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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貝利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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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王貝利自傳
  奧蘭多。杜阿爾特 亞歷克斯。貝洛 著
  第一章
  從包魯走出的孩子
  我射進的最偉大的一球是在與塞萊斯特做了個二過一後完成的,我們把他叫做埃德松。阿蘭特斯。多納西門托:貝利。
  ——唐丁霍,貝利的父親
  無論我們活得多麼長,我們都不會忘記自己小的時候。記憶就像一部我們可以獨自觀賞的電影。而對我來說,童年時代是這部電影最精彩的部分:我的思緒一次又一次回到過去,回到那天真無邪的年代,回到那夢想和夢魘交織的歲月。
  我出生在巴西東南部里約熱內盧正北邊米納斯吉拉斯州的特雷斯科拉桑斯。這一帶礦產豐富,特別是金礦——最早的葡萄牙探險者們曾為這裡黃澄澄的礦藏如此豐富、如此輝煌激動不已,決定定居在這裡開礦。他們當中有一位農民,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一個勤勞的人,對他從韋爾迪河畔獲得的那塊土地一往情深。他向上層人物請求在那裡建一座小禮拜堂,結果獲得了批准。禮拜堂建成後,他將其命名為耶穌、瑪麗和約瑟聖心教堂。這位農民給教堂起這樣的名字,是因為他對這三位聖人無比崇敬,而教堂的名字後來又變成了這個地區的名字——特雷斯科拉桑斯,它的意思就是"三顆心".
  然而巴西是個出故事的地方,你將在本書中處處可以看到,一個故事除非還有其他版本,否則在巴西是根本不值得一講的。這"三顆心"的故事也不例外:有人說這個名字是指被禁止與三名當地少女結婚的三個牛仔的愛情;也有人說它是指韋爾迪河在流經鎮子時形成的三道灣就像是三顆小小的心。然而,我卻堅信那位農民的故事——我——在的鎮子最早的文字記載可追溯至1760年聖心教堂建成時。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這地方在"地契"上卻出了些問題,教堂所建的地方被賣掉了。教堂本身被毀壞了,而且直到18世紀末才有替代的建築物出現,一位名叫安東尼奧。迪亞斯。德巴羅斯的船長建起了一座新教堂。當時在圍繞著它發展起來的韋爾迪河畔的村莊建立了教區,並被重新命名為"韋爾迪河畔的特雷斯科拉桑斯".1884年,在巴西最後一位皇帝唐。佩德羅二世臨幸後,在連接米納斯吉拉斯州的克魯賽羅城的鐵路開通後,特雷斯科拉桑斯變成了一座城鎮。
  儘管我只在那裡住過短短幾年,而且無論那裡的人們就其地名流傳著怎樣的傳說,有一件事我是確信不疑的——我認為它對我來說不言而喻、理所當然,那就是我應當是出生在一個叫做"三顆心"的地方。在為撰寫本書而回顧我的一生時,我發現許多往事都已經模糊不清,難以確定了,但同樣變得清晰的是我生命中一個內在的支柱,我認為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因為"三顆心"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始終是一盞至關重要的指路明燈。我感覺它與我的宗教信仰息息相關,因為在其中跳動著我們天主教徒如此崇敬和愛戴的三顆聖心。但是在其他見證了我的成長和建功立業的地方——在聖保羅州中心地帶的包魯,我們家移居到此,也是在這個地方誕生了我對足球的熱愛;在桑托斯,沿著里約熱內盧海岸線在我作為一名足球運動員贏得了如此多冠軍、享受到如此多快樂的地方——我也看到了它。我出生、成長和踢球的地方——它們也給了我三顆心。
  自我於1940年10月23日在特雷斯科拉桑斯來到這個世界,已經有65年了。我走過的路不算短了,但奇怪的是,那個地方幾乎沒有什麼事讓我想不起來。我出身貧寒,降生的小房子是用二手的舊磚建起的,雖然這使得它聽上去好像還很堅實,但從外觀上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搖搖欲墜,而它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儘管我很驕傲這條街以我的名字命名了,而且那座房子上甚至安裝了一塊飾板,指明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房子本身卻沒有什麼變化,看上去依舊寒酸。也許正是那塊飾板將房子攏在了一起。當我後來重訪這座房子時,我的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出我出生時的景象,一定是這樣的——我的祖母安布羅西娜曾向我描述過當時的情景,她那時正幫助我年輕的母親塞萊斯特挺過生孩子的劇痛。終於,這個不停地蠕動的小嬰兒——我——被抱到了這個世界上,我的叔叔若熱驚叫道:"他可真夠黑的!"——也許這句話回答了我父親的第一個問題,我究竟是個男孩還是女孩。我父親在得知了我的性別後顯然很高興,他戳著我乾瘦的腿說道:"這孩子將成為一名優秀的足球選手。"我母親當時的反應不得而知,但我想她對這個預言不會很高興的。
  我母親塞萊斯特是個本地女孩,一名卡車司機的女兒。她長得很嬌小,一頭閃亮的頭髮,微笑起來很美。我父親若昂。拉莫斯。多納西門托——人們都叫他唐丁霍——生於60英里外的一個小鎮。他們相識時,他正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服兵役。他也是特雷斯科拉桑斯體育隊的中鋒。這不是一個正式的職業俱樂部,他在那裡踢球幾乎掙不到錢。那裡根本沒有贏球獎金或者類似的什麼東西。而且在那年月,做一名足球運動員意味著你有了一種名聲,它使得你——我怎麼能這麼說呢——臭名遠揚。但無論如何,在我母親15歲時,我的父母結婚了,而當她16歲時,她懷上了我。
  就在我出生前不久,另一樣東西來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那就是電。為了慶祝我們日常生活的這一重大改善,父親給我起名為埃德松,以表達對電燈泡的發明者托馬斯。愛迪生的敬意。實際上,在我的出生證明上,我的名字是包含"i"這個字母的Edison(愛迪生),然而一個一直延續到今日的錯誤使我成了沒有"i"的Edson(埃德松),給我帶來無窮麻煩的是,這個"i"時常出現在官方或個人文件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釋原因。好像亂子還不夠似的,他們把我出生證明上的出生日期也搞錯了——上面寫的是10月21日。我不敢肯定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也許是因為我們巴西人對精確不那麼在乎吧。這是又一項持續至今的錯誤。當我第一次領到護照時,上面的出生日期寫著10月21日,於是每當我換領新的護照時,出生日期一項便鐵打不動了。
  在特雷斯科拉桑斯謀生可不容易——我們家很快又多了一張嘴。我的弟弟雅伊爾,也叫佐卡,在我降生的同一座房子中出生了。我相信我的母親一定在想:"但願我的兩個兒子都不要去踢球。踢球根本掙不到錢。也許,他們可以去做醫生?既然有那麼多正兒八經的工作!"然而,我們都知道了後來的情況。我長大後也愛上了這項運動,正如我的父親——這是他最瞭解的事情,像成千上萬名巴西足球運動員一樣,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時來運轉,能靠射門得分來養活全家。
  這種情況差點兒就發生了。1942年,他受到本州最好的俱樂部——首府貝洛奧裡藏特的米內羅體育隊的徵召。好似一縷陽光穿雲而出。這是一支全國聞名的正規職業俱樂部,與特雷斯科拉桑斯那支也叫"體育"的破隊可不能同日而語。米內羅體育隊能夠與強隊交鋒。我父親首次出場,是對裡約州的聖克裡斯托旺隊的一場友誼賽。對方有一名後衛奧古斯托,後來進了國家隊,成為參加1950年世界盃的巴西隊隊長。然而不幸的是,奧古斯托被我們家銘記,卻是另有原因:他在比賽中與父親撞在了一起,我父親倒了大霉。他的膝蓋——我想是韌帶——受了重傷。他無法再踢下一場比賽,好運撩撥了他一下,又與他擦肩而過了。
  他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又開始了"打短工"的生涯。他也在附近的聖洛倫索和洛倫納等城市待過,為希帕卡爾和瓦斯科等俱樂部踢球——這支瓦斯科隊可不是裡約州那個著名俱樂部,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在洛倫納這個山邊的溫泉度假地,我的妹妹瑪麗亞。露西婭出生了。
  父親唐丁霍是名優秀的選手。他踢前鋒,他個子大,幾乎有六英尺高,而且頭球功夫十分了得。通常這種類型的選手都是英格蘭人,但當時巴西也有一位屢屢以精彩的頭槌破門的球員,叫做巴爾塔薩。所有人都說我父親是"土包子巴爾塔薩".我想足球在我們這個家族是有家傳的。我父親有一個兄弟叫弗朗西斯科,我從未見過他,因為他很年輕時便死了。他也是一名前鋒,好像踢得比我父親還棒。
  據說父親曾經在一場比賽中五度頭球破門。但那時候我還小,記不得有這事了。當後來我射進了一千個球後,一些記者們開始調查起這一傳說的真偽。據他們報道,這是惟一不屬於貝利而屬於他父親的進球紀錄!現在只有天知道了……
  1944年在聖洛倫索發生的事情改變了我們全家的生活——特別是我。我父親收到了聖保羅西北方包魯一家足球俱樂部的邀請,去為他們踢球,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為他在當地政府中謀到了一份公務員的差事。他去那裡瞭解過情況後很是滿意,而我母親也對那份非足球的工作滿心歡喜,認為這將使我們的家庭生活更加安穩,並大大改善家庭財務狀況。她希望我們能就此擺脫近乎赤貧的窘境。然而在孩子們看來,事情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那時還不懂事。佐卡、瑪麗亞。露西婭和我都還很小。
  父親設法說服母親。我們先將僅有的一點點行李寄了過去,包魯那邊的人將車票寄了過來,於是我們就出發了。我感到乘火車旅行實在是令人興奮,在很多方面它成為我真正的最早的記憶——我那時才4歲,這次火車之旅的快樂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中。幾乎整個旅程,我都像膠水一樣牢牢地粘在了車窗上,為窗外景物的不斷變化而目瞪口呆。火車走得很慢,對我來說更增添了樂趣,因為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觀賞風景。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瞭解到我的祖國,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模樣。那時我們所能享受的最接近於空調的條件就是把車廂兩邊的大窗戶都打開。在火車拐一個長彎時,我看到了火車頭,看到一縷煙霧從火車的引擎中噴出,我是如此驚訝好奇,將身子遠遠地探出了窗外,要不是我的父親我早就一頭栽了出去。他一把將我抓了回來。我母親狠狠地瞪著我,嚴厲地斥責我。我在這個星球上的日子險些就在那時結束了,然而老天有眼……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坐在了父母中間,再也沒冒任何危險了。
  我們於1944年9月15日到達包魯,對前景充滿信心——現在我的父親有機會展示他的足球才華了,因為不用再擔心錢,他將更加出彩。我們起初住在車站旅館,在羅德裡格斯阿爾維斯街和阿爾弗雷多魯伊斯街的交會處。後來我們在魯本斯阿魯達街租了一間房子,鄰居就是巴龍家。這家有一個孩子後來被叫做巴龍尼奧,先後在包魯的諾良斯特隊及帕爾梅拉斯隊、弗拉門戈隊踢過球。當時住在我們隔壁的還只是巴龍尼奧的祖父母。
  而包魯本身就像是世界中心,比我那時到過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有我想像中的大城市的所有代表物:商店、電影院和賓館飯店。甚至在那時,它便已經是巴西內陸較大的城市之一了,有大約8萬人口,也算是個交通樞紐,有三條鐵路幹線穿城而過。我們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開端,命運女神似乎一定會在這裡垂青我們。
  然而麻煩很快就來了。向我父親提供合同的盧西塔納俱樂部變成了包魯體育俱樂部,簡稱BAC,新老闆就位後,有了新的主意和新的章程。他們決定信守合同中足球的部分——要知道,唐丁霍是一名優秀選手,儘管他的膝蓋曾受過傷——但我們來到包魯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那份公務員的工作,合同中卻絕口不提了。所以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而我父親要養活的家庭卻比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時還要大了。除了我母親塞萊斯特、父親唐丁霍、我弟弟、妹妹和若熱叔叔,我的奶奶安布羅西娜也和我們一起生活了。
  謝天謝地,我父親的膝蓋這回堅持到了正式上場比賽。1946年,包魯隊在聖保羅州內地最好的一些球隊組成的"鄉村聯賽"上獲得了冠軍。我父親射進了很多球,成為最佳球員。他在城中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長,他的膝傷實在是糟糕。我還記得他每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裡,坐在那裡看著他腫起的膝蓋。那時包魯的醫療條件很差,我通常也只能為他取來冰塊,幫他敷在膝蓋上。那時的醫生可能根本不知道"半月板"這個詞,更不用說為它做手術了。父親能上場的時間越來越少,直到在BAC隊踢了八年之後,他徹底地放棄了。
  在父親因傷不能上場時,我們家便度日維艱。佐卡、瑪麗亞。露西婭和我總是光著腳,只能穿舊衣服。我們的房子又小又擠,屋頂還是漏的。由於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我記得有幾次媽媽給我們的飯只有麵包和一小片香蕉。我們從未斷過頓——就像巴西許多境況比我們還糟的家庭一樣——但是對我母親來說,生活中總是籠罩著恐懼,對於無米下炊的恐懼。我活了65歲,明白的一個道理是:對生計的恐懼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懼。
  當然,家庭成員有難同當。我叔叔若熱在卡薩盧西塔納找到了一份送貨人的工作。他在那裡一幹就是19年,他的敬業精神(這是他最大的長處)使得他不斷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幫助了我們填飽肚子。我姑姑瑪麗亞在聖保羅工作,每當她放假來看我們時,總是給我們帶來食物,有時也帶來衣服。
  我也該為家裡分憂,畢竟我是長子,所以我決心也做點事。大概是7歲時,我勉強攢夠了置備一套擦鞋工具的錢,這要感謝若熱的幫助。我打算在包魯繁華的十字路口轉轉,靠替人們擦本已珵光發亮的皮鞋來掙幾個銅板。但我母親卻堅決要求我不能離家太遠,只能從鄰居中攬活兒。由於我們這條街上有一半人都打著赤腳,我記得我那時就覺得這不是個好主意,但母親的話可沒法不聽,於是我恭恭敬敬地敲開了魯本斯阿魯達街所有人家的門,問他們是否需要擦鞋。他們都很友善,但我只攬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該要多少錢。從這樁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項後來並未能時時記住的經驗:要知道你的顧客在哪裡,要瞭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識到,我並不知道怎樣把鞋擦好,我需要練習。我把父親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這是一雙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瑪麗婭帶來的,原本屬於她老闆的兒子。我只是在特殊場合才穿上它們,所以它們得以在很長時間內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許對它們來說是最特殊的場合——我想試試穿著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樣光著腳踢球究竟是什麼感覺,結果踢壞了它們。
  最終我說服了母親,想在我們的窮鄰居中攬到擦鞋的活兒簡直是徒勞,於是她勉強同意我可以在比賽日陪著我父親去包魯體育俱樂部的賽場,至少那裡有許多鞋需要擦,而且父親也可以照看我。其實他忙得根本顧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現了那麼多潛在的生意,意味著我不可能空手而歸,於是那天當我們回家時,我的口袋裡就有了兩個克魯賽羅(巴西貨幣單位——譯注)。初戰告捷使我母親寬心了許多,也准許我到火車站一帶去擦鞋了——那裡多了許多競爭對手,很多像我一樣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樣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掙一點錢了。
  大約一年後,我們的家境稍有好轉了,我父親終於在一個診所謀到了一份差事。干的完全是粗活,主要是擦擦洗洗,搬搬扛扛,但因為這份工作是由當地政府資助的,比他打的其他短工都要穩定,於是多年以來籠罩在我們家屋頂上貧困的陰翳稍稍消散了些——雖然並未移除,但畢竟是有所緩解。
  與此同時,我受教育的問題也提上了日程。我母親堅決要送我上學,並竭盡全力地置辦了上學所需的一切,於是我適齡進入了包魯的埃內斯托。蒙特小學。按說我應當在那裡讀上四年書,然後再讀四年中學。如果你足夠刻苦,或者足夠聰明,或者足夠走運,還可以進入大學預科再讀三年,最後進入大學。但對於一個8歲的孩子來說,那是遙遙無期的。
  那年月為一個窮孩子上學做準備可不多見。我母親和奶奶將我磨破了的短褲一一縫補好。我的襯衫是用運麥子的口袋布縫製的(不過質地倒不錯,是純棉的)。實際上一開始我是很高興上學的。他們給了我一盒彩色鉛筆,我很快就用光了,畫了我能畫的一切。第一天上學是父親帶我去的,一開始我的行為也很規矩。但我很快就在上課時變得多嘴多舌起來,並成了班上的一個搗蛋鬼。
  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第一位老師——西達女士。她是個嚴格執行紀律的人,也不准學生分辯——一句話,她不容許有任何不守規矩的行為。我經常受罰,被迫跪在一堆曬得像石頭一樣硬的豆子上——也許這鍛煉了我的膝蓋,為日後做了準備……
  我不是個好學生,但一開始事情也並不很糟——如果西達女士不像我後來的一些老師們那樣嚴厲的話,我只不過是個偶爾淘淘氣的小頑童。我想讀書,也不認為自己笨,但我的確學習成績不好。現在回首往事,我對此感到很奇怪,不僅因為我現在知道了教育有多麼重要,而且當時我也有很好的刻苦學習的動力——大約我七八歲時,我迷上了飛機,夢想著將來當一名飛行員。我經常到航空俱樂部去看飛機和滑翔機表演。只要有機會,我就飛奔到機場,目不轉睛地看著飛行員們為飛機起飛做準備,或者看飛機著陸,甚至為此逃課。開飛機真是一種再浪漫不過的謀生——以及生活——的方式,我為此而心醉神迷。
  我記得曾向父親談及此事,令我驚訝的是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我本以為他會打消我的念頭,但他卻巧妙地提醒了我,為了實現我的目標,我需要掌握很多技能——如讀、寫、導航等等。我記得這是他第一次像對待一個大人一樣對待我,很認真地聽我的話,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是個四肢發達的足球運動員,他的頭腦也很聰明——只有他總能化解我母親的火爆脾氣——我當時立刻明白了我應當聽他的話。這使學校在我心目中變得更重要、更有用。甚至在逃課時我也明白我必須受到某種教育才能飛上天。然而有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
  那天下午放學後,我們正在閒逛,也可能正在踢球,忽然有人喊道太平間裡有個死人,是個滑翔機失事的飛行員。我們都還是孩子,我的許多朋友和我都覺得這實在太令人興奮了。一個死人!還是個飛行員!我們又好奇又頑皮,跑到了事故現場細細查看,生怕漏過一絲一毫。好像這還不夠似的,我和朋友們又跑到了醫院陳放屍體的地方,透過一扇骯髒的玻璃看到了那名躺在一張石板上的死去的飛行員。一開始我覺得很好玩——我想這也許是我第一次看到屍體——但隨即太平間的工人或者是醫生開始擺弄那具還穿著衣服的屍體了,當搬動飛行員的胳膊時,由於屍體已開始變僵,他不得不使勁地拉拽,結果一股血液噴射到了地板上。這情景便非常可怕了,就像電影中一樣。一連幾天幾夜,這幅畫面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使我噩夢連連。從此我再也不敢去航空俱樂部了。
  隨著我不斷成長,包魯變成了我的家鄉。這裡有我的家、我的學校和足球(後來越發如此),更有我的遊戲。我與鄰居的許多孩子交了朋友——有黑人、白人,甚至還有日本孩子。我們整天想做的就是玩耍。我們家的木房子外有個院子,裡面種著葡萄,還有一棵芒果樹和一些甘蔗。我非常愛吃芒果,至今仍嗜芒果如命!當我的朋友們來到院子裡時,我們會想出各種各樣的新遊戲,甚至模仿馬戲團的表演。我們在樹枝上蕩鞦韆,還玩其他危險的遊戲。我的母親和祖母一點兒也不喜歡那些遊戲。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間,而院子實在是太小了。我們轉移到了街上——能在街上玩耍的孩子是幸福的!但很快我們門口的街道又不夠了,於是我們開始到更遠處去冒險。
  我們那時也很喜歡游泳。包魯的夏天非常炎熱,我們會到西北鐵路公司附近的河裡去嬉戲——我父親對手的俱樂部就是這家鐵路公司資助的。最好的戲水的地方有一個小瀑布。我們整個下午整個下午地閒蕩,逃課去享受游泳戲水的樂趣簡直是家常便飯。然而有一天我遭了殃。一個叫做津霍的大孩子想拽著我游過河去。我蹬著腿,他劃著水。到了河中央時,我們亂做了一團。我緊緊地抓著他的腿,於是我們開始下沉了。我們拚命地掙扎,喝了不少水,幾乎要淹死了。岸上的其他孩子束手無策,只能大聲喊叫,直到一個大人走過來,用一根棍子把我們拽了上來。他救了我們。但後來我感到上帝一定是在關照著我,就像我差點兒跌出火車那次一樣。
  有好長一陣子我們沒敢再去游泳,但這個誘惑實在是難以抗拒。不過我們吸取了教訓,此後便小心多了。我們是穿著上學的衣服游泳,把它們在樹上晾乾後再回家。我們可不想讓別人看見我們光著身子,也不想讓媽媽知道我們下了水。即便如此,有時候回家後,我還會因為衣服又濕又髒而被母親痛打一頓。我讓她操了不少心——究竟有多少,只有你自己為人父母後才能明白。可別誤解我:她是個很好的母親,雖然身材嬌小,但卻性格剛強。儘管她後來曾把我描繪成一個"好孩子",但我卻知道這不是真的,至少在我小時候是如此。
  我母親知道為了讓我好好上學,必須把我留在家裡讀書,而不是放出去亂跑。這對我來說真如上刑——不僅不能與我同住在魯本斯阿魯達街的好朋友勞爾和拉克爾。拉維科一起去玩了,還得在母親的監視下做功課。然而有一次,我設法溜了出去,在院子裡一個大洞中我們的藏身處玩耍——包魯的街邊有很多這樣的洞,路況實在太糟糕,一場大雨過後,總會出現很多新洞。
  我們的藏身處實在不錯,能從我母親眼皮底下溜出來玩,令我非常興奮,儘管前幾天雨下得很大,而且這時依然在下。然而我母親很快就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情況,我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家去。我千方百計地央求她讓我再出去玩一會兒,但無濟於事。我母親可是個毫不妥協的人。我不得不做了一會兒功課,但沒過多久我的思緒就飛到了院子中,想像著小夥伴們正怎樣地快樂……可是討厭的算術卻讓我不能出去。就在這時,一件童年時代令我難忘的事情發生了。一個男孩子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叫我快到我們的藏身處去,因為洞塌了,而我們的一個夥伴還在裡面!我當時一定是打破了短跑世界紀錄,我多麼想立刻飛到朋友身邊救他出來。當我們跑到時,那裡已經圍滿了人。發生的一切全都是因為雨——土變軟了,洞自己塌了下來。我們所有的朋友和鄰居們七手八腳地挖著土,將埋在裡面的男孩兒扒了出來。但已經太晚了,那孩子的鼻孔裡、嘴裡、眼睛裡全都是土——那情景我永世難忘。他不是我們一夥兒的,他溜進來時誰也沒注意到。而我又一次死裡逃生了,因為本來是我該在他那個位置上的——但是上帝又一次關照了我。
  我的功課和我的母親阻止了我的悲劇發生。我對太平間裡的那個飛行員還記憶猶新,而這個無辜的男孩兒又使我多了一個噩夢。因為他們,無論是在家裡時,還是後來我到了桑托斯,我都經常會在夜裡醒來大喊大叫。我不喜歡黑暗——它會令我恐懼。而這件事情發生後我也再不想挖洞了。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心懷著一個孩子的負罪感。每當想起此事,我都不能不想我本來是在他的位置上的。而如果塌方時我仍然在那裡,我就沒法走過這65年的人生之路了,當然我也沒法在這裡講我的故事了。
  我在埃內斯托。蒙特小學的第二年糟透了,並且很可能還因為我缺了太多的課而雪上加霜。我與品行不端的壞孩子交了朋友,與第一年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也有了新老師:先是洛德斯女士,後是勞林達女士。很快我就對一切與學校和讀書有關的事情深惡痛絕了。勞林達女士對我的懲罰尤其狠。我上課時仍然喜歡多嘴多舌,她便會把紙團捏成球塞進我的嘴裡讓我不能說話。但這也弄得我兩顎生疼。過了一會兒後我便小心翼翼地嚼那紙球,使它變小,不至於硌得我那麼疼。她也會使用西達女士的那招,讓我跪在一堆干豆上。勞林達女士非常嚴厲,但就這個懲罰而言,我把它從壞事變成了好事。人們都說當一種懲罰手段被反覆使用,或者持續的時間太長後,被懲罰者就會完善自身並從中受益了。對我來說,情況正是這樣。我把這種懲罰變成了娛樂。每當勞林達女士忘記了我而繼續講課時,我就把豆子從我膝蓋下移開一粒以減輕疼痛。
  她喜歡用的另一種懲罰手段是讓我站在教室的角落裡,背對著同學們,將兩臂舉起,就像裡約巨大的救世主耶穌雕像那樣。這很累。而每當我累得不行或者精神不集中時,我的胳膊就會垂下,於是我便會立刻挨一巴掌,並恢復她逼我擺出的姿勢。然而當我這位精力充沛的老師稍不留神時,我的胳膊又會垂下。我的相當多的課間休息時間都被用在了在教室裡受罰上。但我卻依然我行我素!每當課間休息時,我都要鬧出些亂子來。我記得有一次我爬上了我們學校旁邊一個院子裡的芒果樹上,為朋友們摘芒果。我們吃了一些芒果後,開始用剩下的芒果打鬧起來,沒過多久,就有一個男孩子被芒果擊中,哭叫起來,結果招來很多人。畢竟,一個芒果夠沉的,足以傷人了。他便告起狀來。於是我又免不了挨罰。
  想想我們那時的遊戲,真是天真無邪,儘管有時我們也會闖禍。然而現在,沒有多少孩子能夠在大街上玩耍了。他們可能根本就不認識芒果樹,更不用說能坐在樹下,品嚐剛剛從樹上扔下的芒果,而又不必擔心芒果汁會順著胳膊流了。孩子們幾乎沒有了責任感,他們也不像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那樣動腦筋。現在的孩子只滿足於自己的小天地,對於赤貧的滋味一無所知。如果你在很小的時候曾經挨過餓,曾經對得到的一個小小的玩具愛不釋手,曾經與你的母親非常親近,你應當感到寬慰才是。因為你體會到人生是多麼精彩啊!
  儘管我在學校挨過不少罰,但這能說明我是個壞孩子嗎?關於罪孽有很多種說法,但我不知道孩子是否有罪孽。對於一個小男孩來說什麼是罪孽呢?我闖進一個園子裡去摘芒果吃,能算罪孽嗎?我不這麼認為——有很多芒果自己掉在了地上,根本沒有人採摘,就白白浪費了。還有很多樹上的果實也會落在街道上。我會為捍衛自己的興趣而抗爭。我是個不安寧的孩子,各種念頭會像泉水一樣不停地從我頭腦中湧出。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做那麼多噩夢的緣故,夢遊也許就與此有關。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經常會說夢話,我甚至會在睡夢中起身——不損壞任何東西——又回去繼續睡覺。後來,當我到了桑托斯,借宿在喬治娜女士和雷蒙多先生家時,當我在旅途中,甚至當我進了國家隊後,人們都說我總是說夢話。我的隊友佩佩總喜歡向人描述我曾經怎樣在半夜起床,大喊了一聲"球進了",又回到床上繼續睡覺。我不敢確定是否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的老師勞林達女士不是個天使,但也的確不像我曾經描繪過的那樣是個邪惡的後媽。而且我也的確夠令人頭疼的:我和同學們打架,我不守紀律。我的確該受到某些懲罰,但我認為我當時受到的懲罰有些是過分的。我現在意識到大人不該那樣對待孩子,但在當時,教師的地位非常之高,即使他們並不像今天這樣明白事理。在我小時候,規矩就是一切,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一切事情的運作都是由地位決定的——大人離我們非常遙遠,孩子們當然也不像今天這樣有自己的空間。感謝上帝,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在的情況對孩子們來說是變得好多了——我們認識到他們是多麼有趣,他們提出的問題和他們的好奇心能給我們怎樣的教益。我們明白了他們的每一個發現是多麼重要。我們知道了他們為什麼精力那樣充沛,知道了他們的荷爾蒙在怎樣發揮作用、他們的智力在怎樣形成——這就是為什麼現如今孩子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員的緣故。我們會時常注意他們需要什麼,他們喜歡什麼,或者他們想要什麼。我們意識到孩子就是快樂的同義詞。
  而快樂對我來說,無論在那時還是貫穿我的一生,都是足球。現在該說說這項美妙的運動,以及我對它怎樣地魂牽夢縈了。
  第十章家庭
  父母總是做他們能為子女做的最好事情,而他也肯定是這樣做的。但是,我們依然會犯錯誤。
  ——阿西裡婭談貝利和怎樣做父母
  我的長子埃迪尼奧出生時,我像所有的父親一樣不知道他是否會繼承他父親(還有他祖父)的事業,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小時候,他就是一個出色的運動員,雖然因為他是在紐約長大的,所以曾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棒球和籃球等美國人喜歡的項目上。但那並不是說我們不在玩足球上花時間,就像所有父子一樣,尤其是巴西的父與子。埃迪尼奧是個優秀的外場球員。而後有一天,要舉行一場非正式比賽,他去守了球門——我想,這只是鬧著玩兒罷了。但是,在我們有一年回巴西度假時,他卻在桑托斯俱樂部參加了試訓——是作為守門員!而且,他們還同他簽了約。
  埃迪尼奧在桑托斯隊待了五年。他幹得不錯。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吋,對守門員來說不算高,身材上有欠缺。但他身手敏捷,力量和速度均不同凡響,所以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1995年,他在桑托斯隊中司職守門員時,該隊在巴西全國聯賽中獲得了第二名。(這個名次比我在隊中時桑托斯隊歷來所取得的戰績還好!但是,那個時候全國聯賽只是在1971年才開始,所以我奪取那座獎盃的機會並不多。)我始終認為,我的兒子成為職業守門員是一件很有諷刺意味的事。我的職業就是去羞辱賽場上那些身披一號球衣的人。上帝不是在開某種玩笑吧?
  朋友們常常告訴我說,埃迪尼奧選擇這個位置是為了避免和他的父親做比較。這話說得在理。我能夠理解這樣做的動機——我的弟弟佐卡也曾飽受這種兩難抉擇之苦,結果最終放棄了這項運動。但是,這種說法是否就涵蓋了事情的全部呢?對此,我卻不那麼肯定。我認為他是真的想當一名守門員。另外,還要說明的一點是:我也是一名相當優秀的門將。我一直是巴西國家隊和桑托斯隊的後備守門員,而且我也喜歡打那個位置。有時,完成一個絕佳的撲救差不多也跟打入一個進球一樣讓人心滿意足。
  我常喜歡和埃迪尼奧一起玩一種遊戲。我罰他十個點球,然後他再罰我十個點球。我從沒輸過他。其實在國家隊進行訓練時我就常玩這種遊戲。我總是贏每一個人。只有一個人贏過我,而且只有一次。這個人就是卡洛斯。阿爾貝托,因為他是一位罰點球的大師。其他人總是輸掉。
  不幸的是,埃迪尼奧的足球生涯在1996年開始走背字了。他傷了膝蓋,有一年半時間不能行動。他常和我開玩笑說,我打了25年球,從未受過重傷,而他打了四年,卻傷到了膝蓋。反過來,我也跟他開玩笑說:"兒子,這輩子我待門將們糟糕透頂。我常常嚴重地傷害他們。現在你自己成了門將,你在收穫我種下的一切。"
  療傷期間,埃迪尼奧被租借到蓬蒂普雷塔隊。但康復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他再未恢復到原有的最佳狀態。他於1999年退役。這是一件憾事,因為我真的認為他有足夠的天分進入國家隊。他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經驗和一點點運氣。但是,他就像我父親一樣,在全盛時期,自己的事業被一次膝傷毀掉了。
  離開球壇之後,埃迪尼奧開始參加摩托車越野賽。有段時間,他甚至在巴西大地電視台做過一個摩托車越野賽的表演節目。但是,命運還將讓他碰上其他的事情。
  回到1970年,也就是埃迪尼奧出生的那一年。那時,我曾寫過幾句後來經常浮現在我腦際的話:"年輕人總認為自己比那些年長的人棒。這種觀念有時引導他們做他們不該做的事。我願意提醒年輕的人們,任何一種無節制的行為——與抽煙和喝酒結緣——都是有害的。我認為,年輕人可以屬於一些群體,但至少要保持他們自己的個性特徵,不為模仿或影響所左右。壞孩子往往通過毒品引領好孩子走向墮落與毀滅……年輕人必須做他們想做的事,而不受同齡人的影響。無論你走到世上的哪一個地方,你都會發現那裡有好的孩子被壞的同伴拉入墮落的深淵。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同這些人拉開距離。"
  從我寫下那些話至今,36年過去了,但我卻根本想像不到這些話竟不幸而言中,而且那麼有預見性。埃迪尼奧也因為同不三不四的人牽扯到一起而嘗到了苦果的滋味。
  我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要是知道了該多好。我不知道在踏上這條路之前他的生活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家庭的影響,雖然肯定是受到了影響。我已經寫過我對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如此頻繁地離家外出感到多麼懊悔以及頻頻外出在我第一次婚姻出現破裂一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我知道,那時住在紐約、學習英語、適應環境對我的所有家人來說都是件難事。作為和三個女人——他的母親和兩個姊妹——一道生活的男人,埃迪尼奧在行為舉止上同他周圍的年輕美國人總是存在很大的差異。不過,他畢竟是一個正常的孩子——討人喜歡,時而憂慮,時而任性,是個典型的青春少年。他長大成人了,結婚成家了,他有兩個女兒,他有朋友,他也踢足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只要合情合理,我總是給予支持,而且我從不施加壓力,要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任何事情。
  然而,1992年10月,他卻捲入到一場非法車賽當中——在一天凌晨行駛於城中的各條街道,危及到無辜駕車人和行人以及參與這個愚蠢與無意義活動的人們的生命。事故無可避免地發生了。一位摩托車手,即名叫佩德羅。西蒙斯。內托的男子,在被撞之後死於非命。
  這一案件最終被交付審判,即使埃迪尼奧因為並不是駕駛那輛車的人而無須負直接責任,他依然被判在一座不設防監獄服刑一年零六個月。然後,在2005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庭審,這一次,陪審團一致接受了表明他在內托先生之死的問題上並未起任何積極作用的證據和證詞。我們大家無不感到激動。從事情發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很肯定地認為埃迪尼奧沒有責任。沒錯,他是在那兒,他也確實在車裡;但開車的卻一直是另外一個人。他從這件事中領受了慘痛的教訓,但此事卻未曾阻止他去結交一些狐朋狗友,而這些人所想的無非是利用他和他因是貝利之子而擁有的關係。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根本不考慮自身利益的真心朋友幾乎是沒有的。
  埃迪尼奧與之廝混的人,或者說和埃迪尼奧粘在一起的人中有一個叫納爾迪尼奧。他實際上是皮蒂科的兒子。皮蒂科是桑托斯隊的一位前隊友,也是我弄來和我一起為宇宙隊效力的。納爾迪尼奧被控參與毒品買賣和洗錢,某日在一次全州範圍採取的行動中被逮捕歸案。作為納爾迪尼奧的一位朋友,埃迪尼奧也遭到逮捕;2005年6月6日,緝毒特工襲擊了他在桑托斯與妻子傑西卡和兩個女兒同住的宅邸。他們未能找到他們可以將其描述為非法的任何東西,但警方卻聲稱存在著違反《第6368號毒品走私關聯法》第14款的行為,認為他們應該將埃迪尼奧帶至警局關押。這次逮捕是根據在電話中與別人的隨意交談而採取的,並不能證明與該案有聯繫,更不能當作犯罪的證據。並沒有拿出證據表明埃迪尼奧與任何非法活動有牽連。為什麼沒有呢?他有必要非去洗錢嗎?
  在被告之發生了什麼事情後,我感覺像是在做一場噩夢,一場我不會從中甦醒過來的噩夢。但是,我周圍所有人所表現出來的悲傷情緒和我們所感到的憂慮卻太過真實,又讓我覺得這不可能是夢。我開始明白,我是在經歷某件在我看來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有了一個因涉嫌毒品走私而遭逮捕的兒子。這樣的事竟發生在我這個把畢生的精力都花在與毒品做鬥爭的人身上,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在經過混亂的幾天之後,埃迪尼奧被押往位於聖保羅州內陸貝納迪斯總統鎮的一座防備措施最為嚴格的監獄。他要在那裡最終待上兩個月。埃迪尼奧被關押在這座防備措施最為嚴格的監獄中的那60天,顯然是我一生中最為糟糕的時期。他被當成一頭怪獸,關在與社會相隔絕的地方,有如一個步入歧途、會對這個世界造成傷害的人一般。我的痛苦和遭際已糟糕到了如此地步。我嘗到了恥辱、恐懼、失敗、疑惑、悲傷和仇恨的滋味,產生了瘋狂的想法,希望自己擁有蜘蛛人或超人的超級力量,去改變這個可怕事件的進程,在我想去的任何時候去看望他,去和他交談,多告訴他一點兒關於生活、關於人的事情。我們往往把我們的孩子看成是成年人,然後,我們又發現他們還只是孩子,發現他們仍然需要聽取某個年長者、他們真正的父親的忠告。在這個奇特的時期,我想念我的父親唐丁霍。他於1998年過世,可我此時卻感到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就好像我也還是個孩子一般。我想讓他拉著我的手,和我一起前行,為我指明我應該選取的道路,走完這段全新和可怕的人生歷程。
  我的母親多娜。塞萊斯特和以往一樣身心康健。但是,在她對這件事深感失望的情況下,在看到小時候如此冒失的兒子貝利現在是那麼生氣、那麼脆弱、那麼無奈的情況下,她的年齡又意味著我們必須待之以謹慎的態度。有一些事情恰恰是我們不能為其他人做的——這是其中的一件。我母親的痛苦是雙重的——為她的兒子感到痛苦,也為她的孫子感到痛苦。這令人恐懼。我們無一不在經受這樣一個困難的時期,我們無一不在為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擔憂,而埃迪尼奧卻處在離我們如此遙遠的地方。
  我的這顆慈父的心被置於最重大的考驗之下。我哭過多次。我無法入眠,我問自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是否公平。我從不酗酒,從不吸煙,始終與毒品進行鬥爭——我為什麼還得面對這些苦難?出名沒有用——它只能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過度保護埃迪尼奧,或至少做到辦事公平。要是他真被放出來,人們就會說這是做出的安排,只因他是我的兒子——貝利的兒子。要是他真在獄中出了什麼事,警方就會為此受到指責。這種狀況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棘手的。我感覺,該做的正事是把他放出來——這點不容置疑。我有過厭惡的時刻,悲傷的時刻,痛苦的時刻,感到有罪、絕望、憤怒的時刻——這些情緒都與我當運動員時在生活中的那些美妙時刻所體驗到的情感恰恰相反。在我的身邊,阿西裡婭及我們的家人和一些朋友都給了我繼續和我有生以來所面對的最難纏的對手比賽下去的力量。
  我請了律師,並將自己置於最前沿。但我並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我的奮鬥全是在足球場上進行的。但現在,我必須保衛我的兒子。所面對的是一項困難的挑戰,但僅此而已。我依然是貝利,但在那一刻,我只是埃迪尼奧的父親。我置身於攝像機前,並接受巴西和全世界期待於我的採訪。聽取我必須就剛剛發生的事情講出的看法,其重要性與我打入第1000個進球的時刻無異。生活中的每件事看上去好像容易,但做起來卻並不都那麼容易:那一天,我想做的只不過是躲藏起來,逃離面前的一切,或趴在母親的懷裡哭泣,讓自己的頭靠在我妻子的肩膀上。我要我所有的孩子緊挨著我,我絕望地想要埃迪尼奧來到那裡,擁抱他,並向他表明,我們的確常犯錯誤,但我相信他並想引導他度過難關。
  我必須鼓足勇氣,為了埃迪尼奧。在向記者們發表談話之前,我想到我的生活曾是多麼的美好,我曾多麼頻繁地向他們談起我給巴西帶來的所有好消息,正是這個深愛足球的國度始終把我視為偶像。我看到腦海裡正在放映一部電影,沒過多久我便意識到這就是該做的事情,它不僅重要,而且和我畢生反對濫用毒品和酒精的鬥爭是一致的。我一直在不倦地戰鬥,我還要戰鬥下去,希望有一天這場戰鬥將會獲得勝利。濫用毒品顯然是一個敏感和複雜的問題,但它帶給世界的卻是一種無法治癒、正在毀掉人類社會的毒瘤。我相信這一後果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將為此戰鬥到我離開人世的那一天。
  最終,埃迪尼奧被轉移到特雷門貝感化院,由於離家較近,所以好一些。我不斷地旅行,不只是為了履行多項苛刻的合同和在世界各地傳播反毒品的訊息:我感到自己有必要一直忙下去。我覺得那樣的話事情就會更快地過去,同時也意識到我沒有辦法讓自己的正常生活停下來,我不能畏縮和放棄。我明白,沒有人可以為了我來過我的生活,我也不能為了別人去過別人的生活,不管我可能有多麼樂意。
  埃迪尼奧剛被送到那裡,我便對特雷門貝感化院的進步中心有了瞭解。讓我放心的是,他現在離我們近些了,裡面較舒適,為被收容人員安排的活動內容也更為廣泛。他的女兒可以前往探視而無須蒙受防備措施最為嚴格的監獄所造成的心理創傷——應埃迪尼奧的請求,她們從未到那座監獄探視過他。儘管這裡並不理想,但在某個更相稱的場所探視埃迪尼奧還是讓我有了某種舒服的感覺。
  在為整個事件責備自己一段時間之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我不能為此獨自承擔罪責。我離家外出,去尋找我的職業、抱負、目標和夢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做的每件事情當中。埃迪尼奧和我的其他孩子所期盼的可能是一位顧家的父親能夠常在身邊,這是他們欠缺的東西。我為此感到懊悔,但這是我為謀生而做事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是的,我是做出了這種選擇,但如此選擇也並不容易啊。但我知道,除了這一點,他們不缺任何東西。
  我不想評判我的兒子。我極其渴望他能被宣判無罪並獲得釋放,能夠恢復他的生活。但這並不取決於我,不取決於貝利,不取決於埃德松。現在,只有司法體系能夠對證據進行評判,並確定他無罪,而且同那些與毒品有染的機會主義朋友沒有關係——因為結交與毒品有染的朋友本身不足以讓他身陷囹圄。我只祈求上帝眷顧他,就像上帝始終眷顧我一樣。
  這一令人遺憾的事件,這樣的審問,讓我心中充滿了如此沉重的哀傷。但是,我並不懷疑上帝會一如既往地繼續為我前進的道路鋪灑光明。如果他將這一痛苦降於我身,那也是因為他知道我能夠以某種方式從容應對;他知道我擁有一名運動員的心,三心鎮的那三顆心,將能夠承受這一痛苦。我也認為,在這樣的考驗來臨時,我們必須加以接受,而且盡己所能妥加處理——你可以肯定,那是讓它較容易過去的唯一途徑。為之長夜難眠、潸然淚下、痛恨整個世界都是毫無意義的。
  至於我,對那些原本不是朋友的人,我相信過多少次?我究竟有多少次把那些我後來才明白是抱著嫉妒心理的人、希望我病倒的人,甚至給我帶來經濟損失的人請到家中,讓家人作陪,一起進餐,或者和我一起度過閒暇時光?體驗到這種失望讓人如此悲傷,但這種事經常發生。我多次錯誤地給予人們以絕對的信任,但生活卻從未停止給我以教益。在我這樣想時,我發現他和我以及我們中的所有人都會犯錯誤。
  讓我們好不高興的是,埃迪尼奧於2005年12月獲釋了。司法部發出一項初步指令,允許埃迪尼奧在審判期間不受監禁。讓他回家過聖誕節是我有生以來收到的最好禮物,我們在一起傾心交談,度過了很多時光。他身體脆弱,易動感情。他哭過多次。他知道還有很多與審判有關的問題需要解決,但他也相信自己接受了一個痛苦的教訓,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事,沒做什麼事。他還準備同司法部繼續配合,並說與此事有關的很多東西還沒有全部講出。他要證明自己是無辜的,與納爾迪尼奧的犯罪行為沒有任何牽連,而警方已確認後者是聖保羅州南海岸一帶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奧一起訪問了一個為濫用藥物者提供治療的診所。該診所位於聖保羅市之外,車程大約一小時。這個請求是我兒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盤點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識到自己需要解決吸食大麻的問題。我明白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個地方去也是一件我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在充分瞭解了該診所的相關信息後去了那裡。埃迪尼奧承認自己想過一種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並做好了接受治療的準備——有了願望本身就等於事情成功了一半。
  雖然我們希望這會成為結局的開端,但在2006年2月卻出現一個新的轉折,埃迪尼奧又一次被逮捕。同時被捕還有另外六個人。我只能寄希望於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於這樁案子總有一天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判決,他能徹底地長大成人,並在經歷這個肉體、倫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後明白他有我們做他的家人,做他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
  儘管存在著埃迪尼奧的問題,或者說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問題,作為一個家庭,我們都試圖盡可能多地互相看望。我有幸擁有幾個家,我們可以在那裡相聚。我在紐約有一套公寓、一間辦公室並在紐約州北部的東漢普頓有一座別墅。我的兩個大女兒凱莉。克裡斯蒂娜和珍妮弗仍住在那裡。凱莉。克裡斯蒂娜現年39歲,嫁給了阿瑟。德盧卡。她在劇院工作,可以講各種語言。她給我生了我的第一個孫子馬爾科姆。埃德松。珍妮弗也在那裡。她今年28歲,在一家數字電影公司做審計工作。紐約仍是我的心儀之地——在住了有整整十年和時住時離又有20年之後,那裡真的成了我的第二個家,而且我準備每年夏天都在那裡過。
  在北半球變冷時,我願意待在巴西,那裡始終氣候溫和。阿西裡婭、孩子們和我已遷回聖保羅,我在那裡還有一間辦公室和一套公寓。喬舒亞和塞萊斯特在那裡上學。每逢週末,我們便前往桑托斯附近靠近海岸的瓜魯雅,我們在那裡也有一套房子,像我真正的家一樣。
  我仍然頻繁地出外旅行,但我會精心安排我的行程,這樣我就可以在外面盡量少花時間,以免離家太久。如今,我已找不到可與天倫之樂相交換的東西了——同家人在一起不僅妙不可言,而且我還從中學到了那麼多的東西,也感到十分地快樂。我覺得家庭是世間萬物的根基所在。我知道的只是:隨著我逐漸變老,我們周圍的事物開始顯得不同了。現在,我成了那個最需要他們的人。
  我的家人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要不是為了他們,我絕不可能取得我現在所取得的成就。我絲毫不懷疑這一點。我的父母完美無缺——我的叔叔、舅舅、兄弟、姐妹,在我生活中出現的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每每想起他們,我的心中總是充滿了深深的眷戀之情。
  我有七個孩子和七個孫輩子女(凱莉的三個孩子、埃迪尼奧的兩個孩子、桑德拉的兩個孩子)。還有阿西裡婭與前夫所生的女兒熱米瑪,我把她也當作我自己的女兒。我甚至還有十幾位教子。我已記不得僅在南北美洲就有多少人請我給孩子當教父了。我並不總能同這些孩子或父母們保持聯繫,但在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小孩子稱我為教父。
  我想告訴你們,我還擁有一個地方——那是我的農莊,位於聖保羅州內陸雷日斯特魯與茹基亞之間,在首都西南方約100英里處。我在1960年買下那片土地——有關的信息是桑托斯隊的男按摩師馬塞多最先告訴我的。我們擁有1100公頃土地、400頭法國牛和1000頭豬。我在裡面修建了一個人工湖,放養鯉魚和其他魚類,用於出售。我們每年捕撈40000條魚,重達70噸。這是個美妙的去處,一個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裡時心靜如水。在那裡,我可以忘掉身為貝利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在一段時間之內,我也可以只當埃德松。我歇息,我放鬆。對生活的思考、壓在我肩上的各種義務和責任統統消失殆盡。我樂於照料水中魚、廄中馬,甚至圈中豬。我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我盡情陶冶於平靜與安詳之中。我坐在樹陰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圍的田野、各種動物和灌叢林地。在其他時候,我坐在那裡,拿出我的吉他,輕撥琴弦,彈奏出一兩首歌曲。
  我的雙胞胎子女喬舒亞和塞萊斯特也愛到那裡去。我在那裡建造的房子有六間臥室和一排用來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員的廂房。只要可能,我們全家每個週末都會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裡配備了兩輛電動汽車,同他們在球場上用來運送受傷隊員的那種車很像。我和我那些較年輕的孩子一道騎馬,讓他們騎自己的矮種馬。生活中我喜歡做的事情之一是在這種馳騁中一起交談——我在中間騎,兩個雙胞胎各在一邊。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凱莉、埃迪尼奧和珍尼弗身邊呆這麼長時間——他們年幼時我的事業不容許這樣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種方式試圖彌補以往在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歡和我年幼的兒子喬舒亞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長成一個年輕人了。這讓我想起了我同我心愛的父親唐丁霍一起度過的時光,他和我也這樣一起踢過球。歲月如梭,光陰似箭,我們竟已白頭而未知曉。過不了多久,喬舒亞也會和他自己的兒子做同樣的事。在我有空的時候,喬舒亞是我親近忠實的夥伴。
  2006年,我將步入我的第66個年頭,我感覺自己的心依然年輕。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總是長命百歲,盡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羅西娜於1976年辭世,享年97歲,我的父親在1998年離世時年屆86歲。在我真走的時候,我將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內。桑托斯市擁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層建築,每層都有陵墓。我已為我的家庭買下整整一層。我的父親、我的姑母瑪麗亞(享年90歲)和我的奶奶已經葬於此處。我買下這一層是因為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業合夥人建造的。從塔墓的窗戶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貝爾米羅鎮球場。在決定葬於該處時,對這個因素並未加以考慮,但我敢肯定,這是一個讓人備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個時刻到來之前,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儘管我希望我能把腳步放緩一點的那一天盡早來臨。名聲帶來很多回報,我對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沒有我的家庭,那麼名聲將毫無意義。
  第十一章
  偶像
  貝利是少數幾個與我的理論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將名留千古,而不是轉瞬即被遺忘。
  ——安迪。沃霍爾
  我總說,我是來自三心鎮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顆心的巴西人。對我的國家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貢獻,我感到非常驕傲。我們是一座種族大熔爐,一個所有種族以一種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國家。儘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樣存在著不公平,但這裡也有一種了不起的平等意識。我們是一個喜愛音樂的民族,我們懷抱著信念。我們生性樂觀。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痛苦或幻滅,我們始終懷抱著一切都會變好的信念。我們堅信這一點。
  我知道我的同胞們熱愛貝利,但他們對貝利也有不客氣的時候。我想用兩個故事來解釋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情感。幾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別人的車上穿過聖保羅市的街道。我們在某個路口遇紅燈停了下來,突然,兩名持槍的盜賊跳出來攔住了我們的車。其中的一人用槍指著司機,要他打開車窗。但當他們看到車裡坐的是誰時,他們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後連聲道歉地走開了。他們無法面對搶劫一位英雄這個現實。
  另一方面,我有時卻會造成相反的影響。我在世界各地的各個機場無須出示護照即可通過移民局的檢查。人們知道我是誰,所以讓我通過。在美國,他們甚至也多次不檢查我的證件便讓我入境,而這種事在別人身上則是很少發生的。另外,在我來到海關時,也從沒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這邊,海關人員則時常打開我的背包,並把它翻個底兒朝天。在對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與我的祖國不盡相同。
  為什麼這樣?我覺得巴西人對他們的偶像非常苛嚴。有時他們關心的好像不是為你錦上添花,而是讓你雪上加霜。他們樂於支持敗軍之將,而不是勝利之神——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東西,有時是長期積澱所致,並具有心理學上的特徵。在我感到悲傷時,我總會想起多娜。塞萊斯特提醒我的話:"你不可能每時每刻讓每個人高興。"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國家是否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自己的英雄。我無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過,也見過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和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紀念館。但在巴西卻沒有貝利博物館。在我看來,在這類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貝利的形象已進入圖索夫人蠟像館,但巴西這邊卻什麼也沒有。
  我在嘗試創辦貝利博物館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臨一些難題。幾年前曾有過一個在桑托斯市某塊閒置土地上營造類似建築的計劃。這是一項了不起的規劃。它本會創造成百上千個工作崗位,還可以增加旅遊收入——因為除海灘之外這座城市真的沒有別的什麼地方可以吸引遊客。聖保羅州州長批准了這項提議,而我們也都做好了一切準備。然後,一名地方政務會委員來到現場,結果使整個事情化為泡影。他說這樣做是出於環境方面的考慮,但實際上還是地方的權力之爭在作祟。那位政務會委員和市長分屬兩個相互對立的政黨,即便這座博物館可惠及每一個人,那位政務會委員也還是不想讓該市市長受到稱讚。
  此後,在瓜魯雅也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我們想在一個已經有一些足球場的破敗地區建造一所足球學校。當地的政客們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實和無意義的官話推諉搪塞,使之最終流產。這種小肚雞腸的做法確實讓我深感失望。
  我總對我母親說,是她給了我三顆心:一顆給我的家人,一顆給欣賞我的人,另一顆給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於我心直口快,有時我也會激怒別人。比如在我打入第1000個進球後祈求神靈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時,就受到了這是在蠱惑人心的指責。我知道,自己在擔任體育部長時也沒少樹敵,因為我老是試圖改變一些事物,而許多權勢人物則在現存社會中享有既得利益。媒體中的某些人也喜歡挖我的新聞——這是個愛與恨的問題。
  當然,由於我是名人,所以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人進行核實。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轟動當然並不總能反映我實際上說了什麼,但通常都能使報紙賣出去。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曾說巴西人必須恰當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嘩然。有人指責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投票,是在暗示他們都是蠢傢伙。實際上,我的話是被徹底歪曲了。我們仍在實行獨裁統治,不搞總統直接選舉。我們的領導人都是為我們挑選的。我所說的是,自有恰當的選舉以來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我支持朝著公眾更大程度地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向變革。媒體中人喜歡無中生有,製造風暴。
  我一直在學習盡可能小心地走路。但有時小心得還不夠。如此一來,媒體便有了炒作的機會:轟動效應可使報紙銷量增加。我已記不得有多少次為幫助某個人而說過一些話,但媒體卻去找到那個人,並進行完全相反的報道。比如,今年我到了中國,一位記者問我羅納爾多能否恢復最佳狀態,以參加2006年世界盃賽。我的回答是:他能,因為離世界盃打響還有三個月時間。他有傷在身。他出現了私人問題,如他的婚姻結束了。當你沒有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足球上時,這種狀況當然會影響到你的比賽。但我說這些事情都是暫時的,他並沒有忘記怎樣踢足球,他會為德國世界盃賽及時恢復狀態。
  我對巴西足球的偉大球星之一一直抱著積極和鼓勵的態度。然而,在被要求對我的看法進行評論時,羅納爾多卻說我應該對他的私人生活三緘其口,並說我就會講廢話。
  幾年前,在羅馬裡奧身上發生過一段類似的插曲。但是,在弄清我到底說了些什麼之後,羅馬裡奧和我通了電話,並向我道歉。羅納爾多也應該和我通個電話,問一問我到底說了些什麼。但我原諒了他。
  我聽說,人們腦海中的記憶往往是經過選擇才留下的。幾年前,在羅納爾多正從他的嚴重膝傷中逐漸恢復過來時,我到他家看望過他。我記得當時他在牆上掛了一張佛陀像,因為他那時的妻子米蘭妮。多明格斯是一位佛教徒。我對他說,我在1966年也受過一次重傷,我花了三個月時間接受治療,而我踢得最好的世界盃賽就是1970年那屆。我找機會認識了羅納爾多的父親。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進行祈禱。後來他成了世界冠軍。他是否跟媒體說過這件事?
  從1956年起,我就是各種書籍、文章、電影、文獻紀錄片等涉及的主題。到現在,我已為公眾所瞭解。他們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知道我不喜歡騎牆。我做預測。我預測的某件事情如果沒有發生,那就沒發生吧。1961年,我曾說我這輩子都不結婚了;1965年,我曾說我可能到包魯隱姓埋名。對吧,所以我們並不總能掌控我們自己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我並非任何絕對真理的擁有者。此外,持有一種觀點要比不回答任何問題好很多——人們不會接受的;他們會指責我傲慢。
  我試圖明察事理的方式之一是提醒自己,這些人有反應未必是衝我而來,所針對的是"貝利"變成的這個神秘人物。這也就是我在提到貝利時使用第三人稱的原因所在。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這樣,但對我來說,我感到我必須"抬高"埃德松,為的是"打壓"貝利。
  儘管我盡力而為,但是,從心理上講,要把埃德松與貝利分開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這兩者當然也是極為複雜地連在一起的。我常常發現自己深陷在兩種人格的衝突之中而不能自拔。我記得1977年我在巨人體育場舉行告別賽的那個戲劇性時刻。在一瞬間,我曾這樣想:"就這樣吧,現在我要回家了,從現在起我就要成為埃德鬆了。"真是天大的錯誤。
  我深知自己並不想踢,或不需要再踢。但是,貝利已經接納了他自己的一種生活;他意外地碰上了各種事情。足球界裡的每一個人都想把他留在身邊。於是我繼續充當"貝利".貝利一名是一個可以清楚說出的簡易單詞(儘管它的英語發音有點不准,即後一音節的發音應該更接近於"萊爾",而不是現在所發的"雷"),這或許就是有助於它變得如此廣為人知的原因所在。
  我對貝利還在這裡感到驕傲。畢竟,足球運動員貝利去過許多地方,打進過許多入球,贏得過許多獎盃。我在球場上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現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報紙、雜誌、照片和可能的每一種媒介上。我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家以成百上千種不同的方式獲得過榮譽,而你得到的榮譽越多,你的神話就越有感染力。貝利不能停下——他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負有義務,他也將履行每一項義務。作為貝利,我知道我能起作用。
  有時,人們問我為什麼從不改變自己的髮型。20世紀70年代,我從未留過象徵"黑人權力"的埃弗羅式髮型,至今也從未像現在的許多足球運動員那樣剃掉頭髮。我的髮型始終是我悼念父親的一種方式。他就剪這種髮型,並在我小時候也給我這樣剪。除去我回大學讀書的時候外,我從未改變過,而且永遠不想改變。我覺得,這種髮型幫助鞏固了貝利的形象。我既未禿頂,頭髮也未變白,因此,在我的一生之中,這種形象始終是一脈相承的。儘管其他足球運動員在不停地改變他們的外貌,但除了有一些皺紋外,我的外貌看上去還是和我從16歲時就有的男孩子相貌大致相同。
  然而,隨著我逐漸變老,我肯定願意我的生活和埃德松的生活更像一些,並讓埃德松和貝利成為較好的朋友。在我接近70歲時,我必須找到可以使埃德松和貝利變得堅強與快樂的平衡手段。埃德松代表簡單的事物:家庭、安寧、平靜、鄉村、垂釣、乘騎、看著子女長大、與孫輩歡度時光;貝利——哦,你們現在對他可是非常瞭解的。
  每次拿出我的萬事達卡,我就覺察到埃德松和貝利是一分為二的——請耐心聽我說,這可不是廉價的插播廣告!它的一面印著我倒勾射門的形象和貝利的簽名,另一面是我簽的真名:埃德松。阿蘭特斯。多納西門托。它完美地展示了我為何人這一點——兩種身份各不相同,但又都是我的一個部分。這兩者就是我為何人的兩個方面。
  這張卡也是貝利如何超越運動員身份的一個絕佳例證。這個名字是一個國際品牌。我的辦公室每天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的請求,讓我為他們的產品做廣告。各種各樣的事情:甚至有人要求我為衛生紙做廣告,但那是我沒有接受的一個要求。
  從我十幾歲起,就有多家公司想同我建立固定關係。在我剛開始為桑托斯隊效力時,就有人首次要我同意在他們的產品上使用我的名字。一家來自聖保羅州內地的酒業公司問我父親,我是否願意將我的名字租給一種巴西甜酒使用。這種甘蔗酒是我國的民族飲品,也是檸檬甘蔗甜酒的主要成分。我父親對此非常上心,因為他們將以為我們購買一座合適的房子作為報酬。但是,當唐丁霍向我提起時,我卻感到震驚。我說:"爸爸,我滴酒不沾,怎能這麼幹?我是運動員,是一名選手。"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前去取消了這份合同。
  我樂意為產品做廣告,但我也確實有自己的原則:絕不做酒精、煙草和宗教產品的廣告。如你所能想像的那樣,啤酒和捲煙公司一直想讓我改變初衷。始終有人瘋狂至極地願為我開出天價,但我總是拒不接受。有家威士忌公司想把我的面部圖像放在他們的一種酒瓶上。這種事你也想像得到?
  捲煙公司曾試圖使用各種各樣可以想見的詭計。有一次,我被請去參加煙草公司執行人員的會議。他們對我說,這家公司準備製作一則廣告,在廣告中,我將明確地指出吸煙對人有害,但不知我想不想加入進來。我有點兒摸不著頭腦,就讓他們說下去。他們已經備好一份廣告小樣。我在其中圍繞鏡頭跑步並對著鏡頭說,我注意自己的飲食,所以身體健康,我是一名運動員,我不吸煙,也不喝酒。然後,我被很多孩子圍住。我走到他們跟前說:"看這兒,你們之中,誰都不該抽煙。抽煙對你沒有好處,對從事體育的人也沒有好處。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對抽煙感興趣了,那我會抽這些香煙。"
  我像是被別人啪地啐了一下。他們是認真的嗎?他們的觀念是:即使吸煙有害,他們品牌的有害程度也是最低的。我覺得這絕對是瘋狂的想法。他們為我演示這則廣告,是希望得到認可並徵詢我的要價。我說多謝了,但不用謝。我不可能做那樣的事。
  在我為一種產品做廣告時,我只說我相信的東西。我不怕引起爭議。當然,在我決定為維亞格拉的製造商普菲扎談談勃起功能障礙時,很多人的眉毛都豎了起來。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普菲扎公司與我聯繫後說,年輕人因服用維亞格拉不當而死亡。他們把它當作一種身心調劑類藥物,為取樂而服用,或許還將它與酒精混合在一起,所以有可能引起心臟問題。普菲扎公司想讓我鼓勵男人們通過看醫生來正確服用。他們對我說,他們曾對哪位運動員能把相關信息有效傳遞出去進行過大量的市場研究,認為我是他們的第一人選。等他們一講明相關事宜,我就欣然從命了。
  為產品做廣告是一件事情,但我用我的名字為之命名的產品實際上卻只有一種:貝利咖啡。這件事是20世紀60年代末我在歐洲各地幫助巴西咖啡協會推廣巴西咖啡之後發生的。有人建議創立一種貝利牌咖啡。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因為咖啡是巴西的一種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且我發現自己做巴西咖啡的大使是再理想不過了。貝利咖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今天仍然可以買到。實際上,在俄羅斯和其他以前處於鐵幕之後的國家,它都是排名第一的咖啡品牌。
  最近,貝利咖啡還給了我一點小小的震動。我知道這種咖啡在中東地區也受歡迎,但不知道受歡迎到什麼程度。薩達姆。侯賽因於2003年被美軍抓獲時正藏在一個洞裡,隨身攜帶的東西顯然只有三樣——一挺機關鎗、一隻裝滿美元的箱子和一罐貝利咖啡!
  最近,我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再推出一個貝利品牌。很多運動員都在這樣做,我感到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新商機。我擁有一個稱作貝利俱樂部的連鎖健身房,這個貝利品牌將逐漸向外擴展,用在香水、服裝和手錶等特許產品上面。我還在籌備建立兒童慈善組織貝利基金會,我將拿出部分收益投入其中。
  貝利品牌的標識只能是一種東西:我的簽名。在我第一次給人簽名時——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我寫得並不正確,但我覺得效果還是不錯的。我往往把自己簽作埃德松。貝利。以後便把第一部分省掉了。從那以後,我的簽名幾乎沒有變過。事實上,我認為這個名字在幾十年前就變成一個品牌了——其樣式,儘管不是有意為之,卻也帶有圖像的性質:貝利(Pele)一名中的大寫字母P和第二個e字母上的小圓圈。字母e上的那個小圓圈其實是標錯了。我聽說它應該是一個尖音符號,而不是一個小圓圈。我說這是一個小球,像一個小足球,這種說法隨後就開始被人接受了。
  有時,我很想知道聖洛倫索隊中和我父親一起踢過球的那位門將比萊會把這一切弄成什麼樣子。如果他沒到這個世上,那我還會存在嗎?不久之前,我聽說他在幾年前去世了,享年53歲。他的朋友們說,他知道貝利這個名字是根據他的名字起的之後覺得很驕傲。他無疑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他在寧靜的氣氛中安息。
  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總說,貝利無膚色、無種族、無宗教。他為每一個地方所接受。那埃德松呢?對,我是巴西人,總的來說,我們是一個平靜、富於幽默感的民族。我是個樂天派,差不多總是這樣。我的朋友們將會告訴你,在我不踢足球的時候,我通常做的就是亂開玩笑。
  我也是個富有競爭精神的人。我認為,如果你打算在最高層次上參與體育競賽,那你就必須具備勇於競爭的特質。我會毫不遲疑地接受挑戰。我記得,1968年我隨桑托斯隊出訪美國時來到堪薩斯城,有一次我們晚飯後坐在下榻酒店的游泳池旁,在涼爽的微風中欣賞美麗景色。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桑托斯俱樂部的董事之一克萊頓。埃斯皮內爾。突然,他向我提出了這樣一項挑戰:"如果你能游到游泳池那邊,我就給你50美元。"我想都沒想,剛把鞋子脫掉就飛身躍入池中,讓他大吃了一驚。和我們坐在一起的那些人也個個瞠目結舌——我想,他們是搞不清我究竟是急需那點兒錢呢,抑或只是無法抵擋那項挑戰的誘惑。
  我討厭在任何事情上失敗。從我還是個孩子時起,我就玩"紐扣足球".這是一種遊戲,有點兒像"薩巴蒂奧".在這種遊戲中,你是用紐扣或者和打撲克時用的圓形籌碼同厚的圓片組成一支球隊,並放在桌子上輕輕彈動。我在第三章中曾提到我的紐扣球隊是科林西安隊。佐卡和我總在家裡玩紐扣足球遊戲——我們所需要的就是22個紐扣和一個平坦的表面。那你還想知道什麼?他總是打敗我。這讓我氣瘋了一樣。在我們能玩的時候,我們還會一塊玩,而且他還是會打敗我。這讓我特別喪氣。它真的讓我激動。我不該被搞得心煩意亂,我畢竟也有長進,但它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
  在我們逐漸變老時,我們往往變得有點兒喜歡吵鬧,我們的願望也開始變為要求了。我知道我的最大弱點是固執:如果你問阿西裡婭我在家裡是什麼樣,她會告訴你一些好事和一些壞事。我認為,我同其他任何人——一個正常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愛情、痛苦,有勇氣,有罪孽的人——並無任何不同,為什麼我應該有任何不同呢?我出生時對生活一無所知;現在我知道得多一點兒了,但我至死都要學習。
  在家中,我喜歡讓每樣東西一塵不染。在這方面,我有點兒頤指氣使。在工作上,我對時間表有一種無端的恐懼感。在我不能同他們見面時,我會大發脾氣。另外,在人們把事情搞糟時,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我信任人,但他們不能鑄成大錯,要是這樣,我會把他們從我的通訊錄中,從我的朋友名單中,從……中刪掉。我覺得這跟脾氣沒什麼關係,反倒像和不想被別人利用的願望有關。
  我覺得,我的固執是另一種優點即我事事追求完美的一種體現。我總想把每一件事做到家。另外,我也只在我親眼看到事情是錯的時才相信這是真的。這種性格已給我造成了並在繼續造成種種問題。最初我是和一位朋友一起進入商界的,結果因為出了問題而被敲了一大筆竹槓。後來又有了第二次,是去幫助一位朋友。為此,我又損失了一筆財產。
  我在紐約的時候,華納的老闆史蒂夫。羅斯常常對我說,我根本不應該把業務與友誼攪在一起。他說:"在錢的問題上,你不能用心;商務就是商務。"我知道我是個過於信任別人的人——就叫它天真或隨便什麼吧!但我最後總是會重蹈覆轍。
  我曾和一位名叫埃利奧。維亞納的朋友一起創辦了貝利體育營銷公司,本意是給體育運動帶來正面的影響。然而,這家合夥公司又一次成了一場災難。公司所簽訂的商業協議之一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場義賽有關,我們計劃將這場義賽安排在馬拉卡納體育場進行。按照計劃中的安排,將邀請歐洲和南美洲各一支全明星球隊前來對陣,屆時還將有著名的歌手和樂隊到場助興。一位阿根廷的商業夥伴為我們找來了70萬美元銀行貸款,作為這一項目的啟動資金。但這場義賽卻沒能舉行,而那筆款項則在收回時出了問題。在意識到這點之後,我立即指示對公司進行審計。結果發現公司存在著管理不善的問題,於是我關閉了這家公司。媒體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在公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我一直不清楚公司運作的詳細情況——因為我信任別人。我對他如此信任,以至在這家公司中他擁有40%的份額,我擁有60%——就連當爸爸的也不會給他的親生兒子這麼多呀!貝利體育營銷公司的徹底失敗讓我損失慘重,並因我對埃利奧。維亞納採取了法律行動而在繼續花費時間和金錢。我之所以還在如此努力地工作,其原因就是要向那麼多律師支付報酬。
  不過,我也得到了重要的教訓。同時我認為,由於我終於醒悟,我也變得更加堅強了。我依然感覺我在這裡好像是在做學徒,以使自己作為一個人在精神上更好地成長。我知道,在我離開人世時,人生方面的事我還有很多是不知道的,因為人生教會了我們那麼多東西。但是,我對我的人類同胞依然懷抱信念,並且將繼續這樣做。
  想瞭解我的人還應該知道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一點或許可以解釋我為什麼那麼願意信任他人,即我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不僅如此,我還絕對是一個愛哭的人。我老哭。別忘了在巴西於1958年剛贏得世界盃時我頭靠著吉爾馬的肩膀嚎啕大哭的那個形象。對呀,從那時起我就不斷地哭。
  我總是很愛動感情。在唱一首悲傷的歌時我哭。在街頭見到窮孩子時我哭。有時我會對世道緣何如此感到憂傷。我常問上帝這是為什麼。在我從體育部離任後,在我遇到難題時,我曾問上帝,如果不想讓我行善,那他為什麼讓我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為什麼在一幫壞蛋有權有勢的時候,數百萬巴西人每天黎明即起,乘車幾小時去乾耗盡體力、薪水微薄的工作?我曾到世界各地旅行,看到很多國家自然資源比我們這裡少,卻擁有極好的衛生和教育體制。巴西在那麼多方面是那麼富饒,但貧民窟卻隨處可見,公共衛生處於令人歎息的狀態,教育狀況也令人觸目驚心,而且還有那麼多人用不正當的手段損害窮人的利益。為什麼非得是這樣?這讓我感到如此悲傷。
  在我思考我們國家存在的問題時,我也思考以哪種方式力所能及地幫助解決這些問題。2005年,在小王子醫院的醫生們同我談及他們為一家以照料兒童和少年為己任的兒科小組募集資金的鬥爭之後,"小王子"貝利協會在巴西南部的科裡蒂巴成立了。我立刻表示支持。此外,由於這家協會需要建造一座面積為12000平方米的建築以開展工作,我還將幫助他們募集所需要的2000萬美元資金。我的終極目標是繼續幫助年輕人。我從未忘記我在打入第1000個球之後所說的話。
  1999年,我得到了一個開始培訓青少年的機會。我回到桑托斯,負責監督少年隊的工作。這是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是一個我早就盼望得到的機會。這太棒了——我要和過去的隊友克洛多瓦爾多、馬諾埃爾。馬裡亞和拉莫斯。德爾加多一道工作。每週兩天,我要去參與球隊的訓練。我們馬上注意到我們擁有一個天才的少年群體。馬諾埃爾。馬裡亞要我特別注意一下一名球員。"有個孩子好得要死,非常瘦小,但球性極好。"他說。他叫羅比尼奧。我把他找了出來,並告訴媒體他極有可能成為一名職業球員。
  我在那裡所起的作用並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鑒於孩子們沒有地方換衣服,我便自己花錢在訓練場設置了一座帶更衣室的建築。我還提出同羅比尼奧的父親談話。弄清足球運動員是否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事。此外,我們還為他挑選了一位牙科醫生。其他一些孩子也極具天賦:迭戈,他目前在葡萄牙;阿萊士,目前在埃因霍溫隊;還有保羅。阿爾梅達。人們說,羅比尼奧讓他們想起了我,因為我們都是在同一個俱樂部起步的,而且體格相像。我沒做這種比較。在我看來,他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名偉大的球員。
  我還有其他一些義務需要履行,這意味著我無法繼續從事我在桑托斯俱樂部的工作。但我還是在這座城市成立了一支名叫利托拉爾的少年足球隊,由克洛多瓦爾多和馬諾埃爾。馬裡亞負責照料。目前共有大約500個孩子在那裡比賽和訓練。
  人們問我打算什麼時候退休。我不打算退休。我絕不去當那種在自己的餘生到河邊垂釣的人。首先,我感到我對那100個在聖保羅和紐約奔波於我的家與我的辦公室之間、為我工作的人負有責任。但我也確實想靜下來,少做點兒廣告,少把時間花在飛機上。在人生的最後一年,我大概會用60%的時間去旅遊。那時就該停下來了。
  我將把我的精力更多地放在訓練年輕球員上。我會更多地參與到利托拉爾隊的工作之中。我也願意創辦更多的足球學校——不僅是為了大多數天才的少年,而且是為了向所有的人開放。
  當然,我是不會再去踢職業足球了——這一點你們是知道的。但我在我農莊的家裡的確擁有一個五人制足球場,所以我不會對踢場比賽說"不".這種比賽與我小時候和家人、親密的朋友或來訪者一起踢的那種非正式比賽很像。在巴西,夏天真的很熱,我們有時會一直踢到深夜,踢到凌晨——我喜歡在無須忍受烈日烘烤的情況下進行鍛煉。在巴西,足球已衝破了一切社會界限。
  手機電子書論壇 http://www.sjshu.net/?u=2   ——最大的手機電子書發佈、下載基地http://www.sjshu.com雖然在一年前我因對一記抽球判斷錯誤,導致球拍戳到地上而折斷了手腕,但在家裡我還是喜歡打網球。我從未玩過的一個項目是高爾夫球——儘管並不是因為找不到機會,邀我去打的人肯定得有500多個。很多前球員,如貝肯鮑爾、普拉蒂尼、博比。查爾頓等,總是試圖讓我學打高爾夫球。也許有一天我會的。
  除自己打之外,我也喜歡看網球比賽。當然,我也試圖盡可能多地去看足球比賽。我自己仍是一個鐵桿球迷,對這一運動的諸項發展有真正的興趣。國際足聯讓我——和其他大約40名前球員一道——擔任了其下屬的一個委員會的委員。我有一個積極和富於創造性的頭腦,我一直在考慮提高比賽觀賞程度的方式。我有一些建議已經拿到國際足聯的會議上進行審議了。
  第一,我想改變罰任意球時與排列人牆有關的規則。目前所採用的方法是極不公平的。就說我帶球過了一名、兩名、三名隊員——也許我過了整支球隊,在我的前面就剩下中衛和守門員了。如果造成最後一名後衛犯規,我便贏得了一個任意球,然後,又允許他的隊友在我和球門之間組成一道人牆。他們剛才還都在我的後面,而現在卻被允許重新擋在我的前面。這公平嗎?
  我的解決方案是:要麼這道人牆只由一名隊員(也就是犯規的那名後衛)組成,要麼一個隊員都沒有——採用這種方式,在禁區外罰任意球就會像罰點球一樣。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因為這不僅公平,而且還可以鼓勵打攻勢足球。要是在我當足球運動員的時候有這種規則,那我是會喜歡的。實際上,這樣一條規則只有進攻型球員才會想到!
  第二,我搞不懂邊線發球為什麼就不能既用手拋又用腳踢。守門員發門球時,既可腳踢,也可手拋。為什麼其他球員在球出邊線時不能這麼做呢?反對我這項提議的人認為,如果那樣,球員們就能夠把球直接踢到禁區之內。但我認為,這樣反倒是一件好事。就說一場足球賽即將吹響終場哨音,一支球隊為拖延時間而把球踢出場外。如果你用手把球拋進場內,你就不會對球門形成威脅。但是,如果你能將皮球直接踢入禁區的話,那誰知道會……
  我對足球進行改革的第三項建議是每場比賽設五名官員,包括在每方球門背後設一人,以便就有關皮球是否越過球門線的爭議進行裁決。
  常有人問我怎麼看其他足球運動員。還會有另一個貝利嗎?(我的回答始終是沒有;唐丁霍和塞萊斯特已經關閉了生產貝利的工廠。)誰是最佳的球員?我一直說的是,在我踢球的許多年裡,我見到過成千上萬的球員,包括世界上的最佳球員——我怎麼可能從中挑一個出來?總的來說,這將是不公平的。我發現尤其困難的是說誰是最好的一批巴西球員。我始終只提及一些人,而不去談過多的細節。相反,我只是更樂於說在世界上我們踢的是最好的足球,而且這種狀況還將持續下去——巴西人熱愛足球,巴西的兒童無不懷抱和我一樣的夢想。如果巴西足球的行政管理部門能得到恰當的組織,那麼我們每年都能贏得每個年齡級別的世界盃冠軍。
  不過,我還是可以寫一寫我所見到和喜歡的球員。這樣的球員有很多。例如,我很幸運地趕上了普斯卡斯時代。我只同這位匈牙利人交戰過一次,是在他效力於皇家馬德里隊時代表桑托斯隊上場,但我可以看出他富有天分。在德國,他們擁有福格茨、穆勒、席勒,此外,我怎麼能不提愷撒皇帝弗朗茨。貝肯鮑爾呢?對德國足球來說,他就是一切——球員、隊長、教練、冠軍。我記得,在他對自己是否希望繼續擔任德國隊教練產生疑慮時,我曾勸他接著幹下去。他想知道我是怎麼考慮的,因為從我們為宇宙隊效力時起我們就已經是朋友了。
  意大利也始終擁有一些偉大的球隊和偉大的球員。突然跳進我腦海的意大利人包括特拉帕托尼、法切蒂、裡維拉、博格尼奇、佐夫、巴雷西和羅伯特。巴喬。我曾遭遇過法國最早一批偉大的球員,他們是1958年世界盃上奇妙的鐵三角——皮安托尼、方丹和科帕。但他們已被其他天才球員所替代,其中有普拉蒂尼、吉雷瑟和蒂加納。如今,法國也輸出優秀的球員,如皇家馬德里隊的齊內迪內。齊達內、阿森納隊的蒂埃裡。亨利。對葡萄牙來說,尤西比奧和科盧納都非常出色。而且那個國家還為我們獻上了路易斯。菲戈。此外,我還要提到我見過的出色的阿根廷球員,如馬拉多納、巴蒂斯圖塔、拉莫斯。德爾加多和令人稱奇的迪。斯蒂法諾。
  每個人總是在馬拉多納和我孰強孰弱這件事上小題大做。我們是朋友,不是敵人。他曾邀請我參加他的電視節目,我高興地接受了。媒體想再一次大肆宣傳兩者之間的各種區別——尤其是在酒吧中關於誰是更好的足球運動員這一永久性話題。無論好壞,我覺得,在對足球運動員進行判斷時,你需要考慮每一個方面——誰擅長右腳射門,誰擅長左腳射門,誰頭球最好,誰奔跑速度最快,等等。而且,在進行這類檢測時,實際上也是無法比較的。這就是現實。但是,足球迷們卻對現實不感興趣,他們對自己熱愛的對象感興趣。
  接下來說說英格蘭人。斯坦利。馬修斯是一名堪稱典範的球員——技藝超群,出神入化。他盡全力踢球,從不依賴小伎倆。他曾以個人的技能在溫布利球場幫助英格蘭隊4比2擊敗巴西隊,而那時他已經41歲了。我的老隊友尼爾頓。桑托斯那天對他一直緊盯不放。雖然人們認為尼爾頓是不可戰勝的,但他在比賽結束時不得不承認馬修斯在與他的對抗中佔了上風。他說:"馬修斯先生,你有王者風範。"在我踢球的那個年代,我讚賞的球員還有戈登。班克斯、博比。查爾頓和吉米。格裡夫斯,而現在,接力棒已交給了歐文、魯尼和貝克漢姆,這些人都是世界頂級球員。
  此外,在談論英格蘭人的同時,我還應該提到另一位友人,即博比。穆爾,他也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堪稱賽場上的大師級人物,而且在盯防上能做到滴水不漏;我始終對他尊崇備至。我永遠不會忘記1970年世界盃期間我們在瓜達拉哈拉的那場著名比賽。我記得,在終場哨音吹響後,我們排成一行等著和英格蘭隊握手。我試圖用自己知道的那點兒英語說上兩句。緊接著,話便脫口而出:"我很高興,你踢得不錯,是的,祝你好運……"我們交換了各自的球衣,以留作紀念。在這場比賽進行期間,幾個小偷溜進了我在訓練營中居住的房間,拿走了讓我保管的那十件比賽用球衣,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麻煩——我們甚至想讓博比送回我給他的那一件,這樣我在對陣羅馬尼亞隊時好有東西可穿。最終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儘管被偷的球衣再沒有找到。
  足球是不可預測的。這也是它帶給人們的樂趣之一。不過,如果足球純以優點為基礎,那麼,荷蘭隊本該贏得1974年和1978年兩屆世界盃。充滿想像力的克魯伊夫是荷蘭隊中的頂尖人物,但馬爾科。范。巴斯滕卻是我所見過的最佳球員之一。此外,魯德。古利特也是我喜歡的一名球員,離開綠茵場後他成了一名出色的教練。事實上,捷克斯洛伐克隊中的普盧斯卡爾、馬索普斯特和拉拉也給我留下了印象。我曾同他們及其他人在智利和墨西哥同場較量;這些捷克球員最在乎的是他們的體育精神。
  我應當重申,我並不是在拉一份最佳球員名單——那是讓人們感到困惑的事。我更願意這樣說:我喜歡我提到的這些球員——以及我沒有提到的一二百個其他球員。
  正如我所說的,提及任何巴西人都是一件難事,其原因就在於,即便我拉出100份名單,我甚至也不會讓我們球迷中的每一個人感到滿意。儘管我樂意談論幾代球員,但我還是認為,論球員,1958年的那支球隊是我們最好的球隊:除我之外,我們還有加林查、尼爾頓。桑托斯、迪迪、瓦瓦……然而,以整支球隊而論,1970年的隊伍則強於1958年的那一支。隊中的球星只有我、雅伊濟尼奧和托斯塔奧。但那支隊伍卻組織得出色很多。目前的一代人也非常特殊,其中有羅納爾迪尼奧、儒尼尼奧。佩爾納姆布卡諾和卡卡等偉大的球員。
  這個世界已發生了變化,但我卻認為,巴西隊仍在踢他們一直在踢的那種足球。如今,這項運動或許從速度上看是快了一些。此外,同許多人所認為的相反,巴西隊也能夠踢防守型足球了。回望1970年,在那個時候,由於我們打入了多個進球,因而我們被看成是一支進攻型球隊。但是,真實的情況是,當皮球進入我們自己的半場時,我隊的所有球員也是會回撤的。只有托斯塔奧留在前面。現在,巴西隊也在踢防守型足球。技術上的一個區別是,在那個時候我們擁有裡維利諾和格爾松等了不起的攻擊手。我們再沒有那樣的球員了,而且皮球通常都是從中場沿場地向前傳出的。
  當時,巴西首次贏得世界盃是一件大大出乎人們意料的事。對我來說,如果2006年世界盃的桂冠被一支非洲球隊,甚至被國際足壇上很不起眼的另一個國家摘得,那這樣的事也不會讓人再感到驚奇。美國在上一屆打入了四分之一決賽,韓國則進入了半決賽。羅納爾多今年將有機會刷新我保持的巴西球員在世界盃賽上的進球紀錄。假如他幫助巴西蟬聯冠軍,那麼他會想進多少個球就進多少個球。
  在我的一生中,會見如此之多的各界人士自始至終是一種莫大的榮幸。不久前,當我和我的妻子阿西裡婭在德國發現自己與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在一起時,我突然想到實際上他已是我見到的第三位教皇了。在此之前,我曾在梵蒂岡圖書館內受到教皇保羅六世的接見。這家圖書館一直以只接待國家元首、王族和其他貴賓為特色。而置身其中確實讓我感到自己好像成了他們之中的一員。另一位熱愛足球、年輕時在波蘭踢過足球的人是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我將裡約的《救世基督》雕像複製品贈給他時他那發自內心的熱情。
  我不是個政治家,但我見到的政治家卻比我應該見到的多。上至儒塞利諾,下到盧拉,我見過每一位巴西總統,也見過尼克松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橢圓形辦公室接見過我,我贈給他一隻簽有名字的足球。我也向羅納德。裡根贈送了同樣的禮物。他在自我介紹時說:"見到你多好。我是美國總統;你無須告訴我你是誰——我知道你是貝利,每個人都知道!"
  各國的國家元首往往都想見我。我並不總說可以。比爾。克林頓曾於1997年邀請我到白宮赴晚宴,但因有約在先,我拒絕了他的邀請。我的朋友塞爾索。格雷萊曾大吃一驚。他說:"沒人會拒絕美國總統的邀請。"
  "沒事兒的,塞爾索。"我答道。我提醒他,我已同里約熱內盧的曼蓋拉桑巴舞蹈學校事先約好,他們想讓我參加他們鼓勵兒童從事體育運動的項目。因為我當時是體育部長,所以我知道克林頓總統不久會來裡約,也將訪問他們學校;他確實來了,我們還踢了一會兒球,讓他練習一下自己的足球技巧——必須說的是,他並未展露任何超群的專長,但顯然盡情享受了其中的樂趣。儀式結束後,克林頓總統邀我共進晚餐,是非正式的,沒有一位媒體記者或顧問座陪。然後,我確實去了,與他一起快活地度過了那段時光。
  除世界五大洲的各國總統之外,我還見過各式各樣的電影明星和著名運動員。那麼,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那個人又是誰呢?大概是納爾遜。曼德拉,一位真正的偶像。同樣重要的是,我也見過數以萬計——如果不是數以十萬計——的球迷。在我置身於公眾之中時,我始終嘗試要做的一件事是:在人們來到我面前說"你好"時依然表現出友好和客氣的態度。我知道和他們在一起是多麼好的事情——畢竟,我擁有自己的偶像,如我的父親,或我在前面寫到的那位20世紀50年代偉大的巴西球員濟津霍。因此,當某個人在機場內,或在聚會上、活動上或飛機上真的來到我面前時,我都會像他們期待於我的那樣禮貌地對待他們。被人們視為偶像的人不要讓崇拜他的公眾失望——沒有他們,我們就連自己的一半都不如。我對此非常清楚。
  然而,我也曾讓一些球迷失望過,如那位在我下榻的酒店出現並要我娶他女兒為妻的希臘男子。(在尼日利亞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我說,我對此感到不勝榮幸,但必須拒絕他的要求。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英格蘭,一位球迷請我去他家,說他家中的一面牆上簽滿了名人的名字。我連忙道歉說我不能去。第二天,他帶著一大塊磚石出現了。"你不能到我那面牆的邊上,所以我給你帶來了這件東西。"他說道。在南斯拉夫,一位球迷甚至把他的住宅改成了一座貝利博物館。
  在我抵達某個地方進行正式訪問時,當地的媒體通常都會發現或得知我要前來,而且我會在機場遭遇極度混亂的局面,人們翹首以盼,等我到來,那裡的攝影記者則將這一切記錄下來。這種事我喜歡,雖然我也必須承認,當旅行並不令人特別愉快,或者旅行拖得過久,或者我已然疲憊不堪或極想沖澡以便在潔淨的床上靜臥休憩時,要是我能像一個正常的人那樣飛抵此地,然後前往下榻的酒店,那該有多愜意。可是,在我為我的各塊電池重新充好電時,那好吧,我會面對任何事情。
  尊重他人而不管他們是誰,是一個人過自己生活時必須遵循的準則。在我為桑托斯隊踢球時,我始終尊重那些球迷。我總是試圖竭盡全力。我總是試圖付出最艱苦的努力,以便愉悅球迷,確保觀眾在離開球場時對所看到的精彩場面感到高興。我常常祈求上帝:"如果你想讓這場比賽打成平局,那就讓它能打成像3比3或2比2那樣有比分的平局,而不是0比0那樣的平局吧。反正結果都一樣,不用你花任何代價呀!"
  從我進入足球圈以來,頂級足球運動員的生活已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我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華麗的轎車、名貴的手錶或服裝。你在桑托斯隊內所能得到的唯一現代物品是一條牛仔褲。我是一個從來不以任何方式無緣無故地顯露財富的人。即便是現在,我也只開一輛普通的汽車,一輛沃克斯霍爾-扎菲拉汽車。我有兩輛梅塞德斯-奔馳汽車,都放在自家的車庫裡,是別人於1973年和1986年送的。有些人喜歡購買藝術品,或直升飛機,或遊艇。我不為豪華消費所攪擾。別人送我的名貴手錶不下數百塊,但我都不戴。生活愜意,在自己家裡過得舒服就是奢侈的享受。我並沒有昂貴的、令我感到內疚的樂趣。
  在沒有必要的時候,我不喜歡讓別人注意我。我很少帶保鏢外出旅行。一道旅行的只有一位商界同事或我的妻子。盧拉總統給過我一份紅色外交護照,但我從未用過。如果我用了,就總會派人接待,或使館工作人員、或警方、或保安人員,不一而足。在我飛抵機場時,我喜歡像平頭百姓那樣以悄無聲息的、未經宣佈的方式出現。
  以這樣的方式回顧我的一生,使我想起了那麼多美妙的經歷。從我這個穿著自己的第一條長褲的小男孩兒離開包魯以來,時間已過去整整半個世紀。我受到了全世界那麼多人的羨慕、鍾愛和尊重。我的家庭始終讓我腳踏實地。從我15歲時起,我的人生就時起時伏。對此,我現在已經習慣啦!我始終為人們所包圍。我不會寂寞的。
  不過,我有時會想起那個來自聖保羅州邊遠地區、從未見過大海的小男孩兒。我會想起幸福便是在擠滿夥伴的街道上踢足球的簡樸生活。我會想起我從院中那棵樹上摘下的新鮮芒果的味道。我的腦海中充滿了對長大成人的生動美妙的記憶。
  與我的童年須臾不可分的一個部分是我的木陀螺,至今我仍帶在身邊。我總把這樣一隻陀螺和紙筆一起放在我隨身攜帶的手提箱裡。當我獨自一人住在酒店裡時,我便會取出這只陀螺,把線纏在上面,在地面上抽打。它在地上時,你把它撿起來,讓它在你手心裡轉動。我特別擅長這樣玩。(佐卡可以在玩紐扣足球遊戲時打敗我,但玩陀螺卻是我比他強!)我喜歡看陀螺在我的掌心轉動不倒。它會讓你閉目遐想,這時,我便會回想起自己還是孩子時的天真爛漫。
  可現在我已是60多歲的男人了。我已取得了超乎自己想像的諸多成就。我已擁有了一個男人希望擁有的一切。這始終是一種令人震顫的生活。歡樂多次壓倒了悲傷。我想感謝幫助我變成了現在的我,變成了作為貝利和埃德松兩者的我的每一個人。沒有我從你們身上汲取的力量,我是絕不會達到現在這種成就的。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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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貝利自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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