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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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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风风雨雨二十多年,终于把这本《蒋介石传》写出来了。事情的开始是
1961 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修,适遇陈毅同志(当时只知 道是中央)下达要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 
革命史体系的创始人何干之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我同其他几位同志给他作 助手。在同干之同志的朝夕相处中,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包 
括如何做人。1963 年干之同志陪阿尔巴尼亚外宾来杭,我们又相处几天,又 谈及了写书与做人。再过了几年,疯狂的岁月开始了,从审查我的材料堆里, 
见到于之同志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由《蒋介石传》改名 的,范围更大了一些)的打印稿,那知干之同志在 1969 年就含冤去世了。我 
一直在坚持《蒋介石研究》的教学与写作,很想早日把有关蒋介石生平的历 史书写出来,以纪念干之同志,了结干之同志的最后一个心愿。现在团结出 
版社要出版这部书,我是从心底里表示感激的。二十多年的心血,总算没有 付之东流,许多同志为我打气,为我提供资料,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没 
有他们那颗火热的心,那有这本书呢!
许多民国的老人都还健在,许多资料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涉及的人与事 又比较多,其中肯定有不少缺陷,我诚挚地敬请读者对这本书提出批评、指 正。
扬树标
1988 年 5 月 12 日于杭州

蒋介石传
第一章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


第一节	蒋介石的身世


一、蒋介石是哪里人?


在浙江东部宁波地区奉化县境内,有一个溪口镇。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 位于四明山麓,既是通往新昌、嵊县、余姚、鄞县四个县的交通要道,又是 
附近八个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周青山环抱,九曲刻溪绕山而来, 顺溪三里长街横贯东西。蒋介石就出生在这个镇上。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与奉化毗邻的嵊县葛溪人。据《王氏宗谱》记 载,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初十日酉时, 
卒于清咸丰六年丙辰十月十二日”,前后娶过妻室四位,只有第二位“欢潭 姚兴凤公长女”生子三人,即王有则、王有模、王有全,生女二人。其中长 
子王有则,就是王采玉的父亲,即蒋介石的外祖父。王有则前后也娶过妻室 二位。元配生子三人,即王贤侯、王贤宰、王贤达,生女二人;继配生子二 
人,即王贤巨、王贤裕,生女一人,即王采玉。王有则“生于清嘉庆二十五 年庚辰五月初七日午时,卒于清光绪八年壬午四月十二日”。
王采玉嫁给蒋介石的父亲是第二次嫁人,原来是嫁给溪口曹家姓俞的, 姓俞的三十六岁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个庵里守节。后 
经其堂兄王贤栋(当时在蒋介石父亲的店铺里任帐房)介绍,再嫁给了丧妻 的蒋介石的父亲。
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据《蒋氏宗谱》记载,是蒋氏第二十七世,其祖 辈从第十三世蒋仕杰迁入溪口。蒋肃庵的父亲即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清 
嘉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子时生,光绪二十年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午时 卒”,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昭过继给其兄,次子就是肃庵。蒋肃庵“清道光 
二十二年壬寅十月初八日未时生,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七月初五日戍时卒”。 前后娶过妻室三位。“元配徐氏,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月十九日生,光绪八 
年壬午二月初九日未时卒。继配孙氏,咸丰五年乙卯六月初一日辰时生,光 绪十二年丙戌十月十七日辰时卒”。“继配王氏,嵊县葛溪王有则先生女,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初九日戍时生,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十四日辰时卒”。在 查访中,有的老人说:蒋介石出生在溪口镇上蒋父开设的玉泰盐铺的一间房 
子里,唐兴坤的母亲吃的开口奶,蒋金贤的母亲接的生。在陈布雷编的《蒋 介石先生年表》中也说:蒋介石“生于武岭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也有的 
老人说,蒋介石出生在葛溪舅舅家里。
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 主,有薄田三十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1895 年死于时疫,与其元配徐氏、 
继配孙氏合葬在桃坑山右蟹钳。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 抚孤,勤劳特甚”,1921 年 6 月 14 日因患心脏病而死。根据王采王生前的 
话,若同蒋肃庵合葬,必屈居在徐氏、孙氏之下,故要单独男葬。在蒋介石 写的《慈庵记》中说:“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 
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
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①于是蒋介石将其生母单 独葬在白崖鱼鳞隩中垄。孙中山为其写了祭文,并在坟墓的墓碑上手书了“蒋 
母之墓”。张人杰为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 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在 6 月 15 日写了《哭母文》,
25 日又写了《先姚王太夫人事略》。
蒋介石出生地是浙江奉化,生于光绪 13 年(即 1887 年)10 月 31 日, 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是属于蒋氏的第二十八 
世周字辈。


二、蒋介石的兄弟姐妹与妻室、子女


蒋介石有过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蒋介石前后娶 过妻室四位,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蒋介石的姐姐和哥哥是同父异母徐氏所生。姐姐是 1874 年生,名瑞春, 嫁给任宋村宋周运为妻。哥哥蒋锡侯,谱名周康,字介乡,又字瑞生,“清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六日寅时生,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十一月十四日 卒,年六十三岁”。前后娶过三位妻室,原配孙氏,继配张氏和单氏,有过 
一个儿子,名国秉,张氏所生,是一个痴子,还有一个女儿,名秀华,单氏 所生,之江大学经济系毕业,嫁给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会广西永福韦永成。 
蒋介石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均系同母所生。其大妹,名瑞莲,嫁给竺村竺 芝珊,二妹,名瑞菊,数月夭亡。其弟,名瑞青,三岁时病死,蒋介石在 1918 年 4 
月 14 日晚在汕头驻军时曾著文《亡弟瑞青哀状》。蒋介石在《先姚王太 夫人事略》一文写道:“徐太夫人生吾姐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 
无异,⋯⋯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二妹瑞菊,菊妹不幸而 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①
蒋介石的第一个妻子叫毛福美,1901 年蒋介石同毛氏结婚。毛氏是奉化 岩头村人,生于 1882 年阴历 11 月 19 日(比落介石大五岁)。1939 
年阴历
11 月 2 日在溪口被日寇飞机炸死。蒋经国曾在 1947 年出版的《我在苏联的 生活》一书自序中说:“民国二十八年冬,寇机残虐溪口,狂炸家园,吾母 
毛太夫人竟罹惨劫,未留一言,伤欤痛钦,国难家仇,于斯已极!”毛氏父 亲毛鼎和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比荐家富有。毛氏的坟墓在溪口镇上, 
墓前竖有蒋经国立的碑“显批毛太君之墓”。蒋介石的第二个妻子叫姚冶诚, 是江苏吴县人,曾在陈其美家为娘姨。蒋介石同姚氏结合是 1913 年,当时娶 
为侧室。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江苏苏州人,1906 年生,长在上海, 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都是带着陈氏的。①蒋介 
石的第四个妻子就是宋美龄。蒋介石同宋氏结婚是 1927 年 12 月 1 日,事先 蒋介石回溪口同毛氏办理了离婚手续,在宁波、上海报纸上还登载了蒋介石 
同毛氏的“协议离婚书”,还说蒋介石同姚氏、陈氏丝毫没有关系。蒋介石 同宋美龄结婚时,蒋锡侯专程赴沪以家长的身份主持了婚礼,当时上海报纸 
登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片,写着“中美合作”,即蒋中正的“中”和



①  蒋介石:《自反录》第 1 集卷 6。
①  蒋介石后来同宋美龄结婚时,将陈送到美国去了。抗日战争期间陈住在上海,解放后曾为上海市政协委 员,1962 
年经批准特许去香港居住,改名陈璐,1971 年病故在香港。
宋美岭的“美”,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 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即蒋经国、蒋纬国。蒋经国是
毛氏所生,生于 1910 年 3 月 18 日,1925 年 10 月赴苏联学习,先入孙逸仙 大学学习(1925 年至 1927 
年),以后转到红军军政学校学习(1928 年至 1930 年),离校后参加工作,1937 年 3 月回国。在苏期间蒋经国曾于 1935 年 1 月 
22 日公开发表《给母亲的信》。僧中说道:“昨天我是一个军间的儿子, 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沦成就有研究,有认识。” 信中痛斥蒋介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 
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 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蒋经国的这封信当 
然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牵制,但的确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动向。蒋纬国是 姚氏所生,生于 1916 年。①蒋介石在 1918 年 4 日 10 
日写的《王考玉表公行 略》中说:“中正幼固多疾,公常临余诊视,甚至终夜不寝,其状类吾母王 
太君今日之爱育其孙如纬国者。”在这篇《行略》中就提及纬国。1936 年蒋 介石派他去德国受训,1940 年回国。关于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情况,在《蒋氏 
宗谱》上说:“经国,字建丰,一字存西,周泰长子,苏联中山大学毕业, 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县县长、三 
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局长、中国国居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少将。清宣统二年庚戌三月十八日已 
时生。配方良,俄国那罗斯拉夫城伊伯脱弗特罗维齐伐黑夫第八女,民国五 年丙辰四月十四日寅时生。子三,孝文、孝武、孝勇,女一:孝章。”“纬 
国,字建镐,一字存东,周泰次子,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德国慕尼黑军官 学校毕业,美国麦克斯威尔场空军参谋学校毕业,美国诺克斯塞装甲兵第一 
军团实习,中国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学校第二期毕业,青年远征军二○六师 六一六团少校营长、中校营长、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中校副团长、 
上校团长、陆军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民国五年丙辰九月初十日已时生,配 湖北孝感石氏静宜石志学女,民国十三年甲子八月二十五月生。”一个女儿 
即蒋瑶光,系陈洁如抚养,后改用母姓,嫁给陆久之。①


三、蒋介石的求学


蒋介石小时候是比较顽皮的,在蒋介石写的《先妣玉太夫人事略》中说:
“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棓之伤遭害非 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 
楚频施不稍姑息。”②
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主要是随兄就读私塾。先后从任介眉、蒋谨 藩、毛凤美、竺景崧、毛思诚等读一些古籍史书,十六岁时考过秀才,未中, 
十七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全学堂,十九岁转入龙津中学读 书。在箭金时,校中有一位顾清廉先生鼓励他读兵书和曾国藩的书。蒋介石



①  据我们在溪口调查,说纬国是姚氏所丛,也有一种说法,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是姚氏抚养大的。

①  蒋瑶光系陈洁如领养的女儿,蒋陈离婚后改名陈瑶光;陆久之现为上海政的委员。

②  《自反录》第 1 集卷 6。
的确对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清廷将领十 分崇敬,后来(1924 年)特地手辑了一本《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在
1924 年 10 月为这本语录写了一个序,序中说:“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 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 
禁而叹胡阔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 名将,由是益知其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又说:“治心即为洽兵之本, 
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 关于蒋介石小时求学情况,在陈布雷编的《蒋介石先生年表》中说:“公六 
岁,始入家塾从任介眉读。”“公七岁,仍就读家塾。”“公八岁,改从蒋 谨藩读《大学》、《中庸》。”“公九岁,春夏从任介眉读《论语》、《孟 
子》,六月又从蒋谨藩读《礼记》。”“公十岁,读《孝经》。”“公十一 岁,读《春秋》、《左传》。”“公十三岁,始出就外傅往嵊县葛溪从姚宗 
元读《尚书》。”“公十四岁,赴榆林村从毛凤美读《易》。”“公十五岁, 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作策语。”“公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思诚温习《左 
传》,圈点《纲鉴》,应童子试。”
“公十七岁,赴县城肄业凤麓学堂受新式教育。”“公十八岁,仍肆业 凤麓学堂,”“公十九岁,赴宁波从顾清廉于箭金公学,读周奏诸子、说文 
解字及曾文正集并研究理性文学。顾先生授公以孙子兵法,且讲述民族大 义。”“公二十岁,正月赴县城肄业龙津中学,四月东渡日本肄业东京清华 学校,冬返国。”
1906 年蒋介石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
①在此前曾于这一年 4 月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 本留学。同蒋介石一起去的张群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说:“留日考试合格的 
学生,好象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 我们虽然(包括蒋在内)能够懂得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暂且先到东北的 
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蒋进的是日 本振武学校。振武学校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 1903 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 
办。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
“当时派遣去日本学习陆军之学生,曾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入士官 学校。明治三十一年(光绪二十五年)浙江派官费生四名去日本习陆军②,由 
日本陆军部委托成城学校设施预备教育,⋯⋯明治三十六年(光绪二十九年
③)学生渐多六十九名,⋯⋯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改名为振武学校。⋯⋯ 明治四十年学生达三百三十名。”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已经是第十一期, 就读三年,于 
1910 年毕业。在振武期间,他曾给其表兄单维则寄过一张照片, 上面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 
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反映了当时蒋介石一定的民族意识。离振武以后 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现上越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充 
当二等兵,以后上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蒋介石在高田当兵的情况, 据蒋自己说:“我在二十四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任一年。这一年




①  蒋介石在 1944 年 1 月对从军学生的训话中说他是 1007 年进保定军校学习。

②  此四名浙江官费生为吴锡水,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

③  即 1903 年。
中间,所过的完全是士兵生活。”①高田市史记载当对蒋的情况:“浙江,蒋 志清,5.59 尺(169.4 公分),15.780 贯(59.2 公斤)。”在 
1936 年 1 月
9 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新泻版有一段记载(这是那时联队的野炮上等兵—
—新泻县的霜田藤次郎对新泻版记者叙述的),内容大概是这样:“霜田自 从入高田十三师团野炮第十九联队后的第三年,有五名中国留学军官被派到 
第十九联队,编在霜田上等兵的第五中队里面。”“这五名中国留学生,都 是很优秀的,他们对于大炮的构造和它的附属品,都有详细的研究。因此霜 
田上等兵有点害怕起来,便私自向内藤教官(霜田是内藤中尉教官的助教) 借了一本有三百七十种炮身及其附属品的说明,在前一天的夜里看过,到第 
二天便一一对他们说明。”“蒋氏平常很少说话,没有甚么可以引人注意的 事情。不过叫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现出 
一种悲愤的神色。然后因为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命令, 自然也就服从了。”“不久,孙逸仙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爆发,有一天, 
蒋氏忽然接到一封电报,立刻向部队请求退出。”“从此以后,霜田一共接 过蒋氏写给他、称他‘严格的上等兵’的两封信,就再没有通信。”蒋介石 
在第一次下台赴日时,曾送给第十三师团长冈外史师团长一块匾,上有蒋的 手书“不负师教”四个字。










































①  蒋介石在 1946 年 4 月的训词。
第二节	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


一、中国的财团


中国的财团,就其形成的时间来说,是比较晚的。在近代虽然有一批官 僚、买办转化为资本家,但银行资本刚刚萌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 
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 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麦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①虽然中国银行业的 
兴衰与民族工业的兴衰关系不大,但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 发展,银行业也获得了扩展。在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进一步 
积聚和集中,于是出现了大的资本集国。后来,工商业资本集团和银行业资 本集团的结合,才出现了所谓“财团”②。简言之,中国的财团的出现,那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
中国的财团,在蒋介石上台之前,主要的有三个。③一个是北方财团(亦 称华北财团),一个是广东财团(亦有称南方财团或华南财团),一个是江 浙财团。
江浙财团,一般说是以殖民地化的城市、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上海为 地盘,以金融业为起家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 
行④是这个财团的灵魂。以金融机关为中心,伸张势力,控制着工商业。当时 上海各业江浙财团所占的情况:金融业主要的银行和钱庄有三十五家,江浙 
财团占二十一家;纺织业主要厂店有一百一十八家,江浙财团占一百零三家; 航运业主要有十一家,江浙财团占九家;铁业与铜锡业主要有二十二家,江 
浙财团占全部;制粉工场主要有六家,江浙财团占了一半。在这个财团中, 浙江系的资本家占了优势,据 1925 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记载,共有会员 
五百零五名,浙江籍会员占二百六十四名;会长、会董四十二名,浙江籍占 三十名。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中写道:“这 
一集团起源于‘宁波帮’——一个上海商人(他们是浙江宁波周围七县人氏) 的联盟。‘宁波帮’的势力最初在钱业和商业中,但是 1875 年以后,它扩展 
到买办活动和工业之中,后来扩展到近代银行业。”“‘宁波帮’的领导能 力如此强盛,以致它终于控制了上海商界,并在上海形成了更大的浙江系的 
核心。浙江系的成员控制了大多数上海钱庄、绝大多数上海纱厂、海关经纪 人、主要的船舶公司和大多数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这个集团控制着前面谈 
到的许多企业家组织,如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庄会。”①除浙江系的资 本家占优势外,第二位的是江苏系的,此外还有广东的和安徽的。所以,关 
于江浙财团的构成,有人就认为:一是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浙籍的金融 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二是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苏、浙江两省的金融业 
者和实业家的总称;三是凡以上海为根据地而进行活动的江浙页省出身的金 融业者、实业家,并包括财界、政界巨头,统称之为江浙财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621 页。

②  这是套用了日本财阀的概念。

③  也有的说有四个财团,即华北、华南、西南和江浙等财团。

④  这三家银行号称“南三行”.是相对“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而言的。

①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亢》第 1 辑。
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有张静江、虞洽卿、陈其采及叶揆初、蒋抑厄(浙 江兴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宋汉章、张嘉璈(中国银行),等等。
江浙财团控制上海经济,在近代经济成分的所有领域中——商业、工业 和金融业——占着统治地位。据 1933 年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 
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部经过这座城市;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 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在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公会的 
二十六家银行掌握着所有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有人说,上 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而这个枢纽的掌握人就是江浙财团。


二、张静江、虞洽卿同蒋介石的关系 在蒋介石上台之前,张、虞二人同蒋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张静江(原名人杰)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张家为南浔的巨富,镇上的
财主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张家为“四象”
(刘、张、庞、顾)之一。在上海没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①和大纶绸缎 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均设有通运公司分公司,除经营生丝(吴兴特产 
辑里细丝)出口外,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是当时最早沟通中国同资 本主义国家进行通商贸易的代表人物之一。虞洽卿(原名和德)是浙江镇海 
龙山人。他是靠买办起家,在上海由穷小子一跃而变为富翁。
张、虞同蒋在上海搞交易所活动就有一段交往。 中国设立交易所的最初倡议,远在光绪未年。隔了十年左右,经过了许
多波折,到了 1918 年,方才有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这是中国最初设立的 交易所。上海交易所最初的动议是 1916 年冬,虞洽卿等打算建立“上海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具了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北洋军阀政府的工商部核 准。当时部批,只准证券一项。1917 年至 1918 年间,虞洽卿等又一再呈请, 
于物品证券两项,准予一并立案。由于金业、股票两业竭力主张公开办理, 遂以延宕。到 1919 年 6 月,方才得到农商部核准上海交易所,先行开办的训 
令。同年 9 月,修正章程,改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又差不多筹备了一 年,到了 1920 年 7 月 1 
日,方才正式开张。资本总额为五百万元,交易物品 为有价证券、棉布、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几种。关于交 
易所,中国当时有《交易所法》和《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一般说,交易所 的组织有两种,即股份组织和会员组织。前一种,股东自己不做买卖,而由 
经纪人执行,但出了问题,由交易所完全负责担保;后一种,由会员自己做 买卖,一切都由会员自己负责。当时中国的交易所,象北京的、上海的等, 
全部是股份组织。这种股份组织形式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较为 完备,设有股东会、理事会、评议会、顾问和参事员、文书处和各分科等六 
部分。在交易所里唯一的买卖当事人是经纪人,对于交易所常负有重大的责 任。这种经纪人须觅有殷实商号做担保,并缴纳一定数量的身分保证金。其 
时,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都积极参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有 的说,张静江擅自动用了国民党大宗的基金和虞洽卿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上海




①  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义银行只有一个动议而并未正式设立。
证券所,进行投机买卖。①也有的说,约在 1917、1918 年,戴季陶、张静江、 蒋介石等因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和虞洽卿等拉扰,成立了上海证 
券物品交易所。②也有的说,当时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后寄居上海,“他的后台 老板陈其美被暗杀了。但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都很赏识 
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他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 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不到一年就发了财。”③众说纷坛,而历史事实应该是 
蒋介石参与过交易所的活动,而时间短,并非主要角色,也很少从事实务。 当时,蒋介石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经纪人的牌号叫“恒泰号”,资本 
有三万五千元,一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蒋介石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 由张静江代他认股四股。在 1921 年 10 月蒋介石《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 
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 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①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后 
仅半年时间,所获得的利益已经有五十多万元。解放前出版的一些书,对蒋 介石于交易所发财是大加赞许。有的说:“先生既离党部,只身留沪,无聊 
殊甚,偶遇同乡周佩箴,劝之习商。先生以既已闲居,不妨一试。时上海交 易所正当全盛时代。先生乃从局略习其术,即于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经纪人, 
出其优越之天资。周旋商场,每有测度,无不中的,而办事时精神勇毅,尤 为他人所莫及。经营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富 
商矣。”②有的说蒋介石在投机事业上“也是一位常胜将军”,“一时被同志 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作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③
当时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又这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就纷纷而起。 华商证券交易所、麦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都先 后呈准立案,于 
1921 年先后开张。开张以后,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交 易所的盈余,又非常的丰裕。于是一般投机家,都相率而起,竟设交易所。 到了 1921 
年复秋的时候,竟变成了交易所的过盛时代。一时上海交易所,有 一百四十多家。资本则多的至一、二千万元,少的也有五、六百万元。成立 
的批准,除了几家呈准北平农商部以外,其余有就领事注册的,有就工业局 领照的,有就淞沪护军使署或其他公廨法庭备案的,有受外国政府保护的。 
光怪陆离,弊端百出,完全失去了“交易所的本旨,原是要平准市价”的效 用,结果遂酿成了 1921 年的绝大风潮,各交易所也先后停闭歇业。在陈布雷 
的日记上写道:“民国十一年三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停市。”① 交易所倒闭后,许多历史书说,蒋介石欠了一屁股的债务,在上海呆不下去 
了,由此张静江、虞洽卿替他还债,并资助南下投奔孙中山。上海证券物品 交易所的理事魏伯桢回忆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一九二二年二月, 
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说蒋 介石搞垮了交易所,为了避免蒋介石再捣乱,答应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



①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24 辑。

②  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49 辑。

③  (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第 130 页。

①  《自反灵》第 1 集卷 3。

②  秦瘦鸥:《蒋介石全集》。

③  (日)石丸藤太:《蒋介石评传》。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1 页。
要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蒋介石后来得了四万多元,就溜到广东去 了。②在《中国的全貌》一书中写道:“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 
到上海时,他通过了同乡老先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 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 
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 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蒋没有虞、黄二人 
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 另外,在《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中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 
是民十年与国民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③之培植。虞氏出组证券物 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袒,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 
某巨公为经纪人助理。后来正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 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 
结果投机大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帐本为经纪人所欠, 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帐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 
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 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①美国人在《出卖的上海滩》中, 
认为是张静江资助并鼓励蒋介石赴粤投机革命,说蒋介石在交易所发财之后
“继续投机,尽失所有,还负了三万多元的债。年老的张静江给他三万元还 债,还给了他一封致孙逸仙博士的信,并且对他说,他在战场上会比在市场 
上更为满意”。②上述这些说法均同历史事实不符,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远在上 海交易所倒闭前,在 1918 年春就南下广州了。


三、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上台


江浙财团在国民革命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眼看北洋军 阀政府要垮台,孙传芳的旗号要更换,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上的靠山,蒋介石 
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钱库,供给他在军费等经济上的大笔开支。于是,这两者 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一拍即合。江浙财团就大力扶持蒋介石上台。
蒋介石首途赴粤是比较早的,那还是在 1917 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 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 
任粤军总部高级参谋代行参谋长(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后任第二支队司 令、第二军总指挥③。也有的说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 
曾两度辞职,1920 年 10 月 6 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 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 年 4 月 23 
日又辞职离粤赴 沪。①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 身边工作。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张静江



②  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策 49 辑。

③  “其巨公”即捐蒋介石。

①  1948 年 4 月 20 日《经济导很》第 67 期。

②  (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第 130 页

③  范汉杰:《徐州战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20 辑第 93 页注释。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190 页。
应邀赴广州。当时,张静江体弱多病,但为了蒋介石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 异己,巩固其地位,仍然赴广州积极参与政界的活动。在《中国的全貌》一 
书上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蒋介石在广东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和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时,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 
调停,并筹借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 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1926 年 1 月,张静江为了改善蒋介石同汪精卫的矛 
盾,亲自邀蒋和汪精卫夫妇同游黄埔风景区。国民党二大决定建立中央政治 会议后,张静江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事 
事听蒋介石的,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用。1926 年 7 月北伐开 始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身份留守广州。当时张的父亲去世,张 
应蒋介石之请,取消回原籍奔走的计划,于 1926 年 12 月中旬到了蒋介石在 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 1926 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 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②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上 
海总商会原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等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 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 
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遂推荐女婿盛冠中陪同王启程赴粤。虞洽 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 
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 晓簌等到广州后分头拜访旧友,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知国民政府即将北伐, 
正合心意,并参加了 7 月 9 日的北伐誓师典礼,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 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着得很重,于是就更加 
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代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蒋介石。 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 
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的目的,撇开 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 1927 年 3 月 22 日另 
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 纱厂联合会等六十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虞就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 
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相当大。据估计,1927 年的春夏雨季,他的军事 开支平均每月为两千万元。①这笔钱,蒋介石就靠江浙财团的资助。192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 其它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资本家们 
组织起来支持蒋。”②26 日当晚,虞洽卿就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商量组织替 蒋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问题。27 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 
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
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 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 
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




②  有的说是孙科、许崇智、周佩箴等电邀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

①  美国国务院 893/9706《克宁翰致马克漠》1927 年 12 月 12 日.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 辑。

②  《中报》1927 年 3 月 28 日第 11 版。
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①在听取虞的报告之后, 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 
叶扶霄、顾馨一等九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准备去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 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 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 
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 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 
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销厘金两端。”蒋答词谓:
“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 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 
海有武汉态度。”②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 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 
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筹垫。”③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 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就拿到这么几笔钱:第一笔是 4 月 1 
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 3 月 29 日商界代 表见蒋时认捐的五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导,说商界代 
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④这三 百万元由两家分摊,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这一笔钱是直 
接资助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二笔是 4 月 15 日,上海市银钱业又垫付 了三百万元。这是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 
陈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当时又是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主 任,所以蒋介石打电报给他,要他转向虞洽卿暨商业联合会催拨 3 月 29 日认 
捐的五百万元,并请金融业继续筹饷。上海银行公会就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 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 
答应,只要有钱给他就行,不仅宋子文表示全部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条 件,而且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 
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是 4 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垫付了一千 万元。事情起因还是 3 月 29 日的认捐上海商业联合会“迄今未缴分文”,蒋 
介石又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款。上海分行头头张嘉璈怕蒋介石不断需索会 取空银行发行准备,一时未允垫付。后陈光甫暗示张嘉璈,蒋介石准备发行
“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 保证。这样,张才借款一千万元给蒋。第四笔是 5 月 1 日,江浙财团的资本 
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 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全数在江 
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上海银钱业认购了五百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认购 了三百万元,江浙两省认购了一千二百万元,绅富认购七百万元,两淮盐商



①  《上海商业联合会听取虞哈卿会见蒋介石等情议事录》(1927 年 3 月 27 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

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 46 页。
②  《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的新闻稿》(1927 年 3 月 29 日),见《1927 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 第 48 页。

③  《蒋介石关于派财政委员赴沪筹垫饷糈函》(1927 年 3 月 31 日),见《1927 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

49 页。

④  《时报》1927 年 3 月 30 日。
认购三百万。也有的说,这三千万元是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发行月息七厘的短 期库券:上海钱业公会在会钱庄认购一百六十万元,闸北水电公司认购二十 
五万元,华南保险公司认购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 市电气公司认购三十万元,先施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洋烟草公司认购五 
十万元,粤侨商业联合会认购三十万元,商务印书馆认购二十万元,永安公 司认购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认购十万元, 
丝茧总公所认购十万元①。第五笔是这一年的 10 月(二千四百万)和 1928 年初(一千六百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 
四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不满的情绪,甚至 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提 
供了资助。不仅如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示明确的支持。“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 15 日将到达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拢 
来,企图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未开成,只开了一个“谈话会”。这时,上 海商业联合会 16 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 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祗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缨, 
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 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 
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 后盾。”②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打了电报,表示支 
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唯一政策,是以族 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 
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 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锄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③17 日, 
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表示 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凇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 
不图少数暴烈分子遽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 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 实利赖之。”①

















①  《申报》1927 年 5 月 18 日。

②  《1927 年上海商业联合会》第 61、62 页。

③  《1927 年上海商业联合会》第 61、62 页。

①  《1927 年上海商业联合会》第 61、62 页。
第三节	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一、蒋介石怎样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是怎样认识孙中山的呢?那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陈其 美介绍而认识了孙中山的。
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兄弟三个,他是老二,老大陈其业②,老三陈其采。 陈其美是 1906 年赴日本留学的。这一年“夏,偕徐谦、谢持等东渡,入东京 
警监学校,旋转入东斌陆军学校习军事学。”③前面已经说及蒋介石是 1907 年赴日本留学的,当蒋在日求学时,陈其美对蒋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 
介绍人同盟会”④,并且引蒋介石见了孙中山。
陈其美同孙中山的关系是很深的,陈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一直追 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又一直追随陈其美活动。陈其美是 1908 
年“春,返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革命运动”。⑤1911 年四川保路风潮兴 起后,这一年夏,蒋介石由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托故假 
归”,在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⑥。在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写的
《蒋总统秘录》上说及蒋介石回到上海,“往见陈其美,虽然假期不多,但 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 
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将结束,就返回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 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就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归国。长冈外史表 
示:“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而予以拒绝。①于是蒋介石 就转而与联队长飞松吾洽商,获四十八小时的短假,同时准假的还有张群等 
人,蒋介石就同张群秘密地离日,这时日本有个规定,当兵的在准假期内未 归队,就作为逃兵处置,由宪兵查缉。张群对此曾回忆他同蒋介石由高田乘 
火车到了东京,向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蒋介石换上了日本的和服, 他换上了日本的学生服。在《出卖的上海滩》一书上说及蒋介石离日有一段 
文字:“他也许在回想一九一一年那些艰难的日子,那时他离开了日本的士 官学校(乔装出走,所以宪兵没有发现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就在上海。”
9 月 9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
蒋介石抵沪后,陈其美派他赴浙江进行活动。在 1912 年陆镇书斋印的顾 乃斌写的《浙江革命纪》中说:“陈其美回沪后,又派黄郛、蒋介石、陈泉 
卿到杭,开会于顾乃斌家。军警界各同志均到会。议决临时司令官为重保暄, 参谋官葛敬恩、黄凤之、徐聘耕、王尊四人。并举褚辅成担任建设机关部, 
举朱瑞为一标司令官,陈国杰为副官,俞炜为参谋官,顾乃斌为二标司令官, 傅孟、冯炽中为副官,吴恩豫为参谋官。举定司令官后,并约定起事期间为
9 月 13 日至 17 日之间。”又说:“黄郛、陈泉卿回沪后,由沪机关部陈其



②  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业的儿子。

③  何仲箫《陈英士先生年谱》第 10 页。

④  《陈英士先生年谱》第 13 页。

⑤  《陈英士先生年谱》第 14 页。

⑥  《陈英士先生年谱》第 19 页。
①  长冈外史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回忆说:“那时正是明治 15 年的 10 月,高田地方已经下过大雪,蒋氏 
等听说故国的风云紧急,赶忙要回去,我便为他们送别。”
美筹洋四千元,交庄之盘汇杭,以备军需及建机关之用。”另外,在黄元秀 写的《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中也说及:“九月上旬,上海又派黄天声、蒋 
志清、蒋著卿、陈泉卿等来杭,开会于顾乃斌家,军警各界同志决议:⋯⋯。 陈、蒋、黄等得此决议后,即返沪筹划汇款、运械、接济等事。”
接着,9 月中旬,在两湖起义已经成功,沪杭举事已经周妥的形势下, 蒋介石又被陈其美派往浙江参与领导起义。在《浙江革命纪》中说:“王金 
发、蒋介石、王文清、张伯岐、董梦蛟、孙贯生、蒋著卿,同率敢死队一百 余人,于九月十二日到杭,由庄之盘招待,分寓奉化试馆、仁和火腿栈李汉 
臣家。嗣由方鸿声介绍设临时机关部于五奎同李絅裳家。”《辛亥浙江光复 会回忆录》中也说及:“九月十三日,上海又派蒋志清、陈泉卿、王季高、 
庄之盘、董梦蛟、孙贯生、张伯岐等,带领便装同志的数十名,携带印信、 旗帜、手枪、炸弹等件到杭,由黄凤之接往奉化试馆及同志李谷香家寄住。”
9 月 13 日夜,上海起义成功,于是浙江方面决定 14 日动手。14 日夜十 时,由朱瑞下令举事。这时,蒋介石具体负责炸弹队,配合步兵攻打省巡抚 
暑。《浙江革命纪》中说:“蒋介石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第一队张伯岐带 领,第二队董梦蛟带领,第三队孙贯生带领,为预备队,偕步队二标三营攻 毁抚署。”15 
日,杭州起义成功,并建立了浙江军政府,由汤寿潜为都督。 这样,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在《光复杭州战斗员之姓名》中记载:“炸 
弹队蒋介石、王金发、张伯岐、孙贯生、董梦蛟。”
关于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在《陈士英先生年谱》中 有一段综合性的文字:“闻武昌起义,即毅然离日,于九月九日抵沪,衔先 
生①命主持浙事。遄赴杭垣,运动新军,得童保瑄、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 部署规定,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筹画布置,待时举义,既 
见蒋公,认时机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海光复之后,第二日夜, 与新军八十二标八十一标联合举义,先后攻克巡抚暑,军械局,将军署,及 
旗营。浙省既下,公推汤寿潜为都督。”
辛亥革命以后,蒋介石由浙返沪继续追随陈其美活动。沪军都督府成立 后,陈其美任都督,派蒋介石任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 年 1 月 1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 国建立。这时,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于是就出现了浙 
江都督的补缺问题。当时江苏一个省有几个都督,如上海都督陈其美,苏州 都督程德全,镇江都督林述庆,吴淞都督李燮和。陈其美想当浙江都督,但 
当时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和浙江多数革命党人“咸椎陶成章继位”,尤其是章 太炎,首先通电推荐。因此,就引起革命党人内部的派系的激烈斗争,导致 
了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在魏兰写的《陶焕卿先生行述》 中说:“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 
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于客利旅馆。 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人来太杂,乃又移之 
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员在该处宴孙文, 先生在饭厅遇王金发、褚辅成。先生病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 
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奉先生督浙,先生力辞未就。 十一月二十四日,沪军标统蒋介石,晤张伟文、曹锡爵,言与先生本无意见,



①  这里所指的先生为陈其美。
欲来与其言明,庶免误会。伟文约以下午四时来光复会机关所一谈。及晤, 介石与先生言论融洽异常。谈毕,介石询先生住址,先生随书一条实告之。 
是夜,八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十 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先生,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 
介石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先生示以信,伟文 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二十五日夜间二时许, 
有私客二人,撬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则云来看陶先生。旋登楼, 入先生卧室,呼曰:‘陶先生!’出手枪击之,子弹从左额入,斜穿胸部, 
而先生遂不明不白而死矣。”在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 前之蒋介石先生》中也承认说:“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 
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 成败最大关健;亦即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在《蒋总统秘录》以及据此 
由台湾中央日报编的《蒋总统年表》中也供认不讳蒋介石杀了陶成章。在秘 录中说:“在首途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参与了和同 
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在年谱中也说:“陶 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
杀陶后,蒋介石又去日本,在日办了《军声》杂志。蒋写了《发刊词》, 提出了“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 
人以未雨绚缪之计者”。同时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 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文 
章。这一年年底,蒋由日本返回中国。1913 年 7 月,反袁斗争的上海战事爆 发后,蒋介石在孙中山“劝说”下留沪,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 
反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出国前,将上海方面工作交由蒋公负责”。不 久,蒋介石也赴日。在 1913 年 9 月 23 日日本外务次官兼外务省政务局长松 
井庆四郎向警视总监安乐兼道等人的《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中 说,“陆军少将蒋介石(陈其美之部下)自上海来日,于九月一日到达长崎。”
①其间,蒋介石在黄兴主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过,又 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在《陈英士年谱》中说:“有巴英二统领者, 
请先生赴东北发动革命。先生派蒋公与丁景梁,先往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 视察,据报不确,遂不亲往。”蒋介石也说及此事:“陈公尝谓辛亥、癸丑 
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主旨,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 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也。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 
方,而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能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 防范压制,不遣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以异于邹与楚敌也—
—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 模之运动。⋯⋯即与戴君季陶等首渡大连,⋯⋯筹备发动。逗留半载,袁逆 
缇骑四出,终不得志。既困于病,又受外交之掣肘,⋯⋯饮泪回东。”又说:
“当时接东省同志之报,有巴英二统领者,请其速往主持;公①以在东事繁, 不克西归,乃命中正与丁景梁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往视察。”②同时,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825 页。

①  公,指陈其美。

②  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6 年 5 月)。
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③,给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 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提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 
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 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蒋 
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袁世凯曾下令通缉。这次反袁斗争又失败,蒋介石再 去东京。蒋介石后来提及此事:“公④暂居东京,以望沪事之成;及沪事失败, 
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殉难,知事难急进,乃命中正东渡,再 定大计。”⑤
1915 年 2 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活动,将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 善后。在《陈英士年谱》中说:“二月,由日本返沪主持讨袁军事,留蒋公 
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横滨轮次,慰之曰:‘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 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一年 10 月,孙中山任 
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陈又将蒋从日本召回 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当时,蒋介石在淞沪司令长官总机关任机务,不仅“作 
战计划,由蒋公手订”,而且“先生①偕蒋公并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督战”。蒋 介石参加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期间追随陈其美活动,直至 1916 年 5 月陈在沪被袁世 凯派人所害。
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是十分深的。在陈遇难后,蒋介石在祭文中说:
“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 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 
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 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 
惜于一死。”而且还表示:“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 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陈其美遇难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就写了一份《陈 
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反袁斗争作了一个小结,将这段历 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期之革命及实行——自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至欧 
战发生时止”,“第二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欧战发端至袁世凯帝制 发生时止”,“第三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袁世凯帝制发生时至肇和 
失败止”,“第四期之革命计划及其实行——自肇和失败至被害时止”。最 后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 以终矣。”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就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以获取孙的信任。当时孙 中山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 
革命的旗帜,主张武装斗争,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 革命力量,“所以在以后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甲派军事 
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成败也就不得不




③  中华革命党酝酿于 1913 年 8 月,成立大会开于 1914 年 7 月 8 日,蒋介石于 1913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宣 
誓参加,入党誓约为 102 号,主盟人签字的是张人杰。

④  公,指陈其美。

⑤  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6 年 5 月)。

①  先生,指陈其美。
取决于某派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了”①。就是在孙中山搞“联甲倒乙”而一 再碰壁的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
袁世凯死后,北京段祺瑞政府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搞护法斗 争,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1917 年
9 月 20 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 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 
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 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 
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 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鉴于这种分析,蒋介 
石又提出:“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决定南京,击破敌军 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之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分为 
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 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 
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 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 
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 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淞沪时,即以吴淞为根据地,纣锁长江门户, 
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 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俾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 
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问也。各军进 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 
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秦、晋,以袭 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同年
10 月 1 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
“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 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淞沪之敌 
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 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 
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1918 年春,蒋介石南下广东, 参与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①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 
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在 3 月 10 日,他给孙中山呈上一份《今后南北 两军行动之判断》,7 月 9 日又呈上一份《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在粤军 
中,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 尤其在军事上对蒋的信任,已逐渐超过朱执信。1920 年 9 日 21 日朱执信不 
幸遇难,孙中山于 10 月 29 日给蒋介石去过一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 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②之勇 
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



①  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 47 页。
①  孙中山南下护法,同盘据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有严重的冲突,大权都操在陆荣廷之手。由于段祺瑞 
派兵侵入潮州汕头地区,陆才将广东的警备军交给孙,孙就命陈炯明率部,名义上组织所谓援闽粤军开赴 福建,实际上是被迫出走。

②  指蒋介石。
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这一年 12 月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数次电 
催蒋介石赴粤。11 月 15 日,孙中山及张人杰、戴传贤、胡汉民合电蒋介石。
16 日孙中山又单独给蒋介石去电。1921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 
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呈孙中山,对于时局之意见,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对于 北方出师准备之意见、对于处置四川之意见、军费之预算、对于军制之意见、 
关于外交之意见、对于兵工厂之筹备和对于粤汉铁路之建筑等九个方面都提 供了意见。12 日,孙中山给蒋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 
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盼复!”3 月 5 日,蒋介石自奉化邮给孙中 山的信中说:“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 
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29 日,孙中山去电蒋介 石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 月 8 
日和 21 日,孙又去电蒋介石催其南下。7 月 20 日、11 月 9 日和 12 月
23 日孙又去电蒋介石说:“速来相助”,“节哀①速来,臂助一切”,“一 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 年 5 月 6 
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但广州形势 危急,陈炯明正策划叛变。6 月 2 日,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扶持危局说:
“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 来,至盼!”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18 日,孙中山电告在宁波的蒋 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②蒋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 25 
日离沪奔粤,
29 日抵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会面,孙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了蒋介石。据 说当时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
“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蒋介石帮助孙中山渡过了这一 难关,并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蒙难记》记录了从 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的六十二天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10 月 4 日,蒋介 石又为《蒙难记》写了一个跋,说:“此记为余极沉痛之作,付印尤为余所 
不获已也。⋯⋯广州叛乱,谋害总统①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 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又不知凡几。叛逆之智,不为不足。今既事过境迁, 
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主者,应有天良,于此当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 恢复其堕落人格之暇,奈何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而后甘 
心乎?呜呼陈逆!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人,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即能 掩盖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其能抹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10 
日。孙中山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 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18 日,孙中山任命 
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此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又说:“兄 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②
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是多



①  1921 年 6 月 14 日蒋介石的母亲去世,蒋在溪口居丧。
②  陈炯明叛变后的第三天即 18 日,蒋介石在宁波先接到汪兆铭、林业明由上海发表的电报,”惊悉粤变, 
犹幸国父无恙”。同日,孙中山电趣赴急,电文说:“宁波江北岸引仙桥十号蒋纬国先生(当时为守秘起 见,用纬国名字)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①  总统,指孙中山。

②  1922 年 10 月 24 日,蒋介石由闽奔沪,在马尾轮船上遇廖仲恺,廖将孙中山的信给蒋。
方面的因素所致,主要的是蒋介石本身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才能获取了 孙中山的信赖,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是陈炯明叛变,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 
此时蒋介石能毅然决然地南下广州潜入永丰舰,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这不 能不使孙中山更加信赖蒋介石,而且日渐将重任托付于蒋。


二、孙中山重用蒋介石


孙中山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评价蒋 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 
适,山岳之不移”。①
1923 年 2 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 月,孙中山派他赴 苏联考察。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和苏联已有函电来往,苏联曾派使者来过,讨 
论东方革命问题。当时孙中山就想派廖仲恺、朱执信等去苏联学习。后来因 廖仲恺工作忙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在 1919 年因军阀陆荣廷操纵粤桂政权,孙 
中山叫他回粤进行闽陆活动,不幸在 1920 年 9 月遇难,所以去苏联未成。1921 
年底孙中山同马林在广西会晤时,“孙还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 使者去莫斯科”②。到了 1923 年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孙中山就派蒋介石 
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张太霄、沈定一、王登云等人赴苏联考察。他 们于 8 月 16 日启程,12 月 29 
日回国,前后在苏联活动了三个多月。在毛思 诚编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写道:蒋介石“禀承总理意旨约 
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等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 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由上海趁
‘神丸’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 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
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 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 
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称其优 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 
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 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 
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 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 
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 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为之感唏不置。 
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 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怫 
然曰:吁,观其论调,不知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 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


①  1921 年 6 月 14 日蒋母去世,23 日孙中山派陈果夫代表诣奠。孙中山的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 
年,共历险艰,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 
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 移。”

②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36 页。
际勉为辞行,谈次罄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陈世贤述 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 
下午二时后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抵沪。”在苏 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军事组织内容。当时列宁正 
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采林(外交人民委员)、胡定斯基
(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他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说: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 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 
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隙。’孙先生来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 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语。⋯⋯” 
蒋介石对托洛斯基的印象是这样的:“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 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 
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 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 
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 们国义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 
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 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 
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 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 
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 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①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 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 年 1 月 16 日,蒋介石到广州时,又 
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明。这一年 3 月 14 日,蒋介石又从奉化寄一函给廖仲恺。 信中有一段文字写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 
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 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 
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 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 
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 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 
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 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 
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 
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 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 
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 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 
堕落耳。”又写道:“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 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6 年 12 月)。
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 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 
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 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 
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 中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 
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而 且在此书中更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 
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 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 
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 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 
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1924 年 5 月 2 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即黄埔军校 校长)。关于办黄埔军校这件事,酝酿工作很早就开始。1921 年底,马林在 
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 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也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进行过善意的批评,建议 
孙中山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这样,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 督促下,同时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孙中山在 1924 年初改组国民 
党的同时,即积极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利用黄埔岛上原有的 广东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设在黄埔,所 
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决议开 办军官学校和创立党军。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 
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 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2 月 8 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 日分 
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21 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为什么要辞职 呢?叶剑英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 
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 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 
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 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 
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 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 
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 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 
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 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 
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 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 
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 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①
当时,孙中山、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辞职行为正是采取了“以君子爱人以 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2 月 2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奉孙中山批, 
复函蒋介石说:“迳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
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 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 
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 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29 日,孙中 
山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 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 
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 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3 月 2 日,蒋复上孙中山书,一方面向孙 
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离粤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此祗可自认枉屈,不敢诉诸人者,乃以先生终不舍弃, 
因触前事而道及之,然仅可为先生一人道,而犹不愿尽情沥诉也。”另一方 面向孙中山表示马上要回粤:“今先生既严令回粤,中正虽不才,岂敢重违 
意旨,背负恩德,决于日内起程,趋前领教。”3 月 10 日、24 日和 26 日, 廖仲恺先后三次打电报给蒋介石,催促他南归。28 日、30 日和 4 
月 2 日,蒋 先后致电廖仲恺表示:“弟必来粤”,并对军校的课程、经费、预算、选择 教职员、取录学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4 月 14 
日,蒋介石与许崇智一 道,由上海到广东,21 日晋谒了孙中山。26 日,对军校下级干部作了《牺牲 为革命党唯一要旨》的训词。27 日和 28 
日,又作《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员》的训词。5 月 2 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 
司令部参谋长。同一天,蒋对军校卫兵分队长作了训词。5 日,第一期新生 进校,编为第一、第二及第三队。7 日,备取生进校,编为第四队。8 日,蒋 
介石对第一期学生作了《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的训词,蒋说:“本党 要办这个学校,亦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昔之中,来挽救这 
些衰败剥削调残飘摇横流的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袵席之上。 我们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责任亦在此。”9 日,孙中山 
特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10 日,蒋介石与廖仲恺联署呈请孙中山 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军校政 
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13 日,军校兼设政治科,孙中山特任邵元 冲为政治教官。6 月 16 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典礼 
上作了题为《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的演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开 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 
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 
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 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①军校前后办了七期, 中间从 
1926 年 1 月 12 日起,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国民 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学员先 
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 誓反共。至此,革命的黄埔军校日益成为蒋介石用以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学校。 
据《东方杂志》时事日志载:黄埔军校于 1930 年 9 月 17 日“奉总司令令停 办,由第八路军司令部派员接收”②。从黄埔军校于 1924 年 10 
月建立教导团



①  《孙中山选集》第 917 页。

②  《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20 号。
开始①,蒋介石遂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由于孙中山的重用,使蒋介石的发迹很快,尤其在军事上替蒋介石日后
掌握大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蒋也每每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所完全信赖是 给予重托的,处处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招摇过市。这最集中地反映在 1925 年 3 月 
30 日蒋介石所作的《祭总理文》之中,他说:“弟子落中正,致祭于 总理孙先生之灵前曰:呜呼!山陵其崩乎!三千弟子,全军壮士,其将何所 托而皈依乎?
二十年相从,朝夕惟依,一旦弃置,何乐生为?”接着又回顾了一系列 自己跟随孙中山搞革命的事迹,以及孙中山怎么信托于他一个人(“英士即 
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继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 又说:“抚今思昔,瞻前顾后,举凡可歌可泣,可悲可伤,心摧肠断,终身 
隐痛,其谁与诉?其谁与知?尔今尔后,岂复有人生之乐趣乎?”在所谓痛 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又说:“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澄清中 
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神其有灵?其率英士与执信,以助党军革命 之成。”



































①  1924 年 10 月 3 日.教导团第一营首先成立。任命沈应时为营长,12 日任命何应钦兼教导团团长,陈继承 为第二营营长,1926 年 1 
月 20 日改委刘峙接充,调任王俊为第三营营长,旋将教导团改编为教导第一团, 于 18 日任命王登云为团党代表,2 月改任缪斌接充,另于 12 月 3 
日成立教导第二团,任命王柏龄兼团长, 顾祝同兼第一营营长,林鼎祺兼第二营营长,8 日任命胡公冕为教导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毛延祯为第二营 
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17 日任命罗为雄为教导第二团团附,杨天樗为教导团独立营营长,27 日 
任命张静愚为教导团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为第三营营长,2 月 3 日.改任胡公冕为教导第二团第一营党代 
表,任命委方为第二营党代表,郑洞国为第三营党代表。
第四节	蒋介石的政治手腕


一、好话为先生说尽


1930 年 4 月 7 日《大公报》上有这么一段话:“论者谓:好话为先生说 尽,而坏事为先生做尽。”此话在蒋介石上台这一阶段来说,是前半句。
在当时,蒋介石说了一些什么话呢?将他在广东的讲话加以归纳,可分 为三大类:
一是“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先看看他对 共产主义和苏联说了一些什么?
1925 年 4 月 9 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黄埔军校对入 伍生的第三次训话中,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 
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还 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说民主主义的 
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同时,他在这次训话中,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未能 成功,是因为国民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服从党的命令,不知道我们党 
员既然入了党,在党里头这个生命,就是整个儿的”。接着,他就赞扬苏联 共产党,说俄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 
织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 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 
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进而,他说:“我们要 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 
的贡任、本分。”他又称赞俄国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说他们把苦留给 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所以一万五千人能够治 
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
“这样看起来,无怪乎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 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也就在这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广州时,广州的商界代表开了一个联欢 会。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对夫于联合苏联、仿效苏联的问题,又发表了演说。 
他说:有人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 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 
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 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 
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这是因为“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 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一一人民同 
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有甚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 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 
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 的党军。”在广州时,蒋介石还对新兵作了一番训话,其腔调同他 4 月 9 日 
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第三次训话一模一样,再次提出要仿效苏联共产党。他 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再看看他对中国共产党说了一些什么话?
1925 年 9 月 9 日上午七时,蒋介石在黄埔军杖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训话 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
少了。”
同年 9 月 13 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举行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在 会上,蒋介石针对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说:“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 
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国 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易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 
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 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 
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 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 
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还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 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 
帝国主义的毒什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 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 
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 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 
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二是“爱护”老百姓,“关怀”士兵。 先看看他就如何对待老百姓说了一些什么?
1925 年 2 月 9 日上午十时,蒋介石在常乎车站东,对出师东征的黄埔军 校全体官长学生士兵训话说:“我们未出发以前,在黄埔大操场,曾对大家 
讲过,打仗第一要紧的是‘爱护人民’,我们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打仗 就是去打害国害民的敌人。”又说:“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灭叛逆, 
打胜仗,杀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 们。‘军队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句话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 
还说:“我们宁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抢东西吃,没有挑夫,宁可自己挑, 不要拉夫;没有地方睡,宁可露宿,不要到民间去占房子住。⋯⋯这才是真 
正能实行三民主义、爱护人民的军队。以后希望各位更要努力,保持现在的 名誉,如有一个人骚扰人民,违犯军纪,无论官兵,都要枪毙。上自校长, 
下至士兵,都是如此。”而且还一再表示:“如果本校长偷生怕死,口是心 非,不肯向前努力,这样全体官兵都可以杀我的。”
这一年 2 月 16 日,蒋介石在淡水对教导团第二团官兵说:“你们以后就 要做个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军,不要象外面土匪式的军队一样,来抢劫财物, 
骚乱人民。”
这一年 9 月,蒋介石同汪精卫一起搞的《重征东江训诫》中写道:打胜 仗的秘诀是“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保护百姓(不 
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百姓,就 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再看看他又是怎样表示要“关怀”士兵?
1925 年 3 月 7 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在揭阳,在黄埔军校全体官兵面前, 对在场的官兵说:“你们的穷苦困难,本校长无一时不放在心中,我自家从 
白芒花以来,这十天当中,每天发烧发热,没有痊愈,我这一病,一半实在 是因孤军深入重地,你们几千生命,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稍有疏忽,以 
致全军覆没,所以我一定要负责,使你们安全,使你们不生病,不疲劳,不 冻饿,不然你们有人得了病,好比我自己得了病一样,所以一方面替你们处
处着想,使你们不致有些危险,免得无益的牺牲。一方面要盼望大家自己保 重身体,每个礼拜终要吃一次金鸡腊霜丸;夜间放哨的弟兄,第二天早晨终 
要吃碗姜汤,发泄寒气,免得感受风寒。”同年 5 月 18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 从汕头到了梅县。一到梅县,他就在梅县东校场对黄埔军校全体官兵进行了 
一次训话。他说:“本校长从今天从汕头来到梅县,这一个多月,不与大家 相见了。可是我虽然同大家隔了千里多路,远在他方,而心里还是天天记在 
各位同志身上,并且时时为大家想着前途的事业。”
三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后,
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大会 
后,工人运动日趋高涨,席卷全国。当时蒋介石也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是众矢之的,于是他俨然以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出现,大喊“打例帝 
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
1924 年中秋节时,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雨操场对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 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 
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例帝国主义, 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同年 9 月 23 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训词说:“中国现在的情 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简括的说,就是由于三个势力造成的:一个是帝国 
主义,如英国、美国、日本,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土匪。这三个势力不是没 有连带关系的。比方说没有军阀,就没有人去勾结外国人,那末外国人的势 
力侵不进到中国来,帝国主义便无所施其技了。没有土匪在中国作乱,帝国 主义者亦就无所藉口,他亦不能说我们中国没有自治能力,他就不能派兵到 
中国来监督我们的行政和交通事业如铁路等。所以帝国主义完全要靠中国有 军阀和土匪才能生存的。但是同时中国的军阀和土匪,也要靠着帝国主义才 
能生存,因为他们要帝国主义借款给他,卖枪给他,他们才能够作恶,才能 够升官发财。你要晓得,帝国主义者不单卖枪给军阀,而土匪所用的枪,亦 
统统是外国人卖给他们的。所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土匪,都是有连带关 系的,可以说此三者都是狼狈为奸的。”他又说:“中国的乱源到底在那里, 
无非是由于帝国主义在里面作祟。所以今日我们的革命目标就是先打倒帝国 主义。如果不能打倒帝国主义,纵然去打倒军阀,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打倒 
了一个军阀,第二个军阀又可起来的。⋯⋯我们要把军阀之所自生的帝国主 义根本消灭,中国就会有平静之一日。这就是所谓推本穷源的道理,亦就是 
中国病根所在的地方。”
第一次东征克复潮梅后,蒋介石返回黄埔,他对入伍生连续作了四次训 话。在 1925 年 4 月 10 日的第四次训话中,他说:“中国问题完全是世界问 
题,不联合世界的同志,一定是解决不了的,中国一定要亡的⋯⋯中国乃是 军阀窟巢和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点罢了。”
同年 5 月 18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在梅县东校场对黄埔军校全体官兵训 活。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创办的。总理为什么要办这个党呢!是因 
为中国的人民,都被外国人及军阀压迫,没有自由的余地,所以总理建设一 个党,要使得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外国人和军阀,使得 
我们自由平等。”
同年 7 月 26 日,蒋介石在广州召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比较详尽 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了讲演。一方面,他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关 
系。他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 牵线人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 
方得肆其残暴,而使中国人民莫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决 无己时。吾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 
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听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不然, 日以倒军阀为事,实则军阀不过帝国主义的一个愧儡,这些傀儡是不会倒完 
的,而且是不容易倒的。为什么?因为傀儡是死不完的。不要等到旧傀儡倒, 而新愧儡已生在那里,预备着做他帝国主义的后补傀儡了。所以军阀之乱决 
无已时。所以我们今日革命先要认清楚目标,认定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真正的 敌人。”另一方面,他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吾人反对帝国主义, 
亦不仅仅乎因为他表面上压迫中国人民的缘故,而实在是在深切处找到他帝 国主义因其资本主义发达至最高程度,造成经济恐慌,不得不向殖民地、次 
殖民地施行榨压,想来亡人国家,灭人种族,以图苟活的要素。又痛恨他买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毒计,由此可知帝国主义实为吾人的死敌,其间绝无妥协 
调和的余地,我今天可以说: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 义必倒。这正是今日世界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蒋 
介石还十分形象地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是一样什么东西呢?好如毒蛇身 体,美女头面的一样怪物。苟有人和他一会流睐顾盼,其结果必至丧身亡国。”
“五卅”运动发生后,在广州出现了“沙基惨案”。8 月 4 日,蒋介石 在黄埔大操场举行了追悼沙基死难同志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言词激昂地说:
“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如果我们真是三民主义 的信徒,真能继续我们总理和先烈的精神,真能奋斗到底,帝国主义者,是 
会死在我们手里。”
从蒋介石在当时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达到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水 平,符合了时代的要求。这是蒋介石在思想上的高峰期。


二、在行动上又干了一些什么事? 在当时,蒋介石于了一些什么事呢?集中表现在两次东征和北伐中。 
为了巩固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必须彻底打垮陈炯明的部队。为此,
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第一次东征于 1925 年 2 月初至 3 月下旬进行。此前,1924 年 10 月广州 
发生了商团叛乱,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参加了平定此次叛乱事件。1924 年 8 月 9 日,孙中山曾由广州大本营给蒋介石一封信:“介石兄鉴:截缉挪威商 
船私运军械事,今晚着邓颜华率同江固舰来长洲⋯⋯可协商共同一致行动可 也。”蒋介石奉命登舰和邓会合。10 月 14 日,孙中山又发出大元帅命令: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 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 
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广东革命政 府在平定商团叛乱后,又遇上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
司令”,准备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统治。①1925 年 1 月 15 日,广东革 
命政府决定由粤军、滇军和桂军组成联军,分三路(以粤军许崇智为右翼军, 滇军杨希闵为左翼军,桂军刘震寰为惠州攻城军),出师东征陈炯明。当时 
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军校第二期学生和第三期入伍生第 一营组成)作为粤军(右翼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31 日,蒋介石在黄埔军 
校本部下达命令:“一、东江敌情及友军状况如贵官所知(如联军作战计划 及训令)。二、本校全部决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三、 
教导第一团(欠第一营),务于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 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大怀德、北栅一带集结 
完毕。四、教导第二团务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 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到达白沙附近集结完毕。五、学生队炮乒第一营、校本 
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 结。六、给养由各团自办。七、余现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门前 
进。”这次东征,不到两个月(从 2 月 1 日至 3 月 23 日),就打垮了陈炯明 
的主力三万多人,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陈军退到江西和闽南。这次东征 之所以取胜这么大与这么快,果然是东征的主力部队黄埔学生军中的共产党 
员和青年团员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成为全军的榜样,起了骨干作用;加上 海陆丰农民在彭湃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 
军,给革命军带路和运输等工作;但也不能否认,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的统 帅蒋介石有他一定的作用。从肃清广九路、淡水之攻克、平山及海陆丰战斗、 
平定潮汕、棉湖遭遇战和五华兴宁之战斗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 出命令、手谕、电话、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
在肃清广九路的战斗中,根据 1925 年 1 月 31 日的命令,黄埔学生军到 达指定地点。2 月 8 
日,蒋介石在虎门太平街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莞的命令:
“敌军袁瑕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莞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进 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 
占领溪头,敌向黄岗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 东莞后,再协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 
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莞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 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 
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 达石鼓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莞之 
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连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 戒。九、炮兵营务于四日到达嘉岭附近侯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 
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办理。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祠校本 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5 日,东征军占领东莞。当晚,蒋介 
石在东莞下达追击敌军的命令:“一、败退之敌,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窜逃。 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寮步向常平圩前进。三、 
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午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洲圩问寮步前 进。到达寮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 
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洲圩向两 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



①  陈炯明自 1922 年冬退据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
军张我东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 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待命行动。六、粤军王若 
周旅,本校学生队、炮兵营,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七、王体端指挥所部
(欠张团),仍维持后方连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 于六日正午以前,将东莞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送该处由电 
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6 日,各部队遵令行动, 教导第一团进至寮步,第二团进至两头塘。7 日,第一团进至常平圩。随即, 
蒋介石根据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的报告,于 8 日在常平车站又下达了命令:
“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 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 
日仍在常平圩附近宿营。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 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 
第二团保持连络。四、教导第二团位于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 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第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 
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驰懈,紧急集合场在车站月台。 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 
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采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 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9 日、10 日,蒋介石 
又先后再下达有关作战命令,至 11 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军手 中,陈炯明的部队溃窜淡水。
在攻克淡水的战斗中,东征军右翼军分三路向淡水急进,2 月 13 日,教 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冈墟向淡水城南前进,粤军第七旅由约场圩向淡水东 
北前进,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前进。三路并进,围攻淡水。这时, 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了作战命令:“敌情如贵官所知(前已通知)。我粤 
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已达新围约场圩各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 本(十三)日先向坪山圩牛鼻湖之线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本(十三) 
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联络, 右翼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 
地出发,经新埔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 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 
冈墟,余或进至新埔。”同日,蒋介石又下达了训令:“一、本军深入敌境, 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 
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要团结兵力,步步为营。三、如闻侧面 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祗在扰乱后方,使我 
耳目眩晕,如我以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间袭击与 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五、各团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 
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须注意侧翼配置。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 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 
攻之,即无不致胜也。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同日晚间七时, 蒋介石又给何应钦指示。”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蒋介石每天都有明确的指 
示。当敌人固守淡水城垣时,蒋介石曾下令说:“陈贼余孽,久稽天讨,本 校长、党代表率师申讨,誓歼此獠。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跳梁小丑, 
胆敢据城抵抗。本校长、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兵卒久暴荒野,爱特派遣奋勇队 誓于最短时期,攻破淡水,仰尔将士,全体抱定为党为国牺牲决心,奋勇迈
进,可进可退,则蕞尔淡水,不足平矣!仰各勉旃,此令。”并附上挑选奋 勇队及攻城的办法。淡水攻克后,蒋介石即将战况电告已经北上正在患病的 
孙中山。电报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 敌人遁逃。⋯⋯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因 
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 元帅于万一耳。”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复电蒋介石,大加赞许。 
在平山及陆海丰战斗中,2 月 19 日,蒋介石策定了进攻平山计划,指出 进攻平山的方针为:“在淡水被我军击退之逆军洪兆麟部约三千人,目下似 
已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稔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 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 
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带前进,以期围击敌军于 平山墟。”进攻平山的军队部署为:第十六团为右侧支队,第二师与第七旅 
为右翼队,教导第一、第二两团为左侧队,第十五团为左侧翼支队。同时, 对搜索、行军日程、联络、给养等都作了指示。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召集黄 
埔军校全体官长开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于艰苦中磨练才能志气》和《致胜 的要件》的训词。他说:“我们做事,须要同舟共济的决心,同心同德的精 
神。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个人做事,是为求主义的实现,是为求人民 的幸福。所以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完成我们革命 
的非常事业。”21 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 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 这时,左右翼的战局发展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 
商议下一步作战方案。会上有二种意见,一种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 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我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 
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①;另 一种主张直趋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我军力薄,万一受 
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 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 
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 指,为次第扫平计”②。讨论结果采取第二种意见,决定分二路向海、陆丰前 进。25 
日,蒋介石又发出了向吉隆圩前进的命令。命令说:“本军深入重地, 环境险恶,只有向前冲锋,灭此朝食,以求生路。如后退一步,不死于敌手, 
必死于匪盗。望各将士深晓此意,努力前进,直捣贼巢,共歼厥凶,以成伟 绩,而行主义。”27 日,收复海丰。蒋介石又致电北京汪精卫译呈孙中山, 
说:“智督率所部,经两日穷追,遂于沁日占领海丰城。中正部亦长驱猛进, 于同日到达。敌被我军猛追,异常狼狈,行李辎重,沿途溃弃,洪、谢两逆, 
仅率残部二千余人向潮汕逃走。”又说:“现职部续向潮汕进攻,至陆丰一 带,均无故踪,本晚当可收复陆丰城也。”又说:“我军所至,人民皆诚心 
倾向。盖东江人民数年以来,受敌人种种苦抽压迫,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以 战时敌军到处奸淫抢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对于运输军 
实,采买米粮等事,皆极力帮助,而海丰人民并为出力,使军行无阻,用能
迭奏肤功,其力甚伟也。” 在平定潮、汕的战斗中,蒋介石率部分三路进攻潮汕。自 3 月 1 日至 5



①  国防部史政局(台湾):《北伐战史》(一)第 203 页。

②  国防部史政局(台湾):《北伐战史》(一)第 203 页。
日,蒋介石每天都亲自下达命令,7 日占领潮、汕。
在棉湖遭遇战中,3 月 10 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11 日连下三道命令,
12 日又直接用电话命令何应钦,指示第一、第二团的进军路线,13 日下达了 攻击令,战斗十分激烈,蒋介石和廖仲恺及苏联顾问加伦都亲赴前线督战, 
使陈炯明的部队遭惨败。
在五华、兴宁的战斗中,由于五华、兴宁为陈炯明的根据地,又是林虎 的巢穴,自潮汕战斗后,林虎将残部退守此地,以图复固,谋复潮汕。3 月
15 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16 日又下二令,17 日又下三令。在战斗中,蒋 介石“乃用迂回攻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 
五华,以拊兴宁之背”①。接着,蒋介石下达了攻打兴宁的手谕:“教导第一 团于城外部署完毕后,务须即速进城,对城内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团担任, 
对于东门外兴宁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队,即时派出。教导第二团本晚不 必进城,对于通河口大道塔冈及通黄埔之桥梁,对于西门老隆大道,须即特 
酌派一小部队前赴警戒。”19 日,蒋又下令说:“(一)五华城内之敌已为 我教导第一团击退,向东北门兴宁、江西逃去,逐渐向梅县退却。闻林逆司 
令部尚在兴宁城中,河口方面之敌逐渐向畬坑、梅县方向移动。总计各方情 报,敌军在兴宁、河口一带构筑阵地,有掩护其本队退却模样。(二)本军 
已占领五华城,于今日向兴宁、河口方面进攻,(三)教导第一团派兵步一 营,在城内搜索,其余集合南门外候命。(四)粤军第一旅于本(十九)日 
午前七时由现地出发,协同教导第二团向兴宁攻击前进。(五)教导第二团 与第一旅离隔五百公尺,向兴宁道路继续前进,协同第一旅攻击兴宁之敌。
(六)余预定本日午前九时由五华出发,向兴宁道路前进。”20 日,经过激 烈交战。攻占了兴宁。23 日,蒋介石下令粤军陈铭枢旅及教导第二团钱大钧 
部向梅县进攻。至此,第一次东征告结束。正值此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 消息于 21 日传到东征前线。22 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
27 日,在兴宁对黄埔军校全体官兵发表《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训词, 说:“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走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 
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 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但是现在总理虽死, 
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欢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 我们能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正当东征继续进军的时候,1925 年 5 月中旬,滇军(扬希闵)开始集中 广州,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阵,桂军(刘震寰)也由东江调赴北江,图 
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5 月 13 日,蒋介石和廖仲恺、许崇智、朱培德及加伦, 在汕头粤军总司令部商议,决定“放弃潮、梅,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之杨、 
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并策定了作战计划。杨、刘探悉这动议后,将其 所部集中广州,以谋抵抗。于是,21 日,蒋介石率黄埔军校部队和粤军,由 
潮、梅回师,分为两个纵队向广州进发,为了配合这一军事行动,广州革命 政府令湘军与建国第一军由粤汉路南下,会攻广州;令驻河南的李福林军, 
隔江进逼广州,西江之粤军,除防南路外,亦抽调一部,沿广三路东进协攻, 同时策动粤汉各路工人罢工,以断绝滇、桂军的联络,使其行动迟滞,首尾 
不能相应。在率部回师的前一天,20 日,蒋介石对警卫军及党军官长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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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训词。他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一广州 一一给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是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己死的同 
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 的根据地。”又说:“这次颁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利害,我 
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能称是革命军。我们到 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革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就可以实行主义。所 
以要大家从今以后,与革命政府共生死,不达到收回广州的目的,死也不休。”
29 日,第二纵队到达海丰,蒋介石又对粤军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发表了《此 次班师回省的重大意义》的训词。他说:“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 
本党的成败,广东的存亡,和中国的大局,都有很大的关系。如这次回去不 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但我你无路可走,并且 
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所以现在 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
6 月 2 月,蒋介石率部到了平山,随即给许崇智发了一个电报,报告“本军 本日已集中平山白云寺,四日至淡水,六日至樟木头附近,七日向石龙、省 
城前进。途次如无阻碍,九日下午或十日拂晓,当在省城附近作战。”第二 天,又给党军及警卫军全体官兵作了《夺回广州的必要》的训词。蒋介石说:
“现在因为孙大元帅死后,大元帅几十年辛辛苦苦的建设的革命政府根据地 一一广州——将要被反革命派的军阀唐继尧、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广东省城 
里的假革命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勾结起来,想来推翻孙大元帅所建设的 革命政府,来做他们卖国殃民的事情。”又说:“在省城的滇桂军,完全是 
扰乱地方压迫人民的,所以我们回去先将他打倒⋯⋯这次回省来打滇桂军, 我们一定可以打胜的。”2 月 7 日,在向广州进发的途中,蒋介石对党军第 
一、二纵队官长发表了《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训词。他说:“这次回省, 不独是政府的存亡和党的成败,也就是我们各个人的生死关头。如果不能打 
倒滇桂军,我们个人就不能生存,党与政府与根据地就不能恢复,三民主义 也就不能实行了。”“现在省城的滇桂军,已明明白白勾结唐继尧及段祺瑞 
来推翻革命政府了,并且是要消灭我们的党。这滇桂军最大的罪恶是‘卖国’
‘叛党’,已经与陈炯明没有什么分别了。除非将我们革命军全部打得一个 不留,是没有话说,只要是我们有一个存在,还没有死,总是要来同他拼命, 
恢复我们革命根据地。”6 月 12 日,东征军回师黄埔军校的部队及湘军、建 国军、粤军同时从不同方面进攻广州,“杨、刘二逆,知已无可抢救,即潜 
入沙面租界”。14 日,投靠杨希闵的滇军第三军,“到达广州近郊,明知大 势已去,但彼自知祸粤已深,必不见容于粤,妄各孤注一掷,故直扑市区, 
势甚凶猛,幸赖我军用命,卒将该敌包田缴械。至是,杨、刘反革命之势力, 即完全消灭。”①平定刘、杨后,蒋介石兼任了广州卫戍司令官,并在 9 月
18 日发出了《巩固广州计划》和《肃清粤军计划》,19 日又发出了《消灭粤 军命令》,并写信给许崇智,历数了许崇智四大问题,说许“内阻革命事业 
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 部为贰,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部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同 时勾结北路之川军熊克武,由江北进至通州,勾结南路之邓本殷,由西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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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肇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革 命军决定第二次东征。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己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 
民革命军。1925 年 8 月 20 日,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同时, 将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为军长:将建国第一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 
为军长;将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将建国第三军改为第五军, 以李福林为军长;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暂仍其旧。9 月 28 日,国民 
政府颁发了征讨方略:“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第一、第 四两军为基干)。尅日出动,讨伐叛军。⋯⋯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 
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 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 
之邓部。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 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 
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蒋介石根据这一 总的征讨方略,具体策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 
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即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 石龙、不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 
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 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同日,蒋介石以 
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 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 
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守 虎门。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他各部队出发。”同时,对其他具体的十七项 
问题都一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 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30 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征军总指挥就职通电》:
“本月二十一日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 总指挥,此令。’等因,奉此,中正忝厕戎行,材轻任重,于外侮纷乘之会, 
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届,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容辞。兹 于九月三十日就职,本护国卫民之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 
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宁候明教。”在东征出发前, 蒋介石又与汪精卫一道,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简明地提出了十条要 
求,即:“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 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
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 
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 不怕冻,4.不怕 59 
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 重,10.不怕险。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 
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六、毋 忘革命军的《连坐法》。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八、革命军 
只有前进,不许后退。却退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九、革命军人,要忍耐 到最后的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 
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 已死的同志来报仇。”10 月 5 日和 6 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一道,以总指挥 
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 军安民布告》。
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 令和文电来往频繁。
在进攻惠州的战斗中,1925 年 10 月 9 日,蒋介石令第一纵队派出有力 部队围攻惠城,主力集结于响水、博罗附近,以备进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敌, 
并具体制定了攻城计划:
“(一)攻城部任务之区分:1.第四团担任惠州府城北门、西门之攻城, 并任野炮连之掩护。2.第三师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击惠州府 
城南门及惠阳城。3.野炮兵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二)第一 纵队其余各部,在博罗策应,并准备敌由水北窜出时之兜截。(三)第二纵 
队对于平山增援惠城之敌,相机迎击,并策应我攻城部队。(四)攻城材料 由副官处准备分配。(五)炮火集中如左:1.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府城北 
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队,以待炮火奏效,立即冲迸城脚,勇敢登 城。2.山炮之火力,应集中于南门城内之敌,第三师应准备登城队,以侍炮 
火奏效,立即冲进城脚,勇敢登城。(六)登城队携带武器宜多,配合携带 短枪及手榴弹士兵。(七)登城奖金:1.首先登城者得一百元。2.其余奖二 
十元,但不在敌火下登城者,不得请奖。(八)飞机队应准备多量炸弹,协 同炮兵攻城。(九)参加攻城之炮兵,概归炮兵营长蔡忠笏指挥。(十)第 
一师工兵队,准备材料,协助攻城。(十一)第四团通信队,应迅速构成通 信网。(十二)攻城指挥官本总指挥并任之。”10 日,蒋介石到了博罗,将 
三个纵队的兵力作了部署,并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队的选出、编 组、攻城时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等都作了明 
确而又具体的规定。13 日,进攻惠州。“开始与敌作战,十一时各处山炮亦 相继射击。至下午二时,北门城垣之垛口,被我击毁甚多,我第四团在炮火 
掩护之下,通过北门桥,并徒涉护城河,战斗激烈。四时我军所运竹梯已达 城脚,第四团刘团长尧寰在桥上指挥攻城受伤,我官兵死伤甚众,十三日下 
午二时半,我第三军方面亦向城西南处攻击前进,战斗到傍晚,敌仍顽抗。 十月十四日我军继续攻击,蒋总指挥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何纵队长应钦亦在 
北门督战,并派第八团加入战斗,北门炮火亦集中该处,战斗至午后三时半, 我第四团首先登城,北城之敌纷纷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队亦相继冲入城中, 
何纵队长应钦率总预备队入城,杨坤如已随残部向水东门逃窜,我军即行追 击,并乘机占领惠阳,蒋总指挥旋亦移节惠城,策尔后之作战。”①同时,蒋 
介石给汪精卫打了一份《攻惠州城告捷电》。16 日,蒋介石在《广州民国日 报》上发表了《祭攻惠州阵亡将士文》,并在追悼攻惠州阵亡将士大会上发 表了演说。
在潮梅战斗中,蒋介石随军指挥。攻占惠州后,蒋介石重新部署部队东 进,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军,第二纵队为中路军,第三纵队为左路军。10 月 22 
日,进占海丰、河源。28 日,占领五华。31 日,克兴宁。11 月 4 日,收复 潮、汕。至此,东江完全收复。11 月 6 
日,蒋介石发出了《收复东江通电》, 认为“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周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赞扬
“此次师经六百余里,四民群聚而观,箪食壶浆以迎”,表示“尚冀我同志 暨各界诸公,钖以周行,犹望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实现”。7 
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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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 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 
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 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他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 
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他说:“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 已受了俄国人的指挥,但我敢老实讲,叫革命先进国的苏联来指导我们中国 
的革命,我们世界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 蒋介石还向与会者讲了孙中山在联俄问题上对他的面谕,他说:“去年总理 
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就是‘鲍 罗廷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 
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最后,他一再说:“我们实行 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 
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在潮、汕时,蒋介石 还搞了不少活动。11 月 10 日,他在潮州公园对第一师第二、三两团官员发 
表了《光大胜利成果改进部队缺点》的训词。首先,他肯定了第一师官兵“通 通能够忍耐劳苦”,“真真不愧为孙大元帅的部下”,一再表示“本军这次 
能够在短少时间,克复了东江,打败了多数的敌人,能够不搔拢百姓,算是 实行了孙大元帅的三民主义”。进而,他指出。“这次虽是打了胜仗,缺点 
仍然很多”,“现在小小胜利,算不得什么,大家不要骄做起来,以为天下 无故了。骄兵是必败的,本军上下总要戒惧,总要学本事”。13 日,他参观 
潮州中学,并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的讲话。16 日,他在 汕头各团体祝捷大会又发表了讲话,着重解释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 
两句民生主义的话。21 日,写情给当时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谈 了关于发挥部队中党的作用以及关心士兵的问题。他说:“本军各团党部, 
实在是有名无实,所谓党的活动,是很少有精神的。近来士兵告发的困难苦 痛太多了,而且亲眼看见的也不少,甚至有排长以粪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 
骂,而士兵之饥冻不管,更属视为常事。所谓军中卫生、经理,绝未讲究, 甚至有开除士兵,不发清蕲饷,为其连长中饱。此等恶弊,不一而足。根本 
上说,还是各团党部活动不力,徒有形式而无一些精神。”而且要求“赶紧 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 
及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费所限, 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致如此之晴无天日也。”蒋介石在信中 
向周恩来提议,可将这封信在报上公开发表。12 月 11 日该信在《广州民国 日报》上全文刊出。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蒋介石在指挥潮、 梅战斗时,得知粤南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均已被占,情 
势急迫,于是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 命。到了第二次东征将北江平定后,蒋介石马上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 
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 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 将敌歼灭。11 
月 7 日,攻占阳江。23 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 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1926 年 1 月 
15 日,李部开始渡海,至 2 月间,琼州大定,邓本殷残部基本上消灭。
3 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这样,两广实现了统一。在征讨邓本殷的过程中,蒋介石在 1925 年 12 月 15 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政改革计划》。他认为:
“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仍为国 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 
我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 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 
一,军事之训练,军实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 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山。”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 
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 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向军委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在两广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 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1926 年 6 月 5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 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①总司令,统率各军出师北 
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 苏、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 
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 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 
兵力为十多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 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 
情况言,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 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己取得五省联军 
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 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 
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 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 
罕”,“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 北伐出师后于 8 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
“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 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 
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 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 
谋。”1926 年 7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策定了作战方略:“本军为继承先大元 帅之遗志,贯彻国民革命之主张,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打倒军阀及反革 
命派,爰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 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 月 9 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 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 
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 月 11 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


①  刘、杨肃清之后,军事委员会将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汪第二次东征过程中将粤、桂、湘、滇、 
鄂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六军,两广统一后,改编广西部队为第七军,5 月将许崇智 部队改为第八军。
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 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铎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时监视态度。8 月 3 日,蒋 
介石到了郴州,4 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 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铎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的 
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 动。在 4 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乘并图江西。12 日,蒋介石到了长 
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 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俾使主力 
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 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 
当时分兵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 醴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庸生智为中央军前 
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 第一、第六两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冀军总 
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军,集结常德、澧县,进取沙市、宜昌。8 月 18 日, 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前进。19 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汨罗江之敌。22 
日,进 占岳阳,即乘胜进入鄂南通城。这时,吴佩孚亲率部队兼程南下,企图挽回 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 25 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进攻。 
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 日,破敌于汀 泗桥。30 日,破敌于贺胜桥。9 月 1 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 
渡长江,6 日攻克汉阳,7 日续占汉口,自是攻围武昌,血战四十天,于 10 月 10 日全胜攻克。吴佩孚率残部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踪进据武胜关。右 
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 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 9 月 6 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 
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当北伐军进入鄂南逼近武汉时,孙传芳鉴于吴佩孚的失败,深感唇亡齿 寒,于是乘北伐军与吴佩孚相持之际来冒险进犯,大举调军援赣。北伐军为 
平定江西,也就乘孙传芳的兵力尚未集中完毕,就转兵入赣。右翼军分自赣 江两岸及赣西地区,向南昌进攻。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 
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海路之敌, 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 年 9 月 23 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 
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 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 
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曾 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24 日,下 
达了各部之攻击命令:“一、第二军应不待友军之援助,断然向樟树附近之 敌攻击。并以第一军之第二师,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由分宜推进,在樟树、 
峡江间渡江,抄袭樟树敌军之侧背,使攻击容易。二、第三军以全力由高安 进攻南昌之敌,并确实占领该地,以彻底消灭敌之乱源。三、第六军及第一 
军之第一师,以主力进出永修、涂家埠,截断南浔路,防止敌军后方部队之 增援,而遮断敌军邓如琢部之退路,以一师会攻南昌,一部牵制永修之敌。 
四、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与第五军之第四十六团以主力沿赣江西岸, 猛攻吉安。以一部由赣江东岸迂回吉安东北,截断敌之退路。此时在安福之 
第三军第十六团,亦应速出固江(吉安西北)会攻吉安。待吉安攻下后,第
二军各部队应归还建制,并会同第四十六团追击敌军。第十四军则迅速绕出 乐安、宜黄、抚州,截击南昌溃退之敌而歼灭之。五、第七军于九月十二日 
集中大冶,阳新后,即以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以主力由瑞昌方面进攻九江。 为使该军进攻容易及侧背安全计,另以第八军及第十五军分驻黄冈、靳春之 
各旅,向田家镇推进。牵制武穴方面之敌;又以第八军之第一师叶琪部推进 阳新,以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原湘军第一师改编)进驻赵李桥,相机由通 
山出阳新,或由通城出修水。以上各部,均归第七军李军长指挥。”25 日, 蒋介石在分宜电令第二军即渡江攻击当面之敌。命令要旨说:“一、敌军卢 
香亭部反攻南昌,我已密令第七军由阳新方面乘虚向甫浔路猛攻,截断敌之 退路。二、第二军(第五师已归还建制)应不惜牺牲,强行渡江,击破当面 
之敌后,再将樟树之敌包围歼灭。三、第一军之第二师着暂归鲁副军长指挥, 掩护该军渡河,至必要时,以该师主力渡江,加入决战。”30 日蒋介石进驻 
清江,根据敌情,决定第二军先歼灭新涂、永修方面之敌,再进攻樟树。9 月底,基本上扫荡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之敌。10 月 2 日,破敌于 
万寿宫。是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对南昌方面亲临前线督战,同时派 白崇禧前往樟树督战。4 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命令,命令大要 
说:“一、综合南浔路一带敌情,计在南昌车站约有敌军二千余人,乐化附 近约一个团,涂家埠附近约两个团,德安附近有敌新到达部队约一旅。南昌 
城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防守。我军第七军于九月三十日晨,在箬溪附近歼灭 谢鸿勋全师,谢鸿勋及其旅长庞广荫俱阵亡,该军于十月一日开始向德安前 
进。第三军于十月二日完全击溃万寿宫地区之敌,现推进至嘉塘附近,并对 南昌之敌严密监视中。第六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现在奉新及其以东之大路 
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并对乐化、涂家埠、安义、靖安方面严密搜 索答戒中。二、我军以歼灭南浔铁路一带敌军之目的,决于十月六日各军向 
南浔路之敌开始总攻击。三、第三军着以一部在赣江西岸,对南昌之敌严密 监视,主力于十月五日由现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乐化(含 
车站)间之敌,右翼须注意南昌之敌,左翼须与第六军切取联络。四、第六 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于十月五日由现地开始行动,向乐化以北亘涂家埠间 
之敌攻击,右翼与第三军、左翼与第七军切取联络。五、第七军即继续向德 安及九江方面之敌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切取联络。六、余在奉新,今晚赴高 安。”5 日和 
6 日,进攻樟树、丰城。10 月 10 日,肃清四郊散敌,将南昌包 围。由于南昌守敌顽强,激战数日,不克奏效。于是在 13 日下令撤围,重新 
进行部署,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即:“我军为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 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得路以西地区整顿,并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 
尔后再求南浔路之敌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 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下达了 向南浔路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各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行动,务于十月三 
十一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依时向所担任目标总 攻。”到了 31 日,各军如期完成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 
邓家铺之线,向南昌近迫;第十四军以主力占领进贤,扫荡残敌;其左纵队 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中央军亦已进抵店前 
街,准备向乐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 立第二师也到达宏家铺附近,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这时,蒋介石为鼓 
励士气,激发部属,以期一鼓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的作战目的,在 高安颁布了给各军将士的训令。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
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 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 
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捩 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 
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攻败垂成,不 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11 月 1 日,部队向南昌及南得路一带总 
攻,右翼围敌于南昌,中央与敌鏖战于牛行、乐化,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 马回岭。不数日,即将南浔路敌之主力击溃,7 日攻占南昌。孙传芳援赣之 
师丧失殆尽,残部窜入皖南、鄂东,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 于 11 月 9 日入驻南昌,策划进军东南,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 
捣南京。
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之时,闽敌周荫人受孙传芳之命, 由闽西进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梅,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 
面的守势。起初,蒋介石认为:“粤东兵力与敌相较,不及甚远,实力既相 悬殊,胜负自难逆料,若贸然进攻,恐致徒遭损失。”①于是迭电第一军军长 
何应钦,力主稳健,务取攻势防御,未可急切进攻。在一份电报中说:“中 料闽周于此武汉战局发展或未定以前,不敢犯粤,以理论之,彼应先图赣, 
赣比粤尤为重要也。”②但周荫人以雄厚之势力,节节进逼。对此,何应钦电 请蒋介石下令攻闽。蒋介石接何应钦电报后,“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以制 
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师入闽,击破周敌,以平定福建,解救闽民”
③。10 月上旬断然下令向闽边攻击。10 日克复永定,歼敌锐锋,周荫人指挥 部迁回福州,13 日北伐军回师清除松口之敌后,仍复麾军闽中,到 12 月 
2 日止,连克漳州、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要地,9 日攻占福州, 闽敌至是除被歼与输诚外,丧失殆尽,周荫人仅率残部窜入浙东,闽局遂行 底定。
在赣、闽西省平定后,鄂西残敌亦于 1926 年 12 月下旬被歼。下一步的 军事活动,蒋介石有一个设想,他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一、奉张就安 
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 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 
更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入豫,而后乃能对南,惟闻西北军无急入豫取攻势 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属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 
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 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 
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 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 
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 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 
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①l927 年 1 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军 事会议,部署下一步军事行动,确定了北伐军作战总方略为:“我军攻克南



①  《北伐战史》(二)第 568 至 569 页。

②  《自反录》第 2 集卷 6。

③  《北伐成史》(二)第 670 至 571 页。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6。
昌后,即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上旬,决定肃清长江下游之作战方略,以先攻略 杭、沪,击破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 
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及皖西,对京汉线方面, 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 
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 佩孚之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具体部署,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 
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六个纵队,分由赣东及闽北入浙,直捣杭、 沪;蒋介石自兼中央军总指挥,统率程潜之江右军及李宗仁之江左军,由长 
江两岸向苏、皖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出皖北,以阻止直、鲁军之 南下;另以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统率四个纵队,以一部巩固武汉,主力 
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之作战,并与陕之冯玉祥部连络,相机进取豫中。
在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在《自反 录》中编入)。当闽敌残余窜浙后,蒋介石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指出:“北军 
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 本解决,万勿姑容。”1926 年 12 月 29 日,蒋介石向何应钦明确指出由赣入 
浙的部队的时间、地点和任务:江西入浙部队共四师,定一月十五日以前完 全集中衙严一带,由闽入浙部队,亦多希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我军第一 
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在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输送,可在台 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与第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 
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之部,并与衢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队指 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今白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 
兄从速入浙。”1927 年 1 月 6 日,蒋介石又令何应钦:“入浙部队,最好能 派一部由闽东沿海直入温州,扑灭周逆,则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可 
迅速向兰溪或浦江前进,加入本战。”当东路军正在进军的时候,阎锡山密 报蒋介石说:“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江。”鲁军主力也向陇海移动。 
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于是,蒋介石马上电令何应钦、白崇禧和程潜:“于 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东南为唯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 
武汉当可巩固也。东路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万勿 延缓。”蒋介石还一再放权给何应钦、白崇禧说:“东路事全由兄负责办理, 
不必事事电询,免误戎机。究应如何处理,请兄酌夺,并与白参谋长随时联 络指示可也。”又说,“前方战事请建兄量度情形,与敬兄直接商定,中不 
遥制,以后关于东路作战计划,请两兄负责进行,不必通电协商,以误戎机。
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给江右军诸将领发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 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介石明确指示江右军必须在 1927 年 1 
月“抄前进皖南,占领祁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背,一面威胁芜宁, 使正面进展容易”。后来,又电示程潜,在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 
确实占领南京为要”。
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介石的一份又一份的电报指示,各路军分途推进, 到 1927 年 1 月下旬,东路军即击破龙游附近之敌,2 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 
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于 1 日攻占杭州,3 月上旬,分两路续 向淞、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 
戴埠一带之敌,20 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 右翼于 21 日连克松江、苏州、上海。孙传芳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 
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军全部荡平。中央军方面,自沿长江西
岸向下游推进后,江右军于 3 月 6 日即进克芜湖,17 日续克当涂,直迫南京; 江左军由鄂东进击皖西后,盘据安庆附近之敌陈调元及王普等部,均向北伐 
军输诚,改编为北路军,集结巢县附近,赋予以向津浦路进击,策应北代军 主力作战之任务。这时,孙传芳残部退据苏北,在长江以南仅有南京一据点, 
且由直鲁军防守,张宗昌主力则在津浦路沿线,准备南下增援,企图再度反 攻。北代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就以东路军及江右军合攻南京,江左军及 
北路军则自皖中向津浦路进攻,以阻止直、鲁军南下。3 月 20 日,蒋介石由 南昌、九江进驻安庆指挥。23 日,江右军攻克南京。25 日,东路军何应钦率 
部进驻南京。27 日,蒋介石到了上海,4 月 8 日由沪赴宁。
北代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珠江 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南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 
国的统治。北伐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地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 战争本身的正义性质,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它的成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在于北伐军的英勇作战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但是也不能否认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蒋介石威信很高。
1926 年 12 月,一个人给胡适的信中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 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 
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 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①
第五节	陈独秀吹捧蒋介石


一、陈独秀眼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当时上台,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 共产党在党、政、军中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尤其是有强大的民众作为靠 
山。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陈独秀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他处处在吹捧 蒋介石。
陈独秀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由中国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 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公开宣布中国 
共产党应该是“在野党”,对待革命的态度是采取“严重劝告”的做法,国 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应该把革命胜利的果实让给资产阶级。 
他一再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 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 
不会发生这类问题。”他还下保证似地说:“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 
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①
由于陈独秀持上述的革命路线与主张,所以处处以一副资产阶级奴才相 出现,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气节,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把革命的功劳 
全都记在资产阶级的本子上。陈独秀把这一套理论搬过来对待蒋介石。
1925 年双十节后的两天,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 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 
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 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 
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 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 
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 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1925 年 12 月 3 日和 20 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什么是 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都把蒋介石列 
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而且把蒋介石列为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汪精 卫)。他认为:蒋介石在理想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 
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 物”;在策略上是“妄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 
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陈独秀不仅说蒋介石“是实行反 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而且说:自讨代刘、杨以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这一点, 连当时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 发展”。①
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独秀还认为:“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 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



①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 年 9 月 26 日),《向导》第 172 期。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371 页。
国有为人物。”②
总之,在陈独秀的眼里,第一、蒋介石是民主革命中领导阶级资产阶级 的左派领袖:第二,蒋介石有过惊人的功勋,即使有过失也是“功多于过”; 
第三,蒋介石本人是中国“有为人物”。


二、几次大让步


陈独秀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对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作了让步。 这些让步,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斗争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 
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 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方法的认识方面,都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 
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 败”①。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让步,主要有四起。
第一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
在国民党二大之前,国民党内发生这样几件事:一是国民党一大后,国 民党内的老右派冯自由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而离开广州。1925 年 1 月,冯自 
由等组织了国民党海外同志同盟会,并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须由中央委 员会及执行部撤出”的要求。同年 2 月,冯自由、章炳磷、周振麟、马君武、 
田桐、居正、茅祖权、唐绍仪、张继、谢持等二十余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同 志俱乐部,从事反共活动。同年 3 月,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冯自 
由等三百二十人的党籍。但他们的反共活动并没有停止。二是戴季陶主义的 出现。中国资产阶级当它看到面前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妨碍它的发展 
的时候,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要求打倒它面前的敌人。可是,当它 看到它后面兴起了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威胁着它的根本 
利益时,它又转而反对后面的“敌人”,以至宁愿与前面的敌人妥协,分享 一些权益,也不肯让革命果实落在后面的工农群众手里。资产阶级这种对革 
命的矛盾态度,在“五卅”运动及历次的斗争中都曾有所反映,随着革命的 发展,这种状况更充分地表露出来。戴季陶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一 
面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1925 年“五卅”运动后, 戴季陶抛出了他的两本反动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 
哲学基础》,着重宣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革命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应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他积极地倡 
导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群众的大发动。他说:改善工人的生 活用不着阶级斗争,应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会打破国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三,共产党员不能加入国民党。他有一 
个著名的论调:“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戴季陶主 义的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的进攻, 
它企图以这种反动的欺骗性的宣传,来迷惑群众,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



②  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军命》(1927 年 6 月 11 日),《向导》革 198 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40 页。
器,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上去。这种 反动思想的宣传,不仅为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及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 
共反人民提供理论武器,而且为蒋介石等人的右倾、反共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所以后来蒋介石给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戴李陶办事处”。三是西山会 
议召开。1925 年 11 月,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集合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 山灵前,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这 
样几个主要决议。第一、取消国民克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并停止汪精卫 党籍六个月;第二、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第三、另在北京(后移 
上海)设立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解雇国民党及 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等),重订对苏政策。就在上述三个 
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猖撅活动的形势下,召开国民党二大,其目的是为反击这 些右派的进攻。
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已不幸逝世。但对孙中山这面旗帜,国 民党新老右派都还不敢公开诋毁。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一套反对中国共产党和 
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的反动理论,也还是 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号。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以反苏反共、破坏 
国共合作为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反动议案,也还是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参加 二大的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有五分之三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 
在军队方面,虽然东征结束后,蒋介石的实力大大增强,但除第一军外,都 不是蒋的,即使第一军三个师中,第二师是接近汪精卫的,因此完全可以给 
蒋介石以孤立,把共产党从蒋部下撤出,与汪精卫另建国共合作的军队。所 以,当时要实现二大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却作了让步。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 等,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 
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 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在 
大会上,毛泽东等根据这个革命的对策,对国民党右派要求限制和反对中国 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不同意这 
个政策,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 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 
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 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 
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周恩来在回忆中说:“更可惜的是中央 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 
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
①这样,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人就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孙科代表右派 回到广东,把蒋介百的腰撑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 
记,认为过去中共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 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于是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 
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在七个,比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 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年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 
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
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 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在报告中,蒋介石首先分析了广东的敌情,说:“广东的敌人有内外二部分: 内部的敌人,东江有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南路有邓本殷、申保藩等。⋯⋯ 
至于外部的敌人,那不消详说,第一个要算香港。⋯⋯除香港以外,我们的 敌人,当然是北方政府。”接着,又叙述了 1923 年和 1924 年的两年的军事 
经过和 1925 年的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第二次东征的 情况。最后,谈了今后军政的进行。末了,他说:“这两年中的军事,总括 
起来说,有十三年积极的准备,才有十四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 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在不远。最后还要 
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小小的成效,实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革 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 
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蒋介石在作 报告时,俨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 
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在大会的选举中,蒋介石仅比汪 精卫少一票,以二百四十八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 
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这样一个 概括,他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 
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 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 
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 让步。”①
第二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 这个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②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
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 
自己的势力。于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策划,事先 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蒋介石在后来也 
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 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 长官。”到了 
1926 年 3 月 18 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 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 
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 19 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 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 
山舰调回,19 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 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 
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地,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 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 
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 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
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①
119 日夜里三时(即 20 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 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 
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 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 
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 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 
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 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
20 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 
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 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以喜悦的心情庆 祝 3 月 
20 日事变成功,发出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 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并为蒋介石留有余地的在香港 
报导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 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 击,以革命的“三二○”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 
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十多万,工 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且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 
多农民加入了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四期二千多学 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 
六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 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第二, 
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邓演达等 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二军谭延闿常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 
提得太高了。第三军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的指挥,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 潜都对蒋介石不满意,第五军李福林也对蒋介石不满意。当时,假如提出来 
要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至于第一军的官兵,更清楚地知道第 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的艰苦作风、英勇精神是第一军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对蒋 
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也不满意。正如周恩来回忆说:“这时谭延闿、 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 
蒋介石干一下。”①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 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 月 22 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 
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 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十九日正 
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 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 
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3 年 12 月)。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
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 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 
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 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 
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 一般不明瞭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 
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 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 
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 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 
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 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 
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 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25 日,蒋介石给军 
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 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 
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 日,蒋 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日前三月二十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说:“在三月十九夜中, 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猝,不及报明政府, 
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 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 
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 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省港罢工委员会?”蒋 
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 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 
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 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 
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 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 
第四个问题是:“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 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 
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 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 
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 3 月 29 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 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 
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 4 月 3 日发表 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 
系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接上海 国民党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 
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 围下之行动,既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复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言 
之滋痛。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 努力国民革命,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或障
碍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以维党国,而慰我总理 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 月 9 日,蒋介石在给汪 
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 卫”性行动。蒋说:“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活 
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 
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 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 
之一道。盖本校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 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现在革命战线之 
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自取灭亡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 皆出于自卫,而无攻人之行动也。”20 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在宴 
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 派人想诬陷我,并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还 
特地点名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 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 
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于是,蒋介石说:“只因为我们内部团 结的精神,远不如前,使得外人有挑拨离间的机会,所以有前月二十日这事 
情出来,”蒋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 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 
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 事情”。在宴请席上,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 
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李之 龙“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 
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 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 
不能释放的。”到了 6 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 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三 
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 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 
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 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 
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反击 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 年 4 月 3 日,陈独秀在
《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 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 
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①进而,在 6 月 4 日,陈独秀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 
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 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 
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 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



①  《向导》第 148 期。
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 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 
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 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②第三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5 月的“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 又从党务上对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召开 
第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 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在这次全会上曾反复 
进行了讨论,作了四次决议。在 5 月 17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中, 提出了四条规定:“(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 
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 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在同一天通过 
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进一步地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九条规定:“(一)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 
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 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 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 
数的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 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 
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 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 
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 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 
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九) 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很明显,这九条基本上是条条对着共产党的。在 19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三 决议案》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作了规定,明确提出常务委员 
会职权之一是“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 党员各册妥为保存”。在 20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中,提出五条 
对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规定。另外,在 17 日还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 案》,其内容:“(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
(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 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员 
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 告于各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 
执行。(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五)联席会议聘第三 国际代表为顾问。(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议决 
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 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在 22 日,还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 
案》,说什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 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 
体之办法,足以消除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
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 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 
机关,尤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蒋介石在 22 日的闭会日上发表了 演说,反复他说明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是“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 
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来的,否则
“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 又说:“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
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市党部就整理党务案的理由发表了讲演,一 再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不是对共产党员限制”,“看起 
来,第二案、第三案条文,有许多似对于共产党同志限制的地方。共产党既 加入本党,应视同一样,不应用特别条文限制。有此条文之理由,系希望本 
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为第一希望。”蒋介 石的这番话,纯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招。《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 
介石等就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 25 日召 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 
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 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清另选继 任”。在 28 
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对上列三人辞职案“照 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把蒋介石推到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 不难打垮的。当时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不敢决然分裂,同时所有的民众 
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陈独秀仍然采取让步,派了 彭述之、张国焘去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不接 
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 
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 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陈独秀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
“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 
党,我们都接受了。”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 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①
第四起,是在北伐中怎样对待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当时的
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 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六个师。总 
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 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陈独秀机会 
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1926 年 6 月 7 日,在《向导》 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 
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 
赤”。北伐出师后,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 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
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 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在行动上,北代出师前,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 
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 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 
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上述的文章 反对北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 讨论,是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 
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 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第六节	蒋介石叛变革命


一、蒋介石在变坏


北伐迅速胜利地展开,势必促成参加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迅速分化, 也可以说,北伐的过程是参加北伐的人的分化的过程。在上海和南京这两个 
东南重镇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前夜,也是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大改组的前 夜,这是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浪淘沙”。
从广州出发率部北伐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拉拢、扶持下, 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 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 年 1 月正式在 
武汉办公。这时,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 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 
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把党政军控制一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 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蒋的企图未能得逞,蒋 
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 
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 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 
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 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 
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 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而事实上不是如蒋介石上 
述所说,蒋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后,一 部分国民党中委、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庆 
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庐山开会,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就下山回武汉去了。 
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 
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 年 1 月 1 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 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 l926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昌宣称国民 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 
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 
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李宗仁在回忆 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 
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蒋介石。蒋介石后 来说: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 
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 工、反对 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由于迁都 
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 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
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 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 
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 在起关健作用,于是在他控制的南昌就几次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说。1927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 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 
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 口号来排除异已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 
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 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 
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 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 
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 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
“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 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①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 
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 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 
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 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都大 
作其社论,大宗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 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 月 7 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 
之机,再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 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 
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 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他还说:“无论哪 
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 如同对苏俄一个样了,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 
象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 他们。”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 
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的论调 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赏以‘平等待 
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 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一方面与帝国主义进行 联络。早在 1926 年底。日本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 
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 年 1 月 8 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 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 月 
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 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 
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蒋介石也秘密地派戴



①  彭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向导》第 192 期。
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3 月 25 日,蒋介石到了下关,通过驻下关的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杰同日本人 
接触。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本日到达。 下午二时顷,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杰来馆。杨氏当着全体避难国民的面, 
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①实为遗憾。这次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 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 
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 本方面无论如何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蒋介石到了上海之后,又立即通过 
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去勾结英、美、法、日帝国主 义。蒋介石声明经过和平谈判,“以平等待我(蒋介石)”,他就承认南京 
事件。他还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 另一方面从南昌开始动手屠杀工人,经过九江、安庆到上海,沿途开刀,非 
常坚决。1927 年 1 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 
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 农民运动。同时,又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 
革命的群众团体。3 月 6 日,蒋介石密令抢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陈赞 贤。16 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 
监委。17 日,又在九江收买手执刀械的流氓数百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 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三人、总工会干 
部一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干部九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 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23 日,在安庆雇佣土匪流氓,捣毁执行三大政策 
的国民党安徽省和安庆市两党部及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打伤多人。 同日,白崇禧开始在上海取缔所谓便衣队及别动队。此前,蒋介石曾电令何 
应钦:“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类此机关,应勒令取消。”28 日, 上海“白崇禧严厉处置上海杂色军队”。同日,国民党在上海的监察委员蔡 
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等举行会议,吴稚晖报告了 3 月 6 日与陈独秀晤谈经历,蔡元培愤而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①。就 
在这一天,李宗仁由南京去上海见蒋介石,蒋介石“面色沮丧,声音嘶哑”, 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李宗仁回忆说:“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 
我:‘你看怎么办?’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 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①29 日,杭州举行反共集会。31 日,重庆发生 
工人纠察队与军队的冲突,死伤百余人,共产党员多人被害。总之,“十六 年三月抄,津浦路南段北军,既经扫除,介公乃决心肃清革命党内共产分子”
②。蒋介石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革命的泥坑。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一到上海,帝国主义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



①  指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史称“南京事件”。

①  《国民党清党前开会记录》,《革命文献》(台湾)第 17 揖。

①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58 页。

②  (台)董显光:《总裁传记》。
反叛。4 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 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 
相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意见,是 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字林 
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公开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 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 
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 蒋介石则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一面放出种种烟幕,继续欺骗人民。 在 1927 
年 3 月 26 日、27 日、29 日、30 日、31 日对《申报》记者、上海中 外各报记者、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新闻记者 
团、《大陆报》记者等发表公开谈话。第一,认为“南京事件”是北洋军阀 制造的,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实为着国民军制服之北兵所为”。第二,认 
为工人纠察队“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卫。惟在此 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第三,认为左右派的分裂“此种风说, 
无须重视。左右两派间虽略有政见上之参差,然仍为一个目的而工作,咸以 党国福利为归。”“意见虽有不同,但党中领袖颇能合作,并无不和。”第 
四,对武汉国民党中央表示“完全承认”。同时,当上海工人代表要求蒋介 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 
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①
4 月 6 日,蒋介石还特地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
“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他另一面却在磨刀 霍霍,布置反革命大屠杀。4 月 2 日,蒋介石在北伐军东路前敌总司令部所 
在地龙华召开了秘密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 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上,蒋介 
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他说: 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 
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 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 
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 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 
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蒋介石并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到会这些人都是主 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 
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 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了 
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 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 
了。黄绍竑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 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 
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必须 早日清党反共。何应钦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着重谈到南京修案,说这是 
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 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自崇禧发言最长,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



①  《时报》,1927 年 4 月 9。
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 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 
警告,黄浦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有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 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 
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说共产党离间军队,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 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刘峙,第 
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 拥护薛岳。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自崇禧又说: 
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 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坚决反共。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问题以及他 
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了蒋介 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 
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扑灭革命火 焰的反动阶级的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 
龙华会议上决定下来了。这是一项集体的决策,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同日, 吴稚晖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文件,随即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 
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 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 
接着,蒋介石根据李宗仁的建议,“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 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4 月 4 日,蒋介石对第一、第二师同学训话时公开 说:“现在 
C.P.分子在事实上造谣言,使得我们不能团结。”“如果再有捣 乱的行为,那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不能不说你是反革命的!”6 日, 
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了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机关,同时发出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和通电,说:“乃自出发以来,政治 
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 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又说:“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 
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8 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 陈果夫、钮永健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 
军事、政治之权”。蒋介石又成立了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司令,同时发 布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规定“禁止有妨碍革命军事工作与反 
革命情形之集会、结社、言论、新闻、杂志、图画、标语、告白等”。同日, 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 
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在这一切反革命政变工作都作好以后,9
日这一天,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4 月 11 日,蒋介石发出了“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12 日,发生了大批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或武力等卑 
劣手段,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一千七百条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 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占。13 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六万 
多人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结果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开枪屠杀,牺牲一百多 人,受伤很多人,史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蒋介石完全叛变革命 的标志。15 
日,蒋介石原打算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没有开 成,改开“谈话会”,提出了“(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
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①。 同日,蒋介石发出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17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 
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 18 日开始在南京办公。18 日,蒋介石发出《上国民政府电》,说:“今幸全体监察委员会,举发叛徒 
阴谋,清源正本;中央政治会议,继述总理遣志,奠定南京。”表示:“率 此部曲,拥护中央,扫除一切反革命之叛徒,共竟实现三民主义之初志。” 
同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上发表训话,撕去他往日的一切 外衣,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自从总理死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差 
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 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想把他们共产党 
的劳动政府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政府。老实说,在共产党的心目,早已没有看 见我们国民党和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早把我们国民党当作是他们共产党的 
一个附属品了。看我们的党员,像看待小孩一样,随他笑骂,随他欺骗,使 得我们国民党一天不安稳,自相残杀。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里来,好比 
从小说里所讲的孙悟空钻到了人的肚子里打筋斗,使得他的五脏起了分化作 用,肚子痛得不得了。”又说:“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容忍了, 
再不能让共产党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 们国民革命的事业。”“所以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毅然决然的 
将共产党种种阴谋卖党卖国的证据,统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同志揭发 出来,要中央执行委员会赶紧共同一致的起来驱逐共产党,使我们来重新组 
织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还痛骂这个时候的武汉政府,说:
“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 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 
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他更凶残毕露地说:“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 操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刀镰子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这个时候,如果 
我们再不用决绝手段把他赶走,还想用什么和平法子来解决,那不啻是我们 自杀!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 
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在 16 日和 18 日,蒋介石又分别发出《谨 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和《谨告全国民众书》,洋洋万余言,中心是一而再、 
再而三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确亮相:“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
蒋介石已完全把自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和革命的对立面。他“靠 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 
他”①而上了台。他一上台就一个巴掌把人民打入了内战的血海。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59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25 页。
第二章	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


第一节	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


一、“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


在北伐中,正当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渐厉害的时候,1927 年 3 月,武汉 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个决议案,在宣言中对”国民革命 
运动葡时期之特性”、“中国革命行动之方针”和“三民主义的真实怠”, 提出符合当时革命潮流的主张,坚持反帝反封惠坚持三大政策,这对蒋介石 
是一种制裁。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邑汉口国民党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到三十三人·谭延阎主持,徐谦等反 
对蒋介石之一派人物汲为活动。关于制抑蒋介石之‘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及 j 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均完全通过。在汉口与蒋接近之 
武汉工戌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彼排去职,以庸主智继任卫戌司令,第 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同时波排。”①在这次 
会上,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九人常委会,汪霹兼任组织部长(汪未到前由 呆王章代理),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 
部和军人部长等职,汉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此前,迁部问题发生争论 后,中央联席会议曾电催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据汪精卫 1927 年 4 月 11 日 
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说:“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 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 
了一个复电,说是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 柏林就发生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法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 会前,2 月 
8 日,武汉又电催汪精卫回国。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经莫斯 科,获得苏联给予的支持,经过西伯利亚至海参威,然后到达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都是很欢迎的,不管是否由衷,蒋介石是口 口声声说希望汪精卫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汪 
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当时汪精卫的态度怎么 样呢?那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 
诚意地希望汪精卫重负领导责任。汪精卫后来回顾说:“回到上海的时候是 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 
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 鲍罗廷;一是分党。”①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 
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来,留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驻沪的军政负责人同汪精卫开了两次会, 
参加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纽永建、邓泽如、古 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一致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 
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当时是始终“袒共”,一再申述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会上发生争论,吴稚 
晖竟向汪精卫下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



①  “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9 号《时亭日志》。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 牛 11 月 5 日).《革命又献》第 16 辑。
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汪精卫在回顾中说:“从 
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无,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 坚决地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 
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 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 
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 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 
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①4 月 5 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乏后,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 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吴稚晖当面就讽刺狂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 
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 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 
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最后, 汪精卫于 6 日秘密离沪赴汉口。汪精卫说他赴汉口是:“向中央提议,将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 同志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 
行,遂于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 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 
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 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②当然,对 
汪精卫在上海同蒋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议论,李宗仁认为:“汪氏坚持赴 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他二人(指蒋、汪)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 
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 如胡汉民、许崇智等”。不过,汪也确实吃过蒋的亏,中山舰事件后,汪被 
蒋逼走,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说汪精卫“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 
敢和蒋氏盘桓”。
江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 汉国民党中央于 4 月 17 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 
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拨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 日,在武汉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 
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 之败类,民众之贼”。汪精卫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 
袖”的面目出现。
后来汪精卫为什么会变成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呢? 究其原因:
第一、武汉本身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 从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九省通衢”变成了孤岛。加上 
当时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确有过“左”的行动,“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②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 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 
势”①。这样,使得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遇到无法克 服的困难。
第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宁汉分裂后,各自举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确,来争取民众。南京方面是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代,武 
汉方面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率部举行北伐。这时、阎锡山已正式附蒋, 于是举足轻重的是冯玉祥。
继续北伐的结果,宁方打下徐州,汉方打下郑州。冯玉祥从甘肃五原出 师后,由甘肃、陕西打出潼关,军事上胜利进展很快。冯玉祥部分布在陇海 
线上,从郑州可以宜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 先是,冯玉样同汉方在郑州开了一个“郑州会议”。当汉方的北伐军打下郑 
州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徐谦等到了郑州、6 月 10 日同冯玉 祥开了两天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重要事件,均曾为具体之决定”①。会 
上,汪精卫决定将河南交给冯玉祥以此作为厚饵,来争取冯玉祥站在汉方, 共同应蒋又反共,冯玉祥后来说:“在会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 
的独栽。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了,无论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 
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②李宗仁认为汉方策动郑州会议,目的 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 
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 海路东进,而武汉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③接着冯玉祥又 
同宁方在徐州开了一个“徐州会议”。冯玉样的日记中说,“当武汉西北两 面夹攻郑汴之时,蒋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线进击孙军,于六月中旬克复徐州。 
十七日,逐由徐州电公前往,商洽北伐军事,公欲藉此机会,以停和宁汉,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又于十九日由汴至徐,与蒋及李宗仁、白崇 
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面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 张人杰均到,遂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是即所谓徐州会议 
也。二十一日,公与蒋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李宗仁则认为冯玉祥之 所以在郑州会议后又赴徐州参加会议是:“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未为武汉方面的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 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 
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①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下令“严防共党”,对部属传达了徐州会议之经过及结 
果:“大略如下,(一)鲍罗廷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 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而且对时局表示如下主张:
“(一)送鲍罗廷回国,(二)化除私见,(三)一致北伐。”②



①  除公博:《苦笑录》第 86 页。

①  《冯玉样日记》(民国 16 年 6 月 1 日)。

②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③  《李宗仁回亿录》(上)第 476 至 477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77 页。

②  《冯玉祥日记》。
6 月 21 比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 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 
决大计,早日实行”。这样,冯玉祥不仅倒向落介石一边,而且同蒋介石一 致反共。这对汪精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其无法实现夹击宁方。
第三、汪精卫的本性。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日渐威胁到以汪精卫 为代表的这另一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7 年 4 月底,武汉国民党中 
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 会。5 月 8 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20 日, 
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斗争是“扰乱破坏 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22 日,汪精卫下 
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 境。随着,两湖地区北伐军中的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大肆活动起来, 
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事变接踵而来。直到 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 
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 动。”①汪精卫也同蒋介石一样,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疯 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当时一面反共,一面反蒋,他在 1927 年 7 月间提出了“在夹攻中 奋斗”,即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 
部的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这对 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


二、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 有桂系军事力量,并在北代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 
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在《晨报》1927 年 8 月 17 日、24 日两天曾有这 
样报导: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曾连日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 激励袍泽,共有始终。不幸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1927 年 8 月
12 日晚,蒋介石又在丁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 武汉合作,李宗仁发言最为激烈,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 
蒋介石顾何应钦,何戳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这二支
(何的第一军、李的第七军)部队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 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外是,不仅所有职务乃至党籍都被武汉国民党中 
央摘除,成为罪魁祸首,而且汪精卫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自郑州会 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武汉 
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①。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蒋介石企图借陈兵津浦路上,扰拒再度南犯 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 
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1 页。
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②在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 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927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专程北上,亲自 
指挥收复徐州的战斗。7 月 26 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何应钦等:
“务请鼓励将士,尅日克复徐州为要。“28 日,蒋介石又电示何应钦等:
“此次攻徐行军,无论至何时何地;必须约束士兵,严守纪律,而尤以我各 官长应以身作率。处处爱民,时时告诫。”同日又电示白崇禧:“中意克复 
徐州后,决守省界,对鲁计划未确定以前,不宜越界。”8 月初,蒋介石指 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 
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 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 
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了顽强 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 
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 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结果出现:“我军首尾不能相顾, 
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 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 
败之惨,实前所未有。”①8 月 3 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我军决于本日开 始由徐州撤退至宿州固镇一带,预定利用淮河,以蚌埠清江浦为防御线,请 
兄对于上游动作迅速准备,中定明日到宿州。”8 月 6 日,蒋介石仓皇退回 南京,据江而守。同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此次各部冒无益之牺牲,痛 
苦异甚,不知其死伤及损失如何,请复我大略。”10 日,又电示白崇禧:“今 日战况如何,甚念,偏夯吾兄,尤感铭无已,惟贤者为能独任其难也,临沂 
克复,务请以任务交燮轩,兄须速回,以军会期近,及汉事进行,皆俟兄来 决定也,倘临沂克复无期,可否请兄先来,即以任务转托燮兄如何。”蒋介 
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 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 
于杭州拱宸桥,蒋介石企图借津浦路上的胜仗来抵挡一下内外夹击,结果化 为泡影,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 满。
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下,不得不宣布下野。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八月 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 
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②8 月
13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蒋介石说:“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 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 
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 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 
必竭全力以铲除之,”蒋介石又说:“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 益为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 
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有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 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追其卫党之天职,”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4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5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12 页。
又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 克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 
结内部,不虞牵掣,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 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 
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 惑,遂以为中正真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中正又自咎信义未孚 
于同志,言行未见信于朋济。”最后蒋介石所谓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 要求双方(南京、武汉)同志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 
同志尅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 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 
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①16 日,蒋介石又 向国民政府辞总司令职权,在 19 日《新闻报》发表的电文说:““中正自愧 
譾陋,无补时艰。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不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 牲,而民生调敝,国计因穷,尤甚于昔。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准辞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是为至祷!”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并进行频繁的活动。8 月 19 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在会上说:“今天承诸 
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 对于桑梓事情,无甚顾及,殊觉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 
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 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 
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 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①同日,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 
见了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卡登朋(H·V·Ka1tenborn)和《纽约时报》 
记者密失威至(Misselwitz),在当时的《申报》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新闻:
“记者问,记者在美,久仰总司令丰功伟烈,此次由美东渡,先至广州,正 拟赴宁谒见,突闻总司令骤然倦勤,敢问原因何在?蒋答:已详宣言中。问: 
今后总司令对于革命关系仍否继续?答:予为国民党员,今虽下野。党员资 格仍是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问:此后对国民革命成功,具何意见? 
答:国民革命,必告成功,但时间问题耳。问:鲁南之役,日本出兵,加入 北方军事动作,革命军曾受影响否?答:确受影响。问:对日人加入北方军 
事动作,具何意见?答:未便发表。问:冯玉洋将军,总司令以为何加人? 答:冯为国民党员之一,此次津浦战争,已得其精神上援助不少。问:总司 
令宣言中谓军纪前途颇具灰心,此后归军委会节制,能否补救?答:如积极 整顿,当能补救。问:此后革命工作,以何种为最紧要?答:努力宣传工作, 
务使一般民众瞭然相信三民主义为救国要素。问:总司令下野后,于革命影 响何如?答:不致受何影响。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问:总司令拟 
久住此间,或作何行止?答:住此不过一二星期。”②24 日,蒋介石发表《谢 客启事》,说:“中正辞职以来,辱荷各同志、各团体函电纷驰,或更远道 
责临,曲赐挽留,交相责勉。盛意滋可纫感,公义实难曲从。山居简僻,游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488 至 1489 页。

①  1927 年 8 月 24 日《民国日报》。

②  1927 年 3 月 26 日《申报》。
踪靡定,续有惠顾,恕失款接,谨此奉布,惟希鉴原!”29 日,蒋介石又接 见了中欧通信社记者,谈了如下问题:一、关于宁汉两方诚意如何,蒋说:
“宁汉两方同志多系本党忠实同志,余甚望能诚意合作,完成国民革命。” 第二、关于总司令部军需处不办移交的传闻,蒋说:“余未离宁时,已嘱军 
需处赶办结束,并嘱于八月十五日停止支付,存款移交军事委员会。因军委 会年部组织尚未完全成立,未能依期接收,当由徐处长凑集现款五十余万汇 
宁,以应急需。所以实际并非军需处不办交代,是军委会不及接收。现在军 需处结束完竣,所有收支款项,不日披露各报,昭示大众。总司令部各处长 
均由余委任,如有过失,应由余负责,”第三,关于蒋介石行止,蒋说:
“未定。”9 月 6 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及 他喜欢读历史书,“有趣味者,仍数《三国志》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法 
国革命史“亦曾读之”;又谈及古今人物中,“以谁为最伟大?又最崇拜谁?” 蒋说:“孙文氏最为伟大”,对岳飞、文天祥、拿破仑“吾殊喜之”,“余 
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 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 
固常作是想者也。”10 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访问了蒋介石,在该报记 者记事中说:“介公提议山中散步,时落日余晖方渐隐长松中。公谓当导吾 
等往瀑布处,路中且行且谈。吾等出寺略一回顾,则见卫队四、五人全副武 装,遥随吾等之后。然山寺与风景并非吾等此行目的,至是乃不再谈,转询 
公将来之计划。公谓将以五年岁月,游历海外,研究列强风土人情,希望中 国不久即可厕身列强,取得应有之地位。此时吾等方觉远离战场,不闻金鼓 
之声,而即将成功之国民革命迹已似过眼云烟,渺无痕迹,然五年以后,中 国究将如何,公未曾明言,惟吾等深信彼时公回国,举国必将欢迎之,公出 
其考察所得,必将大为国用。公言即赴沪,整备出游计划,其时当可决定究 先赴欧,抑先赴美,以绕地球一周。吾等觉公尤注意美洲。因公对于美国之 
经济与工业之发达纵论甚久,极盼能亲睹其状况,而以为将来中国必当取法 之。吾等问将来中国政制发展途径,将遵循民主,抑参以社会主义?公目光 
如炬,直射吾等,谓:‘将来途径,当然民主’;且力言:‘共产党势力必 须排除于中国历史之外,即其名称,亦不容存在。’于此不见,公对于第三 
国际破坏中国,实有痛心疾首之感。公发言坚决简明,绝无含混之处可使人 误会,聆之者即能知其心思慎密,机锋敏捷,忠诚有力,足为领袖之人物。 
中国今日需要甚急,若非介公,谁能当之?领袖人物?盖在斯矣!晚间,在 寺中走廊,侧卧长椅之上,吸烟徐谈。惟介公既不吸烟,亦不饮酒。吾等纵 
谈之余,复及美国。公询问美事多次,心中殆正计及游美之行程也。公述及 中国人民,以美国友谊虽深,而保守殊甚,乃转而接受苏俄之物质援助;复 
述苏俄如何欺骗中国,最后则曰:‘今日中国,当视美国为列强中惟一真正 良友矣!华府会议之精神,余望其能始终维持之。’吾等答以‘当然’。”
20 日,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告别黄埔同学书》,在回顾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上 黄埔“占有最光荣的一页”的同时,着重谈了他这次下野的原因。蒋介石把 
自己的下野看作是黄埔的失败,究其原因有两条:“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 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 
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他大有感触地说:
“清党难,清心更难。”“至于第二个失败原因。是政治的失败。政治既无 组织,又不能确定方针,而经济亦没有统盘的计划。”蒋介石还说:“这是
我个人不能辞咎的,亦可以说南京政府的失败,完全要由蒋介石一个人来负 责的。”“我所以情愿此时承受放弃职责之罪,以为将来图报党国之地,” 
蒋介石又说:“我们反省这几个月政治的现状,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 点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这是不可专怪他人的,只要问我们本身有否 
尽忠于革命就是了。这过去四个月中间的经过,我可以略略同你们说一下。 当时共产党,虽是打倒了,但尚未净尽,北方军阀,时来窥伺;武汉军队, 
又来捣乱;而外交上又时时发生不良的影响。在如此险象中,对于内部政治 的整理,自然不免疏忽,不能事事躬亲,注意周到。”最后,蒋介石表示:
“现在我就要离别你们了,我对于过去的事,神明泰然,别无愧作,自亦无 所牵挂。”“我此次出洋,决非抛弃你们,我的身体暂时离开你们,我的精 
神永久依着你们,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 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新造革命的基础!”24 日,蒋介石给黄郛(曾任上 
海特别市首任市长)信中说:“弟决先赴日本⋯⋯当日约一个月,即须游历 欧州⋯⋯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乍一年环球之游也。”26 日,蒋介石在 
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他这次来上海是“为料理个人私事, 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蒋说:“民国十年十月,与余元配正式离婚”,
“曾向奉化司法当局备案”,“离婚理,因两人不能和合”。蒋又说:“五 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 
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嗣后时与女士通函,力电前请,近来女士已允, 惟尚须得其家属许可。倘诸事顺遂,当在上海结婚,然后游历国外一年。” 
蒋又声明:“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 巧合。并非同派。且宋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 
并向乞婚,此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宋夫人病体何 如。”28 日,蒋介石特地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家事欲事》,而且 
连载三天。启事说:“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 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 
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恐传闻失实,易资 淆惑,耑此奉复。”
9 月 29 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 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27 年 
10 月 4 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 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 
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 东方通讯社记者表发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 
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 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 
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这次在 日本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研究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 塚、奈良、神户、大津、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 
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 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 
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 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蒙为
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 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 
国人皆受其惠。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五、须保留其在满 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一)以为中国革命成 
功,其东亚地位动摇。(二)利用中国有北分裂,从中操纵。(三)利用无 知军阀,压制民众。”10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 
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以及包含有痛感中日 之间的圆满合作,对于亚洲、进而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深切 
呼吁。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 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 
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 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 
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 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 
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 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 
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 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 
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接国际永 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 
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 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 
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 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 
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 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 
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 局之大,因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 
前途忧也。”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是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 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
—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①
第二件事,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蒋介石通过日本黑 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全井 
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 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 11 月 5 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青山 
私邸进行。蒋介石向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 并于 14 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 
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 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 
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 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 
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636 页。
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一 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 
介石对田中义一所谈的、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明确表示 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 
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年有共产主义者侵入 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 
而后北伐,亦然。”“首相前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 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 
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 解决,排日亦可绝迹”。李宗仁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 
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 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 
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定反共到底。
(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 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 
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 再起。”①据说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 
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 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 
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 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 
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代,完成 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 
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②
第三件事,征得宋太夫人同意,要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到了神户后, 即与宋子文前往有马温泉,“是为了要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特地晋见在那里 
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亲事”。宋太夫人很高兴地对婚事表示同意。蒋 介石当时十分兴奋。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 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16 月 10 日,蒋介石在日本复汪精卫函中说:“革 
命受此挫折,此非天运,是乃人事,兄与弟皆不能辞其咎。⋯⋯日前过去之 事,无论是非谁属,而兄不能尽指导之责,是不能推诿于他人也。”又说:
“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于党国有益, 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 意。”11 月 
5 日,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中说:“顺便奉告一秘密之事,即 汪兆铭已拍来电报,要本人早日归国。”同蒋介石一道赴日的张群、宋子文 也建议蒋复职。11 月 
8 日,蒋介石离日返国。


三、李宗仁在南京支撑不了


(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为自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在蒋下野之前,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48 至 549 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 1540 页。
李宗仁曾表示反蒋拥汪,汪很得意,以为这一下他可以稳坐江山。可是在张 发奎带领的军队中,共产党人很多,在 8 月 1 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张发奎带着残部逃奔广东,汪精卫在军事上失了靠山。 于是,李宗仁就不客气了,乘机亲自跑到当时武汉政府军政要人群集的九江, 
拉拢非汪系的谭延闿、孙科、李烈钧等,孤立了汪精卫。这样,以李宗仁为 代表的桂系,就在南京政府中居支配地位。
当时执掌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的机关,是 1927 年 9 月中旬由李宗仁、 白崇禧导演而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特别委员会名为二届中央 
特别委员会,由上海、南京,武汉三地代表(所谓上海,就是整个西山会议 派组织,与桂系勾结较深;所谓南京、武汉则为蒋、汪两系的人物),于 1927 年 9 
月 16 日在南京组成。在《宣言》中明确打山旗号:“各方一致取反共政 策,乃商组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之职权”,“特 
别委员会一方继续清党,一方继续北伐”。该会从 9 月 20 日至 11 月 16 日先 
后在南京开过十次会议。由特别委员会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 义上,国民政府有四十六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 
兆铭、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六十六人组 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桂 
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 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个常委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 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 
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九两个 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 
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是 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权过问 
军事委员会的事。接着,桂系军队和何应钦军队联合起来,在南京外围京沪 线龙潭车站消灭了孙传芳部队的主力,使桂系成为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当两军在龙潭激战的时候,唐生智以反对特别委员会为名进兵安徽。而这个 省是桂系久己视为俎上肉的。这样一来,李、白就抓着机会大做文章,借口 
唐生智同孙传芳有勾结,发动讨唐之战。李宗仁联合程潜,占领了两湖,唐 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逃亡日本,桂系就在两湖巩固了统治地位。
汪精卫被李宗仁孤立后,一见捞不到第一把交椅,便离开南京到了武汉 参与了唐生智的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待唐生智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汪精 
卫又跑到了广州。19F7 年 11 月 10 日,正当桂系在积极扩大地盘的时候,蒋 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蒋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南京方面的谭延闿、 
孙科等也再致电汪精卫,主张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 会及停止特别委员会各问题。于是,蒋、汪又会晤于上海,讨论召开国民党 
二届四中全会,以图打破当时桂系势力专权的局面。蒋、汪在反对桂系这一 点上又结为一伙了。12 月上旬,蒋、汪约集国民党在上海的部分委员召开了 
回中全会预备会议,一面把国民党中央全会捧出来反对特别委员会,另一方 方面决议请蒋介石复职重新上台。1928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 
日, 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说:“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 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 
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
藉利戎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 日,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
《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 后,“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这时,广州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即广州十二月起义), 南京政府说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发出命令,通缉归 
案,吴稚晖甚至大骂汪精卫为“准共产党”。加上,桂系、胡汉民派以张黄 事变(汪派中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驱逐李济深、黄绍竑事件),反对汪 
精卫,胡汉民更是不愿与汪派为伍,拒绝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这样,汪 精卫这次同蒋介石合作又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又去欧洲。
1928 年 2 月 4 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张,主要决定是:恢复蒋介石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 
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权和军 权又重新落入了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在重新上台的过程中,1927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与宋美龄正式 结婚。可以说,蒋介石是在以“双丰收”重新上台。有一家杂志的文章认为, 
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这对蒋介石是重要的,因为这使他成为“国民党先圣 孙中山先生(庆龄丈夫)。死后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以及中国 
最伟大的圣人孔子著名的后裔孔祥熙先生(霭龄丈夫)的连襟)。①
第二节	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


一、第二次北伐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算是统一掌管了,加上冯玉祥、 阎锡山也倒向南京政府,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也算是由南京政府统一 
掌管了。这时,剩下来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没有归到青天白日旗帜下。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了所谓集中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代大 业(全会上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案)。当时双方的 
态势是这样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北伐军总司令为蒋介石,参谋总长为何应 钦,下辖三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蒋兼总司令,杨杰为总参谋长,第二集 
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第三集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朱 绶光为总参谋长,海军司令由杨树庄担任,李景为参谋长。到 5 月 16 日鲁南 
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复以十六个军九个独立师,编为第四集团军,特任李 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①。北洋军阀一方,由安国军大元帅张作 
霖挂帅,下辖七个方面军,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 吴俊升、褚王璞分别担任军团长。1928 年 3 月 16 日,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 
军总方略:第一,方针,“国民革命军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 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 
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作战分前、后两期,前期须进展 至胶济路亘高唐——清河——南宫——石家庄之线;后期须进展至山海关—
—承德——多伦之线。”第二,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第一阶段:第一集 团军左翼队,及黄河右岸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诸部队,首先攻占济南;同 
时第一集团军之右翼及中央部队,占领日照、临沂、衮州之线;同时第二集 团军河北诸部队及第三集团,向当前之敌施行佯攻,并严防敌之反攻。第二 
阶段:以协攻济宁诸部队之大部,迅速北渡黄河,向大名以北地区,协攻京 汉路方面之敌;时第二集团军主力,全部猛攻河北之敌,进取石家庄;斯时 
第三集团军倾其全力协攻石家庄之敌;第一集团军之主力,肃清胶济路以南 地区之敌,进占济南。”第三,后期作战任务及部署,“第一集团军沿津浦 
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及其东南地区急进,第三集团军 进出东南一带及京绥路,会师京律;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 
伦行猛烈追击。本期作战地境,届时另定。”后来,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 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张作霖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北伐,采取的军事政策:对京汉及律浦路方面均取守势, 惟对山西则取急剧之攻势即以张学良之三、四方面军主力及张作相军攻晋, 
以三、四方面军之一部配置于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褚玉璞、孙传芳、 张宗昌三部则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对南取攻势防御,期先下山西, 
然后向南进展。总的来说,张作霖是采取“退守”:第一步在津浦线上退守 德州,在京汉线上退守保定,在京绥线上退守怀来。如果这些据点都保不住, 
第二步就实行总退却——退到关外。
蒋介石在北伐前,为了避免说他是军事独裁,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 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



①  李宗江在回忆中认为第二次北伐出发时就已有四个集团军。
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施展了他的老一手以笼络 其他统兵将领。1928 年 2 月 18 日,蒋介石拉冯玉祥换帖拜把子,两人见了 
面,互相拜了四拜,都把亲笔写的帖子交给对方。蒋介石在帖上写:“安危 共扶,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在帖上写:“结盟真意, 
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1928 年 3 月 31 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函致后方将士及同志说:“中 正受党国重托,统率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我第一、 
二、三各集团军刻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 功不远。”①4 月 1 日,蒋介石进驻徐州。他一面通令第二、第三集团军,期 以 4 
月 7 日开始总攻;另一面对外发表了《告友邦人士书》,说:“我国民 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 
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同时亦愿我友邦人士,跷然于接济军阀即所 以延长中国之内乱,而妨害全世界之和平,应立刻停止其售卖枪械,或秘密 
贷款于军阀之行为也。”“中国革命终必达于成功之境,有以友谊匡持扶助 之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招中国国民 
之怨恨而已。中正深信各友邦必能为保持东亚和平,为增进中外睦谊,共同 努力也。”②对内连续发表了《渡江北伐通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 
将士文》和《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诉说了张作霖的罪恶,要全国人民, 尤其是北方人民和将士支持这次北伐,“张作霖为国民公敌,人人得而除之, 
除一张作霖,统一可告成,全国民众亦可安居乐业”。4 月 7 日,蒋介石发 表了《渡江北代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 
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 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 
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
①蒋介石“审度当时敌我态势,北伐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 彰德,遥接井陉、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 
各地战况不一。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不以 先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师,我非攻取 
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连系,从津浦、京汉两路并肩前进。两 集团军不能并肩前进,即无法与第三集团军战线相衔接,予敌以各个击破之 
罅隙,更遑言解三晋之危。故总方略之主旨,在先以主力攻取山东,使我一、 二两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线,以与晋军取得连 
络,形成合围之势。此诚总攻初步之稳健决策。且我革命军以重兵就各方同 时总攻,即无异将敌军加以包围。此时,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东起海州, 
西至偏关,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分配,若欲集中专攻一点,则按当时之 交通,与其内部之不尽归统属,转用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 
方略,使敌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此实我兵力数量与战线便利所使然。复次, 我军在曹州、济宁及大名同时发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 
将其各个击破。第三集团军中路之发展,亦不难再演涿州之旧戏,遮断旧京 汉路奉军与其根据地之连络。此诸路之突进,其作用小则可以压迫敌军退却,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14。

②  《自反录》第 2 集卷 14。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2。
而缩小其包围圈,大则可以渗入敌军后方重地,迫其全军陷于瓦解。故我方 略第二步集重兵作突破一方之攻势,亦作战上必然之趋势”②。李宗仁在回忆 
中说及这次北伐的战略部署大体上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 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 
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 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 
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 娘子关,截断京汉路,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①简言之,“第一集团 
军担任律浦线,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之西 面,第四集团军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后,沿京汉线北上,与第三集团军协 
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②1928 年 4 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发起总攻: 第一集团军“四月十日克复台儿庄,十一日克复郓城,十二日克复韩庄、 
枣庄,十九日乘虚略取衮州”,21 日与第二集团军石友三部会攻克复济宁。
23 日,蒋介石“在衮州行营综合各方状况,判知张作霖拟借直、鲁联军之掩 护,企图在东三省总退却,乃决心使第一集团军乘胜猛追,攻占济南,并期 
在黄河以南将敌歼灭”。于是给第一集团军各军下达了命令:“一、第二军 团以一部围攻临沂;一部由新泰向博山附近挺进,对淄川方面警戒,掩护我 
军右侧背;一部位置于鲁东治歇车之线,与第一军团连络;主力经莱芜、文 祖镇、龙山镇挺进,截断胶济路,并向济南袭击。二、第一军团应于天宝寨、 
大汶口、临汶之线,准备攻击山口、泰安、界首之敌。三、第三军团(欠第 三十三军)应于大金、大石桥之线,准备攻击大、小万德、青杨树之敌。四、 
第四军团应于孙伯庄、朝阳庄之线,准备攻击肥城之敌,俟击破该敌后,即 进攻石店、张夏镇、大冈山之敌。五、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配属席骑军), 
应进至陈家山、朿河之线,以一部与第四军团相连系,掩护左侧背,以主力 速经平阴、长清,向济南之敌袭击。六、第三军及第三十七师为总预备队, 
在济阳附近侍命。”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战斗。27 日,占领泰安。29 日,蒋 介石给朱培德(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杰(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 
电报中说:“一、济南卫戍司令拟委方振武;二,占领济南后,各部应渡河 跟踪追击,不可停留;三、渡河后各军区目标预拟如下:甲、方军团向德、 
平、宁津东光,乙、陈军团向陵县吴桥安陵镇,丙、第三军向禹城平原,丁、 贺军团向恩县故城,刘军团向高唐武城枣强,戊、孙良诚部向聊城,已、第 
四军为总预备,集合济南泺口间待命,庚、胶东方面派卅七师或另抽加第一 军之一部。中意如此,请兄等酌定,至各部待命地点,亦依此前进方向指定 也。”①5 月 
1 日,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护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 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 
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
“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 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 
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



②  《北伐战史》第 1239 至 1240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0 页。

②  《北伐战史》第 1167 页。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7。
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 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之奇耻大辱”②。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
“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 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 
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命令部队
“绕过渡河,继续北代”。就交涉来说,经过十一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 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 
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 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 
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对日本方面的方针是: 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①就继续北伐来说,“第一集团军贺、方 
两军自济南脱脸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 州”②。
第二集团军于 4 月了日发动总攻后,除以一部参加津浦线作战外,其主 力则沿京汉线自豫北入直隶,连克濮县、观城、顺德、大名、晋县,继续前 
进,与第一、三两集团军取得连络,最后进占南苑。李宗仁说:“第二集团 军冯玉祥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 
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答戒前线地区。”③
第三集团军由山西入直隶,于 5 月中旬连克平山、灵寿、正定、获鹿、 石家庄,时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亦奉命率该集团军由京汉路北上, 
集给于正定一带,支援作战,第三集团军遂于 31 日占领保定,与第一、第二 集团军完成对京津之大包围。李宗仁说:“五月中旬,阎部儿陷入三面被包 
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 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 
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 部之危。”“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叶琪 
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 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④
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 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缩)、 
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伐。经过将近一个 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 
沿京汉路直捣北京”。①
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过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 电令。仅据《自反录》上所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1928 年 2 月至 
12 月)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电》(1928 年 4 月至 11 
月)有三十一件,《波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1928



②  《北伐战史》第 1168 页。

①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35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1 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1 页。

④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1、572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2 页。
年 4 月至 11 月)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
(1928 年 5 月至 1929 年 3 月)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 
势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也有牵 涉反共和地方治安、善后安排等。
1928 年 6 月 3 日,孙传芳知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 向国民革命军输诚。4 日,张作霖不敢恋栈,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在皇 
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个傀儡,当时主子 一见奴才不肯继续为其效劳,就决定除掉。主持这项事件的日本关东军参谋 
长河本大作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一文中说:“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 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原计划在华北干掉张, 
河本大作建议:“不要多此一举,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 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万一的时候,不要给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 
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 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②6 月 8 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至此, 
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


二、东北易帜


张作霖炸死后,东北的奉系军阀内部一直封锁这一死讯。6 月 19 日,张 学良从邯郸同阎锡山交战的前线,秘密回到沈阳。这时,才宣布张作霖因伤 
势过重不治而死,同时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于是,日本方面和南京政府都派人到东北进行活动。日本方面的对策: 一是选择张作霖的继承人,这个人可以是杨宇霆,也可以是溥仪。二是在沈 
阳制造暴乱事件,以此作为借口,实行武装占领东北。三是最迫切的问题是 鼓动张学良在东北宣布独立。南京政府方面的对策是:争取张学良归顺,和 
平解决东北问题。日本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去奉天,会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 郎,名为吊唁,实则已知南京政府代表至奉有所谋干,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强 
暴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合。南京政府派方本仁(蒋介石的代表)、何千 里(白崇禧的代表)带了三项任务去东北活动: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去吊唁 
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
“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 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北京至沈阳)铁路交通;三是 
希望奉方让出汤玉麟的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面临这种形势, 张学良拒绝了日本方面的威逼引诱,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条件。张学良在同日 
本方面代表的会谈中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 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 
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 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①同时,张学良派代表邢士廉,由海道赴北 
平,向蒋介石表示“原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7 月 26 日,张学良给 南京政府代表转告蒋介石的电报中说:“介公对弟诚恳之意,并屡转告以国 
家为前提合作携手之利益,闻之感涕!即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



②  河本大作等著、陈鹏仁译:《我杀死了张作霖》第 28 页。

①  《国闻周报》1928 年 8 月 19 日,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1639 页。
从到底;虽是个人支身,亦甘为介公效力。但目前外交方面情形,确实重要, 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省一切不成问题也。”②张学良的 
态度在张作霖开吊后二、三天,约方本仁、何千里的谈话中集中地反映出来。 张对方、何说了连日来和日本代表见面的情况,表示忿懑难堪之状。他激动 
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吊总司令了。”随以手支额,泪涔涔 而下。方、何亦为之动容,对他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难测, 
换旗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 学良决不会甘当亡国奴的。”关于让出热河一地,张学良当时讲得也很在理。 
他对何千里说:“这事使我为难了。你是知道的,我初当上家,一班新人遇 事容易见谅,而有些老辈俱是我父亲的兄弟行,要是先来换汤玉麟,大家发 
生意见,我就无法解说。这些老辈大多固执而不懂外边大势,倘然我强行提 出这个问题而不能做到,我这个家怎么支持下去呢?请你转达健生,能不能 
暂缓提出,等到将来再说。”何对张意表示赞同,并电告白崇禧,自也同意 缓提。
在关内,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国民革命军外,尚有三万人 稽留于冀东一带。原来奉军想带这股残部撤入东北,但因张宗昌部队纪律废 
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这一股残部在泺东一带,蒋 介石令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和白崇禧率第四集团会合进 剿,9 月 
23 日,直、鲁残余部队全部被歼。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 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在通电中说:“先大元帅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 
嘱。⋯⋯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 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蒋介石立即电复说:“诸兄 
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 民轨物,愿与诸公共策之。”“中央以张学良等能悔过输诚,且有保全疆土 
之功,先任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继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任张作相,万 福麟为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成立辽、吉、黑三省省政府。”①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算是形式上在全国 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






















②  《蒋总统秘录》第 1637 页。

①  《北伐战史》第 1455 页。
第三节	编遣会议


一、汤山会议


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后,1928 年 6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 将直隶改为河北,北京改为北平。26 日,蒋介石偕吴稚晖等,由南京启程, 
绕道汉口,邀李宗仁偕同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泊抵长辛店, 阎锡山已先在,乃于 7 月 3 日偕阎至北京。6 日上午八时,在香山碧云寺孙 
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也赶到参加。蒋介石发表《祭 告总理文》说:“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 
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 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 
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7 月 11 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 震、吴稚晖、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 
见书,签提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之准绳。
会前,在 6 月 24 日,蒋介石就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 文中说:“窃我军此次誓师北伐,赖先总理在天之灵,与夫将士之奋勇肉搏, 
不两个月间,奠定幽燕。北伐已告宗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 矣。惟是一切善后敷施,经纬万端,既须有精密之规划,尤应有专责之机关, 
以期事半功倍,成效易于昭著。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由中央 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是会似应 
子最短期一月内筹备成立,切实进行,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① 这时,四个集团军对于他们各自地盘的分配,自有各的打算。第一集团军蒋 
介石占有广东及华东富庶地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山东、河南、陕西、 甘肃,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第 
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占有广西、湖南、湖北及汉口市。这样一来,矛盾 就来了,除蒋、阎的地盘是理想的外,冯的大部分是贫瘠地区,山东的胶东 
和济南还在日本人手中,而且没有一个海口,李、白嫌地盘太小。但由于北 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然争夺,只好隐忍不谈。在汤山会议上,蒋介石提 
出:战争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 庞大的军事务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各个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分别 
编成若干个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其余老弱则应当大加淘汰,分别遣 散,以节省国库的开支。至于具体措施,即各个集团军应当各留若干师,如 
何编制,可以从长计议,但是一般的标准应当先予商定。他主张于中央政府 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邀请冯、阎、李、白等人和他 
一路到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会上要讨论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意 见书》是这样说的:“北伐充崩,军事急应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 
成全国一致之要求;惟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尤须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 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疑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 
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 宁。”又说:“吾人以促进国家统一为职志,而反对军人把特地方,但若有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1。
藉口统一以把持中央,吾人亦坚决反对之,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 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思广益之效, 
非任何人所得阻挠,亦非任何人所得把持。”同时提出:“拟分全国为十二 军区:一、苏皖赣,二、闽浙,三、两广,四、两湖,五、四川西康,六、 
云贵,七、陕甘,八、鲁豫,九、燕晋,十、热察绥,十一、东三省,十二、 新疆青海(外蒙、西藏当别定办法),每一军区所驻军队,以四万人至五万 
人为限。各军区长人选,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推荐,军事委员会审议, 分别任命,每军区内裁兵剿匪,及一切整理军队事宜,均予军区长以全权, 
责令于一年以内办理完善,或疑军区制有分割地盘之嫌,则可明定军区长官 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把持政治之弊。”①
会后,7 月 20 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军事整理案》。蒋认为:“军政 告终,当前之事最急者,厥有二端。一、军队的党化,二、党的军队化。如 
军队不能党化,空揭革命之帜,而躬蹈军阀覆辙,则革命结果,毫无意义。”
“惟有将全国现有个人系统之兵,地方系统之兵,及学系之兵,合而治之, 以本党为中心,以国家为前提,悉成严守党纪之国军而已,既有收束整理之 
必要。故今后军队,应分编遣两途。精锐编为国军,编余分别遣散。”具体 方案,蒋介石提出了这么几条:一、国防会议为最高军事统率机关,隶于国 
民政府。二、国军之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及后方部队,先抽最精锐 及立有战功各师,归中央直辖,先编六十师,再求精减为五十师。三、编遣 
部队裁遣方法,另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工兵设计部及 屯垦设计部等五部来接纳裁遣的部队。四、军事整理,属于陆军如上述,海 
军从新建设,设航空局,兵工厂分两期整理,军事学校要统一设立且恢复军 医、军需、兽医学校,整理现有要塞,政训部专任内部训练和教育士兵。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冯、阎、李、白等人因蒋说的冠冕堂 皇,无法公开反对,但心理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打算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 
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其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 机,各个击破。同时,冯、阎、李、白也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自己 
有利的形势,尤其是冯、李早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更想借机调整。所以 当蒋介石提出编遣的主张后,冯、李、白等都意见很多,只有阎锡山一个人 
自始至终很少发言,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一副十分恭顺的态 度。这一方面固然是阎锡山多少年来的一贯作风,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这 
次地盘分配中,由山西而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颇为踌躇满 志。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看出蒋介石的阴谋毒辣,犯不着和冯、李等人一道与 
蒋对抗,为他人火中取栗;不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坐观成败,从中取利, 还可以在各方面都博得好感。


二、编遣会议


汤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怀鬼胎而南下。1928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南下,冯玉祥联袂离平。28 日,李宗仁也南下,阎锡 
山却回到山西老巢,借口侍养父病,在山西逗留“居奇”,直到为编遣问题 蒋、冯、李吵得难分难解时才于 12 月中旬到达南京。
在编遣会议开张前,国民党于 8 月 8 日至 15 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 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七年
八月八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就 是从五次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 
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 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 
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 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方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 
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 惯。”“(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军事 
教育之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 似军官教育之学校。”“(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五) 
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 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 
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 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 
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部长、 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人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 
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容”之举。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 式地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 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遗;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 
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 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何应钦就问:那 
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 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样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倒有点客气,没敢 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 
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 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 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编遣会 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 
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 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 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 
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 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个列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由中 
央处理。阎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书面,交给何应钦转交蒋介石。
1929 年 1 月 1 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吴稚晖代表国 民党中央致训辞,说:今天是编遣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是统一中国后应有一 
个会议,是把整理军事的责任负担起来,被编入的,是要他再任捍卫苦役, 无可羡慕,被遣了,就可以另外生个方法,去替人民做些生产事业,利国利
家。接着,蒋介石就以国军编遣委员会长的身份致答词。他说:编遣会议是
“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这个编遣委员会是 集合忠实的军人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 
建设新中国,共同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集中 权力在一个人手中。”蒋介石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 
的报告,认为“国军编遣委员会是根据五中全会决议案和北平汤山军事整理 案而成立的”,详细介绍了日本维新史中长、萨、土、肥四雄藩当时自处之 
道,“借彼鉴此,他山攻错,便知今后救国自救,全在我们一念之转移,益 感我们对党对国所负责任之大,功首罪魁,唯我们自择而已”。他一再说:
“用现代国家的通例,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 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 
行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主义, 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要 
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要件的军权,首先集中 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会议发布了《国军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 
明确表示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日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 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 
位”,二曰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我军事同志各有革命之觉悟, 自当不欺、不隐、不夸、不诬”,“务使此次裁编,名实表里绝对一致”; 
三曰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对于裁 编、遣置,决不使国帑有分文之妄费,决不便被遣士兵有一人之不得其所”; 
四曰不中缀,“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 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
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当时 各集团军的人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 
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 人。”①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和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 
的主要两家,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 1 月 5 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
《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 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缀数语,观与会人 
之精神,我国前途,洵有无限之希望也。”8 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 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 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 
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 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 
大纲。⋯⋯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 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 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说:“开国军兵 
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一)兵额 不得过六十师;(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部提案,分别规定,(三) 
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造具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 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 
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 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92。
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 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隶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 
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 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过六十五师, 
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八十万人,空军海军另定), 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为止。 
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一万万九千二百万元,各编遣区 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师。”22 日的第五次大会 
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 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 
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 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 
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 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 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一) 
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 十余万人,应该首先是裁撒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 
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 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 
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 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 
案。这样一来,冯玉洋就称病请假,不到军政部办公,编遣会议也派代表参 加。蒋介石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 
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 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 
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 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①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 
病等症复发,据医者云,系神经衰弱症。”
1 月 25 日,编遣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词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 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一实行起来,才算完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 
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 力把他实行起来,我们不愿意铺张了许多抽象的很好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 
行的条理及其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 集团军已缩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交通乒团、一骑兵师, 
每师三旅,共约二十四万余人: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二十二万人; 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二十万人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 
师十三个,约二十三万人。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 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歧、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 
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二十二万人。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 一独立团、两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



①  《丰宗仁回忆录》(下)第 593 页。
车队一队、铁甲牟一大队,共计约十二万人,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旋,约 四万余人;云南现有六师约三万人;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 
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十八万人;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 黄绍竑、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十二万人;贵州约二万人;海军陆 
战队约八千人。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人,现已改编成师者已 逾五十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 
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柬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 此其嚆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五 
十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①。
编遣会议收场后,连续发生了二场新军阀混战,一场是蒋桂战争,另一 场是蒋冯战争,蒋介石都占了上风。于是在 1929 年 8 月 1 日,蒋介石又在南 
京召开编遣实施会议。蒋介石在开会词中说:“今日的事势,很明白的摆在 眼前,只有裁兵乃能完成革命,只有裁兵乃能实现三民主义,只有裁兵乃是 
我们武装同志保持革命历史与功绩的最上上策。”又表明态度说:“中正个 人如有一毫自私自利,或不诚不实不公不道的言行,则同人讨之,神明殛之!” 
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实施编遣为国家民族生存之大道》的训 词。他说:编遣会议以后七个月以来,何以尚未切实编遣军队,而尚有待于 
此次编遣实施会议的呢?“谁知并非别故,就是由于中央要实施编遗,而有 一部分带兵的,自摒于革命阵线以外,不肯奉命去实施,而作最后的一逞, 
于是形成事变,耽搁了编遣。”蒋介石马上答词说:“刚才听了中央代表的 训词,我们十二分的惭愧,今后更当抱定决心,向前努力,当然不敢放弃编 
遣委员会的责任,切实的讨论编遣实施办法和具体方案,以达到栽兵强兵的 目的,以实现总理的兵工政策,期望于短期年完成国民革命,对于中央所希 
望我们的,我们当诚意的接受,并努力做去,中正不敏,愿与到会诸位同志、 诸位武装同志共勉之。”何应钦还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国军编遣实施会 
议之意义》的演讲。他大讲了编军队的八大意义后说:编遣会议后“有少数 自私自利的野心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编遣会议的议决案,宁为军阀 
之续,一再迁延。直到封建势力崩溃,野心家志不得逞的今日,然后才得召 集编遣实施会议,使编遣大会的议决案,以次见请实行,所以此次编遣实施 
的使命,乃在实行编遣大会的议决案,切实编遣军队,汰弱留强,化私为公, 以求全国军队之整理与统一,本会议的精神,即重在实行;在此会议当中, 
如兵额及编制的决定、裁兵的标准、暨对于编余官兵的遣置,都要详详细细 地定出办法来,马上求其实现。”
在这次实施会议的过程中,又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了《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点 
验实施规则》、《国军编遣委员会实施编遣惩奖条例》,第四次会议上通过 了《陆军编制原则》,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安置编余官兵 
实施办法》、《国军编遣委员会编余官兵分遣办法》。各个编遣区主任分头 在会上报告了各自的部队编遣情况。何应钦报告了中央第一、第四各编遣区 
的情况,鹿钟麟报告了第二编遣区的情况,周玳报告了第三编遣区的情况, 鲍文樾报告了第五编遣区(东北)的情况,刘峙报告了湖北各部队编遣情况, 
何键报告了湖南各部队编遣的情况,陈济棠报告了广东各部队编遣的情况,



①  《革命文献》(台)第 24 辑第 24 至 25 页。
此外前第四集团军驻北平部队编遣特派员及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李明瑞分 头报告了两地部队编遣情况。
8 月 6 日,实施会议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并宣读了《编遣实施会议 闭会宣言》。他说:“这次会议是要把第一次编遣会议的决议案整理实行”,
“这次会议是把今春会议所定的纲领原则,谋切实施行之详细方案”,“没 有令春的会议,则党国整理军事的政策决定不下来;没有这次的会议,则已 
经决定的政策无法见诸实施”。接着,他驳斥了对编遣的种种掇虑和批评。 针对“有人说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威权如何”,开会是没有什么 
用的。蒋说:这次会议“不但是要本着民主集权的精神,以谋编遣大计之实 施,且可把编遣实施会议的后果,当着寒暑表、风雨计,拿来测验我们武装 
同志对于党的认识之程度如何,也就在此一举了”,针对有人说我国现有的 军队有两百万以上,而编遣会议规定全国缩编为八十万,“未免太急了”。 
蒋说:养八十万人的兵,军费要超过全国的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竭 我们的国力,只能暂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俱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 
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我们毫无能力,就表示 我们对于国家毫无诚意:我们就不配再谈甚么革命,更不配自己去管理我们 
自己的国家了。”针对“有人说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否则“把数万 冗官、百万士兵限令遗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蒋说:“照 
现在国家的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 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 
麻,即行裁遣,再把平昔滥着冗兵之经费,移作种种建设事业之用,那时不 但被遣之冗兵易得安置,就是冗兵外之失业壮丁也可以谋生,这才是消饵匪 
患的通盘办法。”针对有人说现在决定一二三四及中央各区各编七师至丸师,
“只注意努力均衡,不注意部队素质”。蒋说:“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 互为调剂”,“一经编成,皆直辖于中央,一视同仁,更不必怀着集团成见, 
对于现定的过渡办法而有所不满了”。最后蒋介石调子很高地说对两次编遣 会议的决议案实施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不革命”、“革命与 
假革命”的“攸分”。
8 月 18 日,蒋介石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海外侨胞》,明确提出:“全 国兵额,由一百六十万减至八十万,于三个月内竣事。”要海外侨胞给予经 
费资助,“除派员分赴各埠外,务希踊跃囊助,尽力认募,庶巨款得以早集, 编遗得以完成”。20 日,又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全国各机关团体》,再 
次提出编遣的数额及完成的时间,“务祈各省政府切实协助,各民众团体踊 跃参加,事急燃眉,痛逾切肤,民国存亡,视此一举”①。
这次编遣实施会议及蒋介石的空喊,最后都被新的一次新军阀大混战—
—中原大战所代替,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其他集团军的兵力,使之统归于他 的指挥棒下。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第四节	中原大战


一、蒋桂战争


在编遣会议上蒋、冯矛盾未决且日益激化的时候,栓系就同蒋介石先干 起来,爆发了蒋桂战争。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结束时,桂系达到了全盛。当时,白崇禧盘踞华 北。白以第四集团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于 1928 年 6 
月由汉口乘车北上参加北伐,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盘踞在冀东唐山、开 平、滦河之线。白配合鹿钟麟、商震等部将张宗昌部缴械,白部遂进驻滦东。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华南有李济深、广西有黄绍竑,把守两 广的大门。这样,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形成一条长蛇阵势,大 
有吞噬南京之势,蒋桂新的矛盾自北伐一结束,又开始了。冯玉祥在 1929 年 2 月 25 日的日记中说:“十二点,刘镇华来与谈蒋与四集团之交恶由来已 
久,前在汤山会议时,李德邻、李任潮词锋尖锐,当面与蒋以难堪。”编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就酝酿反对蒋介石。对此,李宗仁有另外一番 
讲法,他认为蒋介石要拉他反冯,他是不同意蒋介石的做法,而且对冯玉祥 的人品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个性租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 
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热情,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 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 
明辨是非,行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 万不可躁急从事,”还对冯部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 
是冯氏统兵十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 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 
索子’。有这索子在,有事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钱散 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李宗仁又认为:“蒋氏见我言之有理,宜辞意 
坚志,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 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 军了。”
当时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冯玉祥的西北军比蒋,桂都要大,所以 能否争取与冯玉祥合作,成为决定这场争斗成败的关键。蒋介石和李宗仁, 
都竭力争取与冯合作,一时信使来往,至为频繁。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到华阴劝冯同蒋合作。当时在华阴总司令部内 盛传邵力子带来的三个重要条件:一是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二是孙良诚回 
山东担任省主席,青岛特别市归西北军接收。三是由冯玉祥在湖北、安徽两 省中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蒋介石的要求是让冯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 
北。但冯是虚与委蛇.不作正面的答复,尽量拖时间,以待事态的发展。
李宗仁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的百泉见冯玉祥。温向冯陈述了李、 白的意思说,蒋介石拿编遣的名义,压迫第二、第四集团军,李、白决定打 
蒋,约冯一同动作。冯玉祥当时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一定也打蒋,但布置军 队需要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他一定响应。其 
实,冯使用西面开弓的手腕,一面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另一面利用蒋、 桂交战,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列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既能控制长 
江形势,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冯玉祥派遣韩复榘带兵进驻武胜关,
坐观成败。
1929 年 3 月,蒋桂战争爆发。战前,落桂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蒋介石 为了制桂,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 
陈济棠统治广东。同时暗中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鲁原为谭延阎的第 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任第三军军长,为谭的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时,鲁 
是蒋在两湖楔入的一个亲蒋卒子。这时,蒋唆使鲁反桂。桂系便以武汉政治 分会的名义将鲁免职;并进攻长沙。在 3 月 9 日,蒋介石曾亲致书李宗仁, 
要李宗仁到南京“开诚相商”,“今日之大局之安危,视乎兄等之能否来京 面商大局“如兄果能即日来京,则国人谁不谅兄之精诚,而政府亦决不至有 
所迳庭”。蒋介石又大吹他同李宗仁的友情说:“中与兄等久共患难,不惟 成败相共,亦且荣辱一体)何能容兄之自退,更不能视兄如秦越,以兄之成 
败即中正之成败,正如党国之安危,即吾人之安危也,”而行动上,蒋介石 调动大军,云集在安徽、江西两省沿江地区,准备向武汉发动进攻。桂系也 
不含糊,将集团军所属各师、各独立旅编成五个纵队,布防于武汉东北方的 青山、阳逻;黄坡,严阵以待。21 日,蒋介石发表《宣告湘事真象》,指责 
李宗仁撒了鲁涤平的职是“凭一己之好恶,擅自任免高级政治人员”,“此 次武汉政治分会,竟于此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 
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 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同时说:“地方既有违背中央破坏统 
一阻挠民众利益之举动,中央为保障统一计,为完成革命促进民众利益计, 实不能不加以制裁,”25 日,南京政府下令讨桂,蒋桂正式开战。27 日,蒋 
介石发出了《讨逆时告将士文》,大肆痛斥桂系说:“棱系军阀盆踞两广两 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 
已非一日,中央曲予优容,冀其悔悟,乃近复违背五中全会之规定,破坏编 遣会议之决议,以肆行割据地盘之野心。五中会议规定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 
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而桂系军阀竟敢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擅行任 兔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编遣会议决议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委 
会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而桂系军阀竟敢擅自调兵进攻湘赣。此种行为既超 越中央所赋与政治分会之权力。复违背中央编遣会议之决议,其为破坏统一, 
已昭然若揭。”进而大挖桂系的老底说,“在未参加革命以前,不仅徘徊观 望,坐视成败,且阴谋阻止,肆意摧残。在参加革命以后,无时无地不投机 
取巧,以他人之牺牲,作自己之功绩,无时无地不挑拨离间,以消灭革命的 武力,而扩充自己之地盘。总其过去行为,其阴谋狡诈恶毒险狠,实超出北 
洋军阀之上。”蒋介石综合桂系的罪恶说:桂系军阀反革命的行为,“最大 者厥有五项:(一)投机取丐,以扩张一系势力;(二)阴谋毒汁,以消灭 
革命武力,(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 众利益,(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最后,蒋介石说:“中央以 
全国将士之努力,全国民众之后援,讨此叛逆,固不难一鼓而歼,而桂系军 阀反逆民主统一的潮流,肆行封建割据的暴行,更属自求死路,自取灭亡。” 
同日,国民党三大上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 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
当时,蒋介石根据佳系长蛇阵的弱点,制定了灭桂的策略,即先击首腹 后斩尾,先以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解决武汉、平津两地的桂系驻 
军,而后直捣广西老巢。蒋介石一面在武汉策动桂系基本力量李明瑞倒戈(据
说当时蒋介石用了一百五十万元,还封李明瑞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在天 津策动李品仙倒戈(李品仙原是唐生智的旧部,蒋密派唐携带巨款前往天津 
活动),这样就很快实现了“先击首腹”的策略。另一面发表了《告原隶四 集团各将士文》,分化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文中说:“第四集团军 
本为国家之公有军队,而李、白等劫持为一派系所私存,第四集团本为整个 革命军队之一部,而李、白等挑拨离间使四集团军自外于革命军队而自成派 
系。第四集团军各将领深受主义训练,深知服从中央,奈中间为李、自等所 阻隔,服从之忱,不为达于中央。中央以第四集团各将士为革命袍泽,深加 
爱护,亦以李、白等从中阻隔,中央意旨,不能达于下层,致使患难相共生 死与同之第四集团军,日益离开中央而不自知。”蒋介石又说:”中正于此 
有不能不为第四集团军各将士告者,革命军人应为主义服务努力,为党国效 忠,服从命令,拥护中央,既不宜以一派一系自居,更不宜为一派一系所用, 
否则决不能贮存于青天白日之下。第四集团军各将士,应尊重过去革命之历 史,努力革命之完成,至此次事变,责有所归,中央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 
连各将士,务须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也。”接着,又发表了《告 湖北文武官员文》,说:“这次讨逆的目的,固然是在讨伐反抗中央的叛逆, 
以保障国家的统一,同时也是产除压迫湖北人民的军阀,以解除湖北人民的 痛苦。”蒋介石还提出了“刷新吏治,剷除弊端”的三点意见,“(一)绝 
对禁止贪污赂贿,努力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二)绝对禁止挟嫌报 复。”“(三)绝对禁止分派别植私权。”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下,桂系很快支撑不住。李、 白退守广西。这时,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已纷纷向广西合围,实现“后斩尾” 
的策略。李宗仁被迫自梧州去香港暂住,白崇禧也即经越南到香港。6 月初, 桂系三个主要人物李、白、黄通电下野。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 一。
冯玉祥在桂系军队全线溃败之际,立即通电讨伐桂系。同时命令韩复榘 迅速向武汉推进。但是,蒋介石很快到了武汉,电令韩复榘停止进兵,并召 
他来见。在武汉见面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复榘和纪甘青(韩的二 太太),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赞“向方兄(韩的号)的成功卓著”, 
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韩复榘这次受到 蒋的优待,受宠若惊,又感激,又高兴。临走之时,蒋送韩十万元,并用各 
种方法拢络韩,冯玉祥在这场蒋桂战争中,计谋不但毫无所得,反而引起了 蒋桂双方的不满,还把韩复榘推给了蒋介石。
1929 年底,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起用的张发奎与广西的桂军联合,推 出“护党护国军”的招牌,举兵反蒋拥汪,进攻广东。蒋介石派何应钦率军 
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同时,被蒋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在郑州也参加张桂 行动,不久也被蒋打败。蒋介石在 9 月 20 日曾致电张发奎说:“据报告,兄 
率第四师自由移动等情,无任惋惜。中念袍泽之谊,尤室爱第四师革命无上 之光荣,不忍见革命历史,尤不忍第四师全体勇忠之将士,因兄一人,而同 
人歧途。”又说:“来电主张汪先生回国,此中向不反对,并迭有表示,以 汪先生在党之历史,无人可反对其回国。惟应由汪先生自行决定何时回国, 
不愿有人高揭迎汪之帜,反阻缓汪先生回国而已。今兄并未与中有何种商榷, 电文甫至,已闻率队自由移驻,且有脱离中央自趋绝地之势。此种举动,决 
非真欲中与汪先生合作,亦非真欲汪先生回国,仅以迎汪为名,掩饰其反覆
无常好乱之迹。”最后,蒋介石既带威胁,又似忠告的口气说:“凡背叛中 央破坏大局者,无不自取灭亡。兄何忍以个人之意气,牺牲全部久共革命之 
将士。兄即不自惜其政治生命,宁于第四师光荣之历史与全体将士宝贵之前 途,皆无所顾借乎。”在张、唐反蒋的风头上,12 月 9 日,蒋介石又致电唐 
生智部下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将士说:“唐逆生智当中央推心置腹之时,竟 背叛中央。当将士努力杀贼之时,竟勾通敌人。其背叛党国危害将士之行动, 
不仅为中正意料所不及,亦当为各将士们所警异。”“中正之革命决心,亦 不致因环境恶劣而改变。刻中央对庸个人已褫职缉拿,各将士亦敌忾同仇, 
誓除叛逆。”蒋介石劝告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将士:“诛除叛逆,效顺中央, 中央不惟不究既往,且将优予酬庸。若复执迷不悟,或优柔寡决,是自甘附 
逆,即自取灭亡,虽深加爱护,亦无能为力也,愿我将士三思之。”同时, 蒋介石还发表《唐变时告前方士兵电》。蒋表示:“中正誓与前方诸将上共 
患难共生死,并誓竭个人之力,使前方将士脱离危险,获得安全,”又号召 说:“我前方将士务一致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为革命奋斗,为主义效忠, 
为获取本身成功,而努力肃清叛徒,剷除逆贼,以发扬我革命军人之荣誉, 而完成我革命军人之天职。”


二、冯阎结盟


蒋桂战争、张唐反蒋,均以蒋介石打赢而告终,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争 斗在逐步展开,最后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一一中原大战。
在战前,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有一台拉来拉去的戏。 第一台戏是冯玉祥反蒋,结果冯玉祥失败。 蒋桂战争还未最后收场,冯玉祥就单独打出反蒋旗号。1929 
年 4 月下旬,
冯玉祥在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干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部队集中在豫陕交 界的潼关一带。冯这样做的意图是把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六省几千里战线上的部队集中起来,首先把山东、河南的部队调出,全 部西撤,待摆好阵势,先压阎锡山表明态度,再一道来反蒋,如果阎不从命, 
就先打阎,再打蒋。
蒋介石对冯的行动若明若暗,知道冯要反,但为什么又向西撤兵呢?5 月 13 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促其来南京。电文说:“今日党国安危革命成 
败,系于兄之一人身,尊恙即尚未痊,在京亦可静掇。为大局为革命,兄皆 有力疾来京之必要,万不可因病而徘徊却顾。弟决如月初通电,俟总理奉安 
事毕,对于此次用兵负责辞职,藉资休息,以此企盼旌节,面商大计。”在 电文中,蒋介石承认了“前此一、二两集团发饷未能一致”,又解释说:“纯 
为环境关系,非有畛域存在”,“弟绝无私有之意”,又表示:“以前中央 财政,仅将东南数省为挹注,今后当使全国国税悉归中央,则各师自可一律 
由中央自接发饷,不再有待遇参差之嫌。”同时又大吹蒋冯之间的友情,“言 公则兄为革命之勋旧,言私则我辈誓同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长,弟若稍有不 
利于兄之举,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今后将何以见吾党同志,更何以统率 各军将士而使之听命乎。”16 号,蒋介石又致电冯玉样“劝阻部下反动”。 
蒋介石列举了冯部在“向后撤退”、“隧道铁桥被毁”、“埋布炸药”等行 动后说:“弟深信此必非尊意,务速查明,饬令恢复原状”。20 日,蒋介石
《再剀切致冯玉祥电》说:“我兄行谊磊落,众所周知,是何人斯,竟敢以
称兵叛党之李、白相拟,相拟之不足,而又直间之于兄,是为其诬弟不相容 之罪小,蔑视我兄革命人格之罪大”,“我兄朗爽逾人,有物必吐,为弟所 
深佩”,又抓住“近复见刘郁芬等铣电,有请我兄统五十万武装同志与弟周 旋”这一事实说:“刘郁芬等不待兄命遽发狂吃,叛迹已彰,无可回护,兄 
若不先中央而严予处分,则盛名之累,固将及于千秋”。25 日,蒋介石致电 冯玉祥所谓“最后忠告”说:“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之电已出,于公为作 
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 往昔之交谊,自咎规过之未周,惋疚交縈,觉犹有不能已于言者,爱作最后 
之忠告,犹冀能保全始终也”,劝冯玉洋不要重蹈桂系的覆辙,“无论兄对 弟之态度如何,而弟决不忍坐视兄之临于断涧危崖而不救也”。蒋介石又劝 
冯玉祥可以出国考察,说“兄能乘其过人之天赋,由仟悔而起彻悟,毅然自 拔于牴羊触藩之环境,则一时过误,仍无损于大智大勇之本来,燎原之势未 
炽,徙薪之计宜早,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中 正当为婉曲代陈于中央,必有以成全兄之志愿,保障兄之安全”,对于冯的 
部队,“中央必爱护倍至”,对于冯的意见,“亦当代陈中央,充分采纳, 中正亦必保证其实行”。未了,蒋介石说:“吾辈处世,道义为重,苟利党 
国,敢避嫌讥,剖肝输胆,再为兄道,尊意如何,切盼惠复。”与此同时, 蒋介石翻了一付脸孔致电第二集团军各将士,大骂冯王样说:“冯玉样已甘 
为叛党叛国之军阀”,“冯氏叛迹昭著,已自绝于革命,即不啻自毁其历史”,
“冯氏生平惯于背叛”。又煽动第二集团军将士说:“不甘以性命供冯氏之 孤注,更宜及早图之”,“愿诸将士凛然于公私之界,顺逆之辨,反正效顺, 
保持既然之功绩,发扬革命之正义,中央亦必倚诸将士为干城,共图完成革 命之大业。”
冯玉祥不理蒋介石的一再来电,部署反蒋的军事行动。在武胜关及信阳 等处原驻部队均向后撤退,并破坏了武胜关隧道及附近的铁桥。蒋介石在给 
韩复榘的询问电中说:“据别路局电称,得职工报告,谓武胜关己有兄部驻 兵,且构筑工事,同时在该处隧道敷设地雷,并欲拆卸武胜关以北及归德以 
西各桥梁之准备”,“工闻兄处继续扣留列车”。就在这关键时刻,5 月 22 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给蒋 
介石两个“梗”电,表示拥蒋。韩这次倒戈,还拉了石友三一道,蒋介石在 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接到韩复榘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复电嘉奖, 
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并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又 立即送现款五百万元(有的说一千万元)作为犒赏。在韩通电反冯以后,蒋 介石就在 5 
月 25 日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冯玉祥。
冯玉祥自韩、石倒戈以后,不仅精神上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在威信方 面也大为低落。虽然当时其他将领没有继续叛冯,但冯对西北军的自信心, 
已不如从前的坚强,而感到困难重重。据说,冯玉佯在华阴听到韩、石倒戈, 感到痛心无以复加,日夜哭泣,咒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蒋卜讨伐今后, 
阎锡山也由太原电冯,劝冯出洋,自己愿意陪同出国。冯的其他部队便全部 退人潼关闭关自守,冯玉样在蒋、阎两大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于 5 月 27 
日电通宣称“入山读书”。冯玉祥这次反蒋军事行动,还没有怎么动,最后 以冯宣布下野而告终。
第二台戏是冯玉样联阎锡山反蒋,结果冯玉洋被软禁。冯玉祥宣布下野 后,反蒋这口气没有出,就设法联合阎锡山来共同反对蒋介石。冯玉祥先派
邓哲熙(原河南省民政厅长,在韩复榘任省主席之前,代理过省主席)、曹 浩森(冯的参谋长)到太原找阎锡山,希望阎冯共同反蒋。阎闪烁其词,约 
冯过黄河到山西来面谈。接着,冯玉祥以不得要领,又派邓哲熙到太原找阎, 冯面告邓说:“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到山西这一条件外, 
阎其余的条件,都可以接受,”邓受命后,由潼关渡河再赴太原。这时,正 好阎锡山也派了李书城(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黄兴的参谋长,曾同阎锡 
山力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冯玉祥的旧友,冯在搞“北京政变”时,任 过陆军总长)过河到华阴找冯,表面上是安慰冯,实际上是劝冯离开军队, 
到太原去再出国考察。邓、李在风陵渡相遇,于是就一同返回华阴。李书城 见冯后对冯分析了当时对冯的不利形势。说:“我看阎锡山的为人称诚实, 
他现在约你一同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这样的做法,于你有利。 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须要树立威信。你出国后,把军队交 
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介石决不能打他们。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 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言论,借此增高声望。不出 
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 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经过李书城的 
一番劝说,冯玉样决定赴晋。6 月,“二十一日.早四点,由华阴县启程赴太 原,随行者,除余妻女外,有杨懋:雷季尚、陈国梁、尹心田等二十三人。 
总部各处领袖,徒步送车郊外,一一握手而别。四点二十分,开车东行。天 明,抵潼关。孙良诚、张凌云、葛运隆、童玉振等,均先时在河湾等候。下 
车后,石敬亭、刘郁芬亦赶到。遂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谈,谓阎总司令部队, 近亦因受蒋压迫,拟即放弃平津,与我自豫鲁撤回之军队,同病相怜。此后, 
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到底。现陈调元、岳维峻等,均已暗中 联络倒蒋,蒋之末路,当在不远也。八点,过河,至风陵渡。晋军张副官长、 
赵团氏率队欢迎。稍息,李书城、朱绥光、曹浩森、邓哲熙、丁春膏等至, 遂共用早餐。十二点,与李、朱同车抵云城。原拟径赴太原,因遭车颠簸, 
头晕目眩,遂下车休息。旋宋营长、长清曾县长广领、刘晋升、杜蘅、关炳 祥、薛土选、卫致和等,相继来谒。下午四点,朱绶光代表阎总司令设宴洗 
尘。”①冯玉祥在运城住了三天,24 日晨启程赴太原,当晚同阎锡山在介休 见面,25 日同至太原。
当冯玉祥一脚踏上山西的地界以后,阎锡山就如获至宝,因为他有了冯 玉样这个政治资本,就可以大作政治投机,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了。冯初到太 
原时,阎锡山对冯百般安慰,发誓与冯合作到底。阎把冯玉祥安排在太原附 近的名胜晋祠居住,每隔三、五天必去看望冯一次,礼遇极优,同时谈了反 
蒋的办法,也准备些出国的服装、用具,真的要同冯一道出洋的样子,冯玉 祥也对人说阎锡山是够朋友的。
这时,蒋介石一看这种形势,就派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 宜,并亲自到北平,邀阎面谈,拉拢备至。同时,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等, 
携带大量金钱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不要容纳冯玉祥在山西避难。另外, 上海反蒋的团体,西南反蒋的实力派,也都派代表到太原活动,力图促成冯 阎合作反蒋。
阎锡山到底怎么办呢?



①  《冯玉祥日记》卷 10.
他一手软禁了冯玉祥,一手搞了两套接待人马。 阎锡山自北平见蒋以后,就不出洋,也不谈反蒋,更进而不与冯见面了,
把冯弄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冯住的地方由阎的卫队师警卫,房前,房 后,房顶上都有人守卫。冯要见阎,阎总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有一天坐 
上汽车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见阎。卫队师师长杜春沂阻拦无效,跪 在冯的车前,求冯不要出村。冯怒而不理,仍命开车前行。杜赶忙电话令沿 
途驻军,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使冯的汽车无法通过而被迫折回。冯感到受 阎欺骗,非常愤慨,曾经计划化装出逃(当时冯的私人医生陈崇寿同冯的身 
材相貌有些类似,冯化装为陈崇寿),后又感到太冒险而作罢。
另外,阎锡山备有两套人马,一套专接待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另 一套则专接各方面的反蒋代表,大谈其关于以阎、冯为中心的反蒋问题。
那时候山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凡是南京来的代表人物越大,蒋介石 给的代价越高,则看守冯玉祥的布署就越紧;南京代表离开后,看守冯玉祥 的情况就稍松一些。
冯玉祥这次想联阎反蒋,结果反被阎锡山作为人质而软禁起来,被阎作 为政治上的法码来要挟蒋介石。
第三台戏是冯玉祥的部将通蒋压阎,冯阎又联合反蒋。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看到阎锡山趁火打劫,非常愤怒;又由于军饷
无着,急需接济,就活动通蒋压阎。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 任军政部长①,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形势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陈琢 
如去南京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给养补充。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着慌,深 怕西北军继续直接与蒋往来,他就会失去重要性。于是,阎锡山就急忙改变 
办法,在中秋节的夜间亲自找冯玉祥,答应与冯联合反蒋,叫冯命令西北军 先发难,山西的部队马上跟着。
1929 年 10 月 10 日,西北军出兵潼关,讨伐蒋介石。这次,由刘郁芬、 石敬亭、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联名通电讨蒋,由宋哲元代理冯玉样的总司令 
职务,由孙良诚任前敌总指挥。28 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 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覆,好乱成性,勾结暴俄, 
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戕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 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 
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忾同心,年奸不除, 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 
民。”双方在交战中,西北军连打胜仗,进展甚快。但是阎锡山始终没有公 开表示反蒋,晋军也没有发动跟进。这样,就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加上, 
孙良诚不服从宋哲元的指挥,两大闹意见,孙一怒之下,把部队突然后撤, 造成全线混乱,纷纷溃退到潼关以内。至此,西北军仍旧恢复了闭关自固的 
形势。冯玉祥痛恨阎锡山的背信,愤而绝食(后经李书诚、玉瑚等力劝,冯 才复食)。这时冯只有一个想法:即拉阎锡山下水(指联合反蒋),自己才 
有出路;把蒋打倒后,回过头来再收拾阎,那就容易了。
这一次冯部通蒋压阎,结果被阎锡山又骗了一次,首先发难,又遭失败。 第四台戏是冯阎再联合反蒋,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冯玉祥鉴于自己被困山西,不能回到军中;而将领们又各有意见,不能



①  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叫鹿钟麟来代理他的军政部长之职。
相下。于是,他就命令当时在天津的鹿钟麟回陕负责。鹿由天津取道大同, 路过建安村,与冯秘密晤面后,潜赴潼关,就任代总司令职务。
鹿钟麟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玉祥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 北”的口号。据说,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密写了给鹿、 
宋等部将的信,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 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甚,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鹿按照冯的旨意,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鹿对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 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鹿的代 
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他们表示好感, 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 
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鹿在 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忻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 
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 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弟 指挥。”
西北军这些举动,引起了阎锡山的吃惊。阎是怎么知道的呢?有的说是 韩复榘的人把他们反阎的密谋卖给阎锡山,有的说是鹿、韩的来往电文被阎 
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锡山心里十分明自蒋介石的“削藩”计划正在次第 实施:冯、李已被蒋挫败,坐镇关外的张学良正从事整理内部而和蒋的关系 
被为接近,眼看要轮到自己头上来了,阎还深感,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 容许他的势力存在下去的。尤其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背后都有阎的活动, 
其中内幕蒋方完全明白,这笔帐迟早蒋是要向他清算的。同时,各方面反蒋 的代表正云集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阎表示拥护。如果阎迟迟不表明反 
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阎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这时,冯玉祥知道了阎锡山已掌握了西北军的动向,就赶紧派人到太原 代表冯向阎作了几点表示:“1.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2.我同阎先生要合作 
到底反蒋。3.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现在 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 
祥绝不是这样背信弃义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锡山又亲自到建安村访冯玉样,同冯又抱头痛哭一 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
这次阎锡山迫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决心联冯打蒋。他自任首领,请冯玉 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在冯临行的前一天,阎用极“诚恳”的态度对冯说:“大 
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 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 
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 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 
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 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阎锡山并立即交给冯玉祥现 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支、面粉二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冯玉祥 
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迅速回到军中,对阎锡山此时此刻的言行, 当即慨然表示:对于已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反蒋。
这里所说的阎的“自身的利害关系”,是指阎同蒋的矛盾也是很深很久。
在北伐结束后分地盘上,阎占了便宜; 在编遣会议上,阎的方案被采纳,又占了便宜; 在冯玉祥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又占了便宜。 
但是,当阎锡山假惺惺地电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并
声明在出国前须检查身体,随即赴北平住于德国医院时,蒋介石一面同吴稚 晖、陈绍宽一道亲赴北平挽留阎锡山,令冯一人出洋;另一面又密召张学良 
到北平,张到北平行踪甚密,与蒋会面之后即匆匆返回沈阳,这一行动使阎 锡山(当时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大动肝火,阎曾对其左右说:“蒋介石与张 
学良见面,不知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 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另外,在经济上,阎锡山有两件事同蒋介 
石的矛盾很深:一件是阎锡山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将平津两市的税款留用。
1929 年 11 月宋子文到北平,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阎答应了这样办,就 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 
财政部拨发。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另一 件是阎锡山借口北伐时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申请发行省公 
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但蒋介石不准其发行。阎锡山为这两件事,对蒋介石 恨极了。有一天阎锡山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 
咱们困死。”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 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抱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 
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 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1930 年 1 月间,阎锡山曾召集几个主要将领(周玳、徐永昌、杨爱源、 孙楚)开会,说明了他的反蒋意图,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 
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从 2 月上旬起,阎锡山同 蒋介石就展开了“笔伐”。先是主张礼让为国,共同下野,以弭争端;以后 
便是互相攻讦,措词一次比一次激烈。
2 月 9 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说:“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点,救国之事 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此责,弟与我兄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 
历史之所不容也。”10 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请共同下野,电文说:“同 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丧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主 
义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 将何所恃?党已被破碎,国将何以全?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 
一端,祸变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属,锡山窃愿追 随钧座,共息仔肩。”12 日,蒋介石复阎锡山电,驳斥了阎锡山主张“礼让 
为国”,“共息仔肩”。电文说:“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 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诚,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 
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 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责,以张若辈 
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我兄革命元勋,党 国安危所系,万不可肥遯鸣高,轻卸救国重任。⋯⋯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 
极,取消下野之意,同意救国之功。”13 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说:“今日 非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的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 
愿钧座安其心而杜其口,锡山以为必能化险为夷也。⋯⋯治国之道,重在止 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
无戡了之一日。”电文仍意在请蒋共同下野。18 日,阎锡山再电蒋介石说:
“闻钧座接十三日电,赫然震怒,将下令动员,大张挞伐,惶恐无既。锡山 如有负钧座之心,当发于前此危急存亡之时,必不蠢动于协助平乱之后。如 
必以此罪锡山,无须劳师动众,但一纸命令,无不服从。”21 日,蒋介石复 电阎锡山说:“似是而非之论,重相责难,良可惋惜。兄于本党革命历史, 
或尚未尽明瞭;故骛礼让之虚名,责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议果见实行,无 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所以中正万万不敕从命也。”
22 日,蒋介石又复电阎锡山,把他的主张归纳为二点:“一、兄自行取消礼 让引退之议;二、兄实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实施编遣。”而且还 
说:“往复辩论,将如庄生所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徒乱人意,终 无卑益。”“文电往还,无补高明,徒灾梨枣,甚为戚然不安也。”24 日, 
阎锡山电责蒋介石一手操办国民党三大说:“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 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三全大会代表四百零六人,而指定者二百二 
十一人,圈定者一百二十二人,纯粹选出者七十三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 以为编遣讨伐,皆是党之议决,而外间之不直者,以为指定之过半数以上之 
会员大会,非国民党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钧座一人 之命令也。党国危亡,实肇于此。”26 日,蒋介石反击阎锡山的电文,对三 
大进行辩正,电文说:“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正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 无异中正个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执委员会与党员全 
体矣。”。又说:“无论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总 之兄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始分党察国事为两截。”蒋介石要阎锡 
山“临崖勒马”。
正在“笔伐”逐步升级的时刻,1930 年 3 月 10 日,冯玉祥由山西到达 潼关,他的妻女仍留在太原。冯回到潼关,鹿钟麟他们是又喜又惊,喜的是 
老长官回来,西北军的残同负责有人,惊的是驱阎取晋的秘密计划势将成为 泡影,因而感到进退两难。鹿见冯后,向冯请示今后的大政方针,冯坚决回 
答:“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也有的 说,冯玉祥当时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 
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三、中原大战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面准备作战部署,一面发出伪称下野的通电。于 是,1930 年 3 月 10 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二十三人发 
出元电,挽阎打消去志,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13 日,晋军将领商震、 徐永昌、杨爱源、周玳等二十余人也联名发出元电,坚决挽留阎锡山。14 日, 
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五十 七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妥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 
帛;一面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赶忙采取两手对策。 一手是软的,争取冯阎不反蒋。3 月初,蒋介石电告第三集团军将领,
说:“中央对百川倚畀之重,待遇之隆,当为我全国同胞与全军袍泽所共知。”
“所望认清是非,力持正义,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回党国所利 赖。”同时又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
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冯玉祥亲拟复电,大骂吴稚晖是“苍髯老贼,皓 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等到太 
原,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事,阎提出要发清平津卫戍部的欠饷并以后按月发 放,同意山西省发行公债。蒋介石对这些条件不作确切答复,阎十分生气地 
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蒋介石见方本仁等对阎锡山拉拢没有成功, 又派赵戴文(赵是阎锡山推荐去南京政府任监察院院长)持蒋介石的亲笔信 
由南京赶到太原劝阎锡山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又说:“委座 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部属,你要 
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还说:“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 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 
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 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遥, 
打起仗来,那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你看,来太原劝你的 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 
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阎锡山听了这番话,对讨蒋又发生了动摇。原来拟 妥的讨蒋通电送给张学良征求同意,并请张学良署名后由沈阳发出,这时一 
听赵戴文的话,赶紧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道阎锡山在搞什 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认为阎是拿他耍着玩,对阎 
深为不满。到后来阎再决心反蒋时,派人到沈阳向张学良解释,此刻蒋介石 早已抢先派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阎派去的 
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重视。
另一手是硬的,准备以军事力量打垮冯阎。4 月,蒋介石用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样》一书,将《国民 
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代冯逆宣传大纲》 等于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的罪恶有:“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 
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 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 
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
“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人卖国求助”,“总之,阎逆 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 
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 历数了冯玉祥的罪恶有:“甲、勾结苏俄,招纳共党”,“乙、破坏交通, 
图碍奉安”,“丙、拥兵割据,反抗中央”,“丁、嗾使桂系,称兵叛变”,
“戊、吞没赈款,霸占赈粮”,“己、苛征暴敛,强迫种烟”,“庚、惨杀 民众,摧残舆论”,“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属死有余 
辜;况冯逆种种劣迹,尤有笔所难宣者,虽欲以细行欺世,谁其信之。”蒋 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
《阎锡山扰乱党国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 余孽捣乱情形》,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 
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野心,和平将消弭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 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和平而后快。”说阎锡山“狡诈为心, 
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人供牺牲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 嗾使叛变,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说冯玉祥“迭次谋叛, 
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炽,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潼
关,进犯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蒋介石表示要坚决
“讨伐”阎冯,队为“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 幕”。此外,蒋介石还策动了两湖、两广、川、苏、皖、赣、闽等省及上海、 
天津、武汉等市的党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在大造讨伐阎冯舆 论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在汉口召开京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蒋介石 
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 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 
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 择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 
深感杀气腾腾。
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讨蒋联军方面,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并趋武
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 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 
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 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衮州,以一部 
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 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反蒋;内定刘文辉(四川)为第六方面军、何 
健(湖南)为第七方面军;又加派樊钟秀(非直属部队)为第八方而军总司 令。阎锡山抱着争夺国家元首的野心,在这次战争中拿出他的全副资本,把 
晋军全部兵力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冯玉祥也把他的西北军二十六万兵力全部 动员开赴前线。他们要对蒋介石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阎锡山将陇海线 
正面作战任务和津浦线全部作战任务包了下来。冯玉祥主要担任平汉线作战 任务。李宗仁鉴于“区区数万之众”,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 
占武汉,与冯、阎友军会师中原。
面对联军的攻势,蒋介石将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榘统率, 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砀山、 
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 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1930 年 5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 日,蒋冯阎中原混 战正式打响。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双方 
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初战,蒋军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 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 
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此时,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阎锡山 集中了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四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 
冯玉祥派去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 而且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把蒋介石的精锐陈诚部几度 
包围,杀伤很大;郑大章的骑兵奇袭归德,差一点生擒蒋介石。在周佛海写 的《往矣集》上有这样一段叙述:“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 
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卫兵,(当时蒋介 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车站上又没有其它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 
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这时反蒋的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 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人就问蒋:“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 
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
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冯部消耗很大。阎锡山对冯部的补给,开始时还
比较充分,可是赵到后来,不仅数最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 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在津浦线上,蒋军于 7 月中旬开 
始反攻,晋军节节后退,蒋介石在 7 月 24 日给中央的呈文中说:联军“万选 才就俘,樊钟秀炸毙,孙殿英被围,土匪行将次第消灭。而阎冯寇部屡次冒 
死来犯,迄不得逞,徙自伤亡其精锐。最近闻我方增加部队将到,其恐慌愈 甚,其为困兽之斗亦愈烈。本月十一日起至二十日止,此十日中,逆军竭全 
力以攻我陇海正面,攻我平汉各军,攻我围亳部队,而皆自取覆灭。今其全 力竟皆丧失已尽,解决不难立待也。”①阎锡山“急来抱佛脚”,特派周玳携 
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赶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冯为了顾全大局, 自不能对津浦线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 8 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 
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这时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 就分电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复邑和亳州各 
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备升二级,赏洋五万元。而 同时,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 
这样,蒋介石的颓势有了扭转,冯部没有起到支援晋军的作用。晋军于 8 月
15 日放弃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 河铁桥上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甚惨。蒋介石在 8 月 16 日给中 
央的战报中说:“我右翼军蒋师已于十五日下午二时确实占领济南,并因我 军先绕道占领黄家庄等地,逆敌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窜,其余全数被擒,是役 
俘虏官长无数,获步枪二万余支,大炮二百三十门,其他辎重弹药极多,逆 敌仅有之飞机三架,亦不及运回,其狼狈窜逃情状,概可想见。查阎逆据济 
南以后,自诩胜利,号召各派反动分子妄思组织伪政府,日嗾冯逆玉祥积极 攻击陇海平汉两路,幸赖各将士忠勇奋发,一致努力,卒能克复济南,击溃 
晋逆主力军。现津浦路我军正分路渡河追击,胶济路各军亦早协同前进,晋 逆必可完全歼灭,冯逆残部闻风胆落,而日来向我各部作最后之猛烈攻击者, 
昨晚完全沉寂。此据报告,且已呈溃退之象,我军部署追击,就不难一鼓荡 平。”②22 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训令说:
“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宥,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 徒以冯阎胁制,乃至误入歧路。其情实有可原,其遇尤为可悯。现拟重行传 
檄,明白告诫各该部将士,果能大义灭亲,擒解祸首,听候中央惩治,自当 特予懋赏,但使自拔来归,迫令其祸首阎冯卸除兵柄,驱逐于其所谓防地者 
之外,杜绝割据弄兵扰乱党国之野心,则各部本为中央军队,就必仍与中央 各军享受一律待遇,决不稍有歧视,并以各军反正附义时期之先后,以为论 
功行赏次第之表率。”①24 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再次明码标价,先占领巩 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省赏洋一百万元。9 月 6 日,蒋部发 
动对冯部的总攻。
正在这时,张学良不骑墙了,于 9 月 18 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 支持蒋介石。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3。

②  《自反录》第 2 集卷 3。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3。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张学良知道他在这次 混战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虽然在北戴河避暑,其实是在那里根据 
战争进展,考虑着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联军的五十七位将领于 3 月 14 日联合发出通电后,联军和蒋介石都派代 表云集沈阳进行拉拢张学良的活动。阎锡山先派行营主任梁汝舟,旋又加派 
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去沈阳活动。冯玉祥派邓哲熙、 门致中先后抵沈阳活动。蒋介石派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 
长刘光去沈阳活动。张学良当时只表示他本人不参加内战。3 月末,蒋介石 又派吴铁城到沈阳加紧拉张。4 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 
会,蒋、冯、阎的代表均行参加致祭。6 月 3 日,张学良三十岁生辰,蒋介 石又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21 日,南京政府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 
令的命令,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入关。 张学良还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 
和,停止内战。7 月间,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岛建港工程开工典礼,在该 岛停留了二十多天,蒋介石派刘光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律卫戍司 
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到葫芦岛密交张学良。后来,张学良到北 戴河避暑,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往。冯玉祥、 
阎锡山也派了贾景德、薛笃弼、杨廷溥、孙繁蔚、门致中赶到北戴河,并由 傅作义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汪精卫也派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到北 
戴河谒张。冯、阎、汪从另一方面拉拢张学良,他们以另一个陆海空军副司 令和政府副主席来作为张学良的反蒋的条件。这时,张学良的态度是名义上 
服从中央,举动上以东北四省利益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在张群、吴铁城等不 断催促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 
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乃至 8 月中旬,蒋军攻下 济南,阎军就退至黄河以北,张学良于 8 月底返回沈阳,于 9 月 10 
日召开东 北军高级会议。在这个会上,张学良讲了一番很漂亮的话。他认为:蒋、冯、 阎都不是好东西,“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蒋介石亦系一 
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 外交解决东北”。最后张表示:“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 
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 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于是就在 9 月 18 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 
平的巧电,进兵关内。
在蒋军的强大攻击下,晋军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又撤回山西老巢,冯部 并不知晓晋军已北撤,仍以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 
继续对蒋军作战。结果冯玉祥的许多将领有的自由行动,有的投降,冯是陷 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取胜,冯阎失败而结束。10 月 8 日,冯玉祥到石家 庄同阎锡山会面,商定阎将军政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他们 
两人出国暂避,实际上两人都未出国,阎锡山避住大连,冯玉祥移居汾阳。 这时,蒋介石急忙要迅速向师江南对付红军作战。他在 8 月 22 日给国民 
党中央的战报中说:“洪水猛兽之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际,肆行勾结, 日事蔓延,寝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①于是,他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3。
示“宽大”,要冯阎下野,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交给张学良,对河南方面 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10 月 9 日,张学良在沈阳 
就任陆海空军刚司令之后,就赴南京同蒋介石研商华北善后事宜。张学良由 南京返回天津,即召晋军的将领到天津开会,将晋军加以整编,由原来的十 
个军四十多个师缩编为四个军八个师,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 人为军长,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化整为零,一个一个吃 
掉。把西北军的主要将须委派为某路某路的指挥,调换了驻地,把几支部队 隔离开来。把退入山西的部队改编为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冯玉祥经 
营了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就这样瓦解崩溃了。


四、扩大会议 还在桂系反蒋、冯玉祥反蒋均告失败的时候,阎锡山在反蒋问题上举棋 不定,就请汪精卫②北上合谋。汪考虑了几天,派陈公博和王励斋北上。他们
经天津转赴北平,见阎锡山对发动反蒋问题有不少顾虑:“其一,冯焕章那 时已久居太原,他因为军事失败,遂下决心单身入晋作说客,他和阎先生会 
于介休之后,阎先生请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备,形同软禁。冯先生虽 然屡次表示服从阎先生的指挥,但冯先生在阎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 
而且他的部将也是不容易指挥的,这样随便发动,是不是会上当?其二,表 示服从阎先生的还有石友三和孙殿英诸人,石友三曾反对过冯先生又最近反 
过蒋先生,而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室皇陵的英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 阎先生所易驾驭。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侧面最容易受威胁的是东四省的 
张汉卿,这个东面的外交办不好,殆未易在中原争霸。其四,阎先生的不稳 消息传出以后,南京曾托许多人调停,最主和平的要数阎先生的老朋友赵戴 
文,阎先生的踌躇不决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①
等到冯玉祥回到军中,陈公博和王励斋到了太原,向阎锡山建议:“是 干就要快,因为缓了,在军事难得占上风,在政治容易灰了海内的热望。” 
中原大战爆发后,1930 年 7 月 13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 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和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等, 
联合反蒋。在北平怀仁堂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广州二届 中央执委参加扩大会议,发出了《提议宣言》,大骂蒋介石:“蒋逆中正叛 
党之罪擢发难数,其最大者,就党之实质上,则尽弃总理所遗留之主义及政 策,对外断送国权,对内则戕贼民众;就党之形式上,则尽毁民主集权制度, 
造成个人独裁,更不恤以指派圈定之法,制造所谓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遂其垄断之欲;驯至党内分崩离析,祸乱相寻,迄无宁口。”又说:“最近 
阎冯诸同志呼吁和平,而蒋逆悍然不顾,必欲穷兵赎武尽除异己而后快,全 体武装同志乃不得不再接再厉,与蒋逆作殊死战,斩除祸本,以全党基。” 
西山会议派也发出了《赞成宣言》,大骂蒋介石:“蒋逆中正用不正的手段 破坏团结之党,以攫党政之权”,“借本党之名,肆个人之欲,一切行为违 
反本党主义,一切用人悉属自己爪牙,以致对外则丧权肇祸,对内则残害民”。


②  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汪精卫支持了蒋而结果被南京政府指控为“纵容”共产党举行了暴动而逃 到欧洲去;当冯阎反蒋时,又由欧洲回到香港。

①  《苦笑录》第 150 页。
又表示支持阎冯反蒋,支持汪精卫反蒋。于是就在 13 日,扩大会议发表了《联 合宣言》,斥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说:“本党组织为民主集 
中制度,蒋则变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 以上。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政,人民公私权利剥 
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 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蒋不惟不悛,且方以摧残异已,屠戮无辜为快心 
之具。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此败类,为国民 去一蟊贼,务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期依 
法召集本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 党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31 日,发表了《扩大会议灭共驱蒋宣言》。8 月
7 日,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张,发表了《蒋介石借党政名义实行独 裁》的宣言,痛斥蒋介石“借党治之名以行个人独裁之实,举历年以来艰难 
培植之民主势力,摧毁惟恐不尽,复以箝制反对摧残异已之故,不恤做起内 战,使已告统一之国家复陷于分崩离析”,表示扩大会议“誓竭其能力扫除 
蒋中正个人独裁之黑暗政治,使总理救国之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同时, 在扩大会议上选举了汪精卫等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扩大会议工作;选 
举了阎锡山等七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
由于中原大战中联军失败,“济南这一战,扩大会议的命运也随此告终 了”①。但是,阎锡山为了挽救局面,于 9 月 9 日在北平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 
席,宣布国民政府成立。传说,阎锡山选定 9 月 9 日就职,是寓“长治久安” 之意(“久久”),而实际上这个国民政府只有十天就完了,因 9 月 19 
日(实 为 20 日)扩大会议就撤离北平到太原去了,成了阎锡山的一个政治上的累赘 和经济上的包袱。所以有人就打趣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就职, 
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扩大会议其不能久矣。
汪精卫到了太原之后还不死心,搞了一份《中华民国约法革案》,由扩 大会议于 10 月 27 日通过,并在天津《大公报》上分四天刊登,洋洋二百一 
十一条,实际上只能作为反蒋派在这个时期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


























①  《苦笑录》第 158 页。
第五节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台


一、非常会议


中原大战结束后不到半年,国民党内又发生了新的冲突事件——宁粤分 裂。
宁粤分裂又是一起反蒋联合行动,反蒋的一方有胡汉民、孙科、江精卫 和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旗子是反对独裁,要求民 主。
事情的起国是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软禁。胡汉民同汪精卫的矛盾由来很 久。1927 年底汪精卫被迫出走,翌年 8 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支持蒋介石。 
当时有人劝胡不要为反汪而进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 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议。 
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即使我不去南 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这个“有人”就是指汪精卫。
胡汉民回国后,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928 年年 10 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座位;在蒋桂战 争中,帮蒋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将冯战争中,帮蒋打败冯玉祥, 
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帮蒋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 胡汉民曾挥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腐恶反动之大成的 
阎锡山》等讨代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 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 
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 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志得意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 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 
统任命五院院长而统率之。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同意,见人就大发牢 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 
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会象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 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 
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 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 
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 入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思是指日后胡汉民 
的下场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做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
193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 
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 和“用人不当”,还举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 
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 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 
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 于是他以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 
横冲直凶,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 劝他停止了。”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
由我胡汉民来于。蒋介石根本不理这一套,在 1931 年 2 月 28R 把胡汉民软禁 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 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也有的说,胡汉民被 
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孙是南京政府国府委员兼铁道部长)医官邓真德替 胡看病,邓奉孙命秘密询问胡·F 一步应怎么办,胡拜托孙科一定要在两广 
建立反蒋局面,甚至不借与汪派合作,以此才能救他。蒋介石发觉各方对扣 胡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同时 
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夭请孙科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夹菜, 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 
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可见外。”蒋介石又叫“囚老”(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孙。孙科一下子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 高了身价。
1931 年 4 月底,粤方即国民党口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 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国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 
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此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 德、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锣鼓一响,5 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 
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 月 27 日,反蒋的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张,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 
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 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 
粤分裂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 意来反蒋的,一律为非有会议当然委员。非常会议发表了宣言,认为蒋介石
“假训政之知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 之而后己”,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厨中央执监委员,对党 
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m 又发 表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U 致海 
年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 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 
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 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 
人等爱于径日对蒋中正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囚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 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报告,孙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 
国”;汪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上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 生平只知有他个人,沐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 
有利于他个人。不但反对他的,他要剪除,便是帮助他的,他也要疑忌,也 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 
了。全国舆论,对扣胡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 石立于不利的地位。当儿对蒋介石来说,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 
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使北方、西北、 西南各地军阀时他发生动摇。以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忿怒 
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成了众矢之的。
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谬脱这个因境呢?采取了两种手法: 一是以拉为攻,即派人与反蒋派谈判,并从中进行分化。
另一是以退为守,即假装让步,甚至一时下野。 以拉为攻,这就是和平会议的召开及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出现。 
蒋介石先派遣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肠蔡元培
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 作”为理由,建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1931 年 10 月 12 日,陈铭枢回到南 
京,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下议和的经过,提出释放胡汉民的问题。蒋就明知此 点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粤方派顾孟余同陈一道赴沪, 去拉宋‘P 
文的关系”13 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这时已由汤山迁回双龙巷 住宅),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讲了粤中情况,问时劝荫捐弃 
前嫌,以国事为重。14 日,蒋介石在张静江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说:“过 去的一切,我部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朗先生指教。”这 
一天下午,胡汉民刘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八个月又十四天的幽居 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棚仅 
民一道赴沪,候晤汪糟卫、孙科等人。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邹 鲁、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等六人为代表赴沪,以江梢卫为首席代表。21H, 
粤方代表启程赴沪,同去的有蒋方代表蔡元培、张继,加上罩振、张发奎、 唐主智、陈壁君、陈公傅,黄绍坎、赵丕廉以及各派的上中层分子共二百多 人。22 
日,汪精卫等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了粤方的条件。信中说:“弟等此次 受在粤同志之托前来晤酥·一以谋党国诸疑难问题得一解决,共赴国难。顷 
承教益,以纠正过去之错误相期员,并切望以后再无此等不幸之纠纷发生。 此正弟等所痞寐以求者。关于实现此等期望,弟等曾提出办法如左:一、为 
共赴国难汁多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 出代表救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正式会议)以决 
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 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四、关于党务,拟 
召集~、二、三屑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主健全的第四次全网\衷大会,务 扫除过分纠纷,以确定将来垦础。人、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 
以年高德勋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 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洋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 
在匣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枚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 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这七 
个条件,显然是不利于蒋介石,要夺蒋的权。“日,蒋介石给汪精卫等人的 复信中说:“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斤事实,使国 
际观听得以转移,闰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唯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 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籍立此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寥关 
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在沪暗教之际,此意经已详陈。”很 显然,蒋介石给上海议和圈定了范围。汪精卫等到沪后,汪马。L 会见了胡 
汉民。汪见胡,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钥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 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 
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也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 话。然后胡、江、孙(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
1931 年 10 月 27 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七次会议。于 1i 月 7 
日收摊。在第二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等在给蒋介石的庸中提出的七个条件加 以讨论,“而集中于第一条关于统一外交之问题,已定有各种具体办法,但
因时间关系,暂不发表,讨论时全体代表均一致坚确立于不损国权之立场而 发言云”。在第口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制改革案原则,在第五次会议上继 
续讨论此案,最后确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办法如下:“(一)1、国民政府主席 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还 
任一次。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 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 
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力当然委员。(四)行政烷负实际行政责任,等 
于责任内用,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五)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四院 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 
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 院,其司法行政移归行政院设部管理。OO 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 
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 员之半数。(十)行政院各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入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 之。”在第七次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 
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提下,决 定:“(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 
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囚)由四届第一次全 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就在开和平会议期间,蒋介石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 开先等在上海进行分化阴谋,晴中进行拉汪活动。狂、胡矛盾是国民党内众 
人皆知的,汪找不到托身之所的时候,遇到了非常会议的机会,跑来参加, 自以为可以坐第一把交椅,再创造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介石合作讲价钱作 
准备。开始时,汪精卫的态度很坚决,曾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 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 
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但是,非常会议的武力支持者陈济棠是亲胡拒江的,他是欢迎汪个人带一些 
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的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认为这种做法 是“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恨。这实质上是汪、钥矛盾的继续。而朱子文 
暗:仁拉汪,对汪说:“lb 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 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劝性很大,顾孟余就说:
“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据说,宋子文 还给了江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了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从非常会议上 
拉过去了。有一次,汪的家里许多高级干部集会,张发奎发言,主张粤方内 部应当团结对蒋,他说:“只要江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 
于是,汪大发雷霆,痛斥了张发奎,说他“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 还要胡说”,这是汪对自己的干部明确表示不再和相汉民、孙科合作反蒋。 
以后汪精卫就称病人医院,不参加会议,并拒不见客。当宁粤双方达成了在 南京、广州各自举行国民党四大、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国民政 
府的协议,扔汉民、孙科及粤方代表、干部准备回广东的时候,临行的晚上, 汪派的代表忽然宣称得到汪的指示,不上船了。于是,胡、汪的裂痕公开暴 露出来了。

二、三个国民党四大


上海和平会议达成协议后,三个国民党全国第口次代表大会同时分头在 南京、广州和上海开场。
1931 年 11 月 12 日至 23 比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蒋介石在 
开幕式演说词中口顾一大、二大、三大召开时的形势,认为三大召开的时候,
“本党已经统一全国了,国民政府奠都于南京,代表大会在首都开会,总理 交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大体上觉得无愧于心”,而现在召开四大,“我们 
究竟威了怎样的情形,想到此处真使我们发生无穷悲慨”,他说:。‘总理 主时,有总理领导我们,一般党员只要眼了总理去做;总理去世,是要希望 
有历史有经验的先辈同志,秉着总理的教训,以领导我们精诚团结,来努力 奋斗,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佯党才有基础,革命才有生路。但是在现在这 
种情形之下,不仅总理所切望干我们的不能达到,抑且在事实上本党由三全 大会以后,支禹破碎,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了的局面都 
不能屎全。这样我们如何对得起总理?如何对得起为革命牺性的先烈?更如 何对得起~般为革命牺牲而渴望本党解救的民众?尤其是在国难临头的时 
期,横暴的日本时时刻刻来压迫我们,东三省的土地、主权和行政几乎完全 在日本军力踩瞒之下。”对此,蒋介石婿出,“V 匕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 
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而且蒋介石强调“党内的团结, 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 
结的方法”。蒋在这里所讲的“团结”,实际上就是不能反对他,反对他就 是破坏“团结”,要“团结”就是一切都听他的,{‘整齐步骤,听命于党, 
进则同则,退则同退”。大会通过了三十五个决议案。闭幕那一天,蒋介石 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 
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自己 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和“精忠报国”。
同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5 日,胡汉民、孙斟在广州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 
四大。孙洱发表了《闭幕词》.传达了上海和平会议的情况,指责“南京代表 并非由南京中央正式推举,是由南京蒋氏个人名义指派而来的”,“可见南 
京的政府至今仍然还是独裁之局面”。同时,又说及和平会议上蒋方代表再 三声明说“蒋是必决能下野的,蒋下野不成问题,要盼广东同志不要相迫太 
紧,不要给他面子太难过,和粤方同志能放弃坚持发电主张,使和会有个较 为满意的办法,蒋必可以下野的刃。孙科还明确说忑“口屈第一次会议时当 
然须负改组政府之责任,)新政府成立,蒋应当下野,粤国府亦当然可以取 消的闷。瞩至于囚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尸与蒋氏能否下 
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承重要的还待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 党才能团结 J 致》才能有力对外。汐在 23 日的第二次会议决议:“蒋中正必 
须下野 p 并解除兵柄,否则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仍在粤行使职权。贝大会最 后一天,胡汉民发表了《闭幕词》,大会发表了《宣言》,胡汉民借骂“独 
裁”为名,实为斥责蒋介石,《宣传》提出了防止“军人千预国家行政”的 主张,会议期间,汪精卫也由上海去电庆贺,说自己“在沪接洽各事,职责 
所在/未便擅离”,l 被祈大会早日开会,,进行一切)。树党国之重心一立 统一之保障”。=同年 12 月 7 日,汪精卫假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第三
个国民党四大。这个四大只开了一夭,汪精卫报告了开会的宗旨人认为“上 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位人满意,但在现在伺难当价的时候, 
和平会议的议案既然最低限度可以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则我们应当以 退让为槽神,大家一致来头赴国难刃,指责广州的国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 
退让槽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 国”·大会选出了十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对这扬非常会议所引起的一系列反蒋活动,怎么评价呢?当时上海各界 代表二、三十人到会场去见粤方代表狂精卫等位论钧懦斥责他们不顾民族存
6 只顾争夺政权,沈说:“你们那些纠纷以及谁是谁非,我们不想叭因为都 与人昆无关,都只有寄予国家。”宋庆龄发表宣言,说宁粤两个政权“皆依 
赖军问,馅报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刃。
以退为守,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二次下台。 三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囤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
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地中委不愿人京开会。粤方曾用中委会名义作出决 议,若蒋不下野,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
此时,全国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甲股声势浩大的巨流。 北平九所大学的学生二千多人发起赴京请愿 c 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 
十九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一万多人赴国民政府请愿,逼着蒋介石出来接见,后 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就在学生去中央党部 
请愿前,蒋已决定辞职,他约于右任谈话,并派陈铭枢、何应钦赴沪,促粤 方中委入京主持一切。
1931 年 12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财会议, 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作出了决议·“(一)国民政府 
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诸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①代理国 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 
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陈布雷在日记中说:蒋 介石“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 
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②会后,蒋介石发表了辞职通电,说他 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三年来“无日不思竭其愚庸汐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 
之付托”,特别指出:“乃第叮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 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 
微日通屯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 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 
上时者,将转力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责任之批 评。莫衷二是,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 
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 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备职,另行选任撮能接替,以维团结,而 
挽危亡。”他又表态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 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瞳,同纤国难,以无


①  林森是宁 g 分裂时尚在国外;被列名参加了弹劾蒋介石的捏李,上海和平会议时才回国,不顶闻宁日任 
何一方的争论;表现了超然的地怔,蒋介石就看中这一点,达了他来代理。林森一代就当了十二年的主席 宜到他去世。

②  迂陈布雷回忆录乡(二)第 26 页。
负总理之教训。”①同日,林森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沙 1931 年 12 月 22 日至 29
已伺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玫《闭幕词》, 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会上,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 
常委会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 精卫均为中政会常务委员。孙科在《闭幕词》中大讲了这次全会“无论东西 
南北,备方面的同志,都相率来京,集合一堂少决定党国今后的方针”,还 特别表扬了蒋介有,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绪果,我们 
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 表现,”也不馅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 示最大的敬佩。”
蒋介石出席了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 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在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蒋说:
“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乡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 汪大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 
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 日,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 
弟亦不拆阅也。”


三、烟霞洞会议 国民党四大后蒋介石是下野了,而四大上确定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仍然是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这三个人都不在南京,蒋在奉化,汪在上海,
胡在香港,可谓神既离貌也不合了,国民党的所谓“精诚团结”就是这一瓢 货色。他们各有各的打算,蒋在奉化酝酿重新上台,汪在上海准备投蒋,胡 
在香港策动西南反蒋。
在南京只剩下孙科政府。孙科是怎么一个人呢?胡汉民有形容孙科的一 段话:“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 
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 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孙科政府在财政和对日外交这两个问 
题上无法解决,最后弄下了台。
在财政问题上,孙科自掌政府后,由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交 职时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部内科长以上职员一律发薪三个月暂时离 
职,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东北被占以及税 款在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被扣,每月收入只有六百万元,而军费一项就要 
一千八百万元。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天天向孙科要钱,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孙 科计划暂时停付内债本息。上海银行界是给南京政府的公债养肥了的,停付 
本息对他们当然不利,于是一致起来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声明要以停止 交易相要挟。这一切,证明了广东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他没有独立掌 
权的经济基础,不论汪精卫也好,胡汉民也好,孙科也好,只有心甘情愿地 去当蒋介石的“叔孙通”,要独立掌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孙科固守石头



①  《自反录》第二集卷 3。
城,一筹莫展。 在外交问题上,孙科用陈友仁代顾维钧任外交部长,要张学良保卫锦州,
建议同日本绝交,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日本已决心要在中 国东南发动武装进犯,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孙科 
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
实际上,财政与外交这两个难题是蒋介石下台时给孙科政府的两道催命 符。
1932 年 1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依据会议决定由 林森、孙科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孙科给蒋介石打了一份电报, 
说:“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 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 
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孙科自己也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离开南京, 孙科政府就这样夭亡了。
同年 1 月 18 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在杭州西湖 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了会议。会前,12 日,蒋由奉化到了杭州。16 日,汪 
精卫接到蒋介石的信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陈铭枢, 说他已应邀赴杭。当夜,蒋、汪晤面。17 日,蒋、汪合电孙科,说他们将候 
胡汉民来后就一起去南京,并要孙科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电胡,请他北 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
“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就在这一天,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 赴杭,当晚与蒋密谈。18 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 
应钦、吴铁城同去,当天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其时正为张继、张 静江宴在杭各中委。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蒋介石当时对汪、 
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 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 
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①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 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
20 日,汪精卫到了南京,第二天蒋也到了南京。蒋介石在离杭时对记者 发表谈话说:“余此次晋京,个人当然苦痛,然国事如此,亦不能计个人之 
苦痛。⋯⋯当为公义私交而尽力赞助政府,共纾国难。”26 日,蒋介石约汪 精卫晤谈,对汪说:“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织行政院,主持大政, 
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28 日,由蒋介石主持中政会议,通过由汪精卫 任行政院长。
“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临时迁至洛阳。
1932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由汪精卫主持, 
讨论了上海战事,决定对日方针,并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 长。18 日,蒋介石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拙,许身 
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 这样,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后过了几十天又重新上台了。蒋介石不仅收服了 
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他自己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 的“蒋委员长”。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898 页。
第三章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一、国民会议


中原大战结束后,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在表面上都归顺于蒋介石。蒋介石 为了在法统上制造剥夺反蒋各派借口的依据,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会议正式在南京开张。 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致开幕词。他认为训政时期已经开始,召开国民会
议的目的“在于和平统一救中国”。他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 冯阎军事告终,我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者且倍于此,民 
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 无论矣。⋯⋯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怎么来完 
成训政时期的任务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 解”。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 
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张党治者有 其二。”接着,蒋介石详细地论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 
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 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 
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 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 
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 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 
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 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 
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 为之预期,但断其不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 
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 
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 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 
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联邦会议政治之弱 点,已充分暴露,而于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 
则发言盈庭,谁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主义之 后,蒋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 
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又说:“今 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很显然,蒋介石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可以消 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 
阀坐大于中原”。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 
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
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 一案》,声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治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 
会议确定了所谓当前最紧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发布了《剿灭赤匪 报告书》,说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 
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中原大战后,蒋 介石已把围攻红军作为重要任务。
国民会议开了十二天,最后由蒋介石致词,向与会者提出了“巩固统一 与完成建设”的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 
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蒋介石 说,这六条的关键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中心点是要全国人国“只须以全力 
维护约法之尊严”就可万事俱成。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 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当时一个宣传法西斯主义的 刊物说:“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恐怖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就到了一个决 
定没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运动是在这种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恐慌, 不论在先进国或在后进国,产生国民经济的不安,社会大众的动摇,以及对 
外斗争的激化等各种危机。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政治上 纷争,扰乱全社会的组织秩序,结果法西斯运动就应运而生,排斥各派,恢 
复秩序。”同样地,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不 能象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刊物所吹嘘的那样“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 
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但也不能说成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面并轰动一时。这种社会基础既有反动的,也有不是反动的。 
归结起来,有这样四个情况: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兴中国来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振兴中国靠什么呢?他们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 
义。他们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突发,老弱的中国被日本实行开刀宰割, 亡国的惨痛刺醒了麻痹的慢性病的中华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奋然愿以热血来 
救国。在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便蠢然思动。”又说:“中国能 够团结,不要说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帝国主义一致来围攻,也有 
力量打退他们。只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团结,却是一个问题。⋯⋯有毅力而 彻底明了事实的志士,都感觉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 
这样,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的对症下药了。”有的人干脆就说:“九一八 暴日的侵略事变,形成了中国法西斯蒂的基础。”
二是南京政权建立后,国内新军阀混战一场接一场,尤其是中原大战, 双方陈兵百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蒙受洗劫,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要求革 
新国民党政府呼声很高昂。靠什么来革新国民党呢?他们认为只有“三民主 义+法西斯蒂”。他们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所受到的社会惰性作 
用使党内增添了不少消极分子和腐化分子,使组织渐渐离开主义而走向没 落”,“三民主义并未实现一丝一毫,然而一批巧于投机的官僚政客们却觉 
得三民主义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弄别种玩意儿了,于是‘宪政’咧,‘民主’
咧,一古脑儿都陈列起来,中国政治正好成了历史的垃圾箱,什么过时货色 都被政客们当作了时髦的政治膏药”。于是,他们就大声疾呼:“现在,我 
们如不愿坐视国民党自然毁灭,我们如不愿中国革命再回到循环衰落的路上 去,我们便应当在精神上在组织上立刻找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帮助中国国民 
党,帮助中国革命;这种新的力量,正就是现在掀动世界的法西斯蒂。”他 们更加形象地说:“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 
才能有生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后,这对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掘墓性的威胁。如何来消除这种致命的威胁呢?他们认 
为:“普及于大部中国的共祸,没有法西斯蒂的阶级协力主义,便无法消除 一般深入民心的阶级仇恨。”
四是法西斯主义的推行,在意大利、德国所取得的“成效”,也刺激了 一些中国人要去效法。他们认为:“法西斯蒂统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主又 
又统一了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现在已掀动了世界,不论反对者的诅咒和 詈骂是怎样的尖刻恶毒,法西斯主义并未因此落入地狱,却是那些喜欢诅咒, 
喜欢詈骂,逃避现实的人一天一天地与地狱接近了。事实总是事实,不论反 对者怎样的富有文学的想象力,富有艺术的理想力,坚硬的事实绝不为圆妙 
的空想所击毁!人类的脑际今后大半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信念不是‘上帝’, 不是‘伤’,不是‘美人’、‘黄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见 
听得到的一句活:‘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上述这些特殊的中国社会情况,正好被蒋介石所利用,蒋介石为了维护 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适应他们阶级和集团内外政策的需要,中 
国封建法西斯主义就应势而登台表演了。


三、把法西斯主义抬到救国的牌位上来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法西斯主义,经过了几个月,“九 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促使了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由于蒋 
介石软禁了胡汉民,导致宁粤对立,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开 张;同时全国民众运动也出现高涨。这样,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台,打出来 
的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也暂时熄火。待到 1932 年 1 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法 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恶浪,把法 
西斯主义抬到了作为救中国的精神支柱的牌位上来。以复兴社及其“中国文 化学会”、CC 及其“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为主体,会同安插在各机关、学校、 
团体内的法西斯分子和鼓吹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一张大的蜘蛛网,施展各 种魔力。他们凭借官方的政治保护与经济支持,建立“学术文化”团体,开 
办书店,出版报刊。什么“拔提书店”、“文化书局”、“前途书局”、“新 生命书店”、“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店”等数十家,遍布全 
国各地,什么《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
《文化建设》、《复兴月刊》、《人民评论》、《汗血月刊》、《前途》、
“《青年与战争》、《老实话》、《社会新闻》、《中国与苏俄》等二百来 种报刊,充斥各个角落。大批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蜂拥般地出笼,从 1932 年至 
1935 年内,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运动沦》、
《法西斯主义之组织理论》、《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法西斯主义运
动论》、《法西斯蒂之怒潮》、《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蒂教育》、
《法西斯斯圣意》、《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浅说》,《法西斯 国家论》、《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以及《希特勒生活思想和事业》、
《希特拉》、《希特勒组阁》、《希特勒与国社党》、《希特勒》、《希特 勒成功史》、《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我之奋斗》和《莫索里尼传》、
《莫索里尼与新意大利》等等。这些翻译和专著,纷纷以“独裁政治论丛书”、
“社会科学小丛书”、“法西斯蒂小丛书”、“国际名人传记丛书”、“初 中学生文库”等等名目出版发行。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法西斯主义 
的文章,就从《社会主义月刊》这个多么好听的刊名的杂志来看,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文章,都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什么《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东 
北问题的世界观及中日法西斯蒂的前途》、《德国政权归希特勒》、《法西 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介绍希特勒》、《青年法西斯蒂》、《论法西 
斯蒂》、《Techn0cracy 与法西斯蒂》、《德国法西斯蒂运动》、《希特拉 传》、《法西斯蒂的技术>》、《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与胡汉民先生论 
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的出路》、《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骤》、《国 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与三民主义》、《德意志国家社会党法西斯下的三大企业联盟》、《从历史 上的国家观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论中国 
法西斯蒂应采取之策略》、《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期蒂的组织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协作经济理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等等,还有什么《暴 力论》、《独裁论》等等。以上这些还仅是《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上的若 
干文章,可见这个刊物是实实在在的“法西斯月刊”。与此同时,蒋介石还 组织了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派人前往受训。1933 年 7 月,蒋介石派宋 
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去意大利见墨索里尼。墨对宋说:“意大利再生之经验。” 当有可为中国参考之供者。宋说:“中国最重视贵国之经验。”1934 年春, 
蒋介石派郑介民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 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 
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对德、意两个独裁统治 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晋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 
欧洲回国,蒋介石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 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蒋介石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 
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当时上海的报纸公开报导:“蒋介 石的蓝衣社,聘请了二三十个德国人,作为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员。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提出“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 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 
以后,集团以重心始终未能为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 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 
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以感散慢,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 
确规定领导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 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输弼。”决定修改总章,增加“总裁”一章,
“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 总理之职权。于是就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是“合法领袖”。中国的 
法西斯分子借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威信大增之机,大肆叫嚷服从蒋
介石的独裁统治。1938 年 7 月陈诚发表了《领袖的真谛》的讲演,说:“最 近十年来,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蒋委员 
长;他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国民党总裁,也是全民族所一致信仰、一致 服从的领袖”,“只有竭诚拥戴领袖,国家才有办法,民族才有出路”,“领 
袖是整个国家的意志的代表”。在《真谛》一文中,详尽他说了为什么要服 从领袖?领袖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才算真诚的服从领袖?最后在结论中说:
“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智慧、甚至生命,忠实地贡献于领袖,鞠躬尽瘁, 终身以之,随时随地,对人对事,以领袖之心为心,以领袖之行吉为行事之 
法则,做他的手臂,做他的股肱”,“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象欧 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 
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 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 
因为领袖就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的幸福,领袖成功,便是国家民族的成功, 所以在这个总目标下的一个牺牲,便是成功之成仁之高尚的行为。”在当时 
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更是有许多鼓吹三个“一”的新鲜语言。他们说:“现 在,中国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如果要找到出路,唯有以三民主义为体, 
法西斯主义为用。这样,中国民族才有复兴起来的希望。”“只有国民党才 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一法西斯蒂的运动使命来!”“多数的民族和党 
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 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 
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着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形态更完备化了。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 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 
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 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怎么 
个“强化”法呢?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即唤醒三民主义,要发扬“党 德”,即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一个唤醒, 
一个发扬,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即所谓“巩固党基”。在五中全 会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抗战以来,国民党即以已转入第二 
时期,“吾人既深切明了今后责任之重大,即须使本党之基础更加稳固,而 本党之基础,实建立于党魂、党德、党史与党纪之上。凡我同志,应首先坚 
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挥党魂,砥励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 实凝固本党之精神,所有本党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 
中,本党同志应如何虔诚研究,努力闻扬,总理于精神教育中,更扬示智、 仁、勇之三达德,本党同志应如何相互勉励,躬践力行,至于本党党史,为 
本党数十年来总理及本党先烈所共同为党努力之历史,亦应如何加以爱惜保 持,以谋进一步对于党之贡献。党的基础稳固,尤有赖于严明之纪律,盖党 
的纪律,为一切组织及工作所由维系,党员对于党之忠实,以及对于工作之 成就,胥有赖于党的纪律为其最高约束”。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 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限制异党活



①  《社会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7 期、第 11 期。
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 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反共反 人民的文件。
同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 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不象在国民会议开会词中那 
样公开打出中国要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而是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了,把法 西斯主义披上三民主义的外衣。虽然在演讲中,蒋介石在否定民主主义、共 
产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所揭示的 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这三种主义皆 
有缺点,而且他的内容是很不完备,譬如共产主义,他固是重视经济,近于 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 
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 民权和民生主义,而且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并且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 
益,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至于倡导民主主义的政党,就一般国家而言,他 们虽然是注重民权,而以全民利益相号召,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气味太重, 
不能给民生问题以完满的解决,而且现在所谓民主主义,对于选举方法,极 不平等,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权主义。所以这些政党的政策,都可以说是偏而 
不全。”虽然在讲演中,蒋介石一再宣扬三民主义,他说:“惟有我们总理 所创造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益一切,把各方 
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实际上,蒋介石在当财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形势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继续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来一个招牌换记,抛 
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膨胀三民主义中 某些落后的东西,构成了蒋记三民主义体系。
蒋记三民主义实质是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 里面是法西斯主义的货色。1939 年 3 月 12 日,蒋介石在重庆制作了一张“三 
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分为六个部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我 所制的这一张表,大体上分为六部分。(一)是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 
理思想的出发点,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主义的本身;(三) 是革命的原动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实行的程序;(六) 
是最后的目的一一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在《三民主义 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中,蒋介石具体解释了他划的这张表:
关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认为是“民生哲学”,它“既不偏于 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 
真实意义。”在字面上,蒋介石虽然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视同仁,他说:
“中外哲学史中,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其一是唯心史观,其二是唯 物史观”,“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 
真实意义。”即使在字面上,蒋介石借用孙中山的话,道出了三民主义的哲 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货色。在《程序》中有这么一段 
话:“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 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 
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 就是这个道统⋯⋯’。”于是蒋介石就说:“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 
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关于主义的本身,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情、法、理”的体现,‘民
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此话怎么得出来的呢? 蒋介石有一大段解释。他说:“依照三民主义,在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 
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量造成的,所以 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感情。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 
是全民政治—一即民权主义的政治;最规定各个国民的业务和权利,就全靠 法制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 
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互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 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 
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由此得出:“以提高民族感情, 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 
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 关于原动力,蒋介石认为是“诚”。他说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提出所谓
“革命的原动力”是“智、仁、勇三个字”。第二层提出“智、仁,勇三者 之中,特别以仁为最要”。第三层提出“归结其总的原动力”是“诚字”。
“诚”是什么呢?蒋介石说:“至于整个的‘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 执,贯彻始终’的意思。因为唯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 能牺牲。”所以蒋介石认为“无诚不智”,“诚通于仁”,“唯诚乃勇”。 
第四层提出“力行”,“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的革命的原动力,我 们还要能够‘力行’”,力行什么呢?蒋介石说:“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 
关于方略、蒋介石突出了一个“党”字,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 所谓‘以党冶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
起责任。” 关于程序,蒋介石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加以具体化,使其更符
合他的口味,认为当时“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的工作”。 训政时期怎么搞法呢?蒋介石说:“应该包含五项建设,就是(一)心理建 
设;(二)伦理建设;(三)社会建设;(四)政治建设;(五)经济建设。” 这里面货色就很多了,什么“忠孝仁爱情义和平”,什么“组织保甲及社会 
法定团体”,什么“平均地权工作”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总之,蒋介石在演讲中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旨有缺点,而且他们 的内容很不完备”,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 
丝毫偏颇之弊”,是最“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进而,蒋 介石就开出了他的“药方”,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 
主义”,按照他的“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 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石授意陶希圣用他的名字发表了《中国之命运》 一书,把他的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本书从哲 
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对内对外的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 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这本书的目录是: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 革命的起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第五 
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及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 题,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第八章中国的命运与 
世界的前途;结论。全书的核心是第七章。在这一章里,蒋介石明确提出了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怎么个“内政” 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 
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思想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 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 
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 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他吹嘘这种主义
“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 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的国民党,他吹嘘这 
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要“来开创, 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
“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另一面主张:”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 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 
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 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 
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 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 
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 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 
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 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 
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革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 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 
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 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 
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 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 
介石在第七章里将他“内政”主张“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 国之命运的药力。
围绕着第七章这个核心,蒋介石在书中歪曲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用法西斯的民族血统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自吹要担当 
起“再生”国家的责任;歪曲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历史,处处颂扬他自己 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吹嘘是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 
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一句话,论述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蒋介石是过 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把它作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搞了几个 研究大纲,列了一大堆参考书目,供中学教师、大学教师讲授和大学教授研 
究之用。这本书的发表,标志蒋介石的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更 加完备了。
这样,蒋介石就把法西斯主义经过一番打扮,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 的国情结合起来,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而抬到救中国的牌位上来。
第二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一、连续“进剿”的失败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 1929 年 6 月 22 日就今国 民党驻漳州的张贞,“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 
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兄肃清全闽”。第二年,1 月 23 日又致 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 
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闽也可。”这一年 8 月 2 日,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
“速集所部,尅勉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 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 
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 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 
督办公暑,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暑,以徐源 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 
军队,筹划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 围攻。
1930 年 10 月 23 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 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 
赣三省“会剿”会议。11 月 2 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 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 
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 电告该两区”。4 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 
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 机。限鲁主席于哿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上下游,限定五五师于删日前克复 
景德镇,勿误。”12 月 2 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 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 
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5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
《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9 月,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 划。词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 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瓒)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 
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 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入赣“协 剿”。早在 7 
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 
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 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之旅(旅长周志群, 
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有六个 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 
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 12 月 20 日改称为第二 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 
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
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
(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 南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 
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 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 
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第三是各路 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陂后,限 20 日(1930 年
12 月下旬)推进至宁都。25 日前进至于都。第二十四师限 15 日到达东韶, 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 25 日推进至石 
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 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红军后,限 20 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 
新编第五师留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 20 日到达。新编第十三 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各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 
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 20 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 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 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 
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说:“你马上开回江西,江西之匪羽 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詠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 
肃清。”另一面没有等蒋光鼐、蔡廷锴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2 月 16 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 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六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 
师在吉水,张辉瓒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 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 
张辉瓒(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 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我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瓒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 12 月 20 
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
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 21 日才 迫近东面,适遇大雾,误认公师为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 
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瓒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 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瓒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 
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 日到达龙岗, 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27 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尤 
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瓒和王 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翼侧也不防备。我红军 
就由戴旅左翼迂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 到歼灭,张辉瓒、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 
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打死,到了黄昏,也全 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败讯也后撤。蒋介石 
在南京得到张辉瓒被我打死的报告,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的“悼念”:“呜 呼石侯(张的别号),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瓒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
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军各个击破。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 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在战报中说 
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 动。后奉命,于 12 月 3 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及, 
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 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凌乱,到了 
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 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 1931 年 1 月 5 日发电南京、南昌报 
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 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 
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 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蒋介石接 此电后,在 6 
日即给谭打了一分回电。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同谭还有一些交 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蒋在回电中说:“微电 
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 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扡。”谭败后,移驻高安,不 
久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 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
1931 年 11 月 2 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 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戟)蔡(廷锴)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 
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 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 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 
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控,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 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 
蒋光鼐、蔡廷锴说:“张辉瓒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咏安兄拟令戴师 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等更应乘匪共 
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 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 
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 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 
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 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 
石报告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在回电中说:“十 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使张皇失措,何胆小 
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 
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 年 2 月 10 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 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 
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 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
(蒋光鼐)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 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
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 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钰、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 1931 年 5 
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 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 
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 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戎 
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耍戴岳写了一 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 
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二十八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 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 
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 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握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 
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 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 
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 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等政 策措施。
1931 年 4 月 1 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以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陂、
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等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 
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 和左路配合。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 
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 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 
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 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
“对红军谈虎色变”,于是”深沟高垒,筑成堡塞”。5 月 16 日,公秉藩师 进至东固,遭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 
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京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 石一面复电,说先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京面谈; 
一面电令王金钰等调部增援,17 日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 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 
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 日又电令蒋光鼐等说:“昨电谅达,公 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 
攻,兄等务照昨电所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 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 
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出,有进无退, 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 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 
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
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 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 
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热烈,孙是受宠若惊。孙 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 督办。1931 
年 4 月 1 日,孙部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很得意,认为:
“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 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 
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 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 
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 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 
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 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 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5 月 10 日,占领了广昌、 
头陂、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入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 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 
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 月 27 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 玉受重伤毙命。30 同,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入赣协击 
的朱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 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 
调嫡系部队入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 年 6 月 7 日,蒋介 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 
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 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 
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 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 匪告全国将士书》。14 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 
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 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 
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
“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 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尤岗以 
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之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 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 
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 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各路进击 
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 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 
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具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 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 
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 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 年 6 月 20 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 日,举行
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 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 
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 永丰往南,左路更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 
长驱宜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此, 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 
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 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 
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 月 1 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 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 及黄陂、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 
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 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狼奔豕突地向 
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
(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路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 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 
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 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 
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陂方面突进。蒋介石 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 6 月 22 日,蒋介石致电朱 
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 告毛、许、周各师长,此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 
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 日,蒋介石 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表忠的电(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 
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 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 
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请弟审慎出之。”7 月 2 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 
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 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 
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 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 
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 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 
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 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 
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 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 慎之。”15 
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 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 
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
为要。”19 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 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余容续详。”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 
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 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务,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 
师派宁都部队务于廿二日以前到达。”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剿匪宣 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六月 
廿日由京入赣以来,即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 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 
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年攘外”的旗号。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 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 
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 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修案必无由而生, 
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放不先灭赤匪,恢复 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 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 
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①30 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 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 
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 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 
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陂、 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 
剿”就在“九一八”后以修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 更大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确定这次“围剿”的 
整个步骤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我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 后全力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这种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 
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的目的。
1932 年 5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 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三省
“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 为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 
路军司令部设在信阳(后移广水),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刘峙为副司令, 下辖六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六安,由李济深兼总司令, 
王均为副司令,下辖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两路合计有三十万兵力。4 月 7 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在 地)。18 
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 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等人自南京前往参加,并有三省
“剿匪”总司令部数十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 分军事”的“剿匪”方什,“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 
三省匪军着手”①。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



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2。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 心之皖西根据地之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 
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 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 
犯。同时,蒋介石拟定一个“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 零,以正击奇。”②在此前,蒋介石接到了徐庭瑶、陈诚、曾万钟、何成浚等 
先后电告所谓“匪势猖獗”,并作了电复。同时,蒋介石又专电各地将领。4 月 12 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六霍匪情,非我七师往剿,必致弥漫皖北, 
请兄即照前令如期进剿为要。”6 月 8 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李济深说:
“兹决派第十四军与八十七师到汉口,第九师到蚌埠,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 匪,再剿豫皖。而第一、第四师仍先恢复六安、正阳、霍邱之线可也。”同 
日,蒋介石又另致电朱、李说:“中刻抵安庆、定本晚赴九江,现决定第一、 第四、第七与十二各师同时向六安、正阳、霍邱前进,限本月廿日以前确实 
占领渒河两岸地区。”6 月 28 日,蒋介石再次到武汉加紧部署。7 月 2 日, 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指示:(一)注重守土责任。(二)县长应具 
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③3 日,“召见鄂省地方豪绅,垂询意见。”④12 日, 蒋介石又亲自召开湖北省所属各县县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他说:“今天, 
集合湖北的县长于一堂,就是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 模范省。”蒋介石还提出“剿灭赤匪”的方法“不要注重到军队,完全注重 
人民;要拿地方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来维持地方,剿灭赤匪”。在训话中又 大肆吹嘘了曾国藩、胡林翼如何“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要县长们效法 曾胡的精神。7 
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 剿”部队的将领是龟报频繁,调兵遣将。7 月 15 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 
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 月 20 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 
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 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 
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 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 
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第十三师 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 
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催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 月 22 日, 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 
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 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 
平定,以慰廑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围剿”。还在 1932 年 4 月 16 日,蒋介石在复陈诚的电报中已确定对我中 
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军事头目:“已定敬之为江西总司令,陈伯南为副。”
5 月 1 日,何应钦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部,拟定了“围



②  《蒋总统年表》第 154 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 1991 页。

④  《蒋总统秘录》第 1991 页。
剿”的方针和部署。总的是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 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 
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 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其 
部署是将赣粤闽湘边区划分为九路,全赣又划分为六区,先事“清剿”。“围 剿”部队分为三路,中路军陈诚,左路军蔡廷锴,右路军余汉谋。这一年年 
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 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12 月
25 日,蒋介石致电曹浩森说:“中今日到沪,明日赴杭,请以中正名义以分 别代电前方各军师旅长努力清剿。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 
剿赤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 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 
安内,何以攘外,必陷迸退两难之境。希深明此意,耐冻忍昔,完成剿赤抗 日之全功。”26 日,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倭寇侵热北犯,其期 
在即,如赣南匪剿不早日击破,则到时内外并顾,更陷不利,如十九路军能 早短期内进逼瑞金,则陈伯南部必可由筠门攻会昌与干部,十八军即可由南 
丰、黎川进宁都、石城,未知兄处最快何时可以实施?”同日,蒋介石又致 电陈济棠说:“兄清匪计划与中完全相同,倭寇北侵,不过时日问题。枚又 
不能不迅速准备,尤望于赣南匪巢早日肃清也。”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更彻底 地反映了这一反动思想与决定。他说:“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 
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 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 
不计暇计焉!”①
1933 年 1 月 1 日,陈诚带领的中路军在北方展开进犯。当时蒋介石的战 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三路分途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 
剿,置主力于中路。具体的:“1、中路军之第一(罗)纵队、第二(吴)纵 队、第三(赵)纵队,分别集中于宜黄、临川以南之龙骨渡及金谷地区,向 
广昌、黎川进攻,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地区而歼灭之。2、左路军,负责闽西 北自崇安、邵武、永安、龙岩地之肃清,维护境内交通之安全,防堵共军向 
闽北窜扰,并协同中路军进击光泽、泰宁及连城等地。3、右路军,负责闽西、 赣南、粤北边区,自永定、上杭、安运迄赣州一带零星共军之清剿,并维护 
交通安全,及防堵共军向南窜。4、如共军主力向临川,或向闽北建阳一带, 或向赣南瑞金移动时,另按指导要领行动。各部队统于六月六日前集中完毕。
5、航空第三队则以南昌为基地,与各路地面部队配合作战。”①27 日,蒋介 石由南京前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30 日,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 
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内心的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 个江西革命青年。”31 日,在南昌举行了“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 
匪”的作战计划。2 月 6 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 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一方面是日军于 1933 年 1 月 3 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



①  此为蒋介石 1932 年 12 月 9 日的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001 页

①  (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68 至 269 页。
危机加深,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蒋介石 在 3 月 23 日打给何应钦、黄绍竑的电报可以集中的反映出来。电文说:“此 
次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 可否清商两广与闽光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 
一致对外也。”蒋介石也深感抗日与“剿共”两头顾不上。他在 3 月 27 日给 何键的电报中说:“中刻回京,闻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 
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诿御,故不能兼顾剿匪, 未知兄能赴赣督剿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否?如能毅然慨允,则南顾无虑,公 均感矣。”
另一方面是“围剿”的国民党军队遭我歼灭。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 说:“中路军第一纵队罗卓英指挥官奉命由乐安进击围攻南丰之共军主力, 
乃命所属第五十二师由乐安经蛟湖的黄陂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 近集中,嗣该两师为共军假情报所欺,于二月廿七日进人乐安以东山区之蛟 
湖、霍源地方,分别中伏,与共军主力第一、三、五、七军团激战两日,双 方受创甚重。”①实际上,在黄陂登仙桥地区,陈诚昔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 
五十九师遭我红军主力全歼。3 月 4 日,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与打气。 电文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 
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 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 
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惟有踏着我 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 
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 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 
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 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剿匪战史》又说:“中路军 
陈总指挥决心向赣南挺进,仍以第一纵队为主力,将第五、九两师配属该纵 队,先行进剿招携太平圩之共军。第十一师受命为先头部队,于三月二十日 
午后经东陂攻占草台岗,入晚因山路崎岖,乃露营于霹雳山一带,然国军之 企图及行进路线事先已为共军所侦知,乃在该山区集中主力围攻第十一师, 
并切断与第九师及五十九师之联络。经激成至二十一日二十时许,十一师余 部方转进至黄陂附近收容整理。”实际上,在东陂草台岗,第十一师全线崩 
溃,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全师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当时陈诚在电话 中接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报告时,震惊几乎晕倒。陈诚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 
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说什么过去十一师只有个人带伤 服务,现在要“集体”带伤服务,以“报仇雪耻”。


二、庐山训练


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 下,蒋介石不得不于 3 月 6 
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 的呼声弥满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 
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十一师的师长萧乾



①  转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70 页。
就曾慨愤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就医,不敢抛头露面, 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 
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到了这一年 4、5 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逐趋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我革 
命根据地的“围剿”。4 月 24 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 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25 日,在南昌科学馆对 
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 次“围剿”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 
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 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 
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 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 
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伯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 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 
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今 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 
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 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 
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 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
“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 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 
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夏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 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优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 
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 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 
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 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 
未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 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 
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 地。”蒋介石在报告中十分露骨地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象是从皮 
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年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 腹之患。因为这个年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 
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 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 
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 情绪。5 月 13 日至 17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 
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 所谓国父纪念周上作报告说:“江西完全匪化者六县,人口三十万,民国十 
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彼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 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 
南昌科学会馆对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 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 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 
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闽边境之左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 署。6 月 2 月,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牯岭会议后赴南昌。8 月,在南昌行营召 
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 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①。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 
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 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 
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
《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八个 报告。在这连篇累赎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 
的目的。蒋说:“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 们可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 
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 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 
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 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 
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 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 
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 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 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 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 
年的夏天,廿三年仍继续办理。廿四年蒋先生入驻四川,就改在峨嵋山训练。 廿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廿六年,重 
新恢复。廿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 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他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 
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 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 
陶镕,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 交相火井的夙隙前嫌,不翔然而然的消弭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 
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 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 
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 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 1933 年和 1934 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 
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 1933 年 7 月开始,9 月结束, 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七千五百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 7 月 11 日对教官顾问说:“这 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097 页。
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 治工作”等要目。1933 年 7 月 18 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 
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 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 
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湔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 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 
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 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
‘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 命”①。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 月 22 日、23 
日、24 日、31 日和 8 月 3 日、4 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8 月 13 日, 
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他说:
“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 神。具体他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 
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 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 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匪,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因为土匪不仅 
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 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义廉耻, 
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 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 
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业!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 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不让他们 
始终陷在匪区沦为禽兽,所以我们剿匪就是打禽兽!打禽兽的目的,一方面 是要消灭禽兽,一方面是要救济我们的人民,不让再被禽兽来压迫,一天一 
天禽兽化,要使他们赶快获得一条光明大道,重新来做一个人!这就是剿匪 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接着,在 8 月 14 日、15 日、20 日、
22 日、27 日作了五次专题讲话。9 月 3 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 与军乐之意义》的训话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 
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 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接着,在 9 月 10 
日、12 日、17 日、18 日、21 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 本》。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 
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 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 
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 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又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 
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 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 
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使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101 页。
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 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 
能心志坚宾,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 话中,蒋介石特《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曰“救民”,《手本》 
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 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 
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 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 
果国家的年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 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 
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救国之危 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年,安 
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曰“气节”,《手本》写道: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 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同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 
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功一个禽兽 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 
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 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 
天职。”“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 德,併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将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
‘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积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 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曰“智 
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儿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枭张,我军 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 
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 犯难,缒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 再说:“我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 
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 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 
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 1934 年 7 月开始,9 月结束, 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 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己基本得手,所以 
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夏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 年 7 月 9 日, 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
“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 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 
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 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
“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足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 义豹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戎们的中华民
族固有的八德——‘忠学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 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门新生活运动中 
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春这个礼 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
9 日、10 日、11 日、16 日、23 日、24 日和 25 日,作了十次讲话。8 月 6 日, 
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团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 他说:
“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 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灵魂!亦就是要先提高我们军人的人格, 
再来提高我们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新的生命,来创造 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 
所手创的三民主义。”从 6 日至 8 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五 次讲话。8 月 25 
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 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 
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 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决”。9 月 9 日,第三期开 
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 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 
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 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 
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 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 
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 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 介石在 10 
日、11 日、15 日、17 日、18 日、23 日、24 日、26 日和 27 日作 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二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 
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 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 
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 
的领导与指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 
命。蒋介石在讲活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 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 
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
“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 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当然,在精神教育中,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 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同时,也应 
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象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 咬牙切齿地、满嘴的反共言语。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
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 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 
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 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 1936 年 7 月 9 日同斯诺的 
谈话中也认为:“1934 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
‘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 时期。”①


三、第五次“围剿”的得手


1933 年 8、9 月间,蒋介石完成了“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 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三路,北路军为主力。8 月 16 日,他致电熊式 
辉、贺国光说:“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 序列:总司令刘峙②,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三个或四个纵队,以卫立 
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第三、第九、第十、第八十、第 八十三各师由卫指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三、第九十四、 
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各师由陈指挥,第六(现暂列入薛路)、第四、第七十 九、第八十九各师归赵指挥。此外薛路照另电先编。至后方守各部队,第二 
十一、第五十三、第五十五、第八、第二十四、第二十六、第九十二各师与 河南三十五师皆可调用,而二十五师与四十六师则移驻富田,至吉安防务届 
时另派西路军十八与五十七或七十七师进驻也。并催西路军如期完成使命为 要。”9 月 10 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 
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 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 
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 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否决心也。并以此意转勗各师官长为要。”
10 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略。“他 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 
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部队对付十万红军正规部队) 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①“过去围剿,是以传统战法对付共军之运动战,每 
轻用攻击战术,乃致孤军深入,常招致各个击破之后果,如第一次围剿龙岗 之战,第二次围剿广昌之战,第三次围剿黄陂之战,第四次围剿蛟湖、霍源 
之战,皆蹈同一覆辙。第五次围剿乃改采‘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战略指导, 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发 
挥了‘步步为营’与‘严密封锁’宏效。”②事先,在 7 月 28 日,蒋介石就 致电贺国光通令各总指挥军师旅团长说:“清剿各部到处以修堡筑碉为唯一 
要务。”8 月 6 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匪部将来必西窜, 对赣江西岸之碉堡设计及实施办法,务希速定。并指定负责部队,并限期筑 
成,派员督促,凡封锁之碉堡,其防守兵力最大限不得过二连。如大市镇则



①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71、72 页。

②  在《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一书上说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

①  《红色中国杂记》第 74 页。

②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509 页。
督筑围寨,责成保甲办理。而省政府助其械弹与指挥训练之员负责指挥为 要。”9 月 10 日,在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文说:“永乐与吉水间 
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勿期 完成,勿议。可见,蒋介石是把“碉堡战术”放在首要的位置。10 月 17 日, 
蒋介石以战守字第 213 号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要。北路军根据行营“围剿” 计划,下达作战指导,第五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正式开始。
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按照国民党的讲法,分为两个阶段,以 1933 年底
“闽变”为界,从 1933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 月为前期,1934 年 2 月至同年
10 月为后期。 在前期,主要战役有:资溪桥附近战斗,这是第五次“围剿”开始以后
的第一次重要战役,“已发挥出碉堡工事之显著效果”。1933 年 12 月 14 日, 
蒋介石急电告蒋鼎文、刘和鼎、赵观涛说:“我军昨日已占领资溪县城。匪 军死伤极重,特闻。”接着,黎川、南丰、硝石地区战斗,切断了我中央革 
命根据地和福建西北根据地的连接,包围圈逐渐缩小,南丰、宜黄间战斗, 使广昌处于危急。“闽变”发生时,北路军抽调十一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人闽,
“第三路军仍以主力继续进剿”。在后期,“闽变”已平定,蒋介石再以全 力继续向赣南闽西进剿,给前线头目的电报十分频繁。1934 年 1 月 29 日, 
蒋介石致电刘和鼎、冷欣说:“自廿五日起,匪伪一三五七各军团昏回泰宁 附近,与我阵指挥所部在樟村、横村、王村、毛村一带激战。望我闽北部队 
迅速恢复沙县,井向建泰方向努力前进,威胁匪之侧背勿误。”2 月 22 日, 致电熊式辉、贺国光,“指示沙溪既已占领,应即向永宜以南地区推进”。
25 日,致电顾祝同、陈诚说:“十八军占领荷田岗后,其主力先向杨林渡、 白舍、罗坊一带伸展为宜。不必向石嘴方向急进,以免攻坚,如能先占白舍、 
罗坊,则南丰与广昌公路即可开始修筑,将来南进更易也。并望限期进占白 舍。”2 月 25 日,致电在闽的蒋鼎文、卫立煌说:“第三、第九师务于本月 
杪集中漳州,准备下月东日由漳州向龙岩前进,预定鱼日到达龙岩城,为要。 漳泉、永莆一带如何部署,即由俊如兄负责处置,详复。”3 月 1 日,致电 
汤恩伯说:“匪一三五九各军团主力已于宥日由康都向广昌退窜,兄部应乘 占领沙县之胜,从速急占泰宁,期与我黎川、德胜关之第五师及熊村、金坑 
之第十六师联络。”13 日,又致电顾祝同、陈诚说:“推测匪情,其在枫林、 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 
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阵地,作成持 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
15 日,致电刘和鼎、汤恩伯说:“此次我北路军南丰前方三坑东华山之役, 匪部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各军团集其全力来犯我阵地,自真至寒四昼夜, 
卒被我军消灭过半,生俘二千余名不计外,其在阵前遗尸未收者尚有三千余 具,则其死伤之大可知。从此匪胆已寒,不难如期聚歼,一鼓荡平,尚望我 
各路军将士一致奋起,努力猛剿,早奏肤功,完成大业,有厚望也。”4 月 9 日,陈诚部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重要基地广昌进犯,经二十天的 
反复冲杀,至 28 日占领了广昌。5 月 1 日,蒋介石致电蒋鼎文说:“广昌既 已占领,此后朱匪主力必向东路袭击,望迅将旧县与新泉碉堡线完成后,抽 
各师主力速筑龙岩至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连城逐步推进,故此时进展不必 过急,但龙新公路务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删日完成通车。各师筑路部队应分 
段定时与工程期限,皆应由总部负责规定令行,并随时督理毋使延误。”16
日,建宁被汤恩伯部所占。同时,沙县、永安、连城亦先后被东路军所攻占。
8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顾祝同、蒋鼎文说:
“东北西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东路军到达长汀城,北路军到 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之线,为要。进剿部署与日程,盼详告。”10 月 4 日, 
又致电贺国光转陈诚说:“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使罗纵 队主力急转千头肢,迅占胡岭嘴,使与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 
时以汤纵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俟石城占领,即可转移兵力, 不致误时也。”6 日,石城被占。接着,古龙岗、兴国也被占。至是,瑞金 
屏障全失,已构成了合围的态势。南线之药门岭、上伉亦被占。筠门岭为一 分水岭,扼闽粤赣三省要冲,筠门被占,会昌不能守,而会昌与瑞金相连, 
会昌一失守,瑞金也决难保存。闽西方面,要地上杭被占,长汀难保。上杭、 长汀为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仰给所在,赣南的物资多依赖上杭、长汀供给。 
上杭既失,长汀动摇,实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极其严重的打击。10 月 9 日, 蒋介石致电陈诚说:“欲促进战局之以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 
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 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邱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 
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绍八与八十八两 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回广昌以甫地区也。”18 日,我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始向西战略转移,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在
1934 年 9 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的“围剿”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 飘飘然。10 月上旬蒋偕宋美岭下庐山人华山观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 
太原、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的军政头目,争取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对 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10 月中旬,他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 
知我中央红军西移,匆匆赶回南昌部署善后处理。当时他十分得意地说:“不 问红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 
说:“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围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 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这时, 
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1、综合最近各方情报,匪之西窜之路线似由会昌、 信车、安远间经大夷以南,再向西北走湘南、桂阳、汝城,沿湘粤边境,越 
湘水入川南,乃无疑义,其突围部队必系匪第一、第三、第五等军团之主力, 而留置杂色匪部于赣南老巢。其军攻匪首心随之流窜,堵截之法淮迅速油集 
部队于南雄、大庾、信丰及桂东、汝城一带,迎头痛击,于湘南赶筑碉堡, 训练民众,坚璧清野,以逸待劳,勿使获得喘息。2、北路军应迅速乘机将守 
备部队除必要者外,一律推进构筑兴国、宁都、干部、赣州之线碉堡,否则, 如待进剿部队先予构成再行接替,未免延迟过甚。3、以现势观之,匪已西窜, 
如由进剿部队追击,不但鞭长莫及,且亦不可能,此时对军队本身及环境观 之,可令周浑元部就近准备追击外,其余实有整理并从速肃清散匪之必要。4、 
为摧毁赣南匪之根基计划,应划赣为特别区,派遣能员负责,注意小学教育, 以期改善儿童心理,对无主土地,应给予平民,或补偿因修路损失之民众: 
再交通网亦应继续完成,庶为将来军事政治推进之基础。”①介石采纳了阵诚 的意见,一面命令抽调的部队,进行追剿;一面对我革命根据地被占领的地 
区实行“绥靖”。10 月 26 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薛、周两



①  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570 至 571 页。
纵队集中后,如赣南匪主力军越赣州信丰之线时,应即以周纵队,取直径向 郴州未阳之线,薛纵队向宝庆、永州之线进出,先将行军日程与运输计划详 
细规定,以免临时仓促。”31 日,致电陈济棠、白崇德、何键、顾祝同、蒋 鼎文说:“赣南匪部已由赣州与大庾之间向西逃窜,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 
类。而且国亦难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 真正努力,均将于觇之。即就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乎此。望切告各 
将士努力截追,期获最后之胜例。兹特责成伯南、芸樵。墨三诸兄务将西窜 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 
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同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 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 
出二十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 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同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吴奇伟说:“此次追 
剿,为民族与革命存亡成败之所关”望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 获最后之成功。”与此同时,南昌行营在 11 月 21 日,对赣闽西省的“绥靖” 
作了部署: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孙连伸、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 源、余汉谋、张锁、赵观涛为第一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陈诚为驻赣预备 
军总指挥,辖四个纵队。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刘和鼎、卫立煌、李延年、 王敬文为第九至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而且规 
定这个绥靖部署自 12 月 1 日起施行。11 月 24 日,又以命令规定并说朗绥靖 
计划。还将瑞金、石城等六个县划为特别政治区,拟具所谓《施政建设纲要》。
当时蒋介石最怕我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和贺龙部会合,在 鄂湘川黔建成一片根据地。于是,他命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了一个军事 
会议,搞了一个五路进军湘江追堵计划,使红军在战略上陷人不利态势。从
1934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 日,蒋介石调集了二三十个师,同我军苦战了 
一个星期,这个时候,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同前线的函电频繁交驰。结 果;我中央红军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向贵州前进。事先,蒋介石 
估计我军可能向贵州转移,在 12 月 1 日致电薛岳、周浑元说:“如匪审黔省, 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 
查询他的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的实力。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 我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
这时,蒋介石想搞双管齐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来掌握西南。蒋介石 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力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踉 
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 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 
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霄在 1935 年 3 月的日记上 说:
“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任率参谋团 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 
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入川,督率川黔剿事,杨秘书 长畅卿皆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①l935 年 3 月 2 日,蒋介石亲赴 
重庆“视察军政,并指挥堵击残匪”。遵义战役失败后,他与宋美龄一起由 重庆赴贵阳,“督剿共匪,实施禁烟”,同行的还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48 页。
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当时蒋介石抱定与我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 图,亲自指挥部队,撇开薛岳,调走王家烈(当时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 
军长,被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我中央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吓坏了 在贵阳的蒋介石。我军过乌江后向云南急迸。云南的龙云拒绝薛岳部进入昆 
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方法,答应龙云提出的各项费用要求,在昆明同云龙 密谈多次,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还口头答应将来成立“滇 
黔绥靖公署”由龙云主持,统率两省军政。当时蒋介石想在大渡河搞一次会 战,策动了十多万部队,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 
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样子。 蒋介石在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 
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 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结果红军强渡了大渡河, 
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结局破灭。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 随着战事发展,于 6 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7 月初又乘汽车由重庆去成都。 
蒋介石一到成都,就给四川的刘文辉一个下马威(因这时蒋的嫡系部薛岳所 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已经到了成都附近,控制了四川局面,同时黔、 
滇两省在“一赶、一买”下也已控制),法办了刘元琼(刘文辉的侄子)和 余松林(刘文辉的同乡)这两个在大渡何等地再三败北的旅长,使川军头目 
不敢不为蒋介石卖力气。蒋介石调集川军主力封锁蜗江,以寻求最后胜利, 召开了川军各路总指挥会议,一面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一面交流作战经 
验,并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区实行坚壁清野。这就是所谓“统 一川军,困死共军”的一箭双雕的阴谋。这时,蒋介石在峨嵋山举办了军官 
训练团,训练川军的头目。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继续,其性质是一样的,
1935 年 8 月 4 日,第一期开张。9 月 1 日,第二期开张。每期受训也是三个 
星期,第一期是训练军队干部,第二期是训练军队干部外,还有政治上、教 育上、社会上、团队警察童子军等各方面的头头。按蒋介石的说法,是“训 
练我们四川各界干部和全体民众”。在两期训练中,蒋介石作了十二个讲话, 基本调子是同庐山训练的讲话一样,进行所谓“精神教育”。要四川的军人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要四川的军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要四川军人“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 
一继续不断的努力”。结果,红军过了草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蒋介 石即径电毛炳文,要他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 
使尽全力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1935 年 9 月 29 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综核各方情报,窜甘向北之匪数最多 
不过三万人,其抢教虽有二万;然子弹缺乏,粮食不继,沿途死亡之数甚众, 而其留子川北之残匪尚有二万余人,其内部朱与毛以及徐与毛、周与朱发生 
内江,各存戒心,是其内心不固,可想而知。此次我军如运用得当、如何在 甘境内照现在之部署节节戳击,使其首尾不应,各个歼灭也。对于桃河沿岸 
之布防,此时更应严密,不可以其先头已窜武山陇西之东,而对洮河疏忽也。 将来匪之主力或仍沿洮河两岸至渭源。临洮之南地区,再转向东北之公算为 
多,枚此时我军应仍在蜗县、定西多集兵力,调制向陇西、临沈一线以东及 其以南地区,作随时可以出击之准备,”结果,蒋介石这步追堵计划又披红 军打破。10 
月间,江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突破平凉、固县间马鸿 逵部及东北军骑兵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脸利到达吴赵镇,蒋
介右虽然在 10 月 1 日致电张学良说:“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上万人,仅毛 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 
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截灭,望即令朱、十 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特地多制白 
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但蒋介石的这一切打算与行动 都无济于事,追剿红军的计划失败了。1935 年 9 月底,蒋介石下峨嵋山时, 
心情忧郁,暴躁异常。他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
第三节  CC 派与复兴社


一、CC 派的活动


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不仅仍独揽军权于一身,而且也大抓党权, 自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副部长,陈立夫为机要秘书,为着巩 
固其个人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及排除其党内异己势力,就授意二陈扩大 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①,在南京组织“中央俱乐部”,团聚亲蒋的力量。 
困此,则形成了以二陈为领导的 CC 派②。CC形成以后就设立秘密的特务组 织,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调查科,各省党部设调查股,县党部设调查干事, 
由叶秀峰、徐恩曾先后任调查科科长,主要人员有张冲、濮孟九、张国栋、 顾建中、徐兆麟、郑伯豪、齐松云、刘青原、冯思定、刘大刚、任洪济等十 
八人。调查科成立后,设立“长江通讯社”,收容各大报馆记者,广罗通讯 员,并在津沪各地建立秘密电台,发展组织。
CC 除了它的核心组织外,还有一批外围组织。 一个是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
在 1932 年前后,二陈为了加强对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秘密指示各省市 党部委员中最亲信的分子,以特别忠诚地拥护蒋介石、巩固党的所谓领导作 
用为借口,挑选党员中的所谓“忠实分子”。另行编成特别小组,对各省市 的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并各在自己所参加的区党分部及工作单位中起领导 
和影响作用,这批“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 据说,这一部分人员的表册,除另行登记保管外,还备有一副册报蒋介石核 
阅。其所填写的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誓词内容则主要是表 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拥护,一切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命 
令是从,而且终身以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表格上还须有 介绍人二名亲自签署,以表示郑重负责,誓词之读后也必须由本人和监督人 
亲笔签署,然后上报存卷。一般的监誓人是由二陈所指派的各单位负责人担 任。这个组织的活动,对内是发展人、监视人。所谓发展人,就是秘密联络 
拥蒋、拥二陈的分子并介绍其人会。所谓监视人,就是监视一般党员行动, 向上反映情况或告密。必要时,这个组织要接受二陈和省市头头所支付的临 
时任务,充当某个运动的应声虫或拉拉队。对外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如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传播反动宣传及其他种种破坏革命的行动;对国 
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展开斗争,如同复兴社、改组派、大同盟等的互相倾轧、 互相排挤。
另一个是以文教机构或社会团体为主的各种组织。当时主要的有:北平 和河北的诚社,山东的学行社、建国中学派,山西的平民中学派,湖北的十 人团,上海的 
S.s(上海会社),江苏的五友社,等等。
当时 CC 主要是企图控制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两个部门。这是因为民政 部门可以安置人,教育部门可以奴化人。二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 
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国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保荐县长,又可直



①  浙江革命同志会于 1926 年由蒋介厂、张静江、陈果夫、等在广州成立。
②  CC 的来源说法有二:即“二陈”,用“陈”字英文为 Chen,第一个字母为 C,CC 就是“二陈”缩写; 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 
Ceneralclubr 的缩写不管是那一种说法时,反正 cc 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
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在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 党部就可以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至于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 
手,这是管理思想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 这还行吗?”CC 就根据这一需要,向蒋介石谋求,向各省头月勾搭,千方百 
计向民政、教育两个部门伸展魔爪。可是夺民政、教育两个部门的权并不象 夺取党权那样容易,既受到政学系的抵抗,复受旧官僚的排斥。可是他们毕 
竟夺取了几处。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 1935 年开始,都是在 CC 手里, 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至于教育厅长,以 1935 
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 CC 分子占据。 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 CC 的工 
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 CC 分子掌握。那些来到手的 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
CC 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
自 1927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 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 
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 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 
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这些 CC 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份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 
集中国标进行反共。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 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 
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 为两期,他说:“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 
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 之擅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 
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益甚难也;我 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蒋介 
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 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 
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 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 
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 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 
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 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饵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俭举, 
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扶嫌倾陷情事。他说:“第二瑚之清党, 有与第一期不同音,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 
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 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党,自 
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 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 
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 可不注意者也。”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
不从速铲除共产党。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 织”,自 1928 年至 1930 年“共捕获中共高千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 
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①。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 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 
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
(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 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 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 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 
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辖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据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 1928 年 9 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 
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参加“总 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二千余人。 
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自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 局长)由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 
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 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 
辅丞、胡大海(即陈庆斋)、王克全、黄平等人,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 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王云程被任为北 
平市党部调查室主任,邹春主(曾任我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 年叛变)被任 为湖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吴振挺(曾任我满州 c·Y 省委书记)被任为湖北 
省党部调查室主任,以及卢福坦、余飞先后任上海区区长,季源溥任南京区 区长等。总计 1931 年至:937 年这一时期内,调查科对自区我党组织是作了 
严重的破坏。据他们自称,在此时期内的方针是:“防制与争取并重,一方 面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一方面肃清白区中共组组”,其成果是“逮 
捕了顾顺章、向忠发、李竹笙、袁炳辉、余飞、卢福坦、盛忠发、胡均鹤、 徐锡根、王云程及破获红十四军、平津等市委组织、陕、甘、宁、晋、豫等 
省委机关)民国二十二年清除苏、皖等地残余组织,民国二十六年铲除中共 特务队,破获上海电台,并限制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的人民阵线。总计在 
此时期,共捕获中共高干九十五人,中千二百九十人,下级与普通党员五万
六千人,一部送法院判罪,大部自首释放及派赴共党作内线”①。 第三项是设置“反省院”或“感化院”。1929 年 12 月,蒋介石指使国
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说“为感 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条例于高等法院所在地设反省院”。由党务调查科遴选 
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任院长。这些院长按照所谓“有关‘反省 院’以及破坏我党与其它革命组织活动的反革命法规”,如《“反省院”组 
织条例》、《各“省反省院”训育课程教材纲领》、《“反省院”训育主任 工作大纲》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产党 
人自首法》,来开展其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时进“反省院”的条件,1929



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反省院”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凡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入反省院。一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十年,有期徒刑逾二 
分之一而悛悔实据者。二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反革命之虞者。三 反革命宣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第八条之规定移送 
者。五经中央党部议决送反省院者。”1935 年 7 月 25 日修正的《反省院条 例》第五条经修改为:,“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一犯危害民国紧 
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罪受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 分之一而有饺侮实据者。二犯前款之罪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再犯之虞者。三 
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之规定移送 者。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送反省院者。”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省 
一级高等法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则是 CC 手中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 护,以实行其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在实际执行中那就更随意了,有 
些被国民党根据“治罪法”条文,无刑可判而释放了又不放心的“政治犯”, 如案情较轻而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学生等,就在其判决书上写明“押送反省 
院”,又有些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外面如有反动地位较高的人说情,亦 不等刑期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可提前移送“反省院”。管制的方法, 
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 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当时浙江反省院的阴谋与活动是这样的: 
总的是采取所谓“监管”与“感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 迫使入院的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叛离革命。具体的,一是根据所谓“反 
省人”的文化程度,强制性地学习《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苏联五 年经济计划》、《马列主义批判幻二是特约叛徒讲演、“名人”讲演和“反 
省人”讲演,举行辩论会,学习《浙江反省院月刊》;三是强制书写所谓“自 白书”、“论文”或“心得”。通过这些活动来胁惑“反省人”叛变投敌。 
第四项是在各种组织中的“党团运用”。“党团运用”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民党的总章规定有所谓“党团运用”一项。即凡有国民党员所在的机关 
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 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必要时还要接受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 
种种阴谋活动。在“清党”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三令五申在各单位的 党员多方设法打入非党的群众中监视其进步活动,特别以调查共产党员的活 
动和进行检举破坏为其主要任务。因此,在 1928 年以后,各机关团体和各学 校中布满了白色恐怖,社会人士随时都有被扣红帽子的危险,人人自危,朝 
不保夕。CC 分子,特别是 CC 中的特务分子,借“党团运用”为名,以实行
其报复陷害的事实屡有出现。 第五项是控制各级邮电检查机关。为了严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内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门,在各大中城市的邮电机关 内设新闻及邮电检查所,以 CC 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吸收少数 
邮电工作人员,专对各地的报刊和信件、电报等,事先进行拆封检查,发现 有进步的书信和盾件、电报立即非法扣留;认为必要时则寻根追底、对有关 
人员罗织成罪,施以种种迫害。


二、复兴社的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在当时要搞一个复兴社呢?这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1931
年“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 无可遏止。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下表示抗日, 
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 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怎样 
把这股抗日的热潮同反共统一起来,而且把这股热情拿来为反共服务呢?这 是蒋介石当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一面他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 
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另一面他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 家统一。这样,就把抗日与反共这两者统一起来,把抗日的热情引诱过来反 
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这种形势下 为达到反共目的所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他的国 
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
靠什么人来搞这个“民族复兴运动”呢?在蒋介石看来,忠实的骨干只 有利用其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 
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国 家灭亡已迫在眉睫,却又不能不激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抗日 
要求。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当 1935 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桂在绕场察阅一周, 
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时,桂永清竟至痛哭 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埂咽得说不出话来。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学生 
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 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
有了这班人马,怎么来搞呢?当时,蒋介石想学习与运用苏联对反革命 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服务。他就指使贺衷 
寒来具体办这件事。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后派往苏联留学,1926 年 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 年 1 月毕业回国。1929 
年春,经蒋介石 批准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 年 2 月应召口国。在蒋介石第二次下台 期间,贺衷寒加紧了这次工作的进行。待蒋介石在 1932 
年 1 月重新上台后, 马上就打出了”“复兴社”的牌子。社章有四条,即:1、本社定名为“中华 
复兴社”。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3、本社以 蒋介石先生为社长。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 
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 力本仕社员。誓词大意是这样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 
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漏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 
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据说,蒋介石拿出一张写有“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四句话的纸条交给他们,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1932 年 3 月初,复兴社在南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四十多 
人。一开场,蒋介石讲了话,宣布复兴灶正式成立,鼓励参加青要一心一意 地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大会进行了选举,蒋介石为“真命”社长, 
贺衷寒等九人为中央干事,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在复兴社以下,除设总 务、组织、训练、军事、文化等部门外,另设立唯蒋是从,成为终身职业的 
专门进行阴谋暗害活动的特务处。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这
个特务处正式建立于 1932 年 4 月 1 比所以此后即以每年的 4 月 1 日为军统局 
照例举行纪念的所谓“我们的工作纪念日”。建立伊始,参加的主要人物有
(除戴笠外)郑介民、唐纵、徐亮、林桓、周伟龙、邱开基、张炎元、赵世 瑞、吴乃宪、王天木、陈恭澍等,即所谓“戴笠十弟兄”(其中有两人不是) 
复兴社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初刘健群。这三个人 在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 
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 命之路》等等。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 
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 阐发和注疏,自命力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 
蒋介石的法宝——“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 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青 
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不可反抗, 只能服从。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 
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 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 
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 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 
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 1933 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 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 
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 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 
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 练!”刘健群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 
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 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 
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须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 
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 确的道路。”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 
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 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必须剿除共产党,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 
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 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 
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
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 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 
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 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 
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 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主要课程 
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受训后十分之
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1932 年4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 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 
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 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 
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结果这班人都醉心千升官 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
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1932 年 1 月 1 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 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 
书店”(“拔提”是英文 Party 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 籍。
第三项是打入 CC 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 CC 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互相争权夺利。当政学系杨 
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 CC 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 党部。一些 CC 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 
入复兴社。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 拢复兴社。在学校中,CC 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 
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 年 4 
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 
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 
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
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 
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 
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 
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 
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 
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 
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 
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
“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 
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 
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 
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
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总的大政 
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 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大敌当前,中华 
民族面临危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 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 
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 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 
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辉。 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 
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 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 
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 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 
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 1931 年 7 月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 
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 
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 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九月一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 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 
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 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①。1931 年 7、8 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 
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卖,又转过来反张,迸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 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 
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 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 
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 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 
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 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 
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


①  张学良于 1981 年 5 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 9 月返沈 
阳,后闻日军事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
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 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 
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①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 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 
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 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 
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 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 
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 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
“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千, 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 
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 
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 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② 
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 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 
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 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①可见,这个“不抵抗” 
对策是既定了,所以到了 9 月 12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 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 
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 
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 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
“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 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 
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 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 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 
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 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 安内。他在 9 
月 28 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 
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



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 26 页。

②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6 辑。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 月 10 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 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 
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 11 月 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 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 
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 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 
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 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 
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 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 
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 玉样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 
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 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 
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 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 
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 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 
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 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①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 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 
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 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 
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 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①全国各地打电报到南 
京提出质问、警告更是象潮水一样。顾维钧说:
“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 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 
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 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 
就要毁掉我的祖坟。”
“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 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②


二、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杭战?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下野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 实际仍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一二八”事变一发生,当时南京政府



①  《顾维钧回亿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33 年 5 月版第 425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27 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424 页。
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迁都洛阳。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 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 此爆发了。
蒋介石怎样对待这场抗战呢?他是一面主张抵抗,一面又进行妥协。 主张抵抗这一面,一是发通电,发指令;二是组军参战。
1932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 这个通电是在十九路军发出艳电后,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 
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 所以才有冠冕堂皇卅日电。不过这个通电还是表白了蒋介石的态度。他说:
“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 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 
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 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画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 
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 
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表 示:“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公身虽在野,犹愿与众将士誓同生死,尽我 
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 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蒋介石重新上台到了南京后,就 在 2 月 5 
日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 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 
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16 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 本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 
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之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 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 
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2 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张治中(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 育长)去浦口迎接蒋,就向蒋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 
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 并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 
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 是有种种原因的。原先,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在南京开会商议怎么办时, 
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都在会上讲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话, 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中央派兵参战。蒋介石始 
终一言不发。那么为什么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呢?按宋希濂回忆说:“此刻 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 
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 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三 
十三天。①在激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在 2 月 18 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 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 
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 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



①  仅驻杭州的第八十八师在此役中阵亡将士一千多名,事后在杭州松木场立碑纪念,现纪念碑修复一新。
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 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 
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 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 
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 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 
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 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 
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祗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 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②同月 23 日,蒋介石曾电勉淞 
沪抗敌各将士。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 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 
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 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 
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 愿与诸将土共勉共勖,奋斗到底。”25 日,又致电蒋光鼐谈及部队部署。电 
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 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 
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 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进行妥协这一方面,活动十分频繁。
“一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 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蔡到杜家时,张静江对蔡说:“十九路军素 
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 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 
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 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 
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 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 
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 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行动,是蒋介石所授意的。事变发生的前一天, 即 27 
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参谋总长)给蔡廷锴连发三次急电,“着 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 宪兵第六团于 1 
月 28 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 务(后经蔡廷锴指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 逞)。
战事一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 不计划调兵援沪。黄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 
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 
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1 至 32 页。
何应饮受蒋介石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 月 10 日,陈铭枢给蒋光鼐的电文 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 
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 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 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
“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 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 
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 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 18 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
15 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濂的部队在 14 日已进入阵地。到了 3 月 3 日, 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祺(当时 
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 月 5 日签 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 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淞 
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次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 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 
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 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 
方开始接收地方矣。”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 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 
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肉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 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 
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 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 7 月 10 日、8 月 8 日、8 月 9 日、8 月 17 
日,连续致电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
“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和“注意日军行动”。
1933 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潢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 月 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都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翼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 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 
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东 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 
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 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 
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 年 1 月
10 日、2 月 6 日、2 月 25 日和 26 日,蒋介石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
“集中(热河)计划,须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既 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 
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 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 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 迫张学良下野。
引诱两广参加“剿共”。1933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叫黄绍竑(当时内 政部长)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 
蒋介石才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陈济棠他们没有上当,看穿蒋介石想利用红
军把他们的两广部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两广的军队。当时陈济棠对 黄绍竑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 
陈济棠说是这样说,但还是参与了“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战争。3 月 13 日,蒋介石从保定致电陈济棠说:“抗日剿共,如能同时派兵参加,固 
甚企盼,否则,剿共部队,务望饬令捷进急击,以期早日合围,稍戢凶顽, 在此外寇内匪夹攻交迫之中,苟不剑及履及以赴之,恐无复我辈从容画策之 余地矣。”4 
月 15 日,从南昌致电陈济棠说:“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 专责以御侮”。21 日又致电陈济棠说:“剿共抗日,分工合作,故中意剿共 
仍以伯南兄总其成为宜。”
派少量兵力北上。蒋介石以两广不肯进兵江西为借口,仅派了徐廷瑶的 第十七军的三个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十五师和刘戡的第八十三师) 北上。
迫张学良下野。长城抗战一打响,蒋介石派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 黄绍竑等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象蒋介石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 
良;实际上各有各的任务:宋子文是为张学良出国作布置,何应钦是要取张 学良而代之,罗文干是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2 月 24 日,日军向热河进 
犯,不久热河失陷,张学良曾说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寇拼 到底的豪语,结果也落空,迫于舆论,不得不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当时蒋介 
石之所以要张学良下野,一因,北方的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 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不服从张学良的指挥;这就无法靠这些部 
队在北方对日寇抵挡一阵,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因,张学良的体力 与精力都不支,当时他是瘦骨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三因,蒋介石要 
找一只“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张学良在 3 月 8 日电南京政府辞职。张学 良曾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 
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 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 
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 没有好处。”张学良下野后又说过:“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 
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 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
3 月中旬,蒋介石北上石家庄、保定,处理华北日趋紧张的形势。23 日, 蒋介石到了北平,在居仁堂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将领都参加了), 
先听取汇报,然后指示。他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 再增加援军。”当时镇守长城各口的部队(傅作义部守独石口、王以哲部和 
徐廷瑶的第十七军守古北口、宋哲元部守喜峰口、商震部守冷口),打得很 勇猛。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夺喜峰口,黑夜奔袭,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 
杀死杀伤不少日军,而且夺回喜峰口。徐廷瑶部的三个师守古北口,先是关 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又被打残了, 
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创长城抗战史时间最长、 战事最激烈的业绩。3 月 5 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杨杰,“此时惟一战略, 
以宋、万两部全力出冷口,袭击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否则, 时机稍纵即逝”。21 日,蒋介石自保定致电何应钦,要他部署华北军事。电 
文说:“请今后方各部预备队就地构筑工事,杨村与三河尤为急要,密云工
程亦应速成,第四十四师平时工事训练颇精,不如开至密云为宜。又将来大 规模战争事,仍应注重多伦方面,应预选一能受于众望之将领,前往指挥, 
并准备一切。”4 月 22 日,蒋介石自南昌又电令何应钦从速准备华北对日军 事,“北平城之工事,务请积极限期完成,以备万一”,“万一倭有取平津 
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悦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中并电京抽 调八十八师密运北来”。5 月 6 日,蒋介石再电示何应钦、黄绍竑,妥慎应 
付华北军事:中央各师要“得机整理”,黄绍竑以参谋长代行委员长之职,
“速赴张北,负责指挥,以图恢复”;应停止撤销对这次长城抗战的成绩的
“虚妄宣传”;祇能妥择阵地抵抗,不许轻进。到了 5 月 24 日,日寇迫近顺 义、通州、香河,北平处于三面包围。
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对日的交涉活动便日趋频繁。5 月 3 日,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黄郛在上海和北平与 
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 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蒋介石事先将 
汪精卫、孙科都找到山上听取黄绍竑的汇报,蒋连声说:“好,好,你们处 理得对。”5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 
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 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祇有不顾一切,併力死拼, 
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弟应尽吾人最后之 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 
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 倘战事再发,中当北行,同生共死。”31 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 
熊斌(当时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 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 
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十九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 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三、对“闽变”的镇压


淞沪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撤出抗战阵地,开始仍摆在沪宁线上,后调 往福建。有的说,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为了在南京政府心脏地带去掉一个障 
碍物,同时利用十九路军去“围剿”福建的红军,在反共战争中消灭这一支 部队。有的说,李济深认为把十九路军摆在沪宁线上,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 
危险,他和陈铭枢争取,把十九路军调离沪宁线。陈铭枢曾同陈公博谈及:
“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军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被解决 了。”①也有的说,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是“蒋先生把济棠、铭枢之 
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拼, 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 的手法。”②
十九路军入闽以后,摆在它面前的出路问题是,它对蒋介石和共产党采



①  《苦笑录》第 210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59 页。
取什么方针?当时它既要解决漳州一带蒋系部队(张贞)和泉州一带土匪部 队(陈国辉),又要进犯我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方针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 
反共这一面碰了壁,它的主力向龙岩、漳州推进,进逼闽四时,在连城,
区寿年部几乎全部覆灭而退守永安;在延平,谭启秀部战败而退出水口,红 军大有指日可下福州的形势。这时,蔡廷锴看到了反共没有出路,甚至连十 
九路军这点实力也难以保住。
反蒋这一面增长了,发现蒋介石多起要颠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一,蒋 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下级军官搞暗杀活动。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设立中央军校 
军官训练班第一期,以复兴社骨干分子桂永清任主任,令十儿路军选派下级 军官一百二十名送训。这些受训军官,后来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担负了拥 
护领袖、遵守纪律和暗杀所谓“叛变”领袖分子的任务。1932 年冬,这些被 收买的分子在厦门被破案而供认以杀蒋光鼐、蔡廷锴为首要任务。其二,蒋 
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上层,阴谋倒戈。蒋介石授意熊式辉用同乡的关系拉拢十 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叫杨永泰鼓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阴谋 
叛变,又利用复兴社骨干分子张炎元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及补充师的旅 长赵一肩、司徒非,还利用郑介民策反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旅长云应霖、张 
君嵩,利用张辅印、李国骏等策反六十师的团长汤毅生等多人。其三,蒋介 石收买福建驻军。十九路军抵闽后,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所有 
驻闽部队受其节制,蒋介石就收买、利用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第二师 师长卢兴荣等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其四,蒋介石压迫十九路军对我红军作 
战,令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又通令全国说十九路军
“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漏机密,以打击该军威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廷锴等下了决心,开始改变其方针,由反蒋反共转
向联共反蒋抗日。
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换了国旗,公开与蒋介石破裂。在《中国人民 
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声讨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言说:“中 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 
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变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 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 
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 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为 
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二八”十九路军淞 沪抗战的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第一次脱离 
控制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他们也比较清楚地估计了这一运动发展的方 向:“除了团结内部、集中力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 
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①
蒋介石是怎样镇压这个事变呢?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
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 于十二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②当时,蒋



①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缉》(全国)第 37 辑。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7 页。
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悉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非迅速 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 
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 军。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 赣东进入闽北,集给于建阳、建瓯一带。1933 年 11 月 30 日,落介石在南城 
检阅第三师和第九师,对全体官长发表了讲话,大骂“闽变”说:“此次叛 逆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 
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中国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 
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 污点,和中华民国最不幸的一回事。”表明了他要坚决镇压“闽变”的态度:
“现在第十九路军已经为几个叛逆的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利用, 要来反叛中央,反叛中国国民党,毁弃三民主义,推翻中华民族,所以我们 
非以最大的决心赶快把他扑灭不可。”进而,蒋介石给第三师和第九师下达 了“要开到福建去,一面剿匪,一面讨逆”的任务,给这两个师的官兵打气 
说:“此次出师讨逆,乃为要实行总理的二民主义,乃为要拥护中国国民党 和中华民国而出师讨逆,乃为抗日、为剿匪,为安慰一般先烈的灵魂,为拯 
救福建民众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出师讨逆,古人所讲的‘师出有名’,和‘仁 者无敌于天下’,我们现在讨逆剿匪之师,乃是理直气壮的仁者之师,所以 
我们相信这一次到福建出师讨逆,一定能很快的将这些叛军削平,并可将赤 匪同时肃清,获得根本解决与最大的成功。”
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 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线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 
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亦归张治中指挥。
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 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 
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1933 年 12 月 1 日和 10 日,蒋介石在抚州 
检阅了第三十六师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发表了长篇讲话,诬蔑第十九路 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拿了日本三百万块钱,和赤匪打成一片在福建公 
然造反”,是“彻底的反革命”,认为“讨逆”和“剿匪”是一码事:“现 在福建的叛逆已经与赤匪联络一气,叛逆所窃据凶地方,已开始匪化,所以 
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 本剿灭赣的土匪,非同时剿灭这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
另外,蒋介石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 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 
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三十六 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派 
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军。上述 可见,蒋介石是不惜血本,抽了他的嫡系部队,配上海、空、炮的力量,并 
亲自指挥,大动干戈,彻底镇压“闽变”。
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国民党内其他一些派别也纷纷通电表态拥护蒋介 石、反对“闽变”。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词极为严峻。陈
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 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 
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 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①
结果,“闽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加上两广的反对、十九路军内部的 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错误对策,致使“闽变”前后不到两个月,于 1934 年 1 
月底 2 月初宣告失败。蒋鼎文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他为东路军总指 挥,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蔡廷锴只身离开部队去香港,十九路军 
被蒋介石改编,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任, 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 
陆军大学或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随后,缩编了部队陆续运到河南等地 整训,逐渐被蒋介石吃掉。其中也有一部分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改编。 
这支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完全解体。


四、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南反蒋由来已久,还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原由广州非常会议成立 的西南政府于 1 月 5 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当时陈济棠想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李 
宗仁想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介石的联合阵线。蒋介石之所以容忍 西南这种局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 
地和红军。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指示陈济棠参与“围剿” 的电令频繁下达,尤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更是电令一个接一个。1933 年 3 月 
13 日,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出兵“抗日剿共”。4 月 15 日,电今陈济 棠“倾全力以剿共”。同月 21 日,又电令陈济棠负责“剿共”。5 月 20 
日, 复电陈济棠,“速清心腹大患共匪”。9 月 7 日,电令陈济棠,“尅期规复 瑞金、会昌”。1934 年 5 月 18 
日,致电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防匪西 窜”。蒋介石还专门派何健前往广东晤谈,在 6 月 11 日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说:
“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 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走后,几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 
标洽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芸樵①兄关怀尤切,兹特托其赴粤 晤谈,尚盼开诚相示,以求一当。”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忘怀要解决两广 
问题。到了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两广同蒋介石的矛盾又日渐明显暴露。
1935 年 6 月 8 日,李宗仁给龙云的电报中说:“承示蒋公到滇,与兄陈述统 一御侮,卓见伟论,至为钦佩。弟等对时局混沌,极抱杞忧。如确能推诚相 
与,因势利导,致国家于长治久安,固弟等所祷祝也,”很明显,话中有话, 李宗仁是认为蒋介石没有“推诚相与”,是另有阴谋。龙云在复李宗仁的电 
中表示赞同李的意见。12 日,落介石密电龙云说,“据确报,粤桂乘倭寇进 逼平津之机,决定动员北犯。望兄部即派有力部队进驻盘属,并请代为抚慰 
黔军勿为逆用。”22 日,西南执行部通电龙云转国民党中央,例举了华北危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62 页。

①  芸樵即何键。
急的一系列事实后说:“际兹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有无对付方策,请明白宣 示国人。”于是,龙云就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进行调处,来往电报十分频繁。 
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1)军事:两广应划为一军区,委陈伯南负 责主持,德邻副之。现存之集团军名义,即通电自动取消。所有两广军政人 
员,概呈中央另行加委。现有军队数量,酌予减缩,或维持现状,但不能再 有增加。(2)政治:现设立之西南政务委员会应即取消,粤省府就此改组, 
主席及各委员人选,概由伯南提出呈请中央照委。(3)党务:现存之西南执 行部,若能同时取消,更觉开诚。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4) 
广西方面:应成立绥靖公署,由中央任命健主充主任,或仍委德邻兼充,以 健生委充省主席,均无不可。(5)制度:如前电所提出之均权问题、财政问 
题,均与国家制度有关,且均权,汪、蒋两公曾经自动通电,原则上可谓成 立。惟详细办法未明白规定,俟将以上四条大体解决后,再由伯南领衔,以 
中委立场正式提出,五全大会明白规定,所时滇省亦愿附骥。”“第一条, 如桂有异议时,将两广各划为一军区,以伯南、德邻分任之。此层明知不妥, 
但为顾全大体,因人设事,由伯南酌夺可也。①1935 年 9 月 6 日,龙云致电 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两广与蒋之间矛盾的四条意见,即:“(一)两广划一 
军区,陈正、李副,桂省设绥靖署,以自充任。(二)政委会取消,两省府 改组。所有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三)执行部如同时取消,更见诚意, 
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 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 
得陇望蜀,贪婪无厌”(9 月 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
“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 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 月 28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怠又密报蒋介石)。 
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10 月 31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 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两粤划为 
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
1936 年 1 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 月,忽因脑溢血病故。这时,蒋介 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 
南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 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 
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 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 
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三大原则, 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 
间的磨擦。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济棠得讯大恐, 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 
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 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 
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所调“主动”,陈济棠认为“唯一可借口向中枢作 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蠢,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 
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 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



①  《龙云拟致陈济等棠电镐》(1935 年 8 月).《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
时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
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2 日,国民 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 
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4 日, 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 
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 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 
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了。
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 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 
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独立师和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共约七十个 团、二十万人马。孪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了两个军。再加 
上民团,总共约十多万人马。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是黄光锐), 广西有三个中队(司令是林伟成)。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 
令是张之英)。蒋介石方面的兵力比较分散,追击长征的红军和乘机对黔、 川、康各省的驻防,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 
闽、浙、苏、豫及陇海线各地驻兵;还有一部分在抗日前线,这样东抽西拉, 剩下来能拿出来对付两广的仅二十万人马。双方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两广 
方面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 中在大庚、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 
备进攻湖南;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蒋介石方 面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 
境,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 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湘、赣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以海空 协同陆军作战。
事变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广东的陈济棠为中心,第 二阶段是以广西的李宗仁为中心。
第一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冬”、“支”两电发出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议,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抗日救国军”,颁发了印信,部 
队仍沿用第一、第囚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 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这时,蒋介石伪装镇静, 在 6 月 8 
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说:“本来两粤与中央并没有多少 隔阂,中央数年以来,始终秉集中国力的方针,苦心以谋团结之增进。在胡 
先生逝世以后,中央认定格外要体会胡先生救国苦心,对于在两广各位同志 的意见,和政治主张,必须尽量的容纳,也相信在两广的同志,必能够体察 
胡先生的遗志,进一步的实现团结,以增进我们一致的力量,完成我们救国 的志愿,这是中央最近对于两广至诚的态度。”又说:“最近一周以来,各 
方面的谣言格外多,尤其是日本同盟社所发的消息,格外离奇。说两广要单 独抗日救国,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上,并且现在已经出兵到了邻省的某某地方, 
而其他外国的新闻电讯社,也辗转传播不一其词。甚至还有推测两广出兵不 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事实上是联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诸如此类的谣言, 
很多很多。现在两广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们还不十分明了。但我们相信中 央和两广救国的精神是一致的,两广同志对于救国必先团结以及分歧不能救
国的认识,必与中央的看法相同的。不但外文报纸种种诬蔑他们的话,我们 决不能轻信。就是说他们已准备单独出动,我们根据常理来判断也认为地不 
可信。”蒋介石的这番话无非是表示他没有要乘机解决西南的企图。他还表 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两广一般同声关心国家安危,异常殷 
切,一定能踊跃参加,共决大计”。同时,蒋介石复电陈济棠,说今天要救 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 
要陈济棠“部队的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要陈济棠推派负责人员来 京“共同商决一切”。6 月 9 日,蒋介石用中央委员会名义电复西南各委员 
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 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五全大 
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借牺牲的方针,遵循不边。诸同志 关怀迫切,尤其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石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 
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 计。”这个时候蒋介石是企图以开会商讨为名,制止西南部队的行动。对此, 
西南方面立即于 6 月 11 日发出“真”电,针对中央 9 日的“佳”电的内容逐 一驳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在军事上要蒋介石同意其建立 
救国军,让其北上,给其饷粮接济。7 月初,西南方面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多 人参加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中央回师抗日。同时,派了五位中央委员去参 
加五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项救亡案(即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 抗日、废除中日间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
蒋介石采用了各种手段来解决广东的问题。 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全会的名义指责西南方面的行动,是“揭 
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
全会还通过了唐绍仪等三十一个中央委员的提议:“请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 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 
责。”同时,又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把 李宗仁、自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吸收为国防会议会员,指定余汉谋为广 
东绥靖主任,“负责整理会省军事”,李宗仁、自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 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会外,蒋介石 在 7 月 
13 日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表示:“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 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认定内不能安,不仅外不能攘,而且 
连‘外交’二字也谈不起来。由此可知此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要案,虽然包 含内政外交西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内政问题。”于是他就斥责“两 
广异动”,认为“这件事如果纯就国家的法律纪纲而言,当然没有放任容忍 的余地”。在暗中,蒋介石不仅向两广调集军队,而且进行了分化陈济棠内 
部的工作。蒋介石先是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7 月 4 日,黄光锐 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蒋介石。7 月 25 日.蒋介石在 
庐山接见并宴请这批飞行员,大吹:“你们全体空军同志,冒险犯难,归到 中央,革命精神,已经是全部的表现了!空军人格,已经充分地提高了!乃 
至全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因你们这一次的举动而无形中提高 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没有不重视这一回空军来归的事实的!没有不赞 
扬我们空军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而奋斗的精神的!”陈布雷在日记中特 地记上这一笔:“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颂词训勉,
优待有加。”①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 多的钱。最初,蒋认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么多钱,但听到经纪这项买卖的 
人说,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 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 
衡量的,蒋才答应。接着,蒋介石又收买了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余 就通电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限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 
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收买,声明服从中央。蒋介石就在二中全会上免了陈济 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绥靖主仕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张达也着手迎接余汉 
谋上任。陈布雷回忆说:“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 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 
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撤国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仍未遵从, 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 
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和唐主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 济棠恳切浩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①蒋介石这么一搞,陈疥棠就被搞垮了。
7 月 18 日,陈济棠宣布下野,随即到香港去了。陈走之前,给了李宗仁二十 万大洋,要李回广西“缓图善后”。
第二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宗仁由广州回到南宁,事变的中心也就由广东移到广西了。李宗仁在
回忆中认为他和广西参与事变,一是不得已的。他说:“济棠既预备发动, 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 
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 我和自崇漓去穗共商大汁。我说,伯南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 
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 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 
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 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二是使陈济棠搞得不要太过份。他说:“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 西方面不论愿不愿意,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 
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 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是预料事变的前途不妙。他说:“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 凶多吉少。”“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哦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 
必然要失败。”上述三点是李宗仁的解释,而事实上,”李宗仁回到广西, 他是看到蒋介石正在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解决广西的可能。因此,广 
西当局已面临着一个所谓“生死存亡”的关头。刘斐①在回忆中说:“我当时 曾和李、白开玩笑他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 
埋’。”李、白对这种形势是有其打算的。第一个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 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杭日救国,虽败 
犹荣;第二个打算,纠缠到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时,万一有和的可能,就应适 可而止。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8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6 页。

①  刘曾任白崇禧的参谋长,两广事变时专采住各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蒋介石对广西李、白的解决,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由和到战再回到和。 第一步是和,就是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是不得 
已的下策,如此战事拖上三个月以上就糟了。所以,蒋介石最初用武力包围 广西,想迫使李、白就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命的绥靖正、副主任就罢战言和。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 修次长多方策划,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只作戒备,决不进袭。”② 
第二步是战,就是用武力解决。蒋介石的态度为什么起变化呢?一种说 法,是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话。熊式辉上庐山向蒋介石献计,认为蒋应乘广 
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 之患。蒋听了熊的话,一面于 7 月 25 归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兔了李、白原定 
广西经靖正、副主任的职务,另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任命白崇禧 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黄绍坟为广西绥靖主任;另一方面以大军包 
围广西,“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合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 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何,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 
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 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夸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①。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话(杨当时任湖北省主席)。“蒋氏 于七月十八臼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 
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②。
面临这种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的步子,李、白就采取了对策,将部队由 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 
因为蒋介石要把他们调离广西,要端他们的饭碗,要彻底搞掉他们,所以更 坚定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决心。李、白为了先礼后兵,向南京有关的人士 
进行宣传攻势,攻击蒋介石拟自以政府名义更调李、白原来宣布的职务,是
“别有用心”,完全是“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违法失信”的行为,并间接表 示他们本来已决定去就职的,现在对此“违法失信”的措施不好遵循了。
这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地提出“逼蒋抗日” 的主张,认为原来“反蒋抗日”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当时李、白想拉拢的救 
国会也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实行逼蒋抗日,反对宁、桂形成对立的 局面。同时,冯玉祥也自南京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介石不要丧国家的 
元气。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在庐山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 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 
今天来对你说。’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 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好?’蒋说:‘不好。’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 
个土匪在门外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要自己杀自己, 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 
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了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 很好,一定不打内仗。’”①蒋介石在当时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也看 
到广西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政府。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个战的一步又变了。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4 至 675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3 至 674 页。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弟三步是和,再回到和平解决的步子上去。
1936 年 8 月 1 日,蒋介石以“东”电向李、白促驾,并解释了调李、白 任新职是为了使李、白摆脱自 6 月 1 
日以来所处的困境,要他们从真心完成 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出发,接受新的任命,还威胁说他们如果出兵邻省,只有 陷于绝境。同时,许多人从中进行斡旋和平。8 月 
11 日,蒋介石亲赴广州指 挥解决广西问题。
蒋介石到了广州,主要做三件事,一是设法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加强 对广东的控制,二是大吹广东余汉谋和广东空军等将领的功绩,给人们树立 
一个“服从”他的样板,三是大谈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解决广西问题方针。 这些工作在蒋介石频繁的活动中和连篇累犊演讲中集中地反映出来。8 月 17 
日,他在广州中山堂参加了广东党政军长官就职典礼。20 日,他参加了廖仲 恺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23 日,他参加了驻广州空军司令部总理周。24 
日,他参加了广东党政军联合总理纪念周大会。29 日,他参加了在广州空军 司令部举行的来粤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30 日,他参加了在黄埔军校 
举行的全国高级将领(上校以上)会议。同一天,他又在黄埔行辕召集师长 以上的将领会议。同一天,他在黄埔行辕宴请了团长以上的将领。9 月 5 日, 
他在黄埔行辕举行大学校长茶话会。9 日,他参加了广州举行的总理首次革 命纪念会。15 日,他参加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典礼。 
蒋介石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短不一的演讲。
在 8 月 17 日题为《革命成功在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开张就大吹 了一下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说“今天这一个盛会,是革命策源地重新回复到 
本党真正领导的一个纪念,是余总司令率领陆空海军各位将士,和各位同志, 从千辛万苦中,拨乱反正,奋斗出来的结果”,“尤其是空军同志,在极恶 
劣的环境之中,秉持革命的信心,认识国家民族的立场,拥护正义,分别公 私,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接着,又大讲了他对改革广东政治和社会的 
意见以及“四维”、“八德”,最后又回到广东同中央的关系上来,说“广 东和中央决不能有分别,要知道无广东即无今日之中央,如无中央亦不能有 
今日之广东,所以中央如果有力而稳固,就是广东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败, 亦即是广东失败,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广东与中央的荣辱利害得失,是完 
全一体的”。在 23 日题为《如何健全空军》的演讲中,再吹广东空军“能够 坚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拨乱反正,完成统一”,大讲如何健全空军。 莅 24 
日的演讲中,大讲建设广东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务,说广东归顺中央 之后的社会秩序“完全改观”,“井然不乱”,今后要把广东建设成为“礼 
义廉耻最新的社会”。在 29 日题为《诙复革命精神》的演讲中,集中讲了两 个问题,一是解决广西的方计,他说:“各位此次奉命率领部队,调来广东, 
虽然是准备到广西执迷不悟的时候,执行国家的命令来扫除国家统一最后的 障碍;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革命党要统一国家,不是靠武力、用军队来统 
一的;而是完全要靠革命的主义,要用革命的精神来统一的;必须如此,才 能完全真正的统一。”“尤其此次解决广西问题,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最后 
的一回事,格外要显出我们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的精神,不要以为我们军队 多,武力大,便存一些骄情的心理,以为可以不顾一切的横行。大家此次到 
广东来,最大的意义,是要发挥我们主义的力量与革命的精神来消灭广西割 据封建形态,完成中国的真正的统一。”另是要部队精诚团结,他说:“以 
后不许再有‘粤军’与‘中央军,的分别,而且以后应当照新式的番号来称
呼,不许再分别叫什么广东军’与‘中央军’。”“大家对于第四路军①一般 官长,务必特别敬重。”蒋还强调说:“不仅对四路军要如此,对一切友军 
都要如此。”在 30 日的演讲中,再次讲了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他说:“此 次广西将领要反抗中央,要作统一的障碍,中央为贯彻和平统一的主张,一 
方面尽量设法开诚劝导,希望这个数军人的觉悟,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云南贵 州湖南广东等省配备相当的兵力,作最后的准备,以便在和平统一最后绝望 
的时候,执行国家纪律,来扫除革命的障碍,求得国家真正的统一,增加对 外御侮图存的力量。”
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巩固广东同解决广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 相辅相成的,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向蒋介 
石提出了六条要求,即: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 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杭战一开始, 
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 职务。三、中央辅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 
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 开昭示信守。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蒋介石听了 
这些条件后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 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 
也不能叫他们吃亏。”按当时的形势,蒋介石的真心是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于是,就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人赴桂。8 月 25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 
欢迎。30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说:“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 在此举。吾人唯有彼沥真诚,勿存彼此之见,方是以救党国而慰民望。如能 
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既无不可解决之事。兹请觉生、颂云、益之①三公, 到邕与兄等恳谈。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之志意,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 
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 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同救国大 计。”9 月 2 
日,程潜等赴南宁谈判,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波折,乃于 4 日完 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而回广州向蒋面报。6 日,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宗仁为 
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兼第五路军副司令,黄绍竑仍为浙江省 主席。7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说:“居、程、朱诸先生回粤,携示兄等 
手书,诵悉。种切多年同志,克达精诚团结之目的,党厘庆幸。革命成功, 不仅私衷所感慰而已。当此军政交接之际,为需健生兄相助结束。中将在粤 
稍待,请其处理完竣,来此相晤,惮得共同入京襄助。切劝其暂勿出洋,中 亦以此意径函健兄矣。”同日,蒋介石写信给白崇禧说:“居、程、朱诸公 
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 使中公私交慰。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 
叹才难。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是以亟盼兄 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鲜。且吾人睽别多年, 
切盼把晤,彼此相同。唯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缀时 期。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贴,俾德、旭二兄得以顺遂



①  第四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扩充而来,这里也可泛指为广东部队。
①  觉生即居正,时任司法院长;颂云即珞潜,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益之即朱培德,时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汪。
进行。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
8 月,程潜写信给李、白,除表示“万分感佩”外,要李、白“加意猛进”。
10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接受蒋介石新的任命,并决定 16 日就职。16 日, 李宗仁通电全国说:“案奉国民政府九月六日电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 
主任。等因。奉此,宗仁遵于本月十六日,在南宁宣誓就职。宗仁忝总师干, 重膺疆寄,敢不竭尽驽骀,在我中央领导之下,以完成抗战救亡之素志。”
17 日,李宗仁赴广州见蒋介石。李宗仁在回忆中说:“九月十七日,我乃只 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干好,共 
赴国难。”①陈布雷在日记中谈及此事:“李总司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 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来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 
之感。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②9 月 26 日,广西各界抗 日救国会为促蒋抗日通电全国。28 日,蒋介石离粤飞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 
行营,由何应钦负责处理。
两广事变就此了结。蒋介石采用了不同于解决“闽变”的手段,和平解 决了两广反蒋的事态。对这两个反蒋事变,蒋介石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手段, 
一是武力镇压,一是和平解决,蒋经国曾解释说:“粤桂军阀虽反对我父亲, 但他们也反共。福建的蒋、蔡等人反对我父亲,却又联共并公然成立什么人 
民政府。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自然两样。”


五、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反共要求一致抗日将蒋介石在西安软禁,发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张学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 年 4
月,张由顾问端纳(W.H.Donald)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 
年
2 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 年 1 月,改任张为武昌 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 
他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 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这时,蒋介石曾有意 
委张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 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好,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 
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 9 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 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 
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 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 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 
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遇。以前张 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的,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启去飞机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7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
场迎接。而当时,只派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到南京后,蒋 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我红军所消灭的师的 
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 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 
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 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纳闷。过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 
一是他已被蒋介石本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 绝无出路。鉴于此。张学良设法同我们党谈判。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同 
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及此事:
“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 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 
谈。”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 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 
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 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扬就是国民军 的师长。在 1929 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去,杨从此脱离冯而 
成为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升杨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 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就从这时开始,蒋介石 
力图排斥和消灾异己。蒋、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杨在大革命时期早已 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 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 思想。1933 
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 5 月,杨在人 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 
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 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1931 年 1 月,杨 
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 营。2 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 
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 
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 年秋,南汉宸①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 
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



①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①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 
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 
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 
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 
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②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 
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 
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 
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 
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 
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 
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①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 
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 
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



①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

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
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 
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 
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
“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 
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 
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 
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 
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 
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 
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 
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 
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 
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 
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 
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 
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①当晚,宋美龄马上偕 
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 
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 
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 
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 
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 
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 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 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 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 
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 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 
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它们认为张、 
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 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 
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 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她同何应钦展 开了针修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 
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 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 
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代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 
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 
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 西安叛变,若这张挞代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 
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 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 美龄,要她拿主意。正如她在回忆中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 
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 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 
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 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 
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 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 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 
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
系。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①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 中调解。12 月 14 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端纳就负着宋美龄给他的 
使命到西安。
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 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 
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 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 
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瞩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 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 
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 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唔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 
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言之意,只要您答应他 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 
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 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 
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 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 命后,于 15 
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样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 
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 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 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 已”。在 16 
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 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 
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 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的 
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 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 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 
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 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 
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 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 
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到了 18 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 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 
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羡龄详尽地报告了 情况。’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
宁陕虽然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囚在西安,生 死并无保证。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付, 
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20 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



①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只是蒋介石的顾问。
端纳一起到西安去。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了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 宋还将宋美龄的信给蒋。宋美龄在信中对说蒋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 
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 来,探听中共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 
变有重要作用。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周耐心地向 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日道路对他们的利害 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宋 
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 21 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 
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 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这样,使何应钦的气焰有 所收敛。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什 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未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 
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
20 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 水,再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宋美龄深感如果战争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 
逆转的可能,前面几天的努力将成泡影。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 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 
以死来要挟张、杨。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要求南京进行军事行动(当时 宋美龄没有把信中这个内容告诉何应钦)。宋美龄恐怕蒋介石坚持这种想法, 
不同张、杨进行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困难。对此,宋美龄 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都会爆发,赴 
陕的风险也很大。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 供保护。”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 
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 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她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 
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 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
22 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 朱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22 日午后,宋去见蒋,
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 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 
视君耳。”蒋介石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 此,朱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 
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 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 
良。宋来陕时,张学良是去机场迎接,双方仅交谈了几句。宋美龄在见蒋后, 即召见张学良,虽然没有对张、杨的此次行动加以斥责,但还是责怪张学良 
造成了“大错”。不过,宋向张说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张学 良对宋美龄说及他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 
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当时的苦衷是蒋拒 不与他进行谈判,“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美龄从中做一些工
作。宋美龄也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但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尊严,还是说 张学良的这次行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 
毁灭纲纪”。最后,宋还是要求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个人 亟愿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 
意”。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 可以代为见。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三 
个行动是正式参加谈判。23 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 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 
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 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 
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 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由于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的督促,因此 
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 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胁议。24 日夜,宋美龄和张学 
良、杨虎诚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这次由宋搭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 并向蒋介石指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 
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明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外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 石谈话时,宋美龄在旁也劝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宋氏兄妹还对周 
恩来表示敬佩和感谢。最后蒋介石虽然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 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这样,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放蒋。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 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宋美龄很 
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于是,宋氏兄妹就一方面往 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商量;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 
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转告孔样熙、何 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宋美龄除了做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加 
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 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诱惑张 
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在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有关宋美龄的 这样一段文字:“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 
最后是以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 25 日下午三时多,既没有 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 
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 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 
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 服从张杨的主张了。”①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 12 月 29 日特 
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①  《苦笑录》军 253 页。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 月 31 日,军委会 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四天之后,即 1937 年 1 
月 4 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 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 
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 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 于 1937 
年 6 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 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 1937 年 11 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 
便被拘禁,直至 1949 年 9 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 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 
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 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 
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 此!”①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 
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①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第四章	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


第一节	蒋介石决定抗日


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限度的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 1937 年 1 月 2 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 化老家溪口静加疗治。“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 月 2 
日,蒋介石由溪口 到杭州受 X 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越墙时所受背上的跌伤。9 日, 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 
日,他飞往 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 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 撤销设于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1 月 31 
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 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 
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 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 
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 2 月 8 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
“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 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 
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①面谈,可以此言切实 直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②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 
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 2 月 5 日的 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 
一遇内乱,即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 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 
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1937 年 2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五届三中 全会)。会前,在 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 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展 开了剧烈的争论。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 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 
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 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 
竟革命之功业。”18 日,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表演 说。她首先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政客汪精卫等。她指出,为了抗日, 
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 量。她又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 
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宋庆龄等的提案,在会上是被通过,但 不准发表。冯玉祥在回忆中说:“到了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



①  这里的”彼”指周恩来,“兄”指顾祝同。
②  “共同声明”是指 1923 年 1 月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 月 26 日发表了《孙文越 飞宣言》。
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 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 
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说:‘还是把三大政 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 
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①相反地, 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以答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 
求和四项保证。此案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条:“第一,一国之 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 
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假借名目之 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 
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 
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 
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 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决议 
案中,反共的调子是大大阵低了,只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会通过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 
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宣言说:“至于国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 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 
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惟于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其函义有广狭之殊:和平统一之目的, 
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 权主义之大道,明乎整个国家之义,则必知统治权之不可分,尤其军事、外 
交、交通诸犖大端,有关于国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总揽其成,否则部 分独立,适成为劣等之有机体,终无所逃于国际之淘汰,明乎整个民族之义, 
则必知同为国民,休戚相共;纵因职业关系,个人间或团体间情感稍有差异, 而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洊至, 
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 凡此二义,实为和平统一之真谛,故所谓停止内战,仍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 
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亦 可藉停止内战之口号以为掩蔽,而无忌惮以进行。”可见,这次全会不得不 
声明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 条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个态度在蒋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两天日记 
中有反映。16 日日记说:“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 为基础。”18 日日记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 
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 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 
其他伉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自 首。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 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①。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4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月,以资休养。5 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①,接着 
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道,召集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 这时,“行政院各部室亦复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②。在这期间中日交涉 
面临破裂,日本外务省训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 基本政治问题,其要求:“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 
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 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三、 
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对此,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记上说:“倭寇向外侵略, 
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务、大藏、 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开会,决定了新的《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 
前策是实现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头向国民党外交部张群提出的“严 酷要求七项”:“(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鲁察晋绥五省。(二)仿照 
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 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 
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后案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由于 
日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张群同川越茂经过七次谈判,都无结果。最后张 群表明:“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 日之准备。”


二、蒋介石命令宋哲元抵抗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消息没有马上传到庐山。“七月七日日军 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便概。”①这时蒋介石采取的 
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②。
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 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更且计划以由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 
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地要求中国方面卖给这块土地,由于中 国方面不予理采,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力,一方面更增加 
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 渐增加到三天或五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 
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要求穿过宛平县城,都被中国 守军严厉拒绝。这些情况,在“七七”前严宽发给何应钦的密电中谈及:“卢



①  《苦笑录》第 253 至 254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8、69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8、69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9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9 页。
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上附近日军实弹演习约一周,乡民甚恐。” 事变一发生,严宽又马上两次密电何应钦转蒋介石:“日军在卢沟桥实弹演 
习、示威多日。阳夜,日军强迫入市,遂与我冯师驻卢一营发生冲突,现正 在对峙中。”“1.绍文、治安谈: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师驻 
卢部队发生冲突。现检查我军死伤 180 余名。刻日军企图侵入卢镇,要求我 军退出。秦谓:‘卢镇绝不能退出。’刻正在对峙中。2.秦谈:日军示威多 
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3.我军士气极盛。”
7 月 9 日,蒋介石马上给当时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九军 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分头发了密电。给孙连仲的电报说:“希 
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主 任商洽可也。”给宋哲元的电报说:“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集中, 
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①当时宋哲元住在山东老家乐陵,他对蒋介石、对 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 
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支配,成为独立 化的政权。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最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 
府去解决。对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 开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 
威,他所领导的二十九军将士在当时是奋起反击日军入侵。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形势所迫。救亡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拦不住,中国共产党在二十 
九军教导团进行了抗日工作,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学生展开 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二十九军演习时,北平学生到部队 
去慰问并宣传抗日道理,以激发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二是地势所迫。 当时北平外围敌人的态势是这样:东北面,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北海关, 
均有日军驻防;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北面,有在热河集结的敌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王 
英等土匪部队。仅有北平的西南面,为二十九军驻防。所以,卢沟桥是北平 的唯一门户。二十九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被 
日军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鉴于上述形势与地势, 所以日军一进犯卢沟桥,二十九军就起来抗击。宋哲元一接到蒋介石的电报 
后立即回电说:“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倘 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7 月 10 日,蒋介石又两 
次往乐陵发电报给宋哲元:“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 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 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 
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11 日,宋哲元由乐陵到了天津。12、13、16、
17、18、22、23、24、26、27 和 28 日蒋介石先后十一次致电宋哲元。12 日 
致电宋哲元,说明中央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命令他就地抵抗。13 日当日 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即致电宋哲元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 
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 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 
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也



①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当时蒋介石”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
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 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 
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 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①16 日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要 
他们冷静而严谨地而对现实,提高警觉,不要在对日交涉方面发生差错。17 日致电宋哲元说:“兹调商震原驻黄河以北之四团开赴石家庄集中待命。”
18 日再致电宋哲元、秦德纯,促其警觉。22 日急电宋哲元,要他“刻刻严防, 步步留神”,守住北平。23 日又给宋哲元发电说:“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 
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 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24 日又致电宋哲元说:“以中判断,不久 
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 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26 日再 
致电宋哲元,要他下决心巩固北平城防,并要他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27 日 又密电宋哲元说:“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 
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随 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
28 日北平沦陷前蒋介石还致电宋哲元说:“孙部应即前进勿延,庞部现尚未 集中,应令在沧州待后方部队到后向前推进。此时应战,先要巩固现有阵地, 
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请兄切记之。”北平沦陷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 
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北平沦陷后,宋哲元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保定。7 月 30 日,宋哲元三次致 电蒋介石,一次是试探性的电报,看蒋对他怎样表示。电报说:由于自己应 
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 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央中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并说:“哲元刻患头 
痛,亟宜休养。”在电报里同时请求“当此军事吃紧之际,恐于大局有误, 所有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结果 
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 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为代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 
假。另两次是报告天津、通州、保定的战况。31 日,秦德纯致电何应钦,说 及“宋军长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同时又密电蒋介石说:“查平 
津战役,二十九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即与敌接触, 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二十九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 
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如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拟 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平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 
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则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 响应矣。若节节抵抗,零星消耗,即抵抗愈久,损失必愈大。如不战而和, 
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 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蒋介石当时主张“决战”, 
并对此电作了这样的批文:“拟复。所见甚佩。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 和之可言。除已积极准备外,希我二十九军一面从速整理,一面占领阵地, 
构筑强固工事,以赴事机。”同一天,冯治安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平津丢失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368 页。
后的军事动向:“此间昨与徐主任、熊次长、孙总指挥议定,平汉前线由二 十六路负责。平汉退下部队,正在集结分别整顿之中。敌机连日在涿州、徐 
水、漕河、保定侦察轰炸。今后军事重点,要在北守察、绥,南扼沧、保, 对平、津取监视控制之姿态。宋主任昨亲赴任丘视防,职暂驻保定,地方秩 
序安定。至钧谕深沟宽壕严防敌军坦克车突进扰乱一节,即已严令各部遵 办。”蒋介石对此电作了如下批复:“世电甚慰。务望激励将士再接再励, 
期达雪耻报仇之目的。对于二十九军此次平津详报及南苑布防实情与阵亡官 长姓名与武器损失之数,希详报为盼。”


三、最后的决策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及调动其他部队参 加平津战役外,在庐山上还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活动。
“‘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队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坛 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勘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 
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 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 
表现出来!”①同时,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 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外交部 
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 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
卢沟桥事变后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 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即不 
假深思,便急电蒋介石,表示“中央即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 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 
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①李宗仁当时认为蒋介石决心抗战是 真心的,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侵略者现在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 
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 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 
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第二,“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 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
②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他说:“中国 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 
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 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他又说明了四点。第一点,再一 次阐明他在 
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所说的外交方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 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 1937 年五届三中 
国全会提出的“最后关头”的解释,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 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和你中途



①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 331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0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1 页。
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于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在这里, 蒋介石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而且由此 
出发,解释了他在“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 第二点,他认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 
我之亟”,所以必须反击。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 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 
迫强治,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 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就将成为昔日 
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 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 
界。”第三点,他表明了抗战的态度是:
“就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这里所说的“应战”是意指中国是被迫抵抗 的,是正义战争。他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 
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 不负起祖宗民先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 
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 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 
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第四点,他再一次表明“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 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个和平解决是 
有四条最低限度的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 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 
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意要求撤抉。四,第二十九 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说:“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 
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 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 
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在这次演讲的最后,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而 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又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 月中旬,蒋介石针对 7 月 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第五次谈判②。 
蒋介石企图拍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 了这种修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被迫同意 
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 日,国民党 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
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六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 表等问题。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①  《宣言》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 
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 
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 
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的成立,又重申 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②  从 1937 年 2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 山举行了四次谈判。
③。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他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 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 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 
合。”他明确表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 
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 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 
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 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 
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蒋介石的这番谈话果然是站在他的立场 讲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 
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多次对国内外记者发表谈话。7 月 29 日,他就平津 失守后答新闻记者问。一方面他承担平津失守的责任。他说:“余身为全国 
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 负之。”另一方面他提出今后对日的方针。他说:“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 
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战事之结局”,“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 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国家之存亡关头, 
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 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8 月 31 
日,他答路透社记者问。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是“在摧毁中国而 谋其自身建立一大陆帝国”,而且威胁“国际间整个之安全”;中国的抗战,
“也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 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 
家”。他表明了对抗战的态度:“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 之完整”,“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 
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于最后之一弹一卒”。9 月 20 日,他对巴黎晚 报记者谈话。一方面他表示:“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 
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 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为止。”另一方面他切望:“国 
联此次能切实执行其在国联会章下应有之义务,对日本作有效之制裁。”


















③  当时国民党发表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
第二节	国民党军队是怎样抗战的?


一、抗战的准备


抗战爆发时,国民党的兵力,陆军步兵有一百八十二个师、四十六个独 立旅,骑兵九个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旅、二十个独立团;海军约十一 
万吨;空军各种飞机共约六百架(战斗飞机仅三百零五架)。这些兵力能用 于第一线作战的只有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炮兵二个旅、 
十六个独立团。当时,国民党对日本军力的估计是:兵员四百四十八万一千 人(作战兵员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海军约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约 
二千七官架(陆军飞机一千四百八十架,海军飞机一千二百二十架)。
在战前,蒋介石是有一定准备的。首先,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 是北正面,包括山东区(淮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冀察区(平津 
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河南区(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 巩洛阵地),徐海区(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 
地)。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晋东阵地、晋北阵地),绥远区(绥 东阵地、绥北阵地)。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 
都阵地),浙江区(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京杭间阵地)。四是 南海岸,包括福建区(龙延阵地、闽厦据点),广东区(潮汕据点、雷琼据 
点、广惠据点)。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 黔区和川康区。其次,1935 年秋,蒋介石命令林蔚文(蒋的老幕僚,时任国 
民党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拟定一个“国防计划”,主要内容是在郑州、开封、 徐州、海州和京沪杭一带设置防御。在国防工事的构筑上,采取的总方针是:
“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其构筑之方式,系首先完成各阵地之 骨干,以后依经费状况,再行分别缓急,逐渐加强,最后乃将阵地整个编成 
之。”①具体构筑情况,有的是落实的,有的是空头计划。要求所构筑的工事 是用钢骨水泥,按德俄最新建城教范,内有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 
掩蔽部等,每个平均约需三千元,对于步兵各种枪炮弹,及百磅以下飞机炸 弹,均能抵抗。当时,在江浙区的五个分区、十六个阵地(京沪分区的淞沪 
阵地、吴福阵地、锡澄阵地,沪松甬分区的乍平加阵地、海盐嘉兴阵地、乍 澉甬海岸阵地,首都分区的首都城厢及沿江及东南阵地、江西北面阵地、镇 
江附近阵地、芜湖阵地,江北分区的南通靖江间阵地、淮阴附近阵地、蚌埠 阵地,徐海分区的海州附近阵地、徐州附近阵地、运河阵地)上,计划建造 
二千六百零六个工事,至 1937 年 2 月,已建成二千二百六十四个工事。在山 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十三个工事,至 1937 年 2 
月均已建成,鲁东阵地 和鲁北阵地拨款给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办理构筑工事。在冀察区,由宋哲 
元、刘峙办理。在晋绥区,拨款交阎锡山、傅作义办理。在河南区的豫北分 区九个阵地(彰河北岸阵地、道滑浚阵地、汲新辉阵地、安阳淇阵地、封延 
阵地、焦博沁阵地、内黄附近阵地、巩洛阵地和归兰汴阵地)上,计划建造 一千三百五十三个工事,至 1937 年 2 月已建成一千二百七十三个工事。其他 
三个区(广东区、福建区和广西区)都在计划中,没有具体数字。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蒋介石是把京、沪、杭设置防御作为重点来抓。当时在军委会内



①  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 年 2 月)。
秘密设立一个执行部主持其事,由唐生智负责,南京一线由谷正伦(当时任 南京警备司令)负责,上海一线由张治中(当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兼国民党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负责,杭州一线由张发奎负责。前后用了一百几十 万元,由驻军八十七和八十八而师担任构筑任务,到 1937 年春完成了全部工 事。
这么大批的工事建造,不仅需要建造工事的材料,而且需要配置一定数 量的在当时认为是先进的武器。这时,蒋介石就同德国拉上关系。1935 年 4 
月德国政府派遣特使克兰来华求见蒋介石,商谈以货款贸易的方式向国民党 政府出售军火、兵工厂设备和重工业设备的合约,蒋介石欣然允诺,立即授 
意孔祥熙通过克兰与德国政府经济部沙赫特签订了“中德经济合作”条约。
1936 年 2 月 22 日,克兰在国民党政府代表抵德前自柏林发给翁文灏(当时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一份电报,表示:“⋯⋯2、代表团之特种委托① 
当尽现有存量应予供应。3、翁秘书长一切委托,已由国防部交付国立机关遵 办,务于最短期内实施完备,以资供应。又敝方所供器械自以最新最优者为 
标准。4、承示钨砂样品 200 斤,伫候到达,关于三月间允赐敝方钨砂、农产 一节,敝国防部及民食部谨致感之忱。5、中德合作必由平等信义亲善途径以 
求实现,对于此点务恳蒋委员长赐予确信,敝方自应使委座满意。⋯⋯”② 国民党代表抵德后,在柏林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规定国民党 
政府可以在一亿马克的限度内,向德国购买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
抗战爆发后,1937 年 8 月 12 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 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师,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 
帅部。27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 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没有正式对日 
宣战①,不必另立名目,即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于是将军委会扩 大编制,设秘书厅和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 事宜。20 
日,军委会统筹全盘战局,划河北豫北、晋察绥、苏南浙江、闽粤、 山东淮北为第一至第五战区,策定了作战指导方针为:“国军一部集中华北 
持久抵抗,特划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 敌,力保松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②
南京失守后,1938 年春,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 同时在军委会内设参谋总长,由何应钦任之,“作为委员长之幕僚长,指导 
本会所属各部会厅,襄助委员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③。在军委会内将原来的 六个部改制为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个部。其具体职责,军令部“设总 
务厅及第一第二两厅,掌理左列事务:一、国防建设,地方绥靖,及海陆空 军之动员作战。二、后方勤务之筹划运用。三、情报,及国际政情之搜集整 
理。四、参谋人员,陆军大学,测量总局,及驻外武官之统辖与运用。”军 政部“设总务厅及军务,军需,兵工,军医等署,掌理左列事项。一、陆海 
军之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讯之整理,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



①  所谓“特种委托”就是指向德国购买军火。

②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档案(3)470,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第 714 页。

①  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是 1941 年 12 月 9 日。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388 页。

③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 年 1 月 17 日的公布)。
二、陆海军军费粮食被服装具营膳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 设管理,及民间有关工业资源之利用。三、军械弹药之筹办分配。四、陆海 
军之卫生保健,及卫生机关之筹划运用。”军训部”设总务厅及第一第二两 厅,掌理左列事项。一、陆海军之训练整理,及陆海空军之校阅。二、军事 
学校之建设改进。”政治部“设总务厅,秘书厅,第一,第二,第三厅,指 导委员会及设计技术两委员会,掌理左列事务。一、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 
二、国民军事训练。三、战场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①这个时候,蒋 介石还将部队的战争序列重新作了调整与部署。当时统计,全国总兵力有二 
百一十个步兵师,三十五个步兵旅,十一个骑兵师,六个骑兵旅,十八个炮 兵团,八个炮兵营,其他特种部队在外。将这些部队分为十一个部分,即: 
第一战区,作战地区平汉路方面,司令长官程潜,下辖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 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共有二十五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师, 
其他特种部队在外。第二战区,作战地区山西方面,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 南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的部队、北路前敌总司令傅作义的部队及朱德的第十 
八集团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三个骑兵师,其他特种部队 在外。第三战区,作战地区苏浙方面,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刘建绪的第十 
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潘文华的第二 十八集团军及叶挺的新编第四军、周志群的独立第六旅、黄绍竑的游击总司 
令,共有二十四个步兵师,六个步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及游击部队在外。第 四战区,作战地区两广方面,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下辖余汉谋的第十二集 
团军的九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其他特种及要塞守备部队在外。第五战区, 作战地区津浦线,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于学忠的第三集团军、李品仙的第 
十一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顾祝同的 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的第三军团、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张自忠的第 
五十九军及海军陆战队,共有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其他特种部队 在外。第八战区,作战地区甘宁青方面,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 
朱绍良,下辖马鸿逵的第十七集团军、孔令恂的第八十军、马步芳的第八十 二军、马步青的骑五军、杨德亮的一百九十一师及马占山的挺进军,共有五 
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除 了以上六个战区(即一、二、三、四、五、八)外,在武汉设卫戍总司令部, 
由陈诚任总司令,下辖李延年的第二军、周礨的第七十五军、卢汉的第六十 军、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吴良琛的第十三师、郭忏的一百八十五师、彭位 
仁的第七十七师、刘复基的第四十九军及刘兴江防部队,共有十四个步兵师, 一个步兵旅,其他特种及江防守备部队在外;在西安设行营,由蒋鼎文任主 
任,下辖毛炳文的第十一军团、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樊松甫的第四十六军、 孙蔚如的第三十八军、邓宝珊的第二十一军团、暂编骑兵第一师(直属)和 
骑六军(直属),共有十二个步兵师,四个步兵旅,三个骑兵师,其他特种 部队在外;在福建设闽绥靖公署,由陈仪任主任,共有两个步兵师,四个步 
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此外,在军委会下直辖的有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共 
有十七个步兵师。还有,在后方整训的有二十六个步兵师,未经调动的十四 个步兵师,七个步兵旅。



①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 年 1 月 17 日公布)。

二、比较努力的抗战


从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时间 
里,蒋介石抗战的状态,毛泽东在后来曾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在这一时 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 
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 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 
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①蒋介石将这一年多时间的抗战作为第一期, 又分为三个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失守为第一阶段,从南京失守到徐州 
失守为第二阶段,从徐州失守到武汉失守为第三阶段②。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 貌,陈诚曾作了这样的叙述:“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 
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 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 
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敌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 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以我装备关系, 
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 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 
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赡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 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 
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 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 
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 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 
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 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 
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 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 
战略上最大之成功。”他又说:“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 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 
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 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 
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 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①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失守这一阶段,在北战场有四路战斗,在东战场有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在北战场的四路战斗是这样的: 第一路是平津战斗、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7 月 16 日之后日军用五个
师团、十万兵力攻击平津,蒋介石曾命令宋哲元所部之二十九军就地抵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8 页。
②  蒋介石在 1938 年 11 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认为将第一期抗战分为三个阶段。“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 改正”。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在 7 月 25 日、26 日、27 日,宋部在北平近郊与敌作殊死战,“终因准备未 周,处处陷于被动,迄至 8 月 4 
日,北平失守。天津经保安队奋勇抗战,予 敌以巨大之创伤,卒以众寡不敌,亦陷敌手”②。平津失守后,1937 年 8 月 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认为:“此次日军大举入 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 
沦为倭巢,此诚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向全军将士 提出五点要求:第一,“要确立牺牲到底的决心”;第二,“须确立最后胜 
利之自信”;第三,“须运用智能机动应付”;第四,“须军民团结亲爱精 诚”;第五,“须坚守阵地有进无退”。8 月中旬,日军沿平津线进攻涿州、 
保定,蒋介石命令第二集团军刘峙所部固守。18 日,日军进迫涿州城厢。“我 军自涿州南撤后,即准备保定附近之会战。我刘总司令命令第五十二军,加 
强新安漕河头满城之既设阵地工事,拒敌南下,惟因正面过广,以三个师之 兵力占领超过七十公里之地,以致部队收容未毕,敌即跟踪追至。九月廿日, 
徐水东西一线之前进阵地被突破,二十一日敌攻击我白洋淀至满城间之主阵 地,翌午阵线完全被敌突破,各部队被迫后撤,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遂陷于 
敌手”①。日军攻占保定后,遂企图一举侵占石家庄,由土肥原率领三个师团 南下,占领定县后分三路渡过滹沱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汉路进攻正面,以 
一部向正太线威胁左翼,另以一部攻击右翼。“我军固阵容未整,终至不抵 抗而于十月十日退出石家庄”②。
第二路是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平津失守后,日军沿平 绥线进攻南口,蒋介石调汤恩伯指挥的第十三军两个师扼守南口,调高桂滋 
指挥的第十七军两个师守赤城——延庆——怀来之线,“与敌鏖战旬日,给 敌以甚大之打击”,并令原驻石家庄卫立煌之一部驰往南口增援,在途中与 
日军接触,“因道路崎岖,前进迟滞,汤军右翼被敌突破,南口遂于八月二 十五日失守”。南口失守前,蒋介石在 8 月 18 日在南京发表了《告抗战全军 
将士第二书》,表示:“我们为痛惩侵略者的野心,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 争取民族的自由,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一次决心要发动全国一致的抗 
战,要与倭寇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同时提出了“抗倭 战术”十二条,要求全体将土“精密研究,加紧习练,确切实施,一致做到, 
来发扬我们革命军百战百姓强大无敌的威力,达到抗战御侮救亡复兴的目 的”。就在这份第二书中,蒋介石对当时的日军进犯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 
计。他认为:日军“表面上西攻南口,东打静海,南下平汉路威胁,北向察 绥增兵,全是虚张声势,充分表现他手忙脚乱而已!他举国现在已陷于进退 
维谷的地位!敌人的战略政略和战术既多失败,就是我们战略政略战术无形 胜利;这个失败,就是他整个侵略计划最后失败的地点!我们这个胜利,就 
是全国抗战图存最后的根据!”南口失守后,日军会攻张家口。张家口驻守 的是刘汝明部第十七军,原拟协同傅作义军(第十三军)会击张北,“乃因 
连络不确,行动未合机宜,敌遂分头南下,进攻张垣,刘军退守口外,傅军 退守柴沟堡,兵力呈分离态势,张垣于八月二十七日又陷敌手”①。南口、张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 年 3 月)。

①  何应钦:《对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 年 3 月)。

②  何应钦:《对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 年 3 月)。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的经过》。
家口失守后,日军向大同方向前进,并在大同得手后即猛攻平型关,蒋介石 为了确保晋北要地,就集中了晋军的十多个师,布防平型关、雁门关、神池 
一线,努力抗战,“卒因繁峙陷落,后路截断,遂于九月三十日夜向五台山、 代县一线转进”②。
第三路是姚官屯战斗和德州战斗。天津失守后,日军企图压迫津浦沿线 的国民党军队退入山东境内,解其平汉线深入的威胁。9 月 21 日,日军一个 
师团向姚官屯攻击,蒋介石命令庞炳勋军队抵抗,激战四昼夜,“斩获虽众, 但因与正面友军无连系,乃沿铁路东侧向南转进”③。10 月 3 日,日军攻击 
德州,国民党守城的一个团“几全团殉国”。
第四路是忻口会战。这是当时北战场上规模最大,作战时间最长、敌我 伤亡均重的一次极其激烈的战役。10 月初,日军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主力 
企图直下太原,解决华北战局。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 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并以晋军守崞县、原平。10 月 8 日,崞县、原平相 
继失守。13 日,日军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卫立煌部立即 以忻口附近为阵地轴心,会合晋军,区分三个兵团,以李默庵为左翼兵团、 
王靖国为中央兵团④、刘茂恩为右翼兵团。会战 13 日打响,一直打到 18 日。
17 日,蒋介石分别给卫立煌、何柱国发了三个密电,说:“忻口会战关系至 大,望督励所部一举歼敌为盼。”“望抗战到底,以竟全功。”“希激励官 
兵努力奋斗。”这一仗“歼敌三四万人,造成华北各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 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麒,均于是役殉国,我朱德部在敌后方袭击,迭次与 
敌重创”①。10 月 24 日,蒋介石对忻口阵亡郝、刘两将军发表祭文。11 月 2 
日,鉴于“晋东不利之影响,背后联络线有被敌截断之虞”②,自动向太原附 近转进。9 日,又因“晋北军掩护不确实,未能立足,而晋东军溃乱不堪, 
各部纷纷渡河西退”③,于是太原失守。太原失守以后,何应钦在国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敌于进占 
太原后,以晋南山地交通不便,加急遽前进,非特无休养整顿之余暇,且因 后方连络线过长,感有不安之处,同时其主力正在攻略南京,华北兵力亦感 
不敷,故仅进至太谷、平遥、汾阳之线,即行停止,而转用兵力。我军因久 经战斗,急待集结整理,乃划定防守及整顿地域,以行整顿补充。”
在东线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是这样的: 淞沪一带是国民党政府首都的门户,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标
志。战前,蒋介石对淞沪一带已作了局部性的防御措施,不象 1932 年“一二 八”事变发生后那样,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国民党只得迁都洛阳。当时在京 
沪杭地区,自江阴至无锡一线和苏州至常熟至福山一线以及乍浦至嘉兴一 线,都构成钢骨水泥的重机枪巢作为阵地骨干,以便战时用战壕沟通。同时, 
有三个教导师(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和宋希濂的三十六师)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 年 3 月)。

③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1938 年 3 月)。
④  中央兵团最初是郝梦龄的第九军,后因郝阵亡,又加该军伤亡殆尽,乃调往后方整理,于是忻口正面的 中央兵团改由王靖国任指挥官。

①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③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分别驻在常熟、江阴、无锡、苏州一带。在上海,根据张治中的建议,抽调 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队进驻市区。1937 年 7 月 13 
日,蒋介石密令:“(1) 京沪区着令张治中迅即前往负全责。(2)虬江码头不必破坏。(3)沪市保 
安总团及警察总队准由军政部补充弹药。(4)前预定开沪之钟松旅一团应从 速开至近便地点。”7 月 14 日,俞鸿烈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了上海设防 
情况:“窃查沪市国防工事系秉承中央派员指示,按照地区形势分别缓急分 期举办,所有现在主力部队驻扎区域之四郊据点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由军 
委会派员接收在案。市中心区部分已令饬赶办。其计划系利用本市政府十周 纪念之时建筑纪念门七处,均附设机关枪或小炮掩体,并建筑警察派出所及 
守望亭各一处,内亦附设掩体,一面将市中心区警察分局设法加添,并在虬 江上游过闸,以节制水位。所有地点图及说明书赤经谨军委会核示。”蒋介 
石还密令张治中在苏州须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命令三个教导师及 重炮兵两个团(一团是 10cm 的加农炮、一团是 15cm 榴弹炮)向上海推进。 
张治中的司令部也移到南翔指挥。“八一三”淞沪会战一打响,双方都在增 兵。日军增至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 
两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国民党先后投入的兵力达五十余师、七十万人,9 月 21 日,蒋介石将淞沪前 
线的部队作了调整部署,构成了新的战斗序列: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 长官顾祝同,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下辖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兼)、第十 
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下辖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朱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九 
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直辖部队九个师。 在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 
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往往日军白 天攻占,晚上又为国民党军队夺回来,双方伤亡重大。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 
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 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整个会战的情况,何应钦在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中说:“自虹桥飞机场事件发生后,敌之 海军陆战队约六千人在淞沪一带藉端启衅,我第九集团军为应付事变计,陆 
续向该处集结,至八月十三日战争即告揭幕,我第九集团军以扫荡上海敌根 据地之目的,实行攻势作战,已迫近汇山码头,因敌之工事坚固,未奏全功, 
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增援部队于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当时我第十 五集团军亦已赶到,虽数度攻击,惟以敌海军炮与陆空军协同容易,火力过 
猛,致未奏效,罗店于八月廿九日被陷,至九月十七日我全线撤退至北站、 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而我扫荡上海敌军之计划,至 
此乃告失败。”“九月中旬,已到淞沪之敌军,所有第一、第三、第十一师 团及第六、第八、第十六师团之各一部,共约十万人,炮大小三百余门,战 
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与我第九、第十五、第十九三个集团军对峙于 北站、刘行、施相公庙、刘河之线,展开激烈之阵地战,至廿九日,我七十 
七师万桥阵地被突破,始撤至蕴藻浜南岸。自十月七日至廿二日,敌之第三 师团、第九师团主力,企图由蕴藻浜攻取大场、南翔,与我激战至烈,其间 
我曾以桂军四师及第六十六军第九十八师转移攻势,拟图恢复阵地,但因当 时适遭遇敌人主力向我进攻,致未能收效,至二十二日退守大场、走马塘, 
而立脚未稳,二十五日又被突破,二十六日全线撤守苏州河,敌为根本瓦解
我淞沪阵地,以其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于十一月五日由全公亭金山咀登陆, 斯时虽令第六十二师、第四十五独立旅,由浦东向该敌前进攻击,因行动迟 
缓,不能如期实施,松江、枫泾于十一月九日同时被陷,我苏州河南岸部队 侧背感受威胁,不得已全线总退却。”淞沪会战一打响,蒋介石亲自电令调 兵遣将。8 月 
15 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军政部长):“(1)第 36 师归张 司令官指挥,下车地点由张司令官指定,径令遵照,但希望仍控置之。(2) 第 18 
军应以一师开苏州附近,担任吴福阵地线,工事加强,尤应尽先加强道 路附近工事,并对敌戒备,以一师分驻南京、镇江,以一师分驻滁州、浦口。 
仰即遵照具报为要。”18 日,蒋介石密电程潜(军委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27 日,蒋介石密电冯玉样(军委会副委员 
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第十五 集团军总司令):“(一)第 111 师着归第三战区指挥。(二)该师应于海 
门、南通等处严加守备,绝对阻止敌之登陆。主力驻南通,于启东派必要之 一部。如敌来犯,虽战至一兵一卒,不许撤退。除分令外,特电遵照。”27 
日,蒋介石又密电冯玉样:“按现在情况,第三战区各分区部队区分应重新 调整:于浙江方面区分为浙东区、杭州湾北岸区,江苏方面区分为淞沪区、 
江防区。请始令规定,以一指挥事权。等情。现已增加之第 51 师、第 58 师、 第 60 师、第 6 
师皆归第三战区指挥。着由该司令长官酌即变更呈报备案可 也。”会战打到 10 月中旬,国民党军撤至大场一带后,“我军己成强弩之末, 
急待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①。
10 月 29 日,蒋介石亲赴淞沪前线,由苏州乘火车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 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第三战区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开始半小时 
的时间,蒋介石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作了长篇训 话。首先,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和国际间的一些反 
应,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作了一些表扬和鼓励。他说:“上海的战事, 自开始迄今,将近三月,各位统率所部,努力抵抗,不惜以壮烈的牺牲,给 
倭寇以绝大的打击,此种为主义为国家拼死抗战的精神,已经充分地表现出 来了!一般外人看见中国军队装备欠缺,武器不良,以为一旦对日作战,必 
不能抵御侵略。这一回我们淞沪各军经两月半的抗战,左翼仍能维持原有阵 地,右翼阵地亦按计划只作战略上的移动,这种奋勇超绝的战绩表现出来, 
无论中外人士,对于中国军队,不仅改变了从来轻视的心理,而且都不能不 表示非常的赞叹和钦佩。英美各报且赞扬我军队已因沪战之英勇,与此次有 
秩序之转移阵地,安全退却,证明中国军队已建立其国军基础于从来所未有 的历史之上云。两个半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仗,但在我们预定 
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之下,已使敌人受到意外大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 实在已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其次,他向与会高级将领提出了今后作战 
应注意的六个要点,即:第一,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第二,各 级官长应身先士卒,与部属共患难同生死;第三,对于部队经理卫生应注意 
改良;第四,对于伤兵管理与死伤抚恤应设法改进;第五,应绝对服从命令, 并应尽心研究,务求贯彻;第六,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时时须 
存最后必胜之心,时时须作转败为胜之计,要以精神胜过物质,坚持到底, 至死不屈,使敌人虽胜亦败,则我军最后必胜。最后,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



①  《李宗仁回亿录》(下)第 697 页。
出面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他说:“现在各国之同情我们,赞助我们,这就 是我们官兵两月半以来抗战牺牲的结果。目前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开,倭寇 
显已成为举世所共弃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再能坚持三四个月,则我们军民的 精神愈益发扬,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 
而倭寇武力的破绽和其野蛮残酷的暴行愈益表露于世,则国际形势的转变, 将更不利于敌人!”会战打到 11 月初,国民党军队实在无法坚持,“白崇禧 
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十一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今后 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 
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 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 
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①11 月 8 日,第三战区总部颁布了转 移命令,9 日早晨,淞沪前线部队分两路撤退,一路向南京方面撤,一路向 
杭州方面撤。这一天,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说:“(一)敌自以重兵在金 山卫、柘林等处登陆,直趋浦江上游后,浦东及沪西我军侧背受敌。浦东我
62 师等部一再围击无效,自齐日起浦东遂陷于极混乱之状态中,居民争先逃 避。现南汇以北仅有我别动队一部分散伏活动及少数之保卫团警察驻留,至 
正规军队,均已撤退。(二)浏河至江桥镇之线,敌团积极南攻,日来无激 战。惟江桥正面之敌,于今日拂晓藉飞机战车之掩护猛烈冲击。我军因故炮 
火猛烈,无法增援。并因右翼之北新泾、姚家宅一带守军奉命撤退,致江桥 以东各据点遂亦沦陷。但截止令月十六时止,江桥镇仍在我军手中。(三) 
沿苏州河线,我军因受金山卫登陆之敌威胁,齐晚十二时奉命向青浦撒退。 又:江桥镇至钱家弄一线,我 105 师亦有后撤准备,今晨八时,敌先头部队 
已沿中山路进至虹桥路之杨家楼。午间并有敌千余进抵徐家汇。傍晚枫林桥 附近我发现敌踪。现沪青、沪松路均不能通行。京沪、沪杭交通均已断绝。” 
在这次撤退中,确实是溃不成军。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 江阴)原有国防工事阵地大兵团在仓促中后退的时候,兵站、交通、通讯人 
员都失去联络,没有阵地与工事图参考,也无人指示,无锁匙开门。这两条 国防阵线就根本没有利用。“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 
一”②。李宗仁在回忆中说:“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 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超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 
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 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邹作华自常州给蒋介石的密电中也说:“此次 
转进,我步兵各部因苦战多日,殊为纷乱,军心不固,能否确实占领既设阵 地,殊难逆料。”当时九国公约会议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 
命令部队从淞沪前线向东西两路撤退后,于 11 月 11 日给九国公约会议致电 说:“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中国主权若 
一日受威胁,则中国军队即当赓续抗战一日。”又说:“吾人为长期抗战起 见,已将军队自上海租界毗连区域撤退,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 
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至以九国公约而论。 吾人无论如何必当信守不渝,而对各签字国觅获公平解决方案之努力,我深 
信其不致掷诸虚牝也。”淞沪战争虽然没有如蒋介石所愿,能引起国际对日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8 页。

②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本侵华的干涉,但它毕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 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 
使得在华的日军不能任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 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第三, 
它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据日本陆军省于 11 月初宣布,自“八一三”至 10 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达四万多人。
上海失守后,日军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由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 南京合围。南京的防守问题,提到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来了。1937 年 11 月 
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徐 永昌、刘斐、唐生智、谷正伦等,商议此事。与会者认为:第一,南京在长 
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从水上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 也可由 343 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 
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第二,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的陵墓 所在,是“国际观瞻”所系,不能不守。第三,怎么个守法呢?有二个意见, 
一是主张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一是主张死守,
“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第四,谁负责守有京呢?会议上开 始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对蒋介石坚决地说:“委 
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 亡!”蒋介石马上说:“很好,就由孟萧负责。”1937 年 11 月 19 日,蒋介 
石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庸 生智负责守南京是怎么定下来的呢?这果然与会上唐生智主张死守的态度有 
关,但蒋介石找过唐生智,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 是你留下。”很显然,这是逼唐生智表态。唐马上回答说:“你怎么能够留 
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唐生智抱着“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态 度,承担了指挥南京保卫战的重任。唐生智决定的南京城防计划是:“一、 
利用雨花台、天堡城、红山及幕府山已完成的骨干工事编成核心的阵地。二、 命要塞用全力掩护长江的封锁线,并协同核心的守备队战斗。三、各守备部 
队须作物资及械弹上准备,都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①参加保卫南京的部队, 开始只有五个师,后又增加了三个军,总共十一万人。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 
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的渡轮撤退, 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部队,凡由南京向 
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都得制止,如有不听他们的制止者,可以开枪 射击。
1937 年 12 月初,日军以第六、第九、第十二师及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 分向南京进迫。12 月 4 日,日军以主力沿京芜路,一鄙沿京杭路,各出现在 
秣陵关及句容附近,是晚两地均失守。7 日,日军开始向南京外围的主要阵 地总攻击,国民党军队进行奋勇抵抗。这一天早晨,蒋介石才离开南京飞往 
江西。在南京时,他曾于 12 月 4 日晚到铁道部南京卫成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 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开会,给大家鼓气说:“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 
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同时,他表示要亲率云南部队的三个师 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直到离开南京的前夕,蒋介石还与宋美龄一道到 
唐生智家看望,对唐说:“孟萧兄,你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399 页。
很难过。”为什么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已于 11 月 20 日正式宣布迁到重庆办 公的情况下还迟迟不离开南京呢?当时他是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见,想 
让德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争取一些时间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正是在陶 德曼进行调停的过程中,8 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的复廓阵地。9 日,日军攻 
光华门,日军飞机向城内投散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给唐生智的“投降劝告书” 限于 12 月 10 日正午答复,否则就开始攻城。①10 日,日军开始大规模的攻 
城,战斗十分激烈。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这时, 唐生智奉军委会电令:“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 
反攻。”于是,唐生智就召集各军师长确定了撤退计划,并下达命令:“保 卫军决于本(12 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赣边区转移。”在撤退时虽有宋 
希濂的三十六师压阵,但撤退的大队人马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抢先渡江,秩 序混乱达于极点。“撤退时毫无计划(计划当然是有的,12 日的撤退会议只 
有二十分钟,长官部参谋长周碞以印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问题是各部 均不遵令突围),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 
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率至自 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①13 日,南京失守。这一天,蒋介石发表 
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说:
“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 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 
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 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已本此计划,令南京 
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从南京失守到徐州失守这一阶段,在北战场有津浦路南北两段的战斗、 台儿庄战斗和平汉沿线、晋南的战斗,在东战场有杭州及杭富附近和芜湖湾 址附近的战斗。
在北战场上发生的战斗情况是这样的: 津浦路南北两段的战斗。京沪战事一结束,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次
一目标,因日军在京沪线得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 然后才可西进。“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 
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 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 
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了”②。当时,津浦路北段的仗是 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南京失守后,日军渡江北进,北段日军企图 
与津浦路南段之敌相呼应,进占山东,打通津浦路。1937 年 12 月 23 日,日 军以一部在济阳、青城间渡河,与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第二十师激战,延安 
镇、归城镇相继失守,韩复榘于 24 日晚离开济南赴泰安,留第二十师固守济 南。25 日,日军进占周村,26、27 两日分向淮县、博山进逼,27 
日晨济南 失守,日军复由博山、莱芜抄袭泰安,韩部遂向大汶口、泗水、宁阳之线撤 退。31 日,泰安失守。193s 年二月 2 日,韩复榘又放弃大汶口,5 
日济宁失


①  日军在 12 月 7 日通告的《攻占南京城的要领》中说:“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 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01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08 页。
守。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于徐州得报后,即严令韩复榘循津浦线后掀, 设险防守。无亲韩氏不听命令,竟率所部两军,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撤退, 
且不向我报告,以致我方津浦路正面,大问洞开。”①当时,韩复榘将部队撤 至运河西岸,仅以一部沿河扼守,主力退集于曹县、城武、单县等处。在这 
种军事态势下,1938 年 1 月 10 日和 11 日两天,蒋介石在开封召开了第一和 
第五两个战区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研究新的战略任务。蒋介石在会上明确 提出:“我军的战略是什么呢?简单明了的讲起来,就是东面我们要保持津 
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大家知道,自从上海南 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就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了, 
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但是我们要巩固武 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了屏障; 
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 决不容敌人进犯。”如何才能够巩固这两条道路呢?蒋介石又指出,“一定 
不好呆守不动,坐以待敌。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争取攻势; 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尤须尽心研究,想出 
各种有效的方法,准备各种可能的制敌的方案,千方百计,来打击敌人!特 别是在精神上,要设法鼓励士气,加强攻敌的决心,或从正面冒死突进,或 
由侧面绕道截击,或迂回包抄围攻歼灭,或纵兵深入断敌归路。因为我们部 队多,兵力大,就可以四面八方,同时发挥我们主动的攻击精神,配合各种 
有效的战术,先发制人,攻守自如,陷敌人于被动,使他顾此失彼,应付不 暇。如此我们才能够固守,才能够藉津浦道清两路,来屏障武汉。武汉重心 
不致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为了完成这个战略任 务,蒋介石在会上作长篇讲话。首先,蒋介石一再痛骂他的将领无能,而且 
有所指的斥责了韩复榘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这几个月战场上的挫失, 并不是倭寇的军队怎么多,实力怎么强,也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 
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 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 
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相 当效力,所以要被敌人打败!”又说:“现在我们丧失了这许多生命财产, 
并不是敌人已经支付了绝大的代价,硬打进来的,而是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 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蒋介石还以 
津浦路北段的战况为例斥责说:“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不足一师人, 而且不是正式军队。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这完全是我们等 
敌人到了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就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 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 
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说到这里,蒋介石大声疾呼:“当此国家民 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剷除这种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劣 
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 人压迫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 
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接着,蒋介石列 举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的十二个弱点或缺点,并对各个将领说:“回防以后, 
就要剀切详尽的转告一般部属,上下一心,力图改进,为今后抗战树立一个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14 至 716 页。
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牢固不拔的基础。”如何改正这些弱点或缺点呢?蒋介石 不厌其烦地讲了四条所谓“必要的条件”,“总之,我们要履行一种教育来 
改进部队一切缺点,发扬革命军至高无上的威力。一切的一切,都是要由我 们高级将领实心实力,脚踏实地,事事以身作则来训练部下;而一切训练一 
切教育的基本要点,就是要使全军官兵严守纪律爱护人民;要使全军官兵研 究学术,精练技能;要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发扬他攻击的精神!”蒋介石 
谈了部队的抗战教育和各种训练,并提出了在战术最注重的一点,“就是别 动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 
战等正规战,或者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 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最后,蒋介石当众 
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十条和《作战奖励办法》十条,并说:“这一个办 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 
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 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从优奖励。那一个部队作战 
有功,牺牲最大,就要尽先补充他这一个部队;不仅尽先充分补充,而且要 格外嘉奖他这一个部队,使他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占着最光荣的一页,为世 
代子孙立一个永垂不朽的规范!”就在 11 日这一天,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韩复 榘。这一天下午,蒋介石在归德行辕召集程潜、季宗仁、白崇禧等人谈话, 
主张要严办韩复榘。拖了近半个月,在 24 日,蒋介石命令看守韩复榘的特务 人员将韩复榘枪毙在软禁他的武昌的一座楼房内。杀韩一事起因深远,但在 
当时来说,“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①,“这一严厉处分振奋了士气 和民心”②。在开封军事会议之后,改任孙桐萱为第三集团总司令,并将津浦 
线划为一个战区,由李宗仁统管。1938 年 2 月 10 日,李宗仁为确保徐海之 安全,乃令孙桐萱部推进至运河西岸,袭取济宁、汶上以为据点。“该集团 
军自韩氏伏法,士气振奋,即以一部确实占领孟灵山、李家宅、安兴集之线, 以第八十一师宜取汶上,第二十二师进攻济宁,第二十师在钜野独山集附近 
为预备队,十二日起,各部开始攻击,激战数日,敌我短兵相接,肉搏巷战, 非常壮烈,歼敌甚多。嗣以火力悬殊,及敌军之大部增援,我伤亡奇重,乃 
于二月二十五日撤至相里集、羊山集、钜野之线占领阵地,并以一部对津浦 线南下之敌施行侧击。”①当时,津浦路南段的战斗打得还不错。日军自古领 
南京后,继续向江北推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两战场。1938 年 1 月 以来,与国民党军队在张八岭、岱山铺、株龙桥、藕塘一带对峙。日军屡次 
增兵,“在津浦路正面的敌军即有三师。总兵额当为我三十一军的数倍。敌 军原意,显然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 
所堵截。血战逾月,双言打成平手,敌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敌军指挥 官意料之外。”②待日军主力被吸入明光一带时,国民党守军主动西撤,将津 
浦路正面让开,日军猛扑明光,违下定远、怀远、蚌埠,然为国民党军阻于 淮河南岸。“淮河北岸西三十里铺等处,敌我激战正烈,各守军往复冲锋不 
下数十次,我空军亦飞往助战,猛烈轰炸津浦沿线之敌,迄三月六日,我以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16 页。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436 页。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10 页。
廖集团一部向定远反攻,并以增援张自忠军接替于学忠部淮河北岸各阵地之 守备,敌虽数次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张军奉命北调临沂,淮河北岸仍由于 
军固守,并以韦云淞军固守炉桥洛河之线,周祖晃军在老人仓向池河镇、定 远积极反攻,并到处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因之被我吸引牵制,大受打击, 
虽曾进出淮河北岸,仍不能前进,其大部撤回南岸,形成对峙态势”③。在津 浦路南北两段激战的时候,1938 年 l 月中旬,蒋介石考虑到自抗战以来地方 
行政机构未能切实配合军事上的要求,影响作战甚大,于是就主张以战区司 令长官兼辖区内的省主席,随即命令程潜兼河南省主席,李宗仁兼安徽省主 席。1 
月底,蒋介石又用三天时间召开了参谋会议,专门研究战术问题。29 日,蒋介石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
在津浦路南北两段战斗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以台儿庄战斗为中心的徐州 会战。日军在津浦路南段遭国民党军阻截后,就在北段鲁南方面,以第五师 
团板垣部和第十师团矶谷部,附有力之骑炮兵及机械化兵,于 1938 年 3 月
15 起,分由兖州、临沂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策应津浦路南段日军攻势, 最后会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峄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四百 
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路只有一百 四十公里,走陇海路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 
庆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 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朱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军 
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庞、张两 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城内,据城死守。 
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①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张 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 
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 勇敢!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 
流水。”②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调来守台儿庄。
1938 年 3 月 24 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到徐州、台儿庄“指示机宜”。自 3 月 24 日至 4 月 3 
日,日军矶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吸引在台儿庄附近。在此 期间,台儿庄之争夺战极为激烈,日军竭其全力,并运用其优势之炮兵及机 
械化部队(野炮台七十门、重炮十余门、战车三四十辆)猛烈围攻,“我第 二集团军阵地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孙连仲部的池峰城师以与台 
儿庄共存亡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四分之 三,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包围日军。李宗 
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 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 
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 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 
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 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 
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



③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22 至 723 页。

②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 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 
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 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连仲命令他: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 运河者,杀无赦!”。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 
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集团军赶到,李宗仁 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矶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军 
是全军胆落,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 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这一仗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 
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 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一、 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二、 
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 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 
纲领等之重大意义。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五、对敌加 以笔代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 
谤。”①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也下达了训令:“日军于鲁南、鲁中及江南 地区屡遭惨败,因此日本国内除有政变迹象外,并引起强烈的反战思潮。加 
以对苏关系日趋变化,致使中苏国境之日军调动亦不可能。敌人鉴于其对华 战线屡战屡败,国际地位日趋低落,遂置未来利害于不顾,于最近对其在河 
北、山西、山东及江南战线之疲备兵力,仓慌进行整顿补充,企图拼死挽回 鲁南之颓势。因此,我忠勇之将士,应深刻认识敌人目前所处之窘境。全军 
一致,取得最大战果,人人奋勉,粉碎当面之敌,为我民族之独立,为完成 抗战之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②日军在临沂和台儿庄吃了败仗后,深知徐州 
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4 月间,日军遂自 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三十多万人,分六路向徐州 
实行大包围。这时,蒋介石打算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急调援军赴徐州,要同 日军在徐州附近“一决雌雄”。在一个月年,增援的部队有九个军、一个师 
达二十万人,加上第五战区的原来七个军和后来增加的三个集团军、一个军, 总共兵力达六十多万。蒋介石又命令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 
魂各军在豫东的归德、兰封一带。同时,又派白崇禧率领统帅部参谋团到徐 州筹划防御战。鉴于京沪战役的教训,“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 
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 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 
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①于是 1938 年 5 月初旬,国民党军队自 徐州地区作有计划的撤退。“十三日我鲁南部队,为脱离目前之不利态势起 
见,十三日起整顿转移,于五月下旬我孙连仲汤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




①  日本防卫厅防工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1 分册。

②  日本防卫厅防工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1 分册。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43 页。
定地点。徐州则经刘汝明部剧烈抵抗后,亦于五月十九日放弃。”②蒋介石在
6 月 3 日的日记上说:“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 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徐州最后是失守了,但就徐州会战来说,仍有一定的意义。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时起,到 1938 年 5 月 19 日徐州失守,在津浦红上,国民党军 
队同日军周旋了五个多月,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了以空间争取 时间的战略计划”③。
平汉沿线和晋南的战斗。在平汉线上,日军在津浦线屡遭顿挫。师久无 功之后,于是在平汉线上开始积极行动,力图发展。1938 年 2 月 8 日,日军 
十四师团土肥原部以其主为(约三个联队附炮及坦克车各三四十辆),在二 十多架飞机掩护下,向宝莲寺阵地猛犯。国民党万福麟军及高树勋部奋勇抵 
抗,激战四日,结果因阵地工事全被摧毁,部队伤亡过多,于 11 日全线阵地 被日军突破,转进至淇河以西高地,继续抗战。同时,宋哲元军与正面日军 
相待数日,汲县阵地被敌突破后,于 15 日向新乡附近之国防工事线转进。虽 然 18 日新乡失守,但宋部在向西转进时,逐次抵抗,阻止了日军西进,确保 
太行山脉及晋东南部各要道,掩护了第二战区的右翼。在晋南,日军在津浦 路战事不利,乃改变计划,企田以主力略取晋南,先完成其占据黄河以北的 
目的。日军以第一军由东阳关、博爱二路西进,以威胁临汾;以第三军循同 浦路及西侧南犯,迫国民党部队退出晋南。“自二月中旬接触以来,我朱德 
所部与敌一零八师及伪满蒙军二三千在东阳关血战三昼,敌我伤亡均重,卒 因敌派队向左翼迁回,我后援未继,终至不宁”①。卫立煌部、傅作义部也各 
自进行了作战,整个晋南的战局陷于“混战状态”,国民党军队“不以扼守 城镇为目的,完全分散于山地,以运动战歼敌”②。
在东战场上杭州及杭富附近的战斗和芜湖湾位附近的战斗情况是这样 的:1937 年 12 月下旬,日军自占南京后为控制沪杭铁路,续犯杭州,国民 
党刘建绪部虽有壮烈之抵抗,但杭州卒于 24 日被陷。向广德、宣城、芜湖进 犯的日军,也于 11 月 30 日占广德,12 月 8 日占宣城,9 
日占芜湖。1938 年
1 月中旬,日军企图贯通津浦,将江南主力转用于埠、淮,仅留一部于杭州、 富阳、余杭、吴兴、长兴、宣城、芜湖等处及铁路各要点。国民党军队乘机 
出击,深入日军之后方予以打击。杭富一带被第十集团军各游击队袭击包围, 日军固守城垣,不敢轻动。2 月 6 日,余杭一度被国民党军克复。13 日,第 
二十三集团军独立第十四旅一度克复宣芜间之湾沚。16 日,宜兴、溧阳也一 度被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师克复。
从徐州失守到武汉失守这一阶级,在长江方面有武汉会战,在南战场有 大亚湾登陆及广州失守,在东战场、北战场也发生一系列战斗。
在长江方面发生的武汉会战是这样的: 在武汉会战前,发生了一椿“花园口决堤”事件。在徐州的部队撤退时,
蒋介石在郑州指挥归德的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率黄杰的第八军、李汉魂 的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



②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49 页。

①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
师及八十八师的二六四旅和宋希濂(当时已由荣誉第一师师长调任七十一军 军长)的两股部队来牵制日军土肥原师团,让徐州的部队安全撤退到皖西和 
豫南。徐州失守后,蒋介石于 5 月 25 日从郑州前线乘车回到武汉。日军推进 到徐州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武汉和广州。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 
了攻占汉口作战和为切断补给线路的攻占广东作战,但根据昭和 13 年(1938 年)初的战面不扩大方针,此项研究形成中止状态。随着进行徐州作战的决 
定,大本营陆军部顶期向攻占汉口作战转移。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连徐 州会战也是以此意图而进行作战指导的。在与汉口作战有关问题上,大本营 
陆军部就以下意见进行了讨论,攻占汉口和攻占广东同时进行呢,还是在本 年内限于进行广东作战,汉口作战放在明年以后进行。然而由于考虑到,当 
发生对苏作战时的兵力运用问题和船舶资料的不足等原因,而在 5 月底决定 了在今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的方针”①。当时日军进攻 
武汉的作战设想是这样的:“当初,计划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一个军沿 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京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 
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改 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
②面临日军进犯的态势,国民党军队一面为了避免同日军在豫东平原上交战, 一面为了阻止日军由津浦路西进,第一战区长官部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 
伏汛期间,掘开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6 月 4 日,国民党军队 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由于水流不畅,日军已占开封,情势危急。7 日晚, 
改在花园口掘堤。9 日午九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 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了,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 
大土地,受灾人口达一千万以上,死亡九十万,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并且造 成了以后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当然,不可否认,这在战略上有一定的作用, 
李宗仁就认为:“六月九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 片泽国,敌言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 
部完全粉碎。”①日军也认为:“6 月 12 日的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 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为了 
增加华中派遣军的兵站部队,大本营从华北方面抽出相当数量的兵站部队, 自 6 月中旬起派到华中各地。由于河水泛滥,津浦沿线的交通网(铁路、道 
路)被破坏,给兵力移动带来障碍。”②但是,这一举动,本身不仅对日军作 战意图估计错误(日军早已否定沿京汉线南下的打法),而且完全置人民死 活而不顾。
自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武汉就成为战时的军事和政治中心。1938 年 1 月,陈诚当了武汉卫戍总司令,负责守卫这个战略要地。面对日军的进犯战 
略意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 6 月中旬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规定作 战的指导方针是: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争, 
妨碍长江下游的航运,牵制和消耗敌人;另外支援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 迎战敌人,阻止他们溯江攻九江;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及大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1 分册。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1 分册。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56 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1 分册。
别山的地障与长江页岸的丘陵湖沼作持久战,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 动上的自由。预期可与归军的主力作战 4 至 6 个月,消耗敌人,粉碎他们的 
继续攻势。当时保卫武汉的军事部置是这样的:第一部分是守黄河的,第一 战区用一部分兵力防守黄河及在豫东、鲁西和豫北游击,把主力用在确山、 
汜水之线,置重点于禹县附近,相机转移攻势,并用一部分兵力在前方诸要 点迟滞敌人;但须另有一部分兵力集结在泌阳附近,作为战区预备队。第二 
部分是阻敌西进的,第五战区在逐次抵抗后,淮北兵团集结在商城附近,准 备侧击向西南突进的敌人;淮南兵团派一部分兵力集结在舒城、桐城、霍山、 
六安等地,阻止向西进攻的敌人;另派一部分兵力固守安庆、无为、庐江等 地,准备侧击沿长江西进的敌人。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均须确保大别山根据 
地和苏北,并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三部分是江防的,第三战区应这整备江 防。尤其在东流和马当间备战,阻止敌人登陆,或援助安庆方面的战事。派 
地方团队及民伕在杭甬与浙赣两铁路、杭徽及京赣各公路附近构筑工事,同 时在上述各交通线上桌结适当兵力,随时攻击敌人。第四部分是城防的,武 
汉卫戍总司令部把主力放在广济、平靖关之线的主阵地上,置重点于武胜关、 麻城和广济各公路附近,相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分兵力在信阳、罗山、宿 
松各要点与第五战区协力消耗敌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部的六个师担任江 防、置重兵于马当,逼迫敌人的主力在鄱阳湖以东作战。武汉城防用八个师。 
第五部分是守平汉路的,豫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部在随县、襄樊、南阳间地 区集结,准备侧击由平汉路南下的敌人,帮助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作战。敌人 
如由陇海路南向西或向西南突进时,则派有力的部队协助第一战区作战。此 外,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南京、芜湖、 
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飞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等沿江要 塞,适时布放机雷与漂雷,防止敌舰西进。当时,中国从海外买到了飞机一 
百余架,炮(轻榴弹炮、野炮、高射炮、战车防御炮)一百余门,正在庐山、 幕阜山、大别山各要隘及武汉附近构筑纵深工事。当时,日军纠集十二个师 
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分四路进犯武汉。其在江南者,一路 沿南浔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西进;其在江北者,一路沿长江北岸迳扑汉口, 
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进犯信阳,另以舰队溯江而上,到处登陆。
1938 年 2 月 18 日和 4 月 29 日,武汉上空发生了激烈的空战,苏联造的 CB 轰炸机、E15 和 E16 
逐驱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次打下日机十四架, 第二次打下日机二十一架。6 月 14 日,蒋介石命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 
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7 月 13 日,蒋介石下令重行区分作战地区, 长江北岸改属第五战区,武汉及长江以南属第九战区。18 日,蒋介石接见英 
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回答史诺提出的问题。蒋介石说:“武汉 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 
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杭战之毫末;中国之目 的;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 
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22 日,日军在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揭开了 武汉外围的战幕。25 日,日军在九江登陆。26 日和 2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 
说:“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 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无论攻守进退, 
皆可立于自动地位,而决不致陷于被动形势也。”31 日,蒋介石召开保卫武 汉的各部队官长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训话。一开张,他就说:“此次保卫
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其成 败得失,内则关系我抗战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外则足以影响国际的局势, 
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蒋介石认为之所以要保卫武汉,第一,“武 汉居长江上游,为天下之中,无论我们要控制东南和华北敌人,规复已失的 
领土,或保持内部与西北的联络,巩固后方的安全,我们都必须保卫武汉, 固守武汉。”第二,武汉为“全国交通的总枢”,为确保南北两战场的联系, 
便于兵员、弹械、粮秣的接应和兵力指挥运用的灵活起见,必须保卫武汉, 固守武汉。第三,武汉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为事实上的 
首都,必须尽力保卫,抵死固守。第四,辛亥以来,武汉是革命的中心重镇, 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为确保历史的光荣,效法当年革命先烈光复武汉的革 
命精神,确保武汉的安全。接着,蒋介石又分析了日本的国际危机和日军进 犯武汉的弱点,对与会的各部队长官提出了保卫武汉与争取最后胜利应有的 
决心和精神:第一,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第二, 高级长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第三,高级将领应有坚 
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最后,蒋介石对与会 的将领说:“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武汉,大家都密切注视 
保卫武汉战争的开展,各位此次奉令率部守卫武汉,职责异常艰巨,使命格 外重大,今后武汉的存亡,整个抗战的胜败,要由你们负起全责。”“我们 
一定要藉此一战,将寇军主力歼灭于我阵地之前,这样,才算达成我们的任 务,才对得起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灵。”在会上,蒋介石宣布处决了 
马当失陷之罪责者第一六六师师长薛蔚英,并将该师解散。不能说这次会一 无作用,会后各将领在驻地抵抗日军进犯,打得十分激烈。在长江北岸,第 
五战区的部队节节抵抗日军进犯。1938 年 6 月中旬,日军以海陆空联合,猛 攻安庆,国民党守军杨森部,因兵力分散,遂被攻陷,相继放弃潜山、大湖、 
宿松、黄梅,日军豕突猛进。国民党军利用有利地形,增加援兵,于 8 月底, 克复潜、大、宿各地,截断日军之后方,毙敌甚多。这时日军变更连络线于 
江岸,且于黄梅集有步兵约二师团,炮兵四联队,战车七八十辆,并在小池 口(九江北岸)筑有机场,停七八十架,于 9 月 1 日,分三路进犯,经国民 
党刘汝明、覃连芳、王缵绪各部抵抗,激战数日,日军施放毒气数十次,且 广济盆地地形不利,遂移于广济以西之界岭南北之线。尔后日军复转攻田家 
镇要塞阵地,国民党守军与日军鏖战逾旬,张义纯、萧之楚、何知重军,向 日军侧背猛攻,形成夹击歼敌之势,但由于田家镇南岸要塞失陷,日军以另 
一部由水道登陆,猛袭北岸要塞之侧背,9 月 28 日,田家镇失陷。另外,日 军在合肥集结五万兵力,分三路向六安、霍山进犯,与于学忠、冯治安部激 
战。这两地失陷后,日军又以十三师团继续南犯,与国民党军队在富金山激 战一周之久。富金山失陷后,日军十三师团及十师团之濑谷支队,于 9 月 16 
日复陷商城。此后日军十三师团及十六师团向南转进,在沙窝一带,与孙连 仲、宋希濂等部,激战至武汉撤退时为止。日军第十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 
继续西犯,与张自忠军激战于春和附近,以众寡悬殊,乃转进于潢川,又与 日军激战一周,而放弃潢川。日军再进,与陈鼎勋军激战,再陷罗山,进至 
栏杆铺,遭胡宗南部迎击,退入罗山城。日军第三师团长率部增援,胡宗南 部伤亡过众,乃渐向西移,10 月 12 日放弃信阳,韦云淞、孙桐萱所部,则 
扼守武胜关一带,阻敌南进。最后,因武汉转进计划业已策定,所有第五战 区部队,除留置有力之数部于大别山脉任游击外,其余均陆续转进平汉线以
西。在长江南岸,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节节抵抗日军进犯。九江失陷后,国民 党李汉魂、李玉堂、李觉、王敬久各军转进于南昌铺沙河之线,嗣后与日军 
一○六师团相持达一月之久。8 月 10 日,日军另一部由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 与孙桐萱部激战两星期。24 日瑞昌失陷。8 月 20 
日,日军一○一师团配合海 陆战队进攻星子,在星子前后三个月,经叶肇、王敬久、陈安室各军抵抗, 将一○一师团消耗殆尽。9 月 1 
日,日军第九师团一部,乘王陵基部部署未 定,突破王部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经黄维、俞济时军截 
击,日军南下德安之策遂失效。日军新到之第二十七师团企图攻下武宁,以 威胁德安,先后在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经薛岳兵团各部所阻止并 
歼灭其迂回部队四个联队。日军第九师团由瑞昌攻马头镇、富池口要塞,经 汤恩伯集团猛烈抵抗,消耗其半数,但在军舰、炮兵及空军援助下,并频施 
毒气,马头镇、富池口先后失陷,汤部继在富河南岸滞日军西进。张发奎兵 团在阳新、大冶及半壁山、黄颡口、石灰窑、黄石港一带任江防及湖防之守 
备,屡予日军以重创。最后阳新、大冶先后失陷。日军继而分三路前进,企 图截断粤汉线,围攻武汉。
在长江南北岸展开激烈的战斗期间,8 月 21 日,蒋介石对伦敦《每日捷 报》驻华访员任金生发表谈话,说:“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即将展开剧战; 
此战将为大决战,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日军 自欺欺人,妄以为攻下汉口,战争即可结束;须知即使汉口失陷,必不较去 
岁南京之失陷更可挫破中国之抗战,何况吾人深信汉口必不致失陷也。日军 之困难,与日俱憎,吾人将使其一败涂地。”还说:“战事愈展开,流动之 
游击部队将愈占重要之地位。在未来保卫武汉之大决战中,游击队将必有巨 大之贡献。”27 日,蒋介石召开了部队将领会议,听取了几位师长的报告, 
然后发表了《保卫武汉的责任和要务》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列了七件事, 一是关于兵力配备和工事改良,应按照此次总检阅报告从新部署,切实改行; 
二是各高级军事机关应指导并协同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办理保卫武汉一切准 备事宜;三是阵地工事应切实改进,这日加强,尤应多筑伪装及掩蔽部;四 
是军政部应于两周以内将保卫武汉各部队所缺人员与器材等补充完竣;五是 各防区部队应切实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对于一切物材并应调查统计,充分利 
用;六是战时各部队的联络和一切辅助通讯方法,应切实研究熟练,及早充 分准备;七是各种报告务求数字精确实在,戒除含糊笼统的恶习。末了,蒋 
介石又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武汉现在已成了我们抗战革命最重要的根据 地,也是全世界视听所集中之点;武汉如能固守,即 是我们最后胜利的开始, 
武汉若有疏失,就要使抗战前途加重不知多少倍的困难。武汉的得失直接关 系于整个抗战的胜败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一定要拼死固守, 
誓必保卫到底!”但是,战局的发展,远非蒋介石所愿,虽然节节抵抗,但 也节节败退。日军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谋切断我国国际连络起见,乃于台 
湾集结部队约四万余人,于 1938 年 10 月 12 日在海南大亚湾之澳头附近,用 
军舰数十艘及飞机百余架掩护,强行登陆,国民党守备部队兵力薄弱,无法 拒止,日军先后攻陷淡水、惠阳、博罗、增城、石龙等地,猛扑广州,10 月
21 日广州失陷。广州失守使粤汉路的战略价值产生了变化,蒋介石认为:“此 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
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①又说:“自敌人侵粤以后, 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
10 月 25 月,日军开始进攻葛店,武汉附近发生激战。就在这一天,蒋 介石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北面的南岳,国民党部队也开始从武汉撤退。蒋 
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这样,武汉燃烧 了两天。31 日,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主要是说明 
保卫武汉是对的,撤出武汉也是对的。他说:“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 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放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 
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 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 
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 
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 
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 已毕,目的已达。”又说:“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 
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 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 
力量。”末了,蒋介石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 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 
胜利。”武汉会战从 1938 年 6 月 12 日日军在安庆登陆起,至 10 月 25 日日 
军占领武汉为止,历时约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十次,日军死伤在二十万以 上,其所使用十二个师团补充了五六次,空军和海军亦受重大损失。
除长江方面的武汉会战外,在南战场如上所述有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及广 州失陷,国民党余汉谋集团乃转移至清远、横石、良口圩迄新丰之线,阻止 
当面日军,一面整顿态势,准备尔后之作战。陈耀枢两旅留在惠、淡、虎、 宝地区,牵制日军后方,正面各军即对日军施行袭击,11 月 24 日克复从化,
12 月 9 日、10 日两天相继克复惠阳、博罗、宝安。日军因正面过大,处处受 威胁,乃放弃大亚湾方面之连络路线,将其主力退集广州附近,凭险固守。 
在东战场上,刘建绪部在沪杭,上官云相部在京杭,唐式遵部在江南铁路沿 线及沿江岸,各自开展游击,颇为活跃,一度克复富阳、溧阳、宜兴、当徐、 
宝城等处,又先后克复海宁、海盐、吉安各县城,且随时对日军后方连络补 给线及伪军以重大破坏与威胁。在北战场上,在律浦及平汉沿线开展游击战 
争。津浦路北段国民党石友三部配合地方游击队,南段韩德勤部,分别扰袭 日军后方,历次予日军以甚大之打击,日军深沟高垒,莫敢越雷池一步。在 
乎汉线,黄河决堤后洪流南泻,豫东日军第十六师团转移于长江方面,第十 四师团主力转移于道清路沿线。国民党军队也先后向浙、鄂、赣方面转移参 
加武汉会战。此时,日军虽在豫省大河南北兵力不大,但国民党军队也均已 他调,故无大规模之积极行动,仅一面策应晋南方面八路军作战,一面发动 
游击战。日军在豫、鲁境内,除占领少数据点外,别无发展,且无时无地不 受游击队之攻击,不仅被占领区域内伪组织不能实现,国民政府的政令之推 
行仍能普遍于各地。在山西,国民党军队扫荡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在歼敌



①  蒋介石在 10 月 22 日的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524 页。
二万人以后,将第十二师团残部围困在曲沃、候马、新绛、闻喜、运城各城 镇,外援断绝,仅侍飞机运送弹药。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抽在豫东北的第 
十四师团、第一○八师团及第四混成旅团,分三路入晋,希解曲沃之围。盘 据晋南各要点之第二十师团得到补充后,其一部自 8 月 15 日起分三路向永济 
进犯。于是,这一带出现激烈的战斗。华北日军,企图肃清晋察冀边,于 9 月下旬会合各路日军五万余人,飞机数十架,围攻晋察冀边区,国民党军队 
以一部固守边内各据点,另一部撤出包围线,配合平绥、平汉、正太、同浦 等线各部队,分袭日军之后方,使日军围攻计划遂告失败。


三、武汉失守后又打了哪几仗?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情况的判断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 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重新开设补给路线,继续实行坚强 
之抗战,以图挽回颓势。如仍寻求中国军之弱点,再行进击,或局部夺取战 略要点,则不但不能打击中国军,且劳而无功,徒被其吸引兵力而已:故目 
下仅依进攻作战决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 使国反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有放任不欲, 
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 作战之必要。”根据上述判断,日本制定了《日本陆军作战指导要纲》,其 
中说:“确保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态势,努力制玉残存 之抗日势力,使其衰亡。”这就是日本在占领武汉以后,对蒋介石采取了以 
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门迁到长沙。11 月初,第九战区司令 部在长沙举行高级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的经过。会后,军政重心又暂时 
移到衡山。日军攻陷武汉后,一部沿粤汉路南下,10 月 11 日攻陷岳阳。12 日,蒋介石电令湖南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 
密准备,勿误!”同时蒋介石还不放心,要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 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十分矛盾,1959 年 1 月 7 日 
张治中对郭沫若的信中说:“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的。一年来的工 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生命财产付之 
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达到极点。但是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 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将电令交给长沙 
警备司令部酆悌执行。”酆悌据令在 12 日深夜派出三百余人纵火焚烧长沙。 大火延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长沙城,烧死了两万余人。长沙大火激起了极 
大的民愤,蒋介石以酆悌、徐昆、文重宗三人作替罪羊,将他们枪毙。
岳阳失守以后,蒋介石认为抗战第二期开始了。对第二期抗战概况,陈 诚曾作了这样的叙述,他说:“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 
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 杂,交通不便,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 
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 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 
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 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 
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
加强成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 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放军,牵制其大部兵 
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 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 
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 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 
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 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 
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 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 
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 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卒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 
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 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①陈诚又对第二期抗战分为三个 
阶段,即第一阶段自武汉会战后至 1940 年 3 月止;第二阶段自 1940 年 3 月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止;第三阶段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胜利止。
自武汉失守后,1938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 军事会议,第三、第九两个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参 
加。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作长篇讲话。他说:“自从去年七月七日我们和敌 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十七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起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 
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时期。”又 说:“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 
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 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 
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还指出这次南岳军事会议的目的,“就是希 望各位将领要本着我们自己对于一般先烈与已死官兵所应有的责任心,以及 
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和主义所应尽的责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看如何才能 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 
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接着,蒋介石大谈曾国藩在被 太平军打得大败之后如何振兴湘军,转败为胜,要与会者学习曾国藩的精神。 
此外,蒋介石还有多次讲话。尽管他竭力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进行种种辩解, 但仍无法掩盖其将领指挥无能、临阵逃脱的事实,不得不承认日军在杭州湾 
登陆、南京失败、马当要塞失守及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等,是“统帅职责所在, 实不能辞其责”。他还列举了国民党军队的“耻辱”,即:阵亡官兵,多暴 
尸疆场;士兵逃亡,不能防止;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不负责任; 不能贯彻命令与达成任务;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等 
等。这些都是国民党军队阶级本能的反映。蒋介石虽然在会上提出“整理军 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分三 
期轮流整训全国军队,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无济于事,根本无法改变国民党军 队的状况。
这次会议根据已经变动了的战场态势,重新划分了战区:第一战区,司 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兵力有十二个步兵师,一个步兵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具体的有孙连仲的第二 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军、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八军),孔桐萱的第三集团军
(下辖第十二军),战区直辖第四军和第七十六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兵力有三十二个步兵师,十四个步兵旅, 
五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地方部队在外,具体的有卫立煌兼任 总司令的第十四集团军(下辖第十四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八军),孙蔚 
如的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四十七军),曾万钟的 第五集团军(下辖第三军、第一十五军、第十七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
(下辖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骑一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下辖新一 军、第二十二军、第三十五军、东北挺进军),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战区 
直辖第九军、第七十一师、第六十六师、暂一师、暂二师。第三战区,司令 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甫浙闽西省,兵力有二十二个步兵师,两个步兵 
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具体的有陈仪的第二十五集团军(下辖第一○○军、 第二十八师),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下辖第二十八军、第九十一军),上 
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下辖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九军、第六十七师), 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下辖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军),战区直辖叶挺的 
新四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两广方面,兵力有十八个步兵 师,两个步兵独立旅,其他特种部队在外,具体的有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下 
辖第六十五军、第四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下辖第六十二军、第六 十三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二军),夏威的第十六个集团军(下辖第六十 
四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方面,兵力有二 十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师骑兵旅,其他特种及保安部队在外,具体 
的有廖磊的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下辖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张自忠的第 三十三集团军(下辖第五十五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军),李品仙的第二集 
团军(下辖第八十四军、第三十九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下辖第四 十一军、第四十五军),王钻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下辖第四十四军),第 
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方面,兵力有六个步兵师, 九个步兵旅,四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保安部队在外,具体的 
有马鸿宾的第十七集团军(下辖第八十一军、第一百六十八师),门炳岳的 第七集团军(下辖骑兵第六军),战区直辖的第八十军、第八十二军、骑五 
军、骑二军、新二军、第一百九十一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 代理,辖区为赣省一部鄂南(长江以南)及湘省,兵力有五十三个步兵师, 
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在外,具体的有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下辖第七十九 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周碞的第三十一 
集团军(下辖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九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 樊松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下辖第八军、第七十三军),龙云的第一集 
团军(下辖第五十八军、新三军、第六十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下 辖第二十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下辖第七十二军),商震的第二十 
集团军(下辖第五十四军、第五十三军、第八十七军),战区直辖第七十四 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方面,兵力有九个步兵师,一 
个步兵旋,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保安部队除外,具体的有 蒋鼎文兼任总司令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军),战区 
直辖第十六军。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方面,兵力有 七个步兵师,其他特种及保安部队在外,具体的有第五十一军、第八十九军、
第五十七军和一支游击总队。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区为冀察方面, 兵力有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在外,具体的有第九 
十九军、第六十九军、新五军、河北民团。
蒋介石除了重新划分了战区外,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重新 设立桂林和天水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同时,在沦陷区设立战场 
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各沦陷区设立分会,其任务是“发动民众对 敌全面抗战,并消灭伪组织,阻止敌政治、经济、文化之侵略”。
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提 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 
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拢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 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 
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总之,可知蒋介石在武汉失守的抗战的战略方针,虽然也提出“转守为 攻转败为胜”,怎么个转呢?他只是提出“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而大部 
队则要调去整训,保存实力。这样一来,日本和蒋介石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和 当时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出发,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同 
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
这种“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在第二期抗战中的表现是这样的: 在第二期的第一阶段,在南战场有: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和
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桂南会战;在长江方面有: 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随枣会战;在北战场有:中条山及晋东南诸战 
斗、冀省游击战。主要的会战有四次,即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 会战和桂南会战。南昌会战发生在 1939 年 2 月、3 月间,武汉失守后,敌我 
对峙于修水两岸,1939 年 2 月,日军为“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 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①,以三个帅团②的兵力,配上大量的炮兵和 
战车,向赣北进犯。其中以一部由箬溪西进,牵制国民党鄂南湘北的部队, 主力越修水进攻南昌。西进的日军在武宁附近遭国民党王陵基集团阻击,进 
犯南昌的日军与国民党罗卓英集团激战于万家埠、安义,2 月 27 日窜奉行, 陷南昌。4 月下旬,国民党高荫槐集团军由洛阳赶到,对日军实行反攻,一 
度克奉新,迫近南昌。日军利用空军助战,到处狂炸,并不顾人道,滥投毒 气弹。敌我双方激战于南昌东南地区,结果罗卓英集团军大部移锦江南岸布 
防,日军亦仅能固守南昌附近。在这次会战中,日军自己承认“战死约五百 名,负伤约一千七百名”③,国民党认为赣北反攻(南昌与武宁之争夺战)“消 
耗了敌军近五万人”,国民党军队也“伤亡惨重”④。随枣会战发生在 1939 年 5 月。在这一年 4 月,“蒋介石企图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决心自 4 
月上旬转入反攻,作最后一战。特别在选拔兵团上,要使用一贯倾向最高统 帅意志的一些党军。调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汤恩伯)的两个军六个师从



①  《对南昌作战要领》(昭和 14 年 2 月 6 日).转引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
②  有三个师团,四个师团,五个师团的三种说法,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说是第六师团,第一百零一 师团和第一百零六师团。

③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
④  何应钦:《对五届六中全会军事报告》,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说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约两万 四千具、俘虏约八千六百人。
江南向江北移动,自 18 日起正向枣阳(信阳西二百公里)以南地区集结,据 判断在监督第一、第五战区各兵团的反攻的同时,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随 
州,信阳西南偏西一百八十公里)附近采取攻势。”⑤4 月 28 日,蒋介石召 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席上蒋介石发表了如下意见:一、在抗战第二阶段, 
要排除万难,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而努力。二、派党政人员去战地,加强 各县游击队及正规军的政治工作。目前,各县在训练方面虽不十分彻底,但 
应该承认对现在的日军后方的扰乱已收到了百分之六十的成功。三、打算把 将来的反攻目标置于广州及江西。这个计划需要三十万兵力。但万一陷入危 
机,战局出现不利怎么办?或者改变抗战计划,这些大家可以讨论。四、为 配合广州及江西的反攻,拟以六十架飞机的牺牲,轰炸日本国内及散发传单, 
使日本国内发生动摇。”①在整个“四月攻势”中,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 鄂中反攻、赣北反攻,消耗了日军将近九万人。“四月攻势”之后,日军因 
感威胁,为巩固武汉计划,乃集结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 团②,想扫荡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的第五战区主力,占领随县、枣阳,进而 
占领襄阳、樊城与南阳。第五战区即以主力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 枣一线。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 
岸的防务;而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 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 
两个军担任。后来蒋介石又调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增援。4 月 30 日,沿 襄花公路西犯的日军与第五战区开始接触,随枣会成之幕遂启。“襄花公路 
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而可以尽量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地 上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 
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七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 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的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 
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的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③日军和国民党 军队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径旬,大小二十余战,第五战区的正面始终未被 
突破,后因侧面接应不力,无法为日军长期消耗,遂失随县。5 月 8 日以后, 日军在南路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 
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两山区作大包围。当时李宗 仁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发。15 日,发起总反攻, 
激战三昼夜,到 18 日,日军开始总退却,死守随县,国民党军队光复枣阳, 乃与日军胶着于随、枣之间。这次会战,苦战三十余日,日军遗尸五千余具, 
马匹器械无数。日军承认这次会成中“战死约六百五十名,负伤约一千八百 名”。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 1939 年 9、10 月间。9 月初欧战爆发,日军利用 
时机,设法解决对华战争,乃设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派西尾坂垣来华,统 一指挥,企图加紧军事进攻,并以长沙为首先下手之处。“作战目的为击败 
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




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
②  李宗仁在回亿录中认为日军由第十五师团参战,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及其他书中都是说第三、 第十三和第十六师团。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70 页。
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作战地区内的安定”①。9 月中,日军集中十二 万兵力分途进犯长沙。一部由赣北进犯,遭国民党王陵基、罗卓英两个集团 
军阻击,相持在武宁、靖安、奉新各附近。一部由湘北分三路南犯,一路乘 间渡过新墙河,进犯平江、新市;一路在洞庭湖东岸之鹿角市及营田附近登 
陆,进犯桥头驿、大苦竹渤;一路由通城南窜。9 月 29 日,日军进至永安市、 金井、福临铺等地,薛岳率第九战区二十余万人,于 10 月 2 
日举行反攻,“以 罗卓英部夹攻高安、修水之敌,阻其西进,掩护湘北我军之侧背,以关麟征 
部痛歼向永安市、上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突进之敌,杨森等部,则 围攻长寿、献钟之敌,并以一部在湘江西岸,相机策应”,至 6 日,完全恢 
复原有阵地。“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陆海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 酋西尾坂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之张本, 
殊不料大遭败挫”②。日军承认这次会战中“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 七百名”。国民党当时估计,“敌伤亡三万余人”。桂南会战发生在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1 月,西南沿海的日军为到锁海口,截断中国的国际通路, 于 1939 年春登陆海南岛。11 月 15、16 
两日,日军由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 同台湾旅团,藉舰队掩护在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12 月
17 日,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当时蒋介石派了 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在邕宁方面,日军和国 
民党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18 日国民党军队攻克昆仑关及九塘,19 日攻克大 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20 日日军增援反攻,大高峰坳、昆仑 
关、九塘又重陷,以后国民党集中兵力于邕宾路反复猛攻,卒于 12 月 31 日 再克昆仑关,1940 年 1 月 4 
日又进占九塘,日军“第五师团之十二旅团伤亡 殆尽”,继而进至八塘,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在邕江南岸方面,12 月 17 
日,国民党军队南渡邕江,由西向东,威胁邕宁日军的背后连络线,24 日至 28 日,又截击了企图诱使国民党军队向西以保障其背后之安全的日军三 
千余人。在邕钦路以东,1940 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军队击溃了日军一千多 人进至镇南圩,使邕宁岌岌可危。日军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再兴攻势,经过反 
复交战,日军一部退守高峰坳及邕宁城,主力纷纷南下,在钦州湾上船外驶。 在这次桂南会战中,日军损失一个师团以上,仅占据邕宁城,企图截断中国 
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并未达成。
在第二期的第二阶段,在中战场长江方面有:襄东战斗、枣宜会战、鄂 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和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湘赣方面有:上 
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江南方面及豫鄂皖边区有:粉碎日军十月攻势、 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几附近战斗、豫鄂 
皖边区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和江浙闽赣方面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在南 战场有:良口战斗、克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 
州连江福青长乐战斗和郎溪战斗。在北战场豫南方面有:豫南会战;晋南豫 北方面有:晋南会战、郑州战斗、陵川附近战斗;绥西方面有:克复五原战 
斗、绥西战斗;豫东方面有:袭击开封战斗;皖东方面有:皖东反扫荡战斗。 这一阶段主要的战斗有五次,即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 
和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发生在 1940 年 5 月。当时日军在襄东作战失败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

②  何应钦:《对五届六中全会军事报告》。
后,复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锺祥三个地区,以 南阳、襄阳为攻击目标,分进合击。国民党军队除中央地区之随枣路方面一 
面抵抗一面逐次转进唐河流域,另以各一部分划固守桐柏山、大洪山外,大 部队则由日军的左右两翼移动,争取外线主动地位。日军盲目前进,其右翼 在 8 
日陷唐河,中央在 8 日突进至枣阳,左翼也在 7 日占张家集镇向新野突 进。
10 日,日军的包围态势已告成功,各路进犯的日军均于襄东唐白河衅会 合。但包围扑空,原计划完全失效,国民党外翼部队反将日军的左右两翼向 
中央地区压迫,而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①。日军 竭力支撑,以一部向南突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由方家集率七 
十四师追截南窜之敌,铣日(16 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 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剧烈,我军伤亡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 
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之苦撑, 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 
生存无几”②。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撰文哭之。致此翼日军的压力减低, 势力复振,乃增援反扑,须即渡过襄河西岸,攻占襄阳、宜城、南章、荆门, 
直扑宜昌。汉宜路日军,亦由沙洋渡河策应,与国民党江防军激战后攻占宜 昌。此时,国民党豫南、鄂北的部队则由北向南对日军北路军之背后节节压 
迫,先后攻克襄阳、枣阳、南漳,进至锺祥、荆门、枣阳之线,与日军成对 峙之局。豫南会战发生在 1941 年 1 月。当时,日军为打击国民党豫南的野战 
部队,相机打通平汉路,再集中三个师团于信阳附近,分三路由平汉线及其 两侧北上,同时皖北豫东方面的日军,一路由毫州向涡阳,一路由宿州西犯, 
一路由开封、通许沿汜滥南下,以行策应。蒋介石根据当时所获的情报,部 署部队在平汉路正面配置一个师于西平附近,主力则预伏于日军进犯路线之 
两侧,行纵长区分,准备于日军向汝城、钟城、舞阳北进时,向日军之两侧 及其背后,机动围击而歼灭之。这月 29 日,平汉北进的日军,进至舞阳、汝 
南各附近,并未找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扑一大空,而其背侧之信阳、确山、 正阳、泌阳各地,受国民党军队严重打击,加以后方连络遭截击,粮弹补给 
断绝,日军原先的企图归于失败。信北豫东的日军,于 2 月 5 日连陷太和、 界长,6 日遭何柱国、李仙洲两军反击,先后克太和、界首,日军向东北战 
局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此次会战,完全在平原地带,敌步兵力在十万以上,骑兵在八千以上, 炮五百五十余门,战车三百余辆,装甲车二百余辆,结果仍被我军迅速击败
(自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日),敌军纪律异常败坏,我军士气大振”①。上 高会战发生在 1941 年 3 月,当时日军妄图扫荡赣南国民党军队,纠集三十三、 
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团总共四万兵力分别于锦江两侧、西山万寿宫 及安义附近,分三路进犯上高。北路与甫路的日军先中路而发动,其企图显 
然欲以两臂合抱之包围态势,先捕捉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于高安、上高间而歼 灭之。罗卓英集团洞烛其奸,先将北路安义方面的日军击破,再将第一线以


①  何应钦在《对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这次歼敌四万五千人以上,获炮六十门,马二千匹,战车 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②  冯治安巧电,转见何应钦在五届七中全会的军事报告。

①  何应钦:《对六届八中全会军事报告》。
西两个师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主力在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摧折其 两臂,然后于中路聚歼进犯的日军。此役日军伤亡达一万五千多人,使漏网 
的日军大贺师团长在南昌图谋自杀。何应钦在这一年 4 月 4 日对国民党中央 社记者说:“上高会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 
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束刚一带既设 阵地,依年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 
率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晋南会战发生 在 1941 年 5 月。当时日军在华北实行所谓“治安肃正作战”,提出“当前的 
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皤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 力”。5 月上旬,日军在晋南豫北之交的中条山外围,纠集十三万兵力,由 
道清西段及阳城、绛县、闻喜各地向中条山四面围攻。国民党刘茂恩、曾万 钟的部队同日军在中条山各山隘内苦战,寸地必争。最后虽遭失败,但由于 
部队突至敌后进行游击,使日军始终不能占领中条山①。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 在 1941 年 9 月。日军一面为了壮其与美谈判的声势,另一面为了打击国民党 
在湘北战场上的野战部队,排除对其占领地岳阳、武昌的威胁,日军第十一 军司令部确定作战目的是:“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 一大打击。”自 
8 月以来,日军由豫、鄂、赣调集十三万人,分三路进犯长 沙。一路沿铁路犯长沙之北;一路窜平江、金井以拢长沙之东;一路经长乐 
街、福临铺旧道以攻长沙东北。9 月 7 日,日军开始攻击大云山,于 17 日分 路渡犯新墙河,国民党军队予以猛烈截击后,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主力向 
南转移至杨林关、关王桥,乘日军渡犯泪罗江时,分头予以侧击。19 日,日 军渡江,南岸国民党守军逐次予日军消耗后即向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带转 移。26 
日,日军分途进至捞刀河衅,企图分途包围长沙。国民党部队陆续由 平江、淞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进犯长沙的日军,展开猛烈的围击。同时, 
江、浙、皖各地国民党军队先后向当面的日军发动攻击,致使日军无法转用 兵力。加上日军的后方连络被国民党军队切断,10 月 1 日晚日军开始向北溃 
退。国民党部队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5 日渡过汨罗江北岸,8 日越过新墙河, 残余日军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日军也承认:“10 月 10 日日落后,开始 
返回。一路排除和击毁重庆军在日军返回路上设下的障碍,6 日撤至新墙河 以北。至此结束了长沙作战。”①在第二期的第三阶段,在缅甸战场上有:缅 
甸战役;在北战场上有:苏北淮东战斗、太行山区的先后四次战斗、豫中会 战;在中战场上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 
斗、荆江西岸战斗、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及豫西鄂北会战;在南战场上有: 第二次惠搏战斗、雷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反攻腾龙之役、 
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境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 桂柳反攻及追击及反攻广州作战。这一阶段主要的战斗有十一次,即第三次 
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远东军入缅战斗、 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


①  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中等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 
所谓”扰乱治安的畴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 
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 确立了根据地。”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 8 日晨四时接董显光电 话,谓日寇于今晨一时,轰炸檀香山珍珠港。旋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报 
告。蒋介石就由黄山回至重庆,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下午约见各国驻 华大使谈话,晚上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时宣布 
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9 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又 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国民党政府的宣战训令由政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 长于右任等签名。蒋介石说:“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大者 
远者着想。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媾和,否则, 虽成亦败矣。”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 
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同一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 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邱吉尔赞成组织联合军事 
会议,斯大林表示一时不能对日本宣战(因担负抗槽战争的主要任务)。16 日,罗斯福主张采取迅速行动。23 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关于东亚的联合 
军事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在 会前,蒋介石评论太平洋战局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 
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此心对美殊觉恻歉。及今思之,日之攻 美,早具决心。观其行动之速,是其早有充分准备。即使美对倭提出临时妥 
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时,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于我国之反对,而美乃提强 硬原则,更不失为大国之风,而保全其立国之荣誉。然英、美、荷在太平洋 
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阀中国为无足轻重, 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 
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 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 
在矣。”1942 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美、中、英、苏领衔的二十六国签 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 
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 月 3 日,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 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 
总指挥任务。蒋介石对此在元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 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 
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 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畜,能不戒俱 
乎哉。”关于中国战区的设立是华盛顿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初 计划的战区范围是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最后决定将缅甸北部划入 
南太平洋战区,后又划入东南亚战区,其统帅与中国战区统帅地位不同,东 南亚故区统帅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 
的。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统帅后,就电宋子文(当时宋作为中国代表在华 盛顿参加《联合国共同宣言》签字)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 
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14 日,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史迪威担任 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29 日,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的任命。2 月 
11 月,史迪威飞往印度转来中国,3 月 3 日在缅甸腊戌见了蒋介石(当时蒋介 石正在印度访问,后又飞往缅甸腊戍视察),5 日史迪威同蒋介石一道到了 
重庆。自从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后,从组织上说,中国的抗战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英、美军队的作战。
1941 年底,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 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纠集三个半师团七万多人围攻 
长沙。蒋介石在 12 月 19 日明确指出,“敌在湖北集中兵力,此为其牵制我 授港作用必然之举也。”12 月 24 
日,日军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来势凶猛。
26 日,蒋介石认为:“敌军在湖北进攻,应加注意,彼此后若要保守南洋各 地,则打通粤汉路为其战略所必取之举也。”31 日,日军各路先头部队到达 
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并以其左翼的第四十师团向浏阳河畔金潭渡仙人 市各地推进,其第六、第三师团向右旋回对长沙外阖攻击。当时蒋介石有信 
心地认为:“敌寇在湘北发动攻势,且月杪已逼近长沙,如能照余在南岳指 示者切实遵行,则此次或可予敌以大打击也。”1942 年 1 月 1 日起,日军向 
长沙猛扑,国民党守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始终沉着应战,同时岳麓山炮兵适时 以火力支援,予日军以重创,鏖战四天,阵地屹然不动。此时日军攻势顿挫, 
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以死伤惨重, 后路继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乃于 4 日晚突围北窜。日军急调的鄂南援军 
工遭国民党军队阻击而几全部歼灭。13 日,日军残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 渡过汩罗江。至 15 日晚,新塘河以南日军残部即告肃清,恢复战前态势,是 
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 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 
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十二月七日以来, 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蒋介石也十分 得意地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1942 年 4 月,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处遭盟军空军轰炸后,民心惶 恐,社会骚动,益觉战争前途之危殆。日本为了安定民心,掩饰失败,并减 
轻其本上之空军威胁,在缅甸战事甫告结束,太平洋闪击初获小利后,竭力 抽调十余万兵力,发动浙东攻势(日军感到衢州空军基地对他们是一个威 胁)。5 月 
15 日,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绍兴、肖山、富阳、诸几方面, 同时西犯,以主力沿浙赣路附近进犯,一部沿富春江以西地区窜扰。国民党 
部队逐次给日军以相当打击后向敌后转进。6 月 3 日,日军占领衢州,15 日 占领上饶,与赣东的日军会合。浙赣全线陷于日军之手。但日军经月余之消 
耗打击,虽贯通浙赣线,而已疲惫不堪,且国民党军队随时对浙赣线实行侧 击,收复了各要点。8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腰击浙赣线中段的日 
军,收复了上饶、贵溪,然后分东西两路追击,士气大振,所向披靡,连续 收复衢州等地,温州的日军见其主力战斗大势已去,也仓惶分股撤迟。于是, 
浙境除金华、兰溪、武义外,其余各地均恢复战前态势,赣境也恢复到 5 月 前的态势。“综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 
以掩饰其败征而削弱其本土空中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象益彰,计划被我 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 
可以想见,其崩溃期实已不远。”①
1943 年 5 月,日军企图西叩重庆门户,妄冀国民党作最后之屈服以便专 对英、美作战,纠集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沙之三峡进犯。国民党军队第六战 
区孙连仲所部约十一个军,逐次抵抗。蒋介石特颁字令于石碑要塞守备部队



①  何应钦:《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
将领,固守要塞,聚歼倭寇。6 月中旬,西犯的日军进至石碑渔洋关一线, 宜昌的日军亦于 23 日进逼国民党江防军正面侧背,其志在占重庆大门的石碑 
要塞,继续西进,巩固其太平洋整个防御。石碑的国民党守军一面诱吸,一 面收缩,准备合围捕捉日军于石碑、长阳、渔洋关之地区。日军至渔洋关后, 
即猛犯要塞,经国民党军队坚强反击,予日军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 崩溃。国民党军队不分昼夜,从事追击。至 6 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破口军 
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日军三万亲人。“综观此次进犯之敌, 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其企图未尝不想南下常德,西卷石碑,其结果只落得 
数万尸具运往当阳吊奠火祭,残敌鼠窜而逃,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三千余 匹,至谓目的已达,撤退原防之荒谬论调,是其一贯伎俩,徒以掩饰其暴师 
轻动之罪恶,欲以安慰其国人而已。”②
日军自鄂西会战挫败后,蛰伏半年,至 1943 年 11 月,为截断国民党川、 鄂、湘间连络,打破国民党反攻准备,企图占领湘西北门户之常德,以掌握 
洞庭湖全部资源,纠集十万兵力,从 11 月 2 日开始,以第一一六师团全部进 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趋德山、第四十师团扰汉寿,以为 
策应。日军连陷南县、公安、淞滋,进至煖水街、王家厂一带,遭国民党军 队猛烈抵抗,日军不得逞,乃复转锋南向,陷石门、渣县逞趋桃源,其左翼 
则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与国民党余万程师激战十多天,第九战区抽 调四个军赴授,12 月 8 日收复常德,同时第六战区各部队也转取攻势,先后 
收复南县、安乡、澧县、淞滋、公安等地,至 12 月底,恢复战前态势。在这 一仗中,国民党三位师长阵亡,可见战斗之激烈。
1944 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路,贯通华北、华中各战场①,由冈村宁 次亲自指挥,纠集十三万兵力,对豫中进犯。4 月 17 日、19 日,集结在新乡、 
开封一带的十几万日军,分由中牟邙山头渡犯,与汤恩伯所部的十七万人激 战。冈村宁次回忆说:
“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车师团,最初将其隐藏起来,待汤恩伯照例 调集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攻时,我军以坦克兵团,从另一面插入敌 
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②日军连犯郑县、密县、新郑、鄢陵等地。豫 北日军于 18 日攻陷邙山头,向郑县、广武、汜水、荣阳进犯,其后略事集结, 
一路即由许昌、郾城沿平汉路南下,猛攻襄城、陕县,迳趋叶县、鲁山;另 一路由巩县西窜,围攻洛阳。5 月初,晋南日军由垣曲渡河南犯渑池,与西 
犯的日军会合,继续西迸,直扑闵乡、卢氏。国民党第八战区和第五战区各 部队协力反攻,先后收复鲁山、嵩县、遂平、确山、灵宝等地,但反攻洛阳 计划未能实施。
1944 年春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进行了反攻, 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是 1942 年 1 月, 
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击败日军于仁安羌,解英军之危,博得盟国 好评。蒋介石于 3 月 1 日和 4 月 5 
日两次从重庆飞往缅甸腊戍视察缅甸战区, 建议缅甸境内的军令必须统一,应由史迪威指挥。5 月 8 已史迪威决定中国



②  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
①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 一,”

②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28 页。
军队转入印度。“中国军队退人印度时,穿越野人山,向印度东境的雷多转 进,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艰苦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①。8 月 3 日,中国 
军队到了雷多,与英、美盟军一道仓卒应战,损失重大。日军继侵腊戍,陷 龙陵、腾衡,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切断,日军迫近我国云南边境。 
此后,中国远征军分成为二部分,一部在印度,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 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后由郑洞国接任),下辖新一军、新三十军、 
新三十八师、第五十师、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新十四师等;另一部在中国 国内,由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下 
辖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和直属部队。到 1944 年春,国民党为了打通 中印公路起见,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开始反攻缅北,得 
到盟军空军及工兵之协力,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3 月 5 日,攻克孟关,次第克复孟拱、密支那。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指挥的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之作战,迭克日军坚固 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评论说:“中国 
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到了 1945 年 1 月 27 日,滇西国民党军队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此后, 
协同盟军收复缅北。
1944 年夏,日军为了开拓大陆交通线,俾与南洋连络,以镇压国内厌战 情绪及牵制国民党军队协同盟军对滇西缅北的反攻,于 5 月间纠集十七万兵 
力,分三路对长沙行第四次进犯。左翼于 29 日突破通城国民党守军阵地,分 趋渣津平江;中路攻陷国民党新墙河阵地,趋向汨罗江北岸;右翼循洞庭南 
趋源江县、益阳县地面,展开广正面的南侵犯。国民党的三个军分头堵截日 军予日军以极大消耗。19 日,长沙被日军攻陷。于是第九战区决定在衡阳地 
区;乘敌疲惫,再行决战。在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 在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的情况下, 
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最后伤亡殆尽,阵地全毁,衡阳被日 军攻陷。
日军陷衡阳后,为了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对中南半岛的 运输,并破坏国民党西南空军基地,以减少其空军威胁,又纠集十五万兵力, 
沿湘桂路及西江迄邕龙线,北东南三个方面,以大弧形分途进犯桂柳。1944 年 10 月,日军用五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11 月 4 
日,日军使用毒气猛攻城南七星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阵地被突破。至 8 日夜,在国民党守军浴血抵抗、寸土必争之后,桂林陷落。由西江西进和邕 
龙北犯的日军,在连陷怀集、梧州、容县、南平、南宁、迁县等地之后,直 扑柳州。11 月 6 日,柳州陷落。
面临上述的军事态势,蒋介石又将他的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重新调整。 他自己仍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委会委员长,由何应钦任参谋总长。下分十 
个战区,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司令 
长官孙连仲;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 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 
树勋。十个战区外旯设驻印军。同时,为了连系盟军对日军转移攻势,蒋介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815 页。
石还特地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统一指挥及 整训。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下辖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 
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社聿明、李玉堂两个集团军,共二十 八个军、八十个师。此时史迪威公路业已开放,美国的武器及作战物资,可 
大量输入,预计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可得美械装备及充分的炮兵火力,对反攻 各部队的后勤设备,亦大加改善,一时士气大振。当时为了适应将来攻势作 
战需要起见,又将所辖兵力缩编为四个方面军,即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 
令官王耀武。另在昆明设防守司令部,司令杜幸明。总部还有三个军加二个 师、四个炮兵团、一个通讯兵团、一个宪兵团的直辖部队。1945 年元旦,蒋 
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也不得不认承 1944 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 一年”。他说:“敌人侵豫犯湘,审扰桂柳,猖獗盲进,在最深入的时候, 
侵犯到贵州境年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 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进入 1945 年后,主要会战有三次。1945 年 3 月,日军为确保平汉南段 交通,企图破坏国民党陕南豫西空军基地,在豫鄂各地集结七万多兵力,向 
西蠢动。鄂北方面,日军由荆门北窜,陷宜城、南漳,攻占襄阳,并以一部 西迸,威胁老河口。豫南方面,日军由沙河店、舞阳、叶县、鲁山分兵三路 
进犯,连陷南召、方城、南阳、邓县,进扑老河口。在日军进犯途中,国民 党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的部队进行过多次激战,逐次消耗日军。之后,又协 
力反攻,先后收复南漳、襄阳、樊阳,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反攻老河口, 在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豫南日军的西进。“计是役作战经七十二日(三 
月二十一口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五七六○人”①。在豫西鄂北会战的末 期,湘桂的日军为巩固其湘桂、粤汉路的交通,并阻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准备, 
在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 4 月初旬,分三路向湘西 进犯。先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在武冈、江口、新化一带进行坚强抵抗,挫 
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玉敬久部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谭前进的日 军,并牵制其行动,继由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进出武阳攻击日军的侧背。5 月 8 
日,国民党空军协助全线反攻,对日军施行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 予以歼灭,至 6 月 2 日完全恢复原态势。蒋介石对王耀武所部传令嘉奖。日 
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在中国大陆上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磺琉球 诸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于是蒋介石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 
第二方面军一部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 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国民党军于
6 月 27 日克邕宁,继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进展七百余公里。 从武汉失守到抗战胜利这近六年的时间,蒋介石的抗战是不如武汉失守 
前那样比较努力,但自始至终在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奋战,
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第三节	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


一、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


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 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外因上一个主要的是蒋汪争斗 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当汪 
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 战联队‘洗刷军马’呢。”①“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 
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 自然的。
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 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 
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 承孙的权力和资格。”但是,汪精卫在 1926 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 
谓十年的“下坡路”。所以,有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 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 
没有更好的侯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②年因上一个主要的是汪精卫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他认为国 
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和平”(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 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 年 7 月,汪精卫在《我 
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 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 
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 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 
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 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 
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 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 
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上,来共同走上这 一条路。”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 
一点说得更明显:“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 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 
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 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 
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 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 
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 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 
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



①  《通敌内幕》(上册)第 35 页。

②  保罗·菜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 208 页,转引自《通敌内幕》(上册)第 11 页。
的。”又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1938 年 12 月 9 日蒋 介石在重庆约孔样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
“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 争’而已”①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 
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和”字。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的方针,就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 
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 因为“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 
以来,不断力倡和民,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 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 
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 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 
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上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所以日本“乃 正在考量着象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①经过一 
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劝。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 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 
的老婆陈壁君等,最后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 
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 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调,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②当时汪精卫赴云南, 
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 1938 年
11 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 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 
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 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
28 日发表了声明③,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 叛国。汪精卫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同日本内相米年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 
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 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 
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 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 
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 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咀咒战争、希望和平的。 
但是有了三个人,询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 真万真,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 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
(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弟 8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7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9 至 90 页

③  1938 年 12 月 28 日:汪精卫发出《艳忠》,拥护日本政府在 22 日提出的关于调解中日邦友根本方针(即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也最高会议。
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当然,周佛海在这 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
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陕 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 
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夭晚 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 
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 
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 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 
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 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 
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都 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 
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 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 
精卫逃脱一事。27 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 日,汪精卫发 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 
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 
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 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 
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在《艳电》夏 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 
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 年元旦, 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 
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 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 
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 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 
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 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 
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①上述可见,蒋介石对 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 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 
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 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 
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90 页。
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 1940 年 11 月 31 日日本才 
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 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 
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 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 
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 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 
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①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 是“媒介”,是”垫脚石”。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 
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 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 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
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 7 月 13 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
明。在 9 月 10 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 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 月 12 
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 月 3 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 
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 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 
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 11 月 15 日日记说:“九 
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
①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 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 
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 年 10 月 21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 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 
给驻华大使密电:“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 月 30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 
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 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①  引目《蒋总统秘录》第 2462 页。
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 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 
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 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 
备觅取解决。”11 月 3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 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 
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 更。4、停止反日政府⋯⋯。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6、减低对日本 
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 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 
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 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 345 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 
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情报告(蒋介 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11 月 5 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 
曼,针对日本提出的七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 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在讨价还价日本 
提出的条件。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 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 
长孔样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 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 
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 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 
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 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 
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 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 
中国作友好的姿势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 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 
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 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 
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 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 
不出别的办法。”电报中又说:“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 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 
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 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 
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 一份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之后,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 
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 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 
国发生。要说日本也可能预料到一切大变动,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国外交 部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备忘录,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向中国驻德大使说:“我
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 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军的军事胜利扭转过 
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 体的危险也赵大。”12 月 2 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在接见前,蒋介 
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进行 交涉。在接见中,只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而且再 
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 外交部长报告了这次接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 
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 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 
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 最后通牒。”接着,蒋介石谈了中国的意见为“(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 
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主权和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 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 
协约。”陶德曼在电报中报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关于第 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 
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他希望日本也这样做。关于第二 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 
蒋介石答应,假如要派选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反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 
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 底。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 
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在电文中又说:
“蒋介石最后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 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 
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 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 
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 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 
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 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 
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12 月 13 日,日 军攻陷南京后,日本骤然间追加了条件,而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23 日, 
狄克逊特密急电德国外交部长说到这些“基本条件”为:“1、中国必须放弃 她的亲共的以及反日的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 
她们的反共政策。2、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3、日本、 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4、中国偿付日本所要 
求的赔款。”狄克逊在电报中还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向他另外宣读下面声明:
“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她必须以行动——反对共产主义——来表示 她的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 
点。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在这里就把时间规定死了,已经象 在下最后通牒的样子。26 日晚,陶德曼将这些“基本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因 
蒋介石生病),并作了口头说明。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
“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26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在 27 日举行 的最后国防会议中仍有人主张和谈。蒋介石认为:“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 
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 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 
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①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说:“倭寇此提条件,等
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① 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直到 1938 年 1 月 13 日向日本表示,要求 
日本方面对每一条款作具体说明。当时日本的形势是:“日本政府中有一部 分人,自从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对中国政府态度不明表示不满。就在 
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种颇有 势力的意见抬起头来:把临时政府抉植起来,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平 
谈判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②13 日的表示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陶德 曼的,王对陶说:“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 
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 再作确切的决定。”日本认为这是“拒绝的答复”,于是在 1938 年 1 月 16 
日决定“陶德曼调停”结束。这一天,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长的特密急电中 说:“今在 10 时 30 分,外务大臣将下面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 1 月 13 
日的声明的答复的全文交给我,并且请求我尽快转给汉口。”日本在答复照 会中说:“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推延了好几次,甚至在 1 月 10 
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 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 
细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方面这种拖延的态度,表示没有以接受全 部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而这一点是我以前就已经说明过 
的。因此帝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弃(政府对此是深为遗憾的)承阁下的政府竭 诚帮助而进行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目前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 
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 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 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7 日,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华大使馆密电:“鉴于日本的声明,我们认为我 们的递信员的身份目前已经终止。”18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所 
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 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本广田外相还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暗示:这种措施不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且意味着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代 表中国,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以华北政权为中心的政权。就在这一天, 
国民党发表宣言,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蒋介石由洛阳返南昌,发表感想 说:“自我拒绝日本媾和以来,使日本不得不发表声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对 
手之主张,此其于政略上,彼为被动,而我乃取得主动地位矣,且可使国内 主和者断念,内部更可团结矣。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 
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就足以使岳武穆未 伸之壮态终得伸张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477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2 页。
益当努力图之。”就在 18 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国,于 是蒋介石也就在 20 日命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协商 
途径,业已完全关闭,中日两国的外交,实际上断绝了。
通过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渠道就此堵死了。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是想妥 协,又嫌日本的条件太厉害,因为条件太厉害了,“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 
潮所冲倒”。最后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不同你 蒋介石谈了。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就死了妥协的这条心。
另一条是通过高宗武(外文部亚洲司司长)来穿针引线。 蒋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
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 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 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 
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
‘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 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其甚详。”①到了
“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宗武就被蒋介石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宗武同 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 
义显。西义显同高宗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 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 年 1 
月 17 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 2 月 14 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交 
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 年元旦,国 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 
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口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 院长),其内容是说:“近卫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 
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② 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果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 
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 年 4 月 5 日,高宗武将这些 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4 月 16 
日,高宗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宗武向 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 
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 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 
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 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 
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
①据西义显回忆录,当时高宗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 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②。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义 
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



①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2 辑。

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

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491 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
要求,有真实感”。之后,西义显于 4 月 27 日回国,将高宗武的提案报告本 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己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 
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 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 
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 于 6 月 23 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根恼火, 在 
24 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 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 
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 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③高在日本会见近 
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 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 
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 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 
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 作法,未免过份,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 
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
7 月 3 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 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①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 
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
7 月 21 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 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 
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 越之罪于万一也。”7 月 25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 
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 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 
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 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 
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 给江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 
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②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 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 
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①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 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 统特务曾广②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7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3 至 2554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8 页。

②  据童德诚(1940 年到 1942 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 年至 1948 年浙系江站站长)回忆,军统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 1940 年底屈服,因此一 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 
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 1939 年秋季开始, 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 
线”③。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 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 
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
1939 年 12 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 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 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④
1939 年 12 月 27 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扎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 
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 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扎要)1、日本若尊重中 
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 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 
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 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 
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 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毕态度果真是 
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 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 
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 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 
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①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 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 络。1940 
年 1 月 22 日和 2 月 3 日及 10 日、14 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 
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 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 2 月 14 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 
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 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 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 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 
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 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 
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烟俊 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兰时蒋介石为了确保 
这次会谈进行,在 5 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



内无曾广其人,可能系林新衡的化名,林当时是军统香港区区长。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
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 港和重庆之间。在整整国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 
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 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 
处埋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 的建立推迟到 3 月 30 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 月 24 日, 
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 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 4 月 15 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 
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 3 月 30 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 年 4 月 11 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 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 月 7 
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导 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病。6 月 4 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 
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 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 
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 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 
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 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 
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 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 
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 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 
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 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己时, 
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①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 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 月 6 日会谈结束时,“双方 
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 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②日本同意这个计划, 
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 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 
来,坂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 7 月 28 日举行,在中 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 
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 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 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 
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 1940 年 11 月
30 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 
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③。蒋介石在 1940 年 12 月 2 日的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81 页。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536 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 2596 页。
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 更为东亚危也。”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 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 
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 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 
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 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
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
(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 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冬,国民党军统局 
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 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 
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 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 
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 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 
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 心,决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 
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 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 
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 
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 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 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 
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 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 
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 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 
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 长吴开先,1944 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 
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 作哑,一声不响。
抗战末期,从 1945 年 5 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 
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 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 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 
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 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仅的武力作 
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
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 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由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 
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 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 
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①


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 年 11 月
16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 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 
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象 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 
汪精工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糟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 年 6 月
10 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象蒋介石这种 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 
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 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 
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 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 
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 起责任来的境地。”12 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 
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 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 
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 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 
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 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 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 
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 日,汪 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
“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 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 
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 
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 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 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 
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勾。
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 唐生明的话:“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



①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69 页。
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 年初又与鄷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 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 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 
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 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 
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 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 
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 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象这样伟大的领 
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 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 
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置“蒋中正、 
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 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 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 再见面吧!”
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 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 
蒋介石对大小汉好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 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 
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等。唐一达沪,受到了汪精卫等 人的热烈欢迎。先是李士群与唐生明周旋了几天,后汪精卫通知李士群邀请 
唐去南京。1940 年 9 月底,唐在南京先见到周佛海①,再见到陈公博、梅思 平、丁默邨、叶蓬、罗君强、岑德广等人。第二天,汪精卫和陈壁君请唐生 
明吃饭。席间,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了他当汉奸的
“理由”。就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这天,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 
地方登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任军事委员要席。”10 月 4 日,汪伪政权正式任命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 
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 10 月 10 日到 19 日连续十天,在重 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表示 
对唐生明的行为“殊深痛恨”、“脱离兄弟关系”。这个“启事”是戴笠一 再修改过的,选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刊出,其用意很深。1941 年 6 月 
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置了“清乡委员会”后,唐生明就在该会中任职。唐生明 在于这项工作之前,曾密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极力主张唐去干这项工作, 
并指示唐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要保护忠义救国军,不但不 使其受损失,而且要使其能够扩大与发展。这个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 
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下设四个处
(军务处、政务处、总务处、福利处),唐生明任军务处处长。结果许多“清 乡”新四军的情报,是由国民党的特务报告重庆,蒋介石再叫戴笠告诉唐生 
明,唐生明再通过他手下的人报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 群。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使他们的苏州实验区内新四军的大部队



①  《周佛海日记》说:“九月三十日,⋯⋯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瞩其寄乃兄生智。”
大部分向苏北地区安全转移,敌伪报纸就大肆吹嘘“短期年取得了出人意外 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1942 年冬以后,唐生明不千清乡工 
作,主要任务转入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汪伪军事委员会委 员的名义仍保留。由于日本人利用唐生明来同重庆的蒋介石拉关系,唐的身 
价就高起来了,汪精卫他们对唐也不敢惹。
再看第二件事。周佛海是江精卫的左右手,在汪伪政权里身居要职(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周是怎么同蒋介石重新挂上勾的呢?这果然同周 佛海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与国内抗战形式的变化对汪伪政权日趋不 利有关。周在 
1942 年 12 月 5 日的日记中说:“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 首前尘,恍如隔世。两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 
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 本疲惫不堪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在 20 日的日记中 
又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 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件件)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到了
1944 年初,周在日记更是认为:“瞻念前途,忧心如捣。”尤其是 3 月中旬 他患肺炎卧床不起,待病愈时,在日记中说:“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 
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 也!唯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 
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另则,同蒋介石通过戴笠等人对周佛海做了不 少拉拢、争取工作有关。周佛海是湖南人,母亲等都在湖南。周当时准备把 
母亲等人接到上海,这时唐生明将情况报告了重庆,于是重庆派人将周的母 亲等人接到贵州软禁起来。周佛海在日记中说:“重庆来人,带来母亲、佛 
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 知在贵州,忧则与数年相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也然。恳 
求天地神祈早令母子重逢、合门团聚也。”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亲被 扣留后,一直很苦闷,于是唐生明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周的岳父写情绪周, 
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 子孙丢脸。1942 年 11 月,周佛海就秘密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 
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
蒋介石要周佛海干一些什么事呢? 第一,要周佛海合伙反共。在周的日记上说:“罗教植(国民政府军委
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 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 剿共。”
第二,要周佛海支持唐生明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旋惺弟来,称戴 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
第三,要周佛海保护军统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召见胡 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 
纯粹为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 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以听其自然, 
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也说:
“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 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当时,汪伪政权的特
工部同戴笠的军统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撕杀。特工部头子李士群在上海逮捕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统计室主任张小通,把砒霜拌进饭里强迫他咽下,又枪毙 
了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局书记吴赓恕和国民党少将高参戴炳星。于是 戴笠不仅决定刺杀特工部的第一号头目丁默邨,而且指示周佛海等人干掉李 
士群,说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结果,周通过熊 剑东,挑起李同日本宪兵队的矛盾,将李毒死。周佛海在 1943 年 9 月 9 日的 
日记上提到一笔:“忽闻李士群逝世。”
第四,要周佛海对沦陷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妥为保全。在周的日 记上说:“返家接见李赞候,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 
全,而盼余多负责。”
蒋介石把周佛海的母亲等掌握在手中也是关怀备至。1944 年冬,周母患 病,戴笠马上派人将其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周在 1945 年 3 月 26 
日的日 记上说:“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 愈未复元,十数日前忽患冲心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来日面色苍白、 
浮肿,呼吸促迫,脉博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 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 
幸,代办善后。⋯⋯祈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二、三年,使能于局势平 定后母子团圆也。”在 27 日、28 日的日记中,周都写上:“遥念母亲,祈 
祷早日恢复健康。”“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 健。”1945 年 7 月,周母病死,蒋介石马上将死讯告诉周佛海,周在上海各 
报上遍刊讣告。戴笠专程为周母办丧事,甚至替周来充当孝子。后来戴笠把 一套周母死后办丧事的照片送给周,其中有一张戴笠代周当孝子跪在周母灵 
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更死心塌地愿听从重庆的指示。这一年夏秋间, 已接近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每到一地,除随时与唐生明联系外,就和周佛海 
通电。周对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确实非常卖力,为国民党接收京沪铺平了道 路。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便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 
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灭口,判周佛海死刑,后经 多方活动,改判为无期徒刑。
纵观全局,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勾结也有分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第一, 在对日抗战上,汪精卫是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入侵,只有对日“和平”
(即妥协直至投降);蒋介石则认为必须抓住“抗战”的旗帜,才能维持统 治,才能得到英、美的支援。这是根本的分歧,也是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的 
基本点。蒋介石始终站在抗日阵营之中,而汪精卫却堕落成为不耻于人类的 汉奸、卖国贼。第二,在对日妥协的条件上,汪精卫同意出卖东北、内蒙和 
华北,偏安于黄河以南,蒋介石只同意而且是不公开承认出卖东北(即“七 七”前的状况),而要收回华北,这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 
利益。第三,在妥协的方法上,汪精卫是公开的,建立傀儡政权,当了儿皇 帝,蒋介石是秘密的,在同日本的几次“和谈”中再三讲要求对方“保密”。 
第四,在反共上,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蒋汪的基本点。不过,汪精卫认为 只有对日“和平”,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 
人之利,蒋介石则认为只有抓住“抗战”,才可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堵住 共产党的嘴巴,主张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
第四节	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


一、蒋介石的反共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 
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着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 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①。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恨超 
过了对口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 大规模的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 为可恨耳!”②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是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 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来的一次重要标志的会议。这次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 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
《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 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竟起”的“艰险”
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确定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 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会后,国民 
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
1939 年 3 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会 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纲领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 
有国民人人所易知易行之简单而明显之三个共同目标,为国民精神所当集结 者,当首先标揭之,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也。”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条款中说:“在 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 
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条款中说:“在此时期,应 无所谓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唯求得军事之胜利。”在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条款中说:“有理智有良心之国民,此时除殚思竭力 如何巩护国家求胜利以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和必不暇有其他行动。”在 
上述“至上”、“第一”、“集中”下面,还提出了“精神之改造”的五个 方面,即“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 
成”,“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五个方面的根本之点是要“纠正”所 谓“纷歧昏杂之思想”。有哪些“纷歧错杂之思想”呢?在纲领中列举了四 
条:“(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 之理想与损害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
(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纲领》制定和公布的同时,还制定和公布了《国民公约及誓词》、



①  1939 年 7 月 5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82 页。

②  1940 年 3 月 9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92 页。
《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 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了国民精神总动员 誓词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一运动,打着为战胜敌 
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其主要的企图是要人民对他的独裁统治“尽至 忠”、“行大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所谓“纷歧错 
杂之思想”来一个“共同拒绝”。
1939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 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 
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 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 
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是主 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在上述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和一系列条文的指导与实行下,1939 年 12 月,
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在东 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七百余华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 
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栒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 备进犯延安。在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中具 
体说及:“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 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萌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 
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 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 
围两月,栒邕则杀人夺城,嵊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几,安定则两次 袭击,而绥米河边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何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 
然自七月蒋委员长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 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 
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池略地之消息,又不 绝于耳矣。”①在 1940 年 4 月召开的、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 
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 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 
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 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 
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 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 
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 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 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 
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德 等刚电谓其全军有二十三万之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 
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 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懔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 
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



①  《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卷)第 724 至 725 页。
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1940 年 7 月 16 日,蒋介 石又提出一个所谓“防止案”(也叫“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 
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这个“防止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 
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 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 
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 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 
奉今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 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①很显 
然,这个“防止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 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 
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 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 
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 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七月间)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 
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 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令文说:“前令第个八 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 
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 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 
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 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于是,在 
1941 年 1 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一万人北 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 
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 1 月 25 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
“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 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 
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 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 
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 1 月 30 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 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 
山舰事件也。”①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反共活动,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 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有力地回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 
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掀起了新的反共活动。当时,国际形势发 生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希特勒德国在西方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也 
不断失利;英美又同蒋介石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 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717 页。
约与换文》,在名义上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这无疑地抬高了 蒋介石的身价。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 
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对罗斯福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第二 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②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叫陶希圣代他写了这本《中 
国之命运》。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 在内政”。怎么个“内政”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 
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 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 
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 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 
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 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 
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 遗产”,要“来开创,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 
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蒋介石的另一面主张:
“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 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 
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 斥从前把待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 
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 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 
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 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 
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 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 
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 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 
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而 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 
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 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的“内政”主张, 
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国之命运的药方。这本书发表后,国 民党的反共声浪甚嚣一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报刊大造反共舆论,叫嚷中 
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
“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胡宗南就在军事上部署对陕甘 宁边区的进犯,亲自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将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在边 
区集结了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并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最 终,由于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使蒋介石这次新的反共活动没有得逞,蒋介石 
连忙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说:“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 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二、蒋介石的压民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在抗战爆发后,人民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抗日民族民主的热潮喷发了出 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浊裁统治是一种冲击与威胁。于是,蒋介石更加强了 对人民的特务统治。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其整个政策动摇于抗日反共之 间,其原来的特务机关“失去中心对象”,组织一时混乱。这一年年底,蒋 
介石企图统一其内部派别及特工组织,合力对外(抗日反共),在军委会之 下设第六部,以陈立夫任部长,下设四个组,以 CC 之吴开先、徐恩曾,复兴 
之鄷悌、郑介民分任组长,平分秋色;另决定统一其特务机关,在军委会之 下,设立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二个处:第一 处(CC 
特工)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复兴特工)处长戴笠。调统局设立后, CC 与复兴的冲突有增无减,陈立夫指挥不动戴笠,下层组织更是互相矛盾, 
无法合并,工作上受到很大影响。蒋介石鉴于合并的失败,同时为着适应当 时的新形势,一面下令解散 CC 和复兴的组织,另外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 
团;另一面为加强特务工作,建立了“中统”和“军统”。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 193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组 建的。事前,蒋介石对陈立夫、刘健群、康泽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 
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 CC)、 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 
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康泽等人 进行了积极活动。1938 年 2 月底,蒋介石搞了一张“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 
员会”的名单,列有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段锡朋、张道藩、张 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泽、卢作孚、甘乃光等。同年
3 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了蒋介石为 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主要是取消了预备党员制,设 
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党内 的一切小组织。接着,在临全会的一中全会上,通过了陈布雷、陈诚和康泽 
三人所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提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 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本 
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1938 年 4 月下旬,在汉口开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 月间,又开了筹备会 
议。6 月 16 日,蒋介石以团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说:“本团之创 设,非为吾青年个人谋出路;而要求吾青年献其能力、自由与生命,以为国 
家民族谋出路。非为吾青年策安乐,图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艰危, 以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与三民主义之实现。”6 月下旬,蒋介石发下了三青 
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名单和各处处长名单。过了几天,蒋介石发下了第 二个名单,变更了组织处处长的人选,原为康泽,现改为谭平山。第二天, 
蒋介石又发下了第三个名单,再变更组织处处长的人选,由谭平报改为胡宗 南,以康泽代理。可见,蒋介石亲手抓了三青团的组建,而考虑十分仔细。 陈布雷在 
1938 年的日记中说及:“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 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 
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 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
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①1938 年 7 月 9 日, 蒋介石借这个北伐誓师纪念日,在武昌召开了三青团中央团部成立大会。蒋 
介石作为当然团长在会上宣誓,宣读了康泽为他起草的誓词:“中正正心诚 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 
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宣誓,永矢弗渝。”接着 就是第一批入团的人宣誓,蒋介石是监誓人并对第一批人团的人训了话。
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即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叫陈诚来当书记长; 后因陈诚以担任前方军事,蒋介石改派朱家骅代理书记长。1939 年 1 月,中 
央团部由武昌移设重庆。7 月 17 日,临时中央干事会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增 设了临时中央监察会。蒋介石仍派陈诚任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派王世杰 
任临时中央监察会书记长。1940 年 9 月 1 日,蒋介石改派张治中接任陈诚。
1943 年 3 月 29 日,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央干 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正式宣布成立,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及王世杰分任书记长。 
这个三青团在当时主要干了一些什么呢?因时处国共两党正在合力进行 抗战,不可能公开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反共反人民是它的工作中心
点。在三青团的工作纲领与计划中明确规定:
“阐扬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及团长训示,加强青年思想领导”,“纠正 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思想与言论”。在团员的当前任务中更 
露骨的指出:“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 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 
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问接是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 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 
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 物价,营私谋利的行为及藉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
“本团团员应切实扶助社会舆论,提高民众智识,协助地方自治,健全保甲 组织,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 
种‘假民主’之言,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为了实 现这些任务,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行动上要求三青团员必须做到:“凡我 
同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地根据本党 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予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碍抗战危害民族国家的 
一切阴谋与事实,务使一般民众,认识他们的假面目,不致受他们的欺骗宣 传。”“凡有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团体,决不容有奸党同时存在, 
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好党把持或活动最力之机关学校 团体,应努力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设法促使其中主要分子之 
觉悟。”甚至还要求三青团员:“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 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三青团 
正是干尽了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各种勾当。他们举办了所谓“特聘学术讲 座”、由中央团部聘定各大学著名教授,分赴各地专科以上学校,讲演蒋介 
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们在西北设立了所谓“西北青年劳动营”,收容什 么“奸伪分子”,施行“感化教育”。他们推行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运动” 
中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建设运动”,大搞什么“(一)展开三民主义的思 想统一运动;(二)加强三民主义的研究与发扬;(三)树立三民主义的社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1 页。
会制度;(四)促进三民主义的五项建设。”他们兼办了蒋介石在 1934 年 2 月宣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着“以廓清社会上各种污染的恶习,建立 
起现代的新的风气”的旗号,实际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 大人民的抗日爱国言论与行动,让广大人民听任蒋介石摆布。当然,也不可 
否认,不少青年在“战地服务队”干了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其中如湖南 各战地服务队,曾历次踊跃的参加湘北会战,与保卫长沙的前线将士同时立 
下了光荣的功绩。三十一年五月,浙东战事发生,金华、兰溪、云和等地战 地服务队队员,都能奋不顾身,掩护退却,并抢救伤兵。三十三年,中原及 
湘桂战争先后发生,河南和湖南各战地服务队员,都曾经协助疏散人口,侦 察敌情,直到敌人到达时,然后撤退。”①总的来说,蒋介石在当时搞这个三 
青团,名义上解散了 CC、“忠实党员大同盟”和复兴的组织,实际上利用这 个新的反革命组织起“后备军”的作用,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备”反革 
命的“新细胞”、“新血轮”,并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 发展”,以消除其内部矛盾的增长,实现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法西 斯独裁统治。
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 Cc 和复兴矛盾的继续。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 
的发展为顾忌②,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 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 CC 
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不断磨擦。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 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 
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 年 9 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 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 
石不得不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 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 
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 是,1947 年 6 月 30 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 
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二个形式的存在,决 不能象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 
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 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 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 1938 年 8 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的决定,CC 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 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①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②。1942 
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 年,朱家骅辞去兼职,


①  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 十二月)第 179 页.
②  仅在三青团的筹备时期(从 1938 年 8 月至 1943 年 3 月),团员就发展到五十四万八千八百人,尤其在 
全国高中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团组织。
①  徐恩曾是留美学工科的,英语很好,平时象个“书生”。后因同军统明争暗斗。由于中印缅国境线走私 案,被戴笠搞下台。

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当然局长。
由徐恩曾升任局长,这一年冬被撤职,由叶秀峰继任。
“中统”建立后,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始取得了“合法”地位, 于是由原来的完全秘密而转为半公开,成为“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务 
机关,对内对外均以“中统局”名义活动。蒋介石指定“中统”的三项调查 任务,即“党派”、“民意”和“贪污”,其中心为党派情报。尤其是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后,中统局本着“日 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大患”、“反共第一”的方针,“以十分之四力 
量对付共产党,十分之四力量建立党网(即党员监察网),十分之二力量进 行其他特工”。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的反共特务组织,并作了普遍的布置。在 
国统区,“各省、市党部,普遍成立调查统计室,在省、市以下各级党部, 设立专人负责对付共党工作”,并决定“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保甲组 
织中,广泛的建立反共监视网”,“在每一角落,布置特务细胞”;此外, 动员全党做特工,“策动全体党员,各就该地生活环境,担负对共党之调查 
防范工作”。在解放区,先对其周围建立特务据点,形成包围阵线,层层封 锁;对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点线工作”
“选择干练人员,予以特殊之技术训练,打入共党各级组织及外围团体, 进行内线工作”。在沦陷区,“各级党部设专人策划共党之调查及防范工作, 
应用公开与秘密之方法,对共党打击与破坏”。中统控制和运用以及渗入活 动的机关非常广泛,计有邮检机关①、盐务机关、税务机关、交通机关、司法 
机关、社会机关及社会团体、粮政机关、户政机关、统计机关、经济机关、 民意机关、“会报”机构、军事机关②等。
在抗战期间,中统除对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参政员与规定办事人员以 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因观瞻所系,仅作秘密的监视与侦查之外,其余革命组 
织,一经发觉,即秘密进行破坏。主要的具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石指使徐恩 
曾拟定,交陈布雷(当时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修改,再交蒋介石 决定。下颁时,作为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所谓“防制异 
党”,在中统内部认为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即可以把日本当作朋友,
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民主 根据地,镇压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布置中统特务一面读马列主义的书刊,讨论共产党党的建设,在 理论上做到伪装。如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再如在中统内部 
进行演习,“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 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作一番分析判断乃至宣传活动, 
然后由参加演习的特务进行评论,要做到以伪乱真的程度为止。另一面研究 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可能叛逆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如何扩大问题使其动 
摇并且达到背叛。对这项工作陈立夫是很得意的,他曾指责军统说:“戴雨 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 
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中统把这项工作当作业务的骨髓。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中统的反共活动比军统更阴险。


①  1937 年 3 月,“南京邮件检查站”由“首都卫戌司令部邮电检查站”改组成立,虽改属军事委员会,而 仍由中统特务张志鹏、吉汉卿先后任所长。

②  主要是”战地工作团”,以组织动员民众为幌子,建立武装特务,以游击形式,从事情报活动。
第三,派特务打进延安,拉叛徒充当特务。如叶秀峰曾看中了南京中央 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博清,经过培训,打扮成为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 青年,于 1938 
年到延安混进抗日军政大学,然后由抗大出来再回到重庆做 官。再如叛徒杨为,升为研究室主任,专与叛徒谈话,一起研究关于共产党 
的策略与路线,并写成专门报告,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蒋介石对此甚 为欣赏,曾两次传令嘉奖这项政治战的功绩。
第四,迫害进步青年。运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外 围组织,吸收道德品质极其堕落的人进入核心,同特务配合一致做那些丧尽 
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 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 
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 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等等卑劣手段,以残害青年。又如, 
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 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 
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 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 
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 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 
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 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蒋介石亲下手令: 
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 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反人民是中统的中心任 
务,据中统局自述:仅 1940 年及 1941 年两年中,“逮捕共党八千一百九十 四人”,自 1940 年至 1942 年 9 
月,“共党有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自首”①。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 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 
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祖(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 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②。1945 年 8 月钱大钧离职后, 
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 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 
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 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 
还未毕业),所以蒋介石只让他任副局长。但历任局长贺耀祖(1938 年 8 月 至 1942 年)、林蔚(1942 年至 1944 
年)、钱大钧(1944 年至 1945 年 8 月), 也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与人事、经费,全部山戴 
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 4 月 1 日军统进行“四一大会”①以纪 念“我们的工作纪念日”时,局长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 
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还不知道还有 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①  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1942 年 11 月)。

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当然局长。

①  1932 年 4 月 1 日,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正式组成。
“军统”建立后,在“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下,主要工作是加强 反共活动。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是一个搞反共活动的好时期。1937 年“八一 
三”上海抗战发生之后,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召开原来特务骨干开会,他 说:“国民党掌握了广大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 
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 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 
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他还分析许多情况, 说:“共产党穷,生活很苦,又没有公开宫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 
他们官做,就不愁不把共产党搞垮。”他再三强调:“这一政策一定要认真 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而且军统为了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采用了最恐怖的手段,对内有所谓“许进不许出(即加入其组织是“终身职”, 不得自由退出),“许作不许说”(即要绝对守秘密),“许单不许双”(即 
不能发生横的关系),“许死不许活”(即“不成功便成仁”);对外以手 枪、炸药、暗杀、绑架、逮捕、屠杀等等来进行破坏活动。主要的具体的反 
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增设其特工组织,将其力量渗入军事、 政治、警察、外交、交通、运输等部门中,扩大外围机构,增强反共反人民 活动。如 
1939 年,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计有八个区、三十个站、一百九十一个 组,1939 年以后由于加强反共,在西北、华北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 
增设组织,其重点放在西北。又如在军事机构方面控制着:各行营、各绥靖 公署、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调查组以及外事处等组织;各部 
队之谍报参谋及部分杂牌队伍之政训处;各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以及某些 党政工作队;航空委员会各地之调查组与监察总队以及空军政治部及顾问事 
务处;军令部第二厅及其各处;各地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之稽察处、警 察室等;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及所属各地之邮电检查机构;军委会华北督教 
团。在行政机构中控制着:行政院中各部会中的某些视察或督察人员;各地 省政府及督察专员公署之调查室、各县之视察员;各省保安处之第三科(谍 
报科)。在交通运输机构中控制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及各地货运管理处、 货运管理站;交通部之交通巡察处(包括以前财政部之缉私署、军委会之水 
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及交通检查所)。
第二,利用抗战名义欺骗无数青年,在各地开办政治、情报、行动、电 讯、译电、爆破、外事、参谋、交通、会计、查缉等各种性质的训练班,制 
造大批的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有所谓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政治训 练班、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短期训练班、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 
练班、外事训练班、参谋训练班、交通人员训练班、爆炸人员训练班、会计 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稽察监察人员训练班、邮政检查干训班、查 
缉干部训练班等。在陕西有所谓西安军委会特种干部训练班、西安电讯分班、 西安训练班、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等。浙江省有温州特训班、荣春特训班。 
安徽有广德训练班、临泉训练班。湖南有临澧训练班、黔阳训练班、衡阳查 缉干部训练班。兰州有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贵州有息烽训练班。昆明 
有交通人员及外语人员训练班等等。军统局就依靠这些训练班,成为其干部 的主要来源,把无数青年引入歧途,为反共反人民服务,作“领袖忠实耳目”,
“捍卫领袖安全”。 第三,招降纳叛,用封官晋爵等办法,诱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
日部队的成员叛变革命,堕落成为军统特务。如当时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 袁晓轩叛变,袁不仅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且出卖了八十多位地下党员,自己 
捞到一个军统少校组长的位置。张国焘叛变后,蒋介石特将张交给戴笠,戴 笠感到这是蒋对他的信任,于是由张主持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专门进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派遣特工、搜集情报、分化离 间、阴谋破坏的所谓“策反”工作,同时,还采用秘密逮捕中国共产党的有 
关领导人,甚至处死灭迹。
第四,建立中美合作所。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想利用蒋介 石的军统特务机关,发展在华的特工,企图达到打败日本同时能控制中国建 
立反苏反共基础。蒋介石也想利用美国的新式技术、经济资源,来强化与扩 大其特务组织,以达到所谓“本着中国的精神,利用美国的技术,建立德国 
式的秘密警察与党卫军”的目的。于是,1943 年春,美蒋签订特工合作协定, 在军委会下设立一个“中美合作所”,由戴笠及美军海军准将梅乐斯分任正 
副主任,在全国各地,特别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周围,设置了许多美蒋联合 特工机构,并在各战区建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等武装特务。
第五,在各战区及沦陷区进行了不少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服务于抗日战 争的开展。如戴笠自己在“八一三”淤沪抗战爆发时,也曾亲赴前线搜集情 
报,向蒋介石报告战况,1937 年 11 月 9 日和 11 日,先后两次密电告蒋介石。 
但同时,又勾结日伪摧残抗日爱国民主力量,还派遣人员“奉令伪化”,进 行所谓“曲线救国”,如“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散布在江、浙一带进 
行“联伪剿共”活动。
总而言之,蒋介石手中的三青团、中统、军统,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也从事过一些抗日的活动,但其主要的活动是反共反人民,压制人 
民抗日民主运动,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三、蒋介石的图西南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统治的地区是西南各省。西南各省原不在蒋介 石的控制之下,在 1935 
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虽然把手伸了进去,但未达目
的。这时,蒋介石利用抗战的时机,在西南地区再度排除异己,力图完全控 制西南各省。所谓“西南问题”,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 的矛盾问题。
西南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抗战期间,贵州几乎完全为蒋 介石所控制,西康则在四川地方势力刘文辉的统治下(刘文辉原同刘湘均为 
四川的大军阀,刘文辉是“保定系”,刘湘是“速成系”,1932 年冬至 1933 年夏,二刘发生了四川军阀三百多次混战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战争,刘文 
辉败退西康)。所以,西南问题的中心在于四川、云南两省。蒋介石乘抗战 之机,把四川和云南弄到手。
四川是西南问题的中心的中心。当时四川有六千多万人口,是兵源的基 地;重庆又是国民党的陪都;抗战爆发后沿海许多企业内迁四川,又建了不 
少新的中小型工厂;四川每年粮食产量比西南任何一省都多得多。所以,四 川是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刘湘在蒋介石的卵翼下打败了四川其他军阀,成了 四川的统治者。蒋介石在追击长征红军时,不浙向四川扩张,在四川统治权
问题上,刘湘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西安事变”时,刘湘准备调 集军队包围蒋介石在重庆的行营和在成都开办的军事学校。何应钦也派人到 
成都想联合刘湘共同反蒋。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西安事变”就和平解 决了。“西安事变”时,刘湘还乘机恢复四川行政和财政的独立。这时,蒋 
介石的部队正大举进攻陕西杨虎城部队。为自卫计,川军在重庆一带布防, 阻止蒋介石部队的进犯。但是,刘湘的一切活动,都瞒不过蒋介石的耳目。 
蒋介石蓄意要吃掉刘湘,1937 年 6 月,蒋介石提出要缩编四川军队,又提出 要军民分治,刘湘主军,由蒋介石派人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坚决抵制。1937 
年 7 月,蒋介石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召开了川康整军会议,矛头主要是指向刘 湘,对其他军阀(二十军杨森、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八军邓锡候、二十九 
军孙震及四川边防军李家钰)是能吃则吃,能削则削。当时刘湘是省主席兼 四川善后督办(后改为川康绥靖主任),各派军阀对此都不满,但慑于刘湘 
的力量,表面唯唯诺诺,而思想深处则有强烈的反感。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 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加剧其内江。刘湘也多方进行工作,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何应钦仓皇离开重庆,上 清寺的川康整军会议交给贺国光主持而草草了事。这一阶段,刘湘对蒋介石 
还是比较硬的,刘湘说过这样的话:“我如果要干的话(指川军要反蒋)就 是天也要打它一个洞。”
抗战一起,蒋介石有了借口,调刘湘的军队出川抗日,任命刘湘为第七 战区司令长官①。刘湘无法抗拒,为了怕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带病亲自率领主 
力部队到南京前线,不久就病死在汉口。刘湘在病中考虑到一时不能返川, 前后方的军政应作重新部署,但未达结果。也有传说刘湘之死是被阴谋毒死, 
因刘湘虽患胃溃疡,但身体素健,能作长时间的支持,后病情急速变化,致 死的原因有各种传说。
刘湘死后,蒋介石大喜,四川群龙无首,大可为所欲为。刘湘死后三天, 蒋介石就下了三个命令,撤销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主任和四川 
省主席等职务。1938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就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撤销 川康绥靖公署。蒋的这一举动,引起四川地方军人的一致反对。刘的部属认 
为:刘湘刚死,蒋介石既不派员来蓉慰言,又不与有关各方商洽,即命张群 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因而群情激昂,决定反对张群来川, 
在成都全城张贴标语,并举行游行示威。当时,前方抗战军事紧张,后方又 复动荡,国民党中央在川势力薄弱,张群就无法上任。蒋介石知道硬于不行, 
遂改变策略,复电四川各将领,说什么:“刘故主席部属即中正之部属,决 一视同仁,希各安心。”同时,蒋介石一面保留川康绥靖公署,发表钟体乾 
暂代川康绥靖主任;另一面自我转圜地任命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王钻绪 当四川省主席,中间一段时间由秘书长邓汉祥代行。不久,王赞绪被蒋介石 
收买过去,间康泽勾结,向蒋介石密报四川地方军人反蒋活动的材料。四川 地方军人为了打击王钻绪,曾联合起来揭露王的种种罪状,还调遣一部分军 
队集结成都城郊,剑拔弯张,形势严重。蒋介石不得已罢免了王钻绪,由自 己兼任四川省主席,由行辕主任贺国光兼省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蒋介 
石的如意算盘是:眼前既可压服川康大小车阀,又可在适当时机过渡与张群。


①  第七战区指定的战区是在平汉线上,右与第一战区相连,左与第二战区相连。长官部决定设在许昌,这 个战区从 1937 年 8 月发表,1938 年 1 
月撤销。
当时,蒋介石兼任省主席后,授意张群组织一个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1940 年 6 月在重庆挂出招牌,1941 年 2 
月迁设成都,蒋介石兼委员长,张群以常 务委员的名义主持一切事务。这个委员会只活动了一年零九个月,1942 年 2 
月奉令收场,搞了一本洋洋九十万言的《川康经济建设计划大纲》的空文。 其间,张群又在重庆搞了一个川康兴业公司,1941 年 5 月挂出筹备委员会的 
牌子,张群任组织委员,1942 年 2 月 1 日正式开张。蒋介石、孔祥熙专门派 代表参加创立大会。在这些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张群日渐取得了四川地方军 
阀的支持,邓汉祥一天曾对人说:“这下张岳军的事完全决定了。刘文辉、 邓锡侯、潘文华他们早愿与张结交,只是打通下面几个拥枪杆的师长较费唇 
舌,直到今天下午才算说服,晚上这几个师长已去北较场军校向贺耀组当面 表态,一致欢迎张岳军主川。贺在当晚即电蒋报告,日内可见分晓。”1941 年 11 
月 15 日,蒋介石明令发表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调 贺国光为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戍总司令。这个时候,四川地方势力已无法占据, 
各方似皆翕服。18 日,张群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举行党、政、军联合扩大纪 念周席上宣布就职。从此,四川地方政权便落入了蒋介石的手中。张群一上 
任,就在省参议会上表示:他追随蒋介石数十年,决以身殉葬。从 1940 年底 至 1945 年日本投降,蒋介石通过张群,大量利用四川的人力与物力。每年在 
四川强行增收黄谷一千一百七十万担,强征壮丁五百万名。四川地方的军力 也大被削弱,部队只剩下不足四个师。
就云南来说。那是龙云的天下。当时云南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蒋介 石的大后方和补给基地之一。尤其是上海、广州先后失守以后,中国就再没 
有国际港口了,国际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只有从香港经滇越铁路运到内 地。因此,云南的战略地位更重要了。
蒋介石一心要控制云南,并在那里开辟一条国际通道。当时的云南在龙 云的多年经营下,已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机构和做法。在军事上,云南的军队 
是直接向法国和比利时军火商人购买武器而装备起来的;龙云还在全省建立 和训练一支保安队,以扩充其实力。在经济上,龙云搞了一个云南人民企业 
公司,经营和管理云南各项企业,一切积累都归云南地方所有,一直到 1941 年,云南仍使用地方发行的滇币,法币不通用。龙云对他的一套搞法是这样 
解释的:这一套是为了抗日而采取的措施。他曾对部下说:“日本是真的干 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 
这些准备,就是购买武器、训练保安队、建立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等等。
龙云对日本和对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是:抗日防蒋。蒋介石却想借抗日 之机,来解决龙云。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召龙云到南京开会(各省军政长官都在),商议抗 日事宜。龙云当时认为蒋介石没有抗战的决心,他曾对朱德说,要派一些人 
到八路军里去学习游击战,而且从朱德处索取密码本(以后龙云确实用这个 密码本在昆明同延安的电台联系)。龙云为了准备抗日,还在云南办理积谷。 
云南原来是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向来依靠越南进口。自“九一八”事 变后,龙云预料中日将会大战,粮食问题非常重要,云南必须做到粮食自给 
才行,于是就着手办理全省积谷(类似清王朝时搞的义仓)。到 1937 年淞沪 抗战爆发时,云南全省积谷已有相当数量,每年继续递增,到了抗战期间已 
有一定的充实。在抗战期间,各个方面的人员涌进云南:京、沪、两广沦陷, 各地的人纷纷到滇,多数机关、学校、工厂陆续迁滇;缅甸沦陷,大批华侨
回国;蒋介石驻滇的部队有数十万,美军及技术人员约二万多人。总计有军 民一百多万人。加上滇越铁路早已中断,粮食没法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 
云南粮食供应不缺,这不能不说是龙云的一个功劳。同时,龙云对蒋介石也 是早有防范。龙云在回忆中说:“他(指蒋介石)一向表面上对我是很尊重 
的,我对他也并无私人成见。我和他有十多年的关系,起初对他竭诚拥护, 后来看他为人处事,师心自用,对他才渐渐怀疑起来。到后来,我看出他的 
所谓”长期抗战’,不过是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地位,借抗战之名,消灭异己, 独裁集权,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又说:“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 
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①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三步法,即调出、派进和解决·来吃掉云南这 块地盘。
第一步是调出。抗战一爆发,蒋介石就以抗战统帅的权力,将龙云经过 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云南精锐部队的主力抽调出境。1937 年 9 
月,以卢汉任军长的第六十军(辖三个师:第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第一 八三师,师长高阴槐;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三万五千多人,由昆明出 
发,经贵州转湖南,奉命保卫南京外围。后来不料南京已沦陷,部队转至武 汉,归陈诚指挥,参加保卫武汉。1938 年 2 月又调驻京汉铁路孝感、花园、 
武胜关及信阳一带训练,中上级军官调到武昌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同年
4 月,又被调至郑州转龙海路到兰封、归德一带,归李宗仁指挥,不久参加 了徐州会战。徐州失守后,蒋介石打电报叫龙云到武汉。龙云到武汉见到蒋 
介石时,蒋非常殷勤,请龙云吃饭时两次表示:“志舟兄此次到武汉,等于 带着百万雄师来的。”因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有改变,提出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蒋恐怕地方人士及抗日将士对他的威信有所动摇。同时,蒋介石又要求龙云 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云答应了,派孙渡率领第五十八军出发到抗日前方。 
第二步是派进。1939 年冬,日本侵略越南,滇缅交通受到威胁,蒋介石 下令抽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①率原第六十军的一八二、一八四两个师及第 
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入滇南,沿滇、越边境布防。杜聿 明认为:“这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首次进入云南,也是蒋介石为吃掉龙云而下 
的第一步棋。”接着,蒋介石又乘远征之机,将他的部队向滇黔、滇川、滇 康边境集结。屋然由于蒋、龙矛盾尖锐化,但部队还是在 1941 年进入云南境 
内。当时进入云南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名义的蒋介石部队:一是蒋介石为了保 卫滇缅国际交通线,成立了国民政府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和昆明防守司令,前 
者以林蔚为参谋团长,后者以杜聿明为防守司令。二是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 事件后,根据中英军事同盟协定,蒋介石将准备入缅部队停留在云南,翌年
2 月,除入缅部队以外,集中在云南境内的蒋介石的部队有十多个军,此外 还有一些美国部队。三是为了指挥上述部队,1943 年 4 月,蒋介石又成立了 
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滇西楚雄,把楚雄以西的军队指挥权 从昆明行营(原行营主任为龙云)划分出来,削弱了龙云的力量,而且楚雄



①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17 揖。
①  徐州失守后,卢汉到武昌向蒋介石复命,蒋称赞卢汉:已尽到应尽责任,伤亡越大,越显力战,不要灰 
心。军队番号不变,部队不缩编,速向本省请求补充兵员,武器不足由中央酌予补充。并可以加派其它部 队归你指挥,1936 年 8 
月,六十军扩编为三十军团,卢汉任军团长,同年 12 月又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卢 汉为总司令。
在昆明附近,可以就近监视龙云。 第三步是解决。蒋介石一面向在滇的亲信面授机宜,掌握龙云的动向。
蒋曾对宋希濂(当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说:“你到昆明 后,首先要了解云南的情况,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对各重要据点要确实 
控制,随时提高警惕,并与王叔铭(当时驻昆明空军司令兼空军学校教育长) 密切联系。
1942 年 2 月 21 月,蒋介石同宋美龄出访印度回国在昆明住了几天,蒋 介石十分抓紧要宋希濂和关麟征向他报告云南情况、龙云的态度及其左右的 
重要人物和这些人平日的态度,并且要宋、关多和龙云左右的人接近,随时 注意这些人的言论,但又不要让这些人察觉。后来,蒋介石又要宋希濂到西 
康的西昌,了解刘文辉在那里驻有多少队伍以及西康同龙云之间的联系情 况,并要宋将这些情况亲自书面报告他的侍从秘书肖自诚。蒋介石另一面把 
军统特务密布云南,在昆明设立了一个大站,张维亚任站长(当时以昆明中 央日报采访主任名义为掩护),下辖开远分站及昆明、永江、尤理、保山、 
腾衡、会理、西昌、腊戌、曼德勒、仰光、曼谷等组。蒋介石在表面上对龙 云说:“戴笠派在云南工作的人员,我已告诉他全部撤回,今后如有人假借 
军统名义在云南活动,你可以拿办。”
蒋介石同龙云的矛盾和斗争贯串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想解决龙 云,把云南搞到手的算盘始终未能得逞,直到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乘机用 
武力把龙云赶出云南。当时,蒋介石一面叫龙云派军队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龙云派卢汉率领三个军前往越南。这本已绰绰有余的兵力,而蒋介石却说日 
本有阴谋,接收兵力不足,恐怕出意外,多方劝说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第 一方面军①入越受降。经过一番曲折,龙云将他原来留在昆明的“保险”家兵
——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的一个师扩编为一个军②随同第一方面军开入越 南。至此,龙云多年所训练的“看家宝”只剩下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一 
个师和宪兵团、警卫大队了。而蒋介石在昆明的部队尚有第五军、第二○七 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所属四个团、宪兵十三团等武装。蒋介石另一面指 
使杜聿明(当时昆明防守司令)发动了“昆明事变”。1945 年 9 月 27 日, 蒋介石派他的心腹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日 
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参 议院院长,要杜最好一枪不发,并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并对杜说,龙云“仍 
然是你的长官,必须以长官之札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但又说, 他已命令昆明飞机归杜指挥,应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 
不接受命令的话;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9 月
29 日晚,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了命令,很快就解决了龙云的军警 武装,派人给龙云送去了蒋介石的命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 
议院院长。”10 月 4 日,龙云被迫离昆明赴重庆,杜聿明派了仪仗队到机场 送行,杜在机场对龙云说:“对不起院长。”龙云回答说:“你是奉命行事, 
不怪你。”龙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就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 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 
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是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



①  1945 年初,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仍由卢汉任方面军司令宫。

②  也有的说龙绳武的部队为暂编十九师.龙绳武任师长。
分,这样做,恐怕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介石很难堪地说:“我的指示 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蒋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同时,还不得不笼络当时仅次于龙云的第二号人物 卢汉。蒋介石连忙给卢汉去了一封亲笔信,一面强调“急需统一军令、政令” 
而把龙云调往中央,同时通知卢汉,任命他接替云南省主席,并要卢“晓谕 所属,以安众心”①。
从蒋介石图西南这一点上看,蒋的抗战是不专心的,始终没有忘记乘抗 战之机,把他的手彻底伸进西南。
























































①  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
第五章	蒋介石在大陆上的垮台 第一节	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一、争取下山摘桃子的时间


“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现在他 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 
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 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 
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①
下山要时间,摘桃子也要时间,于是蒋介石就设法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革命军队,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 年 3 月 11 日,蒋介石通令全国各部队,叫他们听候命令,根据盟 邦协议来执行受降的一切规定,同一天,蒋介石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同令朱 
德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地境 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 
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 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 
擅自行动为要!”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不理蒋介石的这 一套,在同一天,以“延安总部”的名义,连下七道命令,着所属部队全面 行动。12 
日,又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冈村宁次发出“向 共军投降”的命令,同时再度命令所属部队占据东北、华北一带,和东北苏 联红军呼应。17 
日,朱德更强硬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共军接受日本投降”等 六项要求。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连续三度致电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第一份电 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 
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 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 
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 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 
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 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第三份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 
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惠然偕临,则重要问 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到底安的 
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 8 月 28 日、29 日的日记 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070.1074、1075 页。
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 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 
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今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 心也。”①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 
争得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是的空气;而内心, 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渝,蒋介石同毛泽东 的“晤谈”就开始了。28 日晚,蒋介石在重庆山洞官邸举行欢宴,29 
日下午, 就同毛泽东晤谈。9 月 2 日晚,蒋介石又宴请毛泽东。欢宴后“曾和毛氏单 独谈话”。4 
日下午,蒋介石在军委会茶会招待中外来宾。茶会后,“又和 毛泽东再度单独会谈”,而且“历时很长”。5 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 
央干部学校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参加。
12 日中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午餐,“餐后有所商谈”。10 月 9 日、
10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前,连续两度应蒋介石邀宴晤谈。在 10 日晚,蒋介 石邀毛泽东赴山洞官邸畅谈。
整个谈判持续了近四十天,具体商谈的工作由蒋介石指定张群、王世杰、 邵力子和张治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蒋介石同毛 
泽东谈了这么几次:第一次是 9 月 3 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 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 次是 
9 月 12 日,也在蒋介石官邸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三次是
9 月 17 日,就军事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四次是 10 月 9 日,在蒋介石官邸就 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五次是 10 月 10 
日,在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邸, 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六次是 10 月 11 日,这是最后的 
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这次谈判主要在我们党提 出的两个问题上斗争激烈,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军队国家化”, 
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军队改编与解放区处置办法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 张距离甚远”(张群的话)。最后的结局,正如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夕告诉蒋 
介石的,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 行商谈,以使《纪要》(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 
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是咬住政令、 军令之统一不放。在 10 月 9 日的日记中说:“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 
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 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 
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 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在 11 日的日记中 
也说:“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 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 
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①
这次重庆谈判,前前后后蒋介石整整争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使他可以 从容不迫地下山,又有一定的时间去抢摘抗战胜利的果实。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16、3017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22、3024 页。
二、抢夺胜利果实


蒋介石充分利用争得的时间,运用各种手段去摘取中国人民用血汗浇灌 出来的抗战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手段是要日军不投降我军等他抢。
1945 年 8 月 10 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说:“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 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15 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 
最高统帅的名义向日本南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提出日军投降的原 则:一、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 
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 令。三、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的船舰应集中宜昌和沙市。 
四、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17 日,重庆接到了冈村宁次的复电,说即派 军使飞江西的玉山乞降。那时,玉山刚下过雨,飞机场跑道不能用,临时决 
定改用湖南的芷江飞机场。18 日,蒋介石再电冈村宁次,嘱日本军使可在 8 月 21 日按规定从汉口起飞,经湖南常德上空,在盟军飞机监护下飞到芷江。 
冈村宁次自奉日皇投降诏书及蒋介石的电报后,拟汀了一个《和平以后对华 处理纲要》十一顶,提出了“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移交中国的兵 
器弹药及军需品等应依统帅命令,在指示时期与地点,圆满迅捷的移交给中 国政府军,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同时也提出了“国共关系应由中国自行 
处理”,又说什么“延安如持以抗日而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21 日, 日本乞降军使今井武夫等八人在六架美军 P54 战斗机的监护下到了芷江,蒋 
介石派肖毅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表何应钦接见并进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的还有冷欣(副参谋长)、巴特勒(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及 
重庆赶来列席的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 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会谈结果达成了协议,在协议中认为日军可以 
对其他武装圆体采取自卫行动。在会谈中,肖毅肃交给今井武夫一份蒋介石 下达的《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授予日军投降第一备忘录》,提出日军投降 
应准备的事项,其中提及:“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 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接着, 
蒋介石又派冷欣到南京设立陆军总司令前进指挥所,接洽受降。冈村宁次在 当时还避开美国人的情况下向冷欣谈了一个“重要建议”。冈村宁次说:“中 
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 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 
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 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 
替中国着想。”冈村宁次希望蒋介石能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冷欣密报何应钦, 很快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宁次的具体计划飞往重庆当面 
报告。事后据白崇禧(当时任副总参谋长)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得蒋介 石的“嘉许”,打算采纳,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虽然何应钦、白崇禧等极力 
怂恿,蒋介石再三考虑,在美国的威胁和阻挠下不得不放弃他的意图。
蒋介石要日军不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行动在进行着。1945 年 8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向天津日军进攻,迫其投降缴械, 
曾发生激烈的战斗。冈村宁次报告何应钦,何命令日军坚决反击,并在给冈 村宁次的命令中称中共武装为“股匪”,今日军坚守天津、开封、郑州等据
点,必要时尚应向中共武装“收复失地”。 第二个手段是要伪军摇身一变代他抢。 在抗战期间的汉奸伪政权有四个摊子:一个是伪满洲国(溥仪),一个
是伪蒙疆自治政府(德王),一个是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一个是华北 政务委员会(王克敏)。汪精卫虽然将华北和南京合并搞了一个伪国民政府, 
实际上华北政务委员会是独立的。在这些伪政权下,都有一批伪军支撑着。 当时汪伪的部队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援道(伪 
苏浙皖绥靖主任兼海军部长),拥有七个师和一个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 岚峰,名义上有五个师,系冯玉样的旧部,驻商丘、毫县,柘城一带,第三 
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拥有五个师,系冯玉样的旧部,原驻鲁西、豫东,后 孙任苏北绥靖主任,改驻盐城、兴化、泰州、扬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吴化 
文,拥有五个师,原系韩复榘的旧部,驻津浦路南段蚌埠一带,第五集团军 总司令庞炳勋,拥有两个师及一些宜属部队,驻开封、新乡,第六集团军总 
司令郝鹏举,号称有五个师(实际只有三个师),任淮海省省长及淮海绥靖 主任,驻陇海路沿线之徐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号称有五个师(实 
际只有两个师),驻新乡。另外,还有十一、十二两个军和广州、武汉绥靖 部队和警卫部队。总共十五个军、五十二个师、九个旅及特种兵,共二十八 
万二千余人,枪十六万八千余支。还有属于北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十三个 集团军及炮工兵,共五万五千余人,枪四万四千余支;属于伪蒙军有九个师 
的番号,共一万四千亲人。还有伪满洲国的军队。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四个军、 六十四个师、十二个旅、总计六十八万三千余人。
日本在 8 月 10 日一宣布投降,第二天蒋介石就对伪军发出通令:“日本 政府于十日晚八时,已向中、美、英、苏盟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 
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 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 
委员长许可之收缩,仰各凛遵为要”。接着,蒋介石召集多次高级将领会议, 商讨对伪军的收编问题。会上,何应钦、白崇禧同陈诚有争论,陈诚反对收 
编。他说:“如把伪军编在正式部队,不仅妨碍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 的血液,千万不能办。”何应钦、白崇禧主张收编。他俩认为:“我们既要 
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万 一出了乱子谁负责?”平时他们争论时,蒋介石往往偏袒陈诚,这次却同意 
了何应钦、白崇禧的意见,赞成收编。
为了避免舆论的攻击,收编伪军的工作是逐步地用半公开方式进行的。 伪军这个称呼改用“自新军”,负责执行这项工作的是北平行辕、东北行辕、 
第二战区、郑州绥暑、徐州绥署等五个单位。到 1946 年 4 月,除郝鹏举的三 个师投降中共部队、孙良诚的三个师被中共部队歼灭、李守信(伪蒙军)三 
个师被中共部队解除武装外,其余均由蒋介石收编,并用来代他抢占地盘。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要何应钦去抢占南京,何认为南京北有长江天险足资掩 
护,而东南地区是畅开的,必须派军队占领傈水、句容等邻近县份,以确保 南京东南地区的安全。当时,日军与伪军已从深水、溧阳撤走,何应钦即根 
据由湖南芷江乘美国飞机直接在南京着陆的第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建议,收编 了驻在南京的伪军刘启雄师(这一个师是汪伪的嫡系精锐部队,刘兼伪南京 
中央军校教育长),由廖耀湘委任刘启推为整编师师长,并给他以京畿东南 地“剿匪”指挥宫名义,率部开驻溧水·去打当地的新四军的地方部队和游
击队。 第三个手段是要美国替他运兵帮他抢。
日本宣布投降,坐待抗战胜利的蒋介石居然等到了胜利,但是蒋介石的 军队刚不久在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打击下从河南退到贵州,主要兵力龟 
缩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于是,蒋介石就要美国替他运兵到东北、到东 南沿海地区去抢占地盘。
当时在中国战区当参谋长的是魏得迈,史迪威被蒋介石逼走了。早在
1944 年 10 月 20 日,史迪威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说:“余不能与君共事 到底,殊为无上之遗憾。但我两人之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互展其 
长,继续为打倒共同之敌人而努力也。”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得更彻底了:
“一般说来,如果仅就抗日立场而论,史迪威盖为中国的友人,但就共产党 问题,就中、美邦交而言,则史迪威该是一个很大的负号。”随着抗日战争 
的胜利,魏得迈奉美国政府的命令:“麦克阿瑟元帅和尼米兹上将都会协助 中国控制主要的港口和交通中心。美军在中国登陆以后,即归魏得迈指挥, 
依照蒋委员长的计划与中国合作接受日军投降。”当时,蒋介石要求美国政 府派遣五个师,其中两个师在大沽登陆,两个师进驻上海,一个师在广州登 
陆,协助他控制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的三大区域。绪果美国只答应了 派两个师来帮蒋介石的忙。
美国帮助蒋介石来抢胜利果实,有这么几个行动: 一是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名义,命令日本政府与日本在中国派遣
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包括在越南的日本侵略军)只 能向蒋委员长及蒋委员长所属之军队投降。这无疑的是命令日寇不能向中国 
共产党的军队投降,使蒋介石下山抢摘桃子“合法化”。
二是派空军替蒋介石运兵。1945 年 7 月 30 日,美国政府致电麦克阿瑟、 尼米兹和魏得迈,说美国用空军支持中国。31 
日,魏得迈见蒋介石和宋子文, 表示美国要尽力空运中央军去收复失地,于是,魏得迈立即集中在中国与印 
度境内所有美国军用与民用飞机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去抢占京、沪、平、 津各大城市。首先,集中空运驻湖南蓝江的新六军到南京,控制日寇派遣军 
总部及冈村宁次,压迫他绝对服从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接着,又把上项 飞机集中广西柳州空运第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至上海,抢占上海这一中国 
工商业中心与沿海的最大城市。尔后,再集中空运第九十二军至北平着陆。 上述这三大城市都是长期以来为中共敌后武装所层层包围着的,若没有美国 
空军帮其运兵,则蒋介石的军队在当时不可能占领,最低限度不可能这么迅 速到达这些城市。此外,美国以飞机援助第五十二军和第十三军攻占山海关, 
长驱进入东北,第一步跃至锦州,再跃至沈阳。1945 年 12 月下旬,美国又 从海上运送新六军,由广东运送新一军经秦皇岛登陆窜入东北。尔后又从越 
南海防把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和云南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海运至东北,还 有第七十一军和几个交警总队也从海上经秦皇岛运入东北。
三是直接派兵抢占了天津、秦皇岛等地,然后用军舰把蒋介石的军队运 来接收。当时美军占领了津沽至秦皇岛一带的滩头阵地,等待蒋介石的军队 
的接收。蒋介石派杜聿明去负责打开并保持自北平至沈阳的交通线。杜聿明 到天津时,美军先遣部队正在塘沽登陆。后来,杜聿明同美军第三军团司令
骆基中将①会面时,骆基拿着一个文件,择要念给杜听,说他要完成六项任务; 一是布置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二是与杜的部队协同占领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 
交通线,指挥并控制沿铁路线上的日军;三是办理对这一地区所有日军的缴 械,并接收日军仓库、军事物资和一切装备;四是控制日军驻津司令,保留 
其对外通讯系统,以便于指挥日军为美蒋利益服务;五是在天津、塘沽、唐 山、秦皇岛之间如受共军攻击发生危险时,美军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 
动;六是收管日军战俘和管理日侨并遣送回国,在这六条中,中心的一点是 协助蒋介石接收地盘。
第四个手段是要蒋军赶紧进兵直接抢。
1945 年 8 月 27 日,冷欣受蒋介石命令从湖南芷江飞到南京,设立了中 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28 日,冷欣与冈村宁次会晤,指示日军,不论 
如何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及香港八大都市 的“治安”。9 月 9 日,何应钦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一百二 
十八万(包括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十个军、三十六个师团、四十一个独 立旅团、十九个独立警备队和六个海军陆战队)军队的投降。蒋介石为了抢 
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 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 
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二十四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 分为十五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首先,蒋介石集中力量抢占东北。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 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去承担抢占东北的任务。1945 年 11 月 5 日,杜聿 
明被蒋介石召到重庆,6 日蒋介石决定破坏重庆和谈,向榆、锦中共部队进 攻,杜于 7 日飞到北平,8 日乘火车赶到秦皇岛,随即开始进攻榆、锦。当 
时蒋介石用了两个军(十三军是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但这一军原在汤 恩伯指挥下,在抗战期间一直未打过硬仗,战斗力非常薄弱;五十二军是半 
美械装备,火力中等)的兵力进攻山海关①。11 月 16 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 了山海关。18 日,占领了绥中。22 
日,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这时, 蒋介石马上连电嘉奖,鼓励他的军队“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任务”。26 
日,占领了锦州。这时,蒋介石又马上去电,一面慰勉有加,一面严令没有 他的手令不准继续前进,12 日上旬,蒋介石把杜聿明叫到重庆,当面指示东 
北以后的军事行动:(一)对新民以东以北苏军占领区,用外交方式接收, 即一面由熊式辉(熊是受蒋命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去长春)根据中苏条约交 涉接收,一面令杜聿明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直接同苏军保持联系,随时 
准备接收。(二)对新民以西应逐渐向解放区扫荡,并打通承锦铁路,扩大 蒋军占领区,巩固北宁路之安全。1946 年 3 月 13 日,第五十二军进入沈阳。
21 日。占领抚顺、辽阳。4 月 2 日,占领了鞍山、营口。这时,蒋介石在东 北的部队已由两个军增加到七个军、四个保安总队(收编的伪军)。5 月 3 
日,第五十二军占领了本溪。15 日,新一军占领了四平街。23 日,又重新占 领长春。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直到 6 月 4 日才返回南京。这 
次蒋介石在沈阳亲自了解到他的部队在东北被我歼灭的情况(新六十军曾泽 生部的一八七师起义,第五十二军一个团、第七十一军两个加强团、新六军



①  杜聿明回忆说他会见的是美驻天津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

①  中共部队仅是冀东军区的部队三万多人,装备不全,火力薄弱,补给困难。
二○七师一个营均被歼),加上舆论的压力,被迫于 1946 年 6 月 6 日命令他 的部队停止抢占地盘。而在暗中又给杜孝明送去一幅预定同中共协定在东北 
整军的地图,这份图上将中共限制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几个中小城市,而 蒋军则满布东北九省、二市的省会、各主要工矿城市及交通要道。蒋介石想 
以整军的幌子,来消灭中共部队,妄图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在谈判桌上 捞到手。
其次,蒋介石把王耀武调去抢占山东。除了秘密把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 司令部及直局部队空运济南外,为了抢占济南、青岛、潍县等战略要地,造 
成打通胶济路的有利态势,将第十二军霍守义部、第九十六军廖润泽部,由 皖北调到济南;将美械装备的第八军李弥部由云南经越南、广州开至九龙, 
再乘美舰开至青岛,登陆以后,就将一六六师配置到青岛的外围,军部直属 部队、荣誉第一师、第一○三师沿胶济路西进,主力驻潍县一带,军司令部 
驻潍县城。后来,又将第五十四军阙汉春部由云南调到青岛,归王耀武指挥, 增加打通胶济路的兵力。
再次,蒋介石利用 1946 年 6 月的停战协定的短暂时间,派军抢占中原地 盆。6 月 10 日停战协定刚签字,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密令:“严密监视共军的 
活动,待命进攻。”到了 6 月中旬,蒋介石调到华中地区的军队和集结的态 势是这样的:除汉口的武汉行营、武汉警备总部、宪兵第二团外,第六绥靖 
区驻京汉路南段的花园;整编第十一师驻孝感、黄陂之线:整编第六十六师 驻京汉路的东篁店、武胜关卫家店之线,整编第七十二师驻麻城亘宋埠之线; 
整编第七十五师驻应城皂市之线,一部驻沙洋,整编第二十师主力集结襄樊, 一个旅分驻枣阳;整编第五师集结武昌徐家棚一带;整编第二十六师驻咸宁 
亘岳阳之线。此外,徐州绥署的第八绥靖区(夏威)所属的整编第七师集结 合肥,整编第四十六师集结六安、金寨一带,郑州绥署(刘峙)的整编第三 
师集结在商丘淮阳一带地区。以上总计,蒋介石派往抢占中原地盘的有十个 整编师,约三十万人。6 月 14 日,蒋介石电令武汉行营:(一)出动豫鄂皖 
边区的外围所有军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地区的共 军。(二)为避免共方的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令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 
郑州绥署(刘峙)指挥出击。蒋介石这样干的企图是可以使武汉行营推诿停 战签字的责任。于是,郑州绥靖暑就出动六倍于中共部队的兵力,以宣化店
(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为攻略目标,分进合击,妄图一口气消灭中共 在中原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就是通过上述各种手段,将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个又一个地抢 到手。
第二节	蒋介石把老本拿出来拼


一、打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 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迭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 
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 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 
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 革命并宋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
①9 月 29 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 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 年 11 月 11 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 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 
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 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 
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好们的惩办,应该不亚 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 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 
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 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 
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 这二十年来,好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 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去前,蒋介 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 
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 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 
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援华北及东北,而 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 
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 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 
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俞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王耀武的好友),摸摸蒋介石 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 
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华北、东北 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 
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 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对王说:“你 
准备作战吧!”1946 年 1 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 固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 
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 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 
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绪我们整顿的时间, 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994 页。
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 使他们有所认识。”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 
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 战略意义,26 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参 
谋总长),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 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同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 
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 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 
修郁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 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 
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 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二、向解放区进犯的失败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 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 7 月至 10 
月,蒋 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 80%),向各解放区 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 
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属四十六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 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部共二十四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 
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十六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 九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署胡宗南所属十五万人,向陕甘宁边区 
进犯;另有七万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进犯。8 月 2 日,蒋 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 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 
犯。到了 10 月 11 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 放区城市 153 座。这时,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 
便能解决”同共军作战,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 11 月 15 日召开了所谓国 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 
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 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 击破”①。25 
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实施,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 
之大增,此为三十年来奋斗之结果。”①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 消灭了二十五个旅(二十万人),计汤恩伯(原李默庵)七个旅、薛岳二个 
旅、顾祝同(原刘峙)七个旅、胡宗南二个旅、阎锡山四个旅、王耀武二个 旅、杜聿明一个旅。除李宗仁、傅作义、马鸿逵、程潜四部尚未受到中共歼 
灭性的打击之外,其余七部,或者受到中共相当严重的打击,或者受了初步 的打击。受中共部队严重打击的有杜章明、汤恩伯、顾祝同、阎锡山,受初



①  蒋介石 1946 年 11 月 16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70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70 页至 3071 页
步打击的有薛岳、胡宗南、王耀武。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 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 
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 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日的就是要消 
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 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 
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 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 
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 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 
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 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那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 们。”
但是,客观的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尊变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作法,改为 重点进犯。“政府军的重点战略为以下三点:一、在东北方面,以主要都市 
及铁路为中心采取防守和持久的态势。二、进攻延安,夺取共产党的军事、 政治神经中枢。三、在共军显著猖厥的山东方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并向 
黄河以北推进,平定平、律、保(定)三角地区,以统一河北平原。”①为了 争取这种重点进犯的所谓“胜利”,蒋介石从 1947 年 4 月开始,在南京举办 
军官训练团。这是蒋介石政治意识强于军事意识的又一次表现,从黄埔训练 到庐山训练、峨嵋训练,这次又举办南京训练。4 月 15 日,军官训练团第一 
期开张,为期两个星期,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军剿匪必胜的 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的长篇演讲。首先,提出了这次训练团的目的。蒋 
说:“根据过去一年来剿匪的实地经验,来研究共匪的特点,检讨我们自己 的缺点,从而改进我们的战略技术,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够顺利完成,而 
建国工作得以迅速推进。”接着,蒋介石分析了中共部队的“特质”,吹嘘 他的“剿匪军事已奠定胜利的基础”,滔滔不绝地分析了蒋军的缺点、今后 
应有之改进以及“今后剿匪作战应守之原则”,最后叫嚷:“目前这个时机, 正是我们剿灭匪军千载一时的机会,各高级指挥官务须把握这个时机,认清 
敌人,负责自动,知耻自强,来加速消灭匪军,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 第一期受训期间,蒋介石在 17 日、24 日和 27 日又作了三次演讲。在 17 
日 题为《剿匪战争中精神的影响与心理战的重要》的讲演中,他说:“今天最 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匪军能不能被消灭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努 
力健全我们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健全本身,把握时机,就必定可以很快 的致匪死命,消灭共匪,完成革命的大业;但是如果我们不求本身健全,而 
只知依赖环境,有了优越的条件而不能运用,有了良好的机会而下善于把握, 那我们的机会就转成为匪军的机会,不仅不能消灭匪军,反要被匪军所消 灭。”在 24 
日题为《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目的与方法》的讲演中,他再一次说:
“我这次召集前方各将领到本团受训的目的,不仅在于训练你们将领本身, 而且希望你们将来回到部队以后,分别召集你们所部的师旅团各级军官,予 
以同样的训练,将本团训练的精神以及你们在团受训所获的心得,传授给他 们,使他们对于剿匪军事有一番新的认识,在战略战术上有一番新的进步,



①  《蒋总统秘录》第 3071 页。
以期彻底达成剿匪的任务”。在 27 日第一期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上题为《剿 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的讲演中,蒋介石说军官训练的要旨有两 
条,一是“改造高级将领的精神,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二是“使 各将领研究过去的失败”。5 月 12 日,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张,蒋介石在开 
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剿匪必胜的事实》演讲,大谈“抗战以前,不能把江西 的共匪彻底消灭,而现在的共匪实力扩充,地盘扩大之后,国军反而有迅速 
消灭他们的把握”,说什么“就国际的环境而言,我们今天剿匪较之民国二 十四年的时候,实在简单顺利得多了”,“就国军的装备和今后作战的地形 
而言,较之二十四年以前,也有天壤之别”。最后,蒋介石吹嘘说:“今年 十月以前,剿匪任务一定可以告一段落。”接着,在 15 日作了题为《匪情之 
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的演讲,提分了他的所谓新的打法,即“分区进剿”、
“集中兵力”和“增加部队机动性”,其目标是“收复据点”和“控制交通 线”。蒋介石说:“我相信我们的战略战术都是绝对的正确,处处可以胜过 匪军。”在 
19 日又作了题为《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的演 讲。
就在蒋介石效法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 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的同时,采用“哑铃战术”,在东、西两厢,对 
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犯。
在陕甘宁,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于 1947 年 3 月 13 日向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逼 迫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 
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胡宗南采用 老的一套打法,叫做“蛇退皮”,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俺护本队前 
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部队行动缓慢。胡宗南 的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 
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而朗宗南让他的那个
“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先抢占延安,当胡宗南一接到第一旅 进占延安的电报后,就大吹:“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 19 日晨占 
领延安,是役俘敌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战 报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很高兴的。在 3 月 31 日的日记中,将介石写道:
“好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 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①当即 
给胡宗南打下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 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债,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 
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还奖给胡宗南“河图。
勋章”,并晋级为“陆军上将”。当时胡宗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反 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②宣布结婚。实际上,胡宗 
甫的战果全系伪造,当时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三百多辆回头都是空 车,哪里有什么“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 
宗南。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到延安战地采访,胡宗南连忙作了 布置,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了十个所谓“战俘管理处”,把他的延安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71 页。
②  叶是浙江松闭人,军统滔养,留美多年,贼多介绍给胡的,原来陈立夫曾以师生关系,把孔二小姐孔令 俊介绍给胡,胡惜故淮说军务紧张而谢绝。
城防部队第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的士兵一千五百人,以从边区抓来的青壮年 所编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骨干,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 
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 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津贴一块大洋,以示恩惠。同时,又从第二十七师抽 
调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枪枝,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 抽调,白天将这些枪枝送到所谓“战绩陈列室”,夜里还给部队。此外,还 
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将军的阵亡烈士或共 军的坟墓。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贻误军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如问 
共军这些新式武器是从那里来?如同一名“战俘”在几处。“战俘队”都见 到过,等等。结果,胡宗甫的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到 1948 
年 4 月 21 日,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在山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分期分批向 山东各解放区进犯。1947 年 4 月上旬,询集二十五万部队。向鲁中进犯,企 
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两万四千多人。5 月 间,又发动第二次进犯,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之① 
一第七十四师。为此,蒋介石在 5 月 29 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 通告国军官兵》,除大肆攻击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外,也斥责他的蒋军说:“以 
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 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赐,士气低落, 
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 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 
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同时也吹捧 第七十四师说:“我陆军整编第十七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 
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好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 荣。”在 5 月 19 日的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和 6 月 1 日的第三期研究班上, 
蒋介石又以此役为例说:“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牺牲了忠实英 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万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 
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5 日的第二期研究班上, 蒋介石又宣读了张灵甫在 5 月 6 日给他的来信,十分感慨地说:“我接到他 
这封信后,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6 月底,又以二十四万部队发起第三 次进犯,结果还是被迫(人民解放军分路插入敌后,加上刘邓大军正南渡黄 
河,挺进鲁西南)于 7 月由鲁中西撤。
为了给蒋军的进犯以所谓战略指导性的意见,1947 年 7 月 17 日,蒋介 石搞了一份《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说:“一、积 
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定为剿 匪作战之四大守则。此外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应定为剿 
匪作战之六项要目。希将此四大守则与六项要国,时刻研究,上下一致,勿 稍疏忽,切实遵行,必能早日达成剿匪建国之任务也。”同时,蒋介石发动 
全国进行所谓“戮乱”。7 月 4 日槁了一个《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 方案》(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18 日公布《动员械乱完成宪政实施纲 
要》,正式咒骂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扬言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 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蒋介石在 7 月 31 日的日记中大吹:“国务会议通



①  五大主力即第七十四师、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这三大主力均在山东,其余第一军、新六军在东北。
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①
这时,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 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多万降为三百七十万,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 
百五十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 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机动兵力,可作战役进攻外,程潜系统和北线的孙连 
仲、阎锡山、傅作义及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守备的则只有二十 一个旅,分布从新疆到台湾的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 
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万人以上。1947 年 6 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象一把利 
剑插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严重威胁着南京、武汉。陈粟大军挺进鲁西 南,越陇海路,展开于豫皖苏地区,孤立了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 
陈谢大军突入豫西,孤立了洛阳,威逼潼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字的 态势,展开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
在这种对蒋介石来说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急忙干了如下几 件事:第一,继续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总结军事上的经验教训。1947 年
7 月 10 日,他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 改进》的演讲,认为中共在江北有两个据点被他们解决了,即所谓:一个是 
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延安早已 收复,最近南麻亦被国军攻克。也不得不承认在郓城、费城他们失败了。蒋 
介石指出蒋军战术上的错误有两条,一条是“切地作战时,只守山头,放弃 山腹与山麓”,一条是“沿公路前进,在村庄宿营,易为匪军所袭击”。第 
二,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次会议就是剿匪军事 会议”,是“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但是,会上各总司令、军长、参 
谋长的报告。只是叫苦连夭,纷纷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对此,蒋介石十分 恼火,斥责会上的各个报告“都不得要领,都没有把握重心”。在 10 月 6 
日的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演讲中,将一 年来的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全西进攻时期,蒋 介石说是从 
1946 年 8 月到 1947 年 4 月。为了推却失败的责任,他说:“这 个时期的军事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的”,造成“前方的部队,遭遇这次 
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 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 
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 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他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 
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 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 
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 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先后蒋介石作了三次讲话。一个是 10 月 19 日题为
《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个是 20 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 认识》演讲,一个是 21 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 
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 的一次会战”。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 月 3 日, 
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 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
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 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 
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俭要,如 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甫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肴 
鼓气,吹咦,“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 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 
很大的困难。”4 日,蒋介石看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 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 条意见。12 
月 29 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 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 
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 1947 年 11 月底,蒋 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 11 月 30 
日的日 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
12 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 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 
徽);陈展股匪窜犹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 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 
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进入 1948 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 月 7 日,蒋介石在日 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
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 挽救之地步。”①为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改变这种败局,给他的政权打强心针, 蒋介石在 3 月 
29 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史称“行宪国大”。
会前,发生了“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原来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 中央和民青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但各地一选举,把民青两 
党的名额几乎全被挤掉,结果闹得不可开支。3 月 27 日,蒋介石特地发表《为 解决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纠纷的声明》,说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在民选政府 
尚未成立以前,对国家负有责任”,又说他是国民党总裁,“对中国国民党 及国民革命完成宪政之目标,亦负有责任”。接着他说:“兹当国民大会开 
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 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 
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侯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法 为之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 
格,仰友党候补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
29 日,国民大会开张,蒋介石作了《开幕致词》。他吹嘘这次大会“是 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说什么“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 
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接着他就把反共的任务和盘托出。他说:“我 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截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勘乱而延缓宪政 
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勘乱,以铲除这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70 页
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他又乘机把他挑起的这场新内战美化一番。 他说:“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就是救国对卖国, 
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在会上,围绕着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又发生一场争斗。4 月 4 日,国民 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提 
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郑重说明”。他说:“余业已决定不参加 总统之竟选”,“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接着他摆出了这个候选人的五个条件,什么“富有民主精神”,什么“对中 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什么“对宪法能全力拥护”,什么“对国际 
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什么“忠于国家”。那么他自己 是否够这五条呢?他说:“至于有人或将认为本人拒绝为总统候选人,势必 
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发生不良影响,然本人可以就此提出保证:‘纵然小有 影响,但绝无任何危险。’”蒋介右完全清楚他不当总统谁都不敢言,那他 
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他嫌总统的权力受到限制,要在选举前把这个价格 先商定。于是,在 5 日,中常会立即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 
理权”的建议。蒋介石的要求达到了。9 日,他在大会上作了《施政报告》, 实际是反共反人民动员报告。首先,他讲了“国民大会对于戡乱的重要性”, 
接着,他就军事和经济的情况作了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解释。他说“经 济失调”是“由于共匪到处破坏,以致交通梗阻、工矿停顿,大多数人民生 
活穷困,生产萎缩”。在军事上,蒋介石承认了他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失败, 但他打肿脸子充胖子,他说,在东北“是基于战略的变更,并非由于基本力 
量的削弱”;在华北“我相信一定能表现良好的战绩”,在华中“共匪之窜 扰华中,当然要延长一点剿匪的时间,但共匪阴谋,终不得逞”。最后他说:
“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在实行宪法,加强截乱建国的力量,因此首先要求举 国一致,同心一德,正视共匪,戡平内乱,才可保障宪法的实施。”18 日, 
大会通过了《动员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落介石以紧急处置的权力。
19 日,举行总统选举,由居正陪选,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出席代表二 千七百三十四人)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李宗仁 
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事先,蒋介石曾对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要李“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则置之不理,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了竟选联合战线,共同反对“由 中央提名”。结果,否决了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做法,由李宗仁、孙科、程 
潜、于右任和另外两位陪衬莫德惠(社会贤达)、徐傅霖(民社党)参加竞 选。竞选主要是在李宗仁、孙科之间展开。由于竞争激烈,经过四次选举(4 月 23 
日、24 日、28 日、29 日,)才选了出来。第一次投票结果,这几个候 选人都没得半数票,依选举法的规定,以得票数多的前三名(李宗仁、孙科、 
程潜)为候选人。第二次投票结果,这三个人又没达到当选票数。这时,蒋 介石要程潜放弃章选,支孙压李。李宗仁见此情况,就采角以退为进的作法, 
也宣布放弃竞选,对蒋介石进行要挟。于是李、程的支持者对蒋介石大为不 满,纷纷罢选,弄得孙科也只得宣布放弃竞选,大会被迫停开。蒋介石无法, 
只得要程潜再参加竟选。第三次选举结果,李宗仁、孙科为候选人。第四次 选举结果,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为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违反蒋介石 
的意旨以李胜孙败告终。自崇禧回忆说:“当时竞选党内副总统提名者,有 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诸人,孙科为国父哲子,乃最适当之人选,深
获党国及广东之支持;于右任为党国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时任武 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因此中央难于取舍,争执结果,遂决定不提名 
而改为自由竞选。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 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绪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 
总统的宝座。惟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 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①
5 月 1 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 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3 日,蒋介石又专门对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作了题为
《国民大会凤本党同志应有之努力》,承认国员党的国大代表在大会上表现 不好,斥责说:“中央与地方同志之间脱节”,“中央对地方关于党务政治 
一切的要求,未能充分认识,对于地方同志的心理,未能充分明了”,“对 革命的信心呈现动摇,对戡乱建国的前途,缺乏自信,尤其来自匪区邻近的 
各位同志,焦急忧虑,情绪失常,在会场中充满了互相责难,互相怨忽空气”, 又一再给与会者鼓气,“要恢复自信”,“要切实自反”。20 日,蒋介石宣 
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发表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 短期内勘平叛乱。”
这场“行宪国大”的召开,蒋介石登上总统的宝座,是否对挽救危局有 作用呢?自祟搐有一个评论:“余曾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建议,应 
乘战胜余戚,先将中共剿平,而后行宪”,结果“行宪”了,有五大不利, 即:一是“行宪予中共以扩大叛乱之机会”;二是“凡参加活动者,势必松 
懈其本身工作,尤以与中共斗争地区,影响最巨”,三是“因竞选激烈而生 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为最甚”;四是“中共盘踞之地区,若东北、 
若华北,因无法选行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五是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票数,李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广之团结亦 遭受影响”①。白崇禧的评论当然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说的,但也反映了一 
个侧面,这次国民大会的召开并不能挽救蒋介石的危局。但是,蒋介石认为 这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在 5 月 10 日的日记上说:“深夜静虑,此时 
只有前进,方是生命。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②























①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第 1 版,第 344 至 345 页。

①  《白崇禧回忆录》第 343.345 页。
第三节	南京政权的垮台


一、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在华北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 在东北仅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五个军事集团又分别孤立在各点:东北卫 
立煌集团的囱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在长春、 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上的锦榆段作为与关年联系的通路。 
华北傅作义集团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四十四个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在平 绥北宁线上的归绥、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山海关诸 
点。华东刘峙集团四个绥区二十七个军六十一个师(约六十万人),分布在 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线的十字架上。华中自祟禧集国七十五万人,分 
布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胡宗南集团三十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 的关中一带,在这种军事态势下,蒋介石于 1948 年 8 月 3 日,在南京召开了 
军事检讨会。会议参加的有一百二十多人,主要将叙和高级幕僚有何应饮、 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 
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 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会议开张这一天,蒋介石 
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归纳起来, 他讲了四个内容。第一,他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 
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 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于 
是他提出要“起死回生”。第二,他认为他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 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 
力消失”。第三,他提出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最后, 蒋介石表示“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蒋介石开场白说过以后,与会者就 1948 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 败,进行了检讨,尤着重于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和中原战场的豫东战役。宜 
川拢役是胡宗南部刘戡所指挥的三万多人彼歼。蒋介石曾几次指责这一仗, 在 3 月 4 日军官训练团上,他说:“这次陕西宜川,又遭受一次大的挫败, 
一师三旅,全被共匪消灭,这完全由于指挥官没有依照我的话去做,否则决 不至于失败,就是失败,也决不会如此修重。”13 日在军官团第七期毕业典 
礼及聚餐会上,他又说:“最近陕西宜川之役,第二十九军刘军长戡、严师 长明、王师长英俊,同时殉职,这是我们革命军高级将领革命精神的表现, 
值得大家效法,但亦非常可惜,我们必须由他们的壮烈牺牲,求得教训,作 为前车之鉴,然后他们的牺牲才有价值。”豫东战役是区寿年兵团六个师和 
黄伯韬兵团一部共九万多人被消灭,会上对胡宗南只是轻描淡写他说了说他 指挥上的错误,而集中批了邱清泉(时任兵团司令)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 
团被围时坐观不救的行为。
会议第正天,何应钦作了全盘军事形势的报告,公开了而年来作战消耗 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多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 
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门、迫击炮小炮一万五千多门,还有战车、 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于是会上议论纷纷,充 
满了悲观与疑虑。
会议第四天,蒋介石又亲自登台讲话,要压住这般失败的气氛。他说:”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阴,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 
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 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 
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故’的决心,激励士 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 
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 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接着他又说:“对共 
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 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这里蒋介石所讲的“哲学问题”,在会上他虽 
然没有加以说明,但在各期军官训练团上的讲演,他一再讲到的所谓“发挥 敌忾心,恢复革命精神”,“今后的剿匪军事,是三分斗力,七分斗智,所 
谓斗智,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的运用”。最后,蒋介石说:“现在我 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九 
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