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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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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因夢自傳:生命的不可思議  作者:胡因夢                      
   《生命的不可思議》一書是胡因夢歷經半生的探索與跌跌撞撞,親筆撰寫的自傳。她以觀照的言語,赤裸裸地掀開了自我成長的歷程。隨著書中細密、點滴的敘述,會發現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氣的正視自己,是一部檢視自我,呈現人性豐富內在的「心靈地圖」。 作者相信——「唯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觀察和思維,一種與以往完全逆向操作的教育方式,才能喚醒人類,產生意識的變革。這項艱巨的工作,只能從自身的轉化做起。 
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                
  序言和目錄   
  大陸版序   
  本書曾以《死亡與童女之舞》為名七年前在台灣發行,此後不斷有內地的出版公司來邀約,希望也能夠在大陸出版這本書,但我始終下不了決定。直到結識了黃明雨先生,得知新華立品圖書公司已經譯出克裡希那穆提的多本著作,而且逐漸在讀者身上產生了啟蒙效用,才欣然決定與大陸讀者分享這部深受克氏影響的前傳。 
  在過往的七年裡,我的生命經驗繼續在深化及精微化。透過兩性與親子關係的發展,我進一步地體認到童年經驗對人的一生有多麼重大的影響。此外與工作坊裡的學員們共同成長了七年的時間,也更細微地觀察到身心靈之間的連帶關係。我發現關係的品質確實與人的健康直接相關,而健康又決定了人是否能順利開展出心靈的成熟度,邁向更高層的意識次元。早期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價值觀與信念,會根深蒂固地決定一個人對生命的認知;認知若是扭曲,整個社會也會跟著顛倒。 
  七年後的台灣社會仍然陷落在「誰對誰錯」的較量中,仍然不關懷個體內在世界的福祉與真相,這一點,透過各種形式的媒體便可輕易獲知。因此身心靈各個層面的整合觀察與研究,在中國人的社會裡還有許多發展空間,甚至可能是未來最迫切需要被重視的存在面向。 
  這本傳記若是能幫助讀者把人生方向從外求導向內證,也就不枉費我生命過程中所經歷的那些非言語能道盡的艱苦了。   
  台灣版序   
  「廓然無聖」是這本書真正的精髓。如果你想在此書中尋找預設的理想或標準,你可能會一再陷入失望,如同我在撰寫的過程中對自己的不完美所生起的短暫窘迫一般。但你若是能毫無成見地隨著我的生命歷程,與我一同朝聖,解構,褪去層層的外衣,裸泳於意識的濤浪裡,或許我們能認出彼此都是從「零」中降生的遠古生物。   
  目錄   
  台灣版序 …… 21大陸版序 …… 23第一章動盪的時代,苦難的父母 …… 33第二章生命中的庇護所 …… 65第三章浮華世界,紐約!紐約! …… 97第四章演員與明星生涯的真相 …… 111第五章愛的試煉 …… 123? 
  第六章尋道 …… 143第七章五十三參 …… 149第八章生態與環保意識的覺醒 …… 167第九章喪父 …… 171第十章閉關與反觀內照 …… 177第十一章穿越愛的試煉與母喪 …… 189第十二章因緣重演——單親媽媽與獨生女兒 …… 213第十三章「靈魂的暗夜」與身心靈自療 …… 225第十四章單親媽媽的省思 …… 235第十五章恩寵與勇氣 …… 239第十六章死亡與童女之舞 …… 249後記 …… 253     
  第四章   
  演員與明星生涯的真相(1)   
  從紐約回到台灣,我發現《雲深不知處》帶給觀眾和媒體的印象仍然留有餘溫,一年前結識的某些新聞界友人又重新回頭來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紐約的種種經歷。我當時早已把一頭長髮剪成了中國娃娃頭,額前的劉海兒垂掛在看起來相當自然的雙眼皮上,新聞界的老大哥宇業熒很直接地告訴我他還是比較喜歡單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藝文界的友人也懷念我以前的東方古典美。我發現凡是對我說真話的朋友多半能維持比較長久的情誼。透過媒體的報道我似乎助長了當年台灣服裝界的中國熱,隨著年紀的增長和自我認識的深化,我愈來愈清楚中國風就是最適合我的風格,不需要再追隨已經技窮的西方設計師們一季一季地跟著團團轉,把寶貴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馳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過是一種心態上的除舊布新罷了,心態如果老舊陳腐,穿得再時髦也毫無新意。 
  中影公司從群眾的反應嗅到了我的潛力,決定和我簽訂基本演員合約。說實話我當時仍然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員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導演、編劇都是半摸索半憑直覺地運轉著他們的創造力。和凡事講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灣的電影從業員可以算是天才了,因為在那麼簡陋的條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佔整個東南亞市場。就創意而言編劇是所有電影從業員中真正的創意人,演員和導演嚴格講起來都是詮釋者。然而當時的編劇人才十分匱乏,除了張永祥之外就屬瓊瑤的作品最有銷路了,其後果是每部片子看起來都大同小異,劇中人的對白與獨白聽起來總是似曾相識,連幕後的配音員都是相同的那兩三個人。 
  導演群中除了老一輩的李翰祥、胡金銓、白景瑞、李行、宋存壽之外,應該數劉家昌的產量最豐,當時大家都稱他為「劉瘋子」。劉瘋子走路快、動作快、思考快,國罵出籠的速度也快;像一場颱風似的,他把全組的工作人員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個省時、省錢、省人力的導演,因此而創下了三天拍完一部電影的驚人紀錄。他片中的演員從這部戲的客廳跑進了另一部戲的飯廳,接著又都擠進了咖啡廳。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讓男女主角漫步於白浪滾滾的沙灘,配上他自己創作的流行歌曲,終結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廳電影」。 
  劉瘋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個頗值得研究的人類。別人口出穢言總給人負面的感覺,然而他的「六言絕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還是覺得童言無忌。他的性格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無論怎樣折騰,總能維持住嚇人的排場。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緊要關頭,卻出落得「忠黨愛國」。他的情緒永遠寫在臉上,他的計劃永遠掛在嘴裡,但你千萬不要以為他幼稚,因為連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於他的魅力之下。當然這些都是旁觀者的簡單結論,人性的複雜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員群中有許多高能量的、不吝於展現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還是內斂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談話的興趣。雖然合作的機會不多,但我總覺得心靈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藝人員雖然不是個個胸中有墨,卻很少有愚鈍之人。在這個圈子裡工作,也許智識上的收穫並不多,但情感和情緒的交流往往是通暢無阻的,視覺上的享受也很充足。當時有許多明星都是「攝影機偏愛的演員」——他們的骨骼構造、臉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膚色與膚質、情緒的展露和身體語言,都能帶給觀眾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國外也有許多這類個人魅力型的演員,他們多半能成為超級巨星,雖然他們在每部戲中展現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劇中人。 
  客觀地比較之下,我早已認清自己是「攝影機不愛的演員」——我的臉不是「巴掌大的小臉」(這是非常關鍵的上鏡條件),體重則必須維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臉部在鏡頭上才能呈現出美感。此外我的氣質帶著幾分冷艷,身材卻不夠女人,然而我對自己不滿意的程度還不到需要豐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儘是一些非玉女非艷星的尷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殺的女老師、《筧橋英烈傳》中高志航跳河自殺的賢妻、《花非花》中特立獨行的舞女、《跟我說愛我》中的叛逆女畫家、《酒色財氣》裡偷漢子的老兵之妻、《借屍還魂》中的女鬼、《六朝怪談》中與白馬做愛的少女等等。 
  我在準備這些角色的時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當天才拿到劇本,甚至沒劇本就開拍的情況也有。角色的歷史背景與心理刻畫只有簡單的交代,導演運鏡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聯短鏡頭,因此演員在演出時情緒動不動就被切斷。通常是走幾步路到達定點,回過頭來轉成最上鏡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獨白的內心戲。每當演員需要和夥伴演出對手戲時,往往由副導演伸出拳頭來頂替,因為他或她上廁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論是哭、是笑、是說,還是默然無語,面對的經常是一隻拳頭。 
  當時流行的愛國戰爭片、神怪片和武俠片經常會運用到特技,演員在土法煉鋼的爆破技術和高來高去的吊鋼絲中飽經憂患。我曾經把《七月幽靈》這部片子裡的驚險爆破過程寫成雜文發表在報紙的專欄中。當時負責的技師是一名退伍下來的軍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聞這位仁兄在《八百壯士》的拍攝過程裡炸死了幾名充當臨時演員的士兵,所以在每個跟火藥有關的鏡頭開拍前,都會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嚀一番。   
  演員與明星生涯的真相(2)   
  只見導演一聲令下,我和石峰就開始拼了命地連跑帶跳,在我們飛躍過土堆的那一刻,炸藥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們想像的還大。智者常說:你恐懼什麼,就必定會發生什麼,但中鏢的不是我而是企圖保護我的石峰。只見他的西裝褲上佈滿了小小的孔洞,當他把褲子掀起時發現腿上起碼有十幾處傷口,都是被炸藥轟得四處亂竄的小石子擊中的。當時的演員碰到這類問題通常很難獲得賠償,李濤的前妻張海倫在泰國拍戲時整隻手都被炸掉,後來自殺身亡了。像這類的不幸事件在這個工作領域裡是層出不窮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島拍攝《六朝怪談》的外景,這部片子的導演王菊金說服了幾位藝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構想不差,工作人員和演員的組合也不俗,唯獨經費有限,必須以最節約的方式進行拍攝。劇情取材自魏晉南北朝的傳奇,總共分成三個部分,調子採用日本怪談的模式,我負責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寵物白馬之間的情感非比尋常,竟然到達以身相許的地步。原來白馬不是禽獸而是有靈之物,深夜裡它化身為一名書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裡的長輩覺得人獸之間似乎有異,便自作主張宰掉了白馬。白馬的皮被剝了下來鋪在院子裡曬乾,這時待嫁的小茵前來看它最後一眼,沒想到馬皮竟然飛揚起來將小茵重重裹住,懸在樹梢結了一個繭。這個故事敘述的就是繭的由來。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攝過程,《六朝怪談》也需要克服各種人事問題、技術問題與溝通問題,工作人員和導演相處得並不愉快。我記得為了拍攝馬皮飛起來裹住小茵的畫面,導演絞盡了腦汁,最後決定由女主角裹著馬皮自行轉圈子,再以攝影機的高速鏡頭呈現快速旋轉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馬皮裡,兩隻手臂完全不能動彈,兩腳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轉,又要維持住身體的穩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轉了沒多久就出事了。我一個沒站穩,整個人筆直地倒在地面,頭部剛好撞到一塊石頭,當場暈了過去。我暈過去的時候竟然進入了瀕死經驗——腦子裡快速地浮現一連串的人生倒帶鏡頭,每個鏡頭似乎都在與人爭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嚥了氣,神識一定會奔往內在次元的修羅道。結果那一個「為藝術犧牲」的鏡頭在銀幕上只出現了幾秒鐘的時間。 
  《借屍還魂》敘述的是台灣民間的一則鬼事再添加一些編導的想像,我飾演的是被鬼魂佔據肉身的女主角。我記得這部戲拍攝的時間是十一月左右,當時我重感冒發燒到三十九度多,但是為了趕工,仍舊得熬夜到清晨。這部戲裡有許多畫面都需要殺生。導演為了製造血腥的場面,在劇本原有的架構之外又添加了許多殺雞、殺鴨、殺鵝與殺蛇的鏡頭,甚至還準備殺豬。我發著三十九度的高燒,穿著半透明的白色紗質長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舉著菜刀,跟在一群白鵝的身後,做出殺紅了眼的表情。我那時和李敖剛剛離婚,正在打官司的階段,心裡已經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無意義、如此令人作嘔的戲,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幾天之後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訴導演說雖然我不必親手殺生,但拍電影有許多取巧的技術,並不需要草菅任何生靈,如果還要繼續拍這類鏡頭我就宣佈罷工。 
  當時的合約大都是一面倒向資方的,我喊罷工其實要賠上一大筆錢,然而我真的是忍無可忍了——一部大爛戲在電影院頂多上映幾天就下片了,值得這樣殺殺砍砍嗎?後來導演權衡輕重之後決定不再添加殺生的鏡頭,於是保住了幾頭豬的命,雖然那幾頭豬最終還是會變成人類五臟廟裡的祭品。此戲上演時樹誠兄去看了,多年後他告訴我說,在這部影片裡我把那名充滿怨氣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訴他當時我不是在演戲,是真的怨氣沖天。 
  幾年後在香港和一群寶貝蛋演出《大笨賊》這部戲,男主角是許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場戲里許冠文幻想自己是騎著一匹白馬的王子,我則是坐在他身後的公主。我們兩人騎著馬正有說有笑時,馬兒突然受驚而揚起了前蹄。許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順著馬屁股四腳朝天地摔在地面,許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軀體配上重力加速度整個摔在我身上,當場我就動彈不得,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工作人員趕忙請來一位跌打名醫,這位廣東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藥貼在我尾椎部位,一個鐘頭之後我才能站起來走動,第二天便搭飛機回台灣,第三天又趕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輕的跌打師父替我推拿了一個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從此之後右半邊身體經常隱隱作痛,直到三十多歲遇見一位氣功高人——唐師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積物,疼痛才痊癒的。結果那個再度「為藝術犧牲」的鏡頭連一秒鐘都沒出現,原來整段都被導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從影歷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貼近人生),以我四歲就開始看西片所培養出來的鑒賞角度,這些影片中只有《海灘上的一天》堪稱佳作。導演楊德昌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知識分子,比較能掌握受存在主義與個人主義影響的一代人,跟受制於擁有及物化觀的上一代人之間的衝突,也較有能力處理現代女性的省思與成長。他給了我充分的時間讓我去醞釀我所飾演的鋼琴家角色,同時還為我請了兩位惡補演奏技法的老師,一位是尚未出道時的黃韻玲,另一位則是「胖子」范宗沛(現在已經是傑出的電影配樂師了)。他們協助我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重複再三地模擬肖邦練習曲《冬風》中的一段。對於幾乎完全不會彈鋼琴的我而言,這真是一項艱澀的挑戰,然而兩位小老師的功力很高,後來在銀幕上呈現出來的畫面頗具說服力。此外這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發音一向稱得上標準,拍攝時又有老師指導,最後銀幕上呈現出來的德文對白也頗有說服力。整體來說,這部電影終於讓我嘗到了專業和自重的滋味。   
  演員與明星生涯的真相(3)   
  當時台灣的電影工業在幾位新銳導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趨勢已經逐漸明朗化。我記得我們在中影看毛片時孝賢正在剪接《風櫃來的人》,老楊看到孝賢所採用的超級長拍畫面,禁不住興奮地大喊:「你敢這樣搞啊!那我也要這樣搞!」我站在一旁欣賞他們因大膽忠於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裡生起了一股悸動,濕霉的空氣中似乎飄拂起了宜人的熏風。那一刻我才開始深自反省,其實十年來我對自己的演藝工作從未有過真正的尊嚴感,我時常一邊演出,一邊跳出劇情暗自嘲笑對白的荒唐和膚淺;那是一種毫無創造力的反應。我在這個領域裡佔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貢獻了什麼?我能為我的演藝夥伴們做些什麼呢?我開始正視這些問題。   
  舞台表演者的聖經   
  不久在「新聞局」的一次晚宴裡,我結識了《六月六日斷腸時》的英籍女演員達娜·溫特(Dana Wynter),這位知性而頗有風度氣質的女士相當吸引我的注意。那頓漫長的晚餐給了我足夠的時間和她交換心得。我們談得很投契,我向她表達了自己對演員工作的挫敗和期許,她似乎很能理解;她十分關切地建議我可以去紐約的H.B.工作室進修。她說這所小型的演技學校是由傑出的德裔女演員烏塔·哈根(Uta Hagen)及其夫婿所創辦的,它融合了「由裡而外」和「由外而裡」兩種主流表演方法而自成一格。 
  所謂「由裡而外」的表演方法,其傳承的創始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近代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李·斯特勞斯伯格與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師承李·斯特勞斯伯格的西方演員為數眾多,其中較著名的有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保羅·紐曼(Paul Newman)、簡·方達(Jane Fonda,)、阿爾·帕西諾、達斯廷·霍夫曼(Dustin Hoffman)、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等,他們透過長期訓練(通常需要五年左右),不斷地探索個人經驗裡的某些特定的情緒和感覺記憶,當他們演出時便試著喚起這些記憶和想像,藉以詮釋角色的心理狀態。這個途徑雖然成功地培養了許多傑出的演員和超級巨星,然而不幸的是它比較不強調肢體訓練或外在技巧,因此某些「方法演技」的演員總是在演出自己,而表演教室則變成了心理分析的治療中心。 
  「由外而裡」的表演方法本是英國舞台訓練的傳統。演員必須熟練發音技巧、肢體動作、化裝術和服裝道具的運用,透過這個途徑也培育了許多才華橫溢的英國演員,譬如我最欣賞的瓦妮莎·雷德格雷夫(Vanessa Redgrave)、彼得·奧圖爾(Peter O.Toole)、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傑裡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亞歷克·吉尼斯(Alec Gennis)等。這個途徑被詬病的地方在於它的機械化和流於表象,然而真正傑出的演員總是能自然融合這兩種途徑在其演出中。H.B.工作室所提供的演技訓練就是要結合這兩種方式,成為一個完整的途徑。 
  達娜·溫特回到愛爾蘭後很快地寄給我一本烏塔·哈根所著的《尊重表演藝術》,我至今都感念她的誠懇與關懷。這本書被譽為「美國演員的聖經」,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在釐清我們對演員和演技的概念,並探討方法論上的替換、情緒記憶、感官記憶、即興排練,等等。第二部分闡明的是目標訓練,也就是演員在私下獨處時要利用生活裡兩分鐘的時間,借由週遭瑣碎的事物和心理真相來進行自我的演技訓練。在這一部分,烏塔也提出了舞台劇的三種登場方式、面對第四面牆(觀眾席)的心理建議、獨白和對劇中人行為的揣摩等。第三部分探討的則是劇本和角色的研究及發現方法。烏塔強調的是從「根本上」去創造一個角色而不添加人工或虛假的矯飾。烏塔認為偉大的演員下意識地貯備了類似這本書中的精華,不過我們還是得學會其中的技巧作為工作的藍圖。 
  我從頭至尾詳細地讀完這本演員的聖經,那真是一次啟蒙經驗,我為「頂著腦袋去演戲」的台灣電影界汗顏,也為自己的怠惰和不敬業感到責無旁貸。東方直觀民族凡事模糊化的籠統化作風,在西方理性檢驗和精益求精的方法論映照之下,顯得多麼粗糙而草率,於是我決定將《尊》書譯成中文,提供給國內的演藝夥伴和有志成為演員的後進作為參考。時至今日,這本書仍然是國內能找得到的少數探討演技的著作。某些導演譬如李安,甚至要求他戲中的演員以《尊》書作為演出前的家庭作業。 
  《尊》書出版前一年我只身前往紐約進入H.B.工作室進修。我在紐約索霍區最熱鬧的West Broadway買了一間二十多坪的小統艙。我把這間可愛的studio漆成了藍、黑、紅、白四種鮮艷的色彩,組合成一個現代感的空間;這是我擁有的最亮眼的家。在友人的協助下以DIY的方式把房子佈置妥當,便開始每天上課磨煉演技重溫做學生的感覺。當時我的指導老師是威廉·希基(William Hicky),他後來參與了《現代教父》(Prizzi□ Honor)和《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這兩部電影的演出。他在《玫瑰的名字》中飾演一名修道院裡的老先知,以靈視幫助肖恩·康納利飾演的聖方濟會修士探案,最後偵破了修道院裡的離奇謀殺案。我非常喜歡這部戲,劇情主旨是要透過謀殺案揭發傳統宗教組織刻意掩蓋神秘奧義的陰謀,同時也技巧地批判了苦行禁慾的扭曲和病態。H.B.工作室裡的學生稱威廉·希基為比爾(Bill),他的年紀當時已經有六十出頭,加上長年酗酒,看起來瘦骨嶙峋,潦倒而略帶神經質。然而他真是一位充滿著睿智的好老師,學生們的演出如果有任何矯飾或模仿的成分,他在演出後一定加以揭露和糾正。我記得那時我的演出夥伴是一名希臘青年,我們用英語發音合演了《奧塞羅》和《小偷的嘉年華會》,頗獲老師的好評。   
  演員的深意   
  在這段期間我開始思索演員的深度定義到底是什麼。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演員在社會形象上和人類內心裡都承載了人性錯綜複雜的種種投射。他既是人人羨慕的名利典範和過度被注目的焦點,又是輕易被藐視和嘲弄的對象,即便是最傑出的演員也難逃這樣的命運。他赤裸地站在媒體白紙黑字的佈陣中,時而被槍林彈雨轟得遍體鱗傷,時而受寵若驚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擁有最多群眾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無權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總是在政客與財閥主辦的晚會裡飾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銀幕或小螢光幕上他也只是一個媒介,一個傳達他人的人生觀的工具,那麼,演員這份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到底是什麼?我後來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是人類學者和心理學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會裡演員是以薩滿或巫的形式展現的,那時他的功能乃是充當神與人之間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傳遞者、占卜者、醫者和人生顧問。他透過宗教儀式來治療和轉移人們心中的恐懼及困惑,甚至直接成為無形能量的管道,展現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劇、印尼及西藏的儀式舞蹈,都存在著這樣的神秘性。換句話說,在原始社會裡演員曾經擁有過神權以及崇高的地位,東西方皆是如此。但自從西方正統基督教會興起後,巫的傳統就被逐漸貶為異端,人神中介的角色開始由牧師取而代之,演員的崇高地位從此淪為娛樂他人的藝匠。在東方世界裡,演員也逐漸淪為戲子、俳優,以及賣淫、無情和偽善的象徵。 
  然而真正傑出的演員都具有豐富的心靈世界,有神秘體驗的也不乏其人。他們似乎達到了心智與情感之間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現出高等形態的理解力與流暢無阻的情緒表達。當我仔細反觀自己時,我發現十五年來的演藝工作,我的焦點竟然不是情緒與情感上的表達,而是智力活動。我在拍戲時手上幾乎永遠有一本書相伴,內容不外是哲學、心理學、玄學或宗教。戲劇中的演出似乎並不是我心中的重點,知性活動反而是我所熱衷的。烏塔·哈根曾經說過:「一個知性的演員可能將真實的演出衝動過分理性化。」很顯然我就是屬於這種類型的演員。我發現自己無論多麼賣力演出,銀幕或螢光幕上的我還是清淡如水,而且我關心理論和形上思維遠遠超過戲劇上的表現。當我開始清楚自己的特質和潛力時,心中最深的召喚就變得清晰可聞了,我知道自己必須全力投入於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於是我告訴老母從此之後我不再為金錢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剛滿三十五歲。     
  第五章   
  愛的試煉   
  《梅花》和《筧橋英烈傳》上演後我的知名度已經高漲,走在路上連小學生都會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簽名。有一天在四維路的家中接到張艾嘉打來的電話,她說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亞出現,一直打聽我的電話號碼,但沒人肯告訴他;朋友們私自做了保護我的決定。Don曾經是她讀美國學校時的老師,她說如果我想見他,可以在她母親的杏林餐廳裡會面。我一方面感謝艾嘉的熱心,一方面懷著悲歡離合的心情答應赴約。 
  走進杏林餐廳,Don已經在座,他消瘦的臉頰顯得更窄了。我坐定下來,兩人相視無語,闊別了一年感受雖然未變,但人事早已全非。我們聽著餐廳裡的音樂,眼淚在千頭萬緒的情緒下止不住地流著。Don告訴我自從接到我的最後一封信,他的生活便開始失序,香煙啤酒無法離手,晚上經常失眠。後來他從老撾轉到香港,替聯合國難民組織的雜誌做編輯,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筆錢為我們的將來打基礎,他似乎有預感我很快會返回台灣。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過了沒多久他就突然中風,全身癱瘓了一陣子,最近才恢復一些,這次過境台灣無論如何要見我最後一面。他說到處都看得見我的照片,我對他而言知名度已經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著他,一邊落淚,一邊苦笑,不知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再多說任何話,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靈魂,讓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銘心的宿緣就這樣在生命的流程裡滑落。多年以後我和林雲二哥到華盛頓D.C.參加裡根(Reagan)就職大典,我忍不住還是打了一通電話給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亞父母的家中,一個半小時後他來到二哥友人的住處和我見面。他的臉頰顯得比以往更窄,頭髮也稀疏了一些,他說歲月在我的臉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我們坐在玄關的長椅上相對無語,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便到達他父母的那幢林間木屋;他說小鹿夜裡時常出沒。我們在「秘密花園」般的庭院裡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戀一樣。回到他的房裡我開始強烈地渴望他的身體,他滿臉嚴肅地看著我,然後很認真地對我說我在他心中的份量太重,他無法以一夜之情隨意處置。他開車送我回去的路上我們沒有隻字片語。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頓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悵地離開了。後來我替「新聞局」主持中華民國電視大觀,前往美國二十幾個城市接受媒體訪問,母親陪我同行。到達D.C.時我還是忍不住打了一通電話給Don。我告訴他我對他仍舊難以忘懷,他說他也一樣。離開D.C.之後,我每到一個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撥電話給他。抵達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電話時他告訴我說,早上他翻開報紙的占星專欄看到太陽在雙魚座的人那天會徹底了結一段舊有的戀情,他看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雖然他一點都不相信占星之說。我回到台灣半年後又打了一通電話給他,他說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熱情的美國女記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過度內向的習慣,因此關係發展得蠻好。很奇怪,我聽了並沒有失落的感覺,只是祝福他一切順利,然後這段因緣就正式畫上了句點。 
  Don和我的關係有一種神入的品質,不用言傳便能深入於對方的心靈。如果我們能放棄自保,說不定可以兩忘。然而多年來我們一直徘徊於真愛的門外,不願接受它的鞭笞與試煉,因此我們的人生始終是紀伯倫所說的四季不分、歡笑無法全然、哭泣也不能盡興。我們唯恐驚擾到意識底端的幽冥,喚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們寧願壓抑和閃躲,也要維持虛假的平靜。當一個人無法徹底面對內心的真相時,上癮症便逐漸形成,我日後的男友不斷其實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後隨著知名度的提升,我變成許多男人心目中虛擬的夢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訴我當年有多麼為我著迷。然而這個由我、媒體和眾人共同塑造出來的假象,卻成了我的親密關係中最具破壞性的第三者。這個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發人性中深埋的佔有、嫉妒、不安全、恐懼、暴力、衡量和權力鬥爭;這個假象曾經令餐廳的侍者用扁鑽刺傷我身邊的男性友人,也曾經令四名陌生男子圍毆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親密關係中「綠帽恐懼症」的肇因。 
  我記得法國傑出女演員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曾經說過一句豪氣萬千的話,她說她一生交往的男友無數,她恨不得能擁有一幢上百個房間的大廈,把她曾經愛過的男人悉數豢養在裡面。我雖然從未扳著手指和腳趾仔細數過我的情人們,但是我想在中國女人裡面我的兩性經驗算是相當豐富的。然而真正影響我的成長、促使我產生轉化的,嚴格講起來只有三位。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應該算是《快意恩仇錄》的李伯爵了。   
  李敖與我(1)   
  自從和李敖離婚之後,他寫的書已經引不起我任何興趣,但為了細述我們之間的陳年往事,還是去買了一本《李敖回憶錄》,內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貫顛倒黑白的說話方式和精密的資料來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慾望。到今天他都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人格失調〔1〕,令我不禁莞爾。誠如他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點是蕭孟能先生花園新城的家中。在這之前「李敖」兩個字對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簡直就是中國文人裡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這股癡迷的崇拜是自小種下的因。 
  當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裡,離我們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時常聽光夏表哥和母親談論李敖的奇聞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親的喪禮中落淚,不願依規矩行禮,甚至還傳說他曾經從台北扛了一張床回家送給李伯母。當時我心想:不知道這怪人的廬山真面目會是什麼模樣。此外我時常看見李伯母穿著素淨的長旗袍,頭上梳著髻,手裡捲著小手帕,低頭深思地從長長的溝渠旁走過。母親曾經低聲對我說:「這就是李敖的母親,她一定是去看電影,李敖在文章裡提到過她媽媽喜歡看愛情文藝片。」後來聽父親說他和李敖的爸爸過去是同事,感覺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蕭家見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裡頗感意外。大學時讀他的文章,主觀上認定他應該是個桀驁不馴的自由派,沒料到本人的氣質完全是基本教義派的保守模樣——白淨的皮膚,中等身材,眼鏡底下的眼神顯得有些老實,鼻尖略帶鷹鉤,講話的聲音給人一種聲帶很短的感覺。他的嘴形因下排的牙齒比較突出,令我聯想起附小的同學簡明彥。他看到我們母女倆,很規矩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後來母親告訴我他那個躬鞠得還怪嚇人的,這個年代已經沒人行這麼大的禮了。他的穿著很保守,兩隻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體看來帶點陰柔的氣質。當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檸檬綠的棉質長袍,光著一雙大腳,連拖鞋也沒穿。李敖一整晚都盯著我的腳丫,我以為他在檢查些什麼,後來才從他嘴裡得知他有戀足癖。他的身邊站著他當時的女友,劉會雲,嬌小細緻的她看起來和李敖相當登對,整個晚上我都很自在,這證明李敖和我並不是一見鍾情,否則我不可能輕鬆得起來;男女之間的化學反應是頗令人緊張的。後來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書,書中他為我簽下的那行字(「正紅旗下的夢遊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過了沒多久,有一天李敖約我出來喝咖啡,我們談到我在《工商日報》的專欄裡為他寫的那篇《特立獨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瑣事;我發現我們之間真正能產生交集的話題並不多。後來他帶我到他金蘭大廈的家見識一下十萬冊的藏書。他用深色木材沿著客廳的牆面做出一整片書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體看來是個氣質嚴肅的家,可牆上掛的竟然是從《花花公子》雜誌裡剪下來的裸女照片;這樣的組合令人感覺有點不搭調。我告訴他裸女照片看起來有點廉價,破壞了這個家的氣質,他說這些照片和畫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經伴隨他多年了。我發現他是一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人,別人發展出來的美學和設計理念與他無干,他關著門自有方圓。當他介紹浴室時,我看見他在浴缸旁裝了一個電暖爐,我告訴他這個構想很仔細,冬天裡洗澡出來感覺一定很舒服。進到臥室,抬頭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貼了一整面的鏡子,又是一項出人意外的裝潢,有點像《花花公子》的老闆休·赫夫納(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內設計。 
  我們後來坐在沙發上聊天,聊著聊著他突如其來地吻了我。我記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這一生從未經驗過的——他接吻的時候頭擺的角度是筆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緊張,他竟然忘了接吻頭得歪一點才行,否則鼻子怎麼處置呢?我發現他連做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見他筆直地衝著我的鼻子壓了下來,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為夠不到下唇),我被壓得差一點沒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點兒吧。後來我去洗手間照鏡子,赫然發現上唇和人中之間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趕緊拿出粉餅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發現。那天晚上我們有沒有性愛我已經記不得了,可能是因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難忘了。 
  往後的三四天裡我隨時都得補妝,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經「紅得發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沒說些什麼,但是以她那對閃電眉下的透視眼,不可能察覺不到那麼離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覺得十分新鮮,他人格中的衝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傾向,愈是矛盾、複雜,愈是像謎團一般的人,我的興趣愈大。當然貓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學上不二論也是這麼被發現的。當我們開始進入狀況時,我曾經問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劉會雲該怎麼辦。李敖說了一句令我絕倒的話,他說他會告訴她:「我愛你還是百分之百,但現在來了個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暫時避一下。」我聽了之後不免心生疑惑,繼續追問李敖什麼叫做「暫時避一下」,李敖說:「你這人沒個准,說不定哪天就變卦了,所以需要觀望一陣子。我叫劉會雲先到美國去,如果你變卦了,她還可以再回來。」李敖的多疑與防衛令我很不自在,他對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著期望與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的願景牽著走的,這些重要的小節也就用立可白粉飾掉了。   
  李敖與我(2)   
  十月中旬我和寶哥(葛小寶)到印尼登台,母親陪我同行,前後總共二十一天的時間。我心裡百般不願和李敖分開那麼久,但當時的酬勞很高,我和寶哥各唱幾首歌,主持人訪問幾句,說些笑話,輕輕鬆鬆一天可以淨得台幣十萬元。於是我們一站又一站地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長途電話。二十一天下來我花了十萬台幣的電話費,李敖也打了台幣八萬元。寶哥每天都問我:「你的敖今天怎麼樣啊?」母親那時還是「舉雙手雙腳贊成」的階段,她認為台灣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過了,回台灣時李敖親自到機場接我,記者顯然守候已久,看見我們立刻蜂擁而上,當時我們的戀情早已轟動海內外。回到世界大廈的新家,發現李敖不但幫我們安裝了新的熱水器,買了新的錄影機,同時也打點了樓下的管理員,他的周到和仔細令母親非常滿意。只要母親不阻撓,我的兩性關係一定順利些,這一點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們決定同居,那時李敖已經準備送劉小姐一筆錢,請她到美國「觀望」一陣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蘭大廈,兩個人開始過起試婚的生活。 
  當李敖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勢很安全的時候,他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寵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床頭一定齊整地擺著一份報紙、一杯熱茶和一杯熱牛奶。那時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鬧鐘每天都按時把自己喚醒),一個人在書房裡集中精神搜集資料、做剪貼,開始一天的寫作活動。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準的機器,在例行公事中規律地運作著,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打麻將,可以說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而只有工作。他認識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幾乎沒有,我問他為什麼不多交些朋友,他說他對人性抱持悲觀的態度,就算最親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裡暗算他。我當時的生活和外界的來往仍然頻繁,他因為我的關係生活圈子稍微擴大了一些,否則他可以足不出戶,窗簾遮得密不透光,連大門都不開,甚至曾經在牆壁上打過一個狗洞,讓弟弟李放按時送報紙和糧食,過著自囚的生活。他的才華和精神狀態令我時常在崇拜和憐憫的兩極中擺盪。我想帶給他快樂,不時地放些我愛聽的音樂,跳我自己發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戲。那種時刻我確信他是快樂的、不設防的,他臉上自然流露的老實和羨慕,透露了這些訊息。他告訴我他的腦子裡只記得Denny Boy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層面李敖抱持的是傳統未解放的男性價值觀,似乎只有性這件事是優於其他各種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帶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親密的時刻,他仍然無法充分融入你的內心。多年的牢獄生活,他已經太習慣於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當物化的,精神層面的展現幾乎完全被壓抑了。換言之,你感覺不到他內心深處的愛;似乎展現忘我的愛對他而言是件羞恥的事。如同許多在情感上未開發的男人一樣,性帶給他的快感僅限於征服欲的滿足。那是一種單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於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滿足,他對於那個關係的評價通常很高,這點你可以從他的回憶錄中飽覽無遺。我的幸與不幸都在於我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個涉入的兩性關係無論在身心靈任何一個層面,都曾經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從父權的角度來看,女人具有豐富的兩性經驗的確不是件好事,人一旦有了比較,確實不容易認命。兩性之愛很難沒有條件,它是人類唯一的第一手經驗,也是人能達到至樂最快速的途徑,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癮。正因為它帶來的快感太過強烈,你很難不對它產生期望。   
  只愛一點點(1)   
  每當我期望和李敖達到合一境地時,卻總是發現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徵花花公子的鏡子,很認真地欣賞著自己的「騎術」,當時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寫作,我喜歡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嬌,逗他開心,晚上入睡時我喜歡摟著他,和他相擁而眠。這樣的示愛舉動不是單方面的事,它需要流暢的回應與共鳴,但李敖在示愛上既保留又靦腆。你別看他在回憶錄中把自己寫成了情聖,甚至開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實所有誇大的背後都潛存著一種相反的東西。研究唐璜情結的精神醫學報告指出,像唐璜這類型的情聖其實是最封閉的,對自己最沒有信心的。他們表面上玩世不恭、遊戲人間而又魅力十足,他們以阿諛或寵愛來表現他們對女人的慷慨,以贏取女人的獻身和崇拜,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們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對這樣的心態詮釋得最好的,我認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裡所寫的一首打油詩《只愛一點點》: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海深, 
  我的愛情淺。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天長, 
  我的愛情短。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眉來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這首詩的後面,李敖又說了一些他對愛情的觀點,替唐璜情結做了進一步的詮釋。他說:「我用類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態度,灑脫地處理了愛情的亂絲。我相信,愛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應該只佔一個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該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樂,沒有別的,也不該有別的。只在快樂上有遠近深淺,絕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來,這才是最該有的『智者之愛』。」 
  上述的觀點確實是李敖的精神指導原則。但這個指導原則完全是建築在二元對立上面的——只能有快樂,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亂;可以瀟灑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的掙扎。 
  一向自視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觀上其實並不超越,他和眾人是一樣的。他雖然以「智者之愛」作為期許,但從古至今凡能全觀的智者都覺察到二元對立便是人性中的顛倒及各種病態的根源,對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來李敖以他的文筆、才華、博學和發展到某種程度但離究竟還遠的觀察及強勢推銷,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鑄造了一個神、一個時代的叛逆英雄、一個五百年來的白話文豪,於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認為獨特又心懷救贖之夢的讀者,便如他所願地把他當偶像一般開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適合遠觀的,一旦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所有瑣碎的真相都會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沒有偉人,也沒有美人。 
  與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閉和不敢親密外,還有他的潔癖、苛求、神經過敏以及這些心態底端的恐懼。譬如我在屋子裡一向不穿拖鞋,喜歡光著腳丫到處走,因此腳底經常是灰黑的,李敖對這件事的反應就非常強烈。灰黑的腳底對他來說簡直是一項不道德的罪名,連離婚後都時常向人提起,當做打擊我的話題。另外他對別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頗高,如果上大號有異味,又是另一項值得打擊的罪過。我記得有一回我的婦德突然發作,想要下廚為他燒飯,但除了為Don煎過年糕之外,母親一向不准我進廚房,因此那一天當我把冰箱裡的冷凍排骨拿出來熬湯時,我並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續。我興高采烈地把排骨往開水裡一丟,正準備熬排骨湯時,李敖氣急敗壞地衝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對我說:「你怎麼這麼沒常識,冷凍排骨是要先解凍的,不解凍就丟到開水裡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這個沒常識的蠢蛋!」他說得沒錯,我確實是個缺乏生活常識的人,在母親的掌控下我沒進過廚房,沒上過菜市場,也沒去過郵局,連支票怎麼開我都不知道。李敖說話總是振振有詞,但也總是輕忽了據理力爭背後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寶貴的品質。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辭中的鄙視令我覺得那鍋排骨湯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於是我轉頭走進臥室,拿了幾件衣物放在箱子裡,一語不發地回家了。李敖後來心軟了,把我從世界大廈接回金蘭,兩個人又重修舊好。 
  還有一天我把洗乾淨的切菜板搭著紗窗晾乾,李敖走到廚房時看到這個動作,又是一陣歇斯底里的囂叫:「你看到沒?這片紗窗已經鬆了,這麼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會把它壓垮的。然後板子會從十二樓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這時如果剛好有人走過,他的腦袋一定會被砸出腦漿來,那時我們就得賠大錢了。」他無遠弗屆的危機意識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於是收拾收拾衣物拎著箱子又回世界大廈了。如此來來回回地往返於世界和金蘭之間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喪地走出金蘭,李敖的鄰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對,於是好意地對我說,他們和李敖已經做了好幾年的鄰居,可能比我更瞭解他一些。他建議我不要以常人的標準要求他,應該把他視為一個需要幫助的坐過牢的病人,可能還容易相處一些。經過旁觀者的提醒,我開始確定李敖是需要幫助的。然而我不是醫生,他又那麼強硬,我能幫到什麼程度呢?從那天之後我開始學習以冷靜的態度面對他,我發現他確實有些反常的身心現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彎了腰——他通常要穿兩件衛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襖,外加一件皮袍,頭上還得戴一頂皮帽。台灣的冬天哪有這麼冷啊,這身行頭到東北還差不多。我問他為什麼需要全副武裝,他說老天爺會暗算他。後來他告訴我說他在受預備軍官訓練時,大夥兒有一回行軍到墳堆裡夜宿,清晨快天亮時他突然被一股寒氣凍醒,冷得渾身直哆嗦,自此以後每到冬天他都嚴陣以待地怕被老天爺暗算。   
  只愛一點點(2)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懼症」之外,還有「綠帽恐懼症」。佔有慾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佔有慾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傾向總是令我神經緊張,我記得曾經在一個星期內全臉密密麻麻地爆滿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戶外活動,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進一下血液循環。慢跑了一小時後我回到金蘭,李敖問我出去做了什麼,我據實以告,他聽了很不開心地說我出去慢跑一定會跟路上的男人眉來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屜裡無意中翻到一本舊筆記本,字跡狹小而歪斜,內容看起來像是一個感情受重創被女友拋棄之人所發出的仇視女性的怨言。雖然李敖後來練就了一手胡適體的好字,但我猜想那個舊筆記本上的字跡應該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個機會詢問他的友人有關他早期情感經驗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訴我李敖在台大時曾經為羅姓女友的離去服過三次安眠藥,但是都被同學發現而送進醫院洗腸獲救。我讀他的回憶錄,這段往事他倒是如實地寫出,不過只提到一次的自殺經過。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舊的來轉化最大的困境。我認為李敖在初戀時受到的創傷嚴重地影響了他日後對待女人的態度。其實他和我一樣在初戀後都陷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上癮症;唐璜情結就是最典型的上癮範例。 
  我愈是瞭解他的成長背景,就愈能以冷靜的心情面對他的歇斯底里傾向。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剛從張木養那兒買來的一件古董上衣卡嚓卡嚓便剪成了兩半,我為了制止他繼續鬧下去,很快地搶下那把剪刀用刀鋒對著自己的心臟,他見勢馬上冷靜下來。但是長夜漫漫,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趁著他不注意,光著腳就溜出了大門,在路上攔計程車時路人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的腳丫。還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車裡正要開車上復旦橋時,我告訴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揚言要撞安全島和我同歸於盡,我不動聲色地坐著,他看我沒反應便打消了同歸於盡的念頭。他的精神展現使我認清,人的許多暴力行為都是從恐懼、自卑和無力感所發出的「渴愛」吶喊。我來來回回地搬出搬進,其實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沒有辦法包容他、安慰他、給他一些快樂,然而後果總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氣餒自己的有限、狹隘和無法寬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難保,盡力了,還是自身難保啊!   
  從結婚到離婚(1)   
  和世界締結金蘭本來已是個遙不可及的夢,再加上老母的阻撓,事情就更複雜了。話說李敖拿了一筆錢給劉小姐,請她到美國stand by一陣子,但一陣子過後李敖突然又心疼起這筆錢來。有一天老母在金蘭和我們聊天,李敖話鋒一轉突然對老母說:「我已經給了劉會雲二百一十萬,你如果真的愛你的女兒,就該拿出二百一十萬的『相對基金』才是。」老母一聽臉色大變,撂了一兩句話轉頭就走,李敖的臉色也很難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廈,母親斬釘截鐵地對我說:「李敖已經擺明了要騙我們的錢,你可是千萬不能和他結婚啊!」我聽了心裡很不舒服:當初舉雙手雙腳贊成的人是你,現在舉雙手雙腳反對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們之間的乒乓球,嫁不嫁該由我決定才對。本來對這門婚事心裡是很猶豫的,現在為了爭取自主權,反倒意志堅定地非嫁不可了,於是穿著睡衣蹺家回到金蘭。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廳裡,由《中國時報》主編高信疆和作家孟絕子證婚,我的新娘禮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禮過程中還得派人緊盯著門眼,怕老母半路阻撓。至於婚後所發生的事,李敖又運用了他高度選擇性的記憶力,只記錄我父親請我們吃了一頓友善的晚餐,卻忘了結婚證書在當天下午就被我撕成兩半的不友善舉動。 
  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們決定結婚時,李敖答應了我一個條件:結婚的當天下午必須由乾爹陪同我們回世界大廈,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關係。我不可能有了丈夫從此不與母親往來,如果要往來,關係還得維持和諧才行,否則我不又成了夾心餅,兩面不是人了。婚禮結束後余紀忠先生請我們吃午飯,飯後回到金蘭大廈,沒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馬桶上要我給他泡一杯茶喝,嘴裡還得意揚揚地說:「你現在約已經簽了,我看你還能往哪兒跑,快去給我泡茶喝!」我起初以為他是鬧著玩的,後來看他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我想這個人真的是有精神問題,於是到抽屜裡把結婚證書拿出來,站在他面前刷的一聲就把這「合約」撕成了兩半,然後對他說:「你以為憑這張紙就能把我限制住嗎?」沒多久乾爹來訪,李敖很不客氣地對乾爹說他怎麼可能去跟一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賠不是,乾爹氣得臉都漲紅了,我只能陪著乾爹返回世界大廈。過了幾天李敖打電話來談判,他說如果他願意站在我家門口挨胡老太的罵,罵足一個小時後我願不願意和他回金蘭,我說:「好,我答應你這個條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門造訪,手上還帶了一盒禮物,老母門一開一看是李敖,二話不說劈頭就罵:「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還好意思上門來?……」老母罵足了一個小時,李敖動也不動地站著,後來時間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諾,拿著箱子又跟他回金蘭了。 
  我在前文說過,我的人生沒事則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應。本來已經遠赴南美智利的蕭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灣。他人在國外時,李敖、我和李放曾經到他花園新城的家搬了許多古董和傢俱回金蘭。我當時問李敖為什麼把東西都搬空了,他說為的是替蕭先生處理財物。蕭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靜廬,李敖說為了便於處理,必須把這幢房子暫時過戶在我名下,我沒有多心,不久他就辦了過戶手續。這段期間李敖時常和李放通電話,李敖講電話的態度非常神秘,聲音低得連我這麼好的聽力都聽不見他的談話內容。我好奇地問他到底在搞些什麼名堂,他說他在處理蕭先生水晶大廈的買賣事宜。蕭先生回台灣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見面,但我並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親請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園新城的房子已經被退租,古董和傢俱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靜廬也換到了胡因子的名下,委託李敖處理的水晶大廈更是被法院拍賣了。一向對李敖「言聽計從」、「沒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憶錄中的用語)的正人君子蕭孟能,是《文星》雜誌和文星書店的創辦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難的戰友,他和我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癡,我們都因為懶於處理人生繁瑣的事務而成為不怕麻煩之人的掌控對象。 
  母親聽完了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電話到金蘭找我,約我回世界大廈和蕭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劍芬見面。六月十日那天,蕭先生坐在世界大廈家中的客廳裡當面告訴我說,他因為和李敖多年共患難,可以說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處理財務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錢之事全部交由李敖總管,李敖要他簽什麼,他就簽什麼,連問都不問一聲的。劍芬在一旁說蕭先生的行為簡直跟大白癡差不多,我說我很瞭解他。劍芬接著說道,還好她當時提醒蕭先生把李敖親手寫的一張長達十八英尺的財物清單複印了一份拷貝,如果他們要告李敖侵佔,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憑據。後來在閒聊中蕭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說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錢的傳家之寶,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東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經很得意地給我看過一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他說十年前他從牯嶺街的古董商那裡以五百元的低價收購了這個寶貝,因為那個老闆不識貨。我聽完蕭先生的話心裡已經有了譜。李敖總說他不重視動機,只重視真憑實據,然而任何一個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動機才是最重要的。這時我對李敖最後的一絲幻覺都被打破了。智者說得對,要想維繫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若是沒有任何期待,便能無條件地愛,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年輕時對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太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個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不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的「智慧罪犯」。於是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從結婚到離婚(2)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發生了糾紛。民歌手兼唱片製作人邱晨在媒體上看到李敖所寫的《忘了我是誰》,很想把它譜成曲,於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婦約我和李敖在財神酒店談出版這首歌的事宜。邱晨問李敖對歌詞的酬勞有什麼要求,李敖說沒問題,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後來邱晨錄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準備把酬金給送李敖,李敖卻開始避不見面。不久廖先生從國外回來,親自帶著禮物來見李敖,李敖說付款的時間遲了兩天沒照規矩來,所以要訴諸法律,不過可以私下和解,於是索價二百萬元(看來他很迷信這個數字,大概是曾經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萬台幣吧)。廖先生要李敖給他一星期的時間做考慮,李敖答應了。廖先生趁這一個星期把所有發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並登報聲明,經銷商如果繼續出售那張唱片,必須自己負法律責任。後來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詞改成了錢、錢、錢。 
  這段期間我已經心生警覺,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戶口名簿、畫和衣物,一點一點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蘭去住了。這時我開始提出離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說他要拖我一輩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這麼做的。沒想到有天晚上他打電話來,要我到劉維斌導演家,他願意無條件離婚。劉導演也是在台中新北裡長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孫春華則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女人之一。 
  我到達劉大哥家,和春華聊了一會兒,大家便坐定下來。李敖拿出紙筆開始寫離婚協議書,我心裡有一種立刻可以得到解脫的期待感。他寫到一半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必須把私章和戶口名簿交給他,他好辦理靜廬的過戶手續。他不知道我已經在李永然律師的協助下將那幢房子物歸原主了。我告訴李敖說這麼重要的東西我不能交給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拿去做什麼。這時李敖臉色一變,氣急敗壞地開始罵出各種不入流的話,他又跳腳,又比武,像瘋了一般地要和我單挑。我先是靜靜地聽著,聽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拿起旁邊茶几上春華養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著他腦袋的方向正準備用力砸過去的時候,劉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過猛,反彈力當場令劉大哥閃了腰。兩個人就這樣鬧了好幾個小時,後來猛然意識到天都快亮了,於是獨自走到飯桌一個人低頭吃起春華為我們準備的宵夜(已經成了早餐),這時李敖突然變了一張臉走到我的身邊,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因因啊!我們還是好好解決這件事吧!」我頭都沒抬地對他說:「太遲了,我們走著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蕭孟能先生召開記者會,接著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聯合起來招待記者,公佈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登出這則消息,輿論為之嘩然,我整個人充滿著戰鬥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勸說之下決定和我離婚。他先舉行記者會,並散發書面聲明,寫了五條文情並茂的感言。某些與我有交情的女記者朋友拿了這份聲明,立刻趕到世界大廈對我說,如果我不能馬上回李敖一份書面聲明,第二天報上登出的內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為他的文筆實在「動人」。於是我在五分鐘內含著眼淚回應了他的聲明。那張紙我沒有保留下來,只記得內容是希望他好自為之,從此不再遇見「試探」。當天下午李敖拿著一束鮮花,打著我送他的細領帶,在律師的陪同下來到世界大廈準備和我簽離婚協議書。當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之間雖然歷經一場無可言喻的荒謬劇,但手心傳達出來的訊息還是有情感的,於是緊繃的鬥志一瞬間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軟,眼淚便止不住地泉湧,我為人性感到萬分無奈。沒有一個人不想愛與被愛,即使堅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樣,然而我們求愛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與荒唐,愛之中竟然摻雜了這麼多的恐懼與自保。 
  李敖簽完了離婚協議書,回到金蘭不久便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他說他認為我們之間還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把周圍這些惱人的事拋到一邊,好好地安靜一陣子再做決定。我一邊落淚,一邊滿心遺憾地對他說:「玉已經碎了,恐怕很難再密合了。」接著他話鋒一轉立刻對我說:「靜廬的所有權狀在我手裡,你在法律上已經觸犯了偽造文書罪,律師有沒有告訴你這件事?」我心懷警覺地對他說我並不清楚這裡面牽涉到的法律問題,一切交由律師處理,不久他就掛了電話。後來我才知道那通電話從頭至尾被他錄了音。他讓我認清警覺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機就會出現。   
  向內心深處探索   
  婚離後我整個人好像經歷了一次徹底的洗禮,體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條條地露了出來,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靜。雖然飽嘗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對於人性卻仍然充滿著憧憬。我自比《魯賓遜漂流記》裡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與天真的原始之間擺盪,心房的一角卻總有一個不散的宴席,一場週五之後的週末狂歡。在《茵夢湖》專欄中我陸續寫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會》,藉以抒發劫後的雀躍和領悟。我白天拍連續劇《碧海情濤》,專心地工作,幾乎沒什麼念頭,連晚上的睡眠也無夢,像是一種輕安的精神狀態。就在那個階段我開始練習瑜伽大休息式,整個人仰臥平躺,慢慢調息,再配合一些觀想,讓自己進入定境。 
  就在我逐漸深入於內心次元的階段,李敖開始控告我偽造文書,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對與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種震撼,他顛倒黑白的狡辯能力令我差一點對他行五體投地大禮拜。他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書面聲明分發給在場的各報記者,說我是索價一夜十萬元台幣的應召女郎(他知道當年我和寶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勞是一天十萬元),所以我的證詞不足以被採信。當時正直不阿的資深記者宇業熒就坐在我身邊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張傳單立刻讓我過目,然後迅速地跟其他的記者朋友們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當。我在媒體上花邊新聞頗多,但大部分記者都知道我是個只要愛情而不屑拿愛情換取金錢的浪漫派。後來李敖的聲明報上隻字未登。 
  幾年的官司所累積的怨恨像個鉤子一樣,緊緊地鉤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後來我讀了《靈魂永生》這本奇書,突然明白困境的編導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該由自己負責,於是那個鉤子就鬆了,整個人也跟著輕鬆起來。當時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賊》這部喜劇,每天我都捧著《靈魂永生》閱讀,並試圖說服許冠文也拿起來讀一讀。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見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廳裡聊天,我也興致勃勃地和他討論這本書,但顯然引不起什麼共鳴。雖然得不到智識上的共鳴,我的心情依舊輕快無比,時常一個人戴著隨身聽在尖沙咀的街頭邊跳邊唱地走著,那份喜悅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從他們臉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灣後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樣還是得面對現實中的糾擾,但心情已經大不相同了。我記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親到達的時間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門還沒有開,我轉過身望向外面的院子,發現李敖一個人坐在對面的長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種想法,好像我們倆共同演出了一場荒謬戲,為的只是要轉化我們先天人格中的憤怒與嗔恨,好像那是我們在轉世前就約定好的事。當時我並沒有以我的理性檢驗去干預這個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認為就是如此,於是不由自主地對坐在遠方的李先生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蕭家見到我的舉動)。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應,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舉動裡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躍地走到他的面前對他說:「我覺得我們倆無聊透了,放著好日子不過,這出鬧劇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臉上帶著苦笑地說道:「其實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經騎虎難下了。」我覺得他終於說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間我心裡所有的怨恨徹底煙消雲散。 
  沒多久法官宣判我無罪,心中的鉤子一鬆,外在的結也跟著鬆了。蕭先生在李敖「真憑實據」的攻勢下節節敗訴,鋃鐺入獄兩次,第三次他決定不再奉陪演出這場荒謬劇,於是偕同劍芬移民美國。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還是對李先生的才華讚不絕口,沒有絲毫恨意,令劍芬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李敖自己在那張長達十八英尺的真憑實據之下也因侵佔罪成立而鋃鐺入獄一次,但他在回憶錄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譽的牢獄之災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獄」。他深諳群眾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灣,人心膚淺到只要是訴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敵愾的渾勁兒一被激起,誰還管「真相新聞網」談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過後,我竟然一連三次在台北東區不同的地點碰到李敖。我走過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裡有一種「從未發生過任何糾葛」的詭異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識的一名友人,彼此說了幾句問候的話便逕自上路去也。十幾年後當我的健康因剖腹產和畸胎瘤而墜入谷底時,李敖開始在他的電視節目和著作中不斷地對我攻訐,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見——仇恨的背後永遠有相反的情緒,好像他還是難以忘懷或仍然在恐懼著什麼。我一直沒機會讓他理解我在這段因緣中的心理真相,這似乎是我對他的一種虧欠和未竟之責。但願這一萬多字的剖白能夠讓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毀滅者」。所有對他人的攻訐與不滿基本上是毫無殺傷力的(如果那個人已經超脫了面子問題);這股力量在過程裡傷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擁有再多無知的支持者,終場熄燈時面對的,仍然是孤獨的自我以及試圖自圓其說的掙扎罷了。     
  第六章   
  尋道(1)   
  《靈魂永生》像是一把獨特的鑰匙,開啟了我向內探索的門,使我體會到心智的創造力,也讓我更專注地朝著內在的召喚前進。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種助緣,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協議離婚未成,為我們做「最後宵夜」的孫春華,另外一位則是氣功大夫唐師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賊》期間,因為從馬上摔下來而傷到了尾椎(以及第三節的頸椎),回台灣後雖然找了推拿師治療,但尾椎部位的經絡仍有些淤腫,因此右半邊身體時常隱隱作痛。不久有人介紹我到辛亥路「雙頭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專治跌打酸痛的氣功高人——唐師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雙頭甜」,也找到了唐師父的診所。 
  那是一幢簡樸得近乎簡陋的二樓公寓,裡面坐了一些求診的人,有的人肩頸部位貼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藥餅,我問他們那是什麼東西,他們說那是唐師父徐州老家三代相傳的秘方——由紅薯製成的藥餅,可以把肩部穴位裡的淤塞物吸出來,我看了覺得很稀奇。進入唐師父的推拿室,見到一位年長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療,仔細一瞧竟然是葉曼居士——葉阿姨。我曾經在《十方》雜誌裡讀到葉阿姨某次打禪七突然瞎貓碰死耗子,嘗到了「推河車」的滋味。照理講她的經絡已經暢通無阻,為什麼還會坐在這裡接受氣功治療呢?我心裡正暗自思忖著,葉阿姨突然開口說道:「我這個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嚇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麼,老老實實地坐在旁邊等待唐師父治療。葉阿姨的療程結束之後,唐師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氣功點穴的方式為我進行治療。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沒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種神清氣爽的感覺。治療結束後他給我開了一些泡澡的草藥粉,要我回家自己進行藥浴;它的功效是促進血液循環和排毒。這樣雙管齊下地治療了一陣子,有一天唐師父說他要為我運氣,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來,我懷著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過了幾秒鐘的時間,唐師父要我坐起來看他的手掌,只見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東西,他說這就是穴位裡的淤積物。他問我感覺有沒有輕鬆些,我說確實輕鬆多了。他說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氣,我仔細看了一下他的臉,發現他的頭髮竟然全體豎立,就像卡通影片裡的人被電擊後的反應。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說有點眼冒金星,我心裡很過意不去。後來聽說許多官場上的要人經常派車子來接唐師父出診,不知道他如何應付得了那麼多的病患。 
  幾個月之後唐師父在某家美商公司開靜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學員,我們不僅練習靜坐,還接受唐師父的外氣灌頂。當場氣動的人有兩位,我是其中的一個,從此以後我的外氣就開始不能控制地在身體裡流竄。 
  練了幾個月之後,各種深埋的情緒開始曝光、釋放。我逐漸察覺自己和父親一樣,都是壓抑憤怒、哀傷和恐懼的能手,我們習慣性地在人前維護自己的平靜與尊嚴,力求人際的和諧,大部分的負面情緒都往內壓;就因為沒有適度的宣洩,在生活裡情緒才會突然失控,爆發出巨大的情緒能量。 
  母親在這一點上比我們父女要坦率得多,她總是有話直說,有氣則發,所以她的能量比我們高,也比我們流暢,但也因此造成了我們的壓力。這時我意識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個獨處的空間,世界大廈的家只有母親的氣味,我的創造力在這個空間裡是很難充分開展的。從某個層面來看我很羨慕父親,至少他和母親的功課已經暫時中止,剩下我獨自一人繼續面對這股難纏而又頑強的能量(她對我也有同感)。 
  自從我進入演藝這門行業之後,幾乎沒有什麼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體的渲染下好像身邊永遠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實我和異性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時間,十幾年總共加起來大概還不到兩年。母親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時間也是寡宿。我經常想藉著兩性關係脫離母女相依為命的無奈生活,但叛逆了無數次最終還是回到原點。平常我不是拍電影、拍電視、拍廣告,就是登台、主持節目、接受訪問,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參加影展、宣慰僑胞或演講。我辛苦工作賺來的所有收入悉數交由母親管理,她省吃儉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們的生活終於可以不愁後半輩子的吃穿,父親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給母親(從我一開始賺錢養家,便要求母親放父親一馬,後來母親終於答應了)。 
  表面看來一切已經獲得改善,應該皆大歡喜才對,沒料到富裕的金錢仍然無法帶來寬大的心胸。 
  母親對於金錢的執著並沒有減低,連上西餐廳吃塊牛排都捨不得,買來的新毛巾她也捨不得用,全都疊在抽屜裡,偶爾拿出來欣賞幾眼,用的還是那兩條像抹布般的舊毛巾;五斗櫃裡的罐頭放了十年還不扔,豆芽剩下兩根也算一道菜,殘餘的口紅仍然用簪子挖出來當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錢已經夠用了,不需要再這麼緊縮地過了,她的辯白是:「就因為這麼緊縮,才有錢的。」我問她:「你不覺得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嗎?賺錢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質,不是要你變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話鋒一轉,聲稱自己身體健康完全是因為粗茶淡飯,所以還是要繼續節儉下去。   
  尋道(2)   
  然而問題是,她節儉的勢力範圍總是擴張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幾年,回家吃飯經常面對的還是那兩根豆芽,我每個月兩萬塊的零用錢,數十年如一日從未因「表現良好」而調漲過,需要置裝時還得大費唇舌,甚至起爭執。那段期間我突然對金錢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覺得金錢只進不出是一種罪過,於是開始大量捐獻。心理分析說得真是正確,總是向右走的母親,一定有一個向左走的女兒。母親對我捐錢的行為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沒轍。 
  隨著內氣的啟動,我的能量開始增強,我想脫離母親獨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壯大。我愈來愈無法自欺和倚賴,也愈來愈不願忍受她永無止境的嘮叨和負面的精神狀態,於是我鼓起勇氣告訴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親聽完了我的話,閃電眉高高挑起,語帶威脅地說:「怎麼啦?你這個不孝的東西,老太婆已經讓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鐘遠的路程之內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適的房子,我就出錢給你買下來。」我知道她不願意我離開她的視線範圍,但是我去意已堅。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鐘的路程內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個週末,就在五分鐘路程還不到的四維路巷弄內,有一家小型建設公司正在促銷一幢八層樓的公寓,我經過時看見他們的樣品屋,室內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錯,我心裡禁不住暗自吶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後我搬進了采廬,正式過起獨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錢從兩萬元漲到了四萬元。三十六年拱手讓出自主權的日子終於結束。 
  三從四德與忠孝之道是威權的一方編織出來的騙局和陷阱,也是一個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雙方成長的禁令。權威的一方在這個禁令下可以盡情地停止成長,鞏固自己的舊習氣,下一代如果對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會被這些腐舊的習氣熏染、洗腦,惡性循環地繼續活在萎縮、自保和不安的病態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圍沒幾個明白人,所有的知識系統,包括我曾經涉獵過的心理學、哲學、玄學和各種雜學,在我看來都不夠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經大徹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窺見了人性的最深處。我覺得自己必須找到完整的心靈地圖,才能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滿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參」〔1〕的尋道之旅。不可否認的,尋道最便捷的途徑還是得透過人這個中介,從遍訪名師的學習過程中逐漸找出自己的一條路。     
  第七章   
  五十三參   
  回想起來我第一個結識的解惑者應該算是林雲二哥。那年我十九歲,正在輔大唸書,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學名叫葉政圓,他人很溫和,沒什麼攻擊性,我們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結識了不惑之年的林雲二哥。那時他尚未成為公眾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內心世界不易測度的中年人。他拿著一個放大鏡,上面有一顆迷你型的小燈泡,很仔細地研究起我的掌紋,然後慢條斯理地開始剖析和預言我的性格與命運。他說我是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時常因礙於情面而吃虧,人生的阻礙不斷,但日後的知名度是超越國界的。我的情感世界裡有許多異國因緣,但也是波折連連,他說我應該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我告訴他這是除了至親之外無人知曉的事。他能看出道鈞、道揚的存在,證明他的掌紋學的確有自家絕活;後來他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我們便失去了聯繫。幾年後他開始以民俗學、風水和密宗苯教的術數,為人解惑、解心結,我們才又有了見面的機緣。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實是一位深具觀察力和判斷力的高人,多年來他所教導的方法雖然不是我追尋的目標,但每次旁觀他和週遭簇擁的追隨者之間的互動,真是佩服他因機施教、適時點撥的全觀能力;他的柔軟、穩定、寬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絕非那些攻擊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認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經給予我無私的支持和關懷的兄長。 
  第二位有緣的密宗導師是紅教寧瑪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攝《平安夜》,某天傍晚剛拍完我死亡的戲,回到旅館便接到林雲二哥的電話。他告訴我有一位大圓滿修行人很值得參訪;那天晚上這位高人將舉行灌頂法會,二哥希望我能參加。我走進法會的現場穿過客廳時,見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裡忍不住暗自竊笑。他的長相十分古怪有趣,有點像外星人加兔寶寶的組合。他的臉孔充滿著喜感,頭形圓滿,手勢優美;那股發自內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儀式和法會給我一種文化上的疏離感,眼前的這位老師卻令我覺得親切。晚餐時我有一個機會和他私下談話,我坐到他的身邊,充滿著好奇地提出了一個頗為唐突的問題。我問仁波切我與母親是什麼樣的宿世因緣,仁波切帶著滿臉促狹的表情回答我:「說不定她曾經是你的女兒?」接著菜飯已經上桌,談話的機緣就此打斷。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請仁波切到她陽明山的家中傳法,我再度有機會和仁波切見面,當天乃竺可愛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譯。仁波切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他對我的觀察,那些話語幫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脫之心更為堅定。多年來他偶爾應邀到台灣弘法,每次見到他都有些收穫。他率直的話語裡總是有洞見,頑皮嬉笑之間流露著真實的關懷,你可以感覺他有多麼希望學生們能全神貫注地步上解脫之道。他給我取了一個有趣而傳神的外號——麵條,意思是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麵條許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夾住,但終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歲那年進行了十個月非正式的閉關,促使我做決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當時我在三藩市演講,剛好仁波切也在灣區,他看到我深陷度眾的大夢中,忙得連小命都不保了,便適時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體還是得先照顧好。他告訴我再不閉關充電修養,健康很快會出問題。我一向服氣他的觀察,於是照他的話在四維路的家中閉門自修和翻譯了十個月。他從不講教條或勉強你修某種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觀地給予最實在的建議,而那建議往往就是因緣的自然示現。 
  另外一位與我有短暫師徒之緣的老師也是在乃竺家結識的。某一天紅教的貝諾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參與那個法會,下午有位蔣波仁波切也來會見法王。我記得當蔣波仁波切剛一推門進入玄關時,我連他的長相都還沒看清楚,便覺得有一股想要流淚的衝動,我在丁媽媽面前掉了幾滴眼淚,丁媽媽看到我的反應感到很稀奇,於是對我說:「Terry,你和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緣,你應該多接近他才對。」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參訪蔣波的道場,我記得一走進他的起居室彎下身向他頂禮時,渾身的氣突然往頭頂沖,完全無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創傷兒童見到了父親,號啕大哭了十幾分鐘,那時我才發現自己從小到大壓抑了多少的哀傷。蔣波仁波切無語的悲憫,令你感覺終於有人無條件地接納你了。他散發的人性品質是充滿著殘酷與暴力的世界所罕見的。他的神態中自然流露的理解與渾身散發出的治療能量,令你覺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語的傾訴,他一眼便完全瞭然。他告訴我,也許我們曾經有過師徒或親屬的因緣,如果我對密宗有興趣,可以護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場。可惜深坑的道場成立後不久,他就意外地圓寂了。近年來聽說他已經轉世,然而我對轉世之說仍抱有存疑的空間,所以沒有再涉足於他的道場。 
  在顯宗方面,春華引介我參訪過聖嚴法師、證嚴法師、星雲法師和唯覺法師,每一位法師我都皈依,也私下交談過,他們都有某種程度的洞見和智慧,但是他們的道場太龐大,信眾的人數過多,老師不可能有充裕時間私下細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無法在這樣的形式中得到滿足,於是我決定依法不依人,開始靠自己閱讀古老的典籍。   
  閱讀各家典籍(1)   
  如同大部分的真理追尋者一樣,我一開始讀經不外乎就是《心經》、《金剛經》、《圓覺經》、《華嚴經》,等等,此外還有春華送我的一大沓助印的善書。這些經典裡所採用的語言既簡練又玄奧,你很難立刻理解。東方人喜歡意會而不強調言傳,於是你只好人云亦云地說服自己:也許真的不需要理解,只要每天把經典當早課晚課不斷地誦念,有一天自然就領悟了。但是誦念了許久,仍然不見悟的蹤影,這時你不禁開始懷疑那些強調意會的人可能沒一個真的領悟了什麼,他們只是滿口佛言佛語似懂非懂地炫耀罷了;至於法師的詮釋和註解聽起來也都是一些道德常見罷了。難道甚深的真理就僅止於此嗎?除了因果、佈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外,還有沒有更深的道理了呢?不二法門指的究竟是什麼?不思善、不思惡指的又是什麼?如果沒有善惡、是非、對錯,人類又能依恃什麼而活?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是什麼樣的境界?禪宗的參話頭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公案和機鋒轉語把真理引到了玄之又玄的境地,難道古代的智者真的那麼殘忍嗎?生命的苦難有那麼多餘暇可以拖延、揣摩和猜測嗎?我對傳統的這套宗教作風逐漸起了反感,我不相信沒辦法找到一看就懂的真理。 
  有一天我從書架上拿出一本中英對照的《老子道德經及莊子全集》,英譯者是James Legge。以前我讀老莊雖然能領會,但還不到完全對焦的程度,沒想到這本書令我對老莊思想產生了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我閱讀鈴木大拙以英文著作的《禪與心理分析》、《基督教與佛教的神秘主義》、《開悟第一》以及《禪與生活》等書,也比較能理解禪的精神內涵。有了這樣的認識,我感覺在英文的著作裡或許找到我想追尋的究竟真理,於是決定再回紐約索霍區的「小家」住一段時間。 
  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剛過完三十五歲生日,便搭乘飛機直奔紐約。再度回到SOHO,心情非常愉快。我住的那一區離紐約大學附近的西東書局很近,我喜歡散著步到那兒去找書。我飢渴的心就像一塊乾癟的海綿,恨不得把整間書局裡的智慧之水全部吸光。我從五花八門、九流十家的道書中憑著感覺挑選我覺得有挑戰性的著作,譬如《寶瓶同謀》、《拙火經驗》、《意識光譜》、《秘密教誨》、《物理之道》,拉馬納尊者的著作,艾麗斯·貝利的自動書寫,等等,我都買回去閱讀。《寶瓶同謀》使我理解六十年代嬉皮士的蠢動已經逐漸深化成意識范型的轉變。多年來西方知識分子致力於東西研究以及各類知識系統的整合,隨著人脈的日漸伸展,西方人的意識變革已經明顯地匯成一股趨勢;各方的同謀者彙集起來在鬆散的結構下推動著全球的覺醒。我心底的那個隱隱約約的召喚和誓言,在這個令人振奮的訊息中開始變得如雷貫耳。是的,推動寶瓶時代的心靈解放,就是埋藏在我DNA中的那個古老的召喚。 
  追尋者的日子是最快活的,終極目標在遠方遙遙地招著手,真理似乎是唾手可及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瑜伽,替自己準備一頓豐盛的早餐,到超市捧回一大包的新鮮蔬果,泡一杯在中國城買的江南龍井,一邊品茗,一邊埋首於啟蒙的文字裡。這種既中既西,又古又今的混沌,令我覺得自由而適切。午餐時刻我到West Broadway的日本料理店叫一客百吃不膩的California roll,或者到附近的素食餐廳用頭腦說服自己:淡而無味的生菜沙拉是有益身心和靈魂的;這麼做滿足了我各種潛藏的潔癖。晚上偶爾和好友Anne到埃塞俄比亞餐廳放任地享受一餐手抓餅夾紅燒牛肉的異國烹調。我熱愛國外的生活方式,但因緣總是把我拉回到台灣。 
  有一天我買了一本書,書名是《時間是個幻覺》(Time is an Illusion),作者是Chris Griscom,她和名演員莎麗麥克琳是死黨,在新墨西哥州的Galisteo設立了一間「Light Institute」以針灸術引導患者進入前世回溯。這個領域我從未接觸過,既然五十三參,就要參到底,於是我買了一張機票,寄了五百美金的診療費,便只身前往這個陌生的小鎮。 
  我被「Light Institute」安排住在一位專門設計銀飾的藝匠家中。她的室內佈置完全是新墨西哥風——印第安人手刻的原木傢俱,粗樸而厚實,Kilim毛毯上有我最愛的色澤,耀眼的陽光從天窗放肆地灑落下來,溫暖了地上酣睡的黑狗;女主人告訴我,它的名字叫Peggy。我這名「貓人」以往只要遇上狗族,一定遭到它們齜牙咧嘴的威脅,Peggy是我遇見最友善的狗。它亦步亦趨地跟在我的身後,或者安詳地趴在我的腳邊,等著我用手溫柔地撫摸那身美麗的皮衣。我覺得Peggy也是我的老師,它解除了我多年以來對狗的恐懼;這份恐懼來自童年時母親講過的一則遭遇。 
  母親當年在四川歌樂山獨居時,隔壁有人養了兩隻大狼狗。有一年母狗懷孕產下一窩的小狗,母狗每天盡忠職守地護著它的狗仔仔,渴望擁有孩子的母親,寂寞地站在窗前望著那幅天倫圖。某天有位住在附近的太太到隔壁做客,她聽說母狗生了一窩小狗,興奮地走近前去觀賞,沒想到母狗以為陌生人來意不善,拼了命地往那位太太的身上撲,一邊撲,一邊用尖牙撕咬對方的衣肉。母親站在窗前目睹那名女子由潔白變成血肉模糊,急得一個人在屋子裡又罵又叫。   
  閱讀各家典籍(2)   
  我聽了也跟著急,我問她為什麼不跑去救人,她說:「傻孩子,那母狗已經瘋了,跑出去等於送死。」 
  她說這句話時,眼眶裡都是淚水。母親的回憶透過她鮮活的表情和語言,感染了我幼小的心靈,從此以後我看到狗,便自動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全身的汗毛好像不聽使喚地豎立,恐懼的意象鎖在細胞的記憶庫中,始終沒有機會解除這個密碼,眼前的Peggy以它的忠誠和溫柔,融化了我的防衛機制,我們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友。 
  Galisteo夜晚的繁星,把銀河擠得水洩不通,空氣中漂浮著陣陣的駱馬味。寂靜像是一片黑幕,襯托著此消彼長的蟲鳴,我腦中神經裡的蟬鳴,也加入了這一場即興演奏會。這真是一個連污染都不在的偏遠小鎮。你走的國家愈多,愈是驚歎人類四海為家的遷徙本能。我獨自一人以耳根圓通和這片陌生的天地,進行著無言的交流。 
  第二天前世回溯的治療正式開始,我從住處沿著村裡的小徑往診所的方向走,途中經過一幢農舍,裡面養了六七隻大公狗。Peggy顯然是這個村子裡最受歡迎的母狗,它無論走到哪裡,總是引起公狗強烈的反應。那一群大公狗看到Peggy,立刻搖著尾巴迎上前去,我對狗的防衛機制雖然已經改善,但是在四處無人的野外,面對一群大型的公狗,仍然心跳加速。我慢慢地往前走,故作鎮定地回頭喊著:「Peggy!Let□ go.」說也奇怪,那群公狗不知道是感應到了我的恐慌,還是知道我要帶走它們的女友,只見其中的兩隻盯著我的腿追了過來,它們發出攻擊前的「嗚嗚」聲,齜著尖牙,眼看就要咬到我的小腿了。這時我想起第一天在「Light Institute」遇見一位老師正在教小朋友馴馬,她說動物只有兩種反應,一是攻擊,二是逃亡;這兩種反應的背後都是恐懼,如果人類想解除動物的攻擊性(也包括人性中的動物攻擊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保持心情的平靜。於是我開始深呼吸。很奇妙,那只幾乎咬到我小腿的公狗,突然放緩腳步,停了下來。我頭也不回地繼續往前走,不久Peggy尾隨而至,我看到前面的某戶人家已經在望,終於鬆了一口氣。這個事件讓我體會到「禪定能制暴」。 
  那一天為我進行回溯的是一位穿著粉紅絲質衣褲,披著白色雪紡圍巾的白人女士。我看著她渾身上下的入世氣息,信心怎麼也提不起來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位「粉紅女士」可能無法帶我進入任何一個前世,我只好忠於自己的感覺,走進Chris的辦公室要求換人,剛好Chris本人正推門進入辦公室,我敏感的知覺,立刻感應到她所散發的治療能量,她很快地答應換一位助手為我進行回溯。 
  第二位助手是印度籍的心理治療師,她引領我進入一間有噴水池和天光的房間,我們席地而坐,透過交談熟悉彼此。接著她帶我走進一間擺著按摩床的寬大房間,她示意我閉上雙眼平躺在床上,以深呼吸和觀想來放鬆自己。她要我想像淨光從頭頂灑進體內,把所有的障礙和濁氣從腳底洗刷出去,我發現這個觀想的方式和道家的「洗髓功」十分類似。然後她開始為我按摩腹部,她在肋骨的下方以及肚臍的四周施以緩慢的深壓,我覺得那些部位都很疼痛,她說這表示我還有許多深埋的情緒需要釋放;接下來她以精神暗示導引我沉入幽幽微微的冥想。安靜了一陣子,她暗示我已經回溯到入胎狀態,她問我有沒有任何心理的反應,我不知道是自我壓抑,還是根本「沒事」,腦子裡空空洞洞,什麼反應也沒有,但是我求和諧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覺得沒有反應會令她失望,於是勉強擠出了一兩幅「人工影像」,她說這可能是回溯的第一個也是最近的轉世。 
  我告訴她「那一世」我是北京天橋賣藝的少女,我今生的父親在那一世也是我的父親,他手上好像拿著一個缽,站在人群前面收銀子。我在敘述時心情和以往演戲時一樣,覺得這個劇本寫得實在太過於拙劣。接下來印度女士又問我還出現了什麼畫面,我勉為其難地發出囈語:一場洪水淹沒了我們的農莊,父親和我在洪水中各奔東西,從此流離失散,沒有再見過面。 
  接下來我又在她的追問下呢喃出第二個轉世,但劇情糟得必須患健忘症。兩個前世好不容易謅完了,印度女士開始當真分析起我的潛意識。她說從那兩世的意象看來,我與父親的關係都是驟然中斷的,因此我今世的親子和兩性關係,必定受到了前世的影響,也有驟然中斷的現象。乍聽起來這些話都與事實相符,但這些事實不用她說我也知道。無論是Chris自己寫的書,或是莎麗麥克琳的著作,強調的都是這間中心所用的獨特針灸術。她們聲稱當金針扎進眉間輪的穴位時,接受治療的人會自動出現過去世的意象;莎麗在書中還繪聲繪影地描述她進入亞特蘭提斯那一世的景象。 
  然而眼前這位女士所採用的顯然是「自由聯想」,既沒有針灸,也沒有真正的前世畫面,只有我缺乏想像力的「胡」謅。我按捺不住開始坦白抗議,我說你們做了不實的廣告宣傳,基本上已經是欺騙的行為。印度女士辯解了一些護衛己方的說辭,我覺得沒有討論的餘地,於是我告訴她,我雖然是個對金錢隨興處置的人,但此刻我要以負責的態度,要求你們退還我已經開出的五百美金支票。印度女士氣得臉色都變了,她說她在這間中心工作了幾年,治療過從世界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前幾天才有一位來自歐洲的音樂家,就在我躺的這張按摩床上突破了嚴重的心理障礙,感動得痛哭流涕。我說對一位從未深入過自己的人,「自由聯想」可能很有效果,但是對長期向內心探索的人來說,你們的方法是很浮面的。她聽了當場拂袖而去,我也獨自回到住處找Peggy玩耍。那天晚上印度女士拿了一張五百美金的支票,當面交還給我,我告訴她,我很欣賞她的誠實與自重。   
  閱讀各家典籍(3)   
  第二天我從一位來自德國的求診者口中,得知粉紅女士和印度女士遞了辭呈,不久將離職返回自己的家鄉。我發現自己多年來一直在做「踢館」的無聊事,像我這樣性格的人,實在不宜涉足別人的殿堂。沒有人喜歡探索和檢驗,多數人要的只是臣服罷了;我決定自己隻身孤獨地自力求濟。   
  我找到了!(1)   
  就在我打消所有他力救濟的意圖時,某天我逛完紐約的Bloomingdales百貨公司,正在路上散步,抬頭看見前面有間小型的書局,是我一直想探個究竟的探索書屋(Quest Bookstore),我懷著興奮的心情推門而入。這間書屋也是著名的通神學會辦公室所在地。我漫無目的地瀏覽著書架上各式各樣的宗教、哲學與玄學著作。當時我並沒有戴眼鏡,遠距離的東西是看不清楚的,可我被遠方書架上的一張照片莫名地吸引著。我瞇著眼睛走上前去,發現那張照片上的人物是一個看似女孩的印度男孩,書名是《克裡希那穆提:覺醒的歲月》(Krishnamurti: The Years of Awakening)。此人是誰我那時一無所知,看見那個旋轉書架上全是他的著作,顯然是位有份量的人物。書架上的每一本書都是以他的照片做封面,他的臉從年少到老邁變化大得驚人,好像每個階段的他都不是同一個人;尤其突出的是普普·賈亞卡(Pupul Jayakar)所寫的《克裡希那穆提傳》的封面照片。那張照片上的他應該是五十歲左右,我覺得那是我見過最俊美的一張臉——這張臉似乎不容許一絲一毫的含糊與妥協,透徹的眼神像是在遙望著另一個世界;通常這樣的眼神裡總帶點夢幻成分,他的遙望卻是警醒的、了知的。我只能說我被那張臉迷住了,旋轉架上的書我全買了下來,回到SOHO的家中開始一本本地閱讀。克裡希那穆提的書中沒有任何媚俗的廢話,句句正中核心,一針見血地點穿了人類的自欺與無明,他的洞見已經探照到人類意識的底層。如同世上無數受到他話語感召的人一樣,我知道五十三參的旅程已經到了盡頭。我找到了! 
  克氏的教誨看似哲學、禪、中觀與佛家的原始觀點,但是其涵蓋的層面以及微細的程度又似乎超越了以上的範疇;基本上他是一位無法被歸類的老師,他的教誨簡化地說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因為究竟真理已經超越自我中心的活動,深入於真空無我之境,所以是不能言傳的。傳統宗教組織對於無法言傳的真理多半以直觀的「悟」來下手,但克氏的解說方式卻是從反面切入,以現代人易懂的語言工具透過對談層層揭露意識中的真相。既然無法從正面說明,那麼就從反面一一破除各種幻覺、象徵、名相、意識形態、價值觀、教條、理想、時間感、掙扎與二元對立。當所有的無明之網被解開時,不需要任何刻意的修煉或鍛煉,也不需要再建立任何觀點與概念,人心自自然然便能安住於解脫的空寂狀態。當機緣成熟時,開悟的熏風會不請自來,這便是克氏所謂的「無為之道」。但無為總給人一種不知該如何下手的感受,似乎太過於輕鬆了,習慣於有所作為的人類很難體會只是存在的那種心境,而總想抓住什麼、追求些什麼,於是能量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耗損。然而凡是能抓得到、追得著的都不是真相,都只是我們認假成真的幻影罷了。克氏的話語促使我反思自己追尋真理的過程,沒錯,追尋的本身就是在脫離事實的真相,雖然追尋也能帶來希望、快感,追尋也能滿足自小就有的征服欲,但追尋畢竟投射了時間感和未來的幻覺,故而忽略了當下的真相——真相包括內在與外在的種種情境,亦即內心或意識裡的思想、情緒和身體的覺受,以及外在發生的事和各種關係的互動。 
  對於「當下」的體悟,傳統的宗教組織通常是透過禪七活動由法師引導學生逐步深入;但是廣為一般大眾所熟悉和認同的,卻是周邊的宗教儀式、象徵某種美德的善行以及退而求其次的方便法門。克氏以毫不妥協的精神,首先揭開的無明之網就是從古至今流傳最廣、最久遠的「方便」之說。克氏指出,人類心靈演化的終極境界便是證悟實相、真理與至福,而傳統的修證和冥想途徑最常見的卻是持咒、念佛、觀想之類的方便法門。克氏認為這類的方便法門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他在《人類的當務之急》這本書裡非常透徹而詳盡地指出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冥想,什麼是錯誤的冥想。他說:「冥想既不是重複誦念,也不是神通經驗,更不是刻意止念。咒語和念珠雖然可以使妄念安歇,然而在本質上這不過是一種自我催眠的形式,還不如服鎮定劑算了。」 
  我回想起自己一開始接觸宗教時,法師教給我的幾乎都是持咒和觀想法門,再不然就是透過隨息、數息來集中焦點和妄念。一開始這些方法都很有效,奔馳的思維活動很快就安靜了下來,但不久又恢復了原狀,於是我又得重新數息、持咒,就這樣重複再三來來回回地角力。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產生懷疑:難道這麼做就可以解脫了嗎?答案是,它不但無法幫我解脫,還進一步製造了更大的矛盾,因為我和人說話時心裡想的是咒語,在進行某件事情時也無法全神貫注於眼前的工作,心裡老是掛念著修這件事。克的話完全印證了我的疑惑,於是我繼續閱讀,看看他還要揭發些什麼。他說:「盲信和抱著教條不放的人無論如何也進入不了冥想的領域,逍遙自在才是冥想的首要條件,而它意味著徹底放下社會的假道德與價值標準。這便是冥想的起步」,「冥想就是當下自發的天真情境,這樣的心永遠是寂然獨立的」,「一旦身為印度教徒你就無法獨立了,同樣的,其他教徒也都無法獨立。一個因承諾而受到束縛的人怎麼可能寂然獨立呢?寂然獨立意味著不受影響、天真、自在與圓滿。假如你真的能寂然獨立,就能大隱於市,而且永遠會做局外人。能夠寂然獨立,才會有完整的行動及合作的精神;因為愛是完整的」。   
  我找到了!(2)   
  閱讀了克氏一長串的見解,我很慶幸自己是個滑溜的麵條,我的心至今沒有被任何人或任何組織所制約,同時我也意識到獨立的追尋過程遠比加入某個組織要辛苦和不安全得多,然而真理這朵深山中的百合絕非一蹴可及的,沒有一點實驗和冒險的精神恐怕是很難找到的。接著克氏更進一步地引申自由與暴力的關係。他說:「自由就是一種無限的空間。當空間不夠的時候,暴力一定會出現」,「社會文化的範圍過於狹窄,裡面毫無自由可言,因為缺乏自由,所以才會失序」。這些話讓我開始思考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確實是沒有空間的,父母不尊重你的自主權、成長權和試誤的權利。師長則一味地灌輸你各種是非、黑白、對錯的觀念;他們在上課時你只有聽的份,過程裡既沒有討論,也不鼓勵質疑,若是學生有所質疑,多半被視為叛逆分子。政治在國民黨解嚴前連言論的自由都不完整,更何況設立一個反對黨來制衡執政黨了。婚姻制度則使得自由戀愛變成了毫無彈性的終身承諾,怪不得家庭、學校、社會,處處都有暴力和失序的現象。   
  克裡希那穆提的洞見(1)   
  克氏的真理顯然是以人為本位的,他不像傳統的宗教導師總是致力於集體秩序的維護,總勸人忍辱、持戒、行善,臣服於社會認同的美德;他更深一層地洞悉到人心若是沒有自由的空間,就會因壓抑和不忠於自己的真相而滋生出暴力及失序,而集體的秩序也會跟著瓦解。畢竟所謂的國家、社會和民族這些宏觀名詞,不過就是許多被壓抑的個人組合而成的。然而從古至今個人對抗集體的戰爭一直沒間斷過,世界並沒有因反叛和革命而獲得改善,人類也沒因此而真正轉變。在這個宏觀的議題上,克氏也有他的洞見,他認為人類的自我感和與其他生命之間的關係創造了社會和宇宙,因此個人就是宇宙。他認為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都無法徹底轉變這個世界,除非每個人快速地產生突變。他說:「制度永遠不能改變人類,制度永遠是被人類改變的。」有人問他小我的力量如何能改變社會和宇宙,他回答說:「滔滔的恆河之水是由無數的小水滴匯聚而成。所有改變人類的重大運動都是從某個小我開始的。」 
  然而小我又要如何開始呢?這「如何」二字一出口,已經暗示了方法與追求之心,克氏敏銳的心智立刻照見這其中的陷阱。他說:「如何二字指的並不是方法,而是一種探索,但改變到底是什麼?真有改變這回事嗎?還是只有在完全改變之後,你才能問這個問題?……改變意味著從現有的狀況轉向另一個不同的情況。這個不同的情況到底是現有狀況的反面,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種東西?如果它只是現有狀況的反面,它就根本沒什麼不同……譬如冷、熱,高、低;正中有反,反中有正;因為有對比,它們才會存在。然而凡屬於比較級的東西,即使有程度上的不同,骨子裡的本質還是相同的,因此改變成相反的情況其實就是根本沒變。即使改變的舉動能帶給你一種上進的感覺,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幻象。」 
  這一大段話令我開始省思傳統修煉的問題。當我們努力在修的時候,心中其實充滿著想要變成某種理想狀態的慾望,這份慾望的本身就會令我們原地踏步。怪不得我接觸過的某些努力打坐或打七的老參,並不給人一種人格成熟、智慧明透的感覺,反而有一種較量和競爭的世俗感,比不修的人還要封閉、狹隘。多年之後台灣開始有人引介上座部的原始佛法,譬如佛使比丘和阿姜查的著作,許多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佛陀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觀察——人類是顛倒的——指的就是人心中想要變得更好的慾望。 
  與佛法印證之下,人們開始明白克氏的教誨與佛家的精神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你甚至發現連老莊的洞見與克氏的全觀也是旨趣相通的。接著克氏指出神聖的真諦,他說:「你把人生劃分成神聖與凡俗,道德與不道德,這種分別之心才是不幸和暴力的溫床。萬事萬物都是神聖的,否則就沒有一樣東西是神聖的」,「神聖的東西沒有任何屬性。寺廟裡的石頭、教堂裡的神像,這些象徵都不神聖。人們因錯綜複雜的慾望、恐懼和渴望而稱之為聖物,但這樣的神聖仍停留在意念的領域裡;它們是由意念造成的,但意念是毫無新意,也不神聖的」,「神聖(holy)這個字本來源自於完整(whole),意思是健康,神智清明。……在意念中運作的心智不論如何渴望神聖的事物,仍然是在時間的範疇內活動,在支離破碎的範圍內活動著。那麼心能不能完整而不破碎呢?」 
  這些話提醒了我,也令我意識到自己的思維活動總是落入批判、嘲諷和對立,這些瞬間顯現、永無止境的微細衝突,如果沒有反觀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被我們忽略的。這樣的忽略和遺漏就是佛家所指的不知不覺與沉睡不醒。克氏所說的完整而不破碎的心,指的就是不揀擇、不譴責、不判斷、不比較、不分別、不詮釋的覺察或覺知,亦即純粹的觀照;以佛家的術語來說就是中道實相觀、如實正觀,或是禪宗的「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以及「直下覷透」。克氏強調的是萬緣放下,這萬緣放下在傳統宗教組織的錯誤詮釋之下,使人們以為修道就是要棄世、禁慾、離群索居、苦行自虐,因而形成了嚴重的聖凡之分,對塵世經驗生起自慚形穢的醜惡感和罪惡感,似乎只有宗教組織和這些組織裡的人才是聖潔無罪的。此類思想助長了宗教組織過度膨脹的文化地位,從古至今有五千多場(現在還在激增中)因信仰和宗派的不同而引起的戰爭,這真是人類的無明和作繭自縛的極致展現,因此克氏大膽地指出:「這個世界一向慣於遵守傳統的途徑,其實我們內心的不安就是由此開始的。因為我們追尋的總是別人的許諾,我們不假思索地追隨別人所擔保的無憂無慮的精神生活。我們大多數人都反對暴君式的專斷體制,內心卻接受了別人的權威或專制,允許他們來扭曲我們的心智和生活,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如果我們開始全盤地拒絕,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動上拒絕所有的宗教權威、所有的禮儀和教條,我們立刻會發現自己陷入孤立狀態,而且開始與整個社會為敵,而不再是受人敬重的高尚人士了。然而只要一涉及面子問題,就不可能接近那無限的、不可臆測的實相了。」 
  我在閱讀這句話時眼淚禁不住地泉湧,這是一個多麼無求的心靈啊!如果一個人還有絲毫的顧忌,都無法揭發真相到如此透徹的程度,這樣的慈悲是不易被落在面子陷阱裡的人瞭解的。   
  克裡希那穆提的洞見(2)   
  中國這個古老的民族數千年來最大的包袱就是面子問題,不但向外馳求物質享受和面子有關,就連所有的倫理、道德和教條之中都混雜了面子的成分;愈是爭強好勝,愈是完美主義的人,愈是要面子。我回想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有多少的人際糾紛是因面子受損而引起的。奇特的是,面子只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意象或形象,為什麼我們會把它當真,甚至不惜犧牲性命來護衛它?是不是因為人心之中都有自卑和自我否定的傾向?然而這份自卑必定是從想要變得更好的慾望而來的。在這個問題的探討上,研究量子力學的科學家戴維·博姆(David Bohm)與克氏進行了一場完整而細微的討論,後來結集成《超越時空》這本書。博姆認為人類一旦有能力製造更精良的器具,便推而廣之地認為自己也需要變得更好;人類的思想很自然地總是投射出更高的目標。接著克氏提出了時間感的問題,也就是佛家所說的過去心、現在心與未來心;人一開始瞻前思後,就會產生期望與懊悔,於是內心的交戰、掙扎、衝突與困惑便接二連三地湧出。追蹤到這裡,我們已經發現自我中心或我便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接下來的問題則是,這個我要如何脫落呢? 
  「如何」二字一出現,我們又回到了方法的問題。從古至今的宗教人士都企圖透過某些方法來打破自我的牢籠,體悟宇宙無限的大能,他們嘗試苦行禁慾、離群索居、禪定冥想,所有能努力的都努力了,但沒有任何努力真正達到了目的。博姆接著問道:「是不是因為所有的努力仍然局限在變成的範圍之內?」克氏回答:「沒錯,不過人們始終沒有領悟到這一點。他們必須把這一切都放下。」這裡指的就是放下心中的時間感,只進行每一個當下純粹的觀察和聆聽。因為克氏不強調刻意修煉(剛才提過刻意修煉之中一定有變成的慾望,所以仍然陷在自我中心的活動裡),他指出只有在日常生活自然進行的活動中維持開放而純粹的看與聽,才有可能無為地領悟當下。他說:「聆聽的時候腦子裡有沒有聲音,還是完全沒有任何噪音或妄念?假設你想表達某種超越文字的東西,但如果我不能完全安靜地聆聽,我就無法瞭解你說話的深層意涵。現在就是當下這一刻,裡面儘是一些時間感和思想。思想一旦止息,當下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換言之,當下就是空無,空無就像零這個數字,它包含了所有的數字在內,因此空無就是萬有。但是我們非常害怕進入空無狀態。」 
  「空無包含了整個宇宙,裡面不再有我的瑣碎渺小的恐懼、痛苦和焦慮。空無意味著整個宇宙的慈悲,而慈悲即是空無,因此空無就是無上的智慧。」 
  克氏所指的空無和佛道兩家的究竟真理如出一轍,那是一種大智若愚、化繁為簡的狀態,因此克氏又說:「如果一個人真的能夠簡單,他就能瞭解錯綜複雜的人生。但我們的起步就是複雜的,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認識簡單。我們的腦子受到的訓練就是去認識複雜的東西,並且還想得到解決這些複雜問題的答案。我們無法認清單純的事實是什麼。」這些話使我聯想起老子所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複雜的知識系統並無罪,但是在人尚未認識自己的真相之時,這些知識只會使事情複雜化,然而一旦體悟到損之又損的空無及無為,知識就成了可以活用的工具;換言之,是人在運用知識而非被知識所役用。 
  克氏對人類的性慾、貪、嗔、癡、恐懼等自然展現的能量,抱持的仍然是一以貫之的中道,既不排斥,也不壓抑,更不耽溺,只是隨順這些能量的示現,佐以純然的觀察或看。如果當下看破排斥、壓抑或耽溺都是自我中心的活動,當下立即轉成空無或無我,此乃轉識成智、煩惱即菩提的風味,而空無之中自有至真、至善、至美與大愛。 
  克氏如同一位慈悲而激進的智者,在上提下拉、節節逼近的揭發中,幫助讀者頓悟和產生突變,進入他已經置身其中的無路之國和不可思議之境。我的心被他的赤誠震撼得顫抖,多年來我對人性的疑惑和觀察,終於在他的字裡行間獲得了澄清與印證。我對這個世界徹頭徹尾的不滿如同火山灰一般開始塵埃落定。千年老婦終於覓得了歸途。 
  然而,這蕭伯納口中最卓越的宗教人物、亨利·米勒最想結識的人物、赫胥黎心目中的佛陀再現以及紀伯倫心目中的基督化身,在台灣人的意識裡卻是個不存在的或無人知曉的陌生人物。我決定回台灣後,一定要和曹又方、簡志忠與王季慶商量如何有計劃地譯介克氏的教誨。     
  第八章   
  生態與環保意識的覺醒   
  一九八九年的一月二日,我買了一本新出刊的《時代》雜誌,發現封面依慣例選出的「風雲人物」竟然被「風雲星球」取代了。那張照片上的地球吸引了我宏觀的雙眼;懷著好奇我翻開了第一張彩色跨頁。赫然出現眼前的竟然是在漫天濃煙裡燃燒的巴西熱帶雨林,緊接著是孟加拉的水患,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 State)旱裂的地表,空氣污染的北京城,乾癟的莫桑比克饑民,免疫系統被污染的海水破壞而孤獨陳屍於沙灘上的一隻海豹,西德某座看似亂葬崗的玻璃瓶廢置場,二十年後可能因不良灌溉計劃和水壩工程而消失蹤影的白令海……這一連串精彩的攝影傑作呈現出的竟然是人類文明的愚昧和無望。我心底深處的那股莫名的救贖激情再度被點燃,於是開始仔細地閱讀《時代》花了三十三頁篇幅深入報道的地球浩劫。一個月後全球同步播出了電視專輯《跨越疆界》,其他的媒體也開始爭相報道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核能電場危機、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等各種文明發展的報應。 
  那段時期我一邊和曹又方、王季慶進行新時代出版品的翻譯和引介計劃,一邊接觸林俊義、楊憲宏、方儉等致力於生態環保運動的友人。克氏的教誨開始在我心中發酵,但最重要的是我終於脫離了對母親的依賴,搬到四維路的采廬,過起了獨立自主的生活。 
  我對於居家的室內設計與佈置有份天生的敏感度,新房子裡的色調一律採取冷色系,白牆、淺灰色的地板、藍灰的沙發椅,一張超長的黑色寫字桌上鋪了一塊印尼的手織布,開放式的榻榻米間以兩片透明紗作為隔屏,五十坪的房子裡只有一間臥室、一間更衣室、兩套衛浴和一個開放式的小廚房。設計師莊展華先生是稀有的誠直之人,我此生第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就是在他的緊縮預算下完成的。   
  獨居生活   
  搬進這幢極簡主義的新家,我的感官每天都充盈著美與祥和。演藝工作已經完全停止,平日裡的活動大多是演講、參與環保運動,以及撰寫方智新時代系列的第一本著作《古老的未來》。 
  接觸從事環保運動的幾位友人是人生經驗中嶄新的一頁。我發現林俊義教授、憲宏和方儉的心智對我有強大的啟蒙作用,我喜歡聽他們說話,欣賞那份科學的求真精神。雖然我發現自己已經逐漸走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向內探索,但精確不苟且的微觀、宏大的視野和超越小我的生態精神,仍然能啟動我的腦細胞,擴展我的關懷層面。在方儉的發難下,一九九○年我們成立了「地球日」組織的台灣分會,我們搶救森林,抗議核能電廠的廢料處理,關注氟氯碳化物是否該禁用,推動垃圾回收,勘察污染廢水排放的情況。九月中旬我隨同一群環保運動者到高雄後勁溪和楠梓區觀察當地遭受污染的實況。莎拉颱風過境後溪水夾帶著大量的水草和垃圾,形成了罕見的污染奇觀。台塑廠排放的廢水在黃濁的溪流裡匯成一道鮮明的棕紅,但廠方仍矢口否認設有暗管。此外我們還得知中油公司的地下油管漏油,附近的居民卻不知情。一九八三年五月的某個傍晚,十三鄰的一位老太太點蚊香不幸引起石油爆炸,屋內器物全毀,老太太的手腳也被炸傷了。無辜受害的老太太后來連一點醫藥費也沒拿到,而十三鄰的地下水在六年後仍舊是點火即燃。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同地區的一名工程師林英傑在宿舍裡點煙,再度引發爆炸,全身百分之八十被炸傷,一年後身心仍然無法復原。 
  投入環保運動滿三年時我已經深深察覺到,如果政府和企業團體不採取積極行動,環保運動最終只能製造一些媒體上的噪音,發揮不了正面的作用。而且從事這項運動的人士並不是個個具有深層生態意識,某些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與他們所反對的「舊人類」如出一轍——同樣地熱衷於權力,也同樣充滿著憤怒。愛仍然是人類最艱難的課題。與其將有限的精力投注於一項敵對的運動,不如致力於喚醒自己和他人心中的真愛,於是我決定專注於靈修和翻譯克氏的著作。 
  十年後的今日,林俊義教授、憲宏、方儉與我雖各自發展出大異其趣的創造性,但是對於生態和環境問題的關注永遠是我們志同道合的議題。     
  第九章   
  喪父(1)   
  自從父親離開我們與他此生最有緣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這麼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父女見面的機會不多,但彼此的內心並沒有難以承擔的掛礙;母親對這位第三者始終無法釋懷,她不願意我經常探望父親,如果我主動打電話給他,她也有微詞。我對這位第三者抱持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觀點。華阿姨是位經營餐館業多年的江南女性,獨立豪邁之中帶有雙魚族犧牲奉獻的傾向。從小父母雙亡的父親其實人格裡有一部分還停留在幼童階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養、呵護與寵溺。這一部分的創傷如果無法療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沒獲得滿足,他是很難在這個世界正常運作的。華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親最需要的治療者與再生母親。每次我看到他們互動的模式,都會暗自生起對人類心理創傷的感歎。父親和華阿姨生活在一起沒幾年便癱瘓在床上不願意動彈。我用「不願意」這幾個字,是因為你不難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階段被命運剝奪的母愛。他拒絕下床走動,他不肯好好地吃飯、上廁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華阿姨一手包辦。華阿姨是一貫道的信徒,她喂父親素食,規定父親念《金剛經》和《地藏經》回向〔1〕給冤死的祖母。父親一不高興就像恃寵而驕的逆子,用他的斷掌打華阿姨或是擰她的大腿。華阿姨全盤承受了,因為她瞭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愛與理解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對這樣的一位第三者,我還能有意見嗎? 
  一九八八年底我從紐約回台灣後,父親的健康數度危急。我去醫院看他,華阿姨在一旁落淚,她告訴我父親在危急時嘴裡總是念著我的名字。虛弱無語的他,直覺仍然相當敏銳,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著他的手,望著他滿頭的銀髮和光滑的皮膚,一切盡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陰曆三月初十是父親虛歲八十五歲的生日,三月初八則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們的生日還未來臨之前,某一天夜裡我接到華阿姨打來的電話,她要我趕緊到她們家,她說父親一口氣上不來,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我趕到她的住所,進入臥室,坐在父親的床邊,握著他餘溫猶存的雙手,在淚眼模糊中安靜地端詳著他的寶相。感覺上他的神識還沒離開那個空間,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現吧!我心裡暗自思忖:他早就準備好離開這個苦難的人世;沉重的情債終於還完了。 
  我的釋懷多於哀慟,回到家裡我把父親的死訊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壓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無表情地走進自己的臥室。半夜裡從她的房間傳來了斷斷續續類似夢囈的咒罵,我從床上爬起來有點不安地走進她的臥房。她矮小的身軀在超大的床上縮成了胎兒形狀,整個人不能控制地顫抖著,僵硬幹澀的嘴裡不停地咒罵:「你這個老鬼……你總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長……我贏了……」我沒有干預她的宣洩,默默地把門帶上,心裡懷著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獨地走回自己的房間。 
  舉行告別式的那一天,與父親有交情的老委員及友人絡繹地進入第二殯儀館的景行廳弔祭父親的遺容。母親坐在椅子上,我長跪於地答禮。念祭文的專人以職業化的哭調唱誦著父親的生平事跡。他在嗚呼哀哉的開場白之後,緊接著一連串的歌功頌德——父親三十多年沒有開口質詢被他粉飾成讜論留徽,母親三十多年的麻將生涯被他改寫成相夫教子。母親耐著性子聽著聽著,突然忍不住低聲罵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著這場與事實大異其趣的荒謬劇,兒時的老毛病又犯了,開始渾身顫抖地暗笑不已,母親竟然也跟著笑了起來。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長跪於地,悲劇演著演著又成了喜劇。還好我們動作不大,只有乾哥哥小龍發現了我們反常的舉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龍強掩著臉上的笑意走到我們母女身邊,歪著嘴低聲對我們說:「穩著點,太不像話了。」接下來老委員們在父親的棺木上覆蓋黨旗,以隆重的葬禮替父親蓋棺論定。據說是否應該覆蓋黨旗,委員們曾經有番爭論。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親只恨不得快點回到靈界喘口氣,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濃妝的皮囊上是否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呢。男性總是藉著黨國來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連自知之明都談不上,還能談宏觀的國家民族嗎?事實是,自知之明遠比立國平天下難得多。大題目總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卻是一種把面子掀掉的舉動。我心裡正想著這些形而上的問題,突然頸子上有個東西在爬動,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蟲。它可能是從旁邊的花籃裡爬出來的,可是怎麼會一路爬上了我的頸子?這件事太離奇了,於是我低聲告訴老母,老母的反應神速,她立刻對我耳語:「胡賡年八成轉世成這只毛蟲了!」我可憐的爸爸必須被貶為毛蟲才能洩掉她三十六載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語氣裡有一股勝利的童稚般的喜悅,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來。人生無數場的悲喜劇總是在最意外的時刻上演。說老實話,我贊同希臘左巴對死亡的樂觀態度,葬禮應該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終於可以休息一陣子,反省一下,換一副身體再來。 
  父親過世之後,「立法院」發下了一筆二百多萬的撫恤金,我試著揣摩父親的意思,決定把這筆錢交給華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母親,出乎我意料之外母親竟然答應了,但是她主張先把錢匯進我們的銀行,一周後再轉入華阿姨的賬戶。一周之後我詢問母親是否已經轉賬,她的臉色突然一變,表情堅決地說道:「我怎麼可能把這筆錢平白送給那個破壞家庭的女人?」我聽了氣得連話都說不出口,一股巨大無邊的怒火攻上我的心頭,我把老母壓在沙發的一角,開始一瀉千里地對她大聲訓斥。我告訴她華阿姨這十幾年的日子並不好過,她的後半生有人替她扮演這個艱難的角色,她應該感到萬幸才對;這筆小錢是不足以答謝人家的。接著我開始指出她人生觀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錯誤,我鼓起勇氣把半生的怒氣一吐為快,我說:「你的氣焰憑什麼那麼高?你一生都在麻將桌上,毫無建樹地混了一輩子,卻總是騎在別人頭上。如果你真的那麼優秀,為什麼不出去找份工作,像華阿姨和潘阿姨那樣?你以為自己的才分比這些女人高,我卻覺得她們比你強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懼和自保中,這已經夠慘了,還要把心裡的恐懼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處處設限,讓人家無法自在,無法快樂。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兒是什麼樣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個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賺錢、存錢、賺錢、存錢。我告訴你,你根本大錯特錯了,錢是解決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沒有因為錢多就解決了,你自己還不清楚嗎?你的問題根本不在錢多錢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沒有愛了,既不懂得愛別人,也不懂得愛自己……」   
  喪父(2)   
  我像訓女兒一樣足足罵了她一個小時,母親一語不發地聽完我的話,第二天就把錢匯給了華阿姨。當天晚上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開始有點不對勁,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來感覺左邊的顏面神經有點麻痺,照鏡子一看才發現左半邊臉已經眼歪嘴斜。洗臉時眼睛無法完全闔緊,水會流進眼裡;刷牙時牙膏從嘴角流了出來;喝水時只能靠半邊嘴唇小心翼翼地吸進去。我心想這下可慘了,後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過,那不是太噁心了嗎?老母趁火打劫地說:「你瞧,這就是不孝的現世報。」這句話喚醒了我正義之師的大夢,我發現如果以正義合理化內心的暴力,這股負面力量還是會依循因果定律反撲到自己身上。真實的正義之中既沒有暴力,也沒有怨恨;虛假的正義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親不知自省的借口罷了。這樣的雙向觀察使我免於再度落入憤怒的陷阱裡,不過當務之急還是要趕快找醫生治療這個怪病。 
  見了好幾位西醫,都說周邊神經麻痺是無藥可醫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復原了。後來有人介紹了一位台中的中醫,這位醫師告訴我說這個病叫做「神經感冒」,針灸可以幫助它快點痊癒,即使完全不醫治,一個月後也能不藥而癒。我等了一個月,情況果然好轉,不過完全恢復卻是三年之後的事了。這件事讓我體悟到克氏所說的,情緒能量必須在每個當下透過不譴責、不壓抑的觀察,將它完全燃燒、釋放,如果一味地壓抑和累積,一旦爆發出來,就是對人對己的重大傷害。我發現自己在處理情緒能量上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第十章   
  閉關與反觀內照(1)   
  不久我的生活又忙碌起來,善門大開便很難再關上了;我不會拒絕人的那份天性使得情況更加嚴重。我馬不停蹄地演講、發功、從事環保運動、替人解惑,兩年下來,我有限的能量已經快用光了。即使自己天生是個導體,內氣起來之後隨時可以替人發功,但自己的身體還是得妥當地照顧才行。我在時間和能量的分配上一直過於輕率,對自己有一股莫名的信心,以為憑著正向思考就能創造正向的情境。但現實並不全是唯心所造的,生活中需要覺察和注意的細節太多了,譬如環境、飲食、起居作息、睡眠、姿勢和運動等,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生命品質。人一旦陷入利他的理想主義裡面,這些重要的利己細節很容易就會輕忽掉;和群眾接觸是件令人亢奮的事,也是一個很深的陷阱,怪不得克氏一再提醒,救贖者終有一天會成為別人的噩夢。就在這個階段,我應衛理同學之邀到三藩市灣區演講,剛好嘉楚仁波切也在灣區,於是我們見了一面。他告訴我他做了一個有關我轉世的夢,他建議我務必要進行一段時間的閉關,否則小命可能不保。他的提醒令我意識到事態有點嚴重,於是決定在四維路的家中進行非正式的閉關。我預定一年之中不接電話、不看電視、不見任何訪客,但是我需要一位護關的幫手。這時我想起高雄有位護士小姐曾經北上來見過我,她似乎有意當我的私人秘書。母親很喜歡她,我也覺得她是一個能幹、忠誠,又具有服務精神的女孩,於是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她,問她願不願意和我在一個屋簷下度過一年自囚的生活;她一口答應了。不久她就帶著一個大皮箱北上準備和我一起閉關。 
  許多人聽說我第二天要閉關了,於是紛紛打電話來,要求我在入關前的最後一天為他們發功。結果那天總共來了一百多人,把個榻榻米間擠得水洩不通。我認為內氣的覺醒雖然可以使人知覺敏銳,但也可能過早引發一些特異功能或是讓強烈的情緒集中曝光,若是沒有長期的追蹤和引導反而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我心裡暗自決定出關後不再隨意替人做這件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看見自己在做這件事時容易產生權威欲;這是我最不願意落入的上一輩人的陷阱。 
  閉關的第一個月我想試試禁語的滋味,因此把生活裡的瑣碎需求都寫在小紙條上,交給翠英過目;她負責出外採買,我則只管打坐和練自律動功。我每天一上座就是四十分鐘,然後下座活動一下筋骨,再上座四十分鐘;一個早上要靜坐兩三個回合。吃完中飯後休息一會兒,看一兩個小時的書,下午三點以後和翠英一起去「貓空」爬山。大約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晚飯前才回到家中。 
  我發現禁語能使妄念快速安靜下來。第一個禮拜還是有些心猿意馬,一會兒想到老朋友,一會兒又計劃出關後到某某國家旅行,平日裡不聯絡的友人這時也變得情誼深厚起來,似乎即將告別人世,心裡有點依依不捨。一個禮拜後妄念完全安歇了下來,打坐時心裡很空,偶爾冒出一兩個單字,但照妖鏡一照,它們便現了原形。我後來發現大休息式的靜躺對我比較適合,我總是愈躺愈清醒,打坐久了反而昏沉。通常我喜歡採用耳根圓通的傾聽——試著把所有聲音都聽進去,而不刻意分辨聲音的類別及屬性,這也是一種無揀擇的覺察方式。真的進入情況時你會發現分別心會製造大小聲的錯覺,分別心一旦停止運作,雷聲竟然和樓上的水滴聲一樣大小。這段期間我開始有能力洞悉每一個念頭的本質而不再被念頭欺騙。 
  爬山對身體是極好的一項運動。第一天我和翠英順著貓空茶區的山路勇往直前地行進,走到坡度較陡的那一段時,兩個人的小身體已經快支持不住了,只見我們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臉色慘白,渾身的衣服都汗透了。十一月天能出一身大汗,實在非常有利於我們的濕寒體質,兩個小時的大量運動促進了我們的血液循環和心肺功能;兩個多月下來我們的身體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我注意到人的能量在飽和狀態時內心的衝突很容易就統一了,好像每個念頭、每個舉動、每份情緒都是妥當的,適切的。那種感受非常自在,有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味道。然而我心裡清楚這種狀態距離無我的境界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呢。我記得過年期間翠英回高雄和家人團聚,我則到世界大廈和老母過年;我高昂的能量很快地影響了母親,她滿臉笑容地看著我隨樂起舞。自從我搬出世界大廈開始過起獨居生活,母親的心態也有了改變,她語重心長地告訴來訪的友人:時代到底不同了,孩子畢竟有自己的意見,上一代得學著尊重下一代的獨立需求;不過背地裡她和翠英聊天時還是嘴硬,認為我學佛修道這一生就算完了。她說她最怕我將來變成布道家宋能爾這類人或者被冠上「胡居士」的名號。其實你如果不是她的女兒,你會非常喜歡甚至激賞這位說話一針見血性情痛快淋漓的老人,我有許多朋友後來都成了她的密友,但是身為她的女兒,同時還熱愛自由的話,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閉關兩個月後我的能量已經恢復正常。克氏的教誨雖然已經有兩本翻成了中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和《從已知中解脫》,但對照原文後發現還需要重新細潤。在重譯的過程中我決定乾脆自己著手翻譯算了。 
  第一本我想翻譯的就是《般若之旅》,英文原名為Exploration into Insight。這本書的內容我仔細讀完之後,感覺完全與佛家的智慧不謀而合。以往我接觸過的老師和經典都無法釋清楚的般若智慧——譬如「五毒即五智」、「煩惱即菩提」——此書都有周詳而細膩的心理動力上的探討。為了提供數百萬佛教徒接觸現代化究竟真理的機緣,我決定採取佛家用語來譯出此書(克氏基金會在此書出版後曾經和我討論過譯文佛化的問題,最後大家還是認同了這個做法的妥當性。此書是目前方智出版社發行的克氏二十三本著作中相當暢銷的一本)。在翻譯的過程裡我有一種感覺,似乎半生以來涉獵過的心理學和宗教知識,以及從小到大體會過的人性深處的恐懼、暴力、衝突、絕望等等的苦難,為的就是讓我能理解究竟真理。我坐在那張超大型的黑色書桌旁安靜地進行翻譯,突然覺得這就是我該坐的位置,所有的矛盾似乎都統一了;我和翠英兩人戲稱自己是藏經閣上譯經的出家人。說真的,我覺得這項工作我已經做過無數次了,感覺上是那麼得心應手,毫無懷疑。情況最好的時候我的翻譯有如自動書記一般,看一句原文,不需要動念,便自然書寫出譯文。當我們內心的波動徹底靜止時,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停止了活動。偶爾我抬頭看一眼翠英,很狐疑地問她:「你覺不覺得外面的人好像都消失了,這個世界只剩下了我們倆?」翠英說她也有同感。這位與我有深厚宿緣的年輕女孩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步上了道途,人生真是自有安排,自有奧秘啊!   
  閉關與反觀內照(2)   
  《般若之旅》第一章探討的是沒有觀察者的觀察(無我的觀察),參與者透過逐步的揭露來瞭解自我這個觀察者的結構——它不外乎是一些意念的組合,內容大多是自責和辯解等等。傳統的修行方式都是以充滿道德譴責的方式來對治當下這一刻的煩惱,於是產生了具有自我感的觀察者而非純然無念的觀察。譬如我說:「我想開悟。」如果以純然的觀察來照見這句話的真相,你會發現它的背後就是貪;理想主義就是被我們合理化的一種貪念,愈是合理的貪念愈不容易被察覺。然而我們為什麼會貪?貪是什麼?對自己不滿意,想要變得偉大?當我翻譯到此處時,已經清楚地照見自己那股巨大的救贖慾望其實包含著一種英雄主義式的貪慾,一種想要做偉人的企圖,還夾雜著未解決未轉化的哀傷。我發現這樣無情的觀照既能帶給你發現真相的感動,又會使你墜入什麼都抓不著也摸不著的空虛。原來人類嚮往的終極解脫——空無,竟然也是人類終其一生努力逃避的一種「無所造作」的恐怖情境。這「不執著」三個字被一般人朗朗上口地濫用成一句輕鬆的口號,孰不知這不執著是生命中多麼不可承受之輕啊!我能完全放下這股巨大無邊的救贖慾望嗎?我真的能面對那撼動自我的孤獨嗎?我能把所有戲劇化的情緒歸於平靜嗎?我能真的沒事嗎?這些問題問得我自己低潮了好幾個星期,突然有一天答案不問自明地浮現了——只有深入於自己的內心,才能曉得真相是什麼。 
  就在那一陣子,我一連做了兩天非常清楚的夢。第一個夢境中克氏穿著一件白色長袍,拉著我的右手往山上走。他的臉孔就是五十出頭時拍攝的那張照片的模樣,我們的關係好像是一個過來人領著一個還在學習中的人,一同往上走。快要走到山頂時,左邊有條岔路,岔路上有團樹叢,樹叢後面有一群女人正在嘰嘰咕咕地講著話;只聽得到她們的聲音,但看不見人影。克氏示意我朝那個岔路的方向走,他自己則頭也不回地往山頂走,頃刻間便消失了。第二個夢境,克氏、普普與我坐在一個客廳裡,三個人很認真地討論著一些有關教誨的問題,其他的細節就記不清楚了,但畫面非常清晰。那段時間我對屋子裡唯一的另一個人——翠英——的心念,幾乎到達瞭若指掌的地步,我給她寫了一封八張紙的信,剖析她的心理狀態給她聽,幫助她克服心中的不安和恐懼。她看了信之後淚流滿面,從此對我的防衛機制減輕了不少。兩個來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毫無暖身的狀態下突然關在一個只有五十坪大的空間裡,一關就是一年,確實有點強人所難。幸好我們因緣深厚,在日後多年的相處過程中雖然也有許多摩擦,但因為我們真的在致力於恐懼的轉化,所以關係愈轉愈祥和。 
  《般若之旅》的第二章探討的是覺知、意識與腦細胞的關係,參與者提出了佛家的「無始無明」之說。人類的愚昧和無明是找不到起點的,我們不知道從何時起開始有了設限的自我感,這個自我感一旦被打破,我們就從牢籠中解放了,但是我們所有的行為、思想及本能都在保護這份自我感,並且還致力於牢牆的增厚,使它成為一堵連蘭博的重型機槍都轟不破的銅牆鐵壁。克氏指出,尋找無明的起點是沒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認清無明只是想獲得更多經驗的需求罷了,而只有無目的、無揀擇的單純觀察才能止息那些永無止境的需求。需求止息了,截然不同的境界才會出現。最後參與者開始探討宇宙大能的問題,克氏指出這大能是無所不在,而且隨時都存在的,只因為我們的需求無法停止、念頭無法靜止,因此接不上這個能源。如果行、住、坐、臥都能安詳地觀照自己,心中的衝突就會停止;衝突一旦消失,便能隨時處在無限的能量中。 
  在第六章裡克氏指出了人類趨樂避苦的傾向,這個觀點和佛陀的觀察是完全相同的。克氏說:「我們可以用苦難這兩個字來概括所有的孤獨、執著、依賴和衝突。」只要我們在生命中一遇到巨大的打擊,所有的苦難全都會曝光,但為什麼只有當自己遇到打擊時才覺得痛苦,別人的痛苦或集體的痛苦為什麼打動不了我們?原因是我們的心太不敏感了,它已經沉睡多年。其實我們不需要借助任何打擊來喚醒我們,因為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苦難。這個觀點和佛陀指出的苦、集、滅、道四聖諦中的苦諦又不謀而合。佛陀和克氏都是極度敏銳的生命,他們天生靈敏的知覺令他們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了其他生命的苦難,那是一種同體大悲,一種無法度量的深刻體受以及對生命真相的洞見;當你看到一個在越戰中喪生的男孩時,你立刻能洞悉到真正的殺手就是國家主義,然而這孩子的母親竟然認不清這個真相。如果你替她認清了這個真相,你一定會受苦,那麼你要怎麼辦?如果你看到苦行禁慾和經典中的教條就是那個想求解脫的出家人的牢籠,你該怎麼辦?大部分的人都會採取外在的行動來幫助那些受苦的人,但克氏很快地指出,外在的改革、社會慈善工作、奉獻及犧牲,都是使人退化的主要原因。如果連我們自己都退化了,還有什麼能力幫助別人,因此人類的當務之急就是止息自己的痛苦。如果自己的痛苦不止息,所有理想主義的行為基本上都只是一種逃避而已。接下來要參的問題就是:痛苦該如何止息?答案是你只能回過頭來徹底面對它,若是能毫不逃避地面對它,如實地觀察它,那個由念頭組成的自我或觀察者就會停止活動,然後自我的實存感就會消失,剩下的便只有被我們稱為痛苦的那股巨大的能量了。既然念頭都停止了,「痛苦」這二字也就跟著止息了,於是這股能量在沒有任何標示和名相的情況下便自動轉成解脫的熱情,此乃禪宗所說的破名相障、轉煩惱為菩提的真諦。   
  閉關與反觀內照(3)   
  我一邊翻譯,一邊消化、整理、做筆記。這些驚人的洞見,讓我完全領會了百無禁忌與了了分明的解脫滋味是什麼。 
  在第十一章《絕望的本質》中,克氏提到基督徒所稱的「靈魂的暗夜」或「靈魂的神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也就是當所有的希望和期望都結束時一種極度絕望、極度痛苦而又孤立無援的狀態。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克氏竟然稱這種狀態為一種靈修上的境界,似乎人必須跌入谷底方能重生,如同黃檗禪師的述道詩:「不是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換言之,當寒徹骨之境現前時,能不能安住其中,不試圖逃脫;如果能夠維持在那種狀態裡,便可能產生爆發性的突破。我在翻譯這個章節時萬萬沒料到未來竟然真的跌入了谷底。 
  當《般若之旅》譯好(大約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母親主動要求幫我謄稿,她一筆娟秀的字跡到了八十二高齡仍然工整如昔。謄稿的過程中她對我的尋道之旅開始刮目相看。以往她總認為宗教組織是斂財的單位,裡面並沒有什麼真理;她犀利的雙眼通常能立判真偽。有一天她很慎重地對我說:「這個克氏講的都是老實話。」我很高興她終於贊同了一件我所做的事。其實我衷心希望她不但能面對外在的現實,同時也能面對她自己內心的真相。在她的餘年中,真理如果能發揮一點作用,她痛苦的一生也就沒有白過了。 
  第二本我想翻譯的書是《超越時空》。這本書裡與克氏對談的夥伴,是物理學界舉足輕重的科學家,戴維·博姆。他是二十世紀主要的哲人之一,也是奧本海默的弟子,愛因斯坦的同事。他的代表作分別是:《量子力學》、《現代物理學的因果法則與或然率》、《相對論的特殊理論》、《秩序與創造力》、《整體性、隱含的秩序及科學》。我看過克氏與博姆對談的錄影帶,博姆謙謙君子的氣質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想知道科學心與宗教心的交會能激發出什麼樣的火花來。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裡我的身體又開始產生不穩定的變化,通常是兩天癱在床上起不來,第三天卻亢奮得睡不著覺。我只好躺在床上口述,由翠英速寫下來,經過我修改之後,再由翠英謄一次稿。 
  我們的爬山活動照樣進行,通常是一個星期兩天。貓空茶園那時的遊客還不算多,經常只有我和翠英在山上獨行,兩旁巨大而茂盛的蕨類和熱帶植物,呈現出深深淺淺的墨綠、翠綠與嫩綠。貓空還是有許多戶人家養貓、養狗。沿路茶棚林立,走累了進去品茗,補充一點食物再繼續上路。有幾回晚上八九點鐘我們還在山上健行,一路走下來竟然沒碰到任何遊客。整座山除了風聲、葉子的沙沙價響、此起彼落的蟲鳴和偶爾傳來的狗吠,幾乎聽不到文明的噪音。山下的萬家燈火令我意識到長年以來的感官記憶已不復存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甚至三十出頭時,只要一聽到屋外傳來的某種叫賣聲,飛機劃過晴空的音爆聲,或是北風撲襲時從門窗傳進來的咻咻聲,我的意識裡總會生起一些微細的反應、回憶及聯想,裡面夾雜著隱隱約約的哀傷與不安。幾個月的閉關清除了許多微細的障礙;我臉上的肌膚、額頭的光澤,顯示出心泉已經逐漸明徹。 
  從大自然走進真理的話語中,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一種時空轉換。回到家我和翠英再度潛入《超越時空》的世紀對談裡。翻譯到第二章《清除心中的陳跡》時,克氏和博姆探討到空無就是宇宙心,亦即當一個人的心念活動完全止息之後,便逐漸融入於無始無終的宇宙意識,也就是真正的創造力開始運作了;然而這開始又不具有任何時間性。我很好奇,為什麼一位以觀察現象世界為志業的科學家,竟然會認為有一個不可思議、無法度量的境界存在,於是我重新找出《寶瓶同謀》來閱讀。書中有一章的主題是科學未知領域的新訊息,其中一段提到了博姆的理論:這個看似穩定,可以觸摸,可以看得見,聽得到的世界,其實是個幻象。這個世界並不真的在「那裡」——它是恆動的,有如萬花筒一般。我們平常見到的事物秩序就像看電影似的,是一種言明的或開顯的秩序,但這只是一種二手實相,另一種潛藏的秩序才是這二手實相之父。這另一種秩序,博姆稱其為「隱含的秩序」(implicate order),他認為所有表面的物質和活動都是幻象,這個現象他稱之為「完全變易」(holomovement)。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經說過:「物質就像能量大海裡的一圈小小的漣漪……這個隱含的秩序暗示著有一個實相遠遠超越了我們所謂的物質。物質只是這個背景中的一圈漣漪罷了。」 
  科學家憑著直覺發展出來的新理論改變了昔日的科學范型,雖然他們的科學訓練並不具有神秘性,他們的心靈訓練也不是來自某種宗教的世界觀,但他們本身卻是神秘家。不只博姆抱持神秘主義的世界觀,就連愛因斯坦、薛定諤(Erwin Schrudinger)、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德布羅意、玻爾等,都有相同的觀點。我在閱讀以上的資料時感覺非常興奮,人類的知識系統好像在一個宇宙加速器的推動下,正快速地印證著神秘家的內在實證。我感覺這樣的對談應該是出版界最值得引介的書籍,但不幸的是目前坊間所能見到的都是過於輕薄的著作或譯作。我很想翻譯《寶瓶同謀》這本重量級的新時代手冊,但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我還是選擇先引介神秘家的究竟真理,科學性的著作可以由更恰當的人進行翻譯。後來我們找到了對於道、科學和文學都有敏感度的廖世德(阿德),由他翻譯出了《寶瓶同謀》。多年後有些知識分子向我反映,這本書對他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   
  閉關與反觀內照(4)   
  《超越時空》是以博姆的邏輯推演向克氏的主觀體悟進行挑戰和辯證,過程非常有趣。我有時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從小到大我對文學和小說的興趣一直不高——我不耐煩一本厚厚的書裡儘是一些瑣瑣碎碎的人事糾擾,發人深省的洞見可能還湊不到三行,而生硬的理論或抽像思想卻能激發我的感性反應,甚至覺得非常具體。譬如眼前的這本書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極為枯燥乏味(克氏的譯作出版後反應呈兩極化,有的人說看了想睡覺,有的人感到憤怒,有的人則感動得如獲至寶),我卻如同窺得密法般雀躍不已,尤其是第九章《老化與腦細胞的關係》,使我認清頭腦如果時常保持理性思考的活動,比較不易萎縮退化,但如果陷入了例行公事,就會逐漸變得遲鈍。例行公事指的是一種機械化的、一成不變的思考模式,譬如持咒、冥想、傳教、務農、朝九晚五上下班的生活方式等等,只要陷入機械化的活動裡,就無法用到腦子所有的潛力了。因此克氏說:「那些經年累月枯坐冥想的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了。其他譬如律師或教授之類的人也有相同特質。」換言之,如果思考者的心一成不變的話,理性思考也可能變成一種僵化的模式。接著博姆提出一件值得考慮的事,那就是「人類未組成群居的社會之前和大自然是非常接近的,他們根本不可能過著例行公事的生活」。因為那樣的生活沒有什麼保障,所以腦子就變得十分活潑而機警,「換句話說,太有保障的生活反而使人神經衰弱」。但我們週遭的人或我們自己,不都是在追求使人變得神經衰弱但很有保障的生活嗎?接著克氏提出外在知識與心理上的知識必須做個區分,因為前者是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後者卻會造成腦子的萎縮。所謂心理上的知識,指的就是成見——對自己的成見以及對各種關係的成見。閱讀到這裡,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筆記,因為這些話令我清楚地看到我對母親的成見以及母親對我的成見,如何形成了我們之間的一種負面的互動模式。她永遠認為我是糊塗無能的,我永遠認為她是吝嗇自保的,我們互不欣賞,各持己見,並且逐漸厭倦對方,於是其中的一方便試圖脫離這層關係。聽起來這也是所有不幸婚姻的模式,然而這個使腦子萎縮、令能量耗損的模式要如何打破呢? 
  克氏首先要排除的竟然是我一向最感興趣的精神分析,他指出:「人類一直透過分析、內省及自我要求來治療自己。我個人從不採取這些方法,因此我把這些方法都否決了。」克氏的理由是:「這些方法其實都在促成腦子的萎縮。我們必須隨時採取行動,當下就把問題解決。」這些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可就障礙重重了,因為兩人經年累月形成的互動模式可不是當下立即就能打破的。譬如我發現,從我有記憶以來,母親和我從未有過肌膚之親,她從不摟我、抱我,在這方面的滿足我都是從父親身上得到的。等到母親衰老以後,過街時偶爾需要扶我或牽我的手,那種感覺竟然是非常不自然而尷尬的。我分不清到底是我的抗拒令她尷尬,還是她的好強不服輸令我不自然,總之那是一種很微細的精神互擾。像這樣的模式若想當下解決,真的需要極大的理性、誠意、善意和對己對人的信任才行。我的頭腦完全認同他的觀點,也瞭解漸悟漸修是有害的、容易造成退化與耗損的,只有當下頓悟放棄自我的模式,才能從內在的知識障或成見中解脫出來。但我同時也很清楚我與母親之間的業習非同小可,絕不是一時半時所能解決的。不過克氏的提醒已經深植我心,至於能實踐到什麼程度,只有在真實的互動中才能有所發現了。 
  《超越時空》完成之後,我又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把《人類的當務之急》譯成,因為在文字的節奏和美感上我做了一番苛刻的自我要求。翠英的聽寫速度愈來愈快,雖然她從事的是護理工作,但國文程度相當不錯,她真是上天派給我的最佳幫手。 
  本來預計一年才出關,到了第十個月,我已經感覺身心靈各個層面都得到了足夠的休息與補充,於是提早兩個月出關。據說媒體曾經為了我有沒有資格閉關而探訪過一些法師;某些法師主張不破三關不能閉關。其實我的閉關和他人基本上是毫無關係的,我既不要向社會炫耀我的功力或功夫,也不需要別人的認可和讚許,事實很簡單——我累了,該休息了,而且有位充滿關懷的高人看出我的需求而適時提醒了我,故而促成了這次的「自囚」。我發現真正有慈悲心的老師通常是以人為本位的,以人的解脫和健全作為關懷的焦點,而不是以教派的規矩或僧團的權威性為重。   
  答自己問   
  問:為什麼寫自傳? 
  答: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徹底的揭露自療,串聯起細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讀者則更佳。 
  問:為什麼在四十六歲寫傳記? 
  答:如果命運之說成立,我可能會活到九十歲,那麼四十六歲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個階段性的整理,如果命運之說被推翻,說不定一年半載之後我就走了,此時不寫有點辜負詭譎多變的一生。 
  問:寫自傳的過程有什麼發現? 
  答:我發現這本書竟然也是個獨立的有機體,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當「我」企圖將它導向媚俗的方向時,它會自動扳回到如如的現實;當「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氣時,它又開始自省起來。這個角力的過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發現,我因此而窺見有為與無為、虛構與真實、小說與傳記之間的曖昧性。誠如米蘭·昆德拉所言:認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還不如改行。 
  問:寫自傳時有什麼感觸? 
  答:一個人自囚於不到三十坪的斗室裡,歷經三個多月的時空穿梭,每天吃同樣的東西,坐同樣的位置,面對同樣的場景,卻涉入了四十多年來的感官記憶、情緒記憶與思維記憶,感觸可以稱得上是波瀾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憶裡父親內心深處的哀傷。他心底的那個幼小無助的孤兒,曾經不可思議地勾動了我兒時的同理、同情與企圖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贖慾望的源頭,也是深化我生命經驗的驅力,但也是被我壓抑得最嚴重的脆弱。能夠和這個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聯結,是個驚人與感人的治療經驗。 
  初戀則是另外一個我自認為已經解除而實則不然的意識癥結,我發現自己在憶寫的過程裡仍然有強烈的美感、不捨與遺憾,但是這些強大的情緒能量一旦曝光,執著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個迷人的彩色泡泡,在陽光下突然破滅。 
  問:寫自傳時身體有什麼反應? 
  答:一開始著手寫作時,我察覺後頸喉輪的能量中樞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維活動上了軌道之後,喉輪的氣便順著督脈往頭頂運行。有時具體的時間、地點資料不全,必須進行查證,寫作的流暢感因此而中斷,或者心理上抗拒而不願進入某種記憶時,我立刻意識到後頸的能量有卡住的現象。這是我頭一次清楚地印證喉輪確實是掌管思維活動的能量中樞。威爾伯在《意識光譜》這本書裡曾引用亞歷山大·洛溫(Dr.Alexander Lowen)撰寫的《憂鬱與身體》中的人體圖;圖中顯示敵意、負面精神狀態與退縮傾向,都會引起後頸、頸項和肩部的肌肉緊縮。後來我每天按時服用中藥的葛根湯,情況改善了不少。在氣功養生法中,「運思」是普遍被採用的法門,例如「禪」本是梵文「禪那」的音譯,指的就是運用思維的活動來進行修持,玄奘將其譯為「靜慮」——沉靜地審慎思慮之意。這使我聯想起克氏與戴維·博姆在《超越時空》中所談到的:「腦子必須經常加以鍛煉,否則就有萎縮的可能。」三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沒什麼身體上的運動,但是整體來看氣血循環還算不差,食慾和消化都還正常,比起翻譯《恩寵與勇氣》時要強得多。我認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積了四十多年的心聲終於一吐為快;第二,整合中西醫理與藥理的蕭聖揚教授建議我改變飲食習慣,他的建議和嘉楚仁波切的觀察十分相似,他們都認為我的體質先天不良,不該一直吃素,應該補充肉類食物;於是我隔一兩天就吃一點此生從未碰過的羊肉,結果精氣神確有改善,可見沒有任何方式是適合所有人的。 
  問:有沒有想補充的話?你到底屬於什麼教派? 
  答:受限於傳記的時空束縛,有許多整合的理念無法完整而細微地全盤釐清,只好放在未來的著作和有聲出版中加以補述了。我不屬於任何教派,我只服膺於真理以及誠實面對自己的人。 
  問:這本自傳問世後你有什麼期許? 
  答:能夠如期完成寫傳的工作,我已經心滿意足如釋重負,至於後果是什麼,就讓它在祭壇上發揮觀者各取所需的效用吧! 
  問:你今後有什麼計劃? 
  答:我覺得中國人迫切需要身心靈整合治療上的研究,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學能結合東方古老的觀察與驗證,然後落實於中土,讓飽受身心病苦的蒼生獲得救贖。這種研究的方向需要心中有宏願的朋友共襄盛舉。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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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不可思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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