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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掌櫃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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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陳雲誕辰100週年:紅色掌櫃陳雲 作者:熊亮華
   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 
                             ——毛澤東 
  這是一部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組研究人員撰寫的關於中共重要領導人陳雲財經生涯的通俗性史傳作品。陳雲同志曾經說:我們是「掌櫃」態度呢,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志、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掌櫃」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高到這個程度。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黃土高原上的 「紅色掌櫃」      
  寫在前面的話   
  「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覆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老謀深算,國之所倚。」 
  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一張陳雲打算盤的照片題寫的詩。這首詩,是陳雲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籌謀擘劃的形象寫照。 
  陳雲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蘇青浦縣(現為上海青浦區),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4年主持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開始,他的革命生涯就與財經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上任伊始,就給自己,也給所有財經幹部立下了規矩:「我們是『掌櫃』態度呢,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志,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掌櫃』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高到這個程度。」 
  當然,陳雲的「掌櫃」態度,不是要像生意人那樣為個人利益斤斤計較,而是為國計民生精打細算。 
  在陝甘寧邊區戰時財政的條件下,陳雲就要求財經幹部對自己人也要「仔細打打算盤」、「先小人後君子」,「在同志面前點錢不是丟臉的事情」。 
  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以後,陳雲更是殫精竭慮、錙銖必較,甚至一度主張財政部門要像鐵公雞「一毛不撥」。他告誡財經幹部:「錢是老百姓的,我們不能拿老百姓的錢開玩笑。」 
  陳雲所設想的,就是要把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成為「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他說,花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 
  而這位一輩子為國計民生籌謀、掌管著動輒數以億計資金出入的當家人,自己的生活卻是簡樸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清貧的。五六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位家庭比較困難是有名的,即劉少奇、朱德、陳雲,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1995年4月陳雲去世以後,身邊工作人員計算了他留下的財產,只有不到2萬元的稿費,和去世後可領到13360元的撫恤金。 
  陳雲,這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沒有給自己留下什麼積余,而把有形的、無形的巨大財富,留在了中華大地上,留在人們心中。   
  初顯鋒芒   
  陳雲的財經生涯,是從黃土高原上的陝甘寧邊區起步的。他自己曾不無詼諧地把這一段的財經工作,說成是搞「小攤攤」。 
  生產發展了,財政金融卻亂象頻生,黨內外意見紛紛。 
  毛澤東請陳雲出馬執掌財經大權,破解難題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陳雲任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組織部長一職由彭真代理。西北財經辦事處是1942年6月成立的,隸屬於中共中央西北局,統管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財經工作,主任是賀龍。 
  此前,陳雲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43年3月起因病休養,為時近1年。為照顧他養病,毛澤東讓他從楊家嶺遷到自己的住地棗園居住。 
  陳雲此際走上財經工作領導崗位,有當時特殊的情況。 
  陝北地處黃土高原,地瘠民貧,缺乏近代工業,經濟十分落後。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這裡成了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大批黨政軍人口集中在這裡,財政供應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極大的負擔。1940年3月,蔣介石下達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命令,在邊區周邊構建5道包圍封鎖線,對邊區貿易實行統制,並禁止邊區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輸入邊區。從8月開始,國民黨先是拖欠八路軍經費。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國民黨不但完全停發八路軍經費,還禁止外界捐款匯往邊區,完全斷絕邊區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邊區連年遭水、旱、風、雹災害侵襲,損失慘重。外援斷絕,災荒頻仍,邊區收入大減。而境外遭災害和戰禍的難民又大量擁入,為保衛邊區還從前線調回了一批部隊,支出猛增。這樣一來,邊區財政經濟空前困難。 
  為減輕群眾負擔,邊區在實行精兵簡政的同時,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種糧種菜,紡紗紡線,乃至經商辦實業,實現了大部自給,渡過了難關。 
  渡過了最困難的兩年後,1943年,邊區工農業生產取得了極大的發展。農業增產細糧16萬石,超過計劃一倍,不但自給,而且可餘糧22萬石。棉花產量可滿足邊區需要量的一半。原來靠輸入的皮毛、鐵、紙、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業品,能夠大部自給或者自給有餘。邊區經濟正逐漸脫離對外依賴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但是,與邊區生產興旺這種景像極不協調的,是財政金融的混亂。1943年1年就出現了好幾次大的金融物價波動。1943年5月15日,西北財經辦事處決定邊區銀行由邊區財政廳管理,邊區銀行所屬各縣辦事處撤銷,具有商業性質的光華商店交由物資局領導。這一決定,使邊區金融、貿易在領導體制上全部隸屬於財政,為金融物價大波動埋下了隱患。由於錯誤地確定邊區銀行是財政的出納,片面強調金融支持財政預算,結果財政發行失控。物資局成了供給部,各機關單位,特別是大單位,需要什麼東西,就直接找領導批示,東西拿走不給錢,只記筆帳;企業管理鬆懈了,經營出現虧損。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準備「閃擊」延安。為了應付戰爭,軍事費用開支劇增;為了保證冬衣原料供給,又必須及時收購棉花;而財政方面由於邊區對外貿易中斷,鹽及各項土產均不能出境銷售,法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來源斷絕,財政收入減少。 
  上半年,邊區流通貨幣——邊幣發行了23137萬元,邊區金融物價已經開始波動。財政部門掌握了金融、貿易大權後,不是從邊區經濟全局出發,僅僅為應對一時的困難和危局,下半年邊幣竟然發行了143663萬元,是上半年的7倍還多。邊幣發行的過快增長,刺激金融物價劇烈波動。通貨膨脹,搶購風潮頓起,物價暴漲。 
  黨內外對這種狀況頗有意見。毛澤東除提議任弼時組織朱德、林伯渠、高崗、賀龍、李富春等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和西北財經辦事處的負責人共同研究財政金融問題外,待陳雲身體稍有恢復,就請他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出面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 
  陳雲過去並沒有搞過財經工作,但他有唯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為基礎,並重視學習善於學習。在養病期間,他仔細研究了毛澤東的著作和文電,認為貫穿在裡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怎樣弄清實事,做到實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並以此為終身的準則。 
  唯實和學習,就是陳雲進入新的工作領域的隨身法寶。確定他抓財經工作後,他並沒有急於發號施令,而是調查研究熟悉情況。1943年12月9日,陳雲同毛澤東、林伯渠一起參觀了陝甘寧邊區第三屆生產展覽會。隨後,就開始接連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陝甘寧晉緩聯防軍司令部後勤供給座談會、陝甘寧邊區政府高級幹部會議等一系列會議,專注地瞭解邊區財經工作的情況。他還搞到了兩本中國經濟年鑒,抓緊時間學習財經知識。 
  1944年3月10日,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陳雲任職的通知,陳雲走馬上任了。   
  縷清法幣邊幣關係(1)   
  不讓財政隨便從銀行掏錢,縷清法幣邊幣關係,邊幣「偷梁換柱」 
  一錘定音。新當家人一出手,就展示了過人的果敢與精明 
  財政金融出了問題,財經部門自然少不了挨批評,受抱怨,有點抬不起頭來。但是,陳雲理解他們,依靠他們。3月20日,剛剛上任的陳雲,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上為財經辦事處的幹部說話:當家人要準備受氣,但不能因此而改變方針。財經辦事處成立後做了很多工作,幹部有了很大進步。錯誤也是有的,因為我們建設國家還沒有經驗。 
  陳雲的話,表示了自己要大刀闊斧改變財經局面的決心,也無疑為處於窘境中的財經幹部撐了腰。畢竟,陝甘寧邊區這個家,太不好當了。 
  當時,金融物價形勢還是很不穩定。為制止通貨膨脹、物價暴漲,1944年1月6日,邊區銀行不得不棄守牌價,讓邊幣隨黑市價波動。同時,停止邊幣發行,推銷土產,停發各單位經費3個月,以收縮邊幣。到3月上旬,邊幣和法幣兌出兌入趨於平衡,銀行掌握了足夠法幣,取得了貨幣鬥爭的主動權,開始限制邊幣兌出,使法幣價大幅下跌,最後穩定在9元,物價隨之逐步下跌。採取這樣強制的行政措施,雖然一時扭轉了金融物價形勢,但邊區經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有些地方市場上法幣代替了邊幣,市場蕭條,生產大受影響。其情形,很有些類似於今天人們所稱的經濟「休克」,經濟形勢仍然極不樂觀。 
  顯然,問題的焦點集中在邊幣幣值的穩定上。邊幣穩定了,重新佔領流通市場,市場才能穩定,邊區生產、流通和群眾生活、黨政軍供給才能得到保障。陳雲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摸清了情況,立即下決心整頓金融,重建邊幣信用。 
  陳雲首先確立銀行企業性質,使其擺脫財政出納的地位,以利控制財政發行。 
  1944年三四月間召開的第二次西北局高幹會議認為,財政依賴發行邊幣支持,把銀行變成財政的發行機關,不但喪失銀行經營業務的獨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價動盪的主要原因之一,決定將邊區銀行確定為企業性質,並從組織上加強邊區銀行本身的領導力量。 
  5月14日,陳雲同賀龍致信黃亞光、賈拓夫,通知他們:(一)向銀行內庫借用邊幣一萬萬五千元,用以借給物資局繳財政廳一萬萬元,付軍委後勤部五千萬元。(二)以上借款均由物資局負責用邊幣歸還,限定六月十日還一萬萬元,六月底還五千萬元。銀行須按期負責收回,收回後仍入內庫封存。(三)今後銀行增加發行必須經過財經辦事處書面批示。 
  這一下,不但是財政部門和軍隊後勤部門帶頭有借有還,還把貨幣發行大權收到財經辦事處,加強了貨幣發行的控制。 
  當時邊區銀行放款分一般放款與特別放款。一般放款,指銀行的固定資金內的放款,主要用於農業和工商業貸款;特別放款指經西北財辦批准,由銀行發行、庫內支付的長期或短期的經濟建設或財政性周轉,收回時如數歸入發行庫,其放款和收回,實際是邊幣的發行和回籠。邊幣發行的混亂,主要就在於特別放款失控。 
  為了切實控制邊幣發行,陳雲再立規矩。6月9日,陳雲同賀龍頒發西北財經辦事處《關於陝甘寧邊區銀行特別放款辦法的決定》,規定:特別放款須由借款機關出具正式借據,說明金額、用途、歸還日期、利率及付息辦法,借款機關不得將借得之款移作別用。特別放款所需資金來源為發行邊幣,由銀行向發行庫支款。銀行收回放款後須如數歸入發行庫,並報財經辦事處備案。在此過程中,邊區銀行不得將此款移做別用。 
  財政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對銀行予取予求;即使從銀行借款,到期也必須還。這就徹底根治了財政發行無度的弊端,使財經辦事處能夠根據市場需要控制邊幣發行量,穩定邊幣幣值。 
  在確立邊區銀行相對於財政的獨立性的同時,陳雲還正確處理邊幣與法幣關係,整理邊幣,使其重占流通市場。 
  雖然邊區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但法幣實際上並沒有退出邊區,反而一直在同邊幣爭奪邊區流通市場。 
  由於邊幣一度發行過快過猛,信用受到嚴重損害,銀行當時已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緊縮邊幣。這樣雖然有利於控制物價,但事實上等於拱手將市場讓給了法幣,以短期利益犧牲了長遠利益和財經大局。陳雲很快意識到這一點。5月4日,陳雲同朱德、賈拓夫、黃亞光等人談穩定金融問題,指出:目前既不提高邊幣牌價又不發行邊幣是不行的,這樣下去邊幣流通量會一天天縮小。 
  但是,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係。由於沒有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係,邊區財經部門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頭。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還批評了「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的現象。 
  陳雲認真總結了幾年來金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經過深入思考和分析,縷清了邊幣與法幣的關係,找到了解開邊幣死結的金鑰匙。 
  5月10日,陳雲在西北財經辦事處第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他說是「偷梁換柱」的解決辦法。 
  陳雲考慮到,既要使邊幣與法幣的比價達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頓。但由於通貨膨脹,邊幣的信用受損,如果發行新票子,政治上會有不良影響。公開允許邊幣和法幣同時流通,由於法幣腿長,還會繼續出現法幣擠壓邊幣的現象。因此他建議: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一比一,而與邊幣一比九,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漸收回邊幣,達到預想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既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一比一,驅逐法幣,又不至於擾亂市面金融。   
  縷清法幣邊幣關係(2)   
  陳雲的建議被接受了。5月23日,陳雲出席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 
  實踐證明了陳雲的認識是正確的。由於有足夠的法幣準備金,並輔以相當數量的重要物資,商業流通券發行後穩定了金融。   
  反封鎖   
  是沒有硝煙的戰爭。陳雲足智多謀,連封鎖 
  邊區的國民黨官兵也成了邊區的運輸隊 
  雖然邊區生產有了較大發展,但邊區經濟規模很小,單憑邊區經濟自身的力量並不能完全做到自給自足。許多重要物資,還是要依賴從國民黨統治區的進口。邊區的土特產品,也需要到國統區去找市場。因此,穩定邊區金融物價的鬥爭,除了正確處理邊幣與法幣的關係外,另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開展貿易鬥爭,打破封鎖。 
  由於邊區經濟規模與國統區相比處於弱勢,要在經濟鬥爭中取得主動權,就對財經部門的領導藝術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以往邊區對區外貿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虧上當的事不少,連年入超,工作顯得很被動。 
  陳雲上任後,大大加強了邊區對區外貿易的管理,積極擴大外貿範圍,主動展開貿易鬥爭。邊區不僅與出入口商人、腳夫建立經濟統一戰線,還利用國民黨內部各種矛盾,進行公開的、秘密的、上層的、下層的多種形式的鬥爭,建立廣泛的經濟統一戰線,積極主動地向邊區周圍發展貿易關係,擴大貿易範圍,突破封鎖。同時,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經濟情況,研究各種經濟鬥爭規律,採取各種方式進行機動靈活、針鋒相對的貿易鬥爭,很快結束了被動挨打的局面,取得了貿易鬥爭的主動權。 
  當時,鹽是邊區出口的最大宗物資,1944年僅此一項占出口額37.16%;棉花是邊區進口的最大宗的物資,1944年棉及棉織品占進口額68.58%。兩者對邊區物價影響極大。國民黨封鎖,緊緊抓住這兩項物資,對邊區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邊區運鹽多的季節,國民黨頑固派利用把持市場的優勢,動不動提高鹽稅、壓低鹽價、統制運輸,限制甚至禁止國統區的鹽商到邊區販運食鹽,企圖壓垮邊區鹽業運銷。食鹽是邊區財經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大部分食鹽都要外銷到西安等國民黨統治地區去。壓價太低,對邊區經濟影響很大。 
  陳雲主張要爭取主動。這年春天開始,國統區受戰事影響,海鹽來路受阻。陳雲指示邊區鹽業部門,要趁著國統區缺鹽的時候提高鹽價。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會上說,鹽的銷售關鍵在於對國民黨區域出口時能否提高鹽價,要進行囤鹽提價鬥爭。現在每斤鹽賣一萬三千元只是保本,將來要提高到一萬四千元至一萬六千元。 
  國民黨頑固派不說自己封鎖對邊區造成的損害,卻立即大肆誣蔑邊區政府的食鹽漲價行為。為抵制邊區鹽價上漲,故意不到邊區來買鹽,而利用手頭的存鹽供應市場。 
  陳雲下令邊區鹽業公司把鹽價提高20%。要囤鹽就得有資金,又不能增發太多貨幣,陳雲決定把貿易公司販賣土產收得,用於囤鹽。 
  消息傳出去,沒幾天就有鹽商找上門來,要求按原價買邊區的鹽。但邊區鹽業部門態度很堅決,怎麼說也不同意。鹽商們一看沒有辦法,心裡頭一核計,即使邊區食鹽漲了價,販運出去也比到青海販鹽合算,還是趁早買,省得鹽價再漲。 
  不出兩個月,鹽商們蜂擁而至。邊區食鹽在提價中實現持續旺銷,完全掌握了市場主動權。國民黨頑固派在食鹽對抗中佔不了上風,只得依從邊區的食鹽價格,這以後對食鹽的封鎖也不得不放鬆,一些口岸出現明封鎖暗不封鎖的局面。 
  10月13日,陳雲高興地向西北局常委會報告了鬥爭情況,說5個月裡共提了9次鹽價,在出口上實現了等價交換。以後在鹽銷政策上,將以國計民生第一,不吃虧第二,不少賺第三。 
  12月3日,陳雲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作財經問題報告時,又專門就食鹽運銷鬥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邊區經濟的陰謀,回擊他們的誣蔑。 
  在食鹽反封鎖鬥爭取得勝利之際,棉花收購季節來臨了。1944年九十月間,關中新花上市。國民黨一面向棉農催收貸款,一面壓低價格強迫徵購。 
  邊區要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棉花封鎖,必須想辦法爭取棉農、棉商。為此,陳雲領導財經部門採取機動靈活的戰術:高價招遠客。 
  那時,國民黨區域棉花徵購價僅每斤1100元。邊區以2800元收買,差價高達1700元。棉農和棉商一看邊區棉花收購價這麼高,想方設法突破封鎖,向邊區販運棉花。 
  在邊區棉花收購價格高企的吸引下,國統區棉花源源不斷流向邊區。封鎖線上的國民黨軍,連排長們帶著整連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僅兩個月時間,邊區就爭取進口棉花百餘萬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鎖。 
  等國民黨頑固派醒過味來,已經遲了,不久後國民黨統治區花價上漲4倍多,強迫收購60萬擔棉花的計劃破產了。這樣,邊區一開始的高價收棉不僅沒有吃虧,最後還佔了大便宜。由於收到了足夠的棉花,當年邊區不但能保證自用,還有餘力支援其他根據地。第二年抗戰勝利後,大批幹部由延安出發上前線時,都發了裡外全新的棉衣。   
  要當掌櫃,不要當出納   
  總結一年來的風風雨雨,陳雲告誡大家:要當掌櫃, 
  不要當出納。出色的財經才幹,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由於以發展生產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的成效,由於農產品和工業品生產的增加,加上貿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經過一年的努力,邊區金融和物價基本穩定。在這種好轉的形勢面前,一些幹部難免產生鬆懈。各單位都伸手向邊區政府要物資,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陳雲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陳雲在西北局座談會上說: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發生金融波動。在大公與小公的關係問題上,要堅持小公絕對服從大公的原則。財經辦事處要有不做「好人」做「惡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讓大家隨便拿。 
  這年10月和11月間,由於邊區一些機關、部隊「小公」的生產經營,使邊區財政墊支法幣4萬萬元,折合邊幣34萬萬元。陳雲馬上指示,停發他們的經費,並指示鹽業公司停止屯鹽,藉以收縮邊幣,穩定金融。停發經費就得準備挨罵,陳雲說:這不要怕。天下大亂,不如天下小亂,這樣金融才得以穩定。 
  財經工作是一種事務性非常強的工作,陳雲並沒有沉緬於事務中。他是一個注重從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提高的人。為了進一步做好財經工作,陳雲認真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經驗。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工作檢討會上作了報告。 
  陳雲首先實事求是地指出,「財政廳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財政工作還有問題,就是工作比較被動。這有三個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實際困難;三是主動性不夠。第一條是主要的。 
  陳雲認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這些缺點,擺脫被動狀態,就有一個對待工作的態度問題、責任心問題。他說: 
  「我們是『掌櫃』態度呢,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志,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掌櫃』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高到這個程度。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主動或被動的問題。」 
  由於正確安排了邊區的財政、金融、貿易,邊區金融物價繼續保持了穩定,生產繼續保持大發展勢頭,積累起了相當雄厚的家底。這種情形,與前幾年邊區金融物價不斷波動形成了鮮明對比,更與國統區物價飛漲、經濟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陳雲的財經才能,得到了廣泛的好評。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中國革命走的是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經考慮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指出:「現在要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那裡有成百萬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萬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莊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 
  5月9日,陳雲在中共七大作大會發言,提出一個建議:現在我們快要由鄉村轉到城市了。陝甘寧邊區有的部隊出發時,把一些東西糟蹋了,浪費了。這些東西是我們勞動創造的。將來進城時,要把農村家務保持好,還要保存好城市機器。那時的城市是經過八年抗戰、經過大反攻、破壞相當嚴重的城市。同志們到了城裡,千萬別把機器搞壞了,沒有機器,恢復經濟會很困難。 
  陳雲的意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陳雲懂經濟。5月24日,他向大會報告七大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時說,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比如現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陳雲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搞大工業我們相當生疏。為什麼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樣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從前因為沒有知識就打爛過,我們進過城,把玻璃打爛了,把機器也打爛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爛機器的問題。」5月31日,他作七大結論報告時,又再次講到:「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雲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後怎麼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從毛澤東一年多前派做組織工作的陳雲,轉而從事經濟工作的事實來看,毛澤東對陳雲懂經濟的看法,不僅僅是對他這一預見性建議的讚賞,更是對陳雲一年多來成功領導邊區財經工作的肯定。     
  第二章 浴火重生的黑土地   
  平抑物價(1)   
  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並由陳雲負責財經委工作。7月17日,陳雲又擔任了東北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這是陳雲繼主持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後,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據地的財經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東北局經中央同意,曾經決定陳雲分管財政經濟和後勤工作。但那時是戰爭環境下的動盪時期,財經工作主要是解決部隊後勤供應問題,還談不上全局性的經濟工作。東北局把清理沒收敵偽資財,作為解決財政經濟困難的主要途徑。這些物資數量相當可觀,在初入東北、立足未穩的時候,解決了燃眉之急。也管過財經工作的李富春,後來風趣地把這段時期的財經工作比作「揀洋落」。 
  這次主持東北財經全局工作,性質就不一樣了。1948年6月7日,陳雲在東北局常委會上表示:目前東北根據地已連成大片,具有了相當規模,而且還在向前發展。因此,東北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組織好財政經濟工作,以適應全國戰爭的需要。過去在財經工作中的一些帶軍事性質的東西已經過時,與現在的形勢很不相稱。現在,公糧、稅收、林業、鐵路運輸等,都與農民、市民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稍微動一動,就會觸及人民的利益。 
  與西北的「小攤攤」相比,這次陳雲財經活動的舞台有極大的區別。東北本是富庶之地。諺云「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進飯鍋裡」。這塊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糧倉」,重要的產糧區,有所謂「呼海巴拜,綏化在外」(指黑龍江的呼蘭、海倫、巴彥、拜泉和綏化),「金復海蓋,遼陽在外」(指遼寧的金縣、復縣、海城、蓋縣和遼陽)之說。而且各種資源特別是森林資源、煤炭資源極為豐富,鐵路四通八達,有舊中國最發達的重工業體系。而且東北人口眾多,周邊又與友好的蘇聯、朝鮮、蒙古接壤,城鄉交流和內外交流通暢,是真正現代意義的國民經濟。東北經濟搞得好,將為解放戰爭提供空前強大的經濟支撐。 
  身處陝北黃土高原的毛澤東,早就將巨人般的戰略眼光投向東北這塊黑土地,對東北強大的經濟實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會議結論時,以非凡的預見,專門講到東北。他說: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之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麼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範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 
  然而,實現毛澤東的殷切期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和連綿的戰火使東北經濟遭受極大的破壞。陳雲和其他黨的財經幹部都沒有管理現代工業交通的經驗。能否讓東北工業基地浴火重生,為戰爭勝利提供強大經濟支持,是一場嚴重考驗。 
  票子發得多糧食收得少,糧價領頭物價暴漲, 
  大家惟恐管不住糧食。陳雲卻下令 
  開放糧食自由流通,讓物價平漲而非暴漲 
  6月10日,陳雲在東北經濟一片混亂之中,正式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 
  東北雖然是產糧區,但戰爭的重負還是對東北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壓力。1948年3月,東北解放區物價開始暴漲,4月、5月、6月,漲勢一浪高過一浪。領頭上漲的是糧食。 
  東北盛產糧食,那怎麼還緊張呢?陳雲瞭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糧134萬噸,貿易局購入糧40萬噸,除供給必需外,再無調劑市場餘力。而東北解放區八九百萬城市人口所需的250萬噸食糧及粉糕用糧,除哈爾濱外其他地區都完全依賴於2000多萬農民在市場出售的糧食。城市人口眾多,公家又無力調劑,就使供求關係失衡,稍微有點失調,糧價就會暴漲。另外,上一年南滿和北滿農業全都歉收,南滿歷來缺糧,北滿的糧食又沒有辦法大量南運,糧食南貴北賤,最高時相差7倍,影響北滿糧價。 
  但是陳雲也瞭解到,東北人平均擁有糧食達600小米斤,遠高過關內各解放區400小米斤的平均數。在糧食上打主意,還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麼打,陳雲有自己的考慮。 
  當時有人主張減少出口,陳雲沒有同意。6月11日,陳雲在東北局常委會上指出:我們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糧食,不僅要出口餘糧,而且要勒緊肚子,盡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糧食換軍需、民用和工業用物資,其中軍需佔大頭。要批判片面的群眾觀點,如果不多出口糧食,反而會從群眾中取得更多。價格,從小處看,我們吃虧;從整體看,我們賺大錢,因為這是大買賣。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認為不合算,結果丟了大頭。這種同志只能當總務處長,管不了國計民生。顯然,陳雲是從保證軍需和發展生產的大局來看待糧食出口。   
  平抑物價(2)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糧食管制起來。從一般情況下,什麼東西缺,公家當然就應該管制什麼。這正是東北財經部門前一段的做法,為了保證公家購糧,限制商販攜帶50斤以上的糧食。 
  但結果顯然是失敗的。陳雲分析後發現,正是這種做法,縮小了社會的調劑力量,更刺激糧價上漲,農民惜售。想買到糧食,結果是更買不到糧食。在東北當時的情況下,管製造成的有價無市,對經濟的危害遠甚於糧價上漲。 
  為了度過災區的糧荒季節,鼓勵農民出賣糧食,以有限物資穩定市場,陳雲經過認真分析和慎重權衡後,決定立即改變管制糧食經營和拋售物資辦法,不再硬性阻擊物價上漲,而是把目標定為允許物價合理平漲、防止暴漲上,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公營經濟穩定市場的力量,切實掌握糧食,使東北經濟順利闖過難關。 
  根據陳雲的意見,7月10日,東北行政委員會發佈[東財]第13號令,主要內容是,在解放區境內,一切糧食,不分品種與數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縣區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機關、部隊、團體或個人,不得加以封鎖或干涉。在鐵路運輸上,取消運輸證制度。如有故意封鎖或干涉,當事人可以向各級政府控告,各級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財產論處。 
  陳雲打破常規,從實際出發,在禁止私商囤積的同時,允許糧食自由流通,收效顯著。市面上糧食重新流通起來,缺糧區糧價下跌或趨向平穩,餘糧區上漲,全東北形成適當的市場價格,在糧食青黃不接的最緊要關頭,糧價1個月只漲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兩月糧價更為平穩。   
  財經工作僅次於軍事(1)   
  從鄉村走進城市,企業裡的複雜門道讓人犯難, 
  陳雲說是還沒有學會做「老闆」,主張把財經工作 
  放在不次於軍事或僅次於軍事的重要位置上 
  穩定物價為經濟恢復創造了條件。但現代工業是一個複雜的綜合系統,工業生產能否早日恢復正常生產,不光要看機器,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看經營者的管理和生產者的勞動技能和工作態度。 
  陳雲覺得這個問題不樂觀。7月5日,陳雲在東北局常委會議討論企業組織與工人運動方針問題時,針對這些企業經營管理的亂象提出:對舊的生產制度應當批判地接受。對於工廠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要尋找原材料的來路與產成品的銷路。現在,我們還沒有學會做「老闆」 
  怎麼樣做好現代工業的「老闆」?陳雲上任後,著手解決最急迫的三大難題:一是工人工資太低,生產情緒不安;二是工人與職員的矛盾,職員受壓制甚至打擊,影響到必要的生產管理制度的確立;三是經濟沒有全局計劃,盲目生產造成損失。 
  首先急需解決的,是工人工資問題。這個問題,在糧價暴漲的情況下顯得極為突出。糧價漲了,等於拿貨幣工資的工人減薪,影響他們養家餬口。結果有的工人辭職幹起了小販,技術工人從公營企業向私營企業流失。 
  陳雲深知這一問題的緊迫性,主張解決工人待遇過低問題,並立即著手調整。6月16日,陳雲在東北局例會上提出:現在鐵路和工廠的工人工資太低,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還不如農村中的雇農。照目前辦法長期搞下去是不行的,剝削了工人,有利於消費者,結果是工業的總崩潰。搞經濟總要合乎經濟原則,用強迫的辦法既違反經濟原則,又違反政治原則。 
  根據陳雲的意見,東北財經部門以實物為計量單位,重新制訂新的工資標準。新的工薪標準,工人最高工資以實物計提高到375斤糧,整整提高了100斤糧,這樣雖說比舊民國和偽滿時期還低一些,但最高工薪的工人憑工資可以養活連本人在內的四口半成人,中等工薪的也可養活三口半成人。 
  新的工薪標準中,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工資比工人工資要高得多,普通職員收入也和工人持平。這樣做,從政治上說,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這就不能不談到企業中工人與職員矛盾。 
  中國共產黨進入東北後,接收和很多規模很大、技術先進的企業,如鐵路、礦山、發電站、郵電、輕重工業工廠、市政企業。這些企業裡,既有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人,也有很多腦力勞動的職員。 
  本來,工人和職員同是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僱傭勞動者。但工人和各級職員,在企業內的地位和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內勞動條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級職員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情況接近於工人,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帶有舊知識分子輕視工人的意識。中、高級職員是企業的生產及業務管理人,對工人及下級職員都居於管理者的地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員,在日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指揮和壓迫制度下,習慣於用官僚主義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在舊的生產秩序下,工人與職員長期積累起很深的矛盾。日本投降以前,東北企業內的全部高級職員和一部中級職員,都是日本人。抗戰勝利後,中國職員代替了日本人。工人對於一般管理人員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對於少數為非作惡分子,則是痛恨的。要翻了身的工人,與職員團結起來搞好生產,這個問題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慮的,工作難度並不比提高工人待遇為小。 
  1948年初,鶴崗煤礦在發動工人中,產生了不適當的打擊職員的「左」的錯誤,影響很大。鶴崗發生的事並非個別現象,雞西和西安煤礦以及鐵路的個別區段也發生過。由於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幹部中對工人階級觀點和群眾路線存在誤解,普遍存在的輕視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傾向。 
  現代企業的運轉,並不像一些幹部想像的那樣,有人把機器開動起來就行了。它需要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其他職員,與工人有機組織起來,相互協同,才能順利生產。把職員當作鬥爭對象,必然會破壞正常的生產組織和必要的生產秩序,影響生產。 
  陳雲主持財經工作後,以鶴崗煤礦這一錯誤為契機,著手檢查了正確對待職員的工作。 
  通過檢查分析,陳雲認為,對待職員問題上,右的錯誤和「左」的錯誤都有。右的錯誤表現在過分信賴舊職員,而重視工人不夠。因此,既不能啟發工人的積極性,也難教育改造舊職員,使生產力的提高和企業的改造受到了阻礙。「左」的錯誤表現在只重視工人,輕視職員,對職員缺乏分析,不加區別地亂打擊,形成工人與職員對立,這樣就破壞了員工團結,其最後結果也必然是妨礙生產,危害企業。但他更清醒地認識到:「在對職員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錯誤,其中尤以「左」的錯誤為重。主要原因是對職員特別是對行政管理人員的作用估計不足。這是一切新接收企業中帶普遍性的問題。」 
  為從政策上解決好職員問題,陳雲為東北局起草了決定。7月9日東北局將決定草案發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復電東北局,稱「此決定甚好」。8月1日,東北局發出《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   
  財經工作僅次於軍事(2)   
  顯然,陳雲致力於解決工薪標準、處理工人與職員的矛盾,最終都落實到立足於生產,建立起正常的企業管理和經營秩序上來。 
  8月3日和4日,陳雲在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上作《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報告,提出:要改善國營、公營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貫徹企業化原則和實行管理民主化。只有切實改善經營和管理工作,才能達到原料足、成本低、質量好、產量多、銷路廣的目的。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陳雲提出,管理工廠,經營工廠,第一要企業化。工廠不是機關,也不是部隊,開工廠就要像開工廠的樣子,一定要有經濟核算,考核成本,計算原料和機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機器消耗需要多少?賣什麼價錢?要會算帳。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術,按稱職不稱職,既要精幹,又要合理。為了把工廠辦好,需要大家按章程辦事,工廠中要有廠規,要有各種個人負責制度。還要有檢查,成品好壞,做工好壞,管理好壞,都要有檢查,該賞就賞,該罰就罰。不這樣,就是鼓勵壞作風,縱容落後,對於我們的事業是不利的。 
  陳雲提醒大家,我們解放區的同志只會當政治家、軍事家,還不是企業家。我們干革命是內行,但辦工廠是外行,這就需要向一切內行的人學習。 
  過去關內的各個根據地都處於落後鄉村,財經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東北現代工業經濟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為了東北經濟的早日恢復,爭取企業正常運轉固然重要,但宏觀管理上的計劃性更為重要。 
  隨著東北工業恢復的範圍日益擴大,工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為各個國營企業(這裡是指解放區省以上政府經營的企業)之間,國營與各省、市、縣公營企業之間,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雖有各廠的生產計劃及部分的加工和訂貨關係,但就全體說來,在工業中還缺乏計劃性,這就使原料、機器、人員、產銷等等,缺乏調劑和銜接,產生浪費和損失。 
  陳雲在從微觀上考慮恢復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同時,也在積極考慮宏觀上加強計劃性的問題。 
  8月,陳雲向中共中央書面報告:東北局決定,今年必須制訂1949年工業生產計劃,如果可能則進一步擬定1949年及1950年兩年的生產計劃,以便我們學習並走向計劃生產。為此,首先必須規定國營企業的生產計劃,其次必須規定各省、市、縣公營企業的生產方向和計劃。在這些國營、公營企業之外,又必須調查合營和私營工廠的情況,以便給以生產方向上的指導,在可能的條件下實行訂貨加工。 
  在報告中,陳雲還向中央表示,東北財經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濃厚的盲目狀態。其原因,一是財經工作的範圍日益擴大,而且複雜,我們無經驗;二是兩年來我們集中力量於戰爭和土改,未深摸細摸財經問題。我們已覺悟到,在目前情況下,「需要把財經工作放在不次於軍事或僅次於軍事的重要位置上」。   
  解放戰爭中接收瀋陽的成功經驗   
  戰場硝煙未散,陳雲率領的接收人員已突入瀋陽市內。 
  中共中央把接收大工業城市瀋陽的成功經驗轉發各地 
  就在陳雲緊張籌劃東北經濟藍圖的的時候,1948年9月,東北野戰軍發起遼沈戰役,只用了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就像秋風掃落葉一般,殲滅了幾十萬敵軍。 
  解放軍進展神速,勝利來得那麼快,也冒出來一大難題:怎麼樣才能妥善接收新解放的大工商業城市? 
  這時候,陳雲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案。 
  10月15日錦州解放後,中央就指示東北局作好接管瀋陽的準備。10月28日,東北敵軍主力10萬人在遼西被殲滅,瀋陽敵軍亂作一團,毫無鬥志,東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以陳雲為主任,抽調新老幹部4000人,組織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瀋陽。 
  時間太緊迫了!28日,在接管工作動員會上,陳雲只用半個小時,就把接管瀋陽的方針、任務、方式、方法、應注意事項,講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接收人員乘火車從哈爾濱出發,晝夜兼程趕往瀋陽。在列車上,陳雲還抓緊時間開了3次會,緊張地討論接管工作。 
  11月2日下午3點,瀋陽解放。就在這天黃昏時分,軍管會主要人員分乘17輛大小汽車,開入剛剛解放的瀋陽城內。夜色朦朧中,市內大街上沒有燈光,很是寂靜,敵軍散兵還在三五成群地遊蕩著。 
  第二天,陳雲在瀋陽大和旅館主持召開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大會,動員大家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將我們打下來的城市變成死城市。從現在起,瀋陽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國民黨管理得好! 
  由於準備工作做得細、做得及時,接管工作非常順利,兩天時間裡,各系統都接上了頭。工廠、學校、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房屋、設備器材、倉庫物資一般沒有遭到破壞。 
  到11月6日,各系統接收工作已經完成,瀋陽開始呈現出新的面貌。大街上,成批的青年高歌行進,牆上的紅綠標語與街道上的白雪相映成趣(瀋陽5日下了入冬第一場雪)。電車在城市裡穿行,新華廣播電台發送的電波在城市的空中飄蕩,市場重新開始營業,工廠紛紛重新開工,人們又開始上班、購物,報販又開始在街上叫賣報紙。瀋陽與外地的鐵路交通也開通了。到12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貨車進出瀋陽,絕大部分工廠已經恢復生產。 
  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後,陳雲於11月28日寫出《關於接管瀋陽經驗簡報》,電告東北局並轉報中央。瀋陽的經驗,解決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兩大難點,即怎樣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樣迅速恢復秩序。簡報總結了5條具體經驗:(1)入城後首先要恢復電力生產與供應。(2)要迅速解決市場及金融物價問題。(3)對警察必須收繳槍支,讓其徒手服務。(4)迅速出版報紙,穩定人心,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5)工資問題需要妥善解決。他還根據瀋陽經驗,在簡報中建議中央和各戰略區野戰軍,準備專門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移交給市委、市政府等機關。這樣,接收班子可積累經驗,其中骨幹可轉成專職,接收各大城市。 
  由於解放戰爭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取得勝利,華北、華東捷報頻傳,做好接管城市工作急需經驗。陳雲的報告來得特別及時。12月15日,中央復電陳雲並告東北局,說接管瀋陽的經驗簡報甚好,已轉發各中央局、各前委閱讀;簡報關於各戰略區還要準備專門班子辦理接收大城市工作的提議甚對,已告各區;東北局要將接收瀋陽、長春兩個城市的人員組成兩個班子,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並從瀋陽接管人員中抽出二三十個得力骨幹調給任天津軍管會主任的黃克誠,前往天津參加接管工作。又是「甚好」,又是「甚對」,可見中央對瀋陽經驗的特別欣賞與重視。     
  第三章 財經戰線的「淮海戰役」   
  臨危受命   
  1949年2月9日,陳雲同羅榮桓等頂風冒雪,從北平坐吉普車來到中共中央駐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再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老戰友。 
  當時,三大戰役已結束,基本消滅了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被分割的各大解放區聯成一片,中國革命勝利在望。毛澤東等已經在籌劃成立新中國的人民政權。而革命戰爭中各解放區財經分散管理的狀況,顯然與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為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擬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這個機構的首長,實際上是新中國財經統帥,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由陳雲擔任,得到毛澤東首肯。陳雲在中共七大提出不要打爛舊機器,使毛澤東頓生黨內需要財經專家的感慨,對陳雲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澤東還親自找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談話,讓他兼任中財委副主任,當陳雲的助手。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陳雲從瀋陽趕赴北平,與身處前線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方面領導人商議後勤供應等問題。2月6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要他們告訴陳雲,「請陳偕羅同來一敘」。 
  到西柏坡後,陳雲立即向毛澤東等匯報了東北的情況和東北局的工作,並同他們徹夜長談。周恩來通知陳雲,中央決定由他掛帥領導全國財經工作,要他回東北後,把工作交接一下,盡快來中央。 
  這並不是一副輕鬆的擔子,財經戰線上的挑戰,其艱險程度並不亞於戰場上的槍林彈雨。陳雲首先迎來的,就是後來被稱作建國初財經工作「三大戰役」之一的嚴重鬥爭:穩定物價。 
  物價猛漲,人心惶惶。陳雲臨陣受命:安下地盤試一試 
  國民黨留給新中國的,名副其實是一付經濟「爛攤子」。 從1937年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通貨發行量增長了1400多億倍,同期物價上漲85000多億倍,給全國人民造成約150億銀元的損失。 
  惡性通貨膨脹使紙幣信用完全破產,老百姓擔心貨幣貶值,搶購商品,或紛紛將手頭紙幣換成金銀、美鈔。農村裡則乾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換。 
  市場動盪使正當經營的民族工商業深受其害,人民群眾苦不堪言。經濟上的崩潰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 
  投機資本卻得到了畸形的發展。當時的說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嚴重惡化了正常的工商業經營環境,卻培養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官僚資本倚仗特權投機漁利,社會閒散資金進行投機追逐暴利,就是少數仍在勉力從事工商業經營的民族資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失,也不得不捲入投機。投機加劇了市場動盪。 
  投機資本就如同吸食腐屍的烏鴉,在這種極端混亂的財政經濟中迅速壯大,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形成極大的威脅。周恩來曾說:「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於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扭轉國民黨反動派多年統治所遺留下來的財政經濟的極端混亂危險的狀況。 
  但是,從投機資本爭奪市場控制權,穩定物價,又談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收支相抵,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關內地區的財政赤字,佔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這就意味著,一半以上的中央財政支出靠發票子。 
  這樣一來,投機資本就有了可趁之機,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價風波,促使物價在很短時期內暴漲,使群眾產生極其嚴重的恐慌心理,從而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嚴重影響到前線供應、人民群眾的生活及正當工商業經營活動。 
  在財政收支暫時還不能平衡,生產尚未恢復的情況下,能不能戰勝投機資本的破壞,使物價根據通貨增加情況逐漸上漲而不是猛漲,這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及其財經領導人的嚴重考驗。共產黨能對付得了投機資本嗎?很多人都表示懷疑。有的甚至說:「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0分。」 
  陳雲受命後,迅即返回東北,安排有關工作。考慮到去中央後難再回來,他還抓緊時間到東北各廠礦視察,希望盡可能多地掌握東北經濟情況。這一忙,時間又過去了3個月,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他也無暇參加。 
  在這期間,市場持續波動引起群眾恐慌、工商業叫苦,軍隊後勤保障又是千頭萬緒、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多次致電陳雲,催他速來。 
  中央已在七屆二中全會後,於3月25日進駐北平。5月9日,陳雲急赴北平。陳雲受命入關的時候,有人問他進關後準備怎麼辦,他平靜地說:「安下地盤試一試。」   
  內外交困,處變不驚(1)   
  外有敵人的封鎖轟炸,內有投機資本的猖狂挑戰。 
  陳雲處變不驚,有條不紊地籌建財經統帥部,謀劃迎戰部署 
  陳雲是在投機資本掀起的物價風波中走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場大範圍的物價波動席捲華北、西北,波及山東、蘇北等地,平津震動。天津綜合物價指數,5月中旬比3月份上漲1.2倍。這是投機資本掀起的第一次物價風波。 
  陳雲5月10日趕到北京,11日就參加中央軍委在香山召開的財經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後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產、金融、稅收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當時一個最有利的條件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廣大的農村,也就掌握了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產物資。而通過接收官僚資本,國營經濟又掌握了干預市場的必要物資力量。人民政權疏通糧食運輸,在國營貿易公司之下分別建立糧食、花紗布、百貨、山貨等專業公司,並在平津建立40個糧食、紗布營業處和零售店,直接供貨,平抑物價。此外,還設法吸引游資,開辦「折實儲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價漲風平息下來。 
  「安下地盤」的工作,陳雲很快就幹出了眉目。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會議,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財委第一次全體幹部會議上,他詼諧地表示:我在陝甘寧邊區搞過「小攤攤」,現在是搞全國的「大買賣」。 
  市場形勢瞬息萬變,不可能給陳雲留下太多時間來從容部署。陳雲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物價必須穩定,並且要及早穩定。物價早穩定一天,全國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價上漲、幣值下跌,吃虧最大的是城市裡靠薪資為生的工人及軍政人員。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擁護的,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改革,是贊成的。但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共產黨,他們還透過經濟看,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 
  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陳雲一邊「安地盤」,一邊率領這個財經司令部,與投機資本為爭奪市場控制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5月27日,上海解放。江浙地區勢力強大的投機資本立刻向人民政權展開了挑戰。 
  照一般常規來說,大型工商業城市一旦解放,應該能比農村和中小城市容納更多的人民幣,物價應該更容易穩定。但在上海偏偏就遇上怪事,人民解放軍進佔上海後,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早上發出去的人民幣,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銀行。 
  經過調查和分析,人民幣被頂在上海大門外的原因就是投機勢力作祟。過去通貨膨脹厲害的時候,人們都搶購黃金、白銀和美元等外幣(即所謂「黃白綠」)以保值。現在人民幣大量進入市場,投機分子利用人們對長期通貨膨脹的恐懼心理,哄抬金銀、外幣的價格,阻撓人民幣佔領市場,拉動物價上揚。 
  在對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之後,6月8日,陳雲簽發中財委復華東財委電,決定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同意用強硬手段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 
  投機資本的大本營被抄,元氣大傷。 
  為了從根本上穩定人民幣的地位,中財委6月8日致華東財委的電報中,在命令採取強硬手段,查封證券大樓,嚴懲銀元販子的同時,也準備了一系列的經濟措施: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包括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券;稅收一律徵收人民券;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驗資,像平津一樣,通令各私人銀行檢驗資金;開放各解放區間的匯兌,以老區比較堅強之貨幣陣地,支持南方新佔領的貨幣陣地。 
  這樣,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雙管齊下,不出1個月,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在與投機資本這一回合的較量中,借助政治和軍事的手段,人民政權取得了勝利。這場戰鬥,人們稱之為「銀元之戰」。 
  但投機資本勢力強大,這次並沒有傷其根本,他們很快將投機活動從金融領域轉向商品流通領域,掀起了新一輪物價猛漲浪潮。 
  物價風潮引起市場急劇動盪,人心惶惶不安,也嚴重影響到軍事行動。正在緊張籌備向大西南進軍的鄧小平,不得不親赴北平,向中央求援。他報告說:上海煤糧兩荒,情況嚴重,因學校多,又接收舊人員15萬,開支甚大,工廠缺乏,運輸費昂貴,開工困難。請求將上海廠校和人員向外地疏散,並請各解放區支援糧食等物資。 
  7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在上海召開各區金融貿易會議的通知,決定8月初,由陳雲在上海主持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大區的財經部門領導幹部參加的會議,研究秋征、稅收及財政開支等問題,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克服上海、武漢等大城市財經困難問題。 
  處在物價風潮中心的華東局,在給中財委的電報中,還急不可耐地請陳雲提前到上海籌備和主持會議。鑒於上海形勢緊張,7月12日,陳雲主持了中財委成立會議,19日就離開北京,前往上海。 
  到上海後,陳雲不顧一路風塵,抓緊時間對上海的情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並坐鎮上海,現場指揮對投機資本的鬥爭。   
  內外交困,處變不驚(2)   
  經過多方設法,到8月初,全國物價才逐漸穩定下來。綜合物價上升幅度,天津為2倍,上海為1.5倍,基本反映了通貨膨脹的實際水平。 
  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在上海主持召開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地區的財經部門領導幹部參加的會議(又稱上海財經會議),商討解決上海和全國面臨的經濟嚴峻形勢和對策。 
  會議開始後,陳雲以他一貫的民主作風,先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瞭解各方面的情況,緊張思考著解決問題的對策。8月8日,他在會上講話,闡述了克服財政經濟嚴重困難的辦法。 
  8月15日,陳雲就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作了總結。面對財經工作的艱苦鬥爭和全國即將解放的新形勢,陳雲特意對各地財委與財經工作者的兩點要求: 
  一是要求大家「眼光要放在發展經濟上」。陳雲提出,要注意節省開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節流很重要,開源更重要。所謂開源,就是發展經濟。陳雲還要大家注意靈活運用物資。他說,過去,大多數幹部是物資拿到手就不願拋,這是歷年物價不穩所造成的。現在要注意,什麼東西什麼時候拋有利。如果該拋的不拋,物價漲了,又要多發票子,從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對全局不利。要準備從穩定物價這個全局出發而拋售。 
  二是要求「各大區財委機關要組織成為一個司令部」。陳雲說,現在各地區財委只有幾個人,這樣不行。財委要設置專管各方面工作的組織,如金融、財貿等處。有些可以設秘書或委員,如工業秘書、計劃委員等,負責看有關材料,動腦筋,考慮問題。這光靠下面的業務部門不行。現在工作範圍很廣,任務很重,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應付不了。人員從哪裡來?由上面派不可能,要從業務機關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機構,已完全不適應今天的需要,過去的那一套經驗也應付不了現在的局面。現在我們不但要應付國內,還要在國際經濟中周旋。這樣,就需要黨內外人士團結起來,根據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來的、本地的,沒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總之,我們今天面臨的是管理一個有幾億人口的大國的局面,必須吸收黨內外各方面有知識的人來共同工作。   
  物價風潮下的策略   
  開國剛半月就迎來最猛烈的物價風潮,陳雲下令: 
  這次要給投機資本一個教訓! 
  陳雲預期中的物價風潮,終於來了。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隆重舉行。陳雲擔任了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然而,僅僅過了半個月,開國大典的禮炮餘音猶在人們的耳畔迴響,一場巨大的經濟風暴就向年輕的共和國猛烈襲來! 
  年輕的共和國能不能頂住這次風暴的衝擊?人們的目光投向了北京,投向了新中國財經工作最高負責人──陳雲。 
  11月初,陳雲對物價形勢進行了認真的研判。他從實際出發制定現實的目標,即在財政收支暫時還不能平衡,生產尚未恢復的情況下,把穩定物價的目標定為使物價根據通貨增加情況穩步適度上漲,防止猛漲。對於增發通貨引起物價上漲,陳雲一直是頭腦清醒的,增發多少通貨,物價會有多大幅度的上漲,他都預先考慮得很清楚。而物價波動雖然是投機資本擾亂市場引發的,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通貨膨脹。從現實情況看,通貨膨脹一時難以根治,在這種情況下穩定物價,如果不充分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片面強調物價穩定,用行政手段和市場調控手段「凍結物價」,則不但達不到目的,相反會因政府調控能力受損而造成物價失控。 
  11月13日,中財委致電各地,分析形勢,佈置戰略。電報分析了這次物價猛漲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紙幣發行量大增,國家沒有回籠或抵消巨大數量貨幣的物資,造成通貨膨脹。在物價漲了兩倍的情況下,貨幣發行量與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已能適應,物價有了穩住的可能,各地均應以全力穩住。為了穩住物價,電報中發出12道指示,對貿易、財稅、金融部門進行全面動員,集中力量同時出擊:……對於投機商人,應在此次行動中給以適當教訓。為此:(甲)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乙)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11月25日,根據中財委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瀋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一場征討投機資本的戰鬥開始了! 
  陳雲指揮的這場戰鬥,乾淨、利索,使投機資本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上海的投機勢力損失最為慘重,有些資本家捲入投機過深,這時候血本無歸,應付不了日拆,跳樓自殺,有的捲起鋪蓋逃往香港。參與投機的私營錢莊很多也因大批貸款收不回來而虧損以至破產。在上海,光是私營的糧食批發商就倒閉了幾十家。京津地區參與投機的資本家,很早就受到政府大規模調運的壓力,加上過去吃過虧,收斂得快,這時候就慶幸自己躲過了滅頂之災。 
  這場戰鬥,人們稱為「米棉之戰」。投機資本遭到痛擊,上海和全國的物價則迅速穩定下來。 
  米棉之戰,投機資本吃了大虧。但憑著10餘年的積累,他們的殘餘勢力仍然還有力量進攻。最主要的,通貨膨脹仍然沒有解決,物價上漲勢所必然,這就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可乘之機。這一點,陳雲注意到了,十分警惕。 
  投機資本家始終看準糧食是新政權的薄弱環節。進入1950年,上海投機資本開始暴炒糧食,而國營貿易部門存糧太少,不敢接戰,糧價半個多月漲了80%。2月6日,上海遭國民黨飛機轟炸,損失慘重,市場動盪加劇。國民黨興高采烈,叫喊「如長期轟炸,可以動搖中共的統治」。由於電廠遭襲,影響了工廠生產,投機資本又開始暴炒紗布。而且上海市場歷來有春節「紅盤看漲」的老「規律」,投機資本家預料1950年春節上海市場物價一定要大漲,事先就調集資金,搶購和囤積物資,準備在春節後開市時大賺一把。這是投機資本掀起的第4次物價風波。 
  對物價波動,陳雲已經預為之計。 
  經過緊張的調運,國營貿易部門有了穩住陣腳的實力。春節後開市第一天國營公司掛出牌價和春節前一樣,而且糧食、紗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開供應。 
  這時投機資本家妄圖背水一戰,到處借錢,接連3天搶購糧食、紗布,拚命哄抬物價。但國營部門卻仍在源源不斷地拋出物資。到到第4天投機資本已經力不從心,資金用光了,想組織退卻,把搶購的東西吐出去,卻苦於沒有買主,血本無歸。 
  到3月份,全國物價漲風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價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機資本受到毀滅性打擊。陳雲指揮中財委,只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乾淨利索地解決了這次漲價。這次鬥爭,也被稱作「紅盤之戰」。 
  經過物價四波四穩的較量,人民政權終於擊退了投機資本的挑戰,在財經沒有完全統一、財政收支還有較大赤字的情況下,打退了投機資本的進攻,掌握了市場主導權,遏制了物價猛漲勢頭,為恢復經濟及最終消除通貨膨脹創造了條件。   
  財經分散,收支脫節   
  ,財政概算有被衝破的危險。 
  陳雲疾呼:防止物價大波動關鍵在統一財經、整頓收支 
  對投機資本的戰鬥取得決定性勝利,使得全局性的物價暴漲危險性大大降低。同時,除西藏外,中國大陸全部解放,軍事費用這項最大、最難以控制的財政負擔得到極大緩解。這樣,徹底消除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的最大障礙,就是財經分散、收支脫節。這一狀況使得中央財政收入無法切實掌握,支出無法切實控制,財政收支不平衡,為彌補赤字不得不搞財政發行,導致物價繼續上漲,甚至有劇烈波動的危險。 
  陳雲認為,這個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但是,多年來習慣於各搞一攤的地方財經幹部,對統一財經想不通。一說要統一,就強調一大堆的困難。什麼不能及時保證下級的開支啦,影響下級幹部積極性啦,等等。陳雲感到,必須引導大家從大局來看問題,充分認識統一財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並解決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在北京召開。13日,陳雲在會議上講話,提出要統一財經。 
  陳雲說,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收支機關脫節,收入主要在省縣兩級,中央收不到東西,支出主要靠發行貨幣,繼續下去將天下大亂! 
  會議期間,陳雲還分別找各大區財委領導談話,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華東財委的幹部,直截了當地問他們,統一是先統富的還是先統窮的?華東是全國比較富裕的地區,但解放初期在穩定物價的鬥爭中,他們接受全國的支援也最多,對財經統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陳雲此前也做過他們的工作,因此,他們毫不猶豫地表示:當然是先統富的。 
  富的地區首先贊成統一,窮的地區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會議在統一全國財經工作方面順利地統一了認識。會議決定節約支出,整頓收入,統一管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以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物資供求平衡和金融物價穩定。 
  會後,陳雲為政務院起草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3月3日,政務院第22次政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重點在於統一財政收入,即國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糧、稅收及倉庫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金的一部分,統歸國庫,以保證國家收入的統一使用。 
  財經體制這樣巨大的變動,必然引起各級財經幹部的思想震動和疑慮。為此,陳雲於3月1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為什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社論,答覆人們心中的疑問。 
  陳雲斷定,只要嚴格實行統一財經的決定,熬過幾個月的困難,財政情況就能逐漸好轉。而實際上,財經情況好轉的速度,大大超乎陳雲的預料。在財經統一管理的基礎上,財經部門整理收支,縮小赤字。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31.7%),支出相對減少,1950年4月就出現了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支持下,經過財經部門的艱苦努力,全國財經形勢出現重大轉折。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宣佈,「我們現在在經濟戰線上已經取得的一批勝利,例如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價趨向穩定等等,表現了財政經濟情況的開始好轉。」 
  毛澤東對這場戰役和戰役領導人陳雲給予了很高評價。薄一波回憶說:「到1950年4月,全國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出現收支接近平衡、市場物價趨向穩定的可喜現象。記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說到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幹的。毛主席聽後說,哦,過去我倒還沒有看出來。我又重複講了一遍。毛主席聽了,沒有說話,他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塊紙上寫了一個『能』字。我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否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敘述劉備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主席點了點頭。後來,毛主席還說過,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第四章 排除萬難恢復經濟   
  有條不紊   
  有些幹部想乘打垮投機資本的勝利之勢一舉消滅私人資本, 
  陳雲告誡: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必那麼急急忙忙 
  在物價鬥爭中打退投機資本的四次進攻、統一財經後,出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局面:1950年3月,全國各地物價開始下降,市場普遍出現糧食、紗布等重要消費品滯銷現象,造成工廠紛紛倒閉,商店歇業,大批工人失業。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不僅發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許多中小城市。 
  私營工商業陷入困境,引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嚴重關注。毛澤東提出要調整工商業。1950年三四月份,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主要是抓了一個財政問題。目前財政經濟的好轉還只是財政的好轉,並不是經濟的好轉;財政的好轉也只能說是開始好轉,根本的好轉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財政上已經打了一個勝仗,現在的問題要轉到搞經濟上,要調整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工商業,原則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做好調整工商業工作,必須糾正黨內初露端鬩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及時發現了一些財經工作人員中存在的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的「左」的情緒,對種傾向進行了批評、糾正。 
  建國初期,為了穩定經濟,人民政府對投機資本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財經部門有的幹部指導思想上有些急進,存在著想擠垮私營工商業的不正確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機的勝利之勢,一舉搞掉私人資本,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在處理公私關係上,要求過嚴過緊。 
  陳雲當時對私營企業局局長薛暮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時間長著呢,何必急急忙忙限制他們?」「要讓私營工商業發展,發展起來以後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跑不到外國去。」 
  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財委召開了以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重慶、西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陳雲在會上做了調整工商業的專題發言,提出了解決工商業困難的幾條辦法: 
  (一)重點維持生產。對華東紡織業準備採取國家撥給原料、私營工廠加工方式;部分工業如機器製造、橡膠、造紙等採取國家對私營工廠訂貨辦法。 
  (二)開導工業品銷路。一是收購農產品來增加農民購買力,二是政府給予優惠條件,組織目前暫時難以出口的工業品出口。 
  (三)聯合公私力量,組織資金周轉。 
  (四)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 
  (五)重點舉辦失業救濟。 
  調整工作到1950年9月基本完成。經過調整,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對此,陳雲高興地說:「3月物價穩定,5月中旬全國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於是我們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起決定作用的是收購土產,因為收購土產,就發出了鈔票,農村有了錢就可以買東西。到9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 
  調整工商業的各措施收效以後,全國經濟開始步入正軌。後來,陳雲對這一段的工作曾作過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當時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一統一調,「只此兩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   
  戰爭創傷未癒戰火又燒到家門口,以積貧積弱的國力,既要支撐 
  與最強大帝國主義的戰爭又要穩定市場,為應對艱巨的挑戰 
  陳雲晝夜操勞,常常緊張得睡不好覺。 
  就在中國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復戰爭創傷,重建家園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195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軍朝鮮。 
  一邊是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的美國,一邊是歷經連年戰爭後百廢待興、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的中國。兩國發生直接碰撞,中國只有動員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爭取勝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舉行的第二次會國財政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抗美援朝開始後的財經方針。用陳雲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的性質,是屬於財經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決定志願軍入朝參戰後,作為中財委主任領導著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最直接地面對這一問題。他對此作了極其周密細緻的考慮。在這個會上,陳雲提出了自己的局勢發展的判斷和對財經方針的決策。 
  陳雲主張,要在準確判斷形勢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決主要問題。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會一事無成。 
  他當時分析,時局的發展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一國捲入戰爭。 
  顯然,如果估計為第三種,那就是一種全面戰爭狀態。財經工作必須轉入戰時經濟體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戰爭,一切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都談不上。如果估計為第一種或第二種,戰爭將局限於朝鮮境內,國內可能遭到敵人轟炸,但不會受到直接的攻擊。雖然炸有先後,有大小,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這樣,財經工作就可以考慮國內經濟恢復與建設。 
  陳雲提出:國家財經工作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之上,與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復經濟的基礎上完全不同,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要增加軍費及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各種收入也必然要減少。這就是應付第二種局勢對策的主要點。 
  他說:如果時局只變到第一種情況,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果時局變到第三種情況,則財經對策需要另行討論。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局勢上,對將來另制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基於這樣一種估計,陳雲提出,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應當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 
  經過討論,會議接受陳雲的意見,確定了1951年財經工作的方針,實行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這個意見上報中共中央後,中央基本上同意。 
  經過這樣周密地考慮以後,陳雲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並為這一方針的實現作出了明確部署。但執行中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亞於判斷形勢、確定方針。 
  在應付戰爭情況下保持市場穩定,包括陳雲在內的財經工作部門幹部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來。陳雲曾說:「當時很緊張,前面要抗美援朝,後面要穩定市場,兩頭重擔,哪一頭發生問題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穩,這是高於一切的。」 浩大的財政開支,怎麼樣盡可能省下來一些。為了保證支出,怎麼樣能夠多收上來一些稅。陳雲全神貫注地關注著前方的戰事和國內市場的動向,日夜操持著經濟工作,以至於常常緊張得睡不著覺。 
  志願軍入朝後,經過五次戰役,到1951年形勢開始明朗化,達到了陳雲當初設想的最好的情況:鄰境戰爭,國內平安。這樣,財經工作方針運用起來有了比設想中的國內被炸情況現寬鬆的環境。 
  毛澤東在「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給財經部門提出了建設的任務。這就是被稱作「三邊」的財經方針,根據這一方針,除了應付戰爭,穩定市場,國內要準備並開始經濟建設工作,哪一頭都要撿起來,「魚與熊掌得兼」。 
  由於一開始就正確估計到這場戰爭是一場在鄰境進行的局部戰爭,制定了「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財經方針,並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作出及時調整,財經工作創造了戰爭條件下保持市場穩定的奇跡。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內財政支出了數額巨大的戰爭經費,1951年達52.6億元,比1950年猛增24.6億元。3年中,國家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支出共達62億元,幾乎相當於1950年國家財政的總收入(68億元)。中國政府還以貸款或訂貨方式向蘇聯等國訂購了一批武器裝備,共開支31億元,這些也主要用於朝鮮戰場。戰爭中中國共消耗各種戰爭物資560萬噸,其中從國內前運的物資即達萬種計260多萬噸。而國內市場卻在戰爭條件下保持了穩定。物價指數以1950年3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同年12月下降為85.4,1951年12月為92.4,1952年12月為92.6。財經工作在支持了戰爭的同時,穩定了國內市場,又沒有因此而中斷經濟恢復過程,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經濟建設取得了相當的發展,並作好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準備。   
  自願當鐵公雞   
  反對在經濟恢復過程中百廢俱興。支持財政當鐵公雞難免得罪 
  各路諸侯,陳雲自有說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錢開玩笑。 
  由於戰爭並不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新中國恢復國民經濟的進程未被中斷。陳雲領導財經部門在應付戰爭和穩定市場之餘,也進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點建設,而且這一部分在朝鮮戰局穩定後,比重逐漸增加。 
  為了保證建設有重點地進行,陳雲領導中財委進行了投資管理體制建設。1950年12月1日,政務院第61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決算制度、預算審核、投資的施工計劃和貨幣管理的決定》。重點建設,在當時主要是把有限的資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紡織這幾個主要部門,首先是鐵路交通。作這樣的選擇當然首先是從經濟恢復的現實需要出發,同時又兼顧了國家「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戰略規劃。陳雲指出,「要實現全國規模的恢復與發展中國工業,首先要創造一些基本條件。第一是恢復交通,尤其是鐵路交通。這一方面是革命戰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溝通全國城市與農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將永遠使全國城鄉經濟處於癱瘓的局面,根本不可能進行工業的恢復和發展。」 
  強調經濟核算,嚴控財政開支,地方上當然會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評,陳雲就處在這種矛盾的風口浪尖上。 
  陳雲在第一線,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財政部門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難的,來自方面的壓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屬下的幹部。他自己在處理問題時從不隨意開財政的口子,遇事總是先同財政部門商量,要財政部門先提出意見。他曾詼諧地對人說:要錢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闆。財政部門遭到圍攻,感到壓力太多時,他都站出來支持說,財政工作就是要嚴格執行預算,控制支出,不該花的錢就是要「一毛不撥」。有陳雲在後面支持,財政部門執行起政策來感到腰桿硬多了,但財政部門「一毛不撥」的說法也在各部門和地方傳開了。 
  管住人家用錢,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錢,說話腰桿才硬。財經部門管錢管物,這對財經幹部也是一個考驗。陳雲對財經幹部的廉潔非常注意。他指出,過去市場出問題,「是官商勾結,狼狽為奸,壞事正是出在政府手裡」。「過去的『公僕』不做好事,欺壓人民,拿高薪而且貪污。現在人民政府為解決老百姓的困難而努力,這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陳雲以身作則。他執掌全國財經大權,絲毫沒有「近水樓台先得月」。從東北入關時他穿一件多年的舊大衣,中財委辦公廳提出給他換件新的,以便會見外賓時用,他堅決不同意。中財委暖氣燒得不好,冬天辦公室很冷,行政部門看他經常感冒,給他配了電爐子,但他為節約用電,很少用,只在蘇聯顧問來辦公室談話時為他們開過幾次。陳雲夫人於若木在中財委研究室工作,總是騎車上下班,從不搭陳雲的專車。那時候,中財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風氣。 
  新中國成立後,僅僅用了3年時間,到1952年底,就勝利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歷史任務,全國工農業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作為財經工作最高領導人,陳雲功不可沒。     
  第五章 主持一五計劃的制訂實施   
  一五計劃(1)   
  1840年,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緊閉的國門,一代代仁人志士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開礦山、辦工廠,做著實業救國、富國強民的夢想。然而,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摧殘擠壓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始終難有大的作為。 
  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工業化夢想有了實現的希望。隨著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從1953年起,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作為新中國財經工作的領導人,陳雲滿懷信心地投入了這一偉大事業之中。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一五計劃一邊編製一邊實施。 
  陳雲嘔心瀝血,逐項落實項目 
  要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必須編製切實可行的計劃。陳雲當時是中財委的主任,負責主持全國的經濟工作,因此,編製經濟發展計劃的任務也歷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即再用22個月的時間進行準備,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等6人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 
  在陳雲的組織領導下,中財委1951年試編了一個五年計劃的粗略的綱要。這也就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首次編製。由於當時資料不全,戰爭還在進行,全國經濟建設的大局也還未定下來,特別是還未能爭取到蘇聯的全面援助,因此,這個計劃綱要只能是一個試驗,不可能作為正式的計劃。 
  進入1952年,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即將完成。黨中央決定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並決定,計劃編製好後,8月份拿到蘇聯,徵求老大哥的意見,爭取他們的幫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再次進行了醞釀和討論。 
  在陳雲領導下,中財委開始第二次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7月,五年計劃的第二次編製完成。儘管時間倉猝,經驗和數據不足,這個計劃還是包括了大量的內容。計劃印出來以後,共有二十五本小冊子,主要包括《關於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以及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築材料、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交通、郵電等發展計劃。5年基本建設計劃投資505億元,擬請蘇聯援助我國工業建設項目91個。 
  8月,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代表團,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帶領30多名專家訪問蘇聯。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會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蘇聯同意幫助我們設計一批企業並提供設備。爭取到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援助,是這次訪問的最大成果。一個工業化的大國,全力幫助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實現工業化,這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間國際主義的無私體現,為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 
  回國後,1952年底、1953年初,陳雲根據蘇方的建議,組織中財委,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製。這時,國家計劃委員會已經成立,中央決定由高崗任計劃委員會的主席,因此,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本應順理成章的由高崗主持,但高崗對經濟工作根本是個外行,由他來主持編製「一五」計劃是不可能的,高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崗上書毛澤東,請求在計委成立後,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仍由陳雲主持。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重擔仍舊沒有從陳雲肩上缺下來。 
  不久,由於長期夜以繼日的工作,積勞成疾,陳雲病倒了,並不得不從1953年3月起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外地休養。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也暫停了下來。五年計劃未定,計劃的第一年只能通過年度計劃來體現。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製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確定制定五年計劃的一些重大問題。 
  1953年,中國按預定時間表開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邊實施邊編製的狀況,這也是當時缺乏資料、缺乏經驗和缺乏人才的特殊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後來把這種具有濃厚的探索色彩的編制過程,形象地稱為「五年計劃,計劃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蘇聯對援助中國一五計劃的態度仍然十分積極。4月,蘇聯政府經過研究,就中國「一五」計劃的問題提出了正式的答覆意見。 
  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四次編製。這一次,陳雲因病在外地休養,未能參加。 
  但是,第四次編製的「一五」計劃仍不能令人滿意。而這時,按照預定的時間,「一五」計劃已進入實施階段了。特別是1953年7月朝鮮戰爭雙方實現停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外在威脅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國民經濟建設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五年計劃編製工作的滯後成為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的重大制約因素。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都非常著急。 
  1954年初,根據工作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賈拓夫、陳伯達組成編製五年計劃綱要八人工作小組,由陳雲任組長,加快「一五」計劃的編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決定,規定工作小組的任務是進一步研究一五計劃綱要的工業發展速度,蘇聯援助的141個建設項目,投資比例,農副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程度及穩定市場等問題。於是,陳雲又投入了第五次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   
  一五計劃(2)   
  計劃初稿出來以後,1954年6月30日,陳雲就「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這樣,歷時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算有了一個可以拿出來的初稿。 
  1955年3月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陳雲主持起草的「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並決定原則通過這一草案。6月,中央委員會根據全國黨代會議提出的意見,對草案再次進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並正式通過了「一五」計劃。 
  對於一五建設各項目的實施,陳雲極其重視。1952年初,一些項目開始設計的時候,陳雲就主持中財委黨組會議進行了討論。鑒於建設新型工廠還沒有經驗,而過去的基本建設中已有很大浪費,中財委提出:對於每個工廠的建設計劃及初步設計,應該認真地慎重地研究審核,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學習。今後,各級工業交通等部門凡是建設新廠,都必須切實審查設計,決不可草率從事。這次會議決定:全國各地凡屬舉辦價值50億元(舊幣)人民幣以上的新工廠,均須呈報黨中央。一切較大和大型工廠的初步設計議定書,均須經過中財委黨組審核,分別呈請政務院黨組和黨中央核准。各有關部門對於設計和審核工作應該力避拖延,又必須切實認真。陳雲還親自為中財委黨組起草了幾份關於審查工廠初步設計議定書向中共中央的報告。蘇聯幫助設計和建設的156項工業建設項目,不少是由陳雲親自召集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幹部認真審查後才決定具體方案的。   
  統購統銷政策(1)   
  落後的農業不堪工業化之重,糧食恐慌有蔓延之勢。 
  陳雲甘冒政治風險,選擇最激烈的統購統銷政策。 
  吃飯問題是中國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解放前饑荒不斷,人民的死活沒人管。建國後農業有所發展,但遠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落後狀態,糧食增產幅度遠遠趕不上需求增長的速度,導致供需失衡,市場仍然緊張。 
  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萬城鎮人口,都要靠國家供應糧食。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了,不但擠佔了一部分糧食種植面積,還使吃商品糧的農民增加到1億。為了搞建設,國家還需要出口一些糧食換機器、換外匯。農民過夠了「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苦日子,土改後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糧食。這一來,糧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從1952年下半年起,許多地區出現搶購糧食的現象,到1953年上半年糧食緊張局勢愈演愈烈,搶購風迅速由局部向全國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陽市各供應點經常聚集上千人排隊爭購,江蘇省如東縣的白蒲鎮萬人請願,要求賣掉棉花、生豬而購買糧食。糧食牌價與市價脫節,這年春天,在產糧大省江蘇,雜糧市價高於牌價15%,有的地區高出30%。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搶購囤積,一些農民也惜售待沽。 
  經濟剛剛恢復,大規模建設又緊鑼密鼓,國家財力捉襟見肘,既無力與投機商高價競購糧食,也難以給城鎮居民提供補貼。這樣一來,即使在產糧區國家也收購不上糧食。糧食部門購少銷多,逆差急劇擴大。一些城市的糧食已開始嚴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麵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災地區、小城鎮已發生混亂現象。 
  1953年9月,陳雲連續十幾天召集中財委有關人員開會,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陳雲過去所提的徵購辦法,也被提出來討論。大家原來考慮到這個方案的強制性,可能會超出農村幹部以及農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糧食部原先提交給中央和財經會議討論的方案中,都沒有提到徵購。 
  經過討論,大家議出了八種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農村不徵購。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農村裡徵購,在城市裡不配給。第三,原封不動。就是繼續採取自由買賣的辦法。第四,「臨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購買,到實在沒有辦法了再來搞徵購。第五,動員認購。就是層層下達控制數字,然後由村支部動員農民認購,達不到控制數字不散會。第六,合同預購。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國家同農民簽訂預購合同,秋收時按合同交售。 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統一的辦法,由各地根據情況制定辦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農村裡實行徵購,在城市裡實行配給。 
  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反覆權衡,陳雲認為,沒有別的選擇,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糧食徵購和配給。 
  1953年10月1日,國慶之夜,在天安門城樓會見廳裡,陳雲將實行糧食徵購和配給辦法的想法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作了匯報。 
  對於這個辦法,陳雲也不是沒有顧慮的。這年夏季的財經會議上,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剛剛因為新稅制問題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國家與大批發商的關係,影響有限。糧食問題可是跟誰都有關係,萬一出漏子,那後果不知比新稅制要嚴重多少。陳雲後來說:「又征又配,農村徵購,城市配給。硬傢伙。我這個人膽子小,有一點怕。我跟毛主席講,我怕開除黨籍,二十幾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捨此以外,別無他法。糧食不統購統銷,國家工業化的大局就沒法保證。陳雲拋棄了個人利害得失的顧慮,毅然挑起了統購統銷這付危險的擔子。 
  毛澤東、周恩來等同意陳雲的意見。毛澤東讓陳雲負責起草《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鄧小平負責起草決議。 
  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覺得,徵購和配售的名稱不好聽,希望改一個名稱,當時的糧食部長章乃器想了一個名稱,把在農村實行徵購叫「計劃收購」,大家覺得這個名稱比較好,於是徵購被定名為「計劃收購」,配售也相應地被稱為「計劃供應」。兩者簡稱「統購統銷」。 
  會後,中共中央於10月16日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也於11月23日發佈了相關命令。 
  糧食統購統銷,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由於陳雲充分考慮了糧食統購統銷需要調節的幾方面關係,它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並沒有造成過大的影響和衝擊。 
  然而,作為特殊時期實行的一項特殊政策,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持續之長,範圍之廣、措施之嚴格、對生產和人民生活影響之巨、時間之長,遠遠超乎陳雲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長期「左」的經濟政策,不從保證有吃有穿的基礎出發,急躁冒進。糧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緩解,統購統銷政策長期未能調整,反而日益強化。這樣雖然基本保證了國家的需要,但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是違背陳雲設計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面,這一政策實行32年之久,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障了城鎮居民供給、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後,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突破,每年還有大量糧食進口,糧食統購才逐步為糧棉合同定購制所代替,糧食統銷制度也逐漸廢止,但糧食生產和經營至今仍然是國家宏觀調控最重要的商品,並在繼續探索有效生產經營方法。   
  統購統銷政策(2)   
  糧食統購統銷與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三大改造一起,被稱為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這一重大決策的制定,充分體現了陳雲所倡導的「交換、比較、反覆」的決策思想。   
  建國初期的經濟體制探索(1)   
  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社會主義體制中可以發揮市場作用。 
  陳雲在實踐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自己的道路。 
  經過幾年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國共產黨初步積累了經濟工作的經驗,開始以新的眼光審視共和國的建設道路。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經濟成分,經過改造後只剩下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對國營企業的直接計劃、對合作社和私營企業的間接計劃和對部分私營、手工業、社員個體經營的市場調節過渡到對社會生產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並存過渡到了對工農業產品流通實行國家壟斷。 
  這種經濟體制就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它適應建國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的需要。要在不長的時間內,在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後的中國搞工業化,必須將有限的資源用於主要方面,只有實行高度集中才能做到。 
  但是,這個體制也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過多、過死,地方和企業缺乏自主性,導致不少商品品種減少、質量下降,經營不靈活。 
  作為財經工作主要領導人,陳雲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注意力更多放在經濟方面。八大前後,他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暴露出弊端,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深行了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上發言,根據自己一段時間來對經濟體制的思考,結合當時中央其他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在這方面的探索,向大會提出了比較完整、系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總體構想。這個構想在當時是富有創見性的,也是十分尖銳的。 
  在9月20日的發言中,陳雲指出了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提出要進行改革。改革原則,是從實際出發,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滿足人民需要,而不是從教條出發,照搬外國模式。陳雲指出:「我們應該採取正確的方針指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產量擴大,服務行業服務周到,而決不是相反……要把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改造成為這樣一種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此基礎上,陳雲提出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總體構想: 
  「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 
  但是,由於當時經濟工作中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工業化。在生產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況下必須集中財力物力,這種情況使市場作用擴大受到很大限制。1957年反右派鬥爭後,黨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錯誤,陳雲這些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不相符的設想實際上已不可能付諸實施。 
  在陳雲的探索中,最緊迫而又最艱難的,是關於經濟運行的方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蘇聯的經驗都表明,國民經濟按比例平衡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當然,有計劃按比例平衡發展作為原則,在指導實踐時,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地貫徹,而不能教條地機械地搬用現成的結論。這個原則在中國運用時,也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考慮中國跨越式發展的需要,探索中國經濟中一些突出的比例關係及其具體比例,確定適當的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 
  爭取盡可能快地發展國民經濟,改變長期貧窮落後的面貌,改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但是,主觀的願望必須與客觀條件相適應。當時國民經濟的基礎非常薄弱,特別是現代工業少得可憐。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主義陣營各國願意、而且確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無私援助,但因這些國家自身在戰爭中受創甚巨,因此這種援助雖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可以爭取外援,但不能依賴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盡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處理好快速發展國民經濟的願望與新中國自身資金、技術、物質基礎等資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適的發展速度,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面前的一道現實難題。 
  1954年6月30日,陳雲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編製情況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中說:「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規定計劃中應有的比例。究竟幾比幾才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   
  建國初期的經濟體制探索(2)   
  同時,在陳雲看來,這種平衡不是消極的平衡,而是積極的平衡,是緊平衡。他說:「我國因為經濟落後,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計劃中要有帶頭的東西。就近期來說,就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工業發展了,其他部門就一定得跟上。這樣就不能不顯得很吃力,很緊張。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們的計劃是緊張的,但可以過得去,不至於破裂。」 
  總的說來,這種平衡是緊張的,是積極的,但是總要有個限制,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是緊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規模和最快發展速度。 
  但對這樣一種確定發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認識上並不一致。1955年7月,毛澤東感到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責某些幹部象「小腳女人」。 隨即,他把對農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擴大到了經濟建設領域。他主張不要按常規走路,「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當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 
  由於從指導思想上拋棄平衡觀點,就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思想在黨內迅速膨脹起來。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各生產部門紛紛開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產計劃。1956年初,各部專業會議,大都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十七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當時的形勢正如周恩來所說:「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面對這股建設高潮,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以及主管經濟工作的幾位副總理,雖然也為這種積極性所鼓舞。但由於他們職責所在,經過對實際情況的瞭解和分析後,頭腦最先冷靜下來,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對盲目冒進的問題。於是,1956年,在組織當年的生產建設中,在編製1957年的計劃和「二五」計劃草案中,進行了反冒進的努力。 
  後來,陳雲總結這一時期的教訓時說:我當時的辦法就是「砍」,「砍」到國家財力、物力特別是農業生產所能承擔的程度才定下來。 
  在具體工作中削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壓縮過大的建設規模後,陳雲並沒有就此滿足。他通過總結了一五期間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這一階段反冒進的思考,系統地提出了以「國力論」防止冒進的理論。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將這一時期的思考作了系統整理和完善,在會上作了題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這篇講話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總結了「一五」建設特別是1956年經濟工作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通過建設規模同國力相適應來實現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觀點。 
  他在會議發言中指出,1956年經濟建設成績是主要的,但財政和信貸方面多支出了近30億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都緊張。因此,要找到制約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辦法。 
  他說:「建設規模大小必須和國家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和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像我們這樣一個有六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穩定極為重要。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 
  講話中提出了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一些制約方法,主要是:(1)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必須平衡,而且略有節餘;(2)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在原材料供應緊張的時候,首先要保證生活必須的生產部門最低的需要,其次要保證必要的生產資料生產的需要 ,剩餘部分用於基本建設;(3)人民購買力的提高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4)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還必須瞻前顧後;(5)要注意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 
  由於反了冒進,1957年的綜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較好,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較為協調,「二五」計劃也制定得比較合乎實際。如果照這樣的勢頭繼續前進,中國的經濟建設極有可能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質量、高速度的發展時期。     
  第六章 忍辱負重謀大局   
  毛澤東的批評(1)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宣佈成立陳雲任組長,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為組員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在成功地制訂和組織實施一五計劃後,陳雲把目光投向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 
  陳雲考慮,一五計劃投資的重點是工業和交通,這是迅速實現工業化所必需的。但實施中也可以看出,農業搞不好,就一定會扯前進的後腿。二五計劃時國家建設投資還是要增加,人民購買力也會相應增加,但糧食和布匹等消費品的供應量增加的速度慢,每人平均供應量就難於增加,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農業已經成為建設中的弱點。 
  因此,陳雲設想,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要從有吃有穿出發,特別是要注意農業的發展,解決好人民的吃穿問題。他認為,一五期間農業投資和事業費84億元並不算多,發展農業主要放在了合作化上面,從財力物力上看也只能這樣。但合作化只是給發展農業創造了條件,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業增產的許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見效,大體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注意農業的發展,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再來注意,那就晚了,今後十五年內就會處於緊張的狀態。換句話說,如果現在不注意,錯過了五年,就要耽誤十五年。如果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必然還要回頭補課。 
  然而,形勢的發展卻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下半年,陳雲正在總結一五計劃經驗教訓,緊張思考國民經濟二五建設計劃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向他襲來,使他遭遇到財經生涯中一段極為困難的時期。 
  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人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並直言 
  批評主要是針對陳雲。陳雲不得不一再檢討 
  1957年10月12日至19日,8天之內,陳雲連續視察東北的大連、吉林、長春、齊齊哈爾、撫順等城市近20家廠礦和電站、港口,瞭解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進展和新增實力,以便從實際出發,把握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制訂二五計劃。緊張的行程,使陳雲回京後就累得病倒了。11月10日,他就不得不接受醫生建議,致信周恩來向中央請假,去華東休養一個時期。 
  在休養期間,他不安地注意到,一股批評1956年反冒進、反對所謂右傾保守的風刮得越來越厲害,批評的矛頭開始指向反冒進運動的領導人。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澤東在南寧召開會議,參加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9省2市的黨委書記。1月11日晚,毛澤東發言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6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積極反對「右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十分欣賞。1月15日,毛澤東誇獎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裡羅列事實。16日他又在大會上拿出柯文當眾問周總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總理答:「我寫不出來。」毛澤東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劉少奇解釋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當時負責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是由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組成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其中黃克誠是軍隊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親自揭開了這個謎底,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的。 
  19日晚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作了檢討,說反冒進是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右傾保守主義的思想,是與主席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對此負主要責任。 
  極力主張冒進的人受到表揚,主張反冒進的人受到嚴厲批評。一時黨內「左」的急躁冒進思想迅速氾濫。在這種黨內輿論之下,甚至有一位工業部門的領導同志公開聲言:反冒進的保守主義思想代表就是陳雲。 
  南寧會議以後,毛澤東親自執掌了經濟工作大權。 
  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陳雲因正在養病,都沒有參加。他按原定計劃,赴大西南的成都、重慶,邊休養邊視察工廠。南寧會議後,他才聽到會議情況的傳達。2月上旬,他雖然尚未完全康復,還是決定結束休養,逐步恢復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陳雲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還是批反冒進。 
  毛澤東在會上說,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   
  毛澤東的批評(2)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明了他發動對反冒進的批評的目的。3月9日,他發言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麼不會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氣、暮氣、驕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3月25日又說,關於反冒進,我看以後不需要談了。如果從經驗上、方法上把它作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這個問題不是什麼責任問題,重點是要用唯物論、辯證法來深入分析反冒進問題。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冒進則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要和反冒進對起來,反對慢的路線。 
  顯然,批評反冒進,就是要統一思想,實行冒進。 
  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又檢討了反冒進的「錯誤」。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會議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進。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說: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 
  會上,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那種開展過火黨內鬥爭的氣氛很濃,有不少人在發言中猛烈批評反冒進,覺得這個結論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輕了,對立面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各地方代表也在會上報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團」「右傾集團」「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經過。 
  在這種氣氛下,陳雲和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會上再一次就反冒進「錯誤」,違心地作了自我批評。 
  應該說,周恩來和陳雲等人就反冒進問題作檢討,心態是很複雜的。反冒進是在當時經濟形勢下必須採取的措施,實際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左」急躁冒進思想逐漸在黨內上升,使他們處於很不利的地位。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很高,而且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願望出發,他們不能對毛澤東反冒進一事表示異議。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適合再當總理。雖然會議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壓力之大。 
  陳雲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令素來沉著的周恩來,有次開完會回到家裡都為他感到憤憤不平,對鄧穎超說:有人說陳雲同志是老右傾,是資產階級商人,連他的長像也受到指責,這樣對待陳雲同志是錯誤的!身邊工作人員注意到,周恩來後頭幾個字,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出來的。 
  素性平和的陳雲,也不能不對這種狀況感慨良多。1980年起草歷史決議的時候,陳雲事隔多年,還提到這件事,認為當時民主集中制已經受到破壞,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對胡喬木表示,五十年代這次「反冒進」,中央領導全都參加了,毛來了一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批評了反冒進,「統一」了全黨思想,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一系列經濟建設的高指標。 
  至此,批評反冒進的問題,才告一段落。   
  全國各地的「放衛星」風氣   
  各地各部門爭先恐後地在各項計劃指標上 「放衛星」, 
  陳雲心懷疑慮,盡可能委婉地糾正「大躍進」運動中違反科學的做法 
  批評反冒進,為冒進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經濟上的冒進急速升溫,建設規模急劇膨脹,形成「大躍進」的狂潮,使陳雲關於二五計劃要著重解決人民吃穿問題的設想落了空。 
  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相互比著,爭後恐後地往上漲,就這樣層層加碼,一個高指標沒過幾天就不靈了。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困難。陳雲主張制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裡已經有了一本帳。 
  在這種全國性的狂熱中,陳雲是較早清醒的一個。他迅即針對發現的問題,採取盡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負責的基建工作,組織糾正。 
  北戴河會議後,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設委員會,接收計委原有關基建的工作,由陳雲負責。10月12日,陳雲擔任了國務院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基本建設工作。他一上任,就組織召開了幾大協作區的基本建設工作會議。 
  當時基建戰線熱度也很高,計劃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資就有500多億元,而「一五」時期整個投資規模才400多億元。基建投資規模陡然加大,必然會造成物資全面緊張。基建戰線盲干浮誇風也開始漫延。陳雲多年搞經濟工作,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但迫於「大躍進」環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誡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質量。 
  基本建設工程質量問題也十分嚴重。為了圖快圖省,有的工廠建設連地基也沒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產5萬噸的煉鋼車間也用磚木結構,在水利大壩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鋼材;還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連勘察設計的基本程序都不顧了,畫張草圖就敢上馬,工人不經培訓,一窩蜂上崗。 
  這樣做的後果是付出生命的代價,還留下了無數的隱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據統計,1958年,由於強調快速施工,隨意修改設計和建築結構,隨意使用代用材料,隨意破除規章制度,發生了許多嚴重的質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廠房,死亡人數直線上升。僅建築工程部系統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數增加2.2倍。在這些死亡的人員中,由於工程結構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只死亡3人;高空作業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只有38人。在因結構倒坍而死亡的人員中,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倒坍的46人,木結構倒坍的50人,磚結構倒坍的21人。這些問題,大多數發生在10月以後。 
  面對這些嚴重問題,陳雲十分痛心。他於1958年底在杭州專門召開全國工程質量問題的現場會議,採取補救措施。 
  陳雲召集杭州現場會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全國、全黨對工程質量急劇下降的注意,採取措施補救和改變這方面的嚴重問題。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陳雲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質量補救辦法的現場會。 
  12月31日,陳雲回到北京後致信鄧小平,送上杭州現場會的材料,並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設中,總的趨向是不適當地片面強調節約,只圖數量,不顧質量。 
  由於及時發現了基建工作中的問題,各地按照中央的佈置採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躍進」造成的損失有所控制。   
  真理有時候掌握在一個人手裡(1)   
  開始糾「左」,陳雲對高指標的懷疑被一些人當作「右傾保守主義」, 
  毛澤東卻誇獎陳云「真理有時候掌握在一個人手裡」。 
  陳雲勇於負責,抱病研究落實鋼鐵指標 
  北戴河會議後,「大躍進」氣氛很濃,毛澤東很高興。但是不久後,各地情況反映到他那裡,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些極端的作法,毛澤東非常反感。以鋼為綱造成國民經濟全面緊張,各種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自己也開始考慮要壓縮空氣。他到各地視察,頻繁地與有關部門和領導談話,陳雲也多次參加,並抓住機會就高指標等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幾次研討會,對1959年計劃主要指標進行了調整,鋼產量由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至2000萬噸,原煤由 3.7億噸提高到 3.8億噸,糧食和棉花產量指標卻定為10500億斤和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500億元降為360億元。 
  「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 
  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佈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在廬山會議期間私下對人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復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佈公社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匯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18日,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 
  毛澤東聽後,停頓了一下,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 
  一句話雷霆萬鈞。把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繫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形勢變得嚴峻起來。陳雲立時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為了討論經濟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始考慮降低鋼鐵指標和把計劃定到可靠基礎上的問題。 
  上海會議之初,胡喬木向毛澤東談了陳雲在武昌會議期間不贊成公佈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的事。4月2日,毛澤東在會上鼓勵大家學海瑞,勇於直抒已見,說「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當場打死,但還是有臣下敢進言。」無非五怕:怕撤職、怕開除、怕離婚、怕坐牢、怕殺頭。他表揚陳雲說: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幾位同志談經濟和工業問題,其中有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陳雲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他講武昌會議定的今年的生產計劃難於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對是否發表1959年糧、棉、煤、鋼指標問題,正確的就是他一個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確。他的話很有一些同志牴觸,我就賞識。我看他這個同志還是經驗比較多一點。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裡。毛澤東還批評胡喬木: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敢不報告。 
  上海會議明確地提出了對「大躍進」的高指標要降溫的要求,鼓勵提出不同意見,使「大躍進」以來居高不下的狂熱有了轉機。 
  1959年4月,陳雲特地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寫了一封信,針對「大躍進」以來的財經工作出現的問題,專門談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 
  陳雲的這封信,是對「大躍進」中一系列錯誤提出的有效糾正辦法,其出發點就是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躍進」的熱昏中,這些金玉良言都沒有能夠起到應有作用,還有人堅決反對。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書記處連續開會討論經濟形勢特別是鋼鐵指標問題。會議決定,責成陳雲領導的中央財經小組研究三個問題: 
  第一,1959年鋼鐵指標分成兩個,一個是可靠指標,另一個是爭取指標; 
  第二,1959年鋼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確實能夠生產的可靠數字來進行; 
  第三,如果鋼材分配的數目減少了,勢必要減少一些建設項目,原則上確定,削減基本建設,保證生產的需要,保證市場和維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設中,保證石油、化工等部門必不可少的建設項目。 
  總的精神是穩定陣地再前進。 
  當時的問題,實質上是鋼鐵等生產指標過高和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造成的,要扭轉被動,不能不觸及鋼鐵的高指標問題。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為鋼鐵生產在那時已成為重要的政治任務,落實指標儘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務,但在計劃指標已經很高的情況下,要實事求是地較大幅度地壓下來,不是沒有風險的。搞不好,就有淪為「促退派」、「秋後算帳派」的危險。 
  陳雲接受任務後,絲毫也沒有因此而退縮。從5月3日到9日,他連續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聽取冶金部的匯報,研究鋼鐵指標問題,其中1次是匯報鋼鐵方面總的情況,另外5次是分別按礦石、焦炭、耐火材料、鋼鐵冶煉、鋼材品種5個專題的匯報,然後集中討論了1次。   
  真理有時候掌握在一個人手裡(2)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雲關於落實鋼鐵指標的意見,討論國家計委的報告。 
  陳雲主張鋼材定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定為1300萬噸。即使如此,他還是有保留的。他說,這次對鋼鐵指標的研究,只限於鋼鐵工業內部的各個環節,還沒有對鋼鐵工業和其他工業的關係進行綜合研究,更沒有對整個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的關係進行全面研究。僅僅就鋼鐵論鋼鐵,來規定鋼和鋼材的生產指標,還不可能完全妥當。因為鋼鐵只是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環節,鋼鐵指標定得是否確當,經過綜合研究以後才會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萬噸這個數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進行考慮,還不希望做出最後決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會議通過落實的鋼鐵指標以後,陳雲專門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實事求是地把財經小組落實鋼鐵指標的考慮和分歧作了匯報。 
  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確定1959年鋼指標降到1300萬噸。毛澤東還用略帶自我批評和總結教訓的口氣,對陳雲表示了讚賞。他說: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都是我們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會議定的2000萬噸鋼,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陳雲為代表,提出難於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以改變,人們還想大幹一番,要轉為上海會議提出的1600萬噸好鋼的指標不可能,轉為現在定的1300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上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搞一個馬鞍形嘛。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至於1957年降低指標,完全正確。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今後7個月,主要是搞好綜合平衡。 
  緊張的工作,使陳雲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鋼鐵指標調整以後,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實際結果表明,1300萬噸鋼並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經過全民動員式的共同奮鬥,連一些老百姓家裡的鐵鍋都弄去回了爐,一些小學生也動員起來到處找廢鐵,而且還是在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的政治形勢下,拚設備、拚勞力,到年終只是勉強完成了1387萬噸鋼、897萬噸鋼材。當時為了保鋼鐵,花了很大代價,擠了其他部門,造成了比例失調。假如不是按照陳雲的意見降到1300萬噸,還搞1650萬噸甚至更多,勢必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當然,這一時期的糾「左」,實際上只是在具體工作上的修修補補,始終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導方針的問題。因此,糾「左」也是很不徹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這樣一股糾「左」的勢頭,沒有能夠順勢發展。7月,廬山會議把公開對「大躍進」方針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隨後的大規模黨內鬥爭中,又從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在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錯誤的幹部群眾慘遭錯誤的批判和打擊,加劇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況,壓制了黨內不同意見。「大躍進」的錯誤進一步發展,最後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大饑荒的發生。     
  第七章 為挽救經濟危局百計營謀   
  抱病工作   
  從1957年底大病了一場以後,陳雲的身體狀況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調整鋼鐵指標後,雲實際上處於休養狀態。經過近1年半的休養,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體稍有好轉,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陳雲是在經濟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恢復工作的。「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描述了共和國歷史上悲慘的一幕。沉重,但不諱過。對於經歷過那場災難的人們,那是怎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陳雲即使在休養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調研,瞭解真實情況。重新出來工作以後,他感覺到有些人講話不痛不癢,怕犯錯誤,陳雲對此不以為然。陳雲自己曾經因為反冒進等問題遭到嚴厲批評,甚至被一些人當成黨內「右傾」路線的代表。1959年廬山會議重提反對右傾的危險,黨內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陳雲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但是,面對人民的苦難和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陳雲將個人榮辱利害置諸身後,直面嚴酷的現實,與中央其他領導人一道,為挽救危局嘔心瀝血,想盡了千方面計。 
  抱病到各地調查實際情況,災難的嚴重程度使陳雲寢食難安。 
  得知糧食實際狀況比預想的稍好,陳雲興奮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躍進」和「反右傾」引發的災難,很快就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降臨到億萬中國人民的身上。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農業,首先出了大問題。 
  這場大災難從1959年開始,到1960年和1961年發展到了極其危險的地步。1960年5月,糧食問題開始尖銳化,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挖越空,已經調度不靈。到6月上旬,北京市庫存只夠7天的銷量,天津市庫存只夠10天的銷量,上海市糧食部門已經沒有大米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工業基地遼寧有10個城市庫存糧食只夠銷八九天。糧食調出大省江西,省內南昌、景德鎮、贛州、九江四個主要城市也處於隨調隨銷的危險境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擁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東北三省,都紛紛向中央告急:請給我們糧食! 
  收穫季節的到來,並沒有使糧食部門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緊張氣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徵購糧入庫只有139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了51億斤,銷售量卻高達152億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億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庫存劇減,這個時期的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00億斤,到11月底又進一步減少了300億斤! 
  糧食調無可調,缺糧情況更加嚴重。華中重鎮武漢缺糧,最緊張時候,糧食只夠銷3天。武漢鋼鐵廠在飢餓的陰影下,大廠小廠折騰「超聲波」蒸食物,連蒸幾次使體積脹大哄腸胃。就這樣,糧食供應也不能保障了。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鐵骨錚錚的漢子,此時也禁不住淚流滿面:「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麼處分都沒意見,只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 
  陳雲歷來重視糧食,他把糧食問題當作重要的政治問題看待。糧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撐著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調查。1960年10月,陳雲到黃淮海地區調查農業和水利、化肥生產狀況,親自瞭解到問題的嚴重性。 
  全局性的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樣?陳雲實在擔心。如果不能準確估計,就會對真實情況產生錯覺,影響決策的準確性。但那幾年糧食「衛星」亂放,高估產,高徵購,使經濟統計數字如霧裡看花,沒個準頭。 
  陳雲想盡辦法,要擠干數字中的水分。1958年糧食產量公佈的是7500億斤,後改為5000億斤,陳雲經過計算和分析,認為大約只有4200億斤,即使再多一點也有限。當然,陳雲知道,到底多少,也沒有人敢講,怕被說成懷疑「大躍進」。但1960年的產量,不能虛估,必須估實,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依據。有人估計3700億斤,陳雲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計頂多3100億斤。600億斤的差距,這可非同小可。陳雲認為,要緩和糧食緊張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億斤糧食才行。如果上年估為3700億斤,新一年糧食產量就得4100億斤,從農業受損程度來看,根本就沒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億斤,增到3500億斤還是大有希望的。 
  經過核實,有關部門報告陳雲,實際產量確實只有3100斤。如果確實產量這樣少,糧食困難程度的表現,以及大挖庫存,就都說得過去。新一年只要有適當增產,就能夠緩解形勢,搞到糧食,事情大有可為。陳雲得知消息的當天,極為興奮,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建言進口糧食(1)   
  打破糧食「衛星」的虛幻光環,陳雲建言進口糧食。 
  糧食狀況核實以後,陳雲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難關怎樣渡過?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各地的告急書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飛來,共和國的領袖們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現實是殘酷的,從糧食似乎多得沒法處理的夢幻天堂,掉到處處饑荒的人間地獄,他們沒有多少思想準備。 
  為了平衡地區間糧食余缺,保證城鄉糧食供應,加強糧食統一調度至關重要。在此期間,糧食調運任務十分繁重,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糧油棉調運指揮部,由李先念掛帥。由於糧食奇缺,甚至發生這樣的情況,有一地區糧食脫銷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來確定發給另一地區的一列車糧食轉向,緊急調給脫銷地區。當時還搞了「以早濟晚」和「以晚濟早」的季節性調劑,即每年夏秋季節,先把南方收穫較早的小麥、大麥、早稻等調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然後,又在冬春季節裡,將東北晚熟糧食返調給關內缺糧地區度過春荒。這種挖東牆補西牆的做法,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對保證軍需民食起過積極作用。 
  糧食越來越少,調劑來調劑去,連原來的糧食主產區也開始告急了。中央到處想辦法尋找糧食,主意甚至打到了邊遠地區粒粒可數的所謂「死角糧」。到處都缺糧,調劑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機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糧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搞「低標準,瓜菜代」,降低口糧標準,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建議,由中央推薦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桿曲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為了做好這件事,中央成立了領導小組,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並要求各地區也要成立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負責對這一運動的具體指導。 
  光靠這些,老百姓怎麼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糧食緊張情況加劇,浮腫病大範圍地出現,並迅速蔓延。估計到下一年春青黃不接時,糧食情況將更加嚴重。周恩來、陳雲同國務院其他領導人曾反覆研究解決辦法。 
  顯然,國內的糧食潛力已經挖到了盡頭,沒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著人民陷於這樣悲慘的境地,陳雲心裡異常難過。1960年12月上旬,陳雲根據在各地的考察瞭解的實際情況,約糧食部部長陳國棟談話,提議: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以緩解糧食供應緊張狀況! 
  確定進口糧食後,陳雲同周恩來一道,與糧食、外貿等部門負責人一起,多次商量進口糧食數量。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人親自領導下,還不到兩個月,1961年2月,外貿部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陳雲對進口糧食接運工作非常關注。2月7日至11日,陳雲到天津,專門到塘沽港口,現場調查進口糧食卸船和接運情況。 
  雖然進口了大量糧食,但糧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陳雲還在想其他救急辦法。 
  1962年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講話,提出分幾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他算了一筆帳:1億城市人口,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30億斤大豆,我國每年大豆的產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億斤左右,這兩年是120億斤,拿出30億斤來供應城市,是可能的。我們應該力求在兩年內逐步做到這一點。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萬人口中實行。這個辦法,不僅可以保證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點職工的實際工資。有了豆子吃,或者換豆腐吃,就可以不買或少買自由市場上的高價副食品。據計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兩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來補充營養,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辦法。 
  1962年3月7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提出,給水產部門增加一些捕漁船和捕魚網具,以增加捕魚量,給群眾增加動物蛋白。他說:現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應都不足,人民的體質下降。可不可以撥一點鋼材,製造一些機帆船,增添一些捕魚網具,讓水產部門出海多捕一些魚?如果一年增產15萬噸魚,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萬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魚吃。每人半斤魚,再搞點高級館子,有錢可以去吃。……增產魚的指標和措施,必須從今年開始列入年度計劃。這個問題,只要切實安排,是可以解決的。 
  周恩來對這個主意當即表示贊成。他插話說:陳雲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應1兩豆子的辦法很好。但人的營養光有植物蛋白不行,還要有動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許就行了。我們這些人不行,勞動量比我們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還需要有點動物蛋白。 
  陳雲還提出,除了每人半斤魚,到下一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萬人,每人每月應想辦法增加供應半斤肉。這個辦法,他也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想出來的。他曾聽姚依林講,1962年商業部門計劃收購1200萬頭豬,每頭按60斤淨肉計算,共有7億多斤。除開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6斤。豬要保證收購到,收購到以後,還要合理分配,如壓縮一部分出口。 
  陳雲計算過,通過這些辦法,魚、肉兩項,5口之家1個月就有5斤,對改善營養能起到很大作用。陳雲對此看得很重。他告誡大家:目前,這樣的問題,是國家大事。如果6000多萬人身體搞得不好,我們不切實想辦法解決,群眾是會有意見的。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   
  建言進口糧食(2)   
  陳雲想出的這些應急辦法,保證了群眾生活的基本營養需要,從死亡線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動員兩千萬城市人口下鄉   
  農業支撐不了過大規模的建設。陳雲力主 
  要渡過難關,光在糧食來源上打主意是不夠的,還必須想辦法把糧食銷量減下去,減輕國家糧食供應的壓力。陳雲當時計算,進口糧食超過100億斤有困難,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外匯,也沒有那麼大的運輸力量。 
  農業欠收引起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城市人口增長過快更加劇了這一危機。「大躍進」以來,建設規模迅速膨脹,幾年間增加了2000萬職工。這麼多的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市,一方面削弱了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增加了國家的糧食負擔。為此,陳雲力主動員大批城市人口下鄉。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村工作、商業工作和城鄉手工業工作問題。在會上,陳雲就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下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 
  陳雲提出,面前擺著兩條路: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麼別的路可走。 
  陳雲不主張再挖農民的口糧了。當時農民口糧已經挖得很苦,再挖下去,農業就沒法恢復。 
  擠農民口糧的一條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決心動員城鎮人口下鄉。但是,這個決心實在是很難下的。 
  陳雲的這一主張,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不謀而合。中央迅速採納了這一主張。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並於18日發出由中央工作會議制定的《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9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央還發出《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為此,中央成立了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小組,由安子文任組長。當年,就有1000萬城鎮職工告別城市,回到鄉村。 
  陳雲一直在呼籲抓緊這項工作不放鬆。他的一再呼籲與督促下,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關於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 
  中央作出精減城鎮人口的決定以後,各地迅速行動起來。2000多萬城鎮人民,體諒國家困難,響應黨的號召,打點起行李,扶老攜幼,回到祖祖輩輩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鋤頭鐮刀。他們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減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減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宣佈減少職工,壓縮城鎮人口的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800萬人。上述報告指出:「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經濟調整要「傷筋動骨」(1)   
  一曲「隆中對」,贏得滿堂彩。陳雲說,經濟調整要「傷筋動骨」。 
  除了尋找各種應急的辦法外,陳雲還在思考著落實調整方針、讓國民經濟走出困境的各種辦法。 
  當時,「大躍進」難以為繼,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面對經濟工作面臨的困難局面,財經部門雖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於對經濟建設方針認識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躍進」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確分析形勢,只知道形勢很困難,心裡著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難的辦法,調整方針落實不下去,工作十分被動,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批評。 
  陳雲也出了很多主意,如賣高價糖果、點心、炒肉片,搞出口基地保證出口爭取外匯,等等,雖然在改善市場供應、回籠貨幣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解決全局性的問題,僅有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在認識上前進了一步,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指出全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要發揚民主集中制,對前幾年的工作失誤承擔了責任,使黨內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觀,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於直言。為調整方針的落實貫徹,為國民經濟走出嚴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礎。 
  陳雲對此評價很高。2月8日,陳雲在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上發言說,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只要有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於天下。 
  七千人大會以後,財政部門向中央反映,當年財政有二三十億元的赤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劉少奇決定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這個會是在中南海西樓開的,由劉少奇主持。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擊的西樓會議。在這次會上,陳雲把自己一段時間來對於形勢的觀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詳細的闡述。 
  對形勢的估計上,陳雲認為,困難還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困難是農業減產,糧食不夠吃。 
  第二個大困難是,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 
  第三個嚴重困難是,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提法是非常尖銳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陳雲從實際出發,認為事實就是這樣。他說,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第四個困難是,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裡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 
  第五個困難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 
  看清了困難形勢,有利於對症下藥,找到克服困難的辦法。陳雲提出,要把10年規劃分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 
  恢復階段的時間,陳雲考慮,從1960年算起,大體上要5年。 
  陳雲提出把10年規劃分兩個階段的說法,雖然沒有人提出異議,但他提出恢復需要5年時間的意見,有人認為太悲觀了,後來又被說成是「右傾保守」,洩了氣,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最後實際卻表明,陳雲的估計驚人地準確。 
  在這個講話中,陳雲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如:繼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在保證基本生活資料不漲價的基礎上,採取賣高價點心、糖果等措施,回籠貨幣,制止通貨膨脹,打擊投機;增供大豆、多造海船增加水產供應等,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用增加對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的口糧供應、增加化肥和農機具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供應等辦法,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 
  針對工業和農業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陳雲要求計劃機關把主要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裡得到體現。陳雲說,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年產750萬噸鋼,2.5億噸煤,也是重要的,但這是第二位的問題。在不妨礙增加農業生產和制止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能搞到這麼多鋼和煤,當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礙,搞不到這麼多也可以。 
  要增加農業生產和制止通貨膨脹,只靠國務院的農林辦公室和財貿辦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計委、經委等綜合機關,在國家計劃中把這些事情擺到頭等重要的位置。陳雲說,毛主席早就提出,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必須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計劃。現在,必須研究我們的計劃工作和經濟工作,怎樣才能切實地體現這個精神。   
  經濟調整要「傷筋動骨」(2)   
  陳雲的這個講話,把當時面臨的主要困難、克服困難的條件和辦法作了透徹的闡述,使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表示完全贊成。劉少奇並請陳雲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瞭解我們的經濟情況,瞭解方針政策。 
  1962年2月26日,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在北京召開。陳雲將在西樓會議關於經濟形勢和對策的講話內容,展開作了進一步闡發。他的講話不斷被全場的熱烈掌聲打斷。陳雲越講越起勁,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脫去上身的毛衣繼續講。 
  陳雲提出的克服困難的辦法,既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空洞承諾,而是條條實在,著著可靠,既行得通,又便於具體操作。到會的部長、主任等各部門的負責人聽了,都抑止不住高興的心情,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一致認為,困難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所以完全自發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熱烈鼓掌。 
  西樓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負責人全體會議後,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4月19日,中央作出決定,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統管全國財經工作。 
  1962年3月7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陳雲在會上講話,對他在西樓會議上提出的辦法,進一步具體化,並有所發展。 
  陳雲此時身體十分虛弱,醫生要他長期修養。陳雲赴華東休息後,領導貫徹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的主要責任,就落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身上。陳雲也盡力做一些工作。 
  中央財經小組根據陳雲意見起草《關於調整1962年計劃的報告》,建議對耗煤過多的小企業(主要是10萬個小高爐)和大部分沒有前途的地方建設項目實行「關、停、並、轉」,並對關停的企業和建設項目要「拆架子、收攤子」,以便在1961年已經精減1000萬城市職工的基礎上,1962年再減少1000萬,回到農村加強農業生產戰線,使大減產的農業有力量支持已精減的城市職工生活。 
  報告起草完畢並經周恩來審查修改後,周恩來叫薛暮橋把草案帶到杭州去徵求陳雲的意見。這時陳雲的身體仍很虛弱,每天只能談2個小時,分3天報告完畢,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見,要薛暮橋把他的意見轉告總理。 
  根據陳雲的意見進行部署後,經濟調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產鐵量比上年減少476萬噸,鋼產量減少200多萬噸,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減少56億元。陳雲建議出售高價糖果、點心,開高價飯館,後來又出售部分高檔的高價商品作為補充,並借此回籠貨幣,穩定物價。此後三四年間靠出售高價商品共計多回籠貨幣50億元,相當於1961年貨幣發行總額125億元的40%,為物價穩定創造了條件。 
  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分田到戶」受到批評和冷遇(1)   
  看準了的事,不避風險也要說。陳雲提出為渡過困難 
  需要「分田到戶」,卻受到了嚴厲批評和冷遇 
  工業調整有辦法了,農業調整也需要想辦法。農業生產受「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裡,陳雲給予農業問題以極大關注。糧食危機的救急辦法只可應付一時,要走出困境,還是要想辦法增加糧食產量。 
  前幾年糧食減產,到底是什麼原因?誰都不敢找「大躍進」的問題,就歸因於自然災害。陳雲不同意這種說法。1961年剛重新工作,他就旗幟鮮明地表示:有人說去年因災減產1200億斤,我不信。李先念說是500億斤,我計算頂多360億斤。我跑了幾個省,印象是北方幾個省主要是因災減產,而浙江、江蘇、廣東則不是,浙江農民就不承認有災。搞平均主義,大大降低了農民的積極性。 
  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看法肯定會有人抵制。因此,陳雲最初考慮較多的,是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問題。他認為,發展化工和水利事業,可以對農業增產起很大作用,其中發展化肥是農業增產最快、最重要的一條。年產100萬噸化肥,只要10億元投資,可增產糧食300萬噸即60億斤。同樣增產這麼多糧食,用開荒的辦法,需要投資15億元開3000萬畝土地。 
  農業生產遭破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公社化」運動嚴重脫離農業生產力實際,在生產關係上冒進,瞎指揮、浮誇風、一平二調、平均主義、高指標高徵購、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為的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能不趕快解決。陳雲一直認為,搞好糧食生產,首要的是解決政策問題。1961年5月,陳雲把這個問題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 
  為了掌握來自農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陳雲帶著一個調查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鄉上海青浦縣,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進行農村調查,親眼看到了農村的情況,親耳聽到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呼聲。那時候基層為了應付上級,領導來了,就搞些佈置,掩過飾非,只讓領導看好的一面,隱瞞真實情況。陳雲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經在這裡搞過農民運動,工作組中有兩個成員也參加那時的工作,農民知道他們,敢於講話,使他們瞭解到了農村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面。 
  在這裡,陳雲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做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交換意見。他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瞭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4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3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總結幾年困難局勢的時候,提出不能到處照搬缺點錯誤「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公式,有人說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陳雲這次調查中瞭解到的問題,也突出反映出農業集體經營中出現的一些不適應(如幹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產組織),以及農民個體經營方面的一些優勢(如養豬、自留地)。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陳雲更進一步的思考:在這樣困難的時期,能否想辦法盡可能發揮一下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以發展生產、解決糧食問題呢? 
  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後,陳雲提出全黨都要研究農業問題,他首先就帶頭研究思考這個問題。他到杭州、上海休養,還在經常考慮如何解救缺糧的農民,如何加快恢復糧食生產。他對當時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做法非常感興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上海、杭州休養,又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視,認為與他在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個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 
  這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又送來他在湖南搞調查的報告,那裡農民對這個辦法也有強烈願望,他們得出類似結論。陳雲稱讚這個報告「觀點鮮明」。但毛澤東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匯報後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毛澤東對此持否定態度,陳雲打算就此問題向他直接陳述。他把這個打算給一些領導幹部講了,他們勸他再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雖然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並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等方案,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 
  但陳雲看準了的事情,態度也是非常堅決的。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分田到戶」受到批評和冷遇(2)   
  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中央常委同志交換意見,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陳雲給當天早晨才從外地視察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下午4點,毛澤東約陳雲去談了1個多小時,陳雲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建議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未表示意見。 
  幾天後,毛澤東在一個小範圍的會上說,他很不同意陳雲的意見。但陳雲是中央常委,向黨的主席講意見,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嚴厲地批評了鄧子恢和田家英,說他們主張「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 
  問題提得如此之高,聞者十分震驚。陳雲聽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只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這只是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覺得個人搞積極性高一點,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說是「分田單干」,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 
  8月上旬,北戴河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在半個月的會議中,集中批評了「反對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和「單干」的思想,並批評了所謂「翻案風」、「黑暗風」等。 
  這次會上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瞭解情況的都清楚,陳雲是批評的對象之一。此後,隨著國內政治氣氛日益嚴峻,陳雲的處境更加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實際上等於「靠邊站」了。     
  第八章 打破極左框框   
  放眼世界(1)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衝擊,只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廠「蹲點」。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半年多以後,陳雲才從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陳雲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總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 
  「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工作造成極大破壞。雖然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盡力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了糾「左」的努力,但極左路線對經濟工作束縛和干擾仍然十分嚴重。雖然自五十年代末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在政治上屢遭打擊,但他並不將個人沉浮榮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機會,以對黨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抵制「左」傾錯誤、打開對外經貿新局面的工作中。 
  陳雲放眼世界,直言和資本主義打交道 
  大勢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縛住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交惡,占中國外貿75%以上的對蘇東貿易受到極大影響。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僅勝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更咬緊牙關提前還清了欠蘇聯的債務,做到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上綱上線到政治路線的高度,與開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對立起來,把建國以來的對外經濟交流工作貶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搞閉關鎖國。 
  進入70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1971年中國重訪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中國外交逐漸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極端孤立的局面,獲得了走向世界的極好機遇。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當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的矛盾逼著他們的資本、產品、設備、技術都急於尋找出路,中國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令他們心動不已,也為中國擴大對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對外經貿工作仍受到極左錯誤政治路線的嚴重束縛,對與資本主義各國開展經濟交流更是顧慮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這樣,雖然也認識到這樣的機遇,想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但在實際工作中卻舉步維艱,十分被動。 
  從路線方針上糾正極左錯誤,在當時還沒有可能。陳雲以他一貫的沉著冷靜和實幹精神,從調查研究入手,指導外貿等部門的幹部解除思想認識上的束縛,在工作中尋找打開局面的方法。 
  陳雲認真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由於對蘇東貿易的急劇萎縮和對西方各國貿易的開展,中國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佔到75%,取代了對蘇東貿易的主要地位。陳雲敏銳地注意到外貿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及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不但自己研究國際經濟問題,也督促有關部門抓緊研究。 
  為瞭解情況,1973年五六月份,陳雲連續聽取了有關部門的一系列匯報。5月5日,他聽取外貿部副部長周化民關於外貿計劃和價格問題的匯報時,就要求外貿部門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問題。 
  6月7日,陳雲又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匯報。一開場,陳雲拿自己身體不好開起了玩笑,幽默地說:「我是一天打魚一天曬網。今天是曬網時間,只談半小時好不好?」 
  他開門見山地表示,自己想瞭解一下國際金融和貨幣問題,請銀行用一個星期到10天的時間,幫他收集10個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時參考。 
  陳雲建議銀行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當銀行方面表示準備恢復金融研究所時,陳雲表示贊成。說:列寧講,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資本主義,同資本主義打交道,在極左時代總是讓人心驚膽顫。陳雲給大家鼓勁。他得知延安時代與自己在西北財經辦事處一起搞過財經工作的喬培新也已61歲時,順題發揮說:你也這麼大年紀了,也算老年了!你還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過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 
  銀行匯報說,他們可以搞到10億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匯資金,但是在國內碰到兩個問題:一是方針問題,這樣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針和黨的路線,符合不符合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二是方法問題,要把國內的規矩變動一下。這些問題不解決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這樣的好事會被這樣的問題難住。可在「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可是悠關政治方向的大問題。 
  陳雲巧妙地迴避了這樣的陷阱,沒有糾纏在政治是非上的爭論上,而是引導大家全神貫注於實踐。他說: 
  「你說的,一個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一個是規章制度問題。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 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立一個新的辦法,要把一些界線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有條有理,不會和國內衝突的。總之、只要承認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至於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   
  放眼世界(2)   
  陳雲還提醒大家注意實際情況的變化:「過去沒有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現在形勢變了,有些同志沒有看到,所以要向他們解釋這些……總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規章制度要變動一下。道理就是外貿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了。」 
  陳雲關於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的指示、要求和身體力行的表現,對衝破當時外貿領域裡「左」的思想的束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顧慮,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領域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對外開放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人才。1974年7月,陳雲還把近1年時間對資本主義經濟深入系統研究的心得,寫成了《目前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危機的比較》、《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等筆記。 
  陳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很快給國家創造了極大的現實利益。由於美元與黃金脫鉤,把通貨膨脹的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使手中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並未喪失,陳雲非常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這年5月,陳雲經過分析後判斷:現在世界黃金產量每年平均2200萬兩,價值35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1%算,就是300億美元。當然,貨幣還有周轉次數。但根據我們貨幣發行與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長的,何況黃金還有它的工業用途。 
  當時中國手頭有一批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陳雲認為應該拿出來買黃金保值。這年7月他在聽香港五豐行匯報時說明了自己的判斷:今後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算算在國外存外匯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合不合算。美元雖軟,但在較長時期內仍會是國際主要貨幣,沒有別的貨幣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國生產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價上漲中買黃金,確實存在風險。當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時,陳雲明確建議銀行用外匯買進黃金保值。但銀行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 
  陳雲以豐富的經驗和老到的算計,沒有輕易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對李先念建議說,與其把外匯存在銀行裡天天貶值,不如拿來買一批黃金保值增值。針對買賣黃金可能有投機之嫌的疑慮,陳雲辯解說:將來如果需要付款,再賣出黃金換回外匯。這樣以實際支付為目的買賣黃金,並不算是倒賣。李先念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次買入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賺了錢還受責難的年代(1)   
  通過交易所做期貨不但完成了採購任務,還大賺了一筆,五豐行的幹部 
  卻像犯了錯誤一樣心神難安。面對責難,陳雲想了一年, 
  理直氣壯:利用交易所並沒有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 
  儘管陳雲一再表示希望外貿部門能打破框框。但這樣做的巨大政治風險,仍讓大家難以然而,極左思潮的陰影,隨時像高懸於頭上的利劍,讓具體工作的幹部放不開手腳。為此,陳雲不但鼓勵外貿部門要研究資本主義,打破舊框框束縛,還在實際上支持他們的工作。 
  1973年4月,外貿部領導的香港華潤公司管理、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五豐行,接到在年內購買到貨原糖47萬噸的任務。當時國際市場砂糖求過於供,貨源緊張,價格趨漲。如果五豐行直接出面到國際市場大量採購原糖,必定刺激國際市場原糧價格上漲,可能出了高價不一定能按時買到現貨。五豐行為了完成購糖任務,五豐行採取委託香港商人出面,先在倫敦和紐約砂糖交易所購買期貨(就是預定將來某個時間買賣某種商品)26萬噸,平均價格每噸82英鎊左右。然後立即向巴西、澳洲、倫敦、泰國、多米尼加、阿根廷購買現貨(當時成交買賣的商品)41萬多噸,平均價格每噸89英鎊左右。 
  果然,市場一看中國購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強烈反應。從5月20日開始國際市場開始傳出中國大採購消息,紐約、倫敦砂糖市場現貸、期貨立即應聲大幅度漲價。然後,澳洲、巴西先後證實中國向他們購糖消息,原糖市價又進一步上漲。到5月22日漲至每噸105英鎊。五豐行因為購買砂糖現貨任務已完成,從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將期貨售出。除中間商應得費用和利潤60萬英鎊外,五豐行還賺240萬英鎊。 
  又完成了採購任務,又賺了大錢,這樣的事情辦得再漂亮不過了。但五豐行的幹部卻輕鬆不起來,甚至像犯了錯誤一樣忐忑不安。只因為這件事有三個環節,在那時看了有問題: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講過的剩餘價值分配的場所,就像我們今天講到賭場一樣聲名狼藉;二是期貨,買空賣空,低價買高價賣,那不就是搞投機嘛;三是通過中間商,找資本主義商人來為社會主義企業投機賺錢,這更會讓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覺得一點「社會主義」的味也沒有。 
  闖過可能被視為資本主義投機方式的禁區之後,7月14日,五豐行總經理惴惴不安地向陳雲匯報了通過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貨購買部分原糖的情況。陳雲聽後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大加讚賞,說:過去有時只顧完成任務,價格越漲越買,吃了虧還不知道,這是不行的。我們既要完成任務,又要爭取有利價格,使自己少吃虧或不吃虧。 
  那對交易所、期貨、利用中間商的問題,有人責問起來怎麼辦呢?陳雲給他們吃了定心丸。 
  關於利用交易所。陳雲說:利用資本主義交易所是一個政策性的大問題。交易所有兩重性,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場所。過去我們只看到它投機性的一面,忽視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 
  至於利用交易所做期貨,陳雲認為,這僅是保護性的措施,以免受損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絕不做投機倒把買賣。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謹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須得多失少。我們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還是靠發展生產,擴大出口貨源,提高產品品質,必進包裝裝潢,多搞高檔貨。 
  通過中間商來搞期貨,陳雲認為更沒有問題。他說,目前,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大多是通過中間商進行的,我們離不開中間商。不管採取哪種中間商形式,進出口價格有許多也是要參照交易所的價格來確定的。 
  為了給五豐行撐腰,打開利用交易所的大門,陳雲表示:對這個問題,外貿部核心小組要開會討論,我也來參加,然後向中央寫出報告。 
  外部部核心小組討論後,10月10日,陳雲代外貿部起草了《關於進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問題的請示報告》,報送國務院。 
  在這份報告中,陳雲簡要報告了五豐行經中間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貨購買原糖的情況。隨後建議:利用交易所做買賣。有一定風險,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試做。 
  在陳雲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外貿工作中的期貨開展起來了。陳雲格外重視,外貿部開始做期貨和進行出口商品價格調整時,每週開會,陳雲每次都到會,和大家認真討論研究方案。作為國務院領導人,經常深入基層參加部門業務會議,在一線進行指導,這是非常難得的。 
  這件事,成為外經貿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對啟發大家解放思想,推動外貿方式及體制改革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雖然期貨交易開展起來了,但是關於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確的疑慮仍然沒有消除。交易所是剩餘價值分配的場所,那現在利用境外交易所買糖,是不是也參與了剝削工人階級的剩餘價值呢?就這個問題,陳雲整整想了一年。直到1974年7月4日,他同外貿部負責人談話時,還提起這件事,認為這樣做政治上並沒有什麼不妥。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並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在當時「四人幫」已經挑起「蝸牛事件」並開始製造「風慶輪事件」,攻擊引進設備和外貿工作違反自力更生精神、「崇洋媚外」的時候,陳雲的表態,無疑對外貿部的工作是有利的支持。   
  賺了錢還受責難的年代(2)   
  在陳雲協助和指導和新任外貿部長李強領導下,外貿工作在1973年取得了巨大進展。通過黃金賣賣和開展期貨交易,外貿部門很快就賺回了30億美元,比上一年出口總額26.4億美元還多近4億美元。即按197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80億美元的預計,這筆錢都遠遠超過了1/3,在當時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做一次「洋奴」   
  繼一五之後又一次大規模工業成套設備引進工作,受到極左勢力百般阻撓。 
  陳雲不懼非難: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進國外大型設備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大動作。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議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急於找市場、找資金出路的有利時機,在三五年內集中引進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初步提出引進43億美元的方案,爭取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充分發揮作用。這些引進項目,包括13套大化肥設備、4套大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1個烷基苯工廠設備、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斯貝發動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等。這些項目連同後來追加的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51.8億美元。我國利用這些設備,並通過自力更生的生產以及技術改造,興建了26個大型項目,總投資額200多億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畢,花了39.6億美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 
  這樣的引進規模是十分大膽的。確定這個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國進出口總額才區區48.4億美元,其中進口才22億美元。而這個方案初步定的進口規模就是前一年進口額的兩倍!「四三方案」是在糾正「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過程中,我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的一項重大舉措,也是我國經濟部門試圖打開封閉的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個大膽嘗試,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這項引進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政治干擾下,從一開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難。「違反自力更生方針」、「進口風」、「洋奴哲學」、「崇洋媚外」,各種帽子時不時從一些陰暗角落裡飛來。 
  1973年10月3日,陳雲經請示周恩來後,離京赴廣州,視察當年的秋季廣交會。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的出口商品交易會,一直是遭受外國封鎖的新中國外貿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閉關鎖國的時期更是如此。 
  但廣交會也難逃極左思潮的衝擊。1972年秋季交易會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會,在資本主義市場商品價格上漲的大背景下,發生外商搶貨現象,廣交會商品也水漲船高。秋交會是不是還能這樣?有些人從主觀出發,想定高價,甚至說提價是馬克思主義,降價是修正主義。 
  陳雲是不同意這種從「政治」出發定價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貿部門從實際出發注意研究價格問題。七八月間,他又先後三次同外貿部負責人及部價格小組成員座談,要求外貿部管好商品價格波動,當好國家對外貿易的經理。商品價格要適應國際行市,高了應該退下來,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陳雲一到廣州,立即聽取外貿部負責人匯報。當談到商品定價偏高會影響成交時,他說:商品定價不能憑主觀願望,而要根據市場行情。價定低了,我們吃虧;定高了,外商不買,東西壓在那裡,而且失去了國外的市場,我們也吃虧。 
  10月12日和16日,陳雲聽取外貿部負責人關於廣交會情況匯報後,陳雲指出,批判穩價思想,不等於提價就是馬克思主義。穩價多銷不對,但高價高到賣不出去也不對。 
  還有人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堅持自力更生。陳雲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是要堅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現在國內棉花不夠,要做到自給有餘,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 
  他心裡仍然記掛著一米七軋機進口問題,說:「正在訂貨的那套三億多美元的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要一起進口。這套設備投產後,每年可以生產鋼板三百萬噸,兩年就是六百萬噸。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三百萬噸鋼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陳雲致信周恩來,表示: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工作全無知識,或者知之甚少,準備學幾年,總能學到一點。 
  但是,「四人幫」為了搶班奪權,已經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們操控「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對準周恩來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幹部,使各條戰線陷入新的動亂,使剛剛好轉的局勢重新惡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機部講話,楞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設備引進考察團禮品——玻殼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大罵國務院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1974年10月又挑起「風慶輪事件」,使引進設備和外貿工作受到強烈衝擊,陷於停頓。 
  但陳雲的調查研究和思索並沒有停頓。他的眼光已經放得很遠、放得很長了。這一時期指導外貿工作獲得的寶貴經驗,將要在即將來臨的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九章 再展雄風   
  三中全會前風雨(1)   
  「洋躍進」蘊藏著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現實危險。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講經濟問題先講怎麼弄清「實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誌,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長期「左」的錯誤,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混亂和損失,問題成堆。 
  在經濟工作上,由於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繼續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拚命」,結果又出現了「洋躍進」。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宣佈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本來,當時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全國在建項目65000個,其中大中型項目1700多個,要把這些項目搞完還要投資1650多億元,要干3年多時間,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又提出,從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點港口,全國基建投資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這次「躍進」,除了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在建設上求洋,企圖從國際市場上買進一個現代化。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的引進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其結果,遭受「文革」動亂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經濟戰線全面告急,危機四伏。 
  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是繼續搞「兩個凡是」;還是恢復真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墨守陳規、徘徊前進還是加緊撥亂反正、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這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了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面。 
  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宣佈的議題是,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從下一年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再討論三個問題:(一)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議題都局限於經濟領域,核心是討論如何採取一些措施實現「大干快上」。 
  從這些議題看,當時華國鋒考慮的,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次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會議原定只開半個月。應該說,這些問題也是需要討論的。但是,重大政治問題不解決,就難以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工作也會受到影響。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解決定安團結問題,就不可能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不能有效地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設的熱情。因此,有些老幹部提出要討論歷史上一些大是大非問題。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會上出現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況。這天,在會議東北組的討論中,在黨內有崇高聲望的陳雲,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 
  接著,陳雲話鋒一轉,提出了會議原定議題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說: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本來宣佈的議題是討論經濟問題,陳雲卻談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要求中央解決為薄一波、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幹部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與會議主持者的意願相比較,陳雲的發言確乎是「離題」了。這樣的「離題」當然是經過他認真的考慮的,是從黨的事業的大局出發,是反映廣大幹部群眾的意願的。 
  陳雲的發言,實際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錯誤的重大問題。如果這一系列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政治問題能夠解決,將使撥亂反正工作大大推進一步,並為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打下基礎,因而理所當然地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和響應。因此,雖然華國鋒在11月13日在全體會議上要求大家從當天起轉入對農業問題的討論,並由紀登奎對兩個農業文件作了說明,但大家的發言都紛紛衝破華國鋒規定的框框,在暢所欲言的氣氛下活躍起來。 
  從這些發言的熱烈程度可以看出,陳雲的發言不光是推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喚起了一種在中央會議上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的精神。經過陳雲及一批老幹部的帶動,這種精神很快就在會議中形成了一種越來越濃厚的氣氛。這種氣氛不僅感染了每一個與會者,而且還推動中央領導核心採取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措施。   
  三中全會前風雨(2)   
  會議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得到了中央領導集體的肯定和支持。與會者大受鼓舞了,氣氛更加熱烈。雖然華國鋒仍要求大家從26日起轉入經濟工作的討論,但是,會議進程已經脫離了他的主觀願望,轉入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 
  恢復實事求是路線等更徹底的撥亂反正問題上了。 
  如果說討論政治路線問題是偏離了會議預定的方向,那麼還可以說,會議關於經濟工作的討論也與預定的調子差之千里,特別是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和1979年、1980年計劃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銳的批評。 
  搞經濟工作,陳雲在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態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陳雲也一直關注著經濟問題的討論,並進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陳雲在東北組會議上再次發言,這次談的是經濟問題。 
  雖然要談的是經濟問題,但陳雲發言首先指出了一個原則,那就是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他說:「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 
  陳雲談這個問題,是針對經濟工作方面「左」的錯誤。雖然會議原定議題沒有涉及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問題,但不及時總結糾正「左」的錯誤,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經濟工作指導方針,經濟工作走不出徘徊,還可能重蹈過去一再折騰的覆轍。 
  陳雲將搞清「實事」稱為「關鍵」問題,是有深刻含義的。表面上,沒有人不同意「實事求是」,但實際工作中卻並非如此。「左」的影響根深蒂固,還在桎錮著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黨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堅持「左」的錯誤思想,從教條和主觀願望出發,只看到有利條件,對國情國力的一些問題視而不見,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當時也有不同意見,但受到壓制。1977年,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張勁夫反映黨組討論意見,認為財政困難不小,主張對「四人幫」破壞帶來的困難要充分認識夠,需要進行調整,卻受到批評。1978年是拉長基建戰線的一年,當年追加投資100億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億元,財政部說明中央財政要出赤字,戰線拉得太長,不宜再追加了,領導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問題,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傾向,但因有的幹部很不好說話,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樣一來,實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號上。因此,陳雲強調搞清「實事」是關鍵,就是要求在實踐中真正貫徹這項原則。 
  50年代陳雲就曾說過:「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但是,此後的經濟工作卻一再無視「實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積極平衡」。「大躍進」盲目冒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誤認為糧食不但過了關,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風」,也是因為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存在嚴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原因之一,也是出於對形勢完全作了錯誤的估計,並將這種錯誤估計貫穿於政治、經濟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後搞「洋躍進」,同樣沒有將「實事」搞清楚。 
  弄清事實的方法是什麼?陳雲在發言中指出,要「交換、比較。反覆」。「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二是前後的比較……所謂反覆,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後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 
  這麼多年過去,陳雲再次提出弄清「實事」是實事求是關鍵,方法是「交換、比較、反覆」的觀點,當然並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對過去經驗教訓在實踐基礎上的總結和昇華。在經歷了「左」的錯誤幾十年的干擾後,廣大幹部群眾對「左」的錯誤有了切膚之痛,而經濟工作又面臨開創新的局面的緊要關頭,陳雲再次強調這一原則和方法,對總結和糾正長期以來「左」的錯誤,有著重大的意義。 
  陳雲如此強調的「實事」,當時究竟是個什麼狀況呢?陳雲在發言中談到了過去一直諱莫如深的經濟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糧食問題上對農村壓力太大,農民喘不過氣來,建國快30年了,還有討飯的,其他經濟作物生產也緊張;工業引進項目沒有循序漸進,一擁而上,造成窩工;各省市機動財力不足;生產和基本建設安排規模過大,造成材料供應緊張,等等。 
  既然陳雲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實際的,根據這些情況,當時「新的躍進」的條件並不存在,最緊迫任務的任務應該是調整。 
  陳雲在發言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為此,陳雲提出經濟工作的五點意見: 
  第一,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2000萬噸糧食,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 
  第二,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 
  第三,要給各省市一定數量的真正的機動財力。   
  三中全會前風雨(3)   
  第四,對於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視旅遊事業的發展。 
  陳雲過去因為實事求是估計形勢、追求可靠發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評,被看作「右傾保守」。但是他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沒有輕易給當時的經濟工作戴帽子,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問題,提出了實實在在的方針和具體政策上的意見。他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積極又要穩妥,而當時的「洋躍進」顯然是只求積極不管「穩妥」。 
  雖然陳雲發言中談到了當時財政體制準備進行的改革,談到了旅遊部門加快發展的計劃。但總的來看,他強調的重點,是針對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進行糾正。陳雲提出的實事求是、弄清「實事」等意見,使一些領導幹部從過熱的氣氛中開始清醒過來,認識到經濟工作冒進的問題。這些意見,與其他老幹部反對經濟工作「左」傾冒進的意見一道,匯成了總結糾正經濟工作「左」傾錯誤的先聲。 
  12月18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幕。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並且對於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些思想,是黨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的開端。會議為天安門事件、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案件平反,確定糧食徵購指標繼續穩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礎上不變,絕對不允許購過頭糧。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會會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一書記,重新進入了黨的最高領導核心。   
  重新主持財經工作(1)   
  重新主持財經工作就提出要調整,抓住寶鋼上下馬的難題 
  深入調查「解剖麻雀」,遏制冒進勢頭 
  三中全會後,國務院討論國民經濟年度計劃時,感到問題很多,難以確定下來。鄧小平同當時持財經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議國務院成立一個財經委員會,請陳雲出來當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 
  李先念從50年代以來一直在財經部門擔任領導工作。他對陳雲是很佩服的。常常對人說:「我一生有兩個教師,一個是徐帥,教會我打仗;一個是陳雲,教會我管經濟。」他同意鄧小平的意見,並且主動說,他給陳雲當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了這個提議。 
  3月13日,陳雲同李先念商討後,第二天,陳雲起草了兩人聯名給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對財經工作的幾點意見: 
  第一,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覆和出現大的」馬鞍形「。 
  第二,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 
  第四,要有兩三年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 
  第五,鋼的指標必須可靠。鋼的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而且更要重質量。要著重調整我國所需要的各種鋼材之間的比例關係。鋼的發展速度,要照顧到各行各業包括農業、輕工業、其他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文教、衛生、城市住宅建設、環境保護等的發展的比例關係。由於鋼的基建週期長,不僅要制訂5至7年計劃,而且要制訂直到2000年的計劃。 
  第六,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 
  這封信根據按比例發展經濟的要求,指出了當時經濟形勢不穩的根源在於比例失調,提出要用兩三年的時間進行經濟調整。這樣,實際上是提出了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的施政方針。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陳雲在會議上,根據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幾點意見,更具體地提出,要用兩三年的時間,最好3年,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陳雲講話後,鄧小平發言,表示完全支持陳雲有關經濟工作的意見,說,中心的任務是3年調整。這是一個大方針、大政策。這次調整,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很大的決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能夠幹成。這次提三年調整非常好。鄧小平還說,陳雲提出2000年搞8000萬噸鋼有道理。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了該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了。鋼多了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不光決定於鋼。精密的東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鋼鐵工業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數量決定的,還要看質量、品種、規格。把鋼的指標壓下來,把包袱卸下來,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別的東西了。鋼鐵要抓質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萬噸鋼,並不一定比2億噸質量差,品種、規格少的鋼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陳雲走馬上任,主持了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的第一次會議。 
  經過一段時間緊羅密鼓的籌劃、組織,明確了方針,組建了機構,陳雲又一次領導了大規模的卓有成效的經濟調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要集中三幾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進一步為加快實現現代化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受中央委託,陳雲親自抓了寶鋼問題。 
  寶鋼投資規模巨大,對國民經濟全局影響甚巨。而且,很多當初沒有全面考慮的問題,開工後都暴露出來。公路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建鋼鐵廠需要新建配套;華東電力、用水本來就緊張,再加上一個寶鋼就更困難;上海地質條件也是個問題,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錢,有人形容是用鈔票一寸一寸壘起來的,等等。人們議論紛紛。 
  顯然,寶鋼問題,是關係調整能否真正落實的關鍵。陳雲決心親自處理這個問題,反映了他對此的重視。 
  陳雲從1979年4月底5月初開始著手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那時,寶鋼建設已經上馬,而國內又議論紛紛,處於「騎虎難下」狀況。 
  寶鋼建設,已經同外商訂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動很迅速,按照協定準備了材料,組織生產,大批引進設備源源不斷地運抵中國。由於風聞中國即將全面開始經濟調整,外國廠商擔心影響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國搶遠設備,貨物已按協議交付,中國方面就不好說不收、不建了。已經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約,外商是要索賠的。那樣的損失相當大,也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際聲望和信譽,對進一步的對外開放十分不利。 
  在國內,寶鋼從1978年破土動工以來,建設工程已全面展開,高爐、焦爐、轉爐和電站等主體工程基礎樁都已打完,現場施工隊伍已經集結了四五萬人。一下子也難以停頓下來。 
  但是,如果寶鋼照原計劃建設,調整方針就會落空,進口設備要佔用大量外匯,還需要有相應的國內配套設備和材料、資金,大體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幣的物資和資金來配套,根據當時的財力物力,無論如何是配不起的。   
  重新主持財經工作(2)   
  當時意見很不一致。有的說要全部下馬,有的說可以部分下馬,還有說下馬損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說已經進口的設備先放起來,形勢好轉了再說;有的卻說與其保存在倉庫裡,倒不如把它安裝起來,哪怕不能開工也行。眾說紛紜,誰都占理。這個決心不好下。 
  陳雲看了寶鋼上馬的一些材料,又把寶鋼建設規劃與鞍山鋼鐵公司的情況對了一些對比,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寶鋼工程的一、二期建設,可以適當拉開間距。 
  陳雲認為,鞍鋼1901年開始建設,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國後搞了30多年,前後70年,才搞到600萬噸;寶鋼規模相當,用7年時間建成,雖說有幾十年建設經驗,畢竟有些工作還有困難,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還擔心,匆匆忙忙搞突擊,一些問題來不及處理,積累下來,等完工了,出不來鋼鐵,那就不好辦。對外國設備,陳雲並不迷信,他認為,外國設備也是有問題的,要注意。 
  在一段時間裡,建設週期問題是陳雲考慮的主要問題。 
  5月9日,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寶鋼建設問題向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和國務院提交報告,主張:主體設備引進,當然也買技術和專利,但為了增加國內自製設備的能力,將3套軋機改為同外商合作製造。二高爐及三、四號焦爐等大大增加國內分交的比重。把原計劃1981年底建成一高爐系統、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進度,予以調整、推遲,不要操之過急。 
  5月31日,陳雲為了取得第一手的資料,親自赴上海,進行調查研究。 
  6月6日,陳雲結束在上海的調查,回到北京。從全盤考慮,他最終考慮還是按有關部門的意見,設備要進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國內分交。技術資料要全部買下來。 
  1個半月之內,陳雲集中考慮寶鋼建設方針,三度反覆,才最終拍板定案。 
  6月16日,陳雲在中南海主持召開財經委員會會議,討論寶鋼問題。在會上,他根據一段時間來的調查研究和反覆思考的結果,提出了8點意見: 
  根據陳雲的意見,寶鋼一期工程繼續幹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對外已簽的合同按合同進行賠償,已進口的設備得到妥善保管。 
  得知寶鋼調整後,作為積極推動中日合作建設寶鋼的日本方面負責人,稻山嘉寬對中方的行動表示了理解。他認為:「有人抱怨中國的政策就像秋天的氣候那樣變幻無窮。不過,不會進行調整的國家是不行的,因為中國有以鄧小平為首的優秀的領導人,才能進行調整。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身負高額累積債務時,又能獲取外匯,原因就是他們進行了調整。」 
  雖然寶鋼建設後來還經歷了一些波折,但由於動手早、基礎好,最後一一化解了困難和干擾。寶鋼一期工程於1985年9月建成投產,一年後各項指標就達到和超過了設計水平。工程質量全優,獲國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後產生巨大效益,為二期工程提供了資金。整個寶鋼的工程技術達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二期工程的連鑄、熱軋、凍軋系統主體設備技術已達到8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寶鋼的一些關鍵性技術經濟指標如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能耗、環保等等,在國內都居於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較先進的水平。另外,寶鋼引進的技術、現代化管理方法,經消化、創新,已在全國冶金系統逐步推廣。另外,寶鋼建設對機電、交通、煤炭等行業的現代化建設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實踐證明,建設寶鋼的決策是正確的,黨中央、國務院對寶鋼建設的領導是強有力的。 
  1986年5月18日,陳雲以八旬高齡親自視察了寶鋼,除聽取寶鋼負責人的匯報外,還視察了煉鋼廠、原料碼頭、焦化廠、煉鐵廠和初軋廠,親自看了出焦和出鋼。他對我國以較快速度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大型鋼鐵企業,由衷地表示高興,特為題詞:「埋頭實幹,從嚴要求,精益求精,不斷創新。」 
  寶鋼問題定案以後,對1978年確定的120項大工程,也就有了調整的具體藍圖,克服了一段時間頭緒眾多、無處下手的毛病,為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這次調整「如果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改掉我們工作中還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決心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而這正是三中全會的路線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的。」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託就調 
  整問題作的講話指出:這次調整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並宣佈了調整比例關係的十二條原則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幾年多進口一些糧食,以利農民休 
  養生息,調動農民積極性,調整工農業比例關係,安排好城鄉人民的生活;將原定1985年鋼產量6000萬噸指標降為4000萬噸,鋼鐵生產不但不能擠輕工業,還要為輕工業讓點路、服點務,同時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設;按照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應的可能,堅決地、有秩序地關停並轉一批企業;堅決縮短基建戰線,將全國在建的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削減到 1000個以下;各項計劃要互相銜接,不留缺口,嚴格控制引進規模,引進要循序前進,前後銜接,比較大的引進項目要組織各有關部門會審,二億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項目,要報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批。從中可以看出,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在這些調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重新主持財經工作(3)   
  這些措施在貫徹實施後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國家多進口了幾百萬噸糧食,從而得以降低全國的糧食徵購基數,並減免了部分農業稅,這些措施與農業政策落實、農業投資增長等一系措施配套,使農業生產出現多年來沒有過的好情況,1979年農業增產200多億斤,國家庫存有所增加,其他農副產品也出現了喜人的增長勢頭,棉花增產100多萬擔,油料增長1500多萬擔,增幅達15%,全國絕大多數城市豬肉敞開供應。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方面也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緩建了348個大中型項目,開始遏制長期存在的基建規模過快膨脹的勢頭。以寶山鋼鐵公司建設計劃調整為代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引進工作進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項目延長建設期限,有的推遲上馬,引進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調整工作勝利完成,為促進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1)   
  為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陳雲贊同搞活經濟、發揮市場調節 
  作用,並把搞活經濟和堅持計劃指導比喻為「鳥和籠子」的關係。 
  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陳雲在領導經濟調整的同時,對改革開放事業的健康發展,也予以了極大關注。 
  三中全會後,陳雲擔任了中紀委書記,但他仍然一直在思考,如何系統地從體制上和指導思想上,改變過去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陳雲是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也是黨內較早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作用的領導人之一。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會議發言,談了在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我國迅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存在著若幹不可忽視的弊端,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既堅持計劃經濟,又把經濟搞活。 
  陳雲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設想。 
  陳雲的這個設想,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突破蘇聯模式的一種新的構想,可惜,「左」的指導思想使這個正確構想在後來的實踐過程中被打斷了。 
  多年來,經濟工作中一再出現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而且為害時間長、破壞性極大。這和我們的指導思想上和體制上的失誤和弊端是分不開的。陳雲總結和建國以來工作的經驗教訓,結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進一步認識上。1979年2月22日下午,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關於全國分行長會議情況的匯報時說:我同陳雲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都由商業部門收購不行。允許工廠自銷,也可代銷。實在不像話的要關一批。 
  1979年3月8日,陳雲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結論寫成了提綱。這份提綱即是收入《陳雲文選》的《計劃與市場問題》。 
  這份提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後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60年來,蘇聯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馬克思這個理論來辦事的。 
  陳雲指出,在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由於沒有根據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了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計劃還常常脫節,計劃機構忙於日常調度。計劃只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單調。 
  這個缺點,後來被概括為「統得過多、過死。」為克服這方面的缺點,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即有計劃按比例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掌握了國民經濟的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補充,當然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陳雲預計,在今後經濟調整和體制改革中,實際上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陳雲的這個預計是很準確的。改革中,對計劃和市場關係的探索,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市場作用一步步擴大,國民經濟煥發了新的活力。陳雲對這種進展十分高興。他進一步把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思想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79年3月,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以後,陳雲這一思想也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他提出,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現在要進行研究,先改什麼,後改什麼,怎麼改。 
  另一方面,在搞活經濟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擺脫國家宏觀管理的趨向。這種趨向,並不完全是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主要是國家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管理權限上的矛盾。放權過多,在剛剛引入市場作用、實行計劃經濟轉型以搞活經濟的時候,對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是十分危險的。 
  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穩定、健康地進行,陳雲提醒大家注意這種危險。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談話時,把計劃和市場關係又比喻為鳥和籠子的關係。   
  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2)   
  陳雲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工作中擴大市場作用,尊重價值規律而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現在百貨商店裡的東西多得很,「賣方市場」正在變成「買方市場」,群眾把票子拿在手裡,好的就買,不好的就不買,這麼好的形勢,很久以來沒有見過。今後還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經濟工作中,要有時間觀念,要有利潤觀念。否則,就是大少爺辦企業,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說,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的修改。但無論如何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只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1985年9月,陳雲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發言說,計劃是宏觀控制的主要依據。計劃包括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計劃方法不同,但都要運用各種經濟調節手段。 
  陳雲的這些觀點,對在當時條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經濟體制,重視市場調節,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起了積極作用。 
  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在多次主持財經工作時,態度始終是非常積極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對外資、外國技術,「一定要,而且還要充分利用」。 
  但是,當時的問題是有些幹部過分熱心,頭腦已經很不清醒了。外債能借多少是多少,經濟特區一下子就要遍地開花。陳雲以自己的豐富閱歷和高度的責任心,提醒大家要頭腦清醒,要認真分析,不斷總結經驗。 
  1979年9月28日,他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明確提出:「現在誰也不反對借外債,但對所借外債要加以分別。」「不要用自由外匯兌換成為人民幣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 「設備貸款,我們每年能夠使用多少,不決定於我們的主觀願望,而決定於我們使用它時,國內為它配套所需的投資數量。」 
  他告誡大家:「利用外資來進行建設,我們的經驗還很少,需要認真加以研究。」 
  這樣的冷靜,在對外開放之初的狂熱中,是極其寶貴的。如果不是這樣,拉丁美洲國家因不計後果盲目引進外資,導致經濟不堪重負,長期為外債打工的悲劇,就難保不在中國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這樣考慮的原因。他說:「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這中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這樣的總是,絲毫沒有不要利用外資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鐘。再重複一遍,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要頭腦清醒。」 
  陳雲在就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時已經表示過,自己身體不行,難以承擔全盤領導經濟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嚴重損害了陳雲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寶鋼調查後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場。雖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經濟工作,但他從大局出發,主張讓更年輕的人上來。 
  1979年10月,陳雲在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講話,主動提出,為了黨的利益,建議中央調比較接觸實際、比較年青一些的幹部,到中央來搞財經工作,這是國家的大計。如果不採取這樣的組織措施,自己身體不行,工作搞不動。中央認真考慮了陳雲的意見。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繼續貫徹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 
  陳雲雖然不再直接主持經濟工作了。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新的財經領導機構工作,並為調整和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陳雲熱情地讚揚說: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來農業和工商業及財政計劃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將會大大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義不下於50年代消滅剝削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陳雲為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作出了重要貢獻。黨的十二大確定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同時確定在步驟上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這是陳雲極力推動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座談時指出:「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後十年辦的事也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在『六五』和『七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項目,那末,經濟又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於採取了穩妥的步驟,新時期以來國民經濟既實現了高速增長,又避免了急於求成的大折騰。   
  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3)   
  改革開放是一項全新的實踐,需要不斷創新、不斷探索,有時難免遇到困難,陳雲總是給予幫助、鼓勵。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總是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戰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勵大家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今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闖過了一道道難關、險阻,創造了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陳雲雖然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為人民利益終身奮鬥的豐功偉績,他的思想和品德,將永遠是後人取之不盡的寶貴財富! 
  1956年9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評價陳雲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從我們對陳雲一心為人民謀利益的「紅色掌櫃」生涯中,從他屢創新局面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瞭解,這是對陳雲最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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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掌櫃陳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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