷尬的一件事,國王一時不知所措,可是主席倒沒覺得什麼,仍處之泰然。    
    王后好不容易趕來了,主席高興地和王后握手。王后當時戴了一個特別大的珍珠戒指,一握手可能硌著主席了。主席就看著人家的手,仔細觀察這個戒指。我想,當時他的表情就是他根本忘了這是戴在人家手上的一個東西。他挺好玩的,還問什麼東西這麼大呀?我們大家在旁邊就想笑,毛主席根本就無所謂,我覺得他當時就是注意這個東西,真的感到奇怪。王后當然很窘了,國王在旁邊也有點窘。    
    後來,他看了半天,看清楚了,就把王后的手放回去了。我覺得這些地方,主席就是特別可愛,自己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的,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    
    


第九部分訪問 周福明 上

    1959年12月26日,杭州時美理髮廳的青年理發員周福明接到一個重要任務,去給一個特殊人物理髮。    
    說起杭州的汪莊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說起南屏晚鐘這個杭州著名景點,大家可能會熟悉一些。南屏晚鐘對面就是汪莊招待所,像劉莊招待所一樣,汪莊也接待過許多中央領導人。我就在那裡的游泳池給毛主席理發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主席。為主席理發之前,一個同志就問我,說你知道晚上給誰理發嗎?我說,給誰理發?不是到杭州飯店給外賓理發嗎?具體給誰理,王廳長也沒說嘛。我不知道給誰理。他笑了,看起來,你是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給毛主席理髮。我聽了大吃一驚,因為我上午剛剛給幾個首長理了發。我雖然叫不上名字,但我知道是領導,並沒聽說主席來杭州,怎麼會是毛主席到我們杭州來了,是不可能的。吃驚之餘,我冷靜下來,我說,你是不是騙我?他說,不是,真是毛主席,你馬上就會知道,我說的是真的了。他加重語氣說,你馬上能見到毛主席了。    
    我根據領導事先的安排,就先去了游泳池。游泳池裡面呢,用一個屏風隔出了空間,屏風後面放了一張床,還有一個小桌子,都是很普通的物件。就是臨時為主席準備了一處換衣服的地方,我就準備好理發工具。主席的衛士封耀松同志還幫我準備了熱水什麼的。我呆了一會兒,感覺那個地方很熱呀,渾身冒汗。這時候呢,主席從對面一個門那兒走了過來。他穿著個睡衣,就是那種普通的棉睡衣。過來以後呢,大老遠的,大概離我有一米多將近兩米,主席就伸過手來。毛主席身材很魁梧,神采奕奕,在我面前就像一座山,他那個巨手一伸,我急忙過去握手。在我見主席之前,我曾問過其他同志,我要是見到主席怎麼稱呼好呢?是叫爺爺好呢,還是叫什麼?我怕自己在主席面前出洋相,就向別人請教。問誰好呢?當然要問主席身邊的人了。我就先問了封耀松同志,封耀松說,你是去為主席理髮,那是工作,叫毛主席就行了。我握著主席的手,就像通電一樣,心臟跳得更加快了。我聲音顫抖著說,毛主席好。    
    打過招呼,主席就坐在了那個椅子上。他手這麼一扶,並不急著理髮,先坐下來聊天。他跟我聊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我的緊張感。主席問我,你是哪裡人呢?實際上,我的基本情況,他早就瞭解了。我沒給主席理發以前,有關方面搞了一個材料,都送給老人家看了。我說我叫周福明,他說哪三個字啊,我說周總理的那個周,幸福的福,光明的明。主席說,你這個名字很好啊,既有幸福,又有光明前途。    
    接著,主席又問我結婚了沒有,家裡還有什麼人,父母親在哪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等等。我回答說,我剛剛結婚不到一年時間,我的父母都在農村。主席說,噢,那好。交談了這麼幾句,我的心情輕鬆多了。我們就開始理髮。理發是我的工作嘛,我工作的最大特點就是心無旁騖。也可能是我和老人家有緣分,理發很順利。可到刮鬍子的時候,主席嘴裡總憋著一口氣。如果是給自己刮鬍子,憋著氣刮起來是容易一些。可理髮師給你刮鬍子,你憋著氣,刮起來就很費勁。另外,主席下巴上不是有一顆痣嘛,他一憋氣,那個痣就更突出了,使不好勁很容易出問題。我一看這樣呢,我就說主席您千萬不要憋著氣,您隨意,我刮到什麼地方,剃刀自然會到那個位置,你放心好了。    
    此後,毛澤東只要到杭州,就會讓周福明來給他理髮。毛澤東提出要周福明到自己身邊去,周福明怎麼回答呢?    
    我接觸主席以後,主席覺得我這個人還合得來。主席再次到杭州的時候,他就提出來,小周啊,你願不願意到我身邊去工作?我十分高興,當場就一口答應下來。主席卻說,你還得跟你夫人商量一下,到我身邊工作可不輕鬆啊,不可能像你現在這樣。到我那裡工作不可能老讓你回家,如果我到杭州來,一個禮拜放你一天假,你回家看一看,是可以的,其他時間就不能回家了。主席的意思是說,我不去北京,身上沒有任務,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到了他身邊,就不能那麼寬鬆了,有紀律約束了。我說,那好,這個事情我同意,我夫人的事情我能做主。主席說,這樣可不行,你還沒商量,是耍男子漢大丈夫那種作風。哪有這個道理,一定要和人家商量。如果她同意,我再帶你走。我說主席,我回去一定商量。你想嘛,這是好事,我愛人怎麼會不同意。這樣呢,主席就把我帶到北京去了。1960年的10月份,我就上北京來了。    
    ……    
    畢竟理發不是經常性的工作,所以從1962年起,甚得毛澤東喜愛的周福明開始兼做毛澤東的內勤。內勤都做些什麼工作呢?    
    我經常要做的事有兩件:一是給毛澤東擦澡,二是陪毛澤東吃飯。擦澡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拿濕毛巾在身上擦。除了游泳,這是毛主席的習慣,他不喜歡泡澡堂子,也不喜歡淋浴,最喜歡用毛巾擦澡。現在說呢,如果城裡人都把淋浴改為擦澡,不知道要節約多少水哪。再一個呢,就是陪主席吃飯。我到主席身邊的時候,主席大多數情況下是自己吃飯。這個時候,他就要身邊工作的同志一起吃。聽老同志說,以前主席是和江青一起吃飯的,可後來兩人根本吃不到一塊去,就分開了。這樣,我們工作人員不但要老人家吃得好,還要老人家吃得高興。一般呢,主席的菜都是雙份。比如說做獅子頭,都是做兩個一樣的。他老人家一動筷子,你得趕快去吃。要不然他就會為你夾菜,要主席夾菜我心裡當然過意不去。要不然他就會問你了,這菜是不是不對你的胃口啊?他要跟我這麼說,我心裡感覺比主席給夾菜還要不舒服。主席吃得都蠻高興,你不對胃口,什麼意思?如果不是這個意思,那你就要趕快動筷子。    
    說起來,陪著吃飯好像是既愜意又輕鬆的事。可有一次晚飯,卻出現了驚險的一幕,讓我緊張得不行。    
    毛主席晚上吃東西,總喜歡吃些帶骨頭的東西。他習慣了,別人想隨便改變,那是不行的。有一次是吃燉小雞,就是那種小乳雞呀。就是很小的那種,也就半斤來重。雞腿上的一小塊骨頭,一下子弄到上顎裡面去了。當時,主席已經吃了安眠藥,如果在平時也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吃完了,主席也不說,他就拿著筷子在那兒捅。我想可能有什麼東西硌著他了,因為那和往常吃飯的情況不一樣。我說,主席你張開嘴,我給你看一看。我一看呢,他用舌頭在舔哪,在上顎上橫著這麼一小塊骨頭。我急忙用手拿出來,主席已處於迷糊狀態,我知道也說不清。好在那骨頭很小也不尖利,它並沒有弄傷主席,我就把那塊小骨頭包起來了。第二天起床以後,我報告了汪東興,也報告了我們的醫生。然後,我就把骨頭拿給老人家看。我說主席呀,您,您年齡高了。他不緊不慢地說,你想說什麼呀。我說,您以後再吃帶骨頭的東西,我們把骨頭給你剔了行不行啊?他說骨頭都剔淨了,吃著還能有什麼味道。那肉沒骨頭,吃著都不香嘛。我說晚上你要吃雞的話,我們先把骨頭剔了,您再吃。您看這個骨頭昨天就卡在了你嘴裡。主席看了一眼說,是嗎?我說,這個是我從您嘴裡取出來的。主席並不是那麼固執的人,我給他商量,您同意不同意?他點點頭同意了。    
    周福明做事不僅乾脆利落,而且凡事愛動腦筋,搞了很多發明創造,毛澤東對他十分滿意。毛澤東曾經風趣地對周福明說過咱們倆分不開。    
    


第九部分訪問 周福明 下

    就說抽煙用的那個小盒子吧。在別人眼中看起來,這個東西好像不太起眼,可在毛主席卻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每年夏天,主席不是上北戴河,就是上廬山。這兩個地方夏天都非常潮濕,甚至潮得連個煙都吸不動。主席吸那個煙哪,是圓筒包裝的,一筒裝五十支。也不像現在都是有過濾嘴的,他吸的湮沒有過濾嘴。那個圓筒打開以後,吸了潮氣就軟得很,好不容易點著,可根本就吸不動。尤其是主席吸煙,他喜歡拿在手上看文件。這樣一來,等他想起來,煙早滅了。    
    我就想著,看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下去太影響主席思考了。偶爾有一次機會,主席床頭燈的燈罩角度不對,影響主席看書,我就去把燈罩調整一下。忽然,我的手指頭被燙了一下。這好像觸發了我的一種感覺,可能是人們常說的那種靈感吧。我回去就琢磨,我想主席這個煙,烤一下就能解決問題了。可怎麼做呢?我就找我們那兒的工作人員幫著做了一個小木盒子,又找了電工,在盒子裡頭裝上兩個燈泡,一插上電,五分鐘不到就能驅走潮氣,這個煙烤出來就特別好抽。主席點著煙很高興,他說這麼多年,都沒有人給我想這個事,你一下給我解決了。    
    冬天,那個煙放在暖氣房裡,北方冬季非常乾燥。打開包裝的紙煙,進了熱氣以後,就變得很乾燥。干到主席用手一捻,直掉煙末子。主席有個習慣,喜歡在抽煙之前,把這個煙哪,拿出來看看,放到手裡捻一捻。這麼一捻,兩頭不僅往下掉煙末子,而且抽這個煙還嗆人。我看到這個情況以後呢,就給他弄那個油菜,就是咱們吃的那個油菜,它有這麼一個長桿兒,我把那個煙拽幾根出來,把它塞到裡頭,那個煙就變軟了,就絕對不會掉煙絲,也不會嗆人。    
    主席通常坐在床沿上吃飯,原來用的是一個80公分的小籐桌。可主席的那個床,比我們平常睡的床都要高出10公分。因為主席床上放著大量書籍,不墊的話,主席一翻身,書就全倒在身上了。工作人員就特意把床的外面墊高,靠牆的一面不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斜坡,書就往低處去了。書的問題解決了,可床高起來了,主席坐上去,腳卻懸在半空,因為這個籐桌沒地方擱腳。不光如此,腹部還要窩在桌沿那兒。主席年紀大了,身體胖了,腹部自然也胖了,窩著太難受了。我陪主席吃飯的時候,是面對面坐著的。我看主席的雙腳老是在那兒動來動去,沒著沒落很難受,時間長了有可能引起浮腫。為了讓主席坐得更舒適一些,我就打算重新設計一張飯桌。我趁主席比較高興的時候,對他說,主席,我給你量一量,給你做一個小桌行不行,就是一個吃飯的桌子。主席說,你還會做桌子?我說我不會,你坐好,我給你量完了以後,我叫木工師傅給你做。當時,我怕師傅做不好,專門做了一個小模型,按我量好的尺寸去做就行了。那個小桌是三面有橫的支撐,放在主席的那邊沒有橫支撐。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照顧主席龐大的身軀。同時,根據主席放腳的高度,又做了個放腳的踏板。那個踏板有一個十幾度的斜坡,離主席最近的地方最低,往外慢慢升高。這個桌子非常實用,主席如果坐到床邊吃飯,飯沒來之前,他的腳就可以放在上頭休息或者活動。用主席的話說,就是叫擂鼓,這下也有地方可踹了。    
    對於用慣了的東西,毛澤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別人是不能隨便更換的。    
    主席的床上這兒打一塊補丁,那兒打一個補丁,個別地方棉花都露出來了。有一次周總理來主席這兒開政治局會議,總理這個人心特別細。開完會,他跟我說,小周啊,你看主席那個床,連棉花都露出來了。是不是主席不在家的時候,你們給主席重新繃一繃啊?我當時看主席挺高興的,就把總理的想法跟主席說了。我記得是在吃飯之前,我說主席您那個床破了,是不是您不在家的時候,我們給你繃一繃?因為這事,必須要請示老人家同意才能弄。不同意,決不能弄。我想得挺簡單,就是弄一塊布,新布一包既美觀又經濟。主席不說話,看了我一眼,我馬上曉得這個事情壞了,就是說主席肯定不同意這麼做。後來,我找到在一起工作的崔錄增,他為主席搞衛生。我事先跟他說好,我說主席的這個床破了,我們得想辦法給他補一下,找一塊差不多的布,我們自己就可以搞了。在主席出去的時候,比如主席去頤年堂開會的時候,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打補丁。    
    我們做完了以後,他老人家一看,再看不到棉花露在外面了。他說,你看既不花錢,又解決了實際問題。何樂而不為呢?    
    晚年的毛澤東身患多種疾病,身上很多部位經常會疼痛難忍。面對病魔,毛澤東與普通人有什麼不同嗎?    
    人們通常看到的大多是毛主席高大魁梧的形象,一直到晚年,公開的照片也多是英雄形象。我們在主席身邊,知道他晚年身體上有多種疾病。但對於種種肉體上的痛苦,他從來沒有表現出什麼懼怕,我從來沒有在別人身上見過這種超常的忍耐力。一開始,我們根本看不出他有什麼不適,也不懂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主席可能是呼吸上有了問題,導致缺氧,嘴唇發紫,手也都發紫呀。我們一看心裡害怕得不行,可他不說,什麼也不說。這在一般人是無法忍受的,我們真的無法想像主席有著怎樣頑強的毅力。    
    主席病情好轉的時候,大夫就跟他說,主席,你的病都是常見病,你的身體素質好,你的壽命長著呢。主席說,你們哪,不比過去那個御醫高明多少。意思是說,我心裡清楚得很,我自己的身體怎麼樣,我能不知道嗎?大夫們多數說的都是奉承話,主席長壽啊,身體怎麼好啊之類。主席雖然內心很清楚,但他從來不說出來,或者給醫生提一些什麼要求,比如我哪裡疼啊,你們醫生去研究吧。即使痛苦得頭上冒汗,他也不會像一般病人那樣哼哼啊,或者大聲喊出來。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說,叫喊哪能減輕痛苦嘛,只不過是病人在發洩,沒有想到這麼做的結果,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轉嫁給了別人。主席面對病魔從始至終都是那麼勇敢,他從來不說我這個病怎麼辦哪,你們大夫必須怎麼怎麼。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走完了他的一生。三個小時後,周福明給毛澤東理了最後一次發。    
    我給主席理了那麼多年發,就是開頭和最後困難。為什麼說開頭難呢?那是因為不瞭解主席,比如他習慣理發的時候看書、看文件,開始的時候不瞭解就很困難。    
    最後一次理發也非常非常困難,並且非常非常痛苦的。說實話,心裡特別難受,因為一般去世的人,都是由殯儀館的人來化妝、理髮。我是看主席病重,三個多月沒有理髮了,滿臉病容一頭亂髮,心裡特別難受,感覺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此前,護士們把主席耳朵兩邊過長的頭髮都剪掉了,頭髮遮住耳朵太難看了。我當時請示汪東興,汪東興說,這個發還是由你給主席理。那個時候主席病重,我也不敢自作主張,萬一出什麼事,那可不是小事。主席心臟不好嘛,即使弄出一點事就了不得,所以我就沒敢弄。這時候呢,主席是躺在那兒,鬍子也很長了。躺著理跟過去坐在那兒又不一樣了,怎麼理,跪在地下?最後,我就平行,跟老人家躺著一個姿勢,先把兩邊理好,再把後頭稍微動一下理掉。刮鬍子好說,理後面就特別難。我一邊理一邊流淚。總理是1月份,1月8日吧,去世了。朱總司令7月份也去世了,我的眼淚都快流光了。主席病得那麼重,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可我們都不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甚至有一種懼怕,一種手足無措的懼怕。當9月9日這一天來臨的時候,當主席真的離開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和全國的老百姓一樣,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    
    尤其是我們長期在主席身邊,不可想像也不願意相信,老人家怎麼也會走了呢?那麼多大夫在身邊都無法解救,所以這一次給主席理髮,心裡的那種難受無法用語言形容。理完了,我就給老人家穿準備好的衣服,這些事先還是有準備的。內衣給主席換上新的,外衣仍然尊重主席的習慣,是舊的。這是我最後一次為主席服務,留在心頭的都是痛苦。    
    主席逝世這麼多年了,我一直不願意離開主席生活過的地方,我仍像以前一樣精心看護著毛主席的故居。只要我身體還行,我就會一直看護下去。我的生命和感情,這一輩子是離不開他老人家了。

<<溫情毛澤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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