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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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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說不盡的薩特

    今年6月21日,是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讓保爾‧薩特誕生100週年紀念日。隨著薩特百年誕辰已過,國內出版界薩特作品及其相關圖書的集中出版也告一段落,但是對於他的討論和研究仍在進行中,一直處於一種未完成的狀態。    
    對於這樣一位世界思想文化名人,在其百年之際,奉獻一部關於他的傳記,是很有必要的。《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黃忠晶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7月版)就是這樣一部全面介紹薩特生平和思想的經典作品。深厚的學術底蘊與高超的寫作技巧有機結合,對一些重要事件從總體化的角度作出描述和分析;嚴謹的學術態度和講究的文字工夫有機結合,使薩特生動的形象與活躍的思維在歷史的時空中交錯復現。作品既真實可信又生動傳神,適合於各個層次的讀者閱讀:文化水準較淺、對薩特不甚瞭解的人讀起來會很輕鬆;文化水準較深、專門研究薩特的人讀後也會感到其份量之重,必定有所裨益。    
    哲學是立足於人生全局的大坐標,屬於每一個不願意虛度人生的人。它告訴人們,真正的成功首先應是做人的成功,即做一個精神上優秀的人,而其他的成功不過是做人成功的自然結果而已。事實上,人們越是被世俗化潮流裹挾著,爭奪在功名利祿上,生活在人生的表面,心中就越是為意義的缺失而困惑焦慮,越是徘徊在人生邊緣。因此,在今天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大家的哲學思想來為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定向。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曾經說過「從來沒有人讀書,只有人在書中讀自己,發現自己,或檢驗自己。」    
    這部人物傳記內容廣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戰爭、自由、文學、哲學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啟迪我們對20世紀的歷史和21世紀人類的未來作更深層次的思考,並對我們自己的人生做一種很好的反思。    
    賈向雲


書評一個本真的薩特

    ——讀《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魏山水    
    讓-保爾‧薩特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最能引起爭議的人物。他被世界進步力量譽為「人類的良心」,同時也遭到不少人的指責、攻擊甚至謾罵。有論者說,薩特大概是被人們引述最多而瞭解最少的人。對於這樣一位世界思想文化名人,在其百年誕辰之際,奉獻一部關於他的傳記,應該說是很有必要的。《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黃忠晶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7月版)就是這樣一部全面介紹薩特生平和思想的作品。    
    對於一個思想文化名人,人們的做法往往是,要麼美化和神化,將他描繪成「高、大、全」,為尊者諱,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到缺點和錯誤;要麼是醜化和鬼化,歷數其種種劣跡,將他貶斥得一無是處。後一種做法近年來似乎更加盛行,因為它更可以吸引社會公眾的注意。神化也罷,鬼化也罷,除了實用功利方面的原因,從學術角度看,都是對所論述的對象缺乏真正全面深入的瞭解所致。    
    俗話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將人神化或鬼化都較容易,而要真正理解一個人,還其本來面目,就不那麼容易了:首先得掌握大量關於他的第一手資料,獲取那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情況包括其家庭、社會背景、人際交往等等;其次得全面深入地分析這些材料,細緻地甄別其真偽,對看似矛盾衝突的零散材料給以合理解釋,對種種事實給出合乎其應有意義的詮釋,等等。《百年薩特》的作者在這一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本書在掌握翔實資料的基礎上,經過深入細緻的分析,將一個本真的薩特呈現在讀者面前。    
    本書語言清新,文筆流暢,可讀性很強。拿到它以後,我是一口氣讀完的。但這種可讀性決非通常所說的通俗性,它將深厚的學術底蘊與高超的寫作技巧有機結合在一起,將嚴謹的研究態度和講究的文字工夫有機結合在一起;作品既真實可信又生動傳神。因此,它適合於各個層次的讀者閱讀:文化水準較淺、對薩特不甚瞭解的人讀起來也很輕鬆;文化水準較深、專門研究薩特的人讀後也會感到其份量之重,必定有所裨益。    
    多年來,國內出版界關於薩特的研究資料──對原著的翻譯、研究論文和著作等等──已經出了不少,但最能表現一個思想家個性的傳記則不多見。這也許是因為,為一個思想家作傳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搞學術研究的人寫人物傳記,必須轉換自己的思路和寫法,去掉那種純抽像和邏輯思維的習慣,多一些形象、直觀和靈感的東西;搞文學創作的人又應該熟悉他們平時視為畏途的抽像思維,以準確把握人物的思想脈絡。這些都增加了寫作難度。另一方面,搞學術研究的人覺得這超出了本業的範圍,不屬於正二八經的研究工作和科研成果;而在搞文學創作的人看來,它也算不上正品,即使在傳記文學中,其社會轟動效應遠遠比不上那些政治、體育和影視明星的作品。    
    但在各類明星的崇拜者之外,畢竟還有不少讀者,對薩特這樣似乎已經不太時髦的思想大師深感興趣,希望通過他們來認識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來把握我們的時代和我們自身,來探究人生的重大問題。對於這些讀者,本書應該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作品。本書作者長期從事薩特研究和寫作,近年來屢有作品問世,《百年薩特》作為其最新成果之一,寫起來更顯得匠心獨運,舉重若輕。在中國學者所寫的薩特傳記中,它是我迄今所見最具思想深度的一部。


書評序

    我第一次看薩特的作品,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外國文藝》雜誌譯載了他的《骯髒的手》,這個劇本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又在《世界文學》雜誌1980年第4期上讀到他的《死無葬身之地》,它給了我精神上的巨大震撼,而此時薩特已經去世。自那以來,25年過去了,當時如饑似渴地捧書閱讀的情景恍然如在昨日——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已是薩特百年誕辰。    
    據國外統計資料,生活在20世紀的作家、思想家中,按其作品被人引用的情況排名次,薩特是穩穩地排在第一位。我們說薩特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應該不是一個過譽的說法。對於這樣一位世界級文學和思想大師,在他百年誕辰之際,奉獻一本關於他的傳記,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傳記首先要真實。而真實又可分為兩種:一種可以稱之為客觀的真實,如「某一時間薩特母親給了薩特兩耳光」,這句話要麼是真實的,要麼是虛假的,答案應該只有一個。本書力求做到所有陳述的事實都是有根據的;如果沒有確實的根據,則不使用肯定的語言,而寧可存疑;在事實材料發生衝突時,要作細緻辨析,確定真偽。    
    另一種可以稱之為主觀的真實。「某一時間薩特母親給了薩特兩耳光」,這一事實有什麼意義?它說明什麼問題?它在薩特人生道路上佔據多大份量?它是如何發生的?當問題進入這一層次時,答案應該不是一個,可能有多種闡釋。傳記要再現這一事件的真實性,作者還得在總體上把握事實材料,發揮自己的想像力,給出它應有的緣由、地位和意義來。    
    所以薩特說,他為福樓拜寫的傳記也可稱為「真實的小說」;之所以說是真實的,不僅客觀事實是真實的,而且通過作者主觀努力,真實地再現當時的情景、狀況、活動等;之所以說是小說,是因為這種真實包含了作者的想像,作者的創造性,也可以說具有「虛構」的成分。人們通常認為虛構就是假的、不真實的,而真實就是沒有任何想像和虛構的東西。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如果僅有一些雜亂無章地堆砌在一起的客觀事實,還不能形成一本好的傳記;這些事實看起來很具體,實際上是抽像的,因為它們產生時並非是這樣一些孤零零的、互不相干的東西,它們應有的意義並沒有通過作者的研究和想像工夫揭示出來,因此還不能說是完全真實的。    
    本書大致按照時間順序寫薩特誕生以來的這一百年,各大部分都標有年代期間,但讀者會發現,每一部分並非是嚴格限定在記述這一期間發生的事情,而是力求對那些重要事件從總體化的角度作出描述、分析和闡釋。例如在寫童年部分發生的事情時,會較多地談到它對薩特成年後的影響;在分析成年期間發生的某事時,也可能回溯到他童年的境況;等等。應該說,要搜集、掌握關於薩特的大量客觀事實材料固然不易,要做到總體化地把握薩特這個人,或者說達到關於他的「想像的真實」或「真實的想像」尤為困難。實際上後一種探索可以說是無止境的。    
    總之,這本關於薩特的傳記希望能夠做到三點:第一,客觀:記述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準確的;第二,總體化:通過想像工夫將客觀事實材料有機地融合為一個真實的總體,再現薩特這個人;第三,生動:在語言的使用上盡可能做到生動傳神,讀起來不覺得費勁。    
    作者寫完一部作品,這作品並沒有最後完成,它有待於讀者的閱讀、共鳴和認可;讀者才是它的最終完成者。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囉嗦了。歡迎讀者朋友進入這部作品,並期待著你們的評判。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父親之死(1)

    1905年6月21日,一個男嬰誕生在法國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他就是讓-保爾‧薩特,40年後舉世聞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總的來說,薩特的童年歲月是平靜的,因而也可以說是幸福的,但他的誕生首先招致的卻是不幸。隨著他的出生,他的父親開始害病,發燒和腸炎,拖到他1歲零3月時,終於不治而與世長辭。    
    好像父子之間有感應似的,在父親患病期間,小薩特也同時患有腸炎和發燒。兩個男子漢比著看誰病得更厲害。只是苦了小薩特的母親安娜-瑪麗,這個可憐的少婦來回奔走於兩個病人之間,身心交瘁,疲憊不堪。最後父親沒能挺住,而兒子倒挺了過來,看來小薩特的命是大的,當然也是硬的,因為在咱們中國人看來,這孩子克父,他的命是以犧牲父親為代價的,顯然是一不祥之物。    
    幼年喪父在中國人看來是人生一大不幸。而年近60歲的薩特回顧這一事件說,父親之死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它給母親套上了枷鎖,卻給了他自由。薩特在自傳《詞語》中用了這樣的語言來說明這事:「世界上沒有好父親,這是一個規律。但不要去譴責那些男人們,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種陳腐的父子關係:生孩子誰都會,合理地教養孩子那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父親要是活著,他會用全力來壓迫我,不把我壓垮決不會罷休。幸虧他短命早死了。」    
    父親去世時薩特很小,完全不懂事,他對父親毫無印象。後來家中的環境也沒有讓他對父親增加什麼認識,他在自傳中用了一種調侃的似乎對父親毫不恭敬的口氣說,「這個死者生前灑了幾滴精液,算是為塑造一個孩子付出的一般代價。」    
    父親之死對薩特來說,最大的意義是給了他自由,因為再沒有一個類似父親的權威來管束他。父親死後母親生活無著,她抱著小薩特回到娘家。娘家父母對待這個成為年輕寡婦的女兒就像對小媳婦一樣。安娜-瑪麗在家中毫無地位,做任何事情都是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了父母。因此,在小薩特眼中,她是毫無權威的,其地位跟自己沒有什麼差別。安娜-瑪麗要兒子做什麼事情,從來不強迫,總是說好話哄他去做。    
    薩特的外祖父施韋澤本來可以對小外孫扮演一個權威的角色,代替死去的父親來管束孩子,但他不願意這樣做。雖然他對自己的子女包括薩特的母親十分嚴厲,嚇得他們一個個戰戰兢兢,對隔代的孩子的態度卻像換了一個人。也許這祖孫倆有緣,在他看來,小薩特是上帝賜予他安度晚年的禮物,就像一個小寵物那樣。他對小外孫是百般愛撫,百依百順,寵愛有加,更談不上強制薩特做什麼了。    
    小薩特所在的家庭成員還有一個外祖母。外祖母有點神經質,倒是想嚴格管束小外孫,但這個家不是她說了算。有老頭子偏愛小外孫,她想管也管不了,最後只得罷手。    
    這樣,薩特自小就處於一種無拘無束的家庭環境,他得到的只有關懷和愛撫,沒有任何命令和管制。這對薩特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在自傳中說:「我不是什麼頭頭,也從來不想當什麼頭頭。命令和服從其實是一回事。甚至最專橫的人也是以另一個人的名義,即以一個神聖的無能之人——他的父親——的名義發號施令,把他自己遭受過的無形暴力傳給後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不發佈命令;一下命令我就覺得好笑,也讓別人覺得好笑。這是因為我沒有受到權力的污染,從沒人教我服從。」    
    由於無父而造成的家庭氣氛,以及外祖父在政治上的共和主義態度,在不經意間培育了小薩特自由平等的意識。薩特一生以探究人的自由問題為己任,他的哲學被稱為自由哲學,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等級制,都跟他童年這種家庭環境有關係。    
    與自由意識聯繫在一起的,是他關於人的存在的偶然性意識。 喪父後他和母親寄住外祖父家,這跟在自己家中有根本區別。這一點薩特很小就感受到了。每當他玩耍時動靜大了一點,母親就會提醒他小心,因為「這裡的一切都不是我們自己的」。久而久之,小薩特的心靈裡產生一種無根的感覺,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家,不知道何處才是自己的家,不知道什麼東西是自己擁有的,他覺得自己是一株飄蕩無定的浮萍。進一步的思考和感覺是,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到這個世上,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他在這個世上的存在到底有什麼意義。到了十七、八歲,在能夠思考抽像問題時,湧進他腦海裡的第一個重要概念就是偶然性:人生是偶然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這一抽像觀念形成的源頭也在他的童年。     
    父親之死帶給薩特的後果,從心理和性格方面說,使他成為一個長不大的孩子。他自己分析說:「父親早死是好事還是壞事?我不知道。但我十分贊同一位傑出的精神分析學家對我的判斷:我沒有超我。」「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一個術語,是指社會規範通過對個體心理的作用而產生一種個人自我控制的力量,將個體的種種慾望(弗洛伊德稱之為「本我」)壓制在社會允許的限度之內。具有超我是一個人心理和人格成熟的標誌。    
    薩特並不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自傳中的這段話只是借用「超我」這個詞,也許還有正話反說的意思,借此嘲諷一下那些「傑出的」精神分析學家。但不管怎樣,他的話道出了一個事實:由於早年喪父,沒有任何人代表社會將那種強制性的力量灌輸給他,因此他沒有受到孩子們通常必然會承受的那種社會規範的壓力。這對於他以後的為人處世有極大影響。薩特一生無視他生活的資產階級社會一切清規戒律,往往做出被許多人認為是驚世駭俗的事情,都與這種沒有超我的情狀相關。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父親之死(2)

    薩特不願意做一個成年人。大約20歲時,他寫了一首長詩,形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表述的意思很清楚:這是一首小男孩不願長大的兒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不想認真,我不想長大;我今年才14,我想永遠不要到18!」這的確是他的心聲。他厭惡成年人,既厭惡別的成年人,也厭惡自己將要走向成年。由於不適應成人社會的要求,以及對不可避免地進入這一社會而產生的焦慮,大約在30歲時他還出現了一次極為嚴重的精神危機。    
    父親死後,薩特和母親相依為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父親的過早引退使他具有一種不完全的「戀母情結」。雖然這也是借用精神分析學說的術語來自我調侃,但確實道出了他因喪父而特別受母親影響的情況。    
    薩特的父親是矮個子,很年輕就禿頂了,從照片看,其貌不揚。而母親則是一個高個子的漂亮女人。薩特在身材方面像他那全無印象的父親,也是小矮個。人本來長得不算難看,小時候臉胖嘟嘟的,看著挺可愛。但他4歲時患了角膜翳,留下的後遺症是右眼斜視,也就是斜白眼,這就顯得有些難看了,而且視力部分喪失。    
    薩特母子倆的關係更像是一對姐弟,他們心心心相印。薩特描述說:「大戰開始的那兩年大概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時期。母親彷彿是我同歲的人,我們形影不離。她把我稱作她的侍從,她的小男人;我向她訴說一切。甚至比通常要說的更多,我感到一種與她共享一切的快樂。我們有自己的神話,自己的說話習慣,自己常開的玩笑。在外人面前,我們心有默契,一個眼神就能彼此溝通。在商店或茶館,服務小姐顯得滑稽可笑。我們離開後母親對我說:『我不能看你,我怕忍不住當著她的面笑出聲來。』而我為自己的力量感到驕傲:沒有多少孩子能讓母親為他的一瞥就爆發出笑聲的。」(《詞語》)    
    薩特和母親常常一起外出散步,大都在盧森堡公園。這時人們往往對這一對母子注目而視,當然主要不是看兒子,而是看這個漂亮媽媽。安娜-瑪麗確實是一個美婦人,不僅容貌秀麗,而且身材苗條,婀娜多姿。到了晚年,80歲的時候,如果她戴上帽子,將自己的白頭髮藏起來,在街上行走,從背後看,仍然會對男性產生很大吸引力,有不少人甚至想超過她再回頭看看。    
    給薩特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場經歷:一天,他們在塞納河畔散步,薩特在書灘上發現了一套他很喜歡的書,母親正準備掏錢買下這些書,一個男人走了過來。這人臉色煞白,身體肥胖,眼珠很黑,小鬍子梳得十分光亮,頭戴一頂扁平草帽,一副時髦青年的打扮。他兩眼直直地盯著母親,口中卻對薩特說:「你被寵壞了,孩子,你被寵壞了!」    
    這人接連不斷地重複這句話。剛開始薩特只是感到自己被冒犯了,因為不熟悉的人們通常不會以「你」相稱,但接著他從這個年輕人的目光中捕捉到一種近乎瘋狂的東西,薩特和母親感到害怕並往後退。而這人也有些不知所措,就溜走了。薩特後來回憶說:「我可以忘掉千百張臉,而這張煞白的面孔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進一步分析說:「當時我對肉慾方面的事情一無所知,我也想像不出這人想幹什麼,但他的慾望是那樣強烈露骨,我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並且一切都向我揭示開來。我通過安娜-瑪麗而感受到他的慾望。通過她,我學會嗅出男性的氣味,害怕男性和憎恨男性。這一偶然事件把我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神情肅然地快步走著,握著母親的手,確信自己能夠保護她。」(《詞語》)    
    總的來說,薩特一生同男性的關係較為冷淡;一般的人,除了正二八經談事情,就再沒有別的話說了。他也不情願有男性過於套近乎,對此他寧可敬而遠之,也就是保持一定距離。這與他童年時的上述經歷不無關係。可以說由此產生的對於男性的厭惡的感覺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將近70歲時,他同波伏瓦有一個長篇談話,實際上是他的口述自傳。他在回答波伏瓦的提問「你為什麼那樣討厭成年男性」時說:「因為它以一種令人厭惡和滑稽可笑的方式來區別性。男性就是一個在其大腿之間吊著一個小肉棍棍的人──我就是這樣看待他的。」    
    一個漂亮媽媽還可能影響到兒子對於異性的態度,特別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薩特一生只同漂亮女性或最起碼是長得有特點的女性交往。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很醜陋,如果交往的女朋友也很醜,那就成了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對;如果對方很漂亮,就可以彌補他的缺陷,達到一種平衡。也許這確實是一個原因。但在我看來,這裡母親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兒子往往以母親的形象作為自己同異性交往的標準,雖然通常是不自覺的。    
    薩特患眼病後,安娜-瑪麗注意到兒子右眼斜白顯得有些難看,為了彌補這一點,她給他留了長髮,希望能夠遮住那只斜白眼,並且把他打扮得像個漂亮的女孩子。安娜-瑪麗這樣做,除了給兒子遮醜以外,也許在潛意識裡還有一層動機:為自己不幸的童年作一個補償,因為她小時候從來沒有被打扮過,誰都沒有注意過她的美。外祖父十分反對將薩特這樣女性化,他為此經常責問安娜-瑪麗。但一向對父親唯命是從的她,在這一點上卻毫不妥協。這樣過了好幾年。薩特7歲時,外祖父終於忍無可忍,有一天,不經過安娜-瑪麗的同意,悄悄帶外孫去了理髮店,將他的長髮剪去,還原了男兒本色。這一強制性做法惹得安娜-瑪麗大哭了一場。    
    童年時的這段經歷對薩特以後同異性交往有一定影響。由於一度被母親當作女孩子對待,他對於自己的性別定位會產生錯覺,或者說,對於女性有一種本然的認同感。成年後他同女性打交道如魚得水,樂此不疲。他可以同一位女性聊一整天,到了第二天還有說不完的話。這與他對男性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父親去世時母親年紀很輕,她與他相處的時間實際上也不長。安娜-瑪麗並未從這個婚姻中體驗到任何樂趣,當丈夫死在她的懷裡時,她對死者的感覺仍然幾乎是一個陌生人。後來她在與兒子作傾心交談時想必會在無意間表達自己對婚姻的困惑和不滿。她當了年輕寡婦後很長時間不考慮再嫁,這一事實似乎也在向兒子昭示:婚姻是無意義的、不必要或可有可無的。薩特一輩子未婚,而且對婚姻持厭惡和否定的態度,也許就有母親這種影響的作用。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佔有詞語(1)

    對童年薩特有重大影響的人,除了早死的父親和形影不離的母親外,還有一個,就是外祖父。正是外祖父提供的家庭環境,使薩特從小立下當作家的強烈願望,而且終生不渝。    
    施韋澤是一個法文教師,家中藏有豐富的法文書籍。薩特自小沒有同齡的玩伴,十分孤寂地生活在一個老人(外祖父)和兩個女人(母親和外祖母)中間。他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轉向外祖父的書房。    
    大約四、五歲,小薩特就開始翻看外祖父書房裡的那些大部頭書,先是看書中的那些插圖,覺得十分有趣。翻得多了,安娜-瑪麗發現兒子對書的興趣,就將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字念給他聽。聽著聽著小薩特不滿足依靠母親的聲音來瞭解這個詞語的世界,他要自己來,在母親的指導下他結結巴巴地拼讀這些文字。    
    隨著認識的字不斷增多,他開始獨自閱讀,在詞語的海洋裡任意遨遊。他發現這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與自己實際上孤寂和單調的生活正好相反。於是他有更多的時間沉迷於書本之中,久而久之,書本對他而言成了真實的世界,而現實世界倒成了書的摹本,顯得虛幻不實在。他在自傳中說,作為一個孩子,他從沒有爬上樹掏過鳥窩,從沒有在小河邊揀過石頭。而書本就是他的鳥蛋,就是他晶瑩剔透的鵝卵石。    
    比開始讀書稍晚一點,大約六、七歲,薩特開始寫作。最初是信筆塗鴉,隨便寫畫,後來開始改寫自己看過的故事,再往後則自己編造一些東西。而文體是既有詩也有散文。在寫作中他有一種強烈地佔有詞語的感覺。    
    他晚年回憶說:「很長時間以來──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往往把詞語同事物混為一談。我的意思是,桌子這個詞就是桌子。我就是帶著這種古典的想法開始了自己的寫作活動,而且總是停留在這種階段上。我總是認為,要使這個桌子成為我的,就要去發現作為桌子的詞。這樣,在詞語和我之間就有一種親密關係,但這是一種所屬關係。在我對語言的關係中我曾是所有者,我現在還是所有者。」(《作家和他的語言》)他將詞語、文字看成一個真實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一些符號或象徵;這些詞語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觸摸的。這一感受我們一般人很難體驗到。    
    童年薩特這種將詞語視為真實事物的感覺使他以後在寫作具有十分獨特的、別人無法模仿的風格。例如他的小說許多描寫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他的成名作《噁心》中,他寫人的手,形容為「肥白如蟲」,刻畫人的臉,說是「如起伏不平的丘陵」,描寫一棵樹根,則將其說成是「一個黑色的精靈」。    
    薩特自我分析這種佔有感,認為是一種移情的表現。他當時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兒童,但又一無所有。作為一個兒童,他什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任何東西。從他跟外祖父一起生活時起,他就只是佔有那給他的東西。於是他就處於一種難解的矛盾之中:就一般的佔有而言,他也可以說是富足的,就是說,他有一切東西而不知道缺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佔有過任何東西。他不缺什麼,但任何東西都不是他的。在現實中無法佔有,那麼就在想像中實現,於是就發生了這種佔有詞語的移情現象。他是以佔有者的身份來投放詞語;對他來說,詞語一開始是一種佔有的工具,只是到後來,它才成為集體交流的手段。薩特最後總結說:「這對我曾是最重要的事情。語言是屬於我的某物,一半是被表示的事物,一半是外在於它們的表示者。『桌子』這個詞一半在桌子中,一半在我的智謀的工具性的延伸中。」 (《作家和他的語言》)    
    薩特分析自己如此癡迷於文學和寫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把文學當成了自己的上帝,在寫作中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結。家中幾個人宗教信仰各別: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母親不信仰任何教派的宗教,只是有一種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在餐桌上拿對方的宗教信仰開玩笑,雖然不含什麼惡意,在不經意間讓小薩特覺得,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是沒有價值的。儘管大人們一致決定讓薩特上教堂和領聖餐,但宗教在他心中已經失去了份量,他實際上缺乏信仰。沒有信仰,就會有對死亡的恐懼。為了擺脫這個,他把對於不朽的渴望傾注到寫作之中。他所想像的文學生活實際上是以宗教生活為榜樣,他唯一的夢想是通過文學、寫作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除了這兩個原因,薩特終生以文學為業,還有一個十分偶然的因素:他對外祖父意思的誤解。    
    小薩特的寫作活動獲得母親的讚賞和鼓勵,她常常將兒子的作品念給大家聽,而大人們也都稱讚不已。但看到外孫越來越癡迷於寫作活動,外祖父開始擔心起來。在他看來,當一個專業作家是沒有出路的,作家中有不少窮困潦倒終其一生的例子。他不希望小外孫走這一條路。由於他一向不強迫薩特做什麼,這次也不打算斷然反對外孫的意向,於是採取一種委婉迂迴的勸誘方法來打消外孫的念頭。    
    一天晚上,施韋澤將女人們趕出室外,說是要跟薩特進行一場男子漢之間的談話。他把外孫抱在膝上,十分嚴肅認真地同他談了一席話,大意是:他薩特要從事文學寫作,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本來是很不錯的事情;但作家是一個生活沒有保障的職業,不少著名作家挨餓而死,或者為了餬口而出賣靈魂。為了順利從事文學寫作,他應該另有一個職業,這就是當一個大學文學教師。教書有穩定的收入,還有較多的空閒時間。這兩個方面的工作相輔相成,他完全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    
    外祖父說這番話可謂用心良苦。他的本意是,薩特聽到作家困苦不堪的境況後會知難而退,慢慢打消當一個作家的念頭。然而薩特完全錯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要自己堅持走作家的道路,只是為了保險起見,另外兼顧一個第二職業。    
    外祖父這樣嚴肅認真地同自己談話,對薩特來說是第一次。以前他倆在一起時總是鬧著好玩,他從來沒有把外祖父的話當真。如果這次外祖父還是跟以前一樣,在說說笑笑當中談及此事,他肯定不會當一回事。但這次談話跟以前完全不同,薩特不禁想起平素外祖父對其子女(包括安娜-瑪麗)的嚴厲命令,那是不得不服從的。因此,他必須當一個作家,這既是他自己的意願,也是外祖父的命令。    
    年近60歲時,薩特在自傳中回憶說,正是由於他把外祖父的「反話」正聽,在以後的歲月裡,每當他寫作寫累了想歇下來,外祖父的話就立即在他頭腦裡響起,催促著他回到書桌旁繼續奮筆疾書。到現在回顧此事,特別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不禁想到,自己花費一生心力、夜以繼日地埋頭寫作,花費了那麼多筆墨紙張,拋出了那麼多寫出的書,其實並沒有任何人請他來寫,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個早已去世的老人的願望,而這個願望卻是被完全誤解的,不禁讓人啼笑皆非,深感人生之荒誕。    
    除了立志當一個作家,這種童年的過度閱讀還對薩特成年後的一些生活習慣產生影響。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長年沉迷於書本,小薩特已經通過圖畫和文字,在世界各地漫遊了一番。很有意思的是,他讀的第一本書的書名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看來薩特很早就在咱們中國的地盤上遨遊了。當然,他實際來到中國,是在四、五十年以後。成年後的薩特,除了寫作,唯一的愛好是旅行。這跟他童年的閱讀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童年的閱讀習慣還影響到他旅行的方式。一般旅遊者每到一地,大都是直接奔向該地著名的自然景觀,逐一遊覽,惟恐漏掉什麼。薩特則不同,他對自然景觀並不特別感興趣,想必是早在書本上看過了。更多的時間他是坐在該地一個廣場上,默默地抽著煙斗,看著人們來來往往,在心中體會著這裡的人文氛圍。    
    我們甚至可以從他成年後的日常生活習慣中看到童年受到的人文熏陶的影響。例如,他不喜歡吃那些生的東西或呈現自然狀態的東西,如水果和血紅色的牛排。他在日本訪問時出於禮貌,勉強吞下主人敬獻的生魚片,回到旅館就全吐了。他喜歡吃的都是經過人們加工的食物,如水果罐頭,如香腸。凡是跟人有關係的東西,他都能夠適應,而那種純粹的自然,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佔有詞語(2)

    閱讀和寫作激發了薩特的想像力,使他在孤寂的生活中獲得安慰和自信心。童年生活中,還有一個東西同樣起到激發想像力的作用,同樣給了他精神撫慰,這就是音樂。    
    外祖父家可以說是一個音樂世家。外祖父會作曲,創作的樂曲帶有門德爾松的風格,他還彈得一手好鋼琴。母親安娜-瑪麗同樣鋼琴彈得好,她能演奏肖邦、舒曼等人的難度極大的樂曲。此外她還有一副好嗓子,而且經過專門訓練,唱出的歌真可以說是宛轉動聽,餘音繞樑。外祖母、舅舅、舅媽、表兄弟們,人人在音樂方面都有一手。    
    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薩特自然而然地喜好上了音樂。他很小的時候就隨著母親去體會音樂之聲。往往是在晚飯後,母親開始彈奏鋼琴,小薩特站在一旁,隨著鋼琴的節奏和旋律,陷入豐富的想像之中,以前看的那些愛情和戰爭故事浮現在腦海裡,他自己成了主人公,成了救美和殺敵的英雄。想像到得意處,他情不自禁地抓起外祖父用的尺子和裁紙刀,把它們當成劍和匕首揮動起來。這時他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強大和無所不能。    
    大約10歲左右,薩特開始練習彈鋼琴,並且是上正規的鋼琴課。到後來,他已經能夠彈一些難度較大的曲子了。當他彈到一定水平時,母親和他一起彈,兩人合奏,這應該是薩特一天最快樂的時光。這種對音樂的愛好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薩特的想像能力和文化鑒賞能力,對他以後的文學創作是很有好處的。在他的成名作《噁心》中,有一個反覆出現的情節:主人公洛根丁在聽一張唱片,那是一個黑女人在唱:「在這些日子裡,親愛的,你會想念我。」這應該是薩特自己對於音樂喜好的寫照。薩特經常參加音樂會,他彈奏鋼琴的愛好保持終生,直到晚年雙目失明、胳臂也抬不起來才被迫放棄。而在那時,聽自己喜愛的唱片是他最大的慰藉。他家中藏有許多名曲唱片。    
    薩特在將近70歲時,回憶童年的生活,特別提到自己對於月亮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覺得月亮是自己的月亮,他同月亮之間有一種默契。當他抬頭遙看那一輪皎潔的玉盤時,總是不自覺地同她對起話來,向她任意傾訴自己心中的一切,雖然是默默無語的。    
    這裡他仍然發揮著在閱讀和音樂裡面已經體現出來的想像力。當看到月亮上面依稀可見的明暗起伏之處時,他將那幻化為一張微笑的臉,一張只向他展示秘密的臉,一張讓他倍感親切的臉。童年薩特害怕黑暗,而月亮讓他戰勝恐懼,消除了黑暗的陰影。    
    這種月亮情結應該來自他的孤寂感以及力求擺脫這種孤寂感的需要。童年的體驗在他成年後仍然有著影響。許多年後,他寫了一篇小說,名為《午夜的太陽》:一個小女孩的頭腦中常常浮現出這樣一種情景:深夜的天空中出現一輪輝煌的太陽;一天她真的看到了午夜的太陽,但它不是圓的,而是一道長長的光。這篇小說折射出薩特的月亮情結,這個小女孩的感受其實就是薩特自己的感受,這個午夜的太陽其實就是月亮,被他幻化的月亮。    
    後來他還在一個劇本中加上這樣一個情節:一對流浪者在月光下談論月亮。這實際上表達了他自己對於月亮的喜愛和欣賞之情。1969年美國宇航員登月,薩特特意租了一台電視機看登月實況轉播。這一次他總算是真正看清楚了月亮是一個什麼樣子。但這樣一來,他對於月亮那種因其神秘性而產生的特殊感情也就不復存在了。這讓他在獲得一種滿足的同時,又有深深的遺憾和失落。    
    童年薩特長期的孤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咎於外祖父。薩特到了上學的年齡,本來應該把他送到學校,外祖父也送了,但沒有送成功。    
    出於做外祖父的偏愛,施韋澤認為剛到上學年齡的外孫不能從最低年級讀起。最低年級是10年級預備班,然後再上升到9年級、8年級等等。他將薩特帶到蒙田公立學校,對校長說,這孩子天分極高,已經寫了不少東西,應該直接上高年級。校長讓薩特直接上8年級。但過了兩天,校長通知施韋澤,因為基礎太差,他的外孫還是只有從最低年級讀起。校長同時還給他看了薩特作的一張聽寫測試卷,上面全是拼寫錯誤,幾乎沒有一個詞是對的。    
    施韋澤為此同校長大吵了一通,要求校長收回成命,但遭到拒絕。一氣之下,他讓薩特退了學,請老師在家給外孫上課。就這樣,薩特接觸同齡人的時間被推遲了幾年。這一境況對薩特一生有很大影響。    
    這一影響首先表現為不合群。薩特很難融入同齡人的群體中。薩特在自傳中描述了當時的情狀。當他和母親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散步時,可以看到一群群孩子在自由自在地玩耍,但他只有用羨慕的眼神在一旁看著,卻不敢上前參加進去。而孩子們誰都沒有理睬他,誰都不知道他是個天才和英雄(像他自己想像的那樣)。這一時刻,他深切感受到自己的真實地位:他是一個可憐蟲,一個誰都不要的可憐蟲!    
    安娜-瑪麗覺察到兒子的困窘境況,想催促他參加進去,就故意裝出不耐煩的樣子說:「你這個傻瓜還楞著幹什麼,還不過去問問他們願不願意跟你玩!」而薩特卻倔強地搖搖頭,不過去。    
    看到硬趕他去不行,安娜-瑪麗又指了指旁邊幾個一邊織毛線一邊看孩子玩的女人,低聲問:「我去跟他們的母親說一下吧?」薩特更加急了,堅決不讓母親去問。他趕緊走開,在公園裡轉了一圈,最終也沒能和孩子們玩在一起。其實這時他心裡特別想參加進去,只是出於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尊而不肯去求他們。    
    這種不合群的經歷對於薩特以後生活的影響也是極大的。成年後他在性格上有一個特點:凡事不願求人,哪怕像問路這樣的小事也不願求人。在與同性朋友的關係中,他始終有一種距離感。別人有什麼事情找他幫忙,他會盡力去做;但他不希望有什麼事情去求他們。也許兒時遇到的困窘仍然在潛意識中對他起著作用,他不希望自己再遭受同樣的尷尬。    
    直到10歲薩特才進入亨利四世公立學校。在進校的第一天,他就很自然地融入班集體之中,同孩子們打成一片,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事情竟這樣容易和簡單。在這個學校,薩特認識了他一生中唯一有著真正深厚友情的同性朋友。    
    那時他班上一個同學剛剛病死不久。這個同學叫貝納爾,因為身體不好,總是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不參加同學們的活動,但笑咪咪地看著大家打鬧。他成績全班第一,性情和善,說話慢條斯理。他很小就死了父親,家境貧寒,靠母親做裁縫為生。由於這一切,全班同學都十分喜歡貝納爾。所以當他去世時,全班40個同學都聚集在他的棺材前痛哭,他的墳墓上佈滿了同學們送的鮮花。    
    就在貝納爾去世幾個星期後,這天班上正上拉丁文課,門房帶著一個孩子走了進來,他就是死去不久的貝納爾。他向老師敬了一個禮,就坐在一個空座上聽起課來。同學們都驚呆了:這孩子戴著貝納爾戴過的鐵框眼鏡,也像貝納爾那樣圍著一條厚厚的圍巾,他也有一個鉤鼻子,也跟貝納爾一樣怕冷。於是大家都斷定他就是貝納爾。正在上課的迪裡先生大概也跟同學們一樣驚詫,不禁停下課來,一邊大口喘著氣,一邊問這個學生的情況。    
    這個學生回答道:「我姓尼贊,叫保爾─伊夫,是包飯生,工程師的兒子。」同學們這時才醒悟過來,來者不過是長得跟死去的貝納爾相似而已。    
    下課後薩特主動接近這個活過來的「貝納爾」,很快他們成了好朋友。薩特發現,雖然猛一看尼贊跟貝納爾很相似,他倆有許多地方不一樣。尼贊比貝納爾長得醜一些,他也有一隻斜白眼,不過是左眼,跟自己的正好相反。在性格方面,尼贊不那麼溫和,生起氣來臉色發白,說話開始結巴。他還喜歡用挖苦的口氣來談論人,包括對自己的父母,這是薩特所不習慣的。但尼贊書讀得很多,而且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作家。薩特最為讚賞的是後面這一點,他倆可以說是志趣相投,這是他們友誼的基礎。    
    他們成為要好的朋友後不久,由於薩特生活起了一個重大變化,他離開了巴黎,也不得不跟好朋友分手。不過數年之後他們又重逢在巴黎,得以再續友情。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做戲與誘惑(1)

    薩特在很小的時候就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某種虛假性,這特別體現在外祖父對他的態度上。一方面,這位老人確實是喜愛小外孫,每次一見到小薩特,本來沒精打采的他頓時精神煥發,伸開雙臂,高聲喊道:「我的小寶貝!」而薩特也撲向外祖父的懷抱。另一方面,施韋澤的這種舉動中也包含著某種做作的成分,一種不真實的成分。老頭子是一位法語教師,本來就擅長於語言藝術,也可以說擅長於表演。薩特在自傳中回憶說,這位身材高大、風流倜儻的老人,有時將自己打扮一番,配著那一把大鬍子,衣著神情就像上帝顯靈一樣,突然出現在教堂上,將眾教徒嚇得四散而逃。    
    在同外祖父這種親熱的表達活動中,薩特感到老頭子做戲的成分,也體驗到自己在撲向外祖父時,在高興之餘,也有一種配合老頭子做戲的成分,他是在扮演一個被寵愛而且值得愛的小外孫的角色。時間長了,他也習慣於這種角色,只要看到外祖父張開手,他就會自然地飛撲過去,表現出一種幸福兒童的模樣。    
    在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中覺察出虛假、不真實的成分,而且還體驗到自己內在的同樣的不真實和虛假,這表明小薩特具有特別的敏感性。而這一點,影響著他成年之後的為人處世甚至創作活動。薩特一生同他生活的那個資產階級環境格格不入,常常獨行特立,我行我素,就是因為他將這個社會看得太清楚、太透徹,一切虛偽的東西都無法蒙蔽他。在對抗社會之虛偽的同時,他也在不斷地同自身表現出來的虛偽性為敵,力求更坦誠、更本真地看待自己和對待他人。    
    一成名人,便不足觀,這似乎是一個通例。因為成名之後,人們就開始著意掩飾自己、包裝自己,將一個經過美化和神化的外殼展示給世人,總之,是在演戲給公眾看,而將那個本真的我藏在幕後。薩特則是一個少有的例外。同那些實際上是在演戲而不自知的人不同,他從小就太知道演戲是怎麼回事,根本無法安然於自我欺瞞。在成為世界文化名人之後,他沒有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從未想過用假面來包裝自己,而是隨時準備承認自己做過的任何事情。例如在晚年,大約70歲時,在一個公開放映的電影《薩特自述》中,薩特的學生博斯特回憶薩特當中學教師時,一次在作學生畢業演講的前夜,同學生一起喝醉了,然後去了一家妓院,「被一個高大結實的妓女背上了樓」。考慮到這屬於個人隱私,可能有損薩特的形象,博斯特對薩特說:「如果您希望的話,可以把這段話從影片中刪掉。」但薩特沒有刪,就讓它那樣展現在公眾面前。他認為這沒什麼,因為這是事實。至於別人怎麼看,那是別人的事情,他沒有必要去隱瞞事實。他不想在這部記錄影片中演戲,而只是想陳述本來的人生。    
    這種對於人的虛假、做戲的體驗在他的哲學作品也有明顯反映。例如他早期哲學代表作《存在與虛無》中有一個重要概念「自欺」。自欺並非是人有意做假,甚至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騙,但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的。或者說,這是人的一種本體狀態,人不可能脫淨自欺的成分,他頂多可以意識自己是在自欺。意識到自欺可以說是對自欺的一種揚棄,而這種揚棄應該是一個不斷的過程。這實際上是將他童年體驗到的做戲以及對於做戲的厭惡上升到了理論層面予以探究。    
    《存在與虛無》中有不少關於自欺的生動事例的描述。例如,在咖啡館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侍者,他在招待客人時慇勤有點過分,他的動作也靈活得有些過分,過分準確、過分敏捷,他舉起托盤的動作有點像雜技演員表演,在不斷地破壞平衡中保持平衡。實際上他是在表演,在表演一個侍者,而且他完全沉迷在這個角色中,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在表演,以為這就是他自己,以至於失去了那個不僅僅是侍者的他本人。    
    薩特還舉一個初赴約會的女子為例。在與一個男子的約會中,當那個男子握住她的手時,為了避免某種尷尬,她使自己處於自欺狀態。實際上她應該明白這個男子這個舉動的含義,對於她的慾望,以及她自己對此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應。但她寧可不去正視這一切,假設這個握住她的手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樣,同對方進行「純精神」上的交流。這實際上也是自欺,也是在不自覺地做戲,不肯直面人與人關係的真相。    
    童年薩特這一特點對他以後的文學活動很有影響。在文學創作方面,總起來說,薩特成就最大的領域是戲劇,他的戲劇比小說寫得好,從他開始寫公演的戲劇開始,幾乎每一個戲劇都引起轟動,在社會公眾中激起巨大反響,有的還成為法國戲劇史上保留的經典劇目。我們如果採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來看待這一現象,就可以說,他似乎是將人的自欺或做戲的成分昇華到戲劇創作中。也就是說,在該演戲的地方去演戲,在人們知道是在演戲的地方去充分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和想像力,而在現實生活中則盡可能地避免假戲真做。    
    就童年薩特而言,他那種做戲的姿態不僅對著外祖父而來,還很自然地對著同齡的小姑娘施展起來。大約七、八歲時,他有了一個木偶玩具,它可以套在手上玩,每個手指頭頂著一個人物,隨著手指的活動,這些人物也就有了各種動作。薩特決定拿它去表演。    
    他來到盧森堡公園,當小姑娘們走過來時,他就蹲在一把椅子後面,將套著木偶的手伸在椅子面上,手指一邊活動,口中一邊配上相應的聲音,這就是一場木偶戲了。於是就有小女孩停下腳步看他的表演。 看到有人注意到自己,他就更來了精神,一個表演接著一個表演,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有聲有色,挺吸引人的。當然,這些故事都是在外祖父書房的那些書裡看到的。有的小姑娘會被他逗得發出格格的笑聲,對於薩特來說,這就是對他表演的最高獎賞了,他達到了自己期望的目的。    
    薩特這一行動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它似乎預示了他成年後的生活特點:就是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同對異性的追求或誘惑結合在一起。他的志向是當一個作家,而他從書本上看到的作家的生活充滿了激情,一個作家在其一生中有許多同異性的風流韻事,他總是不斷地向他喜愛的女人大獻慇勤,討得對方得歡心,而他可能有的方法或手段就是自己的語言,用美妙的語言來打動對方。他將這稱為誘惑。他為自己設計的作家生活就包含著這種對異性的誘惑。    
    大約35歲時,他在日記中回顧和總結自己的生活,發現寫作活動和對女性的追求或誘惑其實很相似。寫作是要抓住事物的意義,然後將它揭示給讀者看,讓讀者被作家的這種揭示所吸引。所以從廣義講,這也是一種誘惑,誘惑讀者同自己一起進入一個想像的世界。薩特所說的對於女性的誘惑,就是向她呈現這個世界,代替她來思考和感覺,為她著想,為她創造快樂和幸福。這種誘惑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在表演。薩特在日記中說:「這也許就是我醉心於寫作的最深沉的元素——我看待藝術和愛情的方式使我覺得除了作為一個演員和講故事者的天賦外,沒有其他辦法來獲得那些姑娘們的芳心。這一點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根本的。」    
    薩特幾乎所有的戲劇,都是為他所喜愛的女人寫的:《蒼蠅》是為了奧爾加,《禁閉》是為了萬達,《阿爾托納的隱居者》是為了萬達和伊夫林娜‧雷依,……他同意某劇院演出他的戲劇,條件只有一個:女主角必須由他來確定。他的其它體裁的重要作品,在題詞上也都是獻給他喜愛的女人的,如他的成名小說《噁心》是獻給終身伴侶波伏瓦的,小說集《牆》是獻給奧爾加的,長篇多卷本小說《自由之路》是獻給萬達的,早期哲學代表作《存在與虛無》和後期哲學代表作《辯證理性批判》都是獻給波伏瓦的,自傳《詞語》獻給他的蘇聯女友列娜的,等等。這與他童年的舉動是一脈相承的:他的創作活動與向女性表示好感、愛意甚至誘惑是聯繫在一起。他在文學創作和思想探索方面的鍥而不捨的精神,只有在追求異性方面的耐心和韌勁才能與之相比。    
    薩特在《自傳》中以調侃的口氣談到這樣一些人,他們到死還記得自己的初戀,有的到了晚年還非得去找年輕時愛過而沒有得手的老女人睡覺。他說自己不屬於這一類型的人,當他寫自傳時,費了好大的勁才回憶起童年的一個大概論廓。有人會從這樣的自述中將薩特看成一個薄情寡義的人,同時也會有疑問:他對那些被誘惑的女人的感情是真摯的嗎?還是只不過逢場作戲?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童年(1905-1917):做戲與誘惑(2)

    在我看來,薩特這裡對自己的表述不完全是事實,他也許還帶有一點正話反說的意思。在寫自傳大約10年後,將近70歲時,他在與波伏瓦的一個長篇的自傳性的談話中,清楚地回憶了童年時他接觸過的小女孩。    
    一次是隨同家人在瑞士度假,那一年他才5歲。當時大人們都出去了,他一個人留在房間,而另一個住處緊鄰他們的度假家庭,大人也都出去了,留下一個年齡跟薩特相彷彿的小女孩在家。很自然地,這兩個孩子玩到一起去了。他們先是望著度假村外的那一片湖水發呆,覺得沒有意思。於是薩特想到自己帶著的一個玩具,就提議他倆來玩「醫生看病」的遊戲。他的玩具是一個灌腸用的注射器,沒有針頭,平時沒事他就拿來抽滿水,再四處掃射,覺得很有意思。    
    小女孩欣然同意。薩特扮演醫生,小女孩是病人,醫生給病人看病。看完病後要打針,小姑娘把內褲脫了,薩特將水抽進針管中,再將它射進「病人」的下體中。小女孩沒有一點不舒服的樣子,他倆玩得很開心。這大概是他第一次接觸女性的裸體和性器官,印象比較深,所以到了晚年還記得很清楚。這種遊戲本身就帶有表演的成分,由於是薩特主動提出,也帶有誘惑的成分,可以說是他第一次對異性的誘惑,雖然是不自覺的。    
    第二年在阿卡辛,薩特認識了一個叫薇薇的金髮小姑娘。她長得很漂亮,但患有嚴重的肺結核,不能走動,只有整天躺在椅子上。薩特很喜歡她,成天圍著她轉,陪她說話,逗她開心,給她將故事,頗有類似大人的那種憐香惜玉之心。他還把自己在彩船上拍的一張照片給薇薇看,這大概是唯一屬於他自己的財產,他能夠在小姑娘面前炫耀的也只有這個東西了。    
    正像咱們中國話說的「紅顏命薄」,不久這個金髮小姑娘不治而亡。薩特悲痛欲絕,寫了許多詩來悼念這平生第一位「紅顏知己」。當然,這些詩是非常幼稚的,許多都是模仿他看的書上的東西,但它們同時也是他真實情感的表達。這也許可以算是薩特第一次類似戀愛的體驗和經歷。在將近70歲時的那次談話中,薩特仍然十分清楚地回憶了這件事,說明他並非真的將童年的什麼東西都忘記了或拋棄了;至少有一種東西是不會遺忘的,那就是對喜愛的異性的感情。    
    談到對異性的誘惑問題,童年薩特還存在著另一方面的情況,那就是,並非他去誘惑別人,而是別人來誘惑他。    
    外祖父有一些女學生常常來老師家,有時外祖父朋友的女學生也來師伯或師叔這裡玩。她們看到施韋澤總是對小外孫寵愛有加的樣子,而小薩特一頭金髮,一張胖嘟嘟的臉,挺可愛、挺好玩的,於是也都哄弄起他來。這些年齡同安娜-瑪麗相彷彿的年輕女子將小薩特抱在懷裡,又是撫摸又是親吻。在她們不經意間,這些接觸和動作給了薩特一種不斷的刺激,年輕女性溫柔的嘴唇、富有彈性的乳房和豐滿的臀部給了他強烈的肉體感受。     
    有的女子不僅以身體的活動來誘惑他,還使用了語言。直到晚年薩特都還記得很清楚,這些女學生中有一個姑娘,大約18歲,長得很漂亮,她把小薩特摟在懷裡,不但愛撫著他,還低低地對他訴說種種情話,把他當成了自己的戀愛對象。她是鬧著好玩,不是當真的。然而對薩特造成的影響則非同小可。他晚年回憶說,當時他被她弄得神魂顛倒,真的迷戀上她了。    
    在年輕女士這種不經意的誘惑中,小薩特也並非是完全被動的。薩特在自傳中回憶了這樣一個情節:當時有一個叫萊波讓的女子也讓他著迷,他喜歡看她的胸部,喜歡撫摸她的肩膀,希望在她面前表現自己。一天,為了向她顯示自己的魅力,他對她說,有一個女孩子讓他感到痛苦,為了報復,他決心讓今後所有遇見他的女人都傷心欲絕。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這完全是根據他看的那些書中的故事瞎編的。然而萊波讓女士大概有點相信這番話了,她認真地看著薩特,對旁邊的同伴說:「我倒真想在這孩子20歲時認識他,那時女人們一定都會為他而瘋狂!」    
    同這些年輕女性的經常接觸,在某種意義上導致薩特性愛方面的早熟。它對薩特成年生活有著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這使他習慣於與女性交往,同她們在一起時很自在,打起交道來輕鬆自如。這為他日後在愛情生活方面的成功奠定了性格和氣質方面的基礎。薩特可以同一個他喜愛的女性閒聊終日不倦,第二天還可以再接著聊,絲毫不用擔心沒有可以談論的話題。這樣的功夫不是一般人具有的。幾乎所有與薩特交往的女性都能感受到他那吸引異性的特別魅力。看來萊波讓女士也許真的有先見之明。    
    另一方面,這些年輕女士的過度愛撫和哄弄又造成薩特的一種逆反心理,即抗拒這種過度愛撫,抗拒被動接受,反過來強化了他對女性的一種的主動性和支配感。成年薩特在同異性的性活動中,特別在進入做愛階段時,只有主動的感覺,沒有被動的感受,只有給予的感覺,沒有得到的快感,只有支配對方的感覺,沒有也被對方支配的雙向互動的感受。童年的這段經歷和體驗在這裡應該起了很大作用。    
    導致這種片面的主動性和支配感的,除了女士們的愛撫和哄弄外,外祖父母的生活也對小薩特有一定影響。他倆的關係就是外祖父處於支配地位,而外祖母總是被支配的。耳濡目染,小薩特認為男女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應該是這樣的。    
    成年之後,薩特從理論上認識到,男女之間在性愛活動上應該是雙向互動的,對於每一方來說都既是主動給予又是被動接受,既是活動的主體又是活動的對象,但在實際感受中仍然深受童年經歷的影響,往往只有主動給予沒有被動接受,只是活動主體而不是對象。這樣,在性愛活動中他總是處於支配地位,與對方是不平等的。    
    童年薩特不僅受到這些年輕女性的愛撫哄弄,母親和外祖父在對他的愛撫上也有些過分,因為他們都很喜愛歡他。這種過度的愛撫哄弄不僅對薩特成年後的性愛生活帶來影響,還影響到他生活的其它方面。例如,由於對這種過度愛撫的抗拒,薩特養成了一種不肯放鬆自己的習慣。他是以自我約束和自我緊張來消解對他的過度愛撫。在日常生活中,薩特從來不坐柔軟舒適的扶手椅或沙發,他的房間裡這些東西都是給客人坐的,他自己總是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他也不像許多人喜歡做的那樣躺在床上看書;看書時總是十分規矩地坐在桌子旁。甚至在外遊玩時,他的休息方式也與一般人不同。人們累了要休息時,通常會找草地一類比較鬆軟平整的地方坐,他不,他會坐在一塊堅硬的石頭上。好像他總是要讓自己處於一種不舒服、不放鬆的狀態下,雖然他自己並不認為有什麼不舒服。    
    這種不放鬆的特點表現在工作上,是對自己的身體毫不吝惜。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為了提高寫作效率,讓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經常服用興奮劑。明知道這會嚴重損害自己身體健康,他也毫不在意。實際上,如果不是這樣玩命於寫作,薩特的壽命應該會延長許多年。他母系這一族,幾乎個個長壽。他晚年的一些疾病,早在他毫不顧惜自己身體的中年時期就已紮下了根子。    
    薩特所生活的家庭環境對他同異性的關係還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多伴侶傾向。薩特的多伴侶傾向首先是受書本的影響,書本上描述的作家生活充滿一連串的艷遇,一個名作家會有許多仰慕他的女人。而眾多年輕女性的愛撫哄弄加強了他的這種傾向,使他很小就習慣於同時被幾個女性所喜愛,他也可以同時喜愛幾個女人,雖然這時他並沒有真正的性意識。這種多伴侶傾向得到加強的另一個因素是外祖父的情況。施韋澤與妻子在結婚後不久就分房而居了,原因是妻子厭惡性生活,她甚至設法從醫生那裡開了一張不適合與丈夫同房的證明。於是施韋澤只有從別的女人那裡獲得性的滿足。而他長得一表人才,對異性頗有吸引力,身邊總有許多表示愛慕的女性。施韋澤的這種情況在家中應該不是什麼秘密,薩特看得多了,也就習以為常了。    
    家中的情況還使薩特對於婚姻有一種排斥和否定的心理。除了前面我們所說母親婚姻的情況以及她長期不願再婚對於薩特產生這種影響外,外祖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也對薩特有著影響。他從小生活在一起的3個人,其婚姻都是不幸或無意義的,這一點對於薩特成年後的生活有很大影響。他一生未婚,除了一兩次特殊情況外,他從沒有考慮過結婚。我們從他童年的經歷和體驗中可以探察出他採取這一態度的早期根源。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繼父(1)

    1917年4月,在守寡10多年後,安娜-瑪麗終於再婚了。她嫁給了一個長期的追求者芒西先生。這對於薩特來說猶如一個晴天霹靂,讓他不知所措;他沒有絲毫的心理準備,整個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    
    此前在他心目中,母親整個是屬於他的,他對母親具有特權,他在母親面前是一個王子。而現在突然來了另一個人,他比自己更加具有特權,而自己如果不說是一無所有,也至多就是個二等王子,在母親生活中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這一點是他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安娜-瑪麗之所以再婚,主要還不是出於對芒西先生的愛情,她在這方面是比較淡然的。她主要是為兒子考慮。她看到薩特長大了,覺得如果沒有一個父親來管束和教育他,對孩子的成長是不利的。而芒西先生在安娜-瑪麗看來還不錯,是個正派的有教養的人。她決定再婚,還有一個原因:施韋澤本來已經退休在家,由於她帶著孩子回到娘家,增加了家中的經濟負擔,他不得不重操舊業來增加收入。安娜-瑪麗不忍心讓年邁的父親繼續操勞下去,而她本人又沒有獨立謀生的手段,再婚嫁人就成了她唯一現實的選擇。至於她自己,同第一次婚姻一樣,在這次婚姻中並沒有感受到特別的樂趣。    
    她再婚主要是為了兒子好,但兒子並不知道,反而認為母親背叛了他。許多年後安娜-瑪麗才覺察到這一點。但那時造成薩特心靈的創傷已經無法彌補。如果她能預先知道兒子的心理,很可能就不會再婚了。    
    結婚後安娜-瑪麗搬出父親家,同芒西住在一起。而薩特暫時留在外祖父家。這時他雖然在精神上十分痛苦,實際生活方面倒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家還是原來的家。然而半年以後,母親要隨繼父離開巴黎去一個港口城市拉羅捨爾,繼父是一個工程師,他前往拉羅捨爾造船廠當廠長。薩特必須隨他們一起去。從這時起,開始了薩特後來稱為他一生中最為悲慘的幾年時光。    
    其實繼父芒西倒不是個壞人,按照資產階級社會規範來衡量,他可以算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安娜-瑪麗看中的,大概也是這一點,認為他可以給予薩特很好的教育。芒西先生也很想這樣做,努力盡到一個繼父的責任。他對於一般人十分苛求,態度嚴厲,對待薩特倒很有耐心。但是,由於「奪母之恨」難以化解,薩特無法同他進行任何溝通,也難以接受他的任何教育。    
    將近70歲時,薩特在記錄影片《薩特自述》中回憶了當時的一個情景:一次芒西履行繼父的職責,輔導薩特學習幾何。他不講倒還好,一講薩特更加糊塗了。這也不是薩特故意如此,就是不知怎麼的,只要繼父跟他講話,他的腦子就不好使,本來清楚的東西反而弄不明白了。這也許是一種逆反心理潛在地作怪吧。    
    安娜-瑪麗在一旁看著,又急又氣,她以為兒子是有意跟繼父搗亂。當看到薩特在回答繼父問題時態度不夠好,她更加來氣,於是離開書房去了廚房。在廚房她也無法靜下心來做事,於是她又回到書房。其實這時薩特同繼父的情況比原先稍好一點,他倆已經開始討論具體幾何問題了。而安娜-瑪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給了薩特兩個耳光。芒西立即大聲制止她的行為,而薩特一言不發,把頭抬得高高的,帶著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離開了這個房間。    
    安娜-瑪麗打兒子的心理是十分複雜的。薩特後來分析說:「她往往感到兩面受壓,左右為難。」她既愛兒子,也不願丈夫因兒子的行為而感到不快。看到兒子對於丈夫輔導的抵制和態度的無禮,她十分傷心,這完全違背了她結婚的初衷。她打兒子是恨鐵不成鋼。母親的這兩個耳光,用薩特的話來說,是第一次在他和母親之間造成了裂痕,也可以說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裂痕。他的生活再也不會回到原先的樣子了。    
    當然,到了成年之後,薩特會體諒母親這樣做的良苦用心,也不會計較當時發生的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母親再婚對於薩特一生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有些東西確實是終生都無法遺忘的。在將近70歲時,薩特的健康狀況一度急劇惡化,他開始考慮到自己可能不久於人世,於是留下了遺囑,其中有一條是:他死後不要安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他的繼父和母親中間,而希望將他一個人單獨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裡面。作為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薩特本來是不會在意這樣的事情的,一個死者葬在哪裡又有什麼關係?但他實際上很在乎這個事情,這說明儘管在理智上他原諒了母親的再婚、對繼父也早已沒有成見,但在感情上他仍然無法接受過去的一切。    
    除了奪母之恨,薩特同繼父格格不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芒西在文化修養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芒西是學工程的,讀的都是理工科方面的東西,對於文學之類的不感興趣,他和薩特之間沒有共同語言。他知道薩特喜歡寫作,但他對此反應十分冷淡,實際上是反對薩特搞這個。他認為文學這玩意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而薩特則賦於文學和寫作一種絕對價值,視其為生命。如果芒西先生能夠理解薩特,多跟他談一些文學,對他的寫作表示支持和讚賞,也許薩特的態度會有些不同,兩人的隔膜可能消除不少。但他沒有這樣做,他也不知道應該這樣做。兩人之間始終無法溝通。20年後薩特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牆》,送了一本給繼父,但芒西先生看了個開頭,就看不下去了,他覺得裡面充滿下流、粗俗的描寫,將書退還給薩特。他們這時仍然無法相互理解,特別是芒西無法理解薩特。    
    繼父對於薩特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是,他進一步加強了薩特原來就有的對於成年男性的冷淡和厭惡。對於芒西這個長期相處的成年男性,他除了厭惡就沒有別的感覺了。與此相聯繫的,繼父的存在還加深了他對於婚姻的厭惡。母親與繼父的婚姻本來就是對他的傷害,他也沒有看出母親從這個婚姻中得到什麼樂趣。而自己在這個新家庭中得到的只有痛苦。他一生保持獨身,從未認真考慮過結婚和組建一個家庭,早年的這段經歷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拉羅捨爾,在繼父的家,薩特比以前更加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寄人籬下。在外祖父家時年齡還小,而且同外祖父多少還有一種感情維繫著,這種寄住者的感覺通常只是潛存著,對他的日常生活不發生重大影響。而在拉羅捨爾,這種寄住者的感覺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刺激著他,使他難以安生。    
    安娜-瑪麗是沒有工作的,她的生活來源完全靠芒西的收入,而薩特也一樣。雖然通常是安娜-瑪麗給薩特零用錢,但他知道,這些錢都是芒西先生的。這讓他非常不舒服,但他又不能不用這些錢。於是情況就成了這樣,每次他從母親手中接過錢,心中就受到一次刺激,讓他不舒服一次。當他拿這錢去買一個甜餅或一塊巧克力時,就好像有一個繼父的聲音在對他說:「這是我給你的錢,你是用我的錢買下這個甜餅,買下這塊巧克力!」在他的想像中,這幾乎就像一個乞丐在接受施捨,而他是不願意接受施捨的。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在到拉羅捨爾的第二年,薩特做了一件讓安娜-瑪麗和芒西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偷錢。    
    從表面上看,這事的發生是偶然的。一天他一個人在家,在房間裡閒逛時,在不經意間碰到安娜-瑪麗的錢包。那錢包裡裝的是家中每月的零用錢。他隨意打開錢包,裡面滿是紙幣和硬幣。突然一個念頭閃現在他腦海裡:何不拿錢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於是他有點膽怯也有點興奮地從錢包裡抽出一法郎,接著又抽出一法郎,……然後他奔向大街,給自己買了一個羅姆酒心水果蛋糕。    
    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接著就一發而不可收拾。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薩特手中已經有了70多法郎。他把錢放在自己的夾克衫口袋裡。這天他感到疲乏,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安娜-瑪麗來看他是不是病了,在無意當中拿起他的夾克衫,突然聽到有金屬碰撞的響聲。她將夾克衫搖晃了一下,發現響聲來自衣服口袋,於是她將手伸進口袋,令她瞠目結舌的是,她抓出一大把紙幣和硬幣。在當時,70法郎已經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    
    安娜-瑪麗十分嚴厲地追問薩特,錢是從哪裡來的。情急之下,薩特編了一段話:這錢是他的同學卡迪洛的,他跟卡迪洛開玩笑就將它拿回家了,準備今天還給對方。安娜-瑪麗說:「那好,這錢就放在這裡,放學後讓你的同學來拿。」    
    在去學校的路上薩特頭腦一片混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個叫卡迪洛的同學是他的一個死對頭,平時經常欺負他,他弄不明白自己當時怎麼會說出這個壞小子的名字。卡迪洛肯定不願意幫自己的忙;但沒有他幫忙,這事過不了。怎麼辦?到學校後,他還是只有去找卡迪洛。卡迪洛當然不願意當這個冤大頭。最後在別的孩子的斡旋下,他倆談妥了條件:卡迪洛去薩特家將錢拿出,他扣下五分之二作為報酬。    
    放學後卡迪洛來到薩特家,按照薩特囑咐的那一套回答了安娜-瑪麗的問題。安娜-瑪麗相信了他的話,將錢給了他,還一再囑咐他以後要小心,大筆的錢一定要保管好。暗自覺得好笑的卡迪洛唯唯諾諾地答應著,拿了錢後,立即來到百貨商店,給自己買了一個大手電筒,這是他早就想要的。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繼父(2)

    兩天後卡迪洛的母親發現了兒子買了這個東西,還有大把的錢。在母親的追問下,卡迪洛說出了實情。卡迪洛夫人來到薩特家,向安娜-瑪麗說明情況,薩特編造的話被戳穿了。這時那五分之三的錢已由卡迪洛交給了那些作為「中人」的同學,但還沒有轉交到薩特手中。    
    安娜-瑪麗和芒西對此大為震怒,他們對薩特痛加訓斥,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理睬他。正巧這時外祖父和外祖母從巴黎來拉羅捨爾,聽到這事後,施韋澤十分生氣和傷心,他一向是以自己的這個外孫自豪的,沒想到薩特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一天薩特陪外祖父去藥店買藥,外祖父掏錢時,一枚一角的硬幣掉在地上。正當薩特要彎腰去拾取時,外祖父用手制止了他,並說:「我自己來!」這位老人十分吃力地慢慢彎下腰,他的膝蓋似乎在嘎嘎作響。薩特晚年回憶這一情景說:「我可以說,一位83歲的老人寧可自己彎腰拾取一枚一角的硬幣,這簡直就是上帝這位天父自己彎腰去拾這枚硬幣,為了把我這個罪人擋在一邊:這深深地刺激了我。」(《薩特自述》)這樣,從這時起,薩特同外祖父的關係也破裂了。這可以說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二次大的裂痕。    
    大人們都無法理解薩特的行為:他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用,平時要什麼給買什麼,怎麼還會偷錢?只有一個解釋:他來拉羅捨爾學壞了,在道德上墮落了。實際上,薩特這樣做是對繼父「施捨」的一種拒絕和反抗。他寧可不經過繼父的允許而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哪怕這樣做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對於薩特來說,這種偷錢行為主要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而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表現了他對於獨立、自由和不依賴任何人的渴望。可惜大人們沒有一個理解這一點。    
    少年期的這段經歷對於薩特性格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成年薩特有一個特點,就是事情無論大小,都不願意求人。他在是否依賴他人的問題上,比起一般的人來敏感得多。例如,到了一個不熟悉的地方,需要向別人問路,對於薩特來說是他極不情願去做的。他覺得這是在求人,而別人可能討厭他。又如,在餐廳吃飯時,接受侍者的服務,他也覺得很不自在。為了拉開同對方的距離,或者說是為了給對方以補償,他往往給侍者超出正常數額許多倍的小費。如果不知道薩特小時候的經歷,對他的這種行為舉止就難以理解。總而言之,薩特對於依賴狀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逆反心理,他把自己的獨立性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薩特稱在拉羅捨爾的歲月是他一生中最為悲慘的時光,不僅是指在家中的情況,還指他在學校的境況。他在巴黎亨利四世學校與同學們相處得不錯,很有一些好朋友,包括保爾‧尼贊。但到了拉羅捨爾公立學校,情況完全變了。首先,他說話的口音跟別的孩子不同,在衣著方面也顯得有些特別,同學們將他視為一個外來者,他在班上顯得十分孤立。    
    他也曾努力迎合大家的要求,希望能融入集體之中,但努力的結果卻適得其反。男孩子們在一起時無話不談,其中最生動的話題是,他們當中的某某人結交了多少多少女孩子或年輕女人,同她們有著怎樣怎樣的放蕩行為,等等,以此作為自我誇耀的資本。薩特為了表現自己,也向同學誇耀說,他在巴黎有一個女朋友,放學後他和她常常去旅館開房間,在在那裡他倆幹了一切可以幹的事情,也就是其他同學繪聲繪色描述的同自己女朋友幹的事情。    
    本來同學們對於他的吹噓還是將信將疑,但到後來他把自己的羅曼蒂克史編得太過火了。他說,在巴黎時有一個年輕女子主動勾引他,她是他們家的女傭人。她秘密寫了一封信給他,信的開頭是:「我最親愛的讓-保爾,……」信中的內容全是薩特從書中看到的一些東西。於是這封信傳遍了整個學校,學生們幾乎都知道巴黎來了個如此風流的花花公子。而他在巴黎時最大也不到12歲,所以跟他關係比較密切的幾個同學壓根就不相信他的話。後來他自己又向他們坦白承認,這完全是他瞎編的話,於是這一事實又傳遍了整個學校。    
    這樣一來,薩特在學校開始有了一點名氣,但這並不是什麼好名氣。他被同學們稱為「巴黎佬」,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這個人不僅說話口音怪怪的,而且喜歡吹牛,是一個不可相信的傢伙。與他期望的相反,他的這一番表演不但沒有改善與同學的關係,反而加重了他們對他的排斥和敵視。    
    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進行了多年,男人們大都上戰場去了,這些正在上學的孩子們經過長期的耳濡目染,已經習慣於暴力,甚至以使用暴力為榮。薩特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有的男孩子本來人倒不壞,卻可以因為母親沒有及時遞給他土豆,手持匕首,追打著自己的母親,在他們看來,一個男子漢就應該是這樣的。而一旁看著的人們也不認為這種行為有什麼不妥。    
    在這種以暴力為家常便飯的環境中,薩特作為一個可笑的「巴黎佬」,注定要成為孩子們攻擊的主要對象。他在學校經常遭到嘲弄和毆打。到後來,他自己也融入這個暴力環境之中,成為暴力的一分子,習慣於用鬥毆來解決問題。    
    不但一個學校內的孩子們以相互使用暴力為常事,拉羅捨爾學校的孩子同其它地方的孩子之間也處於對立狀態,就像當時世界各國的關係一樣。這個學校孩子們的敵人有兩撥,一撥是宗教學校的孩子們;一撥是沒有上學、屬於下等階層、將來的出路大都是學徒的孩子們,他們通常被另外兩撥人稱為小流氓。這三撥人中,任何兩撥一見面就打。拉羅捨爾學校的孩子儘管內部鬥得也很厲害,在面對其它群體時還能做到同仇敵愾,一致對外。    
    薩特晚年回憶了當時的一個場景:一次他同母親一起上街,走到一個商店門口,母親已經進去了,薩特正待進去,看到一個「小流氓」,於是他止住了腳步。他與這孩子怒目相視,然後相互謾罵,最後說不清楚是誰先動的手,兩人拳打腳踢扭打在一起。待到安娜-瑪麗從商店出來時,這兩個鬥士已經在大街上滾成一團。她看到這個場面不覺目瞪口呆,費了好大的勁才把薩特從敵人的擁抱中拉扯出來。其實薩特和這孩子根本就不認識,不知怎麼回事,一見面就自然產生敵意,然後就打起來。這是當時的社會風氣使然,暴力已經深入到這些孩子們的生活習慣之中。    
    在拉羅捨爾,對薩特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他真正懂得了什麼是暴力。從這以後,他再也無法忘記暴力了;當他回到巴黎,那時實際的暴力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但他在對待他人時,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暴力的陰影。即使是對那些很要好的朋友,薩特仍然覺得有發生暴力的可能,因此在心理上始終同他們有一種距離感。大學生打架鬥毆的情況是很少的,而薩特在上大學期間還常常跟同學打架,不是他把別人打得頭破血流,就是別人將他打得鼻青臉腫。甚至在他當了老師以後,還跟同事打過架。不知為什麼,那位教師老是跟他過不去,一次在教師休息室,兩人言語不合,到最後就打了起來,直到其他同事將他們分開。    
    暴力的影響反映在性格上,是薩特具有易怒的特點。他很容易發火,特別是在早上;發起火來是很厲害的。有一本關於薩特的論著在論及薩特的性格說,他「性情溫和」,(杜小真:《薩特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這恐怕是缺乏對他生活情況的基本瞭解所致。薩特對一般不熟悉的人,是很客氣和有禮貌的,實際上是敬而遠之,這並不能反映他的真實性格和氣質。    
    隨著年齡的增長,薩特實際上的暴力行為大大減少,最後不再存在,但他的暴力意識或暴力情結在他的寫作活動中仍然有反映。我們在閱讀薩特作品時,常常能體會到一種獨特的風格,他的語言十分有力,甚至有些狂暴、粗野、放肆,這應該是暴力因素通過移情作用在文字上的體現。薩特的文學和哲學作品,有許多地方是以暴力、酷刑拷打等為主題,可以說,他一生都在探究暴力與自由、道德、博愛的關係。在拉羅捨爾的遭遇,對於他的這種研究興趣應該有著較大影響。    
    在這段悲慘黑暗的日子裡,薩特唯一的慰藉是音樂。到拉羅捨爾後,他的鋼琴課停了,但仍然堅持練琴。母親的鋼琴放在大客廳裡,這個客廳一般情況下不用,也沒有人去,只有開招待宴會才使用。薩特沒事時就溜進去彈琴。    
    由於芒西不喜歡音樂,安娜─瑪麗到拉羅捨爾後很少彈琴。但聽到薩特彈琴,而芒西還沒有回家,她會來客廳指導一下薩特,有時自己也即興彈奏一曲。在薩特的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安娜─瑪麗還同他合起來演奏,彈奏四重奏曲和弗朗克的交響樂曲。有時薩特彈琴,安娜─瑪麗還隨著鋼琴聲高歌一曲。這時應該是薩特一天最快樂的時刻,他似乎又回到過去,他與母親親密無間的關係開始得到恢復。    
    等薩特進入2年級時,他開始適應拉羅捨爾的一切。這時與班上同學的關係逐漸變好,他自己的感覺是,一切都走向正常,但也有點乏味。而他的學習成績也比初來時好了許多。他覺得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拉羅捨爾人。就在這時,他的生活又起了大的變化:家裡人擔心他在拉羅捨爾呆下去會繼續學壞,決定讓他回巴黎讀書。於是他跟隨外祖父回到巴黎——一個闊別三年、曾經熟悉而現在又顯得有點陌生的地方。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發現偶然(1)

    回到巴黎,薩特仍然就讀於原先的亨利四世學校,仍然是那個班級、那些同學,就像回到老家一樣,他有一種親切感。與此同時,他也有一種陌生感。這種陌生感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由原先的走讀生變成一個住宿生,他在學校住宿;這是學校接受他的條件。對此他有點惴惴不安,因為他從過去的小說中讀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慘的,他們常常受校長、老師和同學的欺負。住進去以後,他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一點都不可怕。並沒有誰來欺負他,老師、同學都對他很好。    
    另一個陌生感是,與原先的同學相比,他發現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羅捨爾,他接觸的仍然是19世紀的文學,對於20世紀的新興作家,他幾乎是一無所知。而他的老同學如尼贊等早就對這些人瞭如指掌,談起他們來如數家珍,令他羨慕不已。他覺得自己已經由原來的「巴黎佬」變成了一個鄉巴佬,與這些老同學的差距至少有半個世紀,一切都得從新學習和適應。於是他發奮讀書,爭取早日趕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級學完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因為成績全優而得到獎學金。這在拉羅捨爾是不可想像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學業,他還花大量時間閱讀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別是20世紀新湧現的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羅捨爾,他的閱讀面很狹窄,除了19世紀一些古典作家的東西外,他還歡喜看一些傳奇故事、遊俠小說,如《芳托馬斯》一類的流行小說、克洛德‧法雷爾的小說。這些作品含有較多情愛和暴力的內容,也就是說,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們的主要讀者是那些中產階級較下層的人們。    
    晚年薩特回憶當時閱讀的情況,他還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情節,那是關於中世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人被敵方逮住了,要處以死刑。行刑者採用了一種十分特別的方式:他們把一個塔頂大鐘的12點處挖一個大洞,將這人的身子塞在裡面,讓他的頭露在鐘面上。當這個大鐘從11點半走到12點半時,大鐘的指針就把這人的頭割了下來。而整個行刑過程,塔下圍滿了觀眾,他們為這種刺激性的場面大聲叫好。    
    這一類東西對於提高薩特的文學修養並無益處。不過在拉羅捨爾那種隨時可能遭受暴力打擊的生活環境下,薩特著迷於這一類恐怖的冒險故事,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這既是他實際生活的某種反映或寫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壓迫,獲得一種解脫。例如,在這個故事中,他既有一種被殺者的緊張和恐怖,又有殺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後,這些東西對薩特失去了吸引力。他開始貪婪地閱讀閱讀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名家的東西。他讀了普魯斯特的主要作品。薩特晚年回憶說,這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正是普魯斯特的東西使他認識到,小說應該是一種文化,而不是驚險故事。他從普魯斯特的作品中還獲得了兩個方面的東西:一個關於人物的主觀心理學,一個是關於人生活的社會環境的思想。在普魯斯特的文學世界中,可以發現,由於生活環境的不同,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小資產者,或一個貴族,或一個上層資產者,或一個教師。通過這種閱讀和思考,薩特的文化品位獲得極大的提高。    
    薩特也很喜歡保爾‧莫朗的遊記作品,其中關於中國、紐約、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讓他著迷,書中記錄的事情大都發生在薩特生活的世界之外,這進一步激發了他從小就有的一種渴望:通過冒險旅行,周遊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亞洲,去瞭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國家。當然,他這時不會想到,幾十年後,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願意,他幾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在高年級同學的推薦下,薩特也對康拉德的東西發生興趣。他閱讀了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於康拉德的作品全都發表在《法國新評論》上,他在閱讀康拉德的同時又發現《法國新評論》雜誌。他認為這是又一個真正的發現。在50年以後,他回憶說,他彷彿還能聞到《法國新評論》那種特有的氣味,既是一種紙的氣味,又是一種文化的氣味;它就代表著文化。可見這個雜誌對於他的影響之大。    
    這時超現實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文學藝術流派,薩特很快就接受了這個新事物,儘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傳統的,與這個流派格格不入。超現實主義對於薩特的影響,在他以後的創作活動中有明顯表現。    
    薩特對於新出現的一些文學名家也並非照單全收,他還是有所選擇的。有的作家儘管也很有名,而且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歡,在他面前竭力推薦,他也不太感興趣。例如吉羅杜,尼贊特別向他作了介紹,但他讀後感到不怎麼樣,覺得這位作家寫作時精神繃得太緊,讓人難以接受。再就是紀德,名氣也很大。他的代表作《地糧》大家都說好,他讀了以後卻覺得有點乏味。    
    這一時期他也讀了不少19世紀名家的作品,其中他最喜歡的是司湯達。他覺得司湯達向年輕人展示了愛的事業、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讓他們的心激動起來。他對於司湯達的喜愛可以說是終生的。後來在大學時,他向自己的終身伴侶說了這樣的豪言壯語:「我要同時成為斯賓諾莎和司湯達!」斯賓諾莎是哲學家的典範,司湯達則被薩特視為文學家的楷模。薩特對於司湯達是特別推崇的。    
    相對來說,薩特對於另外兩個名作家巴爾扎克和左拉不太感興趣。左拉的東西他讀了一些,而巴爾扎克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從沒有真正深入進去」。    
    不僅是名家,對於一般的古典文學作品,他也作了廣泛的閱讀。他這種閱讀衝動是來自古典文學課教師的激發。這位叫喬金的先生很有才華,課講得很好,還特別善於啟發學生自己獨立學習。這讓薩特對於古典文學產生濃厚興趣。一段時間以來,他幾乎讀遍了圖書館的古典文學藏書。這為他以後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實力的文學家打下深厚紮實的基礎。    
    與閱讀伴隨在一起的是寫作。在回巴黎之前,在拉羅捨爾,薩特也在寫作。那時寫的東西與他讀的東西是相一致的,都是模仿性的傳奇故事,本身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題為「伯利辛格金的格茨」的故事,它的篇幅比較長,看來薩特是很下了一點工夫的。格茨是中世紀德國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英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藝高強,手中的寶劍一揮就能殺掉所有的敵人;他保衛處於危急關頭的王國,拯救落難的少女,建立了許多功勞。薩特寫這篇東西,就當時而言,是出於一種移情或補償心理:他將自己幻化為格茨,由實際上的個子矮小、其貌不揚變為高大、英俊,由實際上受人欺負的可憐蟲變為征服眾人的英雄好漢,這樣就在精神上獲得某種滿足。    
    從後來薩特的創作活動看,這篇東西不僅僅具有歷史意義。雖然他以後不再寫這種傳奇故事,對於古代英雄格茨的喜愛卻保留下來。30多年後,他創作了戲劇《魔鬼與上帝》,主人公仍然是格茨,時代背景仍然是中世紀的德國。當然,內容不再是傳奇故事,格茨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英雄,他是一個亦善亦惡、十分複雜的人,但敢作敢為,甚至敢跟上帝打賭,而且知錯必改,最後他既否定了絕對的惡,也否定了絕對的善,投入到相對的善即農民起義的行列之中。薩特評價說,《魔鬼與上帝》是他寫得最好的戲劇,而且他讓格茨做了他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這樣看來,這兩部關於格茨的作品雖然創作的時間相隔數十年,立意也完全不同,卻有著一脈相承之處。    
    到拉羅捨爾的後期,薩特寫得越來越少了。原因是他幾乎找不到一個理解和欣賞他寫作的人。在家裡,繼父完全不理解他,實際上是反對他寫作。母親看了他寫的東西倒總是說好,但這說明不了任何問題,而且她從來不把薩特的作品給丈夫看,因為她知道丈夫不喜歡這個東西。在學校裡,在薩特的班上,也沒有一個孩子像他這樣喜歡寫作;當他把自己的東西念給其他孩子聽時,沒有一個人感興趣。薩特感覺自己就像在一個渺無人煙的文化沙漠中孑然獨行,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另一方面,當他想到,他的寫作意味著他能夠做到別的孩子做不到的事情,他在思想上要比其他孩子成熟,他對事物的認識要比別人深刻,他又有一種自豪感。    
    回到巴黎後,薩特不再寫那些模仿性很強的遊俠傳奇故事。隨著閱讀對象的根本變化,他的寫作活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那種寫作的孤獨感沒有了。在他班上,喜歡寫作的同學有好幾個,他們有的已經在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作品。這激發了薩特的寫作熱情:他決心奮起直追,趕上這些朋友們。    
    其次是寫作內容的轉變,由遊俠故事轉變為具有現實內容的小說。實現這種轉變的第一篇小說是《貓頭鷹耶酥》。小說的情節大概是,在外省一個學校,一個個子矮小的老師死了,而他的學生們卻在他的葬禮上起哄。小說是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寫的,即以其中一個學生的眼光來看待這件事。    
    薩特寫的這位老師確有其人,就是他在拉羅捨爾學校讀書時的一位老師。他去過這位老師的家;就在這一年,老師死了。學校安排了一個年輕老師接替這人上課,新老師剛從戰場上返回,是一個跟死者完全不同的人。沒過多久,學生們就將死者完全忘卻了,就像他從來不曾存在一樣。    
    薩特去過這位老師的家,他不會忘記這位老師;老師的死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到巴黎後,產生寫作衝動時,第一個要寫的仍然是這位老師之死。同學們對於死者的冷漠也是刺激薩特寫作的原因。為了反映這一點,他在小說中設計了一個學生在死者葬禮上起哄的場面。實際上並沒有學生參加老師的葬禮,這個情節完全是他虛構的,他想通過這個情節來反映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漠與無情。    
    除了那群起哄的孩子,這篇小說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死去的外省教師,一個是他的學生「我」。「我」實際上就是薩特,「我」的感受就是薩特自己當時的感受。而這個死去的教師既是那個真實的死者,也包含有薩特自己的成分,如個子矮小等就暗示著薩特自己的特徵。薩特通過這個死去的教師的遭遇,也抒發了自己在拉羅捨爾遭受暴力傷害後的心情。在他完成這一作品兩年之後,也就是在1923年,《無題雜誌》第2、3、4期,發表了這篇小說的片斷,定名為「貓頭鷹耶穌,小鎮教師」,薩特署了一個筆名是「傑克‧吉裡美」。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發現偶然(2)

    在完成《貓頭鷹耶穌》以後,薩特又寫了另一篇小說,題名為《病態天使》。小說的背景在阿爾薩斯,是薩特小時候住過的地方。離他家不遠處有一個佈滿松樹的山坡,他經常從那兒路過。而山那邊很遠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房子,那是一個療養院。薩特從山坡走過,總是看到這些房子。當他有了寫作衝動,想再寫點什麼時,這個背景自然浮現在他腦海裡。    
    小說的內容是這樣的:在這個療養院,一個有病的年輕教師遇到一個患有嚴重肺結核的年輕姑娘,他們呆在一起,後來他吻了她,本來還想同她做愛,由於她咳得太厲害而沒有做成。他們度過了一個悶熱而不太愉快的夜晚。    
    薩特晚年回顧說,這篇小說跟《貓頭鷹耶穌》不同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他虛構的,根本就沒有作為原型的人和事,更多一些想像的成分;當時他才16歲,既不知道肺結核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做愛是怎麼回事。    
    薩特自己的評價當然是可信的。不過從他以前的生活經歷看,也不能說這個故事情節完全沒有他的生活經驗作為基礎。在我看來,這篇小說實際上是對他10年前一次經歷的回憶和延伸,也許薩特自己並未意識到。我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他6歲時認識了一個金髮小女孩,名字叫薇薇,患有嚴重的肺結核;他很喜愛她,成天陪著她玩;不久她因病去世;而薩特為之悲痛不已。這個小女孩如果不死,正好是小說中年輕姑娘的年齡,薩特自己也長成一個小伙子了,而當一個教師大概也是薩特按照外祖父的希望給自己預設的職業。小說中療養院的那排房子的氣氛被薩特渲染得有點恐怖,這或許是當年小女孩之死給他留下的陰影在作品中的反映。薩特說當時他還不知道肺結核是怎麼回事,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其實在很小的時候他就應該知道了,因為他所喜愛的小女孩就是患這個病死的。    
    薩特寫《病態天使》時確實還沒有任何性經驗,其中有關這對年輕病人相處時的描寫,也反映了處於青春期的薩特對於男女之間性愛關係的一種神秘感受,以及對此的一種無意識的渴求。 《病態天使》寫於《貓頭鷹耶穌》之後,卻發表在它之前,刊登在《無題雜誌》1923年第1期上。這兩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實際上都是對於已經死去的人的懷念,而這些人都是薩特十分喜歡或至少是印象很深的人。    
    薩特實現由模仿英雄故事到創作寫實故事的轉變,除了回巴黎後接觸到許多新的文學作品外,他以前的閱讀積累也起了作用。儘管在拉羅捨爾的那一段時間他沉迷於遊俠傳奇之類文化品位不高的作品,此前他在外祖父書房裡也接觸過另一類完全不同的作品,很小的時候,他就讀過雨果的《悲慘世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這樣的經典之作。在接觸當代最新文學作品時,這些童年的閱讀經歷想必也會同時起作用,使他能夠很快地完成這一轉變。試想一下,如果是一個從未接觸過純文學的孩子,恐怕就很難有這種轉變,或者即使有,也不會這麼快。    
    這一期間除了文學閱讀和寫作以外,薩特在比較形而上的領域即宗教信仰和哲學觀念方面也有重大變化。首先,他不再相信上帝了。而這一突變是在拉羅捨爾完成的。前面說到了,由於外祖父家宗教信仰不一致,薩特本來就沒有虔誠的信仰,但他在家庭的教育下,還是經常去教堂做禮拜,因此他對上帝有一種模模糊糊的認識,這只能說是一種感受,還不能說是從宗教教義的角度對上帝有什麼明確認識。薩特後來比喻說,這種感受是,上帝好像是一隻眼,時時刻刻在盯著他看;又好像是一道用火柴一劃就會出現的光,一閃即逝。    
    在拉羅捨爾,一天,薩特像往常一樣,等待他家隔壁的三個小姑娘一起去上學。突然,一個念頭在他的腦海中閃現:「上帝並不存在!」薩特後來回憶說,從這一刻起,上帝就再也沒有在他頭腦中復活過。也就是說,他從13歲起,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自己的宗教問題,成為一個無神論者。    
    這個過程看起來十分偶然,實際上具有必然性,因為薩特本來就不具有真正的信仰,這一突變只不過是將原來潛存著的東西變得十分顯明。至於為什麼恰好是在拉羅捨爾,我想,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由於拉羅捨爾惡劣的生活環境,由於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暴力關係,遮在上帝臉上的最後一塊仁慈溫情的面紗已經被薩特在精神上撕開,終於露出其虛無飄渺的本來面目。    
    失去宗教信仰這一點,對於薩特一生具有重要意義。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傳統那種對絕對、永恆、不朽的追求並沒有在薩特頭腦中消失,而是轉化為文學的價值。文學就是他的絕對觀念、就是他的上帝。通過文學創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澆鑄在文字裡面,從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薩特自小就相信這個,但那時還是模模糊糊的;待到明確地拋棄上帝觀念之後,這一思想就更為清晰而確定了。薩特有大半生都對此深信不疑。    
    正是憑著這種信念,薩特專注於寫作,而將生活中其餘的一切置於不顧。這種堅執使他在文學領域獲得巨大成功。但後來他逐漸意識到,成功就是失敗,贏者輸。他將自己癡迷於文學而不能自拔的狀態比喻為一種病,他稱之為文學神經官能症,他說自己很小就得了這種病。他後期一直在同自己清算這筆賬,實際上是在清算那殘留的宗教情結。    
    回到巴黎後,薩特在進行文學創作的同時,還有一些非文學的思想性的東西湧入他的頭腦中,他很想把它們梳理出來。一次在地鐵候車,他拾到一個空白的「米迪栓劑」筆記本,這是米迪實驗室發給醫生用的,上面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頁碼。薩特覺得這個筆記本正合用:他可以按照字母順序在上面記下自己的思想。如一個思想是由A字母開頭,就記在A頁;如果是由D字母開頭,就記在D頁;等等。薩特在這個本子上記下了自己各種各樣的思想。    
    大約在讀文科預備班的第一年,一天他去一家電影院看電影。當他走出電影院時,看到街上人來人往,突然,一個概念或者說一個思想湧現出來:偶然性。於是薩特趕緊把這個發現寫在他的「米迪栓劑」筆記本上:「這個偶然性是存在的,人們能由在電影院和到街上之間的對比來發現這個偶然性。在電影院沒有偶然性,而退場到街上卻正好相反,除了偶然性什麼都沒有。」薩特的意思是,偶然性其實是最根本的存在,而人們通常覺察不到,但他發現了這一點。他認為這一發現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的根本尺度,就像古希臘人將命運看成世界的根本尺度一樣。    
    這種關於人生存的偶然性的思想,早在薩特的童年就已經潛存著;到了開始具有抽像思維能力的年齡,這一思想自然會表現出來,潛存的東西會以顯明意識的形式湧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發現看似突然,也不突然。對這種偶然性的發現方式是偶然的,但薩特發現偶然性似乎又應該說是必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不得不發現它的,是被迫發現它的。    
    薩特此時關於偶然性的思想還只是一個萌芽,還不成熟。在這以後,他花費了10多年時間,專門為此寫了一本書,以獨特的形式充分表達了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這就是他的成名作小說《噁心》。關於偶然性的思想,薩特保持了一生;其間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變化,但基本的東西是沒有改變的。薩特到了晚年總結說,他之所以將偶然性視為世界的根本尺度,是因為它被人們忽視了;現在他仍然這樣認為。    
    偶然性的問題顯然應該屬於哲學問題,不過薩特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他發現偶然性時,對哲學還沒有什麼認識。他生活的家庭環境沒有任何哲學傳統。外祖父是教法語的,完全不懂哲學。正因為不懂,他對哲學持一種嘲笑的態度。繼父是學工程的,也不懂得什麼是哲學,在他看來哲學僅僅是科學哲學。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薩特對哲學幾乎一無所知。在中學的最後一年和文科預備班的第一年,都開有哲學課,但講課的老師都不怎麼樣,有的講得特別難懂,薩特簡直不知所云,因此對哲學一直沒有興趣。    
    在讀文科預備班的第二年,來了一位新的哲學教師迪斯特利先生,他個子矮小,身帶殘疾,腳有點跛。在學生中傳說這位新老師遭遇過一次車禍,人們圍著他說:「真難看!」其實迪斯特利先生一直都是這樣,並不是什麼車禍造成的。這位老師人長得有點醜,課卻講得極好。正是這位迪斯特利先生使薩特對哲學產生興趣。    
    他給學生出了一個討論的題目:「什麼是持續」,並要他們通過閱讀柏格森的東西來解答這個問題。這樣,薩特讀了柏格森的《論意識的直接材料》,這本書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意識的直接材料、持續的反思、意識狀態這樣一些東西,而這正是他迫切需要的。    
    薩特一直認為,一個作家,一個正在寫書的人,應該以自己作品來揭示世界的真理,應該向讀者展示他們以前從沒有想過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他得靠自己的頭腦和意識。所以他對研究自己頭腦中發生的東西深感興趣,對意識的材料、思想形成的方式、感覺的出現和消失等等深感興趣。只是以前他還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同哲學聯繫在一起的。現在通過老師的指導,知道哲學正是研究這些的,他就很自然地轉向哲學。    
    薩特從小立下的志向是當一個作家,他想寫出像《巴黎聖母院》或《悲慘世界》那樣的小說,它們到了後世仍會得到人們的承認。現在,當哲學從一個側面進入他的生活時,這一志向沒有任何改變。但他的思想開始包含著某種新的東西。他認識到,文學有著哲學基礎,這基礎關涉到世界和意識生活,關涉到他原以為只有哲學家才感興趣的主題。因此應該把哲學當作一個認真研究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作家必須是一個哲學家,哲學是對作家的根本要求。這時薩特對於哲學的認識是,它是對一個人心理狀態和活動的方法上的描述,它將成為他文學創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認為,通過哲學教師資格會考,成為一個哲學教師,會讓他能更好地從事文學創作。    
    正是基於這種想法,在臨考的前一年,薩特改變了原先報考巴黎高師文學專業的志願,改報了哲學專業。這一改變對於薩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像《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這樣的哲學巨著不可能誕生,薩特在西方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會完全不同。也許全力投入文學領域的薩特會多給我們幾部《噁心》、《魔鬼與上帝》、《詞語》這樣的文學傑作。但後一種假設是有問題的:薩特如果不是具有那麼深厚的哲學素養,他恐怕也寫不出《噁心》等作品來,或者說《噁心》也就不是《噁心》了。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爾·尼贊(1)

    回到巴黎後,薩特恢復了與舊時同學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尼讚的友誼。由於尼贊喜歡看書,也醉心於寫作,薩特原先就跟他特別談得來。現在薩特發現尼贊在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發展,懂得不少他甚至沒有聽說過的東西。尼贊向他介紹新出現的文學流派和人物,幫助他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在這個過程中,他倆的友誼也日臻深厚。    
    在有志於寫作這一點上,尼贊和薩特在班上顯得特別突出。同學們知道這一點後,都用一種尊崇的眼光看著他們,覺得他們不同尋常,將來的前途難以估量。薩特自己倒不覺得怎麼樣,而尼讚的自我感覺則十分良好。有一天,他突然對薩特說:「 我,你,咱倆都是超人!」雖然以前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獲此殊榮,聽到好朋友這樣一說,他也欣然接受了。於是這個世界上就多了兩個超人。尼贊為了將這一點體現出來,還給自己和薩特各起了一個閃特族的名字,他叫 R'ha,薩特是 Bor'hou 。尼贊將這兩個神秘難懂的符號寫了滿滿一黑板,更導致全班同學的敬畏之情。    
    班上有個關係跟他們不錯的朋友知道他們的超人稱號後十分羨慕,希望能夠加入到他們的行列。對於他的申請,兩個超人進行了嚴格審查。他們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來考驗這位超人的申請者:他必須公開大聲宣佈,他將去敗壞法國軍隊,弄髒它的軍旗。這位同學嚇壞了,不敢再提加入的事。於是這世界上仍然只有兩個超人。    
    薩特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和尼讚這樣來要求那位同學,並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只是想開開玩笑,搞搞惡作劇而已;當然,這種玩笑也反映他們在無意當中表現出的國際主義和反軍國主義的態度。薩特還認為,當時他和尼贊並非真的把自己當成什麼超人,只是鬧著好玩,特別是尼贊,有一點玩世不恭的味道。到後來他們自己也沒有把這種說法當多大回事。    
    薩特和尼贊經常是形影不離地在一起。1960年薩特為亡友尼讚的作品《亞丁‧阿拉伯》作序,實際上寫成了一篇數萬字的回憶錄。他滿懷深情地回憶了當年他倆整天在一起的日子。他們每天幾個小時甚至全天在巴黎城遊逛,巴黎的大街小巷、鬧市郊區都被他們逛遍了。當黃昏降臨後,巴黎城一片燈火通明,這兩個年輕人還站在城外高地俯瞰全城,這時他們感到自己與整個巴黎融為一體,感到自己是這麼年輕,而青春是多麼美好,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不停地走動,不停地交談著,在相互的交流中,迸發出許多奇思妙想來。    
    一天晚上,兩人又登上高地,俯視著腳下萬家燈火。大概是青春的活力無處發洩,尼贊把香煙放進左嘴角,扮了一個怪相,然後高聲大喊:「嘿!嘿!」受他的感染,薩特也跟著喊了起來:「嘿!嘿!」這一瞬間,薩特感受到,這是表達他們文學志向和水平的最好方式。55歲的薩特在回憶這一場景時,仍然禁不住感歎道:「再沒有人能比我的朋友更好地抓住這些散步,抓住我們的巴黎了!」    
    尼贊不僅會想出「超人」這樣好玩的點子,在實際生活中也是一個領導潮流者,例如在穿著打扮上也能別出心裁,顯得卓爾不群。一段時間薩特看到,尼贊穿褲腳非常小的褲子,小到他的腳很難穿進去。然後褲子的形態又變成喇叭狀,即上面瘦下面肥,褲腳將他的鞋全給遮住了。接著這褲子又變成如同女士裙子一樣的形狀,短到膝蓋那裡,最後,它變成了高爾夫燈籠褲。褲子以外,其它的打扮也頗具特色:尼讚的上衣也常常變,一會兒是小圓領,一會兒是大翻領。他還經常拿一把馬六甲手杖,帶著一個單片眼鏡,而眼鏡有時是鐵框的,有時又是玳瑁殼的。    
    薩特對朋友的這一套本事佩服得五體投地,很想照著他的樣子做,但就是學不來。這些奇裝異服穿在尼贊身上怎麼看怎麼妥帖,自然招來了別人的注意,大家都願意跟著學。他是真正領導著服裝新潮流。而這些衣服要穿在薩特身上,那是怎麼看怎麼彆扭,不是那麼回事。這大概是因為薩特一向不注意自己的穿著打扮,隨隨便便慣了,要學也只是學得了皮毛,學不了精神。再說薩特家裡也堅決不讓他弄這些希奇古怪的服裝,他只得放棄與尼贊同步的願望。    
    不過在另一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他倆是不約而同的:尼贊也跟薩特一樣,最初打算報考巴黎高師文學專業,大約也是在文科預備班的第二年,他也突然對哲學產生興趣,決定改報哲學專業。兩個人事先並沒有相互商量,而是各自獨立作出的決定。這也許可以說是兩個超人「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在班上同學看來,薩特和尼贊長得太相似了,幾乎難以區分。他們個子都不高,都是黑頭髮,都有一隻斜白眼。不太熟悉的人很難將他倆區分開來,甚至在大學畢業後,還有人將他們給弄混了,對著薩特說尼讚的評論文章,或對著尼贊討論薩特的小說,鬧出不少笑話來。    
    薩特自己原來也以為尼贊同他幾乎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確實可以當得起同學們戲稱的「兩位一體」。在同尼贊相處久了以後,他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在不少地方他同尼贊不一致,而且他對尼讚的一些做法也完全不能理解。    
    首先,在哲學觀點上,他們是不一致的。薩特曾向尼贊談到自己對於偶然性的發現,對於薩特自認是最為重要的發現,尼贊沒有表示讚賞或者同意。他們經常討論哲學問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自由和歷史唯物主義。    
    薩特的自由觀是同偶然性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種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種偶然性的感受一樣。但那時他對自由這樣的詞語還不理解,更不用說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觀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學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學班,他開始學得自由這個詞的哲學意義。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體驗同他新獲得的思想聯繫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觀念的堅決擁護者,而且終生沒有改變。    
    而尼贊此時信奉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當時,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同自由觀念似乎是針鋒相對的,因此這兩個年輕人經常為此爭論不休。在課後的休息時間,他們來到一個陽台上,兩人來回走著,激烈地爭論著。這時的辯論一般來說,尼贊要略佔上風。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有一整套確定的東西,而尼贊對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於理性的具體論據上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而薩特的那一套東西多半是他自己獨有的,他在為自己的觀念辯護時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論據。但薩特對自己的思想堅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勁地闡釋自己的想法和反駁對方的觀點。最後的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辯論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論上,在實際生活中薩特也有許多不理解尼讚的地方。有一個星期五,尼贊離開學校,直到下個星期一下午才回來。薩特問他到哪裡去了。尼讚的回答讓他大吃一驚:「我去動了割包皮的手術,在旅館住了3天。」確實是這樣,現在尼讚的陰莖頭還用繃帶包紮著。薩特困惑不解地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尼讚的回答是:「這樣要清潔一些。」    
    這樣的解釋不能讓薩特滿意。他是深知尼讚的,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尼贊是天主教徒,他母親也是。從天主教的傳統找不出這種行為的動機,因為天主教是不行割禮的,而尼贊也不是猶太人。薩特還是不明白尼贊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尼贊向他隱瞞了動機,在薩特看來,他的行動是無緣無故的。50年後薩特回憶這事時,說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話:「尼贊幹了一件唯物主義的事情,給我證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僅僅是爭論自由和唯物主義,或者僅僅談論割包皮的事,那對薩特來說沒有什麼,不會影響他和尼讚的關係。問題在於,尼贊還有一些讓他幾乎無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這位朋友可以一連許多天不同他說話,不為什麼,就是不說話,極端沉默;其實薩特並沒有得罪他。或者說,尼贊似乎有一種病,精神上的病,也許可以稱為沉默症。    
    薩特為此十分苦惱,因為尼贊是他唯一可以無話不談的朋友。他是個比較外向的人,心裡有話沒有人可以傾訴,非常難受。問題是他不知道尼贊是怎麼回事,看著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這實在讓他難以接受。就因為這個原因,在考大學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倆的關係足足疏遠了半年之久。    
    為了排遣心中的苦悶,薩特寫了一篇題為「種子和潛水衣」的小說,是以第一人稱寫的。其中的「我」是泰勒爾,也就是薩特自己。另一個人物叫露西萊斯,這個名字有點女性化,薩特暗指尼贊。泰勒爾和露西萊斯本來是一對好朋友,後來露西萊斯又同一個阿爾及利亞的猶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爾。泰勒爾很傷心,同時也進行了自責。他自我分析說:「我很強硬,又很嫉妒,就像一個癲狂的情人,既不體貼又不溫柔。而露西萊斯,他既自負又狡滑,總是在找機會欺騙我。」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爾·尼贊(2)

    泰勒爾還進一步自我表白說:「他這些天來老是躲著我,他覺得我這個人太粗暴,心胸也不開朗,其實我是想表達溫柔之情而總是表達不出來,這種感覺幾乎讓我透不過氣來。不管怎麼說,當我離開他時,我還是高興得渾身顫抖,因為我曾經有一個朋友,他就是這個露西萊斯。」    
    這篇小說當時沒有發表,薩特自己後來一直沒有提起過,恐怕像其它許多手稿一樣,被他完全遺忘了。只是到了將近半個世紀以後,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來,卻只剩下開頭的兩節,發表在這一年的《文學》雜誌12月號上。    
    這篇小說從文學價值來說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屬於一個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傳記價值。它對於我們瞭解和分析薩特與尼讚的關係很有幫助。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薩特對尼讚的感情。不論尼贊怎樣,就薩特來說,在他對尼讚的友誼中,確實夾雜著一種愛情的成分。在經歷了母親再婚的悲慘歲月之後,薩特的感情生活呈現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讚的友誼中,他尋求著這種感情的補償,他是全心全意地喜愛這個朋友。    
    由於在拉羅捨爾深受暴力的影響,回到巴黎後,薩特在同尼讚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種障礙:他無法溫柔待人,往往顯得強硬和粗暴。在這篇小說中,薩特不加掩飾地把自己這些性格特徵表現出來了。就尼贊而言,他也很珍視這份友誼,但有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沒有什麼愛情的成分,不是像薩特那樣完全將自己交給對方。雙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對等的,因此薩特感到某種悲哀和失望。    
    據我的分析,薩特對於尼讚的愛情雖然是一種同性之愛,卻幾乎不含性的成分。薩特回到巴黎後,成了寄宿生。在拉羅捨爾時他沒有任何異性朋友,初來巴黎時也沒有。處於青春期的男孩子有一種性本能的躁動,有一種性宣洩的要求,反映在行動上,薩特有時冒險去脫同宿舍男孩的褲子,但這也不是明確的性要求和性行為,只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衝動。也許這是由於長期缺乏同異性的接觸和交往,與同性在一起時的自然反應。    
    與此形成對照,雖然薩特同尼讚的關係十分密切,卻從來沒有這樣的行為。他對尼讚的愛有著較多的柏拉圖式的成分,完全是情感上的。性和愛在這裡有了明確的分野。所以我認為,薩特同尼讚的關係不是通常意義的同性戀,但在把這種情感的愛轉移到異性之前,同尼讚的友誼是薩特唯一的情感宣洩渠道。    
    薩特在寫於35歲時的《奇怪戰爭日記》中回顧和分析了自己同男性和女性的關係。他說,他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同年齡的男性,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尼贊。談到暴力對於自己的影響時,他說,他有可能對男性朋友施行暴力,也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尼贊,他肯定不會去揍尼讚這樣的好朋友。薩特晚年回憶說,尼贊是他唯一有著深厚感情的男性朋友。在尼贊之後,再也沒有哪個男性能夠獲得他如此親密的友情。    
    上大學後,薩特和尼贊仍然維持著親密的友誼。他們住在同一個宿舍,兩人常常是形影不離。但他們的友誼繼續受到尼贊怪毛病的影響,尼贊還是跟以前一樣,常常一連許多天不與薩特說話。有時他突然幾天不在學校,回來時喝得醉醺醺的,還帶著幾個完全陌生的人。周圍的同學問薩特,尼贊是怎麼回事。薩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尼贊什麼都不對他講。他只有隨口回答:「也許他的性情有點問題。」    
    終於有一天,尼贊突然失蹤了。後來才知道,他誰也沒告訴,跑到亞丁當了家庭教師。所有的同學都不理解尼讚的行為,猜測不出他這樣做的動機,最後只有歸結為「可能尼贊很喜歡旅行」。薩特也搞不清楚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過了一段時間尼贊又回到巴黎,他們還是好朋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薩特更多地發現他與尼讚的差異。例如在政治態度方面。尼贊不僅熱衷於政治活動而且態度多變。他在文科預備班時就參加了共產黨,後來突然變成了君主主義的擁護者。到巴黎高師後不久,他態度又變,再次加入共產黨。這種忽左忽右的大轉變讓薩特瞠目不知所對。而薩特自己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一門心思搞自己的寫作。    
    尼讚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隨時變化的。他原來也跟薩特一樣,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有一天他對薩特說:「我今天同牧師一起共進午餐,我覺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薩特感到非常驚訝和氣憤:「但你並不相信上帝呀!」然而尼贊毫不在意地回答:「我發現他們的道德對人們還是有吸引力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後,薩特才知道,尼贊之所以作出這個改變,是因為他那虔誠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一個牧師。而薩特一旦失去宗教信仰,否認上帝的存在,就再也不會重新返回上帝的身旁了。    
    薩特發現,在同女性的交往中,兩人態度也完全不同。薩特對於情人的過去從不計較,只要此時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而尼贊不是這樣,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須是處女。因此他往往拒絕那些有過浪漫史的姑娘們,不論她們對他是多麼傾心。一次,一位姑娘隨尼贊來到他的住處,要把自己奉獻給他。他很有禮貌地拒絕了:「親愛的女士,我們只能一個一個地進入這個房間!」尼贊從亞丁回來後不久就結婚了,接著就有了孩子。他幾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這也讓薩特大失所望,因為他自己是個獨身主義者,以為尼贊也會跟他一樣絲毫不以家庭為意。    
    最讓薩特不能容忍的是尼贊對文學「不忠」的態度。在大學的第二年,尼贊突然向薩特宣佈,文學已使他厭煩,他想改行當一個攝影師,而且他已經讓一個朋友給他上有關攝影的課。雖然最終他並沒有真正去搞攝影,但這種將文學視為兒戲的態度對薩特打擊很大,因為薩特自己是將文學看成生命一樣珍貴的東西。他以為尼贊跟他一個樣,他們的友誼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實際上尼贊不是,雖然他在詞語的使用上要比薩特輕鬆自如得多,寫得也更好。    
    35年後,薩特在《回憶尼贊》這篇長文中對他的朋友作了分析,搞清楚尼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倆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區別。    
    由於家庭的變故特別是父親的遭遇,尼贊從來就沒有感受過自由,而且失敗感和死亡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他的心中。他熱心政治是為了擺脫這種失敗感和死亡的陰影;巴黎高師的沉悶氣氛讓他感受到死亡,所以他無法忍受,於是出逃。他認為文學、宗教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都不可能使他獲得拯救,所以根本不當回事;至於同異性的關係,他認為那種羅曼蒂克的生活有點類似死亡,是他所不願意要的;他寧可有一個穩定的家,一個妻子,孩子,他靠這來拯救自己。他常說人是定居的,他又說:「把我的領域、我的需要和我的人給我。」但薩特當時並沒有聽懂他這些話的意思。    
    薩特在回憶錄中還將自己同尼贊作了比較:他僅僅希望用詞語作炸彈來摧毀自己所不喜歡的世界;而尼贊不但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個世界包括大學對他的壓迫,還希望聯合所有的人去共同炸毀那塊要壓碎他們的石頭,而不是只在想像中。所以尼贊積極投身政治,接受唯物主義和決定論。而這些都是薩特當時無法理解的。    
    由於他們之間有這許多不同而且彼此難以溝通,漸漸地,薩特同尼讚的關係冷了下來,但沒有中斷。他們還是好朋友,只是會面的時間較少;見了面也只是隨意聊聊天。    
    在這以後,在薩特內心深處,仍然保留著對尼讚的深厚感情。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開始前,薩特在與波付瓦討論戰爭問題時,十分激動地說:「一定要消滅納粹!我不希望被迫吞下自己的手稿,不希望別人把尼讚的眼睛挖出來!」這話表明,儘管這時他同尼讚的交往已經很少了,在他的心目中,尼贊仍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尼贊在戰爭中陣亡。戰後,尼贊曾受到一些人的誣蔑,他的作品也被封殺,長期不能出版。這時薩特站出來為尼贊說話,為他的小說重新出版作序。薩特的回憶文章充滿深切的懷念之情;他據理回擊了對亡友的惡毒誣蔑,為尼贊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吶喊,為他倆的青春和友誼而自豪,為他們的誤會而遺憾。這篇文章獲得讀者特別是年輕人的好評,而評論家也認為這是薩特寫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愛遊戲(1)

    薩特回到巴黎,跟尼贊成為最好的朋友,這時他還沒有異性朋友,更沒有性經驗。此前缺乏與年齡相當的異性交往的原因,是拉羅捨爾的生活環境。在拉羅捨爾的幾年裡,經常到家來的那些繼父的同事,正巧都沒有女孩子,薩特在家中基本上接觸不到同齡女孩。同母親交往的有幾個成年女性,但她們從不對薩特作出愛撫的舉動,也許是因為薩特已經大了,看著不那麼「好玩」,也是是因為拉羅捨爾的人文氣氛與巴黎不一樣,總之,薩特對她們也沒有特別的印象。    
    關鍵在於芒西先生的態度,他是不主張薩特同女孩子多接觸的。在他看來,,像薩特這樣年齡的男孩子,只應該同男孩子在一起,不應該同女孩子玩。既然是這樣想,自然不會給薩特創造接觸女孩子的機會。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種態度只是減少了薩特接觸異性的機會,卻沒有改變他「誘惑」異性的願望,反而加強了薩特的這一特質。    
    有一次,芒西向朋友這樣評價薩特:「他像我,永遠也沒法跟女人攀談。」他說這話實際上是褒揚薩特,同時也是漫不經心的。而坐在一旁的薩特卻深深地聽進去了。他並不因為繼父的讚揚就高興,就按照繼父所說的做,而是相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芒西在他心中是一個奪去母親的頭號敵人。於是,他痛下決心,一定要成為一個最能用語言來誘惑女人的人。    
    到後來,芒西先生偶爾看到薩特跟女孩子黏黏糊糊的,又對他作出另一個評價:「你真是個女人堆裡的男人!」繼父說這話是批評的意思,但薩特絲毫沒有接受批評、改正錯誤的意思。「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於是他更加起勁地向女士們大獻慇勤,跟她們更加黏黏糊糊。    
    在許多年後,薩特認為,繼父這兩句對他的評語對以後他同異性的關係有著最為深遠的影響。他打了個比喻:繼父說這話就像一個吸煙者走進森林,隨便扔了一根還在燃燒的火柴,結果這一漫不經心的舉動燒燬了整個森林。薩特說,也許就是這兩句話,使得一些年後,他把那麼多時間花費在對女性的甜言蜜語上;而芒西先生早就忘記了他說過的話。薩特在作這樣的回顧時,也許帶著一點自我調侃的味道。他對異性的態度恐怕不僅僅跟繼父的話有關,而是涉及多種因素,但繼父的態度顯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同異性接觸的機會很少,在拉羅捨爾,薩特也有過一、兩次類似戀愛的事件。偶爾在外遊玩時,薩特常常見到一個叫莉塞塔的姑娘,她是一家雜貨店老闆的女兒,長得很漂亮。而莉塞塔也知道自己長得漂亮,因為身邊總有一些追求她的男孩子。薩特在同兩個朋友交談中流露出想同她接觸的意思。他們說,這很容易,由他們來安排。過了幾天,他們告訴薩特,散步時只要跟著她就行了。    
    薩特散步遇見莉塞塔時,她正在同周圍幾個男孩說話。大概是薩特的朋友通過什麼途徑,讓她知道自己又多了一個追求者,她見到薩特後就就騎上自行車往一條小巷走去,意思很明顯:給薩特一個同她單獨相處的機會。    
    薩特跟著去了。但他既不敢快速追上,又不甘心無果而終,因為他很緊張,一旦追了上去,兩人面對面,他該說些什麼呢?他該怎麼做呢?就這樣,在猶豫之中,他不緊不慢地跟著,始終未能趕上去同她說話,白白地耗了一場。    
    第二天,薩特和兩位朋友在散步的路上又遇見了莉塞塔。薩特向前邁了一步,準備同她搭訕幾句,不料莉塞塔當著大家的面,惡狠狠地對他說:「醜八怪,帶著你的眼鏡和大帽子滾吧!」這無異於給了薩特當頭一棒,使得他痛不欲生。他不明白這姑娘為什麼要當眾羞辱他。    
    實際上莉塞塔的心理活動是不難推測的:當她聽說又多了一個追求者,心裡肯定很高興;即使她對薩特沒有什麼意思,也不妨聽聽這個追求者的表白,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她有意躲進小巷,就是為了讓他跟上來單獨接觸;誰知這個傻瓜竟讓她白白花了一番心思,她怎能不生氣。但這時薩特年齡還小,無法體會一個漂亮姑娘的複雜心態。他只有一個印象:自己長得太醜,所以漂亮姑娘看不上他。從這時起,薩特開始對自己的醜陋有了深切認識。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因此在異性面前有一種深深的自卑感。    
    儘管莉塞塔是這樣的態度,薩特對她仍存愛慕之心。一個朋友看出這一點,就同薩特開個玩笑。他故作神秘地對薩特說,莉塞塔讓他帶口信來,要薩特在第二天上午11點在某某地方見面。而這個時間正好有希臘文考試。薩特信以為真,十分激動。考試時他胡亂做了一通;考試結束時間是12點,他11點差一刻就交了卷,然後匆匆忙忙跑向那個同學說的地方。當然沒有任何人同他見面,而這次考試他是一塌糊塗。    
    據薩特晚年回憶,後來他同這姑娘還見過一次面。他在一個船碼頭閒逛時,看到莉塞塔在下面的沙灘上玩。於是他不顧跌傷的危險,從碼頭上一躍而下,走向莉塞塔。但是,當他站到她的旁邊時,又像個傻瓜似的,什麼都說不出來。而莉塞塔雖然看見了他,也沒有說話,只顧玩自己的。也許她等著他先開口。懾於那次「你這個醜八怪」的叱罵聲,薩特像得了失語症似的,怎麼也說不出話來。於是他又白白地喪失了一次機會。    
    這個近乎戀愛的事件就這樣過去了。直到薩特離開拉羅捨爾,他沒有同她說過一句話,沒有單獨散過步,沒有一起做過遊戲,總之,什麼也沒有,是一場毫無結果的事件。如果拿薩特日後一連串成功的戀愛事件看,成年薩特和少年薩特判若兩人。少年薩特顯然不是一個成功的誘惑者和追求者,他顯得那樣笨拙和毫無作為。但如果我們更深入地對照和分析一下,仍然可以從中發現某些相同的特徵。    
    例如,他為了戀愛可以不顧一切。可以放棄重要的考試,可以不怕摔傷,而去追求那可能的一次次機會。這一特徵想必是他日後獲得許多女性青睞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在拉羅捨爾的失敗是暫時的、偶然的,「失敗乃成功之母」;有這樣一種精神,日後的成功是必然的。    
    回到巴黎後,薩特的生活再次發生根本變化。他在很大程度上遠離「敵人」芒西,精神上受束縛的壓力減少了許多,作為住宿生在行動上也獲得更多的自由和獨立性。由於母親再婚而造成同她在情感上的破裂,對於薩特來說當然是不幸的,但也並非完全是壞事;它至少部分地打破了薩特的「戀母情結」,使他將注意力轉向那些同齡的女性。所以薩特晚年回憶說:「這個婚姻對我的重大意義是,迫使我在精神上同母親破裂。即使我不希望受到傷害,即使我想去逃避它,我還是覺得,造成這個破裂要更好一些。」(《薩特自述》)在回巴黎後不久,他開始有了同年輕姑娘的單獨約會。她是尼讚的一個遠房表妹,有著一頭金髮。他們一起去盧浮宮看畫展,薩特在欣賞繪畫方面比她內行,就不斷地向她講解。剛開始邀請她的時候,薩特還有一點忐忑不安,因為害怕被再次當成「醜八怪」而遭到拒絕。實際上這位金髮少女一點都不嫌棄他,非常樂意跟他在一起。    
    看來薩特對於年輕姑娘還是有吸引力的。這種吸引力在於,他把對方十分當回事,很能為對方著想,十分願意奉獻自己所有的時間、精力、知識、金錢來為對方服務,如果對方需要的話。正如薩特後來遇到的終身伴侶波伏瓦概括的那樣,薩特對於女性的特點是慷慨,這種慷慨不僅僅指金錢方面,包括他所有的一切。有哪一個年輕女子會不喜歡熱情豪爽、對自己慷慨大方的男子呢?    
    薩特在亨利四世學校讀了兩年,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接著準備讀文科預備班。家裡讓他從亨利四世學校轉學到路易大帝學校,因為後者的文科預備班可能要好一些。在路易大帝學校,薩特遇到一件對他來說十分突兀的事情,使他同異性的關係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    
    這天一個女人來學校找他。她是薩特原先就讀的亨利四世學校醫生的妻子。他們認識,薩特去校醫院看病時能見到她,有時候說說話,但沒有任何特別的關係。薩特對她的到來深感驚詫。校醫的妻子問薩特現在能不能同她一起外出。薩特不清楚為什麼要他外出,就回答說不能。    
    她接著問:「你星期四和星期六也不能外出嗎?」她知道學校星期四和星期六休息。薩特只有回答說可以。    
    校醫的妻子有點難為情地笑著說:「下星期四下午你來我的女朋友家好嗎?我跟她說好了,借她的房間用兩個小時。我想……咱們可以在那裡……幽會!」 薩特猶豫了一會兒,最後同意了。她告訴他具體地址,就離開了學校。    
    薩特在小說裡常能讀到「幽會」這個詞,看到有關這方面的描寫,但書中的東西同現實畢竟不是一回事。他在拉羅捨爾時曾向同學吹牛怎樣怎樣同女人做愛,實際上他對此一無所知。因此當這事就要來臨的時候,他感到有些緊張和焦慮不安,同時還有被誘惑的興奮和激動。    
    薩特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這女人為什麼看中了我?」他覺得自己並不招女人喜歡,而在亨利四世學校兩年的時間裡,他也想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給這個女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薩特對她,可以說沒有任何特別的感覺。所以他對這事的發生感到不可理解。    
    薩特還是如約到了校醫妻子指定的地方。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她帶他上了床;她是主動的,而他被導引;他們做了愛。於是,一個30歲的女人教會了18歲的薩特怎樣做一個男人。由於對她並沒有什麼感情,雖然是第一次做愛,薩特並沒有很大的熱情,但他還是按照她的要求盡可能幹得好一些。這女人看來是滿意的。    
    在這之後不久,薩特考上大學,再也沒有見到她。也許她後來找過他,而他已經考走,她不知道他去哪兒了;也許她只需要一夕之歡,沒有再來。而薩特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找她。他們的關係就此斷絕。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愛遊戲(2)

    在將近70歲的那個自傳性的長篇談話中,在波伏瓦的提問下,薩特回憶了這一事件,但整個敘述顯得沒有什麼感情色彩,只是就事論事的說了一下。而通常人們對自己初次性經歷印象是特別深的;對有的人來說,它甚至會影響自己一生的性愛生活。從薩特的敘述看,這一事件似乎對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其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是,這一事件與他自己設想的性愛情景相去甚遠。此前他一直設想的艷遇應該是他去誘惑別人,作為一個有魅力的男性運用自己的語言去打動女人的心,使對方投入自己的懷抱。現在事情顛倒過來,成了對方來誘惑自己,因此他感覺不太「自然」。    
    其二是,薩特理想的異性交往,首先並非性而是愛,不是作為結果的做愛,而是這一追求的過程。而同校醫妻子的關係只有性而沒有愛,只有做愛(性交)的結果而沒有浪漫的追求過程,因此它對薩特沒有產生很大影響。    
    雖然對以後的性愛生活沒有太大影響,薩特畢竟由此受到性啟蒙。從這開始,薩特有了同年輕女性的性接觸。他利用休息時間外出,同原先亨利四世學校的朋友聚會。這時常有一些姑娘參加,她們屬於社會地位較底層的那種,例如亨利四世學校看門人的女兒。而薩特和他的朋友屬於那種所謂「體面的」小資產階級階層。    
    這些小伙子和姑娘們先是在一起聊聊天,聯絡聯絡感情,彼此熟悉熟悉,然後就一對一對地分開,各自去一個房間幽會,也就是做愛。薩特挑選的姑娘大都是漂亮的,年齡也跟他差不多。他發現,這些姑娘都很願意同他交往,在幹這個事情的前後都對他很親熱,看來她們的感受是愉快的。這些姑娘頭腦比較簡單,沒有更多的要求。從心理上說,同薩特這樣高階層的年輕男子交往,滿足了她們的虛榮心;從生理上說,這種做愛也給她們帶來性快感。僅此而已。至於什麼浪漫的愛情等等,她們覺得過於虛幻,從來不去考慮。    
    而像薩特這樣所謂「高階層」的年輕男子,思想活動就複雜得多。他們對待這些年輕姑娘的態度是矛盾的或雙重的。這正好反映了他們自身雙重的道德標準。一方面,他們十分樂意同這些姑娘交往,在身心兩方面獲得某種滿足;另一方面,他們又有些輕視她們,因為她們這麼容易被引上床,雖然從未向他們要過錢,仍然有點像妓女。所以這些年輕人包括薩特,同這些姑娘從未有過長期恆定的關係,往往是接觸一兩次就不再來往。但他們可以再同另一個姑娘交往。總之,他們雖然同這些姑娘有著性接觸,卻不願意有親密的感情關係。    
    這裡十分典型地體現了法國傳統社會的雙重道德標準:對於男孩子而言,婚前性行為不但是允許的,而且被看成有男性魅力的表現,因此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勵的。而對於女孩子,如果有了婚前性行為,就會被看成不正經、淫蕩、下賤,為社會所不容。所以,願意同薩特他們交往的女性都是來自下層階級,因為她們較少一些道德規範的約束。而那些所謂「上流社會」的姑娘們,一般不會有這樣的行為,她們在婚前一定要守身如玉,這是閨中淑女價值之所在。    
    薩特和他的夥伴們,之所以一方面利用這些姑娘來享樂,另一方面又鄙視她們,顯然是將她們與自己同階層的姑娘相比較,最後冒出的一個念頭是:「我決不同這個和我睡覺的女人結婚!」所以,在這種做愛中,實際上並沒有愛,或者愛的感情不是主要的。它只能稱為一次艷遇,或一夜風流,在很大程度是一種性遊戲。    
    晚年薩特回憶這一經歷時承認,他那時深受社會通行的道德觀念的支配,深受資產階級教育的影響,所以會產生上述愚蠢的想法。他說:「一旦同一些成年女子發生性關係,我就再沒有這種想法了。這種想法只是在中學那段時間。在我去巴黎高師時,這就過去了。」(《永別的儀式》)    
    實際上,在這以後,在其一生,薩特仍然有著較多的性伴侶,有時同時有幾個。這讓我們產生疑問:他是否真的有了這種根本變化呢?    
    變化應該是有的。上大學後,他不再同這些下層姑娘們鬼混。在同那些年齡較大一些的女性交往時,對她們有一個基本的尊重,這就是,將對方看成跟自己具有平等身份的人,彼此沒有高貴和低賤之分,沒有誰高攀誰的問題。    
    在以後同異性的交往中,薩特很少再有那種一夕之歡;也就是說,兩人必須有了一定的感情交流,才可能進一步發展為肉體的交合。首先是感情,然後才是肉體。薩特的初戀就是開始於這一時期。    
    薩特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還表現在他對於雙重標準的否定。在他看來,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在性行為規範上應該是同樣的。如果說男性可以有性自由,可以有婚前性行為,可以有多個性伴侶,那麼女性同樣應該有。即使是閨中淑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樣,同時有幾個情人,有著性自由。例如他的終身伴侶波波伏瓦就是這樣的,而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倆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多伴侶化也是反傳統的。如果說他對自己的情人有什麼要求,他只是希望在他們交往的這段時間裡,在她的生活中他具有最重要的性質。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薩特以後的性愛生活以及同異性的關係,在有的時候仍然未能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某種影響。例如,同有的女性交往時,他要求對方不能同時有其他情人;當發現對方與他人交好時,就嫉妒非常,而他自己卻同時有幾個情人。再如,有的女性儘管不屬於下層社會,他卻在沒有什麼感情的情況下同對方發生性關係;這與以前那種一夜風流並沒有什麼實質區別,雖然這種交往是對方主動造成的。    
    至於形成這種多伴侶傾向的原因,有多個方面:按照薩特自己所說,他的多伴侶化是由於他讀過的書,那裡面的大作家都是多伴侶的,而他立志作一個大作家,很自然地就以此作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除此之外,就薩特早年的情況而言,至少還有兩個因素造成他的多伴侶傾向。一個是外祖父的榜樣。由於妻子拒絕過性生活,施韋澤就有了不斷的外遇。這在家中大概不是秘密了,而妻子應該也是默許的。這對小薩特的一種啟示就是:一個很帥的男子應該有許多女人。另一個因素是母親的再婚。在戀母情結的作用下,他將這視為一種背叛。他從這一事件獲得的教訓就是:一個女人是不可依靠和指望的;要避免這種背叛和失望,就必須同時有幾個女人。當然,當時這一切他並非意識得那麼清楚,而是潛在地造成他成年後的性愛特點。    
    薩特在晚年那個自傳性的長篇談話中總結了自己的性愛特徵。這時他已將近70歲,「七十而從心所欲」,他談得十分坦率,也是比較準確的。    
    薩特說,他從女人身上要求的東西,最根本的就是感情或感受性。在他看來,一個女伴首先有著感情價值,然後才是性的價值。他覺得同一個女人有親密關係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佔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這一點,深深地感受到這一點。佔有她的感情,也就是要她愛他。她們感到成了屬於他的東西而不得不愛他。他就要求這個。當一個女人把她自己給他時,他可以在她的臉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這種感受;而在她臉上看到了它也就等於佔有了它。    
    薩特特別重視這種感受性,他認為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本來感受和理解是不可分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男性大都片面地發展了理解力,使之愈來愈抽像而脫離豐富的感受性。而在女性那裡,這種感受性大都保留下來,並由於地位和教養,它們沒有上升為理性。所以,在同女性交往中,女性的的感受性正好可以彌補和豐富他那往往是抽像的思想和理解力,雖然她們對他思考的事情有時也會產生誤解,但總的說來,男女雙方是平等的,即使就智力而言。    
    薩特也坦率地承認,由於從小受到母親、外祖父和一些年輕女性的過度寵愛、哄弄和親吻,他形成了一種逆反心理和對抗情緒,同時作為對自己矮小身體的一種心理補償,他養成了一種傾向,那就是對於活動性的強調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動性。這使得他在同女人的接觸中從未意識到自己是愛撫和被動的對象,而只有活動性的感受。這樣,他和對方的關係就不是相互的。雖然實際上他認為男女之間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動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覺,總是使自己處於支配的地位從而導致帶有一點虐待狂的接觸。    
    表現在實際性活動上,他注重的是給對方以擁抱、撫摸和吻遍全身,這是根本的,充滿感情的。本來一種充分的性活動應該是一個雙重的關係:雙方都既得到又被別人得到,既擁抱別人又被別人擁抱。然而在薩特這裡,他只是意識到自己自由地佔有對方的肉體,但沒有對方佔有自己的身體的感受。他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被動的愛撫的對象。    
    除了擁抱、撫摸和親吻,薩特最後也完成性交活動,但帶著某種冷淡。在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他的性勃起很快而且很容易,但他沒有感受到很大的愉快,僅僅在最後有一點愉快,但也有點無力。薩特更願意用整個身體同女性接觸,撫摸對方的身體,讓自己的手和大腿忙碌著,不斷地觸摸著對方。對他來說,之所以要有性交活動,是因為在他同女人的關係中,事情不得不以這種方式結束。這是來自他人的思想,是書中和別人告訴他的,而不是他個人的慾望。他裸露著,同一個裸體女人一起在床上,撫摸她和親吻她,這就給了他充分的愉快,這就夠了,他本不需要性交。    
    這種注重愛撫而不在意性交的性特徵,雖然帶有強烈的支配色彩,對於許多女性來說,是樂於承受的。女性在性活動中本來就較為被動,一種持續不斷的充滿激情的親吻、擁抱和撫摸,會給她們帶來極大的滿足和快感。除了其它因素,顯然,薩特的這個特點是他獲得眾多女性青睞的一個原因。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幸福時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歲時,薩特通過入學考試,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哲學。薩特後來稱他的大學時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光。    
    首先,他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在巴黎高師,學生可以得到免費供應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還有一點零用錢。住宿也不花錢。跟許多同學一樣,薩特進校不久就幹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給一年級或哲學班的學生補習哲學功課,有時是二、三年級的學生。這些孩子大都是成績較差、智力相對較低、學習跟不上來的,他幫助他們補習功課,讓他們能夠通過考試。除了哲學,他還教一些別的課,例如音樂課,教學生彈鋼琴。講課報酬大概是一小時20法郎。    
    這些干家教的收入薩特主要用來補貼伙食。學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時在飯館吃飯,在咖啡館喝喝咖啡。就他手中這點錢,要想常去大劇院看戲劇是不可能的,但一個星期看一、兩場電影還是可以的。總而言之,現在他在經濟上是完全獨立了,不再需要靠繼父的錢來養活自己,這是特別讓他開心的。經濟上的獨立使他有一種充分的自由感,幾年前在拉羅捨爾發生的「偷錢事件」的陰霾至此才最終被一掃而光。    
    他繼續在學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兩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飯,然後回到學校。現在他同家裡人的關係,包括繼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許多。這並不令人奇怪:正因為他現在獨立了,不需要依賴對方了,對方不再成為自己煩惱的根源,他們的關係才能得到緩和。薩特開始感覺到,他和家人之間多少也有一種溫情關係。    
    薩特在學校的住宿條件也不錯,剛開始是三、四個人一個房間,後來變成兩個人,是他和尼贊住在一起。最後尼贊去了亞丁,薩特就是一個人一間房。巴黎高師對學生的作息制度也規定得比較寬鬆。一個學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後他可以翻牆而入,沒有任何人來干涉。薩特覺得這樣一種環境實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時候,撒特並不覺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覺得這就像玩兒一樣,很輕鬆,很自如,雖然他講課時也是十分認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響。外祖父經常在家給學生授課,小時侯撒特常常看到學生來家裡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們交談,有時還請他們一起吃飯。然後外祖父就得到大筆的錢。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請他的學生吃飯,所以很難將工作與報酬聯繫在一起。    
    自從開始有了自己掙的錢後,薩特就有了大把花錢的習慣,因為他覺得這錢掙得一點也不費勁。他把它看成誰都可以用的資金。一旦有了錢,他就邀請朋友們一起去飯館,常常是在那裡花光他手中的最後一分錢。特別是在同一個姑娘外出時,薩特更是表現得十分慷慨,一點也不在乎花錢。薩特在巴黎高師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聲。不過他自己倒不覺得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錢就應該同朋友們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錢方面的這一特點,薩特保持了一生。 以後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筆的錢,但他始終對自己寫的書和因此得到的錢之間的關係困惑不解。他酷愛寫作,獻身文學,但這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在干自己喜歡幹的事。干自己喜歡幹的事情卻可以得到錢財,這是他難以理解的。特別是一本小說或一個劇本已經出版許多年,由於國外的譯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筆版稅。看著一張張大額匯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應該得到這筆錢嗎?」    
    薩特成名之後,就其收入來講,他應該屬於富人階層了,但他並沒有什麼財產概念,也沒有自己佔有多少多少金錢的感覺。晚年一次談話中,波伏瓦問他想到過用自己的錢來投資或炒股票沒有,薩特對這一提問大感驚訝:因為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    
    實際上,雖然就收入而言他屬於富人階層,從他自己使用金錢的數額和方式來說,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屬於中下層。他的錢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實很少,絕大部分都是給別人用了。在70歲時,他回答訪談者的提問,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費,他的錢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別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費大約只佔六分之一。他的錢大都給了那些需要他幫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愛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養了她們一生。直到晚年,在他臨終之時,他還在惦念著自己的錢不夠用,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自己要養活的那幾個人。    
    僅僅拿通常意義上的慷慨來形容薩特的這種特性,恐怕還不夠準確。所謂慷慨,那是已經意識到自己佔有了大宗財富而將其送給別人,而薩特對於金錢沒有任何佔有的概念。在他看來,金錢除了供人獲得所需要的東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義。它只是獲得需要物的憑證。既然如此,如果別人也需要這些東西,那就可以共享。薩特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家產。在他已經十分有錢的時候,他還住在一所公寓裡,房間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再沒有別的東西。作為文化人,他甚至也沒有什麼藏書。如果說薩特也佔有什麼的話,那就是佔有詞語;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於寫作。正因為如此,他對實際上的物質財富反而沒有任何佔有慾。從其精神境界來說,他倒確實當得起一個「無產者」的稱號。    
    薩特在巴黎高師感受到自由,不僅僅是在生活方式上,還包括思想方面。學生們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這個學校裡,充滿了一種活躍、開放的人文氣氛,各種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擁護者,同時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對。    
    學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左右兩翼。左翼學生大都信仰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信仰共產主義。右翼學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聯繫在一起,有一種很強的傳教士傾向。    
    薩特有些超然於這些政治態度的對立之外,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立場,但他也不怎麼希望它;同樣地,他不希望資本主義,但也不是明確地反對它。這時他對政治活動完全不感興趣。在他看來,這些同學不過是在學習之餘玩一種思想上的遊戲,而他並不想參加這種遊戲。另一方面,薩特也有點羨慕這些同學,因為他們有明確的信仰,而他沒有能力反駁他們的觀點。    
    但薩特的這種超然也不是絕對的中立,他還是有自己的政治態度的。一般來說,他對於自己生活於其中的資產階級社會是很厭惡的,對那些自恃高貴的資產者是很厭惡的。在大學期間,他結交朋友不是根據對方的政治態度,但在不期然間他們全都是左翼,不是社會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也可以說他屬於左翼學生,不過他是一個左翼個人主義者,他是從一個個體的角度來對立於現存的社會。而他對於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學生是從不接近的,因為他早已沒有宗教信仰,否認上帝的存在,特別厭惡宗教信徒們那種盲目樂觀的傾向,認為他們是自我欺騙。    
    薩特在大學一如他過去一樣,對於虛假做作的事情是難以忍受的。有些學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時髦,穿著夜禮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貴的樣子來。薩特雖然也讀尼采,卻看不慣這些人的作為,於是他找了幾個朋友躲在樓梯口旁,待這些學生深夜歸來時,用水槍向他們身上噴水,同時高喊:「查拉圖斯特拉就是這樣撒尿!」弄得這些尼采的信徒們一個個狼狽不堪,抱頭鼠竄。    
    薩特晚年回憶這一段經歷說,他當時這樣做並沒有什麼惡意,也就是一種惡作劇;不過他想表明,這些學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無意義的東西,真正天才的閃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時髦的;擺出一副高貴做作的樣子在晚宴上頻頻舉杯,這並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總的來說,薩特在大學期間,在結交朋友方面是比較挑剔的,而不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對於不怎麼認識的同學,他認為他們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他同他們沒有友誼關係,沒有往來,沒有什麼聯繫;他們只是彼此認識。這應該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徵在大學期間的一種表現。    
    薩特認為夠資格成為他的朋友的,應該具有自我意識,對自身有判斷力,敢作敢為,意志堅強。在他看來,這實質上導致一個人的自由。同他一起從路易大帝學校考進來並成為朋友有兩個:一個自然是尼贊,還有一個叫馬厄,是圖盧茲人,也是學哲學專業。這三個學哲學的學生組成了一個小圈子,在學校裡頗有名氣。他們平時不與其他人來往,上課時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樣子。再加上他們各自不同的穿著:尼贊永遠是領導著服裝的新潮流,衣著十分新穎得體;馬厄穿著也十分講究,配著一頭金髮,顯得英俊瀟灑;只有薩特不修邊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開領襯衫,有時腳上甚至只趿拉著一雙拖鞋,在大學城裡逛來逛去。    
    大學城的學生們對這三人往往是敬而遠之,有的將他們視為怪物,有的對他們充滿神秘感,但有一點看法大概是一致的:這三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將來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從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學生們對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壞的是薩特。他們在背後議論說,薩特是個好色之徒,喜歡引誘女孩子;他還是一個酒鬼;此外,他還好跟人打架。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幸福時光(2)

    如果排除貶損的因素,這一評價應該算是客觀的。他用水槍去掃射尼采的信徒們,雖然只是惡作劇,談不上就是暴力,卻反映了他在拉羅捨爾獲得的暴力情結並沒有消解。而有時他也動真格的,跟別人大打出手。不過薩特跟人打架,總是有原因的,往往是他受人欺負,而對方看來比他強。如果對方是個弱者,他一般不會出手。    
    有一次薩特和幾個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學校,他們一邊走,一邊口裡哼著俚俗小調。這時迎面來了一個學生,看不慣他們這副樣子,走過來制止說,這不像個大學生。然後他就走過去了。薩特的兩個朋友十分生氣,要回過頭去「教訓教訓」這小子一下,也就是要去揍他一頓,被薩特婉言勸阻了。薩特認識這學生,他叫莫裡斯‧梅洛─龐蒂,也是學哲學的。這人很聰明,成績優秀,就是時時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有點類似於我們中國孔夫子倡導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的那種人,被學校看作聽話的好學生。而薩特和他的朋友則是不拘小節的,屬於不太守規矩的那種學生。薩特和梅洛─龐蒂雖然認識,彼此並不喜歡,平時也互不理睬,不相往來。    
    這次梅洛─龐蒂過來制止和教訓他們,薩特雖然也很生氣,但看到他一個人居然敢冒犯他們好幾個,心中反而對他有了一絲好感,而且覺得以多打少,勝之不武,不是真正的好漢之所為,於是就出來勸架,放了他一馬。    
    梅洛─龐蒂與薩特在學校的關係雖然不好,沒有什麼往來,以後卻有較深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薩特組織了一個反對納粹統治的地下抵抗小組,梅洛─龐蒂是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戰後,薩特辦了一個名為《現代》的雜誌,編輯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梅洛─龐蒂是編輯部的骨幹成員。由於與薩特在思想觀點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梅洛─龐蒂在1952年退出《現代》編輯部,斷絕同薩特的來往;1955年他又出版《辯證法的冒險》一書,激烈抨擊薩特的觀點,將他們的分歧公之於眾。    
    1961年,梅洛─龐蒂逝世,薩特為他出了一期《現代》專號,以示紀念。他還自己寫了一個長篇回憶文章《活著的梅洛─龐蒂》發表在個專號上。這篇文章不是像通常的紀念文章那樣,為死者說幾句不痛不烊、口是心非的讚美辭和門面話,而是實話實說,情真意切。它不在意個人的小小恩怨,而是著眼於時勢大局來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與不和;無論對人對己,都不文過飾非,最後揭示出一種深刻的悲劇性的人與人的關係。由於這篇文章敘述生動,析理透徹,情理交融,被評論者視為薩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薩特在此文中對待梅洛─龐蒂的態度與他30多年前在巴黎高師時是一致的:承認分歧,尊重對方。    
    在哲學專業和學校之外,薩特還有一個「自家人」的小圈子。其中一個朋友叫皮埃爾‧吉爾,他也是巴黎高師的學生,但不是哲學專業,而是學文學的。在薩特同尼讚的關係冷淡之後,吉爾成了跟他關係最為密切的朋友。薩特覺得同吉爾交往起來十分輕鬆,因為吉爾不關心什麼形而上學的問題,也沒有什麼確定的思想,他倆在一起時往往聊一些有趣的小事。    
    但薩特同吉爾相處,也有不太適應的地方。吉爾感情比較細膩,對待朋友可以說是體貼入微。這本來是一個優點,卻往往讓薩特感到不自在,因為他不習慣一個男子對待自己就像一個女子那樣溫柔。當吉爾這樣表示時,薩特感到十分窘迫不安,就好像對方是一個同性戀者在向自己提出猥褻的要求一樣。更讓薩特難堪的是,吉爾有時當著他的面脫得光光的,這是在洗澡或換衣服的時候。吉爾自己覺得沒有什麼,而薩特卻震驚萬分,不知道應該將眼光往哪兒放。    
    許多年後,薩特在日記裡分析自己的感覺,問這是不是一種被壓抑的同性戀傾向的表現。在薩特所說的這種場合,男性通常不會有他這樣強烈的反應,例如在澡堂,大家都赤裸著身子,彼此覺得沒有什麼。由此看來,也許薩特有一種潛在的同性戀傾向。薩特對男性的某種厭惡也是這種傾向的曲折表現。他在日記中寫道:「一個男人的身體總是讓我受到震撼,它給我太過分、太強烈的感受,使我感到自己可能突然產生慾望,我不喜歡男人,我的意思是指那個人種意義上的男人。」    
    不僅在生理和肉體上,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裸露(即過分親密)也讓他難以承受。一旦同某個男子的關係由膚淺的友好轉變為深層的親密時,他總是感到窘迫不已。他既不喜歡向對方吐露自己的秘密,也不喜歡對方向自己細敘衷腸。薩特解釋這一點說,這不是將自己封閉起來,而只是願意將自己要說的告訴每一個人,而不是專對某一個人。總而言之,對男性而言,他不得不保持某種距離。這正好同對女性的態度相反。因此,即使這時薩特同尼讚的關係已經相當冷淡,他同吉爾的友誼還是不可能達到當年同尼贊在一起時的深厚程度。    
    吉爾曾給一個叫莫雷爾的孩子當家教,後來他把這個位置讓給了薩特,並介紹薩特同這孩子的母親莫雷爾夫人認識。這樣,莫雷爾夫人也成了薩特的朋友。她的丈夫是醫生,家裡很富有。莫雷爾夫人十分熱情好客,而且風度迷人,在她家裡呆著讓人感到特別舒服。    
    薩特同他們相處一段時間後發現,吉爾同莫雷爾夫人之間有一種超出友誼的愛情關係。薩特與莫雷爾夫人之間關係也很親密;薩特欣賞她的迷人風度,她喜愛薩特的才華和對事業的執著,但這種關係中沒有羅曼蒂克的成分。薩特晚年回憶說,莫雷爾夫人是他唯一有著純粹友誼的女朋友,也就是只有友情,沒有愛情;而同別的女性交往,通常都含有愛的成分。    
    早期薩特經濟條件不是很好,在困難時曾得到莫雷爾夫人的多次幫助。他同吉爾和莫雷爾夫人的友誼維持了很長時間,大約有三、四十年之久;由於政治立場和見解不同等因素,他們的關係逐漸疏遠起來,最後斷絕了交往。    
    薩特在巴黎高師的生活可以說是充分自由的,他感到快樂和幸福。但到了畢業的時候,他被迫進入一個不那麼自由的環境:1929年11月,他開始服兵役,為期1年半。這讓數年來的好心情一下子變壞了。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正在被一種外在的力量所限制,而這是他最為厭惡的。在臨去軍營的頭一天晚上,他去看了一場著名滑稽演員格羅克的演出,平時他總是看得開懷大笑,而這一次卻一點也沒有看出有什麼可樂之處。    
    剛開始薩特在在聖西爾軍校服役。頭兩個星期完全不准外出,以後薩特活動時間久比較自由一些,偶爾晚上軍校有便車去巴黎,可以把他捎帶著回去一下,不過他在城裡只能呆幾個小時甚至更短的時間。軍營生活紀律嚴格,薩特感覺很不舒服,他是自由散漫慣了的。不過幸好在聖西爾軍校還有兩個熟人。一個是吉爾,他也在這時服兵役。儘管軍校紀律嚴格,薩特和吉爾在一起,又幹起了類似在巴黎高師時的惡作劇,他們把折疊好的紙鏢扔向正在給他們上氣象課的教師,搞得對方不知所措。    
    另一個叫雷蒙‧阿隆,也是巴黎高師哲學專業的同學,曾和撒特同在一個宿舍住過一段時間,也可以說是朋友了。這時阿隆在軍校任中士教官,教薩特怎樣使用風速表。有了這兩個朋友在一起說說話,薩特感覺好多了。    
    到了第二年1月,吉爾被派往巴黎,薩特被派到聖森福裡安的一個氣象站,靠近圖爾,兩人分開了。這個氣象站有一個站長、兩個同事,全是以前不認識的。這兩個同事,一個是圖盧茲人,另一個是神學院的學生。這個神學院學生工作上很差勁,他對薩特充滿敵意;因為薩特在他面前毫不掩飾自己不信上帝的態度。這人總在想法對付薩特,在一些事情上磕磕碰碰的。而且他的腳臭氣難聞,使得薩特無論在心理還是在生理上,都對他充滿了厭惡。另一個同事圖盧茲人。有小偷小摸的習慣,薩特很鄙視這樣的人。不過這人做飯的手藝還不錯,閒聊時也不太讓人難以忍受。相比而言,薩特覺得圖盧茲人要比神學院學生更好相處一些。    
    薩特在軍營的工作是搞氣象測量:使用摩爾斯電碼接收各地的氣象情報,夜間到住房附近的一個小工棚裡用儀器檢查氣溫、濕度,等等。總之,他過著一種非常程序化的生活。好在氣象站站長是個文職人員,對他的部下比較寬鬆,這樣薩特每月大約有一個星期的自由時間可以呆在巴黎,同朋友們見面,不至於中斷了同他們的交往。    
    更讓薩特得到極大安慰的是,這時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在他服兵役期間,她還經常來看他。要談他倆的情況,還得從薩特的初戀說起;這是下一節的內容。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初戀(1)

    在大學的第二年,薩特開始了他的初戀。9月份,薩特去蒂維參加他一個親戚的葬禮。在葬禮舉行的過程中,一個披著淡黃色長髮的年輕姑娘引起他的注意。她面容秀麗,神情飄逸,兩眼顧盼有神,顯得很有特點。這個姑娘也注意到薩特,不過不是因為他也長得美,而是恰好,看起來有點醜,有點難看。薩特本來個子就矮,再戴上一頂大帽子,就顯得更矮小了。正是由於這頂大帽子,他被拉羅捨爾的那個女孩子斥叱罵為醜八怪,但他仍然一直戴著它。也許他已經想清楚了,既然自己長得難看,就用不著再刻意掩飾自己的不足,該怎麼穿戴就怎麼插穿戴。    
    但這個姑娘的注意有一點跟薩特相同,她也認為薩特很有特點。他倆熟識後她對薩特說,當她第一眼看到他時,確實覺得他有點醜,但醜得很有特點,甚至可以說醜得很有魅力。他讓她聯想起想起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偉人米拉波;米拉波也是矮個子,也長得很醜,卻有一種特別迷人的風度。    
    葬禮結束後,在共進午餐時,他倆坐在一起交談,很快就熟識了。這個姑娘叫西蒙娜-卡米耶‧桑,比薩特大兩三歲,是圖盧茲人,父親是一個藥劑師。她也很喜歡讀書,特別喜歡喬治‧桑、尼采、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而且很有興趣於寫作。這些都很對薩特的勁。她倆聊起這些來就沒完沒了,終日不倦。    
    薩特還瞭解到,卡米耶在男女關係上十分開放。她很小就失去了童貞,由於美貌和聰慧,她得到許多年輕男子的追求,這些追求者對她崇拜得不行,有的甚至由於獲得她的恩寵而激動得哭了起來。卡米耶的有些舉動可謂驚世駭俗,據說她在房間等待情人時,披著長髮,全身一絲不掛,站在火爐旁讀尼采和米什萊的作品。。    
    薩特並不覺得卡米耶的這一特點有什麼不好;正像他自己就是一個不拘守資產階級社會道德的人那樣,他也不要求自己的女友是個守身如玉的人。在他看來,卡米耶曾有過許多情人,這是正常的事情,正像他自己也有過不少性夥伴一樣。他承認了男女雙方在性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不應該有單方面的要求和承諾。他只是希望現在卡米耶愛著他一個,因為他現在唯一的愛就是卡米耶。他後來在信中對她說:「我不希望成為你的第一個情人,但我希望成為你唯一的愛人!」    
    而卡米耶也立即愛上了薩特。此前雖然她也接觸過不少年輕英俊瀟灑的男子,但多為鎮上的律師、職員一類的,像薩特這樣同她志趣相投的男性,她還是第一次碰到,她為薩特的深刻思想和獨特風度所傾倒。兩人可以說是一見鍾情,在經過短短4天的接觸之後,臨別時,他們已是難捨難分了。    
    薩特返回巴黎,卡米耶回到圖盧茲。兩地相距遙遠,再見面不很容易,主要是薩特手中沒錢,短時間內籌集不了去圖盧茲的路費。人不能見面,而感情總得表達,薩特開始頻繁地給卡米耶寫信。    
    這應該是他真正的初戀。此前他在拉羅捨爾對那個說他是醜八怪的小姑娘的感情,還只能說是朦朦朧朧的愛;與校醫妻子的關係則完全是被動承受,沒有感情因素在裡面;與下層姑娘們的關係也幾乎沒有什麼感情因素,是逢場作戲,可以說是有性無愛。而這一次對待卡米耶,薩特是動了真感情。他稱她為「圖盧茲」,拿地名作為她的暱稱,還稱她為「我的未婚妻」,自稱她的未婚夫。而卡米耶給他的回應也是款款深情:「「聽到你這樣稱呼我,我對你的感情是那樣強烈,遠遠超過對我母親的感情!」薩特此時特別需要這樣的感情:因母親再婚帶來的感情重創依然存在,而尼贊因沉默症對他的冷淡也使他在友情方面嚴重受挫。這次戀愛讓他在這兩個方面都得到補償。    
    如果說以前同那些下層姑娘們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薩特屬於上層社會,他主要是靠自己所屬的階層地位來征服對方,那麼在同卡米耶的戀愛中,薩特第一次只依靠自己的語言能力來獲得一個女性的芳心,而不靠其他任何外在的東西。而這種語言能力除了4天時間是靠口頭來體現外,其餘時間都是靠筆頭來體現的。薩特可以說是寫情書的高手。到後來,他的這一特點為朋友們所共知和公認。吉爾曾當眾宣佈說:「在未來幾個世紀裡,我的孩子們,文學評論家將寫下這樣的字樣:『讓─保爾‧薩特,最優秀的書信作家,一些文學和哲學作品的作者』。」看來吉爾對薩特書信的評價甚至超過了他的文學和哲學作品。    
    通觀薩特的情書,也並非全是甜言蜜語。我想,他最能吸引對方的地方是他的坦誠,他在感情上完全將自己交給對方。在他給卡米耶的信中我們就能看出這一特點。他在一封信中說:他是一個多面人。一方面,他有雄心壯志,自以為很強大;他最根本的雄心壯志是創造,無論創造什麼,從創造一個哲學體系到創造一首交響樂曲,雖然他現在已經創作的一切還是十分拙劣的。另一方面,當他決定干某件事情時,又隨時可能放棄它。他的性格是那樣多愁善感,可以為一點小事流淚,在劇院裡,或看電影,或讀小說,他都會感動得像個嬰兒似地哭泣。他還談到自己膽子小。「當一條狗靠近我狂吠時,我仍然會發抖」,雖然覺得這種害怕是很可笑的,但無法管住自己的生理反應。    
    薩特還談到學校的情況。在通過第一次考試後,薩特發現自己除了麻木地坐在課桌前就沒有什麼好做的了。朋友們一個個都是無精打采的,他們漫無目的地逛來逛去,相互串門,或者默不出聲地大塊地吃著糖,或者說些言不及意的假話。「只有我的出現才使他們停止這種假話,因為我討厭軟弱和無聊,討厭不費力氣的懺悔。」薩特在這裡又一次表現出他的性格特徵:從不放鬆自己,也不喜歡看到別人放鬆。    
    在作這樣的傾心交談時,我的感覺是,他首先不是將卡米耶看作性愛夥伴,而是將她看作類似尼讚那樣的知心朋友。可以說,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薩特真正的知心朋友就只有女性;而在男性方面,雖然以後他也結交了不少朋友,但沒有一個能夠達到像尼讚這樣感情至誠、相知至深的程度。實際上,給「圖盧茲」或「未婚妻」的信成了薩特寫作的一個契機,使他有了不斷地用語言文字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動力。薩特對於女性的追求同他的整個精神活動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在不斷地鴻雁傳情的同時,薩特也在積極準備同卡米耶再次見面。他和尼贊一起修訂雅斯貝爾斯的《普通病理心理學》的法文本,可以由此得到一筆錢,但一時還拿不到。他仍然在做家教,而這一收入是有限的,一時半會還湊不齊足夠的路費。他估算了一下,即使再勤奮工作、再節省用錢,他也只能在復活節假去看「未婚妻」,也就是說,離上次見面有半年時間。他在給卡米耶的信中說:「為了能夠省下錢來看你,平時我呆在巴黎哪兒都沒去,雖然我不是不知道外出度假的愉快;我在大街上閒逛時不花一分錢,唯一允許自己的花費是一星期看兩次電影,買3法郎一張的座位票。」    
    即使這樣,臨近復活節時,薩特去圖盧茲的錢還沒有籌齊。於是他又幾乎是一個法郎一個法郎地向同學們借。我們知道,他的天性是不願求人,為了愛情算是特別破例了。最後,總算湊夠了數,他帶著一大包零幣買了一張去圖盧茲的來回火車票。    
    薩特為這次重逢作了半年準備,可謂苦心經營。臨行前他又給卡米耶寫了十分詳細的信,然而她僅僅回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電報:「不自由,無聊,直到星期天」。這讓薩特大為惱火。本來這是卡米耶一貫的做派:她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隨隨便便的。平時薩特對她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可以說是讚賞的,但那是對一般的事,而現在是關係到愛情。因此收到電報後,薩特立即回了一封措辭十分嚴厲的信,質問道:「你到底希望不希望我來看你?你說你不自由,難道我就那麼自由嗎?直到今天我還在為路費犯愁,不知道復活節能否見到你,但我在想辦法。而你,宣稱愛我,為什麼6個月了不想辦法來看我?你這樣做是為什麼?是厭倦我了嗎?這麼快?你至少要對自己的行為作出道歉,說明原因。我提議,我們星期三(1926年4月13日)在圖盧茲見面,具體時刻由你定。你必須在4月10日(星期日)以前給我一個答覆,否則你將永遠見不到我!」    
    薩特的發火產生了效果,卡米耶知道自己不對,趕緊按薩特的要求回了信。薩特如期到達圖盧茲。兩人見面後,薩特覺得自己要比半年前更加投入,或者說,他感到更加愛這個「未婚妻」了。而卡米耶這邊,感情的投入似乎並不對等,或者並不像薩特期望的那樣熱烈。她似乎並不特別珍惜這次難得的見面機會,信口大談當地舞會之類的話題。薩特聽起來覺得十分乏味。他倆在圖盧茲沒有地方可呆,只有進電影院,在那裡一直呆到凌晨5點,然後分手。薩特還得坐早晨第一班到巴黎的火車回去。    
    兩人分手後到上火車前這段時間,薩特仍然沒有地方可去,於是來到公園。坐在公園的長凳上。他本想抽根煙提提神,但實在太乏了,一手拿煙斗,一手拿火柴;,就這樣睡著了,直到公園守門人過來將他叫醒。他點燃煙,同這個老守門人交談起來,從交談中得知這個老人的兒子也在巴黎。    
    然後薩特去了火車站。這時車站咖啡館開門了,他坐在那裡,一邊喝咖啡,一邊想著他和卡米耶的事情。他感受到一種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很投入,對她充滿了愛;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焦慮不安,懷疑她對自己不是真心,是在對自己做戲,而自己則被愚弄。    
    回到巴黎後,薩特在信中向卡米耶描述了自己在公園的經歷,並幽默地說:「我是以一個老守門人的簡樸價值來愛你。」他也剖析了自己矛盾的心理活動。最後表述了自己在火車上的感受:「在火車上。我親愛的小姑娘,我在心中作出判斷:我是非常幸福的。我愛一個小姑娘,而她也愛我,她確實是我需要的小姑娘,我肯定要在7月前再來看她。我信賴她,這陽光下的景色是那樣招人喜歡。一切都是那樣美好。我比去年9月更加愛你了;我因不能很快見到你而十分悲哀。」    
    薩特確實是愛卡米耶的,而且是全心全意。積攢了半年的錢,跑那麼遠的路,僅僅是為了能在一起說說話,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只有真心相愛的人們,才能做到這一點。從薩特對卡米耶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同異性交往的一個特點:為了愛情不怕吃任何苦,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不計後果,有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初戀(2)

    後來,大約就在薩特信中所說的7月份,薩特和卡米耶再次重逢,那是在他倆第一次見面的地方蒂維,薩特住在他叔叔家。為了這次相會,薩特事先作了精心安排,而且在活動的細節上對卡米耶作了交代。這次他倆沒有發生任何爭執,共度了幾個十分美好的日子。回巴黎後,為愛情的力量所鼓舞,薩特覺得自己充滿了生氣,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說:「請你理解我:當我注意到那些外在的事物時,我愛你。在圖盧茲我只是愛你。而今夜我是在一個春天的晚上來愛你,我是以這開著的窗戶來愛你。你是我的,而事物是我的,我的愛影響著我周圍的事物,而我周圍的事物影響著我的愛。」薩特信中的語言顯得新穎別緻,獨出心裁,這樣才能反映出他想要表達的強烈感情和特殊感受。很少有女性不被他這極富魅力的語言文字所打動的。    
    卡米耶屬於那種情緒很不穩定的人,時而狂放,時而消沉。她在信中表露了自己的沮喪之情,以「包法利夫人」自比。薩特回信說:「你對我說,由於預見到你的生活是不成功的,你感到悲哀。如果你相信我的話,事情不會是那樣的。我覺得你應該有這樣一種心態:在一個總體的一般存在之中,保持你已被破壞的生活,那麼你將不是一個包法利夫人而是一個藝術家,不會有悔恨,不會有悲傷。」    
    包法利夫人是著名小說家福樓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她本是一個農村少女,在修道院受過貴族教育,但這種教育與她的出身很不相稱,結果造成她心比天高而命如紙薄。後來她跟一個懦弱無能的農村醫生結婚,十分不滿自己的生活。她想探求新的生活,與人通姦,但不斷遭受他人的欺騙和凌辱,最後因悔恨和絕望而服毒自殺。薩特盡自己的可能來勸導所愛的人振作起來,驅除生活的陰影。在這一方面他是做得無微不至的。    
    當卡米耶在寫作有心理障礙時,薩特寫信鼓勵她:「寫作吧,不要擔心遣詞造句,你對它們的侵犯要比它們可能給你的多。不要害怕它們。要知道,沒有任何人能夠確切地說出他想說的東西。訣竅在於,要給句子造成一種不完全的氣氛,一種神秘的氣氛,一種無限逼近的氣氛,以誘惑讀者去進行沒有詞語的完成工作。這樣你肯定會找到實行的道路。」如果卡米耶能夠按照薩特勸導的方向走,她以後的道路可能會完全不同。    
    1926年底,卡米耶來到巴黎。為了她的到來,薩特預先作了許多準備,當然主要是籌錢,因為會有不少花費。卡米耶在巴黎呆了兩星期,唯一讓她滿意的大概是她在巴黎高師舞會上的情況,她在那裡出足了風頭。    
    薩特希望她能夠在巴黎多呆一段時間,但他還是個學生,微薄的家教收入不足以維持卡米耶的生活。他建議她在巴黎找個活幹,並且已經托人在一家文具店給她找了一個工作。但卡米耶拒絕了薩特的建議,她也沒有打算長期呆在薩特身邊。    
    看來這一對情侶想的東西並不一樣。薩特的朋友馬厄也是圖盧茲人,跟卡米耶是同鄉,應該比較瞭解她。他直言不諱地對薩特說:「你把你倆的關係看得太重,而你的那一位又將它看得太輕。你大可不必在這件事情上太費心思。」但薩特自己並不這樣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深愛著她。    
    馬厄曾對卡米耶說:「像你這樣的女性是決不會有真正的愛的。」 卡米耶聽了這話不但不生氣,反而沾沾自喜,並將這個評價轉告薩特。薩特回信批駁了馬厄的說法,肯定他倆是彼此相愛的。最後他風趣而有激情地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愛你,但我知道,我有一個瘋狂的慾望,想把你抱在我的懷裡,親愛的小姑娘,整個世界你是最能吸引我的存在的。」    
    戀愛中的人總是盲目的。 薩特這時還看不到他和卡米耶之間的重大區別,一廂情願地認為他倆在許多方面都是一致的。表面看起來,他倆在對人對事上都有某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但深究起來,他們至少有兩點很不一樣。一是對待寫作。薩特視寫作為生命,對待寫作是特別認真的,甚至到了玩命的程度。而卡米耶雖然也有才氣,卻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寫作。二是對待女性,薩特對愛情也是非常認真和執著的。而卡米耶雖然也善解人意,卻並不把愛情當多大回事。在同卡米耶的戀愛中,薩特體會到一種以前不曾有過的激情,同時也有過去不曾感受過的焦慮和煩惱。慢慢地,主要是由於卡米耶對他態度的變化,他倆的關係開始冷淡起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他要求成為卡米耶「唯一被愛的人」,而卡米耶這樣的女性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後來卡米耶成了圖盧茲一個有錢人的情婦,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叫做傍上大款了。大概這人懂一點藝術,卡米耶給了他一個雅號:「我的文化情人」。當然,跟「文化情人」在一起,生活條件要優越得多,決不是窮學生薩特可比的。    
    一段時間後,卡米耶同這大款來到巴黎。她經常光顧大劇院看演出,又瞧上了著名演員和導演夏爾‧迪蘭。為了引起迪蘭的注意,卡米耶著意打扮自己,顯得與眾不同,每天坐在第一排看他的演出,找機會向他眉目傳情。時間長了,迪蘭終於注意到她,於是她就找上門去。一來二往,卡米耶又成了迪蘭的情婦,這次是傍上大腕了。迪蘭為卡米耶在巴黎街上買了一套房子,她開始長住巴黎,但與那個「文化情人」的關係也沒有斷絕,有時她時回圖盧茲住上一兩個星期。卡米耶傍上迪蘭,主要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在演藝界混。她在演戲方面還有些才能,加上迪蘭的提攜,她在演藝界漸漸有了點名氣。    
    時間長了,卡米耶覺得日子過得無聊,忽然又想起薩特,念起他的許多好處,於是寫了封短信約薩特見面。而薩特這方面,經過一、兩年的冷淡,他那股狂熱的愛已經消解得差不多了。見到卡米耶,薩特感到她多了一些複雜和世故,少了一些單純和坦誠。卡米耶一如既往地跟他天南海北亂侃一通,告訴他許多演藝界內幕。    
    最後,卡米耶一本正經地告訴他,當今世上,沒有人夠資格同她對話;夠格的只有幾個死去的靈魂:尼采、畫家丟勒、女作家艾米麗‧勃朗特。而她可以超越生死界限,同他們交談。到了半夜,她還真的搬出兩個穿著制服的大玩具娃娃,將它們放在椅子上。一個被她稱為弗雷德裡希(尼采),一個是阿貝特(丟勒)。當著薩特的面,卡米耶開始對這兩個玩具娃娃說話,那語氣,那神態,好像她面對的真是可以進行精神交流的活人。    
    看著這一怪誕的情景,薩特心中的滋味難以言說。也許這時卡米耶的精神狀況已經有了一些問題。卡米耶召他來的意思,大概是想恢復他倆以前的那種親密關係,我估計從薩特這一方面,已經無法找到跟以前同樣的感覺。大約從這時起,薩特將自己同卡米耶的關係定位為朋友而不再是情人,並將這種朋友關係維持到她去世。從以後薩特同其他所愛的女人的關係看,即使沒有成為情人或不再成為情人,大都能保持良好的友誼;真正完全斷絕交往或反目成仇的情況是極少的。這也是薩特的一個特點。    
    以後卡米耶的情人迪蘭也成為薩特的好朋友,並在關鍵時刻對薩特的文學和戲劇創作事業屢有幫助。這似乎也成了慣例:幾乎所有與薩特有過愛情關係的女性,她們後來的情人或丈夫總能夠同薩特友好相處,薩特從未同他們發生衝突。這說明薩特對女性的征服或佔有實質上是精神性的和情感性的,他根本不在乎名分上的歸屬。    
    卡米耶在戲劇方面本來是有一些天賦的。在迪蘭的指導下,她成功地改編了幾部戲劇,頗受觀眾的歡迎。她還在迪蘭的戲校講授戲劇方面的課程,課也講得很精彩;學生很喜歡聽,雖然同時對她的傲慢態度和奇異打扮很不以為然。但她創作的一些戲劇作品都不成功,其原因大概是她的性格所致:對什麼都不當一回事,也就是懶散。如果沒有足夠的毅力和極大的投入,在寫作上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的。    
    就是在表演方面,要想達到一流的水平,也不能夠僅憑小聰明,主要還得靠毅力和勤奮。而卡米耶缺乏的就是這個。她那不可遏止的酗酒惡習毀了她的戲劇前途。一次,劇院正在演出,她喝得醉醺醺地爬上台,一把將男主角頭上的假髮抓了下來,而她樂得哈哈大笑。還有一次,也是喝醉了,她在台上倒立著表演,不停地把自己的裙子拉下來,露出光溜溜的大腿,讓台下的觀眾看得樂不可支,齊聲怪叫。迪蘭寫信指責她,她卻將迪蘭的信貼在演員休息室,讓大家都來看。還有一次醉酒後,她竟把一摞鈔票扔到火裡燒掉了,而那是迪蘭劇團全體人員的工資。    
    1949年迪蘭患癌症去世。這以後卡米耶更覺孤獨,酒也喝得更凶。這時她幾乎沒有任何生活來源。薩特為她提供了全部生活費用,他覺得自己有這種義務,因為她是自己的朋友和喜歡過的女人。而卡米耶覺得不能白用薩特的錢,她將這錢看作是對她文學創作的資助,所以每次見到薩特就要談自己的寫作計劃,實際上她幾乎什麼也沒有寫。長期酗酒的惡習使她喪失了任何工作能力。    
    由於長期的我封閉,她的思想越來越陳舊,對外界的興趣越來越微弱,同薩特之間越來越沒有共同的語言。到後來,她不想再見薩特,不想再見任何人。這也許是,一旦見到薩特,她就會對自己的無所事事有所愧疚,從而產生巨大壓力。    
    1967年12月12日,卡米耶病逝於醫院。臨終的前一天,她還在要葡萄酒。4天後她被安葬,給她送葬的除了3個處理有關事務的人外,只有薩特和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她幾乎什麼東西都沒寫,日記裡也只有每天吃什麼東西、身體情況怎樣的簡單記載。而薩特多年來寫給她的大量信件都不見了,包括不久前寫給她的信;幾年前薩特見她時還看到過這些信,不知是什麼時候被她付之一炬。現在留存下來只有極少的幾封。70歲時,薩特談到這些信,說它們是相當有趣的,對它們的被焚感到惋惜,這畢竟是他那段生命的見證,也 是他和卡米耶曾經有過的愛情的見證。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哲學與文學(1)

    在大學期間,薩特仍然如同中學時代一樣,花了大量時間在閱讀上面。與中學略有不同的是,他學的專業是哲學,自然加重了閱讀哲學書籍的份量。巴黎高師的哲學專業十分重視傳統經典哲學,薩特讀了笛卡爾、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主要著作。應該說,他對這些哲學大家已經很熟悉了。特別是笛卡爾的理性哲學,成了他以後創立自己的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礎。10多年後,他完成了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那裡面仍然有著濃厚的笛卡爾理性主義色彩,只不過被它的另一個思想來源胡塞爾現象學更加濃郁的顏色所遮蔽,不那麼容易看出而已。薩特首先承緒的,畢竟是法蘭西理性哲學的傳統。    
    十分有趣的是,在對康德哲學有較深入研讀的同時,薩特對另一個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卻不怎麼感興趣,據他自己說,在大學期間幾乎沒有看過黑格爾的東西,只是有時聽聽關於黑格爾的課而已。他真正開始讀黑格爾,是在大約20年以後。    
    當時馬克思的學說在巴黎高師也有不小影響,學生中有些人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尼贊就是其中的一個。薩特自己也讀了一些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在三、四年級的時候。讀後的印象是,馬克思主義跟其它社會主義學說比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不過是眾多教條當中的一種。晚年他回顧這一情況說,年輕時他自以為理解了馬克思的東西。但那只是理解了它的詞語和觀念,並不理解它可以運用到今天的世界中。所以當時這個學說對他沒有任何觸動。而30年後,他重讀了馬克思,在《方法問題》一文中宣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對馬克思的學說,他有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年輕時代的看法。    
    當時尼采的思想在青年學生中也很受歡迎。薩特讀了夏爾‧安德烈的六卷本《尼采傳》,,還讀了尼采的一些原著。不過其目的是寫一部以尼采等人為原型的小說,對於尼采哲學本身,薩特並沒有特別的興趣。    
    還有一個對法國思想文化界影響很大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薩特在上大學前,在中學哲學班,就知道弗洛伊德這個人,讀了他的幾本書。在大學的第一年讀了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在畢業前還讀過《釋夢》。但總的來說,弗洛伊德那套無意識理論不太對薩特的路子,特別是同笛卡爾式的理性思維方式相差太遠,使得他很難接受。    
    大約在寫《方法問題》重新評價馬克思的同時,薩特也對弗洛伊德也有了新的認識。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當作他構築人學理論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認為,精神分析學不全是一種機械決定論,它裡面包含著他十分讚許的實在論思想。此後薩特還寫過關於弗洛伊德的電影劇本,那是在1959年。為此他又重新閱讀了弗洛伊德所有著作以及大量的傳記資料。    
    除了上面所說的哲學名家之外,薩特還讀了一些科學哲學和認識論方面的書,這是因為巴黎高師十分重視科學,而為了將來畢業後的哲學教學,他也得瞭解一些這方面的東西。但總的來說,薩特對它們沒有什麼興趣。    
    大學期間,薩特讀得更多更廣的仍然是文學書籍。他繼續閱讀那些當代作家的東西,普魯斯特、保爾‧莫朗、康拉德、超現實主義者、……同時重新閱讀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他最喜歡的作家仍然是司湯達。他也讀了福樓拜的作品。早在五、六歲時,在外祖父的書房裡,他就翻閱過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當然看不懂。現在重讀,懂倒是懂了,可他並不喜歡。在他看來,福樓拜似乎具有一種虐待狂和受虐狂傾向,存心讓自己難受也讓讀者難受。但另一方面,福樓拜對於想像的運用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說人物之中,他說:「我就是愛瑪!」這一點讓薩特歎服不已。他很想搞明白福樓拜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在後半生,薩特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探究這一點。    
    實際上薩特在大學期間,讀的書既多又雜,不僅僅限於哲學和文學。他讀的書有的很專門,一般人通常都不讀的,甚至連書名和作者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例如鮑爾─洛門和內波米塞娜‧萊默西爾的東西。上課時老師提到某個人、某本書,他就去找這個人的書來讀。他的博聞強記和涉獵面之廣,在巴黎高師恐怕沒有什麼人可比。    
    與閱讀相聯繫的仍然是寫作。薩特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他的寫作活動同他的戀愛有著密切關係。在第一次見到卡米耶不久,他就醞釀著寫一部小說,定名為《失敗》,是奉獻給自己的「未婚妻」的。這部小說以尼采作為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說情節是圍繞著尼采、他的好朋友瓦格納和瓦格納的妻子科西瑪之間的三角關係展開的。    
    從史料上看,這三人之間並沒有明顯的三角關係。有一段時間尼采同著名音樂家瓦格納的關係非常好,成了瓦格納家的常客;這夫婦二人把他當成自家人。後來,由於思想上的分歧,尼采同瓦格納的關係漸漸冷淡,最後完全斷絕交往。尼采在後期還寫過激烈抨擊瓦格納的文章。在開始精神失常的那一兩年,尼采在文章和信件中或明或暗地表現出一種對科西瑪的愛戀。但從科西瑪這方面看,沒有任何材料說明她也鍾情於他。因此還不能說他們三人之間有一種完整而明顯的三角關係。    
    薩特寫這部小說,並不是為了重現當時的歷史,而是為了借歷史人物來寫自己的思想感情,寫自己同卡米耶的愛情。他說,他就是弗雷德裡希‧尼采,而卡米耶就是科西瑪。在寫這部小說時,薩特是十分投入的。當他去圖盧茲見卡米耶時,還在不停地構思著自己的作品。例如,由於卡米耶的態度,他對自己與她的關係有些把握不定,這時他就想:「這一章應該這樣結尾:科西瑪對尼采說,『你以強力獲得了我,你是狂野而虛弱的,你既成功了,又是一個失敗者!』」這時他幾乎無法判別,到底是科西瑪對尼采這樣說,還是卡米耶在對他這樣說。    
    小說之所以定名為《失敗》,是因為小說主人公弗雷德裡希(尼采)在每一次悲劇性結局之後,都要寫一本生前不會出版的書;他至死都沒有得到世人承認,但他死後卻獲得輝煌的聲譽。這裡實際上是薩特為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他是一個孤獨的思想者,能夠發現人們看不到的世界真理。但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人們不會理解他,他將孤獨地死去。而在後世,人們終於發現了他的價值,他以自己的思想之光照亮全城。這樣,一個失敗者就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這種把希望寄托在後世的思想,薩特保留了很長時間,直到「二戰」以後,他在現世已經聲名卓著,人們早已承認了他,這種觀念才逐漸被消除。    
    大約在1927年,《失敗》已基本完成。尼贊將它送到伽利瑪出版社,但被拒絕出版。這部小說最後沒有完成,也沒有發表。從出版的角度,這部小說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是一個「失敗」。但對薩特來說,它比以前寫的東西更為重要。薩特晚年評價說,這是他的第一部可以表達自己獨特感受方式和世界觀的小說,是從遊俠小說向現實小說的一個重要轉變。    
    大學期間,薩特創作的小說,除了《失敗》之外,還有一篇名為《阿美利亞人埃爾》。這是根據柏拉圖在《共和國》結尾講述的一個故事改寫的。故事的情節是:阿美利斯的兒子埃爾因搏鬥致死;死後10天,他的肉體仍然沒有腐壞,如活人一樣完好無損;到第十二天,他復活了。他告訴人們,他是怎樣看到死人的靈魂在遭受報應,行善的人靈魂升天堂,作惡的下地獄。最後埃爾和他的姊妹升了天堂。這個故事中還有同泰坦人進行大規模戰鬥的場面。    
    埃爾是一個年輕的英雄。薩特借埃爾之口表達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法和感受。當時薩特的這些思想還不是那麼具體,但已經具有自己的獨創性,並不是照搬別人的東西。這篇小說也沒有發表。但他對古希臘神話題材的鍾愛卻保留下來了:20年後,在薩特的戲劇《蒼蠅》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希臘神話中的年輕王子和他的姐姐的故事。    
    除了小說,在巴黎高師,薩特開始寫戲劇。這是童年愛好的繼續。小時侯在巴黎,他用套在手上的木偶演戲來吸引那些可愛的小姑娘們。在拉羅捨爾,他常去劇院,並開始寫一些模仿性的滑稽劇和小歌劇。薩特晚年還記得其中一個名為「奧拉圖‧科克勒斯」的小歌劇,有兩句台詞是「我是米修斯‧思克沃拉,我站在這兒;我是米修斯,米修斯。」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哲學與文學(2)

    巴黎高師每年都有一個戲劇演出活動,是在學年結束時為全校師生和家長表演,多為幽默滑稽的諷刺喜劇。這重新燃起薩特早年的戲劇愛好,他積極為這個演出提供劇本。他寫的第一個獨幕劇是「我將有一個好的葬禮」,說的是一個人死後在街上看到自己的葬禮。這裡包含著一種體驗生死界限的意味,有著黑色幽默的成分。也許是覺得它並不怎麼滑稽可樂,節目的審查者沒有採用這個戲劇。後來薩特又寫了一個獨幕劇,是關於學校本身的事情,大概比較滑稽可笑,得到演出。薩特本人不僅是編劇,還是演員,他在劇中扮演巴黎高師的校長朗松。    
    除了這些滑稽劇,薩特還寫了一個關於古希臘神話的戲劇「埃皮梅泰」,故事情節是:眾神來到一個希臘村莊,要懲罰村裡的人,村裡有詩人、講故事的人和藝術家。最後普羅米修斯趕走了眾神,但他自己也遭到可悲的下場。這個戲劇帶有悲劇色彩。按照薩特自己後來評價說,這些小戲劇寫得都不怎麼好,顯得很幼稚,特別是在表達形式上很差勁。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預示著薩特戲劇的發展方向。例如他第一部成功的戲劇《蒼蠅》,也是取材於希臘神話,也帶有悲劇色彩。    
    在讀文科預備班期間,薩特選擇哲學作為大學學習的專業,但他那時並沒有打算將哲學作為寫作對象。他準備報考哲學和學習哲學,是為了給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一個必要的工具,而對於哲學本身,他並不希望有什麼建樹,所以在這一期間,他沒有寫任何哲學方面的作品。    
    上大學後,由於學習上的要求,薩特不得不一改初衷,開始寫那種專門的哲學論文。最起碼的,他得準備自己的畢業論文。他選擇的題目是想像。這一主題是屬於哲學範疇的,他寫的也是純粹哲學性質的文章。他選擇這一主題的一個原因是,很早以前他就有了關於形象的思想,他想把它弄清楚。關於想像的論文就是從哲學角度來探討他自小就有的這一問題。    
    另一方面,這一主題同他的文學志向也是緊密相關的。文學創作就是進行想像的活動;對於想像的深入探究有助於他的創作。到了晚年,他在關於福樓拜的研究中又重新回到這一主題。福樓拜對於想像的特殊才能是促使薩特花一、二十年工夫為他作傳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在我關於福樓拜的書中,我研究著想像中的人們──像福樓拜一樣通過角色而活動的人們。這些人就像氣體從有漏洞的容器中洩出一樣,散發到想像中去了。福樓拜常常是這樣的。而他也看到現實,因為他恨這個現實,這樣就有一個現實和想像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試圖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來研究這個問題。」(《思想紀游》)    
    薩特選擇這一主題還在於,在他看來,哲學從根本上說就是心理學。而想像是心理學探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後來他不再這樣認為,擺脫了這種觀念,但當時他無疑是這樣想的。而指導薩特做畢業論文的教授是搞心理學的。這個教授有點名氣,而薩特同他的關係也不錯,但他對於薩特完成畢業論文並沒有什麼幫助;他來指導薩特做畢業論文,只是起一個給學位證書的作用。薩特的畢業論文可以說是完全獨立完成,因此具有很大的獨創性。    
    薩特大學期間最重要的作品既不是純文學的,也不是純哲學的,而是一部介乎兩者之間的作品,薩特定名為《真理傳奇》。不過在薩特自己看來,它應該屬於文學作品,它是一部小說。也許他自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因為它的確不是一篇純粹的論文,推動整部作品演進的,不是邏輯的推演,不是概念的遷移;這裡面有一些形象性的東西。    
    但它又不是通常意義的小說,因為裡面沒有人物的個人主觀感受,沒有連貫的情節,而有大段大段的抽像議論;薩特試圖在其中表達的是他所體驗到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真理,是自己關於世界的獨特感受,雖然這種表達不是使用一般概念和帶有普遍性的詞語,而是使用華麗而講究的文學語言。    
    也就是說,薩特在作品中不是論證自己的觀點,而是借助於神話來說明自己的思想,就像古希臘人例如柏拉圖在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時所做的那樣。在他看來,寫一部小說就是創造一個有著哲學意義的神話。這樣,薩特寫出來的東西從形式上說是兩不像,既不像哲學論文,也不像小說作品,可以說是不倫不類。如果一定要歸類的話,在我看來,也只能歸之為哲學隨筆一類的東西。    
    在進巴黎高師的前一、兩年,薩特曾對自已感興趣,想以自我作為寫作對象,描寫自己;進大學後,接受了哲學的薰陶,他開始習慣於把自己的體驗看成是人的普遍體驗。他以此作為起點,這樣,很自然地,他將文學敘述同哲學思考結合起來了。    
    從此以後,文學和哲學就像一對形影不離、難捨難分的孿生姊妹那樣追隨著他。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薩特同文學、哲學形成了一種三角關係。他一生中固然有不少影響很大、成就斐然的純文學作品和純哲學作品,而更多的是幾乎無法歸類的這種「幾不像」。即使他的純文學作品,也往往透出一股極濃厚的哲學氣息;而他的純哲學著作,其中也充斥著大量形象思維的東西。    
    這一特點對於薩特本人來說是好還是壞,很難簡單說清楚。也許他寫作上的成功正在於這兩者的水乳交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種獨特的味道。而這兩者的相互干擾或串流也常常讓他頭疼不已,他把這時的難受狀態形容為「像得了疝氣一樣」;這時他得時時注意排斥理性分析對於形象思維的干擾,不要把小說寫成論文。但在巴黎高師時的薩特,還不能夠明晰地認識到這一點,只是將二者混為一談。    
    在《真理傳奇》中,薩特表述的自己的思想還遠遠不是成熟的。但其思想的獨創性已露端倪。他的寫作不沿襲任何人的思想脈絡,有一種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氣勢。薩特談到經濟與文化、思想的內在聯繫:遊牧民族、農耕民族都只需要信仰,頂多是懷疑論的推理;而真理來源於貿易;手工業者對於盡善盡美的製成品的驚奇心態,只有某些學者在面對數學的本質時才能相比;真理來源於人對其產品,而不是對自然存在物的沉思。……這時薩特大約二十四、五歲,這些思想還顯得有些稚嫩,但對照他的後期成熟著作來看,仍可從中找到一脈相承的印跡。例如,30年後他寫了人學巨著《辯證理性批判》,用匱乏、異化、勞動、總體化這些概念解釋了辯證法以及人類歷史辯證運動的源起,在《真理傳奇》的有關論述中,可以依稀尋覓出它們最初的某些思想來源。    
    這一作品特別重要的地方是書中孤獨者的形象。《失敗》中的弗雷德裡希(尼采)、《阿美利亞人埃爾》中復活的埃爾、《埃皮梅泰》中為救村民而陷入萬劫不復的普羅米修斯,這些人物到了《真理傳奇》中才獲得其真正的本質特徵:他們都是孤獨的思想者。孤獨的思想者不受任何成見的束縛,獨自發現了世界的真理,但不被人理解,甚至遭到放逐,最後他還是把真理昭示於天下。他是孤獨者,同時又有使命感,甘於自身的孤獨。這是薩特為自己設計的人生道路。這個孤獨者的形象雖然已經確立,還缺少血肉,直到許多年後,薩特度過了文學寫作的學徒期,最終把文學與哲學區分開來,才在《噁心》這部文學名著中給了這個思想的孤獨者以豐滿的形象。    
    薩特寫《真理傳奇》的時間很長,直到大學畢業後服兵役時才完成。這部書稿曾由尼贊介紹給歐洲出版社,但被退了回來。薩特經過一番思考,自己也不怎樣看重這本書了。書中確實有一些十分生動的觀點,但文風顯得僵硬和做作,這就削弱了它的力量。於是他把它束之高閣,不再拿去發表。其中一個片斷由尼贊介紹給《比菲》雜誌,刊登在1931年第8期上。    
    在作家中,薩特最喜歡的是司湯達;哲學家中,他最喜歡的是斯賓諾莎,不僅喜歡他的哲學,更喜歡他這個人。在與卡米耶的戀情結束後,薩特又遇到另一個姑娘,他滿懷豪情地對她說:「我要同時成為斯賓諾莎和司湯達。」這個姑娘就是後來成為他終身伴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自己的另一半(1)

    在準備教師資格會考期間,薩特注意到,朋友馬厄常常跟一個長得很漂亮的黑髮姑娘在一起,她就是波伏瓦。薩特向馬厄打聽波伏瓦的情況。這時馬厄和她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想在薩特面前炫耀一下,於是就在薩特面前談到波伏瓦的種種優點,說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這激發了薩特對波伏瓦的濃厚興趣,他很想同她結識。當他得知波伏瓦也在準備教師資格會考、也在準備萊布尼茲的有關資料後,就畫了一幅題為「萊布尼茲用單子沐浴」的漫畫,讓馬厄轉交,並希望在幾天以後同她見面。單子是萊布尼茲哲學的基本概念,薩特這種向異性表達心意的方式既文雅又風趣。薩特同時讓馬厄代表他和尼贊,邀請波伏瓦跟他們一起準備即將來臨的考試。    
    此前波伏瓦對於薩特的印象,跟其他一些大學生一樣,並不是太好。有時波伏瓦在大學校園裡能看到薩特:他頭戴那頂很有特色的大帽子,正向身旁一個女大學生大獻慇勤。這時她會聯想起大學生們私下對他的議論:人長得不怎麼樣,而且不修邊幅,好色,另外還是一個酒鬼。    
    後來波伏瓦為了準備教師資格會考,常來學校聽課。恰好馬厄也聽這門課,兩人認識了。他們開始成為好朋友。常在圖書館見面,兩人之間有一種類似愛情的東西,但並不是真正的愛情,因為這時馬厄已經結婚;更為重要的是,波伏瓦和馬厄在一些重大人生問題的看法和態度上是不一致的。例如馬厄將社會聲譽和得到社會承認看得過重。他還認為一個女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得結婚,否則就不正常;一個男子在結婚前不必是童男,而一個女子則應該保持童貞直到新婚之夜;等等。波伏瓦覺得這些觀點十分陳舊,類似她父親和表兄的想法。所以他們之間僅僅有一種友誼關係,從沒有接過吻,也沒有其他親密行為。    
    波伏瓦知道馬厄和薩特是好朋友,因為薩特、尼贊和馬厄這個「三人幫」在大學生中是很有名的。但馬厄一直沒有介紹她同薩特認識。在大學校園裡,馬厄單獨遇見她時,態度十分熱情;如果他是同薩特或尼贊在一起,看見她時就好像不認識一樣,甚至連招呼也不打。馬厄的這種態度反而增強了波伏瓦對薩特的好奇心。所以當她收到薩特的禮物時,有點願意同他見面。    
    而馬厄告訴波伏瓦,在薩特定的那個見面時間,他不巧要回家。他勸波伏瓦:「你最好別去!不要讓薩特獨自享受同你會面的樂趣。」最後,他意味深長地說:「我不願意別人把我最珍貴的東西拿去了!」受馬厄的影響,波伏瓦最後決定不去見薩特,而讓妹妹波佩蒂在約定的時間去轉告薩特,波伏瓦臨時有事去鄉下了。這次薩特沒有見著波伏瓦,不過他對波佩蒂挺客氣的,而且相信了她的話,還請她看電影,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大學生議論的那種狂人和怪物。    
    馬厄回到巴黎,邀請波伏瓦在星期一早上到薩特的房間,同他們一起準備萊布尼茲哲學。波伏瓦走進房間時,心情有些緊張。她看到這房裡到處堆的是書,滿地都是煙頭,整個房間籠罩在煙霧之中。尼贊嘴角叼只煙,一言不發,只是透過那厚厚的眼鏡若有所思地盯著她,這更讓她手足失措,侷促不安。而薩特手持煙斗,很有禮貌地同她打招呼,正像波佩蒂說的那樣,他對女性的態度是熱情、優雅而有風度的。    
    後來波伏瓦同他們熟悉起來,不再感到拘束。在她看來,這三個人中,最有意思的是薩特。雖然同尼贊談話也很有趣,但他不容易讓人接近,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顯得孤高自傲。而薩特待朋友十分和藹可親,還特別慷慨大方。她看到,這慷慨不僅是捨得花錢,還表現在其它種種方面。例如,本來他對考試的內容已經掌握得滾瓜爛熟,完全用不著再來複習,但為了幫助同伴們準備,他寧願花費許多時間。越是瞭解得多,她就越是感到,真實的薩特,是一個與那些大學生們看到的完全不同的人;那些大學生之所以對這三人組成的小團體產生偏見,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他們特別真誠,特別直面現實,特別不顧及資產階級所謂的崇高化、理想化那一套虛偽的東西,而這個小團體的真正靈魂就是薩特。    
    馬厄仍然希望他同波伏瓦的友誼在朋友中佔有特別的地位,但他也預感到將有什麼事情發生。一次他對波伏瓦談到自己同薩特和尼讚的不同之處。最後他說,他毫不隱晦地主張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東西:藝術、大自然、旅行、愛情、性的快樂;「而他們總想找出一切事物的原因,尤其是薩特,除了睡覺,每時每刻都在思考!」 馬厄的這一評價給波伏瓦留下深刻印象。    
    考試結果出來了。薩特、尼贊和波伏瓦都通過了考試,而馬厄沒有通過。馬厄當天晚上離開了巴黎,臨走時沒有向波伏瓦告別,只是在給薩特的一個便條中問候了她。薩特將考試結果告訴波伏瓦,並對她說:「從今以後,由我來照護你!」此後他倆在一起準備半個月後的口試。而這半個月,按照波伏瓦後來在回憶錄中的說法,除了睡覺,他們幾乎沒有分開過。從此,馬厄在波伏瓦的生活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取代他的是薩特。    
    薩特在與波伏瓦的接觸中發現,她正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在此之前,他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跟他一樣的人。波伏瓦跟他一樣,視寫作如生命,十分勤奮和刻苦,甚至有一種拚命精神。波伏瓦既年輕又漂亮,這也是吸引薩特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漂亮姑娘他見得多了,大都虛有其表,有的顯得愚不可及,而像波伏瓦這樣美外慧中的,他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在波伏瓦身上發現一種與他對等的智力水平,他們的談話毫無困難;同卡米耶相比,波伏瓦顯得深刻多了。    
    46年之後,也就是在薩特70歲時,他回憶並總結說,他一生中只遇到過一個人可以在與之交談中發現和形成自己的思想,這人就是波伏瓦。這不僅是因為她的哲學知識達到與他同樣的水平,還因為唯有她對他本人和對他想做的事情達到與他同樣的認識水平。因此她是他最理想的對話者,是人們從未有過的對話者。他能夠向她談論和訴說一切,而她什麼都能理解。薩特說,這是獨一無二的恩賜。    
    薩特在波伏瓦身上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深刻,她還讓他有一種充分的信任感和可依賴感。這種感覺此前只有母親能夠給他,母親再婚後他失去了這種感覺。薩特一度在同尼讚的友誼中尋求這種失落的感覺,到後來發現彼此的感情投入不是對等的而逐漸失望。在卡米耶身上,他又燃起感情的烈火,把自己全部奉獻出去,但對方逢場作戲的態度使他再次陷入失望之中。現在波伏瓦讓他重新獲得久久尋覓而不得的信賴感,對他是十分寶貴的。    
    越是接觸得多,薩特在波伏瓦那裡就越是發現他倆相同或相似之處。跟薩特一樣,波伏瓦很小就立志當一個作家。受父親的影響,她喜好讀書,可以說是個書迷。15歲時,朋友問她:「你將來想成為什麼?」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做一個著名作家。」至於女性特有的義務或負擔──結婚然後生兒育女──波伏瓦從不把它看得有多重要。    
    波伏瓦5歲上學,比薩特早得多,而她的成績總是最優等的。她從小就具有較大的獨立精神,父母的權威對她的行動的制約是很有限的,跟薩特小時候一樣,她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在學校裡,波伏瓦受自己讀的書的影響要大大超過教師對她的影響。17歲時她獲得拉丁─文學業士和初等數學業士學位,然後在巴黎大學學習。這時薩特已進入巴黎高師攻讀哲學專業。    
    兩年後,波伏瓦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獲得普通哲學證書。又一年,也就是在她20歲那一年,獲得哲學學士學位。這一年的9月,為取得經濟獨立,她在聖瑪麗學院教授哲學課。而這時薩特為了能夠不在學校吃飯和能夠去看他的「未婚妻」,也在幹著家教的活。    
    波伏瓦沒有屈從父親要她再拿一個學士學位的希望,而是獨自決定,立即開始準備中學教師資格會考,這樣就可以提前一年結束大學生活而走向獨立。對於一個巴黎大學的女大學生來說,這是一個重大挑戰,因為能夠取得中學教師資格的十有八、九是巴黎高師的學生。而在那一時期,能夠迎戰這一考試的女性更是屈指可數。這一決定使她能有機會同薩特見面。    
    波伏瓦和薩特的想法是一樣的:在寫作的同時當一個教師。跟薩特尤其相同的是,她也對哲學深感興趣,而家中並無哲學傳統。她獲得的學士學位是哲學,而準備中學教師資格會考也是哲學專業,她將作為一個哲學教師而登上中學的課堂。這是一種職業,一種謀生的手段,它起著為文學創作開路的作用。當時許多女孩子都是把學業當作陪嫁似的玩意兒,而波伏瓦可是把它當作真正的事業來完成,這是很不容易的。    
    從家庭境況看,波伏瓦也是生活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之中。父親這一方面雖然有著貴族頭銜,但缺乏經濟條件,無法躋身上流社會。而在母親這一方,由於外祖父的破產,經濟地位也是低下的。實際上,童年時波伏瓦家中生活是不寬裕的,但她也沒有體驗過下層社會那種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的貧困。而薩特一生幾乎從未體驗過貧困,但他也從未體驗過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之,他們都不是生活在所謂的上層社會,也不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這種生活環境使得他倆具有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沒有什麼等級制的偏見,同時由於不須過早地擔起生活重負,他們可以在精神世界裡自由翱翔。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大學歲月(1924-1931):自己的另一半(2)

    正像薩特在十三、四歲就突然一閃念"上帝並不存在」一樣,波伏瓦在相同的年齡也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認為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突然發生的。由於有著同薩特一樣的徹底性,從此上帝再也沒有在她心目中復活過。50多年後,他倆有一個長篇談話,是作為薩特的口頭自傳而進行的。薩特回顧了他們很早就是無神論者這一事實,總結說:「主要是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非常親密地一起生活這個事實,消除了上帝這個人們之間的無限中介。比如說,你和我,我們一起生活根本沒有注意什麼上帝問題。我記得我們很少談到這個問題。而我們仍在一起生活,我們仍能感受到在自己世界中生活的意義,仍能體會和理解這個世界。」薩特以這段話作為這個長達兩個月的長篇談話的結束。    
    他倆都不是那種喜歡廣交朋友的人,但從童年起,他們都有一個特別親密的同性朋友。薩特有尼贊,從11歲起他們就成了朋友;薩特從拉羅捨爾回來後,他們的友誼進一步發展。到大學,他們共處一室,人們把他們看成兩位一體。直到尼贊離校出走,回來後又結了婚,薩特同他的友誼才淡了下來。這時他就要遇到波伏瓦了。而波伏瓦同一個她稱作「扎扎」的女同學成了親密的朋友,這是在她10歲時。這種親密的友誼一直持續到扎扎生病去世,那時波伏瓦已在準備中學教師資格會考。扎扎是因為她的婚事遭到家人反對抑鬱發狂而死。    
    在愛情的經歷上他倆也有相似的地方。大約就在薩特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愛情、迷戀上卡米耶的時候,17歲的波伏瓦對表兄雅克也產生了強烈的感情。在薩特對卡米耶的感情由於對方的不當回事,由狂熱轉為冷淡的同時,波伏瓦對雅克的感情,也由於對方的朝三暮四,由對心中白馬王子的崇拜轉變為對精明算計的資產者的失望和鄙視。    
    由於有這些相似的人生經歷和體驗,他們相處不長即覺得彼此已經十分熟悉和瞭解,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如果要用一句中國的詩詞來形容他倆此時的感受,那麼最恰當的就是下面這一句:「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考試結束後,薩特和波伏瓦都完全被對方吸引住了,覺得只要不在一起就純粹是浪費時間。而這時假期開始了,波伏瓦得回到父母那裡去,在利穆贊。薩特不能忍受同波伏瓦的分離,就趕到利穆贊來看她。他住在一家旅館裡。為了避免別人的注意和議論,他們到遠離市區的郊外見面。在那裡,他們坐在草地上促膝談心。    
    剛開始波伏瓦擔心沒有那麼多話要談,就帶上了書。結果發現情況正好相反,不是最後沒有什麼可談的了,而是時間根本就不夠用,他們的話題永遠也談不完,每次在一起,他們總是感到時間過得太快了。這是因為兩人心心相印,也由於薩特在同女性交談時的特點。他在同女性談話時永遠不會感到厭倦,總是有各種話題可談,他是一個談情話的高手,更何況是波伏瓦這樣一個對話者。而在波伏瓦這一邊,她從薩特的談話中得到的智慧啟迪是永遠不會枯竭的。    
    在薩特來利穆讚的第四天,當他和波伏瓦坐在草地上交談時,她的父母跟蹤波伏瓦到了現場。波伏瓦的父親頭戴一頂發黃的草帽,表情嚴肅而複雜。薩特站了起來,做好格鬥的準備。不過波伏瓦先生似乎並不想動手,他只是很有禮貌地請薩特離開這個地方。他說,人們在議論紛紛,這顯然會影響他家裡的聲譽。既然對方的口氣還不算太嚴厲,薩特也就還之以禮:他情緒不太激動,但語氣十分堅定地回答,他有權呆在任何願意呆的地方;他不打算離開這個地方。這以後薩特和波伏瓦的會面更加隱蔽了,地點轉移到更遠的栗樹林。而她的父親也沒有再出面干涉。這樣薩特又呆了一個星期。他回到巴黎後,幾乎每天都跟波伏瓦通信。    
    10月,波伏瓦回到巴黎,他們每天見面,大都在盧森堡公園。這裡曾是薩特和波伏瓦兒時經常來玩的地方,他們住在同一個區,但那時他倆還無緣認識。現在他們每次都談到深夜才分手。經常在一起,他們彼此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他們都沒有深厚的家庭觀念的束縛:薩特從小就沒有父親,早已獨立生活;波伏瓦也離開父母獨自居住,並且自謀生路。這給了他們一種根本的自由。    
    他們在一起是無憂無慮的,這時他倆的經濟條件都不是很好,薩特僅靠從祖母那裡繼承的一點財產度日,但他們不在乎生活的清苦。他們相互取笑和逗樂,對除了寫作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過於認真。薩特更加精力充沛,常常創作一些滑稽小詩自編自唱。他們常常相互批評和指責,而這不但沒有影響彼此的關係,反而使他們更加親密。    
    波伏瓦的綽號是海狸,薩特總是這樣叫她。這個綽號還是馬厄給她起的:波伏瓦這個姓同Beaver這個英文詞相似,詞意為海狸,而海狸喜歡成群出遊,它們具有建設性的性格,馬厄認為這很符合波伏瓦的特點,就這樣叫她。後來薩特也就一直這樣稱呼她。他獻給波伏瓦的作品,在題詞上寫的也是「給海狸」。而薩特在睡意朦朧或心情不愉快時,常會把身體蜷縮成一團,就像他們在萬森動物園看到的那隻小海象。於是波伏瓦總是把這個時候的薩特稱為海象。    
    這時在波伏瓦那裡,人生問題已經從根本上解決,她已經取得完全的獨立,這正是她一直追求的。而薩特的問題比較複雜一些。他討厭成年男性,也討厭自己步入成年期,而且他馬上要去服兵役,之後還得去當教師,這些都同他自由自在的本性不合。不過有了波伏瓦這個充分理解自己的伴侶,儘管有這些煩心的事情,薩特的心情還是十分愉快的。    
    儘管他倆相愛很深,卻都沒有考慮結婚的事情。他們有一個生活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應該讓社會來干涉他們的私生活和個人自由;而結婚就體現了這種干涉。從實際方面看,只有一種情況才會讓他們考慮結婚的事:想要孩子。而薩特和波伏瓦都沒有這一願望。他們都沒有深厚的家庭觀念。薩特從小就沒有父親,他自己也不想當父親。而波伏瓦同父母的關係一直都是很淡漠的。波伏瓦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為了不當家庭婦女,為了自食其力,為了在文學事業上奮鬥有成,她更不能要孩子。    
    薩特不結婚,還有一個原因:他有一種多伴侶化傾向。薩特在同波伏瓦結識之初,就直言不諱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們之間的愛情是一種真正的愛,但這不妨礙我們有時體驗一下其它的偶然愛情。」他認為男女兩性在這上面有著同樣的自由。波伏瓦此時並不打算另有什麼「偶然愛情「,但她認同了薩特的態度。在她看來,這種態度要比馬厄所堅持的男女性道德二元論合理得多。    
    一天下午,他們看完電影後漫步走了很長時間,一直走到賽馬場,在盧浮宮一側的一條石凳上坐了下來。薩特對波伏瓦說:「我們訂個為期兩年的協議吧!」他的意思是,在他服兵役的這兩年,波伏瓦在巴黎找個工作,他們在一起親密生活。在這期間,他們將全心全意地、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奉獻給對方。在這之後,如果薩特的申請得到批准,他將到日本去講學兩年。他建議波伏瓦也在國外找個工作。這樣,他們會分居兩三年,然後他們再在世界的某個地方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他們之間會永不陌生,沒有任何力量割斷他倆的聯繫,同時他們又各自獨立,不會徒勞地企求對方的幫助。他特別強調說,這種斷續的同居生活並不是一種義務和習慣。    
    波伏瓦完全同意他的建議。按這個建議,他們分離的時間還早。更重要的是,憑自己的直覺,波伏瓦堅信薩特是個言必信、行必果的男子;即使有那麼一天,他約她22個月後的一天下午5時在某地會面,他就一定會不差分秒地等在那兒。    
    後來,他們又達成另一個協議:他們之間不僅不應該相互欺騙,而且不應該相互隱瞞;彼此的偶然愛情都應該讓對方知道,應該把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坦露給對方。這一協議既是對忠實的承諾,又給了各自充分的自由。以後共同生活的50年,他倆就是按照這個協議做的。    
    在薩特服兵役的一年半時間裡,波伏瓦經常來軍營看他。在聖西爾軍校那段時間,薩特完全不能外出,波伏瓦每星期都要去看他三、四次。通常是在黃昏時分,薩特在車站等著她來,然後一起吃晚飯。分別時波伏瓦往回送薩特到半路,然後再轉身去趕9點半最後一班火車。    
    薩特轉到圖爾附近的氣象站後,每月有一個星期的自由時間,可以呆在巴黎同波伏瓦在一起。這時薩特和波伏瓦相互把自己的親朋好友介紹給對方。波伏瓦把妹妹波佩蒂、斯特芬和傑拉西等人介紹給薩特,薩特把吉爾和莫雷爾夫人介紹給波伏瓦。不久,薩特、吉爾、波伏瓦和莫雷爾夫人就經常在一起吃晚飯,有時他們坐莫雷爾夫人的車在外面兜風。8月份,波伏瓦在薩特軍營附近租了一個月的包房,這樣每天都能同薩特見面。遇到薩特休息日,他們就出去遊玩,常常弄得手中一文不名。    
    1931年3月,在結束軍營生活之前,薩特收到一封信。信中說,他申請去日本講學的講師位置已給了別人,一個語言學專家。這使渴望冒險而不願過平庸教師生活的薩特大失所望。他還得到通知,他被委派為勒阿弗爾中學的哲學教師;原來的教師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他去接替。這讓他留在巴黎的打算也落了空。雖然勒阿弗爾離巴黎不算太遠,但畢竟到了外省。    
    而波伏瓦這一方面,情況更壞──她被分到馬賽,遠離巴黎,這讓她十分驚恐,有一種被流放的感覺。為了解脫波伏瓦的困境,薩特提出一個建議:他倆結婚。這樣他們就可以要求分派在同一個城市,波伏瓦可以免遭流放之苦。對這一提議,波伏瓦沒有多加考慮就拒絕了。她覺得,薩特因為不能去日本,心情已經夠壞的了;現在被派往外省教書,對於本來就不希望有個職業的他來說,就更加難受;如果再違心地結婚,對他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她不願意以傷害薩特的心為代價來換取自己的安寧。    
    在遇到困難時,這兩個相愛者首先都是為對方著想。他倆的感情在實際生活問題上經受了考驗。於是這事就定下來了。他還是去勒阿弗爾,她還是去馬賽。好在馬賽也是個美麗的大城市,坐火車回巴黎也很快。情況變了,「兩年協議」後各自在國外分離兩三年的時間安排已無可能。而且在薩特服兵役這段時間,他們的感情更深,彼此更加瞭解,他們實際上已經是不可分開了。於是他們的協議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修改:他們相約在許多年內都不要作太長時間的分離。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雞尾酒現象學(1)

    1931年4月,薩特去了勒阿弗爾,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後再去馬賽報到。他們對這個海港城市的印象還不錯。在勒阿弗爾學校,薩特與同事之間保持著一般關係,見面時彼此客客氣氣地打一聲招呼,但都沒有進一步瞭解和交往的願望。這些同事中只有一、兩個人對他有一種不太明顯的好感。一個是教語文的,喜歡拳擊運動,薩特也喜歡。這樣他倆的關係比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爾看薩特時,這個老師帶著女朋友同他們一起登山運動。還有一個教體育的也同薩特關係較好,他挺會講故事,常常對薩特講一些男人與性有關的故事和打鬥方面的故事,而薩特也喜歡聽。不過薩特對這兩個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層面上同他們交流,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將他們當作知識分子,因此,薩特和他們之間還談不上有什麼深厚的友情。    
    相對來說,薩特同勒阿弗爾學校學生的關係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學生中他並不喜歡那些成績特別拔尖的學生,而是對那些有思想的學生更感興趣一些。在他看來,這些學生已經開始學會獨立思考了,他在這些學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們大不了多少,大約也就是七、八歲;他一個人住在宿舍裡,不住在家中,空閒時間較多,這些都跟學生的情況相似。這樣,薩特同他的一些學生交上了朋友,他經常同這些學生一起練習拳擊。其中一個叫雅克‧博斯特,以後同薩特建立了更為親密的友誼,成為「自家人」,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薩特去世。    
    薩特到了勒阿弗爾,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們聚會。 這時他同尼贊仍然有交往,但關係已經比較冷淡;他同吉爾和莫雷爾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爾很看重同性之間的友誼,同時也顯得敏感多疑。一般情況下薩特總是帶著波伏瓦同吉爾呆在一起,吉爾因此很不高興。有幾次他明確向薩特表示,只希望薩特一個人來看他,或者他同薩特單獨呆在勒阿弗爾。    
    現在薩特有了正式職業,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但並沒有很多的錢,有時候手頭還很緊。一次他們住在巴黎他倆常住的地方,布盧瓦旅館,這時他們手中幾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學阿隆要來看他們,薩特得招待他吃午飯。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會滿不在乎地說:「沒關係,我不吃午飯就是了。」但這是請別人吃飯,該怎麼辦呢?波伏瓦建議他向這個熟識的旅館老闆借點錢,很快就還。薩特堅決不同意。他們為此吵起來了。他們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來走去,就這個問題上爭論了一個多小時。    
    波伏瓦說:「這有什麼關係?就算他是他是一個平庸的人,我們只是向他借一點錢。……」    
    薩特很生氣地回答:「不,我不願意讓他覺得我欠他的情!」    
    這就是薩特,一個一輩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別是求男人,否則就難以忍受;薩特的這一表現讓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僅借錢,甚至連問路這樣的小事,薩特也不願意向人開口,他覺得別人可能會討厭他。也許這是一種驕傲和自尊,同時也是一種被掩飾的自卑或對敵意的提防。    
    最後他們還是請阿隆吃了飯,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應該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錢。在大學期間和畢業後,阿隆和薩特常常就一些哲學問題進行爭論,而爭論並沒有什麼結果,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薩特在勒阿弗爾教書期間,阿隆到柏林進修德國胡塞爾的現象學,這時剛剛從柏林回來。長期以來,薩特在哲學上一直有個難題沒有解決:他要尋求一種理論,既要說明意識,又要說明實在,即用一種實在論來解決意識問題。他很想聽聽阿隆在這一方面有何高見。    
    吃飯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氣路燈飯店,薩特定了一個包間,他們可以邊吃邊談。薩特發現,阿隆關於哲學的見解比以前深刻了許多。阿隆大談他在柏林進修期間學得的胡塞爾現象學;他告訴薩特,現象學避開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分歧,既強調了理性,又把我們感知的實在性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這時他們正喝著雞尾酒,阿隆指著自己杯子裡米黃色的雞尾酒對薩特說:「小夥計,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就能談這個雞尾酒,就能從酒中搞出哲學來!」聽到這兒,薩特激動得臉色發白。這正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見所聞的感覺來描述事物,並在這個過程中抽像出哲學來。    
    這時薩特已經有了自己的哲學思想,但並不成熟,特別是沒有一個可以清晰表達自己思想的方法。現象學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薩特在聖米歇爾大道買了一本勒維納斯寫的介紹胡塞爾的書《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觀論》。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來,甚至來不及把書的毛邊切開。當他翻到論述偶然性的章節時,緊張得心跳都要停止了:會不會有人搶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對波伏瓦絕望地喊道:「噢,他已經發現了我的全部思想!」讀著讀著,他發現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在胡塞爾的體系中,偶然性並不重要──不管實際情況怎樣,在勒維納斯的敘述中,胡塞爾對此只有一個刻板的模糊輪廓。    
    於是薩特下決心對胡塞爾作一番認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慫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補自己在法蘭西學院的缺,薩特為此作了準備。    
    1933年9月,薩特來到柏林,開始為期一年的進修生活。又回到了學生時代,薩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這種感受類似在巴黎高師。與大學期間不同的是,他在這裡沒有親密的朋友。一同來進修的大約六、七個人,他同他們的關係總的來說是客客氣氣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個戴眼鏡的,高個,留一撮黑鬍子,也是當教師的,不知為什麼,總是對薩特懷有敵意,並尋機挑釁。一次在吃晚飯時,他們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時間,薩特多半是獨自散步,有時候他也去同學那裡串串門,或一起去看電影。    
    進修學生的情況各不相同。他們中不少人來柏林留學,並非真的為了探求學問,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騰貨幣,借此牟利。專門發給旅遊者使用的「凍結馬克」和普通馬克在對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價。普通馬克是不准攜帶出境的。而這些學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馬克藏在衣服襯裡,穿過國境回到法國,法國銀行以很高的兌換率把它們換成法郎;回柏林時,他們再像普通法國人一樣,以較低的兌換率將這些法郎換回相應數額的馬克;這樣來回倒騰,就可以賺大錢。    
    薩特知道有這種發財途徑,但對此絲毫不感興趣,完全不參與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寫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爾的現象學,其次是改寫自己的小說,他每天的時間安排都是固定的:從早上一直到下午兩點,研究哲學;然後吃點東西,五點左右返回,文學寫作。    
    在柏林,薩特深入研讀了胡塞爾的原著,特別是《觀念》一書。他對胡塞爾的現象學有了一個真正的瞭解。把薩特吸引到柏林來的是實在論思想;這種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樣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實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形式來表達這種實在論。要成為一個實在論者,就必須同時具有關於世界的思想和關於意識的思想,而這正是他的難點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認定,任何不能說明意識的理論想要如實地看待外在的客體,都注定不會成功。    
    來柏林之前,他覺得胡塞爾的現象學正是他多年渴望找到的實在論的哲學形式,它給予意識以他所希望的那種解說。但實際研究的結果與他原先料想的不同。他發現現象學並不是一種實在論哲學,但這一年的研究並非完全沒有收穫:胡塞爾的方法對於他達到這種哲學很有啟發。最後,他認識到並沒有現成的路可走;要在這個領域有所突破,他就得成為哲學的真正創造者,而以前他是沒有這種慾望的。    
    薩特在柏林寫了《論自我的超越性》一文。這個長篇論文總結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既接受了胡塞爾現象學的許多東西,又對它作了批判,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揚棄了它。薩特自己獨創的東西,後來在《存在與虛無》中包含的基本思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保有的思想,已經在這篇純粹的哲學論文中表現出來了。    
    胡塞爾將「自我」說成是意識內的材料,而薩特將「自我」看作是一種意識的准客體,因此被排除在意識之外。他認為,主觀性不是在意識內;它就是意識。由此我們可以重新發現意識的意義:主體中的客觀性。「自我」是一個貼近主觀性的客體,但它不在主觀性之中。在主觀性內沒有任何東西──就像一陣無形掠過的清風一樣。    
    這篇論文是以這樣一些內容作為最後結語的:    
    現象學家將人拋回到世界之中;他們充分估量了人們的痛苦、受難及其反抗。不幸的是,只要自我仍然是絕對意識的一個成分,人們就有理由說現象學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學說,指責它還是把人的一部分拉出現世並以此轉移我們對現實問題的注意。在我看來,如果使自我成為一個存在物,與世界同時發生,它的存在與世界有相同的基本性質,那就沒有理由作這種指責。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雞尾酒現象學(2)

    我認為像歷史唯物主義這樣卓有成效的假設,並不需要將形而上學唯物主義這種荒謬的東西作為基礎。實際上,為了消除虛假的精神價值以及為了尋找倫理學的現實基礎,我們不一定要將客體置於主體之先。自我與世界同時發生,純邏輯的主客體二元性從哲學偏見中消失──這就足夠了。世界沒有創造自我,自我也沒有創造世界。對絕對的非人格的意識來說,這是兩個客體,它們由這個意識連接起來。這樣,當自我被消除掉後,這個絕對的意識就不再含有任何主體的東西。它不再是表象的組合。它只是存在的一個基本條件和絕對源泉。    
    由這個絕對意識在自我和世界之間建立的相互依賴關係就足以使自我作為『涉險者』顯露在世界面前,也足以讓它(直接地或通過中間狀態)攫取世界全部內容。對一個絕對可信的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哲學基礎來說,不需要更多的東西。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已經談及歷史唯物主義與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關係,薩特對前者是持肯定的態度,而對後者是否定的。20多年後,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對歷史辯證法作了充分肯定;同時指出了自然辯證法的形而上學性,認為它並非歷史辯證法的基礎,而只是前者的一種類比而已。這一期間薩特哲學思想有重大變化,而在這一方面也有一脈相承的地方。《論自我的超越性》後來發表在《哲學研究》1936-1937年第6期上。1965年,它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問世。    
    在柏林,他還寫了另一篇論文「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性」,他以自己獨到的理解向一般讀者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胡塞爾的一個複雜概念「意向性」。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法國新評論》1939年1月號上。    
    從柏林回到勒阿弗爾,薩特繼續他的哲學研究。這時,薩特原先大學的導師正主編一套叢書,他想起了薩特寫過一篇很不錯的關於想像的畢業論文,於是就約請薩特以此為題寫一本書。薩特欣然同意了:他一直對「想像」問題感興趣,這又是一個深化自己思想的機會。    
    在大學時,薩特已經有了一些關於意象的思想,他的想法是,感覺並不與意像一致,意象不是被更新的感覺。這是他通過自身而感受到的東西,它同意識的自由聯繫在一起,因為當意識被想像時,它不會來自實在的東西,為的是尋求某個不在這裡或並不存在的東西。而這個通向想像的道路幫助他理解什麼是自由。在他看來,決定論不可能達到想像的層面;如果想像是一個事實,那麼這是它創造一個事實。對於想像的研究是同他思想的主旋律自由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他完成了這部書的寫作,其中一部分以《想像》的書名出版於1936年。在書的結尾處,他說:「如果意象自身就是一種綜合而不是一個要素,它就可能成為意識。意象不在,也不可能在意識之中。我們寧可說它就是意識的一種類型。意像是一種活動,而不是某個事物。意像是某個事物的意識。」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後來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基本觀點的萌芽。    
    在完成《想像》一書之後,薩特接著寫一本名為《心理》的書。從思想來源說,這書可以說是薩特沿著《論自我的超越性》的思路繼續展開。它探究的是人們稱為心理的東西,也就是一個人對主觀性的體驗。他已經寫了400來頁,很厚的一本。為了完成他的小說集《牆》,一段時間薩特把《心理》的寫作停了下來。待到準備接著寫下去時,他發現,書中有相當部分是重複了他所吸收的胡塞爾的思想,雖然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它,仍然還是胡塞爾的,缺乏獨創性。    
    於是薩特從這一部厚厚的手稿中篩選出有獨創性的部分,給了一個《情感理論綱要》的書名,由埃爾馬出版社在1939年10月出版。薩特在書中指出,正像自我是超越的一樣,情感也是超越的。情感不是獨自產生,它是對意識的一種關係,為意向性所激發。這書篇幅不大,論述深入淺出,明白易懂,是薩特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他數年後完成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中的許多基本觀點,在這本小書中都得到初步闡述。因此,將這本書看作薩特哲學思想的入門,是十分適當的。    
    薩特在研究哲學的同時,還在進行文學創作;工作之餘,和波伏瓦一起,參加朋友們的聚會,特別是同吉爾、莫雷爾夫人等「自家人」聚會。應該說,生活是平靜的、按照薩特自己的意願在進行。但從柏林回來的第二年,他的精神狀況發生了問題。    
    薩特在寫《想像》的同時,很想探究一下幻覺和精神錯亂現象。他大學的一個同學是一個精神病醫生,得知薩特的願望後,建議他到聖安娜醫院接受一次麥司卡林注射。這位醫生向薩特解釋說,這是一種致幻藥,能讓薩特體會到他所希望瞭解的感受;這種藥對人並沒有什麼危害,但在注射後幾小時之內,會有一些奇異的感覺。    
    薩特決定冒一次險。他如期到了聖安娜醫院,注射了麥司卡林後,被安排在一個光線很暗的房間躺著。同房還有其他被注射的人。過了一會兒,他感到眼前的東西都變了形:傘變成了禿鷹,鞋變成了骷髏,周圍的一張張臉也變得怪模怪樣的。他還發現自己身後擠滿了龍蝦、螃蟹、珊瑚蟲和各種怪物。    
    正當他驚惶不已的時候,身邊的電話鈴響了。這是波伏瓦打過來的。他去醫院前曾跟波伏瓦約好,在他接受注射後一個小時,由她在莫雷爾夫人的住處往聖安娜醫院打電話。波伏瓦的電話讓他從幻覺中解脫出來,他對波伏瓦說,她的電話來得很及時,把他從同幾條龍蝦的搏鬥中解救出來了,不然的話,他會一敗塗地。在波伏瓦聽起來,薩特電話裡的聲音是含含糊糊的,嗓子很粗,迥異於往常。    
    薩特臨離開醫院時,與旁邊的受試者交換了各自的感受。這位受試者聽了薩特的反應,大感驚詫,因為他產生的幻覺跟薩特的完全不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片鮮花盛開的綠草地上,有許多美艷怪異的女郎在他身邊活蹦亂跳。薩特聽後也深感驚詫,並為自己未能獲得這樣美妙的幻覺而深感遺憾。    
    薩特見到波伏瓦後又描述了自己當時的感受,而他說話時顯得心神不定,眼睛到處亂瞅,彷彿仍在擔心會有鬼怪冒出來。這時波伏瓦已經從馬賽調回魯昂。他們坐在從巴黎回魯昂的火車上,薩特一直沉默不語,他還盯著波伏瓦那雙皮鞋上鞋帶的兩個搭扣看,在他的眼裡,它們變成了蟑螂。抬頭看時,他發現一隻猩猩倒掛在車廂頂上,臉貼著車窗,正斜著眼睛看他。    
    在這之後一兩個星期,薩特仍然有著種種幻覺,而不是像那位醫生說的,麥司卡林產生幻覺的效果只能維持幾個小時。波伏瓦帶了一個女友來勒阿弗爾看他,平常在這種場合下他總是高高興興的,話也很多,而這次他顯得十分反常。波伏瓦和女友一邊沿著海灘走,一邊抓著海星,而薩特跟在後面一言不發,也根本不和那位女友打招呼,連起碼的禮貌也沒有,好像不認識一樣。薩特的表情讓波伏瓦感到,他根本不知道她們在幹什麼,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幹什麼。    
    薩特對波伏瓦說,這些天他總是提不起精神來。看什麼東西都有些古怪:房子似乎有臉、眼睛和下巴,大鐘的後面會冒出個貓頭鷹的面孔來,他總是感到有一隻龍蝦在身後飛快地爬行,而他的眼前總是有一個不停跳動的黑點。最後他說:「我明白了,我已經得了慢性幻覺精神錯亂症!」按通常的說法,一個人得了這種病,10年之內就會變成一個完全的瘋子。    
    波伏瓦完全不相信薩特得了這種病。她陪薩特去看醫生。醫生認為,麥司卡林不可能誘發這種慢性幻覺精神錯亂症,排除了薩特得這個病的可能。醫生在詢問了薩特有關情況後分析說,目前的症狀也許是他寫哲學著作精神過於緊張和疲勞的緣故。後來薩特和波伏瓦一起分析自己的病情,認為除了醫生所說的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非常討厭自己進入成年階段,而現在他已經無可挽回地成為一個成年男子,因此在精神上深感不適。    
    首先,他對於自己的教師生活感到不適。他對學生還是喜歡的,也不討厭教書,但他討厭同校長、校工、同事和家長打交道,對於學校那一套刻板的規章制度也很不適應,而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繼續從事他並不喜歡的職業。這會激起他精神上的矛盾衝突。    
    其次,在人際關係上,薩特也感受一種不適。他和波伏瓦生活在一起,還有朋友。但他發現自己已經被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所束縛,而這套模式又是他自己創造的。他和波伏瓦似乎已經習慣於現有的狀況,不再追求奇遇,不再試圖不斷地超越自己。這與他的自由天性和冒險渴望是衝突的。    
    最後,在寫作上,作品的遭遇也讓他深感不適。本來他是將自己冒險和創造的希望都寄托在寫作上,但在這一方面他屢屢受挫。他的第一本書《真理傳奇》被出版社給否定了,沒有出成。現在寫的關於想像的書只有第一部分被出版社接受,而他傾注更多心力的第二大部分被退了回來,在短期內無望發表。這些都讓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    
    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再加上馬上就要滿30歲了這一道坎,終於讓所有這些不適以這種幻覺症狀的形式爆發出來。薩特的幻覺一直延續到暑期,有數月之久。這個暑期薩特和波伏瓦在國內旅行,他們在農村、高地、山谷徒步旅行,常常在外野餐,有時還要冒天黑迷路的危險,同時又充滿戰勝困難的歡樂。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薩特對波伏瓦說:「在這之前龍蝦一直跟在我的後面,現在我終於把它趕跑了!」從這以後,薩特的幻覺症狀才完全消除。 由此看來,旅行對於人的精神狀態的改善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走遍歐洲(1)

    確實,除了寫作,薩特最感興趣的事情就是旅行。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冒險,不僅在精神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上。從當學生起,薩特就習慣於將自己的生活劃分為兩部分:9個月的學習時間和3個月的假期。在成為教師後,他幾乎所有的假期都花在旅行上。在他看來,這3個月是可以期待奇妙東西的時刻,永遠是新鮮的,一年和另一年從不相似和重複。    
    在當教師的第一個暑假,薩特和波伏瓦計劃著去哪兒旅行。薩特服兵役時祖母去世,他繼承了一筆在當時來說數目可觀的遺產,大約8萬法郎。現在他手中還有一些錢沒花完,就打算用在暑期旅行上。這也是他倆第一次共同旅行。    
    尼贊建議他們就在國內旅行,去布列塔尼,這樣可以省錢。但他們的西班牙朋友傑拉西說,「聽著,在馬德里你們可以同我住在一起,這很自在。來吧,這不需要花很多錢──你們完全對付得了。」這個建議讓薩特激動不已:能夠通過國境,薩特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大旅行家。一旦通過了一個邊境,他就可以通過任何邊境。於是他們決定去西班牙。    
    在巴塞羅那,他們住進一個大教堂附近的三等房間。睡午覺時,太陽透過紅色窗簾把如火的光輝灑入房間,他們感到是西班牙在烙他們的皮膚。一次,他們外出時發現電車不走了,大街上空無一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最後來到一條人聲嘈雜的街道,他們看到人們三五成群、情緒激動地爭論著什麼。這時,兩名警察押著一個帶手銬的人走了過來,走向不遠處停放的一輛警車。人們的爭論更加激烈起來。薩特和波伏瓦聽不懂西班牙語,只是感到人們的表情很嚴肅、很沉重,一定是在討論十分重大的事情。他們走近一個人群,以提問的音調發出他們要去的一個教堂的名稱。這些爭論的人們雖然彼此激烈嚴肅,對外來遊客卻抱之以微笑。其中一位猜出他們要打聽的內容,就打著手勢給他們指了路。    
    在回來的路上,他們買了一張報紙,連猜帶蒙地看了上面的新聞,這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工會發動總罷工,當局逮捕了幾名工會領導人,他們看到被警察抓走的就是其中的一個。人們激烈爭論的問題,是要不要用武力把那些領導人救出來。得知這個情況,薩特和波伏瓦都後悔當時沒有呆在現場,那可比逛教堂有意思得多。    
    接著他們去了馬德里。這時共和國成立不久,人們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所有的咖啡館、餐館都擠滿了人,大家高談闊論著新西班牙的前途。直到凌晨3點,大街上還有不少人在遊蕩。薩特和波伏瓦坐在咖啡館的陽台上,呼吸著夜間的清新空氣,看著這生氣勃勃的景象,毫無倦意,心情特別舒暢。    
    到西班牙,自然少不了看鬥牛。他們每星期看一次。鬥牛場座無虛席,觀眾的心情跟鬥牛士一樣緊張。冒險、刺激、膽量、機智、藝術與體育、力與美、人與獸的決鬥、……這一切最後匯合成一片瘋狂的海洋。薩特和波伏瓦都成了鬥牛迷。    
    他們還多次去了普拉多美術館,那裡的繪畫精品之多,令法國的盧浮宮相形見絀。他們算是大開了眼界。薩特和波伏瓦在美術鑒賞上有不同的愛好,常為那些喜歡或討厭的畫家爭論得臉紅脖子粗。由馬德里出發,薩特和波伏瓦還去了許多地方,每一個地方都能給他們帶來新鮮感。風格各異的大教堂、岩石上的北美野牛壁畫、古老的城堡、……他們盡性玩個夠。    
    兩人第一次共同旅行,彼此的差異和特點立即表現出來:每到一地,波伏瓦總是想跑遍每一個名勝景點,看到所有的東西。而薩特則完全不同。例如,在托萊多,玩了一上午後,他對此地已經有了一個總體印象,就哪兒也不去了,寧可坐在廣場上悠閒自在地抽著煙斗,看著面前人來人往。    
    第二年的暑假,薩特和波伏瓦再次去西班牙旅行,不過這次是莫雷爾夫人和吉爾邀請他們一同駕車游西班牙南部。薩特和波伏瓦先去巴利阿里群島,然後進入西屬摩洛哥。他們在塞維利亞同吉爾、莫雷爾夫人會面。正像去年在巴塞羅那看到警察逮捕罷工領導者那樣,他們在塞維利亞又看到了一場事變:這裡發生了政變,一隊隊士兵和車輛在窗外穿過,市長被抓了起來;而第二天政變又告流產,他們聽說發動政變的喬爾將軍倉皇出逃。這時街上人流如潮。市長被救出來了,正在在檢閱遊行隊伍。突然,一個輪胎爆裂了,人們誤以為是槍聲,紛紛驚慌逃走。這種帶點冒險氣氛的場合很對薩特的胃口,雖然他自己是沒有什麼危險的。這一時刻,他感受到這種充滿危險、激動人心的氣氛,被這個事件抓住。    
    隨後薩特和波伏瓦坐車同莫雷爾夫人、吉爾一起旅行。本來他們4人是好朋友,在一起旅行應該是很愉快的,實際上這次共同的旅行總的來說還算可以,只是在薩特和吉爾的關係上產生了一些裂痕。一個原因是,兩人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有著分歧,在這次旅行中演變為衝突。在加蒂斯,薩特明確表示,拒絕「浪費時間」去看幾處教堂的牟利羅畫。莫雷爾夫人出於禮貌同意了。而吉爾一聲不吭,把車開得飛快,突然停在博物館前;他宣稱,他對牟利羅畫很感興趣,於是挽著莫雷爾夫人揚長而去,把薩特和波伏瓦甩在一邊而不顧。    
    薩特和吉爾一路上總是在鬥嘴,雖然還沒有達到傷了和氣的地步。薩特對此覺得十分憋氣,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吉爾,後來薩特和波伏瓦發現,吉爾一路上跟薩特不對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雖然吉爾和莫雷爾夫人是誠心邀請薩特他們一起旅行,但到後來,他們感到這兩人的在場使他們不能享受單獨在一起旅行的樂趣,而他們也是第一次結伴作這樣長的旅行。既然已經邀請了,也就不好再作改變,於是吉爾只有用這種鬧彆扭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另一個原因是,只有吉爾一個人會開車,每天從早到晚身受高溫的煎熬,對付崎嶇的公路,到地方後還得找停車場,照看汽車,這樣下來搞得他疲憊不堪。而薩特他們不能給他任何幫助。所以他成天愁眉苦臉的,很不高興。    
    1933年暑假,薩特和波伏瓦去了意大利。選擇意大利的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省錢。墨索里尼在羅馬搞了一個法西斯主義展覽會,為了吸引參觀者,給鐵路車票打七折。他們先是遊覽了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城市,在佛羅倫薩呆了半月,然後到了羅馬。他們住在塞萬提斯呆過的索爾旅館。羅馬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廣場、噴泉、花園讓人賞心悅目。但法西斯的存在使這些美景黯然失色。整個城佈滿了標語,黑衫黨人橫衝直撞。天剛剛黑下來,街道上就行人全無了。    
    一天晚上,薩特和波伏瓦打算在外面呆一個通霄,充分領略一下羅馬城的夜景,直到太陽升起。午夜時分,他們正在納沃那廣場的噴泉旁聊天,突然身後射來兩道手電筒的光亮,兩個黑衫黨士兵過來盤問他們,這麼晚在這兒幹什麼;看到他們是外國遊客時,士兵的態度稍稍和緩一些,但仍然要求他們回旅館睡覺。薩特和波伏瓦對此不予理會,繼續前行。3點多鐘,他們來到橢圓形競技場,突然身後又射來一道手電筒的燈光,再次遭到嚴厲盤問。看來作徹夜遊的打算是無法實現了,薩特和波伏瓦不禁相對苦笑,最後只得回到旅館。    
    在威尼斯,他們頭一次看到德國納粹褐衫黨徒;與瘦小的法西斯黑衫黨徒相比,他們一個個身高體壯,目光呆滯,走起路來步伐僵硬。想起3萬名褐衫黨徒在紐倫堡接受檢閱的情景,薩特和波伏瓦不禁毛骨悚然。而薩特更是想到,一個月後他就要去柏林,得天天從這些傢伙身邊走過,不由得心情壞了起來。    
    暑期過後,薩特去了柏林。他很喜歡柏林這個城市,但這時納粹的陰影籠罩著這個城市,每當在街上與褐衫黨徒相遇時,他就體驗到在威尼斯第一次看到他們時那種難受的感覺。雖然這時薩特對政治不感興趣,他仍然願意以自己的行動幫助那些被納粹惡勢力迫害的人。薩特的一個老朋友正與一個德國猶太女子談戀愛,他們想鴻雁傳情,經常互通書信。但那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已經開始。如果納粹知道這個猶太女子與法國人通信,可能會受到牽連而倒霉。於是薩特充當起「紅娘」的角色,在倆人之中傳遞信息。那位朋友先將信寄給薩特,薩特再將信轉寄給那女子。這一秘密信息通道一直保持到薩特留學結束。    
    1934年暑期,薩特結束了在柏林的進修生活,同波伏瓦一起,在德國境內旅行一番,然後回國。薩特約好在漢堡同波伏瓦會合。這是一個港口城市,到處是船,與之伴生的是一家家水手餐館和各種各樣供他們尋歡作樂的下流場所。待價而沽的煙花女郎站在裝飾精緻的窗後表情始終不變,有如櫥窗裡的模特兒。薩特和波伏瓦在碼頭和貧民窟逗留了一陣,然後乘小船沿易北河溯流而上,他們來到黑爾戈蘭島。在這裡遇到一個德國人,40來歲。他自我介紹說,在「一戰」時,他是一個陸軍中士。談著談著,他的嗓門高了起來:「如果再打仗,我們不會被打敗,我們會挽回面子來的。」    
    薩特心平氣和地回答:「為什麼要打仗呢?我們應該爭取和平,」。    
    中士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不,面子第一,我們首先得挽回面子。」他臉上顯現出一種赤裸裸的憎恨之情。這張充滿仇恨的臉,讓他們一路之上都忘記不了。    
    在施拉爾松,薩特和波伏瓦看到,一方面,餐館的人們喝著啤酒唱著歌,顯得平靜和悠然自得;另一方面,一隊隊褐衫黨士兵邁著整齊劃一的步子前進。人類的溫馨和人類的凶殘就這樣不協調地交織在一起。在德累斯頓,波伏瓦還遇到一件讓她很氣憤的事情。當她在咖啡店的盥洗室化妝時,侍者過來嚴厲制止她:「不要抹口紅,這是壞事!在德國,我們是不往嘴上塗紅的。」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走遍歐洲(2)

    他們穿過國境,來到布拉格,覺得呼吸暢快多了。在布拉格,大街兩旁開設了許多法國式的咖啡館,他們在這裡重新找到幾乎被遺忘的愉快和輕鬆。布拉格的街道中世紀廣場、猶太人墓地,在他們眼中都富有魅力。    
    他們本來還打算去維也納,多爾富斯被刺身亡的消息使他們改變了主意。他們去了慕尼黑。這裡繪畫陳列館的展品讓人賞心悅目,大啤酒店也十分壯觀氣派;只是那些喝啤酒的大塊頭的巴伐利亞人,口中大嚼香腸,毛茸茸的大腿露在外面,讓人看了感到大煞風景。他們來到紐倫堡,這裡風景如畫。但現在這幅風景畫裡平添了的幾千面納粹黨旗在窗口飄揚。大規模閱兵式,伸直敬禮的手臂,虎視耽耽的眼睛,如癡如狂的百姓,這些都讓薩特和波伏瓦的心情分外沉重。    
    他們接著旅行,準備再次穿越國境,但帶德國貨幣是非法的,於是他們把零錢換成了一張大面額鈔票,薩特把它藏在火柴盒底層。海關官員搜查了書和梳妝盒,卻沒有碰火柴盒。在奧地利,他們感到氣氛也比在德國輕鬆。然後他們再次來到慕尼黑,為的是到阿默高村看有名的「耶穌受難」劇演出,這是迪蘭和卡米耶特別向他們推薦的。    
    這個村在1633年遭受天災,村民許下心願,在1634年首次演出了耶穌之死。以後每10年演出一次。現在正好是演出300週年紀念,演出活動特別隆重,前來參觀的人也特別多。演出在一個可以容納2萬人的大廳進行,從早上8點一直演出到中午,又從下午2點演出到傍晚6點。這麼長的時間,演出能夠始終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這的確是戲劇界的一個奇跡。    
    納粹德國的氣氛畢竟讓他們感到十分沉重和煩悶,他們沒有度完假就離開了德國。當他們回到法國時,頓時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輕鬆。薩特和波伏瓦接著在法國遊玩了阿爾薩斯,村莊、城堡、松林、湖泊、葡萄園、……這一切都讓他們暢快無比。在科爾馬城,他們參觀了當地畫家的畫,特別是一幅基督受難圖──基督被嚴刑拷打,聖母瑪麗亞痛苦得暈死過去──給了他們感情上的巨大衝擊。薩特被這兒的農村所深深吸引,建議繞著山走一圈,這樣的興致在他是很少有的。這樣接連走了3天。在路上,他們遇到了薩特的一個同事,那人問薩特住在哪兒。薩特的回答是,「不住哪兒,我們一直在走路!」    
    1935年暑假,薩特和波伏瓦因為手中錢不夠,就在國內旅行,薩特的幻覺症也就在這次旅行中痊癒。1936年暑期,他們再次去意大利度假。這次他們在羅馬呆的時間比較長。羅馬是薩特最喜歡的城市,到了晚年,他幾乎每年都到羅馬度假。然後他們去那不勒斯,參觀了那不勒斯博物館,不過那裡的古代壁畫讓薩特感到失望,不像他預期的那樣好。他們還參觀了龐貝遺址,接著在帕埃斯圖姆參觀了希臘神廟,但發現沒有太多吸引人的東西。接下來應該去阿馬爾菲了,薩特已經失去遊覽的興致,只有波伏瓦一個人去。薩特直接坐火車回到那不勒斯。    
    回到那不勒斯的這天晚上,薩特一個人在街上閒逛。一個當地的年輕人湊了上來,低聲說:「先生,您能請我喝一杯嗎?我可以帶您去看看那不勒斯的秘密!」薩特不知道他說的確切是什麼,估計是外地人不經指點去不了的地方。他有些好奇,反正一個人這麼逛著也很無聊,有個人陪陪也好。至於一杯酒,一向大方的薩特是不會吝惜的。他同這個年輕人從一個酒吧走到另一個酒吧,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後,這個年輕人對薩特說,要讓他看點「真正特別的東西」。    
    薩特隨他走進一個地方,看來是一個妓院。一個女人迎了出來,應該是屬於鴇母那種的,她收了薩特一點錢,就讓他進了一個房間,而把那個年輕人留在外面。薩特走進這個房間,不覺驚愕萬分:這是一個圓形的房子,當中一根圓柱子,圍繞柱子是一圈沙發,而靠著牆也是一溜沙發。圓形牆壁上嵌滿了鏡子。薩特靠牆坐下來,抬頭一看,鏡子上到處都是薩特,他們和這個薩特大眼瞪小眼。    
    正驚詫間,又進來兩個女人,都赤身裸體,一絲不掛。一個年齡較大,皮膚也較黑。另一個則容貌姣好,皮膚白晰。年齡較大者手握一個象牙制的陰莖,扮演男人。她們以當中圓柱及沙發為場地,模仿龐貝行宮中那些秘密的春宮壁畫表演男女性交活動。她們幹得很賣力,在表演每個動作前,還報告一下它的名稱。這就是所謂的「活畫」。    
    在環牆鏡子的照射下,似有無數成雙成對的男女在薩特周圍肆意狂歡和性交,做出種種難以想像的舉動。一時間,薩特被這種強刺激的動作和場面搞得目瞪口呆。在這之後,那個年輕女人還一邊敲著手鼓,一邊跳起舞來。這是節目的餘興了。    
    隨後老闆娘走過來對薩特說,如果他再多出一點錢,就可以同其中他喜歡的女人睡覺。薩特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走出這個「隱密的那不勒斯」大門時,頭腦還沒有從受到的刺激中完全清醒過來。而那個帶他來的年輕人還在門口等著他,手中還握有他們未喝完的半瓶酒。於是薩特同他幹完了這瓶酒,又給了他一點錢,兩人就分手了。    
    波伏瓦回到那不勒斯後,薩特對她談到自己當時的感受,他感到既興奮又不自在。他很想把這個夜晚的情況,包括他對那不勒斯的總體感受寫下來,寫入一篇小說中,題目就叫「不自在」。第二年,這篇小說完成了。但薩特沒有發表它。他覺得寫得不是很好,特別是結構不太適當,達不到他應有的水平。只有其中一個小片斷髮表了,題目是「食物」。    
    1937年的暑假,薩特和波伏瓦是在希臘度過的。這次旅行的不僅他們兩人,還有薩特原來的學生、現在的朋友博斯特同行。這時薩特的心情特別好,一個原因是,他的力作小說《噁心》終於被出版社接受;另一個原因是,在這個風光秀麗的國家,他們採用一種新的旅行方式。他們常常在野外睡覺,隔一天在野外睡一次。睡的地方沒有帳蓬,什麼都沒有。在一個靠近斯巴達的美麗小鎮上,他們睡在一個教堂裡,它的壁畫是拜占庭式的。早上一覺醒來,他們發現周圍站滿了農民,這些當地人正像看稀有動物那樣看著他們。    
    旅行到諾普利亞時,他們看到一座監獄。一個希臘人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所有的希臘共產黨員都關在這裡!」監獄周圍長滿了仙人掌。這讓本來情緒不錯的薩特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    
    1938年的夏天,薩特和波伏瓦去摩洛哥旅行,這使他們短暫地擺脫了一直被籠罩的戰爭陰影。在卡薩布蘭卡,他們厭倦了歐洲居民區,去參觀當地的貧民區,那裡的情況十分可怕。作為法國人,他們感到自己對面前這悲慘的一切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於是不忍多看,匆匆離去。    
    在摩洛哥,法國人多半只同法國人交往。他們有自己的居住區,不住在阿拉伯人的鎮上。他們來到費茲,一個阿拉伯的鎮子。由於見不到法國人,與當地居民語言不通,他們在較長時間裡中斷了同外界的聯繫。不過這裡的飯菜很不錯,對他們極有誘惑力。一次他們甚至接連吃了五、六道菜。這使他們深感驚訝,他們從來沒有一次吃下這麼多東西。但回到住處薩特就躺下了,他病了三天,為自己的口腹之慾付出了代價。    
    在波斯本,他們遇見一個全身刺滿花紋的阿拉伯婦女,她把他們帶進自己的房間,要弄點絕活給他們看看,當然是收費的。這個女人先是移動著她的拖地長袍,讓她的腹部肌肉像波浪一樣滾動。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接著她把一支香煙插在自己的陰道上,點燃煙頭,這個部位居然「抽」起煙來。這讓他倆不禁目瞪口呆,而薩特聯想起那不勒斯「活畫」妓院之夜的奇遇。    
    從摩洛哥回到巴黎,他們能夠聽到人們談論的唯一話題就是戰爭,不禁重新陷入關於戰爭的煩惱之中,戰爭的陰影籠罩了一切。    
    1939年夏,戰爭的陰影更加濃郁,但還沒有大戰要打起來的明顯跡象。薩特和波伏瓦照常度假。由於國外形勢緊張,他們只是在國內轉轉。他們去了馬賽。這裡是藍天、白雲、大海,片片彩色魚船如同小花點綴著一色的海面,一切都顯得那樣靜謐,宇宙的平和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臨海而望,不禁十分感慨:人類社會的殘酷廝殺同面前的景像是多麼不協調!    
    他們在大海游泳。波伏瓦幾乎不會,只能在岸邊淺水處撲騰。薩特能游一陣子,於是向大海深處游去。正游得痛快,忽然,很長時間沒有的幻覺又突然襲來:他感到似有一條大龍蝦從水深處跳出,要把他拖向海底,於是他趕緊往回游,直到上岸躺在沙灘上,仍然驚惶不定,心有餘悸。    
    薩特和波伏瓦繼續度假,接著去了比利牛斯,參觀小城、修道院和教堂,同時他們也在談論即將到來的戰爭。既然戰爭不可避免,他們也就坦然待之。波伏瓦自己沒什麼,只是有些為薩特擔心。薩特再三說,他並不害怕什麼危險,而是害怕無聊。上次服兵役時,他很不習慣,常常因為受束縛而大發脾氣。這次他的態度比較平靜。雖然他不喜歡被人強迫幹什麼,但他更加痛恨納粹和希特勒。為此,他寧可自我抑制,克服對紀律的厭惡,隨時準備應徵入伍。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噁心》(1)

    在寫了《真理傳奇》後,薩特一直醞釀著寫一部新的文學作品,是關於偶然性的。在勒阿弗爾任教時,他就在寫這本書。他每週有十五、六節課,備課的時間大致相當。在這以外的時間他大都在寫作。在去柏林進修前,他已經完成了這書的第一稿。    
    波伏瓦讀了這個稿子,認為它比《真理傳奇》寫得好一些,但仍有許多地方相類似,實際上它更像一篇談論偶然的冗長抽像的論文。她向薩特提出建議,給書中主人公洛根丁的發現更多一些小說的色彩,加進一些他們從偵探小說中欣賞到的懸念。她同時也充分肯定,這本書的路子是對的,他是在寫一本探索已久的書,而這一次一定能成功。波伏瓦的話給了薩特極大的鼓勵,他採納她的建議,對這個稿子作大的修改。    
    在柏林進修期間,薩特在攻讀現象學之餘,開始寫這本書的第二稿。回到勒阿弗爾後,薩特將完成的第二稿拿給朋友們看。他們都覺得不錯。波伏瓦認為它比第一稿強多了,她已經很喜歡這部小說了。同時她和莫雷爾夫人、吉爾也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在形容詞和比喻句的使用上過分了一些。薩特覺得他們的意見很對頭,開始對全稿作逐字逐句的修改。除了當中寫《想像》一書佔用了一些時間,薩特從未停止過這部小說的寫作。    
    1936年薩特完成這書的第三稿。他將小說定名為《憂鬱》,因為他非常喜歡丟勒的同名版畫。書稿由尼贊送到伽利瑪出版社審稿人波朗手中。後來波朗給了薩特一個紙條,上面寫道:雖然這書稿有一定特點,但他們難於採用。這對薩特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他得到這個消息時非常傷心,甚至掉了眼淚。這在薩特是很少有的現象。這部小說傾注了他五年的心血,三易其稿。他自己認為是寫得很成功的,應該是一本好書。它不像以前寫的《失敗》、《真理傳奇》之類;那些書,本來他自己就認為不怎麼好,出版社拒絕了也就算了。問題不在於這書本身;一旦失敗,他就會失去自信心,就會垮了下來。而吉爾和莫雷爾夫人也隱約暗示,或許是書稿本身有問題。    
    在這個緊要關頭,波伏瓦給了薩特很大的鼓勵和堅定的支持。她的態度十分明確:這是一本好書,只是沒有得到別人承認而已。薩特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他想,這個拒絕就像文學史上別的好書被拒絕一樣。他對自己說,這次失敗了,沒什麼,從頭再來。他重新振作起來,打算把稿子再投別的出版社。    
    這部小說的確很容易被扼殺掉,因為它的形式看來很鬆散,是日記體,沒有緊湊的情節,也沒有特別的人物形象描寫,有的只是怪誕而深刻的思想以及同樣怪異而有特色的語言,既有形而上的狂想沉思,又有對物體細緻入微的感受。不是獨具慧眼者很難認識它的真實價值,只能看到它的荒誕外表。直到這書出版後,還有不少人說,這是一個關於瘋子的故事或者是一個瘋子寫的故事。    
    正當薩特感到這書的出版完全無望時,事情突然有了轉機。薩特的朋友迪蘭得知薩特這書的命運後,給伽利瑪出版社的頭頭加斯東寫了封信,請他親自看一下這個退稿。他們之間關係很熟。薩特學生博斯特的哥哥彼埃爾‧博斯特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作家,他得知這個情況後也去見加斯東,向他推薦這部書稿並介紹了薩特的情況。加斯東看了薩特的書稿,覺得不錯,只是書名要換一下,他建議改為《噁心》。    
    伽利瑪出版社讓薩特來一趟面談。審稿人波朗向薩特解釋了書稿原先被拒絕的原因:出版社準備在《法國新評論》雜誌上連載它,但又覺得它篇幅太長。波朗認為這部作品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很不錯。接著他問薩特:「你知道卡夫卡嗎?儘管你們有不少差別,我讀你的小說時,卡夫卡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隨後他帶薩特去見另一個負責審稿的帕蘭先生。帕蘭向薩特談了自己的印象:小說的主人公有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很欣賞關於噁心主題的內容、關於德‧洛勒旁先生的內容、洛根丁看鏡子的情景以及人們相互脫帽致敬的情節等。他覺得不足的是,有些地方太枯燥,民眾主義色彩也太濃厚,建議對此作些刪改。波朗和帕蘭都表示,這書的出版是沒有問題的。他們還向薩特約了一些短篇小說的稿子。最後,帕蘭還邀請薩特去喝一杯。    
    這時,波伏瓦在經過一場大病──因急性肺炎而發燒、昏迷──之後,在南方休養。薩特在信中告訴了《噁心》已被接受的喜訊,並詳細敘述了他與審稿人打交道的經過,波伏瓦的高興沒法形容:薩特終於成功了!1938年4月,《噁心》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在題記中,薩特把這部作品獻給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予他極大支持和鼓勵的海狸(波伏瓦)。    
    《噁心》出版後雖然不是特別暢銷,評論界的反應卻很不錯,先後有幾十篇文章加以評論,一般都給予很高評價。有的稱《噁心》為劃時代的作品,是探究生活的小說;有的稱薩特為法國的卡夫卡,認為他的成就超過了瓦萊裡和普魯斯特。總之,通過《噁心》,薩特作為一個很有前途的作家的形象,已經樹立起來了。    
    對薩特來說,《噁心》的完成標誌著他在文學創作上實習期的結束,他已經完全成熟了。以前那種文學、哲學不分的毛病得到克服。小說中再沒有大段冗長抽像的議論。他懂得了怎樣在敘述中賦予思想以血肉;怎樣既用詞語構造了一件藝術品又表達自己關於世界真理的感受。    
    《噁心》的大致內容可以從下面一段文字得到表述,這是薩特自己為出版社撰寫的對於該書內容的介紹:    
    在漫長的旅行之後,安東納‧洛根丁在布城那些善良的人們中定居下來。他住在一個靠近火車的旅館裡,這旅館主要接待那些作長途買賣的人。他在這兒寫一本關於18世紀冒險家洛勒旁的書。為此他經常去市立圖書館。在那兒他認識了一個自學者,一個人道主義者,此人正按照字母順序來閱讀圖書館的書。    
    洛根丁晚上常去一個為鐵路人員而設的咖啡店,聽著唱片——總是那麼一張——「在這些日子裡」。有時他上樓去同老闆娘鬼混一陣。他有一個愛人安妮,但離開他4年了。她總想有一個「完美的時刻」,但老是很快就厭倦了,她一再徒勞地嘗試在自己周圍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她和洛根丁散了伙。    
    現在洛根丁正慢慢失去自己的過去;一天一天,他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個陌生可疑的現在之中。他的生命再沒有任何意義:他認為自己有過很了不起的冒險活動,但現在沒有了,現在他只留下「故事」。他只得緊緊糾纏著洛勒旁先生——死為生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後來他有了一個真正是冒險的開端——他整個地感受一種模模糊糊的可怕的變態:這就是噁心。它從後面抓住你,使你漂浮在一個不冷不熱的時間的海洋裡。這是改變了的洛根丁嗎?這就是世界嗎?這牆、這花園、這咖啡店都突然被噁心所壓倒。另一回他又度過了一個可怕的日子:有什麼東西在空氣中散發著腐爛的氣息,這光,這人們的姿態。洛勒旁先生又死了——死者不能作為活人存在的理由。洛根丁徘徊在街頭,實實在在但又毫無存在的理由。然後,在早春的一天,他領悟了自己冒險的意義:噁心是展現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看來不是很舒適的。    
    洛根丁仍然抱有一個微弱的希望:安妮寫信給他了;他打算去看她。但安妮已成了一個不再好動的女人,肥胖而令人絕望。她放棄了她的完美時刻,就像洛根丁放棄了自己的冒險一樣。她由自己的路也找到了存在。他們倆彼此再無話可說。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噁心》(2)

    這小城令人氣悶的氛圍和他對即將來臨的巨大災變的感受使他重又回到與世隔絕的狀態。怎麼辦?喊別人來幫一把?但「別人」都是些紳士:他們彼此點頭致意卻絲毫意識不到自身的存在。洛根丁準備離開布城;他到鐵路咖啡店去最後聽一次「在這些日子裡」,這歌正放著。洛根丁找到了一個機會,一個肯定自身的微小機會。    
    在《噁心》中,薩特以獨特的藝術形式表達了他關於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這就是偶然性的思想:    
    最主要的就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說,從定義上說來,存在不是必然。存在,只不過是在這裡;存在物出現了,讓人遇見了,可是我們永遠不能把它們推論出來。我相信有人懂得了這一點。只不過他們嘗試創造一個必然的自在之物來克服這種偶然性。而任何必然的東西都不能解釋存在;因為偶然性不是一種假象,不是一種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表;它就是絕對,因而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一切都是沒有根據的,這所公園,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到我們發現這一點以後,它就使你感到噁心。    
    小說是第一人稱,日記體。通過「我」,洛根丁,小說的主人公的種種感受,揭示了我們周圍這個世界的本質。肥白如蟲的手,脫帽致意的人們,彷彿有生命張力的樹根,人變為蟹的狂想,鏡中呈現地貌狀的臉,不脫襪子的做愛,突然老了幾十年的女人,同性戀者的悲劇,……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觀察到的東西,而經過薩特的筆,它們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意義,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似乎全新的世界。實際上,世界還是這個樣,只是看它的角度變了。    
    《噁心》整本書看起來好像寫得十分散漫,其實這是有意的散漫,是造成一種鬆散結構風格的散漫,不是真正的隨手而寫。薩特在文字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在《噁心》的許多地方都可以體味到作者在運用比喻等各種修辭手法和遣詞造句時的苦心孤詣、不同凡響。《噁心》確實有一種風格,薩特本人特有的風格。一部《噁心》就可以把薩特同其他作家區別開來,哪怕對方的手法和風格同他十分相似。    
    與以前的作品聯繫在一起的,是關於孤獨者的形象。在《噁心》中,這個孤獨的思想者的形象,已不是像《真理傳奇》中那樣抽像和乾巴,而是形象豐滿、有血有肉,是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不僅僅是薩特偶然性思想的載體,他首先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活生生的人。薩特試圖通過寫作《噁心》,通過創造一個能夠超越時代而不朽的東西,使自己必死的生命獲得永恆的價值;試圖通過揭示人生存的偶然性,擺脫自己生存的偶然性而獲得自由;試圖通過為孤獨者確立一個不受蒙蔽的生存條件,來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70歲時,薩特自我評價說:「從純文學的角度看,《噁心》是我寫得最好的書。」 《噁心》可以說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單是這一部作品就足以確立他在20世紀法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這個孤獨者也是薩特對自己的寫照,他是一個因其思想的獨立性而與社會相對抗的人。這個人不欠社會的任何情,而社會對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為他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薩特以一種孤獨者的態度為人處世,但他並沒有與世隔絕,他有自己的政治態度。在《噁心》中,薩特表達了對那些意得志滿而實際上毫無生存理由的資產者的厭惡,攻擊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認為這是虛假和騙人的。    
    但這時薩特在思想上與現實社會的對抗仍然是形而上學的,他還沒有階級的概念。他反對的只是作為個體的資產者,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者,他沒有什麼明確的認識。他對社會不滿,認為它充滿了惡,但沒有任何推翻這個社會的思想和意圖。薩特對社會主義幾乎一無所知,也沒有什麼好感,他認為社會主義至少同資本主義一樣,是妨礙他這個有著獨立思想的人的自由的。    
    「二戰」以後,薩特的思想有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不再認為文學有絕對價值或可以拯救一個人,不再認為社會是一個與己無關的世界。60歲時,他向採訪者回顧了自己創作《噁心》的情況:當時他還缺乏對現實的感受;他通過塑造一個對於存在有著近乎生理病態性反應的人物,通過創造一種形而上的惡,使自己外化於寫作神經官能症,外化於現實的惡,擺脫精神危機而獲得拯救。以後他看到許多現實的惡如飢餓和剝削。與之相比,那種形而上學的惡就成了一件奢侈品。他說:「我看到許多兒童因飢餓而死去。面對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噁心》實在是無足輕重了。」    
    有不少人因此非難薩特,說他不應該把《噁心》這樣一部想像的作品與一個因飢餓而垂死的兒童放在同一個水平相比。薩特的回答是,他沒有作這種簡單的類比,但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重要的:在一個飢餓的世界裡,文學意味著什麼?另一個文學大師也說過跟薩特類似的話,托爾斯泰說:「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雙靴子。」    
    薩特最終從對文學的癡迷狀態中解脫出來,但他能夠完全否棄文學的價值嗎?不能。雖然文學已不是絕對,但他除了文學之外,還能以什麼為己任呢?實際上,他還是視文學為生命,不過不再追求那種永恆與不朽。他對寫《噁心》時的思想是有所揚棄的,但不是完全拋棄。    
    在接受《噁心》的同時,伽利瑪出版社對薩特已寫成和正在寫的短篇小說也很感興趣。在他去見出版社的審稿人時,他已經完成了短篇小說《牆》、《艾羅斯特拉特》和《不自在》,《房間》和《親密》也都接近完稿。《牆》發表在伽利瑪出版社主辦的雜誌《法國新評論》1937年7月號上,《房間》發表於《尺度》雜誌1938第1期。這都發表在《噁心》出版之前。在這之後,還有《親密》發表於《法國新評論》1938年8-9月號。到1938年7月,薩特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說《一個工廠主的童年》。1939年1月,伽利瑪出版社將這一篇、《艾羅斯特拉特》和已在雜誌上發表過的三篇合在一起,作為小說集《牆》出版。    
    這是薩特喜獲豐收的季節。厚積薄發,對於一心撲在文學上的薩特來說,成功只是一個遲早的問題。同《噁心》相比,他的短篇小說對讀者更有吸引力。《噁心》在評論界獲譽甚高,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不是很好讀。因此銷路不是很好。    
    《牆》在雜誌上發表時,薩特還是一個人們從未聽說過的作家。但這篇小說立刻引起轟動。讀了他的《牆》和《房間》,有不少人給他來信。等到《噁心》和小說集《牆》出版,無論在評論界還是在讀者中,薩特已經確立了他的作家地位,頗有些名氣了。他的短篇小說很有特點。它們沒有《噁心》那樣的深度,但在技巧手法的運用上頗見功力。他的幾乎每一篇小說都有其獨特之處。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噁心》(3)

    《牆》取材於西班牙內戰。它寫了一個反法西斯戰士在被處死前夜的心理體驗。對死亡的來臨的焦慮、恐懼甚至生理反應(出汗、小便失禁),待死者與活人(醫生)之間的敵意和隔膜,年長者同未經世事的少年反應的差異,這些都寫得十分逼真可信,讓人懷疑薩特本人是否就有這種被俘的體驗。實際上他是在寫這篇小說3年後才被德軍關進戰俘營。他已經把自己的體驗預支了。想像就有這樣巨大的創造力,把實際上未曾發生的事情弄得栩栩如生。 《牆》的結尾尤其令人稱道。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這是深得短篇小說之三昧的寫法。難怪有人把它比之歐‧亨利的一些名篇。    
    《艾羅斯特拉特》是一個關於瘋狂的故事。一個仇恨他人的人,找妓女發洩性慾,但不與她性交,而只是以觀看她的走動的裸體、張開的陰部和讓她手淫他為樂。他同時買下手槍,寫下102封給知名作家的信,準備槍殺5個不相干的人、然後以最後一顆子彈給自己來出名。最後他殺死一個肥胖的路人,被追至廁所未能自殺而被捕。    
    這些小說顯然都離不了薩特自己對生活的體驗,或者來自他所熟悉的人們的素材。如《艾羅斯特拉特》取材於博斯特的一個夢,而《房間》則是由於波伏瓦的一個女友的愛情事件和精神失常激發了薩特的創作欲。《親密》也曲折地反映了薩特對自己身體的緊張關係。《一個工廠主的童年》顯然有著薩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影子在其中。但它們都不是著意於薩特本人對生活的體驗,而是通過想像創造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展示了人的種種生活境況,表達了他想告訴人們的一些東西。    
    薩特的短篇小說在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的同時,也招來一些非議。主要是其中被人們看成是自然主義的描寫。《牆》中臨死前的生理反應(小便失禁),《艾羅斯特拉特》中窺裸癖和手淫癖,《房間》中的精神錯亂者的幻覺,《密友》中的對於肉慾的渴求,《一個工廠主的童年》中的同性戀情狀。像陰戶、撒尿、嘔吐、……這些以前從不登文學大雅之堂的詞語堂而皇之出現了。難怪薩特的繼父芒西先生看不下去。對於那些正統的資產階級來說,薩特的作品顯得粗俗難耐,甚至有淫穢之嫌。    
    實際上薩特並不是對人作直露的或解剖式的描寫。他不過是努力表現人的真實。他不願意把人美化而寧可把人們像他們所是的那樣展示給他們看。他非常反感資產階級傳統道德和人生準則那一套虛偽的東西,把人說成是多麼善良和完美。在薩特看來,人既不是絕對的善,也不會是絕對的惡,他就如同他所是的那樣存在著。由於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及其本性,薩特的小說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也正因為這樣,人們在得到新鮮感的同時又深受震動和刺激,甚至難於接受。    
    在創作小說的同時,薩特開始寫文學評論文章。在他看來,寫評論是一種發現他正在閱讀和評論的人看世界的方式。被評論者的世界觀可以在他寫的作品中找到,但不是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來的。評論者的工作就是通過研究大量的符號和標誌來發現這種世界觀。評論者通過作者運用的技巧來發現他看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要抓住一種形而上學的東西。一旦做到了這一點,也就真正把握了一個作品的總體。薩特本人既能搞文學創作,又精通哲學,他來搞文學評論顯然具有許多人不曾有的優勢。    
    薩特首先評論的作家是福克納。福克納是薩特很感興趣的美國作家。他在勒阿弗爾任教時還就福克納作過文學演講。他的評論文章《福克納的〈薩托裡斯〉》發表在《法國新評論》1938年2月號上。文章指出,福克納作品中新人的本性,一方面是詩意的、神奇的,常常隱而不露,另一方面又像岩石一樣頑固;亦物亦精神,一種藏在意識背後的固態、不透明的精神,一種以光明為本質的黑暗,這才是地道的具有魔力的物體。薩特的結論是,福克納藝術的主要動力是「不誠實」,也就是說,像這樣著魔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能想像的。    
    薩特對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的評論文章《關於瓊‧多斯‧帕索斯和〈1919年〉》發表在《法國新評論》1938年8月號上。薩特著重分析了多斯‧帕索斯的「人」。這個美國作家的「人」是一個「混血兒」,既在外又在內。我們和他在一起,我們就在他身上,我們和他動搖的個人意識一起生活,可是突然一下這個意識頂不住了,它變弱了,它熔化在集體意識裡了。我們跟著它進入集體意識,當我們不注意時我們突然又被排擠在外。這個「人」是鏡子後面的人,是奇怪、可鄙卻又令人眩惑的創造物。多斯‧帕索斯從這兩種境界之間的永恆往返得出奇妙的效果。    
    薩特指出:多斯‧帕索斯取材於我們的世界,但沒有一個世界比他的世界更遙遠、更奇怪。多斯‧帕索斯只發明了一件東西:一種講故事的藝術。但這就足夠創造一個世界了。薩特最後總結說,多斯‧帕索斯的世界同福克納、卡夫卡和司湯達的世界一樣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矛盾的。但正因為這一點它是美的:美是一種掩蓋之下的矛盾。他認為多斯‧帕索斯是當代最偉大的作家。薩特本人的創作也深受多斯‧帕索斯的影響,他後來在寫長篇小說《延緩》時借鑒了這位美國作家同時性的寫作方法。    
    作為一篇帶抨擊性的評論文章,薩特的《弗朗索瓦‧莫裡亞克先生與自由》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它刊登在《新法蘭西評論》1939年2月號上。薩特主要評論了莫裡亞克的小說《黑夜的終止》。莫裡亞克曾說,小說家對於他創造的人物而言相當於上帝之於萬物。薩特指出,莫裡亞克技巧的全部古怪之處都可以從他對自己的人物採取上帝的觀點來解釋。上帝同時看到外部和內部,靈魂的底蘊和肉體,整個宇宙。莫裡亞克先生對於他那個小世界同樣也是無所不知的。    
    薩特反對莫裡亞克的這一思想。他認為,小說人物有他們自身的法則,其中最嚴格的一條規定是:小說家可以是人物的見證人或者同謀,但絕不能身兼二職。不在外面,就在裡面。而莫裡亞克先生不注意這些法則,結果殺死了他的人物的意識。在一部真正的小說裡沒有為享有特權的觀察者留下位置,而莫裡亞克偏愛自己,選擇了神明的全知全能。但小說是由一個人寫給其他人看的。上帝的目光穿透外表,不在外表上停留,所以在上帝眼中沒有小說,也沒有藝術,因為藝術以外表為生。薩特最後以幽默的口氣說:上帝不是藝術家,莫裡亞克先生也不是。    
    薩特還對尼讚的小說《密謀》、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以及瑞士作家德尼‧德‧盧日蒙的《愛情與西方》作了評論。薩特的評論文章具有自己的特色,跟他的小說一樣,他的評論能夠緊緊抓住讀者,使之耳目一新。薩特開始在評論界有了名氣,他的評論文章也常常被人所評論。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愛情好辛苦(1)

    薩特在同波伏瓦結識之初就說過,在有了同她的永恆愛情的同時,並不排除自己還有其它偶然愛情的可能。波伏瓦也認可他這種態度。從那以來,一直到1933年去柏林,大約4年時間,實際上薩特並沒有什麼偶然愛情。主要原因是,他與波伏瓦的性愛關係,無論在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可以給他充分的滿足,他沒有必要再去尋求別的女人。這一時期雖然他與波伏瓦各處一地,但能夠經常相見,他倆活動的中心仍在巴黎。    
    薩特在柏林進修期間,有了第一次「偶然愛情」。 一起進修的學生中,有一個叫安德烈‧吉拉爾,是薩特在巴黎高師的同學。他也是研究哲學的,和妻子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叫瑪利亞。這對夫妻在感情上不怎麼好,也許是由於安德烈過於熱衷哲學而輕忽了男女之情,也許是瑪利亞和丈夫之間並沒有多少共同的語言。    
    剛開始時,薩特同安德烈有較多的交往,到後來,他的興趣逐漸從丈夫轉移到妻子。他發現瑪利亞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女人,是他以前沒有接觸過的那種。她也是巴黎人,但生活在拉丁區,那裡多為社會下層的人居住。瑪利亞談話的方式奇特而粗俗,近乎鄉下人。薩特覺得很對自己的勁,由於在拉羅捨爾受到的暴力影響,他的語言也有一種怪誕而強勁的特點。    
    瑪利亞人長得不十分漂亮,也不是很聰明,她住的旅館房間也髒亂不堪,她甚至可以一連幾個星期不出門。她不停地抽煙,房間裡煙籠霧繞,而她的臉上總是帶著溫和的微笑,神情恍恍惚惚的,似乎處於白日夢狀態。她不相信人生會有幸福,日復一日地沉溺於自我。瑪利亞的這種狀態先是引起薩特的同情,最後變成了一種深深的魅力。很可能是瑪利亞那種憂鬱的如幻似夢的氣質打動了他,讓他聯想起自小就特別喜愛的月亮。於是他稱她為「月亮女人」。     
    瑪利亞自然也被薩特所吸引。薩特顯然比她的丈夫更能夠感受和理解她。薩特特別善於同她交談,而且是以與她相類似的方式交談,使她倍覺親切和自然。他能夠時時關心她,愛護她,想法設法激起她對生活的樂趣,這使長期處於寂寞苦悶之中的瑪利亞有說不出的安慰。    
    雖然瑪利亞有丈夫,薩特對此並不在意,他不要求她與丈夫斷絕關係。他知道,在她的心目中,她的丈夫是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的。他們相愛了,見面更加經常。他們都明白,這種關係並不一定長久,最終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但他們只求現在兩情相悅,而這就足夠了。    
    按照薩特和波伏瓦的約定,薩特沒有隱瞞自己的愛情遭遇,而是向波伏瓦和盤托出這一事件以及自己對月亮女人的迷戀。薩特在同瑪利亞交往時並沒有拿她與波伏瓦相比。她們是屬於完全不同類型的人。薩特這一「偶然愛情」顯然對波伏瓦產生影響。為了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她請了半個月的病假來到柏林。她同月亮女人見面了。她們相處得還好。波伏瓦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心態,覺得對月亮女人並沒有什麼嫉妒之心;相反地,她甚至還有點喜歡這個氣質跟自己迥然不同的女人。經過接觸,她發現月亮女人根本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這種「偶然愛情」確實是偶然的,不會取代她同薩特的永恆愛情。最根本的是,薩特和瑪利亞之間不具有她和薩特之間那樣密不可分的思想基礎和彼此理解,這一戀愛事件應該只是她和薩特長期共同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以後,在薩特同瑪利亞斷絕愛情關係後許多年,波伏瓦還同瑪利亞有來往。    
    薩特和月亮女人的愛情關係大約持續了一年,也就是他在柏林的時期。待到他留學期滿回到勒阿弗爾後,這一段浪漫情史就成為過去。他們以後也不是完全不相來往,只是那種戀愛關係不再存在,彼此作為朋友相處。這種關係有點類似薩特同卡米耶後來的關係。    
    從柏林回到勒阿弗爾後,薩特在教學之餘,埋頭於哲學研究和文學寫作,一段時間裡沒有再去追求這種偶然愛情。待到他注射麥司卡林發生幻覺反應後,波伏瓦已經由馬賽調到魯昂教書,薩特經常住在魯昂,由波伏瓦來照護他。但她常常有課要上,恰好身旁有個年輕姑娘閒著沒事,於是就將薩特托付給這個姑娘照護。這個姑娘就是奧爾加‧科薩克維茨,她是是波伏瓦的學生,比她的老師小9歲,父親是沙俄皇族,母親是法國人。奧爾加同父母合不來,她想當芭蕾舞演員,後來又想從事建築行業,而父母卻硬性規定她學醫。她對波伏瓦有一種深深的依戀甚至崇拜之情,覺得這個老師理解自己,而波伏瓦很喜歡這個有個性的金髮姑娘,她們之間有一種非常親密的關係。    
    薩特幻覺症狀消除後,波伏瓦又和薩特一起輔導奧爾加學習哲學,這樣更加增多了薩特跟奧爾加接觸的機會。他對奧爾加的感情由一般的喜歡發展為狂熱的愛,開始動用一切手段來取悅奧爾加,給這個姑娘講故事、唱歌,總之,他完全被奧爾加迷住了。    
    奧爾加也很喜歡薩特,因為薩特既風趣又溫柔;但這種喜歡沒有男女性愛的成分,也就是說,她並不想成為薩特的情人。除了其他因素外,「波伏瓦是薩特的情侶」這一點顯然是奧爾加採取這種態度的重要原因。她不會同自己所喜愛的女老師去爭奪情人的。但她又發現,她所熱愛的波伏瓦,似乎並不反對她發展同薩特的關係。所以,有時她又給薩特送去一道秋波,或者作出一種姿態,讓他抱有某種希望。這既是為了迎合波伏瓦,也是為了激起她的嫉妒心而更愛自己。但一旦薩特對奧爾加的姿態認了真,繼續向她進攻時,她又感到厭煩,就會愁眉苦臉,甚至大發脾氣。    
    由於奧爾加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薩特無法斷定自己的追求是否成功。有時她似乎已經對他有了明確表示,給了他特許權,有時又似乎什麼都沒有給他。為此他煩惱不已。因此,薩特和奧爾加在一起時常常吵架。他總是責備她任性,而她總是抱怨他專橫。他們總是「好了又鬧、鬧了又好」,這種局面大約持續了兩年。薩特在他的戰爭日記中總結這段時間說:「從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這兩年間,我因對奧爾加的感情和瘋狂而陷入人生的最低點。」    
    薩特之所以會對奧爾加有如此強烈甚至瘋狂的愛,是因為他當時正處於嚴重的精神危機之中,他不想做一個成年男子,但已經無可挽回地步入成年期;他想過不平凡的充滿奇遇的生活,而現實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這時奧爾加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女性,而且是青春的象徵、年輕的象徵、奇遇的象徵;同她在一起,他就可以回到年輕時代,恢復冒險追求的心態。他後來回憶說:「我對奧爾加的感情就像一盞煤氣燈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渾渾噩噩一燒而空。我消瘦異常,而激情萬分,不再尋求任何安慰!」(《奇怪戰爭日記》)    
    薩特對奧爾加的追求最終沒有結果。奧爾加後來和薩特的學生博斯特相互之間產生愛情並結了婚。在這之後,薩特不再指望同奧爾加有那種羅曼蒂克的愛情關係,但仍然對她很好。他並不後悔那一段無結果的追求。也許奧爾加是薩特唯一渴望有性愛關係而未能實現的女性。這恐怕是他的一個終生遺憾。將近70歲時他在同波伏瓦的長篇談話中還講到這一點。他對這個女性的愛可以說是終生的。1939年初,薩特的短篇小說集《牆》出版,他在題詞中將它獻給奧爾加,表達了他對於她仍然抱有的喜愛。他的第一個公演的戲劇《蒼蠅》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奧爾加寫的,她在其中扮演女主角,由此成為演藝界的知名演員。薩特喜歡一個女人,即使她沒有成為自己的情人,也願意為她貢獻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從30年代中期薩特初識奧爾加起,到1980年他去世,40多年時間,薩特同奧爾加以及她的丈夫博斯特都保持了一種類似「自家人」的親密關係,這是比通常的友誼更為深厚的感情和關係。    
    薩特在回顧這一段經歷時還分析說:「那時我們──海狸和我──陶醉於這種直接裸露的意識之中,感受到的僅僅是強烈和純粹。我把海狸放在那樣高的位置,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在他人面前感到謙卑,感到被解除了武裝,感到需要學習。所有這些都是對我有益的。」(《奇怪戰爭日記》)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愛情好辛苦(2)

    薩特這裡說的對海狸(波伏瓦)的感覺,應該是指波伏瓦對於他追求奧爾加的理解。波伏瓦對待這事的態度和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她還是第一次看到薩特這樣為一種激情所折磨。他挖空心思捕捉奧爾加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面部表情。而此前薩特在同她相處時,從來沒有表現出這樣的驚喜、狂亂和入迷。這讓波伏瓦感到痛苦,甚至自問:以前的全部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個虛假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她又深愛薩特,願意從薩特的角度想問題。她能夠理解薩特:這不僅僅是對於一個年輕姑娘的追求,也是對於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這種新的方式也是她想追求的。因此她沒有像一般女人那樣,因嫉妒而做出種種傷害彼此感情的事情來;而是順其自然,從不干涉薩特的思想和行動。    
    但是,波伏瓦的這種態度,也並非像有些評論者所說的那樣,是鼓勵自己的女學生與薩特「通姦」,甚至說她是「拉皮條」的。而毋寧說,波伏瓦在尊重薩特、理解薩特的同時,也尊重和理解奧爾加。她從來就沒有勉強奧爾加與薩特交好;以她在奧爾加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如果一定要向奧爾加施加壓力,那結果恐怕會兩樣。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波伏瓦給了薩特應有的自由;當然,同時也給了奧爾加同樣的自由。    
    波伏瓦的著名小說《女客》顯然是受到薩特、她和奧爾加在這一時期的生活和關係的啟發而寫成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茲具有波伏瓦自己的特點,而男主人公皮埃爾也具有薩特的一些特點,雖然同時還有其他人的特徵。而闖入他倆生活的格扎薇有點像奧爾加。當然,小說和現實是不會一樣的。最根本的是,小說的結尾弗朗索瓦茲最後殺了格扎薇,而現實生活中的波伏瓦和奧爾加,儘管有過「三重奏」的糾纏,卻終生保持著她們的友誼。波伏瓦在這部小說的題記中將它獻給奧爾加。    
    能夠將自己生活中最隱秘的心理和感受昇華為文學作品,說明她已經超越了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不是按照尋常的方式看問題。小說人物都有原型,但小說創造了一個世界,也就創造了一個個新人。而作者的自我不是只附著在某一個人物身上,它在作品的總體中。能夠這樣看待和處理生活和藝術之間的關係的,在與薩特相處的女人中,大概只有波伏瓦一人,因此薩特對她充滿感激和敬意。    
    大約在薩特追求奧爾加已經無望而文學事業出現轉機的時候,他同奧爾加的妹妹萬達相識並開始追求她。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姊妹倆在性格、氣質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也許妹妹平素在脾氣上較為溫順,但一旦發作起來也更加厲害。薩特既然對奧爾加的愛終身不渝,現有一個「奧爾加二世」在這裡,他當然會繼續自己的追求。    
    萬達對薩特也有好感,到後來可以說是越來越喜歡──薩特在追求女性方面是頗有天賦的。但大約有兩年多時間,她對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距離,那就是:兩人關係十分親密,但還沒有成為情人,只能說是有深厚的友情──正如當年姐姐同薩特一樣。而且這種關係時好時壞、若即若離。    
    1939年7月,薩特和萬達的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他們去阿維尼翁和艾古斯─莫特斯度假,但帶的錢不夠花,於是不上飯館,只吃水果和沙拉。在旅館裡他倆共住一個房間,主要是為了節省錢,同時也為了更好地爭吵。萬達有個習慣: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覺前,都要準備(漱、洗、換衣服等)45分鐘,而這段時間薩特是不能在場的,只能離開房間在外面等。    
    一次,他們住的旅館很小,關門很早,晚上11點。他們回到旅館已經很晚,不敢驚動守門人,自己進去開了房間的門。萬達仍要洗漱,而薩特只得在這旅館的黑暗大廳裡溜躂。守門人覺察有動靜,大喊:「是誰?」薩特趕緊溜向廁所,在那裡,他的出現才不會遭到懷疑。薩特在這個土耳其風格的廁所裡蹲了一刻鐘,看著隨手帶的尼采的書。看來薩特為了愛情是很能吃苦的,同時也十分尊重對方的習慣和要求,哪怕它們顯得有些可笑。也許是被這種不怕吃苦的精神所感動,第二天早上,萬達終於讓薩特同她睡在一起,他倆做了愛。    
    按照薩特和波伏瓦的約定,他們不應該隱瞞彼此的其他任何偶遇,薩特在給她的信中說明了自己同萬達的情況。他和萬達在一起的時候,生活規律大約是這樣的:每天萬達起得較早,她到街上和水果市場去轉一圈,買些水果。然後回到房間,10點左右喊醒他。一般此時要做一次愛。漱洗後薩特大約在11點去郵局看有沒有波伏瓦給他的信件,並且趁萬達還沒有來的機會給波伏瓦寫信。正午時分萬達來到這裡,然後他倆一起去散步。    
    大概在與萬達的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一個多月後,也就是他倆剛度完「蜜月」,法國對德宣戰,薩特應徵入伍。到軍營後不久,在同萬達的關係上,薩特有了一件十分煩心的事情:萬達此時同姐姐奧爾加一起在迪蘭的戲劇學校學戲。戲校有一個叫布林的男演員對她產生了一種吸引力。在給薩特的信中她反映了自己的心理活動;而在下一次來信中,卻隻字不提布林,顯然她有許多事情和想法都沒有說。薩特因嫉妒而極度痛苦,因萬達的背叛行為而十分憤怒,而且這種情緒滋長得越來越強烈,這是他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在柏林同月亮女人的關係中,薩特對月亮女人的丈夫毫無嫉妒之心。而且他知道月亮女人還有好幾個情人,但他並沒有因此而苛責她。在薩特有偶然愛情的同時,波伏瓦也與其他男性有著性愛關係,而且這些男性也是薩特的朋友;按照「什麼都不隱瞞」的協議,波伏瓦向薩特說明了這些關係,而薩特對此毫無嫉妒之心,既沒有影響他和這些人的友誼,也沒有影響他同波伏瓦的關係。一般來說,薩特對自己的情人並不苛求;他只是要求對方在與他交往時心中只有他或將他放在第一位;通常對自己的情人又有情人是容許的,並不嫉妒。既然如此,為什麼單單對萬達有這種嫉妒心理或有特別的要求呢?    
    波伏瓦和月亮女人跟薩特的年齡大致相彷彿,就是小也小不了多少,可以算是同代人。而萬達比薩特小十多歲,幾乎有一代之差。薩特對於她,可能不僅有一種男女之愛,還有一種類似對自己孩子的愛,而且越是到後來,這種感覺就越強烈。這種愛顯然有一種獨佔的性質,而這種獨佔因素較多的成分是保護對方不被別人侵害。在巴黎即將淪陷之時,薩特在給波伏瓦的信中,一再特意囑托她將奧爾加和萬達送到安全的地方,他說,他最擔心的就是這姊妹倆;對於波伏瓦,他是不擔心的,因為她個性堅強,有充分的獨立生活的能力,而那兩姊妹不行,離開了保護者就難以生活下去。他特別說,他覺得萬達越來越像他的孩子,需要他來呵護。薩特在日記中還提到,萬達個性上的缺陷就是缺乏自信。    
    就薩特對萬達的態度看,他們之間的關係不能說僅僅是偶然愛情,也有一種必然性和永恆性。不過這種關係同他跟波伏瓦的關係又不一樣。波伏瓦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實際生活中,同薩特的關係都是完全平等的;除了一般的男女之愛外,薩特對波伏瓦還有一種對能力和水平與自己相當者以及知己者的尊重和信賴。而萬達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實際生活中,同薩特的關係不是完全平等的,毋寧說她對於薩特有一種強烈的依賴關係;除了一般的男女之愛外,薩特對萬達還有一種對於孩子那樣的憐愛和保護的感情。    
    薩特為萬達做的最多最大的事情,就是將她推上戲劇界,使她作為一名演員長期活躍在舞台上。薩特在追求萬達時,曾許諾將來要讓她成為一個有名的演員,而這正是萬達最大的願望,後來他真正做到了。萬達的藝名是瑪利亞─奧裡維埃。除了第一個戲劇《蒼蠅》是為奧爾加寫的(那時萬達也在其中扮演一個小的角色),以後幾乎所有的薩特戲劇都是為萬達寫的。如寫《禁閉》是為了讓萬達演主角伊內絲,寫《死無葬身之地》是為了讓萬達演主角呂絲,寫《上帝與魔鬼》是為了讓她演主角卡特麗娜,寫《涅克拉索夫》是為了讓她演主角維羅尼克,寫《阿爾托納的隱居者》是為了讓她演主角萊妮,……從這個意義上說,萬達是薩特那些不朽的戲劇名篇的源泉。儘管有評論者認為萬達並不見得都適合於演這些角色,薩特對此不管不顧。    
    薩特一直供養著萬達,直到他去世;在去世前不久還惦記著萬達這個要他供養的人有沒有錢花。他晚年身體惡化,雙眼幾乎完全失明,有時甚至小便失禁,卻從來未聞有萬達照護他的情況。在關於薩特最後10年的回憶錄中,波伏瓦對於她所不喜歡的薩特養女阿萊特照料薩特的情況都有所記述,而對於她多年來早已習慣、對之並無反感的萬達,卻沒有照料薩特情況的任何記載,想必不是她故意隱瞞不記,而是萬達確實沒有照料過薩特。由此看來,像萬達這樣需要別人照顧而不會照顧別人的女人,也是薩特一種必不可少的需要,她從另一個方面滿足了薩特作為一個男性的要求。


第一部 孤獨(1905-1939)教師生涯(1931-1939):愛情好辛苦(3)

    1938年7月,大概就在薩特追求萬達沒有結果、幾乎毫無進展的同時,他同另外一個姑娘有了一個性愛事件。這個姑娘叫瑪利亞‧波登。她當時正準備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會考,在寫一篇哲學論文。她找到薩特,希望他能給以輔導。薩特待她如同對所有來找他的年輕姑娘,十分熱情,並盡一切可能解答對方的疑問,提出自己的建議。他的建議是,她最好以「柏格森和胡塞爾的時間觀」作為論文的主題。    
    在談完題目後他倆閒聊了一會兒,然後去了酒吧。薩特曾經聽說過這姑娘,知道她正與作家布坦談戀愛,而且喜歡以請教哲學為由與男士交往,有的達到十分親密的程度。薩特坦率地指出這一點,而波登也承認。在這之後一個多小時,也許是酒精的作用,也許是覺得薩特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對女性發起主動進攻,波登顯得有些神經質,說話也粗俗起來。    
    於是薩特對她說,由於布坦同她有戀情,橫在他倆中間,他倆今天的交往最好到此為止。以後最好也不要單獨在一起。當然他倆還可以保持一種友誼。離開酒吧時薩特握住波登的手說:他對她有一種興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該同她做些什麼;他不願意象布坦那樣,給她一個虛假的諾言,說自己愛她等等;他並不感到自己很需要她;但如果她願意與他交往,他可以給她3天時間。    
    聽了薩特這番話後,波登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倒在薩特懷裡。在回來的路上,他們不停地接吻。波登沒有說話,臉上一直露著微笑,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樣。而薩特像他往常那樣,總是在不斷地說點什麼。他們來到波登的住處,看她的樣子是非常希望薩特進去。薩特不想同她發展到上床那一步,沒有進她的房間。待他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已經是凌晨5點。    
    晚上波登再見到薩特時,他明確對她說,雖然他是愛她的,但他的生活中沒有她的位置。他對她談到波伏瓦,也談到萬達。他說,有了這兩個人,他不可能再容納別的人了。波登心情沉重地說:「你說的這一切我都知道,你用不著強調它。」這個晚上他們是在薩特住處度過的。他們有種種愛撫的舉動,但沒有做愛。早上起來時,波登對薩特說:「我不嫉妒萬達,因為我不會接受你提供給她的那些東西。但我嫉妒波伏瓦。」她還感歎道:「我總是想同某個傢伙在一起,就像你同波伏瓦在一起那樣。我想那是很了不起的。」顯然,薩特和波伏瓦的關係讓她羨慕,這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關係。    
    波登要暫時離開一下,薩特送她上火車。一路上薩特的思想和情感較為複雜。波登同他相處的這兩個夜晚,讓他感動,她對自己確實是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他感到深深的遺憾,因為在他的生活中絕對沒有她的位置。令人可悲的是,她開始強烈地愛上他了,而且想把自己的童貞奉獻給他。而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得到它。在他們相處的最後一夜,薩特和波登終於做了愛。早上他們分手時,波登對薩特說:「我是幸福的。」薩特對她說:「記住,9月份再見,而我們將在10月1日結束咱倆的愛情事件。」她回答道:「即使它結束於當下瞬間,我仍然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自己全心全意愛著你!」     
    實際上,薩特同波登的關係不僅僅維持這3天,這說明波登對於薩特不是沒有吸引力的。正像他們最後約定的,到9月他倆又重敘戀情,再續舊好。而確定10月1日作為他倆愛情事件的結束,顯然是薩特的意思:他不想在兩人的關係中陷得太深,因為有了波伏瓦和萬達,他無法再給波登一個位置。實際上他也是這樣做的。雖然在10月1日以後他還同波登見過幾次面,但不再有這種親密關係;波登倒是想,而薩特沒有響應。以後他們還有過通信。這多半是波登主動寫信,而薩特有時回復一下。    
    本來薩特以為他和波登的事情到此為止了。沒想到,到了1940年2月下旬,他和波登的事情釀起一場大的風波。這事關涉到萬達。波登將當時和後來薩特給她的信件拿給萬達的一個朋友看,這個朋友將信的有關內容告訴了萬達,並造成萬達對薩特的誤解,以為薩特欺騙她,於是寫來長信興師問罪。    
    薩特接到這信,感覺是「像一噸重的磚塊擊打在身上」,認為這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他和萬達的關係,於是趕緊向萬達聲明,第一,他在1938年10月1日前就終止了同波登的那種性愛關係。在10月他同她見過幾次面,但沒有睡覺。以後再見到波登是在第二年的6月,就一次,這時波登顯得有些瘋狂,因為她一直在追薩特,而他總是躲著她。第二,在他同波登相處中,從未說過萬達愛他並同他睡覺;他提到萬達時,總是說她在逃避他。    
    這些當然都是事實,我們從薩特書信集中可以看到1938年7月他與波登交往時寫給波伏瓦的信,這些信是確切的證明。他還對萬達說,他同波登的肉體關係沒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在同她相處中表現為一種色情狂。這話只有一半是真實的。剛開始時也許沒有什麼感情因素,但到後來,就不能說完全沒有了。不過要否認這一點較為容易,因為沒有證據。    
    如果他像和平時期那樣能夠自由回到巴黎,憑他在女性面前的三寸不爛之舌,一定會順利平息這場風波。但現在他回不去。萬般無奈,為了讓萬達確信他說的都是事實,薩特給波登寫了一封信,這信先給萬達看,然後由她寄給波登。    
    薩特寫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獲取萬達的信任,證明他所說的都是真實的,不怕與對方對質。薩特為了挽回他與萬達的關係可謂煞費苦心。在寫這封給波登的絕交信時,薩特的感覺是,如果必須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與萬達的關係,他一定要去做。他這樣想的時候,顯然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他做的這個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實際上,它對於波登確實是不公正的,這封信是對波登的傷害。例如,他在信中劈頭就說,「我從沒有愛過你」,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剛開始也許他對波登沒有什麼感情,但後來確實對她說過「我愛你」,這有他當時給波伏瓦的信為證,雖然他說這話時只是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並不相信,但他畢竟說了這話。這封絕交信通篇給人的感覺就是,他似乎從始至終都對波登毫無感情,只是出於色情狂和對童貞的興趣才與波登有染,這顯然是不真實的。即使對他自己說來,也是不公平的,但為了取悅於萬達,他也顧不得許多了。    
    他在信中還說,那時他給波登的一些信件,並不是心裡話,而是對激情文學的練習,是為了給他和海狸(波伏瓦)許多取樂的機會。這話雖然是寫給萬達看的,意思是要萬達不把他的那些信當真,但客觀上造成對波登人格的侮辱。薩特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對波伏瓦說,當他有了寫這封信的思想時,就知道它是一個腐爛的事情,因為他用垃圾圍滿自己的脖子(如說自己是色情狂等等),為了萬達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這個腐爛的事情。所以在複寫這信時,他有兩次讓它變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傷害波登一點,只要萬達讀後相信其中所說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後他承認,這是他生活中第一個非常糟糕的行動。    
    在「波登事件」爆發期間和以後一段時間,薩特對於自己同異性的關係,包括自己的性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認,他同波登的性關係是不光彩的、可恥的。同波登在一起時,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況低下許多。雖然這時他並非真的像信中所說是一個色情狂,至少有較多的猥褻成分,而這種猥褻是他平素十分厭惡的,就好像在自己體內發現骯髒的東西那樣。他自我批判說,他的行為就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小孩,這整個事件是污穢的。    
    實際上,對待波登的態度,是他以前同下層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種態度的重演,基調是對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薩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後決不會再有這樣粗魯放蕩的事件發生。他還具體說,對於「波登「這樣的粗俗小事件應該完全棄絕,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而對於較大的認真的愛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嘗試一下。    
    不僅僅是事件,薩特覺得自己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也必須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他說,在戰後,以前那種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計的做法不應再存在。以前他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們,就會傷害她們;而這是太腐爛了。」但這是想跟她們多廝混的借口。而這樣太花時間;是不值得的。    
    從以後情況看,薩特這時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實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實的地方。以後類似同波登那樣的關係確實沒有了,就是說,如果沒有什麼感情基礎,他不會同對方發展關係,盡可能避免那種粗俗的東西。而決心棄絕所有對女性的誘惑行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樣,薩特也就不是薩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應徵、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歐洲政治形勢十分緊張,戰爭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薩特已經在考慮,總動員時令下達時自己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最後他決定聽從命運的安排,應徵入伍。對於一個自由自在慣了的人來說,要作出這樣的決定很不容易。多年後薩特回顧說,當時他本來也可以採取其它態度的,比如說,採取和平主義的態度,逃避戰爭,但他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戰爭。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願的。這裡,他對納粹的反感和厭惡壓倒了他對戰爭的反對。    
    薩特作出這種選擇是有思想基礎的。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一般不太關注社會上的一些重大變化,但是,當政治形勢威脅到他獨立自由的個人生活時,他就不能不作出反應。薩特對納粹、法西斯一直有著不可遏止的憎惡,尤其對納粹滅絕猶太人的政策深惡痛絕。這一態度同他孤獨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獨者的特點是自由,而納粹、法西斯主義通過它製造的形象來否定人們的自由,強迫人們服從它;在法西斯主義中,人們被地位高的人所決定,這是薩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同一天,法國和英國發佈命令總動員,隨後於9月3日向德國宣戰。9月2日凌晨3點,薩特蹬上軍用靴,帶著一個長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輛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點。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車。薩特先在南錫受訓,然後被派到布魯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氣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許多氣球送上天空,然後用雙筒望遠鏡觀測,並把觀測的結果即風向打電話通知炮兵連的軍官。工作是很輕鬆,但也十分單調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業餘時間用在閱讀和寫作上,才避免了無聊和煩悶。他的同事皮特爾稱他為發國難財的人,因為在軍隊生活中他抓到了這麼多的空閒時間來看書和寫作。    
    這些氣象兵同事都是薩特以前不認識的。他同這個叫皮特爾的關係很好。他是猶太人。他們後來都成了德軍俘虜,又都從戰俘營中逃了出來。但他同另一個同事彼埃爾下士的關係卻不太好。彼埃爾也是教師,他隱隱約約暗示薩特,他們之間應該有一種默契的關係,而薩特並沒有作出呼應,於是這位下士就對薩特暗含恨意。    
    應徵入伍後,薩特覺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半。此前,他覺得自己是充分獨立的,跟自己所處的社會只有一種形而上的關係;他來這個世上,除了完成一個作家的使命,實在不知道自己同這個社會、同周圍這些人還有什麼其它的關係。 而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他跟這個社會、跟他人緊密相關,不管他願不願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這個社會和他人之中。他被強制性地動員入伍,從原先所在的地方,從親人朋友那裡,火車把他帶到他根本就不想來的地方。    
    在軍營裡,他成了另一個人。他不再屬於自己。他一點也沒有想到,由於希特勒的出現和他的軍隊對法國的威脅,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竟被他人所決定。現在他漸漸理解到了這一點。他的夥伴穿著同樣的軍裝,他跟他們不是家庭關係,也不是友誼關係,但仍然被一種十分重要的關係所連結。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使他們共同幹些事情:發射氣球,用雙筒望遠鏡觀察它們。儘管他們以前素不相識,沒有任何關係,現在卻共同幹活,互相幫助,而這一切都是在離德國軍隊幾里遠的地方進行的。德國人在那邊也幹著同樣的事情,他們正準備對這邊發動一場攻擊。在這種境況下,薩特深切地認識到什麼是歷史:這個歷史事件是由集體共同決定的,每一個人都在實現它,但他們是在完全不自覺或不自願的情況下實現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薩特所在部隊轉移到阿爾薩斯,法德邊境。部隊沒有接到進一步行動的明確指令,而德國人馬上就要打過來了,他們的大炮已經把不遠處的一個村莊夷為一片廢墟,薩特他們從高處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顯然第二天敵人就要打過來了。這時,部隊開始出現混亂,指揮官猶豫不決,不知是徑直衝上去打,還是設法避開對方,最後,他們竟拋開整個部隊單獨逃跑了。而薩特和其他士兵並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剛濛濛亮,薩特被一陣槍聲和喊叫聲驚醒。他立即意識到:德國人打來了。他趕緊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個農民家中,一出門就當了俘虜。德國人大聲呵斥著他和他的同伴,用槍逼著他們往前走。隨著一陣巨響傳來,薩特看到,一枚炮彈擊中了附近一個教堂。那裡面有前一天到達這裡的部隊,不是薩特所在的部隊。他們沒有投降,於是德國人向他們開了炮。這一刻薩特感受到一種深深的恥辱,一種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恥辱。雖說這時也沒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條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敵軍的人們,他仍然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羞恥。在德國人步槍的押送下,薩特和同伴通過廣場來到指定的地方。薩特後來在小說《自由之路》第三卷《心靈之死》中描述了當戰俘的情況,小說中布呂內的經歷就是薩特的經歷。    
    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薩特35歲生日,他在35歲生日這一天做了俘虜。更為奇特的是,在他當俘虜幾個小時後,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停戰協議開始生效;也就是說,如果這場戰鬥晚發生幾個小時,薩特和他的同伴的命運就會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誕,他早就體味過,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現在則以最殘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現實地重演。    
    薩特和他的夥伴在德國人的押送下走著,不知道要被押往何處,也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戰俘們私下議論著,有的人抱著希望:德國人會在一.兩個星期內釋放他們。他們被帶到一個憲兵隊營地,後來知道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錫之間。他們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間房十幾個人。除了地鋪,什麼東西都沒有,沒有一張桌子,沒有一把椅子。 這還不是主要問題,到後來,他們甚至連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因為管理這個營地的德國人根本沒有把這些戰俘當回事,有幾天時間忘記了這兒還有這麼多人。由於一連幾天吃不到任何東西,薩特他們極度虛弱地躺著,開始出現精神錯亂的症狀。幸運的是,管事的德國人突然記起了這些戰俘,又開始給他們食物,他們總算是活過來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殘。幾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薩特有一個多月沒有洗澡和刮臉,身上開始長虱子。    
    即使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薩特在被俘一個月後就繼續自己的寫作。他趴在地板上,寫他的小說和哲學,每天要寫許多頁。他實踐了自己對波伏瓦說的話:「一個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也可以生活在平靜之中!」現在,寫作就是他的生命,這也是他唯一能表達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後的結果比戰俘們預料的都要壞:他們原以為會被留在法國,直到有一天德國人平靜下來,就放他們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們被裝進火車運到德國,送進特裡爾的一個戰俘營,在山頂上。戰俘營的一邊是一條路,路的另一邊是一個德國人的營地,有許多戰俘被派到這個德國營地幹活。這兒靠近盧森堡邊界。    
    因為懂德語,在戰俘營薩特被安排為醫院的翻譯,同兩個戰俘同居一室,平時可以在營內走動。他後來回顧戰俘營的境況時說:「這兒既不能過又很容易過。」正是在這裡,在戰俘集中營,在這所監獄裡,薩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為有使命找到並通過文學把它公之於眾的關於世界歷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面臨各種危險的國家裡,他自己正面臨著各種危險。他體會到被囚禁這一深刻的異化,體會到在極端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體會到敵人,真正的敵人。而他和同伴們有一種整體感,一種被打敗的思想,一種當了戰俘的思想,這在那個特殊時刻比任何別的東西都重要得多。    
    在這裡,他得同自己的敵人接觸,還得服從他們的命令。這裡有一個戰勝者的社會和一個戰敗者的社會。什麼是敵人,他現在有了真正的認識;這並不是同一個社會中用文字或語言來攻擊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裝、隨時可以置你於死地的人。    
    薩特經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脅。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燈鈴後,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間。突然,一道手電光照射在他的臉上。哨兵開始喊叫起來,用槍刺威脅他。薩特猜想這個傢伙不一定會刺穿他的腹部致他於死命,但很可能想刺傷他的大腿讓他疼痛難受。這個哨兵正等著薩特轉過身去。薩特慢慢地轉著身,轉得很慢很慢。他從未像現在這樣生動而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背部肌肉的無力。最後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腳,摔倒在住處的門上。當他走進這房子時,他大笑不止,──這是神經緊張的反應。當他告訴同室人他為什麼笑時,他們也跟著大笑起來。    
    在戰俘營同德國人接觸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這裡,薩特重新尋找朋友和友誼。他結識的一個朋友是貝爾納,戰前也住在勒阿弗爾,是一家報紙的編輯。貝爾納性格開朗,為人風趣,能說會道,還善於弄到別人很難弄到的食物——這在食品匱乏的戰俘營實在是一大特長。他常常幫助薩特;更重要的是,在戰俘營他們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敵的官兵,這是他們友誼的基礎。    
    薩特還同一個叫勒魯瓦的神父關係很好。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之間有時更談得來一些。勒魯瓦根本不在意薩特是一個無神論者,有一次他甚至對薩特說:「如果上帝詛咒你,我也不會進他的天國。」 這個神父為人正直,不自私。據說被俘教士中有一個獲釋的名額,許多人都去爭奪這個機會,而他拒絕這樣做,他說神父的職位沒有給他任何特權。薩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歡薩特,樂於向薩特說心裡話。    
    教士中還有不少人以前讀過薩特的作品或聽說過他的名字,他們有意同他結交。薩特對他們說,如果能找到一些聽眾,他可以作一個演講。大約有20來個戰俘聚集在一起,薩特給他們講述了德國詩人黎爾克、法國作家馬洛和德國哲人海德格爾關於死亡的觀點。在這個隨時可能遭遇死亡的時刻,薩特的演講具有特殊的意義。    
    大約3個月後,也許德國人有了更合適的人員,薩特的翻譯職務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著被派去幹苦力。為了避免這種不利環境,薩特報名參加演員的行列。所謂演員,就是星期天在一個大倉庫為集中營的戰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們有吹小號的、玩雜耍的、拳擊手、摔交手等等,大約十幾個人,單獨住在一個大房間裡。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應徵、被俘、抵抗(2)

    這些人薩特都不認識,但他可以同他們打成一片。晚上大約8點半鍾熄燈。熄燈後,他們把蠟燭放在小罐頭盒上,薩特開始講故事,大家都喜歡聽。他坐在營房當中的桌子旁邊講著,沒有脫衣服。而別的人都在床上躺著。這時薩特感受到一種個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們高興和感興趣的夥伴,他使這些聽著故事並樂得大笑的人結成一個總體。在這個總體中他承擔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小小的社會,他第一次有了一種關於社會性的實在感。    
    薩特努力同周圍的人接觸,同他們建立某種關係。但他對周圍的人並不是一視同仁的,而有著嚴格的區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歡。他不喜歡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認為,人與人的關係中總有某種規則。在這個戰俘營,人們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徵求意見等等。而那些為自己撈好處的人很可能變成真正的敵人;這些人不能待人以誠,不願意承認自己做過的事,胡亂編造一些東西騙人;薩特無法容忍這種騙子。    
    作為戰俘,薩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經受戰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種自由。薩特認為,自己的行動並不是由一種外部原因決定的,他應該對一切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他就以這種態度來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聖誕節快到了,教士們準備搞一個聖誕劇,他們想到薩特,請他編一個劇本。薩特產生一個念頭:將它寫成一個號召戰俘們抵抗的戲劇。這個劇叫《巴理奧納》,從表面上看,是一出關於基督誕生的劇,實際上,薩特假托羅馬佔領巴勒斯坦來暗指德國佔領法國,劇中的台詞充滿對當前局勢的暗示。演出時,全場非常安靜。德國人不理解它,他們只是把它看成一個聖誕節戲劇。而戰俘們一下子都看懂了劇中的含義,大家十分興奮。有的戰俘後來回憶說,本來他們思想有些悲觀動搖,受到這個戲劇精神的鼓舞,開始變得堅強起來;他們尤其為劇中黑人國王的表演而感動。而黑人國王的扮演者正是薩特本人。    
    進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從戰俘營逃跑,薩特一直在想辦法逃離戰俘集中營。為寫《巴理奧納》,他推遲了逃跑的時間。戰俘營離法國與盧森堡的邊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過邊境逃走了。戰俘營有人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向戰俘提供身份證和服裝,通過各種巧妙的辦法,把他們送出邊境。薩特曾考慮採用這種方式逃跑。    
    正在這時,出現了另一個機會。戰俘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們是在路上或村子裡被抓來的,德國人已同意放他們走。如果一個人有了預備役付款簿就能證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齡太小或太老,或者身體狀況不行,德國人就會把他們放走。而製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戰俘營有一些刻製圖章的高手。薩特給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國人疑心很重,對那些聲稱身體不合格的人要逐個進行詳細檢查。檢查輪到薩特時,薩特裝出一副很可憐的樣子,翻開自己那只壞眼的眼皮,露出幾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說:「視力模糊。」 醫生對這個證據很滿意,把他劃到老百姓的行列。薩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運回法國,在德朗西,被塞在一個營地的大樓房中。兩星期後,薩特獲得自由。    
    回到巴黎,剛開始時,薩特對周圍的一切有一種強烈的陌生感,甚至對波伏瓦,他最親密的女人,都有一種難以理解的感受。他對巴黎市民們仍然一如既往地過生活感到驚訝不已:德國佔領下的巴黎顯得那麼平靜,人們照常在咖啡館消磨時間,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薩特想不通:「他們怎麼能夠這樣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樣從前線歸來或獲釋回來的人,應該有著同樣的感觸,但他們為什麼不起來抵抗呢?    
    當他給波伏瓦講述自己在戰俘營9個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經歷時,並沒有從她那裡得到預期的強烈興趣和共鳴。而且他對波伏瓦的一些行動也看不慣。巴黎物資供應特別緊張,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買點東西,而薩特認為不行,即使是偶爾買一點茶葉,在他看來也是違背道德規則的。當局要求居民在一份聲明自己既不是共濟會員也不是猶太人的材料上簽字,波伏瓦簽了。薩特認為這也是錯誤的,這是對當局的妥協。波伏瓦向他解釋說,在巴黎,活著就意味著妥協。但薩特還是不理解,對一切都看不慣,經常發脾氣。    
    這裡,顯然是境況的差異造成薩特的不適應。在戰俘營,敵我界線十分鮮明:敵人就是敵人,同志就是同志。要麼就是站在抵抗運動這一邊,反對德國人的統治,要麼就是倒向德國人那一邊,成為通敵者,中間的道路是沒有,也不存在著妥協的餘地。在巴黎,在德國佔領區,情況就複雜得多。人們要想生存下來就得向當局作某種妥協。即使進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戰俘營大不相同,其中有許多中間環節和過渡階段,往往還會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局面。這些,是生活在陣線分明、「非此即彼」的戰俘營中的薩特一時難以搞清楚的。    
    薩特一度想:「與其這樣毫無意義地呆在巴黎,不如當初就留在戰俘營!」在那個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體會到自身的自由和價值。當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會真的回去;現在他畢竟是生活在比戰俘營自由得多的環境裡,而且有這麼多愛他的親人。不回集中營,但他要在巴黎創造一個同樣能戰鬥的環境。在回來的第一個晚上,他就對波伏瓦說:「我回來不僅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為了採取行動!」早在戰俘營時薩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創立一個抵抗團體,逐漸爭取多數人起來抵抗,由此實現一個驅逐德國人的暴力運動。他並沒有絕對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計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這樣,他認為仍然應該奮起抵抗,因為最後德國人終將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這就像羅馬一樣,它征服了一些國家,同時也摧毀了自己。    
    薩特把準備創建的抵抗組織定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選擇這個名稱,是同他在戰俘營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這時他認為一種包容自由的社會主義是可能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戰俘的生活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內容──雖然是一種淒慘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財產,食物是被分配的,義務也是由征服者強加的,但這是一種集體生活,一種公社。薩特由此想像,如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戰俘的生活但保留了這種共同性,那麼這可能是一種幸福愉快的生活。當然,他並不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張桌上吃飯等等,而是試圖讓個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來。    
    薩特回來後不久就開始著手組織這個抵抗小組。他找到以前教過的學生,還找過梅洛─龐蒂。薩特、波伏瓦、博斯特、讓─普隆、梅洛─龐蒂,還有薩特的幾個學生,在波伏瓦房間聚會,「社會主義與自由」這個組織就算是成立了。在討論這個組織的宗旨時,有人建議使用暴力,但多數人認為沒有必要使用炸彈和手榴彈。他們決定,在短期內,除了贏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況為主要任務,然後設法散發簡報和小冊子之類的東西。他們不久得知,法國有不少類似的組織。薩特開始同它們聯繫。    
    這一年暑期,薩特和波伏瓦商量決定到自由區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組織取得聯繫,再就是辦理薩特退役手續,而且這個行動本身就是向德國人禁令的挑戰,是一種冒險。他們來到邊界的一個咖啡館,是事先約好的。但原定的帶路人已被德國人逮捕,咖啡館老闆給他們另外安排一個帶路人。在等了一下午後,傍晚,一個穿一身黑裝的中年婦女同他們見了面,談好價錢,在深夜帶領他們穿過邊界線。    
    在自由區的一個小村莊,薩特找到一個叫卡恩的抵抗組織的成員,他是薩特大學時的同學。他們暢談了幾個小時。薩特還找了另外幾個人,其中有紀德、馬爾羅這樣的文化名人,但他們對薩特聯合起來進行抵抗的建議反應冷淡。從聯絡抵抗組織的目的來說,薩特這次行動基本上是無功而返。    
    通過這次行動以及以後瞭解的情況,薩特認識到,他在政治上是軟弱無力的。他創建這個組織時,是希望它能夠併入一個更大的組織,從而很好地發揮作用。這樣的組織是有的,共產黨的抵抗組織就十分強大。薩特試圖與共產黨人取得聯繫,在法國建立一個人民陣線。他托與共產黨交往密切的朋友轉達了自己的建議,得到的答覆卻是:「薩特是德國人派回來的奸細,是披著抵抗的外衣對法國人進行納粹宣傳的。我們決不同薩特一起幹任何事情!」 這讓薩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麼對他持這種敵對的態度,實際上他們應該十分清楚薩特不是德國奸細,因為在戰俘營時薩特同那裡的共產黨員一起進行過抵抗活動。共產黨的態度使薩特無法同他們聯合作戰。    
    這時德國人加緊了對抵抗組織的鎮壓。一度蓬勃發展的各種組織現在不是已經散伙,就是正在解體。同「社會主義和自由」一樣,這些組織都是由一些根本沒有地下工作經驗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它們各自為陣,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國人破獲。薩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學生都有參加抵抗組織而被抓了起來的,其實他們並沒有幹什麼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薩特這個抵抗小組沒有惹什麼麻煩,這只能說是幸運。博斯特提著複寫機滿街亂跑,普隆帶著裝滿小冊子的皮包隨便往來,這是很危險的。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須對他們的生命安全負責。為了不讓他們遭受無謂的犧牲,薩特開始考慮解散「社會主義與自由」。要作出這個決定對他分外困難:為了創建這個組織,他早在戰俘營就策劃了好幾個月,一回巴黎就開始籌建,實在是難以割捨。思來想去,權衡再三,最後薩特還是痛下決心解散了它。約兩年後,共產黨人對於薩特的態度有了改變。一天,一個叫克洛德‧摩根的共產黨員來見薩特,他曾同薩特一起在集中營呆過。他問薩特為什麼不參加全國作家委員會,為什麼不同共產黨一起幹。薩特深感驚訝,反問道:「難道你們需要同一個德國奸細一起工作嗎?」他拿出一本兩年前共產黨人印發的小冊子,薩特被排在德國奸細的名單之中。摩根看後喊了起來:「這樣做太可恥了!」他同薩特一起在集中營戰鬥過,應該是瞭解薩特的。他向薩特保證,他們對這種損害薩特名譽的做法一無所知。最後,摩根再三勸說薩特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抵抗活動。薩特同意了。他參加了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會議,並同共產黨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別是《法國信使報》。薩特還為《法蘭西文學》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存在與虛無(1)

    在「二戰」期間,薩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    
    1939年應徵入伍後,薩特就計劃寫這本書,作了大量筆記,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時,他同波伏瓦談到自己的哲學構想:他想把自己多年來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寫進一本哲學專著中,這部書的內容應該比關於想像的書廣泛深入得多。薩特覺得自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要麼什麼都不寫,要麼就寫些最根本的東西。    
    薩特在部隊時接到一個通知,他的小說集《牆》獲得民眾主義文學獎。他在是否接受這筆獎金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從內心說,他不願意自己被貼上任何標籤,實際上他同民眾主義沒有任何關係;另一方面,他現在正缺錢花,這筆錢正好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想來想去,最後他決定問問波伏瓦,由她來拿主意。但他馬上意識到,這其實還是自己在作決定,因為他太瞭解她了。波伏瓦的態度,他還沒去問就已經知道了:「什麼標籤問題!我們需要錢,現在有人提供給我們,我們就去得到它。問題很簡單!」等到薩特真的去問波伏瓦時,她的回答跟他預想的幾乎完全一樣。    
    由這件事,他對自主選擇問題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決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擔責任,反而轉嫁到他人身上,但終究無可推卸,因為這種轉嫁仍是一種選擇,不選擇就是選擇了不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將自己這些關於自由的思想納入到要寫的書中。    
    被俘後他仍然繼續著自己的哲學思考,寫了一些篇章。在戰俘營,德國人允許戰俘看海德格爾的著作,於是薩特要了一本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是他當時唯一可能有的哲學參考書。    
    逃離戰俘營回到巴黎後,1941年秋,也就是在決定解散「社會主義與自由」抵抗小組以後,薩特又開始動手寫這部書,1943年初完成了這部巨著,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這也是薩特生活最艱苦的時期。食物匱乏,常常吃不飽肚子。不過薩特很能忍受,隨便怎樣差的東西他都能吃,有時甚至不吃東西就去寫作。    
    當時巴黎煤炭短缺,電力供應不足,經常停電,甚至連蠟燭也不容易弄到,薩特住的房間又冷又暗。他住處附近有一個弗洛咖啡館,那裡用乙炔照明,感覺沒這麼冷。於是薩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學寫作活動大都在那裡進行。這部《存在與虛無》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學的名稱。其中有一段關於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邊觀察一邊寫作而成的。    
    看起來是很艱苦的環境,從寫作者來說,也許是最適宜的環境。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人。幾年後薩特向訪談者回憶這一段生活經歷時說:「我在自己的房間時,總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館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書都是在那裡完成的。這是一個人們互不相干的場所,那裡存在著他人,但他們並不關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慮他們。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邊的桌子不停地爭吵,但他們的吵鬧對我來說不算什麼,相反地,一個女人和幾個孩子即使為了不影響我而悄悄走過,卻更會打擾我。我不能承受一個家的負擔;在咖啡館,他人僅僅是在那裡而已。門打開了,走進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來。我看著她,馬上就能將注意力轉回我的空白稿紙之上,她不過像我意識中的一陣衝動,很快就過去了,沒有留下任何東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魯塞爾的談話」)     
    從思想來源看,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對《存在與虛無》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現象學的一個重要思想——意識是某物的意識——是薩特在該書導論中採用的一個基本觀點。另一方面,薩特早在寫這本書之前就已經對胡塞爾的現象學採取一種揚棄的態度,開始形成自己獨創的哲學思想。例如,當他發現自己所寫的一部名為「心理」的書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複胡塞爾的思想時,就毫不猶豫地將其統統刪掉,儘管它們是用與胡塞爾不同的方式表達的;只留下薄薄的數十頁,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到他寫《存在與虛無》時,可以說,其中都是他自己獨創的哲學思想,儘管仍然可以從該書看到從現象學脫胎而出的痕跡。    
    另外,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爾的某種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實質性的。戰前薩特讀過海德格爾的東西,但並沒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這時薩特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後來他深入研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戰俘營能夠獲得的只有這一本參考書。《存在與虛無》的哲學思想與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是根本不同的。這一點,無論是薩特本人還是海德格爾都是這樣認為的。海德格爾很討厭人們將他和薩特都稱為存在主義者,明確表示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薩特也說,雖然他在寫《存在與虛無》時受到海德格爾哲學的影響,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學思想而不是對海德格爾思想的發揮。    
    《存在與虛無》還有一個思想來源通常不為人們所注意:這就是以笛卡爾為代表的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傳統。薩特所受的哲學教育主要是法國傳統理性哲學,這一點對於該書的寫作有較大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受其它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薩特對自身生活的體驗,薩特又力求讓自己的哲學思想超出這一理性主義傳統。這兩個方面的對立和融合構成了本書的一個特色。薩特後來回顧說:「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種關於意識的理性哲學。對於個體中明顯的非理性過程的探索對我是很有好處的,《存在與虛無》事實上仍有理性主義的遺跡。但它終究成了一種非理性主義,因為它不能對那些既是下意識,又是理性,卻又作為非理性而存在的過程作一個完全理性的解釋。」(《思想紀游》)    
    總之,薩特是以胡塞爾的現象學為其構築新本體論的方法。同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是薩特一個重要的思考生長點。而這些經過薩特的手揉合為一種全新的東西,不同於原先的現象學和理性主義哲學。按照薩特的說法,這是他自己創造的一種實在論哲學,使經驗能夠綜合超驗物,理性能夠包容非理性。    
    《存在與虛無》首先表述了一種本體論,也就是關於存在的學說。傳統哲學把這個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存在,一個是意識。這種二元論導致一些甚至明顯荒謬的觀點產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與意識毫不相干。薩特拿出了兩個新的東西:一個是自在,一個是自為,試圖通過它們來解決傳統二元論的難題。    
    意識之外沒有存在嗎?有。這是現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識也是一種存在,但它是自為的,與現象的存在相對立。虛無並不是不存在。虛無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內。使虛無來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虛無。這種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虛無的虛無化所需要的條件,它也就是「人的實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僅僅是在世界上表現出否定來的存在,他也是能針對自我採取否定態度的存在。意識在它的存在中永遠包含有自欺的危險。這危險的起源就是:意識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時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與自為怎樣聯繫在一起?由於自為。自為本身不是一個自立的實體,而是一個非實體的絕對。自為是自在的虛無化,使原先自在的東西變成對我們說來不是自在的,賦予它某種意義,使它成為「存在於此」的存在,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的存在。    
    自為是作為自在的虛無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單獨存在。而自在的現象如果沒有意識同它聯繫在一起,也只是一個抽像物。自為在使自在虛無化的同時,也使自身虛無化,使虛無虛無化,變為與世界相連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與自為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總體的存在。這個總體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時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為構成這個總體的自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總是把自己建立為存在的不斷謀劃和這一謀劃的不斷失敗。所以,這個自因的總體的存在總是包含著矛盾,它總是被指出又總是不可能。這種不斷的努力和不斷的失敗,既說明了自在和自為的相互聯繫而不可分,又說明了它們的相對獨立性。    
    由此可見,意識與存在的二元論可以休矣。意識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沒有意識就沒有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但這並非說意識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識什麼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識,或者說,它依附於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與意識完全無涉的存在雖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像的。因為我們除了說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無話可說。它對我們不具有任何意義。    
    現實的存在、現實的世界總是自為與自在不斷結合與分離的產物,而能夠把這兩者集於一身,既體現出兩者的聯繫又體現出它們的矛盾的,只有在世的人,以自由為其本質的人,不斷作出選擇的人,充滿無用的激情的人,總想成為上帝的人。於是薩特關於存在的本體論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種關於人的自由的哲學。    
    《存在與虛無》特別強調了人選擇的自主性。自由就是選擇,自由是選擇的自由,而不是不選擇的自由。不選擇,實際上就是選擇了不選擇。由於是在戰爭環境下寫了這本書,薩特就用戰爭作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下面是《存在與虛無》中的一段話:    
    如果我被動員參戰,那麼這個戰爭就是我的戰爭;它在我的意象中而我應該得到它。我之所以應得到這個戰爭,首先是因為我總是可以通過自殺或開小差來逃避它;當我們直面一個境況時,這些最終的可能性總是對我們現實地存在著。    
    因為我沒有逃避戰爭,我就是選擇了它。這可能是由於惰性,怯於面對公眾輿論,也可能是由於我認為還有比拒絕參戰更大的價值(如我親屬的讚賞,我家族的榮譽等等)從而作了選擇。無論怎樣看,這都是一個選擇問題。這個選擇在以後會接連不斷地進行,直到戰爭結束。    
    這裡並沒有強迫,因為對於一種自由來說,強迫無法產生任何作用。我沒有任何辯解的理由,因為人的實在的特徵就是,它沒有任何辯解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要求了戰爭。    
    這場戰爭之所以是我的,還在於這樣唯一的事實:它產生於我存在的一種境況中,而只是在我讓自己或贊成它或反對它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現它,現在我再無法把我為自己所作的選擇同我為戰爭所作的選擇區分開來了。生活在戰爭中,這就是通過它而選擇我自己,也就是通過選擇我自己而選擇了它。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存在與虛無(2)

    如果我自問:「假如這場戰爭不爆發,我會成為什麼樣子呢?」,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把自己選擇為這個時代的一種可能的意義,而它在不知不覺間把我引向戰爭。我不能把自己同這個時代區別開來;我不能無矛盾地把自己轉移到另一個時代中去。因此我就是這場戰爭,而它約束、限制著先前的時代並使之變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這個時代密不可分,因為我把它選擇為我的意義;我對這場戰爭負有的責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著,就不可能不把它歸並到我的境況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個地放於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記;對此我應該毫無悔恨,我沒有任何辯解的理由。因為從我湧現為存在的那一時刻起,我就獨自承擔世界的重量,沒有任何東西或任何人可以幫助減輕它。    
    與強調人選擇的自主性相一致,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還特別強調人由於選擇而必須承擔責任。他甚至說,一個人要對自己的出生承擔責任;人們通常對薩特的這一說法感到難以理解。我們且看他是如何論證這一點的:    
    人的責任是很特殊的。有人會說:「我並沒有要求出生。」這是特別強調那種外在事實性的幼稚態度。實際上,我對一切都負有責任,除了我的責任本身,因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據。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擔責任的。我被拋棄在這個世界。這不是說,我被拋棄和被動地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就像一塊漂浮在水中的木頭;而是說,我突然發現自己是那樣的孤獨無援,處於一個我必得對其承擔全部責任的世界之中,無論我做什麼,都不可能有片刻時間擺脫這種責任。因為對於我要逃避責任的慾望本身,我也要負責。讓自己在世界上處於被動狀態,拒絕去影響事物和他人,這仍然是一種自我選擇,甚至自殺也是一種存在於世、存在於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實性(也就是我出生這個事實)是我無法直接把握甚至無法設想的,因為我出生這個事實決不是一個無理性的事實而總是作為我的自為的一個計劃而重新建立起來,因此我發現一種絕對的責任。我因自己的誕生而羞恥,或因它而驚訝,或因它而歡欣,或試圖放棄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著,而且把這個生命當成一個壞東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選擇了自己的出生。    
    這個選擇整個地受到外在事實性的影響,因為我不可能不選擇,但這個外在事實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時才會顯現出來。因此外在事實性是無處不在但又無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責任。    
    我不可能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出生?」我不能詛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稱我並沒有要求出生,因為這種種不同的對待我出生的態度都指向這個事實:我在世界中實現了我的在場;它除了是承認這個出生充滿責任以及使它成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沒有其它任何意義了。    
    在此,我僅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由此歸根結底,我的被拋棄──即我的外在事實性──僅僅在於我是被判定要對自己負全部責任的。我是這樣一種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問題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現在的,同時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與虛無》是一部繼黑格爾之後的新精神現象學。它極抽像,又極具體;極形而上學,又極日常生活化;它很嚴密,富於邏輯性,又極空靈,融入薩特豐富的聯想,其中有著十分文學化的片斷:侍者、女人、成為上帝的激情……都寫得很有文采。    
    這部著作並不像人們通常想像的那樣,只有哲學專業的讀者才能讀懂。也許開始閱讀此書的確有些費勁,一些哲學術語會造成某種閱讀障礙,但這並非不可克服。由於該書充滿對日常生活境況的具體分析,讀者一旦越過障礙就很容易深入進去並發生濃厚興趣。樂於精神探險的讀者,會從中發現一個蘊藏豐富的寶礦。    
    正像《噁心》只有薩特才能寫出,具有他獨特的色彩一樣,《存在與虛無》也具有鮮明的薩特個性。薩特寫這書時,是有一種強烈的創作衝動,有一種非寫不可的慾望。他要寫些「根本的東西」。什麼根本的東西?這就是他對人生的體驗。他要用哲學形式把它表達出來。到他實際寫這本書時,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說:生活和哲學在他身上成為密不可分的了。    
    從學術上說,是要在《論自我的超越性》的基礎上,對自己的哲學思想作一個全面的清理和總結,看看自己到底能搞出多大個名堂來,有哪些獨創的東西。從人生體驗上說,關於偶然性和自由的思想,特別是近年來關於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的關係,關於境況的力量,關於自由的異化,關於愛情,關於自主選擇和承擔責任等等方面的思想,僅僅在小說中,還不足以充分表達,非得以哲學形式才能夠淋漓盡致地把它們「宣洩」出來。薩特的這些感受和思想,在《存在與虛無》中上升和抽像為一種以嚴密的邏輯推論為特點的哲學體系。    
    自由無疑是哲學家們熱愛的一個話題。古往今來,許多聖賢對於自由都有精彩論述。但像薩特這樣,以這麼巨大的篇幅,把哲學的本體問題和人的自由問題如此緊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予以詳細闡述的,在哲學史上還極為罕見。把薩特的哲學稱為自由哲學,這是十分準確的。    
    研究者有一種通常的看法是,薩特是通過黑格爾而獲得一種辯證法思想,《存在與虛無》中有一種類似黑格爾的自在與自為的辯證法。例如一部關於薩特的專著就說:「薩特深受黑格爾的辯證否定的思想的影響。薩特有關意識、人的存在的最初論述就是受到這種『否定辯證法』的影響。」「薩特的自在與自為的概念是從黑格爾那裡借來的。薩特從接受黑格爾自在與自為的辯證思想開始自己的哲學體系。」(杜小真:《薩特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7頁)    
    然而薩特本人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在1974年同波伏瓦的長篇談話中,波伏瓦評論說:「在《存在與虛無》中完全沒有辯證法。」薩特回答:「確實如此。我從《存在與虛無》發展到一種辯證法的思想。」    
    1975年薩特同美國研究薩特的哲學家有一個長篇談話。其中有這樣的對話:    
    研究者:我們正好想知道您是什麼時候發現的辯證法。    
    薩特:很晚,在《存在與虛無》之後。    
    研究者:(感到驚訝)在《存在與虛無》之後?    
    薩特:對。上大學後我就知道什麼是辯證法。但我沒有運用它。《存在與虛無》中有些地方類似於辯證法,但沒有給它辯證法的名稱,而且我當時認為其中沒有辯證法。而從1945年開始……    
    研究者:有一兩位作者仍然認為您一開始就是一個辯證法者……    
    薩特:那是他們的事,我認為不是。    
    研究者:但其中畢竟有一種自在和自為的辯證法吧?    
    薩特:但這樣一來,在每一個作家的著作中都有一種辯證法;我們可以在每一個地方發現彼此對立、轉化為它物的矛盾,等等。     
    後面有研究者再次提出薩特哲學使用的方法始終是辯證的,在《存在與虛無》中表現為探究意識中的形象。薩特回答說:    
    那麼您就會在任何哲學家,甚至一位非辯證法者那裡發現辯證法。但辯證法畢竟是更複雜的東西。最初我是一個非辯證法者,大約在1945年我才真正開始留心辯證法問題。在寫《聖‧熱內》時,我開始深入研究辯證法,而我認為《辯證理性批判》是一部真正的辯證法著作。現在人們盡可以說,在我不知道什麼是辯證法的時候,就是一個辯證法者,我們也可以說柏格森6歲時,在吃果醬麵包時就是一個柏格森主義者了。    
    說到最後這句話時,薩特笑了。總而言之,薩特十分風趣同時又十分明確地多次表示,在《存在與虛無》中沒有辯證法。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那些似乎已經成為定論的東西。    
    薩特在他後期主要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序言中對作為存在和認識運動的辯證法作了界定:它必須是變化的,它必須成為總體化的。 薩特的這兩個要求實際上是一個:所謂變化,也就是一種不斷進行的總體化;從這個基本觀點來予以觀照,個別的事實,如果它們不是通過各個部分總體性的中介而被歸入發展著的總體化之中,就是毫無意義的,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這種總體化只有在歷史中才有可能,它是「作為歷史和歷史真理而永遠進行著的」。所以,對於辯證法的要求也可以說它應該是歷史的。歷史性與總體化應該是同一個意思。    
    從這一觀點來看《存在與虛無》,它沒有歷史性,也就是沒有總體化。《存在與虛無》缺乏一種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審視人的眼光。雖然薩特在寫這書時已經開始感受到境況和集體的力量、個人自由同他人自由的衝突與聯繫,但在談及同他人的關係時,他的重點還是放在他特別熟悉的個人之間心理層面上的東西,如在他人注視下的羞恥感、情慾、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個人同社會的關係、群體與群體的關係、個人的發展同歷史發展的關係等等,還沒有進入這本書的主題。又如:「否定」是薩特的重要哲學概念,虛無化的實質也就是否定。但是,《存在與虛無》中的否定與黑格爾的否定有著根本區別。黑格爾的否定同時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薩特的否定,由於缺乏一種總體化的東西,未能達到這一層次。從這個意義上說,《存在與虛無》中沒有辯證法。    
    《存在與虛無》是薩特為自己的過去清帳。他在結尾處預言要接著寫一部倫理學著作,專門探討人的價值和自由。十幾年後,這個設想成了另一本書《辯證理性批判》。這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構成的人學著作,也是一本辯證法著作。它既是對《存在與虛無》的承緒,又在許多地方揚棄了這書的觀點。《辯證理性批判》很好地回答了《存在與虛無》已經提出的但未能解決的問題,薩特的哲學思想達到一個更新的層面。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小說·戲劇(1)

    正如他的哲學著作一樣,薩特文學創作方面的主題也是自由。在戰爭期間,薩特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在完成中篇小說《一個工廠主的童年》後,應徵入伍前,薩特就開始構思這部長篇小說。他在給波伏瓦的信中說:「我一下子找到小說的主題、內容和書名。你大概會猜得出,主題是自由。」書名最初定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詛咒》,卷首語是:「我們是痛苦的,因為我們自由!」以後書名改為《自由之路》。    
    應徵入伍後,在兵營裡除了例行公事,薩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寫作上,首先就是寫這部小說。從戰俘營回到巴黎後,在投身抵抗運動和從事哲學研究的同時,他仍在堅持寫小說。暑期在國內旅行時,他也利用休息時間寫作。一次他和波伏瓦騎自行車旅行,吃晚飯時將自行車放在店外,突然大雨滂沱。等他們衝出店門一看,車子早被掀翻在地,發黃的泥水捲走了他們的挎包,薩特的《自由之路》手稿漂在陰溝裡,到處都是。他們趕緊把手稿撈起來。    
    「二戰」結束前薩特已經完成了這書的第一卷《懂事的年齡》和第二卷《延緩》,但他沒有將它們交給出版社,因為考慮其內容,在德國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雖然現在他已經是自由人而不再是一個戰俘,但在這個佔領區他仍然是不自由的。只要納粹佔領法國,他寫的小說就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條件下它們不能發表。薩特以後在他的文學理論名篇《什麼是文學》中把這一體驗用理論的形式充分表達出來:自由是作家寫作的前提,他不能不要求介入的自由。    
    《自由之路》第一卷《懂事的年齡》以1937-1938年法國生活為背景,這時法國處於戰爭風暴前虛假的平靜時期,一些人還可以幻想有自己獨立的封閉的個人生活,小說描述這些個人的情狀,探求一個人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看成是《噁心》的續篇,但那個孤獨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變化,孤獨者的穴巢已被打破;我們寧可說這裡出現了一個徘徊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邊緣人物。    
    小說主要人物瑪蒂厄有一個情婦瑪賽爾。多年以來,他已經不再愛她,但還是每星期去她那裡4次,同她睡覺。她懷孕了,他要她打胎,因為他倆只是同居而從來沒有考慮過結婚。他明知他們的關係已很虛假,雙方相互欺騙,卻仍然因多年前的承諾而繼續維持著。而另一個叫丹尼爾的男子是個同性戀者,他願意跟瑪賽爾結婚,以此來保住孩子,滿足她做母親的願望,同時也改變自己的生活。瑪蒂厄得知此事後想:「難道這就是自由?他行動了,再也無法後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目的,就好像我行動的結果被人偷偷拿掉一樣。為了做出一件無法挽回的行動,我不知道自己能夠付出什麼代價。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到了懂事的年齡。」    
    這部小說1945年9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由於小說是圍繞著一個打胎事件而展開,打胎在法國是被視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為,小說在評論家對薩特大加指責,說他對污穢之事作自我欣賞。許多人感到小說中的人物行為難以理解。薩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為小說作了辯解:「我想,我的小說人物之所以讓人不舒服,是他們的清醒造成的。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們選擇作這樣的人。如果他們是虛偽或盲從的人,也許更容易讓人接受。」    
    《自由之路》第二卷《延緩》寫作時間是在第一卷之後,卻與第一卷同時出版。這一卷的時代背景是第一卷的延續,大致在1938年慕尼黑會議前後。英國和法國在慕尼黑會議上與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簽訂出賣捷克的《慕尼黑協定》,戰爭暫時打不起來,但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得到一個延緩的時刻罷了。因此薩特用了「延緩」做書名。在這個「延緩」時期,個人之間的隔離板紛紛倒塌,重大社會事件直接影響到個人生活。在這一卷中,薩特採用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借鑒多斯‧帕索斯等人的「同時性」寫作技巧,類似寬銀幕地展現這一時期的人物和他們所經歷的重大事件。    
    薩特介紹這兩部小說時說,在這一時期他筆下的人物似乎表現得十分怯懦,他們的自由也是虛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但他們以後會表現出英雄主義的行為。而他正是想寫一部關於英雄的小說,只是他關於英雄的看法同那些思想正統的人不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在《自由之路》的最後一卷,真正自由的條件才會得到闡述。「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當人為了自由而介入時,他才是自由的。」    
    應徵入伍後,薩特開始每天記日記,這是以前沒有的習慣。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人生境況的根本變化,這些都促使他分外緊張而集中地思考;大量精神活動的爆發,各種紛至沓來的思緒,他來不及慢慢整理成精緻的文字,就信筆在日記本上記下來。他對自己的過去作了回顧,對同他人的關係,特別是同女人的關係作了深入的反思。他對哲學的探索同對自己的分析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後在《存在與虛無》、《聖.熱內》、《詞語》、《家庭的白癡》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可以從這裡找到萌芽狀態的生發點。他這時仍有一種和平主義的思想,但不是很堅定;他對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十分痛恨,但這種仇恨仍是有些抽像;他在日記中表現出一種軟弱無力的感受,同時又因這種感受而苛責自己。這些日記,有些後來丟失了。被保留下來的,在薩特死後由他的養女阿萊特整理,伽利瑪出版社1983年出版,題為《奇怪戰爭筆記》,日記時間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    
    除了小說和日記,薩特幾乎每天都要給波伏瓦、萬達以及其他人寫信。這些信、這些日記和這些小說稿,再加上他的哲學思維,構成了薩特這一時期的精神生活總體。    
    除了小說和哲學,薩特還產生了戲劇創作衝動。小說寫出後不能指望在現有條件下出版;而哲學寫作雖然能滿足形而上思考的需要,卻無法滿足他對社會、對他人、對戰爭、對抵抗直接起作用的願望。於是薩特想到了戲劇。在戰俘營演出《巴裡奧納》的嘗試和成功仍然對他有著誘惑力。《巴裡奧納》從藝術角度看不是很有價值,但觀眾的理解和熱烈反應使他激動不已。通過那次寫作他似乎已經悟出點寫劇本的門道來了,他覺得自己在戲劇方面是有才能的。既然如此,何不再作嘗試?    
    實際上薩特很早就在醞釀這個戲劇。還是在第一次偷越邊界聯絡抵抗力量時,薩特就在構思這個劇本。他和波伏瓦來到桑托林的一個小村子,是正午時分,太陽高掛,但所有村子的屋子都空蕩蕩的,門窗緊閉。這個奇怪的景象給了薩特創作劇本第一幕的靈感。而波伏瓦讀了一本關於伊特魯裡亞人的書,對薩特談到那裡的葬禮儀式,這使他在寫第二幕時有了一種形象。    
    薩特想通過一個戲劇的演出來喚起法國人的自由意識,消除他們的懊喪情緒,並為抵抗戰士大聲吶喊。這是他寫這個劇本的主要動力。另一個比較個人方面的動力是,他所喜愛的奧爾加希望能在一齣戲中扮演主角。這時奧爾加在迪蘭那裡學戲,很是努力,迪蘭對她也讚賞有加,認為她在表演方面有發展前途。奧爾加此前在一些戲中扮演的都是跑龍套的小角色,她向薩特表示,希望能有機會在一齣戲中演主角。而這就需要有人專門為她寫一個劇本。薩特找到導演迪蘭說,他願意寫一個劇本,由奧爾加主演。迪蘭同意了。    
    這個劇本題名《蒼蠅》,由伽利瑪出版社在1943年出版。    
    薩特這個劇本是取材於古代傳說。俄瑞斯忒斯的父親、國王阿伽門農被其妻也就是俄瑞斯忒斯的母親與人合謀殺死,那人奪了王位。俄瑞斯忒斯從小在外被人撫養。他長大成人後回到自己的國家,殺死了篡位者和自己的母親,為父親復仇。    
    薩特對這個傳說作了根本改造。傳說中是神的旨意要俄瑞斯忒斯殺母報仇,最後又被復仇女神追逐而發狂,薩特改為他違背眾神之王朱庇特的旨意,殺了篡位者和母親,又拒絕懺悔,為復仇女神追逐,但他毫不畏懼。劇中還塑造了另一個人物,他的姐姐尼勒克特拉。她本來是他的同謀,最後在朱庇特的勸誘下後悔了,精神徹底崩潰。兩者形成鮮明對比。    
    薩特的主要意圖是要法國人擺脫因戰敗而產生的懊喪心理。阿耳戈斯人15年來陪同篡位者一直處於悔恨之中,就是一種象徵。薩特在劇中對這種懊悔現象作了辛辣的諷刺。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要懊悔,要振作起來,爭取自己的自由!這就是薩特在劇中發出的召喚。    
    《蒼蠅》還有更直接的寓意就是,關於抵抗戰士的暗殺行為。抵抗戰士每暗殺一個德國人,就有許多人質被殺害,而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並沒參加抵抗活動。這樣,這些暗殺者就可能面臨著良心的譴責,遭受去自首的誘惑。薩特借這個劇對他們說:「你們用不著悔恨,即使在某種意義上你們使無辜者成為犧牲品,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你們應該承擔起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    
    在更形而上的意義上說,這個劇探討了一個人的自由同他的境況的關係。他只有使自己的行為導致現秩序的消亡,使他人獲得自由,自己才能得到境況中的自由。    
    為了不讓德國人和投敵分子覺察自己的意圖,薩特假托於古希臘神話,同時為了讓觀眾瞭解他的意圖,他又盡可能明確地給予暗示。《蒼蠅》公演前,薩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希望用自由的悲劇來對抗命運的悲劇。換句話說,我的戲劇的主題可以總結為這樣一些意思:當一個人採取一個行動,充分承擔其後果和責任,而這仍然使他恐怖,他將何以自處?顯然,這樣提問題是與把人看成一種內在自由的原則不相容的,而像柏格森這樣重要的哲學家就是根據這種原則,試圖努力尋求一條成功之路,把我們從命運中解放出來。但這樣一種自由仍然是理論和精神上的。只有當人為他人建立起自由,只有他的活動導致一種事物現存狀態的消失,並導致應該存在的東西重新建立,他才能做到不僅在自己的意識中達到自由存在的頂點,而且在其實際境況中成為自由的。    
    1943年春,迪蘭信守了他對薩特的諾言,對《蒼蠅》進行綵排。女主角尼勒克斯拉由奧爾加扮演。另一個女主角克呂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的母親)由另一個奧爾加──黑頭髮的奧爾加‧巴貝扎──扮演。她們連同演俄瑞斯忒斯的男演員都是新人,缺乏演重頭戲的經驗,而劇作者薩特也是新手。迪蘭決定演出這個戲劇是擔了不小風險的。不過這些新演員在排練時都很努力,進步也很快。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小說·戲劇(2)

    這一年6月3日,《蒼蠅》首次公演。幕布拉開後,就像《巴理奧納》在戰俘營的演出一樣,這個戲很快就抓住了觀眾的心。觀眾們完全明白這劇的真實含義。當「自由」的字眼從俄瑞斯忒斯嘴裡迸發出來時,就像是一顆炸彈,在觀眾中間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他們的感受是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已有好多年沒有看這麼過癮的戲了。特別是那些富於反抗精神的年輕人,更是產生強烈的共鳴。    
    戲劇評論家對《蒼蠅》的態度比較曖昧。也許是他們是真的沒看懂,也許是看懂了但為了避免麻煩,他們在評論中都沒有涉及這個劇的真實含義,而且對它的評價不是很高。只有著名作家和評論家米歇爾‧萊裡斯在抵抗組織秘密出版的《法蘭西文學》中高度評價了《蒼蠅》,強調了它的政治意義。    
    就演出情況而言,不少評論家感到滿意,他們充分肯定了奧爾加‧科薩克維茨的表演,認為她很出色。薩特寫這個劇本的初衷就是讓奧爾加演主角而在戲劇界成名,他的目的達到了。薩特喜歡一個女人,即使她沒有成為自己的情人,他也願意為她貢獻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     
    薩特本人對自己的劇本還是滿意的,但不太喜歡這次演出。他和導演迪蘭是朋友,他們談到這個劇的演出。薩特對舞台知識瞭解甚少,而他對迪蘭談的那些東西超出了他已知的範圍。通過這次演出,薩特才明白導演的工作是那樣重要,明白自己寫的東西與舞台上實際出現的東西相差很大。舞台上出現的東西是在他寫的東西的基礎上完成的,但又不是他寫的東西。而一個劇作者不應該干預導演的工作。這次他插手了自己作品的演出,所以有一種不太喜歡的感受。以後他的作品演出時,就再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既然一般觀眾都能看懂《蒼蠅》的真正含義,那些投敵分子也不會猜測不出其中的意義。為德國人服務的報刊開始激烈攻擊這個戲劇,迫使《蒼蠅》在不久之後停止演出。    
    《蒼蠅》的成功使薩特倍受鼓舞,他又開始構思新的劇本。就像上次寫作一樣,這個劇本也是為初出道的女演員寫的。萬達這時也在迪蘭戲校學習表演。《蒼蠅》演出時,迪蘭曾讓她在其中扮演一個小角色。萬達不甘心只是跑跑龍套,也想演一回主角。而在《蒼蠅》中演俄瑞斯忒斯母親的黑頭髮奧爾加同一個藥廠廠長結了婚。這位廠長想讓自己的夫人在戲劇方面更有發展,建議薩特為她和萬達寫一個劇本。廠長要求劇本易於排演,可以在全國巡迴演出,全部費用由他一力承擔。    
    薩特同意這個方案。一部只包括兩、三個人物的獨幕短劇,這個設想對薩特很有吸引力。他一下子想到一個封閉環境中的場景:在長時間的轟炸之時,一群人被關閉在地窖裡。這激發了他的靈感,他決定把角色從頭到尾安排在地窖中。他還決定對這兩、三位演員一視同仁,不特別優待哪一位。他讓他們自始至終同時在舞台上面,這樣,演員們就不會有厚此薄彼的感覺了。    
    這個劇本薩特寫得十分順利和輕鬆。剛開始他將這個劇本定名為《他人》,劇本刊登在《弩弓》上也是用的這個名字。《弩弓》是這個藥廠廠長自己辦的一個小刊物,一年兩期,十分精彩。演出時這個劇更名為《禁閉》。    
    這個獨幕劇的人物和情節大致是:三個人,一男兩女,他們死後鬼魂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這個叫加爾散的男人本來是個逃兵,他想否認這一點,想借別人的首肯來確證自己是個英雄,他只得依靠一個叫艾絲黛爾的女人;而艾絲黛爾由於自身的情慾,是一個離了男人就沒法活的女人,她只得依靠這個加爾散;還有一個女同性戀者伊內絲非得找一個女人為對像不可,她只得找艾絲黛爾。他們三人(確切地說應該是三魂),每一個人都需要其中另一個人,而每一個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後終於沒有任何一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所以,加爾散最後感歎地說:「我明白了,地獄並不是別的什麼,他人就是地獄!」     
    自從這個戲劇公演之後,「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就流傳開來,成為薩特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了。人們認為這句話集中概括了薩特關於一個人與他人關係的思想,對之印象很深。然而也就是這一句話,人們對它的誤解也最大。為了讓人們正確理解這句話以及他的思想,後來薩特對此專門有一個講話:    
    寫這個劇本較深遠的考慮是,我想表達一個思想:他人就是地獄。但「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總是被誤解。人們認為我的意思是,我們同他人的關係總是糟糕的,不當的。但我的意思完全不同。我是說,如果我們同他人的關係被扭曲了,變了質,那麼他人只能是地獄。    
    我同他人的關係之所以很壞,是因為我完全依賴於他人,這樣我當然就像在地獄裡一樣。世上有許多人處在這種地獄般的境況中,因為他們太依賴於他人對自己的判斷。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同他人之間不可能有另一種關係,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對我們都是極其重要的。    
    《禁閉》中的「死人」具有象徵意義。我想指出的是,有許多人被禁錮在一連串的陳規陋習之中,因他人對自己的評判而痛苦萬分,但他們什麼也不想去改變。他人對他們行為的無法改變的評判永無休止地包圍著他們,他們是活著的死人。    
    實際上,因為我們活著,我希望通過這種荒謬的形式揭示自由對於我們的重要性,也就是由不同的行動來改變我們的活動的重要性。不管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是什麼樣的地獄圈子,我想我們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如果人們不去砸碎它,他們仍然願意呆在裡面,那麼他們是自由地判定自己下地獄。    
    由上所述,同他人的關係、自我禁閉和自由──作為事物幾乎無法被想起的另一面的自由──這就是這個戲劇的三個主題。    
    薩特關於他人的思想,是與他的本體論思想和他關於人的自由的思想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自為的存在,他自己決定自己,自己設計自己。但是,在他人的眼裡,這個人只是一個自在的存在,也就是說,是一個物的存在,就像一把椅子、一塊石頭那樣。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人是對一個人自由的限制甚至否定。    
    但是人與人的關係還有另一個的方面:一個人的自由必須通過同他人的關係才能實現。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個體是不可能生存的,當然也就談不上自由什麼的。一個人活在世上,他不斷地設計自己,不斷地作出選擇,而任何設計都是在一定的境況、同他人的一定關係中作出的,任何選擇也都是在同他人所可能有的種種關係中選擇一種。    
    這樣說來,他人對一個人的自由就有著雙重意義:既是限制又是條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層次的肯定。如果只看到了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一個方面,那就不能很好把握同他人的關係,那麼,他人就很可能是「地獄」。如果過於強調他人限制和否定自身自由的一面,從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那麼一個人的自由只是假想的虛幻的自由,是永遠得不到實現的自由,他也就沒有真正的自由。如果過於強調他人決定和肯定自身自由的一面,從而過分依賴他人,那麼一個人就會由自為的存在變為完全是自在的存在,成為同椅子、石頭沒有區別的物,這個人的自由也就喪失殆盡了。    
    在薩特看來,一個人的自由在同他人的關係中,既被否定又得到肯定,既被異化了又得到了實現。薩特認為,一個真正要求自由的人,在實現自己自由的同時,要反抗、克服、拋棄對自由的異化。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在把自身的自由當作目的的同時,也要把他人的自由作為目的;在要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時,也要要求他人的自由;在實現自己的自由的同時,也要實現他人的自由。    
    但是薩特同時又認為,在一個人同他人的關係中,自由的異化又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自由的實現同自由的異化總是聯繫在一起的。一個人在實現自己的自由的同時,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使自由異化了。那麼對待自由的異化的正確態度是,不要因為自由可能的異化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這樣就無法實現自由;也不要對他人所造成的自由的異化置之不理,而應該在實現自由的同時盡可能地克服自由的異化。    
    這樣,在薩特那裡,在同他人打交道時,一個人自由的實現就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而是一個過程,一個不斷地實現自由同時又不斷地克服由此帶來的異化的過程。人們總是追求著沒有異化的自由──這雖然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又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目標──而在這個追求的過程中人也就實現了自己雖然是有限的但又是實實在在的自由。如果一定要用「地獄」的說法來表明人同他人的關係,那麼在薩特看來,一個人同他人的關係既不能說完全就是地獄般的關係,也不會就是理想化的天堂般的關係,而寧可說是地獄與天堂的混合物。這裡「他人就是地獄」(即他人使一個人的自由異化)的成分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盡量減少。這要視一個人自身的努力而定。    
    1944年6月10日晚《禁閉》首次公演,觀眾反響熱烈,掌聲不絕,演出大獲成功。薩特先是在側台觀看演出,隨後又來到觀眾中間。《禁閉》在觀眾中產生巨大影響,幾天後,薩特應邀作了一個關於《禁閉》的演講,劇場人坐得滿滿的。演講完了後,導演巴羅、劇作家加繆和科克托還向薩特提了一些問題。散場後,一大群女子要求薩特簽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相濡以沫(1)

    患難之時見真情。在整個戰爭期間,在困難的日子裡,薩特和波伏瓦相互支持和鼓勵,將對方視為自己的精神支柱。薩特應徵入伍的當天,是波伏瓦深夜陪他去報到地,並一直送他上火車。在軍營裡,薩特慶祝了他同波伏瓦互訂「兩年協議」10週年。他在給波伏瓦的信中說,他本想寄去一片花瓣象徵一束花,但這裡沒有花,只有肥料。他在10月10日的信中表達了對波伏瓦的感激之情:「我的愛,你給了我10年的幸福,我最親愛的,我要立即再訂一個新的10年協議!」    
    大約在薩特走後一個月,儘管波伏瓦在莫雷爾夫人那裡過了一段相當舒服的日子,幾乎與戰爭狀態絕緣,卻突然產生一種面對現實的緊迫感,強烈地希望去看望薩特。她傻乎乎地去警察局要求探望未婚夫,被遭到拒絕,才知道這是犯禁的。於是她又搞了個假證明,說有個妹妹在馬莫蒂厄,患了骨疾,這次被批准了。但這時薩特來了信,他又換了個陌生的地方,而且信被郵檢過。波伏瓦的努力化為泡影。    
    10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薩特來信,他用密碼說明自己已被派到布魯馬斯。10月30日,波伏瓦去警察局辦了申請手續,又找醫生請了一星期的病假。第二天早晨,她登上去南錫的火車,這正好是薩特兩個月前坐的那趟車。到南錫警察局後,負責的官員透過眼鏡盯著波伏瓦問,她會不會乘機去看男朋友。她趕緊聲明自己沒有男朋友。這個官員只批准她在布魯馬斯呆24小時。波伏瓦帶著極度失望和惱怒上了火車。    
    在布魯馬斯,波伏瓦設法托一個士兵遞給薩特一張紙條,上面寫的是:「你把煙斗遺忘在雄鹿餐館,等著你來取。」薩特一看就知道是波伏瓦的筆跡。從以前波伏瓦的信中,薩特知道她想來看他,但不知道她是否來得了,她臨來時給他的電報也沒有收到。波伏瓦的突然到來對他無疑是一個意外之喜。他立即請假外出,趕到雄鹿餐館。    
    這10年來他們還沒有這麼長時間分開過。坐在雄鹿餐館的波伏瓦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從街頭出現,從走路的姿勢、拿在手上的煙斗,她一下子認出了薩特。走到跟前時,那一身藍色空軍制服、貝雷帽、以及滿嘴鬍鬚,使薩特看起來有些變樣。軍人不能進咖啡館,於是他們來到波伏瓦的房間。但一個小時之內他就得回去,她也回到雄鹿餐館。11點,他又來到這裡,鬍子也刮了,下巴光溜溜的,人顯得精神多了。他們一起吃了午飯。波伏瓦一直有些提心吊膽:她來探親是非法的,不知道是否會有警察跟蹤她。    
    薩特走後波伏瓦去警察局申請延期居留。警察要她去市政廳,市長正忙著辦這一類事,他沒有多問就在她的證件上蓋了章,還同意延長護照有效期到星期日晚上。這樣她就可以在這裡呆一個星期。波伏瓦高興極了。薩特在女房東家為波伏瓦找了一個臨時睡覺的地方,但他不能同居在一起。他們一起吃了晚飯。薩特說,由於他同一個婦女在一起,人們對他以「您」相稱,他有一種重新被當做一個個體而不只是戰爭機器上的一根螺絲釘的感覺。9點以後軍人不許上街,他們早早分了手。    
    第二天波伏瓦還是在雄鹿餐館呆著,看薩特的小說手稿。薩特在幹完氣象觀測的活後,就來這裡一下。下午,薩特和他的同事一起,終於在黑牛旅館找到一個房間,住的問題才算是解決了。他們在徹夜長談之後,就是相互交換日記看,以此瞭解對方離別後的情況,他們還就這些日記交流了彼此的思想。    
    波伏瓦之外,薩特最關心的是萬達。1940年5月中旬,薩特接到萬達的信,她寫道:「親愛的上帝,我多麼希望你來,不惜任何代價來。」薩特從這信判斷萬達不一定是病得很厲害,但她肯定感到非常孤獨,特別是她現在需要他,這讓他震動,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她消除痛苦和孤獨。因此,他作了一個決定:給萬達寫信,告訴她,如果有必要,他準備同她結婚來換取3天的假期。他在給波伏瓦的信中說,他知道這一決定對於波伏瓦來說不是什麼好消息,但他希望波伏瓦理解,他這樣做純粹是象徵性的,僅僅是獲得假期的一種手段,也是自己承擔義務的一種表現。總之,他願意為萬達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當然,如果取得這3天假期,他不會都用在同萬達在一起,他要拿出一天時間來看波伏瓦。    
    同時他也設想了另外一種情況:如果萬達的病情不嚴重或者她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了,他就以部隊由於發生某種事件不給結婚開假期為理由不去萬達那裡。他問波伏瓦的意見怎樣,這樣做是否妥當。半個月後,他給波伏瓦寫信說,他已經給萬達寫了信,說明不可能回去同她結婚的理由。    
    薩特決定同女性結婚,一生大概只有兩次:一次是波伏瓦畢業後被分配到馬賽,薩特為了讓她避免「流放」而決定同她結婚。再就是這次打算同萬達結婚。這對他來說是非同尋常的舉動,因為他最討厭的就是結婚。結婚是他願意為對方作出的最大犧牲。儘管這只是一種形式,但形式離不開內容。萬達對薩特有一種強烈的依賴關係;除了一般的男女之愛外,薩特對萬達還有一種對於孩子那樣的憐愛和保護的感情。在薩特給萬達寫去那封提議結婚的信兩天後,荷蘭軍隊向德國投降,德國軍隊攻破法軍在色當的防線;5月19日,薩特得知德國人已經佔領魯昂,趕緊給波伏瓦寫信,要她離開巴黎並把奧爾加和萬達送走。    
    薩特從戰俘營回到巴黎後,除了建立「社會主義與自由」抵抗小組那段時期外,幾乎沒有什麼新的人際交往。他的個人生活圈子主要就是波伏瓦、萬達、奧爾加和博斯特等幾個「自家人」,他們幾乎不同其他任何人來往。在這幾個人之間,也不總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兩人單獨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個人的自由。    
    說到「自家人」,薩特不在巴黎的這段時間,波伏瓦身邊又多了個年輕姑娘,類似奧爾加,但比她更加任性,而且對波伏瓦有一種完全獨佔的同性戀感情。這姑娘叫納塔麗‧索羅基納,也是一個白俄。納塔麗沒有見過薩特。當她進入波伏瓦生活時,薩特已應徵入伍。波伏瓦向她介紹了薩特的情況。而納塔麗幸災樂禍地說,她非常高興薩特在外服役而不在波伏瓦的身邊;如果他不走,波伏瓦肯定不會有時間同她在一起。一天,她講著講著,竟憤怒地喊道:「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由於波伏瓦和博斯特在一起時經常談薩特,納塔麗很生他們的氣。她對波伏瓦說:「你的薩特總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天才。」薩特被俘的消息反而使她高興:「我敢肯定,要不是薩特被俘的話,你一定不再理睬我了。」    
    由於這種獨佔的感情,聽說薩特回來了,納塔麗很不高興。一天,薩特和波伏瓦一起上街,波伏瓦無意中看到納塔麗站在一處門口並立刻躲了起來。原來,她躲躲藏藏地跟了他們一整天。他們在一家咖啡館坐了下來,這時納塔麗站在對面的街上,惡狠狠地盯著他們。波伏瓦向她招招手,她便大步走了過來,樣子很難看。薩特向她笑了笑,邀請她坐下。她也向他笑了笑,坐在他的旁邊,但隨即拿出一枚大別針對薩特說,要不是他還客氣,他的樣子還討人喜歡,她肯定會用這個大別針來刺穿他;她把它帶在身邊就是為了這個。薩特對她這種威脅不屑一顧,談笑自若,這使她很惱火。    
    幾天以後,薩特同波伏瓦約好在圓頂咖啡館見面。他在半路上被納塔麗攔住了。她告訴他,波伏瓦要她通知他不來這裡,而去三劍客咖啡館。於是薩特來到「三劍客」,而她一直跟隨著他,同他談了不少話。一個小時過去了,薩特奇怪波伏瓦怎麼還沒來,納塔麗平靜地說:「她根本就不會來,我說的不是真的。」薩特非常生氣,責問她為什麼撒謊。她毫不在乎地回答:「我只是想同你談一次話,想知道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面對著這麼一個人,薩特哭笑不得。從這以後,納塔麗才接受了薩特存在這個事實,她開始有些喜歡他了。    
    1941年的冬天,薩特的生活狀況十分艱難,常常吃不飽肚子。薩特和波伏瓦不但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還要幫助奧爾加、萬達、博斯特和納塔麗他們。 波伏瓦的飢餓感很強,沒有吃的對她來說是最大的痛苦,而其它方面則能省就省。她戒了煙,本來她對吸煙也沒有特別的興趣。薩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別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點點麵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麼都行,有時什麼都不吃也行。而吸煙卻是薩特必不可少的。由於香煙緊張,薩特常常去三劍客咖啡館外面的路旁撿煙頭,把它們揉碎後按進煙斗裡抽。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相濡以沫(2)

    在以後的幾年,生活狀況有所好轉,薩特同一些文學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了較多的交往。其中米歇爾‧萊裡斯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就是在《法蘭西文學》上高度評價《蒼蠅》的那位作家。萊裡斯曾是超現實主義的先鋒分子,通過他,又認識萊裡斯的好朋友凱諾。    
    薩特、波伏瓦、萊裡斯夫婦、凱諾夫婦和其他朋友常在一起聚會。他們很談得來,而且對於戰後的事情已經有所設想。伽利瑪出版社準備出版百科全書哲學卷,薩特想和幾個朋友一起編倫理學部分,並把它變為一種共同宣言。薩特還打算辦一個文學評論雜誌,組織一個編輯部。在文學和思想領域,他感到自己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    
    通過這些朋友,薩特又結識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這些朋友在年輕時幾乎都是超現實主義者,而薩特年齡比他們要小一些,當年沒能進入這個行列。不過超現實主義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無論是其優點和缺點,他都有所繼承。    
    儘管巴黎時時籠罩著恐怖氣氛,德國人隨著他們的不斷失敗加緊了對佔領區人民的鎮壓,這一群知識分子仍然有自己尋歡作樂的方式。一次在萊裡斯家中組織了一個畢加索的劇本《尾巴的慾望》朗誦會,萊裡斯、薩特、波伏瓦等人當朗誦演員,來客很多,畢加索本人也來了。所有的人都向畢加索祝賀。    
    晚上11點,大多數客人告辭走了,萊裡斯請演員和幾個要好的朋友留下來。他們打算把聚會延續下去,鬧它個通宵。這時仍在實行夜間戒嚴,他們的行動是對這種戒嚴的反抗。他們沒有跳舞,怕對樓下造成影響。萊裡斯拿出幾張唱片來放,薩特還唱了兩首歌:「夜間的蝴蝶」和「我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加繆和萊裡斯朗誦了他們喜愛的戲劇片斷。這是對德國人把巴黎變成大集中營的的反抗。以後又有幾次這樣的歡宴,實際上這種歡樂類似一種酒神精神。窗外是呼嘯的警車、血腥的現實,死亡和危險時刻在威脅著他們,但在狂歡的一瞬間,死亡卻消失殆盡,在絕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戰爭期間,薩特還結識了幾個在文學藝術界有重大影響的朋友。一個是加繆。在《蒼蠅》綵排的那個下午,薩特在休息廳裡,一個褐色皮膚的年輕人走上前來自我介紹說:「我是阿爾貝‧加繆。」在此之前,在1942年9月底,薩特為《南方手冊》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是關於加謬的小說《局外人》。薩特對它的評價很高,已有很長時間沒有新的法國作家能這樣強烈地感動他了。在這篇文章中,薩特充分表現了自己的評論特色:通過對寫作技巧的分析發現作者想揭示的形而上的真理。荒誕、西緒福斯神話、「本可不寫」、閉口不語、玻璃牆後人們無聲而顯得怪誕的動作、每一個為自身存在的句子、伏爾泰、……薩特風格獨具的評論想必給加繆留下深刻印象。而加繆在更早的時候對薩特的《噁心》也作了高度評價。他倆是早聞其名,未見其面。此次會面,大有相見恨晚之歎。    
    這之後加繆和薩特成了好朋友。薩特參加了加繆主持的抵抗組織的活動,並為他任主編的《戰鬥報》寫稿。他們常在咖啡館坐著聊天,什麼都談,有時在一起還開一些與性有關的玩笑,這時波伏瓦和加繆的女伴就裝出一副聽不下去的樣子,其實她們並不很在乎。    
    加繆同薩特一樣,也很喜歡戲劇。一次薩特談到他的新劇本〈禁閉〉,建議由加繆扮演男主角並導演這個劇。開始加繆有些猶豫,他對自己駕馭戲劇的能力還缺乏自信,在薩特的再三勸說下,最後同意了。不久,在波伏瓦房間搞了一次綵排。除加繆演加爾散外,參加演出的有萬達,演艾絲黛爾;奧爾加‧巴貝扎,演伊內絲;還有薩特過去的一個學生紹法爾演侍者。加繆在演出時十分認真,這給了薩特留下很好的印象,雖然以後由於情況有變,這一套班子的演出未能實現,薩特和加繆的友誼由此得到加深。    
    薩特和加繆的交往比較隨便,很談得來,但談得不是十分深入。他們彼此都有一種感覺:如果涉及某些東西,衝突就會發生,而他們都避免去涉及它們。薩特很喜歡加繆,但知道同他不會走得太遠。而加謬也常說,他們實際見面時他對薩特充滿著喜愛,但隔得稍遠一點他就有許多不贊成薩特的東西。加繆對薩特有一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    
    戰後加繆沒有應薩特的邀請參加薩特任主編的《現代》編輯部,理由是他很忙。但這不是真正的理由。他年齡比薩特輕,有些人把他看成是薩特的門徒,這讓他十分生氣。戰後薩特的名氣比他大,他對此非常敏感,他不願參加到「自家人」的行列中來,而寧可同薩特保持一定距離。逐漸地,薩特發覺加繆變得誇大自負起來,常常以大人物自居,有些言談舉止相當可笑,榮譽和盛名使他沖昏了頭腦,聽不得別人的批評。原先那個快活隨便、挺逗人喜歡的年輕人消失不見了。    
    1952年,他們的潛在衝突終於集中到一個偶然的事件上爆發。加繆的小說《反叛者》出版後,薩特想找人在《現代》上評論一下,但沒有誰應承這事,因為薩特希望評論得溫和一點而大家都不喜歡這本書。後來一個叫尚松的年輕人接了這件事,他以一種薩特不希望的方式寫了這篇文章,激烈而苛刻地指出這書的缺點。而此時薩特正在意大利旅行。梅洛─龐蒂在編輯部負責,他把這稿子給加繆看,並徵求他是否同意發表。加繆看後勃然大怒,寫了一篇文章,稱薩特為主編先生。加繆的文章沒有多談尚松,而把尚松的一切思想都歸到薩特頭上,好像尚松的文章是薩特寫的。於是薩特寫了一篇文章回答加繆對自己的攻擊。薩特對加繆的回答是很嚴厲的,他們的關係就此中止。以後,雖然加繆的政治態度跟薩特完全不同,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上,薩特仍然保留著一種對他的喜愛。1960年加繆因車禍身亡,薩特寫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紀念文章。    
    戰爭期間,通過納塔麗,薩特結識了一位瑞士雕塑家和畫家賈科米泰。他人長得很帥,一頭亂髮,走路拄著根枴杖,腿有點瘸,那是車禍造成的。同薩特一樣,他也很喜歡同漂亮姑娘在一起。納塔麗是他在圓頂咖啡館認識的。薩特同賈科米泰一見如故,很是意氣相投。他們都執著於某一事業而不顧一切。薩特癡迷於文學,而賈科米泰則酷愛藝術。    
    賈科米泰在雕塑藝術上有自己一套見解。這時他正在為創作人的面部而進行獨特的探索,有時感到苦惱。在他看來,人的面部是一個整體,一個統一體,富有表情,有一種意義,而材料的分割破壞了這種整體性。於是他只雕刻很小的東西,最大的也只是像豌豆。他認為,在雕塑人頭像時,應注意它的整體和上下關係,應該使人的面部游離於其它部分而單獨顯現;這樣既可以避免主觀現實主義的錯誤又可以避免假客觀主義的錯誤;藝術不應該僅僅用來表現外部的東西,要把想像同現實揉和在一起。薩特對賈科米泰的這些想法很感興趣。雖然這時他還不怎麼懂雕塑和繪畫,但他覺得賈科米泰的藝術態度同現象學有共通的地方。「想像」一直是薩特探究的主題,現在遇到有同樣研究興趣的藝術家朋友,他可算是找到知音了。他們常在一起談論,終日不倦。以後薩特對繪畫和雕塑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賈科米泰的作品是他的重要評論對象。    
    還是這個納塔麗,讓薩特在巴黎解放後不久同海明威相識。自解放以來,納塔麗經常同美國人打交道。她常常獨自一人在咖啡館或大街上同那些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搭訕,然後被邀請去喝一杯,吃一頓,最後她帶著茶葉、駱駝牌香煙、速溶咖啡和豬肉罐頭回到旅館。就這樣,她同一個金髮的大個子交上了朋友,後來才知道他是海明威的弟弟。海明威作為一個戰地記者來到巴黎,讓弟弟來看他。納塔麗徵求薩特和波伏瓦的意見後,向海明威的弟弟提出希望一起去見海明威。    
    他們來到海明威住的旅館,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一張床上,眼睛用一隻綠色眼罩擋住,桌子上有一些喝過的蘇格蘭威士忌瓶子。他一見到薩特,就猛地坐了起來,緊緊抓住薩特並擁抱他,激動地說:「你是一個將軍,我,我只是一個上尉。你才是一個將軍!」在這種熱烈的氣氛中,他們一邊說話,一邊喝著威士忌。海明威患了流行性感冒,仍然精力充沛。最後薩特實在困得不行,在凌晨3點昏昏睡去,而波伏瓦一直堅持著同海明威閒聊到天亮。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義(1)

    戰後薩特的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時出版。他還按照自己在戰爭期間的設想,主編了一個評論雜誌《現代》。編輯部成員有波伏瓦、雷蒙‧阿隆、米歇爾‧萊裡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波朗等。《現代》出版幾期之後,就在評論界和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    
    薩特開始在社會上有了很大名氣,他被人們稱為存在主義者。最早給予薩特這個稱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爾夫出版社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有人稱薩特為存在主義者。薩特立即予以反駁:「我的哲學是關於人的生存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後來這個稱呼被叫得越來越響,大家都這樣叫,薩特也就接受了它。    
    薩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義的名稱,很快就風靡全國,接著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1945年10月28日,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一場「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聽眾蜂擁而來,許多人無法進場,人們根本聽不清薩特的講話,於是發生猛烈擁擠,幾名婦女被擠昏在地。    
    從這時起,薩特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拿現在的說法,他成了一個思想明星,成了公眾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會立即反映到新聞媒介上來。沒有哪個星期巴黎報刊會不報道關於他的新聞。只要走上街頭,就會有攝影記者對著他照個不停,還有完全不認識的人上來同他們搭腔。人們到處談論著關於他的逸聞趣事。    
    薩特對這種境況深感驚詫。他既沒有想到、也從不希望在公眾中造成如此轟動。在他看來,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是注定要處於孤寂之中的,如司湯達,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時代,他設想自己的命運應該是生前不被承認,默默無聞,而死後被人發現,人們終於認識了他的價值。    
    現在有許多人慕名來看薩特,有的來自世界很遠的地方,他們說了許多表示仰慕欽佩的話,但薩特並不特別感動。當他看著人們蜂湧而來聽他演講,女人被擠昏在地,反而有一種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來,這股「薩特熱」只是一種榮譽的幻影,一種逢場作戲,一個對他堅持的超驗真理沒有特別重大影響的經驗性事件。這種熱鬧場面不能真正說明什麼。薩特沒有被巨大的名聲沖昏頭腦。     
    雖然薩特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境況決定的,他本人的思想個性無疑也是獲得這一名聲的重要因素。法國公眾飽經失敗之辱、淪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對自己的處境進行反思。他們不再相信過去信奉的一切:理性與秩序;但還是需要相信某種東西,以此為精神支柱。他們似乎從薩特那裡找到了渴望的東西。    
    薩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誕是人生的正常狀況,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負擔──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時他又指出,人的活動、選擇、謀劃又是給偶然以超越,給荒誕以根據,給自由以本來面目,給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獲得拯救,雖然這種獲救可能是一個永遠不斷的過程。貫穿在薩特作品中的一條紅線就是,一個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關係,一個人的自由同他所處的境況的關係。而這正是「二戰」後廣大法國公眾迫切需要瞭解的東西。    
    人們並沒有太懂他的意思,他們如同一群精神餓狼,只要發現一點可供咀嚼的東西,就會連皮帶骨頭整個地吞進肚裡。他們歡叫著,又引來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時候,他們才發現,好像他們需要的和他們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對。薩特並沒有給他們一種逃避責任的機會,並沒有給他們虛假的安全感。薩特比他們所需要的走得更遠,遠多了,這得使他們趕快從他那裡退回來,發現再繼續下去是難以忍受的。    
    大多數公眾,甚至包括許多專業評論家都只是根據薩特那個「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來瞭解和評判薩特的,而它面向大眾,本身就不得不把思想作某種程度的簡單化,再加上理解上的差異,公眾心目中的薩特同實際上的薩特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天,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中年婦女問薩特:「尊敬的薩特先生,照您說,他人就是地獄?」薩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眉開眼笑地回應道:「噢,那麼,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對於這種理解,薩特只有苦笑。    
    薩特還發現,名聲並不一定是個好東西。公眾把他當偶像崇拜,希望他不同尋常。如果他能遵從公眾的意願,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樣刻意包裝自己,以一種人們需要的假面出現,或許能不斷得到大眾的喝彩。但薩特不願成為公眾和輿論的俘虜,他我行我素,一如往常;既不打扮自己,也不參加社交界;他還是住在公寓樓,還是經常去咖啡館;他沒有任何名人派頭,從不以出名作家為幌子。這樣,反而遭到那些崇拜他的公眾的嫉恨。他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一天晚上,薩特正要走出飯館,一個一直惡狠狠地盯著他看的男顧客對坐在旁邊的老婆說:「嗨,你瞧,這傢伙也擤鼻涕!」    
    現在薩特遭受來自各方面的攻擊之猛烈,就像當初崇尚他一樣。攻擊者把一切他們看不慣的東西都貼上存在主義的標籤,然後歸到薩特頭上。甚至社會上流行的時裝樣式、年輕人時髦的生活方式,都被說成是存在主義的。然後這些人責問:「既然薩特的哲學導致青年人去尋歡作樂,那它還有什麼價值呢?」 因此,薩特不禁對波伏瓦感歎道:「對我來說,名聲,就是他人的敵意!」    
    在那個著名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中,薩特向公眾闡明了他的一些基本觀點。雖然有評論者認為這個演講將薩特自己的思想簡單化了,有可能引起誤解,但作為對其思想的一個通俗易懂的闡釋,它還是有價值的。    
    薩特在演講中指出,存在主義第一原理是存在先於本質。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是,人是首先存在著,有過各種遭遇,在世界上活動,然後才確定自己。在存在主義者看來,如果人是不能被決定的,那是因為一開始,人什麼都不是;只是到了後來他才成了某種東西,他按照自己的意願把自己創造成的東西。因此,並沒有人的本性這回事,因為並沒有一個設定人類本性的上帝。人不僅僅是他自己構想的人,還是他投入存在之後,自己所願意成為的人。人除了是自我創造之外,什麼也不是,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    
    薩特說,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原理,不過是要指出,人要比石頭或桌子高貴得多。因為當他說「人首先是存在著」時,他的意思是,人是一種把自己推向未來並能意識到這一特點的存在。人一開始就是一種自覺的自我設計,而不是一塊青苔、一朵蘭花,或者一棵花菜。在這個自我設計之前,沒有任何東西存在。即使在充滿智慧的老天那裡,也什麼都沒有。人只是在他計劃自己成為什麼的時候才獲得存在,而這不是指他想怎麼樣。因為「想要」或「意願」這個詞通常是指一種自覺的決定,而這總是在我們把自己創造成某人之後才顯示出來的。    
    這樣,如果說存在確實是先於本質,人就要對他的本性負責。薩特強調,存在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並對自己的存在負全部責任。如果存在先於本質,如果我們存在的同時也創造了我們的形象,那麼這形象就對所有的人、對我們整個時代都有作用。這樣,我們的責任要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多,因為它關涉到人類全體。    
    薩特舉例說,假設我是一個工人,我可以選擇成為一個基督教工會會員,而不參加共產黨的工會;由於這種選擇,我是在表示,人生在世最好是清靜無為,人的天國不在世上。這樣,我就不是為我一人選擇了這種觀點,而且為所有的人選擇了清靜無為。再舉一個更屬私人的例子:我決定結婚生子;即使這一決定只是根據我的境況、情慾和願望作出的,但這實現了一夫一妻制,就涉及到整個人類。因此,一個人在對自己負責時,也對其他所有人負責。他在創造一種自己想要的形象。他在創造自己時,也創造了他人。    
    薩特在演講中區別了兩種不同意義的人道主義。一種是把人看成目的或最高價值。這種意義的人道主義可以在科克托的小說《環遊世界80小時》中看到,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坐飛機飛越高山,他聲稱:「人太了不得了!」這意思就是,雖然我沒有製造飛機,卻身受這種發明的好處。我作為一個人,在這種人的具體成就中也佔有一份,並以此感到十分自豪。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某些人的傑出成就來給予人以價值。薩特認為,這種人道主義是荒謬的,因為只有狗或馬才會對人作這種一般性的判斷,實際上即使狗和馬也沒有這樣去做。    
    薩特指出,一個人要對人下判斷,這是不可能的。存在主義正是要避免這樣的判斷。存在主義者從不把人看作最終目的,因為人總是在不斷地創造之中。他也不相信有像孔德所說的那種值得我們頂禮崇拜的人類。對人類的崇拜會導致孔德式的自我封閉的人道主義,最後會導致法西斯主義。薩特不要這樣的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還有另一種意義。它的基本意思是,人是在不斷地超越自己。他在投出自己、融合在自己之外時,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正是對於超越目的的追求,他才有可能存在。人處於這種自我超越的狀態,把握著那些與自我超越有關的事物,因此成為其超越性的中心。除了人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主觀性世界,再也沒有別的世界了。這種超越性和主觀性的結合,就是薩特所說的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    
    這裡所說的超越性,是作為人的構成要素,是指人超出自身,而不是說「上帝是超越的」。這裡所說的主觀性,是指人不封閉於自身,而始終呈現在人的世界中。薩特自稱人道主義,是因為要提醒人們:除了自己之外,再沒有別的立法者。由於他處於孤獨之中,只有自己作出決定。薩特還指出,人要實現自己,不在於轉向自身,而要在自身之外追求一個目標,在這種不斷的追求中,人就獲得解放,具體實現了自己。    
    薩特的演講最後落實到自由這一核心問題。他引用了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指出這正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結果人就變成被拋棄的了。因為無論在他身內還是身外,他都無法找到可以依托的東西。他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如果確實是存在先於本質,我們就不能用一種天生的現有的人性來解釋自己的行動;換句話說,根本沒有決定論。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們就沒有任何價值和戒律說明我們的行為是正當的。因此,在我們之前和在我們之後,都沒有一個可以照亮我們的價值領域。我們孤寂獨處,無可辯解。這就是薩特說「人是被判定為自由」時想要表達的意思。之所以說被判定,是因為一個人並不是自己要存在於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自從他被拋入這個世界,他就要對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    
    在薩特看來,在每一現實境況中,自由只能以自身為目的。一個人一旦明白他是在被拋棄的狀況下來作價值判斷,他就只能要求把自由作為所有價值的基礎而無復它求。這決不是說他抽像地要求自由,而是說誠實的人行動的根本意義在於:就自由而要求自由。我們處在種種特定的境況之中,並通這過種種境況為自由而要求自由。在這樣要求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完全依賴於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賴於我們的自由。當然,自由作為人的規定,是不依賴於他人的。但是,一旦行動起來,一個人就不得不在要求自己自由的同時,也要求他人的自由。    
    一個人把自己的自由作為目標,這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為其目標時才有可能。人是一種存在先於本質的生物,在種種境況下都得要求屬於他自己的自由,同時他不能不同時要求他人的自由。最後,在這種包含於自由本身的要求自由的名義下,薩特對那些想向自身隱藏其存在的自發本性和絕對自由的人作出評判。他將那些借口嚴肅精神或決定論來隱藏其絕對自由的人稱之為懦夫。將那些把其存在說成是必然而實際上是偶然現象的人稱之為豬玀。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義(2)

    薩特自由觀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選擇自主性的強調。值得注意的是,薩特的自由思想並非是沒有變化的。研究者中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即認為薩特始終強調選擇的自主性,並將其絕對化。在談到薩特的「選擇」概念時,人們很自然地將它與「自主」一詞聯繫在一起,稱之為「自主選擇」或「自由選擇」。這些論者立論的依據主要是薩特前期的著作,特別是《存在與虛無》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實際上,薩特本人對於選擇自主性的態度是有重大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而尚待深入探討的情況是,後來薩特對自己的前期思想作了十分嚴厲的批判。例如,1969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在抵抗運動期間僅僅認為有自由決定的可能性。就那些年我的思想狀況而言,我寫的第一批劇本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稱之為『自由戲劇』。不久前我重讀了我為這些戲劇──《蒼蠅》、《禁閉》等──的一個集子寫的序言性註釋,實在感到震驚。其中寫道:『無論是什麼境況,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在對自己是否成為叛徒作出選擇時,他總是自由的。……』讀到這裡,我對自己說,這真是不可思議,我竟然相信過這種話!」(《思想紀游》)     
    在1972-1975年間拍攝的影片《薩特自述》中, 薩特對自己過去的著作作了一個總體的回顧和評價,他說,其中有一些東西讓他感到難為情:「我1945年前後寫的東西,它造成的印象是:無論境況是怎樣的,一個人總是自由的。作為例子,我解釋說,一個工人參不參加工會,他總是自由的,就像他選擇自己去參加一場戰鬥或者不參加,都是自由的一樣。今天,所有這些東西之荒謬讓我震驚。毫無疑問現在我的自由觀有了某種根本改變。我仍然忠於自由的觀念,但我可以看到,對任何特定的人,自由的結果總是可能改變的。」     
    薩特自主選擇觀念的明顯改變表現在他50年代初的作品中,特別是戲劇《魔鬼與上帝》。他在上述訪談中說:「我們斷定在任何境況中總會有一種令人滿意的選擇。這是不真實的。事實上,後來我在《魔鬼與上帝》中塑造了一個不能作出選擇的人物海因裡希,來明確反駁我自己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海因裡希當然想選擇,但他既不能選擇拋棄了窮人的教會,又不能選擇拋棄了教會的窮人。他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而決不會有什麼選擇。他完全被他的處境所制約。」 (《思想紀游》)     
    學術界也有注意到薩特後期選擇理論的變化的,但一般來說,對這種變化的分析比較簡單,對它的論述也不夠準確。例如, 有學者認為,最後薩特得出真正自由的選擇是沒有的結論。由我在上面引述的薩特的話來看,似乎這一觀點可以成立,時間應該是在50年代初期。但對於這一重大變化的情況還須作更加深入的探討,才能得出確切可靠的結論。    
    對薩特這一時期的作品以及他後來對自己自主選擇思想的評論作深入探究後,可以發現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他對自己早期強調自主選擇的思想作了嚴厲的批判,甚至使用了「我竟然相信過這樣的話」、「荒謬」、「不正確」這樣的語言,似乎是完全的否定;另一方面,他對自己早期選擇思想的某些內容仍然持充分肯定的態度。    
    例如,在上述同一個談話中,薩特說:「我有一個想法,從未放棄過並一直在深化:一個人最後總是要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他除了承擔這種責任外別無其它選擇。因為我相信,一個人總是可以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創造一點什麼。現在我把自由定義為:自由是人們的一個小小的活動,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會所制約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限制在社會給定的種種條件之中的人。」 (《思想紀游》)     
    這裡表達的意思顯然與「真正自由的選擇是沒有的」相悖。如果真正自由(自主)的選擇是沒有的,那麼,一個人就不用為他的選擇承擔責任,一切都可以歸結為社會、外部環境、他人的作用等等。薩特認為,人的選擇,歸根結底,總是創造了一點什麼,也就是在某種程度擺脫了社會對他的制約,這就是自由,這實際上仍然是肯定人的選擇的自主性。    
    如何解釋這一自相矛盾的情況?首先,薩特對他早期自主選擇思想的批判,並非是對這一思想的完全否棄,只是否定了自主選擇的某種絕對性。試分析一下他作了自我批判的那段話:「無論是什麼境況,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在對自己是否成為叛徒作出選擇時,他總是自由的。」這段話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實際上完全否認社會、環境、他人以及其它非個人意志的因素對一個人的選擇所起的作用。薩特在同一個談話中說,一個人在敵人的拷打中能否挺下來,這個問題在當時僅僅是一個身體的忍耐力問題。他的意思是,如果拷打之嚴酷超出這個人的身體忍耐力,即使最後他選擇了招供,這也並非他真實意志的表達,這時的選擇就不能說是自主的。    
    可以作為例證的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一件事情:「二戰」期間,薩特所在的那個抵抗組織的一個成員被佔領者當局逮捕,他在被審訊中供出了薩特和其他幾個人的名字。後來這個人想辦法從被關押的地方傳出話來,說明這個情況,意思是讓這幾個人躲起來以避免可能的被抓捕。那麼,這個人選擇成為叛徒——如果將向敵人招供就當成叛徒的話——是否是自主的?就他後來的表現看,顯然不是。他事後力圖對這一選擇結果作出補救。    
    再拿薩特列舉的工人參加戰鬥的例子講:一個工人參加戰鬥,比如參加罷工,是否就像薩特以前所說的那樣,參加或者不參加,總是自由(自主)的?假如這個工人已經身無分文,如果他參加罷工就只有餓肚子、沒有飯吃,他可能的選擇是否還是完全自主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處境,他所具有的種種條件,對他作何選擇至關重要。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選擇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之外,外在的力量以及內在的非意志的力量(例如生理反應)也會起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薩特對他早期自主選擇思想作了嚴厲批判,但這種批判並非認為選擇的自主性完全不存在或根本沒有可能。    
    上面列舉了薩特對《魔鬼與上帝》中海因裡希的評論:「海因裡希當然想選擇,但他既不能選擇拋棄了窮人的教會,又不能選擇拋棄了教會的窮人。他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而決不會有什麼選擇。他完全被他的處境所制約。」怎樣看待這段話?它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印象:薩特認為有這樣的人存在——他們的選擇完全沒有自主性,或者甚至連選擇都不可能。    
    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薩特在同一個地方說明,海因裡希只是他為了批判自己強調自主選擇的絕對性而塑造的一個人物。因此,這個人物更大程度上具有一種象徵意義。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將人判然分為兩類:一類可以自主選擇,另一類無法自主選擇或無法選擇。一個人無論受社會、境況、他人多麼大的制約,他總是存在著哪怕是一點點的活動餘地;憑著這點活動,他就可以不被社會給定的種種條件限制,創造出一點什麼來。這就是自由,其中必然包含著人的自主選擇。    
    薩特在《魔鬼與上帝》還塑造了一個主人公格茨,他也處於絕對的惡和絕對的善這兩者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作為與海因裡希相反:他並非不作選擇、無所適從,而是不斷地作出嘗試,最後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既拋棄了絕對的惡,也拋棄了絕對的善,參加農民起義,也就是選擇了相對的善,靠自己來拯救自己。這個戲劇中「上帝」的寓意,應該是被絕對化的外部世界。這兩個對立的人物結合起來,可以體現薩特關於選擇自主性的總的看法。    
    其次,薩特在指出這種自主選擇的絕對性是不真實的同時,又指出,在特定的時期它有存在的理由,是有意義的。薩特說:「一個人被拷問,他將怎麼辦?他要麼招供要麼拒絕回答。這就是我根據對英雄行為的體驗而說的東西,但這種體驗是不真實的。」 (《思想紀游》) 之所以說這種體驗不真實,即以上面舉的那個在被拷打後招供的人而言,他到底是不是叛徒?說他不是叛徒吧,他畢竟招供了,這應該算叛變行為;說他是叛徒吧,他後來的行為又不像一個甘心當叛徒的人,而是想設法彌補自己的行為帶來的後果。所以說,實際情況往往要比「要麼英雄,要麼叛徒」複雜得多。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具有不真實性。    
    薩特同時認為,儘管這種看法或體驗是不真實的,它在戰爭那個特殊環境中仍然具有一種意義,具有一種必要性。在抵抗運動期間一個人因自己的所作所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險,從根本上說,需要的是勇氣。因此,強調人的選擇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總而言之,薩特前後期「選擇」思想的變化,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前期是強調選擇的自主性,而後期則拋棄了這種思想、得出自主選擇是不可能的思想。薩特的變化在於:前期認為選擇的自主性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個人所處的境況不起什麼作用;後期則充分考慮到境況的作用,而認為選擇的自主性是相對的,人們選擇的結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時也有境況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內。薩特前後期「選擇」思想在變化中也有不變的地方:無論一個人的選擇是完全自主還是只有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對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無立足之地(1)

    戰後,薩特關於文學的思想有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張,認為作家必須通過其作品,對當代各種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明確表態,從而保衛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為了更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反駁種種責難,澄清問題,薩特寫了《什麼是文學》一書,分6期連載於1947年的《現代》雜誌上,後收入《境況種種》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瑪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薩特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只為自己寫作。寫的東西總是為了給別人看的。在寫作行動裡就包含著閱讀行動,兩者辯證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召喚讀者的自由,讓它來協同產生作品。寫作的自由包含著公民的自由,人們不能為奴隸寫作。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了。    
    薩特對近幾個世紀的文學現象特別是作家與讀者的關係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們不可能在沒有讀者群和沒有神話的情況下寫作──不可能沒有某一由歷史情況造成的讀者群,也不可能沒有某一關於文學的神話,這一神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讀者群的需求。總之,作家與所有其他人一樣,處於境況之中。但他的作品與人的任何設計一樣,既關閉這一境況,又使它明確化並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釋境況並使之得以成立。    
    文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處於不斷革命中的社會的主體性。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文學將超越語言和行動的二律背反。當然,在任何情況下,文學都不會被視為一種行動:說作者以讀者為行動對象是不對的,作家只是對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但在一個不斷重新把握自己、評判自己並且不斷變化的集體裡,書面作品可以是行動的一個主要條件。    
    薩特認為當代作家應該在他們的作品中兼為人的自由和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人們常說這兩者是不能調和的,作家們要做的正是鍥而不捨地證明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一種整體自由的權利,它把形式自由與物質自由實際綜合在一起,理應讓這個自由顯示在小說、評論和劇本中。應該在文學裡表明立場: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同時反對所有把社會主義看成絕對目的的學說和運動。它是達到目的之前的最後手段,而目的則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們的作品應以否定性與建設性的雙重面貌呈現於世人之前。    
    除了文學理論,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屢有大的收穫。小說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靈之死》1949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後的機會》,但薩特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這第三卷還不是最後的機會,這個多卷本小說還不能結束。《最後的機會》應該放到第四卷,於是把書名改為《心靈之死》。    
    這一卷薩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況下,這是薩特本人切身體驗過的。這裡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達到了臨界狀況。薩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時預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條件才會得到闡述」。死亡的威脅、戰爭的破壞,有些東西是永遠無法復原的,而有些全新的東西卻又開始滋生。薩特意猶未盡,要留待《最後的機會》通過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義介入充分揭示出來。    
    但這個第四卷沒有完成。薩特一直想完成它,並且已經寫了200多頁,最後終於放棄了。戰後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活,使他很難繼續以前的種種構思來結束這部小說,而把小說中的人物跳過十年拉到現在來發生糾葛,他又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因此處於兩難之中。他面臨的這個困境也許一個歷史學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卻難以逾越。    
    從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歸宿,或正如薩特自己所說,最後都實現了他們的自由。瑪志厄逃出集中營後投身抵抗運動,甘心受一個集體的約束,最後被捕,在嚴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並非本來就是英雄,他成為英雄是因為他想讓自己成為英雄。而布呂內在瑪志厄的幫助下,越獄成功,到了巴黎。其後的處境有些類似《骯髒的手》雨果出獄後的情況:他受到懷疑和誹謗,孤獨使他發現了自己的主體性,在他的介入行為深處,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後幾乎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死去。薩特沒有讓他們留下來捲入戰後的生活。    
    與小說創作相比,這一時期薩特在另一個文學領域顯得更有成就和富於探索性,這就是傳記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寫了《波德萊爾》一書,採用最初選擇這一概念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對這個詩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認為,一個人對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選擇與人們所說的命運完全是一回事,而波德萊爾選擇了將自己當作他人來看待,他的生活是一個失敗歷史的過程。這書於1947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不過後來薩特自己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不是很高。    
    1949年伽利瑪出版社請薩特為讓‧熱內的一本書作序,薩特欣然同意。但寫著寫著,它完全超出了序言的範圍,本身成了一本書,而且是一本十分奇特的書,像一個巨大的怪獸,最後完稿有578頁,這可能是自有書籍史以來最長的一篇序。最後它作為一本書由伽利瑪出版社於1952年單獨出版,定名為《聖熱內:戲子與殉道者》。    
    薩特寫這書的初衷是評論熱內的作品,它也包含著這方面的內容,因此該書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文學評論著作。實際上它談論的東西又大大超出了這個範圍,它是談熱內這個人,而且重點是這個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因此把它看成一部人物傳記似乎更為恰當。    
    但薩特又不僅僅是談熱內這個人,他是通過對這個人一生的瞭解、分析和揭示,來闡發他對道德的看法,他關於自由的思想。他在《存在與虛無》的結尾處曾預言要寫一本關於人的生存的倫理學,在1947-1948年間,他作了大量筆記,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最後他放棄了寫這本書的打算;但他的努力並不是完全徒勞的,他的許多思想都移入了《聖熱內》一書中。在寫這書時他深入地研究了辯證法。因此這書又可以看成是一部倫理學或哲學著作。    
    薩特是有資格寫這樣一本書的。他在戰爭期間就同熱內結識。兩人一見如故,相交莫逆。熱內喜歡薩特對他不抱成見,毫不在意他是小偷和同性戀者;薩特喜歡熱內在社會、環境把他造成小偷、同性戀者的情況下,正視和發揮了自己的自由,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在自由的問題上有著根本的一致。    
    薩特指出,熱內是被社會、環境和他人造成一個小偷,而他宣稱道:「我是一個小偷。」這個微小的變化使他開始成為一個詩人,最後,他甚至成了一個不再俳徊於社會邊緣的存在,人們不再問他來自何處,對他的過去保持緘默。自由不可能是一種幸運,自由也不是一種成功,對熱內來說,自由僅僅只是規劃一條不是從一開頭就給定了的道路。這個孤兒,被年輕的雞姦者毆打、強姦和壓服,被他周圍的流氓像玩物一樣對待,在最不適宜的環境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另一個人,他變成了作家。    
    戰後他們的友誼繼續保持和發展。1948年熱內因罪被判入獄,薩特同熱內的另一好友讓‧科克托在7月16日聯名寫信給共和國總統,要求對熱內實行特赦。    
    薩特把一個序言寫成一大本書,這是因為熱內的作品使他著迷,使他產生強烈的寫作衝動,通過寫作他把自己自《存在與虛無》以來在對於道德、對於人的自由的思考總體地放入這部書中。薩特對自己的這部作品是滿意的。在他64歲那一年,他說,《聖熱內》也許是他對自由解說得最為清楚的一本書。70歲時,他開列了幾部願意流傳後世的作品,其中就有《聖熱內》。    
    這書出版前薩特把手稿給熱內看了。它激起了熱內的強烈反應。熱內的第一個衝動是想把這手稿燒掉。實際上他已經往壁爐裡扔進了一些頁,然後又搶了出來。他對這書充滿厭惡之感。最後他還是同意薩特出版它。熱內厭惡這書是因為它太真實,真實得讓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薩特剝得一絲不掛。他在自己的書中也剝光自己,同時又用詞語來偽裝自己,這裡有著一定的選擇和一定的方式。而薩特對他則是隨意剝著,這真使他受不了。這裡的真實並不是揭發隱私。熱內是一個同性戀者,一個小偷,這些大家都知道,他本人也不隱諱,甚至還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表現這方面的內容。薩特的書不是著意於這些事實。它深刻地揭示了熱內的自由。而自由對於任何一個真正直面和正視它的人來說,決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它會帶來難於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薩特把自由本色毫無遮掩地展示出來,事實的真相往往讓熱內本人也感到吃驚。    
    這書對熱內的影響是深遠的,使他有6年時間幾乎完全不能認真地去寫什麼東西,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是「愚蠢地機械地活著,打開一扇門,點燃一支煙」。一本傳記能對傳主的生活產生這樣強烈持久的影響,這在文學史上是僅見的。寫了這書以後,薩特和熱內的關係漸漸冷淡了。他們很少再見面。有時赤裸裸的真實像一堵牆,會把人們彼此隔開。    
    在完成《聖熱內》以後,薩特的思想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變化:他開始從對文學著迷狀態中解脫出來,最後甚至達到激烈否定文學的地步。1954年8月,薩特和波伏瓦駕車在法國旅行。這時薩特的身體狀況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學,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絕地談論著,發洩著心中的厭惡。在他看來,文學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從童年起,一直到將近50歲,薩特都是把寫作看成某種呈現真理的東西。風格、寫作方式、詞語,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真理。在他看來,一部文學作品不僅僅是物體,不僅是同世界的一種關係,而且也是同真理的關係。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學或邏輯的方法提出的,它是從書自身的美、從它的價值來到他這裡的。薩特深深相信這一點。    
    現在薩特開始認識到,那種對文學的癡迷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神經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樓拜的沒有什麼不同──是他的資產階級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學多得多的東西。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詞語的價值。他產生一種強烈的慾望去理解自己的這種神經官能症,試圖發現是什麼使一個9歲的孩子陷入「文學神經官能症」,而其他同齡的孩子卻是正常的。這樣,在1953年,薩特花了很多時間寫自傳,或者說,在作自我分析。而這也是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宿願。他在18到20歲時,頭腦中總是盤旋著一個念頭,要把自己經歷的一生寫下來,這是指到了50歲的時候寫。現在,他對自己說,到時候了,讓我們開始吧,於是他就寫了起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無立足之地(2)

    薩特想從政治觀點出發寫他整個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給它一種共產主義的政治意義。他給這書取名為《無立足之地的讓》,「讓」是他的名字,「無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沒有任何財產,一無所有。薩特把自傳寫到他母親再婚時,發現自己並沒有去描寫本來打算寫的童年,完全沒有。在關於他本人和他的環境的描述上,這個稿子寫得很糟糕。他想說明自己不斷地渴望著變化,跟自己過不去,跟他人過不去,然後變化了,最後變成了他本來一開始就應該成為的共產主義者。這顯然是不真實的。薩特覺得這樣寫下去有問題,但他一時還難以解決,於是他就把它暫時放下不寫。     
    薩特在這裡是矯枉過正了。他寫這個自傳時毫不考慮它的文學價值,而專注於它的政治意義。但是,正像文學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所體現的不真實一樣,政治也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的體現,也可能表現出一種不真實。文學雖然沒有絕對價值,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實際上,在薩特對文學的徹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種他自己未曾覺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拋棄四十年已經成為生命或本性的東西,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他可以改變對文學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歸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個作家。    
    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領域裡最有成就的是戲劇。1946年11月8日,薩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死無葬身之地》首次公演。這個劇以抵抗運動為題材,主要圍繞著投敵分子對抵抗戰士的嚴刑拷打展開。拷打和酷刑是薩特在戰爭期間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問題。他常常問自己:「當我被抓起來拷打時,是否經受得住酷刑的折磨?會不會招供?怎樣才能挺住?」他也常常思考施刑者和受刑者的關係。所有這一切最後都被他寫進這個劇本。    
    評論家和一些觀眾對這個劇表示不滿,這反映了一種社會現象:這時以前的投敵分子正在重新上台,資產階級作為德國人的幫兇,對關於抵抗運動的戲劇大為惱火。薩特寫這個戲劇,也確有喚起人們記憶的用意。他想提醒人們,這些抵抗戰士受到拷打,他們是勇敢的,那時人們談論他們的方式是有些卑鄙的。    
    但這並不是薩特寫這個劇本最深層的意義。他在這劇上演前接受採訪時說:「這不是一個講抵抗運動的劇本。我感興趣的是極限的境況以及處於這種境況之中人的反應。我一度想把劇情放到西班牙內戰中去。劇情發生在中國也未嘗不可。劇中人提出的問題折磨過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人:『我怎樣才能經受住拷打?』」    
    稍後,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一書中專門有一節談到酷刑問題,它完全可以看成是《死無葬身之地》的理論解說。薩特指出,拷打首先是一個貶損人性的問題。無論犧牲者承受著怎樣巨大的痛苦,最後還是由他自己決定,什麼時候這痛苦已無法忍受,他不得不開口招供。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拷打,如果受刑者垮了,招了供,他作為一個人的意志就被用去否定自己是一個人,使自己成為施刑者的同謀,並由此把自己拋向恥辱的深淵。施刑者明白這一點;他等待著對方挺不住而開口,不僅因為可以得到他欲求的情報,還在於這將再次向他證明,他的拷打是對的,而那個人是一個只配用鞭子教訓的畜生。因此,他竭力去摧毀他的同類的人性。作為後果,他也摧毀了自己的人性。    
    大多數抵抗者雖然也遭到殘酷拷打,被火燒熱烙,被弄瞎雙眼,被殘體斷肢,他們並沒有開口招供。他們打破了惡的循環,重新肯定了人性──為了他們,為了我們,也為了拷打他們的人。他們這樣做時既無見證,也無幫助,更無希望,往往連信仰也不復存在。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個相信人的問題,而是要做一個人。於是他們保持沉默,而人就誕生於他們的沉默之中。在他們對抗施刑者的沉默中,這活火保持著自身。包圍著他們的,什麼都沒有,除了這漫長的極地之夜,沒有人性,毫無意識;他們甚至看不見它,只是由於感受到這透骨的寒冷才猜到黑夜的存在。    
    薩特最後說:    
    我們知道,在一天中的每一時刻,在巴黎的各個角落,人被一百次地毀滅和再生。我們被這些拷打所困擾,沒有一個星期我們不自問:「假如我被拷打,我會怎樣呢?」這個問題單獨地把我們帶到自身和人類的邊緣。我們搖擺在人類否定自身的非人地帶和人類從中洶湧而出、創造自身的不毛沙漠地帶之間。5年時間。我們活得恍惚失神,由於我們沒有把自己的作家職業看得很輕鬆,這種恍惚失神狀態仍然影響著我們的寫作。我們著手創造一種極限境況文學。    
    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就是這種極限境況文學的典型。在這個劇的演出過程中,觀眾們受到很大刺激。特別是第二幕拷打的情景。男主角的尖叫聲使他們難以忍受,有的女士幾乎暈了過去。善與惡、人與非人、道德與暴力、施刑與受刑、敵人與愛人、肉體與精神、……在思考拷打和酷刑產生的問題上,恐怕沒有比《死無葬身之地》更深入和震撼人心的了。    
    薩特另一出產生更大轟動的戲劇是一個7幕劇《骯髒的手》。劇中的主角雨果是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年輕共產黨員,他為了徹底背叛自己的階級,願意擔當刺客的角色,但他時時處於道德的焦慮之中,總想在任何情況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純潔性。同他形成對照的是共產黨的一個領導人賀德雷,他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採用任何手段。這個劇本發表在《現代》雜誌上。1948年4月2日,《骯髒的手》首演並獲得巨大成功。首演時薩特有事不在場,演出結束後人們紛紛來到波伏瓦和博斯特所在的包廂,同他們握手,向他們表達對薩特的祝賀。他們說:「真出色,真是演絕了!」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    
    評論界的反應使薩特感到意外。共產黨評論家對《骯髒的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定這是一個反共的戲劇。他們說:「薩特為了幾張鈔票,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把最後一點尊嚴和正直都出賣了!」資產階級評論家看到共產黨反對,他們就拚命喝彩,說這個劇反映了共產黨內部殘酷鬥爭的真相。一個美國人未經薩特同意,擅自改編這個劇,給它加上反蘇的色彩,起名為《紅手套》在紐約上演。薩特對此提出嚴重抗議。    
    薩特的意圖不是要寫一出政治劇,而是想揭示在歷史轉變時期,道德與政治、理想與現實、目的與手段、純潔與骯髒、個人與集團之間的錯綜複雜、超越與被超越的關係。《骯髒的手》實際上是一出悲劇。劇中人物都是悲劇人物,尤其是雨果,他類似於莎士比亞戲劇中哈姆雷特這樣的角色。他的悲劇既是命運悲劇也是性格悲劇。在《骯髒的手》演出前,薩特接受記者採訪,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說,賀德雷代表了革命現實主義,而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義,這兩者孰是孰非,他不表態。「一個好的劇本應該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如果說他有所偏愛的話,與觀眾的傾向相反,他比較喜歡賀德雷。在確定劇名時,他曾在《激情之罪》和《骯髒的手》之間猶豫了很長時間,最後選擇了後者。前者是因為劇中涉及到男女之愛,本來年輕人雨果已經被領導人賀德雷說服,不再想殺他,但看到賀德雷因激情同雨果妻子捷西卡親吻,就向他開了槍。而後者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鬥爭中不弄髒自己的手。顯然,後一個劇名要深刻得多,更貼切地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    
    16年後薩特說,他不是在雨果身上,而是在賀德雷身上體現了自己。如果他是一個革命者,他寧可成為賀德雷那樣的人。至於雨果,他在塑造這個人物時考慮了他以前的學生或年輕朋友的情況。他們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在1945-1948年間,他們嚮往共產主義,希望加入共產黨,但他們面對著一個教條主義的政黨,它要麼利用他們的弱點而把他們變成激進分子、極端分子,要麼排斥他們,他們的境況實在難以忍受。薩特理解這些年輕人。問題不在於雨果的行為是對還是錯,而在於他的理想、他對純潔的要求同骯髒的現實之間的種種衝突,他的矛盾和動搖,自然而然使他成為觀眾注意的中心,從而獲得觀眾的同情。撇開那些偶然因素,《骯髒的手》確實具有《哈姆雷特》同樣的經典性。    
    在《骯髒的手》之後,薩特完成了他自己評價最高的一部劇本《魔鬼與上帝》。它以16世紀的德國宗教戰爭為背景。主人公格茨是薩特在少年時期就喜愛的一個人物。1951年6月7日《魔鬼與上帝》首次公演,這個戲劇的演出也是成功的。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觀眾都對這個戲劇反應強烈。基督徒們氣極敗壞,對薩特的攻擊不遺餘力;他們有一個誤解,以為薩特是想通過劇本說明上帝並不存在。    
    其實薩特的用意完全不在宗教方面,而是針對人的現實境況。通過《魔鬼與上帝》,他再次深入探究了道德與政治之間的超越與被超越的關係,善與惡、異化與實現、欺騙與真誠、魔鬼與上帝、自由與約束、失敗與勝利、……這些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同時又相互衝突的。《魔鬼與上帝》沿著《骯髒的手》的思路進一步發展了薩特的思想:格茨是參加行動的雨果,是薩特所設想的行動者的化身。薩特在未發表的筆記中說:「我讓格茨干了我無法做到的事情!」格茨既要保持自身的自由,又要正視他周圍人的不自由;他既不能因他們的約束而喪失自身的自由,又不能無視他們對自己約束的力量。而處於複雜政治境況之中的薩特,此時需要思考和解決的,也正是自身面臨的種種矛盾以及對它的超越。薩特多次說明,《魔鬼與上帝》是他最喜歡的劇本;在他願意流傳後世的幾部作品中,唯一的戲劇作品是《魔鬼與上帝》。    
    這一時期薩特創作的戲劇還有《恭順的妓女》(1946年)、《基恩》(1953年,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和《涅克拉索夫》(1955年)。由於薩特寫作時的心態以及花費的時間不同,這幾個劇本在藝術水平上要較為遜色一些,但也各具特點,演出時也都獲得觀眾的熱烈反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戰」以後,薩特進入了一個以「介入」為特徵的時期。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在重大社會政治事件中明確表態,盡可能發揮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和社會人的作用。    
    其實在此之前,薩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態度的。由於強調自由的絕對價值,薩特反對任何形式的等級制度。此時薩特對於社會主義仍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看不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的自由怎麼能夠存在,但在法國左派同右派的政治鬥爭中,他的態度是站在左派一邊的。雖然有態度,他並沒有實際參加政治活動。例如人民陣線的遊行隊伍在大街上通過,其中有他的同學,而他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站在人行道上看著。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主觀上說,此時他對政治不感興趣;客觀上說,他這時還沒有名氣,也不屬於哪個黨派,他參不參加對於任何人來說都不重要,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來找他。    
    現在情況完全不同。薩特在社會公眾中已經有了很大名氣。他主編的《現代》雜誌辦得很成功,他的名聲使這個雜誌擁有很多讀者。有了一個刊物就有了一個陣地,可以隨時對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應。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同共產黨人有著密切合作關係。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態度是希望參加抵抗運動的各黨各派能夠和平共處。    
    但是,在他開始出名後,共產黨的報刊上常有批判、攻擊他的文章。他們擔心,由於薩特的影響巨大,很可能把他們的信徒引向他那一邊;正因為薩特的立場跟他們接近,顯得更有威脅性。法共理論家加羅蒂對薩特說:「你在阻撓人民向我們靠攏!」另一位法共人士說:「你是一位哲學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蘇聯《真理報》刊登了不少謾罵存在主義的言論,有對存在主義「宣判死刑」的,有根據共產黨權威觀點寫成的關於「虛無」的著作來對抗《存在與虛無》的,還有以「存在主義不是人道主義」為題,指責薩特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敵的,不一而足。另一個方面,資產階級也把薩特視為異端,認為他宣揚的東西敗壞了道德、習俗和傳統,對他的攻擊不遺餘力。薩特在獲得出人意料的名聲的同時,也獲得了料想不到的敵視和惡意。 不過他現在已經適應了這種鋪天蓋地的名聲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樣鋪天蓋地的敵意。名聲也好,敵意也好,都是客觀現實,都是無法迴避的;與其被動,不如主動。他應該主動介入,按照自己的立場投身到政治活動之中。    
    1947年10月,經朋友介紹,薩特獲得了每星期一次在電台主辦「現代論壇」節目的機會。薩特可以就聽眾關心的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每次1小時。法國公眾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打得起來,戰爭是否不可避免,對待美蘇兩大集團應持何種態度。    
    薩特的態度很明確,他認為無論參加哪一個集團,都會加劇雙方的衝突,因此,應該不站在任何一個冷戰集團一邊。只要公眾都來抵制這種冷戰政治,戰爭就可以避免,和平就能夠實現。而戴高樂正是以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來制定他的政策,薩特在政治上是反對他的。在廣播節目中,薩特對戴高樂作了猛烈抨擊,而且採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這時支持戴高樂的法蘭西人民聯盟在地方選舉中獲勝。第二天,薩特讓紹法爾扮演一個戴高樂主義者,用這個聯盟報紙中的話為戴高樂的政策辯解,而薩特、波伏瓦和梅洛─龐蒂再對他的話逐一作出反駁。這樣一來,激起了聽眾的極大興趣,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激怒了戴高樂分子。他們紛紛不遺餘力地攻擊薩特,有兩個人還找上門來,要求在電台上同他辯論,大有作思想決鬥的意思。薩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電台大樓,那兩個人一見薩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來,極盡攻擊誣蔑之能事,甚至達到謾罵的程度。薩特不為所動,冷靜地回擊他們。在電台廣播開始前,這兩人把薩特撇在一邊,到另一間房裡嘀咕了好一會兒,最後他們板著面孔對薩特說:「鑒於你在錯誤的路上走得太遠,我們不願同你進行公開辯論!」看來他們有些怕薩特,怕被他駁得啞口無言下不了台,因此借這句話溜掉了。這個廣播節目一共搞了6次,其中還談到共產黨的問題,還對革命民主同盟領導人胡賽作了採訪。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願意與蘇聯結盟的各種社會主義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獨立於兩大集團之外的歐洲。這個組織聲明:「在兩大集團處於戰爭狀態時,我們是一個調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絕由於害怕一方而與另一方結成聯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結合在一起。」胡賽等人向薩特提出邀請,希望他出任這個組織的執行委員,他們希望借薩特的名聲擴大這個組織的影響。波伏瓦擔心薩特會在這種活動中浪費自己的時間。薩特認為,既然他已經在《什麼是文學》中提出「介入」的口號,就不應該在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又躲得遠遠的,於是他決定參加。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執行委員。薩特積極參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動,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應該用自己的行動來影響社會;既然現在他已經具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就不可能無視自己的這種境況;戰前那種孤獨的個人之夢是永遠逝去了,他不再是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個體。    
    在參加了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之後,薩特發現,它與自己原先想像的不一樣;它根本沒有什麼革命性,而其頭頭胡賽推行的完全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路線,他在表面中立的態度下明顯地反對蘇聯、倒向美國一邊。到後來,薩特與胡賽之間的分歧日趨嚴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組織了一次會議,許多人到場。在這個會上,胡賽對共產黨大肆攻擊了一通,造成這個組織內部的分裂。大多數人想與共產黨的政治行動保持一致,而以胡賽為首的許多領導人則反對共產黨。    
    胡賽還打算於下年初去紐約同美國工人聯合會聯繫,向它要求資助。薩特這時雖然還不瞭解這個組織是支持美國政府反共立場的,但知道它是搞階級調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賽的行動。胡賽不聽,還是去了。第二年4月,胡賽從美國回來。他打算召開一個關於和平的辯論會,來對抗共產黨發起的和平運動。在美國期間,他得到美國人的讚揚,也得到一點資助,於是完全倒向美國人一邊。    
    薩特拒絕出席胡賽召開的大會。他自己出錢另外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佈同胡賽對著幹。經過同胡賽等人長期不休的爭論,薩特感到無法改變這個組織的性質,最後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實際政治活動也告一段落。    
    薩特這時的政治觀點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對立中,他不願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願意看到美國毀滅,也不願意看到蘇聯被消滅。他認為美蘇戰爭將是一場雙重的大災難。他希望能消除這種對抗和冷戰局面,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軟弱無力。這時人們盛傳蘇聯入侵的危險。薩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樣,他就像當年抵抗德國那樣,留在被佔領的法國。這是為某種社會主義而不是為美國進行抵抗。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新的變化:他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    
    這一年暑期,薩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繼艾森豪威爾當上歐洲盟軍總司令。在巴黎反對李奇微的遊行示威中,共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遊行示威幾小時後,他坐小汽車準備通過。他的車座上有兩隻鴿子,於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鴿子是信鴿,是用來同蘇聯進行密謀聯繫的,而實際上這兩隻鴿子是菜鴿,不過是杜克洛準備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給杜克洛的,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個「鴿子事件」促使薩特寫一篇文章為共產黨人辯護。    
    而在此之前,一本關於拿破侖三世的書《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給了薩特很大的觸動,使他決心採取行動來支持共產黨。這是亨利‧吉耶曼寫的,其中對當時的報紙、私人日記和擁護拿破侖三世上台的作家的書作了大量的摘錄。薩特由這書產生類比和聯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    
    還有一個事件也對薩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發生的罷工由於右派的抵制而失敗,右派歡呼雀躍。薩特十分氣悶。後來他回憶這一時刻說:「回到巴黎時,我必須立即拿起筆來,否則就會被活活悶死。我夜以繼日地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第一部分。」    
    他寫作時充滿激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有5天徹夜未眠,其餘的夜晚,只睡四、五個小時。這時他想,他不能不採取某些會使他成為「他人」的步驟,他不能不在總體上接受蘇聯的觀點,同時又堅持自己的觀點。薩特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杜洛克被捕是一個可恥的事件,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他試圖說明,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代表,在何種程度上又是後者的確切代表。    
    11月,《現代》又發表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對6月4日罷工失敗作了分析。薩特指出,這次失敗是由於工人的洩氣造成的。他對群眾和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是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的。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薩特說明自己為什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產黨人保持一致。    
    《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於一年半以後。薩特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罷工失敗的工人洩氣的根源。他還引證了19世紀的歷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殺的社會氣氛。薩特認為,無產階級的洩氣是工業生產不足的產物,這在主觀上反映了經濟結構加於實踐之上的客觀限制。隨著自動化生產,技術工人與熟練工人之間產生分裂,而熟練工人所受壓迫最深,對社會具有唯一真實的觀點,也就是生活條件最差者的觀點。一種「需要的人道主義」就是以熟練工人、也就是廣大群眾為基礎的。而群眾只有通過唯一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共產黨才能改變社會從而超越他們的群眾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開始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薩特同共產黨還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來說是厭惡它的。到後來,這文章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質的文章,而到最後,它反對法國流行觀點,實際上成了頌揚共產黨的文章。對於薩特現在的政治態度,《現代》編輯部多數人都是贊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漸離開了《現代》,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而共產黨這一方,很自然地,向薩特表示友好。此前薩特曾應共產黨人的約請參加抗議逮捕亨利‧馬丁的集會。馬丁是法國共產黨員,因拒絕參加印度支那戰爭而被捕。薩特還同其他人聯名寫信給法國總統要求特赦馬丁。    
    為了提供論據,薩特提議:寫一本要求釋放馬丁的書,一本由他提供評論、由各種有關文章組成的書。這或許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的啟發。薩特幹了起來,書名是《亨利‧馬丁事件》。由於技術性的困難,這書出版得較遲──1953年10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而馬丁已於8月獲釋,但這本書的出版是有意義的。而薩特與共產黨人的關係,也由於他們的這種合作日益密切起來。    
    1952年底,薩特參加了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明將在大會上支持這樣一些提案:建立在貿易基礎上的東西方和平共處,統一德國但不改變雙方的經濟制度,實現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納中國參加聯合國。薩特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說:「如果能夠證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說,如果生活於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毀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飽肚子,只有這時雙方的戰爭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可以這麼說。」    
    這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以及它的影響不僅在法國,而且存在於其它國家和地區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個朋友駕車去阿爾及爾旅行。在阿爾及爾和突尼斯,他們感受到當地人對法國人的敵意。修車鋪、旅館、飯館都在營業,但就是不願意為他們服務,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願意;到處都是敵視的目光。後來他們打算乘飛機回去,把汽車放到一條船上托運。一個突尼斯工人看到車上有薩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這是讓─保爾‧薩特的車,咱們先把他的車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說:「請代我們向他問好!」波伏瓦十分感動:她真羨慕薩特:這些人一見法國人就露出敵意,而僅憑薩特的名字就能讓他們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薩特訪問了蘇聯。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飯店,從那裡可以看見紅場。他觀看了紅場上百萬人的慶祝遊行,參觀了大學和工廠,還到蘇聯作家家中作客。以後在蘇聯各地的旅行使他疲於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斷地會見、談話、觀光、旅行、赴宴、……幾乎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更沒有個人獨處的時間。當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獨自呆著時,陪同的官員們感到疑惑不解,認為這是個人主義的表現,不過最後還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飯。一路之上總像在過節,總有宴會,總是狂飲。在離開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個壯得像牛的工程師提出要同薩特比賽喝伏特加。他們喝完酒,這位挑戰者送他去飛機場,一到機場這人就癱倒在柏油路上。薩特贏了,他支撐著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馬上就酣睡起來。一覺醒來,他覺得自己不行了,就對譯員說,希望到莫斯科後休息一天。但一下飛機,作家西蒙諾夫接他去吃午飯,而他的陪同人員沒有提出推遲一天的建議。於是又是一頓豐盛的飯菜,又是嘩嘩如流水的葡萄酒。飯後,薩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覺得心臟不停地撞擊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厲害了。第二天,他住進了醫院。他的高血壓病發作,醫生為他作了診治。薩特本想在6月21日那天趕回巴黎過49歲生日,這一下不行了。    
    薩特對他在蘇聯看到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他特別注意蘇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作家與讀者、工人與工廠之間的新型關係。在那裡,工作、閒暇、讀書、旅行、友誼──這一切都包含著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意義。在薩特看來,蘇聯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們的孤獨。    
    1955年6月,薩特和波伏瓦飛往赫爾辛基參加世界和平大會。薩特在大會發言中談到要求和平與要求自由的關係。他說:「和平要求每個民族都獲得獨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我們的和平只有一個意義,每個民族、每個人都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自由。在我看來,我們事業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要通過自由來建設和平,又通過和平使各族人民都獲得自由。」    
    這一年的9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們來說,中國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他們對它幾乎一無所知。而在中國,除了兩三個法國文學專家之外,人們對薩特也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報紙介紹說,薩特剛剛寫過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與他們交談的人就經常客氣地表示對這部作品感興趣。除此之外,他們的共同話題就只有烹調了。這種雙方的互不瞭解嚴重妨礙了他們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們散步在灰色的胡同裡,有時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數情況下,他們感到,這是一個他們很想去瞭解而又找不到入門鑰匙的世界。不過中國的京劇使喜歡音樂的薩特欣賞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程式化的做功、悲劇性的急迫打擊樂、細緻悠長的嗓音,都對他展現出一種獨特的魅力。    
    他們在中國呆了大約兩個月,這個國家給他們最深的印象是貧困。後來波伏瓦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當時的感受說,看到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後,他們對地球的看法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他們總是把歐美的繁榮作為看問題的標準,而世界其它地方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十分模糊的存在。從這時起,他們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長期處於飢餓貧困狀況;與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樂只是一種有限的特權罷了。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到中國人為了克服這種貧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後來他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讚揚了新中國的建設。    
    1956年暑期,薩特和波伏瓦在羅馬度假,他們喜歡羅馬的景色和文化氛圍,既有歷史也有現在,歷史和現在聯繫在一起。戰後意大利左派之間的團結從未被破壞過。他們看到,在法國希望實現的目標在意大利成了現實。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支持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一直信守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在意大利,人們常常就政治問題進行氣氛熱烈、開誠佈公的討論。    
    在意大利期間,薩特得知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後,正逢蘇聯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薩特立即對《快報》記者發表談話。他說:「我完全徹底地譴責蘇聯入侵,但我並不認為這一事件應由蘇聯人民負責。我將徹底地同那些沒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殺行徑的蘇聯作家朋友斷絕關係,儘管對此我非常遺憾。我不能與蘇聯官僚領導集團保持任何友誼。」薩特在談話中還譴責了對蘇聯軍隊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指出他們的反應是根本不負責任的。薩特還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對蘇聯干涉的抗議書上簽了名。這份抗議書在《觀察家》週刊上發表。    
    1957年1月,《現代》雜誌出了一期匈牙利問題專號,內容包括從蘇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變期間發生的一切。薩特寫了《斯大林的幽靈》一文,進一步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他批判了蘇聯同衛星國的關係,反對蘇聯的干涉。同時,他又認為,儘管蘇聯領導人犯了種種錯誤,但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    
    許多年以後,在1974年,薩特回憶這一段經歷,他認為自己這話是弄錯了。蘇聯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蘇維埃奪取政權後消失不見了。當時它本來有一個發展的機會,但由於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後一些年的列寧,它逐漸改變了。他不再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但他認為共產黨人是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因為當時他看到同這個黨聯繫著的充滿錯誤的罷工、工會政策。    
    薩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經歷中對共產黨人深有認識。他覺得他們的一大特徵就是掩蓋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們微笑著,回答他的問題,實際上作答不是他們。他們「消失」不見了,變成了知道他們的原則並根據《人道報》在這些原則的名義下給予的東西來進行回答的人,他們好似一種有程序的計算機。薩特和他們之間,除了一起解決某個特定問題時的暫時一致外,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團結一致。    
    薩特發現,實際上這些共產黨人有一種個人生活,那是在他們多少去掉假面,在他們自己人中間時。他們在同外來者的關係中是沒有兄弟之情的。後來薩特總結這一時期說,戰前和戰後他本來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但他沒有注意到他們。而這些人對正統的共產主義提出挑戰,在許多方面是正確的。    
    薩特並不認為自己同共產黨人打交道沒有意義或浪費時間。正因為他有這段同路人的經歷,後來在1968年,他才可能繼續介入政治並站在毛主義者一邊。否則他會一直不關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薩特晚年說明他為什麼只是作為共產黨的同路人而沒有參加共產黨。他說:「為了參加這個黨,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與虛無》,否則他們將不允許我入黨。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絕這一點,至少我必須寫一些多少是按照黨的要求特製的文章。無論是這種或那種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實是,我沒有打算否定任何東西,首先是沒有打算放棄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權利。無論在什麼時候,這對我來說都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我總是想為自己發現事物。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始終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學格言。」(《薩特自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愛的考驗(1)

    1945年1月,薩特作為法國記者團的成員第一次來到美國。接待他們的是一位身材嬌小的法國女士。她叫多洛麗絲‧瓦內蒂,戰前是巴黎一家小劇院的演員,戰爭開始後去了美國,在美國戰爭情報處做宣傳方面的工作。她同一個有錢的美國醫生結了婚。據說在巴黎時她曾經見過薩特寫作,不過兩人並不認識。薩特當時在文學界還只是小有名氣,而多洛麗絲作為一個演員大概也不太出名。他們第一次見面時,薩特就提出希望同她約會。    
    看來薩特是一見鍾情。而這裡似乎還有其它的因素。同薩特一起的記者都是男性,薩特同他們不可能有深入交往。在美國,由於薩特的英語十分蹩腳,他也無法同只懂英語的美國女人交往。沒有語言的溝通,薩特就毫無用武之地。現在遇到這樣一個法國女郎,薩特真有他鄉遇故人之感。薩特和多洛麗絲很快就陷入熱戀之中。對於多洛麗絲來說,陷入情網,顯然是由於薩特那些非同尋常的情話。薩特在紐約時,將他的語言誘惑的特長髮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這也許是因為在美國,除了多洛麗絲以外,再難找到其他可以說話的人;不像在巴黎,可以讓他發揮特長的女性是較多的。    
    薩特在美國呆了大約4個月,大大超過了他預定的時間,同多洛麗絲的戀愛是他滯留的主要原因。由於多洛麗絲十分熟悉美國,同薩特希望瞭解的美國文化界也有交往,她成了薩特在美國的導遊和與紐約社會名流交往的中介。她還為他翻譯那些必需的英文資料。總之,薩特是通過多洛麗絲來瞭解這個讓他一直深感興趣而又陌生的國度。晚年他回憶這一時期說,是多洛麗絲給了他整個美國。    
    剛開始他倆誰也沒有考慮這一戀愛事件可能帶來的後果,認為不過是一段普通情緣而已。正如對其他任何女性那樣,一開始薩特就向多洛麗絲談到波伏瓦,說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樣一種關係。而在多洛麗絲這一邊,雖然同丈夫的關係不好,處於半分居的狀態,也沒有確定地要與他分手。所以他倆都以為,隨著薩特回法國,這種關係就會自然終結。    
    回到法國後,薩特將這一切都告訴了波伏瓦,沒有什麼保留。雖然這是自戰爭時期以來,薩特重新開始的第一樁風流韻事,波伏瓦並沒有當很大回事。她想,這可能只是類似在柏林時同那個「月亮」女人的愛情事件,薩特浪漫狂熱一陣子也就過去了。    
    但實際情況不是如此。這個女性對於薩特的吸引力遠非「月亮女人」可比。薩特回到巴黎後繼續同她聯繫,多洛麗絲也情不自禁地給了回應,兩人書信往來頻繁。於是薩特謀求機會再度去美國看她。正好美國有幾所大學邀請薩特講學,他欣然答應。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紐約的輪船。這次他在美國又呆了4個月。    
    如果說上一次去還有公務在身,那麼這次純粹是為了多洛麗絲。幾個月的時間,除了有數的大學演講外,他幾乎沒有幹任何事情,全部空餘時間都用來陪多洛麗絲,完全是以她為中心生活。他在給波伏瓦的信中敘述了每天的時間安排。大約早上9點起床,然後是洗澡,刮鬍子,吃早飯。11點去赴某個預訂的約會。午飯是同多洛麗絲或其他想見他的人一起吃。午飯後他一個人圍繞紐約散步(大概是多洛麗絲必須上班,不能陪他)。他說,現在他對紐約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樣。6點在某個地方再同多洛麗絲見面,他倆在她的住處或某個安靜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兩點。他向波伏瓦承認,他喝得很多,但以沒什麼問題為限。星期五的晚上薩特到多洛麗絲的住處,在那裡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點。薩特說,這是為了避免引起公寓門衛的注意。多洛麗絲雖然已經同丈夫分居,還沒有離婚,所以他倆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煩。因此多洛麗絲開玩笑地將薩特稱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們也到外面去度週末。    
    像這樣長期脫離自己的常規寫作活動,是薩特自結識女性以來未曾有過的。此前他總是按照學校的習慣,將一年劃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工作時期,一個是休假時期,嚴格按照這一規律寫作和休假。這一生活和工作規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萬達戀愛時都沒有打亂,而這次為多洛麗絲破了例,他來美國的時間並非休假期。    
    薩特最後在信中說:「除了多洛麗絲有些讓我驚嚇的愛,再沒有別的什麼可談的了。此外她絕對是迷人的,而我們彼此從不瘋狂。但這整個事情的未來是非常嚴峻的。我不知道該怎樣對你寫這些才不至於對她是不誠實的(因為寫出來的詞語總是冰冷的),而你應該知道這事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後我將詳盡地對你談到它。」    
    一個月後,薩特在給波伏瓦的另一封信中進一步談到多洛麗絲:「我也給你談談多洛麗絲,她是一個楚楚可人的尤物,真正是在你之後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個。現在我們被捲入離別的痛苦之中,而我每天都不快活。由於擔心門衛,我們移居到德‧海爾的工作室,在商業區。她對於鄰居有一種神經質的恐懼。你簡直無法想像她那種特殊的氣質:恐懼和堅定、深刻的悲觀主義和表面的樂觀態度、激情和謹慎、羞怯和毅力的奇妙結合。她的激情實在是驚嚇了我,特別是因為那不是我的強烈要求,而她獨自承擔了它並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這表明她的誠意以及像一個快樂小孩般的天真無邪。」 聯繫薩特在美國的表現再看他的信,我們大致可以琢磨出這樣幾層意思來。首先,他完全被多洛麗絲迷住了,在紐約儘管經濟方面相當拮据,他的精神狀態仍然是「樂不思蜀」。薩特對多洛麗絲的評價高到不可能再高的程度:「絕對迷人」、「尤物」、「波伏瓦之後最好的」,萬達顯然被排到多洛麗絲的後面。    
    實際上相當長一個時期,薩特都將自己與異性的生活界定為:與波伏瓦,是首位,這是「永恆的愛情」;與萬達,是第二位,這是「偶然愛情」的極品。與其他女性的關係凡是有礙於這兩位的,均將遭排除。而現在多洛麗絲被排在萬達之前,那麼薩特與她的關係到底是「永恆愛情」還是「偶然愛情」,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次,薩特在入迷、興奮、幸福之餘又感到多洛麗絲的愛、她的激情讓他受到「驚嚇」,對於他倆關係的前景感到「非常嚴峻」,這看起來殊不可解。對方愛得越深,他應該坦然享受,越發感到幸福才對。這種驚嚇和對未來的恐懼恐怕不是針對他倆關係本身,而是針對不在場的另一個人,就是波伏瓦。對方愛得越深,奉獻越大,越是「讓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我的理解是,可能這時多洛麗絲已經提出,為了他倆的愛,她可以放棄在美國的一切,隨他回巴黎),那麼她對薩特在情感方面的要求就會越高。如果這種要求涉及到他同波伏瓦的關係,那就是給他出了一道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他對她激烈的感情有所疑懼:害怕導致不希望的後果。這表明薩特同多洛麗絲的關係一開始就有矛盾和微妙的地方。    
    也許薩特當時的感受還不是這樣明晰,也許已經有了明晰的意識但不好怎樣對波伏瓦說,總之,薩特在給波伏瓦的信中是欲言又止,說「不知道該怎麼說」,表示以後再詳細談。這在以前是少有的。對波伏瓦,薩特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好說的,但在談多洛麗絲時卻開始有了保留。    
    回到巴黎後,薩特向波伏瓦詳細談到他和多洛麗絲的關係。薩特最後說,他倆有著心靈的完全溝通。他們一同出門,他想停下時,她也正想停下來;他想再走時,她也正打算動身。他們有一種甚至包括生命節律的深層次的和諧。    
    薩特的敘述使波伏瓦感受到從未有過的震撼甚至恐慌。儘管薩特在一年多時間裡去了美國兩次,上次回來和這次在信中也說了他和多洛麗絲的種種情況,波伏瓦並沒有怎麼在意這種關係,她想那不過是薩特的又一次冒險和浪漫,就像以前的那些追求一樣。而以前的任何一種情況,如月亮女人、奧爾加、波登、萬達等,對她和薩特的關係都沒有構成真正的威脅。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愛的考驗(2)

    而現在完全是另一種情況。聽了薩特的敘述後,波伏瓦不僅自問,在薩特心目中,多洛麗絲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她和薩特持續15年之久的關係,現在到底還有多少仍然屬於深深的愛戀,有多少只是習慣使然──就像許多已婚夫婦那樣?    
    終於有一天,在他們去一個朋友家吃飯的路上,波伏瓦問薩特:「坦白地說,我和多洛麗絲誰對你更重要?」    
    薩特沉吟了一會,然後回答:「多洛麗絲對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跟你相伴在一起。」    
    猛然一聽,這話是說得不好的。在波伏瓦看來,這個回答只是說:「我尊重我們過去的約定,但多洛麗絲……」突然一下子,她覺得自己的全部精神都被抽空了,覺得自己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在以後整個聚會過程中,她完全像一個機器人那樣握手、微笑、吃飯,但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覺得這頓飯的時間好像長得永遠不會結束。    
    下午,聚會結束後他們單獨在一起,薩特察覺到她內心的苦惱,於是進一步解釋了自己的話:「我們一向總是注重行動而不在於言辭。所以我沒有向你多說什麼。我只是說了最簡單也是最真實的事實。儘管她對我十分重要,但我們之間是不可分離的。」這次波伏瓦似乎聽明白了他的意思,心裡才安定了下來。    
    但薩特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恐怕他自己一下子也說不清楚。實際上他的話有一種曖昧的成分,難怪波伏瓦聽後疑慮頓生。問題在於,波伏瓦和多洛麗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女性;這兩種女性薩特都需要,如果一定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取捨,他還真拿不定主意呢!    
    波伏瓦這一類型的女性在薩特生活中的意義可用兩個字概括:理解。有了波伏瓦,薩特不再需要其他的對話者;這種對話不僅有日常生活的,還有純粹思想上的甚至哲學上的。雷蒙‧阿隆回憶說,自從薩特結識了波伏瓦,就開始跟他疏遠;他懷疑是波伏瓦在其中起了作用,意即她在他們之間挑撥離間。這種懷疑當然是沒有根據的。不過波伏瓦取代了其他可能與薩特進行高層次對話的男性,這倒是一個事實。    
    薩特在《奇怪戰爭日記》中寫道,他寧肯同女士們聊天,也不願意同阿隆討論哲學。可見這是薩特的天性;即使沒有波伏瓦,薩特也不會同阿隆有十分近乎的關係。但如果這個女性不僅會聊天,談起哲學來並不比阿隆差,薩特豈不更加滿意?這樣阿隆之類的男哲學家在薩特心目中就更加沒有地位了。    
    還有另一種類型的女性,她們在薩特生活中的意義也可用兩個字概括:感受。薩特有一個基本思想:男性由於社會生活的鑄造,越來越失去感受性而只具有較多的抽像性,因此其意識是片面的,他需要多加一些感受性。而女性由於社會地位相對低下,受到的教育較少,抽像性方面或一般智力不如男性,卻保留了豐富的感受性。薩特認識到這一點,他很需要從女性們那裡獲得他所欠缺的東西,這也是他「寧可同女性聊天,也不願同阿隆談哲學」的根本原因。    
    這一類型女性的代表是萬達。薩特在給波伏瓦的信中多次描述萬達是「迷人的」,接著的一個形容詞是「可觸摸的」。她也許沒有什麼知識,根本無法理解薩特的哲學,也許為人做事總是像個小孩子一樣,但薩特需要她。這種類型的女性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而現在這種類型的代表成了多洛麗絲。薩特向波伏瓦描述他和多洛麗絲之間的默契就是彼此的感受。當然,作為一個女性,波伏瓦也給了薩特許多感受性方面的東西,但與理解相比,則較為次要。不然的話,薩特也不會那樣迫切和堅執地需要另外一個女性萬達了。    
    從多洛麗絲的情況看,不僅在感受性方面比萬達更能給薩特許多東西,在理解性方面也要強出萬達一頭。薩特同多洛麗絲在一起時,沒有什麼喋喋不休的爭吵,更多的是一致與和諧。多洛麗絲的閱歷、知識面,顯然也比萬達豐富得多。因此,她與薩特的關係對波伏瓦的挑戰極大,以至於波伏瓦在晚年還回憶說,在所有與薩特有愛情關係的女性中,多洛麗絲是唯一讓她感到害怕的。    
    不過波伏瓦用不著害怕,她應該有一個穩操勝券的地方:多洛麗絲再優異、再傑出、再「尤物」,在女性中不乏與她類似的更佼佼者;而像波伏瓦這樣的女性,薩特卻難以再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感受性相對來說,不太穩定,易變;而理解性一旦建立,可以長期地穩固地存在。像波伏瓦這樣真正是學出來了的女性哲學家,大概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這恰恰是她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根本原因。    
    1947年1月,波伏瓦去了美國,也是應邀講學。在紐約她見到了薩特讚美不已的多洛麗絲。這個女人的確是富有魅力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她同波伏瓦有相似之處,她們都很聰明,很活躍,當然,也很漂亮。    
    波伏瓦在給薩特的信描述了她和多洛麗絲見面的情況:「我在荷蘭雪利酒吧約會了多洛麗絲,我想,她會向你講的。我對她的感覺正像我猜測的那樣,我很喜歡她,我很愉快,我理解你贏得她之後的感情,我為你有這種感情而驕傲,而我沒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波伏瓦的這種表示是否完全出自內心?也許是也許不是。我們很難確定這些話有多少是屬於「外交辭令」。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理解薩特的,她的這種表態是對對方的尊重,因而是得體的。    
    按照波伏瓦在信中的描述,多洛麗絲倒顯得不太自然。波伏瓦說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表現得神經緊張,不停地說話,表情有些呆板。這種描述應該是當時的實情。按照多洛麗絲以後的作為看,很可能當時她已經將波伏瓦視為應該認真對付的情敵。    
    波伏瓦還進一步談了她對多洛麗絲的印象,她知道,薩特喜歡聽這個,而且會非常重視。她說:「我覺得她確實很惹人喜愛,給人感覺很好,不過正如博斯特所說,也許女人味太強了一點,反正從我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但如果我是一個男人,而且還充滿一種明朗強勁的激情,那就不可能遇到更合適的了。」    
    這話可以印證我們前面對於她和多洛麗絲的特點的分析。這裡「女人味」就是感受性的另外一種說法。薩特喜歡女人的感受性,因此這裡透出她對他的深切理解。同時一個「太」字,也委婉地表達了她接觸多洛麗絲以後的一種感受:她原先的擔心其實並無必要——多洛麗絲在氣質上同她差異頗大,不可能取她而代之。「女人味」很強固然是多洛麗絲的優勢,也造成她在另一方面的不足。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余一卒(1945-1957):愛的考驗(3)

    波伏瓦到美國後,多洛麗絲去了巴黎,在那裡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國。5月初,波伏瓦正準備按照原來的時間安排回巴黎,突然接到薩特來信,要她推遲歸期,因為多洛麗絲要在巴黎再呆上10天。這一變故對波伏瓦有很大刺激。即使她是非常理智的,通常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時仍然不免產生一種深深的失落感。她在回憶錄中說,當時的感覺是很累,很疲乏,很軟弱,很想靠在一個男人的肩膀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此前她曾在芝加哥結識了一個美國作家,叫納爾遜‧阿格林。波伏瓦的英語相當好,不似薩特,她的口語水準已經達到可以表達情感的程度。她同阿格林在交往中彼此深有好感,隱約含情,只是由於波伏瓦離開芝加哥時間倉促,他倆的關係才沒有進一步發展。於是波伏瓦給阿格林通了電話,約好她去芝加哥會面。他們成了情人,在一起度過了半個月的熱戀生活。    
    這一愛情事件的起因是薩特要求延期從而使波伏瓦產生了一種失落感,而實際相處後阿格林對波伏瓦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吸引力,這主要是性的力量。波伏瓦後來承認,她跟阿格林經歷了她的「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同時她也瞭解到,「男女之間的愛情會有多麼的熾熱。」阿格林與波伏瓦的性愛,正像多洛麗絲與薩特的「生命節律的一致」;因此,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可以說是雙方扯平了。    
    就純粹的性關係而言,恐怕薩特並不總是能夠給波伏瓦以充分的滿足。這跟薩特自身的性特徵有關,他常常在與他人的肉體關係上卡了殼。我還猜測,波伏瓦與其他女性有同性戀關係和行為,也可能與這種不滿足有關。如果說她同納塔麗的關係還是在薩特應徵入伍以後發生的,納塔麗算是趁虛而入,那麼,她與奧爾加的親密感情關係、她與另一個女學生比安卡的實際性愛關係,發生時薩特就在她身邊。    
    問題在於,即使有這種情況,波伏瓦並不認為這個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誰更能給她以肉體的滿足,而是對於她作為一個總體的人的理解。在這一點上,除了薩特無人能夠做到。    
    待波伏瓦回到巴黎時,多洛麗絲還沒有離開法國。她想一直留在法國,而薩特沒有同意。因為多洛麗絲一旦定居巴黎,她就得完全捨棄自己以前的一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所習慣的生活。那麼,由此她希望從薩特那兒得到一切,也就是獨佔薩特,以作為補償。而這是薩特不可能做到的。儘管在他們結識之初,薩特就向她說明了他與波伏瓦的關係,同時說明他和多洛麗絲之間不可能相互獨佔,但作為一個女人,多洛麗絲認為,只要他真正愛她,一切障礙都會被衝破,情況會發生變化。當她發現不是這麼回事時,就惱怒異常。多洛麗絲終於離開法國,薩特陪她去了勒阿弗爾。分手時她還在抱怨他給她帶來的痛苦。後來她來信說,她以後要麼不來,要麼來了就永遠不走了。    
    這種新的「三重奏」不僅讓薩特感到煩惱,也讓波伏瓦痛苦。多洛麗絲走後,他們去哥本哈根旅行。在頭一天,倆人混雜在人群中,彼此什麼話都不想說,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他們之間是否已經形同路人?幾天之後,那種正常的親密和理解的氣氛才逐漸得到恢復。薩特和波伏瓦的關係仍在經受著時間和他人的考驗。    
    第二年4月中旬,波伏瓦準備前往美國同阿格林會面。她將在美國呆4個月,因為多洛麗絲已經答應薩特,在波伏瓦去美國時,她來巴黎住4個月。不料就在波伏瓦臨出發前幾天,多洛麗絲給薩特來了一封信,說在現有條件下她決意不來看他了。這讓波伏瓦進退兩難。正因為多洛麗絲要來,她才考慮在美國呆那麼長時間,並且已經告訴了阿格林。現在多洛麗絲變了卦,不來了。波伏瓦不願意白白喪失同薩特在一起的時間,否則她會對自己不滿意,也可能轉化成對阿格林的怨恨。於是她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她在美國只呆兩個月,而不是原來的4個月。    
    她在美國同阿格林一起度過的時光是很愉快的。不過在最後,當她告訴他,她在7月14日就得回巴黎時,他們之間起了很大的衝突。阿格林之於波伏瓦,正像多洛麗絲之於薩特,也是要求一種獨佔權。而波伏瓦明確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由於薩特的存在,他們的關係受到巨大影響。    
    波伏瓦回到巴黎,薩特和她打算在7月底出國旅行,一個美好的暑假就要開始。正當他們準備出發之時,風波又起:原先聲明拒絕來法國的多洛麗絲突然從紐約打來電話,說她再也不堪忍受與薩特的分離,想立即來同他呆1個月。她在電話裡哭了。薩特只得同意她的要求。他同她在法國南部住了1個月,同時因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責備了她一頓。    
    而真正苦的還是波伏瓦。她白白地早回了兩個月,還得罪了阿格林。她給阿格林拍了電報,說她可以再來芝加哥一趟。而阿格林的回電是:「別來,太忙。」──他還生著她的氣呢!儘管波伏瓦十分痛苦,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正如薩特明確向多洛麗絲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波伏瓦也毫無隱瞞地表示了她與薩特之間關係的不可動搖性。    
    後來阿格林的情緒有所緩和,還表示第二年的6月份要來巴黎。他來巴黎時,波伏瓦帶他同所有的朋友見了面,包括薩特。由於語言不通,薩特和阿格林交談有些困難,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煩為他們作翻譯。不過他們相處還很融洽,在一起談了一會兒鐵托,又對毛澤東議論了很長時間。薩特在男女關係上給了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時也給予對方以同樣的自由,而且他的情人的情人,幾乎個個都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彼此不懷敵意。這也是薩特在處理男女關係時的一個特點。    
    這一年暑期,波伏瓦同阿格林在意大利、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旅行,而薩特和多洛麗絲在墨西哥和危地馬拉度假,還去了古巴、巴拿馬、海地和庫拉索島。但這時薩特和多洛麗絲的關係已經不那麼和諧了,因為多洛麗絲老是沒完沒了地說要來巴黎定居,而薩特又總是不肯答應。薩特和多洛麗絲的關係又維持了一年。多洛麗絲不顧薩特的反對,硬要來巴黎定居。他們大吵了一通,最後關係徹底破裂。薩特認為多洛麗絲太過分了,於是斷然決定分手。他說:「好了,這沒法維持下去,這是在不斷地逐步升級。」愛之愈切,怨之愈深。男女之情就是這樣的。薩特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和平相處」,彼此相安無事;如果一定要逼他作出非此即彼的決定,他只能捨棄第三者而保全他與波伏瓦的關係,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與此同時,波伏瓦在美國同阿格林在一起。他倆的關係也十分惡化。惡化的原因是同樣的:阿格林要她在薩特和自己之間作出選擇。波伏瓦在信中告訴薩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倆的性關係也發生危機:在一兩次做愛的嘗試中,阿格林顯得性無能,而波伏瓦感到性冷淡。但她並不怎麼沮喪,反而說:「這有助於結束這種性慾佔據主要地位的關係。」一年後,波伏瓦和阿格林的關係也徹底結束。    
    薩特和波伏瓦的「永恆愛情」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們各自通過努力,通過選擇,度過了他們一生中最嚴重的感情危機階段,重新達到親密無間的程度。而在這一時期同他們相處的第三者,結局卻是不幸的。此後,無論是薩特還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愛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們的關係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國家公敵」(1)

    這一時期有一個重大事件成為薩特關注的中心,在許多年裡影響著他的生活,這就是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法國殖民者對阿爾及利亞人進行殘酷迫害和嚴厲鎮壓。電刑、絞刑、火刑、強姦、拔指甲、斷骨、……各種酷刑拷打,無所不用其極。當年納粹用來對付猶太人的那一套,現在全都被法國殖民者採用了。尤為可怕的是,現在法國公眾已經沒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種極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狂潮之中。他們支持統治者的政策,不認為是暴行,反倒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在法國,只有很少的人反抗這股潮流,反對當局的政策,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他們被看作反法分子、國家公敵,處於極度孤立的狀況。薩特的處境就是這樣的。他盡自己的可能來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鬥爭。1957年12月,薩特到法庭為本‧薩多克作證。薩多克是阿爾及利亞人,幾個月前他打死了阿爾及利亞前議會副議長、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謝卡爾。薩多克的律師請了薩特等幾名左翼知識分子作為證人為他辯護。薩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薩特顯得十分緊張和激動,因為今天的發言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薩多克就有救了;過了幾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獲自由。    
    在出庭作證時,薩特竭力控制自己,沒有暴露出緊張感,只是在稱呼死者時把姓名錯念成「阿里‧雅卡爾」。他為薩多克辯護說:「年輕人不可能表現出跟我們年長者一樣的耐心,薩多克從小在法國看到的,是一副副殺人的面孔。薩多克的行為是政治性謀殺,而不是恐怖主義行動。」為了不觸怒法庭,薩特煞費苦心採用了一些委婉的說法。第二天晚上,薩特得知判決結果,薩多克被判終身監禁。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加繆的態度:這時加繆剛剛獲得諾貝爾獎,薩多克的律師曾請他作證,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有關譴責死刑內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讀一下。但加繆拒絕了,連寫一個書面發言也不肯,雖然他也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隨著右派在大選中獲勝,左派慘遭失敗,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義的諾言、避免做殖民者幫兇的人們,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動完全局限在合法的範圍內。這時薩特的年輕同事和朋友尚松主辦了秘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組織了青年抵抗運動。這個組織號召法國士兵開小差,宣揚支持民族解放陣線,並直接同阿爾及利亞人聯繫。 薩特一度對自己是否採取這種非法的態度有所疑慮,因為不管怎麼說,他是法國人,這樣做就是公然與自己國家為敵。對於他這一年齡層次的人來說,在心理上很難承受這一點。最後薩特想通了,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排除這種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動,為其主編的《為了真理》撰寫文章。此外,在《現代》、《信使報》等公開刊物上薩特也發表文章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仍在進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報紙《革命報》的主編邀請薩特和波伏瓦訪問古巴。開始他們沒有什麼興致:薩特的身體不太好,波伏瓦擔心旅行會讓他過於疲勞;阿爾及利亞戰爭也使他們意氣消沉,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來。最後,薩特對波伏瓦說:「如果我們老是像這樣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於是拋棄生活!」於是他們決定振作起來,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們來到古巴。    
    在古巴,薩特受到熱情接待。在大約一個月的訪問中,薩特親眼看到革命給人民帶來的好處,看到六百萬古巴人同壓迫、飢餓、流浪、失業和文盲作鬥爭的情景。他隨意參觀、同當地人討論,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這裡的景色也是那麼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辯證理性批判》相印證,薩特在這裡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帶給人民的幸福。看著這些獲得解放、笑逐顏開的人們,薩特心中的陰霾不覺一掃而空。    
    卡斯特羅陪同薩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剛開始兩人之間有些拘束,很快這種拘束就融化在親密無間的氣氛之中,他們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熱情歡迎的人群,每天的報紙都有薩特同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薩特還在電視上講了一次話。從這以後,古巴的每一個人都認識薩特。無論他走到那裡,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攔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電視講話之前,他們誰都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    
    薩特感歎地說:「這是革命的蜜月。」沒有陰謀,沒有官僚,有的只是領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及對未來的希望。也許這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看到這個情景仍讓他感到無比欣慰。薩特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古巴革命有兩個特點,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沒有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它不是教條主義的。他認為誕生於古巴革命的政權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後,薩特寫了一系列關於古巴的報道文章,以《糖的風暴》為題發表在《法蘭西晚報》上。    
    從後來薩特的回顧看,薩特對於古巴革命的支持態度並不是毫無保留的。在記錄片《薩特自述》中,對話者說:「在古巴,辯證唯物主義反而導致一種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義化,其組織不是扎根於人民之中。」薩特表示:「這是一個正確的論斷。」    
    對話者問:「面對那種限制在辯證唯物主義的革命──換句話說,一種開始變味的革命──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一個人應該對這種境況作出什麼樣的反應?」薩特的回答是:「我覺得,你應該盡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變了質,哪怕要冒它後來背叛你的危險,而共產黨人正是這樣背叛了革命。然後你得看看事情會怎樣發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開始掌權,你就應該像對待任何一種官僚政治那樣來對待它,也就是反對它。這裡沒有另一條路可走。但在古巴,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至少在一開始。」    
    1960年,薩特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上簽名。簽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稱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內容是,法國士兵有權不服從命令,拒絕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它先是以傳單形式在社會上流傳,後來刊登在《現代》雜誌8月號上,但這一期《現代》立即被查禁。在緊接著這一期之後的《現代》雜誌留有兩頁被查禁的白紙,上面只印著這個宣言的名稱。在空白紙後是這個宣言最初幾批簽名者的名單。薩特不是這一宣言的發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簽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發表之前,薩特有一個對採訪者的談話,首次表達了成為這個宣言思想基礎的觀點:「法國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兩者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陣線的勝利就是左派的勝利。」薩特因為這個談話被當局指控為「煽動士兵不服從命令而有害於國家安全」。結果刊登這個談話的雜誌被查封,雜誌主要負責人也遭監視。    
    8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去巴西訪問。在里約熱內盧大學,薩特舉行記者招待會,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各家報紙作了報道。以後,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每家報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薩特活動的照片和詳細報道,許多人趕來聽他的演講。他在大學教育中心作了演講,是關於殖民體系問題,會場上人擠得滿滿的,不少人擠在陽台上、花園裡聽他演講。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國家公敵」(2)

    有朋友建議把薩特關於古巴的系列報道《糖的風暴》出版成書,他同意了。書印出後,為了表示對古巴的支持,他公開在新書上簽名。他和波伏瓦並肩坐在一個大廳,背後擺滿了剛剛印成的書。薩特簽名,波伏瓦也簽了一些名。薩特在演講、文章、電台和電視上不斷闡述自己對於阿爾及利亞和戴高樂的看法,還會見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在巴西的代表。這一切都激起了當地法國僑民的敵視,而他們毫不掩飾這一點。    
    接著薩特和波伏瓦去了聖保羅。那裡工業化程度比里約熱內盧高,知識界更活躍。在機場,一群人舉著「支持古巴,反對美國佬』的標語牌,喊著薩特和卡斯特羅的名字,這是薩特社的成員,由一些學生和幾位年輕教授組成。參加記者招待會、在電視上露面、出席集會、與年輕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座談、在書上簽名、與作家們吃午飯、與畫家一起參觀博物館、……薩特和波伏瓦整天忙個不停。    
    薩特分別就文學和殖民主義問題作了兩次演講。薩特演講時人擁擠得滿滿,許多不能進來的人急得團團轉。當薩特的演講已經開始時,他們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們突破警察的警戒線,衝了進來。在一片喝彩聲中,他們在過道和牆邊擁擠著,聽薩特的演講。    
    離聖保羅有一個小時車的阿拉卡是一個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學,邀請薩特為哲學家作一個關於辯證法的講座和為學生講講殖民主義問題。在一個階梯教室,掛著標語:「古巴萬歲!薩特萬歲!你講過古巴了,現在談談貧民窟吧!」薩特很受學生歡迎,他們同他討論巴西有無可能發生類似古巴的革命。這時正巧有一名法國政府代表在里約熱內盧,人們為他舉辦了雞尾酒會。一位巴西朋友乘著酒意,把這位貴賓拉到一旁,對他說:「你可不能代表法國,代表法國的只能是讓─保爾‧薩特!」那位官員笑了笑,圓滑地說:「我們代表法國不同的方面。」里約熱內盧授予薩特和波伏瓦榮譽市民的稱號,市政府為此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頒發了證書。    
    這時在巴黎,當局加劇了對那些反對戰爭的知識分子的迫害。9月7日,對尚松的審判將要開始。尚松的律師希望薩特出庭作證。但薩特還有一些事情要幹,不能馬上趕回。他原想寫封信寄去自己的證詞,但時間來不及了。於是他在電話中向《現代》同事和朋友郎茲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證詞。電話的聲音很糟糕,幾乎聽不清楚,薩特只能說幾個要點,其餘的只有靠他們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讀。薩特回巴黎後讀到這個證詞,覺得他們寫得十分恰當,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證詞中,薩特明確表示,他同尚松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陣線,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動。薩特的證詞被認為是向當局的挑戰,許多人對他恨之入骨。對薩特的中傷和威脅鋪天蓋地而來,他被稱為叛徒和法國之敵。《巴黎新聞》登出頭條消息:「讓─保爾‧薩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國大使館的人在里約熱內盧散佈消息說,薩特一回到巴黎就會被逮捕。    
    這期間郎茲曼來信告訴他們巴黎的情況:對尚松的審判已經結束;對「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勢,在宣言上簽名的人不允許在電視和廣播上露面,連他們的名字也不許在任何節目裡提及;包括《現代》在內的多家雜誌被搜查,還有人被捕,《現代》10月號被沒收;被右派鼓動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麗捨大道遊行,高呼「殺死薩特」;當局宣佈,以後對煽動不服從命令的人判處1到3年徒刑。郎茲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們不要回來;要回的話,先到巴塞羅那,他們會到那裡向薩特和波伏瓦通報情況。    
    在巴塞羅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們介紹了這兩個月來法國事態的發展。郎茲曼這時已被拘留,他帶口信要他們不坐飛機,而坐小汽車回巴黎。如果坐飛機,人們會在機場自發舉行壯觀的歡迎儀式,爭鬥不可避免,薩特不得不回答記者的問題,警方也就可以當場拘捕他。    
    薩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們的建議。過境時,博斯特拿出4張護照交給警察。他們估計會受到警察的粗暴對待,沒想到對方還挺客氣。過了一會兒,警官來了,他帶著歉意說,他受命在他們過境時報告巴黎。他讓部下為他們買來報紙,還送給他們幾盒香煙。臨走時,這位警官還請薩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簽名。他勸薩特一到巴黎就與警方聯繫。    
    巴黎警方也相當客氣,他們主動來到波伏瓦的公寓,對薩特和波伏瓦作口頭審查。其中年輕的一位由於緊張,動作僵硬,打印供詞時手被拉開了一道口子,鮮血流淌在打字鍵盤上。負責的警官為他們起草了供詞,還作了推敲潤色。最後,他安慰薩特和波伏瓦說:「請放心,你們得到的指控會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審的那一天,他們得到通知說,主審官病了,審判時間推遲。新的日期到了,時間再次推遲。這次理由更荒謬:他們的檔案還在檢察官那裡。以後乾脆通知他們,不再對他們起訴了。大概當局經過權衡,覺得冒險審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償失,對他們不一定有利;另外他們還想用這種手段來分裂「`121人」。深諳政治謀略的戴高樂說:「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愛怎麼搞就讓他們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抓伏爾泰!」在他心目中,薩特此時的影響可以與18世紀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爾泰相比。    
    為了揭穿當局的花招,薩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大約有30名法國和外國記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薩特向他們說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證實自己曾參加該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簽名的工作;由於已經有30個簽名者受到指控,薩特要求承擔與他們相同的責任。    
    現在薩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門。許多法國人被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情緒所激動,視薩特為民族的叛徒、國家的公敵。即使在飯館吃飯,他們也常常感受到許多顧客的敵意,無法同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倆就在波伏瓦的公寓裡吃飯,通常是吃幾片火腿,然後聊聊天,聽聽唱片。    
    1961年意大利授予薩特奧莫尼亞獎。授獎原因是薩特為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所作的貢獻。薩特一向是討厭一切評獎授勳活動的,這次他卻去米蘭領了獎,因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秘密軍隊組織開始用恐怖活動來對付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他們在公共場所引爆了幾枚可塑炸彈。埃維昂市市長在家中被炸死。這些極端分子還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彈。《觀察家》編輯部在一次襲擊中被炸毀。薩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作了評論,他馬上收到恐嚇信。信中說他們要立即消滅「121人宣言」中的121人。為了防備他們對薩特的住所下手,薩特讓母親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館,他自己住進波伏瓦的寓所裡。1961年7月19日早晨,薩特和波伏瓦正在打點行裝準備外出度假,7點半,薩特母親打來電話:一枚可塑炸彈在波拿巴街42號薩特原來的住所爆炸,但破壞並不太嚴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國家公敵」(3)

    接著薩特和波伏瓦去了羅馬。薩特應弗朗茲‧法農的要求,為他的書《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農是一個黑人,一位精神分析醫生,他曾取得法國國籍,有一個法國妻子,但他仍然經常感受到種族歧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他毅然放棄法國國籍,宣稱自己是阿爾及利亞人,為它的獨立而戰,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人物。他關於暴力的文章曾在《現代》上發表。薩特哲學對他有很大影響,《辯證理性批判》中關於恐怖和兄弟般友誼的部分讓他著迷。    
    這時法農也在意大利北部休養,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來拜訪薩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達的郎茲曼去機場接他。他們4人相見,一起吃午飯,談話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兩點。波伏瓦委婉地對法農說,薩特需要睡眠。法農聽了大發脾氣,他對郎茲曼說:「我不喜歡人們把精力貯藏起來不用。」他倆一直聊到早上8點。法農每天只睡4個小時。他說,他要告訴薩特許許多多事情,還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問。他笑著對郎茲曼說:「只要薩特能從早到晚同我聊兩星期,我願意每天出2000法郎。」    
    這人思路清晰,知識淵博,性情活潑,口才出眾,富於幽默感。雖然他也有誇大自己過去功績的毛病,但這與他是一個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開。他說,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員,因此必須不斷地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薩特談起哲學來十分輕鬆。他突發奇想,責備薩特沒有充分贖罪:「你們怎能像往常那樣生活和寫作呢?」他甚至要求他們去犧牲生命。他想像,如果薩特宣佈直到戰爭結束不再寫一個字,就會從根本上動搖輿論。他還建議,薩特應該故意讓自己被關押起來,這就會引起全國恐慌。薩特無法說服他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看到這樣一個充滿熱情、猶如一團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奪去生命,薩特他們有說不出的惋惜和難過。後來法農去世,阿爾及利亞為他舉行國葬,郎茲曼還專程去參加他的葬禮。    
    回到巴黎後,秘密軍隊的暗殺活動比夏天更加猖獗。薩特打算住進一家旅館,旅館經理得知薩特身份後一口回絕。薩特只好讓他的秘書克勞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聖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間帶傢俱的公寓,薩特和波伏瓦隨後搬了進去。    
    9月5日,戴高樂終於承認撒哈拉屬於阿爾及利亞,秘密軍隊組織試圖暗殺他,同時對穆斯林進行更大規模的迫害。10月1日,薩特和其他左翼分子號召知識分子在莫貝爾廣場參加靜坐。薩特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解釋人們為什麼要舉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舉行了一場突然發生的遊行,為了防止警察事先獲得情報阻擾,會合地點保密,各部分人臨時才得到通知。當一列高舉「阿爾及利亞要和平」標語的隊伍突然出現時,一群群的人馬上加入其中,人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大。    
    薩特和波伏瓦擠到隊伍前列,他們手挽著手,緊隨標語牌前進。大家高呼口號,走過許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現大批警察,手舞特製警棍驅趕群眾。隊伍開始潰散,許多人跑向右邊一條街,薩特、波伏瓦和郎茲曼跟著往那邊跑。然後他們向左一拐,進了一家小飯館。飯店老闆認出薩特,馬上關上門,向他苦笑著說:「你也許會以此為題寫一篇小說,把我也寫進去;請你千萬不要這樣做,這對我一點好處也沒有……我有3個孩子,我不想攪和到政治裡去,那是有錢的人幹的事!」雖然覺得很滑稽,薩特仍然鄭重答應了。    
    1962年1月7日,薩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彈。這次炸得很厲害:門被炸開,壁櫥被炸得粉碎,樓頂開了天窗,地板上儘是紙片,牆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著一層煙垢:薩特再也不能搬回來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現場。這時,樓裡住的一個50多歲的有錢人向他們吼道:「都是因為你們搞政治才弄到這個地步,讓我們跟著遭罪!」    
    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薩特立即收到許多表示慰問的電報和信件,福克斯還代他接了不少慰問電話。他的一些朋友還在被炸現場示威,高喊:「秘密軍隊組織殺人犯!」在一家飯館,一個顧客走上來同薩特握手說:「尊敬的薩特先生,您是好樣的!」    
    薩特現在寓所的房東也知道薩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燒身,想攆他們走。薩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對面一棟樓又被炸,雖然這次目標不是對著薩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離塞納河很近,環境還不錯。公寓坐落在一所大軍營的中間,後來他們才知道,有兩名秘密軍隊組織的殺手就在這個軍營裡,這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1962年春,薩特應邀去布魯塞爾作一個關於阿爾及利亞和法西斯主義的演講,博斯特開車送他和波伏瓦去。由於比利時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強大,一路上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直到臨出發的前一刻,對方才以事先約定的暗語通知薩特他們怎樣走,中途還換了車,有幾輛載著荷槍實彈的士兵的汽車護送。    
    到達的當天晚上,薩特在一個工廠大樓的6樓作了演講,聽眾多達6000人。在大樓附近,每一個角落都佈滿了警察。薩特就主題作了全面而簡潔的闡述,演講產生極好的效果。一位在現場守衛的警官對波伏瓦說,他也完全被薩特的邏輯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國舉行公民投票。結果表明,差不多每一個法國人都贊成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但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結束的。7月初,薩特在莫斯科,得知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秘密軍隊組織之間達成協議,實際上秘密軍隊已開始投降。7月5日,阿爾及利亞人歡慶獨立。7年來,薩特和他的朋友時刻盼望著這一天,它來得太遲了,而且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薩特此時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心情。    
    回顧過去這一段經歷,薩特既是在極度痛苦中度過的,同時又充分體驗到自己的自由。從十四、五歲起,薩特就有了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把殖民主義看作一種反人類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為。自由使他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辯證理性批判(1)

    1958年,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由於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慘敗,薩特精神狀況極壞,身體也出現危險症候。他開始經歷一場危機。這時他正在寫新的哲學巨著《辯證理性批判》。沉浸到複雜艱深的哲學世界中,對他或許是一種解脫;但過度緊張的腦力勞動,也許是他的危機狀態的重要誘因。    
    薩特對於辯證法的探討開始於1945年。在寫《聖‧熱內》一書時,他已經對辯證法有深入的研究,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於這書中。這本書雖然不是哲學著作,卻充滿了關於自由思想的辯證意識,薩特對它是很滿意的。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飛躍,一段時期他停止了文學閱讀和寫作,用大量時間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哲學對他成了一種政治性的東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與共產黨決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轉,在政治上處於一種被流放的狀況。這時他覺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產黨人拒絕加以思考的東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蘭朋友約請他寫一篇關於存在主義在1957年的境況的文章,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把數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系統地論述出來,實際上是想確定自己哲學的地位,首先是同辯證法的關係。薩特寫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筆記中匆匆記下來的思想得到清理。這篇文章以《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為題發表在波蘭《創作》雜誌1957年第4期上。後來這個長篇論文在《現代》雜誌上重新發表。為了適應法國讀者的要求,也因為原來的本子不是很好,薩特改寫了它,並改題目為《方法問題》。    
    正如這篇論文的題目所顯示的,它探討的是方法論,也就是「今天我們是否有方法來創立一種構成的和歷史的人學」這個問題。在結束《方法問題》3個月後,他開始寫《辯證理性批判》,這是他的哲學或人學辯證法本身。    
    薩特集中精力寫這部哲學巨著,還有一個原因是想結束長期以來文學、哲學串流的狀況。自從他花大工夫研究辯證法以來,他一方面進行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又堅執地進行著緊張的哲學思考。結果這兩個方面老是串流,哲學思考對文學創作有了干擾。不論他在寫什麼東西,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這些思考加於其上。現在他感到這樣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學思考──用他的新術語說就是人學的政治基礎──作一番清理,放進一部專門的著作中,然後才能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    
    薩特懷著極大的熱情來寫這本書,甚至達到瘋狂的程度。平時寫東西,他總要停下來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時還把寫完的一頁撕掉,然後從頭開始。這次情況完全不同。他一連幾個小時不停地寫,寫完一頁又一頁,根本不回過頭來讀一讀,看看自己寫了些什麼。薩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筆趕不上思想的速度。    
    為了保持這種狀態,薩特服用興奮劑科裡特拉納。一天的劑量是常用量的10倍。這樣幹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點鐘,他終於精疲力盡,神經鬆弛下來。於是他的表情發呆,說話顛三倒四。晚上他們在波伏瓦的公寓裡度過,薩特常常要喝一杯。這時波伏瓦就對他說:「就喝這麼多吧!」但他不夠,波伏瓦只好為他斟上第二杯,接著他要第三杯。但這樣他就會酩酊大醉。長期服用興奮劑,使薩特的動作表現出一種神經質。他甚至在坐著的時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動。他激動起來就喜歡在房間裡來回走動,波伏瓦房間的地毯,因為他的走動被磨破了一大塊,她不得不去把它補好。    
    實際上,這種用過量興奮劑支撐著的長期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已經對他的身體造成危害。他的舌頭糜爛了,聽力大大減退,有時處於半聾狀態。一次波伏瓦去他那裡,足足按了5分鐘的門鈴沒有人答應。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樓梯口等他或薩特母親芒西夫人回來。坐了一會兒,突然,一個念頭閃現出來:「會不會是他突發心臟病倒在房裡了!」她越想越可怕,趕緊橇門扭鎖,闖進他的房間:嗨,他正好好地坐在書桌旁寫東西呢!原來他什麼都沒有聽見──波伏瓦虛驚了一場。    
    《辯證理性批判》是一部奇書。它大氣磅礡,行文如長河巨流,一瀉千里;時有突發異想和神來之筆;放得開也收得攏,在錯綜複雜的分析之中顯得游刃有餘。但它在文字上不夠簡練,有許多長句子長段落,篇幅也過長,讓一般讀者難以讀下去,這也許跟他當時那種近乎瘋狂的寫作狀態有關,但這不是根本問題之所在;正如薩特自己在幾年後所說,即使他當時能夠寫得更好一些,也不會與現在的書相距太遠。他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句子很長並加了許多引號、括號,這是因為每句話都表現了一個辯證運動的總體。    
    如果說《存在與虛無》還可以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類比,那麼《辯證理性批判》在哲學史上無法找到可比的作品,這就是薩特的獨創性。這是哲學,但幾乎不含一絲一毫的形而上學氣息;這是人學,但同那種以考據為主的人類學毫無共同之處;它不是歷史專著,但處處充滿了歷史意識,積澱了幾千年人類歷史的深層經驗。薩特沒寫這部書前,沒人能寫出這樣一部書;他寫出這部書後,人們又覺得早就應該有這麼一部書了。    
    《辯證理性批判》有一個基本概念是「匱乏」;關於匱乏的思想是薩特人學理論的基石。在薩特看來,人類社會一直處於匱乏之中。「整個人類的發展,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是在同匱乏作艱苦的鬥爭。」「實際情況是,經過幾千年歷史,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是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況。因此,儘管匱乏具有偶然性,它是一種十分基本的人類關係,對於自然和人來說都是這樣。」(《辯證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3、123-124頁) 在當代,人類社會的特徵仍然是匱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匱乏理解為人類歷史的根本關係。    
    初看起來,薩特所說的匱乏(scarcity)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匱乏就是人所擁有或能夠生產的物質生活資料不能滿足其需要。但這裡須作兩點界定。首先,就原初意義講,這裡所指的需要,是人能生存下去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為了不餓死,必須攝入食物和水分;為了不凍死,必須穿戴保暖衣物;為了不被其它動物侵害,必須居住保證安全的房屋,等等。總之,這裡所說的需要,是人為了避免作為一個有機體和生命遭到滅亡而必須滿足的那些需要,而不是泛指一切。那麼,匱乏也就是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那些物資的缺乏。其次,匱乏是對作為一個總體的人類社會而言,就是說,全社會擁有或可能生產的物資不能滿足整個社會成員的需要,而不是指個別的或部分的現象。    
    薩特這一思想顯然與通常的觀點相悖。通行的看法是:人類在原始時期,由於生產力低下,存在著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匱乏;而人類跨出原始狀態的第一步,就是以匱乏的消除為前提的:由於生產力提高,社會有了多餘產品,於是有了私有財產,原始社會解體,人類開始進入文明時代。就是說,薩特所說的那種匱乏,在人類擺脫原始狀態後就不存在了。    
    由於生產方式的轉變,出現社會分工,在此基礎上造成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這是一種通常的看法。但是,生產方式的轉變為什麼必定不可避免地變成對抗?勞動的社會分工是一種積極的差別,為什麼應該轉變成階級鬥爭,即轉變成消極的差別?通常看法認為是由於原始匱乏的消除,由於多餘產品而導致私有財產的出現。薩特的看法正好相反:這一問題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由於匱乏,社會必然選擇它的死亡者和營養不良者。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辯證理性批判(2)

    薩特論證說,如果在一個社會裡,勞動產品的數量高於(哪怕是略高於)社會的真正需要,這時由一個不從事勞動的群體來管理社會,在其成員較少的情況下,分享多餘產品,並不必然導致群體(階級)之間的對立和鬥爭,而且這種狀況也沒有必要改變。只有假定是另一種情況,即社會產品的數量總是少於(哪怕是略少於)社會成員的需求,那個非生產性的管理群體才是肯定多餘的,非必需的。因為它的存在本身就對他人的生存構成威脅;它只有在選擇被清除的多餘人口,也就是讓勞動者營養不良或一部分人死亡的條件下才能存在;而它自身也永遠處於被清除的危險之中,因為勞動者同它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     
    因此,匱乏是我們理解階級對立和鬥爭的必然性之基本框架。匱乏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原初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的事實。薩特不同意說「匱乏是社會的」,認為應該反過來說,社會是在匱乏之後形成的;階級和國家也一樣。     
    為什麼人類生活在一個匱乏的環境裡?薩特認為這不是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匱乏是一種我們同物質單一關係的偶然確定。」 (《辯證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5頁)然而這一偶然事件一旦發生,便開始成為一種必然性。而且越到後來,偶然性的成分越少,必然性的成分越多。於是匱乏便成了人類的一種命運。或者更確切地說,匱乏成了非人性的人性。    
    在匱乏的情況下,一個人對所有的他人來說,是一個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對這個人來說,也都是非人的人。他們彼此之間不可能人性地對待;這意思是:根本就沒有另外的人性這回事。如果把人與人之間共通的東西稱之為人性的話,所謂的人性就是這種非人性的人性。實際上它是因匱乏而造成的一種物質否定性,一種惰性結構,已經被我們內在化,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至於消除匱乏的前景,薩特在一般意義上不否認人類有可能生活在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裡,通過技術進步和社會變化可能達到這一點。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種或然性。他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即持續不斷的累積式的進步持懷疑態度。薩特看不到這樣一種前景:人類在不遠的將來,勞動產品豐富到足以徹底消除匱乏陰影的程度。他絲毫看不到這樣的跡象。他認為目前還找不到一種消除匱乏的可能性。在薩特看來,一旦匱乏消除,我們作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這種特性既然是歷史性的,那麼歷史的現實特性同樣會消失。也就是說,到那時,人已經不復為人,人類歷史已經終結或告一段落。至於新的人類(如果還可以稱為人的話)和歷史是什麼,那已經不屬於他思考的範圍。    
    薩特強調匱乏,將它視為人類歷史的根本關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匱乏只是使人類歷史成為可能的基礎,而不是實在性的基礎。作為歷史發展的實在性基礎,是處於匱乏狀態的個體的實踐活動。我們說個體生活在匱乏的環境裡,這種說法還是抽像的。在每一個社會中,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必然被社會的統治者或社會制度慣例選擇為犧牲者;根據匱乏的總體情況,需要清除的多餘人口的規模也可以確定。但在這個階級內部,對每一個個體而言,他們的命運仍然具有某種非規定性:他們既可能成為倖存者,也可能確定地成為被清除的多餘成員。    
    出於生存的需要,任何一個個體都會力求成為倖存者,這也是他必須以勞動為人生第一要義的根本原因,勞動就是人對匱乏造成的威脅之超越。他所生產的物品在同人的關係中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們是匱乏的;另一方面,它們又是一種在場的實在的存在,他生產它們、擁有它們、消費它們,等等。在此過程中,他朝著自己的目標超越它們所代表的匱乏,他的實踐是對匱乏的否定,是一種積極的獲得。製造一件工具或一種消費對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來消除匱乏。所以個體的勞動(同時是社會的勞動)放鬆了匱乏造成的緊張。    
    另一方面,他的這種超越活動同時也讓匱乏得以實現或繼續起作用,通過社會環境、通過他人轉而反對自己。實際上,在匱乏的環境裡,即使社會某個成員對其他人的情況毫不知情,甚至意識不到對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由於匱乏,任何一個人在任何地方消費某個產品都等於在此處剝奪了他獲得和消費同類物品的機會。因此,每一個人都對他的生活構成威脅,每一個人都可能從物質上來消滅他的第一需要。他對其他任何一個人的關係也是一樣。    
    人的勞動是在匱乏的情況下,用一種對匱乏的特殊否定來滿足人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匱乏仍然是一個根本關係,正因為個體和群體處於匱乏之中,它們才有資格同匱乏作鬥爭,為的是摧毀匱乏。從這個意義上說,匱乏既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統一,又是人類關係中的某種契機,它經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毀,但總能獲得再生。有了匱乏,才有對匱乏的超越;有了對匱乏的超越,匱乏才由可能的緊張變為現實。這兩個相對而相依的方面交織在一起,構成了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    
    薩特採用辯證法對人類社會進行研究,他的辯證法的根本特徵或基本概念是總體化。他說:「如果某個作為一種真理的東西應該可能在人學中存在的話,那麼,它必須是變化的,它必須成為總體化的。不言而喻,這個雙重的要求規定了自黑格爾以來被叫做『辯證法』的這個存在和認識(或理解)的運動。」(《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2頁)    
    辯證法要求真理的變化性,這應該是好理解的,意義自明,無須多言。而辯證法要求真理成為總體化的,則不那麼好理解。對此,一種通常的觀點是,將總體化理解為一種確定的整體性;真理成了整體性的真理,即關於整個世界的真理,或整個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種總體化的過程或努力中不斷形成的真理。如果是這樣的話,對於真理「變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當薩特說,辯證法是總體化的,他的意思並非像人們通常理解的那樣,是指辯證法外在地觀察、研究一個統一體或某種總體性。薩特在批判美國社會學方法論時指出:「對於辯證的總體化的運動,人們用一些事實上的總體來取而代之,這自然導致對辯證法和歷史的拒斥,其原因在於辯證法首先只是一個形成過程中的統一體的真正運動,而不是對一個已經形成的統一體的研究,即使這種研究是『功能性的』和『動態的』。」 (《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版,第60頁,譯文有更動)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辯證理性批判(3)

    在薩特看來,辯證法的起源是被自己的物質性所支配的人的實踐;辯證法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實踐和異化中獲得的體驗(實際上每個人都在這樣做),又是一種重新構成的人類歷史和構成方法,它可以讓人們把握正在進行中的總體化過程。 總而言之,辯證法應該是身處總體化過程中的人的思想,而且這思想自身也是總體化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薩特所說的總體化只是就個人而言,因此是成問題的。實際上,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從來沒有將個體的人孤立地抽取出來加以研究;當他說到個體時,總是將個人與他人、群體、階級、社會聯繫在一起。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批判研究的著眼點完全在於個體生命和人類歷史之間的根本一致性(或者從方法論的角度說,是『它們的相互透視』。」「我們每一個人在人類歷史中同時地既是個體又是總體。」(《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版,第204、192頁,譯文有更動)     
    他認為,那種抽像的人(man)是不存在的,只有通過其所屬社會和驅動他們的歷史運動來自我確定的人們(people)。辯證法應該來源於這些具體的人,而不是什麼超個體的總體。     
    個人實踐的總體化與階級實踐的總體化是否是互不相干、兩回事情?薩特並不這樣看。首先,個人和階級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他說:辯證法的對象「就是在社會領域中的個別的人,是處於集體對象的和別的許多個別的人的環境裡面的階級之中的個別的人,就是由於勞動分工和剝削而被異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了歪曲的工具手段同異化進行鬥爭——儘管也慢慢地獲得一些進步——的個人。」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98頁)離開了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哪裡有什麼階級?反過來也一樣,不具有某種階級屬性的個人也是不存在的。薩特同時承認這兩個方面,而不是顧此失彼。    
    其次,跟上述對薩特總體化思想的指責相反,薩特不但承認在個體總體化和社會總體化之間有著某種矛盾衝突,還承認社會總體化的結果對於個體的支配作用和規律。他說:「我完全同意,有一種社會事實的特定實在。這個實在正好意味著:關涉到這個實在的每一個個體總體化都會歸於失敗,被它所偏離,或者成為一種否定的總體化。重要的是,這些社會事實畢竟是集體的社會活動的產物。」「社會事實有它自身的結構和支配個體的規律,但在這裡我僅僅看到,已活動過的物質對改變它的力量的回答。」(《思想紀游》)    
    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個人不會完全受制於社會事實及其規律。他明確說:「我們反對把異化的人同一個東西混為一談,也反對把異化同支配著外部環境條件的物質規律混為一談。我們肯定人的行為特殊性,因為人的行為雖然通過社會環境卻同時保留著它自己的種種規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條件基礎上改造著世界。」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69頁)     
    他還說:「這樣說是完全正確的:人是他的產物的產物:通過人的勞動而自行創造出來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結構,對每一個人規定了一開始的客觀狀況:人的真實性在於他的勞動和他的工資的性質。但是人的真實性又是在他經常以他的實踐揚棄這種真實性的情況之下被規定的。」 (《辯證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版,第70頁)    
    這兩方面看似矛盾對立的觀點,其實是一致的。上述那種觀點指責薩特說,「薩特把社會實踐、歷史、實踐的物質條件等等都歸入純粹惰性的必然性的類別」,而將自由僅僅歸之於「個人實踐活動」,是只看到了薩特所說的東西矛盾對立之處,而沒有看到它們實質上的內在同一。    
    其實,必然性並不就是必然性,自由也不僅僅是自由。薩特說:「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我的生命深化到變成歷史,它就必然在它的自由發展的深層上揭示自身為歷史進程的嚴格的必然性,以便在更深的層次上重新發現自身是對這一必然性的自由,並且最後揭示自身是自由的必然。」 (《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版,第205頁)     
    上述那種觀點的一個基本立論是,薩特的總體化、辯證法是從個體出發。到底是從個體的人出發,還是從社會總體出發?我覺得這樣提問本身就存在著對薩特思想的誤解。薩特的辯證法既是從個體的人出發,又是從社會總體出發。薩特明確談到他的辯證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訴了人們新的東西,因為它同時既是逆溯的,又是前進的。所謂前進,就是由社會總體狀況來解釋個體的人,也可以說是從社會總體出發;所謂逆溯,就是由個體的人反過來理解他所在的社會總體,也可以說是從個體的人出發。薩特說,他的方法是在個體對像和時代之間不斷豐富的「一往一來」,最終使得兩者由死板的並列變成一種生動的矛盾。    
    實際上,一旦使用總體化這個概念,薩特就在個體的人和非個體的人類現實(如果一定要這樣分的話)之間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毀的橋樑,因為總體化就是總起來規定某種東西,將總起來規定的東西截然分開並對立起來是毫無意義的。    
    《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後。有不少人非難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稱讚它、同意它。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肯定了這部著作的影響之巨大。薩特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學史上,任何一個研究者都無法忽視《辯證理性批判》這樣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創立了一種構成的歷史的人學,奠定了人學辯證法的基礎。而薩特,這個從來不想成為哲學創造者的人,現在卻成了這種辯證人學或人學辯證法的無可爭議的創始人和締造者。    
    薩特在寫《方法問題》和《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時,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而他的哲學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的一塊飛地,即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後又拋棄了的地方。經過了一些年的繼續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變化。現在他不再認為《辯證理性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它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但它不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    
    在70歲這一年,薩特總結說:「雖然我曾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再也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有一種解釋人的方法,即認為人是其經濟制度的產物──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認為個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須構成真正革命的基礎。」由於他的自由觀念,他的哲學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哲學。它不可能忽略馬克思主義,同馬克思主義有著聯繫,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把人的自由作為出發點。    
    另一方面,他又說,馬克思主義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腳的: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等。他認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個思想,這個思想應該顧及馬克思主義,以便能超越它,揚棄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為了達到社會主義,這是必要條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絕諾貝爾獎(1)

    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創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戲劇顛峰之作《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但是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完成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左派失敗,戴高樂上台,……這一切,使薩特沉入寫作之中以求得解脫;而他那玩命似的寫作活動,反過來又加劇了他的緊張狀態。最後,這些東西集中起來,導致了他身上的一場危機──身體的和精神的。    
    現在薩特在構思一個新劇本,他想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於當前事件的態度,正像當年寫《蒼蠅》一樣。這時,薩特感到自己在寫作中出現反常現象:在構思劇本情節時,頭腦中一片空白,幾乎沒有任何意識;隨後出現幻聽,不斷有「啟示錄四騎士」幾個字在耳旁響起,這是他小時候讀過的一部小說的書名。他開始服用鎮靜劑。    
    由於同劇院經理訂了合同,薩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狀態,勉力支撐著把劇本寫下去,但進展十分緩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紙上寫寫畫畫,但幾乎寫不出一句像樣子的話來。他既緊張又疲乏。一天,薩特同劇院經理貝裡奧一起吃午飯,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結果在離桌子還有很遠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鬆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喪失了距離感。    
    貝裡奧見狀大驚,馬上給專家醫生約了個時間,讓薩特去檢查。醫生給他開了藥,囑咐他不要喝酒、抽煙,要休息。薩特聽了醫生的話,但他不可能不繼續工作。現在薩特完全變了一個人:脖子僵硬,臉色呆板,說話行動很不自然;以前那種生氣勃勃、堅決果斷的態度消失不見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麼傻乎乎地一聲不吭,要麼突然大發脾氣。波伏瓦再次帶薩特去看醫生。醫生說,薩特有可能發作心臟病;他用腦過度,而感情用得更過度;他必須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點工作,但不能與時間賽跑;如果繼續這樣幹下去,恐怕活不過半年。    
    波伏瓦接著去找貝裡奧,請她延長交劇本的時間。貝裡奧同意了。波伏瓦告訴薩特這些事情,而他毫無表情,似乎什麼都沒有聽見。不過以後他工作時間開始縮短,身體狀況慢慢變好。1959年暑期,薩特和波伏瓦在羅馬過了一個月。現在薩特的身體好多了,他正在給劇本結尾,這個劇本的名字是《阿爾托納的隱居者》。在波伏瓦看來,這個劇本是薩特戲劇中最好的一個。薩特自己也很滿意,不過當他回想到自己的寫作過程時,卻充滿著痛苦意識,所以他沒有給《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以特別的評價。    
    《阿爾托納的隱居者》綵排時薩特心情十分緊張。由於《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幾年來,薩特的對頭一再嚷嚷:「薩特才氣已盡,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來了!」他的朋友也告誡說:「趕快再寫一齣戲!因為上一齣戲失敗了,你不寫,就再也不敢寫戲了!」薩特還從來沒有像這樣在乎自己作品可能產生的反響。    
    9月23日,這個劇正式公演,薩特心裡忐忑不安。開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會兒步。附近一幢樓房著火了,他們站著觀看消防隊員滅火。回到劇場,他們分別在這個那個包廂站著,斷斷續續地看著戲。演出結束時,後台和化妝室擠滿了人,都是來祝賀演出成功的。觀眾十分喜歡這個戲。幾乎每一個評論家都認為《《阿爾托納的隱居者》是薩特寫得最好的戲劇。     
    薩特寫這個戲劇時,曾打算用另一個劇名《輸者贏》或《贏者輸》。顯然,刺激薩特寫這個戲劇的最直接的動因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他把劇的背景安放在德國,是因為如果正面觸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暴力問題,這劇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上演,劇本會被扼殺。而當年法國同德國對峙的局面正像現在阿爾及利亞同法國相對峙。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薩特在思考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一個充滿暴力的社會裡,任何人都不能避開折磨別人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將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劇中主人公弗朗茲是一個大造船主的兒子,從小被作為接班人培養,既十分高傲自負,又具有清教主義的道德。戰爭期間父親同納粹合作,弗朗茲頗不以父親的行為為然。為了贖罪,他收留了一個被納粹分子追捕的波蘭囚犯。在父親的干預下,納粹分子沒有追究這件事,但要弗朗茲立即上前線作戰,而那個波蘭囚犯被納粹當著弗朗茲的面殺害了。    
    在前線,弗朗茲本想以一死來贖父親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拚死作戰的結果,不但沒有陣亡,反而一連得了十二枚獎章。最後他所在部隊被切斷聯繫,他成了掌握生殺大權的長官。這時,他充當了施刑者,參與了他所厭惡的罪行,對當地村民施行了殘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隊幾乎全部被殲滅,而他一人逃回德國。    
    弗朗茲在家閉門不出10多年。他逃避現實,不願見到德國戰後復興的真相。如果德國戰後不是仍然廢墟一片,那他的過去就會化為烏有,他就只不過是一個戰爭罪犯。他的妹妹萊妮幫助他製造假像,讓他在夢幻中扮演一個拯救德國的英雄角色。    
    悲劇總有結束的時候。父親在弗朗茲隱居13年後終於見到兒子,向他說明真相。他們駕車向易北河開去,一起死在這場人為的車禍中。與此同時,客廳裡正播放著弗朗茲留下的錄音:「未來久遠的世紀啊,這是我的世紀,孤獨而畸形,他是被告。……這個世紀本來應該是美好的,如果人類不被自古以來的殘暴之敵盯著的話。這敵人發誓要毀滅他;它是無毛、邪惡的食肉野獸,它是人自身。……」    
    觀眾看《阿爾托納的隱居者》,起先是以旁觀者的態度譴責劇中人如弗朗茲,因為他是殺人犯和劊子手。看到後來,觀眾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後他們認識到,這些德國人不是別人,就是他們自己。他們也是殺人犯,他們也是劊子手,在這個充滿暴力的社會和時代,他們正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充當幫兇,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誰都不能自稱無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來說,《阿爾托納的隱居者》同《死無葬身之地》之間有一種承緒關係。而這個新的戲劇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與壞、善與惡、高尚與卑鄙、良知與冷酷、神性與獸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一個人只有不斷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揚棄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墮落、沉淪、異化,從而充分實現自身的自由。    
    1961年,薩特打算重寫自傳,書名改為「詞語」。直接的原因是他這時沒有錢用了。他已經欠了伽利瑪出版社的一筆錢,這是作為預付款給他的。原先的稿子「無立足之地的讓」薩特覺得很不滿意。那裡面政治色彩太濃,而且在採用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這次薩特重寫,希望把它寫成一部文學性特別強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學性。因為這時他有一種心態,覺得自己是在向文學告別,而《詞語》正是一種向文學說永別的方式。他應該在《詞語》中同時實現它、解釋它和離開它。    
    薩特此時的心態較為複雜,而複雜往往是成熟的表現。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這部作品。他在改寫時十分注意作品的風格。對薩特來說,《詞語》中有許多最為講究的段落。他在這方面花了大量時間,下了很大工夫,仔細推敲。薩特希望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採用一種獨特的描述方式;他還希望這書的每一個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處,一些意在言外的東西。薩特特別講求遣詞造句之靈巧,他要用這些精緻的東西來打動讀者,迷住讀者。他的目的達到了。    
    正像薩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別出心裁、不同凡響一樣,《詞語》也充分體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它不是單純的回憶錄,沒有單純的敘述或議論或分析,甚至沒有單純的過去時或現在時,一切都交織、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隨意、其實是精心安排的結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經歷變為超時間的必然,給讀者以新奇和立體的感受,以聯想和深思。    
    薩特1953年寫這本書的初衷沒有變,他仍然想探求導致他投入文學事業的「神經官能症」,正是由於這種症狀使他數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於文學生活之中,視文學為生命,把文學看作某種絕對的東西。他不想把這個自傳寫成充滿故事性的東西,不想讓那些並無多大意義的逸聞趣事充滿書中,他應該通過歷史的境況來確定自己,特別要說明他為之而寫作的是什麼,他的神經官能症之源。他不僅僅專注於自己的人生,還要把他這一代人的命運描繪出來。    
    薩特在這次改寫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對自己寫作生活的極端否定態度。在那一稿中,他幾乎為自己選擇了文學事業而後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這個新領域,而近十年的實踐讓他感受到,正像文學並不能拯救一個人一樣,政治也並不比文學更能拯救人。一個人可能由於神經官能症投入文學,他也可以由於這種症狀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這樣,透過《詞語》,我們可以聽到一種「復調」:一方面是對這種文學入迷狀況的尖刻嘲諷,另一方面又有著緩解和體諒。簡言之,薩特對他前半生的文學生涯不是過分否定和完全拋棄,而是揚棄,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實很簡單:文學即使不是絕對,也不會完全沒有價值。而一個終生從事寫作到五、六十歲的人,即使認識到文學的局限性,他能夠完全把它拋棄掉嗎?    
    《詞語》發表在《現代》雜誌1963年10-11月號上,1964年1月伽利瑪出版社出單行本。它的出版獲得評論界的好評,雖然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認為這標誌著作者又回到文學上來了,有的認為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現,有的認為這是對其童年的譴責,有的認為這表現了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等等,但有一點是公認的,即這是一部優秀作品,可以與文學史上的任何經典自傳作品相媲美。正是由於《詞語》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學院把196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來信說,他已獲悉瑞典皇家學院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他讓薩特準備一份授獎儀式上的演講稿寄來。薩特面臨著選擇。他本人想拒絕這個獎;他的朋友中,年紀大一些的要他去領,而年輕的希望他拒領。最後薩特打定主意:拒絕這個獎。當報紙上落實了他獲獎的消息後,薩特立即給瑞典皇家學院寫了一封措辭委婉但意思明確的信,請對方取消這項決定,否則他會拒絕領取。薩特以為這樣一來,對方會取消他的獲獎人資格,誰知瑞典皇家學院根本不顧及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仍然把這項獎給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絕諾貝爾獎(2)

    得知這個消息後,薩特立即寫了一個聲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於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在聲明中,薩特說明了他拒絕的理由。從個人方面說,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例如戰後拒絕了政府授予他的榮譽勳位勳章。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他不希望有的。簽名為「讓─保爾‧薩特」,這是一回事;簽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讓─保爾‧薩特」,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應該拒絕讓自己轉變成一個機構,即使是像現在這樣在被給予最高榮譽的情況下。    
    從客觀方面說,他的理由是: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東方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識到它們的對抗必然會採取衝突的形式,但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會談,而不應該是機構之間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夠很好地理解它們存在的理由。例如,雖然他同情社會主義者,如果人們要授予他列寧獎──當然事實上沒有──他也會理所當然地拒絕。    
    瑞典皇家學院授獎給薩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薩特在聲明中就「自由」的問題作了解說。他說,如果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在他和其他人簽署「121人宣言」時給他這項獎,他將會十分感激地接受,因為這就不僅是給他個人,而且還是給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帶來榮譽。    
    在西方,人們把自由僅僅理解為一種抽像的東西,而在他看來,它意味著一種具體得多的自由──人們應該擁有不止一雙鞋的權利,應該擁有肚子餓了就能吃飽的權利。對他來說,接受這項獎比拒絕它更為危險。如果接受了,就會使自己處於他稱之為「被客觀利用」的境地。    
    由於拒絕諾貝爾獎,薩特又一次在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中引起轟動,儘管他自己並不希望有這種轟動。為了躲避記者,他來到波伏瓦的住處。不久,薩特母親打來電話,她的住處緊靠薩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記者圍在他的門前。    
    過了一會兒,有人按波伏瓦的門鈴,這是有些記者猜出薩特躲到這邊來了。一直到凌晨兩點,門鈴聲不絕。為了能得到一點清靜,薩特走了出來,讓這些記者拍了些照,簡單地說了幾句話:「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束縛,而我一心想做一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第二天早上,薩特一出門就被一大群記者和電視攝影師圍住了,他們一直跟到薩特的住處。在要進門時,薩特回過頭來說:「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對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儘管薩特在聲明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新聞媒體是不會放過這個「反常」行為的,於是就有了種種荒謬的說法。有的說薩特是因為加繆先於他獲獎而拒絕;有的說是因為波伏瓦嫉妒的緣故;還有的說是因為薩特太有錢了,根本不在乎這2600萬法郎。實際上薩特正是因為缺錢花才趕著寫《詞語》這本書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薩特是為了出風頭才安排了這場拒絕的喜劇。這顯然是對薩特的惡意貶損。薩特事先寫信拒絕就是為了不造成轟動。如果瑞典皇家學院改變主意另授他人,就不會有這種情況;薩特並不知道頒獎者根本不尊重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事情確實是荒謬的:正因為薩特拒絕了諾貝爾獎,拒絕了名聲,他反而獲得比得獎更大的名聲,更加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但這並非他的初衷,他也對這種荒誕的「無意插柳柳成蔭」的局面無能為力。    
    薩特還收到大量來信,都是向他伸手要錢的。這些人請他先把這筆錢領回來,再給他們。他們當中有要辦實業的,買農場的,作航海的,保護動物或樹種的,……總之他們奇怪薩特為什麼會拒絕這筆錢。如果薩特去領了這筆錢,無論他怎樣揮霍,這些人就會視為正常,不來伸手了。    
    薩特之所以拒絕諾貝爾獎,除了他在聲明中所說的兩個理由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等級制度。在將近70歲時,薩特在他的口述自傳中專門談到這個問題。薩特認為,我們周圍的多數人對榮譽勳位、諾貝爾獎和類似的東西過於看重了,而事實上這些獎不說明任何東西。它們僅僅符合等級制度給出的區別,但這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是抽像的存在,是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對諾貝爾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級,把文學分為等級。    
    他說:「我的深層實在是超出榮譽的。這些榮譽是一些人給另一些人的,而給這榮譽的人,無論是給榮譽勳位還是諾貝爾獎金,都並沒有資格來授予。我無法想像誰有權給康德、笛卡爾或歌德一項獎,這獎意味著現在你屬於某一等級。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實在,在其中你處於這種或那種地位。我拒絕這樣做,所以我拒絕一切榮譽。」    
    「我認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給我的榮譽,因為它們是抽像的,從沒有對準我。我完全反對諾貝爾獎,因為它把作家分成等級。如果15世紀或者16世紀就有諾貝爾獎,我們就會看到,克萊芒‧馬羅得了獎,而康德沒有得到它──他本應該得到的,但因為混亂或因為評審團的某些成員做了這事那事,這獎沒有給他──當然,維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這時,文學好像完全被規定、安排在一種等級制度中。」    
    薩特還進一步分析說,諾貝爾獎是年獎。這個獎同什麼相符合呢?說一位作家在1947年得到它,這是什麼意思呢?對那些較早得到它的人,或對那些沒有得到它但他們又寫了大概是更好的東西的人,它又意味著什麼?這個獎有什麼意義?真正可以說他們在把它給某一個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優秀,而在這之後的一年又有某人更優秀嗎?人們真正有必要這樣來看待文學嗎?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長時間都是優秀的人們只有在這個特別的一年才能被承認是優秀的,這合理嗎?應該說這是荒謬的。顯然,一個作家不可能在一個給定的時間裡對其餘的人來說是最優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而「最好的人」的說法表達得不好——應該說他是那些真正寫了好書的人中的一個,而他跟他們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寫了這些書。    
    最後薩特將話題回到他自己身上:「我發表了《詞語》,他們認為它值得一看,一年後就給了我諾貝爾獎。對他們來說,這就給了我的作品一種新的價值。但人們本該在一年前就得出這種結論。在我還沒有發表這本書時,我的價值就要小些嗎?這真是一種荒謬的看法。按一種等級制度的次序來安排文學的整個觀念是一種反對文學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適合於想把一切都變成自己體系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社會。等級制度毀滅人們的個人價值。超出或低於這種個人價值都是荒謬的。這是我拒絕諾貝爾獎的原因,因為我一點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當。我非常喜歡海明威,我個人也認識他,我在古巴同他見過面。但我完全沒有想過我跟他名次相當或在對他的關係中應該排在何種名次上。這種想法我認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薩特反對等級制的思想基礎是他對天才與平等的關係的看法。他認為,那種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並不矛盾,因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現了作為人的實在的存在,而根據地位和等級制度來分劃分自己等級的人們只是一種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後來出現自由突變的超人。但這種未加工的材料畢竟不是由超人構成,而是由低能者組成,它是符合於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屬性──面向鐵路巡警、出版檢查官、教師等等──的等級制度的,總之,是職業、行為、他們用心包裝自身的物體,即那些易受等級影響的東西。但如果一個人達到相當深度,等級就不可能了。薩特說,這是他為自己逐漸搞清楚的東西。    
    關於他自己是不是一個天才,薩特說,「我只是在一閃念的直覺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餘的時間它只是一種毫無內容的形式。在我這裡,有一種難以理解的矛盾現象,我從沒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雖然它們都是按照我對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寫的。我不輕視自己的作品。它們代表著某個重要的東西。而作為一個天才我有權嘲笑這些作品,拿它們取笑,雖然同時它們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個天才不被承認,他不應該讓自己絕望。」    
    薩特指出,關於天才思想的難點在於,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種同等的東西。這就是說,一個作品可能被稱為佳作,因為它的作者適合於寫這類作品,他具有一定的專門技巧,但並不是因為他具有一種別人不具有的性質。最後薩特說:「我想,我可能比另一個人更加有天資一些,智力較發達一點。但從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別人是相同的。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優越性。我的優越性就是我的書,當然這是就它們是好書來說的,但另一個人也有他的優越性──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門口賣的一包熱栗子。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優越性。就我而言,我選擇了這一個罷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養女阿萊特(1)

    在愛情關係方面,這一時期有一個女子進入薩特生活,她開始是薩特的情人,後來成為他的養女。1956年3月,一個叫阿萊特‧艾卡姆的阿爾及利亞籍姑娘給薩特寫了一封信。她19歲,是猶太人,在卡涅的凡爾賽公立學校讀書。當時她正在準備一篇論文,打算通過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她讀過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論文的有關問題向薩特請教,就薩特哲學中的有關問題請薩特解答;另一方面,這時阿爾及利亞戰爭已經打得火熱,她作為一個生活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感到十分苦惱,不知何以自處,於是也在信中抒發自己的苦悶。薩特回了信,讓她寄論文來。以後他們不斷有書信來往。然後順理成章地是兩人見面。然後阿萊特成了薩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輕的情人。    
    1958年,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刺激,也由於從事哲學巨著《辯證理性批判》寫作的過度緊張和疲勞,薩特一度經歷了嚴重的精神危機。在這困難的日子裡,除了波伏瓦的照護外,阿萊特也給了他許多撫慰。薩特和阿萊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裡,薩特寫了《阿爾托納的隱居者》最後一幕的初稿。薩特將劇本的內容讀給阿萊特聽,特別是主人公弗朗茲的演講,讓她提意見。阿萊特說,弗朗茲的講話有些誇張和做作,但薩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    
    要瞭解薩特與阿萊特的關係,他倆的通信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資料。但薩特去世後,阿萊特並未出版他倆的通信集。不僅如此,當波伏瓦出版薩特的書信集(主要是薩特給她的信)時,阿萊特還特別要求波伏瓦,將薩特信中有關她的內容悉數刪去,以至於波伏瓦在該書序言中特別聲明:「為了不讓第三者──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感到困窘或難堪,我刪去了一些段落,改變了一些人的姓名。這些改變全都是由我一人作出的。有些地方是應艾卡姆─薩特女士的要求而改變的。」因此我們對薩特和阿萊特的關係很難有詳細具體的瞭解。但阿萊特的這種要求從另一方面表明,她和薩特的關係一定有不少不希望為外人所知的親密。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阿萊特在薩特生活中越來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萊特有音樂特長是一個重要原因。音樂在薩特生活中佔有特殊的地位。特別是彈鋼琴,這一愛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動才罷手。    
    從有關資料看,波伏瓦也能夠彈一點鋼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經常與薩特一起合奏。她和薩特經常進行的音樂活動是在一起聽唱片。而阿萊特能夠彈一手好鋼琴,還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錯。因此,薩特很喜歡坐在鋼琴旁為她伴奏,或者同她進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從事這樣的活動時,應該是薩特一天最為放鬆的時候,也是心情最為舒暢的時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萊特在薩特生活中的這種作用。    
    1965年1月底,薩特正式申請收養阿萊特為自己的養女。這一年3月,這個申請得到批准。此時距薩特和阿萊特認識正好9年。這一年薩特60歲。    
    薩特收養阿萊特為女兒,直接目的是為了改變她惡劣的精神狀態和不利的社會生活狀況。阿萊特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是悲慘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狀態一直不佳,長期處於憂鬱狀態。而作為一個阿爾及利亞籍猶太人,在法國是倍受歧視的。薩特對於自己喜愛的女性,願意奉獻出一切。他很想幫助她改變精神狀況,幫助她抹去過去的陰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樂趣,希望她有一個光明的未來。最根本的,是希望她有自信心。此前薩特交往的女性,例如月亮女人和萬達,最根本的問題是對自己、對生活缺乏自信。薩特也試圖幫助她們改變,但她們年紀大了,很難改變。而阿萊特還很年輕,還有較大的可塑性,薩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她有一個根本的改變。    
    據我猜測,為了改變阿萊特的地位和狀況,也許薩特曾經想過同她結婚。以前他在幫助波伏瓦和萬達時都想到這一招,這也是他能夠為喜愛的女性拿出來的最後一份禮物。但他比阿萊特大32歲,再同她結婚顯然不適合;而且這還涉及到同其他女性的關係,特別是同波伏瓦的關係。於是他決定收養她為女兒,實際上,就他的年齡來說,顯然,作她的父親是足夠了的。這樣一來,阿萊特就自然地加入了法國籍,成了一個法國人,在法國生活不會再受歧視。作為薩特的養女,她也有了新的身份,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在財產方面都有了安全和保障。而且這裡還有一種親情關係,一種家庭氣氛,這些對於改變阿萊特的精神狀態都是有好處的。    
    至於這一行動的內在因素,則較為複雜。薩特去世後,阿萊特在出版他的《奇怪戰爭日記》和《倫理學筆記》兩本書時接受記者採訪,談到薩特收養她的問題。她說,薩特收養她是為了幫助她。她還說,他倆的這層關係中有些遊戲的成分,因為她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而過去也無法抹殺掉。那麼,這種「遊戲成分」是什麼呢?    
    由於薩特從小沒有父親,又由於母親再婚的影響、對繼父的反感,薩特不喜歡父子關係,認為這是一種帶強制性的關係。他既不想被人強制,又不想強制於人,因此他不願意結婚,當然更不願意有孩子。但是,他對於這種人倫關係還是感到好奇。他在倫理學筆記中對這種關係作了探討。而收養一個女兒可以滿足他的這種好奇心,作為實際上沒有子女的一種補償,當然,這是象徵性的,或者如阿萊特所說,是帶有遊戲成分。    
    實際上她是他的情人,而在名分上她是她的女兒。這裡似乎有一種亂倫的關係。而薩特確實有一種亂倫意識。在自傳《詞語》中他直言不諱地說:「大約10歲時,我讀了一本名為《橫渡大西洋的客輪》的書,十分著迷。書中有一美國小男孩和他的妹妹,兩人天真爛漫,彼此無猜。我總是把自己想像為這男孩,由此愛上小女孩貝蒂。很久以來我一直夢想著寫一篇小說,寫兩個因迷路而平靜地過著亂倫生活的孩子。在我的一些作品裡不難發現這種夢想的痕跡:《蒼蠅》中的俄瑞斯忒斯與厄勒克特拉,《自由之路》中的波裡斯與伊維什,《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中的弗朗茲與萊妮。只是最後這一對才有實際的行動。這種家庭關係吸引我的,與其說是愛的誘惑,不如說是對做愛的禁忌;火與冰混雜,享樂與受挫並存,我喜歡亂倫,只要它包含著柏拉圖式的成分。」薩特所想像的「柏拉圖式的亂倫」,在他與養女阿萊特的關係中得到實現。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養女阿萊特(2)

    在這一收養行動中,還包含著一種因素,即薩特的「猶太人情結」。多年來薩特一直將猶太人問題當作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特別是在「二戰」以後,薩特對於猶太人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他覺得,「二戰」期間,納粹迫害和滅絕猶太人,他作為一個非猶太的歐洲人,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未能制止這種罪行。那麼,將阿萊特收養為女兒,也許就含有這種贖罪意識。    
    雖然現在還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在我想來,薩特收養阿萊特之後,他倆之間情人關係的成分可能會逐漸減弱,而他對她的類似父親對子女的感情可能會逐漸增強。其實薩特對這種感情應該不完全陌生。當年薩特對萬達就存有這種感情。實際上薩特對於他所喜愛的女人,不僅僅是性的關係,甚至主要的也不是性的關係,而是一種感情關係。(例如對奧爾加,根本就沒有任何性關係,但他仍然喜愛她。)    
    有論者提到,大約在70年代中後期,阿萊特同維克多有戀愛關係。所以維克多「對老人的拐騙」,阿萊特也起了作用。兩人「戀愛」的說法是否確切,尚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時期兩人關係是十分密切的。波伏瓦在對薩特最後10年的回憶錄中談到,阿萊特贊同維克多的新的思想傾向(即由毛主義轉向猶太教的上帝),而且兩人在一起學希伯萊文,在對待薩特的態度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聯盟。維克多同薩特的談話都是由阿萊特根據錄音整理、打印成文稿,而波伏瓦往往遲遲看不到這些談話。波伏瓦對阿萊特的評價是,她對於薩特的哲學著作可以說是一竅不通——雖然她是學哲學的。這一評價是否公正暫且不論,大概有一點是確實的:薩特之所以喜歡阿萊特,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哲學思想。    
    我們可以推斷的是,就薩特同阿萊特的關係而言,到了後期,薩特對於她更多的是對女兒的愛,因此不會限制她同別的男性交往甚至談戀愛,即使不是同維克多。這裡,薩特對她的態度,與當年對萬達的態度有根本的區別。那時薩特對萬達確實有一種獨佔的心理,容不得她再有別的情人。這種區別的原因,也許是環境的不同(戰爭環境與和平環境),也許有年齡的不同,也許最根本的,是阿萊特與萬達自身的情況的不同。    
    如果說薩特同阿萊特的關係會對什麼人產生影響的話,那麼第一個就是波伏瓦。有記者採訪時問阿萊特:「關於收養你的事情,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不是置身事外?」阿萊特回答:「完全置身事外。」    
    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說,薩特收養阿萊特,使她繼承了包括文學資產在內的一切,這是對波伏瓦最終的背叛。到底是不是這樣?對於這一問題最有資格作出回答的是波伏瓦本人。首先,波伏瓦並不認為這是對她的背叛。如果是,她早就提出來了,而且會影響到她同薩特的關係。她確實是對此「置身事外」。這裡波伏瓦有一個基本原則:是否收養阿萊特,這完全是薩特個人的事,這是他的自由,而她不應該有任何干涉。    
    其次,就實際情況而言,薩特的這個行動,並不會對波伏瓦的權利造成什麼損害。在經濟方面,薩特收養阿萊特時(1965年),波伏瓦已經是一個十分有名的作家,她靠自己的版稅收入過生活應該是綽綽有餘,完全不須依靠薩特。而薩特卻養活著不少人(包括阿萊特;即使沒有養女的名分,他也得養活她),老是在愁錢不夠花,《詞語》就是在缺錢的動力下得以完成的。恐怕薩特在手頭上比波伏瓦還拮据。波伏瓦掙的錢雖然沒有薩特多,花銷也比他少多了。    
    在文學遺產繼承方面,我想,波伏瓦也不會在意的。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應該由波伏瓦做薩特的遺產繼承人,至少是文學遺產方面,但波伏瓦並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其原因大概有這樣兩個:一是波伏瓦並不能肯定自己活在薩特之後,所以這種預先確定繼承關係並無意義;二是她知道薩特本人並不很在意他的文學遺產,他常常把自己未完成或不準備發表的文稿、筆記隨意給那些索要的朋友,也不要別人歸還,因此她尊重他的這種習慣,也不特別催促他辦理有關這方面的事宜。    
    即使阿萊特成了薩特的養女,她在薩特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會超過波伏瓦。波伏瓦仍然是與薩特關係最為密切的女性。波伏瓦的這一地位沒有任何動搖,儘管她在薩特那裡沒有任何名分。實際上,要說名分,她確實相當於薩特的妻子,只是她不要這名分而已。波伏瓦去世以後,他們的朋友很自然地將她和他合葬在一起。大家是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即使是同薩特有親密關係的女性包括阿萊特,也無一人持異議。薩特與波伏瓦的關係並非名分可以確定或羈絆的。所以,確實可以說,薩特收養阿萊特的行動,對波伏瓦沒有任何影響。    
    實際上,這一行動對薩特與其他女性的關係倒有一些影響。因為在此之後,就親密的程度和重要性而言,阿萊特僅次於波伏瓦而居於其他女性之上。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萊特還有一個優勢是年齡。在同薩特有著長期持續交往的女性中,阿萊特是最年輕的。1956年,51歲的薩特同她相識時,她才19歲。薩特去世時她也只有40多歲。阿萊特展現在薩特面前的,是她一生最好的年華。    
    薩特晚年患病嚴重時,經常守候在他身旁照護的,是波伏瓦和阿萊特。而波伏瓦同薩特在一起的時間更多一些。這時,波伏瓦確實是扮演著妻子的角色,雖然她沒有任何名分;而阿萊特也扮演著女兒的角色,雖然她並非薩特的親生女兒。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審判美國(1)

    60年代,美國開始侵略越南。薩特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他在一個講話中說:「今天越南人民正為我們全體而戰鬥。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進步力量應該聯合在一起,打倒這個傲慢自大、殘暴無恥的世界警察,來曲折地呼喚自由。現在在越南,我們的命運正在被決定;正是在那裡,我們將發現是否存在著對我們既無剝削又無異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讓第三世界國家從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中得到利益,獲得自由和尊嚴。正是在越南,通過今天經受的痛苦和折磨,給我們指示著前進的道路。」(《薩特自述》)    
    1965年初,美國康乃爾大學邀請薩特去作反對美國干涉越南的講座。這個大學是反對越南戰爭的先鋒,教授們曾向美國總統約翰遜遞交過抗議書,組織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議美國派兵在越南南方消滅游擊隊。薩特同意去美國。但後來情況有了變化,從2月7日開始,美國以北方參戰為借口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薩特感到,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應該去美國。他向康乃爾大學說明理由,還向報刊發表談話回答了有關問題。他認為,在這時去美國會在不發達國家特別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憤慨。開始,美國左翼不理解薩特的態度而指責他,後來逐漸認識到,薩特是對的。他拒絕邀請造成的影響比去後發表談話大得多。    
    這一年在赫爾辛基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上,薩特發言說,不應該屈服於美國的訛詐,而應該真心實意地支持越南,這是防止戰爭升級的唯一辦法。越南人熱烈鼓掌,蘇聯作家愛倫堡則批評薩特支持中國。薩特認為,蘇聯對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熱的,它本來可以猛烈地反擊美國,這並不會引起世界大戰,因為美國人並不比蘇聯人更希望有這種戰爭。    
    1966年7月,一個叫捨恩曼的年輕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國人,住在英國,是羅素基金會的秘書長。他向波伏瓦介紹了伯蘭特‧羅素的計劃:仿照紐倫堡審判的先例,成立一個法庭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他邀請她和薩特作為法庭成員參加。他還特別聲明聽證會在巴黎舉行,他們不必全參加,只是在最後作出裁決時出席兩三天。薩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薩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明了這個法庭的性質:「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在於判斷美國的政策是否有害,這對我們當中大部分人來說是毫無疑問的,而在於調查它是否在法律的意義上犯了戰爭罪行。」    
    11月,在互助大廳舉行了反對越戰會議。大廳坐滿了人,多為年輕人。薩特說:「我們支持越南,不只是從道義上考慮,越南人也是為我們而戰!」全場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12月,薩特寫了一篇文章,宣佈羅素審判戰爭罪犯法庭的存在,並駁斥了審判沒有意義的說法。他說,這個法庭將完全用法律的方法來確定美國是否犯有戰爭罪。法庭裁決將以紐倫堡應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凱洛格條約和日內瓦公約為基礎。    
    1967年1月,薩特到倫敦會見捨恩曼和許多法官,規定審判法規。在巴黎還開了其它的會,有時郎茲曼作為薩特的代表參加。法庭原定在巴黎舉行,但戴高樂不想得罪美國人,拒絕給予法庭成員簽證。於是法庭又同斯德哥爾摩接觸,瑞典政府先是拒絕,後來又勉強同意。這樣,薩特和波伏瓦就必須去外地來介入此事。    
    5月,薩特和波伏瓦來到斯德哥爾摩。法庭的名譽主席是羅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國,不參加具體活動。薩特是執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傑迪將主持開庭。他曾同鐵托一起作戰,鐵托受傷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殺。他本人頭部也受了傷,有一塊彈片至今醫生無法取出。 戰後德傑迪曾在南斯拉夫擔任重要職務,後因抗議鐵托對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許離開南斯拉夫後他到了美國,在大學教書。現在薩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為各國著名法律專家或高級知識分子。    
    開庭前薩特致函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要求美國派律師在法庭上辯護,對方沒有作直接答覆。但臘斯克對新聞記者說:「我不會跟一個94歲的英國老頭玩小孩的遊戲!」薩特對這種態度作出反應,他發表談話把羅素同臘斯克作了比較,指出臘斯克只不過是一個平庸的國務院官員而已。    
    在斯德哥爾摩的日子異常緊張,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滿滿的。薩特和波伏瓦幾乎沒有單獨說話的機會,也沒有時間讀書看報。經過無數次的討論、投票、起草文件、統一意見,最後,薩特宣讀了一份文件,陳述了裁決的理由,然後讓人們提問並回答問題。最後,第一輪審判終於圓滿結束。整個會場爆發出熱烈掌聲,古巴人放聲大哭,越南人眼裡充滿淚水。    
    11月19日,薩特和波伏瓦從巴黎飛往哥本哈根,法庭設在離城20英里的一個工會大樓內。這次審判活動不僅又有了許多新的控告材料,還有3個目擊證人,一個是特種部隊成員,他自己動手打過俘虜,自稱戰犯;一個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殺現場,他按照軍官的命令,槍殺過一個婦女,原因僅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點時不夠快。還有受害者出庭作證。    
    12月1日,法庭最後一次開庭。會堂座無虛席。薩特宣讀判決書。法庭一致認為,美國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與戰爭法相違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對待俘虜和老百姓,犯了種族滅絕罪。法庭還一致譴責美國對老撾的侵略,譴責泰國和菲律賓作美國的同謀。法庭有3個成員認為日本幫助了美國,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對所有問題作了回答後,法庭審判圓滿結束,會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歡呼聲,大家相互擁抱。    
    多年後,薩特在回顧羅素審判戰爭罪犯法庭的情況時指出它的意義:「如果人民能夠制止政府宣佈戰爭,那就太好了,但那時不是這種情況,至少我們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個審判法庭,聽從人民的認可。這是我們想要做的。我們的爭辯和討論對於我們首要的使命來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給群眾一些他們為自己閱讀和判斷的東西。這樣,如果我們能夠產生足夠的影響,獲得足夠的支持,我們的判決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經發生的那樣,我們幹得不錯,因為我們是在提供的證據的基礎上,控訴了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的美國人,並判決他們的這種罪行。」(《薩特自述》)    
    他進一步分析說:「羅素審判戰爭罪犯法庭產生於一個雙重的矛盾的認識中:紐倫堡審判表明創立一個調查戰爭犯罪機構以及在需要時作出判決的必要性。今天,無論是政府還是人民都還沒有創立這樣一種審判機構。在這裡我們充分認識到,沒有一個人委託或授權我們幹我們正在幹的事。但如果我們採取了主動行動,這是因為我們認識到,沒有一個人可以授權給我們。顯然,我們的審判法庭不是一個機構,我們也不想取代某個已經存在的機構。相反,我們的審判法庭誕生一個普遍的不可能性,誕生於一個需要充實的空虛,誕生於一個遍及全世界並因此其自身無法聽到的控訴。這個審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無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薩特自述》)    
    這一時期薩特還在密切關注著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他一直對猶太人問題深感興趣。在戰前他就發表了《一個工廠主的童年》,對反猶太主義者作了辛辣的諷刺。他對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極度厭惡,一個原因是其對猶太人的態度。戰後薩特對猶太人問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思考》一書是一部經典之作。甚至在他對阿萊特的特別鍾愛中,也不乏他對猶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內。    
    1967年薩特和波伏瓦出訪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們從這兩個國家獲悉,它們都同意他們同時訪問另一國。2月,薩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報》主編海卡爾的邀請去埃及訪問,海卡爾是埃及總統納賽爾的朋友和發言人。陪同他們的有郎茲曼和一名埃及新聞記者。在機場上海卡爾迎接他們一行。他們下榻的飯店距尼羅河只有幾步之遙。第二天他們參觀了開羅博物館,以後又多次參觀,裡面收藏著整整一個古埃及文明歷史。    
    由於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見過,他們第一次看到它們並不感到特別驚訝。從近處看它們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從沙漠處遠眺,不禁使人讚歎不已:它們好像是抽像派雕塑和超現實主義繪畫。埃及政府撥了一架小型飛機供他們使用。在飛機上他們看到過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條狹窄的綠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羅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後他們乘船順尼羅河而下,參觀了阿斯旺大壩。阿斯旺大壩向大部分沙漠地區提供灌溉,被稱為納賽爾湖。美國曾拒絕為這項工程提供資金,這導致蘇伊士運河在1956年收歸國有;而蘇聯給予了必要的援助。他們參觀了農場和農村,人們揮舞著旗幟,上面寫著「納賽爾萬歲」、「納賽爾是農民之友」。他們高呼:「薩特萬歲!西蒙娜萬歲!」顯然這是預先組織好了的,但村民們確實對他們有好感。    
    最後納賽爾總統接見他們,同他們坐在一個大客廳裡,喝著果汁,談了3個小時。薩特談到18個關在監獄裡的年輕人,他們被控企圖重建共產黨。薩特臨來時他們在法國的家屬請他向納賽爾提及一下此事,干預一下。納賽爾表示考慮解決。薩特還沒有離開埃及,納賽爾就把人放了。看來薩特還是很有面子的。    
    薩特同他談到巴勒斯坦問題。納賽爾的態度是,他並不想通過同以色列打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薩特還參觀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薩特同巴勒斯坦領導人作了交談。薩特希望能找到一個兼顧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園的權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權利的辦法。而這些領導人有著一些過激的想法和言辭,因此談話氣氛變得緊張起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審判美國(2)

    結束在埃及的訪問後,由於埃及和以色列之間不通航,薩特他們第二天前往雅典。上午在這個城市轉了一下,隨後登上一架去特拉維夫的飛機。出面邀請薩特他們的是包括以色列政界、大學和文學界在內的接待委員會。總的來說,右翼對薩特抱有敵意,左翼對薩特較為友好。一路上他們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處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種歧視,土地被剝奪,在國內被視為第五縱隊,阿拉伯國家則認為他們是叛徒。薩特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從沒有遇到哪個阿拉伯人對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滿意,從沒有哪個阿拉伯人說他目前享受了一個以色列公民應有的權利!」在訪問的最後一天,以色列領導人艾希科爾接見了他們。薩特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正如他一路上所做的那樣,在這個最後場合,薩特又談起了巴勒斯坦問題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處境問題。    
    在離開以色列飛往雅典時,薩特和波伏瓦的感覺是樂觀的。每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要求都不會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戰爭,這對它們都沒有好處。但在薩特回到巴黎沒幾天,在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爆發了一場嚴重衝突。一個多月後,埃及宣佈向以色列作戰。薩特、波伏瓦、郎茲曼等人簽署了一分呼籲書,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不要採取敵對行動,但他們對結果已經不報幻想了。戰爭最後以以色列的勝利而告終。薩特和波伏瓦對戰爭感到惋惜,同時又為以色列得以繼續生存而感到慶幸。埃及失敗,它還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敗,它的生存就成為問題了。他們並不認為──像許多左翼分子認為的那樣──這兩方面一定有誰是誰非,一方正義而另一方就是反動;他們始終認為,兩方應該避免戰爭而爭取和平共處。    
    由於蘇聯開始了文化解凍,一些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能夠有一定的活動餘地,他們希望同薩特對話。1962年7月,薩特和波伏瓦去了蘇聯,他們是應蘇聯作家聯盟的邀請參加和平運動會議。6年時間,蘇聯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見到一位來自格魯吉亞的女大學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題目是薩特。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一位叫列娜‧佐尼娜的女士充當薩特的翻譯,並由她安排各種具體活動。她皮膚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聰明,受過良好教育。薩特同她有著很好的友誼。他的《詞語》一書就是獻給她的。這次他沒有受到1954年那種高規格的接待,沒有那種無休無止的宴會和祝酒辭,報刊上也沒有大肆宣揚。這反而讓薩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許多自由活動時間。蘇聯朋友請他到家中,他們交談,有時還因看法不一致爭論。薩特喜歡這種氣氛。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個名叫歐洲作家共同體的組織,鼓勵東西歐作家對話和交流,薩特和波伏瓦參加了。7月,這個組織在列寧格勒召開大會。但由於此前蘇聯的文化形勢急劇惡化,這個大會的氣氛很不對勁,無法進行真正的對話和交流。為了在面子上說得過去,這個大會最後總得有點什麼。在最後一次會議期間,蘇聯一方索爾科夫突然找到薩特,請他作一個照顧雙方的總結。薩特摘下耳機,也沒有換個地方,很快寫出一份言簡意陔的宣言。他在會上作了精彩的發言,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赫魯曉夫接見了大會代表。是他請他們到蘇聯來開會的,但他現在卻對他們惡語有加,好像這些西方來的知識分子全是資本主義的奴僕。薩特他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後,一位知道內情的朋友告訴薩特,赫魯曉夫態度的改變是因為,法共總書記多列士就在幾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見了赫魯曉夫,要他提防這些人,說他們是危險分子,他們的左派樣子是裝出來的。一次赫魯曉夫同愛倫堡私下交談時,責怪他不該促使薩特離開共產黨。愛倫堡辯解說,薩特從來就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1964年5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去蘇聯參加紀念謝甫琴科150週年大會。在莫斯科,他們仍然感到文化專制的壓力。卡夫卡《審判》的俄譯本沒有出版,薩特的《詞語》也是經過許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發表,而且評論者認為它不慎重、好表現、嘲諷自己也是違背樂觀主義的、詆毀人類,等等,顯然根本不理解這本書。薩特責問大會組織者:「你們到底接不接受東西方文化共存的觀念?如果不接受,為什麼要邀請我?我到這兒來幹什麼?」    
    1965年7月,薩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蘇聯。他們發現,赫魯曉夫下台似乎給文化領域帶來好的變化。《新世界》發表了索爾仁尼琴的小說、阿克瑪托娃的詩歌和愛倫堡的回憶錄。但許多禁忌仍然存在。薩特在愛倫堡的建議下,寫了一封信,通過蘇聯作家聯盟給米高揚,請求赦免布羅茨基。布羅茨基是一個猶太青年,寫了一些詩,靠翻譯維持生活。然而他以過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審判,再就是他的詩句「灰色的雲在街頭湧動」被認為時對祖國的詆毀,此外還說他對馬克思不恭敬,最後他被判5年強制勞動。薩特的信遞去後不久,布羅茨基被允許回到列寧格勒,恢復了自由。     
    10月,蘇聯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因被指控在國外發表反蘇作品而被捕。1966年2月,他們分別被判7年和5年徒刑。愛倫堡等62位作家在一份呼籲書上簽名,要求釋放這二人。當薩特和波伏瓦在5月2日到達莫斯科時,愛倫堡問:「這個時候你們還來幹什麼?」《現代》雜誌曾發表過索爾仁尼琴的小說,薩特很想同他見見面,並請列娜居中聯繫。但索爾仁尼琴拒絕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惡劣形勢。因此在1967年,薩特拒絕了蘇聯作家聯盟大會的邀請。如果去了,看起來好像是贊成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的判罪,贊成迫使索爾仁尼琴沉默的局勢。他用這種方式來表示對蘇聯當局的抗議。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一直為薩特所關注。年初,捷克黨內保守派的頭頭諾沃提尼被迫辭職,改革派的杜布切克任書記。春天,知識分子利用改革派上台的機會開展活動,新聞檢查制度被廢除,報刊電台享有完全自由。到後來,工人也參加進來,工人爭取言論自由行動委員會紛紛成立,工人同知識分子結成聯盟。7月,蘇聯等5國發表聲明反對杜布切克的政策。8月,蘇聯的坦克駛入布拉格,就像當年對付匈牙利那樣對付捷克斯洛伐克人。這時薩特和波伏瓦正在羅馬。薩特當即發表談話,稱蘇聯人為戰犯,表示要與蘇聯徹底斷絕關係。    
    10月,薩特和波伏瓦在巴黎見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利姆。他向他們介紹了一年來這個國家發生的詳細情況,並代表布拉格劇院經理邀請薩特和波伏瓦參加那裡《蒼蠅》和《骯髒的手》的首場演出。他們接受了邀請。11月28日上午,他們乘機到達布拉格。天氣又濕又冷,烏雲密佈。他們在下榻的飯店稍事休息,就直接去了劇院。這時《蒼蠅》的綵排已經接近尾聲。他們走進大廳,受到熱烈歡迎,觀眾多為學生。    
    薩特和波伏瓦走上舞台,一些學生向薩特提了幾個問題。薩特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蘇聯的入侵是一樁戰爭罪行。自己當初寫《蒼蠅》是為了鼓勵法國人進行抵抗,現在他為這個劇本在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高興。他們的談話進行了兩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薩特和波伏瓦出席《蒼蠅》的首演式。劇院裡人擠得滿滿的。戲演得很不錯,導演和演員都很棒。一些台詞贏得狂熱的喝彩聲:眾神之父朱庇特對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說:「我來幫你們一把!」全場哄堂大笑。厄勒克特拉聽到朱庇特誘人的承諾後問道:「你要我怎樣報答你呢?」他回答道:「不要什麼報答……或者說幾乎不要什麼報答!」全場笑聲更響了。朱庇特說:「一旦自由在人類心中爆發,神靈再也沒法幹什麼不利於人的勾當!」這時全場氣氛異常活躍。觀眾在許多地方發現針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隱語,於是起勁地鼓掌。演出結束時,他們向薩特和波伏瓦熱烈歡呼。    
    第二天晚上,觀眾對《骯髒的手》也作出了熱烈反響。他們發現劇中有許多台詞暗指近來的事態發展。賀德雷說:「無論哪一支佔領軍都不受歡迎,哪怕它是紅軍也不例外!」這時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    
    薩特和波伏瓦看了蘇軍入侵布拉格之夜以及隨後一天拍的記錄片。布拉格人也讓他們同時看了由蘇聯人拍的記錄片。這個蘇聯版的記錄片也在布拉格上映,以便讓人們鑒別真假,看到底是誰在歪曲事實和欺騙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幾天時間裡,薩特還在電視台上講了話,語氣較為緩和,但反對蘇聯入侵的意思是一樣的。薩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是要用他來幫助他們同敵人作鬥爭,他也願意幫助他們。他同許多知識分子見了面,進行交談。薩特和波伏瓦離開布拉格時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們相信事情不會就這麼完結。回巴黎後不久,薩特為利姆的一本書作序,利姆在這本書中彙集了許多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識分子反對蘇聯干涉的聲明。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風暴(1)

    1968年5月對所有的法國人來說都是無法忘卻的,而對於薩特更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經過這場「5月風暴」,薩特在國內重新投入實際政治活動,直到他的生命結束。    
    事變開始發生在春天。3月,法國南特大學校園發生騷亂,為反抗學校的種種清規戒律,學生們佔領了學校行政大樓。他們散發傳單,反對越南戰爭,反對在學校受到的壓迫。校長關閉了學校,想以此迫使學生就範。學生們轉移地方,佔領了巴黎索爾本大學。警察包圍了學校,學生們開始撤離,許多學生在撤離時被捕。法國教師聯合會號召全體教師罷教來支持學生的行動。    
    5月8日,學校當局在索爾本大學召開大會,要處分帶頭「鬧事」的學生。而法國學生聯合會在這一天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示威。學生和警察在拉丁區多次發生劇烈衝突,許多學生遭到毒打,被帶上警車。以後幾天,學生不斷地舉行遊行示威,而警察在大街上設置路障,殘暴地毆打示威者,甚至禍及無辜的過路人。    
    薩特剛開始沒有注意到這個事件,以為不過是一般學校校園內的騷亂。後來事情鬧大了,他十分關注它的發展,一旦認識到事件的政治意義,就毫不猶豫地介入進去。5月9日,薩特與波伏瓦等人發表聲明,堅決支持學生的行動,希望他們繼續保持反抗的力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脫離這個異化的體制,並呼籲「全體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從道義和物質上支持學生和教師的鬥爭活動」。    
    12日,薩特向盧森堡電台記者發表談話。首先,他在與自己這一代人的對比中讚揚了學生的行動:「這些年輕人不願意有一個同他們父輩一樣的未來,因為像我們這些人的未來證明了我們是一些懦夫,由於完全服從而變得軟弱、疲乏和精神萎靡,是這個封閉社會制度的犧牲品;只要一到工作的年齡,這個制度就立即壓在我們身上。」    
    接著,他指出,學生與大學體制唯一的關係就是砸爛它;而要砸爛它,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上街遊行。在像法國這樣的西方國家裡,人們普遍精神萎靡,唯一不滿現狀的左派力量就是學生。他希望這種力量能夠很快地由學生擴大到所有的青年人。    
    最後薩特表示:「現在應該完全由學生自己來決定他們將採取什麼樣的鬥爭形式,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沒有資格向他們說三道四,因為儘管我們也反抗了一輩子,最後仍然難免受到這個社會的某種牽制。」薩特的談話沒有一點學生導師的味道,反而充滿了對於學生的理解、尊重、讚揚和支持。他的談話很快就被學生印在傳單上在拉丁區散發。    
    13日,法國政府為了平息事態的發展,表示同意開放索爾本大學,但還是爆發了有五、六十萬人參加的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參加者有學生、教師和工人,他們舉著橫幅標語,高喊口號:「學生、教師、工人聯合起來」、「我們要受歡迎的政府」、……    
    學生們隨即佔領了索爾本大學校園,現在它成了人們自由活動的中心:到處都是標語、傳單、漫畫和大字報,到處都有一群群人在熱烈地爭論著,任何人都可以表述自己的觀點,而別的人也可以表示贊同或反對。薩特進一步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的年輕同事和朋友經常去那裡轉悠,聽聽各種討論甚至激烈的辯論,也參加談話,可以給薩特反饋許多重要信息。人們討論得最多的是以色列同阿拉伯的衝突問題、巴勒斯坦問題。    
    20日晚,薩特應學生運動領導人的邀請來到索爾本大學。他的這一舉動本身就在表明,他是完全支持學生佔領學校的行動的。薩特即將來校園的消息吸引了無數的學生。組織者預先告訴薩特,會場秩序可能很亂,可以容納4000人的大廳擠滿了7000人,許多人都是站著。薩特坐在大廳正中,周圍全是聽眾,沒有麥克風。剛開始的時候,學生的反應不夠友好。他講了幾句話後,會場就安靜下來了。薩特表示對學生的完全支持。他說,通過學生運動,一種新社會的觀念正在形成,這一社會是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與自由相結合的基礎上的。他還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最後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此前薩特與學生運動領袖科恩-邦迪有一個談話。他指出,學生的行動令人感興趣的地方在於它對政權的想像。薩特將學生佔領校園的行動同1936年工人佔領工廠的行動作了比較,認為學生的想像力更為豐富,索爾本大學牆上的標語就證實了這一點。「你們的出色行動讓人吃驚,因為它打亂了現存秩序,否定了我們社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所有因素,我將它稱之為對可能性領域的擴大。」    
    接下來學生來到工廠,向工人發出共同戰鬥的號召:「工人階級從學生瘦小的手中接過戰鬥的旗幟吧!」工人們迅速響應,到24日,罷工人數已接近1000萬。工人們佔領工廠,升起了紅旗。他們的口號是:「工廠屬於工人」、「權力屬於工人階級」、……    
    5月底,右派開始進行反擊,戴高樂分子組織隊伍遊行示威。由於學生這段時間在巴黎大街上有種種暴力行動,如焚燬汽車、砸破商店櫥窗等,而且他們內部也混進流氓、惡棍為非作歹,市民們不像以前那樣支持他們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樂派獲勝,這場五月風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薩特一如既往地支持學生。他認為,學生的暴力是一種回答警方挑釁的反暴力。他還多次批評原先的同學、現在的大學教授雷蒙‧阿隆,因為他站在反對學生的立場上。他說:「我敢擔保阿隆從未否定過自己,在我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他不配當一名教師。」薩特指出,一個人如果沒有一種懷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當然他也應該忠實於某種東西。知識分子應該既忠實於政治和社會的總體,又不斷地懷疑這個總體。這兩者之間也許會產生矛盾,這是一件好事,這種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誠而沒有懷疑精神,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個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風暴(2)

    薩特後來總結5月風暴說,這是第一個暫時實現了某種與自由相近的東西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這個運動探求什麼是行動中的自由。歸根到底,在街壘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麼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讓步給他們的任何明確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們不要求政權,他們沒有試圖奪取政權,因為今天對他們來說,需要消滅的是使行使權力成為可能的那個社會結構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五月運動本身還不是一場革命。在五月運動中法國青年渴望一場文化革命──而要達到它,他們還缺少造成一場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說,革命在開始時,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的權力爭奪。    
    5月風暴使薩特恢復了自己的實際政治活動。由於匈牙利事件同共產黨斷絕關係後,他不從事政治活動已有10多年。這是因為,在共產黨之外,再也沒有其它左派。而現在新的境況又給了他一個機會。不過他覺得這個運動對他來說,來得遲了一點。他已經60多歲了,由於精力不濟、身體病衰,他很難像那些年輕人一樣活動,這是他深感遺憾的。即使如此,他還是盡心盡意投入政治活動之中。    
    5月風暴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繫。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中流傳的公報。在這以後,「無產階級左派」或毛主義者辦了《人民事業報》,發表了激烈抨擊政府的文章。1970年,兩名主編接連被捕。一個薩特並不認識的毛主義者請薩特來主編這份報紙。而這個報紙頭一天還發表文章攻擊他。雖然這些毛主義者對他並不友好,並且說好了這只是一個掛名主編,薩特還是答應出任主編。他們實際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聲和地位來保護這份報紙。薩特同意了。儘管他的政見同這些年輕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這個組織和這家報紙是革命的,是為普通老百姓說話的,他願意被利用。    
    在這兩個主編被審判的同時,「無產階級左派」組織被取締。薩特出庭為他們作證。薩特說,他站在證人席上,而另兩位主編卻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憤慨;他要求釋放這兩個人。當記者和律師請薩特就「無產階級左派」在這一天被取締一事發表看法時,法庭禁止薩特作出回答。最後這兩個主編仍然被判有罪,一個監禁1年,一個監禁8個月,但《人民事業報》並沒有按起訴人的要求被取締,仍然保有合法性。    
    薩特主編的《人民事業報》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當局沒有抓他,但內務部長下令在印刷廠沒收每一期報紙。而報紙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經發出。警察要把廠長帶走,工人們把他截了下來。第二天,薩特在波伏瓦的住處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對這種違法行為提出抗議。    
    警察沒有在印刷廠搜索到報紙,就逮捕了30名賣《人民事業報》的報販,說他們企圖重建非法組織「無產階級左派」。為了抗議這種專制行為,薩特決定走上街頭散發報紙。他們一共去了10個人,還有大批記者隨之而來。這時是下午5點半,許多人正在忙著買東西,街上人很多。薩特他們擠進人群,一邊散發報紙,一邊喊道:「請看《人民事業報》,請支持新聞自由!」    
    一個年輕警察走到薩特跟前,從他手中奪過報紙,並抓住他的手臂。攝影記者馬上搶拍下這個鏡頭。這警察把薩特帶向警察局,波伏瓦他們跟著一起走。這時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警察連忙鬆開手,轉身走了。但薩特還是跟著他走。薩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讓那個傢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後跑了起來。於是薩特他們繼續分發報紙。旁觀的人看到這一幕都樂了,覺得很有意思,他們紛紛索要報紙。沒過多久,報紙就分發一空。    
    盧森堡電台播放了記者實地錄音,人們從廣播裡可以聽見薩特他們在喊:「請看《人民事業報》。」也能聽到薩特一邊走一邊解釋:「《人民事業報》沒有被取締,逮捕它的報販是非法的。」其它一些新聞媒體也對此作了報道。    
    6月26日,薩特他們又搞了一次賣報活動。這次人更多,有20人參加。他們在大街上散發報紙。大約一刻鐘後,來了四、五個警察,隨後離去。過了一會兒,他們開著警車回來了。他們要所有賣報的都上車,並聲明:「你們不是被捕;帶你們去是為了檢查身份。」 到了警察局,所有的人都被叫了進去,只留下薩特。警察對他說:「薩特先生,你是自由的。」但過了不一會兒,薩特也被叫了進來。原來他看到自己一個人被留在外面,又開始散發報紙,於是他們把他也帶了進來。    
    警察開始登記審查,他們問:「除了薩特先生,你們還有誰是知名人士?」被審查者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懷疑:「你們的名字我一個都沒聽說過!」被審查者諷刺地說:「那是你太孤陋寡聞了!」 問話的警官氣急敗壞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後他把薩特和波伏瓦請到另一個房間,打算把他們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們拒絕。    
    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們到處打電話,其中一個喊道:「糟了,這事辦糟了!」顯然他們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釋放薩特同時又扣下其他的人,薩特和波伏瓦的態度使他們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一個小時後,來了一位高級警官,把薩特拉在一邊說,半小時內將釋放所有的人。薩特和波伏瓦明確表示,他們兩人要最後離開。當他們離開警察局走到街角時,被記者團團圍住。薩特發表講話說:「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讓政府處於自相矛盾的境況!」    
    法國和歐洲各大電視台、電台,法國各報刊都對這事作了報道,《法蘭西晚報》還刊登了薩特去警察局受審時關在警車柵欄裡的照片。以後薩特他們同當局還有一些遭遇戰,當局仍在沒收報紙,薩特他們仍在示威、抗議、散發報紙。最後,當局終於厭倦了這場無意義的爭奪戰,《人民事業報》終於能夠在報亭公開出售。    
    薩特的行動使他同毛主義者的關係密切起來,他們開始願意同他對話。他們的頭頭是一個叫彼埃爾‧維克多的年輕人。維克多同薩特討論各種情況和看法。以後他們的關係發展為一種友誼。後來,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薩特也擔任了它的主編。    
    1968年以來,薩特參加的各種政治活動不計其數。遊行示威、發表聲明、出庭作證、簽名、抗議、談話、……這裡既是境況使然,也是薩特主觀上希望介入的結果。在他看來,到了老年,一個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減弱了,就應該大大從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這一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歸去(1)

    這一時期薩特的一些朋友和親人陸續故世,這給在激烈緊張的政治活動之中的薩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種緊張和激動。    
    首先是賈科米泰去世。戰後,薩特同賈科米泰的友誼得到發展。他常去賈科米泰那裡吃晚飯,每個星期都去。他們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談闊論,愜意得很。賈科米泰喜歡談自己的雕塑和繪畫。開始薩特不太懂他談的東西,後來理解他了。他們在一起還談些別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戀愛事件啦,他們之間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談的。賈科米泰可以說是薩特除尼贊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飯後,賈科米泰帶著一種讚賞的神情盯著薩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樣,然後說:「薩特,你很美!」    
    薩特笑了起來:「你說別的我都信,要說我美,我不相信。」    
    「你真的很美,」賈科米泰堅持說。    
    「那好吧,我很美,」薩特無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對!你總以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個,瘦高個,等等。而我確信他是一個有著啤酒肚的小個子。不是嗎?一個矮胖的小個子,就像你這樣的頭髮和眼睛。非常美。」    
    賈科米泰是一個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會錯的。也許薩特身上真的有一種類似哈姆雷特的體現人類悲劇的味道。    
    自1960年以來賈科米泰身體狀況不好,胃一直劇烈疼痛。他的內科醫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訴他,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憂心忡忡;為了逃避,就拚命工作,這樣身體更加虛弱,有時他會暈倒在畫室裡。賈科米泰不再關心外部世界,在薩特同他談話時表現冷淡,他們之間的交往自然減少了。1963年初,賈科米泰動了手術,醫生說是胃潰瘍。手術很成功。手術後幾天,薩特和波伏瓦去醫院看他,他有一種解脫感,急於重新工作。     
    沒過多久,賈科米泰的夫人阿內特來見薩特,就一個重大事情請他幫自己拿主意:賈科米泰患了癌症,應不應該讓他知道?她請教過醫生,醫生不同意她告訴病人。她認為薩特同賈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薩特想了想說:「就我來說,我早就讓海狸作了保證,不要向我隱瞞任何情況,」他認為應該告訴賈科米泰實情:「如果一個人決定生活下去,永遠不欺騙自己,他就有權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頭腦利用剩下的時間。」    
    薩特還同阿內特談起吉爾夫人的死。醫生說,她一年後就會死。吉爾希望對她保密,他們都同意了。最後她平靜地死去了,什麼都不知道。但吉爾後來感受到,他為自己不斷地說謊而痛苦;謊言把他同他所愛的人分開了,造成一道永遠不能彌合的鴻溝。薩特的話讓阿內特拿定了主意,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告訴賈科米泰真相。    
    賈科米泰和阿內特去了瑞士。一天夜裡,薩特接到一個電話,是賈科米泰打來的。他非常感謝薩特為阿內特出的主意。原來他的外科醫生給他寄去一封信,讓他轉交給在瑞士照護他的醫生,是一個意大利人。這人不太懂法語,要賈科米泰為他翻譯這封信。信中寫道:「這個病人患了癌症,但手術完全成功,病人對自己的病情一無所知。」賈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內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經知情;他們彼此小心翼翼地說話,十分不自在。最後阿內特終於向他說出了實情,而賈科米泰似乎正等著這個。他們都敞開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諒解。    
    現在賈科米泰再也用不著一個人孤獨地面對焦慮和死亡了。這樣他的心情十分舒暢。如果不是薩特讓阿內特下定決心說出真相,他們夫婦之間可能還會長期處在疑慮和相互猜忌之中。他們回到巴黎後,薩特去看賈科米泰,發現他恢復了樂觀熱情的態度,他們之間的談話又像從前那樣輕鬆愉快了。    
    1964年賈科米泰的母親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來。7月,薩特從蘇聯回來,從奧爾加那裡得知,賈科米泰對薩特在《詞語》中關於他的一段話很不滿意,對薩特很是生氣。    
    《詞語》的這段話是:    
    20多年前一個晚上,賈科米泰穿過意大利廣場時,被一輛汽車撞倒。他受了傷。在腿被撞傷摔倒在地時,他的頭腦還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種快樂:「我終於出了點事!」我對他這種極端態度十分瞭解:他早就作好最壞的準備。他熱愛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別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卻可能被一次偶發的、荒謬的事故所斷送。他心想:「由此可見,我並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來就該活的。我並不為什麼就生下了。」讓他激動不已的是,那種危險因素突然被揭示出來,遇難時驚恐茫然的目光望著城市燈火、來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體。對於一個雕塑家來說,無生命的礦物質本來就與他時刻相伴。我十分欣賞這種迎接災難的意願。如果一個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應該喜愛到這種程度。甚至歡迎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因為這種事故向他顯示,這個世界並不是為他而存在的。    
    薩特當時寫這段話也許是有感於朋友的癌症,把賈科米泰年輕時在一場車禍中對死亡的超然態度寫了下來,給予高度讚歎。而賈科米泰似乎認為薩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薩特見到他,談起此事。賈科米泰說:「我不是生氣,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說,當時他正要去蘇黎士,要離開他心愛的女人,為此而難受。當汽車撞了他,在救護車上,他想:「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見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歸去(2)

    薩特十分驚訝:「但你原先不是這樣說的呀!」《詞語》中這段話確實是薩特根據賈科米泰的談話而寫的;如果時後一種說法,薩特就不會把它當多大回事寫進書中了。薩特無法解釋賈科米泰怎麼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而且為什麼這樣計較這件事。也許是死亡的陰影和壓力造成心理負擔和變異,現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賈科米泰的極度焦慮。在賈科米泰最後幾件作品中,給人一種恐怖的氣息,他把自己對於死亡的恐懼注入到人物驚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賈科米泰在醫院去世。在這之前,他的作品在倫敦、紐約和哥本哈根舉行盛大展覽,取得成功。臨死前,他喃喃自語:「我的創作……我是成功的……」的確,在事業上賈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殘酷地壓倒了這個老朋友,使他不斷地沉浸在回憶和固執的念頭中,現實的生命早在這之前就不復存在了。薩特和波伏瓦相對無言,久久地感歎無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剛過,1969年1月30日,薩特的母親芒西夫人病逝。彌留之際她緊緊握住兒子的手,似有許多言語要說。    
    她經歷了兩次婚姻,但都沒有感受到什麼樂趣。上了年紀之後,她說:「我結過兩次婚,也當了母親,但我還是處女。」 當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為這樣會對兒子有利。後來她才知道,這事對兒子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在同芒西結婚後,她十分懷念早年同兒子在一起時親密無間的關係,常常背著後夫邀請薩特和波伏瓦喝茶。    
    1945年芒西先生患心臟病去世。母親希望薩特同她住在一起,薩特同意了。她高興極了,把最好的房間給兒子住,自己只用一個小房間當臥室。她興奮地說:「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但芒西夫人並沒有完全得到預期的歡樂。已經去世的芒西先生的思想觀念仍然深深影響著她,使她在許多方面難以理解兒子,常常同兒子發生爭執。薩特並不怎麼在意,而她會大發脾氣。    
    芒西夫人還上過騙子的當。一天,來了一個年輕人,自稱是美國人,說他妹妹在美國大學讀書,十分崇拜薩特,托他來要自己偶像的照片。芒西夫人高興地拿出了薩特從嬰兒到少年時期的各種照片。結果這些照片並沒有去美國,而是出現在巴黎一家下流晚報的末版上,還配有一篇惡毒攻擊薩特的文章。    
    發覺這事真相後,芒西夫人為薩特受到的傷害而淚流滿面。薩特安慰她,說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同時也懇求她不要與新聞界接觸。但她往往管不住自己,當她發現自己又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而薩特從不表露出責備的意思,她就更難過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兒子越來越相互理解,在兒子的幫助下,她逐漸克服了自小就養成同時又被丈夫強化的依賴性和某些偏見,變得堅強起來,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識。儘管她生性膽小,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她堅決同兒子站在一起,承受住了公寓兩次被炸的打擊,安詳地住在旅館裡,直到終年。1962年,她對薩特和波伏瓦說:「只是到了現在,已經80歲了,我才真正脫離我的母親!」    
    搬出波拿巴街的公寓以後,芒西夫人住進拉斯帕伊大道一家旅館。她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不須再爬樓梯,也不須干家務活。她同旅館的年輕女侍者們相處得很好,平時看看書消遣消遣。薩特現在雖然沒有同她住在一起,但住處離她不遠,平時常來看她。    
    《詞語》的出版讓她興奮異常。看了這書後,她笑著說薩特:「他對小時候的事情一點也不瞭解!」薩特對她和他之間親情關係的描述讓她感動不已。薩特沒有寫《詞語》的續集,但她估計這個續集在她死後會寫,而她不喜歡它,因為其中會談到他的繼父。芒西夫人十分清楚,她的再婚粉碎了她和兒子之間的某種東西。因此她常向波伏瓦解釋她再婚的原因。雖然波伏瓦一再讓她放心,說薩特能夠理解這一切,但她仍然深感不安。    
    這以後她有了一件新的事情可幹了。為了彌補《詞語》的不足,她要按照自己的體驗重寫薩特的童年。在寫作過程中她有了新的發現。她對薩特和波伏瓦說:「真是不可思議!我原以為我們一家人是一個整體。現在卻發現,大家相互之間沒有話說,人人都很孤獨!」    
    自1968年以來,她常常頭暈,有時會倒在自己的房間。1969年1月,芒西夫人突發嚴重尿毒症、中風、半身不遂,被送進醫院。她處於昏迷之中,各種治療儀器維持著她的生命。在最後的日子裡,有兩次,她眼睛微睜,好像認出了薩特,把那只還能動的手從被單下伸出,抓住薩特的手腕,緊緊握住不放,她已經不能說話,千言萬語都在這一握之中。她想笑一笑,但臉部肌肉已經不聽使喚了。後來她用姿勢表示要薩特離開去幹自己的事。    
    她不希望死,兒子就是她活著的充分理由。但死亡來臨時,她也沒有害怕。望著母親好似沉睡的面容,薩特知道,自己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部分,已經永遠成為過去。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戰勝病魔:幻覺與失明(1)

    大約從1970年開始,也就是65歲時,薩特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明顯的症狀。9月底的一天,薩特在飯後喝了很少一點酒,身體開始搖晃起來。10月,醫生對他作了10多次會診,發現他的左半腦的循環系統功能嚴重失調,有一部分血管很狹窄。他接受了一系列大劑量的注射。醫生囑咐他少抽煙,注意不能過度疲勞。    
    到1971年,薩特的症狀進一步加重。5月的一天,薩特從阿萊特那裡回到波伏瓦住處時,兩腿發抖,話說不清楚,嘴有點歪。這是輕度中風的症狀。薩特像平時一樣固執地要喝威士忌,結果到後半夜,他完全不能說話了,連上床也很困難。波伏瓦一整夜沒有睡著,處於極度焦慮之中。    
    第二天醫生作了檢查。薩特的根本問題是,他左腦一個部位的血液循環出了很大障礙。這天晚上,薩特嘴上叼的煙老是掉下來。波伏瓦的養女西爾薇也在場,她拾起來給他,他接過後又從手中滑掉到地上。這個拾而復掉的過程不知重複了多少次。    
    因為薩特不能談話,波伏瓦放了唱片,其中一張是威爾迪的《安魂曲》。薩特聽著聽著,嘴裡咕咕嚨嚨地說:「這個對我倒挺合適!」聽了這話,波伏瓦感到寒心極了。    
    一個星期後,薩特漸漸恢復了散步和說話的能力。這天晚上,博斯特來到波伏瓦寓所,他們三人一起過得很愉快,薩特的幽默感又回來了。波伏瓦當著薩特的面對博斯特說,她會因為薩特過量喝酒和使用興奮劑而被迫同他吵架。博斯特離去後,薩特登樓上床睡覺,波伏瓦聽到陽台上傳來他輕輕的歌聲:「我不願意讓我的海狸痛苦,哪怕是一點點……」這讓她深受感動。    
    6月,薩特的舌疾急性發作,吃東西和說話都很痛苦。波伏瓦對他說:「真的,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鬧毛病。」    
    薩特回答「「這沒事。人老了,這都無所謂。」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會持續很久了。」    
    「你是說因為一個人知道自己不久會死嗎?」    
    「是的。所以,人一點一點地去開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輕時就不同。」    
    薩特說這話的語氣讓波伏瓦十分震驚。他看來好像是站在生命的彼岸了。朋友們都注意到他的這種超然態度,許多事情在他看來是無所謂了,這無疑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命運不感興趣。這一年年底,薩特突然對波伏瓦說:「我的健康已經消耗光了,我活不過70歲。」不過薩特的情緒是不斷變化的。到第二年2月,他對波伏瓦說,「我想我還可以活10年。」這時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緊迫的危險了。    
    即使在他想到死亡時,他也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想到對波伏瓦這樣的親人的影響。博斯特的哥哥彼埃爾病危時,博斯特問薩特:「你有時是不是害怕死亡?」薩特回答說:「有時是的。每個星期六下午,我去看海狸和西爾薇時,就對自己說,要是出什麼意外,那就糟了!」波伏瓦問:「為什麼是星期六?」薩特回答:「因為前兩次發作都是在星期六。」他為自己的死將破壞一個美好的週末而遺憾。    
    這一年5月以來,薩特經常喝酒過量,特別是趁波伏瓦不在身邊、無人管束的情況下,更是大喝一通;喝得醉了,走路搖搖晃晃,說話結結巴巴,有時摔倒在地上,鼻子都碰出血來了。波伏瓦多次問他為什麼要這樣過量喝酒,他不肯說,只是敷衍道:「因為這樣很快活!」實際上她能夠猜出這個原因:他正在寫《家庭的白癡》第四卷,他對自己的寫作狀況很不滿意,因此借喝酒來逃避自己遇到的煩惱。    
    這一年暑期,薩特同波伏瓦在羅馬度假,西爾薇同他們在一起。午飯後他們吃美味冰淇淋,薩特時不時突然奔向廁所,他的小便幾乎讓他來不及了。一天下午,他們由萬神殿回旅館,突然他在她們前面走得很快,一會兒他又停下來說:「貓兒撒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欄杆時把我尿濕的。」西爾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來。波伏瓦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她什麼都沒有說。    
    10月初,他們回到巴黎。薩特小便失禁的情況已很經常。一次,在波伏瓦的住處,薩特起身上廁所,他的椅子上濕了一片。第二天波伏瓦對西爾薇說,這是薩特潑的一些茶水──為照顧薩特的面子,她想以此為他打掩護。西爾薇其實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笑著說:「是個孩子在隨地小便!」    
    第二天晚上,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那兒又濕了一塊。於是波伏瓦對薩特說:「你失禁了,應該去告訴醫生。」薩特十分坦然地回答:「我早已對醫生講了。像這樣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喪失了這方面的細胞。」    
    他的反應出乎波伏瓦的意外。過去薩特在這方面是非常拘謹的,從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一向料理得很好。第二天波伏瓦問他,像這樣小便失禁是不是讓他十分難堪,薩特微笑著回答:「一個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得那麼多!」    
    看到薩特這種隨和認命的態度,波伏瓦十分感動;同時她又為薩特感到悲哀:他一向是不服輸的,現在在歲月的磨損面前卻無可奈何了。    
    薩特身體的另一個煩惱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膿腫,非常痛苦,不得不把上牙全部拔去,配一副假牙。但他擔心這樣一來會影響他口腔的正常活動,使他無法在公眾面前講話。一天上午,他拔去了全部上牙,在回波伏瓦住處時,一路上生怕讓人看到。到第二天中午他配了假牙,情況比他想像的好:吃東西和說話都沒什麼影響,他才鬆了一口氣。    
    現在薩特的情緒好了起來。11月底,薩特和波伏瓦一起看了關於他的影片的試映。電影上的薩特同波伏瓦和其他朋友一起交談,仍然顯得生氣勃勃。看到一個個熟悉的鏡頭,波伏瓦默默地對自己說:「不,我們的薩特沒有被疾病壓倒,他還是他,堅強、熱情、充滿活力。」    
    由於動脈狹窄、腦部血液循環發生嚴重障礙,薩特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現在他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小便失禁,而是頭腦的問題:神智有些不清,常常產生幻覺。    
    1973年3月初,薩特為他任主編的《解放報》趕寫文章,過於勞累,導致病情突然發作。這天他在阿萊特那裡,晚上10點,他的臉扭歪了,手中的香煙也掉在地上。更令人擔憂的是,他明明坐電視機前,卻問電視機在哪裡,好像完全糊塗了,而且他的手臂也因麻痺而不能動彈了。    
    第二天薩特到醫院作了檢查,醫生給他打了一針,他的胳臂能活動了,臉也不那麼歪了,但頭腦還是不怎麼清醒,對自己犯病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這天晚上他住在波伏瓦這裡。    
    早上,薩特起床來到陽台上,波伏瓦問他:「你還好嗎?」    
    薩特摸摸自己的嘴,回答說:「還好,我的牙不疼了。」    
    波伏瓦對他的回答深感驚詫:「你的牙並沒有疼過呀!」    
    「哪裡,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們同阿隆在一起,」薩特語無倫次地說,突然起身去衛生間。    
    當他回來喝水果汁時,波伏瓦向他解釋說:「昨晚來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    
    「噢,是的,我說的就是他,」薩特糊里糊塗地答應道。    
    「你記得吧,昨晚開始是很愉快的。後來你喝了一點威士忌,你累了。」     
    「不是因為威士忌,是因為我忘記取下我的耳塞了,」他又胡亂答道,整個思維完全是零亂破碎的。    
    波伏瓦十分驚惶,不知怎麼辦好。薩特一直是頭腦混亂,不斷產生幻覺。醫生給他檢查腦電圖,他告訴波伏瓦,說女醫生給了他一杯威士忌。這顯然不是事實。他和女朋友莉蓮‧西格爾一起吃飯時,竟認不出她來了:一會兒把她當成波伏瓦,一會兒當成阿萊特。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戰勝病魔:幻覺與失明(2)

    醫生檢查的結果,薩特得的是一種腦缺氧症,吸煙是一個誘發因,而根本原因是他的動脈和小動脈狹窄的情況。醫生贊同薩特到鄉間去住一段時間,而薩特本人對此幾乎沒有任何表示,彷彿事情與他不相干。這個晚上他在萬達那裡時,老是沒完沒了地談一個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    
    波伏瓦和薩特去了阿維尼翁。薩特頭腦中仍然充滿著錯覺。他總是認為有一個約會,實際上它並不存在。他只有一些漂浮的印象,並沒有具體的人和地點。但有時他又是很清楚的,能夠記起一些事情來。    
    一天上午,他們一起吃早飯,波伏瓦對薩特說:「昨晚我們過得很愉快。」    
    薩特的回答有些猶豫不定:「是的,……但我想,昨天晚上我們沒有必要外出。」    
    「你沒有對我說過這個意思,」波伏瓦感到驚訝。    
    「來這兒後我就是這樣。如果碰到別的人,我會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我想我應該避免見人。」    
    波伏瓦繼續問薩特到底是什麼意思,他說,他並不特別害怕任何人,但他總覺得自己是一件東西,同其他人沒有任何關係。    
    薩特又抱怨說,在吃飯時,除了葡萄酒,總是波伏瓦在點飯菜。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的頭腦完全混亂了,以前到過的地方現在完全不認識了,常常想起那並不存在的約會,當天發生的事情馬上就忘記了或者記錯。    
    臨回巴黎時,薩特又產生一個幻覺,以為有一個男人在折磨波伏瓦,採用的方式是不斷地記下他的病狀,因此他們必須秘密離開這裡,以避開這人的糾纏。    
    回巴黎後,薩特頭腦仍然是一片混亂。一次他同阿萊特一起吃午飯,對她說,他的一盒煙在下水道裡著火了。看到阿萊特表示懷疑的神情,他又說:「你是不是認為我老糊塗了?但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還說剛才接受了一個英國人採訪,這當然也是沒有的事。    
    這天晚上,薩特喝威士忌時,沒有注意到西爾薇在其中摻水。波伏瓦很不喜歡這種小小的欺騙行為,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來減少薩特的飲酒量。這一夜,薩特不停地喊道:「我就要滿68歲了!」波伏瓦問他為什麼這樣激動,他回答說:「因為我原以為我將要滿67歲。」    
    醫生認為薩特最大的敵人是酒精和煙草,特別希望他戒酒,酒精會毀掉他的大腦。而薩特對於戒酒難以忍受,他說:「這等於是向我60年的生命告別。」    
    當薩特不在時,波伏瓦給醫生打電話詢問病情。醫生說,如果薩特的病再次發作,他不一定能恢復健康。「那麼,他是處在危險之中嗎?」波伏瓦問道。醫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儘管波伏瓦對此已有預感,醫生的話對她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4月他們去聖保羅。現在薩特幾乎連偵探小說也不能讀了。一天早上,薩特點燃一支煙,對波伏瓦說:「我不可能再工作了……我老糊塗了。」在醫生面前,他帶著一種天真可愛的神情說:「我不是變笨了,但我的頭腦是空的。」    
    這一時期他的病情時好時壞,有時清醒,有時糊塗。在朋友們眼裡,薩特顯得神色沉鬱,嘴角上總是掛著一個凝固的微笑,這是面部肌肉輕度麻痺的結果。到5月,薩特的神智有所恢復,他參加《現代》的會議,只是有時猶豫著叫不出人的名字來,對自己的病情也記不清楚。    
    槽糕的情況接踵而來。現在薩特的問題不僅僅在大腦,特別在眼睛。本來他自小只有一隻好眼能夠工作,現在檢查的結果,這只好眼的視力已經喪失了40%。他作了兩星期檢查,仍不能確診,視力變得更糟。現在他甚至低頭趴在一個放大鏡看報,仍然不能看清所有的東西。    
    一天下午,薩特去看了一位有名的專家。這位醫生在他的太陽穴的靜脈中發現一個血栓形成,在眼的後面發現三個出血點。醫生診斷是一種有頭暈發作的腦動脈疾病,他還有高血壓和早期糖尿病症狀。以後薩特又去看眼科醫生,三個出血點有兩個止住,20%的視力得到恢復。醫生說兩、三個星期可望得到總體恢復,但薩特仍感不安。在同幾個要好的朋友吃飯時,他一言不發。他們走後,薩特焦慮地問波伏瓦:「我這個樣子是不是很古怪?」    
    薩特的眼睛並沒有變好。8月中旬在羅馬時,他的視力更差了,既不能閱讀也不能寫作。醫生發現他眼睛中央有一個出血點,並說除了等待,沒有別的辦法;還發現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狀,眼內壓也太高。10月上旬,薩特去看眼科醫生時,醫生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的視網膜受到侵蝕,因此治癒是沒有希望的。醫生介紹了眼睛商製造的一種特製儀器,運用單側視力,每天可以閱讀一個小時左右。醫生的話給了薩特可怕的一擊,他好像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來看他,他一言不發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談話。    
    薩特和波伏瓦去眼鏡商那裡借了一台醫生說的那種儀器,但它對薩特完全沒有用處。看到的字走得那樣慢,薩特寧可聽別人朗讀;何況這樣他也沒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薩特並不特別失望,因為他對這事本來就沒抱什麼希望。他們把儀器退了回去。    
    12月薩特再次去檢查眼睛。醫生的話使他徹底絕望了:出血點已經癒合,但它在視網膜當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現在已成了死組織。離開醫院時,薩特問波伏瓦:「那麼,我再也沒法閱讀了嗎?」他捲縮在車裡,打著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絞。    
    雖然已經從醫生那裡得到關於自己眼睛的判決書,薩特在下意識裡仍然不肯承認這個事實。他總是以為自己的閱讀能力沒有喪失。一次,他對波伏瓦說:「不要把《解放報》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實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還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燈從他的椅子旁拿開,他讓她把燈放得離他近一些。    
    「你不是說燈礙你的事嗎?」    
    「是的,但我在看書時需要它,」他發現自己說話有誤,又更正說:「嗯,我是說,我隨便翻翻時需要它。」    
    雖然已經不能看書了,每次波伏瓦帶回書來,他總是把這些小書握在手上──就握那麼一會兒。這時他心中有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文學是他的生命,他用這種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別。    
    現在薩特常常處於昏睡狀態之中。即使在《現代》編輯部討論以色列同阿拉伯的衝突問題──他最感興趣的問題──時,他也總是一言不發,聽著聽著就睡著了。波伏瓦給他朗讀時,他也經常睡著,甚至他最喜歡的讀物《解放報》,對他也只起一種催眠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昏睡狀態是正常的,對因眼睛問題而處於極度焦慮之中的薩特起了保護作用,使得痛苦不那麼難以承受。另一方面,薩特自己也感受到這種無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這樣昏睡真有點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現在薩特見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發,沒有一句話。一次郎茲曼來訪,薩特呆板而沮喪的神情讓他大吃一驚。臨走時他吻了薩特,而薩特卻說:「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塊墓石還是一個活人!」郎茲曼走後,波伏瓦問薩特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噢,沒什麼意思,只是開個玩笑。」在波伏瓦的追問下,他解釋說,感到自己大腦空空,沒有工作的慾望。最後,他以一種焦慮和幾乎是羞恥的表情問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復了嗎?」波伏瓦回答說恐怕是這樣。這一夜,波伏瓦傷心極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薩特的眼睛已經恢復無望了,而他的整個身體特別是大腦的情況自2月份以來卻有所恢復。由於看不見人,在人多的場合他往往沉默不語,但他時時嘗試著工作,在《現代》編輯部的會議上他開始像以前那樣發表自己的意見。朋友們感到原先的那個薩特又復活了。    
    慢慢地,他開始適應自己失去閱讀能力這個現實。6月底的一個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圓頂」吃午飯,薩特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著又說:「說到休息,這也沒什麼!」然後他以一種不自信的口氣問:「我還是像以前那樣富於理智嗎?」    
    「當然是!」波伏瓦對他說:「我可憐的人,你心情不好!」    
    「沒有什麼事值得心情好!」    
    由於身體健康狀況的原因,薩特在5月下旬辭去了自己在左翼報紙包括《解放報》中的一切職務。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戰勝病魔:「應該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薩特的身體有了明顯的好轉,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覺症狀也很少發生。或許是感受到死亡陰影的迫近,他想寫一本自傳性質的書,對自己的一生作一個全面的回顧,也算是給世人留下一份遺囑和交代。但這時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喪失了寫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這一情況,而且注意到她同薩特的談話已經恢復到以前他們經常進行的那種水平。為了實現薩特的願望,她建議,在假期中用磁帶錄下他們的談話,而談話的內容就是薩特想寫的那本自傳性質的書。薩特十分贊同這個方法,並用手指著自己的眼睛說,「這樣正好彌補這個!」     
    這年暑假他們仍在羅馬,西爾薇教波伏瓦怎樣使用磁帶錄音機。波伏瓦同薩特開始進行預定的對話。薩特全神貫注地從事這一工作,只是有幾天他很累,他們的進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後,薩特和波伏瓦繼續對話,完成了這項工作,整個談話時間是8-9月。    
    關於自己,薩特只寫過一本自傳《詞語》,時間到他12歲、母親再婚前的童年生活為止。薩特對自己的過去毫不留戀,不喜歡過多地回憶,他不像波伏瓦那樣留給我們很多自傳作品。這對於那些想瞭解他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缺憾。這個談話在很大程度上使這一缺憾得以彌補。它完全可以看作《詞語》的一個續集,是薩特的口述自傳。    
    薩特一生接受的採訪和談話不計其數。他的談話是很有特點的。生動,活躍、風趣,聞其聲如見其人;對人生的深層體驗結合著精闢的哲理分析,時時閃現著睿智的光芒。薩特此時年近70歲,到了我們中國人說的「從心所欲」的年齡。他的這個談話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飾,達到「赤條條來去無掛牽」的境界,使我們得以直窺他的內心世界和瞭解許多甚至屬於他個人隱秘的東西。    
    更難能可貴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對話。薩特說過,波伏瓦不僅在哲學知識上,而且在對他這個人、對他想做的事情的認識上都達到與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對話者。她對過去經歷的準確細緻的記憶,恰好可以彌補薩特忽略或遺忘過去事實的不足;她適時地啟發、引導和提示,使薩特能夠克服疲勞、年老帶來的遲鈍,很快深入到問題的實質,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倆共同創造,言此及彼,心有靈犀,意領神會,這就使得這個長篇談話不但保持了薩特的一貫風格,而且可以說是一次最高水平的發揮。    
    這個長篇談話不僅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談論和記述了薩特的日常生活,對於那些鮮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事情則有更詳細的解說。 這就使得這個口述自傳在凸現薩特個性方面大大勝過許多根據間接材料和印象為薩特立傳者。它給了我們「這一個」薩特,一個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飾的薩特;他當然有其偉大和過人之處,但在許多地方,他跟我們一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樂都是我們可以理解的。他不再只是一個有著「存在主義者」稱號的抽像標籤,由於聲名太著而罩在他頭上的種種神秘光圈也消失殆盡;人們根據一知半解、或毀或譽而加在他身上的種種誤會、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說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過這個談話,我們可以準確明晰地勾畫出薩特的總體形象來。    
    這個談話是圍繞薩特一生的各個方面,按不同的主題分成若干次進行的。這些主題有:文學與哲學的關係;閱讀和寫作;音樂和繪畫;旅行;月亮;天才和平等;人的驕傲;同男性的關係;同女性的關係;身體;食物;金錢;自由;政治;社會主義;時間;對一生的看法;死亡與上帝等。    
    現在薩特適應了在幾乎完全失明的情況下吃飯、散步等日常活動。他懇切地對波伏瓦說:「我向你保證,一切都很好。你讀給我聽,我們工作,我的視力作一般的活動足夠了。一切都很好!」當然,在這種達觀態度的背後,在內心深處,薩特還可能有其它想法;但不管怎麼說,他終於戰勝了病魔,繼續作自己應該作的事情。    
    這一年年底,法國電視二台表示願意為薩特提供一組節目時間,讓他談談自己。電視台這樣做,正像當年法國電台的做法一樣,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開明,而新任總統德斯坦對薩特是十分敬重的。    
    開始薩特拒絕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個官方結構的印象。後來他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機會談一談自他誕生以來本世紀的歷史,從根本上更新人們對當代的看法。電視台的頭頭馬塞爾‧朱利昂看來對這個計劃也很熱心。從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薩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構想。節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鐘;準備用75分鐘談歷史,而餘下的15分鐘聯繫主題談一談今天的現實問題。    
    為了落實節目製作計劃,薩特和他的朋友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這10次節目需要充足翔實的歷史材料,他們找來不少年輕的歷史學家合作,他們大都來自外省。協調這些歷史學家同寫作小組的關係,也花費了他們不少的時間。再一個是經費問題。看起來經費的多少同節目的性質有關:如果是戲劇節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資金;如果被當作記錄片,只能得到這筆經費的三分之一。薩特給朱利昂寫了一封長信,詳細說明這個節目應該歸入戲劇類的理由。電視台同意把它歸到戲劇節目中。    
    接著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孔達和阿斯特律克的電影《薩特自述》已經基本錄製完成,如果它在電影院或電視屏幕上映出,就會形成同電視二台的節目唱對台戲的局面。電影製片人塞利曼給朱利昂寫了一封信,保證在這10次節目播完前電影不上演。這樣,最後一個問題也就解決了    
    在進行這一活動的過程中,薩特漸漸認識到,電視台頭頭朱利昂在這個事情上缺乏誠意。6月30日,薩特給他寫去一信要求會面,直到薩特和波伏瓦要離開巴黎度假了,對方還沒有答覆。假期,朱利昂給薩特回了一信,建議先搞一個試點節目: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謬到了極點。9月下旬,薩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見了面。薩特情緒激烈地指責朱利昂,說自己早已過了接受考試的年齡;搞試點節目的建議實際上就是一種考試,可以讓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數。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鑒定人是觀眾,但這裡要求提交的試點節目不是對觀眾而是對專家的,也就是說,實際上這是一個新聞檢查措施。    
    後來薩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這個節目的提綱被送到總理希拉克那裡,這是一個名叫安德烈‧維安的議員干的。他們強烈反對這一計劃。而朱利昂稟承他們的旨意,一直在欺騙糊弄薩特,玩弄種種手段,最後逼迫薩特自己說不幹了,於是他們的破壞活動就大功告成。9月25日,薩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詳細敘述了整個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給記者招待會加了個題目:「電視審查制度問題」,他說:「有人說薩特正在放棄。不對,是被迫放棄。這是一例事實確鑿的非直接審查。」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戰勝病魔:「應該保留笑的能力」(2)

    與此同時,朱利昂等人開始了誹謗薩特的活動,他們暗示薩特想得到一大筆版稅,實際上這筆錢原來都是準備交給那些歷史學家小組的。朱利昂還說薩特自己不幹事,總是讓年輕的同事幹,這也是謊言:薩特為這個事情幾乎耗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更有甚者,電視台這些人還憑空捏造了這樣的謠言:「薩特要求得到他1964年拒絕的諾貝爾獎金。」這謠言甚至在斯德哥爾摩都激起了反響:那邊發電文到法新社,詢問情況。薩特對報界作了一個聲明,堅決否認此事。    
    在電視台上解說自己所在時代歷史的計劃未能實現,但為薩特拍攝的一部記錄影片獲得成功。1972年初,兩位薩特研究者孔達和阿斯特律克準備為薩特拍一部電影,薩特對此十分感興趣。場景是這樣設計的:主要在薩特的住處,有時在波伏瓦寓所,薩特和他的幾位朋友在一起;他回答他們的問題,由此詳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當中插入解說的畫外音,以及若干必要的各種背景材料如新聞影片、圖片、照片、薩特作品片段等。影片的名字是《薩特自述》。這是一部電影劇本,這部影片大部分拍攝於1972年2、3月間。由於經費問題,拍攝工作停頓了3年,然後影片於1975年秋拍攝完畢,並於1976年冬作了最後的剪輯工作。它於1976年5月27日首次在戛納電影節放映,是作為正式參賽之外的一個節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舉行。    
    在影片拍攝過程中還發生過一些有趣的場面。1972年2月下旬,一位比利時朋友拉萊曼特請薩特到布魯塞爾作一個演講。阿斯特律克也隨車前往,他準備拍攝一些影片用得著的鏡頭。薩特演講的主題是知識分子問題,而聽眾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婦女們一個個衣著講究,頭髮都是剛剛做好的。他們對薩特講的東西幾乎一點也不理解,或者絲毫不感興趣。他們甚至還對薩特其人不滿和懷有敵意,因為他作演講時沒有穿傳統的西服套裝,只是隨便穿了一件黑色的套頭毛衣──自1968年以來,他就不穿傳統西服,不打領帶。演講結束時,一個女士盯著薩特說:「聽這種演講真不值得穿這麼講究的衣服!」另一個女人在一旁附和道:「一個人在公眾面前講話時應該注意自己,應該衣著得體!」    
    薩特不明白拉萊曼特為什麼要拉他來作這場演講。場上氣氛十分沉悶乏味,聽眾的提問也很愚蠢可笑,因此薩特隨意作了應答。整個演講期間,只有一個場面讓他感到開心:阿斯特律克帶著攝像機,在地上爬來爬去,把機子對著正在說話的薩特,準備拍下一些鏡頭來。突然,他的褲子掉了下來,露出了屁股,正對著那些一本正經的聽眾。    
    這些人突然看到這個不雅觀的滑稽場面,本想放聲大笑,但他們所受的教養又逼迫他們一個個裝出什麼也沒有看見的樣子,依然保持著那種一本正經的姿態。這兩種傾向相互衝突,使得這些紳士淑女們分外難受。而在一旁看到這種尷尬場面的薩特卻感到樂不可支。    
    影片大致是按時間順序展開的:童年,母親再婚,在拉羅捨爾──孤獨與暴力,文學寫作神經症,尼讚的友誼,巴黎高師的幸福時光,留學柏林──胡塞爾,成年危機,麥司卡林幻覺症,《噁心》和《牆》的出版,應徵與被俘,重返巴黎,《蒼蠅》的上演,存在主義流行,名聲和敵意,文學介入,革命民主同盟,共產黨的同路人,阿爾及利亞戰爭,《詞語》,「五月風暴」,毛主義者,……薩特對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個全面的回顧,把他個人歷史同人類在20世紀的大部歷史緊密地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總體。    
    薩特是一個知識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別闡釋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正在和應該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開頭,以此結束,由此發散開去和收攏起來,廣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戰爭、自由、文學、哲學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啟迪我們對20世紀的歷史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開映時,觀眾成群結隊來看這部影片,評論家也都給予薩特熱烈的讚揚。7    
    1975年6月21日是薩特70歲生日。在這前後,他接到難以計數的電話、電報和信件,都是祝賀他70誕辰的。新聞媒介再一次把他作為一個熱點人物進行連篇累牘的報道。不少大學生和年輕學者登門拜訪,他們以他的著作作為自己論文研究的對象。薩特對波伏瓦說:「看來我又開始出名了!」     
    生日這一天,薩特的年輕女友莉蓮‧西格爾在自己家裡為薩特開了一個慶祝宴會,波伏瓦和他的幾個左派朋友參加了。薩特十分高興,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他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這樣開心了。幾天後,他們又一起去看了專門為薩特放映的電影《薩特自述》,雖然他的視力幾乎完全喪失,看不清銀幕,但仍然興致很高。    
    在生日前,薩特應孔達之請,到朱納斯呆了3天,同他作了一個長篇談話,這個談話以《70歲自畫像》為題,分3次發表在《新觀察家》上。在談話中,首先涉及到薩特的身體健康狀況,特別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幾乎失明的情況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薩特說,由於不能寫作,在某種意義上他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應該十分沮喪,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自我感覺還不壞:他從來沒有因為想到自己失去的東西而憂傷和消沉。    
    他還談到哲學寫作和文學寫作的區別;對於他來說,處於失明狀態是無法進行文學寫作的。孔達說,如果薩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體,本來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寫《辯證理性批判》時把身體搞垮了。薩特對此回答說:「健康時幹什麼用得?與其有一個很好的身體,不如去寫《辯證理性批判》——我這麼說沒有驕傲的意思——不如去寫一部長的、緊湊的、對自己來說時重要的著作。」     
    薩特還花較多篇幅同孔達談論了名聲問題。名聲對於他來說更多的而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是他人的敵意和仇恨。他還解釋了在《詞語》結尾處說的話——任何一個人都是跟他相當的——而許多人都不理解它。薩特談到他的生活和寫作習慣,他花了不少時間回憶自己對於音樂的愛好;在孔達的提問下,他也談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況。談話也涉及到薩特對於金錢的態度,他用錢的習慣,日常的開銷情況等。    
    薩特還對他在「二戰」前後思想上的根本變化作了詳細的敘述和分析。「你不妨說在戰爭中,我從戰前的個人主義和純粹個人轉向社會,轉向社會主義。這時我生活中真正的轉折點:戰前和戰後。以前這使我寫出《噁心》那樣的作品,在那裡與社會的關係是形而上學的,以後這慢慢導致我寫出《辯證理性批判》。」     
    在談話中,薩特多次談到他同波伏瓦的關係。他稱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對話者,人們從未有過的對話者。她不僅在哲學知識上,而且在對他這個人、對他想做的事情的認識上都達到與他同樣的水平。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恩賜。薩特非常讚賞孔達的一種說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間是相互簽發「出版許可證」,認為完全適合他倆之間的關係。薩特還說,他生活中有好幾個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種意義上是唯一的。    
    在這個談話中,薩特對自己的命運表現出一種達觀的態度。總結自己的一生,他覺得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它又讓我認識到這沒多大意思。不過你又有什麼辦法呢?」伴隨著這句反問,薩特發出一陣哈哈大笑。他最後對孔達說:「應當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隨著笑聲。』」整個談話就在這樣一種樂觀開朗的氣氛中結束。    
    1976年初,薩特文集《境況種種》第十集出版,伽利瑪出版社再版了《存在與虛無》和《境況種種》第一集。《辯證理性批判》出了英文本。《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他同米歇爾‧西卡爾關於《家庭的白癡》的非常有趣的長篇談話。《政治週刊》安排了兩期薩特專號,其中有夏泰萊、豪斯特和維克多寫的關於薩特的文章。9月,《骯髒的手》在水手劇院再次上演。此前它在各省巡迴演出已達150場。評論界對這劇的反應很好。波伏瓦對薩特說:「一個多麼輝煌的復興!」薩特笑著回答:「一個埋葬前的復興。」實際上他是十分高興的。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知識分子(1)

    波伏瓦在關於薩特最後10年的回憶錄的開頭說:「綜觀薩特的一生,他總是不斷地懷疑自己;他不否認自己的『意識形態興趣』,但他不想讓它給整個地吞沒。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反對自己』。他努力『脫胎換骨』。他捲入1968年的政治動盪,這一動盪深深影響著他,使他思索知識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過去關於它的概念。」    
    這一期間薩特深入探究了知識分子問題。他首先澄清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模糊觀念。如人們通常認為,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腦力勞動者或智力勞動者。薩特認為這一界定是不準確的。沒有哪一種工作可以說是純粹使用腦力或智力的;同樣的,也沒有哪一種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腦力或智力的。例如,我們或許可以說一個外科醫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的工作卻是必須花費體力的。    
    人們通常將知識分子同某種職業聯繫在一起,如說醫生是知識分子,工程師是知識分子,教師是知識分子,作家是知識分子,等等。薩特認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既與人們的職業有關係,但又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種職業。薩特說,知識分子確實來自那些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當中;但並非所有從事這種工作的人都是知識分子。    
    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在知識問題上會遇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們的專業知識具有普遍性,是整個人類社會的財富,應該為所有的人服務;另一方面,在實際上又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它首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也就是說,這個普遍性的運用決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關涉到有特權的利益集團。他們在自己的專業技術工作中,獲得知識的方法之普遍性與運用這種方法的特殊性構成一種深刻的矛盾。如果他們讓自己適應這種矛盾,或者設法逃避這種矛盾,那麼還不能說他們是知識分子。只有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變得意識到這一深刻矛盾,並正視這一矛盾,他們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    
    薩特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美國,一個科學家由於他具有的專業技術,正在研製美國想在越南試用的新式武器,他為越南戰爭而製造它們。如果他意識到自己所學得的知識不應該被應用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知識的普遍性與它的實際運用是矛盾和衝突的,那麼他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由於意識到這一根本矛盾,他內心也處於一種矛盾衝突之中:一方面,作為一個專業技術人員,他不可能不繼續從事這種新式武器的研製,這是專業的需要;另一方面,當他想到這種新式武器的用途時,他又深感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有過錯的,甚至是有罪的。於是他就有了一種被黑格爾稱之為「不安的良心」的東西。    
    在具體行動方面,他可能體現出這種不安的良心,較多的情況是在請願書上簽名,譴責美國對越南的戰爭,同時仍然從事自己的武器研製工作。也就是說,在普遍知識和它的實際專門利用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而他自身內心的矛盾衝突卻借這種譴責行動得到緩解和暫時擺脫。薩特說,這就是古典知識分子。「他完全滿足於有一個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讓他可以去譴責。因此,知識分子——古典知識分子——是一種偉大的譴責者。」(《薩特自述》)    
    薩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學生運動矛頭所向,除了別的東西,就是整個教學體制,就是國家對文化的干涉。事實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給少數幸運者,而它本應該是為每一個人的。通過這些特殊的挑戰,學生運動所攻擊的對象,正是古典知識分子。例如作為古典知識分子的教師,在學生們看來,他處於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種知識,而那是資產階級社會提供給他的,因此這種知識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這種知識的教師有一種權力,一種非常特殊的權力,也就是消滅學生的權力。當他這樣來行使自己的權力時,就不僅是通過詞語來譴責這個資產階級社會,而且接受這個社會委託的一種權力來為它服務。    
    結果是,如果這些教師想同他們的學生進行聯絡,如果他們想繼續忠實於其普遍性的傾向,他們就應該學會向自己質疑,這是這個不安的良心必須去做的。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同群眾在一起的方式,拋棄他們可能得到的無論什麼特殊權力,像群眾中的一員那樣獲得同等程度的主權,而一點也不多。    
    但這樣一來,有人會質疑說,既然他已經與群眾結為一體,那是什麼使他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呢?實際上薩特認為,在一個可以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將不再有知識分子,因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對這一點有所理解的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眾在一起的;他們跟其他群眾唯一的區別是,在情況需要的時候,他們能夠向群眾提供這種具體的普遍,那種由於他們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傾向。現在的知識分子仍有可能為群眾服務,向他們提供需要的東西,因為知識分子具有這樣的東西。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就成了新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的首要原則是知識分子的一體化:例如他去工廠工作,變成工人中的一員,以便讓那種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實現。    
    薩特承認自己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特別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這之後,他有了較大變化,努力向新知識分子方面轉變。在5月風暴期間他對學生運動的支持本身就是邁向新知識分子的一步。自那以來,他盡可能地投身於群眾之中,參加各種實際政治活動。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之間流傳的公報。而後來他出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這份報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由工人直接或間接寫東西,反映1970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堅持鬥爭的情況。    
    在1970年,薩特-還協助一些人成立「紅色援助」組織,它是一個為反對政府鎮壓而鬥爭的組織,其宣言主要由薩特執筆,說明了它的宗旨:「紅色援助是一個民主的、合法公開的和獨立的社團,它的根本目的是為被鎮壓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護。為他們及其親屬提供物質的和道義的援助,這個援助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人民如果不組織起來,不團結一致,-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證的。紅色援助產生於人民,並幫助他們去進行鬥爭。」(《永別的儀式》)    
    他還來到一個工廠,拿著一個傳聲筒,站在一個桶上,向工人群眾講話:「我想到街上來,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我認為,在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在19世紀就已存在,雖然並非總是如此,但在那一時期產生了非常好的結果。今天我們應該嘗試再次創造這種親密關係。50年前,人民和知識分子分裂開來;現在,我們必須填補這一裂縫,而讓他們回到一起來。這並非說,知識分子可以給人民勸告,或告訴他們去幹什麼,而是相反,去幫助群眾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因此我對你們說:我們再次彼此發現,就像黑夜追隨著白天一樣確實。」(《薩特自述》)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知識分子(2)

    1970年2月,赫寧-利埃塔爾煤礦有16名礦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許多人受傷。12月,薩特主持了由「紅色援助」組織的一個人民法庭對這一事件的審判。他在控詞中說:「我們必須嘗試決定的是,這一大災難是應該歸之於『命運』,就像煤炭公司的報告中用『事故』一詞所暗示的那樣,或者它是一次謀殺。如果您喜歡稱『礦井瓦斯』和『矽肺病』為命運決定的事物,那您當然可以說這是命運,但如果這樣,那麼一些人成為犧牲品,是因為另一些人剝削他們,為了生產率不僅犧牲他們的健康,而且要犧牲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命運。在安全和利潤之間,應該作出一種選擇。而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選擇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沒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而它發生的地方都有礦井瓦斯,缺乏安全設備。但這些死亡被計算過。它們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這平衡表表明了生產率成功地擊敗了安全。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辦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簡單的機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們被耗乾。」    
    最後薩特作出判決:「因此我向你們提議作如下結論:該廠主(即國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謀殺罪。而這一謀殺罪的執行者是六號礦井的工程技術人員。因此我們也判處他們犯有一級謀殺罪。說他們有一級謀殺罪,是因為他們選擇了為了生產率而不顧工人的安全;就是說,他們把物質財富的生產放在高於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薩特自述》)    
    1971年6月,薩特和他的一個左派朋友創立了解放通訊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聞公報。他們在一篇文章中對此作了說明:「為捍衛真理,我們將共同創造一種新工具。僅僅認識真理,這是不夠的;我們也應該讓別人聽到真理。解放通訊社將定期發佈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時嚴格地對其進行檢驗。它將是一個新的講壇。什麼都想說的新聞記者可以對什麼都想知道的人說話。它給人民以說話的權利。」(《永別的儀式》)    
    1972年2月,薩特來到雷諾汽車廠的門前,調查皮埃爾‧奧弗奈伊被殺害一事。奧弗奈伊曾是雷諾汽車廠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這次他來這個工廠門口是參加一個反解雇、反失業、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被一個警察開槍打死。下面是薩特在現場調查的情況:    
    薩特:首先,我想瞭解私人守衛是否有武裝。誰是有武裝的?這是我們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實上,那就是一個便衣警察。    
    薩特:一個不穿制服的警察?他們是帶武裝的嗎?    
    一工人:他們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廠方是否知道這一點,但我發現,對於一個警察來說,帶著武裝是不被允許的。    
    薩特:在這以前,有過類似的事情嗎?    
    一工人:沒有,從未有過。在發薪日,有一些警衛守在四周,但他們都穿制服,帶著他們的衝鋒鎗,而這就是一切。    
    薩特:沒有人見過這把左輪手槍嗎?(對一個記者)看來好像是不允許一個法國公民保護他的同伴在一個工廠門前不被武裝警察殺害,也不允許他嘗試找到這一罪惡的根源。如果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情況就十分可悲了:一個暴力的浪潮將發展下去,會在某一時刻會爆炸。我們應該找到這個問題的根源,發現真正發生了什麼。    
    一個記者:您認為必須把自己的這一調查進行到底嗎?您對當局沒有任何信任嗎?    
    薩特:沒有,完全沒有。    
    2月28日,薩特參加了抗議奧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動。走上巴黎街頭參加這一活動的人有20萬人之多,這是自1968年5月風暴以來,左派組織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活動。薩特雖然腿部有病,還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堅持參加奧弗奈伊的葬禮。    
    1974年年底,薩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恢復到較好的狀態。這時,他幹了一件在歐洲造成很大影響的事情,又一次成為公眾反對的對象。    
    德國左派組織赤軍派的頭頭安德列斯‧巴迪爾和其他人因從事綁架、暗殺等恐怖活動被西德當局關進監獄。1974年3月,《現代》雜誌發表了幾篇與此有關的文章,談到對巴迪爾和他的同志的刑罰,其中一篇是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羅桑特寫的,題目是《隔離的酷刑》,談到巴迪爾等人被隔離關押的非人道性。    
    後來克羅桑特同薩特比較熟悉了,請薩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情況。薩特同意了,於11月初向西德當局提出要求,被拒絕。不久巴迪爾的一個同志豪格爾‧明斯在關押中因絕食而死,這更加增強了薩特去德國的決心。他在《解放報》上發表一封信,抗議西德當局的拒絕。他還接受了西德《明鏡》週刊的採訪,詳細談了對這事的態度。    
    薩特談到,他之所以要訪問巴迪爾,是因為巴迪爾屬於國際左派;其行動也許不一定是,但其原則是的。他想直接對巴迪爾及其同志的被監禁情況有所瞭解。    
    薩特明確表示,他對赤軍派殺害柏林法官德倫克曼的行為表示反對,認為這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從原則上說,他不反對武裝鬥爭,但革命行動並不總是等同於武裝鬥爭,它有多種形式。在法國、西德這樣的國家,採用所謂「城市游擊戰」的形式是注定要失敗的。    
    他反對西德當局在赤軍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辯護律師自由接觸的做法,認為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繼續利用自己名聲的特權來達到他訪問巴迪爾的目的。在發表這個談話兩天後,薩特獲得西德當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監獄,同巴迪爾交談了一個半小時,陪同前往有巴迪爾的律師。同一天薩特在德國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行動委員會。幾天後在巴黎他又舉行了同樣主題的記者招待會。     
    薩特的行動在德國激起公眾的普遍反對。雖然他一再聲明,他考慮的不是巴迪爾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動,而僅僅是他在什麼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輿論界總認為薩特是在支持赤軍派的政治活動。因此薩特感到這次訪問是一次失敗。但他又表示,他並不後悔自己介入了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來一次的話,他還是會照樣去幹。    
    在1968年5月風暴以後,雖然薩特對於古典知識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當人們要求他在宣言、聲明、抗議書上簽名時,他並沒有拒絕。這一方面的活動可以說是不計其數,而且範圍十分廣泛。看來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自身也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識分子的局限,以新知識分子的形象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個古典知識分子,無法完全超越這一角色。這一矛盾衝突特別明顯地表現他寫福摟拜傳一書中。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家庭的白癡》(1)

    1968年以來,薩特在積極投身政治活動的同時,沒有放棄他的文學寫作活動,他一直在改寫關於福樓拜的長篇傳記。1970年10月8日,他終於把福樓拜傳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給伽利瑪出版社,這書定名為《家庭的白癡》。    
    1971年4月,薩特度完復活節假回巴黎時,收到伽利瑪出版社寄來的大包郵件,這是《家庭的白癡》第一、二卷的清樣,大約2000個印刷頁。這給薩特的快樂就像當年《噁心》的出版一樣。他立即急切而歡愉地翻了起來。    
    這一年暑期在羅馬度假時,薩特繼續修改《家庭的白癡》第三卷。回巴黎後,《家庭的白癡》前兩卷已經出版,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這使他深受感動。薩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給出版社並開始著手寫第四卷。    
    這是薩特最後一項巨大的文學工程,也是一部奇書。    
    薩特同福樓拜頗有淵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書房捧著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看,雖然不能真正看懂,還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師他又重讀了福樓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讀了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紀作家中,薩特不喜歡福樓拜這個人,也不喜歡福樓拜作品裡的人物,因為這個作家把自己放進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個虐待狂又是一個受虐狂;他的人物既不幸又讓人反感,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又笨又惡毒。    
    在德國佔領時期,薩特讀了福樓拜的《書信集》。雖然他仍然不喜歡這個人,但通過這些書信加深了對福樓拜小說的瞭解。這時他開始有一種願望,寫一部關於福樓拜的書。他在《存在與虛無》關於存在的精神分析法那一節宣佈了這個計劃。但後來很長時間裡他有許多別的東西要寫,這個計劃被放到一邊。    
    1954年,薩特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同法共理論家加羅蒂有約,他們各寫同一個人物福摟拜,以比較使用的方法之優劣。當時薩特已經寫了不少內容,但感覺沒有深度,就放了下來。在寫了《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之後,雖然薩特還有別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部巨著上。以後7年時間,他關於福樓拜的書有過三、四個稿本。從1968年到1970年,他又把它從頭到尾改寫了一遍。這樣算來,從他開始寫初稿到最後成書,前後凡17年。一個作家為另一個作家花這麼多時間和這麼大篇幅立傳,這在文學史上是很少見的,何況這個作家還是他的對立面。    
    薩特選擇福樓拜作為他的傳記文學的主人公,首先因為福樓拜是一個留下了大量有關自己資料的歷史人物和文學名流。例如,他留下了10多卷通信集,每卷有600頁之多。這種情況是罕見的。此外還有許多關於他的記載和證件材料。這些東西能夠保存下來,完全是偶然的。但它們對於一個傳記作家非常重要。例如,福樓拜一天要給幾個人寫信,其中有著微小而很有意思的變化。這些都有助於對他作深入細緻的研究。    
    福樓拜代表了薩特在文學上的對立面,一種他不喜歡的完全解脫的思想類型,而這反倒成了薩特以他為研究對象的動力。薩特常常問自己:「他怎麼可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種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的魅力搞清楚,這本身就成了一種特殊的吸引力。    
    薩特最喜歡的作家是司湯達,但他在小說史上沒有重要地位,而福樓拜卻有著不可比擬的重要性。薩特只能選擇後者。福樓拜描寫了自己人物的內心,同時就以某種方式講述了自己。他以這種方式描寫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無人可比的。逐漸地,在研究過程中,薩特對他的反感消除了。作為個體他仍然不喜歡福樓拜,但他同情這個生活中的完全失敗者和文學中的巨大成功者,因為這個人為此深受苦難。也就是說,最後薩特對福樓拜達到深層次的瞭解。    
    「想像」一直是薩特探究的主題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這個問題寫了一整本書,現在他仍然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福樓拜的特點是,與其他人相比,他願意完全成為想像的人,他給予想像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現實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過探究福樓拜及其作品,薩特可以更好地發揮他關於想像的思想。自30年代以來,薩特關於想像的思想基本沒變,只是現在他覺得要用更實在的觀點來修正它。因此可以說,《家庭的白癡》是70年代的《想像》。    
    另外,薩特對19世紀法國社會生活很感興趣。他想搞清楚這樣一個問題:在1848年,愛幻想的資產階級想像中的社會生活是怎樣的?通過福樓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總起來說,薩特寫《家庭的白癡》的目的是要證實,一個人只要運用正確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獻,他就完全能夠去瞭解任何人。    
    同薩特另外兩部主要傳記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癡》更具有傳記文學的特點。    
    《聖.熱內》應該是薩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徹地闡釋了薩特的自由觀念。但從學術和歷史的角度看,他對熱內境況的研究是不夠充分的。熱內是一個孤兒,被送到一個農家,而他一無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發生的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個來龍去脈仍然沒有完全顯現出來。熱內,一個棄兒,在孤兒院,這都體現了20世紀特定的社會現象,而這一點沒有在《聖熱內》中充分表達出來。    
    造成這種不足的原因有兩個。熱內是一個活人,要對一個正活著的人進行充分的總體化,這是不可能的。辯證法既遵循年代順序,同時也要採用以未來說明過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結束的時候,一個人的總體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當時薩特對於辯證法的研究還不是十分成熟,這也影響他對熱內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癡》在研究福樓拜這個個體上是極為成功的。薩特把福樓拜完全作為一個個體同時又完全作為他那個時代的表現讓讀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闡明了個人的發展和歷史的發展之間的遭遇衝突,說明在一定的時刻,一個個體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況中,通過家庭,可以完成歷史的任務。    
    薩特的自傳《詞語》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與《家庭的白癡》之間有著淵源關係。薩特說,如果他不寫《家庭的白癡》,他就不可能在《詞語》中談他要談的東西。他開始寫和後來重寫這兩部作品的時間都是交織在一起的。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作家最後的輝煌:《家庭的白癡》(2)

    但他寫這兩部作品所採用的方法和達到的目的不一樣。在對福樓拜的研究中,薩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讓自己的好惡態度影響對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這一點。而在《詞語》中就不是這麼回事。一個人對自己不可能產生情感同化,因為他與自己的關係中總帶有一點同情或厭惡,總是不可避免地帶有道德和價值判斷。所以薩特說,《詞語》並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實地反映他自己。《詞語》也是小說,是他自以為真的小說。    
    這兩者相同的是,它們的關注中心都是一個作家的神經官能症,或者說,一個人是如何因其神經官能症而成為作家的。不過一個是他人,一個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兩者有共通和相互啟發的地方。    
    《家庭的白癡》在給我們如何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再現真實性方面提供了一個出色的範例。薩特在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個中心點就是「總體化」。    
    我們關於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例如「福樓拜生於1821年」。這是一個客觀社會事實,只要通過官方文件就可以證實它。另一種是例如福樓拜在給情婦寫的許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話「藝術使我恐懼」。這也是客觀的。但我們不能隨意判斷它就是真實的從而給這句話一種意義,除非我們能首先確定福樓拜一般來說和在這個例子中特別來說是真誠的。因此,這句話只有放在一個總體中才具有意義,而它又是這個總體的一部分並且創造這個總體。這種總體化的思想也就是薩特人學辯證法的精髓。    
    薩特在對個體的人的研究中還緊緊抓住了「體驗」這個觀念,它的重要性就像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意識」這個概念。個體的生活體驗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一定能夠認識。它是一個精神生活辯證過程的總體,這個過程對其自身來說是不分明的,因為它是一個經常不斷的總體化,從而必定是一種不能認識到自身是什麼的總體化。在多數情況下,對於生活體驗的理解是很難得到確切的描述的。    
    薩特經常說,福樓拜不能認識自己同時又非常好地理解自己。他的意思是,一個人通過生活去體驗,也就是說,生命在理解自身中存在,這並不需要任何知識,並不需要任何表述確定的顯明意識。    
    《家庭的白癡》是一部嚴肅認真的研究著作,同時它又是一部文學作品,一部傳記文學,一部真實的小說。薩特希望人們把它當作一部小說來讀。因為它確實是講述了一個人的修業故事,他的學業導致他的終生失敗。這是一個富有懸念的故事,直到最後,才使「福樓拜是怎樣成為他自己」的答案和謎底完全顯現出來。    
    薩特寫這部書時,每時每刻都在發揮想像,因此,也可以說《家庭的白癡》中的福樓拜是薩特想像中的福樓拜。但這種想像不但不與真實相矛盾,反而是其必備的條件。想像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探求總體化的過程,是使用嚴謹的辯證法還原福樓拜本來面目的過程。以想像為主體的作品當然是小說,但這是一部真實的小說。    
    與《詞語》的刻意經營不同,《家庭的白癡》的風格樸實自然。作者信筆寫來,不多修飾。即使有的地方出現講究的文體,也是因為這裡有著某種「難以言說」的東西,需要用這種方式曲折盡意;而有時是有著50餘年寫作習慣的薩特在不經意間自然出現的妙筆。他這時認定,從根本上說,最好的作品總是在沒有太多苦心經營的情況下寫成的。這是一個對文學勘破和洞穿者的心態,也是一個在文學造詣上達到爐火純青的作家的心態。    
    薩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贊成他寫福樓拜,他們多次建議他改寫一部關於革命或平民的小說。薩特拒絕了,他沒有這種願望。在文學事業上面,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歲,他不會去寫福樓拜,而會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發言或為《我控訴》寫稿。在1970年,他甚至還想寫一個劇本。總之,他意識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總是伴隨著他。    
    他在一個演講中對此作了十分透徹的解說:    
    還有另外一些知識分子,我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吧,自1968年以來不再希望同資產階級進行任何對話。實際上,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知識分子通過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個作家的話──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種被稱作意識形態興趣的東西。顯然我總是向資產階級提出質問,同他們辯駁,但事實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們的語言向他們講話,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著不難發現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過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樓拜,這裡沒有對工人階級的直接興趣。我投入這個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經67歲了,50歲以後我就把精力投入到這上面,而且甚至在這之前我就想著這件事。於是福樓拜就把我束縛在我的資產階級讀者之中。通過他,我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只要我還沒有完成這部作品,我就仍然繼續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    
    但我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識形態興趣沒有關係,當我從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古典意義上對自己提出質疑時,我認識到,雖然我不被帶回到羊圈,卻仍可得到「拯救」。當我對自己質疑時,當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麼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時,我發現自己是同那些為反對資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人們在一起。我們有相同的興趣和關注的東西。    
    因此,我要說的是,我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為資產階級寫書,但我同希望推翻資產階級的工人有著深切的共鳴。這些工人在1968年同資產階級搏鬥過;而今天他們是更嚴重壓迫的受害者。就我現在是他們之中的一員而言,我也必定會受到懲罰。就我在寫關於福樓拜的書而言,我是資產階級的不肖子孫,雖然我應該因此而得到拯救。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傳達我感受到的已深深扎根的矛盾── 一種僅僅來自現實境況的矛盾。(「1972年在布魯塞爾的演講」)    
    薩特在很年輕時就構想過自己作為作家的一生:一個起步的青年時代,一個碩果纍纍的中年時代,一個投身政治的老年時代。為什麼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為這時精力已經不濟,在文學事業上難以再攀高峰;而社會地位和影響卻達到頂點,他可以運用這一優勢干自己想幹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這正如一輪夕陽,它即將落土,但它仍然顯示出一種特有的輝煌。從事政治活動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頂峰。薩特就在這樣一種思緒中同時投身政治活動和從事寫作。而《家庭的白癡》是他最後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愛的復興(1)

    薩特最後10來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過的;特別有七、八年時間,他的雙眼幾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閱讀和寫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狀態終於從病魔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了,到了晚年,他與人合作寫書,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反而越來越大。薩特精神的恢復,生命力的煥發,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護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寫作是他生命的意義一樣,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後者甚至更為根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他長期患病期間,女性對他反而越來越好,越來越感興趣,特別是那些年輕女性。    
    一天,薩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時間太少。波伏瓦笑著說:「這是因為年輕的女士們太多了一點!」薩特的回答是:「但這對我是有益處的。」是的,同女性親密相處,確實可以激發他對生活的巨大興趣。薩特對波伏瓦說:「在這以前,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招女人喜歡!」說這話的時候,他帶著一種孩子般的喜悅和滿足,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他現在視力太壞了,看不清她們的面容。    
    現在薩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們。一位年輕女性莉蓮‧西格爾曾問薩特:「依賴別人,這不讓你惱火嗎?」 她是薩特新近結識的女朋友,是一個左派活動分子,多次陪同薩特進行實際政治活動,包括一次險遭毒打的佔領聖心教堂的愚蠢行動。莉蓮還經常帶他看病、幫他搬家,平時常常請薩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薩特微笑著回答:「不,這甚至讓我覺得有點愉快!」依賴女性和依賴男性,在薩特看來,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為被人寵愛嗎?」    
    「是的。」    
    「因為你覺得我們愛你?」    
    「噢,我早就知道這個了!而這讓人高興!」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薩特最為重要的女性。在他身體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很自然地,波伏瓦擔當起照料他的飲食起居的工作和責任。照料也要理解,真正理解薩特的女性,應該只有波伏瓦。她在他最痛苦的時候給予鼓勵和安慰,時時刻刻為他擔驚受怕,常常因為他的病情惡化和精神狀態不佳而以淚洗面,夜不能寐。    
    1974年的一天上午,波伏瓦把薩特要吃的藥遞過去,薩特對她說:「你真是一個好妻子!」這話讓波伏瓦感到十分驚訝:以前薩特是從來不說這類話的,他討厭結婚,當然不會有妻子,也沒有妻子、丈夫這樣的概念。實際上這反映了薩特的真實心情:他覺得波伏瓦就像一個妻子對待病中的丈夫那樣照料他,雖然他倆沒有任何名分。    
    1975年薩特和波伏瓦接受美國《新聞週刊》採訪,記者問薩特:「你如何描述你和波伏瓦45年的關係?」薩特回答:「這不僅僅是一種友誼;這是你在婚後狀態中所能有的一種感情。」波伏瓦則對薩特說:「好,謝謝你。不結婚也沒什麼關係。」在《70歲自畫像》中,薩特說,他生活中有好幾個女人,而波伏瓦在某種意義上是唯一的。    
    在波伏瓦之後,在薩特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養女阿萊特。除了波伏瓦,經常照護薩特的就是阿萊特。雖然波伏瓦對阿萊特的看法不怎麼樣,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還是如實記錄了阿萊特照料薩特的情況。看來薩特並沒有白認這個女兒。    
    薩特的最後10來年,他同女性在一起的時間已經很有規律了。從他的時間安排上,可以看出她們各自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和親密關係的程度。長期同薩特有著親密關係的女性有4位:波伏瓦、萬達、米歇爾和阿萊特。米歇爾和她的丈夫波裡斯‧維恩在戰後不久同薩特認識,他們都很喜歡薩特的作品。維恩本來是學機械的,後來一邊寫作一邊演奏小號。薩特和米歇爾產生戀情大約在1945年底。那時米歇爾和丈夫的關係雖然不好,兩人還沒有分手,薩特和她的關係是秘密的。1952年米歇爾離婚,薩特和她開始公開在一起。    
    米歇爾一頭金色長髮,臉上總是帶著愉快的笑容,性情活潑開朗,同時在行為舉止又相當謹慎得體;她很有知識,而且懂音樂,還很喜歡詩歌。實際上薩特同米歇爾的愛情關係,就像同萬達一樣,自他們結識起一直持續到薩特一生。米歇爾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活動能力,同時她對薩特與其他女人的戀愛關係並不嫉妒,這使她和薩特的親密關係能夠持久。相對來說,薩特同她相處的時間要少一些,特別是在後期度假的時候。不過米歇爾似乎並不在意這個。    
    平時每個星期,大約有5個晚上薩特是同波伏瓦一起度過的;有兩個晚上是同阿萊特在一起。對於萬達和米歇爾,他只是定期分別去看她們。到了假期,薩特同這些女性相處也很有規律。他先是同阿萊特一起過3個星期,然後有兩星期是同萬達度過,其餘所有的時間(大約一兩個月)是在羅馬同波伏瓦一起度過。現在他一般不再同米歇爾一起外出度假。這樣一種生活規律一直保持到薩特去世。    
    1973年暑假結束回到巴黎後,薩特搬了家,住的地方比原先大,有一個大書房和兩間臥室。薩特睡的那間窗戶朝著花園,另一間可供別的人睡。這樣,當他病得較重時,晚上就可以留人住另一個房間來照護他。實際上,到這裡來住著照護的,常常是波伏瓦和阿萊特,她倆輪流照料他。    
    1975年有段時間薩特病得很厲害,不能出門吃飯。於是由他的女友們輪流給他送飯。午飯的安排:星期天是波伏瓦的養女西爾薇;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爾;星期四是莉蓮;其餘三天是阿萊特。每天的晚飯則由波伏瓦帶去,晚上她就在住在那裡照護他。從這個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薩特同他身旁的女友關係的親密程度。    
    從有關資料看,萬達似乎從來沒有給薩特送過飯,也沒有到薩特這裡來照料他。來倒是來過,但不是照護,而只是來看一看。但這並非說薩特同她的關係不密切,也許是萬達的生性如此,習慣於別人照料而不習慣於照料別人。薩特可能也習慣於她的習慣,從來不對她作這樣的要求。顯然,在同薩特的關係上,萬達是一個被照料者而不是一個照料者。    
    一段時間,由於薩特病得厲害,波伏瓦和阿萊特每天輪流到薩特那裡睡,以便照料他。但每到星期六,萬達要來薩特這裡呆到晚上11點。等她走了以後,波伏瓦或阿萊特再去薩特那裡就太晚了,很不方便。於是米歇爾提了一個建議:萬達走後由她去薩特那裡(大概她那兒離薩特近),晚上由她來照護薩特。這種安排對大家都方便,她的意見被採納。    
    一個星期天,波伏瓦同薩特一起吃午飯時,發現他出現反常情況:好像完全睡著了。晚上9點,薩特的病情加重,波伏瓦撥了急救中心的電話。醫生檢查出薩特的血壓很高,經過詢問,這才知道他頭一天晚上曾大量喝酒,病就是這樣引發的。原來米歇爾星期六晚上來薩特這裡時,給他帶了一瓶威士忌,他一次就喝了半瓶。波伏瓦得知這個情況十分生氣,打電話給米歇爾,叫她以後星期六晚上不要再來薩特這裡了。    
    過了幾天,米歇爾見到薩特時,解釋了自己讓他大量喝酒的原因:「我是想幫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為這是你所希望的!」這真是一個古怪的想法。但這到底是不是薩特所希望的呢?在喪失閱讀和寫作能力以後,薩特確實一度十分絕望,想到要自行了斷,結束自己的生命;同時他也在對自己的這種絕望情緒作抗爭,要繼續生存下去。這兩種傾向互相衝突。米歇爾的想法雖然顯得十分荒誕,也是出於一種愛心。她以這種特殊的方式表示著她對薩特的愛。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愛的復興(2)

    在生命的最後一些年,薩特有了一些新的女朋友。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莉蓮,還有一個希臘姑娘梅琳娜。薩特是1973年在巴黎同她認識的。她也是學哲學的,寫了一篇關於薩特的文章。梅琳娜具有那種希臘女性的美,薩特很喜歡她,常常去看她。這是薩特遭受病痛折磨最厲害的一年,同梅琳娜的交往想必給病痛之中的薩特帶來莫大的安慰。    
    梅琳娜年輕美麗,精神上卻有些毛病。大約在他們交往一年後,她出現精神失常症狀,一次在大街上大鬧了一通,被送進精神病院。醫生檢查說,梅琳娜的症狀是一種妄想狂。薩特和波伏瓦到精神病院去看她,波伏瓦在大廳等著,薩特去了房間。這時梅琳娜仍然處於病態的妄想之中,她頭髮散亂,臉龐消瘦,穿著醫院發的白大褂,跟我們在電影裡看見的瘋女人的形象一模一樣。    
    在她的妄想中,是薩特把她關進精神病院的,因此嚷嚷著要薩特放她出去。薩特為自己作了辯解。梅琳娜根本不相信,反而說:「你一定也把阿爾都塞關起來了!」阿爾都塞也是一位有名的哲學家,她曾在索爾本聽過他的演講,不久前這位哲學家因為精神失常而被送進醫院。梅琳娜由此引起聯想。不久梅琳娜被她父親接回希臘,薩特心中十分難過,他對波伏瓦說:「我想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1975年8月,薩特和波伏瓦前往雅典度假。而此前他倆每年都是去羅馬。這次為梅琳娜破了例,薩特要去看她。現在她的病已經好了,在雅典大學當助教。他們發現她比過去胖了一些,這是長期吃藥的結果。她的性情也有些改變,表現得比較沉默,而以前她是十分喜歡說話的。但她仍然很美,薩特仍然深深喜愛她。    
    1976年夏天,薩特和波伏瓦在羅馬度假後,接著飛往雅典,在那裡呆了一星期,為的是再次見到梅琳娜。白天薩特同波伏瓦在一起,晚上他同梅琳娜一起度過。這一年年底,梅琳娜來巴黎住了一星期,薩特常常去看她。這時薩特見到她的快樂比在雅典時少了一些。,他覺得她有些「空」,但仍然對她充滿感情。    
    梅琳娜工作的雅典大學,通過她向薩特發出作演講的邀請,薩特同意了,這完全是看在梅琳娜的面子上。1977年2月,薩特在雅典大學作了一個題為「什麼是哲學」的演講。原定為800人參加的學校會堂坐了1500人。薩特講了大約一個小時,激起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聽眾反應熱烈。他在雅典呆了一個星期。    
    薩特度完復活節後回到巴黎,這時梅琳娜也來到巴黎,他又開始較多地同她見面。他對波伏瓦說:「同她在一起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才35歲。」波伏瓦相信這一點,相信同年輕女性交往有助於恢復他生命的活力,因此衷心希望他繼續與年輕女性交往。這時波伏瓦的心態早已超出了男女性愛的限度,只是一心一意為了薩特能過得好。    
    這一年在羅馬度假時,薩特對梅琳娜的態度有了改變:他不再希望她來羅馬看他,也不想如原先打算的那樣去雅典看她。他將給她這一年在巴黎的生活費,因為他答應過這事,但他不想再見到她。他對波伏瓦說:「她太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沒有意思。她對我不再意味著什麼。」    
    度完假薩特回到巴黎,不久梅琳娜也來到巴黎。薩特對她說:「我對你仍然有一些感情,但我現在不愛你了。」梅琳娜哭了起來。不過以後每隔一段時間他還去看她一次。有關資料沒有詳細說明他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薩特為什麼會有對方「太追求自己利益」的印象。也許梅琳娜有點像30年前的多洛麗絲,提出了什麼薩特無法接受的要求;也許是由於現在他的頭腦中往往容易冒出一些奇思怪想(正如波伏瓦在回憶錄中所說),因此作出這種評價並沒有什麼理由。    
    在薩特生命的最後幾年,同他交往的女性中,最值得一提的應該是弗朗索瓦茲‧薩岡。薩岡生於1935年6月21日,與薩特是同月同日生,比他整整小30歲,而且也是一個頗有名氣的作家。1978年,薩岡在報刊上發表了《給讓-保爾‧薩特的情書》。    
    大約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薩岡同薩特有過幾次交往,並不是他倆單獨在一起,而是有波伏瓦和薩岡的丈夫在場,大家一起吃頓飯,大概屬於一般性的社會交際活動。薩岡對這些場合的評價是「有些拘束的會餐」。可能對薩特來說,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波伏瓦在她的回憶錄中談到他們同薩岡的會面,也很簡略。她的印象是,同薩岡總是說不到一塊去,好像薩岡故意不讓彼此可以理解似的。    
    薩岡還記得,有幾次她和薩特偶然遇見了,兩人都裝著沒看見對方。從薩特這邊說,大概是對薩岡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不想搭訕;而從薩岡這邊說,是怯於主動接觸。還有一次,薩岡和薩特同一個企業家一起吃了頓飯,這個企業家有些迷戀薩岡,表示願意資助薩特辦一個左派雜誌,薩岡起著一個居中介紹的作用。但這個企業家是個說大話使小錢的角色,這事無果而終。薩特後來也就一笑了之。    
    此後大約有20年,薩岡沒有見到薩特。她的心中,是一直對薩特充滿著崇敬甚至是愛的感情。按照她信中所說,她在15歲時就想寫這封信了,而實際上寫出來,是在將近30年後。這時她聽說薩特雙目失明,不能寫作,於是就寫了這封信,表達自己的感情以及對他的安慰。薩岡的信中說:    
    如果說作為作家有不少人令我崇拜,那麼作為人而讓我崇拜的,只有您一個。15歲,這是智慧而認真的年齡,也是既無明確野心而又不肯退讓的年齡,我15歲時您作出的一切承諾,現在都兌現了:您寫出了同時代人中最有智慧和正氣的書,您甚至還寫了法國文學中最有燦爛才華的書——《詞語》。與此同時,您一直俯首援救弱者和受欺侮的人;您相信過一些人、一些事業、一些普遍原則,有時您跟眾人一樣會弄錯;但是,與眾人不同的是,每一次您都能坦率承認自己弄錯了。您堅決拒絕榮譽帶給您的一切精神光環和物質收入,當您手頭十分匱乏時卻拒絕了所謂榮耀的諾貝爾獎。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您三次遭到塑性炸彈襲擊,被拋到街上,連眉頭也沒皺一皺。您曾迫使劇院經理接受一些您喜歡的女人擔任戲劇角色,雖然這些角色對她們並不一定適合,以此很有氣魄地表明,對您來說,愛情可以成為「榮耀的輝煌喪服」。    
    總之,您愛過,寫作過,分擔過別人的不幸,給了他們您可能給予的一切,而那都是些十分重要的東西;同時,對於別人奉獻給您的那些有份量的東西,你卻拒絕接受。您既是一個作家又是一個男子漢,您從不認為一個作家有才華就可以容許他作為一個男子漢的弱點存在;也從不認為一個人有了創作的幸福就可以小視或忽視他周圍的人、別的人、所有其他的人。您甚至從不認為,一個人由於有才華,由於好心而辦了錯事,錯誤就變成合理的事情。    
    事實上您從沒有拿作家這塊易碎的名招牌和作家才華這柄雙刃劍來保護自己,您從沒有像那喀索斯那樣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好為人師和甘做當權者奴僕是我們時代作家僅有的三個角色。您沒有象許多人那樣,怡然自得,無端鼓噪,讓這柄雙刃劍刺傷;恰恰相反,您說過,這柄劍在您手中並不太沉,非常有用,十分靈便,您很喜愛它並揮舞著它,把它交給那些受迫害的人、您心目中真正的受害者,他們既不會寫,也不會自我辯護,又不會自我防衛,有時甚至連抱怨也不會。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愛的復興(3)

    您不要求公正,因為您不想審判別人。您不侈談榮譽,因為您不想得到榮譽。您甚至根本不提慷慨,因為您不知道自己就是慷慨的化身,您是我們時代唯一公正的人,唯一有資格獲得慷慨榮譽的人:毫不停息地工作;把一切給予他人;生活既不奢華也不清苦;無所顧忌但也不要任何娛樂性聚會,而招人非議的寫作聚會除外。您享受愛情也奉獻愛情;誘惑別人同時準備受人誘惑;您超越了自己的各位朋友,以速度、智慧和光芒超越他們,但您不斷回頭轉向他們,不讓他們看出您勝過他們一頭。您往往寧可受人利用和捉弄,也不願意對人冷漠;寧可失望而不願沒有希望。您從來都不願做他人的榜樣,然而您的生活是那樣地堪為他人楷模!    
    聽說您現在雙眼失明,不能寫作,想必有時也會非常痛苦。20年來我到過許多地方,不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挪威,不論是外省還是巴黎,所到之處,我遇到的各種年齡的男人和女人,在談論您時無不流露出跟我現在一樣的欽佩、信任和感激之情。獲悉這些情況,您或許會感到高興,或許還不只是高興吧!    
    這個世紀充滿瘋狂,毫無人道,而且腐朽透頂。而您不僅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富有智慧、溫柔體貼和廉潔純淨的。祝願您永遠得到人們的感激!    
    薩特收到這信時已經無法親自讀它,不得不讓別人讀給他聽,聽後當然是很感動的。他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從15歲起就暗戀自己的女性。於是他托人帶話,要求與薩岡見面,而公開發表這封情書,大概是在同一時間。    
    他們的第一次見面約定在埃德加‧基內大街,他倆去了丁香小園圃餐館。一路上由於薩特視力不佳,平衡感也很差,薩岡一直牽著他的手以防他摔倒。第一次同薩特單獨接觸,她心情有些緊張,說話也結結巴巴的。到了餐館後,薩岡形容餐館的老闆「像受驚的鳥兒一樣在他倆面前跑來跑去」,原因是他倆在一起的形象太稀奇古怪了。我的分析可能是他們認出薩特來,對這位名人的光臨感到榮幸同時也有一點不安。    
    薩岡原以為,薩特是出於客氣而邀請她吃這頓飯,不曾料想薩特願意經常同她交往。以後差不多每隔10天他倆就在一起單獨吃頓飯。每次都是薩岡先去找薩特,而薩特已經穿好衣服——一件帶帽粗呢大衣——在門口等著。現在他倆去巴黎14區的一些較為隱蔽的飯店,以免被別人認出來,干擾他倆單獨在一起。    
    薩岡說,她和薩特在一起吃飯時,從來沒有對他的進食方式感到吃驚或難以忍受。薩特用叉子取食物時是有些摸摸索素的,但這並不是一個癡呆者的動作,而只是一個盲人的動作。因此她對有些人以難過或輕蔑的口氣談論薩特這一時期的進食方式感到氣憤。而薩岡在同薩特相處時從未感到這些外在的東西,因為她被他那歡快、堅強而雄渾的聲音和自由的談吐所吸引。薩岡後來回憶這一時期的生活說:「我想念他,我喜歡牽著他的手而讓他牽著我的思想。我愛做他叫我做的事情而毫不在乎他那盲人的笨拙,我佩服他在失去熱愛的文學之後能繼續活下去。我喜歡登上他住所的電梯,幫他乘車兜風,為他切肉,盡力使我們在一起的兩三個小時過得快活,我喜歡給他沏茶,偷偷帶給他蘇格蘭威士忌,同他一起聽音樂。然而,我最喜歡的還是聽他講話。」看來薩特最能打動女性的,還是他的談話;已經到了暮年的薩特,這種語言的誘惑力依然不減當年。    
    而薩特也很高興他們的會面,他們在一起談天說地,海闊天空,什麼都談,但不涉及他倆都認識的人。薩特說,這種聊天的方式就像兩個在火車站偶然相遇的旅客,他覺得這樣很好。薩特十分珍視薩岡對他的感情。一天他對她說,他本來想讓人再讀一遍她的「情書」,以便回味她對他的所有稱讚,又怕別人笑話。於是薩岡花了整整3個小時,反覆朗讀錄製了這個「情書」,把自己對他的感情全部放進一盤磁帶裡。她還在磁帶上貼了塊膠布作記號,以便薩特摸索著能夠找到它。薩特把這盤磁帶珍藏起來。後來他對薩岡說,在自己情緒消沉的時候,在夜晚,他會獨自一人聽聽這段錄音。薩岡說,也許他是真的聽了,也許只是這樣說說;不管怎樣,她都是高興的。    
    薩特晚年仍然保持著他的幽默,當薩岡不停地忙活著,往他的碟子裡放吃的東西時,他說:「你給我切的牛排開始變大了,是不是對我沒有敬意了?」說著笑了起來。他還對薩岡說:「你是個好心腸的人,不是嗎?這很好,聰明的人總是很善良的。我只遇到過一個聰明卻很惡毒的人,但那是個雞姦者,生活在孤獨之中。」    
    薩特還向薩岡坦率承認:「你知道,當我失明並且意識到不能再寫作時(我50年來每天寫作10個小時,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當我明白一切對我來說都已完結的時候,我受到很大打擊,我甚至想到過自殺。」好像又怕這話嚇著了薩岡,他接著說:「後來我根本沒試過。你看,我的一生都是那麼幸福;我過去是,一直到失明以前仍然是一個因幸福而生活的男子,我不會突然改變我的角色。我像以往一樣繼續感到幸福。」在薩特講述這些時,薩岡覺得自己聽到了他沒有說出來的聲音,隱藏在這些話後面的話,那就是:有些想法是必須埋藏在心中的,以免他的女朋友傷心。    
    薩特去世後,薩岡寫了回憶文章,情深意切;在結尾處她說:「對於他的死,我永遠不會平靜。因為有的時候,面對著『該怎麼做』、『該怎麼想』的問題,只有這個突然離去的人能夠告訴我,我相信的只有他一個人。薩特生於1905年6月21日,我生於1935年6月21日,但我根本不想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他再活30年。」    
    也許這不僅僅是薩岡的聲音,而是所有愛薩特也為他所愛的女人的聲音。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最後的日子(1)

    這一時期,薩特不斷地同女性形成親密關係,而他新結識並建立起親密關係的男性卻屈指可數,實際上,大概只有一個人,他就是皮埃爾‧維克多。維克多是化名,他的真名叫貝利‧列維,是一個猶太人,國籍在埃及。維克多曾在巴黎高師攻讀哲學。1968年5五月風暴後,維克多建立了一個名為「無產階級左派」的組織,《人民事業報》就是這個組織創辦的。他就是那個找薩特出任掛名主編的人。    
    6年以後,薩特在同維克多的一次談話中回憶了他倆首次見面的情景以及他對維克多的印象。    
    薩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過一次午飯。    
    維克多:你當時想,你將要會面的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薩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錢的阿飛那一類希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見面的那個上午,我充滿了好奇心,因為人們對我說,你是一個神秘的人物。    
    維克多:你看到我時,覺得我是……    
    薩特:我見到你,你立即討得我的喜歡;在我看來,你顯得比我以前遇到的大多數政治人物特別是共產黨人都要聰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這一點:你不反對談談政治色彩較少的話題。簡而言之,你願意超越談話的主題,這是我同女性談話時特別喜歡的地方——談談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在男人之間時很少有的。    
    維克多:你一點也不把我當成一個組織的頭頭,也一點不把我當成一個男人。    
    薩特:你畢竟還是一個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徵。我喜歡的正是這一點。    
    維克多:從什麼時候起你對我們之間進行理論上的重大討論有了興趣?    
    薩特:這種興趣是逐漸產生的。我同你的關係有一個逐漸的變化。我們之間有真正的自由——把一個人的立場置於危險之境的自由。    
    在他倆見面之初,薩特就不是把他看成通常的那種男性,而是將他看作與女性相似的人。有論者據此推斷薩特和維克多之間有一種同性戀關係。我的看法是,這要看對「同性戀」作何種理解。如果理解成在性的方面特別是肉體方面有要求或慾望的同性戀,那麼不能說他倆有這種關係。如果是指薩特對維克多在感情方面有一種類似對待女性的態度,那麼確實可以說,薩特對這個年輕男性的態度有一種同性戀傾向。    
    對一般的男性,薩特通常是不會這樣認真對待的,即使是進行正二八經的理論探討。他說,他是非常厭煩男性之間所謂的思想交流,而且根本不記得有什麼談論對於他是有用的。所以他對那些不得不進行的討論只是敷衍了事,而對維克多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薩特和維克多的交往是頻繁的。大約每個星期維克多來看他一兩次,他也去看維克多一兩次,而且他們單獨在一起。「無產階級左派」被取締後,維克多不再是什麼頭頭,而是單獨的一個人。這樣他倆的交往更多一些個人的因素。    
    到了1973年底,薩特的眼睛幾乎完全失明,不能看書寫字,平時由波伏瓦讀書給他聽,但這樣一來她自己就幾乎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為了讓她解脫出來,也為了讓維克多有一份工作,薩特決定讓維克多當他的秘書。原先的秘書還是他的日常事務秘書,維克多只是給他讀書和協助他工作。這樣一來,維克多同薩特相處的時間就更多了。    
    1974年9月,薩特給法國總統德斯坦寫信,要求給予貝利‧列維(也就是皮埃爾‧維克多)法國國籍。德斯坦一向對薩特十分尊重,這次也親自於9月30日回信,答應很快解決。不久維克多的國籍問題解決了,薩特給德斯坦寫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謝。有關材料雖然沒有說這件事的起因是怎樣的,據我的推測,恐怕應該是維克多提出這一要求或至少是向薩特暗示這一問題。就薩特的本性來說,不願意同官方打任何交道,更不用說去求對方什麼了,但為自己喜愛的人,他卻願意做任何事,包括自己平素不喜歡做的事。    
    維克多現在已經成了薩特的親密朋友。可以說,自尼贊以來,還沒有哪個男性能像維克多這樣獲得薩特如此的喜愛、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說,薩特對於成年男性是厭惡的,包括對於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發他在1935年開始的那場精神危機。他在與幾乎所有的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時,都保持著相當的心理距離,現在對維克多可以說是一個例外。薩特接觸他時不但沒有這種厭惡感,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歡的女性特徵,這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緣分吧!    
    從1975年夏天開始,薩特同維克多合寫一本書,書名為《權力與自由》。薩特說:「這是我生命將要終結之時想要完成的倫理學和政治學,這是我搞的最後一部作品。」這部書是在薩特和維克多討論的基礎上,通過錄音和整理,最後成書。在薩特看來,採用這種新的形式,不僅是要適應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動筆寫作的新情況,更含有一種意義:產生出一種複數思想來,即不是他們兩個中的任何一個人的,而是兩人共同創造、同時形成的思想。這種思想上的合作進一步密切了兩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時精神上的聯繫。    
    波伏瓦對於薩特和維克多的關係,並沒有什麼不好的看法;她對薩特同女性的關係都不在意,當然更不會在意他同一個年輕的男性的親密友誼了。對於薩特要對方當秘書一事也是支持的,因為這可以減輕她的一些工作負擔。後來維克多參加《現代》編輯部的工作,他跟薩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較多接觸。    
    維克多原先是一個小組織的頭頭,喜歡攬事,有較強烈的領袖慾。具有這種性格和氣質的人,時間長了,即使不與薩特發生衝突,也會同其他人產生矛盾。而第一次嚴重衝突發生在1978年。這一年2月,薩特在維克多的陪同下訪問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來後維克多就此寫了一篇文章,他讀給薩特聽後,徵得薩特同意,署上兩個人的名,送給《新觀察家》雜誌發表。 文章發表前,博斯特讀到它,覺得寫得差極了,立即打電話給波伏瓦。他十分激動地說:「這篇東西寫得太糟了,大家都為它感到吃驚,得說服薩特把它收回來!」波伏瓦將這篇文章找來看,發現確實寫得很差勁,一點也不像薩特平時寫的東西。於是她向薩特轉達了博斯特的建議。    
    薩特同意將文章撤回,他對這種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發表不發表都無所謂,因此也沒有對維克多講。過了幾天,波伏瓦向維克多談到這事。維克多的反應是勃然大怒,指責她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認為自己受到極大的冒犯。波伏瓦沒有再說什麼。    
    不久《現代》編輯部在波伏瓦房間開會,薩特沒有參加。維克多就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編輯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編輯部的幾個同事都認為它糟透了,本來就不應該拿去發表。而維克多則怒不可遏,對他們出言不遜,最後達到謾罵的地步,甚至連波伏瓦一起罵上了,說他們都是死屍,並宣稱他從此再也不參加編輯部的會議了。    
    在這以後,維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說話,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薩特的寓所裡見到他。薩特後來也知道維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現代》同事的矛盾,但他無力改變這種局面。雖然對於出現這種情況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為了一方而犧牲同另一方的關係。    
    以波伏瓦為代表的長期親密關係是薩特不可能放棄或疏遠的,他們是他生命的見證。而維克多同他的密切關係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別在他失去閱讀和寫作能力之後。在薩特看來,維克多甚至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延續。他在《70歲自畫像》中說:「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著搞。例如,我願意皮埃爾‧維克多去完成這項作為知識分子和戰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從這個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認識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滿意的人。」    
    薩特想做的只是,讓這兩股矛盾衝突的力量相安無事。然而結果卻是,他不僅自己也捲了進去,最後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這恐怕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也不願意出現的情況。    
    薩特仍在同維克多進行他們的合作寫書的工作。由於同維克多的關係已經破裂,波伏瓦無法具體瞭解這一工作進展情況和雙方談話的內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發現薩特情緒有些反常,常常飲酒過量,醉得一塌糊塗。她猜測他在同維克多的工作中碰到麻煩了,因此借酒澆愁。


第三部 抗爭(1970-1980)在女人的懷抱裡:最後的日子(2)

    不久發現的情況使波伏瓦覺得自己的猜測是正確的。薩特同維克多最近的一次談話即將發表在《新觀察家》上,而其內容波伏瓦是在它發表前一個多星期才讀到。這個談話署名為薩特和貝利‧列維。波伏瓦讀後震驚異常:她覺得這跟薩特以前說的「複數思想」完全不相干;它根本不是兩個人平等交流合作的產物,而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逼供」。在這個對話中,維克多居高臨下,口氣傲慢不遜。他不直接表達自己的見解,而是一連許多天不停地同薩特爭辯;到最後,薩特對爭論厭倦了,終於放棄自己的思想,作出讓步;這樣,他是借薩特之口來說出自己的思想。    
    《現代》編輯部所有讀到這個談話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波伏瓦一樣感到震驚和厭惡。於是波伏瓦向薩特表達了自己看法,並轉達了《現代》全體成員的意見,不同意他發表這篇談話。這個情況幾乎是1978年投稿事件的重演,但薩特的態度卻完全不一樣。他不但沒有聽取波伏瓦和大家的意見,反而更加堅持要發表這個談話,而且要盡快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薩特一向是不受任何人影響的,特別是不受任何男性的影響。為什麼這次出現了例外?波伏瓦後來對此作了分析。    
    首先,薩特在生活中是著眼於未來,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現在因自己的身體狀況受限於目前,他認為自己實際上已經死了。他的老衰、疾病、近乎失明使他無法看到未來。於是,他就求助於一個替身──維克多,一個左派戰士和哲學家,一個薩特夢想實現的和竭力去幫助其存在的新知識分子。對他來說,懷疑維克多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生命的延續,而這種延續比相信未來一代人對他的讚揚更為重要。這樣,儘管有種種保留,他還是讓自己相信維克多,他不得不相信維克多。    
    實際上薩特在內心深處對維克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保留看法,我們不得而知。據薩岡回憶,薩特曾在她面前表達了對於男性的厭惡,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輕的男性。他們曾經年輕,曾是一些男孩,而他們稱他為父親。但薩特不願意同他們多接觸。薩特抱怨說:「唉,他們真讓人感到厭倦!廣島是我的錯……斯大林是我的錯,他們的野心是我的錯,他們幹的蠢事也是我的錯……」那麼在他所說的年輕男性中,是否也包括維克多呢?    
    其次,薩特現在已經不能進行十分健全的思想。他還在思想,但不再具有什麼創造性,而且思考得很慢。而維克多口舌如簧,他讓薩特不知所對。當薩特需要靜下心來仔細想一想時,他並不給薩特這樣的機會。最關鍵的是薩特再不能閱讀了。由於不能靜下心來獨自閱讀,就無法深入思考問題。僅僅憑借浮光掠影地聽人朗讀,是無法對聽到的東西作出中肯評價的。這一點其實薩特自己在70歲時的談話中已經講到了;他還說,只有在一邊聽朗讀一邊同波伏瓦商榷的情況下才能對所讀的東西提出批判性的意見。而現在他只能通過耳朵來判斷作品,能夠讓他仍然具有批判能力的波伏瓦又不在現場,這就使他的思考能力大打折扣,而維克多可以乘虛而入了。    
    波伏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將這一現象稱為「對一個老人的拐騙」。在我看來,她所分析的情況得以發生,還應建立在一個更為基本的情況上:薩特對維克多的特殊喜愛。維克多作為唯一的例外,作為女性化的男性,一旦獲得薩特的喜愛和信任,他在薩特心目中的地位不會低於波伏瓦。波伏瓦可以說是唯一男性化的女性。這裡所謂男性化,是指她在智力和思想上具有堪與薩特匹敵的水平,這在女性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與維克多相比,波伏瓦有一個劣勢:年齡。所以薩特說,從能夠繼續他的思想和事業的角度看,維克多是唯一讓他滿意的人。波伏瓦曾經說,多洛麗絲是唯一讓她害怕的女人。她沒有想到,這裡還藏著一個唯一讓她害怕的男人。    
    薩特決定盡快發表這個談話後,心情十分不好。因為這是他第一次違背波伏瓦的意見而發表自己的東西。自兩人結識以來,薩特和波伏瓦總是「相互簽發出版許可證」;沒有對方的同意,不發表自己的作品。這次卻破了例,在她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自己的東西;這對波伏瓦可能沒什麼,她能夠原諒他,而薩特自己恐怕是耿耿於懷,作出這個決定後又有些後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觀察家》先後發表了這個談話的前兩部分。19日晚,臨睡前薩特問波伏瓦:「今天上午《現代》的會上,有誰提到這個談話嗎?」波伏瓦說沒有。這是實際情況。薩特露出一絲失望的表情:他本來希望有人會表態支持他的做法,這樣他心裡會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點,薩特的病開始大發作,喘不過氣來,他連摸到隔壁敲波伏瓦房門的力氣都沒有了。直到9點,波伏瓦去他房間喊他起床,才看到他氣喘吁吁、幾乎不能說話的樣子。她大驚失色,馬上打電話請來附近的醫生。醫生看了一下就立即打電話給急救服務站,過了5分鐘急救站的人來了,為薩特放了血,打了一針,治療持續了近一個小時。然後他被安放在一個帶輪子的擔架上,推過長長的走廊,一個醫生在他的頭上方舉著氧氣袋為他輸氧。他們把他帶進電梯,送進一輛等候在門口的救護車上。誰都沒有想到,薩特這一去,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下午波伏瓦去看薩特,她心裡有些緊張和害怕,就叫了普隆一起去。薩特住在特別護理病房,現在他的呼吸已經正常了,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第二天波伏瓦再去醫院,醫生告訴她,薩特有肺水腫,並發高燒。他不停地說胡話。    
    以後幾天,薩特的燒慢慢退了,不再說胡話,但身體十分虛弱。不過他的精神看來還好。薩特似乎並不以為自己的病有多嚴重,盼望著能盡快出院。他還想著復活節去貝爾伊萊度假的事情。他說:「是的,我很想去那兒。這樣我們就可以忘掉所有這一切!」──「所有這一切」指的是同維克多的這次談話以及由此產生的反應。這說明薩特對談話事件仍然耿耿於懷。這個事情的刺激,顯然是他發病的一個原因。    
    不久薩特又住進了特別護理病房,他的病情仍然十分嚴重。但薩特自己並不覺得。他說:「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幸好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了。我很想去一個小島。」    
    一天,波伏瓦照常去看望薩特,當中她離開了一會兒,為的是讓別的探望者可以進來──醫院規定,一次薩特只能見一人──她在候診室坐下。突然,她聽到兩位醫生在談薩特的病,用了「尿毒症」這樣的字眼。於是她明白薩特是沒有希望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下哭了起來,撲到醫生身上:「請你答應我,不要讓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讓他精神不安,不要讓他有任何痛苦!」    
    「夫人,我答應你,」醫生沉重地說。當波伏瓦要回薩特病房時,他又喊住她,在走廊裡鄭重地對她說:「我想讓你知道,我答應的事情不只是說說,我會做到的。」    
    這時薩特已經開始長褥瘡,膀胱功能很差,他很少下床,下床時後面拖著一個裝滿尿的小袋子。他的腎因為沒有血液循環,已經不再起作用了。要挽救腎就得動一次手術,但他的身體已經無力承受;即使可以動手術,這種血液循環的缺乏會轉移到大腦,使它老衰。於是醫生認為只有一種可能:讓他安寧地死去。    
    以後這些天薩特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除了每天早上敷裹褥瘡時讓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外。他睡的時間很長,但對波伏瓦說話時,神智還是清楚的。一天普隆來看他,他請普隆為自己倒一杯水,還高興地說:「下次我們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處喝威士忌!」看來他對自己的痊癒仍然抱著某種希望。    
    但最後那兩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波伏瓦去看他時,他閉著眼,握著她的手腕說:「我非常愛你,我親愛的海狸!」4月14日,波伏瓦去時他還睡著,醒來時他說了些不連貫的話語,沒有睜開眼,而做了一個把嘴唇給波伏瓦的動作,波伏瓦吻了他的嘴和臉。薩特又睡過去了。這些言語和舉動對薩特來說都是異乎尋常的,是他以前很少有過的。他在用這種方式向波伏瓦告別。    
    第二天上午,波伏瓦像往常那樣打電話問薩特的情況,護士的回答有些猶疑,波伏瓦立即趕去醫院。薩特好像是睡著了,但直出粗氣,顯然是處於昏迷之中。護士說他頭一天晚上就一直是這樣。波伏瓦在他身邊守到下午6點,阿萊特來接替她。她囑咐阿萊特有事打電話。 晚上9點,電話鈴響了。阿萊特說:「完了!」波伏瓦急忙趕去,薩特已經停止了呼吸。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永別的儀式(1)

    薩特就這樣去世了。他永遠停止了呼吸,也永遠停止了思考。雖然從外表看,他好像只是睡著了,跟以前沒有什麼兩樣。西爾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薩特最親密的幾個朋友,《現代》編輯部的同事:郎茲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了來。醫生允許他們在薩特的房間呆到第二天早晨5點。波伏瓦讓西爾薇拿些威士忌來,他們一邊喝著,一邊談著薩特最後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們該做些什麼。    
    早在1971年底薩特就談到他的喪葬問題。他希望儀式從簡,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願意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裡他母親和繼父中間,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後,他希望有許多人特別是青年為他送葬。他們應該按薩特的遺願來安排他的喪葬,決定先暫時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禮完畢後再把他送到拉雷茲神父公墓火化,然後把他的骨灰帶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個永久性的墓中。    
    正當他們商討這些事情時,記者們已經獲得消息,擁到這棟樓房的周圍。博斯特和郎茲曼出去要求他們離開,他們藏了起來,但沒有設法再溜進來。最後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薩特單獨呆一會兒。她想挨著他躺在被單下面,但一個護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壞疽!」原來薩特背上的褥瘡,實際上是因為缺乏血液循環而生的壞疽。波伏瓦在被單上躺了一會兒。恍惚之間,她覺得薩特並沒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著了。5點到了,護士們走了進來,她們又鋪了一條被單和一塊罩布在薩特身上,把他帶走了。    
    以後幾天,波伏瓦先是在郎茲曼家,然後在西爾薇那裡度過,一來是分散因薩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單和痛苦,二來是躲避電話和記者的騷擾。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專程由阿爾薩斯趕來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閱著報紙,那上面有對薩特逝世的報道。此外還有大量的電報。    
    郎茲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薩特的喪葬事宜。葬禮原定於4月18日,後來推遲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參加。德斯坦總統表示,他知道薩特不希望為自己舉行國葬,但他可以提供薩特的安葬費用。波伏瓦他們拒絕了這個好意,而德斯坦堅持要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4月18日,波伏瓦來到醫院的前廳,想在薩特安葬前最後看一看他。薩特被放進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劇院時常穿的那套衣服,這是波伏瓦房間唯一的一套薩特的衣服,西爾薇不願到薩特房間去找別的衣服,就拿了這一套。薩特面部表情安詳,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殯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來到這裡。人們已經給薩特作了殯葬準備。他的臉沒有遮蓋。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帶相機的朋友給薩特拍了幾張照片。又過了很長時間,工作人員翻過床單蓋住了薩特的臉,關上靈柩,把它帶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萊特上了靈柩車。前面有一輛小汽車滿載著各式各樣的花束和花圈,還有一輛巴士載著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遠路的朋友。靈柩車後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約有5萬多人,多數是青年,他們是自發地為薩特送葬的。這正是薩特所希望的浩大場面!    
    路上波伏瓦聽到敲擊車窗玻璃的聲音,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鏡頭對著窗戶想拍照。《現代》編輯部的同事和許多不認識的朋友立即手挽著手,在靈柩車後形成一道屏障,來保護波伏瓦她們。在送葬過程中,人們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茲曼感歎地說:「這是1968年5月運動以來最後一次遊行了!」    
    波伏瓦默默對自己說:「這確實是薩特所希望的葬禮,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輕時薩特寫過一個幽默諷刺劇,劇名就是「我有一個好葬禮」,說的是一個人死了後,在街角處看到給自己送葬的隊伍。也許在冥冥之中,薩特也看到了自己壯觀的葬禮?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當波伏瓦走出靈柩車時,靈柩已經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這個打開的墓旁。這時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們登上圍牆,登上墳墓,密密麻麻,一望無邊。    
    當波伏瓦站起來要回到車上去時,人群是這樣擁擠,雖然只有10米遠,她幾乎無法走過去。她感到十分虛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斷地告誡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安葬了薩特後,波伏瓦和幾個朋友又來到郎茲曼家,他們不想馬上分開,就找了個餐館要了單間吃晚飯。往後的事情波伏瓦記不起來了。她喝得大醉,最後幾乎是被人抬下樓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後3天,波伏瓦住在西爾薇家。當23日上午送薩特的遺體去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時,波伏瓦已經是心力交瘁,無法前往。波伏瓦昏睡著,從床上掉了下來,在地毯上仍然保持著一種坐的姿勢。郎茲曼和西爾薇從火葬場回來時,看到波伏瓦已經是神智不清,口說胡話。他們立即把她送進醫院,醫生診斷為肺炎。她病了很長時間。    
    在某種意義上說,薩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體十分衰弱,在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是處於痛不欲生的精神狀況之中。但波伏瓦終於慢慢地恢復過來了,她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而這首先是關於薩特的。     
    波伏瓦開始整理1974年8-9月薩特同她在羅馬和巴黎的談話。這是薩特的口述自傳。他在《70歲自畫像》中介紹說:「我和波伏瓦開始寫這本書,這是《詞語》的續集。」他倆圍繞著薩特一生的各個方面,按照不同的主題分為若干次進行這個談話。現在波伏瓦根據錄音材料對這個談話作了一些修訂,使它有一個適於閱讀的形式,同時又盡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    
    與此同時,波伏瓦開始寫薩特最後10年生活的回憶錄,其素材是她的日記和可能搜集到的其它許多材料。本來在1972年完成《歸根到底》後,她已經決定不再寫回憶錄了,這書名本身就有了結的意思;但薩特的逝世使她改變了主意:她對薩特那一縷深切的的懷念之情終不能自已,於是飽蘸著不盡的情思寫下這最後一部傳世之作。    
    以前的回憶錄都是自傳性質的,雖然每一部都含有反映薩特生活的內容,還是以敘述波伏瓦自己的生活經歷為主。而這一部回憶錄,正如她在書的開頭所說,全都是關於薩特的,她在書中盡可能地少談自己。波伏瓦說,這是她的第一本、無疑也是最後一本在付印前沒有讓薩特讀到的書;它是整個地獻給薩特的,但他再也不能看到它了。在這個題名為「向薩特告別」的回憶錄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記述了薩特最後10年的生活情況:他經歷的各種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寫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別是他的病情以及他對病魔和命運的抗爭。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永別的儀式(2)

    這個回憶錄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貫風格,記載事件準確明晰,詳略得當;勾勒人物簡潔有致,生動傳神;描繪景色明麗如畫,使人如臨其境。而她對薩特的深厚感情流動貫穿於全部文字之中,悱惻纏綿,體貼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於以前的作品。波伏瓦對薩特熟悉和瞭解的程度再無第二人可比,她對各種事件的記述盡可能做到真實客觀,哪怕是對於她不喜歡的人,如彼埃爾‧維克多和薩特的養女阿萊特‧艾卡姆,她也如實記下他們同薩特的密切交往和薩特對他們的重視,這樣,她的這個回憶錄作為史料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    
    波伏瓦把這個回憶錄和這個長篇談話放在一起,作為一本書出版。起一個什麼書名呢?思前想後,10年前的一個場景浮現在波伏瓦的腦海裡:1971年暑期,按照慣例,薩特要先同阿萊特在一起呆3星期,然後同萬達呆2星期,與此同時,波伏瓦同西爾薇一起旅行。然後他倆在羅馬會合。然而這時薩特的身體狀況很不好,波伏瓦很是為他擔心。他們分別時波伏瓦十分傷感,而薩特給了她一個無法形容的微笑,並說:「那麼,這是永別的儀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沒有回答。從此,這個微笑和這句話作為定格永遠留存在她的腦海中。時過10年,波伏瓦決定它來做書名,就叫《永別的儀式》。    
    在這個回憶錄中,波伏瓦表達了作為薩特最親密的人那無法言說的兩難處境。薩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論他得的是癌還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訴他。然而波伏瓦未能這樣做,而是向他隱瞞了病情的嚴重性。她這樣做是對的嗎?一直到薩特死後好久她都在質問自己。不告訴他真相吧,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違背了他的意願;告訴他真相吧,又怕在他最後的日子給他的精神蒙上一層陰影。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做得對;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內咎,有一種為自己的抉擇辯解的慾望。實際上,她是把這樣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許是過於重了;想過來想過去,似乎怎麼著都不能令人滿意。    
    薩特在疾病的打擊下發生的變化讓波伏瓦既感動又難過。他能夠一改常態隨遇而安,這使她感動;而他那一向叱吒風雲的勁頭消失了,又讓她難過不已。同樣的,她當然不願意薩特早死,但她從醫生那裡獲悉,薩特如果晚死兩年,大腦會受到嚴重損傷,薩特也就不再是薩特,她又感到薩特是死得其時。這種處於兩難的心態在回憶錄中隨處可見。    
    《永別的儀式》1981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評論界普遍認為,這是薩特逝世後出版的關於薩特的最有價值的一部書。    
    《永別的儀式》發表後,波伏瓦又在準備出版薩特的另一本書。這是薩特的書信集。時間是從20年代起,幾十年間,薩特給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兩卷本,書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    
    薩特的信寫得很漂亮,他稱得上是書信體大師,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常常寫篇幅很長的信。在他服兵役期間和波伏瓦單獨旅行時,他都給她寫很長很長的信,有的長達十幾頁。有時他連續兩星期每天都給她寫。薩特應徵入伍期間也給波伏瓦寫了大量的信。    
    波伏瓦對薩特的信件珍視得如同自己的生命。巴黎淪陷時她逃難在外,除了極少數必要物品,什麼都沒有帶,但帶上了薩特的全部信件。就是這樣,在逃難期間,她仍然丟失200多封信。    
    薩特另一些大量丟失的信件是給卡米耶的。這是他在大學期間同她戀愛時寫的,也是篇幅很長的信。那時他很年輕,充滿理想,熱情洋溢,他把這些都放進了信中;這些信具有極高的傳記史料價值。本來這些信卡米耶一直保存著,但到她臨死前不久,不知是出於什麼想法,把它們付之一炬。卡米耶病死後,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薩特給她的信件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封,絕大多數信件沒了蹤影。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波伏瓦手中仍然持有薩特給她的大量信件,它們是反映薩特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資料。薩特生前曾數次談到他的書信。70歲時,他對孔達說:「我寫信的時候從未想到發表,我從不講究文體,寫信的時候怎麼想就怎麼寫。我寫給海狸的信如果還找得到,倒是可以發表的。我不反對人家有一天發表我的書信──我的信都是寫給女性的,不過我確實不在乎人們發表或者不發表這些信。」    
    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長篇談話中薩特說:「這些信是對眼前生活的速寫。私下地說,我認為這些信是適於發表的。在我心中有一個隱隱約約的想法,這些信件在我死後可能發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證據。」    
    波伏瓦的回答是:「以後它們一定會發表的,因為它們是那樣有趣和充滿生氣。」恐怕這時波伏瓦就已經下定決心,如果薩特先她而去,她一定要把他的書信搜集整理發表,作為她最後一個重要工作。    
    從薩特對自己書信的說法可以看出,他在寫這些書信,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發表,它們僅僅對那些接收書信的人才有意義。正因為如此,它們同薩特那些為公眾寫作、發表給公眾看的作品相比,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使薩特更加透明。這個書信集的書信全都是寫給女人的,涉及到薩特的隱私。但他沒有像許多社會名流那樣,在功成名就之時,竭力掩蓋自己的隱私,想方設法把自己包裝起來,給公眾一副崇高、偉大、道貌岸然的假像。    
    薩特不這樣,他願意盡可能地給公眾一個透明的形象。因此他覺得自己的書信有發表的價值。薩特在同孔達的談話中特別談到「透明」問題。他認為任何時候都應該用透明性來代替秘密。人們相互間把身體交給對方,通過目光,通過接觸──這是在廣義上說的,而不僅僅是指性關係;但人們卻相互掩蓋著自己的思想。這是不應該的,不應該有這種秘密狀態或秘密性。由於來源於一種不信任、無知和恐懼的矜持心理,人們不願意向對方敞開自己的心扉。而薩特想做到盡可能透明。他認為自己身上那些陰暗的地方對自己和對他人都是陰暗的,因此只有在對他人做到襟懷坦白時才能為自己照亮這個陰暗的區域。    
    波伏瓦編輯出版這個書信集,發表這些信件,不僅是讓薩特處於透明之中,而且也是讓她自己處於透明之中。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書信是寫給她的,關涉到他倆的私生活。其實波伏瓦已經是夠透明的了。在她的4卷本回憶錄中,她幾乎毫無掩飾地談到她同幾個情人的戀情,她在同薩特接觸之初無法控制的性慾,等等。當然,她也有許多掩飾,主要還不是關於自己,而是關於薩特的。薩特同許多「偶然情人」的關係她沒有一個不是十分清楚的,薩特在給她的信中都作了詳細「匯報」,但這在她的回憶錄中沒有表現出來。因為這涉及到其他人,波伏瓦不能不考慮為對方保守秘密。現在《致海狸和其他人》的發表,使我們對薩特同其他女性的關係有了更為明晰的瞭解,對薩特的個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示人以透明性面前,這一對情侶的勇敢程度是無人可比的。    
    波伏瓦出版這個書信集或許還有個用意:他倆作為一對被公眾長期包圍的人物,在私生活方面已經遭到數不清的歪曲和污蔑,她的幾大本回憶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拂去這種種潑在他們身上的髒水,還事情一個本來面貌。而這個書信集的出版,對於澄清事情的真相、讓一個本真的薩特呈現在人們面前,更能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    
    並非所有的人都歡迎或者願意承受這種透明性。薩特和波伏瓦的老朋友奧爾加就對《致海狸和其他人》的出版很不滿意,她不希望把這些信件公之於中。特別是30年代的許多信件,都與她和她的妹妹萬達有關的──那時薩特正狂熱地愛戀著她,然後是萬達。為此,她對波伏瓦很有意見,她們之間第一次鬧翻了。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奧爾加在1985年初因病去世。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永別的儀式(3)

    薩特逝世幾年來,由於波伏瓦一直忙於薩特遺著的出版,基本上沒有寫自己的東西,一些讀者和公眾對此表示不滿意和不理解。而波伏瓦的答覆是:「你們問我為什麼忙於薩特的著作而放棄寫作,對此,我想說的是,這大概是對於藝術作品的不同偏愛吧。如果把藝術作品比作一個個相鄰的小花園,你們問話的意思實際上是,我為什麼在這個花園而不是在那個花園耕耘栽種。」    
    其實早在1972年《歸根到底》出版後她就已經決定封筆,不再接著寫什麼大東西了。那時她已經65歲了。到了這個年齡,一般來說,作為作家已經度過了他人生的最高峰,很難再超越自己創造出新的輝煌。波伏瓦在這時「金盆洗手」,可以說是有自知之明。薩特逝世後,她又寫了《向薩特告別》,這是特例。正如她在這書前言所說,這是她的第一本同時也是最後一本在付印前沒有讓薩特讀到的書,也就是說,她不打算再寫任何新的東西了。    
    波伏瓦也不是完全不再從事寫作活動,但那是有限度的,多半是對以前作品的延伸或補充。1983年,她參加了由女導演約瑟‧戴揚拍攝的4集電視連續劇《第二性》的工作。這是由法國文化部、總理府負責婦女權利部、法國電視電影攝制公司和法國電視一台合拍的。電視劇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關於波伏瓦,關於她的書《第二性》,同她的談話,有關她的一些活動等等;另一個是記者們在世界各地對於婦女境況的調查。這兩個方面又是相互聯繫和結合在一起的。這4集電視劇在1984年與觀眾見面,激起強烈反響。1985年,波伏瓦致力於把自己的小說《女客》改編成電影的工作,這也許是她要干的最後一件事情了。    
    除了寫作活動,波伏瓦仍然參加那些她覺得應該介入其中的社會活動。首先是《現代》編輯部的工作,雖然她年事已高,編輯部每星期的碰頭會仍然在她的寓所進行。薩特去世後,波伏瓦就成了《現代》雜誌唯一的主心骨和旗幟。    
    除此之外,她還參加了其它許多社會活動。1983年,丹麥政府因波伏瓦的文學活動而授予她索寧獎;索寧獎被人稱為小諾貝爾獎,獎金2.3萬美元。波伏瓦用這筆獎金作了她最後一次美國旅行,去見了老朋友斯特芬,然後來到美國女權主義者凱特‧米裡特的農莊,同她作了交談。    
    1984年,波伏瓦同其他人聯名寫信給密特朗總統,要求他關注那些父母離異的兒童的命運,他們的母親是法國人,而父親是阿爾及利亞人,在父母關係破裂後他們在國籍的歸屬上被劃歸到父親這一邊。密特朗總統在愛麗捨宮接見了波伏瓦。當他提出要授予她榮譽勳位勳章時,波伏瓦拒絕了,其態度正像薩特當年一樣。    
    1985年,受總理府負責婦女權利部部長伊韋特‧盧迪委託,波伏瓦為婦女和文化委員會作報告。這個委員會不久就被稱為西蒙娜‧德‧波伏瓦委員會。每到星期六,部長盧迪就要邀請波伏瓦和其他一些婦女界名流同她一起討論婦女事務。    
    雖然薩特已經不在了,波伏瓦仍然像薩特在世那樣為人行事,以作家的身份介入社會和政治事務,勉力去做那些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40年前,人們就稱呼她為「女薩特」,她的確無愧於這個稱號。    
    早在1963年,在回憶錄《勢所必然》的結尾處,波伏瓦就寫道:「從今往後,將要發生的重大變故只會是災難性的:要麼我看著薩特先我而去,要麼我死在薩特的前頭。一個人由於你的離去而痛不欲生,你又無法撫慰他,這是件多麼可怕的事啊!而他先棄你而去,再也無法同你說話,這是同樣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幾乎絕對不可能的好運氣,上述兩種命運中總有一種會落到我的頭上。有時,我真想盡快結束這一切,以減少等待的痛苦!」這一年波伏瓦才55歲,她已經想到了死亡。她所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此造成的她與薩特的永遠分離。從那以來,波伏瓦又等待了17年。特別是在最後10年,由於薩特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隨時可能發生危機,波伏瓦一直為他提心吊膽,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結果最後這還是成為現實。    
    波伏瓦經歷著這種永遠分離的痛苦,其感受甚於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這正如薩特一樣,雖然失去閱讀和寫作能力對於他來說已經喪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為了什麼?──不為什麼!這並不是貪戀生命,它既是對命運的順從,也是對命運的抗爭。其實人的整個一生不都是這樣的嗎?她還活著,還在幹一些事情,還在發揮自己的作用,就像當年她和薩特在一起時那樣。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薩特在另一個世界見面,雖然她根本不相信來世;或者不如說,她希望盡早擺脫因薩特離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過了她78歲生日。也許是一種感應,也許是身體狀況的巧合,在接近薩特6年前患病的時日,波伏瓦的身體也變得更加壞了起來,而且患的病也跟薩特一樣──因肺部炎症而導致的肺水腫。最後終於不治,波伏瓦於4月14日逝世。    
    薩特是死於4月15日。兩者相差一天。我們無法瞭解臨終時波伏瓦的內心感受,但我總以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愛人相會;而這提前的一天,也許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這是怎樣的一對情侶啊!    
    在《勢所必然》的結尾處,波伏瓦總結說:「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薩特保持了這種關係。30多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處了這麼多年,我們從對方的言談之中得到的樂趣絲毫未減。」    
    薩特去世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波伏瓦在《向薩特告別》的前言中動情地對「薩特」說:「年輕時,我們有過激烈的辯論,辯贏了的人總是說:『你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你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你再不會走出來了,而我也不會在那裡與你重逢。即使我將來挨著你葬在那裡,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間也不能夠交流了。」    
    現在波伏瓦終於也躺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了,她和薩特合葬在一起──這個位置當然是她的,雖然她和薩特什麼名分也沒有,雖然薩特有過許多女人,但對於薩特來說她仍然是唯一的。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永恆價值(1)

    1998年第二期《書屋》雜誌有柳鳴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薩特的永恆價值何在》(下稱柳文)。我正好也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看了柳文後,覺得可以商榷的地方還不少,願意結合該文,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作為本書的一個結束。    
    柳先生是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對薩特的評價主要從文學角度出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從薩特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來說,他對我們的價值今天看來還在於,他主要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將薩特的文學與哲學作這種比較時,柳先生的論據是:「與他在20世紀文學史上所佔有的第一流大師的地位相比,他哲學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當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學史論著中,他都未能獲得專章入論,至於在中國,他的哲學論著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    
    柳先生的這一論據是缺乏說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學史論著」。某些哲學史論著不為薩特設立專章,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如果一定要說它表明了什麼,我只能說,表明這些書的作者缺乏應有的眼光。在我看來,任何一部夠份量的論述20世紀西方哲學史的著作,都不可能無視《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認它們是第一流的哲學著作。一個人只要擁有這兩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當得起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大師的稱號,何況薩特一人就有了兩部。    
    至於說薩特的哲學論著在中國「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這難道就能說明薩特不是第一流大師嗎?換言之,第一流哲學大師必須在中國擁有廣大的非專業工作者即社會公眾為讀者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像胡塞爾、維特根斯坦這樣的人,除了專門搞哲學的,中國人中有誰聽說過他們?但誰能否認他們是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的大師?    
    我發現,柳先生在論及薩特哲學時,有不少常識性的錯誤,試辨析如下:    
    柳文說,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義現象學之門」,薩特當時「還未入存在主義哲學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談話後,薩特「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這裡柳先生顯然是將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混為一談了。事實是,阿隆去柏林攻讀的是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不是什麼存在主義現象學,當時壓根就沒有什麼存在主義。1933年薩特去柏林,也是攻讀胡塞爾的現象學,而不是「專攻存在主義」。實際上,存在主義是「二戰」後人們加給薩特哲學的一個稱號。剛開始薩特曾拒絕這一稱號,後來這種叫法在社會上流行開來,薩特也就接受了。他作的那個著名演講就叫「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薩特怎麼可能在他自己的哲學還沒有形成的時候,跑到柏林去專攻自己的哲學呢?這樣說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柳文認為,薩特哲學的「主旋律」,也是他「最成功之處」,「就是選中了『存在』、『自我』這一個人人都要面對、都要自覺或不自覺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確確『從中弄了出哲學來』。」首先指出這句話中一個小毛病:存在、自我,不是一個事物,而是兩個事物。其次,薩特哲學的根本概念是存在和自我嗎?不是的。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並不籠統地談什麼存在,他的整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意識與存在的二元論無法解決的難題,為此他提出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作為其哲學的基本概念。    
    也許柳文這樣說的根據是「存在主義」這個名稱本身:既然是存在主義,顯然是把存在放在第一位,強調存在的重要性。殊不知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誤解,這種誤解來源於翻譯。我國學術界把薩特哲學說成是存在主義,這其實是一種誤譯;更確切的譯法應該是生存主義。存在主義的「存在」是existence 而不是 etre ,存在主義的法文是 existentialisme ,它強調的不是那個無所不包的存在(etre),而是人的生存狀態(existence)。由於這兩個詞都可以譯成「存在」,在沒有閱讀原文而又粗疏地對待譯文的情況下,很容易把兩者混為一談。實際上,那個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存在先於本質」,更準確的譯法應該是「(人的)生存先於(人的)本質。」    
    總之,薩特強調的或者作為「主旋律」的並非什麼籠統的存在,而是人的生存,或者是自由。在他看來,人的生存和自由是一回事。對於自由的論述是薩特哲學的核心。在《存在與虛無》中,他通過自在與自為的關係,給予自由以本體的地位,他的哲學也可稱為自由本體論。    
    柳文說「自我」也是薩特哲學的主旋律,不知有何根據?實際上在薩特哲學中這個概念相對來說不很重要,與以上所說的概念無法相比。在《存在與虛無》中論及自我的只有兩三小節。    
    柳文認為,由於文學家薩特身上具有的哲人化傾向,使得他「與那些第一流的藝術大師比肩而立,雖然他在藝術形式上並無什麼特別驚人的開創。」哲學與文學的結合確實讓薩特在文學創作中獲益非淺,使得他的文學作品可以達到相當的思想深度,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為文學和哲學的相互串流而苦惱,這時他的文學創作會受到他不希望有的干擾,他必須首先將全部哲學思考放進一部著作之中,才可能靜下心來進行文學寫作,《辯證理性批判》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的產物。也就是說,哲學和文學在薩特那裡並非總是相得益彰的,有時兩者的分離反而更有利於他的文學創作。    
    按照柳文所說,薩特在文學上能夠達到第一流的水平,似乎主要是由於這種哲學化傾向,而「他在藝術形式上並無什麼特別驚人的開創」。可以這樣下斷言嗎?例如他的小說《噁心》,難道不具有一種完全屬於薩特藝術個性的東西嗎?這樣的作品是無法模仿的,它具有一種薩特獨有的藝術風格,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將它從其他作家哪怕是很相似的作品中區別開來。又如薩特的戲劇,他用「境況劇」來說明其特點,這一名稱也獲得戲劇界的公認,相對於以前的性格劇來說,難道不是在藝術形式上的一種「驚人的開創」嗎?再如薩特的傳記《聖熱內》和《詞語》,也都具有「驚人的開創性」。從形式上講,《聖熱內》本是為熱內作品寫的一個序,最後寫了578頁,成了一本書。這恐怕是人類自有書籍以來最長的一個序言。而且它變成了一個關於熱內的傳記作品。它對傳主熱內的影響就是,使他整整6年幾乎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一部傳記作品會對傳主(他本人也是一個作家)在精神上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這在傳記史上也可以說是僅見的。《詞語》是薩特的自傳,或者是他關於童年的回憶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絲毫傳統的自傳或回憶錄的痕跡,它採用一種立體、交叉、復調的寫法,將形象、體驗、分析、心理、歷史、理念……看似隨意,其實是精心安排、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使一個人的偶然的人生經歷變成一種超時空的世界真理。這樣的自傳雖然不一定是後無來者,但我想,應該當得起「前無古人」這四個字。    
    總而言之,薩特在寫作文學作品時是特別講求形式的。他寫哲學論著時差不多不打草稿,有時候幾乎是一氣呵成。而寫文學作品他要連打七、八遍草稿。例如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三行字,然後第四行是寫在另一張紙上,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處好作反覆修改。這種反覆修改的過程就是在藝術形式上不斷推敲的過程。另一方面,薩特在文學寫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藝術形式的束縛,敢於不斷創新,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殫精竭慮,「語不驚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學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沒有發表。那是他認為寫得還不夠好,沒有超越過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滿意,寧可棄而不用。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應該說,薩特文學作品「在藝術形式上」是不斷有所「開創」的,有的還「特別驚人」。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永恆價值(2)

    關於文學家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柳文有一個基本估計:「60年代以後的薩特應該說是鬥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會活動在他生活中所佔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寫作生活實際上也大都圍繞他的社會政治活動而言,他在某種意義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專業社會政治活動家了。」這裡「鬥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說,那時他稱薩特為「作家兼鬥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戰」以後,60年代以前,薩特的身份是以作家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來,則成為「專業社會政治活動家」,而文學創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這一概括說得過於籠統,而且在時間的劃分上是不準確的。為什麼以60年代為限?這樣劃分有什麼根據?實際上,「二戰」以後,薩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認為作家必須通過他的作品,對當代各種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明確表態,從而保衛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說,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自那以來這一根本立場和態度就沒有改變過,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鬥士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薩特,那麼,我可以說的是,他始終是一個「作家兼鬥士」,即使在他從事政治活動比較多的時候。關於此點,薩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間的長篇談話中曾有論及:    
    波伏瓦:在你看來,文學總是保有同樣的價值,還是在你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時它就變得有點失去價值了?    
    薩特:不,政治不會使它喪失價值。    
    波伏瓦:你怎樣看待這兩者的關係呢?    
    薩特:我的觀點是,政治活動應該努力建立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文學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與蘇聯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從沒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學問題。我總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種形式。    
    波伏瓦:有沒有過這樣的時期,與政治問題相比,文學如果不說是無意義的,那麼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義?    
    薩特:沒有,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不是說文學應該放在首位,我只是說我注定要去搞文學。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樣,但特別要去搞文學。    
    我覺得薩特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這樣做的。60年代以來,薩特仍然主要從事文學創作,他的重要文學作品《詞語》、《家庭的白癡》前三卷完成於這一時期。《家庭的白癡》第四卷的寫作因薩特雙眼幾乎完全失明、無法繼續進行文學寫作才被迫放棄,時間大約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認為,在薩特那裡,根本就沒有什麼「作家兼鬥士」和「鬥士兼作家」之分。    
    柳文在談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時說:「正是他長達三十年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色彩與性質,使他獲得了法國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這樣的名聲。」這一概括也是不準確的。「二戰」以來30多年,薩特的政治立場和態度隨著國際、國內形勢以及他本人對問題的認識而不斷變化,不同時期也有不同重點,並非一個「法國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所能涵蓋的。大致說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態度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對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對冷戰,反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論,希望兩者和平共處。大約從1952年開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國共產黨和蘇聯,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從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他的主要政治關注點是阿爾及利亞人民反抗法國殖民者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堅決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這一邊,為他們的解放事業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在這之後,大約從1965年開始,薩特積極參加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鬥爭,特別是主持羅素審判國際戰爭罪犯法庭。在1968年5月風暴中,薩特堅決支持學生反對政府和舊教育體制的運動。在這之後,他同年輕的左派分子建立聯繫,同他們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也一直是他深為關注的問題。他希望兩者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存在的問題,並盡自己的努力來促成雙方的和談。    
    柳文對薩特作的「蓋棺論定」是,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沒有在他文學價值的天平上加上什麼有份量的砝碼」;「他在具體的政治社會事件與極左思潮中,投入得太無所顧忌了,絲毫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作家最好應該保持的適當距離」;「他所倚賴的政派與陣營,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會事件與社會思潮,在歷史發展中成為過眼煙雲」,「暴露出嚴重歷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於其上的那塊基石悲劇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裡所投入的激情、歲月、精力、思考、文筆幾乎大部份都付諸東流。」總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這樣嗎?就上面列舉的薩特各個時期的主要政治態度來看,我無法認同柳文的結論。首先要說明一點的是,薩特在介入任何社會政治事件時,並不依賴哪一個「政派」或「陣營」,而是像他自己所說,他不由任何人決定,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論和政治信仰行動,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薩特採取反對冷戰的立場,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反對美國侵略越南,即使從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麼「歷史局限性」。當法國國內右翼勢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採取反對法共的立場、法共處於困難境地之時,薩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國共產黨,說了它的好話;在國際上,蘇聯相對處於弱勢,薩特也採取支持態度,從而當了4年同路人;這一政治選擇也很難說就是錯誤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中,右翼採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左翼採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而薩特的立場是,不特別站在哪一方,希望兩者和平共存;由於這一獨特立場,他不僅遭到右翼的反對,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處於十分孤立的狀況;他尋求雙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當時的形勢下就像堂吉訶德同風車的搏鬥;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薩特的立場,看他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歎服他的堅執和遠見卓識。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永恆價值(3)

    柳文中提到「極左思潮」,大概是指薩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學生運動以及其後與之一起活動的「毛主義者」,而這一指稱也是不準確的。這裡有幾個層次的問題都須得弄清楚。首先,應該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法國1968年5月學生運動區別開來。兩者最根本的區別是,前者並非是自發的,它在形式上是群眾運動,實質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層號召和或明或暗的操縱下進行的;而後者完全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並由此引發法國廣大人民群眾的造反運動。其次,應該將中國的毛澤東思想與法國的毛主義區別開來。1975年薩特同幾位薩特研究者有一個關於他的哲學的談話,其中談到法國的毛主義者。訪談者說:「法國的毛主義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餘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確定的。」薩特表示認同這一說法。最後,應該將法國的毛主義者同薩特區別開來。在同一個談話中,當訪談者說「有些評論者試圖發現您是一個毛主義哲學家」時,薩特回答:「這是很荒謬的。我不是一個毛主義者。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哲學訪談錄》)薩特只是願意同這些年輕人探討一些問題,同他們一起做一些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但並沒有將自己與他們等同起來。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獨立。    
    柳文認為,薩特的永恆價值在於他那些沒有受到其政治化影響的文學作品,而薩特自己特別重視的卻是作為他「幾十年政治社會活動主要體現」的《境況種種》文集,其重視的程度讓柳先生「感到驚奇」,而「今天已經很少人對他《境況種種》中的政論與社會評論感興趣了」。    
    薩特晚年在兩個地方談到他的作品流傳後世的問題。一個是在《70歲自畫像》中,他在回答「你希望新一代人檢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問題時,開列了幾部著作。排在最前面的是《境況種種》〉,他還有一個說明:「你不妨說《境況種種》集是非哲學部分中最接近哲學的:評論和政治。我很願意這一部分能留下來,願意看到人們去讀它。」然後是傳記《聖熱內》、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戲劇《魔鬼與上帝》、小說《噁心》。    
    另一個是在他與波伏瓦的那個長篇談話中,波伏瓦問:「就你所想,你認為是你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還是哲學著作更可能流傳下來?或者兩者都可能?」薩特回答:「我想是《境況種種》,其中有些文章關係到我的哲學,但風格非常樸素,談的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波伏瓦:「總而言之,是對這個時代的一切方面的一種批判性的反思?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學和藝術方面?」薩特:「我很願意看到伽利瑪出版社能把它們匯成一捲出版。」    
    這兩個地方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只能有一部作品流傳於世,那就是《境況種種》;這既是薩特的意願,也是他認為實際上可能出現的情況。    
    薩特本人的看法正好跟柳文相反。柳文認為,最不應該,而實際上也不可能流傳下來的薩特著作就是這個《境況種種》。我們應該認可哪一種說法?    
    這兩種看法的對立是基於一個更為根本的思想對立:柳文認為,那些具有永恆價值的作品是不能政治化的,是不應該有「具體政治限定性、時事性」的;而薩特認為,一個作家應該首先為同時代的人寫作,他首先考慮的是必須談論的主題——與現實社會有關的問題,需要提供的證據,以及使事物便於理解、較能打動同時代人的心的風格等等;如果對這個問題處理得好,能夠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觀點去行動和看問題,這就是成功。在這之後,才有後世的觀點:這個作家會想到,如果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被指定要完成的東西,將來它在普遍形式中也會有影響,從而具有一般的價值。也就是說,先有今世,再有後世;先有當下的時效性,再有所謂的永恆性。我贊同薩特自己的說法。    
    而柳文是將兩者對立起來了:要麼今世,要麼後世;要麼具有當下的時效性,要麼具有永恆性;非此即彼。實際上,薩特的文學作品可以判然分為這兩類嗎?例如《魔鬼與上帝》,這是他自認為寫得最好的戲劇,也是戲劇界公認的薩特戲劇上乘之作,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味道,深入探討了自由和道德問題;同時它也是薩特對於50年代初世界政治形勢的一種反映,與他的政治態度是緊密相連的:劇中的主人公格茨最終選擇了相對的善,參加農民起義,而薩特選擇了做共產黨的同路人。再如《阿爾托納的隱居者》,這也是戲劇界公認薩特寫得最好的戲劇,它直接來自薩特對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感受,每一個看演出的觀眾都能夠體會到這一點,但這絲毫不影響它具有一般的美學價值。薩特這些被公認的上乘之作,在寫作指導思想方面,與那些相對來說不成功的作品如《涅克拉索夫》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薩特的永恆價值在哪裡?我想,他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也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政治活動家;這三者不可能截然分開,它們合在一起構成一個總體化的薩特;薩特的價值就在於這種總體化。落實到作品上,它們的價值也在於這種文學性、哲學性、政治性的有機結合而形成的總體化,這種總體化的最好體現是《境況種種》。    
    柳文似乎喜歡用第幾流來評價一個人和他的成就,在它看來,薩特在文學方面也許可以說是第一流的,而哲學只能是二流以下了,那麼在政治上似乎根本就不入流,壓根是一連串的錯誤。我當然不同意這種評價。如果一定要按照這一套路來給予評價,我的看法是:薩特無論在文學上,在哲學上,還是在政治活動上,都可以說是第一流的;而他作為一個總體化的人,則不僅是第一流的,而且可以說是超一流,雖然薩特本人是十分討厭將一個人歸為第幾流這種做法。在哲學領域,也許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比他更有影響;也許布萊希特的戲劇比薩特更有特點;也許還有不少小說家比薩特更有成就;……但是,從總體上看,薩特要比任何一個作家和思想家更深刻、更突出地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世紀(1)

    即將結束本書時,我看到商務印書館2005年2月出版的一本關於薩特的書——《薩特的世紀》,中文本譯者閆素偉。原作者是一個法國人,貝爾納‧亨利‧列維。要說明的是,這個列維跟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化名為皮埃爾‧維克多的貝利‧列維不是一個人。從書的有關內容看,這個列維跟薩特沒有什麼特別的淵源關係,既不是薩特思想的信奉者,也不是反對者。他對哲學很有研究,是法國著名哲學家阿爾都塞的學生。原書出版於2000年,世紀之末,作者意在給薩特及其思想一個總結。該書篇幅不小,中文字數約56萬,資料豐富,內容充實,分析也有獨到之處,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薩特傳記。作者的年齡與本人相彷彿,薩特去世時我們都到了「理智之年」。看一個法國同齡人,特別是一個有著較深哲學素養、專門研究薩特的法國同齡人是怎樣看待薩特的,對我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情。因此,我想藉著對該書的評論(也就是同該書作者對話)來結束本書的寫作。    
    在「序」中,貝爾納‧列維說,他在醞釀寫薩特的一個很長時期裡,薩特作品是最沒有人理睬的,最沒有人要的,法國已經沒有多少人對他感興趣了。薩特去世之初,薩特曾在中國「熱」過一段時間,但不久就有新的熱門人物和話題產生,薩特越來越成為一個過了氣的人。到現在,恐怕有不少大學生甚至連薩特這個人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我在上一章中也談到這樣一種對薩特的態度和看法。看來薩特思想的命運在它的誕生地法國和在中國有某種類似的地方。    
    貝爾納接著說,薩特的影響實際上仍然是巨大的,甚至是無所不在的,也是十分複雜的。「他死後屍骨未寒,以他為焦點而發生衝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學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矛盾。」(《薩特的世紀》)因此,他願意深入研究薩特。「薩特就好比是一個展開的時代。透過薩特,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世紀的萬花筒:人們如何走過20世紀,如何在這個世紀迷失方向,如何消除這個世紀可悲的趨勢——現在又如何進入一個新世紀。」(《薩特的世紀》,第7—8頁)我十分認同這段話,我寫《百年薩特》的目的也在於此。    
    該書談到薩特和波伏瓦之間的愛。(順便說一下,中譯本將「波伏瓦」譯成「波夫娃」是不妥的:「波伏瓦」是一個人的姓而不是名字;而「波夫娃」更像是一個女性的名字,而不是姓。)他對於兩人之間的愛是充分肯定的,他也辨析了這一對愛侶為什麼會受到世人那麼多、那麼猛烈的污言穢語的攻擊:這是因為他倆太透明,向世人、向社會袒露自己所有的秘密和隱私。這特別表現在薩特和波伏瓦書信集的公開出版上。    
    貝爾納談到薩特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聲譽和巨大的國際影響,在國外經常「享受國家元首的待遇」。這是一個事實。他認為,作為這樣的角色,「只有一個法國人在世界上享有同樣的聲譽,那就是戴高樂將軍。」(《薩特的世紀》,第34頁)我覺得這一估計也是準確的。但他說,薩特之所以「一輩子都奇怪地恨戴高樂將軍」,是因為薩特將戴高樂看做惟一的競爭對手,除了「時代的偏見」外,「薩特的心中還有另一種更加曖昧的屬於他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與戴高樂的競爭。」薩特要用自己精神上的權力與戴高樂手中的世俗權力相對抗。(《薩特的世紀》,第36頁)在我看來,貝爾納的這一解釋和分析是不準確的,顯得牽強。     
    薩特採取反對戴高樂的政治態度,並非針對這一個人,更不是考慮到個人在法國和世界的影響或知名度。薩特對於世俗的聲譽是毫不在乎的,甚至有些反感,拒絕諾貝爾獎就是一個明證。他也從未將自己的精神活動視為征服世界的一種「權力」。相反地,他反對一切權力,因此他承認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一直不與任何官方機構合作,對政府當局始終採取批判態度,不論是戴高樂當政,還是後來的蓬皮杜,以及對他特別表示尊崇的德斯坦。他在後半生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但從未謀取任何政治上的權力。有記者問薩特,他這樣積極投身於政治,是否想競選議員,薩特感到十分驚詫;這個記者是太不瞭解薩特了。在這一方面,貝爾納似乎也有類似的誤解。    
    該書還討論了這樣一個問題:薩特為什麼這樣遭人恨?貝爾納說,「人們對薩特的恨是一種完全的恨。不只是在輿論上,而是一直到他死了還不肯罷休的恨。是以粗俗的、恨不能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言辭表示出來的恨。」(《薩特的世紀》,第54頁)他摘引了許多攻擊薩特的文字,或是不堪入耳的謾罵,或是刻心銘骨的惡毒詛咒,或是對事實的惡意歪曲和無中生有的捏造。這樣招人恨的,歷史上只有斯賓諾莎和伏爾泰能與之相比。貝爾納說:「這幾個招人痛恨的人組成了一個封閉的俱樂部。這些真實的偉人,被同類恨之入骨。他們不粉飾現實,並為此付出了代價。能激起人們如此強烈的恨,該是一份多麼可怕的榮譽啊。」(《薩特的世紀》,第60頁)貝爾納在討論薩特被人痛恨的原因時,還作了一種有趣的假設:薩特是主動招惹人們,故意讓人們恨他;這樣的恨,在薩特的心中本來就有著相應的價值;在他的心目中,一個作家越偉大,人們對他的恨也就越強烈。(《薩特的世紀》,第58—59頁)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    
    該書在談及薩特同紀德的關係時說,1941年,「紀德想說服薩特參加抵抗運動,他也曾試圖說服達尼埃爾‧麥耶,後來他也說服了馬爾羅。」(《薩特的世紀》,第65頁)這一段話與史實不符。據波伏瓦的回憶錄,是薩特試圖說服達尼埃爾‧麥耶參加抵抗運動,接著薩特又去找了紀德和馬爾羅,但都沒有獲得積極回應。整個過程波伏瓦與薩特同行。該書出現這一錯誤有兩種可能:或是貝爾納弄錯了事實,原文如此;或是原書是正確的,中譯者翻譯時造成錯誤。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一些;在該書的後面,貝爾納正確地描述了薩特和波伏瓦去找紀德、達尼埃爾‧麥耶和馬爾羅的經過。(《薩特的世紀》,第471頁)    
    為什麼恰恰是薩特而不是別的人,成為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一個「世紀之人」?貝爾納從多個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答案之一:薩特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可以同時從事文學和哲學,兩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形成特色,合起來的成就是別人所不及的。或者按照薩特自己對波伏瓦所說,他要同時成為斯湯達和斯賓諾莎。20世紀的作家和哲學家中,真正能夠同時達到這兩者的,恐怕只有薩特一人。貝爾納列舉了20世紀法國許多著名哲學家、作家和薩特對比,來說明這一點,如雷蒙‧阿隆、梅洛-龐蒂、巴塔耶、布朗肖、加繆等。    
    我大致同意貝爾納的分析,不過要作一點修正:同時從事文學和哲學寫作,對於薩特不見得總是好事。有時候這兩者相互串流,彼此干擾,產生的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薩特自己形容這種情況說,就像得了疝氣一樣難受。    
    貝爾納認為,在薩特之前,20世紀,從文學方面而言,應該是紀德的世紀;從哲學方面而言,應該是柏格森的世紀。由此他找到答案之二:薩特既繼承了紀德和柏格森的東西,同時又努力克服和超越他們的影響,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成為「世紀之人」。貝爾納在書中花了很多篇幅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列舉了許多事例。但給我的印象是,他本人也許特別鍾情於這兩個人,對他們過於推崇了。不錯,紀德是20世紀的重要作家,柏格森是20世紀的重要哲學家,但他們的重要性恐怕都不足以代表整個世紀。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世紀(2)

    其次,要說薩特受到這兩人特別大的影響,也是缺乏根據的。貝爾納的許多例證在我看來顯得有些牽強。薩特在文學上並未從紀德那裡得到多少收益。在口述自傳中,薩特談到中學時代他喜歡的作家時,列舉了普魯斯特、保爾‧莫朗、康拉德等人的名字和作品;而他不怎麼喜歡的作家倒有紀德。他說,儘管紀德的名氣很大,其代表作《地糧》大家都說好,他讀了以後卻覺得有點乏味。我相信薩特說的是真實情況,因為他沒有必要在這裡編假話。    
    至於柏格森,的確是他引起了薩特的哲學興趣。薩特讀文科預備班時,哲學教師佈置學生讀柏格森的論著,薩特讀了柏格森的《論意識的直接材料》。正是這本書使他轉向哲學,而以前他對哲學是沒有興趣的。這時他僅僅把哲學看成是對一個人內心狀態和心理生活的方法上的描述,但不久他就發現,這一對哲學的界定是不準確的,因此,開始對柏格森的東西失去興趣。70歲時,薩特與美國的薩特哲學研究者有一個關於哲學的長篇談話。他說:「在柏格森那裡,我發現持續的反思、意識狀態這樣一些東西,而這確實對我有很大影響。但我很快就從柏格森那裡跳了出來。還是在文科預備班二年級,後來我就不再讀他的東西了。我從來不是一個柏格森主義者,但初次接觸他,使我開始研究意識並作出搞哲學的決定。」我覺得薩特對他與柏格森關係的表述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相對於柏格森,在哲學方面,薩特受康德、笛卡爾、胡塞爾等人的影響要大得多。    
    貝爾納曾到薩特住處去過。這個房間沒有什麼擺設,很少傢俱,一張桌子,幾個煙灰缸。最讓貝爾納吃驚的是,房間裡幾乎沒有什麼書,沒有薩特自己寫的書,也沒有別人的書,像在窮人家裡。貝爾納的感受是:「他是真正的窮人。他是從邏輯上拒絕接受私產的人,就連精神上的私有財產也不要。薩特的屋裡只有一隻取暖的爐子。薩特的桌子上乾乾淨淨的什麼也沒有。」(《薩特的世紀》,第376—377頁)從本質上說,薩特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    
    該書用一整節篇幅駁斥了那些薩特的對頭們對薩特在德國佔領時期行為的污蔑,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抵抗戰士。其實早在戰爭期間,就有人污蔑薩特是德國人派回的奸細,是披著抵抗外衣對法國人進行納粹宣傳的。戰後這些污蔑的語言不過是拾前人的牙慧而已。貝爾納逐一考察了薩特逃離戰俘集中營、在集中營編寫和演出《巴利奧納》、回巴黎後寫作和演出《蒼蠅》和《禁閉》、在《戲劇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在電影雜誌上發表作品、在中學任教時的表現、組織抵抗小組「社會主義與自由」、聯絡其他它抵抗組織共同對敵等遭人污蔑、歪曲或否定的事實,他得出結論說:薩特和波伏瓦「在那些年寫過的東西中,在他們做過的事中,沒有一句話,沒有一件事能夠讓人認為他們是贊成法西斯主義的。」(《薩特的世紀》,第458頁)這一結論是十分可信的。    
    貝爾納談到導致薩特和加繆關係徹底破裂的那場著名的公開論戰。他的態度顯然是同情加繆而指責薩特的,但他依據的史實有不準確的地方。按照他的敘述,彷彿是薩特事先開會佈置尚松寫那篇嚴厲批評加繆《反叛者》的文章,從而導致加繆的極大反感,造成這場大論戰。就我看到的材料,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薩特並不希望尚松寫那種文章。加繆看到尚松的文章是在它發表前,《現代》編輯部是來徵求他的意見的,並表明如果他不同意就不發表。加繆看後勃然大怒,寫了一封措辭極為激烈的致薩特的信,稱薩特為「主編先生」。此時薩特正在國外度假,對此事一無所知。回國後薩特寫了一封回應的信,措辭也很激烈,連同加繆的信一起發表在《現代》上。他倆的關係從此斷絕。    
    薩特和加繆關係的破裂中還摻雜有個人因素,即與女人有關。貝爾納說是因為加繆受到薩特情人萬達的喜愛,導致薩特對他的嫉妒;他還引了薩特給波伏瓦的信為證。但這一史實也是有問題的。薩特給波伏瓦的信寫於1944年初,而薩特與加繆發生大論戰和關係破裂是在1952年。很難設想薩特的這一「嫉妒」是被埋藏了8年之後才突然爆發的。薩特晚年談到這一問題時說,有一個女人同他有戀愛關係,同時她又與加繆有密切來往,後來她與加繆的關係破裂了;加繆為此遷怒於薩特。(由於涉及這個女人的隱私,薩特沒有說她的名字。)這一情況大概發生在薩特與加繆關係破裂前不久。我認為薩特自己敘述的情況更為準確一些。    
    薩特與黑格爾的關係是研究者較難把握的一個課題。貝爾納以「薩特的失敗」為題,花了一整節篇幅論述這一主題。簡言之,他認為,薩特早年已經對黑格爾十分瞭解,並且在《存在與虛無》中有意「把自己裝成是黑格爾」,同時又從內部來反對黑格爾,並重新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但最後薩特失敗了。這一失敗體現在薩特後期主要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中;在那裡,薩特實際上讓自己成為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黑格爾主義者。    
    按照薩特自己所說,他在寫《存在與虛無》時並沒有讀過黑格爾的什麼東西,只是在大學時通過討論和聽課對這位哲學家有所瞭解。《存在與虛無》中確實有一些批判黑格爾哲學的地方,但並不佔有重要地位。所謂有意「把自己裝成是黑格爾」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也不是從黑格爾哲學內部來反對黑格爾,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是從胡塞爾和笛卡兒出發來批駁黑格爾的某些觀點。至於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也並未成為黑格爾的信徒,他對於黑格爾哲學某種程度的認可,是站在馬克思對其批判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無論是在早期還是晚期,薩特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的黑格爾主義者。作者大概也感到自己的說法缺乏充足的根據,他說,這種薩特戰敗於黑格爾的說法,也許只是一個寓言。我認為這種說法確實只是一種沒有根據的寓言。    
    該書在「尾聲」部分討論了薩特晚年的最後一樁公案。按照波伏瓦所說,薩特去世前不久發表的那個與貝利‧列維的長篇談話,是貝利‧列維「逼供」的結果,是對老人的「拐騙」,是利用薩特年老體衰、思維跟不上來的弱點,逼迫薩特放棄自己的思想。而貝利‧列維和薩特養女阿萊特則辯解說,他們沒有那樣做;薩特完全是自主發表自己的思想。    
    貝爾納也認為薩特是自主發表自己思想的;這個同貝利‧列維的談話招致包括波伏瓦在內的薩特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是必然的,因為薩特「自毀長城」,在最後一次談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礎,而轉向一種全新的思想。令人感到驚詫的是,貝爾納說,讓薩特產生這一轉變的是一個叫勒維納斯的人。20世紀30年代初,薩特開始接觸胡塞爾現象學時,曾讀過勒維納斯一本介紹胡塞爾的書。在他去柏林直接研讀胡塞爾著作後,勒維納斯的書對他就沒有什麼作用了。貝爾納承認,將近半個世紀,「這兩個同時代的人再也沒有半點接觸,不管是直接的接觸還是通過文章,好像他們是生活在兩個星球上一樣。」(《薩特的世紀》,第798頁)    
    既然如此,薩特是怎樣受勒維納斯的影響呢?貝爾納說,是由於貝利‧列維。據說貝利‧列維有一段時間經常去勒維納斯那裡,同對方談薩特;第二天又和薩特談勒維納斯,給他讀對方的某些書;他成為這兩個哲學家之間的橋樑。這樣,薩特就成了勒維納斯的信徒。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世紀(3)

    在我看來,貝爾納這一說法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毫無根據,純屬想當然。他對勒維納斯可以說是推崇得過頭了。他本人也去見過勒維納斯,並向對方說,薩特成了其信徒。勒維納斯的反應是,根本不相信貝爾納的話:「我肯定不會對令人尊敬的、傑出的法國哲學家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我不敢……我不會冒這種風險……」(《薩特的世紀》,第797頁)我想,勒維納斯本人的感受更合乎事實一些。    
    實際上,就薩特最後一次談話看,儘管他有一些新的提法和觀點,其基本內容仍然是薩特本人的,與他過去一貫的思想並無根本區別。薩特的朋友和同事(包括波伏瓦)顯然過於強調了這個談話不同於以往的地方。他們之所以反感和氣憤,可能更多的是貝利‧列維在這個談話中傲慢不遜的態度。    
    《薩特的世紀》有一個貫穿全書的基本思想:存在著兩個薩特,早期薩特和後期薩特;一般地說,早期薩特是好的,強調人的自由,強調人的個性,晚期薩特則變壞了,不斷地犯錯誤,變成了專制的薩特。薩特自己是怎樣看的?一方面,他承認,自己一生有一個轉折點,這就是二戰;在此前後他的思想有一個根本變化, 由孤獨的個人轉向「介入」社會,由個人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否認這種變化造成前後的對立,他說:「我的思想是發展的,但並沒有斷裂。」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薩特還是兩個薩特來描述這一變化過程,薩特的意思應該是,既是一個薩特,也是兩個薩特;說是一個,因為他的思想是有延續性和承緒性的;說是兩個,因為他的思想確實有根本變化;而這種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的情況,歸根結底,是與他生活的時代、世紀緊密相聯繫的,因此很難說前期和後期,到底哪一個薩特好,哪一個薩特壞。    
    貝爾納大約也發現自己這種劃分過於武斷和絕對,所以他另有一些修正自己觀點的說法:「這是不是說,他在斯大林時期和後來的毛派時期,沒有幹好事,只不過是讓他的名字和他的權威蒙受了世紀的恥辱,成了20世紀最大的盲目行為的受害者呢?顯然不是的。在這一方面,事情也沒有那麼簡單。就在這同一個時期,我們也可以列舉很多情形,說明薩特還是偉大的、寬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處在社會底層人們的朋友,熱愛正義和權利,熱愛自由和友好。」(《薩特的世紀》,第555頁)    
    他還說:「總而言之,各種情況混在一塊兒,交織在一起。我們不能說有一條清清楚楚的時間上的線,把薩特分成了兩個人,一個是『好』的,無可指摘;另一個是『壞』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斷地犯錯誤,並引導著時代和他一塊兒犯錯誤。……這兩個時期是有交叉的。前後兩個時期緊緊地膠合在一起。好像兩個薩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蝕、互相傳染、互相控制。早期薩特身上的一些特點,預示了後期的薩特會是什麼樣的人。……年輕的薩特、徹底反叛的薩特、不合群的薩特仍然活著,儘管生命不是很頑強,但他仍然在專制主義的薩特心中活著。」(《薩特的世紀》,第558—559頁)    
    顯然,貝爾納這些修正性的說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兩個薩特說」深刻得多,雖然其中關於後期薩特是專制主義的判斷仍然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處於新世紀之初,當我們試圖把握這個動盪多變的世界時,我們感到了薩特的份量。    
    相對於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取得的輝煌成就,人類在對自身的研究上顯得大為不足。這個世界,還有那麼多的戰爭在發生,還有那麼多的危機在此起彼伏,還有那麼多的社會問題使人束手無策……說到底,這個世界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還具有那麼大的盲目性,還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    
    戰爭與和平,暴力與博愛,道德與實踐,集體犯罪與承擔責任,個體自由與社會發展……每當遇到這些矛盾焦點時,每當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時,我們往往會想:「薩特會怎樣想呢?他會怎樣做呢?」傾注一生心力探求人的生存和自由問題,探求如何解決人在根本上的自由與人在實際境況中的不自由這個永恆的難題,薩特的思索必定繼續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人們可以不贊同他的這種或那種觀點,但無法忽視他作為一個大思想者的存在。    
    由於薩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中的獨特立場,當年他不僅遭到右翼的反對,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處於十分孤立的狀況。他尋求雙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當時的形勢下就像堂吉訶德同風車的搏鬥。薩特去世後許多年,阿拉法特和拉賓終於坐在一起,尋求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永久和平的解決辦法,並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此後雖然巴以之間的和平再遭重創,但最終的解決仍然只能是雙方的和平共處,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當人們回想起薩特一生為此所作的努力,不能不歎服他的堅執和遠見卓識。    
    諸如此類。時間過得越是久長,當年薩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判斷、選擇和行動,就越是顯示出它們的生命力和深刻意義。一個孤獨的思想者的命運大抵如此。    
    正如薩特自己所說,一個作家死後,他的生命或作品就一分為二。一個是仍對現在的社會和人們直接起作用的。一個是不再對社會直接起作用,而是化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21世紀,前一個薩特的成分會越來越少,而後一個薩特,會越來越明顯地出現在人們面前。這時,他影響我們的方式,就像伏爾泰和盧梭,就像巴爾扎克和雨果。    
    對於一個結束於20世紀後期的生命,我們要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最後判明它的地位和意義。因此,現在就對薩特蓋棺論定,時間還早了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個傳記還沒有結束。    
    何況薩特那積澱為人類精神文明總體的東西是不會過時的,它作為一種普遍觀念將存活於21世紀、22世紀甚至更為長久。一切都遠遠沒有結束。這就像埃菲爾鐵塔,即使它不再是一個氣象台,不再是一個電視塔,作為法國和巴黎的象徵,它永遠具有意義。    
    薩特是20世紀法國思想文化的埃菲爾鐵塔。

<<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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