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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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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聚會
出版前言
    《傳記文集》的初版於1933年問世。它由一些小品和片斷組成,那是凱恩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寫成的。最早的文章來源於《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文中最終被凱恩斯刪去的部分。另外一些,包括關於博納·勞、阿斯奎思和埃德溫·蒙塔古的文章,是凱恩斯為《民族》週刊撰寫的小短文和備註。其他的,包括「偉大的維利爾斯血緣」,關於溫斯頓·丘吉爾的兩個備註,把托洛茨基和把弗蘭克·拉姆齊作為哲學家來寫的文章都來源於凱恩斯所寫的書評。而關於經濟學家們的文章則幾乎全部是登載於《經濟學雜誌》上的訃告,因為作為該雜誌的編輯,凱恩斯感到有責任對那些過去時代的代表人物給以嚴肅的評價。1933年版中唯一的例外是他為馬爾薩斯所寫的文章,他1932年從事該文的寫作,關於此文的書信往來在他眾多函件中保留下來,印刷者根據這一手稿在1933年版中排印出來。
    1933年此書第二次印刷,除了一些微小的改動外,基本保持原狀。在其後的13年中,凱恩斯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寫作。1951年,凱恩斯死後,魯珀特·哈特·戴維斯重印了本卷書,並且在傑弗裡·凱恩斯爵士的幫助下增補了凱恩斯後來所寫的三篇重要文章,它們是關於斯坦利·傑文斯和牛頓的文章以及關於瑪麗·馬歇爾夫人的引人入勝的傳記,而在《傳記文集》的首版中,「經濟學家的生活」這一部分正是題獻給馬歇爾夫人的。
    《傳記文集》的編輯面臨著一堆難題,令人滿意的做法顯然是把凱恩斯所寫的傳記類文章全部收錄進來、然而凱恩斯賦予了本書建築物一樣的結構和獨有的風格,因此要盡可能地保持凱恩斯對本書的原有設計,像1933年版一樣,從開篇的「政治家的素描」到獨立成篇的「經濟學家的生活」都要如此。每一篇又都增補了一些文章。
    凱恩斯對他在《傳記文集》中重印的文章並沒有進行嚴格的選編。由於許多文章都是刊載於週刊上的書評或備註,其中的一些章節只是為了這種臨時的目的而寫成,為使之具有長久而固定的形式,編輯對這些章節採取了刪節、重新編排以及適當的修改。我們依據的是修訂過的文本,因為我們設想,如果為了達到長久而固定的形式,凱恩斯也會這樣做。
    在本書的一些地方,我們盡可能地添加了新的材料,這是因為由於歷史原因或其他原因,把凱恩斯對某些人物的研究呈現出來是非常適宜的。我們把凱恩斯關於傑文斯的大作排在馬爾薩斯的傳記之後。凱恩斯在描繪他們二人時是從學術資料出發而不是從個人見識出發的。
    我們決定不僅僅收錄凱恩斯的大塊文章,還要收錄那些描繪經濟學家和皇家學院的朋友們的小品。這樣做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許多這樣的作品包括了一些令人難忘的字句,它充分反映了凱恩斯在刻畫人物上的高超天賦。其次,這些人物都是傑出經濟學家、政壇人士或學術人物,而凱恩斯的文章有時是保存下來的對這些人物的唯一記述。
    在凱恩斯所有的傳記文章中,關於牛頓的文章刻畫了這一人物矛盾的天才;另列兩篇以「兩篇傳記」為題的作品由魯珀特·哈特·戴維斯在凱恩斯死後於1949年發表,這些文章也許是凱恩斯最傑出和最具紀念意義的文章之一。對戰敗的敵人梅爾基奧爾的描繪則一經讀過便無法忘記。凱恩斯的自傳性記述「我的早期信仰」對於理解他本人則是絕對必需的。在版權所有人傑弗裡·凱恩斯爵士的大力支持下,以上這些作品都收錄於此。
    只在一件事上我們自做主張。在1933年版中,凱恩斯只收入了幾個人物的肖像——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埃奇沃思和弗蘭克·拉姆齊。對其他不能再現人間的經濟學家我們也賦之以肖像,使他們在本書中栩栩如生,也使本書繼續流傳,成為描述過去時代的偉大經濟學家們的生動的燭照後世的知識寶庫。
    除了在本書中印行的傳記作品列,凱恩斯還是其他一些傳記文字的作者,如收入1922-1930年的《國民傳記辭典》中的馬歇爾和埃奇沃思的小傳和收入《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的埃奇沃思小傳。它們是根據本書中的完整內容簡明扼要地寫出的辭條,如果把它們也收入本書,則只會造成無益的重複。
讓我們在此感謝那些對魯珀特·哈特·戴維斯的勞動享有版權的所有者們,正是由於他們放棄了對本書的版權,才使它得以成為整套書中的一部分。

初版前言
    除了幾個明顯例外,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老相識。它們多數都是建立在直接印象上的對人物性格的刻畫。它們正是以這樣的特點奉獻給讀者(關於羅伯特·馬爾薩斯的文章除外),而不是歷史洞察般的冷漠記述。關於勞合·喬治先生和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的文章此前未曾出版過,其他文章的資料來源在書後附錄中給出。
    儘管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一些人物樹碑立傳,但在書中的第二部分,讀者仍可看到一些有關歷史和經濟學學說進展的零散評論。通過一些細微之處似不經心的筆墨,我勾勒出了英格蘭才智之士同心同德、一脈相承的特點。從洛克那本第一部現代英語著作《人類理解論》開始,這些智士就在其後的兩個半世紀內鑄造了人們的思想。我在下文中列出了喬治·維利爾斯爵士那些令人驚異的後裔。但這些才智之士的傳承譜系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錯、相互融合。讓維利爾斯血緣去迷惑君主和群氓們吧;讓它看似如此地主宰那些過去的世事變遷吧。這裡還有來自洛克學派的自豪之情,精神上的傳襲與血緣上的聯繫形成了這一英國人的鏈條,這也正是本書第二部分中那些名字所應歸屬的地方。這些人物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誠摯的;即非最優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經驗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賦的,也是在人類知識範圍內成就卓著的。
J. M.凱恩斯
劍橋,皇家學院
1933年2月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員會,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員會中,克裡孟梭無疑是最卓爾不群的一位,他對同僚們瞭如指掌,他自有見地,而且深謀遠慮。在混亂不堪的環境下,他的年齡,他的性格,他的才智,還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無私、態度鮮明的形象。人們無法輕視克裡孟梭,也不可能厭惡他;只是,出於文明人士的天性,人們可能持有相異的觀點,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裡孟梭的外表和舉止,現在是公眾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員會裡,此君身穿黑色雙幅厚布製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著他的從不露出的雙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實的黑皮做的,質量極佳,可是樣式土氣。令人詫異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時不繫帶子,而是用扣環扣起來。在總統府的房間——四人委員會的例會即於此處舉行(不同的是,他們在下面一個較狹小的房間召開私人秘密會議),他的座位是對著壁爐的一把錦緞方椅,正好處在一個半圓弧的中間位置上。西格納·奧蘭多坐在他的左首。總統挨著壁爐,首相則在克裡孟梭對面壁爐的另一側,位於克裡孟梭右首。克裡孟梭不帶文件和公務包,也不攜私人秘書,但有幾位法國部長和官員陪在他身邊,他們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務有關。他的步履、他的手勢以及他的嗓音,都顯出精力匱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過攻擊之後,他自己很少講話,而是由他的部長們、官員們就有關法國的問題作初始發言。他常常是閉著雙眼,仰靠在椅子裡,羊皮紙似的臉不露聲色。簡短的一句話--或者是決策性的或者是嘲諷性的,一般就足夠了。這句話可能是一個提問,也可能是一個被他的部長不小心遺漏的情況——這位部長的面子是不會被照顧的。
    勞埃德·喬治在用英語發言之後,會在它被譯為法語的間隙裡,經過爐前地毯去總統那邊,在私人交談中來強化他的論點,或者腳搓地板以示妥協。總統的顧問們擠在他周圍,一會兒之後,英國專家們湊過來,瞭解結果如何;接著,法國人駕到,惟恐別人正背著他們搞什麼名堂;直到最後,他們兩種語言的談話聲混成一片。克裡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於外圍--因為還未出現任何觸及法國安全的問題,但卻以一種譏諷的、近乎調皮的神氣綜觀著這種場面,最後,當一切重歸於寂靜,人們各復其位時,會發現他已毫無蹤影。
    猶如佩裡克萊對雅典的感覺一樣,克裡孟梭感到了法國獨特的價值,如將其他一切國家看得無所謂,但他的政治理論是俾斯麥似的。他只有一個夢幻——法蘭西;他也有一個非夢幻——人類,但至少不包括法國人和他的同僚們。他的和平原則可以被簡單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國心理而言,他堅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國人是不懂妥協的,也不會妥協,他(指德國人——譯者注)在談判中沒有絲毫的大度或悔恨,沒有什麼利益是他不想從你這裡攫取的,為了利益他可以自貶身份,他談不上什麼榮譽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遠不要同德國人談判或和解;你必須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不清楚克裡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些特點為德國人所獨有。強權政治是不可避免的,關於戰爭或者戰爭的目標,沒什麼太新穎的東西可學;如同往日一樣,英國摧毀了一個個貿易對手;德國之光榮同法國之光榮之間進行的塵世爭鬥,已經翻過了宏偉的一章。出於審慎,需要給予愚蠢的美國人和虛偽的英國人的「理想」以某種不實之惠;但是,認為在這世界上有容納國際聯盟的很大空間,或者任何關於自決原則(除非作為出於各自利益而安排勢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為這就是真實的世界。
    然而,這些不過是原則而已。為了追尋克裡孟梭的「和平」--他認為對法國的勢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實際細節,我們必須溯回到貫穿他一生的歷史性起因。在法德戰爭前,法國和德國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國的煤炭業、鋼鐵業和運輸業尚處於幼年階段,而法國在財富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即使失去阿爾薩斯-洛林之後,在這兩個國家的真實資源之間也沒有很大差別。不過在干預時期,相對地位產生了徹底性的改變。至1914年,德國的人口幾乎比法國多70%;她已變為世界上最早的製造與貿易國之一。她的技術技巧,她生產未來財富的方式方法,無可匹敵。另一方面,法國的人口卻趨於停滯或減少,在財富及其生產能力上已嚴重落後。
    這樣,儘管法國在當前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這次勝利得益於英國和美國的幫助),但在一位認識到歐洲內戰將是週期性的人看來,她未來的地位仍將是不確定的。根據這種觀點,歐洲歷史將是永恆的爭奪戰,法國雖然打贏了這個回合,可這個回合肯定不是最終的回合。基於這種看法——舊秩序並未根本改變,因為它根植於永恆不變的人類本性;基於隨之產生的對國際聯盟所代表的全部教義的懷疑態度,法國和克裡孟梭的政策就顯得合乎邏輯了。因為,在總統「十四點」那種思想模式所主張的寬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礎上,只會產生出這樣的結果:使德國的恢復期縮短,使她再一次憑人多勢眾和豐富的資源而對法國形成壓力的那一天早日到來。所以,「擔保」的必要性就產生了。所採取的每項擔保,通過漸增的憤怒和隨之而來的德國復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強制條款顯得有必要了。這樣,一旦這種世界觀被接受而另一種世界觀被拋棄,一種對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並為實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臨時權力。因為,克裡孟梭沒有故作姿態地將自己限制於「十四點」,而往往將這類表面文章在必要時主要推給別人,以照顧總統的良心和面子。
    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鮮明的印象和最生動的想像繫於往昔,而不是面向未來。他從法國和德國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奮鬥的人類丈明和歐洲文明出發。這場戰爭,以某種同我們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覺,他既未預期也不希望我們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門口。
    然而湊巧的是,事情不僅是理想問題。迦太基式和平實際上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能的。產生這種想法的人,儘管對經濟因素認識得很清楚,但忽視了將支配未來的更深層的經濟趨勢。時鐘無法被撥回,不調整歐洲結構中的這些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歐回到1870年;釋放突破邊界和種族的這種人類的和精神的力量,將不僅摧毀你和你的「擔保」,而且會擊潰你的制度和你的社會的現存秩序。
    這種政策是借助何種障眼法代替了「十四點」的?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它取決於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決於環境的微妙影響,而這些是難以探究、更難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說單獨某個人曾經發生影響的話,總統的潰敗就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教訓之一,我必須設法來解釋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軍隊和威爾遜的言辭,使我們從正吞沒一切希望的處境中突然解脫出來。無論作何預測,看起來局勢都是有利的。勝利是如此徹底,以致在事情的解決中毫無擔心和害怕的必要。敵軍信任莊嚴的和約而扔下了武器,和約被視為和平的證書,其條款似乎將確保解決問題的公正和寬容,確保從破碎的生活中恢復過來的合理希望。為使這一保證更為確切可靠,總統親自前來,在他的作品上加蓋印章。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時,他陶醉於歷史上無與倫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義影響。他大膽而審慎的言辭傳給歐洲人民,蓋過和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家的聲音。敵方的人們相信他會貫徹他與他們的約定;協約國人民不僅把他當作一位勝利者,而且幾乎把他當作一位先知來感激他。除這種道義影響之外,真實的權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具有優勢,歐洲在食品供給上完全依賴美國;在財政上,她更是絕對地掌握在美國人手中。不僅歐洲對美國的付債超出了償還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實施巨額援助才能把她從飢餓和破產中拯救出來。
    這種幻覺之破滅是如此徹底,以致一些最為相信的人幾乎不敢談起它。這會是真的嗎?他們問那些從巴黎歸來的人,條約真像它看起來那麼糟糕嗎?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總統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點;在會議上予與取、面對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裝,這種智慧武裝對於對付那些複雜的、危險的誘惑者是有必要的。對這種遊戲,他毫無經驗。
    的確,我們曾對總統抱有非常錯誤的看法。我們知道他孤獨、冷漠,相信他非常堅定和倔強。我們沒有把他描繪成不拘細節的人,但我們認為,他用以抓住確定的主要觀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堅定性相結合,使他能夠掃清蛛網。除了這些品質,他還將具備客觀性、修養和作為一位學者的廣博知識。作為其著名聲明之特徵,語言上的精微辨別似乎標誌著一位擁有高超、強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顯示出優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氣度。憑借所有這些,隨著增長著的權威,他到達並掌握了在一個政治家藝術未被忽略的國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這些,似乎是解決目前事務所需要的各種品質的良好結合。
    對威爾遜先生的第一印象將損害這些幻覺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過,像奧德修斯一樣,總統在就座時顯得更有智慧;他的雙手儘管有力和相當健壯,但不夠敏感和靈巧。對總統的最初一瞥,不僅使人推測,無論他在別的方面會如何,他的氣質主要不屬於學者型;而且他甚至沒有很多這個世界的那種文化氣質——將他們這一階層和這一代中的克裡孟梭先生和鮑爾佛先生塑造成精緻紳士的那種氣質。然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他不僅在外部直覺方面對他的周圍環境不敏感。這樣一個人,哪有機會對抗勞埃德·喬治先生對迅速圍在自己四周的每一個人的毫無差錯的、幾乎通靈般的敏銳感受力?請看這位英國首相,他注視著人群,用常人難以企及的六種或七種感覺,來判斷個性、動機和潛意識衝動,辨察每個人正在想的、甚至每個人下一步將要說的;他將通靈般的直覺,同最適宜於其鄰近聽眾之虛榮、軟弱或自私心理的辯論或懇求融合起來;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種集會上,這可憐的總統將陷入捉迷藏遊戲。從未有一位步入會客室的人,比總統更絕妙、更注定地成為首相戰果的犧牲品。無論如何,舊世界是險惡而頑固的;舊世界的鐵石心腸,會硌鈍這最勇敢的遊俠騎士最鋒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說總統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麼呢?畢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學度過許多人生時光的一個人。他絲毫不是一個商人或一個普通平庸的黨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個性和重要性的人。那麼,他的氣質如何呢?
    線索一旦找到,就會使一切迎刃而解。總統就像一位不信國教的牧師,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帶有那種思想、感情和表達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點。這種類型之莊嚴典範,如今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已不復存在了。雖然如此,這種描述將給予普通英國人以這位總統最清晰的印象。
    腦際有了這幅圖畫,我們就可以回轉到事件發生的實際過程。總統的世界藍圖,如他的談話和聲明所表達的那樣,展現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標,以致其擁護者們最終的期待是評論其細節——他們覺得,這些細節目前先空缺著是正確的,但將隨著應有的程序被填上。人們普遍認為,在一個龐大的顧問團的幫助下,總統已經不僅為國際聯盟,而且為「十四點」在實際的和平條約中的體現,考慮好了綜合方案。但是,實際上總統什麼也沒考慮好;當需要付諸實際時,他的觀點是含糊不清和殘缺不全的。他沒有什麼計劃,沒有什麼方案,沒有什麼建設性觀點來將他曾在白宮雷鳴般發出的聖戒同活的肉體融合起來。針對每一條,他能夠傳播說教或向全能的神莊嚴禱告以填充計劃的細節,但他不能把它實際運用於歐洲。
    他非但沒有詳細的建議,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許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關於歐洲局勢的信息是錯誤的。並且,他不但掌握了錯誤的信息——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頭腦駑鈍而不善適應。在歐洲人中間,總統的遲鈍是顯著的。他難以做到這些:在一分鐘內弄懂別人在說什麼;輕瞄一眼就掌握環境;設計一個通過背景的微妙變動來對付問題的回答;所以,他易於被勞埃德·喬治這樣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靈活感所擊敗。在會議室中的敏捷方面,幾乎不曾發現有一位上層政治家比總統更難以勝任。假若通過作出某種你可以保住對手的面子的輕微的妥協姿態,或重申對他有益又無害於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話而與之和解,實際勝利屬於你的時刻就會經常來到。總統沒有武裝以這種簡單而慣常的權變之術。他的頭腦太遲鈍、太呆板,難以為任何選擇做好準備。總統能夠固執己見,拒絕改變態度,就像他對菲烏梅所做的那樣。可他沒有別的抵禦方式;作為一條規則,只須他的對手們稍微地靈活移動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攤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借助愉快的和一種和解的表象,總統就會被動搖立場,就會忘記他固執己見的時刻;當他想起自己身處何境時,已經晚矣。另外,在密切聯繫中的親暱、虛偽的談話中,不可能月復一月地任何時候都固執己見。僅僅對這樣一個人而言,勝利才是可能的:對於總體形勢,他總是擁有充分、生動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並確切知道作出決定性行動的珍貴的恰當時機。對此,總統是頭腦遲鈍和極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尋求副手們的集體智慧的幫助,以糾正這些失誤。為了條約的經濟類條款,他在周圍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幹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務上他們沒有經驗,關於歐洲(除了一個或兩個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樣少得可憐;並且只是當他為某個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們時,他們才被不定期地召去。這樣,在華盛頓時就已發現的冷漠被保持下來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許他身邊的任何人矢志爭取道義平等或持久的影響效果。他的全權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關於人類與歐洲擁有比總統多得多的知識——也隨著時光流逝跌入幕後。總統自身性格所產生的與外界隔絕的狀況,被他在四人委員會的同僚們所促進,通過十人委員會的解體而完成。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在他為獲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種關於資源、豐饒狀況的描述、需要知識的極端困難的處境中,他聽憑自己處於封閉、沒有支持、沒有建議和孤零零的狀態,而人們比他敏銳得多。他聽憑自己麻醉於他們製造的氛圍,在他們的計劃和數據的基礎上進行討論,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這些,與其他各種原因合起來,產生了下述形勢。讀者一定記得,這裡扼要簡述成幾頁文字的這一過程,是在五個月左右的時期中,緩緩地、漸漸地、悄悄地發生的。
    由於總統想不出什麼辦法,會議一般是在法國或英國草案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個方面,變得同他自己的觀點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時,他只好採取一種頑固的阻撓、批評和否定態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帶有明顯的慷慨性的觀點(因為總有一類誰都不會重視的荒謬建議,作為安全的邊緣帶),對他來說不贊同別人是困難的。妥協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質問題上永不妥協非常困難。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國一方,並使自己公開置於「親德」的莫須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員會的早期日子裡,展示過很多原則和尊嚴之後,他發現在他的法國、英國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確定的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此他不能採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證投降。那麼,作為最後一著,他將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過純粹固執的行為使會期無限期拖長。他可以使會談破裂,怒沖沖地返回美國,使什麼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或者,他可以超乎會議首腦們之上向全世界傾訴。這些,都是低劣的選擇,對其中每一種,都有許多批駁的話可說。它們也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對一位政治家來說。總統在國會選舉上的錯誤政策,已經削弱了他在本國的個人地位,而美國公眾是否支持他採取不讓步的政策,是一點也不確定的。它將意味著一場政治運動,在運動中,這些問題將被每種類型的個人的和黨派的考慮所籠罩,誰也無法預測在一場勝負當然不取決於優點的鬥爭中,正確者就是獲勝者。而巳,與其同僚們的任何公開破裂,必將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協約國公眾,仍對此情緒激昂——壓到自己頭上。他們將不聽他的爭辯,他們將沒有足夠的冷靜,將此事作為國際道義問題或歐洲的正確治理問題來對待。呼喊聲將簡單地成為:出自各種險惡、自利的原因,總統希望「放走匈奴人」。法國和英國新聞界的這種幾乎異口同聲的調子是可以預料的。因而,假如他將手套公然拋到地上,他可能被擊敗。如果他被擊敗,同他保持自己的聲望、盡力在歐洲政治條件所允許的範圍內爭取好的結果相比,最終的和平會更糟糕嗎?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擊敗,他不會喪失國際聯盟嗎?畢竟,這難道不是關係到世界未來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嗎?條約將會被時間所改變和軟化。其中,現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許多內容,將變得微不足道,無法實施的許多內容,將因故永不實施。可是聯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則的最初開端。國際關係中的真理與公道,不可能在幾個月內確立起來——它們必須通過聯盟緩慢的孕期,依照適當程序誕生。克裡孟梭使人們明顯地看到,他將以極高的代價吞噬聯盟。
    當危機來臨時,總統是一個孤獨的人。在舊世界中的辛苦勞作,使他極大地獲得了同情、道義擁護和群眾的熱情。但現在埋葬於和平會議中,窒息於巴黎悶熱的牢獄般的氣氛中,沒有激情的震動、同情或鼓勵從他在所有國家的沉默的選民那裡傳來。他感到,曾迎接他抵達巴黎的普遍燃燒的烈火已經黯淡下來了;巴黎公眾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對手,正趁他不在之機製造反對他的氛圍;英國冷淡、尖刻,無動於衷。他對隨從人員的態度,使他無法通過私人渠道,來獲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誠與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補充集體忠誠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國恐怖仍然懸在我們頭上,即使持同情態度的公眾,也是非常謹慎的;絕不能鼓勵敵人,必須支持我們的朋友,這不是爭吵或煽動的時候,總統必須被人們確信在盡最大的努力。就是在這種乾旱之中,對總統的忠誠之花枯萎了。
    因而,這位總統撤回了下達給「喬治·華盛頓號」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經命令它做好準備以把他從虛偽的會議大廳送回到他權力的寶座,因為在那兒他能夠重新恢復自我感覺。但是,他一採取折衷路線,我們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質上的缺點就不幸暴露無遺了!他可以走陽關大道;他可以堅定不移;他可以從西奈或奧林匹斯簽發表明;他可以在白宮或甚至在十人委員會裡保持不易親近的態度而平安無事。可是一旦他進了四人委員會的親密的平等的氛圍之中,顯然遊戲就結束了。
    現在,我談起過的他宗教的或長老會的性格,開始變得危險起來。既然已經決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讓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堅定性、技巧和美國金融力量的運用,尋求保護他能夠保持的實質性東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義的犧牲作為代價。然而,總統自己沒有能力達到此處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過於有責任心了。儘管現在妥協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講原則的人的樣子。「十四點」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縛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貴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確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於他偉大的、忠誠的聲明的事情。這樣,「十四點」在口頭闡釋上,沒有任何減損,它們也就變成了虛飾,變成了對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說,在這一方面,總統的先祖們已這樣做過了,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步驟應同摩西五經的每一個音節相一致。
    總統對他的同僚們的態度,現在變為:我願意竭盡全力幫助你們,希望能夠同意你們的設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確之事;首要的是,你們必須向我表明,你們想幹的事情未超出約束著我的聲明中的話。然後,那詭辯的、虛偽的註釋之網就開始編織了;終於,混合著不誠之絲,織成了整部條約的語言和框架。下面的話很適於描寫全巴黎的女巫們: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於濁霧中徘徊,在穢氣中飄搖。
最狡猾的詭辯家們和最虛偽的起草者們,就是這樣開始了工作;他們製造出不少巧妙的伎倆,對於比總統聰明的人,這些伎倆足以將他欺騙一個鐘頭以上。
    這樣,條約不說德屬奧地利被禁止與德國統一,除非通過法國的離去(這將與自決原則相牴觸);而是通過起草人微妙的措辭,宣稱「德國承認並嚴格尊重奧地利的獨立,其邊界可通過該國與主要的聯合與聯盟國家訂立條約而確定;她同意這種獨立是不可剝奪的,除非有國際聯盟會議的認可。」聽起來,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總統難道忘記了:條約另一部分指出,為此目的,聯盟會議必須全體一致?
    條約沒有把丹斯克給予波蘭,而將丹斯克規定為一個「自由」城市,卻又把這個「自由」城市包括在波蘭海關關境以內,授權波蘭控制河流和鐵路系統;並宣稱,「波蘭政府應承擔該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對外關係事宜,以及該城市公民在國外的外交保護。」
    條約將德國河流系統置於外國控制之下,宣稱使那些「天然地不止為一國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換乘的河流系統」國際化。
    像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因總統之故,法國政策的誠實、清楚的企圖——限制德國人口和削弱德國經濟體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國際平等的言辭獲得了表達。
    然而,在總統之道義地位同其頭腦昏聵的分裂中,最具有決定性的一刻是:由於他的顧問們的怯懦,他最終使自己被說服,各協約國政府在撫恤金和各項津貼上的開支,應被公平地視為「德國陸海空侵略給聯合與聯盟國家的平民們帶來的損害」,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其他戰爭花費不能這樣看待。這是一場漫長的宗教鬥爭,在拒絕了許多不同爭辯之後,在作為詭辯家藝術傑作前,總統終於有條件地投降了。
    工作終於完成了,總統的良心,未受絲毫觸動。無論如何,我認為,他的性格,使他留給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會真誠地確信;實際上,條約沒有包含任何與其以往言論相牴觸的東西。
    可這工作做得過於徹底了,這個戲劇最後的悲劇性插曲即歸功於此。布洛克道夫·蘭茨的答覆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已經在特定保證的基礎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條約在很多方面與這些保證相牴觸。可這恰恰是總統無法承認的;在孤獨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誠禱告中,他沒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確之事;對總統來說,承認德國的答覆具有說服力,就等於損害他的自尊,破壞他心靈的內在平衡;他倔強天性的每一種本能,都起來進行自我保護。對這一話題的討論,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種下意識的本能,都密謀著去阻止對這一話題的進一步探究。
    如此一來,克裡孟梭便將數月前似乎離奇和不可能的建議——即不聽德國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總統不曾這樣盡職盡責,只要他不曾對自己隱瞞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麼即使在最後一例,他還處於能夠恢復已喪失的立場、獲得一些很可觀的勝利的位置。然而,總統被僵固了。他的雙臂和雙腿被外科大夫捆紮成特定姿態,它們必須被重新分離才能調整。令勞埃德·喬治先生--在最後時刻,他盼望他敢於保持的全部中庸--震驚的是,他無法在五天內說服總統,使他明白曾花在五個月時間向他證明的正義、正確的東西中的錯誤。使這位老長老會教友擺脫困惑,畢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難,因為前者關係到他的信仰與自尊。
因此,在最後一幕,總統立場堅定,拒絕妥協。

第二章 勞埃德·喬治先生:
一個片斷
    我本來希望在此處結束這一章。但是,讀者會問,英國首相在最後結局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英國在最終責任上佔多大份量?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不是非常確定的。至於第一個問題,誰來描繪這條能將掃帚柄纏住的變色蜥蜴呢?勞埃德·喬治這個人物尚未塗好底色,我並不渴望這項任務。
    英國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願說的話,合法的利益,如現實所示,與「十四點」的衝突並不像法國與「十四點」的衝突那樣重大。艦隊的覆滅,海運權的剝奪,殖民地的放棄,美索不達米亞的宗主權——這裡沒有很多總統所渴求的東西,即使從其公開聲明的角度看;尤其是當英格蘭——其外交的溫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國人頭腦的邏輯強硬所阻礙——願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讓步時,英國自身對德國艦隊沒有慾望,德國艦隊的覆滅是裁軍的一個步驟。海運權的剝奪,作為對非法的潛水艇戰役——這曾是美國參戰的明確理由——的補償,是停戰前形勢下的一種特別措施。對於殖民地和美索不達米亞,英國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權力,它們有國際聯盟的托管權原則的規定。
    因而,當英國代表團啟程前往巴黎時,英美談判者之間似乎沒有不可克服的障礙。地平線上只有兩朵烏雲——所謂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於賠款的首相選舉。令人們普遍感到驚訝的是,第一點從未被總統提出來;這種緘默,大概是他認為因英國在其他更重大事務上的合作,而應該明智地付出代價;第二點比較重要。
    合作,因此被賦予了可能性;它在實踐中也得到了相當的實現。英、美代表團的成員們,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紐帶聯合起來,為一種誠實交易政策和寬宏的仁愛,忠誠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樣,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為總統的朋友和對抗拉丁人聲稱的會心與國際理想主義之缺乏的強有力的聯盟。這兩位強大的獨裁者的聯合勢力,那時為什麼沒給我們帶來好的和平呢?
    應更多地從演出爐前地毯上之悲劇與喜劇的心靈與個性的那些親密運作中,而不是從憑空推測的政治家的帝國野心或哲學中,來尋找答案。總統、老虎和威爾士女巫一塊被關閉在一個房間裡達六個月,條約就是由此產生出來的東西。是的,威爾士女巫——因為英國首相對這個三角陰謀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稱威爾遜先生為不信國教的非正統牧師。讓讀者把勞埃德·喬治先生描繪成一位傾國傾城的嬌姬吧!這個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統牧師———這些,就是我們劇中的人物。雖然這位女士有時候很虔誠,但還是難以期望那十四戒律會完好無損地出現。
    當掃帚柄馳過巴黎昏暗的天空時,我必須努力使它現出原形。
    勞埃德·喬治先生在巴黎會議上的克盡職守,對一切公僕來說都是一個榜樣。他不偷閒,不享樂,沒有什麼作為英國首相及發言人的生活與工作便利。他的勞動量是巨大的;他將精神與精力的巨大儲備,毫不吝嗇地耗費於他已著手去接的艱難任務上。他對國際聯盟的擁護是真誠的;他對於在德國東部邊疆地區公正實施自決原則的支持,是無私的。他沒有強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願望。他對戰爭的痛恨是真實的;在波蘭戰爭期間,支配他的反戰主義傾向和激進理想主義,是他人格整體中一個非偽裝的部分。本來,他應當更用心地在下議院前保衛好和平,而不應當在實際上使它們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這樣一種性格與方法的考試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奮,他用之不竭的神經活力,卻是無益的。在那火爐旁邊,需要的是別的素質--深深根植於永恆原則的政策,不屈不撓,強烈的義憤,誠實,忠誠的領導。假如勞埃德·喬治先生沒有良好的素質,沒有魅力,沒有魔力,那他將不會是危險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們就無須害怕漩渦。
    然而,對他運用普通標準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認識他的讀者,傳達關於我們時代的這位非凡人物,這個海妖,這位山羊腳的游吟詩人,這位來自克爾特古跡的森林——常受夢魘侵擾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訪我們時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裡的人們,注意到了他極端的不負責任,超脫或遠離我們薩克森優點與邪惡的存在——混合以奸詐、不知懊悔和熱衷權力;這,賦予這位北歐民間傳說中迷人的巨術師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駕著三桅帆船「喬治·華盛頓號」,威爾遜王子自西方而來,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準備將擁有永恆青春與美麗的少女歐羅巴——他的母親和新娘的合一——從束縛與壓迫以及一個永恆的詛咒中解放出來;在城堡裡,面孔有如黃羊皮紙的國王,已100萬歲高齡,一位彈奏豎琴的銷魂女郎陪伴著他,唱出媚人的調子。只要這位王子能夠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痺,並能畫著十字向天國求救,那麼伴隨著雷霆震響和玻璃碎裂,這座城堡將逐漸隱去,魔術師將消逝無蹤,歐羅巴就會傾入他的懷抱。可是,在這個民間傳說中,半個世界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人的靈魂臣服於地靈。
    勞埃德·喬治扎根於虛無;他空虛而無饜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時又是一位演員——在同伴們之前表演,而也被他們要戲;他是一個三稜鏡,就像我曾聽他描述過的那樣,聚集光又扭曲光;當光從許多角度同時進來時,它最為光輝燦爛;一個剝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國戰爭的主要目標(除賠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話),已在會議最早的幾個階段中解決了。那時,克裡孟梭因為在保護法國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現遲緩,遭到了批評。但情況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確的。法國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樣,同英國的要求相比,極有可能引發更大爭論;在將會議宣言推向更嚴峻的考驗之前,基本的問題是,要使英國深深捲入自我利益的糾紛中。英國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盤絕好的開胃小菜,使總統的敏銳味覺能適應即將到來的更濃烈的滋味。一旦首相顯得對法國的要求反應太苛刻,這種程序安排就使他公開處於受指責的境地:他已首先獲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像的東西,而他現在出於個性的奸詐,準備拋棄對法國的承諾。在巴黎的氛圍中,這似乎是比實際情況嚴重得多的譏笑。但是,在三種特殊的背景下,它通過對首相的影響而獲得了真實力量。在兩個方面,首相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無法擺脫地處於克裡孟梭一方。假如總統不屈不撓的決心完好無損,勞埃德·喬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這些事情上隨心所欲;所以,為了逐漸制服這種不屈不撓的決心,他幾乎同樣地對克裡孟梭感興趣。
    因此,假如他堅定地、實際地立足於總統一方,那麼,就需要一種充滿勇氣和忠誠的行動;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則為基礎。可是勞埃德·喬治先生在這方面一貧如洗,政治考慮指向了一條中間道路。
    因此,讀者將會理解勞埃德·喬治先生如何開始佔據一種表面上的中間位置,向克裡孟梭解釋總統、向總統解釋克裡孟梭;以及勸誘周圍每一個人如何成為了他的角色。對於這種任務,他真是太適合太適合了;然而,對付總統,比對付克裡孟梭要更適合得多。克裡孟梭簡直太善於冷嘲熱諷了,無疑太老於世故了,實在是太有教養了,以致憑他的年紀不會被來自威爾士的這位女士的魔力所欺騙。但對總統來說,被這樣一位專家所支配,是一種美妙的近乎歡樂的體驗。勞埃德·喬治先生迅速將自己裝扮成總統唯一的真正朋友。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一位處於中間位置的勞埃德·喬治先生;但他對於總統,比對於克裡孟梭更為動搖不定。現在,讓讀者的思緒重新回到那個隱喻吧!這位首相對杉樹的無法治癒的愛;他放棄此物以換取蔭影的甘願之心;當月復一月拖延不決時,他對了結此事以返回英國產生的強烈願望。
    即便如此,觀察者直到這件事情結束,也從未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真理:首相較好的直覺和較真實的判斷,或許曾經佔據上風——他心中明白,這種和平會使他難堪,它可能會毀滅歐洲。可是,他已經給自己掘好了坑,如此之深以致他無力跳出來了;他被自己的辛勞俘獲了,被自己的方法打敗了。此外,在其命運的巨大危機之時,低級本能佔據上風,這是他的內在存在以及他同地球上的巨神和無靈魂幻影的親緣關係的一種特點。
這些人,就是巴黎的名人——我暫且不提其他國家的或較為次要的人們--克裡孟梭,從審美角度看,最高貴的人;總統,從道德角度看,最可佩的人;勞埃德·喬治,從智慧角度看,最靈巧的人。從他們的不相匹配和弱點中,條約誕生了;這個嬰兒稟承了每位親長最無價值的屬性,不高貴、非道德、無智慧。  

第三章 三人委員會的一次會議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爾遜總統和意大利代表團之間的關於菲烏梅的辯論,達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鄉輿論之故,部分地作為對總統施加壓力,使之態度緩和一些的有策劃的虛張聲勢,意大利代表團撤離巴黎,並聲稱:他們將不再進一步參與這個會議進程,直到總統願意對他們重大的國家利益更加尊重為止。這件事對會議的影響效果,驚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嚇受到了責罵。會議完全照常進行;現在少了一個盟國,這種狀態稍稍加速了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離去,產生了一種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間接影響。它使比利時人的態度變得僵化了。因為,比利時人如此算計:儘管會議能夠鎮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參加者的離席,但失去兩位參加者,卻將是真正嚴重的事情,將會損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聲譽。因而,在於意大利恫嚇之上的比利時恫嚇,或許能比前者獲得更多得可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時代表團選准這個時機,緊鑼密鼓地抱怨說,他們被四人委員會(現在減為三人委員會)不恰當地忽視了——這部分地是正確的。他們想借此機會,抬高和極大地徹底改變他們的身價。他們還有更多的優勢:雖然他們同其他歐洲代表團極為不和,但他們深受——他們認為如此——美國人的歡迎。在那裡,有親筆記錄的胡佛先生為他們的事情辯護;對總統來說,他們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於納為寵物;並且,首要之處是,既然比利時的要求同美國無任何關係,這兒就有了一種機會,可以使美國人以他國人民的代價,實踐他們強烈的利他主義嗜好。
    這就是那種氛圍——在此氛圍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個委員會會議,因聽到比利時人的委屈而擱置。委員會聽到了比利時人對賠償支付之優先權的要求;還聽到了他們進一步的要求;根據他們的情形,德國應該對全部「戰爭費用」承擔責任,而不是僅僅承擔補償之責,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時是破壞國際法的突破口,總統「十四點」之類的要求限制了賠償的一般範圍,不適用於他們。
    漢基上校——委員會秘書,據我的記憶,那一天不在場,擔負秘書之職編寫正式備忘錄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內容,以當時同時作的一些非正式記錄為基礎。
    三個人,無一例外地,都處於一種盛怒狀態。他們已經被意大利的恫嚇所困擾,現在又被比利時的恫嚇加倍困撓著。他們也被惹煩了。因為,在外交中存在著利益;比利時人可能打算在聽眾中說的話,並非對任何人都僅有微弱的利害關係。對於所謂比利時的重大犧牲和英勇忠誠之類的華麗辭藻,他們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對M.海曼、范·德·赫維爾和M.范·德·維爾德來說,這是他們外出的日子,他們都不想使他們的固定發言被延遲。這一場景,正像我曾在別處描寫過的那樣。總統坐在壁爐較遠一側的沙發上,然後是比利時人;中間是克裡孟梭;總統的對面,是勞埃德·喬治先生,我跟一兩名別的秘書坐在他旁邊和後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讀一些信件為開端,開始提出比利時問題,對此無人理睬。克裡孟梭煞有介事地閉著雙目,將雙手疊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鎮靜。總統坐在沙發一側,瀏覽著一張報紙。唯有勞埃德·喬治先生顯出參加議程的模樣,但也僅僅是對他身邊的我們這些人悄聲低語,以維持一簇批評之火焰;他的低語大意是說,M.海曼正處於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個老式的裝腔作勢者,正試圖進行敲詐。然後是范·德·赫維爾先生以一種說謊似的聲音發言,這使英國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勞埃德·喬治先生補充說,無論如何,范·德·赫維爾先生是極其孤芳自賞的。
    第三位是社會學家,M.范·德·維爾德。在開始發言後不久,他說的什麼話驚醒了克裡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裡孟梭第一個開始在議程中發揮作用。可是,他幾乎剛剛張嘴說話,被他中途打斷的M.范·德·維爾德又不識時務地闡述起來,這位老紳士顯出耍脾氣孩童的臉色,聳著肩膀氣急敗壞地說,——「那好」,他說,「你如果不願聽我必須說的話,我就沒必要說了。」 M.范·德·維爾德繼續發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稱得上是演說家。勞埃德·喬治先生指出,這傢伙確實很不簡單,可同與比利時的戰鬥相比,他對比利時的權利講得太多。實際上,比利時人絲毫沒有戰鬥,他們拒絕戰鬥。然而如今,他們企圖恃強凌弱。勞埃德·喬治先生無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亞相比,比利時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場呢?
    這些準備好的發言,此時結束了。總統撂下他的報紙,提醒大家:他的良心無法應允比利時對戰爭費用提出要求,這將同「十四點」相牴觸。
    現在,比利時人帶著一些官員撤出去了,看他們是否能起草一份實際議案。會議間歇被一份電報的到來佔據了,這份電報提供了西格納·奧蘭多抵達羅馬時對公眾的講話。當奧蘭多談及他與威爾遜總統達成一項安排時,——「你可以打賭他做過,」總統評論道。當奧蘭多的意大利式誇張升至更高級別時,「看哪!」克裡孟梭用一種驚異的聲音喊道,一面指著他面前精緻的壁爐台上雕刻的特米尼,「這些像已失去耐心聽奧蘭多的鼓噪」。
    最後,克裡孟梭先生詢問比利時人是否已經跑了,從而使關於奧蘭多的話題就此結束。克裡孟梭說,他將殺死M.海曼,因為他的糟糕的舉止、糟糕的法語和糟糕的外交手腕;並勸每個人也都這麼做。這時,M.海曼回來了,拒絕承認這期間已同官員們的妥協,並作進一步發言,大體意思是說比利時堅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裡孟梭先生嚷道。勞埃德·喬治先生感覺出,擺出狂怒面孔的時刻已經到來。「M.海曼是建議製造一種分裂的和平嗎?」——他用一種恐嚇的語調問道。M.海曼吃了一驚,威爾遜總統對他建議,最好花5分鐘時間好好想一想。美國人方面的這種尖銳,對比利時人是一個很大障礙;——它超乎我在一開始提到的那種算計之外,並且——的確——也超乎最終所發生的事情。
    M.克勞茨企圖乘混亂之機,填塞將有利於法國的各種內容。這引起了勞埃德·喬治先生的異議,導致了房間中央的大騷亂。最後,勞埃德·喬治先生邁著怒氣沖沖的步伐離開會議,聲言他寸步不讓,於是會議結束。當聚會解散,我們出來走向汽車時,我覺得臂上被克裡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見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語道——「比利時的混蛋們……」
    我相信備忘錄記入了這一內容,比利時對協約國的債務應被解除,這筆債務應添入德國人的義務之中。不過,最終解決方案的其餘部分——通過它,比利時人最終真的優先得到了他們的1億英鎊。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幾天前,我使勞埃德·喬治先生憶起了這一事件。它使他的記憶轉回到克裡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間的另一個小插曲。一天,這位年邁的老虎把它親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頭——「M.海曼,你是否想為你的國家,」他說,「做出非常偉大的貢獻?」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裡孟梭先生,為了我的國家,我可以赴湯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殺吧。」「是的,」勞埃德·喬治先生補充道,「當克裡孟梭伸出手臂擁抱一個人時,這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說;站在旁邊的博納·勞插言道,『他是個很了不起的騙子』。克裡孟梭伸出胳膊摟住我的脖子——『一切偉大人物都是偉大的騙子。』」
1925年6月20日

第四章 安德魯·博納·勞
    博納·勞先生的下台是一個重大的不幸,對他的政敵們來說,這種不幸並不比對他自己的擁護者而言更差。我們將很難再找到另一個如此沒有偏見的保守黨領導人。博納·勞先生首先不是別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黨員;他為黨殫精竭慮,並且在每一次危機時都挺身而出、臨危受命。在兩個關鍵性問題,即關稅改革和支持阿爾斯特方面,他採納了黨的極端觀點。可是真實情況是,他幾乎沒有絲毫的保守黨的原則。這位來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長老會會員,對於昔日的傳統和象徵,沒有充滿想像的敬畏之心,沒有對既得利益的特殊關照,沒有對上流階級、城市、軍隊或教會的任何依附。他總是根據每一個問題本身性質之好壞來加以看待。
    博納·勞先生的保守主義,不是基於教條、成見或維護英國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種激情。博納·勞先生在論戰——既包括私人交談,也包括公開辯論中的高超技巧,不僅歸因於他思維的敏銳和記憶的持久——這給所有觀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歸因於他將爭論限於真正屬於正題和能確切預見超前步驟的實踐。在論辯中,博納·勞先生難以被回擊,是由於他幾乎總能給出聰明絕頂的答案。假設棋盤上可見的棋子構成了爭論的整個前提;做遙遠預見的任何企圖,都因假想性太強、困難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們就可以這樣理解博納·勞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雜念地玩著辯論遊戲,除了在那特定對局中走出正確的招數之外,有時候,他正如同別的政客一樣狡詐;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絕不像看起來那樣簡單。在任何既定場合,由他來毫無保留地表述他的整個思想內容,比由其他人來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納·勞的對手,總會發現在同博納·勞先生爭論時,自己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鎮靜、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將任何從相反態度看來是歇斯底里或過分誇張的東西,變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為這個國家而戰的人們中,沒有任何人的頭腦在對事物表面的反應方面比他更敏捷;沒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獲得必要的資料,並在會議前短暫而緊急的時刻將迫在眉睫的問題理出頭緒;沒有人能從與該問題有關的經驗教訓中記取這麼多。然而,這種理解上的敏捷——不僅是關於事實和爭論的,而且是關於個人及其素質的。那些大約四年前參加三一節紀念會的人,記得那次宴會後對大學生們所作的迷人的短暫演講;在那次演講中,他蔑視一所大學所代表的一切。博納·勞先生一向喜歡將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認為憑自己對市場而非長期趨勢的判斷,如果選擇工商業的話,肯定已經賺了一大筆錢。他認為自己能正確把握短期的重大變化,能憑借冷靜的頭腦和一位一流工商業鉅子的有限目標而支配戰爭、帝國與革命。這是貫穿於他戰時和戰後政策的一個特點。例如,他認為,防止法國進入魯爾,是一個幾乎沒有希望的提議,但這樣做的後果儘管很糟,卻未必像一些人所預料的那麼糟。
    博納·勞先生對成功的過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對於被別人所使用而達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驚。從前他對勞埃德·喬治先生的極度崇拜,主要是基於他的成功;隨著勞埃德·喬治先生成功的衰減,他的崇拜也成相應地衰減了。
    謙遜、優雅、無私的態度,使他贏得了所有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的愛戴。然而,公眾的感覺大概取決於他們對關於他的一件更重大、更關鍵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決於這些簡單的品質。他們覺得,他是一位偉大的公僕,他嚴肅的、忠於職守的生活是為他們服務的,而不是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於戰爭的隆隆炮聲和刀光劍影,他們欣賞著他們的地位和職業,捧著這些甜蜜的開心果,僅僅是為了自我娛悅而已。
1923年5月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僅僅在洛德·奧克斯福德後期生涯中認識他的人,一定會發現自己很難相信有關他30年或更多年頭之前的形象或名聲的報道。才幹和沉默寡言,是會被認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煩的特徵,這位來自貝列爾學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師,在戰時和戰後歲月裡,他看起來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來尚無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肅然起敬的威嚴,在後來的歲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覺到。
    除卻對別人的無情和對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奧克斯福德擁有一位偉大政治家所具備的絕大部分天賦。人們可能想知道,在當代條件下,像他這樣敏感的人,是否還會有足夠的活力使自己暴露於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奧克斯福德通過緘默以及對於反擊或抱怨的克制,來保護他的敏感性,他拒絕幫助,拒絕利用為金錢而奔走的新聞界。他可以當一個國家或政黨的領導人;他甘願為保護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於保護自己,甚至到了幾乎難以適應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這種為人、這種性格,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藹而鎮定的風度,以及優雅而粗獷的面孔;那些在他離開政府之後才認識他的人,將把這些當作他的特徵而牢記。
    此時談論他的品質,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結束階段,從他為國家提供的建設性服務來看,這個階段極少或者說沒有增添什麼貢獻,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對他本人之個性的印象。不過,將他推向國家重要機構的,當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奮。洛德·奧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頭腦的清醒。判斷的敏銳、豐富而準確的記憶和辨別、對偏見和錯覺的超脫,同獨特性與創造力結合在一起。我不能斷言,這種對獨創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個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頭腦,是為了對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實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廠或者說一台機器,而不是一個礦區或者說一片湧泉之地。洛德·奧克斯福德沒有會將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沒有會將他雙足提離地面的自我奮鬥的氣球。傾聽和判斷就是他的事務;他所佔據的職位——內務大臣、財政大臣、首相--是那種最好被職業政客所佔據的職位。對他來講,透徹理解他人的意圖,只需要寥寥數語和極少的時間;他能毫無偏見和熟練地在這些事務上運用適宜的知識和經驗。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點愚笨和少許偏見,他就會在政治上也顯得保守的了。回顧戰前八年的自由黨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豐富然而又何等有選擇性,它在總體上多麼完整地形成了各種事件的準繩。我們應當歸功於洛德·奧克斯福德的,不是對那種計劃的任何部分的發明,而是選擇和執行它的智慧。在關於如何處理戰爭——它在1916年底首屆聯合政府垮台時達到頂點,我那時候相信,現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確的。
    極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過比洛德·奧克斯福德更多的艱難工作。他能以學者的敏捷,對付印刷或書寫事務。他從不屈服於速記這種現代災禍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長。洛德·奧克斯福德屬於偉大人們的族系,我祈禱他們永續不絕,他們能夠提起筆親手以簡短筆記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奧克斯福德的缺點,與其工作相聯繫,大概存在於:在工作被臨時推開後,他情願將注意力由此分開;當工作日的事務完成後,就不再把它裝在腦子裡、掛在嘴邊上。有時候,這無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時候也是弱點的發源地。這種思想習慣,也能為各種借口提供便利,特別是關於私人事務的借口。內閣運轉所必需的、對忠誠的朋友們和不太忠誠的對手們之類人的紀律和嚴格的苛刻,對他來講,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當醞釀中的重大事情是純政治性的、絲毫不帶私人性時,當他身後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與他同心同德,僅在激勵程度上存在差別時,洛德·奧克斯福德處於最佳的、最幸福的狀態。在這種場合,他能夠運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會上最有價值的東西,並直接踏上智慧之途。為自由貿易而戰、為國會法案而戰,戰爭開局之年提供了這類機會;這個時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夠作為一位領導人站起來,思想充滿力量,精神鎮定自若。
    應當被記住的一點是,洛德·奧克斯福德熱愛學習,他是一位真正的讀者;他能以愛心對待圖書館中的書籍。當古典的和文學的嗜好——他在這方面的資質,曾使他在人生階梯上邁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時,並未被他丟棄。我想,他之所以比較喜愛這些東西,正如他喜歡憲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論戰一樣,是因為它們同個人事務的污泥攙合不多。
    除了在獨特的家庭環境中,那些與洛德·奧克斯福德親密相知的人不會想起他。他是那燦爛圓環旋轉圍繞的堅實中心——最歡樂、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現代英格蘭最慷慨而最簡樸的慇勤主人。無與倫比的女舞伴與他面對,智慧、豐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魯、最厚顏的東西繞著他飛翔;置身於如此充足的輝煌中,洛德·奧克斯福德喜歡表現得最為遲鈍和沉悶,以使自己放鬆,欣賞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著下巴,聳著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寬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第六章 埃德溫·蒙塔古
    我讀過的絕大多數報紙報道,對埃德溫·蒙塔古的人格寫得太少了。他屬於這類人中的一員,他們承受著劇烈的情緒波動,迅速地經過魯莽的勇敢和自我辯護而到達可悲的驚恐與沮喪——他們總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戲劇化;他們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時,不是從最有利的視角,就是從最不利的視角,卻很少持一種冷靜和穩定的觀點。在某個時刻,他會是東方的帝王,騎著一頭大象,穿著華麗的衣飾;可是下個時刻,他又成了路邊的乞丐,將富麗與光榮插入骯髒的灰塵之中。
    他是一位東方人,卻賦有智慧技巧;西方氣氛自然地將他拉進了印度政治問題,並容許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間存在一種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興趣的是所有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政治的個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熱忱的政治家。幾乎別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厭煩。一些傳記作者曾猜想他實際上是位科學家,因為從本性上看,他有時能從這種演員似的職業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據他的出身來判斷,設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資本家。這也是遠離真實的。
    當然,勞埃德·喬治是他政治生涯毀滅的原因,他無法離開那支明亮的蠟燭,但這可憐的飛蛾知道,火焰將燒著其翅膀。就是從他的口中,我,還有其他很多人,曾聽到有關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討厭鬼的最輝煌、最真實、最機智的描述。但同時,在這場景後面,蒙塔古的舌頭是主宰;他的弱點,使他在實踐中成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犧牲品;這是因為,在所有人當中,他是最易於利用並拋在一邊的人之一。
    我從未瞭解到像他那樣雄心壯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溫·蒙塔古更沉溺於閒聊的。或許,這就是他無法忍受處於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長和官員們的公務大廳裡,他是一位閒聊客。他的樂趣是,在內閣裡爭論國家事務,然後出來向一個小群體提供一首借助於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諷刺詩——關於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說過的話。但是,當他能將閒談推至親密氣氛時,他更為歡喜。他總是帶著一種強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從他的知己那裡擠出一點——可能是勉強的--親愛之情。
1924年11月

第七章 阿瑟·鮑爾佛
    鮑爾佛伯爵暮年辭世,使皇家經濟學會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後一位,40年前我們創立學會之時,他們是最早的副會長;不過,在我們最初的委員會成員中,有不少於6位的成員如今仍在為學會服務。
    阿瑟·詹姆斯·鮑爾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賦都高,他曾是現代大不列顛的首相,在我們的團體中擔任高級職務。他初次接觸這個主題,是在劍橋的大學時代,作為他內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學生和朋友時。他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主題是關於復本位制。他的《關於狹隘自由貿易的經濟評論》,無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內閣所散發的最具「學術性」的文件。
    他對上一代的兩次經濟大論戰——復本位制論戰和關稅改革論戰,在這兩次論戰中他都承擔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顯示出他最顯著的智力特徵,表現出結合著謹慎和平衡的保守主義的非凡的開放性頭腦。除那些太「熱情洋溢」、太草率以致無法將觀念化為行動的人之外,在英格蘭的智力世界裡,沒有任何人比這位最博聞的、出色辯證的、開放思維的保守人士,更能憑魅力與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談及他無畏的政策飛躍。對於鮑爾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徹斯特的演講,《經濟學雜誌》當時評論為,「標誌著英國貨幣討論史的新紀元。」他對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運作形式上的拒絕是無條件的。「你們實際擁有的這種交易工具,」他說(意指金單金屬主義),「是一種壞工具,出於你們的贊同,我向你們提供一種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況下可行的,同你們用任何其他我所瞭解的方法可能會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從任何在國會中領導著自己的黨的政治家那裡,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鮑爾佛1892年具有的那樣。
    《關於狹隘自由貿易的經濟評論》,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經發表的最傑出的、科學的意見之一。它寫得很出色,值得反覆讀。我想,今天的經濟學家們將以懷疑、猶豫、模糊的感覺來對待鮑爾佛的著作,L.L.普賴斯先生,在《經濟雜誌》(第13卷,第567頁)上回顧這個小冊子,評論說這本小冊子出版次日,一種魯莽的批評(A.C.庇古先生在寫給《時代》的信中)宣稱,鮑爾佛先生只不過表述了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在這種抽像形式上都會贊同的提議,在某些論點上他們還會比他走得更遠;但是,他補充說,首相尚未作出努力來將這些未受異議的、無可置疑的、假定的推理,帶入與當今英國環境的實際事實的聯繫中;這種聯繫在判明一項實際政策時是需要的,但這樣一種企圖注定要失敗。
    今天,在重讀這個小冊子時,這種感覺並不太明顯。但談及大不列顛情形的事實,就如後來的事件所證實的,人們一定因作者的預見和靈敏而產生一種尊敬之情。在劍橋的馬歇爾圖書館,可以找到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評論》複製件,上面用鉛筆在空白邊緣處作了很多評論。請看看鮑爾佛的句子,「我們現在必須接受這種事實:我們的商業競爭者中最先進的那些人,如今不僅是貿易保護主義者,而且從動態角度看將繼續保持如此。」馬歇爾的評論是,「不一定」——在此人們再次感覺到,這位政治家對於商業與工業政策此後進程的預見,已被證明為更加正確。
我們已經失去了阿瑟·鮑爾佛,他是這個時代的最偉大的增光者之一,他是一位處在科學、藝術和正確學識的高級位置的可靠朋友,大學及其所代表之事物的熱愛者,一個在任何禮貌或鑒賞場合都敏銳、雅致的人。

第八章 溫斯頓·丘吉爾
一、戰時的丘吉爾先生
    這部光輝著作並非是對史實的敘述。它是系列的插曲、連續的鳥瞰;設計它,是為了照亮這一偉大角逐的特定側面,證實作者關於現代戰爭行為——帶著廣闊的戰略觀點。這種構思有極大的好處。丘吉爾先生告訴了我們很多極其有趣的細節,這些細節我們大多數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沒有在細節中迷失自我。他從戰略角度,看待關於戰爭行為的高層思想的基本問題。如大多數有價值的書一樣,這部書為一種目的而寫。他不像那些沉悶作家一樣假裝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頭腦中,最偉大、最令人激動的歷史事件不會不產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爾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著最敏銳、最凝煉的智慧——他憑借對內幕事實和事件主要發動者內在思想的瞭解,自始至終近距離地看到了這場戰爭。關於真理與錯誤存在於何處,他得出了清楚的結論——不僅僅是借助於以後發生的事件。在這裡,他以修辭的、但不過分華麗的語言,把這些告訴了我們。這自然意味著,有關他離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訴我們的最多;有關他認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評最多。但在這樣做時,他試圖避免不適當的自我吹噓。他不追求報復,不展示敵意。即使是艦隊司令們和將軍們——他的分析的犧牲品,也沒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勞埃德·喬治先生、鮑爾佛先生、博納·勞先生、愛德華·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談及他們,承認他們的一些品質,不去打擊那些因他們處在同一戰壕而的確提供過服務的人。丘吉爾先生比狄斯雷利以來的任何政治家寫得都出色。這部書,無論它的成見對錯與否,都將提高他的聲譽。
    丘吉爾先生的主要論點,等於這樣一種看法:從總的方面看,在每個國家,職業軍人、「黃銅帽們」(指高級軍官——譯者注)在有關軍事政策的重大問題上,一般是錯誤的——從事前爭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錯誤的;從事後證據的標準來衡量,也是錯誤的——然而職業政治家,那些「僧袍」們,像亨利·威爾遜先生對他們的稱呼那樣(他自己也有一點「僧袍氣」),一般是正確的。這個問題,那時對一位局外觀察家來說,不可能對它作出判斷;這是因為,雖然問題似乎是,在戰爭的每個轉折點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錯誤,但無人能在內閣和總參謀部之間劃分責任。在英格蘭,流行的意見是嘲笑那些將軍們——那些比我們的老滑稽劇朋友即「僧袍們」更生動、更光榮的人物,那些享受著從來無須公開作自我解釋的重大好處的人們。丘吉爾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借助於如今從各方面都能獲得充足的資料,來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從總體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勞埃德·喬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賴恩德、潘勒韋和克裡孟梭,以及貝思曼-霍勒韋甚至克朗王子那裡,而面臨危險或喪失戰爭的是黑格和羅伯遜,約菲和尼韋爾,法爾肯海恩和魯登道夫。
    讓我概述一下丘吉爾先生對總參謀部的訴狀吧。顯然,每一方都缺乏一個丘恩特·馬克西姆斯。未出現費畢阿斯來觀望、撤退、慫恿。「黃銅帽們」總是急不可待,急於展示他們擁有新型的攻擊武器——德國毒氣、德國U形艦艇、英國坦克——在他們已經擁有足夠的儲備來產生決定性結果之前;他們奔忙於他們致命的「推進」所導致的無濟於事的殺戮。戰略放棄,有意撤退,引誘敵人進入能夠被包抄的口袋內,所有這些屬於戰爭的更高超想像的有利計劃,幾乎未被嘗試。1918年7月曼金面對福什的反向攻擊,是這類努力中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國和英國的參謀部都傾向於反對和不信任。參謀部的觀點自始至終基本上都是極端的——在攻擊方面,尋找敵軍最精銳的部分,猛衝過去;在防禦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戰壕裡。對於這條規則,只有兩個例外:1917年德國人向興登堡一線的撤退,和約翰·傑利科先生不變的態度。在門外漢看來,丘吉爾先生對日德蘭戰役的精彩分析表明,傑利科錯過了機會——他本來應該抓住的機會。不過,像丘吉爾先生承認的那樣,傑利科肩負著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風險與責任的擔子,他是唯一屬於任何一方的人,是一個可以在一個下午輸掉戰爭的人;他的確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樣堅定不移,儘管他可能錯過了機會,但他自始至終未犯絲毫災難性錯誤。即使從丘吉爾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銳批評的角度看,我也不認為人們希望這場戰爭會推出任何國家的任何其他人來負責北海戰事。
    丘吉爾先生的下一個觀點,涉及總參謀部狹隘的地理眼界,雙方在覆蓋戰爭全部潛在領域的戰略和政治想像力的廣闊視野方面的無能。軍隊猶如磁鐵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們總是忙著辨清何處的敵人最精銳,然後就要求相當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擊他們,卻從不探察它何處最薄弱而向那兒推進。這是一個老的爭論話題,在這方面,我們久已瞭解丘吉爾先生持何種立場,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這種立場。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們的事是否補充了很多,但丘吉爾先生的第三個論點,我後面要談到的,我認為的確證實了政治家們不能安靜的洞察力之潛在價值,作為對勝利的暗示,作為總參謀部固執的僵化之對比。丘吉爾先生認為,德國人,特別是法爾肯海恩,在這方面犯的錯誤至少像我們那樣多。雙方的將軍們同樣支持西部人,他們的部署相互促進,都違背了各自政府的意願。
    同這種狹隘的地理與政治視野相似的,是職業士兵們狹隘的科學眼光,他們在跟隨新的機械觀念方面出奇的遲緩——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樣。坦克一出現,我們的參謀部就反對;即使在對它的效果充滿興趣之後,軍需部也從未在適當數量上對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魯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從未在較大規模上對它進行倣傚。過量的炮兵和不合時宜的騎兵,甚至在1918年佔用了幾乎與機械武器同等、幾乎為坦克人員兩倍的英國兵員;同在飛機、機械武器、坦克和毒氣方面大規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較,這是腦瓜不適應的進一步的例證。除丘吉爾基於對1919年戰役的遠見而於1918年採納之外,這些替代性政策從未被採用。
    第三個論點大概構成丘吉爾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這方面:根據現在已從雙方資料中完全瞭解的結果來判斷,在西部前線的大規模進攻的實際價值如何。就是在這裡,存在著職業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之間最尖銳、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勞埃德·喬治先生向著參謀部觀點的暫時轉變之外,職業政治家們一貫持這種意見:軍人們低估防禦的價值,而高估進攻的潛在收益;通過在西部前線猛攻敵軍已加強的部位,絕不會達到決定性結果。戰時內閣幾乎總是不變地反對1915、1916和1917年的「推進」。既然連任的內閣從這些可怕的進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沒有什麼能減少殘酷的與事無補的損失對他們思想的影響。到了1917年底,一種局勢真的來到了,在這種局勢下,勞埃德·喬治先生避免了有關部隊被派渡海峽,然而他們確實需要被派駐在那裡;勞埃德·喬治先生這樣做,是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權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將他們送人曾發生於法國的大屠殺。「但因為帕欽德爾在首相和戰時內閣頭腦中引起的恐怖,」丘吉爾先生寫道,「黑格無疑已經提供了非常的、更為強大的增援。」丘吉爾先生的證據逐漸表明,在從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堅決地反對徵兵開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這個插曲中,心腸軟弱的是那些政治家們,不過以軍事背景來看,總體上正確的也是他們。
    在每次進攻之後,總參謀部都願意承認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們傾向於以這種考慮來安慰自己:敵軍付出了重大損失,在消耗對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滿意的進步。丘吉爾先生指出,當時他就不相信這些結論,而且現在能尋找到的來自雙方的傷亡數字表明,幾乎每次進攻的結果,都是使進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裡克·莫裡斯爵士在給《時代》的一封信中,對於這種對統計數字的解釋提出置疑。不過,即使丘吉爾先生在他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他畢竟從總體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尋常的是,正是1918年魯登道夫非常成功的進攻,真正為德國的最終瓦解鋪平了道路,並的確使之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丘吉爾先生的書中,最有趣的是他對盛行於雙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類型的印象。他說:「總之,缺乏那種在歷史上偉大征服者中顯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結合的人物。」除去約菲這個可能的例外,絕大多數最高司令官無疑在其職業上是有傑出才能的人。但在他們中佔多數的是那種遲鈍的笨蛋類型,是那種神經比想像力發達得多的人。興登堡不是唯一的木頭形象。約菲、基奇納、黑格、羅伯遜、魯登道夫——他們也可以同樣被紀念。他們睡得酣,他們吃得香——什麼事情也無法使他們。已煩意亂。由於他們很少能夠自我解釋而寧願信賴他們的「直覺」,所以他們從來難以遭到反駁。丘吉爾先生引用了羅伯遜寫給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羅伯遜建議堅持在西部發動進攻,「更多地是因為我的天性促使我堅持這一點,而不是由於任何我可據以支持它的好意見。」丘吉爾先生評論說,「這些話,在其導致近40萬人蒙受犧牲時,是可怕的。」這種人物類型,在丘吉爾先生關於皮埃爾·約菲的半喜劇性肖像畫中,達到了極限,毫無疑問,敏感性較強的人是無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損的。用丘吉爾先生的話說,多虧了那些能將其處變不驚風度蘊藏於災難性襲擊之中「幾乎到了無法同麻木不仁相區別的程度」的人,他們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總司令大概幾乎是最後一個聽取事實真相的人。「一位軍事參謀的整個思維習慣,是以意見之附庸為基礎的。」這就意味著,政治家的不那麼重要的思想,對於達到正確結論不是可有可無的。德國的最終失敗,實際上歸因於她的總參謀部的最高權威。假如德國政治家具有像我國或法國、美國政治家那樣同等的影響力,她絕不會遭受類似的失敗。依丘吉爾先生之見,她的三個關鍵性錯誤——對比利時的侵犯、無限制使用U型艦艇、1918年3月的進攻——都是總參謀部特殊的和獨有的責任。魯登道夫是總參謀部影響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終化身——那總參謀部的成員們,被職業同志關係和普通教義的最緊緊地束縛在了一起。他們對於軍中的其他人,猶如耶穌會教士們在其最輝煌時期對於羅馬教會。他們在每位司令官身邊的、在每個總部的代表,講著他們自己的語言,保持著他們自己的自信。在這個善人團體眼中,德國特種部隊和陸軍的將軍們,陸軍軍團司令官們,還有興登堡本人,被視為傀儡,僅此而已。就是這非同尋常的善人團體,將德國軍隊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發和組織了殘忍的行動,也將自己推向了慘敗。
    丘吉爾先生沒有掩飾在宏大規模上指揮戰爭的強烈體驗所帶給他的快樂;這種宏大規模,是決策者所欣賞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隱瞞對那些為其快樂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這種宏大規模的可怕。此書強調的重心偏於重大決策和高層爭論。但是,他的著作並不因此在對讀者產生的最終印象上,削弱一種反戰性質——實際上,它比一部反戰主義者的著作能達到的效果更強。這是來自一個熱愛這場角逐的人的一種揭示,不僅揭示了這場戰爭之目標與方法的愚蠢,而且進一步揭示出這種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質,而是存在著固有的精神與規則。
1927年3月
二、和平時期的丘吉爾先生
    丘吉爾先生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無疑是並且遠遠是對戰爭史最重大的貢獻,一部將史學家與天才作家的稟賦同事件主要推進者之一的深刻體驗與實踐相結合的僅有的著作。最後這一卷,我認為不及前兩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關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經歷的書。這是由於,寫作是一種全日制工作;財政大臣也是如此。不過,它比那些讀過《時代》發表的實在平庸華麗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為,那些文摘失去了綜攬整體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爾先生記載了他與之相關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經過他的頭腦的。他補充說,這對大多數主要參與者而言大概是一種很普通的經驗——「一個印象埋掉另一個。」對任何生活於行政變遷中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麥基斯蒂克飯店提供的米德蘭鐵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醬的質量,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心中。我能準確瞭解那種體驗像什麼。只有對那些月復一月生活在戰壕中,或經受著反覆的軍事常規活動,印象一次比一次強烈的人而言,戰爭才能在記憶中復生。然而丘吉爾先生設法傳達一種當時的動機與氣氛的印象——儘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極少通過引述同時代的文件來傳達這些印象;對文件引述,讀者是會本能地略過不讀的。這本書也含有一些奇特的生動段落,帶著深深的情感印跡;對此,我可以特別拿關於英國軍人退役和關於愛爾蘭條約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關注的效果將我們最易忘卻的每件事情重新帶回我們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戰後歲月的紛擾,即丘吉爾先生的標題《余瀾》。
    這本書主要由四個不同的主題組成,有關這些主題的各章是相當分散和相互混雜的——和平會議、俄國革命、愛爾蘭叛亂,以及希臘-土耳其糾紛。在這些內容之中——如人們可能預期的那樣——關於俄國事務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滿意。丘吉爾先生沒有想為俄國內戰之慘敗中他自己所擔當的角色作不適當地辯護。但他沒能從長遠角度看到這些事件的重要性,沒能將本質同偶然的插曲分開。他吞吞吐吐地承認了他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終無效;他使人們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國白軍的邪惡性格和衰弱無能(「不是對物質財富的需求,而是對同志關係、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堅定性的需求,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在評論「有較強辨別力」時,他引用了福什這個強硬地拒絕承認與此事有關的人的話,「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這些軍隊難以持久,是因為他們後面沒有國內政府」。而在他看來,除去他對列寧之偉大性的讚辭之外,布爾什維克們只是一種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像力使他無法將他們視為鷹隼,無法將白軍軍官視為更像是在電影中被僱傭的演員。不過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結尾——「俄國,這個自我放逐的國家,在她寒冷的北極之夜,磨銳了她的刺刀,通過自我致餓的雙唇,機械地宣告著他的憎恨與死亡之哲學」——這真是事實的全部嗎?
    除了俄國的情況外,丘吉爾先生表現為一位綏靖政策的熱情而持久的倡導者——在德國、在愛爾蘭、在土耳其的綏靖。例如他於1920年給勞埃德·喬治先生的信中寫到——「休戰以來,我的政策應當是,『與德國人民保持和平,對布爾什維克暴政發動戰爭。』」貫穿於整個和會期間,像他所具有的這種影響力施加到了溫和派一方。
    同這本書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對和平會議本身的描述中個人色彩較少。這是因為,他的確僅與它有很少的直接關係。他訪問過巴黎一兩次,但主要還是在倫敦纏身於其他事務。因此,就像很多置身於談判主流之外的英國內閣人士那樣,他對之持有的是一種一般性看法。他的態度是為之痛惜——但只是聳聳肩而已。在那時以及在此後,已經有太多的人聳肩了。他從兩個方面為他的聳肩作了說明:第一,是因為政治家確實很怯懦,他們的怯懦實際上是一種無能的體現;第二,是因為金融和經濟上的錯誤自然會產生其結果,反之,未被會議處理的麻煩的邊界問題,卻是唯一的長期現實。關於戰爭本身之悲慘——現在它們全部結束了;關於此後進程中的大多數事情——它們仍在持續,但一般也會湮沒在時光之河中;人們也可以這樣說。當不如此做就會喪失他們的職位時,政治家們必須悖其信念行事,這種教條暗含著他們不像現實中那樣容易替代。我那時相信,並且現在也相信:在一種環境下,對政治勇氣的投資,最終將得到奇妙的報償。
    丘吉爾先生對會議的描寫,缺乏對一個當時被困擾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強烈性。然而同時,它又是描寫實際發生的一般人物活動的最好手冊。在這方面,有一兩點值得挑出來。丘吉爾先生很出色地將1919年上半年對德國封鎖的延長,作為頭等重要的問題予以強調。關於停戰協定更新和德國糧食供應的持續談判的不平凡的歷史,尚未出版過。他意識到了它們的重要性,但他對它們的描寫(第66-67頁)一點也不詳盡準確,並且指出他對那些細節不諳熟或已忘卻了。應該被責備的不是「官員們」。如果要挑出任何人來對致命的中歐貧困的延續負責,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勞茨。我認為他這樣說是正確的:勞埃德·喬治先生對於絞死德皇是非常真誠的,並且將這種情緒隱藏了很長時間,直到別人已冷淡下去之後;但他從未在任何時候存在關於賠款的幻想,或說過任何琢磨起來不包含足以彌補的條款的話。
    關於1919年6月1日勞埃德·喬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國對和約草案之答覆的英帝國代表團會議,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獻給了世人更多的描寫,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稱這次會議「促使他努力爭取和平條件的緩和。」丘吉爾先生自己散發了一份備忘錄,被帝國總參謀部長官所贊同,力主我們應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國人。這些觀點,實際上被整個代表團和整個內閣,包括奧斯汀·張伯倫先生,那時他是財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爾納和鮑爾佛先生,所接受了。這次會議決定,應當做出許多重要妥協;並附加了一個決議,授權首相「運用整個英帝國的全部權力以拒絕英國陸軍兵力推至德國境內,拒絕英國海軍加強對德國的封鎖。」這是勞埃德·喬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敗的努力來爭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將並非如此。作為一次幾乎唯一的讓步,上西裡西亞的公民投票被獲得了。至於其他的,是威爾遜總統——如我已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描寫過的——在這個階段「毫無所獲」。
    關於威爾遜總統,丘吉爾先生所言甚多。他不僅有個人記憶的有利條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書籍的有利條件;豪斯上校的書已為這一場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側光。隨著證據的逐漸積累,這種印象被強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難以置信地脫離現實,充滿著一切錯誤的懷疑。不過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爾先生的總結是公正的。
    「美國對歐洲問題解決的強大、超然、善意的影響,是一種珍貴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衝突和半命令半糾纏的干涉中被浪費掉了。假如威爾遜總統從一開始就使自己與勞埃德·喬治和克裡孟梭團結一致,那麼這三巨頭的整體力量可能會在歐洲悲劇的廣闊場景上施加以絕對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將自己的和他們的力量浪費在了衝突中,在衝突中他總是被打敗。作為一位對手和糾錯者,同那些能獲得同志關係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遺憾、可憐。他本來會使每件事變得迅速而容易,他卻使每件事變得更緩慢更困難了。他本來能在領導力量強大時解決問題,他卻在精疲力竭和枝節橫生的階段默認了二流結局。」
    「但是,作為船長,他使他的船沉沒了。」
    這部編年史結束了。人們翻過丘吉爾先生的第Z000頁時,感覺如何?感謝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辯,和對作為所有我們這場戰爭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見的、瞭解的比我們更切近、更清楚——而寫作。欽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對這一工作的智力興趣和基本感情的強烈專注——這是他最好的素質。可能,還有一絲嫉妒,由於他的無可置疑的宣告:邊界、種族、愛國心,甚至還有戰爭,如果需要的話,就是人類的終極真實;對他來說,它賦予事件以一種自負甚至高貫性,對其他人來說,則僅僅是夢魘般的間隔,應當永遠避免的東西。
1929年3月

第九章 雷金納德·麥克納
    當個人的和黨派的裂痕——結束於阿斯奎思先生的辭職——將雷金納德·麥克納的內閣部長生涯推至終點時,他非常幸運地找到了一個新職業。在這個職業上,他的卓越程度已開始變得不遜於在政治領域。
    不過直到1925年這個國家遭受致命的損失為止,曾圍繞阿斯奎思先生的那光榮班子的最富於冒險性又最富於建設性和持久性的智慧,由於離權力的寶座太遙遠,難以對事件進程起決定性影響。從恢復黃金前的歲月到它在災難中被拋棄,以及到更晚一些時候緊縮主義的聲名狼藉,麥克納以其他任何銀行家未曾嘗試的方式,使他這重要機構的主席職位變成了一個講壇,從那兒指揮和訓練著公眾輿論。通過這種方法,他擔任著信號的角色,創造那種新的公眾意見,使那時顯得不可一世的20年代正統猶如舊倫敦的霧一般消失了。在那些年月中,他是新觀念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從這個城市一個不可挑戰的位置上講話。不過,他僅僅是作為一名教師而已,同實際上政策形成是相隔斷的;直到災禍發生後,他才能佔據支配地位。
    在發生著另一場戰爭的這個季節,我的思緒回到了1915年的財政部,以及他給予那些人——一些發現自己在為他工作的人——的重要友情和真誠接近。如今回憶起來很有趣,我本人與他的首次密切交往,是在1915年6月他訪問奈斯期間。他訪問的目的是對財政狀況進行安排,在此基礎上意大利將站在同盟國一方參戰。自那以後,我就接觸到了他自信、樂觀、然而懷疑的思想——有時過於自信,過分樂觀,過度懷疑,但總是熱情投入到公眾福利中去。在政治同僚們同他對阿斯奎斯先生堅定的忠誠之間的鬥爭,那時引起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分歧,以致一種始終一貫的戰時財政政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最大的不幸。在戰爭期間,麥克納習慣於因這一次對事務的處理比上一次好得多,而慷慨地為他的繼任者祝賀。不過尤其在拋棄昂貴的貨幣和高利率時,他就像在危機時期應合適地做的那樣,是親自操作。
    雷吉·麥克納深愛看自己和睦的家庭,他的妻子從她母親傑基爾女士那裡,繼承了最美好的傳統,它不是英國富豪之戶、而是中產之家的傳統。女主人對他的客人們的真誠照拂,就像優雅的詩一般令人舒適。在閒談中,在音樂和野外風光與氣息的背景下,人們至少可以通過放棄勞作而奉守著安息日,即使戰時也是如此。在芒斯埃德和梅爾斯,他這個久過單身漢生活的人體驗著生活的溫馨,他的兒子們正在茁壯成長。
1943年9月15日

第十章 偉大的維利爾斯血緣
    岡恩先生致力於推進高爾頓發明的富有吸引力的題目——搜集關於名人和准名人的遺傳珍聞——這個題目,截然不同於對可確切決定的特徵,如藍眼睛、圓腦袋、六腳趾之類,科學地編製完整的家譜。他的方法,與高爾頓的方法類似.是依次逐一選取一定數目的相互區別的「血緣」,然後向我們展示:許多名人之間有著某種同族關係。
    岡恩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血緣之一是毫不奇特的一個,但又並不至於陳腐得不值重複——德賴登、斯威夫特和霍勒斯·沃波爾的血緣關係。這三個人都是卡耐斯·阿什比和諾桑普頓·希雷之子約翰·德賴登的後代,迪安·斯威夫特是詩人約翰·德賴登的隔代遠房表親,霍勒斯·沃波爾是他的隔三代表親(霍勒斯傳自其母一方——因此不考慮其父系的問題——從德賴登的姨媽伊麗莎白)。岡恩先生想追蹤這壯觀的排列一直到最初的約翰·德賴堡的妻子——伊麗莎白·科普,伊拉茲馬斯的朋友和拉爾夫·佛尼爵士之大孫女的孩子;她使許多其他人加入了同一個血緣,包括羅伯特·哈利。今天,有關這龐大的佛尼血緣關係的代表是奧托蘭·莫雷爾女士。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記得奧托蘭女士不僅傳自佛尼,這位布匹商,而且傳自威廉·皮爾龐特爵士(並通過他的妻子傳自亨利七世的恩普森,制篩商恩普森的兒子),我們就建立了他同佛朗西斯·博蒙特、洛德·切斯特菲爾德和瑪麗·沃特麗·蒙塔古女士的表親關係。我們的族系失去了自己支脈的蹤跡;我們不知道奧托蘭自己是否知道她能稱博蒙特、德賴登、斯威夫特、沃波爾、哈利和切斯特菲爾德為表親。一脈相傳?大概人們在血緣關係中,能察覺到一種特定的延續性元素?
    岡恩先生對1515年捐軀於弗洛登菲爾德這個地方的約翰·裡德的後代的分析,更為奇異,至少對當今作家而言如此。這裡有一種傑出的多才多藝——也可能是一種平凡的素質?在18世紀,約翰·裡德先生對博斯韋爾,歷史學家羅伯特森,建築師羅伯待·亞當和布魯厄姆負有責任。在他的在世的後代中,有伯特蘭·拉塞爾先生,哈羅德·尼科爾森先生,布魯斯·洛克哈特先生,以及救世軍將軍布恩·塔克。
    岡恩先生竭力表明,有多少著名的當代作家在他們的血脈中有著古老的血液。他提醒我們想起,G.M.教授和R.C.特裡威廉先生以及羅斯·麥考利小姐是蘇格蘭高地人奧利·麥考利(並因此與T.B.麥考利血緣相近)的後代,關於其子肯尼思的著作,約翰遜博士寫道:「除了關於自由與奴隸的某些浮誇外,寫得相當好」;他提醒我們想起,休·沃波爾先生,利頓·斯特雷奇先生,康普頓·麥肯奇先生,莫裡斯·巴林先生,以及(他確實應該添上)佛吉尼亞·伍爾夫夫人可以幾代人要求殊榮;他提醒我們想起,奧爾德斯·赫克斯利先生不僅是他祖父的孫子,而且是漢佛萊·沃德——馬修·阿諾德的侄女——的外甥女。
    要提到的還有所有族系中最傑出的——偉大的維利爾斯血緣,從中傳下了所有雄心勃勃的魁力之士,他們的面容和聲音具有如此難以抵擋的強大魔力,是17世紀我們的君主們和此後議會民主政治的寵兒和嬌女。在兩百年中,恐怕不曾有一個內閣——或許要除去兩任工黨內閣——未包含喬治·維利爾斯和聖約翰爵士的後代,他們是詹姆斯一世統治時代的兩位鄉紳,前者的兒子與後者的女兒結了婚。這兩個家族的著名後裔實在太廣泛而無法在此列舉完。但一個簡要的名單是會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金漢第一公爵,詹姆斯一世的紅人;巴巴拉,卡斯爾曼女伯爵和克利夫蘭女公爵,查爾斯二世的情婦;阿拉貝拉·丘吉爾,詹姆斯二世的情婦;伊麗莎白,奧克尼伯爵,威廉三世的情婦(斯威夫特稱她為「他曾認識的最有智慧的女人」);白金漢第二公爵;洛德·羅徹斯特;洛德·桑威克;貝裡克公爵;馬爾伯勒公爵;格拉夫頓第三公爵(喬治三世的首相);兩個皮茨;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查爾斯·湯森;洛德·卡斯爾雷;內皮爾一家;赫維一家;蘭斯多恩一家;卡文迪什一家;德文希爾公爵;赫斯特·斯坦諾普女士;瑪麗·沃思利·蒙塔古女士;菲爾丁,以及在很多有同一血緣的在世的當代人中,溫斯頓·丘吉爾先生和法倫的懷康特·格雷。的確,這是英格蘭真正的血緣王族。
我們將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是,如果我們都能追溯我們的族系,那麼所有英國人將被發現在400年內是表親?或者,特定的小「血緣」同其規模相比,能產生甚多的卓越人物,這是真的嗎?岡恩先生沒有幫助我們得到一個科學的結論,但如果有一個人,能夠在放下他的書後不帶有後一結論的偏見,那他一定是位非常細心的、善於懷疑的讀者。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國
    一位同代人評論該書說:「他用一種伴著沙沙雜音的唱機般的聲音,結結巴巴地說著陳辭濫調。」我猜測是托洛茨基口授了這本書。它穿著英國外衣,出現在一條濁流之中,發出威嚇的汩汩聲;這是譯自俄國的現代革命文學的特徵。它對於我們的事務的武斷腔調——關於我們的事務,甚至作者敏銳的洞察力也被他對正在談論的無知事所障蔽——不可能使一位英國讀者對它感興趣。不過,存在一種與托洛茨基有關的特定風格。透過扭曲的中介物,可以看到人物性格。而且,它也不全是陳辭濫調。
    首先,這本書是對英國工黨官方領導者們的一個攻擊,由於他們的「宗教情感」,由於他們認為:為社會主義作準備的同時不為革命作準備,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這或許是真的——我們的工黨是激進的反傳統者和博愛的資產者的直系後裔,沒有絲毫的無神論、血氣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滿感情和智慧地發現,他們極缺乏同情心。可以選擇一個簡短段落來展示他的思想狀態:
    「工黨領袖們的教條是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一種拼湊,為適應於工會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調整……工黨的自由黨和半自由黨的領導人仍然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是歐洲大陸的悲慘失誤。」
    「『在感覺和意識的王國,』麥克唐納宣稱,『在精神的王國,社會主義形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教。』這些話立即暴露出資產者的慈善和自由黨左派——它『服務』於人民,從一個方面,或更真實地說從上面接近他們——的面目。這種方法的根源,整個存在於迷濛的往昔,那時激進知識分子生活在倫敦的工人階級區,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與宗教文學一起,改良主義大概是最為無益的、在任何場合最令人厭惡的辭句發明形式……對勝利紀元的廉價樂觀——明天似乎將比今天好一點、後天似乎又將比明天好一些——在韋伯、斯諾登、麥克唐納和其他改良者那裡找到了它的最終表達。……這些大唱高調的權威們、學究們、驕子們和口吐狂言的懦夫們,系統地毒害工黨運動,迷惑無產階級的意識,麻痺他們的意志。改良者們,貿易同盟的保守黨官僚們,在這個時刻代表著英國、可能也是世界發展中最為反革命的勢力。改良主義、麥克唐納主義、反戰主義,是英帝國主義和歐洲——如果不說世界的話——資產階級最主要的觀點的集中。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這些自我滿足的書獃子,這些閃爍其辭的折衷主義者,這些熱衷名利的人,這些穿資產階級僕從制服的暴發戶,必須向工人們現出原形。讓他們現出原形,將意味著他們無可挽回的名聲上的破壞。」
    好,這就是那位嚴重警告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的紳士,在文章中發出的攻擊。我們一定希望,這發自他內心的文章,感覺起來能更好些。請讀者注意,只須變動很少的辭句,就可以便屬於我的文章進入權利的哲學拳擊。這種相似點的理由是明瞭的。在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對待公共事務的一種態度,而非終極目標。他恰恰展示了強盜政治家團伙的脾氣;對他們來講,行動即意味著戰爭,他們被甜美的合理性、博愛、容忍和慈悲的氣氛所激怒,在這種氣氛中,儘管風在東方或南方呼嘯,但鮑德溫先生和洛德·奧克斯福德以及麥克唐納先生卻吸著和平的煙斗。「他們在不該有和平的地方吸著和平之煙,」「這是偽善,衰弱的蠢貨的象徵,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對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於毫不憐憫的鬥爭精神中。」只要事情是這麼容易!只要人能夠通過吼叫而取勝、無論他吼叫得像雄獅或一隻舐食的鴿子!
    咆哮佔去了托洛茨基這本書的前半部分。這本書的後半部分給出了他的政治哲學的簡要說明,值得給予較密切的注意。
    第一個假說。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麼歷史進程就使得向社會主義徹底轉變成為必要。「不向社會主義過渡,我們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敗的威脅。」
    第二個假說。難以想像,這種徹底轉變能通過和平爭論和自動投降而達到。除了以暴力進行答覆外,統治階級什麼也不會放棄。「階級鬥爭是公開的或偽裝的勢力所進行的持續不斷的過程,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國家所限制,國家又代表著對立階級中較強大的勢力——換言之,統治階級——的有組織的工具。」這樣一種假設,即工黨會通過憲法方式參與政權,然後將「非常謹慎地、非常機敏的、非常聰明地繼續履行責任,以至資產階級不會感到有任何積極反對的必要」,是「開玩笑似的」——儘管這「確實是麥克唐納公司的最低期望。」
    第三個假說。即使工黨通過憲法方法或早或遲地獲得了權力,反動政黨也會立即向權力挺進。統治階級只要控制著議會機器,就會對議會作出空頭承諾;但假如他們被驅逐了,那麼,托洛茨基認為,設想他們對於恢復他們一派的權力表現拘謹,是荒謬的。他說,難以設想議會中的工黨多數會以最合乎法律的方式,決定將土地無償充公、對資本課以重稅、取消皇位和上議院,「至少可以懷疑,統治階級不會無鬥爭地屈服;此外,所有的警察、司法和軍事機器全部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還操縱著銀行和整個社會信用以及交通與貿易機器,以至倫敦的包括工黨政府本身的日常食品供給都依賴於巨大的資本主義聯合體。托洛茨基論證說,顯然,這些驚人的壓制手段「將帶著強烈的混亂被付諸實施,以抵制工黨政府的活動,使其運轉癱瘓,恐嚇它,在它的議會多數中製造裂痕;最終導致金融恐慌、供給困難和企業關閉。」的確,設想社會的命運將取決於工黨能否獲得議會多數而非取決於當時物質力量的實際對比,是一種「盲目崇拜議會形式的奴化思想」。
    第四個假說。總括所有這些觀點,雖然以憲法力量為目標也可能是一個好的輔助戰略,但如果不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組織就是愚蠢的:物質力量將成為最終決定因素。
    「在革命鬥爭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擊復辟勢力、縮短內戰時間、減少其受害者數目。如果不採取這種步驟,那最好就根本別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組織一場廣泛鬥爭是不可能的;如果放棄了廣泛鬥爭,那就不會有任何嚴峻鬥爭的思想。」
    考慮他的假說,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論辯是不可答覆的。沒有比遊戲於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這就是他的有意義的話。不過,他的假定是什麼呢?他假定社會轉變的道德與智力問題已被解決了——存在著一個計劃,除將其付諸實施外,不存在任何問題。他進一步假定,社會被劃分成兩塊--信仰計劃的無產階級和出於純粹利己原同而反對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說服許多人之前沒有一種計劃能取得勝利;假如真有一種計劃,那它會從許多不同來源獲取支持。他如此傾心於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訴我們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第二篇 經濟學家的生活
獻給瑪麗·佩利·馬歇爾
威廉·佩利之曾孫女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之妻
第十二章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一、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
    Bacchus——如果一個英國人叫Bacchus——來源於Bakehouse(麵包作坊)。與此類似,罕見的姓氏Malthus(馬爾薩斯)的來源是Malt-house(麥芽作坊)。隨著世紀更迭,英語中正式姓氏的讀音比它的拼寫顯得更為固定。拼寫要受到來自語音和語源兩方面的影響,因而變動不定,但如果對不同的拼法逐一檢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斷。如果做這樣的檢查(比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們就可以幾乎不加懷疑地說,馬爾薩斯(Malthus)應該被叫做「馬爾特斯」(Maultus),因為
Maultus的第一個元音與釀酒的麥芽(Malt)的發音相同,而在Malthus (馬爾薩斯)中,h的發音是大可懷疑的。
    我們追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祖上到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就夠了,他在克倫威爾時期成為北奧爾特的教區牧師,而在復辭時代職位又被剝奪。加拉米稱他為「一個有古風的聖職人員,思維有力,精通至經,富於雄辯和激情,雖然在發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區人員卻認為他「是個無用的神職人員」,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稅時十分嚴格。在一份要求他調離的請願書中,人們攻擊他曾「對在蘇格蘭的軍事行動口出不恭之辭」,而且稱「馬爾薩斯先生不但說話聲音小,而且表達有障礙」。看來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不但與他的曾曾孫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顎撕裂的缺陷。他的兒子丹尼爾在著名的西德納姆醫生的幫助下成為國王威廉的藥劑師,其後又為女王安妮服務,因此成為物質上富足的人,他的遺孀也擁有了馬車和馬匹。丹尼爾的兒子西德納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為一個法庭職員,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為女兒備下一份價值5000鎊的嫁妝,他還在倫敦附近各郡以及劍橋郡擁有多處地產。
    西德納姆的兒子,找們的主人公的父親丹尼爾發現自己能夠過上在英格蘭人們稱之為「自立」的生活,於是決定好好利用這一點。他在牛津的女王學院接受教育,但沒有取得學位,他「在歐洲廣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島」,最後在一處鄰里和睦的地方安頓下來,過上了英國小鄉村紳士的生活,在這裡陶冶性情,培植友誼,閒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記載中,他「脾氣和善,有一顆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窮人們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後,《紳士雜誌》(1800年2月號,第177員)稱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爾·馬爾薩斯買下「一處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稱作燧石門農莊。這裡美景宜人,山巒溪谷,叢林流水,一覽無餘。如此景致點綴著這位紳士的家園,他們把這裡稱為『盧克裡』,意為『群棲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這裡,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丹尼爾的次子誕生了,他就是《人口論》的作者。這個嬰兒誕生三個星期之後,也就是1766年3月9日,兩位先賢讓·雅克·盧梭和大衛·休謨聚首盧克裡。也許他們吻過這個嬰兒,就此賜與他種種天賦。
    丹尼爾·馬爾薩斯不但是休謨的朋友,而且是盧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熱的,也可稱得上虔誠的崇拜者,盧梭第一次來英格蘭,休謨就努力把他安頓在與丹尼爾·馬爾薩斯近鄰的薩雷去住,而丹尼爾·馬爾薩斯則「非常樂意為他效勞」,渴望成為他的趣味相投的夥伴,對他懷有一顆愛戴之心。但是,像休謨對他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許多好意一樣,這一計劃也破產了。位於雷恩山腳廠的一座小別墅多年以後被指定給范尼·博內用作「讓·雅克的避難所」,雖然盧梭從未居住於此,但毫無疑問,這正是丹尼爾·馬爾薩斯為他準備的舒適的隱居之所,讓·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這裡做了一番檢閱,然後他卻拒絕了。兩個星期之後,盧梭就開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巔的沃頓的慘淡居留,在那裡,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厭煩,幾個星期之內,他就與大衛·休謨產生了不同尋常的爭吵。
    如果當時讓·雅克接受了丹尼爾·馬爾薩斯的盛情邀請,我想,這場著名的筆墨官司也許不會發生。因為他會發現他的感情有了傾訴的對象,他也會獲得安慰和理解。對讓·雅克的熱情洋溢的崇敬之辭,也許是丹尼爾·馬爾薩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徹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們僅僅會見過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馬爾薩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謨帶領盧梭對盧克裡的訪問;一次是同年6月馬爾薩斯到沃頓去看望盧梭。但從保存下來的馬爾薩斯致盧梭的13封信以及盧梭的一封回信來判斷,他們的會見是非常成功的。馬爾薩斯愛戴讓·雅克,而讓·雅克也回報以熱情與友好,說他「喚起了他的尊重與依戀之情」,並且感謝馬爾薩斯的「慇勤好客」。馬爾薩斯甚至能夠為休謨的品格辯護而不引發爭吵,關於他們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資料。盧梭對他在德比郡散步時不能辨認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為他說必須「做一些需要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比讓我靜坐讀寫更不利於我的了」。後來(1768年)我們發現丹尼爾·馬爾薩斯曾為了使盧梭的植物學藏書更加完整而大費腦筋,這時候,盧梭可能正在構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關於植物學的要素與一位女士的通信》。兩年之後,有不時地處理掉自己藏書的癖好的盧梭把這些書又全都賣給了馬爾薩斯,並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標本當作禮物送給他。這些書在丹尼爾·馬爾薩斯的遺囑中出現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簽有盧梭名字的植物學藏書和一盒盧梭先生送的植物標本全部贈送給珍妮·多爾頓夫人」。如今在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爾伯裡的多爾頓小莊園的藏書室中,仍然保留著兩本這樣的書,它們是雷的《英國樹木概要介紹》和索瓦熱的《通過樹葉鑒別植物的方法》,這兩本書都有著盧梭的名字。
    奧特稱丹尼爾·馬爾薩斯是盧梭的遺囑執行人,這看來並不可能。但丹尼爾·馬爾薩斯把他的忠誠保持到底,他花費了30個畿尼,訂購了六本盧梭的遺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撫慰》,現在,我以這幾頁文字來虔誠地完成他的心願:「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為是盧梭朋友的緣故。」
    在丹尼爾1768年1月24日致盧梭的信中,有一段關於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勝的敘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時,「親愛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們與我們一起組成一個大家庭,我們常常去採集植物。我住在那個您可能還記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點閱讀(我已經從您的信中感受到影響,因為我被《愛彌兒》迷住了)。我和孩子們做長距離散步,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裡。在一個農莊裡總有東西可用,總有一些小的經歷。我追逐狐狸,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習慣,同時也激發了我對野生生活的想像力。」
    作為《愛彌兒》的作者的朋友,丹尼爾·馬爾薩斯有意進行教育試驗。羅伯特帶來的希望喚起了丹尼爾的愛與雄心,因此決定讓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師共同教導他。第一位家庭教師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個學識淵博而風趣的紳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還寫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訶德》,用以諷刺衛理公會教徒。16歲時,羅伯特被轉交給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一個異教的聖職人員,他「粗野、不安分,觀念上自相矛盾,是一個急躁而頑固的辯論者」。他與查爾斯·福克斯通信,是盧梭的信徒,他這樣闡述他的教育信條:「家庭教師最重要的職責是教育青年培養自己的能力,引導他通過身體力行循序漸進地學習知識,並使他為自己能夠心領神會而興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爾德被關進多徹斯特監獄,因為他表達了要讓法國革命征服英格蘭的意願。
    「一些現存的學生式的信件」說明,羅伯特·馬爾薩斯對威克菲爾德十分依賴。威克菲爾德曾是劍橋基督學院的會員,因此關係,羅伯特·馬爾薩斯,這位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在1784年的冬季學期成為墓督學院的一名自費生,時年18歲。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間裡好好地安頓了下來,講座明天就開始。上個星期我抽時間把數學複習了一下,昨天參加了考試。我發現將要和高年級的同學一起學習。我們從機械學以及麥克勞倫、牛頓和基爾的物理學開始。週一和週五的講座是鄧肯的邏輯學,週三和週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傳》。我找到一個書商,我將從他那裡訂購我所有需要的書籍。學院裡有一些人很聰明,在這裡閱讀幾乎成為風尚。主要的科目是數學,因為要獲得學位主要看這門功課,而多數人的最大目標都是成功地取得學位。我相信這裡有一些傑出人物,我與其中的兩個相熟識,其中一個與我同年級,他確實非同尋常地聰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話,將極有機會獲得優等獎學金。我到教堂做過兩次禱告。」他的花費已經達到每年100鎊。丹尼爾·馬爾薩斯寫信說,如果開銷再增加,教士們將無法讓兒子來學院學習,在國外的萊比錫,開銷僅需25鎊。
    這時的劍橋剛剛從長眠中醒來。基督學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現在卻成了精神之源。馬爾薩斯在這裡受到他的那些精神夥伴的影響可能不亞於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和誘導。馬爾薩斯的導師是威廉·弗倫德,他曾是佩利的學生.還是普利斯特裡的密友。馬爾薩斯入學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為從聖公會脫離,擁護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堅持和平主義而成為劍橋的一場著名論戰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於1775年離開劍橋,但他的《道德法則與政治哲學》,或者稱其原名《道德與政治法則》,是在馬爾薩斯入學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劍橋出版的。我想這本書對這位《人口論》的作者一定影響很大。馬爾薩斯還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組成的小團體中的一員。這一團體中,畢曉普·奧特,即馬爾薩斯的傳記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個旅行家,劍橋奇人是較為知名的。在馬爾薩斯獲得文學學位之後,柯勒律治來到基督學院(在1791年)。當年輕的柯勒律治在那間面向大門,樓梯右邊的底層房間裡住下來的時候,基督學院不再是個死氣沉沉的地方了——這樣的喃喃之聲在庭院中迴響不絕。
    記得那時,繆斯翩翩而來,
    我走上前,等待知識女神的稱讚。
    她在頭頂,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間裡,我度過了怎樣的夜晚啊!」一個那個時代的人寫道,「我們一邊享用著簡單的晚餐,也就是『填鴨』,像他們說的那樣,一邊把埃斯庫羅斯、柏拉圖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辭典推到一邊,開始討論當天的小冊子,那些伯克不時寫出的小冊子。我們完全不必把它們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讀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複述。費倫德的公案正在進展之中,小冊子蜂擁出現,柯勒律治統統讀過。夜晚來臨,伴著我們的尼百斯酒,我們熱烈地討論。」
    1793年6月馬爾薩斯成為學院的一名教師,他參與通過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條命令:「同意:如果未經允許而擅離學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內不能返回,並且支付對導師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證明,他將被董事會開除。」看來,柯勒律治已經以西拉斯·湯姆金斯·庫默貝克的名字被列為第15個暴徒。對柯勒律治在基督學院的經歷我只能記述到此了,需要說明的是,這起惡作劇之後,他被判處在學院區禁閉一個月,並要把德米特裡·法萊雷奧斯的著作譯成英文。後來柯勒律治對《人口論》的攻擊是世人皆知的:「最後,看一看這個強大的國度吧,它的統治者和智士們對佩利,對馬爾薩斯言聽計從!這是非常悲哀的(《賽繆爾·泰勒·柯勒律治文學遺著》,第328頁)。
    我莊嚴地宣佈,我並不相信那些由人類的無知,虛弱和惡毒造就出來的邪教、異端和宗派比一個基督徒、哲學家、政客、市民以及這討厭的教條更恥辱(《席間閒談》,第88頁)。」
    在學院中,據說馬爾薩斯愛好板球和溜冰,獲得過拉丁語和英語演說獎金,1786年被選為學院的布倫塞爾獎學金獲得者,並在1788年以劍橋數學考試甲等第九名畢業。在他畢業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說自己正在研讀吉本的著作,即將讀到最後三卷。幾個月之後,他在信中寫道:「我最近正在閱讀吉本的《羅馬帝國的衰落》一書。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識,內容涉及那些野蠻民族的發源與發展,而正是這些野蠻民族形成了今天歐洲的精緻的政體。吉本還使那一黑暗時期的開端更加清晰,這一時期曾長期佔據歷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來,吉本是個令人愉悅的作家,他的文風是有些地方莊嚴,但每個地方都充滿趣味而且用詞得體,儘管對歷史著作來說也許文風過於華麗了一些。我將滿心歡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後諸卷(1788年4月17日)。」
    後來的日子裡,馬爾薩斯的柔和謙恭的脾氣和品行也許有些過分,但他在劍橋是個討人喜愛的人。奧特說,他的詼諧的性格「在年輕時就已顯露無遺,成年之後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劍橋,當他興起之時,就會做出滑稽的表情,裝出獨特的聲調,這常常給他的夥伴們帶來無限歡娛。」
    據奧特說,甚至在本科時馬爾薩斯就已非常與眾不同,因為「(他具有)那種溫文爾雅、細心明辨的風格,在當時是很少見的。這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中,他穩健而不急躁,對在劍橋培養的各種學術都平等以待,而並不是僅對其中某一方面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當由驅逐弗倫德引起的風波正處高潮的時候,馬爾薩斯被接受為研究員,開始居無定所,直到他於1804年結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師職位,1796年後他就在劍橋和艾爾伯裡擔任副牧師職務。1803年11月21日,他離開了該教區,由他的親戚亨利·多爾頓推薦而被任命為威爾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區長,在他的餘生裡,他就以此作為一個不定居的牧師。
    奧特在他的《傳記》中收錄了一些當馬爾薩斯還是學院本科生時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給他的信。其中一封談論馬爾薩斯被選為研究員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間的關係,因此全文收錄如下:
    我衷心地祝賀你的成功,它給我帶來了歡樂,因為這彌補了我的遺憾。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我錯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親愛的鮑勃,我沒有權力談論怠惰,但當我給你寫那封你所不喜歡的信的時候,我對我自己的失敗的目標和遺憾的追求感觸良深。我想,從對自己年輕時的回憶中我預見到了你,同樣的自亂陣腳的傾向,同樣的自責的氣質,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經歷有益於你。這也的確是你所需要的,儘管只是一點點,但已讓我更熱切地想要告訴你,我寫信給你時,比我通常裝作的那樣心腸更軟,然而我的這種方式換來的卻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語,這讓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說,你已克服了這些,能做到這樣你是很有資格的,因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無懈可擊的品格,文雅的風度,最明智、最和藹的舉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讓每個人都輕鬆愉快,帶給他們快樂。即使我最易發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從一個夥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對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時,我也未感到還有什麼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過於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錯誤的。在我拒絕向你表達感情,拒絕給你我的嘉許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淚來。
    如果我能為你的教堂做些什麼,或者你還需要為你做些什麼,就寫信給我,像我一樣。相信我,親愛的鮑勃,最愛你的,
丹尼爾·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機,一個憲法支持者對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顛的狀況的看法》,寫於1796年,這時馬爾薩斯對皮特政府的批評已是第13年。這篇文章沒能找到出版商。由奧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甚至人口問題已經引起他的興趣:「在人口問題上(他寫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觀點。他認為,人口是度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國幸福與繁榮的增進,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說人口總數是富裕程度的標誌的話,它所代表的也僅是過去的富裕。」
    1798年,馬爾薩斯32歲之際,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對未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
    正是在與其父丹尼爾·馬爾薩斯的討論中,羅伯特·馬爾薩斯才逐漸為人所知並最終成名。這一典故來自於畢曉普·奧特,而他正是從馬爾薩斯本人那裡聽來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馬爾薩斯父子頻繁地談論未來社會的平等與幸福,父親抱有理想主義的觀點,兒子則抨擊這種觀點。畢曉普·奧特這樣描述說:「在與父親進行這種富有生氣的討論的時候,馬爾薩斯已經確立了他的事業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於人口增長快於人類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給人類社會進步造成的障礙。」為了使這一想法更成熟,他寫下他的論點的要義,這形成了後來的《人口原理》。我們不知道父親是否被兒子說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爾·馬爾薩斯強烈地感受到兒子手稿中的觀點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創造性,因此建議兒子將他的勞動成果公之於眾。
    第一版是約5萬字的八開本,與後面諸版相比,這一版幾乎完全不同,並且更宜於傳世。五年以後以四開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時已成為約25萬字的三卷本。正如馬爾薩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釋的,第一版的寫作是「出於一時衝動,僅利用了在鄉村所能接觸到的少有的資料,」不過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內容一方面是與完美主義者的辯論,一方面證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儘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這第一篇論文運用演繹的方法,富於哲理,文風大膽而精於修飾,語言華美,情緒飽滿;而在其後的諸版中,政治哲學讓位給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被社會學所做的證據歸納所掩蓋,這位年輕人在執政政府後期寫作時所具有的天賦和高漲熱情卻不見了。「冗長與毫無意義的重複」,這是柯勒律治寫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頁邊的評論:「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
    第一版很難見到,可見它的發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馬爾薩斯聲稱他從自己的著作中獲得的收益總數不超過1000鎊),它一經面市,馬上就脫銷了,儘管五年之後才出了第二版。這本書立刻引起注意,小冊子之間的筆仗也隨即展開(據博納博士說,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來,這種筆仗就沒有停止過。反對者們提出理由抨擊那一在進化歷程中從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並且認為,在有意識地對幸福的追求中,人們敢於從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們手中奪得政權。
    佩利本人被說服了,而他從前認為「一個國家可能遭受的最慘重的災難就是人口的衰減,人口的增長的目標,在所有國家都應當勝過其他一切政治目標。」《人口論》同樣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奧特記載了皮特與馬爾薩斯於1801年12月的一次會面:「碰巧這時皮特先生正對劍橋大學做一次競選訪問……在基督學院院長住宅舉行的晚餐會上,有幾個年輕的旅行者作陪,特別是羅伯特·馬爾薩斯等人。在談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殺、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萊爾等輕鬆話題時,皮特先生也放鬆下來與大家閒談。」在1796年,皮特認為一個人多生孩子是「使國家富足」的行為,即使他全家都是窮人。而到了與馬爾薩斯見面的前一年,皮特卻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在眾議院他解釋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向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們表示敬意,「對他們的意見他必須要加以尊重,」據說,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達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類苦難的線索。《人口論》的重要性不在於那些新奇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簡單的原理,並對這一原理做出極富衝擊性的強調,這才是此書的重要性所在。實際上,他的主導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紀的作家利用過,但由於表達拙劣而沒能引起世人注意。
    這本書可以躋身於那些對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文科學的英格蘭傳統之中——植根於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思想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之中,我認為,在情感上存在著不同尋常的延續性。從18世紀到現在,如果我要如此表達——這一傳統與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洛克、休謨、亞當·斯密、佩利、本瑟姆、達爾文和穆勒,這一傳統表達著對真理的熱愛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沒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學,它代表了公正和民眾精神。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脈相承,在實際內容上也息息相聯。馬爾薩斯身列其間,當之無愧。
    馬爾薩斯從他的演繹的劍橋方法——無論是數學學位獲得者佩利,還是一無神論者採用的方法——到後面諸版採用的歸納性論點的轉折起因於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為了搜集資料,訪問了瑞典、挪威、芬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地方,這些是當時對英國旅行者開放的少數的幾個國家。在1802年的短暫和平期間,他還訪問了法國與瑞士。北方的旅行是與基督學院的朋友奧特、克拉克和克裡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個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馬爾薩斯和奧特被他的異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憊不堪,而對克拉克,這不過是稍作表現而已。
    克拉克和克裡普斯又繼續了兩到三年的旅行,當他們從君士坦丁堡返回時,已經收集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東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於菲茨威廉博物館。他們在家中的朋友們則坐在基督學院的研究員休息室裡,懷著極大的好奇和興趣閱讀克拉克的來信。這些信件有許多收錄在克拉克的《生活與旅行》。克拉克後來成為基督學院的高級導師(1805年),第一位礦物學教授(1808年),最終成為大學的圖書管理專家(1817年)。
    與此同時,馬爾薩斯在繼續他的經濟學研究,並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樣)了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對目前供應的過高價格的原因調查》。這本小冊子不但就其本身來說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傾向於使用處理具體經濟問題的一系列方法,這些方法在此後與李嘉圖的通信中進一步展開。我對這種方法我深有同感,並且認為,比起李嘉圖的方法來,這種方法更可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按照馬爾薩斯的頗令常識的主張,價格和利潤主要決定於他所說的(儘管並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圖則採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後,他一方面歸因於貨幣狀況,一方面歸因於產品的實際成本和實際差別,認為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發揮作用。他把馬爾薩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淺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圖在使他的許多成功的論點要義簡單化的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偏離了客觀事實;而馬爾薩斯卻使他的說法接近結論,從而緊緊抓住了那些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發生的東西。李嘉圖是諸如貨幣數量論和匯價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創立者。當人們在觀念上痛苦地脫離這些偽算術定律的控制時,人們才能夠,或許是100年來第一次,理解馬爾薩斯的晦澀結構的真正意義。
    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這本早期的小冊子中被天才地表達出來。「這一想法對他的震撼之大以致於他騎上馬從黑斯廷斯跑到鎮裡」,在他的「鎮裡的閣樓」上呆了兩天,「熬夜到兩點來完成這一想法,以便它在議會開會之前產生出來」。他在思考為什麼供應價格上漲之高遠遠超過收穫不足所能產生的影響。他沒有像李嘉圖幾年之後那樣歸因於貨幣數量。他把原因歸結於勞動階級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隨著生活費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我極其強烈地感覺到,在王國的多數地區隨著穀物價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的企圖,連同國家的富足,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圖得以實現,相對說來是造成此次供應價格上漲的僅有的原因,因為這次價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過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過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國家價格上升的程度……
    「讓我們假設存在一種有50個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於生產上的某些失誤,只夠供應40個人。如果第40個人可以花兩先令買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個人的出價都不同程度地高於兩先令,餘下的十個人的出價都少於兩先令,根據真實的貿易原則,這件物品的實際價格將是兩先令……讓我們假設現在有人給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個窮人每人一先令。現在所有的50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先令,即先前確定的價格。根據公平貿易的每條真實原則,這件商品將馬上漲價。如果不是這樣,我就要問,根據什麼原則把能支付兩先令的50個人中的十個排除在外?因為依據假設,商品還只能供給40個人。窮人的兩個先令與富人的兩個先令一樣是錢;如果我們不採取漲價而讓最窮的十個人(或許他們是)支付不起的辦法,就必須擲硬幣、抽籤、摸彩或者動武來決定誰將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對同樣的錢進行不光彩的區分的辦法更合理的方式來分配一國的商品,而以上這些方法顯然偏離了我的目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據文明的、已啟蒙民族的習俗,根據每一條商品交易規則,價格必定會上漲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點。這一點也許是兩個半先令或更多,將成為商品的價格。如果再給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半先令,價格必然立即隨之上漲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類推。」
    語言和道理都是簡單的,但這卻是系統性的經濟學思想方法的開端。小冊子中還有很多——幾乎整篇——都值得引用。這本《調查》是馬爾薩斯所寫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儘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偉大的章節;現在,既然已經從引述開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頁)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達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裝(轉引自佩因《人的權力》中的評說):「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地來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沒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個人沒被邀請而前去參加宴會一樣,女主人命令他離開,如果他不能喚起某些宴席中的賓客的同情的話。而如果有賓客站起來為他讓座,其他不請自到人會立刻闖過來要求得到同樣的恩賜。如果來者將分食物的消息傳開,宴會廳裡將會擠滿數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會的秩序與和諧就此破壞了,先前的富足變成了現在的困乏;賓客們的歡樂被破壞了,大廳中的每個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賴的場面,都是被激怒的人們鬧嚷嚷地糾纏不休,因為他們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並沒有找到。客人們將後悔不已,他們不該抵制女主人發佈的對闖入者的嚴酷命令,因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夠的享用,但她知道她無法滿足源源不斷的人們,因此當她的宴席已經坐滿時,她就要客氣地拒絕接納那些新來的人。」
    馬爾薩斯的另一本小冊子《致薩繆爾·惠特佈雷德議員先生的一封信——關於他的修改〈濟貧法〉的建議案》則無如此幸運。這完全是一次對《人口論》中原理的應用。惠特佈雷德先生建議「授權教士們建造房屋」,就是一項建房計劃,一方面想補救驚人的短缺狀況;一方面想創造就業。但馬爾薩斯急切地指出無論如何也不能減輕「獲得住房的困難」,因為正是由於住房的困難才使得「針對貧民的法律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刺激早婚」。這些法律提高了稅率,較高的稅率阻礙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減緩了貧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災難性影響。「這一傾向使得男女關係過早發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條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懷疑人口將大大增加,這樣大規模的勞動者被隨即投入市場,將使得那些獨立的勞動者陷入絕境。」經濟學是一門本常危險的科學。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開本,全書600頁,標價一個半畿尼。直到這時,馬爾薩斯才沒有特別職責而專心於經濟學研究。他於1804年結婚。1805年他39歲之際,擔當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擔任新成立的東印度學院的現代歷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一職,開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遷至海利伯裡。這是在英格蘭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經濟學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裡。他的住所在鐘樓下面,後來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這裡,他是馬爾薩斯講座的最後一任主持者。馬爾薩斯有三個子女,一個女兒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個女兒,普林格爾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兒子,雷維倫德·亨利·馬爾薩斯於1882年去世,沒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後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關於《穀物法》的小冊子,1815年出版了他關於地租的著名論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由實際應用的觀點考察》。
    「海利伯裡學院存在的時候,馬爾薩斯夫人一直保持著她的歡樂的晚宴的傳統,倫敦的學術界精英經常參加她的晚宴。」「馬爾薩斯的僕人一直跟隨著他,直到他結婚之後生活安頓下來。」他的學生們管他叫「老爹」。他是個輝格黨成員。他的布道常常是詳細闡發上帝的仁慈。他認為海利伯裡學院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地方,認為對那些「不但能理解,並且不以之為枯燥」的年輕人來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項適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氣和藹可親,品格忠誠,富於感情,並且天性次快——這些都驗證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寫下的論斷:「人生,一般說來,是一件與未來狀態無關的幸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除了那些在歷史進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惡之外,世上再無其他罪惡。」
    與這幅畫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論戰中的小冊子作者們描繪的冷酷、惡毒,如怪物一般的馬爾薩斯的形象。對此,馬爾薩斯看來是採取了盡可能不聞不問的態度,但一些朋友門卻十分憤慨。在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哲學家馬爾薩斯上周來到此地。我參加了由未婚者們為他舉辦的令人愉快的歡迎會。其中只有一位婦女是有小孩的。但馬爾薩斯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只要沒有發現有身懷六甲的跡象,他會對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禮……。」
    《紳士雜誌》(1835年,第325頁)在訃告辭中告訴我們:「馬爾薩斯先生身材高挑,體態優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樣,堪稱完美紳士的典範。」
    約翰·林內爾先生在1833年曾為馬爾薩斯畫過一幅令人欽羨的畫像,現在為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所有。從這幅畫像以及同樣出自於林內爾之手的著名的馬爾薩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個紅臉膛,有著紅或褐色的鬈發,那是一張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龐。馬蒂諾小姐在她的自傳中寫道:「全英國也找不到比馬爾薩斯先生頭腦更單純,更具美德,更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當中,馬爾薩斯是我不用喇叭經常就能很輕鬆地聽到的人之一;——由於下顎的缺陷,馬爾薩斯講話時的毛病簡直不可救藥,當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們認識而邀請我與馬爾薩斯會見時,我不禁心生畏懼。想到我自己的耳聾,而他不能讀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輔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難把我的助聽管給他,我意識到我們的會見將會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幸運的是,我錯了。他的第一句話——緩慢而溫和,不管輔音怎樣,元音響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鬆下來。我很快就發現他用的元音我實際上都聽到過。他發音最差的字母是I,當我毫不困難地聽懂他的問話,——『難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內的湖嗎?』的時候,我已經沒什麼可擔心的了。」
    我們的記憶在經歷了盧俊和休謨之後的漫長空白之後,上面這一愉快的場景又讓我們回到了我們所熟識的年代。約翰遜博士、吉本和伯克對我們影響之深,以致於我們很容易淡忘了馬爾薩斯成長的那個年代,即18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那個年輕、激進的英格蘭;我們也淡忘了帶來沉重失望的法蘭西革命以及它對英格蘭的毀滅性影響,儘管我們還能在從華茲華斯到柯勒律治到懷有不可扼制的熱情的雪萊的作品中瞭解到它,但我們已經淡忘了這兩個重大事件在從18世紀向19世紀的過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無論如何,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過去,馬爾薩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與知識範圍中已經完全被忽略了。盧梭、馬爾薩斯之父丹尼爾、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1784年的劍橋同仁們、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彷彿都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文明。而馬爾薩斯與我們的聯繫卻日漸緊密。他是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初始會員,而這一團體仍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召開聚餐會。他同時還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統計學會的初始會員。他參加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在劍橋召開的1833年會議。
    晚年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與李嘉圖的親密關係,為此他寫道:「除了我的家人,我從沒有像這樣愛過他人,交換看法,我們毫不保留,之後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以致於我不得不設想,或早或晚,我們總會取得一致。」瑪麗亞·埃奇沃思與兩人都相熟識。她這樣描繪他們:「他們齊心協力探尋真理,無論誰是第一個發現者,他們都歡呼相慶;我真切地看到他們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動絞盤,讓那癡心眷戀於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始於1811年6月,馬爾薩斯「冒昧地引見自己」,希望「我們在這一問題上能站在一邊,對那些觀點上的分歧,我們只需要私下進行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筆墨官司。」這帶來了他們之間從未斷絕的親密關係。李嘉圖在週末頻頻造訪海利伯裡;而馬爾薩斯到倫敦的時候也常常逗留幾天,起碼要與李嘉圖共進早餐,後來的年月裡,馬爾薩斯也習慣於到蓋特科姆公園,李嘉圖的家中住上些時日。這表明他們相互之間懷有最深切的愛戴和尊敬。他們在智力天賦上的對比很鮮明,也很有意思。在討論經濟學問題時,李嘉圖是抽像思維和演繹法的理論家,馬爾薩斯則是歸納性的和直覺的調查者,他不願意與可驗證的事實依據和直覺中偏移太遠。然而在實際的財經問題上,這位猶太裔的證券商與這位貴族血統的牧師的角色就會完全顛倒過來。我記錄下了這樣一件小事。在拿破侖戰爭時期,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李嘉圖是一個辛迪加的主要成員,這個辛迪加從事政府債券的操作,相當於目前的「包銷」。他的辛迪加通過參與招標從財政部的債券總額中得到了包括各種期限的債券,然後作為投資機會逐步向公眾銷售。在這種情況下,李嘉圖往往要幫馬爾薩斯一個忙,馬爾薩斯不用掏一分錢,李嘉圖就把一部分債券份額記到他名下,這意味著,只要馬爾薩斯持有的時間不是太長,一定的收益是毫無問題的,因為辛迪加的初始價格條件比當時的市場價格要低得多。這樣,在滑鐵盧戰役的前幾天,馬爾薩斯發現自己手中的公債正處在一個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經已經無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圖,只要不是「錯的或不方便的」,「就乾脆趕緊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諾給我的收益實現了,哪怕只是一小點也好。」李嘉圖執行了這一指令,儘管他自己絕不會採取同樣的行動,因為他的消息來源告知他公債可以在滑鐵盧戰役那一周達到牛市的峰頂。在1815年6月27日致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中,他謙遜地匯報說:「像往常一樣,我從對上漲的預料之中獲益頗豐,我成了公債的大贏家。」「現在讓我談談我們的老課題,」他接著投入到對商品價格上漲原因的探討之中。
    可憐的馬爾薩斯禁不住心中懊惱:「(他寫於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認我曾以為第一場戰役的勝機屬於波拿巴,因為他有進攻的機會;的確,從威靈頓公爵的調兵遣將看來,波拿巴一時曾經勝券在握。然而事後看來,法國人並沒有做好應有的準備。如果他們拿出了為保衛獨立而戰應有的力量和熱情,一場戰鬥,無論它如何血腥或徹底,是無法決定法蘭西的命運的。」
    這一友誼將在歷史中長存,因為它產生出了在政治經濟學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來。1887年,博納博士發現了由科勒內爾·馬爾薩斯所有的李嘉圖寫給馬爾薩斯的信件,然後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對馬爾薩斯所寫的信件的尋找卻是一無所獲,這些信件本來應該由李嘉圖的家庭成員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這些散軼信件中的一封,這封信是大衛·李嘉圖偶然送給伊斯頓·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樂於收集名人手跡。這位教授同時還聲稱——極有先見之明地——「大衛·休謨對《國家財富》的評論曾被銷毀,而馬爾薩斯的這部分信件的遺失將被經濟學家們認為是僅次於此的文字之災。」對皮羅·斯拉法先生來說,什麼也隱藏不住。為編輯即將出版的《大衛·李嘉圖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書是為皇家經濟學會準備的,將於近年內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發現了那些散軼的信件。這兩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將會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確可以發現經濟學理論的種子,也能發現他們論證命題時分歧的線索——在一開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則很難認為他們所用的定義是一致的。李嘉圖研究均衡條件下產品的分配理論,而馬爾薩斯則關注是什麼因素決定了現實世界中每日產出的數量。馬爾薩斯所針對的是我們碰巧生活於其中的貨幣經濟;而李嘉圖針對的是一個貨幣中性經濟的假想概念。他們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圖寫道:「在我看來,我們在那些經常討論的題目上的觀點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你在頭腦中經常考慮那些個別變化帶來的直接和暫時的效應,而我則把這種直接效應和暫時效應撇在一邊,全神貫注於這些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即事物的長期狀態。或許你對這些暫時效應評價過高,而我則過於低估。要正確對待這些命題,就需要認真加以區別和注意,並要同時考慮兩方面的原因。」
    馬爾薩斯在1817年1月26日對此做了很有反響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談及的問題是我們的觀點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確實傾向於從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慮,因為這是便寫作在實踐中有益於社會的方法,我也認為這是避免犯拉普他島的裁縫們所犯的錯誤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釐,則必謬以千里。另外,我的確認為社會進步包含著不確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進或阻礙生產與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於忽略了導致國家貧窮或富足的因素,而這正是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探討的主要目標。一個作者誠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歡的假設,但如果他的假設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他就不能從假設中得出任何有實踐意義的推斷來。你在關於利潤的文章中假設實際勞動工資是恆定的;但它是隨商品價格波動的(二者在名義上是一回事),利潤也是變動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斷就無法應用到事物的實際狀態之中。我們在周圍的國家,尤其是在我國,看到的是時而繁榮,時而蕭條,長短不定的歷史時期,而從未見到過你僅僅考慮了的一成不變的社會進步。
    但造成我們的分歧的更細緻、更本質的原因,我認為是這樣。你似乎認為人類的需求和口味時刻在等待著供給;而我則堅決認為沒什麼比激發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難的了,尤其是要從原有材料中創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所賦予它的價值,供給越適合於需求,其價值就越高,一天的勞動就能換來或曰帶來更多的可支配的購買力……我非常肯定地認為,在實際阻礙生產和人口增長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於生產能力的不足。」
    一個人如果細讀了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覺到,在長達100餘年的時間裡,馬爾薩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圖的方法居於完全的統治地位,這對經濟學的進步可稱是一場災難。在這些信禮中,馬爾薩斯一次又一次地談論著簡潔的思想,但頭腦籠罩在陰雲裡的李嘉圖卻全然無法理解這種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韋爾教授發表在《經濟學雜誌》(1907年,第274頁)中的信中,馬爾薩斯寫道:「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觀察,你認為『由積累慾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費的慾望一樣有效』,即『消費和積累能同樣促進需求』。我知道,對於利潤下降,你一般會從積累上找原因,而我則堅信,這是因為生產價格比生產成本相對降低,或者說是有效需求縮減,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原因。」
    但從馬爾薩斯寫於1821年7月的兩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時為止,這一在馬爾薩斯頭腦中清清楚楚的問題,在李嘉圖的頭腦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們在世界的每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閒置著的巨大的生產能力,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由於對實際產品分配不當,造成繼續生產缺乏足夠的動機。
    為了探討財富增長的直接原因,我顯然要探討動機問題。我根本不想否認人們有權消費掉全部產出,但根本問題在於,在各部分之間進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從而激發以後的生產。我毫不懷疑地堅持認為,快速積累的意圖必然意味著非生產性消費的大幅度縮減,這極大地損害了一般的生產動機,從而必然過早地阻礙財富的增長。這才是最具實際意義的問題,至於是否應該把這種不景氣稱為供應過剩,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但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即快速積累的意圖造成的勞動與利潤的分配損害了今後積蓄的動機和能力,從而損害了供給能力和人口就業的增長,就不能不承認,這種積累的意圖,或曰儲蓄過剩會對一國造成切實的損害。
    (1821年7月16日)對於目前討論的這一問題,看來我們永遠也無法徹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讀了我的最後一章第一部分的頭兩段,而仍然「認為把巨大的生產力投入生產,其結果對人類不利」,那麼我幾乎對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絕望了。
    我明確聲明,我的目標是闡明引發生產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議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產性消費,顯而易見那不過是為了保證最大程度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動機。而且我依然認為,對於一國的財富來說,隨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產性消費的占一定比例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在各種生產動機當中,最核心力當然是使那些運作產業的人獲得產出的適當比例。然而你卻主張大規模的暫時儲蓄,在利潤足以促使它投入生產時卻開始儲蓄,這可能導致對於產品的分配不能引發進一步增加生產的任何動機。
    如果把一段時間裡沒有進一步增加生產的狀態不適當地命名為不景氣,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它,尤其是在這種不景氣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長的一代淪於失業的時候。我們從重複的經驗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經在一段時間內失去工作,否則勞動的貨幣價格是不會下降的。
    問題在於,這仲資本的停滯,以及由於在增加的產品中沒有使地主和資本家得到適當的非生產性消費的份額而造成的對勞動需求的停滯,在發生時會不會無損於一個國家,會不會導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資本家在自然社會剩餘中得到非生產性消費的適當比例,從而繼續保持生產的動機,就會首先避免對勞動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將會發生的這一需求的突然縮減,這樣是否導致社會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資本和勞動停滯不會導致惡果,那麼怎樣才能說明,對生產者可能有害的過於節儉反而不會對國家有害呢?怎樣才能說明,在生產失去動機的時候,增加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不能作為一個適宜的解決辦法呢?」
    如果是馬爾薩斯而不是李嘉圖成為19世紀經濟學領頭人,今天將是一個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為了重新發現,為了衝破誤導我們頭腦的重重迷霧,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這本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一直稱羅伯特·馬爾薩斯為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而在這些信件發表之後,帶著更多的同情與崇敬,這一榮譽他將更加當之無愧。
    在這些信中,馬爾薩斯的確在重述他出版於1820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論點,這一部分的內容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者引發的分配,以此作為增加全部生產的交換價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動李嘉圖,也未能影響後世的思想,但馬爾薩斯使這一論點更加清晰。
    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論點的精髓在《政治經濟學》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對1815年以來勞動階級的苦難」,馬爾薩斯繼續應用了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應當歸因於資源的轉向,先前資源投入於戰爭,投入於儲蓄的積累。而在如今的情況下,儲蓄不足不可能是問題的原因。儲蓄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已不再是一種公共責任。公益事業以及地主和有財產的人的消費才是適宜的解決辦法。
    下面的兩節可以引用為對1815年到1820年所發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經濟分析:「當利潤偏低並且不確定的時候,當資本家在那些本應安全地利用他們的資本的地方卻遭受損失的時候,當由於這些原因造成資本外流的時候;一句話,當問題的性質所體現出來的所有證據都清楚地證明了對國內資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時候,卻建議進行儲蓄,並且把更多的收入轉化成資本,這不是違背了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嗎?這不是毫無意義地反對供給和需求原理這一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嗎?這不是等於在人們忍饑受餓、流離失所的時候卻建議他們操辦婚姻之事嗎?
    「總之,我要說,參與戰爭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階級突然轉化為生產勞動者會造成生產與消費均衡的紊亂,而治癒這一惡魔的最力所能及、最顯而易見的方法是僱傭窮人參與築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擁有財產的人致力於建設,改善和美化他們的工地,以及僱傭工人和僕役。」
    儲蓄與投資平衡問題在書中序言裡已全部提出了:「亞當·斯密聲稱,資本增加源於節儉,每個節儉的人都有益於社會,財富的增長依賴於消費與居於其上的生產之間的平衡。毫無疑問,這一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顯然也絕不是無條件的,因為儲蓄的原則一旦過度就會損害生產的動機。
如果每個人都滿足於最簡單的食物、最破爛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麼這世上就絕不會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兩個端點是顯見的,需要的是有一個中間點,雖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不一定能確定它,但考慮到生產能力和消費願望這兩方面,這一點應該是最能激發財富增長的一點。」
    對李嘉圖來說,全然無視這一系列思想的意義當然是個重大錯誤。但馬爾薩斯也存在缺陷,即在於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駁馬爾薩斯,他所設想的事情的狀態,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為零,否則不會發生。像往
常一樣,馬爾薩斯洞察到了什麼是正確的,但只有解釋清楚過度節儉不會帶來利息率降低為零,才能完全理解為什麼它是正確的。
    亞當·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對我們這些後世子孫來說,除了一般的感情,這三個人物還激發了我們精神上的其他東西。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並未被他們相反的頭腦品質所阻隔,而是終其一生在和平與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圖去世之前寫給馬爾薩斯的信中的最後一句是:「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完了。像其他爭辯者一樣,在許多辯論之後,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你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你。」
    馬爾薩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寫)我的觀點是公開的。如果我要修改什麼,也只能在語言上做些改動,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馬爾薩斯去世的前一年,馬蒂諾小姐到海利伯裡來拜訪他。她很高興看到「綠化得很好的赫茲郡。幾乎每天工作之餘我們都出去—一五六個人愉快地騎馬相聚,踏遍每一條綠色林蔭道,欣賞周圍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們的家庭則組成了一個充滿歡樂的團體——我們沒有興趣談論學生中的哪一個會成為未來印度的行政官。年輕男人們談論的風行一時的笑話,鄭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時爆發出的喧鬧;年輕女士們的射箭術;波斯語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風度;勒巴校長的淵博學識和誠懇的學者風度,以及夏夜聚會中頗有古風的謙恭,所有這些都過去了。」
二、羅伯特·馬爾薩斯:百年訓諭
    在《伊斯蘭革命》的序言中,雪萊寫道:「形而上學,以及對道德和政治科學的探討,已經蛻變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馬爾薩斯式的詭辯,算計著使那些人類的壓迫者們在永恆的勝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說,他抨擊著《人口原理》對人類未來的美好希望。另外一個詩人,馬爾薩斯在基督學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觀點也並不友善:「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博納博士寫道:「其餘的紙邊批語主要是一些感歎語(如『蠢驢!』),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來,無論對於富於革命精神的詩人還是對於富於保守精神的詩人,馬爾薩斯都是經濟學家中詭辯者的代表——這個露骨而討厭的喋喋不休的傢伙,偏離了人道主義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證明:所有減輕貧困和災難的企圖都會適得其反;開通的自利行為比一時的慈悲心腸更是一種社會公德;商人們為了那些最紅光滿面的人——指那些最富於財產的人——的生存而奮鬥,而一旦他們無法繼續,世界將極有可能陷入悲慘之中。
    這兩位最具睿智而氣質相異的詩人就是這樣來解讀他們所聽到的東西的。他們的控訴矛頭指向19世紀的經濟學家,但也並非全然錯誤。今天我們也沒能完全逃脫出他們的控訴。
    如此紀念馬爾薩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為了批評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則是為了批評佩恩的《人的權力》,其中有一段是經常被引用的:「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兒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地來到世上。」
    當惠特佈雷德先生建議「授權教士們建造房屋」時,馬爾薩斯寫了一本小冊子,敦促無論如何不能減輕「獲得住房的困難」。
    這樣提及馬爾薩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點,即他的生活與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兩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於他周圍的事件和影響。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無效的努力,李嘉圖和他的學派正在把他們的理論套在我們的脖頸上,而馬爾薩斯卻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萊繼續寫道:「四散的陰雲也已籠罩在我們的小說與詩歌之上。然而在我看來,人類正在從昏睡中覺醒。我感到了一種緩慢的、逐漸進行中的悄悄的變化。」
    在一個腳注中,雪萊把《人口原理》後面諸版中的一些變化慷慨地稱之為「公眾希望甦醒的標誌」。有這樣一段,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結論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萊頭腦中所想的那一部分:「總而言之,由於人口原理的作用,儘管減輕苦難的前景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光明,但也遠非毫無希望。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人類社會逐漸向前的進步,在出現最近的胡思亂想之前,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標。財產和婚姻的法則,以及狹義的自愛原則促使每個個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況,我們應當感激這些法則,因為正是在這些法則之下,人類的天才得以發揮,人類得以由野蠻走向文明。根據人口原理,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得出結論,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拋棄使我們升高的這一階梯,但這絕不說明我們不能借助於它更進一步。社會結構的許多特徵也許仍會保持原狀。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社會仍會由有產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組成。但每個階級各自的狀況,兩個階級之間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觀,使整個社會趨於和諧與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學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地發展的時候,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卻裹足不前,以至於連由於人口增長造成的前進障礙都無法解決,這種對照的確令人悲傷。然而,無論我們工作中的障礙顯得多麼堅不可摧,我們仍然心存希望,因為我們探討的結果並沒有使我們放棄人類社會進步的事業。一點點好處,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們拼盡全力,就足以讓我們付出努力,讓我們滿懷憧憬。雖然我們不能指望人類的美德與幸福能與自然發現的光輝歷程齊頭並進,但只要我們不自暴自棄,我們就可以滿懷信心地希望,前者將隨後者的進步而進步,並從後者的成功中分享好處,其程度並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年中,勞動階級的苦難主要因為他們的低水平的生活狀況引起了馬爾薩斯的注意。滑鐵盧之戰以後以及戰爭結束之後,呈現在馬爾薩斯面前的是失業問題。正是為了解決前一個問題,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強調,除非減少勞動供給,否則無法提高這一生產要素的報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強調的是減少勞動供給的困難,在其後諸版中,他卻強調減少勞動供給的重要意義。在他一生中的後半期,他被戰後失業的問題困擾著,失業的範圍第一次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來,本應有人讀到他對強大的李嘉圖的有力而不容辯駁的抨擊,哪怕僅帶著一絲同情與理解。就這樣,馬爾薩斯這個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時的天才直覺卻被遺忘了。
    然而今天,讓我們把馬爾薩斯作為第一個劍橋經濟學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為用規範的思維框架面對世事紛壇的偉大先驅吧。馬爾薩斯通過一條最佳途徑接近了經濟理論的核心問題。馬爾薩斯在佩利時期的劍橋大學走向成熟,他開始有志於哲學和道德科學,並運用政治哲學家們的演繹方法。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一頭沉浸在經濟史實和當代世界的問題之中,運用歷史歸納的方法,並吸收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最後,他又回到演繹方法,不過這次是作為專屬於經濟學家們的純理論方法。他尋求將規範的思想方法應用於事實資料,並通過直覺選擇類似規範原則的方法來透視這些事實,進而解釋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總之,在經歷了一個道德學家的幼蟲和一個歷史學家的蛹之後,他最終將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張開思想的翅膀,翱翔於世界之上。
    作為結論,讓我來為你讀出馬爾薩斯所寫的這一段文字,它總結了一個經濟學家應當怎樣看待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耳邊經常能夠聽到反對理論和理論家的呼聲,它們來自那些自以為在實踐中精明強幹的人。應當認識到,差勁的理論是非常差勁的東西,他們的作者非但無用,而且常常成為社會的害群之馬。但看來這些實踐的鼓吹者並不清楚,他
們自己也往往會像他們所反對的那樣。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人屬於當時最具危害性的理論家之列。當一個人信心十足地對人講述他觀察範圍之內的事實的時候,無論這些事實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們也增加了社會知識總量,從而有益於社會。但是假如一個人竟然從他的局限性的經驗中,從他對自己的小農場的經營管理中,從與他相鄰的作坊的雞毛蒜皮中得出一個普遍性的推斷,他就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理論家,這種事情經常發生,然而這是尤為危險的。因為確立理論的唯一基礎是經驗,而人們往往一聽到詞彙的音節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來仔細分辨一下局限性經驗與普遍性經驗之間的區別。」
我認為有理由稱頌馬爾薩斯:他的深刻的經濟學直覺,他不但能對變換的經驗圖景保持一顆開放的頭腦,而且一直不間斷地以他的規範思想中的原理來解釋經驗,把此二者結合起來,體現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現在在他的母校紀念他,應當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傑文斯
一
    斯坦利·傑文斯在馬爾薩斯死後的第二年誕生,他只比馬歇爾年長七歲,比埃奇沃思年長十歲。在他獲得教授職稱之前,由福克斯韋爾教授代替他在大學學院中主持講座。他是我父親參加劍橋大學1875年的倫理學學位考試時的監考人。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據我父親回憶,是在早年之時,把他當作一位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福克斯韋爾教授代他主持講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餘年了,雖然我們今天(晚了一點)才來紀念他誕辰100週年,但我們認為,在穆勒於1873年去世之後的半個世紀中,他是統治著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之一;而對我們這些今天匯聚於此以表紀念之情的人來說,他又是我們的教師和前輩。
    他的家庭屬於受過教育的脫離國教教派的教友階層。他們沒有學術界的社會關係,但在19世紀的前半期,他們組成了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和伯明翰的知識界,並成為倫敦大學附屬學院中的本瑟姆基金會(成立於1826年)的骨幹,以及曼徹斯特大學(建於1846年)歐文斯學院的中堅分子。他的家庭和許多親屬都是無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傑文斯也就終生保持這一信仰。他的父親是一位鐵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對那個時代的機械革新很感興趣,據說他建造了(1815年)用於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鐵船。他自己出資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還曾寫有一本有關法律的小書和一本經濟學小冊子。他的母親是一位女詩人,她生的第九個孩子就是傑文斯。她是威廉·羅斯科家族中最年長的孩子。這是一個頗具天賦的家族。威廉·羅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師和銀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藝術愛好者,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倫索·德·梅迪奇傳》以及《利奧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還寫有一本兒童文學作品《蝴蝶的舞會和草蜢的宴會》)。傑文斯娶了J.E.條勒之女,泰勒是《曼徹斯特衛報》的創立者,與《旁觀者》的R.H.哈頓是姻親。
    他的父親和外祖父羅斯科儘管都有非凡的天分並且為人誠信可靠,但卻雙雙淪於破產。前者是在1848年的財政危機中破產,後者則是因為他的銀行1816年發生的擠兌。傑文斯因此獲得了很好的遺傳細胞,不能忽視商業波動現象。他對自己的投資和財產狀況投入了極大的興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話,那麼他自己的經營活動與他關於商業循環的理論以及煤儲量漸將耗盡的理論密切相關。傑文斯自己的資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產,據說傑文斯通過對他們的儲蓄進行有利的投資來增加收入。但為了保證生活中主要目標的實現,每當事業面臨嚴峻形勢時,他都會毫不吝惜地犧牲錢財,在這方面他堪稱典範。但也絕不是鄙視金錢,在不得不破費錢財的時候,他也會痛苦不堪。在許多方面,或許絕大多數方面,他都是一個優秀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他從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惡極「左」派的表現,欣賞保守黨的「要不惜一切代價,」——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話——「像保護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壘一樣保證這個國家的不間斷的、特有的繁榮,」另一方面,他也同樣欣賞自由黨的「不要謹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則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趨勢」。
    由於斯坦利·傑文斯的生活經歷,使他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很感興趣。他的外祖,威廉·羅斯科熱心於社會改革,積極鼓吹廢除奴隸貿易。他的父親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賴穀物法》。據記載他母親曾與他一起閱讀過大主教惠特利的《論貨幣問題》,而他第一次求學所在的利物浦機械學院高等學校的校長,霍奇森博士,後來成為愛丁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然而,傑文斯接受的並不是道德科學方面的教育,而是學習數學、生物學、化學和冶金學。1852年,即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七年之前,傑文斯正好17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與哈里進行了幾次有關道德哲學的頗具學術性的討論,討論中我顯得全然是個『道德依附論者』,不相信我們的『道德感』與動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經討論過物種的起源問題,或者說動物中的諸多物種的衍化方式問題。就我目前所知,我堅決認為所有動物都是由某種原始形態演化而來,其演化過程受到氣候、地理等條件數千年來甚至數百萬年來的持續影響。萊爾對拉馬克這方面的理論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來並沒有提出很好的反對這一理論的理由。」
    在他18歲的時候,由於家境困難,不得不擔任悉尼造幣廠的檢驗員,這家工廠是由於當時在澳大利亞發現金礦而設立的。他擔任這一職位將近五年。正在一心學習的他不得不半途離開大學學院,這對他的雄心是個很大的打擊。而他之所以離開澳大利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學碩士學位課程,但他在澳大利亞的那段時期正是一個人的創造力處於巔峰時的年紀,因此他那時的獨自沉思和慢慢醞釀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後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識貢獻的輪廓在他的頭腦中已經十分牢固地建立起來了。30歲之後,傑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於對他已經挖掘出來的知識精華進行闡述和鞏固。
他在澳大利亞以及後來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國之後的研究來範圍要廣泛一些。他這些獨自沉思的成果明顯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與他對經濟波動的歸納性研究有關;第二部分則與他所演繹的經濟學純理論有關。這兩部分都在他與1862年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劍橋會議的通信中有所預示。在仔細討論這些之前,讓我們順便提及《煤炭問題》,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矚目。
二
    《煤炭問題》這本書稱不上是傑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產生了無以復加的吸引力和衝擊力。但它的預言卻沒有實現,因為它的基本論點不夠成熟。今天重讀這本書就會發現它太過牽強而且誇大其辭。
    傑文斯在本書中所持論點是:要保持大不列顛的繁榮以及工業領導地位,必須保持重工業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續增長,而這要求煤炭產量以幾何級數增長。他把這一原理作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並將其命名為「社會增長的自然法則」。他以這樣的形式來闡明這一原理:「性質相同的物質或處於相同環境中的物質以相同的幾何級數倍增」,他認為「如果真正理解了這一語句的含義,它將是不言自明的」。儘管他警告說:「即使我們不改變自己的內在特徵,我們的外部環境也將照常變化」,他對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產生誤導。因為他繼續說道:「現在,這一僅僅對人口數字來說是正確的道理對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樣有效。如果我們的先輩造就了一定的社會進步,那麼除非我們與他們不相配,或者環境有所不同,我們都將造就同樣的社會進步。如果他們使自己的收入或鐵的消耗量或國家的農業產出翻番,那麼我們也應取得這一成就,除非我們的特性或環境有所改變。」
    在這裡,「煤」的地位向馬爾薩斯理論中「穀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們的生存不再依賴於穀物生產。廢止《穀物法》的嚴重後果是使我們由穀物轉向煤炭。無論如何,這標誌著最終把煤炭看作是一國主要產品的時代已經來臨,標誌著製造業的收益開始上升,而這不過是煤的使用將有所發展的同義語。」
    容易看出這將得出一個怎樣驚人的推斷來,令這一代人深深信服,對他們來說就等同於接受一個馬爾薩斯的簡單翻版。因為,如同傑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實際上是一個雙維度的量:人的數量和人均消費量。在整個數字中,人口比世紀之初大約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卻增加了八倍或更多。這裡,個人消耗量又是一個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長和發現新的使用方式。我們確實不能總倍增鐵路的長度或船隻、橋樑以及工廠的規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卻是無限的。」
    但這時讀者已經被引離了他開始時所精心構造的原理。傑文斯以明確的、令人興奮的語句得出他的結論:「我們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數不勝數,因為我們有一筆資源財富,對我們的需求來說它還沒有明顯不足。由此造就了這個國家所呈現出來的始終如一的、非凡的增長速度。我們就像剛剛在一個新國度裡落戶,對它的邊界還杳然無知。
    「但接下來我不得不指出這一不幸的事實:這樣的增長速度不久之後就會使煤炭消耗量與目前的供應量持平。煤礦的深度增加,開掘難度增大,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到達那個模糊的邊界,停止增長。就像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布萊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將衝破這一堤岸,但緊跟著一個回流。作為定居者,我們無法選擇內陸深處那肥沃的處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像從前那樣發現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現在的煤礦挖得深而又深。
    「這裡需要提請注意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區別。一個農場,無論拓得多遠,只要耕作精良總能獲得收成。而礦產卻不能再生,一旦開採殆盡,產量就很快降低為零。
    因此,既然我們的財富和進步都特別受制於煤炭,我們就不僅僅必須停住——而且必須後退。」
    必須承認的是,傑文斯希望這本書成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來,把這本書誇大其辭的寫作方式歸因於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極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與英國科學促進協會(1862年)的極富獨創性的通信並未取得預期效果。他對商業預測的圖解(也是在1862年)像許多烤得半熟的麵包,60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這本預言的小冊子由他自費出版,只有《泰晤士報》和《經濟學家》提到了它,這讓傑文斯賠了錢。他關於黃金的小冊子(1863年)雖然後來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賣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想奉獻給這個世界一些有價值的東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現在我想我情緒很低落,因為我的關於黃金的論文問世後,只有姐姐說過一句讚揚的話,而她也不過是盡了姐姐的義務。如果人們都像這樣來對待我的所做所為,我該怎麼辦?一種可能是,你開始懷疑你對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僅是幻象而已;另一種可能是,你認識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讚頌。最近,我對自己的狀況想了很多,寫也寫不完,道也道不盡。我甚至想,很多時候,自己像個傻瓜,自己的許多觀念是那樣荒唐可笑。最終我也承認,要敲開這個世界的大門,一個重要的辦法是多交朋友,讓他們得出你是個聰明人的印象,讓他們四處宣揚你的聰明,把他們的推薦書當作一根根槓桿,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亞在寫他的第66首14行詩的時候,把這一切看得多麼透徹啊。
    顯然,我再去空耗力氣,破費錢財地出版著作是毫無用處的,它不會引起任何一個人的注意。我必須重頭再來,換一種新方法,時時處處去逢迎別人。因為只有在經過漫漫歲月之後,一個人的觀念才可能有機會拿出來讓那些有能力判決它們的人們過過目。
    「儘管我處處有錯,但我感到我的內心深處並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漸漸遠離它。有時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覺到我的努力並非全無用處,我就不該去關心什麼名望、財富、舒適,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這一切,也許我會同意這樣做。然而,朋友們的責難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難於承受的,而他們的讚頌之聲與欽羨之情卻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須駛向另外的航向。」
    這次他決心要引起世人矚目。為了使政治經濟學從土星上回到人間,所有為了引人注意的藝術都派上了用場。僅在幾天之後,亞歷山大·麥克米倫先生就發覺他出版了一本暢銷書,一年之內,大獲成功。傑文斯在日記中寫道:「晚間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發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確證明是永無用處的,是錯誤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許是根本不會,馬上被人接受,起碼是不能。我對社會缺乏愛意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幾乎雙雙破滅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約翰·赫謝爾爵士的來信,盛讚我的《煤炭問題》,那是我最近寄給他的。長時間的勞作和壓抑在這封信帶給我的片刻滿足中得到了報償——或許我該說是足夠的報償。這本我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書,如果少有人讀,更少有人能理解,那麼至少它得到了這位科學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認為也許是世界上最有資格對這一問題做出全面評價的人。」
      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給格萊德斯通先生一冊,格萊德斯通回信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實際是內涵無限的題目,本書對此做了精彩的回顧。」他還邀請作者去拜訪他。「我對格萊德斯通的拜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我不會輕易忘懷——一個作者會見一位處於權力巔峰的偉大部長。」在對議會的一次演講中,穆勒提請注意這本書,「在演講中,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他敦促人們付出更大努力,以實現目前減少國民債務的責任。」實際上,這本書恰好充當了針對償債基金的一場大辯論的政治彈藥。傑文斯寫道:「人口擴大,並且總有人們生存的空間;國民收入增長,並伴以縮減的稅收;資本積少成多,同時利潤和利息上升。這是一個有利狀況的結合,以前很少有國家曾經歷過,並且不能指望一個國家長期如此。」
這很容易激起這一建議:我們靠自己的自然資本而生,所以目前應當迅速縮減已經不堪重負的債務。然而只要轉念一想就會發現,如果我們對煤的需求以幾何級數無限增長,那麼我們將來的國民收入會有極大的增長,以致於債務膨脹簡直是小事一樁。實際上,傑文斯並不怎麼擔心哪種想法能逃過尖刻的批評。我懷疑,他的結論受到某種心理特性的影響,這種特性許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為強烈。這是一種隱秘的本能,他情願經受資源耗盡所帶來的震驚和興奮。關於這一點,H S.傑文斯先生在與我通信時做了有趣的說明。傑文斯對紙張即將耗盡懷有同樣的想法,其原因為對相關原材料的需求十分龐大(這裡他又忽視了對技術進步給以適當考慮)。並且,他為自己的恐慌而採取措施,不但儲存書寫紙張,還儲存薄的棕色包裝紙,以至於到今天,即他死後50年,他的子孫們還沒有用完他留下的這種包裝紙;從性質上看,他購買紙張更像是一次投機,而不是買來自己使用,因為他自己在做筆記的時候,常常是寫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紙片上,而這些本來是應該扔進廢紙簍裡的。
三
    我們現在必須回到傑文斯對商業波動和價格所做的一系列歸納性研究了。這一研究是從他在1862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上宣讀的論文開始的。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對週期性商業波動的研究,附以五個圖解」。這一頁數不足一打的簡短論文標誌著經濟科學新階段的開始。在傑文斯之前,有人曾經注意過商業的季節性變化以及商業形勢好與不好的轉換。他也不是第一個把經濟統計數字畫成圖示的人。實際上,他的一些圖示與普萊費爾的圖示很相似,而傑文斯似乎讀過普萊費爾的著作。但對經濟數據,傑文斯以新的目的來編排、處理它們,從新的角度來考慮它們,他的方法的意義可以表達為:他接近了現實世界中複雜的經濟事實,而他的方法無論在字面上還是暗含著,都像是氣象學。實際上許多他從前的論文都是關於氣象學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後他才與經濟學聯繫在一起:「看來有必要在對商業波動進行調查的時候使用我們所熟悉的其他複雜科學的方法,尤其是氣象學和地球磁力學的方法。」
    就像我們後面將看到的,傑文斯對純理論的概括與抽像同樣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資料是不斷變換的、複雜的,要發現它們的一致性和變化趨勢,就必須加以處理,比較和分析,這樣才能得出答案。傑文斯以一個自然科學家所獨有的偵查的眼睛和豐富而又有所克制的想像力來觀察他的數據,他是第一位能夠這樣做的理論經濟學家。他會一連數小時地對那些圖表進行整理、描繪、變換,然後像一個解剖學家製作幻燈片那樣小心翼翼地為它們著色,接下來就全身心地觀察它們,思索他們,去發現他們的秘密。回首過去,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在1862年之後的50年中,對這一歸納經濟學的魔術,很少有學習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顯然已經擁有了數不清的繼承者,雖然正確地讀懂像沙粒一樣的經濟數據在今天更需一種科學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傑文斯主要對發現和消除季節性波動感興趣。實際上,他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上宣讀的論文的題目是有可能誤導別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討論的是有關商業循環的問題的話。他指出,儘管在商人的頭腦中總有一些關於商業波動的知識沒有寫出來,但他只瞭解到兩個這方面的研究——吉爾巴特關於銀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貝奇關於票據清算的數據的研究,它們分別發表在1854年和1856年號的《統計學雜誌》上。接下來他就進一步研究貼現率、破產情況、統一公債價格和小麥價格的季節性波動。這時他還沒有考慮到大的波動,他的氣象學興趣也還沒有把他引向太陽黑子。但是,他從1844年開始的對許多物品的月度價格的研究已在他頭腦中形成了一個想法。「1853年前後的巨大的總體價格上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我開始懷疑是否存在著價格基準的變換。」結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冊子《黃金價值的嚴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長期波動,而不是循環波動。
    當這個不知名的年輕人花費自己的儲蓄髮表自己在黃金方面的觀點的時候,這一題目的研究還非常落後。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金礦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價將大幅下跌的預言。然而黃金價格這一名詞的含義以及適宜的度量標準還十分模糊不清。紐馬奇(1857年)和麥克庫洛赫(1858年)懷疑並不存在黃金購買力的下降,因而紐馬奇在《統計學雜誌》(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這一問題懸而未決。傑文斯不得不從頭切實解決價格指數問題。他在這一簡短的小冊子中所取得的進展,毫不誇張地說,等於所有後繼作者的總和。他考察了邏輯問題與辯證問題、稱量問題,在算術方法與幾何方法之間做出選擇,考慮是否排除那些波動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說,選擇哪些商品才能作為最佳樣本。然後他就編寫了從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價格指數,編寫的基礎是39種商品的平均月度價格,另外他還考慮了79種小商品,以資補充和檢驗。他這樣表述他的最終結論:「我必須信心十足地斷定金價下降的事實,但這方面的數字描述卻也十分令人洩氣。我得出的最低估計是下跌了97個百分點,讀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經滿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實際上下跌了將近15個百分點。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數字估計具有更大的準確度肯定還需要很多年。」最後,傑文斯考察了貨幣價格變化帶來的社會影響,根據受影響的程度給各種收入分類,估計對預算和國民債務的影響,探討「解救辦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應該放棄金本位制?」「發現金礦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財富?」最後的估論是:「我只能同意麥克庫洛赫的觀點,排除那些個別不幸的情況,如果它們存在的話。總之,黃金價值的下降,已經產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鬆了一國在債務和習慣上的束縛,這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做到的。無論是那些創造財富還是獲得財富的人,報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會中那些上進的、有一技之長的階層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減輕了破產之後的債務一樣會不斷減輕他的負擔。取得這樣的效果而並沒有打破國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關係被打亂的話,將造成無法補救的後果。」
    這本小冊子在處理大量統計數據時體現出來的豐富性和創造性,對資料恰到好處的把握,以及由於只能單槍匹馬地研究,又缺乏能減輕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勞動,它在我們這一領域的歷史上建立了無可匹敵的地位。在統計描述的歷史上,書中所附的大量圖示與表格也顯示出很高的價值。
    正像傑文斯對季節性波動的研究把他引向對價格長期變動的探查一樣,他對後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時期循環波動所具有的特徵。對循環波動的分析與剔除在他對付論敵對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對黃金價值長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問主要是由於這種長期變動被商業循環所引起的價格變動掩蓋住了。那些否認存在價值標準的長期變化的人們,把觀測到的變動歸因於人們所熟悉的商業狀況的好壞轉換,他以新的精確度給商業循環定期以及進行度量。這使他後來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而他目前對商業循環內在原因的觀察雖然只是附帶做出的,但據我判斷,這比他後來通俗化的結論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這些巨大的商業波動,在大約十年之中結束了,它改變了商業的進程。所有參與商業的人對此都是熟悉的。商業波動的深層次原因還不能完全確定,看來似乎是用於永久性和遠期投資的資本與僅用於短期投資以求增值的資本之間變動不定的比例關係。」
    「如果一國的資本每年都能拿出確定的比例用於這樣的長期投資,那麼投資回報將像投入本身那樣有規律,但情況卻不是這樣。在特定時期內增加,是這些龐大的、長期的項目的特徵。」為了支持自己的結論,傑文斯把37年間在聯合王國每年生產的磚的數量、進口木材的數量以及鐵的價格列成圖表表示出來——這是關於傑文斯對歸納的廣泛的好奇,以及這段時期的無比勤奮的很好例證(這僅是其中的一個插曲)。
    在這裡提及此事是恰當的,即傑文斯這時感到申請成為我們這一團體的成員已經時機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正在考慮自薦成為統計學會會員,因為使用這一稱號、使用它的圖書館以及與其他統計學家的結論都對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論文《論自1782年以來的價格和通貨價值的變動》於1865年5月在統計學會宣讀。在這篇文章中,他發展了指數理論,並為繼續他對18世紀的系列回顧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統計學會宣讀了他的擴展性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使他的社會交往進一步擴大,1877年達到頂峰,他成為協會的秘書和國會議員。此時他移居倫敦,並經常參加我們的會議。1880年他在辭去秘書職務時被任命為副會長。
    從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時間裡,他的頭腦一直處於緊張之中。傑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亞的積蓄生活。他沒有職位,感到孤獨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時候,他已經聲名鵲起,但卻依然感到焦慮和壓抑。可見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為曼徹斯特大學歐文斯學院的邏輯學、精神學和倫理學教授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希登講座教授。「現在我每年從學院收入300鎊,」他在日記中寫道,「從自己的錢財中還能得到將近108鎊。有了這些錢,還有什麼做不成呢?」但現在他要在思考和寫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結婚了。大約十年之後,他才開始另一項重要的統計學研究。
    人們常常忘記,傑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較晚的時候才發展了他的太陽活動理論,他以太陽的活動來解釋商業循環的週期,這一理論永遠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記。這一理論發表在兩篇論文之中,它們分別於1875年和1878年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宣讀。其中第一篇比較簡短,它不僅僅是在提出一個可供探討的問題。1801年,威廉·赫謝爾爵士曾「努力發現穀物價格與陽光能量之間的關係,把太陽黑子每11年一次的變化作為其標誌。」1861年,R.C.卡林頓「在他關於太陽的規範工作中,給出了一個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中穀物價格與太陽黑子活動曲線的比較關係的圖示。」這兩次研究都以失敗告終。但傑文斯在歐文斯學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卻使這一理論再現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歐,葡萄獲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約每11年出現一次,而這正是太陽黑子明顯活動的平均週期。」索羅爾德·羅傑斯的《英格蘭的農業與價格史》1866年開始問世,這為傑文斯分析較長時期的小麥價格提供了資料。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商業危機每10年或11年發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難道這中間就沒有什麼聯繫嗎?「我很清楚,」傑文斯斷言,「這樣的思路看起來太過牽強並且像是精心編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機發生得如此有規律性,看來這樣或那樣的解釋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過來,不能發表這一想法,它還僅僅是一個思維的閃光。「後來的研究使我確信,我的數字並不支持我從中得出的結論,於是我撤回了論文,未予發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體系之中。每個人深陷於「天衣無縫」這種事情的時候,都將很難自拔。1878年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宣讀的一篇論文中,他又回到原地,並在發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一觀點進行重述。三個新的發現成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幾乎18世紀初的歷史,發現了商業危機10年或11年的規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學家朋友們指正他,太陽週期並不像他原來猜想的那樣是11.1年,而是10.45年,這與商業危機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歐洲的收成來解釋太陽黑子對商業的影響,因為它的價格數字產生出來的是不利的結果。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況。他辯解說,由於印度農民的購買力不斷增大,他們在購買進口商品同時,也促進了歐洲經濟的發展。
    傑文斯的觀點從未如此清晰過。他列舉了大量論據來證明商業危機大約每10.5年發生一次。天文學家們告訴他太陽週期大約是10.5年。他稱此為「完美的一致」,這使他對這一巧合過於武斷。「請允許我證明,」他在寫給《自然》的文章中寫道,「我從未如此急切,在經過進一步的仔細研究之後,我完全相信,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機的的確確依賴於相同週期的氣象變化。」然而,對與商業危機的時間相關的壞年景的確切時間,他大大忽視了,而這是尋找直接聯繫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論文中,當時他還把證據建立在歐洲的收成之上,他發現了好收成帶來的樂觀精神這一環節:「約翰·米爾斯先生在《曼徹斯特統計學會會報》(1867-1868)上發表的有關信用循環的出色的論文中指出,這些週期性的危機實際上是精神性的,是源於沮喪、希望、興奮、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覆變化。……如果假設商業信用以及企業的變化主要是精神性的,那麼就沒有什麼外部因素使人們忽而希望、忽而失望、忽而沮喪嗎?可能是英格蘭民族的商業階層就像現在這樣組成了一個群體,它受到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條件的影響,從而自始至終經受了一個似乎與太陽黑子有關的波動週期。在這樣的條件下,食品價格的一個比較微小的波動,如果以相同方式反覆出現,在波動的某一相關點上,就可能足以造成強烈的影響。」
    1878年,他把這一理論稱為「奇思異想的假說」,並把一切都建立在由於印度或其他地方週期性的收成變動而造成的對外貿易10年一次的波動上。不幸的是這引起了確定時間上的困難,而他卻輕率得不可思議地把它放過了:「出現的一個困難是,當英格蘭發生商業危機的時候,德裡的價格卻很高,或者甚至正處於升高的過程之中。而結果不可能先於原因,我們應該設想到,印度的壞年景可能在一到兩年之後,我們這裡才能感到它的影響。實際上,孟加拉的饑饉看來是在馬德拉斯發生同樣事情之後才發生的。」
    由此看來,歸納性觀點的內容無疑是脆弱的。然而以各種作物和各個國家的平均水平為基準,如果世界上寅吃卯糧的年份與能夠存糧的大豐收的年份交替出現,而且總的說來與太陽週期相一致,如果這個假設能成立的話,傑文斯就可以為他的理論找到堅實的基礎,把他的論題與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卻被拋諸腦後的理論,即商業週期源於投資波動這一理論聯繫起來。因為對由於消費過多而引起的作物產品儲存上的投資與不投資之間的交替,與傑文斯以前歸因其上的對耐用物品新增投資的波動在結果上是相似的。
    無論把假說建立于歸納性研究之上這樣做對傑文斯來說是否是錯誤的,或是輕率的,這都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因為他本人是個邏輯學家和專於理論演繹的經濟學家,卻以這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問題,這使經濟學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從倫理科學使用的先驗方法轉向以實踐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但是經濟學所面臨的實際素材總是處於反覆變化之中的。傑文斯追求的是一種極端困難的藝術,他幾乎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孤身一人磨練技藝。
    無論是在天賦上還是成就上,關於太陽黑子的論文都不能與《黃金價值的嚴重下降》相提並論。在他之後出現了對他的結論不利的情況,天文學家們轉而認為太陽平均週期是11.125年,而對於商業週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發生。1909年,他的兒子H.S.傑文斯教授以一種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收成的統計數字可以被解釋成3.5年的週期,兩個或三個這樣的小週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樣的週期。戰後,威廉·貝弗裡奇爵士對收成統計做了更為精細的研究,他的結論是一個15.2年的複雜週期,並可以分解成若干次週期。目前這一點已被廣泛認同,即使發現收成週期與太陽週期或更複雜的氣像現象相關,這也不能作為對商業週期的完整解釋。以過於精密、過於絕對的形式來表達,使這一理論陷入偏見之中。但是,傑文斯關於氣像現象影響收成波動以及收成波動影響商業循環(儘管今天不像過去那麼重要)的觀念,不會被輕易拋掉。
四
    傑文斯對於建立在簡化的、抽像的假設之上的演繹經濟學的貢獻同樣是富於創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歲,在澳大利亞獨自思考的那段時期。到1860年,當他已在倫敦大學學院工作時,一個成熟的理論在他頭腦中業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寫信給兄弟赫伯特:「前一時期,我在政治經濟學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幾個月,我就幸運地得出了『真正的經濟理論』,對此我確信無疑。它是如此透徹、如此連貫,以致於我在閱讀其他這方面的著作時簡直是滿腔憤慨。這一理論在原理上全部是數學問題,我同時表明了數據計算如此複雜,目前是沒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對政治經濟學從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經用數學方法全部做了證明。只需處理一系列定義、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結論,它們非常嚴格而且相互聯繫,就像是許多幾何問題一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公理是,以人們必須消費的簡單食物為例,隨著商品消費量的增加,從最後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處依某種程度遞減。人們吃飯時從開始到最後所得到的享受是遞減的,這可以作為例證之一。我作出假設,即平均說來,效用比率是商品數量的某一連續的數學函數。效用原理實際上總是被政治經濟學家們以複雜得多的形式表達出來,並冠以供給與需求原理的名稱,而一旦以簡潔適當的方式加以表述,整個政治經濟學就會豁然開朗。當然,多數結論還是原先已有的,並用與從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來,但就我所知,我對資本的定義以及我所提出的資本利息的原則是頗具新意的。我並不想把這些東西束之高閣而讓別人搶佔先機,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將它們公之於眾。」
    然而,直到兩年多之後,他的理論的梗概才得以公開發表。傑文斯寄了一篇題為《對政治經濟學一般數學理論的介紹》的短小論文給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況下,1862年在劍橋舉行的會議上宣讀了這篇論文,當時馬歇爾正是劍橋一年級的本科生。傑文斯對這篇論文的價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雖然不免心存疑慮,但還是盼望它產生某種效應。1862年9月,他寫信給他的兄弟:「雖然我很清楚我的這篇論文的價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讀的論文的總和,但我不能斷言它一定會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讀,或者它會不會被看作是胡言亂語……實際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論對我的朋友們乃至全世界會造成什麼樣的反響。我會像一個炮手注視著炮彈或彈丸的飛行軌跡那樣關注著它,看它是否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這篇論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並且未能發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秘書寫信給他說,「對以上提到的理論進行深入解釋以及發表它的工作將被推遲,直到出現合適的時機把如此困難的問題確立為研究目標之後才能予以考慮。」四年之後它才被發表在《統計學雜誌》(1866年6月)上,佔用了五頁的篇幅。儘管對現在的讀者來說,傑文斯的27個段落都很流暢,但作為一個完整理論的摘要和提綱,它還是顯得複雜了一點。但他後來所有思想的實質都已經在這裡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的計算使我們在消費帶來的效用與勞動帶來的負效用之間謀求平衡。商品價格不是決定於商品的總效用,而是決定於消費的邊際效用和生產的邊際負效用之間的均衡。或者像他在這裡表述的那樣,「效用係數是物品供應最後那個無限小的增加量與它帶來的快樂增加量之間的比率。」「在一定強度和持續時間下,勞動將被持續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勞動所帶來的痛苦大於因此帶來的產出增加所代表的快樂。資本量則是由資本用於投資所造成的享受推遲所代表的效用來估量的……因為勞動必須要有一定量的資本相協助,而利息率總是由新的產出增量與用於生產的資本增量的比率所決定的。」在一個結論句中表明了他與古典學派的分野:「資本的利率與對勞動的全部回報無關,而只與最後的資本增量所增加的回報相關。」
    這一摘要並未比第一次宣讀它時得到更多的重視,但在五年以後,它被完整地表述出來,《政治經濟學原理》於1871年10月出版。H.S.傑文斯教授記載說,「根據我父親手稿上的一條筆記,如果不是由於1868年和1870年弗萊明·詹金教授的兩篇文章出現,這本書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遲到1871年之後」。這本書無論在順序上還是在實質內容上都緊扣約十年前的那一個摘要。但它卻完成了後者當時做出的承諾,「減少以數學形式表達這一科學時會碰到的主要難題」,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引入了圖示,並以數學形式表達論點,為此而頻繁使用了微積分符號。
    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這一學科歷史上的地位都是人們所熟知的,對它的內容我就不再贅述。1871年的時候它已經不再像1862年時那樣具有獨特的開創性。因為,即使撇開古諾、戈森、杜普特、馮·屠能及其他先驅者不談,還另有幾位經濟學家,尤其是瓦爾拉斯和馬歇爾,1871年的時候,他們正在忙於塗寫各種方程,「X」和「Y」,「△」和「&」。然而,傑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價值的主觀評價、邊際原理以及這一學科中現在常見的代數和圖示技術的論著。這是經濟學的第一本現代著作,對那些被新近吸引到這一學科上的智慧的頭腦們來說,這本書已經顯示出獨有的吸引力——簡潔、流暢而不閃爍其辭,在馬歇爾精雕細刻的地方它卻大刀闊斧。為了讓你回想起它的這些特質,讓我隨便翻開一頁,找一個段落讀下去:「事實上,勞動一經付出,對物品的未來價值就毫無影響了:它已被永遠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個起點我們都頭腦清楚,通過事物的未來效用來判斷它的價值。實質上,工業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顧性的。很少有一項事業的結果與對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雖然勞動不是決定價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況下,它卻是決定性條件,因為價值只決定於最後的效用程度。而我們怎樣改變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減少用於消費的商品。而我們又怎樣增減它呢?——為獲得供給而增加或減少勞動。根據這一觀點,勞動與價值之間存在兩個步驟。勞動影響供給,供給影響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決定價值或交換比率。為了使這一系列重要關係準確無誤,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產成本決定供給;
      供給決定最後效用程度;
      最後效用程度決定價值。」
    最近,傑文斯的資本理論贏得了特別的讚譽,因為他與奧地利學派一起,強調了資本數量兩個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資本到產出所必需的時間。然而(正如羅賓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為一個整體,他的論述被那些「工資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傑文斯所說,「只在那些需要由某個行當或某個階層的勞動者不間斷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著資本」。他認為,「工廠、船塢、鐵路或船隻這些都不是資本,它們只代表了沉澱下來的這麼多資本」。「所以,我不會說鐵路是固定資本,我寧願說資本凝結在鐵路之中。資本並不是鐵路,而是那些鋪設鐵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欽佩地洞察到,在供給方面,資本是由預先決定的當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資本是由預期中的未來效用的現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驚奇的是,甚至這本書也沒能馬上獲得成功。關於它只有兩篇重要的評論,一篇來自代表老一代的凱爾恩斯,一篇來自代表著新一代的馬歇爾,馬歇爾的評論是他發表的第一篇東西。凱爾恩斯聲稱,由於他不懂數學,因而這本書對他來說十分晦澀難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得出結論,將這本書全盤否定。馬歇爾的評論則顯得不冷不熱、勉勉強強。他寫道:「即便我們深入閱讀此書,也不會發現確有新意的重要觀點。」「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於一些細微之處的獨創性的論述,一些暗示性的評說和小心翼翼的類推。」最後他十分個性化地得出結論:「如果刪掉其中的數學,同時又保留它的圖示,那麼這本書將會有所改觀。」對此,傑文斯在一封信中發表了如下評論:「在1872年4月1日的《學術界》上的確有一篇評論,儘管它比《星期六評論》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沒有什麼評論價值,不值得你去勞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傑文斯還寫道:「我並不清楚我的觀點是否被某個什麼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接受了,但的確有些人對它們另眼相待,這是一些涉足這一學科的年輕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其中喬治·達爾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學家之子,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敏銳的經濟學家。」
    傑文斯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很有意思。在傑文斯去世八年之後,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只是勉強提到了傑文斯。他很不情願承認他欠傑文斯什麼。1874年之前,他從未去過劍橋,那一年他首次到劍橋充當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監考人。「我唯一一次見到他,」馬歇爾給我寫信說,「是在1874年,他擔任我的監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他們是年近花甲還是已然古稀?
    哦,皮爾森、加德納、福克斯韋爾和傑文斯』。」當然,他是福克斯韋爾教授的親密朋友,經常與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劍橋拜訪了他。傑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韋爾教授的兩封信中,言語間似乎表明,在他們的交談中福克斯韋爾教授曾為馬歇爾在一些理論建樹上的所屬權。1875年傑文斯寫道:「你的信中談及我的論文,對此我很有興趣。它告訴我很多目前在劍橋風行的哲學科目上的思想,而這是我從前無法瞭解到的。我不知道馬歇爾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理論,我認為沒能及時發表它是個遺憾。
    「對於我所使用的數學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對當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願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評論,但我想爭辯的是,我關於效用的觀念是正確的,而以數學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適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寫道:「至於談到工資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當然不知道馬歇爾1869年在他的講座上講過些什麼,因為我從未去聽過這些講座,也沒有見到講座的筆記。如果有什麼要說的話,在做監考人的時候我倒是聽到了考生們的回答,但我不記得他們誰說過這方面的事情……
    「至於馬歇爾的獨創性,我從未有過半點異議,既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這樣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記了,我的理論的主要觀點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來了,那是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劍橋會議上。我沒有理由猜想馬歇爾曾經見過有關我的第一篇簡短論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樣,在我1871年的書(《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我也不可能從馬歇爾那裡借用了些什麼。不過,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早至戈森、古諾、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已經意義不大或者根本就沒有意義了。我們應該把佔先權的問題擱置起來,當然,還可以對那些細節以及總的表述方法等方面進行討論。」
    傑文斯忽略了一點,他的整個理論的摘要曾經在1866年的《統計學雜誌》上發表過,這並不難找到。實際上,暗示說傑文斯曾從馬歇爾那裡抄襲過什麼是非常荒謬的,但在傑文斯做出上述陳述的十年之後,其他人對「馬歇爾1869年在他的講座上講過些什麼」都三緘其口。是不是由於馬歇爾對傑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對他有失公允呢?對此,一些年後,馬歇爾似乎略感不安。下面這個未具日期的片段是從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興沖沖地找到傑文斯的《原理》;但他對我的困難毫無幫助,對此我大為羞惱。自此以後,我對他有較高的評價。他考慮問題周到全面,善於把統計數字與分析研究聯繫起來,這些都給我以越來越深的印象。現在,我把他尊崇為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論點立意不如古諾和馮·屠能的著作高。他們運用數學得心應手,而傑文斯則像大衛穿上了梭羅的盔甲。他們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鏡子,雖然在寫到貨幣、統計學以及一些實際問題的時候,他們誰也比不上傑文斯。然而傑文斯在他的核心論點上,卻深受數學之累,他居然想滲透自然運動的法則,然後把它們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誠與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權威對學生們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響。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試圖與穆勒和李嘉圖保持一致,實際上他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然而,雖然李嘉圖沒有受過數學訓練,但他卻安然走過了數學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這一天才(這是穆勒所不具備的)使他成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對他的這種熱切忠誠在我閱讀傑文斯的《原理》時達到了頂峰。《學術界》的編輯聽說我對這本書絞盡了腦汁,就請我撰寫評論。雖然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幾個憤怒的字眼幾乎被我寫進草稿之中,後來不得不刪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後再次將其刪去……在經濟學的許多方面,我從傑文斯那裡學到的比從其他經濟學家那裡學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義務向古諾、馮·屠能表達感激之情,而不是向傑文斯。」
    這一段落揭示了這兩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認同感的原因,一個比由於方法相同而導致競爭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雖然身份相異,但對李嘉圖這個預言者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個尚未解決的爭論,他們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這正是這個學科所要求的),但他們的立場卻恰恰相反。1875年,傑文斯致信福克斯韋爾教授:「我開始強烈地感到,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從斯密經由馬爾薩斯到西尼爾的這一支是正確的一支,而從李嘉圖到穆勒這一支雖然也帶來了真理,但也帶來了同樣多的謬誤。」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傑文斯得出如下結論:「當經濟學的正確體系最終趨於建立的時候,就會發現,濫用才華的李嘉圖使經濟學誤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樣濫用才華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則在這條歧途上越走越遠。有些經濟學家,像馬爾薩斯和西尼爾,對正確的學說(雖然還沒有擺脫李嘉圖式的錯誤)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於李嘉圖-穆勒學派的團結一致與影響力,他們大受排擠。在經濟學中重頭再來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此,那些盼望經濟學能有所進步的人決不應畏縮不前。」
    傑文斯對穆勒的強烈反感達到了病態的程度,這是人們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要想批評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敵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當你在說我並不是出於脾氣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時候,我希望並且相信你是對的。我所說過的以及將要說的有關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於對他的著作的長期思考,我現在越來越確信,無論它們對於激發思考和引導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多大的價值,它們都決不應該像一種新教義一樣強加在我們身上。」
    在與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輕的人中,福克斯韋爾教授的觀點完全被他扭轉過來了,這是出於一種同情心的聯繫。但他不能原諒埃奇沃思,他們過去常常在漢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該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舊沉迷於穆勒的謬誤之中。」我認為,這有一些個人經歷上的根源。1860年,他從澳大利亞返回後不久,在大學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這時他自己的理論正在頭腦中醞釀。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將成長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確概念的經濟學家。對一個考生來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1860年6月,學院考試之後,他不得不承認:「在政治經濟學上,我不幸遭遇挫折,這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獨立地、富於獨創性地對這一學科進行研究,閱讀了成堆的優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拋在一邊。當我滿懷信心能夠獲得第一名獎學金的時候,卻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這歸因於觀點分歧,它使得教授對我的回答心存偏見,但這卻是完全允許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經濟理論》的時候,我要大大地報復一下,我要在一個切實的基礎上重建這門科學。」
    有趣的是,第一名獎學金被授與了H.H.科曾斯-哈代,他後來成為羅爾斯學校的校長,他比傑文斯小三歲。同年的幾個月之後,在政治經濟學的李嘉圖獎學金考試中,傑文斯擊敗了科曾斯-哈代,獲得了獎學金。還有,在六月的精神與邏輯哲學的考試中,傑文斯被列為第一(與西奧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實際上,他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然而這對他精神上的影響是奇怪的。當他成為歐文斯學院的教授時,他的學生們已經習慣了倫敦大學的考試方式。他想到,讓學生們遭受像他那樣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沒有去講授他自己的個性化的教條。他在曼徹斯特的課程主要局限在對穆勒學說的陳述上。這是我很久以前從我父親那裡聽到的,他還告訴我,由於壓制自己的理論,使傑文斯對穆勒的厭惡之情達到頂點。最近我看到一本書,這是傑文斯課堂上一個學生認真記下的筆記,這本書證實了以上這些說法。
五
    我在撰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傳記時,突出了其多才多藝特點,這看來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必備條件。傑文斯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在科學和實驗上的訓練使他諳于歸納研究,而他在邏輯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賦又使他精通演繹,除了這些之外,他還獨有一種對歷史學,甚至對文物學的強烈偏好。從早年開始,傑文斯就懷有這種天然傾向,對于歸納性研究務求追本溯源,對於感興趣的理論則要探尋它的歷史淵源。在《煤炭問題》中,他使用歷史資料之豐富是非常顯著的,很少有其他經濟學家能做到這一點。他使用的參考文獻早至18世紀。在他研究太陽變化的時候,他把商業循環的歷史上溯到18世紀初期,並且考察了數個世紀的收成統計。由此,在經濟史領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為價格史和商業波動史方面的先驅。
    他對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理論史的興趣還不止於此。他在接觸每一個專題的時候,對於他關心的理論,他總要尋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遺忘的先驅們。他在這方面最輝煌的貢獻就是發現了康替龍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義。而最具實際意義的貢獻則是他在經濟文獻目錄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數理經濟學著作、學術論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參考文獻的目錄集合起來,作為附錄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貨幣問題上的文獻目錄則附於《通貨與金融研究》之後。
    除此以外,傑文斯還是一個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經濟學圖書的藏書癖一族的首倡者。他們為圖書專家們留下一種風尚,即讓書商們四處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經濟學小本本、小冊子。收藏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圖書和小冊子者當首推傑文斯,雖然是麥克利勳爵第一個發現了它們作為歷史資料的重要意義。傑文斯從未高價購書,也沒有達到收藏愛好者那種如癡如狂的地步——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圖書館——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韋爾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還散落著許多有關圖書的記載,讓那些現代藏書家們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爾茲伯裡的三天鵝寫信給妻子:「我做了一筆大買賣,買了將近500本經濟學和政治學小冊子的藏書,大約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為珍貴。有一本收有幾個世紀中價格的銅版圖示。有一兩本羅伯特·歐文的著作。我還搞到了這些藏書的精心謄寫的清單,宛如一個圖書目錄。」
    1881年,他從巴黎寫信:「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在塞納河畔淘書。我已經搞到幾乎一整箱經濟學圖書,都很有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而價格卻低得不可思議。」
    他的妻子記錄說:「在一個悠閒的下午,他盡享逛老書店之樂。他的溫和謙恭的態度——無論是當他地位較低時還是對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樣如此——使店主們深受感動。在他經常光顧的書店中,起碼有兩個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店主們都很樂意把那些他們認為適合於他的書留下來,直到他看過之後。」
    去世之前,他已積有數千卷書,有的沿牆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閣樓裡。那時,這些書對他的妻子和家庭來說成了一個難題,後來移走這些書時也頗傷腦筋。移走的這些書後來逐漸分散於各處。1907年,曼徹斯特大學歐文斯學院圖書館被允許第一個挑走了他們想要的書,約有2400卷書被貼上特殊標籤積存在該圖書館中。其後,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也有機會取走了幾百本。在剩餘的部分中,他的兒子H.S.傑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書,主要是一些較為現代的圖書,在他放棄阿拉哈巴德大學的教授職位時,他把這些書獻給了該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經濟學圖書館。傑文斯還藏有一些舊的銀行券,他把它們稱為「其他人幾乎不可能擁有的收藏品」。
六
    我們已經對傑文斯在經濟學和統計學上的傑出貢獻做了一番巡禮。但這還遠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傑文斯作為邏輯學家的聲望堪與他的經濟學家的聲望相比。以現代觀點來判斷,邏輯學的英國學派在後穆勒時代未能維持下來,傑文斯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他們在邏輯學上的重要性在趨於下降。大約從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階段中,他佔用了大部分時間用於邏輯學的思考,這也成為(在歐文斯學院時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學任務。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數以上是關於邏輯學的。其中,《科學原理,一篇關於邏輯學和科學方法的論文》是他篇幅最長的著作,並且在很多年裡被廣為使用。雖然如此,傑文斯在邏輯學發展中的作用也不能與他在經濟學以及統計學歷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我在這裡就不再回顧他在這一知識領域中所做的貢獻。
    在他一生中的最後十年裡,他發現自己有一種強烈願望,想以簡潔、清晰並且有趣的文風寫出他喜歡的專題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國印行的和以六七種外文印行的眾多版本之外,到目前為止,他的《邏輯學初級教程》(出版於1870年)售出了13萬本;《邏輯學入門》(1876年)售出了14.8萬本;《政治經濟學入門》(1878年)售出了9.8萬本。另一本內容較廣的基礎性著作,《貨幣與交換機理》(1875年)在本國已售出大約2萬本,另外,在美國銷量也很大,並曾一度出現廉價的盜版本。半個世紀裡,生活在大不列顛帝國、印度和自治領域的那些學習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初等學生們,實際上都是在傑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長大的。他的這些小冊子少有難懂之處,毫無沉悶之感,觀點鮮明肯定,沒有過分的教條主義,這對基礎教育來說,的確是再理想不過了。依據這些書,還可以給出簡單而明確的考試題。——傑文斯對此絕無責備之心,因為他是一個考試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試制度是那個時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個重大貢獻。他有一篇關於「束縛」的文章發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結論值得引用:「針對大學考試制度可能會提出種種反對意見,我並不想一一加以批駁。我的目的只是要說明,無論是對智力施以嚴格而確定的訓練,還是從那些最能經受嚴格考驗的人中選拔人才,考試都是最有效的方式。這是對那些口口聲聲反對『束縛』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堅信,如果一種教育模式能使人成為嚴格、有序、公開的考試中的佼佼者,這必定是一種良好的教育體系。無論你把考試叫作什麼,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喚起智力、道德,甚至體力。無可辯駁的經驗已經證明了,考試使人很好地適應生活。
    「這就是我對教育所持的觀點。我們不能認為教師的工作是去培養哲學家、學者和各種各樣的天才,因為同詩人一樣,他們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來的。如同我上面已經說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對於指導生活有用的知識灌輸到學生頭腦中去,這才的確會成為『束縛』。教育的目標是開發頭腦的潛能,使學生們對後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經歷能夠清醒地認識、理智地對待。這是最重要的終極目的,被人們宣判為『束縛』的考試制度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訓練體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期,他對政府與社會經濟生活之間的關係尤為感興趣。在道德與感情方面,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個人主義者,這一特點他保持終生。早在1869年,他為曼徹斯特統計學會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說。他對各種各樣的免費醫院和醫療慈善機構大加痛惜。他認為它們敗壞了窮人的品格(他認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並且與健康無關)。他說道:「我確信,我們針對免費的公共醫療處、診療所、醫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機構這些醫療慈善事業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問題的。我想說的是,這些慈善機構使最窮困的階層滋長了對富裕階層的依賴感,他們為能從這裡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滿意足,而我們本來應該引導他們自己養活自己。」如果我們能再一次感受到這種苛酷的感情,或許它會支撐我們,給我們以力量,使我們面對強勁的「東」風,讓我們堅信未來,從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這種維多利亞式的強硬的背後的感情是偉大的。傑文斯下結論說:「我們還不能認為已經到了那一刻,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為可以完全拋開,但我們應該向這一方向努力,切實的進步將會使每個階級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賴他人。」
    雖然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受到一些現實想法的影響,傑文斯逐漸向「左」靠攏,雖然遠沒有達到穆勒生前所達到的程度。他始終不渝地呼籲對教育(因為這顯然與醫療不同,它會改善窮人的「品格」)和適宜的博物館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他在「民眾的娛樂」一文中,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為廣泛的民眾提供有益的音樂看作是一項公共職責。他把由於「大量定居的、有教養的德國中產階級」的存在而產生的大廳管絃樂看作是可以引進到曼徹斯特的最好的東西。他在倫敦的日子裡曾寫道:「一個人時常會渴望那偉大的管絃樂中嘹亮的長號、滾滾而過的鼓聲、音叉的莊嚴鳴響以及那推向高潮時愈來愈急的興奮感」。顯然,不管傑文斯對醫院怎麼想,他會
為英國廣播公司而歡呼。他逐漸對公共事務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例如對於郵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寫過有關對包裹運輸與電報的政策的評判標準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政府與勞動者的關係》(1882年)採取了一種謹慎、折衷的態度。「最重要的一點,」他在序言中解釋道,「是盡可能地解釋我們為什麼一般會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則,並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權威挑戰……這一質詢的結果是使我們不再制定粗製濫造的法則,而是根據是非曲直來仔細判斷每一件事情。」
    記錄下傑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為止的發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裡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課本:
    《純邏輯》(1863),1000。
    《煤炭問題》(1865),2000。
    《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7000。
    《科學原理》(1874),9000。
    《演繹邏輯研究》(1880),6000。
    《政府與勞動者的關係》(1882),9000。
    《社會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貨與金融研究》(1884),2000。
    《經濟學原理》(1905), 1000。
    從表面情況來看,他的一生中再沒有什麼需要記錄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獲得了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他居住在漢普斯特德高處,荒原邊上的一所房子裡。1880年,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穩定,而且由於他更樂於寫作,所以他就辭去了教授職位。他計劃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時間完成擬議中的《經濟學原理》,這本遺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經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貝克斯希爾與黑斯廷斯之間游泳時,突然感到一陣虛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個子女,其中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他的兒子,赫伯特·斯坦利·傑文斯像他父親一樣,接受的是科學方面的教育——地理學與化學,然而他依靠經濟學方面的天資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獲得了加的夫大學、阿拉哈巴德大學以及仰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的席位。傑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將近30年。
    對於傑文斯的死,舉世同悲。雖然他在46歲就英年早逝,但我認為,他死得其所。在從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時期,他的天才、神聖的直覺以及熾烈的使命感處於鼎盛階段。最後時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經微弱而且閃爍不定。
七
    傑文斯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關於他,沒有強烈的個人印象被記錄下來,而在他去世54年後,已經極少有人認識他了,即使有人認識,在他們頭腦中尋找有關傑文斯的清晰的印記,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他都並未給他的同伴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現代語言來說,他是非常內斂的。他靠自己的思維能力強單獨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著,又被它所拒斥著。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對自己的能力懷有無窮的信心。他渴望去影響別人,而不受別人的影響。他深愛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們每個人都談不上親密。在他27歲的時候,他以這段話來描述自己16歲時的精神狀態:「在1851年的時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陰森的房子,至今看到還心有餘悸——生活得並不愉快,同伴們不是惡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時候,當我在房頂上的小臥室裡有一個鐘頭的安靜時光的時候,我開始想,我能夠而且應該比別人做得更多……我隱藏得如此之深,以致於我相信對於我的動機與目標,任何人都不能知其萬一。我父親可能知道但很少。我從來沒有和他敞開心扉地談話。在學校和學院裡,我在班級上的成功不過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細掩藏起來。我常常想,這種冷漠性格既不歡快也不可愛,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不正是必需的嗎?」
    在澳大利亞的時候,他差不多是一個人獨居。他不願意參加殖民生活中的社會活動。1857年,他22歲的時候,寫信給他的姐姐,來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像力和機敏方面沒什麼閃光之處。我所僅有的是糟糕的記憶力,任何時候我都只能記住所學的東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數人都能記住很多。我不是一間堆放物品的倉庫,而是一台製造物品的機器。給我一些事實和資料,我就可以把它們加工成井井有條、細密編織的理論,或者給它們以新的外觀。我的頭腦裡有著最有序的結構,我對給事物分類的興趣如此之強烈以致於常常招致痛苦。同時我想,如果說我在什麼方面確有能力的話,那麼就是我有一定的創造力,我能搞出新東西來。這並不是說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觀點,而是指我能抓住一兩個想法並把它們發展成協調的東西。這就像一個萬花筒,只要往裡扔一個曲別針,或其他什麼小玩意兒,一個全新而勻稱的圖案就會顯現出來。」
    1865年,在他就要結婚之前,他在日記中寫道:「成功的時候,我會得到豐厚的報償,而其他時候,我只是感到責任的壓迫。我越來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項畢生的工作在等著我,逃脫它是不可能的。不管發生什麼,我都感到我所懷有的潛能,它們需要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培養和開發,對它們的任何誤用和忽視都將是一種最大的背叛。然而,這樣一項艱深繁難的工作帶給我的麻煩卻是絕不輕鬆的。一種責任又在與其他責任相衝突,我的頭腦總是處於矛盾之中。我將去愛與被愛。然而我要從事的研究如此吸引著我以至於我感到無法在其他方面實現我的想法。首先,我將命定貧窮。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樣去幫助別人。在這樣一個掙錢愛錢的世界裡,忍受貧窮帶來的粗鄙與寒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親屬能同樣忍受。那麼,我的另一半感情與摯愛只能懷著傷痛深深埋藏起來。
    結婚之後(他的妻子有私人財產),他的天性也沒有多大的改變。他很少出門。只有幾個熟識的朋友。音樂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樂、游泳和獨自散步自始至終是他最喜歡的放鬆方式。他不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常會為家庭生活中的煩擾而惱怒,對噪聲過分敏感,容易陷於沮喪之中,總是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並且沉默寡言。但據說「他的歡快的笑聲很獨特,會給聽到的人帶來更快樂的情緒」。從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擾著,這些病痛後來變得非常劇烈,以至於影響了每件事情並經常打斷他的工作,這其中也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他的講座勉勉強強,不受歡迎。「我有時候喜歡講課,」他在給大學學院的退休報告中寫道,「特別是關於邏輯學,但多年以來,當我走進課室的時候,總擺脫不了是在走向頸手枷的感覺」。他的講座的價值受到損害,因為他決定少去介紹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純牛奶,這被他認為是毒藥的東西。就我所知,他從未培養出優秀的學生,但在晚年,他與福克思韋爾和埃奇沃思這兩位比他年輕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倫敦的時候,幾乎每個星期天,福克思韋爾都會叫上他一起到漢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長距離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與他經常來往的同伴。前幾天,當我和福克思韋爾教授談起傑文斯,又回憶起這些日子的時候,他說:「他不怎麼說話,再沒有比他更糟的演講者了,人們不去聽他的課,他工作起來斷斷續續,從沒有把什麼事情做徹底過」,然後他停了一會兒,懷著一種不同的表情,「關於傑文斯,唯一可說的一點是,他是個天才。」
    他年長時的一張照片附在《書信與日記》的前面。人們熟悉這張照片。打著彎兒的鬍子,鬈曲的頭髮,寬眉毛、方臉膛、圓鼻孔以及豐滿而略顯凸出的下唇,這樣的相貌,可以說,是個猶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韋爾教授所確認的,傑文斯就是一個埃文斯的變種,這顯然可以從他的部分威爾士血統中得到解釋。他的臉色紅潤,頭髮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藍灰色的。這是一張孔武有力但並不容光煥發的臉,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高貴的銀行家。這裡還有一張他在22或23歲時的照片。這張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強壯、敏銳、利索,臉刮得很乾淨,鼻子挺直,雙眼有神,氣色上佳,一團未經梳理的黑髮倒背在挺拔寬闊的額頭之上,——一個天才而絕非什麼銀行家。這兩張照片的對比確證了這樣的印象:偉大的傑文斯是青年時的傑文斯。
我頻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記。他從1852年17歲時起,直到1867年年底結婚時為止一直保留著它。這本日記本身有極高的價值,並且它還向世人展露了傑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選本就好了。據說,當他的孩子們獲得版權時,這本《書信與日記》的卷數還會增加,但它們目前的下落還不清楚,所以也無法得到。這本日記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這是一種過分的自省。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日記更多地是記錄著他心灰意冷的時刻,但有時,他也會記下一顆富有創造力的心靈之光閃現時的歡樂。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寫下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從晨曦中醒來,陽光直射進我的屋裡,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發現了未來世界的真實邏輯。短短幾分鐘裡,我感受到了人們不常經歷的那種快樂。」但隨即他又寫道:「我馬上又想到,我是一個多麼無用、多麼弱小的工具,因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艱深」。
附
對凱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討論
    H.S.傑文斯先生:我非常榮幸地向凱恩斯先生表達謝意,他的充滿趣味的文章對我個人來說有著非常獨特的意義。幾個月前,當我知道是誰將在我父親百年誕辰的紀念會上發表這篇紀念文章時,我非常高興。他是最適宜的人選,他更有可能對我父親的一生和工作給以全面而公正的評價。凱恩斯先生不但對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的各個方面瞭如指掌,而且由於他父親的關係,對邏輯學也知之甚多。
    凱恩斯先生提到,經濟學家的核心特徵是多才多藝。當我們回顧我父親在不同學科的知識進步中所做的貢獻時,我當然會認為,可以把他當作是具備了這種核心的多方面素質的人。他是從自然科學開始的,在悉尼的時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對氣象的日常觀測之中,這種觀測他不間斷地保持了兩年。他是在新南威爾士州進行這種氣象觀測的唯一的人,現在這些觀測結果留傳下來並將永遠作為新南威爾士的氣象記錄的一部分。在這方面,他也寫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標準的雨量計測出的雨量缺乏」。
    凱恩斯先生也對他關於統計學的文章進行了評論。在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價值。在他的經濟學理論和邏輯學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即概念與定義的精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發明的邏輯機,在這一機器中,相互影響是通過機械方式進行的。製造了兩個這種機器的樣機,其中一個可以在牛津的與波德雷恩圖書館相連的存放科學儀器的博物館中見到。
    我父親對經濟學的社會應用也感興趣。這種興趣首次體現在他的「悉尼社會調查」之中。這一調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後一年中做的。它沒能在本國出版,但它的一些摘錄近些年在澳大利亞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調查時使用的地圖遺失了,我至今沒能見到它。另外就是他關於社會改革的文章,其中許多發表在《社會改革方法》之中。
    我個人認為,《煤炭問題》這本書中最有趣而且最有遠見的一章是「商業團體」。這一章中,他展開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帶來的第一輪影響。其中有一段談到當時對美國徵收的莫裡爾關稅以及國家之間不斷增長的財政保護和自給自足的趨勢。他預言,如果這一趨勢愈演愈烈,那麼英國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我們將不得不忍受把礦井挖得越來越深,煤炭價格越來越高,以及同國外製造商競爭時越來越困難。
    凱恩斯先生極為公正地處理了這一問題,即馬歇爾對我父親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況。考慮這樣一個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親的生命延續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讀到了馬歇爾的《原理》,那麼他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將會怎樣?那一定會使他們走到一起來,而這對他們每個人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說,在凱恩斯先生所做的評論中,有一個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馬歇爾和傑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來,他們的方法並不存在相似性。我個人認為,以數學方法來處理經濟學問題是對一種特殊方法的應用。的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設和處理方法的真正基礎,我想他們是非常不同的。我父親的方法可以說是源於本瑟姆,是他創立了經濟學的心理學派,而我父親主要屬於這一學派,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論。
    我父親也非常感激西尼爾。心理學派是由本國的許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奧地利學派加以發展。在我看來,這一思想派別大大不同於穆勒-馬歇爾學派。
     順便提一句商業波動與太陽變化之間的關係問題。當然,現在這仍是一個非常困難而且爭議很大的課題。但就我個人來說,我總感到,如果人們是在100年前討論我父親的工作,他們很可能把這當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稱頌的發現和揭示。對這一專門課題研究越深,我越是趨於相信人類的許多事情都與太陽輻射的波動密切相關,而這種波動並不是一種確定的週期性變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學讀物的人們都會感到震驚,因為竟然有那麼多的生物學家、植物學家和農學家正在研究這些週期性變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動植物分佈,這當然依賴於天氣的波動。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與某些變化聯繫起來,這是一些氣象學家們可以跟蹤到的變化,它們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為顯著,而對這些變化的追尋正在回到太陽輻射的波動之中。
    最近幾個月,我們得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發現,即無線電波受太陽輻射的影響很大,與太陽黑子的變化相一致。鑒於它在實踐中的重要意義,人們希望把這一問題盡快查清。
    我不能佔用更多的時間了,但我注意到,凱恩斯先生沒有提到我父親的政治活動。當然,這很有限,但卻很有趣,因為它反映了他的觀點。看起來,他對政治的興趣僅僅局限在曼徹斯特,在那裡他組織了一個辯論協會,前些時候我看到它的活動記錄。它的成員主要是一些學院的同事,還有一些學生。協會僅維持了一個時段或稍長一點。但其後不久,我父親又起草了一份請願書,反對授予維多利亞女王「印度女皇」的稱號。這份請願書至今仍在我手中,並試圖呈交給當今首相。我父親在學院人員中徵集到了六個人的簽名,但由於沒有得到更多,這件事情就失敗了。
    我再次聲明,我非常愉快地聆聽了凱恩斯先生以他那優雅而輕鬆的筆調寫成的文章,我提議向他致謝。
    博納博士:今天我們來紀念威廉·斯坦利·傑文斯誕辰百年的時候,有兩個突出的優勢。首先,是我們的朋友傑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偉大的威廉·斯坦利·傑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著崇高的聲譽,其次,是由凱恩斯先生向我們宣讀紀念文章。借用卡萊爾的話說,如果讓我們來「篩選萬物」,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比凱恩斯先生更有資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來判斷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狀況更好嗎?這簡直不可想像。凱恩斯先生與傑文斯有相似之處,他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統計學家,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也像傑文斯那樣多才多藝。對凱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藝我知道一點兒,但不知道是不是達到了像傑文斯那樣甚至精通氣象學的程度,很可能是達到了。
    在凱恩斯先生的評論中,批評的因素佔據了很大部分,這或許有點遺憾,但我們並不歡迎那種只歌功頌德、遮掩粉飾的傳記文章。凱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傑文斯的各種意圖,有時候他成功了,有時候他失敗了,但總體上來說,這些意圖幾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巔。總體說來,我們留下了一些關於失敗的印象,但這種失敗是一個先驅者的失敗,他沒有說服所有他想說服的人,但最終他將會說服許多人。
    我感到了我們中間存在著一個危險,剛才傑文斯教授已經指出了,那就是,我們在想像,如果傑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於早逝而打斷了工作,那情況會是怎麼樣。凱恩斯先生所持的觀點是,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最好的傑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麼了。但,你可以想到,46歲或47歲的年紀,對像他這樣的人來說,人生的確是過於短暫了。這讓我想起了「所羅門的智慧」裡的一句諺語,如果我沒有引錯的話,就是「短時間裡已經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長些時候將達完美之境。」如果解釋得隨便些,這句話可以用在傑文斯身上。
    有些「層次更高的批評家」這樣說,「他沒有留下出色的作品。為什麼還要稱頌他?」這些批評家當中,很多人都遠沒有像凱恩斯那樣的鑒別力。他們說,傑文斯總是試圖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總是東一塊、西一塊,不能使它們形成一個整體。那麼,又有多少人比這做得更好呢?
    對於傑文斯在學院授課時採取的方針我很氣憤。他在歐文斯學院講課的時候,非常想有權保證學生們都能通過考試,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只好講授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因為如果他講授自己的觀點,學生們的考試會統統「掛紅燈」。他在這件事情上是對了,還是錯了?我想還是留給那些能說會道的人們去判斷吧。
    至於穆勒自己,我想告訴你們一個有關我們學會的小小軼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經參加過我們的會議,於是就詢問了一下,工作人員查了一下記錄,看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是不是有我們的成員資格。
    甚至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為成為我們的一員而努力過。如果要問我他們兩人中誰更值得紀念的話,我堅決投傑文斯一票,而不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我非常樂意支持向凱恩斯先生致謝的提議,因為他的文章為他本人,為這個題目,為我們學會帶來了榮譽。
    威廉·貝弗裡奇爵士說,他想對由這篇文章引出的三個問題發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們可能願意聽他談一談關於太陽黑子的問題。對他來說,他一直堅持認為太陽黑子與商業循環、與商業、就業的大的波動,以及與19世紀發生的其他事情沒有任何關聯。關於第一點,他曾在28年前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業循環的週期變動不定,而太陽黑子週期是不變的。他擔心後面這種說法可能不盡正確,因為天文學家們確定的太陽週期長度也是時常變動的。但他認為,的確沒有什麼證據,也不可能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太陽黑子與農業收成以及與工業國家的主要的週期性運動有什麼關係。
    至於人們考慮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陽輻射的波動會不會對地球上的事情產生什麼影響,進而反映在經濟統計數學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點上討論問題。
    太陽影響著這個世界上的許多現象,如果說它對莊稼的生長沒有任何影響,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於這一點,他才親自著手調查,並仍然認為應當把這一調查繼續下去,因為莊稼的生長表現出一個15.2年的週期。對於這一數字,尤爾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結果之後說,他認為這個結果不會錯誤,因為統計上的論據非常有力。這一點把威廉爵士引向了價格史,但在瞭解價格史的時候,他有意避開了對天氣週期進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見影響價格本身表現出來的結果。
    威廉爵士認為,傑文斯最終將被證明是對的,並不是因為他揭示了商業波動與物理現象相關,而是因為他揭示了經濟數字可以被用來解釋物理變化。
    對於傑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價格史,這是一項值得繼續下去的工作。這項研究表明傑文斯既是一個歸納性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演繹性的經濟學家——每個經濟學家都應該這樣。威廉爵士有一個很明確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只靠單純的演繹,那麼他不能到達任何地方;至於依靠單純的歸納能不能到什麼地方,他認為這不好說。傑文斯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在很高的層次上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因此在未來的經濟學家中有望出現一大批傑文斯的繼承者。
    威廉爵士最後說,凡是聽到凱恩斯先生的致詞的人一定都會感到無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凱恩斯先生致謝的建議。
    R.G.霍特裡先生說,他也願意為凱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達謝意——在一定的目的下,這篇文章的價值要勝過兩卷本的傳記。
    對於傑文斯,他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為經濟分析所做出的貢獻。傑文斯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他能從智力活動中獲得快樂,懷有能激起科學研究和調查的感情,並且渴望表達自己,渴望把那些滿含激情的思想傳達給這個世界。傑文斯一點也不否認在他的分析體系之前就有一些經濟學家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做過類似的工作,但他們都沒能表達給這個世界。傑文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的表達的渴望形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表達能力。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突出特點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對短小的篇幅表達出來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們的頭腦中。他在這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能,以及後來一直成為政治經濟學精華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實際事物中那種天生的領導才能相提並論。具有這種素質的人可以為了一個目標把他的同代人召喚到一起。領導才能是偉大政治家和偉大將領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給人們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則是偉大經濟學家的特性。這就是為什麼傑文斯毋需懼怕那些在他的領域,與他的思想爭奪先創權的人。既有一些先驅也有一些同代人為引入這些思想發揮了很大作用——例如馬歇爾——但,以霍特裡先生的觀點來看,傑文斯的才能表現出比馬歇爾更精煉的形式。從某方面來說,馬歇爾的領域不如傑文斯寬,在建立這些思想傳統時也沒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傑文斯做出貢獻的其他許多領域中,都可以表現他在陳述思想時的精力與才能。他的貢獻一直保留在公眾頭腦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結論,也仍然對他所說的保持著興趣。
    霍特裡先生說,他想補充一個文中沒有提到的事實。傑文斯在加入皇家統計學會前先加入了曼徹斯特統計學會。他更早地為曼徹斯特統計學會做出貢獻,並在移居倫敦之前被選為主席。之後,他加入皇家統計學會時已經確立了作為一個傑出統計學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說,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必須要向大會投票了,但在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儀式,就是提醒凱恩斯先生不必為任何批評做出回答,他盡可以把這些回答寫到日記裡去。他說,如果凱恩斯的文章再長一些,每個人都會很高興的,因為這篇文章的魅力已經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們。他說,這樣說只是表達了在場的每個人的感受。
    凱恩斯先生的心理學研究特別吸引了他。他先談了一小點。馬歇爾早年對傑文斯的下意識的反感可能是出於一種職業者對業餘者的不由自主的諷刺。馬歇爾非常年輕,他一定知道他所接受的數學訓練要比傑文斯更深入,他可能也覺察到了,或者自己被覺察到了,傑文斯在使用數學方法時不夠優
雅、不夠熟練。
    一個涉及面更寬的問題是傑文斯的性格。他的確性格內向,但這麼說太模糊了,感情發展與智力增長不能同步可能是一些天才的典型情況。像歌德那樣的全面、均衡,即使是在那些堪稱天才的人中也是罕見的。這個學會的另一個英雄,威廉·法爾,直到老年的時候在某些方面還相當缺乏實際常識。傑文斯有時得意揚揚,他又拒絕向學生們講授他認為極其重要的真理,這些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很難想像一個情感正常的人,又有相當的教學和考試經驗,向學生們傳授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會不利於他們的畢業考試。但當孩子或青少年發現自己滿懷熱情的東西,別人卻不感興趣時,他就會冷漠下來,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情況,也許凱恩斯先生應該考慮一下這種症狀。
    他的建議是,凱恩斯的文章值得投於熱情的一票,來表達對他的謝意。
    J.M.凱恩斯先生的回答:我非常感謝你們對我的文章所表現出來的興趣。今天在這裡宣讀有一種特別的榮幸,因為在場的人中有傑文斯的兒子和他的孫女,有人告訴我,她也是一位經濟學家。
    說傑文斯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可能過於魯莽了,很可能我是錯的。顯然,他臨終前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有趣的,但我最近大致按照傑文斯寫作的順序把他的幾乎全部作品瀏覽了一遍,得出一個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後期的作品是出色的、有趣的,但並不像他的早期作品那樣才華橫溢。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天才幾乎蓋過了所有的經濟學文字。對格林伍德教授關於他的情感不成熟的說法,我很感興趣,但在其他方面沒有找到更多的例證。我認為他是一種內向型的人,他更願意掩飾自己的冤屈,而不是消除它,這是一種內向心理特徵。對於馬歇爾的情緒是出於一種職業者對業餘者的諷刺的說法,也許是正確的。
這篇文章宣讀以後,凱恩斯先生又添加了一些有關大學學院經濟學教學的細節,相關的資料是由克拉拉·科利特小姐提供給他的。

第十四章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
一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於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親威廉·馬歇爾是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母親名叫麗貝卡·奧立弗。馬歇爾家族是西部的一個牧師世家。馬歇爾的曾曾祖父威廉·馬歇爾牧師在17世紀末成為康沃爾郡薩爾塔什地區的教區牧師。他是一個因力大無窮而被蒙上傳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師的時候,據說他曾經用雙手扭彎馬掌,驚得當地的鐵匠大呼小叫,以為是撞見了魔鬼。馬歇爾的曾祖父約翰·馬歇爾牧師是埃克塞特語法學校的校長,他的妻子名叫瑪麗·霍特裡,是查爾斯·霍特裡牧師的女兒,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長和天主教教團成員,她還是伊頓中學校長的姑母。
    他的父親,那位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是個作風古板的人,他意志堅定,富於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誠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氣。他的脖子很細,下額突出而長有硬須。他曾用一種自創的盎格魯-薩克斯語言寫了一首頌揚福音教派的敘事詩,這首詩在一些小圈子裡贏得了讚許。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裡,一直保持著專橫的性格。他發揮這種專橫天性的最方便的對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實際上他抱有的這種觀念是針對全體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時,他還撰寫了一篇短論,名叫「男性的權利與女性的義務」。遺傳的力量是強大的,馬歇爾也沒有完全擺脫他父親的影子。他對婦女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之情,這與他對自己妻子的深情與欽佩相互衝突,也與他所處的環境相衝突,因為他與婦女的教育與解放事業緊密相關。
二
    馬歇爾9歲的時候,父親覺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賦,於是他懇求銀行的一位董事保舉艾爾弗雷德進了莫肯泰勒學院。父親對兒子既慈愛又嚴厲,在這一點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課,學習希伯來語,直至深夜11點。艾爾弗雷德不堪重負,他總是說,是路易莎姑媽救了他的命。他與姑媽在道利什附近度過漫長的暑假,姑媽送給他小船、獵槍和小馬,讓他任意遊玩,這樣,到假期結束將要回家的時候,他已經黝黑健壯。他們當時的班長E.C.德默說,在學校的時候,他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頓,被人叫作「蠟燭」。並且他不愛玩耍,經常琢磨棋藝,不喜歡交朋友。
    1861年,馬歇爾在成為第三名導生之後,他被授予了牛津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這使他能夠在3年後獲得這裡的研究員資格,也使他享有了獲得皇家學院伊頓獎學金以及新學院溫徹斯特獎學金的永久性資格。這是父親為他設計的走向福音派教職的第一步,但這並不是艾爾弗雷德的目標,因為那將意味著夜以繼日地苦讀古典文學。在他痛苦的回憶中,暴君般的父親總逼迫他挑燈夜戰,攻讀希伯來文,同時又禁止他進入令人心醉的數學迷宮。對於數學書,父親連看都不願意看一眼,艾爾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茲編的幾何學藏在口袋中,在從家到學校來回的路上邊走邊看。他每讀完一個定理,就在頭腦中沉思,還不時地停下來,用腳尖在地上比比劃劃。莫肯泰勒中學六年級的課程中就包括了微積分,這激發了他的天性。數學教師艾裡說:「他有數學天賦。」對艾爾弗雷德來說,數學就意味著解放。他父親對數學一竅不通,這對他是一件大感慶幸的事。不!他不會在牛津埋沒在那死氣沉沉的語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劍橋,即使是做一名雜役,他也要探求幾何的奧秘,窺測無窮的寰宇。
    就在這時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現了,他答應借給他一小筆錢,從而為他打開了通往數學和劍橋的大門(因為他的父親生活拮据,在他放棄牛津的獎學金之後,父親就無法繼續資助他了)——在他獲得學位不久,利用教學掙得的錢和每年從劍橋聖約翰學院領取的40英鎊帕金獎學金,他償還了這筆借款。而40年後,這位叔叔又留給他250英鎊的遺產,使他對美國的訪問得以成行。艾爾弗雷德經常談到這位叔叔的發家史:查理斯·馬歇爾在金礦大發現的時候來到澳大利亞謀生並安頓下來,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種間接的生財之道。他繼續經營牧場,而令左鄰右舍們高興的是,他不僱傭那些身體正常的人,而只僱傭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殘疾的人。淘金熱達到頂峰的時候,也給他帶來了回報,所有的壯勞力都移居到了金礦區,他成了能繼續經營的唯一的人。幾年之後,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蘭,並馬上對自己聰明而又任性的侄子發生了興趣。
    1917年,馬歇爾對他在當時及其後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約17歲的時候,我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紀元。那是在攝政街,我看到一個工人很隨便地站在一個櫥窗前,他的神情十分專注,我於是便駐足觀看。原來他是要用白顏色在玻璃上寫下一些簡短的字句來說明商店的經營宗旨。為了使字體美觀,他只能一下一下地著筆,所以總是興奮一兩秒鐘之後就停下來歇上幾分鐘。如果他為了節省這幾分鐘而一氣呵成的話,那他的僱主所遭受的損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給他全天的工資了。這一切引發了我的一系列想法,並最終決定決不在頭腦不清醒的時候繼續思考,而是間或休息一下,徹底地放鬆。在劍橋,當我完全能夠自製的時候,我就決心決不連續攻讀數學一刻鐘以上而不休息。我總是在手邊準備一些輕鬆的文學作品,利用中間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讀了莎士比亞的幾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韋爾的《約翰遜傳》、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這是我能輕鬆閱讀的唯一一部希臘戲劇),還有盧克萊修的大部詩作,等等。當然,我也常常因數學而興奮起來,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裡不休息,但這說明我的頭腦是高度集中的,而這於身體並無害處。」
    短時間內能夠全神貫注,而時間稍長就無法集中思想,這是馬歇爾終生的特點。對於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氣呵成。他還深受記憶力不強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時候,記憶數學課本上的內容就如同解答難題一樣讓他大費腦筋。童年時期,他還有很強的算術能力,但後來就不行了。
    在劍橋的聖約翰學院,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實現了自己的抱負。1865年,當時雷利勳爵正是該校的高年級學生,就在這一年,馬歇爾榮獲了數學學位考試第二名,並馬上被選為研究員。他打算獻身於分子物理學的研究。有一段時間,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爾指導下,在克利夫頓擔任數學教師,這樣他就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還還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後,他又回到劍橋,短期擔任數學榮譽學位考試的輔導。就這樣,他說:「數學,使我償還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
    馬歇爾在克利夫頓的主要收穫是與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頓學院建院時來擔任院長助理的。通過戴金斯,馬歇爾又與J.R.莫茲利結識了。與他們二人的友誼使馬歇爾得以進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為核心的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馬歇爾與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尚無交往,而在他回到劍橋之後,他就成了「格羅特俱樂部」這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的成員。
    格羅特俱樂部的成名,源於約翰·格羅特牧師在特朗平頓住所的餐後討論會。格羅特牧師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倫理學的奈特布裡奇教授。創始成員中,除格羅特之外,還有亨利·西奇威克、奧爾迪斯·賴特、J.B.梅厄和約翰·維恩等人。皇家學院的J.R.莫茲利和聖約翰學院的J.B.皮爾遜稍後入會。馬歇爾這樣記述了他與這個討論會的關係:「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會的時候,當時會中的活躍分子是F.D.莫裡斯教授(他是格羅特的繼任者),西奇威克、維恩、J.R.莫茲利和J.B.皮爾遜……在1867或1868年之後,討論會曾經冷清了一段時間,但W.K.克利福德和J.F.莫爾頓的到來又給俱樂部帶來了新的活力。後來的一兩年中,西奇威克、莫茲利、克利福德、莫爾頓和我都是俱樂部的積極分子,每次活動都按時參加。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當時對哲學還所知不多,因此討論的前半個小時他們都緘默不語,而只是凝神靜聽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發言。這之後,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在我所聽到的精彩的討論中,如果讓我原原本本地記述哪一次,我一定會選擇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談的兩三個夜晚。另外還有一次格羅特俱樂部聚會之前的茶間談話,我當時雖然沒能及時記錄下來(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這也是一次值得懷念的場景。當時發言的只有莫裡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盡情地逗引莫裡斯,使莫裡斯回顧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國社會政治生活。莫裡斯神采飛揚,滿室由此而生輝,他與西奇威克之間一唱一和,有問有答。結束之時,我們其他人紛紛向莫裡斯致謝,感謝他帶給我們一個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的精神歷程發生了一次危機,這一點他後來常常談到。他研究物理學的計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對神學陡然生起的濃厚興趣而中止了」。
    馬歇爾在劍橋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他喜愛數學勝過古典文學,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會的任命,有時還熱情祈望能到異國他鄉去傳教。他終生都是個傳教士,但在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餘生裡,他成了一名當時所稱的不可知論者。關於他當時與西奇威克之間的關係,他這樣說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會紀念西奇威克的集會上):「雖然名義上我不是他的學生,但在倫理學領域,我的確是他的學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時候,我向他尋求幫助,在痛苦的時候,我向他尋求撫慰,而我從未掃興而歸。與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尋常的分分秒秒,它們使我重獲生機。我所經歷的磨難與疑慮可能與他早年的開拓歷程有相似之處,但他的學識更淵博,洞察更深遠。也許,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
    馬歇爾開始他的劍橋歷程的時候,我想,如果以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因為這時,基督教教義正在從英國或者至少是從劍橋的哲學世界中退卻。1863年,24歲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條」為享有研究員資格的條件,並正在致力於閱讀希伯來文的《申命記》和準備講授《使徒行傳》。而當時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漢密爾頓哲學探討》前,從未寫過任何明確背離教義的東西。在此前後,萊斯利·斯蒂芬是英格蘭國教會的牧師,詹姆斯·沃德是脫離國教教派的牧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正是牧師職位的候選人,W.R.克利福德則是高級國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員資格,以便「從教義束縛中擺脫出來」。之後不久,所有這些人都不能再被稱為基督徒了。然而,與西奇威克一樣,馬歇爾盡可能地不採取「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認同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動機。在他的表述中,從未出現過貶損宗教的語句。他的學生們也很少有人能說清他的宗教觀點。臨終之際,他說:「宗教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是說,雖然他已經放棄了神學,但對於信仰,他卻越來越誠篤。
    這場60年代的大轉變是一種理智上的轉變,而不是後來的時代中發生的那種倫理或情感上的轉變,這場轉變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而誘發的。馬歇爾常常把自己思想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圍繞H.I,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而展開的爭論。他最早是在J.R.莫茲利那裡看到這本書的。對當代人來說,曼塞爾已經算不了什麼。但在60年代,作為把基督教義建立在理智基礎之上的最後一次嘗試的倡導者,他卻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曼塞爾曾任牛津大學的導師,後來成為聖保羅學院的院長。1858年,他「採納了漢密爾頓的獨特理論,把康德引入到英國國教事業中來」——人類精神的一種古怪的逆轉,這種理論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頓演講集》的曼塞爾作為傳統觀念的衛道士而一舉成名。1865年,正當馬歇爾獲得學位,並開始專注於探討宇宙奧秘的時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漢密爾頓哲學探討》,書中對曼塞爾把漢密爾頓附會於基督教神學加以批評,曼塞爾也作了回答。曼塞爾為正統觀念所做的辯護「向我表明,」馬歇爾說,「需要辯護的地方何其多」。這次大辯論主宰了馬歇爾的思想並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學,進而又轉向社會科學領域。
    1859年,即《班普頓演講集》出版之後第二年,《物種起源》問世了,它使人們的思想從雲霄之間回到陸地,並開闢了一條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賓塞的《第一原理》(現在依然難以讀懂)也在漢密爾頓-曼塞爾爭論中應運而生,它獨闢蹊徑,使形而上學融於不可知論,並且告誡那些並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前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崇並留存下來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這樣,馬歇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倫理學。我認為,馬歇爾從未明確背離過主宰著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是相當謹慎的。就是在這一點上,馬歇爾超越了西奇威克,而與傑文斯則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我想,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沒有哪一項經濟學研究是專門針對某一條倫理學教義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對馬歇爾來說並不是享樂主義計算的應用,而是人類發揮自己更高才能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麼並不重要。經濟學家們可以向世人宣告:「對於貧窮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對很多人墮落原因的研究」。這一宣告已足以說明經濟學家的目標。因此,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學領域內的事實與推斷,而這也正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標和最高旨意」。當然,不可否認,社會進步同樣「部分地依賴於人類在道德與政治上的天性。在這些事情上,經濟學家們沒有特殊的資料來源,而只能做與其他人同樣的事,並盡可能地去猜想」。
    這就是他的最終姿態。他是通過倫理學進而涉足經濟學的。在晚年對自己的精神歷程所作的一次回顧中,他說道:「我從形而上學走向倫理學。我當時認為要對現存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番論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們現在稱作道德科學的領域裡很淵博,他總是對我說:『懊!如果你懂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麼說了。』於是,我就閱讀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並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懷疑機會不均等狀況的合理性,甚於我對物質享受不平等狀況的懷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地區,我從一個街區走到另一個街區,看到了一張張貧窮的臉。這之後,我就下定決心,要盡我所能地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為《貨幣、信用和商業》所準備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轉向經濟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大約是在1867年(當時我在劍橋正忙於講授數學),我見到了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種可能性才是他應當研究的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形而上學,但不久就轉向了似乎較為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對人類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發展的可能性的種種探討把這樣一個問題帶到我的面前:為了過上美滿生活,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必須達到什麼
樣的程度?年長而睿智的人們告訴我,生產資料的數量不足以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閒暇,都能有機會從事研究。他們還告訴我,我應當學習政治經濟學。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開始消徉於各種枯燥事實之中,並期待著很快獲得思想上的豐收。但越是對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我越是發現自己所知甚少,而應學甚多。到現在,我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已近半個世紀,然而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比剛剛入門之時更加無知了。」
    1868年,當他還處在形而上學階段的時候,一種想要閱讀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帶到了德國。有一次,他說道:「康德,我的導師,他是我唯一崇拜過的人,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除了他晦澀難懂之外,社會問題也不知不覺地來到我的面前,難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機會只屬於少數人嗎?」他和曾指導過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國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頓。黑格爾的《歷史的哲學》對他影響很大。他還接觸到了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羅雷爾的著作。最後,在聖約翰學院院長貝特森博士的勸說下,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道德科學的講師職位,他的經濟學家的生涯由此開始了。但他還一度講授過道德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邏輯學與邊沁的功利主義。
    他為經濟學奉獻終身的願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他總是認為,與遵從他父親的願望比起來,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兩年間的反覆考慮與猶豫不定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學生們講起自己這段選擇的歷程,教誨他們要與經濟學這一高尚職業——他正是這樣認為的——相配。因為他們要懷著科學的無私精神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事務進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則,而正是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幸福與走向美好生活的機遇。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代,當他擔任劍橋倫理科學教授職位時,亨利·西奇威克與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與他的這兩位同事一樣,他也屬於賢人兼牧師的一類人,然而,他也與他們一樣被賦予了雙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名神職人員,他並沒有比其他的神職人員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的領域裡,他卻是這一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儘管如此,他總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個方面置於更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來,第一個自我是主人,第二個自我是僕人。這第二個自我只需在自己的範圍內自發地尋求知識,而第一個自我要服從推動實際進步的抽像目標。鷹隼那銳利的眼睛和張開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喚到陸地上,來完成一個說教者的使命。
    這一雙重天性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理解為什麼馬歇爾時而堅定,時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時候會徒費心機;可以理解他總表現出來的雙重觀點;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種優勢。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人類的天性與習俗沒有哪些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馬歇爾雖未達到這樣多才多藝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備了諸多天賦。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後天的訓練主要賦予了他經濟學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質——他是一名出類拔萃的歷史學家和數學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於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恆之間。
三
    一部著作從最初觸發動機,經由向學生口授,直至最終面世,中間要經歷漫長的間隔期,因此要詳盡闡述馬歇爾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困難的。如此,在進行這一嘗試之前,我們可以先就馬歇爾從1868年被任命為劍橋聖約翰學院的講師到1885年繼任為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的這一段人生歷程做一番簡單的追尋。
    九年之間,馬歇爾一直是聖約翰學院的研究員和講師。這時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經濟學基礎,但從未發表過任何東西。在被介紹到格羅特俱樂部之後,他與W.K.克利福德和弗萊徹·莫爾頓關係甚密。克利福德「愛做驚人之舉」,但他是俱樂部中最受歡迎的夥伴。之後不久,馬歇爾成為「埃拉努斯」的成員,開始與西奇威克、維恩、福西特、亨利·傑克遜以及劍橋開放初期的其他領導者建立了聯繫。這段時期,他總要到國外度過漫長的假期。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帶著60英鎊和一個旅行背包出發,然後就長時間地在阿爾卑斯的高山之間漫遊。數個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體由虛弱變得強壯。六月,他拖著疲倦的身軀離開劍橋,待到十月份歸來之時,已經黝黑、強壯,腰身挺直。背後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體自然挺直,這種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歲之後。有時他甚至不惜忍痛來保持身體的端直。在阿爾卑斯漫遊之時,他總是早晨六點就起身打點行裝,八點之前就動身上路,背著背包走上兩到三個小時,然後找個地方坐下來,有時是坐在冰河上,開始讀一陣子書——歌德或黑格爾或康德或赫伯特·斯賓塞——之後繼續趕路,直到下一個夜宿之處。這是他研究哲學階段。後來,他就開始在漫步之間思考國內和國際貿易理論。一大箱子書和其他物品都是讓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裡,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淨襯衫,然後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乾。他的許多艱深的思想就成形於在阿爾卑斯山的獨自漫遊之中。
    「這些漫遊時光使他對阿爾卑斯山常懷眷戀之情,直到1920年(最後一次),我們還來到南蒂羅爾山,他在白雲深處繼續休息和工作。
    「艾爾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時總是精神抖擻。在他成為聖約翰的研究員之後,他總是習慣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和晚間10點到凌晨2點之間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獨處於曠野之間,晚上,他又獨居於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時候,他在一幢幽靜的旅館屋頂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攔當作涼棚。在牛津,他在花園裡建了一個小書齋以供寫作之用。在劍橋,他先是在陽台上工作,後來把一間旋轉式的防護棚改裝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羅爾山區,他就把一堆石頭,一個折凳和一個氣墊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寶座』。晚年,我們到那兒去時都隨身帶著帳篷,他就在帳篷裡度過白天的時光。」
    1875年,馬歇爾到美國作訪四個月。他的足跡遍及整個東部,並且還到了聖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魯,他與經濟學家們促膝長談。所到之處,被頻頻引見給社會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對此進行了多方探詢,在旅行臨近結束之際,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我在費城與那些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們進行了數小時的交談。現在我認為,只要我讀完他們推薦給我的那些著作,對他們的立場我就瞭然於胸了。我想現在沒有,過去也未曾有哪一個英國人能說出同樣的話。」
    一回到英國,他就於1875年11月17日在劍橋倫理科學俱樂部宣讀了一篇論述美國工業的論文。之後,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爾大學發表了「美國經濟狀況」的講演。這次美國之行給他的印象極深,這使他後來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響。他總是說,這次美國之行的收穫並不在於他實際上瞭解了什麼,而在於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瞭解的,而且他還學會了從比例關係觀察事物。這次美國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國正在走向強盛,並瞭解到其原因和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馬歇爾還一直在幫助當時業已成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經濟學建設成為在劍橋大學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韋爾和稍後於1875年完成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我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是馬歇爾最早的學生,他們與上述的三位前輩一起擔當了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講座的任務。
    1876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與瑪麗·佩利小姐訂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孫女。她是馬歇爾早期的學生之一,她還是紐納姆學院的經濟學講師。馬歇爾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於1879年的《工業經濟學》是與她合著的。實際上,這本書本應屬於她而不是他,因為是她在劍橋大學函授部一部分講師的要求下開始著手寫作的。他們於1877年結婚。婚後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對馬歇爾的感情成為馬歇爾的精神支柱。幾乎可以說,她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他和他的事業。他們之間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使朋友和學生們很難將他們兩人分別看待。在馬歇爾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應當歸功於馬歇爾夫人的才華。
    結婚後,由於失去了研究員資格,馬歇爾只得暫時離開劍橋前往布里斯托爾,擔任大學學院的首任院長和政治經濟學教授。「當時正值(馬歇爾記載)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和新學院在布里斯托爾組建第一所『大學學院』,亦即專為一個沒有自己的大學的大城市創辦、旨在向城區範圍內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學院。我當選為首任院長,上午是我妻子為女學員為主的一個班講授政治經濟學,晚上則由我為年輕實業家為主的一個班授課。」
    除了正常授課以外,馬歇爾還進行了一些晚間公開講座,其中包括就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開設的一個系列講座。馬歇爾夫婦在布里斯托爾的工作大受歡迎,甚至在他們離開之後,這個小鎮還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馬歇爾。然而這裡的行政事務,尤其是向四方籌款的活動令人厭煩、難以忍受。布里斯托爾由於財源匱乏,籌款就成了院長的主要任務之一。婚後不久,由於他患有腎結石,很快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了。他急於辭去院長職務,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適的時機,這時候,拉姆齊被任命為化學系教授,他才找到一個稱職的繼任者。隨後,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將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個月裡,他在一座幽靜的小旅館的屋頂上工作,之後,他們又去了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由於他仍是布里斯托爾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這裡,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大有好轉,但在餘下的後半生裡,他一直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快要垮了。實際上,他的體格十分強壯,所以年屆高齡之時,他仍能筆耕不輟。脆弱的是他的神經,一旦用腦過度或由於與人辯論以及意見紛爭而引起頭腦興奮,他的神經就會失衡。遇到比較繁複的工作的時候,由於無法長時間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實際上,他已經看到了展現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準備把他頭腦中已經成形的理論結晶奉獻給這個世界,但體力和精力如此不濟,這讓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經35歲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還不足以建立一門新的科學,而這門科學對人類卻是至關重要的。接下來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惡化,在他本應大展宏圖的時候,這樣的身體狀況卻使他的勇氣大受挫折,儘管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
    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董事中,有擔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院長的喬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們在定期赴布里斯托爾履行公務時,常常到馬歇爾家中作客。喬伊特始終對經濟學懷有興趣。在擔任巴裡奧學院導師期間,他就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座,而直至晚年,他還堅持在這一學科上單獨輔導那些本科生。喬伊特對馬歇爾的興趣和信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後的晚間長談中建立起來的。1883年,阿諾德·湯因比英年早逝,喬伊特就邀請馬歇爾接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研究員和政治經濟學講師,並給駐印度行政機構候選文職人員授課。
    馬歇爾在牛津的經歷雖然短暫但卻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華的學生,他的公開講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他們聽課的熱情之高為馬歇爾的教學生涯中所僅有。在不同場合的公開辯論中,他得到了亨利·喬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地位也就日漸顯赫。不過,由於福西特於1884年11月去世,馬歇爾就於1885年1月回到劍橋,接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之職。
四
    馬歇爾正式開始經濟理論的研究開始於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論已獨樹一幟,最終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經濟學原理》),他的這些理論從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開始而完成於1875年的研究課題甚至直到1923年(《貨幣、信用和商業》)才得以出版。他並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佔為己有,通過講座以及與朋友、學生們的談話,他已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又通過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冊子和他的學生們的作品為更廣泛的人們所瞭解。他的這些分散的理論也被摘入皇家委員會的徵詢錄中。這樣,當他自己的著作問世之時,也就失去了本應有的轟動效應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也就很難理解在英國他的同代人和晚輩們為何給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這裡就不妨做一嘗試,儘管因資料不全而難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將先來追尋馬歇爾思想發展的軌跡,然後再來探討他的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原因。
    馬歇爾1867年開始深入研究經濟學。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樣一系列日期: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親自修訂的最後一版;馬克思的《資本論》,1868年出版;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年出版;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也出版於1871年;凱爾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馬歇爾起步的時候,穆勒和李嘉圖還被尊為泰斗,地位不可動搖。唯一可與之比肩的是馬歇爾經常提到的羅雪爾。在方法上運用數學的觀念已經蠢蠢欲動,但還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成果。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諾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1835年)曾經對他產生過獨特影響,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時得到這本書的。古諾的影響;一位劍橋數學家當時對李嘉圖的自然反應;或許還有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論述「國際價值』,的算術示例中隱約可見的代數分析,所有這些,就是馬歇爾的起點。對於自己從1867年到1875年美國之行的思想發展狀況,馬歇爾曾作過記述,現正好引用於此:「他不但在擔任私人教師時講授數學,還盡可能地把李嘉圖的推理轉換為數學方法,並努力使它們更具一般性。與此同時,他又被羅雪爾以及其他德國經濟學家,乃至馬克思、拉薩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持有的新的經濟觀點所吸引。但是在他看來,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證明他們為經濟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確的。他認為,預測經濟的未來當然是困難的,但要正確地解釋過去的經濟狀況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們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難,他們倉促之間就下定結論,認為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就可以清除人類本性中的缺陷與弱點,……他努力去深入瞭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這樣,他一方面可以瞭解每種主要工業的各種技術特徵,另一方面又與那些工會主義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階級領導人建立了聯繫。然而,多年間的實際研究並未取得多大的成果,於是他決定抽出時間撰寫一篇關於對外貿易的專論或文章,因為這方面的事實資料都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認為首先應該撰寫一批這種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然後再寄希望於把這些專論編寫成一部綜合性的論著,其涵括範圍與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成了綜合性的論著之後,而不是這之前,再看手撰寫一本簡短又通俗易懂的論著。依他的意見,這才是最佳的工作順序,但由於環境的壓力,他的這一計劃被打亂了,甚至幾乎顛倒了。他確實撰寫了一篇有關對外貿易的專論草稿。1875年,為了研究新興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前往美國,訪問了那些重要工業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斷了這項關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他與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業經濟學方面的短論,這本書為了使工人階級讀者能夠看懂而大大簡化了。然而正當此時,他卻身染重疾,以至於一段時間裡他看起來再也不能勝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後不久,他感到體力有所恢復,於是就完成了經濟問題的圖解說明。雖然已故的瓦爾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這些圖解說明,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感到,在對實際狀況進行具體研究之前發表這些成果,會使它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切合實際。於是他開始著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條件,而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經濟學原理》的核心部分。以這些核心內容為基礎,他又前後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直至全部定形後才於1890年出版。」
    馬歇爾放棄了先寫「一批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再把它們合編為一部綜合性論著的計劃,這一決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樣的大部頭著作是要由一位經濟學大師的頭腦經過深思熟慮才能最終得以完成的。這樣,他的那些專論就被大大延誤了,尤其是關於貨幣與對外貿易的部分,由於在邏輯上它們屬於靠後的內容,因而直至50年後才重見天日。
    馬歇爾的研究順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開始發展圖解方法,並將這種方法特別應用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中,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圖和穆勒的影響。而後,在古諾以及一定程度上在馮·屠能的影響下,他「開始認識到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我們在觀察世界時,無論是在倫理方面還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於增量而不是總量。特別是,對物品的需求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這種需求的『邊際』增量將與相應的生產成本的增量達到穩定的均衡。要想使這種連續性的論點一清二楚,不利用數學符號或圖解說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著這條線索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把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圖解經濟學的切實基礎詳詳細細地講授給學生們。就在這一年,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版了,這是一部獨立完成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多多少少讓馬歇爾感到失落和惱怒。因為在他看來,他正在這些方面進行一點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給這些新思想適當而確切的表述之前,這本書卻先拔頭籌。然而無論怎樣,是傑文斯最先發表了有關「邊際」(或者按傑文斯自己的話來說,是「最後」)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與傑文斯爭辯,然而同時又間接地但卻明確而肯定地指出,他並未從傑文斯那裡吸取過什麼。
    1872年,馬歇爾在《學術界》上對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了評論。這篇評論雖然不是否定的語氣,但卻透出幾分冷淡並指出了幾處明顯的錯誤:「(評論最後說)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那些突出的理論內容,而在於它對若干次要問題的富於獨創性的論述以及那些富有啟示意義的評述和細緻的分析。書中新瓶裝舊酒之處屢見不鮮……例如,任何商品的總效用都不與其最後的效用程度成正比,這原本是人們所熟知的道理……而傑文斯教授卻把它列為頭等重要的思想,並為此花樣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經濟事實。」
    雖然他的確在一個章節中寫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樣,傑文斯在這裡論述時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個不但不準確、簡直是錯誤的結論……」但他也說道:「如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創造力能像傑文斯那樣如此接近李嘉圖。」他又說道:「幾乎再沒有什麼思想家的成就,能像傑文斯那樣激起我們多方面的、強烈的敬佩之情。」
    實際上,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確可稱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與馬歇爾的不厭其煩、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相比,這本書又顯得倉促、不夠準確,像一本殘缺
不全的小冊子。當然,它所提出的最後效用的概念以及勞動負效用與產品效用平衡的理論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在馬歇爾那包含著耐心、堅韌與天分的巨大的工作機器面前,這不過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時閃現而已。傑文斯看到水壺在沸騰時,興奮得像一個孩子那樣大喊大叫,而馬歇爾則默默地坐到一旁,開始建造一台發動機。
    與此同時,對於在闡述對外貿易和國內價值純理論時揭示出來的圖解法,他也作了一番概括。這些論文想必在1873年前後就已完成了,而且當時就已經與他的學生們作過交流(尤其是與H.H.坎寧安爵士)。它們作為不連貫的幾個章節收錄在《對外貿易理論》中。這本書在他從美國返回後的1875-1877年間就已接近完成,內容包括了他自1869年以來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轉而與馬歇爾夫人合著《工業經濟學》。1879年,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別人從馬歇爾手中奪取優先權,於是私下印發了這些文稿,並將它的副本分別寄給了國內外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章節最終沒能正式出版,因此現在已經很難見到它們的原文了。不過,其中最精華的部分已經被安排到《經濟學原理》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並(在其產生之後50年)收入《貨幣、信用與商業》的附錄J中了。
    馬歇爾在經濟理論中對數學和圖解方法的運用嫻熟、陳述全面而且科學嚴謹,這遠遠超出了前輩們的那些「思想火花」,我們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說,馬歇爾是現代圖解經濟學的奠基人。圖解方法這一精緻的分析工具對那些聰明的初學者來說是引人入勝的。我們開始接觸到它時都深受啟發,它還可以用來驗證我們的直覺,充當速記的手段,而當我們在這一學科上登堂入室時,它就成為我們研究的背景。馬歇爾的成果一點一滴地滲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才能接觸到,這使他喪失了許多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榮譽,而且這也許甚至阻礙了這一學科的進步。雖然如此,經過再三考慮之後,我想,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馬歇爾不願意僅僅以發表他的圖解方法來開始研究生涯。
    這是因為,雖然思維方法對這個學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對它的過分強調或沉迷其中,就背離了馬歇爾早年就已確立的對待經濟學研究的正確態度。不僅如此,馬歇爾是數學學位考試的二等榮譽獲得者,又曾對分子物理學懷有抱負,因此無論從思維角度還是審美的角度,他對數理經濟學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數、初等幾何和初等微積分都有點不屑一顧。比如,與物理學不同,經濟理論中那些能用數學表達的部分,比起對那些複雜而殘缺的經驗事實的經濟解釋來說是太容易了,而且對於得出有用的結果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馬歇爾對此有著強烈的感受,而他的學生們未必都能做到這一點。在他眼裡,初等數學只是孩子們的遊戲。他想要進入到這個世界更廣闊的實踐中去,去傾聽它的呼喊,去分辨其中不同的聲音,用實業家的語言來發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樣,「他努力去深入瞭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由此可見,起初,是馬歇爾建立了現代圖解方法,而最終,他又毫不吝惜地將其置於適當的位置上。《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圖解只有在腳注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過是在附錄中做了簡短陳述。早在1872年,當他評論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他就寫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些訓練有素的數學家把他們所善用的數學方法用來解決經濟學問題,從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對此我們應當表示感謝。但他們做出的所有推理和結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語言表達出來……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如果去掉其中的數學而保留它的圖解,將會有所改觀。」
    1881年,當他評論埃奇沃思的《數理心理學》時,他在開頭寫道:「這本書顯露出了天才的跡象,並表明作者將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然後他加了這樣一句話:「尤其有趣的是,我們將要看一看,這本書在避免數學方法的作繭自縛和誘使他脫離經濟現實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終,在1890年,他在《經濟學原理》序言中首次強調了他對於圖解的偏愛甚於代數,他認為前者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有用的,而後者不過是作者為圖方便的權宜之計。
    馬歇爾之所以反對濫用數學方法,還出於另外一種動機,害怕這會嚇跑那些「實業家」讀者(一種不太合理的動機)。儘管如此,他在這方面還是走得太遠了。無論怎樣,「有許多純理論問題,人們一經使用圖解方法就不願意再做其他嘗試了」,因此圖解方法注定會成為經濟學高級教程的一部分,它應該盡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給學生們。
    然而,馬歇爾在他研究對外貿易理論兼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聯繫的若干有關問題之時,儘管尚有缺陷,但最終沒能於1877年發表,卻不啻是一大憾事。無論怎樣,是馬歇爾開始對這一方面進行專題研究的,「與其相關的主要事實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得到」,這些事實依據,再加上馬歇爾訪美期間通過對新興國家貿易保護的實際運作進行調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已經足以構成一本專著。然而這卻沒能實現。部分原因在於,當他的健康狀況惡化時,他感到自己時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於完成他在價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們同樣對馬歇爾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貨幣論》而深感遺憾。因為他那些本來生氣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銳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輝。在馬歇爾的經濟學研究中,沒有哪一部分像他對貨幣的研究那樣集中展現了他的創造力和專注精神,也沒有哪一部分這樣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淵博知識。
    貨幣是經濟學中一個半獨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專著。然而當時他除了在皇家委員會的證詞中有所闡述以及偶有文章見諸報端之外,就再也沒有向這個世界奉獻任何以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風格寫成的東西了。70年代初以來,貨幣問題是馬歇爾在講座中最喜談的題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廣為學生們所知。這使劍橋形成了一種口授的傳統,從馬歇爾自己的講座開始,而在他退休之後,則是庇古教授的講座。與出版成書相比,這種方式不但與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這樣說)要優於它,直到最近情況才有所不同。此時,對馬歇爾在貨幣理論上的主要貢獻做一簡要敘述是恰當的。
    在金銀復本位制的大辯論之前,馬歇爾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貨幣問題的東西,甚至在辯論開始之後,他也是在觀望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方才介入。他對這一課題首次正式發表的見解,包含在他對皇家委員會1886年就貿易和工業蕭條狀況印發的問題單所作的回答中。接下來,他在1887年3月號的《當代評論》上發表了關於「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的文章。之後不久,他又分別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銀委員會呈交了大量證詞。1899年他又為印度通貨委員會提供了證詞。直至1923年,在《貨幣、信用與商業》中,他才對自己關於貨幣問題的思想做了系統闡述。而此時,幾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於眾了。他已經八十有餘,體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連綴成篇了。它的表述顯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各種繁難之處,總之與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寫的著作相比,是大為遜色了。但是,馬歇爾1871年前後寫的現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討論他的貨幣數量理論的。這是說明他的思想從1867年和1877年之間始終保持前後一貫的一個極好例證。他的《貨幣、信用與商業》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內容就是由此而來,它論述得極為全面,在解釋和說明方面精雕細刻,這是他在50年後所無法達到的。我並不清楚他在《當代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對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所體現出的主導思想是何時樹立的。不過,在《工業經濟學》中已經有了關於「商業危機」的段落,他在回答貿易蕭條委員會的問題時也引用了這些段落,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經懷有同樣的想法了。下面,我將一一列舉馬歇爾在貨幣理論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創見。
    (1)把貨幣數量論當作一般價值理論的一部分而對它進行闡述。他總是強調,貨幣的價值一方面是貨幣供給量的函數,而一方面又是貨幣需求量的函數,而這種需求量是以「每個個人保證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量的平均儲存量」來度量的。他進一步解釋了個人如何在貨幣與其他財富形式之間進行比較、尋求平均,從而確定自己持有的貨幣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寫道)英國全部貨幣的交換價值與社會成員希望能夠隨時購買到的商品量的總額相等。這樣,在銀幣通貨制度下,如果我們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銀幣的盎司數,就可以計算出每盎司的銀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價值;這只須以前面所說的商品總量除以總的盎司數就可以了。假設平均說來,社會中的個人希望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數量佔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麼,這時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銀幣這一種通貨,英國的貨幣價值就會等於全國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們的習慣改變了,為了以其他方式獲得財富,在購買力增加時並不急於購物,比如說,如果平均說來每個人希望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數量只佔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麼當流通中的銀幣數量不變時,它就不能保持原有價值,其價值會下降。這時,工業用銀就會增加,而銀礦的產銀量將會有所減少……」
    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最大優越性就在於避開了「流通速度」這一笨拙的概念(儘管他能夠準確地說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我們試圖在『流通速度』和貨幣價值之間建立聯繫,那麼問題就會錯綜複雜。穆勒先生對這個難處一清二楚(《政治經濟學》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節的後半部),但他並沒有給出解決辦法。」有時,人們由於對貨幣缺乏信任,不願意持有它,而造成價格上漲——這種現象由於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而備受人們關注——對於這種現象的前因後果,馬歇爾也曾做過詳細說明。他也清楚,價格水平與商業循環相伴相隨,它與公眾願意持有的「即時支配」額的波動相關。
    (2)「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區分,以及貨幣價值波動時,這一區分對於信用循環的意義。對此所作的明確說明,我認為最早是在《經濟學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結尾註釋)中。
    (3)現代信用制度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影響價格的因果順序,以及貼現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人們常常引用以及中學生們可以參考的唯一的詳細論述,是馬歇爾1887年為金銀委員會所作的證詞(尤其是證詞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為印度通貨委員會所作的證詞。這些本來是貨幣理論最基礎的內容,但在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學生們只能從呈交給那些對一時的實際問題感興趣的政府委員會的問答式文字中找到,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4)闡明了「購買力平價」是決定不可兌換貨幣在國家間兌換比率的理論。實質上,這一理論應歸功於李嘉圖,卡斯爾教授以適於現代情況的方式對李嘉圖的理論進行了重新表述,但馬歇爾的備忘錄在此之前已經發表了。這份備忘錄附於他為金銀委員會所作的證詞(1888年)之後。這個理論在他於1899年提交給印度通貨委員會的結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馬歇爾對金銀委員會發表的意見的一段摘錄,它說明了他的理論梗概:「設B國有一種不可兌換的紙幣(如盧布)。在每個國家,貨幣價格都取決於貨幣量與它發揮的功能之間的關係。隨著貿易的進行,黃金對盧布的比價將達到A國的金價與B國的盧布價格之間的比率(考慮運費因素)。」
    (5)編製指數的連續法。他在「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1887年)的最後一部分(標題為「如何估計一個單位的購買力」)中的一個腳注中,首次提到了這一方法。
    (6)建議在金銀混合本位制的基礎上實現紙幣流通(與李嘉圖的「對建立一種既經濟又安全的通貨的建議」一脈相承)。這一建議最早見於他在1886年對商業蕭條問題政府專員的回答中。他爭辯說,普通的金銀復本位制將會慢慢成為變相的金屬本位制。(他繼續說道)我認為,如果我們將要因為金銀復本位制而大吃苦頭的話,那實在是我們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圖的)簡單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說是2000克的銀條與100克的金條結合起來,同時政府隨時準備買入或賣出成對的金條和銀條,從而確保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維持穩定……這一計劃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啟動,而不必等待其他國家的協同。」
    他並不是在促使馬上採用這種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說明它起碼要優於金銀復本位制。這一建議又先後在他1887年的文章「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和1888年對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重現。
    (7)建議編製便於長期合同選用的按物價指數計算的官方幣值標準表。這一建議最早見於一篇論文的附錄中,這篇論文探討了解決就業不連續狀況的對策,於1885年馬歇爾在「工業補償會議」上宣讀。1886年,他在對商業蕭條問題政府專員的答辭中重申了這一建議,並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他寫道)工業運轉之所以缺乏連續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不知道一個英鎊在一段時間以後還能值多少錢……如果採納了經濟學家們長久以來一直呼籲的一項計劃,由此造成的嚴重影響就會大大減輕。我提出這一對策並不是要求政府自己經營實業,而是希望它能夠為實業提供幫助。它應該公佈幣值表來跟蹤黃金購買力的變動,這將方便合同在簽訂時按照固定的購買力單位確定報酬……因為合同的雙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選擇,所以無論是對於利息支付的幾乎所有合同,還是對於償還貸款的合同,關於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資和薪水的合同,這種恆定的一般購買力單位都是適用的……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建議與我們的貨幣流通形式無關,並不要求它加以改動。我得承認,對於國際貿易,這一建議很難行得通。但是,作為國內商業的穩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極其重大的,而且它實行起來非常簡便,也不會像政府干預企業那樣引發弊端。鑒於此,我冒昧地懇請諸位密切注意這一建議。」
    在前面曾提到的「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這篇出色的論文中,馬歇爾又深入闡述了這一重要的建議。這篇論文前三部分的標題分別是:(1)「價值標準波動的弊端」;(2)「貴金屬不是一種良好的價值標準」;(3)「價值標準與金或銀無關」。馬歇爾在寫作時有一個獨特的習慣,就是喜歡把那些最新穎、最重要的內容放在腳注裡。下面這段文字就是對這篇論文中一個腳注的摘錄:「我想,每一項旨在控制貨幣供給從而維持幣值穩定的計劃都應當是僅限於國內而非國際性的。我將引證兩個計劃來說明這一點,儘管我不贊同其中的任何一個。第一個計劃中,貨幣是不可兌換的,這時只要一英鎊的價值超出了一個單位,政府部門就會自動地購買公債從而投放貨幣,相反,當一英鎊的價值不足一單位時,就應當售出公債從而回籠貨幣……另一項計劃中,貨幣是可兌換的,這時一英鎊的紙幣將有權要求政府部門按照現時的金價和銀價兌換成半單位的金和半單位的銀。」
    《經濟學家》對金銀混合本位制和備用幣值標準表進行了嘲諷,而馬歇爾總是過分擔心被指斥為脫離實際或凌駕於「實業家」(這種傳說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沒有繼續堅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經承諾,要挖掘出馬歇爾推遲出版他的圖解方法、對外貿易理論以及貨幣與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這些原因中,許多都貫穿他的終生,而就其結果來說,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讓我們先來探討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馬歇爾很早的時候就已認識到,純粹的經濟學理論本身並無多大價值,對於做出切實可行的結論也無多大幫助。其全部價值僅在於對當前的經濟生活進行解釋。這就需要對工商業的實際狀況進行深入瞭解。然而這些具體事實以及它們與個人的關係總是處於不間斷的迅速變化之中。馬歇爾在劍橋的就職演說點明了他的立場:「當代經濟學在觀點上的轉變是由於人們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環境的產物並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本世紀初的英國經濟學家們所犯的主要錯誤並不在於他們對歷史和統計的忽視,而在於他們把人看作一個定值,而幾乎不去關心他的變化。因此他們認為供給與需求的作用是機械的、不折不扣的,這與實際情況大不相同。他們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看到工業中的常規和制度是多麼易於變化。而社會主義者們總是用過於強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們對人類行為的隱秘動機有所瞭解,這正是經濟學家們所忽略的。有一點李嘉圖和他的主要追隨者們並未向世人講清楚,甚至他們自己也並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們所建立的體系並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發現某些真理時加以普遍應用的工具。我認為,只有經濟學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沒有哪一條經濟學教條具有這種普遍性,因為它們本身並不是實際真理,而是探索實際真理的工具。」
    馬歇爾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錯誤危害最甚的時候,他所持的觀點以及對他們所持的反對態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願意在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之前就發表那些孤立的經濟學專論。單獨發表圖解方法和純理論有可能造成弊大於利的後果,因為那將會使數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目標與方法上更加混亂,從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強調。如果不對理論與現實世界的聯繫進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發表那些純智力成果,人們就會紛紛效仿這種做法,他就會成為一個錯誤的示範。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關的事實依據是極端困難的——比現在困難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國,事情發展的速度超乎尋常,因而整理過的信息資料非常罕見,遠非現在這樣豐富。實際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間,馬歇爾對於事實資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經濟學判斷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間發表那些著作,那將會比他在1885-1895年間發表遜色得多。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一個個人性質的原因。在關鍵時刻,馬歇爾的身體卻垮了下來,而在健康有所恢復之後,他在準備課程和培養學生上花的時間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寫作進程。並且,他在寫作時精益求精,錙銖必較,表述力求準確,這也妨礙他成為一位寫作快捷的作家。他還特別不擅於把各部分合為一體以及為使各部分間相互照應而進行改寫的工作。他一直試圖寫大部頭的著作,但他缺乏運筆如飛的能力,又不能長時間地全神貫注(這正是穆勒所具備的),還缺乏一種前後一貫的整體感(這正是亞當·斯密所具備的),而這些對於一部宏篇巨製的圓滿成功都是必備的條件。
    前面已經指出,他認為經濟學不可能達到極致狀態,同時現實世界的變化是日新月異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閒暇來著書立說,正是這些原因使他放棄了先寫獨立專著再將它們合為一部宏篇巨製的想法,這難道說不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決定嗎?我認為是的,正是那些障礙與不足之處導致了這一點。
    對於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馬歇爾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優勢。他在1885年的就職演說中說道:「12年前,英格蘭擁有或許是最才華橫溢的一群經濟學家,像他們這樣在同一個時代出現在同一個國家的情況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穆勒、凱爾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萊斯利、傑文斯、紐馬奇和福西特先後離開了我們。」當時剩下的人中,再無一人堪與馬歇爾並駕齊驅了。對於自己的學生,馬歇爾加以精心培養,因為他們將要承擔未來的經濟學研究。然而,馬歇爾卻不願意把半生不熟的麵包撒在水面上,不願意考慮與別人合作的可行性,不願意讓這個世界從他身上獲取能夠滋補的養分。他不正是在違反他自己的信條,試圖達到一個不可能的目標嗎?經濟學的宏篇巨論或許有很大的教育價值。我們也許的確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灑灑的大作。既然經濟事實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而孤立的經濟原理又蒼白無力,那麼經濟科學的進步與日常用途難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驅和開拓者們撇開大部頭的論著而埋頭於小冊子和專論的寫作嗎?我曾在前文中說道,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雖然不失為一部傑作,但充其量也不過像是一本小冊子。這裡我卻要說,正是傑文斯樂於與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贏得了崇高的個人地位,產生了別人無法企及的影響力。傑文斯的所有經濟學著述都屬於小冊子的性質。而馬爾薩斯在《人口論》出版第一版後,想把它擴展為大部頭的著作,這卻反而毀掉了《人口論》。李嘉圖最偉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風行一時的小冊子。穆勒倒是憑借他的天賦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對教育的意義遠甚於對科學的意義,而且當新一代的辛巴德們已經在海上乘風破浪之時,他不也像個老人一樣只能枯坐一旁嗎?只由亞當·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論的榮譽就夠了,經濟學家們應當只爭朝夕地撰寫專著和短論,並祈求以此方式達到不朽。
    那麼,馬歇爾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做法豈不是偏離了他那獨特天賦的真實本性嗎?「經濟學」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說的,「本身並不是實際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實際真理的工具。」我們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馬歇爾的創造。他在將其展示給這個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學生們的手裡。這一工具的建立是馬歇爾那獨特天賦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認為經濟學不是「實際真理」,他也極力地追求這種「實際真理」,然而在這方面他卻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我的父親曾經作為一名學生兼同事,目睹了馬歇爾自始至終的思想發展歷程。在我很小的時候,那時甚至我還不知經濟學為何物,我就聽到過我父親的慨歎,慨歎馬歇爾的頑固不化,這使他無法弄清自己的優勢與劣勢的確切所在;慨歎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與天賦中的真正財富奉獻給這個世界。全世界的經濟學本來可能發展得更快,馬歇爾的權威和影響本來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氣稍稍有所不同。
    馬歇爾還有兩個特點必須提到。首先,馬歇爾過於害怕犯錯誤,面對批評臉皮太薄,對反對意見太容易著惱,甚至是在那些不那麼重要的事情上。一種極端的敏感使他對於批評和反駁不夠寬容。這種害怕由於言語冒失而招致批評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響。不管怎麼說,偶而犯些小錯畢竟無關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時發現,那麼更不會造成什麼惡劣影響。然而,說這是馬歇爾的一個缺陷,是立足於他對科學的準確性與真實性的高標準——這種高標準常常令他的學生們望而生畏——的基礎上的。
    其次,馬歇爾太急於做善事了。對於這一學科中那些與人類福祉以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不直接相關的部分,他總是不屑一顧,即使有些內容間接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他認為如果自己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無上的目標。這種觀念來源於他內心的衝突,在充滿了艱難、枯燥、苛刻、毫無感情色彩的理智與顯然完全不同的、飽含熱望的激情之間的衝突。當他的理智在追尋圖解方法、對外貿易與貨幣理論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個傳道士般的小精靈卻在說,不,這樣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時,他的理智之火行將熄滅。而那個一直被壓迫的小精靈卻跳了出來,有一次他說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獻身於心理學。經濟學離理念的世界太遙遠了,如果我在這方面說得過多,實業家們就不會讀我的東西。」然而他畢竟還是把那種觀念保持終生。他經常講述這樣一個早年的故事:「當我開始下決心盡我所能對政治經濟學(當時『經濟學』這一詞彙還未創造出來)進行徹底研究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街頭櫥窗裡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畫(畫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個『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幾個先令把它買了下來,回到學院宿舍把它掛在壁爐架上,從此以後我就把它稱為我的保護神,我立志努力讓世間那些像畫中人一樣的人們都能達到幸福的境界。當時,我對經濟學理論中的數學部分極感興趣,於是我就抬頭望一眼我的保護神,它把我帶回到正路上來。有一次尤其靈驗,因為是它把我從對終極目標的研究中拉了回來,使我開始研究喧囂一時的金銀復本位制問題。我是鄙視這樣的問題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們。」這就是他的另外一種偉大品格:崇高的無私與獻身公益的精神——這一點常常令他的學生們感動——中的瑕疵。
六
    無論如何,1877年,馬歇爾是在幫助夫人撰寫《工業經濟學》(1879年出版)。按原計劃,這本書是夫人為劍橋大學函授部講師作教材用的,但隨著工作的進展,馬歇爾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工作。《經濟學原理》出版之後,他不僅壓制那本書的發行,而且在同一題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內容替代了原書。這本書改寫後,基本上是《經濟學原理》的縮寫本,並「力求適應低年級學生們的需要」。在原書中,他的價值理論不得不以簡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達出來,世人也只能以這樣的形式來接受,我想,馬歇爾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才在11年後改寫這本書。在1887年和1888年《經濟學季刊》上與美國經濟學家的辯論也使他進一步確證了這種印象。另外,他也放棄了那種認為對初級學生講授經濟學只需一個半指導性的函授教師輔以一本半嚴肅的教科書就已足夠的觀念。1910年,他在給1879年出版的《工業經濟學》的一位日本譯者的信中寫道:「本書在撰寫之初,是希望能夠把簡明易懂與科學嚴謹結合起來。現在看來,儘管有些專題可以寫成簡明的著作,但經濟學的核心教義卻不能如法炮製。」
    正是這些情緒便他對這本書懷有偏見。實際上這本書自始至終都受到了行家們的高度讚譽,而且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書。如果說有什麼初級教科書的話,那麼這本書可能是當時出版的同類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傑文斯所編寫的入門書以及後來出現的一些教科書要好得多。不僅如此,本書第三篇後半部分中論述商業聯合、工會、商務爭議以及合作的章節,是在當代對這些重要題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滿意的表述。
    本書脫稿後,馬歇爾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點。1881年出國休養期間,他並沒有重新回到貨幣或對外貿易上去,而是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後來出現在《經濟學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論。在這期間,他到牛津任職,又回到劍橋執教備課,參加金銀復本位制的辯論,和為金銀委員會作證詞等等諸多事務纏身。
    馬歇爾最初打算以一部書涵蓋經濟學的全部內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論現出雛形。1885年夏天(在湖區),他在回到劍橋後的第一個長假期中開始為這本書最後定型:「(他寫道)這一年的工作不盡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於我正在擺脫對這本書的陳舊而狹隘的設想,應該使那些構成經濟學支柱的抽像推理居於更顯要的位置,但與此同時,我未能鼓起勇氣,馬上投身於撰寫一部兩卷本的著作,這部著作(逐漸潤色之後)將成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寫作計劃。這一工作在夏季住於克羅姆附近的謝林漢姆時告一段落。這時我已使全書的內容基本定型,起碼就第一卷來說是這樣。隨後,我第一次開始著手按照排印時的設想安排各個獨立的章節。」
    1887年(在格恩西島):「在寫作此書方面大有進展,並且已與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這個學年一結束,我就開始向印刷商寄校樣。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內容外,其餘各章節都已打印完畢,雖然還不能馬上用於出版,但已具備了出版的模樣。我是說,事情已經安排妥當,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長假期臨近結束,我已將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後,我準備在撰寫『正常價值或分配與交換』之前,添加進一步討論『生產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擬留待關於『正常價值』那一部分後半部中討論的內容(稍作補充)放入這一篇內。這就是本書現在的第七部分。這個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這一學期的進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個月忙於第六部分的寫作,先是寫出了前四章的初稿,並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時,我還花了很大精力來撰寫數學附錄,其中很大部分已經付印。長假期中的八個星期是在波多爾港度過的,主要用於第六部分五六兩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寫作。」
    這時工作進展神速,該書於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馬歇爾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經濟學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則使他夢想成真。報章雜誌紛紛以標題文章進行大張旗鼓的評論。記者們並不能確切分辨出這本書給科學帶來的貢獻和創新,但他們卻極其敏銳地判斷出經濟思想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爾美爾新聞》說,「在我們一所古老的大學中出現了這樣一位教授,他以畢生的精力用來把政治經濟學改造為一門推進社會完善的科學。」舊的政治經濟學「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動物,而國家不過是這樣一些動物所組成的群體。」如今,新的政治經濟學誕生了,舊的政治經濟學一去不復返了。《每日新聞》說:「這本書將會恢復人們對政治經濟學曾經動搖的信任,它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將會像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上個時代一樣。」「它使這門科學中的其他著述都成為過時的東西,」《曼徹斯特衛報》說道,「如果說馬歇爾教授的著作將成為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里程碑,這恐怕並不是冒失的說法,因為它將指明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加快經濟學研究的進程。」這些都只是一片讚譽聲中的幾例。
    對於我們這些在馬歇爾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要確認從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段長長的空白期中經濟學的發展狀況是一件困難的事,同樣困難的是確定後者的出版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筆記的幫助下,我將做這樣一個嘗試,指明這本書為人類知識寶庫做出的幾個尤其突出的貢獻。
    (1)最終澄清了在價值決定中需求與生產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這一問題曾經由於李嘉圖的隱晦和傑文斯的反應過激而引起一場不必要的爭論。而在馬歇爾作出分析之後,就沒有什麼值得多說了。「(埃奇沃思教授寫道)對生產成本的新的論述使人們認清了它在價值決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馬歇爾在某個地方所說的,當古典學者們強調供給的作用甚於強調需求的作用時,他們憑借直覺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當馬歇爾在本書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們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遭到傑文斯和龐巴維克等人的貶低——的時候,那些評論者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喧囂一時的批評帶來的迷霧被驅散了。永恆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現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給在均衡點上決定價值的命題發展為一種一般性的思想,這就宛如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哥白尼體系,因為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領域中的各個要素才在彼此均衡與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關於經濟均衡的一般理論之所以能夠鞏固,又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思想法則,則是得益於兩個重要概念的引入。這就是「邊際」與「替代」。
    邊際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效用的範圍,對於那些能夠作定量的微小變動處理的經濟要素,邊際概念都可以用來描述它們在給定條件下的均衡點,也可以用來描述它們與一定量的邊際變動的函數關係。引入「替代」這一概念則是為了說明達到均衡和恢復均衡的過程。尤其是「邊際替代」這一概念,它不但能夠說明消費過程中兩種物品的替代關係,還同樣能夠說明生產要素的替代關係,因此引入這一概念所帶來的成果是十分豐厚的。
    不僅如此,「在各種生產要素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雙重關係。一方面,它們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與成本之比較高的要素會替代較低的要素,並限制了對後者的需求價格。而另一方面,它們又是通過相互組合才構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種要素都不能單獨構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為其提供了這種可能時它才得以被使用。國民報酬是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種要素供給的增加都會增加國民報酬,而國民報酬也是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來源。」
    這一分析方法,在供給與需求這一一般價值法則下,包含了對工資和利潤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貨幣理論一樣。同時,決定勞動者工資或僱主利潤的供求作用的特點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時間因素直接引入到經濟分析中來,主要應當歸功於馬歇爾。「長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時間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條貫穿始終,並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與長短不同的時期聯繫起來的連線」。與此相關,馬歇爾還首次對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區分,這是我們現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至關重要的依據。馬歇爾對「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主要成本」與「輔助成本」進行了區分。其中的第一對概念,我認為,在《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完全是一個創新。而後一對概念,如果不是曾經在經濟分析中出現過,就是已經存在於工業詞彙中了。
    通過對長期與短期進行區分,「正常」價值的含義得以確定;而借助於馬歇爾另外兩個獨創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業——正常利潤說形成了。
    這些思想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也是人們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來看,這一部分也是馬歇爾論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滿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許多工作需要由後繼者們來完成。正如他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說的,時間因素「幾乎是每一個經濟學難題的核心」。
    (4)消費者地租或曰消費者剩餘這一獨特概念是從傑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來的,實際的結果證明,這一概念也許不像初看起來那樣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維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概念在《經濟學原理》中尤其重要,因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話來說)「表明了自由放任主義,即無限制的競爭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馬歇爾證明,在某些條件下,自由放任主義作為社會最大利益的一條原則,不僅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但馬歇爾並沒有對這一獨特的論點進行更進一步的闡述,而是將這一領域留給他的得意門生和後繼者庇古教授來繼續探討。而庇古教授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了,對那些已經心領神會的學生們來說,馬歇爾的分析方法在披荊斬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種多麼有力的工具。
    (5)馬歇爾對於壟斷的分析也應當在這裡加以說明。因為他對報酬遞增的分析,尤其是當外部經濟存在條件下的報酬遞增,在這裡提及比在前面各處都要恰當一些。
    馬歇爾在這方面的結論以及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強烈同情與他那種對競爭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間並無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寫道:「當我第一次接觸馬歇爾時——我想那是遠在80年代的事了——他認為競爭在價值決定中的支配地位將會長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並不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但這與他在『經濟學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這篇文章中的判斷是相一致的。『如果賣者出價,而買者接受,他們就會不顧國王、議會或托拉斯、工會的禁止而設法成交。』」
    (6)在創造術語和思維工具方面,我想再沒有什麼比馬歇爾引入「彈性」的概念更令經濟學家們獲益甚多的了。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對「需求彈性」的含義作了設定,這實際上是對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沒有這一概念的幫助,關於價格與分配的前沿理論很難取得進展。
    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並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這種觀念在經過19世紀初關於供給與小麥價格關係的討論之後,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了。因此,無論是穆勒還是傑文斯都沒有對這一概念加以澄清,這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然而事實的確如此,e=(dx/x)/(dy/y)這一概念完全是 馬歇爾的創造。
    馬歇爾在引入彈性這一概念時,並沒有指明這是一個創新,這一點發人深省,而這又充分體現了馬歇爾的特色。在這一思維工具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之後,進一步研究的纍纍碩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馬歇爾本人悉數吸取了。
    (7)《經濟學原理》中涉及歷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評論。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業和企業的成長」為題的兩個章節。而在最近的幾版中,這些章節中保留下來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錄中。對此,馬歇爾始終是猶豫不決的。
    一方面,他深知經濟學的相關事物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因而他十分重視研究的歷史背景,並以此來糾正那種認為現存的公理將永遠顛破不滅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在這方面佔用過多的時間(有一段時期,他大張旗鼓地開始歷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寫出來,據他說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願意讓這些內容成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馬歇爾致力於經濟史研究的時代,這方面現成的資料還少之又少,雖然他下了很大的氣力,但仍然在這條偏僻的歷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對於在書中應該把歷史背景置於何種地位他也大費腦筋。結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經濟學原理》中體現出來的那樣,這並不盡如人意,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壓縮成了泛泛之談,而其中的證據卻無法詳加羅列。
    馬歇爾在歷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業與貿易》中的某些部分。這本書出版於1919年,此時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經濟學原理》中有關歷史的章節卻遭到了威廉·坎寧安博士魯莽的攻擊,他在皇家歷史學會發表了演說,演說內容刊載在《經濟學雜誌》第二卷(1892年)中。馬歇爾這次卻打破了對批評置之不理的一貫原則,在這一雜誌的同一期上著文反擊,成功地結束了這場論爭。
    漫不經心的讀者可能不會注意到,《經濟學原理》的寫作方法不同凡響。對於新穎與首創的聲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絕少指責他人的錯誤,那些早些時候聲名卓著的作家,無論他們到底說過些什麼,在馬歇爾的解釋裡,他們的意願都是良好的,無可指責的。經濟要素之間的一貫性和連續性,誠如馬歇爾的兩個座右銘——「自然界沒有飛躍」和「萬物歸一,一寓於萬物」——所示,是經濟學難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對於初學者,這本書,尤其是其前四部分還是十分淺顯易懂的,它明白、恰當,宛如是對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達。
    這種行文風格使馬歇爾實現了他的目標。這本書為廣泛的大眾所接受,它提高了經濟學在公眾中的聲譽,而又極少引發爭論。一般的評論者很欣賞作者這種對待論題、對待前輩、對待讀者的態度。而令馬歇爾高興的是,他喚起了人們對道德因素的重視,使經濟學重新煥發出應有的人道主義精神,而與此同時,這一切卻未損及這本書的學術價值。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書所蘊含的精神品質對英國的經濟學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一過程在悄無聲息中進行著,沒有引發任何的喧嘩與騷動,以致於人們常常會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寫作方法也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本書落墨時輕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稱重大突破的地方,對於一般的突出之處只是一筆帶過,讀者就很容易隨便放過這些地方。困難都被隱藏起來了,棘手的問題也都放在腳注中加以解決,原本涵義雋永、富於創見的內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來。
    如果說讀者的頭腦是一個衣櫥的話,作者根本沒有為他的思想貼上品牌名稱,甚至也沒有設計衣鉤。學生在閱讀《經濟學原理》的時候,可以因為它的明白曉暢而著迷,以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後,卻發現自己幾乎一無所知,就連那些在《經濟學原理》的哺育中長大的學生,偶然碰到某個新問題和新的解決方法,回頭再查閱這部著作時,發現這個問題和一個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書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已經屢見不鮮了。讀者只有在經過勤奮的學習和獨立的思考之後,他才可能窺視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知識寶庫之門徑。
七
    馬歇爾夫婦1885年回到劍橋之時,正值對研究員的結婚禁令解除不久。他們為自己建造了一處小小的房舍,並將其命名為巴裡奧·克羅夫特。這座住宅位於馬丁利路,用的是聖約翰學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過就在巴克斯鎮的郊區,因此在它的一邊,有開闊的農村向馬丁利山伸展開去。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在這裡居住了將近40年之久。這所住宅的花園很大,設計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間恰能容下他們二人和一位忠誠的女僕。他的書房,列滿了書架,擺滿了圖書,只在壁爐旁才有地方放下兩把椅子。就在這裡,他與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談心,天色將晚之時,在邊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為來訪的學生準備一杯清茶、一塊蛋糕。大的聚會則要在樓下舉行,為了娛樂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馬歇爾夫人的起居室合為一體,這所住宅保持著一種始終不變的氣氛:樓上,滿是書籍和裝著手稿的抽屜;樓下,傢俱上鑲嵌著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畫像;門口,迎面站立著女僕薩拉。這一切,總是深深吸引著馬歇爾的學生們,他們年復一年地來這裡拜訪他們的導師,就像來到了聖人的棲居之地。
    這是劍橋婚姻小團體的第一個年代,在由那些學院首腦夫婦和幾位教授夫人構成的小圈子開始擴大之時,一些最知名的導師,尤其是倫理科學的導師,先後娶了紐納姆學院的女學生。這樣,來自夫婦雙方的聯繫構成了一個單一然而傑出的精英團體。
    在我童年之時,這一團體正生氣勃勃,當我稍稍年長,能夠應邀參加午宴或晚宴的時候,我就是到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種溫馨而高尚的氣氛,在今天龐雜的劍橋是很難找到了。在後來的日子裡,為了款待某個經濟學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國同行,馬歇爾夫婦的家中常常舉行聚會。在小型午宴上,還常常邀請一些本科生以及來自紐納姆的學生或年輕講師。我清楚地記得,就是在這樣的場合,我與阿道夫·瓦格納和N.G.皮爾遜結識了,他們是過去那個時代中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馬歇爾不太願意到別人家中作客,他更願意在自己的斗室裡熱情款待他的客人們,這時,他總要把夫人支使得團團轉,自己則談笑風生、語音朗朗、妙語如珠。他對各種五花八門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談,他臉上掛著笑意,眼睛閃爍著光亮,不時顯出幾分滑稽,這時,有誰不會歡樂開懷呢?
    早些時候,特別是在1885-1900年間,他喜歡邀請一些工人首領與他共度週末。比如,托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湯姆·曼等人都曾接受過他的邀請。有時,這種拜訪恰逢社會問題討論協會開會,拜訪者們還要到會上發表演說。通過這種方式,他結識了過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員和工會主義者。實際上,除了學術思想外,他對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樣)。
    馬歇爾此時已經安定下來,也已習慣了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接下來,我們將對他從1885-1908年辭去教授職位的這一段人生歷程作一簡要描述。
    從1885-1890年,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於《經濟學原理》的寫作,但此外還有幾項活動: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業補償會議」提交論文;1887-1888年為金銀委員會提供證詞;1889年他在合作大會上發表主席演說;1890年夏,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利茲會議上,他為經濟學小組作了「關於競爭的若干問題」的引人入勝的主席演說。此外,上課也佔去了他很多時間,因此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躍、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課程他一周講授兩次,在理論上有特殊困難的課程他一周還要講一次,但是作為慣例,三個學期中他只講兩個學期的課,這樣一年下來他大約有45個課時。馬歇爾教授宣佈,一周中的兩個下午,從四點到七點,「大學裡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到家裡來拜訪他,無論此人是否聽他的課程,他將為來訪者提供建議和幫助。」80年代後期,聽他的公共課的人數在40- 70之間不等,聽他的專業課和理論課的人大約是這個數字的一半。但他這種授課方法——多半是故意所為——後來使那些不太認真的學生半途而廢,不再來聽課,而幾個學年之後,聽課的人又少了一些。
    馬歇爾是不會把他的課程寫成講義的。「(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很少事先作筆記,除非是在講授經濟史的時候,這時他就在課前作些筆記,然後在到課堂的路上在頭腦中整理一下。他說他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善於獨立思考,其原因就在於,他從不願意按部就班地系統授課或者為學生們提供資料,他更注重讓學生們自己思考。每個星期,對於那些還沒講完的課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題,然後自己在課堂上給出答案。在他批閱學生們的作業的時候,他一定很痛苦,因為他不停地用紅筆勾畫。」
    我想他的課越來越不正規了。到1906年,當我去聽課的時候,已經很難作一些有條理的筆記。但他還是保持著前面提到的那種授課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樣講授即將成書的講義。這或許也是妨礙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書本授課和口頭授課中,他明顯地偏愛後者,這大大激勵了那些優秀學生和那些小課堂裡的學生。這種方法在超過40人的大課堂(我記得我聽課時課堂人數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難實行,它也不適於那些對經濟學沒有真正的興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經濟學的大量課程都是為這些人設計的)。在他回到劍橋後不久,他就開設了下面這幾門前後關聯的課程,這也說明了他想要講授的內容:
    1885-1886  秋季學期:對外貿易與貨幣
春季學期:投機、稅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  秋季學期:生產與價值
        春季學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之後,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撰寫此書的縮寫本。這本書以《工業經濟學》為標題,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時間不斷地對《經濟學原理》進行修訂,最重要的改動出現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於改進的程度是否與投入的勞動量相關,就不得而知了。這些修訂工作也妨礙了他按照原來的計劃繼續寫作《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斷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選為皇家勞工委員會1891年至1894年的成員。他很歡迎這一機會,因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觸到研究課題的原材料了。在起草「總結報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其中有關工會、最低工資和無規律的就業狀況等部分出自於他的手筆。
    然而,他畢竟還在繼續《經濟學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因為他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論述方法。1894年,他開始進行歷史方面的論述,後來,他把這項工作稱為『白象』,因為它實在太浩大了,寫成書要用很多卷。後來他在《工業與貿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斷。
    馬歇爾在勞工委員會的工作只是他為政府進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員會提供了關於「老年窮人」的證詞,他在其中建議,將慈善組織委員會與濟貧法的管理機構聯繫起來。1899年初,他為印度通貨委員會精心準備了一份證詞,其中關於貨幣理論部分的有些內容是他在11年前為金銀委員會所作證詞的重複,但他自己認為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進,這是他對貨幣理論進行的最好的表述。對那些特別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許多統計圖表。他對印度經濟問題和通貨問題的興趣源於他在牛津時為派駐印度文職見習生的授課。他對自己在印度問題上細緻入微的實際研究很滿意,他那些並未全部發表的大卷的印度圖表總是放在手邊,以備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時候,他為皇家地方稅委員會準備了關於帝國稅和地方稅的分類和影響範圍的備忘錄。1903年,正值關於關稅改革的辯論處於高潮之時,他應財政部的請求,撰寫了「國際貿易的財政政策」這一令人讚歎的備忘錄。1908年,這份備忘錄由於有當時的財政大巨勞埃德·喬治的建議而作為議會文件印發,因為它「寫得的確富有獨創性」。但這份備忘錄在整整五年後才得以發表,對此馬歇爾別具特色地解釋道:「1903年8月,這份備忘錄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補充在國外的郵局裡遺失了。秋天,我重讀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論證,我對它們很不滿意,因而決定拒絕允許我將其單獨出版的好意。由於成文匆忙、落筆侷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佈局不當、個人的武斷見解過多,有些論點我本應該仔細推敲。而且,這也違反了我避開爭論的原則。另外,在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不如學生作業那樣認真。因此,我決定對於財政問題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說的東西以更鎮密、更完整的形式表達出來。我現在正在從事這項工作,然而進展緩慢,時間卻已飛逝。」
    從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馬歇爾已經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無法把心中所想準確地表達出來,這幾乎成了他無法克服的困難。1908年,他辭去了教授職務,希望能從繁重的教學任務中解脫出來,以期加快工作的進度。
八
    在馬歇爾擔任教授的23年裡,他參與了三次重要的運動:創辦英國經濟協會(即現在的皇家經濟學會);參與劍橋大學授與婦女學位的爭論;設立劍橋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考試。這三次活動值得分別談一談。
    (1)題為「成立一個英國經濟協會的建議」的一封公開信,是向著建立皇家經濟協會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個公開行動,它在1890年10月24日發出,在其他人的協助下,由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一個人簽名。這封信邀請了聯合王國所有大學和公眾學院的經濟學教師、倫敦和都柏林市議會的成員、曼徹斯特統計學會的成員、倫敦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會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下部委員會的成員等等,來參加1890年11月20日在倫敦大學學院自發舉行的這次會議。會議主席是財政大臣戈申勳爵,會議的議程是「討論創建英國經濟學會或協會並出版經濟學雜誌的建議」。這封發起的公開信設定了該學會成立後實際上遵循的總路線。會上唯一持異議的是 G.蕭伯納先生。
    (2)1896年,關於向婦女授予學位的爭論使劍橋一分為二。馬歇爾站在反對婦女要求的陣營中。實際上,早在紐納姆學院建立之初,他就通過夫人和西奇威克的關係,與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他到布里斯托爾的時候,曾說過:「那裡吸引我的,主要是由於它是英格蘭第一所向婦女敞開大門的學院」。而他的學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婦女。在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標題為「工人階級的未來」,1873年發表)中,起篇他就發表了一番鄭重聲明,支持穆勒關於婦女解放的言論。他在文章中說道,穆勒的所有例證都「旨在說明,如果解除了人為習俗強加在婦女頭腦中的束縛,使她們有充分的機會擔當起對這個世界的職責,那麼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將會大大加快。」正因為如此,馬歇爾的態度對他周圍的那個小圈子來說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而且在經過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後,他的這一態度在改革者們最終遭受的慘敗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馬歇爾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維護自己立場的強有力的理由。實際上,在他呈交給校評議會成員的那份長長的文件中,他在反對使婦女的教育與男性完全平等時,語氣溫和而謙恭,言辭則華美而富於說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結論的,主要是一種天生的偏見,再加上一個男人54年來的生活經歷所積累下來的那種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過是屈從了這種偏見而已。
    (3)最後,是馬歇爾為創建劍橋大學經濟學系所做的貢獻。
    1885年馬歇爾回到劍橋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既是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科目,又是歷史學學位考試的科目。20多年前,這兩個系先後建立,從而開闢了劍橋大學學術研究的新天地。但馬歇爾擔任教授之後,就強烈地感受到:已經到了「更上一層樓」的時候了。他特別不喜歡現有的課程設置,因為這意味著經濟學必須安於附屬學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劍橋,就開始據理力爭,反對把經濟學只作為考試的一部分,而他的課程又必須屈從這種考試。
    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實際上他已提出要求:給經濟學一個新的地位,這與西奇威克不謀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說中的宣言,這一宣言具有歷史意義,它喊出了爭取經濟學獨立地位的第一聲,而今天,這一夢想已經處處實現了。「現在缺乏的是,對事實更廣泛、更具科學性的知識,也就是一種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將有助於更好地分析解決當代的經濟問題。正確地發展和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是我們的頭等任務,而這需要那些經過科學訓練的人發揮他們所有的才能。口若懸河、旁徵博引在經濟學中已經太多了,他們雖然不失為優點,但目前最急需的卻是一種保持頭腦冷靜和清晰的能力,這樣才能追尋和分析那些由複雜原因引起的複雜的作用。然而撇開那些
超人的天才不談,這種能力只有在經過對各種前沿科學進行深入研究之後才能獲得。在劍橋大學,具備這樣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學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來擔當起這一任務。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極端重要性僅僅是體現在倫理科學的課程之中。與此同時,許多適於做最尖端、最繁難的經濟學工作的人,一方面對倫理學中的形而上學研究並不感興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於倫理學這一樊籬之中。」
    馬歇爾的呼籲正應驗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這一學科所持有的觀點。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某個特裡默夫人、馬塞特夫人或馬蒂諾小姐曾經以口頭問答或講故事的方式,在某個聰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師的幫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們指出經濟學的真諦。單靠這些,她們就能贏得聲譽,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正是在馬歇爾的推動下才得以實現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後,經濟學就不像穆勒、傑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時代那樣,作為倫理科學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學家輕而易舉地駕馭了。他最先樹立起了對這一學科的專業的科學態度,讓它超脫於世俗的爭論之上,像生理學遠離普通醫學那樣遠離政治。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學終於佔據了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第二部分的位置,這一位置接近於馬歇爾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關學科合建為一個獨立的系並為此設立了榮譽學位考試之後,他的勝利才算得圓滿,他自己也才完全滿意。
    如此算來,從一個正式意義上說,馬歇爾是劍橋經濟學系的創建者。而就他與幾代學生們的關係而言,這一榮譽就更當之無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獻給了學生們,與此同時,他也決定了學生們的生活。
    對同事們而言,馬歇爾有時也許令人厭煩、頑固不化;對外部世界而言,馬歇爾可能顯得剛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對學生們而言,他始終是一位真正的聖哲和導師,在他們的眼裡,所有批評都化為烏有,他就是他們的精神之父,是他們獲得靈感與撫慰的唯一源泉。馬歇爾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但對學生們來說,這些正是他們所深愛的一部分。他們為馬歇爾編造各種軼聞趣事(費伊先生可能是這種軼聞趣事的倉庫),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決不罷休。如果他們的蘇格拉底不那麼古怪,青年們是不會滿意的。
    要在紙面上把馬歇爾對學生們施加的影響以及施加影響的方式描述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學生在離開馬歇爾的家時,頭腦中的強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剛剛參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險。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懷中抱著一大摞剛才會見時從書架上拿給他的書。一回到住處,他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漸漸感悟到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課題。
    馬歇爾的雙重天性常常在不經意間自然地流露出來,這使坐在他身邊的學生們獲得了雙重的啟迪,展現在學生面前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直和對於目標的公正無私,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獲裨益。對學生來說,剛才與導師探討的課題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這裡有無盡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尋得到。
    「一切都是那麼融洽,那麼無拘無束,」桑格先生記述了這樣的時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從不裝腔作勢地把經濟學說成是已成定論的科學——像語法或幾何那樣——人們只須加以學習而它已經可以不再經受批評,相反,經濟學是一門正處在發展過程中的學科。馬歇爾在向學生贈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時候,他會寫下這樣的贈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將會令這本書成為過時的東西。』這並不是一種自嘲,而是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那就是:經濟學正在成長之中,沒有哪部分內容已告終結。」
    切莫以為馬歇爾對待學生是一視同仁的。他非常嚴厲,有時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勵鼓勵,但實際上往往正相反。學生們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他時,都還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會怎麼說、怎麼想。克拉彭博士講過一則他的軼事,很能說明他在講課時的洞察力和敏銳的觀察力:馬歇爾對一位學院的導師說:「你們學院有兩個很有趣的人在聽我的課,當我講到比較難的地方的時候,A.B就自言自語說:『這太難了,我不想學了。』C.D努力去學了,但又沒弄懂。」馬歇爾大聲說完,爽朗地笑了。他對這兩個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準。
    與其說他是通過自己的著作,不如說他是通過自己的學生成為當今的英國經濟科學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就寫道:「聯合王國經濟學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學生們佔據著的,而在英格蘭的一般經濟學教育中,這個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過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們,他已經完全統治了經濟學。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職演講結束語中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作一對比,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在離開人世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含笑瞑目的。「儘管我才疏學淺、力量微薄,但我仍懷有這樣的宏願:要竭盡我的所能為劍橋這所英才的偉大搖籃培養更多的人才,使他們走入這個世界的時候,頭腦冷靜、內心熱情,能夠不遺餘力地與周圍的社會苦難作鬥爭,為使人們獲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財富而努力,不達此目的,決不罷休。」
九
    1908年,馬歇爾從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席上退休,此時他已六十有六。他所處的時代,薪水微薄,退休無養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詢和報刊上也並未獲得額外收入,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設法從他的教授年薪(700鎊,包括他作為大學評議員的報酬)中拿出一部分,為本科生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借書室,還建立了一項三年一次的優秀論文獎,獎金60鎊,用以鼓勵創造性的研究;另外,他還每年給一位,有時是兩位青年講師提供私人津貼100鎊,學校沒有這項專款,但不如此就無法使他們安心於教學工作。
    與此同時,他從出書中獲得收入,這些積蓄已足以應付他退休後的生活。在《工業與貿易》出版之後,他的出書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以至於他的晚年比從前的生活要殷實許多。他常常說,當麥克米倫公司送來年度支票時,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處置這筆錢。他把經濟學圖書館留給了劍橋大學,他的大部分財產和未來的版權收入最終也都歸大學所有,用以獎勵經濟學研究。
    從教學和培養學生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之後,他現在可以用餘下來的時間和精力,作最後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時的那些成果了。《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間積累的事實資料已經可以集結成書了。在確定晚年這幾卷著作的範圍和內容上,他的計劃幾經變換。他積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們組合起來對他來說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對此,他在《經濟學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裡解釋說,1895年他決定把那些材料編為三卷:一、工業與貿易的現代狀況;二、信用與就業;三、政府的經濟職能。到了1907年,他已認為必須編為四卷了。於是他就決定集中全力編出其中的兩卷,即:一、民族工業與貿易;二、貨幣、信用與就業。這是最後的方案,只是隨著時間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業,而代之以國際貿易或商業。即使是這樣,直到12年後,他77歲之際,《工業與貿易》才得以出版。
    這段時期,馬歇爾埋頭於手頭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務並不太多。他偶爾給《泰晤士報》撰稿,其中有對勞埃德·喬治先生所作預算(1909年)的評價;撰寫了「酒精中毒與效率」(1910年)與卡爾·皮爾遜教授進行辯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1914年)撰寫了「戰鬥到底」和「戰爭中的平民」;對「有獎債券」也有所論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經濟學家》,敦促提高稅收以支付戰費。1917年,為W.H.道森先生所編的《戰後問題》撰寫了一章,題目為「戰後的國家稅收」。
    戰爭爆發時馬歇爾寫給《泰晤士報》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價值。在尚未正式宣戰之前,他受邀簽署一項聲明,聲明指出我們在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並無利害關係,因而不應該參戰。
    他回答說:「我想,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不僅涉及我們的利益,而且事關民族責任。我認為我們應當立即進行戰爭動員,只要德國人入侵比利時,我們就應該馬上宣戰,而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他們一定會入侵比利時。」多年以來,他一直對泛日耳曼主義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戰鬥到底」。
    因此,他採取的是明確的反和平主義態度,這一態度也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不過,他非常反對煽動民族情緒的行徑。他記得自己「瞭解並熱愛德國這個國家」,他們是一個「非常誠實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認為「我們應當尊重他們,並向他們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他們的友誼,但與此同時,我們又要同他們全力以赴地作戰,這既是我們的利益所在,也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他也曾表達過「一種不安之感,恐怕公開演講會激起民族情緒,而這不僅對於保證勝利毫無益處,而且會大大激發雙方的相互屠殺,這將成為反抗德國侵略傾向的代價」。他的這些觀點,招致了那些狂熱的愛國者的憤怒。
    最終,在1919年,《工業與貿易》出版了。這體現了他的堅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這種年紀都已經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這是一本與《經濟學原理》完全不同的書。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對他長期勞作的成果總結。他把各部分合為一卷,這給人以斧鑿之感。這種組合的困難多年以來一直困擾著他,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這本書本來是一個機會,使他能夠把那些想要告訴這個世界的相互關聯的有價值的東西組合在一起,但這本書在結構上的整體性並不強。尤其是本書的附錄,他在其中收錄了16篇單獨的專論和文章。其中有幾篇是在這本書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寫成的。它們都很適於單獨發表,因此馬歇爾把它們都堆積在這裡,只能說是一個錯誤。
    這本書被分為三個部分,同附錄一樣,如果將它們分別出版,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第一部分,標題為「工業與貿易現存問題的根源」,這一部分是從英國、法國、德國,直到美國這一工業領導地位變遷的歷史,涉及的時期主要是19世紀的後半段。
    第二部分,標題為「企業組織的主導趨勢」,儘管不完全是談歷史,但也主要是對19世紀後半段這一時期內企業組織形式演化過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對這一時期的經濟演進過程進行國別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則是對此進行技術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標題為「壟斷趨勢:其與公共福利的關係」,對同一時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爾和聯合企業所引發的特殊問題進行了細緻的探討。
    如果說這部著作仍不乏整體性,那是因為它對1900年左右在西歐確立的個體資本主義的形式,它的變遷及其與公共利益的關係進行了描述。從整體上說,這部書也表明了馬歇爾總是念念不忘的一個觀點,即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形態所具有的不斷變化的特性。他特別提請人們注意,英國的工業領導地位曾建諸其上的基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然而,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它的核心主題,而在於那些不那麼確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這些地方體現了馬歇爾對各種事物的淵博學識和老謀深算。這本書不像是一條鐵路,而更像一個礦藏——和《經濟學原理》一樣,包含許多有待發現和開掘的寶藏。和《經濟學原理》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這本書有價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經具備了一定知識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學者。它包含了許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發點。沒有哪本書像這樣清楚地為讀者羅列出那些獨創性研究的來龍去脈。但對那些還一無所知的人來說,要去抓住馬歇爾的要領,這本書又過於平淡、流暢、文雅而且個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業與貿易》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成功。第二版很快就應運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萬冊。這本書的讀者面非常廣泛,而且沒有遇到什麼苛刻的批評,這對年事已高的作者來說是個巨大的鼓勵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這個世界表達自己的思想時,時間這個敵人並未成為他的障礙。
    然而,歲月終究不饒人。他在《工業與貿易》的序言中寫道:「年老說明容我著書立說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寫作並不像大型繪畫那樣,老態龍鍾還可以繼續工作。他還有很多構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難發表了。但他的決心與勇氣使他恰好還能再出一書。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記憶力開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圍繞寫書並且節省每一絲氣力。與來訪者的交談會使他疲憊不堪並大大損害他的工作能力。馬歇爾夫人不得不開始謝絕客人的來訪。此時,只有夫人在他身邊,而他在和時間做著鬥爭。他需要長時間地休息,聽自動鋼琴彈奏那些他最喜愛的樂曲,這在他最後的十年生活中成為一種莫大的撫慰。有時,他也聽馬歇爾夫人為他閱讀那些熟悉的小說。每個晚上,他都沿著馬丁利路在黑暗中獨自漫步。在78歲生日的時候,他說他並不那麼渴望來生。馬歇爾夫人問他在一段時間以後(比如說)100年以後,他願不願意再到世上來走一遭,看看正在發生著什麼,他回答說,即便他願意,那也純粹是出於好奇。「現在我所關注的,」他接著說,「已經日益轉向地球變得可居住之前或許就已達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以及太陽冷卻、地球不再適於居住後可能達到相似發達程度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了。」他說,使他相信來世的最大困難在於,他不知道來世是在人類存在的哪一階段開始的。很難相信類人猿或早期的樹居人類會有來生。那麼,來世出現這一巨變又是在哪個階段發生的呢?
    馬歇爾終生都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則益發嚴重。1921年10月,他80歲時,作了如下一則記述:「一工作腦袋就發脹,還渾身沒勁,這種感覺越來越嚴重,這讓我很苦惱。只要還有一絲氣力,我就必須再工作整整兩年(如果以一半時間工作那還需要四年),如果我還能活那麼長的話。這之後,我就可以說一聲『永別了』。我並不在乎壽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機會把那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東西說出來。」
    1922年8月,在他的80歲生日之後不久《貨幣、信用與商業》完稿了,並於次年,即1923年出版。這本書的內容有別於他的設想,書中並沒有「對可以利用的資源對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影響進行研究」。他在書中展現了自己在貨幣理論和對外貿易方面的貢獻。
    全書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斷組成,其中有些寫於50年前,這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記述,並對他在這方面貢獻的特點作過概要的評價。這本書中顯現出《工業與貿易》中所沒有的年老的跡象。然而本書仍然資料翔實、思想豐富,收集了很多學生們無法見到或很難見到的篇章。「如果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寫於上個世紀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經濟學雜誌》中寫道,「那麼其中很多在本世紀的80年代還值得一讀。」
    「儘管年紀在逼迫著我,」他在《貨幣、信用與商業》的序言中寫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夠發表我已形成的對社會進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觀念。」儘管記憶力減退,身體極端虛弱,但在完全臥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強支撐著去編寫另一部書。計劃起名為「進步:它的經濟條件」。但這項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寫短信的時候,他還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他說他要看一看柏拉圖的《理想國》,因為他要寫下一個「理想國」,使柏拉圖如果活著會感到欣慰。然而,儘管他還伏案寫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眼窩深陷,目光炯炯,白髮蒼蒼,頭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一位聖哲或先知。最後,他一點一點衰弱下來。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夠醒來,忘記了自己的狀況,以為自己還能像從前一樣工作。1924年7月13日,離他的82歲生日還有兩個星期,他與世長辭。

第十五章 瑪麗·佩利·馬歇爾
    我們今天懷著恭敬的心情紀念瑪麗·馬歇爾,並不僅僅因為她是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夫人,誠然,如果沒有她的理解與奉獻,馬歇爾的著述生涯就不可能功德圓滿。我們紀念瑪麗·馬歇爾,還因為她在紐納姆學院歷史上的地位,大約75年前,她是劍橋的第一位女經濟學講師;我們紀念瑪麗·馬歇爾,還因為她在最後20年的生活中對劍橋大學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她的祖上是自耕農,血統高貴,這個階層是形成這個國家諸多美德與價值標準的源泉。自耕農在16世紀及這之前擁有自己的土地,18世紀他們變成了節儉的教區牧師和古典學者。佩利家族定居在約克郡的吉格萊斯威克已經好幾代了。她的曾祖父的父親於1733年取得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學位,並任吉格萊斯威克中學校長長達54年之久。她的曾祖父,威廉·佩利,出生於整整兩百年前,是基督學院的研究員和導師,還擔任過卡萊爾的副主教。他所著的《道德和政治哲學原理》,先於邊沁的同類著作,通常被人稱為「佩利的證據」(「自然神學,或根據自然現象推測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屬性的證據」)。下一代的另一位基督學院的學生,查爾斯·達爾文,在讀過這部著作後,離棄了它的觀點而走上正途。馬歇爾夫人生前給過筆者一幅這位偉大的副主教的小小畫像,以前她一直掛在自己的房間裡。她還曾讓筆者看過一隻刻有花紋的箱子,裡面珍藏著一小袋這位最不浪漫的哲學家的情書。副主教的孫子中,一位是F.A佩利,他是19世紀中葉的古希臘語學者,另一位就是瑪麗·馬歇爾的父親。他是斯坦福德附近的厄福德的教區長,最嚴格的西米恩教派的一名福音派教士。瑪麗·馬歇爾的母親是約克郡沃莫爾德家族的成員。
    瑪麗·馬歇爾晚年之時,把那些自傳性的文字合訂在一起,她稱之為《所憶》。直到臨終之際,她一直把它放在座位旁邊,有時,她一人獨坐,悠悠往事湧上心頭,於是就動筆記下,為這本書增添一些新的篇章。書中記述了紐納姆學院剛剛建立時的日子,還有1882年劍橋解除婚姻禁令後,宛如在荒漠上煥發出生機的定婚夫婦們的生活。這本書應當出版,因為對那段時光,再沒有比這本書更細膩、更風趣的記述了。下面,我就要盡可能地從中借用一些段落,也許多了一點,但如果她不是一經寫出就及時發表了這些文字的話,我可能還要借用得更多。
      在這些文字中,她追憶起了在鄉間教區住宅中長大的時光,1850年10月24日她出生在這裡。「這20年的歲月,我是在一所高低錯落的古老住宅中度過的,它的前面種著紅色和
白色的玫瑰,遠處是一片草地和樹林,花園有著長長的植物沿邊和綠色階地。我一直沒有覺察到這個地方的美,直到幾年前,我已是一個老婦人時,才感受到這一切。」讀過她對這段時光的回憶之後,幾天之內再讀一讀庫爾頓(他的祖上也是約克郡的自耕農,家世可以上溯到16世紀,後來也成為牧師和律師的家族)對與此相隔不久,他在諾福克郡成長經歷的描述,人們就可以領悟到這個世界失去了什麼:簡樸的生活、高尚的情操、含蓄的美和克制的情感,這些,曾是怎樣陶冶著人的心靈啊。也許那些不是從小就被培養成福音派教徒或非國教教徒的人,將來就無法自由地思考——這意味著很快就沒有人能自由思考了,顯而易見,事實也的確如此。環境與自然賦予了瑪麗·馬歇爾優雅、高貴、風趣的品格與情感,94年中,風采始終不變。在圖書館裡,她讓最年輕的學生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種文明時代的美感、舉止和含蓄,而這一切現在都已一去不復返了。
    但那些清規戒律又是多麼怪誕、又多麼可怕啊!為什麼只有那些相信荒謬或教人相信荒謬的時代才可稱得上是偉大的時代啊?這位西米恩教派的教區長心中懷著苛酷的信條,以至於任何一個相鄰的教士都不能與他保持親密。他認為狄更斯的道德不可懷疑(也許的確如此)。而當他親愛的瑪麗逃脫了這些狹隘的教條之後,他們之間就產生了深深的鴻溝。她曾這樣記敘自己的童年:「我妹妹和我原本是有玩具娃娃的,直到有一天大難臨頭,父親把它們全都燒了,還說這就是偶像崇拜,從此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玩具了。」
    然而他卻允許瑪麗成為劍橋大學的學生,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他曾與孩子們一同嬉戲,而他對孩子們的教育又是那麼的出色。80餘年後,瑪麗·馬歇爾自己回憶道:「9歲以前,我們的教育也就是聽父親朗讀馬卡姆夫人的《英國歷史》以及從《近鄰》和《遠方》兩本書中學習地理知識。1859年,一位德國女教師的到來使我們開始了較為正規的課程。歷史主要是一些日期,我們依靠一種記憶術,從『卡西貝魯德·博德爾普』諸如此類的東西開始背。地理則主要是一些城市與河流的名字。我們從頭到尾地學了法語和德語,一家人吃飯的時候就說德語。我們還從《兒童知識啟蒙》和《釀酒人指南》兩本書中學些科學知識。我現在只記得黑色長統絲襪是何時傳入英國的,再有就是『雷雨之夜該怎麼辦』,答案是『把你的床挪到屋子中間,把你的靈魂托付給萬能的上帝,然後上床睡覺』。我們還跟父親學了點拉丁語和希伯來語,再就是歐幾里德幾何學。至於故事書,我們讀的是《大世界》、《假日的房間》、《亨利和他的腳夫》以及《桑福德與默頓》。每到星期日,我們就學教會的教義問答集、短禱、聖歌和考珀的詩,當時有一種叫《家中星期天》的週刊,也是我們的讀物。而我們愛不釋手的則是《天路歷程》和《費爾柴爾德家族》,它們每章的結尾都附有祈禱文和聖歌,對這些,我認識的一些孩子只是翻一翻就跳到最有趣的部分,津津有味地讀起來。不過我們主要的文學知識是在傍晚聽父親朗讀時學來的。他給我們通讀了《一千零一夜》、《格利佛遊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還有英譯的古希臘戲劇和莎士比亞戲劇,而我們最喜歡的是司務特的小說。我們在花園裡扮演書中的故事,互相稱呼書中主人翁的名字,我們每天都盼望著傍晚這段時光,那情景我終生難忘。不過有一點我始終迷惑不解,父親允許我們讀司各特的小說,卻不讓我們讀狄更斯的小說,我在長大之後才讀了《大衛·科波菲爾》,即便是那時,也只能偷偷地讀。我想大概是由於司各特的作品中有些宗教色彩,而狄更斯的作品卻沒有。」
    1869年,劍橋大學對18歲以上女生的地方高等考試制度建立了,這就宛如陽光的普照,而那只鄉間的小蝴蝶就要張開她的翅膀了。她與父親一起準備神學和數學,他的法語和德語已經相當不錯了,於是,她來到倫敦參加考試。「監考的是利文教授。交完二次曲線的答卷之後,我不禁哭了起來,克拉夫小姐走過來安慰我。」出於她在考試中表現出色,如果她隨克拉夫小姐到劍橋去的話,就可以得到一份獎學金。「我父親又自豪又高興,由於他敬仰克拉夫小姐,就不再反對把他的女兒送到劍橋(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行為)。我父親與克拉夫小姐成了知心朋友,幾年之後,我們在默頓舞廳舉辦舞會時,我就看到他們帶頭跳了一種鄉村舞蹈。」克拉夫小姐的哥哥是詩人阿瑟·休·克拉夫,「馬修·阿諾德的酒神杖。」看來克拉夫小姐並未深受她這位思想自由的哥哥的影響。實際上,她的行為舉止很嚴謹,這更像她的祖先,伊麗莎白時期托馬斯·格雷沙姆爵士的著名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夫(然而奇怪的是,他居然也是思雷爾夫人的祖上)。瑪麗本人和安妮克拉夫之間,始終保持著深厚的情誼。
    這樣,在1871年10月,瑪麗·佩利成為克拉夫小姐的五位學生之一,她們一同入住劍橋的攝政大街74號(即現在的格倫加裡飯店),這裡就成為紐納姆學院的核心。第二年,這群勤奮的少女增加到了12個,她們遷到默頓大廳來住。「這裡的花園很可愛,夜鶯叫個不停,惹得我們難以入睡,古老的畢達格拉斯學院據說常鬧鬼,不過唯一來訪過的鬼就是那種大蜘蛛。」杜絕醜聞是極其重要的,因此以亨利·西奇威克為首的那些支持這項新運動的朋友們制定了最嚴格的紀律和禮節。當時的《笨拙》雜誌也許會把她們稱作一群邋遢女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瑪麗·佩利本人相貌高貴,她長著一頭秀髮,面色光鮮,對此,她自己並未記述,然而「我的室友,瑪麗·肯尼迪,長著一雙愛爾蘭人的眼睛,膚色嬌嫩,十分美麗。這讓西奇威克先生感到不安。多年之後,我的摯友皮爾夫人繪聲繪色地給我們描述了西奇威克先生是怎麼到她的客廳裡緊握雙手,踱來踱去,一邊還喃喃自語「她們長得這麼美,可真讓人頭疼。」有些住在劍橋的女士們反對婦女就學,對我們的服裝也看不上眼,西奇威克聽說風傳我們穿著「背後系扣」的衣服(這是當時的時髦樣式),就問克拉夫小姐是怎麼回事。克拉夫小姐跑來詢問我們:「背後系扣,能解開嗎?」[她談及往事時,一貫言語風趣,這段維妙維肖的敘述,大約是馬歇爾夫人在93歲高齡時寫就的。]
     3年之後,令瑪麗·佩利和埃米·布利這兩位女子萬分激動的時刻到來了,她們作為紐納姆的兩個先鋒,要來參加男人們的考試了。這就是1874年的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當時只有這一考試不包括政治經濟學。讓這兩位考生通過考試的過程很不正規。下面就是瑪麗·馬歇爾自己記述的那個最後時刻:「我們的考試是在肯尼迪博士貝特曼街的家中客廳裡進行的,這個肯尼迪就是教拉丁語語法的那位。他容易激動,脾氣暴躁(我們管他叫『愛紅臉的小伙子』)」。
    「我們把那些取試卷的叫作『跑腿兒人』,他們從校評議會辦公處拿到試卷後急忙跑到貝特曼大街。這幾位『跑腿兒人』是西奇威克、馬歇爾、塞德利·泰勒和維恩。在考官會議上,當時還沒有設立能投關鍵一票的主席,所以當兩個人同意我獲得一等榮譽,另兩個認為我應當獲得二等榮譽時,我就被懸了起來,正像西奇威克所說的,『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肯尼迪博士還為此寫了幾行詩句:
    兩人給她最高榮譽,
    兩人只是適當讚許,
    她的精神、品格,堅強毅力,
    每個考官都暗暗稱奇。
    他們眾說紛壇,各執一辭,
    哦,就像是福克斯韋爾·加德納
    皮爾遜和傑文斯。
    「因為我們是克拉夫小姐的學生中最先參加考試的,所以受到格外的關照。肯尼迪家的小姐們為我們準備了精美的午餐,考試結束後,她們把我們帶到埃利,結果公佈之前一直與我們呆在一起,恐怕我們會過於激動。」
    所有這些「跑腿兒人」都是我年輕時在劍橋所熟知的人物,除了馬歇爾以外,另幾人都身材矮小,長髯飄飄。不過,也許當時他們的鬍子還沒有25年後我認識他們時那樣長。在我看來,他們就像是充滿智慧、心地善良的小矮人,焦急地用靈丹妙藥把公主們從沉睡中喚醒,使她們在智力上達到與男子一樣的程度。至於「她的精神、品格,堅強毅力」,將在後面70餘年的歲月中得到證實。
    第二年,也就是1875年,西奇威克邀請瑪麗·佩利住進紐納姆學院的老樓,在那裡克拉夫小姐現已召集了大約20名學生,她的到來可以接替馬歇爾為女學生們講授經濟學。當時的紐納姆,彙集了一群多麼出類拔萃的女子啊!在這批最早的女生中,馬歇爾夫人在筆記中提到的有「凱瑟琳·布拉德利,『紐納姆的女詩人』(她與外甥女合名為邁克爾·菲爾德,這個名字更為人熟知),艾麗斯·加德納,瑪麗·馬丁(詹姆斯·沃德夫人),埃倫·克羅夫茨(弗朗西斯·達爾文夫人),梅裡菲爾德小姐(維羅爾夫人)和簡·哈里森」,人人都有一定的才華。一提到簡·哈里森,她就滔滔不絕:「這是前拉斐爾時期,我們在房間裡貼上莫裡斯的作品,我們還買來伯恩·瓊斯的照片,按照片裡的模樣梳妝打扮。我們在玩草地網球時,簡·
哈里森為我們設計了網球裙的刺繡圖案。她的繡上石榴,我的繡上五葉地錦。晚上,我們就坐在一起,邊繡邊聊。我還是女孩子的時候就聽說過她,那時她就被人稱作『全英國最聰明的女子』。儘管她最終選擇了攻讀古典文學榮譽學位,但她險些被馬歇爾先生說服攻讀倫理科學榮譽學位。她後來一直管他叫『駱駝』,她說自己一見到他,就像馬見到駱駝那樣顫慄。她總是宣稱,我與馬歇爾先生的定婚,是由於她那天在我的衣服上縫上了潔白的褶邊。』」
    接下來這一年,也就是1876年,瑪麗·佩利與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定婚。對她來說,我猜想,5年前對馬歇爾是一見鍾情,那是她在劍橋攝政大街74號的第一個學期,她回憶道:「我對西奇威克先生和馬歇爾先生的最初印象是在一個晚上,那時我們在克拉夫小姐的起居室裡圍坐一圈,縫製家用亞麻品。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馬歇爾先生。我當時想,我從未見過這樣一張富有魅力的臉,它的輪廓如此清秀、雙眼炯炯有神。當他們與克拉夫小姐討論高深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滿懷敬畏之情,在一旁靜靜聆聽。」
    第一學期,她就去聽他的課——那是在院長住宅區的馬車房,專門租來為女生們上課。「馬歇爾先生站在黑板旁邊,神情頗有些緊張,連鵝毛筆都給弄彎並從指間滑落了,他講得很認真,兩隻眼睛熠熠閃光。」貝特森夫人,也就是聖約翰院長的夫人,曾在院長住宅區的舞廳舉行了一個小型舞會。「看到馬歇爾先生神情抑鬱,我就邀請他跳蘭瑟斯。他顯得很驚訝,說他不會跳,不過他還是同意了,隨後我就帶著他跳,不時有一些為難之處。我對自己的大膽感到震驚,但我一句話也沒說,我想他也一直未曾開口。」再後來,就是他在聖約翰學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間裡邀請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關於馬歇爾先生的課程,還有一則引人入勝的記述,我不能棄而不用。「在課堂上,他經常發表一些關於實際問題的個人觀點,比如跳舞、婚姻、賭博和走私等等。」談到婚姻時,他說:「人們通常說,理想的婚後生活就是丈夫與妻子都為對方而生活。如果這是指兩人都為對方的滿足而生活的話,我想這是極不道德的。丈夫與妻子不應該為對方而生活,而是應該為了某個目標而共同生活。」馬歇爾夫人對此所加的評論是「他是個偉大的說教者」。
    其間,她答應斯圖爾特教授,為函授部講師寫一本教科書。定婚之後,他開始幫她寫這本書。「這本書以我們兩人的名義於1879年出版。艾爾弗雷德堅持這樣做,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這本書實際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後半部幾乎全部是他寫的,其中包括了許多《經濟學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歡這本小書,因為這違反了他的信條『簡短的道理就是錯誤的道理』,他還說,『你不能只為兩個半先令就說出實話』」。
    實際上,這是一本極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比這更好的教科書,也許根本就沒有另外的教科書出現過。我父親總是認為馬歇爾的態度不夠公平,因為這本書原本是馬歇爾夫人的,但她還是毫無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這本書,儘管當時的需求量還很大。1892年,另一本書取而代之,標題與原書相同,而只由馬歇爾一人署名,這是一本性質上完全不同的書,它差不多就是《經濟學原理》的縮寫本。1879年的這一本開一時之先河的書,是那本綠色封面的小書,而不是麥克米倫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書。
    1877年7月,他們結婚了。但我想,他們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時馬歇爾擔任希里斯托爾大學學院的院長已有4年之久,身體健康大受損害,於是她就帶他到巴勒莫做長時間的療養。我想,這幾個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為幸福美滿的一段時光。60年之後,她如此回憶道:「我們在巴勒莫呆了五個月,在那個房頂上。每當我覺得應該想些快樂的事,我就想像我在那個房頂上。那是一個名叫奧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館的房頂,當然是平的,還鋪著彩色的瓦井。白天,艾爾弗雷德就在房頂上坐在一個美國式的椅子裡,把活動浴室的蓋撐成帳篷。在這裡,他寫下了《經濟學原理》的前幾章。有一天,他從房頂上下來,告訴我他發現了『需求彈性』這一概念。」
    這是一段文章的開頭,接下來便是對西西里風光的引人入勝的描寫。馬歇爾雖然為腎結石所苦,但當時病情還不十分嚴重。這正是他最年富力強的時期。這裡沒有爭論、沒有課程、沒有沉悶的同事,也沒有任何一點小小的煩擾來打亂他那過於敏感的神經,為做到這一點,馬歇爾夫人耗費了大半生的時間。大自然是那麼仁慈、那麼美好。「從房頂上能看到康長德羅,看到向內陸伸展數英里的黃澄澄的桔子和檸檬樹林,看到兩面臨海,圍成半圓的各種形狀的山峰。」他們向下看時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雖小,但別有韻致。一條幽徑,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滿青籐、掛滿葡萄;一棵桔子樹和一棵檸檬樹佇立院中,鮮花於處處盛開。周圍房屋的露台上鋪著彩瓦,聖誕節一到,火雞們就棲息其上,牆洞和角落裡還有一群群的鴿子。」她還喜歡一大早就去市場買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熱衷於水彩畫,雖屬業餘但也頗有些天分,對她來說,描描畫畫是最快樂不過的事情了。當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屋頂上潛心於《經濟學原理》的寫作時,瑪麗就帶著毛筆和水彩外出作畫。「我最愛去並花數小時作畫的地方是皇宮裡的教堂。這裡很小而且很幽暗,剛從外面的陽光裡走進來的時候,除了一絲微光,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但,漸漸地,美妙的輪廓和細微之處從黑暗中浮現出來。那些輪廓是正在勞作的諾曼人和撒拉遜人,他們色彩絢麗,身著東方服飾。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後殿,偉大的基督頭像在朦朧中若隱若現。」這幾個月是無比幸福的一段時光。
    其後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這並不像韋伯夫婦那樣互為搭檔,本來如果他們性格相異,這是有可能的。對於夫人的睿智,馬歇爾雖然曾經認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卻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婦女的頭腦沒有多大用處了。1896年,力量的大審判來臨了,關於向婦女授予學位的建議,馬歇爾背棄了他那些終生的摯友們,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個立場上。然而瑪麗·馬歇爾從小就瞭解,並且也尊重並接受了那種「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險些以之為偶像)被自己所愛的人燒燬,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們還是能夠心心相印。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對她的完全依賴(沒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於她對他的深情與崇敬,這種感情日久彌深,而並未因為她心明眼亮、能覺察一切就受到損害。沒有什麼能逃脫她那雙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須面對一切,以便他不必過問。由於她那種天生的品格、聰明的頭腦和我從未見過的那種心靈手巧,不管是瑣事、煩心事還是無聊之事,她都能風趣謙和地應付裕如。無論是馬歇爾在世之時還是在此之後,她都從未為自己謀求過什麼、盤算過什麼。她的頭腦中一直有一個念頭,就是,千萬不要給別人惹麻煩。
    她有著如此高尚的情操,現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爾,在牛津,她都講授經濟學,但在這兩個地方都沒呆多久,他們回到劍橋之後,她就重新擔任了紐納姆學院的講師,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著學生們。她一絲不苟地校閱了《經濟學原理》前幾版的校樣和索引,雖然不做公開的、直接的批評,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終影響著這本巨著的進程。希里斯托爾大學授予了她文學博士學位。但據我記憶所及,她從未與來訪者們探討過經濟學問題,她甚至從不參與巴爾奧·克羅夫特的那些無休止的經濟學談話。一談到嚴肅的問題,她就把客廳留給男人們或來訪者,自己到樓上的書房去,即便是最無知的女士也沒有像她這樣裝作毫無學術素養了。假期,她也並不討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問題,而是醉心於以南蒂羅爾山為對象的水彩畫。實際上,她的藝術天份是相當高的。她很少向朋友們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參加劍橋繪畫協會的展覽,最後她把這些畫留給C.R.費伊先生,後者則將其保管在馬歇爾圖書館。她畫風景畫的時候,把畫具和畫架放在身邊,這時,我們的大師鋪上一個氣墊,打開一個折凳,把它靠在石頭上,形成一個舒適的靠背,然後就坐在這個「寶座」上,用比她作畫的手更顫抖的手,寫下了代表性企業的篇章。
    他們從巴勒曼回來之後,又在希里斯托爾呆了一年。1883年,馬歇爾接替阿諾德·湯因比擔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的講師,給印度學生授課。在牛津的時候,他班上的學生比任何時候都多,因為聽課的既有成長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記述說:「當時,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引人注目。在希里斯托爾的時候,艾爾弗雷德就這本書作了三次演講,埃利奧特女士說,這三次演講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獵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濕的情景。在牛津,他與亨利·喬治面對面地遭遇,當時是約克·鮑威爾作東,馬克斯·米勒作陪。緊接著又和海因德曼發生論戰,論戰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見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復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當時爭論的焦點,不過這類話題過於危險,不便在宴會上提出。」
    在巴裡奧的這段短暫的插曲,還是巴裡奧聲威大振、別具異彩的時候,這把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帶到了一個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喬伊特手下的年輕人之一。喬伊特本是希里斯托爾大學理事會的成員,但在這裡,兩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這段時光,喬伊特與馬歇爾夫婦建立了友誼,後來他到劍橋的時候就常去拜訪他們。馬歇爾夫人記述道:「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帕西瓦爾夫婦舉行的一個宴會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學院理事會的成員,他們定期地每年三次來這裡開會,這時他們總要到我們家裡來作客,他們的來訪是一件樂事。他們二人是頗相投契的一對,在一起時彼此都很愉快,喬伊特本來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但與亨利·史密斯這個意氣相投的夥伴在一起時,他也顯得揮灑自如。亨利·史密斯則是我所見到的最才華橫溢、最幽默健談的人。我經常陪他們一起談話,而馬歇爾則一直要陪他們到夜半之後。由於喬伊特的羞澀,5年之間我們才相處融洽,到了後來,我們的談話就全憑意興所至了。有些時候,我與他一起散步,他會不時地說上幾句,不說話的時候,他就哼上幾支小曲。」
    這樣,馬歇爾夫婦就輕而易舉地在巴裡奧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穩了腳跟。伊夫林·阿博特、劉易斯·內特、希爾普、安德魯·希拉德利、斯特羅恩·戴維森、艾伯特·迪西和艾爾弗雷德·米爾納等人,都是當時巴裡奧學院的研究員。「婦女學院最近設立,我十分榮幸地結識了沃茲沃思小姐,她是瑪格麗特女子宿舍樓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聰明又詼諧,經常口出妙語,與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樂事。當時,拉斯金正在牛津講授繪畫課,聽眾很多,他經常鼓勵本科生們銳意求新。湯因比樓正在建設中,巴尼特夫婦經常來巴裡奧學院鼓動年輕人積極參與這項工程。慈善機構協會也剛剛設立,費爾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諾·史密斯女士(帶著她的狗)定期參加協會的會議。還有一個專為討論社會問題而成立的協會,由悉尼·鮑爾先生領導。因此,我們在牛津度過的四個學期充滿了樂趣和興奮。」
    除此之外,還有喬伊特的宴會:「他喜歡把朋友們聚集到一起,學期中的幾乎每個週末,他都要邀請那些想要相互結識或相互幫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還計劃舉行一次規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會。阿瑟·西奇威克把這稱為『諾亞方舟』宴會,因為有這麼多陌生的動物成雙成對地到來。羅斯伯裡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羅王子卻身材短小,他們真是有趣的一對。其他客人還有戈申夫婦、赫胥黎夫婦、馬修·阿諾德夫婦、羅伯特·布朗寧,經常說『見鬼吧神學』的澳大利亞總理羅傑斯、羅伯特·莫裡爾爵士、科妮莉亞·索拉比和艾爾弗雷德·格雷夫婦等。晚間,他喜歡與朋友們沉浸在靜謐之中。他曾會見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諾·史密斯,後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談吐鋒利而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為人熟知一樣。還有一次他邀請了羅斯金,羅斯金講了許多笑話,從他口中講出的小豬都讓我們笑得前仰後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說以前從未見他這樣興奮過。有一天,艾爾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維諾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請他到我家吃晚飯,並會一會晚上要如約而來的喬伊特。開始還有些拘束,因為喬伊特以前沒見到維諾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對生人總是過於靦腆。漸漸地,談話就越來越無拘無束了。晚餐之後,我們來到屋後的小花園,樹影掩映,皓月當空,這樣的良辰美景,正是喬伊特所說的談論哲學與詩藝的『好時光』。我從沒有見過喬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樣海闊天空,那次談話值得回憶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他喜歡和艾爾弗雷德討論經濟學問題,每當聽到他特別感興趣的觀點,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筆記本記下來。他曾經跟我說,艾爾弗雷德的談話是他所聽到的最精彩的談話。還有一次,他說『艾爾弗雷德是我所見過的最無私的人。』我們忠誠的老女僕『薩拉』也引起了他的興趣,薩拉只是和他才談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難。後來當他到劍橋拜訪我們的時候,也總要到廚房裡和她坐一會兒,談論那些困難。」
    關於他們1885年回到劍橋的情況,馬歇爾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記述:「四個學期之後,我們已經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們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園都很愜意。我教我的女學生,艾爾弗雷德也喜歡講他的大課堂。儘管他總覺得劍橋才是他真正的家,但當時我們以為我們的未來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職位,另一位正式競爭者是英格利斯·帕爾格雷夫,最終艾爾弗雷德當選了。1885年1月,我們來到劍橋,先是在切斯特頓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爾奧·克羅夫特建成,我們就搬到那裡一直居住下來。1885年,價格還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鎊,雖然建築師出了點錯,也不過才花了1100鎊。幾年之中,馬丁利路只有我們這一所房子,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樹林。為了設計這所房子,節省空間,尤其是廚房,艾爾弗雷德大傷腦筋。他非要把書房建在幾層樓上不可,因為他覺得在劍橋他應該住得離地面越高越好。不過,建築師J.J.史蒂文森還是說服他把書房建在二層,並設一個陽台。」
    馬歇爾夫人去世之後,巴爾奧·克羅夫特將近60年的租約到期了,它以2500鎊的價格賣給了另一位從巴裡奧移居劍橋的教授。貨幣價值變動之大,由此可見一斑。這筆錢成為馬歇爾夫人小小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她的遺產繼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費,18世紀祖上長期擔任吉格萊斯威克中學校長的積蓄以及更遠的時候作為約克郡自耕農的一些家產,這些遺產先是投資於建這所房子,現在已經轉入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圖書館。這筆遺贈的第一項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購買了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的原稿。
    其後的40年間,「年復一年,年年相似。」馬歇爾夫婦住在一所小住宅裡,有一位忠誠的女僕,熱情地款待著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聲名卓著的採訪者。關於「一位忠誠的女僕」,值得提一下。生前,人們叫她薩拉,死後,則是佛洛倫斯·薩拉,她(馬歇爾夫人寫道)「幾乎每到11月,她就總說要離開,但我沒有放在心上,因為我知道她不會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會的成員,這是最陰鬱的教派中最陰鬱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廚師,並且樂於承擔重任。儘管她認為貪圖快樂是錯誤的,但她還是常常說,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個星期,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在劍橋召開會議的那個星期,那時,每頓飯有將近十二個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裡也睡不著,想著第二天的菜譜。有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在這個世上沒有多大用處,後來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飯菜,使艾爾弗雷德身體健康並能寫出重要的書來,這時她又感到了欣慰。」
    馬歇爾夫人懂得如何贏得愛戴。她記得那位傑希女士,「這位美國寡婦在70年代來到英格蘭,一出現就使人們神魂顛倒,一個又一個的導師為她所傾倒。」正是這位女士,在一次談及僕人之時說道,她很相信讚揚的作用,最後她說:「連萬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讚頌呢」。
    在勞工運動的最初日子裡,馬歇爾經常邀請一些工人階級領袖來家裡作客。「本·蒂利特、湯姆曼和伯內特都是我們的座上客,還有一位特別令人愉快的托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經常到訪。「我們當然有許多來訪的經濟學家,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荷蘭。我們很喜歡皮爾遜教授夫婦,他們來我家住過多次,另外我們還很歡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當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訪,午餐會上就一定少不了我們這些學生。或者我們在書房裡獨自品茶,這對我們的心靈與頭腦大有裨益。
    但除了來訪的客人之外,那時的劍橋自己也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團體:「我成了女士聚餐會的成員,我們有大約10到12人,一個學期內一次或兩次由每個人在家裡輪流做東。這時丈夫們就在各自的學院用餐或在書房裡獨自吃飯。女主人不僅要備辦一頓美餐(但不准喝香檳),還要提出一個適宜的談話題目。如果必要,還可以介紹一位外面的女士參與進來。但這仍然是一個排他性的團體,只要一個否決票就可以把擬議中的新成員拒之門外。我們的成員有克賴夫人、阿瑟·維羅爾夫人、阿瑟·利特爾頓夫人、西奇威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達爾文夫人、巴羅尼斯·馮·休格爾、霍勒斯·達爾文女士、喬治·達爾文女士、普羅瑟羅夫人和傑布女士。」馬歇爾夫人暮年之時回憶道(恐怕這很中肯):「看來,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馬歇爾夫婦的長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羅爾山區度過的。他們尤其常常到費洛梅納在阿希泰托爾的斯特恩開設的路邊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們發現鄰村彙集著一群『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其中有馮·維塞爾夫婦、龐巴維剋夫婦、米克坎多爾夫婦和其他幾位。我們鼓足勇氣邀請他們全體到我們寬敞的臥室裡來參加茶會,這裡已經是這所小店最大、最舒適的房間了。然後我們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帳篷中稍事休息。費洛梅納為有這麼多傑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點就起床,為宴會準備新鮮的黃油和精美的菜餚。龐巴維克身材瘦小,結實而敏捷,熱衷於爬山,幾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雲石山。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無心談論利率理論。我一碰到這個題目就感到害怕,因為最近他和艾爾弗雷德曾就這個題目不厭其煩地進行通信。維塞爾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兒也都很有風度。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的消夏之地,一位老農的漂亮的房間裡為我們舉行了答謝茶會,我感到非常快樂。」
    1920年,他們做了最後一次國外旅行的嘗試,這也是一次相當危險的嘗試。在這之後,離他們甜蜜的夥伴關係結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接下來的三個夏天,我們是在多塞特郡美麗而幽僻的小海灣裡什·梅爾度過的。在那裡他繼續致力於第三卷的寫作。但在《工業與貿易》於1919年完成之後,他的記憶力就越來越差了,之後不久,醫生就悄悄告訴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設性的工作了』。情況的確如此,幸運的是,他自己並不知曉。」在過去那些日子裡,他常常從書房上走下來,說「多麼幸福啊這段時光,沒有什麼能與建設性工作帶來的快樂相提並論了。」
    不過,在艾爾弗雷德逝世之後的20年裡,瑪麗·馬歇爾依然展現著她那恬靜的美,並且與艾爾弗雷德的那些老學生和他們夫人的友情愈見深篤。
    40年前,專為學生們設立的、能夠出借圖書的圖書館是很少見的。馬歇爾的教學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讓學生們在本學科內廣泛閱讀,並學會如何使用圖書館。為了回答一個價格指數方面的問題,一個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生只查閱那些最新的權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須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畢曉普·弗利特伍德,起碼要追溯到傑文斯和吉芬。他還必須參看最近20年間《經濟學雜誌》上所刊載的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瀏覽一下中世紀以來的價格史,或是比較一下梭侖和查爾斯2世時期按工資計算的小麥價格,也將是有益而無害的。如果一個學生還沒有翻閱10到12本書,就匆匆忙忙給出答案,那麼他就稱不上是馬歇爾的得意門生(既有負於經濟學家這一偉大使命,又無法承襲崇高的說教者的傳統)。為了做到這一點,馬歇爾採用了三種方法。首先,他在教室裡建立一個淺顯讀物的書庫,規模雖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書來則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辭去教授職務的時候,他把這個書庫留給了他的繼任者,我想我是這個書庫的第一個正式的管理員,我為它編製了第一份目錄。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豐富的藏書了,他希望學生們在巴裡奧·克羅夫特喝過茶之後,都盡可能地多拿些書,只要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能背得動。最後,他就採取了把學術期刊拆開,按論題挑選、裝訂論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時要增購一套用以保存。許多這樣的論文集如今都收在馬歇爾圖書館中,這些資料連同其腳注,能使剛入門的學生按圖索驥,從一本參考書找到另一本參考書,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為這個論題的活文獻。不要忘記,準備這些論文集,把它們按作者和課題編好目錄,並放在那些「棕色盒子裡」,這些都是馬歇爾夫人的特別任務。
    所有這些,作為教育,建立個人聯繫和激勵學生的手段,她都是熱烈贊同的。背負書籍的來訪者離開之前,總要在樓下與她道別,而她也總要目送他出門,沿著車道遠去,眼中露出無限滿足的神情。因此,在艾爾弗雷德離開之後,把這一傳統保持下去,讓他的這些書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手中繼續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視的目標。
    首先,把他的藏書全部移交給劍橋大學,供學生們使用,並把它與上述提到的教室學生書庫合併,組成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進而,她以根據協定條款所得的款項建立了一筆可觀的留本基金,並以馬歇爾著作的版稅每年交付一定數額,來補充這筆基金。馬歇爾死後,他的著作的銷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遺囑中,她還留給圖書館10000英鎊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權)。然而最重要的是,她還決定使自己成為馬歇爾著作以及新一代學生的保護人。因此,在75歲之時,她還被任命為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榮譽助理管理員,她擔任此職將近20年。這一舉動是違背大學規章的,規章規定,每個人65歲必須退休,現在看來,這一規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騎著自行車,穿過從馬丁利路到圖書館(1935年遷到一所精緻而寬敞的樓裡,這裡原來是鄉紳法律圖書館,緊挨唐寧街的地質博物館)那段不近的路程,穿著一雙便鞋,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爾時期留下的習慣。將近90歲時,儘管她很不滿意,醫生還是阻止了她繼續騎自行車(部分是由於朋友們的鼓動,這主要是考慮到連最強壯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險的劍橋的交通狀況,對她自己的體力的考慮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圖書館做些管理工作,開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協助,隨著工作量加大,從1933年開始,改由一名專職的圖書館管理員米森先生協助。馬歇爾圖書館的歷任館員,丹尼斯·羅伯遜、賴爾·費伊和1931年之後(中間有一段間隔)的皮埃羅·斯拉法就減少了她的日常工作。不過,整理那些「棕色盒子」還是她的專門職責,這也是她最愛做的工作。她總是把這裡稱為「我的圖書館」。漫漫人生路中,無論對她的心靈還是對她的精神來說,這都成了她接觸生活之流的主要方式,她也從這裡感受到了自60年前的巴爾奧·克羅夫特就開始強烈跳動著的劍橋學派經濟學家們的脈搏。
    1936年11月7日(見《經濟學雜誌》,1936年4月號,第771頁),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慶祝儀式,馬歇爾夫人向圖書館贈送了一幅馬歇爾肖像的複製品,這幅畫出自威廉·羅森斯坦之手,原作掛在聖約翰學院的大廳裡。此後,在圖書館的前廳,中間的那張辦公桌上方懸掛著這幅肖像,她就在這裡伏案工作(幸運的是,有一張她如此就座的頗具特色的照片)。1941年,91歲之時,氣管炎開始發作,她第一次沒能照常上班。1942年,她已無法在這裡工作,不過,11月14日,她還是出席了馬歇爾誕辰百年紀念活動(見《經濟學雜誌》,1942年12月,第289頁),並精神抖擻地發表了演說,向與會者講述了她的丈夫從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獲得了怎樣的幸福和快樂。1944年3月7日,她與世長辭,骨灰灑在巴裡奧·克羅夫特的花園裡。
  謙和似清晨,聰敏日璀璨,
溫柔如傍晚,激情夜闌珊。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
1845-1926
    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是一個著名家族男性一系的幾乎最後一員——這解釋了他對「平均律」的偏愛。他的曾曾祖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娶了3個妻子,他的祖父,古怪而聞名的理查德·洛弗爾·埃奇沃思,娶了4個妻子,生了22個孩子,在他死後還有7個兒子和8個女兒活了下來。F.Y.埃奇沃思本人就是這第6個兒子的第5個兒子。1911年,其他的繼承人死去時都沒有留下男性子嗣,他就繼承了家族在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鎮的產業。埃奇沃思家族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統治下在這裡建立家業的。他們的姓氏取於埃奇韋爾,就是從前米德爾塞克斯的埃奇沃思。他在繼承家業之後,樂於搜集整理族譜,並希望埃奇沃思鎮的莊園能在一個已婚的侄女,蒙塔古女士的照料下恢復原來的傳統。他每年夏天都要回到愛爾蘭,但並不在埃奇沃思鎮居住,然而他卻聲稱希望能夠看到他的祖居重現「過去時代」的歡樂時光——儘管我不知道他是否認為這一時代曾經真正出現過。
    埃奇沃思與一個世紀前的諸多名人都有關聯--他是小說家瑪麗亞·埃奇沃思的外甥,這位小說家生於1767年,而在這一世紀內就已聞名於世。他又是詩人托馬斯·洛弗爾·貝多斯的大侄子,這位詩人於1847年去世。華爾德·司各特爵士在《威弗萊》出版第一版時,送了一本給埃奇沃思的姑母,並在此書的最後一章(後來是在小說序言中)中寫道,正是她對愛爾蘭特色的描述最先促使他在蘇格蘭進行一次類似的試驗。簡·奧斯汀送給她一本《愛瑪》的第一版。麥考利送給她一本《歷史》,並在書中談到了她。晚年的時候,她曾到蓋特科姆莊園拜訪過李嘉圖。
    F. Y.埃奇沃思的父親,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生於1809年,在沙特蒙斯和劍橋接受教育,在那裡,他是斯特林周圍的一群人中的突出分子。托馬斯·卡萊爾在《約翰·斯特林傳記》(第二部分,第四章)中用了三頁的篇幅,以毫不粉飾的筆法描繪了他,使他的名字得以傳世。卡萊爾寫道:「弗蘭克身材矮小然而勻稱,方形的臉膛上光滑而白皙(很像他父親的相貌),藍色的小眼睛奇異地閃爍著一種陰沉的笑意,他的聲音沙啞而尖利,語調中透著幾分刻毒、幾分頑固,或許還有幾分譏諷的味道。這是一個冷漠、武斷、耽於玄思、苛刻而討人嫌的傢伙。他精通柏拉圖,還有康德,在哲學與文學方面比較淵博。他不接受任何信條,除了那些柏拉圖式的和康德式的幽靈般的信條。他以他那雙眼陰沉的閃爍,嗓音無休止的吱嘎作響,輕蔑地冷笑著把所有保守黨式的作派和迷信拋在了一邊。然而就其他方面而言,他這個人非常誠實、非常勤奮,或許還有其他美德。」
    托馬斯·莫茲利牧師在他的《回憶錄》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描繪弗蘭克·埃奇沃思。他筆下的弗蘭克·埃奇沃思與卡萊爾描述的「矮子弗蘭克」簡直判若兩人。「我的耳朵告訴我,埃奇沃思的聲音中也有悅耳之處,有時也語調溫柔,風度翩翩……弗蘭克·埃奇沃思被相互衝突的思想體系折磨著,可以說還有從童年起就存在的相互矛盾的敏感。他是一個極富同情心,能夠自我犧牲的人。」在斯特林自己對弗蘭克·埃奇沃思的描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兒子的影子。「在我看來,埃奇沃思還沒有擺脫那種純粹觀念式的生活。很顯然,他並不知道自己應該做到從『知識』到『本質』(就是說,從『認知』到『存在』)……埃奇沃思到英格蘭來,我認為是一件非常慶幸的事情。如果是在意大利,他甚至還不能對存在的現實世界有任何的感受,而這是一個與純粹的『玄思』和『觀察』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如果他不是到英格蘭來,他還會僅僅在『靈知』上止步不前,而這就好比一個窮光蛋,雖然手裡攥著地契,但他的地產不是被熔岩覆蓋就是已然沉入海底。」
    然而斯特林的這位朋友僅僅是創造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的一方面原因。弗朗西斯·博福特·埃奇沃思「娶了一位年輕的西班牙妻子,他們是在倫敦非常羅曼蒂克地邂逅的」。埃奇沃思的母親就是一位西班牙婦女,名叫羅莎·佛羅倫蒂那·埃羅爾斯。弗蘭克·埃奇沃思由他的外甥T.L. 貝多斯陪同到德國去學習哲學,為了到大英博物館閱覽而中途在倫敦暫留,於是就偶然結識了塞納麗塔·埃羅爾斯。她年僅16歲,是一位來自加泰羅尼亞的政治避難者的女兒。他們三周之內結婚,然後奔赴佛羅倫薩,並在那裡住了幾年。F.Y.埃奇沃思是個語言上的行家,他可以用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閱讀,他的這種愛爾蘭-西班牙-法蘭西的混合血統可能對他在頭腦中形成顯著的世界觀念有所影響。
    埃奇沃思一生中所達到的邊界很快就可以說完。他的父親弗蘭克·埃奇沃思試圖成為一所學校的校長,但沒有成功。他從佛羅倫薩返回埃奇沃思鎮後就專心治理家產。1845年2月8日,埃奇沃思在埃奇沃思鎮莊園降生於世。兩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他在家庭教師的管教下長大,直到17歲時離開埃奇沃思鎮前往都柏林三一學院求學。他的記憶力和機敏的頭腦在那時就已是可圈可點。臨終前幾個星期,他告訴在牛津的表妹們,對年輕時所學過的那些詩歌,他至今仍記憶猶新,對彌爾頓、蒲伯、維吉爾和荷馬的全部作品他都能脫口而出。他能夠在各種場合原原本本地自由引用那些古典名著。在他去世的時候,還保有這種傳統的人已經非常罕見了。
    他作為一個麥格德倫·霍爾獎學金獲得者進入牛津,隨後升入巴利奧爾,並在這裡獲得一等榮譽的文學學士學位。在牛津有一個傳統,人們常常說起埃奇沃思結業考試時的那次
「口試」。據說,當被問到一些艱深問題時,他反問道:「需要我回答得簡短一點,還是詳細一點?」然後就在半個小時裡滔滔不絕,他的風采使得那些原本只夠獲得二等榮譽的地方變得微不足道,因而獲得了一等榮譽。1877年,他成為內院的一名法庭辯護律師,並在倫敦生活了一些年月。他是那份已經破敗的愛爾蘭家產中比較小的兒子的最小的兒子,而這時,他還沒有從他的諸多天賦與興趣中找到最終的方向,所以這段在倫敦的日子裡,他的生活很窘迫。他成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邏輯學講師,後來成為圖克講座政治經濟學教授。1891年,他接替索羅爾德·羅傑斯成為牛津大學德拉蒙德講座政治經濟學教授,並被選為萬靈學院的研究員,後來他就一直生活在這裡。1922年,他從牛津的教授職位上退休時是埃默裡特斯講座的教授。他在1889年和1922年兩次被選為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組組長。他是皇家統計學會的前會長,皇家經濟學會的副會長以及英國科學院研究員。而最重要的是,他是《經濟學雜誌》的第一位編輯,是它的設計者和鑄造者。從1891年3月的第一期直到1926年2月13日他去世時,他一直是這本雜誌的編輯、編輯委員會主席以及合作編輯。我也是這本雜誌的編輯,在得知他死後的消息後,我還收到了他關於編輯事務的最後一封信。
    在巴利奧的時候,埃奇沃思曾經很推崇喬伊特。喬伊特對政治經濟學興趣濃厚並碰巧當時在教授這門課程,可能正是從他這裡,埃奇沃思第一次感到了對這門學科的衝動。然而我認為,對埃奇沃思早期的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影響是來自於傑文斯,他們在倫敦相識,埃奇沃思在漢普斯特德的住所與傑文斯的家僅幾步之遙。埃奇沃思對馬歇爾也無比尊敬,但他們是稍後才開始接觸的。在1881年的《學術界》上,馬歇爾對埃奇沃思的《數理心理學》進行了評論——這是馬歇爾所寫的僅有的兩個評論之一,另一個是對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評論。這篇評論使他們相識,並發展成為終生的私人友誼和精神上的夥伴關係。馬歇爾夫人常常愉快地回憶起埃奇沃思對劍橋的訪問——儘管世上幾乎再找不到比他們的談話方式更格格不入的兩個人了。
    從他出版的著作來看,埃奇沃思是從數學和倫理學進入到經濟學的,就和從前馬歇爾所做的一樣。但他們的相似僅僅到此為止。馬歇爾的興趣在於智力上和道德上,而埃奇沃思的興趣則在於智力上和美學上。埃奇沃思希望建立包含智力趣味和美學趣味的定理,而馬歇爾則想寫出具有實際意義和道德意義的箴言。僅就數學訓練以及筆法的精巧、可靠性而言,馬歇爾要勝過埃奇沃思一籌。——馬歇爾是劍橋數學學位考試的第二名,而埃奇沃思獲得的是文學學士學位。但是,儘管埃奇沃思在使用數學工具的時候常常顯得笨手笨腳,但無論在創造力上、造詣上還是天性偏愛上,埃奇沃思都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數學家。我想這一點將是無可爭辯的,即對於在社會科學領域精巧地、廣泛地使用數學方法,埃奇沃思是40年來世界上最傑出、最多產的倡導者,而他也正是這樣來賦予他的《數理心理學》。
    把埃奇沃思的作品寫成一個完整的清單將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因為他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投給各家學術刊物的稿件。我最早見到的他的著作是《倫理學的新舊方法》,這是在1877年,他32歲的時候,由帕克和牛津出版的一本92頁、紙封面的書。西奇威克曾出版過一本《倫理學方法》,巴勒特在1877年的《精神》上對西奇威克進行了批評,而埃奇沃思的這本書則是對以上兩者的評論,它的主要內容是對由於對功利主義的考察所引起的大量問題所進行的討論。埃奇沃思的獨特風格、卓越的遣詞造句能力、行文之晦澀、目標之模糊、方向之猶疑不定,以及他的謙恭、他的謹慎、他的精明、他的機智、他的淵博、他的保守——所有這些,在這裡都已顯露無疑。他在一番微積分演算之後緊接著引用大段的希臘作品,這使得那些外行的讀者暈頭轉向,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荷馬的詩句能與抽像的數學符號融合在一起。然而無論怎樣,經過漫長旅行的航班最終還是到達了終點,他最後下結論說:「倫理科學的龐然大物正在走向前方,在一位大師的引領下,它在走向豁然開朗的新天地,然而正是那裡急需這樣的論點,這時,一個掉隊的人正在逐漸趕上來,他一步一個腳印,他所走的是一條曲折的路。這條曲折的路正在逼近從前被視為奇思異想因而從未涉足過的新方法,而這種運用數學方法的快樂必將走向真正的自然倫理學,這正是冥冥中已經確定的一條路。」
    另外一本薄薄的小書(150頁),《數理心理學:關於在倫理科學中使用數學方法的論文》於1881年問世。這是埃奇沃思第一次為經濟學作出貢獻,其中有些內容是他曾經得出的最出色的思想。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個月,反覆考慮想要重印其中的一部分。
    在關於倫理學的那本書中,他試圖對功利主義進行數學計算。而在《數理心理學》中,他使這種「對情感,也就是對歡樂與痛苦的計算」更上一層樓。這篇論文包括兩部分,它們「分別討論了在社會科學中使用數學方法的原理與實踐、根源與成果、應用性與應用方式」。第一部分的篇幅很短,「目的在於說明使用數學推理而不涉及數字的可能性」——這一理論在當時是極富創見、意義重大的。「我們不能數清生活中的金色沙粒,我們也不能數清愛的海洋中『無數』的微笑,但看來我們能夠觀測到或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快樂單位的總量以及幸福程度,而這已經足夠了。」
    第二部分則是埃奇沃思對數理經濟學的大量工作的根源,其中特別述及自由市場中的契約以及它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正是在這裡,他的著名的「契約曲線」第一次露出真面目。
    我曾留連忘返地沉迷於埃奇沃思的這兩本早期著作中,因為在這兩本書,尤其是在他的《數理心理學》中,他的精神、他的藝術的獨有的韻味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這第二本著作由於風格古怪而飽受嘲諷。在後來的著作裡,在我看來,埃奇沃思就再也沒有充分展露過他的天性。他所獨有的詩藝與賣弄、科學與藝術、智慧與學識的拼盤式的風格雖然奇異但卻引人入勝,然而他已經有點經受不住那些外行評論家們的冷言冷語了。他費盡了心機,使自己的風格猶抱琵琶半遮面,但這不過是使他所奉獻出來的精神產品成了更躲躲閃閃,更扭扭捏捏的東西。對於男女工資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他終生都懷有興趣,並把這個問題作為1922年他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下組組長就職演說的題目;然而這時的埃奇沃思已近80高齡,他這樣看待這一問題,人們在閱讀的時候幾乎能聽到他狡黠的輕笑:「性別的尊卑同樣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它認定男性具有獲取幸福的卓越能力,其行動和思考的效率更高。總之:
    「女人不能與男人相比,她的感情之於我的心腸正如月光之於日光,又似清水之於佳釀。但婦女這種被認定的總體能力上的不足可以得到補償,因為她們懷有某些特殊的情感、別樣的美和纖細精巧。正是由於這種天賦的美感,現代女性們才得以分享更多的財富、更多的奢華和青睞。但是風流倜儻『這種源於古代騎士制度的糾纏不清的情感』中還包含著其他因素。彬彬有禮的休謨把它稱之為對弱者的關懷,而熱情如火的盧梭則認為這是天性使然……總而言之,對於女人天性的這些意見,無論正確與否,都體現了這樣一點;即效用原則的推論與包圍著現代女性的無能力和特權之間完美的一致。」
    接下來,埃奇沃思又一次在倫理科學中出色地運用了數學,這一次是「對信仰,對概率計算」的應用,而這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他最喜愛的。1883年和1884年,他為《哲學雜誌》、《精神》和《赫墨塞納》撰寫了七篇有關概率和誤差法則的文章。這引發了他後來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最後一篇是對誤差法則的更精細的論述,在他去世的日子裡,這篇文章還出現在《統計學雜誌》上。
    對於概率論本身,埃奇沃思最重要的作品是他在1884年《精神》上刊登的文章「機會的哲學」,以及他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1911年修訂)中所寫的「概率」的詞條。埃奇沃思是作為一個概率的頻率理論的追隨者開始這項研究的,他把概念的基礎建立在自然的而不是邏輯的基礎之上,這正像他在作為一個功利主義倫理學的追隨者時,把基礎建立在自然的而非先驗的基礎之上一樣。但對這兩項研究,他都還心存疑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疑問越來越加深而不是越來越減輕。儘管如此,在這兩項研究中,他並沒有推翻最初的假設,結果是使他對這些理論的哲學基礎抱著一種越來越懷疑的態度,哲學基礎雖然並不穩固,但建諸其上的實際應用卻非常成功,對此,埃奇沃思則採取了實用的態度。結果,他的興趣的中心逐漸由概率論轉向統計理論,由功利主義轉向經濟學的邊際理論。我經常敦促埃奇沃思對這一問題提出一個意見來,就是說,如果頻率理論降而成為一條邏輯法則,那麼現代的統計學和相關關係理論還能維持多久。他總是這樣回答說,頻率理論的崩潰將會使統計學理論得到普遍使用,他認為,大量的統計數據能夠滿足統計理論有效性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無論這些條件是什麼。希望他是對的。對於一個有意於從事統計學研究的人來說,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態度也傳達出這樣一個意思,即埃奇沃思不願意對他早年的較為思辨性的成果進行修訂或重新研究。他對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也抱有同樣的態度。他和古典學派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們都不願意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即如果功利主義倫理學和功利主義心理學失敗了,那麼邊際理論的種種假設能夠繼續維持還是同樣瀕於失敗,因為邊際效用理論正是由前者引發出來的。穆勒、傑文斯、70年代的馬歇爾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埃奇沃思都對功利主義心理學深信不疑,並在這種信仰的引導下為這門學科奠定了基礎。後期的馬歇爾和後期的埃奇沃思以及年輕一代卻對此心存質疑。然而,儘管並未對這一根本基礎的成熟性進行徹底的考察,我們仍然對建立於其上的那些上層建築抱有不可動搖的信任。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他對概率論的貢獻相比,他對統計學的專門研究顯得越來越重要。從1885年起,他陸續發表了一些內容比較廣泛的文章,其中,在1885年的《統計學雜誌》50週年紀念集中刊登了他的「統計學方法」,在1910年的《國際統計協會公告》中刊登了他的「概率計算在統計學中的應用」。這些文章都很重要,有著很高的價值,它們使英國的學生們能夠接觸到由萊克西斯創立的德國學派的思想,並從一開始就能夠對那些英國統計學家關於相關關係的理論加以支持、批評或讚揚。他的建設性工作,尤其在晚年,主要集中於對他自己的「誤差的一般法則」進行精益求精而又繁複無比的討論。埃奇沃思在這裡所採用的獨特的處理方式,在我看來,部分是出於盡量少用假設的需要,這樣他就可以從更具普遍意義的假說中得出結論,而不是把結論建立在其他統計學公式上。在目前的統計理論的邏輯基礎與實用主義基礎中,他在邏輯方面有所欠缺,而他使用的方法使這一點得到了彌補。
    他在撰寫有關概率和誤差法則的論文的同時,也就是說,在1883年,他38歲的時候,他又開始了他的第五個課題:指數,即以數學方法對經濟價值的度量,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為他一生的研究範圍劃上了句號。這五項數理心理學的應用研究是:對效用或倫理價值的度量;確定經濟均衡的代數和幾何方法;對信念與可能性的度量;對論據與統計的度量;對經濟價值的度量或曰指數。這五項研究以及它們的推論、分支和闡釋構成了埃奇沃思一生的工作。如果埃奇沃思是那種善於製造論文的人,那麼毫無疑問,在1900到1914年間將會出現以「數理心理學」為題的五本論著。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他在1877年和1881年發表了兩個專論之後,又在1887年發表了第三個專論《米制,概率與效用的度量方法》。這本書令人失望,沒有太大的可讀性(埃奇沃思本人也同意這一判斷)。在這之後,他也並未從專論一躍而回到論文的寫作,而是走到了與馬歇爾相反的極端上,他開始沉湎於各種文札、短章、論文以及具體事務中。40餘年中,他以自己睿智頭腦中迸濺出來的火花照亮了(同時也使之艱澀)《統計學雜誌》和《經濟學雜誌》的每一頁。
    有一次,當我問他為什麼沒有試圖創作宏篇巨製時,他以他那獨有的莞爾一笑回答我說,過於浩大的事業,比如創作巨著或男女婚姻之事對他並無吸引力。可能他把這些看作是徒耗心力而得不償失的事情,或者說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他為自己劃定的事業範圍。這樣的解釋已經足夠了,「奧卡姆剃刀」使我不必多言。但這其中應該存在樂於奉獻的動機。
    無論是作為一門科學還是一項研究,數理心理學都沒能實現它的既定目標。我想,在上個世紀的70和80年代,把它當成是前景光明的學科是順理成章的。當年輕的埃奇沃思選擇了這一學科時,他可能期望能夠做出堪與當時物理學的輝煌發現相媲美的貢獻來。然而,當我提到馬歇爾已經逐漸對數理經濟學改變態度時,這一夢想非但沒有實現,而且已瀕於破滅。像原子理論那樣在物理學中風光無限的學說並未在心理學中出現。我們時時處處都遇到如何把各部分捏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問題,因為各部分之間原本是分割的、不連續的,而整體顯然不同於各部分的簡單加總,單純地比較數量是無效的,小的變化就可能帶來巨大的效應,而我們所做的均勻而一致的連續性的假設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樣,數理心理學就變成了從其他理論中引申出來的東西,而不是其他理論的基石,就變成了對序數的計算,而不是度量,最多也僅是對度量的近似而已,但指數又是常常出錯的,近似也不可能精確,那麼以指數和近似所表達的東西也就大可懷疑了。沒有誰比埃奇沃思更清楚這一切了。在他一生的智力活動中,他自始至終都感覺到了這一點:他的根基正在逐漸鬆動。如果在他天性中的謹慎、苛刻、懷疑和相互矛盾之外,再加上這些困惑,那麼那個巨大而沉重的上層建築還怎麼可能吸引住他呢?埃奇沃思清楚自己的處境就像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舞蹈。隨著歲月一年年流走,命運卻跟他開了個惡毒的玩笑;他越來越喜愛在冰上翩翩起舞,但同時卻越來越憎惡腳下的冰面。當惡意的目光向他投來的時候,他就旁顧左右;當命運刁難他的時候,他就閃爍其辭,他把不好客的黑海當作好客海,把懷有惡意的真理衛士當作善良之人。埃奇沃思很少直面他的讀者以及那些想和他探討問題的人,他隱晦艱澀、拐彎抹角,總想一個人悄悄溜走,而一旦被其他行人喝住,他就更要緊走幾步。
    在1887年他的《米制》問世之後,埃奇沃思就再沒有什麼單獨的出版物,只有他在戰爭期間所做的四次講演被印成了小冊子。直到1925年才由他自己編輯,以皇家經濟學會的名義出版了他的《經濟學論文選集》之卷本。在這部書中,以適宜的方式保留了埃奇沃思對經濟學這一學科的貢獻,這些正是埃奇沃思本人希望保留下來的,而前面提到的《數理心理學》中的部分內容卻被排除在外。
    經濟學論文的出版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滿足。他本人謙遜而甘於寂寞,所以按他自己的意思並不願意出這樣的風頭,但當其他人在為這件事費心盡力的時候,他也就順水推舟。開始遴選文章、準備出版。而在出版之後,四面八方傳來的都是大獲成功的消息,世界各國的學術刊物紛紛發表評論,讚揚之聲蜂擁而來,就好像這位與世隔絕的作者剛剛被發現一樣。我想,埃奇沃思的的確確被自己所享有的世界性聲望驚呆了,當然,這也給他帶來了無窮的歡樂。
    雖然他還在不間斷地寫作學術文章,但他把他最後35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對《經濟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上。人們總是從他的崇高聲譽出發把他想像成一個不諳世事、不理俗務、高高在上、耽於抽像思考,並以玄奧為樂事的人,但作為一個在《經濟學雜誌》中共事15年的人,我要說,事實恰恰相反,作為一個編輯,他在實際工作中很有天份。他工作準時、老練,在一切日常事務中都堪可信賴。他總是不能發現自己文章中的排印錯誤,但對別人的文章卻有一雙敏銳的眼睛。他對什麼是好的「校樣」有一種天生的本能(對他自己所寫的東西同樣做不到這一點),並且屢試不爽。他常常利用自己作為編輯的權力嚴格地使稿件保持簡潔,並且施加影響,優先考慮那些有時事價值的文章,而限制對方法論或類似的東西的拖沓冗長(在他看來,德國的刊物就深受此害)。我比較喜歡那些份量重的文章,所以常常不知不覺地發現自己竟和埃奇沃思對立起來了。是他建立了這本雜誌的國際聲望,並且十分看重把這種聲望保持下去。我敢肯定,在英國的經濟學家中沒有比他更精通外文的了,而且,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也是交遊最廣的。埃奇沃思是個好客之人,外國的經濟學家,無論知名與否,很少有人到倫敦去而沒有受到埃奇沃思的熱情款待。他有一種很強烈的願望,使全世界的經濟學能夠一氣同心,他還努力在各個地方發現對經濟學有天賦的人,並以愛爾蘭和西班牙傳統中特有的優雅風度來對待他們。他的耐心是無所不包的,雖然自己聲望卓著,但對獎掖後進卻不遺餘力,以至於讓人們感到如果這不是在對他們有意諷刺,那就實在太過分了。他的所有的奇異、古怪都局限在寫作之中,而把自己出色的實際工作能力,精明強幹的風格都奉獻給了《經濟學雜誌》。
    凡是認識埃奇沃思的人一定都會對他形成強烈印象。但這並不是說描述他是件容易的事。他和藹、熱情、謙遜、喜歡自嘲、言談幽默、能夠直視人的內心世界;但他也自製、生硬、有城府、驕傲、敏感、拘泥禮節、著意謙恭,對外部壓力卻絕不低頭。馬歇爾在談到埃奇沃思的家世的時候,常常會說:「弗朗西斯是個迷人的傢伙,但對伊西德羅你可得小心提防。」
    他的強健的體魄和旺盛的精力非常人之所能及。70歲之後,他還經常爬山,在帕耗斯普萊熱,他一大早就下到冰涼的水中游泳,要不就是不知疲倦地行走在牛津郡的草場上。他總是在工作、在閱讀、在校對、在「確證參考資料」(他尊重權威,而不願意用自己的話表達任何東西,這使他浪費了大量時間)、或者是在紙片上專心致志地演算深奧的定理(據瑪麗亞·埃奇沃思記載,這也正是他祖父愛做的事情),要不就是在寫信,總之,他不問收穫,而只是勤勤懇懇地耕耘不止。在他臨終之時,他已經很難用口頭做什麼完整的表述了——隨著年齡增長,他開始失眠並且精神焦躁,這不是什麼好兆頭。但對於寫作,他甚至在80歲之後還毫無問題。最後,像他希望的那樣,他在工作中死去。
    埃奇沃思終生未婚,但這並不是由於他缺乏感情。是他難於共處的性格,而不是他對生活的觀念阻礙了他與別人構成真正親密的關係。他沒有獲得本應享受到的那麼多幸福。但
從很多方面來說,他的品性更適於這種單身漢的生活。他只需要不能再少的生活用品,他不願意為任何家庭責任所牽累,他也滿足於這種沒有私生活的日子。沒有人像他那樣不斷地遊走在教員休息室、圖書館和俱樂部之間,並為能在這些地方獲得一點愜意之感而戀戀不捨。他的財產也少得可憐——幾乎沒有什麼傢俱,也沒有什麼瓶瓶罐罐,甚至沒有多少書籍(他更願意附近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沒有貼身的記事本,沒有文具和郵票。紅線繩和膠水是我能想起來的歸他所有的僅有的東西。但他對自己的儀表很講究,總是按自己的風格精心裝扮。他的長相更像西班牙人,而不太像埃奇沃思家的人。前額寬闊、鼻子很長、臉色帶點綠色,鬍子是精心修剪的短髭,雙手比較粗大,他的相貌高貴,但有時他的樣子讓人覺得他似乎衣服不合身或身體不舒服。他在牛津萬靈學院的住所是座簡樸的房子。在倫敦時他住在弗農山5號,還有兩所孤零零的房子,聳立在漢普斯特德的懸崖上,俯瞰平原,那是他在50年前在這裡住過一周之後就買為己有的。每年夏天,他總要回愛爾蘭小住幾周,這時他住在金斯敦的聖約翰俱樂部。飲食問題他就到飲食處或萬靈學院的餐廳、或閱覽室、薩維爾、艾爾貝馬爾等地方解決。看書,他就到大英博物館、達布林的三一學院或皇家統計學會的圖書館去。
據說他在埃奇沃思鎮度過的童年時代裡,總是爬上蒼鷲的窩去閱讀荷馬的作品。看來,他總是呆在那些遠離凡塵的地方。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
    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聖約翰學院堪稱劍橋經濟學的搖籃。1868年,馬歇爾由數學轉向倫理科學,同年,福克斯韋爾也參加了倫理科學的學位考試,1870年參加這項考試的則是亨利·坎寧安。聖約翰學院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馬歇爾和福克斯韋爾奉送給劍橋大學,他們兩個相互比照,相互補充,除了同樣真誠之外再無相同之處。我認為,是聖約翰的校長,偉大的貝特森博士施加的個人影響使聖約翰與三一學院一起鼓勵對倫理科學展開的新的研究工作,而這時在劍橋大學,年輕教師們從事這樣的研究卻得不到任何的捐助。當三一學院把興趣重心轉向哲學(西奇威克和詹姆斯·沃德)、法學和歷史學(梅特蘭和威廉·坎寧安)的時候,聖約翰的興趣完全轉向了經濟學(馬歇爾與福克斯韋爾)。的確,這個學院為這些學科獨自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60年代初,J.B梅厄和J.B.皮爾遜被任命為學院倫理科學的講師,而在1868年和1875年,分別由馬歇爾和福克斯韋爾繼任了這一教職。在從1873年到頒布「新規則」以及取消倫理科學高年級學生的那段時期裡,從後來取得的成就看,倫理科學學生比數學學生更出色,而這時的18名倫理科學考試一等榮譽獲得者中,有9名來自於聖約翰。
    福克斯韋爾最初講授邏輯學、心理學和哲學,而把經濟學留給馬歇爾。但1877年,在(福西特獲得教授職位之後)馬歇爾離開劍橋去擔任布里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負責人時,福克斯韋爾與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凱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經濟學教學的光榮任務。這一狀況持續了8年,直到1885年馬歇爾作為教授重新回到劍橋時為止。從這時直到1908年這段馬歇爾擔任教授的時期裡,無論在教學上、授課上、還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設立經濟學學位考試這件事上),福克斯韋爾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憶的是,福克斯韋爾第一次對學位考試進行監考是在1874到1875年,與傑文斯一起進行的,這時詹姆斯·沃德和J.N.凱恩斯正在校讀書。而他最後一次監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這時則是A.C.庇古和D.H.麥格雷戈正在校讀書。30年之後,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經濟學會,可見,對劍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他經歷了非常大的跨度。他從未離開過劍橋,儘管他與倫敦大學關係密切,到他去世時,雖然他已經不再參與教學,但按他在劍橋的居住時間計算,正是他在劍橋的第205個學期。在60餘年中,福克斯韋爾一直是學院的講師和導師,他在劍橋只獲得了這兩個職務。
    對於自己沒能獲得其他職務,福克斯韋爾常常不無苦澀地說,這是由於馬歇爾對他在這一學科上的治學方法懷有偏見。「我們之間在觀點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於我非常關心的事情在你眼裡卻毫不重要。」這是馬歇爾有一次在信中特別寫給福克斯韋爾的話。福克斯韋爾是受到19世紀中期在劍橋風行一時的行為準則的熏陶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準則要求一個人不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還要維護朋友的權利,所以,福克斯韋爾無法原諒馬歇爾在1908年退休時支持庇古教授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但實際上,福克斯韋爾是馬歇爾第一個真正熱心的經濟學學生,而馬歇爾夫人則是福克斯韋爾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在馬歇爾還沒有離開劍橋到布里斯托爾的時候,他們都住在學院裡,相互來往非常密切。實際上,直到1907年,他們還一直保持著親密的私人感情,儘管他們之間的通信表明,兩人之間不斷爆發爭吵。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對方所具有的天賦,馬歇爾在寫給傑文斯的前幾封信中為自己爭辯的時候,福克斯韋爾表示了支持,而當福克斯韋爾在1901年申請伯明翰商會主席職位時,馬歇爾也寫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韋爾的文字很有引用的價值。「他是英國一流的經濟學家,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儘管還沒有集結成冊,但已經在世界精神寶庫中樹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來源於他的睿智、清晰的頭腦,強大的思維能力,寬廣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覺;也來自於他那一經涉足就不遺餘力的勤奮精神;還來源於他流暢而優雅的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他的這種能力很少有人能與之匹敵,恐怕後人也難以超越……他樂於與實業家們交遊,他能夠使人們很快就相互瞭解、相互信任。他舉止溫文爾雅,學識淵博,而且處世老練。他的迷人風度一定會使他受到人們的愛戴。」
    但在經濟學的性質這一問題上,他們的意見極端對立,這使他們沒能較早地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韋爾是這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我不能假裝對實業有任何的親身經驗,但我是在實業和鐵路建設的環境中長大的,並且從小養成了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習慣。在最近的15年裡,環境的變化促使我與本國許多地方的商人和實幹家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我也獲得了很多機會來觀察實業經營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難,我也看到了實幹家們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這一經歷更確信了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即在經濟領域,所有的實際問題都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當然事先要對面臨的特殊環境作一番細緻,前後比較的調查,但從那些箴言中尋章摘句或者照搬什麼普遍的教義都是無用的。」
    與他的談話和在討論中的發言比起來,這些表述僅僅是和風細雨。據艾爾弗雷德·霍爾先生回憶,他早年在聖約翰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經濟學不能算是一門科學。而在60年之後,他沒能向皇家經濟學會做關於李嘉圖的會長演說。李嘉圖是使世人相信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沉腐的邪說的人,然而福克斯韋爾為自己放棄演說尋找的借口竟然是他認為自己對李嘉圖的抨擊太有挑釁性。這並不表明福克斯韋爾反對對經濟問題進行嚴格推理。無論是在90年代關於金銀復本位制的大討論中,還是在戰後關於金本位制的大討論中,他都對銀行家和他們的「本能」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諷刺。但他同時認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對象應該是既有歷史又有當代的、範圍廣泛的事實資料,而不是那些抽像的、臆造的假說。沿著這條思路前進,使福克斯韋爾成為「自由放任主義」教條的很有份量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數其他學術界人士都覺悟得早。他並不像他們那樣瞭解自由競爭的普遍優勢。他時刻準備著支持貨幣控制計劃的出台。他曾經在80年代支持工業聯合,在90年代支持復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紀的溫和的保護主義(拒絕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簽名),而在20世紀以來則支持放棄金本位制。他抨擊英國經濟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趨勢,他認為這「比道德敗壞更嚴重,它帶來的後果是」「脫離時代潮流,阻擋了本世紀那些最成功的運動的進展」。「它的精神本質是極端實利主義的,為了積累個人財富而犧牲國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筆下,資本主義已經越走越遠,他們竟然對高工資大加痛惜,認為這是堪與壞收成相比的災難。」從他年輕時的預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F.D.莫裡斯和拉斯金的影響,並同情他們的抗議行為。儘管福克斯韋爾強烈地反對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認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在有些方面,他與另一位劍橋經濟學家,阿瑟·詹姆斯·鮑爾弗很接近,鮑爾弗差不多與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劍橋經濟理論同樣使他形成了懷疑主義的態度,但與福克斯韋爾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謙恭而實則冷嘲熱諷。馬歇爾在他最初的理論建樹與1890年發表的「原理」之間存在一個方法上的轉變,如果說這種轉變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韋爾早年言辭的影響,這恐怕並不是捕風捉影。無論怎樣,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很少形諸文字,但通過許多討論和談話,福克斯韋爾表達了他自己的觀點,即經濟學不是邏輯學或數學的分支,而是一種處理公共事務的藝術,這種藝術的方法則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後來,當馬歇爾沿著這一方向一無反顧地前進時,福克斯韋爾在劍橋的存在對馬歇爾多少成了一種諷刺,而當福克斯韋爾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寧安時,這種諷刺意味就更明顯了,因為此公不但能言善辯,而且以爭吵為樂事。然而,爭來爭去,馬歇爾仍然是劍橋學派的首領,他也統治著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們,而這,從另一方面來說,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韋爾「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劍橋落了下風,這種處境自始至終糾纏著福克斯韋爾,而這也正是觀察福克斯韋爾的人生歷程時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1849年6月17日出生於曼迪普斯的謝普頓瑪列特。他的父親是一個小五金商人,後來又經營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興隆,但他的投資卻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奧弗倫·格尼破產風潮中遭受了損失。這樣,到了兒子將要上大學的時候,家裡卻不像從前那麼富裕了,這位父親開始不斷地抱怨(兒子也繼承了這個習慣並保持終生)他的投資狀況。儘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韋爾終於能夠心平氣和地在日記中寫道:「與媽媽下象棋,爸爸對我去劍橋很滿意,因為我的好運氣使花費減少了。」他的父親對家教信條十分虔誠,並把他培養成一個衛理分會教徒。年輕的時候,他對參加布道極為熱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姆斯在早晨做『來自上帝的撫慰,它們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對年輕人做『伯沙撤當晚死去』的布道,這兩個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又到了倫敦:「上午到坦普爾教堂,出色的禮拜,美麗的教堂;下午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優美的頌歌;晚上在聖保羅大教堂的圓頂下做禮拜,穆爾蒙斯的精彩布道,莊嚴肅穆的場景。」1868年2月16日,他到劍橋的第三個星期天,又參加了五個禮拜,「上午和晚上在學院教堂,杜裡爾在晚上布道,下午在聖瑪麗教堂聆聽利奇菲爾德大主教的布道,關於教會在本國的失敗,高尚而無畏的布道,上午與晚上在衛理分會教堂。卡特先生。」但到1872年時,衛理分會已經逐漸不再布道了,只有學院教堂的每個星期天下午還在進行。在後來的日子裡他很少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更像一個有神論者,對宗教抱有寬容而同情的態度。
    他的生母是他父親的第二個妻子,她是漢德科克家族的一員,這個愛爾蘭家族的首領是卡斯爾曼因勳爵,對他的歷史,福克斯韋爾十分感興趣。福克斯韋爾的母親是一位很有天份,很聰慧的婦女,她自己教育四個兒子,直到12歲左右把他們送進湯頓的衛理分會學院。她彈得一手好鋼琴,這使福克斯韋爾對音樂養成了濃厚的趣昧。4歲的時候,福克斯韋爾開始跟他的姥姥學法語,他很愛自己的姥姥,他姥姥的母親曾經屬於波因德斯特裡家族,居住在海峽之間的島上,所以主要說法語而不是英語。福克斯韋爾自己也偏愛說法語,在他的性格中很容易看到法國和愛爾蘭氣質。他小時候在家中嬉戲的日子多彩而迷人,這段童年時光他永遠難以忘懷。和兄弟姐妹們在大花園裡玩耍,他們的豚鼠、白鼠和25隻兔籠子,艾倫家和牆壁另外一邊的懷布倫特家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玩得興高采烈,他的小矮馬「范尼」,跟隨他們多年的露茜對他們細心呵護,媽媽在茶後彈奏的鋼琴,和父親的長途旅行,在曼迪普斯的荒原上四處漫遊。一直到死,這些都始終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是個早慧的孩子,雖然沒有達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1歲就閱讀牛頓的《原理》的程度,但他4歲就能讀懂法文,7歲就開始對報紙上發生的事情品頭論足。16歲時,他所寫的日記已經十分成熟。在湯頓的女王學院做寄宿生的時候,他得到了西布利先生的精心教育,1866年他就成為倫敦大學錄取光榮榜上的第三名,這時他年僅16歲,是入學的最低年齡。剛過18歲,他就取得了倫敦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8歲半的時候,他已經成為聖約翰學院倫理科學的學生。1870年,他獲得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的第一名,1872年,他獲得了休厄爾獎學金。1874年,他被選為學院的研究員。他總是把這個好運氣歸因於三一學院院長,W·H.湯普森先生的影響。湯普森先生以他的職務成為休厄爾考試的當然考官,他被福克斯韋爾的論文深深打動,他把這一印象告知了聖約翰學院的院長貝特森博士。但福克斯韋爾的性情並不適合於作一個哲學家。他的頭腦既不精於玄思,也不長於抽像,也並不善於概括。他更像一個歷史學家——在這個領域還存在許多偏見。他的天賦是他的記憶、品味、穿越時空的想像力以及做事時的井井有條。正是他的有條不紊和喜歡分門別類的習性,再加上一點鑒賞力決定了他一生的工作。從很早的時候,他就習慣了按部就班。在17歲,他就開始記錄下自己每天走路,或者像他所說的「出門漫遊」的里程,他還要把每天睡覺和起床的時間一一記下,這些習慣他保持了很多年。只要是對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些貼貼補補或記滿各種筆記的紙張。他的筆體雋秀,粗大而醒目,在他本科畢業之後,除了字體更大以外,這種風格保持至終。
    在馬歇爾離開劍橋到布里斯托爾之前不久,福克斯韋爾遇到了一件對他很有利的事情。1874年,福克斯韋爾還很年輕,但卻被指定監考當年的倫理科學學位考試。他的同事之一就是傑文斯,傑文斯借這一機會第一次訪問了劍橋。這是他們之間親密友誼的開始,這一友誼始終保持,直到1882年傑文斯去世。在1875年的信中,福克斯韋爾曾試圖緩和傑文斯對李嘉圖和穆勒的抨擊。1876年的春季學期,傑文斯雖然已經當選為倫敦大學學院的教授,但由於他還不能離開曼徹斯特的歐文斯學院,這時候就由福克斯韋爾代他主持講座。5年之後的1881年5月7日,福克斯韋爾接任了傑文斯在大學學院的教席。同年12月,正當傑文斯開始選輯他的《通貨與金融研究》之際,他到劍橋對福克斯韋爾進行了最後一次拜訪。1882年他去世之後,福克斯韋爾被邀請完成這本書的編輯工作,這本書在1884年問世。後來,他又花了大量時間來整理、校對傑文斯未完成的遺著《經濟學原理》,但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最終是由希格斯先生完成並於1905年出版的。
    由於傑文斯的關係,福克斯韋爾與倫敦聯繫在了一起,這種聯繫保持了40年之久,直到他於1922年辭職。在1896年倫敦經濟學院建立之後,他就在那裡講授通貨與銀行學。他還是新的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但他從未居住在倫敦,與倫敦大學的關係也未能盡如人意。他還兩次申請過其他職位,1901年,他競選伯明翰商會的新一任會長,他得到了A.J.鮑爾弗、吉芬、馬歇爾、埃奇沃思、尼科爾森和J.N.凱恩斯的支持;但由於戈申和米爾納施加了影響,使這一職位落在了W.J.阿什利的頭上。1908年他還曾謀求接替馬歇爾的職位。關於福克斯韋爾與大學學院的關係,下面附有科利特小姐所做的一番記述。福克斯韋爾在倫敦教學的漫長歲月中,最令他滿意,而這種滿意之情又最為長久的事,大概就是他與亨利·希格斯之間的友誼與相互愛戴了。希格斯是福克斯韋爾在倫敦最早的學生之一。在長達50年的歲月裡,希格斯與福克斯韋爾都保持著相同的品味、相同的興趣,並且並肩工作。在福克斯韋爾的晚年,當希格斯開始編輯《經濟學文獻目錄》時,他們之間的友誼變得更加深厚,因為這本書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福克斯韋爾所做的各種筆記和收藏,福克斯韋爾生前看到了此書第一卷的問世。
    由於他在倫敦和劍橋承擔著雙重的教學任務,而且要在兩地之間來回奔波,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再無暇從事創造性的工作。1886年他發表了自己第一篇論文「就業的不穩定性和價格的波動」,但這一研究並未能最終完成。他為考試花費了太多的精力,他還經常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與人通信,儘管他有時要拖延回信。實際上,他終生都被各種細枝末節所纏繞,使自己沒有機會專注於某本書的寫作。除了這些具體的困難之外,他還常常一本正經地宣稱,儘管他喜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或裝訂成冊,但他不願意埋頭看書,除非是為了什麼嚴肅的目的。他反對那種認為學術界人士就該整天爬格子的想法。他對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小的快樂就已經心滿意足了,而無須用兩個硬封面之間的那些書頁來作為減輕喪命之痛的藥劑,在他看來,這種藥劑只是為那些不能像他這樣從生活本身獲得快樂的人準備的。實際上,對這種硬封面他只利用了一次,他更願意為別人的著作提供資料或撰寫介紹性的文章。對他在漫長一生中所寫的各種作品,我在下文中都一一記錄下來(福克斯韋爾是眾人當中尤其不能不為他撰寫作品目錄的人),但他的精華部分,或者說他對培育英國的經濟學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卻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論題主要集中在金融與貨幣,尤其是金銀復本位制方面,在關於金銀復本位制的辯論中,他獨佔鰲頭,他既是推動變革的學術界傑出人物,又是美國當局,F.A沃克和達納·霍頓的朋友與智囊。但他的最完整、最重要的作品卻是他對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記述,這是一篇為安東·門格爾的《獲得一切勞動產品的權利》的英文版所寫的一篇介紹性的前言,這篇前言長達百頁,並在文後附有一個80頁的文獻目錄。從文中三處對李嘉圖、穆勒和科貝特的引用,對福克斯韋爾的思想可見一斑(但也許這篇序言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它對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評價以及它對歐文的影響的論述):「我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各種文獻的時候,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李嘉圖以及在他旗下的那些雖有能力但卻生硬刻薄的作家給經濟學教育投下的不祥的顏色將會帶來遺害極深的災難性後果。門格爾博士明白無誤地指出,正是李嘉圖那些粗濫的推斷使現代社會主義擁有了一個貌似科學的基礎,這些推斷激起了革命而並未證明革命。我們常常會低估在學術訓練中至關重要的方法訓練的價值。這時候,我們就會想起李嘉圖。李嘉圖和那些鼓吹他的學說的人在思考社會問題時使用不科學的假說,把主觀臆斷的結論強加在實際事務之上,他們將作為危險地使用錯誤方法的範例永久地流傳下去。當李嘉圖不假思索地把他那過分精巧的推理用於解決嚴肅的實際問題的時候,這種方法就帶來了惡劣的、誤導性的後果。他已經陷入抽像而脫離現實,但他卻渾然不覺。這樣,正如傑文斯已經覺察到的,李嘉圖使得英國經濟學的歷程大大扭曲了。他使英國經濟學脫離歷史、脫離現實,喪失了科學的根基,淪為政治黨派的工具。而且,經濟學險些失去了在立法和公共事務中公正的權威地位。直到一些理論家們致力於更為精確的論述,而歷史學派使那些真實命題獲得了更開闊的視野,這樣在大廈將傾之際,這種方法上的錯誤才被扭轉過來。然而,造化弄人,李嘉圖本來試圖去闡釋社會主義,但正是他,而不是其他的社會主義作家一點一點地損害了這種社會的基礎。李嘉圖曾堅信社會主義將是一種典範式的,返樸歸真式的社會,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幻想中的國度。」
    「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魯厄姆之後,再沒有哪位重要的經濟學家對英國的革命社會主義加以注意,社會主義那些主要作家的名字對經濟學家們是陌生的,情況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變。很難理解為什麼J.S·穆勒會忽略這些人。霍利約克告訴我們,穆勒經常參加早期的合作社會議。他一定從他父親那裡聽說過霍奇斯金,還從邊沁那裡聽說過湯普森,他與湯普森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但約翰·穆勒的思想最擅長的領域是對社會哲學公理進行傳播,對於那些真正富於創見而又深刻的概念,無論是形而上學的還是社會學的,他都不能很快地接受。沒有跡象表明他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這幾位同代人,而他們倒是從他那裡得到不少啟發。對穆勒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傅立葉和歐文的浪漫的烏托邦,或是聖西門與孔德的空想工業主義。無論是在這一問題上,還是在其他問題上、他的流暢文風的魅力以及富於煽動性的氣質使他的讀者們感到,他的著作已經達到了不可逾越的巔峰。他的影響,總體上來說,是造成了萬馬齊暗的局面。自他的《原理》出版之後、整整一代的英國經濟學家手中只握著這一本書。」
    「威廉·科貝特,他的祖上也曾是英國農民中的一員,這位最偉大的民眾領導人,與其說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不如說是一位政治家。這與他的同代人羅伯特·歐文恰恰相反。他更多地抨擊人和階級而不是信條,更多地抨擊政策而不是制度。但他經常倒向社會主義信條,尤其是當他斷言生產者權利之時更是如此。沒有人能像他那樣使勞動者在政治上覺醒,也沒有人像他那樣使人民問題的狀況廣為人知。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煽動家。他的風格與他的目標融為一體,他完全理解那些與之相連、為之奮鬥的勞動者們。他的著作清新、活潑、令人愉快,正如吹過他那白堊山丘的漫漫海風,作品中體現出沉穩。健康、強壯而古樸的本能。其文、其人都有一種恰到好處的田園風格、鄉野之氣。……他是一個把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和對社會主義的贊同合為一體的典型。也許保守社會主義之父的稱呼不應當加在金斯利和迪斯雷利頭上,而正應當加在他的頭上。」
    福克斯韋爾的第一項浩大工程是準備編纂定版的亞當·斯密文集。1880年9月,傑文斯寫信給他:「希望你的亞當·斯密進展順利。」然而他的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最終還是埃德文·坎南接手了這項工作。但即使福克斯韋爾完成了什麼巨著的話,那也不是關於銀行業和通貨問題的,儘管他的教學和社會活動大多與此相關,那將是關於經濟思想和經濟文獻的發展過程的。他在劍橋的早些年裡,就經常講授這一課題。在他的書目文獻的幫助下,他形成了別人難於匹敵的淵博學識和歷史洞察力,他還對經濟學中的那些離經叛道之說懷有同情,這使他能夠理解那些潛藏著的觀念並能夠加以解釋。這些都是福克斯韋爾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其中沒有摻雜任何的個人好惡。
    福克斯韋爾喜歡談話,樂於交遊,因此他成了那些討論經濟問題的俱樂部和小團體的一個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882年,他在被大學學院任命為教授之時,就成為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成員,並且一直是其中一名年長的成員,直到去世。他對英國經濟協會,也就是如今的皇家經濟學會的建立起到了尤為重要的作用。他是理事會的初始成員,是三個名譽秘書之一,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將近47年之後去世。他是學會1929年至1931年的主席。他還是英國科學院的創始研究員。他也曾一度擔任過英國科學促進協會F部的秘書,並參加了在加拿大召開的會議。科利特小姐在下文中記述了他在建立並維持經濟學俱樂部中所起的作用,這一俱樂部過去常常在大學學院集會,如今已遷移到了倫敦經濟學院。他是薩維爾俱樂部的早期會員之一,1879年加入,直到1917年一直是它的成員。多年之後,他還成為星期二俱樂部的創始成員,這個俱樂部建立於戰時的1917年,在最近的20年中,它彙集了許多公務員、記者、學生以及金融和工業界人士,他們在一起討論當時的熱門話題,一時間熱鬧非凡。在這些集會上,福克斯韋爾的發言最引人入勝,最彬彬有禮,也最具魅力。在聖約翰的教員休息室裡,一代又一代的同事們都樂於聆聽他那清新的談話,他的談話毫無學究氣,儘管他始終固守著學術這片領地和它所孕育出來的每一個保守觀念。他的生活恬淡、質樸,一頓美餐、一瓶好酒、一個好夥伴,都能讓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韋爾在55歲之前一直是個單身漢,1898年7月他娶奧立夫·梅為妻,她是W·E·多靈頓的長女,是一個有名的曼徹斯特貨運公司的成員。他還在教學的時候,把學院的那間屋子用來儲藏書籍,自己則搬到劍橋哈維路1號居住,他在這裡住了將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兩個女兒,長女名叫奧德裡,在他妻子於1930年去世之後,這位長女就為他照管家務,從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時,一直以無限愛心對他進行無微不至的照料。儘管福克斯韋爾很有魅力,但他並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他既任性又頑固,有時還非常不盡情理——如果誰想與他疏通齟齬,避免爭吵,就會發現他非常難纏。可能是他的愛爾蘭血統使他如此倔強、不肯退讓,並且完全漠視英國人那種盡量避免決裂和出言不遜的習慣。對於那些薄臉皮的英國人感到痛心疾首的爭吵,他卻完全能夠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圖書館存放著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書籍,而倫敦大學當局處置這一圖書館的態度使他大為不滿,並與之展開了無休止的爭吵,1915年之後,他就再未踏入這個圖書館的門。當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過如果採取溫和一點的方式,事情可能就會得到解決。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這阻礙了他在討厭爭吵的英國學術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
以為60年前他在劍橋的青年時代脾氣並非如此,這只是後來才發生的轉變,但看來恰恰相反。剛才我們提到戈德史密斯圖書館,這使我們又回到那個最後的、也是首要的主題上來。福克斯韋爾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為後人所稱道的成就,是他對17世紀到19世紀中有關經濟學的所有書籍、文字的研究、分類和收藏。
    麥考利和約翰遜博士一樣,也強調了那些短命的論文和小冊子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可以指引歷史學家們追溯當代思想的源流。麥克庫洛赫第一個對這樣的經濟學文字做了收藏,不過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韋爾的話來說,缺憾很大,因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統標準的書全都排除在外」。第一個進行無所不包的收藏的是傑文斯,福克斯韋爾也正是從他那裡才學到了這一習慣。那是在1875年,傑文斯與福克斯韋爾一起在偉大波特蘭街上漫步時,傑文斯勸福克斯韋爾在一個書亭裡買下了一本蘭德納的《鐵路經濟》,自此而一發不可收,其後的60年中,福克斯韋爾購得7萬多本書。仔細研讀二手書的目錄,挑選、購買、閱讀那些新發現的文字,為它們作批注、編目錄,以及把它們捆紮起來,這些,佔去了福克斯韋爾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和精力。買來的書他讀了很多,他所寫的簡短而重要的筆記和摘要多達數千件,它們有的寫在封面內側,有的寫在襯頁上,有的寫在有襯頁的紙封套上,還有的就寫在紙封面上,這些使他的藏書的價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冊子中,有很多是為哈佛大學預訂的。一年又一年過去了,他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他開始買成套的著作,而不僅僅買那些單行本。如果錯過一本值得買的書,那對他來說簡直就是道德問題。我記得他曾勸告我說,在這種事情上絕不能猶豫。他常說,「我經常為沒有買一本書而後悔,但卻從未因為買了哪本書而後悔。」去搜尋、查訪,如果可能就買下來,這樣就是一筆意外的收穫。為了買到自己所喜愛的珍稀書籍,什麼也擋不住他——不過,也許在過去那個時代他還無法習慣現已十分平常的高價格,因為他主要得靠自己。這種不可遏制的熱情常常使他陷入相當尷尬的境地。他自己財產微薄,從沒擔任過報酬較高的職務,我懷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經達到過1000英鎊。因此,當他想方設法使自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藏書家之一時,那的確是令人讚歎的。不過這意味著在其他方面的節制以及他夫人的熱心幫助——他們的生活多年中竟沒有一個僕人。
他常常大筆地透支,那樣大的數額即使是比較寬容的銀行也不會允許。後來,發生了幾次比較大的危機,他不得不賣掉了一部分藏書,不過,一旦有了收入來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馬上開始了。他總共積攢了四批藏書,兩批較大,兩批較小。
    第一批,也是最輝煌的一批藏書,世間難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買下這批藏書並將其轉贈給倫敦大學。在希格斯先生所編的帕爾格雷夫《政治經濟學詞典》第一卷的書後附錄中,福克斯韋爾以「經濟學圖書館」為題講述了這次購買的前後過程,同時也談到了許多這批藏書的情況。本來,一家美國圖書館準備購買這批藏書,但在英國卻沒有人樂於購買。「在許多失敗的嘗試之後,皇家經濟學會理事會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報》上向公眾做了呼籲,同日還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領導人的支持。兩天之後,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願意購買,於是雙方成交。這樣,這批藏書就留在了這個國家,而藏書的內容正是對這個國家歷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圖書館隨後把這批藏書贈給了重組的倫敦大學,並將其儲存在南肯星頓帝國研究所的中心大樓裡。」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價格是1萬英鎊,然而在1901年之後的13年裡,它依然表現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約4000鎊,以使福克斯韋爾能夠繼續收藏,並且使他能夠以十分豪華的風格對這些小冊子作了裝幀。然而,福克斯韋爾繼續藏書和使這些書獲得精美外表的興趣遭遇了挫折,挫折並不是來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對於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韋爾曾讚不絕口,挫折是來自於大學。在福克斯韋爾看來,大學的官員們總是忘記托付給他們照管的這些東西的獨有價值。尤其過分的是,藏書室同時還要用作會議室、衣帽間和其他一般用場。由於被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佔據著,那些學習經濟學的學生們卻總是被拒之門外。在如何處置那些用額外贈款購置的圖書上,也存在著許多官僚主義問題。最後,福克斯韋爾終於忍無可忍了,他退出了圖書館委員會,並從1915年春開始,就不再踏訪他的這些珍愛之物。這種狀況對福克斯韋爾打擊極深,在他後面三分之一的生命裡,這成了他的焦躁與憤怒的持久來源,以至於只要說起他,就不能不提起這件事。問題的原因當然在於大學的空間過於擁擠。在希魯姆斯伯裡,離大英博物館不遠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學,其中專門為這批書設計了與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這樣,福克斯韋爾的靈魂可以在他的財富上空心滿意足地盤旋了。
    收藏是從1880年正式開始的,當時是為了編纂「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本的《國富論》」而搜集資料,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福克斯韋爾把這當作自己當時頭等重要的工作。後來,福克斯韋爾自己記述道:「阿諾德·湯因比對工業革命產生了特殊的興趣,為了他能夠使用,藏書涵蓋了1760-1860年這一時期。後來,放棄銀本位制這一不幸事件變得引人注目,於是藏書也開始注意通貨和銀行業問題。這樣,藏書就呈現出一種總體上的特點,對於涉及英國歷史的內容務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國外動態也盡量使其具備代表性……涉及英國的經濟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經濟學家的資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說這裡有什麼側重的話,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殘缺而晦澀的文字,因為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發現那些幾乎默默無聞的大眾們的觀念。這些文字,在將來,可能產生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至深的意義。」這樣,這些藏書就顯著地體現出個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韋爾本人在各個階段的主要興趣。最終,福克斯韋爾把它確定為未來的歷史學家記錄社會陣痛和思想困惑的資料,它與那些經濟哲學家們對終極幻象的憧憬相去甚遠,但是,現代社會正是從這些陣痛和困惑中誕生的。
    這樣,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韋爾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的藏書更加完善,儘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機會通過購買這些藏書的復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書。不過在此之後,第二批藏書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標。戰後,那些英國紳士們在17-19世紀收藏起來用作適宜的家居裝飾的圖書大量散失,這成了福克斯韋爾的大好時機。到1929年,他80歲的時候,儘管還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購書款帶來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機。福克斯韋爾認為,銀行家們應當把這些獨一無二,而且總是升值的藏書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資,其他投資,以他自己的經歷來看,卻常常貶值為零。然而,銀行家們有自己的觀點,對此,福克斯韋爾常常表示抗議,這對他來說倒不是裝腔作勢。當時,除了他的主要藏書之外,他的第二批藏書中大約還有4000件復本,為了解決眼下的危機,他決定首先把這些復本賣掉。他為此寫了一個內容簡介,對這批書的特點作了介紹。這個簡介後來落入阿利·揚教授之手,他當時在倫敦短期任職,在他的建議下,這第二批書被哈佛大學以4000鎊的價格買走。不過,當他為此目的到劍橋訪問時,他發現能在聖約翰和哈維路參觀到的那些主要藏書要有價值得多。這次訪問的結果就是,這批圖書也最終轉歸哈佛所有,不過,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韋爾死後才轉交哈佛的。這批圖書,大約共計20000餘冊,比起1929年來,它們今天顯得更有價值、更難以替代。它可以與倫敦的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以及哥倫比亞的塞利格曼藏書並稱為世界上最傑出的三大經濟學圖書典藏。當然,在某些方面,它還無法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書中有許多來自名家的圖書,而且哈佛這批藏書還尚未達到戈德史密斯藏書的精美的裝幀標準。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顯得更為突出,尤其是它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作品收藏豐富。福克斯韋爾早年並未對此產生特殊興趣,不過隨即他就發現,這些內容對歷史、對經濟制度的進行過程具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現在稱作制度主義的那些內容,福克斯韋爾很早就把它們作為經濟學家們必須加以研究的課題,他是意識到它們的重要價值的先驅之一。另外,他還經常抨擊那些證明社會不過是獨立個人的簡單加總的虛假證據。總之,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哈佛的這批藏書在歷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將成為歷史學家們有用的資料來源,無論是那些研究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以及經濟文獻的歷史學家,還是那些研究經濟生活和經濟制度演化過程的歷史學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歷史的歷史學家。
    福克斯韋爾的藏書有兩大特點。他為它們編寫了目錄,並做了整理,但並不是按作者來編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專題。這就是說,所有發表於(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編目在一起。這樣,就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每年發生的事件和觀念的概覽,從中可以判斷出那個年代的人矚目於哪些問題。希格斯先生在編寫《經濟學書目》時也遵循了這一程序,這本書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韋爾藏書的基礎上的。它的編纂得到了英國科學院和皇家經濟學會的贊助。它的第一卷,覆蓋了1751-1775年,已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韋爾藏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把結止點選在了1848年,而對此後出版物的購買則僅限於歷史方面的著作以及與前1848年時期相關的著作。他經常說,他之所以選定這一年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歐洲革命。也許我們可以不無傷感地加上一句,就是這些部分是因為福克斯韋爾希望他本人和整個現代社會能在接下來的1849年(收穫的一年,他說)中獲得新生。福克斯韋爾只選擇了在他發表作品之前就已發表的那些作品。
    與傑文斯不同,福克斯韋爾不但是個藏書愛好者,簡直就是個藏書狂。他喜歡把一本漂亮的書拿在手中,然後回想它來自於哪一個著名的圖書館或所有者。出處,是他總要在筆記中作一記載的。他既作筆記,也經常向人談起這些事情,他津津樂道的樣子也的確能使讀者或聽者相信這些細節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維路的書房中拜訪過他的人,有誰沒有握過原屬於大弗星德裡克的斧柄呢?又有誰沒有讀過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爾以3先令6便士買下的那本《國富論》第一版的還算像樣的抄本呢?桑德蘭、奧斯特利公園、漢密爾頓宮、薩塞克斯公爵、坎布裡奇公爵、伯克盧公爵、波特蘭公爵、勞德代爾伯爵、喬治·查默斯、羅伯特·皮爾爵士、蒙蒂格爾勳爵、翁斯洛議長、阿什伯頓勳爵的某些藏書——實際上包括戰前半個世紀中的歷次書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現在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中。還有一些圖書來自於阿瑟·揚、亞當·斯密、李嘉圖、科貝特、弗蘭西斯·普雷斯、奎特賴特、西尼爾和斯邁爾斯等人的個人藏書。福克斯韋爾除了大量搜集議會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還收藏有一部分舊的銀行券、許多經濟學家的雕版畫和版畫。如果他的錢袋足夠他買這些珍愛之物,他會像成為一名藏書家那樣成為一名狂熱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經過一番認真試驗以後,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則,其中包含了許多思想、經驗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歡卡片目錄而更偏愛條目,可以在一張四開紙上寫下很多。顯然他是對的。對於那些喜歡一目十行的人來說,卡片目錄完全不符合他們的習慣,而最難辦的事情就是,除了圖書館和辦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傢俱來裝它們。他還堅持每本小冊子都該獨立裝訂,他可能是第一個背離了18世紀以來的習慣,直到19世紀,在劍橋或其他什麼地方,還習慣於按照內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冊子粗粗地裝訂成一本書,從而使這些書形成一個系列。他非常反對給書重裝背襯。只要原書的裝幀饒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應該用盒子裝起來;如果原書的裝幀並無價值,那才可以重新裝訂。在這裡,他可能走得太遠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書商們買到書後,在重新出售之前總要再裝訂一番,沒有比這更討厭的事了。儘管他也喜歡當時做得精美的裝幀,但卻反對繼續沿襲那種裝幀方式。他也並不反對「簡裝本」和「紙護封」,因為這樣等於沒有包裝,用起來十分方便。他要固守這些原則,就不可避免地承擔起了裝訂的任務。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筆特殊捐款的協助下,這項工作才得以完成。劍橋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紀的劍橋工藝傳統,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來承擔這項工作。福克斯韋爾對自己需要什麼一清二楚,所以他給裝訂工人們下的指令也很細緻精確。材料,一開始用摩洛哥的,後來選用了更好的尼日爾材料。一般是本色壓印,或者在硬封面上加上又細又薄的金色鑲邊。一開始,對書籍和珍稀的早期小冊子全精裝,其他的半精裝,最終他更偏愛皮脊精裝(兩頭是上等皮紙)。有一段時期,熟練勞動很便宜,於是他就沿襲了現已棄之不用的19世紀的習慣,把那些有價值的書逐頁擦淨並重新上光。斯托克利的工人們對此駕輕就熟,按當時的標準來看,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經常細緻入微地閱讀那些二手書目錄。他把研究像麥格斯公司那樣的出版物當作是一種自由人應受的教育,他常說:「他們比我懂得多的多。」垂暮之年,閱讀這些目錄成了他特別的快樂——在目錄中察看這些老朋友們的標題和價格就像新的發現一樣讓他高興。他生前最後一年曾微笑著對我說,他已找到了欣賞書籍目錄的訣竅。在他87歲那年,雖然已經年老體衰,但最讓他煩惱不安的就是,在沒讀完當天的目錄之前眼睛就已經受不了了。他的圖書管理員,聖約翰的司各特先生每天都來拜訪他,請他回憶他已經瞭然於胸的那些東西。他顯得老得不能再老,穿著晨衣站起身來,一手拿著一本目錄,一手拿著一張電報表格,此時的樣子正是倫勃朗應當刻畫的「老收藏家」的好形象。
    有些細節能夠點明他的性格。馬歇爾曾經寫信給他(1906年2月12日):「我注意到,當哪本書或者小冊子讓你興奮不已時,你總說它是『有學者派頭的』;而我卻從未對什麼東西滿懷熱情,除非在我看來它完全是『合乎科學』的。」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區別和個人特色。不過福克斯韋爾的秉性既像是個學者,又像是個藝術家。他身上完全沒有朝三暮四的毛病,或者說他是個守舊的人。事物的外觀、質地的手感、手工的技藝以及製作的精良,都能給他帶來快感,而他一旦發現這樣不錯,就不願意再改動。他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尋找那些最好的,無論是一塊餅乾還是一種裝幀,而一旦找到,就不再改弦更張。他對大自然的美有一種強烈的熱愛,而且同樣也是一經形成永不再改。多年之中,威爾士的巴爾茅斯都是他的桃源勝地。他曾不厭其煩地向人講述從巴爾茅斯俯瞰埃斯特裡和凱德·伊德裡斯的情景,他把這裡看作世間最美的地方,而且每每神遊於此。最後,他正是選擇這塊高地,作為自己的骨灰撒落之處。
    全文的寫作,我得到了奧德裡·福克斯小姐的大力協助,她為我提供了筆記和資料。另外,希格斯先生也為我提供了資料。
出版物
1884年  編輯出版了傑文斯的《通貨與金融研究》,附有內容介紹。1909年出版了此書的新版本。
1886年  「銀行業的社會方面」。銀行家朗讀協會,1886年1月20日。《經濟學雜誌》1886年2月號。重印為一本51頁的小冊子。
      為利息正名,反駁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指出了利息存在負面影響的可能性。1886年  「就業的不穩定性和價格波動」。以三篇演說為基礎。初次發表是與其他論文一起收錄於《勞動的權利》一書中,該書由工業補償會議基金主持出版。後又重印兩次。價格分別為2便士(80頁)和6便士(96頁)。 
福克斯韋爾主要的個人作品。
1887年  「英國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季刊》(哈佛)1887年10月號,第84-103頁。
對最近的經濟學觀點變化所作的描述。福克斯韋爾最重要的文章。
1888年  「有關金銀復本位制中固定金銀比價政策的若幹錯誤概念」。發表在1888年4月4日曼徹斯特金銀復本位制會議上的一篇演說。
對金銀復本位制中金銀比價問題的研究。10年中出版了6個版本,第20頁。
1888年  「壟斷的增進及其與國家職能的關係」。英國朗讀協會,巴思,1888年9月7日。可能是由一位說英語的經濟學家對大規模的工業聯合作出的第一次辯護。發表於1888年10月13日的《都市評論》。由吉德教授譯為法文,發表於1889年9月的《政治經濟學雜誌》上。
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見下文。
1892年  「戈申先生關於通貨的建議」《經濟學雜誌》1892年3月號,第18頁。
      關於銀行儲備問題的研究。1892年  「國際貨幣會議」。《當代評論》1892年12月號,第797-816頁。
1893年重印為小冊子;1895年再次重印,第31頁。
1893年 「金銀復本位制:含義與目標」。《經濟評論》。
1894年  1894年2月6日為金銀復本位制聯合會曼徹斯特年會所作的演說。發表於1894年會刊之上。14頁。
1895年  「關於貨幣本位問題對法勒勳爵的批評」。《民族評論》1895年1月號。
      關於貨幣穩定性的含義與檢驗的研究。重印為一本小冊子,第24頁。
      以德語發表:
「英國政治經濟學與幣制問題」。《金銀復本位制月刊》第一年度,第4和第5分冊。柏林,1895年。
1895年  「貨幣狀況」。在民族自由俱樂部政治經濟學小團體中宣讀,1895年3月27日。 
      重印為一本小冊子,44頁和2幅插圖。由吉德教授譯為法文:
「貨幣狀況」。《政治經濟學雜誌》第九卷,1895年。
1895年  「肖的《通貨史》」。發表在1895年10月《英國歷史學評論》上的一篇評論文章。
1896年  「肖的《通貨問題論文選》」。發表在1896年6月《經濟學雜誌》上的一篇評論文章,第8頁。
1899年  為安東·門格爾博士的《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一書英文版所撰寫的介紹(106頁)和文獻目錄(87頁)。
由科爾曼教授譯為德文,以「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為題發表,這篇文章是他編輯並於1903年在柏林出版的威廉·湯普森的《財富分配》的內容介紹。
1907年  「馬爾薩斯致李嘉圖的一封信」。《經濟學雜誌》1907年6月號,第4頁。
1908年  「戈德史密斯公司的經濟學文獻圖書館」。1908年發表於帕爾格雷夫的《政治經濟學詞典》(參見「經濟學圖書館」的詞條)附錄中。後又發表於1925年希格斯所編的此書新版第一卷,第870-872頁。 
1909年  「銀行儲備」。《秘書》,1909年3月。對特許秘書協會的一次演說。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1909年  「美國的1907年危機」。《秘書》,1909年4月號(第125-133頁)和五月號(第150-158頁)。
對特許秘書協會的一次演說。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
1909年  為安德烈亞德斯的《英格蘭銀行史》英文版所撰寫的序言。
1910年  為W.R.比斯喬普的《倫敦貨幣市場的崛起》所撰寫的序言。
1911年  為馮·菲利波維茨的《英格蘭銀行史及其為國家提供的金融服務》一書撰寫的序言,第16頁。
1913年  「J.M.凱恩斯的《印度的通貨與金融》」。在1912年12月的《經濟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第12頁。
1914年  「哈特利·威瑟斯的《貨幣變化》」。發表於《經濟學雜誌》1916年6月號的一篇評論文章。5頁。1914年  為G.H.波納爾的《英國銀行業》撰寫的序言。
1915年  「英國戰時金融」。《經濟學雜誌》,1915年12月,第18頁。
一篇評論文章。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
1916年  「道路與方式」。《經濟學雜誌》,1916年3月。19頁。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
1917年  「工業鬥爭的性質」。《經濟學雜誌》,1917年9月,第15頁。
為皇家研究院所作的兩篇演說中的第一篇。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
1917年  「貿易與工業的金融問題」。《經濟學雜誌》,1917年12月,第21頁。
上述演說中的第二篇。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 
1917年  「通貨膨脹:何以存在以及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加以控制」。《精算師協會會刊》,1917年10月。
為精算師協會所作的一篇演說。後又收入《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1919年  「威廉·坎寧安副主教」訃告。《經濟學雜誌》,1919年9月,第12頁。
1919年  《當前金融問題論文選》。第17頁後的280頁。
對上述載錄的八篇文章的重印。
1922年  「英鎊」。《會計員》,1922年11月21日,第6頁。
      為藏書家協會所作的一篇演說。1927年  「巴克利銀行史」。《經濟學雜誌》,1927年9月,第7頁。
一篇評論文章。

第十八章 亨利·坎寧安
    亨利·坎寧安爵士死於1935年5月3日,享年87歲。在馬歇爾最喜愛的諸多學生中,他第一個離開了我們。他有著傑出的天賦,早年的時候,在他自己稱作「幾何經濟學」的領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坎寧安出身於軍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將軍,而他祖父則是一位陸軍元帥(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後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後裔。起初,他就在來自這兩方面的遺傳影響之間搖擺不定,然後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後來才下定決心為成為一名律師而來到劍橋。1870年,坎寧安進入聖約翰學院,攻讀倫理學學位。當時,馬歇爾剛剛被任命為學院的倫理學講師,而福克斯韋爾則是當年的倫理學學位考試的第一名,坎寧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們二人的影響。坎寧安在1873年獲得倫理學學位考試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寧安與梅特蘭同獲這一學位考試的第一名,在他之後的一年,詹姆斯·沃德獲得第一名,再後一年,獲得第一名的是我父親J.N.凱恩斯。可能正是在與坎寧安的通信中,馬歇爾第一次討論了對外貿易與國內價值的純理論。1904年,坎寧安在撰寫那本關於曲線的著作的時候,馬歇爾寫信給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從小就熟悉的對外貿易曲線。馬歇爾在信的結尾寫道:「這封信很長,但我並不想為此道歉。因為它使我們回憶起了過去的時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貼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樹,還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熱愛著的一張張臉。而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寫信人卻是那個不修邊幅的老教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
    這對坎寧安產生的影響和對他思想的啟發是持久的——大約20年之後,他成為關於數理經濟學的第一篇論文的作者,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剛剛組建的《經濟學雜誌》(1892年)上;30年後,他出版了他的《幾何政治經濟學》(1904年)。馬歇爾夫人寫信給我,回憶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寧安是馬歇爾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我第一次聽說他,是有一次在課堂上馬歇爾說,出乎他的意外,坎寧安竟然不是倫理學學位考試的一等榮譽獲得者,而只是獲得了二等榮譽。後來,當時聖約翰的校長告訴我,他常常看到艾爾弗雷德和坎寧安並肩坐在『新建築』的走廊台階上,專心致志地討論經濟學問題。他在獲得學位之後經常來拜訪我們,無論是對經濟學還是其他什麼偶而感興趣的學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講起話來滔滔不絕,令人驚訝。我很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又寬又壯、圓頭圓腦,紅潤的臉上總帶著幽默的微笑。他一點兒也不流於塵俗。我記得在一個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著貝克斯漫步,當時他把高帽戴在腦後,嘴裡叼著煙斗,這種舉止在80年代的劍橋顯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為艾爾弗雷德發明了一個工具,馬歇爾用它可以畫出一系列分佈均勻的雙曲線,他在講授關於壟斷的章節的時候,這個工具派上了大用場。」
    馬歇爾夫人提到的這種能在黑板上畫出分佈均勻的雙曲線的工具,聽過馬歇爾的課程的四十批學生都很熟悉。馬歇爾把他最早的一篇經濟學論文(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鉛字的文章)交給劍橋哲學學會的時候,這個工具就更為人所熟知了。馬歇爾的這篇論文名叫「以一系列的雙曲線圖表示的與壟斷相關的若干經濟問題」,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劍橋哲學學會會刊》上。
    離開劍橋之後,坎寧安的職業幾經變化,令人不可思議。他先是撰寫了一部關於專利法的頗受歡迎的論著,後來卻慢
慢由法庭轉向了行政機構,其間他曾擔任委員會和皇家委員會的秘書,成績卓著。其中的一項傑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為處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專員後,建立了倫敦綜合工藝學校。另一項成就是他當選為皇家委員會煤礦委員會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過了《煤礦法》。《泰晤士報》講述道:「儘管有時顯得異想天開,但這位委員會主席的才能的確不同凡響。他從大不列顛的這一頭跑到另一頭,在各種礦井裡上上下下,穿上各種稀奇古怪的工作服,親自考察礦工們的工作條件。」
    1880年,他擔任英屬圭亞那事務專員;1888年,擔任帕內爾委員會秘書;1892年,擔任白令海調解委員會秘書;1894年,擔任鮑厄勳爵委員會處理「羽石騷亂」問題的秘書;後又擔任駐法、駐德各種國際委員會的英方代表;1899年,擔任皇家委員會處理鐵路事故的委員;1903年,擔任皇家委員會戰時食品供應方面的委員……諸如此類,數不勝數。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為法律事務助理以及國內事務辦公室的副秘書,這一職務他擔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報》的訃告作者把他在這一職務上的履歷作了總結:「恐怕再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政府職務是由像坎寧安這樣古怪,或者說頗具個性的人來擔任的了。他的聰明才智是無可置疑的,儘管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很難說是展現聰明才智的最佳場所。看起來沒有哪一學科是他一無所知的,也沒有哪個論題是他不能滔滔不絕的。他是個電氣技師,並曾一度擔任過電氣工程師協會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設有實驗室和工作間。在正式會見中,他經常引用黑格爾哲學、巴爾扎克的小說(對其情節他瞭如指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學或學問的分支,他的旁徵博引使會見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產中的『磷毒性頜疽』引起了國內事務辦公室的注意,坎寧安宣佈,他自己發明並生產了一種無磷的安全火柴。隨後在國內事務秘書辦公室裡舉行了一次會議,驗證這一發明,不過坎寧安火柴的前景在騰起的一陣煙霧中破滅了。另有一次,皇家礦業委員會調查預防礦工肺結核病的問題,坎寧安在自己的工作間裡造出了一個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夠演示喉嚨和肺的工作情況,還能說明煙塵是怎樣進入呼吸系統的,這讓他的同事們驚詫不已。這些不過是他銳意求新的公共服務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來說,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淵博學識以及實際知識能夠專精於某一方面,他也許會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專家之一。與此同時,他的官場歷程並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麥肯齊·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後,他並沒有被任命為國內事務辦公室的負責人。」儘管如此,像坎寧安這樣的人仍然是英國政府部門的驕傲與光榮。
    還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諸多愛好中,他還是製圖員、上釉技師、鐘錶方面的權威以及黑格爾的信徒。因為他曾寫過「金屬上釉工藝」、「歐洲的釉質」、「電腐蝕」、「時間與鐘錶」、「哲學短論」等著作,他還寫過一本電照明方面的書。
    他在經濟學方面的作品,我經過搜尋,現羅列如下:
    (1)「一種能夠畫出一系列分佈均勻的雙曲線的工具」,《劍橋哲學學會會刊》,1873年10月。
    (2)由大學函授教育倫敦協會的主辦,在湯因比樓發表了十次演說,題目是「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工業狀況」,時間大約在1883年。馬歇爾圖書館的一本論文集中收有這些演說的概略,這是從《慈善機構記事錄》上翻印下來的。
    (3)「表述交換價值、壟斷和地租的簡單幾何方法的某些改進」,《經濟學雜誌)(1892年),第2卷,第35頁。
    (4)「以幾何方法檢驗的從價的和從量的進出口關稅效應分析」,《經濟學雜誌》(1903年),第13卷,第313頁。
    (5)《幾何政治經濟學,以圖解方法對經濟學純理論進行的基本論述》第128頁,牛津克拉倫敦出版社,1904年。
    (6)在1912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學部和統計學部發表的主席演說,《統計學雜誌》(1912-1913年)第76卷,第88頁。
    今天,可以就1883年湯因比樓的演說講一堂精彩的課,因為這位經濟學家,像所有經濟學家應該做的那樣,同時也是一位道德科學家。有兩個預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慣於認為,只要使一個民族保持無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實卻恰恰相反……富人的財產和生活正在由窮人任意支配,這個教訓是不需要認字就能學到的。實際上,最無知的人們就最容易掌握這一點。俄羅斯農民把他們所憎恨的猶太人野蠻地驅逐出俄羅斯,一旦他們掌握了『人的權利』這一觀念,那些擁有龐大家產的人和那些遠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難臨頭了。」
    又:「如今在英格蘭大肆鼓吹的社會主義純屬無稽之談,在我看來,它們不過是建立在偏見和謬誤的基礎之上。但我斗膽預言,在未來幾年裡,人們會聽到更多這方面的談論。
    「這段時間裡,在這些以及其他理論找到更穩固的基礎之前,我建議要像科學家對待假說那樣對待它們——就是要姑妄聽之,而不可行之。」
    「當今英國人的任務,就是要承擔起落在我們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去剷除徇私舞弊,全力以赴地支持公正,並且,以最明智的方法努力減輕困苦,推進我們國家的社會狀況和道德水準。為了得到對社會問題更清晰的理論觀點,我想,最好還是等待,而不是在黎明來臨之前就誤用我們那點兒見識的微光。」
    他最重要、最富創見的作品是1892年發表在《經濟學雜誌》上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幾何方法的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該文中夾雜著許多資料,我挑出那些基本觀點,用以說明:
    (1)坎寧安一開始就強調指出,幾何方法要優於代數方法,因為在經濟學中,我們所表述的並不是嚴格的函數關係,比如說,如果把f(x)=y當作供給函數,我們也不能預言出f函數曲線的整個形狀,因為經濟學中存在的是實際的統計關係。他認為,我們在使用圖解時,也不能像寫下錯誤的分析函數f那樣忽略這一點。這顯然很有說服力,值得當代作家們加以注意。
    (2)他利用一種他自己稱作「連續效用曲線」的分析工具,試圖說明,需求曲線從總體上說並不獨立於供給曲線,因為它與供給的不同狀態相對應。這實際上涉及這種現象的三維特性,他的闡述是這方面獨具匠心的創見。
    (3)與此相似,他又引入了「連續供給曲線」的概念,用以說明短期內的成本上升和長期中的成本下降。他的論述有些糾纏不清,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這是解釋生產者剩餘的可能性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較早嘗試,如今一般把這看作是與報酬遞增相關的工業問題。就嚴謹地解釋報酬遞增這一難題來說,這是一次最早的嘗試。
    這篇文章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樣,文筆優美流暢,時而閃耀著思想的光芒。下面引用的段落正是體現他的思維能力與想像力的例證。「只要能夠進行,並且法律保持穩定,資本積累就總會根據環境自我調節。除了共產主義之外,能夠成功地破壞資本積累的方法一是定期徵用或在所有者死亡以及其他情況下將財產瓜分,一是依據法律在不確定、無法預知的時機裡全部或部分徵用。前者在法國有所運用,後者則在祖魯族人中通過所謂巫術審判的方法得到有效的運用。他們的理論是,獲得不正當財富的人不能正當地佔有它。他因此將被剝奪財產,財產轉歸首領所有。這些方法無論是由共和民主政體實施,還是由獨裁政府實施,其成功必須都要先讓人們感到安全,誘使他積累資本,然後突然奪取過來,有時這是依靠工廠主的支持來打擊地主,有時又是聯合土地利益打擊工業資本。如果經常性地使用這種方法,資本最終可能會落入金融辛迪加之手,因為這種組織行動迅速,它能夠打破那些緩慢的操作規程。同時,它也使得不定期的全部徵用成為必要,有時乾脆是驅逐出境,就像猶太人在俄國的遭遇一樣。」
    有趣的是,馬歇爾讀到這篇文章時卻大為不滿,在與埃奇沃思的一封未發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對於「連續效用曲線」,他準備部分地接受,他寫道:「我稱它們為『暫時』需求曲線,這裡對『暫時』和『短期』作了細緻的區分,這是一個為專門目的而使用的技術術語,與坎寧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裡完全是隨隨便便的。經過深思熟慮,我斷定暫時需求曲線(與能夠轉換形狀的名義需求曲線相比照)沒有任何實際價值,它們將會給讀者造成困難,並且轉移他們對更重要的部分的注意力。對它們所表達的概念,我已作過討論。」
    (接下來是對《經濟學原理》的一些引述)
    但對於「連續成本曲線」,馬歇爾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這些到底是什麼。我知道其他人對它們評價很高,並著文大加稱讚,而我也正想說我無法理解它們……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知道我不懂,我想他自己也不懂。在我給他寫過信之後,對這一點就確信無疑了。他頭腦聰明,但過於魯莽,他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理解自己要表達的東西,而事實並非如此。你的性格比較沉穩,寫作也比較負責任,因而,在你運用你的強大的權威力量支持我所認為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前,我有理由請你先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把y=f(x)作為坎寧安的連續成本曲線的方程式,那麼y表示什麼,x又表示什麼?……我問坎寧安『連續』是不是『短期』的意思,他說,不!他還說,『連續成本』也不同於我所說的『特別費用』(第483頁)。但我想這與它很相像,可以說相差無幾。」
    今天重讀這篇文章,人們會感到,如果馬歇爾以更清晰的術語準確地表述了他的「名義」供給曲線的含義,坎寧安就會向他解釋得更清楚。坎寧安主要是想建立更具一般性的需求和供給曲線,使它們脫離普通情況下曲線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性(而且一般是隱含的)假設。
    他在《經濟學雜誌》(1903年)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也很有參考價值。他在這裡的目的同樣是使過分簡化的表述更具一般性,同時更具現實性。他提出了他的反向相切曲線,這一方面擺脫了對外貿易易貨理論中報酬恆定的假設,一方面又表明了各國的生產成本都取決於它們根據進出口做出調整的產出規模。
坎寧安的《幾何政治經濟學》並未在這兩篇文章的基礎上添加什麼更有新意的內容。但這是一本出色的小書。我還記得當時閱讀它時的愉快心情,那是此書出版後的第二年,我參加過數學榮譽學位考試後興趣剛剛轉到經濟學上來。在馬歇爾和埃奇沃思看來,這本書重新喚起了12年前的那場爭論。馬歇爾手中的這本書(現藏於馬歇爾圖書館)作了大量批注。關於「連續曲線」他寫道:「復合曲線可能有些用處。我從未在表達特殊單位的成本時使用曲線,而只是在表達(長期或短期)名義需求和供給時使用它們。他不過是暗示了他的推理與我的曲線存在某些聯繫,從而使學生們陡增迷惑。」埃奇沃思在《經濟學雜誌》(1905年)第15卷,第62頁上對這本書做了精心的評價。他依然保持著他那精妙絕倫的文風,雖然他對坎寧安不無贊同之意,但(請回憶一下1892年的通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馬歇爾的不快。經濟學家們是身上帶刺的一群,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想到這一點或許使人略感寬慰。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亨利·希格斯為皇家經濟學會做出了獨特貢獻,我們應當在《經濟學雜誌)中為他作一單獨記述。1888年2月7日,當時他年僅23歲,他就寫信給福克斯韋爾:「擬議中的英文雜誌在我看來很快就會贏得一批讀者。現有許多事務分散於統計學會、英國科學促進協會、銀行家協會、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當代的報刊以及其他評論雜誌之中,如果把這些事務集中起來,成立一個經濟學會,那將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組織。但我甘願做一個行列中扛槍的士兵,作戰計劃應當由上級軍官們去完成。」學會於1890年建立的時候,他是初始會員,並在1891年就開始為《經濟學雜誌》第1卷撰稿。不過,他與學會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則是在學會的第二年,即1892年年末,自此直到他去世的50年中都未曾中斷。一開始,埃奇沃思既是學會的秘書又是《經濟學雜誌》的唯一一名編輯。1892年,希格斯接替他擔當秘書職務,1896年,作為一名助理編輯又與他一起主持編務。他擔任這兩個職務並與埃奇沃思保持緊密聯繫一直持續到1905年,這一年他成為首相的私人秘書,「更高的官方事務的壓力」(當時的《經濟學雜誌》是這麼說的)使他不得不辭去這兩個職務。但他一直都是理事會的成員。埃奇沃思對於行政事務信心不足(雖然遠不是沒有能力),因此他得到了希格斯的大力協助。埃奇沃思認為他天生就是處理世間事務的人,他將會在社會公共工作中青雲直上,不過,他們二人都能把事情說得天花亂墜,今天恐怕再沒有人具備這種神奇的本領了,他們二人在討論學會的事務時是那麼溫文爾雅、鄭重其事!我一直認為,使學會通過皇家委員會的認可以及1902年英國經濟學協會過渡到皇家經濟學會,都是希格斯推動的結果,與此相關的各個實際步驟也都是由他實施完成的。
    他在辭去公務員的職務之後,為學會所做的主要工作(不算他作為理事會成員所擔任的工作)其一是編選康替龍文集,這一文集我們已經出版,再有就是一本未完成的經濟學文獻書目,這一書目以福克斯韋爾的藏書為基礎,是他為W.R司各特領導下的一個聯合委員會編寫的,這個聯合委員會代表著英國科學院、皇家經濟學會和戈德史密斯公司,它們分別承擔了一部分實際開銷。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希格斯晚年為此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不過這時他已無力勝任在那些細微之處進行嚴格地推敲了,當然這並不是像這樣一個浩大工程的最重要的地方。這項工作,於他的天賦並不相宜,他只是出於對福克斯韋爾的忠誠與愛戴才接手了這項工作,另外他也虔誠地希望能從勞作與學習中有所收穫。而像這樣的工作,福克斯韋爾是天性厭煩的。
    希格斯是個非常「善於交際」的人。在我們的學會成立當天,他又在大學學院組織了一個經濟學俱樂部,作為初級的經濟學會,關於他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領導作用,科利特小姐曾經作過記述。另外,他經常參加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宴會,其次數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他還為這個俱樂部編纂了百年紀念文集。由於某種思想上的偏好,在學會的理事會上,他總是堅持使學會成為一個思想界的團體,他認為學會的成員不能像《經濟學雜誌》的訂閱者那樣隨便,而應該組成一個較為個性化的團體,其成員資格應該更仔細地加以審查,成員之間也應該經常會晤、討論問題,為此還必須有一處永久住所。他的這一主張在初次制定「章程」時遭到了馬歇爾的反對,因而未被接納,持這種主張的人雖然一直存在,不過他們始終都是少數。
他總要為這個論題做精心的準備。因而他也總是按時參加理事會的會議,即使在他已不住在城區的時候,也要準時趕來赴會。唯一的例外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訪問埃及的那段時期。後來,他差不多完全聾了,聽不到別人的評論,雖然他並不關心別人怎麼說,不過當他在討論其他問題時突然冒出來的時候,他的發言就完全成了獨角戲。就我的經歷而言,唯一能在他沒說完時就打斷他的會議主席是埃德文·坎南,他經常撕破喉嚨,在他耳邊大聲喊叫,告訴他我們正在討論其他問題,並且用手摀住他的嘴,直到他不再說話。另有些時候,如果他想知道正在討論什麼,他就擺弄他桌上的幾乎失靈的電子設備,使它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一時間什麼也聽不到了。我希望我能對希格斯這種極具個性化的發言方式作一說明。在這個時代裡,或者在上面那樣的環境下,如果過於急躁,就會惹人厭煩,並且欲速不達。而如果耐心一些,就會有好的結局,其本身也富有美感,顯得風度翩翩。這些在理事會上的發言雖然常常文不對題,但其本身是經過精心準備並且令人愉快的。我有時想,這些的確都值得一聽,而且是他的個性的最佳體現。我想這些可能是他對那些自己曾經效力過的維多利亞政治家們的模仿。當然,他們也留下了一些可怕的習慣,也許19世紀80年代的那些內閣會議就是這麼開的。悲夫,埃奇沃思、馬歇爾、福克斯韋爾和坎南都已先後逝去,如今希格斯又離開了,只剩下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第二十章 艾爾弗雷德·霍爾
    我們懷著異常沉痛的心情得知艾爾弗雷德·霍爾於1938年11月6日去世。這一天剛好是他88歲生日後的第二天。我們學會建立的第一年,他就被選為學會理事會的成員,從1892年開始就一直擔任這一職務。1907年,他成為學會的查帳員。在過去的大約25年裡,他是學會的名譽會計員。
    他生於1850年11月4日,是亨利·霍爾的第五子,是那一歷史上著名的銀行家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伊頓公學,他獲得了湯姆萊因數學獎金,並作為一名獎學金獲得者來到劍橋的聖約翰學院,1873年他以數學學位考試第十四名的成績畢業。他與H.S.福克斯韋爾恰為同代人,當福克斯韋爾還是一名本科生時二人就已相識,但他表現出對經濟學的興趣則是在此之後。他從未為自己的數學成績而感到驕傲,晚年之時,他常常說自己把時間花在數學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來學的是古典文學。後來,他轉而學醫,並獲得了外科醫生的資格,但他從未攻讀醫學學位,而是接受邀請參加了艦隊大街的一家家庭銀行。他後來一直把這當作一次正確的抉擇,他說自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因為他完全沒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為霍爾銀行的合夥人,自此他保有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中,霍爾銀行是唯一倖存下來的私人銀行。在20世紀的倫敦私人銀行界中,艾爾弗雷德·霍爾是仍然享有穩固的地位並受人尊敬的少數幾人之一。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頌揚倫敦的私人銀行家,把他的這些頌詞用在霍爾身上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因而我想讀者定會原諒我在這裡引用這一已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認為表現著,而他也的確時時表現著,將金錢上的精明和受過教育的良好素養合而為一的特點,這一特點在社會的其他階層中是不多見的。那個時代,商人階層比現在要粗魯得多,而許多私人銀行家卻都知識廣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現在,這都是極為罕見的。這樣一種身份的確是得天獨厚的。這種行業可以代代延續,銀行的信用業務從父親傳到兒子,兒子在繼承財富之時也繼承了高尚。從事銀行業必須警惕,然而並不勞碌。即使是大宗業務,銀行家也可以確信他的交易是萬無一失的,因而不必勞心過度。他的一部分時間和頭腦可以隨時用來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倫敦銀行家只要他本人願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薈萃的社交團體。世上恐怕再也沒有比作為一個倫敦私人銀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遠也不會再有了。這樣一個階層能否延續下去是令人懷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懷疑的,意識到這一點令人沮喪。」
    1673年,這家銀行成為一項家庭產業。自此以後,由父傳子,不間斷地沿著父系傳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傳人成為該銀行的合夥人。1690年,他們遷移到艦隊大街,此後他們一直在這裡開展經營活動,從未因開設分支機構而引起混亂「;也未因合併而縮小規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攪擾;也未在兩個半世紀以來的歷次金融危機中受到動搖。因為他們既不好高騖遠,也不濫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許多風險。他們為塞繆爾·佩皮斯、約翰、伊夫林、納西瑟斯·勒特雷爾、羅傑·諾斯、約翰·德榮登;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爾芬提供服務。伊頓學院1714年在這裡開設帳戶。作為國王學院的財務管理人員,我在這裡有一個已經開設了200多年之久的帳戶。這段時期,艾爾弗雷德·霍爾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這裡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為霍爾銀行的合夥人們始終沒有放棄一個古老的習慣,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營業所,以便第二天早上親自開張營業。多年之中,艾爾弗雷德每週都要在艦隊大街睡三個晚上。他經常帶人參觀銀行後面石子鋪成的小花園,花園盡頭有個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這裡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時間處理銀行業務,但還稱不上事務纏身,因而他還完全可以過上一種學者式的生活,並成為朋友們謹慎而熱情的好夥伴。在倫敦郡的第一屆議會上,他作為一名進步黨人成為霍爾伯恩的代表,他還是本屆金融委員會的主席和第二屆議會的參議員。他是慈善機構協會的創建者或起碼是最早的成員之一,對於該組織的活動他十分熱心。在以合理的速度為工人階級提供體面的住房方面,他是個先驅,他是東頭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並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終擔任後者的主席。不過,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終還是主要表現在學者的工作中。一段時間裡,他曾盡可能地放棄一切活動,用節餘的時間致力於編纂一本意大利語-英語詞典,一開始他並沒有意大利語方面的專門知識,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點就開始在空蕩蕩的銀行裡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銀行,一半放在家裡,8年之中辛勞不輟。像約翰遜一樣,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計劃解釋為分辨那些過時用語、方言以及「拉丁俚語」的衍生詞。他此前從未寫過書,也怯於發表任何作品。但這本詞典在1911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核准通過了,並於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為一本標準的參考書。緊接著,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簡明意大利語詞典》,分為兩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讀過很多書,像埃奇沃思一樣,對經濟學和古典文學的著作幾乎無不涉獵,他尤其喜歡荷馬和但丁的作品。戰爭之後,編完了《詞典》,他就把興趣轉移到經濟學上來。對於那些最新的理論,他總是勤勤懇懇地閱讀,但只要他覺得那些理論與現實關係不大,他就沒有耐心讀下去。他思想開明,不存偏見,同時又生性謹慎,偏愛個人主義的觀點,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他對控制通貨膨脹和國債增加的態度,這是兩個他特別感興趣的題目。他喜歡奇思異想,但又從不踐越雷池;他總是想些旁門左道的事情,但行動起來又十分謹慎。他寫了幾個簡短的小冊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國的國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經濟學雜誌》第31卷,第91頁對此書作了評論)。去年,當他87歲的時候,又下力氣研讀了我的《就業通論》,並就此與我多次通信。他最後為《經濟學雜誌》撰寫的稿件就產生於這些通信,此文以「時論」為題收錄在後面的第760頁。我曾承認他的術語雖然有用,但比較拗口,這之後,他就又發明了一套術語,聽起來就更不順耳。去世前一天,他給我寫了一封信,下面就是這封信的一段摘錄:「希望你身體還好,我已經不行了,昨天我又長了1歲,88歲了。雖然還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見不到了。請在下週四把這封信讀給我們的朋友聽。我們的學會是統計學會的一個衍生物,但正如哈羅德所說的,我們發展了它的動態方面,因而現在沒有什麼待別的統計學方面的特徵。我希望經濟學會加強對非黨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幾個經濟學家通過聯合發表公開信(最近已經出現了幾個這樣的例子),向公眾解釋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計劃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後,公眾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長遠的未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目光短淺。幸運的是,現在看來世界能夠保持和平的發展,各國可以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英國發展的道路幾乎可以肯定是社會主義的,差別並不在於某項社會改革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而是在於推行它的速度。
    這些都與關稅、稅收、通貨膨脹等問題相關聯。尤其是通貨膨脹,為保持適度的通貨緊縮,這正是政府管理的應有之義。然而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所有這些,就是我的遺言,希望學會的成員們能夠加以考慮。」
    下面這段摘錄取自於他在生前最後一個月所寫的另一封信。「未來將會怎樣,沒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來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廣泛的發展,歐洲就不會走向繁榮。我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特指某種宗教或教會,而是指認識到對上帝、對人類的責任,同時拒斥那種只針對於某一國家的責任,除非是偶然發生的重大的國家責任。」
    他於1881年娶了比阿特裡斯·波拉德,愛德華·邦德之女為妻,他們有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兒,海倫·霍爾小姐這樣記述他:「他在薩塞克斯置了一小處地產,和妻子一起在那裡建了一所住宅和一個花園,並把孩子們撫養成人。他盡享大家庭的天倫之樂。經常與家人們玩遊戲,尤其是草地網球和高爾夫。他喜歡打獵,對自行車的發明也興奮不已。他還熱衷於打橋牌。晚年,他還有另一項愛好,就是整天興沖沖地忙著種樹。儘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濟了,但直到臨終他還能幹點兒什麼。小時候他身體十分虛弱,只是在一個與他們共同生活了70餘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長大成人,不過到後來,他的身體非常之好。鄰居們都知道,無論颳風下雨,他都要到車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時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氣非常冷靜平和,不知生氣為何物。他心胸寬廣,有一次他曾經說,在他認識的人中只有兩個他不喜歡。他聲稱喜歡自負的人,因為他們總有值得自負的東西!在哲學上,他最喜歡的箴言是:『無中有萬物』。」
在我早年擔任學會官員的時候,以及在此之後,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爾弗雷德·霍爾的支持。隨著他們兩人的逝去,為人們所深愛的古老文明也離我們而去了,我們聽到,野蠻人正在蠢蠢欲動。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萊克斯
    我們極其惋惜地宣告威廉·萊克斯教授的逝世,這個不幸的消息剛剛來自格丁根。萊克斯於1837年7月17日出生在阿肯附近的埃施韋勒,1855年註冊入讀波恩大學,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他在波恩預科學校當過幾年助教。1861年,他前往巴黎,投入對法國經濟狀況的研究,很快作為一名經濟問題的權威而知名。1872年,他被選為施特拉斯堡的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兩年後,他移居多爾帕特;1876年,又從這個地方前往布賴斯高的弗賴伊。1884年他應邀到了佈雷斯勞;1887年他最終定居於格丁根,在那兒,他繼續從事教學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萊克斯在經濟學方面的工作,主要與著名的《社會科學大辭典》有關。在這部著作的編輯中,他是康拉德教授的同事之一(在《法爾比徹》的編輯中也是)。在內容龐大的編輯中,他負責同通貨和貨幣的一般問題及公共財政有關的大量工作。直至生命的盡頭,他繼續就貨幣科學與實踐的進展為《法爾比徹》撰稿。
    萊克斯對知識的最具創造性的貢獻,大概是他將統計調查在人口和性比率問題上的應用,以及這些調查引導他發展出的純統計理論。以《嬰兒性別比例的先天可能性問題》為代表的論文就是他這方面的貢獻,在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些至為重要的新的理論概念。但大約1886年以後,他的頭腦似乎已開始轉向貨幣與金融問題;他的統計觀點的進一步發展——其重要性很緩慢地得到普遍認識——留給了別人,尤其是留給了拉迪斯勞斯·凡·伯特克維茨。萊克斯的方法,於1885年被埃奇沃思教授在其關於《統計方法》的文章中介紹給英國讀者並引起了關注,這篇文章刊登於《統計雜誌》狂歡節卷。
1904年當選為皇家統計學會名譽會員的萊克斯教授,是《經濟學雜誌》的一位極有價值的偶爾的撰稿人。1895年他寫了《黃金升值與國際貿易》,1897年寫了《德國的新匯兌法》,1910年寫了《德國銀行委員會》。萊克斯兼備高度的科學卓越與無私的可敬個性(作為證明,例如,他對復本位制問題的態度),是資深經濟學家群體中令人尊崇的一員;這個資深經濟學家群體中的少數幾位,仍然佔據著德國主要的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席位。上個世紀的70和80年代,這些席位在德國經濟科學中被賦予極高水平的榮譽。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裡克·希雷斯登·基林
    康沃爾的第六任公爵弗雷德裡克·基林准尉在索姆河前線的犧牲,使學會失去了一位研究社會和經濟狀況極有希望、有前途的一名學者,使雜誌失去了一位很可珍貴的撰稿人。他於1916年8月18日倒在了德國戰壕裡,安息於他的轟炸機的頭部。
    弗雷德裡克·基林在他的30歲時,受教育於溫徹斯持(在他對「公學傳統」的厭惡中他有時傾向於隱藏的一件事實)和劍橋三一學院。在劍橋他因很多英勇行為而著名,這些行為可以說為社會主義者佔據的職務恢復了清白,使其成為大學社會中一種被信任、被尊敬的職位。作為劍橋大學費邊社的實際重建者,他是該社主席。繼任者是魯珀特·布魯克,處於它名望與影響的第二個全盛時期。
    離開劍橋之後,他在倫敦南區的一處工人住宅生活了一些年,隨即成為利慈政府就業輔導處的一名管理者。在此期間,他寫了一本關於童工管理的書。戰前不久,他返回倫敦,在搞其他活動的同時,忙於擔當《新政治家》的經常的投稿人,編輯《藍皮書補編》。戰爭爆發後,他旋即從軍於基奇納的第一軍縱隊,並迅速升至准尉職位;根據他的個性、同樣根據他的理論,輕蔑地拒絕了任何這樣的建議:作為準尉如此重要的一個權威,應當屈尊接受陸軍中尉的委任狀。在他的營隊在奧爾德肖特和索爾茲伯裡平原訓練的這段相當長的時期,基林感覺非常幸福,在他的排和營中體驗著團體共同生活帶來的強烈感覺,對此他總是渴望和鼓吹。使他的朋友們大笑的是,他曾熱衷於爭辯如共同就餐等的巨大精神好處,在軍隊裡他的天性和活動得到了滿足。編輯營部雜誌,組織越野賽跑,在第一軍團的可能的優越之處的基礎上高談闊論甚至吹到具有遠征軍的神話般的優點。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在奧爾德肖特准尉食堂拜訪基林的人感到他的渴望和喧囂的頭腦最終快樂地綜合著共產主義、同志關係和階級的多樣化平等思想。
在過去的很多個月中他在法國同他的轟炸機團體一道持續地處於危險、嚴格的任務中,他已負傷過一次。儘管他的精神活動和身體活動如今被大量地佔用在戰壕建設和炸彈使用上,他仍然考慮老問題,並在延期的一封信中有個性地爭論:只要我們能樹立起稱帝國為「聯邦」的習慣,將會有多大的益處。近來他已微染那些在法國見得太多。在其陰影下生活得太久的人們的憂鬱和悲慘的凶兆。但他幾周前給我寫信說:「我和我的人當然現正處於最好的精神狀態。我們全體都恐懼於任何大炫耀,但我想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會像需要的那樣以一顆出色的心衝進去。」這個聯邦,她的高貴的熱愛者的熔爐,已經為了男人們、女人們和人類,而吞沒了他的鬍鬚、他的笑容和他充滿活力的激情。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我們非常痛惜地宣佈,A·A·楚普柔教授於4月19日在日內瓦辭世,終年53歲。楚普柔在莫斯科大學開始了他的研究。1902年,偉大的彼得格勒理工學院開辦後,他在那個學院當了數年的經濟統計學講師。但他生命的早年與晚年大量地與德國聯繫在一起,並且他的很多最重要的論文發表在德國。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研究經濟學和統計學,當他準備他的第一部重要論著時,還是作為納普的一名學生。俄國革命以來,停留於斯堪的那維亞之後,楚普柔主要生活在德累斯頓。他的天性總是希望避免教授席位的束縛,以使他的頭腦保持完全自由,投入創造性工作。在布拉格的教授席位,是他迫於財務環境而在生命接近終點時接受的,證明是不舒適的。不管戰後時期的貧窮和物質困難,無論在俄國還是在德國,他總是將徹底的智力獨立性估價得非常高。結果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關於理論統計學的論文都要歸屬於他在德累斯頓的歲月。
從經濟學、數學和應用統計學到理論統計學,楚普柔成為統計理論和概率理論之間的邊緣線方面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從某些方面為英國統計學者們的工作和德國、俄國學派的工作之間提供了一種聯繫。他的早逝是這個領域內的一個重大損失。

第二十四章 本傑明·斯特朗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本傑明·斯特朗年僅51歲就過早地逝世,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不幸。自從1914年聯邦儲備體系成立以來,斯特朗總裁一直是該銀行的首腦,並且在以後的體系演進中,他無疑是具有最重要的指導力和影響力的人。他的正直、獨立的人格、對公務問題的深透的洞察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即使是在美國學術界中,比他思考更深入的人也為數不多。比如,兩年前在關於信用管理的一些基本問題上,他對國會穩定委員會提出的方案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公開市場政策」——現在在美國,其重要性已幾乎不低於貼現率——作為控制信貸發展的方法,在其現有形式上主要是斯特朗的創造。我們也失去了一位具有寬厚的國際同情心的人,斯特朗總裁在減輕國外貨幣困難問題中總是扮演明智和慷慨的角色,是我們這個國家的一位可靠朋友。他與英格蘭銀行現任總裁的特殊密切關係,使得這兩個機構之間的合作措施得以正常地執行,沒有他,我們自己的貨幣問題將可能會更加困窘。對於目前物價水平的有效的國際控制已經不確定的狀況和前景,斯特朗的尚未任命的繼任者可能採取的政策,又引進了一個新的令人懷疑的因素。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我們深為痛惜地記錄下年僅58歲的桑格先生在2月8日的去世。桑格先生以前是劍橋三一學院的高級成員,作為一位執業律師行職。近年來他有些脫離經濟研究的傾向,但他一度是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方面的領導性權威。他曾在倫敦大學就這方面的題目講過課,還曾經常在劍橋檢查經濟學學士學位考試。他曾是《經濟學雜誌》的一位經常的投稿人——我查看記錄時震驚地發現,他投稿於我們的雜誌不少於50次——並曾服務於我們學會的委員會。他將特別被皇家統計學會的成員們所痛惜和悼念,他曾經非常積極地參加他們的議程和活動。
    桑格敏銳和有判斷力的頭腦,以及他那如鳥一般的靈感的閃現,是不適於通過論文這種方式表達出來的。而在談話,討論和教學中,他這些才華充分顯現出來,他的天賦被人們欽慕和欣賞。所以,他將被所有那些曾在過去35年中通過口頭方式參加經濟討論的半學術性的倫敦世界中的人沉痛悼念。不僅僅因為他和藹可親的人格和讓人可以與之一生為友的品質,更在於他那些出眾的才華。
    桑格和拉姆齊都是溫徹斯特和三一學院的學者,都是被經濟科學強烈吸引的職業數學家。在《民族》週刊2月22日號上紀念他時,G·洛斯·迪金森把他同弗蘭克·拉姆齊聯繫在一起(通過所指而未通過姓名),這樣寫到他:
為他的大學要求太多就不成其為劍橋人,我也不試圖這樣做。但是我想,看來有一種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樣珍貴的特定類型,以某種特殊方式與我的母校聯繫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萊斯利·斯蒂芬(梅迪雷思的佛農·懷特福德的創始人),亨利·桑迪威克、梅特蘭那樣的人們,像一個幾天前還帶著所有未實現的希望剛剛死去的人那樣的人們。他屬於這樣一種類型:不世俗但也不神聖,無野心但也不鬆懈,熱情而又不傷感。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報道和評論,他們遵循他們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繼續工作;能夠懷疑而不被麻痺;滿足於瞭解能夠瞭解的東西,謹慎於判斷不能瞭解的東西。世界進程永遠不能被這樣的人們推動,因為行動的源泉深存於無知和瘋狂。但他們是暴風雨中的燈標,世界需要這樣的人們,並且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願他們的後繼者永續不絕!

第二十六章 沃爾特·凱斯
    沃爾特·凱斯,紐約投資銀行家的企業——梅瑟·凱斯,波默羅伊公司的總裁,離我們而去了。他在倫敦有如此多的密切關係,在這兒有如此之多的親密朋友,如果我們不說幾句紀念他的話,他的悲慘死亡就不應逝去。
    他曾與許多建設事業有聯繫,包括戰後美國南方鐵路的修復、早期的羅德西安銅礦的建設和廣佈於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現代科學勘探的冒險。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性格把他進一步引入到了需要企業家和先鋒勇氣的活動中,他開始將他的業務中純粹金融的和證券交易所方面的內容視為最有用的,這是因為它們向他提供資金用於世界資源的積極開發。在當今一代美國金融家中他是出類拔萃的,因為他對將來科學適用於商業事務有著幾乎發狂的熱情——不管他是經濟理論、化學、冶金學,地理學還是氣象學,並且為了獲取有益的幫助和建議,他總是不吝錢財,出手大方。他在自己周圍建立了一個非常出色的參謀團體和智囊組織,他的主要夥伴是沃爾特·斯圖爾特先生,以前曾擔任英格蘭銀行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顧問。
    儘管他是備忘錄和專家報告的熱心讀者和辯論的愛好者,但他卻從來沒寫過什麼東西甚至懶得提起筆,他過多地依賴於利用電話,超出了一般美國人的利用。他幾乎每年都訪問倫敦,這個夏季他的朋友們高興地發現,像他所想的那樣,他從一場長期的嚴重疾病中復原了;但後來實踐證明,對他而言恢復活動過度了。今天的華爾街再也見不到他那有魅力的身影了。他是一位獨一無二的銀行家和投機家,但他的心從不滿足。他的強烈的精明的習慣,他的大膽冒險和小心謹慎的結合,以及他對科學觀念和新發現的興趣,使他對那些仍能保持一些老的開拓精神和在其最好的化身中的資本主義的人來說,成為探求現代企業隱藏的潛力方面的傑出的令人愉快的夥伴。第二十七章喬治·布魯姆霍爾
    我們非常痛惜地記錄下喬治·詹姆斯·肖特·布魯姆霍爾於6月23日的去世。這位可能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應用統計學家的去世,應當不止引起經濟學家們的注意。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廣泛的數據首先被私人企業所編輯,而收集它應當是政府的天職。但是,作為一種慣例,這種開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後,這項任務被官方機構接替了;一旦它們注意於這件事,當然能處理更廣泛詳盡的數字。喬治·布魯姆霍爾和《穀物貿易新聞》就可做為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為他不僅建立了處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務的非常有效率的開拓性機構,而且他們的工作著手進行很長時間以後,在各種各樣的官方和半官方機構,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羅馬的農業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所,被看作這方面事務的首要權威。人們可以發現這些機構的編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喬治·布魯姆霍爾在《穀物貿易新聞》中的資料、數據,而不是依靠他們自己的。
    布魯姆霍爾所受的教育和訓練使他非常適於他的根本任務。他受教育於倫敦一所大學,繼而又在一所德國學校學習。學業結束後,他開始了有關穀物貿易的工作,首先在倫敦,然後在利物浦,最後他與一位夥伴合夥開辦了屬於他自己的一個經紀企業。與之相聯繫的是,「他對商業經濟科學的興趣和熱愛要大於貿易」。1888年,他創建了《穀物貿易新聞》,他去世之年《穀物貿易新聞》已走過了50年的輝煌歷程。從那時起,他徹底拋棄了私人貿易和投機。他的報告和預測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被公認為是毫無偏見的,並且世界穀物貿易的參與者們都在不止一個場合,不止一次地對他判斷的極端獨立和公開精神給他們帶來的幫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務要求他廣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貫穿歐洲和歐俄。
    為了使迅速出版成為可能,布魯姆霍爾還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廠。《穀物貿易新聞》作為日報和週刊得以及時、順利地與大家見面。1891年,他又創辦了出版物《磨粉》,一個專門服務於麵粉加工業組織的刊物。
他對工作的極端認真態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於出版通行統計數據的迅捷是難以一一例舉的。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這些數據覆蓋了一個相當大的範圍:包括全世界各種各樣的穀物和油籽,以及與穀物貿易有關的詳盡廣泛的運輸統計。可以說,在世界上還從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業在統計範圍和重要性上可與《穀物貿易新聞》相比。這樣說並非誇張:在過去50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個人在為國際貿易最大的部門提供有秩序的,有價值的幫助,使他們的貿易更為便利這方面,起過比喬治·布魯姆霍爾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第二十七章 喬治·布魯姆霍爾
    我們非常痛惜地記錄下喬治·詹姆斯·肖特·布魯姆霍爾於6月23日的去世。這位可能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應用統計學家的去世,應當不止引起經濟學家們的注意。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廣泛的數據首先被私人企業所編輯,而收集它應當是政府的天職。但是,作為一種慣例,這種開拓工作被做了一些年後,這項任務被官方機構接替了;一旦它們注意於這件事,當然能處理更廣泛詳盡的數字。喬治·布魯姆霍爾和《穀物貿易新聞》就可做為這方面的卓越的事例,因為他不僅建立了處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務的非常有效率的開拓性機構,而且他們的工作著手進行很長時間以後,在各種各樣的官方和半官方機構,包括世界主要政府,在羅馬的農業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所,被看作這方面事務的首要權威。人們可以發現這些機構的編纂物仍然在更多地依靠喬治·布魯姆霍爾在《穀物貿易新聞》中的資料、數據,而不是依靠他們自己的。
    布魯姆霍爾所受的教育和訓練使他非常適於他的根本任務。他受教育於倫敦一所大學,繼而又在一所德國學校學習。學業結束後,他開始了有關穀物貿易的工作,首先在倫敦,然後在利物浦,最後他與一位夥伴合夥開辦了屬於他自己的一個經紀企業。與之相聯繫的是,「他對商業經濟科學的興趣和熱愛要大於貿易」。1888年,他創建了《穀物貿易新聞》,他去世之年《穀物貿易新聞》已走過了50年的輝煌歷程。從那時起,他徹底拋棄了私人貿易和投機。他的報告和預測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被公認為是毫無偏見的,並且世界穀物貿易的參與者們都在不止一個場合,不止一次地對他判斷的極端獨立和公開精神給他們帶來的幫助表示感激和尊敬。他的任務要求他廣泛地旅行——北美、南美,貫穿歐洲和歐俄。
    為了使迅速出版成為可能,布魯姆霍爾還在利物浦市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印刷工廠。《穀物貿易新聞》作為日報和週刊得以及時、順利地與大家見面。1891年,他又創辦了出版物《磨粉》,一個專門服務於麵粉加工業組織的刊物。
他對工作的極端認真態度是非常突出的,他投身於出版通行統計數據的迅捷是難以一一例舉的。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這些數據覆蓋了一個相當大的範圍:包括全世界各種各樣的穀物和油籽,以及與穀物貿易有關的詳盡廣泛的運輸統計。可以說,在世界上還從未有任何一家私人企業在統計範圍和重要性上可與《穀物貿易新聞》相比。這樣說並非誇張:在過去50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個人在為國際貿易最大的部門提供有秩序的,有價值的幫助,使他們的貿易更為便利這方面,起過比喬治·布魯姆霍爾更重大更有益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裡克·菲利普斯
    很少有公務員比弗雷德裡克·菲利普斯更頻繁地變動過。1908年他第一次進入公務員行列,4年以後得到了一次提升,在那段時間出現了一件可以說令人驚駭的事件——他一個人被國會導致了一次提問,他後來作為財政大臣為這次選擇組織了很好的理由。1917-1918年,作為朗達勳爵的一個食品配給的發明證實了他的主張。然後是與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進行交往、努力的年月。國際聯盟是菲利普斯的特殊興趣和工作重點所在;他在國際聯盟的金融活動中擔任著領導角色,並且是聯盟金融委員會主席。而且,作為一位有經驗的高素質的財政人員,他知道,如果聯盟要生存的話,就必須保持適當的預算平衡,他的技巧經驗和努力為聯盟的預算平衡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菲利普斯做了最好的公共服務的,大概要算在戰爭期間了。在華盛頓的英國財政部代表要執行很多困難的但又關係微妙的任務,並且這些任務很少是不帶衝突性的。但菲利普斯始終鎮定自若、游刃有餘,他有難能可貴的節奏感,使他的代表活動很有效,能夠原則地忠實於他所代表的利益而又較靈活地處理。他還有一個重要的成就是,他工作的直率誠實和內行使他獲得了摩根索先生和美國財政部官員們的信賴。
    但「F·P」也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人,他簡潔的風度,或者更準確地說,他表達想法時同意或爭辯的咕嚕聲,在華盛頓或渥太華被知名和理解的程度,正如他在日內瓦白廳能在數種語言中沉默一樣。他那笨重的體形、碩大的腦袋、以及他透過眼鏡上方的令人不安的直視,使他在第一次會議時成為一個令人難以對付的人物。但他很少有官式的冷漠,毫無傲慢之感。他討厭紛雜無緒的冗長的思考和辯論,如果一種觀點好,他不浪費時間地接受它;如果不好,他的前兆性的咕嚕聲預示著簡單清晰的批評。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樣以如此少而清楚的語言來表達得更多。看他橫掃紛雜的爭論,中肯地提出問題的本質所在,向他們表達一個冷靜的、建設性的判斷,對他的同事們真可以說是上了生動的一課。
廣泛的經驗和應有的尊嚴使他愈加成熟和老練起來。很多人通過他的靦腆發現了他那可貴的簡潔性以及他巨大的智力興趣--對一種題目,菲利普斯通常比這個團體的其他大多數人知道得更多:從不動產權到法國文學或偵探故事--一種未預料到的熱情。一種粗擴諷刺的幽默。我們對這位「老人」的懷念將會更深、更廣。他以他自己的許多方式填充了一個大的空間,對那些不得不接過他曾如此勝任的一些工作的繼任者們來說,如今沒有了他的智慧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來指導和加強這些工作所造成的缺憾,將會越來越多地被人感覺到。

第四篇 他在皇家學院的朋友們
第二十九章 E.P.拉姆齊 
 1.作為經濟學家的拉姆齊
    劍橋皇家學院會員、溫徹斯特和三一學院昔日的學者、馬格達蘭校長之子——弗蘭克·拉姆齊在26歲上的英年早逝,對經濟學純理論是一個重大損失,儘管他的主要興趣在哲學和數理邏輯方面。從他年齡很小時,我想大約是他16歲時,他早熟的頭腦就對經濟問題發生了強烈的興趣。生活於劍橋的經濟學家們,從他大學時代起,就習慣於在他有判斷力的和邏輯的天賦的銳利鋒刃上試驗他們的理論。如果他遵循了單憑愛好的容易一些的道路,我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已經失掉了思想和心理學之基礎的折磨人的練習,在那兒這個頭腦試圖抓住它自身的尾巴;為了我們自己最適意的道德科學分支的愉快的道路,在那兒,理論和事實,直覺想像和實際判斷,以一種對人類智力而言舒適的方式相混合。
    當他真的從他習慣的多石高地下降時,他仍然毫不費力地生活在一種比大多數經濟學家喜歡呼吸的更稀薄的大氣中,用一種習慣於遠遠更困難的事物的人的輕而易舉的優雅,操縱著我們的科學之技術儀器。他(不包括他的哲學論文)只留在身後兩個他的力量的見證——他發表於1927年3月的《經濟學雜誌》關於《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的論文和1928年12月的關於《一個關於儲蓄的數學理論》的論文。尤其是後一篇論文,我認為,是對數理經濟學的最傑出的貢獻之一,無論就其題目內在的重要性和困難程度,所運用的技術方法的力量和優美,還是就被讀者所感覺到的作者頭腦憑以駕馭其主題的闡述的清晰純正。對於一位經濟學家來說,這篇文章是困難得可怕的讀物,但欣賞在它裡邊結合了多麼科學和審美的素質是不困難的。
    因而,對他的朋友們來講,個人品質與智力力量最和諧地結合起來的拉姆齊的失去,將使他們久久不能忘卻。他笨重的體形,他發自內心的咯咯的笑聲,他感覺與反應的簡潔,在其直接性和實際性上有時和偶爾地幾乎殘酷的半警惕性,他頭腦和心地的誠實,他的謙虛和貯存於他寬闊的太陽穴和前額之後的智力機器的令人驚異的輕而易舉的效率,微笑的臉龐,都被從我們這裡帶走了,在那輝煌的高處,在它們工作和生活的收穫被收集進來之前。
2.作為哲學家的拉姆齊
    邏輯,像熱情的詩,不是中年人的工作,可能在這個冊子裡我們有了我們這一代中最聰明的頭腦之一能夠給出的一些最好的闡述,儘管他死於26歲。對那些願以現代方式思考基本問題的人們來說,我認為沒有一本書能與他的這個小冊子一樣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一個其作者給予完成的作品一個圓滿外表的虛榮純然是欺騙的題目中,試驗性的、非結論的、非最終正確的情況不是一個障礙。
    看一看發表的弗蘭克·拉姆齊的所有邏輯論文,我們能非常清楚地察覺到他的思維所採取的方向。它是一個奇異的事例:年輕人如何能在這樣一個水平上從事研究、探索,對此,以前的各代人承擔它已有點喘不過氣來,然而拉姆齊從這個起點上繼續前進,用不超過一個星期的時間徹底消化至今被完成的任何東西,以任何人甚至年長10歲似乎也困難得毫無希望的輕而易舉的東西來理解。人們甚至不得不相信,拉姆齊在馬格德蘭附近的幼兒室裡,從1903年至1914年無意識地吸收了任何人在三一學院可能說的或寫的東西。1903年也就是弗蘭克·拉姆齊出生這一年,伯特蘭·拉塞爾的《數學原理》出版,給正統邏輯學以新生,也似乎在其範圍內帶來了新的王國。這本書提出了許多特定的基本問題,但並未令人滿意地給它們以全部解決;在其後的7年中,拉塞爾和懷特黑德在他們的《數學原理》中更多地專注於有關揭示數學和正統邏輯學之間真實聯繫的技術問題,而非加強它們賴以建立於其上的基礎。在這同時,路德維格·維特根施泰因已被與拉塞爾交談的渴望吸收到了劍橋,維特根施泰因整個地投身於邏輯分析的基礎問題中。那時,19歲的弗蘭克·拉姆齊出現在幫助旨在向世人詳細解釋其含混難解的內容的一個英語譯本的準備工作。如今,拉塞爾承認,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有與它相適應的業餘愛好,邏輯的基本練習不適合那些生命已達到第60個年頭的人們。維特根施泰因懷疑在時間的雙輪馬車已走得太遠之前他的下一本書能否完成,至於拉姆齊,唉!正當他像一位年輕地主進入他的地產要取得豐碩的成果時,卻死了。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由以前發表過的論文組成,包括在拉塞爾和維特根施泰因的論著中一些置而未論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拉姆齊用了很大的力量解決了,而且解決得那麼優雅,那
麼清晰明白,那麼成功。第二部分,以前從未發表過,是解決概率及相關題目的,從批評我於1921年出版的《概率論》作為開端。後面這一部分未發表過,是因為它不完整且不完全令人滿意。但它是最為有趣的,不僅由於其自身內容,而且在於它實施第一部分拋出的提示中,在某種較為詳細的程度上顯示出他的頭腦離開他近期的先驅們形成的,客觀的解決方式有多遠。拉塞爾的著作所傳達的第一個印象是,形式邏輯的領域驚人地廣闊。然而在他自己,在維特根施泰因和拉姆齊手中,形式邏輯處理的漸進的完美逐漸地導致內容空洞,越來越將內容削減為乾枯的骨頭,直到最後使得它看來不僅排除了一切經驗,而且排除了合理思想通常是一些估計邏輯的絕大多數原則。維特根施泰因的解決方法,是將其他一切視為一種受神感召的無意義的瞎扯,對單個人來說的確有重大價值,但無法被確切地討論。拉姆齊的反應是向著他自己曾描述過的一種實用主義,對拉塞爾並非不表示同情,但對維特根施泰因則有些反感。「實用主義的本質,」他說,「我認為是,一個句子的意義應參考它將導致的行為來確定,或者更模糊地說,應決定於它可能的原因和結果。我認為這是當然的,再無更多的限定了。」
    這樣,他被引導著將「人類邏輯」與「形式邏輯」區別開來。形式邏輯不是關於別的,只是關於一致思想的規則。但應補充的是,我們還有特定的「有用的心智習慣」來解決我們的洞察力、我們的記憶以及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給我們的材料,達到或走向真理;對這樣的習慣的分析也是一種邏輯。將這些觀念應用於概率邏輯,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作為對我曾提出的觀點的反對,拉姆齊爭辯說,概率論所涉及的,不僅是命題之間的客觀聯繫,還在某種意義上涉及信念等級問題;他繼續表明,概率的微積分只相當於一系列規則,用以確保我們持有的信心等級體系將是一貫的體系。因而概率的微積分屬於形式邏輯,但我們信心等級的基礎--或者說一個更重要點的概率,如他們過去習慣於被稱呼的——是我們的人類全副裝備的一部分,可能只是由自然選擇給予我們的,類似於我們的洞察力和我們的記憶力而不是形式邏輯。至此我向拉姆齊讓步——我認為他是正確的,但在試圖區分信心的「理性」等級和一般信心時,我認為,他不很成功。僅僅說它是一種有用的心智習慣,不足以達到歸納原理的底部。當形式邏輯已經被整理好,其高度受限的範圍已經被適當確定時,拉姆齊試圖區分出一種「人類」邏輯,一方面從形式邏輯中,另一方面從描述性心理中,他這樣做可能已經指出了通向下一個領域的道路。
    拉姆齊更容易使人想起休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特別是在他的常識和對待整個事務的一種精明的實用性方面。讀者將發現,很多段落表達了他頭腦、思維的特殊之處,很多段落的表述——儘管未被他包括在哲學的目標中——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3一篇短文
    拉姆齊的大部分著作,都發表於他死後出版的文集《數學基礎》、《經濟學雜誌》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上,帶有很強的技術性。但在他生前未發表過的,也從未為發表而有過潤色的,已被匯總於《數學基礎》末尾的札記中,有一些警句和精彩的片斷小品文。我從中挑選了一些獻給大家,因為他們可能傳達一點我已在上面提過的「他的思維的特殊味道」,但對那些從未真正有過直接體會而認識他智慧的作品和人格——如同給予一個人一種單獨的綜合印象——這就是為什麼佈雷斯維特先生能夠公正地寫道,他的去世使劍橋被剝奪了作為其主要智力光榮之一的人們來說,絕不可能有任何東西被完全無誤地傳達給他們。讓我也引述戈茲沃酉、洛斯·迪金森寫及弗蘭克·拉姆齊和C.P.桑格——另一位溫徹斯特和三一學院的學者,幾乎在同一時候去世,然而在其成熟期——時說的話:為他的大學要求太多就不成其為劍橋人,我也不試圖這樣做。但是我想,看來有一種像其他所有好的事物一樣珍貴的特定類型,以某種特殊方式與我的母校聯繫在一起。我想到的正是像萊斯利·斯蒂芬、亨利·桑迪威克、梅特蘭那樣的人們,像一個幾天前還帶著所有未實現的希望剛剛死去的人那樣的人們。它屬於這樣一種類型:不世俗但也不神聖,無野心但也不鬆懈,熱情而又不傷感。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報道和評論,他們遵循他們所看到的真理之光而努力追求、繼續工作;能夠懷疑而不被麻痺,滿足於瞭解能夠瞭解的東西,謹慎於判斷不能瞭解的東西。世界進程永遠不能被這樣的人們推動,因為行動的源泉深存於無知和瘋狂。但他們是暴風雨中的燈標,世界需要這樣的人們,並且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願他們的後繼者永續不絕!
4 哲學
    「哲學必須有某種用處,並且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它;它必須清理思想和我們的行為。否則它就成為我們必須檢查的一種陳設,就是一種探究以看到這就是這樣;換言之,哲學的主要命題是,哲學是無意義的。然後我們必須再次嚴肅地認為它是無意義的,並且不像維特根施泰因那樣,假裝它是重要的毫無意義!」
    「在哲學中,我們採納我們在科學和日常生活中的命題,試圖以一種邏輯體系將它們用簡單的術語和定義之類展示出來。一種哲學本質上是一個定義體系,或者過於經常地,是一種關於定義如何可能被給出的描述體系。」
    「我不認為有必要和穆爾一起說,通過我們的命題定義解釋我們迄今所意味的東西,而寧願說,它們表明我們如何試圖在將來應用它們。穆爾會說,它們是相同的,哲學不改變任何人通過『這是一張桌子』所意味的東西。對我而言,看來它可能會的;因為意義主要是潛在的,因而一種改變可能在稀少的和關鍵的場合被顯露。此外,有時哲學應當澄清和區分以前模糊的和混淆的觀念,很清楚這只意味著決定我們未來的指義。然而很清楚,定義會至少給出我們未來的意義,而不僅僅給出任何一種獲得特定結構的好方法。」
    「我過去習慣於在極端的經院哲學中哲學的性質方面自我煩惱。我無法理解我們怎能理解一個詞,也不能認識一種設想它的定義是否正確。我未認識到關於理解的整個觀念的模糊以及它所言及的東西,它涉及到大量的行為——其中任何一種可能沒有而需要被回歸。邏輯事例的同義反覆,數學的相似,哲學的定義;所有都是瑣屑的,但都是澄清和組織我們思想的重大工作的組成部分」。
    (1)哲學思想
    「對我來說,似乎在澄清我們思想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一些我們不能通過定義它們的意義以明白的方式說明的術語和句子。例如,我們不能定義理論術語,但我們能解釋它們被應用的方式,在這種解釋中我們被迫不僅要看我們正談及的對象,而且要看我們自己的心智狀態。」
    「於是這意味著弄不清楚意義我們就無法理清這些術語和句子,我們似平進入了我們無法理解的環境。例如,不首先理解意義,我們關於時間和外部世界所說的,然而,不首先確切理解時間、大概理解外部世界——我們與之有牽涉——我們也無法理解意義。因此,我們無法使我們的哲學向著目標進入有序進步,而不得不將我們的問題作為整體,跳向一種同時解決的方式;這將具有一種假設的性質,因為我們接受它不是作為直接推論的結果,而是作為我們能想得到的使我們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幾種中僅有的一個。」
    「當然,我們不應該嚴格地談及推理,但在哲學中有一種類似於『線性推斷』的過程,在其中事物變得連續地清晰;出於以上原因,既然我們無法將這貫徹到底,我們就處在了科學家們的平常位置,不得不滿足於零碎的進步:我們能使幾個事物更為清楚,但我們無法使任何事物都清楚。」
    「我發現,除在一個非常有限的領域內,這種自我意識在哲學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被推至哲學家態度是因為我們不清楚地知道我們的意義;問題總是『我通過X表示什麼意義?』只有非常偶而地,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不反映意義。這種對付意義的必要性不僅是一種障礙;它無疑地也是通向真的基本線索。如果我們忽略了它,我感覺我們可能會進入孩童在下述對話中的窘境:『說早餐』,『不會。』『你不會說什麼?』『不會說早餐。』」
    「對我們哲學的主要危險,除懶惰和模糊之外,是經院哲學,其本質是將含糊的東西當作似乎是精確的東西來對待,試圖將其填充進一個精確的邏輯部門。一種典型的經院哲學是維特根施泰因的觀點,認為所有我們日常的命題都是完全有序的,不合邏輯地思考是不可能的。(後面這句話像是說打破橋牌規則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你打破它們,你就不是玩橋牌,而是像C夫人所說,是在玩非橋牌。)」
    (2)有什麼要討論嗎?
    「科學,歷史和政治除專家外不宜討論。其他人只是簡單地處在需要更多信息的地位,到他們已獲得所有可得的信息為止,除依據權威接受那些更有資格的人的意見外無法做任何事。然後是哲學,這對外行人也已變得太技術性。除這個不利條件之外,最偉大的現代哲學家的結論是,沒有哲學這樣一門學科;它是一種活動,不是一種教義;其目標不是回答問題,而是治療頭痛。可能被思考的是,除這種以邏輯為中心的技術性哲學外,有一種流行的哲學解決如人對自然的關係,道德的意義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但嚴肅地對待這種題目的任何企圖,都會將它們貶低為或者是科學問題,或者是技術性哲學問題;或者更迅速地導致察覺它們無意義。」
    「我認為我們極少,如果曾有過的話,討論基本的心理問題,卻遠更經常地簡單比較我們的幾種經驗,而這不是一種討論方式。我認為我們太少地認識到我們的辯論多麼經常地是這種方式:——A:『今天下午我去了格蘭切斯特。』B:『不,我沒有去。』我們經常做的另一件事,是討論何種類型的人或行為我們感到欽佩或感到恥辱。例如,當我們討論愛的永久性時,A說如果他不堅定他將感到愧疚,B說他一點也不愧疚。但是,儘管這是消磨時光的適意手段,卻不是在討論任何東西,僅僅比較意見而已。」
    「另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學,是這樣一門科學,關於它我們絕大多數人瞭解得還相當相當地少,以至於難以指導我們去嘗試一種意見。」
    「最後,有美學,包括文學。這通常遠比其他東西更能使我們興奮;但我們對之真正討論得並不多,對這方面的論證也是非常地虛弱,我們仍處於『趕肥牛者必自肥』的階段,關於美學真正包括的心理學問題說得極少,例如,為何顏色的特定組合給我們這樣特殊的感覺?我們真正喜歡做的,是再一次比較我們的經驗;一種此情境下特殊有用的活動,是因為評論家能夠對其他人們指出這樣一些東西,如果他們從事的話,他們將獲得他們珍視的感受,否則他們就不會獲得,我們不討論也不能討論一種藝術作品是否比另一種好,我們僅僅比較它給予我們的感受而已。」
    「我的結論是其實沒有什麼要討論的,這一結論也符合於我關於普通交談獲得的感受,它相對來講是起源於19世紀的一種新的氣氛。貫穿於19世紀的這一趨勢逐漸發生作用的原因有二個:一個是科學的進展,另一個是宗教的衰落,導致所有老的一般問題成為或者技術性的或者荒謬的。我們每一個人不得不在自身重複文明進步的這一過程。例如,我作為新手曾感興趣於交談與論證勝過世上任何其他事,但我現在已逐漸開始認為它越來越不重要,因為似乎除了購物和人們的私人生活以外,從未有其他任何要談論的,而這兩者都不宜於一般交談……
    「如果我要寫一本《世界觀》,我將不稱它為『我信仰什麼』而稱為『我感受什麼』。這聯繫於維特根施泰因的觀點:哲學不給我們信仰,而僅僅減輕精神不適的感覺。並且,如果我要同拉塞爾的講座爭吵,它將不是針對他信仰什麼,而是針對它給出的關於他感受什麼的暗示。人們絕不能真正同一個人的感受爭論;人們只能自己擁有不同的感受,也可能認為自己的感受更值得欽敬或更有助於幸福的生活。從這個觀點,即它不是事實問題而是感受問題出發,我將通過一些評論進行總結,這些評論是關於一般事物的,或者如我寧願所說的,不是關於一般事物的,而是關於一般生活的。」
    「在我與我的一些朋友有所不同的地方中,其中之一是對物質尺寸而言幾乎沒有什麼重要性。在蒼穹的巨大面前我絲毫不感到卑微。星辰雖然是巨大的,但它們不能思考或愛;而思考或愛遠比尺寸的大小更給我深刻的印象。我並不因體重幾乎17石而獲得榮譽。」
    「我關於世界的圖景是以透視法畫的,不像是一個按比例的模型。最引人注意處被人類所佔據,星辰都像三便士的硬幣那麼微小。我不真正相信天文學,除了作為人類的可能還有動物的感覺之過程一部分的一種複雜描述。我不僅將我的透視法運用於空間,也運用於時間,在時間上世界將變冷、萬物將死亡;但那是一個離我們很長的時間,它復合折扣的現值幾乎為零。但現在絕不因為將來是空白而價值會變低。人類,充滿我的圖畫前景的人類,我發現是有趣的、總體上是值得崇敬的。我發現,至少在這個時刻,世界是一個令人快樂興奮的地方。你可能發現它使人沮喪,我為你感到惋惜,你蔑視我。但我有理由,你卻沒有,你將只有一個瞧不起我的理由。如果你的感受是以一種與我不同的方式對應於事實,而這二者又都不與事實相對應,我想事實本身無所謂好壞,而問題僅僅在於,它使我興奮卻使你沮喪。另一方面,我有理由為你遺憾,因為興奮比沮喪更愉快,並且不僅僅是更愉快,而且是對任何人的活動都更好。」
1925年2月28日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頓
    多年歷經野蠻國度和高山峻嶺的危險之後,桑迪·沃拉斯頓在皇家學院的僻靜角落死於一顆子彈,成為一位偶然的無辜的犧牲品——兇手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像是一個尋釁滋事的南美人。
    他是天才之人的一個極端事例,他傑出的天賦沒有也不屑於在普通被認為是成功證據的任何明顯顯示成就的領域尋找出路。他具有一種非常罕見的優秀,這是用語言難以表達的。不是在他的思想中或成就中甚至是感受中,而是在他的行為本身的區別於它們的原因和後果的某些素質中,可以發現他的這種優秀。緊急事件的出現可能會提高它,可能必定會增加一種他自己喜歡的興奮成分,並且為他具有的其他品質提供機會。但對這種獨特的品質發現表達機會而言,緊急事件是不需要的——最普通的、平常的環境就將會為它提供天地。因此,他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組織活動中,擁有任何涉及行動的然而瑣屑的經驗都是一種特別的快樂。他有魅力的眼睛和聲音使小事情增添了價值,大事情就更不用說了。在上周鮑德溫先生就任大學校長職位的就職典禮上,沃拉斯頓被鮑德溫先生恰當地描繪為人中王子。
    這種行動上的優美資質,如果不曾結合其他很多品質,當然不能發現其圓滿的表現。沃拉斯頓先生大概最可一提的是他傾身於周圍的環境而非自身。他的觀察力、迅速、冷靜、果斷行動的能力、演講和敘述能力,他的聰明及對事實的敏感和實際的認識,都從根本上促進了他的完美。
    認為他的天賦應當在他生命中最偉大的部分——從其遊歷和探索中找到主要表達,是不恰當的。它們是這樣一種類型,對於所有種類和條件的人,文明的或原始的,它們都是可見的,且都能贏得他們。然而他的友情的那些品質,在安靜之處會給人特別的快樂和愉悅,對那些在緊急情況和壓力下同他在一起的人們來說,則是如急需的肉和酒一般中的雪中送炭。
但他生命中作為皇家學院導師的這最後兩年,可能——首先有點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是他一生中圓滿的表現的一個階段。他將生活在皇家學院一代人的記憶中,作為完美的導師,所有生命的美與智慧的體現——這位幸福的戰士能夠以寥寥數語同年輕人交流。對於一個不得不對待大量尚未定型的年輕人來說,關於人和事的知識的不會是一種浪費。贏得有同等權威的人們的能力,不管他們是文明的還是原始的,不管他們的性情是行為的還是智力的,在這個學院的微觀世界中沒有失去。此外,他還是這樣一個人,對他而言,談論真的不同尋常,他能用一個詞和一道目光打開心扉之鎖,打破每個人的沉默,除他自己以外。

第三十一章 W.E.約翰遜
    威廉·歐內斯特·約翰遜先生於星期三不幸去世了,終年72歲。作為劍橋皇家學院的高級成員,多年來,約翰遜先生在該大學道德科學教學中一直扮演著一個領導角色,既作為一位講授者又作為個人研究的方向,特別是在邏輯學和心理學方面;並在最近的30年中成為桑迪威克講座的主持人。
    他極有判斷力的智能並沒有被毫不遲疑地用於著作事業中。除在《頭腦》上發表的很多論文和對《經濟學雜誌》的重要貢獻外,在1921-1924年前未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那時在策劃的四種著作中,三卷《邏輯學》,終於形成了。很多年來,他曾一直被公認為是劍橋最深刻的哲學家之一,特別是通過他對關於過去40年中幾乎所有劍橋道德科學家們的討論和交談的愛好——他們中有為數甚多的人是他的學生而且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確實,交談性討論可以算得上是他最偉大的天賦;他性情的和藹可親再加上他頭腦的敏銳,使半交際、半辯論的交往成為可能,這甚至成為促進哲學進步的最好手段。如果要對他對劍橋思想的影響簡要總結的話,可能這樣說是比較合適的,即他是第一個實踐邏輯學的知識派的人,努力實踐在思想的邏輯學和心理學之間的聯結。在一個自然傾向是朝著形式邏輯的思想學派中,他有特別的才華來自己寫作形式邏輯學並評論任何事物,並且他已沿著這條正統的路線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
約翰遜是一個著名的劍橋家庭中的一員,這個家庭中的好幾位成員已在大學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沒能於1885年被選為皇家學院高級成員,該年是J.K.斯蒂芬的選舉;但學院於1902年依據條例的一項特別條款選上了他。他已從曼徹斯特和阿伯丁大學獲得了名譽博士學位,並從1926年以來成為不列顛學院的高級成員。在他的妻子數年前死去之後,他的妹妹、范妮·約翰遜小姐為他理家,這兩個人成為一個非常恬靜的好客的中心。在他的兩個兒子中,較小的斯蒂芬·約翰遜先生是斯旺西灣大學的古典文學教授。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裡克·麥考利
    威廉·赫裡克·麥考利——其父、祖父與曾祖父是宗教牧師——來自約翰·麥考利——他在英國的因弗雷裡有靈魂牧師職位,曾被約翰和博斯偉爾在旅途拜訪過——的著名家庭。扎卡裡·麥考利是他的曾叔,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和特裡威廉女士、喬治和羅伯特·特裡威廉的母親,是他父親的近表親;羅斯·麥考利是他的侄女。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通過他的祖母,他還有血緣聯繫於羅伯特·赫裡克。他幾乎整個一生都獻給了皇家學院的服務上,在服務中他曾先後是會計員、導師和副院長。他肯定被認為是學院最後一位也是最偉大的建立者之一,從在創建人法令之下的那個樣子成為現在這樣;他還是近幾代人所知道的最好的內務會計和最好的導師。麥考利是一個有傑出個性和力量的人,他有幾乎絕對可靠的判斷力,無論是智力方面的,還是感覺方面的,對於落在他的注意範圍之內的事務,他總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依據他自己的名譽和尊嚴妥善地處理好一切,從來不會出現不真實性,哪怕是最小的誤差。
    在皇家學院非伊頓學院成員的第一代中,他是一個溫徹斯特學院的畢業生。在中學和劍橋之間,他在達勒姆大學度過了一個短時期,他是該大學的高級成員。在皇家學院他是以桑迪威克和亨利·傑克遜為領導人的皇家學院和三一學院中的一個小圈子的一員,他還是這個小圈子的傑出成員的親密朋友。1877年他是第六任辯手,並於1879年被選入高級成員團體。然而,在他被重新帶進對學院的持久服務之前,5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這個間隔給了他兩個持久的影響。1879年8月,在他得到他的高級成員資格不久,他與他的弟弟肯尼思踏上了遠去加拿大西部的幾個月的旅途,這次旅行給他留下了許多關於這個國家的如那時所示的有趣的回憶,和對拓荒者及在那些遙遠的地方風餐露宿的人們的強烈同情。這是在他和晚一些時候在皇家學院的兩個偉大朋友,L.F.吉賓和A.F.R.沃拉斯頓之間的特殊紐帶;多年以後,他重訪了這個國家,作為另一位皇家學院朋友——熱衷於伐術的M.A·格蘭傑的客人。麥考利對那些遠奔他鄉者的讚許和同情,加上他對事物價值的可靠判斷以及他的天賦的才能,使他,特別是在他作為學院的導師期間,在這些方面成為他的弟弟雷金納德的見解正確的顧問:主要根據他的觀察從劍橋的年輕人中吸收博母貝公司和博母貝-伯馬法人公司的高級職員。對那些將特定的頭腦天賦和特定的目標、信心相結合的人們,像那些第一個發現火和布料或第一個建造橋和船的人,和那些山巒和森林的開拓者,麥考利表示了最深的贊同和愛,他對這些有天賦的人們的贊同超過了對哲學家們、政客們、文人雅士們和其他含糊語言的小販們的評價。
    從加拿大回來後,他很適宜地開始了有關製造耐切割材料方面的事務。最初一個較短的時間中在斯梅西克、斯龐萊恩的錢斯兄弟玻璃廠,他的弟弟肯尼思就在那兒創出生涯。此後在不少於4年的時間內在芒特薩德花崗岩公司,萊斯特郡的一家建立已久的採石企業。現任芒特薩德企業首腦的羅伯特·馬丁先生曾寫道:
    「大概會有疑問,這樣一種普通的企業生涯是否曾經真的與麥考利的志趣相合。那種偶爾的溫淡的偽善沒有輕易地來到他那裡,而另一方面,他與公司人事、管理者們、職員和採石工人等的關係,可以說是最為和諧的。他在閱覽室裡所作的關於坦尼森講座的記憶,在他返回劍橋之後,持續了好多年。他對於精確的、完整的措辭的熱情,給那些與他共事的人和在他手下工作的職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麥考利先生,先生,」他們中最後一個殘存者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紳士,但他是一個告訴他半真話半假話時可怕的人。」
    這最後一句話如此完整、準確地總結了實際生活中的麥考利,以至於它幾乎應當被寫在他的墓碑上。對於你的隱瞞實情他會變得非常難以對付,帶著極其嚴重的問題——設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對應於你的話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帶著可能的最少的解釋。因為他總是這樣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會使你獲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東西,然而在他那一邊又聲稱絲毫不知道有什麼未落到他自己的觀察之下或什麼以最平常的語言與他相聯繫。允許他以這些假定逃脫不固執地給予或需要解釋的任何人,將很快發現他自己被無可避免地牽涉進去。他對半真半假話的遲鈍部分是真實的。但它被他部分地運用為一種批評形式,不僅是關於混亂的和虛假的知識,而且關於各種各樣的胡說和欺詐,關於習慣保守的感覺和錯誤觀點及浮誇言辭等等。
    他回到劍橋時,找到了兩個對他來說非常適宜的職位,他在這兩個職位上工作了許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為學院數學講師(繼而是大學應用力學講師),1887年是第二任會計。儘管他名義上是數學講師,實際上,我認為,他被帶回詹姆斯·斯圖爾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創的事業,幫助他在大學發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學院。這正好符合了麥考利的天賦和興趣。劍橋數學的抽像性和「優雅的」方面對他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興將他的數學才華運用於材料應用、拉力和實際物體的運動方面。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參加克拉克·馬克斯偉爾的講座並把他視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學院的密友和同齡人卡爾·皮爾遜以及詹姆斯·斯圖爾特的更大影響,應用數學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熱情。他在學習、研究方面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卻不多(這讓人想起他的祖父奧利·麥考利,很多年沉於《梅蘭克頓的生活》的寫作,但從未將其付梓),直到退休後他才有時間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標準來做一些仔細的準備,他的主要為學生之用而寫的《熱力學定律》(1913年)和《固體幾何)(1930年)被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15年的第二任會計,他負責學院建築和用項。博德利的建築、教堂的結構工程和窗子、在普羅沃斯特·奧克斯死後學院佈局和原來辦公室的變動,以及準備現在的偉布法庭、禮堂的擴建,學院的首次電氣化和唱詩班中學的擴建,是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關建築的事務特別是有關它們材料的事務中,麥考利比那些他僱傭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麼。一位舊時的劍橋送貨員(一位建築師和畫家)曾被記載著說過:「我們總是喜歡為皇家學院工作,因為麥考利先生是這樣一位紳士,他總知道他希望完成什麼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許多先生做不到這一點。」他對石頭和玻璃的特殊興趣總是明顯的。而且他還有個特點:在給出他的意見和建議時,他從不提及他曾一度在這些領域內是一位職業專家,這個事實在學院不廣為人知。
    1902年他成為唯一的會計主管。繼而是晚些時候的伊頓學院院長,他的職責的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對年輕人緘默而靦腆,以前對大學生們而言並不著名。然而,雖然他在演講和談話中可能曾經靦腆,但他不害怕年輕人,並能正確地估計他們的性格。他避開那些半真半假的話和任何種類的閒談,他對年輕人思想和秘密的絕對尊重,我認為,是他的最大優勢之一,當一位小學生告訴他一個坦率的故事並請求他的幫助時,做這樣的事是容易的;並且帶著確定無移的公平、友好和對無限度的麻煩的接受;當然不可避免有時他也會出現非常難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極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將公平與大度更好地結合起來。一個有序社會的各種法律規則必須是辨明正確和令人滿意的;但是,他們的受害者能夠這樣做,就像他是他的兒子一樣,依靠麥考利的援助和興趣。當他認為它們不合適宜時,他也能夠破壞規則,「規則,規則,規則是為了什麼?」他有時會說。「應該打破,應該打破。」我們大多數人對規則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麥考利在這方面有一項傑出的品質:他通過直覺能夠確切知道在一個道德社會裡規則應有的正確位置。
    當他成為會計主管時,他已年近50歲。由於緊張的勞作,一封封數不盡的親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跡然而要讓他常常寫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盡了他的精力,1913年當他60歲時,他退休了。並且戰爭期間的嚴峻進一步束縛了他。然而在1918年,當沃爾特·鄧福德成為院長時,他當選為副院長,給學院提供了另外幾年的服務,作為所有學院主要委員可信賴的顧問,並成為1926年新法令的帶頭起草人。在1933年,當他80歲時,歲月的滄桑積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鄰近斯陶爾布裡奇的克倫特,到了他繼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鄰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麥考利從未結婚,但儘管在學院時他是一個獨居的單身漢,他在他的家庭關係中卻從未感到過孤獨,因為他屬於一個有兄弟姐妹們的大家庭,屬於一個有眾多表親們,侄兒侄女們的大圈子,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著重大角色,給他以親情和同伴情誼。
    對那些瞭解和喜愛他的風格的人們來說,他的確是一個快樂的、令人愉快的夥伴,他是一個偉大的讀者,對他喜愛的經典著作具有淵博的知識,記憶力也很豐富。他對內省和外侵(如果這個詞可被創造的話)的缺乏,他的未被計算的和無意識的無興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覺,使他比那些能夠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對自己和他人瞭解太多的人們來說,生活在一個更純潔的世界中。
他出生於一個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並且,特別是在以後的歲月中,經歷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現出一種高貴可敬的容貌。1927年羅傑·弗賴伊所畫的他的一幅肖像,懸掛在皇家學院的聯誼室中。他喜愛所有活動,無論在室內還是在野外。他是學院中遵循舊俗保留一匹馬的最後一位高級成員,一直到戰爭時期,他經常與一班朋友們在鄰近地方騎馬打獵或騎馬出遊。的確,他直到70歲都追循著德文和薩默塞特。他極少感到有舒適和縱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屬於這樣一種品質:最能適應於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會——他如此長久地服務和崇敬的社會——貧窮了許多。簡言之,我們將懷念他,作為這樣一個人:我們最欽佩的很多行為與感覺的原則支配著他,並且是自發地支配著他,在那兒沒有任何選擇或決定被需要。

第三十三章 迪爾溫·諾克斯
迪爾溫·諾克斯是曼徹斯特的畢曉普·諾克斯四個兒子中的次子,他曾先後獲得了拉格比和伊頓的第一入學獎學金。我是否可以寫一點紀念他的文字,作為從1897年當他作為我的選舉頭目(他此後是學校領導)進入伊頓學院之後與他最親密的一些生活,直到上次戰爭離開劍橋,如它永遠顯示的那樣,去為政府接受特殊工作的一個人?他不是一個向世界展示其光芒的人,並且他近來的工作性質就決定了他不可能被廣為人知。但在那些年中認識他的我們這些人,認識到:在他悉心為自己設定的狹窄的限度內可能選擇從事的任何事務上,他具有在他同代人中最天才的、靈巧的、複雜的大腦之一,無論在傳統學識的較隱藏的區域,作為撲克牌遊戲的一位有靈感的選手(也是設計者);還是需要特別資格的政府工作,像他在上次戰爭期間首次從事,並繼續在海軍部和外交部工作長達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如他的一位老朋友最近對我說的,除非那些主要要緊的,他對大多數事情都懷疑,那是因為激情。對他的伊頓學院和皇家學院的老朋友們來說,我們將永遠不能再見到我們所愛的迪利,這真是一種悲痛。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貝爾
    朱利安·休厄德·貝爾生於1908年,是克萊夫和文薩·貝爾的兒子,萊斯利·斯蒂芬的孫子,佛吉尼亞·伍爾夫的外甥,J.K.S和H.AL.費希爾的隔一代近表親,他在一首「自傳」詩中這樣寫到自己:
    我保持我自己——/花了幾百個英國年/產自於被驅逐的低酬勞動者/產自經營牧師貿易的維恩斯/產自弒君者,克拉彭教派/產自高度的維多利亞式的智力/萊斯利,菲斯詹姆斯。
    他就學於萊頓·帕克,在1929年的歷史學士學位考試和1930年的英語學士學位考試中被排在第二等級的第一部分。1930年持有了雷金納德·約翰·史密斯學者職位,1931年持有了奧古斯塔斯·奧斯汀·利學者職位。他獲得學位之後的4年,投身於為會員資格而工作,首先用一篇關於教皇的詩的論文,此後用一篇關於倫理學在美學和政治學上的某些應用的論文。1935年,他被任命為漢克奧中文大學的英語教授。然而到達他那裡的關於西班牙事件的小量而遲到的新聞,使他於1937年焦急地返回了家,渴望對西班牙的政府運動盡力,並不顧阻攔他的努力重訪劍橋,作為一名卡車司機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國醫藥聯合會。1937年7月18日當他在布魯內特前線駕駛他的救護車時。被來自一架叛亂飛機的炸彈炸死。現被葬於離馬德里北方約兩英里的豐拉卡爾公墓。
    朱利安·貝爾的興趣和感覺幾乎同等地在政治和詩之間劃分。像戰後一代人的其他人一樣,他不確定地搖擺於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主義和憤怒的不滿、對季節、田野特別是對鳥類的觀察的沉思默想的有時是抽像的詩的寂靜主義之間:
    光禿的犁形山脊,直掃而上;/黑色的樹犁不結漿果;枯死的草變成了褐色,/褐色尖端的燈芯草,生長在每片野地,/還有那光禿禿的樹林。霧氣瀰漫曠野,/當夜晚很快/模糊了下午的景色。
他常幾個星期一個人獨自住在蘇塞克斯丘陵草原,觀察和細膩描寫自然的衣裳,然後重新返回同一班朋友的狂烈的放蕩不羈的集合和熱烈的政治辯論中。每當他的想像從華而不實的現在轉向思考未來時,對他來講,未來就絕不和平。他具有極度的坦誠性格和純潔動機,簡潔而高雅,真與誠銘刻於他,逐漸地雕刻他的個性並表達它。他緩慢地發展,只是最近才開始獲得一種成熟。他的最終成就,雖然現已中斷,可能極大地超過他明顯的早期承諾。他出版了兩本小詩集,1930年的《冬天的運動》,和1936年的《為冬天而工作》,將來的人類學家將有可能希望從中擷取幾個片段。1935年他還編輯了《我們不戰:1914-1918年抵抗者的經歷》,由卡奈·H.R.L.謝潑德作序。在他對此的介紹中,他那一代人頭腦轉變的特徵——從不抵抗的和平主義轉向相信無論怎樣,可能有值得和需要犧牲的事情——已經很清楚。其中有一種深深的內部一貫性,在與生俱來的不順從——帶著引導他走向他初次同情的無畏的個人判斷的權利和責任——和驅使他越過所有阻撓走向一種未使他驚訝的最終犧牲之間。在他1935年自己的介紹的一些句子中表達的忠誠,是他最好的墓誌銘。比較他自己和他同代人的態度同理想主義者和對專制主義者的有責任心的反對者,他寫道:「我自己這一代人,這些關心人類和人類所發生的事件的人,已開始相信,只有有效的行動才有價值……戰爭抵抗者的更年輕一代的態度,已從他的敵人那裡學到了太多,它已成長起來——甚至在和平時期——成為一種戰爭頭腦:有時甚至成為戰爭歇斯底里。然而,儘管它有缺陷,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戰爭抵抗運動將最終在撲滅戰爭中勝利——通過暴力,如果必要的話。」

第五篇 兩位科學家
第三十五章 牛頓,真正的人
    在牛頓自己的家裡,我試圖就他本來面目那樣對你們演講,是有些差異的。我長久以來便有意為1942年的聖誕節——他的三百週年誕辰,積累一些資料並將我的印象訴諸文字。但戰爭使我既不能有閒暇充分地對待這樣重大的題目,也沒有機會查閱大量的圖書和文章來證實我的印象。因此,假若我今天將置於諸位面前的簡短研究比它本來應該那樣更馬虎,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
    另一個初步問題。我相信牛頓不同於習慣圖畫中那個樣子,我並不是認為他不偉大。他相對於19世紀處心積慮所描述的、更不平凡、更傑出的天才們,是非常特殊的。請不要在此猜想我今日的目的是通過描寫來貶損劍橋最偉大的兒子。我正努力寧願像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代人看他那樣去看他。他們毫無例外地視他為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在18世紀和此後,牛頓開始被認為是現代科學家時代首屈一指的最偉大的人,一位理性主義者,一個教會我們在冷靜的和純粹的理性路線上思考的人。
    我不用這種眼光看他。我不認為任何仔細研讀過他在1699年最後離開劍橋時包紮好,儘管有一部分被散失了,但已經傳下來給我們的盒子的內容的人,會像那樣看他。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魔術家中的最後一個,他是巴比倫人的和蘇美爾人的最後一個,用與那些不到10,000年前開始構建我們的智力遺產的人同樣的眼光觀察這可見的,智力的世界的最後一位偉大頭腦。伊薩克·牛頓,在1642年出生的無父親的遺腹子,是最後一個神童,對他,三博士能夠真誠地,適當地效忠。
    如果有時間,我願意讀給大家關於孩童牛頓的同代記錄,不帶評論地,恰如它所代表的。因為儘管它對他的傳記作者而言是熟知的,但它尚未大量出版,不為很多人所知。這兒的確,是關於這位年輕魔術師的一個傳說的版本,一幅關於不拘於這位年輕人和學生的焦慮、憂鬱和神經質激動的天才的開放頭腦的一幅最充滿快樂的圖畫。
    因為用現在一般流行的現代術語說,牛頓屬於一種不熟悉的類型的深深的神經過敏,但是——我要從記錄中得出——是一種最極端的類型。他最深的天性是玄奧的、隱秘的——帶著深深的遁世,一種對向世人的探究和批評的赤裸裸袒露他的思想、信仰和發現的麻木性害怕。「我所曾知道的最懼怕,小心和多疑的性格之一,」惠斯頓,他的後繼者如此說。牛頓很著名的與胡克·佛拉姆斯蒂德和利貝內茲之間的衝突和不光彩的爭吵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像所有他這種類型的人一樣,他整個地疏遠於女性們。他什麼也不發表和出版,除非在朋友們的極端壓力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階段,神聖的孤獨,通過強烈的內省以一種可能永無匹敵的精神毅力堅持他的研究。
    我相信在他非同一般地持續的傾力的內省力量中,將發現他思想的線索。可以論證,就像對卡特斯那樣,可以認為他是一種成功的實驗家。沒有什麼能比他還是一個小男孩時的機械發明的傳說更引人入勝的了,有他的望遠鏡和視力實驗,這些是基本的成功,部分地出於他無可匹敵的全能的技巧,但我確信不是出於他特殊的天賦,特別是在他的同代人當中。他的特殊天賦是持續地在他頭腦中持有一個純粹心智的問題直到它看透它為止的力量。我猜測他早期的卓越歸因於他的直覺的力量——一個人曾被賦予的最強大、最堅忍的。任何曾嘗試過純粹科學的或哲學的思想的人,知道一個人如何能在頭腦中於剎那間抓住一個問題,並運用它所有的專注力去穿透它,知道它將如何不能解決和逃逸,於是你發現你在勘測的是一個空白。我相信,牛頓能夠在他的頭腦中抓住一個問題數小時,數天和數周,直到它向他放棄它的秘密。然後作為一個至高的數學技師,他能夠將它裝扮起來,像你將如何做那些,為了解釋的目的,但卓越的不平凡是他的直覺——「在他的推測中如此幸福,」德摩根說,「以至於似乎比他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證明的知道得要多。」這些證據,如我已說的,為了它們所值得的,以後被裝扮起來——它們不是發現的工具。
    有關於他如何告知哈利他關於行星運動的基本發現之一的故事,「是的,」哈利回答說,「但你如何知道的?你證明過它嗎?」牛頓被嚇呆了——「啊,我已知道它多年了,」他回答,「如果你給我幾天時間,我將當然為你找到它的一個證據」——如他所言,他及時地完成了。
    當然,沒有疑問,用以裝扮《原理》之闡釋的特殊的幾何形式一點也不相似於牛頓實際得出結論的思想進程。我認為,他的實驗總不是發現的一種手段,而總是證明他已經知道的東西的一種手段。
    我為何稱他為魔術師?因為他看待整個宇宙及所有宇宙內的事物如同一個謎,如同一個將純思考運用於特定證據,特定神秘的線索——上帝將這線索置於世界各處,以允許一類哲學家的財富去獲取秘密的通道——能夠被解讀的秘密。他相信,這些線索將被部分地發現於天空的證據中或元素的構成中(那給出了錯誤的關於他是一位實驗的、自然的哲學家的設想),但也部分地存在於特定的文獻和習俗中,這些文獻和習俗帶著末被打開的鐵鏈被兄弟們傳下來,可以追溯到在巴比倫的原初的秘密的啟示。他將宇宙視為萬能者存放的密碼文件——恰如他自己在一個秘密文件中包裹起來的,當他與萊布尼茲通信時,微積分的發現。他相信,通過純思考,借助於頭腦的專注,這個謎底將被揭開。
    他的確解讀了蒼穹之謎。他相信,通過他內省想像的同樣的力量,他還將解讀神性之謎,神靈預先注定的過去與未來事件之謎,元素及它們從一個原始的無差別的第一物質的構成之謎,健康與不朽之謎。對他而言,一切都將被揭示,只要他能夠堅持到底,不被自己打斷。沒有人進入房間,讀、復錄、檢驗——一切由他自己進行,為了上帝的緣故沒有打岔,沒有揭露,沒有不一致闖入,也沒有批評。當他猛擊這些半命令、半禁止的事物時,他帶著害怕或退縮,爬回神性的胸懷中去如同進入母親的懷抱,「獨自航穿奇怪的思想之海」,不像查爾斯·萊姆,「一個不相信任何事物除非它像一個三角形的三條邊那樣清楚的傢伙。」
    他如此繼續奮鬥了大約25年。1687年,當他45歲時,《原理》出版了。
    在三一學院這兒,我將對你們報道他如何在你們中間生活,在這些年中關於他的最偉大的成就是在這兒取得的,這是適當的。在17世紀下半葉,在三一街和連接大門和教堂的建築之間的空地上有一個圍牆花園。南牆出了大門的角樓與教堂有一段距離——至少相當於現在人行道的寬度。這樣這個花園有了適度的而合理的規模,如在1690年洛根關於學院的版畫很好地顯示的那樣,這是牛頓的花園。他在守門人住處和教堂之間有一套高級住房——我猜想,現在那裡被市羅德教授佔了。這花園連有一條有扶欄的樓梯,通向木柱撐起的陽台,陽台從建築區凸伸進花園,在樓梯頂部立著他的望遠鏡——不要將它混淆於牛頓在世,但離開劍橋後羅格·科茨和牛頓的繼任者惠斯頓所用的豎立起來的天文台。我想,這個木建築物被休厄爾於1856年拆除,代之以布羅德教授臥室的隔間。在花園的教堂一端是一個小的二層建築,也是木製的,是他的試驗室。當他決定準備出版《原理》一書時,他僱傭了一位年輕的男親戚,漢佛萊·牛頓來做他的抄寫員(《原理》的手稿,當它付梓時,很清楚是在漢佛萊手中)。漢佛萊與他呆了5年——從1684到1689年。牛頓死後,他的內侄康迪特為他的回憶錄寫信給漢佛萊,在我擁有的文獻中有漢佛萊的答信。
    在這強烈的25年的研究中,數學和天文學只是一部分,可能不是他的事業中最有吸引力的。我們有關這些的記錄幾乎全部局限於當他離開三一學院去倫敦時保存並放在他那個盒子中的文獻。
    讓我給出一些簡單的關於這些主題的提示。它們是巨大的宏篇巨製——我應該說在他尚存的手稿中有100萬字以上。但是,它們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價值,除了作為對我們最偉大的天才的頭腦的吸引人的側面來說。
    在對抗過去200年來曾經如此頑強地被創造的另一個牛頓神話時,讓我不要誇大其辭。在他的瘋狂中有極端的方法。所有他的關於秘密的和神學的事情的未發表的著作,均刻著這樣的一些特徵:仔細的研究、精確的方法和措辭的極端清醒。如果它們的整個事務和目的不是魔性的,其智慧可以同《原理》相比。它們分幾個部分,幾乎都是在與他的教學研究相同的25年期間寫作的。
    在很早期的生活中,牛頓就在三一學院拋棄了正統的信仰。這時,索西奴斯教派是知識分子圈中一個重要的教派,可能牛頓受到了這個教派的影響,但我想不是,他更不如說是一位麥孟尼底學派的猶太教一神教者。他到達這一結論,不是站在「如此這般說來」的理性或懷疑的立場上,而是整個地基於古代權威的解釋。他被說服認為,顯露的文件沒有支持三位一體教義,它應該是後來的偽造。
    但這是一個致命的秘密,牛頓在其整個一生中忍受艱難痛苦隱藏它。這就是他為什麼拒絕霍利奧達斯的原因。因此不得不得到特殊分派持有高級成員資格而不能做三一教師。甚至1689年的容忍法也排除了反三位一體主義者。有一些謠傳,但不是在當他是三一學院年輕的高級成員的危險時期。從主要之處看,秘密隨他死去了,但它在他的大盒子中的很多著作中被顯露了。在他死後畢曉普·霍斯利奉命檢查這個盒子以希望出版這些著作,他看了盒子中的內容,驚恐地猛然把盒子蓋上了。100年後戴維·布魯斯特再次察看這個盒子,他用小心挑選的摘錄和一些嚴肅的小謊言完全掩蓋了痕跡。他最近的傳記作者,莫爾先生則較為坦誠一些。在我的判斷中,牛頓廣泛的反三位一體主義的小冊子在他未發表的論文中是最有趣的。我有一個被完成的小冊子,除了他更嚴肅的信仰肯定外,充分表明了牛頓想到了記載的極端不誠實和篡改,對此聖·阿薩內修斯有責任,特別是因為他散佈關於阿里亞斯在一個廁所而死的謊言。17世紀後半葉三位一體信徒在英格蘭的勝利,不僅像聖·阿薩內修斯的最初凱旋那樣完全,而且像它那樣輝煌。有很好的理由認為,洛克是一個唯一教徒,我曾見過論證未爾頓也是。而牛頓在這兒留下了一個污點記錄:當惠斯頓,他的繼承者,因公開承認牛頓自己曾在過去40多年中暗暗堅持意見而被逐出他的教授職位和大學時,牛頓未說一個字。
    他對這種異端邪說的持有,加劇了他的沉默,隱秘和性情的內傾。
    另一大部分涉及啟示著作的所有分支,從中他求索去推想宇宙的秘密真相——所羅門神殿的力量,丹尼爾之書,啟示錄。其中一部分是在他晚年出版的巨大卷冊的作品。與之相隨的是關於教會歷史之類的數百頁。
    通過在最早的著作之中的筆跡的判斷,一個大片斷聯繫於煉金術——轉化、哲人之石、長生不老藥。這些文獻的範圍和特點一直被秘而不宣,或被幾乎所有那些察看過它們的人降至最低限度。1650年左右,在倫敦有一個可觀的集團,以出版商庫珀為中心,他們在此後的20年中復興了不僅對15世紀英格蘭煉金術的興趣,而且闡述了中世紀和中世紀以後的煉金術士的興趣。
    在劍橋圖書館裡有關於早期英國煉金術士的相當大數目的手稿。可能在這所大學內部有某種持續的秘密傳統,這種傳統在1650到1670年的20年時間裡興起並非常活躍。無論如何,牛頓是一個放縱的耽溺者,他沉溺於此「大約春天六個星期和秋天六個星期」,恰好在他構思《原理》的幾年——關於這些他對漢佛萊隻字未提。此外,他幾乎整個地投身於不是嚴肅的實驗,而是試圖解讀傳統之謎。發現隱義詩的意義,模仿以往世紀創始者的宣稱但主要是想像的實驗。牛頓在他身後留下了關於這些研究的極為大量的記錄,我認為較大的部分是他所作的現存書籍和手稿的闡釋和複製本,也有廣泛的實驗記錄。我曾瀏覽過這方面的很大數量——至少100,000字,可以說,完全不可能整個地否認它是魔術的,毫無意義,毫無科學價值的;也完全不可能不承認,牛頓對其投入了數年的工作。對於某個比我裝備更好,更悠閒的研究者來說,弄清楚牛頓與傳統以及他的時代的確切關係,有時可能是有趣的,但是無用的。
    在這些混合的和奇特的研究中——一隻腳在中世紀,一隻腳為現代科學踩出一條路——牛頓度過了他人生的第一階段,在三一學院的生活時期,這時他做了所有他真正的工作。現在讓我過到第二階段。
    《原理》出版後,在他的習慣和生活方式中有了一個徹底的改變。我相信他的朋友們,首先是哈利法克斯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必須從在三一學院沿循的生活中拔出腳來,否則它必定很快會導致精神和健康的衰落。總而言之,出於他自己的動機再加上別人的勸說,他拋棄了他的研究。他從事大學事務,在議會代表大學;他的朋友們忙著試圖為他獲得一些高貴、有酬的職業——皇家學院院長,憲法院教職,造幣廠主計員。
    牛頓不能做三一學院教師,因為他是唯一教徒。他被拒絕作為皇家學院院長,是出於更無聊的原因,即他不是一個伊頓學派的人。牛頓認為這個拒絕很惡劣,準備了一份提綱,說明他被接受為院長為何不是非法的原因。但是,壞運氣抓住了他,牛頓作為院長職務的提名正碰上了這樣一個時刻:皇家學院已決定對抗皇家提名權,在這場鬥爭中學院勝利了。
    牛頓對這些職位的任何一個都是很有資格的。當他選擇去從事事務時他的缺乏資質,一定不是推論自他的內省,他的恍惚,他的隱秘和他的孤獨。有很多記錄都證明了他非常偉大的能力。例如,讀一下當他作為大學在議會的代表,不得不處理1688年革命之後微妙的誓約問題時,他與副首相、科維爾博士的通信,從中就可見一斑了。與佩皮斯和浪茲一起,他成為我們的公務員中最偉大最有成效的公務員之一。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資金投資者,越過了南海泡沫經濟,死時是一位富人。他在罕見的程度上幾乎擁有每一種智力才能——律師、歷史學家,而不僅僅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
    當他生活的轉折點到來,他將他的魔術之書放回盒子時,對他來說這是容易的:將17世紀扔在身後,演變成為傳統牛頓的18世紀形象。雖然如此,在他的朋友參與下改變他生活的措施來得太晚了。1689年,他所深深依戀的母親去世了。大約在他50歲生日即1692年聖誕日,在某個地方,他患了我們現在所稱的嚴重的精神崩潰。憂鬱、失眠,對煩擾的恐懼——他給佩皮斯,給洛克無疑也給別人寫信,這些信使得他們認為他的神經錯亂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失去了「他思想的從前的一致性」。他再也沒有投身於舊風尚,也沒有做任何新工作。崩潰大概持續了將近兩年,並且從它出現時起,輕微的神經衰弱,卻仍舊毫無疑問地,作為英國最有力的頭腦之一,傳統的伊薩克·牛頓爵士。
    1696年他的朋友們最終成功地將他挖出劍橋,在不止另一個20年中,他作為他的時代——當他的力量逐漸衰弱,他的和藹可親逐漸增加時——並且是大概一切時代歐洲最著名
的人,在他的同代人看來是如此,統治著倫敦。
    他與他的外甥女凱瑟琳·巴頓建起了家,她毫無疑問地是他的老朋友和忠誠朋友查爾斯·蒙塔古·哈利法克斯伯爵和財政部長的情婦,當牛頓是三一學院大學生時他曾是牛頓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一般人都認為凱瑟琳是倫敦最燦爛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她的有名一點也不是因為她在斯威夫特的雜誌上的富有想像力的故事。而牛頓,「當他駕著他的馬車時,一隻胳膊總是在一邊伸出馬車,另一隻胳膊在另一邊伸出。在一團雪白的頭髮下面,是他那淡紅色的臉」,「當他的長假髮去掉時,是一幅令人肅然起敬的樣子」,越來越仁慈而莊嚴。一個夜晚在三一學院的後廳,牛頓被安妮女王授予爵士榮譽。將近24年,他位居皇家學會主席。他對所有來訪的外國知識分子來說,成了倫敦的主要景色之一,他慷慨地款待他們。他喜歡在身邊有聰明的年輕人編輯《原理》的新版本——有時僅僅似乎是新版本。
    魔法已盡忘。他已成為理性時代的智者和君王。正統的伊薩克·牛頓爵士——18世紀的伊薩克爵士,離誕生於17世紀上半葉的孩童魔法如此遙遠——被建成了。沃爾塔亞從他的倫敦之旅返回時,關於伊薩克爵士如此報告——「這是他特有的幸福,不僅出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而且出生在一個所有的學究的無禮被逐出世界的時代。理性是獨自培育的,人類只能是它的學生,而不是它的敵人。」牛頓,隱瞞他的秘密的異端邪說和學究的迷信,曾是一生的研究!
    但他從未傾力於、從未恢復「他的頭腦的以前的一致性」,「有客人在時他說得極少」,「在他的目光和舉止行為中有些其實遲鈍的東西。」
    我猜想他極少察看那個大箱子,在那裡邊,當他離開劍橋時,他曾裝進所有關於曾佔據和如此吸引他強烈和熱情的精神的證據。
    但他沒有銷毀它們。它們保存在那個大箱子裡,深深震驚著任何一雙18或19世紀探察的眼睛。牛頓的大箱子,帶著數以百、數以千言的他的未發表的著作,成為凱瑟琳·巴頓然後是她女兒萊名頓女士的財產。1888年,數學部分被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它們被編了索引,但至今未被編輯。其他的,一個非常大量的數目,被凱瑟琳·巴頓的後代,現在的洛德·萊名頓於1936年在拍賣室分散拍賣了。被這種不恭所妨礙,我逐漸試圖重新收集了大約它們的一半,包括幾乎整個傳記部分,目的是將它們帶回劍橋,我希望它們將永不再離去。其餘的較大一部分在我的能力所及之外被一個辛迪加攫去了,它希望借最近的三百週年紀念之際,以高價出售它們,大概在美國。
當人們沉思這些奇怪的收藏時,似乎較容易理解——以一種,我希望,不在另一個方向被歪曲的理解——這個奇怪的靈魂,他被撒旦慫恿著相信——當他正解答著如此大量的問題時——他能通過純頭腦力量探到上帝和自然的所有秘密——集哥白尼和福斯特斯於一身。

第三十六章 伯納德·肖和伊薩克·牛頓
    牛頓的生活分成兩個部分,他在這一部分的生活習慣顯著不同於另一部分。分界線大約開始於1692年,這時他的年齡是50歲。喬治·伯納德·肖(G.B.S)在1680年已出版了《在好國王查理的黃金歲月》。通過對眾所周知的事實的輕率叛離,他對牛頓的描繪如同他在那一年當然不是的那個樣子。但通過對他的天性之可能性的預言性洞察,他提供給我們一幅30年後不會太不合理的畫——「在昏國王喬治的黃金(遠勝過黃金色的)歲月」。我可以通過說明他的過時的預言性在這兒稱讚G.B.S嗎?
    〔編者註:喬治·伯納德·肖,劇作家、社會哲學家,他那個時代的愛爾蘭牛虻,在1946年7月26日慶祝他的90歲生日。為表示崇敬,S.溫斯頓從肖的一些朋友那裡收集了他們對他的讚辭。這些在《喬治·伯納德·肖:90》的題目下被出版(哈欽森,1946)。在撰稿人中不僅有梅納德·凱恩斯,還有其他人如吉爾伯特·默裡、約翰·梅斯菲爾德、悉尼·韋伯、H.G.偉爾斯、邁克斯·比爾博姆以及約20個相似特色的其他人(莫裡斯·多布寫了《伯納德·肖和經濟學》)。在溫斯頓的建議下,凱恩斯言歸正傳於肖的戲劇《在好國王查理的黃金歲月》,其中的主角是伊薩克·牛頓、國王查理二世和他的廷臣及隨員。該劇寫於1939年,當時凱恩斯自己已沉湎於牛頓研究,凱恩斯在投稿中通過愉快地嘲笑伯納德·肖的非常典型的一般錯誤和不合適宜來娛樂自己。凱恩斯在1946年4月9日將它寄給溫斯頓時寫道:
    「謝謝你給我一個驚奇。關於我承諾的對G.B.S的卷冊的投稿,因為我不喜歡被置於外面。我現在寄給你,希望它未遲到。我真誠地道歉,因為它是如此可憐而馬虎的東西——但我實在是太忙了,我能騰出身來考慮事務的唯一連貫點的時間是這個週日,我不得不滿意於我在這一天內能彙集而寫出來的這個東西。」
    這是,除了官方的記錄外,凱恩斯寫的最後的東西。他死於4月21日,這個週日之後的第14天。它寫於他剛從關於建立銀行和基金的塞芬拿會議——這對他證明是如此重大的一個失望——回來之後,在疲勞和籠罩在一列美國火車裡發作的嚴重心臟病的陰影下寫成的。〕
    開始於一個小細節,這場戲的背景是,未交代地,在伊薩克·牛頓某處的一所房子裡,顯然地,在劍橋鎮——牛頓從未有這樣一所房子。他在劍橋的所有年頭都居住在三一學院,在那些現在仍在那兒可以看到的房間裡。但G.B.S準確地談到「一個鐵陽台在外面,有一個鐵樓梯通下到花園裡」,儘管這些現在都除去了;因為牛頓作為他的花園曾擁有現在建築物和街道之間的一塊草地,他的實驗室就在這花園裡。30年後牛頓確實擁有如他描述的那樣一所房子,是在萊斯特廣場旁邊的聖馬丁街。據記載,他的窗簾和室內裝飾物全是深紅色,劇作者可能將此記在了腦中。他在劍橋也沒有管家和女僕,僅僅有一位老劍橋理床人,也有時是一位年輕人,學院的一位公費生或以後的一位秘書,他們在此借住,並幫他做一些事情。
    但1680年在這個劍橋居室的牛頓,主要處於他生活的第一時期,那時除幾位科學家朋友外知道他姓名的人還不算太多,距《原理》一書出版還有7年的時間。他像隱士一樣生活,瘋狂地專心於所有的宇宙之謎,一位魔術師,帶著深深奇怪的秘密,懷疑的、孤獨的,不能與光明世界交往。恰好我們有他一張稍晚一點,1685年的畫,來自漢佛萊·牛頓,他在學院裡與他住在一起,在《原理》創作的最後階段作他的抄錄員。「那時他的儀態非常溫和、莊重和謙恭,表面上從不發怒,思想深沉。他面容溫柔、快活、漂亮。」「他的頭髮已經白了。」「如此專注於他的研究以至於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時常忘記吃飯,我走進他的房間,發現他的飯末動,當我提醒他吃飯時,他會回答——「我吃了嗎?」然後整理好走到桌旁,站著吃一點或多一些——可以說我不曾看到過他自己坐在桌旁……他在2點或3點之前很少會上床睡覺,有時要直到5點或6點,躺上4或5個小時,特別是在春天和秋天,在這些時候,他常常要在試驗室裡花大約6個星期,無論白天黑夜燈很少熄滅,他熬一個晚上我再熬一個,直到他已完成了他的化學試驗,在操作中他是最大限度地仔細、嚴格、準確。他的目標是什麼我不能看透,但在這些時候他的辛苦、他的勤奮使我認為他的目標在於超過人類藝術與勤奮所及的什麼東西。我不能說我曾見過他喝白酒、啤酒或麥酒,除非在就餐時,然後就是非常儉苦。他極少去大廳進餐,除非在公共日子裡,而且如果他未被提醒的話,他會非常馬虎地出去,趿著鞋子,不系長統襪,穿著白披褂,他的頭極少梳。
    漢佛萊的懷疑是對的,正如數以百計頁未發表的手稿存下來所證實的,牛頓當時正尋覓哲人之後,長生不老藥和基本金屬向黃金轉化的可變性。他的確是一位魔術師,相信通過將強烈的頭腦專注力用在傳統密卷和隱藏的書籍上,他將能夠發現自然的秘密和未來事件的進程,恰如通過將純粹的智力遊戲運用於幾項觀察事實,他已經除去了蒼穹之謎的面紗一樣。當他的工作向前瞻望,並向著現代科學的所有奇跡引路時,他自己的精神穿過中世紀回望到最古老的東方的傳統和秘密。G.B.S放到他口中的話是對的——「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質的轉換,長生不老藥,光與顏色的魔術,壓倒一切的是聖經的隱義。當我集中思想專注於這些時,我發現自己漫遊開去,進入到沉思無窮系列數目的閒散的遊戲中,並將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邊。多麼愚蠢!多麼大的時間浪費,無價的時間!」這些話是對的,儘管難以想像它們曾從那位秘密人士緊密的雙唇中發出,他甚至沒有向與他生活了5年的漢佛萊提示那實驗室中的火可能隱藏的東西。
    G.B.S允許他戲劇中的角色熟悉直到幾十年後才發表的牛頓的著作,那沒有害處。但我是否可以,大概公平地抱怨一點?因為它不僅變更了日期(牛頓比劇中晚45年才說出這一思想),而且變更了牛頓為數不多的被記錄的思想表達的最著名、最可愛的話:
    「G.B. S的牛頓:我花費一生來沉思我無知的海洋。我一度吹噓曾在那無盡海洋的沙灘上撿起過一顆卵石,我本應說是一粒沙子。」
    「牛頓自己:我不知道我可以向這世界表現什麼;但對我自己來講我似乎僅僅像一個小男孩,在海岸上玩耍,偶爾娛樂自己於發現比普通的更光滑的一顆卵石或更漂亮的一隻貝殼,而偉大的真理之海尚未被發現地鋪在我面前。」
    如漢佛萊描述的那樣,經過10年或更多的花費於緊張熱烈的研究勞動和自我忽視之後,伊薩克·牛頓——已經給這世界帶來了《原理》,到達了生命中的更年期,失去了他深深依戀的母親——陷入了一種神經衰弱,如我們現在描述他的那樣,如此強烈以至它助長了一種流行的傳言,說他瘋了。他錯亂而且有病;他失去了他在頭腦的集中力(並且再未恢復如初);他認為他被他的朋友們迫害和欺騙,便給他們寫信,帶著荒謬和無稽的控告。到這個時候1692年,他已50歲,是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朋友們感到什麼都不能恢復他和他的理性,只有將他從三一學院的房間裡挖出來,為他尋找某種名譽的、高貴的職業。他們的第一個努力是不成功的,對牛頓的神經的影
響是使他厭惡整個計劃。國王提名他為劍橋皇家學院院長;但遭到了學院的拒絕,因為他既不是一位伊頓學院派,也不是一位國教牧師;——存在牛頓準備的關於為什麼這些重大理由都不有效的長長的簡綱。還有一個使他成為憲法院教師的試圖。最後,一位三一學院的老朋友,查爾斯·蒙塔古,現在的財政大臣和洛德·哈利法克斯,為他獲得了先是造幣廠監察員然後是造幣廠僱主的職位,有相當可觀的收入和適度的職責。
    牛頓移居倫敦,並在此後的30年在倫敦社會佔據著很像G. B.S.在其早20年到30年的背景中為他預料的那個位置。牛頓已進入他人生的第二階段。魔術之書籍已合上了;他的長簡襪拉好了,他的頭髮也梳好了(儘管他的飲食未變好:凱瑟琳·巴頓過去常說:「他總是讓他的午餐呆上2個小時;他的粥、牛奶或雞蛋,這些熱著端給他作為晚飯的東西,他卻經常吃涼的作為早餐」)。他參加了波普和斯威夫特的圈子,被一個人稱頌而被另一個人諷刺;他,皇家學會的主席,對伏爾泰和所有來自大陸的拜訪者而言的倫敦風景之一,科學家與學術的高貴的年高德劭者和贊助者,英國與世界的被公認的光榮。在一個場合,的確,他去了劇場,但僅有一次,——「有太多的好東西。」他後來說,「它像一頓過量的午餐。第一場我快樂地聽;第二場使我的忍耐到最大限度;第三場,我跑掉了。」
    他從鄉村來的一位年輕的外甥女,凱瑟琳·巴頓,年僅17歲,為他理家。凱瑟琳被證明是倫敦社交界最聰慧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斯威夫特喜歡與她單獨用餐,在給斯特拉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愛她勝過這兒的任何人。」她成為哈利法克斯的夥伴以及某些傳聞所說的情婦。她照料牛頓的生活起居剛好30年。牛頓死得富而著名——像莎士比亞、達爾文和肖伯納。
    我希望G.B.S能夠填充他的疏漏,將凱瑟琳·巴頓和查爾斯·蒙塔古帶進劇中。牛頓在聖馬丁大街的房子和圖書館(經過長期荒廢的流浪之後,今年他的書籍又重新回到了三一學院),非常接近現在麥克未倫先生的莊嚴房產,帶著深紅色的室內裝飾和窗簾,以及有凱瑟琳·巴頓為他理家,可能正好是G.B. S在上一個世紀給予他的拜訪者和對話的場景。但劇作家們有他們公正的特權。將1710年的牛頓向回移動30年,要比假裝查理二世及其女士們在喬治一世統治下硬朗有力較容易些。G.B. S毫不遲疑地宣稱,確實在吹噓:「自莎士比亞使特洛伊的赫克托引用亞里斯多德以來,舞台上未犯過更使人驚愕的時代錯誤」比他在他的這部戲中,儘管他頭腦中的特殊例子(使牛頓明白了水星的近日點有問題)是,就我想來,他在這個安排中所犯錯誤是最小的。「同時我承認,」肖總結說,「我劇中的牛頓是一位舞台天文學家:那不是一個時代而是所有時代的天文學家。牛頓作為一個人是不凡之人中最奇怪的;我有章節和詩句說明所有他的矛盾。」那的確是真的,我只需通過說牛頓比他在這兒顯示得還遠遠奇怪來證實它。當牛頓離開劍橋併合上魔法之書時,他將他的大量的手稿裝在一個大箱子裡。在他死後,凱瑟琳·巴頓的丈夫添上了他能搜集的關於這位神童和天才魔術師生命第一階段的所有故事和回憶錄。它們躺在那兒,直到幾天前拍賣人的木槌將它們分散開給了不同的買主。其內容的某些部分是很著名的,但這些資料從未像它從大箱子裡出來那樣被作為直接的連續的故事而發表。那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是「最奇怪的」——遠遠最奇怪——「在不凡人之中」,幾乎從他作為遺腹子出生開始。
    我希望不錯過這冊獻禮之書,但仍然被這個世界令人困惑的太多的事物佔有、剝奪了頭腦的閒暇——我只有匆匆寫下這幾行不太夠的文字。它們對於我對喬治·伯納德·肖抱有的愛與尊敬來說太不公平了,太輕了。
1946年4月7日。

第三十七章 愛因斯坦
    沃茲沃思,未見過牛頓,為牛頓的雕像寫道:
    一個頭腦的大理石表徵,永遠;
    航行在奇怪的思想之海,獨自。
    我,一個曾見過愛因斯坦的人,不得不明顯地記錄——大概真正不同的——某些東西:他是一個「淘氣的男孩」,一個淘氣的猶太男孩,當世界「踢」他屁股的時候伸著長鼻子;可愛的頑童,帶著純潔的傻笑。很顯然,不誇張地說,他的屁股已被踢了多次了,他預料到了它,他發現它與真和獨立是相宜的,甚至幾乎是獨立的象徵,它並沒有使他沮喪。
    那是我在柏林大學所做的一次演講,他去了,接著是一個官方宴會,他也去了。看來在柏林,他們不把他當作明星對待,他是我未被對其作個人介紹的為數不多的客人之一——我不得不自己尋覓出他來,他坐在桌旁下手倒數第二個位置,我不太幸運地坐在教區長夫人和部長夫人之間。我第一眼沒有認出他。看到一位奇怪的暗色生物帶著好看的圓腦袋怯生生地進了房間,我戲謔地對我的鄰座說——這兒來了M.布賴恩特!但當得到回答——那是愛因斯坦,我移得近一些看到真正的相似者是查利·查普林。帶著莎士比亞式前額的查利·查普林是愛因斯坦的最好描寫。查利的神情和頑皮的斜視恰好是同樣的。他是那種猶太人——極少將它的頭高出水的那種,甜甜的溫柔的小淘氣,不曾將不朽昇華成復利。
    他談到我的講座——看來理解英語但不說英語。我問他是否同意我的最後一段,在那兒我暗示了一種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是的,」他回答,「在我心中是紅色的,但我的頭腦不適從。」
    午宴上我只能在遠處觀察他。在德國宴會上,在每一道菜中間都來一次講話,其間侍者退出、門關緊。正當第二次講話進行時,愛因斯坦想起了一個主意,如莉迪亞所說的,使一點水灑出,然後露齒而笑站起來移向門邊,再一次難以言喻地使人聯想到一個逃課的男孩。但發現門從外面關上了,他不得不靦腆不安地重新回到他的座位,帶著更深更侷促的露齒而笑,他被周圍的老德國人的目光踢了屁股,由於他困窘,外行甚至有點無恥的舉止,卻不難為情,不悔悟,不畏懼。愛因斯坦獨自航行著,他的神情是一個頭腦的表徵——即使用沃茲沃思的語言給出一個完整的描繪也將是很困難的。
    宴會後,我不得不同老經濟學家們談話,但我在他離去之前從他那裡得到了對我講話的一種共鳴的樣子和一點讚揚。我的確曾對他有點淡然處之。
他是我在全柏林看到的最好的、並且唯一天才的人,可能除了老富爾斯特伯格,這位莉迪亞如此喜歡的銀行家,和卡特·辛格,來自漢堡的不可思議的經濟學家。他是一位猶太人;富爾斯特伯格和辛格也是。如果我生活在那兒,我感到我可能轉向反問米特族,因為這位可憐的普魯士人太遲鈍,雙腿沉重為另一種猶太人,那些不是頑童卻是服務的魔鬼,有小角、乾草叉和油乎乎的尾巴。看到一個文明如此被它的擁有所有的金錢、力量和頭腦不純潔的猶太人牽著鼻子走,是不愜意的。我寧可為率直的主婦們投票。其結果是在德國政壇上,左和右並不太意味著我們認為它們所意味的。右派是民族主義者、反問族者、反道斯方案。左派則是盤旋、轉向、躺下,與國際金融、紅色蘇聯和任何東西調和。右派只是資本主義者,因為它是保守派。無疑在實際中與右派的牛和豬們為伍是不可能的。人們不得不與蝗蟲一塊飛翔。但我不敢確信,我將不會寧願與勞合·喬治混合,與德國的政治猶太人相比。

第六篇 兩篇回憶錄
《兩篇回憶錄》序
    這兒印出的兩篇回憶錄是凱恩斯勳爵晚年所寫讀給一小群老的和親密的朋友的,我是其中之一。在一個長時期內,我們一年聚會兩三次,在一個餐館進餐,飯後通過聽我們一夥中不同成員大聲讀一篇、更經常是兩篇回憶錄,來喚起我們對昔日生活的回憶。
    此後的年月中,這種聚會經常地在凱恩斯勳爵的宅第裡舉行——有一次,我記得,我們一個夏夜在蒂爾頓會面。非常經常地我們在戈登街第46號會面。
    莉迪亞總是歡迎我們,引我們上樓到一個大房間,這房間是凱恩斯通過將46號和47號起居室打通為一而建設的。梅納德常斜倚著躺在長沙發上以休息他的心臟,一盞讀書燈在他旁邊,他的頭在陰影裡,有時用他自己關於正在讀的人談到的事件或人物的記憶加進去。
    這些回憶錄的第一篇無需強調——其主題是具有巨大的歷史重要性的。它提供了對停戰信號發出後,繼續在1919年對德國實行食品封鎖達數月之久負有責任的人們的性格與生活的極其清晰的分析。在當時最優秀的評論家看來,那種政策在政治上看來是不明智的;他們的觀點被這一事實所證實:封鎖的持續被希特勒最有效地利用了,對於他通過宣傳——對抗和約以及和約制定者們的宣傳——加強他的地位是最有利的。
    兩篇回憶錄都保持原貌印在這兒,帶著它們被讀向的小圈子裡的人們能迅速領會的隱義和個人的詼諧。我沒有全部予以註釋,但我添上了那些名字的清單,因為它們未被完整地提到;以免誤解或費解。但請這本書的讀者記住,那是他的特權。這是僅為那些人的耳朵而寫的:對他們而言,作者能毫無保留地說,他們永遠不會弄錯他的意思。許多人覺得,真實與智慧實在是令人驚訝的優點,它們只有戴著得體的面紗,才應出現在公共場合。這兒沒有面紗,但那時這些回憶錄並非為發表而寫,現在它們被發表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它們豐富的趣味或因為文字上的優點——儘管它們,我想,處在凱恩斯勳爵寫過的東西中最佳者之列;它們被他的遺囑執行人所發表,以滿足他遺囑中的一個明確願望:這些文章,這些他未發表的單獨的著作,應予以印行。
戴維·加尼特
第三十八章 梅爾基奧爾博士:一位被擊敗的敵人
    在倫敦,與和平會議相聯繫的官員中,沒有任何人知道會議何時開始。這符合首相的一貫方法。必須有足夠的官員無所事事,以備他萬一需要他們;但是,會議的真正事務將由他本人和其他兩位(或者可能三位)親信來處理。官員們對進行著的事情瞭解越少,他的雙手就越自由。於是,在某個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佈--首相會動身前往巴黎;但會議進程將以巨頭們之間的非正式會談為開端,官員們何時被需要,他們最終或當時將幹什麼,是非常不確定的。
    這就把他們置於最尬尷的困境之中。早些啟程前往倫敦,可能意味著:當他們抵達那裡時,會無事可幹;而在倫敦他們的辦公室中,卻有一大堆事務等著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經努力被選入會議工作人員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這個問題上變得很重要,沒有他們,會議是根本無法開始的。此外,與其他人和工作相聯繫,每個人的位置很不確定,所以存在極大的風險:在現場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樓台先得月」,首先「上車」。最後,麥基斯蒂克飯店被認為無與倫比地壯麗,最後到達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機會。
    面臨這些問題,我決定採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書傑佛裡·佛賴伊送上旅途,去搶佔房間;不過,對這個任務他沒能顯示出強大的勝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顧問達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氣氛、匯報小道信息、保護財政部的特權、並及時迅速地打電報以防患於未然。對所有這些任務,據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1919年1月,上旬,當我終於到達巴黎時,情況正像我預料的那樣,還沒人知道會議正在討論什麼、或者它是否已經開始了。但那麥基斯蒂克飯店的特殊氣氛和預演已形成和確立,打字員們在休息室喝著茶;餐廳服務員已使自己與餐館服務員區別開來;從蘇格蘭大院來的安全官員焚燒著法國清潔女工覺得沒用的廢紙;那種可怕地方的發燒的、持久的和討厭的閒談客,已經充分發展出卑微、憤世嫉俗、藐視一切和惹人厭煩的興奮的特殊味道,那種味道是永遠不會淡化的。
      不過,我抵達以後也發現,達德利己打聽到一件事情;雖然它與會議無關,卻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當一項停戰協定已與德國訂立時,它僅曾被視為海軍和陸軍當局的事,沒有非軍方權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這類可能需要與敵人在陸地上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將是陸軍的事情;那就是說,將由福什、並且僅僅由福什來處理它,而沒有其他協約國的任何軍事代表相陪伴。英國海軍在海上同樣擁有的那些無可非議的特權,由海軍上將布朗寧代表,那人是一頭最乖戾與無知的海豹——有一隻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備極強的航海傳統;他的頭腦中沒有什麼主意,有的只是對一個屈辱的失敗之敵的滅絕和進一步的羞辱。當這些安排初次達成時,設想的可能是停戰將只持續幾星期,下列問題卻被忘記了:封鎖的持續,對敵方國土的佔領,以及許多其他方面,必將導致無窮的金融和經濟問題,而這正是非軍事部門的事情。法國人迅速抓住了形勢中可能的機會。
    那時,達德利·沃德所發現的是,在福什所管轄的整個事務進程的掩蓋下,法國人已經任命了一位財政代表;他未與其他協約國協商,正在同德國人進行直接的財政談判——就在海軍上將布朗寧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談判的事項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懷疑、生怕自己被晾在後面的美國人,首先發現了這件事。沃德就是從他們那裡獲得了這個消息。因此,美國財政部代表諾曼·戴維斯與我商定:如果我們於一兩天後登上馬歇爾的列車前往特裡爾——他將在那兒會見埃茨貝格爾和其他德國人,以討論或指示目前事務——這會是極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發了一個通知,並給財政大臣發了電報,書情就這樣安排好了。時間一到,我們就踏上了馬歇爾的列車。顯然,這令他感到討厭,但他對我們無可奈何。
    我不記得曾見過關於馬歇爾·福什的詳細報道。他的照片是盡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對他的普遍想像是怎樣的呢?這位馬歇爾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壯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對非常資產階級化的夫婦——這些,人們已聽過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茲和特裡爾,我形成了關於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屬於一種法國小農的類型,相當矮,是明顯無疑的羅圈腿;他的小鬍子蓄得很糟糕,他總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茲他的辦公室裡,吸著煙斗;在聽令他厭煩的平民講話時,他有個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過舌頭對著假牙的運動而使下唇耷拉下來,並使它在風中輕輕擺動。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飯並早早休息。他無自我意識,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種權威風度。這些品質,賦予他一種儀容和一種相當可觀的尊嚴。如果不知道他是誰,你不會注意到他。但當你被告知那就是偉大的馬歇爾時,你也不會完全失望。我懷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嚴格意義上說,根據他狹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軍國主義者。他相信,在軍方事務和民方事務之間,存在絕對的、清楚的區別。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對此管閒事是不可容忍的。關於民方與民方事務,他是完全無知並聲稱如此。他以一種禮貌的蔑視來看待它。正如牧師們和耶穌會會員們有其特定事務、他們公正地厭惡門外漢們的干涉一樣,軍方事務也應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屬於極為簡單的那種——屬於一種近乎中世紀式的簡單。他是誠實的,無畏而不懈。但人類事務的十分之九,被他從視野中抹掉了,他的頭腦不能容許對它們有所注意。因而,在適宜的環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狹隘與自以為是的頭腦加上雖有力的簡單個性的人們已顯示的那樣,他有能力對人類福利構成危險。但是,你千萬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儘管他是個真正的人物,但卻是一個小人物——一個小農。
    我絲毫不瞭解,馬歇爾是否親自寫他的報告。但他通過口頭語言的自我表達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員會中,他傾向於默默地坐著,長時間面無表情,直到被問及他的意見;他整天都以這種態度,毫不妥協、不可說服地表達他的意見。有時,魏格德將軍,侍從他的精靈,會基於馬歇爾的利益而發言。這位馬歇爾毫無辯論藝術,也毫無勸說藝術。除非在他能通過軍事權威贏得一天時,作為主席他是不勝任的。因此,對於如何應付外國政府文職代表們的一次會議,他幾乎沒什麼概念;不過,在總的方面,他保持著好脾氣。我見到福什的第一次場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聲嘈雜中,他無力地搖響一個小鈴;但對於文官們的無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輕視,而不是惱怒或驚訝。
    在和會期間,特裡爾之旅是我唯一打橋牌較多的時期。在火車上碰巧有四個人:諾曼·戴維斯,這位美國人,謝爾登,同食品界有關的另一位美國人,約翰·比爾爵士,米德蘭鐵路律師和食品部長官,以及我本人。在整個旅途中,在特裡爾三天的羈留中,我們幾乎夜以繼日地打橋牌,除了我們真正同德國人開會時。
    你們都知道,特裡不是在德國。對我們全體人來說,踏上德國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尋常的冒險。我們想知道,街道看起來會如何,兒童們是否餓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裡能有什麼。達德利·沃德迅疾如電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銀行零票、紙制幣和其他紀念物。但是,我們對待裡爾所見甚少,因為火車是我們的住處,我們很少離開車站。一個景象留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候這個城鎮處於美國佔領區,掌握在美國陸軍手中。美國代表們據此請求,能否為他們徵用合適的房間。他們對其優越的地位相當驕傲,並邀請我去作客居住。這樣,我們就被一位美軍中尉帶著,去察看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兩處地方。我們進入的第一處地方,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家裡空蕩蕩的,但乾淨得一塵不染。面容悲傷但有禮貌,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帶著這些外國征服者四處參觀。對整個這件事,我感到很羞恥。我們彼此大聲講著話,詢問洗澡間,察看床墊,最後宣佈它總體上還過得去,並拿到了彈簧鎖鑰匙。我認為,我們的確力圖做到有禮貌和體諒他們的感情。這位美軍軍官的舉止,是無可挑剔的。但來自華爾街的紳士們沒有為這種偶然場合受過訓練,對這些美國人而言,這種情形實質上是這樣的:雖然我們在豪華的火車裡確實要舒服得多,但我們應盡情享受作為戰勝者的權力——出於我們暫時的、微小的便利,而將意志強加於這些可憐的人。我們文官為自己獲取的,正是這樣一種類似的興奮之感。那時我第一次生動真切地意識到:一支勝利之師中最微賤的人,也一定感覺到了這種興奮——當他們將自己安紮在被打敗的外國國土上時。真的,我們正在施以殘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愜意的東西。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都悟到了:深夜離開我們的火車,步行穿過泥濘的街道,僅僅為了獲得睡到我們掠奪的草墊上這種利益,將是一大自擾。我們再也沒有拜訪我們的住處。僅僅在我們將離開特裡爾時,我才發現我還拿著那位好女士的鑰匙。
    這期間德國人會見了我們。我們的火車大約是在早餐時間抵達的。他們從柏林來,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貝格爾,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討人厭,走下站台到了馬歇爾的會議廳。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將軍和一位海軍中級軍官,後者脖子上掛著鐵十字架,在臉型和身材上,同《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豬極為相似。作為一個團體,他們奇跡般地符合關於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實際上,那個民族的外觀容貌與他們截然相反。將這些德國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軍國主義者,我們的海軍上將布朗寧作個對比吧!
    我們像觀光者一樣觀察著他們。他們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電影中的人們在抬腳前行。透過車廂的窗子可以看見,這位馬歇爾用力拽著他可笑的小鬍子,放下了他的煙斗。
    過了一會,我們被叫回到車廂,因為那些德國金融家被宣佈抵達了。鐵路車廂很小,而我們和他們都人數眾多,我們將做何表示呢?應該握手嗎?我們在這個車廂的一端擠在一起,一張小橋牌桌橫在我們和敵人之間。他們擁擠著進入車廂,機械地鞠躬。我們也機械地鞠躬,因為我們中一些人以前從未鞠過躬。我們緊張地做出動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沒有握。我以一種故意裝出的愉快聲調問他們,他們是否都講英語。
    在早期那些日子裡,他們是悲哀的一群;他們的臉繃著顯得很沮喪,眼睛疲憊地凝視著,像在證券交易所中被拍賣的人一樣。不過從他們中間,一個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來到中間位置;此人極為潔淨利落,穿著優雅而整齊,戴著一個顯得比一般領子更乾淨、更潔白的高硬領;他的圓腦袋上覆蓋著灰色頭髮,頭髮剪得猶如密織地毯,他的頭髮邊緣將他的臉和前額嵌上了一條非常鮮明、極為高貴的曲線;他眼睛閃著光盯著我們,裡面存有不同尋常的悲傷,宛如處於絕境的一頭誠實的困獸。這就是他,在繼之而來的數月中,我將對他產生一種曠世之奇的親密感,擁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經驗片斷——他就是梅爾基奧爾博士。
    在第一部分結尾,梅爾基奧爾博士已進入了特裡爾的火車車廂。大概,我最好先解釋一下我們會議的議題。
    1918年11月的停戰,是專門為封鎖的持續而安排的,但是補充以「協約國對德國供給的考慮達於將被視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戰協定附件,是由法國和比利時的金融代表達成的——英國和美國不瞭解—一禁止德國動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黃金、外國證券或其他流動資產,理由是它們是一種抵押,協約國可憑以服務於賠款之目的。革命之後兩星期,在運氣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時刻,德國人同意了這一條款。你們或許感到驚訝,這樣一個條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戰條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個停戰協定均規定一個月的有效期;法國人認為,在它每次更新的時候,我們都有權從我們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條件,儘管這些新條件在最初的協定中被遺忘了,現在卻會對我們有好處;並在這種威脅下堅持要德國人接受:推遲停戰,以及德國的重新入侵。
    隨後,封鎖持續下去,德國憑以從鄰近中立國購買食品的剩餘金融資源被凍結了。她無法購買任何食品,這樣一個時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穫的果實逐漸耗竭,已經挫敗她的饑荒繼續延長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毀。
    在胡佛先生的影響下,美同人--部分地作為人道主義者,部分地預想到其後果——認為這個政策是錯誤的;而且在12月間,倫敦正進行著爭論。我幾乎不知道,我們英國人為什麼決定促進它的持續。我將之部分地歸因於雷丁閣下的優柔寡斷,在我們一方是他管這件事;因為那時他正日夜密謀成為赴巴黎代表團的一員,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上持太鮮明的態度。我憶及跟他一塊在白廳花園的戰時內閣他的房間裡,他一連幾分鐘剔著左手拇指的指甲,處於觀望時機以待形勢的疑慮之苦中;他的高頂絲帽是完美無瑕的,他整個臉龐、整個人顯得那麼輪廓鮮明、光潤整潔,從如此多的角度反射著細微的光芒,以致人們盼望把他當作一枚別針卡在領帶上;別針上套看別針,直到人們幾乎分不清哪個是公爵、哪個是飾品;可憐的公爵!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將之歸因於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時,封鎖已成為一個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創生,是白廳最優異的成績;它已在英國人心中的最微妙處,喚起了他們的特性。它的創始者已開始變得為它自身的緣故而喜愛它;如果它走向終結,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進展將被浪費掉;它非常複雜,一個龐大的組織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專家們報告說,它是將我們的和平條件強加於德國的一個工具,一旦暫緩不決,我們的條件就幾乎不可能再被強加了。
    因此,當我們抵達巴黎時,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彷彿是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作為最高經濟會議的英國財政代表,這個位置使我有機會對該問題感興趣。顯然,和談可能要持續幾個月,在此期間,尋找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某種途徑,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如果德國政府機構瓦解,那麼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旗幟下的混亂將席捲萊茵彼側的歐洲餘部,這對任何人都無任何好處。這個方案不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羅伯特閣下公開地持同樣的意見,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國人反對它。
    博奕開端於1919年1月12日的經濟會議,並在次日的戰爭會議上繼續進行。威爾遜總統——那時他的精神尚未混亂——以高尚而華美的措辭作詳細發言。「只要飢餓持續吞噬德國,」他說,「政府的基礎將繼續瓦解……」。他信任法國財政部——我引用他的話——「將撤回他們的異議,因為我們正面臨布爾什維主義的重大問題和瓦解的力量,它們正威脅著社會。」M·克洛茨有點屈服地回答說,他將樂於滿足總統的願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給問題。它也是一個正義問題。將它作為一件有關正義的事務,他問道,為什麼德國應優先為食品付款,而不是優先還清作為其所犯罪行造成損害之補償的債務?那一天的勝利,實質上歸於克洛茨,因為儘管他不得不原則上同意德國可以為食品付款,但他在關於她應當如何付款的問題上持保留態度。
    我已經說過,總統用了高尚的措辭講話;然而人們的動機是各色各樣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邊,此人作為美國食品事務的負責人,已向美國農民們承諾,要為他們的豬爭取較高的底價;這個承諾已經過分刺激了那個大陸上的母豬們;豬價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從巴黎寄給財政大臣的一份報告的摘錄:
    「至於燻肉,美國人已建議我們卸下準備運往德國的低級燻肉的巨額儲備,而代之以來自美國的更新鮮的儲備。它將更易於銷售。……形勢是明朗的。對中立國,脂肪的封鎖正在解除,德國將大規模地收到脂肪供給。布爾什維主義將被挫敗,新紀元將開始。在最高戰爭會議上,威爾遜總統在關於即刻實施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辯的發言。……這時胡佛先生正睡在這樣一種夢魘中:豬群從他的被褥上漂游而過;他坦率地承認,必須不惜任何危險,驅散這種夢魘。」
    這就是我在特裡爾的原因。我們努力去挫敗法國的計劃,根據他們的計劃,在停戰期間將只有軍方要人與德國人會談;我們要在那兒為向德國供給食品作出初步安排,並同德國文職代表們討論他們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們返回特裡爾車站的列車車廂之前,我必須較詳細地向你們解釋一下兩個較為複雜的困難情況,因為它們對於我的情節此後的發展至關重要。
    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為食品和財政之事來到了特裡爾,但是手頭上還有另一件事務。最初的停戰協定遺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繼起的慾望將會把它們提上議程。在這些事情中,德國商船隊就是一個。協約國費盡心機想將這些船列入和約,但同時卻沒有獲取它們的有關條款。然而,噸位供應非常緊缺,德國船隻可能應該是有用的。於是就設想,使它們的立即讓渡成為第二次停戰協定的條件之一。你們會記得,正是這第二次重訂,由如今在特裡爾的福什負責談判。可這件事並不像它聽起來那麼簡單。當然,德國人會全力以赴抵抗他們船隻的讓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將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對德國的侵犯-簡單地基於德國拒絕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時未承諾也未寫入條約的事情——是有疑問的,那麼說他們的拒絕將威脅到停戰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觀的詐騙成分;此外,那時,如現在一樣,德國軍隊沒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裝,因此侵犯將不得不使用武力,這將延宕我們自己軍隊的復員、使政治家們變得不受歡迎。
    海軍總司令部——曾被要求報告英國海軍簡單地突襲德國碼頭,海盜般地劫取德國船隻的可能性——回答說,這將是一項尷尬的努力。
    這樣就存在著外交餘地。我們的外交計劃的中心觀點,是將船隻的放棄與食品的供給聯繫起來。既然無論德國放棄船隻與否,向德國供給食品都對我們有利,那麼這個計劃也涉及一種虛張聲勢的成分。不過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現;因為我們能夠很真誠地——像事實上我們做的那樣——指出:如果德國不把她的船隻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將難以找到足夠的船隻向她供給食品。通過她的潛艇,德國已將運輸能力減少到使整個歐洲面臨飢餓危險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給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應將儲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隻借給我們,向她、也向她的鄰國運送食品。所以,船隻換食品是一筆合理交易。這個詐騙也遠不那麼危險,因為德國對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們對船隻的需要更緊迫。
    還有另外一個複雜的困難情況——一種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經崩潰的、甚至飢餓的德國代表理解這一計劃的實質所在。在後面你們將聽到,為了使他們頓悟,最終需要採用什麼冒失方法。在他們的思想中,有兩個支配性觀點。第一個是,在和平談判中,這些船隻可能是他們最好的交易籌碼,除非為了一種完全確定的等價物,它們絕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個是,他們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資源、而是通過得自美國的一筆貸款來為他們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為那時候,他們很真誠地相信總統仁慈的意圖和他的國人的人道主義動機。但是,這兩個主意其實都不好。這是由於,我們已鐵了心,無論如何要得到這些船隻作為潛艇造成的損失的彌補,他們最終的交換價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個時候,美國的反德情緒已上升到最高點,以致一筆對德貸款(它必須經過國會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絕對地等於零。心思全撲在這兩個想法上,就妨礙了德國人看清真實形勢:英國和美國是真心盼望併力圖為向德國供給食品提供便利;由於我們不得不同法國玩遊戲,這就使我們不能太公開地這樣說、或者做出絕對承諾。出於國內政治原因,我們無法借錢給他們,但願意允許他們為購買食品而動用他們的海外資產——如果不動用的話,這些海外資產肯定會在稍晚一些時候被抵作賠款。他們德國人如果力圖保有這些船隻和黃金,那就會一無所獲,這是因為,在這個關鍵時機它們將被允許用來換食品,但根據條約,它們是將被抵作賠款的。我們同他們的關係是虛虛實實的,但他們這些德國聰明人辨別不出實在何處、虛在何處。另一方面,我想,我們相當地高估了那時他們進口食品的緊迫性。如今我似乎覺得,那時候他們其實有我們預料之外的更多錦囊妙計。在以後三個月的談判中,一個奇怪的特點是:根據所知所見來判斷,英國關於德國食品供給的焦慮,從其與時間相聯繫的急迫性來看,決定性地比德國人自己的焦慮更為強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從未很清楚地弄明白:這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德國人秘而不宣的儲備;多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對供給食品所需時日之長——從海外購買小麥的談判之日到小麥實際運入德國之日--的低估,對此我們是非常瞭解的;多大程度上歸因於那時佔據德國頭頭們頭腦的對大計劃之破產的不負責任、缺乏先見和缺乏任何計劃。
    我們機械地鞠躬,然後很擁擠地面對面坐在列車車廂一端,中間有一張可折疊的橋牌桌。我們是九個人,他們是六個人。大家贊同講英語,這有排拒法國人的優點。因此,這位C——伯爵變得不悅,把一根長手指搭在長鼻子上,不合時宜地說道:「為了我本人,我抗議」,「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從」。這個傻瓜!我懷疑他有什麼毛病了。我不認為曾對任何人合計起來如此粗魯過。我初次遇見他,是在羅亞爾咖啡店的午餐會上。當時,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證券交易所的工作,我們相處的還不錯。他是一位「有教養」的基督徒,在和平時期,憑稍稍有些可疑的財務,勉強維持著一小塊不動產。但是後來,他變為福什在法國財政部的偵探,以受過訓練的耶穌會會員那種愜意、狡詐、半瞎闖的風格玩著他的遊戲。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裡吃飯。那是一個小型宴會。三名受雇的侍者穿著潔淨無瑕的襯衣,戴著乾淨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響;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豐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處所做,但每一盤以及每一盤的調料都因襲地做成土豆的各種形狀,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參加的正式午餐的複製品。就我是一位單身漢的話題,那位夫人和我詼諧而談,交換著妙語。克羅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國母親生於路易斯安那,作為唯一會說法語的美國人而獲得了至尊之榮--以徹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談,講述內戰後在他兒童時代南方所遭受的貧困。那個房間刻板的不雅和狹窄的不適--我雖然難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種法國式的貪婪的貧乏深深壓迫著我。
    梅爾基奧爾博士是他們的發言人,講著生動的、有說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語。在其他人中,現在我只想起了兩位——考夫曼博士,德國國家銀行的代表,年齡較長,精神頹喪,雙眼透出渴望和緊張,典型的中產階級,似乎有點像一把陳舊的破傘;他一開始就沒抓住會議的議題,也再未恢復到議題上來,不過他對梅爾基奧爾所講的任何內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屬於那種特種部隊學院的類型,狡猾而相當快活,例著嘴舒暢而笑,急切地捕捉著我們這些人的目光。梅爾基奧爾以一種使人對之產生真誠印象的方式,從容、謹慎而不停頓地講話。我後來知道,就是這位猶太人,並且只有他,確立了失敗者的尊嚴。
    這第一次會議幾乎未產生什麼實質性東西。在對付法國人的企圖方面,我們浪費了一些時間。他們以免遭布爾什維主義威脅、使之更安全一些為借口,主張將存放在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轉移到佔領區。對我來說,不難執行伯納·勞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勵這個方案。梅爾基奧爾徒勞地為獲得貸款作辯解,為此他機敏地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我專注於我的職責,冷淡、明確地發言,力圖使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他們必須將這種念頭逐出他們的腦袋.因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堅持的話,那就會浪費掉珍貴的時間。在船隻換食品方案方面,我們幾乎毫無進展,因為對德國人而言這種設想是新的,他們沒有來自魏瑪的指示,並且他們的船運代表尚未到達特裡爾。不過,我們的確達成了一項有益的臨時性協議,通過這項協議,他們立即以黃金和外幣形式向我們支付約500百萬英鎊的款項,用以交換一項即刻供應的食用油和煉乳。對他們的食品供給已在一個小的規模上開始了,專門負責食品供給的組織機構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計劃,盡可能在細節上做到嚴格地公平。我認為,他們是高興的;感覺到氣氛並非完全不友好;開始認為(從食品供給正被考慮來看,的確不是被欺騙)存在著一種被公平對待的機會。
    下午,船運代表們抵達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國航運公司代表。這是因為,他們剛從電報中得知:他們的海船的讓渡,將是停戰協定更新的一項條件。這個會議沒我的事。我是出於好奇參加了它。相對於那節列車車廂,漢堡的大船東們人數太多了;因此,會議被定於特裡爾火車站外面的一個酒吧中舉行。我們,這些協約國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們,這些戰敗者,沒有他們的地方,只好湊合著聚集在酒吧中;不過,這個酒吧還在繼續營業,特裡爾的職員們進進出出。主席職位由B——先生佔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國人,曾因不費代價地從發明者那兒購買對現代洗衣機而言很基本的一種小設計而發了財。德國人被叫到了會客室。他們的主要代表已經在發言了,法國年輕譯員開始翻譯道「諸位……」,這時這位德國人用英語急促地喊道「『諸位』!如果你願意的話,說『先生們』!」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這樣為他們的命運而致禮。
    回到巴黎時,我感到極不舒服,兩天後,就躺在床上休養了。高燒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佈說,在特裡爾火車站的不潔環境中,某種有毒細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麥基斯蒂克飯店我的套房裡,幾乎要發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藝術壁紙圖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惱,我不得不打開燈,通過覺察到真實的壁紙圖案,而從其幻象的可怕壓力中解脫一會兒。退燒後,我身體很虛弱,難以勝任辯論的混擾;在巴黎,事情進展緩慢;因此我從那裡溜走了,到了裡維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陽台上,沐浴著陽光度過了兩星期。
    從達德利·沃德來的一份電報叫我返回時,自特裡爾以來已過了一個月。停戰協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會議即將來臨。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車,隨馬歇爾去德國。這是因為,儘管表面上相反,其實特裡爾的第一次會議幾乎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雖然我們已說服梅爾基奧爾向我們提供400百萬英鎊的黃金作為對食品的支付,但我們對此的接受還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最高會議的約束。這是因為,克洛茨對於為此目的動用黃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儘管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他對於接受這一筆小金額的承認,卻尚無服務於這一食品計劃和穀物進口的財政供應。關於其他非黃金支付方式同梅爾基奧爾的討論,幾乎未產生什麼結果。並且,在船隻問題上,帶著強烈牴觸情緒、處於威脅之下的德國人,儘管已同意於對停戰條件的下列追加條款「為確保德國和歐洲其餘部分獲得食品再供給,德國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在停戰期間,將整個德國商運船隊置於協約國權力和聯合國控制的旗幟之下,由一名德國代表協理。這一安排,無論如何不損害這些船隻的最終處置」;然而未確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過另一項協定來補充初始細節。為此目的,舉行了一次毫無結果的會議,什麼事情也沒解塊。那時我正在法國南部。因此,我一個月後回來時發現,仍然沒有通過關於德國食品進口的金融條款,沒有採取任何船隻讓渡的步驟。
    這位馬歇爾竭力躲避我們。原先設想,我們的列車隨他橫穿法國。但我們被告知說,這次會議將在盧森堡舉行,德國人在那兒同我們會面。我們抵達後,卻發現一個人也沒有。盧森堡是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們拖著不舒適的身軀四處跋涉,想找到能給我們提供消息的人。最後,一個電話傳來消息:馬歇爾和德國人在特裡爾。我們發動引擎,直衝那個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裡爾會議不那麼有趣,僅僅提出和集中於第一次會議所創造的條件。航運代表們爭論著細節問題,沒能使船隻事宜更可靠地取得進展。我們,這些金融家,同梅爾基奧爾及其同伴們在詳細細節上繼續討論德國為食品付款的各種可能方式。這一點變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獲得可觀的金額,除非以黃金形式或通過來自協約國的一筆貸款。德國人強調後者,我正式宣佈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倫茲·凡·布勞恩於2月15日為德國利益作了如下聲明:
    「在竭盡全力考慮了德國金融處境之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信貸保證,德國不可能為食品供給籌得足夠款項。關於美國和協約國不能向德國作出信貸保證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凱恩斯先生已向我們作了解釋。然而,我們的意見是:對德國提供食品是停戰條件之一。遠至第一次停戰協定……第26條同意在可能被認為必要的措施下為德國供給食品……1月15日的協定要求出於『擔保對德食品供應』的明顯目的而暫時讓渡德國商運船隊。因而,我們的意見是……關於讓渡商運船隊、供給食品和融資的協議代表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三者中任何一項單獨協議都不能相對於其他二者被單獨實施,對於向德國供給食品的保證,是優先於讓渡商運船隊的一項條件。」
    他補充說:
    「如果在德國人看來,沒有信貸就無法為食品融資,而在協約國看來,這樣一種信貸是不可行的,那麼德國人必須拒絕交付船隻。」
    他以呼籲而結束發言:
    「這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們的人道主義感情,更取決於世界的政治良知。我們堅信,如果我們終止這些談判,那麼,德國被布爾什維主義所擊潰、以及布爾什維主義氾濫於全歐洲就是無法避免的。應當遏制這種勢頭,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氣氛緊張而沉鬱。宣言作得很嚴肅,我們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憶起了埃德塞倫茲·凡·布勞恩粗笨、愚蠢的臉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損,就像一隻削成的中國面具。在那個時刻,他曾提出遠遠超過我們勝任之力的問題,我們調轉火車頭駛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諾的條件的基礎上,凡·布勞恩的聲明部分地是不錯的,但部分地是圓滑世故的。我們的兩項承諾--即儘管存在封鎖,德國應被容許供給食品;以及,我們獲取她的船隻的目的,部分地是為了運送這些向她供給的食品——使得我們不可能在她從國外購買食品的道路上,設置障礙。假如我們在作出這些承諾之後,再禁止德國運用其流動資產為其購買進行支付,實質上就違反了我們的承諾。但他們不可能爭取到使我們發表這種意見:我們自己為食品付款。當停戰的談判者們寫下「協約國和美國關注著德國的供給問題」這句話時,他們當然意味著將允許這種供給,而不是他們自己將供給食品並為之付款。那天,凡·布勞恩將問題推得太遠、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國人和我們自己的海軍及航運權威們所持的觀點,當然是認為德國人拒絕按照一月份的承諾讓渡他們的船隻。他們關於應在船隻讓渡之前就食品供給細節明確地向他們作出保證的要求,超出了停戰條款的任何內容。它是德國式奸詐的一個典型實例;他們正玩他們的老詭計;我們現在應採取強硬路線,在船隻到手之前拒絕討論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們是瞭解那種風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確信,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運用德國的黃金。這已經變得很清楚了:他們沒有足夠數量的其他流動資產;我們一旦同意這個原則,黃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國從我們這兒得到一筆信貸的計劃,是真的毫無希望的;因為它需要經過法律程序,並且在那時候的輿論環境中,這是根本不必考慮的:總統向國會提出這個要求,或者勞埃德·喬治向議會提出這個要求。
    這時,時間正在流逝,德國食品系統的崩潰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經濟會議上,無休無止的討論毫無結局,因為在這種體制下,沒有越過法國障礙之路。在五巨頭的注意力被吸引過來之前,不會有什麼實質性進展。但他們正埋頭於其他事務。他們在爭論中度過了三個下午:在一個問題的解決並不取決於投票的分委員會上,巴西應擁有多少票數;在他們面前,是有趣的一長串代表團的節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亞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猶太化運動者,擁擠在法國外交部的接待室裡;每個代表團被允許在這些巨頭們在場時,以一種不為人知的語言作一套演說。據說,大約就是這個時間,穆斯林酋長費薩爾在M.皮希恩的內閣裡背誦可蘭經的一章,毫不在乎魯本斯的瑪麗·德·美第奇的裸體魅力。這時,克羅內爾·勞倫斯,卻以穆斯林酋長譯員的身份,提出了一項機敏的政策供考慮:創造從地中海到波斯灣、覆蓋大馬士革、摩蘇爾和巴格達的阿拉伯領導權。
    雖然如此,但隨著時間逐漸推移,在表象之下也發生著某些進步。總統和首相堅定地和我們在一起;看來,法國對動用黃金的反對終將破產,儘管必須照顧他們的面子。食品權威們正在細節問題上取得進展,並共同作出了他們的計劃:一旦安排好融資,就迅速裝運20萬噸麵包原料和7萬噸豬肉製品。此外,對於凡·布勞恩的聲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種答覆。它包含各種各樣的次要的讓步,便利於德國從國外獲得食品的各種各樣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對貸款作出保證,未在黃金問題上讓步;從整體上看,它以商運船隊的讓渡為條件。
    這樣,僅僅兩周後,我們就再次坐上了火車,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會議的人員組成不同了。由於這次不涉及停戰協定更新問題,我們就擺脫了那位馬歇爾酸溜溜的樣子和帶著敵意的謙恭。主要議題是船隻問題。海軍少將霍普是我們的頭,他是一位優雅、聰明、無疑有點耳背的海員,粉紅色的似乎依然年輕的雙頰,我曾見過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藍色背景下一個弧形的玳瑁色帶。我喜歡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論,有點不熟悉事務,顯然也想依賴我。我們對德國人的出價,當然與上次極為接近;不過,儘管我們仍被阻止達成鬆動黃金以作為食品融資的任何正式協議,霍普和我都一向這樣理解:看到德國被供給食品是英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他們可以信賴我們,只要他們妥善處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們的承諾交付船隻。
    斯帕位於比利時前線,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場,但在戰爭的後期階段成了德國陸軍的總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戰委員會的駐地。停戰委員會是協約國和德國軍事官員組成的一個機構,主要受托處理停戰協定的日常執行細節,也是德國政府與巴黎之間的唯一聯絡渠道。這個機構已建立了靈敏的聯繫。我們的代表黑肯將軍,每天準備一份關於局勢的一般性報告,這報告無疑是從所有所謂信息來源那裡到達我們這裡的最公正、最有價值的評論——關於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評論。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這些報告誰也不送給;而且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悉尼只是自己保存著,從不示人。
    黑肯將軍請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們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車上睡覺,這列火車停在車站一側的月台旁。
    這位將軍已被讓給了別墅,數月前它在魯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環繞浴場、松樹覆蓋的山嶺一側,隱居的德國統治者們遭到了命運的裁決。幾步之外,就是凱澤的別墅,山上面再遠一點,是興登堡的別墅。在那兒,三位暴君居住在電話網的包圍中,遠離槍炮與軍隊,離開了柏林的機構,也遠離飢餓的城市和咆哮的群眾。我感覺這種背景現在仍縈繞在我的心中。這種感覺不僅是傷感,而且在空氣中,仍然充滿著那種大崩潰的情緒。這地方是憂鬱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戲劇般的日耳曼式憂鬱。走在別墅的台階上,地平線與松林邊緣的黑線相重合,在它們的後面,太陽正在落下;屋後的樹歎息著,彷彿一位害著單相思的普魯士人。當魯登道夫的神經開始崩潰時,他從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廳後面房間裡的電話鈴聲,混雜著樹木的聲音,使他想到了一種德國的絕望的傳統象徵。
    我猜測,房子建於戰前不久,那時是當作某個不太重要的工業大亨的夏季度假勝地。他希望在欣賞他成功的果實的同時,通過山間微風和谷中泉水減小他身體的體積。這房子是嶄新的,豪華而高貴,然而幾乎不比查爾斯頓大,裝飾以掛毯和德國中世紀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畫仿製品,呆板、空洞到幾乎令人討厭的程度。
    人們有時會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應比瓦格納承擔更大的戰爭責任。除了瓦格納式三流歌劇中的低音外,興登堡是什麼呢?除了胖高音外,魯登道夫是什麼呢?
    分到了別墅的黑肯將軍,已召集來了他的英國妻子和兩個已屆婚齡的英國女兒,他的來自志願騎兵隊的副官,以及他聰明的上尉參謀——我懷疑,就是他為將軍寫了那些聰明的報告。一切都富於家庭氣息,我們坐下來,譏笑過牆上的裝飾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還大的肖像畫之後,開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從英國進的;兩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國托咪侍奉我們。按照慣例,《時代》來了,來得恰是時候。喜歡野外冒險的副官,已與他的上尉兄弟進口了一群獵犬,在抵達那兒八周後,像往常一樣正在野外打獵。然而,我似乎能夠聽到魯登道夫在外邊台階上解開他亮閃閃的護胸甲,高聲喊叫讓人為他奏樂;樹木的颯颯聲與之混合著。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魯恩希爾德,偉斯頓先生的腳已有力地踏在沃頓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國停戰委員會的駐地,我們將在那兒舉行會議。霍普——我與他鄰座——是主席,德國人方面是凡·布勞恩,他的鄰座是梅爾基奧爾。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將會有麻煩。魏瑪,這時已結束其內部問題,正在料理外交事務;船隻的讓渡有遇到麻煩的危險——同漢堡海員的麻煩(因為我們的強烈要求之一就是應清除德國船員);凡·布勞恩的指示是沒有彈性的。他們也擺出尊嚴之相,拒絕說也拒絕理解除德語外的任何語言。這樣,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語、英語、法語之間互相進行翻譯。
    很顯然我們是在浪費時間,彼此之間沒有取得一致,也沒有把握住局勢。他們的主張與我們的主張相矛盾;我們的主張也是無法變更的,除非回巴黎。並且,只要他們不能通過與魏瑪的電話聯繫使他們的主張緩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會時間臨近時,我感到絕望了。自特裡爾以來,兩個月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正處於3月中旬。我們的食品人員嚴肅地宣佈說,如果食品供給不能迅速啟動,食品就無法及時到達。黑肯關於德國的報告說,如果物質匱之狀況不能很快緩解,德國將逼近崩潰;這種觀點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過晚餐後,他已經對我們談了他關於德國人精神狀態的個人印象,他拜託我們要理性和善於適應。根據他作為一位軍人的判斷,他告訴我們,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們一定不要把這些傢伙逼得太急。
    我從桌子上望過去,看著梅爾基奧爾。似乎他與我有同樣的感受。眼睛凝視著,垂著眼皮,一副無助的樣子,就像我以前見過的那樣,看起來猶如處於痛苦中的可敬的動物。難道我們就不能打破這次會議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轉譯的三栓大門、像心智健全的聰明人那樣開誠佈公嗎?休會了。我們出了會議室向男廁走去。我在一邊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爾基奧爾私下談談嗎?」我低聲說。「看來這是唯一可能的繼續下去的機會。」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掃視著我,吃了一驚,但並未被驚呆。「你願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廳裡轉悠著,直到周圍看不到法國人了;然後有點緊張地站在中央樓梯的台階上;我不認識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過或悠悠慢行。我看見有人正走下樓梯,我認為他是一位德國秘書,「我想跟梅爾基奧爾博士談一會兒,」我對他說,「談一談下午的安排。」「上樓去吧,」他回答說,「我試著找找他。」我在樓梯平台上等了幾分鐘,然後就看見梅爾基奧爾走上前來。「我可以跟你私下談談嗎?」我問他。他領我沿走廊而行,進了一個房間。在房間內端有三位年輕的德國人:一個人正響聲很大地胡亂彈著鋼琴,一個肥胖笨拙的傢伙吼著沙啞的男高音,第三個人攤開四肢躺在一張桌子上。「請原諒,」梅爾基奧爾說,「假如我可以佔用這房間幾分鐘開個私人會議,我將非常感謝。」他們朝他粗魯地吼叫開了。他難道不知道,這一天中這個時間此地允許音樂聲嗎?難道他忘記了——指著他的煙——五點之前此地禁止吸煙嗎?我們沿著走廊繼續前行。他聳聳肩,「在這兒,」他說,「你見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國的景象。這些人就是我們的職員們。」
    終於,我們單獨處在一個小房間裡了。我激動得顫抖著,被我正做的事情嚇得簡直魂不附體,因為那時對於交往的障礙尚未開始拆毀。梅爾基奧爾想知道我的意圖,我對於這次面談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了。我試圖向他傳達我的感受是怎樣的;我們多麼相信他悲觀的預言;在啟動食品供應的緊迫性上,我們如何受到不亞於他的壓力;我個人如何認為,我的政府和美國政府真地決定將食品運過來,但在給出正式承諾方面我們的手受著束縛;如果他們,德國人,堅持他們上午的態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必須下決心交出船隻;只要他能從魏瑪獲得一點鬆動餘地,我們就能在彼此之間訂出一個方案,使食品供給實際啟動起來,躲過法國人的障礙。德國政府應存在下去,這也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的確力圖供給食品。找承認,我們最近的行為未能使他相信我們的真誠;但找請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時,我是誠懇和真摯的。他像我一樣很感動,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個談話中我們都是站著。他將盡他的最大努力,他說,但是,成功的希望極小。他將通過電話與魏瑪談一談,力勸他們給予他某種自由度。但他們不理解這種處境,他對於這次會議的結果期望很小。他講話時,帶有一種猶太人的動情的悲觀。德國榮譽、組織和道德正在崩毀;他到處都找不到光明;他預料德國將會崩潰、文明將趨於暗淡;我們必須做我們所能做的;但黑暗勢力正掠過我們上空。我們緊緊握手;然後我匆匆來到街上,在那兒,霍普已派他的汽車回來接我。
    我把事情過程概略地告訴了他。下午的會議很簡短。霍普對凡·布勞恩作了一個正式聲明:上午的討論沒能為一項安排提供基礎,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進一步的談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獲得這種自主權,這個會議繼續下去就是徒勞的,我們將返回巴黎向最高會議報告。從上將堅定的口吻中,法國人得到了極大滿足。這正是對付可惡的博希的正確方式。凡·布勞恩同意打電話向他的政府匯報,並將於當天晚些時候或次日上午讓我們知道結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並與黑肯一家進了餐。沃爾特·勞倫斯爵士將軍,黑格的參謀長,正視察經過此地,也是晚會參加者之一。我很喜歡他,我們相談甚歡;直到大約十一點鐘,我們想睡覺時,一份公文從德國人那邊來了。凡·布勞恩抱歉地說,魏瑪不能改變它的基本立場,不過雖然如此,他還是希望明天上午的會議將重新開始,因為他認為我們可能在一些細節上取得進展。
    顯然,梅爾基奧爾失敗了,在我們去巴黎匯報、他去魏瑪匯報之前進去的每一天都將是時間的浪費。我們必須使事情到達攤牌的地步,以吸引巨頭們的注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一種戲劇性舉措是不可缺少的。讓會議出現公開破裂吧,巨頭們將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我請求霍普立即中止會議,命令我們的列車當晚返回巴黎;這樣,德國人早晨醒來時,將會發現我們悄然離去了。他同意這個意見;將軍的汽車已叫來了,將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車站加入到我們同伴們中間;在餐車裡,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法國人、美國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還穿著睡衣褲;到了凌晨一點鐘,我們的火車冒著蒸汽駛向巴黎;每個人都贊成,除法國人、特別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對事情的突然轉折感到驚慌,開始懷疑這樣一種戲劇性舉措是否會有利於他們的利益。
    我們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們的報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視;我們那些美國同事們的報告——我沒能描述他們,但他們是會議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彼此緊密團結——同樣使蘭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這時總統尚未出席)。顯然,必須立即尋找一種解決方法。3月8日下午,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戰爭委員會會議。這個時候,四人委員會還沒建立。有59人出席。
    這次會議不是在法國外交部的大會議廳舉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這個房間飾以淺色橡木板,環繞房間是大規模的陳列:偉大的魯本斯作品的系列掛毯製品。代表們圍成馬蹄鐵形,顧問們擠在他們身後。在馬蹄鐵狀裡面是克裡孟梭。對著壁爐坐著福什。在福什左邊依次排列著日本人、意大利人、我們這些人以及美國人,在他的另一邊對著我們的是法國人。
    不要設想我們的事情是會議的唯一議題。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務的話,可能使你們獲得最高委員會當時如何忙碌的一種印象。
    首先,取消亞得裡亞封鎖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戰的五個月之後。其次。任命了一個將軍委員會前往第巴赫,就那兒發生的事件作出報告;並對其職責進行了辯論。然後,根據1839年條約的比利時事務委員會提交了它的報告。隨之而來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運動問題。穆·朱爾斯·坎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國會議,選舉它們在委員會的代表——該委員會將擬定和平條約的經濟和金融條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國家已預先達成了一項協議,形成聯合之勢,結果在金融委員會中的五個席位落在了秘魯、巴西、玻利維亞、巴拿馬和葡萄牙手中,在經濟委員會中的五個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國、古巴、暹羅和厄瓜多爾手中。這樣,歐洲的小國就發現在投票總數上被人超過了,所以拒絕進一步的參與。例如,比利時發現,在深深影響本國的事務上,完全被一種有利於中國和秘魯的投票權所排斥了。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務,委員會此時無法作出回答。經過長時間討論,M.皮查恩受托為下星期一的會議準備一個解決草案。
    終於,輪到我們的事情了。羅伯特·塞西爾閣下作為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與首相和鮑爾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將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後面。洛德·羅伯特的發言使辯論開始了。船隻的放棄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應是另一件事。德國人已對前者作出了承諾。但根據停戰協定,我們已經對後者作出了承諾。如果不向她運送食品,不僅存在人道義務問題,還存在德國被布爾什維主義所控制的危險。因此,他建議對德國發出通告:她必須交付船隻;我們絕對保證她一旦交付船隻就立即供應食品;允許她動用她的流動資產,包括黃金,以對食品進行支付。封鎖被取消至這種程度:允許德國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國購買食品。他不得不補充指出,他的法國夥伴們尚未同意黃金被動用。這樣,一切都依賴於黃金;因為在缺乏其他流動資產的情況下,沒有黃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紙上談兵。我已使這一情況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腦海中。
    在法國人那邊的M.克萊門特爾立即提出非難。我們不應當提前一個多月作出任何承諾。根據法國政府的意見,那些想吃飯的人們應當工作,應當向法國發出最後通牒:他們只能用原材料來換取食品。M.克洛茨插進建議說,應該聽聽馬歇爾·福什的觀點。爭論緩慢而枯燥地進行著。在法國一邊,這位馬歇爾和克裡孟梭偶爾講幾句話。胡佛的發言強調我們這些代表關於斯帕會議的報告,說,根據我們的判斷,如果得不到關於食品的絕對保證,德國將永遠不會讓出船隻。然而,爭論未沿著有益的方向進行;問題正變得混亂起來;似乎法國人將再次獲勝,儘管顯得有所讓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種限制,這種限制實際上將使他們阻撓整個事務。在辯論過程中毫無熱情的成分——只是進行觀點的爭論,集中於技術性目標,整個真正的事務被雞毛蒜皮淹沒了。洛德·羅伯特提出了一種無聊的意見,說,雖然我們的後腦勺中都有著人道義務的考慮和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擔憂,但沒必要將這些東西粗魯地插到這件事務中。
    但這個時候勞埃德·喬治正處於激動之中。當人們贊同他時,他可能感到迷惑。我從未比在這次會議下面的半小時中更欽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現在,他還未說一句話,但我從後面能夠看見,他正在醞釀著激情,顫抖著,皺著眉頭。現在,他發言了;在議程中緩緩移動的倦怠沉悶被一掃而光,他怒氣沖沖地連珠炮一般講起來。這是他特有的那種語言,措辭平凡,但具有掃光蜘蛛們及其蛛網的氣勢。他希望傾其全力促進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步驟。這涉及協約國的榮譽。根據停戰協定的條件,協約國確實應允許食品進入德國。德國人已接受了我們足夠嚴苛的停戰條件,他們已答應了那些條件的絕大部分。但至今還沒向德國運去一噸食品。漁船隊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幾個魚群。協約國現在盛氣凌人,但飢餓的記憶某一天可能會轉到他們身上。德國人被聽任挨餓,然而同時數十萬噸食品擱在鹿特丹。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尋求限制的軍備遠更可怕的武器。協約國正在為未來播種仇恨:他們在積累痛苦,不是為德國人,而是為他們自己。我們拒絕對德國提供食品,這使英國軍隊感到憤慨。普盧默將軍已說過,如果兒童們被聽任處於半飢餓狀態在街頭遊蕩,他就無法對他的軍隊負責。英國士兵們(帶著頭腦的特有的震撼)將不會容忍那種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國得以保持,那麼一塊閘板就橫在了協約國同外邊的革命洪水之間。一旦閘板被抽掉,他不能為法國說話,但他為自己的國家而顫抖。那些幫助協約國征服德國人的人,士兵們,在發出呼籲,這呼籲傳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聲援這種呼籲。他們說,他們拒絕為了將人口維持在一種飢餓狀態而繼續佔領一塊領土。當他談到黃金這個詞時,他使用了幾分鐘後將被推至頂點的語調。它是一種意義和情緒、自然的修辭和精巧的藝術的宏偉融合。到結尾處,他已經至少像聽眾那樣深深地感動了自己,回過身對著他後面的我們這些人,我們聽見他震耳欲聾地威脅道,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國佔領軍撤回英格蘭。
    沒有別人、只有克裡孟梭能接下去發言。這位老者看出,他必須大大地讓步才行。他仍然老謀深算地維護他的立場。他說,在停戰協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承諾;對此,鮑爾佛先生以銀子般的聲音提出異議說,「幾乎是一個承諾」已經作出了。克裡孟梭繼續說,他得到的消息傾向於說明,德國人正利用布爾什維主義這個妖怪來嚇唬協約國。主要問題在於,德國人已承諾放棄他們的船隻,但尚未這樣做。不過,他同意,在適當條件的約束下,必須向德國供應食品。只要德國人將為他們的食物而工作,他將放棄他對動用黃金的反對。這位老無神論者奇怪地補充道,這種要求將被發現與基督教的訓誡相一致。至於他的夥伴,M.盧捨爾,M.克洛茨和M.克萊門特爾向來就樂於被人道感情所引導。
    爭論繼續進行著,但法國人正在節節敗退。一位秘書忽然匆匆進來,帶給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裡包含另外一份在會議進行時從普盧默那兒發來的電報。首相立即以一種令人激動的語氣讀了起來。「請告知首相,」這位將軍的電報是,「以我之見,食品必須毫不拖延地發至這一地區……婦女、兒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數目是極為巨大的,飢餓引發的疾病正在蔓延。人們的態度變得絕望,他們覺得,死於槍彈比死於飢餓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對第一批供應的到達規定一個確切日期。」這封電報產生了可觀的效果:對法國人來講,提出卑鄙的、系統的阻撓變得非常困難了。我後來得知,整個事情是預先按步驟設計好了的,普盧默的電報是應來自巴黎的要求而發的,這個要求是那天上午傳達給他的,以為下午作準備。
    現在,法國人潰敗了,但並不善罷甘休。他們同意了對德國的食品供應。但他們提出,在將此事通知德國人之前,德國人必須正式承認他們讓渡船隻的義務。這也被同意了。克裡孟梭說,那好,馬歇爾·福什將與德國人會面並將這消息轉達他們。這些話說得光明正大,但勞埃德·喬治足夠敏捷地看出,這裡邊有陷阱。顯然,這個馬歇爾可能設法以一種德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拒絕的方式傳達這個最後通牒。勞埃德·喬治摒棄了他的華麗修辭,以戲謔而幽默的方式說,不,這件事必須與船隻打交道,與海洋而非陸地打交道;儘管他懷著對這位馬歇爾的欽佩、在陸地上除馬歇爾外誰也不服從,不,不服從任何人(伸出雙手指著福什),但這位馬歇爾在海上也同樣內行嗎?他,勞埃德·喬治,從未與他渡過海峽,因此不能確定地說(微笑);但在英國,他將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煩,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將在這種事情上的統治特權。威姆斯上將,我們的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送信的合適人選。這位馬歇爾對這些話不太願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著嘴笑了,拽著他的小鬍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籠罩了;每個人都對打破束縛和壓力感到高興。立刻被同意了:這位上將應當傳達最後通牒。這是一個棘手的時刻,勞埃德·喬治關於這位馬歇爾暈船的喜劇式暗示,是一種創造氣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壓住黃金。應該允許德國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黃金。他宣稱,他已顯示出一種非常妥協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犧牲,但對他來說,不顧他本國的利益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的。這(氣勢洶洶地,並擺出一副尊嚴之狀)是他的職責。
    我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攻擊,憑著它,那可憐的克洛茨被擊潰了。你們見過克洛茨嗎?——一個矮個子的、圓胖的、長著濃密小鬍子的猶太人,修飾得很好,但有一隻骨碌碌亂轉的眼睛,他的肩膀有點塌。勞埃德·喬治一向厭惡他,輕視他;他簡直想殺死他。婦女和兒童們在貧困度日,他喊道,而這兒的M·克洛茨,卻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談他的「黃金」。他身體前傾,作著手勢,向人們表示出一位醜惡的猶太人緊緊握住錢袋的形象。他雙眼閃著怒光,這些話帶著一種如此強烈的蔑視迸發出來,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個人都帶著剎那的輕視和憎恨看著克洛茨;這可憐鬼蜷在他的座位上,顯然畏縮了。我們幾乎不知道勞埃德·喬治在說什麼,但「黃金」和「克洛茨」這些詞被不斷重複著,每次都伴著誇張的蔑視。然後,轉過身,他要克裡孟梭對這些阻撓伎倆予以停止,否則,他喊道,穆·克洛茨將在那些歐洲傳播布爾什維主義的人中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並列。首相停下來環繞整個房間。這時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鄰座低語著「克洛茨基」。
    克裡孟梭盡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長的面子,在幾分鐘的時間裡他咆哮著說他的國家已被如何毀壞和掠奪;為此法國得到了什麼擔保作為回報?——僅僅幾塊黃金,幾張證券,現在卻正設想從他們手中拿走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請求背叛他的國家,他絕不會這樣做。
    但事情真正結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現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著,並仍舊坐著,靜默地,僵硬地,令人費解地,是在這劇中另一個星球上的參加者。喝茶時間到了,盧捨爾和我被告知去另一個房間準備一份方案。黃金畢竟將被使用。
    四天後我又在火車上,與威姆斯參謀去布魯塞爾。這次,確定地,我們應當著手進行。但有一個障礙,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人將對船隻放棄提供一個無保留的承諾,在他們被告訴我們的關於為他們供應食品的意圖之前。在這一點上他們必須被教導:他們將不得不遵守他們的契約,無論我們可能做什麼。但在他們已在斯坎顯示的那種狂躁、激怒和懷疑情緒中,他們不會有可能拒絕,並堅持在他們關於船隻約定自己之前要我們亮出關於食品的「手」?
    羅斯·威姆斯,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一位新類型的海軍上將,不像特裡爾的布朗寧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個私生子的後代,一張有趣的揶揄的臉,帶著單片眼鏡,中年,喜歡快活。羅斯仍有喜調情的皇家海軍低級軍官的相當多的本能。在那種關係的基礎上我們在餐車裡吃了一次很愜意的正餐。他以前從未在正餐時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這樣說,使我感到很驚奇。德國人次日將被他極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聰明的,低能的嗎?或者他正遠比任何可想像的東西更聰明地與他們玩遊戲?他們從未下定決心是哪一種。直到歷史盡頭,我預料,今日的英國羅斯的個性將使中歐的理解迷惑。在會議結束時有一個時刻,主持的德國人開始提出一些金融問題,關於其答案羅斯連最模糊的概念也沒有。我坐在會議桌下第三個位置。因此沒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對面的人們的企圖,他轉向我的方向,發出一個苦惱的信號,投過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彷彿在說「看在上帝份上趕快告訴我回答這個蠢驢的問題應說些什麼。」我將答覆寫在紙桌布上,將它撕下來遞給他;他,在我寫的時候,保持著一種嘲弄的絕望,就像帶著它在學院會議上當麥考利正發言時院長(鄧福德)經常喜歡盯著我的眼睛。但德國人簡直驚呆了——對於他的完全拋棄最微小的這樣的企圖:保持知道這次會議討論什麼的形象,結合著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擊的,也可以說,地位上的優越,就像一位主持一個地方慈善機構的財政事務的幽默和和藹的公爵夫人——這不知怎地使他們,如此嚴肅和自誇的,顯得有點可笑。
    那夜晚些時候,當我已回到我的車廂準備上床睡覺時,傑克·格蘭特上校——皇家海軍上校,上將的參謀長,來到火車上說,上將想在他的地方見我。「啊,」上將說,「這件事會順利而行嗎?你怎樣想?他們會給我們船隻嗎?」「我們的建議作為一個整體看,」我回答,「對他們是非常有利的,並非常接近他們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們處於與在斯帕時同樣的脾氣,用同樣的指示,他們可能在初步聲明方面製造麻煩。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難的部分。」「是的,」他繼續說,「但關於這絕對不能出錯,你明白嗎?那些是我從首相那裡得來的指示。」停頓了一下,「你曾與這些傢伙有關,是不是?」他補充說,相當奇怪地看著我;顯然,霍普已告訴他關於我和梅爾基奧爾的冒險行為。「是的,」我說,「有一點。」「你認為你能使他們不製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煩嗎?關於這絕對不能出錯,你知道。」我領悟了他的意思,看著他的眼睛,我們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傑克最好在這兒一塊照料它。」沒再多說,我回到了我的車廂。
    我們到達布魯塞爾,按正式儀式在英國使館見了上將。然後傑克·格蘭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輛汽車駛往德國人住的旅館。我們進入休息室,能夠透過一扇玻璃門看到他們:下巴下塞著紙餐巾,正吃著沉悶的,很早的正餐。我們尷尬地等著,直到我看見切削般臉龐的秘書穿過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訕。「協約國代表剛剛到達,」我說,「我想見梅爾基奧爾博士一會兒,關於下午會議的時間問題。」梅爾基奧爾被叫了出來,我們三人在電梯裡上行,到了梅爾基奧爾的臥室。床還未整理,未倒的夜壺放在地板上,還有一件看起來像是寬鬆女內衣的東西橫在床上;它一定是一個走錯了的房間或者這些是前一個夜晚的客人的殘餘物。但梅爾基奧爾沒在意。「我想告訴你,」我開始了,「下午進程的程序。開始布勞恩閣下將作關於船隻的下列聲明,直到他作完沒有別的事務能被列入。」梅爾基奧爾的臉拉下來了。「但是,」看著他,我繼續說,「作為你自己最私人的信息,你應該知道接下來的是什麼,我想這是值得的。如果布勞恩感到有能力作這個聲明,沒有限制。協約國代表然後將繼續保證在下列條件下向德國供應食品。你能向我確保布勞恩將做這個嗎?」梅爾基奧爾吃了一驚;從我這兒環顧過去看他的另一邊傑克·格蘭特上尉。僅僅一會兒的中斷之後,他再一次用他嚴肅的眼睛看著我。「是的,」他回答,「關於那些將不會有什麼困難。」沒說更多。我想,我很切近地記著在我們之間經過的整個事情。傑克·格蘭特和我站起來了,幾分鐘後我們已與我們自己的代表團在旅館裡吃午餐。在桌子首席的上將轉動眼睛望著我。「我想今天下午將一切順利,」我對他低語。正是如此,一切按方案進行。上將以他所能集中的嚴肅語調召這位閣下作關於船隻的聲明。法國人焦急地等待著。「當然,」凡·布勞恩平靜地不停頓地回答,「我們一向樂於嚴格保持我們所有的約定,我完全樂於以一種被要求的方式重複它們。」
    有很多技術性細節要解決,我們與梅爾基奧爾和食品專家們在會議上討論了整整一天。但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食品列車開始駛往德國。
    在我永遠離開巴黎之前,我又見了梅爾基奧爾博士很多次。布魯塞爾會議引致了大量細節性的事務,需要面對面的磋商、談判才能安排。然而頻繁訪問特裡爾或斯帕是我們時間上的可怕浪費,並且正變得與我們在和平會議上的其他職責不協調。因此,在未有福什來的消息的情況下,我隨後發出一封電報,邀請梅爾基奧爾及其同事們在法國住下。他們同意了。我們出於我們的方便將他們安排在貢比涅附近的沙托·維萊特,從巴黎開汽車即可到達,我每週一次拜訪他們,辦理一些現時事務。後來,當德國代表團其餘成員被邀至凡爾賽時,梅爾基奧爾也移到那兒,我們此後的會議便在公園旁邊的大旅館進行,我曾於1914年夏天到那兒拜訪我的兄弟傑佛裡。
    但我掠過這些會議不談而專門記載一下我與他獨處的第三個或最後一個場合。1919年10月,我回到劍橋之後,一些荷蘭金融家邀請我參觀阿姆斯特丹以便與他們討論當前形勢;10月12日我抵達荷蘭。梅爾基奧爾成為和平條約成員不久就辭職了。從那時起,他兩度拒絕成為德國新政府的財政部長,靜靜地返回漢堡從事他的銀行業務。我盼望再次見到他,而這是一個機會。因此我設法讓人從阿姆斯特丹給他發了一個電報,說我將在數日後抵達那裡,希望能見到他。三天後他到達了。
    阿姆斯特丹充滿了間諜和多事者,我們認為最好不要在旅館會面。所以我的朋友維瑟思,荷蘭銀行總裁,將他的書房交由我們支配。他住在基澤運河附近,那些運河坐落成同心圓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條運河,花園後面是另一條運河。這座房屋,作為荷蘭過去光榮的商人府邸,有一個狹窄但極為幽深的可以用來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設計使得貨物能直接從運河上的駁船中被安排到閣樓裡去,它可能成為住處或貨棧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維瑟思博士做過爪哇銀行總裁,在他長長的書房裡,窗子向後延伸在運河上空進入黑暗,來自東方的爪哇燈具、影像、酒櫃和一切笨拙的中產階級商人的小擺設,覆蓋著I7世紀荷蘭的舒適的高貴和尊嚴。沒有人在那兒,天下著不小的濛濛細雨,我放眼向運河望去。這時我開始奇怪於導致我發電報通知梅爾基奧爾的衝動,因為在我離開英國之前,大腦中沒有這樣的念頭,這次會面能達到什麼可能的目標呢?然而,我極度希望見到他。終於,門開了,梅爾基奧爾走了進來。
    我們這兩個曾如此經常地在敵對、禮節和拘束中互相見面的人,能毫無阻礙地會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談判似乎是可笑的,屬於一場夢;在一刻的感情侷促之後,我們坐下來開始了一次漫長的閒談,像兩個普通人那樣。他告訴我關於在魏瑪的最後日子;以及在條約上簽字的鬥爭;他自己的辭職;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歲月中最可怕的;埃爾茲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國政府的一個代理人出賣在諾斯科、戴維和他自己之間的一次秘密內閣會議的決定,在這會議上決定在任何事件中他們必須簽字,他,梅爾基奧爾,如何認為,勞合·喬治最終決定拋棄向著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這個決定。梅爾基奧爾的感情是向著德國,和他自己的人民帶給他們自己的虛假和屈辱,而不是向著我們。那時,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東德居民如何向東看而不是向西看。對他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場對俄國的戰爭;最困擾他的是,關於黑暗勢力的考慮,這股黑暗勢力現在可能正在從東方興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一位嚴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猶太法學者。違犯承諾,違犯法律,體面舉止的衰退,一夥人背叛承諾,另一夥人不誠實地接受不可能的條件而無實行之心,德國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條件,幾乎和協約國強加他們無權強加的東西一樣是有罪的——就是這些違背戒律的罪過,如此嚴重地傷害了他。
    當我們談下去時,上午過去了,這開始對我而言顯得荒謬:我們不應公開地一塊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對一樣。因此我請他到我的旅館,在那兒,一位德裔美國猶太人,保羅·沃伯格,梅爾基奧爾的漢堡夥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要人物,美國領導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為我的客人。我們外出穿過阿姆斯特丹漫步,梅爾基奧爾,這個很瞭解它的人,在路上帶我去看古代貧民院的庭院,他說,它最完美地傳達給他這個城鎮的親密氣氛。這是個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隱居的象徵。
我的書那時沒出來,我隨身帶有我寫的關於總統一章的草稿。午餐後,我將它讀給他們聽。為求清靜我們上了樓,這次沒有去梅爾基奧爾的臥室而是去了我的臥室。我注意到這兩位猶太人的反應。沃爾伯格,出於個人原因,憎恨總統,對他的窘迫感到一種高興;他笑著,咯咯笑著,認為它是一個極好的打擊。但梅爾基奧爾,當我讀時,變得更嚴肅了,直到結尾,他顯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這,就是幕簾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也不是莊嚴的邪惡。
對《我的早期信仰》的導注
    下面這篇文章是作為我的一篇回憶錄的結果而寫的。我的回憶錄被讀時洛德·凱恩斯不在,我想是由於他的疾病。後來送給他讀。我沒有把握確定凱恩斯讀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裝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這兒是9月初寫的。這時我的文章在他的頭腦中是新鮮的。我的回憶錄的題目是關於這些事的故事:我介紹我的幾位朋友給D.H.勞倫斯,他強烈地不喜歡他們,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這也使得我停止見勞倫斯。凱恩斯是勞倫斯最不喜歡的我的朋友們中的一個。他關於他們的感覺,從實質上說,是宗教的不寬容。他是一位預言者,恨所有那些他們的信條使他們永不能成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憶錄中,我將這寫了出來,因而導致凱恩斯重新審視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開始認識勞倫斯和佛裡達是在1912年,歸因於我父親同他的友誼。
    我非常喜歡他,並且毫不懷疑他也喜歡我。我從未遇見過表現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極為崇拜,現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詩和他的幾部小說,特別是他的第一部小說《白孔雀》。但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和科學家,我反感他直覺的和武斷的哲學。同時,我來自劍橋的朋友們的觀念使我感興趣並吸引了我。
    因而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遲或早,勞倫斯將會訓斥我,既然我永遠不能嚴肅地接受他的哲學。通過他會見我的朋友們,這份原已出現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後一次拜訪,同勞倫斯呆在一起之後,他寫給奧特蘭·莫雷爾女士——我也曾將他介紹給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們有戴維·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這兒和我們一起度過週末。當比勒爾來時,累且有點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愛他。但,我的上帝,聽他談話使我發瘋。聽這些年輕人談話真是使我充滿黑色的憤怒:他們沒完沒了地談,僅僅沒完沒了——從不,從不說什麼好東西。他們每人被裝在他自己的一個堅硬的小殼裡,他們像從這裡面說出話來。再也沒有任何感覺的友善.沒有尊敬——沒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無法忍受它。我不願有像這樣的朋友——我寧可獨處。他們使我夢見了一隻像蠍子一樣咬人的甲蟲。我殺死了它——一隻非常巨大的甲蟲。我弄傷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殺死了它。它是我無法忍受的對這個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懼。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勞倫斯寫信給我:
    「我親愛的戴維,
    永遠不要再帶比勒爾來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蟲一樣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他是可怕的、不潔的。我感覺我將變得瘋狂,當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鄧肯·格蘭特和凱恩斯及比勒爾。它使我夢見了甲蟲。在劍橋我做過一個同樣的夢。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現在整個來到我面前,在凱恩斯和鄧肯·格蘭將身上,昨天我在比勒爾身上又一次認識了它……你必須離開這些朋友,這些甲蟲。比勒爾和鄧肯·格蘭特永遠不可救藥了。凱恩斯我沒把握……當我那天上午在劍橋看見凱恩斯時,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機之一。它使我發瘋了,帶著痛苦、敵意和憤怒……
    它真是告訴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們決裂的一個最後通牒,我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答覆了這封信。以後偶然地,在停戰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爾菲的蒙塔古·希爾曼的房間裡,我僅僅再見過勞倫斯一次。裂痕將無疑已癒合了,假如勞倫斯更經常地在英國。當佛裡達定期訪英時我繼續看望她,並於1928年寫給勞倫斯一封使他高興的信中,告訴他我多麼崇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為回報,他也給我寫了一封溫暖,友好的信。
    讀者現在明白了這些事實,這些事實導致梅納德·凱恩斯重新檢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們的信仰——當他們是劍橋的大學生時。
戴維·加尼特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我對1914年(邦尼說是1915年,但我的記憶告訴我要比這早一些)與D·H·勞倫斯的會見記憶猶新。他後來也在一封信中記述了這次見面,這正是俱樂部上次集會時邦尼所引用的內容。不過不幸的是,我對當時的談話內容忘得一乾二淨,只是依稀記得一些感受。
    那是一次早餐聚會,在內維爾大院伯蒂·羅素(伯蒂在此是伯特蘭Bertrand的暱稱)的房間裡舉行。當時只有我們三個人。在我來之前,勞倫斯大概一直與伯蒂呆在一起,他們在前一天晚上舉行過一次集會,席間,勞倫斯遇到的都是劍橋的人士,而他並不喜歡這個集會。我記得,從我們談話的開始,勞倫斯就神情抑鬱、沉默寡言,只是時不時地冒出幾句反對的話。整個早晨都是如此。談話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間進行的。至於當時談了些什麼,我現在一點都不記得了。如果我們二人單獨在一起,我們是不會這樣談話的。這次談話是專為勞倫斯安排的,我們希望他能參與進來,但看來我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失敗了。我們圍坐在火爐邊的沙發裡。勞倫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著,還低垂著腦袋。伯蒂時不時地在火爐旁站起來,當我思考時我也站起來。你知道,在與來訪者的聚會中,兩位老朋友之間談話的那種情景。我以前沒有見過勞倫斯,後來也再沒有見到他。多年之後,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說,我是布盧姆斯伯裡俱樂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員,因為我訂購了他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我所記得的就是這些了。不過邦尼對勞倫斯的生平作過記述,從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斷。我想,勞倫斯的一生受到兩方面的情感糾纏的影響。其一是集中在奧特蘭身上。奧特蘭始終都不僅屬於一個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劍橋和布盧姆斯伯裡也正準備接納她。勞倫斯、格特勒、卡林頓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幾道褶邊。勞倫斯對其他幾位心存妒嫉。當時,劍橋的唯理主義和犬儒主義正處於鼎盛時期,這使他產生了牴觸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對劍橋的第一印象。這壓倒了他,吸引著他也拒斥著他——這就是他另外一種情緒上的紛亂。這顯然是一種教養,也顯然是他感到不適的和無法企及的——這既極大地拒斥著他,也極大地吸引著他。現在,邦尼自己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過奧特蘭也不是通過劍橋或布盧姆斯伯裡。他顯然很喜歡邦尼,當他看到邦尼為劍橋所吸引時,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對奧特蘭最近傾向於劍橋而心有不滿一樣。除了嫉妒之外,勞倫斯與戰前劍橋的對立情緒也嚴重得無以復加。
    雖然如此,那麼勞倫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處呢?一般說來是有的。他的反應雖然有失偏頗,但也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我說過我已忘記了談話內容,但可以想見得勞倫斯的態度是很容易被擊破的——雖然不像弗蘭克的態度那樣完全站不住腳。因此,對於他的談話的表面價值,認可它或估價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價值背後,他對生活的態度中有沒有重要之處呢?勞倫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來具有價值的東西,他對生活簡單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寫的傳記使我又重新回顧了戰前十多年中我們的心靈史。如果這不會令俱樂部過於震驚,那麼我將在這篇投給會刊的稿件中回顧一下我們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體上的歷程,以此來說明一個空白的頭腦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記。這些印記又從何而來,以及一個人是否應然保持著年輕時的信仰。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節來到劍橋的。當年年底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出版了。現在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讀它,然而它顯然對我們影響至深。這種影響以及圍繞它進行的種種討論曾經統轄過一切,也許至今仍然統轄著一切。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人的信仰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這也正是年輕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裡往往就會淡化。那時我們所形成的獨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這些獨特的情感影響了我們大多數人,使我們彙集成這個俱樂部,而又與其他人分開。儘管我們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這種影響對我們來說是共同的——摩爾本人是個清教徒;斯特雷奇(這就是他當時的名字),是個伏爾泰主義者;伍爾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個非國教教徒;謝潑德是個國教教徒和(現在成為)牧師;克萊夫是個整天樂樂呵呵的傢伙;悉尼-特納是個寂靜教教徒;霍特裡是個教條主義者。而在那些剛剛參加進來的人中,麥卡錫和安斯沃思與摩爾有私人情誼,因而受摩爾的影響就更深。福斯特我們那時候見得不多,他那時已經成了離群之馬了。只是對我們這些在1903年很活躍的人來說,摩爾的影響完全取代了麥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羅素。他的影響不僅僅是壓倒性的,而且是與斯特雷奇常說的「令人沮喪」相對立的另一個極端。這一切都多麼令人興奮啊,這是又一次文藝復興的開始,這是一個新的人間天堂,我們正是這新的天命的預言者,我們什麼都不怕。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因而即使在我們最為落魄失意的時候,我們仍然富有活力。這是如今的年輕一代所不具備的,他們只是對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們,就連他們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漸淡化了。
    我們從摩爾那裡獲得的並不是他所給予的。他的一隻腳已經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門檻,然而另一隻腳卻仍然深陷於西奇威克和邊泌的功利主義計算以及正統行為的一般準則中。《倫理學》原理中,有一章我們是不屑一顧的。可以說,我們接受了摩爾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條。實際上,在我看來,他的信仰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條成為不必要的東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終極目標,而「道德」不過指向外物與中介。下面我將會說明,一個人如果懷有信仰,而拋掉道德準則,那將會怎樣。
    即使俱樂部的新成員們知道信仰為何物(他們真的知道嗎?),在這裡回顧一下它的大致輪廓也是有益而無害的。除了我們自己以及他人的,當然主要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狀態之外,其他一切都無關緊要。這種精神狀態與行動、與成就、與結果無關,它超越時間,它就是思索和交流,它不必有「先」有「後」。按照有機統一性的原理,它的價值存在於事物的整體狀態之中,對各部分一一加以分析是毫無用處的。例如,一個人處於愛的精神狀態之中,那麼這種精神狀態的價值不僅僅取決於他自己的感情的性質,還要取決於其對象的價值、對象的感情的性質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流。它不取決於,或者不十分取決於一年之後發生了什麼或者雙方的感受如何,這在我看來才是一種理智的態度,儘管我本人始終提倡在時間過程中的有機一致性。富於激情的思索與交流,它的適宜的對象是被愛的個人、美和真,生活的首要目標就是愛,就是審美經歷的創造和體驗,就是對知識的追求。在這三者之中,愛又首當其衝。不過,在摩爾影響下的早些時候,公眾對愛的看法以及與愛相關的行為基本上都是嚴肅的和柏拉圖式的,我們有人會說,肉體的快樂會破壞並減損精神狀態的整體性。然而後來,斯特雷奇指出,使用那些關於性的專門的拉丁詞語是無可厚非的,相反,有意避開它們則是個嚴重的錯誤,含混地使用是脆弱的表現,而使用它們的同義詞則純屬粗鄙。我不記得斯特雷奇發佈他的這一敕令的確切日期了,但可以肯定這是後來的事,在1903年,這些詞語甚至還並未作為專用的術語出現在一般的論述當中。
    我們的信仰緊緊追隨著英國的清教傳統,它主要與我們的靈魂得救相關。神性只存在於很小的範圍之中。在「善心」與「善果」之間並無緊密的聯繫。我們也往往感覺到,在實踐中,存在後者干擾前者的危險。然而,一種適宜的宗教,它不同於現代旨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偽宗教,因為它正具有那樣的特性。大概,足以彌補的是,我們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超脫世俗的——它對財富、權力、聲名與成功不屑一顧,視之如糞土。
    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哪種精神狀態是好的?這是個直接省察的問題,是個不可分析的直覺問題,對此進行論證是徒勞的、也是不可能的。那麼,發生意見分歧時如何確定孰是孰非呢?這裡可以有兩種解釋。其一,雙方討論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說,雙方的直覺指向的不是同一對象,依據有機整體性的原理,對像上的失之毫釐就可能造成結果上的差以千里。另一種解釋是,有些人的判斷力更加敏銳,正如有些人能分辨出某種葡萄酒而其他人不能一樣。就我所知,基本上是這種解釋更為盛行。實際上,觀點論爭的勝利者總是屬於那個表達清晰有力、對自己充滿自信,而又能巧妙地運用語音語調的人。當時,摩爾正是這方面的大師——每當聽到別人的發言,他總露出懷疑的神情——「你真的這樣想嗎?」他的表情就彷彿是聽到了什麼愚不可及的事情,他的嘴大張著,腦袋使勁地搖晃著,頭髮劇烈地顫動著,「什麼!」他大喊一聲,然後對你側目而視,這讓你感到,如果不是你自己瘋了,那就是他瘋了,而此時你根本無言以對。斯特雷奇另有一套辦法。他總是不動聲色,就宛如他的觀點根本不容質疑,也無需多說,這種保持沉默的辦法也很有效果,對那些他認為不可理喻的事情可以應付裕如。伍爾夫善於表達否定,但他最擅長的莫過於讓你感到,與其與他爭論不如說服自己。迪金森知道如何聳聳肩膀,然後不服氣地走開,不過他總是悻悻地走開。至於謝潑德和我,我們就像是擺脫不定的可憐蟲,但我們最終總能被驅趕到有價值的觀點之中,可見,可憐蟲起碼具有搖擺的權力。儘管如此,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細枝末節上的差別。總而言之,我們都知道什麼是良好的精神狀態,也都知道它正存在於與愛、美與真的對象的交流之中。
    我曾稱這種信念為一種宗教,而它也確實與新柏拉圖主義存在某種關聯。但在當時,我們對這一想法是頗為憤怒的,因為我們把這一切看作是完全理性的和具有科學性的。像其他任何科學分支一樣,它無非是邏輯與理性分析對感覺數據材料的應用。我們對於「善」的理解正如我們對「綠」理解那樣明白無誤,並且用適於後者的邏輯與分析方法來對待前者。的確,我們將一種關於經驗性質的教條態度與過於學究氣的處理方法結合了起來。羅素的《數學原理》與《倫理學原理》是同年問世的。在精神方面,前者為處理後者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法。讓我給你列出幾個我們以前經常討論的諸如此類的例子。
    假設A愛上了B,並認為B也同樣愛他,而實際上B並不愛他而是愛C,顯然,如果A的判斷正確,那事情就好辦多了,但既然如此,是讓A發現自己的錯誤更好呢,還是一直蒙在鼓裡更好呢?是讓A繼續這樣盲目地愛著B好呢,還是他根本就不愛B更好呢?既然A的眼力不足以識別出B的真面目但卻愛著她,那麼這是不是就完全,或部分地破壞了A的精神狀態呢?假如時光倒流,我們的生活歷程順序顛倒過來,這會不會影響我們精神狀態的價值呢?如果把我們每個人享有的精神狀態彙集起來然後重新分配,這又會不會影響精神狀態的價值呢?在有壞的結果的好的精神狀態與有好的結果的壞的精神狀態之間應當怎樣進行比較呢?在評價這些後果時,是按照它們的最終的真實價值呢,還是按照它們當時可能存在的價值呢?如果是按照當時的價值來評價,那麼又當如何估價可能產生的種種後果呢?關於美,是否存在獨立的客觀評判標準呢?美,從它的定義來說,就是看起來好的東西嗎?是否真的存在「美」這樣一種客觀的屬性,正如「綠」或「好」那樣呢?知識,同樣也是個問題。是不是對每件事實的研究與思索都同樣有益呢?——比如說,數清一堆沙子的顆粒數是否有意義呢?我們極力否認這樣的觀點,即有用的知識比無用的知識更可取。然而我們又不無輕率地認為,存在一種是否「有趣」的內在品質——這可能與「綠」、「善」和「美」這幾個概念不相干——而探索那些有趣的知識比探索那些無趣的知識更有意義。假定「重要」與「有用」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那麼「重要」就成為另一個令人困惑的修飾語。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最愛談論的話題上來,是短暫而熱烈的愛更美好呢,還是持久而平淡的愛更美好呢?我們也許傾向於前者。然而,在作了這麼多的質疑之後,我們已然清楚的是:衡量這一切是何其困難。
    這都是受了摩爾的方法的影響。根據這種方法,你可以通過使用精確的語言和提出準確的問題使基本上模糊的觀念變得清晰。這是借助於完善的語法工具和清楚的語彙來發現問題的一種方法。「你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是經常掛在我們嘴邊的一句話。在反覆的詢問下,如果你沒能確切地表達出任何事情,那麼你就會被指斥為言之無物。這是辯證法中的一種嚴格的訓練,但實際上這又是一種鬥爭,在這一鬥爭中,人格的力量遠比思維的精細有價值得多。在他的巨著的序言中,透過許許多多的斜體字,那些瞭解他的讀者們就會聽到他那激烈的措詞,這一點就像是維多利亞女王。摩爾一開篇就指出,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急於回答問題,而不事先想想你到底想問什麼問題……一旦我們瞭解了這兩個問題的確切含義,我想,回答問題的種種理由也就變得簡單而明白了。」所以,讓我們先來花時間搞清楚我們所問的問題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只要我們是在確切地提問,那麼每個人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摩爾正是這樣做的。在有關「理想」的那著名的一章中,他寫道:「實際上,一旦對問題的含義有了清晰的理解,那麼其概略的答案就會顯而易見了,從而似乎有成為陳辭濫調的危險。我們所知或所能想像的極有價值的事物,就是一定的意識狀態;可以簡單地將其稱為人類交流的快樂和欣賞美的客體的快樂。任何一個向自己提出過這一問題的人,也許絕不會懷疑:對個人的愛和對藝術品或自然美的欣賞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如果我們仔細地考慮一下,哪些事物是單單因其本身的緣故就值得擁有,那麼任何人似乎也不可能認為:除了包括在這兩大項目之內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幾乎具有同樣巨大的價值。」
    接下來就是快樂問題。當時間漸漸指向20世紀初,我想我們對快樂問題有點猶豫不決了。然而,在我們的全盛時期,快樂根本不成其為問題。我以為,如果兩個人的精神狀態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只不過是一個人快樂而一個人痛苦,那麼關於前者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然而,有機整體性的原則卻不允許我這樣做。當時的普遍觀點是(雖然不完全是來自於《倫理學原理》),快樂與要討論的問題無關,而且總的說來,快樂的精神狀態總讓人懷疑是否缺乏深沉的感情。
    那時候,×還沒有對女人產生興趣,伍爾夫也還沒有喜歡惡作劇,他們還都不像今天這樣快快樂樂。他們兩人總是呆在黑□□的屋裡,面對面坐在火爐旁的柳條椅裡,一言不發,不抽煙斗的時候,就喃喃自語:良好的精神狀態總是極其痛苦的,而痛苦的精神狀態則是無比幸福的。斯特雷奇也支持他們——他在自己的第二個童年裡才開始享受快樂——儘管他並不像他們二人那樣總是鬱鬱寡歡而只是時時感到憂傷。而謝潑德和我則總是沉溺於歡樂之中,為此我們頗受羞辱。一天晚上,我們變得不服管教,魯莽地堅持認為,快樂就其本身而言是無可厚非的。結果他們作出結論:與三一學院的肅穆相反,這種低級趣味正是皇家學院獨有的特點。這可真是個可怕的晚上。
    蘇格拉底曾奉勸普羅塔庫斯說,純粹的享樂是荒謬的。摩爾則把快樂僅僅看作是其他美好事物的點綴。但摩爾痛恨罪惡,他在自己的信仰中設下了不可寬恕的懲罰。「快樂不僅就其本身而言是毫無益處的,而且會招致罪惡……對一個精神狀態惡劣的人,只要痛苦不是過於沉重,那麼就應該使其經受痛苦而不是寬恕他。至於這會不會產生好的結果,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請注意「只要痛苦不是過於沉重」這一限定條件。我們的理想是擁有一個仁慈的上帝。
    我們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柏拉圖的本質上的善;勝過聖托馬斯的經院哲學;加爾文教派的遠離快樂和名利;並且壓制了像維特一樣的種種憂傷。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常帶歡聲笑語,我們非常自信,富有優越感,鄙視群氓。但這種精神狀態並不是一個成年人的良知所能始終維持下去的。當麥卡錫來度週末的時候,他就會溫情脈脈地微笑著邀請摩爾到鋼琴邊來演唱他的德國浪漫曲,我們一起感受這美好的精神狀態。或者鼓動鮑勃·特裡維作一次蹩腳的演說,來滑稽而狂亂地模仿一些人物,其中的樂趣在於,你無法確定哪些是鮑勃自己的表演,哪些是他在模仿別人。
    回首往事之時,看來我們的信仰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成長的。儘管今天人們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不再算計和衡量、不再問自己的所知所感,但我仍然認為我們的信仰更接近於真理,它把那些無關的問題拋在一邊,它也不包含任何的羞恥心理。它所帶來的純淨而美妙的氛圍遠遠勝過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因而,它仍然是我內心的信仰。上個星期,我又重讀了摩爾關於「理想」的那著名一章。他試圖確定生活中的行為品質和生活的總體模式,而這些都被人們大大淡忘了。他沉浸於一種無限的喜悅之中。他把自己的獨特情感轉化為抽像語言的方式是多麼富有魅力、多麼令人驚喜啊。你是否還記得那個段落呢?如果一個人更注重精神品質,那麼當他愛一個人的時候,是否應該看重美貌呢?他的結論是,美貌要略勝於「精神品質」一籌。這個段落如此曼妙,我且畢恭畢敬地引述於下:「我認為,可以承認:在這種熱愛最有價值的場合,對各個精神品質的鑒賞必定構成其中的一大部分;而這部分的出現使得整體的價值遠遠超過沒有這部分時的情形。但是,這種鑒賞本身所能具有的價值,是否同這樣一個整體,即這種鑒賞和對上述各個精神品質的恰當的有形表現之鑒賞結合而成的整體所具有的價值相等,這似乎是大大值得懷疑的。毫無疑問,就有價值的熱愛之一切實例而言,品性之有形表現,無論見之於儀表,或見之於言詞,或見之於行為,確實都構成所熱愛的客體之部分;而整個狀態包含這些表現這一事實,顯然使其價值有所提高。實際上,很難想像對各個單純的,不伴隨任何有形表現的精神品質到底是什麼;而且,就我們能作出這種抽像而言,所考慮的整體無疑似乎會具有較小的價值。因此,我的結論是:對於可讚美的各種精神品質的讚美是重要的,這主要在於這種讚美所屬的整體勝過一個不具有這種讚美的整體,而
不在於這種讚美本身具有任何巨大的內在價值。這種讚美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是否同對單純有形的美的鑒賞所具有的價值一樣大,那就是說,對具有巨大內在價值的東西的鑒賞,是否同單純對美的東西的鑒賞同等有價值,這似乎是頗可懷疑的。
    「而且,如果我們根據值得讚美的各個精神品質本身來考慮其本性,那麼,很明顯,對其正當的鑒賞包含對單純物質美的另一種關係。值得讚美的各種精神品質基本上確實在於對各個美客體的有感情的鑒賞,如果我們上述結論是正確的話。因此,對其鑒賞將根本在於此種欣賞。實際上,對人物的最有價值的鑒賞似乎在於鑒賞其對別人的鑒賞。但是,不但就這個例子中所鑒賞的可能是單純對美的東西的欣賞而言,而且就對一人物最有價值的鑒賞似乎包括對其有形表現的鑒賞而言,這裡似乎都包括一種對物質美的關係。因此,儘管我們可以承認,對一個人對他人的態度的鑒賞,或者說,對愛的愛,確實是我們所知的最有價值的,並且遠比單純對美的愛更有價值;但是,只有把前者理解為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包括後者,我們才能承認這一點。」
    與摩爾關於「理想」的一章比起來,《新約全書》不過是給政治家們看的手冊。自柏拉圖以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文字能與這一章相當。它甚至要勝過柏拉圖,因為它從不耽於空想。它傳達出了摩爾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識見的純粹和飽含激情,他的從不空想和從不斧鑿。有一次在夢中,摩爾把命題與桌子搞混了,但即使在他清醒的時候,他也無法把愛、美與真同傢俱分開。在他看來,它們都同樣地確實、穩固、實在、客觀,它們的存在如同常識一般。
    沒有理由放棄《倫理學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覺,儘管與內容豐富多彩的經驗事實相比,它顯得過於侷促。但它提供了一種與外部事件無關的經歷,這是一種額外的愜意,雖然,對我們這些人乃至所有人來說,今天都已經不能安然地生活在個人主義之中,而這正是愛德華治下早期的傑出成就。
    我距離D.H勞倫斯還相去甚遠,也還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說我們已經「不中用了」。但現在我還不準備討論這個主題。首先我要解釋一下我們的信仰當中的其他層面。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是個人對自己以及對他人的態度,那麼我們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又當如何理解我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呢?
    摩爾的著作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區分作為精神屬性的善和作為行為屬性的公正。關於行為的一般法則,他也有所論述。他關於正確行為的可能性的理論對我來說尤為重要,我把我所有的閒暇時間都用於研究這一課題。我的寫作受到了來自於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和羅素的《數學原理》兩方面的影響。然而對於該書的絕大部分,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我們還沒有注意此書在這方面的特點,也還沒有對它盡量加以運用。我們沉醉於那些華而不實的禮物中,卻還沒有開始玩推斷的遊戲。我們生活在柏拉圖的《對話集》中,還沒有接近他的《理想國》,更不用說他的《法律篇》了。
    這使我們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我們已把享樂主義拋出窗外,又放棄了摩爾那些很成問題的利益計算,從而回到了現實中來。社會行為本身即是目標,而不僅僅是在我們理想之外的悲哀的責任。不僅僅社會行為是如此,生活中的一切行為:權力、政治、成功、財富、野心都是如此,另外還有經濟動機和經濟標準,儘管這在我們的哲學中並不像那位做毫無意義的收藏的阿西西的聖弗朗西斯看待得那樣突出。因此,我們成了這一代人中最早,也許是唯一的擺脫了邊沁傳統的人。實際上,起碼就我自己來說,我當然沒有把外部世界拋到九霄雲外。我只不過是在反思早些年裡,我們認為思索和交流應當排斥其他一切目的的想法。在這篇回憶錄中,我並不準備解釋為什麼擺脫了邊沁傳統就是一大進步。不過,我的確認為,正是邊沁主義傳統在蠶食著現代文明,它應當對現今的道德敗壞負責。我們過去總是把基督徒看作是我們的敵人,因為他們似乎就是傳統、保守和欺騙的代表。實際上,是把經濟標準奉為圭桌的邊沁的功利主義計算在破壞著大眾的理想。
    不僅如此,正是從邊沁傳統的脫離,再加上我們始終不渝的個人主義哲學,使我們所有這些人都避免了從邊沁主義矯枉過正到荒謬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我們沒能保護我們的後輩們,也沒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我們沒有提出能與這種虛假的經濟信仰相抗衡的東西。不過,我們自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說所有我們這些人——還都能免於這種病毒的侵害。我們有我們最後的避難所,正如羅馬教皇有他的最後避難所一樣。
    這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但摩爾不僅僅在第五章「關於行為的倫理學」中討論了行為的義務,即應當通過因果聯繫在未來的數個年代中創造出最大可能的善(這部分的討論充滿了謬誤),而且還指出了個人遵循普遍原則的義務。我們完全否認個人有遵循普遍原則的義務,我們主張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實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經驗和自制力正可以勝任這一切。這是我們的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毫不動搖地維護著它,在外部世界看來,這正是我們最明顯和最危險的特徵。我們拒斥那些傳統的道德、保守的觀念和陳腐的智慧。嚴格意義上說,我們是不道德的人。考察其後果就應該考慮其價值所在。我們不承認有什麼道德義務或內在約束,我們也不準備順從或遵守什麼。在天堂面前,我們自己對自己進行審判。我逐漸意識到,這也許更像是俄國式的特點,總之英國不是這樣的。這產生出了一種雖然有所隱藏但卻普遍存在的自我懷疑,懷疑我們的動機和行為。這種懷疑在某種程度上依舊存在,而且仍將繼續存在下去。它籠罩著我們與外部世界相關的生活。現在,我認為,這種懷疑是有正當理由的。然而,就我自己來說,已經無法改變了。我是,並將永遠是,一個不道德的人。
    然而,我並不認為我們的行為準則是驚世駭俗的。但是,即使當我們完全正確之時,也往往會令人震驚。其中的關鍵在於,這樣一種看法的基礎是薄弱的,它建立在一種先驗的人性論的基礎之上,而這一錯誤卻是災難性的。
    我說過,我們是最先擺脫邊沁主義的人。但我們卻是18世紀另一項異端邪說的堅定的繼承者和擁護者。我們是最後的烏托邦論者,或者是人們有時稱作的社會向善論者。我們相信,人類的道德水準將會不斷進步,因為人類已經擁有了一批值得信賴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們,他們在真理和客觀標準的引導下,能夠擺脫那些傳統的、保守的觀念和陳腐的行為準則,並且自此以後,形成他們自己的信念、純潔的動機以及關於善的可以信賴的直覺。人是理性的這一觀點在1903年之後就綿延不絕。它存在於自私自利——這被稱為合理的自
私——的倫理學之中,正像它存在於康德和邊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倫理學中一樣。正是由於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認為個人主義體系和利他主義體繫在現實中的結果是相同的。
    簡言之,我們反對原罪說的各種版本,我們對人的內心存在罪惡之源的愚蠢說法嗤之以鼻。我們也並不認為文明是建立在個人和少數人意志之上的搖搖欲墜的大廈,而只能以苛條酷律和陰謀詭計來維持下去。我們對傳統的智慧和習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正如勞倫斯和路德維希所說,我們不尊敬任何事和任何人。我們也不準備尊重那些為制定生活秩序(正如今天所表現出來的)做出傑出貢獻以及精心保護這一秩序的前輩們。柏拉圖在他的《法律篇》中說道,最好的一套法律就是禁止年輕人詢問法律的是非,而老年人卻可以在年輕人不在場的時候把他們發現的法律中的缺陷通報給統治者或其他老年人。這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名言。作為我們的普遍的精神狀態的原因和結果,我們大大地誤解了人性,包括我們自己的本性。我們所認為的合理性往往流於膚淺,不僅僅在判斷上是這樣,在情感上也同樣如此。我們不僅僅在精神上是前弗洛伊德主義者,而且喪失了前人具有的某些東西。我現在仍然無可救藥地相信別人的感情與行為的合理性(當然也相信自己)。有一個微小但卻鮮明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正常」思想的荒謬性,那就是抗議的衝動——給《泰晤士報》寫一封信,在吉爾德大廳召集一次會議,或者當我預想為「正常」的事情未能實現時捐助某個基金。我大喊大叫,就像真的有什麼可以依賴的權威或標準一樣,這可能是相信祈禱的功效的遺跡。
    我曾說過,人是理性的這一虛假觀點往往會使我們的判斷和情感流於淺薄。在我看來,摩爾關於「理想」的那一章羅列了有價值的各種感情。人是理性的這一看法,不僅沒有促進理性,反而破壞了理性。它忽視了某些強有力而有價值的情感源泉。人性中某些自發的、不理性的衝動往往具有某種價值,因而我們的完美的體系出現了缺口。甚至某些與罪惡相關的情感都有一定的價值。除了那些自發噴湧的、甚至是邪惡的衝動之外,還有一些不為我們所瞭解的有價值的思索與交流的對象。我們所瞭解的是僅限於那些從生活秩序或生活模式的一致性以及情感中激發出來的對象。我們一定還記得佩利的名言:「雖然我們常常談及知覺存在的一致性,並把幸福、苦難、慾望、利益和情感都歸結於此,但實際上,除了個體之外別無他物存在」。不過,我們使個人主義走得太遠了。
    當時間指向1914年的時候,我們的人性論的淺薄或者說是錯誤就愈加明顯了,而這也正偏離了人性本善的論點。如今,一對情人的短暫相會與快樂完全糾纏在一起,而這正是曾經被拒絕的,生活的模式有時不過是一系列短暫而淺嘗輒止的「私通」。我們對於生活和各種事務的評論是睿智而有趣的,但又是極易擊破的——正像羅素、我和勞倫斯之間的談話一樣——因為其中沒有包含關於人的本性的確切診斷。伯蒂把各種根本不可能相容的觀點兼收並蓄起來。他一方面認為人類事務的發展進程是不理性的,一方面又認為解決辦法是既簡單又容易的,因為我們只需遵循心中的理性就夠了。討論這方面的實際事務是件令人厭煩透頂的事。而如果把那些隱含的、暗藏的、無論是好是壞的情感拋開,討論人的本性也是毫無意義的。實際上,如果我們在時間過程中考察生活模式,並且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獨立的、不連續的閃爍,那麼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人的精神狀態,然而,精神狀態體現價值的方式,以及其對象都是各種各樣、豐富多彩,超乎我們的想像的。我想起,在過去,我們處理這種經驗的多樣性的辦法是不合理地擴大了審美經驗的範圍(比如說,在悲劇情緒這一名義下,我們會研究它的各種分支)。並且把那些人類經驗歸為審美經驗,通過這種錯誤的歸類來消滅多樣性。
    如果我就此忽略我們的優點——我們的魅力、智力、超凡脫俗和熱情——我可以把我們看作水蜘蛛,它在水面上優雅地掠過,像空氣一樣輕盈適意,沒有激起任何的漩渦,也沒有觸動水下的潛流。但在勞倫斯那無知、嫉妒、暴躁而惡意的眼光注視下,我們這些人的品質又是多麼令人生厭啊:在薄薄的熔岩表面上跳躍的理性主義;對粗俗感情的存在與價值的忽視;既放蕩不羈又大逆不道;與邦尼的樸實相比顯得故作聰明;把奧特蘭的高雅看作是糖衣的毒藥。這些,對我們這群可憐又愚蠢、還滿懷好意的人來說是多麼不公平啊。但這就是當勞倫斯1914年說我們已經「不中用了」的時候還不無道理之處。
193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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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S IN BIOGRAPHY
精英的聚會
凱恩斯 著 
劉玉波 董波 譯 
出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員會,巴黎,1919年
第二章  勞埃德·喬治先生:一個片斷
第三章  三人委員會的一次會議1919年4月29日,巴黎
第四章  安德魯·博納·勞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第六章  埃德溫·蒙塔古
第七章 阿瑟·鮑爾佛
第八章 溫斯頓·丘吉爾
第九章 雷金納德·麥克納
第十章  偉大的維利爾斯血緣
第十一章 托洛茨基在英國
 
        第二篇經濟學家的生活
第十二章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傑文斯
第十四章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
第十五章  瑪麗·佩利·馬歇爾
第十六章  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
第十八章  亨利·坎寧安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第二十章  艾爾弗雷德·霍爾
 
            第三篇 人物小品
第二十一章  威廉·萊克斯
第二十二章  弗雷德裡克·希雷斯登·基林
第二十三章  A.A.楚普柔
第二十四章  本傑明·斯特朗
第二十五章  C.P.桑格
第二十六章  沃爾特·凱斯
第二十七章  喬治·布魯姆霍爾
第二十八章  弗雷德裡克·菲利普斯
 
      第四篇 他在皇家學院的朋友們
第二十九章  E.P.拉姆齊
第三十章    A. F.R.沃拉斯頓
第三十一章  W.E.約翰遜
第三十二章  威廉·赫裡克·麥考利
第三十三章  迪爾溫·諾克斯
第三十四章  朱利安·貝爾
 
          第五篇 兩位科學家
第三十五章  牛頓,真正的人
第三十六章  伯納德·肖和伊薩克·牛頓
第三十七章  愛因斯坦
          第六篇 兩篇回憶錄
《兩篇回憶錄》序
第三十八章  梅爾基奧爾博士:一位被擊敗的敵人對《我的早期信仰》的導注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精英的聚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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