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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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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解救「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副校長胡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到任沒幾天,他就問中央組織部過去過問過「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這個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從未整過人,並對所有被冤整過的人滿懷同情。    
    1932年,他十六歲,在中央蘇區湘贛省委負責兒童工作時,被稱為「AB團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書記馮文彬及時而巧妙地解救,他險乎英才早喪。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搶救運動」的漩渦,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連。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邊的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回憶「AB團」往事時說:我那時還小,受到那麼大的打擊實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時我比較胖,人們都叫我「小胖子」,但從那之後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現在也沒再胖起來!    
    具有充分說服力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所謂的共產黨內也有「AB團」和延安「特務如毛」、必須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搶救運動」等等,都是殺人連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斷出來的。    
    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和這一出出自相殘害的歷史悲劇,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決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這樣干!    
    1956年7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召開了一千多人參加的「肅反運動」總結大會。作總結報告的,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西元。當劉西元講到「肅清反革命」的曲折過程時,坐在台上報告人後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擠到話筒前說:「這次『肅反』,傷害了一些好同志……」,邊說邊接過一旁秘書遞過來的一張名單,大聲念了起來,第一位就是《中國青年報》編輯朱志炎(這位復旦大學畢業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編譯出版者)。念完了名單,耀邦接著說:「這是書記處的責任,首先是我的責任,是我的失誤,因為我是第一書記……我要向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們,對不起了!」說罷,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並連說「對不起,對不起……」    
    1957年整風鳴放,《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就如何辦好一份為青年所喜聞樂見的報紙為主題,作了一個包涵五個問題的發言。他說青年報應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麼文件講話都照抄照登,而應當精細加工,使其生動活潑,形象具體,不要將報紙弄成個「佈告牌」、「留聲機」、「翻版書」。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把他的這些話見了報,全文被載入人民大學新聞系講義。    
    當時人們都不把這當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計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去伊朗等國訪問。在接著到來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時,團中央的「反右」鬥爭由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羅毅全權領導。他東一頭西一棒地在團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張黎群的那句話也被抓住不放,並被密報到黨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從國外一回到烏魯木齊,就給北京的羅毅打電話,詢問團中央的「反右」鬥爭情況。當他得知光是《中國青年報》編輯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約占編輯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總編輯、部主任和業務骨幹時,十分震驚而沉痛地說:「損失慘重啊!」他立即趕回北京,想出種種辦法挽救和保護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說:「張黎群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講的那些詞句,是糊塗俏皮話。他是說報紙登的通知、講話什麼的太多了,好像是貼佈告,說了句俏皮話。他很年輕時就參加了革命,對黨還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當有些報紙猛批張黎群的那些用詞時,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就把張黎群的整個發言稿調去看過了,還在小平面前為張黎群說了不少好話,並拍了胸脯打保票說:「此君絕不會反黨!」現在又聽到耀邦也是這麼說,小平說:「那就算了吧!不過他既然糊塗,就不能再當報紙總編輯了!」於是張黎群的問題就成了人民內部矛盾,被定為「犯了具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給予四個方面的處分:寫一篇檢討文章,由新華社發通稿,供各報刊登,以消除錯誤影響;撤銷共青團中央常委;黨內嚴重警告;下放陝北米脂縣擔任縣委書記處書記。    
    但是不管怎樣,耀邦總算從「敵我」分界線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還針對上述四條處分,來了個四條保護措施——在1958年8月舉行的團中央三屆三中全會時,當面對張黎群說:「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為止了;處分決定不登報;保留黨的『八大』代表資格;不當常委可仍是團中央委員;不是一般的『下放』幹部,而是真正有職有權的縣委書記處書記。到了那裡要認真研究如何改變老根據地的貧窮面貌。這是新擔子、重擔子啊,務必得挑好!」    
    張黎群臨離北京時特向耀邦告別。耀邦又叮囑他說:「黨員犯錯誤是難免的。你看在延安辦輕騎隊的許立群,那時有人說他犯了大錯誤,而今還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萬不要沒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應該昂首挺胸,回到老區米脂縣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遺憾的是,他雖然也作了種種努力,結果未能把《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鍾沛璋、陳模等同志和團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從「敵我」線上救回來。但是他對這些同志從不歧視冷落。有人登門求見,只要有空,他都親切接待。    
    當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裝,即將去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的故鄉——山西平順縣接受考驗的時候,他又把他們請到團中央二樓會議室,對他們作了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他說:「我要給你們講兩點:第一,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十分嚴重;第二,你們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對於第一點,他沒有再說第二句,而對第二點,卻似清泉滔滔地講了許多。他說在黨號召整風時說了幾句過頭話,並不能表明就是反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幹部,絕大部分來自大學,而且是參加過地下工作、學生運動的優秀分子,或是地方團委及地方青年報的比較優秀的幹部。他們都對黨深有感情、工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思想也都比較活躍。    
    最後,耀邦對這些同志說:「你們都還年輕,有文化、有能力,過去都為黨為青年團做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我深信,你們下到農村後,必定會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為改天換地建立新的業績,在將來的某一天,你們還有可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耀邦的這番真摯動情的講話,對這些被推到「敵我」線上的人們是個強有力的激勵,不少人聽得直掉淚:「耀邦還是把我們當做自己人的呀!……」    
    這些同志去了平順後,都沒有辜負耀邦的殷切期待。只兩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溝溝裡的村幹部和老鄉,還把許多人評為模範幹部,他們都婉言謝絕,說他們是下來鍛煉的,不參加當地幹部、社員的評比。他們回到了團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陳模、鍾沛璋回到了《中國青年報》,雖然沒有恢復副總編,但都當上了青年活動部和知識部的副主任,不僅讓他們編稿、發稿,還可以照樣撰寫評論和社論。    
    「反右派」鬥爭結束,耀邦把各單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個一個地請到自己家裡或辦公室談心:「你們哪是什麼『右派』,多半是驕傲自滿、說話欠考慮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喪志,自暴自棄。」    
    他深切關懷的當然不僅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團中央書記處一次擴大會議上,書記處書記項南、梁步庭等同志,強調共青團要充分發揚民主、密切聯繫群眾,並提出了一個包括民主化、群眾化、自治化的「十點建議」。對這個建議,大家都表示贊成,並下發各省市黨委和團委,請他們參照執行。    
    1958年夏,黨中央某些同志以檢查黨的領導為由,先把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打成「反黨分子」,開除了他的黨籍,接著又要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他們實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辮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項南、梁步庭的「十點建議」作為「毒草」來大批特批,連續召開了七十三天的批判會,終於給「十點建議」定了性,說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攻擊黨的領導」,「篡改青年運動的共產主義方向」。會議定項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農村勞動;梁步庭也受了處分。    
    其後多少年,耀邦一直為沒能保護好這些敢於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內疚。他決心要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組部的前一個月,在他指導下撰寫的有關落實幹部政策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他特別建議執筆者加了這樣一段話:    
    「需要特別指出:對那些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對象,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讓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出力效勞……」    
    這就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開委婉地埋下了伏筆。


一次大解救「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

    1978年春天,專為解決「右派」這個大難題的會議將在山東煙台舉行。會議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牽頭,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處理「右派」的遺留問題。    
    按當時已經掌握的資料統計,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約四十五萬餘人;從1959年建國十週年開始到1964年,先後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萬人,尚有十多萬人必須全部摘掉帽子,並連同過去已經摘去帽子的都應給予妥善安置。    
    耀邦預計,由於世人不會很快完全擺脫「左」的束縛,這次會議很可能發生激烈爭論。他特地委派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出席會議。    
    不出耀邦所料,煙台會議上果然發生了原則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組的指導思想,就打上了「兩個凡是」的烙印。小組的主要負責人認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後,不再叫他們「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視他們;但不搞甄別平反,只對極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作為個別人的問題予以實事求是的改正。    
    中組部的楊士傑、陳文煒等人則表示不以為然。    
    在閉幕總結會議上,楊士傑又特別就「右派」的改正與安置問題講了話。他說:「反右」運動已過去二十年了。今天我們對待「右派」的改正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說只有「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改正,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錯多少改多少。    
    為使這一講話更有力,楊士傑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剛進中組部時說的一句話——「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楊士傑說,同時也不能因為我們工作上的疏漏,使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得不到理所應當的解決。楊士傑還特別強調地說,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許多都是學有所成、有所建樹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只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被強抑已久的聰明才智,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做出新的貢獻。    
    可在當時,與會的許多人還沒有覺悟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他們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因而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連採訪會議的記者也分成了兩大派:《人民日報》記者於國厚完全同意楊士傑和中組部其他同志的意見,而另一個特大新聞單位的記者則認為楊士傑等人是「兩面派」。於是,會議仍以牽頭的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名義,向黨中央擬了一個《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不久,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列為1978年的「十一號」文件,轉發全國遵照執行。    
    不過在煙台會議結束時,楊士傑和公安部副部長凌雲等人曾表示對這個報告持有「保留意見」。    
    《人民日報》記者於國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報社國內政治宣傳部主任王澤民、副主任付真匯報了會議上的爭論。王澤民、付真與報社領導胡績偉、安崗等人火速商量後,給楊士傑打了電話,表示對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們的主張,不能僅僅「保留意見」,而最好正式寫出書面材料送出去,繼續據理力爭。    
    接著,在中組部老幹部黨支部成員袁任遠家裡,陳文煒與王澤民碰了面。他們知道許多老同志都認為煙台會議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必須向中央反映會議真實情況,並當即談妥,由陳文煒以會議參加者身份寫一個書面反映。陳文煒回到中組部寫好後,送請楊士傑過目,楊士傑簽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煙台會議主要牽頭者的統戰部。統戰部有關人員看了這份材料,一再詢問中組部送材料的同志:這是楊士傑的個人觀點,還是中組部的意見?    
    送信人回來向陳文煒轉述了統戰部人員的詢問,陳文煒說:「楊士傑是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他不代表中組部還能代表誰?」但為慎重起見,陳文煒與楊士傑專門向耀邦作了匯報。耀邦看了陳文煒書面反映的副本當即表示:「我完全贊成!」事後,耀邦又讓中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組部的名義,直接給中央寫了個報告,並把1957年10月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找了出來一道附了上去,請中央重新定斷。    
    報告送了上去遲遲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讓楊士傑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打電話問一問。斷斷續續地催問了三個月,終於催來了回音:還是煙台會議的五大部再次開會,研究「右派」的改正問題。    
    這次會議沒有再去煙台,也沒去青島、北戴河、大連、哈爾濱等涼快地兒,而就在西單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飯店,又省時間又省錢。不過,當五大部的人馬在那兒聚攏時,竟又發生了一場口舌戰。堅持「單純摘帽論」的同志說: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今天只要統統摘去帽子,都當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在會上說,如果把幾十萬「右派」都「改」了過來,全黨不就忙得亂套了嗎?    
    統戰部的又一位副部長在會下說,不管怎麼著,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針對這些很坦率的議論,楊士傑拿著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樣十分坦率地在會上說:黨的歷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還從未聽說過「亂了套」……    
    終於,楊士傑的這一席話,得到了「五人小組」領導成員——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等人的認同。這些部長一致表示:贊成士傑同志的意見。楊士傑高興得立即給在中組部專候佳音的陳文煒打了電話——「問題解決了,解決了!」陳文煒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問題解決啦,『右派改正』問題解決啦……」一位老幹部應聲舉起了雙手——「我舉雙手擁護!」耀邦聞聲更笑呵呵地說——「這就好,這就好!」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擬出了《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中央於1978年9月17日以當年「五十五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了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與五個月前轉發的煙台會議方案相比,有了明顯的不同:它不但對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進一步的規定,同時做出了「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的明確規定,而且特別增加了「關於改正問題」的一段話:「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的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生活有困難的,給予必要的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等等。    
    消息傳出,全國人心為之大振。緊接著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統籌建議下,新華社發佈了《全國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報》配發了《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的社論。    
    未幾,以「右派」改正為中心議題,《人民日報》發表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與氣魄》的評論員文章;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公安部錯劃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隨之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錯劃「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紛紛見諸報端。    
    有些省市負責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紛紛給《人民日報》打電話探問這是咋回事。胡績偉一一回答說:專政機關和中央黨校的「右派」都平了,別處的「右派」更該平。因此,《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曾特別強調:「中央黨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的改正工作所以進展較快,是由於他們對這項工作有正確認識,有較強的黨性和政策觀點,對那些負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但有些地區的有關部門,面對這項重要工作,猶猶豫豫,搖搖晃晃,至今不敢切實抓起來。這樣的精神狀態同當前的大好形勢是不適應的。要辦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個人力、每一分時間,盡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這項工作做好,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上去。」    
    無疑,這不啻於快馬加鞭。全國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強旋風。據過去中央有關部門在全國公職人員中的統計,「揭發出右派」大約四十五萬人;而此刻經認真查實,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萬大關。    
    有人有點慌了:「這怎麼辦?太多了!」胡耀邦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    
    又有人說:「有些人是毛主席點了名的。」胡耀邦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實事求是?」    
    一個工業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總工程師留做「樣板」不可。楊士傑聞訊,批評這個政治部的負責人說:「難道你們也想唱一台『樣板戲』?!」    
    這樣,這位總工程師才被解救了出來。


一次大解救這一次大解救,就使數百萬人脫離苦海

    筆者本人,也是在這場大解救中被解救出來的一個。    
    我是在1957年所謂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後,在「繼續幫助黨整風」的黨內座談會上,因提出反對「神化和特權」而被打成「右派」的。新華社曾為此發了長篇報道,刊於全國各大報。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時作了轉播,港台一些報紙更大肆渲染,台灣新聞界還發了廣播,「歡迎」本人到台灣去。    
    1978年元旦前後,當胡耀邦把搶救「右派」當做重大戰略舉措即將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年整半百的我還是公安部門嚴管下的一名「二勞改」,在山西太原東南郊狄(仁傑)村附近四周拉滿了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裡,飛車猛推燒磚土。    
    突然,左車輪被一根脫位的車輻條卡住,隨著右車輪的繼續飛滾,小車把兒向右猛拐而「打」斷了我的左肋骨。    
    這是我被打成「右派」後,第三次被打斷左肋骨。輕輕地說話或咳嗽都鑽心地疼。    
    當然,在從北大荒到北京郊區的四處監獄,從天津唐山間的茶澱勞改農場到山西太原的勞改建築工程隊,這長達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這種痛楚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壓傷過小腿,被木炭窯中的煙火薰得暈死過。在常年飢餓的難友們不時倒斃於田間、路邊、工地的時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條褲衩的淨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電鋸、斧頭、刨刀傷過手指頭,血流如注。    
    正當又被小車把兒打斷肋骨的時候,接到北京來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終於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廠的一些人對她的長達十幾年的株連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飛越重重關山到北京,飛到她的病床邊。但是儘管我身背「右派」惡名,被懲罰了足夠培育一代人的漫長歲月,我仍然沒能獲得這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而只能在黑的似無盡頭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歷史唯物地說,這條黑漫長隧道的那一頭,也曾豁然閃亮過湧入新鮮空氣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鄧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那時儘管天際已經湧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烏雲,他仍然爭分奪秒地爭來了一道緊急令:讓全國所有在押的數以萬計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立刻寬釋出獄或脫離勞改場所,去社會就業或回故地養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勞改建築工程隊一些滿圍著電網鐵絲網的場子裡和大院裡,立刻就有這樣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著內裝面盆飯盒等雜物的舊網兜或破紙箱,迅速離開這個並不令人留戀的所在地揚長而去。    
    這一度給我帶來了莫大希冀:既然我們黨的最高司令部,對原本與我們勢不兩立的營壘中的縣團級以上人員都施以如此禮遇,那麼對同樣在押的,我們自己隊伍中縣團級以上人員的寬厚,肯定也為時不遠了。    
    但是,當人們眼看著陣陣風雲的迅速變幻,毛澤東剛剛離世就把那四隻螃蟹燒上鐵鏊的時候,空中響徹雲霄的吼聲仍是「千萬不能放鬆階級鬥爭這個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那麼既然是毛澤東拍板的「反右派」鬥爭,當然也只能「按過去方針辦」!於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沒法忍受這茫茫黑暗的擠壓。因為我的最大「罪過」,只不過是1957年響應黨的召喚,說了一些真心話。即使改「言者無罪」為「有罪」,對我的懲罰也早就過頭十萬八千里了。因為一宣佈開除我的黨籍軍籍、每月只給二十八元生活費並被發配去北大荒監督勞動,當年同是新四軍一員的妻子就立即與我劃清界線而別,剛會叫第一個單字「爸」的十個月的小女兒改名換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結核一直靠我的濟助維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於濟助突然中斷,不到兩個月,就離開了人世;蘇北故土所有的侄兒侄女,即使學習成績再好,體格再健壯,也不能申請入黨入團或報名應徵入伍。一個年僅二十、又是一名小學代課教師的侄兒,患心臟二尖瓣狹窄症,只需人民幣二百元動一次並不複雜的手術,就可挽救他的一條命,但是我們一大家子都窮得丁當響,當地政府又不願為這個「右派」的侄兒而擠出招待上峰吃頓飯的這點兒錢,就看著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鄉小鎮也對省委書記江渭清等人召開背靠背的批判會。主持會的小鎮幹部,硬讓我的五十開外的二哥戴作霖領頭喊口號。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沒安好心:因為他「好話已說盡,壞事都有份」,對秉性耿直的人都視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釘。我的二哥說:「門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說「沒關係,大家會聽出個意思跟著喊的」,硬把一張「口號單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實在推不過,只得帶頭喊。「打倒江渭清」的這一句剛出口,這個會議主持人立刻宣佈大會要轉換方向,批鬥「現行反革命」。因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前,帶頭呼喊打倒我們的偉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號」;「因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對黨懷有刻骨仇恨,這是明目張膽的報復」。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寫好「現行反革命」五個大字的大鐵牌,掛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強迫他三步一跪地遊街示眾。那細鐵絲吊著的大鐵牌好幾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沒出幾十米,細鐵絲就勒破了脖頸鮮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絕症飲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沒能回去為他送別。由於同樣的羈絆,我的老母親辭世時,我也未能最後見她老人家一面……    
    這是任何一個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難以忍受的傷痛!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讓我們這種人繼續在這無盡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斷,我的第二個妻子身患難治之症的時候。    
    她比我年輕整整一輪。當我從北大荒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監督勞動回到北京的時候,儘管她還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姑娘,但她認為我並非「壞人」,而甘願與我苦伴終身。由此她被人稱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極端反動」,受盡了人間罕見的磨難。現在她像一隻屢中毒箭的母雁,帶著兩隻羽毛未豐的雛雁,跌落在冷酷無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誰去?!    
    經說明情由,那個四周圈滿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裡,一位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的、頗有理智的管教幹事邢鳳舞,給我開了綠燈。我回到了北京西單又一順飯莊後面一座貧民窟小院裡:一間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陰冷而潮濕。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著我,似乎我是個她從未謀過面的陌生客。兩個女孩都穿著打著補丁的舊棉襖,兩眼汪汪地直流淚。我早聽說,儘管她們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只因為她們的父親是個「大右派」,就一直當不了紅小兵。諸如此類的絕情悖理之為,與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這說明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亟需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才能最後驅散漫漫長夜結束前的黑暗。    
    後來在為解除妻兒苦痛而奔忙時才耳聞: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正在鼎力托舉這輪紅日,領頭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號文件」下發不久,我就得到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徐文當面通知:「國慶節後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後兩個月零十二天,我們黨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正式揭幕,新華社黨組(當時稱「核心領導小組」)就批准了國內新聞編輯部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內的所謂「反黨右派小集團」全體成員,以及原國內新聞編輯部副主任莊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報告,並召開了相當隆重的平反大會。    
    特別令人感奮的是,在平反大會前, 新華社領導就讓我以新華社記者、共產黨員身份重操舊業,並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多次談話,為昭雪「六十一個人」的大冤案廣泛搜集寫作資料。在平反大會前後,特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自己經手編發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錯案的稿件,這是我在漫無盡頭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斷肋骨、回到癡愣愣地瞪著我的妻子床前時,萬萬未曾料到會這樣迅速展現的美好現實。    
    後來由於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國家幹部總數九百五十三萬人的百分之五點八,大大超過了毛澤東常說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況這還不包括留下做「樣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據估計,這樣的「右派」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內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親友眾多。自我被打成「右派」並被全國各大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後,他們受到株連迫害、歧視,一直抬不起頭的多達百人以上。許多「右派」的家庭成員和親友,也許沒有這麼多人。但僅以十人計,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組織部的有關同志的這場大解救,至少使全國不下六百萬人從黑暗深淵中飛躍而出,重見天日。    
    同時還得知這場大解救,並非是胡耀邦們以「下油鍋」的精神取得的惟一勝利,而只是一系列勝利的一個,其功德之廣,無可量及!


一次大解救「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又為迅速解決一直使他深感內疚的項南的不幸遭遇,給中組部副部長陳野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蘋同志並干審局、經濟局:    
    我認為1958~1959年團中央對項南同志的處分是過大的,不恰當的,是應該撤銷的。對他的處分決定,因為發給了全國,撤銷時,也應相應地發下去。至於責任問題,我當時是團中央第一書記,理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應如何甄別撤銷,因為時間已久,我對許多情節記不清楚了,你們辦起來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見是:先找到當時的決定起草人、經手人,同項南同志一起,先寫出一個甄別撤銷草稿,由當時團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常委(我、劉西元、胡克實、王偉等人)共同寫個意見,然後做出決定。此事,請你們一定抽出二三個同志辦一下(也可以說是幫幫我的忙,因為這一案辦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團中央為項南平反的報告,並指出項南當年為提高共青團的戰鬥力的主張,其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積極的,是建設性的意見,不是「右傾機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個錯案,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不久,項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書記。梁步庭後來也由青海調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這時,對項、梁往事,耀邦才漸感寬懷。    
    在這之前,即1979年2月,團中央在西苑飯店召開共青團省、市委書記聯席會議。陳模也被邀請到會。在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為「右派改正」問題爭論不休的煙台會議結束之後,陳模曾給耀邦一信,要求幫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給他回信說,現在中央五個部對「改正右派」問題的意見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問題一時還難以實現。他提議暫時先解決重新入黨問題,然後再進而謀之。陳模向機關黨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不能只來個重新入黨。機關黨委說,為了方便工作,這只是個臨時變通辦法嘛!陳模說那得允許他保留日後要求平反錯案的意見。機關黨委表示同意,於是黨支部一致通過陳模重新入黨。第二天,他就被宣佈為中國青年出版社黨組副書記,兼任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不久,民族飯店會議結束,陳模和團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徹底改正。這一次,陳模就是以上述黨組副書記、社長和總編輯身份應邀出席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    
    會議的第一天大家入場時,陳模一進門就在後排找了個空位坐下。耀邦進場時,一眼就瞅見了陳模,連忙微笑著走過去與陳模緊緊地握手,詢問陳模的工作和身體近況,邊說邊拉著陳模的手向會場的前面走去,讓陳模在面對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隨後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著陳模對全體會眾說:    
    在我們團的高級幹部中,誰吃的苦頭最多呢?就是陳模。團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陳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這件事情我是有責任的,因為我是第一書記,也是簽了字的嘛!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說著,他向陳模連著三鞠躬,接著又向整個會場連著三鞠躬。這使得陳模又一次熱淚盈眶:團中央當年打「右派」時,明明耀邦在國外訪問嘛;他回國後,想方設法要保護挽救我們這些人的嘛!最後實在無可奈何,他被迫按規定簽了字,現在卻要代他人承擔這個責任,天下還有這樣的好人?!    
    耀邦已進入會議主題正式開講了,陳模邊作筆記邊不時地擦眼淚。    
    單單是對「右」字號人物的關懷與解救,耀邦的這類故事就多了。作家從維熙也對筆者說過,1978年煙台會議與民族飯店會議之間,他正在西安電影製片廠寫電影劇本,曾給耀邦寫了一封信,訴說了自己「反右」落難後的遭遇,並言明他不會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請徑直寄到東四北大街一條小胡同他老母親的住處。當他數月後回到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內低於門外地面的陋室時,一封發自「中共中央組織部」並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鉛筆,寫了滿滿兩張紙。內中說到王蒙等人給他的信也收到了。「你們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經受了考驗和磨煉。沒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並相信你們都會不斷寫出催人上進的好作品來……」    
    這回信,成了從維熙的筆尖源源流出優美亢奮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歷史轉折的謀略「文革」磨難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無前例」的歲月,耀邦也再一次經過了磨難——    
    1966年夏季「文革」初發,中央直屬機關頭一個受到衝擊的是共青團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大院,由身強力壯的「小將」把耀邦硬拽到批鬥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讓他「坐噴氣式」;彎著腰,低著頭,雙手反叉到背後往上舉,熾熱的太陽在上空烤曬著。他面色發晦,汗水浸濕了衣衫,強忍著難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將」們的厲聲責問:    
    「你和劉、鄧是怎麼往來的?」    
    「這說不得、說不得啊!」    
    「那麼你有沒有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小將們批判。」    
    「是什麼錯誤?」    
    「我有錯誤,歡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說了。    
    這樣的批鬥一次又一次,有時一天連續十幾次。    
    1966年11月,當紅衛兵和一些機關的造反派日夜批鬥胡耀邦最激烈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王力等人接見了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代表,王力在會上大聲說:「你們應該狠狠地批鬥胡耀邦。他是鎮壓北京各中學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他應對挑動學生斗學生、鎮壓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罪行負責!」    
    當即有紅衛兵問王力:「可不可以給胡耀邦黑幫們掛大牌、戴高帽遊街示眾?」王力很輕鬆地說:「群眾運動嘛!即使有些過火的行動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於胡耀邦,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他絕不僅僅是什麼『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問題,也不是什麼『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問題,而是正像許多小將所說,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三反分子,是從根本上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的問題。因此,不把他們斗倒斗臭,你們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難搞好的!」    
    於是,對胡耀邦的批鬥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在北京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悼念據說由於團中央書記處的一位候補書記帶領的工作組,進駐位於豐台區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時發生武鬥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師。王力、關鋒和吳德等人出席了這個大會,一口咬定這個悲慘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劃和教唆的。王力在會上還高呼口號:「打倒胡家店,解放紅小鬼!」    
    大會還沒結束,數百名紅衛兵衝進團中央機關,像抓小雞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雙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車遊街批鬥。一路上,糨糊、碎紙、木棍、瓜子皮兒劈頭蓋臉地向他們飛來,直弄得他們渾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紅衛兵對胡耀邦說:    
    「你嘗到群眾運動的滋味了嗎?」    
    「嘗到了!」耀邦說。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統帥」的「一號命令」,團中央機關和各個直屬單位兩千多人,都被一鍋端到河南省潢川縣的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來了干校,被編在第一連第一排第一班。他先與幾十人合住一座倉庫,後又與好多人合住一間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級每月四百多元工資的高幹,現在每月實際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費,與大夥一道在大食堂排隊打飯,抽一角六分錢一盒的「工」字牌香煙。不論和泥、脫坯、當小工、上屋頂、拉石頭,還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燒茶爐、掏廁所、守場院,他都幹得歡。搶場時,裝有一百多斤糧食的大麻袋,他那麼小的個頭也一包一包地往倉庫裡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災,河水倒灌,黃湖大堤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搶險。一天暮色迷濛,雨聲淅瀝,搶險的突擊隊都下堤吃晚飯了,耀邦戴著斗笠,扛著鐵鍬,獨自一人在他們一連的防護堤上來回巡邏,堤外迴響著激盪堤岸的濤聲。    
    就在他領受著這種特殊的、遠過於戰爭的血與火的艱苦磨礪時,中共中央西南局派來專案人員,向他瞭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張黎群在團中央時的「反黨劣跡」。    
    張黎群在陝北米脂縣當了一年多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於1960年初被調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擔任辦公廳副主任。廬山會議結束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暴平息後,毛澤東又決定恢復1954年「高饒事件」後撤銷的各大區中央局,於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業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財貿工作部,讓工業部的人分為華北局和西南局兩個班底,張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擔任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黨全國大談實事求是,鄧拓、吳□、廖沫沙在北京《前線》雜誌頻頻發表議論,鄧拓在《北京晚報》開闢了《燕山夜話》專欄;張黎群在《重慶晚報》和《成都晚報》,分別開闢了《巴山漫話》和《夜談》兩個專欄。「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徹底「砸爛」;西南的兩個「三家村」被點名的成員——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群、四川文聯主席沙汀、《成都晚報》總編輯陳柏林等人也立即被關進了監獄。首先被關進監獄的張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專案組的人來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從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夠加重張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們看錯人了!    
    專案人員對胡耀邦說:「張黎群竊踞《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位置達八年之久,在報社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辦報路線,你應該向我們揭發他的這些反黨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還沒資格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因為他只是團中央眼皮底下一個直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果說《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過這樣的錯誤,那麼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因為我是團中央的第一書記。」    
    幾句話,就把專案組的人打發回去了。    
    當然,他們是悻悻而返的。他們回到大西南,「提審」張黎群時就指著張黎群的鼻子說:「那個胡黑幫真是頑固透頂!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河了,還大包大攬地死保你哩!不過他不說,你自己得老實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裡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輕人也被懷疑審查,他去向耀邦訴委屈。耀邦安慰他說,年輕人也要學會坐冷板凳,切不要洩氣,也不怕坐牢殺頭。「古人說過,『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這是南朝齊文學家孔稚圭說的。我們干革命,就應該有這個大肚量。」    
    耀邦見這位年輕人似乎聽不懂自己隨口引出的《南齊書》上的這段話,立即鋪開一小張紙,行筆流暢地給他寫了下來,後面還加上「孔稚圭」三字。這位年輕人把它視為珍寶地收藏起來, 心境漸漸開朗,不久「五·一六」問題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把耀邦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這個「審查報告」很生氣,逐條予以反駁,拒不簽字,並對這位中央特派軍代表說:你們不要用大帽子壓人!然後他在自己寫的《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經我簽。」其後直到「文革」結束,他也沒簽字。    
    就在這拒不簽字的時候,他給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位年輕人寫了一封很長的覆信,信的最後一段說——    
    我很幸運地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傢伙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變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奮鬥的同志,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應該忘卻什麼,追求什麼……    
    1972年秋,他才離開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檢查身體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北京。


歷史轉折的謀略「中興偉業,人心為上!」

    1974年鄧小平復出,胡耀邦才算結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即黨組)第一副組長,負責整個中科院黨的組織領導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頓」。他深知建國後這許多年來,知識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設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沒有大批揚眉吐氣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於鄧小平提議,黨中央決定把胡耀邦從川北區黨委書記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調任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那時,他就對團中央宣傳口各單位負責人說過:過去幾十年的革命只兩個字,叫做「解放」;今後的一切也是兩個字,叫做「建國」。要建好國,必須渡過兩條大河:這兩條河不是黃河、長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貧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過這樣的兩條大河,沒有人才輩出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老實說,知識分子也是建國的主力軍。    
    1957年3月,有人說「許多青年只埋頭鑽研業務,不問政治」,意欲對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聞言,立即向《中國青年報》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對這些青年進行批判。因為國內的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今後長時期的中心任務是同自然界作鬥爭,這就需要鑽研自然科學、鑽研業務。耀邦說,可以把這歸納成十二個字,叫做「抬頭望政治,埋頭鑽研業務」,這就合人心、順趨勢了!    
    耀邦的這一席話,直說得青年報的同志笑了起來。    
    可是,而後這許多年,耀邦認為知識分子們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國科學院,就與中科院核心領導小組的另一位副組長李昌一道,頂著炎炎熱浪,走遍各個研究所,與科學家們促膝交談。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紀念紅軍長征四十週年大會」上,耀邦對濟濟一堂的科技人員說:「建國二十六年後的今天,請我們科學院立下新的豐功偉績的同志上台來,講講四個現代化的長征故事——新的長征、新的長征故事。」他還認為,知識分子們的「五子」問題——房子(缺房住)、妻子(兩地分居)、孩子(入學入托難)、票子(工資太少)、籃子(忙於刻苦鑽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決!於是在「全面整頓」中,他首先領導科學院起草了一份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反映了當時科技戰線的真實情況,恢復了1956年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正確論斷。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湧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黑潮,耀邦跟著鄧小平再次受到了衝擊……    
    1976年10月6日,那四個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該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簡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頓感大解放。他覺得我們這個黨又有救了。他想到:為什麼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騰,使全黨全國付出了無比慘重的代價,摧垮不了所謂的「劉鄧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幫」卻可以被一舉粉碎呢?    
    歸根結底,他說,還是個「人心向背」的大問題。    
    那麼,在這歷史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他認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興偉業;而這中興偉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調動全中華民族所有成員奔向「四化」的熱情與激情。這種熱情與激情,被壓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幫」,陳雲、葉劍英、鄧小平就不約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大問題。因為這是全國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著指頭對人一一估摸過:「反右派」和「反右傾」反掉過多少萬人;「大躍進」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會之後的「四清」運動又傷害了多少萬人;舉國上下大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聲遍野。每一次運動都說「壞人只佔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斷地整來整去,多少個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還剩下多少好人?    
    至於地富反壞中的「地富」,作為一個階級早已被推翻被剝奪了;但作為這個階級中每一個具體的人,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幹嗎老給人家壓著沉重的鐵帽子?    
    同樣,「反壞」中的絕大多數已服服帖帖,改邪歸正了,為什麼還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再說有些所謂的「地主富農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營壘中過來的人,以及海外華僑留在大陸的眷屬親友中的許多人,過去在我們的革命艱難困苦地向前推進的時候,都曾冒著傾家蕩產掉腦袋的風險支持過我們的鬥爭、掩護過我們的同志。我們當時和建國初期都曾尊稱人家為「開明士紳」、「進步人士」、「愛國僑胞」、「親密的朋友」;但轉眼間卻幾乎都成了「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海外關係複雜的人」。如果實在扣不上什麼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就有大約三千萬人;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兩億人,也都成了難以信任的人。這樣,普天之下簡直就沒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國家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就占當時國家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十七點五;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被審查的更達百分之七十五。其他雖沒正式立案審查,但也或長或短地被批一批、鬥一鬥、「微火燒一燒」,幾乎無一倖免。因此可以說,黨內精英幾乎被凋零殆盡!    
    如果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那麼這種沒完沒了地「與人斗」而到處樹敵,弄得全社會的傳統美德幾乎蕩然無存,那「解放全人類」只能是空前絕後的大夢想,徹底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胡耀邦認為:如要最迅速、最徹底地解決這個人人自危的危機,只有迅速全面而徹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重新贏得人心。因之他把這歸結為四個字:    
    人心為上!    
    粉碎「四人幫」後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葉劍英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去東城富強胡同6號耀邦的家裡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興地說:「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巧功勳!」    
    他接著說:    
    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    
    談完正事,耀邦問葉選寧:「你能見到華主席嗎?」    
    葉選寧反問:「你和華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過一年半。」    
    「我可以想辦法見到華主席。」    
    「如果你能夠見到他,請你把『中興偉業,人心為上』這話也轉告給他。」    
    耀邦這裡說,他與華國鋒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帶職下放,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直到1964年年底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期間,華國鋒也是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常低頭不見抬頭見。但是自從請葉選寧捎去那幾句話之後,耀邦不但久久未得華國鋒的回音,而與「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清理冤案、生產狠狠抓的識大局、講實際的要求正相對立的「兩個凡是」,卻輪番出台:    
    第一次,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開講話中,率先提出了「兩個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肯定了「兩個凡是」。那時,不僅在「文革」中形成的,幾乎等同於黨中央號令的「兩報一刊」的餘威猶存;而且在實際上,這篇社論就是由當時分管宣傳口的黨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寫並定稿,經黨中央主席批准發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華國鋒本人在公開講話中,也強調了「兩個凡是」。    
    這三個版本,在個別詞語的運用上雖然略有差異,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兩個版本為準,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於是,錯誤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是萬歲、萬萬歲,還要「每隔七八年來一次」;    
    於是,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於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被人誣罵為「鄧納吉」,以及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決定照舊有效;    
    於是,建國以後幾十年所有全國性的,涉及億萬人命運的重大冤假錯案,統統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這一切,都被歸結為這赫然的四個大字:「抓綱治國」!這個「綱」,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句話,還得「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抓著這個「綱」去治國,就是在繼續狠抓「階級鬥爭」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們這個幾度被推向崩潰邊緣的國家……    
    這等於給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的「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的戰略主張,猛潑了一瓢冰水!    
    對此,陳雲說:從粉碎「四人幫」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殺氣」。仍被悶在家裡「以觀後效」的鄧小平更直截了當地對人說:「兩個凡是」不科學,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胡耀邦說:這哪是「人心為上」,而是亂箭穿心嘛!    
    在第三個版本出來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節,在中央蘇區時代就與胡耀邦親如手足的馮文彬去富強胡同看望胡耀邦。馮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鎖,面呈重憂,對耀邦說:「出門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寬寬心!」耀邦說:「我哪兒也不去!」    
    時過八天,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之一汪東興,還有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找耀邦談了話,耀邦還是哪兒都不去。直到3月10日,華國鋒也在公開講話中強調了「兩個凡是」之後,3月12日,黨中央副主席之一的葉劍英找耀邦談了話,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見了鄧小平。    
    耀邦對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之後,究竟人心在哪裡?對全黨命運攸關的這種大問題,凡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黨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當他踏進頤和園北剛剛解凍的黨校校園的時候,仍思慮重重,為針對「兩個凡是」尋覓一個精確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著。


歷史轉折的謀略「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黨校文史教研室從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識分子楊逢春,請到自己辦公兼宿舍的那座兩層的灰磚小樓,對他說:    
    「我想讓你寫個東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過究竟寫啥?」楊逢春說。    
    「是有關幹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對幹部工作情況不甚了了。」    
    「這不成問題,我可以給你介紹情況;如有困難,還可以找兩位同志幫助你。」    
    「那好,我盡力而為。」    
    此後耀邦抽空與楊逢春、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葉楊、陳中,以及《人民日報》的幾位同志,聊了整整兩個半天,講了全國政治形勢和落實幹部政策的重要和緊迫。    
    耀邦說:這二十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長制;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一些壞人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後遇到的一次長時期的深刻危機。粉碎了「四人幫」,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態的極有利的條件,以全面恢復黨的「八大」確立的正確政治路線。很可惜,沒有迅速利用這個大好轉機。現在,黨內很多同志都急於要求利用這個好轉機;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對這樣一個過程,雖不能操之過急,必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鬆鬆垮垮,得抓緊。    
    耀邦突然問: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他說從十年浩劫一開始,他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建議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這個問題。    
    他說今後在黨校,要真正地廣開言路,真正地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還要加上一條:不裝袋子!切切不可動不動就把一些道聽途說或誣蔑陷害人的材料,裝進一個同志的檔案袋!」    
    他回憶起在延安擔任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時的生活景象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的黨集中了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國民黨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黨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轉危為安,最終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國後,又湧進了更多的優秀人才,所以在三年過渡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癡」;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這樣的社會——耀邦說,還能談得上什麼突飛猛進?這二十多年在經濟上,為什麼我們會落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後面,甚至連台灣、香港都趕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惡的界限搞混了,與我們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嘛!這是顧炎武說的。做夢也沒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    
    所以,耀邦說:現在要真正地撥亂反正,首當其衝的就是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只有這樣,才能把數以千百萬計的被迫害的幹部解救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才能把我們白白失掉的時間補回來。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可是,耀邦一轉語氣說,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同志並不這樣看。他們以種種口實輕視甚至阻撓這項工作。因此我們應當從理論上闡明這項工作的正義性與必要性。你們可以組成一個班子,搞出一個寫作方案來;文章的題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寫作過程中如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不必讓秘書安排時間。    
    有人問:「文章可寫多長?」    
    耀邦說:「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響。我與胡績偉同志說好了,《人民日報》的一個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塊頭就多大。」    
    「多長時間拿出來?」    
    「在力求準確完善的前提下,當然快一點好。因為千百萬同志和他們的數以億計的親屬,都在眼巴巴地望著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確的指點,文章的寫作進展相當快。耀邦首肯了楊逢春、葉楊、陳中的寫作提綱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拿到了初稿,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後來《人民日報》的同志也參與了修改,前前後後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卻讓先放著,等待合適的時候再發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動。他說,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積極籌備中;應該期待原來強調「兩個凡是」的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之後,能夠接受黨心為上、民心為上的觀念而改變原來的態度,和全黨多數同志一起,化解人們心目中縱橫綿亙於中國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閉幕的「十一大」,雖然取得了恢復鄧小平一切領導職務的重大進展,但在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這個頭等重要的問題上,卻使人們很失望。華國鋒面對代表著當時三千五百多萬黨員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儘管也說了「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卻隻字不提「平反冤假錯案」,只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由此人們不禁議論紛紛。有人說:那麼「文革」中不是「四人幫」的誣蔑不實之詞,「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誣蔑不實之詞,等等,難道就應該永遠被供著嗎?    
    這時,耀邦才感到,發表那篇文章的時機已經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幫」的一週年,《人民日報》以整整一個版面篇幅全文刊發。    
    廣大讀者看得出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說: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特別重要的就是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因為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被「四人幫」們摧殘破壞殆盡。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他們打擊迫害革命幹部比其他機會主義路線頭子更兇惡、更瘋狂、更狡猾。他們大搞法西斯專政,對革命幹部進行誣蔑、造謠、栽贓、陷害,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在幹部問題上的一整套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謬論和種種倒行逆施,流毒深廣,危害極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別是有些做幹部工作的同志,由於受「四人幫」流毒的影響,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線覺悟、有工作能力的幹部還沒有分配工作,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做出正確的結論,一些混進幹部隊伍的壞人還沒有處理。這些都說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仍然是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一切共產黨員、革命幹部,都應該積極地站到揭批「四人幫」鬥爭的最前列,堅決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絕不能採取庸俗的自由主義態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驚!一月之內,《人民日報》就收到一萬多封信件和電報,文章作者兩個月收到的可裝兩麻袋。這些來信來電者對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與擁護。有的說:「深受感動,說出了千百萬幹部的心意」;有的說:「溫暖了許多同志的心」;有人則「希望繼續大造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輿論,推動各有關單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說:「聽了廣播,高呼『共產黨萬歲』!決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錯案上。」也有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在長篇電報上說:「我們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邊聽廣播邊流淚。認為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歷史轉折的謀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個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來這「大天亮」遠非易事。在這篇文章廣為傳播後,許多省市和中央部門對落實幹部政策仍然在「頂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審干」、「定案」核心的組織人事部門為最。一個自稱「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幹部」的人打長途電話責問《人民日報》:「這篇文章是哪裡來的?有沒有中央文件作依據?如果你們不根據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辦事,這麼多的案子咋平反?這只能搞亂局勢,製造新的不穩定!」許多地方和部門的黨委和組織人事幹部也振振有詞地說「這事很難辦」,緣由是:「前任首長批的,現在無權過問」;「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現在不能翻烙餅」;「處理時有材料依據,不要再費事」;「揭批『四人幫』、抓革命促生產的任務重,顧不上再搞這檔子事」……說得最軟和的,也是「問題太複雜,只能慢慢來」。    
    怎麼辦?    
    《人民日報》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裡(富強胡同)碰了頭。耀邦說:這不奇怪。自我們的黨誕生以來,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些正確與謬誤的重大鬥爭。有時恰恰是謬誤的一方佔了上風,這風還是刮得很猛烈,簡直是颱風十二級。但只要正確的一方沉著應戰,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總能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也正處在與一股新的「十二級颱風」相抗衡的關鍵時刻。我們既然已經堅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決不後退,並努力擴大已經打開的突破口。    
    接著耀邦用蘇東坡的一句名言鼓勵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他希望這些同志「都有當仁不讓、堅忍不拔之志」。    
    那麼在黨的「十一大」剛剛結束後的這股「十二級颱風」究竟風源起於何處?人們的目光所及,最明顯的風源就是當時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組織部。


中組部起狂飆郭玉峰在中組部的作為

    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位軍政委。「文革」風起後不久,康生把他帶到了中央組織部,並對中組部的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幹部。」康生還說,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治委員。開始,郭玉峰只是中組部的業務組負責人,後來先後成了中組部的核心領導小組長和中組部部長。許多人都知道,這是康生對郭玉峰的賞識與恩典,因為康生當時就是黨中央組織宣傳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康生的妻子——「康辦」主任曹軼歐的辦公室就設在中組部的大樓上。    
    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郭玉峰帶著中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縣雙崗中組部五七干校召開大會傳達「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會上提到朱總司令時說:朱德一貫老右,一貫反對毛主席,從沒打過勝仗,連一份檢查都寫不好……1973年8月,黨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郭玉峰又帶著中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長葛縣中組部五七干校傳達「十大」精神,再一次醜化了朱總司令。    
    粉碎了「四人幫」,許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幹部紛紛到中組部上訪,往往都被拒之於中組部大門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原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妻子鍾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夫婦等人。    
    一天,先後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的舒同,也到西單商場北鄰的中組部大院上訪,想訴說訴說林彪、「四人幫」對他的誣陷迫害,並要求看看陝西省委對他的審查報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雖然派人與他談了話,但當他想住進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時,招待所的人卻將他的手提包扔出門外,要他「從哪兒來回到哪兒去」。    
    就這樣,這位建國前後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有時騎在馬背上也不忘練字的著名書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頭,茫然無去處。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機關,尚有六千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志,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人敢用,只得在家待著。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許多老幹部紛紛給中組部寫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憤怒地責問郭玉峰:「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再這樣拖個沒完沒了,難道把我們拖到下棺材嗎?!」    
    那麼,對原來就是中組部和中監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遠、陳野蘋、張策、楊士傑這樣的老革命,這位「全國最強的軍級幹部」是不是稍作寬讓、給條出路呢?不,也一樣,也一直不給他們「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幫」,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連中組部辦公大樓都不能邁進一步。「文革」前的中組部老部長安子文的秘書陸沅,一位纖柔瘦弱的女同志,從五七干校回來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勞動,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幫」已達六個月,郭玉峰還讓人叫她在留黨察看兩年的結論上簽字,否則立即開除黨籍。在此之前,還想把陸沅趕往農村,理由是「黑幫」的秘書不能留在北京。並讓北京市吊銷陸沅丈夫的戶口——因為陸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幹部——把他們一道趕出北京。這時北京市的有關人員出面答覆說:「你們解決你們的問題,我們解決我們的問題」,加之陸沅奮起抗爭,「趕出北京」的計謀才未得逞。    
    中組部和中監委的一直被歧視、刁難、壓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為,再也不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圍繞著中組部推選黨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動,再加以原巡視員張志傑的緊張聯繫,中組部老幹部黨支部遂以袁任遠、張策、楊士傑等同志為核心,紛紛用大字報向郭玉峰展開了鬥爭——「郭玉峰不下台,老幹部出不來!」    
    然而上面似乎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他繼續穩坐釣魚台。    
    《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聽到了中央台廣播的文章摘要,就狠聲狠氣地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人民日報》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進了廢紙簍,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    
    中組部靠邊站的老同志們更加明白:這場鬥爭如果不是黨的正義一方取得勝利,那後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頭落地(已有人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而慘遭殺害),而是整個國家整個黨仍將被「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陰影籠罩著!為了黨的命運,也為個人的尊嚴,他們又一次紛紛奮起抗爭。一霎時,西單商場北鄰的這個大院就糊滿了大字報。許多大字報認為,這些年中央組織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個閻王殿的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完全背離了黨的優良傳統。    
    「對頭腦正常的人說來,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動;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麼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報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這段話,而且還註明這段話出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的多少頁;接著這位老同志自己說:「我們雖然備受摧殘,但幸運的是頭腦還都正常,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個什麼人!」    
    還有一張大字報在歷數郭玉峰許多亂黨綱常的事實之後,引用了《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話:「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偽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許多老同志的大字報幾乎同聲厲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繼續糟蹋坑害黨的幹部,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他們強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給他們妥善安排工作,他們不願再白吃人民的小米。    
    郭玉峰聽說院子裡貼了為數甚多的大字報,不免大吃一驚。他的妻子到院子裡轉了轉,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認為他對全國五七干校幾十萬幹部的分配工作是做過一些努力的,只是由於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責難,才未能如願。甚至於,汪東興也曾打電話責問過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銷啦?!」    
    如果郭玉峰的這種委屈確有某種根據,那麼「全國最強的」也僅僅是康生們眼中的「強」,在解放全國受苦受難的廣大幹部方面,也還是碰到「硬胡桃」就軟了下來的。    
    接著,大院裡就有些似乎自願為郭玉峰解圍的人,以整潔院落為借口,用水龍頭洗刷牆上的大字報。可是,老幹部們又在後面跟著貼……


中組部起狂飆鬥爭由大字報轉上了《人民日報》

    中組部大院裡的大字報鬥爭持續了三個月。極盼結案分配工作的楊士傑——老幹部黨支部書記——把人家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了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另外還有人把一些大字報送給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閱了這些大字報,急得在室內來回疾步走,並連連輕聲自語:「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誰下油鍋!」    
    他讓人打了幾個電話,請來了《人民日報》和中央黨校的幾位同志,到自己家裡商量:如何衝破落實幹部政策層層阻力的下一步。他說:看來第一篇文章是打響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歡欣鼓舞。但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問題,仍然關山險阻。這就需要我們下決心,一關一關地闖過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下一步,我們既要選登各地幹部群眾強烈要求落實政策的來信,還要組織文章譴責郭玉峰們的極左行為,同時發表由點到面地落實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動打開平反冤假錯案的局面。    
    他與大家幾經研究,確定這第二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文章應著重挑明,許多幹部群眾熱烈讚揚第一篇文章的同時,也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殘酷迫害革命幹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組織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組織部門,對落實幹部政策猶豫不決、患得患失,能拖則拖、能推則推;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黨委沒有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揭批「四人幫」,沒有徹底摧毀「四人幫」及其餘黨的幫派體系,以致這幫派體系中的一些骨幹分子還在暗中活動,欺上壓下,抵制和破壞幹部政策的落實。    
    耀邦回憶說:革命戰爭年代,幹部到了黨的組織部門,就像回到了自己家裡一樣,感到十分親切溫暖。但是這許多年,由於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破壞,一些組織部門在「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控制下,幹了不少壞事,把黨的組織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完全破壞了!我們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徹底批判這種反常狀況,使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重新發揚光大,把黨的組織部門建設成真正的「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    
    磋商後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樣就出現在中央黨校耀邦的辦公桌上。這時天色已暗,不巧中央黨校那一片又停電,耀邦就點起兩枝蠟燭,與楊逢春逐字逐句地細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擱筆。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這篇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在這個總標題下,發表了從眾多來信中精選出來的五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既讚揚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寫信者本人所在地區或所在系統的組織部門抗拒或拖延落實幹部政策的行為。《人民日報》編者為這些來信所加的標題分別是:《不能無動於衷》、《這種說法不對》、《肅清「四人幫」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組織人事部門》、《應當多發表這樣的文章》。    
    接著,《人民日報》又刊發了一些地方已經落實幹部政策的報道。首先在山東,一個大隊支部書記被摘去了「走資派」的帽子,《人民日報》不但發了消息,還鄭重其事地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新華社記者顧建鵬、曲忠誠報道了中共寧夏自治區委員會大力重申黨的幹部政策,認真處理過去審干中的遺留問題,長達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報》全文采用,並配以三行通欄大標題。其眉題是:「堅決推倒林彪、『四人幫』的誣蔑不實之詞,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採取各種措施」;主標題是:「寧夏區黨委大力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下面的副題是:「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推動了揭批『四人幫』鬥爭的深入發展」。    
    這時,中組部的同志對郭玉峰的鬥爭,聲勢越來越大。《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副總編輯安崗,把中組部老同志們的又一批大字報交給國內政治宣傳部主任王澤民,以報社黨委的名義委託他整理成一篇《情況彙編》,題目叫《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王澤民寫了一萬多字。胡績偉、安崗過目斟酌後,再請袁任遠、楊士傑、張策等同志傳看,然後送給了葉老帥和當時負責中央宣傳部的耿飆。    
    看來,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發生重大轉折。


中組部起狂飆果然不久,郭玉峰就離開了中組部大院

    一天夜晚,黨的副主席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組部的老幹部袁任遠、楊士傑、張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時,中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東興問郭玉峰:你對在座的這些老同志怎麼樣?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東興掏出了《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讓郭玉峰細細地看看,然後說:「對老同志的住房、用車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為難老同志。」郭玉峰連聲答應:「好好好。」    
    可是,不論汪東興還是郭玉峰,對審干結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卻都隻字未表。即便對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須予以照顧的這種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組部後也滴水未漏,更談不上開會傳達。老幹部們又一次掀起了張貼大字報的高潮,憤怒聲討郭玉峰欺上瞞下的兩面派勾當,要求黨中央盡快撤換他。否則,所謂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只能是又一場白日夢!    
    這樣,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傳達了汪東興的那點兒指示。但傳達歸傳達,行動還是不見影,正像一張大字報引用的《馬太福音》中的那段話所說,他眼中的梁木還沒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諦!    
    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點好他那只公文包,永遠離開了那個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厭畏的大院。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竭力舉薦胡耀邦接任中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組織部重新煥發出昔日之光彩。    
    對郭玉峰來說,這種結局也許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眾心目中,這種結局是理所應當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華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些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在幹部工作問題上,講了這樣一些話:    
    ……我贊成這麼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麼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麼東西,今天晚上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飆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那個方法……    
    雖然這是後話,但從中不難看出,從「文革」伊始到離開中央組織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樣角色是明明白白的。    
    另,在宋任窮交給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窮回憶錄(續集)》中,談到他在耀邦之後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寫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嚴重干擾和破壞的一個單位。粉碎「四人幫」之後,郭玉峰繼續堅持錯誤路線,給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和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造成極大困難。    
    這樣,郭玉峰在中組部期間的作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重振「黨員之家」一句話、兩個要求和一個大動作

    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點整,胡耀邦來到了中央組織部,組織部前院頓時鞭炮齊鳴,煙花朵朵。院內的老老少少,激情滿懷地歡迎胡耀邦的到來。街上行人不知內情,都好奇地駐足凝望,西單商場的一些顧客也紛紛跑來踮足圍觀,不知這個過去老是鐵門緊閉的大院,究竟發生了何等大喜事。耀邦帶著他的秘書小梁快步登上了辦公樓,立即召集處級以上幹部開會。耀邦在會上說:今天只向大家報個到,見見面;中央黨校那邊還有一些事需要交代一下,過幾天再來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組部上班,召開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員大會,動情地講了許多話。組織部不少同志向筆者回憶說,耀邦這次見面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話、兩個要求和一個大動作。    
    那句話是:「積案如山,步履維艱!」    
    耀邦說:「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還是泰山?」他說這一時難以說得清。他說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間的重大案件,諸如這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問題、內蒙古「內人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河北丘縣的「國民黨」大案、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誰也說不清。「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究竟傷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沒法說得清。還有建國前囿於歷史條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員問題、延安「搶救運動」的遺留問題、「紅旗黨」與其他一些地下黨的懸案、一直推到當年蘇區的大殺「AB團」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誰能說得清?所以說,這叫「積案如山」!    
    耀邦說:對於建國後和「文革」中每一項冤假錯案的清理和落實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黨的組織部門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而對於建國前的歷史遺留問題,不管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或戰爭環境的影響,還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撓破壞而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徹底的,我們組織部門也要把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這樣的極左人物,還是很多的。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難其苦都如登喜馬拉雅山,所以說「步履維艱」!    
    耀邦說:不管如何「維艱」,我們也要有「會當凌絕頂」的決心。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這樣兩個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一掃這些年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惡習;使每一位來訪的黨員、幹部,不論黨齡長短、資歷深淺、職務高低,都能感到一視同仁的親切溫暖,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求,把郭玉峰們過去緊跟「四人幫」們的那股習習陰風一掃而光。    
    二、「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散會後,他立即採取了一個大動作:把中組部所有還在「靠邊站」的老同志——楊士傑、張策、章蘊、曾志、蹇先任、陳野蘋、何載、呂楓等幾十位部局級老幹部,一一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談心,說是「與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見面了,敘敘舊」。他請這些老同志幫他分挑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重擔。    
    談完話,他立即給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楊士傑,協助統管整個中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後再正式宣佈為副部長;    
    陳野蘋、蹇先任負責老幹部接談組,專門接待來訪的老同志;    
    章蘊、曾志兩位老大姐負責已經作了結論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體事務由呂楓負責;    
    成立了陣容龐大的干審局,有一位局長和六位副局長,其首要任務就是落實幹部政策。不久,曾被錯劃為「右派」的何載,就接任了這個局的局長……    
    如此放手大膽、雷厲風行,是中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從此,「黨員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組部安排就緒後的第一個月,每天就有幾百人到中組部上訪,全月來信達六麻袋。


重振「黨員之家」「對夏衍、楚圖南……這樣的老同志,怎麼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

    在這許多來信中,有一封原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二百零五位幹部的聯名信。由於對外文委已被撤銷,原屬一千多名幹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關各部,只有這二百零五位幹部一直「沒人要」,特向「黨員之家」、「幹部之家」求助。    
    他們在信上說:粉碎了萬惡的「四人幫」,我們都歡欣鼓舞,振奮異常。但身染極左路線遺毒的一些人一直剝奪了我們的工作權利,還說我們是「社會糟粕」。我們強烈要求繼續為黨為人民服務。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級幹部五人,司局級幹部十四人,處科級幹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國語言文字的科級以下幹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擔任對外文委副主任的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戰爭年代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陳忠經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憤憤地說:「這簡直是胡鬧!對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等這樣的老同志,怎麼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怎能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之類的不由自主的客觀存在,就剝奪他們的繼續為黨工作的權利呢?『文革』十年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磨難,難道還不夠重嗎?!」他隨即指派幹部組負責人與國務院政工小組取得聯繫,共同組成了一個工作組,由幹部組的成員成鞘伯帶隊,前往調查研究。    
    工作組兵分數路,跑東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同志,分別召開了七八次座談會,請所有長期受壓抑、遭冤苦的同志暢所欲言。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動。他們表示:沒想到給中組部的信發出不久,中組部就派人深入瞭解下情,「黨員之家」的傳統終於又回來了。有人在座談會上當場賦詩抒懷:    
    一年兩年十餘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閒白了少年頭,原來「四害」是禍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歡悅;    
    東風浩蕩春光好,只爭朝夕情切切!    
    工作組更是快馬加鞭。他們前後忙了十餘日,關於這些同志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況簡報》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閱後批下這幾行字:    
    1這個材料很值得一看;    
    2請工作組順從大家的心願,一抓到底,限定時間,做完該單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處理;    
    3立即考慮其他單位也推行「領導上第一線、一抓到底、乾淨利落全部解決問題」的辦法。    
    依照這個批示,中組部立即從中央有關部委借調來一批幹部,把臨時的幹部分配組充實後改稱為幹部分配辦公室,呂楓為主任,下設若干組,不但迅速解決了夏衍、楚圖南、曹瑛、陳忠經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還統一領導了對中央各部委「靠邊站」的六千多位幹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黨員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匯報,請你放心!」

    消息疾如風,迅速傳遍中央各機關、各學校的每一個角落。中央民族學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學)講師鄭仲兵聽說中央組織部果真又成了「黨員之家」、「幹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電話給中組部打電話,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話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現在已外出辦事,由上訪幹部接談組負責人陳野蘋同志接談行不行?」仲兵說了聲「行」,就與陳野蘋在電話中談了起來。    
    鄭仲兵說:「『文革』之初,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條》,濫殺無辜,我私下表示過不滿,並說過謝富治、江青、中央文革與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詆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兩次被關進監獄,後來在干校土牢中又被關了四年,遭到長時間的折磨,差點送了命。現在粉碎了『四人幫』,雖獲得了人身自由,但這段冤情一直無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請耀邦同志在百忙中過問一下。」    
    「好的!」陳野蘋說,「我一定向耀邦同志匯報,請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學院校園裡的幾隻大喇叭同聲呼喚鄭仲兵,要他聽到廣播立即趕到院黨委辦公室有要事傳達。鄭仲兵聽到廣播怦然心動,不知為何聲勢如此之大。他滿頭大汗地跑到院黨委辦公室才得知,原來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談話。等他倒了兩次車趕到中組部,又不巧:耀邦正臨時主持一個緊急會議,他指派中組部宣教局長代他接待鄭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託,向你傳達幾句話。」這位局長說。「耀邦同志說:一、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問;二、你的問題很快就會圓滿解決;三、請你寫一份有關謝富治問題的材料。耀邦同志等著要……」    
    後來,鄭仲兵寫的這份材料,也被列為中央發佈全黨的「謝富治指使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的依據之一。    
    而且在鄭仲兵與中組部的同志接談後不久,公安部就給鄭仲兵作出了平反結論,結論寫道:「兩次對鄭仲兵同志拘留審查,是由林彪、『四人幫』及謝富治的迫害所致,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公安部幾位局長會見鄭仲兵時指出:平反結論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趙蒼璧部長佈置,凌雲副部長負責寫出來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長時,鄭仲兵被調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無比欣慰。


重振「黨員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訴沉冤的惲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報人惲逸群,來京申訴他的延綿26年的沉冤。    
    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戰爭剛開始時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革命。當年他才21歲。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的第二年,他是其家鄉江蘇武進縣的中共縣委書記。1932年奉黨的指派進入上海新聞界,先後擔任過《立報》主筆和《譯報》、《導報》總編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相繼擔任過《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和社長、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山東《大眾日報》總編輯。上海解放後,出任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和社長兼華東新聞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等職,並且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前身青年記者協會創始人之一。    
    1950年,惲逸群的做縫紉活謀生的同父異母大姐惲清芬,因老家五畝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並被挾嫌報復的流氓惡霸打傷。惲逸群給華東土改工作委員會和中共蘇南區黨委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並請求允許其姐進醫院治療。華東土改會和蘇南區黨委派員調查並徵求了惲逸群的意見。惲逸群表示:此事如何處理悉聽當地領導機關決定。    
    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惲逸群因曾將《解放日報》相當於兩千個「折實單位」(每單位等於大米一斤、麥粉一斤、煤球一斤、龍頭白布一尺的市價)的公款,相當於1954年幣制改革後的一千元,借給一位友人開辦小煤窯,為此作了多次檢查。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硬說惲逸群企圖「從中牟利」,責令其停職反省,由張春橋接任《解放日報》社長。    
    1952年3月,惲逸群就因上述兩項「罪行」被開除黨籍。《解放日報》發佈了頭版頭條新聞並發表社論,大張旗鼓地公開批判,全國各大報亦廣泛傳播。    
    1955年4月,曾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冤案發生。惲逸群因1936年後在上海、香港等地曾兩次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過地下情報工作,於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機關對他偵查審訊了一年半,查明他與潘純係正常的工作關係,但仍把他繼續關押了九年。在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與世隔絕,也不能與家屬通信見面。1965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照樣對他起訴;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樣對他秘密開庭審訊,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得上訴,以示把他冤關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釋」離京,並被嚴囑「不得對任何人透露被捕經過及判決書的內容」。然後被安排到筆者家鄉江蘇阜寧縣中學圖書館管理圖書,原行政七級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級高幹,每月只給生活費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他又被「群眾專政」,關進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掛牌示眾,並從事沖刷廁所等力所不及的重體力勞動,終於積勞成疾得了嚴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不久,七十一歲的惲逸群支撐著孱弱多病之軀,幾乎是討乞要飯地赴京申冤,但無人聞問。    
    1978年夏天,他風聞中央組織部又成了「黨員之家」,立刻來京打探消息。他在新華社的老友莊重對他說:「你可以直接去見胡耀邦同志,請他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與他親切長談,熱情慰勉,表示一定要為他的冤案徹底平反昭雪。耀邦還介紹他去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申請撤銷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得上訴」的原判和恢復名譽。當年8月,中組部就根據惲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檔案館臨時幹點工作,每月生活費暫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職務,等徹底平反後解決。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公安部先後撤銷1965年原判,宣告惲逸群無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紀委籌備組作出了複查結論,並經中紀委批准,撤銷1952年給惲逸群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其黨籍。    
    1984年4月13日,又經公安部複查,認為1980年對惲逸群宣告無罪的平反不夠徹底,遵照《中共中央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結論:惲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他在潘漢年等同志領導下,在上海、香港等地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期間,為黨做了不少工作,對革命事業有一定的貢獻。1955年後,惲逸群同志受到了錯誤的審查處理,蒙冤二十餘年,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崗殯儀館舉行了惲逸群骨灰覆蓋黨旗的悼念儀式,宣讀了長篇悼詞,新華社和京津寧滬各大報都發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雖然徹底平反、恢復名譽、覆蓋黨旗晚了一大步,惲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檔案館臨時工作後不久,便於1978年12月10日因舊病驟發而去世;但在胡耀邦與他長談之後,他就欣然預感他的一切冤情總會得到徹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歲臨終時,他是瞑目與世長辭的。    
    秦川,又一位老報人,手持張稼夫介紹信,踏入耀邦家門檻,向耀邦訴說了自己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躍進」時,他已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當了七八年的宣傳處長,聽到各地對「大躍進」頗多非議。他去江蘇、福建、江西、四川、陝西等地深入調查,覺得浮誇風和對自然環境的毀壞等情況確實非同小可。回到北京匯報調查所得,他說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就曾告誡全黨,主觀主義能導致亡黨亡國亡頭;那麼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主觀主義也照樣能夠導致社會主義的失敗。他說在全國,現在雖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不會失敗,但在個別地區,這種失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經成了現實。同時,他還正式向上報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萬歲」,因為這與共產黨人的謙虛謹慎背道而馳,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觀規律,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產物。不但如此,在廬山會議之後,他竟把彭老總在廬山招災惹禍的那份「萬言書」,推薦給一個號召大伙講真話的單位負責人,作為向其本單位做形勢報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國十週年大慶的宣傳提綱時,他又把「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提綱的引語……    
    所有這些作為與言論,都很快一一擊響了康生耳鼓。康生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失敗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一道令下,秦川被定為「右傾分子」,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皖北東部山區來安縣半塔集勞動。1962年1月,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各地紛紛為彭老總等人之外的「右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長坐成了一大排,想聽取秦川暢談「勞動鍛煉」的收穫,如何改變了「社會主義失敗論」。他們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領這份情,而且直截了當而又十分簡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沒改,而且覺得這種失敗已是鐵的事實,因為餓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嚴酷而有力的證明!」    
    人數足有半個戰鬥班的正副部長們大失所望,他們認為秦川所說未免太過火。秦川說:「這並不過火,而是實事求是。」部長們讓他寫份材料。他說「寫就寫」,每個字寫得「袁大頭」那麼大,寫了幾張紙。    
    一位副部長向別人抖抖這幾張紙,說「這是十足的對抗情緒」。他說「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選門路」。秦川說:「這等同於上山下鄉返城的待業青年。」    
    秦川找了當時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讓他擔任了工交政治部宣傳部長。耳目遍佈的康生得到了「小報告」,即刻驅車到谷牧家大吵大鬧:「你怎麼能用這種人?!嗯?!」    
    谷牧沒轍,只好讓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廠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調去主管國家建設委員會,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笳向中央建議讓秦川擔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但遭到了康生的堅決否定。「文革」風起,康生仍不放過這根「眼中釘」,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擊迫害。    
    1975年鄧小平開始全面整頓,有人提議讓秦川去負責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將壽終正寢的康生得風還是不放過他,叫人傳話對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幫」垮了台,秦川還一直被掛著。    
    秦川惱怒地向耀邦陳述主要冤情,耀邦邊聽邊插話說:「康生在黨內的歷史,幾乎淨是耍陰謀詭計的歷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給份工作,耀邦說「沒問題」,並留他共進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魚湯。那時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魚,還不是「身價昂貴」的饕餮者們的專享物,只不過塊把兩塊錢一斤。耀邦一筷未動,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乾,那碗甲魚湯讓秦川一人獨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國科學院擔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報》支左的遲浩田即將歸隊,胡績偉向中央打報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報》做他的左右臂,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組部幹部調配局的同志,把這先後兩種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麼辦?    
    當然黨的正副主席們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數——秦川去《人民日報》擔任副總編輯。未幾,遲浩田一離開,胡績偉成了報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們緊密配合胡耀邦撥亂反正,相得益彰。


重振「黨員之家」「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那時候,不但中組部大門前有許多上訪者,就在東城富強胡同六號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著一群上訪人。耀邦早對住宅守門人員打了招呼:「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一天大清早,武漢鋼鐵設計院黨委書記朱鴻翔,來到耀邦的家門前。他向守門人員說明了來意,就直奔後院,毫無阻礙地進了耀邦臥室。耀邦夜間與《人民日報》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兩點才睡覺,這時還沒有起床。聽到急匆匆的腳步聲,他便一骨碌坐起來,忙問有何事。朱鴻翔表明了身份,說是上訪要求申冤的。耀邦邊穿襪子邊說:「你來找我可找對了。有什麼冤苦,請說吧。」    
    原來,朱鴻翔的妻子周蘇是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的幹部處長,「文革」中遭到「四人幫」死黨的殘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沒有人為她平反昭雪。耀邦動情地說:「我一定要為周同志徹底平反!」    
    這時已早晨七點鐘了。家裡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飯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臉,帶著朱鴻翔來到小餐室。餐室裡已有幾位上訪人。耀邦請他們一一在長條餐桌的兩邊坐下,自己坐在一頭,邊喝粥邊說:「時間緊,只能這樣和大家說說話了,請同志們原諒!」    
    他接著向朱鴻翔繼續說:「我們一定會為周蘇同志徹底平反。但現在冤假錯案積累如山,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你看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行不行?如果過了三個月,周蘇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來找我,你看怎麼樣?」    
    朱鴻翔連連應聲說:「好好好。」耀邦這才轉向另一位上訪者。等他放下早飯碗,和六位上訪人都已談了話。他與他們在住宅門前一一握手,才登車去中組部。    
    不到三個月,周蘇冤案就被徹底平反了。朱鴻翔及其家人對耀邦家的這一幕幕,終身難忘。    
    又一個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著一位雙目幾近失明拄著枴杖的老人來到中組部大門傳達室。他們只給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沒說幾句話,就轉身離去。    
    他們就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負責人曾三及其老伴沈義,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歲。    
    1924年,曾三十八歲,即在家鄉湖南益陽縣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曾三奉黨的指示到上海黨中央特科培訓班學習無線電通訊。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實現了中央紅軍與上海黨中央的第一次無線電聯繫,並著手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先後擔任了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台政委兼台長和紅軍通訊學校政委,為二、三、四、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紅軍各部隊的通訊聯繫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西安事變」,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紅軍聯絡處電台台長,繼被派往新疆聯絡友軍,1940年回到延安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隊開始進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領中央秘書處部分人員帶著大批核心機密檔案東渡黃河到達晉綏根據地,1948年又轉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勝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檔案的安全轉移。    
    新中國成立後,曾三歷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秘書局長、中辦副主任及新中國第一任中央檔案局局長和中央檔案館館長,先後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黨的「八大」代表,為全黨和全黨檔案事業的開拓和發展起了核心領導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辦公廳「造反有理」的人們突然向中央各部委辦公廳發出了一個「揭發檔案工作中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發出撤銷曾三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文件,給曾三同志扣上了「裡通外國」、「盜竊擴散中央機密檔案」、「推行修正主義檔案工作路線」等等的大帽子,全盤否定了建國十七年全黨全國檔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著國家檔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檔案機構被砸爛,大量重要檔案被任意焚燒損壞打砸搶,大批從事檔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職的撤職,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傷致殘或迫害致死。儘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內障,另一目因多年從事通訊報務和秘書檔案而視力很弱,「八大」期間又夜以繼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長期不愈,他和老伴沈義也還是被押往江西進賢縣農村「五七」干校種地割草。    
    沈義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歲,就在廣東海陸豐根據地鬧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國家檔案局黨委書記。    
    對待這麼兩位老同志,干校的軍代表還咬牙切齒地說:「我要把他們也當做十八歲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雙目越發模糊,實在沒法再幹任何體力活,經中央辦公廳批准回北京治病。老兩口住政協禮堂東側豐盛胡同原中央直屬機關小招待所的一間小平房,自己買菜燒飯,擠車去醫院,苦度殘年。    
    粉碎了「四人幫」,曾三被恢復了正部級待遇。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房管處給這兩位老同志在復興門外三里河南沙溝部長樓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卻橫豎不讓搬。曾三找了原來在一起共事多年並相當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負責人,沒想到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說他不知道這檔子事,沒法管。曾三老兩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雖然下了文件恢復了正部級待遇,但還沒有具體分配正部級職務,咋能住部長樓?」    
    萬不得已,老兩口只得上訪中組部。雖然,他倆與耀邦、李昭都是幾十年的老戰友,他倆從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時,耀邦與李昭還特地請他們吃了一頓飯;但他們考慮到耀邦現在日夜操勞,只給耀邦留下一封信,懇請在可能顧及的情況下,幫他們解決這個大難題。    
    耀邦正在樓上開會。看罷這封信忙問:「曾三、沈義同志呢?」送信上樓的同志說:「走了,放下信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耀邦歎了一口氣,為沒能和幾年不見的兩位老同志當面長談而深感惋惜。他當即停下正在進行的會議,相當激動地向與會的同志宣讀了這封信,然後說:「現在硬是有這麼一些人,不把許多老同志整個死,也要把他們整脫一層皮,處處事事都刁難至極!」    
    他在信上寫了幾行字,請人即刻送給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    
    汪東興看了信和耀邦寫的幾行字,也批了幾個字,曾三老兩口才搬進了一座部長樓的三層樓。此刻曾三的視力只有零點一,上下三層樓有一回竟兩次踩空,險乎摔斷骨頭。隨後,他們調整到沒有上下樓危險的一層樓的要求,也順利實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檔案系統的冤案被徹底平反,曾三被恢復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原來的職務,並當選為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十二大」候補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歲。新華社發佈的消息中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樣一位老黨員在多病纏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難時,也在胡耀邦當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得到了真誠的溫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現已八旬的老伴沈義向筆者說起這段往事,仍然感懷難已。    
    但在當時,類似曾三、沈義老兩口在中組部傳達室放下信轉身就走的舉動,早有多起。這加深了胡耀邦積思已久的考慮:很多迭經磨難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們又一向謙遜自愛,對許多個人的困難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輕易不願麻煩別人;實在忍無可忍,也僅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黨員之家」應該主動地找老同志們談談心

    從曾三、沈義老兩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還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應該一吐為快的話硬憋在肚子裡,應該主動找他們談談。這時,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就住著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揚、丁玲、林鐵、王從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裡,請來《人民日報》的同志問可否去萬壽路招待所找這批老同志聊聊。報社的同志欣然從命。第二天以《人民日報》的名義去看望這些老同志,並開了座談會,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    
    在交談中,周揚對《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的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十分讚歎。這篇文章說:「黨的組織部門是『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機器。」周揚說,許多年來,很少見到黨報上發表這種令人感到很親切、很振奮人心的文章了。他向報社的同志說了許多積鬱已久的心裡話。    
    但是,有些老同志卻不大願意心扉盡敞。問他們有何意見、要求或困難,他們似都囁囁嚅嚅,誠惶誠恐。    
    耀邦聽了匯報,感歎不已,他對《人民日報》和中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說:    
    「不出所料,許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應該關懷愛護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振作起來。」    
    「平反冤假錯案,幫他們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只是『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一個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勵他們放下包袱,為黨的中興負起歷史性重任!」    
    接著他與這些同志共同研究,決定寫一篇題為《老幹部的光榮責任》的文章:激勵所有為革命事業做過艱苦鬥爭和奉獻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桿放眼未來,在這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新時期,勇於承擔歷史重任並搞好傳幫帶,把黨的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群眾路線、民主作風、謙虛謹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傳給品質優良的中青年幹部,快馬加鞭地中興我們的偉大事業。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達萬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國引起重大反響。很多老幹部紛紛給中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報》來信發電報,表示堅決放下包袱向前闖,向一切背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行為作果敢的鬥爭,以振興我們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和十億人口的大「家」。    
    在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專案組分別趕往陝西、安徽等地「監護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來信。他們在信中訴說他們被押解到這些「監護改造」場所後,繼續備受磨難,健康每況愈下。他們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並解決自己的「莫須有」問題,重新為黨奉獻一份力量。    
    耀邦看到了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將其轉呈主管中央專案組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遺憾的是,汪東興沒有批准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議由中組部直接複查這些同志的懸案,汪東興與中央專案組的人亮出了「兩個凡是」:中央專案組的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麼不是中央管理的幹部,而是各級組織部門直接管理的幹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組部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的組織部長會議,以加快統一運籌對這些幹部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和有關政策的落實。沒想到,這也舉步維艱!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開全國性百人以上的會議,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對召開這種性質的會議,中央認為不合適。這一個又一個晃眼的大「紅燈」似乎向人顯示著:你們不是要搞什麼「黨員之家」嗎?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組部的許多同志只能橫下一條心,進行關鍵性的一戰……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在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裡,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准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斗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髮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著開,堅決衝破不准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幹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著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第一次座談會,於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如期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耀邦就坐在某個省委組織部兩位部長之間的空位上,也沒在他的座位前專門為他放一個寫有「胡耀邦」三字的三稜白牌。事前他安排過:「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他細心地聽取各地匯報。    
    第一次座談會結束時,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以及中組部的全體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後面是個問號:「為什麼要採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瞭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幹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占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干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盡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關於會上出現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絕對不能翻」的說法,耀邦說:依我看,這種說法未免太絕對化了。小平同志講過,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斷歷史地對待毛主席的某一個決定和某一句話。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認為我們應當這樣看:第一、毛主席很偉大——主要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黨才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哺育成長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別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點錯誤,有些缺點錯誤還不能說不嚴重,如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我們黨能夠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錯誤。    
    這就是對待毛主席的「三點論」。請同志們想一想:對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這「三點論」。如果這「三點論」可以成立,那麼對過去的許多疑難案件,當初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閱」同意的,只要是錯了的,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個場合或範圍弄錯的,就在原來的場合、範圍內平反改正,有的還得登報消除影響,不能含糊。    
    座談會上有同志說:必須以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態度,來徹底糾正一切錯誤。    
    對於這句話,耀邦說:我舉雙手贊同這些同志的意見。因為我們的革命成果來之不易。它是我國人民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的艱苦鬥爭得來的,是千百萬同志和黨外志士仁人用鮮血換來的。儘管在我們前進途中遭受過多少挫折,吃了無數的苦頭,但我們也從挫折中吸取了教訓,善於傾聽實踐的呼聲及時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發生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錯誤,奮起掃除我們隊伍中的一切陰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權力掩蓋和否認已存在的錯誤,那麼這種掩蓋和否認,比那些錯誤本身更不可原諒。惟一的辦法,在當前,就是徹底地平反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和其他各項政策,快刀斬亂麻,真打實著地幹下去,不能再「口號喊得凶,幹得很稀鬆」,更不可再干新的喪盡人心的事。這就需要我們真正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旗幟鮮明地堅決衝破阻力,為所有在冤假錯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號,把每一個冤假錯案的平反堅決辦到底。同時要堅決反對落實政策中的推托敷衍的官僚主義作風。都做驅逐官僚主義的模範,時刻警惕在我們身邊遊蕩的官僚主義幽靈。對於過去在「審干」工作中違反過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類似錯誤的人,只要認識了錯誤並表示堅決改正的,我建議「多換思想少換人」,團結起來邁大步!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永遠不能設有任何『禁區』!」

    在座談中說到「疑難」案例,大家說得最多最難辦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個人既強烈反對林彪、「四人幫」,又捎帶批評了毛主席的一些錯誤或對毛主席有些怨聲怨語。如有個人說:「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當年赫魯曉夫一樣,早晚會壞事壞在他身上。」「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中央有什麼分歧,可以坐下來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為什麼一定要打倒?」「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頂峰』,我就不同意。『頂峰』,馬克思主義還怎麼發展?」「江青憑什麼當中央文革負責人?」「早請示、晚匯報,像唸經似的。這是搞迷信,很庸俗!」這個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響應號召「狠鬥『私』字一閃念」,說了一些心裡話。他對毛主席在「反右」中說的「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表示「一度不夠理解」;他認為我們的黨「為什麼不反對個人迷信?」這樣的人,竟也被開除了黨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極其強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幫」瘋狂地製造現代迷信,喊出了「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理由是:「黨的領袖也是黨員,共產黨不要『黨皇帝』。」他還說:「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黨亡國的路線。」「『文化大革命』讓黨組織癱瘓,全體黨員靠邊站,整個黨的幹部挨整挨鬥,這是嚴重的反黨事件。後遺症已逐步暴露,後果將不可收拾。好人受氣,壞人上台,黨國全變。不正之風愈加嚴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應愈加不足。」「江青!還我八億人口的文藝生活!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必須恢復!不能全盤否定建國十七年的文化藝術電影戲劇!」「沿黨的『八大』路線前進!」這樣的人,立即招來慘不忍睹的殺身之禍。    
    這樣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達數千起。罹難者中有幹部、工人、教師、學生,也有職務較高的老黨員、老幹部、老紅軍。他們都被冠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或「瘋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兇惡的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條》,多數均被處以極刑立即執行,輕的也被處以死緩、無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大反革命集團以後,儘管這些受害者的遺屬或倖存於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斷地申訴要求複查平反,許多熟知其情的幹部群眾也為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於「兩個凡是」論的出現,絕大多數辦案人員都覺得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區,誰也不敢貿然向前邁一步,致使這些受難者的親屬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淵中無力自救。有的父母雙亡的孩子到處乞討,有的老母親懸樑而去,有的母親整日在黨政領導機關大門前發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絕望至極而全都服毒自殺……    
    每述及這類冤情慘景,敘述者往往飲泣哽語,聽者幾乎無不動容且淚水漣漣。但對這類「疑難」大案,究竟如何了斷才更情理俱合,座談者又往往面面相覷,莫衷一是。    
    對此,耀邦所說卻出人意料的簡單。他說:對待所謂「惡毒攻擊」和發表不同的思想認識與批評意見,應有嚴格而科學的區別。嚴格這種區別,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在追求認識的發展上,永遠不能設有任何「禁區」;否則,馬克思主義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們的同志絕不能作繭自縛,在真理面前設下一個又一個自認為不可逾越的「禁區」……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維領域裡無禁區並非自今日始。自從林彪當年搖晃著「小紅書」,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時,身為共青團第一書記的他就對一些人說過:「他那種『突出政治』就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時不時地突出鼻子!」後來個人迷信之風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動輒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他又不止一次地對許多青年人說:「人能活到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我們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個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趙家排在第一位,我們能碰到姓趙的就磕頭嗎?」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範圍的講話中,他就說過:「我們為什麼要喊『毛主席萬歲』呢?人是不能活到一萬歲的。」「世界人類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歷史,積累了多少科學知識,對此任何一個人不可能都懂得,處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確的辦法。」    
    因此早在那個年代,這位平生博覽群書、苦讀強記的人,就號召青年團幹部既要讀科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也要讀四書五經、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和世界名人傳記等等,而不是專讀毛澤東一個人的書。    
    許多人還知道,耀邦的這種勇氣與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戰爭時,他才十一歲,就在學校裡擔任了少先隊隊長和宣傳組長。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到達耀邦的家鄉瀏陽,並在文家市學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紅軍戰士講了話,說是「小石頭總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當時十二歲的胡耀邦和同在一個學校讀書的表兄楊勇,都爬到學校的圍牆上,觀看了這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場景,毛澤東的這番演講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歲,個頭兒又小,紅軍不肯帶他走,不然他那會兒就成了紅軍了。    
    1929年冬天,剛滿十四歲的胡耀邦就參加了共產黨,第二年終於成為一名紅軍戰士,歷經了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又從延安到北京,在迭享勝利的歡樂中也累遭種種磨難,但他一直保持著一個革命家的充滿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講話,嘴上說的,手上比劃的,都體現著一種忠誠。而在歷經苦難的中國,對黨和人民來說,還有什麼比始終不渝的忠誠更可寶貴的?    
    參加座談會的很多同志覺得:只有經受過不少磨難而從不泯滅良知、心裡始終裝著黨和人民的人,才會如此一直明辨善惡是非,憂世人之憂,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會議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時破難釋疑的講話,都使大家聽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談會的討論愈來愈深入、愈來愈活躍。幾乎每天散了會,負責掌握會議的同志都將當天的會議進展和各種不同意見,連夜寫成書面材料送給耀邦。通常上午報去的材料,當天下午或至遲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復回來,並逐一簽署了意見。其中有過這樣的批語:同意你們討論的意見,請各省市自治區的同志帶回去供本地區、本部門黨委參考,結論由黨委做。有時候他還進一步說:作為共產黨人只能服從真理,實事求是,不應該讓現代迷信和禁區繼續存在。    
    這樣的座談會一共開了三次,從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結束,共研究了一百多個疑難案例。每一次前一個會議剛剛接近尾聲,後一個會議的與會者就已到中組部報到,使三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緊湊。在這前後會相接的短暫間隙,耀邦對中組部參加會議的同志鼓勁說:「我們辛苦些,緊張些,哪怕政策落實得只快一天,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當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幾乎與此同步,耀邦請另一個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開的中央與國家機關二十多個部委落實政策的座談會也順利結束。這三個座談會,共研究了八十多個疑難案例。    
    每一次座談會結束,耀邦都向即將分手的同志說上幾句話。他再次強調: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必須全黨來抓,從中央到省、地、縣,四級黨委一齊抓。這種座談會的方法,可以層層推廣。務必要搞清事實,實事求是,作出結論。    
    耀邦在座談會上的這些講話,使每一個參加座談會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則很明確,對平反冤假錯案是個大促進。他們回去之後都作了認真詳細的傳達。    
    1978年8月上旬,中組部的《組工通訊》,又對所謂「惡攻」和一般認識問題作出了有文字可鑒的明確劃分,使這類被視為「禁區」的疑難案件的平反,紛紛化險為夷。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震撼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

    如果說到此為止,耀邦與中央黨校和中組部許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兩個凡是」論的外圍戰,那麼對「兩個凡是」論的直接交鋒,則是隨之而來的「真理標準」的全黨全國大討論。    
    上面提到,在疑難案例座談會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就率先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列主義。4月10日,他在給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及黨中央的信中說,應當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半年後,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黨校復校的開學典禮上,華國鋒講話後,葉劍英也講了話。他認為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有兩層最基本的意思:「一層是:一定要掌握理論。沒有理論,一張白紙,憑什麼去聯繫實際呢?另一層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絕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他希望在黨校工作和學習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這等於要求研究總結整個「文化大革命」。    
    當時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胡耀邦,積極指導黨校講授哲學與黨史的同志,深入研究這一課題。    
    耀邦明確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並非自此刻始。早在這之前數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他就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烏煙瘴氣明確提出,應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後來又具體地說,「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這就是說,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去總結「文化大革命」,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8月25日,中央黨校在耀邦倡導創辦並直接指導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9期,就刊發了一篇經耀邦審定的批評「風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說這種人「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消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這等於又一次提出用實踐檢驗真理的問題。    
    這樣,在當年11月,中央黨校的哲學課堂上,就開始批評過去多少年以個人迷信取代了實踐檢驗、用強權標準代替實踐標準的錯誤做法。    
    當年12月2日,在中央黨校教育長馮文彬主持的學校黨委會討論黨史教學計劃時,胡耀邦又針對一些人的不同議論,多次插話或講話。他說:「因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確的,這是什麼『論』啊?」「我看這十幾年的歷史如何,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領導人的講話,而應該看實踐嘛!」    
    馮文彬當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講話。他說:「要研究黨史,就應該恢復黨的傳統,敢於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裡還有舊的框框、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    
    就在這個會議上,耀邦佈置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等同志搞一個新的黨史教學方案,起草成一個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吳江將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請已去中組部但仍兼任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審定。耀邦提出:應當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系和精神實質為指導;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路線的正確與否,不單純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在耀邦提出這種真理標準,並指導《理論動態》初步發表一些有關文章的過程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等人,從「十年內亂」給全國教育戰線的嚴重摧殘和天安門「四·五」運動之被殘酷鎮壓等事實出發,也認為必須在理論上和認識路線上,找出一個明確區分路線正誤是非的標準。同時,胡福明應《光明日報》所約,於1977年秋天寫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    
    1978年3月,中央黨校開始組織全校八百多名學員,討論研究黨史的那個指導文件。在討論中,發生了一些爭論。少數學員仍主張以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為依據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明顯地傾向於「兩個凡是」。    
    據此,吳江佈置理論研究室的同仁孫長江,為《理論動態》寫一篇針對性的文章。孫長江以耀邦的多次講話為依據,寫成了這篇文章,題目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與南京的胡福明可謂不謀而合。    
    正當吳江等人研究孫長江的這篇文稿時,中央黨校高級班學員楊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被中央任命為《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在黨校學習半年,曾兩次與胡耀邦深入交談,支持用實踐標準來總結黨的路線鬥爭的是與非。他到《光明日報》履任後,才知道《光明日報》已約來南京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並經報社編輯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份量還不夠,沒有著力突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個哲學命題。同時他知道黨校的孫長江在寫同一主題的長文,遂通過吳江邀請孫長江到《光明日報》,幫助修改胡福明文。吳江囑咐孫長江:盡量把兩文捏合成一文。    
    孫長江勤奮思考把兩文融合成一文後,仍以他自己原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為題,兩次送請耀邦審改。    
    與此同步,為紀念「五四」運動五十九週年,耀邦又組織中央黨校的同志撰寫了《科學與民主》一文。    
    這篇文章說:「四人幫」是科學與民主的大敵。「四人邦」代表著舊中國最腐朽、最反動的沒落封建統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思想,正是摧毀他們的封建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強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們的極大仇恨和恐懼。他們採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現代化等於復辟」論和「全面專政」論,是他們摧殘科學與民主的兩把屠刀。    
    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是生產力,同時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革命力量。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幫」反對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炮製出一個反動的「全面專政」論,要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領域」和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切階段」,對「一切階級差別」、「一切生產關係」、「一切社會關係」以及「一切觀念」,統統實行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極少數破壞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鎮壓的這種特殊手段,無限制地擴張到一切領域和一切人。他們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踐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統治——用暴力摧毀工農業生產,用暴力摧毀機關學校,用暴力摧毀文學藝術,用暴力摧毀科學研究。誰在日記中或睡夢中流露出對他們的絲毫不滿,誰在內心中懷念被他們仇恨的周恩來總理,一被他們的鷹犬察覺,立即當做「現行反革命分子」抓起來鎮壓。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都拿來對付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文章說:打倒了「四人幫」反科學、反民主的野蠻獸行以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否鞏固和強大有力,歸根到底取決於我們能否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能否組織人民管理和監督國家的事務。巴黎公社原則的偉大意義就在於第一次實現了勞動者對國家的直接管理和監督,防止國家管理人員從人民的公僕蛻變為人民的主人。自從這個偉大嘗試以來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由於歷史的曲折前進,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怎樣管理自己的國家,還沒有現存的完整的經驗可借鑒。這有待於我們在實踐中繼續進行創造和總結。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幫」這樣的專制魔王以後,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國家充分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大家都記得,在1966年懷著反修防修熱情湧向街頭的那些青少年,由於缺乏經驗往往上當受騙,選錯了造反的目標;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團結一致,萬眾一心,把矛頭一直指向萬惡的「四人幫」。這不平常的十年錘煉了毛澤東思想故鄉的偉大人民。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和鑒別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經極大地提高了。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革命中,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切實地保證人民管理國家的根本權利,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一切領域,充分發揚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依靠這個偉大的人民民主力量,去完成新的長征。    
    這篇也強調了「實踐」的文章,於1978年5月4日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人民日報》上如期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也以「特約評論員」名義,隆重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篇文章。當天新華社全文播發,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這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但在國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砍旗」、「丟了刀把兒」、「反對毛主席」。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震撼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二)

    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夜晚,「文革」前的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吳冷西,就在電話中給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提出了嚴厲指責。他認為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文章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開初提出時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    
    5月18日上午,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召見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副部長熊復、《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宣佈熊復接管《紅旗》,並說:理論問題要慎重。《人民日報》就很不慎重。特別是講實踐標準和按勞分配兩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黨內外引起議論紛紛。(對這兩篇文章,事先)我們都沒有看過。這是哪個中央定的?按勞分配這樣大的問題,牽涉到黨的政策,怎麼能不送審呢?實踐標準一文很不好,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我們)要捍衛毛澤東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關。    
    很顯然,這是一次發動並佈置圍攻「真理標準」一文的談話。這對爾後的一些地方阻撓和壓制「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實起了「打氣」作用。    
    當天下午,張平化就把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地代表團團長——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或宣傳部長,召集到當時中宣部所在地釣魚台東門內的一座樓裡開會,傳達了汪東興的談話。張平化說:關於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我聽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一種是很好,一種是很壞。我看了一遍,還沒有摸透;至少證明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來看一看。小範圍內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比如在省市區黨委領導班子內。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就成了定論了。今後不管《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發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議論,並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說過,不論從哪裡來,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態不要隨風倒。應該按真理辦事:是真理就堅持,不是就不要堅持;態度要鮮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麼事情向中宣部打電話、捎口信,都可以。    
    與此同時,胡喬木去了富強胡同6號耀邦家,對耀邦說:爭論是你挑起來的。我不同意再爭論不去,再這樣爭論下去,勢必要造成黨的新的分裂!    
    6月9日,汪東興以黨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耀邦和陳野蘋談話,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和吳德也在座。這次談話當然不是對耀邦進行表揚。    
    6月15日,汪東興又召開中宣部和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發表了嚴厲講話,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和耀邦組織的幾篇文章,並對《人民日報》作了一系列批評:    
    一、《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幾篇文章講得不對,只講了一面而沒講另一面,沒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氣,在出氣。打著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紙上那麼樣寫,要注意。我給耀邦說,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報紙好像什麼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對紀念總理的文章,有的講過頭了,有的還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報》記者余煥春(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的發言,竟認為天安門的案子(1976年「四五」運動)還沒有徹底翻過來。這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三、《人民日報》在(剛剛召開過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對鄧副主席的講話,在標題上用了「精闢闡明」,而葉副主席講的話,華主席講的話,為什麼就不標出「精闢闡明」呢?    
    四、(《人民日報》轉載的)徐遲寫陳景潤的那篇文章,對「文化大革命」那樣寫,對嗎?徐遲還寫了一篇周培源,對北大怎麼能那樣寫?北大是毛主席抓的點嘛!    
    這一系列批評,雖然沒有明確提及「真理標準」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強調了「兩個凡是」的不可動搖性,其要害是:    
    「好像什麼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明明毛主席說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可是,千百萬的冤假錯案弄得天怒人怨,不翻過來能行嗎?莫說在這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就是在「摔死林彪」,到「活捉『四人幫』」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胡耀邦就為如何才能替天下冤苦人助一臂之力而朝思夕慮著。那時他的態度就是「多讀書,不出門;有人來,不關門」……無論親疏遠近,來者一律不拒,為許多遭受迫害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平反昭雪或恢復工作而操心勞碌,或出主意,或轉材料,雖然從干校回京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自個兒一直在家裡被掛著沒工作。以後在1975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江青等人曾發出這種威脅性的信號:「在北京,有幾個專門搞右傾翻案的地下聯絡站,胡耀邦家就是一個!」    
    然而胡耀邦當時泰然置之。這一次,汪東興又向耀邦們發出了警告:接受教訓,下不為例!把矛頭對準毛主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但是,爭論的實質並非如此!    
    現在江青之流都已去了該去的地方,整個神州大地要求實事求是、真正遵照真理辦事的強烈呼聲猶如山呼海嘯的時候,汪東興等人還片面地認為這是對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在這之前兩個月,汪東興就似乎按照這個邏輯,堅決不讓胡耀邦對新華社《內部參考》一篇報道的震撼人心的批示公開見報。    
    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一文正處於緊張修改完善階段的4月2日,《內部參考》刊登了新華社吉林分社副社長康國志的一篇報道——「長春光機所前主要負責人單奎章殘酷迫害科技人員製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報道說,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是建國初期建立的技術力量較強、設備條件較好、擁有光機電配套齊全的研究機構,並附設專為科研服務的大型實驗工廠。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線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員、幹部和工人奮發圖強,團結戰鬥,早在五十年代就研製成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高精度經緯儀、晶體譜儀、大型光譜儀、萬能工具顯微鏡等多項重要光學精密機械儀器和一個系列的光學玻璃。激光技術一興起,這個研究所就和國外幾乎同時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繼取得了同樣的研究成果,對開闢我國光學科研領域,促進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科研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學院科研成果展覽會上,視察了這個所的科研成果,並高興地在高精度經緯儀旁照了相。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書記把他的親信、「四個幫」的爪牙單奎章安插到這個科研所,竊據了這裡的黨政領導權,並慫恿支持單奎章大搞法西斯專政。    
    於是單奎章全面否定廣大科技人員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取得的進步和做出的貢獻,肆意顛倒敵我關係,以知識分子為仇敵,視科學為罪惡,狂叫「光機所是封資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義的黑苗圃」,誣蔑知識分子是「知識地主」,「知識資本家」,「知識越高,權威越大,思想越反動」,是「用技術專無產階級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語言辱罵知識分子是「豬」、「狗」、「鬼」,「一肚子黑心爛腸子」。他瘋狂地叫囂科技戰線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矛盾,「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要抓一個『斗』字」,對知識分子「鬥爭就是政策」,「工資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識分子「打個落花流水」,「打個人仰馬翻」,「打個靈魂出竅」。    
    從而單奎章無中生有地說:「光機所有四條特務線」,「有六層階級敵人」,「各種階級敵人應有盡有」,「特務多得連成了線,結成了網」,像「毛毛蟲滿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務」的黑風。一霎時,被他抓出了「特務」或當做「特務」隔離審查的多達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師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員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師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務」;剩下來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之全部,助理研究員、工程師和技師的一部分,也準備打成「特務」。    
    面對這多如「毛毛蟲滿地爬」的「特務」,單奎章狂叫「抓起來就審,一審就解決問題」,「不用出門調查核實就可以定案」,並私設公堂,動用多種酷刑逼供——科技會員證就是「特務身份證」,收音機就是「收發特務情報的電台」,個人存款就是「特務活動經費」,照相機也是「特務活動工具」,甚至通曉哪國語言、去過某個國家,也成了是這個國家「特務」的證據。    
    在這種慘無人道的殘害下,有的科技人員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單奎章竟天良喪盡地說:「自殺說明他們問題嚴重。」    
    單奎章製造了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學招工等方面直接影響著受害者的子女,而且還向外省市許多單位發出所謂的「敵情通報」,使許多受害者的親友受到株連,輕者長期背著黑鍋,重者被隔離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單奎章進而把技術上的分歧、學術上的爭論,以及科研、生產上的責任事故,也統統說成是「階級敵人的有意破壞」,並蠻不講理地說:「你說無意,我說有意,你怎麼解釋,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為建立光機所、發展我國光學科研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國內外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單奎章誣蔑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總後台」,並誣蔑他上邊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對他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批判和迫害。    
    總之,單奎章把一個好端端的光機所糟蹋殆盡,使國家光學科研事業受到了嚴重破壞。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負責人王淮湘卻對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的人極為欣賞。他讓單奎章總結「大抓特務」的經驗,組織報告團在省內六個地區巡迴報告幾十次,聽眾數十萬人,流毒很廣,後果極壞,僅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學家和青年科技人員被打成了「特務」。不僅如此,王淮湘還讓單奎章當上了省委候補委員,把他由光機所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提升為省科技局黨組書記和局長,把持全省科技大權。    
    儘管如此,忍無可忍的光機所很多職工仍與單奎章不斷地進行著堅決的鬥爭,要他按照黨的政策平反「特務」冤案,為受害者恢復名譽。但是單奎章以王淮湘為後台有恃無恐,對這些職工亂扣「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等大帽子,瘋狂地進行打擊報復與鎮壓。他說:「說我不落實政策,我看是落實過頭了!要說不落實,就是批得還不夠!」他更囂張地說:「說我整知識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個,我算個啥?光機所有八百知識分子,批掉三百,還有五百呢!」    
    「四人幫」倒台後,單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後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堅決執行中央領導同志關於光機所問題的指示,派出工作組進駐光機所,帶領廣大職工深入揭批「四人幫」和王淮湘、單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單奎章隱瞞了幾十年的為漢奸和日本強盜效勞的罪惡歷史;同時對一起起「特務」案件進行了複查,結果證明被打成「特務」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為此工作組召開了全所職工、家屬和本地外地科研單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親友共五千多人參加的大會,宣佈了平反決定和平反名單,使九載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組還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一百五十個單位發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報,為受害者的親友和受株連者挽回影響,將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統統推倒,對受害職工安排適當工作,傷殘的給予治療,死亡的開了追悼會並做好遺屬的撫恤和安置;對被當做「罪證」抄走的財物,已經查到的全部歸還,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發,生活困難的給予補助。    
    對於單奎章,待其他問題查明後,將由司法部門依法嚴懲……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這個報道,立刻從歷史的高度作了一個相當長的批示。他批道——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材料。對我們黨的幹部人事部門、政治部門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我們黨從有政權以來,已經有五十一年的歷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來,經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極其錯誤的審干政策和肅反政策;在錯誤路線的統治或干擾下,這種政策可以發展到極端荒唐、極其野蠻的地步。這個材料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情況。這是什麼原因?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壞人當權有關,同我們平時教育不嚴有關,同人們的法制觀念不強有關,一句話,同我們的整個經濟、文化落後有關。因此,我們的幹部部門、政治部門應該經常注意用這種反面材料教育我們的同志,以提高我們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鄧小平「文革」復出因周總理病重而主持國務院工作時,曾一度擔任過中國科學院黨組織的領導職務,對中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們的一切都特別關心,此刻又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部長,正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發動黨的各級組織人事部門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撥敵反正,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和其他一切優良傳統,對這篇材料作出這樣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義,也是完全公允,無可指責的。    
    新華社編輯部得到了這一批示,當即給吉林分社康國志掛了長途電話,要他火速來京把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廣播稿,並將這個批示作為《新華社編者按》,冠於廣播稿前。《人民日報》聞訊,也按照這個批示的內涵寫了一個短評,將配合這篇廣播稿一齊見報。兩大新聞單位的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國科學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密切關懷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傳的黨的副主席汪東興面前,這《編者按》和短評被全部砍掉。新華社在當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國播發了這篇報道,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見報——《吉林省委徹底昭雪長春光機所「特務」冤案,「四人幫」的爪牙、冤案直接製造者單奎章將依法嚴懲》。    
    當時一些知情人就說,誰想全面地恢復實事求是、徹底地撥亂反正,「兩個凡是」論者必然起而阻撓與遏制……    
    在下面,也有一些人在「頂牛」。山東煙台地委宣傳部的一位同志問山東《大眾日報》理論部副主任:「為什麼《大眾日報》不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位副主任說:不是我們不宣傳,而是省委負責同志不准報道,理由是要「看一看」。    
    在上海,上海市委對「真理標準」問題,從5月中旬到9月中旬長達4個月,在全市的理論宣傳系統沒有組織過一次討論。報紙上除轉載新華社發出的文章外,沒有登過一篇有關「真理標準」的文章。市委宣傳部長在一次會議上說:「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總不能超過(清查『四人幫』餘黨的)第三戰役吧!」這位部長竟把這沒有任何矛盾的兩件事對立起來。七八月間,群眾再次廣泛要求組織討論,這位部長又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收到中央文件,所以不組織討論。我們只能按中央文件辦事嘛!」9月初,這位部長又借中央四十八號文件借題發揮說:「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高舉』。在國內有一股風,企圖貶低毛主席。中央報刊上兩篇文章,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是不妥的……」    
    真是上上下下,阻力重重。但是耀邦向一批批甘願跟他「下油鍋」的同志說:「真理在手,心裡不愁,決不後退!」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討論更上一層樓

    1978年5月13日,即吳冷西打電話批評責難胡績偉的第二天,胡耀邦在自己的家裡,請來《理論動態》和《人民日報》的一些同志開了個小會。《人民日報》的同志介紹了吳冷西的電話內容,耀邦與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一些同志提出,對「砍旗」與「反對毛主席」之類的謬論,必須公開批駁。耀邦想了想,支持這個意見,並出了個題目,叫做《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耀邦說:這篇文章要從真理越辯越明談起,闡明歷史潮流是無法抵擋的。「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文革』如此深重的大災難,反面教育如此之深痛,在今後幾十年,若再重複這種災難與倒退,人民是定難饒恕的。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後耀邦強調:這篇文章要把歷史潮流是怎樣地不可阻擋這個道理,說深說透。    
    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思潮,十分明確地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    
    6月16日,就在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提出「接受教訓,下不為例」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新華社立即轉發,《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    
    專門反駁「兩個凡是」論者對「真理標準」一文責難的首篇重頭文章,是由吳江撰寫、孫長江參與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由於汪東興已對各報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了禁令,為減輕耀邦和《理論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已受到的壓力,這篇文章得到了已恢復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的羅瑞卿的大力支持。他赴德國動手術之前,還專門為這篇文章的發表給耀邦打電話說:「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不幸他這一去,在手術台上與世長辭;這個電話成了他給耀邦的最後一句遺言。    
    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這篇一萬六千字的文章,《人民日報》同日全文轉登。    
    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林彪、「四人幫」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根本顛倒;闡述了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就是實踐檢驗真理、使理論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展的科學依據;然後針對「真理標準」討論後出現的種種指責與非難,發表了鮮明有力的不同意見。    
    文章說:林彪、「四人幫」所以大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就是為了對任何事物任何人,可以不顧事實地由他們任意解釋任意貶低,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好人說成壞人,壞人說成好人,完全視他們的「階級鬥爭需要」而定,他們也把這叫做「事實為需要服務」。    
    文章說:本來,路線的正確與否,只要尊重事實,不掩蓋事實,讓實踐與事實說話,那是不難辨別清楚的。林彪、「四人幫」砍掉真理的客觀標準,是為了便於他們胡作非為、作假偽造而又能強詞奪理,把隨便什麼臆造、謊言宣佈為「真理」,其危害之烈、情節之惡劣,幾乎每個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文章說:可是有些同志卻發出了這樣的責難:把實踐擺在第一位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麼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話擺在什麼位置呢?    
    文章說:對於說這種糊塗話的人,除了上面所說可供他們思考以外,這裡,只須再反問他們一句:毛主席說過:「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你們把毛主席這個教導擺在什麼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真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們還是應該好好學習。    
    文章說:我們有些同志自稱信奉唯物主義,熟讀《實踐論》,但一聽到實踐標準就如臨大敵,究竟為了什麼呢?應當認為,這是目前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思潮。這種思潮,同群眾中、工作中、在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剛剛恢復和發揚起來的實事求是、憑事實講話、敢於提出和研究新問題的優良作風,站在對立面。這兩者之間的鬥爭,毫無疑義反映了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這場鬥爭的深刻性和複雜性。    
    文章也不客氣地指出:改變一些舊口號往往很不容易。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這一點以外,還因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這些舊口號聯繫在一起的緣故。這些人,他們口頭上說的是擔心某些舊口號、舊提法的修改,會導致整個革命和整個理論的否定(顯而易見,這不過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飾辭),實際上是害怕自己某種個人的東西會因此受到損害。    
    6月30日,《理論動態》與《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經耀邦審定、署名「岳平」(特約評論員的諧音)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從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批評了「兩個凡是」,同時也對一切反對「真理標準」的種種議論作了總回答。    
    7月15日,第七十三期的《理論動態》,發表了韓樹英的《「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一文,文中也有「真理也是一分為二」的小標題。    
    7月21日,鄧小平找張平化談了話,要他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不要設禁區、下禁令。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邢賁思的又一力作《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把「真理標準」的討論推向更深的層次。    
    這天下午,鄧小平找胡耀邦談了一個多小時。鄧小平說,「真理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的班底很不錯,這些同志很讀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    
    也在這一天,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刊登了該社黑龍江分社記者孫銘惠的報道,介紹了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的情況。    
    討論的背景是:在「文革」中,原省委的領導同志被說成是「黑省委」;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又全都被委以重任,這說明原省委基本上還是不錯的。但「文革」中進了省委班子的人卻指責說:對「文革」前的省委只能稱「黑省委」、「舊省委」,不能稱「原省委」。這就產生了根本性分歧:如按照「兩個凡是」,這「黑省委」三字是經毛主席圈閱過的,當然是「黑省委」;而按照「真理標準」來檢驗,則不能稱做「黑省委」。於是在省委內部,乃至更大的範圍,這原省委究竟是「紅」還是「黑」,發生了許許多的爭論。    
    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用「真理標準」來衡量,「文革」前的省委是「紅的」而不是「黑的」。既然原省委是紅的,那麼對於毛主席關於「奪權」的指示怎樣看?    
    常委擴大會就此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堅持「真理標準」,不但不會貶低毛澤東思想,而是真正地捍衛了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耀邦當天看到了這份《內參》,立即提出給中央黨校每個學員小組發一份。耀邦這樣做,對學員們的思想大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新華社又將這篇《內參》稿改為公開電訊播發全國,《人民日報》於第二天在頭版頭條刊載時用了這樣的大字標題:《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問題》,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    
    7月23日下午,耀邦在家裡向《理論動態》的同志傳達了頭天下午鄧小平對他的談話。耀邦說:有些人一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就大吃一驚,一聽說《「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又大吃一驚。對這樣一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就不知道。因此,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很需要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了!    
    過了幾天,耀邦又召集《理論動態》的同志開會,佈置撰寫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又一篇重頭文章,即《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的檢驗》,由王聚武執筆。此文經幾次討論,耀邦幾次修改定稿,發表於9月10日《人民日報》和第八十四期《理論動態》,新華社立即轉發全國。    
    這些文章,不但為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報紙和中央一級的大報所轉載,還引發出更多為「真理標準」而吶喊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了《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和法制》、《一定要把林彪、「四人幫」連在一起批》、《打開理論工作的廣闊天地》、《把理論研究的空氣進一步活躍起來》、《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奪取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全勝》、《天才論與實踐論的鬥爭》、《理論工作惟一正確的方針》,等等;《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和《哲學研究》等報刊的文章分別有:《斥林彪所謂「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幫」的流毒非肅清不可》、《評所謂「專家路線」》、《在理論工作中要發揚科學精神和民主作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同志,也在報上發表了題為《實事求是地宣傳黨的歷史》的文章。    
    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和中共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等同志,也在《人民日報》分別發表了文章:楊易辰的文章題目是《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任仲夷的文章則是《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前夕,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公開發表文章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正如《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真理標準」問題在全國範圍的討論十分廣泛而熱烈。    
    對這樣一個大好局面的出現,有人評述其原由說,除民心所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耀邦的組織指揮下,迅速形成了一支健康的理論大軍,湧現出一批優秀人才。這支大軍簡直所向無敵,筆鋒銳不可當。統治中國多年的「左」傾理論,以及妄圖在新時期繼續堅持這種錯誤理論的「兩個凡是」,在這支大軍的橫掃下,頃刻間土崩瓦解,連一篇反攻的文章都拿不出。    
    如是,直到9月中旬還在「等等『中央指示』」而拒不宣傳討論「真理標準」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得不趕忙登出幾篇表示認同「真理標準」的文章,以應付一下「門面」。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一邊進行決戰的外圍戰,一邊為平反「文革」中的一個轟動國內外的重大錯案的鬥爭,也在緊張尖銳地進行著。    
    這個轟動國內外的重大錯案,就是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趙林、李楚離、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謂「六十一個叛徒」案。所謂「叛徒」,就是在日寇勢力蠶侵華北的1936年,經過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這些在國民黨北平監獄中的同志,在監獄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啟事」上簽個字而離開監獄,積極投入抗日鬥爭的那段往事。    
    那時候,這些同志都被關押在北京草嵐子胡同的國民黨政府北平反省院。他們當中,有北伐戰爭前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和土地革命戰爭及「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白區工作的老幹部,也有1936年在監獄中被獄中秘密黨支部吸收的新黨員,還有當時還沒有入黨入團但積極要求抗日的熱血青年。他們都是因為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發表抗日演說、散發抗日傳單而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擔任了黨或團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特委書記或秘書長等重要職務。儘管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和殘酷迫害,他們都一直與敵人進行多種頑強鬥爭。有些人刑期早滿,但拒絕在「反共啟事」上捺手印,寧願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萬五千里長征剛剛結束,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時日寇魔爪已深入華北,全國抗日運動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開展工作嚴重缺少得力幹才。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少奇同志建議,可以讓這些同志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以解急需得力幹部的燃眉之急。同時他們還進一層考慮到,如不及時營救這些同志,不論是日寇侵佔了北平天津,還是蔣介石集團把這些同志轉押到南京去,他們都有可能全部被殺。    
    經過慎重考慮,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提議,並上報黨中央研究決定。黨中央經過縝密研究,讓當時擔任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給劉少奇和北方局回電,批准了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北方局立即將這個決定轉致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讓李葆華迅速派人巧送獄中黨支部立即執行。李葆華和徐冰委派孔祥禎,通過秘密渠道,向獄中黨支部轉達了這個決定,但獄中黨支部一致拒絕執行。他們的理想是: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將來打著紅旗唱著《國際歌》走出敵人的牢門。    
    1936年夏天,柯慶施等人再次寫信,讓孔祥禎輾轉送到監獄去。信上說:「你們知道誰給你們寫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獄中黨支部負責人薄一波等幾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劉少奇的化名,這才勉為其難地著手研究如何執行這個決定。從1936年9月開始,他們才斷斷續續地履行了獄方規定的手續離開了監獄。事後,柯慶施對薄一波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    
    1943年,中國共產黨準備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薄一波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副團長,與代表團一起到了延安。在毛澤東的窯洞中與毛長談時,他曾說到這段往事。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你們在班房裡做了很好的工作。」    
    這次長談後,薄一波整理了談話記錄請毛澤東過目。毛澤東在這個記錄上批道:「個人的進步和黨的進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也與薄一波談了話。在談到出獄一事時,任弼時說:「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作了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    
    後來,安子文等幾位同志也與毛澤東談了話。關於這件事,毛澤東作了同樣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領中央土改工作團到了山東渤海區,幫助搞土改。1948年春節,土改工作團全體成員回到渤海區黨委所在地——惠民地區陽信縣何家灣——過春節。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格平請康生和土改工作團全體成員吃飯。    
    飯後,康生與團員張琴秋、毛岸英、凌雲、於光遠、曾彥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從劉格平也在當年的北平軍人反省院裡坐過班房談起,說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獄的事。    
    康生說,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國形勢,深感華北形勢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來,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備的幹部。但是很多有經驗的老同志卻在平津敵人的監獄裡。如果再不加緊營救,蔣介石就可能把這批同志轉往南京。如日寇很快侵佔了平津,或者華北國民黨政權漢奸化,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殺。考慮結果,中央決定,讓他們辦理了出獄手續。當時很多同志都照辦了,惟有不屬薄一波他們這個黨支部的劉格平沒有辦,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來,多坐了八年牢。    
    這個「飯後漫步閒談」足以說明,康生對這段往事的曲折過程也清清楚楚,並不覺得薄一波等人自己對這件事該承擔什麼責任。所有黨的領導人對這件事的歷次表示,更說明這些同志自身在這一點上都清清白白、蒼天可鑒。    
    正因為這些同志的獄中表現甚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又功勳卓著,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都被黨的「七大」和「八大」選為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乃至中央政治局成員。黨的「七大」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於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工作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這些都只能得出這樣一種結論:薄一波等同志於1936年奉黨中央之命,以那種方式離開敵人監獄,根本不存在任何問題。    
    但是,日月輪轉,三十個寒暑過後,這突然成了特大問題。1966年8月4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為呼應徹底整垮劉少奇,下令在已很龐大複雜的「彭羅陸楊」專案組中,悄悄塞進與劉少奇密切相關的「1936年」專案或簡稱「三六」專案。    
    這時,這批老同志中已有十九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黨為人民壯烈捐軀,或在建國前後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戰爭的生死關頭,沒能經受住新的嚴峻考驗而叛變,被自己人處決。「文革」時仍健在的只有四十人,其中二十二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另有十三人為省政協副主席或司局級幹部,其他人為一般職務。    
    對所有倖存的這些同志,康生、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謝富治等人到處煽動學校的紅衛兵予以揪斗迫害。他們對那些不明歷史真相的年輕人煽動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佔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康生在軍委擴大會上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只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接著康生又到安子文擔任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去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    
    在這個殺氣騰騰的過程中,儘管周恩來多次出面勸阻,給有關方面打電話、發電報,說明這個問題由中央負責,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給正在廣州養病的薄一波發電報,叫他「千萬不要回北京」;但是由於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動,各地紛紛成立了「抓叛徒戰鬥隊」,把過去所有被敵人逮捕過但已做過正確結論的同志的舊案統統翻了出來,甚至無中生有,製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冤假錯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文件。隨之,過去在南京、蘇州、濟南、太原、新疆等地國民黨或侵華日寇監獄中囚禁過的老同志,以及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幹部,幾乎全都被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團」;株連所及,冤獄遍佈全國。    
    此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也被正式定為「叛徒集團」。不但這四十位老同志悉遭殘酷迫害,他們的家屬、子女、親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連審查與迫害的成千上萬。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1975年鄧小平就說過: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小平同志說: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於「四人幫」搗亂作梗,這個問題不但沒能得到解決,而且中央專案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組織部還再次派人對這些同志進行威脅,強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監護」的老同志離開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劉瀾濤去了安慶;與「三六」專案毫無關聯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陝西。他們還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陽,並派來了河南省公安廳的三個人要押著去。薄一波堅決不從,並再三抗議,才被勉強留在北京。    
    專案組的人警告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指1936年出獄經過),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你有利;講了就對黨不利,對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們的意見辦,將來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從寬考慮。」    
    對薄一波的這類警告或「提醒」,不止三次五次。    
    對劉瀾濤等人,專案組的人也是這樣說:「不要寫1936年履行手續出獄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這一歷史事實抹掉,重寫。」    
    粉碎了「四人幫」,尤其在1977年7月黨的「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原有領導職務之後,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再次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1977年11月11日,當年曾向獄中黨支部轉達過黨中央指示的當事人孔祥禎,此刻也再次向黨中央寫信說:「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癒。幸由葉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我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瞭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慼慼。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鑒早殞;而親身經歷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來這件事情的經過呢?」孔祥禎在信中還特別強調:「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時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接著,孔祥禎在信中還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黨中央如何批准、柯慶施如何佈置給李葆華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過他兩次給獄中黨支部傳達黨中央指示,以及後來薄一波等人出獄的經過,等等,都作了詳細的令人信服的說明。    
    但是,中央專案組和郭玉峰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頑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離開北京城。薄一波也照樣堅決不去。正在這無法調和的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組織部。他覺得,必須迅速掀掉扣在薄一波等同志頭上的這口大黑鍋。對此,中央專案組的某些人卻大為震怒、大發脾氣:「現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們的頭上來啦,這還了得?」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了得不了得,先打開一個小小突破口

    恰巧,這時與「六十一人」密切相關的一封申訴信,經過鄧小平、汪東興的批示轉到了中央組織部。    
    申訴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遺孀。    
    王其梅當年離開敵人監獄才二十二歲。「九·一八」事變他十七歲,在北平讀大學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大同盟,擔任支部書記;1933年1月加入共青團,同年7月轉為共產黨員。黨組織派他去從事兵運工作,他就毅然離開大學,去國民黨軍隊當伙夫、車伕、勤務兵、馬弁,積極發展軍人黨員。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他擔任北平學聯交際股長,奔走吶喊於街頭巷尾,不久被叛徒出賣而被敵人逮捕入獄。1936年秋天出獄後,他奉黨的派遣,去開闢豫東根據地,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歷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特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任特委書記、地區黨政軍委書記、地委書記、旅政委、軍分區政委和司令員、師政委、軍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十八軍副政委兼進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進入拉薩,隨之被調回昌都兼任十八軍後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區分工委書記,指揮部隊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和西藏軍區副政委。    
    雖然王其梅功高位顯,但他一直艱苦樸素,對文恬武嬉驕奢淫逸之風深惡痛絕。1955年實行軍銜制後仍十分注意節儉,除買書和接濟困難同志外,他從每月三百多元工資中省下二百元。雖然他與王先梅已有五個孩子,需要撫育,而他認為讓孩子們自幼多吃苦,有好處。「三年災害」期間,他將五年來節省下的一萬多元全部獻給國家,以解國困於分毫。據認為,這是當年有此義舉的惟一高幹。    
    康生等人釀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辭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門。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歲(1938年)參加新四軍、十五歲參加共產黨的老同志,此刻與四個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處。年歲稍長的大女兒要求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或雲南農場都被打了回來,說是「沒資格」。為了生存,她自己扒火車去了內蒙阿榮旗插隊務農。王先梅後來把分住幾處的八歲到十六歲的兩兒三女都收攏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輕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們也服從分配,打魚、割草、放鴨子、餵牛、種地、挑百來斤重的大糞桶,派啥幹啥,但同工而無酬。他們的父親含冤去世後,周總理批准給每個孩子每月十五元撫養費,西藏軍區卻拒不執行,他們六年未見分文。他們全家燒水做飯,只能去附近鋼廠撿煤渣,也被干校的連長說成「太丟人」!這樣,孩子們常常清晨五點外出打魚,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餓十二個小時。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銷,按規定,沒工作的孩子應隨父母回北京,王先梅才把孩子們帶回北京。周總理再次批示,才開始發給這些孩子的生活費。但輕工部仍未能對這些孩子一視同仁,而將他們的戶口,轉去河北固安縣五七干校。後來,大男孩掌握了製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藝,並會修理鋼琴做道具,報考海政歌舞團,文化素養、藝術技能、個人歷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專案中一直懸而未決,而未被錄取。小女兒在外地讀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讀高中,又被評為三好生,並被選為團支部書記、優秀團員。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召開的毛主席追掉大會和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學校其他各班的團支部書記和支委都參加了,惟獨她這個團支部書記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員。    
    歷遭如此許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難平靜。1977年12月8日,她向小平同志寫了申訴信,信中簡單敘述了孩子們的遭遇,接著說:    
    「我曾於上月多次找總政治部有關單位,同時也寫報告給總政治部領導同志並報中央領導同志,如實反映了上述情況,並明確表示:對於我愛人的問題,我和我的子女堅決遵照黨組織對他的結論正確對待,同時懇切地要求黨組織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黨的政策範圍內的政治權利,不因其父的問題受到影響,以便發揮他們的特長。」    
    「黨早有政策,出身沒有選擇的餘地,『重在表現』。但一些地區和單位在具體執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兌現。十年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實際問題而得不到解決。根據黨的政策和孩子們的現實表現,我感到對他(她)們說服無力,我和孩子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經過一翻輾轉投遞,此信到達鄧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鄧小平當即批示:「請東興同志批交組織部處理。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問題不應影響其家屬子女。建議組織部拿這件事做個樣子,體現毛主席多次指示過的黨的政策。」汪東興看了也接著批:「請耀邦同志閱辦。毛主席歷來有指示,應區別對待,不能歧視。」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黨中央兩位副主席閱批過的這封申訴信。他立即找了幾位同志研究並決定: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做徹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當天下午三時許,耀邦委派的中組部一位副局長王建梅和王盛湖兩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門王先梅家的兩間房,傳達了兩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囑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都激動得流著淚,一再表示感謝黨中央對他們的關懷;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從政治上解放了他們。當問到還有什麼要求時,王先梅說:對王其梅的結論應該重新做。至於我自己,組織上已經十年沒讓我工作了,我要求盡快恢復工作。另外按黨的政策,應該給孩子們出路,夠參軍條件的,就該讓他們去。    
    1978年元旦後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輕工部,擔任科研室外事處長,仍做外事工作;大兒子被批准參軍,去了海政文工團;學醫的二兒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樹醫院;小女兒考上了北京醫學院。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實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摘要)》,並發表了該報評論員文章:《落實幹部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    
    評論員文章說:當前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必須扭轉寧肯「左」一點的錯誤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幫」流毒影響,不敢正視事實,搞過頭了也不肯糾正,把正確落實黨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現。他們不瞭解,對待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對一個人的正確處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會牽涉到周圍許多人和影響到一大批人。這關係到黨的路線和政策,關係到黨的事業,我們要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積極主動去解決。    
    這組消息、信件摘要和評論員文章的發表,並經中央電台的多次廣播,引起廣泛反響。各地給中央組織部、《人民日報》和王先梅個人的信件紛紛而至。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認為,對王其梅同志家屬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實,評論員文章又說了那樣的一大段話,說明康生們蓄意製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劉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遲早的事。    
    然而,人們對這種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擴大突破口時的激烈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級重大案件的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寫信提議,是不是把包括「三六」專案在內的這些重大案件統統轉交中組部複查處理的時候,汪東興等人仍然不以為然。他們說:只能把中央專案組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辦公室對一些案件的審查結論交給中組部,而有關的旁證材料、審訊記錄、被審查人的申訴等等的文書檔案,仍由中央專案組保管。同時,耀邦與中組部同志的這些舉動,都一一被人傳到了汪東興等同志那裡。後者覺得,有必要予以釜底抽薪。    
    上文談過: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曾找耀邦與陳野蘋談過話。那次談話,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的幾個人也在座,他們單刀直入地談了「六十一人」問題。    
    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三個人(指汪本人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貫徹華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所以,關於這些案子,還是原來的那句話:結論材料可以交給組織部,而文書檔案不能交。另外,關於一、三辦的所有其他案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給組織部;屬於敵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第一辦公室的人更盛氣凌人。他們一位姓范,來自海軍某部門;一位姓楊,來自陸軍某個學院。他們以命令的口氣對耀邦和陳野蘋說,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翻案,並說,帥孟奇(深受大家尊敬的帥大姐)的「叛徒」案也絕對不能翻。    
    耀邦明白:這實際上是開他的批判會。他先洗耳恭聽,然後才開始答辯。他說:真正的材料都在文書檔案裡。比方說,這個案子緣何而起?調查所得的旁證材料究竟如何?結論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頗?我們今天複查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個「啟事」是有的,但這個「啟事」是怎麼來的?只有摸清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過,分清組織與個人的責任。「六十一人」問題,早在「七大」時就已做過正式結論。當時我們很多人都在延安,記憶猶新。事隔三十年,為什麼又要翻開這本已經一清二楚的舊賬?對這本賬,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惟恐天下不亂,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渾水摸魚。    
    耀邦最後說: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第三辦公室的案子,幾乎都是「叛徒」、「特務」之類的敵我矛盾,哪有什麼人民內部矛盾?為了對黨對同志負責,我們的意見還是交給組織部複查,還是統統交。    
    當然,這個要求不可能被汪東興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帶來這樣一個大難題:這許多所謂的「結論」,無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當年設下的框框,仍然肯定這些同志是「自首變節分子」,是「叛黨」、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組織路線的一部分」,全都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給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費,已被迫害而死的就聽其死去。    
    對於汪東興、張耀祠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再對他們說什麼。因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專案組是由怎樣的一些人組成的。其中開始審查「彭羅陸楊」案,後又加進「六十一人」案的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恰恰就是薄一波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兼太岳軍區政委時的一位老部下——太岳軍區所屬第一縱隊下面的一個團的政治處主任。「文革」開始十多年來,他在林彪、康生、「四人幫」的指使下,對他的老首長薄一波及其他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竭盡迫害之能事。    
    「四人幫」的猖狂時代一結束,仍在冤案陰影籠罩下的薄一波為了給這位步入歧途的故舊創造一個回心轉意的餘地,特地拜託當年同在太岳軍區的另一位老戰友去向這位故舊捎了口信,希望他利用撥亂反正的大好時機一改舊習多做好事,向新的黨中央提供全部實情。    
    沒想到,這位聽了口信的故舊一下從沙發上蹦了起來,氣急敗壞地說:「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遠翻不了!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    
    耀邦和許多同志還知道,瞿秋白同志的遺孀楊之華大姐直到病重垂危之際,中央專案組的有關人員才假惺惺地宣佈對她「解除監護」,送往北大醫院治療。送到醫院不久,楊之華大姐就含冤死去……    
    這對耀邦等人來說,雖痛心疾首但並不感到驚奇,他們知道,一些專案人員在辦「專案」過程中,是如何殘酷迫害許多老革命的。別的不說,單以賀龍元帥專案組為例,在這個「主案組」之下,還設有十幾個「分案組」: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裝甲兵的許光達專案組;通信兵的陳鶴橋專案組,樊哲祥專案組;工程兵的譚友林專案組;北京軍區的廖漢生專案組;成都軍區的黃新廷專案組,郭林祥專案組;武漢軍區的楊秀山專案組;新疆軍區的張仲翰專案組;空軍的成鈞專案組,向黑纓專案組;國家體委的榮高棠專案組,等等。這些被「專案」的對象,都曾是不同革命歷史時期賀龍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絕大部分是賀龍同志統率的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師和晉綏軍區的老幹部。另有一位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據說就因為秦基偉的夫人曾是西南軍區的保衛幹部,是賀老總為他們牽線做媒的,秦基偉也由此而被關押在一個部隊農場長達七年之久。    
    這些專案組,其凶殘冷酷狡詐猶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刑訊、逼供、誘供和製造偽證成了公開的秘密: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的專案人員在他的床頭吊了一個三百瓦的大燈泡,不交代「賀龍乞降通敵情況」,就折騰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覺;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被整天罰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謂的「賀龍罪行」;裝甲兵副司令員頓星雲拒絕參與誣陷賀龍和許光達,被專案人員猛一拳打瞎了一隻眼;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通宵達旦罰跪,半邊臉被抽打得□青烏紫,骨瘦如柴,便膿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員譚友林被連續幾晝夜地突擊審訊,險些死於獄中……    
    一位將軍被打得通身劇痛實在沒法忍受,被迫接過紙筆,按專案人員的口授,寫下了賀龍在洪湖根據地大部分失手後,曾與蔣介石派去湘鄂川黔邊區誘降的「特使」熊貢卿「議妥」叛變的條文,儘管賀龍當年及時向黨組織做了匯報,並當眾公審槍決了熊貢卿,根本沒有所謂的「議妥」叛變的影兒。數日後,又有一位賀老總當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證明」賀老總當時之所以叛變未遂,是因為遭到紅三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出於無奈才殺了熊貢卿。    
    在所謂的賀老總「現行問題」上,賀老總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專案人員的殘酷折磨而信口胡謅,說賀老總為研究「兵變」先後八次召開「黑會」,著重研究如何在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安插親信奪取領導權,以及掌握控制部隊等問題,並將兵變時間確定在10月1日,第二天這位骨頭欠硬的人翻供,專案組便對他進行更加凶狠的批鬥,叫做「打他的態度」;這位軟骨症患者幾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專案組非要他「假話真說」不可。接著專案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審了另外兩個所謂「參加黑會」的人。酷刑之下,這兩位也分別承認到「會」了,但參加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都與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塊兒。    
    但主案組「分析」認為:肯定開過「黑會」。這麼大規模的兵變計劃,不開會各軍區、各軍兵種怎麼統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屬所有分案組一律以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為準,「兵變」時間統一在10月1日。    
    歷史就是這樣被強暴編造的。從此各分案組競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一位瘦小體弱的將軍已被罰站二十三個小時了,渾身一軟便栽倒了。一個塊頭很大的專案人員走上前,擰住他耳朵將他拎將起來,可手一鬆,他又像一攤泥似的癱軟下去。一旁的好幾個專案人員衝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滿地亂滾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聲「我交代」,那疾雨般飛踢來的「翻毛腳」才收住勁。一個專案人員將一枝筆往他手裡一塞,誘供說:「好好坦白,那天是個節日!」    
    「五一?」    
    「媽的,不對!」    
    「那就是『七一』?」    
    「還不對!再想想,是個很大的節日!」    
    「那就是『八一』了!對,『八一』建軍節,我們軍隊的重大節日!」    
    「還是不對!不過差得不很遠了,再給你三十秒鐘考慮!」    
    「難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說!」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寫下來!」    
    專案組人員認為這是「鬥爭的需要」,不以為恥!    
    被迫害得最苦最慘的是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那些打手故意將麵條倒在樓梯上,逼迫許大將趴下去舔了吃,並放肆地呵斥說:「你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你大將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想什麼時候鬥你就什麼時候鬥你!」他的專案組組長、裝甲兵保衛部的某位副部長,在審訊時攥緊拳頭帶頭朝許光達當胸一拳,打手們紛紛赤膊上陣,幾次打得許光達心臟病發作昏死了過去。在場的醫生將他弄醒,打手們接著再打,直打得他內傷纍纍,卻不見出血。打手們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籐椅上打。有一次,一個狗熊般粗壯的漢子飛起一腳,將許光達連人帶椅踢翻,然後又把他揪將起來扔回椅子裡,鮮血浸透了他的白襯衣和被強行扒掉領章的軍裝。    
    專案組還對許光達施行車輪式滾動審訊。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個姓黨、一個姓都的兩個大塊頭,一左一右地反擰住許光達的胳膊,將他的腰摁彎了九十度,主審人硬要他承認是「賀龍兵變總參謀長」,許光達據理力辯,堅決不承認,那個姓黨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許光達的腹部,邊打邊狂叫:「我乾脆讓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算了!」    
    姓黨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樣邊打邊叫罵:「你過去說我是小貝利亞,老子今天就打你這個老傢伙!」直打得許光達口中的鮮血順著嘴角往外流。    
    許光達的身體終於被徹底摧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療六十天,仍受審七十九次,被逼寫所謂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審二十九次、逼寫材料二十九份。1969年5月23日,許光達已報病危,專案組仍加緊審訊。5月31日,即許光達悲辭人世的前三天,人已臥床不起,專案組還將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請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時二十分,許光達在既無醫護人員看護、又未獲准親屬陪護的情況下,慘死於病房廁所的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天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樣的賀龍元帥於上午八時送到三○一醫院,於下午二時也離開了人世……    
    這些,都是如此這般專案組的罪惡記錄!!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志的談話中坦率承認:「我看賀龍同志(被)搞錯了,我要負責任呢!」對賀龍「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    
    1974年9月,鄧小平恢復工作時,賀老總的冤案終於得以昭雪。1975年6月9日——賀老總辭世6週年,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參加了賀老總的骨灰安放儀式,對賀老總作了高度評價,再次肯定「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這也等於為受「賀龍專案」株連的所有受害者恢復了名譽。但是「四人幫」和搞專案的一些人,竟然把周總理抱病參加的賀老總骨灰安放儀式誣稱為「復辟翻案的典型」。時至1978年的此時此刻,胡耀邦要求將中央專案組的一切檔案材料轉到中央組織部統一複查處理的當兒,有關專案組的一切違背黨的傳統精神的黑暗內幕,對胡耀邦和中組部的老資格來說,又早就不是什麼秘密。對如此專案組的一些人,在平反冤假錯案上,你還能抱什麼「善哉善哉」的指望麼?耀邦斷然決定:對這些重大案件複查平反,中組部只能另起爐灶!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另起爐灶,兵貴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組部,立即把干審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    
    「實事求是。」人們都這樣回答。    
    「可是要擔大風險的喲!」    
    「再大的風險,」有人說,「還能超過『四人幫』的?」    
    耀邦說:「對,要有這份勇氣!」    
    耀邦說:按照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是對偉大領袖晚年搞錯了的事,也應該予以糾正。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針對這種態度,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請大家議議行不行?」    
    大家說,應該這麼辦,這既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又簡明有力。這時,耀邦才向大家談了這次與汪東興等人的正面交鋒,並下達了準備「另起爐灶」的動員令。    
    但為穩妥起見,耀邦覺得有必要首先取得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負責人匯報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時,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許多人及死者親屬要求複查的強烈願望,並表示中組部準備進行複查。    
    不久,鄧小平又接到了有關「六十一人案」的兩封申訴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耀邦隨即指定干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這項工作。    
    耀邦說:作為專案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那個「結論」所依據的有關材料,都是中央專案組已經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價值的實事求是的東西,恰恰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們最不屑一顧的。他們可算是做到了各盡所能地「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於「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後快。事實上,一個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來的,這必須查清楚。在搞的過程中,中央專案組當然也做過一些調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調查。他們所需要的,如獲至寶;他們認為不合「口徑」的,就不會寫到結論上去。而這沒被寫到結論上去的一些真實情況,如果光看那個「結論」是看不出其一絲痕跡的。所以,我們這「另起爐灶」,就必須下工夫對能夠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訪一遍,看看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樣,才能還歷史事實之本來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當事人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哪些責任應是組織領導方面承擔的。這樣,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對黨對同志高度負責。    
    說完,耀邦又叮囑他們:此案關係重大。為減少阻力,先不宜聲張,要審慎、精細、踏踏實實地調查研究,珍惜每份資料,爭分奪秒,爭取三個月複查完畢,寫上複查結論,在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來。    
    談完話,正好吃午飯,耀邦也拿著自己的碗筷,和大伙邊走邊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說:如果不把「兩落實」(指落實幹部政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抓得緊緊的、搞得美美的,我們的黨和國家就不會揚眉吐氣。而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同志的特大錯案的平反昭雪……    
    進了大食堂,賣飯的大師傅一眼瞅見胡部長排在大老遠隊尾,連連大聲招呼:「胡部長!您靠前來;您工作忙,靠前來!」耀邦說:「大家都忙啊!你就順著來吧!」    
    耀邦買完飯,像往常一樣,與大家圍在一起邊吃邊聊。耀邦說: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我們這兒又是「黨員之家」了。既然是「黨員之家」,我們就要形成這麼一股風氣:多跑門可羅雀的寒門,少走車水馬龍的大戶。一句話:多走冷門,少走熱門。    
    「老賈,」他轉臉對坐在一旁的賈素萍說,「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這不用說,以後當然也該去看看劉瀾濤、安子文等人。雖然六十年代初,耀邦從湖南調往西北局擔任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之後,為制止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劉瀾濤在「四清」運動中的「左」傾路線對農村廣大基層幹部的無情打擊和殘害,曾被劉瀾濤整了又整,整得很不輕;但是他很欣賞的「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的那種品德,不是光要別人去學習和實踐的,他仍然決心為包括劉瀾濤在內的「六十一人案」的徹底平反而勇往直前……    
    賈素萍,一位忠誠幹練的老同志。革命戰爭年代,她就擔任過太行兵工廠的黨委書記。她急忙答應耀邦:「這就去。」    
    當天下午,賈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無家可住而臨時棲居於西直門外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傳達室,賈素萍一見這位鬚眉皆白,被「造反者」打傷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熱情地上前問候,並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頓即感動得涕淚交流。十多年來,不少的紅衛兵、專案組無數次地對他調查審問,從不稱他為「同志」,也不通報單位姓名,更沒有任何稍稍過得去的結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組部派來的賈素萍等四人,不但親親熱熱地稱他為「同志」,還說明是奉耀邦部長的委託特地前來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動異常。    
    「今天我們先來看看您,聯繫一下。」賈素萍說,「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找個時間,我們再來聽取您的意見和要求。您看怎麼樣?」    
    「不,」薄一波興奮而急切地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    
    邊說著,薄一波就把賈素萍他們請到自己的房間,一口氣談了七個多小時,一吐十多年來的悲憤和夙願。    
    從此,賈素萍一行四人冒著盛暑,在京城到處奔走。他們找到了與「六十一人案」有關的周仲英、馬輝之、劉有光、朱則民、孔祥禎等多人並逐一交談。孔祥禎在交談中指著自己已經殘廢了的雙腿說:「過去紅衛兵和專案組的人多次來,口稱調查,可是比審訊還凶。我說的都是真實情況,他們全不信,還要逼著我在他們寫好的誣陷的結論上簽字;我不幹,他們就整我,把我的雙腿都整殘廢了。他們後來再找我『調查』時,我就不再同他們談一句話,給他們吃閉門羹!這次你們來了,我衷心歡迎……」    
    8月上旬,賈素萍一行飛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飛機,江淮的炎熱使他們好像突然掉進了蒸鍋一樣,但他們還是立即前往安慶,在一間小平房裡找到了劉瀾濤 。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從西安被揪到北京,關押審訊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雖然被從監獄中開釋出來,但專案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頭上,不給他自由,不許他和任何親友見面,並逼迫他「下放」安慶。為此他寫了一首小詩:「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總作罷。雲海蒼茫君何往,黨是親娘神州家。」以表明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志。現在見到了「黨員之家」派來的人,讓他傾述他們當年在敵人的監獄中與敵人的鬥爭,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富有理智而堅強的劉瀾濤不禁熱淚滾滾。他熱誠地要用自己在院子裡種的菜豆角親手做菜,招待賈素萍一行。賈素萍說任務緊,婉言拒絕了劉瀾濤的盛情,又僕僕風塵地趕到淮南去見安子文。    
    被幽禁於淮南的安子文,面對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長的中組部來的同志倍感親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擰掐,遭受過許許多多的迫害與凌辱,以及康生們強加的「叛徒」罪名,原以為人們早把他忘得一乾二淨,或仍然對他歧視敵視,誰知賈素萍一行不僅帶來了部分同志的關懷與問候,還帶來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剎那間苦屈難訴,嗚嗚痛哭不已。    
    賈素萍一行結束了在安徽的調查訪問,又快馬加鞭地趕到山東、天津和吉林,然後再折往西安,去訪問一位年過七旬的知情人。連續數月,他們走訪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們及其家屬子女的一摞摞申訴材料,查閱了中組部保存的這些同志檔案中的各人有關出獄經過的自敘,調閱了大量敵偽檔案,走訪了1936年擔任我們黨北平市委書記的李葆華、黨的「七大」期間熟知代表資格審查情況的中組部幹部科長王鶴壽和晉冀魯豫代表團的另一位副團長王從吾,並請他們都寫了書面證明材料。    
    「文革」伊始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宋任窮,也寫了證明材料,證明周總理當時曾給他一個電話,讓他這樣回答「揪叛徒戰鬥隊」的紅衛兵:「趙林(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張聞天同志的老伴劉英也寫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認真回憶當年張聞天作為黨中央總書記,是如何與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研究批准了劉少奇的那個建議,並給劉少奇回電的。    
    中組部同志的調查研究緊湊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賈素萍心房纖顫,患了心臟病。寫證明材料的同志也爭分奪秒。1978年8月21日,悶熱的夜晚,於光遠汗流浹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彥修住處,急急如律令地說:「快快快,關於『六十一人』的問題,耀邦要我們趕快寫出證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節,劉格平請吃飯之後,康生對我們談的那段話。」    
    曾彥修一聽,連忙攤開紙,揮汗疾書。寫完,兩人簽了名,於光遠拿了就走,連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連忙挑燈夜讀。這一段時間,耀邦不但常常夜讀這類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賈素萍等人每次調查歸來,他都立即聽取他們的匯報,認真閱讀他們寫的每一份調查材料,在這些材料上先後批寫了這樣一些字句:「這份材料很有用」,「這份材料很說明問題」,「送中央常委閱」,「根據這些充分的複查材料,可以起草報告提綱啦」。    
    隨後,耀邦與賈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給中央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複查報告。一切似乎進展得一帆風順,但是耀邦明白:問題遠不是那麼簡單。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中南海裡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這個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遂讓耀邦主持會議,並在開幕式當天作主要講話人。    
    明眼人看得出:這將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    
    正因為這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歷來不愛宣讀講稿,而習慣於旁徵博引、嬉笑怒罵皆文章的胡耀邦,這次卻特別請來政研室和干審局的一些同志研究並協助起草講話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兒呢,你還送到門上去?」    
    耀邦說:這正是廣泛動員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好時機,是踏破鐵鞋也難找的最好講壇,我們絕不能放過。我們永遠記住這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尤其在有關黨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更要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那種不講原則,「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氣,是同我們黨的性質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兩個不管」去針對「兩個凡是」,我想大概都有這樣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個人崇拜了。我相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歷史性決議:永遠永遠地嚴禁個人崇拜。因為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復辟。其危害之烈,莫此為甚!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中說過:「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林彪、「四人幫」們搞了這麼多年的個人崇拜,對全黨全國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難道還不夠嗎?    
    耀邦說到這兒,在座的有人說:您說的都很對。但是現在,人家既然一直強調「兩個凡是」,就會說我們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標準」文章出來時就已經這樣大說特說了。對這種謬論的反駁,我們也得想得周全些。    
    說得對。耀邦說:關於如何正確對待毛主席,我們與「兩個凡是」論者是有原則區別的。對待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和正確的思想路線,我們一定要遵循不變;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則絕對不能延續不變。否則,就是對黨對人民的不忠。    
    這次談話後,一連數日,在中組部的部長辦公室,耀邦都抽出一點時間,向政研室的苗楓林等同志口授全國信訪會講話的主要內容,委託苗楓林起草講話稿。    
    對耀邦的這個講話,苗楓林認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發一場激烈爭論。因而在起草過程中,他盡量把觀點闡述得十分周密而無懈可擊。等把稿子弄好送給耀邦過目時,他又一次勸阻耀邦:「最好等時機成熟了再講。」耀邦一聽,不免有點氣,說:「你們這些人就是謹小慎微。」苗楓林請耀邦再考慮一下,耀邦義無反顧地說:「怕什麼!就是下油鍋,也總得有人下嘛!」    
    這一邊,人們忙忙碌碌,心情歡暢;另一邊,有人氣得咬牙咯咯響。    
    9月11日,就在全國信訪會議即將召開之際,剛剛印出了復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雜誌,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為,文內有這樣的小插題:    
    林彪、「四人幫」是現代迷信的製造者;    
    現代迷信是新長征路上的一大障礙;    
    站在破除現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廣大青年:階級鬥爭的規律和現實告訴我們,科學與迷信的鬥爭是長期存在的;不但現代迷信妖霧未散,今後也很難完全避免再出現借「高舉」以營私的政治騙子,很難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現的現代迷信。為堅持真理而勇敢鬥爭、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是永遠需要的……    
    很顯然,這也是犯了「兩個凡是」、「永遠高舉」的大忌的。汪東興火急下令禁止發行。有些火爆不服氣的青年人急得沒法,把這篇文章和《春風吹又生》的復刊詞貼上了西單民主牆,還有人搬請共青團中央的元老鄧(穎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關注這件事。一位開國老將軍也為這件事給《人民日報》的一位同志打了電話,這位同志回答說「是汪(東興)副主席執意要這麼干」。氣得這位老將軍把電話一摜:「什麼副主席?」這時,汪東興才很不情願地,為這本青年男女廣泛喜愛的雜誌的發行開了綠燈。《人民日報》立即轉載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學》一文。    
    9月18日,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如期開幕。耀邦從從容容地走上了懷仁堂講台,並發表了那篇講話。台下掌聲連連。他一回到中組部,一直提著心的苗楓林,急忙迎上去問耀邦的秘書張耀光:「講得怎麼樣?」張耀光回答了三個字:「很對勁!」耀邦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還是出了事!按規定,大會秘書處應該立即把耀邦講話全文登上會議《簡報》。但是,等《簡報》發下來,許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講話的精髓——用「兩個不管」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被刪得一字不剩。接著,續出的《簡報》連篇累牘,借用某些會議代表之口,對耀邦的講話進行了一系列批評指責。其中據說是來自河南省的代表說:胡部長的講話也太離譜了!連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負責會議日常事務的,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按說,他沒有權力刪改主持會議的中組部部長的講話。耀邦遂找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問:「你這是何用意?為什麼要刪去這句話?」這位同志說:「這是汪(東興)副主席讓刪的。」耀邦轉身就走,沒說第二句話。    
    會議閉幕,汪東興同志作了會議總結講話。他又直接面對全體代表宣告「兩個不管」的說法不妥。散了會,9月25日,耀邦找汪東興等同志討論這句話究竟有何不妥。被詢問的同志中有人反問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麼辦?」    
    耀邦說,「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也會恢復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被實踐證明了的冤假錯案,我們都應該平反改正。」    
    對方又有人說:「『不管什麼時候、什麼人批的定的』,這說法未免太大而無當了!如果這說法可以成立,那麼國民黨時代定的冤假錯案,難道也得由我們去平?」    
    耀邦即刻把這種挑釁也頂了回去:「國民黨都被我們推翻了,他們搞的冤假錯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對方啞然。    
    過了些日子,中組部的《組工通訊》發表了耀邦的講話全文,完全恢復了「兩個不管」。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兩個凡是」的主陣地終於被突破

    經過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強勁的鬥爭,「兩個凡是」的陣地越來越狹小,「兩個不管」的洪流節節壯大。到最後,汪東興等人不得不把中央專案組管轄的所謂「大案、要案」,全都轉交中組部重新複查。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這《報告》列舉了大量經得起檢驗的歷史事實後說:    
    我們認為,「文革」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錯案。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一貫教導,我們對這一重大案件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敵人的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並不只是劉少奇個人的意見,參與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復應該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志說明,毛主席(事後)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當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現在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議當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認為這個指示有什麼不妥,那麼責任也只在於指示者,而不應歸咎於指示的執行者。	    
    (二)對那些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該恢復其黨籍,恢復其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三)在這批黨員中,有被捕後,在入反省院以前敵人審訊時,有自首變節行為,或有其他政治錯誤,對這種人,應根據其問題的性質情節輕重,另作結論。至於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說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數人不是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願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的,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鑒別,另作結論。    
    (四)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錯誤,包括嚴重錯誤,應當實事求是地另作結論。    
    1978年12月16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又一個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佈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眾廣泛傳達。    
    隨之,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為數寥寥的「兩個凡是」論者作了最後衝刺之後,一向對黨對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懷元帥的「廬山沉冤」也被昭雪於天下;陶鑄也與薄一波等人一起,從「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    
    歷史的尊嚴不容褻瀆!經得起反覆檢驗的真理才能無敵於天下!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宣佈了這一系列決定。雷厲風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黨員之家」研究部署,迅速從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處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後;有些同志病老傷殘,不便行走,組織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訪,加緊解決他們的困難。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囑的:快刀斬亂麻。


撥亂反正鼓聲急彭德懷、陶鑄與「六十一人案」同時平反

    以推倒「兩個凡是」為標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使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人們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飲開懷。彭真、陸定一、楊尚昆、楊獻珍、趙林等人相繼回到了北京。堅決不說「劉少奇是個大叛徒」而被專案組人員打掉了幾顆牙的安子文,也從淮南一農場回到了北京。白髮蒼蒼的劉瀾濤也告別了流放地安慶市。在「理論家」康生的特別「顧問」下,在監獄中戴了四年「背扭銬」或叫「蘇秦背劍」的北京市副市長馮基平,居然也活著回來了,而沒有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那樣,在這同一酷刑的摧殘下慘然死去。    
    當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時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沒能再回來。八屆候補中央委員、原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原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原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和副校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胡錫奎,原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劉錫五,前文已提過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下,分別於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及其愛人李琛,被南開大學「八·一八揪叛徒戰鬥隊」打得皮開肉綻,高仰雲不能忍受這法西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則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雲遺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這古今中外罕見的最野蠻、最暴虐的罪行,揭之於化日光天。她終於把高仰雲的血衣帶到了北京,盼到了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三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兩千多人,在人民大會堂為彭德懷元帥和陶鑄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中紀委、全國政協等所有領導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兵種、軍事院校、北京部隊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彭德懷、陶鑄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會。會場正中懸掛著彭德懷、陶鑄同志遺像,安放著彭德懷、陶鑄同志的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的骨灰盒,陶鑄的骨灰盒是在追悼會前三天由中央派出專機從安徽合肥接來北京的。    
    追悼會上,鄧小平為彭德懷同志、陳雲為陶鑄同志致悼詞。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向彭德懷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鑄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們的親屬作了親切慰問。    
    1979年1月25日,又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為「三六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幾乎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會。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長篇悼詞。    
    此前此後,北京和外地還召開了一系列追悼會,為我們的開國元勳賀龍、廬山會議開始落難的張聞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楊之華、傑出的革命戲劇家和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田漢、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和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作家馮雪峰、我國傑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隨之,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高潮時,他曾主張穩健發展,不圖虛張聲勢,被毛主席說成是「小腳女人」,被別人扣以「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的帽子,後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開始前,從《海瑞罷官》引發的「三家村」及鄧拓、吳□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後,成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謂「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倡計劃生育,而被誣為「新馬爾薩斯人口論」,「借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冤案;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贊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史學權威」,並被迫害而死的冤案,連帶著全國史學界也被扣以「『保皇黨』霸佔了史學陣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幫」意欲整倒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進而打倒周總理與朱總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幫」誣稱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為『二月逆流』翻案」、「衝擊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軍司令蕭勁光的所謂「上賊船」案;跟著彭老總在廬山落難的黃克誠同志,被林彪、「四人幫」捏造的「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推行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同彭德懷一起在廬山向黨猖狂進攻,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案;由「四人幫」密謀策劃,其黑干將遲群起草,張春橋、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誣蔑全國教育戰線建國後十七年「都搞封資修,培養『白專』苗子」案;1973年轟動全中國的河南唐河縣馬振撫中學「復辟考試制度,和孔老二一樣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案;「中宣部閻王殿」案和「總政治部閻王殿」案;誣蔑長篇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為習仲勳塗脂抹粉」、「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而鼓吹另立山頭」,從作者到出版社到審閱過書稿或對小說草稿提過修改意見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殘致死致殘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條戰線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繼被平反昭雪,對這些冤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同志,都開了追悼會。


撥亂反正鼓聲急1976年的「四五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

    對震撼全中國、必將永駐青史的1976年「四五運動」,在粉碎「四人幫」的五個月之後,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同志就提出要為它平反。雖然這個提議沒有獲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許撥亂反正的「鐵幕」,揭開了推倒「兩個凡是」的序幕。1978年,在黨中央尚未做出平反決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為參加這次運動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驅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就以大半個版面,介紹了廣州半導體材料廠青年工人莊辛辛與「四人幫」英勇鬥爭的事跡。    
    1976年4月8日,「四人幫」血洗天安門廣場的第二天,二十四歲的莊辛辛還向當時被「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公開提出了「打倒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口號。當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歲的莊辛辛,就在日記中寫了《給江青的一封信》,歷數江青煽動武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顛倒敵我搞亂階級陣線的罪行。在被捕後的審訊中,莊辛辛面無惶愧地回答:「我認為文化大革命中,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去辦,張、江、姚夥同林彪干了大量壞事。他們想把老幹部打下去,結黨營私,篡黨奪權。鄧小平同志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他,佩服他。我對周總理無比崇敬。我認為張、江、姚一夥誣蔑革命人民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行動,我不能接受。」    
    莊辛辛被判刑沒幾天,「四人幫」就完蛋了。當年12月31日,他申訴要求平反釋放,居然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所拒絕。四個多月後,「天安門事件」一週年,他寫出了第二份申訴書,接著又連續寫了三份申訴書,以十分有力的事實揭批「四人幫」,批駁了法院的荒謬批復。    
    廣州市許多幹部群眾為莊辛辛平反的強烈呼聲,傳到了中共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莊辛辛才重新獲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介紹了莊辛辛的事跡,同時發表評論說:莊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幫」及其在《人民日報》的心腹鎮壓革命群眾的又一罪證。無產階級報紙鎮壓革命群眾,是黨報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事。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從來是黨聯繫群眾的一條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完全改變了毛主席的辦報路線,破壞了黨報的傳統。必須肅清「四人幫」在新聞戰線上的流毒,恢復和發揚黨報的優良傳統。    
    當天,新華社將《人民日報》的評論和莊辛辛的事跡轉發國內外。    
    同年8月9日,北京舉辦了「首都青年與『四人幫』鬥爭英雄事跡報告會」。    
    10月10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王海力的《我們要做無產階級的好後代》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鐵路分局豐台電務段通信工。「四五運動」時,這位在部隊當過兵的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寫了一張血書,悼念周總理,被「四人幫」在北京市的死黨逮捕入獄。1978年夏天,北京鐵路分局黨委召開廣播大會,宣讀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決定,為王海力徹底平反。分局黨委還根據王海力早先的入黨申請,批准他為中共預備黨員。王海力在他的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這樣三個小插題:《我們要做無愧於先烈的後代,也要做無愧於後人的先人》、《鎮壓吧,我不怕!坐牢嗎?我等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要把一切獻給偉大的黨,做無產階級的好後代!》    
    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於國厚等人的長篇通訊《暴風雨中的海燕》,滿懷激情地讚頌了北京手錶殼廠青年共產黨員賀延光帶領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英雄事跡。    
    10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記者王永安的通訊《在急風暴雨中》。通訊記述了共青團員韓志雄與「四人幫」英勇鬥爭的業績。正是這位當時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東側張貼並宣讀了《悲情悼總理,怒吼斬妖魔》的那篇史詩般雜文。    
    10月20日,《工人日報》發表通訊員葛運池、記者辜堅的通訊《披荊斬棘、衝鋒陷陣》,記述了北京市總工會工人評論組副組長曹志傑和他的夥伴們聲討「四人幫」的史實。正是這二十八位平均年齡二十六歲的青年工人,於1976年3月30日,在英雄紀念碑上貼出了第一篇《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誓與資產階級血戰到底》的悼詞與檄文,從而開始了永垂史冊的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    
    正確的輿論是人民的心聲。在中國,那時候的輿論是十分堅韌有力的。當年11月15日,時為新華社社長的曾濤獲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曾濤立即與副社長穆青商量認為這是事件發生地現在的最高組織負責人對這個事件的正確評價,新華社要把它當做重大新聞向國內外發佈。    
    當天下午七點多,新華社向海內外發佈了這條新聞:    
    《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舉行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    
    會上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願。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跟著,11月18日,新華社又發出一條消息:《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消息說:「1976年清明節前後,首都廣大革命群眾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遭到了『四人幫』的殘酷鎮壓。從1978年5月開始,北京市公安局組織專門班子,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全面複查。經過大量調查證明,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實說明:在這個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關部門在為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時,都在結論中充分肯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為他們徹底恢復了名譽。」    
    與此同時,中共江蘇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紛紛宣佈,1976年清明節前後在各自省區內的廣大幹部群眾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全國多種報刊紛紛發表有關這種革命行動的通訊、回憶和評論文章:    
    11月21日,《中國青年報》發了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該報記者的《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11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其評論員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發表了《「四人幫」蓄謀鎮壓天安門革命群眾一罪證揭露姚文元和那個女黑干將炮製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報刊和有關省市委對天安門事件充滿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黨中央一些領導人的認同。11月2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民主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時說,中共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作出了決定,肯定了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行動是革命的。這是經過黨中央批准同意的。這就是黨中央的決定。也可以說,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決定。    
    鄧小平還對日本客人說,毛主席一貫主張「有錯必糾」,天安門事件是個錯案,當然必須糾正。不只是天安門事件,如果有些問題處理不正確,也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有錯必糾,這正是我們有信心的表現。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心情舒暢,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個現代化。    
    全國各大報刊隨之對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輪評論:    
    當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以兩個版面刊登了一萬七千字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論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並在文內加了如下幾個小插題:《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殊死搏鬥》,《歷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導人們》;    
    1979年4月5日,「四五運動」三週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發揚天安門的革命精神》的社論;    
    同一天,《中國青年報》為號召廣大青年學習《揚眉劍出鞘》一詩的作者王立山,發表了社論《發揚「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擊手》;    
    也在這一天,《工人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發揚「四五」精神,獻身四化事業》。    
    《人民日報》的社論說:粉碎「四人幫」兩年多的事實證明,廣大群眾繼承發揚了「四五」運動的精神,對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對破除現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積極作用。希望參加這場鬥爭的人們在新的長征中再立新功。


撥亂反正鼓聲急平反冤假錯案的滾滾春雷響徹四方

    這個震撼全中國也震驚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兩個凡是」後,就這樣迅疾而乾淨利索地得到了大張旗鼓的徹底平反。在這個過程中及其後,神州大地平反糾正各種冤假錯案的訊息,猶如滾滾春雷,響徹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文革」中的一百二十個「反革命」案件宣告無罪。其中有的是反對林彪、「四人幫」的革命同志,而被誣陷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無意損壞了領袖像或喊錯了口號、寫錯了字句,或發生了技術事故、責任事故,被無限上綱定成了「反革命」。浦鎮車站的一位裝卸工,說了句「毛主席紅光滿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鐵路局建築工人蕭經業,在一座不斷冒煙的土窖西側作業,因刮東風弄得他煙灰滿身,說了句「刮西風就好了」,就說他與毛主席的「東風壓倒西風」唱反調,被管制三年。還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亂語,也被當做「反革命」來懲辦。    
    南京平反這些冤假錯案,大得人心。被錯定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煥成,被改判無罪送回家時,范的幾個兒女都含著淚,表示要努力工作,報答好心人的恩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東省委在濟南召開萬人大會,為所謂的「陰謀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團」冤案,徹底平反昭雪。    
    這個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東省公安廳根據公安部指示,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對江青的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親哥哥李干卿進行了調查,查明李干卿當過日偽和國民黨的警察、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防奸組」組員等反動職務,是一個有歷史罪惡的特務、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給李干卿寫信說:「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穩住,不要害怕,還有上邊嘛!」「你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風起,竊據山東省革委會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山東的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視之為進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團的好鋪墊。1968年4月2日,他給參與調查李干卿問題的同志,扣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鐵帽子,既發密電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黨匯報。4月25日,江青、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康生,聽了王效禹的匯報。江青破口大罵山東公安機關調查他哥哥問題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並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她哥哥李干卿過去很苦,只是「為了餬口,在舊社會幹了幾天警察,他們就對他……其實是對著我們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個人,帶著江青、吳法憲的指令到了濟南,即刻抄了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李秉政、警衛處處長於傑、省交際處處長陳靜波、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濟南鐵路公安分處副處長曲和鈞、保衛股長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並在4月29日,用北京來的兩架專機把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審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審訊迫害。    
    同時,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廳廳長張國峰,從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個小醫院秘密「監護」,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縣公安局長葉茂林,在擔任省公安廳辦公室主任時,只聽過一次調查李干卿的情況匯報,也被投入監獄,出獄後不到三個月,就含冤死去。此案還株連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幹警和他們的家屬子女。    
    山東省委負責人在平反大會上宣佈:所謂「陰謀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純屬冤案,是林彪死黨和江青,及他們在山東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製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強加給被迫害同志的種種罪名,一律推倒,給這些同志徹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遼寧省委在瀋陽召開了大會,為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製造的,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大案徹底平反,為遭受殘酷迫害的九十位黨政軍領導幹部和知名愛國人士昭雪伸冤。    
    這個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案,」就是1946年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重慶談判桌上向國民黨反動派提出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之事,呂正操等四十二位同志響應黨中央號召,並經黨組織同意,以新華社發消息的方式,向蔣介石並政治協商會議拍電,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中共中央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發表的東北各界和呂正操、萬毅、閻寶航、陳先舟、車向忱等紀念「雙十二」十週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釋放張學良。    
    這完全是正義的革命行動。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卻顛倒黑白,硬說這是「叛黨投敵」,硬說這是要求蔣介石把張學良放回東北,「密謀策劃在國民黨軍隊向東北進犯時,倒戈投敵,搞掉林彪作戰指揮部,暗害林彪」;因而「這是長期預謀,妄圖叛黨投敵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人名單中的原遼寧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陳先舟,原遼寧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承金等多人被「監護」關押,另有許多人在本單位被「隔離」看管,都遭到了刑訊逼供。    
    1969年1月,製造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編造出一個九十人的所謂「軍閥張學良東北地區殘餘分子名單」,株害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十二名,部、廳、局長級幹部三十六名,全國政協委員七名,省政協委員十七名;並胡說「東北地區我黨政軍內,隱藏著一股以張學良的部下、政客、幕僚為主體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結成的反革命勢力」,誣蔑這些革命老幹部和愛國人士,是「打著抗日的幌子混進了革命隊伍」,是「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陣營內部的」,等等。由此,凡是在張學良部下幹過事的東北籍人士,甚至當年只是東北中學、東北大學的學生,都被湊進了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    
    在平反大會上,遼寧省委第三書記黃歐東宣佈的省委決定說,對被列入這一冤案中,定為「特務」、「叛徒」、「叛黨投敵集團成員」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計九十人,一律平反;對被迫害致死的高崇民、閻寶航、張學良之弟張學思等同志予以昭雪;對致殘致傷的同志,予以妥善安置其工作和生活。徹底清理銷毀有關這起冤案的全部材料和個人檔案中的黑材料;給被平反同志和受株連親友所在單位發出平反通知,徹底消除影響。    
    1979年冬天,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件——廣東海豐縣彭湃烈士的親屬,及忠於革命正義的海豐縣鄉親父老慘遭血腥屠殺的嚴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處理。    
    早在1966年春天,原中共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歲老母周鳳打成「黑旗」。孫敬業說:「不砍倒周鳳這面黑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海豐!」「文革」開始,汕頭地區和海豐縣的林彪、「四人幫」的追隨者又直接寫信給林彪,惡毒攻擊彭湃同志和海陸豐農民運動,並說海陸豐起義是「盲動主義」,紀念海陸豐蘇維埃就是「抵制毛澤東思想」。他們叩求林彪:「我們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浪便不斷湧起。孫敬業等人大肆攻擊海陸豐的三次武裝起義是「不必要的」,「路線是錯誤的」。他們甚至利用當年國民黨反動派誣蔑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反革命宣傳材料,攻擊彭湃同志和海陸豐農民運動;而且還對這個有六位親屬慘遭蔣介石集團殺害的革命家庭,繼續進行屠殺迫害:彭湃烈士的兒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屍骨被秘密毀埋;彭湃烈士的侄兒彭科被用篾刀連砍帶割地砍下腦袋,掛在海豐縣城鬧市區「示眾」三日;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槍殺後,彭湃烈士的九十五歲高齡老母也被秘密監禁,直至摧殘折磨而死。他們還暗中組織「彭湃專案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孫敬業公然宣佈:今後誰再收藏海陸豐農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分子」論罪。他們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來題寫書名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以及新華書店發行的宣傳彭湃烈士和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書籍,統統誣為「黑書」予以沒收;與海陸豐農民運動密切相關,被國務院頒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紅宮、紅場也被改了名,紅宮與紅場的大門被搗毀,紅色圍牆也被塗成了黃色,大革命時期沿用下來的「赤坑」、「紅草」兩個地名也被換掉。廣大幹部群眾憤慨地說:當年還鄉團反攻倒算,就是這樣「毀紅滅赤」的。    
    許多幹部群眾挺身而出,憤怒聲討孫敬業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孫敬業們遂瘋狂叫囂,「海豐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們秘密調動武裝民兵進城,於1967年8月26日開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一百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三千多人被打傷。其中行兇作惡最歹毒的,用篾刀連砍帶割、把彭湃烈士侄兒彭科的頭顱砍下、掛在鬧市區「示眾」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債纍纍的偽鄉長和日偽維持會長、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時代被起義農民鎮壓的偽區長的殺人兇手洪桂文。    
    他們還假借「清理階級隊伍」,把過去跟隨彭湃鬧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時期犧牲的烈士家屬打成「反革命家屬」。    
    周總理得知彭湃烈士的老母親周鳳被折磨得一息尚存,立即下令搶救,這些兇手竟攻擊周總理「為地主婆周鳳翻案」;周總理下令收繳槍支,停止殺人,不准圍捕上山群眾,兇手們竟上街遊行示威,張貼「猛揪國務院後台老闆」等反動標語。1974年,葉劍英派出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組,去調查海豐事件,孫敬業仍百般阻撓破壞,掩蓋罪行。    
    1978年夏天,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舉行整風擴大會議,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提出,應對這起駭人聽聞血案中的死難者平反昭雪。有人當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上告黨中央。習仲勳勃然大怒,對這個「殺人有理」的傢伙說:「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這才揭開了海豐問題的蓋子。接著,省委會同廣州軍區派出工作組,協助汕頭地委徹底清查海豐事件。    
    經過一年多的深入查訪,工作組收到群眾來信八千多封,接待來訪群眾五千多人次,徹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殘殺迫害的彭湃烈士的親屬和大批革命群眾被平反昭雪,紀念彭湃烈士的遺物遺跡全部恢復。原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和瘋狂進行階級報復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憤極大的殺人兇手,受到了專政機關的嚴懲。稍後,那個靠打砸搶上台的罪惡纍纍、又一直拒絕對這起大血案進行平反昭雪的縣委書記葉馬愷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撥亂反正鼓聲急黨內黨外的新老錯案齊解決

    廬山會議之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者的遺留問題,也被順利解決。    
    這些同志中的許多人,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已被平反改正。另一部分人,因毛澤東又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打退翻案風」,而未及平反改正。後在「四清」運動和「文革」逆風中,已被平反改正的同志又被舊賬新翻,未及平反改正的同志更遭揪斗游鬥,有的還被開除了黨籍或團籍、降職降薪、下放勞動甚至開除公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同志平反昭雪後,黨中央下令為所有被扣以「右傾分子」或「右傾錯誤」的同志全部平反改正。    
    對於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沒有認真落實有關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實了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後被錄用的起義投誠人員約三十多萬人。由於歷次政治運動的極左風潮,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沒有很好地執行「愛國一家」、「既往不咎」、「團結教育」、「妥善安排」的原定方針政策。「文革」中,其中許多人,包括不少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又被強加了「假起義,真潛伏」等罪名,或扣以「歷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關押、判刑、勞改,或被開除公職押歸故土,家屬子女也無不受到株連迫害。對這些同志的冤假錯案,中共中央也決定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和糾正。    
    但是像落實其他政策一樣,對這項政策的落實也有快有慢,很不平衡。後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聞報,尚有八千多名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沒能得到很好的落實,他幾次批示「一個人一個人地落實」,才使這項工作得以圓滿結束。    
    對於「去台人員」留在大陸的親屬,在「文革」中受到錯誤處理的,一律複查改正;冤假錯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開除公職或降職降級的,恢復原級別原待遇,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發;被開除黨籍、團籍或強迫退黨退團的,一律予以恢復;被下放農村的,由原單位收回重新分配,或與當時所在地區的政府聯繫予以妥善安排;年老體弱的,按退休退職處理;被查抄和強佔的財物要一一退還,原物已丟失的要酌情賠償。    
    1943年延安「搶救」運動中的一些遺留案件,也得到了比較徹底的清理。其中要案之一,就是康生把原來甘肅地下黨的一位同志打成了所謂「紅旗黨」,誣稱這位同志是打進我地下組織的「國民黨暗探」,並由此妄斷這是國民黨制訂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新策略」,在其統治區內對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實行「內奸破壞」。於是,對眾多被「搶救」的同志大搞逼供信,釀造出一個「紅旗黨」大冤案。由此,康生又把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河南、湖北、湖南、廣西、浙江等地的地下黨都稱做「紅旗黨」,許多忠實的地下黨員被打成了「特務」、「叛徒」、「內奸」,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搶救」運動後期,黨中央發現這「紅旗黨」純屬假案,及時作了糾正。但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對整個「紅旗黨」假案未能作出全面徹底的論斷。然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這些地區的地下黨組織,都英勇機智地領導人民群眾從事各種對敵鬥爭,很多同志壯烈犧牲。把這些同志誣稱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紅旗黨」,不但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也是沒有普通中國人的人性的!    
    可是在「文革」中,康生又把這一歷史冤案翻了出來,使許多同志再次遭到誣陷和殘酷批鬥,有的慘死或致殘。耀邦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對這個源起於幾十年前的冤案,也作出了全面徹底的平反決定,對含冤死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人事檔案中有關假案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取出銷毀。    
    1979年3月,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周惠,在全區有線廣播大會上宣佈,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在內蒙古製造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中影響最大、危害最深、涉及全區幾十萬人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二月逆流」、「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三大冤案,經黨中央批准,全部平反昭雪。周惠說,林彪、「四人幫」和康生製造這三大冤案,篡改了內蒙古歷史的本來面目,顛倒了敵我關係,分裂了革命隊伍,破壞了民族團結。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撥亂反正的方針指導下,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砸碎了束縛內蒙古各族幹部群眾的精神枷鎖,人心大快。林彪、「四人幫」和康生們已成了千古罪人,製造三大冤案的幫派骨幹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肅制裁。    
    同月,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定,對「文革」中製造的「南方叛徒網」案、「審理廣東地下黨和廣東的革命武裝隊伍」案,以及在《處理有港澳海外關係幹部的六條意見》下禍及全省的冤假錯案,全部平反昭雪。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發出文件,為林彪、「四人幫」製造的上海地下黨大冤案徹底平反昭雪。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黨中央派遣劉曉、劉長勝主持上海地下黨工作,領導上海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團結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向解放區輸送了大批優秀黨員和青年——其中很多人成了新四軍的骨幹人才。    
    抗戰勝利後,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真內戰,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了震動全國的上海十萬工人、店員、學生群眾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示威遊行。解放戰爭中,配合解放軍正面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狂進攻,上海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運動,打擊和牽制了國民黨反動派。解放軍勝利渡江前夕,上海地下黨又領導上海人民,廣泛開展了反屠殺、反破壞、反搬遷的護廠護校鬥爭,粉碎了蔣介石集團妄圖毀滅大上海的惡毒陰謀。    
    在這長期的艱苦緊張鬥爭中,上海地下黨不少黨員獻出了生命。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已建立起五百多個地下黨支部,擁有八千多名黨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上海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幹部,不少人擔負了中央和軍隊的領導職務。    
    1967年1月,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全面奪權的「一月風暴」,全盤否定了上海地下黨的歷史功績,多次誣稱上海地下黨的同志是「國民黨」、「潛伏特務」、「叛徒集團」,並專門建立了三十九個「中心專案組」和八百四十五個「衛星專案組」,被立案審查的多達三千六百多人,佔上海解放時原地下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並株連到已在中央或外地工作的黨員幹部。張春橋、王洪文們對凡因工作需要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都誣為「紅皮白心」;對遵照組織決定撤往解放區的同志,皆稱做「受敵派遣」;對沒有被敵人抓捕過一直堅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則又說是「被敵人秘密策反」;對被敵人逮捕而堅貞不屈的同志,卻又都稱做「叛徒」;對地下黨領導的公開活動的群眾團體,都叫做「反動組織」。因此,「文革」前擔任縣、區領導職務的原地下黨員全部靠邊站,內有六十五人被拘捕或隔離審查,四人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幫」之後,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組部召開了「疑難案例座談會」,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關單位,對這個大冤案逐一進行複查。經過為時一年多的努力,市委發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對遭受株連的群眾和家屬,也予以落實政策做好善後。


撥亂反正鼓聲急文化、統戰、工會方面紛紛落實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國家文化部黨組擴大會議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那一句話,就說文化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舊文化部」,存在一條所謂的以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為代表的「文藝黑線」和大批「黑線代表人物」等等的誣蔑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對所有因此受到打擊迫害的同志,一律給以徹底平反。    
    同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統戰系統大會,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部門摘去「執行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大帽子,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擊迫害的幹部和愛國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統戰系統的這個冤案,源起於「文革」前的1962年。當年,就有人指示對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進行了公開「不點名」而內部大點名又廣發文件的批判,並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專題報告」,對統戰系統的實際工作和幹部思想,起了破壞性的作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幫」,更把中央統戰部打成「修正主義司令部」,把各級統戰、民族、宗教、僑務部門打成「牛鬼蛇神庇護所」、「資本主義復辟部」或「投降部」;把長期同共產黨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當做「專政對像」;把廣大知識分子,誣蔑為「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把民主黨派誣蔑為「反動黨團」,把歸僑和僑眷的海外關係視為「敵特關係」。許多為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過貢獻的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被打成「特務」、「間諜」、「反革命」,製造了大量駭人聽聞的慘案。為發展我國革命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和奉獻的黨內老同志和愛國民主黨派負責人徐冰、張經武、高崇民、吳□、車向忱、閻寶航被迫害致死,給黨的統戰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開的全國統戰系統大會上,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根據中央的決定宣佈:對李維漢、徐冰等中央統戰、民委系統一批領導幹部所強加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等各種誣蔑不實之詞,一律推倒;對中央和各級統戰、民委、宗教、僑務系統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同樣,經黨中央批准,國家科委黨組召開了大會,為1961年的《科研十四條》和1962年的「廣州會議」等重大冤假錯案徹底平反,為受到株連迫害的幹部和科技人員平反昭雪。    
    1961年,經黨中央批准試行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是一個系統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後科技工作的經驗教訓、盡快發展國家科學技術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國科研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周恩來、陳毅都到會作了語重心長的講話。「反右」後蕭瑟秋風的全國科技戰線,從此復又生機勃勃,湧現出了成功試驗原子彈、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一大批舉世矚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幫」全盤否定了建國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科研十四條》誣蔑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把「廣州會議」打成「向黨進攻的黑會」;把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乃至全國科技戰線上的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反黨集團」或「走資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員,打成「修正主義基礎」、「反動學術權威」——其中許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國科技工作更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國家科委黨組,在為《科研十四條》和「廣州會議」平反的大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批示。批示說,對強加於《科研十四條》、《廣州會議》和全國科技戰線的一切誣蔑之詞全部推倒,對在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擊迫害的幹部和科技人員都一律恢復名譽,對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檔案中的有關材料全部銷毀。    
    到1979年夏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對各種冤假錯案的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績。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員和黨政幹部,丟掉了林彪、「四人幫」強加的政治包袱,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過去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關懷下建立起來的思想理論工作陣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們,卻說這是「資產階級分子的一統天下」、「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那個「理論權威」康生和陳伯達、姚文元以及王力、關鋒、戚本禹、遲群等人,更肆意對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黨政幹部進行摧殘和迫害。當時只有兩千多人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先後被立案審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佔全部人員的百分之五十,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組部召開了「疑難案例座談會」,同年夏天,由中組部牽頭,在民族飯店召開了如何正確處理「右派」問題的五部會議後,中國社科院就加緊了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理工作,相繼平反糾正了大批著名學者和領導幹部的冤假錯案和歷史問題。這些冤假錯案和問題是:    
    楊獻珍、張友漁、邵荃麟、楊述等同志的所謂「叛徒」案;孫冶方、劉大年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俞平伯、羅爾綱同志的「反動學術權威」;呂叔湘、丁聲樹、翁獨健、錢鍾書等同志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未得到改造的知識分子」;顧頡剛同志的「資產階級史學家」;關山復、劉導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達、夏鼐、馮至、張棣華、石明遠、韓幽桐等同志的「執行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徐懋庸、溫濟澤、林裡夫、榮孟源、楊思仲、陳夢家、許良英、顧准、荒蕪等同志的「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審查的杜任之、趙洵、林利同志的錯案,也都得到了糾正;被戴上多種帽子並在報紙上公開點名批判的楊獻珍、楊述、孫冶方、侯外廬、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劉大年、陳冷、駱耕漠、羅爾綱、蔡美彪、林裡夫、顧准等同志,所有被強加的荒謬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    
    緊跟著,全國總工會九屆三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批准,為全國工會系統的一個重大錯案徹底平反。    
    這個重大錯案是:1958年,在全國總工會的整風會議上,全總主席團委員董昕和王榕、八屆執委陳用文和杜存訓等同志,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建議:工會要在黨的領導下獨立負責地開展各項活動;工會要反映職工疾苦,支持群眾的合理正當的意見與要求,維護職工的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等等。    
    毫無疑義,這些建議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有人斷然指責這是「工團主義」、「經濟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在整風會議之後舉行的全總八屆二次執委會上,有人又根據這一錯誤批判通過了這樣的決議:撤銷董昕的全總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職務、王榕的全總主席團委員職務、陳用文的全總八屆執委和主席團委員職務、杜存訓的全總八屆執委職務。決議還要求各地工會系統,根據全總整風會議精神,開展「拔白旗」運動,使全國各級工會有同樣意見和主張的大批幹部受到了批判,有的還被戴上了「反黨」的帽子,受到了組織處分。如此種種的倒行逆施,嚴重挫傷了工會幹部的積極性,大大削弱了工會和職工群眾的聯繫。「文革」中,林彪、「四人幫」又利用這一錯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會工作說成是「黑線統治」,大搞「砸爛舊工會」,給全國工會工作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1979年秋天,全國總工會九屆二次執委會擴大會議根據中央的批准,宣佈為董昕、王榕、陳用文、杜存訓等同志恢復名譽;各地工會對所有被株連批判和受到處分的同志,也隨之一律予以複查糾正,解除了壓在工會組織和工會幹部頭上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黨組為所謂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謂「二流堂」?    
    說來這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話!    
    抗日戰爭期間,從上海等地轉移到重慶的文化、戲劇、電影、美術、新聞界人士吳祖光、丁聰、呂恩、張正宇、張光宇、盛家倫、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沒有落腳地,回國參加抗戰活動的愛國華僑唐瑜,為他們搭了一座竹結構簡易房。周恩來指派在南洋時與唐瑜的兄長就很熟悉的夏衍,經常去關照他們;周恩來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們。黃苗子、郁風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慶《新華日報》紀念創刊五週年,舉辦文藝演出晚會。戲劇家歐陽山尊、李麗蓮夫婦,演出了解放區的著名歌劇《兄妹開荒》——勤勞的妹妹改造好了不愛勞動、有點「二流子」勁的哥哥。由於借住在唐瑜竹製簡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沒有固定職業,過著近於「流浪」式的生活,對「二流子」一詞又頗感新鮮而有趣,遂相互對稱「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們,也說了句玩笑話,「我看你們這裡就叫做『二流堂』吧」,還隨興題了塊匾。    
    這樣,「二流堂」就叫開了,一時傳為笑談。    
    1955年「肅反」,有人硬把這開玩笑開出來的「二流堂」說成是「反革命小組織」。1957年,吳祖光、丁聰、黃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經常與吳祖光來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劇界年輕人杜高、田莊、陳敏凡等人,就被定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們更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想把矛頭指向周恩來,許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殘。    
    中共文化部黨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來是中共和黨外一些傾向進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聯繫的一個場所,對「二流堂」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衝擊、受牽連的同志均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撥亂反正鼓聲急「文革」中被錯判的十八萬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製造的所謂「沙甸反革命事件」,經黨中央批准予以徹底平反昭雪。    
    沙甸,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個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後,林彪、「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推行極左路線,踐踏黨的民族政策,破壞民族團結,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莊,採取了侮辱回民的惡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又進一步混淆敵我,激化矛盾,釀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裝對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傷眾多的嚴重後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對這一嚴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眾奔走相告,歡欣鼓舞。他們說「四人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終於被洗刷乾淨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終於又回來了。    
    在平反善後工作中,負責平反善後的同志關心群眾疾苦,尊重民族風俗習慣,依靠群眾共同做好撫恤救濟等工作;同時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繼續消除不利於安定團結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讚揚。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報告說,「文革」中全國經過法律手續錯誤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萬五千多個、十八萬四千餘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華說,「文革」中的所謂「反革命」案件,冤錯比例一般佔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區高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數量之大,比例之多,後果之嚴重,為建國以來所僅有。    
    既有錯捕錯判,就應該有人出來勇於承擔責任,承認錯誤。在這方面,中共廣東省委和山西省委帶了個好頭。    
    1974年11月,廣州的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廣州街頭貼出了一張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這篇大字報,針對林彪反黨集團猖狂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黨集團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林彪反革命路線的表現形式是極左。大字報還不點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並且聯繫這些反常現象,分析出我們國家的上層建築領域存在的嚴重缺陷。    
    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在各階層幹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和爭論。在當時十分複雜的鬥爭局面下,中共廣東省委有人誤把這張大字報當做「反動大字報」,又錯誤地宣佈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國家幹部張□、趙鳳歧、羅建中等十二人,出於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擔心,對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和散佈的種種謬論,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們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總理的準備」,「是想『以新換老』大換班」。他們揭露:「張春橋、姚文元把別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飛揚跋扈,橫行一時,必將「千古遺臭,萬人唾棄」。他們還對「四人幫」們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破壞生產的罪行,進行了一系列批判,並指出:「四人幫」們「在階級鬥爭、文藝、教育、知識分子和黨內鬥爭上制定的是一條極左路線」,它「已經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再搞下去,生產就會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產力上、經濟實力上、人民生活上超過資本主義,再搞什麼階級鬥爭,也不能阻止所謂的『復辟』」。    
    山西省公安機關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等人「指示」,從1975年4月開始,先後逮捕了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一年又一個月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同樣根據省委的「決定」,判處張□、趙鳳歧、羅建中三人死刑、一人無期徒刑、六人分別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兩人戴「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原單位群眾管制三年。    
    張□、趙鳳歧等人不服,向國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長江華的直接過問下,經一年多的審理,於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關方面,認為張□等人進行上述活動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保衛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反對「四人幫」,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把他們當做「現行反革命集團」判罪是錯誤的。因此,最高法院將此案發還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改判,並建議先釋放所有在押人員,據此,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立即開釋了張□等人,並於接到最高法院通知後的一個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銷原判,宣告張□、趙鳳歧、羅建中等十二人無罪。因此案而被錯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時釋放。    
    為了糾正上述兩個錯案,中共廣東省委和山西省委於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別召開了平反大會。在廣東省委召開的平反大會上,省委負責人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評,對錯誤處理這一案件承擔了責任。這位負責人說,通過對李一哲案件的處理,省委認為有些經驗教訓值得很好總結。首先,一定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鼓勵大家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不管是誰說的,不管是什麼本本,只要不符合實際,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錯了的,都要糾正。其次,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只要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順耳的話、逆耳的話都要聽。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熱氣騰騰。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會上,釀造這一錯案的主要當事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王謙說,省委、省革委會應對這一錯案承擔責任,特別是他個人要負主要責任,基層組織是沒有責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會向張□、趙鳳歧、羅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連的同志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王謙說,通過對這一案件的平反,要進一步落實黨的政策,加快冤假錯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一定要認真地總結和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1979年9月11日上午,旅遊名勝「避暑山莊」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為活著的張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開了廣大群眾參加的平反大會,並作了公開檢討。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礦山機械廠青年女技術員董秀芝不畏強暴,明辨是非,公開反對林彪、江青們的反革命集團,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於1970年9月17日被逮捕,並擬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會批准改判董秀芝無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獄中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粉碎「四人幫」兩年後,董秀芝才被釋放出獄。但承德市革委會卻給她留了一條尾巴——「有錯誤觀點」,對她長達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療,對她的生活困難和工作安排也無人過問。因此,董秀芝同志兩次跳樓自殺,險些喪命。    
    對承德市領導機關某些人的這種不講黨性與人性的卑劣行徑,廣大幹部群眾義憤填膺,紛紛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開會研究,基本上解決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護理等難題。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委會,才認識到董秀芝當年公開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幫」們是正確的,方式是合法的;決定撤銷市革委會1978年為董秀芝平反時仍給她留了「尾巴」的錯誤決定,為她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恢復工作,恢復技術職稱,恢復原工資級別;並在平反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公開檢查,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廣大幹部群眾,學習董秀芝為捍衛真理而奮勇鬥爭的革命精神。


撥亂反正鼓聲急為大批「地富反壞」摘帽

    與全國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的同時,全國政法、民政、文藝、科技、新聞、宣傳、文化、教育、工業、農業等各條戰線都大力撥亂反正,肅清過去極左路線扭曲社會現實、把一切的一切都與「階級鬥爭」、「兩個凡是」掛鉤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會空氣、阻礙社會進步的流毒。對於構成無產階級專政龐大對像群體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中共中央也適時地決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人的帽子,給予農村社員待遇和公民權。對於地富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他們本人的成分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同等待遇;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工作分配等問題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現,不得歧視。對於他們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為社員,不應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視。對於過去被錯劃為「四類分子」的人,也同樣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經死亡的,也無一例外地予以糾正。


撥亂反正鼓聲急劉少奇,壓根兒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

    1980年早春,全國「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冤案被徹底平反昭雪。對這一大案的複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鍋」的助手們,衝向「兩個凡是」主陣地的時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組織部剛剛向中央寫出《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很多同志在中組部大食堂共進午餐,耀邦就對干審局副局長賈素萍說:「『六十一人』的問題終於搞清了,你們認為劉少奇的問題怎麼樣?」賈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這更純粹是個大冤案!」耀邦說:「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    
    兩個月後,賈素萍等人給耀邦送去《關於劉少奇同志問題的調查報告》。這時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他與賈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報黨中央。1979年2月,黨中央決定由中紀委和中組部共同複查劉少奇一案。這項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    
    1981年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從而平復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高級領導人中的最大冤案,並公佈於全黨全國。這也等於向全黨全國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國共產黨內壓根兒就沒有「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    
    至此,從1978年以後的短短三年中,全國對「集團」的和個人的冤假錯案,已平反了三百多萬件,顛倒了的歷史被重新顛倒了過來,解救了我們民族的許多精英,使億萬人擺脫了沉重的精神枷鎖,而且這種枷鎖往往都是現代個人迷信造成的。而亙古以來的實踐證明,「句句是真理」的偉大聖賢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連續數月的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尖銳批判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之流為「理論棍子」、「理論惡霸」的同時,也披露了毛澤東的兩次鮮為人知的談話。前一次,1965年,彭德懷將去四川擔任「三線」副總指揮,毛澤東請彭老總吃飯,對他講了三句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後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天下午一點鐘,毛澤東問到會的人:「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下面鴉雀無聲,無一人作答。毛澤東自己回答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胡耀邦聽了一夜沒睡著……    
    耀邦說了這些往事,參加理論務虛會的一些人當天就在私下評論說——很顯然,毛澤東也早已意識到自己可能錯了或確實錯了。但由於現代迷信的統治,毛澤東被當做永遠沒有錯誤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過這種多少有點實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嚴加封鎖,以免有損其偉大形象,動搖人們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打開了消除現代迷信的缺口,偉大形象永遠不會犯錯誤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這對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極大的催化作用,使人們勇於衝破各種不可觸動的禁區,重新認識種種敏感的歷史問題才得以成為現實,使全國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貧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撥亂反正鼓聲急只可惜:在陽光普照大地時,也還有不易消融的冰川凍雪

    981年7月1日,作為剛剛被選定的黨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首都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朗朗發表了長篇講話。在這篇講話的一開頭,耀邦就突出了全黨正面臨著全面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使命。他說: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此時此刻,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意識到:我們黨和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時刻。    
    撥亂反正,繼往開來,就是要徹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後果,繼承黨在毛澤東同志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下所開創的偉大事業,進一步開拓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光明大道……    
    的確,「中興偉業,人心為上」,經過各方面三四年來撥亂反正,舉國上下確已掀起了同心同德奔向四個現代化的層層熱浪。    
    但是並非每一個地區、每一個部門、每一個人都已激情滿懷地投身於這層層熱浪之中。有些人還被裹挾於個人權威第一、個人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的渦流中不願自脫。這就像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山下鮮花盛開的時候,一些高聳山區的陰山背後總會殘留著一條條一塊塊不易消融的冰川凍雪。一些很難平反昭雪的冤假錯案和一些本該順理成章地圓滿落實的政策,仍不得不由辛勞過甚的胡耀邦和他的戰友們一一過問才冰融雪消。從1980年到1985年他對若干問題的極小部分的批語中,就可以看出解決這些難題的反覆性和艱巨性。    
    ——1980年9月2日,在一封要求為湖南的一位眼科專家落實政策的來信上批道:    
    知識分子的政策落實得很不好,請中組部配合統戰部、宣傳部、教育部、衛生部、國家科委切實抓緊辦。我們現在到處的通病是:講大道理的多,寫規定條文的多,漫無邊際議論的多。發現問題的少,解決問題的少,深入檢查督促的少。這個風氣各部門一定要認真改過來。    
    ——1981年6月7日,對一封申訴信批道:    
    現在我們仍有些黨委或組織部門,總以一些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將一些該負責處理或解決的幹部問題推脫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問題長期無人負責,拖著不辦。退一萬步說,即使某個幹部的問題確實該由別的單位負責處理和解決,但告到你那裡來了,你也該站在黨的立場上,看看是否該解決。如果該解決,也應該替這個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採取一推了之的態度。採取這種態度,何年何月能夠成為「幹部之家」?怎麼能說得上主動地為黨工作?這個事你們要好好抓一抓,在《組工通訊》上發點議論,介紹一些好典型,批評某些錯誤的態度。    
    ——1981年6月13日,在又一封申訴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訴人的情況,如果申訴是實情,要請上海迅速解決。解決的辦法,不必層層轉,可以一竿子到底。解決時,也不必再搞許多可有可無的煩瑣查證,把基本情節弄確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確實),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現在我們不講「多快好省」了,其實,任何工作都有個「多快好省」的問題。什麼事拖拖沓沓,煩瑣得要命,怎麼談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對一封來信的批語:    
    我已提過多次,革命隊伍中應充分發揚工作中的主動性,爭先恐後地工作。舊社會都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為什麼我們隊伍中卻要斤斤計較這件事是歸你負責還是歸我負責?……現在,大家都在喊反對官僚主義,其實官僚主義這個幽靈每天都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遊蕩。我希望組織部門,首先是中央和省市兩級組織部門,更好地發揮工作中的主動性、創造性,做驅趕官僚主義的模範,從而帶頭在這方面扭轉我們的黨風。    
    ——1981年12月5日在一份簡報上的批語:    
    這種情況出現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難以想像。某些部門和某些幹部如此膽大妄為地藐視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缺乏自上而下的檢查、督促。在這種情況下,許許多多好黨員好幹部只好閉口不言或等待時機,而極個別的專搞歪門邪道甚至同「四人幫」仍在藕斷絲連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專橫跋扈起來。這個潛伏的危險,我們必須心中有數。出於此,我主張抓住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對一封來信的批語:    
    據我觀察,黨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沒有落實好。老實說,我對有關部門不切實瞭解情況,不密切聯繫群眾,不堅決改正領導中的不良作風是很遺憾的。    
    這個案子請中組部、統戰部立即交民航迅速處理。不要再煩瑣地考證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後的幾個情節要稍加查證一下),也不要再實行「哪級黨委定的由哪級黨委改正」這個誤大事的辦法了,由中組部和民航總局共同決定執行。    
    ——1982年8月27日,對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黨組《關於五台山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    
    凡屬作宗教活動的寺觀和屬於它的山林,都要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領導下,由僧道管理。由僧道自己管理,證明比「吃大鍋飯」的其他單位管理得好。中央和國務院的這項規定,全國各地必須堅決落實執行。請宗教事務局抓緊解決,力求在今明兩年全部落實好。    
    ——1982年10月20日在一份簡報上的批語:    
    我說過多次,落實政策問題要發現一個就嚴格檢查一個,正確處理一個。否則,可能拖上十年還得不到圓滿解決。現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實處,禁止老發一般化的指導、號召。    
    ——1983年9月15日關於落實政策問題的一個講話:    
    抓這件事(落實政策,特別是落實黨外朋友、歸僑政策),主要不是再發什麼文件,而是要一個一個地方檢查,發現一個解決一個,有些典型,要發通報。因此抓這件事,要有最大的務實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17日,在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    
    整黨中必須狠抓政策落實。如果不抓政策落實,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麼打開呢?如果還在那裡懷疑中央哪個文件是「左」的或右的,怎麼可能真正落實呢?所以,這就有一個什麼叫「左」、什麼叫「右」的問題。我看應作以下三點分析:一是必須理直氣壯地明確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央所發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確的,不存在「左」和「右」的問題。二是在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問題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執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軟弱渙散。在這三點上我們的態度必須旗幟鮮明。……在整黨中抓政策落實,實際上也是抓統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開的。    
    ——1984年1月24日,在一份《信訪簡報》上的批語:    
    六年以來,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都大體落實了,這方面我沒有什麼意見。但我不瞭解:為什麼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的問題,我主張要查查八個接待單位,看看究竟誰是嚴重的官僚?我覺得中央機關有些單位官僚主義實在嚴重,如果不查處幾個,風轉不過來,整黨也就會走過場。這個問題,聯絡小組要抓,兩個直屬黨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點名堂來。    
    ——1984年2月18日,在一封來信上的批語:    
    基層領導為一些不正派或不太正派的人把持,政策落實困難,群眾積極性調動不起來,要嚴肅注意。注意辦法就是不能光發號召,光開會講,要深入實際去查。    
    ——1984年2月21日,在一封申訴信上的批語:    
    我們現在一些黨組織對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實得還不堅決,不徹底。這件事一定要引起我們中央和省市區兩級重視。三中全會已經過去五年多了,一些黨組織對這樣的影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大事不重視或重視不夠是不好的。    
    就整個來說,解放後我們對地下黨、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和各種統戰對像、對起義人員、對僑眷人員都有不少失誤,因此,必須堅決糾正過去的失誤。    
    ——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醫務、文化部門一、二把手的配備問題,給中央書記處習仲勳、胡啟立、喬石和中組部宋任窮、陳野蘋、李銳同志寫的幾句話:    
    仲勳、啟立、喬石並任窮、野蘋、李銳同志:這件事值得高度重視。我的意見是要進行一次切實的檢查,凡屬1科研單位,2大專院校,3醫務部門和大醫院,4文化部門和大的演出單位,5大的文物單位和圖書館,黨委書記和行政負責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較低又不懂知識分子政策的,一律堅決調出來,換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紀較輕的去擔任。這件事要辦堅決些,不許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區同志的態度如何,如果堅決,就能辦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堅決,就會出現許多托辭而辦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慶市一位幹部要求落實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語:    
    我的意見,落實政策必須嚴格督促檢查,不許留不該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謊報情況的當。在處理具體問題時不要糾纏極細微的小節,似乎被落實政策的人佔了什麼便宜。其實,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頭,怎麼會有什麼便宜可佔呢?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往往一些沒有吃過苦頭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實,倒值得我們注意認真糾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話:    
    落實黨外人員政策抓了七八年,到處都還有一些人遺留或遺漏沒有解決好。主要原因不是哪個人對黨的政策堅決對抗不執行。主要原因是我們縣以上領導機關不瞭解情況,主管部門的主動性和下決心把事辦好辦徹底的熱忱不夠。我說過幾十次,抓這種事,不能單靠發號召。發號召,發文件,發通知,現在可以說一點用處都沒有了。而是要到基層、到黨外人士中去訪問,發現一起就處理解決好一起,這樣,人們就會找上門來。對找上門來的人我們又不怕麻煩,負責解決好。這樣,又可以推動事情比較快地處理好。我看這樣再抓上兩年就可以完滿解決了。這裡,談的黨外問題,黨內遺留案件也是一樣的道理。    
    ——1985年1月,在中央統戰部的一份簡報上的批語:    
    我們許多地方對黨外人士那種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沒有得到克服。之所以克服不了,我以為首先和我們有些地方的統戰部門、組織部門有關。我認為,與我們有些做統戰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同志有關。我主張你們兩家(注指統戰部門、組織部門)從上到下在整黨中要作為一個重大問題進行撥亂反正和認真整改。    
    ——1985年就中央統戰部的一份報告,給中央書記處胡啟立、王兆國同志的批語:    
    啟立、兆國同志:    
    我們黨內向黨外作威作福、稱王稱霸的事,時有發生,上面發現了,道歉了事,上面不發現,人家還得忍氣吞聲。今後怎麼辦?靠上面發現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黨外朋友提倡訴諸法律?    
    這一類的批示、批語是很多的。下面,也就是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分別說一些不甚為人所知卻又十分「蹊蹺」或令人動魄驚心的案件的平反……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從監獄悄悄傳出的掛號信

    1980年秋天,撥亂反正的急鼓仍在鼕鼕響,江西鄱陽湖畔的監獄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華社郵來一封掛號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幫」已一年又兩個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劉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蓮的下顎和舌頭,被尖銳的竹籤穿連在一起,被拉到贛州西郊槍殺,拋屍荒野,並被歹毒之徒奸屍、刈去雙乳。十二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屬實,這是又一樁張志新式的駭人聽聞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飛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發問:這可能嗎?張志新死於粉碎「四人幫」前一年,長春的青年工人史雲峰死於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個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於粉碎「四人幫」半年後,而李九蓮不但死於粉碎「四人幫」的一年又兩個多月之後,而且還在黨的新時期召開了「十一大」的五個月之後,中國還會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嗎?    
    到達南昌後,得知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在上海休養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務的省委常委、秘書長王澤民對我說,這不僅是千真萬確的事,而且當時在討論是否批准判處李九蓮死刑的省委常委會上,他本人就是堅決反對處死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樣觀點的常委是少數,未能力挽狂瀾。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詳細查訪以期糾正這個大冤案。    
    查訪開始,先去江西省高級法院,翻閱李九蓮案卷。這案卷足有幾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時間去,下班回新華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過了,實在可惜。我向法院辦公室主任鄒濟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議,是否可以讓我把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這樣可以加快速度。他們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說了聲「絕對信任」,讓我打了張借條,就如願以償。這樣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個月,就看完了大約二百多萬字的案卷,摘抄了十餘萬字。然後王澤民派出省委汽車隊最得力的司機黃榮水,開輛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鄭科長陪同,去了贛南又轉到贛北,察看了李九蓮求學、工作、拘禁、勞改以及被處死的場所,訪問了有關人士,歷時共一個多月。所獲材料證明,那封獄中來信,所言基本屬實。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勤於獨立思考的女青年

    這位被「冤殺」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於贛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產黨員,其母為家庭婦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學畢業的國家科技人員,兩個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員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團員。    
    解放前,由於全家生活難以維持,三歲的李九蓮就被送人做童養媳。解放後,其父又把她背了回來。讀書時,她十分刻苦,先後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在贛州市第三中學,被選為校團委宣傳部長和學生會學習部長。由於善於鑽研問題和獨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簡樸,在同學中有較高威信。    
    1966年,出於無限信任和崇拜毛澤東,她滿腔激情地參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團的惟一女生副團長。她參加過武鬥、絕食和靜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過毛澤東的檢閱,先後被選為贛州市、贛州地區、江西省的學「毛著」積極分子,一度對「批判劉少奇」和「打倒走資派」,達到十分狂熱的地步。    
    1968年,她與同時高中畢業的少數出身較好的同學,被分進贛州市當地的一些工廠當徒工。真正地接觸到社會實際,她很快就發現有很多問題和現象,與自己「造反」時想像的不一樣。生產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藝術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與頹廢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湧來,正是在這個時候,林彪在江西的死黨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場「三查」風。    
    這場「三查」風,就是所謂的「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在「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的口號下,捉拿「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戰鬥隊來去匆匆,私設的公堂和牢門比比皆是。刑訊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萬的幹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一夜之間就被鑄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殘廢,多少人慘然死去,又多少人妻離子散。這一切,更嚙痛著李九蓮的心,從而使她與當年舉國上下許多關切黨和國家命運的人們一樣,不時捫心自問: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為此寫了獨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記,在這些日記中,她對有著重重困難的青年、幹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鄉,深表同情。對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帥老將們,深表不平,說這是「宮廷裡指鹿為馬」,「中央不是按歷史來決定問題的,而是按你對毛林的態度而定的」。對「紅海洋」和「三忠於」的愚昧活動,她也極為反感。對「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她認為「不見得」。她覺得林彪「越來越像個奸臣」,隱喻毛澤東成了「殘冬的太陽」,「餘暉是明亮的,略有溫暖的,然而實在是無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沒有棉衣的無產者才敢大膽地說:『他並不偉大,也並不溫暖,不然我怎麼會冷得發抖呢?』」    
    她時而悲憤厭世,時而又亢奮探索,「絕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給高中同學時的戀愛對像曾昭銀寫了一封信。其時曾昭銀已在福州部隊當兵。李九蓮在這封信中說:「經過多年的複雜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問題,首先對國家前途發生懷疑。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時時好想(像)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    
    接著,李九蓮還寫了這樣一些話:「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合乎客觀實際的,是合乎馬列主義的;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因此對「今後的天下到底屬於誰?林彪到底會不會像赫禿一樣?現時的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項問題發生懷疑。    
    在談到自己的「人生態度」時,李九蓮向其戀人寫道:「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和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決心接受馬克思所說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面,成為『罪犯』。」    
    最後她告誡對方:「此信萬勿給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這個應該「明白」的人卻裝著「不明白」。他陡生「主動」之念,讓飛黃騰達的私慾把愛情壓得粉碎。他說此信「很反動」,「把矛頭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這封信交給了上級。這「上級」當然更是如獲至寶。經過將近兩個月的緊急調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將李九蓮抓進了贛州市公安局。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蓮無所畏懼。在為她舉辦的「單人學習班」上,她坦然地複述了自己的許多「活思想」,並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記,贛州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支左」部隊的趙副師長(筆者去贛州查訪時,這位副師長已調任福建三明軍分區副司令員)認定李九蓮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其矛頭是「直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是在劉少奇的罪狀公佈以後為劉少奇進行辯護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條》,她全都夠格了」!於是,李九蓮被捉進了插翅難飛的監獄。    
    1971年9月13日,「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出逃並摔死於溫都爾罕了。按說,這不但應該立即開釋李九蓮,而且應該大大地讚揚李九蓮,讚揚她目光深遠、高瞻遠矚;當人們扯高嗓門狂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之後,也同樣狂呼「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的時候,她就看出這個叛逃者不是什麼「永遠健康」的「親密戰友」和「副統帥」,而是一個十足的奸臣。就憑這,也應該敲鑼打鼓鞭炮齊鳴地把她送出監獄,並向她正式賠禮道歉才是。    
    但是,歷來干了錯事壞事從不認錯的當權者們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一旦這樣做,他們就覺得這會丟了他們的面子,降低了他們的威信,有失「為人民當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這種身份,就不利於作威作福、發號施令。他們向李九蓮嚴密封鎖林彪出逃的消息,繼續把她關押了將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開釋出獄。中共贛州地委給她做的結論是:「性質是構成了現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態度好,出身好,年輕……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調外縣安排工作,拘留期間不補發工資。」他們並派人告知李九蓮:「這樣處理,你還是人民隊伍中的一員,還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蓮信以為真,欣然走出了牢門。然後回家辭別了父母;離開了贛州;到了毛澤東當年搞過農村調查的興國縣,又到了這個縣的崇山峻嶺中的畫眉坳鎢礦,山上山下地挑礦砂,每月「工資」十六元。    
    很快,嚴酷的現實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敵偽時代的礦警等人可以參加工會,她這個「年輕、出身好」的卻沒有資格;三年零八個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殘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無力從事那種繁重的體力勞動,而附近一所中學因為沒有英語教員,孩子們都上不了英語課,她要求去補這個缺,可有關人員回答說:寧可荒廢孩子們的外文課,也不能答應她的請求;後經別人介紹,她同意嫁給一個因出身於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還沒找到對象的光棍漢,這個光棍漢卻在眾人之前嘲笑她:寧可討一個「破鞋」,也不要她這個「敵我矛盾內部處理」的黃花女……    
    諸如此類的刺激與屈辱,使這位姑娘痛感贛州地委和公檢法部門欺騙了她、損害了她。她接連向贛州地區、江西省、中央有關部門申訴,並到北京上訪,要求改變這個「是非顛倒」的結論。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廳,把李九蓮的申訴狀轉到了贛州地區公安局,要求對她的問題必須進行複查。地區公安局拖延了三個多月,它的一位負責人對這份申訴狀和上級領導機關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此信暫存」,然後束之高閣。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過正當途徑申訴均如雪落滄海的李九蓮,不得不請一些較好的同學,幫她寫出一張《反林彪無罪》的大字報,張貼在贛州公園的圍牆外,要求贛州地委和公檢法機關為其修改「現行反革命」、「敵對矛盾」的結論,為她的三年冤獄徹底平反。    
    這一舉動,立即湧起廣泛的同情與聲援的熱浪。贛州市和贛州地區數以萬計的工人、幹部、學生、市民、知識分子,紛紛集會和張貼大字報支持李九蓮。他們還自發組織了「李九蓮問題調查研究會」(下或稱「李調會」),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並在群眾集會上,與地委書記杜昭等人進行了激烈的唇槍舌戰。地委不但斷然拒絕了這一情理齊備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壞批林批孔運動」等新加的罪名,於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蓮,將其押往興國縣。原由是她既在興國縣畫眉坳鎢礦勞動,應由興國縣縣委及縣法院審理處置。    
    興國縣,明代「海青天」海瑞在這兒當過知縣。四百多年來,海瑞為官清廉、辦事公正、屢屢平斷冤獄的故事,一直在這一帶廣泛傳頌著。因而這裡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蓮是個大冤案。興國縣委領導拒絕受理。他們推辭說,李九蓮在贛州市張貼大字報,她的家又在贛州市,這件事理該由贛州市研究處理。兩地互相推諉,「李調會」的眾多群眾又湧向拘禁李九蓮的所在,強烈呼籲釋放李九蓮。程世清隨著林彪倒台之後,有人又一次打電話,請示在江西臨時掌權的省軍區負責人陳昌奉。毛澤東的這位老資格警衛員再次以省委名義下令:不准釋放李九蓮!    
    有了陳昌奉的堅決撐腰,贛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強硬了起來。他們指責興國縣委沒有黨性,犯了原則性錯誤,隨之派人去興國縣,把李九蓮押回贛州。但在1975年5月,贛州地區「公檢法」仍以興國縣法院名義,判處李九蓮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矛盾進一步激化,她成了「惡攻」分子

    李九蓮與贛州地委及地區「公檢法」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認為他們已不是共產黨,而成了國民黨;他們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法西斯專政,因為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絕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絕在所謂的《判決書》上簽字,也不上訴,並立即絕食以求一死。從贛州市的第二監獄,到江西北部鄱陽湖畔的珠湖勞改農場,她斷斷續續地絕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勞改農場的犯人們按照一年一度的慣例,進行對上一年度的「年終評審鑒定」。在開評審小組會時,李九蓮鑒定中的第一項「我的政治態度」尚未寫完,到會「監督指導」的管教人員卻對她說:「沒有完全寫好也不要緊,可以先說說已經寫了的。」李九蓮拗不過,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對周總理、朱總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繼辭世表示悲痛,繼而對「現在的當政者華國鋒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導和政策」進行了批評,接著說「在毛主席逝世時我就說過,『寄希望於江青』……」在場「監督指導」的管教女幹部即刻厲聲喝道,「不許放毒」,一把奪走了李九蓮手中的鑒定草稿。    
    這位管教女幹部和女犯小組中的積極分子,都指責李九蓮在進行「反革命煽動」。而李九蓮卻泰然自若,早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讀完的鑒定草稿上這樣寫道:    
    「毛主席歷來提倡黨的集體領導……華國鋒卻把黨政軍大權獨攬於一身……華國鋒借口反對『四人幫』,取締了『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資產階級野心家。    
    「華國鋒在毛主席逝世後,身為黨中央主席,沒有召開過一次黨的會議……無視黨的領導作用,妄圖用暴力和血腥政策來強迫黨員和人民的意義,借口批判『四人幫』把黨搞亂了,把軍隊搞亂了……    
    「……如華國鋒按自己的政策路線走下去,能把黨事、國事辦好,我是擁護的……」    
    很顯然,李九蓮的這份尚未寫完的鑒定草稿中所持的觀點,與她第一次被捕前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與否定的清醒認識是截然對立的。她為什麼會這樣,本是不難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7〕六號」文件的形式,轉發了鐵道部於當月中旬下達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紀要》主張:「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則殺之」。    
    對這樣的「會議紀要」,當時就有人在私下悄悄議論說,這是「非君者誅」、「因言廢人」的繼續,並是老的個人迷信的繼續和樹立新的個人迷信。這只能給那些不明真理而只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的人,繼續濫殺無辜以根據;同時也給那些樂於踩著別人的屍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價階梯。但是,當時的黨中央立即轉發,要全黨全國遵照貫徹執行,無異於給「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公安六條》又添了一條。    
    1977年4月,李九蓮被勞改的珠湖農場黨委,就根據這個「文件」的精神,給上級領導單位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歷數了李九蓮的一切「罪行」,特別強調了李九蓮「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攻擊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了誓死保衛華主席,保衛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捍衛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對那些攻擊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的精神,我們認為勞改犯李九蓮已構成犯罪,其罪惡達到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要求對李九蓮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份報告,依次得到了鄱陽縣法院和鄱陽縣委、上饒地區中級法院和上饒地委、江西省高級法院和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的認可。在這各級領導機關的討論和決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強調李九蓮犯有「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處李九蓮死刑,立即執行。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奮起抗爭,但他們屈居少數,未能挽回狂瀾

    要求立即判處死刑的報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會討論是否作同樣批復時,發生了一場爭論。省委常委、秘書長王澤民、省軍區政委張力雄等同志認為,對李九蓮的本質及其思想言論,應作唯物主義的分析。應該說,這位女青年的本質是很好的,是憂國憂民、勤於思考、要求上進的。這樣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當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難免有失偏頗,或對同一事物的認識有所反覆。這是很自然的,應該予以諒解寬容。我們這些革命幾十年的人,在這方面還有過搖搖擺擺,何況像她這樣的年輕人,在思想認識上產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怎能過於苛求呢!再說,1969年她給戀愛對像寫的那封信,以及她寫的那些日記,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錯了。人家事後要求平反,本不為過,又把人家抓了起來判以重刑,誰能嚥下這口氣?因此可以說,這個案子從一開始,就是個錯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幫」之後,「四個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終評審鑒定」小組會上念了尚未寫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動」?至於她對江青和整個「四人幫」的錯誤認識,只能歸罪於我們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過去沒有人把他們捧得那麼高,把江青樹為「戰友」與「旗手」,把他們的劣跡和野心包得緊緊的不讓世人共知,李九蓮和類似的年輕人就不會對他們產生那種錯誤認識和幻想。再進一步說,如果李九蓮沒有被一捕再捕,長期與世隔絕,促其產生嚴重自暴自棄的對立情緒,而讓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吸取新的空氣,她必會像迅速識破林彪真面目那樣認清「四人幫」本質的,同樣也會正確理解鄧小平代替周總理主持工作時「九大整頓」內涵的。    
    因此,王澤民、張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處李九蓮死刑。    
    但是,討論到最後,到會的常委中的多數人同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報告,王澤民、張力雄們只有三票,無力挽狂瀾之既倒。    
    消息傳出,贛州地委為徹底肅清李九蓮在贛州地區的影響,並進一步打擊「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要求省委將李九蓮的死刑改到贛州執行。省委立即批復同意。    
    李九蓮被押解到贛州得到如此判決,卻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訴,也拒不簽字。和幾度絕食求死時一樣,她認為在這個天地裡,很難做一個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黃色手紙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題為「真理的花環」的小詩:「誰準備用真理的花環武裝自己,同時也是準備用糞土包裹自己純潔的靈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樣的手紙上寫道:「我只是像一隻杜鵑似地啼出血來,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鐵牆咳一聲,還能得到一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雲蔽日。上午九時,贛州市寬大的體育場舉行三萬餘人的公審宣判大會。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著手銬的「李調會」主要成員。他們此來是「陪綁」,最後押進會場的,是五花大綁的死囚犯李九蓮。為避免她在廣眾之前進行分辯或呼喊口號,她的下顎和舌頭早被一根尖銳的竹籤刺穿成一體,與瀋陽張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長春史雲峰之被縫起嘴唇兩角,「異曲」同工。對她的「判決書」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掛上「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的大牌子,背後插上打著紅××的亡命牌,咽喉緊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車遊街示眾,使她完全徹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遊街一周後,她被槍殺於贛州市西郊土紅色丘陵地帶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親屬不敢前往收屍。    
    一個月後,即1978年1月,曾是「李調會」的廣播車廣播員,已有三歲女孩的年輕女教師鍾海源,在南昌郊區被處以極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調會」人員被當做揭批查「四人幫」餘黨的重點人物,而先後被抓進牢房。據不完全統計,連同宣判李九蓮死罪的公審大會上陪綁的十餘人在內,前後被扣以「現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獄的「李調會」成員達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達六十人。    
    在監獄之外,許多機關、學校、廠礦、科研部門聲援過李九蓮的幹部群眾,包括原地委常委贛州市市長、原《贛南日報》總編輯、地區或贛州市的一些局長、贛州四周的一些縣委負責幹部多人在內,被開除黨籍或團籍、開除公職或留用察看、黨內警告或行政記過、降職降薪或免職停職靠邊站的,多達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寫檢討、坐「學習班」的,以及受到株連的同學、親友、熟人等等,則數以千計,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殺,終於形成了一個殃及廣眾的大冤案。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撥亂反正的鼓聲,很難影響到這個角落

    1978年12月23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結束。全會決定全面複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錯案。12月29日,黨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復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抓緊複查糾正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請示報告》。中央在這份發至縣團級、要求傳達到全國基層法院幹部的文件中說:在複查工作中,對原被認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要完全合乎規格,貨真價實,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不錯不平。要嚴格法紀,有錯必糾。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的這份「請示報告」說,粉碎「四人幫」後,陸續複查糾正了一批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為鄧副主席遭誣陷鳴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也複查糾正了一批因受林彪、「四人幫」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影響,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其他冤假錯案件。但是工作進展不平衡。較好或基本完成的法院是少數;多數雖已複查糾正了一些,但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還沒有複查糾正,少數法院還沒有動。    
    據最高人民法院黨組估計,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一年間,全國各級法院(包括軍管期)判處的反革命案犯,約佔全部被判處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糾正。在這些需要改判糾正的案犯中,有因為反對林彪、「四人幫」或為鄧小平鳴不平而被判的;有因為不瞭解黨內鬥爭情況,在議論林彪、「四人幫」時,發過某種怨言,說過某些錯話而被判為「惡毒攻擊」判刑的。據1978年10月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統計,全國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已查出這類案件有一萬一千九百多件,已複查平反改判的僅二千二百二十五件。另外,把群眾對某些幹部不滿、對黨的某項政策不理解,或由於個人利益未得到滿足,向上級寫信,或在自己書寫的日記、文章、詩詞中,寫了一些對黨、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甚至謾罵言辭的,當做反革命「惡攻」而被判刑的。……還有,由於逼供信,不調查,又不聽申辯就草率定案,完全搞錯或基本搞錯的,也有相當數量。    
    《請示報告》認為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有的法院對複查糾正冤假錯案認識不足,心有餘悸、顧慮重重,怕被戴上「思想右傾」、「包庇壞人」、「否定軍管」、「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帽子,怕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挨整。因而措施不力,行動遲緩。有的辦錯或批錯了案件,怕承擔責任而不予糾正,甚至從中阻撓,妨礙落實黨的政策……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認為:對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為鄧小平鳴不平而被判刑的,要堅決徹底平反。對那些既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為鄧小平鳴不平,同時也說了一些錯話,甚至說了些帶有謾罵的話,都要歷史地全面地進行具體分析,要看主流,看本質,不要揪住說了或寫了幾句錯誤言詞不放,借口「非純屬」就不予平反糾正。如果這樣做,就是不對的。應該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要注意把某些群眾由於思想落後或因一時一事不滿,而說了或寫了一些對黨、對領袖和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甚至謾罵的言辭,與以反革命為目的的宣傳、煽動、破壞加以區別,不要輕易給人戴上「惡毒攻擊」帽子。至於那些喊錯口號、亂寫亂畫、無意損壞領袖像、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亂語,更不應定為反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無限上綱而定為「惡毒攻擊」、「反革命宣傳」、「反革命煽動」、「反革命破壞」的案件,著重進行複查,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糾正。    
    中央批轉的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的這份《請示報告》,與李九蓮的冤案完全對得上號。可是這份報告提到了複查糾正「反革命」冤錯案已取得成績的許多省市自治區中,沒有「江西」二字;然而從《請示報告》列舉的阻撓和妨礙落實黨的政策的種種表現中,卻可以看到「江西」的影子。    
    1979年4月,面對這份已經傳達到基層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級法院的一再催促,贛州中級法院才不得不複查了一下李九蓮大案。案件複查人王光法,就是當年判處李九蓮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審判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寫下的複查意見是:「該案事實清楚,量刑適當,被告死不認罪,凡(翻)案。」4月16日,地區中級法院檢查組的意見是「維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與李九蓮案有關而被判處有期徒刑者的不斷申訴下,江西省高級法院再次指示贛州地區中級法院進行複查。法院於當年3月15日,寫出了《關於李九蓮現行反革命一案的複查報告》,堅持認為李九蓮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論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槍殺,都「符合當時的政策」,「應予維持原判」。隔了一個月,即4月14日,贛州地委常委會「討論」了地區法院的這個《複查報告》並作了決定:「同意贛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意見,維持原判不變。」    
    這一系列動作說明,1978年年底中央批轉的全國最高法院黨組的那份《請示報告》和中央的那幾句關於如何判斷「反革命」案的指示,1979年7月最高法院下達通知說,「文革」十年被判為「反革命」的案件已複查了百分之八十三,已平反的冤假錯案已達十三萬一千三百餘件,還有廣東省委、山西省委、承德市委分別在1979年2月和9月在平反「反革命」冤假錯案群眾大會上公開進行檢討的報道,對贛州地委及地區法院的主要負責人都毫無推動的作用。    
    面對贛州方面的這種態度,江西省高級法院調去李九蓮案的全部案卷,從1980年5月8日開始直接進行全面複查,於當年9月作出了複查結論,並上報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這個複查結論認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對李九蓮的處理是錯拘、錯捕、錯判,1977年的處死是「輕罪重判,錯殺,但李確已構成反革命煽動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決定:「同意法院意見,屬輕罪重判,錯殺,撤銷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級法院將這個複查報告送最高法院的時候,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在全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說,「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處的人中,「有十八萬四千人遭到錯誤判決」。    
    然而,這對贛州的某些人來說,仍如耳邊風。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地委書記杜昭說:「記者的屁股坐在什麼地方?」

    鑒於這種現實,當我即將離南昌去贛州的時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會上反對判處李九蓮死刑的江西省軍區政委張力雄——解放戰爭中期,我任新華社江淮前線記者時,他是江淮軍區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領導——為顧及我的採訪順利和人身安全,叮囑我一定要住在贛州軍分區招待所,並給軍分區政委——也是當年江淮新四軍的一位老同志打了電話。到了贛州,我才切實地體驗到,我的老領導的叮囑並不是過分的。    
    在贛州,李九蓮當年學習過的學校、當學徒工和第一次出獄後勞動過的廠礦,以及她被關押過的看守所、監獄的人員,都積極協助我參觀並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們對李九蓮不幸均表同情;他們對李九蓮問題的分析,與王澤民、張力雄等同志在省委常委會上的闡述幾乎完全一致。惟獨贛州地委和贛州法院的有關同志,對我的查訪採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態度。    
    11月21日晚飯後,贛州地委書記杜昭、副書記李偵續等人,驅車來到贛州軍分區招待所與我談話。雖然有時他們談得也相當委婉,但都堅持認為李九蓮是「現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頭造反派」,因為「誰當領導她就反對誰」。對於李九蓮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張貼《反林彪無罪》大字報的要求平反活動,以及由此引發出「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給地委造成的種種不快,他們仍然耿耿於懷。他們甚至說,「如果她想一死了之,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罵毛主席呢?」    
    我在採訪提綱中,列出了李九蓮案卷中出現的幾個實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於獄中,我想弄明白這些人究竟是些什麼人。杜昭和李偵續認為這些人都很壞。由此,轉達地區法院對來訪提綱有意見的口氣說,「法院同志認為記者屁股坐在什麼地方,是來幹什麼的?」    
    最後,他們的結語是,李九蓮是反革命,只是不該殺而已。說得很輕巧,絕無殺錯了人的那種負疚愧痛之情。    
    我說我的屁股坐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凳子上,是為「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而來的。我說在贛州,在江西,很多人都認為李九蓮第一次被拘捕時,她自身並沒有錯。她那時才二十三歲,就能夠猛然覺悟到「文化大革命」的種種謬誤,《語錄》不離手的林彪是奸臣;而我們一些革命了幾十年,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她父輩的人卻還執迷不悟,把她當做「反革命」,往死裡整,最後終於釀成了她身首異處的悲劇,至今仍振振有詞地為自己的失誤辯解,這不論是對黨、對人民,還是對自己的良知,都是說不過去的。    
    這次談話,延續了數小時。夜間十一點,我下樓送他們登車而返時,同志式地拍拍杜昭的肩,請他們第二天晚上繼續交換意見。杜昭也滿口應允,結果第二天讓我白候了一個夜晚,後來我要求地委派人帶我去走訪李九蓮的家庭和有關場所,也遭到不明不白的拒絕。    
    看來,這個大冤案的徹底平復,非尚方寶劍不行。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胡耀邦的批示,才掀開了這裡的大鐵蓋兒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飛返北京。對所得素材經數日整理,寫出一篇《內參》,題目是:《在「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蓮三年前被槍殺至今未昭雪》。當時,華國鋒仍是黨中央主席。這樣的《內參》能否發得出,也還是個大問題。但是經當時的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新華社黨組成員杜導正拍板,被送往印廠發排。    
    正在這個關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贛州的一個會議上照舊強調,「李九蓮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調會』案是翻不了的」。他的這個講話,立即刊登在《贛南通訊》,向贛州地區各縣、各單位迅速而廣泛地傳達。江西省委主要負責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態。    
    1月25日,那篇《內參》稿一送到黨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視,他當即給中央政法委書記、最高法院院長、公安部部長做了這樣的批示:    
    彭沖、江華、(趙)蒼壁同志:此事請予以妥善處理(包括對她的家庭親人),但處理這類事情,應考慮不要聲張,以免引起不良後果,而應著重總結經驗教訓。    
    彭沖當天就給江西省委主要負責人寫了兩行字:「(江)渭清、(白)棟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請閱《清樣》所反映的情況,請予查明,妥善處理。」    
    沉重的鐵蓋終於被掀開了。    
    2月17日開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並請省檢察院、省公安廳和贛州地區公檢法機關派人參加,徹底複查李九蓮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    
    3月18日,省委常委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作出了對李九蓮案進行平反糾正的決定。    
    3月26日,贛州地委召開了所屬各縣市和地區直屬機關、廠礦企業與學校的黨委負責人會議。此時地委書記杜昭已去中央黨校學習,所以會議比較順利地作出了貫徹耀邦批示和省委決定的決定。    
    接著,由省法院、地區法院和有關單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正決定。    
    4月17日,江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省委的指示,就李九蓮的複查改正事,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報告,並附上江西省高級法院《關於李九蓮案件的複查報告》等材料。省高級法院的《複查報告》態度相當誠懇,用詞也很懇切。它在歷數了多年中接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流毒所造成的危害之後,用檢討的口吻說:「在處理李九蓮案件時,不能分清違法與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確與錯誤的界限。對李九蓮給她戀愛對像曾昭銀的那封沒有署名的信,當時雖然看出她懷疑林彪是對的,但她對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議,為劉少奇同志鳴不平,我們(就)沒有看出她這一言行是正確的。對她1974年的申訴,也沒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認為她這些言行是犯罪行為。」    
    在談到覆核李九蓮死刑案件時,省法院檢查說,他們沒有分析此前興國縣法院對李九蓮的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及贛州地區保衛部認定李九蓮有反革命罪等等是否正確,只是孤立地研究了李九蓮在勞改期間的表現,和她在《我的政治態度》中一些攻擊粉碎「四人幫」、攻擊領袖、吹捧江青的言論,「沒有對李九蓮這個具體人進行認真地具體地分析研究」,片面地認為她犯有「『反革命』罪」,「判處了她死刑」。    
    在檢查沒能及時糾正這一錯誤的危害時,省法院的《複查報告》繼續寫道:「從1979年開始(就)有人為李九蓮申訴,中央有關部門也陸續轉來為李九蓮申訴的信件,省法院和地區中級法院……(也)進行過複查。但由於在我們頭腦裡『左』的影響沒有肅清,思想不夠解放,認為她沒有了這條罪還有那條罪,總想抓她一點尾巴;案內沒有證明(她)犯罪的材料,還想再調查找些材料來定點罪。在定性上,認為她構不上反革命罪,還想定她誹謗罪,以致使這個案件不能盡快地、實事求是地、正確地得到糾正。」    
    這時令人高興地看到,江西省法院的這份《複查報告》在分析李九蓮問題時所運用的邏輯,與中央有關領導部門的觀點是這樣的和諧一致,真正按照耀邦的批示,著重總結了經驗教訓。


「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然而人們:還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贛州地區為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處理善後的時候,筆者與中紀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驅車到中央黨校,見到了正在那裡學習馬列的杜昭,我們向他說了耀邦的批示,說了南昌和贛州正為這起冤案落實政策的動態,希望他能夠扭轉原來的態度促進這項政策的圓滿落實。他漲紅著臉,說他現在只能集中精力完成黨所交給的學習任務;關於這件事,在家的同志會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辦的。但我們從他的神態上看,他似乎仍有點悻悻然。    
    1981年秋天,為徹底處理好李九蓮一案受牽連的眾多人員的善後事宜,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劉復之,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室召開的小型座談會上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大冤案。李九蓮在那樣早的時候就開始反對林彪,不簡單!後來她批評華國鋒,是因為絕對相信毛主席的緣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瞭解外面的實際情況。這當中有些錯誤,完全應該諒解她,……她對小平同志的認識有錯誤,說了一句不恭的話,這也不算犯法。這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反動思想。她長期接受的是「左」傾思想的熏陶,後來又長期被管制關押,這種思想沒有來得及改變,是可以理解的。她沒罪。    
    劉復之接著說:這個案子大,株連多,牽涉面廣,拖得又太久,影響之深廣是必然的。當年受到「李調會」人員衝擊的一些領導幹部仍在台上。這樣,同情李九蓮等人的人很多,反對他們的人也不少。所以處理善後必須穩妥:既要堅決不留尾巴,又要安定團結。對當年在這個案件的處理中犯了錯誤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們自己去徹底改正。對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裡並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對李九蓮本質的看法,仍然堅持認為李九蓮是什麼「現行」或「鐵桿」的人;還有明知自己錯了,但為了保持「永遠正確」的面子,不得不強拉硬拽、胡拼亂湊一些理由,繼續打腫臉充胖子以伺機報復的人,都還有一些。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筆者也參加了這個小型座談會。我認為劉復之的這種分析是相當正確的。要私心重、缺乏正義感的人,能夠真誠爽快地承認和糾正錯誤,是很難很難的。1983年,在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中,在早結束中央黨校的學業、回到了贛州的杜昭的領導下,贛州地區果然把已經恢復工作的原「李調會」的一些成員重新抓了起來,與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雜在一起,五花大綁地遊街示眾。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從妥善處理,上訪鬧事,謾罵領導,傳閱有關「李案」處理和調整工資的「機密」文件,等等。這就像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古今中外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復辟與反覆辟、前進與倒退的風風雨雨,總會層出不窮、花樣繁多的。一些新舊時代都能左右逢源、很吃得開的人,往往都很擅長於執新鼓槌,敲打他們爛熟的舊鼓點。而我們有許多人,在勝利的欣喜中卻往往掉以輕心,麻木不仁。    
    不過不管怎麼樣,最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蓮、鍾海源的冤魂均得以告慰,「李調會」的案子被翻了過來,受牽連的千百人也總算喘了一大口氣。同時據說,全國因「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而被處死的五十多人的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糾正。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先說說這位革命長者

    1995年2月1日,農曆大年初二,我與人民大學的一位老朋友電話拜年,他得知我正在搜集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故事,他說他有一條線索,就是葛佩琦的那個離奇曲折的冤案,最後也是在胡耀邦的關注下才得以徹底平反。我問,是不是他也出了力。他說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學的一位老前輩。我說我很想見見這位老前輩。他說這位老人九十高齡了,不是什麼時候都能作馬拉松式長談的,得先與他約個時間。我說:「好,我等你電話。」    
    不一會兒,這位老朋友就來了電話,說是「明天上午九點」。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響這位老人家與遠遠近近兒孫們的節日歡聚,意欲向後推遲幾天。我的這位老友說,這時間就是那位老前輩定的,他認為談談葛佩琦的事,「比過節還重要」。    
    多麼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約前往,在人民大學林園宿舍區的一座樓房裡,與這位老人見了面。    
    他叫李逸三,身材頎長,面色紅潤,鬚髮尚未霜雪盡染;但言談時常常不由自主地顫搖著頭顱,偶爾寫幾個字,手也有點抖,仍不無高壽老者的特徵。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靜緩慢的談吐中,常常透示出剛勁雄辯的內涵。他說:1957年,他打心裡就不贊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說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擴大化」的論點。他說,如果「擴大化」了幾萬倍,十幾萬倍,這場運動還能被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練就了他一身剛正之氣。    
    他年輕時,與薄一波、程子華、李雪峰,同讀太原國民師範。1926年,他與程子華南下武漢,進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軍事。1927年蔣介石背叛了革命,他與程子華都參加了同年12月的廣州起義。起義失敗,程子華轉去湖北宜昌的有著不少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部隊公秉藩旅,李逸三則去了也有不少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第四軍十二旅旅部,當了一名准尉文書錄事;而在共產黨內,他是直屬中央軍委的進行兵運工作的特別支部的書記。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後回部隊,帶著裝有黨報《紅旗》、黨刊《布爾什維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進了漢口一家旅館,被檢查旅館的國民黨軍警發現,他隻身逃去。第二天,武漢國民黨報紙登出了一條大新聞:《共黨要犯李立三武裝來漢》,文中末尾寫道:「已派出幹探多人,四處緝拿」,鬧了個一字之差的大笑話。    
    他在武漢江岸區警備司令——黃埔軍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黨員黃志強的公館裡隱蔽了一個星期,聽說蔣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師已南去廣東,他就返回上海黨中央。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華,共同從事兵運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先與隱蔽在宜昌的湘鄂西黨委書記——上海中央流動訓練班(中央黨校前身)的同學周逸群接了頭。周逸群說,程子華所在的那支部隊已在三天前舉行了暴動,已與他失去了聯繫,遂介紹李逸三去洪湖蘇區參加武裝鬥爭。    
    在洪湖蘇區,李逸三先後擔任過游擊二縱隊政委、紅十七師政治部主任、紅六軍秘書長兼洪湖軍政學校代理校長。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黨中央匯報了工作返回蘇區時,被途中嚴密搜查的敵人認為「形跡可疑」,關進了武漢的軍人監獄。武漢行營軍法處判他三年徒刑。上海黨中央與他單線聯繫的女同志浦秀文,給他匯了三十塊錢,囑其多保重。    
    1931年長江洪水氾濫,淹沒了這所監獄。1932年春末,南京國民黨政府頒布疏通監獄令,他被依令釋放出獄。出獄前,浦秀文又給他匯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路費。他出了監獄即刻趕赴上海,黨中央已轉移江西蘇區。他遍找單線聯繫的浦秀文也找不著。全國解放後,在北京,他見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產黨員浦化仁,才得知浦秀文當年給他匯款後不久,便因病去世。    
    當時,他算是暫時失掉了組織關係,只得回山西武鄉故土,獨自建立了黨組織展開地下鬥爭。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書記維公,才接上了組織關係,並決定正式成立中共武鄉縣委員會,由他擔任縣委書記。1934年春,他又被閻錫山逮捕,關進了太原第一監獄,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組織同監獄難友絕食三天,他們才被釋放。他出獄後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學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決死隊第一縱隊二總隊,從連指導員幹起。而後,他陸續擔任過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太岳軍區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抗戰勝利後調往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做黨的工作。    
    全國解放,華北大學改稱中國人民大學,他歷任專修科總支書記、預科主任、校本部人事處長、校黨委常委、統戰部長、組織部長兼監委書記。1964年調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兩次坐監、靠邊站被審查。1978年冬,中國科學院黨委給他作出了歷史結論:「兩次被捕,沒有問題」,「反『左』,難能可貴」。1979年調任國務院參事。    
    李老說:「葛佩琦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以後又怎樣被關進了監獄,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後後,都是一連串的完完全全的人為大冤案!」    
    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快結束時,李逸三老人發出了這樣的感歎。接著,他從書櫥裡拿出一個厚實的文件袋,封面上寫著「葛佩琦」三個毛筆字,裡面裝有八十年代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後,一些報紙雜誌記者對葛佩琦的訪問記,平反前葛佩琦寫給李老的信件、申訴材料,和李老給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一些記者已發表的文字沒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憶錄也未盡納其內的。這對我來說,都十分寶貴。    
    多麼可敬可佩的老前輩!    
    為保證「完璧歸趙」,我回到新華社複印了全部材料。然後細細研讀了「葛佩琦」,越發覺得當年一些人橫加給葛佩琦的「極右分子」、「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等等罪名,與葛本人從呱呱墜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實言行,統統都沾不上邊。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他本是熱血滿腔的愛國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於山東平度縣仁兆鎮淖泥溝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弟兄五人他最小,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加上父母全家八張嘴吃飯,只有三畝半地。農忙時村塾放假,他這個頗受優待的小弟弟,也得去放豬放牛,同時手捧書本不忘苦學。    
    那時整個平度縣只有一所縣立小學,一所美國基督教會辦的中學。他從私塾考進了這所中學附屬小學六年級,剛剛讀至畢業,這所中學停辦。聽說離平度縣三百六十里的黃縣也有一所美國教會辦的中學,懷著「科學救國」理念的葛佩琦,用一根小扁擔挑著行李和書籍,汗流浹背地行了三百六十里,考進了這所中學。    
    那是1929年春天。第二年的5月3日,是侵入山東的日本強盜在濟南屠殺中國軍民五千餘人,並殘殺國民黨政府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及十七名外交人員的「濟南慘案」兩週年。國恥難忘的同學們要求召開全校同學的紀念大會。美國校長借口大會程序中的「向國旗三鞠躬」是教會所反對的偶像崇拜,妄圖阻止紀念會的召開,同學們不予理會,堅持召開了紀念會,照樣向國旗三鞠躬。這位校長就宣佈「停止上課,解散學校」。中國老師和同學們不聽這一套,一直堅持到6月完成了期末考試,才各奔前程。    
    有錢的同學都轉向他方求學了。窮書生葛佩琦卻突發奇想:去北京上學。他步行回家「說服動員」,父親才東挪西借給他湊了十五塊錢,母親給他做了雙布鞋和一身粗白布褂褲,再步行三百六十里,回到黃縣挑起存放在一位老師家的行李和書籍到達龍口,在一位老鄉的幫助下買了張便宜的輪船票,經兩天一夜的波濤搖晃到達天津。待從天津乘火車到了北京,他口袋裡只剩八塊錢了。    
    那時外鄉人在北京上中學,就是一文零花錢也不花,每學期的學費、膳食費和書本費,起碼也得三四十元。他這區區八元錢,怎麼能上得了學?一位同鄉舉薦他先去一家工廠當學徒,等賺足了學費再求學。他被分到這家工廠的汽車房,先跟著師傅刷洗汽車零件修汽車,然後學開車。平時每天都得清掃汽車房、擦汽車,幫助師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錢,每天兩頓窩窩頭,一分工資也沒有,他也幹得很認真。    
    1930年8月,在黃縣讀書時的幾位同學進了北京崇實中學(現名二十一中)。這所中學與葛佩琦當學徒的工廠只隔一條胡同。他們得知窮得有名的老同學葛佩琦還是因為沒有錢才輟學,一位家庭較為寬裕的同學王征壽(現為廣州南方醫科大學教授)主動借給他二十五塊錢,夠交一個學期的伙食費;葛佩琦自己剩下的那八塊錢,夠交一個學期的學費;那位舉薦他去工廠當學徒的老鄉,則借給他五塊錢買了書本,他才得以插入這所中學的初中三年級。    
    他遂向工廠廠長告辭。廠長看這位年輕人忠厚老誠,刻苦上進,就特別關照他得空兒就回廠繼續學開車。這正合他的意,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都回廠摸摸方向盤,沒花一個銅子兒就成了技術嫻熟的司機。    
    第一學期順順當當地度過,第二學期的「鈔票」又成了問題。學校教務長介紹他去牧師兼校長辦的瑞士奶羊場,給用戶送羊奶。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騎上自行車,把三十多瓶四十多斤重的羊奶分送給東單、東交民巷一帶的用戶,往返約十里,八點鐘準時進課室。下午四點下了課,他再按這條路線送一次奶,不誤晚自習。    
    這樣,奶羊場負責給他交學費,另外每月還給工資三元錢;他第一學期的總成績在初中各年級名列第二,得了八元錢的獎學金,第二學期的「經費難」也全部解決。    
    他如此風雨無阻地半工半讀,在高中部又讀了兩年。這兩年的寒暑假,他照樣沒錢回家探望父母和兄妹,就留在學校每天照送兩趟羊奶,偶爾還開車幫人送水果,所餘時間全部用來刻苦自習,拿下了高中三年級的全部課程。1933年暑期,他以優異的成績,越級躍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進了全國數一數二的高等學府,他照舊半工半讀,以獲生活、學費之源:家庭教師,中學兼課。終年辛勞不已。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一二·九運動闖將」

    1935年5月和7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民黨政府,接連與日本強盜簽訂了「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任由日本軍隊大舉增兵關內,叫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11月24日,漢奸殷汝耕在北京城東二十公里的通縣,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二十多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機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軍飛機偵察盤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橫行。    
    正當這華北危亡之秋,與日本人簽訂「何梅協定」的何應欽,又作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駐華北代表處長官的身份來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見了一些「要求華北自治」的漢奸,與日本人秘密商談,決定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消息傳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決定,由北平市學聯發動各大、中學校學生,於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應欽請願,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如果請願不成,就改為示威遊行,推動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來。    
    12月9日早晨,北風呼嘯,寒氣襲人。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彙集到新華門前。新華門緊閉。門前排列著槍上刺刀的軍隊和架著機關鎗的車隊。學生們推出的十二名向何應欽請願的代表,根本進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為示威遊行。葛佩琦與北京大學的許多同學也參加了示威遊行。遊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進發,國民黨軍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槍托、高壓水龍頭對付赤手空拳的男女學生。不少學生被捕,三十多名學生受了傷,其中東北大學的一位男同學被打斷了鼻樑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學被砍傷了一條胳膊。馬路上霎時凍成了一片片晶瑩的血花。同學們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繼續與軍警搏鬥。    
    永垂青冊、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    
    由於全天參加了遊行示威,本當9日下午當眾開票宣佈北京大學學生會的選舉結果,改在10日上午宣佈。葛佩琦被選為學生會執委會委員。接著,朱穆之(當時叫朱仲龍)、韓天石等三人被選為學生會總務、副總務(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於有了這一整天的示威遊行,原定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泡了湯。    
    冀察當局召集各大學的校長開會,要他們「勸導學生安心上課」,不要再上街「亂喊口號」。有些校長回校後在學生面前聲淚俱下地說:「你們再去遊行,學校就難保了!你們應當愛護學校!」有的學生當場站起來反駁說:「校長,我們愛學校,但是更愛國家!」    
    12月14日,北平報紙報道,冀察政務委員會改在12月16日舉行成立典禮。北平市學聯立即決定,在16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6日凌晨,位於沙灘的北京大學的所有學生宿舍,都遭到國民黨武裝軍警的緊緊包圍,住在北大西齋宿舍的葛佩琦,率領西齋的同學向門外衝擊時,與身後舉大旗的兩位同學立即被軍警逮捕,並遭到十多個偵緝隊員的拳打腳踢。然後被押到附近銀閘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著沙灘大街上響起接連不斷的口號聲和歌唱聲。北大同學終於全部衝了出來。    
    上午十點多鐘,一個留著八字鬍的警官開始「過堂」。他問葛佩琦:「你們這些受共產黨蠱惑的學生,鬧騰什麼?……難道你們還要造反嗎?」    
    葛佩琦回答:「是,我們是要造反。我們要造日本帝國主義的反,要造漢奸賣國賊的反!」    
    「不要胡說!誰是漢奸賣國賊?敦睦鄰邦,謀求和平,是黨國的大政方針,你竟敢在公堂上發表抗日言論……」    
    「鎮壓抗日救亡運動者就是漢奸,以國土睦鄰者就是賣國賊……」    
    「你胡說啥?給我跪下來!」    
    「只有漢奸賣國賊,才會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愛國青年,寧願站著死,不可跪著生!」    
    「把他拉下去,給他戴上手銬,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與各校被捕的同學繼續堅持不屈,齊唱救亡歌曲。數日後,都被各個學校當局保釋出獄。    
    1936年1月,平津學生組成了南下擴大宣傳團,傳播抗日救亡火種。葛佩琦與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幾位執行委員在後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學。但是,到達涿州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團和到達保定的第一團與第二團,先後被國民黨軍警特務和河北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為了保存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團團長、中共地下黨員蔣南翔建議成立「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獲得第三團全體團員的擁護。第一團和第二團成立的組織叫做「民族解放先鋒隊」,推舉一團團長、中共地下黨員韓天石等九人為籌備委員。他們全都返回北平後,經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同意,將這兩個組織合併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外圍組織。葛佩琦立即參加了民先隊。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鋒

    就在他參加「民先」的這個月——1936年2月,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北平市當局更加起勁地鎮壓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許多學校的學生被逮捕或被開除。單是天安門外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學(又稱河北高中)在一天之內,就開除了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康世恩等十人。在校學生要求校長收回成命。高二、高三班同學六十人激於義憤,和康世恩等被開除的同學一起離開學校,流落街頭。葛佩琦與北大學生會的兩位執行委員代表北大學生會,讓他們投宿於北大三院學生宿舍,給予熱情慰問。    
    2月13日,北平各學校的學生代表三百餘人,護送康世恩等人返回河北十七中學。校門緊閉,無人接納。學生們越牆而入。學校校長帶來軍警特務,將高二丙班學生郭清五花大綁投入監獄,嚴刑拷打。3月9日,郭清被折磨致死。消息傳出,北平許多學校的學生都怒火填膺。北平學聯黨團決定,3月31日上午九時在北京大學三院大禮堂,召開追悼郭清烈士大會。30日深夜,葛佩琦和北大學生會的幾名執行委員連夜把這一決定,秘密通知了北大進步同學。    
    3月31日上午九時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禮堂的各校學生代表一千多人正要召開追悼會,北大校長蔣夢麟到場勒令停止開會。同學們置之不理,追悼會繼續進行。北大救國會主席韓天石致詞後宣讀了祭文,天津學聯、民先總隊、北平婦女救國會的代表相繼發言。大會決議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不再發生這類事件;停止內戰,對日抗戰。    
    這時,北大三院的大門已被軍警特務封鎖。參加追悼會的同學更加悲憤難忍,決定「抬棺遊行」。但他們遭到軍警的鎮壓,結果,五十多位同學被捕,其中有女生十七人,還有一位跟著採訪的新聞記者,另有更多的同學被打傷。    
    當天上午,北京大學當局貼出兩張佈告:一是「本屆學生會立即停止一切活動」;一是將追悼會主持人之一的韓天石等四位同學開除學籍,理由是「破壞秩序,危害全校安寧」。    
    這樣,北大學生會一邊設法營救被捕同學,同時,要求學校當局收回開除四位同學的成命。4月1日下午,葛佩琦與另一位學生會執行委員劉玉柱,去面見校長蔣夢麟,要求恢復學生會的活動,收回開除四位同學的成命,保釋被捕同學。蔣夢麟餘怒未息,對所有要求均斷然拒絕。    
    葛佩琦們沒有氣餒。他們發動被捕、被開除同學所屬班系的男女同學,接二連三地向蔣夢麟請願,大搞「疲勞轟炸」。最後蔣夢麟不得不宣佈:「茲念師生感情,尚可盡力幫助。」北京大學被捕的男女同學,相繼被保釋出獄。其他各校被捕的同學,也先後得到釋放。    
    1936年5月,天津日益增多的日寇,將被迫為他們擴建兵營、構築軍事設施的大批中國工人秘密處死。葛佩琦也親眼看到天津海河中漂流著不少浮屍。天津全市的愛國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日本增兵華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    
    剛剛自動恢復活動的北大學生會,立即率領北大同學響應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北大當局仍拒不備案。學生會在三院大禮堂召開全校同學大會,又被突然趕來的警察、憲兵所制止。學生們遂轉移到三院大操場繼續開會,決定將北大學生會改名為「學生救國委員會」。經正式投票選舉,葛佩琦被選為二十一名委員之一。    
    6月13日,葛佩琦與救國委員會的委員們,率領北大同學參加了全北平市學生的示威遊行。各路遊行大軍運用了「頭調尾、尾調頭」的穿插迂迴游擊戰術,經過七散七聚,避開了沿途軍警的攔截,會師於鼓樓廣場,召開了市民大會,通過了如下的決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保衛華北,收復東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義的指揮下,綏遠抗戰爆發。北平市學聯發起募捐活動,支援和激勵綏遠前線將士。葛佩琦也率領北京大學的一支募捐隊,到東四至朝陽門一帶募捐。他們將募捐所得全部送交北平市學聯,市學聯購買了鋼盔、皮衣、藥品等物,送往綏遠前線,當月25日,綏遠前線將士收復了百靈廟,取得了綏遠抗戰振奮人心的勝利。    
    北大學生救國委員會的抗日救亡活動卓有成效,也未能得到學校當局的承認。而當時沒有一個合法的學生會,要順順當當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是相當困難的。經過多次力爭,學校當局才同意按照當時官方的「高等院校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重新組織學生會。經過全校各班代表大會的正式選舉,陳忠經被選為學生會主席,葛佩琦為副主席,劉玉柱、袁寶華、陸平、胡昭衡、顧大椿等十七人為執行委員。其中除葛佩琦為民先隊員外,絕大多數都是中共地下黨員。    
    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一週年。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決定這一天舉行全市學生大遊行。市委負責人黃敬、學聯負責人高承志和民先隊負責人李昌等人組成了遊行指揮部。但到了這一天,正碰上段祺瑞的大出殯。為避免與全城戒嚴的軍警發生衝突,李昌建議把「一二·九」一週年的大遊行,改在12月12日進行。    
    12月11日夜晚選出的北大學生自治會,立即對全校進步同學作了總動員。第二天天不亮,葛佩琦等人就率領全校同學參加了全市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慶祝綏遠抗戰勝利,支持青島工人抗日大罷工,要求釋放全國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    
    幾路遊行大軍在東皇城根會師不久,在東華門大街碰到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小汽車。學生們早先接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指示——對宋哲元只能團結和統戰,圍著小汽車齊聲高呼:「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二十九軍保衛冀察」,要求宋哲元下車講話。宋哲元坐在車裡答應:現在兄弟公務在身,下午在景山公園相會。    
    下午,葛佩琦率領的北大學生隊伍首先進入景山公園,然後各學校的隊伍五千餘人陸續到達。宋哲元雖然失約,仍派北平市長秦德純代表他和大家見面。他表示願意抗日,接受了大會主席團的幾項抗日救亡的要求。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他說「今天就辦」。當學生隊伍氣勢雄壯地走出公園大門時,全副武裝站崗的士兵向學生隊伍規規正正地敬禮。    
    1937年6月,葛佩琦從北大物理系畢業,獲學士學位。山東省教育廳請他去省立第五中學教物理,他沒有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如果抗戰爆發,就響應黨的召喚,奔赴前線;如果一時中日不交戰,就爭取出國留學深造,多學點本領總是有用武之地的。    
    6月28日,北大、清華等許多院校的學生,在西山舉辦軍事夏令營。葛佩琦雖在城內一所中學兼課,未能全部參加,但在老紅軍袁義烈和軍事幹部朱則民秘密前往夏令營講授游擊戰時,他也專程前去聆聽。這次學到的點滴軍事常識,居然對他抗戰初期組織游擊隊發揮了大作用。    
    「七·七」抗戰爆發的第二天,北大學生會就組織了多支慰勞隊,趕赴盧溝橋和城內傷兵醫院慰勞傷員。其中一支慰勞隊由葛佩琦率領,慰問了東直門陸軍總醫院的傷員。傷員們備受感動。有的儘管頭上裹的紗布血跡斑斑,有的腿上打著石膏,也紛紛表示爭取早日傷癒,重回前線。    
    第二天,葛佩琦參加了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組成的戰地聯合救護隊,到戰地救護傷兵。抬進城內的傷兵無處收容,他們就把北大三院改為傷兵醫院,醫藥、設備、經費,一切的一切,全靠自力。葛佩琦代表學生會去見了北大秘書長鄭天挺,鄭先生表示學校的東西都可以用,煤水電全由學校負擔。他們陸續搶救了數以百計的傷員。    
    7月28日夜,二十九軍全線撤退,北平淪陷。在日寇正規軍尚未進城時,葛佩琦和他的同學們仍在繼續搶救傷員,並把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區。8月7日,他才和朱穆之、劉江陵等人告別北平,奔向抗日征程。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步步走向奉獻終身的大門

    1937年8月上旬,葛佩琦與先後到達天津的五百多位北平學生,乘一艘英國輪船去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抗戰,心中打鼓的英國船長想調轉船頭。葛佩琦與劉江陵等人被全船學生推舉組成了航行指揮部,向英國船長提出嚴正警告:如果你執意要把輪船開回天津,把我們送給已經全部佔領了天津的日本強盜手中,我們就把你扔進大海。這位船長只得答應將船開到煙台。    
    船到煙台,上岸步行。男女同學三百人在掖縣沙河鎮作了三天的抗日宣傳,葛佩琦沒有一睹近在咫尺的平度縣家門。    
    在濟南,民先隊的領導同志李昌等人根據黨的指示開會決定,將彙集於濟南的大批平津學生一分為三:一部分由李昌率領去太原支援山西抗戰;林一山、劉居英、孫傳文等一部分人適合留在山東就地開展抗日活動;大部分人由蔣南翔等人率領,南下開展救亡。葛佩琦與南下同學到了南京;並被推選為「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執行委員之一。這些執行委員,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    
    為了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葛佩琦和另兩位執委受同學會的委派,舉著《平津同學會上政府意見書》,先後往訪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倫、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教育部長王世傑、軍委會第六部(民選部)部長陳立夫等黨政要人,要求國民黨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學生上前線參加抗日救亡。同時他們訪問了沈鈞儒、張申府等社會名流和進步人士,得到了他們的同情與支持。    
    八路軍南京辦事處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博古作為中共代表進駐南京。先期到達南京、並在平津同學會中建立了黨的組織的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區地下區委書記李華,與同學會中的蔣南翔會見了博古,博古指派李華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並擔任書記。葛佩琦與平津同學遂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抗戰救亡工作。他們組織戰地救護隊去正在激戰的上海昆山一線,把大批無人搶救的傷兵抬下火線,送到後方醫院;他們組織了宣傳團,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敵熱情,並和南京的許多大學、中學的愛國學生共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同時成立了迎送小組,在短短三四個月內,把南北各地流亡到南京的學生,輸送到抗日部隊、延安或大後方的,就達萬人以上。    
    9月中旬,國民黨政府讓教育部出面,以淪陷區的一些高等院校已在湖南、陝西成立了臨時聯合大學為借口,要求平津同學會自動解散。南京憲兵司令部也借口「維護首都治安」,多次派人催逼同學會停止活動。為克服這一危機,葛佩琦遵照學生會負責人傳達的博古的指示精神,與學生會的另一名執委見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周炳琳,要求舉辦「戰地服務訓練班」為前線培訓戰地服務人才。    
    這一要求得以實現。9月底,一部分同學去了戰訓班,大部分同學仍留在同學會。10月8日晚,市委書記李華正在同學會參加同學會的執委會議,突然衝進來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將葛佩琦和蔣南翔等五人以「滋事學生」的罪名,關進南京警備司令部監獄。他們向警備司令部提出強烈質問:我們愛國抗日,你們為什麼要逮捕我們?    
    關到第七天,警備司令部只得用大汽車,把他們送到位於南京建鄴路原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舊址的「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與平津的許多老同學相聚在一起。    
    戰訓班主任是陳立夫。它成立之初,中共南京市委就派地下黨員顧大椿等人,以學員身份進入並建立了黨支部,領導有組織聯繫的二十多名地下黨員和二百多名民先隊員,團結廣大進步同學,與訓練班當局的班內搞的一系列反動活動,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機智果敢的鬥爭,並都取得了勝利。    
    上海淪陷,南京告急。戰訓班由南京撤向蕪湖、南陵、青陽、貴池……直至景德鎮。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戰訓班當局以「行軍耽誤了訓練計劃」為口實不讓畢業的陰謀又遭失敗。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一百多名已獲畢業證書的男學員被調往武漢,等候分配。他們立即與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秘密取得了聯繫,向已是中共長江局負責人的博古匯報了戰訓班鬥爭的情況,並研究了下一步如何走。當戰訓班副主任黃仲翔要分配他們去河南第一戰區工作的時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達武漢的蔣南翔,要求解決黨的組織關係。蔣南翔說:你還是隨著大隊去河南,到時候會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5日,正是元宵節,葛佩琦等一百人到達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的所在地鄭州,當時擔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是中共地下黨員。得到李世璋的大力舉薦,這批戰訓班學員被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潛分別委派為民運指導員。葛佩琦與中共地下黨員王振鴻、劉野亮等四十人,主動要求去接近前線的豫東商丘地區的十二個縣,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聚集抗日力量,保衛戰區安全,支援徐州會戰。離鄭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八路軍駐開封辦事處主任劉子久找葛佩琦談了話,要他有事直接找他聯繫,到豫東的主要任務是抓武裝。    
    葛佩琦等人到了商丘地區各縣,國民黨的縣長和縣黨部書記長們借口地方武裝已由聯保主任們組成了聯防隊(限制共產黨活動的一種組織),無需再組織民眾抗日自衛隊,反對民運指導員們抓武裝;甚至長官部規定的民運指導員們每人每月由地方財政支付的二十元生活費,他們也借口財政困難而拖延支付。葛佩琦等人立即向程潛匯報。程潛為此特別召開了各縣民運指導員、縣長、縣黨部書記長參加的開封會議,要各縣將民運工作放在第一位;若有妨礙民運工作者,必將予以嚴肅查處。會後,程潛以河南省主席名義,撤掉了商丘地區阻撓民運工作的六名縣長,並批准了葛佩琦等人推薦的新縣長,才打開了那一帶「民運」工作的新局面。    
    1938年春天台兒莊大戰之後,又發生了徐州大會戰。5月24日,國民黨部隊自徐州敗退,蘇北、豫東的主要城鎮也隨之陷入敵手。程潛的長官部也從鄭州撤至洛陽。派在豫東的四十名民運指導員中的三十九人,隨著軍隊撤到黃泛區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區。    
    商丘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專員和各縣縣黨部書記長,也都已無令而逃。葛佩琦主動聯合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等人,發動各縣民眾抗日自衛隊開展游擊戰,成立了豫東抗日游擊司令部,宋克賓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訓處長。短短一個多月,就發展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擊隊,為當時黃泛區以東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裝,拔除了日寇在隴海線上的幾個據點,並收復過兩座縣城。    
    6月下旬,這支游擊隊派秘書李洪(中共地下黨員)去洛陽向長官部匯報豫東戰況。葛佩琦適時請李洪與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聯繫,並向劉子久轉達他的入黨申請。7月上旬,葛佩琦接到程潛的電報,要他與宋克賓火速赴洛陽面談。他倆帶著幾個衛兵越過六十里寬的黃泛區,經周口、漯河、鄭州日夜兼程地趕到洛陽,受到了程潛的接見與嘉獎,洛陽各報都報道了豫東的抗戰戰績。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當時為中共河南省委委員、豫西特委書記、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的劉子久,來到葛佩琦獨自住宿的一家旅館。劉子久向葛佩琦宣佈:「組織上已經正式批准你的入黨申請。由於你是老民先隊員,免除候補期,直接轉為正式黨員。」葛佩琦頓感週身熱血沸騰,為「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最崇高的願望終得實現而感到無上榮幸。他決心為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上)

    離開洛陽前,劉子久給葛佩琦交代了任務:做好宋克賓和官兵們的統戰工作,為新四軍彭雪楓支隊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條件。他並寫了一封介紹信,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楓。    
    1938年冬,彭雪楓率部到達豫東,宋克賓等人不但表示歡迎,還送了幾百套棉軍衣給彭支隊戰士們御寒。葛佩琦單獨與彭雪楓見了面,轉交了劉子久的信,匯報了豫東的抗戰活動和敵我情勢。彭雪楓對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讚賞,要葛佩琦有事直接與他聯繫。    
    1939年春,彭雪楓支隊在永城縣境與日寇作戰,犧牲了幾位戰士。葛佩琦代表豫東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參加了追悼會。會後,彭雪楓約葛佩琦單獨談了話。這時,宋克賓的部隊又擴大到一萬五千多人,下分三個縱隊。葛佩琦說,自己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了,老穿著國民黨的軍官服,覺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的黨的部隊中去工作。彭雪楓大笑。他勸慰葛佩琦說:為了發展抗日統一戰線,你繼續留在宋克賓那裡為黨工作,比調去新四軍會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這才下了決心在國民黨部隊繼續幹下去,除非黨組織有了新的派遣。    
    這時,程潛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任,由洛陽到了西安。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由衛立煌接任。衛立煌撤了宋克賓的豫東專員兼保安司令的職,但宋克賓沒有交出原來由葛佩琦幫助擴建的豫東抗日游擊隊。後來在程潛的支持下,這支部隊改編為下轄三個師的國民黨暫編第二軍,宋克賓為軍長,葛佩琦為政治部主任,調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宮之間,這支部隊與掃蕩的日寇頻頻發生戰鬥。由於人生地不熟,武器裝備又極為懸殊,部隊損失慘重,軍心頗為動盪,絕大部分官兵都主張返回豫東老家。葛佩琦堅決反對。因為原來的防區已被河南省保安隊接收,豫東隴海沿線又被漢奸張嵐峰部隊所控制,一時難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賓卻說,張嵐峰也是豫東同鄉,又在西北軍中共過事,不至於不給碗飯吃。    
    葛佩琦預感宋克賓等人有率部當漢奸的危險,想到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絕不能被他們裹挾而去當漢奸,遂連夜隻身潛出圍塞,歷數晝夜,越過日寇鐵路封鎖線,奔向彭雪楓部隊原駐地永城縣書案店。到了書案店,才知彭雪楓已率部東進,吳芝圃副司令還在附近一個村莊,當晚也將出發,葛佩琦立即向吳芝圃匯報了宋克賓部隊的險象,並問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隊拉到永城,與新四軍合作抗戰。吳芝圃說,這不符合抗日統戰政策,要葛佩琦盡快去西安向程潛報告,力挽宋部不當漢奸,並說,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敵人,你就利用程潛的關係留在天水行營,長期埋伏,等待黨的新指示。    
    葛佩琦與吳芝圃分了手,經多日迂迴跋涉到了洛陽。他想向劉子久匯報黨的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劉子久;他想乘火車直奔西安,但這一帶的鐵路已遭黃河北岸日寇炮火破壞。他只得時而騎自行車,時而推車步行。他好不容易地到了西安,程潛聞知,立即召見。程潛說:「前方來電話宋克賓已率部叛國投敵。那個部隊是你當民運指導員時組織起來的,你能不能把那個部隊再拉回來?」葛佩琦說:能!程潛讓他去參謀處看看有關策反的文件,聽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潛派葛佩琦為「天水行營豫東特派員」,主要任務就是策反漢奸部隊反正,並給他派了三名聯絡參謀和一個通信班及電台。    
    9月初,他們到達黃泛區以北的鹿邑縣秋渠集,葛佩琦分別派遣三名參謀潛入敵占區開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裝潛入商丘,偵察到宋克賓部隊已被改編為「和平救國軍第一軍第三師」,宋為師長,駐商丘以東三十華里的馬牧集。他同時還偵察到,他當年擴編的游擊第六支隊袁天柱部,也已投敵被編為「和平救國軍第一軍獨立團」,駐商丘以南的馬頭集。經數月周密策劃,袁天柱部於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著,葛佩琦又與宋克賓的部隊取得了聯繫。他們也答應反正。他立即把這一情況報告了天水行營。程潛復電說:及早發動,有功者獎。不久,程潛又來電說:策反工作可與何柱國軍長合作進行,已另給何軍長去電知照。    
    何柱國是豫東前線國民黨騎兵第二軍軍長。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動「和平救國軍第一軍」另兩個師的反正。葛佩琦仍一門心思地想把宋克賓部隊拉到彭雪楓那邊去,以壯大自己黨的武裝力量。他專程趕赴洛陽,找到了劉子久,匯報了這一新的重要軍情。劉子久說:你與何柱國的這一密切合作,符合抗日統戰政策,有利於抗戰;你若把宋克賓部隊拉到新四軍去,恐怕難以成功。    
    這樣,葛佩琦才與何柱國緊密協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國的騎兵接應,三個偽軍師同時反正成功,被合編為國民黨新七軍,削弱了在豫東的蠶食力量。    
    當年冬,程潛被調往重慶,天水行營改稱國民黨軍委會西安辦公廳,熊斌、蔣鼎文相繼擔任辦公廳主任。葛佩琦以「參議」名義,繼續埋首於此,聽候黨的指示。    
    1941年夏,西安辦公廳、黃河水利委員會、第一戰區和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河南與安徽兩個省政府的代表,組成了黃泛區勘察團,調查黃泛區民情。水利委員會的代表為主任,葛佩琦擔任副主任。他們的木船時而在漂晃的高粱穗梢上前進,時而在水漫屋簷的街道中穿行;安徽淮河邊上的著名城鎮正陽關,也成了洪水四圍的「海中龍宮」;木船從西門開進,停在一家旅店前。    
    經數月勘察,深入瞭解黃泛區的災情和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後,他們在報告中建議由國家撥款,以工代賑,在黃泛區西岸的河南新鄭至安徽界首,修築一條大堤,既可保住黃泛區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濟災民,還可建築河防工事。用大堤充作繁榮黃泛區經濟的運輸公路。    
    這個建議立即被採納而且順利實現,對抗戰、救災不無裨益。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中)

    1942年春,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調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葛佩琦遵從了黨的指示,也利用與蔣鼎文的關係,隨其調至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任少將參議,將主要精力投入黨的地下活動。    
    未幾,他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頭銜,赴豫東日寇佔領區搜集情報。在豫東敵占區的許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設有聯絡站或聯絡員,各種情報源源而至。他想將這些情報首先報向延安,但遍尋據說出差的劉子久而不見。因為「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的黨中央指示凡在國民黨統治區已亮明共產黨員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據地。劉子久匆促轉去豫東、皖北根據地做領導工作去了,沒來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組織關係。    
    葛佩琦當時並不明白這個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轉延安。但到了西安,見到了北大數學系同學、中共地下黨員李年。李年說,陳忠經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冬,葛佩琦被選為北大學生會副主席,陳忠經被選為學生會主席,「正副主席」又相聚,都欣喜異常。陳忠經與李年都勸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況將由他們二人負責轉報上級黨的組織。    
    這時候,黨中央的一個重要情報部門,在西安已活動一年之久。它的負責人,是從延安派來的趙耀斌,對外號稱王石堅。趙耀斌請示延安後,為葛佩琦接上了組織關係,並要他直接給黨的西安情報站提供敵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這時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東敵占區日本特務機關黑名單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當他又一次潛入商丘虎穴時,很快就被日本特務看在眼裡,日本憲兵隊緊急通知全城的偽軍對所有城門加強崗哨,協助憲兵特務大搜捕。幸好,偽軍的一位營長是中共地下黨員,並曾是葛佩琦組織豫東遊擊隊時的一名大隊長,他火速通知了葛佩琦所領導的商丘聯絡站主任、掩護身份是偽軍教導團軍需主任的牛景康;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聯絡站的掩蔽所陳公館,讓葛佩琦脫下偽軍軍服,機警地轉到年久失修、部分城牆坍塌的城東北角,用一根繩子把葛佩琦放到牆外,才得以脫險。    
    1943年春,侵華日軍總司令部為籠絡漢奸部隊,在南京召開了偽軍師長以上軍官才能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葛佩琦屬下的一名情報員,給豫東的一名大字不識的偽軍師長當參謀和翻譯。會議結束後,這位「參謀和翻譯」遵照葛佩琦的事先叮囑,將全部會議文件都帶了回來交給葛佩琦。其中有一張「大東亞共榮圈」示意圖,即一定要打通從朝鮮、東北、北平、武漢、廣州的鐵路線,從而支持進攻緬、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戰線,並從陸地一側以配合鞏固對南洋諸島國的佔領。葛佩琦估計,日寇很可能要出兵進攻還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漢鐵路若干重要路段,立刻將這張示意圖複製了兩份並附上他的分析估計,分別報給了中共西安地下情報站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把葛佩琦電召到洛陽述職,並交給他一個緊急使命:把剛剛從重慶來到洛陽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覺得這又是深入敵偽統治中心搜集情報的大好時機,就欣然從命。他們先坐了幾天的汽車,後又改坐架子車通過日偽佔領區到達商丘,住進了那位在偽軍中當營長的地下黨員開辦的旅館,然後乘火車順利到達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謝絕杜夫人留住杜公館的邀請,住到了「一位朋友」家。這位朋友,就是他派駐上海的地下聯絡員。這位聯絡員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紹他與不少朋友談了話,使他耳聞目睹了上海偽幣狂貶、物價瘋漲、日寇大刮民脂民膏的「以戰養戰」、殘酷坑害剝削其鐵蹄下的中國人民。他回到豫東後,立即將這些「敵囊之密」分別報送給黨的西安情報站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    
    接著,他在商丘火車站建立了監視日寇軍運中心,逐日登記隴海線上日寇來往軍車的車次、去向、所載部隊番號、人數、武器裝備、軍用物資種類及數量,等等。情報聯絡員及時將這些情報送給葛佩琦,葛佩琦再通過電台和密函,分別轉報給戰區司令長官部及黨的西安地下情報網。    
    1944年1月,從徐州到開封,日寇軍運頻繁,所運物資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敵人的「打通大東亞交通線」——進攻鄭州、打通平漢線的戰事在即,急報黨的西安地下情報網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長官部參謀長要葛佩琦本人速去天津、濟南等地,偵察日寇調動等軍情。    
    葛佩琦即刻動身,於2月底到達天津,瞭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漢線北段南下。他由天津回到濟南,又獲悉每天都有日寇軍車,從青島到濟南轉津浦路南下。他回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軍車從徐州來到商丘,再向西開去。他急速將這些情報分別報給戰區參謀長和我黨西安情報組織,為預防日寇這一箭在弦上的大舉進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報。    
    時隔不久,日寇就發起了以打通平漢鐵路為重心的「中原戰役」。沒想到國民黨部隊稍加抗擊即節節敗退,鄭州、洛陽相繼落入敵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洛陽撤至陝西漢中。由於撤退慌亂,長官部的電台竟與「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葛佩琦的電台失掉了聯繫。葛佩琦立即向我黨西安情報組織報告了這一特殊情況,並遵從情報組織的指示,於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報組織的負責人趙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談到日後的工作任務,趙耀斌讓他盡快趕到漢中去,看看撤退到那邊去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的新動向。葛佩琦二話沒說,即刻前往漢中。    
    到了那兒,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長官蔣鼎文已離職,由國民黨軍委會參謀部長陳誠代理司令長官,參謀長、參謀處長、情報科長全都換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轉換中,慌亂得連許多重要的工作關係都沒有一一交接,他去參謀處報到,人們都不知道長官部還有個「葛佩琦少將」。連忙翻檔案,才查出他的確是這個長官部的少將參議,派往豫東的戰地聯絡組組長。    
    這時,國民黨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長官部即將遷往西安。三十四集團軍的情報科劉科長,也被提升為長官部的情報科長。人們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與這位劉科長商談日後的工作。可是當葛佩琦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這位劉科長卻說:等長官部遷來西安再說吧。    
    但葛佩琦一會兒也沒有白等,他時時刻刻都在為自己的黨操勞著。趙耀斌等同志要增建一個地下聯絡站——以三青團陝西團部的名義籌辦一個書店。葛佩琦以「少將參議」身份積極參與籌辦,使這家「西安研究書店」順利開業。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個旅進犯延安時,在抗戰之初就奉周恩來之命打入胡宗南部,並在胡宗南身邊擔任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的熊向暉,有時就是通過這家「研究書店」向趙耀斌轉遞極為重要的軍事情報,使胡宗南屢吃敗仗而不知漏洞究竟出在哪裡,最後不得不撤出延安。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蔣介石為搶奪勝利果實,派他的王牌軍青年遠征軍進入東北,並由遠征軍總司令杜聿明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中共中央決定搶先進軍東北,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這顯示國共兩黨在東北的一場大戰一觸即發。在八路軍、新四軍的一些精銳部隊紛紛向山海關外開拔之際,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與葛佩琦商談後,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國空軍飛機去徐州,再轉赴北平設立地下聯絡站,以便向東北轉移地下工作人員。    
    為何能搭乘美國空軍飛機?    
    這也是葛佩琦的得力工作爭來的機遇。    
    1945年春天,一架美軍飛機在徐州附近上空被日寇飛機擊落,駕駛員跳傘逃生。西安美國空軍聯絡站知道葛佩琦熟悉徐州一帶敵情,就請葛佩琦幫忙查詢這位駕駛員的下落。葛佩琦通過他的豫東情報網,得知那位駕駛員已落入偽淮海省省長郝鵬舉之手,扣留在徐州。美國空軍聯絡站的克拉克先生十分感謝葛佩琦。趙耀斌就指示葛佩琦與克拉克經常保持友好聯繫。日寇投降後的9月下旬,克拉克約葛佩琦一道坐他們的飛機去徐州,營救了那位空軍駕駛員,再乘火車去北平。    
    這當兒的徐州鐵路樞紐,還被日本人所控制。每天北上的火車,幾乎完全是日寇撤兵的軍車而沒有客車。但當年與葛佩琦共同策動偽軍第一軍反正的國民黨騎兵第二軍,正駐紮徐州。葛佩琦向騎兵第二軍的田參謀長一說,這位參謀長讓參謀處通知火車站,在北上的軍車上專掛一節客車,讓葛佩琦順順當當地到了北平。    
    這時候的北平,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一個個都忙著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的「五子登科」。葛佩琦雖然身著國民黨少將戎裝,但沒有「接收大員」頭銜,沒法遵照趙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敵偽文化機關開辦報社或書店建立地下聯絡站。他只能通過私人關係,在西單以南一百多米的絨線胡同西口,租下一個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護,接待經北平去東北的地下同志。    
    這些同志中,有的是經葛佩琦的一位老同學的介紹,打入東北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的。    
    這位老同學,就是陳忠經。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陳忠經被選為學生會主席。後來他長期從事地下活動,與國民黨的不少軍政要員常有交往,有些還成了「莫逆」。    
    1946年春節過後,由趙耀斌派遣、陳忠經「舉薦」,李年、邢國彥、王書鼐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報工作。接著,趙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東北,陳忠經也向這個政治部的主任余紀忠作了介紹,余紀忠也立即表示歡迎,並送來了「派葛佩琦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等派令。    
    正當其時,報載杜聿明下令在東北通遼槍殺中共地下黨員二十九人,妄圖恫嚇我地下工作人員。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革命而死,無上光榮!」他毅然去了瀋陽,坐進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紀忠任命為政治部第一組代理組長。    
    這個組,專管東北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那時所有從關內調到東北的部隊,都要把部隊的番號、駐地、人數、編製、主管姓名等等,書面報送長官部政治部。第一組依據這些書面報告,編成國民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這個「一覽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給自己地下情報組織的重大機密材料。    
    國民黨駐瀋陽的重要頭目——如省黨部主任委員、省政府主席、保安長官部長官、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經濟委員會主任等人,每兩個星期都要舉行一次聯席會議。葛佩琦每次都跟隨余紀忠參加這種會議。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組織報送機密情報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國民黨旅大接收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率領宣傳組進駐遼南國民黨新六軍防區的熊岳鎮。他及時將新六軍在遼南的部署和動態報給了地下情報網。    
    1947年春,東北人民解放軍即將發起遼東南攻勢時,葛佩琦代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東(現名丹東)視察,將那一帶的國民黨軍隊部署及新修的防禦工事等情報,立即報送我黨地下組織。    
    1947年6月1日,北平學生發起「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遊行示威,瀋陽學生定於6月2日遊行響應。國民黨東北軍警、教育當局匆匆組成了制止學生遊行的所謂「學生指導委員會」。葛佩琦與李年、邢國彥、王書鼐同志及時打入這個「委員會」的會議。會上有人主張對不聽勸阻的學生可以開槍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堅決反對。他們說,無論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會議決定:當夜逮捕各校學生會負責人。一散會,葛佩琦就火速通知東北大學的三名進步學生。他們於當夜就離開了學校,敵人撲了空。    
    7月,東北解放軍圍攻四平守敵新七軍。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副長官鄭洞國任前進指揮所副主任,率領榴彈炮營和坦克大隊離開瀋陽前往增援。擔任這個前進指揮所新聞組組長的葛佩琦,在進達鐵嶺的當天夜晚,用軍用電話向我黨瀋陽地下組織密報了這一情報,使圍攻四平的解放軍及時採取了應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當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領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慰勞團到達四平,專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幾處傷兵醫院,又一同坐飛機到了國民黨新一軍困守的長春。在對高級軍官慰勞會的交談中,葛佩琦獲知了新一軍的城防部署的動態,一回到瀋陽,就向地下組織報告了這一切。    
    總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儘管隨時都有被捕殺的危險,但仍恪守一個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動守則:靜似處女,動如脫兔,機智果敢,沉著冷靜地獲取了大量情報。這些情報,對東北人民解放軍奪取許多重大戰役的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難免受到「虎狼」的傷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報站被西安國民黨軍統特務發現,趙耀斌被捕。趙耀斌在西安新華巷一號的住宅,打著胡宗南或三青團陝西分團旗號開辦的《新秦日報》、西北通訊社和研究書店,都遭到了特務們的徹底搜查。被周恩來稱做我們黨「情報工作後『三傑』[注1]之一的熊向暉的真實身份已完全暴露,只因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等人與胡宗南的關係至為深厚,他們為保住胡宗南的「聲譽」,才沒有向蔣介石報告,而讓大吃一驚的胡宗南親自處置,而這時,熊向暉已被胡宗南保薦去美國留學,並已經到達大洋彼岸;胡宗南為保住自己不被蔣介石痛罵一頓,也只得給這位幾近十載的「親信助手」網開一面。但是,對由西安而北平而瀋陽的我們黨的地下情報網的其他人員,軍統特務們則力爭搜捕無遺。對這種突發的危急事態,遠在瀋陽的葛佩琦等人卻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參加了「國慶紀念會」的當天夜晚,擔任「國民黨東北行轅政工處第二科科長」的李年同志、掩護地下電台的「瀋陽警備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兼「東北通訊社」社長王書鼐同志、住在王書鼐隔壁的「遼北省長嶺縣縣長」邢國彥同志,同時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系統的「行轅二處」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年的愛人——地下電台譯電員何英芬的告急電話,立即作了急速考慮:如果黑名單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沒有,也不會因為「為朋友說了幾句好話」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聽出了事變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來人辦的,行轅二處只是奉命協助;「案由」是共黨嫌疑,被捕人員下落尚不可公開。    
    同時他還得知:從西安來到「東北通訊社」電台的台長,十天前就失蹤了。他估計,問題可能出在這個台長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幫忙,他與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會了東北行轅的崔處長。 這位崔處長說,在行轅內部出了共產黨的「案子」,陳(誠)代主任很生氣。你們過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別小心自己的言行。    
    經過多方努力,葛佩琦終於從一名特務的妻子口中,探聽出關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點:瀋陽市昆明街八十一號——國民黨軍統特務在瀋陽的秘密監獄。他立即通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屬,給他們送飯送衣物,從而得知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嚴刑拷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訴他:據西安來人談,趙耀斌也被捕了,「研究書店」和《新秦日報》被搜查了。同時說,他已向軍統特務中等頭目、瀋陽市督察處處長打聽過了,北平來人辦了「案子」就回去了,看來不至於再擴大。督察處長知道你是程潛將軍的老部下,不會因為你與李年有過來往就懷疑你。葛佩琦這才明白自己的真實身份還沒有被暴露,決心留下繼續為黨做出新奉獻。    
    但是地下組織和電台都被破壞了,所獲新的情報統統發不出去。1948年1月中旬得知,李年等蒙難的同志,都被國民黨用飛機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還給他的妻子何英芬來了信。這表明這三位同志只被當做一般的「嫌疑犯」,而且經受住了生死考驗,不禁為他們慶幸!    
    其時我們的黨在東北,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瀋陽的解放指日可待。葛佩琦利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做掩護,繼續堅守在瀋陽孤軍作戰:    
    ——東北大學的幾名進步學生被逮捕,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身份,把他們全都救了出來;    
    ——他以山東同鄉會理事的身份,公開向同鄉中的大戶募捐,救濟失業同鄉,並暗地動員生活困難的同鄉去解放區參加大生產;    
    ——他又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名義,多次召集瀋陽各報的進步記者、編輯開會,要他們揭露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黑暗和抓壯丁、拉民夫、搶征農民糧食等苛政……    
    在這些孤軍戰鬥的過程中,李年的妻子何英芬帶著孩子去南京營救李年,邢國彥的妻子生了孩子後去北平,接著王書鼐的妻子也去了北平與家人聚會,葛佩琦都一一幫助她們買了非常難買的飛機票和托運行李,給予精神鼓勵和物質援助。    
    孤軍戰到1948年10月,葛佩琦終於迎來了可以亮明自己本是一名鐵骨錚錚的共產黨人的曙光:10月16日,東北解放軍攻克錦州,全殲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及第六兵團司令盧泉以下十餘萬人;10月29日,在黑山、大虎山地帶,又全殲國民黨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部十餘萬人;長春守敵也起義的起義,投降的投降。    
    11月2日,瀋陽解放。葛佩琦懷著無比興奮的激情去尋找黨的領導機關,面無愧色地回到黨的懷抱。因為深入虎穴多少年一直對黨的耿耿忠心,是蒼天可鑒的。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蒼天可鑒:他成了「黨外人士」

    瀋陽解放伊始,黨的領導機關尚未公開,他只能去瀋陽市政府詢問。接待人員問他有沒有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他實話實說,地下組織被敵人破壞了,他隨之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沒有地下組織或黨員介紹信,不能接組織關係。    
    沒法,他只得先回北平。火車不通,他只得坐馬車。經受了六天刺骨寒風的吹拂,進入了「天下第一關」。這時候的東北大地和「天下第一關」均紅旗飄飄,他覺得這些紅旗上也有他葛佩琦的一滴血,對在瀋陽沒有接上關係並沒有往心裡去。他進了山海關步行到唐山,搭火車到了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慌亂得一團糟。南京法院對關押在南京監獄中的「共黨嫌疑犯」李年、王書鼐、邢國彥三人「因證據不足,宣告無罪釋放」。1949年3月中旬,他們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們與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關係,而在組織上與葛佩琦單線聯繫的趙耀斌卻沒有回來,且情況不明,葛佩琦仍然沒法接上組織關係。    
    4月初,他偶然在全國總工會碰見了分別近十載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劉子久說,接組織關係,須經黨的組織部門,便介紹他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組織部的一位劉同志對葛佩琦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解決,並拿出信紙和信封,要他給能夠證明他的組織關係和工作關係的人寫信。他當即分別給劉子久、李年、邢國彥寫了信,交給了劉同志,劉同志要他過一段時間再去看結果。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華北局組織部。這位劉同志說,根據調查到的材料,只能證明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單線聯繫人趙耀斌,組織關係還不能恢復。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劉同志說:雖然他入黨十多年,但由於長期做地下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來有困難,遂介紹他去華北聯合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一個時期,然後再分配工作,同時繼續調查處理他的組織關係。    
    到了華北聯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黨外人士」:因為四五百名學員幾乎都是從北京各大學來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一部分社會名流,清一色的黨外人士。《社會發展史綱要》、《國家與革命》、《評艾奇遜的白皮書》、《別了,司徒雷登》等等,學了半年,和後來他和監獄中人們之集體所學,除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之外,幾乎完全一樣。    
    毛澤東首登天安門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後,華北大學改稱中國人民大學。過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報總署。一位領導也要他到那裡去。可是他卻書生氣十足,自以為是地覺得革命戰爭已大獲全勝,再也不需要那麼多情報人員了。早被批判過的少年時代「科學救國」的理念,在新的「理論指導」下復又萌動起來:只講科學不講革命,固然不能救國;但只講革命不講科學,像我們這種貧窮落後的國家也難以富強。他遂把「科學救國」改為「救國不忘科學」。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為他當年一心要「科學救國」,才投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並在接連不斷的學生運動中以優異成績畢了業。在瀋陽頻頻向地下組織報送重大機密情報的過程中,還忙中偷閒地到瀋陽醫學院(解放後改稱瀋陽醫科大學)教物理。現在他自認為留在人民大學教物理,是實實在在的順理成章。雖然只給他工業經濟系講師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組長頭銜,他照樣忙得不亦樂乎。    
    他一面教課,一面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寫了《〈實踐論〉對於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啟示》的論文,編寫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本書。鑒於美國率先造出原子彈、蘇聯首先建成原子能發電站,而我們的國家除了錢三強等老一輩物理學家在國外做過核分裂實驗外,國內尚無這方面的專門實驗室,致力於核物理學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結合自己的煤炭部等單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報告,寫了介紹核物理學常識的文章,並出版了《原子核常識問題解答》一書。他認為在沒有槍炮聲的靜謐書齋中這樣夜以繼日地嘔心瀝血,與往昔之「深入虎穴」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一樣,都是為自己的黨和國家,為了人民的未來。    
    但是,這只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他還是一名「黨外人士」。從1951年2月起,他幾乎每個月都要擠出點時間去見黨總支書記一次,要求調查恢復他的組織關係。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他還直接給學校黨委寫過三次申訴信,並把華北局經過「函調」、確認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的材料轉給了學校黨委,但他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回答,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點後悔:後悔全國解放之初,沒有接受老同學羅竹風的勸留。他與羅竹風,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同學,兩個人的愛人也是中學到大學的同學。1949年6月2日,國民黨在山東的最後一個據點青島解放後,羅竹風是接管山東大學的軍代表。當年暑假,葛佩琦夫婦到青島與羅竹風重逢,羅竹風勸他留在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點心動,認為都是老同學,容易相處。但葛佩琦為了急切找到組織關係,執意要回北平。結果,卻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東大學,有擔任軍代表說了話算數的老同學鼎力相助,也許早就回到黨的懷抱了!    
    但是,懊悔頂何用!?太晚了!!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蒼天可鑒:他成了「黨的敵人」

    1957年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整風運動熱浪滔滔。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接連兩次給葛佩琦送來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葛佩琦覺得他本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只是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而斷了組織關係,黨委對自己的一再申訴似乎無動於衷,憑什麼要把自己列為「黨外人士」?就憑自己入黨近二十年來須臾未敢疏忘過的黨格,也不能去參加這「黨外」的座談會。    
    第三次,又送來了通知,並有系總支的一位同志當面動員:校黨委三次請你參加座談會你都不去,這不太合適。這樣,他才老大不情願地跟了去。    
    那時候,中國人民大學校本部,還在北京城內鐵獅子胡同原來段祺瑞執政府舊址、後改稱張自忠路三號的大院內。到了會場,校黨委書記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老套套又說了一遍,並說這是毛主席的教導,請大家打消顧慮,踴躍發言。在一些真正的黨外人士發言之後,葛佩琦才站了起來。他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分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報》第二版頭條,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在23日和24日,連續召開講師以上教師座談會的消息,引題為《克服教條主義、宗教主義、驕傲自滿情緒》,大字正題為《中國人民大學趕快前進!》,文後對襯的標題是:《教師繼續座談,踴躍提出意見》。    
    文中共有五個小插題,比較詳細地報道了八位教授、講師的發言。前四個小插題是:《不要驕傲自滿》,《在學術上要充分發揮獨立工作精神》,《教學和科學研究不能憑「人海戰術」》,《對幾個共產黨員的批評》——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一些黨員教授、系主任在學術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義情緒,有的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說:「近百年來,中國的科學是落後了;在座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你們是否感到慚愧?」    
    最後一個即第五個小插題是《葛佩琪(琦)談黨群關係》,其全文是:    
    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琦)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什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他接著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自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    
    對《北京日報》的這一報道,葛佩琦沒有提出意見。雖然摘發得生硬、不周全,但這和一些領導人也常愛說的「弄得不好,就會亡黨、亡國、亡頭」的憂黨憂國憂民之情,並沒有本質之不同;而且「群眾為什麼對我們有惡感,因為我們做的事情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好」,顯然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語氣。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道,他頓即覺得炸了頭。因為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七版,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的報道,並用醒目的小黑體列了五個小插題。其中四個小插題都是某某人說的一句話,都是一般的批評建議,如《楊承祚說,人民大學各級領導應職責分明》、《周作仁說,人民大學要克服宗派主義》、《龐景仁說,我認為辦好大學,首先應該教授多講課》、《曲學文說,人民大學培養出來的幹部做了很多工作》;惟有第五個小插題不但長了好幾倍,而且內容完全是攻擊謾罵——《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汽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筆者不厭其煩地將這些讀來頗不通順的文字幾乎全部轉錄於此,就是想讓今天的讀者看看,當年一些人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斷章取義,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報》第七版以《讀者來信》形式,發表了《我反對葛佩琦的觀點》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連刊出四篇「讀者來信」:《老百姓沒有委託葛佩琦發這樣的言》,《葛佩琦的發言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眾生活水平沒提高嗎?》    
    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第七版,就有《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要跟葛佩琦劃清界限》的長約三千言的報道,六個黑體字小插題中的三個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汪金丁說,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種思想劃清界限》、《趙玉□表示堅決反對葛佩琦的觀點》。在《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的那一段說:    
    葛佩琦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也許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裡,沒有注意到《人民日報》5月31日至6月7日那幾篇等於率先對他進行公開揭露的報道和批判文章;當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報》,他的腦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斷章取義橫加篡改的《人大週報》刊登他的發言全文中,也沒有這樣一段話。因此這就不只是斷章取義橫加篡改,而是實實在在的純屬捏造!他當即寫了更正信,並於第二天上午親自送給了《人民日報》社,信的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時候,除了別有所圖的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處於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驚恐中,對「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澆油,沒有任何人敢於公開為「右派」澄清片言隻字。《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6月14日,該報以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發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報道,同時刊發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馬寅初的《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發表些意見》。6月16日,在《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的大標題下,不但有《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琦》的小標題,在《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那一段,還說「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6月17日,《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發了新華社的報道:《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話,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台」……    
    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如此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分子」。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蒼天可鑒:他被抓進了「黨的監獄」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彭彭的敲門聲把葛佩琦驚醒。一位穿便衣、兩位著警服帶著手槍的人被讓進了書房,問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證」。他問為什麼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說「我自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隊伍,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來人說:「有話以後再講,你先簽字吧!」他在「逮捕證」上簽了字,便被一副閃亮的手銬銬住了雙手。然後便開始了查抄。衣箱、書箱、櫥櫥櫃櫃,都搜了個遍。當他們搜出他當年做地下工作、掩護自己真實身份時穿的國民黨的軍裝、騎在繳獲的日本戰馬上照的一張相片時,他們高興得大叫:「這不是反革命的證據嗎?」    
    查抄完畢,天已拂曉。他戴著手銬,扛著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車,被押進了一所監獄。    
    這監獄坐落在北京城東北角的草嵐子胡同,人們叫它「草嵐子看守所」,原是國民黨的「北平軍人反省院」,當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就在這裡被關押過。他被關進了沒有十平方米的監號。門上有個高約三厘米,橫約十厘米的長方形「窺孔」,內有一張木板鋪可睡五個犯人,屋角有個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廁所)、「放風」(跑步)外,不能出監號寸步,吃過一個小窩頭、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塊鹹蘿蔔的早餐,指導員找他談話: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內容的早餐後,一位女管理員在監號門外喊:「葛佩琦:出來!」他被領到監房院的大門,一位武裝戰士把他帶到了另一個院子。這院子北邊有一排平房,一溜開著五六個門,每個門旁都掛著「審訊室」三個字的牌子。他被帶進了一個審訊室,坐在辦公桌旁邊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時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剛進看守所,可能有些不習慣,過一段時間就好了。把你帶到這裡來,是為了弄清你的問題。你只要好好交代問題,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春節。春節過後,葛佩琦入獄已近兩個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審訊。審訊他的是一位年輕的審訊員。這位年輕人對祖國的現代史和黨的地下工作知識,似乎還是一張大白紙。當葛佩琦回答他對「歷史經歷」的詢問,說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區組織豫東抗日游擊隊時,這位年輕人問:「你組織游擊隊幹嘛?」葛佩琦回答:「抗日。」這位年輕人把桌子一拍:「胡說!國民黨是積極反共的,你會抗日嗎!」    
    「你說說,你在東北當『國民黨少將』,你都幹了些什麼?」    
    「我是共產黨員,」葛佩琦說,「是黨的地下組織派我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以『國民黨少將』名義作掩護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國民黨的大量重要軍事情報,報給了我黨地下組織……」    
    「你是『國民黨少將』,你怎麼會是共產黨員呢?」年輕的審訊員怒斥道。「你這是公然污蔑共產黨!這是審訊室,你要小心!你要這樣胡說,就要罪上加罪!」    
    這樣的審訊一共進行了三十六次,有時白天黑夜連續進行,葛佩琦視之為「簡直是精神折磨」。從第一次審訊後,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產黨員。審訊員給他的「寫親筆供詞提綱」中,也沒有要求寫參加共產黨和奉黨的指派做地下工作這一條。為黨為國出生入死十幾年,早被一筆勾銷了!    
    1958年秋天,這位年輕的審訊員,對葛佩琦進行了第二階段共達三十次的系統審訊。審訊內容與第一階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你出賣了共產黨的哪些利益,才當上『國民黨少將』的?!」葛佩琦說:「我不但沒有出賣共產黨的利益,我還給共產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戰勝利後,黨中央西安地下情報組織派我到東北做地下工作時,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批人,單是我們這個情報小組就有四個人;以『國民黨少將』名義作掩護的,也不只是我一個;和我在工作上單線聯繫的李年,也是用『國民黨少將』身份作掩護的……」    
    1958年初冬,審訊員給葛佩琦一份「寫親筆供詞提綱」,他很快寫好交了上去。不久審訊員對他說:「你的問題已經『結案』,聽候法院開庭審理。」葛佩琦不禁暗自驚喜,以為儘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幾將一年的歲月,終於「結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送來的一份《起訴書》,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種「暗自驚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訴書》中把他的革命歷史全部稱為「反革命歷史」,把1957年6月以來大小報刊上對他的那些栽贓誣陷的不實之詞作為論據,說他「公開叫喊要殺共產黨人和推翻人民政權」,要求法院對他「依法懲處」。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蒼天可鑒:他被黨判了無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飯後,他出庭受審。法庭就在草嵐子看守所內監房大院外的另一個院子裡。這院內有一棟坐北朝南的瓦房,門上邊寫有「法庭」二字。審判台上坐著審判員、檢察員、書記員、陪審員,台前站著幾位法警。庭內雖然也擺滿了木製長條椅,但沒有一人旁聽。    
    審判員指著最前面的一張長條椅讓他坐下,問了他的姓名、年齡、工作單位,由檢察員宣讀《起訴書》。讀完之後,審判員要他陳述意見。這是維護真理與革命法制的關鍵時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個共產黨員的禁令,而為自己做了論據充足、法理暢然的辯護。他說:    
    《起訴書》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來可以分為兩條:第一條是「歷史反革命」;第二條是「現行反革命」。根據事實,這兩條罪名都不能成立。現將理由陳述如下:    
    《起訴書》控告我為「歷史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說我「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錯,我曾擔任過「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營少將特派員」、「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等職;但這不是我的真實職務,而是我的掩護身份,是共產黨(有關組織的)領導人讓我去擔任的。在這些名義的掩護下,我曾策動大批漢奸部隊反正,編入抗日部隊序列;我曾掩護建立瀋陽地下電台並搜集了國民黨的大批重要軍事情報,報給共產黨……這類事實證明,我不是「為敵效勞」,而是為共產黨效勞,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效勞。上述事實也證明,我不是「蔣匪特務」,而是接受了共產黨的派遣,打入國民黨高級軍事機關的地下情報工作人員。以上事實證明,我的歷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訴書》控告我為「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訴書》控告我為「現行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說我「借黨整風之機,攻擊誣蔑黨的各項政策和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和推翻人民政權」。認定這條罪名的證據,都是從1957年報刊上抄下來的對我的誣陷不實之詞。例如《起訴書》上引用的:「肅反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過去穿破鞋進城,現在坐上小汽車的黨員和幹部」;「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因為黨組織要他們作情報」;「今天的黨群關係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敬鬼神而遠之」;「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等等。    
    《起訴書》從報刊上引用的這些話,不是我的原話;報刊發表這些言論時,沒有經我同意,沒有經我簽字,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毛主席多次說:「右派問題是敵我矛盾,我們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既然把右派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就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根據以上兩點理由,《起訴書》控告我為「現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述,我既不是「歷史反革命」,也不是「現行反革命」,請求法庭依法宣告無罪釋放。    
    但是,正像開庭前兩天,監房的那位女管理員問葛佩琦要不要請辯護律師時說的那樣:「辯護不辯護,都是一個樣:法院是以《起訴書》為根據、是聽黨的話的。」    
    6月29日,距離葛佩琦為自己做出強有力辯護的三個月又二十五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給他做出了「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判決書》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發展情報人員,並親自搜集我軍情報,報與敵特機關,參加鎮壓學生運動。多次誹謗我黨,鼓動蔣匪幫反共反人民的氣焰。解放後對其主要歷史罪行又長期隱瞞,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舊惡,給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學擔任講師的重要職位。被告本應感恩自悔,痛下決心,徹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但被告卻相反,視人民對其寬大為可欺,死抱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乘黨整風之際,即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向黨和政府展開全面的進攻,竟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這些嚴重罪行,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故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證物:匪(指國民黨)軍銜花八個、帽徽一個、司章三個、軍服兩套、軍服帶兩條全部沒收。    
    看了這份《判決書》,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著其中「歪曲事實,顛倒黑白」這八個字。對照著他迄今為止的四十八年來所走的每一個腳印,究竟是誰在「歪曲事實,顛倒黑白」,這又是蒼天可鑒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而且接連申訴了許多次,都被一一駁回。從此,他步入了榛莽漫漫的無期囚徒之路。    
    消息傳出,海外一家報紙評論說,葛佩琦作為共產黨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一名得力情報人員,是促使國民黨在東北戰場大潰敗的一個局外人無從知曉的因素,國民黨後來想懲治他而只能乾瞪眼,想不到共產黨自己卻幫了國民黨的這個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當然不會聽到這種對共產黨竭盡嘲諷之所能的傳說。他雖然對自己和整個家庭所受到的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難平,但他堅信這不是自己的黨無情,而是鑽進黨內極少數壞人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確信自己的不白之冤,終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無期徒刑只住了十八年監獄;出獄時,他已成了近乎雙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那是一個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於政治策略上的某種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黨政軍特人員全部予以寬大釋放。凡有家可歸的,都可回到原籍;無家可歸的,由政府分配到勞改就業單位就業,享受國家職工待遇;原職務級別屬於國民黨少將以上或國民黨省政府、省黨部以上、經當地公安部門同意又有常住戶口直系親屬接納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大城市;願往台灣的,政府提供方便……    
    這樣,身置山西監獄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與山西省各個監獄就業單位的七八百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一道被寬大釋放。又幾經周折,他才於1976年3月下旬回到了北京。這時候,他已成了全身「沒有一個好零件」、雙目幾近失明的六十五歲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審訊「結案」,等待法院做出宣判時,他就被從草嵐子看守所轉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兒從事書籍裝訂勞動改造,一待就是五年。在這五年中,他不斷便血,肋骨結核,血色素最低時降到三點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數的四分之一,身軀日益衰頹。又由於對右腳拇趾的毒瘡未能及時治療,後又治療不當,幾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腳麻木的後遺症,不得不用雙拐代步,與戰場下來的傷兵無異。因之在1964年春天轉去關押長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監獄後,雖然那裡擁有可以從事輕度勞動的織襪工廠、塑料工廠和釣魚竿車間,等等,他也不得不長期住在監獄病房。    
    1966年6月「文革」開始,清理政治環境,把「地富反壞右」趕往外地的北京市當局,於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鎖進悶罐子火車,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門關以外,山西省第四勞改支隊管轄的大青窯煤礦。由於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於雙拐,在必須下窯的煤礦中等於是個廢人,同時塞外氣候寒冷,也不利於他的健康的恢復,勞改支隊的賈政委出於革命人道的考慮,派人把他送到位於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監獄。為此賈政委後來遭到批鬥,被調離了勞改支隊。    
    對外叫做「太原聯保工廠」的山西省第一監獄,內有塑料、鋁製品、印刷、制鞋等車間,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車間勞動。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壓升高到七十毫米汞柱,等於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難忍。監獄醫務所的一位針灸大夫誤以為是偏頭痛,多次扎針而貽誤治療時間。待另一位大夫確診為青光眼時,卻又說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亂,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醫院搶救,而讓監獄醫務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給他做了青光眼手術,給他留下了白內障後遺症。    
    1969年春,為防範全是來自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帶的犯人趁「文革」之亂而越獄潛逃,山西省第一監獄遷往對犯人易於看守的呂梁山邊緣的祁縣城外,構築了四面高牆與電網。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術後造成的白內障,發展到對面看不清誰是誰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漸趨嚴重。到了1971年春天,監獄醫務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針撥法治療葛佩琦的右眼白內障,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壓已高達七十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經葛佩琦再三要求,監獄醫務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療。    
    到了太原,住進太原東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傑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醫院,人們俗稱「勞改醫院」。這醫院也沒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給他做了仔細診查,主張立即手術,否則有失明的危險;儘管當時病床十分緊張,還想方設法給他安置了一張病床,要他立即住院。但是勞改醫院的幹部出於職業的慣性,怕葛佩琦從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約大夫給葛佩琦做個簡單的「門診手術」,術後就用救護車拉回勞改醫院。    
    這種無理要求,被忠實於革命人道主義的沈述約大夫斷然拒絕。勞改醫院的幹部就用救護車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勞改醫院領導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這裡的一位年輕大夫接受了勞改醫院幹部的要求,給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門診手術」,術後也同意用救護車把他顛顛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沒治好青光眼,還造成了又一個白內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勞改醫院的幹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屬醫院,但仍要沈述約大夫做青光眼的「門診手術」。經沈大夫據理力爭,這些幹部才同意讓他去勞改醫院手術室,給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術。下了手術台,按規定:應用手推車讓葛佩琦臥著送回病房;但勞改醫院的公安人員卻認為沒有這個必要,讓他捂著蒙眼的紗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沒有眼科消炎針、消炎藥和降眼壓的藥,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針青黴素,用治療皮膚病的四環素藥膏代替點眼藥。    
    青光眼算是好轉了,兩隻眼睛的白內障卻越來越嚴重,同時經過這連續多年的拖延折騰,視神經都受到了重大損傷。回到北京時,他的全部視力只有零點一,幾乎就是個睜眼瞎。這位「睜眼瞎」經過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決了戶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糧票、十八元生活費,於1977年3月8日搬進了北京東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號大雜院。    
    這一天正是婦女們專享的節日,可是在這個連他這個新來戶在內一共十六戶人家的大雜院,惟獨他那間門前坑坑窪窪,只有半拉窗戶門朝西的八平方米破舊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從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難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節本也是歡歡樂樂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還在陝西漢中西北醫學院做教師時,就生了第一個女孩。其時德國法西斯的徹底完蛋指日可待、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也瀕臨潰滅;他們為大女兒取名別有新意,希望「抗戰早勝利,舉國大凱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黨之命,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成了「少將督察」,朱秀玲也跟去瀋陽醫學院執教。1947年7月有了一個兒子,取名希同,表示「希冀全中國早日都紅旗飄飄」。1950年在北京,第二個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有槍炮聲的時候。1952年又一個女孩來到這個世界,他們希望這世界永遠光明燦爛。1956年最後一個女兒呱呱墜地,那正是祖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之際,他們希望祖國早日建成社會主義大廈並向共產主義邁進……    
    所以1957年之前那幾年,每逢「三八」節和「六一」兒童節,他們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歡歡樂樂的。    
    可是此時此刻,這都已成了過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與他離了婚,孩子們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這剛剛「喬遷」來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隻身孤影……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政治的瘋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涼

    這是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特有的大悲劇!    
    在人民大學校園裡,凡是沒有被這種瘋狂滅盡天良的人,都能夠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愴!    
    她出生於魯南臨沂,是葛佩琦同鄉,比他小兩歲。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學文理學院數理系。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她就聞知「一二·九」闖將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後又一齊坐船到了煙台,認識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錯。    
    1941年,她在關中武功的西北農學院執教,巧遇當時在國民黨第一戰區做地下工作、路過並借住在農學院的葛佩琦,儘管別後數載,但葛佩琦的不凡談吐,使她感觸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節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這次分手,他們開始鴻雁傳情,相愛日深。    
    1942年,她應聘到陝南漢中西北醫學院教數學。第二年,佩琦來到漢中,他們在醫學院舉行了婚禮。    
    至此,佩琦對自己的真實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後由漢中而北平而瀋陽,她只隱隱約約感到,他的行蹤有時頗為神秘,意識到他是在做與「一二·九」一脈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這個對她來說並不過分難猜的謎底。    
    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自從成立以來第一次評職稱,她就被評定為副教授。當時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數,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這晨星中的一個。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濕。就在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兒。屋內沒法生爐子,室溫只有七攝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開始發燒,燒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風濕性心肌炎。這是產後風的一種,但她當時並不知道,產假期一滿,她就強打著精神去講課。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難起,被人們急送協和醫院去搶救。後來葛佩琦為何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報紙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風風雨雨,她還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從學校前往醫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驚愕得脫口而出:「佩琦怎麼說出『殺共產黨人』的話來呢?這不可能,不可能……」    
    的確,人間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風風雨雨地相攜著踏過半輩子人生荊棘路的伴侶了!然而儘管她不信佩琦會說出那樣出格的話,但這畢竟給她帶來了自身病外的焦慮和憂傷,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強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學校的辦公室裡,沒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間陰暗的屋子裡,連下床走走的氣力都沒有,而且通身風濕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總支書記突然來訪。他們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的罪已經被捕!她淚如泉湧,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會是「反革命分子」?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這一走,他的工資一分也沒有了;家裡的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一週歲,七歲的老二又正患猩紅熱,全家六口都靠她一個人的工資來養育。不久,她的工資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資,「吃勞保」,她的生活重擔宛如雨天挑稻草,壓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歲的大女兒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剛讀完北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就因為照料臥床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學。就這樣,日子也難熬,朱秀玲不得不請人把老三送給天津的親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並將其改名為「朱全安」,以祈禱全家平平安安。她還托人說情想把最難照管的才一歲多的小女兒,送給一對無兒無女的中年夫婦;人家一聽說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嚇得直擺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無罪!孩子有生的權利!她又請人把小女兒送入王光美的母親董潔如辦的「潔如托兒所」,因為當時全北京城,只有這個托兒所可以全托一歲多的嬰兒;儘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錢,她也咬咬牙,寧可讓自己和這孩子的大姐、哥哥過得更苦些,也要讓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對葛佩琦的《判決書》送到她的病床前。判決了,可以讓親屬見面了。她自己病得動不了步,就讓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宮帶著五個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獄一年七個月的葛佩琦。儘管葛佩琦被判了「無期」,她仍認為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總有一天會蒼天睜眼,佩琦會回到自己和孩子們的身邊。    
    在綿綿思念期盼中,她覺得當務之急還是要把身邊的孩子栽培成社會有用之材,首先讓大女兒繼續求學,才對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兒三週歲。中國人民大學辦有滿三週歲才能入托的托兒所,她才讓大女兒去「潔如托兒所」把小女兒接回來就近入托。兩年沒見面,小女兒已不認識自己的母親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會兒,才叫了聲「阿姨」。她忍淚笑著問:「那你媽媽呢?」這孩子回答:「在公園裡!」原來整整兩年,別的孩子都有爸爸媽媽來探望,惟有這孩子沒有見過爸爸媽媽的影子。她常常問托兒所的阿姨:「我的爸媽怎麼老不來啊?」阿姨們都隨口一講:「他們在公園裡。」    
    孩子的這一回答,深深觸動了她心中的隱痛。她背著孩子大哭了一場!幾次病重,被送往醫院搶救。經常向學校借錢,才能湊湊合合讓三個孩子一日三餐勉強有口飯吃。    
    整個家庭的苦難,也促使大女兒更加勤奮,更加用功。她一邊上學,一邊照料著母親和弟弟妹妹,經常把英文單詞貼在牆上,手裡洗著衣服,眼睛看著單詞,默默背誦。初中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並在北京中學生物理競賽和數學競賽中獲獎。    
    1961年,大女兒滿懷信心,報考北京大學。她的高考成績門門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國數一數二的最高學府,無疑將向這位高材女敞開大門。    
    到了發榜時,全家人都像挨了當頭一棒!別說北京大學,就是一般的大學,也未錄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個被關在監獄裡的父親,政審表格「家庭成員有無被殺關管」這一欄中寫得清清楚楚。這使任何一個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經心地在她的名上點一下考中的硃砂筆。    
    女兒的聲聲淚,使母親撕肝裂肺!老大被擋在大學門外,接下去老二也將要遭到同樣的命運;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測可憐!為了五個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與佩琦離婚。    
    離婚獲得批准,五個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萬不要忘記」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們在學校,照樣被許多同學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說來也怪!這些孩子不僅不認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還都特別要強,動情地高唱「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好好學學,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讀書的老二,一到入團年齡就申請入團,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歲,他又申請入黨,更沒有人搭碴兒。在跟著到來的「文化大革命」中還因此招來一頓毒打:二十一個同學擁到他的家,將他打翻在地,亂打亂踢,還把屋子裡能打碎的東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櫥櫃全都砸得稀巴爛。同樓隔一單元居委會的老大娘們,都被這屋子裡不同尋常的稀里嘩啦聲和斥罵聲所震驚 。她們連忙尋聲而至,正見一個年輕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慘白的臉上潑涼水,一邊潑一邊罵:「反革命狗崽子還夢想入黨!」    
    他們又一次翻箱倒櫃,仍沒有翻出他的《入黨申請書》,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樓,留人封了門,上貼「反革命之家」,下貼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封門前,他們在屋內留下一張紙,寫上參與這場打砸搶「英雄好漢」們的姓名與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幹子弟「紅五類」,最後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業主。    
    他們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學校,扔在一間黑屋子裡,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後的老二發燒尿血,也沒人給一粒退燒藥。一天夜裡,下著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兒子,他不屬「紅五類」,平時還是與老二相當要好的同學。他藉著夜幕的掩護,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趕快去海澱醫院檢查治療,否則有生命危險。    
    但他一步也走不動,只能在雨地裡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師傅,得知此情,連忙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塊錢,給他指點了去醫院的近路。到了醫院急救室,被簡單包紮了一下,他又繼續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學,才住進了北大校醫院。仔細一檢查,是嚴重的腎外傷,怪不得一直尿血。    
    災難並沒有到此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東農村,生活無著,有病沒錢治,很快也慘離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們又把大女兒歷次獲得的數學競賽、物理競賽的獎狀也都撕得粉碎,並把「革命」的矛頭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領導,說他們特別熱衷於培養「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據僅僅是:1964年大女兒北大附中高中畢業時,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學生,一個在高中一年級,一個在初中二年級。    
    有人說,政治的瘋狂,造成無數家庭的悲涼,這是一個縮影。    
    此話千真萬確。    
    1975年,葛佩琦被「寬大」出獄,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復婚,因為男方的頭上還扣著「大右派」、「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這幾頂嚇人的大帽子,一旦復婚,子女們必將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親情,是任何權勢也泯滅不了的。1976年春節過後,為了不影響母親養病和弟妹們的前程,大女兒毅然承擔了接收父親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她的父親從山西回到北京後,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雖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臨分娩。有關方面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勞改局一位幹部和一名護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內旅館,大女兒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電話,即刻帶著弟弟趕到了旅館,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把父親接到她曾工作過的北郊清河鎮附近的一個農村。在那裡,大女兒早已為父親向一位農民朋友借到了一間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經夫妻雙亡的葛畔瑜夫婦之女,正在這間屋子裡安置床鋪,使大難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棲身之地。然後經過將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過了戶口、糧票、住房三個關口,搬進了北京城內的這個大雜院,一個已遷走的人家原來放雜物的八平方米小屋。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患難時,我們認識朋友!」

    這個大雜院,原住的十五戶人家,有十四戶是工人家庭;另一戶男的是中學教師,女的也是工人師傅。在葛佩琦即將從北郊清河搬來之前,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會的幹部來到這個院子向眾人宣佈,有一個「老右派」、「國民黨少將」、「要殺共產黨人」的人特赦出來了,要住到這裡,大伙對他應該劃清界限,提高警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可是,這院子裡的工人階級,偏偏不把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裡去。當他們看到這個孤老頭兒,有氣無力,白髮滿頭,慈眉善目,對人挺和氣,可是連手中的鈔票是多少錢都看不準,更分不清糧票與油票,等於是一個睜眼瞎,他們個個都待之以同情與關照。其中尤為緊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對他格外好。    
    這家戶主名叫李學儉,河北省吳橋人,供職於南口暖瓶廠。他的愛人老趙主要操持家務,得空也去街道上幫幫忙。他們的大女兒李炳芬,是這個大院裡惟一的共產黨員,在另一個街道工作,大兒子李炳洲,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學上初中;小兒子李炳海,還在讀小學。這全家人都有雜技之鄉的那股靈巧豪爽之氣。對葛佩琦在自己的兒女和侄女春梅於夜靜更深或公休日來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瑣事,他們一家都包了。    
    大院裡沒有廁所,人人都得去大門外小胡同裡的公共廁所,彎彎拐拐二百來米遠。不論颳風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樂意為葛爺爺當「拐棍」;就是在夜晚,只要葛爺爺在自己屋裡喊一聲「炳洲、炳海」,總有一根「拐棍」應聲而至。    
    生爐子、封爐子、支蚊帳、上街買東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醫院,炳芬讓她的愛人李國強帶著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學儉師傅從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廠休,趕忙在葛佩琦的小屋裡裝了自來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師傅改善生活,包餃子、紅燒肉、燉雞湯,炳洲、炳海媽都趁熱端來一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裡出現了一個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風「反右」時,他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親耳聽過葛佩琦在學校「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他認為,葛佩琦當時說了一些「帶刺」的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多少年來一直未能恢復他的組織關係。但在校黨委決定把葛佩琦劃為「極右分子」的時候,在黨的「反右」紀律的政策下,他也違心地舉了手。後來,他雖然堅決反對把葛佩琦當做「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再後來又被調離了中國人民大學,然而對那一次的違心舉手,一直深感對不起葛佩琦而難釋於懷。葛佩琦搬進這個大雜院時,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還住在京城東南部的勁松小區,也風塵僕僕地來到這個大院,看望葛佩琦。後來每隔一兩個月,他都要來一次,每次來都給葛佩琦捎來一些水果點心、零花錢、糧票,以及對葛佩琦至關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組織部了,恢復了「黨員之家」的傳統,許許多多的黨員幹部排著隊去上訪,有冤伸冤,有苦訴苦;    
    中央五個部的代表在煙台開了會,決定為所有還沒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為少數錯劃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發了個文件,對凡是被錯劃的「右派」錯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數的限制,不劃框框,完完全全的實事求是……    
    每一次傳達了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勵葛佩琦上訪。但葛佩琦認為自己的問題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壓著「三座大山」——「右派」與「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如果不把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黨內;而要把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絕對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為慎重起見,他還要「再看看」。    
    當然,他說的「再看看」,是指對黨中央領導部門的上訪而言。他覺得,自己的一切禍害,根出於中國人民大學,要上訴,也得先從人民大學訴起,犯不著貿然直奔黨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黨中央決定為所有錯劃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後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學。    
    那是1978年國慶節前後。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學人事處,談了談對自己的「右派」問題如何改正的設想。未料到,人事部門對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訪成仿吾老校長。仿吾老詢問了他這廿年的情況後,表示將把他的報告轉給學校人事處。    
    過了幾天,他又去了人事處。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報告是轉來了,但成校長沒在上面批一個字,我們沒法辦。    
    這時,他才橫下一條心:去黨中央上訪!    
    去黨中央上訪,非同小可。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得認認真真地準備上訪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視鏡,吭哧吭哧一筆一劃地寫,寫了一份又一份。    
    當時,大街上還沒有什麼打字複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兩家,他也付不起那些錢。這時候,又一批「患難知己」——大雜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馬長輝、趙端鈞、劉漢如出現了。馬長輝白天上班,夜晚幫助謄寫,多次都按時謄好,一共謄寫了一百多份材料,字字楷書,一字不錯。趙端鈞和劉漢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姐弟,幫著換煤氣、買蜂窩煤、看病拿藥,從不嫌煩。趙端鈞的愛人小楊,每逢過節,總請葛佩琦到他們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寫好材料的精神……    
    「在歡樂時,朋友會認識我們;在患難時,我們會認識朋友。」——這是澳大利亞當過農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歷經了十八年苦難的葛佩琦,也不禁從肺腑中發出了同樣的感歎。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上訪「黨員之家」的中組部,他感到春風撲面,的確換了人間;但人民大學還在鬧「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落下了帷幕。彭德懷元帥、陶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澤東錯誤決定或首肯的這些全國、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徹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爭平反自己歷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訪中央組織部。    
    那時中央組織部的北院牆外,就是靈境胡同。在胡同中間開著一個小門,就是中組部信訪處的接待站,通向中組部後院。葛佩琦摸到那兒時,胡同裡已經排了長長的上訪隊伍。輪到他去領登記表,接待的幹部問他姓甚名誰,他一說出那三個字,立刻就有好幾位上訪者走了過來問長問短,有一人還驚喜地說:「沒想到你還活在人間!」    
    他領了一張上訪登記表和一個何時接談的號碼:按照這個號碼,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訪人員對他說:「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來回折騰了!我的號碼一會兒就可接談,咱倆換一下,你先談。」    
    他對這位好心的「同是淪落人」謝了又謝,把這個號碼和填好的登記表交給一位接待人員。這位接待人員看了看登記表,連忙問: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擠到了外面,心裡不免有些嘀咕,我這個1957年「大右派」到處受歧視,難道上訪也要低人一頭不成?    
    可是不一會兒,那位接待人員就叫他進屋,對他說:「我打電話和上級聯繫了,由領導幹部接見你,你到前門傳達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過望,接待室內外更是議論紛紛。有人說,只見過到前門上訪被打發到後門來的,沒見過到後門上訪被指派到前門接見的……    
    「這是胡耀邦當組織部長的新措施!」有人大聲接茬說。    
    葛佩琦到了前門傳達室,傳達室的同志對他和顏悅色,彬彬有禮。一位女同志讓他在「來賓登記簿」上簽了名,一面請他在沙發椅子上坐下,一面給什麼地方打電話。過了約莫十分鐘,從辦公大樓來了一位女幹部,請葛佩琦進了裡間會客室。她先給葛佩琦倒了一杯茶,問了他的住處和生活情況,然後才說:領導要接見你,但今天開會去了,你後天上午再來。    
    12月27日上午八點,葛佩琦準時到了中央組織部。宣教幹部局下來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組部大樓上的一個會客室。片刻,宣教幹部局局長郝一民就來到了會客室。他一進門,他和葛佩琦熱烈握手,並十分親切地說:「葛佩琦同志:這許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頓時覺得一股熱淚要奪眶而出,因為這是自從瀋陽、西安的地下情報組織被敵人破壞之後,三十年來第一次聽到黨組織的一位負責幹部稱他為「同志」,還說他「受苦了」,這對他可真是「換了人間」!    
    郝一民詢問了他的出獄經過和回北京後的情況,然後說:「胡耀邦同志對平反冤假錯案極為關切,你有什麼要求可以盡量提出來,不要有顧慮。」葛佩琦當即陳述了自己的歷史經歷和1957年的蒙冤經過,提出了三點請求:一、請求恢復他黨組織關係;二、請求改正把他錯劃為「右派」的決定;三、請求為他徹底平反錯劃「右派」後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說,「請你把你要求解決的這些問題,給我們寫一份材料,我們批給中國人民大學進行複查處理。我個人的意見,你最好先要求解決錯劃「右派」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恢復黨籍。」    
    「你說得對。」葛佩琦說。「但是,我打入敵人營壘做地下工作,都是黨組織派遣的,一步一個腳印,有人證可查。就是在『肅反運動』中,也沒有人提出過異議:為什麼在『反右運動』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認為葛佩琦提出這一疑問,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當的,也應該由人民大學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後不久,葛佩琦將郝一民要他寫的材料送給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組織部及時批轉給人民大學,囑咐認真複查葛佩琦的「右派」問題。    
    但是怎麼也想不到:已恢復了「黨員之家」傳統的中央組織部的這種深切關懷一個同志政治生命的態度,到了人民大學那兒竟也成了「剃頭擔子——一頭熱」。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訪了人民大學「右派摘帽」辦公室負責人,詢問了對他的「右派」問題的複查進展如何。 這位負責人說:「中央組織部已經轉來了你的申訴材料,我們正在複查。」    
    葛佩琦告訴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歪曲了他發言的原意,他當即向學校黨委副書記聶真做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據說也是他的那個「發言」,與他的原發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給《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佈的政策,被他更正過的那些「發言」不能作為劃「右派」的依據。    
    「我們研究研究再說。」這位負責人說。    
    這個「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當年在人民大學經歷過「整風反右」的一些學生班組黨支部書記,都請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結果,誰也說不出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事實。但據說他這個「右派」是毛主席親自劃定的,誰也不敢出面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還在眼巴巴地望著這個「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個月——即望到當年11月12日,人民大學黨委才派人給他送來了《關於葛佩琦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結論》把1957年報紙上刊登的那些對他的歪曲誣陷之詞重複一遍之後說:「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來人問葛佩琦有何意見,葛佩琦當即表示:不同意這個《結論》,繼續申訴!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著這個《複查結論》和1957年《人大週報》上刊登的那個「發言」,去北京市法律顧問處咨詢。那裡的律師問葛佩琦:    
    「報紙上刊登你的那個『發言』之前,是否徵求過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發表的稿子上簽過字?」    
    「沒有。」葛佩琦說。「在刊登那個『發言』之前,既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也沒有讓我看過那個稿子,當然也沒有我的簽字。不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週報》登出了那個『發言』之後,我立即到人民大學黨委做了更正,這有人證可查。」    
    「既然這樣,報紙上刊登的那些沒有經你簽字同意的『言論』,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為劃你右派的依據的……」    
    有了這一答覆,葛佩琦開始了新的一輪上訪申訴。負責解決「右派」難題的五大部——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還去了好多次。各部門接待人員都說,人民大學的那個《複查結論》已由有關方面批准,他們不便再過問;有的還加上一句:阻力太大,愛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並沒灰心。「實踐是檢驗真正的惟一標準」,他開始了第三輪上訪。中組部的一位同志說:你的問題似乎已經定型了;沒有中央領導的指示,難以起死回生。    
    這時,恰巧又來探望的李逸三給他直接點破:「對!上訪胡耀邦!」    
    得到了這些啟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開朗:孩子有了困難,應該去找媽媽解決;政策落實不下去應該去找黨中央。但他又不免顧慮重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的家門口,必須有不可逾越的警衛線,他的申訴信能夠順利到達耀邦的手中嗎?    
    但是他仍決心一試!    
    這一試,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顧慮是多餘的。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胡耀邦家的門前所見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無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時,葛佩琦來到了北京東城富強胡同,胡同裡並沒有便衣巡邏,耀邦家的大門口也沒有武裝警衛。他按了大門一側的電鈴,出來一位警衛人員,問他找誰,他說要上訪胡耀邦同志。這位警衛人員轉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來一位幹部。葛佩琦向他通報了姓名和來意,他說:「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帶著材料嗎?」    
    「帶著,」葛佩琦說著,就把一封約有五百字的申訴信遞了過去。    
    「耀邦同志現在正會客,沒有時間接見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轉上去。請你留個電話,以便將處理情況及時通知你。」    
    「我住在一個大雜院裡,沒有電話。」    
    「那只好請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還是五點來。」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時前往。他一按門鈴,那位同志就出來了,交給他一個中間印有豎方形紅格的大信封,並說:「你拿著它去中央組織部,找陳野蘋副部長。」和這位同志一起出來的一位青年學生,在一旁熱情地說:「中組部在西城,就在西單商場北邊,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視力又很差,他決定改日再去中組部。回到他住的那間小屋,天色已黑。他打開電燈,拿出放大鏡,仔細看了那個用紅粗鉛筆豎寫的大信封。右首寫的是「中組部」,中間紅豎長條格裡寫的是「陳野蘋副部長」,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簽名。他從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訴信,看到了耀邦對它作了這樣的批示:「指定專人,督促有關單位對葛佩琦同志落實政策。」再細看,耀邦在申訴信落款時間「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點了兩個大紅點,葛佩琦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把「四月二日」寫成「三月二日」了。連這麼芝麻點兒的小筆誤,耀邦都予以點正,可見他對冤苦人的申訴信看得多麼仔細、多麼誠心!    
    葛佩琦心潮滾滾地久久捧著這封申訴信向窗外凝思著,一動不動,像銅鑄石雕一般。終於,他不禁喃喃自語起來:「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這不只是關係到我們一些個人的命運啊!」    
    大雜院的鄰居們聽說葛老頭去胡耀邦家裡上訪,紛紛前來打探個究竟。他把這兩天上訪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個痛快,使這些老老少少都聽得出了神。有的說,「胡耀邦是撥亂反正的帶頭人」;有的說,「胡耀邦在做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就十分關心群眾的疾苦。」他們都為葛老頭幸逢大好人而祝賀。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組部。陳野蘋到中南海中央書記處開會去了,他的秘書任小彬來到會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說:「你的問題如何解決,得由陳副部長決定。」說著給葛佩琦寫下了他的電話號碼,「有事請打電話聯繫。」    
    過了兩天,葛佩琦給任小彬打了電話。任小彬說:陳野蘋副部長已指定中組部干審局的一位局長接見你,並說明了接見的時間與地點。葛佩琦按時前往,見到了干審局的一位副局長,在交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副局長:人民大學的《複查結論》,認為劃你為右派不屬錯劃,你為什麼不同意?    
    葛佩琦:這個《複查結論》,是以1957年報紙上刊登的那些對我的誣陷不實之詞為依據得出來的。那些話不是我說的,報紙在刊登之前,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更沒有我的簽字同意,這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根據沒有法律效力的話作出的《複查結論》,我當然不能同意。    
    副局長:你說你沒有說過那些話,可有什麼證據?    
    葛佩琦:有!我有人證與書證。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登出那些話之後,我就到人民大學黨委作了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接見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登出那些誣陷我的話,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給《人民日報》,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長:好,今天就先談到這裡。對於你提出的問題,我們將通知有關方面重新複查,查出來的材料會與你見面的。    
    葛佩琦:我對耀邦同志和中組部的同志絕對信任。問題在於人民大學,我還有些不放心。    
    副局長:請你放心,我們會督促他們盡快重新複查的。……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倒春寒」畢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暫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終被全部推倒

    葛佩琦與干審局的一位副局長談話之後,回到他那自稱「九六陋室」的八平方米小屋靜候佳音。他先後幫助七八名被「文革」耽誤了的高中畢業生輔導功課,還修訂了《自然常識問題解答》的物理部分(後來這些高中生有六人考上了大學,其中一人還去了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但是靜候了半年多,仍未見到人民大學方面的任何動靜。又聽說,他的「右派」問題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人民大學的同志才不敢貿然從事。他覺得這種說法不可靠、不科學:「彭老總的問題不也是毛主席定的嗎?不是也翻過來了嗎?」    
    1980年11月17日,他實在憋不住,給「知心老頭」李逸三寫了一封信。這幾年,他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過:「李老不是別人求他,而是他自己主動向苦難人伸出援救之手」;可這一次,他出於對李逸三的「政治安全」的考慮,讓別人看來好像他被「寬釋」出獄回到北京後,從未與這位老人謀過面,這是第一次給多次主動向他伸出援救之手的老人寫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問題,請您予以協助解決。    
    1957年5月24日,在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上,我給個別黨員幹部和黨委書記提了一些意見。由於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我在發言時,態度有些不冷靜,說話有些帶刺;但是我發言的目的是為了幫助黨整風,希望黨內同志通過整風,改正缺點。不料有些報紙報道時,竟然說我叫喊要「殺共產黨人」;因此我被劃為右派,至今沒有得到改正。    
    您當時是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人事處長。我1957年5月24日發言時,您也在座。現在我把已經找到的有關報道,抄錄於下,請您回憶一下,那些話是否是我說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報道說:「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同志在政治學院講話時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不但我沒有說過以上三句話,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錯誤的報道時,當即向有關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學黨委提出了口頭更正,聶真同志接見了我;向《人民日報》提出了書面更正,現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給鄧力群同志寫了請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黨員、老幹部,是我的老領導,我發言時您在座。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有關方面為我寫個證明材料,協助我解決這個錯劃右派的改正問題,以便落實黨的政策,至為感盼!    
    人民大學黨委已經查明,我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解放前一直堅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組織關係,至今沒有得到恢復。    
    我被錯劃右派後,又被逮捕「法辦」,坐監十八年,人民大學黨委認為判刑問題,證據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沒有得到平反。    
    這兩個問題,也希望您能予以協助解決。    
    此致    
    敬禮    
    葛佩琦  謹書    
    附件一:1957年6月9日,我寫給《人大週報》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況一份。    
    在《我的平生和冤案的概念》的最後,他也附帶簡要地說了說上訪中組部與上訪胡耀邦的經過,「承批交中央組織部陳野蘋副部長,迄今已半年有餘,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11月19日,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筆僅兩天的來信,即刻鋪開信紙,抖抖索索地給胡耀邦寫信。    
    胡耀邦同志:    
    我現任國務院參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獄問題。    
    先談談他的右派問題。1957年,我在人民大學任黨委常委等職。當時鳴放時,我們請他們幫助黨整風,他向黨提批評意見,說了些錯話和氣話、刺話,如說:    
    「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把流過汗流過血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冷霜,有些黨員(少數黨員),六親不認」。    
    這三段話,是引的原始會議記錄。他談這些話時,我在場,據我記憶,這基本上是他的原話原意。    
    當時57.6.8《人民日報》上登載的葛的話,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實是有出入的,斷章取義,誇大其詞。    
    鄧力群同志說葛「要殺成千成萬共產黨人」,和事實就離得更遠了。    
    據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抗戰八年和解放戰爭四年共計十二年,是在敵占區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檔案可以證明這點。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復組織關係,我們組織上不但不承認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績和組織關係,反而對他一再審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我認為他的話有錯誤,也可以說是大錯特錯,(但)是不是據此就定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認為是值得再研究的問題。    
    目前流行(這樣)一種說法:「當時有右派,我們搞反右派運動還是正確的;其中問題,是反右擴大化。」    
    我現在認為:57年反右運動,是我們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它的性質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質,是禍國殃民的大錯。    
    當時的陽謀是「請黨外幫助黨內整風」,陰謀是「引蛇出洞」。實踐已經證明,五十五萬條「毒蛇」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冤假錯,萬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這萬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給我們增加光彩;相反,後輩人會恥笑我們拖泥帶水。    
    反右派運動本身是錯誤的,保留萬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義不多;我建議來個一風吹,徹底翻。    
    下面,我說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獄的問題。    
    葛佩琦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共計十二年的歷史,有人證和物證,證明是歷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劃右派後,來了一個「新賬老賬一齊算」,說葛是「歷史反革命分子」。開始判處無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後,被特赦出獄。    
    葛出獄後一再申訴。大約三年以前已經查明是歷史革命分子,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聽說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決,認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獄,聽說北京市委遲遲不批。    
    我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向您建議:請求您責成有關部門徹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獄是怎樣產生的;北京市委為什麼對法院重新判決為無罪的請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還建議,在查清製造這十八年冤獄的有關人員時,判處他們十八天徒刑,讓他們體會一下十八年冤獄的滋味!    
    寫到這裡,李老聯想到自己當年也有愧對葛佩琦之處,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寫道:「劃葛佩琦右派,我是舉過手的,我們做了多少禍國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無事!」    
    然而一想,他覺得在這兒插上這幾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劃卻了,繼續按原來的思路往下寫: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餘生;解放後,長期壓在「右派」帽子底下,妻離子散,雙眼接近失明。葛被劃成「右派」時,我也舉過手,我是問心有愧的!    
    為了使這個歷史革命分子早日過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禮!    
    李逸三    
    1980.11.20    
    耀邦是否見到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從此信發出後的一些令人振奮的跡象來看,他是見到了這封信,並做了重要批示的。反應最積極、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統;距李老逸三發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對葛佩琦一案做了「再審判決」。    
    本來,在1978年12月27日,葛佩琦與中組部宣教幹部局局長郝一民談話之後,他就去人民大學拜訪了分管落實政策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張騰霄,請求解決冤案平反問題。張騰霄說:解決這個問題,你得找證明人寫出材料,走法院這門路。    
    經過多方查詢,他得知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調查部。遂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寫了一封信。羅青長讓中調部政治部寫了證明材料。同時,當年介紹他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陳忠經,以及與他一道在東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國彥,也都寫了證明材料。    
    這些材料,都被轉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院說他必須自己提出平反申訴,法院才能立案處理。    
    1979年7月16日,葛佩琦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寫了一封請求平反冤案的申訴信,此信被轉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時排不上號。後來排上了號,進展出乎尋常的迅速:    
    11月14日,北京高院承辦這一申訴案的劉羅彬、范志敏兩位同志與葛佩琦見了面。    
    11月16日,范志敏已全部看完了案卷,立即要葛佩琦補充材料:是誰、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介紹你入黨的?又是誰、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介紹你打入國民黨軍事機關、以何身份作掩護做地下工作的?在這些過程中,你為黨做出了哪些貢獻?    
    這好辦。入黨介紹人之一的劉子久同志還健在,時任國務院勞動總局顧問;掩護他打入國民黨第一戰區,當時為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的地下黨員李世璋同志也健在,現在是江西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他們都會寫出證明材料的……    
    11月20日,葛佩琦把這些補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范志敏就對他說:你的問題已經結案。送北京市委審批去了;一旦批回,我們會立即通知你,你就不必再來催辦了。    
    葛佩琦感慨萬分。他說: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的無期徒刑、坐監十八年的大冤案平反,承辦人從閱卷、囑補寫材料的查核結案,只用了二十七天;如果我們的黨和國家所有的機關都能夠這樣快刀斬亂麻,我們的國家何愁不「鶯歌燕舞」、「天天向上」!!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法院承辦人只用二十七天結的案,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審批,竟等了近一年還未得到回音!1980年11月20日李逸三給胡耀邦發了信,11月28日,葛佩琦就耳聞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高院的結案結論。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開庭,庭長劉羅彬宣讀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80)高刑監字第893號《刑事再審判決書》,全文如下:    
    申訴認(原審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歲,漢族,山東省平度縣人,原系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減刑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釋放。現住本市交道口東大街九十六號。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認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實、性質和處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書及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書;    
    二、宣告葛佩琦無罪;    
    三、原判沒收的黃金四十一兩六錢八分折合人民幣三仟陸佰伍拾三元壹角肆分整,發還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了《關於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運動中問題的複查結論》:    
    根據中共中央(78)55號文件和(80)60號文件的精神,對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進行複查,予以改正。撤銷一九五七年劃葛佩琦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復原教學六級工資待遇。    
    這個《恢復結論》,即刻被報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會。北京市常委會發出「京常字(82)2號通知」說: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同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意見,對葛佩琦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    
    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號」文件形式,向中國人民大學黨委轉達了市委常委會的通知。至此,壓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復黨籍和「錯劃而改正」的問題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給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寫了一封信,陳述了他的經歷和目前亟待解決的黨籍問題。羅青長髮函證明,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在給葛佩琦接上情報工作關係時,就同時給他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學黨委收到羅青長這份材料的同時,也收到了葛佩琦當年的主要入黨介紹人劉子久給人民大學黨委的信:建議恢復葛佩琦的黨籍。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將這些材料報送給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組織部於1983年5月23日做出決定:    
    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起連續計算。    
    這樣,終於恢復了他的「三八式」老黨員的本來面目,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也發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於錯劃,予以改正。    
    這比人民大學黨委的「改正結論」更進了一步,更實事求是。    
    這時,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產黨內的權勢者絞殺「不合朕意」之共產黨人的長達三十年的大悲劇,主要得益於胡耀邦的致力扭轉,才有了一個可喜的結束。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他終於以一個紅色革命者的本來面貌,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

    本文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很想見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給人民大學黨委組織部和老幹部科等部門打了多次電話,他們都說不出朱教授的確切樓號,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沒有電話,只知道她還住在全國解放剛進城時人民大學校本部的那個大院裡——「張自忠路三號、鐵一號」。    
    他們回答得挺練達。但對局外人來說,要把這個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來抗戰勝利後的張自忠路三號,就是那以前的鐵獅子胡同一號,再早就是北洋軍閥時代段祺瑞政府的那個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終於在這個大院裡的一座新樓裡,見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髮滿頭,腿腳不便,時而有點氣喘。三女兒希平端來一杯水:「媽:快吃藥!」    
    朱秀玲坐在床沿邊,面前的茶几邊上擱著一個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裡面約有半杯紅紅白白的小藥片。    
    「這幾十年,我一直重病纏身,常住院,有時好像醫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邊說,一邊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藥片。    
    我們從葛佩琦全面平反後談起。朱秀玲說:「如果『文革』中沒把許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歷史沉冤也許會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說到了李年,就是當年與陳忠經一道勸留葛佩琦參加西安地下情報網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瀋陽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押到南京。解放軍準備渡江,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因沒搞出什麼真憑實據,又把他放了回來。「文革」中,凡是坐過敵人監牢的人幾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婦二人先後從住家的同一個窗戶跳樓身亡。    
    「李年從西安到瀋陽,都與老葛一道搞地下情報工作。他如不死,會很快寫出對老葛十分有利的證明材料的。」    
    交談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堅持地下活動時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無惋惜地說,1957年冬天,他被抓進監獄時,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徹底打砸搶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戀保存的紀念品,都被搞了個精光!現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幫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後照的。    
    聽了這些,我也深為惋惜!    
    朱秀玲母女倆與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從葛佩琦之徹底平反一直談到他離開人世,使我對他這一生的最後歲月,大致有了個輪廓分明的印象。    
    原來早在那悲劇色彩漸趨淡化,喜劇氛圍日益濃厚的時候,葛佩琦大冤案徹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漸廣傳於海內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報》首先發表了葛佩琦的《回憶「一二·九」革命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一文。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長的提求,衝破了有關當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見報的樊籠。    
    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憲法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報》報道,《葛佩琦同志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報》發表了石灣的《兩訪葛佩琦》,香港《文匯報》全文轉載,許多省市文摘報和地方報紙都作了摘編。    
    由於這些傳媒的廣泛影響,葛佩琦先後收到了近千封熱情洋溢的讀者來信,有的人還從天津、上海、長沙、哈爾濱、呼和浩特等地專程來看望他,真誠祝賀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全面恢復,祝賀他從十八層地獄中重新露頭,呼吸到了充滿活力的清新空氣。    
    1985年「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前後,全國新聞出版界的同志們又給他許多真摯的關懷與激勵。當年年初,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廣場》第一輯,就對葛佩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作了長篇介紹;當年3月3日,上海《文匯報》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軼事》為題,對這篇介紹作了摘要;5月號的《中國青年》雜誌刊發了青馬的《痛苦與微笑構成的人生——訪葛佩琦》;6月,《文匯月刊》發了葉永烈的《離人淚——葛佩琦傳》;9月9日,安徽《阜陽日報》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葛佩琦本人寫的《我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同日,《天津日報》發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報》發表了王曉陽的《撫今追昔憶縱橫——訪「一二·九」運動時期北大學生領導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機關報《中國人民大學》發表了周建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上光明之路——訪「一二·九」老戰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發表了李海鷗的《三中全會前後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報刊仍在發表介紹有關葛佩琦的文章,特別是關於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該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報所轉載。    
    這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閱人民來信兩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華社記者鄒愛國、張嚴平的長篇通訊《六年兩千件——記胡耀邦同志處理人民來信》。葛佩琦觸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對他的要求平反申訴信的批示。當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二版以最顯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總書記批閱的第兩千零一封人民來信》一文,詳細敘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訪的經過。滿紙溢透著他對耀邦同志幫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復黨籍的一週年之際,他的一些老同學、老戰友聚會於北京烤鴨店,熱烈祝賀他的冤案徹底平反。他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此刻勞動人事部的顧問劉子久即席賦七絕一首,以表賀忱:    
    中州風雨憶當年,與君共讀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風勁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以校長袁寶華為主任的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確認葛佩琦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節。19日,大年初三,當年北京大學「一二·九」運動的老同學,搞了五十三年來從未有過的春節大團拜。陸平、韓天石、鄧力群、劉導生、呂東、朱穆之、袁寶華、孫思白、謝邦治、顧大椿、任繼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劉祖春、田價人、沈學禎、劉玉柱、楊錫鈞、紀堅傅、孟桂芝、李小慧、劉居英、汪鴻文、葉修直、關士聰、劉火、李兆翔、白文治、於克三、姚震江、朱國平、張震寰、吳承明、宋爾廉、王壽仁等人,與葛佩琦憶昔思念,無不感喟萬千。    
    葛佩琦把劉子久書寫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風勁草有今天」那首詩,裱成條幅,從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兩間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樓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寬敞住房,都把它掛在中堂,隨時目誦,永誌不忘。    
    他戴著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視鏡,有時再加放大鏡,吃力地書寫自己一生的艱苦奮鬥,重史實而幾乎不加個人評論,內中雖然也寫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僅寄望於後來者從中汲取教訓,不再釀造「窩裡鬥」的親痛仇快的事。    
    同時孜孜不倦地甘為人梯。他輔導的那些高中畢業生有六人跨進了高等學府,內有一人還摘取了美國博士冠。    
    他們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氣、挺堅強。大女兒在北京教育學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兒好漢」們打壞了一個腎的兒子和他的妻子,大學畢業後去加拿大留學;三女兒、四女兒都在日本獲得了碩士學位。三女兒回國後正工作於一家企業。    
    小女兒更奮發要強,聰明絕頂。中學六年,每年每門功課都是五分。哥哥姐姐們去農村插隊,她去安定門的一家拉毛圍巾的街道小廠工作。上下班坐電車或在家做飯照顧媽媽時,也搶分奪秒地背外文單詞;考上大學時,她已熟練地掌握了英、德、日三國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學突然失蹤。後來在一處海灘上發現了她的遺體,全家人悲慟萬分,她的老師同學聞之也無不痛惜!    
    「我們沒正式復婚。」朱秀玲說。「我們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長期患病。我曾勸他再找一個,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氣地說:『我不要你管!』事實上我們在互相照料。他常來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請了一個保姆,上午在他那裡,下午就來照顧我——給我弄吃的或洗洗衣服;如果我住了醫院,這位保姆也去照看照看……」    
    朱秀玲的這一席話使人覺得,葛佩琦過去曾經為朱秀玲在那種特殊困境下提出離婚而在心中積下的冰疙瘩,已經隨著全家悲劇色彩的淡化而消融了。    
    朱秀玲繼續說,她的生日是陽曆8月1日,她和葛佩琦結婚紀念日是8月6日。1992年8月1日,葛佩琦在自己的住處備了一桌菜,買了一瓶葡萄酒和幾瓶啤酒,把朱秀玲和在北京的孩子們都叫了去,葛佩琦說:    
    「雙喜合在一起過吧!」    
    朱秀玲問:「什麼『雙喜』?」    
    葛佩琦說:「咱倆的8月6日,這都忘了?」    
    朱秀玲這才恍然,眼前頓即閃現1943年在漢中西北醫學院這一天的情情景景,不禁情慾唏噓而強忍。    
    「明年就是咱倆的金婚紀念日了!到了這一天,把好友們都請來,好好地慶一慶!今年就是自家的孩子們,就算復婚了吧!」    
    這時朱秀玲再也忍不住早要奪眶而出的淚水。孩子們也都悲喜交集地心房顫動。是啊,「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全家最小的成員希成,沒能見到這「閤家歡」!    
    更可惜,葛佩琦沒有等到他與朱秀玲的「金婚」這一天,1993年1月13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因心臟病搶救無效而辭世,永遠離開了朱秀玲和他們的孩子們。朱秀玲和孩子們悲愴萬分!新華社為他的去世發的電訊,高度評價了他的一生。電訊中這樣寫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於山東省平度縣,1935年參加革命,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在「一二·九」運動時期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是當時北大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人之一。他曾兩次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堅貞不屈,表現出革命者的氣節。他多次受黨指派,在國民黨軍政機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不顧個人安危,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並被捕入獄,雖長時間蒙受冤屈,但他襟懷坦白,心胸開朗,正確對待個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氣節。1975年獲寬大釋放。1980年在黨中央直接關懷下獲平反,1983年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黨的組織關係。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剛直不阿,心胸豁達,對革命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冤案平反之後,他以新的姿態投入四化建設,抱病著述,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為人民貢獻一生。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終保持一個革命者的本色。    
    1月19日,人民大學校園內公佈了葛佩琦教授治喪小組名單。其小組成員是:韓天石、朱穆之、陳忠經、劉導生、劉玉柱、劉居英、曹振之、孫思白、顧大椿、胡昭衡、宋爾廉、袁寶華等人。    
    1月25日,當年共同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鄧力群、朱穆之、呂東、袁寶華、韓天石、劉導生、顧大椿、劉居英、任繼愈、唐敖慶、胡昭衡、孫思白等人聚會,悼念他們的老同學老戰友葛佩琦。他們回顧了葛佩琦傳奇般坎坷曲折的一生,高度讚揚他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心胸豁達,忍辱負重,剛直不阿,堅信真理,堅信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信念始終不動搖的崇高精神。    
    1月31日,在八寶山公墓,為葛佩琦教授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    
    葛佩琦遺體周圍鮮花簇擁,靈堂四壁前架滿了花圈。    
    靈堂入口上方,是一幅白布大橫額——「葛佩琦永垂不朽」,兩邊懸掛著「一二·九」老戰友們的長幅白布輓聯: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鐵窗,全不在乎;    
    為革命情願獻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靈堂內,在「葛佩琦同志遺體告別儀式」的橫幅兩邊,懸掛著「一二·九」老戰友們的又一長挽:    
    直言遭誤解,歷盡坎坷無怨懟;    
    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胸前戴著小白花前往告別的老同學、老戰友、鄰居、難友、新老弟子等等,將近千餘人。    
    1994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葛佩琦回憶錄》。上海《報刊文摘》以《「我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大右派」葛佩琦平反記》為題,對《回憶錄》中的有關章節作了極其精要的摘錄。在出版前,葛佩琦還在世時,已是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的他的老同學羅竹風,以《出生入死,艱苦卓絕》為題,寫了一篇《讀〈葛佩琦回憶錄〉感懷》。羅竹風回顧了這位老同學的一生後感歎道:    
    像葛佩琦這樣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貫為黨為人民正義事業奮鬥的好同志,卻以莫須有的罪名,羅織成「罪」,含冤受屈長達幾十年,這只能說在劫難逃或者時代的悲劇!    
    是的,這「劫」從何來,「悲」從何生,是值得今天和後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們好生思索的!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革命節骨眼兒的一封「檢舉信」

    伊瑪尼(IMAN),阿拉伯語,意為「信仰」、「信德」,即崇奉伊斯蘭教的人,對「先知穆罕默德從安拉那裡傳來的一切」誠心承認、確信無疑。其具體信條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先知,信末日,等等。    
    1951年年初,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突破三八線直指漢城,國內正加緊鎮壓反革命、搜索暗藏敵對分子。公安部收到了一封檢舉信,說有人於抗日戰爭期間,在天津以南滄州為中心的冀魯邊區,秘密組織了一個「回民執行委員會」,又稱「伊瑪尼黨」,借助在共產黨的力量發展黨徒,組織回民武裝。新中國成立後,這個「反革命集團」仍在繼續活動。    
    這個被揭發的人是誰?據「揭發」人說,他叫丁溪野,他還組織過「伊瑪尼委員會」、「和平黨」、「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衛伊斯蘭教委員會」、「伊斯蘭同盟黨」等反革命組織。他就是「伊瑪尼黨」的「黨魁」。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哈爾濱市建設局工程處處長;抗美援朝開始,他又擔任了抗美援朝一一二工程隊政委,正率領這個工程隊在朝鮮前線搶修肅川飛機場。他的三弟丁鐵石,是抗日戰爭時期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隊政治部主任、支隊司令馬本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抗戰勝利後在東北,參與組建了人民解放軍第一支坦克部隊;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解放軍裝甲兵黨委委員、技術部副部長,由於技術部還沒有正部長,丁鐵石就是這個部的最高領導,而他就是「伊瑪尼黨」的軍事負責人。他的四弟丁堅,正在擔任哈爾濱市財政局副局長,是「伊瑪尼黨」的首要骨幹分子和財政負責人,……    
    寫這封檢舉信的人,名叫韓道仁。抗日戰爭中,他在冀魯邊區擔任過《正道報》總編輯,與丁溪野在冀魯邊區回民救國總會共過事。寫了「檢舉信」以後,他竟然混了個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副廳長。儘管在1942年的一次戰鬥中,他被漢奸隊俘虜過,並有過變節行為,但在寫這封檢舉信時,他當然不會自己與自己過不去,而只能以攻為守,轉移視線,就不會有人再注意他的「往事」了。    
    公安部接到這封檢舉信,立即把這個立為「族字三號」大案,展開深入細緻的廣泛偵查。首先想到把丁溪野從朝鮮前線「調回」,予以秘密逮捕,同時對丁鐵石、丁堅也予以審查或拘留。於是偵查網撒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寧夏、黑龍江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三百餘人盡收網底。「案情」弄得越來越玄。其中「入網」人數最多的,就是被檢舉信稱做「伊瑪尼黨核心」的、「混進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丁氏大家庭。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不是「伊瑪尼黨核心」,而是一個崇尚正義的回民大家庭

    這個家庭確實相當大。    
    「九·一八」事變後,全家老少三代二十餘人,就由遼寧本溪市流浪到北平,多人參加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運動。    
    事隔十六年——即1951年被韓道仁稱做「伊瑪尼黨黨魁」的丁溪野,「一二·九」運動時已經三十又二歲。他幼年讀過私塾,由於家境貧窮而輟學,小小年紀就去本溪湖煤鐵公司當了個勤雜工,爾後才上了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師範畢業,當了幾年窮酸的小學教師。其時日寇的魔爪幾乎伸到東三省的每一個角落。抗日愛國的熱血,把他推進了東北講武堂第十期工兵科,畢業後被分到東北軍第七旅當少尉排長。「九·一八」事變,第七旅等部隊正隨著少帥張學良駐在關內。喪權辱國的不抵抗主義,使丁溪野怒火填膺。第二年,他就毅然脫離東北軍,擬籌建《清真日報》,召喚回族同胞參加抗日;籌建未獲成功,遂去北平安河橋小學教書。    
    「七·七」事變,他率領學校的孩子們上街宣傳、募捐、慰問傷兵,捲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丁溪野的三弟丁鐵石,是後來被韓道仁稱做「伊瑪尼黨軍事負責人」的,這時還是一位不足二十歲的小青年。「九·一八」事變舉家逃到北平後,他與四弟丁堅,都在張學良專為東北流亡學生舉辦的「東北學院」中學部學習。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完全屈膝於日本強盜,與其簽訂了《何梅協定》,出賣了華北五省大部主權,日寇不允許北平存在任何抗日團體。抗日情緒極為強烈的「東北學院」大學部後改稱為東北大學,大部被遷往西安;中學部改稱為東北中學,遷至河南、湖北交界的雞公山。不管走到哪兒,丁鐵石、丁堅兄弟的抗日決心,都像他們的名字一樣——堅如鐵石。「一二·九」的風暴推到了雞公山、武勝關,他們和全體同學湧上街頭,走向農村,成了抗日救亡的一股生力軍。丁鐵石為全校學生會遊行示威總糾察隊負責人。    
    1936年夏天,丁鐵石在全校最早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出任「民先」區隊長。他不斷地「滾雪球」,使高中、初中總共只有八百多位同學的學校,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民先隊員,其中包括讀高中一年級的他的四弟丁堅。    
    盧溝橋烽火起,正值高中畢業的丁鐵石,率領三十多位同學去山西太原參加抗戰,其中大部分加入了東北籍共產黨人劉瀾波成立的東北救亡總會。當年9月,由東北救亡總會舉薦,去五台山朱德總司令直接指導的八路軍隨營學校學軍事。當年12月,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抗日義勇軍第三軍分區,歷任政治教員和副連長。1938年2月1日,在河北曲陽縣孫家莊與敵寇的生死搏戰中「火線參加中國共產黨」,沒有候補期,隨即擔任連隊政治指導員和營的政治教導員。    
    這時,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回族軍官馬本齋,率領回民義勇軍參加了冀中游擊隊的回民教導大隊,1938年6月,又與人民自衛軍的回民幹部教導大隊合編為「冀中軍區回民教導總隊」,馬本齋任總隊長。1938年8月,丁鐵石遵從黨組織的委派,到這個回民教導總隊擔任政治部主任,做馬本齋的政治引路人,並從政治上根本改造這支部隊。同年10月,根據黨的指示和工作需要,丁鐵石和政治部特派員劉世昌,介紹馬本齋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    
    這時,已在民族解放先鋒隊做過小組長、小隊長和東北「民先」執委會委員的丁堅,也堅加了冀中回民教導總隊,被任命為宣傳幹事。不久,由於他具有出色的組織才幹,被冀中軍區任命為定縣、無極、稿城、新樂縣的擴軍工作團團長和新兵第一團團長。    
    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回民集居地牛街的男女老少,也全都由冀中黨組織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據地。老大丁溪野參加了回民教導總隊,擔任政治部的民運幹事;年僅十一歲的侄兒丁天真,也參加了總隊的宣傳隊。    
    1939年7月,丁鐵石建議,經冀中軍區領導機關批准,「回民教導總隊」改稱「冀中軍區回民支隊」,以後「回民支隊」威名廣揚並永駐史冊。    
    1939年年底,冀中區黨委決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東開闢新的根據地。由於日寇和充當漢奸的國民黨部隊的嚴密封鎖,冀中區黨委對那一帶的情況十分生疏。他們決定從回民支隊抽調一名有獨立活動能力的回族幹部,去那兒運用許多回民集居點的有利條件打開局面。回民支隊領導當即推薦丁溪野作為最合適的人選。當時他雖然還不是共產黨員,但有文化,懂軍事,社會經驗豐富,且儀表堂堂,又留有回民群眾所崇敬的阿訇式的大鬍子,肯定會完成這個艱巨任務。    
    這一推薦,立即被冀中區黨委所接受。區黨委書記黃敬,行政公署主任李耕濤,聯名正式任命丁溪野為滄縣縣長,並頒發了委任狀。    
    1940年春節過後,丁溪野得到青縣地區愛國阿訇田學深、劉鳳祥的鼎力相助,通過沿途清真寺和回民中的可靠朋友,順利而不無驚險地過了敵偽一道道封鎖線和大大小小的據點,抵達了滄州地區。這會兒,丁溪野才知道,這裡已經建立了隸屬於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冀魯邊區。他從裌衣層中取出了冀中區黨委和行政公署的委任狀,受到了冀魯邊區黨委代理書記李啟華和軍區政委周貫五的熱情歡迎,邊區的《烽火》報也刊登了一條新聞:回族愛國志士丁溪野蒞臨滄州地區。    
    隨後,他向李啟華、周貫五等人詳細介紹了冀中回民支隊和回民建國會的成立經過,回答了他們都迫切需要明瞭的團結回族民眾共同抗日的理論認識問題。丁溪野說:「建立冀中回民支隊的實踐證明,這對於發動回族群眾參加抗戰,打擊日寇與回奸,都有著其他抗日部隊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李啟華、周貫五等人,聽後頻頻點頭,當即以冀魯邊區黨委的名義決定,抽調回族中共黨員王連芳和劉震寰,到冀魯軍區與丁溪野相會,共同籌建冀魯邊區回民救國總會和回民支隊。    
    1940年7月20日,冀魯邊區回民救國總會正式成立。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十三週年,冀魯邊區回民支隊也正式成立。王連芳為回民救國總會主任兼支隊政委,劉震寰為支隊長,丁溪野為總會宣傳部長兼第二分會主任。    
    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丁溪野,活動於津南、海星、新海(即今黃驊縣)等縣環境最為艱苦的游擊區。他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貫徹執行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經他走村串戶發動參軍抗日的回族青年就有三百多人,並發動不少漢族青年參加回民支隊。另外他還直接領導第二分會組建了一個游擊中隊,開展抗日武裝鬥爭。同時發動回民群眾生產自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同時還創辦小學和讀書識字班,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宣傳抗日救國,狠狠打擊回奸和漢奸。從而他在回漢族群眾中都深負厚望,人們稱他為「丁大鬍子丁阿訇」。    
    1943年春天,日寇大舉進犯冀魯邊區,環境異常險惡。冀魯軍區政委周貫五,為了丁溪野的安全,把他介紹回晉察冀根據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和中共晉察冀分局都駐在河北阜平。丁溪野從津浦路東越過了津浦、平漢兩道封鎖線,到達了阜平溫泉。適逢晉察冀邊區正要在那兒召開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中共晉察冀分局遂邀請丁溪野為國民代表之一出席了參議會,並被選為參議員。    
    時值日寇頻繁「掃蕩」,中共中央決定加強敵佔大城市的地下鬥爭,發展黨組織,建立地下軍。中央委派韓光到晉察冀分局,成立了一個東北工作委員會,從各個軍分區挑選優秀共產黨員深入敵占城市,在敵人心臟裡發展組織,等待反攻時機裡應外合,消滅敵人。韓光與晉察冀分局組織部長劉仁,共同負責這個東北工作委員會。他們考慮到,東北的回民也分佈廣泛,遂在委員會下增設了一個回民工作部,將已在晉察冀黨校學習了將近一年的丁鐵石調來,負責這個工作部。    
    1943年5月,丁溪野由韓光和丁鐵石兩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即被派去河北易縣接近敵占區的邊緣地帶水頭村,建立了秘密聯絡站;接著他又潛入北平城,在城內北溝沿清真寺李阿訇家和牛街回民蕭德福家等多處建立了聯絡點。這些個聯絡站和聯絡點,負責護送去東北的地下工作人員,並接送從北平投奔抗日根據地的統戰對象。其中把英文版《古蘭經》翻譯成漢文的北京師範大學李鐵錚教授等人,就是丁溪野自己冒險接送到晉察冀根據地的。    
    與此同時,丁溪野派遣劉殿雲阿訇去哈爾濱建立聯絡點。這位阿訇是河北省黃驊縣楊兒莊人,一位著名的愛國志士。1940年春天,丁溪野奉命在滄州地區津浦路東開闢游擊區時,動員他參加了革命;這時他又參加了東北工作委員會,被派去哈爾濱,聯絡那裡知名度很高的阿訇劉品卿並建立了聯絡點。隨之丁溪野又委派三伯父丁全山的長子——即丁溪野自己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去長春策反偽滿洲國政府的一名高級翻譯,同時派出自己的二弟丁溪山去北平,負責那裡的地下交通。    
    這期間,已在位於五台山的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高上科(即團級以上幹部訓練班)學習了兩年的丁堅,也被調入東北工作委員會,並奉命潛入北平,做回民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徐州,策反汪精衛的偽軍郝鵬舉部隊的一位回民旅長——東北本溪老鄉洪旭東。洪旭東一口應承「身在曹營心在漢」,到時候一定對得起自己的國家與民族,但因故未能發動起義,隻身脫離了郝鵬舉部隊。    
    此刻住在河北唐縣楊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據地裡的一個接待站。老大丁溪野、老二丁溪山以及他的父親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敵占區邊緣的危險地帶,接送來往的重要工作人員。總之,他們全家人都參加了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東北工作委員會所委任的各項工作,隨時都可能身首異處,但他們全都義無反顧。    
    1943年秋,日寇集中五萬多精銳部隊,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三個多月的毀滅性「大掃蕩」,多次包圍楊家庵一帶的村莊,燒殺搶掠。10月15日,楊家庵又一次被圍,多數村民逃出了包圍圈,部分老鄉被攔截趕回了楊家庵,其中就有丁家年過花甲的三伯父丁全山。幾名日寇和漢奸特務毒打了這位老人之後,逼迫他指出被趕回的人群中哪個是村幹部,又問他糧食埋在什麼地方?老人全都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不知道」。敵人用亂棍猛擊他的頭顱,鮮血四濺,他也緊咬牙關,一聲不吭,直到頭顱破裂、腦漿迸散,倒地而亡。    
    這是這個大家族為抗戰捐軀的第三人。第一個,是丁溪野的二弟丁溪山的長子丁天真。他1938年時十一歲,就在河間縣河橋鎮參加了回民教導總隊的宣傳隊,唱歌跳舞他都會,1942年6月2日,這時回民教導總隊已改稱為回民支隊,在河北阜城縣的高莊被敵人包圍。丁天真跟著部隊奮勇突圍時壯烈犧牲,其時才十五歲。第二人,便是丁全山老人的嫡孫(他的二兒子丁溪正的長子)丁雙祥。這孩子1940年參加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衛生部充當衛生員,在1943年秋季反掃蕩一開始,在敵人的機槍掃射中連中數彈而亡。    
    當年12月反掃蕩結束。晉察冀分局領導和東北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程子華、劉仁、韓光等人,鑒於敵人的掙扎掃蕩必會日益頻繁而殘酷,決定把丁家老老小小送往延安,以保安全。分局決定:已是共產黨員的丁溪野帶隊照顧全家老老小小,同時另派交通員護送。    
    這支老老小小的隊伍,於1944年1月,從晉察冀根據地的中心地帶出發。很不幸,在一個大黑夜通過山西同蒲路北段封鎖線時,正遇上日寇的裝甲巡邏車,巡邏車上的機槍一陣猛掃,這支小小隊伍被衝散。時過三個晝夜再聚攏,兩個不滿週歲的男孩——丁溪野的孩子丁天勝和老二丁溪山的孩子丁天德——因為一直被包在嚴嚴實實的背簍裡,被凍餓而死。    
    1944年4月初,一家人才輾轉到延安。中共中央機關管理局,把這一家老老小小安排到大砭溝的清真寺住下。不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棗園接見了丁溪野弟兄的父親丁全民和母親丁張氏,表揚了他們一家人愛國熱情和忠勇作風。    
    6月,丁溪野被分配到三邊中央民族學院當教員,丁溪山的愛人石鳳英帶著兩個孩子到安塞保育院當保育員,其餘的人就在延安參加生產勞動。    
    11月,丁鐵石、丁堅二人也從晉察冀前線來到了延安,雙雙進入中央黨校的第三部深造,直到第二年的抗日戰爭全面勝利。    
    延安慶祝勝利的鑼鼓聲、歡呼聲甫定,丁氏大家庭就隨著收復失地、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洪流湧向東北。11月中旬到達承德,老大丁溪野和老四丁堅就奉命留下:丁溪野負責籌建熱河省回民聯合會,丁堅擔任熱河軍區回民支隊支隊長。其他人繼續前進,於當月下旬回到遼寧省老家本溪市。    
    恰巧,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此刻也遷達本溪,丁鐵石被任命為黨的本溪市委委員、本溪市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3月被推選為本溪市第一屆參議會議長。美國軍艦向東北搶運的國民黨軍隊越運越多,駐守本溪的民主聯軍奮起抗擊,丁鐵石兼任了城防司令。    
    1946年6月,從蘇北到中原大地直到長城內外,蔣介石的軍隊向所有解放區展開了全面進攻。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是集中優勢兵力消滅一路或數路來犯之敵,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解放區的許多城鎮紛紛落入敵手。在東北,從瀋陽、本溪、撫順撤出的民主聯軍保安部隊,合成為遼東第三軍分區。丁鐵石被任命為這個軍分區的政治部主任和中共遼東省第三地委委員。    
    11月,在敵強我弱艱苦殘酷的不利形勢下,毛澤東與中央軍委依然高瞻遠矚,指示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東北局,從新四軍、八路軍和民主聯軍中,抽調一千多名戰鬥骨幹和師團營連排的幹部,到蘇聯紅軍駐守下的大連市創辦一所坦克學校,為日後在人民軍隊中普遍建立機械化部隊和裝甲部隊培養中堅力量。旅大公安總局局長邊慎齋(即新中國成立後駐蘇大使館首任武官邊章五中將)兼任校長,旅大地委書記韓光兼任校政委,丁鐵石為實際負責全校領導工作的副校長——後來並在蘇聯紅軍的指導下學會了坦克的駕駛與修理技術。    
    1947年12月,丁鐵石由大連輾轉到哈爾濱東北解放軍總部,被任命為東北軍區戰車團副團長。這時,這個全國解放軍中的第一支裝甲部隊號稱一個團,實際才有三個連。善於謀略並勇於獻策的丁鐵石提議,東北軍區炮兵司令朱瑞批准,從各部隊抽調五百多名有文化的青年戰鬥骨幹,把三個連擴大為三個營,成為名實相符的戰車團。1948年9月,由丁鐵石和參謀長李自群率領的這個戰車團,參加了遼沈戰役的第一場大戰的錦州包圍戰。10月14日解放了錦州,全團隨即隆隆東去,參加了11月2日的瀋陽解放戰,並在與兄弟部隊的緊密配合並肩戰鬥中,前後繳獲了國民黨軍的一個坦克營、一個裝甲兵團和一百多輛汽車。瀋陽解放,東北軍區成立了特種兵司令部,戰車團擴建為戰車指揮所,下有坦克團、裝甲車團、教導團,丁鐵石被任命為坦克團團長。    
    1948年12月,丁鐵石與團政委毛鵬雲率領一個坦克營、一個裝甲車營和汽車連、修理連參加攻打天津。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2月3日丁鐵石又率領坦克裝甲部隊參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入城式。3月25日他又率領坦克部隊的西苑飛機場迎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由西柏坡遷到北平古都,接受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的檢閱與鼓勵。    
    1949年10月1日,北京舉行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隆重盛大的開國大典。丁鐵石乘坐第一輛坦克,率領由他奉命組織訓練了兩個月的裝甲車隊和坦克群,威武雄壯地接受了朱德總司令的檢閱,並隆隆駛過了天安門廣場。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丁鐵石被任命為裝甲兵技術部副部長,裝甲兵黨委委員。技術部部長一職空缺,副部長丁鐵石成了技術部實際上的第一把手。    
    這幾年,老大丁溪野與老四丁堅,都已轉到哈爾濱。丁溪野在承德籌建了熱河回民聯合總會,於1947年被調往哈爾濱,被委任為東北回民聯合總會教務部長、哈爾濱特別市實業公司經理部長;全國解放後改任哈爾濱市建設局工程處處長,抗美援朝不久,出任一一二工程大隊政委,率領一千餘位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馳往朝鮮戰場。    
    丁堅,也在1947年離開了熱河回民支隊支隊長的崗位,到哈爾濱特別市相繼擔任道裡區區委、道外西傳家區區長,1949年調任市裡沒有正局長的財政局第一副局長兼專賣局局長。    
    老二丁溪山,在抗戰勝利後向東北大進軍時,曾一度擔任民主聯軍本溪保安司令部管理科長;自衛戰爭全面爆發後隨軍轉戰,積勞成疾,於1948年春在遼東軍區招待所長崗位上病故,沒能看到五星紅旗的飄揚……    
    這就是所謂「伊瑪尼黨黨魁」丁溪野、「伊瑪尼黨軍事負責人」丁鐵石、「伊瑪尼黨財政負責人」丁堅,以及整個丁氏大家庭直到有了「檢舉信」時的簡要史略。且不說,丁氏兄弟及其整個大家庭對革命事業的耿耿忠心與奉獻;就是在這到此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絲一毫的「伊瑪尼黨」的活動影跡麼?    
    當然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韓道仁等人的「檢舉信」,無異於給這個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族字三號案」一丁點兒真憑實據也沒有(1)

    正巧,那年頭除了敵我矛盾的政治運動外,又搞起「三反」運動。公安部這才撒下了「族字三號案」的偵查網,首先落入網底的,是哈爾濱市財政局第一副局長兼專賣局長丁堅。    
    那是1952年3月3日。當天早起剛上班,丁堅接到哈爾濱市政府轉來瀋陽的一封「特急」電報,內稱東北人民政府召開所屬各省及大城市財政廳局長會議,要他即刻動身去瀋陽,而且連一張軟席臥車票都準備好了。丁堅二話沒說,立即匯攏了必要的報表與材料,提著公文包,急沖沖趕到哈爾濱火車站。    
    在車站軟席候車室,他碰見了哈爾濱鐵路局工會主席蘇洪波,老朋友,就坐在一起聊了起來。不一會兒,蘇洪波的警衛員跑來向蘇洪波報告,說外面有人要找他。蘇洪波起身剛離開,哈爾濱市公安局一處處長王××、二處處長張××和一處偵察科的尚科長就進了候車室。他們與丁堅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熟人。王××首先發話:    
    「老丁,哪兒去?」    
    「去瀋陽開會。」    
    「咋不帶個人?」    
    「和你一樣,帶人幹嘛?」    
    王××「噢」了一聲話鋒一轉:「李書記找你有個事,要我們來找你。」    
    丁堅不禁一怔!李書記,即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李長清。他找我,幹嘛不讓人給車站打個電話,或讓省市辦公廳的人來叫我,卻讓公安局政治保衛處(一處)和經濟保衛處(二處)的同志來?經過十多年政治鬥爭和戰火磨煉的丁堅明白:這種突如其來的反常現象的背後,必有一時難解之故。他只得跟著王××們登上停在候車室外的一輛雪佛萊。    
    這輛車,還是他幫助購置的——抗美援朝前,他奉命從上海買來十部小轎車:兩部別克由省主席馮仲雲、市長饒斌分別使用,八部雪佛萊分別給了市裡的一些部廳,其中市公安局就分到了兩三部。現在他坐著自己幫助購買的一輛雪佛萊,去見李書記。    
    但是,這輛雪佛萊並沒開往省委或市委大院,而是一直開到哈市中央大街盡頭的一所監獄,停在大門內一座平房前。在這座平房的一間屋子裡,哈市公安局局長王××——更是丁堅的老熟人在等他。王××冷冷地問,「你知道叫你回來是什麼事?」    
    「不知道。」    
    「有人說你貪污,李書記要你回來反省。」    
    丁堅這時才納過悶兒:怪不得,在車子上的三個人幾乎同聲問他「身上帶槍了沒有」,原來是這碼子事!    
    丁堅壓著滿肚子火,但仍不失鎮靜地對這位老朋友說:「你們這不是秘密逮捕我嗎?」    
    「我是公安局長,秘密逮捕你也可以嘛!」這位老朋友厲聲厲色地說。    
    這下,指揮過兩千餘人回民支隊的丁堅,滿肚子火終於噴發而出:「你是公安局長,我是財政局長,你有什麼資格逮捕我?!」    
    「公安局長就有權逮捕!」    
    「你『有權』!你有『逮捕證』嗎?」    
    王××這可洩了氣。他只覺得公安部「族字三號案」的密令可以給他撐腰,沒想到那只能自己心中有數,而對被偵拿的當事人,還得用表面說得過去的手續辦事才成。    
    「老丁,你別發火。」王××軟口軟氣地說,「李書記為照顧影響,不讓別人知道,才叫我們這麼辦的。反正也沒啥大不了的事,過幾天說清楚了,就回去。」    
    王××說罷,向屋內幾位公安人員一使眼色,他們就對丁堅搜了身,取走了他的褲腰帶,然後把他帶進了圍牆更高、牆頂上圍著電網的大院內。    
    這樣,他沒見著「逮捕證」就被押進了監獄。    
    這是帝俄時代建造、偽滿時代關押抗日誌士的監獄。許多抗日英雄就犧牲在這座高牆裡,包括一位抗日聯軍的軍長。從蘇聯遠東戰犯管理所押解回國的末代皇帝溥儀等人,也曾在這兒關押過,然後才被押去撫順戰犯管理所。    
    丁堅在這兒悶度五日,才離開了這座「歷史悠久」的監獄,被押往電車街「兆麟電影院」北側的一個大院。這就是對外絕對保密的市公安局一處——政治保衛處的所在。    
    大院一分為二:前院是辦公樓和宿舍,後院就是關押審訊反革命分子的看守所,或稱「小監獄」。前院有一座乳黃色的四層樓。丁堅被關在這四層樓的最頂層的一個房間裡,「任務是反省」。他「反省」了許多個日日夜夜,越「反省」越糊塗:既然是「經濟問題」,為何秘密逮捕,又被轉來政治保衛處?    
    春去夏至,夏去秋來。到了11月,哈爾濱已經飄起雪花了,丁堅聽到房門外樓道裡有人沓沓走過,並發出輕微的咳嗽聲。他覺得這咳嗽聲耳熟,連忙側耳細聽:沒錯,是大哥的聲音,原來大哥也被捕了!後來丁堅才知道,大哥丁溪野就是在這11月才被逮捕的;哈爾濱的一封急電,把他從朝鮮前線的肅川機場工地召回,說有「要事磋商」。信以為真的丁溪野匆匆趕回哈爾濱,想先去頭道街的商務街(「大躍進」時改稱上遊街)看望七十多歲的老母親,走在半路上就被公安局一處的便衣人員不聲不響地帶到這個院子裡來了。不久,丁堅就聽不到大哥上茅房路過他門前的咳聲了。大哥被押進了後院看守所,即「小監獄」。    
    在那裡,從偽滿警察中精選留用一些人,用皮鞭、皮帶猛抽丁溪野,要他老實交待「伊瑪尼黨」問題。皮鞭、皮帶抽打了多少個白天黑夜,也沒抽打出一星半點的「政治」油水。    
    於是,丁溪野被押送到我們前面說過的,中央大街盡頭的那座古老的大監獄,關進了過去關押抗日「要犯」或死囚犯的「獨居」牢房。它不足四平方米,黑暗而潮濕,蚊子臭蟲成把抓,吃喝拉撒睡都在小屋子裡,而且不放風,只是半月一月出來透透氣。那是名副其實地上廁所,開點兒恩。不出三個月,體格健壯還不到五十歲的丁溪野,就已面無血色。    
    丁堅的人身際遇尚算走運。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進這座古老的大監獄又被關進「獨居」牢房後,市公安局一處有人找丁堅談話:「換一個地方吧,別在這兒住了……」他以為沒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當天晚上他卻被送進了八個月前他已來過的這所大監獄。    
    說實話,他可沒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當天夜裡,他以被定名為「338」號囚犯的身份送進了高牆大院裡的第三監房:一百幾十人的大屋,從上到下三層木板大通炕,層與層之間的高度只能盤腿坐著,個頭高些的就得躬腰低著頭。第一層的木板就鋪在水泥地上。他是個「新來的」,睡在第一層的最裡頭。一米來高比牛腰還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邊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攙扶著進了這監房,一百幾十號犯人連滾帶爬地齊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連聲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顧著。丁堅心裡嘀咕:他咋不按獄裡的規定叫我「338號」,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錯了?丁堅也只得應了一聲:「有!」    
    這位大官連忙下令:「把『丁三哥』調換到第二層鋪的第一個!」說完又被攙扶著離開了這監房。    
    第二層的第一個,靠近監房門,空氣最新鮮,「班長」的舖位。就是說,這位「新來的」無須「士別三日」,而只睡了一夜覺就被全監房的人刮目相看。他成了班長,左臂上套著紅箍,可以自由出入監房,還可以在整個監獄大院自由轉。    
    過了幾天丁堅才弄明白:這位「大官」就是這裡的監獄長,一位老紅軍,名叫崔喜峰。1946年春天「四平保衛戰」時,是李運昌縱隊的一位師長,不幸雙眼被彈片崩傷而近乎睜眼瞎。他到本溪療養時,丁鐵石是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動員政治部文工團女團員王淑賢與其結為夫婦,好好照料這位老革命。後來他轉到哈爾濱擔任榮譽軍人學校校長,1952年又被調到哈市公安局擔任第七處(勞改處)處長兼這所擁有數千名犯人的監獄長。事隔多年,他對當年給他物色了一位賢惠妻子的丁鐵石一直感銘難忘。當年他就叫丁鐵石為「丁三哥」,幾年來一直想著「丁三哥」,乃至於聽說丁堅丁老四來到了這監獄,他出口就叫「丁三哥」。後來他夫人王淑賢對他說「這是丁堅丁四哥」,他才改了口。    
    有了這層完全可以擺到桌面上的背景,很愛深入基層的崔喜峰每次找犯人談話,第一個就找「丁四哥」。也要丁堅不要再穿那扎有一條條豎道的紫紅色囚服,而改穿幹部的藍制服;丁堅說穿啥都無所謂,只要乾淨就行。他說大家穿的囚衣每一條針縫裡,虱子都一串串,鋪炕木板縫裡的臭蟲也都密密麻麻,全監獄都應該大搞衛生,徹底消滅虱子臭蟲。    
    崔喜峰大喜,立即召集大小幾十個監房的班長開會,發動全體犯人突擊搞衛生。「搞得好的插紅旗,搞得不好的插黑旗」。所有的衣服、被子都下大鐵桶煮一煮,所有的鋪板都一塊塊拆下來放到大鐵槽裡煮,所有的廁所都由衛生所經常噴灑DDT;暖氣包後面的牆上也要都摳掉重新粉刷,茶杯把兒縫裡的黑灰也要都刷掉……    
    一個星期後,全監獄的臭蟲虱子就被滅了個精光!    
    初戰大勝,丁堅又發現大院內許多已經判了刑的犯人,還拖著沉重的腳鐐去車間勞動,有的上工收工,不得不把拖在地下的一大截鐵鏈兒提在手裡。他瞭解到,這些都是判了十幾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他對崔喜峰說:社會主義國家對犯罪分子是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改造政策,不能一味地懲罰。既然讓他們去勞動,拖著那麼長那麼重的腳鐐,怎麼勞動?越是這樣,他們會在內心裡越仇恨人民政府,是達不到改造目的的。    
    崔喜峰又大喜,一個命令,一千多名已參加勞動的重刑犯,全部擺脫了腳鐐的累贅與折磨。    
    能夠在大院裡自由轉的丁堅又發現,大大小小的監房所有高低寬窄的窗戶,都釘有鐵皮風擋;不但從監房內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而且「漏」進監房的空氣和陽光很稀少,致使室內空氣十分污濁,尤其那一個個「獨居」牢房,更形同不見天日的暗牢,不通風、不見光。據說從帝俄時代到偽滿,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是這樣。丁堅於是又提了個建議,大大小小的風擋被全部拆除,向陽的「獨居」牢房也灑進了陽光。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從一個院子裡搞清潔衛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關在一個「獨居」牢房內得了嚴重的腎炎,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議應及時改善老大的處境,丁溪野這才離開了「獨居」牢房。    
    當時,每個犯人每個月只有四兩油、一斤半細糧和少許菜金,伙食搞得不怎麼好。經丁堅建議,成立了監獄管理人員領導的犯人代表參加的伙食委員會,每天定食譜,高粱米加紅豆、黃豆、大芸豆煮干飯,剩下飯就炸丸子,每個星期改善一次伙食;犯人們吃得笑口常開。    
    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大改進。監獄買了電影放映機,每兩個星期放一次電影,辦起了犯人的牆報黑板報,閱覽室也向犯人開放。丁堅當了文藝組班長,每個星期都有一次犯人自編的文藝節目的演出,增強了犯人悔過自新和自我改造的動力。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族字三號案」一丁點兒真憑實據也沒有(2)

    在監獄的各種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堅又提出了開展「找竅門、挖潛力」的生產運動的建議。被「鎮壓反革命」運動投入監獄的大批工程師、教授等知識分子,人人都積極地開動了腦筋,很快就辦起了晶體管廠、機械廠等多種科學技術類的工廠和車間,大大拓寬了監獄的生產創造領域。    
    丁堅的建議一個又一個,崔喜峰大喜連著大喜,使當年擁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爾濱市第一監獄,成了全國的模範監獄之一。    
    丁堅當時這樣想,是黨派他到監獄裡來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非分的男女私情,總之什麼問題也沒有。他堅信,黨終會搞清自己的問題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監獄,他就去北京向黨中央、毛主席告狀;如果中國黨平不了這冤,就去共產國際告狀。但目前,既然黨把自己「安排」到監獄裡來,雖然身穿紫紅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裡跳動的卻仍然是一顆共產黨員的心,那就應該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去對待周邊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個共產黨員一旦沾上了嚴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繼續對黨抱有絕對的忠誠,監獄長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統統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傳來,丁堅放聲痛哭。監獄管教科的負責人立即找他談話。這位負責人說,像他這樣的老幹部在現在這種處境下,對黨的感情仍然這麼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勸他不要過分悲痛。同時,這位負責人向他提示說,他的問題不便明說,好像不只是經濟問題,恐怕還有其他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連監獄長也無能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級黨申訴。    
    幾乎與此同時,監獄裡也有人私下嘀咕:「你們是個大案!究竟是什麼大案,誰也說不清,反正是誰也不敢沾邊的!」    
    至此,丁堅才明確地意識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絕非尋常。一年後,這又得到了進一步證實——    
    1954年4月,哈爾濱市法院對於丁堅的「經濟」問題進行了宣判。奇怪的是,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長辦公室,而且法院院長姜達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戰勝利後,丁堅當了熱河省回民支隊支隊長,姜達生是熱河省省會承德市的公安局長;1947年丁堅到了哈爾濱特別市擔任道裡區長和道外西傳家區長,而後又當了市財政局第一副局長兼專賣局長,姜達生調任赤峰市公安局長之後,也到了哈爾濱市擔任公安局第三處刑事偵察處處長,繼而轉任市法院院長,姜達生對他說:「這麼大的哈爾濱市,局長坐監的就你一個啊!如果只是『經濟』問題,你家老大也不至於住『獨居』啊!」    
    然後,姜達生說:「你過去對革命忠心耿耿,這是我們所有認識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將來你還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著姜達生宣判:1947年,丁堅貪污生產經費五千萬元(即後來的五千元),經過黨多年的教育等待,從不悔悟,已夠「大老虎」資格,決定開除黨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決書》後五日內上訴有效。    
    所以把「開除黨籍」也列在法院的《判決書》內,是判決時中共哈爾濱市紀委(後改稱過監委)的有關負責人也在座。因為當時「大老虎」、「小老虎」層出無窮,如是「黨內老虎」,就黨內處理和法紀懲罰「相結合」:乾脆,省事;也可以說這是那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色。    
    丁堅當即作了駁斥,他說,1947年,國民黨佔領了遼東、遼南的大中城市後,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從本溪輾轉撤退到哈爾濱。1948年春天,又有從本溪逃出的二十多個老百姓來到了哈爾濱,吃住在他們家,他們家很快就無力負擔。他向市委打了個報告,市委特別發出一千萬東北幣(相當於後來的人民幣一千元)救濟費,讓這些逃難人分別進行生產自救。「這怎麼能被說成是我『貪污』了這些錢,而且『一千萬』又加碼到『五千萬』?」    
    接著丁堅大聲說:「我可以就此機會在這兒鄭重聲明:我們丁氏兄弟和我們整個丁氏大家庭,多少年來只有對革命事業耿耿忠心地作貢獻,沒有任何人做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也沒有所謂的『貪污』過公家的一文錢!只要還有一丁點兒革命正氣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這鐵的事實!」    
    在座的哈市紀委的人員洗耳驚聽,木然無語。姜達生連忙說:「老丁,你別急,今兒個就算找你談了一次話。」接著他就讓在場的書記員當場改寫了《判決書》:    
    以上事實,被告全部否認。但根據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組的調查屬實,故本院認為屬實,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內上訴,過期執行。    
    第四天,丁堅在獄中收到這《判決書》,第五天就寫成了《上訴狀》: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讓人帶給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轉送瀋陽中共中央東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訴狀》的第二天,即宣佈判決的第六天,而還未超過上訴期的十五天,即下達了執行判決的命令,丁堅再也不是一名未決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這就是說,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無法更無天!    
    丁堅立即血壓升高,腎功能減弱,成了「病號犯人」。市法院院長人事變動,新來的院長名叫於華鋒。於院長也很樂意深入基層,到監獄找丁堅談了話。丁堅向於華鋒訴說了對自己的胡亂判決,於華鋒聽得很仔細卻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囑丁堅說「老丁,不要急,先養病。」    
    於華鋒離開了這所模範監獄,吉普車直開哈市公安局,要局長王××放人。王××不放,說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於華鋒說:「那你們總該向公安部實話實說的,總不能把丁堅冤死在自家人的牢裡吧?!」    
    王××死活不鬆口。    
    執行判決的兩個月後——即1954年6月,丁堅終於第一次被保外就醫。他立即奔赴瀋陽,向中共中央東北局監察委員會書記馬輝之申訴。馬輝之說:「你先回去,我們來處理。」    
    「我不能回。」丁堅說,「因為判決已生效,無論如何東北局得解決。」    
    「東北局怎麼解決?」    
    「一是調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馬輝之覺得有理,當即派出姓白姓張的兩位作為「調查丁堅案」的專員,與丁堅一道北上哈爾濱。    
    兩位專員持有東北局監委的特別介紹信,哈爾濱市委不得不讓市公安局、市紀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兩位專員,組成「丁堅案」五人調查小組。這五人小組一連調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確鑿的事實,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決,建議恢復丁堅的黨籍和原有一切職務;但為了給「對方」一個台階下,給丁堅改為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對留下的這條尾巴,丁堅也不同意。姓白的專員對他說:丁堅同志,你以往怎麼對他們頂得這樣厲害?以後尤其對李長清(省委書記兼市委書記)不能再硬頂了,這應該耐心等待。    
    然而對五人調查小組這麼一個給市委和李長清台階下的建議,市委和李長清還是一直不表態。這就是說,已經執行的判決依然有效,被「保外就醫」的丁堅立即又被收回了監牢。    
    丁堅的病本來就沒減輕分毫,一被收回監牢,血壓更加高昇——低壓一百、高壓二百,又被保外就醫。他剛出監獄,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學院擔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爾濱探親的原法院院長姜達生,姜達生跟著到他家悄悄對他說:「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丁堅想問個究竟,姜達生哼哼哈哈地沒細說。    
    丁堅即刻啟程去告狀,到了瀋陽東北局,又去北京黨中央。中央給哈爾濱市委打了長途電話,要市委認真處理丁堅一案。哈爾濱市公安局不但不處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監獄。    
    就這樣,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醫,六次被收監。其中一次被收監,正逢市公安局長王××被調走,從北京調來了新的局長賈正操。他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眾稱做「賈青天」。1956年,丁堅被又一次假釋,賈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長辦公室與丁堅長談了四小時。他向丁堅詳詳細細地瞭解了監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意見。他說丁堅是真正體驗了監獄生活的老幹部,能真正地反映監獄真情實況的人。他還問丁堅: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麼?」    
    「最反感的是戴背銬,最恨的是打假報告的人。」    
    賈正操又非常認真地記錄了這兩句話後,又對丁堅說:「我這次被調來哈市公安局工作,沒帶任何私人,全憑黨性依靠公安局正直的黨員來工作。你們的問題,總有一天會被澄清的。」    
    哈爾濱對於丁溪野、丁堅沒能挖出任何「政治油水」,北京的軍委裝甲兵總部,對所謂的「伊瑪尼黨軍事負責人」丁鐵石,也就沒有貿然採取行動。他們也只能藉著「三反運動」這股「東風」,從「經濟問題」打開突破口。    
    這當兒在裝甲兵技術部搞「三反運動」的,是從裝甲兵後勤部副部長位置上調到技術部當政委的劉景晏。他不懂裝甲技術,但對搞任何一種「運動」卻十分在行。當年在延安,他就取名為「劉鬥爭」,可見他也是很樂於奉行那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哲學的。他指揮技術部的「打虎隊」,動用三十多種刑罰大搞逼供信,在二百來人的技術部打出了大小三十多隻「老虎」,其中四隻「大老虎」被開了公審大會關進了「大鐵籠」——北京市的。技術部的「三反」「熱火朝天」,而劉景晏原當副部長的裝甲兵後勤部的「三反」卻冷冷清清。向××一個命令,把技術部的「打虎隊」調去「支援」。這「打虎隊」把在技術部使用過的三十多種刑罰也搬到那兒照用不誤,很快就「打」出了二十多隻「老虎」,「功上加功」。    
    應該說,技術部與後勤部的這一群群「老虎」之被獵獲,除了劉景晏之「指揮得法」,技術部政治處主任王右也「功不可沒」。    
    這位王右,來自地方部隊,妻子是農村婦女,生有三個兒女,大孩子已將二十幾歲,他又在政治處的一位年僅二十一歲的女打字員身上打歪主意。這位年輕貌美的女打字員不答應,他就用造謠、誣陷等辦法,終於把她弄到手。正是這號人,也是最樂於搞「運動」的。    
    丁鐵石,當然成了技術部「虎」群中的一個。他沒有被關進「大鐵籠」,但也被軟禁了半年多。劉景晏和王右及其「打虎隊」給他數落出一大堆「經濟」罪:假公濟私,盜賣公物,以搞家務為名,夥同兄弟進行投機倒把,從中貪污受賄,等等。    
    那麼在這一大堆「罪名」下,總共涉及多少錢?    
    說來會讓人嚇出一身冷汗:「共貪污東北幣四十億元!」丁鐵石由此而遭降職。他不服,這四十億少說也得裝滿兩吉普車,我能把它們藏到哪去?技術部其他受牽連的同志紛紛要求批判劉景晏。「風聲」飄向了裝甲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向××。向××一個電話,把一位不瞭解「重大敵情」的新部長沙×叫去談了話。沙×回到技術部就口氣大變,說是他「領受了任務,只保駕過關」。他雖然主持了三天大會,但對劉景晏的那種主觀狂暴、任意殘害同志的罪行,來了一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大會的最後一天,向××蒞臨會場並登坐主席台。許多受害者和「運動」期間反對那般殘害自己人的同志,繼續爭先恐後地揭發批判劉景晏一夥的罪行,丁鐵石也對「事實可變,處分不變」的謬論和刊登在《裝甲兵》雜誌上的裝甲兵黨委對他的處分決定,逐條進行了駁斥。    
    丁鐵石發完言剛剛坐下,主席台中央的向××就開始講話。    
    「運動搞得很好嘛!」向××說,「揪出了不少『老虎』,成績很大嘛!」突然,他氣急敗壞地指著台下的丁鐵石說:    
    「他就是比『大老虎』還要大的『獅子』!」    
    丁鐵石立即站起來,嚴正反駁向××:「我一向清清白白,你講話要負責任!」    
    「你貪污了四十億!」    
    「你得拿出證據來!沒有事實根據,你不能亂扣帽子,不能亂給處罰!」    
    「事實可以變,但處分不變!」    
    「你這是哪家的邏輯?!」    
    「對你這種人,就是這樣!」向××更加大了聲調說。    
    丁鐵石也加大聲調說:「你得說: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向××當然不能當眾把「伊瑪尼黨」案一語道破。所有在場的人,除了沙×這些極個別信得過的被打了「招呼」的,幾乎無不覺得自己部隊的這位最高政治領導人是整個的蠻不講理。    
    被揭發批判的主要人物劉景晏,沒有參加這幾天的大會。「運動」還沒結束,他眼看被他的「打虎隊」揪出來的一隻隻「老虎」,不但都是白白地遭了一場罪,而且這些「老虎」以及眾多同情這些「老虎」的人一個個都摩拳擦掌地要找他算賬,他被嚇懵了!他說他每晚吃了多少安眠藥都睡不好覺,「神經極度衰弱」,躲進了協和醫院。聽說部裡又連續開了三天聲討他的大會,他從醫院病房二樓的陽台上往下那麼一跳,跌斷了一條腿。向××於是向大家正式宣佈,「劉景晏神經失常」,於是人們也就不再向他「討債」了。隔年後,他的傷骨復愈,被調往上海軍醫大學當了政委,這假「鬥爭」的一頁就被翻了過去。    
    但是,強扣在好人頭上的屎盆子卻「天長地久」!    
    1952年10月,「事實可變,處分不變」的丁鐵石被派往朝鮮前線,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裝甲兵器材補給處處長。他率領六十多位技術保障人員深入前線,負責兩個坦克指揮部及步兵師坦克團的技術保障,有力地支援了上甘嶺戰役和朝鮮停戰前夕金城反擊戰中裝甲部隊的參戰。1954年6月,朝鮮停戰已近一週年,他才從朝鮮奉調回國,去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擔任副主任。    
    這個「伊瑪尼黨案」或「族字三號案」,就是這樣一連搞了五年多,受迫害、受株連的多達三百多人,廣及十個省市自治區。在1956年2月,公安部曾又一次組織這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部門,對這三百多名受害者,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秘密偵查,結果仍未發現這些人有任何反黨、反革命的蛛絲馬跡。    
    1957年1月,公安部不得不下了這樣的結論:「回教執行委員會」是個落後的迷信組織;丁溪野同志沒有政治問題和反革命問題,應撤銷對他的專案偵查,同時對他應分配適當工作;但因他在回民群眾中有影響,也可對他繼續觀察。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廬山會議後炸了丁鐵石,罪名還是「胡亂湊」

    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丁鐵石只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名學員。    
    1952年有人利用「三反」運動,把他行政降職、留黨察看半年,從朝鮮回來,調去南京軍事學院擔任裝甲兵系副主任之後,他工作得勤勤懇懇,倍加小心,同時深感如不進一步提高自身的現代科學技術水平,是不能適應今後工作的發展需要的。他的這一要求得到批准。1958年1月,他已四十三歲,入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先在預科學了半年多,然後順利考進了本科。    
    這時,軍委裝甲兵派人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辦了個快速成材進修班。丁鐵石不是作為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原來的副主任,而是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本科的一名普通學員入了進修一班。這進修一班三十多名學員,數他年紀最大、級別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擔任解放軍第一個坦克團團長時的老部下。班裡成立黨支部,學院派來的班政委張秀斌是當然的專職書記,還得學員們自己推選一位副書記,大家遂一致推選忠厚老成、奮發苦學的老領導丁鐵石。    
    這位老領導不負眾望。他的每門功課都是優秀。    
    他的暑假是在南京度過的。他的妻子白琴,當時就是南京著名的鼓樓醫院副院長。他們的家,就安排在南京軍事學院的一處宿舍區。暑假還沒完全結束,廬山的風雨已由個別隱秘小道傳下山。當丁鐵石度過了暑假回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已內定了四名「彭黃集團分子」,他是第一名,「事實」根據是:    
    一、軍工學院政委謝有法傳達了廬山會議文件之後,要各個班組討論時,學院派了一名幹事到進修一班做記錄。他回去向學院領導反映說:「丁鐵石說:彭老總有什麼錯?彭老總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這明顯是為「右傾路線頭子」彭德懷鳴冤叫屈;    
    二、1958年暑假前,預科結業考升本科,學院領導指定丁鐵石代表一千多名預科和本科的學員,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他借口自己講不好,讓另一名學員代講,這是藐視學院領導;    
    三、1959年夏天期末考試期間,學院裝甲系規定,各個進修班的黨支部委員會,都應開會討論研究聘請下學期的授課教員人選,並列出名單。丁鐵石借口為避免耽誤大家的實習和考試,最好等考試完畢後,支委們晚放兩天假,專門留下開會也不遲。這也是藐視學院的規章制度;    
    四、後來雖然在裝甲兵系黨委的堅持下,進修一班還是召開了支委會,但丁鐵石提名的講授金工金相學留學歸來的教授胡振威,恰恰就是一名「右派」。丁鐵石不要黨員教員講課,而獨獨提出一名「右派」,這就是「右傾反黨」。    
    在那年代,儘管這些個罪名都是胡亂湊,但也足以在政治上徹底整倒一個人。不過,這僅僅是學院領導的「內定」,怎麼著也得裝模作樣開個批判會,以表示這是「群眾」的一致要求,而且進修一班的全體會議,竟由軍事工程學院少將院長劉××——「一二·九」運動時的北大學生中的積極分子——親自主持。他要大家踴躍揭發批判丁鐵石的「反黨言行」。    
    可是,會場冷冷清清,沒有一人發言。劉××少將再一次動員:「開批判會,應該人人發言,誰也不能坐球場上光吹哨兒的!」這才開始有人張口。但張口者寥寥,而且所說也都是丁鐵石的好:學習成績優秀,帶動全班通過了勞衛制,掏大糞都走在前,不靠老資格、高級別吃飯……    
    劉××一聽,連忙擺擺手:「散會!」    
    後來,在全院師生幹部大會上,劉××說:「進修一班的政治空氣不濃,馬克思主義不靈了,可要引起嚴重注意哩!」    
    此後,大會批,小會鬥,接連不斷。    
    有一次,由學院黨委組織部長王堅為組長的學院「反右傾」鬥爭五人領導小組,又專門找丁鐵石談了話。他們用略帶幾分安撫的口氣,看似漫無目的地東扯西拉了一陣之後,王堅突然向丁鐵石:廬山會議前,(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與向仲華副政委、賀晉年和張文舟副司令員來我們學院,你和他們談了些什麼?    
    丁鐵石回答說,這是學院裝甲兵系主任徐介藩要他去談話的,他們只問過進修班學了些什麼科目。    
    「談過『分建學院』沒有?」    
    丁鐵石沒有即刻回答。他明白劉伯承元帥主管的南京軍事學院,其指揮系即將分散,以便分別建立各個軍兵種的學院,故簡稱「分建學院」。他還明白:「分建學院」如果成為現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各個系,必定也一一分散各自歸口於分建的各個學院。五人小組特別關切這件事,想必是劉××們不願看到這將成為事實。    
    同時丁鐵石更明白:在解放戰爭中,許光達是彭老總手下的一員驍將,並曾當過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如果從他丁鐵石口中弄些材料,把許光達掛靠到「彭老總一邊」,劉××們可就立了大功了!!    
    王堅見丁鐵石相覷無語,似乎顧慮重重,就「鼓勁」說:    
    「說吧,說吧!你說了,你自己不但不會有什麼事,說不定也會給你的肩章上添顆金豆兒,嘿嘿嘿……」    
    這就是說,為了加官晉爵竟可以誣陷許光達!丁鐵石感到這簡直是對自己人格與黨性的極大侮辱與貶低!他立即火氣很重地反問:「你說,你到底要我說些啥?」    
    王堅一見丁鐵石發了火,也立即抹下了假裝正經的假面具,大光其火地說:「你頑固到底,絕沒有好下場!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丁鐵石更火了!他說:「隨你們的便!你們自己心懷鬼胎,還想拉上別人和你們一起為虎作倀?你們這種人,才絕對沒有好下場!!」    
    五人小組對丁鐵石只好就此收兵,悻悻然。    
    1960年上半年,「反右傾」已大體結束,教學工作已恢復正常。暑期考試前,系領導突然宣佈給丁鐵石「撤銷進修一班黨支部副書記職務」的處分決定,當場引起全班學員的哄堂大笑。因為1959年下半年開學伊始,進修一班黨支部已經改選過,同班學員田申被選為副書記。大家覺得,這是由於從不做虧心事的丁鐵石,頂得學院領導下不了台,學院領導自找台階下而鬧出的一個大笑話!    
    笑話歸笑話,在丁鐵石看來,這是學院領導對他的侮辱和戲弄。儘管他的意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樣堅如「鐵石」,但從「三反」到「反右傾」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中,他確實氣惱重重。他為此得了神經衰弱症。加上1960年下學期的主課都是坦克的駕駛、修理和槍炮射擊,他早在日寇投降後在駐旅大的蘇聯紅軍幫助下學得滾瓜爛熟,並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多次實踐過,因此他向學院請了一個學期的病假,1960年下半年一直在南京治病休養。    
    1960年冬天,北京裝甲兵總部派人進駐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擬籌建裝甲兵自己的工程技術學院。帶隊的,正是「三反運動」後期,從第二坦克師師長位置上調到技術部當部長的沙×。現在他雖然已是坦克一校副校長,即將擔任裝甲兵工程技術學院院長,但他當年在技術部「同情與理解」被屈打成「虎」的同志以及正直群眾的要求,同意召開大會揭發批判「三反」肇事者劉景晏;被向××叫去打了聲「招呼」,就在三天的大會上一言不發,以及向××到會與丁鐵石台上台下的激烈交鋒的情情景景,許多當事人仍歷歷在目。他們雖然不明其中奧秘,但他們揣想沙×這次去哈爾濱,肯定不會給丁鐵石帶去什麼好兆頭。    
    果然,在1960年12月下旬,家住南京軍事學院一處宿舍區的丁鐵石,突然接到軍事學院轉來的向××秘書的電話,要丁鐵石立即回哈爾濱軍工學院「處理」自己的問題。丁鐵石問:「處理我什麼問題?」秘書回答:「我不知道。這得請示首長再答覆你。」    
    不多日,這位秘書就來了電話,說是處理丁鐵石在「反右傾」鬥爭中的問題。丁鐵石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把我的班支部副書記給撤掉了,沒有任何問題了。」    
    不多日,這位秘書又來了電話,口氣硬得不容分說:「立即返校!你去也好,不去也好,由你自己決定!如果不去,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半月之內就來了三次電話,而且最後一次沒等丁鐵石回一個字,就「砰」一下把電話掛了。丁鐵石心想,在南京家中養病這半年,是哈爾濱軍工學院和裝甲系領導批准的,養病期間還兩次向班、系領導寫信匯報了治病情況,兩次都得到了班、系領導的回信予以撫慰,並一再囑咐「要安心養病」,幹嘛要向××來插上一槓子?他向××是軍委裝甲兵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又不是哈爾濱軍工學院的領導,我丁鐵石回不回學院,與他挨得著嗎?!丁鐵石再聯想到「三反」時的「事實可變,處分不變」和台上台下對著干的那幾場「戲」,他覺得向××這樣逼他趕快回哈爾濱軍工學院,肯定又要耍什麼新的狠毒陰謀,遂堅決不理他那茬兒。    
    1961年2月初,哈爾濱軍工學院給了丁鐵石來了信,開宗明義地要他火速趕回學院,參加開除其黨籍的會議。這大大震怒了丁鐵石,他即刻登上北上的列車。    
    丁鐵石一到了哈爾濱,就有人悄悄告訴丁鐵石:開除他黨籍的支部會早開過了!據這些知情人說,在1961年1月即將放寒假時,由班政委兼黨支部書記張××主持了進修一班的黨支部會,班主任李××和全班在校學員都到了會。張××宣佈了丁鐵石的「錯誤事實」,還是1959年秋天把丁鐵石定為「彭黃分子」並撤銷其進修一班黨支部副書記的那些事——    
    1彭黃分子;2嚴重不服從命令的個人主義;31959年暑假前支委會決定請「右派」教員在下半年講課,是公然反黨……    
    張××剛說到這兒,還沒來得及要大家討論表決,在丁鐵石被撤銷支部副書記之後被選為支部副書記的田申——著名劇作家、作家和詩人田漢之子,就站起來表示堅決反對召開這樣的支部會。    
    田申說:開除黨員的黨籍,如果不是在戰火分割或秘密工作的特殊情況下,必須讓其本人到會。他說著,就從衣兜裡掏出一本《黨章》念了起來:「『在黨組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理或做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其他黨員可以為他作證和辯護』……現在你們既然要開除丁鐵石的黨籍,就應該讓他回學院參加會議並聽取他的申辯,這才符合《黨章》的要求,否則就是非法的!」    
    發言同志很不少,直說得張××面紅耳赤,啞口無言。臨末了,他還是強要大伙舉手表決,結果大多數人舉手反對,使一心要開除丁鐵石黨籍的人沒能達到目的,只得放寒假,讓大家回家了……    
    丁鐵石聽了知情人的這些敘述,才恍悟到怪不得向××要他的秘書,在學院放寒假之前像秦檜連發十二道金牌似地,連二連三地給他打電話催他趕快回到學院,「原來如此」!    
    現在他回來了。全班的學員又都放假在家,準備過春節,開不成黨支部會,「把他催了回來幹什麼?」    
    他想錯了!存心要整人的人總會「妙計橫生」的:支部沒法形成決議,還可以召開別的會議。    
    丁鐵石回到學校的第五天,學院裝甲兵系開了個黨委會,到會的有裝甲兵系和進修一班的領導六個人,外加沙×帶來的籌建裝甲兵工程技術學院的十六七個人,會議由沙×主持,叫丁鐵石也到會。沙×宣佈丁鐵石的「錯誤事實」,比撤銷丁鐵石黨支部書記的決定以及張××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支部會上所說的那幾條,大大地加重了砝碼。沙×說丁鐵石:    
    第一,分裂黨的組織,破壞黨的團結,反對黨的領導,是一個具有強烈個人主義野心的反黨分子!    
    第二,歷史上個人主義嚴重,是個典型的「民族反動分子」!    
    第三,組織觀念極為薄弱,在裝甲兵內部大搞宗派活動!    
    第四,彭黃集團的忠實分子!    
    沙×宣佈完畢,既不要大家討論,也不讓丁鐵石申辯,就要大家舉手表決。當然,這是早就串通好的,除了丁鐵石一人外,其他「一致通過」這個開除丁鐵石黨籍的《決定》。丁鐵石起立高聲反對。他說這是強姦民意,違反《黨章》。他說沙×不是學院的領導,也不是系的領導,憑什麼主持這個宣佈開除他黨籍決定的會議?他說認定他「分裂黨的組織,破壞黨的團結,反對黨的領導,有強烈的個人主義野心,典型的民族反動分子,大搞宗派活動,彭黃集團分子」,等等,有哪一條事實根據?!    
    丁鐵石剛說到這,學院裝甲兵系主任徐介藩忙打斷丁鐵石的申辯說:「向××副政委給你打電話叫你回來開會,你怎麼也不回,這就是反對領導!」    
    丁鐵石說:「向××既不是南京軍事學院的領導,也不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領導,怎麼能說是我反對領導?!至於說我是『彭黃集團分子』,有什麼根據?我有生以來與彭老總、黃克誠同志未有過任何個人之間的交往,總共只坐在台下聽過彭老總的三次報告,包括1958年夏天彭老總來咱們學院視察的那一次。    
    「那一天,學院院長劉居英、政委謝有法一改日常鋪張浪費講排場之風,特地把講台上的大紅絲絨檯布換成一條樸素的黃軍毯,在講台前後躬身欠腰地連聲呼叫彭老總為『我們敬愛的首長』,而我這個坐在台下十幾排之後聽報告的普通學員,倒成了『彭黃集團分子』,這是哪家的王法?!」    
    「對所有這些誣蔑陷害,我保留申訴權!」    
    丁鐵石滔滔不絕,直說得沙×,徐介藩等人無言以對。    
    時值1961年即辛丑年春節,遠離南京老婆孩子的丁鐵石,孤零零地一個人在招待所裡住著。有時候,他也到大院裡轉轉,人們都忙著過年,閤家團聚,幾乎沒人敢搭理他。他在招待所裡冷冷清清地住了三個月,一直住得神經極度衰弱,每天早起都頭腦昏沉沉、眼前閃火花,也沒等到任何地方的任何通知,只得抱病再次進城,再次找到總政治部監委會。劉處長對他說:「已經和裝甲兵黨委說通了,開除黨籍是不行的,改為黨內嚴重警告,你看怎麼樣?」    
    「憑什麼給我『嚴重警告』?」    
    「算了,老丁。他們是黨的一級組織,也總得給他們一個面子吧!」    
    「什麼『面子』?是黨的組織原則重要,還是個人的『面子』重要?」    
    「算了吧,老丁!自古以來,哪個朝裡沒有屈死鬼!」    
    末了劉處長又說:「這些日子你的健康欠佳,你去杭州西湖邊上療養一個時期吧……」    
    1962年春天,在杭州療養了三個月的丁鐵石回到了北京裝甲兵大院。他被裝甲兵幹部部分配到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擔任組織計劃部副部長,由原來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副軍職的副主任,降為這個副師職的副部長,還能奈誰何?    
    他一肚子明白:儘管在廬山會議後這一連串的紛紛擾擾中,一直對他找茬兒的人們雖然避口不再提起沙×已露了出來的「民族反動分子」那樣的政治問題,然而實際上還是那一串不定時炸彈中的一個對他炸了一下。炸他的人們心照不宣,被炸的人則有苦難言。他口含這嚥不下吐不出的「苦」,一會兒去內蒙古東部的牙克右抗裝甲冷凍試驗,一會兒又被派去南方雷州半島海峽搞水陸兩用坦克的測驗,嘔心瀝血,奔忙不息……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一連串的不定時炸彈連續爆炸,多少人受盡屈辱,命喪黃泉

    1964年春天開始,全國大搞「四清」。中共滄州地委「四清」工作總團黨委的一些人,又翻起了這本早被公安部否定了的「丁溪野組織『伊瑪尼黨』反革命組織」的舊賬,而且增添了「丁溪野在抗日戰爭中勾結漢奸製造『侯莊慘案』」、「煽動回民鬧事」、「在滄州地區擴大了回漢民糾紛」等新罪名。增添這些新罪名的惟一根據,就是「侯莊慘案」。    
    所謂「侯莊慘案」,就是1943年秋後到1944年,分屬滄州地區幾個不同縣份的侯莊、段莊、丁莊子、王古宅、張官等村莊的回漢民之間發生的一些糾紛。在侯莊回漢民打群架時,有的漢民把血淋淋的豬頭,掛到清真寺的大門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憤,從而發生了械鬥,雙方互有傷亡。對這類小打小鬧的事,如能及時調解,本不難和平解決;但有些村幹部「激情」有餘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幹部也抱有偏見,排解糾紛時很不公正,以致舊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斷。而這時,丁溪野早已離開了滄州地區,並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數百里、位於陝北最西北角的定邊的中央民族學院教書,所有這些紛爭,都與他八百桿子也挨不著。    
    但是,急於想立「政治大功」的滄州地委「四清」工作總團黨委,照樣兩次派人去哈爾濱「查辦」。「查辦」的惟一結果,是讓已經成為哈爾濱市園林工人的丁溪野,於1965年退休。    
    第二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倒給滄州地區原「四清」工作總團的一些人,又點了搶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遷回哈爾濱、本人亦已在哈市園林處退休的丁溪野,正與一家人在家吃午飯,突然闖進去幾個陌生人,口稱「調查問題」,要找丁溪野談談。丁溪野沒有半點猶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飯碗,隨著這幾個陌生人出了家門,從此就再也沒有回去。    
    一家人有過「三反」期間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趕下農村的傷痛,這時不禁更加憂痛。孩子們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又被弄到何處去。不久,他們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說他們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屬」,隨之被勒令趕往農村,而且一年之內被逼著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劉蘭田領著三個不成年的孩子擠在一間不能開窗的泥土小屋裡,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們要去生產隊勞動,生產隊說他們是「反革命家屬」,不給安排活。兩個小男孩被稱為「反革命狗崽子」,別人要罵就罵、想打就打,小學沒念完就被趕出了學校。更不能讓他們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們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戶口」的驚擾。這些人來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門窗敲得震天響,闖進了屋子就用手電筒到處亂照亂翻,已快六十歲的劉蘭田被嚇得小便失禁;每被驚嚇一次,她好幾天都不能恢復常態。每次「查戶口」的人一離開,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兒丁威和她的兩個弟弟常常憂傷自語:爸爸到底去了哪兒?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他們的爸爸已被關進了滄州地區黃驊縣公安局監獄,同年12月15日轉為正式逮捕。黃驊縣公檢法機關軍事管制小組,對他進行了長時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審訊逼供;不但狠抓「伊瑪尼黨」不放,還搞出一個「回教國運動」。這「回教國」「國王」就是丁鐵石,「總理」是丁堅,「國旗、國歌」也都齊備了,「國都」將設在蘭州。    
    這消息傳到了裝甲兵,裝甲兵「斗羅籌備處」的造反派頭頭們如獲至寶,很想在「伊瑪尼黨案」上「擴大戰果」,給當年主持全國公安工作的羅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組織『伊瑪尼黨』」的特大罪名。他們這個計謀,得到了後來成為「四人幫」分子的裝甲兵政委黃志勇,以及「奪權」後由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們讓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牽頭,並讓這個科研院的計劃處長,裝甲兵學「毛著」的尖子田永興中校,擔任這個「專案的」總組長,會同哈爾濱市公檢法機關軍管會、北京市公檢法機關軍管會等,發動哈爾濱市公安局、丁堅擔任副秘書長的哈爾濱市體育運動委員會,丁堅的妻子李葵南擔任主治醫師的哈爾濱市立第二醫院,丁溪野的老戰友劉桂軒當經理的哈爾濱市廢品收購公司,丁鐵石的妻子白琴擔任副院長的北京協和醫院(當時已改稱「反帝醫院」)等單位的造反派,紛紛成立專案組,對丁溪野、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鐵石和丁溪野革命戰爭年代的老戰友劉桂軒、周紹先、劉殿雲阿訇等人,一一進行專案審查批鬥。    
    1968年1月15日,田永興率領一幫打手急匆匆趕往哈爾濱。一到那兒,他就擺出手捧尚方寶劍的架勢,自稱是中央軍委的處長、「伊瑪尼黨案」聯合專案組總組長,由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負責接待的。他要求哈爾濱市軍管會協助他,將已是哈爾濱市體委副秘書長的丁堅「逮捕歸案」。    
    其實這時候的丁堅,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國各地體委都被說成是「賀龍黑線」而被軍管,哈爾濱市體委被下放到哈爾濱東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縣查林河農場參加「斗批改」,丁堅由於原也是哈市體委的一員,也被從哈市監獄押轉到通河縣監獄。1967年春節前,監獄檢查監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絲不掛地在雪地裡躺二十分鐘。一個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凍得犯了抽風病。他清醒後的第一句話就是:「他媽拉個巴子,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們也像卓婭那樣放在雪地裡凍!」可是就這麼殘酷折磨,丁堅還是什麼也不說。    
    丁堅被從通河縣又押回哈爾濱監獄,田永興立即命令打手們給他戴上背銬,整整一個星期未松一絲一扣。丁堅吃飯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們七手八腳地幫忙。儘管如此,田永興對他的白天黑夜地連續審訊逼供,還是一無所獲。    
    田永興不甘心,想從另一個人的身上打開「突破口」。這個人就是哈爾濱市廢品收購公司經理劉桂軒。他1940年才十來歲,在丁溪野的動員下,就隨其父親劉殿雲阿訇一道參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東北工作委員會介紹,隨丁溪野到陝北中央民族學院學習,1945年日寇投降後被分配到哈爾濱工作,「文革」前就已擔任廢品收購公司經理。    
    1968年5月,田永興率領一幫穿著現役軍人服裝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爾濱,立即召開大會鬥爭劉桂軒。他強迫劉桂軒作九十度以上的「噴氣式」,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導致劉桂軒心臟病急性復發而栽倒在地,臉白得像一張紙。就在這人命關天的危急情況下,田永興照常陰陽怪氣地吆喝了一聲,打手們一齊上,對劉桂軒拳打腳踢,罵他「裝死」、「裝孫子」。被強制參加鬥爭會的廢品公司職工當場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進行搶救,田永興卻堅決不允許。不一會兒,劉桂軒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個人,就像弄死一隻小貓小狗,田永興根本不往心裡去。他卻身又去哈爾濱市的第二醫院,組織人馬批鬥丁堅的妻子——第二醫院主治醫師李葵南。李葵南十多歲就參加了八路軍,很快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白求恩衛生學校(即如今白求恩醫科大學的前身)初創時期的學員。她哪兒怕田永興的橫眉立眼、狠聲狠氣?    
    1968年6月15日,田永興就將李葵南抓進了監獄,像對待她的丈夫一樣,也對這位四十多歲的女醫生戴起了背銬,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罵她是「丁堅同夥,鐵嘴鋼牙」,但他還是一無所獲。    
    這時候他覺得,還是應當把「突擊的重點」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斷:只要這個「伊瑪尼黨黨魁」能招供,這整個「族字三號案」就會迎刃而解。他遂率領得力打手蘇金泉等人,從哈爾濱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滄州地區的黃驊縣,突出審訊丁溪野。    
    他們常常用一根細鐵絲吊著一塊老沉的大鐵牌,掛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彎腰的「噴氣式」,一個多鐘頭,都不讓他直直腰抬抬頭,有時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們就衝上去拳腳交加。如果丁溪野還沒有醒來,他們就罵他「裝死」,向他的臉上身上潑涼水。待他甦醒後,讓他再做「噴氣式」連續批鬥。    
    這種模式的批鬥,有時一連幾天地週而復始,形成冷酷的車輪大戰。田永興和他的打手們輪班休息、吃飯、喝水,而讓丁溪野只有一直彎腰低頭挨斗的份兒。一天只給他吃一頓飯,連他站著迷糊一會兒也要打得他跟頭踉蹌。丁溪野口乾舌燥得說不出話。他想要喝一口水,他們倒了一杯水卻不讓他沾嘴唇,說是除非他說出他們要他說的那些話。但丁溪野硬是沒有說出他們所需要他說出的任何一個字。    
    這樣輪番逼供一個多月,田永興等人空手而歸,黃驊縣公安局的專案組繼續強逼。終於,丁溪野精力耗盡,由眩暈病倒發展到腹水鼓脹,生命垂危。這「敵情」傳到了北京,裝甲兵專家組的總指揮——裝甲兵後勤部政委周正和裝甲兵政治部保衛部長薛振光立即提示專案組:「千萬不能讓丁溪野就這麼死了,一定要從他的口中搞出口供來!」    
    田永興聞命,即刻率領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黃驊縣。他命令黃驊縣監獄的醫生給丁溪野注射強心針,等他剛剛睜開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舊沒有說出一個字,直到嚥了氣。    
    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興連忙佈置封鎖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隸屬單位和同樣也沒「招認」一個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傳遞丁溪野的死訊,以便向他們和一切有「連帶關係的人」「繼續深挖」;同時,他與黃驊縣公安局共同「研究」,給這個「頑抗到底」、「戴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伊瑪尼黨黨魁」,判了個「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還活在人世;實際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連任何記號也沒留。    
    在黃驊縣被殘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經丁溪野動員參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爾濱建立秘密聯絡點的愛國阿訇劉殿雲。1968年11月,田永興又來到黃驊縣,硬說已經退休的劉殿雲是「伊瑪尼黨黨徒」,動員不明真相的群眾鬥爭劉殿雲。在一次鬥爭大會上,個別漢民群眾糊了一個紙豬頭扣在劉殿雲阿訇的頭上,並把他裝在籮筐裡抬著遊行示眾。這引發起當地回民群眾的極大憤慨,認為這是肆意侮辱伊斯蘭教,並且因為田永興及其打手們都是解放軍,而對解放軍的傳統看法有了重大改變。最後,已過古稀之年的劉阿訇,終被反覆折磨致死。    
    田永興又過黃河、跨長江,到了江西省,「審問」一個軍分區的政委周紹先。1940年二十歲參加回民支隊的周紹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漢族,就因為他是丁鐵石當主任的回民支隊政治部領導下的劇社舞蹈演員,也被稱做「伊瑪尼黨黨徒」,田永興召開這個軍分區的大會批鬥周紹先。周紹先不服,田永興當著一千多人的面,使勁摑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聾,使他成了殘廢。    
    田永興又趕回北京,讓打手們嚴刑拷問與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宮回族幹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殺而亡。    
    至此,就這個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偵查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回漢民群眾已達數百人,形成了駭人聽聞、後果嚴重的大冤案。但是裝甲兵政委黃志勇和搶班奪權成了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卻認為田永興「立了大功」。    
    這正是田永興夢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頂頭領導丁鐵石的身上,為他搾取更加飛黃騰達的資本。    
    其實這時候,丁鐵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硬要把閃光的歷史翻成一本黑賬,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1)

    前面說過,由於這個「伊瑪尼黨」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裝甲兵黨委就給丁鐵石胡亂加了一些「經濟問題」的罪名,給了他行政降職、黨內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由裝甲兵黨委委員、技術部副部長降為技術部的一個處長,抗美援朝回國後,去南京軍事學院裝甲兵系擔任副主任。1959年廬山會議後,儘管他與彭德懷、黃克誠等無交往,裝甲兵黨委也硬說他是個「彭黃反黨集團分子」,說什麼也要開除他的黨籍;軍委總政治部不同意,裝甲兵黨委只好給了他一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上由副軍職的軍事學院裝甲兵系副主任,降為副師職的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組織計劃部的副部長;1966年3月,又讓他改當這個科研院的副總工程師,徹底剝奪了他的行政領導權。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剛剛從海南島又一次測試了水陸兩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許認為他已不屬於當權派的序列,就沒有讓他加入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等人戴著高帽彎腰撅屁股的大隊。    
    1967年1月,得到毛澤東支持的跳樑小丑王洪文們,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風暴」,裝甲兵的一些人也跟著搶班奪權。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宋昆,立即奪取了這個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開科研院副政委汪志華被戴高帽遊街一週年大會。會前一刻鐘,兩位「造反派」走進了丁鐵石的辦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禮,請他去參加這個大會。丁鐵石只得跟了去,並被安排坐在最前面。會議進行了半小時,新四軍老戰士汪志華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興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聲——「把『三反分子』丁鐵石揪上來——」丁鐵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兩個造反派一人抓一隻胳膊推上台去,當場撕下他的領章、帽徽,隨後就在他自己的住處被「軟禁」起來。所有來信早就被查收,丁堅、丁溪野等人在哈爾濱和黃驊縣等地已經遭受的一切磨難,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黃昏,丁鐵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圍中去水房打水。他還沒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從前截住,扭送到技術保障隊的一間平房:窗戶早用木板封死,還被糊滿了報紙,報紙上還又抹了一層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會兒,田永興就帶著技術保障隊的一名排長、兩名班長和一個老兵走了進來。田永興一進來,翻出一本《毛澤東選集》上的毛澤東像,往窗台上一放,幾個人按著丁鐵石的頭向毛主席九十度彎腰「請罪」,要丁鐵石「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沒有什麼好交代的,我無罪!」    
    低頭彎腰的丁鐵石話音剛落,田永興立即給他一個大耳光,接著用雙腿夾住他的腦袋,命令那個排長、兩個班長和那個老兵,對他使勁打。從此,丁鐵石每天都得「五請罪、三挨打、掛黑牌」。    
    所謂「五請罪、三挨打、掛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寢和三餐飯,都得面對毛主席像,脖子上吊著重達十五公斤細鐵絲勒到肉裡的上書「反革命分子」的大鐵牌,再撅著屁股就「噴氣式」,嘴裡還要大喊「毛主席萬歲」,其中必有三次挨打。這樣直打得丁鐵石遍體都是傷。    
    兩三個月之後,丁鐵石被帶進了自己很熟悉的原來處長以上幹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專案組的審訊室。田永興在審訊台邊翹著二郎腳,丁鐵石則被按坐在審訊台前的小凳上。田永興瞪著眼睛問:    
    「你還認識我嗎?」    
    「什麼意思?」    
    「四七年三月間,你是坦克學校校長,坐在一個大轉椅上,多麼威風,多麼神氣!」    
    這一下丁鐵石才突然想起,他當年在大連擔任解放軍第一個坦克學校校長時,田永興曾是那裡的一名學員。丁鐵石遂嚴肅地說:    
    「你不用諷刺挖苦,直截了當地說什麼事吧!」    
    田永興陰陽怪氣地說:「那一次我向你請假,去市裡辦事,你不但不准假,還狠狠地批了我一頓。」    
    「噢,就為這個?」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裡啦!你不能再那麼威風、那麼神氣啦!你做的那些事,對頭嗎?」    
    「你不用再諷刺挖苦!你說說,我批評你,到底對不對?」    
    「你甭嘴硬問我『對不對』!我說這是不對!」    
    「我當時做得非常對!因為是你違反了紀律、違反了校規!你當時明明也知道,坦克學校的同志去市裡活動,必須兩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獨自外出。這是為了保密,確保安全。咱們坦克學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裝,對外叫做『警察學校第四大隊』而不叫坦克學校,就是為了保密。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個人獨自上街,這是明知故犯!另外,學員請假,學員隊的隊長、指導員就可批准,根本用不著找我,我也不應該代替你們隊領導的工作。是你完全錯啦!對這樣一件瑣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個團級幹部,竟然還懷恨在心,可見你的黨性、人格和肚量是多麼的卑下!」    
    田永興「啪」地猛拍了審訊台跳了起來,大吼一聲:「你向毛主席請罪!」兩個打手應聲卡著丁鐵石的脖子,又按著他的腦袋,使勁地向下壓。丁鐵石也使勁地頂著不低頭,並大聲說:    
    「我當年做得非常對,沒有半點兒錯!隨你們的便吧!」    
    從此,丁鐵石的每天「五請罪、三挨打、掛黑牌」便升了級:每次審訊,幾乎都是先罰他跪在眾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後由田永興帶頭,一個班的年輕戰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還脫下腳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終於把他的耳朵打聾。    
    一日三頓飯,每頓飯都讓他蹲在令人作嘔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罰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廁所不算,還故意讓他去餵豬,實可謂「放手大膽」地破壞黨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而我們那個混沌時代的無數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強大得「無與倫比」,是不會自敗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員,就偏偏不奉行這個「見怪不怪」、「忍字心頭一把刀」的哲學。丁鐵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於向這些「怪事」英勇抗擊的一名戰士——    
    她1938年7月17歲,由八路軍長沙辦事處主任徐特立介紹,迢迢數千里奔往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而後逐步升入陝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和魯藝、抗大等校組成的華北聯合大學社會科學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從華北聯合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晉察冀第二軍分區「七月劇社」擔任分隊長兼政治教員,參加了百團大戰宣傳隊。1941年秋,為發動群眾配合八路軍粉碎日寇的掃蕩,她轉去山西定襄、孟縣等縣擔任縣文救會主任和宣傳部長。1942年秋,因敵後醫生奇缺,黨組織推薦她去白求恩學校學醫,數月後即考入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得到重點培養,抗戰勝利時畢業,被分去東北,先後在遼寧軍區和哈爾濱醫科大學當醫生。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她也隨東北野戰軍入關。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她被調進中國鐵路總醫院擔任副院長。丁鐵石從朝鮮前線回國,去南京軍事學院擔任裝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從北京調往南京,擔任鼓樓醫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調回北京,擔任著名的協和醫院副院長。她像丁氏弟兄們一樣,平生從未做過虧國虧民虧心事,豈怕這混沌時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黃昏,白琴帶著十歲的兒子丁中剛乘坐郊區的公共汽車經過盧溝橋到達槐樹嶺,直奔已奪了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院大權的宋昆家。宋昆剛吃完晚飯,正坐在客廳裡心滿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見,不禁怒火中燒,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領,要他拿出了丁鐵石的「反革命」證據來。    
    白琴說:「我和丁鐵石都是經黨教育幾十年的革命幹部,我們都是講道理的。如果丁鐵石真是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是『暗藏的反革命』,只要你們能夠拿出真憑實據來,我立即與他一刀兩斷,斷絕夫婦關係,絕不含糊!否則你得放人,現在就答覆我!」    
    白琴邊說邊抓著宋昆的衣領不放手。宋昆支支吾吾,既拿不出證據,又不答應放人,也不敢還手。宋昆的老婆急忙溜出去「告急」。不一會兒,湧進來科研院的幾十個造反派。他們謊稱要宋昆去開會。宋昆也忙說他馬上就要去開會。    
    「那我就在這裡等你回來答覆。」白琴說。    
    宋昆連忙逃之夭夭。然而這幾十個造反派卻一個也沒走。他們的一個頭頭對白琴說:「宋院長走了,你得馬上離開這裡!」    
    聽到這句話,白琴反而順勢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白琴說:「我所以特地到宋家來,就是為了向他討個說法。他去開會了,不管他開多長時間,我都要等他回來給我一個說法再走。這與你們沒有關係。我不找你們,你們也不要妨礙我。」接著她又把剛才對宋昆說的話說了一遍:如果拿不出丁鐵石的「反革命」真憑實據,就必須放他回家。    
    這些造反分子哪能聽得進這些?他們紛紛指手畫腳圍攻白琴。白琴仍然穩坐沙發面不改色。她說:「宋昆不回來,我就不走!」    
    造反派們沒法,也只得一個個離去。白琴一直等到夜間十二點左右,宋昆也沒敢回來。白琴眼看著兒子中剛一個勁地打瞌睡,就帶著兒子離開了宋家,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張大字報,貼在裝甲兵科研院俱樂部門前的牆上。大字報說:    
    丁鐵石是久經戰爭考驗的革命幹部。他忠於黨和人民。宋昆陷害他,是想轉移鬥爭目標,嫁禍於人,逃避自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宋昆這樣做,似乎是得勢於一時,但歷史是無情的:好人終歸有好報,一切問題總會被搞個水落石出;而宋昆之流則必會惡有惡報,絕不會有好下場。    
    大字報末尾寫著「丁鐵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硬要把閃光的歷史翻成一本黑賬,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2)

    白琴剛剛貼好大字報,城內協和醫院的造反派就來到了。原來裝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對白琴圍攻不下,就忙去城內協和醫院搬「救兵」。白琴覺得大字報已貼出去了,就已經教訓了宋昆,「基本任務已完成」,遂帶著兒子坐著協和醫院造反派開來的汽車,於午夜兩點返回了醫院。    
    這天天一亮,協和醫院的造反派貼出了大字報,「勒令」白琴檢查認錯,否則「嚴重的後果自負」。白琴回答說,「我沒錯」,拒絕做出任何檢查。當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關進醫院地下室「太平間」旁邊的「牛棚」。當天夜晚,田永興就來到協和醫院,夥同醫院的造反派「會審」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鐵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嚴辭駁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與衛生部長錢信忠和本院的著名醫學專家張孝騫、劉士豪、馮雲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隊彎腰挨鬥,她更被本醫院十六個黨支部一個不落地挨個兒拉去輪迴批鬥,一些人拳打腳踢地逼迫她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丁鐵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頭大聲說:「我和丁鐵石是始終如一的革命者,我們都沒有錯!」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靜更深沒有人,悄悄對白琴說:「你呀你呀真傻!在這場天下大亂中,別人連躲還躲不及呢,你還迎頭上,去貼什麼大字報……」    
    在這座「牛棚」的對面,是舉國第一流的醫學專家張孝騫的「牛棚」。「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這位常給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等人瞧病的老專家就被關進這座「牛棚」了,造反派們要他承認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是「美國特務」。他說他只是一個愛國的窮書生,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他雖在解放前,在美國人用庚子賠款辦的湘雅醫院和協和醫院教書行醫,但他一直抱著愛國強民的宗旨,從來也不是「美國特務」……    
    一句話,他對造反派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實話實說地一概不承認。    
    「不承認,就得打!」白琴住進了「牛棚」後,幾乎每天夜晚都聽到對面「牛棚」裡傳出皮鞭抽打聲和張孝騫教授跪在地上的慘叫聲。有一次,沒頭沒腦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鏡,他的額頭被打得血跡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視的張孝騫照例和醫院所有的「牛鬼蛇神」們一道,被造反派們押著去醫院食堂打飯,只見他一手扶著已沒有了一隻鏡片的高度近視鏡,磕磕碰碰地離開「牛鬼蛇神」大隊直向大街走去。他邊走邊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讓法院殺頭槍斃都行……」    
    當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雞似的揪著衣領提了回來。當夜,他那「牛棚」裡又傳出鞭打與慘叫的混合聲,令各個「牛棚」裡的人都揪心裂肺,徹夜難眠。    
    一天,造反派們押著張孝騫和白琴等人去打掃整個醫院的樓道與廁所,又命令張孝騫與全國著名的內分泌專家劉士豪等人去擦窗戶。這些人都年老體弱,高度近視,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轉,劉士豪沒能一把抓緊窗扇把手,從梯子上「撲通」摔了下來,直跌得內出血,也跌傷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強拄著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風呼嘯,滴水成冰。造反派把醫院燒飯燒鍋爐的碎煤末都集中在一塊堆兒,命令白琴和張孝騫等專家們用冷水把它們和成煤泥,再用手把煤泥做成一個個小煤團。只凍得他們雙手紫脹,全身打戰。最後一個個都被凍僵了,手裡捧著煤泥而揉不成煤團團,仍不讓他們回屋暖一暖。    
    這時候,他們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只有十二元,每日只能吃窩頭和鹹菜,但還是去露天寒風中篩煤、和煤團、拉石碾子壓路。然而白琴和張孝騫一樣,任田永興和醫院的造反派往死裡折磨,她都心口如一:「我是革命者!丁鐵石是革命者!丁家兄弟和妯娌們都是革命者!!」    
    時至1969年秋天,當時還被稱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的林彪,下了一道叫做「一號」的命令,準備在京、津、唐這一帶對付「蘇修」的登陸作戰,京、津、唐區域內一切「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犯」,紛紛被架著機關鎗的一趟趟列車,分散到全國各地。丁鐵石和裝甲兵科研院的其他七名「反革命」,也被田永興押送到蘇州以南的一個坦克試驗站。    
    在這個試驗站,田永興每日都毒打丁鐵石。這個站的政治指導員王子耕,也想跟著田永興在丁鐵石的身上「立大功」。他讓那七名「反革命」都有床睡覺,惟獨讓丁鐵石一個人睡潮濕的水泥地。白天對他輪番審訊,夜晚又讓他去挖防空洞或繼續批鬥,直到深夜才讓他躺在水泥地上,凌晨三四點,又喝令他起床,每天只讓他睡眠兩三個小時。    
    這時丁鐵石已五十五歲。儘管原來的身子骨挺硬朗,但經過這「三反」以來近二十年的凌辱、殘害,再加上南方蚊蟲的叮咬和水泥地潮濕氣的侵染,他白天黑夜都覺得全身骨節酸痛。    
    王子耕的幾個孩子,經常看到他們的爸爸和田永興毒打丁鐵石,他們也手癢癢地躍躍欲試。    
    7月的一天,王子耕剝光了丁鐵石的上衣,讓他在毒太陽下暴曬。王子耕自個兒則坐在樹陰下的一把椅子上,蹺著二郎腿,嘴上叼著煙,叫他的孩子們去拷打丁鐵石:    
    「你們去呀,打國王!」    
    孩子們拿著一截鋼筋,喝令丁鐵石在太陽地裡轉圈圈,他們邊打邊說:    
    「叫你去當國王!」    
    「叫你去當國王!」    
    「叫你去當國王!」……    
    丁鐵石突然想起,「專案組」的一個姓張的曾陰陽怪氣地對他說過:「你怎麼不自殺呢?」現在王子耕叫孩子們用鋼筋打他,他遂高度警覺起來:如果一下猛打到腦袋上而致死致殘,十歲上下的小孩子是無罪可治的,而田永興、王子耕他們的目的卻達到了,不能不防著點!所以每當孩子們跳跳蹦蹦想猛打他的腦蓋骨,他都一一躲閃著。    
    一天,王子耕又讓丁鐵石去填防空洞。    
    這防空洞,也是丁鐵石和其他「反革命」參加修建的大小十來個防空洞中的一個。    
    等丁鐵石和另七名「反革命」來到後,這些防空洞才一個一個地竣了工。竣工後才發現,很多洞子土質鬆軟,大有坍塌之虞。遂決定留下一個最大的,並用條石水泥加以鞏固,其他不論大小深淺,逐個回土填埋。    
    填到最後一個,也是最岌岌可危的,讓一個班的年輕戰士在外面用小鐵鍬往洞口攉土,讓丁鐵石一個人在黑黑的洞底裡,藉著一小盞馬燈的光亮自裝自運,一筐一筐地往幾米外的洞底填土。王子耕則遠遠地站在洞外平安無事的小坡上,悠閒地叼著煙坐著。那神態似乎是:就是這洞子立即塌了,也只不過埋了這個「反革命」。    
    丁鐵石一個人在洞內鉚足了勁飛快地鏟土裝筐來回跑,哪抵得上七八個年輕力壯的戰士鉚著勁往洞口攉土?不一會兒,洞口就快被虛土堵住了。丁鐵石隱隱地聽到王子耕在外面對戰士們嚎:「乾脆把這臭娘養的埋了吧!」丁鐵石一聽就扔下鍬筐往外跑,被幾個小伙子抓住往裡推;他掙扎著跑到洞外,又被七八把軍用鍬劈頭蓋腦地砸了回來。他只得坐在洞內看著,看他們究竟要把自己怎麼樣。    
    不一會兒,整個洞口就被堵死了,洞內的小馬燈因空氣越來越稀而終於熄滅。他也感到出不來氣而全身乏力。他雖掙扎著用鍬把兒在洞口一堆土的最下面,捅了一個小孔,趴在那兒吸點透進來的空氣,但仍覺得頭腦越來越昏沉,全身不斷地冒冷汗。他心想,過去和日本強盜、國民黨反動派不知打過多少次仗沒有被打死,如今卻被活埋在向××、宋昆、田永興、王子耕這幫人的手下,不禁備感酸楚悲涼,同時他也為自己的黨和軍隊從過去那段光輝燦爛的高峰,往眼前的這種無底深淵直落而下,而感到無限的悲痛……漸漸地,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丁鐵石才覺得突然通進來陣清新的空氣,同時有人在把自己往洞外拖,直到完全被拖到洞外隔了好一會兒,他才甦醒過來。原來是一個被王子耕罰了禁閉的小戰士也被放出來勞動,聽說丁鐵石被王子耕活埋了,在王子耕和那一群戰士離開這洞口之後,他飛快跑來救出了他眼中的這位老革命。    
    丁鐵石醒來後,找到了王子耕大罵他是「法西斯」。王子耕卻當著一群小戰士的面嬉皮笑臉地說:「你不是又活過來了嗎?開個玩笑吧!」    
    丁鐵石「死」而復生,田永興大為失望。他又想出一個讓丁鐵石此生休想重見天日的「計謀」——讓丁鐵石抄寫專案組審查「別人」的一份「材料」。    
    實際上,這是田永興組織他的幾個「得力」助手,挖空心思編纂成的一份「悔過書」。他們拿出標準信紙,指定丁鐵石在不同頁的從上到下的不同位置上,按照他們拿去的「底稿」抄上一兩行和兩三行。一天抄幾次,每次只抄一頁——這一頁也許在最上面抄了一兩行,或在中間抄了兩三行,然後在下面註明年月日,再按上指印,每一次抄寫,都由送「材料」和信紙的人在一旁監督,不准抄錯行或抄錯一個字,抄完即拿走。半個多月全部抄完。後來才明白,田永興把丁鐵石抄寫好的這一頁頁看似零零碎碎、前言不搭後語的「材料」,全部聚攏之後再按照他們原來編寫的「程序」,前後上下剪輯在一起,再在最前面加了個總標題,就成了丁鐵石的「親筆《悔過書》」,而且看不出什麼破綻。老實巴交的丁鐵石,當時卻壓根兒沒想到這是一個要置他於死地的特別陰毒的陷阱。    
    根據這份「親筆《悔過書》」,裝甲兵科研院於1970年8月5日,向裝甲兵黨委上報了《關於對丁鐵石問題的處理報告》。《報告》說:「丁鐵石密謀組織反革命的『伊瑪尼黨』,極力策劃建立反革命武裝,並曾勾結漢奸、妄圖建立『回教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並有特務嫌疑」等等。《報告》給丁鐵石正式定為「反革命分子」,建議「將其永遠開除黨籍,立即逮捕法辦(判無期徒刑)」。    
    8月15日,裝甲兵黨委討論並通過了這個《報告》,上報解放軍總政治部並中央軍委辦事組;但是這兩個領導機關都沒有批准這個《報告》。    
    9月10日,裝甲兵黨委又向總政治部及軍委辦事組寫了個《報告》,要求先「拘留丁鐵石」,以後再具體研究對他的處分。    
    當月26日,總政治部以「保字183號」文件形式,批復「同意」了這後一個《報告》。這樣,丁鐵石立即從蘇南坦克試驗場,被押回北京,關進了北京軍區看守所的白廟監獄——成了「文革」十年整個裝甲兵惟一被關進監獄的人,還美其名為「監護」。    
    但是假的終究還是假的。一個人在某些時候能騙得了許多人,但他絕不能夠在任何時候蒙騙住所有的人。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後,田永興跟著他在裝甲兵的一些主子也倒了台。後來在清查「三種人」揭發追查田永興罪行的會議上,有四個人當面揭發他的罪行之一,就是使一些無辜受害者紛紛落入他陷害丁鐵石的這個陷阱——把他們寫好的稿子,挪到同樣格式的紙上,在每一張紙上都加上一段他田永興另編的「供詞」,然後讓丁鐵石一一謄抄,並讓丁鐵石在每一張抄好的紙上註明日期和按上指紋,就成了丁鐵石自己的完整的「供詞」,這是何等的惡毒啊!    
    這四個人都當場責問田永興:有沒有這回事?!    
    田永興垂著腦袋回答:「有!」    
    「這是什麼行為?」    
    「是政治陷害。」    
    「是不是極端的卑鄙無恥和陰狠毒辣?」    
    「是極端的卑鄙無恥和陰狠毒辣。」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這種極端卑鄙無恥、陰狠毒辣之徒,竟得到了裝甲兵領導機關一些人的庇護,還被提升為裝甲兵科研院後稱為科研所的副所長,隨之被派往昆明去奪另一個裝甲兵研究所的權,當了那個研究所的所長。「四人幫」倒台,昆明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摩拳擦掌地要揪鬥他,他又溜回了北京,躲進了長辛店裝甲兵大院「避風港」。    
    不過他縱然「威風」一時,陷害丁鐵石的圖謀畢竟未能得逞。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胡耀邦的一個批示,「伊瑪尼黨」這個大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1)

    林彪死後,林彪在裝甲兵的主要死黨,都去了他們該去的所在。他們手下的一些人對丁氏大家庭的殘酷迫害,也不得不暫趨平緩,靜觀風向。1973年2月24日,丁鐵石被解除了「監護」;同年7月,他又被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1975年8月,正是鄧小平大力推行「整頓」方針的時候,裝甲兵黨委不得不對他的問題做了一個「平反」決定,讓他到裝甲兵司令部當了個有名無實的「顧問」;但對降禍根源的「伊瑪尼黨」問題,「平反」決定卻隻字不提。    
    丁鐵石和丁堅覺得,這還是一把懸樑劍!他們從中央到地方、從軍隊到政府機關,多次上防申訴,均無人答理。1976年10月,「四人幫」垮了台,河北滄州地區公安局才不得不答應複查,隨之又大動手腳:對已被他們夥同田永興殘酷迫害致死已八年的丁溪野,仍「補充」宣佈「判處有期徒刑十九年」;並利用這份荒謬絕倫的《判決書》,向所有受到這個大冤案株連的申訴者進行威脅和恫嚇,說什麼「這個案子已蓋棺論定,誰再上訪申訴就是無理取鬧」,云云。    
    1978年5月,當了五個月中組部長的胡耀邦,已十分成功地把中組部恢復為「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黨中央又轉發了中組部的一個文件,主張對身居要職而對實實在在的冤假錯案硬是頂著不辦的人,一定要堅決果斷地將其撤離其位並嚴加處理。公安部鑒於全國糾正冤假錯案的高潮即將來到,全國各地的來信和來京上訪的人流日益增多,遂從所屬各部門抽調了一些對蒙冤受苦人深具同情心的得力幹部,加強位於東單、東四之間的東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訪接待站。    
    5月23日,丁家兄弟妯娌們又到這個接待站上訪。剛從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調到這裡來的一位同志,十分熱誠地接待了他們,給他們每人斟了一杯熱茶,真誠而耐心地聽取了他們的冤訴,並作了詳細的筆錄。    
    1979年初,這個接待站從上訪申訴的大量冤假錯案中,節選出了「伊瑪尼黨案」等十四個大案,起草成文,上報公安部黨組並建議複查平反。    
    公安部黨組成員、也是公安部副部長的於桑、凌雲、呂劍光等人閱後,認為這些案件,尤其「伊瑪尼黨」大案,牽涉面很廣,延續時間長,後果也十分嚴重。對這起冤案的平反,光是公安部而沒有黨中央的得力支持,在個別部門可能是「步履維艱」的。於是他們在「伊瑪尼黨案」的那一部分,特別加注這是「特大冤案」,報請黨中央作出批示。    
    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立即作出了八字批示:迅速予以複查平反。    
    公安部黨組對耀邦的批示十分重視,立即指示有關單位對這些案件,特別是對「伊瑪尼黨案」,要認真地組織複查。    
    在河北省,省委第二書記江一真和省委書記王錚,認真而詳盡地聽了丁氏兄弟和妯娌們的陳述後,確認這是一起特大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昭雪。他們為了排除滄州地委中原辦案人員的阻撓抵制,立即打電話把滄州地委第一書記張屏東和書記葛琦、副書記崔永生等同志召到石家莊,作了縝密部署,以保證這個地區的複查工作順通無阻。江一真和王錚最後叮囑張屏東等人:在認真落實了這一政策後,務必將結果報給省委。    
    張屏東等人回到了滄州,傳達了江一真和王錚的指示,表示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但是原來參與釀造這起冤案的「四清」工作總團長、「文革」中成了地委副書記的張慶祥,卻橫下一條心,要做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頂門槓」。張屏東和葛琦找他多次談心他都「不開竅」,對冤了多少人、坑死多少人都若無其事。張屏東和葛琦只得向省委如實稟報。江一真和王錚與省委常委們研究後,完全按照黨中央頒發的中央組織部文件的精神,及時作出決定:撤掉張慶祥的滄州地委副書記職務。如果有人繼續阻撓落實黨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也一律照此辦理。    
    滄州地委立即執行了省委的決定,讓張慶祥靠邊站,並責成地委常委、地委組織部長崔永生果斷而妥善地處理這一冤案。這項工作從此得以順利進行,因冤案株連而被判處各種徒刑的受害者,陸續走出了滄州地區各監獄的大鐵門。    
    1979年6月9日,中共滄州地委作出了《關於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決定》。《決定》說——    
    根據黨中央平反冤假錯案的指示精神,經複查認為:丁溪野同志從1940年初至1942年底,在冀魯邊區任職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認真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黨的民族政策,發動回族群眾參加抗日工作,動員回族青年參加抗日武裝,開闢新地區,發展生產自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黨為人民作了一定貢獻,群眾稱他為「丁阿訇」,在群眾中享有較高的威望。    
    所謂丁溪野組織「反革命組織——伊瑪尼黨」,確屬誣蔑不實之詞,應予以推倒。所謂「勾結漢奸、製造侯莊慘案、策劃煽動段莊、張官、丁莊子、王古宅漢回民糾紛等事件」,均發生在1943年以後,丁溪野同志早已離開此地,經查與他根本無關。純屬冤案,應予徹底平反昭雪。    
    1966年至1968年間,對丁溪野同志拘留逮捕,搞逼供信,死後秘密掩埋,封鎖消息,不通知其家屬。丁溪野同志原在單位到黃驊縣公安局瞭解情況,拒絕介紹等做法,都是錯誤的,這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推行極左路線對丁溪野同志的政治迫害。為落實黨的政策,決定予以平反昭雪。對丁溪野同志的遺體,尊重回民習慣,予以安葬。召開追悼會,刊登滄州報,恢復名譽,挽回影響。補發從拘捕至含冤而死的全部工資,其妻子兒女應比照工傷死亡幹部家屬撫恤規定,予以生活撫養。對其子女的工作,商同哈爾濱市有關部門予以妥善安排,並適當解決其家庭的實際困難。    
    凡此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包括轉遞、傳抄、上報的)都應徹底清理,全部銷毀。凡因此冤案受到株連和誣陷的革命幹部和群眾,都應徹底平反,並認真做好善後工作。    
    滄州地委作出這個決定,立即派地區公安局副局長等三位同志去哈爾濱,與哈爾濱市有關部門具體磋商落實各項善後工作。    
    不到一個月,即當年7月5日,哈爾濱市公安局也發出了一個文件,叫做《關於丁溪野同志問題的平反結論》。《結論》重述了滄州地委《決定》中關於丁溪野的革命經歷等主要內容之後,還增加了如下內容:    
    1951年初,據山東、河北、北京、瀋陽等地群眾檢舉丁溪野同志曾組織過「伊瑪尼委員會」、「和平黨」、「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教委員會」、「伊斯蘭同盟黨」等反革命組織。據此,公安機關對丁的問題進行了調查和專門審查工作。經過工作,查清否定了上述問題。    
    現已查明,所謂「伊瑪尼黨」、「回教國」等等純係一起冤案,安全是對丁溪野、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和劉桂軒等同志的誣蔑迫害。    
    根據黨中央平反冤假錯案的指示精神,本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對這起冤案予以徹底平反,對因此案受迫害和株連的同志、家屬和親友,一律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並認真做好善後工作。    
    對1951年以來,因調查和專門審查丁溪野同志的問題,株連了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劉桂軒等同志,致使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懷疑,工作上也受到影響,後果嚴重,應予消除影響,落實政策。    
    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應徹底清理,全部予以銷毀。    
    當年8月的一天,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會見了丁鐵石和白琴夫婦,向他們當面宣佈給「伊瑪尼黨」冤案徹底平反,並對這一冤案的發生及其嚴重後果承擔責任。    
    當年9月6日,公安部發出了《關於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連親屬丁鐵石、丁堅等同志受影響問題給有關單位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哈爾濱市園林處、軍委裝甲兵司令部黨委、哈爾濱市體委、哈爾濱市第二醫院黨委、北京協和醫院黨委、哈爾濱市廢品公司黨委:    
    解放初,河北、山東、北京等地的群眾檢舉丁溪野同志組織過「伊瑪尼委員會」、「和平黨」等反革命組織,並勾結漢奸,製造慘案,策動回族鬧事等。為此,從1951年初起,哈爾濱市公安局對他進行了調查和專門審查,但問題沒有查清。因此,1956年2月,公安部組織有關省、市公安局進行專案偵查。經過工作,否定丁溪野同志的問題,並於1957年1月,正式作出了丁溪野同志沒有政治問題和反革命問題的結論,並撤銷了對他的專案偵查。但是對案件的處理不徹底。在對丁溪野同志進行調查、審查和偵查工作中,還牽連了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和劉桂軒等同志,使這些同志政治上受到懷疑,工作上也受到影響。對此,由公安部承擔責任。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擾下,先是滄州地委「四清」工作總團,後是河北省黃驊縣公安局軍管小組和哈爾濱市公安機關軍管會等,不顧公安部1957年關於丁溪野同志沒有政治問題和反革命問題的正確結論,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所謂問題,並誣陷原公安部有關領導同志包庇了丁溪野同志,將丁拘捕逼供,羅織罪名,迫害致死,並株連、誣陷了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劉桂軒等一批老幹部和無辜群眾,製造了一起大冤案,造成了嚴重後果。    
    對於丁溪野同志的冤案,中共滄州地委和哈爾濱市公安局已根據中央堅決平反冤假錯案的決定,於1979年6月9日和7月5日分別作出《關於為丁溪野同志冤案平反昭雪的決定》和《關於丁溪野同志問題平反結論》,並已分別報經中共河北省委和哈爾濱市委批准,我們同意這兩個決定和結論。    
    公安部認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已經平反昭雪,強加於他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也已經徹底推倒。因此,凡因丁溪野同志問題(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對他進行調查、審查、偵查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案)而受到牽連、株連並受到影響的家庭、親屬和幹部、群眾,應落實政策,徹底消除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印)    
    1979年9月6日    
    抄送:哈爾濱市公安局、河北滄州地委、河北滄州地區公安局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胡耀邦的一個批示,「伊瑪尼黨」這個大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2)

    在上述《決定》、《結論》和公安局《給有關單位的信》都一致認為這起冤案已造成了「嚴重後果」;而從本文的敘述中不難看出,這「嚴重後果」中最最嚴重的,是裝甲兵中挾嫌報復、利慾熏心的田永興等人刑訊逼供、殘害致死了丁溪野、劉桂軒、劉殿雲阿訇、北京民族文化宮回族幹部李希光等同志,可謂罪大惡極。公安部在其《給有關單位的信》雖並未點明這一點,實在是對一味庇護這幫兇手、並遲遲不表態的裝甲兵黨委,留了很大的面子。    
    當年10月15日,在滄州地區黃驊縣為丁溪野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和追悼大會。雖然在十一年前他被殘害致死又被秘密掩埋的所在,沒能完整地清理出他的遺骸,但他的遺孀劉蘭田和他們的子女,以及他的弟弟丁鐵石、丁堅和弟妹白琴、李葵南等多人都能顧大局識大體,同意當地政府在滄州市烈士陵園,為他建立了衣冠塚,在塚前立了碑,以示永久的紀念。    
    追悼會莊嚴肅穆,靈堂上方高懸黑底白字「丁溪野同志追悼會」大橫幅,台上和四周都排滿了國家民委、河北省民委、解放軍裝甲兵司令部和政治部、哈爾濱市委統戰部、哈爾濱市民委以及滄州地區和黃驊縣等黨政領導機關並北京與全國各地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及戰友送的花圈。丁溪野的遺像矗立在台上花圈的中央,參加追悼會的有河北省、滄州地區、哈爾濱園林處、黃驊縣等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及丁溪野的生前友好和當地群眾代表、丁氏大家庭成員共三百餘人。在哀樂聲中,到會的許多群眾代表也無一不與丁氏家庭的男女老少一道淚流滿面。滄州地委副書記崔永生宣讀了《中共滄州地委關於為丁溪野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的決定》,黃驊縣委常委、縣革委副主任李照州代表滄州地區行署和黃驊縣革委會致了悼詞。    
    悼詞說,丁溪野同志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都做出很大貢獻。他既是一位英勇頑強的同敵人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勇敢戰士,又是深入實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為黨工作的好幹部。他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懷坦白。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群眾,在群眾中享有較高的威望。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忠實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對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鬥爭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韌不拔,視死如歸,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他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是為革命戰鬥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少數民族幹部、老同志、老戰友……    
    追悼會結束,參加追悼會的人和丁氏大家庭成員驅車來到烈士陵園丁溪野的墓前,再次向他志哀。    
    10月20日,《滄州日報》第一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和報頭刊登了追悼會的報告與圖片。大標題是《徹底平反冤案,二十八年沉冤得到昭雪,丁溪野同志追悼會在黃驊縣隆重舉行……》,導語是:「中國共產黨忠誠黨員、優秀的民族幹部丁溪野同志,因慘遭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於1968年12月20日含冤逝世,終年65歲。丁溪野同志追悼會10月15日在黃驊縣隆重舉行。」    
    當年12月3日,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刊發了筆者以新華社記者身份發的一篇報道——《禍及許多省市數百人的大冤案,「伊瑪尼黨」案情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這等於在全國一定層次的共產黨員幹部中,為這起冤案所有的受害者伸張了正氣。    
    1980年4月18日,裝甲兵黨委才姍姍來遲地作出了一個《關於丁鐵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的平反決定》,但又遲了將近八個月——即當年12月11日,才讓這個《決定》與受害人丁鐵石見了面。儘管如此,在黨中央堅決平反冤假錯案精神的強大壓力下,這個《決定》也不得不承認:    
    所謂丁鐵石同志密謀組織反革命「伊瑪尼黨」、極力策劃建立反革命武裝,勾結漢奸,妄圖建立「回教國」等,主要是受其兄丁溪野同志冤案的株連。在「四清」運動中,先是滄州地委「四清」工作總團黨委非法進行審查,1968年6月19日由原裝甲兵科研院牽頭會同河北省黃驊縣公安局軍管小組和哈爾濱市公安機關軍管會及協和醫院等單位,不顧公安部1957年1月關於丁溪野同志沒有政治問題和反革命問題的正確結論,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問題並將其逮捕、進行陷害。    
    原裝甲兵科研院,將丁鐵石同志與其兄丁溪野同志的所謂的「反革命」案牽連在一起,進行陷害。在此期間,嚴重違反黨的政策,實施封建法西斯式的逼供信,造成了一起所謂「伊瑪尼黨」、「回教國」反革命案件的大冤案。並且株連了其愛人白琴、兒子丁中剛、弟弟丁堅、弟媳李葵南、戰友劉桂軒、周紹先等同志,使他們政治上受到陷害,身心遭到摧殘,丁溪野同志被迫害致死,後果嚴重。    
    ……    
    事實證明,丁鐵石同志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是沒有問題的,所謂丁鐵石同志密謀組織反革命「伊瑪尼黨」、極力策劃建立反革命武裝、勾結漢奸、妄圖建立「回教國」、是「回教國」國王,以及「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特務嫌疑」等,完全是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所謂丁鐵石同志的「反革命」案,純屬冤案。他是受了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在裝甲兵的代理人黃志勇等人的迫害,應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挽回影響。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根據規定,予以清理銷毀。對因丁鐵石同志的冤案受到株連的家屬、子女、戰友等,應按黨的政策做好善後工作,消除影響。    
    撤銷原裝甲兵科研院黨委1970年8月5日《關於對丁鐵石問題的處理報告》、裝甲兵黨委1970年8月15日《關於丁鐵石問題的處理報告》和裝甲兵黨委1975年8月31日《關於丁鐵石同志問題的平反決定》。    
    為徹底平反這起大冤案,公安部在1983年4月5日,又特地向基建工程兵黨委並總政治部、哈爾濱市體委黨委並市委、協和醫院黨委並醫學科學院黨委、衛生部和哈爾濱市第一二醫院黨委,發出了《關於公安機關在對丁溪野同志進行工作中株連和影響其親屬的情況說明》。這《情況說明》說——    
    為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徹底消除對其親屬的影響,公安部曾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發出了《關於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連親屬丁鐵石、丁堅等同志受影響問題給有關單位的信》。    
    最近,丁鐵石、丁堅、白琴、李葵南同志給公安部領導同志寫信,隨後又來訪。談到:公安部平反信後,他們所在單位分別落實了政策,消除了影響,表示感謝。同時提出:由於此案,使他們受了長達二十八年的株連,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都受到影響,曾因此被審查、撤職、降級和壓低級別,在屢次的調級中也都受影響。但向本單位提出解決這些問題時,本單位以人事中、檔案中沒有記載而不好考慮。因此,要求公安部進一步說明他們受影響的情況,以使他們遺留問題得以合理解決。    
    根據複查材料和有關公安機關的檔案記載,丁鐵石等四同志提出的上述受株連影響的問題是確實存在的。當時,公安機關對丁溪野同志是作為重要反革命案進行偵查的,工作中有擴大化問題,株連了他們。因此,他們政治上受到懷疑,使用上、待遇上受到影響,而這些在他們的檔案裡是不可能有記載的。對此,公安部除承擔責任外,建議他們所在單位,考慮解決他們的遺留問題。    
    特此函告。    
    這些單位接到公安部的函告後,都比較認真地解決了這些遺留問題。至此,這個長達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才算被完全徹底平了反。丁鐵石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工程兵後勤部政委,並被選為基建工程兵黨委常委,1987年2月離休;丁堅在1979年哈爾濱市公安局為丁溪野平反昭雪的同時,也被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了在1952年以前的職務,1980年改任哈爾濱市稅務局副局長,1981年調任哈爾濱市體委主任和黨委書記,1985年7月離休;白琴於1983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離休後,一直擔任民辦京華醫科大學的理事,為栽培不花國家一分錢的醫學人才而發揮她的餘熱……    
    1996年5月31日,八十一歲的丁鐵石病逝。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相繼發了消息。6月8日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其後,由戰友和親友組成的長長的送葬隊伍向盧溝橋回民公墓進發。人們緬懷這位著名回民支隊政治工作奠基人、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二級解放勳章以及二級紅星功勳章的副兵團級軍事幹部的高風亮節。從這位參加革命六十一年身經百戰、株連冤案二十八載忍辱負重的丁鐵石身上,從丁氏家庭男女老幼半個世紀以來為中華民族為新中國為黨的事業所遭受的挫折和厄運、所作的貢獻和犧牲來看,誰都會說:「這個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個忠勇之家,愛國之家、革命之家!」    
    日月不息,天網恢恢;換其哉,生靈塗炭;復其哉,社稷生輝!恣意行兇作惡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興、王子耕這類就是在國民黨特務中也該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還活著,如果又恢復了若隱若現的人性,就該有晨鐘暮鼓式的懺悔。不然,他們的子孫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跡,這些無辜的後生也許會感到自己的頭頂上空,老有一塊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陰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獲救(一)

    「文化大革命」後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長短不一的一本小說,有多種手抄本在中國成千上萬的青少年中秘密流傳。它就是後來正式發行的《第二次握手》,並被拍成了同名電影。但這部作品產生的過程,及其作者張揚遭受過何等劫難又如何獲救,恐怕知之甚詳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張揚,1944年出生於湖南。新中國建立後,他的家庭由於階級出身的差異,屬於抬不起頭、過著淒苦日子的那一類。1963年年初,19歲的張揚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幫助查找到的從未見過面的親伯父,順路經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豐碩的化學家。    
    張揚臨離長沙時,他的姨母和母親說起他從未聽說過的關於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將飯菜端上桌,推開書房門叫舅舅吃飯,只見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貫注地臉向著窗外。舅母返身拉開客廳門,發現外面站著一位素未謀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禮貌地說出舅舅的名字,問是否住在這裡,舅母答「是」,並邀請她進屋。但這位女客人謙辭,站了一會兒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幾步又在門口停下腳步,轉身詢問隨後相送的舅母:「請問:您是他的夫人麼?」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輕歎一聲——「您多幸福啊」,轉身離去。    
    舅母回屋,在飯桌上問舅舅:「剛才那位女客人是誰?」舅舅說:「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來是她!唉,你為什麼不請她進家來呢?」    
    ……    
    這個曲折離奇的愛情故事,深深打動了張揚。他從舅舅的苦學求成的經歷,聯想到科學家對人類社會的令人崇敬的貢獻,以及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爭得的榮譽。他認為,從這樣一群具有真正聰明才智的知識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個民族的素質和國家的文明水準。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長沙,張揚就著手寫他已構思好的小說。他寫了一萬多字,只是個短篇,取名為《浪花》,意為潔白的浪花即意味著水的純淨。    
    1965年9月,張揚到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的中岳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插隊。他一面勞動,一面充實改寫他的《浪花》,一下擴展成十萬字,易名為《香山葉正紅》,同時改變了原來悲劇性的結尾,著力描寫了周恩來總理與我國科學家之間,情真意篤的笑語交融。因為很多真實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十分尊重和愛護廣大的知識分子。他認為在他這部有關科學家的作品中,出現周總理的這種形象,是自然而然的應有之筆。    
    他對這一次的充實改寫很滿意。但他只給為數寥寥的幾位好友瀏覽消遣,根本沒有發表的意念。因為「千萬不要忘記」又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藝作品,成了「階級鬥爭」的活靶。儘管他的這部小說,是歌頌共產黨、讚頌社會主義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頌共產黨和讚頌社會主義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讓一位作者下地獄,從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總會挑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骨刺來。    
    1967年夏,武鬥的槍炮聲響遍三湘四水。張揚躲在生產隊的一座土屋中,繼續改寫了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瀏陽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學生、又是一名紅衛兵的小頭頭,給張揚寫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擊了「非神學的聖經」、「林立的偶像」和「蒙泰裡尼式的紅衣大主教」。    
    據分析,所謂「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來的個人迷信狂潮;「蒙泰裡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這裡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學的聖經」,則指的是「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背誦「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罷了。張揚給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觀點。但張揚提醒他:為防不測,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轟轟烈烈。瀏陽縣當局早就密切注意這位中學生「反動言行」的人們抄了他的家。誰知他並未接受張揚的勸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張揚的幾封回信。這位中學生和他的一些「紅衛兵同夥」成了「現行反革命小集團」,統統被抓了起來。張揚聞訊自知在劫難逃,立刻披星戴月「潛逃」到長沙,得到一些「哥們兒」的掩護,在工廠、旅店、農村東躲西藏。同時,斷斷續續地改寫這部小說。    
    經過修改,這第四稿比前兩稿精練了許多,由十萬字上下精練成六七萬字,恰好寫滿那個塑料皮筆記本的最後一頁。他把書名改成《歸來》,意即於海外學成業就的許多科學家,都陸陸續續地回歸已是社會主義的祖國,將個人的一切奉獻給自己的國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張揚從長沙去別處看望一位朋友。他預感可能出事,便將隨身藏著這部書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陳的知青夥伴家,身無「牽掛」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瀏陽來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著他。他立即被銬起雙手。但他沒有任何生活用品,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長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順便抄抄他的家。    
    隨後,他被警察押解到瀏陽蹲大獄。雖然,他從未見過拘留證或逮捕證,但罪名卻有了一大串——「惡毒攻擊林副統帥」、「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後,「林副統帥」就不再是「親密戰友」了,張揚也和贛州的女青年李九蓮一樣,被繼續不見天日地關押著,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開釋,他白白地被關押了兩年又十個月,有冤難申。    
    他回到了瀏陽縣大圍山區的中岳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後,將小說全文擴展到二十萬五千字。    
    這時候,張揚卻不知一場更大的災難即將臨頭。自從他1970年2月,被兩個警察銬進瀏陽大獄之後,他的弟弟從陳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歸來》,又借給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們有的照抄《歸來》,有的訛抄為《歸國》,還有人把它們傳到了北京。傳到北京標準件廠機械修理工劉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沒有了封面。劉展新細心地通讀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個兒給這部書稿起了個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傳抄到華北、東北、西北,傳看的人越來越多。    
    1974年,鄧小平復出,並代替病情日趨嚴重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事務。湖南省有關部門在其《情況簡報》中,反映說《歸國》是一本「壞書」,但並未導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報》在其第960期《內參》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廣泛流傳的「嚴重情況」。姚文元看了這份《內參》後,於10月12日打電話給《北京日報》說:「請找一份給我,並查清作者在哪裡。」《北京日報》立即給他送去了一個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4點鐘左右,姚文元再次給《北京日報》打了電話。他說:「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它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如郭堯、吳有訓。寫了許多人。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這不是一般的壞書。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姚文元的這個「指示」,很快就被傳送到了「四人幫」死黨劉傳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專案組。專案組查明了張揚的下落,即刻給湖南省公安局發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們對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作者進行了查找。現已查明,這本反動小說是你省瀏陽縣的一個插隊知識青年張揚所寫。現將情況函告你局,(望)及時處理。」    
    接著,新華社《內參》以《北京市發現許多單位秘密流傳手抄本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為題,詳細反映了流傳情況,並認定小說內容「極其反動」。這篇《內參》說:「北京市公安局根據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對壞書《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進行了清查。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現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岳公社插隊知青張揚。」    
    湖南省公安廳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後,經報省委常委會討論同意,於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張揚。被關進幾十年前殺害楊開慧的反動軍閥何鍵關押共產黨人的鹿洞裡監獄。    
    身陷鐵窗中的最初幾個月,張揚對公安預審人員有問必答。然而,時日一長,鐵窗裡的現實終於使他恍悟到,他又掉進了一個爛雞毛坑,越是使勁地拍打,越是拍打不乾淨。因為他的反覆說明、澄清、解釋等等,雖能使預審者耳熟能誦,但似乎都不符合他們的胃口。    
    同時,張揚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獲救(二)

    張揚入獄沒幾天,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長文,文章中提出了「教唆犯」三個字。按照當時的中國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後都必有「教唆犯」。張揚這次一入獄,公安人員就跑進一家醫院,對張揚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老鷹抓雞似的把她從病床上抓了起來,卡住她的瘦胳膊,掐住她的一隻大拇指,往一個筆記本上摁手印,並被打成「教唆犯」。    
    與此同時,張揚在長沙的姨母和北京的舅父,也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國各地,凡是閱讀、傳抄過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幾乎都被公安機關傳訊、搜查過,有的還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還跑到汨羅縣鄉下,用「開除公職」、「開批鬥會」、「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挾,逼迫張揚的一位當教師的朋友捏造偽證。他們又去張揚插隊的地方組織「聲討會」,挨家挨戶搜去社員們的印章,以「廣大貧下中農」的名義炮製了一份《控訴書》,「一致要求」判處張揚死刑。    
    這使得一些好心的知情人覺得,在那年月只要「四人幫」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說你一聲「反動」,你不死也得脫層皮。    
    為了使這個「反動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廳求得省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向「頑固分子」張揚打了兩場「人民戰爭」。這「人民戰爭」的突擊隊,是搬自湖南省師範學院中文系的教師和「工農兵學員」。公安局的人給張揚戴上手銬,推上吉普車,押赴長沙鬧市區的省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間大會議室;突擊隊的男女老少幾十人即刻圍了上去大叫大罵,還有的人威脅恐嚇、拐彎抹角地搞誘供。    
    1976年3月24日,正當「四人幫」猛烈「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際,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廳,將已「拘留」了一年兩個月又十七天的張揚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被瘋狂鎮壓後的兩個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廳對張揚的預審終結,並開始製作《起訴書》。    
    這份以長沙市公安局名義起訴的《起訴書》,歷數了「被告人」張揚的「罪惡」。它說:    
    ……特別是1973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摧垮,他們的「叛徒哲學」、「天才論」等反動謬論都被批倒批臭了,張揚出於其反動階級的本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又寫出反動小說《歸來》第六稿,變本加厲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學」和「天才論」。文字越寫越冗長,內容越寫越反動。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本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這本黑書從頭到尾貫穿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對黨的基本路線;竭力鼓吹「叛徒哲學」、「天才論」,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搞和平演變,為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這樣毒汁四濺的黑書,被告張揚卻得意忘形地說:「我把書名改為《歸來》,既切題又含蓄,不僅人歸來了,而且他歸來了」。從這本黑書描寫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歸來」的都是叛徒、特務、反動軍閥、洋奴買辦、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張揚書寫反動小說《歸來》的反革命動機、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對於《歸來》突出了周總理的光輝形象,《起訴書》認為那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至於張揚說了一句張春橋是叛徒,《起訴書》則說這是「攻擊中央首長張春橋同志」,「矛頭甚至直指無產階級司令部」……    
    除這些「主罪」外,《起訴書》還給張揚橫加了許多「罪惡」,稱他為「不可救藥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給予「嚴懲」。    
    對「不可救藥」者的「嚴懲」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廳送達的這份《起訴書》,及其附來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員李海初研讀了《起訴書》,又認真閱讀研究了《歸來》的各種「版本」的手抄本,然後才認真研究了預審階段的全部案卷。這位已達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結論,與《起訴書》截然相反,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如果經他的手,判處這本書的作者以死刑,那麼晚年回首平生,他會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滅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時只能默默地思緒萬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這個案子壓了下來,實行當時惟一能夠採取的妥善策略——「拖」!    
    當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卻加緊了他們的「既定」圖謀的活動。9月22日,對張揚來說,已銷聲匿跡了十一個月的省公安廳的那位主要預審人員,突然又出現在張揚的面前。他對張揚說:「你就是一個字也不說,我們也要把你這個案子辦到底的!」他反覆教訓張揚必須端正態度,要「只爭朝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了。按說,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讓辦的這樁荒唐的案子,理應就此客客氣氣地了結才是。老法官李海初去向公安局預審處的一位老上司試探著說:「看來,《歸來》這案子不好辦咧!」這位擔任預審處長的老上司板著臉說:「怎麼不好辦?你不辦,把案卷退給我們,我們交給瀏陽縣法院去辦!」李海初一聽,心想:那還不如放在自己手裡「拖」下去保險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認為根據形勢的大變,某些人原來「內定」的要張揚的腦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來按法定手續公開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審判庭進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審判庭向法院黨組作了匯報;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領導小組也作了研究。這先後三個不同層次的研究,出現過如下一些說法:    
    1977年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時的說法:    
    ——《起訴書》內容涉及張春橋,應讓公安局重新改判。    
    ——我看過了一審,判刑超不過十年。    
    ——不要急於處理,建議都看看小說再說。    
    ——他這個小說,算個什麼東西?是散佈黃色的,還是攻擊?    
    ——還看不出是攻擊,只能看出是吹捧資產階級的愛情至上。    
    ——這個案子要殺,是不是因為這個案子到了姚文元那裡?    
    ——十年徒刑算了!我聽了半天,也沒聽出什麼來!    
    ——主罪是寫小說。還需要不需要宣傳部門鑒定個正式意見?    
    ——公安局原來勁頭很大:要殺!我現在的意見,是不是請院長向他們講一講:再關一段再說,不要急於判,判了被動。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殺他。現在我們要向領導小組匯報,能判幾年就判幾年,投入勞動改造算了!    
    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黨組聽取了刑庭匯報後的研究:    
    ——對於反動文人如何判,這是一個新問題。捕時,經過了省委,這非同小可。看來過去沒判,搞對了!要權衡得失,對科技人員的政策,也要考慮。要根據形勢,來處理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涉及廣,複雜,多商量一下有好處。把情況整理一下,向省政法小組匯報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國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近兩個月。省政法領導小組聽取了匯報後的研究結果是:把《歸來》鑒定一下,請文聯提一提意見。    
    將這部作品送請省文聯鑒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議。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聯的權威意見,抵消當年以省師範學院中文系為突擊隊的那場「人民戰爭」。其時主持湖南文聯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聯的許多同志認真審讀了這部手稿,向法院寫了正式書面意見。這書面意見是:    
    ——《歸來》是好書、不是毒草。主題是好的,愛國的,健康的……只要給作者提供一定的條件,這部小說未必不會成功……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獲救(三)

    但是,文藝界與法院的正義力量加在一起,也沒有那些主張給《歸來》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們的權勢大。因為那些人都是隨自己的興致給他人以生殺予奪的鐵腕人物。對他們來說,什麼黨紀國法、人性良知都得統統靠邊站。    
    正是這實事求是的人們,與對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兩個凡是」式態度的人們,激烈交鋒相持不下的時候,過去長時期在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帶動下,一向敢於培育新青年和為社會正義而吶喊奮鬥的《中國青年報》與《中國青年》雜誌,在1978年10月雙雙復刊了。它們每天都收到成籮成筐的來信和來稿。一天,也經歷過「文革」十年磨難的《中國青年報》文藝部女編輯顧志成,親手拆開湖北宜昌樹脂廠青年工人李謙的來信,信上說:    
    編輯同志:    
    幾年前,我從某種「渠道」,得到一部名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說。當時,因為正在收繳這本書,我是懷著一種「犯罪」的心情,一口氣讀完的。我被書中那些生動的故事情節和真實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壓根兒不是什麼「反動小說」,而是一本在「四人幫」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時期實在難得的好小說……當然,這本小說寫得還比較粗糙,存在一些缺點,是可以進一步加工提高的……    
    對於這樣一本輾轉傳抄、到處流傳、深受眾多青年喜愛的好書,前幾年,竟被扣上「反動小說」的罪名,橫加誣陷,嚴令收繳,並且對傳抄、傳看這本書的團員、青年進行追查、批判,實在是令人不平,我們怎麼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多了,隨著在各方面落實黨的政策,也應該給《第二次握手》恢復名譽了……    
    我們建議:迅速調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況,給予平反,並希望早日公開出版這本書。我們盼望著!    
    看完信,顧志成才想起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來信。她隨即從廢棄的來信來稿中,翻出了許多類似的信件。隨之有關這部手稿的命運,在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大大的問號和一個同樣大的驚歎號。    
    顧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氣讀完。她立即向報社文藝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國青年報》所有負責同志,都十分關注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運。    
    一天,顧志成去中國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隊作家,聊起了這個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王維玲的興趣。他從《中國青年報》借來手抄本也一口氣讀完。一大早,他就從家裡趕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該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說:「這個,你看看。」說完就轉身,沒說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見到王維玲,只說了一個字:「上!」    
    從此,中國青年出版社決心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國青年報》也決心為這本書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誰?他現在在哪裡?這都成了人們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頭等大問題。《中國青年報》派出女編輯顧志成、中國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編輯鄺夏渝,共同外出調查。最後她們從北京市公安局打聽出確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即刻南下長沙。    
    這時候,作為黨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在進行。胡耀邦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兩個不管」,已為黨內一切主張全力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同志廣泛贊同。顧志成、鄺夏渝到了長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團中央委員、湖南省團委書記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們的查訪,並派出團省委的得力幹部,陪同她倆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們要求立即與張揚晤談,同時要求看看案卷與有關材料。省法院院長與省公安廳廳長聯繫後,同意她們擬出與張揚的談話提綱,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問,她倆以「法庭書記員」面目出現旁聽,不得露出真實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話。至於有關材料,由法院負責提供。    
    與張揚見面前,顧志成、鄺夏渝先見了張揚的母親與姨母,作了長時間的敘談。然後,她們按照省法院與省公安廳的預定程序,與法院李海初一道,與張揚見了面。    
    此刻共青團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在緊張進行。在顧志成、鄺夏渝的推動下,團代會12月20日的會議《簡報》,以「《〈歸來〉一案值得重視》為題,正式反映了這樁文字案的前前後後。    
    12月下旬,體格瘦弱的鄺夏渝,被長沙陰冷潮濕的天氣凍病了。顧志成獨自一人奔赴瀏陽,到張揚插隊的公社、大隊、生產隊深入群眾調查。她終於查明,省公安局有關預審人員搞的那份所謂「廣大貧下中農一致要求」判處張揚死刑的《起訴書》,完全是強姦民意的誣蔑不實之詞。    
    她迅疾返回長沙,把已經瞭解到的一切情況以及對張揚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書記劉夫生作了匯報。劉夫生表示:省公安廳認為《歸來》是經湖南省師範學院中文系鑒定為反動小說的,並寫了正式書面意見,現在必須還由師範學院中文系重新審閱,並寫出正式意見,才能作出新的判斷。所以暫時不能放人。    
    這就等於說,這案子並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來的,「反動小說」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師範學院中文系創造的,而這個中文系的「權威」遠遠蓋過了著名作家康濯及其省文聯和省文藝界的許多人。很顯然,這是一種托辭,而並非不察實情或不學無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師範學院中文系很快主動地寫出了新的書面意見,否定了原來認為《歸來》是「反動小說」的看法。該系有關人員還作了自我檢討,說當時在那種政治氣候的壓力下,說了許多違背良心的話。    
    這樣,經多次走訪省公安廳,顧志成才見到了一直對她避而不見的那位主審張揚一案的預審處副處長黃志明。萬萬沒想到,這位副處長仍然堅持原來的看法。他說:「即使《歸來》不是反動小說,張揚本人也是反革命!」這個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廳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來人和公函後,為了「貫徹執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勁辦起來的,黃志明卻硬說:「這個案子不是根據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據華國鋒同志批示抓的。」    
    顧志成問黃志明:「華國鋒的批示在哪裡?」    
    黃志明答:「沒有看見。」    
    「即使這是華國鋒同志批的,」顧志成說,「那麼請問: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都平反了,他的問題是誰批的?」    
    這一問,才把這位一直威風十足的副處長問了個張口結舌。    
    1978年12月31日,顧志成、鄺夏渝即將返回北京時,她倆去省法院辭行,並向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廳據以定案的《歸來》帶回京,準備對之細加研究,看看這個「犯法」的手抄本,與北京眾多人士異口同讚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究竟有何不同。同時她們要求李海初不要急於結案,建議李海初與她們密切合作,統一行動。    
    李海初送她倆去機場。李海初說:「這個案子,在湖南是永遠解決不了的……」說得很深沉。    
    「我們回北京去解決。」顧志成說。    
    「北京?北京有希望嗎?」    
    「請等好消息吧!」    
    1979年1月7日,復刊後的《中國青年報》第三十六期《青運情況》,以《〈歸來〉是本好小說,作者張揚應予平反釋放出獄》為題,簡單報道了張揚及其作品橫遭誣陷摧殘的情況,強烈呼籲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和各有關領導部門,火速平反這起波及全國的文字獄。    
    這一呼籲,率先得到了共青團中央的老領導、其時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的響應。他在電話中要求中國青年出版社,也給他寫個簡潔的書面材料。他還說,在對這個書面材料做出批示後,報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電話通知長沙,盡快結案放人。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獲救(四)

    1月12日上午11時,顧志成給長沙李海初打了長途電話。顧志成說:「我們回北京後,立即向領導匯報了在湖南的情況,並寫了一個內部情況,報告了中央,提出張揚案是冤案。現在中央已同意這種認定,並通知湖南按冤案處理。最近兩天,湖南會收到中央的這一指示。」顧志成在電話中說,《中國青年報》或中國青年出版社,還要派專人去湖南,去時還要到省法院與李海初聯繫。眼下要求這位老法官把張揚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張揚被釋放後,交給他本人。以後要邀請張揚到北京改稿。電話中最後一句是:對張揚的冤案情況,《中國青年報》準備公開見報。    
    接到這個電話,李海初更感到大獲全勝已成定局。在這前一天,他就已經正式寫出《關於對張揚案的處理意見》。《意見》說:「經審查,主要事實不能認定,建議全案發還公安局。」接電話後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3時許,鹿洞裡看守所長長的甬道中的一個鐵門匡啷一聲打開了。好老頭「典獄長」領著張揚默默地向外走。張揚的整個神經立即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他準備高呼一聲「共產黨萬歲」緊隨槍聲而僕。他跟著「好老頭」在直筒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們越過了一個又一個審訊室,最後走進了一間辦公室。    
    在這間辦公室,朝著門,出現了京劇舞台式的場景,品字形坐著三個人。一側,是他見過兩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側,是一位「省公安」;正中間,顯然是位「高幹」了,經介紹,他才得知這位就是省公安廳副廳長於志。    
    於志副廳長滿臉堆笑,還給張揚遞上一枝煙並點上火,然後才向張揚宣佈說:「經過我們四年多的反覆調查研究,現在終於做出了結論:你寫的《歸來》是一部好書……張揚同志,你平反了!……你準備回家吧,汽車在門口等著……希望你今後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貢獻聰明才智,寫出更多的好作品……」    
    一個多小時後,張揚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風雨飄搖、顛沛流離、飽嘗人間苦難的家。鄰里們紛紛湧來,像過節般地歡天喜地。    
    正當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年屆四十的編輯李碩儒飛抵長沙。因飛機誤點,原來準備接李碩儒一道去看守所迎接張揚出獄的省法院刑庭李庭長,不知張揚已回到家中,就與李碩儒坐著吉普車直驅看守所。到了那裡才知道原來關押張揚的牢房已人去室空。他們調轉車頭,又直奔長沙市區的那座極普通、極簡陋的居民小樓。    
    進了張揚家,只見一個骨瘦如柴、穿一身撐不起來的藍制服的細高挑青年人憑窗而立。他小腦袋,細長脖,佝僂著背,完全一副老人樣。李碩儒以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向這位老人樣的年輕人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剛從北京來,一下飛機就奔這兒來了……」    
    他語聲渾厚,音調鏗鏘,帶著熱情真摯的微笑。張揚一下愣住了。接著他才第一次聽說,他在鐵窗生涯的最後一段時日,從長沙到北京,從北京到長沙,多少人在為他和他的《歸來》的平反而奔走、吶喊、抗爭著。他感激的思緒如波濤潮湧。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對中國青年出版社幾天前送給他的報告作了批語,稍後又給原出版社社長、共青團中央委員、也是黨的中紀委委員的胡德華寫了信。    
    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給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後,認為《歸來》不是反動小說,判刑依據不足,但公安局堅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畫了條黑線;在「湖南省師範學院中文系已經改變對《歸來》的看法……但省公安廳預審處副處長、主審此案的黃志明同志仍堅持原來的看法,並說:『即使《歸來》不是反動小說,張揚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話下,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線,還在旁邊批了這幾個字:「這個同志的態度不對!胡1.20.」對這樣的一段話,「黃卻說:『這個案子不是根據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據華國鋒同志的批示抓的。』我們問批示在哪裡?黃說『沒有看見』,不同意放人結案,張揚至今仍然在押」,耀邦也打了黑粗線;對「我社將出版小說《歸來》」,耀邦也打了線。    
    給胡德華的信是1月22日寫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華同志:    
    你們對這個情況瞭解得很好。既然你們瞭解了,你又是中紀委委員,你就有權參與解決這個問題。因此,請你會同中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專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認真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後,請將結果報告有關部門。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對青年出版社的報告做出批示的同時,《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佈了這樣一條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書》,全文刊發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的,湖北省宜昌樹脂廠青年工人李謙給報社的信,並加了《編者按》。當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與報紙摘要》就轉播了這條消息。緊跟著,張揚家狹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許多來訪的朋友,和《湖南日報》、《長沙晚報》、湖南省電視台的記者,擠得滿滿當當。    
    此刻張揚突發高燒。他躺在自家的病榻上,強打著精神,接受朋友們的祝賀和記者們的採訪。接連兩天,他都處於這種高燒與亢奮的共振狀態中。    
    李碩儒對此十分焦急。他認為必須刻不容緩地讓張揚完全擺脫其力不勝持的這種狀態,並按照他來長沙的「既定方針」,把張揚迅速帶往北京治病。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給胡德華寫信的那一天,李碩儒帶著張揚,登上由長沙直達北京的列車。第二天,列車抵達北京站。張揚心目中特感蹊蹺的那兩位「法庭女書記員」,正笑盈盈地佇立在站台上熱烈歡迎他的到來。張揚緊握著這兩位已「暴露」真實身份的大姐姐的手,百感交集。    
    1979年1月27日,農曆戊午年除夕,星期六。李碩儒把張揚帶回出版社招待所。第二天,己未年大年初一,李碩儒帶著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帶著包好的餃子,到招待所和張揚一起過年。    
    這時,每天都向《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飛來大量讀者來信,要求早日讀到正式鉛印的《第二次握手》。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同志,將找齊的文字長短不一的六種手抄本一一進行了比較,將各本同一章節中最精彩的文字選出,並將其上下銜接貫通成完整的作品,送給張揚最後定稿。    
    誰知就在這種時刻,曾拚命「圍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一幫人仍不肯認輸。他們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黨中央。胡耀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確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終擊退了這股黑流。    
    1979年4月30日,張揚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修改稿。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們的辛勞,一刻也未鬆懈,小說全文於5月下旬發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華書店大門前,就已排起爭購的長隊。7月25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都刊登了新華社記者楊建業采寫的報道:《正義得到伸張,冤案得到平反,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這本與其作者一道從死亡線上被搶救回來的小說,一下轟動了全中國。出版社一版再版,陸續發行了四百三十萬冊,為全中國短時期內單本小說的發行量之冠。《中國當代文學史》評論說:這是第一部描寫周總理光輝形象的文學作品,也是建國以來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識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說:這部書第一次告訴人們:知識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愛可敬的人。作品熱情肯定知識分子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讚美了人性與愛情。    
    的確,所有這些,正是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廣大群眾真摯關注而遭到「四人幫」們瘋狂「圍剿」的原因,也是後來得到胡耀邦深切關注的真正原因。    
    張揚在結核病醫院治療了一年又三個月才基本康復。他出院後不久,經李碩儒做媒,與作家出版社的女會計徐捷結婚。2001年11月,張揚主動結束了這段姻緣,另組新家。    
    1988年12月底,張揚從北京寓所回到長沙,聽說耀邦已在湖南兩三個月了,正住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個園林化建築群落,離省文聯只有幾分鐘路。    
    1989年1月6日下午,張揚如約來到「九所」六號樓一間大廳。兩三分鐘後,一個聲音傳來:「是張揚同志嗎?」耀邦微笑著走過去。耀邦的衣著極普通,他端著一個原先裝豆瓣醬之類的圓口方體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裡面有半杯淡茶。    
    他倆在兩個沙發上坐下,幾位工作人員悄然退出。    
    耀邦剛坐下便開始抽煙。張揚覺得耀邦的耳垂很長,三分之二以上的頭髮仍是黑的,面部皺紋不深重,更沒有老年斑。他記憶力強,反應敏捷,口齒清晰,思想活躍,待人坦城,胸無城府。同時,張揚也注意到,此刻耀邦的笑容似乎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的,禮儀性的;一種是勉強的,慘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鬱,時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態。    
    當耀邦聽到張揚說到社會風氣的敗壞和作家生活的困境時,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談起他的同鄉戰友和「恩人」楊勇時,他無法抑制欣慰和緬懷之情……    
    談話臨近結束時,耀邦凝視著前方,平穩地輕聲說:「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還要做人。」他送張揚到大廳門口。    
    此時的耀邦,離開黨中央總書記崗位已經兩年了。


福建地下黨冤錯案的最後解決這些冤錯案的由來

    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中,清查到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黃國璋,泉州地委副書記許集美的問題時,有人認為他倆原來都是閩中地下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遂對這個組織的其他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的政治歷史問題莫名其妙地進行「專案審查」。    
    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閩委〔1978〕綜字62號」文件向中央報告:「現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審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閩中地下黨組織的領導機關完全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控制,其主要負責人黃國璋、許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閩中特委副書記,解放後任省教育廳廳長)等人都是叛徒、特務、內奸分子」,於是紛紛予以開除黨籍,逮捕法辦。    
    在全國解放後,這是對原福建地下黨同志極左鬥爭的最後一個大案。早在前二十年,即1958年的「反地方主義」和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的「反地方主義補課」中,福建地下黨和老革命根據地群眾就受害尤甚;其中波及面最大的,是黨的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曾鏡冰的「內奸嫌疑」案和原閩西南黨的白區組織「紅旗反革命」案。    
    所謂曾鏡冰的「內奸嫌疑」案,就是1948年年初,以武夷山為中心的閩浙贛區黨委,懷疑自己的組織被內奸特務控制而錯殺了一批骨幹同志,解散了城工部組織,使黨的事業遭到了重大損失,此事引起黨中央的重視。    
    1955年5月,中央針對這個錯誤,對當年黨的「七大」中央候補委員、原閩浙贛區黨委書記、解放後曾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的曾鏡冰,產生了政治上的懷疑,認為他「長期執行著違反中央路線的機會主義路線」,決定對他進行專案審查。    
    1957年3月5日,中央五人小組《關於曾鏡冰案的請示報告》認為曾鏡冰的「內奸嫌疑很重」,決定撤銷其中央候補委員、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務,「留在黨內繼續審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致死。    
    這一案件,直接影響到對原閩浙贛區黨委工作的評價,株連了一批幹部群眾。而所謂「紅旗反革命」案,是完全根據國民黨特務和國民黨特務檔案的材料辦的案。    
    1950年5月,從解放軍俘獲的敵特人員口供和原來繳獲的敵特刑庭檔案中發現: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度成為閩西南地下黨主要負責人的陳華,在1947年10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經不起生死考驗而背叛了黨、背叛了革命,並寫了一份幫助國民黨特務鑽進革命隊伍做內奸的「計劃書」。1949年2月,解放軍的百萬雄師即將橫渡長江之際,陳華才離開敵人的監獄,但他沒向黨組織交代叛變情況,而當上了安溪中心縣委書記。因此,中共福建省委於1951年2月,決定對原閩西南白區組織的六百多位同志一一進行審查;同年7月21日,省委將《關於審查原閩西南黨的白區組織中陳華案件的綜合報告》(即審查結論)上報黨中央。    
    受上述三大案件的株連影響,以及1942年4月「閩粵邊委」按當時黨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的指示,決定部分地下黨組織「停止活動」等原因,使得全省一些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游擊隊,長期沒有得到承認,有些黨員的黨籍也未得以恢復;甚至很多人被關押審查,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殘,許多人一直抬不起頭;有些人的親屬窮困至極,不得不攀附親友或流浪乞討……    
    福建,本是老革命根據地之一。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這裡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1927年南昌起義不久,這裡就開始組建工農武裝,不斷開闢和擴展革命根據地;其中,以長汀、連城、永定為中心的閩西根據地,與中央蘇區連成了一片。    
    1934年10月,王明的「左」傾路線,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蘇區主力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留在福建的大大小小的游擊武裝牽制了大批敵人,支持了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    
    八年抗戰和四年解放戰爭,福建黨組織始終堅持了武裝鬥爭,同時加強了城市工作,解放了一些城鎮和廣大農村,有力地配合、支援南下大軍順利地解放了福建全境。    
    在這綿延二十多年的緊張殘酷鬥爭中,全省先後有十多萬人參加了紅軍、新四軍和游擊隊。其中參加長征的有兩萬多人,抗戰開始由游擊隊編入新四軍的有五千人,其他人分散在兩千多個革命基點村堅持鬥爭到全省大解放,贏得了「紅旗不倒」的美譽。    
    當年分佈在閩西南崇山峻嶺和閩北以武夷山為依托的星星點點的地下黨組織,在分屬中共閩粵贛、閩浙贛省委領導時,方志敏、陶鑄、張鼎承、鄧子恢同志都分別領導過。長期鬥爭的歷史充分表明,福建黨在革命戰爭年代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英勇鬥爭,為奪取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付出了巨大犧牲。她不愧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組成部分,她領導的武裝部隊不愧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英勇的戰鬥隊伍。然而全國解放後剛剛吃了幾年安心飯,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也使當年風餐露宿、僥倖生存的很多同志及其親屬,長期蒙受不白之冤和人間羞辱,其影響之壞可想而知。


福建地下黨冤錯案的最後解決胡耀邦說:應該公正地解決這個難題

    1981年,福建省委多次討論,一致認為,如果福建地下黨的冤假錯案再不認真對待並加快解決,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就難以調動,改革開放的大業也難以進行。這不僅是當地幹部的強烈要求,也是包括太行、太岳、江蘇、山東南下幹部的共同願望。恰在此時,福建的一位黨員幹部上書胡耀邦,反映了福建地下黨遺留的這些問題,表示十分憂急。胡耀邦立即在這封長信上批示——    
    地下黨問題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決,就先從福建抓起。    
    從此,福建地下黨問題的解決,開始有了新起色。    
    同年8月22日,根據耀邦這個批示,中共中央組織部致函剛到福建不久的省委第一書記項南等同志,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關部門予以調查瞭解,並把結果告訴我們,以便共同研究處理辦法」。項南和主管全省黨務、政法、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省委書記金昭典、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委組織部部長李正亭等同誌喜出望外,認為上下看法完全一致,解決這一問題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當年10月13日,福建省委召開了常委會議,決定由省委書記程序、伍洪祥負責,並成立「地下黨問題辦公室」,調查處理地下黨問題。此後,省委又相繼召開了正確處理地下黨問題座談會,省委負責同志都到會聽取了意見。參加座談會的地下黨老同志從大局出發,以黨的利益為重,在會上心平氣和地反映了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    
    儘管這樣,胡耀邦還是不放心。他又讓中央組織部派出干審局負責同志專程前往福建,檢查這項工作的進展情況。福建省委也派出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去北京,向中央組織部等有關領導部門匯報請示,力求妥善圓滿地解決這個大難題。    
    在摸清了地下黨主要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後,根據胡耀邦「公公正正地解決」這一問題的精神,福建省委不少同志,特別是省委常務書記胡宏、省委宣傳部部長黃明、建陽地委書記張翼等同志尤為積極。他們都認為:地下黨問題是一個涉及面廣、情況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要正確處理這一問題,必須要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依據,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過去的歷史問題。一方面,要從地下黨遠離中央,在敵強我弱、條件十分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長期堅持鬥爭的實際出發,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地下黨鬥爭中出現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挫折;另一方面,也要從解放後長期受「左」傾錯誤影響這個實際出發,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看待過去在處理地下黨問題上的失誤,因此——    
    解決地下黨問題,要考慮當時的歷史條件,宜粗不宜細,不要追究個人責任,做到既分清是非、解決問題,又有利於安定團結;    
    解決地下黨問題,必須首先恢復地下黨原來的革命形象,大是大非要分清,小是小非不糾纏,主要著眼於從政治上解決問題;    
    解決地下黨問題,組織和個人問題要加以區分:既不能因為恢復地下黨的革命形象,而忽略個別人的問題或錯誤;又不能因為個別人的某些問題而否定那一部分地下黨組織的革命形象;    
    同時,解決地下黨問題,一定要堅持黨的原則,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既不要超越地下黨問題的範圍,也不要迴避矛盾。一切都要通過調查研究,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該解決的問題不能頂住不辦,但對過去處理正確的問題也不能「一風吹」。而且要教育各方面的同志都要以黨的利益為重,肅清「左」的思想影響,團結起來向前看,共同把這個歷史遺留問題解決好。    
    有了這「公公正正地解決」問題的精神,對三大案件及其他類似問題的複查,進展得順順當當。在1982年5月31日,省委常委會就聽取和討論了關於福建地下黨的第三個大案——閩中地下黨領導機關「完全被國民黨特務所控制」的「專案辦公室」的匯報,當時就同意莆田地委的意見,撤銷了1978年6月省委對原泉州地委副書記許集美的原處理決定,宣佈無罪釋放,恢復黨籍、職務與工資級別;同時也同意省委組織部的意見,撤銷了當年省委對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黃國璋的原處理決定,恢復了他的黨籍和工資級別。    
    1983年5月12日,省委又對這個案件進一步發了專門文件。這個叫做「閩委〔1983〕綜字273號」的文件指出:經過多年工作,對此案所審查的問題已經澄清,對所審查的黨員幹部已做出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為此,省委決定撤銷這一專案,撤銷1978年6月13日「閩委〔1978〕綜字62號」給中央的報告。同時通報有關部門和地、市委,對專案審查材料按政策規定進行清理,對受該案株連的人員要恢復名譽、清除影響,做好善後工作。    
    省委並認為,原閩中地下黨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領導機關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黨的事業做出了貢獻;她領導下的武裝部隊是人民解放軍的一支戰鬥隊伍。原認為「原閩中地下黨組織的領導機關完全是被國民黨特務所控制,其主要負責人黃國璋、許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務、內奸分子」是錯誤的。因此應為原閩中地下黨組織的領導機關及其主要負責人黃國璋、許集美、林汝南和其他受錯誤處理的同志平反,恢復名譽。不久,許集美被選為福建省政協副主席。海內外迅速反應:這次平反是真平反,不是走過場。    
    接著,也是在1983年5月中旬,福建省委向黨中央呈送了《關於為曾鏡冰同志平反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經過多年審查證明,曾鏡冰同志政治上沒有問題,應排除「內奸嫌疑」。曾鏡冰同志任福建省委、閩浙贛區黨委書記期間,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是有重要貢獻的,對他的「長期執行著違反中央路線的機會主義路線」的認定,應予撤銷。1948年年初,閩浙贛區黨委懷疑其所屬城工部組織被內奸特務所控制,錯殺了一批骨幹,解散了這個組織,使黨的事業遭受了損失,錯誤是嚴重的。1965年經中央批准,為這個城工部平反,是正確的,遺留問題應繼續抓緊解決。經過長期嚴格的審查和考察,造成這一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重大失誤。基於上述結論,我們認為應為曾鏡冰同志的「內奸嫌疑」平反,恢復名譽。這一專案應予撤銷。凡屬受此案株連的原閩浙贛區黨委的其他領導人和幹部群眾,也應同時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1983年6月22日,中央批准了福建省委的這個《請示報告》,並撤銷過去有關撤銷曾鏡冰中央候補委員、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務的決定。省委隨即將中央的這一決定及省委的《請示報告》印發全省。這樣,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的「內奸嫌疑」區分清楚了。    
    對於第三個大案的解決,福建省委於1983年5月29日,向全省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於對原閩西南黨的白區組織審查結論作部分修改的通知》。《通知》說:1951年2月,省委由於發現了陳華叛黨的問題而決定對原閩西南黨的白區組織的成員進行審查,是必要的。審查後,把陳華個人問題與這個組織加以區別,確認這個組織「不屬於紅旗反革命,而是我黨的組織」,這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對這一案件的審查,是在解放初期進行的,受到當時客觀條件限制;又由於在審查中對解放戰爭前夕鬥爭形勢和白區工作的特點研究不夠,因此對這個組織在鬥爭過程中的某些問題看得過於嚴重,認為安溪中心縣委在領導1949年2月到10月這8個月的鬥爭中,其政策和路線的錯誤是嚴重的,在黨的方針原則、軍事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領導問題等等也是有原則性錯誤的,其思想作風是非無產階級的,以致黨政軍民的組織不純是十分嚴重的。《通知》說,這部分結論是錯誤的,應予撤銷。對受其影響而受到錯誤處理的幹部群眾,應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認真地落實政策。    
    隨著三大案件的公正了結,福建全省各級黨委和有關部門對提出申訴的四千四百四十一件涉及地下黨人員的刑事和黨紀政紀案件進行了複查。到1983年年底複查結案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三件,其中予以平反糾正的冤假錯案達一千七百一十件,占複查結案數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九。同時,承認了福州地區的東嶺工委及東嶺游擊隊、廈門市的原閩中地下黨廈門省立醫院支部、寧化縣的閩寧游擊大隊;恢復了一千四百七十八名確曾入黨、間隔多年仍具備黨員條件的黨員的黨籍。    
    但是,由於「文革」災難及「清查」的擴大化,攪翻了建國初期軍隊、老區、地下黨幹部會師時的「五湖四海」,不少單位領導班子的組成,出現了「清一色」——只選用來自一個方面或「文革」中同一個觀點的幹部——「表面無山暗有礁」,對地下黨一些遺留問題的徹底解決,仍然難上加難……


福建地下黨冤錯案的最後解決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緊進一步解決

    1983年冬天,從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書記退到二線、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江一真,到福建調查山區經濟。這對他來說,大有落葉歸根之感。    
    他出生於閩西連城縣,1927年十二歲就參加了革命。全國解放後,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幾年,擔任過省政協主席、省長和省委書記,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機關就有不少人對他說:中央三令五申選用「四化」幹部,可我們閩南原來地下黨培養的幾百名大學生黨員,眼看寶貴的年華就要耽誤光了,你能不能想些辦法關心一下?    
    江一真是個「肚子裡打燈籠」、心地亮堂的直腸人。他就聽不得有人受委屈「彎彎腸子」的事。前文平反「伊瑪尼黨」案過程中,以他為主的河北省委,立即撤掉頂著不辦的滄州地委副書記張慶祥的職,就是一個例子。這次回到老家突聞還有一大批同志受冤,他那「山區經濟」也就暫擱一邊了,立即轉入對這幾百名「老大學生黨員」的調查。    
    他調查了兩個多月,調查得很細。他發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先後在廈門大學、從上海轉到福建的暨南大學和其他許多大專院校及中學,培養和發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識分子黨員;其中大專學生五百五十餘名。他們大都學有專長。江一真對這五百五十餘名大專學歷的原地下黨員,調查了其中的三百五十一人,其所學專業分別有國際貿易、工商管理、財政金融、工程技術等二十多種。他們當年都曾長期開展對敵鬥爭,建立了游擊武裝,最後為配合南下大軍解放廈門和閩南各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全國解放後,由於相繼發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連影響,加上歷次的政治「運動」,原來這些組織中的知識分子黨員,特別又有海外、台灣、港澳關係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殘廢;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沒完沒了的審查和控制使用,幾乎談不上積極發揮他們本來可能發揮的聰明才智。    
    這當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別悲愴動情的,是其中多數人因為屢屢挨整,級別偏低,生活十分艱難,特別是「八·一三」上海抗戰後不久,從上海匆匆搬遷到閩北建陽的暨南大學的許多老師和學生。他們在抗戰前就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如論資排輩,他們全都應納入「土地革命戰爭」或「紅軍時代」序列的老幹部。可是後來許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內奸、特務」,直到八十年代初,對他們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幾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級,比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還低兩級,每月所得,與省委機關打掃院子的清潔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調查中還發現,有些同志是福建地下黨員,如果早早離開了福建,則往往沒有遭到這種身心備受凌辱的厄運。如原來同是廈門大學城工部黨員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十一人,多數已成了部隊師級、政府局級幹部,毫無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頗有影響的學者名流。而留下來的這些「死忠臣」,則混到了任人欺凌踩壓、討吃要飯的地步!可是他們絕大多數都歷經磨難而對黨忠誠,工作兢兢業業,善於聯繫群眾,一般身體都還健康,還可繼續為黨工作一段時間。江一真覺得,福建的這種現象的存在,主要還是黨的政策落實得不夠,特別是對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策的落實,還急需繼續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後,迅速寫出了《關於落實原閩南白區知識分子地下黨員政策問題的建議》,於1984年3月10日送交中顧委常務副主任薄一波並報胡耀邦。    
    胡耀邦在3月14日對這將近三千字的建議作了九處批注,除標點符號共二百六十字——    
    在「這些組織在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和其他大專院校、中學,培養並發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識分子黨員,其中大專學生五百五十餘名」處,耀邦註:「請注意!」    
    在談到「多數人屢屢挨整,級別偏低,有的生活困難」處,耀邦註:「要重視這種情況!」    
    在提到「不少人學有專長……三分之一以上有親友在海外、港澳、台灣」處,耀邦批註:「要一個一個瞭解一下,凡屬真有專長身體又好的人,要吸收他們參加搞僑務工作、對外經濟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政治上對原閩南地下黨組織的形象和作用要做出正確評價」處,耀邦註:「兩三句話就講清楚了!」    
    在「六十歲能上能下的,一般可不在第一線擔任實質性工作,但應在二三線如顧問、人大、政協以及僑務、外經、外留等戰線妥善安排」處,耀邦註:「分別幾種情況,加以調整安排是對的。」    
    在「這些同志中的冤假錯案,尚未平反的應盡快徹底平反,還未恢復自由的應盡快恢復」處,耀邦註:「要快刀斬亂麻!只要不搞繁瑣哲學,糾纏細微末節,幾天時間就可解決。」    
    對「1982年以前工資級別一直沒有調整過,目前工資又確實偏低的,建議撥出專項指標,給予調整解決,有的可多調兩級」的建議,耀邦批注得更細更感人:「搞了幾十年革命,受了半輩子委屈,現在在待遇上調高兩三級,人不多,花不了幾個錢。省委就可以定!」    
    對「工作有需要和有條件去港澳、台灣、國外的,可安排他們出去,有條件和必要的還可長期在外工作和居住」的建議,耀邦也批注得相當細緻:「只要有條件,而且本人願意,完全可以去。去時還可送點安家費。在國外多有些故鄉人,好處很多。這方面也要進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最後,對這整個建議書,耀邦批了這兩句和日期:「轉一波同志閱後轉野蘋同志。請中組部協同福建抓緊進一步解決。三月十四日。」    
    3月17日,薄一波在「一波」二字上畫了個圈,以示「圈閱」。    
    福建省委的同志看到了耀邦的這個批件複印奔走相告:「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他們都認為這是黨中央對福建黨、福建知識分子的最大關懷,必須不折不扣地火速照辦。    
    可是在那個特定的境地,有個別有心機的人,竟利用幾個高幹子女對黨的歷史,尤其對福建地下黨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殘酷性不甚瞭然的弱點,慫恿他們向正在福建檢查工作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告省委書記的狀,說什麼中央早有規定,平反只是政治上的平反;而省委書記卻獨出心裁,要給這些人解決「級別待遇」問題,而且還要給他們一下提高三四級,這也太玄了!    
    這位領導也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將了。他聽到遇到類似的問題不知凡幾,所以沒有一聽就信。他還要兼聽兼聽「被告」究竟如何的「玄」法,於是就有了下面他與項南的一場對話——    
    這位領導問:「有人說你給人平反,還提級,而且對有些人一提就是好幾級。可有這個事?」    
    項南答:「不錯,有!」    
    問:「為什麼要這麼干呢?你過去也吃過冤枉,給你平反時,別人給你提級了嗎?」    
    答:「沒有。」    
    問:「可見人家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平反就是政治上平反,為什麼還要給他們提級呢?」    
    答:「就是應該提,而且要多提幾級!一個大學教授,現在還是二十幾級,跟我們那些掃地打雜的勤務員們是同等級別待遇,這怎麼叫人看得下去,又怎麼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對這些吃了半輩子冤枉的大學教授,一下提個三四級,也不過二十級左右,這多嗎?」    
    這位領導不禁一愣:「啊,有理由,這可以算是你的一個創造!」    
    項南神情嚴肅地說:「這可不是我的創造。」    
    「那是誰的創造?」    
    「是耀邦!」這位領導平時也很敬重耀邦,連忙問:「耀邦是怎麼說的?」    
    「耀邦有批示啊!」項南這才把耀邦的批件拿了出來,上面寫著:(這些同志)「搞了幾十年革命,受了半輩子委屈,現在在待遇上調高兩三級,人不多,花不了幾個錢。省委就可以定!」    
    這位領導看了耀邦的批件以後,也非常同情這些受了冤屈的同志,興致沖沖地說:「耀邦這批示很好嘛!」並把批件帶回北京。    
    不久,黨中央轉發了這個文件,督促各地推動類似政策的兌現。


福建地下黨冤錯案的最後解決真是「快刀斬亂麻」

    1984年5月26日,離耀邦3月14日的批示連頭帶尾才兩個月十二天,福建省委就向黨中央寫了《關於調查處理福建地下黨問題的報告》,報告從1981年耀邦對福建的一位黨員幹部來信的批示起,到1984年3月14日對江一真建議的批注止,福建各級黨組織和各部門對有關地下黨同志落實政策的情況。《報告》說——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省正確處理地下黨問題的工作,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一些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有了明確結論。許多具體問題,有的已經解決,還有一些問題,要進一步清除「左」的影響,並由有關部門繼續抓緊解決。對於有關地下黨員的刑事或黨紀政紀處分案件,分別由紀檢、政法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受理,於今年底根本複查處理完畢,同時還要認真為受株連的幹部、群眾消除影響,落實政策。對於遺留的組織和黨員黨籍問題,以及落實地下黨幹部政策的遺留問題,由組織、人事部門根據有關文件規定的精神抓緊調查處理。對於有關革命老根據地建設和「五老」人員的優撫工作,由民政部門和老區建設委員會繼續抓緊抓好。總之,各級黨委和有關部門一定要各負其責,善始善終地把地下黨問題解決好。同時,務必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進一步統一思想,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團結起來,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而奮鬥。    
    中央和耀邦見到了這份報告,立即批給中央組織部辦理。當年8月7日,福建省委就接到了中央組織部的通知。通知表示「同意省委對福建地下黨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認為:    
    1981年以來,福建省委對處理地下黨遺留問題,做了很多工作,解決了幾個在全省有重大影響的地下黨遺留問題;平反糾正了一批冤假錯案;承認了一批地下黨組織和黨領導的游擊隊;恢復了一些地下黨員的黨籍,並做了大量的善後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這對進一步促進全省政治上的安定,增強幹部之間的團結,調動廣大幹部的積極性,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你們再接再厲,按照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對江一真同志關於落實原閩南白區知識分子地下黨政策問題的建議的批示精神,繼續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凡是問題較多、任務較重的地方和單位,必須組織一定的力量,善始善終地做好這項工作。    
    當月29日,省委向全省各級黨組織印發了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江一真給中央的建議和耀邦的多次批示以及中組部的這個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根據耀邦的批示精神和中組部的意見,認真檢查這方面的工作,從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出發,進一步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黨委領導要親自過問,一項一項地認真地盡快抓緊落實。    
    後來很快,福建「老大難」之一的地下黨遺留問題,終於得到了比較圓滿的解決。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李之璉與周揚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1)

    李之璉與溫濟澤,都是1957年「反右運動」結束近一年之後,於1958年秋天被「反右補課」補為「右派」的。    
    在這之前,李之璉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黨的「八大」代表,同時為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之一;溫濟澤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輯。    
    既然他們都曾被打成過「右」字號人物,但沒把他們的不幸與解放融入本書開頭的《一次大解救》而專立一章,一因他們的遭遇頗為奇特,非寥寥數語可涵蓋;二因他們的繫鈴人都是周揚,解鈴人都是胡耀邦……    
    1955年夏季,全國大反「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際,大張旗鼓地開展了「肅反」運動。當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舉行了約70人參加的黨組擴大會,對丁玲、陳企霞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鬥爭。會議結束後,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9月30日,由部長陸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務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上報黨中央。    
    當時,李之璉也參加了這個部務會議。他作為中宣部秘書長,又是分管作協黨組織生活的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早就聽到了作協一些黨員對批判鬥爭丁、陳問題的一些反映。同時他個人也考慮到:「肅反」與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質的範疇,作協黨組為什麼不去搞「肅反」,而把重點放在對丁、陳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揚還讚譽丁玲是以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觀點描寫農民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在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優秀作品」,轉眼間卻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黨活動」,這是怎麼回事?    
    由於這些做法確實令人費解,李之璉在參加這次部務會議時,對作協黨組的那份報告看得特別入神,從而發現這報告矛盾百出:    
    首先,這報告的題目和內容就分道揚鑣:題目是《反黨小集團活動》,內容卻是抽像的思想作風、工作態度之類的表現,還說了丁玲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過的問題,等等,為什麼不著重揭露他們的反黨事實?    
    其次,報告強調了陳企霞和並未被列入「反黨小集團」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從而「決定開除此二人黨籍」。然而「嫌疑」畢竟不等於事實,何況這二人正被公安機關「隔離審查」中,還未做出審查結論,為何要急於開除他們的黨籍?    
    再次,既然決定把「反黨小集團」成員陳企霞和一個非成員李又然的黨籍都開除了,為什麼對「反黨小集團」的首領丁玲的處理,反而「要看她對所犯錯誤的認識和檢討程度再考慮」?    
    再說,按照黨章規定,在通常情況下,對黨員的任何處分,必須經過其所在基層黨組織討論,並允許本人申訴;現在避著正被「隔離審查」的當事人及其所在的黨支部,作協黨組就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不覺得這有違黨章嗎?……    
    面對如許矛盾,李之璉覺得自己有責任開誠佈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見。他說作協黨組報告中的「決定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決定」二字,應該改為「建議」才合適;因為對所揭發的問題尚需進一步核實,同時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況有不確之嫌。    
    可惜,他的這一提議沒有得到主持部務會議的部長陸定一的重視,作協黨組的報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對報告的「批語」,就被草率地通過並上報中央了。    
    隨後,作協黨總支才寫了《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決定》,送中宣部機關黨委審批。李之璉與機關黨委的幾位副書記認為,在「肅反」高潮中,對於政治上還沒搞清楚的黨員就這樣開除黨籍,肯定不利於運動的正常開展;雖然部務會議已通過了作協黨組的那個報告,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多方聽取意見為好。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和機關「肅反」五人小組組長張際春同意這個提議,決定機關黨委與機關「肅反」五人小組共同審議作協黨總支的這個決定。    
    審議的結果認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開除陳、李的黨籍是不妥的;如作為「反黨小集團」成員開除黨籍,而「反黨小集團」為首者丁玲卻尚未處理,這也不合適。另外,「反黨小集團」除丁玲、陳企霞外,還有一個第三者;這位第三者只因為對丁玲、陳企霞「反戈一擊」,就立刻變成了揭發小集團的積極分子而得以豁免,這就充分證明「反黨」與否,完全由主管者個人意志所決定,顯得很不嚴肅。聯席會議最後確定:作協黨總支的這個開除陳企霞、李又然黨籍的決定,事實根據不充分,應拿回去研究重寫。    
    1955年12月15日,作協黨總支改寫的決定還沒寫出來,中央書記處批發了原先中宣部部務會議通過的作協黨組的那個報告,「開除陳企霞、李又然二人黨籍」已隨著整個報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實。隨後立即召開中央各部門的骨幹大會,傳達了這個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處理報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終於被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與公安機關所否定。5月22日,他們二人就恢復了自由。張際春立即決定:不能向他們宣佈他們的黨籍已被開除,而只能說這與整個「小集團」的問題仍在處理過程中。    
    恢復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裡的陳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與機關黨委談話,說作協黨組對他們的批判鬥爭與實際情況根本不符。陳企霞在申訴中,還把他與周揚之間在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相互關係中的問題做了全面陳述。他認為作協黨組向中央的那個報告是捏造事實,是對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敘述了他與周揚之間的各種意見分歧。陳企霞還將他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交給了機關黨委。    
    這樣,對陳、李二人的黨籍問題如何處理,就關係到如何對待作協黨組織中央的那個報告,以及中央對這個報告的批准等一系列問題,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舉行部務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的結果是:同意陳企霞、李又然繼續參加黨的生活。關於他們的問題,由張際春主持,中宣部機關黨委、作協黨組和黨總支的一些同志參加,查清事實並聽取各方意見,然後再提出處理意見。    
    這個結果得到了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首肯後,中宣部機關黨委就組織郭小川、阮章競、嚴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對陳企霞的問題一一作了複查;然後由張際春主持,周揚、熊復、劉白羽、林默涵、李之璉等人參加,提出了處理意見;最後再由作協黨組起草成《關於陳企霞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    
    這個結論認為,陳企霞在主持《文藝報》期間,工作還比較積極並獲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此而驕傲自滿,在若干重要問題上犯了拒絕黨的領導監督、向黨鬧獨立性的嚴重錯誤。    
    對於陳企霞與丁玲的關係,結論認為他們兩人都有嚴重的宗派主義情緒,損害了黨的團結。錯誤是嚴重的,但還沒有發展到「反黨小集團」的程度,不應作「反黨小集團」論。    
    這樣的結論經陸定一審閱同意,陳企霞卻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徹底平反」。    
    關於丁玲,中宣部組成了張際春為組長,周揚、劉白羽、李之璉和作協黨總支的一位同志為組員的專門小組,審查丁玲當年被國民黨逮捕的歷史問題。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早於1940年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就做出過審查結論,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和副部長李富春都在這個結論上簽了字。    
    因此對於這一次的重新審查,黨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特別作了這樣的指示——    
    由於周揚同丁玲之間成見很深,在審查時要避免周揚和丁玲的直接接觸,以免形成對立,不利於弄清是非。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李之璉與周揚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2)

    張際春嚴格地執行了這一指示:在專門小組與丁玲談話時,都沒讓也是小組成員的周揚參加。    
    專門小組對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調查,都沒有發現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敵人逮捕或綁架後,有變節自首或叛黨投敵的證據。她只是向敵人表示以後回家奉養老母,不再從事社會活動,從而拒絕為敵人服務。在敵人認為她態度消沉,逐漸放鬆對她的監視時,她就利用多種線索找黨,最後終於在馮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於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當時黨中央所在地的陝北保安。    
    專門小組起草這些歷史的結論時,李之璉加了這兩行字:「丁玲被捕後,同敵人作了種種鬥爭,最後在黨的幫助下回到了黨的懷抱。」但這兩行字因周揚的極力反對而被取消。結論一共逐字逐句地討論修改到第七稿。最後按照周揚的意見,寫成了丁玲被捕後犯有變節性錯誤。    
    這樣的結論與丁玲見面時,丁玲一方面對否定了「自首」的說法感到滿意,另一方面對「有變節性錯誤」表示不能接受。同時她表示,1955年對她的批判,很多問題都不是事實,並說她對周揚有很多意見,接著她就寫了個聲明。    
    李之璉把她的聲明交張際春簽署後,和審查結論一起報送黨中央審批。中宣部隨之又組成一個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審查小組,來處理丁玲、陳企霞的「反黨小集團」問題。李之璉將這些調查材料以及丁玲、陳企霞等人歷次所寫的聲明、申訴材料和丁玲給李之璉送交材料時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發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機關黨委委員、作協黨組成員和專門小組成員作參考。    
    周揚對李之璉的這種做法大為惱火。有一次在陸定一家中談話時,他當著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李之璉:「你們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蔑廣為散發,這是什麼意思?!」    
    後來丁玲又寫了有關周揚的信和材料,李之璉只好放進文件櫃,不再印發有關同志了。    
    但是不論周揚個人如何惱火,於1956年冬季才結束的對丁玲等人「反黨」問題的調查核實活動,在中國作協內部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同時人們又全都看到,因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機關「隔離審查」的陳企霞、李又然,都被無條件釋放了;處理丁玲問題的專門小組,也由張際春做組長而不再以周揚為領導了。所有這類「反常」的現象促使人們紛紛發問:周揚在作協領導的種種鬥爭,是否還能站得住?    
    於是有些在1955年積極揭發批判丁玲的人,紛紛聲明過去都是某某叫他們那麼說的,都要求准許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調查核實,證明作協黨組1955年9月給中央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報告中所列舉的事實,絕大部分都屬子虛烏有。比如:    
    原說中國文聯黨組決定丁玲為《文藝報》主編、陳企霞與蕭殷為副主編,丁玲竟違反黨的決定,把陳、蕭也列為主編;事實是丁玲與周揚商量後,周揚同意才這樣做的;    
    原說丁玲1953年在文學講習所招待德國作家時,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並排高掛;事實是這個會場並非丁玲所佈置,當她聞訊時立即批評了佈置會場的人,並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來;    
    原說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誰也打不倒;事實是丁玲有一次與青年作家們談話說:作為一個作家,首先要寫出書來;如果一本書也寫不出,還算什麼作家呢?……    
    1956年12月,陸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務會議聽取了這些落實情況的匯報,感到十分尷尬,當場埋怨周揚說:「當時一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是這樣的!」至於今後如何處理,他也同意專門小組的意見說:「也只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    
    周揚此刻表現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並不出於他的建議,而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說了丁玲的不少好話。    
    李之璉對於周揚的這種解釋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麼當時不向有關組織說明,並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執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麼在結束批判後不落實揭發的問題,就向中央寫那樣不負責任的報告?現在又說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不少好話,這又出於什麼目的?    
    歸納起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璉和機關黨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問題上,確有令人難解的奧秘。    
    這次部務會議結束後,周揚就竭力找機會來彌合他原來所出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協黨組的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對丁玲的結論,他們修改了若干次,將「反黨小集團」改為丁玲、陳企霞「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    
    這個結論稿,還沒來得及拿到專門小組和中宣部的部務會議上討論,1957年5月的整風鳴放開始了。在中國作協,大家鳴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對待「丁、陳反黨小集團」的問題。陸定一認為既然群眾對1955年批判丁、陳有這麼多不同意見,那就應該把這一問題再交回作協黨組討論如何處理。    
    1957年6月6日,作協黨組根據陸定一的這個指示,召開了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說:「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只有鬥爭沒有團結。對待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    
    邵荃麟、劉白羽等人也相繼發言。有的說,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說,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對揭發材料沒經核實就向中央寫報告,不慎重;有的人還表示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等等。    
    接著,黨組擴大會的批評矛頭都指向了周揚,批評得越來越尖銳,態度也越來越激烈。丁玲、陳企霞也追問周揚是誰叫他這麼搞的……    
    會議開了三天再也沒法開下去。正好,6月8日這一天,黨中央吹響了「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號角,《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對丁玲、陳企霞的問題如何處理,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而由陸定一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去請示了。    
    一天,李之璉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一個會議。在別的議題結束後,陸定一匯報丁、陳問題的處理經過時,他沒有概述兩年來的全面情況,而只說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結論處理,一種是張際春、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中央批准的結論,而完全隱瞞了周揚態度的前後反覆,更迴避了當初給中央的報告與實際調查的情況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務會議上,陸定一自己確定的「只能實事求是,根據查實的結果辦」等等的重要事實。    
    書記處這次會議後,周揚對他半年前已同意、經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後「有變節性」的結論,又要將其改為「叛變」。陸定一立即要李之璉將原來的結論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部務會再討論。討論時,陸定一提出,將這一段經歷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    
    周揚對陸定一的這種支持,感到很滿意。他順勢進一步說,丁玲等人在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上向他提意見,就是翻案;作協機關的幹部為1955年對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滿,則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這些翻案活動,都是中宣部機關黨委調查核實丁玲等人問題時鼓動起來的,等等。至於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並當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卻隻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別人幹的事。    
    這當兒,李之璉實在沒法再忍下去,當場問周揚:「你6月6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那種講話,向丁玲賠禮道歉是要幹什麼呢?」    
    周揚回答說:「那是你們逼的!」    
    張際春立即站了起來說:「你願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誰知道你在搞什麼喲!丁玲的歷史結論,同意了才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新根據!……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嗎?!」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張際春的這等氣憤是少見的。周揚也就不再吭氣。    
    1957年7月,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擊全面展開。7月25日,中斷了一個半月的作協黨組整風擴大會復會。周揚的講話與6月6日的講話完全翻了個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成績是主要的,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    
    他這樣定了新調調,這個繼續的整風擴大會就變成了「反擊」的鬥爭會。而且會議的範圍也越開越大,成了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一個主戰場,把丁玲等人在鳴放期間追問1955年對他們發動批判的原因,說成是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接著就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一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    
    這個「反擊」大會,從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續了五十多天。在大會結束的前一天,周揚又到會講了話。他說他一生忠於黨,一貫堅持與反黨分子作鬥爭;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給他們戴上了多種多樣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對黨不忠的人」。    
    會後,這個講話經過整理補充,以《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為題,發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這樣大起大落幾個回合的較量,周揚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成了文藝界正確領導與權威的化身;而丁玲、陳企霞等人則開始了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嘗人間的苦辛……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黨「八大」代表李之璉,邊參加「八大」二次會議邊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難路

    1958年2月,李之璉跟著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瞭解群眾宣傳工作。臨離開北京時,周揚對李之璉說:「要早些回來啊!有些問題還要談談。」李之璉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沒往心裡去。    
    過了兩個月,李之璉一行接到通知,要他們盡快回來參加將在5月初召開的「八大」第二次會議。李之璉等人遂與洛陽市委書記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來,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之一的張海就神情緊張地對李之璉說:「周揚已決定要談談我們幾個人在處理丁玲等人問題中的『錯誤』,不知周揚的目的是什麼?」    
    「談就談吧,無非是要我們作檢查!」李之璉覺得無所謂。    
    接著,副部長張子意也對李之璉說,過兩天談談關於處理丁玲問題中的一些問題。    
    張子意是1957年初,張際春被調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周揚成了常務副部長之後,才到中宣部擔任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副部長的。他在工作中總是竭力維護陸定一和周揚這兩位領導人。聽張子意這麼一說,李之璉才意識到這個「談談問題」,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個步驟。    
    正在李之璉也開始感到「形勢有點緊張」的時候,中宣部開了個部長辦公會。在這個會上,周揚說,有些同志對機關黨委在處理丁玲的問題時有些意見,「打算找個機會組織幾個人,談那麼一兩次就行了」。說得很輕鬆。但李之璉不相信他的這種說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見」,究竟是些誰?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會議即將開幕前,在周揚的主持下,「談談」李之璉等人問題的會議開始了。參加會議的還有副部長張子意、中宣部的幾位處長和作協黨組的個別成員。張際春也被請回來參加這個會。首先由李之璉和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檢查;已調往湖北的副書記兼作協黨總支書黎辛,也被調回來一道檢查,然後讓「有些意見」的人「談談」他們的看法。在所有的檢查發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璉等人都遵照周揚的「只准檢查自己,不要牽扯別人」的規定,著重「檢查」自己認識上的不夠之處,避而不提周揚——既不提他在處理丁玲等人問題上的反覆無常和錯誤,也不說他有何正確處。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揚十分讚賞的檢查。    
    他說他的錯誤歸結於一點,就是對周揚的態度不端正,並列舉了對周揚的哪些看法是錯誤的。他然後說:「過去認為,周揚對丁玲的態度是宗派主義的;現在認識到,這種看法完全錯了,而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    
    童大林的「檢查」剛說完,周揚就站起來叫好。他認為童大林這樣的檢查「乾脆」、「痛快」,「我就喜歡這樣的態度」,要李之璉等人都學習童大林。    
    從此,周揚就把童大林當做揭批李之璉等人的積極分子。童大林從黨委會議記錄中,找出誰個在丁、陳問題上說過這樣那樣的話,都分別當做李之璉等人的「錯誤」證據。儘管李之璉他們連續作了幾次檢查,只因誰也不肯像童大林那樣說「周揚同志是完全正確的」,就一直下不了台,而且還被說成相互包庇,毫不揭發,形成了「負隅頑抗的小集團」。    
    於是在陸定一的支持下,批判會逐步擴大,從十幾人到幾十人、幾百人。「八大」二次會議開幕後,就與「八大」二次會議穿插著開——「八大」二次開會,李之璉等幾個代表就去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八大」休會,周揚就又主持開會批判李之璉等人;「八大」二次會議閉幕,中宣部的這種批判會則繼續開。大小會議持續了三個多月,直到8月中旬,召開了所有宣傳文教部門上千名黨員骨幹參加的宣佈處理結果的大會。    
    在批判揭發中,中宣部的一位「八大」代表說,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會議醞釀中央委員人選時,他曾問過李之璉:在全國文藝界,還有誰參加中央委員會比周揚更合適?李之璉遂和他談了對周揚的一些「很不好的看法」。    
    這種揭發,立即引起周揚的全神關注,也引起與會群眾的興趣,一個勁地要李之璉交代對周揚到底是怎麼個看法。    
    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同志也是「八大」代表,這時就向周揚檢舉李之璉在河南會議上,就丁玲等人問題的處理,提過對周揚的意見,說李之璉在「八大」為丁玲翻案。    
    這等於給追究李之璉與周揚之間關係的浪潮加刮了颱風,隨之李之璉聽到了不同口音的質問——    
    「你對周揚同志的看法,是不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你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論護短》的文章中所批評的那種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的人,是否影射周揚?」……    
    周揚也起來指責李之璉:「你這是把我們看成了『婁阿鼠』啊!」    
    在這連珠炮似的質問聲中,李之璉心想,索性把我對周揚的看法和盤托出,作為我的「思想檢查」,又能把我怎麼樣?於是他說:「我要求給我一些時間作準備。」群眾的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追究才停息下來。    
    但是,在專門讓李之璉「檢查」對周揚看法的大會上,李之璉剛剛開了一個頭,只見周揚與形式上的會議主持人張子意悄聲嘀咕了一陣,他就被趕下台來,不讓他講下去,轉而追問丁玲給他寫過幾次「反黨」信件和材料。    
    李之璉記得丁玲寫的信和材料都印發給所有領導同志和有關同志了,不記得多少次。周揚隨即派人找丁玲作了核對,發現有一封信並沒有被印發,又立即派人以「清理文件」為名,搜查了李之璉的辦公室,從文件櫃中搜出了丁玲寫給機關黨委而沒有被印發的有關周揚的那封信。    
    周揚如獲至寶,說這是丁玲寫給李之璉的「反黨密信」,是李之璉與丁玲「合謀翻案的罪證」,是「私藏變天賬」。    
    李之璉申辯說,在印發過丁玲等人的信和材料之後,周揚曾當著陸定一和張際春的面質問他為什麼「把反黨分子對人的誣蔑廣為散發」,所以對丁玲後來寫的這封信才沒有印發;但他作為機關黨委書記,對任何一個黨員交給組織上的材料,又不能棄之如廢紙,談不上什麼「私藏變天賬」。    
    周揚越聽越火冒三丈。他懷疑李之璉之所以瞭解他的許多情況,《解放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張松如),可能是這些情況的來源之一。因為他知道,公木與李之璉在延安時,曾共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學習過。在這之前,李之璉在1932年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盟委員時,公木作為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曾與李之璉共同參加過黨所領導的文化活動。1932年冬,魯迅在師範大學操場上演講和1933年4月25日追悼李大釗的遊行,他們二人又都是參加者。後來都到了延安,他倆又在一起學習,準備黨的「七大」召開後一同奔赴敵後的……    
    周揚遂決定把正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訪問的公木急電催調回來進行批判,追查他與李之璉的「交往」和向李之璉反映過哪些「問題」。究其實,公木在作協黨組討論丁、陳問題的座談會上,也講過一些周揚不中聽的正確意見,周揚就對他也懷恨在心,非要把他整倒不可。所以當公木從國外歸來雖然什麼也沒交代,也被劃為「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同夥。    
    關於對丁玲歷史問題的處理,周揚給李之璉扣上了「美化叛徒」的帽子。張際春對這種故意違背事實的隨意亂說,非常反感。他在大會上發言說:「專門小組給丁玲作的歷史結論,是集體討論,多次修改,逐字逐句通過的正式文件;即使有所謂的『錯誤』,也不能由李之璉個人負責!」    
    個別群眾對張際春的這一實事求是的說明,當做是為李之璉「開脫」。周揚看到了會議《簡報》有關這個情節的描述極為讚賞,說「這個意見是提得好的」。張際春就此再不參加批判李之璉等人的大小會議。    
    但是,周揚覺得,只在丁玲等人問題上拼湊李之璉們的「反黨」材料還遠遠不夠。他又打電話,又登門拜訪,想方設法去找過去同李之璉共同工作過的人,向他提供李之璉的「反黨」線索:「肅反」運動後期,李之璉曾作為文教部門的代表代替張際春,參加過中央「肅反」五人小組的工作,為此,周揚就去拜訪羅瑞卿;大軍渡江後直到1954年初大區撤銷,李之璉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先後擔任過組織部秘書長兼紀律檢查委員會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兼紀委副書記和黨校副校長,為此周揚又去找了當時也在中南局擔任紀委書記的錢瑛和統戰部長的張執一。結果他不是一無所獲,就是遭到被訪者的拒絕。可當他回轉身來,卻在大會上大放空炮,以壯聲威。他對李之璉說:「你不要以為過去你熟悉的人都對你有好印象,現在他們對你的看法也改變了!」    
    對李之璉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其他幾位副書記的批判會,從開始發動到最後處理,都是周揚一手操縱的。但是最後,卻以機關黨委的名義,向黨中央寫了一個關於李之璉等人的錯誤的報告,完全剝奪了被批判者申訴的權利。    
    1958年8月14日,在景山公園西邊的三座門軍委禮堂,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由張子意報告東拼西湊的李之璉等人的「錯誤」,並宣佈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處理結論一宣佈完,李之璉和黎辛就被喝令退出會場,然後再由陸定一向到會的黨員們發表講話。    
    李之璉本想,在大會上當眾喊冤,但又覺得那是白費力,因為中央已經有了處理結論。轉而一想,又覺得這像是一出神使鬼差的滑稽劇——導演與演員們本沒有共同的意志,卻能完全合拍在一起。他不知道對這出滑稽劇應該如何去評價:「難道開除一個黨員就好像捻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嗎?」    
    當他走出禮堂的時候,撲面陽光普照,他立刻抑制了這種憂憤的情感。他回想1929年自己十六歲就加入了黨所領導的反敵大同盟的反帝反蔣地下活動,1930年考入北平大學的法商學院後不久,又參加了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4年因被叛徒告密而遭國民黨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但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獄中秘密黨支部擔任了支部委員,領導政治犯們同敵人展開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7年5月刑滿出獄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在黨的指示下回到自己的故土——河北省蠡縣發動群眾武裝抗戰,後歷任冀中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長兼軍區直屬部隊政治處主任和黨總支書記;1940年被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因「七大」延期而先後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1945年參加了「七大」後,日寇投降,跟隨林楓等人去了東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秘書兼幹部科長、東北局黨校教務處長,後又去了中南局和中央宣傳部……從革命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多少年來沒有做過不利於黨的事,現在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是非分明的。    
    他回到沙灘的宿舍,揮毫寫下四行詩:    
    酷刑可以摧殘生命,    
    不能泯滅人的魂靈;    
    念黨光榮偉大,    
    真理定會再生!    
    他每天照樣去中宣部繼續上班。沒有工作,他就看書看報,參加支援古巴的大會……直到被周揚一眼瞅見,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辦公室來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電話機也被撤了,汽車也被收回了,秘書被調走。熟人變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來……    
    一天,他被通知去機關黨委看對他的處分決定。這個1958年8月5日通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委員會關於開除極右分子李之璉黨籍的決定》是這樣寫的——    
    第三屆機關黨委全體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批准的中央宣傳部《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決定立即撤銷李之璉現任機關黨委委員和書記職務並開除其黨籍。    
    《決定》有一個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一共有四條:一、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蔑轉業軍人;四、1934年被捕後叛變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為了節省篇幅,現僅將這《結論》的第一條全文轉述如下:    
    反對黨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陰謀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對作協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報告的批示,策動丁、陳反黨集團向黨進攻,他首先以「根據不充分」、「手續不完備」為借口,保留了陳企霞、李又然的黨籍。他掩蓋丁玲的叛黨歷史,把她美化成一個革命戰士。在他提出的審查結論的初稿中,不寫丁玲是自首變節,而寫成是「屬於在敵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行為」。強調丁玲在被捕期間曾進行「對敵鬥爭」,堅持要把丁玲在南京變節後三年多的歷史計算黨齡。幫助丁玲向黨提出有關她歷史結論的三點保留,以欺騙和愚弄組織。鼓勵和幫助丁玲、陳企霞翻案,唆使他們寫「申訴書」,並廣為印發陳企霞向黨進攻的「陳述書」。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對丁、陳問題進行所謂重新查對,力圖為丁玲、陳企霞開脫。丁玲直接寄給他的一封為自己辯護、誣蔑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的信,要求不要給周揚同志和作協黨組負責同志傳閱,他完全照辦。他還散佈「1955年鬥爭丁、陳反黨集團搞錯了」、「丁、陳反黨集團案完全能否掉」等謊言,並在「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河南小組會上說:「丁、陳問題搞錯了」,企圖在「八大」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為丁、陳反黨集團翻案。陳企霞給他的信中公然誣蔑黨對自己的鬥爭是政治迫害,李之璉予以默認;丁玲給他的密信中竟說:「翻身有日、有重見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親自在《宣教動態》上一條關於文藝界情況的消息中加按語說:「丁、陳問題自1955年作協黨組的報告通報全國後,起碼到現在還未做出結論。」企圖在全黨散佈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中央搞錯了的空氣,以配合右派的進攻,推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看了這一條,就可以想見其他三條「罪名」是如何羅織的了。李之璉不信這是黨對他的最後處理。他要求回到農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這要求,得到了機關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區青龍縣的農村……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溫濟澤之被補「右」就簡單多了:只因轉達了有關周揚的一個說法

    溫濟澤從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補為「右派」,都在新聞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讀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陝北公學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概論和社會發展史,編寫了《自然發展史提綱》和《社會發展史講義》;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調查研究國民教育並編寫《中國現時國民教育問題》一書。    
    1941年7月,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調到這個研究院的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擔任學術秘書和研究員,參加了「五四」以來中國哲學思想課題的研究,並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參與編纂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同時寫了《伽利略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客觀事實與主觀願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調到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部擔任秘書、編輯和主編。在三年多的時間結合編輯工作,陸續寫出了一百多篇適應報紙讀者需要的科學小品和歷史人物、歷史知識等文,諸如《學習科學》、《黃花崗的故事》、《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孫中山晚年對和平統一的主張》,等等。    
    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溫濟澤被調任新華社口頭廣播部——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儘管戰爭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廣播工作上,他仍然擠時間寫了《蔣介石罪惡史三章》的小冊子;1948年《中國青年》復刊,又應約寫些科學小品。    
    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相繼擔任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並兼任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常委和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筆耕不輟,編寫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鬥爭》等小冊子和《關於原子彈問答》等科學小品。    
    1949年3月進北京後,他已檢查出肺病復發,但仍堅持工作。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工作更加緊張勞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醫治療養中,他又堅持讀書,讀了二十卷的《魯迅全集》(包括譯文集),在病床上寫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後來寫了一本《魯迅和他教導青年的話》,成為許多青年愛讀的一本書。    
    1957年「反右」時,他是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和對外廣播部門的負責人。局黨委辦公室的負責人對他說:「你們部門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分子。」溫濟澤說:「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溫濟澤這樣說,是因為延安「搶救運動」和批鬥王實味的教訓,使他牢記難忘——    
    1942年,他和王實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實味主要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風中的態度又不夠端正,受到批判鬥爭。    
    溫濟澤因為臨時被調到院黨委搞整風工作,曾找王實味談過幾次話。他希望王實味認識錯誤,誠懇地做個檢查,不要與大伙對立。王實味後來哭著對溫濟澤說:「像你這樣說服我,我願意檢查;但有些人說我是『托派』、『反黨』,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溫濟澤隨即向院黨委書記匯報說:「對王實味的問題,應該作為思想問題批評,不要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和反黨問題。」第二天,院黨委書記對溫濟澤說:「你的意見,我向康生匯報了。他批評了我們,還批評你有溫情主義。」    
    結果,康生給王實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3年下令將他逮捕,1947年又在晉綏區批准將他處決!    
    1943年1月,王實味還沒被逮捕,溫濟澤與艾思奇一道被調到《解放日報》副刊部。康生的「搶救運動」初發時,魯迅文藝學院等單位就搞起了車輪戰,問不出,就硬逼。《解放日報》學委會負責人說:「人家能逼出來,我們為什麼逼不出來?」也是學委會委員的艾思奇說:「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結果副刊部一個「特務」也沒有搞出來。    
    這時「上面」說,整個陝甘寧邊區只有一個白點——就是《解放日報》副刊部!還有人說「這是大特務包庇了小特務」。艾思奇被撤掉了學委會委員,溫濟澤也因為有個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幸好這「搶救運動」很快被扭轉了,溫濟澤才倖免落難……    
    事隔十幾年,殘酷的敵我鬥爭也已結束了好幾年,現在又接連搞起了「肅反」和「反右」,而且又強行規定了比例數大抓「敵對分子」,溫濟澤的耳際不禁又響起了王實味的哭泣聲,他當然要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對外廣播部門的「抓右派」未能達到這個規定數。    
    這時,對外廣播部門的業務,歸中共中央聯絡部管。有一次,在中聯部的國外宣傳工作會議上,溫濟澤對周揚在一個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談了他自己的一點看法。周揚在這個講話中說,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時候,可以讓它們先放出來;如認為有毒草的話,再把它鋤掉,還可以肥田嘛!    
    溫濟澤說,周揚的這種說法不能適用於對國外的廣播。因為「毒草」在報刊上登了出來,還可以批駁更正;而如果廣播出去了,這次聽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駁更正也不一定聽到了,怎麼個「鋤」法呢?    
    當時主持會議的熊復說,周揚的這個說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評。這件事,你們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傳達。    
    但是溫濟澤認為,對外廣播部門還有四位主持發稿的編委和部門負責人,也應該讓他們從嚴掌握分寸,萬萬馬虎不得,就把這些意見轉告了他們。    
    萬萬沒料到,有人把溫濟澤的這一舉動,匯報到了周揚跟前。    
    當時周揚正在明裡跟「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算賬,暗裡在盤算著如何整治幫助丁、陳說話的李之璉們,突然又聽說溫濟澤在背後對他說三道四,非常生氣。他立即給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打了電話。梅益遂把溫濟澤找去談話:「你怎麼說周揚有錯誤的呢?」    
    溫濟澤早忘了這檔子事。但梅益是個有心人,他接到了周揚的電話就下工夫調查過了,見溫濟澤一時想不起來,就把別的編委的筆記拿給溫濟澤看。溫濟澤這才恍然想起,連忙向梅益道明瞭原委。梅益說:「你自己去向周揚說吧!」    
    過了不久,周揚在中宣部做報告,溫濟澤也是聽眾之一。待周揚報告完,溫濟澤連忙上前不無檢討地匯報了當時的實情。但已經沒法挽回了,因為中宣部和梅益要溫濟澤作沒完沒了的檢查。    
    1958年10月,廣播事業局黨組「關於反對反黨小集團的鬥爭」的總結又把溫濟澤向「右派」一邊推了一把。    
    終於,在「反右」鬥爭基本結束十一個月之後,溫濟澤在中央司局級幹部「反右補課」時被補成了「右派」,並揪出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    
    1958年10月的一個夜晚,已快半夜了,胡喬木聽說溫濟澤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驚,連忙給廖承志打了電話,又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說:「你知道溫濟澤被打成了『右派』嗎?」    
    廖承志也大吃一驚,說:「這怎麼可能呢?」    
    他們兩位都認為,應該歷史地全面地看人,絕不該這樣亂打一氣。他們相約,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問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到了中宣部。得到的答覆是: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准了,已報到中央書記處了,沒法改了……胡喬木當即長歎一聲——「又毀了一個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歎了一口氣。    
    胡喬木與廖承志所以如此痛心,是因為溫濟澤的的確確是一位好同志。    
    他們都很瞭解,1929年,溫濟澤剛讀江蘇省立淮陰中學一年級,就加入了黨的秘密支部領導的文學團體「稚鴻社」。在召開成立會時,溫濟澤和十幾個同學被捕,罪名是「共黨嫌疑犯」。其實這時溫濟澤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經過半年審訊,他以「年齡不足十六歲,不負刑事責任」而被交保釋放。    
    從此溫濟澤反而決心尋找共產黨,結果加入了共青團。不久,學校將他開除,他改名考進了全國有名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高中部,一面讀書,一面想方設法恢復了不久前被破壞的秘密共青團支部,並被指定為團支部書記。可是只過了三個月,淮陰和揚州兩地的國民黨縣黨部和公安局,就聯合派出軍警來搜捕溫濟澤。在一位老師的保護下,他化裝跑到上海,輾轉進入復旦大學附中,建立了共青團支部,又被指定為支部書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被選為附中學生救國會的執行委員;第二年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他擔任了附中在內的復旦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淞滬抗戰被出賣後,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上海市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並反對上海停戰協定聯合會(簡稱「民聯」),他被選為這個聯合會的青年部長,接著又兼任江蘇省民聯和全國民聯籌備處的青年部長。1932年7月17日,在參加江蘇省民聯代表大會時溫濟澤和很多同志被捕,被關進蘇州國民黨陸軍軍人監獄,這時他才十八歲。    
    在監獄中,他被獄中極秘密的共產黨支部吸收入黨,積極投入獄中的對敵鬥爭,同時刻苦學習。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學分類,系統地閱讀了大量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等教科書。經五年苦讀,他對從星雲到太陽系、從無生物到有生物、從猿到人、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將來必會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了粗略但明確的認識。    
    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他與很多同志被無條件釋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雖然只有二十四歲,而且又剛剛坐了五年監獄,但由於不斷苦學磨礪,一到延安就能大顯身手。    
    1946年,廖承志當了新華社社長,兩年後,胡喬木邊當毛澤東秘書邊做新華社總編輯,溫濟澤又直接在他們的領導下擔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員會委員。從延安撤退到瓦窯堡堅持廣播,又長途轉戰到太行山的涉縣西戍村,又轉到平山縣的西柏坡,後來又進了北京城,溫濟澤多才多智、謙誠謹慎、工作兢兢業業、無畏艱險犧牲的人品,都給他們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記憶。這樣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黨的敵人」,他們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來,早在建國之初,廖承志改任為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時候,就曾經與梅益和溫濟澤等人語重心長地談過話。他說他有一個希望,就是同志間相處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強團結,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業才能蒸蒸日上。沒想到時隔數載,溫濟澤竟被自己人推到了「右派」一邊,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何年何月才能把這樣的同志再拉回來,只能等待著,等待著!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李、溫二位各自走了漫長的坎坷路

    河北省承德地區的青龍縣,是長城外的一個窮縣。承德地委書記王克東,本想把李之璉留在地委文教部門幹點兒事,以示對這位不幸落難的老同志的照顧;但李之璉執意要到艱苦的農村去,重溫戰爭歲月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魚水情。王克東覺得對這種高要求也不便潑冷水,只得隨其意。    
    李之璉出了長城才知道,這不但是個窮縣,而且還是個黨政不分的縣:縣委和縣政府共管一個農業部。由於他好賴還是個十三級幹部,比縣長、縣委書記的級別還高,就被分到這個農業部下面還沒配備科長的農業技術推廣科,當了個副科長。連他在內,一共只有九個人,其他人都是農業大學或農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    
    他決心從頭學起:向這些農業技術員學,向農民學,也向老伴從北京寄來的農業院校教科書學。    
    1960年春天,他跟隨一位不是共產黨員的副縣長下放到一個公社,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候縣裡的幹部下鄉都不帶行李,都由當地生產隊幹部向社員家庭借用。李之璉為不給社員們添麻煩,不論走到哪兒,都自己背著行李卷,像戰爭年代腿動人搬家一樣。「三同」期滿快回縣上時,社員們說什麼也要把他評為「五好社員」,有幾位老農還流著淚盼望他們日後再來,說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敗了老蔣以後這些年來,「像這樣的老八路難得見著哩!」    
    就憑這,加上日常在推廣科的團結同志、刻苦鑽研和出色的領導工作,他又被評為「五好幹部」。為此,推廣科的黨小組長挨了上面一頓 :「屁股坐到哪兒去啦?『右派分子』與『五好幹部』能混為一談嗎?!」    
    1960年秋天,中央決定再為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經過青龍縣農業部的評議,青龍縣委建議摘去李之璉的「右派」帽子。「建議」報到地委、省委再轉到中宣部,中宣部「卡」地亮了紅燈:不准摘!    
    不久,青龍縣農業部被撤銷,縣政府成立了農業局,李之璉被調到新建的農業局下面的農科所做副所長。可是這個農科所名為農業科研機構,卻一無土地,二無房屋,只能在縣城以外十里地的農村,向兩家農民各借一間房,再請公社劃出幾畝地作試驗田。全所老少還是總共四張嘴,都在農村「共產主義大食堂」吃飯,每天兩頓粥,每頓二兩糧,只餓得李之璉全身浮腫,大小便失禁。縣委有人說,「這樣拖下去很危險」,遂讓他回北京治病。    
    恰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張仲瀚到北京辦事,聽說李之璉正在家養病,急於想見到他。    
    他們是老戰友。「七·七」事變時,李之璉與一批地下黨員奉黨的指示,回河北老家發動鄉親武裝抗戰。這時,與北平地下組織失掉了聯繫的張仲瀚正擔任河北民軍第三支隊司令,李之璉和另一名黨員齊健秋奉蠡縣縣委指派,到張仲瀚支隊去做政治工作。時間很短,李之璉調上級政治部工作,當張仲瀚要求解決失掉的組織關係,他倆就幫助並介紹張仲瀚暫且重新入了黨,以利於他領導部隊指揮作戰。後來李之璉去了延安,一別就是二十多年,張仲瀚成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李之璉卻被打成了「右派」,這亦可謂「滄桑巨變」!    
    此時李之璉的家已不在沙灘中宣部宿舍,而被趕到了景山東街原北京大學的西齋,六口人只住兩小間房,哪能接待闊別多年的遠方來客!李之璉急忙跑到北京飯店去拜訪張仲瀚。    
    兩位老戰友見了面,張仲瀚見李之璉語音低沉,面似灰土,非常感慨。他問:「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聽了李之璉的訴說,張仲瀚說:「這樣吧,你到我們兵團去,至少還能吃飽肚子。保住性命要緊啊!」    
    他介紹了兵團農業機械化的現狀,又說:「我現在沒法幫你改善政治狀況,你如有志於農業,到我們那裡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李之璉當然很樂意。經過各方聯繫,1961年9月,中宣部介紹李之璉去新疆。李之璉愛人陳處舒,中央衛生部的一位副處長,全家一共六口人全都跟了去。    
    也許是因為兵團政委張仲瀚的推薦,李之璉到達新疆不久,就被任命為生產建設兵團農林牧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而這個擁有40人左右的科研所,所長是兵團參謀長陶晉初——兵團司令員陶峙岳的堂弟兼任的,不能到所裡管事;另一位副所長是兵團農學院農學系主任王彬生副教授,也是兼職,因此李之璉是全所實際上的第一把手。    
    又不久,河北省委決定給他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也轉發到了新疆。他工作更加努力,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兵團領導——特別是兼所長陶晉初後又升為兵團副司令,調人、批物、撥款,積極為科研創造條件。短短幾年,科研所就由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從沒有試驗場地發展到三千多畝的試驗田;每年都有栽培育種、改良土壤等等,從事幾十個試驗課題的研究,並承擔了國家內陸鹽鹼地農業科研的任務,成了一個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農林畜科研所,成績是顯著的。    
    但是,他要申那個被定為「右派」的冤,卻難而又難。1962年1月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崇左」之綱似有下降時,他曾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寫了一封信,問她是否可以把他在中宣部被定成「右派」的問題說清楚。錢瑛回信說:「是有機會說清楚的」;並告訴他:七千人大會之後,首先要解決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問題,然後才能處理1957、1958年的「右派」問題。    
    李之璉見到這封回信,覺得有了希望。但是這年秋天,北戴河會議又提出「打退單干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口號,李之璉又感到自己的前途陷入了一片黑暗。    
    1965年夏天,李之璉與兵團科委辦公室主任程人英到北京參加農業科技會議,他順便去中央組織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說,目前暫且採取重新入黨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是可以的。但是,當中組部把這樣的信件發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區黨委組織部又轉至兵團黨委組織部,兵團負責人在北京醫院治病巧遇同時住院的陸定一,向陸定一表示了這個意向時,陸定一予以斷然否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兵團政委張仲瀚被打倒,幾乎被折磨致死。李之璉不但是「摘帽右派」,而且成了張仲瀚「招降納叛來的牛鬼蛇神」,「篡奪了黨的領導權」,從而被交給群眾實行專政。他的愛人陳處舒先在石河子兵團醫專任副校長,「文革」中被批鬥、毒打得頭破血流,受到嚴重摧殘……後在兵團領導中的一位現役將軍的支持下,調去烏魯木齊的兵團第一醫院擔任第二院長。大兒子高中畢業又經過農場勞動,報名參軍也遭到拒絕。後來經過李之璉的一再委婉申訴,科研所的一些人也對他的歷史做了全面調查,才知道他不但被補為「右派」是冤枉的,就是1934年被捕之後也清清白白,根本不存在什麼「叛黨」問題。    
    在得到了科研所革命群眾的諒解、大兒子又經深明事理的兵團駐石河子指揮部政委劉仲明下令辦了參軍手續,但到兵團後,又被個別領導人拒收。李之璉就開始了又一輪的申訴。但是通過兵團黨委向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組織部轉去的一封又一封申訴材料,都被原封退回。    
    1975年,兵團黨委出面,建議中組部對李之璉的問題進行複查,中組部也不受理。    
    這年夏天,經過指揮部政委劉仲明的批准,李之璉回河北老家探望三十多年沒見面已年過九旬的老父,順便去北京中組部當面申訴自己的冤屈。得到一位熟人的介紹,中組部信訪組的一位同志接待得很熱情。李之璉給了這位同志一封申訴材料和給中央領導人的信,這位同志表示研究後再答覆。    
    但過了幾天,李之璉再去時,已換了一個生面孔。這位生面孔對李之璉冷冷地說:「領導已研究過了,右派問題過去分工由統戰部管;『文革』後中央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新的指示,你仍應該去統戰部。」    
    李之鏈說:「問題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現在看得更清楚了,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統戰部現在有人負責嗎?」    
    「不太瞭解。你去統戰部問問吧!」    
    「為什麼黨員的申訴要交給統戰部去管?如果組織部不給開個介紹信或打個電話,那邊不接待怎麼辦?」    
    「組織部與統戰部是平行關係,不好開信或打電話。你自個兒去找找看吧!」    
    李之璉覺得這簡直就不像一個共產黨領導部門的答覆。他忍著氣,要求先給找個住處,然後再去找統戰部。得到的答覆是三個字——「不可能」。這下李之璉再也忍不住了。他說,他作為黨的一頭牛,給黨拉了幾十年的車,現在即使回北京辦點私事,也該幫忙給安排個睡覺的地方吧,何況他是來向「黨員之家」、「幹部之家」申訴自己的冤屈的?    
    「再請問:這是誰決定的?」李之璉問。    
    「請示了領導。」這位生面孔答道,接著把李之璉的申訴材料退還給李之璉。李之璉沒法,只得不顧頭昏眼花,向府右街走去。    
    到了統戰部,傳達室的值班人員倒還很客氣,說:「現在大家都去『學習』了,部裡沒人辦公,不接待外來的人。」    
    「既然機構還存在,總該有人在機關負責吧?」    
    「那好,你可以寫一封信留下。」    
    「我寫好了。」    
    「那你就放下吧。」    
    「什麼時候再來問結果?」    
    「不用再來了。有什麼結果會通知你的;如不通知,你就不必久等了。」    
    那結果,當然是「不必久等了」!    
    當兵團新政委來到農科所的時候,李之璉又向他要求兵團黨委直接向黨中央轉報自己的申訴。這位政委是老政委被打倒後整個生產建設兵團的「文革」第一把手;把李之璉當做張仲瀚「招降納叛來的牛鬼蛇神」、「篡奪了農科所的領導權」而進行批鬥並專政的,正是這位「第一把手」。如果把李之璉這個「牛鬼蛇神」解放了,那也等於給張仲瀚減少了一個罪名,那還行?於是他對李之璉的要求回答得很奇特:「兵團黨委不能轉,你可以從郵局寄嘛!」    
    李之璉對這種答覆感到很刺耳,反唇相譏道:「政委,1958年開除我的黨籍時,可不是經過郵局通知我的。這些年我多次申訴無人答覆。現在我作為兵團黨委領導下的一個幹部,我認為兵團黨委有責任幫助我實現這種向黨申訴的權利。」    
    這位政委無言以對。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黨委轉一下也可以,但不能表態。」    
    後來據說是轉了,但照例無人答覆。    
    這時李之璉的愛人陳處舒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而恢復工作之後,又因派性排斥而很難工作下去,不得不通過建國之初在武漢的一位老領導的聯繫,帶著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暫且移居武漢。這樣,一家六口人就分居三處,新疆只剩下李之璉孤身一人。    
    不久,李之璉趁去武漢探望陳處舒之便,又拐到北京上訪中組部。接談的是一男一女。聽了李之璉的申訴,女的表同情,男的打官腔。打官腔的這位說:「中央對右派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新政策」,「能不能再入黨,也還沒有這樣的事例」。李之璉要求給找個住處。這位「官腔」表示中組部招待所只剩下一個,讓李之璉自個兒想辦法。    
    李之璉說:「我已為黨工作了四十多年……如果沒有飯吃,黨不是也該給我一條活路嗎?」    
    這時「官腔」才似乎有些同情和抱歉,但也希望李之璉能夠諒解。到頭來什麼實際困難也沒解決。    
    李之璉苦無棲息處,只得又去看看熊復。熊復說:「你可以給小平同志寫一信,我替你轉去,試試看。」    
    過了些日子,李之璉將寫好的一封長信交給熊復時,熊復說:「不好了!最近局勢大變,有人要『反擊右傾翻案風』了,信不能再轉小平了!」    
    隨後不久,周總理去世,鄧小平又被打倒,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們似乎為所欲為,李之璉深感未來更加渺茫,不知這荊棘叢生的人生之路終將走到何年何月……    
    溫濟澤的荊棘路沒有這麼複雜,但也是夠揪心的。當他被補為「右派」時,他也是對黨忠貞不貳,認為黨總是對的。至於廣播事業局黨組說自己「右」,只能先承認下來,以後再慢慢去「認識」吧。如有「罪名」與事實不符、處理過分的地方,日後有機會總能說清楚的——延安「搶救運動」不就是很快甄別了嗎?    
    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想總該這樣想,頭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是每日撲面而來的生活景象,總不是那麼令人舒心暢氣的。首先,家裡的電話被撤掉了,有事想撥個電話、節省時間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就是擺在新華書店書架上的,也都全被撤下來扔進準備化做紙漿的廢紙堆裡。在北京圖書館陳列架上的也被嚴禁借閱。發表文章的權利自然也被剝奪。就是他出於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與史料,他也感到繼續放在自己家裡不安全,而交給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大姐了。    
    儘管他一直身軀瘦弱又有肺癆病,還是被發配到渤海之濱的一個農場去勞動。勞動了一年多之後,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因為頭上還戴著「右」帽,他只能搞點資料;1960年10月脫了帽子之後,才開始講些課,並得以在不公開的《廣播業務》上發表點文章。    
    在廣播學院教書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開始,他再次遭受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都被燒燬,罪名是「四舊」,是「修正主義」;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專業講授新聞廣播學的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全國即籠罩在恐怖氣氛中。他也在廣播學院接受「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汽車去醫院看病,車到一站門打開,一眼瞅見胡喬木上車,他十分欣喜,連忙點頭致意,並起身讓座。但胡喬木只無言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兩個人只好都相互陌生人似的,都把著扶手搖搖晃晃地站著,偶爾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話都不說。最後胡喬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溫濟澤用注目禮送他,這時才注意到一個跟他上車的人也緊跟著下了車。「噢,原來有『尾巴』!」    
    「文革」開始不久,溫濟澤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斗胡喬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沒想到這次車上意外相遇,卻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1972年,溫濟澤聽說廖承志得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療後回到家裡休養,他急於想去探望。因為自從他被定為「右派」之後,已整整十四年沒見過廖公了。他說去就去,到廖公家裡一看,廖公雖然消瘦一點,但仍然保持著樂觀、熱情、豪爽、幽默。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常常去看他。    
    從談話中得知,「文革」開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周總理為了保護他,讓他住進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與外界隔絕的那些年,他學會了做飯做菜。看書繪畫之餘也寫詩。他向溫濟澤背誦過一首自己寫的詩,那後幾句是:「自悟殘生日漸促,尚拼餘力渡江潮;夢中忘卻『靠邊站』,帶向旌旗笑手招。」這表明他在孤寂苦惱中,仍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他說:「烏雲終不會長久遮蔽著天空,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的。」    
    溫濟澤告訴他,十幾年來,他是一直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應繳的黨費也按月積存著。廖公聽了表示很欣慰,要溫濟澤如實寫個報告,他打算找周總理去說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的問題。    
    不日,溫濟澤把寫好的報告送給廖公,過了一段時間,廖公對溫濟澤說,總理的處境也十分困難,不能再給總理增添煩惱了,只能等一等再說。不久總理逝世,他們都萬分悲痛。溫濟澤說:「我們黨,我們國家,斷了一根頂樑柱!」廖承志說:「還有鄧小平,還有很多好同志,我們黨和國家還是有希望的!」    
    是的,還是有希望的。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1)

    粉碎了「四人幫」,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希望,但階級鬥爭還是「千萬不要忘記」,多種多樣的冤假錯案似乎準備蓋棺論定,繼續壓得這些受害者喘不過氣來。    
    1977年12月22日,遠在新疆的李之璉,從大清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中,聽到了「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在陳少敏同志追悼會致悼詞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奮。1940年,他與晉察冀軍區的許多同志到了延安準備參加黨的「七大」會議,就與當時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見了面,並由胡耀邦負責接待的。以後到了北京,見面的機會就多了,而且兩個人都同時兼任過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耀邦的平易近人、坦誠大度,給他的印象更深。他的理智與實感都告訴他,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黨全國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必會大有起色。他立即提筆給耀邦寫了這樣一封信——    
    胡部長:    
    您好!從同志的來信和今天的廣播中知道,您已到中央組織部主持工作,十分高興!這是黨中央的一項英明措施,從此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有了組織上的保證,是深得人心的一件大事。黨的組織部就是黨員和幹部自己的「家」……是保證黨的隊伍強大和純潔的戰鬥組織。無論在地下時期,還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都是如此。她對黨員和幹部既需要嚴肅認真,也需要親切熱情。而這些,都被「四人幫」一夥糟踏和破壞了。現在,由於中組部的改組和加強,這種傳統必將得以恢復和發揚;肅清「四人幫」在幹部路線上的流毒和影響,將從理想變為現實。我相信,廣大的黨員和幹部將為此而歡欣鼓舞,同時也請允許我為此歡呼!    
    您也許還記得,我是1940年從晉察冀的冀中前線,同孫志遠同志等一起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的;因為「七大」延期,在您的指示下,我們進了軍政學院學習,後來又轉到中央黨校整風、學路線……1945年「七大」開過後,日寇投降,我即被調東北……1949年調中南組織部,1954年調中央組織部管工業幹部,年底調中宣部管幹部和機關黨組織工作。1958年任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時,與三個副書記一起,被定為「反黨集團」;我作為「首惡」,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這樣處理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違犯黨章原則的。由於當時在陸定一、周揚主持下,既不允許我們申訴事實情況,也不允許向中央和上級反映意見,完全採取壓制、威脅,剝奪了我們的發言權。然後他們向中央寫假報告,騙得了中央的批示,並向我們宣佈這個處理決定。這時我們再表示不同意見,就以「繼續對抗中央,反黨頑固到底」的罪名來唬人……    
    從1962年起,我就向中央和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到現在,我給中央有關部門、「中央文革」、中央領導同志寫的申訴材料和信件已有數十次,都沒有得到答覆……有的就推來推去,不負責任……    
    中宣部重新組建後,我也寫過信給張平化同志……但考慮到新組建的中宣部,對舊中宣部遺留的問題是否受理,即使受理又能否立刻騰出手來,也還是個問題。而事情的發生已快過去二十年了!人的革命生涯能有幾個二十年啊!我這種迫切心情,您一定會很理解的。因此,我只有寫信給您,請您和平化同志研究一下,能早日使我的問題得到解決,以便我放下包袱,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我想,這也會為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作出一個範例。    
    謹致    
    革命敬禮    
    李之璉  77.12.22    
    李之璉於寫信的當天,就把信封好送到了郵局。他沒想到在1978年1月12日,就得到了耀邦1月3日的回信。就是說,從遙遠的新疆石河子把信轉到北京,差不離耀邦一看到李之璉的信就回信了。    
    回信是這樣寫的——    
    之璉同志:    
    你的信我看過了。我記得起你。你的問題,我已把你的信轉給了汪鋒同志,請他們負責重新複查你的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如他們在複查中有困難,我們負責協助。你可直找區黨委。祝    
    近好!    
    胡耀邦    
    1978.1.3    
    李之璉即刻給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寫了信,要求去區黨委和領導面談複查工作如何進行。汪鋒讓人回信表示:過去問題的處理是中宣部決定的,材料也在北京,由地方上解決很難辦,要李之璉到中央去解決。    
    1978年2月,李之璉來到了北京。這時候的中組部,當然與郭玉峰把持的時候完全變了樣:李之璉一到,就由恢復工作不久的副部長陳野蘋親切接待,並讓他先去中組部萬壽路招待所住下休息,有話慢慢談。不久,就組成了蹇先任為組長、陳鴻蘇為副組長的中組部、中宣部兩部的聯合複查組,對「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進行複查。複查得認真細緻,工作量也很大,直到1978年11月才做出了《複查結論》。    
    《結論》說——    
    在處理「丁、陳反黨集團」過程中,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四同志因擔任機關黨委領導職務的關係,接受丁、陳申訴,參加中宣部對丁、陳的處理工作。凡屬重大性質的決定或措施,都是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或者部的領導人主持的其他會議上決定的;他們只是受命執行某些決定和措施,並無錯誤……    
    ……因此,在肅反問題上所提出的李之璉等四同志的錯誤也是不能成立的。    
    ……關於李之璉同志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野心家」、「陰謀家」和歷史上曾「背叛革命」的問題,現在查明,定李之璉同志為「階級異己分子」、「野心家」、「陰謀家」,毫無根據。他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這段歷史,在延安經審查做過結論,沒有影響他的「七大」代表資格。1973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的結論是:「李之璉同志在敵人面前未承認自己的身份和活動,未出賣同志和組織,也未寫過自首叛變的材料,並敢於同敵人鬥爭。」因此,說他被捕後「背叛革命」,不是事實,新疆的結論也否定了這個問題。……    
    根據以上複查結果,建議作以下的結論和處理:    
    第一,「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一案,是一起完全搞錯了的案件,應予徹底改正。撤銷中央宣傳部1958年7月《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撤銷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李之璉的政治結論》和《關於右派分子黎辛的政治結論》;撤銷中央宣傳部機關黨委對張海、崔毅同志按「反黨集團」成員所做的處分決定。恢復以上四同志的名譽。    
    第二,撤銷對李之璉同志的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由七級降為十三級的處分,恢復原級別,恢復黨籍,另行分配適當工作。撤銷對黎辛同志的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恢復黨籍,恢復原級別,另行分配適當工作。撤銷對張海同志的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由九級降到十四級的處分;張海同志逝世的善後處理,改按原職別級別對待。取消對崔毅同志留黨察看兩年、撤銷中宣部機關黨委委員、由十一級降到十四級的處分,恢復原級別……    
    這個結論於1978年11月12日由聯合複查組正副組長蹇先任、陳鴻蘇簽發,李之璉、黎辛、崔毅12月8日簽字同意,中組部、中宣部兩部領導閱批後,當日報送黨中央;黨中央常委會批准立即執行。這真叫快!緊接著,在當月23日結束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李之璉就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中紀委秘書長,調回北京;黎辛與崔毅也隨之從外省調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陳企霞及其「反黨集團」中的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的「右派」問題也相繼平反改正。丁玲個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謂「叛黨」問題,經中央組織部的進一步審查並經黨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協黨組過去所有的誣蔑不實之詞,恢復了1940年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副部長李富春為其簽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正確結論,徹底恢復了她的名譽。因她的問題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消除了不良的影響。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2)

    溫濟澤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璉更早、更簡單。1978年1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已結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對溫濟澤說,胡喬木打電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裡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瞭解你,這裡不少同志也瞭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裡,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佈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佈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裡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台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    
    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佈,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瞭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歎。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裡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只「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拚一拚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盡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製、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週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週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週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    
    1996年4月初本文草就時,溫濟澤已八十二歲高齡了。他得過腦血栓,腿腳不靈便,但他還繼續被人們推選為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麼?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初版文後補言

    李銳同志在其《同耀邦的詩交》文中說,他同黨內居高位者接觸頗多,但使他感到平易近人、可以隨便交談的,「除黃克誠外,耀邦是第二人」。我與耀邦接觸不多,但第一次接觸就有同感。    
    那是1979年6月。當月上旬,中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到會作了長篇講話。會後由我寫了會議新聞,按慣例逐級送審。6月13日午夜,耀邦讓人通知我次日清晨七點前趕到他家,與他研究這篇新聞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約前往,同去的還有新華社的兩位同仁。    
    七點整,耀邦與我們準時交談。端正黨風,改革開放,反腐敗,同心同德大搞四個現代化,等等,談了一個來小時。他快人快語,妙趣橫生,常常使我們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時地哈哈大笑。    
    談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們把他在這種場合說的主要內容也充實到這篇新聞中去。我們覺得這不合適。因為我們寫的是中紀委常委擴大會議消息,如果加進剛才他談的主要內容,參加過會議或看過會議材料的人就會說,當時會議上沒有的這些內容是新華社某人亂加的。這就不符合新聞真實性的要求。於是我們請他考慮:可否會議新聞歸會議新聞,另發一條他剛才的談話?    
    他沒有立即回答,只來回踱步沉思。我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接受他的提議,使他感到傷了面子?因為不少領導人是很在乎這一點的。    
    當然,耀邦根本不是這種人。他約莫沉思了一分鐘,停下腳步說:「你們說得很對!乾脆,會議新聞也甭發了。但是,我剛才講的這些意見,也可供中紀委的同志們參考。可我一時來不及去說,請你替我去轉達一下,怎麼樣?」    
    說著,他向我們伸出了手:「我要去開會了。以後有什麼問題,咱們隨時可以再討論。」然後他登車去中南海,參加在京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個例會。當天下午,我去了中紀委,向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王鶴壽轉達了耀邦的談話。    
    作為一個記者,在領導人的這個特定範疇裡,若撇開這樣豁達明快、平易樸實的人物,還能寫什麼人呢?    
    但在他身居高位時,我沒有動筆,只準備有朝一日,比較系統地寫些值得留傳後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離開總書記崗位已一年又十個月,有人約我寫寫耀邦,我也僅僅寫了第一次無拘無束會見的情景,並加了這樣的題記——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寫;    
    他似乎默默無聞了,    
    我卻樂於把這沉睡多年的草頁公佈於世。    
    1989年4月他猝然辭世,我和全國同胞一樣,是很悲痛的。    
    1994年秋,主持《炎黃春秋》月刊的杜導正同志,約我為該刊寫《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我覺得「是時候了」,遂一口應允。這時已有不少積累。但為了寫得充實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連續採訪了八個多月,走訪或電話訪談了對耀邦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知情人、參與人和冤假錯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參與人,有的甚至還兼是受害人。他們是:與耀邦有過深交的項南、李銳;原中紀委的李之璉和社科院的溫濟澤;中央組織部或原來在過中組部的陳文煒、苗楓林、丁財源、張志傑、何載、陸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報》或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胡績偉、秦川、王澤民、於國厚;原在新華社後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報》的莊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彥修;原《中國青年報》的張黎群、陳模、朱志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李碩儒;原中央黨校的楊逢春和孫長江;原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逸三;中國作協的張揚和鄭仲兵;曾三夫人沈義,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兒和侄女;「伊瑪尼黨」案的受害者丁鐵石、丁堅、白琴,等等,另外還有一些不願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約數十人。    
    這些同志講的,往往都是生動翔實、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劉振聲同志,特幫我借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好幾年的《新華月報》合訂本,使我得以複印了當年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大量文字資料;新華社圖書館和國內資料室、《半月談》資料室的李晏、賈曉珊、徐偉民、門玉茹、徐進、沈惠英、韓蘭蘭、張衛東等同志,原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康國志和原《內參》編輯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聯合大學人事處王毅同志也協助查找或複印了若干很有價值的參考材料。    
    反覆研究了總數不下二百萬字的這些材料,越發覺得當年耀邦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支持下,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倒「兩個凡是」、全面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輝煌、也是全國人民最最難以忘懷的歲月。而且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那樣波瀾壯闊的、把全黨全國從崩潰邊緣奮力挽回的歲月,就不可能出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寫寫這種歲月中的尖銳複雜、艱險鬥爭的情情景景,廣及於當代並留傳於後世,無疑是很值得的。當然,預約的兩三萬言是遠遠不能滿足這一要求的。    
    1995年9月初,完成了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炎黃春秋》找人打印數十份,由本人及家屬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以及本人摯友姚昌淦、徐穎夫婦等人,懇請他們核實補充和提出批評意見,然後再一一收回斟酌定稿。第二部各章,大體上也一一送請有關當事人核實修改,力求準確穩妥。    
    1995年11月,《炎黃春秋》摘編首發本書第一部前四章。截至寫此《補言》的半年中,筆者已經看到的相繼發表、轉載或連載本書部分章節的報章雜誌有:北京《炎黃春秋》、《工人日報》、《中國老年報》、《老年文摘報》、《中華週末報》、《中外報刊文萃》、《法制文萃報》和《文摘報》;《天津老年時報》和《人與法》雜誌;青島《青年參考報》;《上海文化報》和《文匯讀書週報》;香港《文匯報》;廣州《南方日報》、《南方週末》、《廣州日報》、《大時代文摘》和《炎黃世界》、《同舟共進》、《共鳴》雜誌;《貴州都市報》;成都《文摘週報》;武漢《今日名流》雜誌;南京《銀潮》雜誌;鄭州《新聞愛好者》雜誌;太原《老友報》和《法制博覽》雜誌;遼寧《鞍山日報》,等等。另有巴黎的《歐洲時報》。未聞和聞而未見的,都未計其內。    
    這說明,有關耀邦的故事,特別是當年他在葉、鄧、陳老一輩們支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正確落實「人」的政策的故事,發自內心的讀者群是十分廣泛的。而且有許許多多尚未見諸報端的故事在民間傳頌著。下面,就是河南省鄭州旅遊學校的女學生趙明給我寫來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供我撰寫本書作參考的。趙明寫道: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總書記來到嵩山腳下的登封縣。在嵩陽書院,他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國內現存最大的柏樹,細聽文物局長李振中講「漢封三柏」的故事。    
    相傳漢武帝時,這裡就有三棵大柏樹。武帝進了書院,看到第一棵柏樹枝幹挺拔威武雄壯,就高興地說:「朕封你為『大將軍』。」再向裡走,一棵更大的柏樹出現在眼前,武帝想了想說:「朕封你為『二將軍』。」待進了第三層院子,又看到了一棵氣勢非凡、直插雲天的柏樹,明顯大於前兩棵。但武帝認為自己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只得蔫沒聲地咕噥說:「朕封你為『三將軍』。」隨行大臣覺得不公,建議重新封;武帝卻明知有錯也不改,沒理找理地說:「先入為主嘛!」    
    李局長接著介紹說:「由於年深日久,『大將軍』枝幹彎曲,『二將軍』樹幹空裂,『三將軍』在一次雷電中化為灰燼。民間傳說是,『大將軍』樂彎了腰,『二將軍』氣炸了肺,『三將軍』惱怒自焚了。現在『二將軍』還蒙著委屈哩!」    
    胡總書記聽到這裡,幽默地說:「知錯不改是不對的。現在應該給『二將軍』、『三將軍』平反昭雪,就叫它們為『元帥柏』、『大元帥』吧!」    
    正因不論古今,或正事或笑談,耀邦都貫串著實事求是精神,並留下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廣澤人間的業績,所以,他才倍得世人的真情讚譽。周而復在其《離世異俗,獨行其意》文中說:「知道冤假錯案並不難,平反冤假錯案卻很難;自己高談實事求是並不難,要自己實事求是去做卻很難;自古已然,於今仍是。耀邦同志力排眾議,言行一致,堅持實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錯案,自然受到人們的擁戴。」    
    在「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座談會上,許多著名學者認為: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盲從迷信,用科學與民主精神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胡耀邦,是繼承「五四」精神的楷模。    
    由是,在這位一生光明磊落、謙誠好學、廉潔奉公、待人寬厚、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造福的人與世長辭時,中共中央的悼辭對他做出了高度評價。    
    與耀邦相處了十年之久的吳江,在其香港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    
    平反冤假錯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中國共產黨內人才可謂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夠在反「左」與平反冤假錯案方面敢作敢為,全憑他抱有共產黨人的一顆赤子之心,敞得開胸懷,容不得半點個人雜念和半點派別成見,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術作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將自己的權位建立在別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礎之上。    
    是的,這正如李銳在耀邦離開總書記崗位時給耀邦的一首詩中所說的那樣:「黑白紋枰輸後手,是非公道在人心。」耀邦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奔忙於第一線的重要成員,有老一輩的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人做堅強後盾,為實現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為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同其他同志一道做出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毫無疑義,千百萬因為耀邦參與領導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全黨和全國一切心懷善良與正義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歷史更永遠不會忘記他!    
    最後,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謹向所有向我提供史料或指導此書寫作的同志,以及各界熱心讀者,致以衷心謝意!    
    戴  煌    
    1996年8月3日    
    於戴氏蝸牛居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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