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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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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家鄉和家庭(1)

    胡適之先生是安徽省績溪縣人。    
    績溪,舊屬徽州府,1在安徽省南部,秀麗的黃山腳下。徽州全境多山,風景雖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貧。因此,徽州人大多離鄉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於經商聞名全國,甚至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這樣的地理生活條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個突出特點:一、重鄉黨觀念,以「徽州幫」為最有名。    
    二、艱苦奮鬥的精神,有「徽駱駝」、「績溪牛」之稱。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許多著名學者。    
    這些特點,在胡適身上幾乎都有體現。他一生自稱徽州人,愛吃徽州鍋2,喜歡攀徽州同鄉關係。1953年1月,他為績溪旅台同鄉會題辭,寫的便是「努力做徽駱駝」六個字。直到晚年,他為凌鴻勳編著的《詹天祐先生年譜》作序3,仍不忘以詹天祐的「徽州同鄉後輩」自居。對於徽州歷代的幾位著名學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寫在文章裡,欽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謂深矣。    
    胡適的老家,在績溪城西約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個大村落,名叫上莊。    
    4這裡,襟山帶水,群山環抱著一塊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蒼翠,聳立村北,像藍天底下展開一幅巨大的綠色屏障,護衛著整個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潤著村邊的農田,然後穿過楊林石橋,蜿蜒東去。涇人吳拙庵曾經讚美說:    
    其山清以曠,其水環以幽。    
    可說是傳出了上莊山水風光的特點與神韻。5    
    世代聚居上莊的胡氏,據說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曄的太子,因避朱溫之亂,隨義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間,便改從胡姓,後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經登第,故世稱「明經胡氏」,至今民間仍稱之為「李改胡」。二世祖仕於宋,卒封王爵。這些既闊且貴的事跡卻不見於史冊,大約是胡氏後裔為神化抬高他們的祖宗而寫在族譜裡的一種傳聞罷了。6胡氏雖找到了貴為帝胄的祖宗,遷居上莊以後的六百餘年間,卻並無仕宦顯赫之人。清代中葉以漢學聞名的「績溪三胡」,世居績溪城內,與上莊胡氏不同宗。7一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胡適的父親胡傳做到了「三品銜在任候補知府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要算是上莊胡氏族中最顯赫的官兒了。8    
    胡適的家,原不是什麼書香門第,而是歷代經商,做茶葉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經營,居然在上海東邊的川沙鎮開設了一家小小的茶葉店。他的祖父擴大營業,並在上海華界增設了一家支店。到他父親胡傳做了官,本錢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興隆。胡傳死後,家裡還留有上海一家裕興泰茶葉店,一家公義油棧,在漢口還有一家兩儀酒棧;卻也一天天蕭條以致倒閉了。9    
    胡家第一個有志讀書的,是胡適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憐他寒窗苦讀十餘載,連個秀才也沒考上,只在鄉里教私塾,人稱星五先生。    
    胡適的父親胡傳(1841—1895),行名祥蛟,字鐵花,號鈍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稱三先生,是胡家第一個真正走上讀書做官道路的幸運兒。他自幼聰慧,3歲時即不喜歡吃好東西,不願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賞識,說「是兒夙慧,必大吾家」,便請塾師教他專心讀書。胡傳24歲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興的了不得;但接連參加幾次「鄉試」,都沒能考中舉人。他於是進上海龍門書院,受業於當時著名的學者劉熙載門下。學的是詞章義理及「三禮」經濟一套學問。    
    他篤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顥、程頤和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是清末正統派一路的文人。後來,胡傳以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管府縣學教育的官員),先後在東北、廣東、河南、江蘇、台灣等處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餘年。最後官至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是台東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卻也不過三品銜而已。    
    胡傳雖然做了官,卻又是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他一生經歷了許多艱險。幸虧他意志頗堅強,身體又很結實健壯:    
    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曬的像包龍圖一樣。十    
    在東北寧古塔吳大部下時,曾奉命赴暉春,與俄國廓米薩爾會勘黑頂子邊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絕糧三日,凍餓交迫而不死。在廣東,奉命至海南島考察黎峒地勢,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癘重疫,也治好了。到台灣後,初任全台營務總巡,為查閱營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後山,還到澎湖列島,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個月,跟從的人員一個個都病死了,而胡傳竟能倖免。但他從此也骨節疼痛,大約是得了風濕病,身體便一天天衰弱了。台灣割給日本後,胡傳內渡,在廈門病逝時,正值55歲的壯年。    
    胡傳生活的年代,當鴉片戰後一年,迄甲午戰後一年,正是中華民族頻受列強侵凌,多災多難的歲月。他作為一個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看到國家的危難,最憂慮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說「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端必始東北」。那時年已四旬的胡傳,親老婦亡,官運不亨,便慨然隻身北上,遊歷東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負的機會,另一方面則為考察邊疆地理形勢,補正舊日圖志的缺誤,以備不時之需。這種經世致用和愛國的精神,實在也屬難能可貴的了。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家鄉和家庭(2)

    胡傳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馮村馮氏,結婚不久死於太平天國的亂兵。續娶旺川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後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個兒子,長子名嗣稼,行名洪駿,從小吸鴉片煙,賭博,是個敗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騅,後改名覺,字紹之。三子名嗣,與老二孿生,行名洪,字振之。這便是胡適的三位兄長,都早已謝世了。現在,胡家在上莊故鄉還有一個胡思齊。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適的親侄兒。8歲時忽成聾啞,今年已經79歲,大約是胡家最長壽的人了。    
    胡傳第三次續娶的,是本縣中屯馮氏,名順弟,即是胡適的母親。    
    〔附〕胡氏世系表1 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縣,元代升為路,明以後改為府,民國元年(1912)廢。徽州府舊轄六縣,相當今安徽省的歙縣、休寧、祁門、績溪、黟縣及江西省的婺源縣。    
    2 徽州鍋,又稱「一品鍋」,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據在胡適家吃過徽州鍋的梁實秋先生回憶描述道:「一隻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二,熱騰騰的端上了桌,裡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蔔白菜。」(梁實秋:《胡適先生二三事》,載台北《自由談》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爺」,不知其詳。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績溪人,是胡適的表親。他介紹的非常詳明:「所謂徽州鍋,並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們績溪縣嶺北鄉的居民最常見食物。凡是遇著節日,請客,婚姻喜慶,一般都是吃鍋。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號鐵鍋,材料是豬肉、雞、蛋、蔬菜、豆腐、海蝦米等。最豐富的鍋有七層:最底一層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筍,次之為筍衣,或用蘿蔔,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視季節而易。稍上一層是豬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豬肉只切成八至十塊,呈長方形。再上一層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內中裝有餡子。第四層為蛋餃子,第五層為紅燒雞塊,第六層為油煎豆腐,第七層為碧綠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燒,稍後即用溫火燒,好吃與否,專靠火候的功夫,經常將鍋中的原汁湯澆淋數次,大約要三四小時,才燒得出味道來。豬肉燒得像東坡肉一樣,入口即化。食時逐層吃,逐層撥開。」(石原皋:《閒話胡適》「九 胡適的生活和娛樂」,載安徽《藝譚》季刊1982年第2期)    
    3 《詹天祐先生年譜》,是凌鴻勳先生為紀念詹天祐誕生一百週年而編,1961年1月台北「中國工程師學會」出版。胡適的序,作於1960年11月19日,曾載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4 上莊,又名上川,舊屬績溪縣北鄉八都龍井鄉,今屬上莊鄉。在縣城西39公里,現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筆者在績溪縣政協副主席顏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縣城驅車前往上莊,實地察看。由此證明胡適自己說的,「我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溪城北約50華里」(見《胡適口述自傳》),也有兩處誤記:一是上莊在縣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約50華里」,誤差了28里,顯系舊時對山鄉道路極不準確的估計。台灣許多有關胡適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誤。(按:是書出版後,承績溪經傳方先生致信,謂舊時公路未開通,人們所走盤山小徑,大約是50華里。三版補注。)    
    5 吳焯(拙庵),安徽涇縣人,官績溪時,曾為上莊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順堂記》,其中說:「績西上莊,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曠,其水環以幽,其風俗孝友而樸誠,謙柔而好禮。」(載《上川明經胡氏宗譜》上卷之下「文苑」,績溪縣文化局藏)    
    6 上莊胡氏的始祖問題,胡氏族內亦有紛爭。胡適的父親胡傳曾作《溯本錄》,其序有云:「吾家舊譜所記,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溫亂,改從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跡不見於史冊,與曾氏始祖關內侯據略同。故予作《溯本錄》,悉從舊譜,亦援曾氏祖據之例焉。吾宗別派,有重修家譜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謂必無封爵之事,著論辯駁舊譜者,彼其學識未必有過於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見其不知量耳。」(載《上川明經胡氏宗譜》上卷之下「文苑」,績溪縣文化局藏。原文無標點。)    
    7 「績溪三胡」,梁啟超著《清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文中說,「績溪胡樸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學大端與雙池慎修相近,以傳其孫竹(培)、子繼(培系)。    
    竹與涇縣胡墨莊(承珙)同時齊名。墨莊亦自績遷涇也。時稱『績溪三胡』。竹善治《儀禮》,集慎修東原易疇檠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儀禮正義》。墨莊亦治《禮》,有《儀禮古今文疏義》。其最有名者則《毛詩後箋》。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適)雲。」據此,指胡匡衷、胡培、胡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際著名的漢學家。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也說:「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10月版第6頁)梁氏這些話,把胡適與「績溪諸胡」、「三胡」聯繫起來,雖未確指為同宗,卻也讓人發生疑問。    
    蔡元培先生在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所作序中曾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後來,《答林君琴南函》又說「胡君家世漢學」。顯然把胡適當作了上述「績溪諸胡」「三胡」的同宗後輩了。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家鄉和家庭(3)

    胡適被誤派為別人的子孫,他自己當年並未出來考證和糾正。直到40年之後,他口述自傳時才「順便更正」了。(參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頁)    
    原來,績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書胡」、「明經胡」。胡培等「三胡」,屬世居績溪城內的「金紫胡」;胡適一家屬世居上莊的「明經胡」。他們不是同宗。(按:承績溪顏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譜》之《肇齡公傳》有云:「城東胡氏,世傳經學,如匡衷公之《儀禮釋官》,秉虔公之《說文管見》、《古韻說》,培公之《儀禮正義》並顯於當時。」據此,「績溪三胡」應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三人。此說又見胡培系編之《績溪胡氏書目》,光緒十年甲申世澤樓刊,績溪縣文化館藏。三版補注。)    
    8 胡傳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補授台東直隸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補,賞加三品銜。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贈。胡氏宗譜中乃大登其「誥敕」,以為無尚的榮耀。計有因胡傳作官封贈其先人的誥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話,味同嚼蠟;但今日青年難以見到此種妙文,故錄其一道如下:    
    贈通議大夫胡瑞傑同妻氏誥命一道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嘉謨奕葉,允昭世德之殊寵,錫公朝益展曾孫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誤),承新渥,用轂曩徽。爾胡瑞傑,三品銜在任候補知府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之曾祖父,敦修無,垂教有方,種德開先,堂構益恢於來緒;詒謀裕後,箕裘克紹於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茲以覃恩,贈爾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慶,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榮,國典膺,家風益振。    
    制曰:綏柔佐治,寵既被於外僚,貞順垂休,恩聿推於內德。特敷惠澤,用播徽章。爾氏乃三品銜在任候補知府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胡傳之曾祖母,肅雍可范,令善堪模,樹慈訓於後昆,爰著鍾祥之德,傳素風於彝葉,式彰貽谷之謀,允作母儀,頻昭國典,茲以覃恩,贈爾為淑人。於戲,九重錫慶,邀丹誥之褒,四世承恩,並煥朱綸之色,勤宣令問,用闡幽光。    
    誥命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寶9 參看《胡適口述自傳》第4頁;《先母行述》,見《胡適文存》卷四第240~241頁;《四十自述》,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頁。    
    十 見《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上海亞東版,第3頁。    
    石原皋先生在《閒話胡適》中說:「現在我要說的是胡適的父親死的問題,這是個百年未解之謎,即:他究竟是病死於廈門,還是血灑戰場,壯烈犧牲呢?這個謎直到今天才得到解決。我在此大書特書,他是愛國英雄,是為了抗日而戰死沙場的。」(載《藝譚》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據是,十年浩劫期間,「造反派」曾掘開胡傳的墳墓,棺材裡找不著頭顱骨。    
    石先生的這種見解,與胡適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適口述自傳》等處的說法相悖。筆者赴績溪上莊察訪時,曾以此事詢問上莊鄉幹部群眾胡匡衡、曹誠兌等多人及胡適族人胡樂豐先生。他們都說十年浩劫期間,確有「造反派」掘墳事,但「找不著頭顱骨」的話,仍系傳聞,並無人確見證明,因而都認為靠不住。    
    關於胡傳的生平行狀,筆者多根據張經甫(煥綸)先生代撰的《胡鐵花先生家傳》(胡適於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節,但無大改動」,刊於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的《台灣紀錄兩種》為「代序」;李敖《胡適評傳》,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頁附錄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誥授通議大夫賞戴花翎江蘇候補知府前台灣台東直隸州知州鐵花胡公家傳》(載《上川明經胡氏宗譜》,績溪縣文化局藏)。這兩種家傳,均謂胡傳病逝於廈門,與胡適所述相合。    
    筆者有《關於胡適父親的死》一篇論文,專論此事,載《安徽史學》1992年第3期,可以參看。(三版補注)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年輕守寡的母親(1)

    胡適的母親馮順弟(1873—1918),是績溪縣中屯人。    
    出上莊,過楊林橋,東北行十里許,即到中屯。順弟的父親是村裡的農民,名叫馮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時參加過太平軍,隨軍裡的裁縫學得一手好裁縫手藝。    
    他平日勤耕苦作,農閒時便給人家做衣裳什物,為人勤儉正直,人稱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個女兒。在舊社會,重男輕女,女孩子是不受歡迎的,而且農家更特別希望有勞動力。因此,金灶給女兒取名「順弟」,即含著順下來生個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個兒子,以後又接連生了兩個女兒1。一家六口,生活雖然艱難,卻也和睦親愛,自有一種天然純樸的快樂。    
    但馮金灶心裡總壓著一塊石頭。祖上傳下來的老屋,在太平天國那幾年的戰火裡毀壞了。他發誓要重振家業,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棟更大更講究的新屋。然而談何容易!金灶夫婦苦做省吃,木料磚瓦還是一點也沒有著落,沒有錢!    
    順弟年齒漸長,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長得——    
    圓圓的面孔,有一點雀斑,頭髮很長……面貌並不美,倒穩重的很,不像個莊稼人家的孩子2。    
    在家裡,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腳勤快,為人也賢慧,最得父母鍾愛,村裡人都說金灶修得了個好女兒。順弟也很體貼父母。望著父親夢想新屋而憂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個男子,不能幫助父親勞動,賺錢,建新屋。    
    順弟16歲的這年春天,上莊的星五嫂來到中屯金灶家,給順弟說媒,說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兒,人稱「三先生」的胡傳。    
    這一年,胡傳已經48歲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兒女都已長大。他在外邊做官,沒有個家眷實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續娶個填房。    
    金灶夫婦聽了星五嫂的來意,當下心裡為難。一來,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將來反讓旁人笑話;二來,三先生比順弟大32歲,又是填房,怕女兒不願意;三來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兒女,大女兒大兒子都比順弟大好幾歲,這樣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兒一輩子。因此,金灶便對星五嫂說,這件事須同女兒商量,把媒人打發走了。    
    晚飯後,金灶夫婦把上莊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來說媒的事,對女兒說知。又說,做父母的也心裡為難,要女兒自己拿定主意。順弟聽了,低著頭,半晌不肯開口,但心裡卻在緊張活動。三先生她是見過的,人家都說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兒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財禮應該會更好看些。這是她報答父母的好機會,可以幫助父親建起他一生夢想的新屋。於是,順弟暗暗下了決心,應承了。    
    八字開過去了,與胡傳的八字合過了;禮單送過來了;二月訂親,三月迎娶,農家姑娘馮順弟,便變成了上莊胡傳家的官太太。中屯馮家也造起了一棟新屋3。    
    婚後的第二年,胡傳便把馮順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個男孩,這便是小胡適;不過那時還不叫「胡適」,而叫「兒」4。他是胡傳最小的兒子,順弟惟一親生的一點骨血。    
    小兒出世後剛滿90天,胡傳被奏調往台灣供職。到1893年春天,馮順弟便帶著一家子,抱著小兒,去台灣投親,在胡傳做官的台南和台東,度過了將近兩年的很快樂的團居生活。那時已年過52歲的胡傳。在公務之暇,剪一些紅紙方箋,用毛筆端端正正寫上楷字,教年僅20的馮順弟認字。他們兩人又一起教剛過兩歲的小兒也開始咿呀識字,父親當教師,母親既是學生又兼助教。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間最神聖的天倫之樂。到離開台灣時,母親認了近千字,小兒也認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樣短暫,瞬息即逝,悲痛卻來得那樣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第二年,胡適母子剛離開台灣,回到績溪故鄉不久,就傳來了他父親胡傳病死在廈門的噩耗。這家庭的巨變和不幸,在胡適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最初的記憶:    
    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我彷彿記得我父親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彷彿記得這一點淒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5。    
    胡適的母親遭到這般沉重的打擊,當時還只有22歲多2個月零17天,虛齡也只23歲!她在人生的途路上還剛剛邁開幾步,剛剛嘗到一點生活的甜蜜,便青年喪夫,做了寡婦,這是一個中國婦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後母,周旋諸子諸婦之間」,再加上家業中落,經濟困窘,誠如她的兒子所說,「困苦艱難有非外人所能喻者」6。    
    她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過於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馮振爽死。    
    1909年 妹馮玉英死。    
    弟馮誠厚死。    
    1915年 長女胡大菊死。    
    長子胡洪駿死。    
    1917年 長孫胡思明死。7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年輕守寡的母親(2)

    年紀輕輕的弟妹兒孫,這樣接連死去,不斷折磨著馮順弟的精神和肉體。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狀最為慘苦。中屯流行血吸蟲病。她的弟弟誠厚,幼習藥業,農忙時回家種田,感染上血吸蟲病。玉英妹死後不久,誠厚的病勢轉重,腹脹不消,又不忍讓年老的母親知道,便到上莊姐姐家來治病。胡適的母親服侍湯藥,夜不解衣。誠厚的病情卻不見好轉。她恐怕弟弟有個三長兩短,老母親的暮年就更難堪了。聽鄉間傳說割股可以療病,一天夜裡,她便焚香禱告天地,用快刀從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塊肉來,煎在藥裡。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將肉烤焦,夾在鍋巴中,讓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誠,但和愚昧相結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誠厚終於拋下年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兒女,撒手而逝,只給人世間又增添一個寡婦,三個孤兒。順弟怎能不十分悲慟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長而痛苦,她居然熬過來了!是什麼力量支撐著她呢?就因為有她親生的一點骨血——她惟一的兒子胡適。只因為這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兒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為了這點骨血的將來,她願意忍受一切,獻出自己的一切,並掙扎著熬過了23年!    
    兒子的將來應該是怎樣的呢?她不具體知道,只是希望兒子學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對兒子述說他父親的種種好處,叮嚀說:    
    「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8儘管她和丈夫只過了6年3個月零21天,她對胡傳的思想事業也不真正瞭解,但她虔誠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愛她的丈夫,可以說是一個丈夫至上主義者。胡傳親手寫的那些紅紙方字,她也終生保存著,視為她與丈夫、兒子三人「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在她的心裡,丈夫胡傳簡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誠嘮叨的述說與叮嚀,逐步在兒子的心裡也樹起了這尊偶像9。    
    為了兒子的將來,她管教很嚴。她沒有讀過書,卻千方百計地履行胡傳的遺囑十,送兒子讀書。績溪上莊一帶,蒙館學金很低,每個學生每年一般只送兩塊銀元。先生教起書來自然也不肯盡心,只教學生念死書,背死書,還動輒施以體罰。    
    這樣,學生學起來沒興趣,便常常逃學。胡適的母親卻與眾不同,捨得在學金上下本錢。據胡適回憶說: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了6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12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    
    因此一著,先生便對胡適另眼相看,特別優待,認真地為他講書,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講得清清楚楚。這使胡適得到莫大的好處。他後來回憶說,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正是他的母親增加學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適留學美國那幾年,家中經濟異常困窘。幾個哥哥鬧著分了家。胡適的母親獨立撐持門戶,一切親戚慶吊往來,人情南北,負擔委實不輕,乃至靠抵當首飾過年,貧窘之狀可見一斑。恰巧這時,族中胡守煥因家庭敗落,願將《圖書集成》一部大書減價出售。胡適的母親知道兒子想得到這部書,便借錢買下了。她寧肯自己遭受困窘,卻仍處處為兒子設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資的開明的母親。    
    然而,在兒子的婚事上,她卻很不開明。她很早就為兒子包辦訂下了終身大事,也許是盼著早日抱孫子罷。    
    到1918年11月,她歷盡寡居的艱辛,離開人世的時候,雖然只活了46歲,心裡卻應該是感到寬慰和滿足的了。她的兒子已經學成歸國,當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導文學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遺憾的,可能是最後沒有來得及抱孫子。    
    1 據績溪胡明近著《胡適傳論》稱,順弟之後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誠厚。想必有據,如此則前文應改為「第三胎生了個兒子,前後又生了兩個女兒」,方才準確;而「順下來生個弟弟」的含意則大約還是不錯的。(三版注)    
    2 見《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12頁。    
    3 據胡傳日記記載:    
    「(光緒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訂約於馮姓,擇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輿詣七都中屯迎娶馮氏。    
    十二日,馮氏至。行合巹禮。謁廟。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見岳丈岳母。」    
    (見《四十自述》第13~14頁所引)    
    從訂約到迎娶,僅20天,婚事進行得特別快。而據石原皋《閒話胡適》「胡適的母親」一節說,「現在中屯村中,馮致遠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鐵花公出錢,給他的岳父母造的」。(載《藝譚》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當重的,馮順弟可以說是以身報父母了。    
    4 胡適小時候的名字叫「嗣」,愛稱「兒」,見於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亞東版,第17頁,並註明「」字音門。他的哥哥分別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從「禾」。應該是不容易弄錯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先生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印行),「譜前」開卷就將「嗣」誤作「嗣糜」,從「米」,讀音也不對了。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年輕守寡的母親(3)

    可能是手民之誤,然而所有「」字都錯成「糜」,就難以理解了。    
    5 見《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亞東版,第16頁。    
    6 見《先母行述》,《胡適文存》卷4,第238頁。7 據《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適評傳》裡,敘述到馮順弟寡居經歷的痛苦時,說她「經歷了撫孤、忍辱、耐窮、借債、分家、重病、死父親、死母親……」,並註明根據亞東版《胡適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遠景版第37頁)這就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並未說到順弟的母親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對於喪禮的改革》一文裡,胡適敘述他母親的喪事說:「我起初想把祭禮一概廢了,全改為『奠』。我的外婆70多歲了,她眼見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死在她生前,心裡實在悲慟,所以她聽見我要把祭全廢了,便叫人來說,『什麼事都可依你,兩三個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細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禮是不能不改的。」(亞東9版卷4第132頁)由此證明,順弟的母親不僅順弟寡居時沒有死,而且順弟死時,這位老人家還活得健康,到了70多歲哩。    
    8 見《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亞東版,第28頁。    
    9 胡適一生崇敬他的父親,思想也頗受他父親的影響。如兒時讀的《學為人詩》,是他父親自編手寫的,胡適的母親保藏了20多年,胡適又將它裝裱成冊,含淚珍藏之。又請羅爾綱幫助校編出版了他父親胡傳的著作《台灣紀錄兩種》。在他成名以後,又為他父親當過地方官的台灣省台東縣捐贈獎學金七千元,並親去台東台南憑弔;不久台東縣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鐵花紀念碑」。    
    十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只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兒(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見《九年的家鄉教育》一則。    
     見《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亞東版,第22~23頁。    
     《藏暉室札記》卷四「二 母之愛」(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書,敘貧狀,老母至以首飾抵借過年。不獨此也,守煥兄家有《圖書集成》一部,今以家貧,願減價出售,至減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書,遂借貸為兒子購之。吾母遭此窘狀,猶處處為兒子設想如此。」(上海亞東1936年版,第226頁)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適原名嗣,行名洪,後改名適,字適之1。1891年12月17日(清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東門外寓所。小時候,隨父母在台灣住了近兩年,認識了七百多個方塊字。因此,當國民黨政府退踞台灣孤島後,有的台灣學者據此宣稱台灣是「胡適之識字發祥地」2;胡適自己也順勢與台灣人拉點同鄉關係,自稱是「半個台灣人」3。    
    中日甲午戰爭的第二年年初,胡適母子離開台灣,經上海,回到安徽省績溪縣上莊的老家。不久,胡適就入家塾,開始唸書了。    
    家塾的老師,是胡適的四叔胡,字介如。學堂就在介如先生家東邊的一間小屋裡。學生只有兩個:一個是介如先生的兒子胡嗣秫,比胡適大幾歲,卻不愛唸書,常喜歡溜到灶下或後堂去玩。另一個就是胡適。他才滿三歲零幾個月,身體瘦小,學堂的高凳子,要別人抱著才能坐上去,又得別人抱下來。只因為胡傳有遺囑,要送小兒子讀書;胡適的母親望他讀書的心很切,管教很嚴;胡適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樣貪玩,所以常常一個人坐在學堂裡,鼓起喉嚨讀書,直到天黑才回家。    
    後來,胡介如到阜陽縣上任當訓導去了,家塾的老師就改由胡適的族兄胡觀象(字禹臣)擔任4。學堂也搬到了「來新書屋」,房子大多了。學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個,以後增加到十數人。禹臣先生是村裡最年輕的老師,血氣方剛,常常打學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學生都怕他。有個叫胡嗣昭的,專愛逃學,往往躲到麥田或稻田里,寧可睡在野外挨餓,抓回去挨打,卻不願唸書。胡適覺得很奇怪。    
    他從不逃學。而且,他的母親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學,他常常是學堂裡到得最早的學生: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    
    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5。    
    胡適讀書時,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至聖先師」這一類闊得可怕的頭銜。全國各地的學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掛孔子的像。    
    來新書屋的牆壁上,也掛著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據說還是唐朝名畫家吳道子畫的呢。胡適的母親,盼望兒子讀書成名,一再叮囑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誠心,每晚放學時,總不忘記對孔夫子拜一個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著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著金紙剪的香爐燭台和貢獻,神龕外邊貼著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裡好生羨慕,回到家裡,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鈔出了許多聖廟匾聯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6。    
    少年時代的胡適,真可以說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實虔誠的小信徒。    
    胡適在家塾裡讀的書,也多是宣揚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學時已認得近千字,不算「發蒙」學生了,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一類童蒙讀物。他最先讀的是他父親胡傳自編手寫的《學為人詩》。這是一部四言韻文,講的是忠孝節義那一套倫常道德,「學為人」的道理。接著念的《原學》,也是他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胡適都念得很熟,書中的意思卻不是三歲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後,胡適又陸續讀了——    
    (3)《律詩六鈔》(4)《孝經》(5)《小學》(朱熹編,江永集注本)    
    (6)《論語》(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學》(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詩經》(朱熹集注本)    
    (11)《書經》(蔡沈集傳本)    
    (12)《易經》(朱熹本義本)    
    (13)《禮記》(陳注本)    
    (14)《綱鑒易知錄》(15)《御批通鑒輯覽》(16)《資治通鑒》7九年的家鄉教育,熟讀了這許多經史典籍,為他後來做學問,「整理國故」,打下了較系統的舊文化的基礎。同時,在他幼小的心靈裡,也深深地潛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別崇拜程朱理學的思想根苗。    
    胡適說,他的父親胡傳「是篤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顥、程頤和朱熹,是所謂『理學』。由於業師劉熙載先生的教誨,我父親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也很大」8。胡傳所編的《學為人詩》,講「性命」,講倫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學的一套。    
    詩的末尾寫道: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學派「即物而窮理」的治學態度。胡適讀這部書的時候,雖然並不懂得它的意義,但他父親留下的這點「程朱理學的遺風」,卻是對他終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裡讀朱子《小學》,讀經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門生的注本,也可以說正是這種理學遺風的表現。1 胡適的名字,台灣和大陸的學者多有弄錯的。參看上一節注4。    
    又胡適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據績溪縣《上川明經胡氏宗譜》「凡例」中,所載排行名的五言詩如下:    
    天德錫禎祥,洪恩毓善良。    
    明經承肇祖,世澤振同光。    
    秉國思名彥,為邦有憲章。    
    家庭敦孝友,繼起衍宗長。    
    胡適曾祖序東公,行名錫鏞;祖父奎熙公,行名禎;父傳,行名祥蛟;胡適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駿、洪騅、洪、洪;下一輩是「恩」字輩,因奎熙公字世恩,為避諱缺筆為「思」,故行名依次為思明、思齊、思聰、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別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樂豐先生,則行名為「恩」,與思祖、思杜等為剛出服的堂兄弟。    
    2 參看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與胡適》一文,載台北《中央日報》副刊1952年11月29日。    
    3 見胡適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講詞》(1953年1月6日),載《胡適言論集》甲編,台北華國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頁。    
    4 胡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選阜陽縣訓導,任到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觀象(禹臣),是胡適的族兄。《四十自述》亞東版第21頁,明明寫著:「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選了穎州府阜陽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暉室札記》卷4「三六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時不與諸兒伍,師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導之功為最」。而李敖《胡適評傳》第68頁,卻說「…指導他念這些書的老師是他的親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後來是族叔胡觀象(禹臣)。」不知何據?    
    5 見《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上海亞東版第29頁。    
    6 見《四十自述》「從拜神到無神」,上海亞東版第36頁。    
    7 據《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列表。    
    8 見《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頁。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先生」講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適小時候,在台灣大病了半年,身體很瘦弱,缺少活潑遊戲的本事。他舉動文縐縐的,村裡大人都誇他像個先生模樣,便戲稱他做「先生」。    
    他喜愛的遊戲,也多是文靜一些的。或玩紙牌,或用薄薄的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學做木刀竹槍,借幾副假鬍鬚,在村口田里做戲;胡適扮的也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滸戲」裡的教師爺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來。這大概是胡適少年時代最活潑的遊戲了。而他最愛玩也最拿手的遊戲,是「擲銅錢」,或叫「砸銅錢」。    
    據績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擲銅錢的遊戲,須要較高的戰術和技巧。參加者少則三四人,多則六七人。各人拿自選的銅錢向石柱擲去,銅錢反彈過來,彈得最遠的「吃」第二遠的,依次相「吃」,即將自己的銅錢擲向第二遠的銅錢,擲在相隔五寸以內為「吃著」。於是,拿被「吃著」的人的銅錢置階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銅錢打下去,並使之騰空飛出,愈遠愈妙。而被「吃著」的人,得用嘴唇舔著自己的銅錢向前擲,一直舔著擲到與飛出的銅錢相連接,一盤才算結束1。    
    胡適擅長這種遊戲,常是勝者。但他從小便愛惜羽毛,有自尊心。自從得了「先生」的綽號以後,他覺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裝出「先生」的樣子,也就不敢盡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本家長輩走過,笑說道:「先生也擲銅錢嗎?」胡適聽了,竟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傳統觀念和舊教育的熏染下,為了這點可憐的自尊,卻犧牲了兒童遊戲的樂趣。他一生除了讀書寫字之外,別的方面都沒能得到發展的機會。2    
    胡適少年時代的最大興趣,還是看書,看小說書。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觸發的——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裡玩耍。這小屋前面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來便住在這裡。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裡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孚煤油板箱裡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面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3。    
    這本破書引起了胡適對小說的極大興趣。從此,他到處借讀小說,和朋友交換、比賽看小說。每年秋天,胡適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監割」(田主監督佃戶收割),他也總是坐在樹蔭下看小說。胡適閱讀小說,範圍很廣泛,兼及彈詞、傳奇和筆記小說一類的書。他看過的大致有:    
    (1)《水滸傳》(第五才子書)    
    (2)《三國演義》(第一才子書)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劍十三俠》(5)《雙珠鳳》(6)《紅樓夢》(7)《儒林外史》(8)《聊齋誌異》(9)《經國美談》(譯本,日矢野龍溪著,周宏業譯,為胡適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本。)    
    (10)《琵琶記》(11)《夜雨秋燈錄》(12)《夜譚隨錄》(13)《蘭苕館外史》(14)《寄園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貴征東》(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妝樓》4胡適這般嗜讀小說,也遭到家中老輩的干涉與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讀,於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蓋有二害,終身不能挽救也。一則所得小說良莠不齊,中多淫書,如《肉蒲團》之類,害余不淺。倘家人不以小說為禁物而善為選擇,則此害可免矣。二則余常於夜深人靜後偷讀小說,其石印小字之書傷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響。5    
    幸而家中也有人幫助胡適借小說,如他的五叔、守煥哥、三姊丈周紹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幫他借過小說,或送小說書給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適大四歲,天資頗高,會讀書,家裡也頗有些藏書,是胡適兒時最要好的一個朋友。他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摺子,登記看過的小說,過些時候便交換比較,看誰讀的書多。到胡適離開家鄉時,他的摺子上記載的小說書,大約有30多種了6。    
    人們往往以為小說是「閒書」,其實大謬不然。小說書給了胡適很大的好處,主要的是幫助他把文章寫通順了。他讀了大量的小說,而且找到一個講述這些小說故事的好機會。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還有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十幾歲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繡花做鞋,也常常請胡適講故事。胡適給她們講得最多的是《聊齋誌異》,什麼鳳仙啦,蓮香啦,什麼江城啦,張鴻漸啦,說得悍婦奇毒,狐鬼有情。眾姑娘聽得嘖嘖稱讚,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飯,犒勞胡適。這樣講聊齋故事,逼著胡適把古文翻譯成績溪土話,使他更瞭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話小說,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因此,他離開家鄉到上海求學時,就能寫很像樣的文章了。而對於他後來的提倡白話文學和考證小說,也早早地種下了根苗。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先生」講故事(2)

    1 參看石原皋著《閒話胡適》「三 胡適的童少年」,載《藝譚》季刊1981年第2期。    
    2 1916年3月6日,胡適在《藏暉室札記》卷12「三○ 伊麗鶚論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中寫道:「吾國舊教育之大病,在於放棄官能之訓練,誦讀習字之外,他無所授。猶憶余幼時酷嗜畫人像,然既無師資,又無範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說之繪像而已。不獨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為塾師所見,大遭詬責,桌屜中所有繪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為矣。音樂則更無機會可學。猶憶一年,裡中秋賽,應有童子昆腔樂隊,翰香叔欲令余與列其中,後家人以為吾家子弟不應學吹彈與『子弟』(俗謂優伶為『子弟』)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為憾事。吾不知果有繪畫與音樂之天資否。然即令有之,經此20年之壓抑挫折,更能余幾何乎?後之言教育改良者當知所從事矣。」(見《藏暉室札記》亞東版第856頁)    
    到1930年11月,胡適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一章裡,又寫到這兩件事,可參看(亞東版第28頁)。    
    3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亞東版第23~24頁)。關於胡適第一次偶然讀小說的事,他自己有種種不同的回憶與說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灣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學的演說《白話文的意義》,說的是「七八歲的時候」(見《胡適選集》「演說」,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版,第175頁)。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八週年紀念會上演講《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又說是「八九歲的時候」(劉心皇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收此演講詞為「代序」,台北正中書局1971年印行)。前後相差兩三年,當是記憶的不確切。五六十年之後來回憶兒時情事,難免此等誤差。而《四十自述》的回憶與記載可能較近是。    
    4 據《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列表。    
    5 《藏暉室札記》卷12「三○ 伊麗鶚論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亞東版第857頁。    
    6 這些數字都不甚確切。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是「三十多部小說」(亞東版第25頁);而在《藏暉室札記》中卻說是「讀了四五十種小說」(上海亞東版,第856頁)。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從拜神到打菩薩(1)

    胡適家的房屋,是他父親當官以後新蓋的二層樓房。雖不十分闊綽富麗,卻也精緻而大方。正面牆上有騰飛的門簷。門簷下兩扇黑漆大門。門上貼著「僧道無緣」的大紅紙條。這是舊日理學家庭的一個典型標記。胡適的叔父兼老師胡介如家,門上也貼有「僧道無緣」的紙條。他們篤信程朱理學,不言怪力亂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佈施和尚道士。貼上這「僧道無緣」的條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門了。但是,胡家的女眷卻深信神明菩薩。胡傳死後,大門上「僧道無緣」的紙條也由紅變白,後來竟完全剝落,無影無蹤了。女眷們便誠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裡人有個三災兩病,便唸經許願,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請和尚到家裡來,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這樣的環境下,胡適小時候,便常聽那些信佛的老太太們講「目連救母游地府」,講「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見神見鬼。他自己也看過一些宣傳神鬼的連台本戲,讀過老太太們帶來的《玉歷鈔傳》、《妙莊王經》等勸善罰惡的「善書」。於是,他幼小的心靈裡也裝滿了神佛觀念。十殿閻君,牛頭馬面,地獄的慘酷,輪迴的苦痛,使他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心理,最怕來世變豬變狗。加之,胡適自幼體弱多病,他的母親也常替他求神許願,教他誠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親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還親自帶著胡適去朝拜古壙山,在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山路崎嶇,她的一雙小腳行走十分艱難,卻不叫一聲苦痛;這時候的胡適,自然也是一個很虔誠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這個虔誠的小信士,不久便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事情是從朱熹的《小學》開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的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歷鈔傳》等書裡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面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餵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心裡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1。    
    科學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戰了。胡適從朱子的《小學》裡,知道了司馬光論地獄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使他開始懷疑,不再相信地獄輪迴的鬼話了。不久,他又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中知道了范縝的《神滅論》:    
    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2。    
    范縝用一個通俗的譬喻,說形與神的關係,就像刀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便不會有刀的「快」了;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樣淺顯的譬喻,說明了深刻的唯物主義哲理,使知識初開的胡適,完全相信了無神鬼的道理。他說,「司馬光引了這35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裡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而且,「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3。    
    經過了這次「思想解放」之後,胡適便不再虔誠拜神禮佛了。但他從小是一個對母親很孝順的人,當著母親的面,還不敢說不信鬼神的話;他母親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傷他母親的心。而當母親不在跟前,胡適便對小夥伴們大發無鬼無神的議論,甚至去打菩薩。中屯村前有個三門亭,亭裡供著關老爺的塑像;    
    村旁小廟裡有幾個羅漢菩薩。胡適到外婆家,常和小夥伴們去小廟或亭子裡玩。    
    他領著打菩薩的耳光,但不明顯打壞;有時又拔去菩薩的幾根鬍鬚,也絕不拔光。因此,一直沒有被大人們發覺。    
    有一年正月間,胡適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節,才和外甥章硯香趕回上莊去看燈。半路上經過中屯的三門亭。他們走進亭子歇息。胡適對硯香說,「這裡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爛泥菩薩拆下來,扔到毛廁裡去,好嗎?」這欺神滅道的話,把比他大幾歲的外甥給嚇住了。章家跟送的長工忙加勸阻,說「菩薩是得罪不得的」。胡適還不服氣,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裡有人來,他們才走了。    
    回到上莊,鑼鳴鼓響,獅燈龍燈,熱鬧非常,來看燈的客人很多。胡適乘客多的風頭,也喝了幾杯燒酒。晚間被涼風一吹,他便醉得說起胡話來,亂喊亂叫,要月亮下來看燈。胡適的母親見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連抱帶拖,拖進房裡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長工走進房來,把白天在三門亭的話,低聲報告了胡適的母親,並說「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來了」。胡適此時其實心裡明白,正擔心酗酒鬧事,受母親責罰。聽到那長工的話,便計上心來,大說瘋話,越鬧越凶,裝著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適的母親急得沒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禱告三門亭神道,請求寬恕無知的孩童,又許願病好以後,親自到三門亭神道前燒香還願。胡適暗暗慶幸,小施妙計,便躲過了一場責罰;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責罰卻在一個月之後——


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1891-1904從拜神到打菩薩(2)

    過了一個月,母親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錢來,在外婆家辦了豬頭供獻,備了香燭紙錢,她請我母舅領我到三門亭裡去謝神還願。我母舅是個虔誠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擺好供獻,點起香燭,陪著我跪拜謝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禮,——心裡只怪我自己當日扯謊時不曾想到這樣比挨打還更難為情的責罰4!    
    胡適在他的徽州家鄉和親人中間,漸漸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這裡,既山川秀美,又貧瘠閉塞;既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淳樸的民情風俗,又有濃厚的封建意識,愚昧落後的迷信思想。胡適在這裡生活了九年,個兒長高了,知識初開了,還得到一點做人的訓練,養成了一點用功的習慣。然而,他那渴求知識的心,卻已經難於滿足了。故鄉的山,是那麼高峻青翠而可愛。但高山那邊是什麼呢?他渴望著越過那山嶺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1 《四十自述》「從拜神到無神」,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37頁。    
    2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三十六「齊紀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載范縝在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西邸,辯論佛教因果報應之事云: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中略)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按,指尚書令與左右僕射,相當宰相)矣,何但中書郎邪!」    
    范縝(約450—約510),南朝齊梁時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所著《神滅論》,載《梁書》卷四十八本傳,並附見梁釋僧佑編《弘明集》卷九梁蕭琛的《難神滅論》一文中。司馬光此處所引文字,系綴合原文,並稍有字面上的改異。然而「縝大笑」云云,栩栩傳出一個正直狷介的知識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筆。    
    3 胡適當時尚不知道《神滅論》全文載在何處。到寫《不朽》一文時,方引述《神滅論》原文。而1930年12月,寫作《四十自述》「從拜神到無神」一章時,大約又未細檢原文,故有司馬光「編《通鑒》時,硬把《神滅論》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歷史裡」的話,仍把綴合的這段文字,誤認為《神滅論》裡「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參看《四十自述》亞東版第38頁)。    
    然而,范縝的《神滅論》,對胡適確是「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接編《競業旬報》,曾於「談叢」欄中發表《無鬼叢話》多條,陸續載該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條就引述了司馬光「家訓」裡的話和范縝《神滅論》裡的話(見《競業旬報》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適在《藏暉室札記》卷六,又寫了《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和《范縝因果論》。因思想有了進步,對范縝「識理亦有疵」微有批評,但主要仍是肯定,並讚揚范氏「人生如樹花同發,大有平等之意。墜茵落糞,付之偶然,未嘗無憤忿不平之心」(見《藏暉室札記》亞東版第364頁)。1919至1921年間,寫《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縝的《神滅論》;並特別指出《神滅論》的幾句話,使他「心裡受了一大感動,後來便影響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參看《胡適文存》卷四第105—115頁)。1945年,又寫《考范縝發表〈神滅論〉在梁天監六年》(1946年4月改定,載《大公報?文史週刊》第35期)。距幼時讀《資治通鑒》,已是45年,真可謂終生不忘了。    
    4 《四十自述》「從拜神到無神」,亞東版第42頁。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鄉巴佬變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適告別了母親和家鄉,跟隨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學。他身穿藍呢夾袍,外罩絳色大袖馬褂,腦後一條小辮子,用紅頭繩紮著,蹺蹺的拖在背後,完全是一副地道的鄉里土少爺打扮。當年由績溪上莊出門,只能步行。他們經逍遙崖、江南第一關、棧嶺,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餘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後乘火車,來到十里洋場的大上海。1這個鄉巴佬要在這裡住下,讀書,尋求那被高山崇嶺封閉著的家鄉所不能夢想的「新學」。他進的第一個學堂是梅溪學堂。這是他父親生平最佩服的一個朋友張煥綸(經甫)    
    先生2創辦的。那時是清朝末年,剛剛廢科舉,興學校。這梅溪學堂課程還很不完備,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門。胡適因為不懂上海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適在家鄉已經讀了許多古書。現在進五班,國文讀《蒙學讀本》,他自然不費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專攻他沒有學過的英文和算學。    
    不久,胡適碰到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這五班教國文的沈先生,大約也瞧不起淺近的《蒙學讀本》,事先沒作準備。這一天,講到讀本裡的一段引文: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個「傳」就是《左傳》,引文是《左傳》上的話。胡適聽到這裡,心想,這不講錯了嗎?然而,他畢竟剛從鄉里來,不敢冒失;從母親那裡也學得了一點忍耐的好脾氣。直等到先生講完之後,他才拿著課本,走到講台那兒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話,低聲對沈先生說,這個「傳曰」是《易經》裡的《系辭傳》,不是《左傳》。先生用驚異的目光,望著這個土裡土氣的鄉巴佬,臉也有些紅了。於是,發生了下面的對話:    
    「儂讀過《易經》?」先生問。    
    「讀過。」    
    「阿曾讀過別樣經書?」    
    「讀過《詩經》、《書經》、《禮記》。」    
    「做過文章嗎?」    
    「沒有。」    
    「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先生出了「孝弟說」的題目,胡適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餘字。先生看了,點點頭,說:    
    「儂跟我來!」    
    胡適捲起書包,跟著沈先生下了樓,走到第二班的課堂。沈先生對那班裡的顧先生說了幾句話,顧先生便叫胡適坐在最後一排的椅子上。這時他才明白,自己已經是第二班的學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滿心高興,坐下來凝神聽課。先生卻沒有講書。抬頭一看,黑板上寫著兩個作文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3    
    「經義題」是科舉考試做八股文的題目,胡適沒有學過,不會做。「論題」雖然可以敷衍,但那個「日本」,在天南還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麼做呢?剛剛升到這個班裡,他既不敢請教先生,同學中又沒有一個熟人,在鄉里讀的那些古書也幫不上忙。他心裡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該把他升得這麼高,這麼快。    
    正在這個「作文危機」的時候,胡適家在上海開的「公義油棧」店裡派人來學校,報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帶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於是,胡適抄了題目,逃出課堂,暫時躲過了這一關。    
    趕回店裡,他的三哥不幾個鐘頭就斷了氣。第三天,他的二哥從漢口的店裡趕到上海,辦喪事。據胡適自己回憶:    
    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二哥撿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校去翻看。費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4    
    從鄉里讀的「四書」「五經」,轉到讀《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和《新民叢報》一類新書,使胡適的眼光從古代轉到了近代,從舊世界轉到了新世界。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呼吸著新的空氣,吸取新的知識,追逐著時代的新潮流,並自命為「新人物」了。    
    這個「新人物」所讀的新書,大多是二哥給他的梁啟超一派的著作,也讀反清革命的書。有一天,班裡的同學借來一本鄒容寫的《革命軍》5,在胡適等幾個同學中傳看。鄒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軍馬前卒」。他寫的這本《革命軍》,薄薄的本子,書前印著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寫的序。全書約兩萬來字,淺近通俗的語言,宣傳反對清廷專制,鼓吹「獨立自由」和建立「中華共和國」,在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胡適等幾個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動。但那時滿清王朝的統治還很殘酷,這種革命的書印得還不多。印這種書,被抓著便要殺頭;看這種書也只能偷偷地看。他們這本《革命軍》是借來的,要歸還;捨不得,便輪流著抄。晚上,學堂的舍監來查過夜,他們便偷偷從床上爬起,點著蠟燭,繼續抄。    
    幾個人連夜趕著抄成了一部《革命軍》。    
    這個「新人物」又很關心時事,愛看報紙: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鄉巴佬變成「新人物」(2)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連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6    
    當時國內的排滿浪潮,反抗沙俄侵佔我東北的「拒俄運動」,在胡適的思想上種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愛國主義的種子。他「痛恨俄國」,也痛恨那媚外賣國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當梅溪學堂要送胡適和另外幾個同學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的時候,他們幾個「新人物」便不約而同,都拒絕到官廳去應試,不等考試日期到,就都離開梅溪學堂了。    
    1 台北《中國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載胡鍾吾所作《胡適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跡考》一文,中說1953年2月10日,胡適在台北鐵路飯店績溪同鄉歡迎會中,「詳述少年時在家,送親友出門,攜帶雨傘乾糧(用麵粉做的菜餅),由績溪步行經逍遙崖,江南第一關,棧嶺,到餘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車至上海的故事」。    
    2 張煥綸,字經甫,上海人。是胡適的父親胡傳在龍門書院的同學和朋友。後來胡傳任官台灣時,在復張經甫的信中說:「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錫,不足過矣。九頓首以謝,猶自以為不足也。」(見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年5月印行的《台灣紀錄兩種》下冊,第70~71頁)由此可見他們之間情誼之一斑。胡傳死後,張經甫又代撰《胡鐵花先生家傳》,對胡傳的生平事業記述甚詳。    
    3 「經義」是宋以後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為題,應試者作文闡發其中義理;明清兩朝形成一種固定格式的八股文體,題目用「四書」「五經」的文句,解釋須依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不得任意發揮。胡適初入梅溪學堂第二班所見的這個「經義題」,文句摘自《孟子?盡心章句下》。    
    4 見《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46頁。    
    5 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曾留學日本,積極參加反清鬥爭,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於獄中,年僅20。    
    《革命軍》是鄒容宣傳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約二萬言,用通俗淺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殘酷統治,提出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自序後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書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說:    
    「今容為是書,壹以叫恣言,發其慚恚,雖囂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只悔,以是為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冊,第650頁)    
    孫中山在《自傳》中談到清末反清運動時,讚揚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見《總理全集》)    
    6 同注4,第47頁。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讀《天演論》、《新民說》(1)

    1905年春,胡適改進澄衷學堂。這裡的課程比梅溪學堂完備得多,除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使胡適能較多地接觸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那時的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遭失敗以後,又遭受八國聯軍蹂躪的奇恥大辱,戊戌變法的維新改良運動也宣告破產了。清王朝的統治,掌握在頑固派頭子慈禧太后的手裡,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進的中國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愛國青年們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卻也有不少人悲觀了,失望了,消沉了。嚴復譯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論》1,正在這時風行海內。他所宣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思想,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給那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及失望悲觀的人們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國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並且影響和教育了好幾代的知識分子。    
    澄衷學堂的楊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過胡適班上的國文教員。2他曾經在胡適的作文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話當做絕對真理的時代,確是很難得的進步思想。而最難得的,還是楊先生教國文與眾不同,居然用《天演論》做教科書,引導胡適等一班學生讀了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3    
    胡適最初讀《天演論》的時候,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並不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也不真正瞭解科學的進化論。他們所能瞭解的,只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類的口號和公式。看看國際上弱肉強食的殘酷鬥爭,想一想中國面臨瓜分滅國的危機,他們更覺得這個天演公式簡直是當頭棒喝,受了絕大的刺激。於是,在他們同學中的第一個反響,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孫競存,有人改名楊天擇。胡適也改了名字:    
    我在學堂裡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1910)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4。    
    這「胡適」,便是他開始接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留下的一點「紀念品」。從此,赫胥黎便成了對胡適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一個人5。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另一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但梁氏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民性的缺點和弱點,而且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6,在中國思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胡適在梅溪學堂便開始讀《新民叢報》,讀梁啟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後,似乎和梁氏更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從梁啟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還有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許多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7他折服於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著梁啟超走。    
    胡適說,他那時「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主要是兩部著作對他的思想事業影響極大,第一是《新民說》,第二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新民說》,是梁啟超有代表性的政論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把我們這個老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為新民。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因此,梁氏自號「新民子」,自稱「中國之新民」,他辦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總歸一句話,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胡適讀了《新民說》,看這十幾篇文字,歷舉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覺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適認為: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裡,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8另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梁氏早年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9今天看來自然有不科學之處。但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讀《天演論》、《新民說》(2)

    但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只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後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    
    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十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當胡適津津有味地讀著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的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已經成立,《民報》也已刊行,正大聲疾呼宣傳排滿的革命思想。與梁氏所編《新民叢報》宣傳的改良主義,正是兩軍對壘,展開了一場大論戰。青少年時代的胡適,顯然是傾倒在梁啟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張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義的道路。胡適後來一直崇拜梁啟超。梁氏逝世時,他正去北平,參加北平協和醫學校的校董會,聽說梁氏去世,便趕去參加梁的大殮,灑了幾滴感恩和傷悼的眼淚。    
    1 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馬克思稱他是「科學界一位權威」(《法蘭西內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發表後,他竭力支持和宣傳進化學說,與當時宗教勢力作激烈的鬥爭。他第一個提出了人類起源問題和「不可知論」(Agnosticism)一詞。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動物分類學導論》、《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等書。    
    《天演論》,原是《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一書的前兩篇,嚴復譯述,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陽盧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書局石印出版。今譯本書名改稱《進化論與倫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2 時隔29年之後,胡適仍記得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記中有云:「四點到楊亮功家,見著監察院的楊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帶他的小兒子楊彥歧來,要他拜我為師。千里先生是我師,他的兒子即是我的師弟,我如何敢當?」可見胡適是非常尊師重道的,即使當了大學校長、院長、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師,並執師禮甚恭,誠為難能可貴(見台北遠流版《胡適的日記》手稿影印本第11冊)。(三版注)    
    3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49頁。    
    4 同上第50頁。    
    5 參看胡適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和《演化論與存疑主義》(載《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出版)。    
    6 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五,自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亡居日本,創辦《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的情況,曾自評其文字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見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10月版第62頁)    
    7 梁啟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間,曾致力於介紹西方學說,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學案》、《斯片挪莎學案》、《盧梭學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等,多刊於《新民叢報》,後收入日本人下河邊半五郎所編輯的《飲冰室文集類編》下冊「學說」內,日本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8 同注3第52頁。    
    9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一章「總論」中,說:    
    吾欲劃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見《飲冰室文集類編》下冊第10頁)    
    十 同注3第54頁。    
     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裡,曾記述此事:    
    當時我聽說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見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點多鐘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    
    1月20日,任公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殮。在君、叔永、陳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殮。看見許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眼淚,我也忍不住墮淚了。(台北啟明書局1960年版,第73頁;又見台北遠流版《胡適作品集》第23冊,第119~120頁)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作者、編者、記者(1)

    1906年夏天,胡適考入新成立的中國公學。    
    這所學校,是清末留日的中國學生回上海創辦的。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頒佈一個「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我留日學生認為是侮辱中國,便議決罷課抗議,全體歸國。當時回到上海的留日學生多達三千餘人,遂發起籌創一個理想的學校,使大家能繼續學業。「因為這學校含有對外的意義,歸國學生又有13省人之多,故名『中國公學』。」11906年2月,租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北首的民房為校舍,便正式開學了。    
    胡適搬進這個學校,看那些同學,有的剪了辮子,穿著和服,拖一雙木屐,一身日本裝束;有的戴著眼鏡,捧著個水煙袋,完全是內地紳士氣派。他們的年紀都比胡適大,有許多人是革命黨,在學校裡組織革命團體,進行革命活動。有些激進的同學,往往還強迫那些有辮子的同學剪辮子。他們把胡適看作小弟弟,也就沒有強迫他剪辮,讓他腦後那根小辮子一直翹翹的拖著。    
    與胡適同寢室住的,有一個鍾文恢,號古愚,江西人,約莫二三十歲年紀,留著一撮小鬍子,所以人們都叫他鍾鬍子。他們組織了一個競業學會,會址就在離學校不遠的北四川路厚福裡。鍾鬍子是會長,他介紹胡適入了會。    
    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業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就叫做《競業旬報》。他們請了一位傅君劍先生(號鈍根)來做編輯。旬報的宗旨,傅君說,共有四項: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這都是門面話,骨子裡是要鼓吹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要「傳佈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    
    2    
    鍾鬍子見胡適常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約稿,勸他為旬報寫白話文章。於是,在這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旬報上,便登出了胡適生平的第一篇白話文章——《地理學》。講的是「地球是圓的」一類通俗的地理學知識。從此,他成了《競業旬報》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慣例,就得有一個以至幾個講究的筆名和別號。胡適當時正讀《老子》,讀到第33章頭幾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    
    覺得這「自勝者」四個字好極了,就取別號叫「希」;又稱「期自勝生」,即以此為他第一篇白話文章的署名。稍後,又從他父親字鐵花,為自己取筆名「鐵兒」、「鐵」,音轉為「蝶兒」、「蝶」等。在《競業旬報》上,也開始使用「適」「適之」的名字,及「適」的別號,還用過「」、「冬心」、「溟游」等一些筆名,多到十幾個,很有一點作家派頭了。    
    發表《地理學》以後,胡適的膽子大起來,忽然動心思做小說,而且一開始就做長篇,用章回體。小說的題目定為「真如島」,擬定了40回的回目,他便動手創作。從旬報第3期開始連載,第1回的題目是:    
    虞善人疑心致疾 孫紹武正論祛迷寫的是一個「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的故事。他盡量發揮他在家鄉和上海學到的一點科學知識,大力攻擊宗教迷信。如第八回,寫書中主人公孫紹武談他對「因果」的看法:    
    這「因果」二字,很難說的。從前有人說,「譬如窗外這一樹花兒,枝枝朵朵都是一樣,何曾有什麼好歹善惡的分別?不多一會,起了一陣狂風,把一樹花吹一個「花落花飛飛滿天」,那許多花朵,有的吹上簾櫳,落在錦茵之上;有的吹出牆外,落在糞溷之中。這落花的好歹不同,難道好說是這幾枝花的善惡報應不成?」    
    這話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卻還不止此。大約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個因,必收一個果。譬如吃飯自然會飽,吃酒自然會醉。有了吃飯吃酒兩件原因,自然會生出醉飽兩個結果來。但是吃飯是飯的作用生出飽來,種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來。其中並沒有什麼人為之主宰。如果有什麼人為主宰,什麼上帝哪,菩薩哪,既能罰惡人於既作孽之後,為什麼不能禁之於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這麼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個個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惡人,讓他在世間作惡,後來又叫他受許多報應,這可不是書上說的「出爾反爾」麼?……總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惡,便不能罰那惡人。……這種議論,實際上還是胡適小時候所受范縝、司馬光的思想影響。落花一段生動譬喻,便全是引范縝的話,只是翻譯成了白話文。3今天看來,這種無神論的說教,不僅道理很淺薄,藝術上也很幼稚。但在80多年前,老百姓以至王公貴族多信神佛的舊時代,卻還是有積極意義的。而胡適所作的這些白話文字,一起手就明白曉暢,很不錯的了。    
    《真如島》陸陸續續在旬報上連載,續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沒有做完。這是胡適生平所作的惟一長篇小說,也是他的第一個未完成的「半部書」。    
    1908年7月,胡適由投稿的作者,變成了刊物的編者和記者,旬報從第24期以下歸他編輯,文章也寫得更多了。他的興趣很廣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簡直什麼文章都寫。他不僅寫長篇,也寫短篇小說,寫傳記,寫詩歌詞曲,也寫社說、論說、叢談、札記,也兼作翻譯,還充當記者,采寫時聞和時評。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作者、編者、記者(2)

    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適的思想很活躍,表現為一種早期的全面萌發的狀態。如反對迷信的無神論;4反對家族承繼習俗的「無後主義」;5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權干預的折中的婚姻觀;6重視教育,看重文藝的社會教育作用,7等等。而其中值得重視的,是胡適這時期的愛國論。他寫過一篇書評《讀愛國二童子傳》,8介紹小說《愛國二童子傳》,指出那書「真可以激發國民的自治思想,實業思想,愛國思想」。在社說《愛國》9一篇裡,他說「國是人人都要愛的,愛國是人人本分的事」;並指出:愛國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國的光榮歷史,不可忘記;忘記了自己祖國的歷史,便要卑鄙齷齪,甘心作人家的牛馬奴隸了。你看現在的人,把我們祖國的榮光歷史忘記了,便甘心媚外,處處說外國人好,說中國人不好,那裡曉得他們祖宗原是很光榮的,不過到了如今,生生地給這班不爭氣的子孫糟蹋了,唉,可慘呀!    
    這種淺近的愛國論,純樸而善良,是人人應該記得的;但也要防止盲目排外,或不敢承認中國短處的偏向。胡適後來的思想發展了,變得深刻了,他在大力引進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抨擊中國傳統文化落後腐朽時,也曾有偏激言詞,帶有他青年時代所指責的這樣一種偏向。    
    胡適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的創作,有幾篇傳記頗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十寫的是楊斯盛13歲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腳跟吃苦,駝起了肩頭做工」,辛辛苦苦幾十年,積攢了幾十萬家財,由一個勞動者變成了大富翁,又熱心公益事業,「破家興學」的動人故事。胡適稱讚楊斯盛是一位「可敬可愛,可師可法的」「大豪傑」,特為他立傳表彰,也可見胡適本人多麼重視教育事業,又多麼看重傳記文學勸善懲惡的社會功能。    
    另一篇《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寫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題材。但以往這方面的詩歌詞曲,從《昭君怨》到《漢宮秋》,所寫的王昭君,都是滿腔幽怨,淒苦哀愁的悲劇形象。胡適卻說:    
    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人人都可憐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卻沒有一個人曉得讚歎王昭君的愛國苦心。    
    因此,他一反舊時寫昭君題材的淒楚哀怨情調,要寫一個「愛國女傑」的王昭君。他根據史書裡的一點記載,寫王昭君主動要求出塞和番。傳中寫到漢元帝召集宮人,問誰願意去匈奴和親時,——    
    那些宮人面面相覷,沒有一個敢答應的。那時王昭君也在其內,聽了皇帝的話,看了大家的情形,曉得大眾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顧大局的安危,心裡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嬙入宮已有幾年了,長門之怨,自不消說。與其做個碌碌無為的上陽宮人,何如轟轟烈烈做一個和親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夠感動匈奴的單于,使他永遠做漢朝的臣子。一來呢,可以增進大漢的國威;二來呢,使兩國永遠休兵罷戰,也免了那邊境上年年生靈塗炭之苦。將來漢史上即使不說我的功勳,難道那邊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沒了麼?想到這裡,更覺得這事竟是王嬙義不容辭的責任了!昭君主意已定,歎了一口氣,黯然立起身來,顫巍巍地走出班來,說「臣妾王嬙願去匈奴」。    
    以後,果然是「胡也寧了,漢也寧了」,漢朝與匈奴之間保持和睦親善關係達六七十年之久。所以,胡適給王昭君戴上「愛國女傑」的桂冠,把她寫成了一個關心祖國命運,關心人民疾苦,促進民族和睦的巾幗英雄。這是對二千年前漢家女兒王昭君最早作的比較公正的評價。    
    《競業旬報》出到第40期停刊。胡適對這一段既當作者,又當編輯,兼做記者的事業,自己作了一個總結: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一個開路的工人。    
    」    
    1 《中國公學校史》,原載《中國公學己巳級畢業紀念刊》,後收入《胡適選集》「歷史」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出版。    
    2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60頁。    
    3 《梁書》卷四十八「儒林」范縝本傳,記范縝與蕭子良論辯佛法因果。《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六亦記此事,文字稍有異同。參看第1章第5節注2。    
    4 除了小說《真如島》宣傳破除迷信之外,胡適還寫有社說《論毀除神佛》(載《競業旬報》第25期)及《無鬼叢話》若干則(陸續載《競業旬報》第25至第32期)。    
    5 參看胡適的《論承繼之不近人情》,原載《安徽白話報》;《競業旬報》第29期轉載,注「選稿」字樣,未署名。    
    6 參看胡適的《婚姻篇》,載《競業旬報》第24、25期,署名「鐵兒」。    
    7 參看胡適的《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載《競業旬報》第25期,後收入《胡適選集》「人物」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出版。    
    8 載《競業旬報》第28期,署名適。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作者、編者、記者(3)

    9 載《競業旬報》第34期,署名鐵兒。    
    十 載《競業旬報》第25期,署名適之;後收入《胡適選集》「人物」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出版。    
     載《競業旬報》第32期,署名鐵兒。 關於王昭君出塞和親的事,最初見於班固的《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事在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    
    范曄《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也記有此事,說: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    
    其中「請掖庭令求行」的話,便是胡適寫王昭君主動要求出塞和親的歷史根據。    
     胡適的《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發表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10月11日出版的《競業旬報》第32期,是最早從愛國和民族團結和睦的角度肯定王昭君的作品。過了約半個世紀,董必武作《過昭君墓》七絕一首,也肯定昭君的和親,詩云: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    
    詞客各攄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    
    到了70年之後的1979年,曹禺作五幕歷史劇《王昭君》,著重描寫昭君為民族團結事業所作的貢獻,塑造了一個關心祖國命運和民族團結的英雄美人形象。這些都是對王昭君的新評價。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亞東版,第67頁。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腳氣病與做詩(1)

    在給《競業旬報》寫白話文章的同時,胡適也開始學做詩了。他的學詩,竟與腳氣病有些關係。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學或經商謀生,往往因「水土不馴」,生腳氣病。病時雙腳腫脹,嚴重的四肢不能動彈,甚至喪命。據病情看,大約是一種風濕病。胡適的父親胡傳就死在這個病上。胡適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也得了腳氣病。他不得不向學堂請假,回上海南市他家裡開的瑞興泰茶葉店養病。養病期間,容易無聊,便找書來消遣。他偶然找到一種古文讀本,是清末桐城派最後一位散文家吳汝綸選的,其中第四本全是古詩歌。胡適對這本古詩大感興趣,病中每天讀幾首,覺得比小時候讀的那些律詩有味得多,又不必死講對仗,自由多了。於是,他饒有興味地背誦起來,《木蘭辭》,《飲馬長城窟行》,《古詩十九首》……一直讀到陶淵明、杜甫,覺得又發現了一個新世界。自己便也學著做起詩來。    
    有一天,我回學堂去,路過《競業旬報》社,我進去看傅君劍,他說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寫了一首送別詩,自己帶給君劍,問他像不像詩。這詩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開端是「我以何因緣,得交傅君劍」。君劍很誇獎我的送別詩,但我終有點不自信。過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別適之即和贈別之作》來,用日本卷箋寫好,我打開一看,真嚇了一跳,他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兩句,在我這剛滿15歲的小孩子的眼裡,這真是受寵若驚了!「難道他是說謊話哄小孩子嗎?」我忍不住這樣想。君劍這幅詩箋,我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然而他這兩句鼓勵小孩子的話可害苦我了!從此以後,我就發憤讀詩、寫詩,想要做個詩人了。1    
    胡適像著了魔似的學做詩。回到學校上課,先生在黑板上寫高等代數的算式,他卻在大代數教本底下翻《詩韻合璧》,練習本上寫的也不是算式,而是詩!    
    第二年(1907)5月間,胡適的腳氣病又發了,雙腳腫得比先前狠。根據徽州人的經驗,必須趕緊回家鄉,只要走到錢塘江的上游,腳腫便會漸漸消去。胡適回績溪上莊的老家養病,住了兩個多月,正好又詩興大發。他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也鼓勵他作詩,二人常常討論切磋,互相唱答。胡適當時又受白居易詩的影響,竟大有長進,寫了些很像個樣子的詩。如《棄父行》2,寫族中某「棄父之人」的真實故事,詩云:    
    「富易交,貴易妻」,不聞富貴父子離。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攜鞠養恩無比。兒生七歲始受書,十載功成作秀士。明年為兒娶佳婦,五年添孫不知數。阿翁對此增煩憂,白頭萬里經商去。秀才設帳還授徒,脯不足贍妻孥。秀才新婦出名門,阿母憐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檢點奩中五百金,珍重攜將與息女。夫婿得此愁顏開,睥睨親屬如塵埃。持金重息貸鄰里,三年子財如母財。爾時阿翁時不利,經營慘淡終顛躓。關河真令鬢毛摧,歲月頻催齒牙墜。窮愁潦倒重歸來,歸來子女相嫌猜。私謂「阿翁老不死,窮年坐食胡為哉!」阿翁衰老思粱肉,買肉歸來子婦哭:「自古男兒貴自立,阿翁恃子寧非辱?」翁聞斯言勃然怒,畢世劬勞徒自誤。從今識得養兒樂,出門老死他鄉去。    
    全詩平易通俗,樸素的描敘中,寄托著深厚的同情和悲憤,完全是模仿白居易的口吻。少年人寫出這樣的詩,算是很不錯的了。    
    胡適的腳氣病養好了。於是又告別家鄉,步行回上海去。途經富春江,遊覽了釣台和西台。3他看到那位隱居高士嚴子陵的釣台之下,祠堂也有,對聯也有,遊人又多;而愛國文人謝翱的西台那邊,卻是冷冷清清,有幾個人知道他曾經在這裡慟哭過文天祥呢?胡適竟感慨系之,寫了一首《西台行》:    
    富春江上煙樹裡,石磴嵯峨相對峙。    
    西為西台東釣台,東屬嚴家西謝氏。    
    子陵垂釣自優遊,曠觀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臨曾慟哭,傷哉愛國情靡已。    
    如今客自桐江來,不拜西台拜釣台。    
    人心趨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為哉!4這是胡適寫的第一首詠懷古跡的詩,褒謝而抑嚴,言前人所未曾言,也可見出胡適青少年時代反對退隱,主張積極用世的愛國思想。但這詩論理氣太濃,也正是他早期詩作的一種偏向。    
    以後,胡適詠物有詩,感事也有詩,到什麼地方遊覽要做詩,讀了什麼好書也作詩,照像、送朋友做詩,喝酒、捧戲子也作詩。他在學校裡便漸漸有了「少年詩人」的名聲,常常和同學教員唱和。有一次,他做了一首押「」字韻的詩,索請同學教員相和,和作的詩多達十幾首。胡適由此也更出風頭。幾年以後,當年唱和的任叔永猶回憶說:    
    我昔識適之,海上之公學。    
    同班多英俊,君獨露頭角。5    
    其實,唱和應酬之作,多枯燥乏味,沒有什麼好詩。倒是他的詠物詩《秋柳》,頗含哲理,詩味雋永,值得一讀。詩前有序云:    
    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    
    全詩如下: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    
    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6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腳氣病與做詩(2)

    胡適自己也頗喜歡這首詩。幾年之後,他在美國還津津樂道,把它講給美國女友韋蓮司聽,7又書贈日本友人澤田吾一;8甚至說「庚戌(1910)以前所作詩詞,一一都宜刪棄,獨此28字,或不無可存之價值」哩!9胡適初學詩,多作古詩歌行,也作詞曲,也翻譯外國詩。當時中國公學的英文教員,多能作舊詩詞,也常常鼓勵學生用舊詩體來翻譯外國詩歌。胡適曾翻譯英詩人堪白爾的《軍人夢》、《驚濤篇》,及鄧耐生的《六百男兒行》等幾篇。十他惟一不敢做的,是律詩。因為律詩中間兩聯要對仗,他小時候沒學過對對子,以為那是很難做的。後來,他偶然試做一兩首律詩送朋友,覺得也並不難,而且漸漸地看透了律詩這種「把戲」。他說:    
    做慣律詩之後,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只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音節,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於做沒有內容的應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酬皇帝,或寄宿舍裡送別朋友,把頭搖幾搖,想出了中間兩聯,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只消從韻腳上去著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詩的體裁和步韻的方法所以不能廢除,正因為這都是最方便的戲法。    
    胡適這般鄙薄律詩,不滿於用典和限韻,不正是他日後抨擊律詩,鼓吹「詩體大解放」的濫觴嗎?    
    1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681頁。    
    2 《棄父行》,原載《競業旬報》第25期,署名鐵兒。這首詩的寫作地點和時間,胡適自己說法不一。在《四十自述》中說,「在家鄉做的《棄父行》,很表現《長慶集》的影響」;在《藏暉室札記》中說,「余幼時初為詩,頗學香山。    
    十六歲聞自裡中來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為作《棄父行》,棄置日久,不復記憶,昨得近仁書,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憶舊作,勉強完成,錄之於此。    
    」據此,似作於上海。在《嘗試集自序》中,只說「那一年」做的,不說地點。    
    今據《藏暉室札記》所錄抄出。    
    3 在今浙江省桐廬縣富春江邊,富春山上,有東西兩台。傳說東台為東漢嚴光(字子陵)隱居垂釣處;西台是宋末謝翱(字皋羽)哭祭文天祥處。台下有嚴祠,宋范仲淹建。孫寄龕題聯曰:「江山如畫,高風終古長流,止姓氏流芳有光名郡;    
    出處休論,清節盡人可學,願去度瀨無愧先生。」今仍在。    
    4 《西台行》,發表在《競業旬報》第29期,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十一日出版。署名鐵兒,詩前有小序:「嚴光釣台之西,為謝皋羽西台,而過者但知有釣台,不知有西台也,感此成八十四字。」1929年6月15日出版的《吳淞月刊》第2期,刊出胡適《中國公學時代的舊詩》一文,此詩題目改為《謝皋羽西台》。    
    5 見《藏暉室札記》卷十一「一一 將往哥倫比亞大學叔永以詩贈別」(1915年8月21日)所收任叔永《送胡適之往哥倫比亞大學》詩。上海亞東版,第753~754頁。    
    6 原載《競業旬報》第33期,題為「秋柳並序」,署名溟游。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出版。《四十自述》注「己酉」,誤。李敖《胡適評傳》第211頁,引《藏暉室札記》卷七「三五 秋柳」,按語同誤。    
    7 見《藏暉室札記》卷七「三五 秋柳」(1914年11月13日),上海亞東版,第464~466頁。    
    8 同上書卷十二「三二 往訪澤田吾一」(1916年3月26日),上海亞東版,第858頁。    
    9 見《嘗試集》所附《去國集》中《秋柳》一詩跋(1916年7月作)。    
    十 《軍人夢》,見《四十自述》「在上海(二)」,注「戊申」(1908)。《驚濤篇》,載《競業旬報》第33期,署「英國堪白爾著,鐵兒譯」。《六百男兒行》,附載《競業旬報》第30期所刊《軍人美談》一文中,署名適。    
     同注1,第70~71頁。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浪蕩子痛改前非(1)

    胡適在中國公學讀了兩年,因為學校鬧了一次大風潮,他跟大多數學生退出來,轉入新成立的中國新公學。一年多後,新公學解散。胡適不願回老公學去。家裡的經濟狀況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舖已經轉讓給別人抵了債,兄弟分了家,母親靠他贍養。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尋一個吃飯養家的差事。正在這前途茫茫,憂愁苦悶的時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著他們墮落了。這班「朋友」是些什麼人呢?    
    一個是德國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國新公學的教員。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會說上海話、廣東話和官話。中國上流社會那些吃喝玩樂的事,他全會。胡適搬出新公學,就與何德梅做了鄰居。    
    另外幾個都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學生,都與革命黨有些關係,也都是胡適的鄰居。    
    那時反清革命屢遭挫敗,死了不少人,他們心緒很不好,常常發牢騷。何德梅便常邀這班人打麻將。胡適也跟著學會了。他寫道:    
    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    
    ……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裡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1    
    胡適跟著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把舊社會那一套墮落行徑——吃喝嫖賭,都學會了。這種種情況,在他的日記裡也有所反映。據現存59天的《藏暉室日記》2粗略統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幾乎每日裡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與戲子往來,便是逛窯子。有時日記上寫著「連日打牌」,有時牌局「至天明始終」;有時在這家妓院出來,又進別家妓院,妓家關門睡覺了,甚至「敲門而入」。這樣放浪頹廢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極灰冷頹唐,常寫一些悲觀頹廢的詩。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寫的《歲莫雜感一律》:    
    客裡殘年盡,嚴寒透畫簾。    
    霜濃欺日淡,裘敝苦風尖。    
    壯志隨年逝,鄉思逐歲添。    
    不堪頻看鏡,頷下已。3    
    剛過18歲的年輕人,壯志沒了,愁思多了,鬍鬚也稀疏了,連鏡子也不敢看了:    
    活畫出一個頹廢文人的酸像。他有時也寫一些極無聊的詩詞,捧戲子,贈妓女。    
    真是花天酒地,嫖賭逍遙,墮入浪蕩的深淵了。    
    本來胡適也有一些正經朋友。如他的老師王雲五,當時仍在吳淞的中國公學教書,曾多次來看望胡適,勸他搬家,離開那藏污納垢的地方;又為他找正經差事,介紹他去華童公學教國文4,還勸他課餘翻譯外國小說。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雲五勸余每日以課餘之暇多譯小說,限日譯千字,則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進學識。此意余極贊成,此後當實行之。5    
    又如績溪的同鄉好友許怡蓀,見胡適這般跟人浪蕩墮落,也來規勸。但許怡蓀那時也遠在吳淞的復旦公學讀書,不能常來。而身邊這班酒肉朋友卻是天天見面的。語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胡適於是沉溺愈深,終於鬧出亂子來了。    
    2月12日晚上6,他們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裡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圍」;鬼混到半夜,還要打牌。胡適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華童公學教課,便獨自僱人力車走了。那一晚,下著瓢潑大雨。胡適一上車,冷風吹來,酒勁上湧,就爛醉如泥,睡著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來,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濕透了,沾著許多污泥,一隻腳上的皮鞋不見了。    
    臉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適覺得有些奇怪,不知這是什麼地方。問門外的人,那人大笑,說他昨天晚上住進「外國旅館」了!後來,他看見門外有鐵柵欄,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監獄。胡適正疑惑不解,便有人來叫他去過堂。他自己記敘的情況是:    
    在一張寫字桌邊,一個巡捕頭坐著,一個渾身泥污的巡捕立著回話。那巡捕頭問:    
    「就是這個人?」    
    「就是他。」    
    「你說下去。」    
    那渾身泥污的巡捕說:    
    「昨夜快十二點鐘時候,我在海寧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著我)他走來了,手裡拿著一隻皮鞋,敲著牆頭,狄托狄托的響。我拿巡捕燈一照,他開口就罵。」    
    「罵什麼?」    
    「他罵『外國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闖禍,要帶他到巡捕房來。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裡有燈,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幾下。後來我抱住他,搶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來了。……兩個人在泥水裡打滾。我的燈也打碎了,身上臉上都被他打了。他臉上的傷是在石頭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喚住了一部空馬車,兩個馬幫我捉住他,關在馬車裡,才能把他送進來。……7會審公堂訊問的結果,胡適以酗酒鬧事,毆傷巡捕,在監獄裡關了一夜不算,還被罰款五元。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浪蕩子痛改前非(2)

    多麼丟臉的事啊!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報應啊!    
    發生了這起丟臉的事情之後,胡適心裡萬分懊悔。他在鏡子裡望著自己臉上的傷痕,不禁歎了一口氣。自己竟墮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個浪蕩子!怎麼對得起在家中時時刻刻掛念兒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決心要痛改前非,脫離這班酒肉朋友,結束他「個人歷史上的黑暗時代」!8胡適決心去北京報考「留美賠款官費」。這「賠款」即是庚子賠款。庚子(1900)    
    那年,八國聯軍侵華,打進北京,逼著清政府又訂一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僅「賠款」一項,就按當時中國人口總數每人白銀一兩,計四億五千萬兩,四厘計息,分39年本息付清,共計九億八千多萬兩。後來,英美等國宣佈將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退還」,用在中國興辦學校、圖書館、醫院,及設立各種學術獎金,或派遣留學生的經費。美國於宣統元年(1909)開始退還庚款,當年就選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費生。胡適這一年準備去報考的是第二批。但胡適那時兩袖清風,窮得連蚊帳也買不起,還欠了一些債,哪裡有錢去北京應考呢?即使考得上,自己出洋了,哪裡有錢供養母親呢?真是困難重重啊!    
    這時,他的好朋友許怡蓀來了,力勸胡適擺脫一切去報考,還答應代他籌措經費。9他的另一個好朋友程樂亭也來了,贈送胡適二百塊銀圓作路費,支持他北上應考。十他的族叔胡節甫也答應為他籌款並照顧家裡的生活。正是在這些好友的規勸與資助之下,胡適才得以安心讀了兩個月的書,然後順利北上,參加留美考試。    
    考試分兩場。頭場考國文和英文,胡適的運氣不錯。國文試題是「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他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文章,開頭就說: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規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這其實是胡適一時異想天開的考據,不料正好碰著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據癖,對胡適的文章特別賞識,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頭場平均得80分。可是第二場考各種科學,考得很不好。最後總平均僅得59分,離及格還差一點點。幸虧這次考選出洋的有七十個名額,考得好的不多,胡適總算僥倖,考取了第55名。    
    發榜那天,胡適去看榜,還有一段趣事:    
    宣統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費。那一天,有人來說,發榜了。我坐了人力車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車上的燈,從榜尾倒看上去。    
    (因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張榜,沒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過頭上,才知道那一張是「備取」的榜。我再拿燈照讀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讀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細一看,卻是「胡達」,不是「胡適」。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氣,放下燈,仍坐原車回去了,心裡卻想著,「那個胡達不知是誰,幾乎害我空高興一場!」    
    這個胡達,便是胡明復,後來和胡適同船赴美,同進了康奈爾大學,成了胡適的好朋友。    
    放洋赴美的時間,是政府規定的。胡適來不及回績溪去拜別他的母親。8月16日,便在黃浦江碼頭登上了開赴美國的遠洋巨輪。    
    站在這遠洋巨輪的甲板上,望著滔滔流瀉的黃浦江水,胡適也禁不住心緒翻騰:    
    依戀,惆悵,渴望,追求,……交織混合成一種說不清的滋味。他揮一揮手,告別送行的親人和師友,也告別他學習生活了六年的大上海。這十里洋場的大都會,是那樣新鮮,卻又那麼污濁;促人長進,也誘人墮落。你在這個青年人的心田種下了歡樂,還是煩憂?    
    現在,這一切都逝去了。腳下的巨輪將帶著他去蔚藍的大海,遼闊無垠的太平洋,大洋彼岸的新國家。那裡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呢?他躊躇而又迷茫。然而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將開始以「胡適」為正式標記的新的人生歷程。    
    1 《四十自述》「我怎樣到外國去」,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82頁。    
    2 《藏暉室日記》,收入《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上冊。原系自訂毛邊紙本,封面有胡適自題的「藏暉室日記己酉第五冊,庚戌第一冊合本」。所存日記起自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    
    下文中統計數字初版有錯。當年趕寫文稿,倉促行事,邊數邊寫在紙上,後來細細統計,才糾正了。(三版補注)    
    3 見《胡適的日記》所收《藏暉室日記》,北京中華書局版,上冊,第8頁。    
    4 參看上書,上冊,第1、8~10頁。    
    5 見上書,上冊,第13頁。    
    6 《藏暉室日記》庚戌二月十二日,記有「是夜唐君國華招飲於迎春坊,大醉,獨以車歸。歸途已不省人事矣。」這一天公歷是1910年3月22日。次日又有在巡捕房及會審公堂受訊的記載,似未完。    
    7 同注1,第84~85頁。    
    8 《我的信仰》,原為英文,載美國《論壇報》(Forum)1931年1、2月號。此處引文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所附中譯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第560頁。    
    9 許怡蓀,名棣常,安徽省績溪縣十五都頭人。胡適在《許怡蓀傳》中說: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學" 1904-1910浪蕩子痛改前非(3)

    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致為習俗所靡,允為名父之子。」    
    (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裡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四,第205頁。)    
    十 程樂亭,名干豐,安徽省績溪縣人,為十一都仁裡巨富程松堂之子。「其先代以服賈致富,甲於一邑」。(胡適《程樂亭小傳》。載《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7月12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56~58頁)    
    樂亭於辛亥(1911)3月26日病死。胡適當時在美國留學,作有《辛亥五月海外哭樂亭》詩(載《留美學生年報》第三年即民國元年號「新大陸詩選」),中說:    
    去年之今日,我方苦憂患。酒家爭索逋,盛夏貧無幔。已分長淪落,寂寞老斥燕。君獨相憐惜,行裝助我辦。資我去京國,就我游汗漫。    
     竺可楨先生曾保存有「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學生榜(宣統二年)」,系油印榜文。後來,胡適從竺可楨處得到榜文抄本,趙元任保存有胡適藏抄本榜文照片。同榜共70人,趙為第2名,竺為第28名,胡適為第55名。李敖《胡適評傳》卷首,印有趙藏榜文照片,共五張;第四至五張上,有胡適在1934年3月27日手寫的跋,開頭一段說:    
    民國廿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楨先生家中看見他保存的這張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給我。寄來之後,我又托章希呂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記裡。中國政府最早派遣留學美國的學生四批,其姓名履歷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譜裡。我盼望這張榜也可以長久保存,為後人留作一種教育史料。    
     《回想明復》,原載《科學》第13卷第6期,1928年6月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改題《追想胡明復》。此處引文,見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211頁。據趙元任藏「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學生榜」照片,胡達是第57名,與胡適只隔一個名字。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棄農學文(1)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個多月,胡適等70個留學生於9月9日在舊金山登上新大陸。    
    1隨後胡適便改乘火車,橫穿美國國土,來到紐約州南部的綺色佳城(Ithaca),走進了康奈爾大學的校園。    
    時當清朝末年,災難深重的祖國,處在極度衰敗、腐朽、貧窮落後的黑暗年代。炎黃子孫的一些先進分子便紛紛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派往國外的留學生,也多有血性的愛國青年。胡適赴美留學,一方面是尋求個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詩中曾自述說:「可憐逢令節,辛苦尚爭名。」2說的正是真心話。但另一方面,胡適也懷抱著「願得西乞醫國術」和「執筆報國」的愛國主義目的。他在日記中曾寫道:    
    連日日所思惟,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夜中時失眠,知「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是人情天理中事也。3    
    這種身旅異域,眷懷祖國的感情,在他的《藏暉室札記》中常有流露。    
    胡適曾經寫過一首《睡美人歌》,最足以代表他「西乞醫國術」的願望和愛國主義精神。詩是因為法國拿破侖皇帝的一句話引起的。拿破侖曾說中國像一頭睡獅,將來睡獅醒時,世界都會為之震悚。後來世界上許多人都跟著這樣說。胡適卻認為「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因為我們是東方的文明古國,將來強盛了,能有所貢獻於世界,應該在文物風教方面,而不應在武力方面。    
    所以,他便寫了《睡美人歌》,來「祝吾祖國之前途」。全詩如下: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幃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迴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深淺,出門受訕刺。慇勤遣群侍,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歲!」4詩雖然不怎麼高明,但寓意卻非常明白,胡適希望學習西方的「新制」,改變祖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中華民族振興富強起來,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在專業的選擇上,也反映出胡適當時所懷抱的愛國主義目的。當他準備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時候,他的二哥特地從東三省趕來送行,並對他說,因為家道中落,去美國應選學鐵路工程,或礦冶工程,學了這些回來,可以復興家業,並替國家振興實業;特別叮囑胡適不要學文學、哲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這些都沒有用。胡適到了美國,同許多人談論專業選擇問題,都對路礦不感興趣;他又不能辜負兄長的期望,便採取折中辦法,選讀農科,進了康奈爾大學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想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5    
    但是,胡適對農學院的課程實在沒有興趣。特別是一門「果樹學」的課程,每週有實習,要求每個學生每次將幾十個蘋果分類填表。例如莖的長短,果臍大小,果上稜角和圓形的特徵,果皮的顏色,果肉的韌度,酸甜的嘗試,肥瘦的記錄……等等,項目分得很細。美國那時有四百多種蘋果,都要一一細分。中國學生對這許多蘋果不瞭解,填起表來便覺十分枯燥,令人頭痛,結果卻還是錯誤百出,成績甚差。胡適覺得學農實在違背了個人的興趣。原來在中國古典文史方面,胡適已有較好的基礎;留學以來,對英國文學又有了濃厚的興趣,也涉獵了德國和法國的文學。加上當時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國,美國各界人士希望瞭解中國新政府的情況,胡適被邀請去作了幾回有關中國問題的講演。這樣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領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對政治史也發生了興趣。這種種原因,便促成胡適於1912年春天放棄農科,轉入康大文學院,改學哲學和文學。6    
    改習文科,雖是由興趣所致,卻也含有他「執筆報國」的心願。就在轉習文科的這年9月,胡適把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第一次譯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報》上。後來五四文學革命時,又恢復《最後一課》原名,收入他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列為首篇。從此,這膾炙人口的愛國名篇,因胡適用白話譯出,便影響特大,在中國傳誦數十年而不衰。稍後,他又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歌》,其詞慷慨哀怨,也是激勵希人愛國之心的名篇。這些表明胡適愛好文學,他從事外國優秀文學的翻譯介紹,為的正是要「以此報國」,以此來激勵中華兒女的愛國之心。    
    康奈爾大學設有「卜朗吟徵文獎」,以紀念英國19世紀詩人羅伯特?卜朗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適寫了一篇論文《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作為應此獎的徵文。5月7日揭曉,胡適竟得了獎,獲獎金50美元。他以一個外國留學生獲得這項卜朗吟徵文獎,在學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報紙也作了報道和評論,各大城市報紙又加以轉載,甚至登在著名的《紐約時報》上。於是,影響便相當大了,一些相識的人都先後來祝賀。胡適也出乎意外的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為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7    
    顯然,胡適是把個人爭得的榮譽,同為祖國爭榮譽聯在一起了。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棄農學文(2)

    1 胡適在1938年9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看此行〔按日記本此頁上印著『AdmissionDay(inCalifornia)』〕,始記起1910年此日到美國,在金山上岸,恰逢California加入聯邦50年慶典。如今28年了!」(三版注)    
    2 見《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1月30日為辛亥年元旦,作小詩云:「永夜寒如故,朝來歲已更。層冰埋大道,積雪壓孤城。往事潮心上,奇書照眼明。可憐逢令節,辛苦尚爭名。」奇書,指是日所送來的《五尺叢書》(FiveFootShelf),又名《哈佛叢書》(HarvardClassics),是哈佛大學校長伊裡鶚(Eliot)主編之叢書,收集古今名著,印成50巨冊,長約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1頁。    
    3 《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3月24日。所引「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見《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嫠,寡婦。緯,織布用的緯紗。謂寡婦不憂其緯少,而恐國家滅亡。後因用作憂國忘家之喻,亦簡稱「嫠緯之憂」。    
    4 《藏暉室札記》卷九,1914年12月作,1915年3月15日追記。上海亞東版,第587~589頁。    
    5 參看胡適1952年12月27日在台東縣的演說《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見《胡適言論集》(甲編),1953年台北自由中國社編輯,華國出版社出版。    
    6 參看《胡適口述自傳》第3章「放棄農科,轉習哲學」一節。唐德剛譯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7 《藏暉室札記》卷四,「一一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1914年5月9日),上海亞東版,第230頁。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幾乎做了基督徒(1)

    胡適去國赴美,雖是浪子回頭,抱有很大的決心和希望;但畢竟又是摔過跤的人,意氣仍舊相當頹唐悲觀,舊染一時也難以盡除。酒雖然一口也不喝了,卻還時常打牌,紙煙也屢戒屢抽;偶然在《小說月報》上看到舊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猶割不斷懷戀之情。胡適自己也慨歎說:「吾年來意志力薄弱極矣,即戒紙煙一事,屢戒屢復為之,真是懦夫無志之為!」1為此,他下過多回決心,寫過多回「自誓」與「座右銘」;又逐漸接受了西方人道主義和倫理道德的影響,專門寫了「提倡禁嫖」一則札記,其中說: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為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為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為娼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為人道大惡,為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為,並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2    
    胡適改過的決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惡習,又是多麼不容易啊!    
    為了改過,胡適也開始接觸西方的基督教,讀《聖經》,常出入於美國基督教家庭,對基督教竟大感興趣。    
    1911年夏天,學年大考結束,基督教學生會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孛可諾松林區(PoconoPines)舉辦夏令會。中國學生到會者35人,美國學生約200人。胡適雖不是基督教徒,也應邀參加了這一活動。連日聽耶教會的名人演說,講《馬太福音》,並開討論會。同來的留美學生中有一位陳紹唐君,是胡適在中國公學時的同班同學,後來受洗為基督徒。他們分別三年了,這次在孛可諾山相見,自然格外親熱。這位陳君篤信教義,令人可驚,學問見識也很不錯。胡適覺得他簡直「如程朱學者,令人望而敬愛」。一天下午,他對胡適大談耶教教義,談了三個多小時,胡適大為感動,竟決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給朋友章希呂的信中寫道:    
    連日聆諸名人演說,又觀舊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變化氣質之功,真令人可驚。    
    適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現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讀Bible(按,即《聖經》),冀有所得耳。    
    當時的胡適,遠在異鄉,第一學年課程結束,終日無事,又得知好友程樂亭病故,思想正處在一種愁苦悲觀的境地。他這次到孛可諾山來參加夏令會,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殺吾悲懷耳」。因此,胡適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傳所打動,希望從中獲得精神上的安慰與寄托。    
    這天晚上,耶教會又安排了一個美國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為中國留學生演講,述說他一生的經歷。梅氏在大學時曾染有種種惡習,無所不為,被父親逐出家門,從此流落在外,身無分文,無以為生,便投河自盡,被水上巡警救起。後來當了基督教徒,從此改惡從善。數年之後,他又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經歷,宣傳耶教教義,事跡登在報紙上。他的父親看到報紙,知道兒子果然能改過,便恢復了父子關係,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說很會以感情打動人。當講到他們父子重見時,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頭痛哭。講演者聲淚俱下,胡適這些青年人聽了,也都被感動得流下淚來。當場即有七個中國留學生感情衝動,站起來說自己願意當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適。6月21日,他寫信告訴他的好友許怡蓀,說「昨日之夜,弟遂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適並沒有成為「耶氏之徒」。他後來冷靜了,覺悟了,看透了耶教會用「感情的」手段俘虜青年人,「深恨其玩這種『把戲』,故起一種反動」,對耶教會很反感,當然就不會再上當,不再信洋迷信,當耶教徒了。3    
    胡適雖然沒有當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聖經」卻對他的思想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他成為一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和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    
    原來,胡適早年就已經深受老子「不爭」哲學的影響。這位中國古代哲學家一生主張不爭,認為弱能勝強,柔能克剛。這些思想對胡適影響很深。前面說過,1907年,他曾作過一首小詩,題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勝強,柔能克剛」    
    的寫照。4    
    到美國以後,胡適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訓,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來宣傳他的不抵抗主義,例如: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22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78章)    
    上述《秋柳》詩,也曾抄贈給他的美國女友韋蓮司及其他友人。後來讀了《聖經》,胡適覺得耶穌宣傳的教義,如對邪惡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臉,你再把左臉轉過去讓人家打,等等,與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極為相似,因而使他對不抵抗主義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堅定了。    
    1914年七八月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胡適的和平主義迷夢受到衝擊。他感到十分驚詫。不久,他的一位美國朋友訥司密斯(GeorgeW?Nasmyth)從歐洲歸來。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幾乎做了基督徒(2)

    這訥氏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與胡適談起他在歐洲大陸的聞見,乃大談不抵抗主義。他說盧森堡不抵抗德國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時抗拒德國侵略便遭到殘破;    
    而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長,不抵抗德軍,率全城軍民投降了德國,便使城市得以「巋然獨存」,這正是「不爭不抗之惠」。胡適深表贊同,並認為訥氏這種主張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見解,「老子聞之,必曰是也。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5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世界大戰的機會,強佔我青島。並企圖獨霸中國。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袁氏喪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認。袁氏的賣國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運動;中國留美學生也人人義憤填膺,主張對日作戰,抵抗日本的侵略。這時,胡適的不抵抗主義發作了,他十分擔心紙上談兵的留學生們跟日本打起來,便寫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學界的公開信》(Anopenlettertoallchinesestudents),寄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大家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反對抵抗日本的主張。信中說: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份,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的繼續我們的學業。……我要說對日用兵論是胡說和愚昧。我們在戰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只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    
    這封信一登出來,便遭到留學生們的嚴厲批評和譴責,《留美學生月報》的主編鄺煦也寫了文章,指出胡適寫這樣的公開信,是「木石心腸不愛國」。在60多年之後,胡適的晚輩和朋友,幫他整理「口述自傳」並譯為中文的唐德剛君,也禁不住批評說: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於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6    
    這一批評比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動物。而「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胡適口口聲聲「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主張「理智的愛國主義」;然而當民族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當侵略者的鐵蹄踐踏神聖祖國國土的時候,誰如果還像胡適那樣冷靜,無動於衷,靜坐讀書而聽任祖國滅亡,那麼只能說他真是「木石心腸」,還談得上什麼愛國主義呢?    
    1 《藏暉室札記》卷五,「一九 戒紙煙」(1914年7月18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310頁。    
    2 《藏暉室札記》卷四,上海亞東版,第267~268頁。    
    3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記及附記。上海亞東版,第44~50頁。    
    4 《秋柳》一詩見第2章第9節。此詩原載《競業旬報》第33期,題為《秋柳並序》,署名溟游。後收入《嘗試集》所附《去國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來頗歷世故,亦稍稍讀書,益知老氏柔弱勝剛強之說,證以天行人事,實具妙理。近人爭言「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彼所謂適,所謂優,未必即在強暴武力。蓋物類處境不齊,但有適不適,不在強不強也。兩年以來,兵禍之烈,亙古未有。試問以如許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時以彈丸之地,拒無敵之德意志,豈徒無濟於事,又大苦彼無罪之民。雖螳臂當車,淺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擊石,仁者必謂為至愚矣。此豈獨大違老子齒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歟。以是之故,兩年以來余往往念及此詩,有時亦為人誦之。    
    以為庚戌以前所作詩詞,一一都宜刪棄,獨此28字,或不無可存之價值。遂為改易數字,附寫於此,雖謂為去國後所作,可也。    
    5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七「一五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1914年10月26日)    
    ,上海亞東版,第431~437頁。    
    6 《胡適口述自傳》「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注9。唐德剛譯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頁。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對美國生活和政治的興趣(1)

    胡適那個時代的庚款留學生,費用頗為充裕。除學雜費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費80美元,約合當時中國銀圓200左右。這實在是一個了不得的大數目,差不多等於國內40個工人的收入。這樣的留學生,生活也就相當優裕。    
    以住所為例。胡適原住世界學生會,後來遷居橡街120號。一個人的居室,長13尺,寬9尺,有成套的傢俱設備。風景也頗好。據胡適自己描寫說:窗外臨小溪,「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清溪,清淺見底,而上下流皆為急湍」,故水聲奔騰,日夜不絕。住在這樣窗明几淨,風景幽美的地方,胡適頗為得意,夜半睡醒,竟做起詩來:    
    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    
    夢迴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1生活這般優裕的留學生,接觸的也大多是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胡適所出入的,多是康大校園內知名教授學者的家庭,接觸的是一些基督教領袖及他們的活動,參加過在教堂裡舉行的隆重婚禮……胡適雖然也當過少爺,後來卻頗為困窘,思想上不僅有中國舊式讀書人少年老成的毛病,又背著懺悔放浪惡習的沉重包袱,滿懷悲觀。如今走進這美國上層社會的生活圈子,受美國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就難免自慚形穢,對一切都感到新鮮,羨慕,對一切都極感興趣。他覺得美國人有一種「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以致「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而漸漸治療了他少年老成的態度。    
    有一天,胡適跟隨同學們去看足球比賽。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讀哲學課本的眼光來看球賽,自然看不出什麼門道;而且,運動員們那麼粗野的拼搶,觀眾那樣拚命的歡呼與狂叫,他看著總有些不順眼,覺得有失大學生的尊嚴和體面。但是,隨著競爭的愈趨激烈,胡適也漸受感染,漸漸領會到觀眾的熱心。隨後,他偶然回過頭去,看到他認識的一位白髮蒼蒼的植物學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樣,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誠心誠意地歡呼狂叫。胡適很受感動,覺得慚愧,不再正襟危坐了。不久,他也不知不覺地加入了那熱心歡呼的行列。2    
    在美國不到三年,胡適的悲觀思想情緒就有了很大轉變。與朋友通訊,每以「樂觀」相勸勉;又喜愛卜朗吟的樂觀主義詩歌,他獲得卜朗吟徵文獎金的論文,題目就是「論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他自己覺得,去國數年,最大的收穫便是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生哲學。這對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後來他甚至自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胡適對美國的政治生活有更濃厚的興趣。從清王朝帝制統治下的中國,初到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美國,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政黨、選舉及法律制度,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卻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他最初讀到美國的《獨立宣言》,便大為驚歎,說:    
    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辭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3他到華盛頓去,常到國會去旁聽。在綺色佳,也常去市議會旁聽。有一次市議會到會者八人。朋友告訴他,這八人中一個是大學教員,其餘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煙商、牛乳店主、煤商、雜貨店書記生和建築工師,市長是大學女子宿舍的執事人。前市長是洗衣工,不當市長以後便當了洗衣店老闆。胡適對這一切都很欽佩,覺得其中的「共和平權之精神」特別值得學習。4    
    留美期間,胡適經歷了兩次美國大選。第一次是在1912年,正當我國辛亥革命推翻了長期的帝制統治,中華民國正式誕生的這一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威爾遜,共和黨是塔夫脫,從共和黨分化出來的進步黨是老羅斯福。三黨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競爭相當激烈。因此,連外國留學生也都很關注,對胡適更有巨大的吸引力。    
    為了瞭解美國的選舉,胡適特意選修了奧茲(SamuelP.Orth)教授開設的專題課「美國政府和政黨」。這是與美國現實政治結合最緊,直接為政治服務的一門課程。據胡適回憶,奧氏第一堂課的開場白,說得就非常明白而有趣。他說的大意是:    
    今年是大選之年。我要本班每個學生都訂三份日報——三份紐約出版的報紙,不是當地的小報——《紐約時報》是支持威爾遜的;《紐約論壇報》(TheNewYorkTribune)是托虎托的;《紐約晚報》(TheNewYorkEveningJournal)〔我不知道該報是否屬「赫斯特系」(Hearstfamily)的新聞系統。但是該報不是個主要報紙。〕是支持羅斯福的。諸位把每份訂它三個月,將來會收穫無量。在這三個月內,把每日每條新聞都讀一遍。細讀各條大選消息之後,要做個摘要;再根據這摘要作出讀報報告交給我。報紙算是本課目的必需參考書,報告便是課務作業。還有,你們也要把聯邦48州之中,違法亂紀的競選事跡作一番比較研究,交上來算是期終作業!5同時,奧茲教授要求學生注視大選的經過,認定一個候選人作為自己支持的對象。胡適自然都照辦,選擇支持進步黨魁老羅斯福。他胸前佩戴著象徵支持羅氏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參加各種政治集會,聽演講,聽辯論,夜裡到市中心去看選舉,跑來跑去,興奮的了不得。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對美國生活和政治的興趣(2)

    當時,胡適正擔任世界學生會康奈爾分會的會長。10月30日,他便在世界學生會餐廳裡,發起舉行「遊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參加投票的各國學生共53人,其結果如下表:    
    雖然是遊戲投票,胡適對投票結果還是一一作了認真的分析。第二天,康大的《大學日報》又組織遊戲選舉,有教師、學生和職工二千多人參加。胡適也津津有味地跑去投了老羅斯福一票。這兩次遊戲選舉的結果,都使胡適很失望,他所支持的羅斯福「落選」了,威爾遜得票都佔第一位。而令人奇怪的是,遊戲投票的結果居然同後來實際選舉的結果完全一致。    
    威爾遜當選了美國總統。1914年,胡適去華盛頓參加一次世界學生會議。威爾遜總統和國務卿白來恩親自接見了與會的代表,並發表演說。胡適對威爾遜已經產生了極深的信仰。因此,到1916年的大選時,他便改為支持威爾遜了。他和幾個中國同學,在投票的高潮時,跑到「紐約時報廣場」去看大選結果。接連的消息似乎都對威爾遜不利,他們很失望。一直等到午夜才步行回校。第二天清晨,爬起來又看報上的選舉消息。買不到《紐約時報》,竟步行好幾條街才買到一份。    
    《時報》頭條標題是「威爾遜可能險勝」,一行大字跳入胡適的眼裡,他高興極了,這時才記起回學校吃早飯。真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啊!6經過這兩次美國大選的實地觀察和研究,胡適對美國的政治生活發生了極大興趣,通過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他對美國的政治組織、政黨、選舉、憲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當深刻的瞭解。    
    在美國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適開闊了眼界,振奮了精神,深刻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這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七「二 遷居」(1914年9月25日),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第418~419頁。    
    2 參看胡適《我的信仰》,《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一版,第561~562頁。    
    3 《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3月9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3頁。    
    4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三「四四 綺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記」(1914年2月4日),上海亞東版,第196~198頁。其中「公民議會」,原文為CommonCouncil,譯「市議會」較切。    
    5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32頁。    
    6 參看胡適《我的信仰》及《藏暉室札記》卷二,1912年10月30日及31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11~116頁)。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共和與帝制問題(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近二千年的君主專制,創建了中華民國,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胡適對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義的消息,自然也非常關注;並曾譏刺受命於清廷的袁世凱,「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關心的還是在漢口的大哥與明侄,以及自家在漢口的店業1。待到辛亥革命的週年紀念日,綺色佳天雨朦朧,秋風蕭瑟。這時胡適經過美國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對已建立的民國,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這一年,胡適致胡紹庭信中說:祖國風雲,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遊子翹首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己耶!    
    歡欣鼓舞之情躍然紙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2    
    然而,胡適卻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功勞,全記在堅持改良主義的保皇派梁啟超名下!他認為梁啟超是「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思想界。15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並說:    
    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3戊戌維新失敗之後,梁啟超逃亡日本,致力於「新民」的思想啟蒙事業,加上他「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識者中間影響確實很大,其思想啟蒙宣傳之功應予適當肯定。然而梁氏仍堅持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道路,反對孫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適如此誇大保皇派梁啟超的思想啟蒙作用,又如此貶低革命派孫中山黃克強領導革命的功績,卻是明顯背離實際的偏私之見,而從中也可看出胡適受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對於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適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遊說,詆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甚有欺騙煽動作用。胡適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綺色佳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盪局勢》,胡適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為民國還未為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胡適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麼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只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對於布朗德詆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綺色佳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制的辦法。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胡適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內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4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竊國大盜袁世凱,竊踞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後,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來,演出了一場尊聖祭孔的醜劇。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後頒布了幾個尊孔祭聖的命令和條例。胡適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歎」。當時,胡適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慾橫流」,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5這不也可以說是在為民主共和而辯護嗎?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J.Goodnow),在美國各地演說,並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為袁氏復辟帝制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著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制。胡適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後,認為「古氏在此邦演說作文,均言中國無共和之程度,其說甚辯,足以欺世。……於我國共和前途殊有影響,不可不辯」。於是,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別寄給紐約《望》月刊和《新共和國》週報。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    
    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制,並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儘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瞭解,什麼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6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公開為捍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鬥士了。    
    袁世凱終於下令改元登極。然而,這個背叛民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討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於破滅了;而且眾叛親離,楚歌四起,終於成了獨夫民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憂懼而死。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手舞足蹈,額手稱慶。胡適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並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餘辜!因為: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共和與帝制問題(2)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7    
    袁世凱的竊國、稱帝、破產、死亡,是中國近代史上君主專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掙扎。它給人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經驗和沉痛的歷史教訓。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麼多吹鼓手,有那麼多人為他抬轎子,有那麼多人上表勸進,這就向人民昭示,專制主義在一些人當中還是有市場的,不可能一時消除乾淨。然而,人心所向,時代潮流所趨,是民主共和;逆歷史潮流搞專制主義的人,絕不會有好下場,袁世凱便是活的和死的見證!    
    胡適也通過袁氏之死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他猶念念不忘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認為「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真不可勝誅」。如果當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榮祿告密,戊戌政變不致推翻,「則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強」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胡適方說「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然而,胡適這時眼界比過去開闊了,美國的政治生活給他腦子裡灌輸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維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憲,不能有「根本的解決」;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貴族及官僚政治,結果必然是「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為阻滯」,革命終不可避免。20年來國內歷史的進程,又使胡適看到:    
    徒以戊戌失敗之故,此20年中中國之進步,皆起於下而非出於上。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數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滿清亦同歸於盡,今之官僚派餘孽似亦有摧滅之勢;則雖謂吾國政體問題已有幾分根本的解決可也。而此幾分根本的解決,皆戊戌失敗之賜也。8    
    這「根本的解決」,說明胡適的思想認識有了一點進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記在梁啟超名下了,他似乎從康梁的改良主義藩籬中移動腿腳,向革命邁出了小半步。    
    1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記。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81~86頁。    
    2 見《胡適研究叢錄》,顏振吾編,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225頁。    
    3 《藏暉室札記》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22頁。    
    4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記。上海亞東版,第120~127頁。    
    5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三「二六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亞東版,第162至163頁;卷七「三八 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亞東版,第468~470頁。    
    6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十一「六 論袁世凱將稱帝」及「二O 辟古德諾謬論」,見上海東亞版,第741~748頁、768頁。《望》月刊(TheOutlook),胡適原譯紐約《外觀報》。此處引文見「六 論袁世凱將稱帝」所附之《ChinaandDemecracy》(《中國與民主》),中譯文曾得武漢大學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訂。    
    7 《藏暉室札記》卷十三「十三 死矣袁世凱」(1916年6月7日),上海亞東版,第926~927頁。    
    8 《藏暉室札記》卷十三「十四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為無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亞東版,第928頁。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從杜威攻實用主義哲學(1)

    1914年6月,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畢業,隨即入研究院學習。次年9月,離綺色佳赴紐約,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部,主攻哲學,受業於杜威門下。    
    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在學術界聲望頗高。尤以招收外國留學生,為第三世界國家製造官僚和學閥而著名。中國在哥大留學的經常有三百人之多;1當時的留學生,除胡適之外,還有宋子文、張奚若、孫科、蔣夢麟等。學成歸國之後,他們都抖了起來,成了中國政界和學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學系,有許多名教授,有的對胡適影響很大。例如一位講授倫理學的厄德諾(FelixAdler)教授,是美國「倫理文化學會」的發起人。他所主張的以道德為基礎的無神宗教,曾使胡適十分折服,因為胡適也是一個無神論者。在《藏暉室札記》中,曾譯記了厄德諾的一些語錄,有的頗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責任並不是那外來的命令;只是必須要怎樣做才可以引出別人——例如所愛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這樣影響別人:要使他們不再菲薄自己。2    
    從這些語錄裡,可以明顯看到康德哲學的至高無上的道德規律的影響。而厄德諾也成了對胡適生平「有極大影響」的一個人。    
    與胡適關係很深很熟的,還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漢學家,任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這「丁龍講座」,是美洲大陸用特別基金設立的第一個漢學講座,其來由是一個相當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華工,名字叫丁龍,在美國卡本迪(HoraceW.Carpentier)將軍家裡當傭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時,卡氏贈送巨資(據說是兩萬美元)給他作退休金。丁龍再三辭讓後才接受,隨即全數轉贈哥大,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資金。卡氏得知丁龍的高尚舉動,深受感動,便加捐巨款,湊成十萬美金,為哥大特設一「丁龍講座」    
    ,以紀念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華工。但是,那時西方的漢學還未達到啟蒙階段,美國正刮排華之風,青年學生對漢學有興趣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因此,夏德擔任丁龍講座教授之後,沒有一個學生,主修、副修都沒有。他非常苦悶。胡適來到哥大,夏氏便提議邀請胡適以漢學為副修。他領著胡適去參觀哥大的小型中文圖書館,介紹了清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那部大書,又把自己豐富的中文藏書供胡適使用,有時還邀請胡適到他的公寓裡去會見他的朋友。因此,胡適同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這一點對於胡適的中西兼學,並以「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作他的哲學博士學位論文,3應該說都是有相當影響的。    
    對胡適影響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Dewey)。據胡適自己回憶,他當年之所以轉學哥大,便是因為對杜威和實用主義哲學發生了興趣。他說:    
    康奈爾的塞基派的哲學動不動就批評「實驗主義」。他們在討論班上總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對象來批評。杜威便是被他們經常提出的批判對象。皮爾士和詹姆士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自鄶以下,不值一駁。不過他們雖然和杜威唱反調,但他們對杜威卻十分敬重。在聆聽這些批杜的討論和為著參加康大批杜的討論而潛心閱讀些杜派之書以後,我對杜威和杜派哲學漸漸的發生了興趣,因而我盡可能多讀實驗主義的書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對實驗主義作了一番有系統的閱讀和研究之後,我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4    
    對胡適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杜威比胡適大32歲。胡適進哥大時,杜氏已經是快60歲的老頭了,高高的個兒,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雖不鬚髯飄飄,卻也頗具學者風度,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流派裡影響最大的一位哲學家。    
    杜威還是教育學家,哥大哲學系的首席教授,卻不善辭令。他講課慢吞吞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說,似乎每一個動詞、形容詞、介詞,都得慢慢想出,再講下去。許多學生都覺得他的課枯燥無味。胡適是慕名而來,選了杜威的兩門課,硬著頭皮聽了幾個星期,不僅聽懂了他所講的課程,而且說他用字選詞嚴肅慎重,大加推崇。    
    那時,杜威一家人住在紐約河邊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裡。杜威夫人每月都要舉行家庭茶會,邀集一些朋友和學生參加。聚集在這個杜氏家庭招待會裡的,多有紐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陰陽怪氣的角色,長髮的男人和短髮的女人們。胡適作為留學生,也和其他學生一樣,懷著極大的興趣,把被邀請參加杜氏家庭這樣的招待會,看作是最難得的機會和光榮。    
    胡適最崇拜的,還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那麼,實用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哲學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種哲學思潮的產生,都離不開它的時代環境和文化傳統。實用主義,胡適譯為實驗主義,它是在美國工業社會的土壤裡生長起來的一種哲學思潮,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美國經過南北戰爭之後,北方工業資本集團控制了聯邦政府,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資本勢力獲得了廣大的活動區域,技術水平空前提高,經濟迅猛增長。到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列強之一。這是一個充滿機會、奮鬥、創業與冒險的世界,成功伴隨著失敗,富裕與異化同行,人們在開拓進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種不穩定感。正如詹姆士(WilliamJames)借上帝之口所說:「我給你一個機會,請你加入這個世界。你知道我不擔保這世界平安無事的。這個世界是一種真正冒險事業,危險很多,但是也許有最後的勝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願意承認這個世界是真正危險的,必須要冒險的;我決不退縮,我決不說『我不幹了!』」5在這種美國土壤中產生的實用主義,用羅素的話來說,是一種「美國工業社會的哲學」。作為美國式實踐的理論概括,實用主義強調從人的「經驗」出發,主張用行為效果來證明思維的合理性,根據事實效果來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點從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後的物事;從通則移到事實,從範疇(Categories)移到效果」,6帶有強烈的反教條主義和反思辯哲學的色彩,反映了美國創業時期求實與創新的精神,體現出一種開拓、進取、行動和成功超過一切的美國風格。實用主義把「人的問題」引入現代西方哲學,在哲學領域實現一番大改造,杜威說: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從杜威攻實用主義哲學(2)

    如果哲學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哲學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7    
    這樣以「人的問題」取代「哲學家的問題」,抓住了人的實踐活動這一中心環節,用實踐主體取代了傳統哲學中唯理的抽像的認識主體,推動了哲學主體觀、實在論、真理論和認識論等方面的變革,提出了一系列反傳統的見解,從而在唯科學主義和現代人文主義之間另闢蹊徑,使實用主義哲學顯示出一種既注重科學方法,又富於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會生活中則表現為既崇尚科學,又張揚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態。因而受到正在奮鬥開拓而又遭受異化和文化衝突的美國社會的普遍歡迎。總之,實用主義是「美國的工具主義」(杜威),是一種反映美國社會時代精神,強調獨立自由的主體——人的實踐活動和成效的帶有主觀唯心主義傾向的哲學。    
    胡適從杜威專攻實用主義哲學,受這位當代「實驗主義領袖」的影響至深。他自己說: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8胡適接受的實用主義影響,主要是在真理論和方法論方面。這對他後來倡導文學革命,倡導白話詩文,考證古史和傳統小說,研究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諸方面,都有重要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9而杜威則是對他「有終身影響的學者」,對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    
    1 據陳鶴琴先生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說,中國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經常有三百人之多」,從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這30多年來,在哥大畢業的有「上萬的中國留學生」。陳的講話曾摘要刊載於1955年2月28日的《文匯報》,該報編者所加的題目是《我控訴杜威這個大騙子》,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5輯,第213~218頁。    
    2 《藏暉室札記》卷十二「一○ Adler先生語錄」(1916年1月11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820頁。    
    3 胡適的博士論文「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胡氏自譯為「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見《藏暉室札記》卷十六「一六 我之博士論文」,上海亞東版,第1133頁)。1922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英文本),中譯名為「先秦名學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先秦名學史》,由翻譯組多人譯,李匡武校。    
    4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中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頁。    
    5 詹姆士:《實驗主義》(Pragmatism),參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頁。    
    6 詹姆士:《實驗主義》,參看《胡適文存》卷二,第95頁。    
    7 杜威:《創造的智慧》(CreativeIntelligence),參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頁。    
    8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頁。    
    9 胡適:《藏暉室札記?自序》,上海亞東版卷首第5頁。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真博士,還是假博士?(1)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經過一年的學習,加上他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學的一部分課程,便達到了當時哥大研究生的規定學分。1916年11月,他考過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成績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選人」資格。同年8月初,便開始寫「博士論文」了。論文題目是:    
    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一連寫了近九個月才寫成,全文約九萬字,打印稿多達243頁,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適參加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他走進考場抬眼一望,上面坐著六位大主考:五個洋教授,一個洋博士。他的導師杜威和夏德兩個老頭,昂昂地坐在當中。1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漢文的漢學家,但也讀不懂先秦典籍;    
    其他五位洋學者,漢文一字不識,他們的中國學問實在可憐巴巴,對這些人談先秦名學,簡直可以說是對牛彈琴。胡適嘰哩咕嚕報告了論文要旨之後,他們便七嘴八舌地提問、詰難,問答往復,直考了兩個半小時。口試考過,結果是很不理想;2然而七年的留學生活總算結束了。    
    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正迅猛展開。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倡導文學革命,一時名聲大噪,以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慕名聘請他當教授。胡適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別杜威,離開紐約,經溫哥華乘船返國,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國內文化界和北京大學的講壇上。    
    1919年2月,胡適的博士論文,經過擴充修改,作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著「胡適博士著」五個大字。各種報章雜誌上,「胡博士」的頭銜更是滿天飛。「博士」簡直成了胡適的專稱,大有非胡適莫屬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界風風火火數十年,誰也沒有懷疑過他的博士學位,誰會不相信胡適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後,胡適的博士學位竟引起問題了。1952年,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林頓先生,為慶祝1954年哥大二百週年紀念,著手編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1957年出版,3卻沒有大名鼎鼎的胡適博士。林氏是根據校方正式紀錄編纂的,難道這些正式紀錄裡竟沒有胡適論文的紀錄?這不就成問題了嗎?    
    後來,袁同禮先生編《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4據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單,胡適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個疑問。袁君便托當年在哥大留學的唐德剛先生複查。唐君為好奇心所驅使,乃去哥大校史圖書館及其他有關部門「徹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適的「正式學位紀錄確是1927而非1917」。於是袁同禮只好將胡適得博士學位的年份同時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過去了。    
    這兩份目錄,都是英文的,又專業性很強,流傳不廣,因而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沒有引起外間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徹底清查」過有關文件紀錄的唐德剛,曾經「慢慢委婉地」向當年流亡在紐約的胡適透露了這個學位的問題。胡適便也逐漸地向唐君「說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釋時,他都免不了「有點苦笑的表情」,並為此「而感到尷尬了」。5胡適儘管尷尬,但那時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剛君知情,外人並未與聞,也沒有人懷疑胡適是真博士。他仍然頂著博士頭銜,在太平洋兩岸飛來飛去,最後飛回台灣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適的「博士問題」公諸於世,引起風波,並大開筆戰,是在他逝世15年之後。    
    1977年,台北《傳記文學》連續刊出唐德剛的《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三篇,6「之三」題為《七分傳統,三分洋貨》,其中說:    
    胡先生在哥大當學生時,……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名聲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註冊記錄上仍然只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贈博士」(Ph.D.candidate),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註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hu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    
    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開披露胡適的學位問題,宣佈胡適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文章裡有不少閃爍其辭的話,不免令人疑竇叢生。消息傳出,便成了大新聞,並引起疑胡和衛胡兩派的一場筆戰。紐約的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後改稱《北美日報》),首先發表潘維疆、胡祖強的三篇文章,並用特大字體標題:「胡適非真博士」,作頭條新聞刊出,說胡適冒稱博士,且「冒稱一生」云云。於是繫鈴人唐德剛不得不出而解鈴,投書該報,提出批評,謂「胡適乃真博士」!7接著,台北的《傳記文學》也發表了湯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衛胡。8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還是針對唐德剛、湯晏二人,批駁他們所謂胡適晚十年才拿到學位,是考試「砸鍋」,是「規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撈魚摸蝦」搞文學革命,或「談戀愛」,不務正業,等等說法。夏君認為只是個「手續問題」,並請已退休的哥大丁龍講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來作證。富氏在答覆夏志清的信中說: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真博士,還是假博士?(2)

    事實很簡單。數日前我已將全部事實真相提供給唐德剛。緣於胡適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有一項規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選人要向學校當局呈送論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適當時認為,對他來說,在中國同儕中展露才華,遠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論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寫並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國哲學史大綱》。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學史》(上海亞東圖書公司出版),但他當時沒有想到將副本呈送給哥大當局。迨至英國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擔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工作時,他又要去美國。於是,他電請他的出版商將他所需要的論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當我獲悉胡適將返美時,即徵得教務長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約請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講(六次對中文系,三次對一般聽眾),他接受了約請。到那年畢業典禮時,他順理成章的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講台。當時我認為,迄今我仍如此認為,胡適覺得哥大這項規定至為幼稚,他畢竟已經展露了才華,何必為此而煩心呢。不過,後來當他曉得他要返回母校時,他又改變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於1978年8月15日91927年,富路得先生是胡適取得學位,領取文憑,接受加帶的見證人,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從我們現在的和旁觀的人看來,所謂「胡適的博士問題」,並不是什麼「真假」    
    的問題,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不論1927年胡適取得學位,是「拍拍肩膀,握握手」,或由「杜威玉成」,總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麼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隊伍中,胡適的博士頭銜難道比誰遜色嗎?更何況他一生還獲得那麼多的名譽博士學位,他的學術成就是得到世界承認了的!十然而,胡適的博士學位畢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於夏、富二氏所說的「手續問題」,胡適本人也應該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稱博士,並且白紙黑字印在書上,就涉及讀書人的「誠實」品格了。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有人要作《西江月》詞,譏笑他「哥倫比亞讀未終,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說他「難免有『欺世盜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為誣蔑。這博士學位問題之所以成為話柄,不是也可以見出胡適青年時期性格的某一側面嗎?    
    1 參看《藏暉室札記》卷十六,「二六 博士考試」(1917年5月27日追記),上海亞東圖書館版,第143頁。其中記主試者六人:    
    ProfessorJohnDewey(杜威)    
    ProfessorD.S.MillerProfessorW.P.MontagueProfessorW.T.BushProfessorFrederichHirth(夏德)    
    Dr. W.F.Cooley2 胡適自己在《藏暉室札記》卷十六「二六 博士考試」中,記為「考過」,而不是「通過」。1919年9月7日,仍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的好友朱經農致信胡適,說:    
    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說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係,只是「冒充」兩字決不能承受的。我本不應該把這無聊的話傳給你聽,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應設法「自衛」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佈的方法了。    
    胡適沒有採取自衛手段刊布論文。1920年8月9日,朱經農致胡適信中又提起這件事,說:「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於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以上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一版,上冊,第67頁、110頁)。對於這等關係個人名譽的大事,朋友如此著急,而胡適卻不能自衛,可以推斷「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人說的話,「口試沒有Pass」云云,大約是言之有據,而胡適卻有難言之隱。    
    3 HowardP.Linton,Comp,ColumbiaVniversityMasters』andDoctoralDissertationonAsia,1875—1956.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Libraries,1957.4 Tung-liYuan,Comp,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1905—1960,Washington,D.C.1961.5 參看唐德剛文:《七分傳統,三分洋貨——回憶胡適之先生口述歷史之三》,載台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4期。    
    6 唐德剛的《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之一至之三,原載台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2至4期,後來續至10篇,集為《胡適雜憶》一書,1981年11月,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有周策縱、夏志清二先生序,附錄周策縱致唐氏信,即《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    
    7 紐約《星島日報》所刊的三篇文章是:潘維疆的《胡適的博士頭銜索隱》,胡祖強的《從胡適博士頭銜被考據說起》,潘維疆的《胡適博士頭銜索隱補述》,分別見1978年4月17日、5月13日、5月29日該報。唐德剛信載該報同年6月7日。    
    


第三部分:西乞醫國術1910-1917真博士,還是假博士?(3)

    8 湯晏的《胡適博士的學位的風波》,載《傳記文學》第33卷第1期,並附錄了唐德剛致《星島日報》主編信《胡適乃真博士》。夏志清的《胡適博士學位考證》,載《傳記文學》第33卷第5期。    
    9 富路得(LutherCurringtonGoodrich)先生這封信的原件曾影印製版,附印於台北《傳記文學》第33卷第5期所刊夏志清文,並由夏氏中譯。(原件尚有一行:SubjectDr.HuShih』sph.D.degree.中譯為:關於胡適博士的哲學博士學位問題)    
    十胡適一生所得榮譽博士學位,據胡頌平先生所作《適之先生的博士學位及其他》、《適之先生博士學位補遺》(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卷第3期及第3卷第2期),共35個,按年代先後排列如下:    
    1935年香港大學法學博士    
    1936年 美國哈佛大學文學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文學博士    
    1939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1940年 美國韋斯爾陽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克拉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卜隆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柏令馬學院博士    
    美國賓州大學法學博士    
    1941年 美國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文學博士    
    美國森林湖學院法學博士    
    美國狄克森學院法學博士    
    美國密達伯瑞學院法學博士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佛蒙特州大學博士    
    1942年 美國達脫茅斯學院文學博士    
    美國第納遜大學文學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文學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羅卻斯德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奧白林學院法學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妥爾陀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東北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1943年 美國伯克納爾大學文學博士    
    1945年 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    
    1949年 美國柯魯開特大學文學博士    
    1950年 美國克萊蒙研究院文學博士    
    1959年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文學博士    
    《西江月》詞,系張子英作,轉引自《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本第五章注九。說「胡適難免有『欺世盜名』十年之罪」的,是「庸椽樓主」,他在1979年5月4日《中國時報》上發表《胡適的博士問題》一文,對夏志清的文章有所批評。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陳胡(1)

    當袁世凱請出孔子的幽靈,準備竊國稱帝的時候,陳獨秀於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第2卷改稱《新青年》。創刊號卷首發表陳氏的《敬告青年》一文,便向全國青年「謹陳六義」,倡導科學與民主,1反對宗法傳統舊文化,舉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胡適當時尚在美國,即與陳獨秀書信往還,並向《新青年》雜誌投稿。1916年9月,第2卷第1號《新青年》上便登載了胡適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話翻譯的俄國泰來夏浦的小說《決鬥》,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話文。不久,胡適又陸續發表倡導文學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響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與陳獨秀雖未謀面,卻志同道合,成為神交了。    
    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雖是科舉出身,點過翰林,卻是革命元勳,且思想上能毅然沖決樊籬,接納新潮。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後,又銳意改革,採取學術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並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來校任教,掌管校務,力約當時著名的新人物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    
    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也把《新青年》從上海遷來北京編輯。他把主編《新青年》與改革北大結合起來,並幫助蔡先生羅致人才。在給胡適的信中,陳獨秀寫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按,此系「北大校長」之誤)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均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他處有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中國社會可與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故敢直率陳之。2    
    這年7月,胡適返抵國門,8月即北上,也進北大當了教授。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這裡的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號」。卯字號裡聚集著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3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適進了北大,便直接參與《新青年》的編務活動,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薦人才。蔡元培曾說: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4    
    與胡適、陳獨秀同年進北大的,有周作人、劉半農等人;先後進北大的還有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陳大齊、朱希祖、劉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等許多人;稍後,魯迅也來北大兼課。真是新人薈萃,北大氣象為之大變。他們都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陣容也更加雄厚強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洶湧澎湃,不可遏擋。    
    1918年,《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擴大編輯部,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輪流編輯。同年底,陳獨秀又邀集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商議,另創一個《每週評論》,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時發抒議論,抨擊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也組織新潮社,第二年1月創辦《新潮》月刊,響應《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傳。於是,形成了一個圍繞《新青年》的新文化團體,成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這《新青年》團體,事實上又與北京大學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親日派,震悚全國。新文化運動,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濤起風從,迅速發展到全國各地,彙集成了全國規模的偉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陳獨秀和胡適是當時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他們兩人齊名,時人稱之為「陳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時期的陳胡,雖是志同道合,卻也各有長短。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員,但比起李大釗、陳獨秀來,他較為溫和,不怎麼堅決,卻也不武斷。胡適自己承認,陳獨秀當年確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家」,他的主張和言論,總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5有時他不免偏激,對頑固勢力卻決不妥協。1919年1月,陳獨秀為了回擊頑固派各方面對《新青年》的非難與謾罵,寫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我們不妨抄錄幾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陳胡(2)

    ……西洋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6    
    這樣的答覆,旗幟鮮明,態度決斷,毫不妥協退讓,不是胡適所能寫得出來的。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當年錢玄同批評胡適思想的信,抄錄一段來作證:    
    老兄(按,指胡適)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卻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罵胡適之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很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我這是對於同志的真心話,不知道老兄以為怎樣?7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與人周旋,調和妥協氣味較濃的人,跟陳獨秀恰成對照。    
    但是,胡適與陳獨秀那時畢竟是共同奮鬥的同志。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8胡適於當晚即寫了《「威權」》一詩:    
    「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9這麼激烈地抨擊專制統治的詩,是《嘗試集》裡所罕見的。陳獨秀留下的《每週評論》,也由胡適接過來繼續編輯,一直出到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號時,被軍閥政府封禁才停刊。    
    1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文中所陳「六義」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行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在逐項解釋這「六義」時,鼓吹「人權平等之說」,並指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因而「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人權平等說,即是民主。見《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出版。    
    2 此信約寫於1917年1月,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6頁。    
    3 參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二一 卯字號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4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載《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出版。    
    5 胡適《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6 見《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出版。    
    7 此信約寫於1918年2月,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5~26頁。    
    8 陳獨秀這次被捕的事,可參看毛澤東寫的《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載《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7月14日)。陳氏所散發的傳單,為《北京市民宣言》,據當時北京警視廳、署的檔案所存,原件有16開紙大小,分上下兩半排印,上半中文豎排,連標題共16行;下半英文橫排,連標題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二、免除徐樹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總司令兩機關。    
    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複印傳佈)    
    9 《「威權」》一詩,原載《新青年》第6卷第6號,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後《嘗試集》增訂四版,增「是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的跋語。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腳夫人(1)

    胡適不滿26歲,就當了北京大學教授,可算是少年得志。半年之後,他便回績溪上莊老家辦喜事,與江冬秀女士完婚。    
    江冬秀也是安徽人,家住績溪縣北的旌德縣江村,與上莊相距約40里。1早在1904年,即胡適去上海進梅溪學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訂下了他們兩人的終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辦了嫁妝,胡家備了新房,寫信叫胡適回家成親。胡適因家道中落,店業破產,自己學業未成,難於養家活口,故「力阻之」。    
    後來去美國留學,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幾年。    
    他們這樁婚事,也曾經發生過一點波折。江冬秀雖系名門女兒,但因父親早逝,舊家庭重男輕女,僅隨胞兄在私塾讀了一兩年書,後多荒疏,識字無多,又從小纏足,完全是一位舊式鄉村女子。她與自稱「新人物」,且在同學中小有名氣的胡適,本不般配。到胡適放洋留學,得了洋功名,村裡更是紛紛傳言,說胡適在外國娶了親,生了孩子,要與江冬秀解除婚約。胡適的母親起初並不相信,但傳說多了,也難免疑心憂慮,便去請胡適幼時好友胡近仁代寫家書,叫兒子勿違母命。    
    胡適自己呢,心裡原也十分矛盾。江冬秀沒有文化,不會寫情書,又纏一雙小腳。胡適自然很不滿意,在家書中也曾有所流露。2而在美國生活的自由氣氛感染之下,他也曾發生一點越軌行為,談起戀愛來了。有一位美國女郎,名叫韋蓮司(EdithWilliams),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而且思想很放任,與胡適接觸甚多,思想感情很投合。胡適遇此妙齡女子,也難逃情網,曾經朝朝暮暮與韋女士湖濱散步,月下談心,兩年間給她寫了一百多封情書。3對同在美國留學的中國才女陳衡哲(莎菲),胡適也懷著很深的情意;他們親密而諧趣的通信中,分明流露出彼此傾慕之情。4但胡適畢竟是一個「膽小君子」,受舊禮教傳統的束縛,終不敢接受韋蓮司的愛情,對陳衡哲也不過私心懷慕而已。胡適對母親又特別孝順,自己多年遊學在外,不能奉養母親,歸期一再延誤;加上家庭經濟拮据,母親甚至「以首飾抵借過年」。這些都使胡適愧疚不已,他怎麼敢在婚姻問題上,再違抗寡母之命,而有負於母親所喜歡的江冬秀呢?何況舊式婚約,「名分」已定,使胡適對江冬秀也「由分生情意」,產生了一種責任感和同情心。他曾在日記中寫道:    
    冬秀長於餘數月,與余訂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軒車之期,終未能踐。冬秀時往來吾家,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閭之思,因以少慰。古詩十九首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終隨秋草萎。」吾每誦此詩,未嘗不自責也。5    
    因此,當他接到家中照片,見冬秀也站在母親身旁,便在照片上題詩。詩的後半專寫江冬秀道:    
    圖左立冬秀,樸素真吾婦。軒車來何遲,勞君相待久。十載遠行役,遂令此意負。歸來會有期,與君老畦畝。築室楊林橋,背山開戶牖。辟園可十丈,種菜亦種韭。我當授君讀,君為我具酒。何須趙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壽吾母。6    
    胡適信誓旦旦,表示要與冬秀同老畦畝,同偕到老。並且設想他們婚後的生活:    
    在楊林橋邊蓋房,辟園種菜,他教冬秀讀書,冬秀為他具酒,夫婦耕讀和樂,不必趙女鼓瑟,秦人擊缶的音樂歌吹,也可使他的母親高興,延年益壽。這是胡適關於他們愛情生活的頗具浪漫情調的一曲暢想曲。於是,胡適一方面寫信給冬秀,勉勵她多讀書識字。另一方面,也找些別的理由,來自我寬解,以為舊婚約「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長成真實之愛情」。他在《病中得冬秀書》詩中寫道:    
    豈不愛自由?    
    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7    
    這可以說十分準確地抒寫出了他徘徊於西方自由與東方禮教之間的極其矛盾與無可奈何的心境。1914年11月,胡適與同居的法學助教卜葛特討論「擇偶之道」,卜氏認為找對象應以「智識平等」作標準。胡適則認為:    
    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尚有多數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也。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對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見此間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8    
    這見解自然也有道理;而「猶可得之友朋」,卻未免有些無可奈何了。但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進步,也真使胡適高興。他接家書,中說「冬秀已不纏足」,便立即寫信鼓勵,希望她「在家鄉提倡放足,為一鄉除此惡習」。9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變了形,放得太晚,已無法改變小腳的模樣了。這是舊習俗舊禮教的罪惡,江冬秀也是千百萬婦女無辜的受害者之一。後來胡適一生抨擊中國舊文化,對「小腳」尤其痛惡,攻擊唯恐不力,大約與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經歷也不無關係罷。    
    胡適在結婚前,除了照片,從未見過江冬秀。1917年夏天回國,曾去江村,想見冬秀一面。由於舊家風俗作梗,冬秀躲在蚊帳裡不肯見。胡適後來回想,說「那時確是危機一發之時」,幸虧他善於體諒人,心想「此必非冬秀之過,乃舊家庭與舊習慣之過。我又何必爭此一點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鬧起來,他們固然可以強迫他見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因此,胡適還寫信勸慰冬秀,說自己決不介意,她也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並約定這年寒假回來結婚。十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腳夫人(2)

    果然,胡適如期回家了。婚期定在12月30日,正逢農曆十一月十七日,是胡適27歲(實足年齡為26歲)的生日。這天,胡家賓客如雲,喜氣盈門。胡適是個新人物,要改革舊婚禮,在鄉間舉行文明結婚,來看熱鬧的人也就非常多。大門兩邊,貼著胡適自己寫的大紅喜聯,詞云:    
    三十夜大月亮,念七歲老新郎。其實新娘比新郎還大一歲,在當年更算是個老新娘了。故胡適的《新婚雜詩》五首之四又寫道: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妝,我家備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換了幾朝帝王,看了多少興亡,銹了你嫁奩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偏越響!    
    在爆竹聲中,新郎新娘拜見母親,對胡母行三鞠躬禮,代替叩頭。這時,馮順弟樂得合不攏嘴,眼看著佳兒佳媳雙雙站立堂前,10年的宿願成了現實,心中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她如今只盼著抱孫子了。    
    婚後,胡適在家裡住了不到一個月。1918年1月11日,曾與一班朋友去游上莊西面的上溪山口,憑弔明末遺民「采薇子」墓。胡適作了一首五言詩,云:    
    野竹遮荒塚,殘碑認故臣。    
    前年亡虜日,幾個采薇人?    
    1月下旬,胡適留冬秀在家奉侍母親,獨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這年夏天,江冬秀也到了北京。冬天,胡適的母親便去世了。胡適與江冬秀又匆匆趕回上莊奔喪。這時江冬秀已懷孕,胡母雖然未抱到孫子,但第二年3月,長孫便出世了。胡適給兒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孫之意,表達了他對母親的紀念和孝心。    
    胡適與江冬秀,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胡適不背棄舊婚約,其實內心也決非平靜。近年來發現他婚後不久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吐露了一點真情:    
    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    
    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    
    正因為對母親的一片孝心,使胡適婚前十多年間,雖有掙扎,卻終於不毀舊約;    
    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快樂歡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他的心境該是何等矛盾,何等淒苦!後來竟維持40多年,相伴相依,過了一輩子。其中甘苦,胡適既「不足為外人言」,外人見仁見智,誰又能猜得透呢。    
    然而,不論出於對母親的孝心也罷,對冬秀的同情也罷,胡適畢竟沒有背棄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腳的江冬秀。他們的婚事,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讚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當時傳說陳獨秀個人行為不檢,他以北大文科學長之尊,竟在北京尋花問柳,且因爭風在妓院抓傷某妓下體。這種事情適為舊派攻擊的口實。而胡適卻與陳氏成了鮮明對照,不僅言論態度較陳獨秀溫和,尤其不背舊婚約一事,更佔了許多意外的便宜。因此,舊派人物,不論真道學假道學,都鄙薄陳獨秀而恭維胡適之。即如蔡元培、高夢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適,而不滿於陳獨秀。陳氏也終因私行不檢點遭人攻擊而被迫離開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謠言,用以反襯胡適的不背舊婚約。胡適在日記裡曾記有這樣一件事:    
    最可怪的,人家竟傳說獨秀曾勸我離婚,甚至拍桌罵我,而我終不肯。此真厚誣陳獨秀而過譽胡適之了。大概人情愛抑彼揚此,他們欲罵獨秀,故不知不覺的造此大誑。    
    由這一件事,也可以窺見五四時期新舊思想和新舊倫理道德衝突的某些特點。當時的胡適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時,是全國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特別愛惜名譽的胡適,當此新舊思想和新舊道德衝突的時代,怎麼會以自己的婚事去違忤社會輿論而損害自己已經獲得的盛譽呢?    
    胡適自己說:「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這本身便是一個矛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養的胡適,於家庭之事「豈不愛自由」?他對這樁地道的舊婚事,對這位頗為粗俗的小腳太太,本來是內心十分矛盾,絕不心甘情願的。但他生平頗能克制,善於掩飾和隱藏,即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也擔心洩漏天機,一再叮囑近仁:「閱此書後,乞拉燒之,亦望勿為外人道,切盼,切盼!」如果近仁果然將此信拉燒,亦不為外人道,則外人怎麼能知道胡適內心的矛盾與淒苦、掙扎和呻吟呢?    
    然而,對母親的孝心也罷,對冬秀的理解同情也罷,以及對自己名譽的愛惜也罷,都不是愛情。胡適作為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經認識到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曾經正確指出:「沒有愛情的夫婦關係都不是正當的夫婦關係,只可說是異性的強迫同居。」他與江冬秀的婚姻,不正是在母親所代表的舊禮教及傳統習俗強迫之下的異性同居嗎?為了母親,胡適只能容忍遷就,情願不自由;母親去世後,便又難免掙扎和反抗。他寫的惟一劇本《終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舊式包辦婚姻,最後喊出:「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這是「五四」覺醒青年的呼聲,也正是胡適自己隱痛難言的心聲。在《別賦》一詩裡,他情意綿綿地歌唱: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腳夫人(3)

    我們蜜也似的相愛,心裡很滿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離別,我們便偎著臉哭了。    
    這般「情癡」情愫,與「情願不自由」那種無愛的心境,形成何等鮮明的對照!面對與江冬秀的無愛的婚姻,胡適只好在詩文中去追求那自己作主的「蜜也似的相愛」,抒寫內心的苦悶與希求,傾訴心靈深處的哀怨與相思。然而「過屠門而大嚼」,畢竟難以消解無愛的苦痛。於是,在胡適感情飢渴的天地裡,撞進來一位曹聲女士。1923年夏秋之間,胡適到杭州煙霞洞養病。當時已婚的曹聲(名誠英)表妹正在浙江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他們同住旅舍,每日裡不是泛舟西湖,便去遊山賞桂,有時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時赴海寧觀錢塘江潮,或品藻詩文,或賞月下棋。胡適沉浸在熱烈的戀情之中。三個月很快過去了,曹聲要回女師去了,臨別前的一個夜晚,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下弦的殘月,光色本淒慘;何況我這三個月中在月光之下過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當離別,月又來照我。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繼續這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過屋角去,不禁黯然神傷。    
    不久,聲與丈夫離了婚,胡適卻因顧忌江冬秀及兒女、事業的牽繫,不敢再追求這種「神仙生活」了,致令聲獨居終生,「末路病呻吟,沒半點生存活計」    
    ;胡適也只好懷著無限的感傷與哀怨,吟唱「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罷了。    
    從此以後,胡適雖然仍有感情的絲絲牽繫,卻大致趨向平靜,與江冬秀白首相依40年。在他們倆人40多個春秋的家庭生活中,甜酸苦辣,外人很少知道。但江冬秀自始至終是忠於她的博士丈夫的,因受胡適的感染與鼓勵,她曾經努力學習文化,自修到可以讀金庸小說,能寫半通半不通的書信;管理家務也很有才能,很有魄力,是一位很能幹的內助;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沒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學術為何物的江冬秀,竟也頗能信任並支持胡適選擇的學術道路,對腐濁不堪的政界有相當明白的認識,並不希望胡適做官走上政治的路上去。然而冬秀的文化畢竟太低,在他們的共同生活中總難免這條鴻溝的隔膜。冬秀往往抓住胡適愛惜名譽這個弱點,「遇事不是乞憐,而是大吵大鬧,逼得胡適不得不步步退卻,迫使他與曹聲斷絕關係」。也因文化的關係限制,冬秀不信新醫術,也欠缺現代醫藥知識,胡家有病人,非胡適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療」。教育孩子,冬秀也多採用鄉間傳統模式,「對兒子總是責備」,「總是罵他」,胡適曾多次勸導她,說:    
    以後我和你都得改變態度,都應該把兒子看作朋友。他們都大了,不是罵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這話對不對?    
    他們兩人的不同態度,正是舊式傳統的家庭教育與新式民主的家庭教育的根本差別所在,也反映出兩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難以彌合的差距。    
    這些都是後話。胡適終於沒有背棄他的小腳夫人江冬秀,並且互敬互愛,即使表面佯裝也罷,內心無愛也罷,畢竟是白首相依,終其一生。在江冬秀一面,也許是「幸運」的,然而在她「大吵大鬧」之中卻也透露出多多少少的不平與怨恨;    
    而對於胡適,則更是甜酸苦辣,充滿矛盾、掙扎、容忍、遷就,以及滿腹難言的隱痛與辛酸。這一對「五四」時代新舊思想文化和新舊道德衝突下的畸形婚配,究竟應如何評價,筆者在此如何能夠簡單作答呢?    
    1 江冬秀,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農曆十一月初八日生。安徽省旌德縣江村人。據石原皋《閒話胡適》中說:「江村是旌德縣的巨族,為全縣之霸,她也是名門女兒。父名世賢,早逝。母呂氏,名賢英,亦系出名門,是旌德廟首呂探花的後裔。呂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呂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適的姑婆,原來有親戚關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第45頁)婚後生有二男一女。長子祖望,現在美國;次子思杜,留在大陸,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自殺,1980年平反;女素斐,早殤。1949年胡適逃亡美國後,江冬秀隨後於1950年6月到紐約。1961年10月回到台灣省。1975年8月22日去世。終年86歲。與胡適合葬於台北南港舊莊墓園。    
    2 《藏暉室札記》卷九「五八 第九號家書」(1915年5月19日)云:    
    第三號信內所言冬秀之教育各節,乃兒一時感觸而發之言,並無責備冬秀之意,尤不敢歸咎吾母。兒對兒之婚事並無一毫怨望之意。蓋兒深知吾母為兒婚姻一事,實已竭盡心力,為兒謀美滿之家庭幸福;兒若猶存怨望之心,則真成不識事勢,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節,以母書中有「時勢使然,惟望爾曲諒此中苦心而已」,故書近年來閱歷所得之言,以釋吾母之疑慮焉。(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第647~648頁)    
    可見第三號家書中必流露有不滿意情緒,才引起胡母的疑慮,以致胡適又要在九號家書中加以解釋。第三號家書不見於《藏暉室札記》。    
    3 《藏暉室札記》卷十六「一八 讀致韋女士舊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韋女士處見吾兩三年來寄彼之書一大束,借回重檢讀之,乃如讀小說書,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與1916兩年之書為多,而尤以1915年之書為最要。吾此兩年中之思想感情之變遷多具於此百餘書中,他處決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腳夫人(4)

    《藏暉室札記》中記胡適與陳衡哲通信會面情形多處,摘引數則,以見其親密諧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記「答陳衡哲女士」一則,云:女士答吾徵文書曰:「『我詩君文兩無敵』(此適贈叔永詩中語),豈可捨無敵者而他求乎?」吾答書有「細讀來書頗有酸味」之語。女士答雲,「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細讀來書」,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聲明讀幾遭?(上海亞東版,第1037~1038頁)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稱呼問題,又「寄陳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記「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特雲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    
    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胡適答云: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再駁回。(上海亞東版,第1045~1046頁。    
    )    
    1917年4月11日,追記與陳衡哲初次見面情形:    
    4月7日與叔永去普濟佈施村(Poughkeepsie)訪陳衡哲女士,吾於去年10月始與女士通信,5月以來,論文論學之書以及遊戲酬答之片,蓋不下40餘件。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訪女士,始得見之。(上海亞東版,第1125頁。)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談》第26期上,有一「文壇畫虎錄」專欄,發表「像恭」寫的《陳衡哲與胡適》一文,中說:    
    當陳女士留學美國時,我們五四運動的健將胡適先生同時在美國留學,彼此以都是中國留學生,相見的機會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給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結為永久伴侶,但是胡適始終沒有答應她的請求。在我們旁觀者看來,對於自投送門的海外艷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絕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識趣嗎?但是我們那裡知道胡先生是還另有一番苦衷。(中敘胡適已訂婚事,略)……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與陳衡哲讀了這篇文章,很生氣,拿了去找胡適;胡適讀了也很生氣,便寫了一封信給《十日談》編輯先生,提出抗議,並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訐誣枉的各人負責道歉」。胡適的這封信,是8月13日寫的,信稿草就以後,又送給任陳二位看過,經研究並「添注」了意見,再送回胡適「親筆抄寫」過,又送任陳「再讀一遍」,方才寄出,載《十日談》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駁「像恭」文章,第三項說:    
    (三)「像恭」君此文中最荒謬的,是說陳女士曾要求與我「結為永久伴侶」,我拒絕了,然後把她介紹給任君。事實上是,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只見過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沌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於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他三萬里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    
    《十日談》雖然登載了《胡適之來函抗議》的信,在「編者案」中也向任、陳、胡三人「告罪」了,但斷然否認有「惡意的挑撥與攻訐」,而且用「沒有這種事實,也是可能的」這樣含胡語氣,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無。以後,關於胡適與陳衡哲的故事,便成為文壇好事者傳說猜測的一件「疑案」。    
    陳衡哲(1893—1976),筆名莎菲,江蘇武進人,留美攻歷史,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藝復興小史》、《小雨點》、《衡哲散文集》等。    
    5 《藏暉室札記》卷四「三二 題室中讀書圖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亞東版,第249頁。    
    6 《藏暉室札記》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題詩」(1914年6月6日)。上海亞東版,第249~250頁。此詩又載《留美學生年報》第三年(民元號)「新大陸詩選」    
    欄,題為「出門一首」。    
    趙女瑟,秦人缶,事見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羔,鬥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後世藉以寫田家之樂。    
    7 見《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3月初版;所引為該詩第3節。(三版注)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腳夫人(5)

    8《藏暉室札記》卷七「四三 擇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亞東版,第471~472頁。    
    9《藏暉室札記》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亞東版,第290頁。    
    十見《胡適的日記》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冊,第199~201頁。    
    《新婚雜詩》共五首,原載《新青年》第4卷第4號,後收入《嘗試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訂四版刪去第二至五首。此處所錄是第四首。    
    此詩初錄入1918年1月12日致錢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來吾鄉,不言姓名,自稱『采薇子』,遺墨頗多,洪楊亂後多散失。    
    」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10~11頁。    
    關於「采薇子」,《績溪縣志》有傳,見「人物誌?流寓」,可以參看。    
    胡適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績溪上莊胡近仁的孫輩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錄在所撰《閒話胡適》中,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頁。    
    同注十。    
    《藏暉室札記》卷七「二二 『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亞東版,第443頁。    
    《論貞操問題——答藍志先》,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頁。(此下皆三版注)    
    見《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1版,所收《嘗試後集》未收詩稿,1923年1月1日作。    
    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冊,1923年10月3日。該日記1923年5月至8月多有關於與曹聲書信往還及詩作日記;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記》及《山中雜記》中,均有關於與曹聲(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記載及有關詩作,可以參看。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4冊,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記載:    
    吳健雄女士來信,友人傳來消息,聲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這話使我感傷。聲去年舊歷七夕寄一詞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為我慇勤傳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沒有半點生存話計。    
    忘名忘利,棄家棄職,來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薩有心留,卻又被恩情牽繫。    
    此外無一字,亦無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郵印有「西川,萬年寺,新開寺」八個字可認。    
    《秘魔崖月夜》(詩),見《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台北商務版所收《嘗試後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為該詩最後二行。    
    石原皋:《閒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頁。該書第39頁,作者又記江冬秀為胡適與曹聲的關係,「經常同胡適吵鬧,有一次大吵大鬧,她拿起裁紙刀向胡適的臉上擲去,幸未擲中,我將他倆拉開,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參看胡適《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驊?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載《國立中山大學日報》第311期靈作《胡適來校之期》一文中。    
    《胡適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見《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所載《胡適家書選》。    
    關於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學者稱之為「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與一位「小腳太太」的結合。其實這是「五四」時代相當普遍的現象。在新文化的許多先驅者中,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舊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腳,胡適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們各自情況也並非完全相同,有的包辦婚姻「碰得不壞」,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掙扎,追求自由愛情和婚姻。這兩類情況似乎比較少有。第三類佔多數,是在忍受包辦婚姻的同時,內心充滿矛盾,行動上多有掙扎以致反抗,自然掙扎與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適實際上屬於這第三類。他與江冬秀的婚姻,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十分幸福」,並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終一對好姻緣」。在他們白首相依的40年間,實在是充滿了甜酸苦辣。筆者著有《胡適?江冬秀》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較為全面的敘評,可以參看。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影響最長遠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學說,直至今天仍值得人們去研究。我們不準備在這一節裡做關於孔子的專論,只想指出,長期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幾經加工改造,被專制統治階級用作麻痺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統治者們捧為至高無上的「聖人」,成了愚弄和欺騙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仍都抬出孔丘來做招牌,提倡「歷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陳獨秀語)。1916年,康有為公然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並列入憲法。因此,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青年》,不得不對孔子和儒家學說進行重新評估,「打孔家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戰鬥內容。新文化的先驅者們「打孔家店」,並「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1他們完全是為了反對宗法專制,維護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束縛與蔽錮,解放人們的思想,是從中華民族的現實危機和發展需要所作出的選擇與評估,表現的是對孔教和傳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科學理性精神。因而反孔與尊孔成了新舊文化鬥爭的一個焦點。    
    易白沙一馬當先,在《新青年》上發表《孔子平議》,指出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漢武帝時才定於一尊,後來又為歷代君王所利用,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於「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2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轟孔教與孔學。陳氏著重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並且指出: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3    
    此外,還有吳虞、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胡適小時候,也拜過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個虔誠小信徒。留美期間,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啟迪,對孔聖人已經不那麼盲目崇敬了,並且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醜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鬥爭的激勵,便也一反少年時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布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4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鹵,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著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為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後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此種妙文,今日的青年萬難見到的了,故節略奇文,以供賞析: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用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這「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胡適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對「節烈」的攻擊,可算是抓住本質,衝擊了要害。胡適還寫有《美國的婦人》、《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等幾篇文章,5也批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學謬論及「良妻賢母」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在當時都頗有影響。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為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著胡適對逝世不久的母親的一片孝心與紀念。到了7月,卻又以「我的兒子」為題,寫了一首白話詩,抨擊「孝道」;登在《每週評論》上,詩末寫著他對兒子的教訓道:    
    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6    
    詩一登出,有位叫汪長祿的看了很不高興,他認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因此寫信責問胡適,為什麼「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便寫了《再論「我的兒子」》,答覆汪長祿,說:    
    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至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7    
    由此可見,胡適攻擊的是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種腐朽的倫理觀念,否定那種盲目而又虛偽的「孝道」。    
    這裡有一點有趣的聯繫,與胡適這幾篇文章大致同時,魯迅也發表了著名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且論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試看下表:    
    如果我們再細細讀一讀他們兩人的這幾篇文章,就不難看出,他們當時攻擊的目標完全一致,論文的見解相近,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證明,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確是站在同一戰陣裡,向著共同的論敵,進行過共同的戰鬥。8    
    胡適對孔丘,也作過直接的激烈攻擊。當時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吳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銳潑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編成《愛智廬文錄》二卷,帶到北京來,請胡適作序。9胡適欣然允諾,在序言中,對吳氏反孔的精神和業績作了高度的評價,說他打掃「孔渣孔滓塵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並且尖銳抨擊孔丘,指出: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十胡適已經明確認識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條,正是幾千年來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從根本上掃除吃人的禮教、法律、制度、風俗,就必須把孔丘這塊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這種決斷的態度,不容商量的氣概,正表現出了五四時代「打孔家店」的戰鬥精神。    
    這篇《吳虞文錄序》,是胡適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適還熱情地讚譽吳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備至,無以復加。而據現在所見的材料,胡適這篇文章,大約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號的最早紀錄。胡適為什麼在這時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吳虞曾經作過說明:    
    我的文錄……本一無系統之作,來京時友人為錄成一冊。胡適之先生為撰序,介紹付印。時適之先生方閱《水滸》,故有打孔家店之戲言。其實我並未嘗自居於打孔家店者。    
    他說的確是實情。胡適愛讀小說,原是從讀《水滸傳》開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水滸傳考證》。第二年又作了《水滸傳各本回目對照表》,並著手寫《水滸傳後考》。他對《水滸傳》裡那些毛家莊、蔣家店,什麼「宋公明三打祝家莊」,「時遷火燒祝家店」,自然都爛熟於心了。恰巧這時吳虞帶著文集來請胡適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語,正好體現了五四時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致廣東當局的「佳電」中,對胡適「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罪責」,仍洶洶詈罵,大張撻伐呢!    
    1 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後收入《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2 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上下,連載於《新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號(同年9月1日出版)。    
    3 陳獨秀的這幾篇文章,分別載《新青年》第2卷第2號、3號、4號及第3卷第6號。另有《袁世凱復活》及《再論孔教問題》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載《新青年》第2卷第4號和第5號。此處引文見《復辟與尊孔》一文。    
    4 《貞操問題》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報載的烈婦烈女事均見胡適此文。    
    5 《美國的婦人》載《新青年》第5卷第3號;《論貞操問題》,載《新青年》第6卷第4號;《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系書信,當時未發表。後來三篇一併收入《胡適文存》卷四。(三版注)    
    6 《我的兒子》一詩,原載《每週評論》第33號,「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這是我所期望於你」;後收入《嘗試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訂4版全詩刪。    
    7 《汪長祿致適之先生》及胡適的《再論「我的兒子」》,均載《每週評論》第3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改題《「我的兒子」》,中收「汪長祿先生來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8 近年有人認為,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是批判「胡適鼓吹的實用主義的『順應社會』的謬論」,並且「明確地與胡適劃清了界限」。(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輯所載《魯迅與進化論》。)這種說法似乎不切合魯迅文章及當時魯迅與胡適關係的實際情形。不僅魯迅此文所攻擊的對象,正面主張父母於子女無恩,只有撫養教育的責任,多與胡適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話,易卜生《群鬼》劇中阿爾文的話,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們讀魯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懷,非胡適所能及;但胡適的文章發表在先,對同在《新青年》團體的魯迅也大概不無影響罷。見到魯迅文章中一個「實用主義」(分明說的是「數年前」的),就貿然肯定是批判胡適,而且是「明確地劃清了界限」,似乎根據太不夠了。    
    9 據《胡適的日記》,1921年5月23日:「又陵來談,他把他的《愛智廬文錄》二卷的抄本給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擊孔教最有力的人,《文錄》中這一類的文章最多。我允為作一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上冊,第63頁。    
    十 見《吳虞文錄序》,原載1921年6月21日《晨報》副刊,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吳虞的文集,原抄錄本稱《愛智廬文錄》,1921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時,仿《胡適文存》例,改題《吳虞文錄》,有胡適之序。    
     見1924年5月2日《晨報副鐫》第95號所載《吳虞先生的來信》。    
     何鍵的「佳電」,是1935年2月9日致廣東當局的電報。原載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環日報》;《獨立評論》第149號所刊胡適的《雜碎錄》轉載。實在是一篇尊孔衛道的妙文,特錄其全文如下:    
    頃讀余子敬諸先生《孔子教化與最近二十年的關係之窺測》一文,深切嚴明,狂瀾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數千年來,禮教人倫,詩書典則,賴以不墜,教化所被,如日月麗天,無遠弗屆,有識同欽。雖後儒穿鑿附會,學昧本源,究無損於大道之光明。自胡適之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煽惑無知青年,而共產黨乘之,毀綱滅紀,率獸食人,民族美德,始掃地蕩盡。    
    我政府懲前毖後,近特隆重禮孔,用端趨向。舉國上下,莫不翕然景從。獨胡氏懼其新文化領袖頭銜不保,復於《獨立評論》撰文,極詞醜詆,公然為共匪張目,謂其慷慨獻身,超越岳飛文天祥及東林諸君子之上。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可勝浩歎!據聞胡氏生平言論矛盾,教他人以廢棄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讀經。如果屬實,則居心更不堪問。鍵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說披猖,動搖國本,故敢略抒所感,以為同聲之應。甚願二三衛道君子,扶持正義,轉移劫運,無任禱企。何鍵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國哲學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當時有《新青年》團體結成陣線,因而聲勢不凡,影響及於全國。而要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站住腳根,卻全靠每個人的學問本事。    
    胡適1917年到北京大學,9月開學後,即教授「中國哲學史」及「英國文學」等幾門功課,開始自編「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一位陳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學者,課堂上旁徵博引,資料很豐富,但十分守舊。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這就是當年教授講課的風氣。    
    現在,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二十幾歲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課,而且教中國哲學史這樣的重頭課,能行嗎?學生們有些懷疑,守舊的學生說「胡適膽大臉厚」;教師中間就更不待講,有的乾脆等著看胡適的笑話。    
    果然,講義一發下來,名稱是「中國哲學史大綱」,那位陳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對學生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其實這位陳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學史是史,怎麼會是「哲學的大綱」呢?1胡適開始講課了。當年聽課的學生顧頡剛記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逕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2    
    不以為然的學生,在私下紛紛議論,說胡適居然大膽,想絞斷中國哲學史,簡直是「思想造反」!他們想,趕走他罷,但又拿不定把握。於是,去找當時在同學中頗有聲望的傅斯年,請他來聽胡適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傅斯年來聽了幾次,聽出了一點門道,就對同學們說: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3    
    傅君幾句話,果然保護胡適過了關。    
    那麼,胡適教中國哲學史,走的「這一條路」是什麼樣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條新路,一條開拓性的新路。原來教這門課的教授們,都基本上沒有超出傳統哲學史家的範圍。從三皇五帝講起,大量的經典註疏,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資料,漫無際涯,使學生如墮五里霧中,看不清道路,摸不著頭緒。胡適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從老子孔子講起,並盡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一點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因此,他教的課,發的講義,都讓學生耳目一新。當年北大哲學系三年級學生,現今已是著名哲學史學者的馮友蘭老先生,最近回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並評價說:    
    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註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4    
    於是,選修胡適功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北大學生之外,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多來旁聽。後來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裡上課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全書共12篇,10餘萬字。1918年7月,經過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胡適的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種專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一部劃時代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5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說:    
    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裡,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給胡適這部著作以很高的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是證明的方法,即是說他的《大綱》用漢學家的方法,考實哲學家生存的時代,遺著的真偽,及所用的辯證的方法,「為後來學者開無數法門」。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謂「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認為「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統的方法,即是用發展的觀點,系統的方法,研究哲學流派,使其「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遞次演進的脈絡」。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裡,蔡先生又說:    
    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7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國哲學史」(2)

    蔡元培這樣高度讚揚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來看,決非溢美之辭。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長的地位,對胡適著作的這種熱情肯定和讚揚,無疑是對胡適的極大支持,也是對學術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極大支持。    
    據馮友蘭先生回憶,胡適的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看來,還有很特別的一點: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用註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這也是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在無意中的流露。8    
    蔡元培、馮友蘭兩位先生的見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還有另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本書全用白話」,並採用新式的「句讀符號和他種文字符號」,即新式標點符號。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應該說是一個創舉。9當時又正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守舊的人們以為,提倡白話者,大約都是不會寫文言文,不能讀古書的人,故要借白話以藏拙。不料《中國哲學史大綱》竟全用白話和新式標點,提倡白話的胡適竟能讀古書,而且「瞭解古書的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這不啻是對守舊派國故家們的一種示威,增強了白話文運動的聲勢。    
    《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出版,便不脛而走,轟動一時,不過兩月就再版了。隨著這部書的問世,胡適真是「暴得大名」,不僅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站穩了腳根,而且在中國學術史上也佔得了一個位置。    
    年輕的胡適教授,對青年學生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於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學生成立「新潮社」,便約請胡適為顧問。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雜誌,成為《新青年》的一個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幹,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來也是「黃門侍郎」,即是守舊的國故大師黃侃(季剛)先生的得意門生。胡適也承認他學問根柢不錯。後來傅氏傾向於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轉變到新文化陣營一邊來了。當時陳獨秀還有些懷疑,曾向周作人說:「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後來的事實證明,不僅不是「細作」,而且正說明新文化及倡導者們的思想、學問、文章,對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為新文化營壘增添了一批年輕有為的生力軍。十傅斯年從那時起,便投效胡適門下。1920年初,便因胡適之力,官費出洋,留學於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得到了深造的機會。傅斯年到英國後,曾給胡適寫信,中說:    
    先生自提倡白話文以來,事業之成就,自別人看之實在可驚,然若自己覺得可驚,則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於未來之大業。所以興致高與思想深每每為敵。人性最宜於因迫而進,而慣怠於實至名歸之時。……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多,因此感極,所念甚多。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    
    這樣的直言規諫,也可以見出他們師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後來,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一班人,在政治見解與學術思想上都追蹤胡氏,亦步亦趨,是所謂「胡適派系」的中堅;又終於都在大陸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灣孤島上。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後話了。    
    1 參看馮友蘭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頁。    
    2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北京樸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頁。    
    3 見胡適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載《胡適言論集》甲編,台北華國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頁。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充滿感情地說道:    
    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4 同注1第215頁。    
    5 1978年以來,筆者曾經在一些學術會議上,談到胡適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的問題,肯定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學方法:來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本著作,篳路藍縷,與《白話文學史》同樣具有開創的意義;而在今天看來,又同樣難免幼稚之處,並且同樣是未完待續的「半部書」。    
    近年讀到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評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說:    
    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那就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胡適於1917年到北京大學,暑假後開學,他就擔任了哲學系一年級的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當時印發講義,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這部書前面有蔡元培寫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給這部書以這樣高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來說,並非溢美。(第213~214頁)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國哲學史」(3)

    馮先生是我國哲學界的著名學者,他如此批評,使筆者得了一個有力的支持。馮先生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還有許多精闢的分析與評論,讀者可參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頁。    
    6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見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2月版,卷首。現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頁。    
    7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於1919年3月18日,載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第338號;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報》;《新潮》雜誌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現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處引文見第271頁。    
    8同注1第215~216頁。    
    9胡適之前,有梁啟超先生用「新文體」寫作政論和學術文章,但那只是淺近文言,或介乎文言與白話之間的改良體。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才是正式用白話和新式標點寫作的第一部學術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凡例」,共四條。第三條說「本書全用白話,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第四條是「本書所用的句讀符號和他種文字符號,列表如下」。共列符號12種,並有說明及例句,基本上與今日所用的標點符號無大的差別了。    
    十參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二八 每週評論(上)」。    
    《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106頁。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讚揚毛澤東和孫中山(1)

    五四運動,開始是青年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6月3日以後,上海工人罷工,商界罷市,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全國,發展成為中國各階層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運動。    
    經過這場政治運動的推進,新文化統一戰線迅速擴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更加壯大。新的社團,新的報刊,不斷湧現。胡適曾經在《每週評論》上興高采烈地介紹說:現在新出版的週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類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1    
    《湘江評論》,是毛澤東所創辦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創刊。它與上海的《星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一樣,都是在《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影響下辦起來的。不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週評論》;在宣傳新思想,抨擊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態度。所以胡適稱它們是《每週評論》的「小兄弟」。《湘江評論》雖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沒收了,但影響所及,成了五四時期全國著名的週刊之一。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經崇拜過康有為和梁啟超。到長沙以後,讀了《新青年》,就轉而欽佩胡適和陳獨秀了。他曾回憶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2    
    1918年9月,毛澤東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過助理員,見過陳獨秀,很受他思想的影響;也去拜訪過胡適,希望胡適能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31919年5月,毛澤東回到湖南,就領導學生運動,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創辦了《湘江評論》。毛澤東回湖南以後,曾經給胡適寫過幾封信,現存的一信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張去,氣像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4他編的《湘江評論》這個刊物出版不久,胡適便注意到了,並熱情地給予介紹和支持。胡適肯定「《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又特別讚揚毛澤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評論》第2、3、4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5    
    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曾把胡適當「楷模」,胡適也很看得起毛澤東。而後來兩人卻走了根本相對的兩條路。歷史就是這樣地不講情面!    
    對於孫中山先生領導創辦的《建設》雜誌,胡適也很重視,也在《每週評論》上作了介紹。    
    《建設》雜誌,是1919年8月在上海創辦的。孫中山在《發刊詞》中揭櫫雜誌的宗旨是:    
    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6    
    胡適覺得《建設》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對照創刊號上發表的中山先生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認為「《建設》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滿足我們的期望的」,因而讚揚說:    
    在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最可使人滿意的事。7    
    當時孫中山正在倒霉的時候。他「護法」不成,反而被南北軍閥趕得無地容身,8只好躲在上海,潛心著作他的《建國方略》。《建設》雜誌上發表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便是這《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部分,表現了他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工業化強國的偉大理想。儘管其中不無空想及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卻誠如胡適所說,是一個「遠大的計劃」。9但是,統治國家的軍閥官僚們,只把胡混當作實行,而把計劃當作無用。他們攻擊孫中山是空談的「理想家」,甚至「黨人亦起異議」,說孫先生的主張「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十眾口鑠金,一時風靡,都反對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真是一個「盲人瞎馬」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胡適站出來稱讚孫中山的計劃和主張,他的識見是多麼難得!而孫中山及其黨人又該多麼感激啊!    
    此前不久,《孫文學說》由上海華強印書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愷寄五本書給胡適。請胡適在《新青年》或《每週評論》上,「對此書內容一為批評」。胡適膺命寫了一篇書評,詳細介紹《孫文學說》的要旨和內容,指出「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他又稱讚中山先生說: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讚揚毛澤東和孫中山(2)

    孫中山的這本《學說》,正是擔心他的《建國方略》大計劃,「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而寫的。胡適如此稱讚他為「實行家」,「有理想的實行家」,自然正中下懷,因而視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愷在致胡適的信中轉達說:    
    中山先生在《每週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孫中山對胡適也很關心。這年6月,陳獨秀被捕;秋天,《每週評論》被封,傳說胡適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當時有人再三要求孫先生打電報營救陳胡。孫中山沒法答應,說「你們要我發電報給誰?」恰巧這時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許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見孫先生。孫就乘機提起胡適和陳獨秀被捕的事,對許說:    
    獨秀我沒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身體不好的,或許弄出點病來,只是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    
    據說許世英聽了,口口聲聲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果然過不幾天,陳獨秀就出獄了。由此一端,可見孫中山對陳獨秀,特別對胡適,是何等關心,體貼和讚許。    
    然而,當孫中山再次被南方軍閥趕出廣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後,胡適卻又對孫中山有許多非難與批評。這種反覆,已是後話,到後面再說罷。    
    1 胡適的《介紹新出版物》一文,載《每週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24日出版。    
    2 (美)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    
    ),董樂山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頁。    
    3 同注2,第130頁。    
    4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頁。編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寫信時間,信片正面寫有『北京南池子緞庫後胡同 胡適之先生收 毛澤東寄 寓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七?九』等字樣,並蓋有『九年七月九日長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兩郵戳。」(三版注)    
    5 同注1。    
    6 《建設》雜誌第1卷第1號,1919年8月出版。    
    7 同注1。    
    8 1916年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以國務總理掌管著北京政府的大權。他對外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對內承襲了袁世凱的全部反動政策,頑固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即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於1917年7月間,偕同部分國會議員,率領起義的海軍兩艦,由上海去廣州,聯合西南滇桂等省的軍閥,於9月10日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反對北方政府,孫中山被舉為海陸軍大元帥。但「護法」不是一面鮮明的旗幟,不能起到動員人民革命的作用。而當時的西南局勢又非常複雜和混亂,南方軍閥與北方的直系軍閥亦有勾結,他們用各種手段打擊護法運動,排擠孫中山,不容許他掌握武裝力量。1918年4月,桂系軍閥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制為大總裁合議制,進一步排除孫中山。孫中山極為憤慨,卻又無力反擊,被迫於5月間辭職,離開廣州,再赴上海。他後來回憶護法政府的情形說:「艱難支撐一年之久,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讎所快,終至於解職以去。」(《復港商陳賡如函》,見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版,第176頁)然而也因此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辭大元帥職通電》,見鄒魯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85頁)    
    9 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作於1919年,由六種計劃組成,包括交通、商港、鐵路、城市、水力、鋼鐵、礦業、農業、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統的龐大計劃。但篇首即是「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把希望建立在國際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基礎上。孫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不再打仗,而以其剩餘的資金、物資、工業人才和技術,向華投資,以共同發展中國的實業,使中國外國利益均沾。這純粹是一種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寫的《自序》中,感歎帝國主義不聽信他的美妙計劃,「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故雖有三數之明達政治家,欲贊成吾之計劃,亦無從保留其戰時之工業,以為中國效勞也」。(見《孫中山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頁)    
    十 孫中山《建國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設(孫文學說)」《自序》,見《孫中山選集》上冊,第104頁。    
     《孫文學說》,作於1918年,1919年上海華強印書局出版。據《自序》說,他著手寫《建國方略》(實業計劃)時,因「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見《孫中山選集》上冊,第106頁)全書主旨,即在於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並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的新信仰,即「知難行易」說。本篇後即編入《建國方略》,為第一部分「心理建設」。    
    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頁。    
    見《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愷1919年8月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6頁。    
    參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77頁。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林紓筆下的\"狄莫\"與\"秦二世\"(1)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新思潮的影響不斷擴大,白話文順利推行,守舊的文人們便坐不住了。他們視新文化如洪水猛獸,感到了一種滅頂之災即將來臨的惶恐。他們要保存國粹,便要反對新思潮,抵制新文化運動。1919年3月,北京大學的舊派文人劉師培、黃侃等,繼《新潮》之後,也組織一個刊物,名叫《國故》,標榜「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為宗旨,企圖與《新青年》、《新潮》抗衡。他們罵新文化,自然也罵胡適。胡適做過一首白話詩《蝴蝶》,開頭兩句是: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據說黃侃先生痛惡白話文,尤痛恨白話詩,便叫胡適為「黃蝴蝶」,而不稱他的名字,以表示輕蔑。這不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時,攻擊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個自稱「清室舉人」,以衛道自任的林紓。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卻與別人合作,用古文翻譯過一百多種外國文學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響,號稱「林譯小說」。1但到1919年二三月間,林紓竟以文化的衛道者自居,跳出來興風作浪,反對新文化運動。    
    他首先在《新申報》上發表《蠡叟叢談》,用短篇小說的形式,辱罵和攻擊《新青年》團體的人們,胡適自然也是他攻擊的主要對像之一。    
    林紓的小說,一篇叫《荊生》。2其中寫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    
    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忽然,隔壁一聲巨響,——    
    一偉丈夫(按,即荊生)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污吾簡。……留爾以俟鬼誅。」    
    完全是洶洶的罵詈與仇恨,正如胡適所說,「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3    
    另一篇小說叫《妖夢》4,寫某人夢遊陰曹地府,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一聯云: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又是指胡適。某人進得學堂,至第二門,匾上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對鬼中三傑,罵得比《荊生》更粗鄙,更刻薄無聊。最後請出「羅羅阿修羅王」    
    ,將他們吃掉。林紓評論說,吃了這些「無五倫之禽獸」,「化之為糞,宜矣」    
    !    
    從這兩篇小說可以看出,林紓對新文化真是切齒痛恨,他幻想有「羅羅王」或「偉丈夫」荊生出來,用武力消滅新文化人士。林氏寫的荊生,乃是暗指當時安福系的軍閥徐樹錚。徐是段祺瑞手下頂得力的一個武人,卻又能寫幾句文章,嘗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辦了一所成達中學,拉攏一些文人學士,林紓即是其中的一個。林氏因為在成達中學教過書,與徐樹錚有些瓜葛,便想借軍閥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導者一個個趕盡殺絕。文人筆下竟含如許殺機,封建復古派對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見一斑。    
    胡適在敘述這段經歷時,曾分析《荊生》小說,指出:    
    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這話說的很可憐。當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來作荊生,但荊生究竟不可多得。5    
    軍閥雖然擁有武力,卻忙於自己派系之間的爭鬥,也害怕民眾,故不敢貿然出來充當荊生。林紓們也只好哀歎了。    
    林紓寫這幾篇小說,是有北大法科的一個學生張子做內線。張子(厚載)原是徐樹錚的成達中學畢業,林紓在那裡教過的學生。他平日向林通風報信,報告北大的一些內情。林氏的這兩篇小說稿,也是由張代為寄給《新申報》發表的。當時蔡元培曾有復張子的信,對他作了雖然溫和卻很嚴厲的批評。6    
    而胡適卻拉張子為《新青年》做文章。7以致連錢玄同也看不慣,揚言要脫離《新青年》。錢在給胡適的信中,曾明白批評胡適說:    
    至於張厚載,則吾期期以為他的文章實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卻是可以);並且我還要奉勸老兄一句話:老兄對於中國舊戲,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詩一樣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卻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8    
    對錢玄同的批評,胡適曾加以辯解,說拉張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轉為吾輩所用」;也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並說「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9後來,在他輪流編輯的一期《新青年》上,堅持發表了張子的文章。然而張子並不感恩圖報,仍照樣給林紓做內應,自然也報告了不少有關胡適的事情。林紓在小說中罵「狄莫」,罵「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還罵得更刻薄。這不是與舊勢力妥協周旋的報應嗎?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運動洪流中 1917-1921林紓筆下的\"狄莫\"與\"秦二世\"(2)

    1林紓(1852—1924)譯外國文學作品,自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開始,1898年他與人合譯為《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年出版。以後陸續譯出各國作品共184種,計英美116種,法23種,俄10種,希臘、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國7種,佚名5種,未刊23種。(據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載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林紓翻譯》一書)「林譯小說」已經成為晚清文學中的一個專門術語,可見他的翻譯影響之大。特別是他譯的「《巴黎茶花女》小說行世,中國人見所未見,不脛走萬本」。(陳衍《林紓傳》,見《福建通志》)故當時有人讚歎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嚴復留別詩,1904年出都時作。    
    )又有「譯才並世數嚴林」之譽。(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載《庸言》一卷七號)林紓翻譯作品影響所及,使中國人開始瞭解到西方文學的傑出作品和長處,不再故步自封,並且大大提高了小說在中國社會及文學中的地位。    
    嚴復和林紓,分別是中國譯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第一人。雖然他們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後來在文學革命中又都反對白話文和新文學,成了守舊派;    
    但他們的翻譯、輸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啟蒙作用,對文學界的衝擊和促進作用,卻是不能抹煞的。    
    2《荊生》載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報》「蠡叟叢談」之13、14。    
    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頁。    
    4《妖夢》載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報》「蠡叟叢談」之44至46。    
    5同注3。    
    6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復張厚載函,載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第338號,並附有張厚載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頁。)張函承認「《新申報》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說稿,悉由鄙處轉寄」。故蔡元培覆信中說:    
    得書,知林琴南君攻擊本校教員之小說,均由兄轉寄《新申報》。在兄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兄為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佈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僕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僕,僕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後注意。    
    7張子曾因胡適的關係,在《新青年》第5卷第4號上發表《我的中國舊劇觀》和《「臉譜」——「打把子」》(致記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號上發表《生活獨立》一文,均署張厚載。    
    8參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24~27頁,胡適與錢玄同往來的三封信。    
    9同注8。(三版注)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首舉義旗(1)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實行文學革命。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揭開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頁。    
    胡適是這次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致力於文學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的時候,陳獨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責那種「稱功頌德」的「奴隸之文章」。接著又發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等文,介紹西方近代文藝思潮,從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發展歷史。他又聯繫我國情況,倡導改革文藝,指出:    
    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1    
    大致與此同時,胡適與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等一班留學生朋友,在美國的綺色佳度暑假。他們在康奈爾校園裡散步,去凱約嘉湖上盪舟,也一起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常常發生激烈的爭辯。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邊,因而漸漸「逼」出了胡適的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這年9月,他在《送梅覲莊(光迪)往哈佛大學》一詩中寫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勘天差可擬。梅生梅生毋自鄙!2這是胡適最初提出「文學革命」,並表示要「以此報國」的宣言。但他當時對於文學革命的觀念還很朦朧。經過留美同學間的進一步討論和爭辯,1916年秋天,他便綜合與朋友們私下討論的見解,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首次公開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及具體主張的「八事」: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3    
    這「八事」便是後來的「八不主義」,代表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意見。雖然大多就形式方面著眼,但也明確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簡單地認定胡適這些主張是形式主義,是不符合實際的。    
    陳獨秀收到胡適的這封信以後,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並極力稱讚說:    
    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項外,其餘六事,僕無不合十讚歎,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其業尤盛。4    
    把胡適的主張,譽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就當時文壇的狀況來看,並不為過。    
    1917年1月,胡適按陳獨秀的要求,將上述八項主張「衍為一文」,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是胡適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學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張「言之有物」,又朦朧地反對專制主義的「文以載道」說;鼓吹進化論,用以解釋文學發展變遷的規律;肯定通俗行遠的白話小說,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觀念;反對摹仿古人,提倡「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論點,充實了文學革命的內容。胡適還提出以文學「服勞報國」的積極愛國主義的文學主張。他說:    
    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5    
    胡適希望文學家作費希特、瑪志尼,用文學為祖國的獨立自強而積極奮鬥,反對無補於「病國危時」的哀傷痛哭、無病呻吟的文學。這種積極的愛國主義文學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但《文學改良芻議》也表明,胡適的態度相當軟懦和游移。他經過再四研思,把「文學革命」改成了「文學改良」,仍深恐矯枉過正,預先就請求別人「匡糾是正之」。他自己後來也說:    
    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6    
    是陳獨秀以革命家的堅決態度,彌補了胡適軟懦游移的弱點,於1917年2月,推出《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他提出的「三大主義」,7雖也不免籠統,但鋒芒所向,「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態度和主張都比胡適更堅決,更激進一些。8    
    然而,《文學改良芻議》畢竟是向來公認的文學革命的「一個發難的信號」,9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便是最先的響應。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首舉義旗(2)

    接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響應,逐步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魯迅則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說,「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其他新文學的創作也逐漸湧現。於是,中國文學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開創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新紀元。    
    還在五四運動後不久,孫中山先生的親密助手廖仲愷先生,便極力讚揚胡適鼓吹文學革命之功,他說:我輩對于先生(按,指胡適)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十    
    廖仲愷的評價,是代表「我輩」,即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不久即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人士,及他們所辦的理論刊物《建設》雜誌的同仁們。他們那時對於胡適,幾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適對他學說的批評介紹;《建設》雜誌則以得到胡適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興」。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在回憶青年期生活時也說,他那時「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在十年之後,仍然說:「文學革命」是「胡適之先生所倡導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這些反映,都說明一點:在文學革命中,胡適確是「首舉義旗的急先鋒」。    
    1 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載《青年雜誌》創刊號;《歐洲文藝史譚》載同刊第1卷第3、4號。此處引文見《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通訊」陳獨秀答張永言信。    
    2 《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收入《嘗試集》所附《去國集》。詩共三節,此處所引為第二節。    
    3 此信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2號《通訊》,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題《寄陳獨秀》。此信寫作時間,《新青年》未注,該期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國五年十月」,顯然是編《文存》時所加,並不確切。當時從美國寄信國內,再加刊物編印時間,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斷,約作於這年8月,《藏暉室札記》卷十四「一五 寄陳獨秀書」,正為「八月廿一日」,此處摘錄信的第一段;與同日致朱經農信的「八條」內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4 見《新青年》第2卷第2號《通訊》,陳獨秀復胡適的信。    
    5 《文學改良芻議》,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此處引文見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第12~13頁。    
    6 《逼上梁山》,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頁。    
    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裡,也說到這件事:    
    在那篇文章裡我提出八條很溫和的建議。你可看出,縱是這個題目也是很謙虛的。我已經不再用我向朋友們所常時提到的「文學革命」了。「文學革命」一詞在我的詩和信裡都常時提到;在朋友們給我的信中也常時提起。有時他們用的是開玩笑的態度;但有時也很嚴肅。可是當我第一次要把我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和我自己的結論,撰寫成文章,送到國內發表的時候,為考慮到那無可懷疑的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我覺得我要把這一文題寫得溫和而謙虛。所以我用這個題目,說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時那只是個「芻議」,而非教條式的結論。(唐德剛譯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頁)    
    7 《文學革命論》,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後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編)。文章中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8 胡適與陳獨秀態度的差別,胡自己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有一段敘述,說: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6年2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頁)    
    後來,胡適在《逼上梁山》中又說到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態度,說:    
    這種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27頁)    
    9 見鄭振鐸作《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1935年10月21日作,載該書卷首,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十 廖仲愷1919年7月19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頁。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首舉義旗(3)

    中華革命黨,1914年7月由孫中山在日本創建。辛亥革命之後,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孫中山等人為反對袁世凱獨裁,於1913年發起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組中華革命黨,重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旗幟,繼續進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6年袁世凱死後,該黨遷至上海;1917年領導「護法運動」。1919年10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參看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適的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4~67、74頁。    
    參看(美)歐德加?斯諾《西行漫記》(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樂山中譯,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頁。    
    魯迅《無聲的中國》,載《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頁。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文學觀念的革新(1)

    「五四」文學革命,不管人們稱之為改良也罷,革命也罷,它首先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大變革。    
    胡適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芻議》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    
    1    
    他把白話文學提到了「中國文學正宗」的地位。這是中國文學史論方面的一個十分大膽的創見,是直接向傳統文學觀念的挑戰。    
    長期以來,在正統文人的眼裡,只有詩、古文、辭賦,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    
    至於白話文學,如小說、戲曲、俚歌等,他們總是鄙棄,看作「君子勿為」的小道,貶斥於文學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編文集時,大多不收小說和戲曲;甚至有人創作了卓越的白話小說,卻不敢署自己的真實姓名。到明代中葉以後,新的經濟因素萌芽滋長,市民階層中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意識反映到文學領域,文學觀念較以往開通了,便有李贄、袁宏道、金聖歎等人出來,抬高白話小說、戲曲的地位,甚至把它們同著名的《離騷》、《莊子》、杜詩等量齊觀,表現出一種很可貴的進步的文學見解;2但他們畢竟未能突破傳統文學觀念的藩籬。清末,更有不少人出來辦白話報,提倡白話文,推行「官話字母」。胡適那時在《競業旬報》上,也寫過不少白話小說、傳記及各類白話文章。但是,他們也只把白話當作開通民智的工具,並不承認其為文學;他們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駢文和律詩,以為這些才是高雅的文學。誠如胡適所指出的:    
    他們最大的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3    
    五四時代的胡適,便完全不同了。他與傳統文學觀念針鋒相對,提出了「白話文學正宗」和「活文學」的觀念。他肯定歷史上那些寫白話小說的大師們,如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等,「皆文學正宗」;而貶斥傳統文士們寫的那些「駢文律詩乃真小道」。4他又公開宣判,說那種已經完全脫離民眾口語的、少數人壟斷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這種死文字決不能做出「活文學」來;    
    只有接近民眾口語的白話,才是活文字,才能產生第一流的「活文學」。因此,「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5    
    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學觀念之下,胡適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當作了文學革命的一個中心內容,作為他號召文學革命的一面旗幟。    
    起初,他們多從破壞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舊文學。除了胡適斥舊文學為「小道」,為「死文學」之外,最著名的還有陳獨秀、錢玄同。陳獨秀公開把一批古文大師,斥為「十八妖魔」;6錢玄同則概括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名句,7抨擊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駢文。這幾句口號在當時流傳很廣,雖未免有些偏激,卻給舊文學和復古守舊勢力以沉重的打擊。    
    到1918年春天,胡適寫的長篇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就開始注重具體的「建設」一方面了。他說:    
    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    
    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8    
    胡適已經認識到,新文學對舊文學的鬥爭,只能「取而代之」的規律,因而提出建設新文學的兩個標準:一是用「活文學」來取代「死文學」,即前面說到的提倡白話文學。在這篇論文裡,他甚至把文學革命的目的,歸結為「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一個主要內容。另一個標準是用「真文學」來取代「假文學」,即是提倡寫實主義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裡,胡適便提倡文學要「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認為這樣的文學才能成為「真正文學」。在這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他進一步主張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伕,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應該「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他又強調作家們要「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認為「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9胡適這種注重描寫下層民眾的民主主義觀點和注重生活實踐的觀點,是傳統廟堂文學所不可能夢見的,完全嶄新的現代文學新觀念。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文學觀念的革新(2)

    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專號」。胡適是最喜愛易卜生的,他與羅家倫合譯了劇本《娜拉》(ADoll』sHouse,今譯《玩偶之家》),又專門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大論文。文章開宗明義,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他就是借介紹易卜生,來向中國讀者介紹和提倡寫實主義。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十    
    胡適要求作家睜開眼睛來看世界,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現狀」,「肯說老實話」,真實地表現社會生活,強調一個「真實」,這正是寫實主義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點。他一一介紹易卜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劇,認為這才是「真文學」。只有這樣的真文學,像易卜生那樣「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才能「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正因為如此,這種「真文學」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極的,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健康的,積極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破壞的嗎?    
    這年9月,《新青年》又討論戲劇改良問題,胡適寫了《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其中也曾著重從寫實主義的角度,來鼓吹「悲劇觀念」,抨擊舊文學中那種粉飾現實的說謊文學,特別反對舊戲曲舊小說中的「團圓迷信」。他指出:    
    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    
    「說謊的文學」,與魯迅所指出的「瞞和騙的文學」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對舊文學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適認為,這種團圓快樂的說謊文學,至多只能使人覺得一種滿意,卻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起人們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劇的作品,像《石頭記》那樣,真實地寫出林黛玉與賈寶玉的悲劇,「方纔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對於《紅樓夢》「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對於高鶚續書「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五四」文學革命期間,胡適所提倡的「活的文學」——工具用白話文,「真的文學」——創作方法採用寫實主義,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學」——內容上以人道主義為本,這三個口號,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學的新思潮,新觀念。我國的新文學,便正是在這三個口號為代表的新思潮、新觀念指導和影響之下,孕育,發生,發展,壯大,從而開創了一個文學現代化的新時代。    
    1 《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頁。    
    2 李贄(1527—1602),號卓吾,泉州晉江(今屬福建省)人,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公開以「異端」自居,大膽抨擊封建傳統教條與假道學,終被統治者迫害入獄而死。在文學方面,倡「童心說」,反對剽竊摹擬,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曾評點《水滸傳》(有人疑為後人偽托)、《西廂記》、《幽閨記》、《浣紗記》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後七子的復古摹擬文風,強調抒寫「性靈」。其思想受李贄的影響,重視小說戲曲和民歌在文學上的地位,在《狂言》裡的《讀書》詩中,曾把《離騷》、《莊子》、《西廂》、《水滸》及李贄的《焚書》並列。在《聽朱生說水滸傳》詩中又說:「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把《水滸傳》擺在「六經」和正史之上了。    
    金聖歎(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張,名采,吳縣(今屬江蘇省)人,明末清初文學評點批評家。清順治十八年,因哭廟案被殺。他曾以《離騷》、《南華經》(《莊子》)、《史記》、杜工部詩、《水滸》、《西廂記》為世間六才子書(《辛丑記聞》),並對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和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作了批點和刪改。他批改《水滸傳》大約成於崇禎末年,正當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大破明王朝官軍,明王朝風雨飄搖,即將傾覆的歷史時刻,金氏卻把71回以後全部刪去,並增入盧俊義夢見梁山泊頭領全部被捕殺為結束。批語在藝術上頗有卓到見解,但也表現出反對農民起義的立場。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文學觀念的革新(3)

    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頁。    
    4同注1,第21頁。    
    5參看《藏暉室札記》卷十三「二三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1916年7月6日追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第939~944頁;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二),《胡適文存》卷一,第73~77頁。    
    6陳獨秀所說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的歸(有光)方(苞)劉(大)姚(鼐)是也」(見《文學革命論》)。    
    7錢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適信,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    
    8《建設的文學革命》,見《胡適文存》卷一,第71~72頁。    
    9同注8,第88~89頁。    
    十《胡適文存》卷四,第14~15頁。    
    《胡適文存》卷一,第207~208頁。    
    參看魯迅的《論睜了眼看》。此文作於1925年7月,原載《語絲》週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後收入論文集《墳》。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頁。    
    參看《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卷三,第231~245頁。    
    關於胡適對《紅樓夢》的評價,他自己晚年說過一些出出進進的話,貶低甚至否定《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價值(見《關於「紅樓夢」的四封信》,載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難免見仁見智,而前些年多數傾向於否定胡適的見解。這問題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明白,我們留在下一章裡再專門討論。    
    「人的文學」,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學》一文中說:「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載《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適前此也宣傳過人道主義、個性解放,但「人的文學」口號則是周作人提出的。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最先「嘗試」白話新詩(1)

    胡適與文學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導者一樣,不僅在理論上提倡新文學,而且也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努力做新文學的拓荒者。他作過廣泛的大膽試驗,而最先嘗試的是白話詩。    
    當《新青年》最先號召文學革命的時候,它所載的文章卻全是文言的。陳獨秀、李大釗的議論文字,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劉半農的翻譯作品,都是文言。連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雖然較為通俗,但也還都是文言。只有胡適的翻譯小說和詩是白話,是《新青年》上最早發表的白話文字。1    
    胡適嘗試做白話詩,還是在美國留學,與朋友們爭論文學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詩國革命」的要點,說是「要須作詩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聽了,大不以為然。又有一次,胡適批評任叔永的詩,說他用的「言」字和「載」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氣,梅也出來打抱不平,反對胡適用白話做詩的主張。於是,胡適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做一首白話的遊戲詩回答他們。這詩有一千多字,我們且錄中間的幾句,見識見識: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2這是胡適第一次試驗用白話做的韻文,實在不能算作「詩」!故任叔永說他的試驗「乃完全失敗」;梅光迪則大加譏笑,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兩人的批評誠然有理,胡適自己也承認這只不過是「打油詩」,「遊戲」而已。但他們忽視了一點,即胡適嘗試用白話作詩的勇氣。    
    他們的嘲笑和反對,又更加促使胡適決心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堡壘。    
    但是,談何容易!要征服詩的堡壘,用白話作詩,比小說戲曲不知要難多少倍!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詩國。舊詩在古典文學領域是最有光彩的一個部門,有過許多詩的黃金時代,有無數膾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經過長期的流傳和鍛煉,已經越來越嚴格煩瑣,成了束縛創造的枷鎖鐐銬;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卻又幾乎成了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我國的小說、戲曲等一些部門,曾經產生過許多白話作品,雖然被視為「小道」「旁門」,但有的流傳很廣,聲譽甚高;而詩歌領域,不僅白話詩作極少,即有詩人偶爾做幾首白話詩,成就也遠遜於文言詩。    
    正因為如此,舊詩雖然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但詩國的領地卻仍然似乎神聖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舊詩的堡壘面前望而卻步。要征服它,談何容易!    
    可胡適的決心也很大。從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詩詞,決心試驗作白話詩。而且,詩還沒有寫,將來出白話詩集的名字也預先取好了。那天,胡適讀陸游的《劍南詩稿》,讀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詩,是詠能仁寺石像的,詩云:    
    江閣欲開千尺象,雲龕先定此規模。    
    斜陽徙倚空三歎;嘗試成功自古無。3    
    放翁這首詩,大約別有所指。但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當然不贊成「嘗試成功自古無」的說法。他要反陸游詩而用之,認定「自古成功在嘗試」。因此,便借放翁這詩的「嘗試」兩個字,把自己將來的白話詩集預先定名叫「嘗試集」;還寫了一首詩詠他的「嘗試主義」,題目就叫《嘗試篇》。詩前有小序,中說:    
    天下決沒有不嘗試而能成功的事,也沒有不用嘗試就可預料成敗的事。    
    古來說大話的人盡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夢中奪得松亭關」,日日高談「會與君王掃燕趙」。究竟他真有這種本領沒有,若沒有嘗試,誰能知道呢?還不是一些紙上的大話嗎?    
    我因為不承認放翁這句話,故用「嘗試」兩字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又作這詩,表示我的態度。4    
    《嘗試篇》,完全是說理的,宣傳他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雖屬白話,卻沒有什麼詩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嘗試」,「願大家都來嘗試」,這種嘗試的精神,他的決心和勇氣,卻是很不錯的。    
    嘗試白話詩,胡適也嘗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單身匹馬,沒有同志,難免有一種孤單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遠處,赫貞江靜靜流淌;近處是一大片蓁莽叢林,點綴著幾簇野花。忽然,他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頭翩翩飛來;過了一會,一隻蝴蝶飛下去不見了,另一隻獨自飛了一會,也悄悄飛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適不覺神與物游,觸動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叫做《窗上有所見口占》。詩云: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5    
    這便是胡適當年孤單寂寞心境的真實寫照。他初作白話詩時,不僅沒有同志,還遭到留美朋友們的反對和嘲笑。經過幾番筆戰,胡適覺得空道理說服不了別人,於是專心「實地試驗」,意欲用作品來證明以白話作詩的主張。他作了《黃蝴蝶》、《嘗試》、《他》、《贈經農》等幾首詩以後,居然也得到朱經農、任叔永、楊杏佛等反對派的稱許。朱經農不但不再反對白話詩,自己也作起白話詩來了,且欲再掛「白話」招牌。他寄給胡適一首白話詩,其中云: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最先「嘗試」白話新詩(2)

    日來作詩如寫信,不打底稿不查韻。    
    …………覲莊若見此種詩,必然歸咎胡適之。    
    適之立下壞榜樣,他人學之更不像。請看此種真白話,可否再將招牌掛?6經農的詩雖然也無什麼詩味,中段還有很壞的詩句,但胡適見了卻十分高興,總算減少了反對勢力,爭得一個同志,故答詩有云:「寄來白話詩很好,讀了歡喜不得了」。然而畢竟同志太少,白話詩作的水準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間,嘗試作新詩的人才漸漸多起來。胡適自然很高興。他說:「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7錢玄同也為胡適尚未問世的《嘗試集》先作了一篇序。8胡適不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單寂寞了,白話新詩也越做越有勁,越做越像個樣子了。    
    嘗試了整整三年,胡適的白話詩居然有了好幾十首,詩稿積了厚厚的一疊。1919年8月,他編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這便是我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    
    翻開《嘗試集》,第一編裡的詩,雖然是白話做的,卻多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仍未擺脫五、七言詩及小令的句調格律的束縛,遺留著舊體詩詞的明顯瘢痕。所以胡適自己也多次以腳喻詩,說道:    
    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9    
    《嘗試集》在藝術形式上,追求「詩體的解放」。但從舊營壘中過來的人,要擺脫舊形式的束縛,道路畢竟艱難,出一些「放腳鞋樣」的改良體詩,也就難免了。在新詩創造的初期,胡適能夠這樣「一年放大一年」,堅持做白話新詩,奮鬥的精神和意志都是可貴的,並起到了為新詩開路架橋的作用。從《嘗試集》的第二編起,便逐步擺脫舊詩詞曲的氣味和聲調,也寫出了一些真正的自由體白話新詩。如《老鴉》一首:    
    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饑。——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無論思想和藝術,這首詩都是夠標準的白話新詩了。以後的許多詩,如《一顆星兒》、《「威權」》、《樂觀》、《上山》、《週歲》、《一顆遭劫的星》,及第三編的《一笑》、《平民學校校歌》、《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死者》、《雙十節的鬼歌》等篇,便越做越自由,越自然了;內容上也多抒寫民主自由、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呈現出與舊詩截然兩途的一派嶄新氣象。    
    《嘗試集》出版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在當時寂寞的中國詩壇上影響很大。倣傚「胡適之體」作詩的人很不少。僅過半年,《嘗試集》便再版了;兩年之中銷了一萬本,在那時可算是破紀錄的了。1922年10月,又出「增訂四版」,這是經過「眾手增刪」的本子,基本上成了《嘗試集》的定本。    
    眾手增刪《嘗試集》,不失為五四時代詩壇的一段佳話。胡適自記道:    
    刪詩的事,起於民國九年的年底。當時我自己刪了一遍,把刪剩的本子,送給任叔永,陳莎菲,請他們再刪一遍。後來又送給「魯迅」先生刪一遍。那時周作人先生病在醫院裡,他也替我刪一遍。後來俞平伯來北京,我又請他刪一遍。他們刪過之後,我自己又仔細看了好幾遍,又刪去了幾首,同時卻也保留了一兩首他們主張刪的。例如《江上》,「魯迅」與平伯都主張刪,我因為當時的印象太深了,捨不得刪去。又如《禮》一首(初版再版皆無),「魯迅」主張刪去,我因為這詩雖是發議論,卻不是抽像的發議論,所以也保留了。有時候,我們也有很不同的見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寫信來,說此詩很好,平伯也說他可存;    
    但我對於此詩,始終不滿意,故再版時刪去了兩句,三版時竟全刪了。十    
    幫助胡適刪詩的人,僅這裡提到的就有六人。他們朋友師生之間,並非一味庸俗捧場,而是直陳所見,討論爭辯,關係倒是相當誠懇親密哩。    
    胡適嘗試白話詩,原是為著提倡白話詩,作「詩界革命」。因此,嘗試了一段,他便總結自己嘗試創作的甘苦,寫了《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談新詩》等專文,從理論上探討白話新詩創造的路子和經驗。據朱自清先生說,胡適關於新詩的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做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朱先生的話,也大體上客觀反映了胡適在新詩創作和理論建設初期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胡適一生寫過不少詩。但他的思想性格畢竟偏重於理智,缺乏詩人素質,詩的成就並不高。他的《嘗試集》,以「詩體解放」為主要的追求目標,眼光過多地拘囿在文字形式方面,從中雖然可以看到怎樣從舊鐐銬裡解放出來的努力,不少白話詩也寫得自由活潑,流利清新,時有韻致;但詩的境界大多不高,格局比較狹小,缺乏真摯熱烈的感情,缺少深度和力度。因此,我們今天來翻翻《嘗試集》,大約多半是為著一點歷史的興趣而已。它作為我國的第一本白話新詩集,在新詩發展程途中的歷史價值,看來高於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藝術的價值,這樣評價或許比較客觀公允罷。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最先「嘗試」白話新詩(3)

    1胡適最早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是翻譯俄國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鬥》,載第2卷第1號。這篇作品是用白話翻譯的,也是《新青年》上最早出現的白話文字。第2卷第6號發表胡適的白話詩八首,即《朋友》(《蝴蝶》)、《贈朱經農》、《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2《答梅覲莊一白話詩》,見《藏暉室札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卷十四,第965~974頁,全詩共五節,一四三句,後來作者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引錄了52句,此處所引詩句為該詩第二節前幾行。    
    3陸游這首詩,題為「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象時樣也」。南宋乾道九年(1173)夏作於嘉州。時陸游正「知嘉州事」(即任嘉州的行政長官)。州轄樂山縣境的能仁寺,有丈餘的石像,陸游認為是準備作樂山大佛之前作的「樣」。據王象之《輿地紀勝》:「嘉定府:大象閣,在凌雲寺,唐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象,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至韋皋時,積十九年而工始備。皋有《大象記》。」陸游同時也作有《謁凌雲大象》一詩,見《劍南詩稿》卷四。    
    4《嘗試篇》初見於《藏暉室札記》卷十四「二六 嘗試歌」(1916年9月3日)    
    ,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第1019~1020頁。後收入《嘗試集》初版,序與詩文字有較大改動;1922年10月,出增訂4版時,經作者修改,刪序,移在卷首作為「代序二」。    
    此處所引乃該序的後半。其中可見胡適一開始就缺乏詩人的素質,他竟把詩的興寄和想像、誇張等抒寫技法,與說大話、空話混為一談。大約後來也頗悔失言,便將序全刪了。    
    5此詩寫於1916年8月23日,見《藏暉室札記》卷十四,第1007頁;後改題為《朋友》,發表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後收入《嘗試集》,改題《蝴蝶》,是《嘗試集》中現存最早的白話詩。    
    6見《藏暉室札記》卷十四「三八 答經農」,第1032~1033頁。    
    7見《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載《新青年》第6卷第5號;    
    後收入《嘗試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訂4版刪。    
    8錢玄同《嘗試集序》,作於1918年1月10日,載《新青年》第4卷第2號;收入兩年後才出版的《嘗試集》初版,增訂4版刪。    
    9《嘗試集四版自序》,載1922年10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增訂4版卷首。    
    十同注9。    
    朱自清先生自己便是早期的新詩人,文學研究會成員。他說的這番話,見所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卷首,他所寫的《導言》。其中,對胡適評價頗高。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翻譯有功,創作無力(1)

    除了白話新詩,胡適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說。他曾經說:「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慚愧,慚愧。」1其實,翻譯外國文學名著,在當年的文學革命中,不僅用不著「慚愧」,並且是一件極有益的可供參考和借鑒的工作。五四時期,為了反對舊文學,使新文學現代化,曾經著重介紹和學習西方的啟蒙思想和西方文學。那真是一個敞開大門,充分吸收異域營養的時代。新文學初出世,不論是思想傾向,或者形式、結構和表現方法,都廣泛地接受過外國的影響。從歌德、易卜生、托爾斯泰、契訶夫到高爾基等,許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說哺育了我國新文學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適認為:    
    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2    
    他的從事翻譯,便是這種運輸異域營養的工作。起手於1912年9月。他最初翻譯的是法國都德的愛國名篇《最後一課》,當時胡適譯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報》上。接著,又譯了都德的《柏林之圍》。31916至1919年間,連續譯了莫泊桑、契訶夫等人的幾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適將它們編為《短篇小說》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4薄薄的本子,10個短篇,大多用白話譯出,給中國文壇吹進了一股清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說,還有那些學《聊齋》的札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為情死」,千篇一律的濫調文字。有志於改革的文學青年,對這些東西早已厭惡了。讀到胡適翻譯的這本《短篇小說》,自然覺得格外清新,大開眼界。這本書的出版,對於那些致力於中國小說現代化的人們,無疑是及時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榜樣。因此,不脛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後一課》等一些名篇,還被選入中學的國文課本,廣為流傳,數十年而不衰;甚至對某些文學青年一生的思想與事業,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5。    
    胡適提倡短篇小說的熱心,促使他做過一次關於短篇小說的專門講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的小說科,開第四次會議。到會的有周作人、胡適兩個教員,傅斯年、俞平伯等四個學生。    
    胡適面對這五位師生,大講短篇小說,從下午四點直講到五點半;周作人也不時插進來討論幾句。這篇演講,便是後來改寫成的《論短篇小說》。6現在看來,胡適講的道理都很膚淺,並有不少牽強附會的說法。但在那時,中國的文人,連什麼是短篇小說,大多數還不甚明白。報紙雜誌上,往往把筆記雜纂,篇幅不長的,統統叫做「短篇小說」。在那樣的時代,《論短篇小說》作為現代小說理論的啟蒙讀本,卻還是勝任的。且看他給短篇小說下的界說罷: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在闡述這個界說時,胡適又說短篇小說所描寫的應是一人生活、一國歷史、一個社會變遷的「橫截面」。這說法不一定很確切,卻庶幾近之了。    
    《論短篇小說》最主要的部分,是講「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從先秦諸子的寓言講起,直講到明清的《今古奇觀》和《聊齋誌異》。除了拉扯一些韻文來牽強湊合的缺點之外,大體上講得是不錯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觀念和新方法,來勾勒中國古代短篇小說歷史輪廓的一次嘗試。其中對一些具體作品的分析,也間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來闡釋定義,印證界說,對於當時新小說的一般創作者和讀者,也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和幫助的。    
    胡適自己也嘗試著寫過一篇白話小說,叫做《一個問題》。7寫的是留學回國的哲學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園,碰到分別多年的老同學朱子平,竟幾乎認不出來了。當年很有豪氣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兒帶女,境況十分潦倒。他見了小山,就說要請教「一個問題」,並敘述了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漢口的店業「光復掉了」,為了生計,只好外出謀事,到北京陳老先生家裡做家庭教師。陳先生為他作媒,娶了親,內人是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也教書。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樂趣。可是一連生了三個孩子,因為生活困難,雇不起奶媽,第二個孩子夭折了。後來,子平丟了一處差事,收入減少;內人也失了業,處境更加艱難。子平只好晚上趕做小說,賺幾個外快錢。他一天忙到頭,就是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飯。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從此天天想這一個問題,向小山請教的也是這一個問題。最後朱子平說:    
    「小山,你是學哲學的人。像我這樣養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    
    這便是小說中主人公朱子平要問的「一個問題」,也是作者想說明的「一個問題」。但作品內容比較淺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這一個人生哲學問題的圖解。而且平鋪直敘了半生經歷,與他自己為短篇小說下的界說,竟是頗相逕庭了。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翻譯有功,創作無力(2)

    胡適自己常慨歎說,他是「提倡有心,創作無力」。在短篇小說方面尤其是這樣。    
    1 胡適譯《短篇小說》第1集《譯者自序》,載該書卷首,上海亞東圖書館1919年10月出版。    
    2 《論譯書寄陳獨秀》,見《藏暉室札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卷十二,第845頁。(三版注)    
    3 據《最後一課》的《譯者前記》,這一篇譯於「民國元年九月」;但《藏暉室札記》卷九「五九 譯都德小說」(1915年5月19日)記云:    
    法文豪都德(Daudet)著書甚富,為近代文學鉅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說尤動人。余前年譯其「LaDerni€鑢e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報》。去年8月,……譯其「LeS€□gedeBerlin」(《柏林之圍》),登第4號《甲寅》。    
    據此,《最後一課》應該是譯於1913年,時間相差一年,志以存疑。    
    4 《短篇小說》第1集,1919年10月初版,收胡適自1912至1919年間所譯外國短篇小說10篇,計法國都德2篇,莫泊桑3篇,英國吉百齡,俄國泰來夏甫、契訶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各1篇。卷末附譯者所作《論短篇小說》。1920年再版,增入蘇聯高爾基小說1篇。    
    5 關於胡適譯作對文學青年的影響,可以舉最近作家中傑英先生的一篇文章為例。中傑英在《雜感與漫想》一文中,談到魯迅作品對自己的影響,也連帶談到胡適的散文和譯文,他說:    
    不止魯迅的作品,就便是胡適的優美散文,對學生大概也不無益處。至於課文中文天祥的《正氣歌》、古代詩詞、歷史故事《史可法》、《閻典史》、《張巡與許遠》以及《柏林之圍》、《最後一課》、《流星》和《賣火柴的女孩》等,則竟強烈而頑固地影響了我一生的思想與信念。(見北京《魯迅研究》1984年第3期)    
    其中《柏林之圍》、《最後一課》,最初的譯者便是胡適。中傑英的經驗,比較客觀地反映了胡適的散文和譯文對於青年的影響。    
    6 胡適的這次講演,由傅斯年記出,題為《論短篇小說》,連載於《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22至27日,約三千字,甚粗略。經作者修改,擴充近一倍,載《新青年》第4卷第5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    
    7 載《每週評論》第32號,1919年7月27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造一個中國的「娜拉」(1)

    對於戲劇,胡適也熱心改良。他少年時代,愛看徽戲,還和兒時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國」、「水滸」之類的舊戲。但到五四時代,他和文學革命的許多朋友一樣,對中國舊戲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適輪著編輯的《新青年》第5卷4號出版,提出戲劇改良問題,集中發表了一組關於戲劇改良的文章。計有: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傅斯年:《戲劇改良各面觀》歐陽予倩:《予之戲劇改良觀》(附錄一)    
    張厚載:《我的中國舊戲觀》(附錄二)    
    傅斯年:《再論戲劇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戲百種目》這一期的《新青年》便儼然成了「戲劇改良專號」。    
    胡適的論文,猛烈地攻擊了中國舊戲的「團圓迷信」,提倡「悲劇觀念」,前面已經說過。對舊戲的形式方面,胡適也有激烈的批評;他特別反對舊戲的「連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說:    
    我們中國的戲劇最不講究這些經濟方法。如《長生殿》全本至少須有四五十點鐘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須用七八十點鐘方可演完。有人說,這種戲從來不唱全本的;我請問,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編全本的戲呢?那種連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戲」,更不用說了。這是時間的不經濟。……再看中國戲台上,跳過桌子便是跳牆;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個跑龍套便是一千人馬;轉兩個彎,便是行了幾十里路;翻幾個觔斗,做幾件手勢,便是一場大戰。這種粗笨愚蠢,不真不實,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嘔!1胡適的批評,確有中舊戲肯綮的地方。他認為,要改良中國的戲劇,應該虛心去研究西洋的戲劇,學習西洋的戲劇,「取人之長,補我之短」。只有「採用西洋最近百年來繼續發達的新觀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國戲劇有改良進步的希望」。2    
    胡適對西洋的文學,西洋的戲劇,確曾做過一番研究,覺得它們足夠做我們中國文學和戲劇的模範。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裡曾說到:    
    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徵戲」(SymbolieDrama),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3    
    果然,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國讀者介紹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學家,戲劇大師易卜生,出了個「易卜生專號」。那陣勢是頗為雄壯的:以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為先鋒;胡與羅家倫合譯的《娜拉》,陶履恭譯的《國民之敵》,吳弱男譯的《小愛友夫》三個劇本為中軍;袁振英的《易卜生傳》為殿軍。4這樣勇壯的陣勢,也是對中國舊戲的一次嚴重攻擊。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紹了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如《娜拉》(今譯《玩偶之家》)、《羅斯馬莊》(《社會棟樑》)、《雁》(《野鴨》)、《博克曼》、《國民公敵》、《海上夫人》、《群鬼》等等;並且給易卜生以很高的評價,著重宣傳了所謂「易卜生主義」,即易卜生的寫實主義和個性解放的思想。後來,胡適把它稱為「健全的個人主義」。他說: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生。……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5    
    胡適如此推崇易卜生的個性解放和個人主義,對於當時反對宗法專制主義傳統勢力的束縛,是有積極意義和衝擊力量的;而對於中國話劇的發展,則又有非常深刻的廣泛的影響。易卜生的戲劇,有許多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在創作方面,有些劇作家,不僅把易卜生劇中的思想搬過來,甚至連戲劇衝突的組合,故事敘說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適寫的獨幕劇《終身大事》,便是倣傚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終身大事》作於1919年,原來是用英文寫的。有一天,幾位美國留學的朋友來找胡適,說北京的美國大學同學會要開一個宴會,中國的會員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戲,請胡適編一個英文劇本。他一天之內便寫成了這個獨幕劇。但因為找不到女角色,戲沒有演成;劇本被朋友拿去,發表在英文的《北京導報》上。隨後,有一個女子學校要排演這齣戲,胡適便又把它譯成了中文。6這便是我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白話散文劇本。    
    劇本明顯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的思想和手法。劇中女主角田亞梅,簡直就是一個中國的娜拉。她與陳先生曾經同在東洋留學,是多年的朋友,正熱烈地自由戀愛。田女士的母親也見過陳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很可靠的人;但她還不放心,便向觀音菩薩求「神簽」,請張瞎子算八字,菩薩和瞎子都說這門親事對不得。田女士的父親,倒也不相信泥菩薩與瞎算命,對陳先生也很喜歡,卻又謹遵祖宗定下的祠規,相信族譜,說二千五百年前田陳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衝破這些封建迷信和傳統習俗的阻撓,留下一張字條,說:「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便離開家庭,坐陳先生的汽車走了。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造一個中國的「娜拉」(2)

    胡適自己說,這齣戲是「遊戲的喜劇」(Farce,一般譯為「滑稽劇」)。劇中的田太太與田先生兩人,「性格描寫」很有些誇張和可笑。田亞梅卻是五四時代的現實人物;劇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時代特色的婚姻自主問題,因而它正是易卜生類的社會問題劇。內容雖然比較單薄,表現卻還是比較集中而有風趣,寫出了反宗法傳統的有積極意義的主題。原來打算排演這齣戲的那個女學堂,因為戲裡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覺得「不道德」,竟沒有女學生敢扮演田女士!她們生長在宗法傳統勢力仍很強大的中國,有哪個女子敢來做離家出走的「娜拉」呢?這沒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說明了《終身大事》這齣戲的社會意義。    
    胡適後來再沒有寫過劇本。而他對於中國舊戲,卻始終抱著幾乎全盤否定的態度。這也是五四時期文學革命倡導者們幾乎一致的態度。就胡適個人來說,情況自然也很複雜,但是與他當時對於整個民族文化抱有某種虛無觀念及「全盤西化」    
    的主張,也是分不開的。他在談到學習西洋戲劇的時候,曾經這樣說:    
    大凡一國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氣」,一犯了這種死症,幾乎無藥可醫;百死之中,只有一條生路:趕快用打針法,打一些新鮮的「少年血性」進去,或者還可望卻老還童的功效。現在的中國文學已到了暮氣攻心,奄奄斷氣的時候!趕緊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湯」,還恐怕已經太遲了;不料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孫還要禁止醫生,不許他下藥,說道,「中國人何必吃外國藥!」……哼!7針砭痼疾,自然該下猛烈的藥石;汲取西方文學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養;    
    然而不承認以至鄙棄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也許,這也是胡適「創作無力」的一個重要根源罷。    
    1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頁。    
    2 同注1,第206頁。    
    3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胡適文存》,卷一,第94~95頁。    
    4 《新青年》「易卜生號」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號。《娜拉》全譯載第一至三幕;《國民之敵》、《小愛友夫》均只譯載一幕,後在第5卷續登完。    
    5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634頁。    
    6 《終身大事》,英文題作「TheGreatestEventinLife」。隨後譯為中文,載《新青年》第6卷第3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其創作和翻譯過程,可參看該劇本的「序」和「跋」。    
    7 同注1,第213~214頁。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為無名青年立傳作序(1)

    五四時代的胡適,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愛護青年人。他與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一群學生,關係親密,自不待說。對於一些素不相識的無名青年,他也時加愛護、鼓勵和幫助。    
    1919年冬,胡適曾經為一個可憐的短命女學生寫了一篇傳。傳主李超,是北京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廣西梧州人。家中財產頗豐厚。父母早死了;一個過繼的哥哥,全無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滿於封建舊家庭的生活,發憤出門求學,輾轉來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舊家庭和傳統勢力的迫害,後來竟完全斷絕她的學費用度,「一錢不寄」,更使她憂憤與貧病交加。這年8月間,20剛露頭的這個青年女子,終於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慘的。她死以後,家中繼兄連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個破廟裡,家裡也不來過問。後事都虧她的同鄉和朋友料理。他們整理李超的遺物時,尋出許多往來的信札,經過分類編記,送到了胡適手裡。    
    胡適並不認識李超,大約也從未見過面。但他讀了這些信稿以後,對這個無名的短命女子,產生了無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覺得李超一生的事跡很有作一篇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並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因此,胡適說:    
    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誌銘重要得多咧。    
    於是,胡適以當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導人的地位,為這個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傳了。1他憑著李超生前的往來信稿作素材,平實鋪陳點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艱苦,所抱的志願」,都一一的分明表現出來。寫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寫信勸她排解心事,說了一句極傷心的趣話:「吾妹今日境遇與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無錢,妹則有錢而不得用。」胡適大為不平,並借此評論與質問道:    
    李超「有錢而不得用」,以致受種種困苦艱難,以至於病,以至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為李超及無數中國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運,胡適向整個「宗法社會制度」,向「家長族長的專制」,提出了強烈的控訴。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開了李超女士追悼會。北大校長蔡元培及胡適等出席,並在會上演說,於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談到了解決像李超這樣不幸的社會問題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產兒女的求學問題罷了。2    
    胡適的這篇《李超傳》,是他在文學革命期間所寫的白話傳記之一。此外,還有《許怡蓀傳》,《吳敬梓傳》兩篇。3胡適早年寫的傳記,都有積極健康的思想內容,文字清新曉暢,不假雕飾,具有一種沖淡自然的風格。而《李超傳》,乃是為無名青年所作,包含著胡適對青年的愛護,及對他們不幸命運的憐惜之情,表現出相當強烈的反對宗法傳統的精神。    
    對那些致力於新文學的青年,胡適更是多方愛護、關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剛在《新潮》上發表幾首新詩,胡適很快就在他的長篇論文《談新詩》裡給予充分肯定,誇讚他們的詩,「是詩體解放後最足使人樂觀的一種現象」。4他們的詩集《草兒》與《冬夜》,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胡適又作評論文章,予以批評和介紹。5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兒》,是早期新詩的「一部最重要的創作」,說:    
    白情在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對俞平伯,則肯定他「最長於描寫」,卻也不滿於他「偏喜歡說理」的毛病,以致「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這具體而誠懇的評論,對青年人是很有益處,很有幫助的。    
    胡適為青年人的書寫序,是從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開始的。    
    汪靜之,是績溪余村人。余村與上莊,只隔一條小小的常溪河,相距僅數百步,雞犬之聲相聞。他與胡適不僅是同鄉,且是鄰里。1920年秋天,汪靜之轉學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讀書,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為文學革命所激盪,開始寫作白話新詩。當時胡適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詩的始作俑者。年僅十七八歲的汪靜之,對這位大名鼎鼎的同鄉,自然十分崇拜。那時的許多青少年詩人,都倣傚「胡適之體」,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學作詩,甚至還模仿胡適早年的某些詩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寫的《怎敢愛伊》云:    
    我本很愛伊,——    
    十二分愛伊。    
    我心裡雖愛伊,面上卻不敢愛伊。    
    我倘若愛了伊,怎樣安置伊?    
    他不許我愛伊,我怎敢愛伊?6不僅內容的淺露,而且文字的繳繞上,都可見《嘗試集》的明顯痕跡。    
    1921年7月,胡適應高夢旦的邀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代籌改良的計劃。住在同鄉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園」。剛搬進去的那一天,汪靜之等幾個績溪少年人,便來拜訪胡適。7從此,胡適便認識了汪靜之,並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為無名青年立傳作序(2)

    這年秋天,汪靜之與潘漠華、馮雪峰等20多人,組成「晨光社」,課餘進行文學創作。第二年4月初,他們又與從上海專程趕來的應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詩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樹下寫詩,雷峰塔旁吟詩,詩文唱和,快樂無窮」,結成了「湖畔詩社」。從此,四個年輕人,「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自成一個流派。而他們又很幸運,得到了當代文壇上許多知名作家的愛護和支持。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等浙一師的老師,當他們的顧問;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都為他們看稿,指導和支持這些年輕人的創作。因而「湖畔」在當時的中國詩壇上,也就頗有成績,頗有影響。    
    汪靜之在上海拜訪胡適後不久,便把他的詩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風》,寄給了胡適;以後隨時做的詩,也都陸續寄去。後來,《蕙的風》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劉延陵都寫了序;胡適也寫了,是三序中最長的一篇。8他對這位「少年朋友」的詩,作了非常熱情中肯的批評和鼓勵。他說:    
    我讀靜之的詩,常常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徹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新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直到最近一兩年內,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他們受的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故他們的解放也更徹底。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遠勝於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著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    
    如此熱情的鼓勵,親切的體諒和關懷,對青年人的成長該是多麼有益!    
    《蕙的風》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抨擊是異常猛烈的,胡適估計到也許有人會「覺得靜之的情詩有不道德的嫌疑」,用舊道德來責備青年人「不應該做這種呻吟宛轉的情詩」。因此,他預先警告人們,不要「戴上了舊眼鏡來看新詩」,「不要讓腦中的成見埋沒了這本小冊子」!他以新詩最先嘗試者的身份,呼籲社會給這些少年詩人們「一個自由嘗試的權利」。    
    果然,《蕙的風》出版後不久,東南大學便有一位少先生胡夢華,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後》一篇文章,攻擊其中的愛情詩「墮落輕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樣的罪名;遭到別人批駁以後,他又發表《悲哀的青年》一文進行答辯,卻又說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說什麼「我對於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淚已盈眶了」。    
    對於這位「含淚的批評家」,魯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駁斥。9魯迅的文章,題目就叫《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他指斥胡夢華一類的「道德家」說:    
    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都如此不淨;……十魯迅還鼓勵汪靜之,不必顧道德家們的議論,「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的詩」。    
    圍繞著「湖畔」詩人的成長,在我國新文學史上留下了「老帶新」、「老幫青」    
    的一段佳話,充分體現了「五四」文學革命和我國新文學先驅者們愛護青年,獎掖後進的優良傳統。


第五部分:文學革命 1917-1922為無名青年立傳作序(3)

    1《李超傳》,原載《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1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國八年十二月」,顯然是編集時按《新潮》出版時間添上的,有誤。據《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會上的演說詞》,註明追悼會是1919年11月29日召開的,蔡先生演詞中提到胡適所作的「李女士傳與演說」,可見此前《李超傳》已經寫就,蔡先生也讀到過的了。    
    2蔡元培的演說詞,曾刊載於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3《許怡蓀傳》和《吳敬梓傳》,均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4《談新詩》,載上海《星期評論》1919年雙十節紀念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其中引述並評論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黃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門晚景》(《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等幾首青年人的詩。    
    5《草兒》與《冬夜》,均於1922年3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胡適的《評「草兒」》,作於8月30日,載《努力》週報副刊《讀書雜誌》第1期;《評「冬夜」》作於9月19日,載《讀書雜誌》第2期。後兩文合併為《評新詩集》,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11月出版。    
    6汪靜之的這首詩,在胡適的《蕙的風序》中曾引述過。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風》,是經作者淘汰過的《蕙的風》(刪棄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國》(刪棄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愛伊》這一首詩被刪棄了。    
    7《胡適的日記》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來訪的有汪靜之、胡洪釗,皆績溪人;曹□□,歙縣人,皆少年。」    
    8胡適的《蕙的風序》作於1922年6月6日,原載《蕙的風》上海亞東圖書館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載《努力》週報第21期,題《蕙的風》,署名「適」,同年9月24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9胡夢華,也是安徽績溪人,當時是南京東南大學學生。他的《讀了「蕙的風」以後》,載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2年10月24日)。接著,章洪熙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同年10月30日)發表《「蕙的風」與道德問題》,加以批駁。胡夢華又寫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載《覺悟》同年11月3日)進行答辯。以後,周作人便寫了《什麼是不道德的文學》(載《學燈》11月5日);魯迅寫了《反對「含淚的批評家」》(載《晨報副刊》11月17日)。後來胡夢華還寫了《「讀了蕙的風以後」之辯護》(載《學燈》11月18至20日);於守璐又寫了《答胡夢華君——關於「蕙的風」的批評》(載《學燈》12月29日)。這場關於《蕙的風》的辯論,持續了一個多月,方才結束。    
    十《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國粹」與「國渣」(1)

    1919年初,作為新文化運動大本營的北京大學,革新與守舊的鬥爭異常尖銳,出現了「新潮社」與「國故社」的對立。一方響應《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則反對《新青年》,維護舊文化、舊思想,壁壘分明,兩相對峙。國故社出版的《國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的旗子,以「保存國粹」為宗旨,向新文化運動挑戰。    
    那麼,新文化要不要「國故」,怎樣對待「國故」呢?這是新文化倡導者們當日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新潮》第1卷5號上,發表了毛子水寫的《國故和科學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來守舊派研究國故,「既不知道國故的性質,亦沒有科學的精神」,只是「抱殘守缺」而已;他認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精神」,將國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這篇文章末尾寫了「附識」,進一步明確指出了研究國故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一是「整理國故」,一是「追摹國故」;正確的態度是「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來整理國故。於是,《新潮》與《國故》之間,展開了關於「整理國故」的一次小小的論爭。1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問題,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在很不圓滿;他們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顯然還缺乏認識,以為整理國故「沒有多大的益處」。真正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和必要性,並把「整理國故」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的,是他們的老師和顧問胡適。    
    這年8月,胡適寫了關於整理國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2他一方面贊成並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學精神來整理國故的主張;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他們從「有用無用」    
    的狹隘功利主義出發,不重視整理國故的缺點。胡適指出:    
    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我們應該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    
    他主張「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甚至認為「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胡適充分估計到了整理國故的重要性和學術文化價值,卻顯然又過分誇大了它的社會意義。    
    到了11月,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3一文中,便把「整理國故」作為一個口號,正式提出來了。這篇文章的標題下,排列著四句口號:    
    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這便是胡適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義」的全部內容。別的我們暫且不論,只來看看他關於整理國故的觀點。他說:    
    新思潮對於舊有文化的態度,在消極的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胡適很明確,是把「整理國故」當作新思潮的一個口號,當作對於舊有文化的一種積極態度,當作「再造文明」的一種手段,因而與守舊派的「保存國粹」論有著根本的不同。    
    對於國故,胡適認為不僅有「國粹」,也有「國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要分清「國粹」與「國渣」;不瞭解「國渣」,也不會懂得「國粹」。他曾經嘲笑那些國粹黨,其實並不懂得什麼是「國粹」,說:    
    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怎麼整理呢?胡適提出的總原則,便是「評判的態度」。他借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即是說要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進行研究整理,來重新估定一切舊文化的價值。具體的方法和步驟也提出來了: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的前因後果;第三步是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弄清古人的真意義;第四步才是綜合,「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胡適關於整理國故的這些意見和方法,顯然與守舊的國粹家們分道揚鑣;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諸人所望塵莫及的。    
    但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艱難,這一工作的份量,開初也是估計不足的;他本人也並未打算具體來做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從前我們以為整理舊書的事,可以讓第二、三流學者去做。至今我們曉得這話錯了。二千年來,多少第一流的學者畢生做此事,還沒有好成績;二千年的「傳說」(Tradition)的斤兩,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4他這時已經認識到,整理國故是要與歷史的因襲和傳統作戰,非大力漢擔當不起;他自己決心做這樣的大力漢了。    
    這年秋天,北京大學議決要辦一種《國學季刊》,胡適被舉為編輯委員會的主任。10月審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創刊號便與讀者見面了。這是一本研究國學的刊物,卻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版面是由左向右橫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標點。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國粹」與「國渣」(2)

    在當時的確使人耳目一新。創刊號登載的《發刊宣言》,是由胡適撰寫的。其中首先總結了清代三百年間漢學研究的成績和缺點;在這個基礎上,對研究國故的原則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統的闡述,可以說是胡適關於整理國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別進一步發揮了「還本來面目」的觀點,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5    
    胡適說這是一種「歷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歷史,「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又要把歷史文化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去評價其是非功過。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科學觀點,並吸取了清代漢學家們的治學經驗,和復古派「保存國粹」論,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了。    
    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胡適在《宣言》中提倡「比較研究」,反對學術上閉關自守。他說:    
    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    
    的功用。……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6    
    他主張「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存比較研究的虛心」,向西方學習科學方法,博采歐美學術的成績作參考比較的材料。這種見解,不僅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今天也不失其參考的價值。    
    自從胡適號召整理國故以後,幾年之內,幾乎形成了一種運動。中國傳統小說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開創了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國故學的新局面。在具體實踐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出現了不少問題和弊端。原因自然很複雜,而與胡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開的。他和新潮社的人們提出整理國故,正當五四運動的高潮。胡適在這時候,竟說什麼「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未免過甚其詞,蠱惑人心;他又給青年人大開「國學書目」,演說《中學國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學生讀大量的古文,寫作文言文。7這就難免在客觀上引誘一些幼稚青年脫離現實鬥爭,踱進研究室去鑽故紙堆。這卻是胡適始料所不及的罷。    
    1 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發表後不久,《國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發表張□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於是《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出版)又發表毛子水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2 胡適的這封信,原附載於《新潮》第2卷第1號毛子水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一文的後面;後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題為《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3 《新思潮的意義》作於1919年11月1日,原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同年12月1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    
    4 《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冊,第445頁。    
    5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作於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據《胡適的日記》),原載該刊第1卷第1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據1929年3月6版,第12~13頁。    
    6 同上書第23~24頁。    
    7 1920年,胡適演說《中學國文的教授》(稿載《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一),主張中學古文教學的時間為國語文的三倍,要求中學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選讀《老子》、《論語》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還必須「自修」讀完史書、子書及文學專集等15種,約計1050卷。胡適自己也承認古文功課「竟比從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適又給青年學生開一個「國學書目」,多達158種,僅其中「文學史之部」所列78種書,估計總數在一千冊以上。胡適還說是「最低限度的」。連梁啟超也說「叫人從何讀起?」(《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原載《讀書雜誌》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疑古精神(1)

    胡適號召整理國故,影響頗大;而他帶頭整理國故的實踐,比理論號召的影響更大。    
    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也可以說是一部「專史式」的整理國故的著作,前面已經說過。這裡要說的是胡適對於中國古史的考證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孫中山先生及其助手們在上海籌創《建設》雜誌,廖仲愷先生曾接連寄書胡適,一再「企候鴻文」,很希望胡適「賞光寄篇大文」。10月,胡適為上海的《星期評論》寫了一篇整萬字的《談新詩》,《建設》的廖仲愷便有些羨慕,又馳書催胡適寄稿。111月8日,胡適就寫了一封討論「井田制度」的信,寄給廖仲愷。於是,在《建設》雜誌上,他與廖仲愷、胡漢民、朱執信、季融五等人書信往還,展開了一場關於「井田制度有無」的專題討論。2    
    井田制度,是傳說的我國殷周時代的一種土地制度,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上》: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這段文章,近千年來的一般讀書人都記得滾瓜爛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適提出了懷疑。他把這方面的種種傳說,依出現時間的先後,排列成一個井田論演變的沿革史,指出,「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憑空杜撰」出一個整齊的「豆腐乾塊」的井田制度,卻還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後經《公羊傳》、《谷梁傳》、《王制》、《韓詩外傳》逐漸補充詳明,到後來的《周禮》、《漢書?食貨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詁》等書,才有了詳細、整齊而又煩密的井田制。這樣便「以訛傳訛,積訛成真」了。    
    胡適說,他的《井田辨》,是對井田制度的一種「懷疑的挑戰」,他所提倡的是一點懷疑的精神,即所謂「疑古的精神」。那時,他對清代學者姚際恆敢於懷疑前人不敢懷疑的經書,對崔述敢於懷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經稱讚崔述為「科學的古史家」,為崔述作年譜,支持顧頡剛整理匯印《崔東壁遺書》。3他曾經打算繼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做一部《古今偽書續考》,作為「掃除舊污的一個方法」,並囑顧頡剛標點姚氏的《偽書考》。4他甚至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    
    1923年,胡適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氏也提出對中國古史的懷疑,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黃帝、堯、舜、禹都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說文》來做根據,推論說禹是一條蟲。6接著便有錢玄同表示贊成的答書,而劉楚賢、胡堇人則提出疑問和反對,彼此駁難答辯,展開了關於古史的討論,歷時九個月。7胡適開頭沒有參與,最後寫了一篇總結性文字,題為《古史討論的讀後感》,支持顧頡剛,提倡懷疑精神。針對有人指責顧的懷疑翻案文章足以「影響人心」,胡適說:    
    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8因此,胡適認為禹是不是一條蟲,這是「瑣屑的枝葉」問題,他要人們「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對於傳說的古史,該懷疑的就懷疑,「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但他也不贊成無根據的懷疑,而必須尋求證據。「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這次「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可見胡適所提倡的,是有證據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後有「古史討論」,胡適覺得應該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他認為這兩次討論,都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並由此概括出一個「歷史演進法」。他說:    
    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羲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後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9    
    老師到底比學生棋高一著。經胡適這樣一總結提倡,在當時中國的史學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發生了很大影響,對古史、古書的懷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種風氣;錢玄同甚至從1925年8月起,不再姓錢,而改以「疑古玄同」為名了。由此也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    
    這種疑古精神,是五四時代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對於反對宗法專制主義的傳統觀念與偏見,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於打破人們對古書、古史的迷信與盲從,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從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    
    1 參看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67、74頁。    
    2 關於「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的討論文字,分別載《建設》雜誌第2卷第1、2、5號。胡適所寫的,計有:一,寄廖仲愷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愷胡漢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漢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後將前二信及廖仲愷先生答書(1919年12月9日),並加「附跋」,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疑古精神(2)

    3參看胡適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載《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譜,只作到崔述43歲(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後由趙貞信續完,載於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    
    4參看胡適1920年11月24日致顧頡剛信,載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樸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頁。5 胡適1921年1月28日致顧頡剛信,見《古史辨》第1冊,第23頁。    
    6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1冊,第63頁。    
    7關於古史的討論,雙方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文字,先後計有: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載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劉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載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載第11期。    
    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載第11期。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載第12期,8月5日出版。    
    劉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載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載第12至16期。(未完)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這位參與古史討論的胡堇人,即是胡適的族叔與兒時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8《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頁。    
    9同注8,第156~157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用歷史演進法考證小說(1)

    胡適整理國故,一個重要的,有突出成績的方面,是考證小說。1    
    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研究小說也向來不算學問。在輕視與鄙夷的目光下,儘管小說創作也曲曲折折地生長,出現過許多無愧於世界文學之林的優秀作品,而小說研究卻長期無人問津。明清之際,以序跋、評點為主要形式的小說批評有長足的發展,而李贄、金聖歎諸人,仍被統治者及正統文人目為異端。晚清梁啟超輩重視小說,多有專論,把小說的地位抬高,視為「文學之最上乘」;    
    2但他們主要著眼於用小說為改良政治服務。只是從胡適開始,才真正把小說的考證和研究,當作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當作整理國故的一項重要內容,從而提到了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的地位。    
    文學革命初期,胡適便突出強調幾部傳統的白話小說名著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正宗」地位,指出它們受大眾的歡迎,暢銷了好幾百年,對於普及白話有重大的貢獻。為了推進白話文運動,胡適又敦促和協助上海的亞東圖書館,出版他們「整理過的」幾種中國傳統小說名著。這種「整理過的本子」,就是有名的亞東版新式標點本白話小說。有平裝、精裝兩種,一律32開,封面上印著一把火炬的裝飾圖案,廣告裡寫著「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所謂「整理」,有三個特點:一是加新式標點符號,二是正文分段排印,三是正文之前有一篇新寫的序言、引論或考證文章。他們最先印出的是《水滸傳》,3由汪原放標點,胡適作考證。這便是胡適考證小說的正式開張。    
    他的《水滸傳考證》,一出手就不同凡響。它雖然難免有一些錯誤,但最重要的是,它給中國傳統小說的考證和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這就是「歷史演進法」。胡適認為,中國傳統小說分兩大類,一類是「由歷史逐漸演變出來的小說」,以《水滸傳》為代表;一類是「創造的小說」,以《紅樓夢》為代表。第一類小說,都經過了幾百年的流傳,最初大多是一些流行的故事,由說書或講古的人口述,改編改寫,長期演變,最後才寫出有現在形式的宏篇巨製。因此,——    
    對這些小說,我們必須用歷史演進法去搜集它們早期的各種版本,來找出它們如何由一些樸素的原始故事逐漸演變成為後來的文學名著。4    
    胡適運用歷史演進法,來考察《水滸傳》故事的流傳、演變及成書經過,從南宋時代流傳於民間的「宋江故事」,到宋元之際的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讚》、《宣和遺事》,元代的「水滸戲」,到後來文人整理增刪,創作成一百零八將的《水滸傳》,作了系統的歷史的考證,勾勒出了《水滸傳》演變成書的基本輪廓。    
    他的結論是: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裡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15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5    
    今天看來,用這種歷史演進的眼光來考察《水滸傳》,大致是不錯的。但胡適寫這篇考證的時候,還只見到市面上流行的71回本的《水滸傳》,其他的許多版本都沒見過。因此,他的具體論斷就難免錯誤。最突出的錯誤是,他竟中了金聖歎的圈套,以為明朝中葉真有一種70回的《水滸傳》古本。後來,胡適陸續收集到了《水滸傳》的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百十回本等好多種本子。他便根據這許多不同版本的內容異同,繼續考證,又寫出《水滸傳後考》和《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序》,汲取魯迅和其他人的合理意見,糾正自己原來的某些錯誤的和不完善的地方,豐富了他考證《水滸傳》的成果,也更完善了他考證小說的「歷史演進法」。    
    胡適所用的這種歷史演進法,對於研究那些「由歷史逐漸演變出來」的小說,具有普遍的價值。他後來又運用這種方法,考證《三國誌演義》、《西遊記》、《三俠五義》等小說,也獲得成功。經他考證,《三國誌演義》也「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是從宋以來『說三分』的『話本』變化演進出來的」;6《西遊記》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歷史」,是「起源於民間的傳說和神話」。7至於《三俠五義》中李宸妃的故事,則是從最初《宋史?后妃傳》裡的五六百字,經過八九百年的逐漸演變,成為一部大書和幾十本的連台戲。胡適據此總結出一個「滾雪球」的理論,他說:    
    我們看這一個故事在九百年中變遷沿革的歷史,可以得一個很好的教訓。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個樣子了。後來經過眾口的傳說,經過平話家的敷演,經過戲曲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這個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變面目: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8    
    胡適把民間傳說及民間通俗文學家,在這些文學名著成書過程中的作用,提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這無疑是很正確並且很深刻的見解。而「滾雪球」的理論,又把他的「歷史演進法」說明得更明確,更完善,更形象化了。這種方法,在我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方面,真可以說是起到了「打開一條新道路」的作用。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用歷史演進法考證小說(2)

    1胡適在口述自傳時說:「從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間,我以『序言』、『導論』等不同的方式,為12部傳統小說大致寫了30萬字〔的考證文章〕。」(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中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4頁)    
    據筆者收集到的材料,從1917年5月的《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至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寫的《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前後45年間,胡適所作中國傳統小說的考證文章、書信和論文,共有46篇,計45萬餘字,論及小說20餘種。已編成《胡適論中國古典小說》一書,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在該書的代序中,對胡適的小說考證作了如下評價:    
    這些文章,論及的作品多達20餘種,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許多大膽的見解,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小說的考證和研究當作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提到了與傳統的經學和史學平起平坐的地位。應該說,胡適的小說考證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影響也比較大,為開創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新局面,起了開拓、奠基的作用。    
    2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見《飲冰室文集》卷十七。(三版注)    
    3在1920年7月作的《水滸傳考證》裡,胡適說:「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頁)而在1857年口述歷史時,胡適卻又說:《儒林外史》是1919年「以新姿態——標點本——出現」的,(見《胡適口述自傳》第236至237頁)似乎較《水滸傳》新式標點本還早出現一年。他自己顯然前後矛盾。據查,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本傳統小說,共16種。第一種是《水滸傳》,1920年8月初版;第二種是《儒林外史》,同年11月初版;第三種是《紅樓夢》,1921年5月初版;第四種是《西遊記》,同年12月初版;以下還有《三國演義》、《鏡花緣》、《水滸續集》、《老殘遊記》、《海上花》、《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官場現形記》、《宋人話本八種》、《醒世姻緣傳》及《今古奇觀》、《十二樓》等。前14種「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序或引論」。(亞東圖書館書目廣告中語;該廣告所列書目為前13種,順序同上)    
    4《胡適口述自傳》,第194頁。    
    5《水滸傳考證》,見《胡適文存》卷三,第90頁。    
    6《三國誌演義序》,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四,第220、224頁。    
    7《西遊記考證》,見上書第72、105頁。    
    8《三俠五義序》,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六,第685~686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對金聖歎「一分為二」(1)

    考證《水滸傳》,胡適自然要同金聖歎打交道。    
    金聖歎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文學評點批評家。1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經濟因素萌芽滋長,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反映到文學領域,一些文人的文學觀念便較以往開通。金聖歎也受到影響,提出了一些很大膽的見解。他繼李贄、袁宏道之後,抬高小說戲曲的地位,曾經把《水滸傳》列為世間「第五才子書」,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專門為《水滸傳》做了三件大事:一、寫了三篇序和一篇讀法;二、寫了許多批語,並修改文字;三、把70回以下全部刪去。經他評點刪改過的《水滸傳》,從清初以來,竟獨佔鰲頭,風行三百年,許多人甚至不知道《水滸傳》還有其他種種版本。    
    胡適小時候,最初讀的那本被老鼠咬破了的小說書,便正是金聖歎評點刪改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從那以後,胡適便對金聖歎頗有些好感,佩服金氏的才氣。    
    1920年,在胡適的支持下,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整理過的」新式標點本《水滸傳》,雖然全部刪掉了金聖歎的序和評語,胡適在專為此書所寫的《水滸傳考證》裡,也肯定這是新本的「一層大長處」;但是,他對金聖歎評《水滸》的見解,仍很佩服,仍堅持「一分為二」的分析態度。    
    金聖歎本是一個複雜人物。對他的為人,說長道短,爭論了幾百年仍未了結。胡適的《考證》,開頭便說金聖歎是一個「大怪傑」。這三個字的考語,下得頗有道理,頗為得體。對金聖歎抬高《水滸》的膽識,胡適也給了很高的評價,說:    
    金聖歎是17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膽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佔同等的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膽氣!2金聖歎有個兒子名叫釋弓,剛滿10歲,聖歎就把《水滸傳》給他讀,並為此專門寫了一篇序,以為教子之道「當如是也」,頗有一點反叛精神。胡適對此也十分讚賞,說金聖歎的「這種見解,在今日還要嚇倒許多老先生與少先生,何況三百年前呢?」    
    然而,他們刊印「整理過的」新本《水滸》,又何以全部刪去金聖歎的批語呢?這顯然與胡適對金氏批語的看法也是分不開的。他雖然也肯定金聖歎評《水滸》前11回的批語「都無大錯」;又說聖歎以為《水滸》是要寫「亂自上生」,也是「很不錯的」。但是,胡適認為——    
    金聖歎的《水滸》評,不但有八股選家氣,還有理學先生氣。    
    這「八股氣」和「理學氣」,應該說是擊中了金聖歎批語的主要弊病。3    
    金聖歎生活的明朝,程朱理學仍在思想文化領域佔著統治地位,八股時文氾濫成災,是那些專門研究八股文的「選家」最風行的時代。金聖歎受了這種時代風氣的熏染,用當時「選家」評八股文的眼光,來批點《水滸傳》,便把一部文學名著凌遲碎砍,成了一本眉批夾注的八股文范。例如,金聖歎最得意的批評,是指出景陽崗一段連寫了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連寫了14次「簾子」和38次笑,說這是「草蛇灰線法」。諸如此類的這種法,那種法,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概括有15種之多。4胡適指出,「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這就是金批的「八股氣」。    
    「理學氣」指什麼呢?金聖歎用《春秋》的所謂「微言大義」來評點《水滸傳》,以為施耐庵處處用「春秋筆法」責備宋江。例如第21回,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與弟弟宋清逃難出門,臨別時「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    
    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這本是一般的敘寫父子離別,並無深意。聖歎卻批道:    
    無人處卻寫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裡陽秋也。    
    接著寫宋江兄弟「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勤服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這也是無甚深意的一般敘述,聖歎卻又批道:    
    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服侍太公,亦皮裡陽秋之筆也。5    
    也就是春秋筆法,責備宋江不孝。金聖歎這樣處處深求《水滸》的「微言大義」    
    ,把施耐庵恭維宋江之處,都看作是春秋筆法,都是痛罵宋江,穿鑿附會,簡直同理學先生一樣迂腐。因此,胡適說:「聖歎常罵三家村學究不懂得『作史筆法』,卻不知聖歎正為懂得作史筆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氣比三家村學究的更可厭!」    
    既然金聖歎的批語,有如此迂腐的理學氣和八股氣,故亞東出版的新本《水滸》便全部刪掉,讓讀者直接去看《水滸傳》,而不必去看金聖歎腦子裡懸想出來的什麼《水滸》的「作史筆法」;使讀者直接去欣賞研究《水滸傳》的文學,而不必去管17世紀八股選家的什麼「背面鋪粉法」和什麼「草蛇灰線法」!    
    對於金聖歎腰斬《水滸傳》,為功為罪,也有過許多爭論,至今評價不一。胡適於此也作過入情入理的分析。他一方面從文學的角度,充分肯定金聖歎能夠看出《水滸》70回以下文字遠不如前半部,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作為文學家的金聖歎,是絕頂聰明的,了不起的。所以胡適說: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對金聖歎「一分為二」(2)

    這三百年中,70回本居然成為《水滸傳》的定本。平心而論,70回本得享這點光榮,是很應該的。    
    另一方面,胡適又從時代的角度,探究了金聖歎腰斬《水滸傳》的社會原因和思想原因。他指出: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候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彰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70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    
    胡適的這種分析,是基本上符合金聖歎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實際情形的。金本《水滸》的第三篇序,末署「皇帝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金聖歎刪改《水滸傳》成功大約就在這一年,即公元1641年。正是這一年,曾經「偽降官兵」的張獻忠,攻陷襄陽,殺掉襄王朱翊銘;李自成攻陷洛陽,殺掉福王朱常洵,殲滅明王朝官軍主力十多萬人;下距李自成攻克北京僅三年。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    
    下,金聖歎懷著「當世之憂」,6刪去了《水滸傳》的70回以下寫招安的內容;    
    並且自己編造了盧俊義「驚惡夢」一段文字,敘述盧俊義夢見一個自稱「嵇康」    
    的人來收捕,他力弱被擒,宋江等一百七人假行投降,希保盧的性命。緊接著,金聖歎這樣寫道:    
    只見那人(按,指嵇康,實影張叔夜)拍案罵道:萬死狂賊,你等造下彌天大罪,朝廷屢次前來收捕,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今日卻來搖尾乞憐,希圖逃脫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況且狼子野心,正是信你不得!    
    於是把一百零八個好漢,一齊處斬了。盧俊義驚醒時,看見堂上有一匾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字。金聖歎又在這裡自批道:「不朽之論,可破續傳招安之謬」;又多次批說是什麼「真正吉祥文字」。這段「驚惡夢」本來是金聖歎杜撰的情節文字,他卻又用自改自批的慣技,振振有詞地指責說:    
    後世乃復刪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裒然以忠義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哉!7這就表明,金聖歎的腰斬《水滸》,是不贊成招安,他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正是有感於時世而發的「當世之憂」。因此,胡適說,「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這樣從時代,從社會鬥爭的背景裡,來探尋文學見解的根源,應該說是相當有見地,相當深刻的。    
    胡適卻也中過金聖歎的圈套,相信聖歎確有一種70回的「古本」,並多方面為聖歎假托的所謂「古本」辯護。8後來,魯迅、俞平伯、李玄伯等人,都不贊成胡適的意見,論定金聖歎並沒有什麼「古本」,他只是依據百回本截去後30回,故70回本乃最晚出的本子。胡適倒還虛心,承認了假設有古本的錯誤,修正了自己的結論,9表現出一個學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可貴品格。    
    1 金聖歎曾經評點並刪改過《水滸傳》和《西廂記》。本節對金批《水滸》,主要從胡適的評價來寫,筆者也難免有所是非,但並非對金聖歎的小說理論作全面評價。    
    2 《水滸傳考證》,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至82頁。本節下面凡引此文文字,皆不另注。    
    3 魯迅對金聖歎也有類似的批評。在《談金聖歎》一文中,他說:「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余;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佈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527頁)與胡適的見解可說是不約而同。    
    4 金聖歎的《讀第五才子書法》裡說:「《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共列舉了15種,其名目如次: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綿針泥刺法,背面鋪粉法,弄引法,獺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極不省法,極省法,欲合故縱法,橫雲斷山法,鸞膠續絃法。金氏於每法都有解說,並舉例說明。這種種法,顯然受當時八股文作法的影響;評點中也有不少形式主義的東西。    
    但金聖歎有較敏銳的藝術感受力,有時也不乏警策動人之處。    
    5 見《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上冊,第357頁。    
    6 金聖歎在所作《水滸傳》的第二序裡,以《春秋》的微言大義,說施耐庵題其書曰《水滸》,是對宋江等「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因此,聖歎刪去李贄所加的「忠義」二字,並說:    
    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7 參看《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70回總評,及最末一段正文及夾評。中州古籍版,下冊,第1113頁,第1123~1124頁。    
    8 參看《水滸傳考證》及《水滸傳後考》,見《胡適文存》卷三,第115~131頁;第171~177頁。    
    9 參看《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五,第613~624頁及654~657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1)

    胡適的小說考證,對《紅樓夢》用力最多,成績最突出,影響也最大。1他由考證《紅樓夢》而開創了一個「新紅學」派。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從清朝乾隆中葉(18世紀60年代)《石頭記》抄本問世開始,便有與曹雪芹同時的「脂硯齋」2評閱批點;到本世紀20年代初,約一百六七十年間,許多人喜愛評點和考證《紅樓夢》,以致形成了一種專門的所謂「紅學」,後來一般人稱之為「舊紅學」,以區別於胡適一派的「新紅學」。這種舊紅學,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紅樓夢》創作情況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線索,有的包含著很有見地的評論與賞析;但大多是主觀的臆想與附會。例如,舊紅學中影響很大的索隱派,以穿鑿附會、煩瑣考證的方法,探索《紅樓夢》所「隱」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說是寫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說是寫納蘭成德家事;有的說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雖然具體說法不一,卻都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迷宮。試以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3為例,開卷即說: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於是,他根據這個假設,比擬引申,以為「紅」影「朱」姓,「石頭」指金陵,以「賈」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為絳珠仙子的「珠」與「朱」諧音,黛玉所住瀟湘館比附朱彝尊的號「竹」;王熙鳳影余國柱,因為「王」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即二「王」字相連也;史湘雲影陳維崧,因為陳字其年,號迦陵,史湘雲所佩的金麒麟,當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諸如此類。蔡先生說,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4其實也完全如胡適所說的是猜笨謎,只不過是很認真的猜笨謎,很認真的煩瑣考證與附會罷了。    
    胡適考證《紅樓夢》,首先向舊紅學挑戰,指出他們都走錯了道路:    
    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5要真正瞭解《紅樓夢》,就必須首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而第一個來打破這種《紅樓夢》謎學的,就是胡適。    
    他從考察《紅樓夢》作者的身世入手。《紅樓夢》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從袁枚的《隨園詩話》起,便一直誤認雪芹為曹寅的兒子。6胡適為此費了不少工夫。    
    1921年3月,他作《紅樓夢考證》初稿時,對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話,以曹寅為曹雪芹之父。4月間,他在學生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下,7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許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孫三代四人,相繼都做「江寧織造」,長達58年,在任上辦過四次接駕(招待皇帝)的闊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錦衣紈」,榮華富貴極了,與《紅樓夢》描寫的賈府頗相符合。而對袁枚的話也開始有所懷疑,但仍疑信,以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對雪芹「寵愛之極」,取名字也搞點特殊化。8    
    5月的一天,胡適在京師圖書館翻查《楝亭書目》。有位張中孚先生告訴他,說楊鍾羲的《雪橋詩話》裡有關於曹雪芹的事跡。9胡適於是向單不廣先生借到《雪橋詩話》及《續集》,果然查得:    
    敬亭(按,清宗室敦誠字)……嘗為《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為楝亭通政孫,平生為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十    
    這條材料實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孫子。胡適查得此條,否定了袁枚的誤記,也推翻了自己原來的許多假設,卻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後來他又得到《八旗詩鈔》(即《熙朝雅頌集》)和《八旗文經》,從敦誠敦敏的贈詩中,得知雪芹晚年貧窮潦倒、縱酒狂歌的境況,及其他許多材料。這年的11月,胡適便寫成《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之孫,曹之子,生於極富貴的家庭,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但後來「大概因虧空得罪」,家被抄沒;《紅樓夢》是他在破產傾家之後的貧困境況下做的,止80回。據此,胡適便得出了《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這一結論,他說: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個「自敘傳」說,是新紅學派的一個根本性觀念。初提出來的時候,讀者囿於舊說,多不大信服。經過胡適與顧頡剛、俞平伯諸人艱苦深入的考證,搜集了大量實際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確與書中的賈府寶玉「絕似」,也符合《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雲」及「石頭」所說的一番話;而書中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也確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對於索隱派牽強附會的各種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魯迅當年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便屢引胡適的考證,來批駁索隱派的謬說,並充分肯定胡適的「自敘傳」說,指出: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2)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對於續作者高鶚,胡適也結合《紅樓夢》的續書及版本問題,進行了考證。起初,他從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裡,看到張問陶的《船山詩草》中《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有「艷情人自說紅樓」的話,詩題下有注云:「《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又從《郎潛紀聞二筆》得知高鶚後來中了進士。他便去查高鶚的履歷。那時,他還不知道有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一類的書,便托顧頡剛到國子監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許多「進士題名碑」裡,居然查找到了: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後來又為「侍讀」、「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據乾隆年間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記述關於《紅樓夢》流傳的情況: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80回,一為《紅樓夢》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紅樓夢》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鶚續作《紅樓夢》是在他中進士之前。胡適當時並未見到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但他自藏的《紅樓夢》程乙本,有高鶚的一篇序,寫於乾隆辛亥(1791)年。據此,胡適斷定他續補《紅樓夢》「工既竣」的時候,尚未中進士,處在「閒且憊矣」的境況。正因為如此,他才與曹雪芹的蕭條之感大致相通,續作的後40回也就能基本上貫徹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寫成了一個大悲劇的結束。胡適對此大加讚賞,說:    
    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40回,雖然比不上前80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我們試看高鶚以後,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個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的?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    
    但是,從《紅樓夢》的內容和文字來考察,後40回又有許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舉出幾條,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確是可疑,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賈寶玉做夫婦,但後40回全無照應。胡適很讚賞俞平伯的見解。他自己也舉出小紅的無結果,香菱的好結果,鳳姐的下場,都與前80回裡曹雪芹所暗示的創作意圖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賈寶玉的結果,本書開篇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蘭桂齊芳」    
    之理?而「懸巖撒手」難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適把這些版本文字上的問題,同續作者高鶚的身世境遇聯繫起來考察,指出:    
    寫賈寶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舉人,也沒有道理。高鶚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有中進士。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六十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    
    對高鶚的續書,胡適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劇結局,又批評其「蘭桂齊芳」    
    、「賈家延世澤」等庸陋之見,分析頗有見地;而且與那時魯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簡直是不謀而合,或者竟是相謀而合了。    
    對《紅樓夢》的版本,胡適也作過一些考證。他對80回本與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對程偉元二次排印本的評斷,都比較中肯。但對《紅樓夢》的各種原抄本,他那時還缺乏感性認識。因此,當看到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即戚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他就誤以為是「很晚的抄本,決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沒有想到,《紅樓夢》的原本,竟是有評注的。    
    因為不識貨,後來,他幾乎錯過了收買脂硯齋甲戌本的好機會。胡適自記這件事的經過說:    
    去年(1927)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這部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雖然是只存16回的殘本,卻是至今發現的《紅樓夢》最早的抄本。其中硃筆細評,許多評語是其他本子所沒有的,對於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時間,「脂硯齋」與作者的關係,《紅樓夢》成書與修改的經過,及80回以後預定的結構或殘稿情形等,都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3)

    而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甲戌本更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胡適對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後,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篇長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繼運用甲戌本的材料獲得新成果。從此,研究《紅樓夢》的人都漸漸看到了舊抄本的重要,也開始懂得怎樣識別舊抄「原本」了。後來,又陸續發現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楊藏本」等許多種抄本,使《紅樓夢》的版本研究,開了一個新局面。    
    胡適曾經宣稱,他考證《紅樓夢》,要「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亞東圖書館的新式標點本《紅樓夢》問世,便標誌著「新紅學」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強了新紅學的陣勢。於是,新紅學派以注重實際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敘傳」的新觀點,和「整理過的」《紅樓夢》亞東新版本,對舊紅學發動了全面總攻擊,打破了各種穿鑿附會的《紅樓夢》謎學。從此,胡適派的新紅學便取代了舊紅學的地位,左右《紅樓夢》研究達30餘年,至今在海內外猶有相當影響。    
    至於這種新紅學,是否「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得由紅學專家們來評論。剛好著名紅學家又是新紅學大將的俞平伯先生,曾經有一段評論,他說:    
    近年考證《紅樓夢》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並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系等於曹氏的家譜,而《石頭記》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粘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即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    
    俞先生說的很在理。所謂「自敘傳」說確有它「著實得多」的一面,它是從生平家世等客觀方面考證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符合《紅樓夢》的實際情況,也大致符合文學創造的規律。因此,它與舊紅學索隱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自敘傳」說又有偏向,也即「過於拘滯」,以致把藝術與生活混為一談,抹煞了藝術典型化的特點和意義。因而新紅學派雖然搗毀了舊紅學索隱附會的迷宮,後來卻也陷入了以《紅樓夢》附會曹家人事的新迷宮;從舊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淖裡爬出來,有時又往往栽進新的主觀唯心主義煩瑣考證的泥坑。胡適後來甚至還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當作吳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進了他所撰的《吳敬梓傳》和《吳敬梓年譜》,這就完全混淆了藝術典型與真人真事的界限,「自敘傳」說大約也發展到極至了。    
    1 從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寫的《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止,胡適一生共寫有關《紅樓夢》的考證研究文章書信,共約15篇,計10萬餘字,差不多佔了他的小說考證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開創的新紅學派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客觀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實。    
    2 「脂硯齋」是何人?與曹雪芹是什麼關係?近人看法頗多歧異。胡適的說法也前後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認為: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族的親屬」,或「親信朋友」;後來又說,「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適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說脂硯齋是曹雪芹的「最親信的朋友」。    
    《胡適口述自傳》關於「新紅學的誕生」一節,有唐德剛先生的一段按語,說「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頁)。這話自然是未曾細檢胡適論《紅樓夢》諸文所致。    
    3 《石頭記索隱》,原載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至6期,後於1917年9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4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說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1版,第69頁)    
    5 《紅樓夢考證》1921年3月初稿,載同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排本《紅樓夢》。同年11月改定稿,載1922年5月亞東初排本《紅樓夢》再版;並收入《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據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頁。    
    6 袁枚《隨園詩話》卷二,有一條記云: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4)

    康熙間,曹練亭(按,當作楝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7 胡適考證《紅樓夢》,曾得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他在口述自傳時也曾說到: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裡,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頁)    
    他們當年為此曾有頻繁的書信往來,後由趙肖甫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連載於1943年至1944年上海淪陷時期文化界印行的《學術界》雜誌。分2編:上編為胡適與顧頡剛的通信,共27封;下編為胡適與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學術界》開始刊登這些書信時,有編者的按語,錄如下:    
    在過去20餘年考證《紅樓夢》的工作中,胡適之顧頡剛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於極重要的地位。這三個人,於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討論商榷,極為密切。其間書翰往還,數不在少。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於考證之結果者。茲由趙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討論《紅樓夢》書札,檢付本刊,以饗讀者,實深欣幸。(《學術界》第1卷第1期。)    
    這些書簡多作於1921年4月至9月間,充分說明在用新方法考證《紅樓夢》的初期,他們師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適得到顧頡剛的幫助尤多。    
    8 1921年5月,胡適在天津圖書館查閱《楝亭全集》,於《文鈔》卷中得許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祿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與《紅樓夢》所敘相符。又見《詩別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東軒詩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猶子」詩句,以為「曹寅當時年老無子,故曹承繼為後;曹已立為嗣之後,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為老年得子,寵愛之極,故打破侄輩從『頁』的單名例,而取名『天祐』」。參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上冊,第29~34頁。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為曹,是曹寅去世後過繼的,即雪芹的父親。而「天祐」,應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9 參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40頁。    
    十 此條材料,原見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第23頁。胡適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記裡。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59頁;後又引用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裡,見《胡適文存》上海亞東9版,卷三,第212頁。    
     胡適關於《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說,多年來影響很大,或讚揚、吹噓,或批判、打倒,各走極端,都不符合實際,都不公允。我們應該作一點歷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適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經歷,絕似石頭」(魯迅語)以後,才得出結論說:    
    《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適文存》卷三,第219頁)    
    所謂「自敘傳」,也就基本上是這「底本」與「影子」的說法,與今天所說的「模特兒」及「生活原型」的意義大致相同,是對生活和藝術關係的正確理解。因為有紮實的事實材料作根據,所以「自敘傳」說便絕非索隱派毫無事實根據的隨意附會所可比擬;而且對批判舊紅學各種牽強附會的謬說,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敘傳」說,在「底本」與「影子」說法的基礎上,又將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藝術典型等同於生活原型,將作品中的人物與曹家一一比附,說:    
    《紅樓夢》裡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胡適文存》卷三,第224頁)    
    這就混淆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藝術典型化的意義,因此也就否定了藝術本身。胡適晚年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說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話,恐怕與這一點也是分不開的。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說」,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頁。    
     這首詩見《船山詩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顧頡剛抄出寄給胡適,即《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上編「三 答查得關於高鶚及曹寅的材料書」(1921年4月4日),載上海《學術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5)

    張問陶(船山)的《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作於嘉慶六年(辛酉,1801)九月,題下有注云:「傳奇《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詩云:    
    無花無酒耐深秋,灑掃雲房且唱酬。    
    俠氣君能空紫塞,艷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    
    彈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頭。    
     轉引自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頁。    
    (三版注)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說到高鶚續書,也說:    
    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    
    ,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魯迅全集》第9卷第237頁)    
    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又說道: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    
    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魯迅全集》第1卷第239頁)    
    魯迅的這些看法,與胡適的觀點可以相參看。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頁。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存16回,線裝四冊,第1回有「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話。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為大興劉銓福舊藏,1927年歸胡適。1949年4月,胡適逃亡美國,便把甲戌本帶到美國去了。1951年,胡適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攝成三套顯微膠卷;1961年5月,胡適在台北「中央印製廠」自印,用朱墨兩色影印,裝四冊,卷首有胡適所撰的「影印緣起」和跋。    
     此文原載上海《新月》雜誌第1卷第1號,1928年3月10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    
     魏紹昌的《紅樓夢版本小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紅樓夢》版本簡表」,共三表,表一為「脂本」,列至今所發現的脂本共12種。讀者可以參看。    
     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原載香港《大公報》,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轉引自華東作家協會資料室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輯,第27頁。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與魯迅的交往(1)

    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同屬《新青年》團體,同是文學革命倡導人,又同在北京大學執教。當胡適考證小說時,魯迅正教「中國小說史」一門課,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1因此,他們在這一方面也曾經有過許多交往。    
    那時候,他們各自出版了著作,總要互相贈送;看到了對方論著中精闢的見解,也總會熱情地給予肯定和讚賞。胡適最先考證《水滸傳》,從時代環境來分析金聖歎腰斬《水滸》的原因。魯迅覺得很不錯,便多次徵引在自己的論著裡,並肯定說:    
    至於金聖歎為什麼要刪「招安」以後的文章呢?這大概也就是受了當時社會環境底影響。胡適之先生說:「聖歎生於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般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強盜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這話很是。    
    就是聖歎以為用強盜來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願聽宋江立功的謠言。2    
    對於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魯迅也徵引頗多,一再指出胡適的考證「最有力」    
    ,對舊紅學的各種謬誤「已歷證其失」。他特別讚揚胡適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績,說過去人們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樣人,「現經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魯迅還由此肯定胡適的「自敘傳」說,「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3    
    胡適對於魯迅,一向懷著「最誠意的敬愛」。4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更是異常傾服,曾說:    
    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5    
    胡適做小說考證,也常常參閱徵引魯迅著作裡的材料與觀點。1922年5月,他作《三國誌演義序》,還專於文末註明:「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魯迅)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於此。」可見「參用」的材料和見解亦不在少數。他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裡,看到關於金聖歎並沒有什麼《水滸》「古本」的論斷,覺得「很細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詳細引述了一千餘字,訂正了自己原來假設有「古本」的錯誤。    
    他們當年還互相借閱書刊,抄寄材料,或書信文稿往還,討論切磋有關小說考證的問題。現存的魯迅日記、書信及《胡適的日記》裡,還留下了他們互相通信、訪問、互贈書籍文稿等許多交往的情況,雖不一定說是文壇的什麼佳話,卻也頗饒興味。61921年,胡適做《西遊記序》,還不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只說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魯迅便幫助他搜集,並抄寄了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許多材料給他。胡適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記裡,1922年8月14日便有這樣的記載:    
    豫材送來關於《西遊記》的材料五紙,信兩紙,一併粘在下面。    
    現在,這一天的日記裡仍保存著魯迅8月14日致胡適的原信二紙,還附著魯迅同月21日致胡適的另一封信,都是討論《西遊記》等小說的。7只是那五紙關於《西遊記》作者事跡的材料,不知被什麼人剪去,但胡適早已「轉錄」在他後來做的《西遊記考證》裡了。8    
    胡適考證小說,喜歡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輕不示人。就在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塵雜錄》,是清代楊懋建(掌生)的筆記四種,光緒年間上海同文書局石印。其中第四種《夢華瑣簿》,記有《品華寶鑒》及其作者陳森的事跡頗詳細。魯迅講小說史正需要這方面的材料,故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同文局印之有關於《品花》考證之寶書,便中希見借一觀。    
    看魯迅的大面子,胡適也慨然允諾,把這「寶書」及其他有關的「許多書」,都借給了魯迅。9    
    胡適最先考證的是《水滸傳》,但他寫《水滸傳考證》和《後考》時,尚未見到百二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全書》。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兒先生替他從京都圖書館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這部書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適才買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恰恰又是魯迅給他介紹推薦的。這年春節前後,魯迅的好友齊壽山,買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齊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賣50元。齊壽山問魯迅要不要。當時魯迅正買西三條的住屋,又要改建,又過春節,手頭相當緊。他知道胡適正缺少這個版本,便寫信推薦。胡適自然很高興,立即回信,花45元買下了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全書》。十    
    上述種種交往告訴人們,在「五四」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胡適與魯迅在學術上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借鑒,有時也切磋辯難,修正錯誤,表現出一種學者應具的良好風尚。魯迅曾對友人說:「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評過胡適依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態度,而對胡氏的小說考證,卻從來沒有一概否定過。1934年,魯迅最後一次改定《中國小說史略》,還根據新出的《胡適文選》所收有關《紅樓夢》的考證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關論斷;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樣訂正《小說史略》的日譯本。這雖然是後話了,卻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以後的魯迅對胡適小說考證的一個實際評價。他並不因人廢言啊。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與魯迅的交往(2)

    1魯迅於1920年8月起,應聘為北京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又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23年10月)任講師,授「中國小說史」。其講義《中國小說史略》上卷,於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於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2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頁。《中國小說史略》「第15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也引述過胡適的這一論斷,見上書第147頁。    
    3參看上書第9卷,第234~236頁、336~338頁。    
    4參看胡適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541~543頁。    
    5《白話文學史自序》,載《白話文學史》卷首,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引文見亞東3版,卷八,第989頁。    
    6據《魯迅日記》所載,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記,僅有部分節抄的斷片),魯迅與胡適的交往中,計:    
    胡適致魯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魯迅致胡適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見於《胡適的日記》和《魯迅書信集》)。    
    胡適送魯迅的書刊:《讀書雜誌》、《西遊記考證》、《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魯迅送胡適的書:《中國小說史略》、《吶喊》。    
    7魯迅致胡適的這兩封信,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427~428頁;又見《魯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頁。    
    8參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頁。    
    9同注7。    
    十參看魯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適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423頁;及魯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記,同上書第14卷,第487、493頁。    
    見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五 雜談著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頁。    
    參看魯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楊霽雲信,載《魯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載上書第13卷。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考據癖」的樂趣(1)

    小說考證伊始,胡適便夫子自道,說自己有點「考據癖」,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文章。故人們也戲稱胡氏為「考據癖」。    
    考據之學,盛行於清代乾嘉年間。主要包括文字、音韻、訓詁、校勘及古書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實的考核,例證的歸納,根據可信的材料作出結論,講究實事求是,無證不信,故又稱考證學。胡適曾經總結清代學者的這種治學方法,從中歸納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1又把這種方法用之於小說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學的經驗,又是胡適自己的一種創造,使中國傳統小說的研究開了一個新局面。    
    考證文章多半難免枯燥;做考證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書山學海裡跋涉,自有一番讀書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別有無窮樂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適,考證小說確也有點癖,熬了許多夜,吃了許多苦,也從中獲得許多樂趣。    
    胡適曾有「吳謎」之稱,對於安徽的文人,特別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吳敬梓。    
    為了表彰鄉梓的這位白話文學先驅,胡適在1920年4月間作了一篇《吳敬梓傳》,開頭便說: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2    
    由於當時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來充篇幅,吳敬梓的生平行狀反而語焉不詳。胡適心裡覺得很遺憾,便注意訪求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遺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帶經堂書鋪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吳謎」十分高興,便又用這集子做底本,參考別的材料,為吳敬梓做了一個年譜。前記中說:    
    古來的中國小說大家,如《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的作者,都不能有傳記: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現在吳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著,居然使我能給他做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詳傳,我覺得這是我生平很高興的一件事了。3    
    這篇年譜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萬七八千字,前後三天便寫成了;而且其中兩天有課,一天有會。如此迅速,「吳謎」也頗能滿意了。但中間卻也有一點小艱難。胡適從《全椒縣志》裡,先查到了吳敬梓的曾祖吳國對,依次尋出國對弟兄四個進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吳沛,父親吳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卻怎麼也考查不出來。這樣,吳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環,做不完全。胡適心裡迷著放不下,便與他的朋友高一涵談起,得到了一點線索;於是,他又去查《耆獻類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陳廷敬所作的《吳國對墓誌》,從中果然查得國對的三個兒子,長子吳旦,便正是霖起的父親,敬梓的祖父。「吳謎」覺得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連夜增寫吳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吳敬梓年譜》。4    
    胡適考證《紅樓夢》,也到了有點「迷」的程度。1921年5月間,他從單不庵處借得《雪橋詩話》及《續集》,8月裡又買得《八旗詩鈔》和《八旗文經》,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幾件重要事情,胡適自然很高興。特別是其中所載曹雪芹與好友敦誠、敦敏的贈答詩,實在是考證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寫成了《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但是,胡適還是覺得不滿意。雖然《雪橋詩話》的作者楊鍾羲先生說,他的記載是根據敦誠的《四松堂集》,但畢竟是後人撰述,屬於「轉手的證據」。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時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證據。    
    於是,胡適拜託北京、上海兩處的書店和友人,千方百計地搜尋《四松堂集》。    
    尋了許久,竟毫無《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適差不多已經絕望了。有一天,忽然有個書店的夥計送一部書來,說「《四松堂集》找著了!」胡適喜出望外,打開來一看,卻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幾天,又有人來對胡適說,在一家書店裡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適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錯了。    
    4月19日,胡適去北大上課。松筠閣書鋪的夥計送了一部書到他家門房裡,竟是一部貨真價實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難得的寫本!胡適懷著欣喜之情,記下了他初見此書的情景:    
    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裡桌子上擺著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箋上題著「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惟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裡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著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題上都帖著一塊小紅箋。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著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5這部《四松堂集》,不僅包括有《雪橋詩話》裡所採用的全部詩文資料,另有兩首未刻的詩,是考證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適得此寶書,以為是「近來最得意的事」。他怕書店敲竹槓,便立即翻讀,並抄記下了其中有用的許多材料。過了兩天,蔡元培先生又給他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詩社」借來的。胡適把兩本一對照,果然寫本上沒有「刻」字的,刻本裡都沒有,由此證明寫本的確格外可貴。6而胡適搜求《四松堂集》,尋了一年多,忽於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說家說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於是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7向大家報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穫和喜悅。    
    


第六部分:整理國故與考證小說「考據癖」的樂趣(2)

    此外,胡適在考證過程中,常常有意外的發現,意外的樂趣。如偶讀《三遂平妖傳》,看到卷首有「燈花婆婆」的致語,因此證明周亮工所說那有羅氏致語「燈花婆婆」的《水滸傳》,乃是《平妖傳》之誤,打破了三百年來的疑團,當然足稱「快事」。8又考蒲松齡的生年,從蒲本人為元配夫人劉氏所作的《行實》等材料,證明蒲松齡只活了76歲;若依誤傳的86歲說,則松齡11歲定婚之時,他的妻子劉氏還沒有出世哩,豈不是大笑話嗎?9語云: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胡適讀書做學問,堪稱勤奮,刻苦而不以為苦,而且常能從書山學海的跋涉中獲得樂趣。這對一個忠誠的學人來說,乃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於整理國故,考證小說,儘管也有錯失,後人看去也難免有淺薄之嫌。但他的成績卻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而在學問方法方面,也能給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鑒。他的勤奮治學,孜孜不倦,以學問為樂趣的精神,堪為學人楷范。    
    1 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頁。    
    2 《吳敬梓傳》,《胡適文存》,卷四,第225頁。    
    3 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頁。    
    4 參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507、511~512頁。    
    5 《跋紅樓夢考證》(一),見《胡適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頁。    
    6 參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320~323及325頁。    
    7 即《跋紅樓夢考證》(一),原載《努力》週報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8 參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267頁。    
    9 參看《辨偽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張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適的跋,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問題與主義」之爭(1)

    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新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種新思想像潮水般湧進中國。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也在先進的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傳播。「五四」、「六三」以後,工人罷工,商界罷市,鬥爭日趨深入,馬克思主義開始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而以《新青年》團體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統一戰線,也開始發生分化。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1這便是統一戰線開始分化的一個標誌,也是胡適「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個回合」。2    
    胡適本來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爾大學時,他不僅有三分之一的學時選修政治、經濟課程,對美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制度很感興趣,而且非常關注國內和國際政治,曾為中國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辯護。但1917年回國時,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學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31918年底,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辦《每週評論》,是一個談政治的刊物,胡適也是創議人之一,但他只寫過一點小說文藝之類的文字,不曾談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陳獨秀被捕,胡適接編《每週評論》,於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為什麼呢?他自述說:    
    那時正是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伙。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4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問世。這只是胡適的「政論的導言」。其中說了三點: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胡適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批評。當時,北京各學校正放暑假,李大釗離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讀到胡適的這篇文章,便立即揮筆,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李大釗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接著,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反駁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並就「輸入學理的方法」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但是,8月30日,《每週評論》第37號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財物,登在這一期上的《四論》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報紙流傳出來。於是「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也便中止了。    
    當年這場「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實主要還是一種思想學術的研究和探討,並非政治性質的分歧。    
    就胡適來看,他的第一篇文章,過分強調具體的實際問題,而抹殺了學說主義的重要性,在學理上是講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認「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這確是切中時弊之言。試想想「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界「主義」滿天飛的情況,有些人「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不介紹這名詞的涵義」,扁還沒有掛起來,便「空空洞洞的爭」;5有些人則今天主張這種主義,明天又信仰那種主義,其實多是一知半解,趕時髦而已。所以李大釗在批評了胡適否定主義學說的缺點之後,「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    
    胡適是信奉實用主義的。他強調「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主張從實際出發,這自然是很正確的。但他基於實用主義,又否定「根本解決」的革命方法與道路,只宣傳他那「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的改良道路,卻是片面的以至錯誤的了,所以李大釗對他的批評便十分正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或自由主義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釗還借用日本《日日新聞》的話,指出胡適與當時的陳獨秀「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潮流」。這就很切實地闡明了胡適當年思想的實質,既有反對宗法專制主義頑迷思想的積極革命方面,卻也有抵制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面,正是自由主義者的兩面性特徵。    
    李大釗的文章,不僅表明了他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鮮明立場,而且也顯示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注意理論與實際相合的趨向。他指出:    
    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問題與主義」之爭(2)

    在當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久,與中國社會的實際還相當隔膜,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文字也還相當幼稚,教條主義和空談習氣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的見解就顯得尤其難能可貴了。    
    經過李、藍兩位的批評討論,胡適的認識也有一些改變。他承認不應輕視主義,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談些主義」,改成了「少談些抽像的主義」;在《四論》中,便又專題討論「輸入學理的方法」,並說:「我雖不贊成現在的人空談抽像的主義,但是我對於輸入學說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贊成的。」胡適覺得輸入學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無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張輸入學說時,一要注意發生某種學說的時世情形;二要注意學說「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思想影響;三要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這三種方法,他歸納起來就叫「歷史的態度」。可見他完全是一種學術思想研究的態度。    
    對於馬克思主義,胡適是不贊成的,但他文章裡也是一種客觀研究的態度。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還是相當多的,比那些空談馬克思主義的人讀的書多;且自稱「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胡適從這種學術研究的態度出發,也肯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出:    
    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種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    
    他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但因為社會主義已經實現,有了根據地,「這種帶著海智兒(按:即黑格爾)臭味的歷史哲學」也就不必要了。胡適用這種「過時論」,事實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觀,而只肯定他的歷史意義了。後來,他在一次講演「哲學的將來」時,也曾說:「最早談井田均產的東西哲學家都列入哲學史,何以馬克思、布魯東、亨利喬治(HenryGeorge)那樣更偉大的社會學說不能在哲學史上佔更高的地位?」6也只是從歷史的意義上肯定馬克思的「更偉大的社會學說」。    
    胡適所不贊成或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說:    
    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胡適的立論顯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歷史上」,自然是包括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那時因「階級仇視心」而演出過的無數「慘劇」,又該什麼主義來負責呢?難道也該算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說」的賬上嗎?歷史上的鬥爭是客觀存在的,顛倒了因果,自然難於自圓其說了。    
    經過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後不久,《新青年》又搬遷至上海編輯。北京同人便漸漸少寄文稿,且為《新青年》編輯方針發生過一些爭論。7以後《新青年》團體便在無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馬克思主義的迅速傳播,加快了新文化統一戰線分化的進程。胡適對此深為感歎,說:「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於是,他只好「在這歧路上遲回瞻顧」了。8    
    1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發表在《每週評論》第31號,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著,李大釗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藍志先寫了《問題與主義》,與胡適討論。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進行答辯。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則引文未註明出處的,均見這些文章。    
    2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第9章有一個小標題,「問題與主義之爭:我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頁。    
    3 參看《我的歧路》,原載《努力》週報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引文見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經作者刪改,本篇被刪去。    
    4 同注3。(以下皆三版注)    
    5 魯迅:《扁》,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頁。    
    6 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冊,1929年6月3日。    
    7 參看《關於〈新青年〉的幾封信》,見張靜廬編《現代出版史料甲編》,第7~16頁。    
    8 同注3,第101~102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談「好政府主義」(1)

    1922年春,胡適籌創《努力》週報。2月呈報立案;3月批准,警察廳的批文要求他們「慎重將事,勿宣傳偏激之言論」。15月7日,《努力》創刊。從此,胡適便與《新青年》團體正式分手了。    
    《努力》週報是一個注重談政治的刊物。創刊號上登著「發刊詞」,是胡適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後二節寫道: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這首歌,反映出《努力》週報對於軍閥的「武力」統治仍保持著不滿和反抗態度。但是胡適說,《努力》談政治,仍然「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2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義」。《努力》第2期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一篇專談「好政府主義」的宣言,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有陶行知、李大釗、丁文江等共16人簽署。文末即署著這16位「提議人」及其職業,長長的一排名單,多是校長、教授、博士、主任之類人物,頗有一點氣派。3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這許多人的主義。    
    其實,「好政府主義」,原是胡適醞釀多時的一種政治主張。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來拜望,談話間,胡適便提出「好政府主義」這個名詞了。他說:    
    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4至於「好政府主義」的含義是什麼,胡適當時沒有說明。    
    這年夏天,他到蘇州、南京、安慶等地講演。8月5日,在安慶第一中學首次公開講「好政府主義」。談到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時,他說:    
    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按,指好政府)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5可見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適還提出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Instrumentalism),說這是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顯然是一種實用主義的觀念。    
    以後,胡適又在上海、北京等處作過多次關於「好政府主義」的講演。6    
    雙十節前夕,上海的幾家報館約胡適做紀念文章,他因為時間緊,便做了一首詩,題為《雙十節的鬼歌》,最後一節寫道:    
    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    
    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    
    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那時的胡適,腦子裡簡直充滿了「好政府」的念頭,所以作報告也講「好政府」    
    ,作詩也講「好政府」;而且從這詩裡看,他那時講的好政府,確有反對軍閥「鳥政府」的積極意義。    
    《努力》創刊伊始,胡適便打算大力來宣傳他的好政府主義。5月11日半夜,他寫完《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已經很疲勞了。但他想,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週刊上作一般政論發表,影響決不會大,最好能約一些「好人」加入,作一個公開的宣言發表。於是打電話,第一個同李大釗商談,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裡會議;又打電話給陶行知,他也贊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開會的有李大釗、湯爾和等十來人;後來王寵惠、羅文干也來了。討論之後,略有修改,大家都贊成,都列名做提議人。於是,《我們的政治主張》便很快由通訊社電傳出去,各報都登載出來了。7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標。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並認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他們的主張,顯然也有反對軍閥統治的積極意義,所以像李大釗這樣的共產黨人也簽名贊成。然而「好政府」的實質,卻是企圖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所謂「好人」出來組織內閣,實行從歐美搬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他們的要求,充其量不過是在不觸動軍閥統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們對於軍閥的幻想與妥協。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裡,便直認不諱,說「我們當日對於北方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8《努力》週報也再未提「推翻這鳥政府」一類的話了,而且還幻想由軍閥政府來「裁兵」,「制憲」,實行「聯省自由」,推行一點一滴的改良。這不是為盜賊上條陳嗎?胡適後來也承認,他們的幻想簡直是「與虎謀皮」。不打倒軍閥,空談「好政府」,反而會起到掩蓋和粉飾軍閥黑暗統治的作用。    
    歷史有時會以喜劇的形式,與人們開一個玩笑。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署理國務總理,羅文干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他們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人稱為「好人政府」。但內閣的實權全被直系軍閥所操縱,「好人政府」只不過是軍閥手裡的一種工具與裝飾罷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談「好政府主義」(2)

    「好人政府」僅僅維持了73天。王寵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國乞討借款,主要是給軍閥作內戰經費,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滿。又因軍費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內部糾紛,王寵惠自然傾向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給他們提供較多的軍費,因而引起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的極大不滿。11月18日,傾向「保派」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等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借款合同中有貪污問題,逼使黎元洪下令將羅逮捕,形成轟動一時的「羅案」。吳佩孚便出來干預,將羅釋放。曹錕也不罷休,與直系其他軍閥發表通電,要求懲辦羅文干和王寵惠等人。吳佩孚陷於孤立,只得犧牲車馬,與曹錕妥協。王寵惠等人失了後台,被迫於11月29日宣佈下台。9「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義」聲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於提及了。    
    1 參看胡適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上冊,第255、269、300頁。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裡,記有「鈔『E.S.』的簡章。下午『E.S.』會集。    
    我們都贊成有一個小週報。」E.S.當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縮寫,據此,則努力社在這時已經成立。    
    2 《我的歧路》,原載《努力》週報第7期;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頁。    
    3 《我們的政治主張》,列名為提議人的有:    
     提議人 職業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干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本文原載《努力》週報第2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經胡適刪改,本篇亦被刪去。    
    4 見胡適1921年6月18日日記,《胡適的日記》,上冊,第99~100頁。    
    5 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173~175頁。    
    6 見《胡適的日記》,上冊,第186、241頁。    
    7 參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352~354頁。    
    8 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第145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刪去。    
    9 參看鄭則民撰《王寵惠》,《民國人物傳》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國主義辯護」?(1)

    《努力》週報第22期,登載了胡適寫的《國際的中國》一文。1他自己說:「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只是實在看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才來唱一出對台戲的。    
    原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國際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指出「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並且以最近的直奉戰爭為例,具體分析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的中國軍閥戰爭,得出結論說:    
    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的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現統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2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戰鬥口號。其中的分析,個別地方自然也難免失誤,有些具體論斷也難免幼稚;但總的來說,卻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這些見解,簡直已經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常識了。    
    胡適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統一問題,以至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國家內部做起,寄希望於國人的反省和自覺,不贊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贊成「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認為應該包括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內,「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因此,他不顧一般常識,譏笑中共宣言的議論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的根據」,因而詆之為「瞎說的國際形勢論」。胡適雖然也承認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按:即征服統治中國),所以有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十年以後呢?在胡適的眼裡,帝國主義似乎變得很美妙了。    
    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    
    這些話,在胡適的文章裡都是加了著重號,密密麻麻畫了圈的,可見是十分緊要。但他大約自己也覺得太露骨了一點,為了避嫌,竟又特別聲明:他「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    
    中共的「二大」閉會不久,它的第一個機關刊物——《嚮導》週報便在上海創刊了。3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本報宣言》,其中進一步揭露國際帝國主義侵華的種種罪惡事實,列舉有七個方面:    
    一、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    
    三、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幣流通於全國;    
    五、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    
    六、銀行團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賣國黨,盡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路礦山和最廉價的工業原料等;    
    七、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鉗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貨獨佔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漸毀滅,使中國永為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家盡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以滿足他們無窮的掠奪欲。    
    這七項都是眾目共睹的具體事實,胡適自然也不便否認;但他卻說這些「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怪不得帝國主義,只怪中國自己的政治不上軌道。他甚至逐項辯護,把帝國主義侵華的這許多罪行,都說成是好東西。他說:    
    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裡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裡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制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釐金制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於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麼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扦子手了。    
    這簡直是把侵略寫成了友誼,把強盜打扮成了救星!最後,胡適竟還勸導別人,「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看了這些,人們怎麼能相信,他不是在為帝國主義辯護呢?    
    胡適叫別人不牽涉帝國主義問題,可是帝國主義卻總要來「牽涉」中國人。1925年英日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槍殺中國民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廣州、南京、漢口、青島各地,也發生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殺,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大風暴。連胡適的一些朋友,也義憤不止,朱經農說:    
    滬事極可恨,英人日來隨意槍殺人,慘無人道,在若輩眼中華人生命不值一錢也。可恨之至。4    
    在全國沸騰的反帝怒潮推動下,胡適也覺得刺激太強烈,按捺不住對國家的責任心,因而與羅文干聯名上書北洋政府,提出懲凶、賠償、道歉、廢除會審公廨及「修改80年來一切條約」等交涉條件,以消除「將來之隱患」,「根本免除將來之衝突」,表現了他反對外國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積極要求。5但是,胡適只寄希望於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的交涉和談判,卻不怎麼支持群眾的愛國反帝運動,特別不贊成學生罷課去參加鬥爭。他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其中說: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國主義辯護」?(2)

    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6    
    這年9月,胡適到武昌大學講演,又公然要學生「閉門讀書,不管閒事」;甚至還有為英帝國主義者屠殺國人的暴行辯護之嫌。當即遭到武昌大學師生的質問,被斥為「外國的帝國主義宣傳者」,7雖然言詞苛酷,卻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責怪別人呢?    
    1 《國際的中國》,作於1922年9月27、28日,載《努力》週報第22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適自己作了刪改,《國際的中國》全文被刪去。    
    2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共三部分:一、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目前的奮鬥。    
    3 《嚮導》週報,1922年9月13日創刊於上海,後遷武漢,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4 朱經農1925年6月1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334頁。    
    5 參看胡適羅文干聯名於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沈瑞麟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35~336頁。    
    6 《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頁。    
    7 參看李翊東1925年9月29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45~347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進宮(1)

    還是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錢玄同就說過,胡適「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適自己也不再辯護,卻我行我素。辦《努力》週報以後,他竟兩次進宮看望已經「遜位」的宣統皇帝溥儀,即所謂「二進宮」,最遭輿論的反對。    
    事情是從故宮裡裝電話引起的。原來,辛亥革命時,南方革命黨與清廷代表袁世凱達成協議,清帝退位後,由袁氏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民國頒布「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製,額款俸餉,仍如其舊。1    
    根據這個荒唐的「清室優待條件」,2宣統皇帝溥儀退位之後,仍稱「皇帝」,仍用宣統年號,仍「暫居宮禁」,並無期限,由民國供給巨款,仍然在紫禁城裡過著原封不動的帝王生活。    
    溥儀當時年紀還小,小朝廷裡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識漸長,夢想「恢復祖業」,故對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興趣。經洋師傅莊士敦的介紹,他在紫禁城裡接見過英國的海軍司令,香港的英國總督;也知道了白話文運動,讀過胡適的《嘗試集》。但紫禁城裡的王公大臣們卻十分保守,每用「祖宗舊制」來限制小皇帝的越軌行為,企圖維持小朝廷的安寧。皇宮原先沒有電話。    
    有一次,溥儀聽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動了好奇心,鬧著要裝。大臣們都來勸阻,說「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儀偏不聽。終於在養心殿裡安裝了一部電話機。溥儀高興極了,翻著電話本,亂撥電話尋開心。    
    1922年5月17日,溥儀給胡適掛了個電話,約他進宮去談談。為了進宮,胡適先去訪問了莊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記裡記載道:    
    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Johnston),問他宮中的情形。    
    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中人勸阻他,他不聽,竟雇汽車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前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嘗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3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適。那時宮禁仍相當森嚴。他們在神武門前下車,在護兵督察處的客室坐了一會,等與宮裡通了電話,才得進宮。那天見宣統的情形,胡適的日記裡也有記載,頗詳細:    
    我們進宮門,經春華門,進養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大玻璃,門口掛厚簾子;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几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幾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遊記》。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誌,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白話。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我請他以後如有找不著的書,可以告訴我。我(們)談了20分鐘,就出來了。4    
    這件事,後來在宮內宮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點風波。據溥儀回憶,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適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5而京中各報也都當作新聞刊載,還登出「胡適請求免拜跪」,「胡適為帝者師」等傳聞,鬧得滿城風雨。    
    胡適不得不寫一篇《宣統與胡適》來作答辯。文中交代了與日記所載相同的會見情形之後,便指責別人,說:    
    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刷洗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6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進宮(2)

    胡適從人道主義出發,同情溥儀,覺得這是「很有人味兒」,一般來說似乎很合情理。他還為此寫了一首小詩,題為《有感》:    
    咬不開,槌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但溥儀卻不是一般可憐的寂寞少年,他是一個夢想「恢復祖業」的皇帝。在中華民國的紫禁城裡還實實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張勳的擁戴下,曾經復辟了12天,這是鐵的事實。那麼,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怎麼能刷洗乾淨呢?而一個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個曾經鬧過復辟的末代皇帝,還稱其為「皇上」,難道倒是腦筋裡的帝王思想刷洗乾淨了嗎?    
    此後,胡適仍固執己見,不聽人們的勸告和批評。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內閣。11月5日,民國政府派鹿鍾麟等去清宮,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沒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並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這樣採取斷然措施,結束辛亥革命時早該徹底結束的帝制,無疑是符合時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業。胡適本也反對帝制,但又同情被廢的小皇帝。當天下午,他便致書民國政府,提出抗議,信中說:    
    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7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8    
    胡適的這封抗議信,當時曾摘登京中各報。溥儀及王公大臣們看了自然高興。接著,胡適又親自去溥儀暫居的北府慰問,又當著溥儀一班人,把國民軍責備了一通;他又關心溥儀的前程,鼓勵溥儀出洋留學。9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辯護士了。而稍具良知與民主精神的人,都對胡適的言行不滿,紛紛函電批評反駁胡適;連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適的見解。李書華、李宗侗二人在報上看到胡適的言論後,甚至「覺得非常駭異」。他們認為,這種議論若出於「清室臣僕變為民國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與清室有關係」的一般人之口,當然不足為怪;胡適是一個標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發表這種論調,就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們也寫信批評胡適,很率直的駁斥他對民國政府的指責,指出:    
    尋常所謂「欺人之弱,……以強暴行之」的意義,當然系指強者對於弱者應有之權利,而強行奪取之謂,……則對於溥儀先生的帝號,當然不能承認是他應有的權利。所以修改優待條件的舉動,當然與強者對弱者強奪完全不同。至於「乘人之喪」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號的問題,是民國國體的問題,焉能與一妃之喪拉在一齊?    
    總之,吾輩如果贊成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即須承認「清室帝號取消」為正當的、必須的一件事,無所謂「喪」、「弱」的問題。十    
    二位李先生據理而論,胡適卻聽不進去。他們並不瞭解胡適的為人,他固守著「人道主義」一隅之見,便不顧輿論和實情,竟還責備別人對他的批評是謾罵、誣蔑,「字裡行間充滿著苛刻不容忍的空氣」。胡適實在頗為固執的呀。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製造傀儡政權偽滿洲國。胡適覺得形勢嚴重,才認識到他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宮的錯誤,沉痛地表示懺悔。    
    1 轉引自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頁。    
    2 「清室優待條件」,除上述「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外,另有「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和「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3 《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下冊,第359頁。    
    4 《胡適的日記》,下冊,第364~365頁。    
    5 同注1,第141頁。    
    6 《宣統與胡適》載《努力》週報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7 胡適這話極為荒唐。民國對於清室的優待條件,系改朝換代後,新政權對於舊政權人員,國家對於一部分國民的關係;與國際條約的性質,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當時,周鯁生先生曾以法學專家的身份,撰文駁斥胡適一類人的這種荒唐言論,見《現代評論》第1卷第1期。    
    8 胡適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68頁。    
    9 參看溥儀《我的前半生》第173、179~180頁。台灣學者吳相湘撰《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一文(載台北傳記文學出版《民國百人傳》第1冊),有1924年5月胡適又進紫禁城見溥儀的事,似無實據;胡適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有「我兩年前見過溥儀君」的話,可證無二進紫禁城的事。而這次胡適進北府見溥儀,則系實事。溥儀視北府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進宮」題目。    
    十 周作人及李書華、李宗侗批評胡適,及胡適辯護的往來書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70~272、275~277頁。    
    胡適1924年11月28日致李書華、李宗侗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278頁。    
    參看羅爾綱的《關於胡適的點滴》,見《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頁。(三版注)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孫、陳、段之間(1)

    五四運動後不久,胡適曾經介紹和讚揚過《孫文學說》,稱讚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是一個「遠大的計劃」;中山先生也很關心和讚許胡適。僅僅過了三四年,胡適對中山先生的態度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22年6月16日,廣東軍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用大炮轟擊總統府,欲制孫中山於死命。中山先生倉皇脫險,午夜登楚豫艦,翌日轉登永豐艦避難,後被迫逃往上海。這是孫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他曾心情沉重地這樣訴說:    
    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30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1    
    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培植十餘年的部屬陳炯明,竟會這般「陰毒凶狠」,要置他於死地,叛黨禍國,縱兵殃民。孫先生從不重責於人,而對陳炯明,他卻難以抑制憤怒。真是「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啊!    
    然而,九天之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短評,竟讚揚陳炯明的叛變是「革命」,他說:    
    本周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與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2    
    在胡適筆下,孫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轟擊,倉皇逃命的孫中山,倒成了要炮擊廣州城的兇犯!而陳炯明呢,卻是「革命」,是要造一個「模範的新廣東」的功臣!立足點不同,視角不同,對事情的評價可以達到這樣截然相反的境地。人們到底相信胡適,還是相信當事人孫中山呢?歷史自有公斷!    
    陳炯明的叛變行徑,很快受到其他報刊的譴責。《民國日報》的著名副刊《覺悟》,接連發表了S.S的《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惡石的《荒謬絕倫的胡適》,力子的《叛逆與革命》,子通的《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的言論。3    
    胡適卻又拉來道德倫理做旗幟,指責國民黨人士和孫中山,說:    
    近來最可注意的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陳炯明一派這一次推翻孫文在廣東的勢力,這本是一種革命;然而有許多孫派的人,極力攻擊陳炯明,說他「悖主」,說他「叛逆」,說他「犯上」。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裡,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祺瑞與徐世昌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4    
    這就不僅把陳炯明的叛變行徑吹噓成了「一種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孫中山,同蔡鍔推倒袁世凱相提並論,把締造中華民國的中山先生,同竊國大盜袁世凱擺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國民黨主辦的《民國日報》便載文指斥胡適,說他是「喪心病狂」。可是胡適卻還瞪著眼睛否認,說他「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哩!    
    胡適的朋友,共產黨人李大釗,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滿,曾寫信規勸胡適,說:「《努力》對中山的態度,似宜贊助之」。5但胡適對此也置若罔聞。後來,《努力》週報上還刊登了滌襟的《述孫陳之爭》,林生的《再述孫陳之爭》,及胡適的幾則短評。調子也稍有變化,有時各打五十大板,說是「一個實力派與另一個實力派決裂,故認作一種革命的行動」。似乎孫陳都成了「實力派」,似乎雙方也都是「革命行動」。胡適又說,「此次廣州之變,曲直不全歸於一方,而是非應俟之公論」。實則還是偏袒陳炯明。後因8月15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聲明,其中有「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禍粵者禍國」的話,胡適便又指責孫中山:    
    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復仇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國愛廣東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圖廣東的糜爛。6    
    直至一年之後,胡適仍在說:「因為孫氏要報仇,竟至糜爛了廣東,至於今日」    
    ,把陳炯明叛亂戰爭所造成的廣東「糜爛」,竟全歸罪於孫中山。7    
    孫中山對胡適的袒陳抑孫,自然極為不滿。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國共合作。孫中山系統演講《三民主義》,這年8月1日,廣州的《民國日報》刊載其《民權主義》第一講,編者卻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談主義》,並引有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文字。孫中山看了十分氣憤,在原報上親批云:    
    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歎!……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    
    批文還「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8可見孫中山對胡適兩年前的舊事,猶耿耿於懷。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孫、陳、段之間(2)

    陳炯明的叛變,使他在政治上道義上都徹底破產,他雖乞救於北洋直系軍閥,又有胡適的《努力》支持,還是逃不脫失敗的命運。1923年1月,孫中山通電討陳,滇桂聯軍向粵境發動進攻,叛軍便迅速土崩瓦解;陳炯明逃出廣州。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對這樣的大事,胡適的《努力》週報卻又隻字不提,諱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變時,馮玉祥傾向革命,電請孫中山北上,商討國是並主持解決時局問題。孫中山於11月離開廣州,經上海赴北京,並發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但這時竊踞了北京政權的段祺瑞,卻提出召集「善後會議」的主張,與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發表召集「善後會議」的通電,許世英也於1月4日致電胡適,邀請他參加。胡適其實也知道,所謂「善後會議」明明是軍閥官僚政客們的一個分贓會,遭到全國工農學生及各界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也引起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憤慨。孫先生扶病抵達北京後,病勢加重,仍堅持鬥爭,決定國民黨不參加「善後會議」,並積極籌備召開國民會議。許多朋友都勸胡適慎重考慮,不要參與。湯爾和致信說:    
    善後會議……現在到京代表,誰不是牛頭馬面?會議如果開成,必系一批護兵馬弁,左攜鴉片煙具,右挾姘頭而上會場。以兄之翩翩,如何能與此輩並坐?乃欲於此中發抒政見,所謂萬說不到者是也。浮說詆毀固不值一哂,但吾輩舉止似應審量。9    
    胡適自己對「善後會議」本來也「有許多懷疑之點」,但是他「躊躇了幾天」之後,覺得自己素來主張與此稍接近,又不願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也看不慣一般人的輕薄論調,故還是決定參加,復許世英一函,云:    
    執政段先生的東電,先生的豪電,都接到了。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十    
    胡適要試一試善後會議的消息,在報上披露後,馬上引起學術文化界眾多人士的不滿和批評。董秋芳投書《京報》,指出:    
    ……我們認為喪心病狂的軍閥政客們底分贓的行徑,先生(按,指胡適)竟也興高采烈地預備大踏步前往參加了!……萬不料如梭的時光,竟會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護不倫不類的清室的語調,不出之於鄉村遺老之口,而倡之於「自古成功在嘗試」的先生!已經「從百尺竿頭掉下來」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願意犧牲「新文化運動的權威」的榮銜,去參加這少數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後會議,恐怕一試之後,便不容你再試了。    
    可是,胡適不聽別人勸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開場的「善後會議」,為段祺瑞政府捧場。會上真是烏煙瘴氣,據胡適的學生陳彬和記述:選了復辟黨健將做會長;國家財政窮乏如此,會員尚領六百元酬金;等於零的議案,提出來湊熱鬧;還有一輩犬馬遺老黨運動恢復清室優待條件。陳氏甚至因此而勸胡適「消極的退出,不必再試了!」胡適迫於清議,不得不宣佈退出「善後會議」。    
    3月12日,孫中山先生也終於懷著對「善後會議」的極大憤慨,在北京逝世了。    
    1 孫中山《致國民黨員書》,載《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冊,第441~448頁。    
    2 見《努力》週報第8期「這一周」短評,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刪。    
    3 分別見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4 《努力》週報第12期「這一周」短評,1922年7月23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第188~189頁。台北遠東版刪。    
    5 李大釗的信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442頁。    
    6 以上引文均見《努力》週報第16期和18期的「這一周」短評,《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第208~210、217頁。台北遠東版刪。    
    7 《一年半的回顧》,載《努力》週報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6版,卷三,第144頁。台北遠東版刪。    
    8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藏(原件),編號(052/107);轉引自蔣永敬《胡適與國民黨》一文,見《胡適與現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9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冊,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十 同上書,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00~302頁。    
     參看1925年2月20日陳彬和致胡適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13~314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師大風潮前後(1)

    1924年至1925年間,北京爆發的女師大風潮,是由於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而引起的;後來發展到直接反對支持楊蔭榆的北洋軍閥政府,尤其是那位鎮壓學生運動的教育總長章士釗。1這就直接間接與胡適有些關係。    
    章士釗是有名的復古派,與胡適可說是老冤家了。他曾經寫過一篇《評新文化運動》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適,特別痛恨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其中說:吾友胡適之所著文學條例。謂今人當為今人之言。不當為古人之言。……適之日寢饋於古人之言。故其所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今為適之之學者。    
    乃反乎是。以為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又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它嗎麼吧咧之文變。2    
    文中罵做白話的人「如飲狂泉」,「智出英倫小兒女之下」,是「以鄙倍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隳載道行遠之業,……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以悻悻的怒罵代替說理,簡直失了他自詡「學士大夫」的體面。    
    那時胡適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曾對別人說,章士釗的文章「不值一駁」。後來,胡適在上海碰到章士釗,又當面對他說起「不值一駁」的話。章士釗心裡自然很不服氣。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適到擷英飯館去吃飯,碰到已經當了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章士釗。飯後,他們便同去對門的一家照相館,合照了一張相,並且約定在照片上題詩以作紀念。章士釗寫的是一首白話詩: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甚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併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適收了照片,看到題詩,暗自高興,也便投章士釗所好,題了一首文言詩答他: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3    
    他們兩位的照片,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眼福見到了,看了這題詩,卻大致也不難想像出來:一位應是西裝革履,滿臉革新模樣;一位則長袍馬褂,復古之態可掬,竟又「長相親」,「雙雙併坐」在一條板凳上,頗有些滑稽。但在女師大事件中,他們兩位之間倒真的是頗為「相親」了。    
    女師大的那位校長楊蔭榆女士,曾經留學美國,也住過哥倫比亞大學,大約也聽過杜威博士的課,與胡適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門的師兄妹。但這楊女士脾氣有些古怪。她擔任校長,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學生們看做是她家裡的一群童養媳。這婆婆又依附軍閥政府,心地相當悍毒,以「寡婦主義」治校,要把學生陶冶得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冰霜,失其活潑之青春。因此,引起廣大學生的不滿。1924年11月,楊蔭榆無理勒令國文系的三名學生退學,又辱罵向她交涉的學生自治會代表,激起全校公憤。學生自治會便議決不承認楊為校長,發佈《驅楊宣言》,展開了她們所說的「驅羊運動」。    
    第二年4月,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任教育總長。7月復刊《甲寅》週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讀經,攻擊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揚言「整頓學風」,支持楊蔭榆鎮壓學生運動。而陳源等人表面上裝得超然像外,十分公平似的,實則偏袒章楊,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辭,轉彎抹角的手法,指責學生把女師大變成了「臭毛廁」,且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等人「暗中鼓動,挑剔風潮」。這樣就露出了並非公正,卻又竭力隱瞞的尷尬相。    
    到8月初,事態發展得愈來愈嚴重:楊蔭榆竟搬來軍警,包圍學校,勒令學生離校;章士釗則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並派武裝警察強行接收。於是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北京、上海的學生組織紛紛函電支持女師大師生的鬥爭。北京大學評議會也於8月18日開會,通過決議案如下:    
    本校學生會因章士釗摧殘一般教育及女師大事請本校宣佈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事。    
    議決:以本會名義宣佈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章士釗簽署之教育部文件。4    
    決議公佈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適卻反對。他與陳源、燕樹棠等5人聯名寫信,指責評議會「越權自專」,有「抹煞全體教職員同人之嫌」,故向評議會提出「嚴重抗議」。另有周作人、李書華等8人,也聯名致書校長,支持評議會決議,敦促校長將決議案執行。5隨後,胡適等17教授發表《為北大脫離教部關係事致本校同事公函》,特別強調的是「學術獨立」與「政教分離」,「學校為教學的機關」,「研究學術的機關」,應該「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而「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裡去」。接著,周作人等17教授簽名的《為反對章士釗致本校同事公函》,認為反對「無恥政客」為教育總長,事屬可行,章士釗摧殘教育,又提倡復古,仇視新文學新思想,「當然更應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發表《反對章士釗的宣言》。6可見當日的情勢,真是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章士釗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週刊上載文稱讚胡適等人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7而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也稱讚他們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8從此,聚居在北京東吉祥胡同的這些「現代評論派」的先生們,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號。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師大風潮前後(2)

    當日的鬥爭雖然十分尖銳,但教授們之間的爭論,其實也各有根據和道理。胡適等人偏袒章士釗解散女師大的非法行徑,當時卻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廣大學生的嚴厲批評。當時上海學生聯合會也鄭重致信,批評胡適說:    
    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捨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諸如此類,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釗合作,清室復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為青年指導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來種種舉動,荒謬卑污,長此以往,先生將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9    
    他們的批評可說是義正辭嚴,但又希望胡適「痛改前非,恢復首創文學革命時之精神」,也可說是仁至義盡的了。    
    這時的胡適,只是固守著「教育獨立」的思想,對章士釗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認識的,而且文學革命之精神余緒未泯。章士釗在《甲寅》週刊上攻擊白話文學,他還是禁不住要予以回擊。8月30日的《京報副刊》上發表胡適的《老章又反叛了!    
    》。文章披露章士釗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話歪詞」,「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同時指出章士釗反叛的原因,說:    
    行嚴(按,章士釗字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他卻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後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十    
    胡適對於章士釗的批評,還是相當中肯而又很嚴厲的。後來章士釗作文辯解,提起胡適公佈他「投贈之白話詞」一事,還覺得不好意思,說胡適近於開玩笑呢!    
    圍繞女師大事件及後來的「三一八慘案」,《語絲》與《現代評論》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特別是魯迅與陳源的筆戰,尤為頻繁激烈。胡適雖然偏袒章士釗,護著陳源;卻並未公開參加這場筆戰,也從未攻擊魯迅、周作人等反對章士釗的人們。而且,據他後來寫給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對於周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    
    1926年5月下旬,胡適隨「中英庚款訪問團」赴天津訪問。住在旅店,夜間無事,翻讀魯迅的《熱風》,大都是《新青年》時期寫的文章,讀來頗多感慨。當他讀到《隨感錄四十一》時,更深受感動;聯想到近年來圍繞女師大事件的筆戰,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適不禁心血來潮,便給魯迅、周作人、陳源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    
    因此,胡適一再勸說不要忘記《熱風》裡「學學大海」的那段文章,「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適當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說是不誠懇的罷;他雖然好心,然而,卻有些不分青紅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調和矛盾,顯然是幻想。也許,這正足以代表胡適那時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態度。    
    1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筆名孤桐、孤松,湖南長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參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東京主辦《甲寅》週刊,他自述道:    
    民國三年。愚違難東京。憤袁氏之專政。謀執文字以為殳。爰約同人。創立雜誌。倉卒無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歲也。(孤桐《大愚記》,載《甲寅》週刊第1卷第1號,1925年7月18日出版。)    
    兩年後停刊。五四運動後,他成了一個復古主義者。1924年至1926年間,任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曾參與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和民眾的愛國鬥爭。他兼任教育總長後,復辦《甲寅》週刊,提倡尊孔讀經,反對新文化運動。解放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    
    2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原載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聞報》;後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3 章胡二人互相贈答的這兩首詩,是根據胡適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錄抄出。該文原載1925年8月30日《京報副刊?國語週刊》第12期;後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4 載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題為「評議會佈告」。    
    5 以上兩函件,均載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6 以上三個文件,均見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三版注)    
    7 見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週刊第1卷第7號所載《說》一文。    
    8 見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報》。    
    9 1925年8月26日上海學生聯合會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341頁。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師大風潮前後(3)

    十《老章又反叛了!》,原載1925年8月30日《京報副刊?國語週刊》第12期,引文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第203頁。    
    見章士釗所作《答適之》,原載《甲寅》週刊第1卷第8號,1925年9月出版;後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1926年3月,在馮玉祥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李景林等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見奉軍戰事失利,便公開出面援助,於12日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亦開炮還擊,於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借口維護《辛丑條約》,於3月16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並限於48小時以內答覆,否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於3月18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不料在國務院門前,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當場和事後因重傷而死者47人,傷者150餘人,造成了帝國主義和軍閥互相勾結屠殺我國人民的大慘案。    
    胡適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42頁。    
    參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77~380頁。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1)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為了處理這筆退還的賠款,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被聘任為中方三委員之一。1    
    1926年3月,胡適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隨即參加以英國人威靈頓子爵為團長的訪問團,到漢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訪問,聽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見。5月,訪問團一致主張設立「中英庚款董事會」,全權管理英國退還的部分賠款。7月,胡適離開北京,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胡適自1917年留學歸國後,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火車晝夜兼程,穿過了遼闊的原野和森林,終於駛進了莫斯科。第一次來到這赤色蘇聯的首都,胡適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這兒住下來,休息幾天,看看這個震撼過全世界,而且各國至今都在關注、議論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後,第二天,胡適便去參觀革命博物館。他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第三天,他遇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便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三人看了也都覺得很滿意。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胡適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他在莫斯科給友人寫信道:    
    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of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2最後兩天,胡適又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更覺得他的看法不錯。他想,對這樣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政治大試驗,「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這才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胡適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打算將來回國之後,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蘇俄進行較長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雖然只逗留了三天,但這赤色首都給胡適的印象卻很深刻。到了倫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動,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仍在稱讚「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仍在稱讚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仍在稱讚蘇聯政府重視教育和科學,等等。3    
    胡適的這些信,寄回國內,在友朋中傳觀,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頗大的反響。    
    當時國內北伐戰爭正迅猛發展,革命空氣甚為濃烈,孫中山先生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適這時稱讚蘇俄,而且說我們「不配批評蘇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稱讚。而胡適的朋友們卻大多驚詫不已。有的對他「贊成蘇俄的論調」發生疑問;有的勸他不要匆忙表態,更「不必急於提方案」。徐志摩那時剛剛與陸小曼結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稱讚蘇俄的信,很不以為然;    
    又看他寄回的相片顯得有點瘦了,便開玩笑式的說胡適「倒像一個鮑雪微兒(布爾什維克)!」4其實,胡適在出國前一個多月,便發表過讚揚社會主義的言論,他說:    
    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5    
    人們讀到這些地方,往往誤以為胡適真的贊成蘇俄的社會主義了,並由此而覺得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連他的朋友們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適自己其實是說得很明白的。他並不贊成蘇俄的社會主義,他所贊成的是「自由的社會主義」。看他當時寫給徐志摩的信是怎麼說的罷: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為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Socialism)。6    
    胡適接著批評共產黨的朋友,說他們以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這是歷史上不能成立的話;而且責問說,「為什麼一定要把自由主義硬送給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形成了強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無產階級應該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擁護者。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才明確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只有教條式的專制的不好的共產黨,才會把自由硬送給資本主義。但是,胡適所贊成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胡適說: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2)

    美國近來頗有這個傾向。勞工與資本之爭似乎很有比較滿意的解決法;有幾處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國人歆羨。7    
    這就很明白了,胡適所贊成和歆羨的,正是美國牌的「自由主義」。這回到美國去,他還想打聽打聽哩。1 「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除胡適外,另兩個是丁文江(字在君)    
    、王景春(字兆熙)。    
    2 《歐游道中寄書》,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頁。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張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刪去。    
    3 參看《歐游道中寄書》,《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頁。    
    4 參看錢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適的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406~407、411~412、416~420頁。    
    5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原為日本《改造》月刊「中國特號」而作,中文稿載《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引文見亞東3版卷一,第16~18頁。    
    6 同注2,卷一,第85頁。    
    7 同注2,卷一,第85~86頁。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讀敦煌卷子(1)

    1926年8月初,胡適抵達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他這次游歐,主旨便是來參加庚款會;但會沒開幾次,委員會的人便四散了。胡適沒事可做,在倫敦遊覽居留十來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峽,來到法國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還想順便去「世界公園」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則是履行他游歐的另一項計劃,去巴黎圖書館看我國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麼貴重東西?又為何要跑到遠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來,這敦煌卷子,真可以說是我國的一批國寶。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個道士,偶然發現洞中夾壁後有一個密室,藏有許多古本經卷,除幾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寫本,共計約有兩萬來卷。最古的大約是一千五百年前寫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歷史了。那道士沒有什麼知識,根本不懂得這些卷子的珍貴,把它當符賣給周圍的鄉民治病,燒燬了一些;幸虧那沙磧之間,地廣人稀,所毀無多。後來,英國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來,知道了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點銀子賄賂那道士,便運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國的一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也來了,也只花一點銀子,便挑選運走了二千多卷。我國的這一批珍貴文物便這樣被竊運到英法兩國,成了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國家圖書館的珍藏。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只是他們揀選剩餘的一部分了。    
    胡適出國前,曾試作《中國禪宗史》初稿,寫到神會和尚,發現神會在禪宗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後來研究禪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沒了他。胡適決心替神會打抱不平。於是,在國內大力搜求史料,結果卻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會著作僅僅659個字!胡適便打定主意,趁這次歐洲之行,到巴黎倫敦來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寫的經卷中能夠掏摸出一點神會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適走進了巴黎國家圖書館,開始翻閱敦煌卷子。那時,伯希和因撈得我國敦煌的大批珍貴文物,寫了《敦煌千佛洞》等書,名聲大噪,已經當了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並主編東方學雜誌《通報》。胡適也去拜訪了他,並得到他的幫助。「他給我介紹,得進『寫本書室』,看敦煌各卷子。」1果然,在巴黎讀敦煌卷子,竟大有收穫。胡適自記道:    
    我到巴黎,不上幾天,便發現了一卷無名的語錄,依據內容,定為神會的語錄的殘卷。後來我從別種敦煌卷子裡得著旁證(例如《歷代法寶記》),可以確定此為神會的語錄。(卷子號目Pelliot3488)    
    過了幾天,又發現了一長卷語錄,其中一處稱「荷澤和尚」,三次自稱「會」,六次自稱「神會」,其為神會的語錄無疑。此卷甚長,的確是唐人寫本,最可寶貴。(號目P.3047)    
    從此世間恢復了兩卷《神會語錄》的古本,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2不僅讀書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當年在巴黎專攻法國文學的袁昌英女士,寫信給胡適,信中說:    
    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運命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人的福壽與成功。3    
    讀著這樣的信,胡適自然也高興。但是,得意之時,也遇著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適與當時也在法國的傅斯年約定,去萬花樓吃晚飯。胡適因事去遲了一點,在門口碰著萬花樓的老闆,他低聲說,「樓上有人發傳單罵你,我特為站在門口等你,你不要進去了吧?」胡適當即大笑,說:「不要緊,我要吃飯,也要看看傳單。」他上了樓,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卻沒有外人,也不見傳單。大家不說傳單的事。吃完飯以後,他們走到對街一個路角的咖啡攤,坐下閒談,胡適才問傳單的事。原來他們都收起來了,怕胡適生氣。胡適說:「我決不生氣」,才給了他幾張。一看,原來是中國國民黨旅歐巴黎支部發的《警告旅歐華僑同胞,請注意孫傳芳走狗胡適博士來歐的行動》,大約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當了孫傳芳手下的「淞滬總辦」,又同為中英庚款委員,才作這樣推斷的。胡適當時忙著看敦煌卷子,每日寫幾千字的讀書筆記,無暇顧及這種無聊事,只保存了一張傳單在他的日記裡,4便又埋頭讀書去了。    
    這年9月,胡適又去倫敦,翻閱不列顛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經卷,又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12月17日,是胡適滿35歲的生日,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讀書度過的。    
    他這天校讀了《忍和上道凡趣聖頓悟解脫宗修心要論》,抄了《大乘北宗論》一卷,讀了七種卷子。博物院電燈不明,校書抄書很費力。這天晚上,胡適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從去年9月底出京後,和我的「書城」分手太久了,真有點想念他。這一年多,東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規規矩矩的作品。……英國庚款事總算有點成績。此外只是出來跑一趟,換了一點新空氣,得了一點新刺激,於我有點好處,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體上始終沒有休息。巴黎倫敦兩地的讀書,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績。今天過生日,終日在B.M.裡校讀敦煌卷子,總算是一種最滿意的慶祝儀式了。5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讀敦煌卷子(2)

    總計在巴黎和倫敦,僅所得神會的語錄三種,《顯宗記》一卷,約計達兩萬多字,為國內所得的30倍!此外,還看到《楞伽師資記》的兩種寫本,6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禪宗史料。收穫確是很豐厚的。    
    在海外讀中國的敦煌卷子,能有這麼多收穫,胡適真是喜出望外了。至於這些中國的東西為什麼竟要到英國和法國去讀,他似乎沒有想,似乎也不願意去想。轉眼到了年底。胡適離開英國到美國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輪上,他匆匆揮筆,寫了《海外讀書雜記》,向讀者報告他所得到的幾項材料和收穫。回國以後,又把從巴黎倫敦影印帶回來的神會遺著整理寫定,又作一篇很詳細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合編成《神會和尚遺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7序言中說: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裡,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了兩萬字之多,到今日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81 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冊,1926年8月26日(三版補注);胡適在《神會和尚遺集序》裡也說:「我借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倫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頁。    
    2 《海外讀書雜記》。此文原為留英學生會的雜誌而作,後編入《胡適文存三集》。引文見該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頁。    
    3 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412頁。(三版注)    
    4 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5冊,1926年9月18日後所附傳單,及1940年12月30日的補記。(三版注)    
    5 同上書,第6冊,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6 《楞伽師資記》的這兩種寫本,胡適當時都托人影印,帶回國內,想整理付印,卻始終未印成。1931年,朝鮮的金九經借去,校寫為定本印行,胡適為作《楞伽師資記序》。這篇序文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二。    
    7 《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澤大師神會遺集》。其中收遺集四卷,跋四則,附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荷澤大師神會語」一卷;胡適所撰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印在卷首。    
    8 《神會和尚遺集序》,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頁。    
    胡適對神會和尚的考證和評價,及其他有關禪宗史的著作,自然難免有錯誤和武斷之處;人們對胡適論禪,也見仁見智,評價很不一樣。大致看來,側重於研究「禪」學的人,如日本的鈴木大拙,便說「胡適根本不懂禪宗」;而側重研究禪宗「史」的人,則多肯定胡適的考證。如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一書中,敘述唐代禪宗的南北之爭,便與胡適的見解頗有一致的地方。讀者可參看。(《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3編第2冊,第7章第2節,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頁)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1)

    游歐伊始,胡適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國去!    
    還是在莫斯科的時候,他聽說馮玉祥將軍那時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胡適便對馮的秘書說,希望馮將軍從俄國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1到了巴黎,他曾寫信給國內朋友稱讚蘇俄,也流露他嚮往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在同傅斯年談論政治的時候,他更明白地說:    
    德國可學,美國可學,他們的基礎皆靠知識與學問。此途雖迂緩,然實惟一之大路也。2    
    胡適自己當然更想到美國去,看看那離別已經十年的「第二故鄉」。3    
    1926年除夕,胡適登上「AmericanBanker」號海輪,橫渡大西洋,於1927年1月11日早7點抵達紐約。這是胡適曾經學習生活過的大都會。熟悉的街市、廣場和學校,顯得那麼親切,卻又有些陌生了!離別十年後,紐約變了,給胡適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車!即汽車。紐約的街道上,以致鄉間,汽車都像流水似的不斷奔馳。    
    他在1月16日紐約的《國民週報》(TheNation)上,看到了這樣一個統計數字:    
    全世界的摩托車27500000輛。    
    美國的摩托車22330000輛。    
    美國摩托車數佔全世界81%。    
    美國人口平均每5人有車1輛。    
    去年(1926)美國造的摩托車凡450萬輛,出口50萬輛。4    
    請讀者注意,這是60年前的統計數字,難怪胡適當時要感到驚訝,要讚歎美國「真是一個摩托車的國家」!    
    到美國後,胡適整日忙著會客,又忙著到各處演講。有一次,胡適在費城(Philadelphia)演講,一位朋友邀請他到鄉間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車前往,開到一個地方,見野外停放著一二百輛摩托車。胡適很奇怪,心想,鄉里那來這麼多汽車呢?便問道:「這裡開汽車賽會嗎?」那朋友笑起來,用手指著那邊的工地,說:「那邊不在造房子嗎?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來做工的汽車。」    
    在美國,胡適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著汽車去上課,鄉間的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家生產的雞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車送進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備的汽車到遠地方去旅行遊覽。胡適說,這便是美國的文明,「摩托車的文明」!而我們中國呢?當時還處在「轎子文明和人力車文明」的階段。對美國的摩托車文明,胡適怎麼能不讚歎,不歆羨呢!    
    這次在美國小住三月,胡適目睹耳聞了美國社會各方面的飛速進步。汽車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實行所得稅,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僱員與工人都購買股票,成為企業、公司的股東。凡此種種,胡適都津津樂道,讚不絕口。    
    他應邀參加過紐約的一次「兩周討論會」(FortnightlyForum),討論的題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做什麼時代?」到會的一位勞工代表,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他的演說使胡適由驚歎而首肯,終至於讚佩不已。美國的這種種事實,給胡適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國不會發生社會革命的結論,說:    
    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5    
    胡適所說的這種美國牌「漸進的」社會革命論,也就是他所贊成和歆羨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他認為,這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挑戰。他說:    
    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元的資本,而股票可由僱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6    
    胡適的意思很明白,他認為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說和階級鬥爭學說,在美國不靈,不適用於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這確是一個非常現實而且十分尖銳的挑戰。胡適並不懂得多少經濟學說,但他根據實際,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們出了一個題目,卻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學的!    
    美國如此進步,而中國何以這般落後呢?這是旅行海外的炎黃子孫都不會不想到的問題。1月25日晚,胡適與友人談論歷史問題,便談起「何以中國這一二百年的進步遠不如西洋之大?」胡適在日記裡寫下了他談的答案:    
    我提出幾個答案:(1)中國在統一的帝國之下,沒有競爭的必要,沒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種進步到可以勉強應用的時期就停止了。歐洲的列強競爭甚烈,有意的增加國際貿易,有意的發展工業,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國缺乏的因子。(2)鴉片之害。中國吃了印度的兩種麻醉劑: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鴉片——佛教;後吃了一種物質上的麻醉劑——鴉片。三百多年之中,鴉片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病夫國。(3)19世紀初年,嘉道的學風還在,到阮元林則徐還不曾表現大弱點。19世紀中葉的洪楊之亂毀了國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幾省。這也是一個大原因。7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2)

    胡適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觀的,但卻是他幾十年間幾乎一貫的觀點,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嗎?    
    1 參看《漫遊的感想》第四則「往西去!」《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頁。2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冊,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    
    3 胡適在留學日記中,曾寫道:    
    余於6月16日至綺色佳,去此八閱月矣。此次歸來,恍如遊子歸其故鄉,甚多感喟。戲謂此次歸綺色佳為「小歸」,明年歸國可謂「大歸」耳。小歸者,歸第二故鄉也。大歸者,歸第一故鄉也。(《藏暉室札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 恍如遊子歸故鄉」,1916年7月5日追記。)    
    4 見《漫遊的感想》第二則「摩托車的文明」所引,《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54頁。    
    5 《漫遊的感想》第三則「一個勞工代表」,同上書卷一,第58頁。    
    6 同上書卷一,第58~59頁。    
    7 同注2第六冊,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


第八部分:歐美之行 1926-1927經日本返國途中

    1927年春,國共合作舉行的北伐戰爭勝利發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繼克復。    
    北洋軍閥政府行將覆滅。就在這時,吳稚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提出彈劾共產黨議案;蔣介石背棄孫中山先生遺訓,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清黨」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胡適這時正由西雅圖登船,離美返國。登船時,他便聽到了上海、廣州開始「清黨」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橫濱。胡適踏上日本國土,便給上海的好友高夢旦先生發了一個電報,詢問國內的情形。高先生當即回電說:    
    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講學機會或可研究哲學史材料,少住數月,實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1    
    胡適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孫傳芳手下當了幾個月的淞滬商埠總辦,也寄信給胡適,述說北伐戰爭起後的情況,他對前途「並不十分樂觀」;不久便辭職,回北方去了。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來信,則勸他歸國後不要再作政治活動;「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顧信有一段分析,頗為中肯,他說:    
    先生歸國以後(按,指1917年胡適留美返國),名望過高,遂使一班過時的新人物及懷抱舊見解的新官僚極意拉攏,為盛名之累。現在國民黨中談及先生,皆致惋惜,並以好政府主義之失敗,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為孫傳芳僚屬,時加譏評。民眾不能寬容:先生首唱文學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們未必記得;但先生為段政府的善後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他們卻常說在口頭。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民眾伐異黨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國民黨,他們又一定熱烈的歡迎了。2    
    這些理由,概括一句話,就是國民黨也有可能給胡適加一個「反革命」的罪名!這其實也就是高夢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勸胡適暫時不宜歸國的理由。胡適心裡也自然明白,怎麼敢貿然回國?於是便暫留日本,觀察時局的變化,考慮如何應付變化了的時局。    
    他在歐洲時,也很關注國內形勢,與人談起過南方的領袖人物,對蔣介石諸人也頗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說:    
    廣州的領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與Borodin我沒有見過。……介石之能在軍事上建功,是無疑的。但他有眼光識力做政治上的大事業嗎?此事我很關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與見解。3    
    這段時間,胡適在日本仔細讀了那幾個月的報紙,瞭解國內的情況,據他自己回憶,便明白了當日吳稚暉等一班文人出來主張「清黨反共」,還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胡適的同情,那時就已經在蔣介石一邊了。他曾追述在東京的一段故事,說他在帝國大旅館裡,遇著剛從上海來的哈佛大學教授赫貞先生(ManlyO.Hudson)。談話間,赫貞說他在上海與宋子文交談過,認為「最近中國的政變是一個大反動!」胡適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曾為蔣介石辯護,說:    
    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道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說的那樣簡單吧?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恆(按,即吳稚暉)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4    
    這番話,是在26年之後,胡適逃亡美國時寫的。他當日擁蔣反共的態度,雖然未必像後來這般分明,但基本傾向卻毫無疑問,是前後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觀望了20餘天,胡適對國內風雲變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認識,心裡有了一點底,覺得似乎不至於怎麼樣。他便訂了船票,要回離開不滿一年,卻發生了很大變化的祖國來。    
    1 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427頁。    
    2 同上書,上冊,第426頁。    
    3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冊,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4 參看《追念吳稚暉先生》,原載台北《自由中國》雜誌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後收入《胡適選集》「人物」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見該書第167~168頁。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1)

    1927年5月17日,胡適從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顧頡剛的一封長信。顧在信中向老師和淚進言,說:    
    我以十年來追隨的資格,摯勸先生一句話:萬勿回北京去。現在的北京內閣,先生的熟人甚多,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他們為張作霖辦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們未必不拉攏,民眾是不懂寬容的,或將因為他們而累及先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1在「萬勿到北京去」幾個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見是重要極了!為什麼呢?前面已經說過,胡適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義」,當過段祺瑞政府的善後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這些都可以當作「反革命」行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為軍閥的僚屬和政客。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胡適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還逃得掉嗎?他在日本觀望20餘天,日夜思慮的也正是這一點,心裡怎麼不明白呢?北京,這個時候是絕對不能回的,他便決定留住上海。    
    那時的北洋政府,已是風雨飄搖,財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學連薪金也發不出來,教員生活非常狼狽;政治壓迫更一天天加重,連續發生「三一八」慘案等多起屠殺請願學生和民眾的事件。因而大批文化人便紛紛南下逃荒避難,或則嚮往投效革命,或則尋求新的棲身之所。原來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的一班人馬也紛紛南下,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饒孟侃、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員,都先後匯聚於上海。胡適回國後不久,新月社的人們便聯絡商議,由大家招股集資,籌辦一個新月書店。他們推胡適為董事長,張禹九任經理。於是,6月30日的《申報》上登出了一則廣告:    
    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本店設在上海華龍路法國公園附近麥賽而蒂羅路一五九號,定於七月一號正式開張,略備茶點,歡迎各界參觀,尚希賁臨賜教為盼。    
    新月書店謹啟新月書店的開辦,以徐志摩關係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適只有一百塊錢的股本,2卻掛著董事長的名義,更不好意思不盡一點股東的義務。他便答應把《白話文學史》修改出來,給新月書店出版。    
    這部書,原是1921年冬天,胡適在教育部舉辦的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的講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講,他住在旅館裡,把這「國語文學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後來,北京文化學社竟把這本講義排印了出來,封面上印著疑古玄同題寫的書名,書前有黎錦熙寫的「代序」,儼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3胡適得知以後,覺得「拿這種見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備,匆匆趕成的草稿出來問世」,自己感到「十分難為情」,便決心修改這部書。4這次修改,幾乎是重寫;    
    而且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得很大,實際上是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由於書店剛開創,稿子催得緊,胡適「隨寫隨付排印」,仍是匆匆趕成,難免有許多疏漏;    
    其中的一些見解,今天讀起來也未免淺薄幼稚。但這部書,可以說是用近代科學方法來研究和整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第一部著作,篳路藍縷,草創之功還是值得肯定的。可惜始終未能續完,又是「半部書」!    
    新月書店開辦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現代評論》,也移來上海編輯出版;他們又著手籌創一個《新月》雜誌。這刊物的籌創,曾經發生一點波折。據梁實秋在《新月前後》一文中透露說:    
    雜誌的籌劃,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負責在進行,有了成議之後,上沅到了閘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佈雜誌由胡先生任社長,志摩為主編。當時聚集在光旦家的聞一多、饒孟侃等表示異議,表面上是因為社長主編未經同人推選,手續不合,實際上是新月一批人每個都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誰也不願追隨在別人之後。志摩是何等圓滑的人,立刻主張改為集體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間。    
    大約就因潘家的這一點風波,素以涵養好著稱的胡適也很有些生氣,他給徐志摩寫了一封信,竟表示「決計脫離新月書店」,並且向董事會提出五項條件:    
    一、請准我辭去董事之職。    
    二、請准我辭去書稿審查委員會委員之職。    
    三、我前次招來的三股——江冬秀、張慰慈、胡思杜——請退還給我,由我還給原主。    
    四、我自己的一股,也請諸公准予退還,……五、我的《白話文學史》已排好350頁,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請諸公准我取回紙版,另行出版,由我算還排版與打紙版之費用。……5胡適要求辭去職務,抽走股本,撤回書稿,簡直是一張最後通牒,不是要拆新月社的台嗎?    
    這最後通牒式的信當時沒有公佈。畢竟徐志摩在新月社同人中間,「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6或是「何等圓滑的人」。風波總算過去,《新月》終於1928年3月升起。創刊號上登著胡適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的新月社,開一家書店,出一個週刊,又新創一個《新月》月刊和《詩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員撰寫的政治、經濟、文化、文學和翻譯等許多著作,堪稱新月社的鼎盛時期了。    
    1 顧頡剛1927年4月28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428頁。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2)

    2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自序》中說,他「只有一百塊錢的股本」;但他1928年1月28日致徐志摩的信中卻說,他還招有江冬秀、張慰慈、胡思杜各一股,胡適自己還有一股。據此,不計張的一股,胡家的股本便不止百元,而是三百元了。    
    3 北京文化學社版《國語文學史》,是1927年4月印行的。黎錦熙於2月16日作「代序」,其中交代該書的編著和修改情況,說:他(按,指胡適)的初稿,是民國十年給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編的。……次年(1922)4月,我在天津的直隸國語講習所講演,胡先生也來到,他在旅館裡把這講義的章節次序移動了一些。那年12月,教育部辦第四屆國語講習所,他又把它改了幾處——這就是現在的付印之本。(該書卷首)    
    這本《國語文學史》分3編,第1編為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第2編為唐代文學的白話化,第3編為兩宋的白話文學。附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4 參看《白話文學史?自序》,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6月版,卷首。後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出版。    
    5 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57~458頁。    
    6 此語出於胡適《追悼志摩》一文,載《新月》雜誌第4卷第1期「志摩紀念號」。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長偶作冰人(1)

    1928年3月,正當《新月》在黃浦江邊升起的時候,上海吳淞海邊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至4月底尚未解決,校長何魯辭職。校董會推胡適繼任,希望他能出面維持,平息風潮。胡適因母校的關係,慨然允諾,於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長。    
    胡適接長中國公學以後,頗多興革。當時的中國,既缺人才,又缺經費,很難辦一個完善的大規模的大學。中公經費更是異常困窘,瀕於破產的境地,卻設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學系,而學生僅三百餘人。胡適覺得非裁併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說:    
    我們覺得何魯先生任內所定學科組織的規模太大了,不是公學的經濟狀況能負擔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學院與法學院,其餘學系也經裁併,改為文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共兩院,七學系。原有之商學院成為社會科學院中之商學系。    
    余六系為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哲學系、數理學系、史學社會學系、政治經濟學系。1    
    這樣改革,實事求是,經過一段努力,竟把學校「從破產中救了出來,使他有很大的發展」,以致興旺發達起來了。2學生最多時達到1300餘人;而全校只有會計1人,事務1人,舍監1人,職員共計僅14人。3比起今日一些機構臃腫的大學來,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簡政了。    
    作為大學校長,胡適非常重視學生智能的培養。他在中公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學生讀書;並積極提倡寫作及各種學術研究會、演講會等活動。胡適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幫助思想學問。他曾說:    
    我們相信,文字的記錄可以幫助思想學問:可以使思想漸漸成條理,可以使知識循序漸進。……商家的賬簿上往往寫著「勤筆免思」;其實勤筆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4    
    在胡適的提倡與鼓勵之下,學校創辦了《吳淞月刊》,學生中也辦起了《野馬》等許多刊物,出現了一種自由、主動、活潑的讀書風氣。    
    胡適也相當重視體育,曾親自為全校運動會寫了一首短歌:    
    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5    
    他所看重的不僅是學生體格的鍛煉,而且重視運動場上對學生品格的培養,希望青年們養成一種堂堂正正的運動員風度。    
    對於校中成績突出的青年學生,胡適非常熱心培養扶持,甚至有些偏愛,卻也相當嚴格。當時文理學院的學生羅爾綱,平時一點也不活躍,在校中無聲無息。但他成績優秀,得過學校首屆獎學金,文化史的論文也作得不錯,很得胡校長的賞識。1930年夏,羅爾綱要畢業了。畢業前夕,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請求他介紹工作。胡適便約請羅爾綱做家庭教師,並收他做「徒弟」。羅氏在胡家先後五年,除指導祖望、思杜兄弟倆讀書外,又幫助抄錄整理胡鐵花先生的遺集,6並在胡適的指導下研究史學。後來,羅爾綱寫了一本《師門辱教記》的自傳,記述這五年跟胡適做「徒弟」的生活,頗為親切生動。其中寫道:    
    我一入師門,適之師就將「不苟且」三字教訓我,我以前謹遵師教。到了妻兒來北平後,為了要賣稿補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製濫作了。……至今想起來還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慚愧,又十分感激,當我每次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    
    據羅爾綱所記,胡適對他的幾次批評確是很嚴厲的,但嚴厲之中卻也能給人以啟迪;而對羅氏的成績,胡適也多有稱許和鼓勵。7羅爾綱後來研究史學頗有成就,尤為太平天國史的著名學者。他自己認為,跟胡適的指導與嚴格要求是分不開的。    
    吳□,當年名春□,也在中國公學唸書,也是胡適的一個得意門生。在胡適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時,吳□得到胡適的指導和幫助,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也得到胡校長的賞識。後來,胡適被迫離開中公,吳□也離校北上,考入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胡適又介紹他在學校謀得當「工讀生」    
    的機會,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親書一副對聯送給他,寫著: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胡適還寫信勉勵吳□,要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並在《大公報》上撰文,希望大學生們以吳□為榜樣,「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吳□那時確也深受胡適的影響,不僅把胡適送的對聯掛在自己的房間裡,也給胡適辦的《獨立評論》寫文章,並且按照胡適的指導和要求,成了專治明史的著名學者。8但是,吳□是一個熱血青年,看到黑暗腐敗的現實,他怎麼坐得下圖書館而無動於衷呢?他給胡適寫信,說:    
    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國民。    
    他這些痛苦,不敢「向有黨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適傾訴,說自己「過去備受先生的訓誨指導」,也希這時能給他「指示一條應走的路」。9胡適卻難以為力。後來吳□思想轉變,走上了與胡適相反的道路,成為一位堅強的民主鬥士。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長偶作冰人(2)

    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中,還有一位吳健雄女士。後來她留學美國,胡適對她仍經常關心指導。她終於成了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胡適常常以有這樣的學生而自豪。十吳健雄呢,對胡適的教導也終生不忘。1985年,她應邀回祖國參加母校南京大學校慶紀念,對青年後生談治學經驗時,猶說到胡適先生對她的教導和關心,是她後來積極進取的動力。    
    為了培養學生,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聘請好的教授。胡適接長中公以後,雖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是努力延聘,羅致了一批英美留學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較為齊整。他聘請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風,不限資格,不分派系。如中國文學系,有王運的弟子馬宗霍教先秦文學與《說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戲劇,有陸侃如、馮沅君教古典詩詞考釋,有鄭振鐸、梁實秋教西洋文學等等,還有年輕作家沈從文教小說創作。又聘請高一涵先生任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適自兼文理學院院長,還兼授「文化史」一門課程。他每週除了來校上課,洽商校務及主持各種會議和活動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住在滬西極司斐而路寓所,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在任中公校長的兩年間,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編校了《神會和尚遺集》,還寫了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的許多文章。這樣一位飽學而勤奮的校長,在研究和寫作方面有這許多成果,對教員,對學生,對學校的學風,將會產生怎樣良好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胡適不拘資歷,破格延聘沈從文來校任教,在中國公學曾傳為美談。    
    沈從文,湖南鳳凰人。只念過小學,大兵出身。後來刻苦自修,創作小說,多發表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成了《現代評論》的一個台柱作家,頗得讀者的喜愛。1928年春天,沈從文來到上海,與丁玲、胡也頻夫婦合辦《紅黑》雜誌和紅黑出版社。他們三人有很深的友誼。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沈從文曾多方奔走,協助丁玲設法營救。但據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說:    
    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有些羨慕紳士階級,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    
    那時候,教授的社會地位遠比作家高,因為自學可以當作家,搞創作;卻很難成學問家,當教授。沈從文也想當教授。但他沒有學歷,小說雖然寫得好,卻不能算學問,因此難進大學的門檻。    
    胡適原來就器重沈從文,出任中公校長後,便聘請他來校教「小說習作」,破格提拔他當了教授。沈從文訥於言辭,小時候讀書也很不認真;但教書卻很認真。    
    為了給學生作習題舉例,他隨時用不同的藝術手法,寫了表現不同生活題材的許多作品,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新月》雜誌和《小說月報》上,是他在中公教書的一項大收穫。    
    沈從文在中公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他的終身伴侶——夫人張兆和女士。據說這事也與胡適校長有些關係,得到過胡適的幫助。當時中公已實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學為數不多。據中公校友回憶,張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純樸,沉靜,又擅長球類體育,富健康美,被公認為中公的「校花」。許多男同學爭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絕,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難而退了。惟有教師沈從文鍥而不捨,寫了許多情書給張。她起初也不理睬,後來被纏不過,便去極司斐而路找胡校長。進門時,張女士腋下夾著一個包裹;胡適見了,笑著說:「你何必送東西呢?」她打開包裹送到校長面前,說:「不是禮物,是沈先生寄來的一大堆信。請校長你看看。」顯然,張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長干預,回絕沈先生;並且說,「他是老師,不能對學生這樣!」胡適知道了張女士的來意,便笑著說:「師生戀愛並不犯法,在外國亦是常事,校長是不能干涉的。」談了半晌,張兆和起身告辭,胡適送她到門口,將那包信退還給她,並勸說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後仔細觀察,如認為他並無惡意,做個朋友也好。否則,婚姻是不能勉強的。」胡校長侃侃一席話,無意中做了冰人,後來沈張戀愛居然成熟,於1933年9月9日結婚了。    
    從此,他們倆數十年間,風風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誠伴侶。    
    1 《中國公學校史》,原載《中公己巳級畢業紀念冊》,後收入《胡適選集》「歷史」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版,第1~10頁。    
    2 中國公學校董會1930年5月15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4~15頁。    
    3 參看楊亮功所作《胡適之先生與中國公學》,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卷第3期。    
    楊亮功先生是當時中國公學副校長,系胡適提名,由校董會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職。    
    4 《吳淞月刊發刊詞》,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頁。    
    5 這首歌作於1930年4月。後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出版),為《嘗試後集》之一首,題《中國公學運動會歌》。有人亦稱之為《健兒歌》。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長偶作冰人(3)

    6胡傳(鐵花)的遺著,經羅爾綱整理抄錄後,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適飛離北平時帶出,後帶往美國。其中的「日記」與「稟啟」,於1951年5月,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書名為《台灣紀錄兩種》;後又按日期合編為《台灣日記與稟啟》,1960年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以上兩種版本,均署「胡傳著,胡適羅爾綱校編」。    
    7據羅爾綱的「自序」及胡適的「序」和「後記」,我們可知:羅爾綱的《師門辱教記》,是1943年3月間,應當時廣西省政府參議、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先生之約而寫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設書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緊急疏散,所以在那個短促的時光內,此書還不曾得與廣大的讀者見面。」1945年,羅爾綱將修改本交獨立出版社總經理盧吉忱(逮曾)先生,準備重印;盧請胡適寫一篇序,但胡適拖到1948年8月才寫,書沒有印成。1952年,胡適回台灣講學遊覽,順便向盧逮曾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於1958年自費印出,改題書名為《師門五年記》。1963年,台北《傳記文學》第3卷第3期曾選載。此處引文即據《傳記文學》。    
    8參看金若年作《吳□同志事略》,見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吳□與「海瑞罷官」》一書,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頁及121頁。    
    9吳春□1932年1月30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02~104頁。(三版注)    
    十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下午,在為歡迎新老院士而舉行的酒會上,胡適致辭,中說:    
    我對於物理學是一竅不通,卻有兩個學生是名滿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當年北大物理學系主任饒毓泰,一位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算起該是「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207頁。)    
    講完這些話不久,酒會結束時,他心臟病猝發倒地,便去世了。    
    參看方延明寫的「人物專訪」《重返母校,寄語後生——吳健雄教授談治學》,載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    
    吳健雄女士,原就讀於中國公學,後轉入中央大學,解放後改稱南京大學。故中國公學、南京大學均為吳健雄女士的母校。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1950年11月,載《胡也頻小說選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9頁。    
    沈從文在中國公學的教職,據當時的副校長回憶是「教授」,參見注3;但當時中公的學生李雄回憶,又說沈是「講師」(《敬悼胡適之先生》,載台北《暢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陸學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評說》(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說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國公學唸書時,曾受沈從文的影響和賞識,其中也說沈「當時在該校任講師」,不知何據。筆者不便以這等事去詢問沈先生,姑從楊說,亦存李尹二說以備考。    
    參看李雄《敬悼胡適之先生》及程外《沈從文與胡適》(載《自由人》1957年5月4日)。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人權運動」始末(1)

    《新月》是一個以文藝為主的月刊,鼓吹所謂「為藝術的藝術」,與當時的左翼文學相對峙。但胡適是「發憤要想談政治」的人。1929年,他便在《新月》雜誌上發起了關於「人權問題」的討論。    
    首先出馬的是胡適本人,他發表了《人權與約法》一文。1這開頭一炮頗為猛烈,直對著國民政府、黨部機關,以致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政府侵犯人權的狀況有所揭露。他這文章是由國民政府的一道命令引起的。那時,屠殺共產黨、侵犯人權的事,本來屢見不鮮。「在這個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剩餘的時候」,國民政府卻要裝模作樣,於4月20日下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語意含糊,其中只提到「個人或團體」均不得非法侵害他人的人權,卻不提及「政府機關」。胡適看了很失望,在文章裡寫道,「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在這方面完全不給人們什麼保障,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胡適的文章,矛頭明確地對著了國民黨政府。    
    文中列舉了三件事實。一件是報載國民黨三全大會的一項提案——「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說到,法院往往過於拘泥證據,致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網,故提案說:「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就應該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本人不服,可以上訴。但上級法院如接到黨中央的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2胡適認為,這樣以黨代法,「只憑黨部的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豈不是用黨治代替法治,實際上根本取消了法治嗎?    
    一件是駐唐山的軍隊一五二旅,隨意拘禁商人,嚴刑拷問,使其致傷致殘,而商會的代表只能去求情,人身權利完全沒有法律的保障。    
    另一件是安徽大學的校長劉文典,受蔣介石召見時,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拘押。「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胡適說,「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3什麼是法治呢?胡適認為,法治絕不只是對著老百姓和民眾團體的,也應該是對著政府、黨和軍隊的所有官員的。他指出: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為都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權限。法治只認得法律,不認得人。在法治之下,國民政府的主席與唐山一五二旅的軍官都同樣的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權限。國民政府主席可以隨意拘禁公民,一五二旅的軍官自然也可以隨意拘禁拷打商人了。……在這種狀態之下,說什麼保障人權!說什麼確立法治基礎!4因此,胡適呼籲:「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    
    如果有侵犯人權的,「無論152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這篇《人權與約法》登出以後,以它對國民黨政府批評的尖銳和勇氣,在當時影響頗大。國內外報紙有的轉載,有的翻譯,許多讀者給《新月》寫信,於是,關於人權問題的討論,便以《新月》為中心展開了。    
    在討論中,胡適還就國民黨「以黨治國」,進一步提出了黨與法的關係問題。他說:    
    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如果黨不受約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國之中仍有特殊階級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還成「法治」嗎?5他對國民黨中國的「黨治」與「法治」的關係,分析確是一針見血,頗為深刻。    
    接著,又陸續發表了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羅隆基的《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專家政治》,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也都尖銳潑辣,提出了法治、憲法及思想言論自由等許多重大問題。    
    他們批評國民黨的所謂「訓政」,主張實行「憲政」。胡適指出,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只講「訓政」,取消約法之治,這是「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他認為,「訓政」不能只訓人民,黨國的袞袞諸公尤其要有憲法的訓練,法治的訓練。他說:    
    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與黨部諸公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覺」的政府諸公必須自己先用憲法來訓練自己,裁製自己,然後可以希望訓練國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則口口聲聲說「訓政」,而自己所行所為皆不足為訓,小民雖愚,豈易欺哉?6羅隆基也說,如果對政府官員沒有憲法和法律的限制,則「某個人,某家庭,或某團體霸佔了政府的地位,打著政府的招牌」,來蹂躪人權,那就比「明火打劫的強盜,執槍殺人的綁匪」更加可怕!所以,他主張「爭人權的人,先爭法治;爭法治的人,先爭憲法」。7總之,法治和憲政,是他們這次人權討論始終注意的一個中心。    
    他們又大力鼓吹思想言論自由,對國民黨有相當尖銳的批評與指責。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指出: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8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人權運動」始末(2)

    胡適甚至宣告,「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這批評夠尖銳,夠嚴重的了。    
    羅隆基的文章,題目就火辣辣的:「告壓迫言論自由者」!而且拉出孫中山先生來做擋箭牌,說中山先生是擁護言論自由的,因此「壓迫言論自由的人」,就是「反動或反革命」。羅氏又舉出中國的宣統皇帝、洪憲皇帝,以及外國的許多專制帝王,沒有一個不壓迫言論自由,但也沒有一個不以失敗而告終。9只有梁實秋的調子相當和緩。他鼓吹思想自由,反對思想統一。文末還追加了一個宣傳文藝自由的尾巴,既反對「三民主義的文學」,也反對「鼓吹階級鬥爭的文藝作品」    
    ;他認為,凡是宣傳任何主義的作品,都沒有多少價值:「文藝的價值,不在做某項的工具,文學本身就是目的。」十這是梁實秋的一貫主張。    
    他們又鼓吹專家政治,抨擊中國目前的政治是「武人政治」,「分贓政治」。他們指出,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的行政到黨的行政,都由一班毫無政治知識,毫無政治訓練的武人支配,其結果自然可悲了。特別是:    
    如今中國這幾十萬官吏,從最高的院長,部長,一直到守門的門房,掃地的差役,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既沒有選舉,又沒有考試,這幾十萬人是不是由推薦,援引,夤緣,苟且的方法產生出來的?試問一個國家的官吏,專靠推薦,援引,夤緣,苟且的方法來產生,這是不是拿國家的官位當贓物?這種制度是不是分贓制度?    
    這種批評,可說是擊中了中國官制的要害,觸到了中國專制制度的一種很深的遺毒。他們主張用「正當的選舉和公開的考試」,來建立真正的專家政治。而且斷言,在20世紀的今天,「只有專家政治,才能挽救現在的中國」。說得自然也有道理,而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們一班人參政的願望,是《努力》時代「好人政治」    
    的延伸。    
    這次人權討論,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突出內容,是對國民黨的締造者、「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公開批評。胡適不僅指責孫先生取消「約法之治」的《建國大綱》,指謫他頌揚中國固有文明的保守態度,還寫了《知難,行亦不易》一篇專文,批評孫氏的「知難行易」學說。    
    《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從政治角度,對孫文學說也有所肯定,說:    
    行易知難的學說是一種很有力的革命哲學。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進取。一面要人知道「知難」,可以提倡多數人對於先知先覺者的信仰與服從。信仰領袖,服從命令,一致進取,不怕艱難,這便是革命成功的條件。所以中山說這是必要的心理建設。    
    胡適認為,孫中山死後,北伐之所以成功,正是奉行他的遺教,建立「共信」的功效。    
    但是,胡適的文章,重點是批評「行易知難」說的錯誤。他指出:「行易知難」    
    說的第一個根本錯誤,在於「把『知』『行』分的太分明」。把「知」「行」分做兩件事,分做兩種人做的兩類事,這是錯誤的。「因為絕大部分的知識是不能同『行』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知識」。「行易知難」說的第二個根本錯誤,是因為「知固是難,行也不易」。尤其是治國,是一件最複雜最繁難最重要的事,知行都很重要。鹵莽糊塗,胡作胡為,自然要害國害民;就是有了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會禍民誤國。但在國民黨政府裡,有些人借「行易」之說,把治國看得太容易,「故紈子弟可以辦交通,頑固書生可以辦考試,當火頭出身的可以辦一省的財政,舊式的官僚可以管一國的衛生」。這樣怎麼談得上治國呢?所以,胡適指出:    
    今日最大的危險是當國的人不明白他們幹的事是一件絕大繁難的事。以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要把這件大事辦的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然而「行易」之說可以作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的護身符!    
    當時,胡適的一些朋友看了他的這些文章,擔心事涉當局不許批評的孫中山先生,怕惹麻煩,都勸他不要發表;並要那時做《新月》編輯的梁實秋把稿子抽出。    
    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長陳鍾凡看了文稿,對著胡適吐舌頭,說,「了不得!比上兩回的文章更厲害了!」他也勸胡適暫時不要發表,「且等等看」。但胡適還是堅決要發表。後來,果然招致麻煩,而胡適還居然大膽聲言:    
    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這就很有一點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膽略與無畏精神,在當時知識界思想界和政界影響極大。許多人寫信給胡適,稱讚他的文章有聲有色,有識見,又有膽量,連高夢旦家最守舊之九兄也稱讚說:「不特文筆縱橫,一往無敵,而威武不屈,膽略過人,兄擬上胡先生謚號,稱之為『龍膽公』,取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之義。」    
    胡適等人搞的這場所謂「人權運動」,其實只是一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呼聲,表現出相當強烈的法治和民主自由精神,當然有它的積極意義。但對於廣大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對於被「圍剿」被屠殺的共產黨人,他們並沒有說什麼話。對於國民黨當局雖有某些微辭,有所指責,有的也還相當尖銳,但他們其實也只不過希望蔣介石的黨國搞一點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而已。胡適等人的態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說:「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人權運動」始末(3)

    然而,黨國治下,即使像胡適《新月》那樣談人權,也是不允許的。一時上海的《民國日報》、《光報》、《時事新報》、《大公報》、《覺悟》、《星期評論》等許多報紙都刊文批判胡適;並由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呈請將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撤職懲處」;接著又有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幾個省市的黨部,呈請政府「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層層公文訓令,最後由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說: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誌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於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為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    
    有的則說:    
    查胡適年來言論確有不合,……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戒。……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    
    隨著,國民黨中央常會又制定了一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通令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習黨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這便是因胡適「人權」案而引起的,國民黨最先創造的「天天讀」。    
    胡適接到教育部上述訓令之後,特別將令文中的錯誤一處,別字二處,標出改正,並謂「該令殊屬不合」,「含糊攏統」,駁回教育部。    
    到1930年2月,上海市黨部又奉中央宣傳部密令,沒收焚燬《新月》雜誌;5月,剛剛出版不久的《人權論集》,也遭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各種報紙又紛紛登載要懲辦胡適、通緝胡適的議案和消息,鬧得滿城風雨。《新月》不保,新月社人心惶惶,「人權運動」也就無可奈何,偃旗息鼓了。    
    1《人權與約法》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2號;後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2月出版。本則引文未注出處者均見此文。    
    2此提案由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征提出,曾載上海各報紙,其內容如下:    
    上海特別市代表陳德征向三全會提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原文如下:〔理由〕反革命分子包括共產黨、國家主義者、第三黨及一切違反三民主義之分子。此等分子之危害黨國,已成為社會一致公認之事實。吾人應認定對反革命分子,應不猶疑地予以嚴厲處置。查過去處置反革命分子之辦法,輒以移解法院為惟一歸宿,而普通法院因礙於法例之拘束,常忽於反革命分子之實際行動,而以事後證據不足為辭,寬縱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結果,不獨使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遙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擊危害之危險。均應確定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之辦法,俾革命勢力得以保障,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辦法〕凡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轉引自《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509~510頁。)    
    3參看《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4版,第4~7頁。    
    4同上書第8頁。    
    5《「人權與約法」的討論》(胡適答諸青來),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    
    見《人權論集》第18~19頁。    
    6《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原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見《人權論集》第30~31頁。    
    7羅隆基《論人權》,原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5號;見《人權論集》第51頁。    
    8《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原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見《人權論集》第124頁。    
    紀念周,是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所規定的,於每週星期一上午,各機關、團體、學校人員集會,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一種儀式。每次都照例須念「總理遺囑」,然後「靜默三分鐘」,然後由主管人員訓話,訓話又大多千篇一律。後來紀念周便成為例行公事,頗類宗教的禮拜,只沒有那種宗教的虔誠罷了。    
    9羅隆基《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原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6、7號合刊;見《人權論集》第113頁。    
    十梁實秋《論思想統一》,原載《新月》雜誌第2卷第3號;後收入《人權論集》。    
    羅隆基《專家政治》,見《人權論集》第179頁。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的副標題即是「對於建國大綱之疑問」。    
    參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見《人權論集》第130~137頁。    
    《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有副標題「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原載《吳淞月刊》,《新月》雜誌第2卷第4號轉載,後收入《人權論集》第145~168頁。    
    陳鍾凡,字玄,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他勸胡適的事,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冊,1929年11月19日。(三版注)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人權運動」始末(4)

    參看梁實秋著《憶新月》,載《秋實雜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5月出版。    
    《人權論集?小序》,載該書卷首;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改題為《人權論集序》。台北遠東重版本《胡適文存四集》刪。    
    參看蔡元培、張孝若、史濟行等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15、522~524、540、543~544頁。    
    高夢旦九兄1930年舊歷「醉司命夕」致11弟(即夢旦)的信,高夢旦轉給胡適,故附貼在《胡適的日記》裡,見台北遠流版,手稿本第9冊,1930年1月29日後。    
    (三版注)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8冊,1929年7月2日。(三版注)    
    1929年9月23日上海《申報》載中央社消息:    
    上海私立中國公學校長,最近在《吳淞月刊》及《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文字,攻擊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各省市黨部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處先後呈請中央嚴予懲辦。中央亦以胡適言論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形,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溢出學術研究範圍,放言空論。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上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業由中央訓練部函請國民政府轉飭教育部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研究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    
    國民政府教育部遵令於1929年10月4日,發出訓令(字第1282號),對胡適加以警告。舊中國的這類玩意,今日青年難以見到,錄如下:    
    教育部訓令字第1282號令中國公學為令飭事:奉行政院第3276號訓令開:    
    案奉國民政府訓令,內開:    
    案准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函開:    
    逕啟者:頃奉中央常會交下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來呈一件,內稱:    
    案據職會屬第三區黨部呈稱:「查屬區第三次全區代表大會決議案呈稱(?)市執行委員會轉呈中央,咨請國民政府令飭教育部將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撤職懲處案,附具理由:胡適借五四運動倡導新學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隨聲附和,迄今十餘年來,非惟思想沒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國公學校長,對於學生社會政治運動多所阻撓,實屬行為反動,應將該胡適撤職懲處,以利青運。等因,合亟繕呈鈞會,祈察核轉呈」,等情前來:    
    「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誌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於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夫以胡適如是之悖謬,乃任之為國立(?)學校之校長,其訓育所被,尤多陷於腐舊荒怪之途。    
    為政府計,為學校計,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為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該會所請,不為無見。茲經職會第47次常會議決,准予轉呈在案,理合備文呈稱(?)鈞會,祈鑒核施行。」等因:    
    「查胡適年來言論確有不合,如最近《新月》雜誌發表之《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及《知難行亦不易》等篇,不諳國內社會實際情況,誤解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並溢出討論範圍,放言空論。按本黨黨義博大精深,自不厭黨內外人士反覆研究探討,以期有所引申發明。惟胡適身居大學校長,不但誤解黨義,且逾越學術研究範圍,任意攻擊,其影響所及,既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易使社會缺乏定見之人民,對黨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糾正,以昭警戒。為此擬請貴府轉飭教育部對於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詳細精研本黨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事關黨義,至希查核辦理為荷。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教育部分別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部即便分別遵照辦理,此令。    
    等因,合行令仰該校長知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四日部長€諂諂?    
    (據《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48~550頁排印的胡適保存的抄件錄出,令文中的三處〈?〉,即系胡適所標出該令文的錯誤和別字)    
    該條例經1929年10月21日國民黨中央第44次常會通過;《人權論集》把它附錄在羅隆基作《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一文後面,大約是當作「壓迫言論自由者」的一個實例罷。見該書第115~117頁,讀者可以參看。    
    參看胡適致蔣夢麟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47~548頁。    
    1930年2月5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致新月書店公函,全文如下:    
    逕啟者:本部頃奉中央宣傳部密令,內開:「為密令飭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2卷第6、7期,載有胡適作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及羅隆基作之《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二文,詆本黨,肆行反動,應由該部密查當地各書店有無該書出售。若有發現,即行設法沒收焚燬。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該部遵照嚴密執行具復為要。」等因,奉此,查該刊累載反動文字,早經本部查禁在案。茲奉前因,相應備函轉達,即希貴局勿為代售,致干禁令,為要。此致新月書店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1930年2月5日1930年5月3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四區執行委員會發出訓令,查禁《人權論集》等書,錄如下: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四區執行委員會訓令宣字第37號令各區分部宣傳委員為密令飭遵事:案奉市宣傳部密令行字第12號內開:「案奉中央宣傳部密令:飭為查禁大眾文藝編輯、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之《大眾文藝新興文學專號》及上海新月書店出版之《人權論集》兩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復並分令外,仰該員切實遵照查禁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該員遵照查禁為要。此令。中華民國19年5月3日宣傳委員趙少彝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亂中華」(1)

    胡適與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葉公超、丁西林等人,於1929年3月又組一個「平社」,準備辦一個《平論》週刊,未成;後又擬出一部書,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任一方面,並有了明確的分工,1但也不見結果。恰好因《新月》談人權,談出麻煩來了。胡適的中國公學校長雖然沒有明令撤職懲處,卻也給學校惹了麻煩。他只好引咎向校董會辭職。《新月》呢?更麻煩,隔幾個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適與同人等議論,改弦更張,另換題目,便討論「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為了不再惹麻煩,大家認為必須先寫一篇「概括的引論」,以便向社會各界,自然也向當局,表明《新月》同人對中國問題的「根本態度」。    
    還是由胡適先出馬。大家公推他來寫這篇引論。於是,由胡適起草,經大家討論,在《新月》第2卷10號上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一篇皇皇大文。2這頭一炮放得頗為奇特,放出了一個「五鬼亂中華」的奇論!胡適寫道: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這就是說,中國之所以壞到這般地步,都是這「五大惡魔」鬧的;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國人民的敵人了。這是胡適博士的一個最奇特的創造!    
    奇論一出,全國震驚。當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3梁氏是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提議人」之一,贊成胡適的「好政府主義」。因此他對胡適此一奇論的質問與批評,在當時頗有一點代表性,我們不妨多抄幾句原文如下: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癥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污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只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縱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    
    胡適讀了梁漱溟的信,也覺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簡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設法補救,便又發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開信。4仍多方辯護,否認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關於軍閥的問題,胡適則說:    
    至於「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20年來歷史的明訓。……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20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志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論他們爭論的「擾亂皆軍閥之所為」,還是「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胡適總算也承認軍閥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與軍閥一起歸入「擾亂」,當成了敵人。對於胡適和新月社的這種「根本態度」,國民黨蔣介石當然不應再「懲辦」,而應深表歡迎了。    
    怎麼來打倒這「五鬼」呢?胡適宣傳的還是他那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他說:    
    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    
    這也是胡適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態度和方法」。他們反對革命,堅持改良,甚至「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革命。    
    看到這些,人們卻反而難以明白,胡適他們要走的「那條路」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從革命的對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相對立,也與中國國民黨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革命路線相對立。說它是一條自由主義的道路罷?似乎也不對,因為連資產階級那一點反帝反軍閥專制的精神也見不著了。真是一條無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亂中華」(2)

    1關於「平社」,可參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冊,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關記載。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注)2《我們走那條路》,於1930年4月10日寫成,12日晚上提出討論,13日胡適補作「緣起」,然後發表在《新月》雜誌第2卷第10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本節所引文字,未注出處者,均見此篇。    
    3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是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於《村治》第2號,轉載於《新月》雜誌第3卷第1期之「通訊」(關於「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討論)欄內;後由胡適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作為《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附錄一」。下引梁文,均據此。台北遠東版《胡適文存》第4集,經作者刪改,本篇所附錄的梁漱溟文被刪去。    
    4載《新月》第3卷第1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作為《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附錄二」。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傳記熱」與《四十自述》(1)

    1930年,是胡適來到這個世界的第40個年頭。按中國的傳統算法,他可以說是40歲的人了。這年6月,他便開始寫自傳《四十自述》。1這是他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    
    胡適從小喜歡記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兒時讀朱熹的《小學》,那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人物,如汲黯、陶淵明等,使他數十年而不忘,並且從中悟出了傳記文學有重要的教育意義。他後來說: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2    
    青年時代,尚在中國公學讀書的胡適,便開始試作傳記文章,《競業旬報》上曾發表過他最早寫的《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和《中國愛國女傑王昭君傳》,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難得的。留美時寫過《康南爾君傳》。倡文學革命以後,更寫了不少今人古人的傳記和年譜。剛到40歲便動手作自述。後來逃亡美國,又有半部「口述自傳」,3還寫了一本十餘萬字的《丁文江的傳記》。4這後兩項自然是後話了。胡適不僅自己寫過許多傳記,還常常勸別人寫自傳,5足見他是一個「傳記熱」。    
    胡適之所以重視傳記文學,主要是著眼於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歎中國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也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曾分析過我國教育培養人才方面的六種缺陷,其中的一項便是——    
    傳記文學太貧乏了,雖偶有偉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風範皆不能成為多數人的讀物。6    
    他對比西洋教育的長處,也是六種,其中的一項便正是「傳記文學特別發達」,而且多能寫生傳神,又纖細詳盡,能夠成為後人學習傚法的榜樣。因此,胡適下決心大力提倡傳記文學。    
    1929年,張孝若為他的父親張謇先生編文集,撰年譜,作傳記,便得到胡適的熱情支持。這位張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緒甲午科狀元,隨後投身實業和教育,成為我國近代一位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雖然他後來政治上趨於保守反動,企業也因負債過多而破產了;但胡適仍稱讚他是「失敗的英雄」。他的兒子要做先人傳記,胡適自然積極支持,鼓勵,還慨然答允給孝若的先傳作了一篇序。    
    這篇《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7事實上可以算作是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的一篇專論。他首先分析了中國傳記文學為何不發達,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忌諱太多,第三是古文難以傳神寫生。都很有見地,特別是第二點分析,深中我國傳記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這裡,胡適正面提出了傳記文學「紀實傳真」的原則與要求。他認為,真實性是傳記文學最重要的條件,一定要說老實話,既不可諛頌,亦絕不應詆誣,而要能寫出傳主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    
    對於近代中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胡適認為都應該寫傳記,而且——    
    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所謂「寫生傳神的手筆」,「細密的考證工夫」,「遠大的識見」,這三項加上說老實話,不諛不誣,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謂良史的「才、學、識、德」,是對傳記文學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能算一個好的傳記作者,也難以寫出好的傳記作品來。    
    胡適對於文學,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創作無力」;但傳記的創作倒還是不錯的。    
    他曾到處勸老輩的朋友們寫自傳,卻都是口頭上答應,筆頭上不實行。他便自己動筆,開始寫自傳。他原來打算「從這40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小說式的文字來寫。第一篇寫他父母親的婚事就是這樣,頗有一些想像虛構的成分。當時曾得到徐志摩的熱烈讚許,胡適自己也高興,誤以為這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後來,他還是拋棄了這種小說式的寫法,走上了正道。他說:    
    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    
    8    
    這一變,雖然「頗使志摩失望」,但畢竟變得對;否則,《四十自述》會是另一種樣子,不成其為自述,也就很難說有史料的價值了。    
    歷史的敘述,只要剪裁得當,描寫傳神生動,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後,劉大傑曾寫信給胡適,評論說:    
    


第九部分:《新月》人權及其他 1927-1930「傳記熱」與《四十自述》(2)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愛第二篇《九年間的家鄉教育》。那篇給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點,是在純樸的家園的生活裡,反映出來一個聰明的孩子和一個慈愛而又是孤苦的母親相依為命的活潑的面影。9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傳記,應該是既具真實性,為讀者提供信史;又應該形象、具體、生動、傳神,給讀者以文學的趣味。現在的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難免有「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也難免有諱飾的筆墨,但基本上還是「謹嚴的歷史敘述」,甚至也不加諱掩地寫出了他少年時代曾經打牌、喝酒、逛窯子等惡習。文字也自然流暢,間有生動傳神之處。雖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樣「赤裸裸的敘述」,卻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讀的一部自傳。    
    胡適從40歲在上海開筆寫自述,遷居北平後陸續寫了幾章,43歲那一年方才與讀者見面。遺憾的是,由於種種事情打斷,他只寫出了赴美留學以前的一段生活。    
    雖也自成段落,畢竟只是「半部書」,而且是始終沒能續完的「半部書」。    
    1《四十自述》從1930年6月動手,在上海成兩章,遷居北平後至1932年9月,陸續寫完留學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雜誌上刊載過。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2《論領袖人才的來源》,原載《獨立評論》第12號,1932年8月7日出版;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題為《領袖人才的來源》。引文見該書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頁。    
    3《胡適口述自傳》,是50年代胡適在美國時,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用英語口述的自傳。口述時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剛君的協助;後又由唐氏整理,譯為中文,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於1981年3月出版。據胡適手擬的口述自傳大綱看,這本口述自傳只完成原計劃的前半,也只是「半部書」。    
    4《丁文江的傳記》,也是胡適逃亡美國時所作,於「1956年3月12日晨三時寫完」。共17章,約12萬餘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輯(中央研究院故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啟明書局出縮印本。    
    5胡適曾先後勸林長民、梁啟超、梁士詒、蔡元培、張元濟、高夢旦、陳獨秀等許多人寫自傳,參看《四十自述自序》。    
    6參看《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頁。    
    7《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原載張孝若編《南通張季直傳記附年譜年表》卷首,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出版;並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見該書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頁。    
    8《四十自述自序》,見該書卷首,又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頁。    
    9劉文傑1931年2月27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52頁。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人權」餘波(1)

    1930年11月底,胡適挈婦將雛,離滬北上,住進新租的北平後門內米糧庫四號寓所。心想,從此離開那因談人權而引起麻煩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煩卻未能完全了結。    
    胡適離滬之前,中國公學又發生風潮。胡氏本來早於5月獲准辭職了,但他推薦的繼任者馬君武先生,採取蕭規曹隨的方針,於校事無所變更,故仍為當局所不滿。有關方面便運動黨人於右任先生出長中公,因即引起風潮。上海市黨部為此又在報上發表宣言,極力攻擊胡適,並翻出談人權的老賬來清算,其中說:    
    自胡適潦倒海上,執掌該校後,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編《新月》雜誌,放言怪論,詆毀總理,狂評主義,誣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黨國之論,無所不用其極。1    
    他們咒罵胡適為「反動文孽」,說他在中公風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調停,實則是「教唆少數學生重起擁馬風潮」,甚至殺氣騰騰地宣稱國民黨人士「莫不欲得胡適以謝天下」。胡適素養好,不怕罵,但看了報紙,雖不憂心忡忡,卻畢竟也不得安寧呀。    
    接著,1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又登出立法院長胡漢民在立法院紀念周的講演,題為《談所謂言論自由》,又是針對胡適而發的。其中說:    
    最近見到中國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謂哲學博士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一篇長長的論文,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在他個人無論是想借此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贊助和榮寵,或發揮他「遇見溥儀稱皇上」的自由,然而影響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險惡,行為之卑劣,真可以「不與共中國」了。2    
    這裡的「所謂哲學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適的;而言詞如此憤激,明顯是對《新月》談人權,爭言論自由的餘恨未消。他們雖然後來也貢獻過「五鬼亂中華」的妙論,並把共產黨也歸到「五鬼」裡面了;但似乎還不夠將功折罪,所以,胡漢民要把胡博士拿來訓斥一頓,以警誡談所謂言論自由者。    
    胡漢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參加同盟會。孫中山辦《建設》雜誌時,他與廖仲愷、朱執信等,跟胡適討論過「井田制度」。那時國民黨尚不行時,所以「先生」長「先生」短的書信往還,煞是親熱。十年之後,胡漢民已貴為立法院長,國民黨中央的「胡委員」了,豈是當年討論井田的胡漢民可比?因此頤指氣使,對胡適很不客氣。受了這樣一位黨國要人的無端訓斥,胡博士又豈能忍氣吞聲?他於離滬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寫信質問,要求胡漢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麼《倫敦泰晤士報》上登有胡適的什麼長長的文章。這一下可將了胡漢民的軍。他本不會英文,自然沒見過《泰晤士報》,也沒有見過胡適的什麼文章,只不過是聽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撥言詞,便率爾興師問罪。接讀了胡適的信,他怎麼能答覆?只好推給秘書處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員隨從秘書處」的代答,頗為滑稽。一方面承認胡漢民是聽「友人」說的,不是自己「見到」;也不是胡適發表什麼文章,而是《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稱述中國某哲學博士之言論」。這樣說來,胡委員的演說信口開河,又率爾發表於報章,至少有不察之過的;但是胡委員卻硬說是「近極端言論自由者之過」。    
    官僚權勢者們大約都習慣於這種蠻橫態度。另一面,胡漢民的演說,明明是對著胡適,代答卻又詭辯說,「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這就使胡適明知受了誣詆,卻也不好追究得了。3    
    那時,胡政之寫的《新都印象記(二)》,也記有胡漢民的上述談話。胡適便寫信去詢問。胡政之覆信說,胡漢民當日確是指名道姓,針對胡適而發。這使胡適更明白了黨國要人對自己的不信任態度,心裡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適感到驚異的是胡政之覆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來函受過北平公安局檢查,亦殊可異。敝處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見檢查圖記,茲寄還函面,乞注意。4    
    即是說,胡適遷居北平以後,當局對他的言論仍十分注意,往來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檢查。這便是在中國談人權,談言論自由的結果!    
    與此同時,留在上海的《新月》雜誌,也不時遭國民黨當局的扣留與查禁。主要撰稿人羅隆基曾被拘捕,經保釋後,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一文,載在《新月》第3卷3期上。當局又認為該文「挾忿詆毀」,要求光華大學撤銷羅隆基的教授職務,敲破他的飯碗。自然這也是當局對他們談人權的事,餘恨未消的緣故。1931年初,胡適去上海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五次常會,便極力為羅君和《新月》的事奔走。1月18日,他托人帶《新月》雜誌兩份,送給蔣介石和他的侍從室主任陳佈雷,並寫信表明心跡,說:    
    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帶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兩份,一份贈與先生,一份乞先生轉贈介石先生。《新月》談政治起於2卷4期,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這幾期的言論。該「沒收焚燬」(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但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5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人權」餘波(2)

    羅隆基的事終於無可挽回,他只好以譯文賣稿為生。但胡適既送雜誌,又表心跡,希望「互相認識」,還是有作用的。    
    這年10月,胡適又要到上海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前,他與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晉見蔣介石。10月14日的《申報》,登載「南京專電」稱: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國府以丁、胡卓識碩學,擬聘為立法委員,俾展其所長,效力黨國。將提14日中政會簡任。    
    蔣介石特別召見胡適、丁文江,「垂詢」大局,可見在蔣氏那一面,對胡適是有了相當的認識,也相當的器重了。這是胡適第一次晉見蔣介石。謁蔣以後,他便迅速去上海開會,會畢又迅即北上。後來「簡任」沒有,不得其詳。至少大約開始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罷。當時,有位「敬」先生給胡適寫信說:    
    太平洋學會,公速北還,絕無痕跡之好機會,可以保留獨立發言之地位。愛公或無如弟者,唯形跡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請其一個月之猶豫亦可打消,不如再來為要。6    
    據此可知,胡適、丁文江與蔣介石當局之間,大約達成了某種諒解,但又都希望「絕無痕跡」;而此後,蔣介石肯定要借重胡適、丁文江,以其「獨立發言」之地位,來為黨國效力了。這年11月11日,蔣介石便致電胡適:「財政委員會業經組織成立,茲定於本月15日上午九時在國民政府開第一次會議,即希屆時出席為荷。委員長蔣中正。真(十一日)」報上也公佈了該委組織大綱及委員名單,胡適以「學者」身份與蔣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腦同列委員。胡適自己也覺得財政委員會的發表,「可謂『神速』」,只是因為「北歸後即病」,未能出席會議。7    
    1見1930年11月15日《申報》;並參看1930年11至12月間楊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東華等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0~33、36~37頁。    
    2轉引自胡適1930年11月25日致胡漢民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2~33頁。    
    31930年12月9日胡漢民隨從秘書處致胡適信,見同上書,中冊,第34頁。    
    4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適信,見同上書,中冊,第36~37頁。    
    5胡適1931年1月18日致陳佈雷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40頁。    
    6「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85頁。寫信人署名「敬」。耿雲志先生據中國近代史所藏胡適檔案,1930年9月17日陳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狀》一文給胡適,該文署陳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將檔案中信件筆跡對勘,考定此信系陳叔通所寫。(見耿著《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頁)陳叔通,名敬第,後以字行。長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和浙江興業銀行董事。    
    7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冊,1931年11月11日。(三版注)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獨立評論》的「獨立精神」(1)

    1932年5月,胡適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週刊《獨立評論》。第1期刊登胡適所作的《引言》,便標榜所謂「獨立精神」,說:    
    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1    
    後來,胡適還多次反覆強調、宣揚這個「獨立精神」,並指責別人不獨立。他說:    
    現今有許多人所以不能獨立,只是因為不能用思考與事實去打破他們的成見;又有一種人所以不能獨立,只是因為他們不能抵禦時髦的引誘。……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2    
    他們強調事實和真理,強調「獨立精神」,顯然是不錯的。他們社辦的刊物,不要任何黨派津貼,也不要什麼老闆問津;而是社員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為基金,社員作文不取報酬,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3那麼,《獨立評論》是怎樣講事實,講真理,怎樣貫徹「獨立精神」的呢?    
    《獨立評論》創刊的時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的嚴重時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卻堅持對日不抵抗,對內加緊「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在對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接連三次「圍剿」失敗之後,又積極策劃發動第四次「圍剿」,到1934年更傾全力發動第五次「圍剿」。那時的中國,「邊地」上是日本兵打進來,日本飛機炸進來;    
    在「腹地」,是中國兵打進去,中國飛機炸進去。真是炮火連天,哀鴻遍野啊!    
    那麼,聚集在《獨立評論》周圍的這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當時中國的這些基本事實呢?其實他們的思想和政見也並非完全一致。他們中間也有真誠地嚮往「獨立」的,有的則是不能不裝一點「獨立」的門面。例如胡適與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說點「公平」話,不承認共產黨是「匪」。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後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勢力。    
    ……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4    
    這說的確乎是事實。他們甚至呼籲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黨」    
    ,並「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這也確乎有一點「公平」。然而,他們又說「國民政府為自衛計,想用兵力剷除這樣迫脅它自身存在的政敵,這種心理是一個政府不能沒有的」。這自然是為國民黨政權著想,「剿共」還是必要的。他們畢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現,有一點「獨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贊成共產黨用兵力來革命,卻也利用回鄉機會,到處查訪共軍的情形,向與共產黨確無關係的老同學打聽「剿共」的消息,偶爾也向讀者報告某些實際情形,如國民黨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無限制的加征」錢糧;國民黨官軍如何「騷擾或叨擾」百姓;以及「剿共軍隊愈多,共軍勢力必日大一日」,「因為向來政府派往剿匪的軍隊把槍械賣給他們」;共產主義對貧苦老百姓,「真所謂暗室明燈」,「勢必如燎原之火」。5這些情形反映得比較客觀,也確有一點「獨立」的色彩。    
    胡適的有些文章,在讚揚近代中國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志士時,甚至也一併讚揚那些為「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認為「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他們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6胡適也並不諱言「蘇俄的進步是日新月異的」,並說「蘇俄的偉大的試驗,在這兩年之中,也逐漸得著了世人的承認與瞭解」,7這些也都顯出一點「獨立」的色彩。    
    但是,這種「獨立」的招牌掛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漸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後抗日」一類的詞語。81932年9月,丁文江發表一篇政論,題目就叫「抗日剿匪與中央政局」,文章說:    
    9月1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告全國人民書》。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與異黨合作(按,指追隨國民黨的一些小黨),以謀根本的建設三件事體。以原則而論,國內的多數人大概可以贊成。……「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侮者」,這當然是常識,任何人不能否認的。9    
    這些言論顯然是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作辯解與闡釋的,隱含的是反共精神,卻看不到什麼「獨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間,國民黨政府在第五次「圍剿」中得逞。中國工農紅軍被迫撤離南方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這時的《獨立評論》便連篇累牘刊載擁護「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問題》,宋益清的《從四川匪區回來》等等。十以後一篇文章為例,「匪」字滿紙,且說共軍所駐的地方「都有白骨叢塚」,縣蘇維埃所在地「殺人特別集中,萬人坑有70之多」,保衛局「附近的萬人坑很多」,把紅軍和共產黨描繪成了殺人的魔王。而胡適竟在《編輯後記》中,特別讚揚這篇反共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文字」,又讚揚這位反共作者具有什麼「史家的精神」。從此,擁蔣反共的態度就相當明朗了。胡適自己也在他的《南遊雜憶》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來歌頌「剿共」的勝利,說: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獨立評論》的「獨立精神」(2)

    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去年蕭克西竄,廣西派出剿御的軍隊只有六團是省軍,其餘都是民團,結果是把蕭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作戰的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15個聯隊,共約二萬人,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七千多。    
    對省軍和民團的讚揚,與對共產黨和紅軍失敗的描敘,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鮮明的對照!    
    對於國民黨蔣介石,《獨立評論》一班人的基本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點距離,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說:    
    國民黨固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我們這專心同情於國民黨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傷心,今日誠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處。    
    他的這番話頗有特點,頗為坦白,也頗有代表性。「啞子吃黃連的苦處」一句妙語,正惟妙惟肖地寫出了《獨立評論》一些人的複雜心情: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卻又哀怨國民黨不爭氣。他們是高等知識分子,不像一般糊塗政客黨人,更不是勢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國民黨那樣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勢,雖然同情支持,卻又有許多說不出的怨恨和憂傷。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對國民黨也作一點批評,提一點忠告,有時甚至言詞也很尖銳。如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說:「黨化與教育,是不能並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又批評國民黨政府「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自由,「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並希望「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立論相當尖銳,但都是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改良統治。    
    1933年3月,國府行政院長汪精衛致信胡適,請胡出任教育部長。胡適卻打定主意不做官,復汪信說:    
    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留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嚮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是胡適內心的真實自白,也可以代表《獨立評論》中一些人的心聲。他們標榜「獨立精神」,要保持一點「獨立」的門面,為的是要更好地為政府說話,為黨國做「諍友」和「諍臣」!    
    1載《獨立評論》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2胡適《獨立評論的一週年》,載《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出版。    
    3當年住在胡家,為胡適幫辦書稿抄寫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呂,曾在日記中記下「獨立評論社」初發起時,社員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單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堯生(330元)    
    吳陶民(340元)    
    胡適(360元)    
    翁詠霓(240元)    
    陳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蔣廷黻(240元)    
    顧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周寄梅(50元)    
    吳景超(30元)    
    ※張奚若(570元)    
    ※CemC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為獨立社之基本金。張奚若和Cem非捐款,而是歸還努力社款(張)和別的款(Cem)撥入的。(三版注)    
    4丁文江《所謂「剿匪」問題》,載《獨立評論》第6號,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適的「附註」云:    
    丁先生寫成此文,給我全權修改。從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來不及送丁先生審校了,只好由我聲明負責。    
    由此可見,該文的觀點不僅是胡適所同意的,有的還是他修改的,當然也就是他的觀點。    
    5毛子水《南行雜記》「一關於剿共的」,載《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出版。    
    6《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    
    7參看《協作外交原來是焦土外交》(載《獨立評論》第98號),及《獨立評論》第101號《編輯後記》。    
    8參看葉叔衡的《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載《獨立評論》第16號,1932年9月4日出版),蔣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載《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4月23日出版)。    
    9丁文江《抗日剿匪與中央政局》,載《獨立評論》第19號,1932年9月25日出版。    
    十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問題》,載《獨立評論》第119號,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從四川匪區回來》,載《獨立評論》第120號,同年9月30日出版。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獨立評論》的「獨立精神」(3)

    見《獨立評論》第120號的《編輯後記》。    
    《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載《獨立評論》第164號,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遊雜憶》全書,同年10月由國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出版。任叔永:《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載《獨立評論》第3號,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胡適:《汪蔣通電裡提起的自由》,載《獨立評論》第131號,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載《大公報》1934年12月9日「星期論文」。(三版注)    
    胡適1933年4月8日致汪精衛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08頁。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與民權保障同盟的分歧(1)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銓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是一個以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積極援助政治犯,爭取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為宗旨的進步團體。第二年元月,北平也成立分會,胡適被推為北平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消息在報紙上披露後,北方的進步青年學生及各界人士,特別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於縲紲之中的青年,對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和胡適個人,都寄予很大期望。他們推想,胡適一向崇尚人權,主張民主憲政,由他來主持北平分會,必能為保障民權大展身手。因此,祝賀、建議及申訴、求援的信件,紛紛寄到米糧庫四號胡宅。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則把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視為非法組織,不時加以壓迫。    
    胡適確也忙乎了一陣子。他們與上海的總會相配合,在北平也採取行動,抗議顧祝同槍殺劉煜生事件;1月31日,胡適又徵得張學良的允許,與楊銓、成平一起,視察了北平陸軍反省院及另外兩所監獄,瞭解在押政治犯的情況。北平分會與上海總會之間,函電往來頻繁,配合也頗為默契。    
    但沒過多久,胡適便與同盟總會鬧起矛盾來了。原來,史沫特萊(A.Smedley)女士曾收到一份《北平軍委會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訴書)》,其中詳細揭露反省院裡種種酷刑和非人道情況。她便提交民權保障同盟總會臨時執行委員開會傳觀。會上決定分送中西各報刊登,並寫有英文和中文緣起,由宋慶齡簽署,其中提出:    
    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    
    英文的《大陸報》和《燕京新聞》便分別於2月2日及5日發表出來;而中文稿則因有新聞檢查,未能登出。1胡適於2月4日收到史沫特萊航寄的英文本,看了就很不滿意。因為他和楊杏佛、成平一起去那反省院親自察看過,根據視察實情,他斷定這個「控訴書」是捏造的。當即給總會的蔡元培、林語堂寫信,說:    
    反省院是我們(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幾天親去調查的。有須〔許〕多犯人和我們很詳切的談話;杏佛當能詳告你們諸位。他們訴說院中苦痛,最大者為腳上帶鎖,與飯食營養不足二事。但〔無〕一人說及有何種私刑吊打,如孫夫人所得Appeal中所說的。談話時,有一人名劉質文,是曾做蘇聯通訊社翻譯的,他與我英文談話甚久,倘有此種酷刑,他盡可用英語向我訴說。    
    胡適是注意事實的,他覺得這種匿名文件「豈可不經考查,遽然公佈於世?」他認為應調查文件來源,不可輕信;「若隨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經執行委員會慎重考慮決定,遽由一二人私意發表,是總社(會)自毀其信任」。因此他希望「與孫夫人慎重一談」,「如有應由總社(會)更正或救正之處,望勿憚煩,自行糾正,以維總社(會)信任」。應該說,胡適這些意見還是相當慎重的。2第二天清晨,胡適看到《燕京新聞》上已經正式發表了這個控訴書。恰好這一天,張學良叫他的秘書打電話給胡適,質問材料的來源。他便再次給蔡、林二位寫信,情辭更為激切。信中直接批評「孫夫人不加考察,遽信為真,遍登各外國報紙,並用『全國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這是大錯」。他要求「徹查」全國執行委員會「是否曾經開會議決此項文件的翻譯與刊布」;甚至說:「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3事實上,史沫特萊女士曾將此件交執委會傳觀,因大家相信女士之人格,並未查其來源,便同意發佈了,卻並非一二人擅用總會名義發表的。    
    蔡元培、林語堂接讀了胡適的兩封信,楊銓也讀了,都覺得事情極為嚴重。這三位都是胡適的老朋友,也都認為「非開會徹查不可」;但又希望「內部設法整頓」,不要鬧崩才好。楊銓接連給胡適寫了兩封信,即反覆勸胡適「勿灰心」,注意內部「團結」,他說:    
    此事於監獄調查當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設法補救及以後加意審慎,望兄千萬勿消極,在京、平市黨部開始壓迫本會之時,內部自當精誠團結也。4    
    然而,胡適擔心張學良誤會,急於澄清那控訴書材料的真偽問題,故不等蔡元培、林語堂的覆信,不等總會的答覆,也不想聽聽上海方面楊銓諸朋友的勸告,便致函《燕京新聞》及其他幾家報紙,指出總會所發表的那份政治犯控訴書;顯然是「偽造的」,並用他視察反省院的經過,證明那些駭人聽聞的酷刑是毫無根據的;同時,他也說明,「寫這封信,並沒有意思認為此地監獄的情況是滿意的。    
    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將盡一切努力來改善那些情況。然而我不願意依據假話來進行改善。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5分歧十分明顯。但是,胡適最不滿意的還是總會宣言中所提「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不久,他又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民權的保障》一文,依據「法律」,反對總會「釋放政治犯」的主張。他說:    
    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6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與民權保障同盟的分歧(2)

    這就從法律的角度,把他和總會的矛盾尖銳化了。總會要求釋放政治犯,保障民權與人權;而胡適要維護國民黨政府的法律,政治犯與虎謀皮搞革命,便應該「被虎咬」,不能釋放。這就明顯地是要求保障民權或人權,服從於維護政府的鎮壓之權。因此張學良的秘書便致書胡適,表彰他「篤念時艱,抒發偉議,審微見遠」,以至於「良殷心傾」,欽佩之極了。7接著,胡適又以北平分會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報》記者發表談話,繼續指責「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    
    ;宣稱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8這就為蔣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鎮壓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顯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適如此對外公開反對會章,攻擊會務,中央執委會特開會討論,致電胡適,詢問對《字林西報》談話的真相,要求他復電解釋。他的老朋友楊銓也致信相勸,「甚望有以解釋,勿使此會因內部異議而瓦解也」。9但胡適既要從法律上維護政府之鎮壓權,已走上與民權保障同盟根本對立的道路,便不再聽朋友勸告,也不回復總會的質詢。2月28日,宋慶齡和蔡元培代表總會,再致電胡適,說:    
    釋放政治犯,會章萬難變更。會員在報章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十    
    胡適仍無答覆,於是,1933年3月3日,民權保障同盟開中央執委會,蔡元培主席,議決開除胡適的會籍。從此,胡適便與民權保障同盟決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麼「人權」、「民權」了。後來宋慶齡曾作過分析,說胡適原來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則才加入的,「但當國民黨與張學良公開反對本同盟時,他害怕起來了,並且開始為他的怯懦尋找借口和辯解」。攻擊同盟,反對會章,正是他討好蔣介石、張學良的具體表現。    
    對於胡適與民權保障同盟鬧的這場風波,國民黨政府自然十分滿意。這以後,就有了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出面請胡適出山當教育部長的事。雖然胡氏懇辭,沒有去當官,關係卻從此異常地親熱起來,真正成了國民黨政府的「諍友」、「諍臣」    
    了。    
    1參看蔡元培林語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87~188頁。    
    2見上書,第179頁。    
    3同上書,第181頁。(三版注)    
    4見上書,第188頁。    
    5同注1,第182~183頁。(三版注)    
    6《民權的保障》,載《獨立評論》第38號,1933年2月19日出版。    
    7同注1第186~187頁。    
    8胡適對上海《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ryNews)記者的談話,載1933年2月22日該報;中譯文附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89~190頁。    
    9同注1,第192頁。    
    十同注1,第193頁。    
    宋慶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見《為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蔣介石(1)

    1931年10月,胡適去南京晉謁蔣介石以後,便一步步走上擁蔣的道路。後來便逐漸親熱起來,願意做國民黨政府的諍友、諍臣。    
    什麼是胡適所謂的「諍友」、「諍臣」呢?他在致《獨立評論》的三位朋友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一封信裡,曾引宋人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的一首詩,詠那山泉道: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鳴。    
    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胡適希望三個在政府裡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樣,出山以後反而不聲不響,而要做「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他說:    
    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1    
    這便是胡適所理解的諍友、諍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領袖的事業」,也正是胡適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擁蔣,其中便包含著一種幻想,即憑借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賓師自居,「教育領袖」,希望能引導蔣介石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    
    胡適辦《獨立評論》,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憲政,希望蔣介石的黨國實行他所嚮往的那套美國式的民主政治。1933年冬天,在《獨立評論》開始的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即集中反映了胡適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當時,蔣介石正日益加緊法西斯獨裁專政。繼「CC團」之後,又組織了「藍衣社」。這兩大特務組織,叫嚷「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在全國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獨立評論》上發表蔣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蔣介石的意願,主張中國實行專制獨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謂「新式獨裁」。2他們認為在中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說,「除去了獨裁政治還有旁的路可走嗎?」3對於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傾向,胡適卻是不滿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蔣廷黻的文章,明確堅持民主政治,反對獨裁專制。他說:    
    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靠獨裁專制。……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4胡適認為,蔣介石也沒有資格做專制獨裁的「諸葛亮」,何況其他!並進而指出,在中國提倡獨裁,「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的專制」。5    
    《獨立評論》上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持續了一年多,發表了幾十篇文章。一派主張獨裁,一派主張民主,分歧似乎很大,爭論也頗熱烈。但就其實質來說,僅是蔣介石國民黨用何種方式實行統治的問題,一派主張把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製度搬來,一派則要採用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擁護和改善國民黨蔣政權的統治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沒有分歧的。    
    1934年冬,國民黨政府在第五次「圍剿」中取得一時的勝利以後,國共兩黨鬥爭的情勢驟變。為了欺騙輿論,籠絡民心,蔣介石也曾做出一點民主的姿態。11月27日,他和汪精衛聯名向全國發出的通電表示:「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實行義俄制度之必要與可能也。」同日,蔣介石在答日本記者的訪問時,也說到「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的必要」。蔣介石這樣親自出來做一個否認獨裁,維護民主自由的姿態,使得胡適喜不自禁。他對蔣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啊。所以,立即作文,表示「很誠懇的贊成」蔣介石的宣言,並很誠懇的希望蔣介石「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6    
    不久,胡適便出來為「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做總結。他在《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證國民黨的黨義,表明自己的心跡,說:    
    依我們的看法,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14條和第24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而在這樣走上民主憲政的過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著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的贊助的。7    
    胡適代表《獨立》一班人,也儼然以「黨外」人士代表的身份,公開表明擁護蔣介石國民黨。這便是討論「民主與獨裁」一年多所求得的「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蔣介石(2)

    這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和政府中的地位已趨穩固,便積極準備召開國民黨的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胡適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公開為蔣介石說話,抬轎子,吹捧蔣介石「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為幫助蔣介石登上全國「最高領袖」的寶座大造輿論;並且說「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又說「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謀利益的」,又說「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膀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因此,胡適斷定蔣氏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8把這許多好話都堆在蔣介石頭上,未免近乎諂媚,那「獨立」的面紗也全撕下了。但是,胡適即便吹捧蔣介石,也並沒有忘記他以賓師自處,教育引導蔣氏的良苦用心與幻想。他婉轉地批評蔣介石「愛干涉到他的職權以外的事」,無論軍事、內政、外交、財政,也無論教育、實業、交通、衛生,以及中央和各省的事,蔣氏都一把抓,也就是獨裁。胡適說,這是「蔣介石先生的最大缺點」。他曾寫信給蔣介石,「勸他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則成功較易,而責任分明。成功易則信任日增,責任明則不必代人受過。」    
    他認為蔣「今日之事,適得其反,名為總攬萬幾,實則自『居於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9而胡適最注重的還是民主憲政,他再而三地勸導蔣介石實行憲政,說:    
    倘使蔣先生能明白這段歷史的教訓,他應該用他的聲望與地位,毅然進一步作憲政的主張,毅然出來擁護憲法草案,促進憲政的實行,……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獨裁的全國最高領袖。只有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是真正不獨裁而可以得全國擁戴的最高領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十    
    守法護憲,不獨裁,這便是胡適所希望的蔣介石。胡適對蔣氏的用心,對蔣氏的幻想,無可奈何地近乎虔誠,鍥而不捨。然而,以武力起家的蔣介石,怎麼可能真心接受並實行胡適所貢獻的民主憲政呢?    
    1胡適1936年1月26日致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02~303頁。    
    2蔣廷黻的《革命與專政》,丁文江的《革命與專制》,兩文同載《獨立評論》第80號,1933年12月10日出版。由這兩篇文章而引起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至1935年2月才告一段落,歷時一年多。    
    3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原為《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33號轉載,1934年12月30日出版。    
    4《再論建國與專制》,載《獨立評論》第82號,1933年12月24日出版。    
    5《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載《獨立評論》第133號,1934年12月30日出版。    
    6《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載《獨立評論》第130號,1934年12月9日出版。    
    7《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載1935年2月17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41號轉載。    
    8《政制改革的大路》,載《獨立評論》第163號,1935年8月5日出版。    
    9此信未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1冊)1934年4月4日記有「寫信託廷黻帶去給蔣介石先生」,並摘要敘述信的內容,可以參看。(三版注)    
    十同注8。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唱對日不抵抗低調(1)

    《獨立評論》創刊時,正當「一?二八」事變上海停戰之後。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適和《獨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調。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竟規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雖由中國警察接管,卻規定中國不得在本為自己領土的「交戰區」駐兵,明顯是對中國主權的出賣;又規定日軍撤至「一?二八」事變前地區,即承認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滬、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廣大地區永久駐軍,還承諾取締抗日運動,答應把英勇抗擊日寇的十九路軍撤離上海。這顯然是一個妥協和出賣主權的協定。而這時創刊的《獨立評論》,發表胡適的文章,卻公然讚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態度,讚揚喪失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1不久,胡適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2    
    雖然文中明確提出「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卻又妄言中國也不得在東三省駐紮軍隊,實際上等於承認滿洲獨立。因此,連一向追隨胡適的傅斯年也極表反對。    
    胡適一味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幻想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故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爭的妥協舉措,他都表歡迎擁護,特別寄希望於國際的「調解」與「援助」。這年10月,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即「李頓報告書」。這報告書也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後,英美等西方大國對日本獨霸中國東北的不滿,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軍「九一八」夜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經宣戰而「武力強奪佔領」;「滿洲國」是日本炮製的傀儡政權,「在當地華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這些誠然是公論。但是報告書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滿洲自治」,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將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這個報告,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胡適卻撰文讚揚這個報告,說它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並稱讚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對於所謂「滿洲自治」,胡適也全盤接受,說他「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3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鄭螺生等人的質問與批評。4但胡適仍不改初衷,接連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多篇文章,5繼續散佈對國際聯盟的幻想,希望通過國際的「調解」、「援助」,來解決中日問題。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只認強暴,不顧世界輿論。胡適有時也十分矛盾,覺得對國聯的幻想不切實際,還必須強調民族自救。他曾說:    
    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籐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拚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6應該說胡適還是有所覺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遠流長。早在留美時期,他就是老子的「不爭」哲學和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當年留美同學,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堅決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卻力主「溫和」「冷靜」,反對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學罵為「木石心腸」。7時光流逝了近20個春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新的侵華暴行,胡適還是重彈不抵抗的老調,並以為他的這種態度是「理智的愛國主義」。但是,他的論調卻與蔣介石政府當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謀而合了。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愛國傳統。各階層的愛國同胞,特別是熱血青年,都奔走呼號,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國難,抗日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稱是《獨立評論》的「准社員」,也主張抗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並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若何?8胡適卻仍堅持他的不抵抗論調,他回答徐炳昶說:    
    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9    
    胡適在日本侵略者的先進武器面前,極度悲觀,國勢孱弱,無可奈何。他以為只有妥協求和,才能避免國家更大的損失,一個負責任的政論家必須冷靜,不可輕言抵抗。這是他堅持不抵抗主張和幻想國聯調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確乎是冷靜的,卻也確乎冷到了「木石心腸」的化境啊!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唱對日不抵抗低調(2)

    1933年,日軍又侵佔熱河,大舉進攻關內,直逼長城以南,平津華北形勢十分危急。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又只好談判乞和。這年5月,胡適作《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繼續唱低調,主張暫謀局部的華北停戰以「保全華北」,認為中國此時「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決無解決的辦法」,「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十他如此為國民黨政府的乞和與不抵抗辯護,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過去對胡適執師禮甚恭的態度,寫信抗議,並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僅此一點,也可見胡適所唱的不抵抗低調,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適唱不抵抗低調,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貽誤抗日救國的責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說他是投降賣國。他主張與日本妥協談判,也是出於一種愛國的責任心,故堅持以「取消滿洲偽國」為目標。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覆國聯的書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便認為「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說:    
    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    
    另一處,胡適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決任何懸案」,實現所謂「中日親善」的欺人之談的時候,也指出:「任何懸案」,當然應該包括「滿洲國」為第一個必須解決的中日懸案。這個第一懸案如果無法解決,其他的「任何懸案」即使有解決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兩國之間的仇恨。他還突出強調說:    
    我們對日本,對世界,決不可迴避這個滿洲問題。……我們決不可因敵人忌諱而就忽略了這三千萬人民所在的失地,讓他們去任日本軍閥的隨意宰割!    
    人們從這裡可以看到,胡適唱低調的時候,並沒有忘記在日軍鐵蹄蹂躪下的同胞,也沒有忘記被侵略者佔領的我國神聖領土和主權。    
    到了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華北發動新的進攻,策動一些親日派漢奸發動所謂「五省自治運動」,陰謀變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東北」。國民黨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醞釀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迎合日本提出的「華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舉行談話會,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適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慷慨陳辭,反對所謂「冀察自治」;會後,又與北平教育界人士發表聯合宣言,反對任何脫離中央、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他還撰寫了《華北問題》一篇專文,指出:    
    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卵翼的獨立區域。在這個全國統一的時候,若有任何破壞統一的事變出現,主持的人必定成為全國人痛恨的對象,必定成為歷史上孝子慈孫永遠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們今日最應該牢記的一句話。    
    況且華北當局諸公要深切覺悟,在今日形勢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劃都是空談,……諸公豈不知道他們逼迫華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此等謬說豈可輕信!    
    這裡,胡適不僅表達了我中華的民族大義,而且也開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協態度了。此後,《獨立評論》又接連發表了翁文灝的《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與國難》、《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及胡適的《冀察時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確反對「華北自治」的陰謀。這些情況告訴人們,胡適和《獨立評論》在抗日方針上唱低調,在輿論上助長了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鑄成了錯誤;然而,他們又畢竟不同於親日派,畢竟是一群具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    
    1《上海戰事的結束》,載《獨立評論》第1號,1932年5月22日出版。    
    2見《獨立評論》第5號,1932年6月19日出版。    
    日方所提的五項原則,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國駐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發表長篇聲明書,其中第四節又重提這五項原則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決原則,其文如下:    
    (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    
    (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全。    
    (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    
    (四)對於滿洲各地之日本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的業務予以有效的保護。    
    (五)尊重日本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    
    3《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載《獨立評論》第21號,1932年10月9日出版。    
    41932年10月18日鄭螺生、方之楨、林有壬致胡適信,就一、東三省解除武裝,二、東三省設立自治政府,三、關於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四、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條約,五、中日商約等五個問題,向胡適提出質問與批評,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維護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廣大知識者的見解。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36~139頁。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唱對日不抵抗低調(3)

    5分別載《獨立評論》第32、34、39號。    
    6《內田對世界的挑戰》,載《獨立評論》第16號,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7參看本書第3章第12節。8見《獨立評論》第46號所載《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9《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載《獨立評論》第46號。胡適後來口述自傳時,也說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十《保全華北的重要》,載《獨立評論》第52、53號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參看胡適的《又大一歲了》,載《獨立評論》第151號;1935年5月19日出版。    
    其中說:    
    獨立社員至今沒有一個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華北的重要》(第52、53號)引起了孟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他要永遠脫離獨立了。但後來我們當面談過,彼此也都諒解了,孟真至今還是獨立評論的台柱子。    
    《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載《獨立評論》第44號,1933年4月2日出版。這篇文章,舉1914年比利時被德國佔領,四年復國;1871年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過了48年才收復失地,提出「我們可以等候50年」!其中雖有一點亡而復興的信心,但畢竟太消極,太被動,太悲觀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議與批評。    
    《解決中日的「任何懸案」?》,載《獨立評論》第102號,1934年5月27日出版。    
    見《獨立評論》第179號,1935年12月1日出版。    
    分別載《獨立評論》第180、181、182號。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的遭遇(1)

    胡適說,他「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他所撰寫的「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碑文應可證明,他的這句話確是一句實話,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與親日派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    
    1933年5月23日,正當蔣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乞和的時候,離北平60餘里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戰鬥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著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築陣地,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為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願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鬥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後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為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並為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碑文中憤怒譴責《塘沽協定》是一個恥辱的「城下之盟」,是「國恥」,熱烈歌頌抗敵將士的壯烈血戰和英勇殉國的精神,說「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恥辱」,「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頁」。最後的銘文寫道:    
    這裡長眠的是203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裡憑弔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1    
    碑銘所表達的,正是我中華子孫的民族大義和對殉國英雄的無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吞併華北五省。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軍的壓力,6月初,由親日派大將何應欽出馬,與駐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斷送了華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締反日運動,「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掩藏」,連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也在「取締」之列。膽小的何應欽「打了幾個電報給傅宜生(按:傅作義字宜生),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裡的陣亡將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長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層沙石,另刻上了「精靈在茲」四個大字。全國送來的匾、聯、銘、贊,凡有刺激性的,都設法遷毀了,只剩林森題寫的「河山壯氣」一個匾。7月5日,胡適曾隨同傅作義將軍同去綏遠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墓地離車站不遠,在車上可望見墓碑塔。胡適原來曾說,「這碑不久會被日本毀滅的」,但沒有想到日本人還不曾佔據綏遠,這抗日陣亡將士公墓碑竟被國民黨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適站在這203個國殤的墓前,真是不勝感慨,悲憤交集,援筆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詩,詞云:    
    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    
    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2    
    胡適雖然長期唱低調,不主張:「提起鐵匠鋪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因而不主張對日作戰;但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漢奸,卻也飽含著不滿與悲憤。他血管裡流的畢竟是炎黃子孫的血,還保存著中華民族子孫的民族氣節。    
    他對中國外交方針的見解,便明顯與親日派的汪精衛有別。胡適是英美派的知識分子,對日本侵略者的認識,還是很鮮明的。他曾在《獨立》論外交政策說:    
    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應該是:我們必不可拋棄那國聯的大路。在不放棄國聯與國際的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和日本作種種事實問題的討論,但我們必須認清:今日軍閥統制之下的日本,決不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今日的情形,老實說,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我們若因為怕瘋狗,就連朋友都不敢結交了,那就不夠資格做朋友了。3    
    胡適在外交上主張「多交朋友,謹防瘋狗」,即是與蘇、美、英交朋友,共同對付日本這條瘋狗。汪精衛卻不贊成胡適的主張。他在給胡的信中說,即使蘇、美、英幸而戰勝日本,但「我國已成一團糟,除了化做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4汪氏散佈這種悲觀論調,是為他的親日降日方針張目的,在當時的一些親日派裡頗有市場。胡適不能同意這種悲觀估計,認為對國際要有「一點信心」。他指出:「我們若先疑慮乙、丙、丁(按,指蘇、美、英)來瓜分或共管,那麼,除了投到甲國(按,指日本)的懷抱去做朝鮮,還有何路可走呢?」胡適的調子明顯比汪精衛要樂觀一些,他自己說:「當舉國唱高調之時,我不怕唱低調;今日舉國好像要唱低調了,我不敢不唱一點高調」。5他的所謂「高調」即是反對親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並非主戰,而是寄希望於國際,主要是美、英、蘇的援助。胡適後來也一再強調國際路線不可拋棄,要充實歐美方面的外交人才,並說:「我們必須抓住蘇、美、英三國,萬不可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6從以後世界反法西斯大戰的實際發展情形來看,胡適所論外交方針的這一點,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遠見卓識。    
    


第十部分:"獨立"的諍臣 1930-1937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的遭遇(2)

    1936年5月間,華北局勢「曾有很大的混沌醞釀」,投降氣氛頗為濃厚。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侵略者訂立了秘密的《華北防共協定》。但宋哲元統率的二十九軍,畢竟是曾經在長城奮起抗日過的軍隊,5月30日夜的幹部會議,便決定方針不變,不脫離中央。胡適得知此情,於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進一步曉以民族大義,其中說:    
    我們深信,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凡是反對中華民國的人,凡是有心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的人,都是存心遺臭萬年的人,我們決不可姑息這種人,必須用全力撲滅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漢奸,在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是國賊。……熙洽,張景惠,殷汝耕都沒有力量,因為他們都脫離了國家的立場,所以永遠成了漢奸國賊,他們不能不托庇在敵人的鐵騎之下,做了受保護的奴才。這些奴才將來都有在中山墓前鑄長跪鐵像的資格。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雖遭厄運,是決不會滅亡的。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一點:一切脫離國家立場的人,決難逃千萬年的遺臭!7他對漢奸國賊的斥罵,對賣國行徑的譴責,都是正氣凜然啊!胡適又親自去拜望過宋哲元,為宋陳說「不喪失主權」和「服從中央」兩大原則。8自然,他所竭力維護的「國家統一」,「服從中央」,都是指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卻也只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可望勉強統一中國,統一全民族,來共同抗戰,這不是中國當日的現實嗎?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積極促成和平解決,逼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終於使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迅速建立起來,使全國進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    
    1碑文全稱為「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之《嘗試後集》中,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1版。    
    2同見上書。該詩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後,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隱藏。於是傅作義將軍在碑上加一層遮蓋,上面另刻『精靈在茲』四大字。」《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冊,1935年7月5日(誤記為6月5日)有詳盡的記載。該詩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為「埋藏隱晦不須悲」,第三句為「山靈將待我來日」,一、四句同。(三版補注)    
    3《世界新形勢與中國外交方針》,載《獨立評論》第78號,1933年11月20日出版。    
    4汪精衛1933年11月2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20~221頁。    
    5胡適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衛信(稿),同上書第225~228頁。    
    6胡適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灝信(稿),同上書第322頁。    
    7《敬告宋哲元先生》,載《獨立評論》第204號,1936年6月7日出版。    
    8參看胡適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灝信(稿)。同注6。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白話文與「大眾語」(1)

    在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是胡適生平最引為得意的事業。他一生常以白話的布道者、護法神自居,始終關注著白話文的發展和命運。    
    南京國民政府初創,胡適因學生羅家倫在政府裡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他又盼望黨政要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諸公,也能贊助此事。1但那些要人們未理胡適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胡適心想,這不是連北洋軍閥政府都不如嗎?1920年,徐世昌做總統,傅岳芬當教育總長時,還下令廢止小學的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呢。但報紙和公文依舊用古文,學了白話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誰還肯熱心去學呢?因此胡適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報紙改用白話。等了十多年,連國民黨的新政府也不能實現。他有些生氣了,便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裡,尖銳批評道:    
    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2    
    為了推行白話文,不惜冒犯「黨國」,給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可見他對白話的關切和熱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這就是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3進步文化界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獨立評論》也發表了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胡適的《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    
    4胡氏在分析批駁了汪、許的文言主張之後,指出:    
    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的白話文學的增多。    
    至於讀經,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為「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讀經的論調,本是沉滓泛起,進步文化界稍加批駁,便又沉落下去了。論爭便很快轉為「大眾語」的討論。這是關於文藝大眾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繼續。人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    
    ;要做到「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5可見這場討論是為大眾著想的,對於促進新文學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但討論中,也有人借「大眾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6因而被魯迅斥為「狗才」,「雖然好像很激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7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應該做「更淺顯的白話文」;而關鍵在於作者須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8    
    胡適也參加了大眾語的討論。他針對一些人把大眾語同白話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指出「大眾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所謂「大眾化」,是指「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人懂得的本領」。他說:    
    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眾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眾化,只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眾的存在。因為他們心裡眼裡全沒有大眾,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曾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是硬譯,做文章是懶做。……這樣嘴裡有大眾而心裡從來不肯體貼大眾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間去」,他們也學不會說大眾話的。    
    因此,胡適認為提倡大眾語的人,「都應該先訓練自己做一種最大多數人看得懂,聽得懂的文章」。既要為識字的大眾著想,也要為不識字的大眾著想。要做到「用一個字,不要忘了大眾;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眾;說一個比喻,不要忘了大眾。這樣訓練的結果,自然是大眾語了」。9胡適的這些見解,批評時弊,深中肯綮;又將大眾語,歸結為作者對大眾的責任心和思想感情問題,無疑是很實際而且深刻的,與魯迅的觀點也頗為近似。胡適在文化上,畢竟還有一點民主主義的精神。    
    1胡適致羅家倫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冊,第502~503頁。此信未注時間,約寫於1928年。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白話文與「大眾語」(2)

    2該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原載《新月》第2卷第6、7號合刊;後收入《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2月出版。    
    3汪懋祖的《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中小學文言運動》,許夢因的《告白話派青年》等文章,分別載南京《時代公論》第110、114、117號。4任叔永文章,載《獨立評論》第109號。胡適的文章,原載《獨立評論》第109、146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5參看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分別載《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6在大眾語問題的討論中,《申報?談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後發表了垢佛的《文言與白話論戰宣言》,家為的《歷史固會重演的嗎?》,白兮的《文言,白話,大眾語》,又《大晚報?火炬》7月6日發表了霓璐的《大眾語問題批判》。這些文章認為「『白話文』正潛伏著封建意識的妖孽,和含蓄著帝國主義毒素」;並說「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話文完全拋棄。」    
    瞿秋白在《學閥萬歲》、《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大眾文藝的問題》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與文學革命的關係,片面強調只有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實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實現了文學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眾化的文藝。從這種形式主義的觀點出發,瞿秋白就幾乎全盤否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及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成就。他說「這次文學革命……差不多等於白革」,「是失敗了,是沒有完成它的任務,是產生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他把新式白話的新文學說成是一種「『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瞿秋白的這種觀點,實質上只不過是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形式主義理論從「左」的方面的一種發展罷了。    
    7參看魯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頁、500頁。    
    8參看魯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門外文談》(十一),載《魯迅全集》第6卷,第76~78頁、101~102頁。    
    9《大眾語在那兒》,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頁。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孔子的再評價(1)

    「打孔家店」,這個體現五四時代精神的口號,曾不脛而走,影響中國思想界數十年。胡適當年,也曾以反孔戰士的姿態,馳騁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但當年反孔的戰士,陳獨秀魯迅也罷,吳虞胡適也罷,他們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對歷代專制統治階級幾經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們並不是與孔丘本人過不去,自然也不是對孔丘本人作科學的歷史的評論。即如陳獨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適於現代生活」1,揭露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另一方面又說「孔學優點,僕未嘗不服膺,惟自漢武以來,學尚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斯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報章上詞而辟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敝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2吳虞也說,「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持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3可見他們對孔子並非全盤否定,評價還是相當客觀理性的。    
    就胡適來說,他對孔子和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對宋代理學的開山宗師朱熹,還加上一層徽州鄉誼,更是十分崇敬。他後來甚至有些後悔,覺得自己不應籠統地去打孔家店,而應該給孔子以正確的評價。    
    1934年3月至5月間,胡適寫了一篇《說儒》,4長達五萬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給孔子作一歷史的再評價。    
    這篇論文,其中有不少「大膽的假設」,如斷言商、周各為一「民族」,未免臆斷;但也有明顯的長處,為他人所不及的,這就是歷史的觀點和比較的方法。胡適將孔子擺在殷亡以後五六百年間,殷周文化逐漸混合同化的廣闊文化史的背景下來考察。他認為,儒本是殷的遺民,以治喪相禮為職業的教士:    
    此種遺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那種長袍大帽的酸樣子,又都是彬彬知禮的亡國遺民,習慣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義,所以得著了「儒」的渾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那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5    
    他們的宗教,也就是一種亡國遺民柔順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雖然被征服了,但他們的文化比西來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體上因襲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有很透闢的歷史眼光,他認識到「周監於二代」的歷史事實,代表現代文化的「周禮」,乃是幾千年的古文化逐漸積聚演變的總成績,其中含有絕大因襲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這個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能大膽地衝破部族的界限,以「吾從周」的博大精神,領導一個革新儒教的新運動: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籬,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範圍擴大,「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棄那傳統「儒」的保守主義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礎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為中心的新儒教。胡適總結了孔子的偉大貢獻,是: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業。6    
    胡適又將孔子擺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歷史背景上來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儘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歷史,但一般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幾種歷史形態。而人類的活動、社會組織、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處。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胡適把亡國的殷人儒教的柔遜遺風,與亡國的猶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義相比較,認為兩者之間「似有同樣的歷史原因」;又把孔子與耶穌相比較,認為都是亡國之民夢想的「救世聖人」的預言。胡適說:    
    猶太民族亡國後的預言,也曾期望一個民族英雄出來,「做萬民的君王和司令」    
    ……但到了後來,大衛的子孫裡出了一個耶穌,他的聰明仁愛得了民眾的推戴,民眾認他是古代先知預言的「彌賽亞」,稱他為「猶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這樣的。殷商民族亡國以後,也曾希望「武丁孫子」裡有一個無所不勝的「武王」起來,……果然,亡國後的第六世紀裡,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聖人。這一個偉大的人不久就得著了許多人的崇敬,他們認他是他們所期待的聖人;……他做了那中興的「儒」的不祧的宗主;……7胡適的這種中西文化比較法,有人誇讚,也有人覺得不無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總不失為胡氏的一種創見。他對孔子的評價,是以極富想像力的筆墨,描繪出了一幅偉大革新者的形象。    
    《說儒》確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後來胡適便據此說自己五四時期「並不要打倒孔家店」;8台灣的一些擁胡者也以此來否認胡適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說他的反孔言論跟《說儒》比較,就算不得什麼了!總之是否認胡適反孔。結果他們都不能自圓其說,胡適自己也處在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這原因就在於:他們把對一個歷史人物孔子作客觀的歷史評價,與打倒那「孔家店」作為偶像的孔子,混為一談了。    
    其實,當年胡適自己倒沒有這個矛盾。他在寫《說儒》的前後,在給孔子作歷史評價的同時,照樣直認不諱自己打孔家店的業績。如《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裡,胡適理直氣壯地說: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孔子的再評價(2)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9    
    這就把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意義說得很透徹,不僅不是什麼需要遮掩的過失,而且是反對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業。沒有當日「打孔家店」,哪來今日的新文化?稍後,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裡,胡適又說:「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十他也沒有否認「打孔家店」的事。    
    胡適作《說儒》文後不久,國民黨政府明令規定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定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政府中人說,「這是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以為如此可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胡適對政府的這一措施十分反感,專門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大文章,斥責國民黨當政的領袖是「做戲無法,出個菩薩」,是一種可憐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徑。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可以說也是一篇反對尊孔的皇皇大論。胡適先舉出明清三五百年的歷史來作證,「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接著,他又舉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進步的事實,如「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還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變化,社會風俗的改革,政治組織的新試驗等五個大方面的成績。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進步」。胡適指出,「這20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如果在這樣的進步面前,反而開倒車,——    
    反倒唉聲歎氣,發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夢想從那「荊棘叢生,簷角傾斜」的大成殿裡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寫於同一時期的兩篇文章,《說儒》和《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篇尊崇歷史人物孔子,給孔子的思想事業以客觀的歷史評價;一篇反對以孔子為偶像,抨擊國民黨政府尊孔祭孔的開倒車行徑。儘管兩文都不無可議之處,但又都是同一個胡適的,也並非矛盾的認識;而且,這樣把歷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別對待,也許更實際,更有益罷!    
    1陳獨秀《答佩劍青年》(1917年3月1日),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頁。(三版注)    
    2陳獨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見同上書第649頁。(三版注)    
    3吳虞《致陳獨秀》,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4《說儒》原載1934年出版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所引文字,系根據1937年4月3版。    
    關於《說儒》一文,胡適在給陳之藩的一封信裡說:「關於『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的抹殺。你看見了我的《說儒》篇嗎?那是很重視孔子的歷史地位的。」(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下冊,第352頁。    
    )(三版補注)    
    5同上書第18~19頁。    
    6同上書第66頁。    
    7參看上書第38~52頁。    
    8參看《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第12章的「並不要打倒孔家店」一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頁。    
    9《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作於1929年11月29日。引文見《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頁。    
    十此文作於1932年9月7日。引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22頁。    
    據1934年8月30日《申報》記載:「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40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於1934年9月3日,距《說儒》寫成僅三個半月。載《獨立評論》第117號,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第506~512頁。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南遊的風波(1)

    1935年1月,胡適因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到南方遊歷講學。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胡適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來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榮譽學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霧中滿山的燈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閃爍,清朗而又寧靜。登岸以後,驅車住進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William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學院長佛斯脫(Dr.L.Forster)代為排定日程,陪同遊覽,胡適頗為愜意,對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頗多讚美。他寫道:    
    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幾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裡風景的特色。……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絕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裡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1    
    胡適喜歡演說,朋友們常笑他「賣膏藥」。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說「賣膏藥」便更起勁,一共只住五天,便講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演講的內容,也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談教育,談新文化,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尊孔讀經。他列舉了五大理由,勸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他也很關切香港大學中文教學的改革問題。    
    胡適這次到香港,還準備去廣州。南下之前,廣州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都邀請他去講學;他也曾函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代作「廣州總指揮」,代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嶺南各兩次講演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計劃四天中差不多要講十次。中大校長鄒魯還專門出了佈告,全校停課兩天,以便學生去聽胡氏的演講;青年會出賣聽講券,一個下午便賣出了兩千多張。    
    不料,胡適竟因講演惹來麻煩,使他的南遊發生了一點風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講,公然攻擊廣東當局尊孔讀經的主張,說: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2    
    讀經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適的講話記錄在廣州報紙上登出以後,便引起了風波,可胡適自己還蒙在鼓裡。    
    1月9日早晨,他高高興興由香港來到廣州,住進新亞酒店。一看廣州報紙,他才知道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已經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說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不一會,又接到吳康送來的信,說「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這一天,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又發佈告,停止胡適在該校的演講,學校照常上課。    
    黨部不滿,演講取消,還要胡適「快車離省」,風波來勢不小呢!但胡適是第一次來廣州。吃了閉門羹,又遭逐客令,實在不甘心。他心裡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卻偏要去拜會這位「南天王」陳濟棠總司令。一見面,陳濟棠便很不客氣地對胡適說:    
    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3    
    陳濟棠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胡適當面即很客氣地批駁了陳濟棠的主張,說: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陳濟棠字伯南)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4    
    「南天王」聽了很不高興,嚴厲地睜著兩眼,大罵「你們都是忘本」!又罵教育「都是亡國教育」。胡適又平心靜氣地說了他的意見。陳濟棠雖然生氣,卻不好發作,談話自然不歡而散。    
    胡適在廣州不能「賣膏藥」了,便索性玩玩,遊覽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台、六榕寺、鎮海樓、中山紀念塔和紀念堂等,廣州的名勝都遊遍了。恰好這時得到廣西當局白崇禧、黃旭初的「專電歡迎」,5胡適便乘飛機離開廣州,到廣西遊覽講學去了。    
    胡適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員李滄萍、鍾應梅等三教授,聯名致電廣東省黨、政、軍、警、憲各首腦,要求將胡適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他們又致電廣西省黨、政、軍、學首腦,要求將胡適「截留,逕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殺氣騰騰,竟是文人的手筆。但事情也極富有戲劇性,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教授,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的事。可見是別人冒名拉,以壯復古派的陣勢。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適奚落了一番,並記在《南遊雜憶》裡,成了復古派的一樁笑柄。6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南遊的風波(2)

    1月11日下午,胡適飛抵廣西。他在廣西受到的接待,與廣州的冷遇,恰成鮮明對照。不僅廣西大學的校長馬君武先生,原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老師,校中還有許多教職員是中公的老同學,羅文干、羅隆基等是談「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們都自然熱誠歡迎;就是白崇禧,也禮賢下士,多次力勸胡適改船期,在廣西多玩幾天。胡適便痛痛快快在廣西遊覽了十四天,坐飛機飛來飛去,遊遍了梧州、南寧、武鳴、柳州、桂林、陽朔等處的名山勝水;沿途又大「賣膏藥」,講演十餘次。他對廣西的印象極好,自己的心情也極好,故大讚廣西山水,也大誇廣西的政績民情,說: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裡所見的讀經,尊孔,祀關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當西南政務會議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寧時,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著對他的同僚說:「我們的孔廟早已移作別用了,我們要祀孔,還得造個新孔廟。」7在誇讚廣西時,胡適沒有忘記報廣州那一箭之仇,批評陳濟棠治下迷信、戀古的反動空氣。他也沒有忘記表彰廣西軍閥「剿共」的業績。最後,他也沒有忘記向李宗仁白崇禧進言:「凡不能實心助成國家的統一的,總不免有為敵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們適應國難的局面,維護國家的統一。    
    1月26日,胡適趕到香港,乘船北上,結束了他的第一次南遊。在船上,他翻開朋友送的一冊《粵謳》,讀得頗有興味,便用學來的廣州話,仿《粵謳》寫了《黃花崗》一詩:    
    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楂火把照乜人?    
    咪話火把唔夠亮,睇嚇倒大將軍。8    
    胡適信仰自由,以為「自由神」可以嚇倒大將軍。他這回南遊的一點風波,在頑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確也顯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點個性和力量。然而,胡適所讚頌的「自由神」來自美國,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統治的中國,自由神即使手楂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1《南遊雜憶》「(一)香港」。《南遊雜憶》共五節:(一)香港;(二)廣州;    
    (三)廣西;(四)廣西的印象;(五)尾聲。分別載《獨立評論》141、142、145、146號;1935年10月,由國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節引述文字,均據《獨立評論》。    
    2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的演講記錄的全文,當時曾登載香港各華文報紙,各地報紙也有轉載。1964年2月24日《香港時報》所刊林伯銘作《胡適與香港》一文中,曾抄錄胡適這次演講記錄的全文。    
    3《南遊雜憶》「(二)廣州」。    
    4同上。    
    5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黃旭初致胡適電,云:「急,廣州轉胡適之博士鑒:久慕鴻名,未親雅範,關山迢遞,仰為勞。頃聞文旆遠遊,已抵羊石,粵桂相距非遙,尚希不吝賜教,惠然來游,俾得暢聆偉論,指示周行。專電歡迎,佇候賜覆。白崇禧、黃旭初叩。庚印。」今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頁。    
    6中山大學古直、李滄萍、鍾應梅三人聯名致廣東、廣西二省當局的兩個「真電」(1月11日),後來古直鍾應梅二人為李滄萍否認列名而發表的啟事,原載1月16日《中山大學日報》。胡適作《南遊雜憶》時,把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載在「(二)廣州」一節裡。    
    7《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    
    8黃花崗,在廣州東郊白雲山麓。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攻打兩廣總督衙門。起義失敗後,收集到此役死難烈士72人的遺體,合葬於黃花崗。1918年由華僑捐款建成墓園,即稱為黃花崗72烈士墓。當時曾仿紐約自由女神像,在墓後樹一自由女神。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1)

    1935年初,薩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1很引起國內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開了關於中西文化的討論。    
    2月間,《獨立評論》刊出吳景超的文章《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2吳氏把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分為折衷派、全盤西化派、復古派。他自稱折衷派,著重批評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而認為胡適與十教授一樣,也是折衷派。不久,陳序經先生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也說胡適是折衷派。但他認為,胡適的整個思想,「雖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為胡氏的主張,是與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樣,也「未免有點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來給我們一個解答」。3    
    其實胡適對這個問題早有主張。1929年,他為英文的《中國基督教年鑒》(ChristianYear-book)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裡,他使用了兩個意義不盡相同的詞,一個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譯為「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這兩個詞意義雖然不盡相同,但胡適的態度卻是鮮明的:既反對「抵抗西洋文化」的復古派,也反對「選擇折衷」的變相保守論。而現在,吳景超、陳序經兩位都說他是折衷派,甚至說他是與十教授同調的折衷論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氣。於是,便立即回答陳吳兩位,表明他對這次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態度。他說:    
    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4    
    胡適雖然聲明:「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反對折衷論;但他的認識,事實上卻傾向於一種歷史的自然折衷論。    
    十多天後,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5申說的也是這種反對折衷,卻承認自然折衷的歷史見解。他相當尖銳地批評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清末洋務派維新派那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十教授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胡適不贊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論,一方面是因為它完全可能給主張祀孔讀經的何鍵陳濟棠等頑固勢力作煙幕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絕大的保守性(即惰性),無論怎樣激烈的變動,「絕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國本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動搖的。因此,他的結論說:    
    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裡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揮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他反對妄談折衷,只是為了反對極端保守的頑固勢力。他自己明確主張的仍是歷史的自然折衷論,在實質上與折衷論相接近,卻與「全盤西化」相矛盾。因此,在這篇文章裡,胡適便不再使用「全盤西化」的口號。    
    這年6月,胡適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6便說「全盤西化」確有語病,乾脆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建議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說:    
    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從此,胡適便公開與折衷論妥協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號下,他明確宣佈:    
    「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甚至也「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2)

    無論是「全盤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與胡適的中西文化觀分不開的,是他對中西文化認識的一個具體反映。兩個口號並沒有實質上的太大的分別。    
    如何評價胡適的中西文化觀,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可以寫成一本專書。    
    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與本文有關的幾個要點:第一,胡適作為資產階級學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觀察比較東西文化,認識西方近代文化的優勝先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落後,因而「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東方的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並積極倡導文化革命,主張自由輸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國傳統文化的惰性和暮氣。這顯然具有反宗法專制的革命意義和進取精神。    
    第二,胡適又是一個歷史學家,能以歷史的觀點,認識文化發展、交流、演變的複雜性和民族性的特點。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態度,主張「整理國故」,分清「國粹」與「國渣」。他攻打舊文化的衰頹朽腐,不遺餘力;而對老子、孔子的評價,對宋儒清儒治學方法,及白話傳統小說等,也不乏肯定和讚揚。對西洋文化有時也能看到它的「歷史因襲的成分」。這就使他的認識比較能切合實際,比較科學。    
    但是,第三,胡適囿於資產階級的偏見,束縛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頌揚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學思想的最新成果——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束縛了他的歷史眼光,因而否認宗法專制主義、帝國主義同中國人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後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不能把罪過「歸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認識反帝反宗法專制的人民革命是解決中國文化問題的根本途徑。    
    第四,胡適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問題上主張「拚命走極端」:頌揚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過分美化;指摘東方文化,便一切皆壞,「百事不如人」。這是五四時代形式主義向右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    
    胡適的中西文化觀的上述優點與缺點、正確與局限,也基本上決定了「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這兩個口號的長處和短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胡適極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寫《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看到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張國人要覺悟,要責己,要發憤圖強,學習西方的長處,反對「誇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錯;但胡適在美國的文明面前,顯出了極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詞過於偏激苛酷,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道德都不如人。」7胡適的這種民族自卑觀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過於《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    
    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後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歎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8    
    儘管這裡抨擊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壞山林等等,都是事實;我們民族文化的落後,民眾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實;但是胡適不分析造成這種愚昧落後的複雜社會根源,卻籠統輕浮地嘲罵我們整個民族「又愚又懶」,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這就太出格,會傷害中華子孫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適常使用一些過分苛酷的言辭,似乎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其實多是憤激之詞,骨子裡是要提倡一種反省責己的態度,反對國人浮躁懵懂的「誇大狂」傾向,並不能因此認定胡適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他曾致書吳稚暉,說「先生對東方民族的悲觀,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發『中國不亡,世無天理』的感慨。此次繞地球兜了一個小圈子,——不曾觀看印度洋、紅海一帶的不長進民族,——更深信一個民族的興亡強弱決非偶然徼幸的事;回頭看看咱們這個民族,實在只有低頭歎氣!」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虛無傾向!然而胡適對民族前途還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實並不完全同意吳稚暉的悲觀論調和虛無主義,故又說:    
    然而我終不忍不作一點「好夢」。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終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許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麼;我們自己看得見與看不見收穫,也不算什麼。9    
    在胡適看來,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為環境的犧牲;而像我們這樣「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這是使我們對於前途最可樂觀的」。十這樣的認識與態度,顯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所能具有的。    
    1見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設》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樊仲雲、薩孟武。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3)

    2載《獨立評論》第139號,1935年2月24日出版。    
    3見《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出版。    
    4見《獨立評論》第142號《編輯後記》。5《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原載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第145號轉載;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本節引文據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頁。    
    6原載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第561頁。    
    7見《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頁。    
    8同上書,卷五,第638~639頁。    
    9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468~470頁。    
    (三版注)    
    十《讀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頁。(三版注)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4冊,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報,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記載。(三版注)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一二·九」運動(1)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而國民黨政府卻也醞釀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並繼續鉗制抗日言論,取締抗日運動。以致愛國有罪,大小漢奸彈冠相慶。「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在沉默中爆發,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等口號。他們赤手空拳,迎著凜冽的寒風,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衝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結果,學生有的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著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各界同胞中。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胡適怎樣看待「一二?九」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一篇《向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1其中確也讚揚說: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還說那天的學生運動,「是天下皆知的壯舉」,也肯定這次運動反對華北「自治」的傀儡丑戲的功績。    
    但是,胡適的讚揚僅是一點表面文章。他向學生運動「進言」,主旨不在於讚揚,而是反對學生罷課。他一再說「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是「很不幸的」,「會導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胡適大約也知道,這次學生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進行的。因此,他指責鼓動罷課的「少數人」,是「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是少數人「把持操縱」,是「淺薄的煽惑」;又指責廣大學生是「輕信」「盲動」,「一群被人糊里糊塗牽著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適擺出一副青年導師的架勢,教學生要認清這,認清那,真意卻只有一點,即是要青年們不顧當前的國難,埋頭讀書,「決心向圖書館實驗室裡去尋求他們將來報效國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號標語遊行示威」,說是「空虛無補」,「絕對無力」的。他甚至還親手撕掉北大愛國學生貼在一院的通告。2    
    胡適的這種既表面讚揚,卻又否定指責的態度,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顯然是隨著他的政治地位的變化,一步步變得保守起來了。五四時期,他對學生運動是鼓勵的,認為「學生干政的運動為『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1921年紀念「五四」,他還借明末大學者黃宗羲之口,肯定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3「五卅」運動時,他一方面仍然承認「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是可愛可敬的,又指責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或者「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但另一方面,他又開始指責學生運動「不能持久」,是「跟著人家亂跑亂喊」,特別反對學生罷課,放棄學業。他一再勸學生學習歌德(Goethe)和費希特(Fichte)    
    ,不受「外界的擾亂」,安心坐在圖書館裡讀書,「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4到了30年代,胡適又要廣大青年學生學法國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5從這種「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出發,反對學生罷課,荒廢學業,而主張學生應專心學習,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這可以說是胡適一貫的認識和態度,本是出於一位學者、教育家對青年學業的誠懇關心,也是為國家民族長遠利益作「百年樹人」    
    之計。但胡適完全不審時度勢,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機之秋,仍固守著教育、學術一端,阻抑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便使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變得越來越保守;甚至偏向國民黨政府,站到了青年學生群眾愛國鬥爭的對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學生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又遭到國民黨政府軍警的殘酷鎮壓,被大刀砍傷、刺傷、棍棒打傷的學生達二百多人。反動軍警的野蠻行徑,激起青年學生的更大憤慨,全市繼續罷課,鬥爭更深入了,也進一步促進了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胡適這時又寫了《再論學生運動》和《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6他雖然也指責「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譴責軍警用武器打傷刺傷徒手的學生,是「絕對不可恕的野蠻行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對學生罷課。胡適假冒「全國輿論」,說「對於他們的罷課是絕對不表同情的」;勸學生「即日復課,勿再虛擲光陰」,並說:    
    諸位同學都在求學時期,有了兩次的抗議,儘夠喚起民眾,昭告天下了。實際報國之事,決非赤手空拳喊口號發傳單所能收效。青年學生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若長此荒廢學業,今日生一枝節,明日造一慘案,豈但於報國救國毫無裨益,簡直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了!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一二·九」運動(2)

    胡適的這種論調,似乎倒是學生無理取鬧,自生枝節,自造慘案,自壞國家之干城,簡直與黨國當局同一口吻——以為愛國有罪了!    
    這樣的謬論,理所當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學生的斥責。為此,周作人曾寫信勸慰胡適,說「平常以為青年是站在我們這一邊」,估計是不對的,勸胡適「少管閒事」,「汔可小休」,專門講學論學。胡適的覆信絕不認輸,他雖然無可奈何地承認這十年中,「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卻又辯說自己是「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歡迎。7    
    然而,全國的新青年豈是時髦、假話、低級趣味所能哄騙的嗎?關鍵還在於誰手裡有真理。胡適的葫蘆裡有些什麼呢?青年們已經多次領教了。    
    1該文曾轉載於《獨立評論》第182號,1935年12月22日出版。    
    2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2冊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3參看《黃梨州論學生運動》,原載1921年《晨報副刊》「五四紀念」專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頁。    
    4參看《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頁。    
    5參看《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原載《獨立評論》第7號,1932年7月3日出版;後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頁。    
    6《再論學生運動》,載《獨立評論》第183號,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292~293頁。    
    7參看1936年1月9日胡適致周作人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96~300頁。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與蘇雪林論魯迅(1)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學的開山和奠基者魯迅在上海逝世。全國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裡。人民大眾為魯迅舉行了極隆重的國民葬,在他的棺上覆蓋著「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對魯迅先生的評價,這三個字也許比千萬言的論文更實際,更崇高,更有份量。魯迅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將永遠放射不滅的光輝。    
    然而,當時武漢大學有蘇雪林其人者,於魯迅逝世後不久,即致書胡適,宣佈要「向魯黨挑戰」,惡毒攻擊魯迅。她簡直像一個沒有教養的潑婦人那樣,破口謾罵魯迅是什麼「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1蘇氏還將她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給胡適看,徵求胡適的意見。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應該參加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擔任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其中,公開攻擊共產黨和左翼文化,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被魯迅批評的現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和胡適抱不平。而對於魯迅的攻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腰纏久已纍纍」,「身擁百萬之產」啦;什麼「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啦;什麼「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啦;甚至把處在國民黨壓迫和「圍剿」之下的魯迅,說成是什麼「盤踞上海文壇時,密佈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種種,無非是造謠、譭謗、謾罵,實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恥的下流行徑。2    
    這年12月初,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後,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覆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裡自然很不愉快;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3因此,對於蘇女士的憤慨,便也引起共鳴,很表同情。但胡適卻又是個很講個人修養的人。他覺得不應該攻擊對方的私人行為,因此在信裡批評了蘇女士謾罵魯迅的態度。他寫道: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纍纍」,「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4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裡,他也只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著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    
    論及魯迅,胡適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魯迅的創作小說和小說史,也想起了陳源誣魯迅的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一樁公案。5他雖然認魯迅為「敵黨」,但覺得立論也應「持平」,說: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陳源)    
    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    
    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6    
    一般說來,私人通信比較能反映人們的真實思想和情感。胡適在魯迅逝世後寫的這封信,對蘇雪林的批評,對魯迅的評價,雖不脫官方學者的見識,卻是誠懇的。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者,他的個人修養確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對胡適先生自稱「受業」的蘇雪林,即使在這一方面,也不如乃師遠甚。雖然也承認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但她還是固執己見,將這信在雜誌上公開發表,還悻悻地辯解說:「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既為「惡腔調」,何切當之有呢?後來,蘇氏逃亡台灣島,治古文學,儼然學者風度;獨於論魯迅,卻脫不了30年代的惡腔調,7豈不有負於胡適之先生的教誨!    
    1蘇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25~331頁。    
    2蘇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於1936年11月12日。給胡適的一份信稿上,蘇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須改動,蓋初稿也。」(見上書第331至335頁。)修改稿載《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蘇的自跋,云:「此書乃去冬11月間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處,托南京某先生代轉。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餘,及蔡先生生病,乃來函勸余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余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餘暉與蘇雪林論魯迅(2)

    3魯迅晚年對胡適的批評,有正確並含規勸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對的。如1931年10月,胡適奉召謁蔣,魯迅曾作《知難行難》一文,把胡適見蔣介石與見廢帝溥儀聯繫起來,謂一個「稱皇上」,一個「稱主席」,於幽默風趣中含有警醒規勸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斥罵胡適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則完全是斷章取義,錯誤的攻擊。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魯迅的筆名發表,雖經魯迅看過,卻明顯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極左路線的產物,自然也可見魯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響。(三版注)4胡適1936年12月14日致蘇雪林信(稿),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39頁。    
    5陳源(西瀅)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發表《閒話》說:「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見《西瀅閒話》,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頁。    
    後來,陳源又在《致志摩》裡說:「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魯迅寫了《不是信》給予駁斥。見《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頁。    
    6同注4。    
    7蘇雪林致蔡元培信,於1937年2月發表於《奔濤》半月刊第1卷第2期,題為《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文字有較多改動,而謾罵的態度和詞句不僅不改,猶有過之。逃亡台灣島後,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論》,繼續她的反魯事業。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調到抗戰(1)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籠罩著多難的華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訴著,從盧溝橋下流過。橋兩邊石欄上精刻的485隻獅子,瞪著大眼凝視著:    
    日本強盜的鐵蹄踏上了盧溝橋頭。中國守軍實在忍無可忍了,奮起反擊,揭開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第一幕。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胡適離平南下,去廬山參加蔣介石、汪精衛邀集的談話會。16日談話會開始,蔣介石致辭談到這次事變,還在說:    
    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來求得盧事的解決。    
    同時,講話也號召全國人民: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    
    蔣還徘徊在和戰二策之間。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也於19日返回日本,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盧溝橋事變,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兩大方針。這就是蔣介石定下的調子。他從不抵抗轉到了「應戰」,但仍幻想對日妥協,希望「和平」。    
    胡適在談話會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談教育問題,提出「國家高於一切」和「教育獨立」的主張。在山上,蔣介石請喫茶,馮玉祥送煎餅,汪精衛邀聚餐,又與陳誠、衛立煌、胡宗南等武人會見,與陳佈雷、吳鐵城等文官晤談,又到廬山暑期訓練團講演顏習齋的哲學。他的應酬頗多,高興之餘,還寫了一首詩:    
    那有貓兒不叫春?    
    那有蟬兒不鳴夏?    
    那有蛤蟆不夜鳴?    
    那有先生不說話?2胡適是當教員的人,以說話為職業,平素又喜好演說,他在山上自然也到處說話,鋒頭十足;只是在抗日問題上仍唱低調。    
    7月28日,胡適下山去南京,又做過不止一次的所謂「和平的大努力」。他與高宗武、周佛海、陶希聖等人過從甚密,據說他們都是當日南京「低調俱樂部」的成員。37月30日,胡適與高宗武等人「深談國事」,決定由高宗武去打通與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線。第二天,蔣介石發表了《告抗戰全軍將士書》。這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人吃飯。席間,蔣宣佈決定作戰,張伯苓頭一個慷慨陳詞,舉手贊成。胡適對蔣的抗戰決定仍持懷疑態度,但又「不便說話」,直到告辭的時候,他才向蔣進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並推薦高宗武去負責進行。他一直在做著「和平」交涉的迷夢。4    
    但是,盧溝橋事變以後,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也使胡適的和平夢想逐漸動搖了。7月31日,他復蔣廷黻的信,中說:    
    你說的話誠然不錯。蘇俄預備了這麼久,還不能不以避戰為外交方針,何況我們這個國家呢?但事勢雖如此,其中有一點重要區別:蘇俄可以有避戰的資格,而我們沒有避戰的資格。蘇俄所以能避戰,第一因為對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為對內有控制的力量。我們這兩件都沒有。對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敵人深入,六年的避戰只見敵氛日深,受逼日甚,結果是因為無力抵抗,故終不能避戰。第二個因素更重要。我曾說過,只有強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強了,但恐怕還沒有強到一個可以忍辱避戰的程度,——又無政治家能擔負大責任,——故至今飄泊(drifting),終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戰爭。5    
    胡適的思想開始有些轉變,他看到了避戰只是夢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敵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樂觀主義著稱的胡適,在抗日問題上卻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觀論者。他並沒有從「和平」迷夢中完全醒來。    
    8月2日,胡適記下了他還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1)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可分兩步:第一步為停戰,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6    
    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面抗戰開始。胡適等人的和平幻夢便徹底破滅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個多月,胡適的思想也逐漸樂觀一點。他離國赴美前,去看汪精衛和高宗武,還勸他們「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哩。他對高宗武說:    
    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7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調到抗戰(2)

    從此,胡適拋棄了和平的夢想,走向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傾向於支持政府抗戰了。    
    1蔣介石的這篇談話全文,載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報》及各報。    
    2轉引自胡健中在台北傳記文學社召開的「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我和適之先生詩文上的交往》。其中說,廬山談話會上,他和胡適坐在一起,聽了胡適的發言,即席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他。詩云:    
    溽暑匡廬勝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    
    胡適的詩乃是和胡健中的。見《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    
    3參看J.H.博伊爾著《中日戰爭期間的通敵內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8月出版)    
    一書第9章「低調俱樂部」。    
    4參看胡適1937年7月30、31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576頁。    
    5胡適1937年7月30日致蔣廷黻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63頁。    
    6胡適的這個方案,據台灣《中國時報?人間》1979年6月16、17日所載后羿的文章《殘存日記中的愛國者》看,似系胡適8月2日的日記。查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胡適的日記》,胡適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記,8月2日無此記載,這天日記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適當另有所記。現據后羿文錄存。    
    7胡適1937年9月8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下冊,第581頁。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歐作國民外交(1)

    1937年9月,胡適受命以非正式使節赴美國及歐洲,進行國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漢口。在船上,給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並請轉告校中各同仁。那時北京已淪陷,故信以一個商人的口吻,隱喻說:    
    弟與端、纓兩弟擬自漢南行,到港搭船,往國外經營商業。明知時勢不利,姑盡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暫作買賣人,謀蠅頭之利,定為諸兄所笑,然寒門人口眾多,皆淪於困苦,我實不忍坐視其凍餒,故不能不為一家口之計也。1    
    胡適的思想雖仍不免有些悲觀,「明知時勢不利」,但還要去「盡人事」,努力為國事奔走,愛國之心,抗戰救國的責任感,躍然紙上。    
    9月13日自漢口乘飛機,經香港、菲律賓、關島、中途島、夏威夷,於26日上午10時飛抵舊金山。    
    到了美國,胡適便大忙起來。當天午飯後,他便到大中華戲院演說,講題是「CanChinaWin?」(中國能戰勝嗎?)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學校長的招待會,並有演說。10月1日晚,又到哥倫比亞電台作英語廣播演說,題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國在目前的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當時美國正處於孤立主義時期,全國上下厭惡戰爭。因此胡適婉轉地批評了他們的孤立主義,並說:    
    中國對美國所期望的——是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一個阻止戰爭,遏制侵略,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和策劃,促成集體安全,使得這個世界至少可使人類能安全居住的領導者。2    
    這次演說,還發生過一點波折。胡適9月30日晚上從加州大學回寓所,已經半夜了,匆匆吃了一點宵夜,凌晨一點開始寫廣播演說稿,直到天明才寫完,交給了電台。那時美國的新聞似乎也要檢查。下午,有人來轉告說,電台嫌胡適的演說詞太厲害,要他修改。胡適聽了大為生氣,告訴電台中人說:「寧可取消廣播,不願修改。」這樣一堅持,電台中人反而更客氣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時於晚上7點45分播出。當他10點回到寓所時,便收到了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國朋友布朗(M.I.Brown)夫婦的賀電,祝賀他演說的成功。3    
    10月8日,胡適到達華盛頓。12日,便與王正廷去白宮謁見羅斯福總統,報告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實際情況,希望得到美國的同情和支持。羅斯福對戰局甚為關心,問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胡適答以定能支持。羅氏又說到九國會議及美國中立法案的困難;臨別時,囑胡適不要悲觀,態度很誠懇。從此至第二年7月,胡適即在美國、加拿大各地作巡迴演講,說明日本侵華的暴行及中國抗戰的決心,爭取美國朝野和世界公論的同情與支持。    
    胡適在美國的演說和活動,頗有影響。據那時住在日本的楊鴻烈致胡適信說: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適)是他們的「侵略主義」的大對頭,……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動,日本的報紙都詳為揭載。日本人或以為先生故意誣蔑他們的皇軍在我國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為先生們善於為有組織的宣傳,而同時政府又肯撥給巨萬的宣傳費,不似日本代表宣傳技術既已拙劣,政府又過於小氣(器),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云云。4    
    1938年7月,胡適又往歐洲遊說,對英、法、瑞士諸國說明中國抗戰的意義。8月4日,他住在倫敦的旅館裡,突然想起國內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佔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寫了一首詩,其詞云: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喫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5    
    胡適對周作人,可以說是很講友情的了,君子愛人以德,勸他要識得「重與輕」    
    ,勿為日人所利用。但那時的周作人,「事變未久,即借口於米鹽蔬筍諸事而向人宣稱『準備出山』了」。6收讀了胡適寄贈的詩,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暉體作答詩一首,其詞云: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話,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7    
    周作人雖然在詩末作了這樣的聲明,並把他與胡適的贈答詩,竭力向友人間傳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懺悔;但他仍借口米面問題,未能聽從胡適的誠心勸告,終於附逆當了漢奸!歷史竟是這般嚴厲,毫不容情啊!    
    1胡適此信作於1937年9月9日,曾載《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特刊》。轉引自吳相湘著《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載《民國百人傳》第1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頁。    
    2這篇演說,載《遠東雜誌》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譯文。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619頁。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歐作國民外交(2)

    3關於這次演說的事,參看胡適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1版,下冊,第591~592頁。    
    4楊鴻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75~376頁。5此詩當時曾在一些友人中間傳觀;後收入《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台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出版)及《嘗試後集》(台北胡適紀念館1971年2月印行),均題為《寄給在北平的一個朋友》。    
    6參看鄧廣銘1938年11月30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88~389頁。    
    7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則「北大感舊錄(七)」;其中也錄存有胡適寄贈的詩。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書生大使(1)

    正當胡適赴歐洲遊說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連續致電胡適,敦請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頗有些躊躇。他曾經打定主意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總是勸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這一年恰恰是他們結婚20年。這20年中,胡適早談政治了;政界雖然也沾些邊,卻始終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現在出山,覺得對不住妻子;但是國難當頭,眼見民族危機,炎黃子孫能不勉力奔走嗎?經過反覆考慮之後,胡適還是復電政府,答應出任。電文略謂: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唯自審廿餘年閒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1    
    同時,給夫人寫信說:    
    那20年中「不談政治」一句話是早就拋棄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話,總算不曾放棄。……今日以後的20年,在這大戰爭怕不可避免的形勢裡,我還能再逃避20年嗎?……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2    
    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云: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3    
    當時正是廣州陷落,武漢失守的危急時刻,胡適以一介書生,擔當駐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後即致電行政院長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    
    後來,又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4這種以國家民族為重,拚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屬難能可貴。    
    就職伊始,國內因戰事節節失利,和戰問題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場,並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國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適收到蔣介石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內稱:    
    日本似知武力無法解決問題,一再央請德意調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話);但中國人民深信惟有美國政府為惟一可以為獲取公正和平之領導者;如美國有意發起邀集有關國家舉行謀致遠東永久和平之會議——如華盛頓會議之先例,此正其時。    
    5    
    16日,蔣介石又致電胡適,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灝致胡適的信中則說,「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對合眾社記者談話盼美總統調停而已,且聞某要員(文官)已派人在上海與日人板西談判」,翁自己也認為:    
    蓋目前僅賴「抗戰必勝」之信念實猶不足。……實際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國嚴重壓迫日本,聯絡英法,召開會議,共圖解決。國命存亡,關係至巨,兄能否與美國要人面商具體辦法,以達救國目的。6    
    由此可見國內主和空氣之一斑。    
    自日本侵華以來,胡適對國際局勢十分關心。他多年主張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個喘息備戰的機會。1935年6月,他曾與友人通訊,評論形勢,估計兩種情況以為決定國策的方針:    
    (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裁判。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    
    (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慘的國際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7    
    以這種分析和預見為前提,故胡適主和以待變,應該說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審察世界兩三年來的情勢,已經完全改變了主和的立場。7月30日在倫敦,他曾給傅斯年一信,已經提出「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一途,別無他法」。810月20日,他便向蔣介石電陳「和談比戰爭更難百倍」的意見,反對和談,指出:    
    美蘇兩國均不願中國講和。就目前情形論,此言已得印證不容再有存疑。蘇俄不願我談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國不願我潰敗,故願經濟援助。故就我國現狀言:    
    惟有等待時勢演變。9    
    他所提出的「苦撐待變」的主張,對世界形勢及我國抗戰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實際的,對國內和談妥協的空氣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適又致電汪精衛,反對他的和談路線。電文如下: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18個月的犧牲。適6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    
    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十    
    但這時汪精衛已經秘密離開重慶,潛往河內轉香港,已發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艷電」,無法挽救了。    
    胡適接任大使時,既無外交經驗,也無外交天才,他又是一個最不願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請求的人。他只是一個書生,主張一種「誠實與公開」的外交,或所謂「水鳥式」外交,卻居然以他的誠懇態度和學問聲望,受到美國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負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漢淪陷後不久,促成美國政府給予我國2500萬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現在看來,這數目不算大,但在當時卻是國際間相當大的一筆貸款了,而對於當時萬分困難的國民政府,更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對我國的士氣民心也起了相當的鼓舞作用。那時的美國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國原任駐美使節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無成就;而胡適就任短期內便告成功。後來又簽訂了「滇錫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見,他配合專責談判者作了何等艱難的努力,也可見美國政府對這位「書生大使」的相當尊重。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書生大使(2)

    那時,羅斯福總統晝夜忙碌,許多盟國大使很難有晉見的機會;而胡適卻得到他的相當敬重與信賴,晉謁晤談也頗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東條內閣成立,派野村、來棲赴美國,以談判遮人耳目,實則加緊對美作戰的準備。在這緊急時刻,胡適多次拜謁羅斯福,就遠東局勢的最近發展情形交換信息。12月6日,他在紐約演說,得到華盛頓電話:羅斯福總統約見。胡適當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宮,羅斯福見面便說:美國已拒絕日本的要求,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胡適回到雙橡園中國使館,剛坐上飯桌,電話鈴又響了,羅斯福親自打來電話,告訴胡適說:「日本飛機已在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胡適聞訊,真為國家民族鬆了一口氣,他提出「苦撐待變」已經四年,至此總算實現「變」了。    
    胡適作大使,最大的努力,還是堅持到各地巡迴演說。他熟悉美國的歷史,瞭解美國的民情,又頗擅長演說,所以能贏得美國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適在紐約市哈摩尼俱樂部演講,講題是「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他根據美國的歷史及康奈爾留學時遊覽獨立戰爭戰場的經驗,把美國的獨立戰爭與中國的抗日戰爭相比較。他說:美國的成功,一方面是由於華盛頓領導軍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誓達獨立目標的決心和行動;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國對美國的精神和物質援助。中國的抗戰與美國獨立戰爭,在歷史的背景上雖有若幹不同,但兩者艱苦奮鬥的精神與誓求獨立自由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因此,中國期待美國友人的援助,而美國也有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義務。胡適又說:華盛頓當年在佛爾居山谷苦戰,需要用七輛車滿載鈔票才可換得一車麥粉;而中國今日情形還未有如此惡劣!如有美國的援助,中國抗戰必定勝利成功。他這篇演說,後來又在別的重要場合講過,被人稱之為「佛爾居山谷」演說。這佛爾居山谷的演說,還有一個中美人民友誼的動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適在一個午餐會上演說,講到美國獨立戰爭最初的困難,說1777年12月17日,華盛頓領導的軍隊退至佛爾居山谷時,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腳趕路,流的血灑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說他賣弄自己的記憶力,故解釋說:「我記得這個日子(12月17日),因為那是我的生日。」當日演說後,胡適因心臟病住進醫院。而當時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對他的夫人說,「中國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們送點花去。」後來聽說胡適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國欽送了一張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適把這錢捐給美國的「醫藥助華會(ABMAC)」,胡適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國欽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來,紀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連續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這是胡適演說中一句閒話引出的一則佳話。    
    後來,胡適又因心臟病住院70多天,體質轉差,卻仍經常赴外地演說。1942年5月17日,胡適致王世傑信說:    
    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餘次,頗感疲倦。六月以後,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個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幾天不可了。    
    四個多月裡,「演講百餘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講,由此可見胡適為國拚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得為美國朝野所瞭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應該說與這位「書生大使」的演說也是分不開的罷。    
    但是,胡適又畢竟是個書生。且不說在強權外交及爾虞我詐的國際交往中,他那書生式的「誠實與公開」的外交,難以對付;即就國內來說,自胡適任美使以來,便有各種議論,反對和責難,也是書生胡適頗難應付的。據他的學生和好友傅斯年歸納,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    
    一、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慮也。    
    二、對介公(按,即蔣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說是介公有一電,先生回電徑告以不可行。當然介公的想法不見得做到,然此等對付法,非其習也。    
    三、近日高賊宗武夫婦常住大使館,此則此間友人大有議論。    
    這些確是書生的見識與行事,被人議論,怎可奈何?傅信還說,反對者又有指責「先生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的,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慕名趨奉,請演講,贈學位,胡適也素好虛名,樂此不疲,4年間竟領得27個榮譽博士學位,佔他一生所受榮譽學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說:「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適不如此想,被人當作話柄,豈不是好名太甚之過嗎?    
    國內對胡適使美的議論,在1940年達到高潮。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去世,評議會推舉胡適等三人為繼任院長候選人,供蔣介石圈定。因之謠言紛起,美國的《中國日報》上「中國要聞」欄登出重慶航訊:「最近我駐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間又有所傳」,謂胡「患失眠症甚劇,有回國暫事休息之意」,將任其為中研院長,而以顏惠慶繼任美使。胡適看了這條消息,在報紙上劃了許多「?」,實為不滿。他自己說:「以私人論,中研院長當然是我國學者最大的光榮;但為國事計,我實不想在此時拋了駐美的使事。」胡適還想為國效力,但政府卻派來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適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難,也受了不少閒氣。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書生大使(3)

    到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他本來無心作官,是為國家民族的危難才勉力出來任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便想尋一個機會,決心求去。收到免職電報的當天晚上,即復電中樞,表示感謝。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離開雙橡園使館,告別華盛頓,移居紐約,重新開始他的學術生涯,打算留住美國續寫《中國哲學史》。    
    1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冊,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2胡適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離北平時,留在寓所的大批書信、電稿、筆記、文稿和日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經「中華民國史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來書信」和《胡適的日記》;尚有一批重要文稿書信未刊。此信轉引自耿雲志編《胡適年譜》,附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適研究論稿》一書。以下凡未註明出處的函電,均據此。    
    3此詩作於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華盛頓,題在照片上,送給當時也在華盛頓談判借款的陳光甫先生。後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選編的《嘗試後集》,題為《題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給陳光甫》,詩後有跋云:    
    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點戰時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八年後,在卅五年(1946)的國民大會期中,我為人寫了一些單條立幅,其中偶然寫了這四行小詩。後來共產黨的文人就用「過河卒子」一句話加上很離奇的解釋,做攻擊我的材料。這最後兩行詩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題此詩,情過景遷,自有新意,共產黨的文人解釋是否離奇,將在本書67節裡再說。1964年12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一書,所收作者手跡已有跋,大約便是1952年編《嘗試後集》時寫的。詩的一二句為「略有幾莖白髮,心情已近中年」。此處引詩,據作者1939年題在照片上的手跡,詩後署有「去年11月自題小照」一行字。    
    4此信寫於1939年9月21日,參見注1。    
    5此電文轉引自吳相湘撰《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見《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178頁。    
    6翁文灝1938年10月21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383~384頁。    
    7同注1第12冊,1935年6月19日後所附胡適致王世傑(雪艇)信。(三版注)    
    8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5冊第1640頁。    
    9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620頁。    
    十轉引自台北《中央日報》記者李青來采寫的《當國家艱危時的胡適先生——    
    羅家倫講的三個故事》,載1962年3月2日該報。    
    當時王世傑致胡適等信中說:「羅總統復介公函(即7月23日函)於適之兄信賴倍至,弟閱之不勝快慰。」又朱家驊、顧翊群致胡適信,都說到美借款對國人和戰事的鼓舞,感謝胡適之功績等,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中冊,第449、498~499頁。又可參看李青來采寫的《王世傑談胡適與政治》,載台北《中央日報》1962年3月1日;又載台北《中國一周》第620期。    
    這篇演說,曾譯載重慶《大公報》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題為《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曾經蔣介石閱過。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181頁,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憶當時胡適演說的情形,說:    
    他(胡適)將中國當時情形比作美國革命戰爭中美國軍隊在佛爾居山谷的處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預料美國之參戰和中國的最後勝利,以後的演變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樂部宴會演說後,他和我同到東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務所夥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幾位朋友宵夜。我們同坐在一張小沙發上,他忽然站起來說他身邊感覺到劇痛,他的臉上汗流如注。有人遞給他一杯威士忌蘇打酒,他一飲而盡。我勸他離開,並且委託在座的彼德?格林順路親送他回到大使飯店去。這是胡適第一次患心臟病。他此後在醫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醫師的命令,在發心臟病的第二天,他還堅持在另一個重要場合再度發表他那篇「佛爾居山谷」    
    演說,然後才進醫院。他的醫生告訴我:人家好意遞給他的那杯威士忌蘇打酒,也許救了胡適的命。    
    雷格曼是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同學,當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    
    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1942年1月22日記。(圖文版注)    
    此信未見,引自王世傑在台北傳記文學社「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與政治見解》,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477~478頁。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舊金山--倫敦--北平(1)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夜。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和英美聯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在亞洲,中國艱苦地堅持了對日抗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也佔了明顯的優勢。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蘇四大國在華盛頓郊區喬治城敦巴頓橡樹園召開會議,為發起建立聯合國做準備工作。1945年2月,雅爾塔蘇、美、英首腦會議決定,於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由美、英、蘇、中四發起國,於3月5日向已加入《聯合國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國家,發出了參加舊金山會議的邀請。3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公佈了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名單,包括顧問共11名,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的董必武;胡適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1    
    4月25日,正當美蘇兩國軍隊在德國領土會師的這一天,胡適出席在舊金山開幕的創建聯合國的會議。會議開了整整兩個月,於6月25日在舊金山歌劇院召開全體會議,無保留地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第二天又在退伍軍人紀念堂會議廳舉行了簽字儀式。然而胡適卻借口反對極權政治,不同意《憲章》中五個常任理事國有一票否決權的規定,而沒有在《憲章》上簽字。    
    舊金山會議期間,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對日作戰,6月22日美軍攻克沖繩,並於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中國軍民轉入全國規模的對日大反攻,蘇聯也於8月8日對日宣戰。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簽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於是勝利結束,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戰勝利前後,國共兩黨之間,在關於戰後和平、民主問題上,鬥爭復趨激烈。    
    胡適使美以來,仍始終抱著反共立場,曾為國民黨發動的皖南事變辯護,說「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需之舉動」。21944年9月,美國赫爾利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名義來華,調處「國共關係」。他與蔣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換取到國民黨政府裡去「做官」的陰謀計劃,抵制和反對中共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1945年8月中下旬,蔣介石又接連三次電邀毛澤東主席去重慶舉行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當時任駐華大使的赫爾利也為此專程飛到延安。    
    胡適自然也十分關注「國共關係」。3舊金山會議期間,他曾與董必武討論戰後政治問題,也勸中共放棄武力,從事「和平奮鬥」,遭到董必武的駁斥。8月24日,胡適又致電毛澤東,電文云:    
    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    
    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18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銷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50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    
    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與董君談話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為轉告,用供考慮。胡適,八月二十四。4    
    當時,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內戰,爭取國內和平,決定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等親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後,便收到由王世傑面呈的胡適這個電報。重慶談判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正是胡適電報所說的「武力」問題。在談判中,毛澤東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堅決拒絕國民黨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和政權的無理要求,表現了堅定的原則性,也作了一些讓步。經過43天的談判,達成了《雙十協定》。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於17日作《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其中談到關於軍隊「武力」的問題,說:    
    國民黨宣傳說,共產黨就是爭槍桿子。我們說,準備讓步。我們先提出把我們的軍隊由現在的數目縮編成48個師。國民黨的軍隊是263個師,我們佔六分之一。後來我們又提出縮編到43個師,佔七分之一。……這樣一來,他們無話可說,一切謠言都破產了。是不是要把我們的槍交給他們呢?那也不是。交給他們,他們豈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    
    這是對蔣介石的答覆,也可以說是對胡適電報的答覆。    
    這時的胡適,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聲大噪的風雲人物。人還沒回國,輿論卻造得很響了。8月30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電告胡適,擬請他出席將在倫敦召開的世界教育會議(即後來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9月,國民黨政府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胡適返國就任前,由傅斯年暫行代理。9月13日,蔣介石致電胡適,希望他「早日回國主持校務,併圖良晤」。10月10日,國民政府明令頒給胡適勝利勳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適作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6在倫敦出席創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參與制定了該組織的憲章。會議期間,他曾提議於1949年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週年;並往牛津大學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舊金山--倫敦--北平(2)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適才由美啟程返國,在海上航行30天,於7月5日抵達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餘日,會見了許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滬兩地住所都積有兩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進東廠胡同1號一所十分闊綽的宅院裡。9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回國的這段時間,蔣介石正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破壞停戰協定,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部署並發動全面內戰。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又被推進了戰爭的深淵。國民黨政府又在全國加強法西斯特務統治,鎮壓愛國民主運動。就在胡適回抵國門十天之內,知識界著名的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悶乃至忿怒,蓋原意中事」。7而胡適卻與「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舉行的歡迎茶會上,還勸人不要悲觀,說:    
    我們文化界,教育界,應當在這五年十年之間,咬緊牙關,盡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們自己先就悲觀,覺得世事不可為,那末國事真更將令人悲觀,令人覺得不可為了。8    
    如果說這是胡適的「樂觀主義」,那麼,他在北平對記者談話,竟宣稱「中國民主有了進步」!9這樣顛倒的「樂觀」,不跡近阿世嗎?    
    10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復員復校後的開學典禮。胡適以校長身份首次對全校員生講話,便抬出南宋理學家呂祖謙的兩句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謂「獨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從,不受欺騙,不用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用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用別人的頭腦當自己的頭腦。十    
    可以說這便是胡適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註腳,並無甚麼深意。而當內戰硝煙瀰漫,青年學生嚮往民主自由進步,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廣泛開展的時候,胡校長卻反覆申說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還不明白嗎?    
    1中國代表團成員,除董必武、胡適外,還有宋子文(團長)、顧維鈞(副團長)    
    、王寵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張君勱、胡霖、顧問施肇基。    
    2胡適1941年2月在紐約的演說,曾載2月8日重慶《大公報》。    
    3參看胡適1944年12月8日日記,見《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月版,下冊,第605頁。    
    4胡適致毛澤東電曾載1945年9月2日重慶《大公報》。又附見胡適致王世傑(電稿),《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1版,下冊,第26至27頁。    
    5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毛澤東選集》4卷橫排合訂本,第1106~1107頁。    
    6中國代表團成員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趙元任、羅家倫、程天放、李書華。    
    7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12頁。    
    8胡適在上海文教界歡迎會上的講辭,載7月21日《申報》;又載南京《教育通訊》復刊第1卷第11期。    
    9見1946年7月30日北平《華北日報》。    
    十見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報》。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國大」兩副亂攤子(1)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蔣介石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於是國共兩黨和平破裂,全面內戰爆發了。    
    戰爭初起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上、經濟上都佔著顯著的優勢,又仗著美國援助的大量飛機、大炮、坦克等現代化裝備和作戰物資,所以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叫嚷3個月至6個月即可消滅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避開優勢敵人的鋒芒,曾主動放棄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國民黨軍進佔張家口市,達到了他們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的高潮。蔣介石興高采烈,於當天下午下令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想借民主憲政來做面子,掩蓋發動內戰的罪責。    
    胡適當了這個「制憲國大」的代表。參不參加?他原也有些躊躇,曾對當時的《中央日報》記者又是績溪同鄉的葉由說過,一是因為「國內這個局面,鬧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則是北大也離不開身,「到北大才幾個月,復員以來,北大還是個亂攤子,非常複雜,要花大力氣整頓。」1胡適心情又很矛盾,他覺得這是實現美國式民主憲政的一個機會,不可錯過,準備去參加。但是,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都堅決抵制,並聲明它違背政協決議,是非法的;只有青年黨、民社黨幾個小黨派追隨國民黨搖旗吶喊。北京大學的同事周炳琳也勸胡適不要出席,說「此時赴會,是否為賢智之舉動,琳以為尚值得考慮一番。」2而蔣介石卻切盼胡適這位「社會賢達」出席,給他做做面子,故親自電邀,電文云:    
    國民大會准於文(十二)日開會,先生為當選代表,德望允孚,舉國景仰,務希即日命駕,蒞京出席,藉慰眾望,並盼電復。中正,蒸(十日),府交。3    
    胡適便只好於11月11日飛南京,出席於15日開場的國民大會,還當上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大會的任務是「制憲」,胡適知道憲法草案早就有了,這種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國的藍本,不會有大問題。他便抱著厚本厚本的《水經注》出入於國民大會;又趁機去國學圖書館和中研院史語所看各種版本的《水經注》。12月25日,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發表聲明,不予承認。只有美國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大加捧場。胡適也對記者說:「余對此次中國實驗民主政治認為一大成功」;4又著文稱讚大會通過的憲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來若干人的夢」。5    
    在南京開會期間,胡適與聞人名士、闊佬政客往來頻繁,應酬頗多;還有些人請他題字。在為人寫單條立幅時,他揮筆重題舊作「做了過河卒子」一詩。這首舊作原來沒有發表過,當時被記者傳抄出去,在報紙上刊登了。時過境遷,當日為國家民族拚命向前的卒子,現今卻是為國民黨蔣政權賣力了,舊作新題,也正好表達胡適為國民黨政府賣力的心願。    
    果然,國大開過不久,蔣介石準備「改組」政府,要倚重這可貴的「卒子」了。    
    1947年初,蔣氏多次約請傅斯年談話,提出請胡適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6又在南京兩次接見胡適,多次親致函電,說「中正對於延請先生參加國府,固出於平生嚮慕之忱,亦實以國家與政府殷切之需要為前提。」7實際上卻正如傅斯年所說,乃是出於「美國之壓力」,想借胡適這塊「社會賢達」的牌子,為獨裁政權塗飾一點民主的油彩。所以蔣介石曾坦白地說,是「撐面子,要如此」。胡適經過反覆思慮斟酌,力陳衷曲,說:    
    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    
    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30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8    
    多麼絕妙的自白!既感蔣介石的知遇之恩,願意幫政府的忙,給他做面子,又要保留著「獨立」的面具。這便是過河卒子特別聰明的地方!胡適終生未參加國民黨,大約也與此有關罷。    
    胡適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學當校長,但北大已不是當年的中國公學,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了,時世的變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亂攤子。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國大」兩副亂攤子(2)

    當時,蔣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敗,貪污賄賂公行,加上內戰軍費開支浩大,便濫發紙幣,引起通貨膨脹,物價暴漲,把老百姓推到了飢餓與死亡線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諸多困難與憂慮。大學裡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適出長北大,本來也想學習蔡元培的作風,把北京大學建設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個《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即發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計劃,建議政府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個五年之內,辦好北大、清華、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學等五所重點大學,使它們成為學術研究的大本營;第二個五年再辦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9應該說確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宏偉設想,也反映了胡適作為一位教育家執著教育學術事業的見解與態度。但是,當他在北大召開教授會,討論這個十年計劃的時候,他的夢想卻在現實面前碰碎了。到會百餘位教授,大家想的,談的,「都是吃飯」!一位教授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這是實際情況。胡適當校長,為師生的糧食,教員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樂觀著稱的胡適也難免悲觀起來,說:「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十這年5月,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展開「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北平的學潮,以北京大學為重要中心,更是來勢不凡;也弄得胡適校長應付不暇,處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對不起學生的兩難境地。    
    他雖然擁蔣反共,其實面對時局,內心也很矛盾,而對學生運動也大致還抱同情態度。1947年5月,他在答《經世日報》記者問時,仍說:    
    二十年來我發現一個通則,古今中外均可應用。即凡一個國家政治沒有走上軌道,既不滿人意,又無合法代表民意機關監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預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學生的身上。    
    胡適主張「疏導」的方針,反對武力鎮壓。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聲望,奔走於行轅市府之間,希望避免慘案的發生,並極力阻止「軍警入校捕人」。談到南京學潮時,胡適還公然說「學生與政府雙方均動了感情」,且批評蔣介石告全國同學文內「顯受反動共產黨直接間接之策動」的說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適之聰明與閱歷,豈不知道當年反內戰反飢餓的大規模學生運動,與中共的領導和影響分不開,但他仍揚言「不相信學潮為中共煽動」,而強調是「由於客觀環境所造成」。由此可見他心境的矛盾。    
    當年還有一樁美國水兵皮爾遜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案,轟動全國。對於此案,胡適也非常憤慨,曾對記者說:「此次美軍強姦女生事,學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憤慨。同學們開會遊行,都無不可,但罷課要耽誤求學的光陰,卻不妥當。    
    」他以北大校長作為學生監護人的資格,聘請著名法學教授燕樹棠、費青、蔡樞三位為沈崇的法律顧問;並親自赴美駐華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軍事法庭旁聽審理。    
    法庭判皮爾遜強姦已遂罪,胡適對記者談話時,肯定「此案判決極為公正」。後皮爾遜上訴,美海軍部軍法檢察官長,取消其罪狀,胡適曾對英文版《時事新報》記者發表談話,說「余對此新發展,表示不滿」,並「希望美海軍部長不會批准」。然而後來竟經批准,將皮爾遜無罪釋放,胡適也便無可奈何了。    
    蔣介石鑒於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後來又想請胡適出來當行政院長。胡適為此甚為焦慮,且數度失眠,仍堅辭,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獨立身份,為政府說「公平話」。他作為學者和校長,曾邀集京津各大學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組織「獨立時論社」,對「重要的時事問題」,各人發表所謂「獨立與公正」的意見,將文稿寄發國內外各地報館同時發表,在輿論上給蔣介石政府以幫助。    
    對學生運動,胡適所主張的「疏導」方針,反對軍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愛護學生的一面,但也是為國民黨政府當局著想。他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聯合致朱家驊電,說得最明白:    
    若以軍警入校,則適、琦以為不可行,行之必致學校陷入長期混亂,無法收拾,政府威信掃地,國內則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轉而反對政府,國外輿論一致攻擊政府。論者或以為美國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諒解。殊不知美國清共全用法律手續,決不能諒解軍警入校捕人等等現狀。試設想最近雲南大學的怪象若重演於北大、清華等校,國家所蒙有形無形損失固不可勝計,而全校學生騷動,教員解體,適、琦等亦決無法維持善後。故敢本平日憂慮所及,以去就諫阻此事。    
    胡適不像蔣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樣,簡單地說學潮是共產黨煽動的,赤裸裸地責罵一通,甚至武力鎮壓,造成流血慘案。他主張「疏導」,一方面勸導學生,反對罷課;一方面奔走於行轅和市府之間,盡力避免慘案發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學生竟相信「胡校長已漸漸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愛惜學生」,「和學生站在一起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也致電胡適,說「主席(按,即蔣介石)對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極表感佩」。如果胡適進政府當了官,能發揮這種作用嗎?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國大」兩副亂攤子(3)

    6月2日,北大工學院學生鄧世華寫信給胡適,信中表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尤其恨蔣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統一,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進行殘酷的內戰」,說他是「國父的叛徒」。但鄧缺乏政治頭腦,對共產黨也不瞭解,對國共兩黨都恨都罵,以致感到悲觀、苦悶、彷徨。胡適覺得這個青年的苦悶悲觀有相當的代表性,便於當天深夜給他回信,勸他不要悲觀,要諒解國家的困難,說「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叫喊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易卜生說過:『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適又特別為蔣介石辯護,說:    
    蔣介石先生有大長處,也有大短處。但我在外國看慣了世界所謂大人物,也都是有長有短,沒有一個是天生的全人。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裡,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國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擔負得起的。    
    胡適就是這樣給蔣介石吹噓「做面子」,為蔣政府幫忙,他對蔣介石是何等體諒忠心!隨後,胡適又根據復鄧世華的這封信,引申改寫成《青年人的苦悶》一文發表,希望把一切苦悶的青年,都「疏導」到脫離現實政治,只關心「把自己鑄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蔣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嗎?    
    然而,歷史的車輪並不因少數人的阻攔而停止轉動,它總是碾碎了一切障礙,滾滾向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1947年7月至9月間,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也不斷高漲。到1948年,國民黨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連美國也對它失望了,總統杜魯門說:「中國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團,所以美國無法幫忙。」    
    蔣介石無可奈何,心急亂投醫,企圖再祭起「民主憲政」的法寶,來挽救行將坍塌的政權,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開所謂行憲的第一次「國民大會」。胡適又是「國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飛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經5輪投票,選出第一屆院士81人。3月29日,國民大會開幕。第二天下午,王世傑來見胡適,轉達蔣介石旨意,謂「蔣公意欲宣佈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議胡適做總統候選人,蔣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並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4月4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央全會,蔣便聲明不候選,而提議由國民黨提出一個無黨派的人來做候選人,並說此人須具備五種條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對中國文化有瞭解,(4)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5)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瞭解。    
    蔣介石沒有說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適。而胡氏初聽此言,很覺驚異,自認「實無此勇氣」,卻又覺得蔣的想法「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胡適倒也想試一試,但沒有自信心。3月31日,他與周鯁生、王世傑商談了很久,直到晚上8點一刻,竟決定接受;到4月1日又「還是決定不干」。4月4日國民黨的臨時中全會開了六個多鐘頭,會場上亂成一鍋粥,中委們七嘴八舌都不贊成蔣的提議,有的竟痛哭流涕勸蔣介石作總統候選人。    
    其實蔣的提議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花招,他怎麼會讓別的人凌駕於自己頭上來當總統呢。而胡適卻實在書生氣十足,還以為「蔣公是很誠懇的」,被蔣玩弄於股掌之上猶不自知。最後,他還是高高興興地幫著蔣介石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並以大會主席團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蔣致送當選證書。這次大會原來不過是為國民黨政權盡送喪的禮儀了,胡適卻還要為這次喪禮式的大會吹噓,說是什麼「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現」。然而,他們的「自由意志」表現之後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發起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便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軍圍困成了孤城。胡適見大勢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蔣政府專機,倉皇飛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學的一名「不名譽之逃兵」。臨行時,東西也來不及收拾,只撿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真是淒淒惶惶,好不慘傷。17日,自身也難保的蔣介石,特邀胡適夫婦晚餐,在惶恐中為胡適做58歲生日。


第十二部分:過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國大」兩副亂攤子(4)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適也乘船逃亡美國,踏上了他晚年飄零而淒惶的途路。    
    1參看葉由的《我對胡適的印象》,載《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頁。    
    2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8月1版,下冊,第140頁。    
    3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41頁。    
    4見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報》。    
    5《憲法與憲政》,見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報》。    
    6參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頁。    
    7蔣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適電(抄件),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93頁;並參看同書第179~180、196~197頁。    
    8胡適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73頁。    
    9見《獨立時論集》第1集,北平獨立時論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頁。    
    十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冊,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見1947年5月20日《經世日報》,轉引自《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同年5月18日後所附剪報;引文中「發現」二字系胡適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參看北京大學學生高炳生等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00~303頁。    
    參看《申報》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報》1947年10月29日有關沈崇被污辱案的報導和胡適對記者的談話。    
    參看《獨立時論》第1集(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獨立時論社同人」,疑為胡適所作。據該書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紹》陸續參加獨立時論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417~418頁。    
    可參看胡適6月3日致北京市長何思源信(稿),6月1日《華北日報》所載《胡適讚揚「疏導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適信,分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3~206、300~303頁。    
    朱家驊1947年6月19日致胡適電(抄件),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10頁。    
    胡適1947年6月2日復鄧世華信(稿),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1~203頁。    
    《青年的苦悶》一文發表於1947年6月21日,後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獨立時論》第1集。    
    轉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國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75頁。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圖文版注)    
    胡適1948年5月10日對記者的談話。轉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報》所載胡華的《批評胡適派為封建買辦統治服務的「民主」「自由」論》一文。    
    胡適於1948年12月17日參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學會舉辦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在會上致辭,一再說「我是一不名譽之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見1948年12月18日《申報》所刊《胡適自認逃兵》一文。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紐約公寓(1)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克裡夫蘭總統號輪逃離祖國。21日抵美國舊金山,27日到達紐約,便住進東城81街104號他原來租住過的公寓裡,開始了他在紐約的流亡寓公生活。    
    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都會,對胡適來說,是那麼熟悉,然而又那麼陌生。紐約,已不再像胡適留學時代那樣富於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後那種戰爭年代的特別氣氛,令人振奮。現在的紐約,只是冒險家的樂園,百萬億萬富翁的天地。胡適逃亡出來,既不挾巨資,只帶著一點有限的存款;又無冒險的本事,只是一個年老多病,手難縛雞的書生。在那絕情寡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謀生乏術,一時找不到職業,他能不著急嗎?而隨著國民黨政府垮台,逃亡美國的黨國要人和敗陣將軍,在紐約街頭隨處可見,那一個個沮喪潦倒的模樣,更使胡適絕望煩惱。在華盛頓,那些國民黨的美國朋友們,也一個個充滿失敗心理,對蔣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適感到無臉面見人,於是取消一切約會,關起門來繼續考他的《水經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紐約,胡適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點慰藉。他們租賃的公寓,雖然已經破舊,畢竟也能蔽風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掃廚房,胡適整理內務;夫人燒飯做菜,胡適便洗碗放筷子,飯後又把剩飯菜和器皿搬回廚房,隨手帶來抹布,拭幾擦桌。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然而在國內鼎鼎大名的胡適,平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在紐約竟也學會了種種家務勞動,他的老來勤快,也正是「老來窮」所逼出來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紐約市,沒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點有限的存款,怎夠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胡適雖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面對晚年淒清困窘的現實,也難免悲從中來,以致多次對他那時結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剛說:「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1這發自內心的誠摯話語,既是對晚輩的關心和勸勉,更流露出對自己淒涼晚景的深沉歎息。    
    紐約的寓公生活,不僅清苦,連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沒有。唐德剛寫道:    
    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2    
    幸好江冬秀女士頗具男子氣概,膽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賊,否則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1950年5月,胡適終於在普林斯登大學謀得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管理員的職務,9月到職,合約兩年。    
    普林斯登大學在紐約附近的新澤西州小城,為美國東部常春籐盟校之一,頗有聲望。校中圖書館建築精美,藏書豐富;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是其獨立的一個分館。它由創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國圖書為基礎,逐步發展成以中文圖書為主的東方圖書館,包括漢文、滿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鮮、印度和泰國的出版物,總計約有近30萬冊。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國醫藥學書籍及成套叢書。3但這個圖書館剛剛成立的時候,普大當局對葛氏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國線裝書,究竟有何價值,完全不瞭解。他們知道胡適是中國的大學者,又正流寓紐約賦閒,便聘請他來校主持清理並經管這批圖書。胡適當時無事可做,讀書人也大約只能與書打交道,竟屈就了這個小小圖書管理員的職務。4    
    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那時在美國不僅一般人不知道,連美國的漢學界、華人學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館裡的工作人員也總共只有兩個,除胡適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綱。胡適上任之後,便嘔心清點整理。1952年2月,他為普大籌劃舉辦了一個以「十一世紀的中國印刷術」為題的特別書展。胡適親自撰寫了幾篇介紹文章和書展目錄。展覽歷時兩個月,頗為轟動。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被埋沒多年無人知曉的藏書,便不脛而走,引起了美國漢學界及海內外華人學者的重視。    
    這個書展結束後不久,兩年合約期滿,胡適便推薦童世綱擔任該館職務,他自己應台灣大學等校的邀請,於年底飛返台灣講學去了。    
    在紐約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經注》,管圖書之外,胡適其實還負有特別使命。在離開大陸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適去蔣介石官邸晚餐,即將「引退」的蔣介石勸胡適去美國,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5話雖如此說,事實上蔣對胡適這位「美國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適離開祖國後不久,蔣介石於5月28日寫有一封密信給胡適,明確交待了此行的任務。信中說: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按:顧維鈞字)大使,多加功夫為盼。6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紐約公寓(2)

    胡適也頗為盡忠。他曾幾次去華盛頓會見美國政界人士,但「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orgeH.Bla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emeyer,他也是『有心無力』」。7事後胡適回憶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他通知中國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和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8由此可見,胡適的使命完成得並不怎麼好。剛好這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更使胡適失望和喪氣,有五個月不曾去華盛頓。直到12月8日,胡適才找到一個機會,又赴華盛頓,在「東西協會華盛頓分會」上,演講《中國歷史上爭取自由的奮鬥》,鼓吹「西方國家不應貿然承認中共,共產主義同政治自由絕不能相容」。9雖然沒有什麼影響,畢竟是在為逃踞台灣小島上的蔣介石政府說話了。但胡適在紐約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悶」,讀了「WhiteBook」(白皮書)之後,更不願久居美國,想回去做點事。十    
    在胡適流居紐約,思想苦悶的日子裡,大陸的朋友們並沒有忘記他。這年4月29日,胡適的老朋友、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胡適,信中介紹解放後北京各學校和學術界的良好情況,「很誠摯的」勸告胡適「正視現實」    
    ,「幡然覺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批判「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應該說反映了中共對胡適及其他在海外知識分子的統戰意向;不久,又轉載於香港報紙,6月間便有英文譯本傳到各地。胡適得讀以後,發了「考據癖」,考來考去,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信中有關書信日期又有錯誤,故斷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別人借用陳垣的名義假造的。於是1950年1月9日,胡適作《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國》上,文中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胡適的小兒子思杜,追求進步,不願跟他父親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後,他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發表文章,批判他父親,聲明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說,知子莫若父,硬說那篇文章一定是別人逼迫思杜寫的。後來,連他內弟江澤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別人擬好的信稿,寄出來向我作宣傳的。」顯然,大陸朋友的規勸並沒能改變胡適的政治態度。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胡適聽到消息,頗為高興,他認為「美國領導出兵制裁共產黨對韓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東亞的命運的轉機」,也是整個「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國」難得的一個「轉機」;並希這場戰爭能夠「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國恢復中國大陸,拯救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一條大路上去」。    
    這也正是當年蔣介石政府許多人士的幻想。    
    這年七八月間,胡適花了40天工夫,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登載在美國的《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10月號上。文章三萬餘字,主要針對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艾奇遜)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而是「經過25年苦鬥以後的失敗」;並且指出,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受了斯大林的欺騙,出賣了中國,以致「中國東北,整個中國,韓國(雖則此處沒有提到她)甚至於整個亞洲大陸的命運都已經被確定了,而歷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這是一篇為蔣介石政府失敗辯護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報》很快就翻譯連載,又收入1951年國民黨編印的《本黨與匪黨搏鬥史實》一書。胡適總算是給逃踞台灣而且驚魂未定的國民黨政府說了「公平」話,為他們的失敗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對發表《白皮書》的美國政府發洩了一點怨氣。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適在台灣「講學」一個半月,主要講「治學方法」、「杜威哲學」之外,又突擊作反共宣傳,給逃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打氣。    
    1954年2月,胡適又專程回台灣,參加19日在台北開場的「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幫助蔣介石政府維持所謂「法統」。開會那天,他作為大會臨時主席,開宗明義即說:    
    今天的第一屆國大的第二次會議的召開,是繼續維持憲法的法統,依據憲法第25條,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的規定,舉行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胡適這幾句話獲得了陣陣掌聲。但是,這個要維持「法統」的會本身就有個合法不合法的大問題。籌備期間,台灣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議論,認為按照「憲法」    
    規定,第一屆的「國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滿,代表資格即已經沒有法理的依據了,怎麼可以再選第二任總統副總統呢?逃到台灣的「國大代表」們自然多盼望繼續當代表,盼望開會,卻也心存疑慮。雖經「大法官」解釋,台灣政界籠罩著的法律危機的烏雲,並沒能驅散。在這樣的情況下,胡適作為台灣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徵人物,能從美國專程來出席會議,本身就給人們不少安慰;而且,他還煞費苦心,想出了一個「扣足日期的算法」,為這次會議的合法性辯護。他以考證家的身份,振振有詞地說: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紐約公寓(3)

    有人曾提出疑問,第一屆的國民大會,可以兩次選舉總統副總統嗎?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正因為我們是行憲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所以可以選舉兩次總統副總統。假如每屆國民大會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計算的,那麼就是在國家太平時期,第二任的總統副總統好像還是應該由第一屆的國大選舉出來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是民國卅七年三月廿九日開會的。國大代表的任期從卅七年三月廿九日開始,扣足計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滿,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國民大會公告當選,至五月廿日才就職的。依據憲法第廿九條,國民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90日召開。第一任總統任滿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六年任期之內。所以我覺得第一任總統「任滿前90日」或「任滿前60日」,都在第一屆國民大會六年任期之內,所以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是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務。……所以我們今天的集會,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憲法的根據的。    
    胡適演說時,時而兩拳高舉,時而拍案,時而擊桌,情緒異常激動。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國大代表們聽了覺得比「大法官」的解釋更加有力,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有的甚至老淚縱橫,欽佩不已。有人事後還寫了幾首竹枝詞,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徵一言重,任期扣足細推求,阽危法統艱難甚,萬眾聞言淚迸流。    
    這次會議居然順利進行,選出蔣介石和陳誠為第二任「總統」、「副總統」。胡適還代表國民大會把「總統當選證書」送給蔣介石哩。    
    胡適這次回台北參加國民大會,總算為台灣當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後,台灣當局便聘請他擔任所謂「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幫助「設計」起來。在所作《「司徒雷登回憶錄」導言》中,胡適便指責美國不僅「在雅爾達出賣了中國」,又「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停止了對華的有效援助」,致使國民黨政府垮了台;而美國卻又發表「白皮書」,推卸責任。這是胡適感到最傷心和最為不滿的。他為台灣當局設想,要求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美國為了贖罪而應該做到的起碼事情,就是繼續拒絕承認中共政權並繼續反對這個政權在聯合國裡取得中國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適又奉蔣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聯合國大會,並發表反共演說,題為《匈牙利叛亂在中國大陸的反響》,極力攻擊人民中國,並要求聯合國大會拒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    
    胡適在紐約如此種種的表演,讓人們看到了這位流亡寓公,既可憐又頑固,在淒清飄零的異域,頑固堅持著做蔣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當一名人民中國的反對派。    
    1參看唐德剛《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載台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    
    2同注1。    
    3關於葛斯德東方圖書館及胡適在該館工作的情況,可參看陳紀瀅的《胡適、童世綱與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載台北《傳記文學》第27卷第1、2期),及莊申的《記普林斯頓大學葛斯特東方圖書館追悼胡適之先生著作展覽會及其相關之史料》(載台北《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    
    4關於胡適在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職務,大陸和台灣的研究者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諸如館長、主持人、管理員等等。胡適自己按照聘約說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趙元任夫婦信中說: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發表了,名義是FellowoftheUniversityLibraryandCuratoroftheGestOrientalLibrarywithRankofFullProfessor。(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頁)    
    據此,譯為館長或管理員均可,相當於正教授職務。    
    5《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冊。(三版注)    
    6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適紀念館,轉引自陳漱渝《飄零的落葉》一文,載北京《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7胡適1949年5月22日致趙元任信,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第25頁。    
    8《在北大同學會歡迎會上講詞》,收入《胡適言論集》,台北華國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編。    
    9見台北《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1日;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十胡適1949年8月16日致趙元任信,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第29~30頁。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於1950年9月16日《文匯報》,9月22日香港《大公報》轉載。胡適得知後曾答記者的訪問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6冊,第2152頁。    
    )    
    胡思杜後來分配至唐山工業學院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自殺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參看石原皋著《閒話胡適》,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頁。)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紐約公寓(4)

    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記者招待會上答問》、《在國大聯誼會歡迎會上講詞》、《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均載《胡適言論集》乙編),及《東亞的命運》一文(載台北《自由中國》第8卷第1期)。(三版注)    
    本文台北《中央日報》譯文題為《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連載於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雲軸譯、毛子水校的譯文,載台北《自由中國》第3卷第10期。(三版注)胡適在這次會議開始時的演詞,曾刊載於台灣各報。此處是根據台北《暢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載羅敦偉作《胡適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記抄出。    
    同注。    
    竹枝詞系陸少青作,共五首,載羅敦偉《胡適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處所引為第二首。參看注。    
    本文原題「IntroductiontoJ.LeightonStuart』sFiftyYearsinChina」    
    ,NewYork,RandomHouse,1954.由李宜培、潘煥昆合譯為中文;後收入《胡適選集》「序言」冊。    
    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題為「RepercussionsofHungavianUprisingonMainlandChinese」,載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說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灣有關胡適的論著中,多譯為《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國》的風波(1)

    胡適逃離大陸的時候,眼看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勢不可擋,他無可奈何,滿腔怨憤。在上海登上海輪,便想起與雷震等一些朋友籌創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覺得,今後「與共產黨作思想鬥爭必須以『自由』或『自由主義』為惟一的出發之點,亦必須以『自由』或『自由主義』為惟一的歸宿處」。1因此,他給將要創辦的刊物命名為《自由中國》。他於是擰亮檯燈,抽出鋼筆,在船上寫下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一文,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刊詞。文字不算長,全錄於下: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制,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忍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按,指蔣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2    
    這就是胡適為《自由中國》雜誌定下的調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這個政論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創刊了。刊物封面上印著「發行人胡適」赫赫五個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創刊號上,作為這個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後每期刊物上都不厭其煩地重複刊登這四條「宗旨」,作為他們堅持反共與民主自由的旗幟。    
    《自由中國》創刊的時候,胡適遠在美國,「發行人」其實只是掛個名;實際負責的是雷震(儆寰)。那時,逃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驚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適的名字在混亂的逃台人員心目中,仍不失為「民主與自由」的象徵,有他掛名的雜誌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點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國》辦得倒也順利。但胡適向來信奉孔夫子的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掛了名,怎能不實際干呢?他從紐約郵寄了幾篇文章給編輯委員會,都是反共宣傳文字。3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發表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雖然也持反共立場,卻對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亦有所非議,於是遇到麻煩,遭到政府干涉,台灣軍政當局竟下達逮捕《自由中國》編輯人員的公文,後雖因故未執行,卻給刊物同人以極大壓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壓力與勸說下,被迫發表《再論經濟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於政府,為政府講好話的軟弱文字。這使胡適很生氣,便寫了一封信給雷震,要辭去「發行人」名義,也向台灣政府表示抗議。信中說:    
    《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4    
    《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沒有接受胡適的辭職,「決議請求胡先生繼續領導」。    
    胡適致雷震這封信在《自由中國》剛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灣當局議決:1.全部收購(該刊);2.令港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國西部。至4日才又開放。5    
    此後一年多,胡適竟沒有給《自由中國》寫什麼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的邀請,自美國經日本飛抵台北講學。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機場來歡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數百人,《自由中國》雜誌社的雷震、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也到機場歡迎,場面頗為熱烈。因為胡適從美國來,台灣局勢雖然漸趨穩定,但政府當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別關心美國的對台政策,特別關心國際局勢及台灣的前途,都想聽聽「美國通」胡博士的意見。所以各方人士對胡適的台灣之行都寄予極大希望,都想請他演講,或請座談,或拜會。除了在學校講學之外,公開演講也不少,幾乎沒有間斷的講演,有時一天連講幾場。素來聲音爽亮的胡適,嗓子也沙啞了,不得不去請教喉科大夫。他的這些講演,內容雖各有不同,但概括起來,不外三個方面:(一)鼓吹反共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學方法。胡適在台灣一個半月講演講學的紀錄,後來由自由中國社彙編為《胡適言論集》,交台北的華國出版社印行,6版稅收入便全部捐贈給了《自由中國》雜誌社。    
    胡適這次台灣之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即主持《自由中國》創刊三週年的紀念。又是講演,又是題辭,又是合影、座談。胡適乘機再次請求辭去「發行人」名義,因為他遠在美國,不能負起言論的責任。編委會這時才接受胡適的意見,從第8卷3期起改由編委會任發行人,後來又改為雷震。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國》的風波(2)

    1953年1月,胡適晉謁了逃踞台灣復任「總統」的蔣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國。這次台灣之行以後,他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支持更積極了。不僅自己不斷航寄文稿,還鼓動當年留美的文法科學生「替雷儆寰寫寫文章」。《自由中國》從此又頗為興旺活躍,在台灣香港及海外都頗有影響。    
    但三四年之後,《自由中國》又遇到麻煩了,而且是由胡適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煩更大。1956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先生的70壽辰。事前蔣曾表示謝拒祝壽,希望大家提示問題,他願虛懷納言。於是《自由中國》出了一期祝壽專號,刊登胡適、雷震、徐道鄰、徐復觀、毛子水、陶百川、蔣勻田等所作獻議祝壽的十多篇文章。胡適文章的題目是「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敘說艾氏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自知無專門知識,而大膽信任各部門負責人;當總統以後,遇自己一時無法決斷的事,不輕易下斷語,而將自己簽名「可」「否」兩個批件,請副總統尼克松挑一個。最後結論說:    
    我們憲法裡的總統制本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勢的元首呢?7    
    這一期《自由中國》,因為發表了這些研究、討論、建議和批評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灣異常轟動,連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軍方」、「黨方」和「團方」的圍剿。8他們給《自由中國》加上種種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國人團結」啦,為共產黨「統戰工作鋪路」啦,「企圖打擊國軍士氣,破壞國民團結」啦,等等。還說《自由中國》宣傳民主自由,是共產黨「進行思想統戰的手法,把共產主義掩蔽起來,而以偽裝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現」。又說胡適的祝壽文章,叫蔣做「無智無能無為的總統」,是企圖削減「領袖對於反共抗俄的領導力量」,說他造出所謂「三無」的謬論,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負責;無領袖,無國家,無政府」。總之,認為《自由中國》的祝壽專集裡面,包含了共產黨的「最大陰謀」,是「企圖製造顛覆政府的條件,摧毀反共抗俄的根基」!蔣經國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還發出「極機密特字第九九號」《特種指示》,指責《自由中國》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論調」,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該部又印發《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謂胡適「三無」總統是「荒謬絕倫的言論」,「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兇」。由此可見,反共的胡適和反共的《自由中國》,為了講一點自由民主,爭一點言論自由,也被台灣當局當成了共產黨一樣的洪水猛獸!這就是台灣著名的圍剿《自由中國》事件。    
    這時,中國大陸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剛剛過去,而在台灣又圍剿胡適,持續了大半年。1957年,胡適曾給趙元任寫信說:    
    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為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heworld「more」,因為那邊有一些人實在怕我說的話,實在havetakemeseriously,甚至於我在1952—53年說的話,他們至今還記在賬上,沒有忘記。9    
    第二年4月,胡適便果然回到台灣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回到台灣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國社舉行宴會,歡宴該社朋友。胡適在宴會上演說《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公開主張由知識分子來組織一個在野黨,並極力表彰雷震為民主自由所作的貢獻。他說:    
    這幾年來,如果說言論自由格外普遍,我覺得雷先生的功勞最大。我說台灣應該替他造一個銅像,以表示他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十    
    隨後,《自由中國》便大力鼓吹鬍適的倡議,宣傳積極展開「新黨運動」。雷震要求胡適出來領導,做黨魁,實際工作則由雷負責。但胡適只同意擔任顧問,卻極力鼓勵雷震出來組黨。到1960年,籌組新黨的活動頗為熱烈。8月13日,在中壢舉行竹苗桃三縣座談會,雷震宣佈新黨將於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當新黨積極準備組成的時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還有《自由中國》編輯兼新黨秘書傅正,《自由中國》會計劉子英、馬之三人。經軍事法庭審判,雷震以「為匪宣傳」與「知匪不報」兩項罪名判刑14年,劉12年,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胡適當時正在美國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曾為雷案致電陳誠,希望由司法審判,不要軍法審判;回台灣後,雷案已經宣判,他接見記者時說:    
    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言論自由的象徵,我曾主張應為他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胡適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雷震被判刑後四天,中國民主黨便正式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但終於因雷案受重大打擊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國》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歷時11年,共出260期。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國》的風波(3)

    為在台灣爭取一點民主和言論自由,雷震付出的代價是:鋃鐺入獄,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適呢,總覺得「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對雷震事件始終是內疚彌深,卻又莫可奈何,以至於愧憾終生。    
    1這是雷震解釋胡適的《「自由中國」的宗旨》的話,見他所作《創刊「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載台北《自由中國》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2該文載《自由中國》創刊號,作發刊宣言;以後每期都登載這四條宗旨。題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繫於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據?    
    3從《自由中國》創刊,到1950年初,胡適在該刊發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國」的宗旨》,《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均載第1卷第1期),《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第2卷第3期)。    
    4此信寫於1951年8月11日,載《自由中國》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5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冊,1951年9月24日記所收香港來電報譯文。(三版注)    
    6《胡適言論集》分甲乙二編,甲編為「學術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編為「政治問題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華國出版社,由王雲五主持,王系胡適在中國公學求學時代的老師,故獲得印行此書的優先權。    
    7此文作於1956年10月21日,載《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8參加這次圍剿《自由中國》的報刊,如《軍友報》、《國魂雜誌》、《青年戰士報》等屬「軍方」;《中華日報》、《政論週刊》等屬「黨方」;《幼師》雜誌屬「青年反共救國團」。下文所引圍攻《自由中國》的言論,均見這些報刊,不另注。    
    9胡適1957年7月26日致趙元任信,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頁。    
    十胡適的這次演說,由楊欣泉記錄,載《自由中國》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胡適於1960年10月23日返台,當晚接見記者,表示願意為雷震作「品格證人」。    
    此處引文,轉引自文德《雷震、胡適、中國民主黨》一文,載《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據《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8冊1960年11月18日所記改。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熱鬧背後的孤寂(1)

    國民黨政府逃踞台灣,雖然只剩下彈丸小島,卻仍維持著舊日在南京的門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個「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學術機關,直屬「總統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來的院長朱家驊辭職。11月3日,評議會選舉胡適為院長候選人。4日,蔣介石便圈定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氏正因台灣圍剿《自由中國》事件,決心回去;加上那時台灣局勢暫趨穩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灣過幾年安定日子,了完學術上的舊債,便欣然應命。不久,胡適給陳之藩寫信,即說到他已決定回台北去。信中寫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66歲了,應該安定下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幾部未完的書寫出來。1    
    這年4月6日,胡適便飛離美國,結束了在美國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於8日下午飛抵台北機場。    
    那天到機場歡迎胡適的,有台灣國民黨政府的「副總統」陳誠及各機關官員、友好和青年學生,據說有五六百人。連八十高齡的於右任老先生,也拄著枴杖,坐在機場進口處等候。胡氏被圍堵在飛機的舷梯旁,與官員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學生社團的旗下照相,又對記者談話,鬧騰騰的。第二天,又是賓客盈門,應接不暇。生性好熱鬧的胡適,自然很高興。    
    4月10日,胡適就任中研院長,並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這天,蔣介石以「總統」    
    之尊,親臨致詞,對胡氏恭維頗多。胡適則忙著握手,致答詞,接著又選舉新院士,熱熱鬧鬧,忙得他滿心歡喜,滿臉微笑。    
    從此以後,胡適在台灣生活的近四年時間裡,當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來點綴「民主自由」,他也誠心希望台灣當局多搞一點「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興的熱鬧事也便接連不斷。例如:這年11月,胡適搬進了當局給他專門撥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長住宅。1959年初,胡適所擬定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正式通過,並成立了以他為主席的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這年7月,胡適接受夏威夷大學贈送的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獲得的35個榮譽學位的最後一個。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現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台灣,胡適參加了歡迎宴會,並與艾氏同到圓山飯店晤談。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終於告別了紐約的牌友,回到台灣,家人團聚。四年間,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選舉,選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袁家騮、楊聯升、任之恭、梅貽琦等30名新院士;    
    他的許多舊著在台灣重印,還影印了他心愛的寶書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此外,更有經常的演講、宴會、拜訪應酬,以及獻花祝壽等許多熱鬧事,報紙上也不斷有關於他的「花邊新聞」。1960年12月17日,是胡適的70大壽,祝壽的更是「你方唱罷我登台」,熱鬧了好些天;蔣介石也贈以親書的「壽」字鏡框,還特意在官邸設宴為胡適祝壽。2凡此種種,似乎可以說是知遇特隆,應該滿意的了。    
    然而,胡適在台灣這最後幾年的生活路程,是並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熱鬧的背後,許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牽連,接連發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臟病的人;在台灣的幾年間,先後四次住進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每次都是心臟病復發,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這自然是老年人所難免的;但若幹不快意的事件和環境,往往是他舊病一次接一次復發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惡化。    
    其次是他的經濟狀況,也使他不能不憂慮。當年在胡適身邊工作的楊樹人先生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後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個晚上,我親記得他對我說:「我不在美國,我的太太一人要計劃自己出資,借南港一塊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後即送與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對我說話時,那一筆錢是沒有了。聽說,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籌集一點小款,在台北市內頂一所小房子,備胡夫人回國居住。據王志維先生(他受托處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訴我,少數版稅(胡先生在台印書,多半不收版稅)的收入,經他盡量設法積存,付一所15疊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夠。我想,其餘就不必深問了。    
    後來胡夫人是回國了,我想胡先生的經濟情形並沒有什麼改善。連一次一次進醫院的醫藥費都感覺困難。醫師每次都說他需要在醫院多住幾天,他的朋友也勸他,而他自己總是堅持提早幾天出院。3    
    「人怕老來窮」,人們由此大約也不難想見胡適晚境的淒涼罷。    
    而最讓胡適感到困擾和難堪的,是社會上牽涉到他的許多風風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適與國運》。4據楊樹人先生的文章說,胡適回到台灣的第二天,即有人送給他一本《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這是一本濫用「學術研究」    
    之名,對胡適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的書,共收四篇文章。有的說胡適自己想當領袖,他的公式是:    
    理想的胡說的領袖=無智+無能+無為+外國大學生=胡適。    
    有的攻擊胡適當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壘」;而今提出「三無」總統,「何嘗不是要撤銷今日台灣的國防呢?」很明顯,這些是對胡適那篇為蔣介石祝壽文的反攻。有的則說胡適當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陸的人心搞亂,為共產黨鋪路,因而使國民黨丟了大陸。而作者認為——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熱鬧背後的孤寂(2)

    不料有人說胡博士要到台灣講學,我想大陸已經給他講掉了。倘使他不肯饒在台灣避難同胞的命,還要把復興基地台灣講掉,那我們黃帝的子孫就真正萬劫不復了。    
    這就把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也歸罪於胡適了。書末還附載「壽聯」幾副,說是「轉載社會公論」,實在都是肆口謾罵的無聊文字,筆者不屑於引錄,以免污了讀者的視聽。《胡適與國運》的文章,顯然沒有什麼學理可言,胡適本來也不必理會。但這本小冊子的出版發行卻十分詭秘,成了台灣現實政治風雨中一本神秘的怪書,又難免引起胡適的煩憂。這書的出現,恰恰是在胡適返回台灣的前夕,顯然是要給他一個警告;而書剛一出現,台灣的行政院秘書處,便立刻函請治安機關予以查禁,台灣各報也一致譴責,算是給胡適一點面子。但後來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對這書的作者執行罰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沒有下文了。到「五四」這一天,台北各處的書報攤上忽然又出現了《胡適與國運》這本「禁書」!第二天,《聯合報》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廣告,由「學生書局」出名,聲明「印行本書,俾免以誤傳誤,影響胡適博士的聲譽」。居然大量公開發售,每冊定價五元。5這還不是對胡適的一個打擊嗎?    
    1959至1960年間,胡適又被捲進了總統連任問題的政治漩渦之中。蔣介石自1954年當選第二任「總統」以後,年事漸高,任期即將屆滿。根據憲法,不能連任三任。而蔣的長子經國頗有才幹,在國民黨政界也頗有影響,於是便有推經國繼任總統候選人的輿論。1959年1月中旬,胡適與陳誠、王世傑、蔣夢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遊覽了六天,便有人說他們是「商山四皓」,是蔣經國的羽翼。這所謂「商山四皓」的話,後來在台灣引起了幾個月的政治風潮。6胡適也確乎不贊成蔣介石連任,曾請當時總統府秘書張群向蔣轉達他的意見,主要是希望蔣「明白表示尊重憲法,不做第三任總統」;這同樣的意見,胡適多次向黃季陸、王雲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說過。7又多次對記者發表「反對修憲」,「反對三度連任」的話,都在報上刊載出來。8但是,由於蔣介石還不想退位,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臨時條款」案,為蔣連任三任造輿論。胡適對此很不以為然,曾說,當領袖的人應該培養繼任人,到了適當的時候,便推選這個人出來,還應全力支持他。這才是大政治家的風度。他認為美國的羅斯福,沒有培養繼任的人,只有他個人一再的當選下去,這是羅斯福的錯誤。可見胡適是明顯地不贊成蔣介石連任。9到了1960年年初,「國民大會」臨近,「總統」連任或繼任的問題更為突出,台灣報紙上甚至報導說胡適「可能以不出席會議來作消極的抗議」。十    
    2月20日,「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台北召開,胡適還是出席了,並且又當了大會主席團主席。在蔣介石宴請國大主席團的宴會上,胡適又特別大講「無記名投票」的歷史和優越性,說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脅,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點不願受人操縱選舉的意向。但他的話當場便遭到國民黨人士的反駁,他們說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要維持黨的紀律,無記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黃季陸甚至竟說美國憲法也是記名投票的。受到這種無知而又蠻橫的圍攻,胡適很生氣,曾對人說:「我現在倒希望他們用記名投票。記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擔心「他們可能用舉手,不用記名投票」。後來,修改臨時條款案三讀通過,在報上公佈了,為蔣介石連任三任辦妥了法律手續。有人來問胡適有什麼意見,連任三任是不是蔣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適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會這樣做的。他老先生覺得他對國家的責任未了,身體還好。年紀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韓國的李承晚,大過蔣先生十歲,像西德的艾德諾(按,通譯阿登納),像英國以前的邱吉爾,都是年紀大過他的。凡是做過大領袖的老一輩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說是錯的。問題是在修憲,尤其是為了三任連任問題而修憲,這是把大門打開了,現在大會出席的人數是合法了,以後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了。你既然為連任三任而修憲,他們就為創製權、復決權等問題而修憲了。憲法並不是不可修憲的,大門一開了,給一班爭權的人來要求創製復決權,就無法再關上了。    
    過不幾天,胡適便因心臟病進了醫院,但還是去「國民大會」參加選舉。自然是蔣介石又連任第三任「總統」。這一次,胡適卻沒有去給蔣致送「當選證書」。    
    在總統連任事件前後,又有組織新黨的事件;接著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這一連串事端所引起的風暴,以及間接由此而發生的許多小漩渦,把一個想在台灣過安靜生活,想以餘年償清筆債的老胡適,幾乎是弄得坐臥不安,透不過氣來了。    
    筆債無法償,「民主自由」也難談,胡適便只好「容忍」,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說,他的提倡容忍,「不僅是對壓迫言論自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的人自己說的」。實際上,他的重點是希望「拿筆桿寫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種「容忍的態度」。據他說,拿筆桿的人,雖然受到種種「不合理的壓迫」,甚至於「圍剿」,但也還是「有權有勢的人」,因而「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利」。談「言論自由」談到了這樣的程度,胡適的心境該是何等淒涼,何等悲哀啊!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熱鬧背後的孤寂(3)

    因此,有人這樣評論說:    
    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攪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對象,而我卻體會到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正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發自「威權領導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圍剿胡適」    
    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    
    評論是相當客觀的。在熱鬧的背後,胡適的心靈孤寂而憂憤,達到了難於忍受的程度。    
    1此信寫於1958年1月11日;一說寫於1957年。原信未見,轉引自韋政通《胡適小傳》(《現代中國思想家〔七〕》,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7頁)。同樣的意思,在給李濟的信中也說過,他想自己出錢在南港借一塊地,造一座小房子,以便利用史語所的藏書,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參看李濟《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序》及《胡先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貢獻與影響》二文,分別見台北《傳記文學》第2卷第3期,第28卷第5期)    
    2參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印行,第9冊,第3402~3420頁。    
    3楊樹人先生當時任台北中央研究院秘書和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執行秘書;他所寫《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載台北《文星》雜誌第13卷第4期(總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    
    4《胡適與國運》,台北「學生書局」1958年印行。收文章四篇:(一)《胡適的領袖慾》,作者諸心,系化名;(二)《請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樣佩服他的理由》,作者朱光漢;(三)《敬以「無為」為胡適之先生壽》,作者李博愛,大約也是化名;(四)《拜倫哀希臘詩的漢譯》,作者王愛維。作者是否一人,真實姓名,均不得其詳。一說,經政府調查,該書出自幾個人之手,其中一人為徐子明,威斯康星大學畢業,在北大時是胡適的同事。    
    5參看杜蘅之《人性與自由——再論胡適與台灣》,載香港《自由人》1958年5月14日。    
    6參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56頁,1960年3月15日」所記。    
    商山四皓,原是指秦末隱居於商山的東園公、裡先生、綺裡季、夏黃公等四位八十餘歲的長者。傳說西漢初,劉邦曾去聘請他們,但他們都不肯出山。而呂後用張良的計謀,令太子卑詞安車,把四位長者請來。劉邦見了,認為太子羽翼已成,便打消了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的企圖。台灣政界借指陳誠、胡適等四人為蔣經國的羽翼,自然是把經國當作「太子」。    
    7參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8冊,1959年11月15日、23日。(三版注)    
    8參看上書第18冊,1958年12月25日、1960年2月21日所附剪報。(三版注)    
    9同注6第37頁。    
    十參看台灣《自立晚報》1960年2月7日「星期專欄」載《國民大會幕前幕後》一文所記胡適的談話。    
    參看同注6第53頁3月14日所記。    
    參看同注6第52頁3月5日所記。    
    同注6第53頁3月12日所記。    
    參看《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原載《自由中國》第21卷第11期;後收入《胡適選集》「演說」冊,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虛一譯《民主政治底兩種觀念》一文的譯後記,載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譯文題下有副標題:「敬悼胡適之先生」。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學者與小販

    在胡適晚年的孤寂境遇裡,有一位賣麻餅的小販,竟做了他的朋友,給他帶來一點意外的安慰和快樂。    
    這個小販名叫袁瓞,江蘇清江人,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學念到了高中二年級。1949年流落台北,賣過豆腐,做過小店員,後來以賣麻餅為生。他做餅賣餅之餘,還愛讀一點書,喜歡與人討論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個更好一點?他比較傾向於崇拜美國,但理論上說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於是,便貿然寫了一封長信,向大學者胡適請教。這是1959年10月間的事。    
    胡適接到這封信,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素不相識;讀完了信,才知是一位賣芝麻餅的小販,竟能在業餘勤奮自修,精神可佩;問的又是胡博士最熱衷的英美政治問題,更覺十分高興,便親筆寫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謝謝你10月23日的長信。    
    我細細讀了你的信,很誠懇的感謝你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寫這一兩千字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有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給我。    
    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我只能說,你說的英國制度和美國制度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祝你安好。    
    胡適。四八,十,廿五夜。1    
    從此,小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適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適邀請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見面的時候,胡適拉著袁瓞的手,高興地說:「你這麼年輕,出乎我的意料,從你的來信中,要看你40歲以上啊!」    
    袁瓞把帶來的一個手巾包打開,裡面是10個芝麻餅,黃燦燦的,散發著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適面前,說:「先生,這是我親手做的,送給您吃,表示我對您的敬意。」    
    胡適接過芝麻餅,笑瞇瞇的,拿起一個來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響,臉上現出近幾年來少見的歡愉。    
    他們一老一少,談得很暢快,談了近兩個小時。胡適仍不忘對他的年輕朋友宣講杜威哲學和改良主義,他重複幾十年前的老話說:    
    社會的改進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只有共產政權才相信社會改進是可以批發的。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2    
    隨後,他們又談到幼年生活。胡適說,他小時候最喜歡和別的小朋友一起遊戲,後來到美國進康奈爾大學,喜歡游泳,可是鼻孔里長了一個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聽了,覺得很巧,告訴胡適說,他的鼻孔裡也長了一個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聽說台大醫院裡新到了一批鈷六十,可是太貴,診治不起!胡適聽他說,便立即給台大醫院的高天成院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擔。3    
    胡適儘管經濟並不是那樣富有,甚至連自己住醫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誠心給一個好學的年輕人以幫助,在他的心靈上是一種極好的安慰。    
    那一天,胡適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卻恰巧有外賓來訪,袁瓞怕耽擱了胡適的公事,便告辭了。臨行時,胡適贈送他五本書,每一本上都親筆題名留念,並說:「你先拿去看,以後需要什麼書,儘管隨時來拿。」    
    後來,袁瓞去醫院檢查,並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卻十分感激胡適對他的關切和幫助。    
    胡適呢,也常記著這位小販朋友。有一次他心臟病復發,住進台大醫院。他的朋友梅貽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間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個芝麻餅送到胡適的病房來,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我相信你沒有吃過。」    
    胡適接過來一看,見是麻餅,便笑了,說:「我早就吃過了。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老胡適也夠天真,以為那大一個台北市,芝麻餅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個人做的!    
    1此信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8冊,第3006~3007頁。    
    2此處引文轉引自吳相湘《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見《民國百人傳》第1冊,第206頁。    
    3參看何索撰《胡適這個人》,見《寂寞的獅子》,台北香草山書屋1977年版,第31~35頁。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圍剿」與歡會中倒下(1)

    1961年2月,胡適又因心臟病發作,住了兩個月醫院。逐漸脫離危險後,到4月便勉強出院;因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只好暫借福州街26號台大招待所房屋,療養了兩個月。7月間又患急性腸炎,大鬧水瀉。真是多災多病,衰老不堪了。110月間,夫人江冬秀從美國回來,家人團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適,畢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發表一篇演說,竟招來狂風暴雨般的又一次「圍剿」。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台北開幕。胡適卻不過洋人的糾纏,應邀赴會,作了三十分鐘的英文講演,題目是「Socialchangesnecessaryforthegrowthofscien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這次演講的內容,其實仍是他幾十年前的老調子,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攻擊中國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責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評說:    
    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麼精神價值可說?……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2    
    胡適否認東方文明的精神價值,spirit,當時有人譯為沒有「靈性」,此話傳出,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徐復觀教授首先出馬,指責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3於是,引起了關於中西文化的一場論戰及對胡適的暴風雨式的圍攻。胡適也因此而心臟病驟發,於11月26日,最後一次又住進了台大醫院。    
    論戰先後在港台的一些報刊上展開,如《自由報》、《自立晚報》、《民主評論》、《政治評論》、《中華雜誌》及《文星》雜誌等,都發表過文章;有人竟至於還在國民黨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質詢。    
    作為論戰的兩個營壘,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稱獨佔「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學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發表《播種者胡適》一篇長文,4批評那些「亂罵」胡適的人和「亂捧」的人一樣,「通通抓不到癢處」。李敖極力推崇胡適,認為他是中國新文化和現代化的「播種者」,說: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    
    他對於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文末對胡適也有所批評,主要是指責胡氏在「全盤西化」上還太保守,太不認真,竟去搞什麼「整理國故」那樣「開倒車的學術」,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把文史學風帶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為有這點「批評和譏諷胡適的話」,故李敖在分「捧胡」和「罵胡」的六派5時,便將自己超乎捧罵之外。其實他基本上還是屬於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適本人也很不開心罷了。6    
    論戰的另一方,人物頗多。除了首先出陣的徐復觀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發表長文《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7文章標榜「超越」,似也批評傳統派,實則重點在批評西化派,批評胡適。接著有葉青(任卓宣)和鄭學稼參戰,針對李敖的文章,分別寫了《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和《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8他們一方面否定或貶低胡適,說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不是什麼「播種者」;而他侮蔑中國文化,則「是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因而罵之有理。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推崇陳獨秀,認定陳獨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種者。他們自然也抓住了歷史事實的一些片面,而與他們各自的歷史因素大約也是不無關係的罷。    
    這場中西文化論戰的暴風雨,在胡適進了醫院以後愈演愈烈,雙方都寫了不少文章,氣氛相當緊張。胡適雖然素來號稱修養好,畢竟也具七情六慾,也難於抑制心頭的憤懣與煩憂。他甚至病也懶得養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過71歲(實足70歲)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號,以病老殘年,經受著殘冬的暴風雨的襲擊。    
    據楊樹人回憶,有一天下午,胡適叫他去福州街26號,商談一件公事。事畢之後,胡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翻開來給楊看,並且拿起圓珠筆指著那篇文章說:    
    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適一面說,一面用筆把他批評的地方畫出來,已是很不開心。他再翻開另一長篇,更不斷的說,不住的畫,臉色蒼白,心情更為激憤。末了,他指著這文章說:「真是下流!」9舊歷春節以後,他又一次憤憤地對楊樹人說:    
    他們要圍剿我胡適,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圍剿」與歡會中倒下(2)

    我不懂,我胡適住在台北,與他們有什麼壞處!十風燭殘年,心臟病尚未痊癒的胡適,怎麼經得起這樣的風雨,這樣的激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適離開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將在蔡元培館召開的第五次院士會議。這天,他心情頗愉快。因為這次到會的院士比較多,在國外的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等,也都陸續到達。吳女士是他任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學生;吳大猷則是他的學生饒毓泰任教南開大學時的弟子,而楊振寧、李政道兩位院士又是吳大猷的學生。胡適儘管主張「全盤西化」,而他自己卻實在不脫中國士大夫的習氣。教書幾十年,桃李滿天下,他還喜歡拉點師承出身的關係哩。海外幾位知名的學人,回台灣參加院士會,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適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適又怎麼能不高興呢?    
    上午,胡適主持院士會,進行完了全部議程,選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們午餐。下午五時舉行酒會,歡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適不參加。但他興致甚高,喜歡熱鬧,願意親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場了,忙著和院士來賓談天,與記者們打趣,大家還趁機與他合影一張。有人便因此同他開玩笑,說院長成了「明星」啦。胡適便也很開心地大笑起來。在酒會上,他又輕鬆愉快地致辭,說:    
    幾年前我就對朋友說過,自己雖然對物理學一竅不通,但是有兩位學生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吳健雄,一位是饒毓泰。我雖不教他們物理,他們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幾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時,兩位吳博士談排行,吳健雄說:「我高一輩,該叫師叔。」原來吳大猷先生還是饒毓泰的學生,而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這麼一來,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學家,我的第四代還得了諾貝爾獎金呢。我雖然對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適講話時,人們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樣快活,微笑一直掛在他的嘴邊,以致都忘記了他是剛出院不久的患著心臟病的老人!    
    接著,胡適請院士們講話。有人涉及到科學能不能在中國生根的問題,有的悲觀,有的樂觀。持悲觀論的人順便提到胡適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招致圍剿的事,使歡快的酒會頓時籠罩了無形的陰霾。胡適是贊成樂觀的;然而對於「圍剿」,他難免又生氣,卻盡量抑制著情感,說:    
    我去年說了廿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說這番話的時候,胡適顯得很激動。他已經感到不適,還勉強支持到酒會結束。    
    他正移步往會場外邊走,又與賓客、記者寒暄了幾句。走到會場中部的時候,他忽然臉色變了,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醫生急救也無效。在這歡樂的酒會結束時,胡適竟因心臟病猝發而與世長辭了。終年七十有二。    
    1胡適1961年9月3日致李書華信,敘他這年病況頗詳,中說: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車,抬進台大醫院的急救處的。我在醫院住了56天,出院後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兩個月(因為南港附近沒有醫院)。到七月初又因腸炎,大鬧水瀉,瀉的水分干了,影響心臟,血壓低到74,半天上不去。……總之我們都老了,機件都不夠完好了。    
    由此可見他已經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健康已成問題了。見李書華作《胡適之先生生平及其貢獻》,載台北《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    
    2胡適的這次演說,有自寫的英文稿,未見。當時台灣各報的譯文,未經胡氏校閱,難免掛漏和歧異。後經徐高阮譯為中文,經胡適校過,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3見徐復觀的《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載香港《民主評論》第12卷第24期。    
    4李敖的《播種者胡適》,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後收入他的《胡適研究》一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3月初版。    
    5李敖在《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一文中說:    
    談到目前捧胡和罵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詩歌派,勞干是也;(3)行動派,某校長夫人是也;罵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罵派,徐復觀是也;(5)栽贓派,《胡適與國運》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擬答覆的兩位先生是也。」(按,指葉青〔任卓宣〕與鄭學稼)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6李敖自己在《胡適研究前記》中說:「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面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見該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3月版;又載《文星》雜誌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7胡秋原的文章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8葉青的《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載台北《政治評論》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鄭學稼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載台北《文星》雜誌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飄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圍剿」與歡會中倒下(3)

    9參看楊樹人《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載台北《文星》雜誌第13卷第4期(總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楊文並未指明胡適所批評的是何種雜誌,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適研究」前記》一文裡,卻承認楊文「裡面有一段寫胡適先生對《播種者胡適》的不高興」    
    ,承認胡適指為「輕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見胡適也認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說他「輕佻浮薄」,「瞎鬧」,用語相當嚴厲!據此,則可知胡適指為「下流」的長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十同注9。    
    參看吳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歡迎院士會中的講詞及後記,載台北《新時代》雜誌第2卷第3期;講詞題為「胡適之先生和中國科學的發展」,系該刊編者加上的。    
    胡適在這次酒會上的講詞,有幾種記錄,均不及經胡氏校正了。此處引文是根據《台灣新生報》記者所採寫的《最後的酒會,光輝的終結——記胡適院長最後主持的院士歡聚酒會》一文的記錄,載該報1962年2月25日。這個紀錄也許難免有誤,不及後來整理的完善,但較接近口語,很少修飾加工的痕跡,又是最早的記載,可能更接近真實一些。    
    另有吳相湘作《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民國百人傳》第1冊)所錄胡適的這段講詞,修改痕跡較明顯,也不像講話的語氣了。已引錄在本書第9章47則注十里,讀者可以參看。另有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書所引胡適的這段講詞,雖經修飾,還比較完善,引錄如下,以供參校:    
    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0冊,第3898~3899頁)    
    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第3901頁。    
    


第十四部分:傳 余喪葬

    胡適去世的當天晚上,即組成治喪委員會,陳誠為主任委員;張群、王雲五、朱家驊、蔣夢麟、王世傑、黃季陸為副主任委員;於右任、蔣經國等為委員,共103人。    
    靈堂設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胡適的遺體安放在冷杉木特製的靈柩裡,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腳穿布鞋。遺體上覆蓋著北京大學校旗。蔣介石親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辭曰: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中正敬挽這確切地概括了胡適一生複雜思想和經歷的輓聯,懸掛在靈堂中央。治喪委員會收到各界人士送的輓聯挽幛八百餘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話;此日兒童,仍須皓首窮經,從字紙堆中,去埋頭嚼句。    
    無新文化,主改革;長茲華裔,安能小心求證,到科學園裡,來植樹生根。    
    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    
    後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孟真死於鬧,今公死於,行在縱多才,何堪如此?    
    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靈堂瞻仰遺容的市民絡繹不絕,殯儀館前幾天內人流不息。    
    3月2日,陳誠率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公祭,參加公祭的有75個單位;此外,有各界名流、軍人、學生、平民、家庭婦女及駐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遺容,與胡適博士告別,總計達38000餘人。下午2時大殮。3時啟靈出殯。從台北市到南港的馬路兩旁自動來送殯者多不勝計。靈車開至松山以後,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戶戶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聲不斷。據目擊的記者估計,自胡適逝世到出殯,前往祭弔和路祭送殯的市民,總計達10餘萬人。1    
    10月15日,安葬胡適於台北南港舊莊墓園。他雖然未能回到美麗而且富饒起來的黃山故鄉,卻總算長眠在自己祖國的泥土裡。墓門上刻著蔣介石書寫的「德學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學校友會建造的紀念亭;左首有中國公學校友會建造的半身銅像。墓碑上刻著:    
    這是胡適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國五十一年)的墓。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遷,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長適之先生治喪委員會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決議,以胡適生前住所作為「胡適紀念館」    
    ,並成立管理委員會。1964年8月,美國美亞保險公司負責人史帶先生捐贈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帶基金會又捐美金25000元,為胡適紀念館基金。    
    胡適生前留有英文遺囑,其主要內容有:一、請求火葬(按,後改棺葬是胡適夫人江冬秀的意見);二、遺留在北京的102箱書籍、手稿、文件,捐贈北京大學;三、留存在紐約寓所的書籍、手稿、文件,捐贈台灣大學;此外還有遺產處理等項。但清點胡適在南港的財物時,除了書籍、文件之外,餘款僅135美元。    
    1關於胡適喪儀的情況,主要根據台北《青年戰士報》記者周嘯虹的報導《萬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報》記者黃銘黃仰山的報導《一代哲人,蓋棺論定》(1962年3月6日)。    
    


第十四部分:傳 余遺著

    胡適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見於報刊雜誌的文章未經編輯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資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1919)《嘗試集》(1920)    
    《胡適文存》(1921)    
    《章實齋先生年譜》(1922)    
    《胡適文存二集》(1924)    
    《戴東原的哲學》(1927)    
    《白話文學史》(1928)    
    《人權論集》(1930)    
    《胡適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書》(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適論學近著》(1935)    
    《藏暉室札記》(1939)    
    《胡適的時論一集》(1948)    
    《胡適言論集》(1953)    
    《丁文江的傳記》(1956)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1961)    
    胡適逝世後,經胡適紀念館及其他單位、學人整理編印的,主要有:    
    《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跡》(1964)    
    《胡適手稿》(1966—1970)    
    《嘗試後集》(1971)    
    《中國古代思想史長編》(1971)    
    《胡適來往書信選》(1979)    
    《胡適口述自傳》(1981)    
    《先秦名學史》(1983)    
    《胡適的日記》(1985)    
    《胡適作品集》(1986)    
    《胡適論中國古典小說》(1987)    
    《胡適詩存》(1989)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90)    
    另有書信數千封,英文著作若干種。《胡適全集》正由有關方面整理,準備出版1。海內外學者為胡適所撰傳記若干種,年譜若干種。    
    1《胡適全集》已於2003年9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卷。    
    


第十四部分:傳 余跋

    《胡適傳》終於完稿,即將付印。欣喜之餘,還想在這裡補敘一點寫作的經過和甘苦。    
    我也許孤陋寡聞,總覺得中國現代文化思想領域,像胡適先生這樣一位名震一時的風雲人物,至今沒有一部較詳盡而完整的傳記,實為憾事。曾見過台灣學者毛子水先生撰寫的幾篇胡適傳,包舉一生,文字簡約,卻也難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適評傳》,規劃十大冊,寫的頗為詳盡生動,可惜只見到第一冊,其中偶有戲謔筆墨,難免輕浮之誚。胡頌平先生所編胡適年譜(簡編和長編),收集整理了相當詳盡的資料,為我們作傳記的人提供了許多方便。至於胡適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傳,也都是沒有完成的自傳。於是,我便決心來寫一本完整敘述胡適生平思想事業並且比較詳盡的傳記。經過幾年的資料準備,訪問胡適的故里親朋,為大學本科及研究生開設胡適研究課程,並編寫了年譜、書目及幾本專題資料之後,於去年炎夏動筆,今年炎夏殺青,預計在胡適誕辰95週年的時候,大約可以奉獻給讀者這一本《胡適傳》。    
    我國從來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一些優秀的傳記,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學作品。這是我們史傳文學的一個好傳統。這本《胡適傳》,也把文學性作為追求的目標之一,力求寫得具體一點、生動一點、可讀一點。成績如何,當由讀者來評判。    
    作為史傳,我所追求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真實性。一切以事實為準的,力求據事直書,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適本人的著作、日記、書信、自傳,及當時報刊和當事人的記載。至於親朋、故舊、門生的傳聞、回憶和紀念文字,則准情酌理,旁稽參校,務必令人確信可靠者,方才選用;一切溢美、諛頌、應酬及誣謗、詆毀等不實之詞,自當摒棄勿用。然而,做到一個信字,並非容易。即以胡適晚年亡命美國,客死台灣的一段來說,海峽兩岸隔絕30餘年,近來書刊資料雖間接有所流通,畢竟難於齊集,因而事多疑闕,便只好從簡以求信。至於筆者識見受的限制,必須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說了。    
    史傳之有褒貶評贊,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學工作者的職責。評論的關鍵,在於「出以公心,實事求是」八個字。須以傳主行實為脈絡肌膚,做到理由事生,渾然一體,不諛不誣,公允精當。筆者有志於此,對胡適一生的思想業績,褒其所當褒,貶其所當貶,惟求按實而論,析理居正,作客觀公允的評價。但實際做起來,也絕非易事。這本《胡適傳》與公允精當的要求肯定還有不小距離。這不僅與筆者的識見和能力相關,也說明克服忌諱和偏見的不容易。像台灣的某些胡適傳記及論胡文字,滿紙褒揚,而無一字之貶,難稱公論;尤其是政治的偏見,更顯出長期僻處孤島的某種小家器識。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華學人自應具有更恢宏的氣度。    
    傳記正文共72節,與胡適先生享年之數偶合。每節正文後的註腳,有的文字頗多。除註明史料來源之外,大多是為了避免正文過於沉悶,而將可資參證的各種史料、異聞、掌故,必要的考證辨析,及疑闕備考諸項,移在注文裡,以供研究者的參考。一般讀者如嫌煩復,也可略而不讀。    
    在緊張的教學之餘,居然寫成了這本《胡適傳》。趁付印的機會,謹向支持我、指導我、幫助我的師長和朋友們,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們,表示誠摯的謝意。而在艱難的條件下擔當這件為胡適作傳的艱難工作,自己實在感到識見和能力均不相稱,粗疏和錯誤定所難免,衷心希望批評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賢記

<<胡適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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