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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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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目錄

    《蔣介石評傳》序 / 汪榮祖1    
    《蔣介石評傳》序 / 李   敖5    
    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 汪榮祖12    
    上  冊    
    第一章 發跡以前 / 1    
    第一節  溪口鹽鋪之子 / 3    
    第二節  與日本士官無緣 / 12    
    第三節  革命神話舉例 / 18    
    第四節  大哥陳其美 / 22    
    第五節  槍殺陶同志 / 26    
    第六節  反袁掠人之美 / 32    
    第七節  拜老頭子炒股票 / 38    
    第八節  愛上陳潔如 / 48    
    第二章  粵海波瀾多 / 55    
    第一節  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 57    
    第二節  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 84    
    第三節  用暴力剷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 96    
    第四節  中山艦浪裡乾坤  / 105    
    第三章  槍桿子出政權 / 121    
    第一節  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 123    
    第二節  抗命中央 / 128    
    第三節  喊著革命反革命 / 138    
    第四節  下野為晉身之本 / 148    
    第四章  內鬥內行 / 157    
    第一節  蔣宋政治婚姻 / 159    
    第二節  有名無實的統一 / 168    
    第三節  比舊軍閥更黷武 / 177    
    第四節  中原大戰誰之過 / 186    
    第五章  金陵夢魘 / 203    
    第一節  大搞特務 / 205    
    第二節  也是五省聯軍總司令 / 215    
    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 / 221    
    第四節  胡漢民討蔣抗日 / 241    
    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 249    
    第六節  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 258    
    第六章  被迫抗戰 / 273    
    第一節  為何遲遲不抗日 / 275    
    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 288    
    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 322    
    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 345    
    下  冊    
    第七章  蜀中無大將 / 369    
    第一節  蔣汪雙簧之謎 / 371    
    第二節  國共鬩牆之故 / 398    
    第三節  蔣美關係之奇 / 410    
    第四節  夫人魅力之大 / 424    
    第五節  毀滅種子之根 / 445    
    第八章  還都前後 / 453    
    第一節  吃掉龍雲 / 455    
    第二節  判岡村寧次無罪 / 461    
    第三節  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 477    
    第四節  出賣外蒙古 / 489    
    第五節  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 506    
    第九章  打不過毛澤東 / 531    
    第一節  自知之明在哪裡 / 533    
    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 537    
    第三節  搞假民主的惡果 / 559    
    第四節  文膽陳佈雷之死 / 573    
    第五節  杜魯門不肯出兵保蔣 / 586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 599    
    第一節  我打敗,你悔禍 / 601    
    第二節  怎樣謀殺楊虎城 / 612    
    第三節  從巧取黃金到豪奪黃金 / 620    
    第四節  非法復職 / 638    
    第十一章  孤島上的父與子 / 647    
    第一節  亡命又亡國 / 649    
    第二節  老美又來幫忙了 / 656    
    第三節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 673    
    第四節  屈辱的對日和約 / 685    
    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 690    
    第十二章  朝代的終結 / 699    
    第一節  不能兌現的時間表 / 701    
    第二節  希望漸滅油盡燈枯  / 707    
    第三節  論定蔣經國 / 719    
    第四節  扶不起的蔣三世 / 729    
         
    


第一部分編者的話

    台灣歷史學家、作家李敖先生,繼寫出《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部專門研究蔣介石的專著,編出《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部專門研究蔣介石的專著和策劃出版幾十種批蔣(介石)的書之後,又與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合作,編著了《蔣介石評傳》一書。這部作品「收集了較多的各方面史料,並著力進行了學術考證和批判,對研究蔣介石其人其事,以及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中國國民黨黨史,有一定的獨到參考價值」。作品力透紙背,在諸多評論蔣介石的著作中光彩奪目,獨樹一幟。    
    我公司本著「以文會友」的宗旨,以推動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促進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為目標,接受作者委託在中國內地出版《蔣介石評傳》(中國友誼版),以饗廣大讀者。    
    李敖先生久居台灣,汪榮祖先生是海外學人,台灣尚未回歸,祖國尚未統一,直接三通尚未實現,由於兩岸學者對蔣介石的研究所持的研究資料來源不一,我們對書中部分資料的準確性、真實性尚難以確認。處在不能直接充分溝通狀態下,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者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分析,如寧漢合流、汪精衛投日、西安事變、國共和談與內戰、抗戰時期和之後蔣美、蔣蘇關係等,與是中國內地史學界的觀點也不盡一致,屬作者一家之言。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國民黨逃台後,在台灣出現了國民黨當局的「國號」、機構、職位設置。書中沿用這些稱謂只是為了閱讀方便,並不意味同意其實質性內容。    
    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不同。在編輯中,本著尊重作者原意不變的原則,對個別文句或段落作了刪節。儘管如此,由於編者水平所限,疏漏之處亦在所難免。    
    編  者 2000年3月於北京    
         
    


第一部分《蔣介石評傳》序 1

    李敖和我合寫《蔣介石評傳》,既屬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傳記作品是《胡適評傳》,原計劃十冊,只出了一冊,不是寫不下去,而是不願意再把精力花在一個人身上。我自己寫完《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一書稿後,也不想再寫人物傳記。兩個人都不想,卻又聯手,同做馮婦,豈非偶然?    
    不過,偶然的背後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天下皆知李敖是蔣家在台灣極盛時期的「異己分子」,因而備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獄之災,自然恨蔣入骨。不過,李之恨蔣有異於蔣之恨共。蔣氏父子痛恨共產黨,不僅自己忌諱不談,而且查禁「匪書」,也不准別人看、別人想、別人談,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態度。而李敖痛恨蔣介石則在牢底讀穿《蔣總統言論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標籤猶在。出獄之後,更廣事搜羅有關文獻,不放過片言隻語,將中國內地出版的各類文史資料中有關蔣介石的篇章,網羅殆盡。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態度。    
    李敖以一人敵一黨,全台灣沒有第二個,其勇氣已經可嘉,當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蔣政權。然而自然規律請走了蔣氏父子,終結了一個朝代。李敖在剃刀邊緣批蔣的時代也一去不返,勝利感之餘,不無毋須批蔣的遺憾。但是遺憾之餘,卻又發現無心栽柳柳成陰。那無心之柳乃是為了批蔣而累積下來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為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權威」,對蔣瞭解之深,已臻顯微鏡觀察的程度,使蔣介石在李敖的研究裡,骨肉袒裎,毛髮畢舉。這種「成果」如果與「朝代」一起隨風而逝,未免是學術上的損失。是我主動向李敖提出,何不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寫一部評傳,亦可謂功不唐捐。李敖甚以為然,但是他於血戰玄黃之後,頗有厭倦之感,更不願獨力任此「艱巨」,要我做他的「戰友」,我既提議在先,豈能臨陣逃卻,多年醞釀後,我們終於一九九四年的三月裡動筆,洋洋灑灑到同年九月已寫下四十餘萬字左右的初稿。    
    我們合寫得很順利,在朝代結束以後,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當我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由史料與證據來做裁判與論斷。我們雖遠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濱,我住大西洋之濱),但由於現代電話、電傳通訊的便利,確實是天涯若比鄰。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時序交替之際,我又飛回台北,在李敖的「金蘭大廈」裡,夜以繼日地並肩工作,做最後的增補與定稿。我們從「故紙堆裡」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鮮的空氣之時,午酌晚餐品嚐確實鮮美的佳餚之際,曾分別扮演「魔鬼辯護師」的角色,為蔣試著辯護,但是成績並不理想,我們只好實事求是,效南董之筆,直敘其事。蔣介石雖一再想以其權勢抹殺歷史,甚至想把黃埔學生稱之為蔣師母的陳潔如,從歷史中剔除,成為「無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專立文字」種種手段,迷惑後人。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縱能篡改歷史於一時,終難以得逞於久遠,畢竟會有人「寫如其人」的。    
    李敖公開宣稱,這部評傳由汪執筆,他自己只提供資料。這是向來不謙虛的李敖,對老友兼好友的謙虛。有心的讀者不難在白紙黑字的字裡行間,看到那來自白山黑水間的磅礡氣勢與深邃的內涵。所謂「執筆」,實系「順稿」,因為我們兩人文體有異。李敖說我「失之雅馴」,我說他「失之恣肆」,為了讀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間,需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實上,西方有聲譽的出版社對於任何稿件,雖名家巨筆亦不例外,都須經過「定稿編輯」(copy editor)之一「順」。李敖最忌別人改動他的文字,卻主動要我「順稿」,又見他對老友兼好友的特別「照顧」與「慷慨」了。    
    我們自知這部《蔣介石評傳》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點,更有掛一漏萬之處,但我們自信,就歷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較所有已出版的蔣傳,更上層樓,有其特色。通俗地說,蔣介石的真面目從來沒有這樣全面地展示過。我們稱之為「評傳」,不僅對傳主特具批評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備、考證的詳盡、解釋的圓融以及敘事的明晰。全書共分十二章,以時間為序,每章分若干節,以專題為主。我們願將此書獻給下一世紀的中華兒女,於世代交替之後,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蔣介石曾在金門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個大字,其實他刻石之時,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茲書出,恰逢蔣介石成「鬼」二十年,寧波話「鬼」與「莒」同音,此書之出,無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寫於維州柏堡


第一部分《蔣介石評傳》序 2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蔣介石的黑獄裡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頭——所謂「班長」們——臂戴黑紗,我心裡納悶:「不知哪個外國元首死了?」那時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報,消息閉塞,對外面發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聽到點新聞,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詳。兩三個小時後,牢門打開,「放風」十分鐘,我問秦姓班長:「你們戴黑紗幹什麼呀?」他面露悲慼,偷偷告訴我:「老總統死了。」我聞之竊喜。回到獨居房後,即唱暗號歌告訴難友劉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歲。六十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只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行。四十歲生日前夜,我在牢房裡,躺在蜈蚣與白蟻出沒的地板上,構思我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說中的主角康有為,正該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該影射蔣介石。《北京法源寺》後來分別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對康有為的一段話,正是借古諷今的樣板:    
    人們談西太后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只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面來看,而該從反面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污,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後,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與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後遺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於先,又到處拉大便於後。……你正好為這一局面做了證人……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麼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氣一好再好、她長壽、她……一輩子罩住你。……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鬥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後,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統治中國四十七年,蔣介石和她一樣,也統治了四十七 年(最後二十六年在台灣),他們的禍國殃民,既長且久,但就深度廣度而言,蔣介石實凌駕西太后。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壽比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獨裁者,他躬逢現代新舊交替之盛,集舊式幫會實務和新式科技統治於一身,為患中國,也就更烈。對這樣一個人,理應有像樣的專題研究,以至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後,我們都看不到有這樣的傳記出現。原因在對蔣介石的看法,長久以來,已陷二分,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捧之者譽為「民族救星」,並不實史料以褒之;罵之者斥為「竊國大盜」,並想當然耳史料以貶之。蔣介石固然十足「竊國大盜」,但不斷以想當然耳史料來對付他,卻是違反求真法則與證據法則的。從六十年前左派言論對他的醜詆造謠,到六天前台灣報刊說他二二八時下過「格殺勿論」的手令,都犯了想當然耳的毛病。這樣子罵蔣介石,其實罵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蔣介石的孫子章孝慈,禮賢下士、親來我家,請我去東吳大學教書,並隱約表示我是蔣家統治時代的受難者、被害人。我聽了,對他直說你也是受難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還有嚴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親還健在,而你的母親卻死得不明不白。我雖然受難、被害,但我手寫我口,我還說得出來;但你不能「干父之蠱」,一切就只好「為親者諱」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對記者否認他是蔣家後代,直到他哥哥章孝嚴先承認了,他才只好承認。這種有苦說不出,豈不是受難之首、被害之尤嗎?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復」,報復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的寫出真相。十年來,我寫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 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本專題研究的書,編了《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本專題研究的書,又策劃出版了幾十種批蔣的書,歷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儘管在專題研究上如此輝煌,但在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上,我卻始終未能著手,思念起來,不無遺憾。    
    這一遺憾,終於由好友汪榮祖的倡議、合作,最後得以解決。    
    汪榮祖比我小五歲,在台大歷史系比我晚兩班。我在台大畢業後做預備軍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與榮祖的太太陸善儀同班。他們後來都去了美國。他們同班四年,止於同學,沒有料到在域外締為佳偶,三十年來恩愛不衰,在學業上更是相得益彰。榮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博士,現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柏堡)做資深教授,曾任師大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學術交流會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他在文史領域內博學馳騁、著作寬廣,《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學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學貫中西古今的文證。五年前,我在《汪榮祖〈章太炎研究〉序》裡說:「台大歷史系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歷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歷史學者除了歷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環顧中國,兩者兼具的,榮祖要列前茅。」正因為榮祖有這些高邁的品質,當他提議與我合寫一部《蔣介石評傳》,我就欣然追隨。    
     由於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週年之日出版,藉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因此寫作時間,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之間,榮祖課餘之暇,擱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來約好從旁襄助的我,卻閃在一旁,看似偷懶,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榮祖放手去人盡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線,搾取出他私下研究蔣介石的全部家當,他多年前曾有寫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計劃,對蔣介石的論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書正文由榮祖執筆,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圖、配史料,但一年下來,正文已近五十萬字,已滿預定字數,我的配史料工作,決定另成《蔣介石評傳補注、引用與主要參考書目及索引》一冊,將來並於書後,以期完整。所以,可以這麼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只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本書的完成,陸善儀始終其事,功成不居;張錦郎、劉顯叔尋訪秘本,嘉惠良多;呂佳真獨任編校,躬親細務,榮祖和我特別感謝他們。    
    最後要特別申明的是,以李敖對蔣介石的憎恨,立論是否客觀,或啟人疑竇,我的答覆是我在《〈蔣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歷史學家的謹嚴,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歷史學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里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為我有這種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與榮祖聯手,寫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正因為我有這種深惡痛絕,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復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裡寫李十力對康有為說: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佔一面……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儘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於同一個時代,也象徵同一個時代、也構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面沒有了,你這一面,代表的只是斷代,不是延續;只是結束,不是開始。    
    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徵的,的確是個全面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台灣


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1

    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歷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於長年「無限上綱」式的塗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逕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面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面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面或負面,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們從事歷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歷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干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 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歷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歷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歷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歷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歷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歷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歷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歷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歷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採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弔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只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淒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傚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於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歷史的角度竟把歷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第一部分歷史天平上的蔣介石 2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盪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歷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彆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並不盡然,哪裡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歷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一二九),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於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並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桿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鬥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歷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來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頁一四八)    
    豈不是又一場金陵春夢?而其興亡之遽,照詩人史家陳寅恪的說法,古來沒有幾回,而其亡也,使公(蔣介石)「自我失之」!(見己丑夏日詩)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蔣介石少年頑劣無賴,成年混跡幫會、拜老頭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場的荒唐放縱行徑,乏善可陳。然而在綿長的國史中,以流氓而成國君者並不罕見,開創兩漢四百年江山的漢高祖與大明三百年基業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與流氓少異,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盜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蕭公權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蔣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閒話一句」的氣派,或不至於失敗。可是蔣介石早年對付汪精衛、胡漢民;中年處置張學良、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以及把葉公超打入冷宮不得翻身,在在顯示他一貫的、異曲同工的「心胸狹窄」,不僅假公濟私,而且以私害公,不僅此也,他還要刻意掩飾他過去不光彩的歷史,甚至為了掩飾,對明媒正娶的陳潔如作出違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飾之外,還要偽裝,在官方文書以及中小學的課本中,竟謊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我們在這本評傳中,有專節澄清,證明他不曾進過士官。考證事小,正誤糾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正如浙儒馬一浮所指出,蔣氏之褊狹與矯揉,影響其治國,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標準而言,蔣介石的表現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氣象。    
    蔣介石的時代畢竟有異於古帝王,作為一國的領導人,基本的現代知識必不可少,而蔣在這方面顯然是不夠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將蔣光頭的腦袋比作電燈泡,裡面真空,外面進不去,也許失之嚴酷,但絕非虛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在國際場合不知「季風」是什麼,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領導人本身雖然知識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眾智為己智,未嘗不可截長補短,胡適以「乘勢以為本,御眾智以為馬」祝蔣介石七十壽 (見《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這個意思,胡適的獻言固然來得太遲,而七十翁不僅不與見聽,反被激怒。因此終其生,唯憑自身的不足,一味蠻幹,以軍警特為鷹犬,無人敢於糾正其誤,魯莽滅裂的後果,斷非偶然的了。    
    由於這樣的蔣介石操生殺之權、掌黨國命運,其影響所及,固不僅止於一群人、一個黨,勢必波及全國全民。他一個人的決策可以影響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國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諸如中原大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中蘇以及中美關係等等。這一切的功過成敗、代價鉅細,都記在歷史的賬上,這部評傳也有所交代。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朝代雖已終結,他留下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碩的「中正紀念堂」仍然高聳在台北的精華地區,留下一個難以視而不見的具體象徵。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當今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蔣介石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國民黨仍擁有大陸半壁江山時,蔣引退下野之際,即預先佈置將主力遷到台灣,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海島與大陸對峙的局面,以迄於今。蔣介石的靈柩暫厝於慈湖,顯然按照他的遺言,「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頁二)「光復大陸」於其生前早成虛願,更有人譏為「神話」,不過歸葬紫金山的遺志,應可於兩岸和解與統一後得酬。他的蓋棺入土雖尚未塵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於其逝世二十週年之際論定。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溪口鹽鋪之子 1

    蔣介石飛黃騰達之後,日理萬機,仍不能忘懷傳統宗法意識,對尋根認祖,興趣極濃,以至於一再修譜,甚至於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已打得不可開交、蔣政權已搖搖欲墜時,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吳敬恆為修譜總裁,陳佈雷為總編纂。此次修譜在寧波找到一個祖宗頭,並一直追到公元前十二世紀的周公。毛思誠主編,陳佈雷校訂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便說明蔣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齡」。蔣介石頗感高興,然而如此家譜,不過是後人的「創造」,何異李唐自比隴西望族,以及章炳麟為杜月笙寫《高橋杜氏祠堂記》上比望族?其實英雄不怕出身低,蔣介石的列祖列宗裡,哪裡出過像蔣介石那樣天字第一號人物?又何必要從祖宗裡去找光顯呢?    
    比較相干的,可從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說起,蔣斯千字玉表,生於清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到中年時,太平天國起事金田,攻佔南京,江浙一帶兵荒馬亂,蔣斯千勉強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鎮(亦名錦溪村)上開了一家玉泰鹽店,以釀酒賣鹽為業,生意不錯,營業因而擴大,兼售大米、菜餅、石灰等貨色,奠定了家業。    
    這份家業由蔣斯千的次子蔣肇聰繼承,蔣肇聰字肅庵,生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此人更能經商,玉泰鹽店的規模因而益大,於溪口鎮上佔有三間店面,並設有作坊,僱用經理、賬房、夥計、學徒以及臨時性長工多人,資本不下二三千銀元。經商得意使蔣肇聰贏得「埠頭黃鱔」的綽號,意謂其人靈活,旁人佔不到他的便宜,儼然是鄉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歡管閒事,鄉人也喜歡他管閒事,無疑是當地一個活躍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去世,繼配孫氏,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蔣介石的媽媽。蔣媽媽的父親王有則(一八二O至一八八二)於蔣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後來卻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國的革命先驅,並說蔣介石的「愛國主義」是繼承他外祖父的(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十五),未免掛鉤得離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蔣介石十八歲時才去世,與寡母相依為命。    
    蔣介石一生中一再頌揚他的媽媽,卻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逝世時,他僅九虛歲,完全由母親扶養成人。蔣母固然是蔣父的第三任妻子,蔣父也是蔣母的第二任丈夫。原來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歲就死了,遂返嵊縣葛溪鄉娘家,一度曾至鄉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賢棣在玉泰鹽鋪當賬房,乃介紹給蔣肇聰做填房。後來,蔣介石請人寫了一篇墓誌銘,稱讚印象不深刻的父親。    
    王采玉再嫁時只有二十二歲,翌年(一八八七)十月三十一日就生下蔣介石,族名蔣周泰,小名瑞元,後來又生了兩個妹妹瑞蓮與瑞菊,瑞菊活了幾個月就夭折,大妹生於一八九O年,嫁給後竺村的竺芝珊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傳,小名瑞青,生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死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只活了不到四歲。    
     蔣周傳死的時候,蔣介石只十一歲,從「亡弟瑞青哀狀」可知,他媽媽死了小兒子的時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餘,做了兩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規」,要蔣介石把兒子蔣經國做蔣周傳的後人;一是「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為之立嗣」。這兩件大手筆,都是違反正統中國文化的。    
    所謂「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兒,給蔣周傳「冥婚」,「冥婚」之後,死人蔣周傳就有了被繼承人資格,就可以立蔣經國為後,蔣周傳這一支就不絕後了。    
    「冥婚」是中國文化,但卻不是正統的。例如曹操的小兒子曹沖死了,因為死時只有十三歲,曹操憐其少子,就想來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個女兒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兩個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卻不買賬,邴原說:「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邴原為什麼拒絕曹操呢?他的理論根據是這樣做不合於「訓典」,他所指的「訓典」,顯然是指《周禮》這部經書而言。在《周禮》的「地官」(媒氏)一節,有這樣的話:「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再按註解,「遷葬」是指「生時非夫婦,死而遷葬之,使相從」;「嫁殤」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謂嫁死人也」。兩者統而言之,都是「冥婚」。而這種「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沒成年,按諸傳統經典,都是違背的,在中國正統思想中,對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從反面角度推測,中國經典中對「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禮》這部書,專家結論是戰國的作品,所以,書中禁止「冥婚」的話,足以反證當時這一現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顯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過他本的,是民俗中的傳統文化,而不是經典中的傳統文化。這種民俗中的傳統文化,走火入魔以後,是很邪門兒的,邪門兒到有這樣的怪事:《元史》(列女傳)記有一位楊氏,丈夫死後,公公為了給兒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兒媳婦於不顧,硬要先給討個鬼婆!    
    曹沖的冥婚是中國史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沖以後,歷朝各代都不乏顯例,換句話說,歷朝各代都不乏有違背經典的人出來,主持儀式,大結其鬼婚。王太夫人為小兒子「冥婚」,並給蔣經國另來一個爸爸,顯然屬於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卻把小兒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腦中的中國文化,可真是矛盾亂來的了。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溪口鹽鋪之子 2

    中國正統思想是長子繼承製,長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沒有兒子,要找人過繼,叫做立後,但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殤而言。殤是十九歲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規矩,殤不立後,除非他是戰死的。孔夫子說:「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無殤,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為人後解》說:「禮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為可以絕者也,故不為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正因為中國正統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長支長子都不准過繼給他支,要自己留著。一九二三年《中華民國民事習慣大全》記湖南永順縣「長支長子不得出繼他支」,就說:「永順縣人民,泥於古來大宗小宗之義,對於長支長子,均不准出繼他支,蓋恐亂宗法也。」就是顯例。不但「大宗」有兒子不得過繼給人,「大宗」(長房)沒兒子還得把弟弟(次房)的兒子過繼過來,這叫「大宗不可絕」。但是,弟弟這邊,如果只有一個兒子,過繼給「大宗」,自己反倒絕了後,總未免傷感情。於是,聰明人發明出「一門兩不絕」的規矩,一個兒子,乾脆給兩頭做兒子,既承長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繼承為後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給兩房做兒子。    
    蔣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該為殤立後,也不該為次房立後。縱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絕」,至多只能搞「一門兩不絕」的兼祧,而不該直接把蔣經國全盤搬到老二家裡,這樣太危險了,因為極可能使長子蔣介石這一支絕了後!但王太夫人不管這麼多,她偏愛死去的小兒子,硬逼蔣介石這樣做!    
    蔣介石文中說「己未歲,吾母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為之立嗣。「己未歲」是一九一九年,已在蔣周傳死後二十一年,也就是這近四歲亡童冥歲二十五歲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兒子死後二十一年還大搞這一套,顯然頗使蔣介石頭痛。但蔣介石為了「不忍重違母命,以傷骨肉之至情,不獲已,仍以長子經國嗣之」。蔣經國過繼這年,蔣緯國只有三歲,蔣緯國的生父不是蔣介石,是戴傳賢,他被蔣介石收為次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與王太夫人一直施壓力把蔣經國給蔣周傳有關。蔣介石頭腦很舊,他怕自己長房這支絕後,故抱來蔣緯國墊底,這樣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難堪。蔣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長孫經國為吾弟後」的語氣,更可印證這一假設。    
    蔣介石在母愛上,爭不過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諸筆墨,很可以解釋他兩方面的強烈反應。一方面蔣介石從小頑皮,自稱「六歲就學,頑劣益甚」,害得他媽媽「訓迪不倦」。這是在下意識中對母親偏愛的一種「抗議」,以及為了引起母親注意或爭奪母愛的表現。而這種頑劣又演變成一種「無賴」的性格,蔣介石小名瑞元,「瑞元無賴」久已聞名溪口鄉里間,有好幾則「口說歷史」,為此提供了一些具體的例子。如奉化有舊歷新正參拜宗祠後分芝麻糖的習俗,但蔣介石小時候不肯按次序領糖,要搶先。經別人阻止後,竟倒地弄得滿身污泥,然後往人群中亂鑽,別人只好讓他先領。又據蔣介石同學蔣周蘭的女兒玉英說,蔣介石在私塾讀書,不守規矩,遭塾師打手心,但還未打著,就已倒地打滾哭鬧。(參閱汪日章唐瑞福《蔣介石的故鄉》,頁二十七;毛炳岳《蔣介石的外婆家——葛竹》,頁四十一;陳志堅《我與蔣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頁七十三)    
    這種無賴性格,在其童年時期已定型,然其表現卻不限於青少年。即使其飛黃騰達之後,屢次下野作為以退為進的要挾,五十歲以後的西安事變,被孫銘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賴,以及六十歲以後對付李宗仁代總統的種種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無賴性格」上找到淵源。至於他一生之中,有計劃有系統地捏造歷史以及掠美,以自光顯,更與此一性格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另一方面,蔣介石下意識中爭取母愛的強烈願望,表現於他畢生對他媽媽不尋常的景仰、表揚與懷念。當王太夫人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去世時,蔣介石葬之於溪口之北的白巖山。夫妻死後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項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還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剛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後,她吩咐棺材店老闆說,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請把棺材做個特大號的。結果棺材做好,她說:「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殺了。自殺的目的之一,顯然圖個同棺共穴的方便。    
    蔣介石沒把父母合葬,顯然與中國文化不合,也顯然是不孝。但是,照國民黨的宣傳,蔣介石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人,也是史所罕見的大孝子,既然如此,為什麼他要這樣呢?    
    這種邪門兒,蔣介石自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寫《慈庵記》時,提出了解釋: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溪口鹽鋪之子 3

    歲次癸丑,吾兄錫侯與中正既安葬先考肅庵公於縣北之桃坑,時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諄囑吾兄與中正曰:余百年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驚爾父之靈,當為余營別壙。每中正歸省,無不以此見責,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堅決。易簀時,又以是為遺囑於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盡色養於生前,復何敢違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於辛酉歲,卜吉魚鱗□中壟,為先慈安灶穸。嗚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儀壺範,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瀝蕭颯,泫然泣然,令人入於耳而不忍聞者,其惟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聲、庭前之徽音,則邈然不可復聞。永懷鞠育,昊天罔極,觸景傷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東,有蹊介然,可達白崖西祠廟,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腸,躡足下行,可百餘武,勢忽坦夷,仰瞻塋墓,睪如也。用復闢地二畝,鳩工築墓廬三椽,吾兄錫侯董其事,姊婿式倉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日工竣,值先慈六秩誕辰,中正適於是日自西歐倦游歸,展墓畢,因得升堂盡禮,以告服闋。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傳之神主於堂之中,標額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肅庵公,權合古人柑廟之義也。中正幼秉懿訓,長勞倚閩,曾幾何時,星沉露冷,從此白雲孤庵,但有淒望心惻而已。嗚呼!悲夫!    
    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說他媽媽生前,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囑咐過他哥哥和他,死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這是公然違反禮俗的。而違反的原因,只不過是同穴要重新啟墓,這樣會「重驚爾父之靈」。這種說法,未免太牽強了。事實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時死的,否則後死的下葬,總未免要把先死的「重驚」一下,縱「驚」也不過只此一次,以後是萬年相伴,怎麼可以怕「重驚」為理由,嚴囑不得夫妻合葬呢?    
    這個真相,在我們讀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脈絡。蔣介石寫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稱於裡閘,課讀女紅,她姊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鍾愛特甚。來歸吾先考也,乃繼先妣徐、孫兩太夫人之後。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與兄錫侯,先妣教誨鞠育,視之無異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產中正後三年,而瑞蓮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則又後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為最末,而天賦殊姿,兄輩均莫能及,以故先妣愛之尤篤。先考既棄養,先妣為吾弟兄三人析產,以兄為前母所生,獨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殤。先妣悲痛深至,精神與軀體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於是益切矣。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媽媽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過太太徐夫人與孫夫人。    
    現在,一個畫面出現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孫夫人,則在「同穴」的排名規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為徐夫人與孫夫人,蔣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邊站了。不論埋在丈夫左邊還是右邊,中間都隔了一個女人。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願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這個想法,當年受命在蔣介石家鄉辦武嶺學校的校長張明鎬,在近年寫《蔣介石在溪口》一文裡,有了權威性的調查與記述。張明鎬說:    
    王氏在生前曾對蔣介石談起自己百年後的墳地。因為蔣介石的父親和前妻徐氏、孫氏的墳墓合葬在溪口鎮北一里許的桃坑山,如果將王氏棺柩與他父親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孫之下,這是王氏所不願的。蔣介石當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議,將桃坑山父墳遷葬,單獨與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願這樣做。她態度堅決地說:「瑞元(蔣的小名),你千萬要記住,「我將來墳墓不要與父親合葬。」蔣介石是個滿腦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請了廣東和江西走紅的風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處找尋「龍潭虎穴」、子孫興旺的好墳地,最後選定在白巖山山□,作為他母親的墓穴。    
    是以蔣介石只是善體母命,不願與先夫以及兩個前婦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別營建的蔣母之墓又別具風光——位於半山間風景絕佳處,還請孫中山親題墓碑。一九二一年落成。此後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間,號稱「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大權獨攬,形同天子,更擴建「慈庵」,營建墳莊,外門題額「墓廬」,入墓廬大門,即見「慈庵」石碑,然後至山巒間的「蔣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無非謳歌母子二人的偉大,表示母因子顯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時,蔣墓被紅衛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禍。蔣介石聞知後「無限悲痛」,於復次孫蔣孝武函中……把母墓被毀的「家仇」等同「國恥」,要他的子孫永銘不忘。    
    蔣介石這種自稱「無限悲痛」的情況,蔣經國在《守父靈一月記》四月二十七日條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灣之慈湖,此心則以故鄉祖母之慈庵為念。當年父親聞……毀祖墓之訊,苦痛萬分,曾來慈湖角板山小住數日,父親名此小築為慈湖,其意即在紀念祖母也。    
    此則把「蔣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為念」。他又在台小築慈湖,其意只在紀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見蔣介石對他母親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媽媽描繪成一個願意讓兒子為國犧牲性命的偉大女性,未免把一個村婦誇張得太厲害,難以符合實際情況。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與日本士官無緣 1

    蔣介石去日本之前,先於五六歲時在家延師啟蒙,後來又進私塾,讀四書五經,接受科舉式教育,並於一九O二年到縣城奉化應童子試,考中童子試以後,才能報考秀才。結果連童子試都未考取。黎東方於《蔣公介石序傳》中說:「他見到試場中種種不合理與腐敗的現象,下決心再也不去參加這種考試了」(頁十六),是明顯的曲筆。其實義和團之亂以後,一九O一年訂立「辛丑條約」,清廷有鑒於國恥與國禍之逼上眉睫,乃決心辦新式學堂,派送留學生出洋,並於一九O五年取消科舉考試。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這種考試」可以「參加」了。蔣介石不過是順從時尚,不再考試而進了新式學堂。進洋學堂是當時的新出路,並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蔣介石於一九O三年進的洋學堂是奉化的鳳麓學堂,築有樓房教室與操場,大約有一百名學生,總教習(教長)姓竺名鏖祥,當過前清翰林。學堂的課程雖包括英文、算術等西學,但經史舊學仍占很大的比重,幾乎是新瓶舊酒,引起學生們的不滿,蔣介石參與其中,並被推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於「情態激烈」,幾乎被開除學籍。「情態激烈」正符合蔣介石被同學取的綽號——「紅臉將軍」,動不動漲紅臉孔,與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蔣介石於翌年轉學到同一縣城的龍津學堂。過了一年,再轉學到寧波的箭金學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龍津學堂。龍津學堂有兩個日本教師,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響下,十九歲的蔣介石渴望到東洋去留學。留學在當時早已成為風潮,並不特殊。許多傳記作者認為,蔣介石到日本去是為了革命,並且說他於出洋前在寧波剪了辮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這是事後聰明。請看張群的回憶:    
    到日本留學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紀念的一章。因為我不但在那兒認識了蔣先生,而且遇見了許多後來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炮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我們當年都是留發(帶辮子)出國的,到了日本就把辮子剪掉,這也是從事革命的第一個表示。(陳香梅 《張岳公閒話往事》)    
    到日本才剪辮,不一定是革命示決,也很可能入境問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蔣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帶辮子,可見在寧波剪辮托人帶回溪口,都是虛構。    
    蔣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國,原因是他想學軍事,但清廷已與日本政府有協議,不准中國學生自費學習軍事,只收國家保送的學生。蔣介石遂於回國後進入段祺瑞任督辦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校前身)。後來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小學課本中有一則沿用毛思誠所記(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三編,頁九至十)有關蔣介石的愛國故事,說是日本教官在中國學生面前把四億中國人比作微生蟲,蔣介石反唇相譏,說是日本有五千萬人,也像五千萬隻寄生細菌,日本教官羞憤之餘,見到蔣介石沒有辮子,指著禿頂就咆哮說:「你是否革命黨?」最後一句露出馬腳,張群明明說,他與蔣出國時都是帶辮子的。這種故事,與華盛頓砍斷櫻桃樹的故事一樣,都是政治神話。而北大歷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灑灑的《蔣介石詳傳》中,仍將此神話當作信史來轉述呢!(見上冊,頁二十二)    
    蔣介石與陸軍速成學堂的六十二名學生,一起於一九O八的春天,到東北的陸軍部集合,自大連乘輪船赴神戶,然後轉往東京,進入振武學校。    
    振武學校是什麼樣的學校呢?話說自庚子義和團大亂後,中國統治者腦袋開了點竅,樂見留學了。從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幾年之間,中國留日學生數目就冒出了一萬多。這種數目,後來一直增加,但增加歸增加,素質卻大有問題,因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學校課程。於是,專為中國人設立的補習班式學校,便益形必要。這種學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學;在普通補習與師範方面,有宏文學院;在陸軍方面,有成城學校、振武學校。    
    在振武學校之前,中國留學生學陸軍的,都先入成城學校。一九O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國學生,改由振武學校接手。振武學校成立於這年七月,地點在東京牛區河田町(現在是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所在)。受訓期為三年,畢業後分發日本國內各聯隊實習。所以,這個學校並非如黎東方等人所說,是日本士官的預備學校,而是幫助中國學生學軍事的預校,與士官根本無關。蔣介石在振武學校,時間是一九 O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統元年),所受教育,還不到三年。    
    根據一九O四年(光緒三十年)陰曆四月的練兵處《陸軍學生分班遊學章程》當時所選學生要「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蔣介石進振武學校已二十一歲,年紀不算小了。據振武學校編《振武學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後,上課總時數如下: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與日本士官無緣 2

    對照起振武學校創辦時期的《課程概要》(實籐惠秀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三年制的課程,日本語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時,比起沒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點不外是加強日本語文訓練而已。綜合觀察起來,三年期間,除了軍事課程外,蔣介石所學的,遠在今天高中生的課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課目中有算術,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見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當於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說,蔣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說已是三年制,但從欽定年表核算,他的修業年限,至為可疑,因為明明不足三年。據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說:「中國武備學生接受預備教育的期限,因學校、時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學校時代概為十六個月,而振武學校則有數次變更。創立之初為十五個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為十八個月,次年,再改為兩年,旋改為三年,直至該校廢止,未再有更動。」蔣介石似是「旋改為三年」時期的三年制,故雖說三年,實在成分不足也。    
    蔣介石當時叫蔣志清,於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學校畢業,時年二十三歲,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縣高田鎮的十三野炮聯隊實習,此時他身高一六九點四公分,體重五十九點二公斤。(據高田市史記載,見《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二一三)實習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艱苦。至於軍事訓練,主要是餵馬,以及替軍馬「擦熱」,使馬在嚴寒中血液流通,並沒有真正學到軍事科技。據毛思誠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說,十三聯隊的師團長長岡外史與聯隊長飛松寬吾,對二等兵蔣志清「甚優遇」。(見第一冊第三編,頁十四)但事實上師團長對蔣全無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蔣至日本送照片並贈「不負師教」題詞,長岡才知曾有這樣一個二等兵。(見阪部護郎《將軍長岡外史》頁二七八)既不知,何來「優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主席的欽定履歷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最高學歷。(見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年鑒》)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蔣介石全集》,於《傳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學堂,繼入日本士官學校」字樣。(見上冊,正文頁一)此後宣傳順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視為事實。鄧文儀編著的《蔣主席》,說得最神龍活現:    
    到了日本,起初是進東京的士官預備學校,那是我國政府專為我國留學生升入士官學校的準備而設的。後來考入士官學校。在士官學校的時候,專心求學,正因為求學心切,謝絕一切遊樂,因而無形中和一般嬌生慣養、徒事遊蕩的留日同學隔離開來,竟被人誤會為高傲。這是不曾瞭解他,與其說高傲,不如說他率直。(頁八)    
    鄧文儀偷天換日,居然把名不見經傳的振武學校換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學校了。當然有不少中國學生自振武學校畢業,經實習後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蔣作賓、第六期的孫傳芳、閻錫山、第十期的張群等等,但蔣介石並沒有進士官,更無從畢業。從昭和十五年十月興亞院出版的《日本留學中華民國人名調》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畢業生名單中都沒有蔣介石。第十一期以後,是何應欽、谷正倫、賀耀組他們了,名單已近「晚輩」,當然更沒有蔣介石了,附帶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蔣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蔣作賓是湖北人、蔣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蔣國經是湖南人;第六期蔣蔭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沒有是蔣介石化名的可能。蔣介石早年學名蔣志清,自然也沒有另有學名的可能。所以,從士校各期名單中,蔣介石不列名籍,已經證據確鑿矣!    
      其實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並無關係,但是蔣介石卻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憶:    
    蔣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時曾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不守堂規而被開除。後往日本進陸軍振武學校,接受軍士教育程度的訓練。回國後,卻說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畢業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長的陳銘閣(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馬司和士官學生同學總會負責人劉宗紀(士官第六期,曾充孫傳芳的參謀長)接洽,並捐五萬元,作為同學會經費。那時有些人,像四期的蔣作賓、雷壽榮,六期的楊文凱、盧香亭等,就向劉宗紀質問,哪裡出來這個叱吒風雲的大同學呢?劉說,捐巨款還不好嗎,何必深究呢?(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頁五七○至五七一)    
    這種在意,多少透露蔣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與不安全感。亦由於這種在意,使許多文學侍從,不惜把士官的銜頭套在他身上,或盡量把他與士官掛鉤。實際上,蔣介石的最高學歷是而且僅是振武學校出身,「直接送進聯隊」的階段而已,距離士官畢業,還十分遙遠。總之,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所得學歷只是軍士教育程度的訓練,階級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革命神話舉例 1

    在辛亥革命之前,蔣介石並無明顯的革命動作。蔣介石於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辮示決,完全是後人的偽造。蔣生於清朝光緒年間,理論上和習慣上,凡是當時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辮子。留辮子本是清軍入關時,檢定漢人人心向背的一個形式條件,相習成風後,相對的,日後剪辮子也就變成「革命排滿」的一個形式條件,所以,誰先在清廷沒倒前剪辮子,誰就值得佩服。不過那時剪辮子,多是在外國的留學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國前進分子幹的事,在清王朝統治地區,剪辮子可就不可思議、大成問題了。據董顯光《蔣總統傳》說:蔣自日本回來進保定軍校,「校中一切學生除蔣總統外皆有辮發」,這一說法,歷來蔣介石傳記都是眾口一詞,直到一九八五年出書的《蔣介石傳》(國民黨軍方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德籍遠東問題專欄作家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國立編譯館主編、辛達謨博士譯),還都這樣一路宣傳、相沿不斷呢!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真的在嚴格的軍校管理中,人人有辮子,唯獨蔣介石可以「惟公無辮」(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語)而不受「制裁」嗎?這種逸出常識的說法,真令我們難以相信!    
    一張蔣介石與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同學合照的相片,照中蔣之髮型,赫然是留髮辮子式的正面髮型,可見「惟公無辮」之說,根本是捏造的神話!何況同學張群回憶,一再說當年一起帶辮子出國的。所以,蔣於民國前六年(一九O六)就「自剪辮發」,表示革命反滿的決心,絕非歷史真相。    
    蔣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學校讀書,從一九O八年八月到十月裡,學生抗議校方實施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鬧學潮,要退學。日方檔案對此事有記錄,然鬧事的學生中有張群,而沒有蔣介石,可見他並不很積極。    
    蔣介石在留日期間,亦並沒有加入一個叫「丈夫團」的秘密團體。日本記者古屋奎二寫的《蔣總統秘錄》中說,蔣與張群一起加入,又說「和黃郛一同創辦《武學雜誌》,這個雜誌,也是留學軍事的革命青年們的重要言論機關」,以證蔣當年確實加入了「丈夫團」,掩遮了歷史真相,不可不辨。    
    據《李烈鈞自傳》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團」為士官學校裡中國學生的小組織,由李和黃郛(字膺白)等人發起。    
     郛學測量,當時頗激昂,常謂眾人曰,滿洲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人應起而推翻之,古人嘗謂「當仁不讓」,又曰,本校人數甚多,良莠不齊,應有嚴密組織小團體之必要。當時贊同其說者頗眾,於是商議命名,眾皆默然,郛笑謂眾人曰,孟子不雲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我輩既以推翻滿清為責任,必須具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濟。眾皆服其說,遂命為丈夫團,而推郛為首,召開成立大會;初本秘密組織,嗣為留東同學同志所知,鹹要求參加,團中有持異議者,以我等乃士官學校,所習者武功,若輩所習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學校之會員要求者再,於是選其優秀及誠懇可靠者若干人請其參加,遂改名曰「丈夫鹹城團」,復開成立大會,故此一組織,有兩次成立會,亦佳話耳。    
    於此可知,「丈夫團」緊接同盟會而成立,應在一九O五年,為同盟會中學軍事同志們的盟中加盟,團員人數極少。據《黃膺白先生家傳》說「合同志中之尤堅貞者,得二十五人」,閻錫山的《回憶錄》則說是二十八人,沈雲龍撰《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謂一共三十二人,又據黃郛的太太沈亦云寫的《亦云回憶》,團員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閻錫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見於沈雲龍的筆下,如統統算入,團員可達四十三人,但其中並沒有姓蔣的(丈夫團成員表可見於李敖《蔣介石研究續集》)。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革命神話舉例 2

    張群是和蔣介石同船在一九O八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團」有他的名字,卻沒有蔣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證了「丈夫團」沒有吸收蔣介石。因此,所謂蔣介石是「丈夫團」團員之說,不但文獻無證,甚至不見於他早期「欽定」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書只承認他加入同盟會)。可見《蔣總統秘錄》中的蔣介石「並且和張群都加入了在同盟會會員中的軍事留學生們所組成的一個秘密團體『丈夫團』」之說,完全是七十年後的追加。    
    直到一九一一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風潮激盪,蔣介石應陳其美之召回滬,「密商舉義計劃」(見《陳英士先生年譜》,頁十九),後因假滿返日,重回十三聯隊。未久,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又得陳其美電催返國,即向日本師團長請假,然師團長與清廷陸軍部有約,非得清方許可,不能擅自回國,遂向聯隊長請假四十八小時,明知不可能於期限回營,實借此喬裝返國,有如逃兵,事實上亦一去不復返營。然而史學家黎東方卻把此一倉皇歸國,根據靠不住的道聽途說,渲染得像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入秦:    
    蔣公在日本聽到消息,立刻約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聯隊的十幾位中國同學,積極準備回國。聯隊長飛松寬吾與師團長長岡外史知道了他們的志願,不僅不加以攔阻,而且置宴為他們餞行,席間按照武士道的禮節,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別。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還的辭別杯」。    
    在蔣公的號召之下,第十三聯隊以外的很多中國留學生,也都願意一齊回國,參加革命。他們一共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們避開了日本憲兵警察與清廷偵探的監視,順利搭上輪船,在上海登陸。    
     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陳先烈的一支生力軍。他們幫助陳先烈於陰曆九月十四日(陽曆十一月三日)光復上海。(《蔣公介石序傳》頁三十)。    
    此何異寫歷史小說?師團長根本不准回國,聯隊長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時假,逾期即以逃兵論處,何來置宴餞行?還要「按照武士道的禮節,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別」,更是盡情想像的能事。事實上,與蔣介石結伴回國的僅張群和陳星樞兩人。其他有二十餘名學軍事的留日學生大約於此時輟學回國,但並不同行,所謂「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無根據。而這些學生由於擅自回國,都被學校開除了。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大哥陳其美 1

    一九O六年五月間,蔣介石首次東渡日本,雖未能入學,卻初識了陳其美(參閱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於其生平關係至大。蔣氏家譜以及陳佈雷編蔣介石年表,都說他於光緒三十三年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是錯誤的。因該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個一九O七年,蔣都在國內,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蔣第二次踏上日本國土,但陳其美已自日本回國(見姚輝《辛亥革命時期的陳其美》,頁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於此時在日本相見,更不可能於此時由陳介紹入同盟會。陳介紹蔣入會,很可能在上海,因蔣在日留學,於假期經常回國。設於東京的同盟會,自孫中山離日後,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孫一派,而陳其美是屬於孫派。說蔣介石參加同盟會,不如說參加孫、陳一派,較為實際。當時加入同盟會的手續很簡單,很可能蔣在上海填表由陳其美監誓加入同盟會的。總之,蔣是陳其美的人馬,為陳驅馳。蔣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都由陳主動決定,主要於辛亥年參與杭州舉事。陳給了蔣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鋒敢死隊」,到杭州後於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撫衙門,當時清吏早已風聲鶴唳,全無鬥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區,六日抵抗結束。蔣自杭返滬。當時上海亦已光復,宣佈獨立,陳其美利用上海商團的捐款,組成滬軍第五團,任命蔣介石為團長,隸屬黃郛的第二師。陳、黃、蔣三人遂換帖拜把,結為兄弟。這是蔣介石生平多次結拜的第一遭。    
    蔣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業績,不過如此,如果他於杭州舉事陣亡,歷史名聲不會高過王金髮。    
    辛亥革命之後,他為大哥陳其美暗殺了革命元勳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孫中山討袁,他在上海奉陳命辦事;同年七月赴東北,也是奉陳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一直是陳其美的人,與孫中山的關係是間接的。    
    陳其美之死當然使蔣介石悲痛萬分,他以義弟的名義寫了一篇情見乎辭的《祭陳英士文》,劈頭就是:「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後來他更愛屋及烏,發跡之後,重用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與陳立夫,以至於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    
    陳其美死後,蔣與孫逐漸建立起比較直接的關係。但是後來國民黨官方又「事後聰明」,總想渲染孫蔣關係,提早孫蔣初識的時間,如黎東方在《蔣公介石序傳》中說:    
    	    
    蔣公在光緒三十四年加入同盟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機會與國父在日本見面。原因是,國父在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經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才能夠再來。在光緒三十四年介紹蔣公加入同盟會的是先烈陳其美。在宣統二年六月間介紹他謁見國父的,也是先烈陳其美。國父看到蔣公,十分欣慰;當時在同盟會同志之中,軍事專門人才極少。國父和蔣公談了很久,談到具體的革命方略與軍事計劃。其後,陳先烈告訴國父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學者,而且言語踏實,見解透闢,一定能成為「革命實行家」。是同盟會「真正需要的人物」。(頁二十七)    
    黎東方的「國父」,就是孫中山。孫於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那是光緒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於宣統二年(一九一O)六月,蔣經陳介紹,與孫在東京初識,以及孫慧眼識蔣等等,都是照錄國民黨官方的說法,目的為使兩雄愈早相見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統相繼。黎東方的說法還算含蓄的,貝華主編的《蔣介石全集》中的《蔣介石先生傳略》中,竟謂陳在孫面前,盛稱蔣,以至於孫在東京,「欣然欲往晤」,最後總算陳其美說他是晚輩,還是請他去看孫中山,於是蔣介石「衣士官學校制服」(按蔣介石並沒進過士官學校,詳見李敖在《千秋評論》第四十九期所寫的《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一文),「意態雄越,垂手立於總理前」,孫中山「瞪目注視者良久」,乃大喜讚歎,「相與暢論時政,夜深不忍別」。後來任何計劃,都要先問蔣介石云云。董顯光的英文本《蔣介石傳》,更說「兩雄相見」場面,恨無藝術家在場傳真,而孫居然說出蔣介石是「我們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頁十三)之言。鄧文儀的《蔣主席》一書,更加錦上添花,於「兩雄」東京相見一幕,花樣又翻新,借孫中山之口,說出「這個士官學生,將來一定是黨裡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蔣介石根本沒有進過日本士官學校。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大哥陳其美 2

    其實蔣介石絕對不可能於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見到孫中山。關於一九O九年說法(就是吳敬恆、陳佈雷兩人的說法),其實不攻自破,因為一九O九年全年,照《國父年譜》(增訂本),孫中山根本沒到過日本,既然沒到過日本,則蔣介石在日本見了孫中山之說,自然無法成立!至於一九一O年說法,照《國父年譜》(增訂本),這一年孫中山在六月十日雖到過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錢送走,去了新加坡,來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動尤為縝密,即同盟會員亦少晤見」,只見了黃興、趙聲、宋教仁、譚人風。根本無從見陳其美,更遑論陳其美介紹來的無名之輩矣!照徐詠平《民國陳英士先生其美年譜》,一九一O年全年,陳其美並不在日本。陳其美既不在日本,則陳帶蔣見孫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從蔣介石自己的說法中,可見嚴重矛盾與破綻。蔣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軍訓團升旗典禮講《革命軍的基本要素》,說「十八歲追隨總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則說「追隨國父」,始於「幼年」。既云「幼年」,則再寬限的說,恐怕也在十歲以下。十歲以下年紀,即「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自然與史實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遺囑》裡又說: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    
    「束髮」是古人男孩成童,將頭髮束成一髻;用以象徵成童。這一敘述,或可相當於一九五O年「幼年追隨國父」的說法。但是「幼年」也好、「束髮」也罷,無奈都與史實不合。即使是「十八歲追隨總理」的說法,也是完全失實無據的。因為照任何一種蔣介石年表,他十八歲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鄉風麓學堂念舊書,距離所謂「兩雄相見」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還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從何「追隨國父,參加革命」呢?    
    蔣介石初見孫中山的正確日期,無意間自己提供了線索,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紀念告全國青年書》中,明明說他見孫中山的日期,並不在民國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國後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歲,即民國二年討袁之役初起之時期」!另外於一九六三年,又一次無意間透露他見孫中山的日期,並不在民國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國後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旅美學者陸培勇也認為「二人之初見,該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當孫先生在上海的時候」。(氏撰《蔣介石先生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載《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八十五)足見官方欽定傳記中的「兩雄相見」,雖然一篇篇寫得神龍活現,卻篇篇都是神話。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槍殺陶同志 1

    中華民國成立不過兩周,發生了一件驚人之舉,蔣介石暗殺了革命元勳、光復會首領、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時,蔣介石由光復會叛徒王竹卿陪同,潛入上海廣慈醫院內陶成章住的病房,將陶槍殺身亡。    
    這件謀殺案,有心人當然要為蔣介石諱,蔣死後出版的《總統蔣公哀思錄》中有一篇《總統蔣公年表初稿》,於一九一二年條下仍記道: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歲    
    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旋舉袁世凱自代。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習德文。    
    所謂「公怒之」,顯然諱了殺字。吳敬恆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蔣總統年表》大本線裝,並不諱言「公怒殺之」。再對照之下,原來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僅僅是把「殺」字諱掉了。原來「總統蔣公」並非為了一生氣就辭了職、去了日本的,而是因為一生氣就暗殺了人,才辭了職、去了日本的。其實,毛思誠編寫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早已不諱言殺陶。今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殘稿,先於一九O八年條下,謂徐「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又謂陶於徐死後,「詆毀先烈」,再謂「自此即甚鄙陶之為人」,詆陶「無光明正大態度,無革命人格」。更謂陶詆毀孫中山,「英士告余曰:陶為少數經費關係,掀起黨內風潮……乃知陶實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為殺陶下伏筆,然後轉入「正題」,謂辛亥革命後,「陶親來運動余反對同盟會,推章炳麟為領袖,並欲置英士於死地,余聞之甚駭,且怨陶之喪心病狂,已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於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為殺陶找莫須有的借口。如果說「除陶」一語還有點含糊,不夠明確,則蔣介石的學生,並且做了八年侍從秘書的鄧文儀,在所寫《蔣主席》一書,第八章標題赫然就是「槍殺陶成章」五個大字。鄧文儀來頭頗大,他曾是蔣的政工頭子和特工頭子,而《蔣主席》一書還由蔣氏師保吳敬恆謹題,潘公展背書「主編者」,無疑是蔣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蔣介石親手殺了陶成章,已是無可懷疑的史實。但蔣介石並不是主謀,只不過是主謀人的殺手。誣陶成章欲置陳英士於死地,顯然是為陳殺陶找理由,蔣於自述事略中也無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願牽累英士,乃辭職東遊」,為陳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陳之間固然自辛亥七月以來,已有衝突,如陶拒絕陳的「協餉」要求、陶不滿陳在滬軍都督任內的作風,以及陶在滬練兵等等,但歸根結底,並非二人私下的衝突,而是以孫黃一派與光復會一派的衝突。兩派爭奪浙督,無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湯壽潛出任南京政府交通總長後,陶最為浙江各界支持繼任浙督,呼聲最高,浙東名流更馳電謂:「吾浙倚先生如長城,經理浙事,非先生其誰任?」自然招敵派之忌。此電見報之同日,陶已被蔣介石槍殺於醫院。    
    其實陶本人並不願就浙督,只是他個人以及光復會在浙江的聲望與實力,使孫黃一派難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鄧文儀《蔣主席》中一段,便更有會心。    
    這時候,有個假革命,陰謀奪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為陰謀不能成功,準備暗殺陳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後,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陰謀成功,那麼江、浙再入混亂狀態,勢將影響到革命基礎的動搖。經過公私利害的慎重考慮以後,便決心先除陶成章。    
    所謂「假革命」,因陶不屬孫黃一系,在孫黃一系看來,「革命」唯此一家,別無分店。你要開分店,當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辭浙督不就,偏偏要說「陰謀奪取浙江都督」。倒是「陰謀」地把人家殺死在醫院裡了!因怕陶成章「陰謀」成功,江浙成為光復會的天下,動搖的不是革命的基礎,而是孫黃的基礎。陶成章一死,光復會果然是一蹶不振,從同盟會的眼光來看,可說是殺對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為了孫黃一系同盟會的利益,同盟會的「最高當局」不是槍手蔣介石,也不是派遣槍手的滬軍都督陳其美,而是臨時大總統孫文和陸軍總長黃興。更何況孫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來就已交惡,必為陳所深知。陳於此時此刻,要「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而要「教訓」陶成章,豈非意料中事?事實上,與陶過從甚密,而知孫、黃甚深的當時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後一日,做了一次談話,由寂照筆述,刊於《神州日報》(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兩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黃興遽被舉為大元帥,浙軍不平,反對甚烈,卒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外人頗有疑陶君嗾動軍隊為此者。滬都督陳其美嘗與浙軍參謀呂公望言,謂致意煥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駿保為例。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槍殺陶同志 2

    陶駿保是被同盟會槍殺的光復會軍官,在刺陶之前,已對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時,呂公望尚在,絕不可能是空穴之風。何況在魏蘭的《陶煥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當其時,上海謠傳已有陳其美欲刺先生之說,先生不以為真。王文慶在南京致書先生,謂得確實消息,先生在滬大不利,先生始避之於客利旅館。(頁四三六)    
    可見殺陶已醞釀多時,而且「確實消息」來自南京!    
    ……    
    陶成章也知道危險,所以才移居到廣慈醫院,即使給他的妻子寫信,也十分隱秘。現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陰曆)的短箋,成為絕筆:    
    弟現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匯路相近,廣慈醫院,頭等房間第六號。此地僻靜,晚間來看不便。如來看視弟,可在上午八九點鐘後,下午四點鐘前,此上小雲姊鑒。    
    從弟  東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小雲即孫曉雲,陶成章的太太,一九O九年在日本結婚。東生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東筆名故。成章死後,有遺腹子,即陶珍(本生)。    
      ……    
      蔣介石為了將「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即致電陳其美:    
    萬急,滬軍陳都督鑒:閱報載光復軍司令陶成章君,於元月十四號上午兩點鐘,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被人暗刺,槍中頸、腹部,兇手逃走,陶君遂於是日身死,不勝駭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陶君實有巨功,猝遭慘禍,可為我民國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滬,豈容不軌橫行,賊我良士。即由滬督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洩天下之憤。切切。總統孫文。(初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收入(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頁二十三)    
    孫中山明言,陶成章於革命有「巨功」,謂刺陶乃「不勝駭異」、「賊我良士」,並「即由滬督嚴速究緝」,結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陳其美與蔣介石原是兇手,孫竟要犯人陳其美去查案,哪會有結果呢?蔣介石逃到日本,孫中山總該知道誰是兇手了吧,但兇徒根本沒有緝獲歸案,明正其罪,反而成為幫手。後來蔣介石還加入「中華革命黨」,宣誓效忠孫中山,陳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孫的死黨。……    
    臨時大總統致電陳其美之後,陸軍總長黃興又於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電報到上海,載於同月二十日的《民立報》上:    
    上海陳都督鑒:聞陶君煥卿被刺,據報雲是滿探,請照會法領事根緝嚴究,以慰死友,並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為幸。黃興叩。霰。(另見《黃興集》,頁一○三)    
    黃興更故佈疑陣,「雲是滿探」,但又說要「設法保護章太炎」。為什麼滿洲的偵探只想殺光復會的領袖們呢?為什麼不必保護同盟會的領袖們呢?說到保護章太炎,更有趣的還在後頭,因章太炎不斷批評南京的臨時政府,黃興又想要殺章。太炎在與黃季剛書中透露此事:    
    昨聞述黃克強語云:章太炎反對同盟會,同盟會人欲暗殺焉。以其所反對者,乃國利民福也,賴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強,所善者獨有恫疑虛竭耶?往者,陶煥卿死,彼即電陳其美保護,今又以斯言見恬,如是伎倆,但可於南洋土生間行之,何能施諸揚子江流域耶?暗殺本與盜賊同科,假令同盟會人誠有此志,則始終不脫鼠竊狗偷之域。克強以此恐人,而反令己黨陷於下流卑污之名,亦當戒之,令慎於語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發表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大共和日報》上,故不可能晚於四月十四日。後又收入《太炎最近文錄》。太炎除借此痛罵黃興外,更立此存照,使黃興不敢下手。章太炎雖倖免於難,但卻不能挽救光復會在江浙一帶的慘敗。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之前十五年,孫黃也曾在同一地區清過黨,把光復會摧毀殆盡,而陶成章之死,實為光復會傾覆的先聲。    
    在辛亥革命史上,蔣介石槍殺革命元勳之罪,已不可能湮滅,然而其罪並不能放得太大,當時二十六歲的他,還沒有資格「怒而殺之」。他只不過是奉命行事的槍手與殺手。他因殺陶而摧毀光復會之功,亦不能高估,因為他不過是為孫黃一派的大陰謀,扮演了一個小角色,為大哥陳其美盡的把小兄弟的職責而已。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反袁掠人之美 1

    二十六歲的蔣介石謀殺陶成章之後,亡命日本,辦了一份《軍聲》雜誌……    
    蔣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國,雖避過風頭,但仍難以在滬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暫時閒居。然而不久發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孫、黃、陳等革命黨人積極準備武裝活動,不再避陶案之嫌,蔣介石遂於一九一三年的七月裡,再度參加了「革命」,幫大哥陳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並不得人心,陳蔣等在上海作戰亦甚不利,敗退閘北,被英軍繳械,於八月十三日徹底失敗,孫中山再度避難於日本,陳其美與蔣介石則躲入租界,尋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繼逃往日本。蔣於九月一日抵達長崎。    
    孫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重組中華革命黨,要求入黨者按指印、立誓約,並宣誓服從孫中山個人。其目的顯然有鑒於過去黨紀的不夠嚴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會的作風,難被稍有自尊心與獨立人格的革命黨人所接受,黃興就拒不參加。但是陳其美久已是孫中山的死黨,當然是欣然加入。由於陳其美極力擁孫,並對反孫者進行攻擊,大獲孫心,自然被任命為新設中華革命黨的總務部長。蔣介石則於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由陳其美的結拜兄弟張人傑 (靜江)做監誓人,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    
    就在孫中山最倒霉的時刻、許多老同志紛紛求去的時刻,蔣介石才第一次單獨與孫中山見了面,那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的十月裡。蔣孫關係,得力於陳其美的伏線。翌年,蔣受孫、陳之命出任務,從上海到哈爾濱,奔波甚力。固然孫對蔣早有印象,因系其親信陳其美的愛將,蔣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畢竟蔣參加中華革命黨之後,始與孫直接搭上線。陳其美死後,蔣介石說孫中山「期我以繼英士之業」(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蔣《祭總理文》中語),可以道出孫、陳、蔣之間的關係。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反袁,一九一四年夏天,蔣抵滬從事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但事機不密,被淞滬鎮守使鄭汝成偵破,並遭追緝。至於說蔣遭同志王金發出賣,幸而逃脫之說,是不確實的。不過事出有因,王金髮企圖利用袁世凱招降的投誠令,徵得謝飛麟與陳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後才知道「免緝的條件,要(王)金髮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夏之麟、夏爾璵、陸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贖」。因此王金髮在北京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繼續與革命黨人來往,這些事實在袁世凱槍殺王金髮的電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驗證。電令說:「去年冬間,為弭亂起見,暫准免緝,以責後效,並派員赴滬監察,詎竟延宕數月,迄未捕獲一匪,反與亂黨隨時往來。陸惠生等由日回滬,匿居其家;迭次飭緝之暗殺犯姚勇忱,亦與朝夕聚處;陳其美亦常通訊,計議亂事。」由此可見,王金髮沒有出賣同志,也沒有出賣革命。(參閱章念馳《蔣介石的早年與王金髮》)然而古屋奎二的《蔣總統秘錄》依然以訛傳訛,說袁世凱「收買了瞭解革命軍內情的王金髮」。如果王金髮真被收買,恐怕蔣介石脫不了身。    
    此次軍事行動失敗後,蔣介石又奉陳其美之召,再往日本,當時風聞東北有軍隊傾向革命,遂派蔣介石由日本赴東北,但在長春、哈爾濱一帶混了兩個月,無功而返,閒居無事。直到一九一五年秋,陳其美被孫中山任命為淞滬司令長官,再從事反袁軍事行動,才召蔣介石到上海灘幫忙。這一次行動,後來最為國民黨樂道的是所謂「肇和起義」。    
    在台灣國民中學的歷史課本裡,有這樣一段話:    
    民國四年袁世凱接受帝制以後,國父命陳其美在上海策動肇和軍艦起義,發難討袁,雖不幸失敗,但確已喚起了革命精神。    
    緊接在後面,便是雲南起義。在銜接上,好像雲南起義是被肇和起義「喚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蔣傳亦如是說,然而肇和起義和雲南起義都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間的事,十一月間雲南起義的領導人蔡鍔潛離北京的時候,肇和起義還完全沒決定呢!因為照蔣介石一九一六年《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一文中追憶:肇和起義原定日期是「年杪舉事」,由於忽然聽說十二月十三日肇和軍艦要開拔廣東,乃提前在五日舉事。否則既是「年杪舉事」,日期當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之後了,又何從「喚醒」雲南起義呢?    
    肇和起義在歷史定位上,顯然已被國民黨帶人兩個錯誤:第一、它的歷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喚醒」雲南起義的程度,事實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實在沒這麼大(高級中學的歷史課本就編得比國民中學的稍勝,它說:「四年十二月五日,陳其美在上海舉義,雖未成功,但革命聲威為之一振,各地繼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義的名字,並且把這件事放在雲南「護國軍起義」的項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誤導得少一點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從顛倒的程度,事實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實在沒這麼大。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反袁掠人之美 2

    例如國民黨出版的《國父圖像墨跡集珍》,在圖片說明中,「討袁時代的蔣公中正」旁邊,又有「在上海追隨蔣公並肩奮鬥的吳忠信」,吳忠信字禮卿,是安徽合肥人。一八八四年生,十七歲時候,入江南武備學校。二十二歲(一九O五年)畢業後,做到管帶(營長)級的軍官。二十三歲(一九O六年)時候,由楊卓林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搞革命。第二年(一九O七年),楊卓林謀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不成,被殺,吳忠信密謀日亟,被端方懷疑,不准他再帶部隊,改任標(團)司令部正執法官。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吳忠信參與光復南京,任總司令部總執法官,兼兵站總監。一九一二年孫文任臨時大總統,吳忠信任首都警察總監。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參加肇和起義。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間,在陳炯明任第一軍軍長、許崇智任第二軍軍長時候,吳忠信任第七支隊司令兼汀州綏靖主任,當時蔣介石是第二支隊司令官。從這些吳忠信的記錄看,他早年的風光,顯然在蔣介石之上,蔣介石所有的參加肇和起義等事跡,吳忠信都有,而吳忠信早在民國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總監,其革命歷史之悠久,更是先聲奪人了。肇和起義,據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司令長官是陳英士、參謀長是吳忠信,吳忠信位在蔣介石之上。從一九一六年楊庶堪等聯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證實到這一點。如今國民黨改寫歷史,變成了上司「追隨」起屬下來了。(參閱邵元沖《滬軍都督陳公英士行狀》與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沖所述「戰爭發動及攻擊計劃」之中,在十一行負責人名單中,提到的人名是陳英士、吳忠信、黃鳴球、楊虎、孫祥夫、夏爾璵、薄子明、闞鈞、沈俠民、朱霞、譚斌、陸學文、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楊淪白、周淡游、邵元沖十九人,卻獨獨不見蔣介石。    
    事實上,蔣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動」、在提出計劃而已。可是,細看他所擬定的計劃書原文,卻發現肇和起義的實行,和計劃書根本南轅北轍。計劃書中明明有這樣的結論:    
    昨日計劃以海軍為根據地,再三思慮,終非完全之策。以後海軍戒嚴,及敵軍注意防備海軍以前比較,不啻數倍已也。且黃浦戒嚴,其兩岸行動不勝其難;況運動水上警察,亦非數日間可以見效也。吾軍若注全力於海軍,其事甚難,其效非易。為今之計,不如捨此而他圖,或不偏重海軍而與陸軍並重,或先圖陸軍而以海軍為從也。茲以各計劃繕述如下:    
    海軍不能防護製造局不過壯製造局之聲勢而已,而其所持者陸上炮隊也,防禦工亭也。吾軍所缺者,炮隊也。以無炮隊故不能破壞其防禦工亭,即不能陷落其製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為之根據,則製造局無不下之理,而海軍亦所壯其威也。惟製造局附近炮隊營野炮無幾,且敵軍防備嚴重,而地勢又在敵軍包圍之中,即或佔領,亦難久持,況無步兵為之掩護,必易為敵軍所撲滅也。鄙意以為佔領其滬上附近各炮隊三分之二,即佔領其駐紮炮隊地點二處,雖無海軍為之補助,亦必可以橫行淞滬也……    
    但是事實上呢?肇和起義卻明明是從先拿海軍著手。可見《蔣總統秘錄》所說,「計劃為陳其美所採納。在後來被稱為『肇和起義』的一頁史跡,就是依據這個計劃進行」的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述及「戰役真相及失敗情形」,兩次提到蔣介石,但都排名在吳忠信、楊滄白之後,並且完全沒提肇和起義是照蔣介石計劃執行的。    
    邵元沖又透露,肇和起義真正的元勳是楊虎。他說楊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線、攻下肇和軍艦的人。最後因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楊君知已無可為,不得已易裝泅水而遁。」楊虎在肇和起義後,一九一八年在孫中山手下做大本營參軍,後來任湖北軍總司令。一九二二年又做孫中山總統府參軍。這年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逃到軍艦上,楊虎一直是護衛者。孫中山由楚豫艦上轉到永豐艦是六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九日,蔣介石才到。    
    楊虎在無情的政壇上出局,竟因而在歷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說也,必須要還其歷史上的原位。肇和起義的真相是:楊虎是主角,蔣介石只是配角。    
     一九一六年四月,蔣介石又協助楊虎攻打江陰要塞。《蔣總統秘錄》第四冊有《總統領導襲取江陰要塞》一節,寫「以江蘇省為活動重點的中華革命黨,在陳其美指揮之下,正爭取著發難的機會」。「被列為第一目標的,是在距離上海西北約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陰要塞』。江陰居於長江東流入海、江面陡然寬闊的地理位置:將雄踞在那裡的要塞奪取過來,是扼死袁世凱海軍活動的戰略。」《秘錄》所引乃根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對廬山軍官訓練營第二期學員的演講——「革命軍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說襲取江陰要塞之役,襲到最後,同志「都紛紛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個人在江陰炮台上」,此一說法,跟毛思誠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所記不合,亦與楊虎在《肇和兵艦起義事紀》一文所述有異。楊虎明言與蔣介石一道兒離開江陰要塞,並且於離開前還救了蔣介石一命。楊虎在文章最後,殷殷以人當以「義氣熱情」、「寧稍重感情」為期許,似乎是別有深意的。他說革命黨在成功後,「投機分子,力思羼入」,顯然是有感而發的。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拜老頭子炒股票 1

    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的六月六日去世,孫中山及其黨眾已無袁可反,但政權仍在北洋手中。中華革命黨停止了軍事行動,孫中山雖公開聲明「恢復約法,尊重國會」,但政治大局上卻插不上手,北洋掌實權者根本不理他。在這種局面下,他的黨羽蔣介石再次來到上海灘,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決定另謀生計了。    
    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六年中,蔣介石一直與孫中山保持聯繫,並且時有來往。在大哥陳其美被袁世凱幹掉後,蔣介石雖已直接投靠孫中山,但孫中山本人無所施展,一時之間,亦難有作為。    
    要在上海灘混,不能不結交頭號聞人黃金榮,黃以法租界巡捕,包攬鴉片銷售,成為黑社會的頭子,杜月笙即出其門下。自民國成立以後的二十年間,正是黃金榮的黃金時代,據黃氏管家程錫文的回憶,蔣介石風聞這位大亨的勢力,曾托虞洽卿介紹,拜黃金榮為先生,亦就是投了門生帖子。蔣介石北伐後,以總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黃金榮雖退還了門生帖子,但蔣仍親自登門拜訪,以示尊禮,黃亦為蔣軍提供十萬元慰榮金。到一九四七年,黃金榮八十大壽,蔣介石以總統之尊,在軍書旁午之際,於農曆十一月初五親自到黃家花園拜壽,還磕了頭,黃金榮急忙起立攙扶。(據程錫文《我當黃金榮管家的回憶》)足見黃蔣師徒關係,絕非虛傳,不惜以國君之尊,履行江湖規矩。    
    孫中山搞革命,知道沒錢不行,他很早就把念頭動到開號子、炒股票上面,這一眼光,確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軍閥高桿。楊蔭溥在《中國交易所論》第一編《交易所總論》中就指出:「我國之證券交易法,頒佈於民國三年。……民國五年冬,虞洽卿與孫前總理鑒於上海有設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組織上海交易所之動議。擬具章程及說明書,呈請農商部核准,而當時部批,僅准證券一項,因未舉辦。」由此可見,開號子、炒股票,孫中山於此道乃是先知先覺……只是他時運不濟,申請經營的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五種項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證券一項而已。    
    照魏伯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與蔣介石》一文的說法,孫中山想開號子、炒股票,「籌措革命經費」,乃是「採納了日本某政黨的建議」而來,這是一九一六年的事。魏伯楨回憶:    
    過了一年半載,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因為經濟非常拮据,共謀生財之道,乃利用前案,進一步與日本某政黨所介紹的某企業代表協商關於開辦交易所的具體辦法以後,即著手進行。首先,他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謀劃其事;其次是拉攏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等為社員,以擴大力量;最後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攏當時上海工商界中所謂知名人士如溫宗堯、聞蘭亭、李雲書、張澹如、沈潤挹、吳耀庭、顧文耀等共任發起人,具呈向農商部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這是一九二O年七月的事。    
    魏伯楨又回憶: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為郭外峰、聞蘭亭、趙林士、盛丕華、沈潤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監察人是周駿彥等。陳果夫當時是第五十四號經紀人,他的老闆就是蔣介石。經紀人頭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編有號碼,以資識別。經紀人賣出買進不拘若干次,成交須經拍板員拍板,以拍定之價格為計算標準,全場均須遵守,不得異議。    
    當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楨只知道經紀人是陳果夫和陳果夫的老闆蔣介石,卻不曉得其中內幕。陳果夫曾寫了一篇《商業場中》,死後收入《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文中洩底如下:    
    在民國九年的秋天,總理命令本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蔣先生把這件事告知了我,並且要我研究這問題,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辦的上海取引所去參觀了兩次。不久,蔣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揚)兄,及周枕琴(駿彥)先生、趙林士先生等商量,組織第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名茂新,做棉花證券兩種生意。    
    可見幕後老闆不是別人,就是孫中山!    
    開號子、炒股票,資金哪兒來的?據魏伯楨透露,是「協進社代表戴季陶與日商某企業代表商定辦法」而來,戴季陶是蔣緯國的真爸爸、是蔣介石的把兄弟,他們炒作的外援,原來秘密來自日本!    
    比較起來,「張榮發模式」其實早就被「戴季陶(蔣介石)模式」著其先鞭了,勾結日本人賺中國人錢,張榮發又算老幾呢?    
    魏伯楨說「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共謀生財之道」,當時這群人中,以張靜江最有錢,他因販賣中國古董致富,在上海灘的外國人都知道此一詭計多端的商人,稱之為「古董張」(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籐太在《蔣介石評傳》中,述及此一時期「一時被同志認為潦倒的蔣氏,竟在投機事業上成功,做了他將來出世的開端」,說得並不正確。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拜老頭子炒股票 2

    所謂潦倒,自指袁世凱死後,大小革命黨人百般無聊與無奈,經濟上也十分拮据,蔣介石並不例外而已。所謂投機事業,乃指由於無聊與無奈,蔣介石與張靜江、戴季陶組織「協進社」的秘密社團來牟利。戴季陶的家裡原本經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頗有賤買貴賣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頗能左右逢源。蔣介石本是鹽商之子,也有家傳,但此時並無本錢,在交易所裡擔任經紀人,牌號「恆泰號」,資本三萬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張靜江代他認四股。蔣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說:「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自反錄》第一集第三卷)    
    以張靜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蔣介石潛在的賭性,三人聯手,在投機的股票市場上,大發利市。據魏伯楨回憶,「協進社」開始時,股票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每股漲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漲到一百二十元。協進社擁有的三萬股,張、戴、蔣三人將一萬五千股分給其他重要社員,其餘一半再賣到市場,另將日商押款七萬股贖出,並賣掉三萬股。最後每股市價漲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萬元,發了大財。    
    投機生意發得快,大家趨之若鶩,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後春筍,及至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際,竟有一百四十餘家之多,市場既已失控,益之以買空賣空,釀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風潮,各交易所遂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宣佈停市。蔣介石他們自亦無以倖免,從大富翁一下子變成窮光蛋。    
    陳果夫回憶這段號子生涯,「好比一場春夢」:    
    茂新的股本,由一萬加至一萬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萬元。每天開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時候,佣金收入總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則有二千餘元,生意的興隆可想而知。後來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許多朋友,組織一家做棉紗與金銀生意的經紀人,號名鼎新,排在第四號,由守梅兄做經理,我做協理,這一來,一門之內,可做花紗金銀證券四種大生意,營業更暢旺了。從開始到交易所失敗為止,大約做了數萬萬元的交易,佣金收入總在二十餘萬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風潮一起,所有盈餘全都倒了,幾乎連本錢也賠蝕進去,好比一場春夢。    
    至於開號子開到春夢一場,顯然因過分貪心、經營不當之故。據《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資本家的興起》,《浙江文史資件選輯》第三十二期)所述: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籌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一九二O年二月開業。虞任理事長,周佩箴、郭外峰、聞蘭亭等為常務理事,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國民黨人都參加,當經紀人,設恆泰經紀號。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間人地位,不論買方賣方,都得向交易所繳付佣金,不負擔任何風險。孫中山當時因革命經費十分困難,令戴季陶等參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營業所得的一部分,接濟東南的國民黨人,做活動經費。當時交易所每月支付他們一兩萬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後因國民黨人想立致巨富,經紀人自己也下手投機,結果失敗了,負債二百四十萬元,只得放棄了。蔣介石因與虞洽卿是寧波同鄉,開始也在交易所做事,這時也負了債,得虞洽卿之助,還清了債務,赴粵投奔孫中山。    
    陸丹林在《蔣介石、張靜江等做交易所經紀的物證》(《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九輯)一文中指出:    
    張靜江、蔣介石等人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牌號是「恆泰號」。恆泰號只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之一,張、蔣等人也不是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而是該交易所經紀人恆泰號的股東(或者恆泰號的股東中也有些人是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監事等,但是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之流,則只是恆泰號的股東)。他們所幹的是這種在交易所的市場上直接做「搶帽子」的投機買賣,糾伙聯群、操縱市場的勾當。    
    陸丹林並尋訪出這一票人做投機買賣的合夥契約,上有「蔣偉記」,下簽「中正」,就是蔣介石那一股的鐵證。    
    蔣介石蝕光老本之後,從虞洽卿那裡取得四萬元,跑到廣東去,從此以後才死心塌地跟隨孫中山。所以,事實上,蔣介石由於投機事業上的失敗,才「做了他將來出世的開端」,日本人傳記所說的,適得其反。另一方面,這一四萬元的取得,也充滿了「瑞元無賴」的過程,活像偵探小說,值得大特寫。魏伯楨回憶細節如下: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拜老頭子炒股票 3

    物品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奉化人,是我的同學和老友,也是蔣介石的老師)因套利而欠債二十萬元,到處被逼受困,再三說情,非二萬元不能過門,急得兩次跳黃浦被救。某夜,周由陳紀銘(奉化人,大包作頭)陪同到我處來,要我設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無路,只能勸他慢慢想辦法。當時大家都窮得叫救命。移時,日本又匯來一百萬元,交易所的負責人打算開股東會討論復業。我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在這一百萬元身上轉念頭。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東名簿上過了一百個新戶頭,然後叫莊之盤(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學)雇一百個人作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五百萬元資金和各經紀人保證金及各種交易所繳的證據金到哪裡去了等等問題,他們如果俛人出來和我談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這個打算告訴了周駿彥,以免他再去跳黃浦,哪知他當晚就去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也過不了門,第二天就跑來找我,說他經濟上實在沒有辦法,願意同我合作。我問他希望得多少,他說希望得二十萬元。我一聽就當場回絕了。因為日本匯來一共只有一百萬元,現在周駿彥想要二萬元救他一命還沒有把握,蔣介石跑來一句話就要二十萬元,這怎麼能與他合作呢?不料蔣介石對我來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賄送了莊之盤一千元,向他拉攏。這樣,莊之盤對我的口氣就變了。他說:「瑞元(即蔣介石)到你這裡來表示合作,你怎麼回絕他?」又說,「你初到上海,還不懂上海規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鬧起事來。巡捕房不能不管,這就一定要通過法租界的黃金榮。瑞元同黃金榮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聽了這番話,表示同意考慮。莊之盤接著就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說: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錢先救周駿彥的命,其次給蔣介石做川資去廣東之用,然後給我。我同意這個辦法。第二天,蔣介石在大東旅館六樓開了六七個房間,約我去談。我去後,莊之盤又提出:對這次「戰役」,由魏任總司令,蔣任參謀長,莊任前敵總指揮,一切要聽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這個提議。交易所股東會開會那一天,莊之盤所雇的一百個人集合起來,我照約定交六十元給莊,蔣介石再給一百元,又加發了每人二角的酒錢。讓他們酒醉飯飽後,由莊之盤領進交易所股東會會場,坐滿了前幾排。虞洽卿一看苗頭不對,心知有異,就宣佈延會一天。他們當晚請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時任滬東光復軍統領,他的部下有張宗昌,以後在法租界當「大亨」)商量對付辦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當場拍胸,也找了一百個人來對付。蔣介石看到情況有變,就叫莊之盤「先行退兵」,莊不同意,兩個人鬧到大東旅館來。經過談判,我認為應從長考慮,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緊。而蔣介石卻另找了葉琢堂(葉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開賭場時與蔣有交情),由葉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說蔣介石沒有法子去廣東,要虞幫個忙,開始時虞說蔣搞垮了交易所,還要搗蛋,不能同意。最後談判結果,虞答應可由交易所拿出六萬元,但要在蔣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給錢。事情已經定局,不料蔣介石想獨吞這筆錢,又叫莊之盤退兵。莊氣得大罵,罵蔣忘記了在大東旅館說過的話,質問他事情辦好為什麼不征魏某的意見,又說:「若無魏的命令,我照前約是不退兵的。」這樣一來,蔣又不得不到大東旅館來把他同莊之盤齟齬情形告訴我。我以事既辦妥,應請莊退兵。莊到大東後,蔣說預備給周駿彥萬把塊錢,同時給莊之盤幾千塊錢。正在這時,邵力子為了《民國日報》也到大東旅館來分了幾千元。其餘四萬多元的錢都在蔣手,不僅對我什麼也不提,而且蔣趁送客之便,一溜就離開了大東。第二天,莊來告我說,蔣介石已密同周駿彥等去廣東了。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拜老頭子炒股票 4

    看了這段文字,蔣介石「瑞元無賴」的流氓性格,可真躍然紙上。    
    魏伯楨回憶中提到的葉琢堂,是蔣介石的奉化同鄉,據祝世康《關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所述:「葉琢堂不僅是蔣介石的奉化同鄉,蔣在上海交易所裡跑進跑出,也是通過他的關係。蔣在交易所裡失敗時,生活一度窮困潦倒,常常向葉琢堂告貸。每當交易所散場後,總可在葉家看到蔣。葉同朋友打牌時,蔣老是畢恭畢敬地站在背後,有時還替葉端茶拿煙,伺候客人。葉也以對待學徒的態度對蔣。使喚蔣時就叫『阿瑞』(蔣的乳名)。蔣到廣東投奔孫中山先生時,葉還贈送了三百元旅費。由於蔣葉有這一段歷史,蔣就把葉看成一個生死患難的恩人。」可見蔣介石在去廣東前頗為狼狽。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這一時期欽定史料中,對蔣介石開號子、炒股票之事,都諱莫如深,《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條下收入《與張人傑書》,原文在「七日教言,領悉一是」與「關於弟以後之處世行事,請兄隨時指教」之間,加上刪節號,經查原文刪去的,正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十二個字!顯然居心隱瞞炒股票這一段歷史,顯然認為「偉大領袖」有此洋場逐利行徑,實在不夠體面也。這種欽定的書,固然頁頁都是救國救民的革命大業,但不經意間,仍可找出蔣介石怠於革命的成分。例如該書同年同月二十日條下《附節戴傳賢書》中,就洩漏了當戴季陶勸他南下時候,他不但盛怒,還說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壽命」之言,可見他在上海牟利心切、樂不思粵,什麼孫中山、什麼革命,在號子股票當前,又算什麼啊?直到最後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孫、革他一命去也。    
    至於開號子、炒股票這兩三年的大量盈餘怎麼朋分的,也是天知道。據單行本《陳果夫年譜》一九二O年《先生二十九歲》條下:    
    秋,國父為籌措革命經費,策動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參與籌劃者,有蔣公及張靜江(人傑)、戴季陶(傳賢)諸先生。蔣公囑先生組織茂新號,擔任五十四號經紀人,以其盈餘為救濟革命先烈遺族之用。    
    事實上,有否「救濟革命先烈遺族」,也無從徵信。據與先烈之一林覺民遺族相識的王翼樟(小癡)面告李敖:林覺民的遺族,竟有餓死的慘劇發生!先烈又算老幾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體例,就是故事講完了,加上尾巴為讀者上一課、加上一條「教訓」。蔣介石從開號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給人們的「教訓」是:人大可以去開號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資本家;失敗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場大亨;失敗了,可做「民族救星」。——成敗之妙,原來如此喲!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愛上陳潔如 1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仍在上海做投機生意的蔣介石,在張靜江家裡初識一個十三歲的小女生陳風,而一見鍾情。由於《陳潔如回憶錄》的出版,我們得知這一段戀愛的詳情。近人黃仁宇指出這本回憶錄中有最基本的資料都不能掌握,「此書之可靠性可想而知」。(見《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二十五)黃氏似不知陳潔如既未直接參與黨國大事,間接道聽途說以及事後追憶,當然可能有誤,豈能遽疑為偽作?最近陳立夫出版的回憶錄《成敗之鑒》,未能掌握基本資料處多矣,何況陳潔如?陳女這部回憶錄最可信賴的部分,應該是她與蔣介石之間的兒女私情,以及兩人之間的房笫間事。這些私事陳潔如不僅親自經歷,而且刻骨銘心,不但事實上不會出錯,而且最具權威性。    
    陳潔如原名陳風,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時,在場的還有孫中山與戴季陶。蔣介石當時已三十歲出頭,見到十三歲的小女生,即墜入情網,除了異性相吸的原因外,顯然由於那天在張靜江家中的客廳,孫中山特別誇獎了這位小女生,使蔣介石對「我們總理嘉勉的女孩」,別具青眼,乃窮追不捨。    
    陳風之所以會在張家出現,乃因比她大五歲的好友朱逸民嫁給張老頭子做續絃。與張靜江有密切關係,以及被孫中山看上的女孩,在蔣介石心目中當然會有很高的份量。於是表面看來甚是嚴肅的蔣介石,居然亦會嬉皮笑臉,追起小女生來,並且故意製造狹路相逢,逼女孩子表態的鏡頭。甚至於約會時,騙不太懂事的陳風,到上海頗有名望的「滄州飯店」,英文名稱叫「布林頓旅館」(Burlington Hotel),幸而尚能自制,想要強姦而未遂。(參閱《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二十三至二十八)    
      陳風驚魂初定,避不見面,蔣介石展開情書攻勢,表示拜倒裙邊的決心。當陳風的父親因心臟病驟發,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逝世,蔣介石穿孝服來弔祭,再由朱逸民從中拉線,最後由張靜江正式說媒,使陳風的母親感到為難。有趣的是,陳母仍不放心,僱傭了上海私家偵探調查蔣介石。調查報告乃發跡以前的蔣介石,乏善可陳,更何況此時蔣介石已有一妻一妾,乃決定謝絕,哪知張靜江親自登門拜訪,說明蔣妻毛氏已皈佛門,與世絕緣,蔣妾姚氏已同意離異,並強調蔣介石追求的堅定心意。在張靜江的大力說合之下,陳母才答允婚事,再勸說女兒下嫁蔣介石。兩人訂婚後,蔣介石為陳風改名陳潔如。結婚時,張靜江為證婚人,戴季陶則為蔣介石主婚,婚禮半西式半舊式,毫無疑問是明媒正娶。    
    結婚以後,陳潔如才發現,蔣介石在婚前醇酒美人,常逛窯子,生活十分荒唐,並且得了性病,還把性病傳染給她,以至於此後兩人都無法生育。蔣介石為之悔悟,發誓願終生只喝白開水,不喝其他飲料,以自我懲罰,陳潔如也只好原諒了他。(參閱《陳潔如回憶錄》之記載)蔣介石與陳潔如結婚前,確實是他一生中最荒唐墮落的時期。    
     蔣介石的元配毛福梅,奉化巖頭村商人毛鼎秋之女,生於一八八二年,比蔣介石大五歲。一九O一年結婚時,她十九歲,他只有十四歲,仍然是個頑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婚姻,當然談不上什麼感情,不過婆媳之間倒處得相當不錯。一九O四年春,十七歲的蔣介石帶著妻子毛福梅到寧波讀書,開始獨立的家庭生活,但不久蔣介石要到東洋去,又把妻子送回娘家,再度失去培養感情的機會。一九O八年,蔣介石從日本回上海度假時,毛福梅也來滬團聚,他卻嫌鄉下老婆土氣,無法對答應酬,常大發雷霆,只過了一個暑假,又勞燕分飛。然而毛福梅回到家鄉,即有了孕;生下蔣經國。生了兒子,該是毛福梅對蔣介石的最大意義,而毛福梅有了兒子,亦有了寄托,對丈夫的冷漠也日趨淡泊。    
    辛亥革命那年,蔣介石納出身寒微而容貌出眾的蘇州女人姚冶誠為妾。姚氏的身世可見之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報》的記載:「女出身寒微,當南北和議告成時,蔣隨陳英士居滬,陳每過北裡,蔣亦偕往,在筵席間見蔣氏,刻意奉迎,終至以身相托。」則所謂「寒微」者,實系出身北裡的妓女。蔣介石公然把小妾帶回老家,長久以來空閨獨守,以及深受傳統影響的毛福梅也不以為意,認為男人娶小老婆,早已見怪不怪,甚至待姚氏如姊妹。很多人稱讚毛氏的寬宏大量,但毛氏不大度又如何?只是說明毛氏還聰明和識相而已。蔣介石也樂得在家有妻之外,尚有一妾相侍。    
    毛福梅生了蔣經國之後,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又出現了一個蔣緯國,緯國既非毛氏所生,亦非姚氏所出,是哪裡來的呢?原來王采玉一定要把經國承祧已故的小兒子,蔣介石得了梅毒不能再生,於是把戴季陶的兒子抱來,取名緯國,又名建鎬,與經國的別名建豐相對,自小就當作自己的兒子,我們又何必不把蔣介石視為蔣緯國的父親呢?不過,緯國雖然有父,仍然無母,蔣介石遂要緯國認姚冶誠為母,由姚氏扶養。緯國原非蔣姓似難確定;然觀乎《總統蔣公大裹長編初稿》,一九三O年十月三十一日記毛氏常提及營救經國自俄回國事,引蔣介石日記曰:「余為國何能顧家……寧犧牲一切,雖至滅種,亦誓不承認也。」(見第二卷,頁三三五)可知犧牲經國即「滅種」,否則尚有緯國,何至於「滅種」?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愛上陳潔如 2

    另外,我們看到孫淡寧記錄的蔣緯國談話錄原稿,更確定緯國與經國原「非血統關係」,並得知緯國系日婦所出,曾於抗戰後「獨自一人悄然赴日」,見到八十歲的山田純一郎,找到「青田公墓」,在荒涼的墓園裡,向母墳「就地跪拜、默禱念誦之後,才黯然離開」(最後一段引文似由蔣緯國親筆在原稿上增寫)。至少以緯國而言,他早已自知身世。事實上,他在談話中亦已透露,他自德返國,蔣介石曾親口告訴他,他不是蔣家的孩子。他的生父乃是他稱作「親伯」的戴季陶。他也不諱言自己有兩位父親。    
    毛氏為蔣介石侍奉老母,教養經國;姚氏為他扶養緯國,一妻一妾皆職有專守,然而蔣介石於一九二O與二一年之間的日記,不時抱怨一妻一妾,如民國十年四月三日記道:「余於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足以刺激神經……決計離婚,以蠲痛苦,」又如民國九年元旦日記道:「甚恨冶誠不知治家法,痛罵一場,娶妾之為害,實不勝言!」大有出妻休妾之態。《參閱《蔣介石日記中有關陳潔如及家事的記載》,《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頁二十四至二十九)按諸時間,此時蔣介石正在上海狂戀陳潔如,可見事出有因。陳潔如畢竟是身家清白而且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不可能做第二個小老婆,免不了明媒正娶。北裡出身的姚氏,原是侍妾之身,容易打發。但是元配毛氏,既是他唯一兒子的娘,又得蔣母歡心,難以狠下心來。然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蔣母王采玉死了,年僅五十八歲。蔣介石於辦完母喪後,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晚上,當著經國、緯國,宣讀事前寫好的文書,與妻妾脫離家庭關係,全文如下:    
    余葬母既畢,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盡,此後乃可一心致力於革命,更無其他之掛系。余今與爾等生母之離異,余以後之成敗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歲立志革命以來,本已早置生死榮辱於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總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牽連家中之老少,故每於革命臨難決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遺稟,以冀余死後聊解親心於萬一。今後可無此念,而望爾兄弟二人,親親和愛,承志繼先,以報爾祖母在生撫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親在天之靈也。余此去何日與爾等重敘天倫,實不可知。余所望於爾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條示經、緯兩兒,謹志毋忘,並留為永久紀念。父泐。    
    說穿了,蔣母死了,蔣介石已無顧忌與毛福梅離異,與相愛的陳潔如正式結婚。蔣介石獻身革命,需要一個新女性做老婆,毛、姚兩氏實在也上不了檯面,他休妻出妾自然也就理直氣壯了。    
    然而幾年之後,蔣介石的場面更大,愛上了更新而又更出眾的女性宋美齡,又要與陳潔如離婚,也更理直氣壯了。奇怪的是,他不向陳潔如提出離婚要求,而騙她出國,然後不承認跟她結過婚。蔣陳之間的明媒正娶既可否認,則因蔣陳婚約而與元配毛氏離異一事也不存在,於是一九二七年蔣宋聯姻,又必須興師動眾與髮妻毛福梅再離婚一次。土裡土氣又是小腳的鄉下人毛氏,除了讓風風光光的總司令任意擺佈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1

    史家常易受「事後聰明」的干擾,導致意識上的時代錯誤。蔣介石後來因孫中山的提拔而走運,更一再把自己與孫掛鉤,儼然是孫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從事後看往事,受到「後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誤解以及渲染了孫蔣關係。    
    從孫中山的觀點看,蔣介石當然是「自家人」,是他親信陳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忠誠黨徒,但是表示忠誠的黨徒不止蔣一個,更何況還有一大幫親信的「廣東幫」,於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蔣介石不過是一個可資傳呼的年輕軍人,絕不可能「三千寵愛在一身」。後來國民黨剪接照片,凸顯孫蔣一對一的形象,只是一廂情願的「反歷史」(A-historical)做法。    
    再從蔣介石來看,自陳其美死後,他已直屬孫中山。孫之地位雖遠高於陳,但陳其美那種同鄉大哥的親密關係,絕對無法取代。既然無法在孫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導地位,蔣介石自一九一六年陳其美遇刺身亡到一九二四年正式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八年之中,對孫的態度是欲迎還拒。他對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很不熱心,經常開小差,甚至在電催之下,仍然遊山玩水,姍姍來遲。這種行為自可解釋為一種以退為進的心術,甚至意含要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時也可洞察到,在這八年革命消沉的歲月中、在孫中山並不得意的時期中,蔣介石的「勢利眼」行徑。在緊要關頭,他情願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寧波天童寺去散心。讓我們來擺史實,以明真相。    
    一九一七年,北洋「督軍團」造黎元洪的反,孫中山乘機南下護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執信、陳炯明等人,並沒有蔣介石。孫到廣州去籌組軍政府、稱大元帥,但他是個空頭大元帥,除少數衛隊外,沒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廣西軍頭陸榮廷、雲南軍頭唐繼堯並不買大元帥的賬,最後氣得孫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穫是陳炯明從廣東省長朱慶瀾收回於反袁戰爭結束後交出接管的三十個營。(朱氏改編為省長警衛隊二十營,見陳定炎《怎樣為陳炯明在民國史上定位》,《傳記文學》第三七八期,頁一二三至一二六)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閩粵軍」,由陳炯明做總司令。這是孫中山手中唯一的槍桿子,也有意將這支軍隊擴大,在廣東建立根據地,於是又派許崇智做第二支隊司令,帶四個營,鄧鏗做參謀長。第二年(一九一八),在總司令部還來了個三十二歲的作戰科主任(一稱中校參謀),不是別人,蔣介石也!    
    當時陳炯明為了培育孫中山唯一的槍桿子,艱苦備嘗。雖然如此,陳炯明還是苦撐下來。相對的,許崇智、蔣介石、鄧鏗等人,在苦撐待變之際,反倒不無動搖。孫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寫信給許崇智、蔣介石,勉以「不可遽懷退志」;同一天寫信給鄧鏗,認為「聞兄頗有離去之意,文意以為不然。……若兄行,則競兄(指陳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將來愈形困難」,就是證明。    
    「援閩粵軍」於一九二O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師,全軍回粵,替孫中山搶廣東做根據地。四天以後(八月二十日),就進入了汕頭。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這唯一的主力進軍廣州之際,蔣介石本人並不在軍中。八月十六日,陳炯明在漳州誓師之日,蔣介石本人正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薄暮,公在飛雪亭畔,倚崖側喬松,鳥瞰千丈巖瀑布。會大雨,樹杪重泉,濺珠噴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惟見眾山之小、諸流之細,亭下(村名)屋舍儼然。(第三冊,頁五)    
    八月十八日,陳炯明在大埔、潮州、梅縣作戰攻下汕頭前,蔣介石本人仍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公探隱潭。第一潭幽暗,在峽谷,圓徑不過丈餘,而深度莫測。潭前涓流一脈,經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為一大巖穴,寬約二丈。上有覆蓋。峭壁回合,前面開,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沖瀉。歎為觀止。(第三冊,頁六)    
    別人在前方作戰的時候,蔣介石在後方遊山玩水,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回家。八月的作戰他沒參加,九月的作戰也沒參加,直到十月十一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線總部,距離攻下廣州(十月二十九日),只差十八天耳!換句話說,蔣介石在這次兩個半月的戰役中,他只參加了最後的十八天,並且,最後十八天中,他在最後十三天(十月十六日)才趕上本軍,最後九天(十月二十日),因許崇智「病假」,才「以個人關係代許軍長統率第二軍作戰」,過了一天多(十月二十二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於蔣介石有過上面這種「緊要關頭就回家」的作風,引起我們徹查一下他與孫中山關係的種種,結果發現,他這種作風,倒也值得統計統計。    
    第一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蔣介石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但是干了四個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戰之時,留書(七月三十一日)出走了。八月二日,鄧鏗派人到汕頭留他,留不住;八月八日,孫中山打電報阻止他,也無效果。八月十八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2

    歸滬,輪行穩疾。入夜,公對月華吐朗,追憶少時奉母游招寶山及天童育王諸勝光景。(第二冊,頁五十二)    
    到了九月五日,蔣介石才停止出走,離上海。九月十三日回到汕頭。九月十八日到了漳州總司令部。    
      第二次——九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升任第二支隊司令官,司令部設在長泰。十二月十五日,吃了敗仗,他「隻身沖圍而出」。(第二冊,頁六十五)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他又離開了部隊,說是「請假歸滬」。(第二冊,頁七十一)五月二日,返長泰。七月四日,他寫信給鄧鏗,說:「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歸……」(第二冊,頁七十七)表示不想幹了。九月二日、九月五日,他又遊山玩水。十月二十八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一九二O年四月十一日,他又回到漳州。四月十三日,在總司令部議事。四月十四日,籌定作戰計劃。可是到了四月十六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嶼。四月二十二日,他又回到上海。六月二十八日起,他遊山玩水,從普陀遊玩起,直到七月二日,才回寧波。七月四日,再來上海。    
    第四次——七月十六日,他又回到漳州總司令部。八月七日,他又回上海。八月十三日起,游雪竇。八月十六日,「援閩粵軍」在漳州誓師,蔣介石卻還在遊山玩水中!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前線。十一月六日,他又留書出走,信中說:「弟既不見信於總座,又不見諒於軍長,而受欺於〔張〕國楨,是誠懷疑於上、受辱於下之時,能不自反而縮、見機而作乎?」(第三冊,頁二十六至二十七)十一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奉化。十一月二十三日,就上雪竇山遊山玩水了。    
    第五次——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到了廣州,恢復軍政府。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援桂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盼復。孫文。陽。(第三冊,頁五十四至五十五)    
    但是蔣介石顯然仍在「遲延」中。一月十二日,楊庶堪也有信給他,字裡行間,頗能看出內情:    
    介石兄台鑒:……頗聞前日(二月二十九日)兄來滬,以讀某函不快而歸,方欲作書婉勸。……中山先生政治興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業。且見兄之關涉重要,過於一般同志。中山先生從事創造,自當仗兄為前驅。然則先生撒手則已耳,如猶奮鬥,吾輩安忍作壁上觀?故無論如何拂逆,皆當含忍而為之。兄此時固萬萬不能遽息。……何時來粵?先示極幸。弟庶堪手啟一月十二日。(第三冊,頁五十五)    
    一月十五日,邵元沖也有信給他,字裡行間,也能看出內情:    
    介石我兄惠鑒:……現時先生(指孫中山)既力促兄赴粵,則亦不能過拂其意。蓋先生處能真心辦事之人,實亦太少。吾人萬不能不盡心以助之。……兄既謂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則兄必已自任為負改革責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為社會努力。否則一齊撒手,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矣!真厭惡社會者,只厭世派隱士自殺者而已。故弟願兄易厭惡中國社會之心理為愛社會,如慈母對於不肖之子,仍盡心力以謀感化之。此吾人應有之態度也。兄意以為何如?……弟元沖頓。一月十五夕。(第三冊,頁五十五至五十六)    
    蔣介石在函電交催之下,才在二月六日到了廣州。可是,只一個星期後(二月十四日),他就「徑歸」而去。(見第三冊,頁六十二)三月十七日,又上普陀山遊山玩水去了。(見第三冊,頁六十九)    
    第六次——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西征關係重要,一切須在事前籌劃,兄來更速進行,幸即趣裝。孫文。艷。(第三冊,頁六十九)    
    四月四日,蔣介石回電,說:    
    動員無期,來亦何益,且反多阻礙,暫為緩行,特復。中正叩。支。(第三冊,頁七十)    
    四月八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介石、靜江、季陶、展堂、仲愷諸兄鑒:昨開大會,以外交緊急,不可無政府應付,已決議設立建國政府,並通過剋日北伐案。萬端待理,務懇諸兄速來,商籌大計,精衛兄如可分身,亦望一臨,無任企盼!文。歌。(第三冊,頁七十一)    
    四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又電蔣介石,說:    
    密轉介石兄:軍事緊急昨已下動員令,汝為(指許崇智)病新愈,非兄來計劃助理一切不可,接電速來。文。巧。(第三冊,頁七十二)    
    在孫中山這封電報前(四月十四日),陳炯明也電蔣介石,說:「剋日將各軍調赴前線……戰事在即,望兄速來。」(頁七十二)四月二十二日,許崇智電張靜江,說:「介兄來粵,吾軍之幸,亦吾黨之幸。」(頁七十二)四月二十四日,胡漢民電張靜江,說:「今日開始攻擊,先生(指孫中山)盼介兄來,欲將警衛團擴充訓練,改國軍以屬介石。」(頁七十二)五月三日,胡漢民又電蔣介石,說:「望兄深念國事黨事之艱難,積極負責,束裝即來。」 (頁七十三)但是,就在孫中山四月十八日來電之日,蔣介石卻又在遊山玩水呢!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是日,攜次公子緯國,復為天童之遊。薄暮,由江東三眼橋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鏡,攢峰倒映,人在畫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剛逢佛節,香客擾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謁摩訶祖師墓。又歷大磐山,回寺稍憩。復出山門眺矚,公稱天童全景,為四明諸名勝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頭陀冷香塔院。凡閱四日,歸邑城寓捨。(第三冊,頁七十三至七十四)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3

    蔣介石在五月十日總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廣州,據許玉麟 《革命北伐紀略》,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北伐之師,困於桂林,「出湘不能,黔軍又回黔」當兒,乃「改任李烈鈞為北伐前敵總指揮,大總統親統隨身之滇、贛、粵、福諸軍北伐」。當時陸榮廷分兵三路打廣東,孫中山歸路將斷,情勢危急,「李烈鈞與討賊粵軍第二軍長許崇智、討賊福軍司令李福林、討賊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討賊贛軍總司令彭程萬、討賊贛軍第一梯團司令李明揚、討賊贛軍第二梯團司令賴世璜等急由湘邊回桂林,星夜水陸兼程,趕至梧州,留討賊桂軍師長劉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廣西省長馬君武亦急離桂林返粵,途中遇匪,伏於船底免死,財物劫盡,其妻子與隨員,均被匪殺盡。」大家都在赴難援孫之 時,而「時第二軍少將參謀長蔣中正已回上海」!據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條下,這天蔣介石從家鄉「啟程赴粵,越旬日抵廣州」(第三冊,頁七十四),時間當是五月十五日。可是到了二十四日,他做了一個夢,夢到「雪滿山原,一白無際。驚醒後,身猶寒戰。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滬歸里」。(第三冊,頁七十四)——他又走了!    
    第七次——蔣介石這一「雪滿山原,一白無際」的夢,直到二十天後才巧合式兌現。六月十四日,他母親死了。可是,喪事辦得卻重於國事。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競存、汝為已赴前敵,軍事吃緊,望即來粵,墨經從戎。孫文。梗。(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西寇擊破易、收拾難,須多一月始得凱旋,我軍經入邕寧,明後日,余當馳往巡察。速來相助。孫文。歌。(第三冊,頁八十五)    
    在孫中山來電前後,其他同志也函電交催。六月二十一日楊庶堪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節哀順變,勿過摧毀。粵桂戰役,今日已起,墨絰從戎,古賢不廢。安厝若畢,尚望有以慰國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頓。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七日,邵元沖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惠鑒:……頃於國民日報讀訃告,驚悉老伯母前月棄養,豈勝哀悼。兄連年奔走四方,承歡之日無多,今當國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毀之狀,可以想見。惟吾人既以身許國,只能留此身以濟國難,一以體先人遺志,一以完個人未完之責。諸希強自節哀為幸。近聞桂孽次第掃清。孫先生方有事於中原,倚賴於兄者甚深。一俟喪務就緒,萬望仍往佐理。現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數人。吾人務宜諒先生辦事之困難,而切實負責也。弟元沖頓。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冊,頁八十四)    
    喪事辦到八月十日,蔣介石決定又去廣州了。可是他路過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風雨」。他又做了夢,於是又不去廣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才去了廣州。但是到了九月下旬,卻又「回滬還鄉屍(頁九十二)了。十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躡鼠尾山巔,向西北馳下」(第三冊,頁九十五),又在家鄉遊山玩水了。    
      第八次——十一月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余擬於十五日與汝為往桂林,請節哀速來,臂助一切。孫文。麻。(第三冊,頁九十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四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抵省城。總理聞其有去志,特駕行館挽留。言「此時你若走,則我與汝為機能全失,人無靈魂,軀殼何用?」云云。公感其語,淒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後,卒以受某方刺激與嫉視不已,又決計辭歸。是晚離廣州。 (第四冊,頁十至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這時孫中山正與陳炯明關係惡化,蔣介石一走了之後,孫中山處境益形困難。六月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立轉介石兄: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至盼!文。冬。(第四冊,頁二十一)    
    但是蔣介石置之不理。六月七日,張繼寫信給蔣介石,憂慮說:「我兄應速出山,設法將粵局鞏固。先生(指孫中山)既到廣州,是否無危險?同人殊為懸念也!」(第四冊,頁二十一)可是,蔣介石不為所動。六月十五日深夜,終於發生了所謂「陳炯明叛變」事件。    
      董顯光《蔣總統傳》中說:    
    就是在這樣的混亂政治局勢中,陳炯明乃實現其長久準備而未敢實行的政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他下令駐紮於廣州近郊之白雲觀音兩山的軍隊,向總統府進攻。他認為國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襲擊中喪失生命,但或者是由於天意,國父的幾位忠實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亂軍的包圍線,而安全到達於停泊黃埔附近的永豐炮艦,該炮艦乃效忠於國父者……    
    蔣「總統」獲悉其領袖所遭遇的危險,立即由上海啟行,個人冒了很大的險,卒到達黃埔,追隨國父於永豐艦上。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事實上,蔣介石是在接到孫中山電報後,才啟程的。他六月二十五日離開上海,二十九日到了永豐艦。此後四十二天,他如孫中山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中所說,「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但是,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記,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該抹殺。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4

    第九次——「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在八月九日從永豐艦改登英國船摩漢號,在外人保護下去香港,轉赴上海,蔣介石一直跟著。八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又回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輪往普陀,養痾天福庵。南天門探勝,般陀庵觀魚。靜息時塑坐看經。凡六日歸甬。(第四冊,頁二十八)    
     這時孫中山已開始走聯俄路線。八月三十日,孫中山致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函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今聞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當早來備籌一切。幸甚。此候近社。孫文。(第四冊,頁三十九至四十)    
    同一天,廖仲愷也致蔣介石,說:「現時各方情形,已有多少變更。兄非常住此間策劃不可。蓋時事瞬息萬狀,而尤以軍隊情形為然。非日夕與各方消息接觸,恐少遜隨機應變之妙用。此間待商之事正多,請即命駕來滬。」(第四冊,頁三十八)「先生(指孫中山)決定計劃之時或變更計劃之時,無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見宜急來此,專掌軍機,一切應酬,盡可不經意。政治問題等等,兄如懶理,當由弟等撮要報告,共同商決。否則軍事無人參劃,若決定計劃或變更計劃有誤,悔之已晚矣。」(第四冊,頁三十八—三十九)可見「某事」(走聯俄路線)倚仗蔣介石「同謀」之殷。到了九月十二日,孫中山再致蔣介石:    
    介石兄鑒: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詳商今後各方進行辦法,而急聞兄已回鄉,不勝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天津等處活動,寓內閑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種種為荷。此候大安。孫文。(第四冊,頁四十一)    
    兩天以後(九月十四日),廖仲愷又致蔣介石,說:「兄到滬之翌日,弟偕許志澄至大東訪之,而兄與啟民皆不在。後晤見靜江,始知兄在彼處。而弟則並靜江來滬,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訪,啟民在,而兄已忽然歸。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緘,言居滬心緒不佳,亦無所事,故決計還鄉。弟則以為兄在此間,待商待決之事正多,若避去鄉居,則事無從謀,人人如此,則先生(指孫中山)左右可無一人矣!其說通乎?……日夕思維,非兄常在此間不可,故懇兄無論如何,仍再命駕來滬。家事愷當囑啟民為兄料理妥當,毋須兄焦慮。兄固當留此精神,為中國為先生(指孫中山)為吾黨出力,不可消耗於不必消耗之事,以傷身體。弟知兄必不我棄,故敢強以相勸,望兄垂聽。」(第四冊,頁四十二)宇裡行間,充分看出蔣介石在同他們「捉迷藏」、在向他們「拿喬」。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條下,我們還可看到蔣介石這時怎樣在遊山玩水:    
    四日,至滬,即乘車往無錫游太湖。坐萬頃堂,見波嶼蒼茫。順道訪梅園,結構天成。陟惠泉山,攬起雲樓之風景,輒為曠怡。歸途轉蘇州,訪玄妙觀、留園、西園。仍由滬返甬。(第四冊,頁四十七至四十八)    
    第十次——十月十八日,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介石為參謀長、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十月二十日,蔣介石總算動身赴任。不料不到一個月,他又要走了。孫中山聽說,遂在十一月十九日急電給他,說:    
    介石兄鑒: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討賊重任,托汝為與兄,無論如何困難,總須完此任務,方能釋肩,萬勿輕去,以致僨事。如有阻力,當隨時與兄解除,仲愷即來相助。孫文。皓。(第四冊,頁五十五)    
    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又有長信致蔣介石,說: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5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別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盡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借,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借不可,欲得憑借,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借,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憑借,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為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劃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復廣州,我計劃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餘年來,在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第四冊,頁五十六至六十)    
    在孫中山寫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衛也致電蔣介石,說:「……人生做事,絕無爽快乾淨之時。而兄之去留,關係於此軍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堅持相勸慰,萬一兄竟撒手,則前途希望絕矣!」(第四冊,頁五十六)雖然函電交催,蔣介石還是走了,不過這次理由是「感冒回裡」。(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孫中山再電催「盼兄速來商議,並即返閩」。(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蔣介石才又回頭。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這年一月五日,正當援閩軍吃了敗仗時候,蔣介石又遊山玩水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七日,又自總部往鼓山。見石壁新鐫「天地正氣」四字,乃足鹹聯語,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少憩水雲亭,指謂同游者,曰:「吾能於亭後小築三椽,隱居自適,斯願足矣!」其餘如考亭、喝水巖諸勝,降龍、達摩、呂仙諸洞,再至三至,極瞻眺盤桓之樂。在湧泉寺,興至濡毫,揮「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紀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冊,頁一至二)    
    可見他可真好整以暇呢!遊山玩水以後,他還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應芬、李濟深、陳可鈺、鄧演達又電催蔣介石,說:「江防會議,陡生變故,第一師出駐江門,雖轉危為安,而整理進行,諸待承教。現粵局仍未穩固,公不即來則總理策劃軍事,有誰顧問?而芬等素所望之黨軍,亦無由實現。望即命駕,無任企感,並盼示復。」(第五冊,頁四)但是蔣介石評傳(上冊)介石不但「不即來」,並且在一月二十七日,乾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蔣介石寫信給許崇智,自承為人「剛愎浮躁,善謀不足,敗事有餘。……今陳逆(陳炯明)既去,且屢出自試,愚拙日甚,以致無言不失、無事不乖,徒形己拙,無補黨國……」(第五冊,頁十三)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又電催蔣介石,說要去廣州,「如兄趕不上,請乘他船速來為禱。」(頁十六)但蔣介石不肯動。二月十八日,孫中山把大本營參謀長職務給了蔣介石,並電催他說:「此間須兄助至切,萬請速來勿延!並已發表兄參謀長,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頁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先到了廣州。二月二十七日,又電蔣介石,說:「各要事須兄相助,萬望速來,並示行期。」(頁十九)三月到了,孫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電,又有「電上海,催蔣介石……速來」之電。同時三月一日楊庶堪也電蔣介石,說:「此間待兄來始能決之事至眾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頁二十三)三月三日古應芬也電蔣介石,說:「戰端將啟,孫先生非兄無與籌劃,危難非吾人所能坐視,望即命駕來粵。」(頁二十四)可是蔣介石還是遲遲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漢民、汪精衛、鄒魯、林業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來寧波勸駕,蔣介石還帶他們遊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啟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後(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寧波。直到四月九日,孫中山同意他不負「東路討賊軍」之責,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啟程。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6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蔣介石忽然又要「引退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終於「憤而辭職,避往香港」。(頁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轉回寧波。孫中山於是安排了蔣介石「有志西圖」的計劃,決定派他到蘇聯去。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由上海啟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卻又遲遲其行,不肯到廣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等不及了,去電催蔣介石,說:    
    譯轉介石兄: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於時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並希約靜江、季陶兩兄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孫文。敬。(第五冊,頁七十六至七十七)    
    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衛已有信致蔣介石,說:「今諸問題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諸如此類,非兄來不可……」(頁七十七至七十八)再過兩天後,廖仲愷也有信致蔣介石,兩日後,說:「請兄最遲明正四日船,偕精衛、鮑君等同行,萬不能再延,否則事近兒戲。黨務改組後,而可乘此惰氣乎?……」(頁七十八)簡直是責備蔣介石行事已近「兒戲」了。可是,儘管函電交催,蔣介石卻照樣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條下明寫:    
    公半月來,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繞塋撫樹。入夜,閒躅山門外。嶺上寒風,松間明月,清景耐人尋思。與次公子緯國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讀武侯出師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為文,多與此旨符合。(頁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動身去了廣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三日,孫中山又任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孫中山的本意,並不是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給蔣介石做,而是要給許崇智做。蔣介石心存不滿,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逕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只好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二十五日,鄧演達銜孫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蔣介石回廣州,蔣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致函蔣介石,說:    
    徑復者,頃准執事函開:「前蒙總理委辦陸軍軍官學校,自維愚陋,不克勝任,請另選賢能接替,所有該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同志代為交卸,以免貽誤黨事。」等由,經面呈總理,奉批:「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艱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等因。奉此,相應函復,即希查照為荷。此復蔣介石同志。中央執行委員會秘密處啟。(第六冊,頁六)    
    三天以後(二月二十九日),孫中山親電蔣介石,說:    
    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文。艷。(第六冊,頁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愷電胡漢民,略述蔣介石走後,使軍校陷入「勢成騎虎」的苦況,說:「介(蔣介石)不來,學生、學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殺謝人,務請催介行,勿延。」可是,蔣介石還是在鄉不動。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愷再電蔣介石,說:「先生(指孫中山)將順兄意,不為不至,兄當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也。」(第六冊,頁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許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勸駕。蔣介石又「拿喬」了半個月,才在四月十九日從上海啟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廣州,見孫中山。孫中山在五月三日發表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從此以後,軍權逐步由蔣介石取得,當然再也不出走了。    
    關於這一層孫蔣關係的真相,歷史學家從來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結果,發現蔣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脫隊紀錄(包括「拂然而行」、留書而去、不告而別等等),而使孫中山直接間接「不勝感冒之至」!蔣介石自稱是「追隨」孫中山多年的忠實信徒,但在「追隨」過程中,竟有這麼多次的脫隊紀錄,倒真令人大為驚歎也!也許蔣介石來去進退忒多,有「敝屣尊榮」的意味在內,但廖仲愷說得好:「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    
    前後十四次脫隊紀錄,到底是敝屣了什麼呢?倒可以仔細分析—下。蔣介石雖一再向孫中山討價還價,但技巧地保持渠道暢通,不致因價錢談不攏而破裂。從最淺顯的道理也可看出,蔣介石的這種表現,對「革命」不忠,對孫中山不義。這種不忠不義的背後,浮現「瑞元無賴」的性格。蔣介石自小不如意時就會耍賴。不忠不義也就是耍賴的表現。他不如意,因他不願意在別人手下當參謀,他在給鄧鏗(仲元)的私函裡已說得很清楚,他不願意「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孫中山要他去幫陳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興。不僅一再出走,還要在孫中山面前講陳炯明的壞話,表演兩面手法,以離間孫、陳關係。    
    蔣介石初奉孫中山之命投效粵軍時,在致鄧鏗信中,恭維陳炯明,如謂: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7

    弟流連於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轂之重,即以總座(指陳炯明)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駑鈍,效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蔣中正《革命書簡》頁十六)    
    	    
    但是蔣介石才不肯對陳炯明「效其驅馳」呢!即所謂言不由衷。當蔣介石出走時,陳炯明雖派人兼程挽留,並謂:「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蔣介石)一人。」如此誠意,而蔣介石竟不肯留下,當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卻向孫中山數說離開的理由,竟是「因為陳炯明縱容部下,詆毀孫中山」,才憤然去職!    
    從《陳潔如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到,蔣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謂:「他(蔣)對我說,我不以做一個普通的領導人為滿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孫先生的影響力和關係,我的前途會順利的」(上冊,頁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陳炯明的痕跡。有一次鬧翻,竟因陳炯明的手下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上冊,頁一三六)這不僅是如陳炯明所說,蔣介石太沒有幽默感,根本是藉故生事,壓根兒他不願意在陳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鬧翻之前,陳炯明在孫中山心目中份量很重,絕不是蔣介石可以取代的。陳字競存,是老廣(廣東海豐人),也是老革命,生於光緒年間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廣東咨議局議員的身份到上海參加聯合會,與革命黨取得直接聯繫,正式加入同盟會,可說是革命老同志。一九一O年參與倪映典廣東新軍起義失敗,繼又參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之役,幸而生還。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都督,以反袁失敗而遠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南下護法,與陳炯明合作,以籌組革命黨自己的武力。陳炯明所組成的粵軍,成為孫中山唯一的槍桿子,並在漳州一帶建立根據地,替孫中山奪回廣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大喜,當天寫信給蔣介石,表示了他對陳炯明的倚仗之殷:    
    ……競兄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復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黃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毛思誠前引書第三冊,頁十七)    
     這封信,蔣介石看過後心裡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孫、陳關係不是蔣介石一時之間可以破壞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且當了陸軍總長兼內務總長。孫、陳終於鬧翻,主要是因為兩人政見不同。孫中山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這種北伐的想法,與吳佩孚要南伐,雖主義不同,心態是一樣的,所以章太炎斥之為「一丘之貉」,甚至叫孫中山是「南方的吳佩孚」。陳炯明則贊同章太炎等倡導的「聯省自治」,他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的聯邦制才能解決,不能迷信武力統一,武力統一隻能造成中國的更形糜爛、更形衰弱。他認為孫中山與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的自治,廣東站穩了,再徐圖其他。這種政見當然不合孫中山的脾胃。……    
    孫、陳意見相左,卻給蔣介石製造大好機會。一九二二年三月……蔣介石更乘機大力主張討伐陳炯明。……陳炯明當然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就死,只好辭職求去。孫、陳既已交惡,在《國父年譜》(增訂本)四月二十日條下,更見明顯:    
    先生以炯明拒不來晤,乃下令准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暨廣東省長職,仍任以陸軍部長。令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尋即令諸軍前進肇慶,直向三水。是晚陳炯明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親信部隊悉退出廣州,佈防於石龍、虎門等處。蔣中正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建議北伐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先生以陳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並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且奉直戰爭方熾,不可失此良機。若按兵不動,則與擁兵自衛者何異?遂未納。    
    這裡明說蔣介石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可見蓄謀之堅。當時孫中山「以陳叛跡未彰」,又專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機」,所以反對「先清內患,再圖中原」。蔣介石大不高興,於四月二十三日「決計辭歸」。他在這天還寫了一封信於「輪次」,收件人是陳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贛,以致內部紛糾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隱忍貽誤之咎。然當時以為反對過甚,竟無從中維持之策,故不能不順從一時,以為權宜之變,萬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中正罪過,誠萬死不能贖矣!(《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八十四至八十五)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8

    這信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被竄改,上面這些原文,全不見了。對照起《國父年譜》(增訂本)中他「主張討伐陳炯明」、「消滅陳部」的勇於內鬥作風,這封信的寫出,頗耐人尋味。蔣介石在信中後段說:「無論其結果如何,必致兩敗俱傷,否則敗者自喪元氣,徒墜令名,即勝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殘殺同志之口實,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較諸敗者更烈也。吾公如欲滅痕跡,免除內訌,其捨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蔣介石怪陳炯明辭職不對,應該「再出」,但是陳炯明怎麼「再出」呢?實際上,他是被孫中山免職了!    
    雖然陳炯明實際上被免職,表面上卻是准他辭職的。孫中山復葉舉等述准陳炯明辭職電文中卻說「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云云,並說:「文與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迴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國父全集》第三冊)漂亮的通電實不能掩蓋重重的內幕。到了五月八日,問題來了。陳炯明的手下葉舉等乾脆要求恢復陳氏原職。孫中山六月一日回廣州,同月十六日,發生了史冊上所謂的「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的事件。其實這個六一六事件是孫中山先於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吋大炮毒氣彈」相恐嚇與威脅而引發的。(參閱陳定炎、高宗魯《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載《傳記文學》第三八一期,頁一三○至一三一)孫中山稱之為「叛變」,但陳炯明稱之為「釀變」,胡適稱之為「革命」,明言:「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胡適《這一周》,載《努力週報》)陳炯明不相讓,表示他對孫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導致孫中山與陳炯明公開的、全面的決裂,也給蔣介石製造了良機。蔣介石一開始就嫉恨陳炯明,現在變成了知道陳是壞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滬奔粵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並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來宣傳自己,並刻意惡化孫陳關係,經過一次又一次扭曲,蔣介石竟成為孫中山唯一的親密戰友,與孫共患難的惟一同志,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人造勢。如董顯光《蔣總統傳》說到此事,有謂:    
    在這炮艦(永豐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做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唯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次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做實際的判斷。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為中國的主要人物,並以其聲譽遍於全球。(頁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歷史就裡的人,看了這段文字,腦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的圖畫,圖畫中有名有姓的孫中山、蔣介石外,只有「敵人」陳炯明,至於其他人,顯然都不足道矣!    
    《蔣總統傳》中說「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所謂五十六日,事實上蔣介石是除外的。因為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是六月十六日,孫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點逃走的,最後轉登永豐艦。在永豐艦上和他共患難的,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陳策、熊秉坤、馬伯麟、謝心准、楊虎、楊熙績、周仲良、陳群、陳□、馬湘、黃惠龍。並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至艦,同任守衛。總理則命馬湘往香港籌集軍餉,余因令湘親至海員聯義社(此為革命海員團體之有最長歷史者),召集聯義同志,潛來永豐。不數日,聯義同志之報到者,有數十人,患難中有此兩種老同志,共任保衛,殊覺可喜。」照黃惠龍回憶,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無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和「海員聯義社」同志數十人,再加上永豐艦上艦長歐陽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難的人數已極可觀。另照陳肇英《八十自述》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晉謁」;另照宋淵源《閩省參加革命經歷紀要》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謁見」……足見在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馬去衛護孫中山了。當然,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偉大的女性——宋慶齡。《宋慶齡自傳及其言論》中透露她「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那時候的蔣介石,人還在浙江家裡呢!    
    孫中山於六月十七日登上永豐艦,第二天蔣介石在寧波接到汪精衛從上海拍來的電報:「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同一天又收到孫中山拍來的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但蔣介石並沒有「速來」,經過好幾天考慮和準備,才於六月二十五日從上海取道廣州,於二十九日登上永豐侍從孫中山,已經姍姍來遲。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9

    孫中山在八月九日離永豐艦,照沈雲龍所說,「乃於八月九日偕自滬奔粵與共患難之蔣中正離艦」(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沒有別人似的!事實上,當時離艦的不止孫中山蔣介石二人。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明說孫中山離艦時,「一齊離去」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陳策、陳□、陳群和黃惠龍自己。沈雲龍明知故隱,有曲筆之嫌。然而居然還有更加曲筆的,在蔣介石九九冥誕時,台北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頁的《蔣介石傳》,其中「陳炯明叛變」一節,竟說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在現場救孫中山,這簡直是更荒唐的捏造歷史了!(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蔣介石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    
    不過,這次「共患難」確實加重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份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處而生的情誼外,蔣介石一直講陳炯明的壞話,而今陳果然是「壞人」,使蔣介石的「私心」,在孫中山眼裡變成「遠見」。再者,陳炯明翻臉之後,孫中山又沒了槍桿子;身邊的軍人更無特別出色者,蔣介石自然成為孫陣前的廖化。孫中山為蔣介石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有云:「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當然要比蔣母死後的諛墓之辭,所謂「昂昂千里之資」云云,要真實得多了。    
    然而,儘管如此,毫無跡象顯示,孫中山已把蔣介石視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實上,孫中山始終視蔣為軍人,即使在軍人中,蔣的地位尚在許崇智之下,而蔣在孫去世之前的職務與活動亦限於軍事,無論黨與政,尚無一席之地。這也許是蔣於「六一六事件」之後仍有六次出走紀錄的緣故吧!我們可以斷言,孫中山至死不知道蔣介石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更不會知道這個軍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1

    黃埔軍校校長,並非特別顯赫的位子,但對蔣介石來說,卻是生平重大的轉折點。他以黃埔校長為跳板,躍向權力的高峰,最後成為一國之君。此一飛黃騰達,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順理成章,而是當事者處心積慮,玩弄不少權術而獲致的。    
    俗稱「黃埔軍校」,顯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舉行的第五十八次會議,列席委員林祖涵報告「陸軍講武學校情形案」,決議「委蔣中正為該校校長,廖仲愷為該校黨代表」(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可見當時的名稱是「陸軍講武學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會議時已稱「陸軍軍官學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不論何種名稱,此一軍校的來歷,乃由於孫中山自民元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已讓給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重光」法統與河山,然而卻屢次失敗,無論大元帥或非常大總統,都坐不穩當,廣東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國家支持,怎奈誰也不理。最後蘇共領袖列寧正好要利用中國來反帝,而孫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於是,在蘇聯的「人」、「財」、「槍」三援之下,孫中山「以俄為師」,成立了黃埔軍校。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軍校是民國十三年成立的「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結交後,所生下的一個「愛情」結晶!黃埔軍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國共合作的自然現象,如戴傳賢是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黃埔軍校既是蘇聯「人」、「財」、「槍」三援之下的產物,經調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軍事教官四人,後來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東征」時,軍中有蘇聯的布魯轍即加倫將軍(General Blucher,Galen)所率領的二十名俄國軍官參加,第二次「東征」時,有更多的俄國軍官參加;在「財」的方面,蘇聯援助二百七十萬元(三百萬盧布),援助建立中央銀行一千萬元;在「槍」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運抵黃埔的武器有大炮、機槍和八千餘支(或一萬二千支)步槍。同年十二月,又運來飛機九架、步槍彈藥五百萬匣、機槍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門以及機槍彈及炮彈等。    
    回想黃埔建校之初,只有粵造七九毛瑟槍三十支,後來全靠蘇聯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傢伙」、「本錢」。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創始之回憶》中說:     
    在一天的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打掌,說今後革命有傢伙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於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儲藏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船官兵的招待、繩子、槓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夕陽將向西了,炮台上的望,報告快到了。我與多數人都跑到校門外碼頭上迎候。遠遠見白色三煙囪的兵船出現了,滿船掛起旗飾,船尾上懸的一面紅旗,角上有白的,是斧頭鐮刀。咦!這是蘇聯的國旗。炮台禮炮響了,兵船的禮炮,一替一聲的在答了,於禮炮一致一答的聲中,漸漸靠近了學校江中。拋了錨。在這時將停未停之際,斜刺裡尾巴上插著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小汽艇飛躍而出,浪花四濺。噗!噗!噗!飛向大船而去。卻原來校長、校黨代表及顧問先去慰訪。這遠途密航到來的珍客,自有一番接應酬答的禮,慰勞致謝的詞。我未去,無從知道,想起來大概不錯。(未)幾辭返,跟著船主及二三位軍官(海軍)上岸來答拜。經過一番來往之後,船主下令靠黃埔碼頭,我們大碼頭上頓時現出活氣。……如是過了夜。天明了,全體動員,學生做了碼頭小工,隊上官長做了工頭。……如是抬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告清楚。好像那時軍械保管員是楊志春,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支,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裡。當時就少了一支,並沒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與學生無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攔路搶劫。    
    這段回憶,正是「天不助、蘇聯助」的大特寫。    
    蔣介石之被任命為黃埔校長,則絕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劉峙所寫的《我的回憶》指出: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頁二十)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2

    可見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人選,孫中山原定是許崇智,而蔣介石得到此位,又與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派團赴蘇考察,並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磋商,是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首先於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並答應派遣最好的代表團前往。最好的人選,無過於廖仲愷。廖不僅是孫中山身邊的紅人,而且是對聯俄容共政策最表擁護的國民黨人,然而正因為太紅、太忙,不克領團前往。其次該是朱執信,是孫中山身邊最精湛的革命理論家,同時也是最腳踏實地的行動家,無論在學識上或經歷上,都遠超過蔣介石,蔣本人也自承不諱的。但是朱卻於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為調解虎門民軍與降軍糾紛而遇難。於是,蔣介石又成了孫中山選擇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蔣還施加了以退為進以及毛遂自薦的壓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孫中山自滬抵粵後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此為孫氏在粵開府的梅開三度,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即侍衛長,命其速來就任,但蔣照例姍姍來遲,於四月二十日才抵達廣州,因為不稱心,又於七月十二日「憤而辭職」,前往香港。然而當聽到孫將派代表團赴蘇,乃於七月十三日自港寫信給大元帥秘書長楊庶堪,希望向孫提出自己的要求:    
    為今之計,捨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蔣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頁九十二)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後決定派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並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啟程赴俄,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一行在俄參觀了軍事學校和武器裝備,還去拜會了紅軍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Chicherin),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務則是於九月九日會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參謀長甘門涅夫(L.B.Kamenev)。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從俄文資料中得知,蔣曾代表孫中山向蘇方尋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個新戰略協議。即突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據地轉移到西北,以便蘇方的軍事支援。(詳閱吳文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實孫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經披露,有謂:「蔣將軍將提交貴政府以及軍事專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遠地區的軍事行動計劃書。」(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P.243)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線回國。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孫中山於十二月三十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廣州報命,並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別,留書請辭。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後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愷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他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借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切!竟謂:「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再往下看,更知所謂「信不專、愛不切」,因孫中山仍然把他視為侍衛長看待,沒讓他「兼任他務」,也就是沒讓他管軍事之外的黨政大事(蔣致孫函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六冊,頁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們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沒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會議,孫中山繼續出任黨的總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闓、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於右任、楊希閔、葉楚傖、於樹德,沒有蔣介石。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也沒有蔣介石的名字。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傳賢、杭辛齊、戴仁、胡公冕、宣中華,前三人由孫中山指定,後三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而產生。蔣只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粵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歡可以想見。對孫中山心存不滿,也就事出有因了。    
    蔣介石於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愷,更加露骨。他顯然不滿意廖任軍校的黨代表,責備廖干預、侵奪他的權力,更進而批評廖「專意順從」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若謂: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唯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二十八)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3

    蔣晚年寫《蘇俄在中國》,還提到這封致廖函,說是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據此可知,《游俄報告》可能是比較正面的意見,所以他要補充比較負面的意見,亦即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意見,於冷戰期間寫《蘇俄在中國》,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覺」。但是這種先知,與先知陳炯明會「叛變」差不多,都是因為不願意為別人做嫁衣裳。他此時似已看出,在俄國扶助下的中共,將是對他將來權力的嚴重威脅。聯俄容共,在他看來,不啻為中共做嫁衣裳!    
    據我們的分析,不能把蔣介石的「意識形態」看得太認真,因為他本人沒有一貫的主義信仰。他既是孫文與耶穌的信徒,同時也可以舉證說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論,充塞黨史委員會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但把這四十卷蔣介石定本書中收有的《陸軍官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一文,和喬家才收藏當時發刊的原文對比,其中刪減文字,可歸納出蔣介石當時親共言論的重點如下:    
    一、共產黨是總理「一線相傳」在「國民黨內」的「命脈」與「血統」。    
    二、我蔣介石願為「國民革命」、「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而死。    
    三、「直接」實行三民主義就是「間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    
    四、「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    
    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無共產主義。    
    六、「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紛爭的必要。    
    八、國民黨共產黨不可分,而應合。    
    九、「未有對共產主義以誠,而對三民主義不誠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應以誠意相孚」。    
    十一、對「共產主義之同志」,「自信」我蔣介石「為最誠實同志之一人」。(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是共產黨)一文,頁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蔣氏父子統治下的台灣,如果沾上這十一重點的任何一點,都會被當作共產黨而橫屍法場或坐穿牢底呢!    
    我們認為蔣介石對任何「信仰」都不認真,因為他是一個很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個只相信權術的現實主義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贊同聯俄容共云云尚是較「理想」的,最「現實」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愷,不願意廖當軍校的黨代表,就像前幾年嫉恨陳炯明那樣。這一點在他三月二日致孫中山函,也可見端倪。他在那封信裡特別推崇胡漢民,認為胡「學術膽略並優而兼有道德」,要求孫「何不令(胡)追隨左右」,並建議任命胡為廣東省長、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他自己則可任許之參謀長。蔣介石想「聯合」胡漢民與許崇智來「打倒」廖仲愷的意圖,已呼之欲出。    
    蔣介石原以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軍校辦不起來,所以處處暗示以去廖為要挾。據陸培湧的研究,蔣想以楊庶堪或張靜江來替代廖仲愷。(見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積極支持孫之聯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為孫依賴與信任,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營秘書長,隨時助孫處理政務,實為孫左右的核心人物。蔣出走後,孫即命廖代蔣職,繼續籌備軍校事宜。當孫與廖回信給蔣,略作安撫後,蔣仍無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書」:「轉介石兄,歸否?請即復,俾得自決!」至此,蔣知廖搞不倒,軍校不會因他辭職而不辦。事實上,軍校學生聚集黃埔已好幾百人,勢在必辦。遂即於同日復電:「函電敬悉,弟必來粵,勿念。」    
    不過,這次權術遊戲之目的,雖未全部達成,廖仲愷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動搖,但蔣之收穫亦已不少。討價還價之餘,終於獲得孫、廖的允諾,給予他辦軍校在人事與財政上更多的權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倒廖雖一時無成,聯胡畢竟立見效果。胡漢民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蔣電有云:    
    (孫)不惜免楊西巖禁煙督辦,不憚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三十四)    
    胡漢民因政見上有歧見離粵,他顯然把孫中山重新召他回粵輔助之功,歸之於蔣介石。    
    蔣介石終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廣州,二十六日赴黃埔軍校辦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孫中山任命為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廖仲愷亦於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黃埔陸軍學校的中國國民黨黨代表。蔣仍然未能避開廖的「陰影」。其實,廖只是親共的國民黨,共產黨在黃埔軍校裡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來原來是軍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軍法處處長,擔任政治教官的共產黨還有惲代英、蕭楚女、包惠僧、高語罕等人,另外還有蘇聯教官數十人,而且整個制度根本是蘇式的,無疑可稱之為「紅色的黃埔」,蔣介石亦獲致不虞而譽的「紅色將軍」(The Red General)稱號。他當時對共產主義絕無異議,甚至是極為贊同的,甚至公開說:「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倣傚俄國共產黨的辦法。」(見《黃埔叢書》第二集,頁六十三)他所關切的是權力,共產黨的權力發展對他說來是未來的「隱憂」,而當前軍校的實際排名,由於孫中山兼軍校總理,他在孫總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孫、廖先後去世後,蔣介石才真正坐上黃埔軍校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4

    宋平撰《蔣介石生平》,描寫孫中山親臨主持軍校開學典禮,「五百多個學生一律穿著蘇式黃軍服,整齊嚴肅,精神煥發,軍容極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型軍隊」,並不正確。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軍隊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不過,黃埔可以說是第一支蘇式黨軍,然而由於急需軍事幹部,只制定七個月為一期的「速食麵」式的軍事教育,同時為了加強「革命性」,還得學習三民主義、革命史、帝國主義侵略史等政治課程。國共二黨人士中,肚子裡有點墨水的,如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邵元沖、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都在軍校講過課,孫中山本人也來演講。我們雖找不到蔣校長講課的紀錄,但他的訓話幾乎天天有,實為日後訓詞等身的開始。他的訓詞要點,不外是「嚴守軍紀」、「絕對服從他」、「不求陞官」(沒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為他而死)等等。他此後治軍未曾脫此範疇。當時軍校第二團第二營的黨代表回憶道:    
    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開始一個時期,蔣介石經常親自檢查教官、學員等的訓練與生活情況,常常在早晨起床號吹過後即直闖教官、學員的臥室巡視。有些人以為校長(蔣)不在校而睡懶覺者,常被他集合起來訓斥。他當時不吸煙不飲酒,據說與他在日本和上海時已判若兩人。    
    他在校時必到餐廳與教職員一起就餐,教職員必須等他動箸爾後動箸,大有嚴肅認真勵精圖治之概。當時他對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也表示反對,常說他們反共,我們要反反共。在每次開校務會議時,大都由他一個人做訓話般的交代,很少聽到不同的意見,民主的空氣是聞不到的。在對待人的態度方面,儘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陽奉陰違,但表面上唯命是聽接受訓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後得到軍事重任者此類人不少。但他對那些自覺自愛表裡如一而有骨氣的人,則尊而不親,甚至敬而遠之。他對共產黨同志的態度固然如此,即對鄧演達、嚴重等也是這樣。(季方《我所接觸到的蔣介石》,載李敖編著《清算蔣介石》,頁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蔣介石喜歡查勤務,後來變本加厲。當本書作者李敖、汪榮祖在台灣服預備軍官時,蔣介石還要親自檢查廚房和廁所,為了他要來查,廁所清乾淨後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蔣氏本人軍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進陸軍士官,所以沒有受過完整的軍官教育,他的軍事訓練止於洗馬,也只能在「生活情況」上做文章了。    
    根據黃埔一期徐向前的回憶,蔣校長還有別種「鬼名堂」:    
    蔣介石這個人,有許多鬼名堂。黃埔軍校開課後,他每個星期都到學校來,要找十個學生見面、談上幾句話,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和蔣介石單獨見過面、談過話。學生多是些剛剛走向社會的青年人,當然不可能懂蔣介石那一套籠絡人心的手段。許多人對蔣介石親自找去談話,雖是一般地問幾句,都覺得高興和新奇。一些有見識的同學,說蔣介石有點裝腔作勢,但多數人對他還是滿意的。蔣介石通過這種個別見面和談話,認識了不少學生,也拉攏了不少人。後來,蔣介石嫡系部隊裡的許多將領,都是黃埔生。(徐向前《回顧黃埔軍校》,載《蔣介石與黃埔三傑》,頁六)    
    這種「鬼名堂」,終蔣介石一生,屢試不爽,作為籠絡人心, 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貳法門。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剷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1

    黃埔軍校的設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裝,一切反對勢力自然被視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廣東的「反革命」勢力亦就首當其衝。黃埔師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團」。……(略—編者)    
    不到三個月,蔣介石率領他的東征之師自潮州回廣州,平定「楊劉叛變」。……黃埔學生軍能打敗楊劉,據美國領事的觀察,「功在蘇俄軍事顧問」。(美國國務院編輯 Foreign Relations,1925,1;742)    
    美國領事的觀察可從國民黨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證。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愷為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決議:「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第二團第九連連長桂永清,此次獲敵衣物不報,違犯軍律,罪有應得,惟念該連長作戰以來……奮勇出眾,不無足錄,應免處死,著仍在連長任內,戴罪圖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會議錄原件)誰要處死桂永清呢?蔣介石也,「校長以該連長不能表率全連官兵,恐貽惡風,將其判處死刑。」(李敖藏原件附錄)只因獲得敵人衣物不報,就要判處死刑,引起黃埔學生李之龍、酆悌、馮毅、薛文藻、黃傑等六十六人以「快郵代電」,急致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廖黨代表,要求「速電校長,變更成案,從寬處治」。此前團黨代表俄顧問亦「請予從寬處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孫中山喪期,沒有立即執行槍決,終得中執會決議寬恕。(見李敖藏原件附錄)此一事件可以證實,俄國顧問至少到團的一級。當時中國的軍隊,包括軍閥在內,外國軍事顧問到這一級的,可能是絕無僅有,難怪陳炯明要抗議外國軍事介入中國內戰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蔣介石的性格,對中執會的特赦決議,有未甘,復函說:「特赦桂連長永清自當遵辦,唯須處以無期徒刑。」於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執會第七十五次會議上復議,決議:「應免桂永清死罪,令蔣校長酌量減等處分。」(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幸虧那時蔣介石的權力尚未至上,被中執會諸公糾正了過來,否則桂永清早以連長身份魂歸離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執會應蔣介石之請,因教導團改稱黨軍,校長名義不能指揮黨軍,遂「任命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約略同時,東江肅清後,在汕頭組織政治局,特派「許崇智、蔣中正、邵元沖、周恩來及市黨部代表一人」為五委員,「監督指揮潮、梅、陸、海豐各縣行政事宜,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李敖藏第七十九次會議錄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黨軍克復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蔣介石身兼廣州市衛戍司令。他的軍權雖更上層樓,但是在孫中山死後的新政權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全體大會。三十日中執會第九十一次會議政治委員會臨時提出推定汪精衛、胡漢民、張人傑、譚延闓、許崇智、廖仲愷等十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見李敖藏會議錄原件),並於七月一日將大元帥府正式改為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周德偉回憶說:    
    最可注意者,此時的蔣介石尚未為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推汪精衛為主席、許崇智為軍事部長、胡漢民為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胡代帥被黜為外交部長,久不任官的汪精衛反為主席,漢民大憤,因辭職走俄,以後若干年汪、胡成為生死敵人,蔣介石則時而聯汪制胡,時而聯胡制汪。李著謂胡之走俄系以後之廖案嫌疑,其實非是,志此以待考訂。(《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未刊手寫本,頁九十五)    
    胡漢民涉廖案之說,因誤以胡為右派,其實當時胡、汪、蔣都是左派。三人成為右派是後來的事。胡到海參崴後,於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寫信給「季兄」(汪精衛),盛道俄國同志關心「中國革命事業」,感激「俄同志之招待親切周至」,讚佩新俄之建設,「唯有歡喜讚歎而已」(見李敖藏胡漢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衛函抄本)。從胡於途中頻頻馳函看來,此時胡汪尚未成為「生死敵人」,不過胡以代理元帥不願屈就部長,自有可能,借此遊歷新俄,以廣視聽。但是周德偉所說,蔣介石在胡汪之間製造矛盾,的確成為事實。    
    從新成立國民政府的權力分配可知,蔣介石仍與黨政無涉,即就軍事而言,亦仍在軍事部長許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為統一軍事於七月三日中執會決議:「派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蔣介石名列最後,汪精衛兼軍委主席。蔣之策略是先聯汪制許,於是許成為蔣之立即「鬥爭」對象。自汪於孫死後南歸,蔣即刻意承歡,尊之為大哥,自稱小弟,十分熱絡,汪亦樂得有蔣之助,信以為 此老弟的崇敬為真。蔣遂以整頓軍隊為名,將軍權集中到以汪為主席、蔣為委員的軍事委員會。許崇智雖也是委員之一,無論權勢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剷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2

    軍事委員會成立一個多月之後,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愷突然被刺身亡。兇手陳順當場被抓,幕後嫌犯則為胡毅生(胡漢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樹巍等人,皆屬右派分子。國民黨右派謀害廖仲愷的政治動機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卻是當時被稱為「左派將軍」的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於廖案發生後的三人「全權應付時局」小組即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許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動,而蔣介石以左派的姿態,又身兼廣州衛戍司令,在汪之允許下,最為積極。邵元沖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便提到「現由介石分逮多人,將興大獄」(頁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厲風行,捉拿兇犯,實際上則是雷大雨小。蔣以衛戍司令,於案發當日即全市戒嚴,特由何應欽的第一軍第一師在市區警戒,並派兵把守市區制高點,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無實據」,被驅逐了事。以蔣當日姿態之左,無人會懷疑到他,但事實上卻是「左」傾其表、右傾其實,他不喜歡廖仲愷早見之於就任黃埔校長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則由他緝兇,豈非猶同陳其美去追緝刺陶兇犯?蔣即使未直接或間接涉案,包庇之情狀,已無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蔣所考慮的不是什麼「左」傾右傾的思想問題,而是權力的考量,所以他著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漢民。陳璧君在《自白書》中提到,廖死消息傳出,「全市嘩然,謂殺廖君者,必為胡漢民,工人集隊,學生亦由黃埔來,請願捕胡,全市震動。」陳璧君打電話找蔣介石,「蔣接電話曰:事很糟,君可先將胡君送東山我家,再商辦法,我說你們不可太兒戲,蔣曰否否」,但當胡漢民一家到蔣宅,「蔣未幾又來電話說,我家仍不妥,遊行者亦將來東山,請即偕我家中衛兵,由君親送胡至軍校我住宅,必妥當。」其實蔣在幕後一手操縱,因此邵元沖特別馳書給蔣,勸其「慎重處事」。(《邵元沖日記》,頁一九一)    
    事實上,蔣介石並沒有保護胡漢民。他把胡漢民押解到長洲要塞看管起來,且於九月二十二日,以「出使蘇俄」為名,將胡驅逐出廣東。這件事很容易說成是汪精衛想要搞掉胡漢民,然汪是國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況胡出走後途中不時寫信給汪。要搞掉胡的意願,汪實不如蔣,而蔣顯然是散佈汪要搞掉胡謠言之人。證據是邵元沖在戴季陶家裡聽到來自廣東的消息,有這樣的一段紀錄:    
    適蘆隱從粵歸,為言此次之大獄,實系精衛欲掊去展堂,故羅織種種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陰賊險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為之大慟,同座相對,俱為唏噓。(《邵元沖日記》,頁一九三)    
    蘆隱姓劉,時為黃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帶來的消息,若非出自蔣介石,尚有誰人?試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衛亦因逐胡而名譽受損,唯有蔣介石獨獲全勝,利益獨佔,權位亦隨之上升。    
    廖案又為倒許提供了機會。許崇智一直是壓在蔣介石上面的軍頭,久欲取而代之,許對其舊日上司陳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蔣之忌,乃借許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對許擴大偵查,既指責縱容部下,具有叛國陰謀,更進而散佈把持財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資羅織。然後密令軍校備戰,廣州戒嚴,乘機監視許宅與繳粵軍第三師之械,並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馳書許崇智,惡言譴責,迫其下野,甚至騙許,奪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師出長江」後,不僅將部隊「還歸」,而且要恢復許之令名。函長,只錄一段:    
    嗚呼!吾兄內阻革命事業之進行,外聯林、劉、楊、熊叛逆,以為殲除革命根本之計,各軍為疑,所部為二,空談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譽掃地……今不惟吾軍不平,氣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為快……此則吾兄行為反乎革命之常軌,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獨斷,保全名節,則兄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既朗於公,更浹於私。如蒙贊同,當可為兄準備一切,安全登艦,則兄之所部,弟當負責維持,不負兄之初意。否則兄部激變,制止無方,地方紛擾,人民杌隉,是兄不能辭其咎也。(《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五冊第七篇,頁三十三)    
    同日,蔣已將許之親信廣東財政廳長李基鴻、軍需局長關道職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濟反革命軍隊之罪逮捕。當許崇智於二十日清晨二時,收到蔣的譴責函時,已形同軟禁的籠中鳥。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准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卸職。當天晚上,蔣介石就派旅長陳銘樞監送許氏登輪赴滬。    
    許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猶憤憤不平,連邵元沖都感到「殊可驚詫」,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記道: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剷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3

    汝為(許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抨擊函件,歷數其用人不當、財政不清、撓師出發等罪名,促其從速離粵。同時有精衛一函,亦表示贊同介石之主張,而促汝為速行者;又汝為復渠之函稿,對所攻擊各點有所解釋,而介石再復一函,仍不變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為遂行。其(蔣)態度突兀至是,殊可驚詫。汝為並言:介石有時或受人挑撥,盛氣難回,然精衛不為之諒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對友朋之道,言時慨然!(《邵元沖日記》,頁一九八)    
    此一「掊擊函件」,不見於任何一種蔣介石集,有意隱其惡聲,是顯而易見的,只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竟錄之於黃埔校史,被李敖發現。許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還誤將「處心積慮」想作「受人挑撥」。不過,若非汪支持蔣,計必不能得逞。汪並無驅許的必要,只是聽從了蔣的要求,汪的確以國府主席及軍委主席之尊,於九月十八日授蔣以廣州衛戍司令身份,「全權處置粵局」,不啻給予倒許的合法性。益知汪當時為蔣之慇勤所迷,以蔣為可以「傾談」與「親愛」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為。從事後看,汪顯然被蔣利用了。    
    驅許未久,又來了熊克武及其川軍。熊字錦帆,早年參加革命,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軍人身份被選為中央委員,可知受孫中山知遇之深。孫準備北伐,熊即率師自貴州欲經湖南入粵,然為趙恆惕所阻。當熊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達廣州,孫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國民政府要員熱烈歡迎。孰料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突於十月三日,將熊及川軍將領余際唐、喻培棣、劉稜、熊曉巖、王子騫、吳庶鹹等拘留,並送往黃埔,後來囚禁於虎門炮台。十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一次會議,提出「熊克武私通敵人、危害政府」案,決議將熊「先解除本會執行委員職務,聽候本會審判」。(李敖藏會議錄原本)    
    所謂「私通敵人」,指與陳炯明勾結,所謂「人證俱獲」,指有陳炯明手下張織萬的供詞,以及陳炯明給熊克武的親筆信雲。但關了兩年之後,蔣介石兵力抵達上海,致電李濟深釋放熊克武等人,說是由於「共產黨人誣毀所致」。然而「人證俱獲」的昭然罪狀,卻毫無共產黨誣毀的痕跡。至少熊本人不以共產黨誣毀為然,所以後來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終。反而蔣介石誣毀老同志的政治動機,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員頭銜的實力派軍人,無論黨、政、軍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蔣之上,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好不容易把許崇智請走,豈肯讓熊克武再來插一腳?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蔣介石就迫不及待採取行動,誣毀熊等將領,導致已達粵北的川軍北撤受損,再因失去領導而全軍潰亡,削弱革命軍的實力,在所不惜。蔣之得逞,再一次顯示國府主席汪精衛猶未察蔣介石的野心,受其慫恿,任其所為。    
    蔣介石於拘捕川軍將領之時,又大舉東征,以周恩來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欲徹底蕩平陳炯明的武力。十月十三日下午兩點起,開始總攻惠州,十四日下午四點半結束,整個攻城作業是俄國顧問加俄國大炮,象徵陳炯明一生大業的最後據點——惠州,惠州夙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破城,就在外國現代大炮下擊毀了。十月十七日的「土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報道說,鮑羅廷於惠州攻下次日,專車抵達石龍,轉赴前線視察,蔣介石親迎之於車站。國民黨創辦的黃埔軍校得自俄國的幫助,俄國顧問前來培訓,並且俄艦運來大批槍炮,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艘運械俄艦直抵黃埔,運來「山炮、野炮、長短槍枝、輕重機關鎗及各種彈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冊,頁二)這次蔣介石借赤俄之刀,消滅了陳炯明,達到了斬草除根的心願。他並不諱言蘇俄的功勞,甚至還要拍馬屁,說是「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以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意受他們的指揮;不但不足為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頁二十;另參閱《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四七三,未刪改之原文)不足為恥嗎?這種說法已經可恥,更可恥的是,蔣介石說此話實乃言不由衷的權術運用。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用暴力剷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4

    陳炯明失敗下野後,整個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好像是穩固了,其實第二次東征的捷報大大地穩固了蔣介石個人的權勢。而適於此時,國民黨準備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初在北京的中執會政治委員會電請各執委到京視孫中山病,並擬於五個月內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李敖藏第六十四次會議錄原件)然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召開的第六十六次會議上,胡漢民提議「為自由安全討論黨務起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粵開會,決議通過(見李敖藏原件),汪精衛又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名義,於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再度肯定廣州為中執會以及國民政府所在地,會議須在廣州召開,終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發出二三一號通告,駁斥北京西山會議派「反革命」言論,強調「吾黨之革命策略不出於聯合蘇俄」,並「決定第二次全國大會會期為明年一月一日」。(李敖藏原件)    
    當大會於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廣州召開時,蔣介石與譚延闓二人具名,繼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與宋子文的財政報告之後,做軍事報告。毛澤東則以代宣傳部長做工作報告,此為蔣、毛同列重要政治會議之始。(見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員名單》原件)    
    元月六日那天下午,蔣介石以「東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馬靴,用濃重的浙江口音在會上做軍事報告」(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O二),極引人注目。報告完畢,由於東征勝利,全場歡呼,起立致敬(見《政治週報》第六、第七期合刊本),在此聲勢下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僅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少一票。汪蔣政軍體制儼然形成。此前,蔣尚是一介武夫,黨政地位在毛澤東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亦非七人主席團之列,與權力核心還沾不上邊。然而二大之後,蔣氏直線竄升,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但是抬轎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蔣是以「紅色將軍」的形象出線的。蔣與汪打得火熱,口口聲聲「汪主席」、「汪黨代表」,汪對蔣亦別具青眼,以「練成真正的革命軍隊」相期許。蔣之「左」傾言論,亦贏得蘇俄顧問的好感,以為出現了革命反帝的軍事強人,可以達成統一戰線的任務。哪裡料得到,強人「逼宮」之勢,已迫在眉睫了。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中山艦浪裡乾坤 1

    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出了鋒頭,權力大增,但他並不躊躇滿志,因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於不做第二人想,一時的成功,更激發他更上層樓的野心與雄心。環顧當時的權力結構,國民黨的右派,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內,正處劣勢,而其中人物頗與蔣有私誼,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而國民黨的左派,特別是汪精衛,正紅得發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蔣可及的黨政資歷,若要更上層樓,非向汪奪權不可。至於中共,既有組織與人才,又有俄共撐腰,斷非蔣能控制。即使在軍事上,他只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闓以及控制俄援物資的季山嘉,絕無法獨斷獨行。他不滿這種「現狀」的心態早已顯露,俄國人事後回憶,對蔣介石當時「追求獨裁,反覆無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別深刻。(參閱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為了突破「受制於人的現狀」,蔣雖表面上與汪打得火熱,親愛無比,在言論上十分「左」傾,事實上早已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作為假想敵,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機發動。令人驚奇的僅是,發動得那麼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發生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變」,或稱「廣州事變」。事變的結果是汪精衛黯然離國,共產黨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簡單的奪權事件,竟變成錯綜複雜的歷史之謎,除了蔣介石本人故佈疑陣外,斯大林的一廂情願,以及汪精衛的有苦難言,導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害得歷史學者們拚命猜謎。其實,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們不妨先看看當事人蔣介石於事後上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為呈報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系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並無調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亙一晝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有變亂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幸賴政府聲威,尚稱安堵。唯此事起於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謹將此次事變經過及自請處分之緣由,呈請查核。謹呈軍事委員會。蔣中正。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見《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五○;另參閱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山艦事件》)    
    此呈文寫於事變後三日,去事未遠,可視為第一當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們可以據此展開來看。    
      呈文指控,李之龍矯命調動中山艦,升火達旦,有變亂之嫌,遂采斷然措施。但是李之龍否認矯命(見《李之龍關於中山艦案報告書二則》,《黃埔軍校史料》,頁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檔案資料證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辦公室主任孔慶睿,於三月十八日午後六時半因外洋輪船被劫,遂電請省辦事處派艦保護。省辦由交通股股員王學臣接的電話,並報告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歐陽鐘。歐陽主任即親赴海軍局交涉,因李之龍代局長外出,由作戰科鄒毅面允派艦前往黃埔,聽候差遣,再由海軍局值日官「傳令帶同該員面見李代局長,面商一切」。李之龍知悉後,即決定派中山、寶璧兩艦前往。當時十時左右,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鍾電話,謂十二時將有一艦來,作為保護商船之用。翌日早晨軍艦出口,海軍局鄒毅科長要歐陽鍾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鍾立即照辦,此公函尚存,內稱:    
    頃接黎股員電話云:奉教育長諭,轉奉校長命,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辦事處交通股長歐陽鍾致函海軍局函》原件,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八)    
    李之龍的妻子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報告,今藏南京二檔館,亦謂來人親口向她說,奉蔣校長命令,有急事須派艦赴黃埔,聽候調遣。    
    由上引檔案資料可知,李之龍絕未矯命,調艦度清楚,而且調艦有因,為了保護商船。所謂擅自調艦意圖變亂,便是空穴來風。而且當中山艦於十九日上午九時駛抵黃埔後,章臣桐代艦長即赴軍校報到,出示李之龍代局長命令,並請示任務,由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的副官黃珍吾代為接見。據黃副官說,他向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鄧不知調艦事,但請轉知艦長候命。    
    此時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要求參觀中山艦,李之龍乃以電話請示蔣介石調回中山艦。是以調回中山艦亦事出有因,中山艦既有「候命」的指示,調回自當請准而後行,然而蔣介石卻覺得可疑。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中山艦浪裡乾坤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研究這一段曲折過程,認為李之龍既未「矯命」,「所謂蔣介石下令調艦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矯蔣介石之令的是歐陽鍾」。(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九)楊氏進而指出歐陽鐘的背景,曾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任軍校代理輜重隊長,尋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系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換言之,歐陽鐘的「矯命」乃揭示了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或用楊氏的話說,乃「西山會議派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把戲」!(同書,頁四四六)    
    但是楊氏沒有注意到,調艦的命令初出自蔣介石辦公廳的孔慶睿主任。孔主任為了保護商船調艦,有何理由不報告他的頂頭上司?事前不稟告,已難以置信;即使事後蔣問起再報告,亦足以釋疑。誠然,包括歐陽叔侄以及西山會議派與孫文主義學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藉故生事之事實,諸如散佈謠言,圖謀「拆散廣州的局面」、「想促使共產黨和蔣分家」,但是假如蔣介石不因其個人野心,袒護右派分子,一秉公調查,調艦程序與人員一問便明,歐陽鍾又何從「矯命」?「把戲」便會揭穿。如果歐陽鍾果真「矯命」,難道蔣介石始終蒙在鼓裡,否則何以全無痕跡?事實上,蔣介石為了奪權,意識形態並非主要的考慮,所以始終咬定是當權派汪精衛與俄國顧問的陰謀。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調艦誤會,受謠言影響,蔣介石於三月二十日採取斷然措施,一個月之後,總該把誤會與謠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於四月二十日當眾宣稱此事「太離奇、太複雜了」,竟故弄玄虛,以至於此。其實,所謂「離奇」與「複雜」,不過是堅持左派想幹他的陰謀,公然影射汪精衛與俄國顧問季山嘉合謀,指示李之龍以中山艦劫持蔣介石,送往海參崴。事實上,蔣於是年元月底,曾與季山嘉研究北方軍事政治,並謂:「余若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地,所成就功業,其必十倍於此也。」(中國第二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三三)可見他自有北上之意圖,而竟誣為汪、季之陰謀。    
    蔣介石有一則自記,頗為有趣:「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避禍,午後五時行至半途,猛思我何為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但後來又修改原文,自覺不妥,將此段刪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陳立夫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此事,不過故事情節全異。蔣說自己決定去汕頭避禍,而陳更直截了當說,汪精衛與俄國顧問逼蔣搭船去海參崴,途中經陳勸說,而不是蔣本人「猛思」,才「決定留下來干了」,並自詡為「北伐前歷史性的建言」,更畫蛇添足地說:「這件事除了蔣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無第三人知道。」(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五十一、五十二)沒有第三人知道嗎?非也!當時擔任虎門要塞司令職務的陳肇英就說:    
    蔣校長即邀余等數人分乘小轎車二輛,赴廬山丸停泊處。迨車抵長堤東亞酒店附近,蔣校長考慮至再,終覺放棄行動,後果殊難把握,亟命原車馳回東山官邸,重行商討,終於採納我的建議,部署反擊。(陳肇英《八十自述》頁六十七)    
    又是另一種故事情節。中途折返到底是蔣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陳在途中所做的「歷史性建議」呢?還是回到東山後接納陳肇英的建議呢?言人人殊。不僅此也,連到底是坐車、坐船,還是坐轎子,都是各有其「好」。亂編故事才會發生這種「羅生門」式的情況。顯然蔣先有此說,作為其「反擊」的借口,而二陳則各自附會、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們所說,汪與季山嘉的陰謀已到逼蔣出走的地步,何以對蔣之「反擊」竟全無預防而束手待擒?蔣介石本人後來刪去這個「借口」,顯然自知難以自圓其說。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拋棄的雞毛當令箭呢。    
    我們再看蔣介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不久的宣稱。他於事發後四日對第四期學生訓話時強調:「(李之龍)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事發後十日,他於《人民週刊》上發表《三月二十日的戒嚴》一文,又說:「蘇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國國民革命又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並說東山警戒「有防俄顧問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發後不到一月,於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中再度申說:「二年以來,我對於共產黨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並且很贊成的。」(《中山艦事件》,頁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於事過境遷之後的歷史定論卻是:「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原為共產黨員),前日矯令中山艦由廣州直駛黃埔,企圖以武力加害於公,阻礙革命進行。旋公發覺逆謀,宣佈廣州戒嚴,逮捕李逆之龍及潛伏軍中之共黨分子。又令共黨所操縱之省港罷工委員會繳械,並奪回中山艦,事變遂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一卷,頁一一七)    
    兩相對質,一親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說詞只代表一時的政治動機,原非真相。比較而言,愈接近事件發生的時間,愈為可靠。不過,他的親共言論顯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說明當時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別是俄共的合作與支援。他的目標是奪取更多的權力,而不是與共產黨鬧翻。俄國顧問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願與蔣翻臉,遂使蔣計得逞。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中山艦浪裡乾坤 3

    總之,蔣指汪謀害他,既不公正,也與史實不符。蔣於事隔半年後猶狡猾地對陳公博說:「汪先生要謀害我,你不知道嗎?汪先生是國民政府主席、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對我不滿意,免我職好了,殺我也好了,不應該用陰謀害我!」血口噴人、咬住不放之餘,還要說風涼話,直是「瑞元無賴」性格的另一種表現。陳公博應該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職,甚至殺你,又何必搞什麼陰謀,何況那時還在病中,要搞陰謀也非其時。今人若為「後見之明」所誤,帶著日後蔣汪鬥爭的有色眼光來看此事,對汪想幹蔣的指控不以為疑。事實上,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去世到一年後發生中山艦事件,為汪蔣最親密時期,蔣刻意奉承,汪視為親信,甚至縱容、包庇,如對付許崇智諸事,一意袒蔣。陳公博於一九二八年反駁陰魂不散的「汪害蔣論」,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實:    
    一、三月二十以前,汪、蔣的親交,誰也比不上。廣東統一,雖是黨的力量,但兩次東江之役,黃埔之力為多。是時汪欲去蔣,無異自殺。鄉願不為,而謂賢者為之。    
     二、三月十六以後,汪已病不能與,十八夜自國府回家以後,即臥床不起。當時廣州數經變亂,人才凋零,四方引進賢才之不暇,安有去蔣之理。    
    三、中山艦噸數不大,海行更難,而且中國海以北遍佈北洋軍艦,中山艦捕蔣以後而能謂可以直送海參崴,雖婦孺皆知為滑稽之事。    
    四、三月十八下午,當軍事委員會會議,汪提出撤換中山艦長李之龍而易以潘文治,後以無人和議,事遂暫擱。當時有會議筆錄可查。即譚組安(延閩)亦與議,可以相問。雖無人和議,人皆以為李之龍為蔣之得意門生,李之龍之為中山艦長由蔣保薦,今撤換未得蔣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三月二十之後,共產黨猶極力擁蔣。四月初旬北京俄使館猶會議對蔣問題,蔣之顧問士板諾夫(切列潘諾夫Stepanoff)演說: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此事載之張作霖搜出俄使館之文件(即《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現在上海南京路英國書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購買,當與臆造者不同。我絕非在今日猶為共產黨說法(話),不過證明汪更無與。    
    再說,蔣介石於事發之當晚去汪府探視,留下一段日記:「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但這一段還是經過修飾的,南京二檔所藏原文則是:「傍晚,訪季新兄病,見其怒氣衝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歎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何信義之可言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四八)留下一個有力的旁證。    
     試想一個陰謀害人之人,被害人來見,即使不窘態百出,哪可能「怒氣衝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無異蔣氏自承,為了「政治勢力之惡劣」,可以不講道義。汪之所以「怒氣衝天,感情衝動」,豈不即因蔣之不講道義乎?不過仍然使人難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氣壯,何以躲避,最後更黯然離國?俄國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黨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動」(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七三),為什麼連平定「半暴動」的意願都沒有?蔣既於呈文中自請從嚴處分,何不將計就計,對蔣於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嚴、大肆捕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以及監視蘇俄顧問與國府主席等妄舉,作出制裁?蔣固然有軍隊,但只有第一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及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與尚未成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對蔣之「反革命」行為不滿,提議「嚴厲反蔣之法」。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看到,「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周恩來選集》上冊,頁一二○)在此種情況下,汪精衛以國府主席之尊兼軍委主席理當聯繫各軍,對蔣做武力制裁。事實上,汪於事變後,在群情激憤下,確有所行動。陳公博記得汪精衛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見《苦笑錄》,頁三十七)據作家茅盾回憶,當時汪曾說:「二、三、四、五、六軍聯合起來,給我打這未經黨代表簽署、擅調軍隊、自由行動的反革命蔣介石。」(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頁三O七)毛澤東還去找陳延年與季山嘉,主張強硬,認為蔣介石是投機,如果示弱,他就會得寸進尺。(見茅盾《中山艦事件前後》,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蔣介石的「反蔣聯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關鍵在蘇俄。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於三二O事變爆發後,頗感吃驚與不解,最使他們不解的是「左派將軍」蔣介石,怎麼會作出右派反共反蘇的事來?所謂左派、右派,最具體的劃分,乃是國民黨於一九二四年改組時,贊成聯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對者則為右派,在俄國人看來,蔣介石一直是左派,大為吃驚即在於此。但初步與蔣接觸之後,認為蔣之「斷然措施」,並非真正的反共反蘇,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虛榮心與權力狂在作祟,而蔣於事後,也有此種表示,諸如釋放李之龍,逮捕歐陽格、吳鐵城等,乃鬆了一口氣。為了繼續國共合作與維持反帝統一戰線的大方針,決定盡量滿足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等等。斯即陳公博所指出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即蔣介石所稱的「史顧問」,於事變後,仍謂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但是此一對蔣妥協政策,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或布勃諾夫的決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針,他堅持中共尚無力單獨完成革命,必須要聯合國民黨先完成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參閱Brab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張,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堅持,蔣介石竟成為斯大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中山艦浪裡乾坤 4

    由於決定對蔣妥協,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當然反對「反蔣同盟」,以為會造成國共破裂的「災難性後果」。於是讓「蔣介石對右派和左派輪番進行打擊,從而把愈來愈大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九三)中共方面雖已有人確定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張決裂與反蔣,但是蔣於事後目的已達,展開雷厲風行的反右行 動,再加上在第三國際大力影響下,亦只好繼續與蔣合作。在此情況下,汪精衛變成光棍主席,若不負氣出走,豈不要成了蔣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蔣於致張靜江函中還要作態說風涼話:    
    靜江先生大鑒:刻閱精衛先生致兄一書,其意不願復出,殊堪駭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請兄設法力促其出來任事,以安人心,否則弟必請兄出來,即以民國日報通訊。弟中正頓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件影印)    
    還要「共進退」哩!這封信主要還是請他的老搭檔出山。汪精衛當然不會讓蔣介石任意擺佈,在那種情況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陳璧君更馳函罵蔣,蔣於四月九日復汪書,極盡矯情、狡猾與無賴之能事,不僅將責任推給別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與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說:「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還說,「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絕無貳注。」更假惺惺地說:「如有益於黨國、有利於貴恙,即刎頸謝罪在所不計。」(長函原文見《自反錄》第三卷,頁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婦於四月初已離省赴港,於五月十一日乘輪前往法國馬賽,形同流放。在香港時,曾作了一首雜詩,很可見其怨憤的心情:    
    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蠍潛。    
    哀哉市寬大,徒以便群僉。    
    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    
    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    
    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頁五十九)    
    汪精衛無疑是中山艦事變的最大犧牲者,被蔣介石的野心所犧牲、為俄共的政策所犧牲,還要被蔣介石反咬一口,認為出走是心虛,而有口難辯。然而青史有眼,汪畢竟於此事問心無愧,責己已周,責人無嫌。他終於深刻體會到政治的骯髒,污渚中「蚊蚋」雜聚,還有潛伏在他身邊的「蛇蠍」,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為了便於國共合作,向蔣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並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終必明朗,且以善者必達、惡有必殲自慰。在台北曾任國民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認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頁一一二)汪精衛此次挫敗於蔣介石之手以後,永難脫離蔣氏陰影,蔣之飛黃騰達,汪之身敗名裂,恐未必善者必達,惡有必殲!抗戰以後,汪精衛降日,蔣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竟將「今日通敵圖降」與昔日「投共賣友」掛上鉤,重申汪「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之謊言。(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總之,汪精衛一走,蔣介石便成為國民黨的老大,在俄共「妥協懷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負重」下,接受蔣事先擬好的「黨務整理案」,共黨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均退出部長職位,使蔣更大權獨攬,儼然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頭號人物。不過,蔣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必須要靠蘇俄的軍援、經援以及中共的協助,故於四月中被選為軍委主席後,即向國民黨右派開刀,於十七日要求取消孫文主義學會,二十三日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以及於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國的胡漢民。這些舉措,果然贏得蘇俄的好感,以為蔣畢竟不是右派,只是個人英雄主義,仍可利用。鮑羅廷回到廣州後,雖知蔣有嚴重缺點,但除蔣之外無人可有力打擊右派反革命陰謀。實際上更願意與蔣合作,接受其條件。至五月十二日,蔣介石提出「黨務整理辦法」,規定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將參加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國民黨參加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員任職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以蔣介石為革命重心。(參閱 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19)至此,蔣不僅違背孫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軍事獨裁,並向鮑羅廷直言:「革命不專制不能成功。」(《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鮑羅廷居然一一接受,並以蔣嚴重打擊右派為慰,遂全力支持蔣。內地學者一般認為俄國顧問與中共方面對蔣之退讓,視為「右傾錯誤」(若見盧晃持《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原因和蔣介石兩面策略》,頁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並非一時的錯誤。蘇俄想利用蔣介石,竟不知被蔣介石耍了。《中國革命之悲劇》一書的作者艾薩克斯 (Harold R·Isaacs),將蔣介石譬作守地獄門的「三首犬」( cerberus),一首向右,實屬戴季陶的頭,第二首向左,乃蔣戴假面具的頭,滿口「左」傾與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間,面向猜忌與野心(見艾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0),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中山艦浪裡乾坤 5

    「左派將軍」或「紅色將軍」蔣介石的臉譜,絕對是張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裡而已。斯人之內右外左,早可見之於自俄歸國後寫給廖仲愷的信,見之於與右派鉅子戴季陶、張靜江等的不尋常關係。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前,蔣介石日記處處可見對汪精衛與季山嘉的怨憤、疑懼和批評,覺得自己在左派設計的陰謀之中,以至於容易被認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蔣介石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以及汪精衛之間的矛盾急遽尖銳」。(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三一)然而這種急遽尖銳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為他們一直是把蔣當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體的不同意見,原來並不尖銳,如北伐問題並無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問題,而是到不到時機的策略性問題。由於季山嘉覺得北伐尚非其時,爾後有蔣北上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繫以及練兵的建議,汪精衛豈有反對之理?蔣本人亦一度甚為贊同,最後卻作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參崴陰謀的「事實根據」!最根本的是,檔案資料充分顯示,無論汪精衛或俄共方面,對蔣絕無陰謀之可言。即以理據而言,俄共於事變之後還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於事前搞掉他?然則,蔣介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前三個月日記中所表現的心態,顯然是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左派勢力當作假想敵,不斷而劇烈地自製矛盾,把一些尋常的事刻意擴大與扭曲,把疑慮轉化成陰謀,幾成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敵人,當作鬥爭的對象,並作為採取斷然軍事行動的借口與根據。此一心態實已見諸事變前一日蔣氏的日記:「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奉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又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牟譜初稿》,頁五四七)是以若認定國民黨右派之挑撥和煽動為引發中山艦事變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蔣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裡,一貫以左派為敵的事實。    
    蔣介石以左派為敵,並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於其個人權力有礙,如果真誠合作下去,固然有利於革命事業的發展,卻不免為他人做嫁衣裳,絕對建立不起蔣家王朝。國民黨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組後即處劣勢,可為己用,而不致受制於人。右派顯然於中山艦事變前後興風作浪,為虎作倀,然當老虎與北極熊談妥條件,卻又被虎魚肉;後來老虎稱王,卒成虎帳之下的蝦兵蟹將。蔣介石左顧右盼而左右逢源,處處有利於個人權勢的締造、野心的滿足!    
    中山艦事變可說是蔣介石生平的一場豪賭,雖一家獨贏,然贏得險象環生,並不如一般強人強悍作風的印象。事發當晚何香凝曾向蔣責問,蔣「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檯上哭了」。(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對蔣「稍加責言」,蔣則「百方道歉」。(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頁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堅持國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顧問遂千方百計向蔣妥協,以為反蔣會導致國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衛已著手組織的「反蔣聯盟」。設若「反蔣聯盟」組成,獲得中共與俄國顧問的支持,豈蔣介石及其第一軍可敵?如果蔣因「中山艦事變」弄巧成拙而一敗塗地,則其政治生命勢必就此結束,更無論蔣家王朝之興,亦云險矣!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1

    孫中山晚年一直夢想北伐,曾身臨粵北韶關督師,終未如願。所謂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統一,與吳佩孚的自北而南的軍事統一雄圖,主義雖異,動武則一。由於連年戰亂,民不聊生,許多地方上的領袖遂倡導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後聯省自治,最後達成邦聯式的和平統一。陳炯明即因主張聯省自治而與孫中山鬧翻。    
    蔣介石絕非唯一繼承孫中山北伐遺志之人,所有中山黨徒,無論左右,都想北伐以統一中國,國共合作之目的,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亦非北伐莫辦。蘇俄軍援中國國民黨,更是要加強北伐的軍力。問題是有沒有武力統一的實力。蔣介石與俄國顧問季山嘉的爭論,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問題。如果俄人反對北伐,則派軍事顧問為了什麼?送來大批俄制軍火,又是為了什麼?所以李雲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說,蔣介石屢次提北伐,但為「俄顧問及共產黨徒迭次阻撓」,是豈有此理的。俄顧問不過是覺得大舉北伐尚非其時,蔣以此與季山嘉爭論,不過是製造中山艦事變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事實上,蔣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對北伐仍是十分猶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廣西的軍隊已在衡陽一帶打得炮火連天,李宗仁於十日抵達廣州,勸蔣北伐,蔣居然說:「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複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    
     李跟蔣反覆辯論很久,蔣的態度仍是十分躊躇。(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OO至二O一)後來,李宗仁說動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始助長北伐的聲勢。同時二李明告蔣,推舉他為北伐的總司令。其實最有力的薦蔣者,乃是俄國顧問鮑羅廷。    
    鮑顧問於中山艦事變後,為了「團結」,刻意姑息蔣介石。五月間,蔣逼走胡漢民,逮捕吳鐵城、歐陽格,做替罪羊,將他們與熊克武等一起關押在虎門要塞的橫擋炮台。(見《郭汝槐回憶錄》,頁十七)鮑羅廷當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報告:「右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陰謀。」(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六九)於是鮑羅廷大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惶愧力辭」!俄國人不懂「惶愧力辭」的傳統中國文化,竟然以去就力爭,聲言蔣如不就,他也不願意擔任顧問,大有同進退之意。(參閱《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雖於六月四日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仍無北伐的跡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動員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廣州舉行大規模的誓師典禮,由孫科捧孫中山遺像,國府主席譚延授印,以及監察委員吳稚暉獻旗;到七月下旬蔣介石才離開廣州,鮑羅廷在歡送宴會上仍然號召「在蔣同志之下,共同前進,打倒敵人」。(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當蔣介石在廣州轟轟烈烈誓師之時,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已據有湘南。李之第七軍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復長沙。當李、唐於七月十五日在衡陽會晤時,蔣介石還未離開廣州呢。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當北伐攻勢已取得成功後,才在廣州誓師的。(見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換言之,蔣介石還未出師,李宗仁的第七軍、李濟深的第四軍,以及唐生智的第八軍已在湖南打了勝仗,總司令無與焉。    
    當時李、唐主張一鼓而下武漢,蔣介石卻要他們對鄂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顯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戰場,表顯一下總司令別有妙計。但是在戰術上,奪取武漢,截斷長江中游,畢竟是上策;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孫傳芳的地盤,把原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自是下策。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時雖已三十九歲,但基本軍事訓練原極有限,作戰經驗也無多。只是為了想阻擋李、唐直取武漢,竟暴露了他在戰術與戰略上的低能。李宗仁還特別於八月九日再赴衡陽,歡迎北上的蔣總司令,並解釋直搗武漢的必要。(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蔣介石於八月十二日抵長沙開軍事會議,在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影響下,最後才決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漢的提案。(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八四)    
    長沙軍事會議結束後,各軍正待命出發,蔣介石忽於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兩軍,在長沙東門外大校場舉行閱兵典禮,顯然要表示一下總司令的威風。不幸得很,顯威風結果變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述:    
    當總司令的坐騎自第七軍前頭緩緩前進時,我緊隨其後,但見他時時緩緩舉手答禮,認真檢閱,態度從容肅穆,頗有大將風度。七軍檢閱完畢,第八軍排頭的軍樂隊立時奏樂。各樂器金光閃閃,樂聲大作,我在後看見總司令的坐騎已有點不聽調度的樣子。軍樂隊後面便是號兵十餘人,當總司令的座騎剛走過軍樂隊的行列,號兵隊長一聲口令,十餘號兵立即單號吹奏。動作十分整齊,但見金光一閃,耀眼欲盲,接著號聲大作,尖銳刺耳。蔣總司令的座馬受此一驚,忽然大嘶一聲,前蹄高舉,立即向校場中心狂奔。大約蔣總司令平素不習騎馬,故勒韁不住,瞬息之間便失掉重心,只見手足朝天,頓時翻鞍墜地。但是他的右腳仍套在腳踏鐙裡,被倒拖於地下。我在後睹狀,為之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蔣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馬靴,且很鬆動,經馬一拖,便從腳上脫落下來。總司令被拖了兩丈遠,便和馬脫離,臥在地上。我們都連忙下馬,將他扶起,問其受傷沒有。但見總司令驚魂未定,氣喘吁吁,一身嗶嘰軍服上沾滿了污泥,帽脫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狽不堪。這時,第八軍的號兵已停止吹奏,總司令部的副官也趕來把蔣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蔣總司令乃率領我們徒步閱兵,一顛一跛,勉強將閱兵式舉行完畢。(頁二三七)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2

    在眾目睽睽之下,總司令墜馬落地,實在狼狽之至。不過,蔣介石還算有能耐,墜馬以後仍繼續檢閱分列式,並對官兵演說後才畢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為「蔣氏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而想入非非。(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八)其實蔣介石又何嘗不迷信,在日記中抱怨入湘以後,與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願」(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窩囊可知。    
    進兵武漢既定,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揮師北上,節節勝利,於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漢口的鐵路線,二十七日經血戰奪取汀泗橋。蔣介石於二日後乘火車經過,猶見「死屍纍纍,慘目傷心」。遲到的總司令於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塗家灣,又召集軍事會議,但對敵情並不瞭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時之內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級將領面面相覷,不好說什麼話。結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時開始硬攻,傷亡慘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擊。最後有賴第八軍先取漢陽,於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進佔漢口,至此武昌已成為甕中之鱉,不戰而降。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總司令應該是十分風光,但是蔣介石心中有數,戰功既屬李宗仁與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醜,很不是滋味,遂決定「親督江西之戰」。(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要由於利用中山艦事件搞政變成功,由於權謀運用得手,而非因其軍事長才。事實上他的軍事才能甚短。更不應忽略的是,遲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對北伐仍感猶豫,後來第四、七、八軍已進兵湖南,北伐已成騎虎之勢,才隆重誓師,形同綁鴨子上架。北伐軍勢若破竹,於兩個月之內攻佔武漢三鎮,可稱神速。雖說第四、七、八三軍將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絕非簡單的軍事勝利。其實就軍事實力而言,北伐軍是遠遠不能與北洋軍隊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蔣介石以及俄國顧問在內的廣州國民政府,遲遲不能決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們不難看出,在北伐軍事行動的背後有兩股龐大的力量在推動。其一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所激發的全國性反帝愛國情操,使民族主義瀰漫神州,形成風潮,莫之能御。誠如鮑羅廷所說:「我們並沒有製造五卅慘案,而是別人送上門來的。」(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二二二)而此浩浩蕩蕩的風潮成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軍閥恰首當其衝。中國共產黨又借此風潮,組織工農,發動群眾運動,刻意宣傳。北伐軍無疑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推進的。其二是來自蘇俄的援助,無論是人力與物力兩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不可或缺的。鮑羅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師,蔣介石東征北伐都有俄國軍事顧問在身邊。至於俄援軍火槍炮到底有多少,尚無確實數據。但李宗仁記得,北伐前夕,蔣介石曾告訴他,「俄國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餘支,重機槍百餘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二O)今從俄國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還提供空軍,曾用之於江西戰場,並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預算,美金二百六十萬元。(見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81)從此蛛絲馬跡,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許多俄制裝備,即使有民氣可用,北伐亦難有成效。民氣與俄援無疑是北伐旗開得勝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蔣介石抵達京滬後,公開大肆反共清黨之餘,民氣(打倒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與俄援(特別是俄國顧問)竟均在譴責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抗命中央 1

    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之後,就戰略形勢而言,應該趁第七、八、四三軍勝利餘威,配合其他各軍,繼續大舉北上,進取河南,與已接受俄援的馮玉祥部夾攻直、奉軍閥,以定中原。    
     蔣介石的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就是傾向這種戰略,但是蔣本人早已決定回兵江西。因為他雖是總司令,然而除了直屬於他的第一軍,其他各軍軍長都是在他名義下的諸侯,他雅不願讓李宗仁、唐生智等諸侯功成名就。他於李、唐等軍逼近武昌時,就在日記中寫道:「余決離鄂向贛,不再為馮婦矣。」(《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對於唐生智的「盛氣」,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顯然著眼於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他的發源地。他後來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權,絕非偶然。    
    江西與江蘇、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屬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統轄範圍,猶同聯省自治,以「保境安民」為口號,顯示此五省百姓不願被捲入戰禍。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孫即派人赴粵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蔣介石則要孫「順應革命潮流」,然後可以承認孫為五省總司令。此時北伐軍針對吳佩孚,自無與孫啟釁之理,實欲各個擊破。當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軍已經入湘,孫仍然拒絕吳佩孚的請援,堅持中立,五省紳商更呼號和平。即使北伐軍進入江西省境,孫仍派代表項子和至粵,「稱不願作戰,表示誠意」,譚延闓致蔣總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軍從來無敵孫之意,取江西系戰略需要,非佔地盤,得贛可不再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件,印本見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四八一)既取之,又說「非佔地盤」,誰曰可信?「得贛可不再進」,更不可信,孫傳芳自然要出師援贛。事實上,漢口未下時,蔣介石就想提前進取南昌而未果;漢口戰局既定,更迫不及待親自入贛指揮作戰。他於九月十九日初抵江西萍鄉時,即聞程潛率師與城內工人學生裡應,一舉攻下南昌,大喜過望,跑到萍鄉歡迎會上,用濃重的寧波口音發表演說,卻不自知犯了「孤軍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數 日,就被孫傳芳的鄧如琢部趕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蔣總司令直屬的第一軍王柏齡所率第一師全師覆沒。王伯齡不是別人,乃蔣之親信,黃埔軍校一開辦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訓育,此時為第一軍代軍長,率師入贛,竟大敗虧輸,僅以身免。王柏齡所部大都是黃埔學生。李宗仁曾說:「黃埔軍校每期訓練時間不過數月,實際上只是一些軍士教育,距軍官教育相差尚遠,然全軍受革命風氣的熏陶,頗有朝氣,尚可作戰。」(《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一七)然而從江西戰場上看來,連這點朝氣都沒有了,而且漸趨腐化,自然會不堪一擊。    
    蔣介石於九月二十日南昌潰敗後,至高安親自指揮,企圖反攻。此時李宗仁開赴九江的第七軍改道南下,擊潰孫軍謝鴻勳部,為北伐軍入贛後的首次大勝,隨即於十月三日攻佔南潯鐵路重鎮德安。同時朱培德的第三軍佔領南昌附近的萬壽宮一帶。於是蔣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軍,會同第二軍與第三軍,反攻南昌,並親自督師清江。十月十日第四軍攻克武昌,士氣大振,蔣介石更親至南昌城外,不聽參謀長白崇禧的勸告,急圖強攻,不顧敵軍深構高壘之堅以及己軍背臨贛江之危,顯然是求勝心切,無奈敵方敢死隊趁月黑風高,從城下水閘破關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軍第二師第六團首當其衝,秩序大亂。蔣介石几次握住參謀長白崇禧的手問怎麼辦,幸而小諸葛事先已在贛江上游搭了浮橋,殘軍始得撤至西岸。    
    蔣介石親自指揮攻打南昌,又遭此大敗,自謂「終夜奔走,未遑寧息」(蔣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日記),於十三日撤退時更於日記中寫道:「因余之疏忽魯莽,致茲失敗,罪莫大焉,當自殺以謝黨國,且觀後效如何!」一九二二年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說孫中山一開始是準備「一死殉國,以謝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國。此次在南昌城下大敗,他自己也想殉國,當然也會有人阻止他。他最後一次想殉國是一九四八年,徐蚌戰役失敗之後,自謂一開始是準備「以身殉國」、「上報總理,下對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職下野」。結果呢,蔣介石雖然「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但是他畢竟沒死在南京,「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一九五O年蔣介石《軍人魂》講詞)表面上看來,國民黨總有那種不爭氣同志,在緊要關頭,總是剝奪了他們偉大領袖萬古流芳的機會、總是不讓他們偉大領袖去做文天祥。結果呢,他們偉大領袖一個個都「壽終正寢」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國」、「以身殉國」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實骨子裡,偉大領袖根本在演戲,將「殉國」形之於筆墨、托之於言辭,就是要人剝奪他殉國的機會。真要死,誰能阻擋得了呢?這個把戲是從曾國藩那裡學來的。湘軍被太平軍打敗後,曾國藩就在眾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殺,哪裡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虛假形象外,無非想借此激勵士氣耳。    
    蔣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國外,還有一則陣亡的假消息。孫傳芳在九江的聯軍總部參謀處,根據傳聞便於十月十五日發出通電: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抗命中央 2

    據俘虜及百姓均稱:蔣中正在南昌附近受傷甚重,聞系子彈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鮑羅廷、加倫等亦受傷,均抱頭鼠竄而去云云。(《晨報》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載《孫軍總部捷報》)    
     其實,蔣介石麾下將士雖死傷慘重,其本人卻毫髮無損,只是受到驚嚇,顏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瞧不起。俄國軍事顧問塔羅夫(Tairov)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寫給鮑羅廷的密報中有這樣一段話:    
    據我所知,唐生智自與蔣介石在長沙見過面之後,即藐視蔣在軍事與政治上的重要性。當蔣目擊兩個師被擊潰後,確實顯得不知所措,張皇失措。(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文件六九,頁七七三,另參閱頁三二四)    
    唐生智雖沒有低估蔣介石的軍事能力,但顯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國顧問證實唐確有取總司令一職的野心,但認為唐之「革命性」不夠,尚不能稱為一革命將軍,哪知蔣之「革命」乃虛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來,俄國顧問只好吃不完兜著走了。蔣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無疑是俄國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於江西戰場失敗的後果,可以威湘粵甚至會導致整個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國軍事顧問加倫親往武漢求援,中共也調動組織,集中力量拆孫傳芳的後台。終於張發奎率第四軍十二師自武昌東下,李宗仁則率其第七軍自贛北南下,連戰皆捷。蔣介石雖於十月十五日制訂了「肅清江西計劃」,但肅清的兵力還要靠諸侯,左路由李宗仁與張發奎協同作戰,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軍負責,中路則由程潛指揮,而蔣介石嫡系的第一軍一、二師僅為預備隊。俄國軍事顧問還調派飛機來助戰。    
    這次反攻顯與蔣介石的硬攻戰術有異,不急於奪取南昌,而把主力用於殲滅敵軍主力,並切斷九江至南昌的南潯鐵路,以絕後援。十一月一日拂曉發動總攻擊,次日左路李、張軍擊敗贛北孫軍,於三日佔領德安。中路程潛部肅清南昌西面敵軍,右路朱軍兵臨南昌外圍。十一月四日,孫傳芳遣師自樂化來援,朱軍左翼陣地動搖,蔣介石急命增援,但加倫將軍認無必要,鎮定自若,使他「甚慚自信力薄弱」。(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阿基莫娃在《中國大革命見聞》一書中,對蔣介石當時的失態有生動的描述:    
    蔣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對他來說成敗在此一舉,一旦失利,他的整個前程就將成為泡影。蔣介石三番五次地當著總軍事顧問的面,真正地大發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著「一切都完了」,說要開槍自殺。布留赫爾(Blucher,即加倫將軍)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讓這位神經脆弱的總司令平靜下來。(頁二○四至二○五)    
    在加倫將軍的鎮定下,陣地不但未亂而且穩定下來。十一月五日賀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孫傳芳知敗局已定,返回南京。八日進攻南昌孤城,孫軍尋即投降,退出城外。九日蔣介石進駐南昌。江西戰役獲得全勝,雖多賴第七軍與第四軍的驍勇善戰,然而總司令的威信不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籌碼。    
    江西初勝,蔣介石才命駐守汕頭由何應欽指揮的第一軍進兵福建,孫傳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殲,閩浙實甚空虛,但第一軍行軍仍然遲滯,至一九二六年年底不戰而入福州。至此國民革命北伐軍已佔有粵、桂、湘、鄂、贛、黔、閩七省,革命根據地亦由珠江之濱,延伸到長江流域,頗似當年太平軍北伐的聲勢。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國一樣,擁有半壁江山以後,發生劇烈的內鬥,而導致國民革命陣營內鬥的主角便是蔣介石!    
    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搞政變,削弱了國民黨左派的權力,但第三國際方面當時不願相信蔣之反共反蘇,只認為是人事糾紛,依然把他視為「革命將軍」,並予以支持。不過包括中共在內的國民黨左派,對蔣已有戒心,彭澤民早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會上議請汪精衛同志早日銷假視事(見《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五四九),各省黨部紛紛響應,於右任等更電請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計。(見同書,頁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蔣就總司令職,左派迎汪更切,顯然欲以汪制蔣。蔣表面上歡迎汪回國主持黨務,但私底下認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蔣」,並在日記中寫道:「從中必有人操縱,絕非大多數之真意,自吾有生以來,鬱結愁悶,未有甚於今日也。」(《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並怪罪共黨從中搗亂,恨得「切齒」。(見同書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蔣在內心中不容汪,絕無可疑。蔣雖於十月三日發出迎汪電報,實因俄國軍事顧問加倫相勸以及形勢所逼所致,並非心甘情願。以蔣而言,權力鬥爭正來日方長。    
    國民黨中央又於一九二六年九月,決定召開中央及各省區聯席會議,開會六次,意在統一黨的領導權,選出十三人政治委員會,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罷免蔣介石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以及張靜江的代理國府主席,但遭張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戰事緊張要挾鮑羅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來之勢,已在眉睫。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抗命中央 3

    廣州既又成左派重鎮,蔣介石乃提出「中央黨部移鄂」之議,且於十月二十二日馳電張靜江、譚延,力陳「武昌既克,局勢大變,本黨應速謀發展」。(《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八冊,頁一O五)最後國民黨中央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決議遷都漢口,主要還是由於張作霖與日本起衝突,遷都已無奉張之慮。中央委員與國府委員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途經南昌,蔣介石設宴款待,報告北伐情況,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並於六日晚開始做廬山會談,討論政治、外交、財政、軍事各問題。蔣於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國,均表附議,更積極主張遷鄂,且謂待軍事稍定,即赴武漢。(見蔣介石復武漢各界團體電,載《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當鮑羅廷等一行抵達武昌後,有鑒於廣州之黨部與政府既已停止辦公,遂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定先組織臨時聯席會議,以徐謙為主席,暫時執行最高職權。蔣於事後始知,雖於十二月二十日復電贊成,但心中已大為不快。他原以為可以赴鄂出掌大權,孰知鮑羅廷與那批中央委員並未對自己如此重視,甚至連聯席會都插不上腳,乃蓄意有所行動。    
    當中常委代主席張靜江與國府代主席譚延闓等一行北上,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經南昌,被蔣介石留下,並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會後通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以利政治與軍事的配合。同時決議將於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再定遷移問題,又擬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等。至此蔣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向武漢的臨時聯席會議挑戰,以爭奪「執行最高職權」。武漢方面此時正因佔領英租界進行外交交涉,恐影響大局,乃由宋慶齡等致電蔣介石,告以武漢情勢,囑蔣「苟非有軍事之急變,不宜變更(遷都)決議,坐失時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四輯,頁三七五),並電請南昌同志蒞鄂。    
    蔣介石不得已於一月十二日偕加倫將軍、彭澤民、顧孟余、何香凝等抵達武漢,受到盛大歡迎,催促遷鄂,然而蔣仍執意遷贛。鮑羅廷刻意諷勸,蔣竟視為侮辱,已存決裂之心,未遑多留,即於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後,即與張靜江、譚延闓聯名,以中央名義命令取消聯席會議,立即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已成公開對抗之局。鄂方發動輿論壓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軍費,誠如蔣之軍需處長徐桴於一月三十一日電文中所說:「我軍命脈,操在宋手,請總座迅電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圖良法,萬不可操之過急,致生重大影響。」所以當宋於二月四日親赴南昌斡旋,不到幾天南昌方面就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昌,至於中央全會則俟東南底定後再開。鄂贛雖未真正分裂,然不過是推遲了決裂的時日,終不免後來的寧漢分裂。    
    宋子文「說服」蔣介石之後,於二月九日自贛電鄂,謂譚延闓等數日內可蒞鄂,但遲遲未見駕臨。此時更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鄂方終於領教了「瑞元無賴」的專制與跋扈,遂由徐謙等五人組成行動委員會,擬「從事黨權集中」,即想把槍桿子控制在黨權之下,形成一種恢復黨權運動。此一運動針對蔣不言可喻,如孫科所說:「蔣介石這樣把持著黨,終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陳公博《苦笑錄》,頁七十三)但是恢復黨權運動雖轟轟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漢有一萬五千人集會,卻一直沒有公開指名抨擊蔣介石,一方面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則是盼望「浪子回頭」!雖如此,蔣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譏,聲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蔣之演講載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為權力的代名詞了。但是此時他的財政問題尚未解決,只能動口,還不敢動手,表面上仍表擁護武漢中央,呼籲團結,只要求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延至三月七日召開,當然獲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當南昌方面譚延闓、李烈鈞、何香凝、丁惟汾、陳果夫於三月七日前到達武漢開會,蔣介石卻未來,藉故與朱培德去閱兵,須至三月十二日才能來開會,並揚言他們如能等我,「就相信他們有誠意,假使提前舉行,其虛偽可知。」(《陳果夫的一生》,頁一O七)他把準時舉行竟說成提前舉行,何況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蠻橫,原想測驗一下自己一身舉足輕重的份量,但到會人數既足,自無再延的必要,還有不少人討厭蔣之獨裁作風,更不願為他延期,與會的吳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來指揮,不可使蔣同志因此而生錯誤,若一展再展,誠屬非計。」(《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話雖如此,會中當然有幫蔣說話之人,造成緊張氣氛,遂以三月七日為預備會。二屆三中全會到三月十日正式開幕,十七日結束,仍不見蔣介石出席。全會肯定臨時聯席會議,決議恢復並提高黨權、堅持革命路線與政策、否定非法選舉、改選中央常務委員以及各部會委員。蔣介石仍被選為常務委員、軍委主席團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但絕非他所期望的獨霸地位。新的國民政府雖於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圓滿,但蔣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後快。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抗命中央 4

    李宗仁已注意到,蔣介石在南昌建立總司令部之後,新客極多,最矚目的有黃郛、張群。(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八四)這些新客原與革命無關,之所以成為總司令座上的新客,並以張群為其駐滬代表,乃是私人關係。黃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職,且曾一度出任內閣總理,在革命黨講來,應是北洋官僚、軍閥走狗,但與蔣不僅是同鄉而且拜過把子,照樣引為親信,「設宴款待,歡然道故。」(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二六七)張群則與蔣有同學關係,雖與北伐無涉,即被任命為南昌總司令部的總參議。上海商會主席虞洽卿以及幫派頭目黃金榮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見 Wild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84—85)陳佈雷亦於此時到南昌見蔣,成為蔣之文膽。其實於北伐之前,蔣已在廣州接待過商界要角王曉籟等人。凡此已見蔣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時還到上海、奉化召引親戚或同鄉,供侍衛、參謀、秘書等職,有如皇帝身邊的太監群。黃埔學生此時亦競相奔走校長之門,蔣也不客氣把他們當自己的鷹犬差遣,當然學生中的CP(共黨)分子,他是絕對當敵人看待的。(參閱蘇文欽《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三九至二四○)幫蔣介石監印的姜輔成,更指出北伐軍總司令部的編制非常龐大。 (姜輔成《我為蔣介石監印的歲月》)蔣介石到南昌後,已決心組織自己的權力中心,誠如孫科所說,「自設總司令以來,黨國大政無不總攬於一人,黨與政府等於虛設」,指蔣在南昌所為,「開個人獨裁之漸,啟武人專橫之端。」(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及決議案》)蔣介石想要把黨政軍一手抓的圖謀,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蔣於日記中自謂:「余邇來行動,已近於軍閥,尚能負革命之責耶?懲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頁四十二頁)他顯然沒有「懲之」,兵至南昌,別開新府,抗命中央,已經實同軍閥矣。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喊著革命反革命 1

    國民黨的二大三中全會在蔣介石拒不出席的情況下,沒能真正解決問題,強調「恢復黨權」,欲以黨來控制槍桿子也徒托空言。不過至少暫時掩遮了波濤洶湧的政潮,以及蔣總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脅,軍事行動得以繼續進行,然而隨著軍事的發展,蔣介石權勢的上升,政潮與威脅反而與日俱增。    
    國民革命軍繼續軍事行動,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總指揮,與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夾擊河南,中路由蔣介石擔任總指揮,李宗仁率江左軍,程潛率江右軍,沿長江而下,進掠南京、安慶等地。東路白崇禧於二月十日即已佔領杭州,等待何應欽自福建北上的縱隊,會師後向淞滬挺進,於三月二十日入據上海附近的龍華。稍後於三月二十三日,程潛江右軍佔領南京,由於革命軍之反帝,英美帝國主義於翌日炮轟南京城以示威,死傷約千餘人。李宗仁江左軍於三月中已達安慶,守軍陳調元「附義」,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長江艦隊亦於三月二十三日「起義」,北洋軍隊遂退守徐州一線,至此長江中下游盡入國民革命軍之手。奪取長江下游如此神速,鮮遭抵抗,固然由於革命風潮澎湃、民心歸向,令敵無鬥志。然而同時還有別的奧秘。據於此時訪問南昌的俄國漢學家卡沙寧(Marc Kasanin) 探知,蔣介石在南昌發動攻勢之前,已用威迫利誘手法,逐步贏得京、滬歸順,因其十分渴望與長江下游的資產階級結合,然後與革命分道揚鑣。(見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P.196)    
    蔣介石此時已與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勾結妥協,但絕不肯與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合作,他已決心抗爭到底。他於三月十六日臨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國民黨黨部,直接向「恢復黨權」的訴願挑戰,同時又解散南昌學聯以及查封《貫徹日報》。十七日抵達九江,槍斃市黨部與工會負責同志四人,又於二十三日搗毀設在安慶的省黨部與總工會。    
    蔣介石以槍桿子對付黨的行徑,武漢中央頗為震驚。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就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憤然說:「(蔣)現在愈鬧愈不像話,好像是他總司令的世界,為所欲為,把黨的威權弄得掃地,我們如果再不下決心,何必還革什麼命!」但是武漢中央政府猶如遙控脫韁之馬,難以著力。而蔣介石又玩弄兩面手法,骨子裡一意孤行,表面上服從中央,如三月三十日還發電請示軍事外交方針,以至於連鮑羅廷尚欲「愛惜蔣同志」,幫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圍。(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速紀錄》)當然武漢中央也想到過解除蔣介石的兵柄,不僅僅是鮑羅廷與中共黨人,國民黨中重要人物如譚延、徐謙、顧孟余、鄧演達、張發奎等人曾經一再勸說戰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楊同室操戈為鑒,不肯答應。三月下旬武漢中央還草擬了一個伺機逮捕蔣介石的密令,由國府代主席譚延闓親筆寫在綢子上,交給在南京的程潛執行,但程潛雖然擁護武漢三中全會決議,但不願因執行密令而導致國民黨的分裂,卻沒有想到程潛離寧以後,他委託衛戍南京的楊傑與賀耀組竟倒向蔣介石,蔣遂下令調程之二、六兩軍北上,使整個南京城完全在蔣控制之下,卒令滬杭甬盡成蔣氏天下。(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參閱Wu T』ien-wei,Chang Kai-shek』s April 12th  Coup of 1927 P.154)    
    蔣介石於三月二十六日自安慶抵達上海,瞭解到中共與工會的實力,頗感驚異與不安。緣自三月二十一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兵臨上海城郊,因怕帝國主義軍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內總工會組織第三次大罷工,發動五十萬人,終於克復上海。周恩來與顧成章指揮下的武裝工人糾察隊,約有二千七百餘名。蔣抵滬後,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買辦、幫會、帝國主義者的包圍與支持,實力亦屬不小,何況還有包括桂繫在內的武力後盾。三月二十八日吳稚暉就提出「請查辦共產黨」呈文,擬斷然結束孫中山的容共政策。    
    吳稚暉是個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一貫以插科打諢的丑角姿態出現」,以博取主子的歡心。自中山艦事件以後,一直為蔣開鑼喝道、保鏢幫腔,此時在滬倡議清黨既是奉命辦事,也是善體君意。蔣介石蓄意清黨已久,到上海後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黨分共牽涉到國民黨根本政策的改變,不僅茲事體大,而且影響到整個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說因分裂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了。    
    就在此緊要關頭,國府主席汪精衛返抵國門。汪氏不是悄然返國,而是在國民黨同志們千呼萬喚始歸來,尤其是由於國民黨內部危機四伏,切望汪能復職扭轉乾坤。即使是蔣介石,雖然在心中或私下不願汪回(見陳公博《苦笑錄》),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電懇請,甚至要派張靜江、李石曾到法國去迎駕,說是「非兄速回,不能補救;望兄之切,無由表示,請以兄念弟愛弟者,而測弟孺慕之情為何如」,甚至假仁假義地說:「如兄不來,則弟唯有辭去一切職務,以謝國人。」(引自蔡穗金《汪精衛評傳》,頁一一五)汪精衛終於繞道俄國,自海參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節。汪氏回國後的遭遇,確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喊著革命反革命 2

    蔣介石親往碼頭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談。蔣之意旨十分明確,即要汪跟他一起清黨反共趕走鮑羅廷,採取斷然措施。這當然也是蔣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條件。但是汪精衛是國府主席,雖稱病出國,主席一職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會繼續被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總不能跟在一個總司令後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變,否則何異吳稚暉之投靠,更置武漢黨中央同志於何地?即使要改變政策,亦應從長計議,召開黨的四中全會來決定,誠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時所說,聯俄容共政策,「絕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須依據黨的紀律,非可以個人自由行動,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衛全集》,頁一八四)汪之不能應蔣之求,留滬「清黨」,是必然的。    
    蔣介石及其「清黨」的附和者顯然在汪面前,力數共產黨的「陰謀」,要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以及製造恐怖、引發外交衝突等等。這種指控如果屬實,當然有違當初國共合作的原則、破壞了合作的基礎,於是汪在上海兩次往訪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欲探明真相。陳力言絕無此事,親筆作書,並表之於《汪陳聯合聲明》之中,以昭公信。陰謀既系謠言,則蔣介石用武力「清黨」的主張便無著落,汪自無不維護聯共政策之理,故汪陳於聯合聲明中說:    
     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對於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載《時事新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懷善意,面對此公開的宣言,自應盡量祛除誤解,再謀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聯合聲明公佈之後,吳稚暉立即無理取鬧,破口大罵,甚至譏嘲陳是中共的總書記,而汪之國府主席恐怕有名無實,暴露出吳氏有恃無恐,甘願充當蔣介石的打手。足見蔣等「清黨」,純粹為了反共而「清黨」、為了鞏固一己的權力而「清黨」,其他種種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過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衛留滬若不順從蔣之意志,勢必糾纏不清,理性解決問題唯有回武漢中央處理。汪於行前致書蔣之親信張靜江,明言赴漢之必要,若謂:    
    黨事至此,以銘之愚,唯有提議開四次會議於南京,以解決糾紛,捨此實無出路。欲達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漢一行。(汪精衛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致張靜江書)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於十日舟抵漢口,復職後成為國民黨中央與國府的最高領導人,並立即與譚延闓、孫科等協商到南京去開四中全會,以求解決問題,又於十三日,抵漢口的第三天,馳電蔣介石告知,「中央已經決定遷都南京,不日即可來寧開會」,要蔣耐心等待。哪裡知道蔣已於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動血腥鎮壓,史稱四一二事件。蔣顯因汪離滬赴漢而老羞成怒,悍然單干,以示決裂,他雖身為中常委,既沒把汪精衛放在眼裡,也沒有把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放在眼裡,更無參與四中全會和平解決糾紛的誠意。    
    四月十一日晚,蔣介石命投誠的軍閥周風岐派兵嚴守閘北,當晚杜月笙將總工會會長汪壽華騙到家裡,爾後殺之。翌日清晨五時二十分,黑社會控制的中華共進會開始向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人糾察隊攻擊,直到上午十時,三百五十名糾察隊被繳械。在浦東的糾察隊抵抗最烈,死傷也多。同日下午群眾集會市體育場抗議攻擊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萬人,海員工會宣佈罷工。但是上海的商會卻通電慶賀鎮壓,並歌頌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三大流氓頭子,摧毀了總工會與糾察隊,更希望其他各地傚法上海,殺盡共產黨。(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五二八)在租界內的外國勢力也頗合作,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千餘人,交給蔣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蔣是幕後的黑手,當日還致電南京蔣總司令,電文曰:    
    蔣總司令勳鑒:本月十二日晨四時,本埠閘北、南市、浦東、吳淞各處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同時被白總指揮命令二十六軍派遣大隊悉數追繳,各處均死傷多人。查上海總工會領導全上海工人,數年來與帝國主義者暨軍閥不絕的奮鬥,最近又不惜重大犧牲,數次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消滅直、魯軍,其功績灼然可見。其有今日之地位,實以無量數之熱血、頭顱換來。是以鈞座獎賜旌旗,題曰「共同奮鬥」。上海收復以來,協同軍警維持秩序,毫無軌外行動。彼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雖百計挑撥,造謠中傷,卒無間隙可乘入。萬不料同隸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橫肆摧殘之舉,先總理出生入死,從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壓迫民族,而臨終遺囑,無念念不忘於喚起民眾。鈞座為總理忠實之信徒,對此有組織、有紀律、富有犧牲革命精神、有著偉大功績之工人群眾,方保護獎勵之不暇,絕無橫施摧殘之意,伏祈迅賜嚴命,徹底查究,將所繳槍械悉數發還,並予確實保障,此後不再發生此類事端,庶不致愧對先總理在天之靈,並有自解於普天下之民眾,且免革命軍民之聯合戰線破裂,而為帝國主義所求。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馬璐《中共黨史及文獻選粹》第五部,頁二十八)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喊著革命反革命 3

    蔣遲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開地說:「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甚至曾於四月六日贈「共同奮鬥」錦旗一面給總工會。(見上海《申報》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我們只有說,工人群眾太不夠警覺,竟不知蔣介石早已於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並鎮壓群眾運動。要他來「徹底查究」,何異與虎謀皮?不盡此也,四月十三日,工人群眾更天真地去周風岐的司令部請願,但請願隊伍到寶山路時,即遭機槍掃射,時降大雨,血與雨水齊流。同時南市遊行工人也遭射擊。此日約六十六人被殺,三百一十六人受傷。閘北名流七人當天馳書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譴責屠殺市民。(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吳、李早已附從「清黨」,只有心裡竊笑而已(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於三月三日在滬舉行「清黨」前會議,到會者有蔡元培、吳稚暉、張人傑、古應芬、李石曾,蔡為主席,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二],頁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餘人,被捕五百餘人,逃亡與失蹤者五千餘人。總工會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罷工,唯有向武漢中央報告蔣介石罪行。蔣於四一二發動之後,兩個月內,聲言對共產黨須用「決絕手段」,大舉捕殺,上海尤成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楊虎、陳群被稱為「狼虎成群」。屠殺又從上海擴及蔣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南京召開時,仍然要求各地黨部繼續「(一)厲行清黨(二)重新登記」。(見記錄原件,頁六)陳獨秀的兒子延年固然被捕殺,李宗仁表弟李珍鳳也被捕殺。據當時《中國週報》(China Weekly Review)記者斯諾(EdgarSnow)估計,被殺害的「左」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見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157)後來中共說,蔣介石雙手沾滿了革命人民的血,這應該是最大的一筆血債。然而歷史學者黃仁宇卻說:「用道德名義解釋不足以答覆這樣的一個歷史問題。」(《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八十一)    
    但此舉使武漢國民黨黨中央大為震驚,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員會開會後,即致電蔣介石責問:    
    現本黨駐滬軍隊,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糾察隊繳械之舉,顯系違背命令,甘為反革命,在黨紀上萬難寬恕,望即將此次膽敢違犯黨紀之部隊官長,即刻停職拘捕,聽候國民政府查明事實,依法懲辦,總司令及總指揮未能事前防範,亦應依法嚴重處分,並應飭令將已繳槍械,退回糾察隊。(《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又開第七次擴大會議,討論懲蔣問題,最後一致決議:「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蔣介石羽毛已豐,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製造一黨兩府,導致寧漢分裂。二十一日汪精衛、譚延、孫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聯名發表通電,譴責蔣介石由反抗中央進而自立中央之行為,並號召民眾與同志「去此總理之叛徒、中央之敗類、民眾之蟊賊」。(見《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電雖嚴正,然口誅筆伐於實無補。武漢方面雖有軍隊,但北方軍閥未除,多數傾向北伐討奉。徐謙甚至說:「反革命蔣介石,用不著出兵聲討,就是用黨制裁,開除黨籍,免去軍職,在東南的革命力量,不久會把反叛的蔣介石,拿送中央懲辦的。」(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過於天真,結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過,由於武漢中央急於先擊潰北方之敵,東征討蔣一役得免。蔣介石闖了決裂的窮禍之後,卻倖免一場國民黨自家兵戎相殘的悲劇。    
     武漢中央痛責蔣介石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實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項空洞的政治罪行,但當時所謂「革命」,有其具體內容的。那個革命的淵源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精神是聯俄容共,方策是發動工農等群眾運動,目標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統一中國。然而蔣介石到上海後立即清黨反共驅俄,明顯反「革命之精神」:鎮壓工人,明顯反「革命之方策」。據英國的紀錄,蔣在上海清除共黨與工人,其大膽 遠遠超過北方的軍閥(引自L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蔣上海密談,汪即以不可犧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紀律相勸,但蔣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後來的國民黨史官輒以共黨暴亂,蔣介石討赤有功為說(如李雲漢之《從容共到清黨》),殊不知北洋軍閥如孫傳芳等自稱討赤軍,而蔣正是北伐赤軍的總司令。赤軍總司令成為討赤元勳,豈不是革命的最大諷刺?還不足以被稱為「反革命」嗎?至於勾結軍閥與帝國主義,更是反「革命之目標」而行。蔣介石在上海與資本家、買辦、地主等結合,固與革命不搭調。暗通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頭目,引為內助,則與革命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了。蔣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詡,實際上卻為喊著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證。    
    上海幫會流氓分子原與共產黨也有關係,所以汪壽華才會上當。但蔣介石與他們的關係更加深厚,與黃金榮且有師徒之誼。蔣又用六十萬元收買流氓,到各地去打總工會。(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區委各部委書記組織會議》)蔣甚至許諾張嘯林、杜月笙為江蘇水上警察廳正副廳長。(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上海流氓勢力既然反共清黨有功,自然成為蔣介石的黨國新貴、地方政要,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也就不稀奇了。(參閱蘇智良《上海流氓勢力與四一二政變》,《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於國民黨的提攜而登上大雅之堂,頗不以為然。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下野為晉身之本 1

    寧漢分裂,蔣介石無疑是「罪魁禍首」,因實由其一手主導,雙方劍拔弩張,大有短兵相接之勢,幸北洋軍閥未除,孫傳芳殘部與直魯軍主力猶在,意圖捲土重來,若寧漢鬩牆火並,勢必同歸於盡。於是雙方因情勢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敵愾,將內鬥暫時擱置。寧方北伐由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向隴海路挺進,連戰皆捷,六月二日克復徐州。約略同時,武漢北伐之師由唐生智、張發奎指揮,亦抵達隴海一線,進駐鄭州。馮玉祥則由潼關攻佔洛陽,逼迫奉軍北撤,促使山西閻錫山響應。此情此勢,原可齊心協力,直搗燕京,卒因寧漢分裂「黨」痛未消,各自為政,難以一致,最後各自班師。    
    武漢方面最初由於蔣之反共而聯共,然而由於共產黨組織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國共間的利益衝突,亦在所難免,而適於此時,共產國際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強調土地革命,欲動員中共實行土地革命,籌建紅色武力。共產國際代表羅易(Roy)並將決議副本送交汪精衛主席,汪感到有違一九二三年孫越宣言,共黨有取而代之之意,遂決定「分共」,解除鮑羅廷職務,且於六月六日率團北上,與馮玉祥會晤於鄭州,商議「分共」反蔣事宜後,再班師回漢,南下防共,以及部署東征,可見武漢國府於「分共」之後,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偽府,聲討叛徒蔣介石的。    
     然而蔣介石卻釜底抽薪,於六月十七日面晤馮玉祥於徐州,盛宴款待,結為金蘭,並大加利誘,於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打電話給馮玉祥,「請派兵直搗武漢」,為馮所拒。(見《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三三七)馮力主寧漢調停,並電武漢促使寧漢合流(見《致武漢汪譚等電》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完成北伐大業。馮玉祥的態度至少也不助武漢東征,多少於蔣有利,而蔣仍欲回師西攻,解決武漢,只因李宗仁反對,堅持北伐而作罷。(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一五)不過寧方雖不西攻,漢方仍欲東征,雖因分共延誤,精銳確實已向下游移動,蔣介石遂召回李、白魯南之師。直魯軍乃乘機南撲,於七月二十四日攻陷徐州重鎮,南京震動,蔣介石乃親自出馬指揮,反攻徐州,並於出發前的紀念周上,聲稱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二十五日專程北上,親率五軍兩師,會同白崇禧部,與直魯軍戰於淮河、徐蚌之間,蔣以統帥親至前線,竟被敵人誘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線潰敗,敵軍乘勝追擊,大敗虧輸,狼狽不堪,於八月六日倉皇返寧。如此慘敗,羞憤可知,更何況誓言在耳,實難以下台,竟槍殺前敵總指揮王天培以洩憤遮羞。    
    蔣介石原想一舉奪回徐州,殲滅孫傳芳殘部,然後解決武漢。不意徐州未得,卻敗北如是,幸白崇禧壓陣有方、指揮若定,得免全軍覆沒,然敵炮已臨浦口,隔江可聞,顏面何存?而武漢東征之師已沿江而下,步步進逼,可謂左右受敵、內外交攻,實非引退不足以藏敗績之恥、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漢之怒。武漢國府主席汪精衛早於七月二十三日便公開宣稱蔣介石「是黨國唯一的敵人、是國民革命軍唯一的敵人、是國民黨唯一的敵人」!(汪撰《中國國民黨告國民革命將士書》,載《民國日報》)武漢既已分共,倒蔣非因其反共,乃因其違紀,此亦蔣自知在兵敗之餘,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蔣介石自徐州敗歸之時,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並以軍事相托,故引退絕非猝然。「辭職宣言」由陳佈雷起草,到八月十三日於蔣離寧後才見諸報端,其間兩個月,尚須做復出的準備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這篇宣言無疑經陳佈雷精心包裝過,我們必須拆開來看,以見真相。蔣介石首先說:    
    中正自薰沐總理之教訓,即以二義自矢:一、認黨高於一切,在黨的利益之下,黨員個人絕無呈主觀、用感情、計利害之餘地。二、認捍衛黨基為黨員最大之天職。苟有逞智弄巧,陽奉陰違,篡奪吾黨基礎、剽易吾黨主義,使吾黨名存而實亡者,必竭全力以剷除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頁五十二,另參閱《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須下台,即因自南昌以來,以個人之「主觀」、「感情」「利害」,抗命黨中央,甚至別立中央。武漢中央呼籲「恢復黨權」,即針對他而來。他原想以武力解決武漢黨中央,無奈兵敗,兩面受敵,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認黨高於一切」為說詞,顯然欲以「黑白講」來混淆視聽。至於他於宣言中護黨的振振之詞,從他日後一再「剷除」異己視之,直把個人的權力基礎與「吾黨基礎」畫等號,以責成黨員為他個人效忠,已藏其機。    
    他於八月十四日在上海發佈的「辭職宣言」中又說:「昔日以黨之命令不能不進者,今若認中正一退,可解糾紛,中正固無時無刻或忘歸隱也……今既咎戾集於一身,即應自劾而歸去,解除職權,以謝天下。」(同上,頁五十二、五十七)此話才透露一點天機,已不是假設性的要他退。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下野為晉身之本 2

    李宗仁於蔣下野後赴廬山與漢方會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揮師下蕪湖,實如吳稚暉所說:「照唐生智那種氣勢洶洶,我們兩面受敵不了,蔣先生暫時歇一歇也好。」(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七六二)因蔣之「歇一歇」,漢方才肯派孫科與譚延為代表與李宗仁返寧議和,益知蔣在當時情況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體會到蔣下野這著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漢東征的借口(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二五至三二七),至少可為緩兵之計。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還提到,蔣故意散佈桂系「逼宮」的謠言,後來無論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謠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蔣闢謠,蔣笑而不予理會,李懷疑蔣借此打擊桂系。(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二○至三二一)其實「逼宮」之流言,無非想把蔣說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著蔣介石又在宣言中說:    
    幸賴主義之照臨、同志之用命,曾不數月,湘、鄂、贛、閩全告復,此非中正所敢貪天之功,實中央執委會付託之專,用能集中號令,團結內部,不虞牽制,以克奏斯績也。何圖包孕本黨之共產黨徒,奉鮑羅廷之發縱指示,造作種種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為中正有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之傾向。(《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頁五十三)    
     由此可見,他於下野前夕,已想改寫歷史。他說「非敢貪天之功」,實把「克奏斯績」之戰功,歸諸於己。其實湘、鄂之戰,戰功屬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蔣僅具總司令之名,並無直接關係,而他親自指揮的南昌之戰與徐州一役,卻是整個北伐戰爭中最最慘敗的兩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喪師的後遺症,竟以「克奏斯績」來掩飾。此時武漢已分共,他仍以反共來轉移視聽。他痛罵鮑羅廷,但若非鮑助孫中山改組、若無俄援,廣州革命根據地何從建立?北伐何從開始?若非中共大搞群眾運動,何能四處響應,不數月而達京滬?他為了掩蓋「兔死狗烹」之事實,竟反咬共黨一口,予其清黨以合理化,並以「打倒中正」與「打倒國民革命」混為一談,且故意顛倒「打倒中正」之因果關係。至於其「個人獨裁之傾向」,在當時即未彰著,亦為其後來行事所證實,還不止是「傾向」而已,日益見諸具體行動矣。    
    他最後要求「武漢同志剋期聯袂遷移來寧,共同集合於南京,而謀黨國大政之進行」(同上,頁五十六),則不得不承認武漢中央為正統,由漢遷寧,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須撤銷後併入。他於發表此宣言之後,又於八月十九日發電辭總司令職權。但他並非真正歸隱鄉里,實繼續在幕後策動,並於離寧前便已安排親信姚琮的警衛師與孫星環的憲兵團,駐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應欽掌握其嫡系部隊,其伺機再起的意圖已十分明顯。既欲再起,時局不能搞得太糜爛,否則覆巢之下無完卵。李宗仁終於八月底九月初贏得棲霞龍潭之役,擊潰孫傳芳意圖南渡之師。但龍潭之戰是險勝。若失敗,南京固不守,整個江南亦難保,就可到全局潰敗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緊要關頭偶然發現何應欽想收兵保存實力,幸及時制止。(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三五至三三六)何若無蔣命,何能出此?但同時蔣亦雅不欲時局太穩定,讓汪精衛遷都成功,統一黨權,否則將扼殺再出之身價。總之,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借下野以金蟬脫殼,然後見機效「哪吒鬧海」,於政潮迭起中脫穎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達到集大權於一身的目標。    
    蔣介石下野後,李宗仁即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電告汪精衛,請將武漢中央政府盡快遷往南京,汪於翌日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七次會議上,宣稱:    
    遷都南京是中央四月初旬就決定了的議案,何況現在南京政府已經無人負責。據今天所收的報告,也說南京政府已經停止辦公,事實上已不存在,那麼我們應決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見該次會議速記錄)    
    遂復電李宗仁,決定遷寧。於此可見雙方議定遷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經撤銷,以武漢中央為惟一的國民黨中央,亦為寧漢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於九月五日率領顧孟余、徐謙、陳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員,乘艦抵達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寧漢合作、黨內統一,必須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以承續武漢召開的三中全會,亦借此顯明武漢中央的正統與合法。但汪到之後,發現寧方中央委員胡漢民、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經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蔣之嗾使,不與汪合作籌開四中全會。汪為了表現合作精神,派譚延闓、孫科兩人赴滬溝通。但為胡等所拒。汪遂偕譚、孫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鈞、程潛、於右任等要員聯袂去上海勸駕。不意不僅胡漢民等不願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極右西山會議派老國民黨也來攪局。蓋因蔣介石於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後,即恢復西山會議派林森、鄒魯、張繼等黨籍,密談統一黨務,早已合流。故滬寧沆瀣一氣,刻意在法統問題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堅持召開的四中全會。如張靜江竟聲稱,武漢政府並非正統政府,前所召開之三中全會乃聯共會議,也屬非法,故根本沒有召開四中之資格,而主張重新召開三中,以銜接二屆二中。且不論有違寧漢合作之前提,若以聯共為非法,則孫中山聯俄容共之一屆即應否認,根本要重起爐灶。以張與蔣之親密關係,此橫蠻刁難之語顯由蔣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後來蔣再出奪權成功,逕自召開四中全會,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見張之目的,就在搗蛋,使話談不下去,無從溝通。    
    


第四部分:槍桿子出政權下野為晉身之本 3

    國民黨各方人馬再於九月十一日聚會,汪精衛再度提出四中全會召開之必要,然續遭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對,西山會議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況下,原在武漢中央的孫科提出折中辦法,由滬、寧、漢三方籌組中央特別委員會,暫時行使中央職權,以籌備召開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贊同(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原件),汪孤掌難鳴,只好默認,但心中極不以為然,為了不使談判決裂,僅表示消極,遂於十三日夜離開上海,前往九江,通電引退。汪之堅持召開四中全會,自有其原則立場,自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被挫,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實為寧漢合作以後,至可痛心之事,亦本黨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衛《復法總支部函》)李雲漢以此指責「汪兆銘反覆」(見氏著《從容共到清黨》,頁七七二),殊失公正。特委會雖於九月十五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選為國府常委之一,但由於汪之消極引退。所謂合流,全無實質意義,必為野居奉化墳莊的蔣介石所竊笑自喜!    
    武漢政府遷寧之後,兩湖便在軍事強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對合流,欲東下奪權,自有其個人野心,乃慫恿汪成立武漢政治分會,以與特委會相抗。唐更公開宣佈反對特委會,廣州張發奎通電支持,國民黨遂又成對峙之勢。南京特委會遂派孫科、伍朝樞、居正等上廬山晤汪,在同意於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的前提下,獲致恢復中央之協議,可見汪所爭主要僅此一端。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會突下令討伐唐生智,引發戰爭,四中全會又因故流產,汪憤然取道回粵,反對南京特委會,準備在粵籌開四中全會。約當此時,蔣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滬,於十一月十日電汪,贊同召開四中全會,並請汪赴滬晤商,並參與預備會。兩個多月前,蔣初下野,猶拒見汪,汪鑒此善意,遂於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濟深在廣州啟程,經港赴滬。不意又發生變故,廣州於十六日晚上發生事變,張發奎與黃琪翔以武力驅逐代理李濟深主持粵政的黃紹竑。因而汪於十八日抵滬時,即遭李宗仁、吳稚暉、蔡元培等妄加攻訐,令汪百口莫辯。吳稚暉更於十二月五日聯合張靜江等,提案彈劾汪精衛、顧孟余、陳公博。又是吳稚暉、張靜江在耍把戲,能不懷疑幕後的「黑手」?在此處境下,汪乃順水推舟,促請蔣介石復職而個人引退(閱《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頁一七九),冀求稍緩攻擊。然十二月十一日又發生廣州暴動,共產黨起事,組織公社,吳稚暉等再借此變本加厲指責汪精衛,妄指其「釀成此次之巨變」。汪雖辯解,但南京國府仍於十六日決議討伐張、黃之外,並通緝汪、陳、顧三人。事情既已發展到此一地步,汪精衛不得不於當晚偕秘書曾仲鳴,懷著鬱憤心情,再度登輪赴法。我們不能不懷疑,蔣介石串通特委會分子,引汪離粵,俟汪抵滬後,藉故攻擊,不遺餘力,不容置辯,使其無法立足而被驅出國門。汪精衛此次離國,與上次因中山艦事變出國,雖屬「異曲」,但對蔣介石而言,卻是「同工」。    
    汪出國門後,特委會卻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結束,該會除了令各地各級黨部,厲行清黨,重新登記黨員外(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頁六),好像是特別與汪過不去而設立的。在中樞空虛的情況下,蔣介石復出的時機已經成熟。一九二八年年初,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二月二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汪堅持而做不到的,蔣於一退一進之餘做成功了,攫取了國民黨最高權力。一時之間身邊沒有了汪精衛的陰影,沒有了共產黨的陰影,也沒有了唐生智的陰影。在大權幾乎獨攬之下,四中全會任命他為中執會黨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和軍委主席,進而通過整理各地黨務案,削減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黨、政、軍實權於一身。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1

    陳潔如在回憶錄中追憶,信誓旦旦愛她的蔣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與孔祥熙夫人宋藹齡在江輪上做了二十四小時會談之後,向她攤牌:    
    孔夫人就逕自返回漢口。介石回家後,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告訴我,他說:「我從未將我的任何秘密隱瞞於你,當然現在也不會,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協助。孔夫人告訴我:你是一顆明日之星。你要讓你這顆明星殞落得與升起時一樣快嗎?你要讓共產黨人按照他們共黨的奸詐陰謀把你掃地出門嗎?今天,鮑羅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權力,交給加倫將軍。你定會被他們消滅殆盡,只是時間遲早罷了,這點無可置疑。難道你怯於鬥爭,乖乖接受失敗嗎?我要老實告訴你:你如單槍匹馬,為國民黨的目標奮鬥,我可以說,你縱使有此精神,但卻無足夠的性格足以推動你的工作。但是,精神並非一切。這個解放並重建中國,制定國家憲法的重責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響力、金錢、性格與威望。照目前情形,這些你一樣都沒有。環繞在你周圍的,儘是些無能懦夫,其興趣所在,無非私利而已矣。他們所汲汲營求的,無非一己的私利私益,並非你的目的。你當知這些都是真話。不過,局勢也並非絕望。我願與你做成一項交易。是這樣的:我不但要如你所願,慫恿我的弟弟子文,脫離漢口政府,而且還要更進一步;他和我並將盡力號召上海具有帶頭作用的大銀行家們,以必要的款項支持你,用以購買你所需要的軍火,俾得繼續北伐。我們擁有所有的關係和門路。你自己知道,你不會再從漢口獲得任何經費或支援。而作為交換條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齡,也要答應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擔任閣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財政部長。」    
    介石看著我說:「我已走投無路。她開出很凶狠的交換條件,但她說的話卻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漢口方面再給我任何金錢、軍火或補給,所以,如果我要繼續貫徹我那統一中國的計劃,她的提議乃是唯一解圍之道。我現在請你幫助我,懇求你不要反對。真正的愛情,究竟是要以一個人甘願做多大的犧牲來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麼呢?」我問。    
    「避開五年,讓我娶宋美齡,獲得不理漢口、繼續推進北伐所需要的協助。這只是一樁政治婚姻。」(《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下冊,頁三四四至三四五)    
    陳潔如作為一個女人,這應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時刻,不太會有記憶上的錯誤,更不會說謊,但仍難免高度的天真、一廂情願,認為蔣介石所說的都是肺腑真言,沒有感覺到夫君早已移情別戀,於是恨宋氏姊妹奪夫,遠甚於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廣州時,蔣介石一再要她討好孫家與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請吃飯,蔣介石是如何地緊張與興奮,忘了蔣介石接到宋美齡的回信是怎樣地歡喜溢於言表,更忘了蔣介石叮嚀她的話:「我要把孫、宋、蔣三家緊密的連接起來,要愈來愈緊密。」(見《陳潔如回憶錄》下冊,頁二六七至二六八)娶了宋美齡,蔣介石立即成為孫中山的姻親,宋慶齡的妹夫,在武漢掌管財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孫、宋、蔣三家關係不是馬上就緊密起來了嗎?蔣介石會不夢寐以求嗎?尚需宋藹齡以此作為條件來強迫他接受嗎?陳潔如一腦袋想著宋美齡對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當時的情況。蔣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謂「明日之星」,尚是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則是因其抗命,武漢中央政府的財神爺宋子文扣押他的軍火與軍餉。如果不把宋家拉過來,根本無法與武漢抗衡,更不要說謀取長江下游的意圖,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蔣有求於宋,遠過於宋有求於蔣。蔣介石說宋藹齡「開出很凶狠的交換條件」,但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條件,宋家「慫恿宋子文脫離漢口政府」、號召上海資本家捐款替他買軍火、把妹妹美齡嫁給他,只換得孔祥熙當閣揆、宋子文當財政部長兩張空頭支票,且不論宋子文當時已經是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竟會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藹齡把黃金與美人都送上門來,以換取蔣介石的兩張空頭支票,天下哪有這般美事?更何況宋藹齡是一有名的精明婦人,蔣介石還說這些條件「凶狠」,顯系謊言。他向陳潔如轉述宋藹齡的話,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盤。為了個人的權位與野心,他極力追求宋美齡,無情地要陳潔如「避開」。最有趣的是,他對陳潔如說:「真正的愛情,究竟是要以一個人甘願做多大的犧牲來衡量的。」他自己的「犧牲」在哪裡呢?    
     史學家唐德剛在《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長序中指出,從「轉型期」歷史觀來看,受新式教育的智青,為了時髦、為了「革命」,拋棄髮妻,移情別戀,乃司空見慣,只能說是時代的悲劇。他說:    
    試從國父開始,黨國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沒有丟掉舊式老婆者究有幾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學生來說吧,能夠把鄉間的小腳老婆,帶到大都市來,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師胡適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滿口大話,濟弱救貧的文人如××、如×××、如×××、如×××……無一而非棄老妻如敝屣的絕情男人。他們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棄舊妻於鄉下,再找個識字的大腳姑娘,結新歡於都市。蔣公早年棄毛氏於奉化,娶陳氏於上海。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責。時代如此嘛!世上有幾個胡適,能超凡脫俗呢?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2

    蔣介石見到風華絕代、家世顯赫的宋美齡,再棄陳氏於南昌,又娶宋氏於上海,似亦為當時的風氣,無可厚非,但問題不只是東方式的移情別戀或西方式的離婚結婚。蔣介石所取的行徑先是不顧文證人證悍然否認與陳潔如原有婚約,不承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著脅迫她出國;欺騙她只「離開五年」,最後想把蔣陳姻緣從歷史上滅其跡。此種行徑暴露了他的專橫性格。陳潔如與他生活七年,最有資格道出他暴烈的壞脾氣,此後他的隨從人員也不斷透露罵「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國人旁觀也看出他極端衝動以及傾向走極端的個性。(參閱 Kasanin,China in the Twenteis,P.236)蔣介石還故意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給藹齡、美齡的信,給陳潔如看過後再寄,使她知難而退。當她看到蔣致宋美齡函中說:「你因我仍在江西,以為不便來與我晤面(由於我的妻子)。但我今已離開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種令你不安的疑慮。」(《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下冊,頁三五一)情何以堪?於此可見蔣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緒外,還有馬基維利式的冷酷,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白崇禧底定東南後,蔣介石自江西到京滬,成為軍事強人,四一二清黨,大肆殺戮;又以政治威脅,逼迫上海中國銀行張嘉璈「捐納」軍費一千萬元(參閱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一七二至一七五),大展強人威風。八月兵敗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當,下野實同度假,二百保鏢隨行,權勢未減,正好趁暇進行婚事,時時出入宋府。從一封情書可知,蔣介石還利用下野後的「寂寞」來贏得宋美齡的芳心,並說在廣州時就已傾心,曾向宋子文與宋慶齡表白,但沒有結果,現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齡一人。(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贊成婚事,惟藹齡最為積極,而美齡時已芳齡三十,尚待字閨中,雖曾與同學劉紀文訂婚,但遠不如蔣介石威風神氣,實已相許。蔣宋定親遂於九月十六日在上海孔府,由藹齡向親友宣佈。十日後蔣復向上海《字林西報》記者透露,來滬「為料理個人私事,並規劃與宋美齡結婚之事」,並謂一九二一年已與元配離婚,卻不提當時離婚是為了與陳潔如結婚。又說:「五年前,余在廣州常於孫總理處,以是獲見宋女士,以為欲求伴侶,當在是人矣。」五年前為一九二二,則公然自認與陳潔如結婚不到一年,即已見異思遷,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亦招認蔣介石與宋美齡早已暗通款曲,稱之為「愛情的長跑」(見《陳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來的政治秘辛》,頁二十三),足證陳潔如感情早已被騙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蔣介石又畫蛇添足向記者說「此種結婚,並非政治結婚,諸人皆從事於政治生涯,乃屬偶然巧合」雲,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嗎?顯然由於應宋家之要求,蔣介石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在《民國日報》上,連載《家事啟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對於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復,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唯恐傳聞失實,易資淆惑,嵩此奉復。    
    更加正式地否認與陳潔如的婚約,根本連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隨蔣介石革命的芸芸眾生都知道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蔣夫人或蔣師母就是陳潔如,連蔣與李宗仁的蘭譜裡,還有妻子陳潔如的芳名,居然就這樣一筆抹殺!而當時已被逼出國的陳潔如,外國人都以蔣夫人稱之。蔣介石居然聲言乃政敵造他的謠!真假蔣夫人以及蔣介石到底有幾個老婆,真教《紐約時報》的記者傻了眼。    
    登過報之後,蔣介石於九月二十九日攜未婚妻宋美齡、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隨從由上海乘海輪前往日本長崎。一行人遊覽雲仙、奈良、神戶、湯本、熱海、東京等地。到神戶後特赴有馬溫泉,拜訪養痾的宋太夫人,並得其允諾婚事。蔣介石在日時,忽謂將留半年、忽謂將赴歐美,結果都是障眼法。他覺得復職時機已到,即於十一月八日離日回國。    
    返抵上海,積極籌備婚禮,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登出如下一則結婚啟事:    
    中正奔走革命,頻年戎馬驅馳,未遑家室之私……茲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與宋女士結婚,爰擬撙節婚禮費用,宴請朋友筵資,發起廢兵院……欲為中正與宋女士結婚留一紀念。(宋平《蔣介石生平》,頁二○五)    
    此則啟事之妙,可謂「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嗎?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發起廢兵院」,他們結婚之後,廢兵院沒有下文,倒是兵連禍結,中國老百姓無有寧日。    
    十二月一日那天的婚禮,有二重儀式,先是宋家親友聚集在宋宅,舉行基督教宗教儀式。美國駐滬艦隊司令布里斯托爾(Admiral Mark Bristol)也來觀禮。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說,主持牧師姓江,即衛理公會教堂牧師江長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師很認真,對於蔣介石的婚姻狀況不滿意,拒絕主持,只好改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博士來主持,余雖是基督徒,卻非正式合格的牧師,也只好將就了。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蔣宋政治婚姻 3

    這個儀式結束後,便是在外灘大華飯店的盛大婚禮,豪華飯店的大舞廳裡,有來賓一千三百餘人,眾多的圓桌上擺滿了鮮花,還有鮮花製成的鍾鈴。禮堂上掛著巨幅孫中山的遺像、青天白日黨旗以及巨幅喜字。禮堂的另一邊坐著白俄樂隊,於下午四時十五分開始演奏,主持婚禮的蔡元培走到孫中山遺像下,十幾個國家的公使一一到場,代表美國的仍是海軍少將布里斯托爾。杜月笙也在賓客之中。    
    當孔祥熙陪伴四十歲的新郎蔣介石出現時,一身筆挺西服,引起一陣騷動。接著賓客入座,電影機發動,白俄樂隊奏起門德爾松的曲子,三十歲的新娘宋美齡冒稱二十七,一身白紗禮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紅地毯上,緩緩向前。走在後面的有穿著粉紅禮服的四位女儐相。    
    在孫中山的聖像前,美齡走到蔣介石的身邊,然後新郎新娘向遺像鞠躬,向國旗鞠躬。當此時也,照相機聲喀嚓不斷。接著蔡元培宣讀結婚證書,讀後,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證婚人以及眾賓客鞠躬,同時一個叫霍爾(E.L.Hall)的美國男高音,在白俄樂隊的伴奏下,高唱《噢!答應我》 (Oh!Promise Me)。最後在掌聲雷動中結束婚禮,當晚帶著二百多名保鏢,乘車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紐約時報》在第一頁上刊出蔣宋結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報紙也競相報道,稱之為近年來中國人最顯赫的婚禮,禮物之多更不在話下,消費在數百萬元以上,這個婚禮本身足以顯示這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已經十分資本主義化了,已經向現實妥協了。    
    美國記者斯諾曾訪問宋慶齡談起這樁婚事,慶齡認為兩人起先都是「投機」(opportunistic),但結了婚多少有愛情,應屬實情。蔣介石與宋美齡即使在公眾場合也互稱「達令」(darling),雖說是學洋派,總還有一些票面價值。然而無論如何,蔣宋聯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濃厚,尤其對蔣而言。對宋美齡而言,蔣之人品與學識俱不足取,但他權勢熏天,不久貴為一國元首,風光數十年,也足以滿足她的需求。至於對蔣介石而言,娶宋之後立即把孫中山變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搖身一變為「兄弟」,為革命法統平添一層「裙帶關係」,使他更能夠將「死中山」作為「活護符」,以號令天下。再通過宋美齡,不僅把財政部長宋子文爭取過來,而且還搭上美國人的關係。不過美國關係常被人過於誇大,認為從此蔣與美帝掛了鉤。宋家在美國政界哪有這般大的影響?只是在人際關係上有所溝通而已,當然由於親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國以及美國人對蔣政權的影響,倒是與日俱增。還有許多人指出,宋美齡對蔣介石有兩大影響:一是使蔣增多一些國際知識,擴大了他局限的見聞,不過照馬寅初教蔣介石經濟知識的經驗,蔣光頭像電燈泡,裡頭真空外面進不去,則增廣知識也頗有限。二是使蔣成為基督徒,於一九二八年受洗,不過受洗入教原是結婚的條件之一,我們很懷疑蔣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懷疑他完全揚棄了他母親的佛教和民間邪教信仰。據他的親信張明鎬在《蔣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憶,明說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信基督教之年——還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陰陽風水」的。張明鎬回憶:    
    蔣介石老宅內設有「祖堂」,並出資重修蔣家新祠堂,在祠堂兩旁各建十間樓房,作為武嶺學校教職員家屬及本族近房的住宅,並自題「忠孝傳家」四字懸於祠堂外門上。他不但喜歡結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陰陽風水。一九二八年,蔣偕宋美齡回籍時,到雪竇山上野餐。蔣到隱潭廟時,走進龍王神像大殿前,向龍王作揖行禮,口中還唸唸有詞,似在默禱著什麼。根據多年來的情況看,他每遇時局動盪,須以決策應付的時候,就回家住在墳莊或雪竇寺、妙高台。他絕非遊山玩水,而是默禱祖上及神明保佑,或與親信密謀定計,把這裡視作「隴中決策」的場所。    
         
    對照起蔣介石多年在雪竇寺等佛寺的行蹤,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師、法師等的關係,張明鎬所回憶的種種,自屬可信。    
    還沒完呢!在蔣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關係,也非比尋常。最有趣的是,在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一文裡有這樣一段:    
    父親得病於六十一年之秋,其後多在休養治療之中,不論病情如何,父親始終安寧靜養,不煩不躁,有此修養,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癒,即囑兒在父親胸前,代為掛上平時常戴之聖母像,吟讀唐詩,有時,或於晚餐後朗誦大學、中庸。父親一生為國,一無私念,一切為公,此皆余所當學習與實踐者也。    
    蔣經國文中提到的「平時常戴之聖母像」,可真太有趣了!聖母像云云,豈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兒嗎?    
    由此可見,蔣介石其實絕非一個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寶能押全押,這才萬無一失啊!    
    至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蔣介石「遺囑」中,說他「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蔣介石是哪一年見孫中山的?》(《千秋評論》第五十一期)一文裡考證出:蔣介石「遺囑」中的話是完全與事實不合的。「遺囑」中所謂他在「束髮」之時就以耶穌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說法,也是與事實不合的。    
     不過,不論他何時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傳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國,賺到政治本錢,使山姆大叔大有雖不「同種」而「同文」的感受,《時代雜誌》老闆盧斯(Henn Luce)一生力捧蔣介石,便事出有因了。總之,蔣宋結婚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1

    蔣介石於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復出的準備,如果真歸隱山林,宋美齡才不肯嫁給樵夫漁父呢,不過運氣也確在他的那一邊。共產黨大搞廣州公社暴動,給吳稚暉那一幫人大肆攻擊汪精衛的借口,將汪逼走。誠如李宗仁所說,汪一走,蔣復出便穩坐第一把交椅。    
    蔣於復出之前,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製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慘案。當時南京政府的當權派是「中央特別委員會」,蔣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他自兼校長,教務主任戴季陶、訓育主任丁惟汾、總務主任陳果夫)煽動學生鬧事,於二十一日搗毀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翌日黨校學生又聚眾示威遊行、高呼口號,由於軍警開槍鎮壓,造成血案。事後,蔣接連發表措辭嚴厲的談話,抨擊政府,極具火藥味,更於二十四日策動組成慘案後援會,要求嚴懲兇手,接著各地黨部發表通電響應。十二月三日,蔣於二屆四中預備會議時議定組織特別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蔣身為黨校校長,學生滋事又如此袒護,其幕後導演之事實已呼之欲出。蔣為了東山再起,必須要打倒新當權派「特委會」,遂命陳果夫運用其組織部和黨校勢力,鼓動「反特委會」運動,走上街頭,釀成南京軍警開槍的「一一二二慘案」,使當權派聲譽掃地,促使蔣重掌大權。(見王克文《陳家黨比蔣家天下更早畫下句點——從現代史觀點看陳立夫在國民黨史上的角色與影響》,頁三十)至此,慘案由蔣主導已屬定論。一般史論認為蔣借此事打擊西山會議派,其實西山派只是遭池魚之殃,那些頑固政客無拳無勇,因蔣反共,早已投靠,蔣要重掌大權,絕非障礙。度蔣之意,只是打擊現政府的威信,使其復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情況。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為了造勢,也不惜人頭落地,並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厲矣!    
    居正字覺生,是湖北廣濟人,生於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緒二年,民國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國受舊教育,後來到日本留學,念的是法政大學,並且從事革命運動。當時中國的革命,有兩大家:一類是邊緣革命家、一類是中原革命家。邊緣革命家只會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側擊,結果作秀有餘,動搖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則主張打硬仗,他們深入民間、腹地和內陸,冒真險、犯大難,進行革命。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斷正確的明證。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蔣介石而唾棄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記》序中就說:「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武昌起義終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義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居正被任命為內政部次長並代理部長。一九一三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民國雜誌》經理。一九一六年到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占濰縣,攻濟南。在這段期間,他手下有一位參謀長,不是別人,就是蔣介石。所以,在國民黨的倫理中,居正是蔣介石的上司。儘管是上司,照樣無辜被整肅。居正夫人鍾明志說,居正雖名列中央特別委員會,並不常住南京,於慘案全不知情,卻仍被株連,存心羅織,最後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後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備總部,「腳鐐手銬,如獲江洋大盜。」(鍾明志《我的回憶》稿本)直至擴大會議失敗,南京有人關說,始准家屬會見,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變後才獲自由,並且當上了司法院長。他有詩記此奇遇,說:「禦侮當前恥鬩牆,精誠團結為非常。檻車甫脫容登閣,慚愧夷吾笑楚狂。」寫的就是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無伴君如伴虎之懼?    
    蔣於復出之後,又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發行國庫券,親自致電上海總商會以及中國、交通銀行,強力推銷。中國銀行的張嘉璈於前一年已被蔣敲去一大筆,不願再輕易介入,不肯應命赴南京商量。蔣竟大怒,於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電文中,指責張不來寧即是「阻撓北伐」,並限張於一星期內承銷一千萬元。張也動了肝火,措辭強硬地回復宋子文,說是:    
    此等電文,余無法承受。若轉與余,只好復電決裂。試問:國民軍自粵而湘而贛而浙而寧,中行幫助逾千萬;去年第一次庫券,中行允八九百萬;第二次庫券,中行允六百餘萬;龍潭之役,孫軍過江時,中行幫助幾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幾何?去年過年,中行又借幾何?此謂把持何?北伐失敗之罪,繫於何人?非嚴重詰問不可,否則如此無信無義之人,何能當我輩首領!我輩犧牲為行,一生窮困,至於今日,所望事業有成、國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絕望,則既無興趣,隨時可拋棄地位。(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五)     
    宋子文婉言相勸無效。翌日張又得蔣之電報催募,遂以「感觸太深、精神不濟」為由,隱居不出,避不見面,以抗議「威權相逼」。三月四日,蔣親自到上海施壓,聲稱:「北伐費必須籌足,每月千萬始可進行。」張嘉璈雖心不甘情不願,但是還是怕決裂而引起金融風潮,最後議定中銀墊款六百萬,分三個月付清。蔣終於表示「融洽諒解」,再次平白獲得巨款。(參閱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徑何異強盜勒索啊!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2

    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佈將於九日恢復總司令職務,並預告四中全會的召開,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會雖一直由汪精衛堅持要召開而未果,但現在召開完全在蔣介石籠罩之下,聽其意志辦事。寧漢合流,原是取消寧偽府,以便漢府遷寧,而現在蔣取得權力後,實際上等於是他擅立的寧偽府,把漢真府給消化掉了,不僅中共被趕盡殺絕,國民黨左派被掃地出門,汪派人馬也被排除在權力的大門之外。    
    蔣安排好政治權力後,即準備繼續軍事行動,統一中國,完成孫中山的遺志。他稱之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質已大大改變。他仍稱之為國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質與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馳。廣州誓師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仍秉承孫中山的遺志聯俄容共,但現在是反蘇反共,對共黨與「左」傾分子格殺勿論,蔣氏反赤情緒比孫傳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反共,同時壓制了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乃是當年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如省港大罷工,震動一時,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動力。然後在蔣主導下的二屆四中全會上,連中央政府以及各級黨部中有關工、農、商、婦女、學生等組織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眾,而依賴一直在建設中的特務組織。再說,原來的革命有兩大目標:「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旗幟鮮明。但蔣一到京滬,立即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屈服。他復職後不到幾天,就槍斃了五十餘名士兵,指控他們是在共黨嗾使下於前一年(一九二七)攻擊外國人的罪犯,還逮捕了不少軍官接受軍法處置。(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25)是知蔣不僅不與帝國主義嚴正交涉南京慘案,而且殺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國主義在華權益的態度與政策,更毫不隱飾。至於打倒軍閥,蔣早已收編了不少軍閥為己用,雖然還須打倒張宗昌、孫傳芳,以及奉系舊軍閥,但國民黨內新軍閥集團亦已形成。蔣介石自領第一集團軍,以其親信黃埔學生為班底組成的嫡系部隊,聚合了六十師之多,完全聽命於蔣。蔣為了展示大家長的威風,於復出之時,向何應欽施了下馬威,令何驚羞交加,告假兩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又稱西北軍),於北伐節節勝利時集體加入國民黨,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樣,組成第二集團軍。閻錫山及其山西部隊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國民黨,組成第三集團軍。李宗仁與白崇禧的桂系部隊,於「第一次北伐」中戰功卓著,勢力不斷擴張,組成第四集團軍。這四個集團軍各有地盤、各有軍頭,名為黨軍,實聽命於軍頭,非新軍閥雲何?而「第二次北伐」的軍力就是靠這四個新軍閥集團。    
    蔣在南昌抗命時,武漢中央曾擬取消總司令以削其兵權,惟力不從心。而今蔣恢復總司令職之後,竟自動改為平行的四個集團軍,各稱總司令。不僅此也,蔣還主動於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分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出任主席,實同政治分權。李宗仁認為蔣於下野前曾被人罵獨裁,故復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們覺得並不盡然,獨裁乃其一貫目標,為達此目標,自有其迂迴的權術與戰略運用,所謂「奪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勢,馮、閻各據一方,而二人資歷都在蔣之上,為了盡快底定華北,絕對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繫於擊潰唐生智後,控馭兩湖,軍容甚盛,亦必須拉攏籠絡。更何況直魯軍雖已是強弩之末,但張作霖的奉軍以東北為根據地,實力仍然強大。簡單言之,蔣為了清除舊軍閥以完成北伐,必須團結新軍閥不可。    
    蔣介石所謂的「第二次北伐」,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開始總攻擊,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北上。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攻掠京漢路以東與津浦路以西地區。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自太原出娘子關,截斷京漢線。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自武漢循京漢鐵削匕進,與友軍會師北京。如此龐大的軍團,南北夾攻,聲勢浩大。孫傳芳與張宗昌的直魯軍於龍潭一役後,已一蹶不振,然而蔣介石及其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北上時,左翼忽被孫傳芳殘部突破、頓感驚惶失措,幸馮玉祥的孫良誠部及時截斷孫軍退路,始得解圍,蔣馮兩軍遂於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會師,並於五月一日進佔山東省城濟南。    
    蔣介石進駐濟南,當時濟南有日僑兩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護僑為名,不顧蔣之外交部長黃郛一再保證日人生命財產的安全,蔣復於三月六日歡宴日本記者演說時,強調「中日親善提攜」(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一),頁一一四),仍於四月十八日決定派五千遠征軍到山東。北京、南京兩府俱向日本抗議侵犯主權。蔣到濟南後立即與日將獲致協議,日軍撤退,蔣保證維持和平,並令各軍「對日本始終忍耐,勿出惡聲、勿使衝突」(見同書,頁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發生衝突,引起槍戰。蔣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換取停戰。根據英美公使的密件報告,衝突的發生實由於蔣軍入城後紀律太壞之故。(見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179)然而蔣雖撤兵城外,日軍仍借題發揮,派遣生力軍,聲言懲罰,並於五月七日遞交第一次通牒,要求處置有關官員,解散有關部隊,撤去濟南城內部隊,查禁一切反日宣傳,以及所有中國部隊向濟南至青島鐵路南北兩側撤退二十華里等,並限十二小時內答覆。(見同書,頁一三三)蔣介石在日帝橫蠻威嚇下,居然答應一部分極具侮辱性的條件,但日方仍不滿意,於五月八日下午向濟南實施攻擊,至十一日蔣軍無力抵抗而屈服,濟南城內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軍民死亡數千人之多。(據《蔣總統秘錄》,日寇殺害中國軍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見第七冊,頁五十一)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有名無實的統一 3

    蔣介石於五月五日晚上,當日機轟炸濟南時,就倉皇逃出城外,把總司令部遷至黨家莊車站,翌日馮玉祥來晤(見《馮玉樣日記》第二冊,頁四五八),黃鄲、王正廷、楊傑、楊永泰、蔣作賓等參與會議。蔣介石居然在會議上提出放棄北伐,與奉張劃江而治的主張,但遭馮玉祥等反對。最後決定避開日軍,繞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黨政聯席會議在兗州召開,與會國民黨要員一致表示必須對日妥協,滿足日軍一切要求,並訴請國聯調停。有趣的是,蔣介石再度提出放棄北伐,此次馮玉祥不在場,由譚延力言不可放棄,蔣介石無辭以對,只好打消這個念頭,再度肯定繞道北伐的前議。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線指揮了,把任務交給馮玉祥後,即返回徐州去也。(參閱蔣致馮玉樣電,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一三九)    
    濟南慘案毫無疑問地暴露了日帝橫蠻凶殘的真面目,不過一片反日情緒卻也模糊了蔣介石舉措失當的真面目。這件慘案是在他眼皮底下發生的,他一開始就採取極為軟弱的對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記裡自認:「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他又於五月六日電告南京政府,「轉飭所屬,對各友邦領事、僑民生命財產,須加保護,凡有礙邦交之語宣傳,宜隨時取締。」(《見國聞週報》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對帝國主義的屈辱,並未稍減日帝的暴行,更未得絲毫善意回報,可稱國恥。(參閱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頁七十五至八十九)他於失敗屈辱之餘,竟憂懼喪志,二度想放棄北伐。他還掩飾第一集團軍的軍紀廢弛。前次漢口事件與南京事件,他有共產黨可以指責,而此次共黨既被他清除乾淨,已無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實蔣軍的紀律絕不會比一般軍閥的軍隊好。    
    蔣介石於兗州會議後回到徐州,把繞道北伐進兵河北的任務交給馮玉祥,讓第二集團軍去應付京津一帶的帝國主義,以及號稱百萬的奉軍。他又約馮玉祥與白崇禧到鄭州,於五月二十一日開軍事會議,以地盤與軍餉來鼓勵馮、白積極進攻。白返漢口後,即率第四集團軍北上。白回憶稱:「奉軍之偵察機發現我方之援軍有百餘列車,才退回關外。」(《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頁九十)張作霖奉軍足與閻錫山晉軍周旋,但桂系大軍壓境,勢必退守東北。不過由於張作霖極度敵視馮玉祥,故於離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閻錫山進取京津。奉軍於五月底即棄守保定。蔣介石於五月三十日到石家莊晤閻,許諾京津地盤。六月一日張作霖通電出關,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張學良於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軍退出山海關。同時北京的「和平維持會」電請在保定的閻錫山進京。八日閻屬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閻偕白崇禧進京,設立衛戍司令部。十二日閻以部將張蔭梧任北京市警備司令,命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完全控馭京津地區。蔣介石先促馮玉祥進取河北,後讓閻錫山據有京津,自有製造閻馮間矛盾之嫌。馮玉祥於六月二日電蔣,「謂我軍是為革命而犧牲、為統一而作戰,非為爭地盤而革命」(《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四六八),已露意氣,馮的不開心,不僅表之於電文,而且付諸行動,命韓復矩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館所請維持秩序的一旅奉軍,並繳其械。公使團與南京政府幾經交涉,才逼使馮玉祥放人還槍。顯然馮生此事端,令蔣難堪。    
    蔣介石以南京政府名義,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事實上,統一併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幟;張學良退據東北,至歲暮才內屬。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東北,蔣豈敢進兵?由於當時感到統一東北無望,才會於六月十五日宣告統一。他未料到張學良國仇家恨,不顧日帝的威脅與阻撓,毅然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佈東北易幟,歸屬中央。(見《申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報道,另見同日上海《新聞報》)然而即使東三省內屬,南京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個集團軍雄踞一方,派系林立,軍令與政令均未真正統一。所謂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根本是有名而無實。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比舊軍閥更黷武 1

    有名無實的統一之後,蔣介石雖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實上不過是佔領東南幾省的一個諸侯。他環顧當時的中國,自南至北,除他之外,還有五個權力中心:廣州的李濟深、武漢的李宗仁、開封的馮玉祥、北平的閻錫山以及瀋陽的張學良。這種國民黨內群雄割據的局面,多少由蔣一手助成。他為了建立個人的軍事勢力,不惜一再打擊黨的威信,甚至否認武漢黨中央而別立南京中央,開了國民黨內軍頭主義的先河。他又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納軍閥餘孽,並與各派軍頭妥協,允諾地盤以及其他政治與經濟利益,最後造成以國民黨新軍閥取代北洋舊軍閥的後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論戰功,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無論如何擺法,必然在四個集團軍中「憾」陪末座。號稱第一,實居第四,若論功行賞,欲以第一集團軍通吃其他各軍,必難以服眾。「功」之外,蔣之「德」更不堪聞問,即連始終幫蔣抬轎子的丑角吳稚暉,私底下也說:「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九四至三九五)「黃袍加身」是宋太祖趙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於《宋論》中暢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無德、無功,乃重一「懼」字,即懂得謹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釋兵權,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蔣介石若有慎懼之心,自應面對現實,認可中央與地方均權分治,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以便避免戰禍,和平建設,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國統一。然而他既無德無功亦不懼,才會「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異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權心願,結果弄得全國騷然,黨爭無已,兵戈不休,最後釀成中原大戰。此役為時之久、殺戮之慘、破壞之厲、百姓之苦,皆為北洋軍閥時代所未曾見,    
    蔣於動武之前,早已有一連串的動作。他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眼見北伐即將告成,突然宣佈辭去黨政軍各職,其動機不外有二,其一於此緊要關頭,撒手不幹,必獲各方呼籲挽留,以增身價;其二欲「以身作則」,誘各軍頭傚法,如在辭職電文中所謂「此後軍權統歸政府」云云,以便戰後削藩。但這場戲演下來,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請蔣留職的電文交馳,蔣然後於六月十七日打消辭意,要負責到底。三日之後即部署改直隸為河北,北京為北平,並任命新人事,以削閻錫山之權,逼使閻於六月二十七日辭去京津衛戍司令一職。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透霹一則自稱「驚人的消息」,謂蔣在北伐剛完成時,已經企圖用武力消滅異己。這則驚人消息,是他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在李濟深家裡聽到的!    
    李濟深當時住在南京鼓樓附近一座小洋房裡,蓋因曾兼黃埔軍校副校長職,故家中常有黃埔學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黃埔生去找他,並告訴了他一項特別消息。略謂:    
    蔣校長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並召集駐津浦沿線的第一集團軍中黃埔軍校出身上尉以上軍官訓話,訓話時,發給每人一小方白紙,並詢問大家,北伐完成後,軍閥是否已經打倒?認為已經打倒的,在紙上寫「打倒了」三字,若認為尚未打倒,則寫「未打倒」三字。各軍官不知校長的用意,為仰承其意旨起見,概按照事實,做正面的答覆。蔣看後大不以為然,遂再度訓話說,你們認為軍閥已打倒了,其實不然,舊的軍閥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軍閥卻又產生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非將新軍閥一齊打倒不可。蔣氏最後更強調說,只有連新軍閥一齊打倒,你們才有出路,你們現在當連長的人,將來至少要當團長云云。(頁三九—)    
    李濟深是國民黨老軍頭,北伐初期第四軍軍長,留守廣州,並兼黃埔軍校副校長。有軍校出身軍官將此事相告,不足為奇,何況寫紙條的軍官必不在少數,人證很多,絕不可能是流言傳說。然則蔣視馮、閻、二李為新軍閥,已呼之欲出。如果國民革命軍的第二、三、四集團軍皆為新軍閥,則第一集團軍豈能例外?蔣無意之間認同了毛澤東所謂「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四十七)的說法!    
    動武需要準備,一口難吸西江之水,故蔣同時採取別種步驟。他於宣告北伐完成之際,立即強調軍政時期已經結束,將進入訓政時期。訓政由黨,他顯然想用黨來收軍權,然後可由他所控制的黨來控制一切。基於此一考量,他處心積慮地要建立與國民黨始祖孫中山的親密關係,造成他才是嫡傳與承繼革命法統的印象,想要挾「死中山」以令諸侯。在這一方面最具戲劇性的表演,莫過於邀集了連他本人在內的四大集團軍總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將星,於七月六日到北平碧雲寺舉行祭奠孫中山靈柩的大典。典禮於八時二十分開始,蔣主祭,馮、閻、李等襄祭,蔣讀祭文曰: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比舊軍閥更黷武 2

    維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革命軍既奠北平,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雲寺,致祭我總理孫先生之靈曰:溯自我總理之溘逝,於今已三年餘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    
    此時蔣與宋美齡結婚將近一年,與孫中山已有連襟之誼,不稱姻弟,而降格稱弟子,實欲著重革命的師承關係,耳提面命之親密關係,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關係,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孫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勝利,統一大業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態。名為祭告,實在是做給睽睽眾目看的。所以他更於開棺瞻仰遺容之際,竟當眾扶棺號哭,情同孝子。然而從相陪的目擊者如馮玉祥、李宗仁的回憶看,他們並不吃那一套(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頁十六;《李宗仁回憶錄》,頁五六九),不過是在看演戲罷了。祭靈哭棺後不到三個月,蔣即議定迎櫬南下,積極準備,大肆鋪張,並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為奉安日期,飭令平漢鐵路局趕造靈車,向美國訂購奉安汽車,訓練槓夫百餘名。尋因趕工不及,推遲奉安日期至六月一日。蔣介石親自擔任奉安委員會主任委員,經由國民政府下令自五月二十六移靈之日起,全國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纏黑紗七天,並停止一切娛樂、慶典。靈車先自碧雲寺移下至北平東站,掛列車十五輛,直抵浦口,由蔣介石領導迎櫬,中央大員一律藍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襪,肅立行禮。禮畢,移靈至威勝軍艦,渡江上岸,自蔣以次,依序執紼,隨靈車到中央黨部禮堂,舉行停靈禮,仍由蔣主祭,獻花上香。然後蔣以下中央委員、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輪流守靈,直至六月一日奉安之期為止。是日靈車啟行徑往紫金山,槓夫人一百零八名,由蔣介石、孔祥熙引導拾級而上,扶櫬入祭堂,舉行奉安典禮,再由蔣主祭,獻花圈,宣讀誄文,行禮如儀。禮成,移櫬入墓門,鳴炮一百零一響,蔣等依次進墓門瞻仰,最後集合眾人行三鞠躬禮,奏哀樂而禮成。(參閱《奉安實錄》)    
    如此鋪張繁費,還要全國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濃厚,較之一九O八年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出殯大典,有過之而無不及,真是對一個革命家的大諷刺,另一個革命家章太炎實在看不過去,做了一副極為挖苦的奉安輓聯:    
    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章氏早以孫中山的聯俄容共為赤化,但孫之赤化卻不如中共陳獨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蔣介石以下,人人奉孫中山為國父,豈非「滿朝皆義子」,真可直追明朝權宦魏忠賢了,而魏之墓在香山東麓的碧雲寺之後,正是孫死後停靈柩之處,可謂巧合。奉安大典無疑是按照蔣介石的意思辦事,死去的革命家讓他做此「封建」安排,無可奈何。他做這樣安排,感恩圖報其次,想回收政治資本的投資,才是真的。    
    蔣介石於香山扶柩哭靈之後,就動腦筋如何整肅異己,當時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時獻計討好,其中有楊永泰,字暢卿,廣東茂名人,歐戰爆發後與黃興、陳獨秀等組織「歐事研究會」,戰後改名「政學會」,世稱政學系,後回任北京國會議員,事段祺瑞,北伐後投靠蔣,任參議,促效永貞朝士獻策唐順宗,削藩權歸朝廷故事,建議將地方軍頭請到中央做官,達到「離窩毀巢」的效果,推行全軍整編,以消化地方武力。蔣遂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之便,拋出「軍事整理案」,以冀同化異己部隊,聲稱應自「軍政時期」邁向「訓政時期」,以黨治國,並據此提議撤銷各地政治分會。但是政治分會之設立,緣由蔣於二屆四中全會上主動提出,並有案保留至三大召開時再做決定。蔣之猴急,自難以自圓其說,於是借二屆五中撤銷政治分會的企圖,只好落空。「軍事整理案」雖然列入議程,前途未卜。蔣之中央與地方角力,頓成僵持之局。此時適胡漢民回國,亦倡言黨權,主張取消政治分會,其動機或與蔣有異,然近程目標一致,令蔣頗有如虎添翼之喜。國民黨中執會常務會議乃於十月三日通過「訓政綱領」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於十月八日產生新的南京政府。蔣介石出任國府主席,譚延任行政院長,胡漢民任立法院長。馮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李濟深任參謀總長,閻錫山任內務部長,李宗仁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各政治分會主席一網打盡,盡成中央大員,表面上呈現空前團結。蔣遂於十月十日國慶日率領五院院長在南京宣誓就職,敦促未進京人員盡速上任,欲彼離窩爾後毀其巢,然離窩其難也。    
    蔣出任主席後,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軍事訓練總監何應欽,積極籌劃「全國編遣會議」的召開,亦即是「軍事整理案」之實施。統一之後,軍隊需要編遣,無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編遣卻矛盾叢生。我們覺得蔣要開此會議,原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因無論按馮玉祥存精良的建議,或按閻錫山平均分配的建議,皆非其所願。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開會僅僅是檯面上的活動,檯面下則另有動作。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比舊軍閥更黷武 3

    全國編遣會議於一九二九年的頭一天舉行開幕典禮,各集團軍總司令與總指揮等六十餘人,一起與會參議。蔣介石在會上做了「關於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的專題報告,他希望四個集團軍,傚法明治維新時代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雄藩,於大功告成之後,「深明大義,毅然決然奉還大政,歸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編國軍」,統一與集中之後,才能建設現代化國家云云,其意圖已甚鮮明。他一心一意要別人「明大義」歸還大政,卻忘了自己只不過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還大政,如何教人倣傚?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豈不讓其他三雄藩竊笑?然而蔣到底成竹在胸,故討論時讓各藩爭吵,而以仲裁自居,編定《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以收軍權於中央,如取消集團軍司令部,聽候點編等等。但閻、馮等並不滿意,主張先休整爾後編遣。結果開了二十六天的會,並無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許正是蔣所預期的。    
    一如借編遣會議想獨攬軍權,蔣擬操縱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以獨攬黨權。他在胡漢民的支持下,決心蠻幹。只因國民黨改組派分子反對蠻幹,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擊改組派會場,磚石亂飛,搶奪文件,使許多人受傷,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後蔣乾脆包辦大會,其他三集團軍總司令均不出席,李濟深則被騙到南京後遭扣留,成為蔣、胡清一色的國民黨三大,決議十分右傾,同時表達了蔣介石集中黨權與軍權的決心,並預示將不擇任何手段,達到目的。國民黨內部的決裂已不可避免,文爭武鬥接踵而至,以至於演成大規模的戰爭。    
    蔣介石想當明治天皇,必須各個擊破,若其他三個集團軍聯手反擊,則必敗無疑。所以他暫時敷衍北方的閻、馮,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團軍開刀,馮玉祥於一月中旬即對此表示憂慮,有謂:「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團同心協力之結果,一集團不應企圖消滅第四集團也。」(《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六四)蔣介石號稱討逆,指控桂系違抗中央,其實是中央有計劃的削藩行動,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宗仁自統一廣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進武漢,東下京滬,戰功輝煌,造成聲勢浩大的桂系勢力,及擊敗唐生智,更兼有兩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時,形成龐大的第四集團軍。白崇禧以前敵總指揮,自武漢長驅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雖以蔣為上司,並不事事遷就,羽毛既豐之後,更以方面自任,猶若雄藩。但是蔣自始至終視李、白等為異己,即於共患難時,亦處處防備,桂系與嫡系早已親疏有別。蔣於第一次下野時更散佈桂系逼宮之說,載諸報端,以淆視聽,可謂自製矛盾。 (參閱黃紹《新桂系的崛起》,《晨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報道;《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時,桂系軍力已自廣西、兩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擺開,南北呼應,而李、白於編遣一事,亦洞察蔣氏心機,並不積極。就蔣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時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從各個擊破的觀點看,因近及遠,桂系也必然是首當其衝。    
    古今中外出師必須有名,激而成變,變則有名。桂系勢力範圍內的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為譚延舊部,蔣介石因譚之關係,裡通魯氏,且經由江西私運大批槍械援魯抗桂,引起桂系將領的疑懼,導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驅魯的「湘案」。李宗仁時在南京,自稱事前並不知情,頗恨第四集團軍在漢將領夏威、陶鈞、胡宗鐸的輕舉妄動,中了蔣之圈套。(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三九六至三九七)蔣介石果然抓住機會不放,於二月二十七日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漢政治分會委員之職。然此一處分尚是前奏,又於三月七日電告李宗仁,以維持中央威信為名,調動軍隊,進逼鄂東(參閱《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動武。但蔣介石不僅僅要懲罰武漢,醉翁之意在於乘此機會,徹底瓦解桂系勢力。他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實力,不惜以大把鈔票支援宿敵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動白屬唐部,迫白倉皇南逃,並於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同時蔣誘李濟深離粵,李雖系廣東重鎮,然身為桂人,與李宗仁交好,為蔣所忌。李濟深至上海後,見到自京來滬的李宗仁,對赴京原有顧慮,但經國民黨大老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一再勸說,並以蔣介石人格擔保為辭,而吳、李又是兒女親家。李濟深終於前往南京,並勸告蔣化干戈為玉帛,蔣佯表同意,李信以為真,電告桂方蔣之態度,並請節制,豈料蔣私下並未停止進兵,李濟深於三月十六日得報後,知蔣無信義,即電李宗仁促「調軍討伐,以伸正義」(見《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十二期),但為蔣方截獲,遂於三月二十一日囚李於湯山。蔣介石不僅欺騙敵人,也玩弄吳稚暉等大老於股掌之間,手段雖然陰鷙,然於同一天內逐白囚李,獲致除去桂系南北兩翼之目的。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比舊軍閥更黷武 4

    雙翼既除,蔣介石於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達討伐令,並親自督師於九江,以進窺武漢。武漢為第四集團軍總部所在,雖桂方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俱不在軍中,群龍無首,然在夏、陶、胡三將統率之下,擁兵十萬,實力非同小可,然而蔣軍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漢,並非蔣介石「天縱英明」,而是事前已經收買分化,利用桂系將領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滿情緒,以高官厚祿收買,並派特務鄭介民至武漢大肆活動,內部已經分化。正當夏威出師之際,又突患白喉,恰將指揮權交給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師,打亂了陣勢,不旋踵而潰敗。蔣介石仍不罷手,於四月二十五日自武漢轉往長沙,部署直搗廣西老巢的作戰計劃。(見《順天時報》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報道,另參閱四月十七日報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經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擲,於五月五日組「護黨救國軍」,通電討蔣(參閱《中國現代政治史料彙編》第二輯第七冊),為扭轉頹勢,自東襲取廣州。桂軍與親蔣粵軍陳濟棠等於五月十九、二十兩日,激戰於蘆苞、赤坭、白坭一帶,由於蔣命何鍵率軍自湘入桂,桂軍因眾寡不敵而敗北。湘粵聯軍遂於六月二日攻佔梧州,二十七日桂系叛將俞作柏、李明瑞進駐南寧,蔣發表俞為廣西省主席。李、白、黃三巨頭建立的桂系實力及其第四集團軍,至此瓦解。桂系雖未就此煙消雲散,但黃金時代已一去不返。蔣介石縱橫捭闔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氣的,在《回憶錄》中說:「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並非酸葡萄的話,征諸歷史,蔣之軍事伎倆的確不出「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範圍。於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試,接著他又施之於閻、馮,作為黷武的利器。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1

    蔣介石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討伐國民黨第四集團軍之後,閻錫山於二十九日通電討桂以表態,張學良復於四月二日通電警告桂系以表態,馮玉祥則「不便偏袒」,首鼠兩端,觀望不前,與蔣亦有諒解。足見蔣之「遠交近攻」戰略之成功,使他能專心搗桂而無後顧之憂。桂繫於五月間瓦解後,四分天下蔣已得其二,對併吞另一半的決心亦分外堅定。    
    在短短的兩個多月內,龐大的第四集團軍被蔣介石一口吃掉,當然震動國民黨內外。蔣亦當然躊躇滿志,氣焰日盛,姿態愈高,與馮玉祥的關係也就日趨惡化。    
    論者常說,蔣馮交惡由於一九二九年二月編遣會議,不歡而散,不告而別,不過,此次會議原無定案,最多馮因此會而洞察蔣氏心機,得知與自己金蘭義結的小兄弟,胸懷叵測,如謂「蔣專弄權術,不尚誠意,既聯甲以倒乙,復拉丙以圖甲,似此辦法,絕非國家長治久安之象」(《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七一),但尚不至於因此干戈相見,或又說,馮因於伐桂後,未得武漢地盤而懷恨。的確,蔣於伐桂時曾派邵力子、賀耀祖訪馮,許以兩湖地盤與行政院長,換取馮之支持。(參閱薛謀成《論蔣桂戰爭》,《廈門大學學報》第七十期,頁十八;《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六O二、六O三)馮果派韓復矩統兵十三萬出武勝關南下,至廣水待命。蔣之食言而肥,必然令馮不快。然而更為嚴重的是,蔣於勝桂之後,居然背信棄義,拒讓第二集團軍從日帝手中接收山東。北伐完成之前,馮軍曾力戰於山東,視為日後養兵之地,因其所轄甘肅、陝西、河南三省,連年戰亂災荒,早已不堪負荷。蔣以南京政府名義,發表馮部孫良誠為山東主席,亦有意以魯省為馮之地盤。然因日本帝國出兵山東,干涉中國內戰,糾紛未了,猶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終於獲致協議,日軍同意於五月間全部撤出山東,並與孫良誠聯繫,答允於四月十六日交還濟南,馮亦準備自豫入魯,接收膠濟鐵路。恰於此時,蔣介石因勝桂而驕,雅不欲把山東這塊肥肉,奉送給馮玉祥,斷然於四月十五日命令孫良誠不准進據濟南,並於翌日經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將另派軍隊、另訂日期接收。中國軍民一再要求日本撤軍,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蓋不知蔣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蔣雖終於四月二十二日讓孫良誠接收濟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孫防守青島以及膠濟鐵路,並命陳調元、方振武率師入魯,接收膠東,另鼓動當地殘餘軍閥反孫,以及賄賂孫部的一個師長為內線。    
    不僅此也,馮對蔣的整體表現感到極度不滿,如謂「現今軍閥餘孽多居要職;革命鉅子,反遭摒棄,如之何不令人憤懣耶」(《馮玉樣日記》第二冊,頁六一一);「南京當局淫佚奢侈已極」。(同書,頁六一二)對蔣之猜忌尤表憤慨,「吾自五原誓師以後,日與頑敵搏戰於大河南北,為革命勢力屏障。其間調停寧漢,舌敝唇焦,力顧大局,請蔣復職,一、二、三、四各集團,幸得團結一致,完成北伐。今蔣以一般反革命者為忠實黨員,而目余為反革命,顛倒黑白,莫此為甚!」(同書,頁六三三)對待各軍待遇之不公,更是導火線。蔣狡辯稱:「東南隊伍,無餉則嘩變,而西北軍則素能吃苦,暫不發餉,亦無甚影響也。」(同書第二冊,頁六三四)蔣桂戰爭時,馮出兵湖北,被蔣指為爭地盤,後按兵不動又被指為「貽誤軍機」(同上),使馮大感動輒得咎。蔣扣押了李濟深,還要求馮回南京復任軍政部長,馮當然不會中計入彀。    
    馮不肯就範,知蔣必不肯罷休,乃做戰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動,以縮短戰線,並及時炸毀隴海、京漢路之橋樑和隧道,以阻蔣運兵。馮繫在京人員,如代理軍政部長鹿鍾麟、外交部董副部長亦相繼脫離。馮自稱「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以潼關為防線。蔣介石至此亦撕破臉皮,於五月二十三日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名義,經中常會通過,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不久之前,猶是金蘭義結「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煥章大哥,而今在蔣介石控制下的宣傳機器,把他形容為「陰險成性」、「反覆無常」、「勾結蘇俄」、「背叛黨國」之徒!馮亦不甘示弱,雙方展開電報罵戰。    
    但是三軍未發,蔣已制馮,用的還是分化與收買的手段。一九二九年三月,蔣利用李明瑞倒戈輕取武漢後,即電邀奉馮命率師南下的韓復矩相見,蔣宋夫婦盛情款待,把韓土蛋搞得七葷八素,再由蔣伯誠送致巨款,並以河南省主席一職為餌。同時又派人與石友三搭上線,答允每月給以「協餉」。韓、石遂被收買。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韓、石卻是馮的第一流戰將。蔣曾於一九二八年復出後北上晤馮,得見馮部精彩的表演,訓練精良、士氣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敵。韓、石之可以被收買,蔣顯然做過情報分析,洞悉馮氏麾下二大將之弱點。黃埔校友容齋於《蔣介石翻雲覆雨的本領》一文中,有所透露: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2

    韓、石都是跟著馮一步步從士兵升到軍師長地位的,那時韓已當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當了師長兼總指揮。馮平時對待部下,是很嚴的,中下級軍官犯了紀律都要打軍棍。像韓、石這樣的「方面大員」,見了馮都不敢坐著講話。韓當上河南省主席後,曾在洛陽娶了一個女伶為妾,被馮聽到了,把他罵得狗血噴頭。石友三當上軍師長後,成天瞞著馮打牌吃花酒。總之,那時馮的高級將領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慣了的頑皮孩子一樣,一旦羽毛豐滿了,從西北的苦環境走進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觸到花花世界,看到蔣的軍政人員的腐化生活後,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學習」起來,像石友三那樣的人,一經接觸這種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幾個,大煙也抽上了。他們見到馮這個嚴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時刻想從他的手掌裡跳出去。    
    這種說法,可從馮玉樣本人得到印證,他說:「韓復矩叛變,蓄心已久,蓋吾對韓,因相從二十餘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氣,且禁止一切煙酒嫖賭嗜好,而蔣在漢口見韓時,則張口向方,閉口向方,且用種種手段以牢籠之,宜其視蔣待彼為親,而余為疏也。」馮對韓、石之叛既感到十分傷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異常懊恨,如謂:「韓、石之事,餘事前竟不聞知,故未得設法勸阻防備,昏聵糊塗,一至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六三九至六四一)    
      韓、石既被收買,蔣、馮一旦決裂,韓即率馮精銳之師十萬,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陝縣東開,通電擁蔣,就任蔣所授之西北軍總指揮,石亦同是率部三萬由南下開往豫省東南,就任蔣委任的第十三軍軍長。蔣立致現款五百萬犒賞,並於五月二十五日下令討馮。馮玉祥正在華陰籌劃與蔣一決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聞此變,知已全盤皆輸,只好於五月二十七日宣佈「入山讀書」,形同下野,至少使蔣無進攻的借口,以保住實力,再謀後圖。美國學者奚瑞丹(James·Sheridan)為了寫英文本《馮玉祥傳》,曾訪不少馮氏舊部,他們異口同聲表示,若非韓、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們的。」(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261)若以軍隊的素質與訓練而言,如果打硬仗,蔣軍的確不是馮軍的敵手。    
    馮玉祥能施出「入山讀書」一招,知其並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緩兵之計。馮佯裝讀書,暗通閻錫山,而閻亦正受蔣之壓迫,乃企劃聯合陣線倒蔣,並於六月二十一日自華陰啟程赴太原,四天之後到達。閻待馮極為禮遇,而別有懷抱。以閻之持重老練,固不會輕易聯馮抗蔣,然亦雅不欲奉蔣命而驅馮,於是依違兩端,舉足輕重,反蔣與擁蔣人士遂絡繹於山西道上,而閻老西兩面接待,左右逢源,並借媒體透露即將與馮聯袂出洋考察,狀至悠閒。老蔣不知老閻葫蘆裡賣的什麼膏藥,至少沒有站到自己一邊來,乃採取更加積極行動,除了派張群、吳鐵城等攜巨款赴晉活動外,更親自前往北平,邀閻面談。閻乃於六月三十隨同蔣所派遣的孔祥熙、吳稚暉等人來到北平。蔣竟願以「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相授,以示籠絡。但閻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應付蔣,另一方面仍想保住馮,互為制衡的籌碼。此種均勢,自於閻最為有利。馮亦因而被閻留置於建安,形同軟禁。    
    蔣介石以為形勢大好,遂於八月間在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編遣會議,一切議案由蔣獨裁,毋須討論,舉手通過,故又稱之為「編遣實施會議」。蔣固然是得遂夙願,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標果然就是強幹弱枝,盡量壓縮地方武力,反而擴充自己的中央武力。「當高唱編遣之時,蚌埠上下竟滿佈招兵旗幟,並先將教導團改為教導師,此種辦法是唯恐自己勢力不大、唯恐別人不能消滅,完全不顧念人民的負擔,也不計及部隊素質的良否」(《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軍頭的疑懼和不安。依馮玉祥看來,「日本小國、蘇俄大國,都有軍區制。我國現欲集權一身,連軍長都裁去,此全是自毀辦法」(同書,頁三十七、四十),認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倒蔣之志益堅。    
    第二次編遣會議於八月六日結束,閻錫山請辭山西省主席,作為試探,蔣竟於四日後照準免去本兼各職。閻雖因而也想倒蔣,但仍不願公開,只願暗中搞。蔣亦積極備戰,向德國購買了六個師的軍械,集兵力於蚌埠一帶,並在安徽、山東兩省大肆招兵。戰事似不可免,閻、馮遂商定先由西北軍將領通電,最後由閻、馮聯電致蔣,請將國事交於國人,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再行用兵。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等果於十月十日發出討蔣蒸電,述蔣六大罪狀,認為「蔣氏不去,中國必亡」(見《國聞週報》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於西安誓師。可是發動之後,閻錫山並無意與蔣決裂,甚至還互通消息,以至於違約,不肯如約通電表態,使戰局無從展開。馮玉祥有被出賣的感覺,憤而絕食。(參閱《馮玉樣日記》第三冊,頁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3

    馮、閻聯手,結果變成馮軍單干。蔣介石即於十月二十八 日發表了四言一句的「討馮誓師詞」,聲言要「肅清反叛」。「叛軍」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勝而後敗。致敗之由,除軍餉不足、槍械不如以及指揮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關鍵是閻老西不守諾言,跡近出賣朋友,大有扯後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閻更就任蔣授予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稱號,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蔣,仍然采首鼠兩端的策略。但是這種策略顯然對馮不利,確如馮所說:「閻不表示態度,且就蔣之副司令職,致前方將領心懷疑慮。」(《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八十一)導致軍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關,以待天下之變。此時其他各地的反蔣聲勢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馮玉祥想離開建安前往太原,顯然要敦促閻錫山採取積極反蔣行動,但是已經發覺自己的行動完全失去自由,「儼若待決囚也」,十分生氣。至十六日,從天津發行的《益世報》上,見到蔣、閻來往電報四則,自謂「積久悶葫蘆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為怪了,罵閻「狐埋狐攢,縱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覆險詐」,但馮仍堅持反蔣工作,因為他「認定蔣為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最大障礙」。(參閱同書,頁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時,馮致蔣一函力斥蔣措置乖方,不一而足,並見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報》,如謂「詎期執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運動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壞殆盡」,「欲舉國家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刪節之全函見同書,頁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猶如檄文。    
    到時序進入一九三O年,閻錫山終於知道副總司令一職不好當,不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職,顯然是「離窩毀巢」之計,始有唇亡齒寒之懼,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採防禦措施,蔣、閻的電報戰於焉開始,摩擦日甚。國民黨改組派的軍事倒蔣活動更予閻以極大的鼓勵。改組派之產生有鑒於國民黨為「新軍閥」與「腐化分子」所包辦,故認為「黨的改組」以及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精神,為黨的唯一出路。以汪精衛一派為核心人物,乃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滬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當蔣介石於翌年三月包辦「三全」大會,排斥異己,改組派立即宣稱三全大會為非法,並成立「護黨革命大同盟」,強烈反蔣。汪精衛在法國也為之呼應,稱倒蔣運動乃「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之爭」。(閱《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組派上海總部又成立護黨救國軍,開始軍事倒蔣。親汪將領張發奎首先於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師通電擁汪討蔣,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國,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與張發奎聯名通電討蔣,唐生智、石友三繼之響應。十二月二日,唐聯合七十四名將領發表通電,勸蔣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孫良誠、韓復矩、馬鴻逵、孫殿英等也紛紛通電討蔣。但是倒蔣的人馬雖多,卻步調不一,缺乏統一指揮,被蔣各個擊破,蔣且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會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然而汪並不灰心,隨即乘勢促閻反蔣。    
    閻於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將領表達了反蔣意圖,自二月上旬起,針鋒相對的電報戰日見升高。閻於二月十日發表有名的蒸電,指出南京國府蔣主席一再自稱「力謀軍隊之編遣、黨務之整理,以期樹黨國萬年之基,爾後功成身退」,但事實上,「事與願違,變亂迭陳,黨內之糾紛愈烈,軍人之恐慌愈甚,挑撥離間者之機會愈多,加以民間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這種情況之下,實不宜再以兵戎相見,自相殘傷。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為黨軍而互相肉搏,傷亡者皆武裝同志;同奉三民五權之訓,同為本黨黨員,而開除逮捕摧殘者,皆我總理信徒」。因此閻以「整個的黨、統一之國」,與蔣互勉,要求相互「禮讓為國」,兩人「共息仔肩」。閻錫山特別要表明的是,為了避免戰爭,為黨國利益計,他願自己與蔣一起下野。但是蔣介石回電認為他之所為,乃「革命救國」的「義務」,而非「權利」。辯說「權利自當犧牲,義務不容委卸,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他要閻「萬不可肥豚唱高,輕卸救國重任」,他自己當然不會「輕棄黨國付與之重任」。閻於十三日再馳電蔣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並警告不要輕易動武排斥異己,有謂「治國之道,重在止亂,不重在戡亂;且能止亂,戡亂始有結果,不能止亂,而一味戡亂,亂終無戡了之一日」。蔣得此電,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撻伐。然而汪精衛於二月十八日電閻,盛讚蒸電所說「整個的黨,統一之國」,認為是「至要之圖,得公主持,深慰海內雲霓之望」,亟力鼓勵「堅持正義,不避勞怨」,聯合各派,進行反蔣,以「共底於成」。(汪致閻電見一九三O年三月十日《革命日報》,蔣閻電文載日本東洋文庫藏《民國政治史資料》)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等亦於二十日聯名通電,主推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翌日,蔣電閻仍認為,要他引退「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然二十三日,閻、馮、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發出通電,主張由全體黨員投票,解決黨國糾紛。汪精衛也自港通電,贊成總投票,並謂若和平無望,則以武力制裁蔣介石。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4

    此一蔣、閻電報戰,促成浩浩蕩蕩的反蔣聯合陣線。三月間,國民黨改組派上海總部便搬到北平,同時桂系與西山會議派人馬也紛紛派員到平津活動,與閻、馮連成一體。三月九日馮玉祥由山西回到潼關與舊部會合。(見《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一三八)臨行之際,閻送馮現款五十萬元、花筒手提機槍二百架、麵粉二千袋,以表歉意與誠意。十四、十五兩日,前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五十七人先後通電全國,數蔣十大罪狀,要蔣還政於民,化干戈為玉帛,由閻錫山出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副之。四月一日閻宣誓就職,通電揭蔣罪行,指蔣變黨為「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為所欲為……張撻伐、行暗殺,無非私張其篡竊之威」,是以不得不「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黨救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這一次激起了大公憤,反蔣聯合陣線匯聚了七十萬大軍。蔣介石則於四月五日以南京政府名義,下令通緝閻錫山,顯然想要把矛頭集中在閻一人身上,並指示吳稚暉致電馮玉祥,意圖離間,反被馮抓住機會,大罵吳稚暉「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走狗」!吳稚暉應是國民黨人中被罵老賊的第一人。蔣遂於五月一日發佈討伐閻、馮誓師詞,發動文宣攻勢(原電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二卷,頁三O九至三一O),編印了《討伐叛黨禍國殃民的閻錫山馮玉祥》一書,數閻十一大罪,指馮「嘯聚潼關、進犯鄭洛」等等。蔣本人也於五月八日渡江北上,坐鎮徐州,親自指揮五六十萬人,發動大戰,並向其部下訓話說,「作戰的關鍵問題,是對敵人兵員的殺傷」,殺傷極為殘酷的中原大戰,於焉揭幕。    
    此役稱之為中原大戰,因主要戰場在隴海鐵路這一橫線,以及平津鐵路與平漢鐵路二條縱線之間,包括山東、河北、河南以及兩湖等中原省份,雙方兵力加起來約一百五十萬人,毫無疑問是民國以來第一大戰。前國民黨第二、三、四集團軍,分別在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領導下,動員全軍,決心與蔣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鬥,一開始就戰況激烈,而又呈膠著狀態。打到七月,反蔣聯軍略佔優勢,蔣軍精銳損失慘重,蔣在河南歸德幾乎被鄭大章的騎兵所俘。(參閱周佛海《往矣集》)但到八月裡,蔣軍又較佔優勢,集精銳於津浦,展開反攻。顯然,蔣介石的炮彈後面有更多的銀彈,美國借款以及江南財富之地可供他購買最新型德國大炮以及新式飛機,以及用金錢來論功行賞,甚至還此可把「銀彈」化作「肉彈」。蔣曾命令沿隴海線辦起戰地俱樂部,用車廂「佈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具,僱用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以瓦解敵人鬥志。(參閱宋平《蔣介石生平》,頁二七一)不過使蔣介石贏得這場大戰的決定性力量,卻是來自張學良的東北軍。張於九月十八日通電擁護中央,進兵關內,不僅使中原大戰的交戰團體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蔣聯軍腹背受敵,注定閻、馮以及反蔣聯盟之失敗。張學良擁蔣,並不是擇喬木而棲,而是蔣方派去的代表吳鐵城、蕭同茲的「外交手腕」,遠勝於閻、馮派去的薛篤弼與賈景德。(參閱《張學良進關秘錄》)具有諷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國民黨的四個集團軍把東北軍趕出關外,而今蔣介石卻引進東北軍來擊潰其他三個集團軍!完全是權術運用,主義與信仰都是假的。    
    國民黨內各派倒蔣如此踴躍,反蔣聯合陣線如此強大,而終不免於失敗。軍事方面的失敗,已如上述。在黨務方面,汪精衛早於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四日就促閻錫山從速組織政府。當閻就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陳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籌商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團結各派重組國民政府。但是由於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雖在反蔣上同仇敵愾,但在意識形態與歷史背景上,猶如水火,經過多月舌戰,才於一九三O年七月十三日獲致共識,始與閻、馮以及其他地方實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發佈由汪起草的《黨務聯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說是對蔣掌握最高權力以來的清算,很可以借此瞭解何以蔣介石成為黨怨所集的眾矢之的,復由才子汪精衛執筆,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說:    
    本黨組織為民主集權制,某則變為個人獨裁,偽三全代表大會指派圈定之代表,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黨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則托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自由,亦無保障,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去歲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皆由此釀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殘異己、屠戮無辜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務以整個之黨,返之同志;統一之國,返之國民,在最短期間,必依法召集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除過去之糾紛,掃蕩現在之障礙,使本黨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實現。同時並根據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國民會議,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現,而本黨為人民謀解放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在會議中與人民意志合為一體。此同人等認為黨國目前切要之圖,謹以精神結合一致,共同努力,剋日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以樹立中樞,俾關於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會議之籌備,與夫一切黨務之進行,得所指揮;望我全體忠實同志,一其心力,以濟艱難,一切睚眥之見、意氣之爭,皆當去之務盡,內以自固,外以禦侮,黨國安危,實繫於此,敬布腹心,惟共鑒之!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5

    這是說國民黨已淪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文中之「某」,即蔣介石也。    
    十七年間,本黨於軍事上既統一全國,其在同志,以為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欣欣然望訓政之實行;其在國民,亦本於厭亂思治之心理,相與為永久和平之禱祝。然曾不一年,而內戰復起:十八年間,長江黃河西江三大流域,滿染國民革命軍相斫之鮮血,人民生命財產,隨以蕩析者,更不可勝記;至於今春以來之大戰,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嗚呼!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國民黨內鬥不已,「戰禍之烈」,「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蔣介石也。    
    南京諸人,於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黨員之選舉權,剝奪無餘。全國代表大會既非法,則其所產生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權之故,認約法為不便於己,置總理「訓政時期須頒布約法」之遺訓於不恤,使人民竟無依法以監督政府之途。於是,對於政府之失望與極端憤激,遂不得不橫決。以上二者,實為構成內戰之原因,南京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為壓迫之具。於是,一方壓迫,一方反抗,而內戰乃一發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國民,苟一回溯去春以來內戰之所由,度未有不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所謂「南京諸人」,通俗地說即「蔣介石那一幫人」,非法妄為,違背了孫中山的遺訓。人民也不能依法監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則內戰之責任在壓迫之南京蔣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擴大會議的最終要求是:    
    此後關於一切設施,先之以公開宣傳,自由討論,繼之以嚴正之決議,縱落少數而退為在野之反對派,亦必以法律規定為活動範圍。庶幾內戰原因永遠消除,革命建設,得以從容開始。國利民福,悉繫於是。而不然者,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必欲使內戰延長以為快,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而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正義也。謹布腹心,惟共鑒之!    
    汪草此宣言雖未指姓道名,但蔣介石處處呼之欲出。汪尋於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經日本抵塘沽,轉往天津。途中曾向記者表示,「蔣介石如認識其負兩年來內戰的責任,當自動辭職。」(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八三)汪至北平後,又多方商談,交換意見,原擬待黨務處理完善後,再組政府,然而由於津浦線戰況逆轉,濟南得而復失,遂決定提早組府,以激揚士氣。擴大會議遂於九月一日,舉行第五次會議,通過政府組織大綱,推定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張學良、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於九月九日在懷仁堂就職。張學良雖名列國府委員,但尚未表態,為雙方積極爭取的對象。汪精衛曾特派郭泰棋、陳公博等為代表,前往致意懇談。張學良於九月九日宴請南方代表張群、吳鐵城等,復於翌日宴請北方代表賈景德、傅作義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發巧電,呼籲即日罷兵、靜候中央措置(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雖向《大公報》記者說:「衷心極願蔣、閻、馮三公各退一步,共議大計」,其實已偏袒蔣介石,故有「靜候中央措置」云云,頗出擴大會議諸子意料之外。他們不知分化收買的招數,豈蔣之比!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蔣介石以五百萬現款和一千萬公債,收買張學良出兵入關。(見頁三三六)此事居然為近年所出劉心皇輯注的《張學良進關秘錄》中的蔣介石密函所證實,而且款數完全正確。蔣屢電部下促張出兵,一口答應巨款,認為宋子文可以辦到,當宋子文於九月十八日起,每日匯一百萬元,張學良決定出兵援蔣。(參閱頁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張學良態度既明,戰局徹底改觀,鹿鍾麟於十月十五日通電罷兵,李宗仁桂軍亦自湘撤桂。擴大會議則於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繼續開會,起草約法,於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條的《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以為國家長治久安之計。此次中原大戰耗時七月,死傷三十萬,換得此法,故鄒魯有詩曰:「百萬頭顱換得來,行間字裡血成堆;漫雲大法都須價,舉國瘡痍劇可哀。」(鄒魯《澄廬詩集》)    
    


第五部分:內鬥內行中原大戰誰之過 6

    蔣介石打勝此仗,更加趾高氣揚,十月三日於開封軍次,致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並於十月十日告全國同胞文有云:「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於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致再有軍閥復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不過,所謂「反動派」、所謂「軍閥」,皆昔日之親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閻、馮、汪等可成今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則今日之同志,如張學良、胡漢民等,又安知不會成為明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問題根本出在蔣之獨裁野心,因此不惜代價排除異己,然異己不息,紛擾正無已時。他認為從此「天下太平」,顯然言之過早。    
    張學良一身左右戰局,雖雲左袒蔣氏,尚以和平與顧全大局為說。汪精衛經大同出亡,過雁門關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猶指望於張學良。李牧主和,然以和為制敵之手段。但是蔣介石並無和意,於閻、馮尤不留餘地,繼續轟炸,要求他們無條件下野,並於停戰之後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楊虎城攻克潼關,策反西安守備劉郁芬,閻之晉軍以及馮之西北軍均遭改編,閻馮兩人的軍事實力瓦解殆盡。至此,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終於將其他三集團軍全部吃掉。早於一九二九年二月,蔣介石曾向馮玉祥抱怨,滬、廣、漢、平皆為桂系佔據,馮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七八)蔣顯然未以國民黨內的四軍為一家,「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亦就不足為奇了。然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於黨、於國、於民都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雙方死傷約二十五萬人,後遺症更綿綿不絕。最淒慘的,則無過於普通百姓,在大戰最激烈的八月下旬,馮玉祥在日記中記下:  「人民之苦,苦到萬分;人民之困,亦困到萬分,日日要兵要錢要糧還不算,而捆抬之禍,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三三二)這是參與者的良心之言。至於後來的學者則認為,中原大戰 使國家元氣大傷,直接影響到整個三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中外關係,並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機會。(參閱李靜之《試論蔣馮閻中原大戰》,頁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蔣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償失,從閻、馮那裡搶到的華北地盤,實際轉換到張學良手裡。濫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之謬,此見之矣!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大搞特務 1

    內地學者眾口一詞,強調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間之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沒有,但是不能強調。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蔣兩次勒索上海中國銀行,一葉知秋,可知與江浙財團的關係,並不那麼融洽。蔣雖與帝國主義的日本溝通,但親自率師至濟南,仍遭日帝羞辱,舉一反三,可知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也不是那麼一廂情願。蔣介石也並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江浙財團」和「帝國主義」的籃子裡,他最可依賴的無過於完完全全替他服務的特務組織。    
    其實任何想搞獨裁的人,都會重視特務,以為耳目。蔣介石的特務觀就是如此。他一生培養特務,成立特務機關,不遺餘力。但是一切都嚴守秘密,諱莫如深。戴笠(雨農)是他生平最心愛的頭號大特務。戴笠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跟蔣介石關係之密,已到了蔣介石罰他跪,罵他下賤的程度(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遺訓》中戴笠自道的情況),但在公開文獻中,一本又一本的蔣介石言論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記》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沒有這個人似的。這種嚴守秘密、諱莫如深的動作,真是耐人尋味極了。因為連戴笠都被蔣介石罰跪、罵下賤,特務人員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的秘密講話,是在杭州對特務人員講的,題目是《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在講話中,蔣介石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兩點「吩咐」是:    
    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盡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了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地服從主官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志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只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麼,個人的意志,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對於政治方面,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志為意志,才是忠實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於成功。(第十三卷,頁六至七)    
    這兩段非常露骨的講話,真使我們大開眼界!蔣介石毫不掩飾地指出特務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並且只不過是「耳目與工具」而已,一點也不是別的。正因為蔣介石的尺碼不過如此,所以,從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為領袖做耳目」的信條,甘心為「耳目與工具」而不辭!晉見蔣介石時候,被罰跪也、被罵下賤也,也就不以為異,其身價在蔣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為低下,因為特務畢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稱走狗,可見之於《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冊,頁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於是,豪奴欺猢犬的情況,便有趣地發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後身情報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這樣幾段,寫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門,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一回來徐亮便手忙腳亂,因為戴先生這時便將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報資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報告,經過戴先生核閱後,再由徐亮在燈下謄繕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畢才去睡覺,天還不亮又得起床,拿著徐亮寫好的報告匆匆出門而去。    
    那時候,領袖的官邸在中山門外的陵園,戴先生摸黑出門,到陵園實在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錢時,便花三塊大洋坐部出租汽車趕去,要是沒有錢的話,便得徒步前往,風雨冰雪一概無阻。到領袖官邸去送報告是很不簡單的事情,當時的那位侍衛長尤其對戴先生大不高興,曾命令警衛人員不准戴先生進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樣進出不誤。有一次,戴先生正陪著一個人到官邱去晉謁領袖,出來的時候,在大門口正好遇到侍衛長,當時侍衛長指著戴先生忿然罵道:「……戴某人你下次再來時,我一定非關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卻不做一聲, 默默而去。    
    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顯示給我們:特務在蔣介石的統治網中,地位其實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說戴笠當年只能攔蔣介石汽車以遞報告的事。喬家才《再為戴笠辯誣》卻說不是攔汽車而是等蔣介石下汽車。「當時總司令的侍衛長是王世和,王不讓他晉謁總司令,也不給他轉呈報告。他不得已,才等候總司令下汽車時,跑步去呈上報告,這是他公開對人講過的,絕不是攔汽車。」但是,縱使不攔,也還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這樣的標語: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大搞特務 2

    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做領袖的耳目;做領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價了。    
    特務是主子的「耳目」,猶如工具,任人使喚,其性質也固賤。相反的,主子則必須尊貴,甚至還要神化。根據黃埔一期的蘇文欽的回憶,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校長,就「最喜歡別人把他看作神聖一般,對他諂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與本校官佐在一個餐廳用膳,同起同坐。蔣到,大家起立;蔣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蔣動筷,大家才敢動筷;蔣吃罷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蔣離開餐廳,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見《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二四)    
    蘇文欽還指出,蔣介石與陳潔如所住的寢室及其個人的辦公室也佈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五年在汕頭、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後,權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測高深,教人敬畏。據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衛士大隊長宓熙說,蔣在廣州時就有一排人當保鏢,東征後擴編為衛士連,宓熙就是連長,「平常蔣介石出入行動,都由我帶一個班長和一班衛士隨從,在東山住的時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頁二四八)    
    我們偶然在澳大利亞發現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體寫的《新出偉人演義:蔣介石歷史》,作者署名粵人陳國時,把蔣寫得神乎其神,說孫中山是中國的大偉人,「一手劈開新世界」,而那個小英雄就是「本書上的主人翁,打敗至今最稱勇敢,最稱善於用兵,在軍人之中最稱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之蔣介石是也。」(頁二)更說蔣在小孩子時,就向他爹爹說:「孩兒將來生成長大,定要與漢人爭一口氣,打倒滿夷,還我漢族江山,方算得一個世間奇男子,人間大丈夫。」(頁三)還說蔣初入新學堂,就在運動會大顯好身手,賽跑起來,「兩條腿好比飛毛腿一樣,誰個也追不上他。」(頁八)不過他就是不玩撐桿跳,原來他認為,「跳高則跳高矣,何必要因撐而高,撐桿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顯示他的志氣。最最有趣的是,說少年蔣介石是足球健將,有位「妙齡女郎在會場上觀看,見介石衝鋒之勇敢,實為雙方隊員中之鳳毛麟角,妙齡女子見了英俊少年,自然發出一種愛情來」。(頁十九)又妄說蔣赴日本學軍事前,已由蔣百里介紹認識孫中山(頁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黨中無主,廣州政局凌亂不堪,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佔領廣州,獨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如此之後,革命黨中知蔣介石是個當世健者,鹹來附和」。(頁三十五)類此粗糙的編造,無非要為沒有特異事跡的英雄,製造事跡。這本小冊子使我們知道,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開始為自己造勢了。    
    等到蔣爬到權力高峰,造勢變成造神了。這種神化,到了蔣介石死後,經由大學教授級的不斷鼓吹,可算登峰造極。舉兩個抽樣:第一個抽樣是台大教授葉慶炳寫的《生活在偉人光輝裡》,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聯合報》,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蔣公離我們而去。那時刻,台北本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疾雷驟雨,聲勢令人驚悸。平時我讀古人傳記,常常發現當一位偉人溘然長逝,自然界會出現突如其來的變異。從前我總認為這種神話式的記載,目的無非在渲染偉人之不平凡。由於崇拜偉人,有人編織了偉人臨終時的神話;也由於崇拜偉人,大家願意相信這種神話。於是,神話也成了歷史。可是,自從我親身經歷了蔣公逝世那夜的突發性疾雷驟雨,我不敢再堅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個抽樣是師大教授江應龍寫的《蔣總統是神》,發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獅月刊》,其中又有:    
    儘管現在是科學時代、儘管現在是民主時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說:「蔣總統是神!」    
    從上面兩個抽樣裡,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運動的後果,到達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還表示,「這是好現象」!(見台北《自由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葉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且是當年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他的認定,可算是國民黨處心積慮神化蔣介石的一番畫龍點睛。為了建立權力中心,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此!    
    話說中原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以為獨裁在望,更加積極部署個人權力的建立。歐戰以後出現法西斯主義(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組黑衫黨(Fasci di 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義亦於一九二O年輸入中國,「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隊的鐵血主義者」。(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十)蔣介石口口聲聲三民主義,為了鞏固他的革命法統,但是為了獨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結果是掛三民主義的羊頭,賣法西斯主義的狗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就曾指責蔣介石「以三民主義為標榜,而實際推行的,乃是武力統治的獨裁專制主義」。(見胡漢民《武力統治者的法西斯蒂運動》)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大搞特務 3

    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上,就公然說,當今世界三種政治理論中,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均不可取,而盛稱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認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並肯定意大利法西斯黨當政之後,肅清社會紊亂,令他十分嚮往「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見蔣介石《國民會議開幕詞》,載《國民會議實錄》)蔣於一九三五年更宣稱法西斯可以救中國,為中國所急需。(見《藍衣社組織上反滿抗日活動實例》載《藍衣社把關南為資料》,頁十一)    
    在蔣授意下,蔣系人馬積極從事學術文化事業,也大力宣揚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要中國強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來推行三民主義」,鼓吹「領袖獨裁」,以及「樹立最高領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義的引導下,蔣介石先後建立了「中央俱樂部」(CC)和「復興社」,作為行動的工具,爾後又發展出「中統」和「軍統」兩個龐大的特務組織。    
    「復興社」又稱藍衣社,相當於墨索里尼的黑衫與希特勒棕衫,大約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為黃埔出身,又曾侍從過蔣介石的人,如賀衷寒、鄭文儀、戴笠、鄭介民等,還有自命精通理論的劉健群等人,無一不是蔣之心腹,以「絕對服從領袖」自矢,認為「法西斯獨裁是中國的唯一救主」。英文《劍橋中國史》亦肯定蔣介石以德、意軍國主義為模式。(頁一四五)他組訓青年,派人到部隊去監視軍官,搞黨團活動,用斷然手段掃蕩黨內「反動分子」,沒收反動分子財產以及收取黨費十分之六為活動基金,奉蔣介石為領袖,要「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甘願為蔣之耳目。復興社自成立以後,發展迅速,骨幹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國,接受「蓋世太保」的訓練。在五年之內,從四十餘人的組織,發展到將近十萬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諸如戴笠的特務系、陳誠的軍事系、康澤的別動系,以及賀衷寒的政訓系,分別經由黨政管道,控制政府與社會的各個方面,從事迫害、盯梢、恐嚇、綁架、監禁,甚至暗殺等行動。如三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楊杏佛與史量才謀殺案,一時諱莫如深,然而事過境遷,特務紛紛寫回憶錄、一一招認。軍統的沈醉更明言,殺中央研究院的楊杏佛,為了警告宋慶齡,殺《申報》主筆史量才,因懷疑與共產黨有關係,都出自蔣介石的意旨,特務不過是執行的工具。(參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還可通過法令,逮捕異己,鉗制言論。最後中央權力完全集中於蔣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為了江西剿共,「復興社」主持「廬山軍官訓練班」,由蔣介石親自坐鎮,教導希特勒那一套。德國軍事顧問團一百餘人,進駐廬山,傳授妙計。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中各重要機構,也多有德國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參參與。意籍高等顧問史丹法尼就建議中國應當在全國惟一最高首領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以服從就統一」、「以統一謀建設」、「以武力爭和平」。這種法西斯精神講話,為蔣介石捧場、敲邊鼓,令蔣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後,蔣仍要中國駐意大使轉致「國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務組織不僅幫助蔣介石鞏固權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軍事作戰時,扮演間諜的角色,偷看敵人的底牌。所謂偷看底牌,就是偷譯對方的密碼。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在《五十回憶》書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間內戰時,桂系方面的密碼,都被蔣介石方面推譯出來。正由於偷譯對方密碼的成功,更予蔣以「料敵如神」、「天縱英明」的形象。    
    據情報局秘密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將軍介紹一位擅長無線電通訊的魏大銘給戴先生,乃即著手從人才的吸收訓練、電機的研究製造,與內外通訊網的建立各方面,迅謀發展。」其實在魏大銘以前,蔣介石就在這方面坐享其利了。據魏大銘《評述戴雨農先生的事功》(《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憶:    
    民國十八年交通部國際電訊局長溫毓慶博士,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財務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電台 XHFA的密電,情報為蔣總司令所用,及繼續擴展及於馮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報而贏得中原大戰,石友三、唐生智等叛變諸役,幾次解救蔣總司令於危難之中,極有貢獻。此種密電情報,當時由林蔚文將軍經手,呈轉處理,用後即毀,不存檔案,了無痕跡,後來侍從室即循此規例,故知者極少而識者幾無,人但知蔣委員長之神機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電情報。(頁四十九)    
    蔡孟堅也於《八十談奇》中談到,中原大戰時以時遷手段,偷得鹿鍾麟總部新頒的密電本,以陳立夫名義送交總部機要室,大收戰果,受到蔣介石的召見,「深予嘉勉」。特務之功大矣哉!蔣介石焉得不重視特務?    
    蔣介石北伐到江西時,身邊已有一大批侍從秘書、副官衛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親,而這些人更是親上加親,如第一個擔任侍從秘書的毛慶祥,乃溪口世交毛穎甫的兒子;另一個侍從秘書汪日章,排起行來,乃蔣介石的表兄弟;再一個侍從秘書俞國華,乃蔣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國華的助手周宏濤,則是蔣介石密友的孫子。為蔣介石監印的姜輔成,由蔣介石同鄉、交易所舊友應夢卿介紹,另一個監印官沈紹洙,也是奉化人。親戚關係、密友關係、浙江人、黃埔以及後來的中央政治學校出身,成為蔣介石周圍親信選擇的標準,也是他權力中心的一塊基石。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大搞特務 4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後,決定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設立南昌行營,指揮剿共,一手包辦黨政軍大事,乃擴大侍從秘書、副官以及侍衛人員的編制,組織侍從室,猶如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下設兩個處,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掌軍事,轄總務、參謀、警衛三組。陳佈雷為侍二處主任,掌政治與黨務,轄政治黨務和侍從秘書兩組。侍從秘書的名義時而授予黨政簡任以上人員,以備咨詢或外調,猶如舊皇朝的翰林院。至於警衛已不是一排或一連,而是大隊,同時配有便衣侍衛,由侍衛長統一調度。侍從室的權力自然而然地凌駕政府各部門之上,舉凡國民黨全會、中執會、中央委員會,也都成了獨裁者的橡皮圖章,其顯赫似猶超過清朝的軍機處。一九三O年的蔣介石,顯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勢,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無法涵蓋全中國耳。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也是五省聯軍總司令 1

    蔣介石先後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閻錫山等國民黨軍頭,以為天下一統,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倆不過是師承孫中山的「聯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買」上青出於藍而已。結果搞掉張三,來了李四,天下並沒有一統。張學良既進關決定中原大戰,解決閻、馮,華北與東北也就俱在東北軍影響之下。蔣介石既利用陳濟棠、陳銘樞弄走李濟深,廣東也就是兩陳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舊軍閥以及地方紅軍,亦莫不在內戰中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是以蔣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氣、中國人生命財產受到好大的損失、國家元氣受到好大的傷害,而他統一的天下,實際上仍然不過是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為國府主席,事實上無異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湊巧的是,蔣介石設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正是在孫傳芳督軍衙門舊址上擴建而成的。    
    青年黨史家沈雲龍說,蔣介石打贏中原大戰,擴大會議失敗後,「大度寬容」地接納了「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但為胡漢民所激烈反對,以是發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湯山事件,引起另一黨內重大政潮。」(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蔣要召開國民會議,並非為了民主,更與「大度」無關。胡漢民反對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蔣介石的心術,知其於大勝之餘,欲借約法召開國民大會,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獨攬軍政黨大權。胡氏素主黨治,以黨領軍,當年竭力支持蔣開編遣會議,目的即在於此,而今蔣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以軍事強人一旦成為獨裁之總統,黨無疑將淪為獨裁者之工具,實非心甘情願。    
    《陳佈雷回憶錄》一九三一年條記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余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頁八十三)    
    胡漢民(字展堂)因政見關係辭職,何至於引起政潮,為黨外譏刺?更令陳佈雷憂慮國民黨的前途?斯乃陳佈雷諱而不隱的筆法,其實大有文章。    
    其實胡並不反對召開國民會議,而是堅決反對在訓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定約法以選舉包攬黨政軍大權的總統,且以立法院院長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堅不相讓,因此觸蔣之怒。而胡在黨中聲望之高,亦遭蔣氏之忌。中原大戰勝利之前,蔣尚需胡的合作與支持;既勝之後,已到鳥盡弓藏的時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蔣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漢民夜宴,結果是另一個鴻門宴,但是沒有劉邦溜走的運氣,而遭拘留。目擊者之一邵元沖,留下當日的日記,記之頗詳:    
    七時應介石邀全體中央委員晚餐之召,赴總司令部。八時頃,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獨令高秘長凌百、吳警廳長思豫招待之於別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諸同人,中歷陳展操縱黨權,把持立法院,抗言國民會議不應討論約法等罪過,纍纍十九頁,由介石簽名,且有親添注之處,列座傳閱一過,皆噤不作一言。介石並謂此函已與展堂閱過,並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謂「中所列舉,乃悉無故實,余二載以來以維持中樞,始終黽勉支持,若同人中猶有不滿因而譭謗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誣也」等語,余乃出。旋由介石與同人會餐,併力陳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吳、李、蔡、葉、戴諸君皆附其說,十時頃散。是夕,展堂止宿於總司令部介石宅中。(見《邵元沖日記》,頁七一O至七一一)    
    所謂宿於總司令部,實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記與胡自述(參閱《胡漢民自傳續編》,載《近代史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節。翌日,蔣介石在國府宣佈已失去自由的胡漢民,辭去本兼各職,並囑邵元沖與侍衛長王世和,將胡押送至湯山俱樂部幽居。邵雖是蔣的親信,但於囚胡一事,一開始即不以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於私下的日記,且時時「赴湯山訪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沖偕同首都警察廳廳長吳思豫與戴季陶,赴湯山把胡漢民接回城內雙龍巷寓次軟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廳廳長又杜絕雙龍巷內之交通,不許汽車通過,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邵元沖、張默君夫婦前往雙龍巷看望胡氏,守衛者不許張默君登樓,只准邵元沖一人入內。到四月二十五日,連邵元沖都被擋駕,令他「意極煩悶」,然亦無可奈何。翌日,蔣介石還特別告邵,不要與胡往來,令邵忍不住借讀《劉子政新序》,在日記中發牢騷,有謂:「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沖日記》,頁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漢民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師長輩,古之皇帝猶不侮其臣,而蔣侮胡至此,更何況胡為蔣抬了兩年的轎子,難怪連邵元沖都有「世道衰熄」之歎!不過,邵元沖還是照做蔣的國府委員兼立法院副院長。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也是五省聯軍總司令 2

    胡漢民突然辭職,並未圓蔣之總統夢,反而「引起謠諑」,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中執會,遂於三月八日通電「闢謠」,但欲蓋彌彰,罩不住國民黨大老胡漢民被囚禁的事實。汪精衛於三月十四日發表宣言,痛斥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拔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中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九○)四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更與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聯名發表「彈劾蔣中正電」,指「蔣氏猜忌為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長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迭乘時變,竊奪軍權,浸而盤踞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慶其才勇,降心相從。乃瀕年以來,不知斂抑,肆虐愈深,為禍滋甚。」接著列舉四大罪狀,其一,蔣氏以孫中山的繼任人自命,而以國民黨為其私有,以至於「厚誣總理,蔑視黨員」;其二,蔣氏讓中共坐大,「士卒疲於奔命,賊焰至今為烈」;其三,蔣氏不守黨紀,慫恿小人如陳果夫等,到處活動,「暴戾恣肆,壓迫人民」;其四,蔣氏讓親戚宋子文,由一「窮措大」變成大富翁,「等於王侯」,主管財政「已逾六載,所發公債,已逾四萬萬餘」,而「蔣氏既縱之為惡,凡有與之言者,充耳不聞」。是以「蔣中正違法叛黨,逆跡昭著,謹臚列罪狀,提請貴會嚴予處分,以張正誼,而肅紀綱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科編《為什麼要彈劾蔣中正》)此後駐粵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率所部於五月三日,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廣東發難,由於胡漢民的自由問題,蔣初在壓力下想要恢復胡之自由,但尋又變計。(見《邵元沖日記》,頁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廣西李、白也率部通電響應。南京方面則由何應欽、何成漕等三十將領通電攻擊粵方,又發生了洋洋灑灑的「電報戰」!    
    粵方箭頭針對蔣介石的獨裁,非倒蔣不罷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衛、孫科、陳濟棠等二十二人聯名致電蔣介石,限其於四十八小時內引退。兩天之後,廣州各派通過由汪精衛起草的宣言,公佈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以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五月二十八日,非常會議組成設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以汪為主席。同日蔣介石復電孫科,謂「受總理付託」,拒絕引退,又說什麼「既非趙孟之所貴,亦非趙孟所能賤」!於是寧粵分裂,國府又鬧雙包案。北平的擴大會議結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個廣州非常會議,都是以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為旗號。事實上,蔣不僅獨裁,而且蠻橫,囚禁胡漢民就是明證。他這樣做,固然導致國民黨一再分裂,更不必說整個國家的分崩離析,對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為眾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當粵方國民黨唱出對台戲之後,蔣介石竟想再請胡漢民出來主持黨務,所以「防衛較弛」。(見《邵元沖日記》,頁七三九)蔣之「隨機應變」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蔣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畢竟是比較有原則與操守的國民黨人,尚不至於為了做官,可以馬上忘記蔣氏的霸道與蠻橫。    
    七月二十一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頒布討伐令,以剿共討蔣為號召。九月初,兩廣部隊又誓師北伐,分襲湘贛,九月六日,已佔湖南郴州,十三日與蔣軍顧祝同部戰於衡陽,粵桂軍乘勝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帝侵佔東北,國人悲憤至極,外侮臨頭,不好再打內戰了,雙方於是休兵。蔣介石於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請自日歸國的陳銘樞赴粵謀和,即以下野為條件,「亦甚願接受」。翌日,邵元沖受命去見胡漢民,促其出主中樞,但胡回答得妙極,說是「賢、不肖不能並存,進賢必退不肖」(《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六),要他胡漢民賢者出山,你蔣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頗有點志氣。    
    在蔣授意下,陳銘樞由蔡元培、張繼陪同,於九月二十八日抵達香港,與粵方代表汪精衛、孫科、李文范會談。粵方提出三點:一、任陳銘樞掌京、滬衛戍事宜;二、由蔣發一電,對數年來政治措施引咎,並聲明統一政府辦法決定後,即行下野;三、由粵方通電取消粵中政府,來京開會協商統一政府事。(引自《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八)三十日,寧方開中央政治會議後,討論粵方三條件,蔣決定先發表陳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然後於十月五日電粵,謂「當此外交緊急」,「不可一日無政府」,希望粵方同志早日來滬,再談其餘兩點。粵方認為有理,然而堅持最低限度應先釋放胡漢民。陳銘樞等將此意見於十二日帶回南京,胡漢民遂於十四日,由下關登車赴滬(見《邵元沖日記》,頁七八四),禁足七個半月之後,終於獲得自由,然而遺恨綿綿不盡,對蔣絕不原諒,可見之於胡向吳鼎昌所說:「我在南京給他(指蔣)當了幾年家,想不到他翻臉不認人,最後耍出這樣的流氓手段!」(容齋《蔣介石湯山軟禁胡漢民》,頁四○○至四○一)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也是五省聯軍總司令3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在上海見面,這三個孫中山手下的歡喜冤家想再度攜手,據次日《大公報》的報道,汪蔣「互道別緒,握手言笑,甚為歡洽」,為蔣、汪合作鋪了路,但蔣、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關係能否融洽,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蔣介石在粵方堅持以及抗日怒潮雙重壓力下,不得已於十二月十五日辭職。寧粵兩方遂於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舉行四屆一中全會,組織政府,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雖下野,仍與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事前已有妥善佈置,黨政軍中的實力猶在,特務組織仍在掌握之中。同時蔣竭力拉攏汪派,諸如要求陳公博轉達,「中興本黨,非汪莫屬」(《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蔣仍口口聲聲,聲討汪逆,而今竟以中興大任相寄,變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蔣未必心口如一,只是為了政治現實所需,借政敵之影響,為東山再起之謀。在蔣氏心目中,顯然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過,奇異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五年於茲,蔣介石聯甲倒乙,翻雲覆雨,結果依然是群雄割據、黨國分裂的局面。統一徒成虛願,蔣氏實際控制的範圍,仍然跳不出孫傳芳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掌心,而內憂赤共、外患日帝,則尤遠遠過之。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1

    蔣介石雖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動作依然不斷,身在奉化老家,並無礙遙控南京政權。他於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財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財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復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唐縱也透露蔣於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佈各地。(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二十八)他為了盡快復出,有借重國民黨內汪精衛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閉門深談,翌日報紙只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內容,惟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致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於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於宴後辟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財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於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佈辭職,由汪精衛於元月二十八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復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面。寧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蔣氏不僅迅速復出,而且重握軍權,只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蔣因寧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抬轎子。而汪氏的改組派與粵亦有意識形態的矛盾以及權力之爭,也不難被分化。至於汪本人,無論動機在於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於多年流亡之餘,終於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惟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志,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台灣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況下出現的。蔣介石與汪精衛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余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於寧粵談判討論國民黨復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衛戍之職,為對寧粵雙方的保證。廣州方面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軍的衛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系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於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於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並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著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制止中國的反日運動。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標語,甚至毆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二十日這天,借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並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制止抗日運動,並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2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電中央,表示說:「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並聞將取斷然處置。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於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並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擬「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衝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衝突」。但是由於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於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參閱顧維鈞《關於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說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產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憲兵第六團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了,義正辭嚴,全文如下:    
    特急。銜略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凶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週報》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聲稱「四天佔領上海」的,可是,十九路軍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頭。關於十九路軍抗日血戰,中外文字報道極多,但是論得最具歷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點破,就是說日本侵略時,「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這顯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態度曖昧。章炳麟這種點破,在另一篇《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五卷)裡,說得更明白。他說蔣光鼐、蔡廷鍇他們「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分明是說,十九路軍挺身抗日並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獲得勝利,中央也就非常顏面無光。最要命的一點是:十九路軍的行動,無異證明了蔣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錯誤。這種錯誤,即使是他的師保吳敬恆也不得不暗中承認,他有一封密件給何應欽,承認「不抵抗」以「保留元氣及實力」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迷夢」,「大難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許。」因為真相如此,所以要「傚法十九路軍連日師共產黨之作戰法」,以跟日本人打個明白,才是正路。——可見連蔣介石師保級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軍的感召,不認同蔣介石所為了。    
    在一二八事變一開始,十九路軍的負責人之一——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電呈中央,說:「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賜電調京滬、滬杭兩路友軍來滬增援,毋任翹企。」    
    當時駐軍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師的俞濟時部隊。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蔣介石親信俞飛鵬的侄兒。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選。事實上他也是黃埔一期中露頭角最早的。    
    最早主動提出支援十九路軍的也是俞濟時。據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蔣委員中正復第八十八師俞濟時師長勖勉調滬增援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大意是:「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調滬增援。乞示。」蔣介石復電說:「中本日隨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中正。東。」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想「調滬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俞濟時的主動。俞濟時主動提出電文的時間是一二八事變後的第四天,那時八十八師的任務是「駐防蘇浙拱衛京畿」,離上海最近,「調滬增援」,自然較快。再據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肆《陸軍第八十八師——「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概述》: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3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遂以陸戰隊約六千餘人在艦炮支援下向淞滬進攻。此時第十九路軍之第十九軍(軍長蔡廷鍇)以其駐淞滬之第七十八師首先應戰,駐京之第六十一師及駐蘇常一帶之第六十師,隨亦陸續增援滬上,大戰遂啟。其時余統率之第八十八師正駐防杭州,中央於一月三十日電令本師限於二月五日前向蘇州集結;並令限駐南京之第八十七師宋希濂旅於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區集結,第八十七師師部及孫元良旅、另軍校教導總隊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區集結;中央並委派張治中為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統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會戰,並均歸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統一指揮。    
    在俞濟時去電蔣介石後第六天,張治中也有了反應。據二月六日《何應欽部長自南京呈蔣委員中正請以張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師師長並給以軍長名義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何應欽報告蔣介石說:「張文白兄以國難當頭,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查八十七師師長正在遴員,可否即以文白充任,並加給以軍長名義,使其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乞示遵。」蔣介石批復:「八十七師師長以張文白繼任,中甚贊成,請即委如何。中正。齊印。」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張治中的主動。(參閱《張治中回憶錄》第二章第四節)既由俞濟時和張治中的主動請纓,可見蔣介石最後同意派第五軍去上海,是出於被動的。而且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沒有再派任何部隊抵上海支援。所謂大家聲援十九路軍,卻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為蔣不下命令,誰的部隊都開不上前線去。援軍不至,真的關鍵不在別處,就在蔣介石那兒!即使派出的第五軍,也是疑雲重重。    
    首先,第五軍正式接替十九路軍的部分防線,為時已相當晚。據《張治中回憶錄》,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從南京和平門登車出發的,中午「到達南翔,即奉蔣光鼐總指揮的命令。……在十七日黃昏,我由南翔進駐到行鎮」。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後二十天,在「軍貴神速」的原則下,真未免有點「遲遲其行」。其中原因,也許連局中人張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蔣介石原以為十九路軍對日本抵抗不了那麼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隊去「接漏油」、去爭功,同時也「制止十九路軍」。《李宗仁回憶錄》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說: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干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原來「文章」就在這裡!並且,照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附錄中所聽到的,第五軍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軍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斷十九路軍撤回南京」云云。蔣介石由於立場被動、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軍,一面陷十九路軍於孤軍作戰的情況。據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當時已盛傳「中樞分為兩派:一派是主戰派,一派是反戰派。主戰派是西南各實力派所支持的中樞大員們,他們想趁戰局之擴大而奪取中央政權;反戰派是中央大員們,他們妒嫉十九路軍的聲名過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聽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諸事掣肘,不調援軍」。蔣介石本人做賊心虛,當然聽到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給第五軍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共同一致團結奮鬥,對於蔣總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電),如「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日電)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極為可疑的。何況蔣介石的許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給歷史好看的,骨子裡常常是另外一套,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實上,蔣介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氣量,使他對十九路軍不可能「愛護特甚」(俞濟時語)的。照陳公博《苦笑錄》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與政府遷洛》的回憶,蔣介石對十九路軍曾有「許多埋怨」:    
    說句實在話,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兩方都不是很認真,佈滿上海的謠言,說蔣先生實在不願戰,只是十九路軍已啟釁,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蔣先生之不願戰,我也是原諒他的,當時根本上一些準備也沒有。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內談話時,蔣先生還說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我解釋著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爭,我認為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說: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內戰。」    
    「內戰,我是不怕的。」蔣先生很堅決地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別的話岔開,我記著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4

    正因為蔣介石並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軍,所以一旦陳公博他們北上遊說張學良出兵的時候,蔣介石就下了「毒藥」。陳公博回憶:    
    這場上海戰爭打了一個月零三日,十九路軍為著日軍在瀏河登岸,感受側面的威脅,由閘北退到南翔,中間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請救兵,企圖張漢卿動員,以牽制日本之師,想造成一個南北全面戰爭之局。    
    張漢卿受了瀋陽不抵抗之名,大約這次總要吐吐氣吧!誰知我們到了北平,看看環境,已像一盤冷水澆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當時就有人告訴我,張漢卿絕不會動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訴我,說蔣先生先一日已派人來,說任潮和我並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們和張漢卿混了幾日,可以說毫無結果,漢卿倒以上賓之禮待我們,照例約了十幾個重要人員陪我們食飯,臨走時親自到車站送行,說到出兵一節,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沒有方法,找著李石曾先生,因為有人說漢卿還聽李先生的話,或者李先生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談了許多哲學,說了許多抽像的名詞,依然不著邊際,更不要希望他能夠向漢卿說話。    
    這一場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陽開第二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吧。這次旅行重新經過保定、石家莊、鄭州,以至洛陽的故宮,開了五天的全體會議,我便往山西,重與閻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績都沒有,只替十九路軍在閻先生那裡捐了十萬個手榴彈。    
    蔣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訴張學良,說陳公博、李濟深沒有代表性,這不是存心拆台嗎?如此看來,他恨十九路軍還來不及呢!又何來「愛護特甚」啊?    
    豈止恨十九路軍,照中國青年軍人社的《反蔣運動史》,蔣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軍」呢!書中第十四章說: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軍抗日戰爭起後,因此次戰爭,原為蔣汪所欲避免者,故戰前即有逼十九路軍讓防之舉(接防憲兵團早已開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軍竟於行將離防之前,不讓日人進佔閘北,出而抗戰,於是大拂蔣汪之怒。故戰事起後,蔣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懷畏日降日意志,蔣在奉化演講時,曾發表有名之三日亡國論,引致日本進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因戰爭前蔣曾下令,日若進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軍得全國人民之同情與擁護(國內外人民紛紛匯款捐物,自動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見絀(因人民士兵均恨蔣之不敢不肯抗日)。於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軍;由自慚而更妒十九路軍,積恨成仇,惱羞變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軍(少數蔣系軍隊乃激於民族觀念與愛國心而自動往參戰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實際坐視不救(因人民憤蔣不援,紛紛提出責難,乃假意表示謂已調兵,交通不便,難於到達);第三步竟派稅警團上級軍官王賡勾結日本,報告軍情,使日本調兵從瀏河上岸而壓退十九路軍!    
    這裡提到的「三日亡國論」,是出自蔣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嶺學校紀念周的一次演講。演講題目是《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其中提到他為什麼在九一八事變後不對日本宣戰或絕交。他說: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致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總理孫先生所謂:「中國若與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此乃事實如此,並非我總理故為危辭聳聽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對蔣介石非常沒面子的是,就在他做這一宣佈後十七天,十九路軍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蔣介石這種失敗主義的妄言!由於十九路軍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證明了日本人三日內亡不了中國,並且反證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錯誤。可見十九路軍的勝利,正好反襯出蔣介石的失策與失敗。——十九路軍如此罪該萬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軍就在這種被「痛恨」下,最後陷於「各路援軍開赴不至」、「陷於孤立無援之境」(語見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汪兆銘、馮玉祥、李濟深、朱培德、陳銘樞致十九珞軍電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電文,就可看到不少內中文章:    
    二月十六日——一二八事變後第十九天,十九路軍致陳銘樞銑電:「我軍連戰皆捷,然非主力戰,死傷已達二千,紀家橋一役,知敵亦不可輕。確報,敵到滬兵力已有三萬餘人,和議無望,敵只效占錦州故智,我退彼進,永圖佔據,稍一讓步,閘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戰在即,兵貴萬全。滬戰如大勝,可為我民族復興之轉機,敗則將陷國家前途於萬劫。萬懇速請介公、敬之務在最近期內調二三師開來前線,預備急用,方能先為敵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江北部隊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鎮江有保安隊維持,八十八師之團可調歸建制,如辦不到,宜速定和議,不容猶疑也。」——這通電文裡,已有「萬懇速請」蔣介石救援的話。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5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五天,陳銘樞致蔣介石養辰電:「現細察前線作戰情形,及影響各國關係,依蔣、蔡等意見,絕不宜撤退,且因戰鬥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茲決定以南翔至瀏河之線為第二防禦地帶,由吳工兵監規劃工事,請即飭上官雲相所部,前來擔任做工為禱。前方兩軍協同作戰,情同手足,無殊一軍,必能發揮最大之光榮,請釋鑒慮。但為持久抵抗之計,務請俯照前言,迅調江西陳、衛、譚各部,兼程前來無誤,現在前線如何犧牲,亦可達到目的也。」——這通電文裡,已明白告訴蔣介石,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相處甚洽,「請釋鑒慮」。並請蔣介石要守信用,「請俯照前言」,快派部隊來。    
    二月二十五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八天,十九路軍感到敵方部隊不斷增援,我方部隊卻望眼欲穿,不但遲遲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開來前方,已經深有被放了鴿子之感。這天收到蔣介石的徑戌電和有酉電,前者電文說:「廟行鎮附近正面已為敵方窺破,系我軍弱點,不宜以特稅警務團(古團)擔任,望以六十一師替接,以固陣線,免為敵所乘為要。」後者電文說:「第二次決戰之期,約在艷東各日,我軍援隊非到魚日不能參加戰鬥,望於此數日內,盡量節省前線兵力,抽調部隊,即集各地區預備隊約在總兵力二分之一上數,方得應戰裕如,不致臨時竭蹶,對於瀏河方面,尤應準備三團兵力為要,如何部署,盼詳復。」這些都是空話。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十九天,十九路軍感於全國有兩百萬軍隊,可是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竟不再派兵來,已經深知本身的下場與處境。這種心境,由致何應欽、陳銘樞並轉蔣介石的宥晨電裡,已經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徑戌兩電均奉悉。一、職部作戰兼旬,各師傷亡逾千,擔任正面過寬,處處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師廟行鎮一役,傷亡極大,調後方整理。其防線由毛師之張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著稅警古團擔任一段。昨日敵來猛攻,官兵不沉著,遂致動搖,著張炎人黑後反攻,雖告得手,但傷亡過千,官長損失尤大。三、敵企圖突破江灣廟行鎮間陣地,集其主力於大沈宅二帶,做縱深配備,連日作戰焦點,亦在於此。四、兵力配布,當遵所示要旨辦理,但敵軍不絕增援,我軍死傷日眾,空談配備,至可慮耳!」——這通電文裡,已隱然在說,你蔣介石兩次來電,只是「空談配備」而已,不派援兵來,空談只是令人焦慮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變後一個月,陳銘樞致汪兆銘感酉電:「(銜略)必親譯。有日,我六一師與敵新到十二師激戰,傷亡甚大。現我軍益孤,鹹願死前線原陣地,不肯撤退。上官雲相師除調兩營任黃渡做工事外,忽奉令兩團守鎮江,一團守京歸谷司令指揮,未審何故?戴岳獨立旅已抵杭,魯主席不願調列參加作戰,樞擬前往乞援,特聞。」——這通電文裡,已經明白指出,援軍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開上前線來。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三十二天,陳銘樞致汪兆銘儉未電:「昨電諒經賜鑒。上官雲相所部,弁髦命令,不願赴援,樞病未癒,不能赴杭,戴旅赴援,當亦無望矣!謹聞。」又致儉酉電:「兩電計達。臥病多日,頃鈞任兄來談蔣先生日來積極,又謂俄運兵東來,與日衝突,形勢漸逼,日方亟欲了結滬戰,我軍能在原線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蔣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誤於軍政部之不調兵,茲又誤於上官部之不願作戰,惟恃我孤軍之決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變後第三十五天,十九路軍終於發佈了撤退通電。(電文見一九三二年上海《時事新報》)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軍又聯合第五軍,發佈了更詳細的通電。(全文見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時事新報》)兩件通電中,前者提到「後援不繼」的話,後者提到「援師不及」的話,當然都明白點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 在。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對蔣介石的責問。在上海的部分國民黨中委,就致電責問他:「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數萬,我方……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眾寡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電請援,聲嘶力竭,以致為敵所乘。……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責問聲裡,居然還有蔣介石的哥哥在內。    
    蔣介石的哥哥蔣周康字介卿,號錫侯。他跟蔣介石同父異母。張明鎬《蔣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說此人「出身雖為稟生,實際不學無術,是個十足的草包子、糊塗蟲」。但終於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關監督和浙省府委員。「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為中國人民所不諒,蔣介卿也被牽連,至感不安,乃寫信向蔣介石責問。蔣介石遂叫文膽陳佈雷代擬復函。據《陳佈雷回憶錄》一九三二年條下:「三月下旬以蔣公電召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擬復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這封「棄置未發表」的信,四十九年後,居然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中,《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以《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蔣委員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書》為題,給發表出來了。這封信可以看到蔣介石當時的許多心態和巧辯,值得全文細讀: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6

    接奉尊電,督責至嚴,循誦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滬戰事,弟以叢詬之身,又成怨謝之府,匝月以來,謗言百出,非謂袖手觀變,即曰調援不力,積毀銷骨,乃至勞內外邦人之詰責,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聞我旅滬同鄉集會之際,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見諒於友朋,復何從求信於國人,且當此國族蒙難閭裡為墟之日,豈個人計較毀譽得失之時,故寧捨垢忍辱而不願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問,願為兄略陳之。自暴日進犯淞滬,中央即決定移駐洛陽,積極自衛,弟以袍澤之義,馳電全國,同誓生死,願淬礪奮發,共救危亡,其後十九路軍奮勇作戰,江浙所有部隊凡可調遣者悉以全數加入,傷亡損失,皆可復按,謂為無兵增援,豈惟厚誣中央,亦使戰士氣沮。即我十九路軍冬日通電報告移防,所謂後援不繼,亦非謂中央有可調之兵而不援,乃謂以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詞意灼然至為明顯,而兄亦竟以此懷疑於弟,則弟復有何言?至就弟個人而言,自一中全會以後,雖復列名國府,備員軍會,初不過多數委員中之一分子,軍旅之事,發號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統,絕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無名義,可以檄調軍隊,亦無權責,可以指揮軍事,力之所及,亦唯以舊時袍澤之關係,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勵我將士秉中央之命而奮進,自上月二十三日敵軍再度增兵以後,戰局益趨嚴重,弟審度前線狀況,綜合各方情勢,曾於二十五日電知蔣總指揮光鼐有「第二次敵軍總攻擊之期約在艷東各日,我軍後方部隊全已運來前線,其他非到魚日後不能參加」等語告之,誠以後方輸援諸多艱困,有非可形之於筆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於前方,亦不能不以實際之情況盡量相馳告。弟在此浹旬之間,匪日不焦心苦思,期盡力之所能及,二中全會集會洛陽,弟之所以留駐南京者,實對續到部隊,可以隨時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時機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於前方,綜計前後開動之部隊,曾無一宵一夕之滯留,今訛言四起,若謂弟對增援遲速,有所抑阻於其間者,是則部隊與戰鬥詳報俱在,不難以事實證明也。語有之,流言止於智者,今之流言陸離光怪,乃發動於曾共患難,洞明實際局勢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於悠悠之眾口也。兩軍作戰,對於參加部隊之番號以及調動配備之情況,例須嚴為隱秘,免為敵方所乘,故淞滬苦戰匝月,所有部隊皆置於蔣總指揮之下而行之,此後戰局範圍自須視形勢而定,中央既有整個之策劃,全國軍人亦皆願一致效死,前線之如何充實、後方之如何移動,只須俟將來戰史與事實之證明,遑能執途人而告語。獨惜我國人不察,往往以熱情所激,多方詰難,若必欲迫令將所有虛實盡情揭布,使敵人共見共聞而後快者,而或者以不慊於個人之故,又從而播揚於其間,是則誣陷個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將士氣沮之影響實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闈之訓,長承兄長之教,許身革命,義無反顧,當此國族艱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誠,盡對黨對國之責,以期無愧於總理,無忝於所生,絕不辜負骨肉與親知期望之殷,遙念疆場袍澤浴血奮鬥,戰區同胞犧牲殘酷,誠何心再計一家之毀譽與榮辱,軌因未散佈其區區,不盡欲言。    
    蔣介石這封信中,欲蓋彌彰之處有五:第一,蔣介石說「後援不繼」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調之兵而不援」,乃是因「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但是,事實上,全國有兩百萬軍隊都哪兒去了?「可調之兵」豈不大都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去打內戰了?這樣造成京畿地區御外侮上的防務單薄,豈不正是蔣介石的責任?第二,蔣介石說「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但從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後有一個多月的期間可供運輸,可是部隊卻始終調不上來,這叫什麼速度?此中有人「抑阻於其間」,豈不太明白了嗎?第三,單從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陳銘樞致汪兆銘電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雲相師已經「忽奉令兩團守鎮江」、「不願赴援」,則蔣介石所謂「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於前方」之說,就與事實不符了。眼前的上官雲相師尚且如此,天邊的其他部隊,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蔣介石說「軍旅之事,發號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統,絕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著眼睛撒大謊。「指揮軍事」的「權責」,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說他做不了主,又其誰能信呢?第五,蔣介石說調動部隊,「須嚴為隱秘」,不能隨便告訴路人。隱秘固然不錯,但總要調到部隊上前線才算啊!若根本沒調,反以隱秘為護符,這就不對了。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蔣介石與「一·二八」 7

    大概連蔣介石自己都發現這封信的答辯未免太牽強好笑了,所以最後「棄置未發表」。但在半世紀後,我們就他的心態和巧辯來做解剖,還是有助於真相的揭發的,自不容我們放過也。    
    上海撤守以後,經過國際聯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戰,五月五日簽訂停戰協定。中國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黃強;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謙吉。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發表談話,雖說:「敢以人格擔保,斷不為喪權辱國之事,可請國民放心。」(天津《大公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聯合會的代表四十多人,還是衝了進去,打傷了郭泰祺。郭泰祺兩天後裹傷簽下協定。協定內容重點是:    
    一、確定停戰。    
    二、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    
    三、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設立共同委員會,佈置日軍撤退及華警接收事宜。    
    細究內容,卻大有文章。所謂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就是中國軍隊不得恢復進駐淞滬,所謂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軍隊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國所佔的領土。其為「喪權辱國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時事新報》有這樣的評論:    
    ……敵軍入寇,未能逐出國門,停止戰爭,猶待妥協條件,彼雖曲,我雖直,而彼則駐兵有地,撤軍無期,我則人民徒遭絕大蹂躪,軍警俱有明文束縛,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二百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    
    但是,蔣介石是不管這些的。他悍然做下「喪權辱國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機當上了「蔣委員長」,連郭泰祺都升了官,當了駐英大使。    
    十九路軍的參謀長黃強,是參與停戰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後寫《黃莫京將軍自述》,有這樣的追憶:    
    上海停戰協定,雙方已簽字,在我十九路軍的一方,其情緒之難過,只可拿故中央委員楊滄白先生詩一句:「回面應知有淚行」,才形容出來,不久這回面帶淚行的十九路軍奉命開赴閩省。(見《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開到福建後,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用來做「內鬥內行」的籌碼,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蔡廷鍇因「榆關陷落,平津危急」,通電中央,表示願意在「忍痛撤退,移師來閩」之後,「負弩前驅,為國效命」(《蔡廷鍇願負弩前驅為國效命電》,載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可是蔣介石當然不肯。最後,十九路軍以「閩變」被蔣介石解散,一個最能抗日的軍隊,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滅不了它,一年後卻被蔣介石輕易消滅了。    
    是以把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跡,記在蔣介石的賬下,絕對是不虞之譽。恰恰相反,他聯合汪精衛復出後,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特別想要剿滅江西的蘇區。為此,他對日本侵略是絕對要妥協的,不肯還手的。陰錯陽差的是,陳銘樞的十九路軍,因寧粵之爭而調往京滬,否則蔣介石絕不會讓非嫡系軍隊衛戍京滬。如果是嫡系部隊駐守,在蔣介石直接調配控制之下,絕對不會於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還不是會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了事!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胡漢民討蔣抗日 1

    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長之尊,僅因政見有異,被蔣介石說抓就抓,軟禁七個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餘,決心要打倒蔣介石個人獨裁,並不是僅僅為了雪個人之憾,在他看來,亦要為黨國除去「一大毒瘡」。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語說:    
    門與門系為中國致命一大毒瘡,能請西醫割去,是一治法,否則用中醫拔毒(什麼內托外消)、打消方劑,抑或見效。除卻二者便無是處也。(《胡先生親筆函電及批注》,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六五)    
    門,用《水滸傳》「武松醉打蔣門神」典故,隱指蔣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內科」手術,來取掉蔣介石這個「大毒瘡」,銜恨之深,可以想見。    
    胡漢民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釋放後抵達上海,翌日馳電廣州非常會議委員,承認國民黨內「糾紛迭乘,政治舉措失當」,希望黨人「徹底覺悟,力圖團結」。再過一日,公開批評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應付日帝侵略,只有「三無主義」,即「無辦法、無責任、無抵抗」。這樣下去,「則必至國亡種滅而後已」。(參閱胡漢民《亡國之三無主義》,載《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蔣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國,所以他要抗日反蔣以救國。他不會再與蔣合作,可見之於十月三十日的《致粵中央電》,他明言不會與汪精衛入京任職,而力言「迫某(蔣)辭職,並促制度上限制個人權力,打破獨裁」!    
    胡氏「打破獨裁」的立場,自然更堅粵方要求蔣介石下野的決心,胡於十二月五日與粵方非常會議選出的中委,聯名領銜通電,催蔣下野,解除兵柄。蔣果於十天之後,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    
    蔣介石下野之後,寧粵合流,表面上出現各方合作,蔣汪胡攜手的形象。但事實上,胡漢民留居香港,拒絕入京。他對蔣之復出以及蔣汪合作,不僅厭惡,而且決心倒之。當時剛辭去行政院長的孫科,對於蔣汪的向日退縮政策甚表憂慮,曾於密電中告訴胡漢民,蔣曾責令十九路軍將領,不得「擅起戰端」,後來軍民奮戰,「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軍將領只准抵抗,不必擴大」,認為「日方計劃摧毀長江一帶軍事勢力,結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潰」,所以建議在粵中另立政府。(電文全文可見於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六八)胡漢民雖然沒有另立政府,但繼續積極活動倒蔣。他想統一西南各地實力派的力量,以與蔣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為號召,並借此攻擊蔣汪的不抵抗政策。他還與華北的馮玉祥取得聯繫。馮主抗日甚力,對蔣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憤,也想聯絡西南倒蔣。(見張允榮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致展堂先生函》)此時馮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為養病讀書,實與在山東的韓復矩有所密謀,與胡自亦一拍即合。胡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復函馮玉祥,有謂「過去四五年,只見有個人,而不見有黨」,「凡所措施,無不出於個人私意」,此個人即蔣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蔣,「必竭誠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胡與北方的張學良、韓復矩、閻錫山、孫殿英、石友三之間,也互通音問,設計如何抵禦氣焰方張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國的「獨裁之魁」蔣介石。(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七O)他還取得國民黨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蔣的立場。可見他發展「反蔣」關係,十分廣泛。事實上,他已著手組織新國民黨,強調紀律、團結與反蔣,活動範圍擴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蔣汪合作,蔣主軍、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來那樣和諧地分工合作。如周德偉所指出的,蔣仍遙控政治,「不脫軍閥素習」、「軍費占歲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則一仍其舊,汪氏無置喙餘地。」蔣「又推薦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兼中國銀行董事長」,後「又推薦陳果夫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張靜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黨務則有葉楚傖、陳果夫操縱,陳立夫尤橫,一意為蔣氏鷹犬,與汪立異」。 (周德偉《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第十六章)然則蔣汪合作其名,蔣氏一人獨裁其實,無論政、軍、黨、特都在他的手裡。    
      一九三三年年初,日軍突襲山海關,榆關失守,張學良決心抵抗,與胡漢民關係趨密。張曾告訴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於回函中說:    
    兄前以不抵抗而喪失東北,茲又以不抵抗而喪失榆關。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雖示負最終之責任者當別有人在,顧兄身當其任,究何以自解於國人?縱不為個人計,將不為數百萬人民之身家性命計耶?(原函藏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    
    胡雖希望張學良結合華北將領,抗擊日帝,但是「別在」之人乃全國最高統帥蔣介石,仍一心想剿滅共黨,全無意緒抗日。日軍遂於三月四日侵佔承德,無可奈何的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黯然出洋。胡漢民針對此一局勢的對策是積極組織西南抗日聯軍,聯絡北方抗日將領,以便北上救援熱河,不過,其意不僅在抗日,而且還要倒蔣,可見之於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軍隊出發,以賢初為總師之任,渠以抗日為倒蔣,如能師出武漢,北局有變,一切正可相機而動。(胡漢民致護黃、頌雲,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胡漢民討蔣抗日 2

    函中的賢初,乃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之字,淞滬停戰後被調往剿共,然仍不忘抗日,與胡漢民等結合,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出任「西南抗日軍總指揮」。而此時全國各地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馮玉祥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張家口宣佈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但這個時候蔣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並於五月三十一日授命何應欽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日軍侵佔長城以及山海關以北地區的合法化,並同意長城以南的察北與察東地區不予設防,直令華北門戶洞開。胡漢民聞之甚怒,即電馮玉祥曰:「請公立振義師,先就北平擒拿經手訂立妥協之何(應欽)、黃(膺白),即行討蔣以抗日。」 (胡漢民致煥公電,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然而無論西南或華北,抗日討蔣的情緒雖高,但實力(軍力與財力)不夠。胡漢民的「北出長江、推倒國賊」的計劃固然夭折,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在蔣介石的壓迫與分化下宣佈解散,方振武、吉鴻昌的抗日討賊(蔣)軍也因孤立無援而失敗。但是胡漢民仍不肯放棄,至十月間仍在積極規劃如何「聲討獨夫,從事抗日」。(語見胡漢民致何子佩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討蔣抗日雖是胡漢民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主張討蔣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滅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仍然不能成為朋友,反而與敵人蔣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識。所以當「閩變」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發生時,由於更改國號、換旗、聯共,雖然目標就是討蔣抗日,胡漢民不能苟同合作,堅持討蔣與剿共雙管齊下,聲稱「獨裁賣國之南京軍權統治、叛黨聯共之福建統治,必同時清除之」(見胡漢民對時局宣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載《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勇氣雖然可嘉,但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而此時蔣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師,大舉入閩討逆,動用海陸空三軍,並親至建甌指揮鎮壓,十九路軍孤立無援,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宣告失敗,被蔣改編,部分殘軍則由陳濟棠改編為粵軍獨立第三旅。    
    胡漢民在一九三四年,仍然繼續聯絡各地將領,進行抗日反蔣活動,在軍事上雖然相繼失敗、乏善可陳,然而在政治和黨務上,實已將西南獨立於南京政府之外,頗有效地抵制了蔣介石,如蔣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洛陽召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胡斷然拒絕參加。一年之後,蔣提出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也遭胡等通電反對而被迫取消。原定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胡漢民仍發表有電,與蔣汪所定議題,針鋒相對,唱對台戲,並譴責南京政府「黨同伐異,自為派系,鉗制同志,變本加厲」(語見有電,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揚言那只是軍權統治的五全大會,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五全大會(參閱胡漢民《為五全大會告同志書》,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開代表大會,宣佈蔣介石、汪精衛等「叛黨、賣國罪狀,開除其黨籍」。(參閱胡漢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洋英屬總支部整理委員會函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致鄒魯等函)胡漢民如此強硬,倚老賣老,自令汪蔣十分頭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寵惠親自攜孔祥熙函南下,呼籲諒解,動之以情,並邀胡「早日命駕來京,主持一切」,卻被胡刮了一頓鬍子,說是不應求「私人間之諒解」,以延誤「國家之危機」,更進而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軍事領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發號施令,並擅自召集各級文官訓話,又可以組織藍衣黨,企圖以法西斯主義代替三民主義。」(《胡先生為寧粵合作對法報記者之談話》,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五期)這種指責不可謂不重,而又難以辯駁,所謂以三民主義相標榜,而行專制獨裁之實,尤其擊中蔣之要害。由於胡漢民的杯葛與譴責,五全大會就沒有開成,另於十二月十日召開四屆五中全會。    
    胡針對蔣之集權,亟力提倡均權共治,並得到西南實力派的支持。蔣介石為了爭取胡之諒解,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與汪精衛擬訂了一項中央與地方如何均權的方案,且派王寵惠、孫科赴港協商。但是胡漢民知蔣並無誠意,托孫科帶回一函,言辭雖然客氣,仍拒蔣於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後,久闕音問。亮疇、哲生兩兄來,藉獲手書,甚感關注。弟三年養痾海隅,而時受風寒侵襲,血壓久治未低。聞尊體近日亦不能無小病,親以前精力稍遜,誠為兄系念不已。國家大計,弟以為總理已垂示甚周,故數年來仍悉心體會而莫敢外。此次與亮、哲兩兄所談,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達,其間亦非片楮所能盡也。(轉引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五九四)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胡漢民討蔣抗日 3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遭蔣拘留,以致「久闕音問」,不忘提醒蔣其所作所為。函中未及國事,只說「國家大計」、「總理已垂示甚周」。觀其寫此函一周後,在其主持的《三民主義月刊》上為文,指蔣「剽竊總理之均權主張,希望在軍權統治之下實行其均權制度」(見該刊第四卷第六期《軍權與均權》一文),則「總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責備之意,盡在不言之中。然而蔣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馳函胡漢民,仍以「謀團結」、「挽危局」為說。此後日本圖華愈急,日方派孫中山老友萱野長知往說胡漢民,鼓動「西南獨立」,並請胡「進就總統之職」,以與「華北自治」相配合。胡漢民當然不能為了反蔣而去做漢奸,故當土肥原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親赴香港晤胡,企圖挑動兩廣出兵倒蔣,被胡拒絕。(參閱胡漢民《論所謂中日提攜》,載《三民主義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時之間,胡漢民成為日方與蔣方兩面拉攏的人物,但他堅持抗日反蔣的立場。因為抗日救國,他不可能聯日反蔣;也因為抗日救國,他不可能與不肯抗戰的蔣介石合作。不過胡氏心目中的蔣介石問題,不僅是對日政策,而且是軍事獨裁。所以他雖於六月間到歐洲去療養,仍然反對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願與他們團結,也拒絕參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會的第一天,抗日愛國的孫鳳鳴,曾任十九路軍排長,以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殺不抗日的蔣介石,蔣未出來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三槍。汪不僅代蔣挨槍,而且因傷讓位,使握有軍權的蔣介石又完全控制黨政大權。為了爭取胡漢民與其他粵方中委的團結,參加五全大會,蔣介石盡量在口頭上滿足胡等要求。當五屆一中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南京召開時,胡雖然身在歐洲,仍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顯然是蔣介石的意旨,表示願胡負責黨務。胡於一九三六年年初返國時,蔣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並附函「務請即日蒞臨京中,共濟時艱」,不過胡對蔣之疑慮猶存,抵廣州後繼續批評南京國府,只是在言論上似乎已從打倒蔣介石的政府,轉變為促其覺悟與反省,以團結全國抗戰的力量。胡漢民於同年五月十二日因腦溢血逝世於廣州,終未入京與蔣介石再度合作。蔣關了他七個多月,他討蔣五十多個月,口誅筆伐,沒完沒了,豈蔣始料所及哉?    
    蔣介石的補救辦法是盡量在胡漢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國民黨內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結束兩廣半獨立狀態,奈胡銜恨甚深,遲遲其行,以至於突然病故。然而蔣要解決西南,並不就此罷手,遂導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所謂「兩廣異動」事件。    
    當胡漢民積極從事討蔣抗日活動時,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頗感猶豫躊躇,不願出兵。以其治理粵省之勤,休養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擲,然據《李宗仁回憶錄》所說,南天王不願意為胡漢民抬轎子,令胡獨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說胡死之後,陳便有野心,未免言過其實。陳知蔣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於胡死後即派乃兄維周面蔣察言觀色,並刺探情報,及知蔣有離間粵桂,各個擊破之意,頓生「唇亡齒寒」之懼,以至於產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與廣西李、白聯手異動之舉。    
    此一異動,有其技巧,只稱抗日,不提討蔣,北上的部隊稱為「抗日救國軍」。純為抗戰,蔣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軍,阻擋抗戰,但雖緩不「攻城」,卻以攻心為上,一展其分化離間、金錢收買的故伎。七月之初,粵方飛機投蔣,陳濟棠手下大將余漢謀通電擁蔣。類此陣前起義,豈是偶然?余漢謀之拆陳濟棠的台,就像當年陳濟棠拆李濟深的台,都是蔣介石的地下作業,戴笠那一幫軍統人馬不是白吃飯的。至於粵機北飛,豈是棄暗投明?飛向黃金也。    
    陳濟棠畢竟因而狼狽奔港,廣西李、白雖尚能保住廣西一隅實力,但勢孤力單,也只好於八月間擁戴蔣之中央。胡漢民死後不到三個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蔣勢力瓦解,蔣介石又贏得一回合的國民黨內鬥,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黃金十年雲乎哉 1

    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時代,稱之為「黃金十年」,也許從國民黨的眼光看,那是難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財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於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致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制,則尤過之。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於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於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等。(參閱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並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更精確地說,應是基於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係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只是一個十足的軍人。(參閱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只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於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隨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唐縱日記所記蔣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紀念周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並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統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志為意志、服從我(自謂,以下准此)的主張,一致行動才可以報中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九)    
    	    
    如此「統一意志」,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志為意志。但畢竟有用不盡的「內親關係」,姻親之血更濃於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致行動」。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財知識和本領。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蔣把他爭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係更加穩固。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並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於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財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財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尷尬,無可奈何的氣憤。繼宋為財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願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財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眾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產的革命」,並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裡,連革命搞得最凶的共產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志為意志,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沖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六)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於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黃金十年雲乎哉 2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志,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嘗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於蔣。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蔣雖擁有中央,有志統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志,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一),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美國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報告,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態(Nelson Johnson t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戰爆發,同御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統一外,還想到國家的尊嚴和建設,然而這兩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權利,自有助於國家的尊嚴,但除了一九三三年獲得關稅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權、租界、經濟權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時日本不僅加緊侵奪利權,更進而侵佔領土,使回收利權運動,顯得毫無意義。至於經濟建設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幣制統一了,於一九三五年發行了法幣,鐵路與公路增多了,還增添了航空、郵政等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一共請了二十六位國聯經濟專家,提供農業、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見。但是根據經濟學者鮑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個南京時代的經濟是遲滯的。(見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1950,P.213-220)我們認為主要原因,除了國家預算入不敷出,歲收只能支付八成開銷之外,就是軍費浩大,佔了預算百分之四十以上。這又與蔣介石有關,他美其名曰國防建設,實際上大力擴充其嫡系軍隊的裝備,從事不斷的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可能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    
    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黃金十年」的實業建設,約有百分之六的成長率,似頗可觀,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區,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國資本控制生產,且以消費及服務性為主,工廠規模亦小,全部員工不過兩百萬人,只佔非農業勞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對整體經濟影響輕微。(參閱Chang,Industrial Develop ment in Pre-Comamunist China)不僅此也,而其經濟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於蔣介石個人的軍事考量。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粵漢鐵路,根本是為了便於解決西南獨立狀態的軍事動機。軍事掛帥的經濟建設多少促成蔣介石與德國之間的密切關係。蔣於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國顧問相繼撤離,使德國顧問進來填補空缺。德國軍官鮑爾(Max Bauer)於一九二七年到中國,以軍事與工業合一之論,贏得蔣介石的寵信,於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國購買大量軍火,於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時,在戰場上死於天花,然已為蔣提供了以軍事為導向的經濟概念。接替鮑爾的是魏曹將軍(General George Wetzell),於中原大戰時,就住在蔣介石的私人火車內,為戰役做了重要的策劃(見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can China,P.110),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後,蔣德關係有新的發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國成為德國軍火的主要買主,同時德國於戰敗之後,大力振興,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更大力擴充軍備,極需向中國以軍火交換戰略原料,諸如鎢、鋇、釩、鎳、鉻,完全取之於中國。早於一九二九年,德國即由中國獲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銻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鎢。鎢為耐高熱的金屬,在歐戰時即被視為極重要的戰略物資,而鎢與銻都盛產於湖南,難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當蔣介石聽到武漢政治分會調動軍隊,驅逐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時,「怒形於色」(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三),引發蔣桂大戰。李宗仁還以為是他的兩個軍長得罪了蔣介石之故呢。    
    蔣德間軍事夥伴關係,如此依存,關係自趨密切,大批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派遣,實為順理成章之事。據估計德國顧問在華工作人員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將領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級工程師及技師四十人,此外還有非軍人身份顧問。(參閱辛達謨《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的探討》,《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頁九十三至一O九)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復出之後,魏曹將軍介紹施克(Hansvon Seeckt)將軍接替。施克將軍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廬山與蔣深談,由朱家驊當譯員,得到蔣的信任,被聘為「高級顧問」,參與軍事、政治、經濟事務。普魯士出身的施將軍認為軍隊乃國家的象徵,為政治的工具,以及統治權力的基礎,尤與蔣委員長心心相契,積極希望德國顧問協助增強軍隊的素質,優秀軍官的培訓,以及建立在蔣一人統一指揮下的國軍。當施將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嶺重晤蔣時,蔣盛情款待,並給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蔣之嫡系部隊以及軍工業就在施顧問的設計下,進行改造,同時組成以法肯豪森將軍(General von Falken  hausen)為團長的六十一人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新兵。蔣介石邀請德國顧問來華相助的動機,顯然是因為仰慕德國的軍事體制,及其法西斯主義,引外力以壯大自己的武力。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黃金十年雲乎哉 3

    在這個背景下,蔣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嶺與德方訂立以中國原料與農業產品交換德國軍工業產品的密約,以加強兩國關係。但是德方與廣東陳濟棠的交易,犯了蔣之大忌,並向柏林抗議。結果德國外交部既反對以物易物把軍火給兩廣以觸怒南京,也反對把軍火輸送給南京以觸怒日本。由此可見,蔣積極圖謀西南,尚有爭奪自然資源的原因在,收買陳濟棠的飛機起義,絕對是划得來的。地質專家翁文灝於此時受到蔣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蔣介石既定西南,與德國的交易又暢通了起來。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國防部長賴清惱(Generalvon Reichenau)訪華,授蔣寶劍以示敬意,答應軍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議中德共同發表反共宣言,可見德國軍方的興趣甚濃,但在日本的壓力下,德國外交部持審慎態度。(參閱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ch.v)希特勒更決定與日本共同反蘇,並與滿洲國往來。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馳函希特勒,盛讚德國元首為「我們大家的模範」(model forus all),說希特勒是為國家自由、榮譽與正義而努力的偉大鬥士,並代蔣介石致意,但希特勒連信都不回。(見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蔣關係要平淡得多。美國於歐戰之後已洞悉日本崛起於東亞,故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開,意欲加以羈縻,並強調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則,然而由於國內孤立主義的高漲,在國際舞台上礙手礙腳,難有作為,更不願逆日帝之鱗,故九一八事變,日本悍然違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決爭端之公約,美國僅以溫和的「不予承認」處置,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舉侵略中國,公然違背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美方仍不願對日方做經濟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間的官方關係實在乏善可陳。    
    宋氏兄妹固有助於中美關係,他們幫助蔣介石瞭解美國,又為蔣介石遊說美國。一九二七年蔣宋聯姻以及—九三一年蔣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於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國的形象。然而這種良好關係僅限於非官方的民間關係,尤其是基督教會,導致大批傳教士來華,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經由宋美齡的中介,登堂入室,成為蔣介石的座上客。傳教士的影響當然不僅僅是宗教方面的,他們也希望能改造中國,使中國基督化,甚至美國化,故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等等,晏陽初搞的定縣實驗區,尤為樣板,多少有助於中國近代化的建設,然而杯水車薪,並無助於廣大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要解決問題,除了需要技術革新外,首須扶助貧農、約束地主。但政府對農民的貸款僅佔百分之五,其餘仍從高利貸、當鋪、地主而來。而蔣介石又一直認為農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實際上是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復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的支柱。蔣介石擁抱耶穌基督,顯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飾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嘗不想借助教義來增強反共的功效,但是由於蔣介石連溫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對,傳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無濟於事。當然,日本的侵略以及發動全面戰爭,連有限的成績也付諸東流了。    
    蔣介石於一九三四年的二月裡,親自在南昌發動聞名一時的「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發動,並非偶然,顯然要把它作為精神剿共,以配合軍事剿共。表面上要喚起民眾,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實際上蔣介石想借此統一全國意志,服從他的領導,完成「消滅共匪」的使命。關於此一運動的思想淵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國漢學家賴特女士(Mary Wright)見到蔣介石欣賞曾國藩、胡林翼,便與同治中興相比擬(見氏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於偏。其實蔣之思想絕無深度可言,而蔣確是「新生活運動」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淵源必然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學時所感受到的一點武士道意識,在戴季陶、 陳立夫灌輸的一點儒家權威主義,在德國顧問影響下的一點普魯士軍國思想與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妻子宋美齡叮嚀下的一點基督教倫理。此一大雜燴思想淵源是浮淺的,不可能成為一種思想體系,也難以補救三民主義之不足。    
    然而蔣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於上,藍衣社以及其他各種法西斯文化組織推波助瀾於下,必然是萬眾響應。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熱鬧,一九三五年就有點洩氣,一九三六年連蔣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傳》上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結果是一敗塗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領導大搞新生活運動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根本把問題看走了眼,無視乞丐、盜匪、貪污、腐化等經濟成因,以為完全可以倫理道德來糾正,因而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但是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全民復興運動不可能建築於牙刷、老鼠夾、蒼蠅拍之上。」(見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8)宋美齡的說法也很妙,她說中國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餓因不知勞動神聖(見The Chinese Recorder,66:61~62),真可說是不知民間疾苦矣,與晉惠帝所謂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正由於不切實際、流於浮淺,難有實效,然而蔣氏夫婦親自領導,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強挾整個社會以行,缺乏民眾的自發性,推廣的範圍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問題。    
    一九三六年,蔣介石於失望之餘,連其本人也失去興趣,把「新生活運動」交給宋美齡來負責,宋美齡雖請美國傳教士幫忙注入「新生命」,仍然無濟於事,終於無疾而終。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1

    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黨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幾被趕盡殺絕,生還者也難覓安全的棲身之所。不意共產黨裡出了一個毛澤東,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農民革命,於同年八月一日組成紅軍,先在井岡山發展革命根據地。這無疑是一點星星之火,需要時間才能逐漸燎原。蔣介石卻於無意中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時間。所以當一九二九年春,蔣桂戰爭大起,毛澤東高興地填了一闋《清平樂》: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詞說得很明白,國民黨軍閥開戰,使他能夠乘機「直下龍巖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農村革命。等到蔣介石打完中原大戰,國民黨四大集團軍同室操戈完畢,「匪勢已經猖獗」,已非一點點星星之火了。紅軍已活躍於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個省份。    
    蔣於一九三O年年底,確定「豫鄂皖三省連界『剿匪』計劃大綱」,並命令他的親信江西省主席魯滌平,限期收復吉安,以及肅清贛江上下游。然後於十二月二日致電南昌魯滌平、漢口何成濬、長沙何鍵,要他們嚴督「剿匪」計劃,務於一個半月內 收復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國府主席名義發表《告誤入共產「匪黨」民眾書》,發動宣傳戰。然後由南京啟程於九日抵達南昌,召開「剿匪」軍事會議,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計劃圍攻朱德與毛澤東在贛南的根據地。此一軍事行動,史稱第一次圍剿。    
    此次圍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率第九路軍(下轄五個師和一個獨立旅),負責「圍殲」,即包圍紅軍根據地後聚殲之。朱紹良率第六路軍《下轄四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於魯軍之東協剿。蔣光鼐率十九路軍(下轄三師一旅),自粵入贛。十九路軍尚未集中完畢,蔣介石已指定於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攻擊。魯軍的張輝瓚師自右方由吉水、永豐前進,於二十日抵達東固,但紅軍已撤走,又適逢大霧,竟把約略同時抵達的魯軍公秉藩師誤為敵軍,而激戰四小時。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動,張輝瓚亦不與聯絡,逕自向龍崗方向進發,猶如盲人騎瞎馬,行行復行行,離開龍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擊,結果全軍覆滅,張輝瓚也被活捉。魯滌平獲知敗訊,電令所屬譚道源師向第六路軍靠攏,進據源頭,卻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與紅軍遭遇,損失過半。第三天到了東韶,已是疲憊之師,在火網交射下全線潰敗,譚道源北遁宜黃,逃到撫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    
    職師江(三日)晨在東韶遇朱、毛、彭、黃全部號稱八軍之眾,孤軍重圍,作殊死戰,自辰至酉,黃團長敬及營長X等相繼陣亡,初級官兵死傷尤重,戰鬥之烈,從來未有。職隨從員兵或俘或傷,勢窮力竭,幾難倖免。除將突圍官兵移駐撫州整理外,所有損失數目容詳查續報。    
    左路朱紹良軍的毛炳文師聽到敗訊,不願再孤軍深入,逕自撤兵。但是蔣介石卻要「趁匪共得意出動之時」,電令朱紹良、蔣光鼐兩路軍,向紅軍「巢穴龍崗進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張匪氛」。(蔣介石元月三日致魯滌平等電)然而士氣既挫,已無法挽回,只好暫時罷兵。蔣原意趁中原大勝餘威,一個半月足夠蕩平山野草寇,哪知張輝瓚兵敗被俘,片甲不還,總共被俘不下一萬餘人,繳槍六千支,機槍數十挺,子彈百萬發,紅軍並借此展開戰略進攻,擴張地盤,蘇區更加擴大了。毛澤東又高興地填了一闋《漁家傲》: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倒霉的師長張輝瓚入了毛澤東的詩詞,可謂不朽,但死得確實很慘。他替蔣介石賣命,到江西剿匪,發現任何人家有去當紅軍的,滿門抄斬,並焚其屋,在東固燒殺尤烈,以至於民憤極大,在公審時被處死刑。頭顱被割下,釘在張氏宗祠的一塊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書「張輝瓚首級,送給魯滌平」,放入贛江,順流北漂吉安,張輝瓚號石侯,蔣介石得訊後,有「嗚呼石侯,魂兮歸來」的驚歎!魯滌平更是膽戰心驚,失去了鬥志,被蔣訓斥:「何膽小乃爾,使為共黨聞之,豈不為之所竊笑乎?」(見蔣介石復魯滌平電)遂把魯調往浙江,由何應欽來接替南昌行營主任遺缺,部署第二次圍剿。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2

    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來的第六路與第十九路軍外,加上王金鈺指揮的第五路軍與孫連仲指揮的第二十六路軍,以及行營直轄的五個師和三個航空隊。王金鈺與孫連仲都是降將,屬於蔣介石的雜牌部隊,蔣以官位與獎金來鼓勵他們赴贛作戰。蔣即已領教到游擊戰的厲害,不敢再掉以輕心,除了軍事外,注意到黨政的配合來封鎖蘇區,尋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強地方團隊武裝,以及從事清鄉以破壞紅色工農組織等等。進攻命令則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發出。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即進犯東固,但進入蘇區後,人煙全無,隱藏的游擊隊則鳴槍示威,此出彼伏,伺機偷襲,捕捉掉隊的士兵,令敵人有點神出鬼沒之懼。五月十六日,王金鈺所屬公秉藩師在東固遭到伏擊,死傷枕藉。公師長倉皇逃至吉安,分別向在南昌的何應欽和南京的蔣介石報告噩耗。蔣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談,一面嚴令王金鈺等立即向東固反攻猛進勿延,「切勿以公師而稍受影響,免中赤匪之狡計。此次我軍圍剿之實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衝破一點,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襲擊匪軍之側背,以為一鼓剿滅之機。」(蔣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電令)但是戰場上的發展並未遵從蔣的命令,王金鈺兼領的四十七師亦告失利,敗退水南,與郭華宗師的一個團合併。但郭師聽說公秉藩師全軍覆滅,心理上已有了壓力,無心戀戰,再退白沙時遭紅軍追擊,損失慘重。至於在籐田佈防的王軍郝夢齡師,知道紅軍各個擊破的戰略後,不但未聽從蔣命,「有進無退」,反而遠撤至永豐。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就此敗下陣來。 孫連仲指揮的第二十六路軍,於四月一日分別自宜黃、樂 安,浩浩蕩蕩南下,當接到蔣介石增援東固的命令時,即派所屬高樹勳師,取道中村,直奔籐田,然而由於郝夢齡師未戰先撤,於五月二十三日被紅軍包圍於一狹長的山谷之中,損失兩個團,高樹勳率殘部退回,孫連仲無意再冒進,將整個軍撤至宜黃。孫一面請中村敗績之罪,另一面則謊報回師之原因,說是得知紅軍將逼近南昌的情報,為了顧全大局而回師雲。南昌行營主任何應欽信以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紹良的第六路軍率三個師,自南豐出發,於五月十日進佔廣昌,然而偵知另兩路友軍被擊退後,僅留一個師守廣昌,其餘撤回南豐。留下的胡祖玉師於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擊,胡師長傷重斃命。紅軍乘勝追擊,切斷南豐與建寧之間朱軍的聯繫。並擊潰朱軍劉和鼎師的一個團於福建建寧。五月三十日,整個朱軍潰退。於是朱、孫、王三路軍皆敗,駐守在興國的第十九路軍,實際上是按兵未動。    
    蔣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圍剿朱毛三萬紅軍,竟大敗虧輸,被毛澤東各個擊破,再度暴露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低能,「棋差一著,輸個滿盤」,以及凸顯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正是滅自己威風,大漲他人氣概。蔣介石於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時,竟痛罵部將無能,甚至當場痛哭流涕。毛澤東為「反第二次大圍剿」,又填了一闋《漁家傲》,頗多寫實: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蔣介石原想一舉殲滅紅軍,結果反而助長了朱毛的軍威,大大提高毛在共產黨中的聲望,紅軍的實力更是大幅增加。雖有上千成百的傷亡,卻有上千成萬的俘虜,不計其數的槍炮彈藥,還獲得在蘇區極為難得的藥品與電報設備等等。蔣介石豈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籌劃第三次圍剿,並決定「御駕親征」,早於六月七日致電朱紹良與孫連仲謂,十日後到江西督師,「自當能與諸兄同存亡」,且謂「一聽中正之命令,必能轉危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達南昌,遂即舉行軍事會議,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駐守南昌,由外國軍事顧問參謀策劃。何應欽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直接指揮兩路進擊軍與兩個軍團。陳銘樞被邀親自指揮十九路軍兼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包括蔣介石調配給他的四個嫡系師,總兵力達三十萬人,比上次又超過十萬,為紅軍之十倍。其聲勢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蔣介石並誓言「如不獲全勝,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戰的方針是,「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先求擊破紅軍主力,搗毀紅軍根據地,然後再逐漸清剿。」他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簽署《第三次圍剿作戰命令》。(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O一至二O二)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3

    作戰命令既下,何應欽左翼軍的七個師擔任主攻,自南城、南豐向廣昌、寧都進發,企圖捕捉紅軍主力,結果撲了一個空。左翼第一路挺進軍總指揮陳誠、第二路挺進軍趙觀濤,到處尋找無著,疲於奔命。原來朱毛軍自南豐、建寧一帶,沿武夷山經過長汀、瑞金、雩都西移,來了一個外圍大圈的「千里回師」,於七月二十八日結集於興國縣的高興圩地區。此時右翼軍上官雲相所率的第三路進擊軍,自永豐抵達龍崗,與找不到紅軍主力的陳誠相遇,以為紅軍已經流竄而去,陳誠續向東固行進,上官則西向蓮塘前進。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鍇的第一軍團三個師行抵崇賢,左翼第四軍團蔣鼎文的一個師進至興國,左翼陳誠的兩個師到達富田,與紅軍主力在贛江東岸對峙。朱毛派一部偽裝主力退向萬安,蔣介石的偵察飛機誤以為真,立命陳誠西進撲向萬安,令趙觀濤與蔣鼎文進軍良口,欲殲紅軍主力於贛江之畔。然而朱毛三萬主力實未西移,調虎離山後,於六日中午來到蓮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雲相來投羅網。上官所轄師旅回良村進向蓮塘時,果然鑽進紅軍的「口袋」,遭到伏擊,一個旅全殲,旅長譚子鈞陣亡。在良村的旅長張鑾紹被擊斃,消滅了一個團,三千餘人被俘,繳獲槍炮馬匹更多。之後,朱毛又令一軍佯攻龍崗,實際率主力東進,包圍黃陂,與左翼第三軍團朱紹良的毛炳文師對壘。七日午時,紅三軍彭德懷和紅四軍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黃陂,殲敵三個團後,師長毛炳文於午後三時向寧都方向突圍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紅十二軍引走衛立煌、趙觀濤、陳誠諸部,使紅軍主力得以在白石與楓邊地區整休,以逸待勞。是年九月初,兩廣異動,兵指衡陽,朱毛乘機殲滅蔣鼎文的一個旅於老營盤,擊敗蔡廷鍇的一個團於高興圩、一個師於方石嶺。及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敗績而收場。此役動員三十萬人,進入贛南蘇區,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餘日,不僅沒有捕捉到紅軍的主力,而且又是損兵折將。何況蔣介石親自督師,並侈言「剿匪任務約月內可完」(見蔣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復福建省主席楊樹莊電)、「預計本月可全部殲滅」。(見蔣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結果又落此慘敗,真是顏面何存?紅軍方面雖有紅三軍軍長黃公略被飛機炸死,士兵傷亡約六千人,但斬獲甚多,除獲得大量人員與武器外,中央蘇區擴張為二十一縣連成一體的贛南、閩西地盤,面積達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勢。剿「匪」變成煽風,愈扇火勢愈大。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繼續內戰,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內」,哪有把國力消耗於內戰之後,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憤與黨爭,逼蔣第二次下野。復出之後,弄到淞滬停戰協議,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旗幟(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二十期),積極組織第四次圍剿,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然難度也增一成,蔣介石必須在全國抗日怒潮中,強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駐守寧都的一萬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逕自投共去也。    
    蔣介石雖然繼續稱共為「匪」,但已不敢小視,實已把數萬紅軍當作大敵,動員數十萬眾。為了應付浩大的軍費,還向美國政府借得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小麥貸款。這一次,他決定對贛南中央蘇區先採守勢,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欲先剷除這三個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據地。他以武漢為總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軍,自兼中軍,以劉峙為副,何成濬指揮左路,副總司令李濟深兼右路,以王均為副。在戰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即令地方厲行保甲連坐之法;在戰術上,「先肅清鄂中與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見蔣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濟深電)    
    蔣總司令於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漢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員,要他們注意守土責任,要求各縣長應具與城共存亡的決心。翌日又召見湖北士紳,徵詢意見。七月十二日,親自主持全省縣長會議,做長篇訓話,「希望湖北最近能剿滅赤匪,並且今後要做一個模範省」,要「剿滅赤匪」,須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這一點很可能是外國顧問教他的),以及要傚法曾國藩、胡林翼的精神(這一點絕對是他自己的)。(參閱《蔣總統秘錄》,頁一九九)     
    此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陸續開始。先以數十萬大軍進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七里坪一戰,蔣於八月二十日致王均電曰:「據俘匪供稱,幾乎喪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據紅四方面軍俘虜蔣軍一軍官說,此戰國民黨有六名團長陣亡,傷亡一百二十餘名(見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頁一九八),可謂雙方各有傷亡。不過,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的確於七里坪戰後準備撤退,於十月間率主力經豫陝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區的紅三軍也被迫轉戰於襄北、豫南、陝南,進佔湘鄂邊區,再轉移到黔東打游擊。蔣介石對這一仗十分滿意,不僅驅走了紅軍,而且解除了蘇區對武漢的包圍形勢。他高興地把新集縣改名為經扶(劉峙號)縣、金家寨改稱(衛)立煌縣,並於九月二十二日向國府主席林森報告戰果說:    
    金家寨已克,長江北岸赤匪不難根本肅清。刻來廬山準備清剿江西殘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三八八)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4

    所謂「江西殘匪」,即贛南中央蘇區,這是蔣介石的下一個步驟。此役總部仍然設在南昌。在發動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諸如開築公路、構築碉堡、興辦保甲、封鎖蘇區等等。圍剿的軍事行動則分中路陳誠、左路蔡廷鍇、右路余漢謀。蔣介石此時受到抗日的壓力愈來愈大,而日本卻不肯放緩腳步,步步進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盡速「肅清殘匪」。在他的邏輯裡,「剿匪」成為抗日的先決條件。(參閱《蔣總統秘錄》,頁一OO一)在積極推動下,陳誠率主力中路軍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開始進攻,由贛北南犯,左路軍負責肅清閩北,右路軍負責清剿閩贛粵三省邊境。蔣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飭,於一月三十日舉行「剿匪」軍事會議,並於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總司令」,設行營於南昌。但是日本已於一月三日攻陷山海關,威脅熱河,抗日情緒更為熾烈,許多國民黨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於「剿匪」的士氣特別低落。而陳誠的主力軍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黃陂嚴重受挫,國民黨編的《剿匪戰史》說,「激戰兩日,雙方受創甚重」,掩遮了慘敗的真相。讓我們看看蔣介石於三月四日給陳誠的電文,便知端倪:    
    我軍此次進剿,不幸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兩師在固崗、霍源橫遭暗襲,師長殉難,旅團長以下各軍官前仆後繼,奮勇殺賊,衝鋒陷陣,至死不屈,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情事,其精誠實足以驚鬼神、動天地而寒賊膽也。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從此我剿赤將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著我已死先烈之血跡,奮其義勇,殺盡赤匪,方足報復我軍上下官兵之仇憾,而為我陣亡先烈湔雪此無限之隱痛,以保存我軍此次慷慨悲壯、殺身成仁、視死如歸之光榮之歷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陣亡官兵姓名另案呈報追贈外,特先為我傷亡官兵頒發撫恤費五萬元,以慰莢靈,而獎特功,此令。((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三九○)    
    此一電文很像出自陳佈雷的手筆,然而慘敗的真相已和盤托出。實際上,不僅僅五十二和五十九兩師,陳誠的先頭部隊第十一師,在霹靂山一帶中伏,於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師長負傷,全線崩潰,令陳誠震驚憤怒不已。    
    蔣介石有鑒於「剿匪」軍事不順利,而日軍侵佔熱河更震動全國,不得不於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將江西「剿匪」任務交由何鍵主持。(見蔣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鍵電,見同書,頁三九—)蔣回京之後,汪精衛復行政院長職,積極對日妥協,但日軍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達成塘沽協定。委曲求全,只不過是為了穩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實「剿匪」部署未曾間斷,蔣於四月四日已再親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開始佈置第五次圍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訓話,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紅軍當「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膚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親自主持南昌政治訓練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蔣介石自任團長,陳誠為副團長,至是年秋天,受訓人數已達七千五百餘人。受訓內容無不與「剿匪」有關,諸如《剿匪手本》、《剿匪訓練要旨》、《民眾組織》、《戰時政治工作》等等。蔣明言「要練習打赤匪的本領來消滅赤匪」,甚至說:「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裡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蔣介石《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與提倡四維八德等論調,以鼓吹「統一意志」、「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訓軍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賣命;另一方面「天無二日」的豪情壯志,也不再加以隱飾了。    
    蔣介石於八月間在南昌召開「五省剿匪軍事會議」,聲言「剿匪」乃全黨全國的生死存亡關頭。九月間訂定《剿匪戰術綱要》完成東南西北四面包抄的軍事部署:北路顧祝同駐撫州,轄三十八個師,佈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鍵駐宜春,轄三個師三個旅,佈置在湘贛邊境;南路陳濟棠駐韶關,轄十一個師一個旅,佈置在粵贛之間;東路蔡廷鍇,轄十九路軍的六個師和一個旅,佈置在閩贛一線。以北路為主力攻入蘇區,東路配合進而剿之,西路與南路阻敵逃竄,以便再聚而殲之。整個兵力不下一百萬人,飛機二百架,德、意、美三國軍事顧問參與謀劃,可謂「傾巢而出」。難怪蔣於九月十日致電熊式輝轉蔣鼎文、衛立煌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    
    有鑒於前四次失敗的教訓,這一次蔣介石聽取了德國顧問納粹將軍施克(Generalvon Seeckt)的建議,採用了嚴密的「反游擊戰術」(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並不急著衝進敵境,而是先構築一連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進,步步為營,縮小包圍圈,穩紮穩打,壓縮蘇區,逼紅軍主力決戰爾後消滅之。根據此一戰術,蔣介石對於修堡築碉,特為重視,一再於電文中強調:「封鎖碉堡一日不完成,則進剿計劃即一日不能實行,希照屢電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誤!」(蔣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輝井轉蔣鼎文,衛立煌電)第五次圍剿遂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蔣介石下達第二一三號令指示部隊行動綱領後,正式打響。    
    


第六部分:金陵夢魘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5

    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厲害的碉堡戰與持久戰的壓縮下、在眾寡懸殊之下,紅軍再勇猛,似乎也難免劫運。然而紅軍方面處此大難,居然一反過去的運動戰,避強擊弱,各個擊破,而與敵方碉堡打陣地硬仗,直如以卵擊石。原來此時毛澤東被奪軍權,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憲)等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當家。秦邦憲當上總書記,年僅二十六歲,不過他們有共產國際的鼎力協助,並秘密派送一名德籍軍事專家奧托·布朗(Otto Braun)前來當顧問。此人碧眼金髮,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龍芝(Frunze)軍校畢業,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戰前夕抵達瑞金,取漢名曰李德,又署名華夫。中共的新領導瞧不起土包子毛澤東,而信任洋顧問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棄蘇區寸土」,以及「禦敵於國門之外」,與數量眾多敵軍硬拚,一反朱毛的游擊戰術,使人數本來較少的紅軍,在消耗戰中受到嚴重損失而難以增補,雖然堅持抵抗了一年,終不免於瓦解,於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決定突圍,做戰略性轉移,國民黨稱之為流竄,共產黨稱之謂長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及機關人員八萬六千餘眾,分別自瑞金、雩都、長汀,向湘西行進,開始漫長的長征。十一月十日,蔣介石的軍隊終於佔領赤都瑞金。    
    蔣介石四次「圍剿」失利的對手都是毛澤東,而這第五次「圍剿」勝利的對手卻不是毛澤東。如果由毛指揮,蔣能得手嗎?毛雖熟讀孫子兵法,但並不是神仙,如果沒有機會,誰也無法憑空創造奇跡。然而洋顧問李德以及中共新領導卻失去可以轉被動為主動,甚至轉敗為勝的良機。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發生的閩變。圍堵紅軍的十九路軍突然宣言反蔣,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濟深為主席,使第五次圍剿的四腳凳垮了一腳,很可能導致整個圍剿的夭折。毛澤東不僅洞察此機,而且特別寫信給總書記秦邦憲,建議兩點:    
     一、紅軍與蔡廷鍇的部隊聯合起來,在軍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對付蔣介石的進攻。二、鑒於蔣介石為了鎮壓福建事變,已將駐寧滬杭沿線的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全部調往福建,國民黨江、浙、皖後方腹心地區兵力非常空虛,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迫使其進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隊回援,這樣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蘇區之圍。(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十六)    
    無獨有偶,據宋希濂轉述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的話,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十九路軍在福建的變亂,他們如同共軍結合起來,形勢是很嚴重的,委員長曾因此幾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鷹犬將軍》上冊,頁一三一)可是總書記秦邦憲與洋顧問李德計不及此,坐視蔣介石調九個師的兵力平定閩變,全無動作,徒讓蔣軍攻破福建十九路軍後,再破江西蘇區,反被各個擊破。由此看來,如果毛澤東不被奪去軍權,恐怕蔣介石還會栽大跟頭呢。然而李德在回憶錄裡,雖承認第五次圍剿由他計劃,但認為蔣介石動員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飛機、一千五百門大炮,且為結合政治、警察、軍事三方面的大舉。言下之意,失敗非戰之罪,對毛之批評,甚不以為然,並斥毛是一陰謀家,顯然不願承擔軍事失利的責任。(閱Braun,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40-41,86-87,99.101)    
    不過,紅軍既被圍死,以其八萬餘眾,何能順利突圍,渡贛江而西?於是有蔣介石故意網開一面,於追剿之際,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雙鵰」之說。其實,若稍知蔣迫不及待要蕩滅「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說不實。真正網開一面的是守在南邊的陳濟棠,南天王非有愛於共產黨,而是與蔣有矛盾,怕被蔣一箭雙鵰,遂秘密「通匪」,只要紅軍不入粵境,答允借道西進,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毛澤東有詞為證: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那邊烽火連天,瑞金失守,而這邊得以借道,順利西行,放下心頭一塊巨石,當然是「風景這邊獨好」!「南粵」,更點出廣東方面的舉措,使紅軍將士得以順利過關。    
    蔣介石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圍剿勝利在望,高興地於十月初帶著宋美齡下廬山,去登華山遊覽,並訪歸綏、察哈爾、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沒有想到久圍疲憊的紅軍居然給跑了。蔣雖屢電諸將,要求「努力截追」、「務將西竄匪部聚殲於湖北以東地區,勿使漏網」,並未能克竟全功。他還親自赴重慶、成都、貴陽等地督剿,亦無濟於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軍官訓練團下來,知道追剿失敗,自歎「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則不徹底的勝利,並非真勝,甚至致日後之敗。而中共紅軍雖遭慘敗,然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克服千山萬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個真實而神奇的長征故事,奠立中共轉敗為勝的基礎。一位美國學者認為,長征鍛煉了中共鐵的紀律、游擊戰倫理、擺脫共產國際控制,以及導致毛澤東的掌握中共最高權力(見Wilson,The Long March, P.292-317),甚是正確,若問孰令致之?豈非蔣介石歟!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為何遲遲不抗日 1

    日本自甲午之戰後,即有侵華的野心。馬關條約不僅要求朝鮮獨立,以便日後的併吞,且要割取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還遼,補償賠款了事。此事至少說明兩項事實:其一,日本對中國確有領土野心;其二,帝國主義在華的均勢。俄、德、法三國並非有愛於吾華而干涉還遼,實因其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雅不欲日本來破壞在華之均勢也。但歐戰一起,列強忙於空前未見的大戰,全力投向歐洲,無暇東顧,不得不讓日本在遠東崛起,破壞均勢,日本對華侵略的步步高陞,乃是勢所必然,如幣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條、如山東問題,接踵而至。巴黎和會上提出的山東問題,證明列強所尊重的是強權而不是正義。中國與日本同屬戰勝國,卻要把山東的權益移轉給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此事的反應是強烈的,爆發了有名的「五四運動」。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緒揮發之後,舉國上下並沒有把精神放在面對日本的侵略上,更沒有處心積慮來思考如何救國,仍然繼續內爭,打內戰,從軍閥混戰到革命軍的北伐,槍口一直是對內的。    
      北伐的勝利,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全中國人民對軍閥的厭惡——他們賣國、他們喜打內戰、他們欺壓老百姓。北伐勝利之後,創立了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蔣介石時代的來臨。蔣介石及其國民黨雖以「民族主義者」自居,但他們對民族前途的考慮,並不比舊軍閥好,有時更壞。他們同樣地出賣國家利權、同樣地打內戰、同樣地欺壓老百姓!國民黨打內戰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黨」,然後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漢事變」,用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異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戰」,用更大的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另兩個異己——馮玉樣的第二集團軍與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中原大戰的慘烈,對國家元氣的損傷,實為軍閥時代所未曾見。更由於中原大戰,蔣介石遊說張學良進關助陣,讓日帝有機可乘,導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攻佔瀋陽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在東北的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想鯨吞滿洲,顯然是由於中國人的沒出息,自相殘殺,不能一致對外,有機可乘。九一八發動的那一天,蔣介石正在南昌坐鎮「剿匪」呢。蔣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記裡,引九一八事變為恥。他以為恥,因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日軍攫取了東三省。事實上,中國軍隊根本沒有還擊、根本沒有抵抗。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背負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卻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下的。張學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電令,並曾對一些人透露過,包括北上責問張學良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內。其實在九一八之前,報上已登出蔣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萬寶山事件後,蔣介石即已自江西發電給南京政府及張學良說:    
    官民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時報》)    
    同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又拍「銑電」給張學良,說得更清楚: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到命令後,於九月六日打電報給在東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電文今藏遼寧省檔案館《日人中村案》第一○四號)    
    可見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僅事後不是什麼秘密,事前亦甚明顯。精於情報的日本關東軍豈能不知?你不抵抗,我豈有不撿便宜之理?九一八一發動,中國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蔣介石之恥,但蔣介石卻要張學良代背黑鍋!    
    為什麼不抵抗?有許多人說:中國太弱,不能與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戰、不是挑釁,而是敵人打上頭來時,必然的自衛行動,打而後輸,總比不打就輸要好。何況九一八時,在東北仍有不少部隊。一九三O年張學良進關時,只調進七萬人。駐在關外的遼寧有六萬人、吉林有八萬人、黑龍江有五萬人,共計仍有十九萬人之多,而日本關東軍僅有一萬多人。一萬多的日本關東軍,不折一兵、不損一將,輕易地奪去了東三省,而且乘機劫掠,據不完全的估計,中國的財產損失在十七億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與彈藥的損失,據最保守的估計,日本接收飛機二百六十二架、迫擊炮及其他各種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門、戰車二十六輛、步槍和手槍十一萬八千二百零六支、機關鎗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數字見陳覺《九一八後國難歷史資料》第一卷)這樣多的武器,如果東北軍拚命抵抗,縱然失敗,也必然給關東軍以相當的創傷,挫其侵略銳氣。不抵抗的結果,不僅平白讓敵人奪去土地與武器,而且更增敵人的氣焰,更進一步想要染指華北!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為何遲遲不抗日 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後兩個月差四天,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乃力稱:    
    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    
    半個月之後,十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外交部長職宣誓會上的訓詞中又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    
    九一八以後的一二八事變,我們已經看到是十九路軍開打的。蔣介石下野復出後,一心一意設法與日方妥協,締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並把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打共產黨。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蔣介石在《對剿共軍事將領訓詞》中,更強調:    
    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係。……專心一志剿匪……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譭謗,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惟一要務!(《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頁六)    
    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說極為露骨的話,東三省與熱河如此輕易地失去了,居然「沒有多大關係」,可見他站的是什麼立場。為了「專心一致剿匪」,只有繼續遷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中國軍隊答應撤退,並保證「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蔣介石更於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統一政令」為名,通電迫馮玉祥解散民眾抗日軍。但是處處退讓,忍辱負重,並不曾減輕日軍的步步進逼,進一步又要製造蒙古國了、又要強迫中央軍退出華北了。然而,日本得寸進尺,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繼續忍辱負重,以至於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應欽奉命簽訂了可恥的、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因其可恥,所以事後何應欽與蔣介石都矢口否認,說是根本沒有《何梅協定》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聲明,認為「所謂《何梅協定》,實系有意造作之名詞」!當然在這本《紀事長編》中,不會有七月六日一條,從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對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與學生代表的講話中,也否認沒有什麼《何梅協定》,說是日本人的宣傳,「完全是自欺欺人」,「絕對沒有這一回事」,但同時又露出馬腳,欲蓋彌彰。蔣委員長說:    
    去年六月的時候,日本向何部長提出要求中國撤退河北境內的中央軍隊,並撤銷所有平、津、冀、察黨部和特務機關,何部長回一封極簡單的信答覆他說: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不必訂什麼條約,信中只說這幾句話而已。    
    既然是書面答應了別人的要求,而且「自動辦好」,再簡單也是「協定」,有義務要遵守的。再說,這封簡單的信,並不簡單,原是日本人代擬的文稿,要何應欽簽字的,其中並沒有「不必訂什麼條約」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種事項期望,均承諾之,且自動實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應欽。    
    何應欽親筆簽字答應梅津承諾日本人的「各種事項期望」,並且「自動實施」,還不夠稱作「協定」嗎?如果不是「協定」,日本人會「頗表滿意」(高橋覺書的作者高橋坦的話)嗎?事實上,何應欽簽這個字,並不像蔣介石所說的那麼輕鬆,他在被迫之餘,立即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請示,並附原文,汪院長復電同意,何遂於六日簽署。最近台北黨史會出版的抗戰史料中,收錄了一封出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的電報,即何應欽在簽字那天發給蔣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哂密極密。關於河北糾紛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書面答覆,經與汪院長再三斟酌考慮,歷時三星期,一再與日方磋商,近始決定由職備一普通信,送達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其文曰:「逕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應欽二四年七月六日」 等語,原件於今日寄平軍分會,派人送高橋轉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謹聞,職應欽。魚未秘印。    
    兩天後,七月八日,蔣介石覺得不妥,又致何應欽,指示他致梅津函「從緩發出」,謂:「即使要發,亦應有字句之改正,發否盼立復。中正。齊申機蓉。」翌日,何應欽回電,當然已經發出了。蔣介石對全國中學校長的講話中,說得很輕鬆,但原件資料顯示,蔣、何兩人都不輕鬆,因為他們心裡明白,這明明是一種書面的協定。既已白紙黑字簽了字,又要賴賬,是不可能的。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肯簽《何梅協定》呢?一語道破,他要貫徹「安內」政策,內既未安,他要不計一切代價地不抗日。當時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呼聲愈來愈高,當然對蔣介石有壓力,但他不為所動,堅持安內的既定方針。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為何遲遲不抗日 3

    蔣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獲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應,尚有可說,但日方是橫橫無理、得寸進尺的。然則不抵抗非僅不能救亡,反而會導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贏得國際干涉與調停,亦尚有可說,但國際強權對制止暴日,並不熱衷,而不熱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國太亂、太弱、太沒出息。如果中國人團結一致,舉國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軍在淞滬那樣的英勇抵抗,必會令國際刮目相看,增加干涉與調停的意願。其實,國際上關注九一八事變,主要不在日本侵佔中國東北,而在乎日本違反了一九二八年締訂的《非戰公約》,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脅。如果中國強烈反抗,不僅日本因付出較高代價而有所自制,而且國際上也會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決國際爭端。是以,我們認為如果蔣介石全力支援張學良抵抗日軍侵佔東北,很可能不敢製造滿洲國,也不一定會因九一八而導致全面的中日戰爭,所謂能戰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國府首任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九一八後的十一月二十日記道:    
    日報載,南京聞齊齊哈爾失陷,當開秘密會議,有蔣前往東省督戰之說,各方人心至為奮激,美國得此消息亦態度轉硬。(《蔣作賓日記》,頁三八二)    
    此則並非空穴來風,美國駐華武官邁耶(William Mayer),曾於情報函中提到:    
    本周最轟動的消息:「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國民黨四全代表秘密大會上鄭重宣佈,他已決心北上盡其職責,為黨國效命。」雖然是秘密會議而蔣的決定立即傳出去。許多報道稱他即將離開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實上,他離京並不是北上抗日,而是藉機下野,以表示他原來是要親赴東北督戰的,只因被逼下野,壯志不酬!我們如稍用點腦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後不抗日之故。如決心抗日,必能團結黨內外的抗日共識,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後,抗日不僅是國內的共識,連美國駐華武官也鄙視中國不抵抗,而為馬占山喝彩,讚揚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認為表現出來的「戰鬥意志」,足以贏得中國抗日的最後勝利。外國人旁觀者清,更能看出當時中國的分裂與不團結。但是團結的最大障礙乃是元首蔣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國內的敵人,而不太在意國外的敵人。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絕對錯誤的、絕對說不通的,連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都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是自殺政策,主張從「攘外中求安內」。(見《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但蔣為什麼要堅持他的錯誤政策呢?甚至於在九一八以後,他仍然頑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說把國內的敵人解決之後,再談抗日,這個先安內後攘外的口號,似是振振有詞,其實經不起分析與駁斥。所謂「安內」,要消滅「共匪」。其實……蔣介石要安的內,豈止共產黨!他還要消滅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諸多「雜牌軍」。「其他」都是國民黨,對北伐又有功,還是不行,照蔣介石看來,他們是「新軍閥」。但是蔣介石要安的內,又豈止於國民黨內的新軍閥,像胡漢民等國民黨元老,照樣要「安」!是以要安內成功,必須等到蔣介石成功地剷除一切反對他以及可能反對他的勢力。    
    還有一個理由,說是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得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這種說法實在可哂。這些人似乎認為,那時的日本帝國正在走下坡,而中國正在欣欣向榮。事實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後日本軍國日盛,而中國的情況則每況愈下。要安內去拚命打內戰是培養國力的辦法嗎?繼續內戰絕對是繼續消耗有限的國力。所以,從這個觀點看,先安內再抗戰根本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因為真正安內完畢,中國更加沒有攘外的本錢,油盡燈枯,還抗什麼戰?    
    蔣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國騷然。蔣作賓於九一八之後十日,記道:「南京有六百餘學生圍攻外交部,王部長(正廷)受重傷。此間(日本)留學生亦有請願回國之集議。人情奮激,莫可如何。」(《蔣作賓日記》,頁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記:「文武各學生均來要求回國。舌敝唇焦,苦口勸導,終不見聽。」(同書,頁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記:「聞國內學生大鬧,共產黨亦乘機而起,前途未可樂觀。」(同書,頁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記:「南京學生大暴動,搗毀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各處已成無政府現象。蔡元培、顧維鈞等均受重傷,蔣介石通電下野。」(同書,頁三九一)如果蔣介石真要北上督戰抗日,群情激憤的學生能不歡欣若狂、一致擁戴,還需要下野嗎?在廣州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因抗日而反蔣,蔣若抗日,又何必反蔣?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為何遲遲不抗日 4

    然而抗日激情不僅僅見之於年輕學生,穩健持重的國之碩老,如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電呼籲抗日。章太炎尤其積極,九一八之後,他並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盪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此一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他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良等於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並致電南京當局:如果當局不願或不能抗日,便應下台,由別人來領導抗日。章太炎當然知道一旦與日本開仗,中國很可能被打敗,但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他雖失望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學良有舊,想借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據湯國梨的回憶,學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隱情。至此他更深一層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堅不抵抗,對蔣介石亦益為鄙視,故尚在平、津一帶訪問時,即已嚴厲批評政府,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蘇州講學,特別表揚「儒行」,標出「行己有恥」之旨,顯然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訴國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為可恥的。之後,他決心長住蘇州講學。這不是退隱,而是要繼承顧炎武講學以救時的傳統。同年年底,日軍炮擊山海關,並聲稱熱河為滿洲之一部,以便侵佔。章太炎憤怒之餘,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與馬良發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謂滿洲在漢代已為中國之郡,稱為遼東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為中國的領土,而熱河從來不是滿洲之一部,更是中國的領土。此一宣言曾寄達日內瓦的國聯,在國內亦傳誦一時,代表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嚴厲指責蔣介石之無能,以致繼續喪失國土。他也更瞭解南京政府繼續「安內」、不願「攘外」的用心,於此力主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賴外援,而把抗日的擔子由全國的老百姓負起。他在與馬良、沈恩孚共同發表的「三老宣言」中,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中國老百姓已別無選擇,只有勇敢地站起來抗日。馮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個表態抗日者。他於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眾抗日同盟軍」,誓死保衛察哈爾,並收復失地,馮氏此舉,使章太炎盡釋前嫌,兩人成為好友。從最近發現的《章太炎給馮玉祥的五封信》看來,章對馮的抗日決心,推譽有加,把領導抗日的責任冀望於馮將軍。但是蔣介石不想抗日,馮玉祥抗得起來嗎?他的單獨行動使蔣介石大為光火,乃於八月間將「同盟軍」給解決了,章太炎立即痛責蔣氏的阻礙抗日。那時蔣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認為國難當頭,仍然勇於內戰,已危及民族的生存,這樣的政府早已有負國民所托。但從蔣介石的眼光看來,章太炎這一批主張抗日者,不僅破壞對日和談,而且為「匪」宣傳,幫共產黨的忙。但章太炎毫不減弱抨擊政府不抗日的聲音。於是蔣介石托張繼警告太炎不要再談時事,要他「安心講學,勿議時事」。張繼曾與章太炎有金蘭之誼,奉命傳言,結果被老哥訓斥了一頓,指這位老弟要他不說話,「得無效厲王之監謗乎?」他告訴張繼,他的持論已算是厚道的了,「雖明知當局之有陰私,猶不欲訟言斥之。」他又反問張繼:「誰使吾輩為小朝廷之民者?誰使同盟會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張繼討了沒趣之後,蔣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蘇州送上現款一萬元作為「療疾費」。太炎宣佈此款作為公用後,繼續逼蔣抗日,蔣介石送錢給他,當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繼續不斷地批評蔣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時呼籲全國團結一致,準備抗日。一二九學運發生後,章太炎全力支援學生,親自打電報給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釋放學生,宋回電給他,保證「和平解決」。終於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給章太炎,保證相互信賴,庶幾團結一致共渡難關。章太炎於逝世前十日,回了蔣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賴必須基於愛國主義,並指出為了抗日必須容共。章氏雖未及親見國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畢竟預見此一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為何遲遲不抗日 5

    前被手書,屬以其信濟艱之義,勸誘國人,抑言之非難,欲其心悅誠服則難,邇來所以語河北者,獨雲保愛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東人非始終可保,必不輕於依附。至於小小委蛇,如晉張軌之在涼州,非不與劉、石酬酢也,而領土必不肯棄,名號必不肯更,則所以自守者固在。一聞勸勵,當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殺敵致果,為國犧牲,此在樞府應之以實,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頃者,東方於津、沽等處,又增兵矣。觀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脅迫,欲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則猶未也。然勢之所激,往往有出慮外者,樞府雖以剿匪諸師進駐晉南,陰為犄角,一旦有急,則未知河北之意,果願其入境否也?鄙意應之以實,本無他慮,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據之以興背證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東,以堅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遺棄也,能以一部應戰固善,不能獨戰,則必有濟師之請,而晉南諸師,可與併力矣。為今日保全華北計,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難守,而但南抗黃河,河流既長,處處可以竊渡,幸遇水潦漲盛,容可暫安,水涸則必無以阻敵矣。抑鄙意以為今之國計,固不宜恣言遠略,惟領土未亡者,則不可不加意顧全。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今共產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氣耳。此輩雖多狡詐,然其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若能順其所欲,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間,漸可成為緩衛之勢,較今之左支右絀者,其得失必相懸矣。蓋聞兩害相權,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為害輕也。以上就形勢立說,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開誠佈公,以懸群眾,使將相之視樞府,猶手足之頭目,轉移之妙,自在廟堂,此非草野所能與,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陣辭,當不以臨渴掘井為誚。六月四日。 (《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後,章太炎反對一黨專政,不承認南京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遺民,遭到國民黨黨部的通緝,只好銷聲匿跡。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在給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僕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總司令就是當時的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副司令就是張學良。後來,他親自北上面見張學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視蔣氏的南京政府,攻擊不遺餘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當局有鑒於抗日的呼聲,宣佈召開「國難會議」,但議程限於禦侮、剿匪、救災三項,基本上並無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請出席之列,但他斷然拒絕,聲稱:「軍事貴速,能斷則一言而可,不斷則眾議而無成,紛紛召集,將以奚用?」要抵抗,馬上決定抵抗,用不著召開什麼國難會議。他懷疑「當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聯盟會議為分謗之機關」,所以雅不願參加,以「為黨國諸賢任過」。章太炎繼續譴責日本侵略,更直指蔣介石「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置國土淪喪而不顧。乃要求以國民名義,「將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乎平億兆之憤心,為後來之懲戒。」章太炎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重申九一八以後一貫的主張,要求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他直言共黨與日本應兩害取其輕,應該聯共禦日,不能再喪失領土於外人。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決貫徹內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章太炎這種「國共合作」的建議,當然是完全聽不進去的。無論國學大師章太炎或無數年輕學生,都手無寸鐵,奈何不了蔣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張、楊終以武力逼迫蔣介石走上國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關章太炎參閱 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ch.8)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

    蔣介石口口聲聲「共匪」,給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類。但是經過四次圍剿失利,已知問題嚴重,甚至擔心國民黨政權的存亡。請看蔣作賓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記所透露的內情:    
    內部軍隊均為「匪」牽制,不能調動,餉糈、彈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與人戰,真所謂自取滅亡也。況各處「匪共」蜂起,每欲躡其後,恐不亡於敵人,而即亡於「匪共」也。嗚呼!殆亦數也。(《蔣作賓日記》,頁四一○)    
    瞭解此一內情,始知蔣介石為何一再說:「日本是癬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當他聽到第五次圍剿得手,高興異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陽馳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勢已窮……渠魁授首在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頁七五九)復於同月三十一日電令「剿匪」各將領,「此匪不滅,不惟民無□類,而且國亦難於倖存,故民族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及吾人之是否能為國為民真正努力,均將於此覘之,即個人歷史之榮辱而論,亦全繫於此,望切告各將士努力截追!」(同書,頁七六一)然而時機仍然失之,截追失敗,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抵達陝北,別建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新根據地遠在陝北,在心理上遠不如江西蘇區之具威脅,更何況紅軍在長征途中損失頗為慘重。但是絕不似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所說:「赤匪至此……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陝北……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頁九六六)連董顯光寫的《蔣總統傳》都說:「共匪武力雖因當年流竄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陝北與甘肅境內仍是一個危險性的游擊分子。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陝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頁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見:在張其昀筆下所謂「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的「剿共」說法,在董顯光筆下,並不成立。同時,董顯光還透露這麼一段: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頁二四五)    
     這段話初看起來,覺得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蔣介石知道一時剿滅不了的陝北中共,背後還有蘇俄。名為試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怕與日本和蘇聯兩面樹敵,一時對於盤踞延安的中共暫停用兵,以及派親信與俄國代表商議,便事出有因了。    
    陳立夫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國》季刊中,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從這篇回憶中透露:原來董顯光所謂的「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所謂同僚,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他在回憶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所謂希望「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才是真正的意圖,但是為了怕影響剿共士氣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隱秘。陳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來,因而周恩來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寫了一封信給陳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尊此並頌    
    時祉(初刊於《近代中國季刊》,另見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2

    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的話,「黃君」是指黃華表、「養甫」是指曾養甫、「賢者」是指陳氏兄弟,「所策劃」「所主持」是指什麼呢?指的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公開「剿匪」聲中的秘密「通匪」作業。這一秘密作業,是由蔣介石這邊主動的。正因為主動的是蔣介石這邊,所以周恩來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的話,陳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與之接頭,十分困難」的話,可見主動在蔣介石這邊,是無法掩飾的。這邊主動找共產黨,那邊周恩來有了反應,就寫了這封信。陳立夫寫他在收信後:    
     該函經呈閱後,奉命繼續聯繫,由余等出名口頭答覆,允予轉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此一線索,始終聯繫未斷,以待進機之來臨。    
    陳立夫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後,沈雲龍、李雲漢等說周恩來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雲龍文見於他的《抗戰前後國、共商談的歷史教訓》等,李雲漢文見於他的《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均發表在《傳記文學》)但是蔣介石根據其個人的檔案,條列大綱,由陶希聖執筆的《蘇俄在中國》,也明列周恩來「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後,正合陳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樣,信是一九三五年寫的,應無可疑。    
    周恩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上發表《悼張淮南先生》,明說「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兩至匡廬」的話,朱開來《周恩來文的考訂》(《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說:    
    周文內所謂「一登莫干」,繫在二十五年夏,由張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所謂「兩至匡廬」,繫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由張先生陪周赴廬山晉謁蔣公。    
    張沖(淮南)的助手杜桐蓀在致蕭錚信(《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說:    
     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一個盛暑熱天,張淮南(沖)兄命弟陪送周恩來、潘漢年自南京出發,取道京杭國道,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張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無非因事未至公開,避免外間猜測而已。當日弟與周、潘抵達莫干山時,張已先期到達山莊等候,弟任務畢即下山,夜宿西湖蝶來飯店,翌日張與周、潘亦至蝶來飯店,共進午餐後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與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即周之悼張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兩至匡廬」之事,其事既發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間,因此周致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當為民國二十四年無疑。    
    應當指出,周恩來不可能於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見到蔣介石,「一登莫干,兩至匡廬」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前,國共秘密談判的對手主要是陳立夫與潘漢年。周恩來是想出馬的,但是由於談判情況不佳,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給潘漢年的密電有謂:「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署名東、天亥電,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儘管如此,誠如張沖助手杜桐蓀所說:「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國共雙方已有多次接觸協商,故在邏輯上周沒有遲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陳先生從頭重新接洽和談的道理。」(《誰教史達林說話?》,《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頁五十五)標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致張聞天、毛澤東電」,今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還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謂:「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見《毛澤東書信選集》,頁四十五至四十六)哪裡還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來寫信給陳氏昆仲,請他們「進言」,豈非猶如「置馬於車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謬嗎?再看周函的內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軍演習巷戰,足稱「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軍武官高橋、羽山到達綏遠,迫使綏遠各級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由偽蒙接收,正合「偽軍侵綏,已成事實」。同時毛澤東率紅軍第一方面軍自巴西抵河西,活躍於西北,並早已呼籲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軍亦已抵達陝南,劉志丹早據陝北。閻錫山於七月二十二日紀念周上報告,說是陝北二十三縣幾完全赤化,蔣介石也早於六月十四日發表《告川康陝甘寧青民眾協助剿匪書》。完全與周函「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人陝甘」所陳述的相吻合。    
    正由於周恩來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兩陳,陳立夫遂於一九三五年聖誕節前一天,奉蔣介石之命與懂俄語的張沖同行,二人均持化名護照,由上海經馬賽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徑往莫斯科。(參閱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六至一九九)蔣介石遂改變計劃,一方面,令陳立夫回南京與蘇俄駐華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國述職的鄧文儀重返莫斯科,轉達和談條件。蘇聯怕刺激日本和德國,不願與華有任何同盟關係,但可考慮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蔣特別要求蘇聯不得趁日本侵華時,「直接或間接侵華」。他並不擔心蘇聯會「直接」侵華,要點是「間接」,意指援助中共。陳立夫自承:「其實我們要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旨在使蘇俄不要趁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成敗之鑒》,頁一九九)這段秘辛告訴我們,蔣介石之所以積極與蘇聯搭線,就是怕兩邊作戰,並借與蘇聯締約以孤中共之勢。所謂「聯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3

    周恩來對蔣介石聯共抗日計劃,自表歡迎,並重述中共抗日立場,當然不知蔣之謀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聯俄制(中)共的暗盤。於是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直接談判。陳立夫說,經多次磋商後,    
    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應系潘漢年之誤)乃欲回延安覆命,余乃令張沖陪其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再唱抗日高調,以保實力。潘則留京續洽,不料事隔數日,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沖與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國難宣言,於七七事變後,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日公佈。(《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    
    這段話,既把人名搞錯,誤將潘漢年寫作周恩來,又把日子搞錯,《中蘇互不侵犯協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佈的,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佈的,並非「同日公佈」。此外,陳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於變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體談妥」,並已告知張學良,為什麼還會發生因蔣不抗日導致西安兵諫的事呢?    
    原因在於根本沒有談妥。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討論《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預定此次會議後,雙方停戰,然後由周恩來南下簽訂正式協議,解決各項具體問題,但是開會時,陳立夫忽然轉趨強硬,轉達蔣介石的話說:    
    蔣委員長的意思是: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編三個團,師長以上的高級將領一律解職出洋,經過考察半年後按才錄用。共產黨作為一個在野政黨參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一)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也提及「商談內容有四點,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義;二、服從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四、取消蘇維埃組織」。(頁二O二)潘漢年曾反問陳立夫:「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為什麼目前有此設想?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潘漢年就與南京政府談判合作抗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作業,中共當然不可能接受,誰又肯不戰而降呢?潘陳談判遂無結果,蔣介石想收編而不是合作,可見之於他後來所寫的《蘇俄在中國》: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爾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頁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裝必先解除」,這怎麼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場是「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見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一九一)國民黨原在情勢所逼下,答應此一統一戰線,然而何以蔣介石的態度突趨強硬呢?因為陳立夫與蘇聯大使商談互不侵犯條約時,獲得蘇方首肯:「他們(指中共)如果不聽話,你們(國民黨)把他們消滅算了。」(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二)這正是陳立夫在回憶中所說的:「這時候蘇聯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戰爭,他們就是犧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國家至上,勢所必然。」(《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陳立夫怎麼知道蘇聯肯「犧牲中共」?除了得自蘇方的允諾,哪有別的?蘇聯肯犧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來就不喜歡毛澤東,而且在毛打敗蔣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遲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認對中共估計錯誤,在二戰後猶直告中共同志奪權無望,而應與蔣介石「妥協」(modus vivendi)。(見Dedijer,Tito Speaks,P.322)    
    蔣介石知道可以蕩滅殘餘共軍,而不會影響中蘇關係,才從停攻延安到猛力進攻延安。毛澤東於十一月十二日復潘漢年電文中,即有「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之語。(電文見《文獻與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這樣高姿態強迫張學良剿共,以致引發西安事變。蔣介石事後於《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西安事變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紅軍及蘇維埃等,停止內戰,是不確實的。果真如此,當張學良在洛陽、西安懇求蔣介石結束內戰,一致抗日時,為什麼不說一聲?難道對自己的副司令會與事實正好相反的隱瞞?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張剿共?事實很明白,蔣介石帶著滿朝文武到西安來,氣勢洶洶,就是要大舉剿滅不肯接受收編的紅軍的。正因如此,才會有張、楊兵諫。蔣介石「通匪」是真戲假做,而張學良竟把老蔣的假戲真做起來,打破了他的計劃,難怪此恨終身綿綿不絕,死也不肯饒恕張學良。    
    無可懷疑的,西安事變才真正改變了蔣介石的「先安內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蔣介石抗日,乃是被張學良逼上梁山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4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東北軍在陝西,處境極為苦悶,因為他們不能在東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國人。有一項記錄說,事變前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苗劍秋勸他說:「我覺得陝北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桿,同陝北合作對外。」張學良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渾蛋了!」苗劍秋說:「你才渾蛋呢!放著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內戰,你憑什麼資格罵我渾蛋?」張學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兩個都是渾蛋!」(參閱右軍《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因此,西安事變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張學良和東北軍不願再做渾蛋。他們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去打日本人。    
    張學良本來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談攏,再由他向蔣介石進言,最後大家一致對外。在跟中共談攏這一點上,他已經成功,中共對他信誓旦旦,甚至「願受指揮、願受監視,任何時候可以隨意譴責」,都無不可。在與中共談攏的過程中,張學良甚至大哭,周恩來也陪他哭(參閱石川忠雄《中國共產黨史研究》),這樣子敲定,當然使張學良感動。於是「各以勿食言為約」後,就等張學良「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了。不料他在「向蔣公竭力進言」一點上,始終不成功,他以「巨額私款接濟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窯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兌現中國人一致對外的大希望。    
    在這種等待中,張學良的心理壓力愈來愈重,深感不達到「竭力進言」是不行了,最後,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蕩下,終於走上了「兵諫」的路子,即使個人遭到任何損失,也甘願為國犧牲了。    
    蔣介石既已決定打完內戰再說,他飛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服從他的政策,堅不聽張、楊苦勸一致抗日,更嚴厲督責,並加以威脅。最可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變發生前三日,寫了一封密函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勳鑒: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頁十至一十二)    
    蔣介石的目的,顯然是想經過《大公報》透露他「剿匪」的決心與佈置。這種佈置當然也同時給張、楊以警告與威脅,可說是蔣氏要達到其目的而採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張學良於一再試圖改變蔣介石不抗日政策失敗後,為了達到抗日的目的,也採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於十二月十二日發動兵諫,劫持蔣介石兩個禮拜。這就是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件。    
    張學良發動兵諫,主要是他少帥一個人的決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當南京政府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莫斯科十分憤怒,並向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提出抗議。(見《蔣廷黻回憶錄》,頁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國人既與蔣介石已有尚未公佈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以及憑什麼命令素無淵源的張學良抓人?    
    事變後一日,中共在張聞天的窯洞裡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人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說是「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又說:「公等果欲自別於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此時中共顯然仍是「討蔣抗日」的立場,然而蔣既不在他們手中,是否「交付國人裁判」,並非他們所能控制。不過,周恩來於十二月十七日晚上應張學良之請抵達西安後,得以商定和平解決五項條件如下:    
    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從此一協議可知,中共立場已漸由「討蔣抗日」,傾向張學良「擁蔣抗日」的主張。中共在十九日又召開擴大會議,接受了「保蔣安全,消弭內戰」的意見。盛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共產國際來電施壓所致,是不確實的。共產國際確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達保安(見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時致周恩來電),有關和平解決的方針早已定下來了。張學良兵諫之目的始終是「擁蔣抗日」,一旦蔣答應抗日,哪有不和平解決之理?說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共影響張學良,未免小看少帥的決心與獨斷。其實,張學良甚有主意。當西安事變順利解決後,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就因為張學良的兵諫目的已達,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但蔣氏回到南京後,口口聲聲說沒有答應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屆三中全會時,報告西安事變經過有云:「中正始終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聽其有何陳說。」他以領袖人格保證的諾言,雖口說無憑,然而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放棄先安內的政策是最好的證明。證明張、楊的兵諫的確促使他把對內的槍桿子對外,也就是說不再打內戰而一致對外,也就是說對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負重、不再退讓。此一「不再」之後,除非日本軍閥停止侵略,抗戰的爆發乃是時間的問題。果然,盧溝橋事件一發生,中國一抵抗,全面戰爭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變與抗戰爆發的因果關係,十分明顯。若問抗戰是怎樣抗起來的,一個最簡單的答覆就是西安事變,因為此事徹底改變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5

    西安事變達成停止內戰、全國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變的歷史意義。目的達到,當然是一種成功。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變之後,蔣介石個人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後所未有)。他的聲望大增,當然是由於全國人民相信他將領導抗戰。對共產黨而言,也是成功的,由於停止內戰使紅軍獲致喘息、重整以及發展的機會。唯一失敗的是事變兩主角。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全家被謀害。而且,最想抗日的東北軍,不准抗日,慘遭解散!張、楊因促成抗戰而遭大殃,確是一個歷史性的大諷刺。    
    但是此一大諷刺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蔣介石處心積慮造成的。西安事變之後,蔣委員長決心領導全國抗日,聲望如日中天,他豈能予人一種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認西安事變有任何積極的作用與意義,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亂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脫險,是由於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偽造所謂《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不惜軍事審判張學良、不惜囚張殺楊、不惜宣揚張、楊乃是目無法紀的軍閥餘孽。這一切都在製造懲罰叛逆的印象,而極力「淡化」對抗日所起的積極作用。    
    蔣介石掩遮西安事變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記》。他說是當時的日記,因此不少歷史學者就把它當實錄來引證。吳天威的英文專著《西安事變: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樞紐點》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雖知《西安半月記》實出陳佈雷之手(見頁二二八),仍然據為「有名的日記」來引用,甚至據之證明張閱蔣之日記與文件後,態度改變,流淚後悔。(頁八十六至八十七)李雲漢撰寫的《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檔案資料,於《事變經過》一章中,一再長篇徵引《西安半月記》所述,視為最信實的史料,並據之以重建「西安事變」半個月的史實。(參閱頁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記》全文起承轉合,一氣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記。其淺近文言,更神似陳佈雷的手筆。果然,陳佈雷於一九四八年歲暮自殺後,上海二十世紀出版社影印其手寫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書前並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於一九六七年,由台北《傳記文學》社,以鉛字排印出版,書名《陳佈雷回憶錄》。觀其內容,稱之為《陳佈雷自編年譜》似較恰當。譜中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這樣一段記載:    
    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余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記錄,於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傳記文學版,頁一一八)    
      是知所謂在西安的對張、楊訓詞,乃是返抵南京後,陳佈雷根據蔣氏夫婦授意而編寫成「詞」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變之結束,由於張、楊勇於悔過。    
    不僅此也,又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條記道:    
    蔣公赴杭州,余(陳佈雷)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辟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曆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余繕寫,既成乃赴滬,蓋蔣公歸西愛鹹斯路之滬寓請醫檢視身體也。(頁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記》也並非蔣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而是陳佈雷遵照蔣氏的意思,在旅館中「閉門造車」的產品,而且,「工程」不小,還需「望弟來助余繕寫」(「望弟」系陳佈雷妹夫翁祖望,為陳之機要秘書,女兒為中共地下黨員,後嫁蔣姓,即現任中共人大委員長之喬石,喬石本姓蔣)。陳氏生前沒想到要發表的手稿,居然無意間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寶貴的史料,雖早於一九四八年問世,卻不被許多研究「西安事變」的專家所注意與引用。    
    《西安半月記》既由陳氏事後編造,嚴謹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視為蔣氏日記來引用。不過,陳氏既秉蔣氏意志而編造,仍然具有史料價值,其價值在於足可反映蔣氏的「後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蔣氏事後對「西安事變」的主觀論斷與定位。    
    陳佈雷編寫的蔣氏日記從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變的前夕,所記種種疑點,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此乃寫文章的伏筆,以及「後見之明」!通篇用意,無處不在維護以及裝飾領袖的尊嚴。其實,「西安事變」之後,「擁蔣抗日」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為了舉國一致對外,維護領袖的尊嚴自有必要,張學良不計後果,堅持陪蔣返京,有若負荊請罪,亦就是要給足蔣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記》更有進一步的發揮,盡量凸顯委員長正氣凜然的形象,若謂:「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然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為余之武器,余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為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張學良等因讀其文件日記,受其偉大人格感召而釋放他,甚至借宋美齡之口,將其西安蒙難,與孫中山廣州蒙難相比擬。類此顯然不僅僅要維護一時之顏面,直欲借此「日記」,以塑造千秋的歷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歷史真相,則必須揭除神聖的面紗,以見真面目。我們不妨以《西安半月記》所記,與其他當時人的記錄對質一下,比而觀之。《西安半月記》對被捕時一刻的描述是: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6

    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巖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鬧!」余乃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余為俘虜,則可將余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前來,向余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余乃知圍攻行轅者,為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清池行轅前,余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屍體枕藉。孫堅請余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凌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余命孫:「找爾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面陳於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餘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余,則速斃余可也!」孫與第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余敬禮,請登車入城。余欲見漢卿詢其究竟,遂登車行。(《西安事變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冊,頁四)    
    文中的孫銘九營長亦有回憶,臨潼扣蔣應是他一生最難忘的一刻,同樣一事,請看他是怎樣寫的:    
    此時天色即將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將蔣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陳思孝(衛隊營一個班長)喊著:「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裡呢!在這裡呢!」我應聲趕緊跑上前去,只見蔣介石剛從洞裡出來,彎著腰扶著石頭站在洞口邊,衛隊營的衛士們四面包圍著擁擠在左右。發現蔣的陳思孝和衛士們報告說,我們先看見這塊大石頭旁邊像有人在走動,一會兒又沒有了。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裡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裡面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搶!」隨後站了出來。我走到蔣介石的面前,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裡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裡等著你呢!」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後牆時摔的。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願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汽車。我也上了車。(《西安事變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頁二二一至二二二)    
    兩文對照,用詞遣句雖異,所述事情實同。孫銘九的回憶樸實無華,口口聲聲委員長,並無故意貶誣之處,讀來生動真實。反觀陳佈雷編寫的蔣氏回憶,則刻意修飾,一心想在極為窘困的情況下,描述領袖之臨危不懼與義正辭嚴,以凸顯蔣氏的尊嚴,不免言過其實,過度渲染。如謂孫銘九一見到蔣,「向余長跪而泣!」蔣、孫初次面對,孫絕無向蔣「長跪而泣」的感情,今見孫氏回憶所述,蓋知跪泣一景,乃系虛設,而非實有。    
    我們把蔣介石的說法與孫銘九所記對質,可得八點:    
    一、蔣介石說聽到他的侄兒蔣孝鎮「與叛軍厲聲爭執」,這是替蔣孝鎮臉上貼金,事實上,孫銘九說蔣孝鎮「這個傢伙已經嚇得面無人色」,講話「半吞半吐」,又何來「厲聲爭執」?在蔣孝鎮表示不知道蔣介石行蹤後,孫銘九即拿槍對著他說:「你不說真話,我馬上斃了你!」於是蔣孝鎮「趕緊回頭向山上看了一眼」。孫銘九就按著「目指的方向,指揮隊伍往上搜查」。    
    二、蔣介石說他被發現時「抗聲答曰:『余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裡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裡面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後鑽了出來。」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7

    三、蔣介石說孫銘九一見他就向他「長跪而泣」;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走到蔣介石的面前,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裡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裡等著你呢!』」    
    四、蔣介石說:「找爾之副司令來!」孫銘九回憶:「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後牆時摔的。」    
    五、蔣介石說「遂登車行」;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願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車。我也上了車。」    
    六、蔣介石說上車後「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余登車,夾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即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孫銘九回憶卻是「在車裡,我坐在蔣的左邊,唐君堯坐在蔣的右邊;前面是副官長譚海和司機。蔣皺著眉頭剛說出『太擠了』一句話,隨即又把話嚥了回去。車子向西安奔馳著,蔣不斷地用手撫摸胸前,緊閉雙眼,口中噓噓地呼著長氣。我問道:『今天以前的事過去了,今天以後怎麼辦?』蔣說:『你們副司令有辦法了』『我們副司令擁護委員長抗日。』我說。『我也沒有不抗日呀。』蔣小聲說,『打共產黨是國策,沒有錯,是我決定的。』蔣顯然是動氣了。我據理反駁。他說:『你……我是國家領袖、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國策是由我決定的,國策沒有錯!你不懂!』蔣此時神態改變,怒形於色,並說:『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了。』遂閉上眼睛。到灞橋附近,路上軍隊甚多(後來知道這是張學良派來協助衛隊營扣蔣的),汽車時停時走,蔣眼睛向外看,不一會兒沉寂打破了,他問我:『這是哪裡的軍隊?』我簡單地說:『東北軍。』車到西安城門,門口有崗哨值勤。蔣又問:『這是哪個軍隊?』我說:『十七路軍。』進城門後,車子一直開到新城大樓綏靖公署,我和蔣下車進入早巳預備好的住室。」    
    七、蔣介石說抵新城大樓後「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於宋而去」;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同蔣進屋後,把他引到一張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後側,靠著一個小茶几。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並重複說:『你是個好青年。』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後又送來牛奶。蔣不喝也不穿。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麼還不來?』我隨口答應道:『馬上就來的。』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著藍色絲綢棉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交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麼好辦法!』這時我後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爭吵起來,聲音很高。上午十時,我走出了新城大樓……」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8

    八、蔣介石說第二天孫銘九來見,請他移居,他說:「此處即我死處,余誓死絕不移出此室。」孫銘九回憶卻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間十一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裡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將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才小心地推門進去。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麼晚來做什麼?』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這裡不舒適,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幹什麼?明天再說,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強行事,便後退一步說:『今天黑夜委員長不願意搬,我回去報告副司令一下。』蔣鬆了口氣說:『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來用電話報告了張學良,張說:『就等明天吧。』這時已是凌晨—點鐘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張學良又叫我去看蔣,並問他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靜下來,便於進行談判。這次見面,蔣似乎已明白我昨夜來此並無加害他之意。我一進門,蔣即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好青年。』接著講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誠愛國的故事和孫中山蒙難得救的經過等等。神色與昨天不同了。又說:『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軍事最高長官,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你是軍人,應以服從長官為重。』我看出蔣的用意是要我服從他,便說:『我絕對服從我們的副司令。』他又轉了話題說:『你家中都有什麼人,東北家鄉還有父母嗎?我也是貧農出身的。』想用這些話來取得我對他的同情。蔣最後還說:『以後你常到我這裡來聽故事吧!』我回去把這些情況都向張學良做了匯報,張說:『隨他講去吧。』」    
    根據以上的八點對照,發現在蔣介石的筆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臨危不亂的、視死如歸的、神氣活現的、大義凜然的;但在孫銘九的筆下,他卻是藏頭縮尾的、狼狽不堪的、貪生怕死的、張皇失措的、喜怒無常的、坐在地上耍賴要馬騎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稱讚孫銘九是「好青年」,據孫銘九告訴陳平景,從捉蔣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蔣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潑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蔣介石最後且以「孫中山蒙難得救」的故事想打動孫銘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孫銘九押送蔣至新城大樓後,即辭出,前往張、楊處報告經過,乃由楊虎城部特務營宋文梅營長監視,形影不離,以察言觀行。《西安半月記》記蔣、張於事變後首次見面:「約半小時後,張始來,對余執禮甚恭,余不為禮,張垂手旁立。」宋文梅則記張於九時三十分左右到達,「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呆在座椅上,繼續出聲長吁。」所謂「不為禮」者,乃張二次對蔣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不作答。至於「執禮甚恭」、「垂手旁立」,顯然是文人踵華之詞。最後蔣還是說了話,令人感到蹊蹺的是,至此蔣已知東北軍發動兵諫,而《西安半月記》竟謂:「余(蔣)問:今日之事,爾(張)事前知之乎?(張)答:不知!」蔣之問,已屬多此一問,而張居然說「不知」更不可能。細閱當時在場的宋文梅之追憶,始知當日中午蔣要與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見面,蔣與邵談話時要宋離開,宋不肯,乃聽到蔣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後便不再說話。」(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載《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五一至二五四)顯然,陳佈雷在寫文章時,「邵」冠「張」戴了。益見若果系蔣氏當日日記,絕不可能有此誤記,轉手陳佈雷又不及細察,因而有此不自覺之誤。    
    蔣住新城大樓後,張要蔣移居自宅巷內的較舒適新宅,以便於隨時見蔣,但蔣堅持不肯,邵力子去說,也不肯,最後澳洲人端納來見後,才同意移居與端納同住。邵力子對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沒有答案。《西安半月記》說:「余知叛部之意甚險,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鬥爭。」接著發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議論,諸如:「長隸革命之籍,古來忠烈,刀鋸鼎鑊,甘之如飴」,以及「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受惡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試煉」等,以便「於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做最後之犧牲」。(頁十一)僅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嚴重?蔣對孫銘九持槍來請,更謂「余(蔣)大怒」!其實孫怕蔣恐懼,特意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但蔣仍感驚慌,堅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孫看在眼裡,認為「這種情形說明,蔣是誤解了我們的用意,以為我們要在黑夜間把他拉出去槍斃,因而怕離開住地」。(《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二二四)監視蔣的宋文梅亦說:「孫(銘九)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最後,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著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裡,其他地方,我不去。」(同書,頁二五五)孫、宋二人的觀察,頗有助於理解何以蔣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納一來,疑懼頓消,就肯移居了呢?這與端納是外國人大有關係。蔣氏不是挾外自重,而是挾外自安,在蔣氏心理上,有外國人在旁,總不至於被拉出去槍斃。端納與蔣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記》一壁大力為蔣撐門面,以維護委員長的尊嚴,另一壁則盡量抹黑張學良。後者顯然與前者相關,因張臉愈黑,則顯得蔣臉愈白。最關緊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殺張、楊兵諫的原始動機,並加以歪曲,內容基本導向是,張、楊受人(影射共產黨)迷惑,犯上作亂,然經領袖偉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則「西安事變」之結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動搖而改變初衷,並非蔣氏答應改變「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遭釋放,如謂:「與余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確已動搖,不復如前之堅持;但余絕不存絲毫僥倖之心,蓋唯以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頁二十三)此與歷史真相相距甚遠。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9

    張、楊兵諫的動機原甚單純,就是要蔣停止內戰,團結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簡單地說,即出於愛國心。這種動機單純得使不明內情的人,不敢信以為真,即賢者如胡適與傅斯年亦斷然不信,認定張學良別有政治野心。然五十餘年來,史料大出,顯示動機就是如此單純。按諸張學良事變前後的言論,也相當一致。楊天石已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孔祥熙「西安事變」期間未刊電報,連載於北京出版的《團結報》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頗多孔、張間電報,為孔氏回憶錄所不錄,頗可明張之心跡及其單純的動機,以及和平解決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記》的隱飾。    
    張學良於事變爆發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蔣妻宋美齡文電,即明言留蔣促其反省,絕無傷害之意,只因「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其抗日救亡的動機,已表露無遺。張又於事變後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復孔祥熙電,亦謂:「弟等此舉,決純為實現救國主張,絕無一毫對人私見」,再度表白其單純之動機。張再於事變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復電馮玉祥,更謂:「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純潔無私,可質天日。……良等苦悶,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實施。」馮玉祥提及願擔保張之安全,張曰:「擔保一層,尤無必要,蓋良固不憚以七尺之軀,換得主張之實現也。」更進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換取純正之主張。張復於事變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舉,純為積極實現抗日救國主張,如中央確能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行動實現後,用我則願做先鋒,罪我亦願束身歸罪。」最後張於事變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電外交部長張群,有曰:「文電既已褐櫫八項主張,則八項之外,自無餘事,口是心非,弟不為也。」凡此足見張於私函密電中,與平昔公開之主張,完全一致,並以此為交涉之嚴正立場,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之動機,純為抗日救國,已無可懷疑。    
    宋美齡於復張學良元電(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針對張氏主張,謂「凡吾兄所建議,苟利國家,無不樂於採納」,又謂:「我國為民主制,一切救國抗敵主張,當取公意,只要大多數認以為可,介兄個人,當亦從同」,侈言民主固非實在,然表明可從公意。再謂:「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將領,或激於一時之情感,別具苦衷,不妨與介兄開誠協商,彼此相愛,當可無話不說。」但是蔣宋美齡於《西安事變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二十六至五十一)中,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記》不與叛部談判之立場,竟謂:「余復以長函(按即元電另由端納攜往西安)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余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頁二十九)回憶之文不僅語氣與原電相差甚遠,而且掩飾願意商談之痕跡,代之以促張釋蔣悔改之詞,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於致張學良寒電時,亦認知張之主張,謂「查抗日禦侮,舉國同心,中央同人初無二致」,不同者,「僅有時間之不同,絕非宗旨之異趣」,替蔣代「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辯解,蔣既亦抗日,則兵諫便無必要。張學良當然不服,於復孔申電中謂,一致抗日之主張「對委座已再四涕泣陳詞,匪惟不蒙採納,且屢被斥責,弟受委座知遇,絕無負氣之理,但委座主張堅決莫移,已絕對不能否認,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見,就張氏而言,只要蔣答應改變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即可解決。但是孔祥熙於二十餘年後寫回憶錄,竟懷疑「張楊所謂救國八項主張」,甚至說:「張楊通電,雖以抗日為理由,而八項之救國主張,則未有一項涉及抗日,至其所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等等,皆已走入共產黨之路線!」張、楊通電中無抗日兩字,因當時中日仍有邦交,自無必要啟釁,然八項主張無一不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有關,正見張、楊並非老粗。至於孔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乃共黨路線,然則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豈非采「一黨專政」、「勇於內戰」、「反對愛國」的路線?(孔氏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謂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記》給人的印象是,張扣蔣後,被蔣訓斥,不知所措;讀蔣日記後,更加痛悔,力求弭過,乃送蔣回京。其實不然。張學良自始至終,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擁蔣抗日,然而必先逼蔣抗日,才能改變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電報中,有一封錢宗澤於十二月十五日發給張群的密電:    
    衛密。極機密。本日端納顧問由西安回洛,據云:委員長住張學良之旁樓甚安。張要求接受主張,委員長初甚反抗,以後雲,無論如何,須回南京方能辦,但對方認無保障,有請求孔部長赴西安之意。總之,內幕情形,似有轉機。謹密陳。職錢宗澤叩。刪酉。(載《團結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鉤沉》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0

    此密電透露,事變發生之第四日,委員長已不再反抗,答應回南京辦,則已允諾張等主張,此一「轉機」,在《西安半月記》中看不到的。然為了「接受主張」有所保障,南京必須派人到西安談判交涉,以獲協議。但南京中央不欲與叛部談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張,乃采討伐的高姿態,以便維護尊嚴,惟孔宋家族求釋蔣心切,願意談判,然又不願示弱。兩派意見最後整合為雙管齊下策略,即表面上聲張討伐,實際上尋求政治解決,亦即循談判途徑。孔氏急於解救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建議張「一面親送介公至並(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負責同人,前往會商」。其意先讓蔣脫困,再做商議。但張於十二月十九日電孔,堅持「中央同人果愛國家、愛介公,自當推人來陝商洽。抗日實現以外,別無所求,更無金錢與地盤思想。區區志願,蘊之已久,絕非一時衝動。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甚為堅決,一定要中央派人來談,同日張又致蔣鼎文電,謂可派宋子文與顧祝同來。但中央為維持高姿態,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後讓宋以私人名義赴陝,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談判之實,然後宋子文才於十九日飛陝。宋到西安自非探親,當然是要談判,我們雖不知談判內容,但宋於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議,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齡、蔣鼎文、戴笠、端納等返陝,做最後之商定,是則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蔣與張談判,達成協議,獲致政治解決,已屬無可懷疑的事實。    
    協議未立字據,已可確定。張學良接受君子協定,因此與楊虎城於釋蔣一事有所爭執。事實上,即使立下字據,亦可撕毀,而君子協定,並非完全口說無憑。張於致蔣鼎文皓電已透露:「此間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並謂:「總之,抗日主張如不能實現,難送委座返京。」遲至十二月二十日於致張群電,猶堅持「非至抗日主張實現,殊難送委座南歸」。可見張學良與宋氏兄妹於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談後,知主張可以實現,乃決定於二十五日釋蔣,並決定親送返京。如果連口頭的君子協定都沒有,張既無以交代,楊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記》謂全無承諾,自不可信,且全文無一語提及要求抗日,僅於一處謂張等「於國事有所請」,故意隱諱所請之國事,乃孫銘九所謂:「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顯因已有口頭之承諾,不能說「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說被叛部脅迫而抗日,因而諱之。    
    《西安半月記》全無周恩來的蹤影,更是不實在之忌諱。宋美齡於其回憶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來,談甚久,然只說周擁蔣而不言抗日,亦不說蔣允不打內戰之承諾。但是周於晤見蔣、宋後,已將協議三度電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頁七十至七十五),則口頭承諾,實已留下文字痕跡。張學良事後絕不言蔣有承諾,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電視台記者問周、蔣會談,張說不但在場,而且周乃由其引見,但接著說:「對不起,我不能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口,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轉引自郭冠英《張學良側寫》,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頁三十八)說出來,會被傷害之人,捨蔣而誰?可能被傷害的原因,除了蔣有承諾外,還有什麼?所以張雖不說,但已盡在不言中。    
    事實上,《西安半月記》雖說毫無承諾,蔣在行動上實已接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由剿共轉向抗日。孔祥熙說,抗日救國乃蔣之既定政策,並不確實,可由蔣氏自己的話來駁斥。蔣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變僅一個多月,於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猶謂:「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十一)然而事變之後,卻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戰之路。盧溝橋事變一發生,中日之戰便不可避免。其實,「九一八事件」遠較盧溝橋嚴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戰爭。西安事變之後,既由不抵抗轉為抵抗,任何日本挑釁,一抵抗即可引發戰爭,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縮也。就此而言,西安事變確可稱作抗戰的淵源。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1

    蔣介石雖不願明說張學良逼他抗日,卻忍不住抱怨張學良中斷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記》引言中有謂:「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這一段話,且不論無意中自認西安事變導致其政策之改變,由剿共而抗戰,所謂至多一個月內可竟全功,則絕不可信。固然,若不計代價,傾全國之力,擴大內戰,或可竟全功,然勢必耗盡國力,讓日帝坐收漁人之利,此正是愛國者如張學良所不忍見,乃不惜以兵諫逼蔣改弦易轍,領導全國抗日救國。    
    然而,西安事變導致中共坐大論,卻大有人唱和。孔祥熙於一九五O年的冷戰時期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劈頭便說:「八年抗日戰爭與今茲共黨之竊據大陸,亦實於是役種其因。」即於西安事變時代表張、楊赴太原與閻錫山商談的李金洲,竟亦說:「大陸全部淪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推源禍始,皆肇端於西安事變。」(李氏撰《西安事變親歷記》,頁一)國民黨官方史家更將張學良描繪成失去大陸的罪魁禍首,史傳曲筆,莫此為甚,李敖曾撰《別賴張學良了》長文駁斥,鏗鏘有聲,足資參考。(見李敖編著《張學良研究》,頁一五五至二一六)須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敗而亡國,尚可怪罪漢卿,但抗日勝利,漢卿不僅無功可言,仍為階下囚。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聲勢十倍於共產黨,不旋踵於四年之內,喪失神州大陸,竟怪罪於囚中的張學良,寧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論」再推本溯源,演成共黨陰謀說,大肆發揮《西安半月記》所指張學良「受人迷惑,做聯俄夢想」,認為張、楊原無主見,因受到中共的滲透、分化而製造事變,並以周恩來為西安事變之「謀主」。李雲漢專著論述事變前因主要章節,分別為「共黨慫恿張學良」、「信心動搖」、「三次秘密接觸」、「赤氛籠罩西安」等(見李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頁三至十二),可謂陰謀說學術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國民黨的立場,但長久以來內地學者亦輒謂,張之逼蔣抗日方針系受到共產黨的啟示與影響。事實上,中共對東北軍的影響不能說沒有,而之所以有影響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氣候,東北軍並非因中共的宣傳而抗日,但中共號召抗日,自有相契之處。    
    《西安半月記》中觸目之曲筆,尚有:「爾(張)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余(蔣)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余之寬容庇護,爾尚可安然遠遊海外。」此顯指「九一八」事,明明張受蔣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蔣背黑鍋,而竟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陳佈雷畫蛇添足之筆歟?    
    《西安半月記》中已埋下嫁禍於楊虎城之伏線,如借張口曰:「余(張)此次之事,楊虎城實早欲發動,催促再三,但彼(張)躊躇未允;惟自十月來臨潼親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頁十七)竟認為張受楊之煽惑,失之更遠,故張於台灣囚中作《反省錄》,不惜力言:「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頁一一二)顯因蔣氏恨楊「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挾嫌彎曲,實可做楊氏一家於抗戰勝利後遭滅門之禍的伏線讀。    
    蔣介石脫險歸來,馬上背信棄義,把張學良扣留下來。張是自願而且十分堅持陪蔣回京的,為西安事變做了動人的收場。他於行前告訴孫銘九:「我抓了他,現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來,也是一抓一送。這樣豈不成了千古美談!」但是張學良看錯了人,蔣介石才不來這一套呢,他要洩一時之憤,顧不到「千古美談!」哩!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12

    回京沒有幾天,張學良就被蔣介石移付軍事審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蔣比做袁世凱。據傅斯年說,審判經過為「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見汪子飆《傅斯年密函裡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研究》,頁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參閱馬王《西安事變逸話》,《香港時報》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後,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要求請予特赦,理由是:「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才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尚復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一月四日,特赦獲准:    
    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長居正。    
    張學良雖被特赦,但是,蔣介石的寬大是很可怕的,因為「加以銜勒」、「嚴加管束」,最後淹沒了「需才孔亟」、「戴罪圖功」,張學良還是「遽令廢棄」了。最不甘心的也許是硬不讓他帶兵去抗日。    
    近半個世紀來,蔣介石「拿著培養一個團部隊的經費」,看住張學良,只是說著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從浙江溪口關到安徽黃山,從安徽黃山關到江西萍鄉,從江西萍鄉關到湖南郴州、沅陵,從湖南郴州、沅陵關到貴州修文,從貴州修文關到台灣新竹、北投,在蔣政權遷到台灣來以前,誰也見不到他,連東北耆宿兼國民黨同路人莫德惠,也不過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見到他三次。    
    蔣介石不講信義,令宋子文、宋美齡這兩個調解人顏面無光。宋美齡是妻子,無可奈何,只是說了一句「我們對不起漢卿」的良心話。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對「他(張學良)送蔣先生回到南京後,結果中央卻拿他當『犯人』看待這一點,似乎表露過十分的不滿」(見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而「宋子文覺無以對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戰未擔任政府正式工作」(見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顯然也不無內疚與抗議的雙重意味。事變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和好了。在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裡,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聲浪裡,在「停止一切內戰」的實行裡,在「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談話裡(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談話),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的釋放裡,在西安事變八條件無異大部分的同意裡……中國在走向自由,張學良在失掉自由。——「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1

    蔣介石於西安事變發生時,越牆逃走,折腰受傷,回來後在滬杭溪口等地治病養傷,同時處理善後,有不少小動作,如審判張學良、自請辭職以及籌劃解決東北軍等等,但是大方向已無可改變,內戰絕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國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華挑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觀趨勢,非任何主觀意願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針對他認為「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以蔣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相責、以信義相責,宣稱「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如果蔣氏放棄過去錯誤的政策,「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二二八)一周之後,中共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履行諾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裡,國民黨終於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內戰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在會上,一方面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另一方面也通過了聯合各黨各派的議案,但不許發表。(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會後,蔣介石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一面主張開放言論,一面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面主張集中人才,一面詆毀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一面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面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轉引自楊樹標《蔣介石傳》,頁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壓迫下政策轉變中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多少反映蔣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繼續剿共的情況下,仍想以談判方式來收編中共的黨與軍。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周恩來曾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時為三月下旬。許多具體問題沒有結論,顯因蔣想借統一而融化之,而周則要在統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則上已達到國共合作的共識。中共遂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說明「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一九三七年五月,蔣介石傷瘡銷假後,與汪精衛一道到廬山,召集學者名流座談。陳佈雷記道: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陳佈雷回憶錄》,頁一二)    
    周恩來亦於六月四日上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蔣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其本人為具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監督國共合作;紅軍由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號,朱德、毛澤東出洋;以及堅持國民黨派員擔任陝甘寧邊區正職長官等。蔣想吃掉中共的意圖仍十分明顯,周恩來哪肯接受,遂於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五日還是做了一些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蔣提出的那個「同盟會」,然必須確定共同綱領,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且保持中共在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獨立性。邊區正職長官可由國民黨派,但必須從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任選一人。至於紅軍改編,必須由朱德為指揮官。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協議未成。但是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大戰迫在眉睫,一致對外,已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了。……總之,誠如內地學者所說:「蔣介石雖然被迫與共產黨進行兩黨合作的談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義下,把共產黨聯合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聯合在國民黨當中逐漸溶化掉。」(見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四)    
    說到七七事變,許多學者喋喋不休爭辯誰在盧溝橋上放了第一槍。請問強盜在你家裡橫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來,誰先開打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事變在盧溝橋發生並非偶然,盧溝橋與豐台為北平對外交通的兩個門戶。日軍已於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強佔豐台車站,如果再控制盧溝橋和宛平城,即可對北平形成合圍之勢,以鞏固其所謂「華北特殊化」之目的。日軍演習與士兵失蹤都是為了藉故生事,後來那名失蹤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尋獲。(參閱劉鳳翰《抗日戰爭史論集》,頁一O一至一一三)然而日軍仍要進入宛平搜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侵佔宛平,宛平守軍起而抵抗,是謂七七事變。    
    北平市長秦德純於七月八日,發電報給仍在廬山的蔣介石,報告事變情況。據陳佈雷說,蔣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見《陳佈雷回憶錄》,頁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願擴大,但不擴大是以中國屈服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擴大。在蔣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無異政治自殺。同時毛澤東、朱德以下紅軍將士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日救國。蔣遂於七月十六日在廬山又邀集全國軍政要人,舉行談話會。八月中共派周恩來等參加,提出國共合作宣言,主張發動全民抗戰,共赴國難。中共又做了些讓步,但仍堅持國民黨只能派人參與指揮紅軍。蔣介石若即若離,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讓步,願意與中共共同抗日。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2

    蔣介石雖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心知肚明日本軍閥氣焰正熾,不可能「覺悟」,則戰爭勢不可免。他於七月十七日對盧事講話,實已為全民抗戰做了心理準備。(參閱蔣七月十九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蔣自廬山返京,國民黨內包括廣西李、白的反蔣派系,紛紛擁蔣抗日,更使蔣無從退卻,停戰談判破裂,日本侵略軍於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舉進犯,二十九軍頑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先後陣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繼陷落。蔣介石於二十九日在日記上寫道:    
    歷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理,此不足驚異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一四O)    
    中日兩國軍力固然強弱懸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實在令人驚異。蔣於事前一再電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進尺,「中央決心運用全力抗戰」,要宋「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於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決,貽誤戰機,以至於倉促應戰,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軍,導致迅速潰敗,連失名城!他於七月二十九日記者招待會上,自認平津失敗問題,「願由余一身負之」,並表明抗戰的決心。抗戰一詞,也是蔣介石首先堅持用的,以表示中國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應戰!    
    真正的全面應戰,則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滬之戰。翌日,國府外交部即發表抗戰自衛聲明。八月十九日,蔣終於同意中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張,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接納中共,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見,嚴格而論,「八一三」才是蔣介石決心全民抗戰的開始,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軍委會既成為最高統率部,編製大為擴充,設秘書廳以及六個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事宜。在舉國一致對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成為統一中國之最高領導人。    
    這位最高領導人如何領導中國抗戰呢?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於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序中說:「揆諸領袖革命奮鬥之經過,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其中最印證此理的,是說蔣介石「決定持久消耗戰略」以為「抗戰勝利的基礎」的幾段話。全文如下: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絕不容許拿硬拚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為了要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和避免敵人不斷攻擊的毀滅,乃決定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採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戰略: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    
    在這一最高戰略運用下的戰爭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堅持敵後游擊,來爭取「積小勝為大勝」,自始至終的領有著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著主力,等待著有利機會的反攻。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在這最高戰略運用之先,曾經遭遇著極大的危局,那就是開戰後的次月,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面以精銳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面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著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將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借。    
    領袖洞察了這可慮的危機,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華北戰場,在平綏、平漢、津浦沿線各個要點,採取縱深的重疊配備,多線的分段設防,對日寇進行逐次的抵抗。特別是先機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險阻,佔領了側面陣地,確保山西的天然堡壘,迫使進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側背威脅,不得不將向南的作戰正面,改為向西進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長驅南下的威脅,使太原會戰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繫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    
    這改換作戰正面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爭,迫得敵人將「由北而南」歷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滿清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為「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態勢。這主動攻勢的一戰,使敵人完全追隨了我軍的行動,喪失了主宰戰場的先機。這顯示中國「抗戰到底」決心的一戰,迫使敵人先後七次增援,動員精兵三十萬人,傷亡到六萬以上,將主力確實轉用到淞滬戰場。這開拓「持久消耗戰略」勝利之路的一戰,掩護了沿海學校工廠物資的西遷,和千千萬萬忠貞同胞的撤運,保留了指揮作戰的動能,造成了戰局持久的契機。    
    這顯示中國軍隊英勇浴血的一戰,不僅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唱出了「中國不會亡」的豪壯歌聲;海軍的勇襲敵出雲艦,封鎖淞滬一帶港汊,布放水雷;筧橋空軍的英勇擊敵;尤其是「八一四」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紀錄,擊敗了進攻中國領空的寇機,粉碎了敵人「三月亡華」的迷夢,和國際間東亞病夫的譏諷。但這輝煌戰績,不能不感謝蔣夫人領導建設空軍的辛勞。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3

    這數不盡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領袖轉移南北作戰軸線的輝煌結果。這絕不是一般兵家所認為「違反節約戰爭原則」的看法,這是著眼深遠的戰略優勢作為! (頁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這一對「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作戰軸線的歌頌,後來被蔣緯國一路和聲不絕。——自蔣介石死後,蔣緯國從發表《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止,這位曾任戰爭學院院長和三軍大學校長的二公子,都一再重複演繹他父親這一「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蔣緯國的演繹,是以「強使日軍增兵上海,改變日軍作戰線方向」為主體的,重申「對上海之敵採取攻勢,以迫使日軍改變其作戰線為沿長江自東向西」。蔣緯國的結論是:    
    改變日軍作戰方向,是領袖在戰略指導上的傑作。這一傑作,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造成了中國持久的條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拯救了中國的命運。    
    歌功頌德事小,歷史真相事大。讓我們先看看八一三淞滬之戰的經過。    
    就軍事常識而言,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甚至兵員都遠遜於日本,戰鬥力薄弱,絕無可能主動開闢戰場。相反的,日本為了要使中國屈服,故既於七月十一日決定向華北增兵,復於七月十二日制訂向青島、上海派兵的計劃。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谷川清,就主張進兵中國經濟中心上海,以及攻佔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蔣介石在判斷日軍可能在淞滬一帶發動,才主動備戰。當八月九日發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軍雲集上海,提出無理要求,淞滬戰爭一觸即發,蔣始命張治中向上海推進。翌日凌晨佔領租界周圍要地。但到達上海的部隊不過兩個師、一個旅。直至開戰之後,國軍主力始陸續從其他地區調入淞滬戰場,才實現主力轉移。可見蔣介石絕非故意要在淞滬一帶主動開闢戰場。而日方為使中國屈服,勢必要在淞滬大打特打。    
    基於上述基本事實,我們再看蔣緯國所說淞滬之戰,一開始「對上海之敵採取攻勢」,是很耐人尋味的。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就是想用攻勢來消滅淞滬地區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蔣緯國在《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中說:「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滬之戰的最初局面,就變成了一段「圍攻時期」。然而據顧祝同自述,即於此「圍攻時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擴張戰果,致未能達成預期目的」,反倒惹來「犧牲甚大」、「損傷極重」的後果。(見《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何應欽在《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也指出「我軍缺乏強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壓敵艦及克服街市之障礙,故進展遲滯」。(頁四十五)是以,在「進展遲滯」、「予敵之威脅有限」的局面下,所謂「圍攻時期」,「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就不可能了!蔣介石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敵方根據地的干法,其實和三十七年前(一九OO年)西太后下令甘軍、武衛中軍,乃至義和團「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所在地)的干法別無二致。——當時西太后的部隊圍攻了八個星期,可是仍舊拿不下來,最後聯軍援軍趕到,自己偷雞未成反蝕米,如今蔣介石的部隊只圍攻了十天,日本援軍就趕到了。於是,「圍攻時期」轉眼變成了「防禦時期」,一切局面就逆轉了。而「防禦時期」,仍因:「缺乏空軍及炮兵支援」,「日軍又猛烈反擊,使攻勢終告失敗」,「乃退守蘇州河南岸,全般動態,愈形不利」,不久蘇州河南岸陣地被日軍突破,遂於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蘇州一帶撤退,由於地形窒礙、道路壅塞,在日機轟炸、掃射下,傷亡極為慘重,秩序也大亂,整個陣線動搖。(詳閱《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二至一七三)顧祝同說,不但前面仗打得「整個陣線動搖」,連「原擬守吳福線」等陣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頁一七三),可與白崇禧所說,「上海抗戰原計劃本是節節抵抗」(頁一四O),然「因敵人掌握空權,行軍不易」,「復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一),相得印證。由此可見,整個淞滬之戰,打得其實是事與願違的,最後連向後面既設陣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了。顧祝同痛心地描述說,「在上海我軍開始撤退後,日機猛炸我京滬鐵、公路沿線各要點,蘇州每日均在空襲中」,「乃決定於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後,向武進撤退。是日,蘇州遭日機大肆轟炸,我離蘇州時,蘇州城內外多處大火焚燒,難民扶老攜幼,沿途充塞,部隊亦絡繹西進,秩序混亂已極。過去戰地情景,我雖已見慣,而此時一幅亂離慘痛的畫圖,深印腦際,歷久竟不能磨滅。」(《墨三七十自述》,頁一七四)——這個仗,打得真糟糕。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4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訪蔣介石,認為淞滬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七)並建議部隊更番上陣,來消耗敵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動棄守南京,誘敵深入以實行長期消耗戰。但蔣委員長倔強不聽,結果「淞滬會戰,歷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說:「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之壯烈,在中華民國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頁六八O)既敗下陣來,人馬踐踏,慘不忍睹,而不出數周,敵人便從東西兩面「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一)李宗仁說,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頁六八一),這是對的。縱然非「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不可,也該移到南京去打,不該在上海打。白崇禧說:「上海地狹薄海,敵人陸、海、空聯合作戰,極易發揮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我軍為向國人交代,只做輕微抵抗,將主力撤至南京,深溝高壘,由沉著之將領指揮,敵人海、空軍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雖南京終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較大,敵人之損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說得對,「蔣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頁六八六),不單是戰略上的,在戰術上也一網兜收、鉅細不遺。而這種戰術,至多只能說是蔣介石自己的「戰術」。因為蔣介石指揮部隊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組織系統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級指揮的。李宗仁說蔣介石「個性倔強」,不聽人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當圍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時候,蔣介石以為有機可乘、有功可圖,一切都自己指揮,當時淞滬地帶本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馮玉祥、副長官是顧祝同,但蔣介石是親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顧祝同雖然代陳誠指揮了張治中,但他並沒有「實際指揮」,不但他沒有,連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也沒有。(詳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常常「隔著司令長官、總司令、軍長、師長、多少級的直轄長官,把一連炮兵隨便調走了」,在張治中的回憶中,他還臨陣調走一個軍呢!在八一三淞滬之役時,張治中當時是淞滬警備司令,也是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當時羅卓英的十八軍撥歸他指揮,可是,妙事來了:十八軍竟暗中轉調給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而張治中竟不知道!(詳閱《張治中回憶錄》,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顯光《蔣總統傳》說:    
    上海戰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動均由蔣總統親自設計和指揮。他對於前線每一將領不斷以電話接觸,並曾兩度親赴前線與其部下將領會商。這三個月來,他徹夜警覺,與在前線上之每一軍人相同。在此次戰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過三四小時,甚至這樣的短時間,仍因前線常來電話,以致打斷。自從他擔任總司令以來,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別。(頁二七九至二八○)    
    董顯光目的在捧蔣介石如何勤於「親自設計和指揮」,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蔣介石「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別」。    
    正因為蔣介石的統帥方法是胡來的,所以,仗打下來,軍官固苦,士兵更苦矣!馮玉祥記得,在前方打仗的軍隊,「雖然很忠誠、很勇猛、很愛國,可是老餓著肚子。」陣地又因偷工減料造得很壞,裡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傷兵也常無醫藥,「沒有包紮所,更沒有擔架隊。」傷兵運到醫院,傷口已長了蛆,死了的無人埋葬(詳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等等慘狀。蔣介石打不過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對待官兵,實天理難容。    
    李宗仁說蔣介石「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不知」;馮玉祥說蔣介石「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這些論斷,都屬知兵者言。蔣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該知道仗不是這麼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這樣打起來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說蔣介石對淞滬之戰的決定,動機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第三「是由於蔣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爭」。其實依我們看來,還有第四,那就是蔣介石對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被十九路軍抗日搶了鋒頭一事,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那是他們黃埔系中央軍的失招,因而如法炮製,妄想北齊笑話中「趁大家熱鐺子頭,更做一個」。蔣介石這種心態,在《張治中回憶錄》中表露無遺。張治中說: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5

    上海為我經濟重心,系世界觀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在事變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亦須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若自甘被動,雖佔蘇福線或錫澄線,洵屬非宜;若迎戰不能一舉破敵,又不能持久支持,則使國人回憶「一·二八」之役,薄現在中央軍之無能矣。(頁一一五)    
    正因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軍之無能」,所以蔣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這時候,張治中提出了構想:    
    我對上海敵情的判斷,自信很實在、很正確。同時我有一個基本觀念:這一次在淞滬對日抗戰,一定要爭先一著。我常和人談起,中國對付日敵,可分做三種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這叫做「先發制敵」,又叫做「先下手為強」。「九一八」東北之役,是第一種;「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是第二種;這次淞滬戰役,應該採用第三種。(頁一一七)    
    張治中把這種構想形諸報告,向蔣介石提出,得到回電是:「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頁一一七)    
    蔣介石首先構想「以掃蕩上海敵根據地為目的,不惜任何犧牲,實行攻勢作戰」(《蔣總統來台後批閱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但是,這一構想,由於他在發起攻擊時三次猶豫,「失機於先」,變得更不可能。    
    張治中「佔領全滬」、「把上海一次整個拿下」(頁一二二)的構想,本來已是如意算盤,這一如意算盤,顯然建築在敵情判斷的錯誤上。例如他說:「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頁一二四)試問明明到處是堅,「不在攻堅」,又何能幸勝?根據四十多年後國民黨透露出來的史料,我們發現直到八月十三日當天,蔣介石還在問張治中「十五門重榴炮與五百磅之炸彈」能不能「破毀」鋼筋水泥的日本軍營呢!(參閱《蔣委員長致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指示對倭寇兵營與其司令部攻擊計劃準備及倭營之破壞電》)可見蔣介石根本還沒搞清楚起碼的工事情況與武器性能,就「徒憑一時之憤(蔣介石寫了別字,「憤」是「僨」字之誤)興」,打了起來了。他叫張治中不要「徒憑一時之憤興」,但他自己,比張治中還「憤興」呢!    
    張治中當時「憤興」地說「日本無論來多少援軍,絕無制勝的可能」(參閱陳公博編《炮火下的上海》);蔣介石當時「憤興」地說「敵軍步兵之怯弱,實不值我軍之一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未侍參京電》,載《蔣馮書簡》);結果援軍登陸後,蔣介石又「憤興」地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最後上海戰場明明撤了退,蔣介石還「憤興」地說:「此次陣地轉移,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四十八)事實上,這些「憤興」造成的代價,是「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致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指示請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並望速多派部隊參戰電》)、是「我軍各部已經死傷大半」(參閱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五)、是一連「惟余連長一人」(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六)、是「全營官兵自營長以下,偕城做壯烈之犧牲」《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蔣委員長齊侍參京電》中說十八師路團姚營是「全營殉難」(《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午電》)是「空軍更不敢白日活動」(《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六)、是「對自己的空軍到前線協同作戰一事不存奢望」(《憶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使處於劣勢裝備的我軍,除利用夜暗進行猛襲外,幾乎很少有還手的機會」(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是動員能力跟不上「陣地傷亡極大」(《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二一)、是「後方糧食彈藥幾無法送至第一線」(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是「根本沒有看見過敵人的面孔,便被調下火線了」(《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高達「十九萬人」的戰士的「犧牲」(《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蔣介石手忙腳亂地應付戰局,只會說「以戰術補正武器之不足、以戰略補正戰術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等話、只會說「上下一心,鎮定自如,固守陣地,屹立不動」等話、只會說「深溝廣壕,堅壁厚蓋,固守艱巨,乘機襲擊,大敵則避,小敵則戰,制敵死命」等話、只會說「負傷不退,寧死不屈」等話(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四)。最後兵敗山倒,竟還說:「不是作戰的失敗,乃是退卻的失敗!」(《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第十五卷,頁一四九)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6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蔣介石對將校研究班學生講《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沒開講以前,先把《戚繼光語錄》第五條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繼光說:「夫人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雲我破著一腔熱血,報國家,賊來只是向前便了。……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蔣介石說九一八時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塗戰,其實他在八一三時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塗戰」。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狹薄海」的上海地區作戰,先就給日本得了運兵與聯合作戰之便。想在這種地區做陣地戰,想守住已屬難能;「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蔣介石「憤興」起來,就是如此輕敵的。這種輕敵,他後來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頁五四五)    
    可見蔣介石在軍事素養上根本不佳,他口口聲聲明朝抗倭英雄戚繼光,殊不知戚繼光時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國,登陸地點就在「杭州灣金山衛」!真不知蔣介石是怎麼從戚繼光戰史中學教訓的!    
    蔣介石軍事上鬧笑話,其中一個原因,是因他誤信德國顧問。根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總顧問法肯豪森呈蔣委員長報告》,其中有「故長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隊,雖未能完全驅敵出境,然究能到處拒守,使敵不能前進」(《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一八一)等話。由於德國與日本的關係,德國顧問的主意實在不無可疑。(參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頁八十二、九十五)當然不管主意好壞,蔣介石既然採納了,就得負責任。最後,相當於全中國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就這樣傷亡了。(據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估計,頁三六五)「在抗戰一開始之際,最珍貴的軍隊便受到了如此嚴重的損害。」    
    李宗仁說:「檢討京滬會戰的得失,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最高統帥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我們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滬孤注一擲,也應該打積極的防禦戰,而蔣提出的「獲勝的要道」,令國軍堅守陣地,來對抗敵人的飛機大炮(見《先總統蔣公全集》,頁一O七三),卻是單純的、消極的防禦戰,形成失去主動、慘遭挨打的局面。這種「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國民黨學者雖也同意「似非得計」,但總以有桑榆之收為辯。以張其昀為例,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說:    
    總觀八一三戰役,我軍毅然以主力使用於淞滬方面,因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繫,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長江下游工廠物資,得以內運,國際觀感亦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之成傚尤偉。以作戰觀點言之,敵擁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於發揮陸海空軍聯合之威力,我則後方交通未辟,集中遲緩,本難發揮優勢,而欲與敵在上海行陣地戰,似非得計。然就全國地形言,如當時在黃河流域與敵作戰,尚不如在長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較為有利。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之激戰,使在華之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我華北有利之形勢,尤其使山西之我軍,有準備之餘裕。結果在山西之敵軍,始終不能西越黃河一步,此實為戰略上最大之成功。(頁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7

    不過,張其昀這種戰略論,是會被國際軍事家見笑的,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聯合畫報社)曾委婉轉述出國際軍事家的看法:「我軍從閘北戰線撤退,實力保存不過十分之五;敵軍則增援二師團,加入戰鬥,銳勢正不可擋。我軍退保蘇州河南岸,陣地雖已縮短,敵艦炮攻擊威力減低,依然招架不及,難於還手。當時,國際軍事家認為我軍在上海所引起的牽制戰,對於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來蔣介石「最精銳部隊三十萬人被牽制著留在上海作戰」的干法,實際上,卻是「對於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滬之戰,蔣介石「把當時在北戰場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隊,都調到了上海」,為了「吸住日軍的主力,不讓他們一舉而席捲綏寧陝甘川滇,走蒙哥可汗與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參謀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這一行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為北邊懷來和張家口的失守和南邊保定的失守,竟陷於兩面作戰!結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時失守!回想八一三後兩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應,立刻下了全國總動員令,編組了上海派遣軍和華北派遣軍,分路雙殺,三個月不到,侵略者就佔盡了「直接有利」的便宜。當時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內壽一分析:「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以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任何地區,只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只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參閱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雖然語言相當狂妄,但就軍事觀點看,也不無部分道理在,因為照蔣介石和他手下大宣傳特宣傳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當年不論在北戰場或東戰場,都志在誘敵深入——「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書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爭「區區之點線」,為何當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線?當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時力築蘇嘉鐵路,聯絡京滬鐵路和滬杭鐵路,並在杭州灣的乍浦和長江下游的福山鎮修要塞兩座,兩座要塞之間建立「興登堡防線」,包括常熟、蘇州、吳江、嘉興、平湖在內;又在隴海線以北,修「馬其諾防線」,從潼關起沿黃河南岸到考城,再東經曹縣、單縣、沛縣,沿運河到利國驛、台兒莊,再穿運河經邳縣、郯城,直到連雲港。這些蔣介石的戰略是陣地防禦戰。在北戰場,是準備日本軍隊進到黃河沿岸的「馬其諾防線」時,再殺敵致果。在東戰場,也摩拳擦掌,準備日本軍隊拿下京滬進到「興登堡防線」時,再殺敵致果。結果兩條勞民傷財的國防線,都在兵敗山倒下泡了湯、都沒發生阻敵效果。(參閱沈亦云《亦云回憶》)由此可見,真的情形乃在「區區之點線」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評蔣介石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固屬知兵之言,但這一錯誤的真正嚴重性,李宗仁卻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觀點道出這一真正嚴重性錯誤的,乃是龔德柏。    
    龔德柏一生為言論自由八次被捕,最後一次最長,被蔣介石秘密關了七年,到六十七歲時才出獄。出獄後,他秘密寫了一部書——《中日戰爭史》,其中批評蔣介石的錯誤,當然不能問世。一九八O年,他以九十之年,繼志以歿。龔德柏死後,李敖得到此書秘本,發現他頗有獨到之見。我們不同意龔德柏的一個主要結論,認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國,中國抗日戰爭,不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獲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國之前,先要中國屈服的,除非中國想當朝鮮第二,抗戰便不可能避免。這當然也顯示「日本無人」,把反共的蔣介石硬逼向聯共抗日之路。不過龔德柏批評蔣介石的淞滬之戰,確是博大精深的。他認為蔣指揮上海作戰,完全違反孫子兵法所謂「不若則能避之」的原則,以至於遭到慘重的損失,使「中國訓練多年之二百萬國防軍,百分之七十以上損失淨盡,幾使中國亡於日本」。龔氏指出,中國人痛恨日本蠻橫無理,人人奮戰,死而無怨,但「這樣的無意識地犧牲掉」,「由人道的立場思之,亦不勝悲痛」。然而孰令為之?孰令致之?蔣介石說上海作戰的目的在「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龔德柏認為是「幼稚的話,不但蔣委員長不應說,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應說」。因為「在上海做全面戰爭,用兵百餘萬;而日本對抗我們,只用四個師團。兩個半月後,始決定增兵,由金山衛登陸,以結束上海戰爭。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過其所能動員的極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們把這些兵統統殲滅,亦不能牽制日本不向華北用兵。觀後來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大於上海南京戰場,即其證明。蔣委員長若真說過這話,也不過打敗了,無話可說,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見,所謂「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軸線,全是「解嘲而已」。而蔣緯國所說八一三淞滬之戰「雖有相當損失及放棄若干重要都市,但卻達成了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之戰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謂「走向錯誤方向」的,卻原來是「蔣介石」自己!這個以「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的「國軍作戰計劃」,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如何領導抗戰 8

    至於國防部史政局《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中所說的「民族救星」在轉換作戰軸線上的「天縱英明」、「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云云,也全是諛詞。試看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的一段不經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蔣介石說日本軍隊「從前他攻陷我們南京,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演講)第十五卷,頁四八八)可見蔣介石自己承認過當時日本軍隊有一鼓作氣攻下武漢的能力!這也就是龔德柏所說的:「假使日本軍閥在南京攻陷後,如我所想像的,另用生力軍兩師團,在船上待命。江陰攻下後,即由海軍保護,溯江直上,沿江佔領九江武漢宜昌重慶。試問世界的大戰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頡利,即是這種氣魄。日本軍閥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該!」「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漢重慶都失陷了,試問蔣委員長,有什麼方法繼續作戰?」可見當時日本沒有「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殺雞,自己失算而已,絕非在蔣介石八一三淞滬之戰的事先算計之中。事後說什麼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實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點「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頡利」的「氣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漢重慶就「都失陷」了!我們真替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國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會議中,吳稚暉提議並推舉蔣介石為總裁,確定領袖成為黨中領導的重心,其性質等同孫中山所擁有的「總理」。此乃蔣介石權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認為是三十年來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黨政軍大權。(參閱張其昀《黨史概要》第三冊,頁一二一四)。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1

    淞滬抗戰,人員傷亡的慘重、財產損失的巨大,難以估計。所謂消耗,我方所耗十倍於敵人;所謂持久,不過在淞滬堅持了三個月。在上海能打上三個月確實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的夢想,然而為了持久抗戰、保存實力,必須適可而止。但是蔣介石竟被英美各報讚揚我軍在滬英勇抗敵而陶醉,居然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親往前線視察時,向高級指揮官訓話說要在精神上「勝過敵人」,「使敵人潰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四卷,頁六四二)這種魯迅所說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並無補實際,我軍雖浴血奮戰,實已疲憊不堪,苦撐下去只是無謂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統帥,相信精神勝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軍法從事。」況且他只喜歡聽報佳音,聽到壞情況就大發脾氣,以至於上下詭報士氣旺盛,掩飾實況。最後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再三苦諫,才准予向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陣地轉移。    
    哪知轉移命令已經下達,蔣介石得知九國公約將於十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會可能制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訴蔣,在敵人強大炮火下,已開始撤退的部隊若再回原陣地,必起混亂,甚至不可收拾,但蔣堅持不聽。不聽軍事基本常識的後果,果然是進退失序而起紊亂,而日寇三個師團正好於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登陸,企圖對我軍包抄殲滅。在此緊急情況下,唯有再倉促撤退,已無時間計劃,以致十萬大軍擁擠於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敵人坦克追擊,天空上有敵機轟炸,只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幸而撤至吳福線和錫澄線陣地的部隊,據馮玉祥說,因倉促之間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鑰匙(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結果這個蔣介石建設多年的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而放棄,豈非天大的笑話?陳誠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將校研究班,講《滬戰的經過與教訓》,也承認不能整齊而有計劃的退卻,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檔館)蔣介石一意孤行導致撤退不當,使淞滬之敗更加雪上加霜!    
    從代價甚昂的淞滬之戰到極度混亂的倉促撤退,再度證實蔣氏軍事指揮能力的嚴重缺失。任何指揮官如此,都應撤職查辦,但誰又能撒蔣委員長的職呢?中國軍民只好跟著他硬幹。他的軍事知識如此,政治常識又如何?從他冀望於九國公約會議,可見對世界局勢懵懂無知,結果不僅德國與意大利幫日本說話,連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戰爭」,根本無法給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蔣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奮戰的英勇官兵,以及無辜橫死的中國百姓。    
    日寇以陸海空三軍重型裝備追擊潰不成軍的我軍,並分兵三路進攻南京。在這種情況之下,凡稍具軍事常識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實在不需要再做無謂的犧牲。所以當蔣介石於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連續召開三次軍事會議時,德國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張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張宣佈南京為不設防城市,按國際公法不能再動武,可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參閱《李宗仁回憶錄》、When Tigers Fight P.66),不過從政治上考慮,南京是首都,終不能不戰而棄守,故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建議,以少數部隊做象徵性防守,然後主動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蔣介石既不聽李宗仁等的主張,也不接納劉斐的建議,把心思放在所謂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上,因此必須死守。是以當唐生智慷慨陳詞,願與南京共存亡云云,正中蔣意,即命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死守首都。不過不到兩天,蔣於十一月二十日又宣佈遷都四川重慶。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四日,召集師長以上將領開會,說是守南京為了「牽制敵人兵力」,更說將親率雲南部隊來解南京之圍云云。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發電報給唐生智,說是「如情況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後看來,都是不負責任的亂決策。事實上,他早於日軍開始攻擊南京外圍的七日清晨,飛往江西去也。    
    聲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說明保衛南京要做的兩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於南京保衛戰中;第二,此種犧牲定將使敵人付出莫大之代價。」(引自宋希濂《鷹犬將軍》上冊,頁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長官發佈命令,仍以「共存亡」為言,並命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官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違抗,准以武力制止」(同書,頁一八一)。似乎確有死守不退的決心。然而當十二月十日,日軍開始大舉攻城時,唐生智忽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敵軍攻佔中華門,不到兩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無撤退計劃,當日只開了二十分鐘的撤退會議,就決定分路突圍,以至於造成當晚在下關極度混亂的悲慘情況。據李宗仁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五八)的地步。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2

    「自相殘殺」之後,日軍於翌日進城,又大肆燒殺姦淫,造成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有二十七名外國傳教士、醫生、教師自願留下不走,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做了見證,為南京成為「人間地獄」(a living hee)留下記錄。其實,日軍在進入南京之前,已開始沿途殺中國人為競賽遊戲,並見諸日本報紙(詳閱Wilson,When Tigers Fight,P.68-81)。然而戰後迄今還有不少日本人想賴賬,說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難的三十萬軍民之慨了(三十萬之數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南京守不住,無可責怪,敵人挾兵員與武器的優勢,以陸空立體戰鬥向易攻難守之據點進攻,勢不可擋。所可議者,「與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堅志與敵周旋,雖敗猶可予敵重創。奈蔣介石一面與唐生智誓言死戰,另一方面仍抱德國調停的希望。然則和戰猶是未定,難以齊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於南京一隅,未能佈置兵力於首都周圍都邑以為屏障,以便呼應運動其間,以消耗敵軍,因而處處被動,使南京成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雖不惜性命,但恨殺敵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卻轉移,倉促之間,命令無法實行,造成嚴重的無端傷亡。如此犧牲,豈非更加可惜?而此無關敵軍之強,實由於我方戰術、戰略之不當。蔣介石與唐生智都不能辭此咎。而蔣氏於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為我軍退出南京宣言」,竟謂:「政府所在地既已他遷,南京在政治上、軍事上皆無重要性可言。予作戰計劃,本定於敵軍炮火過烈,使我軍做無謂犧牲過甚之時,將陣線向後轉移。今本此計劃,令南京駐軍退守其他陣地,繼續抗戰。」(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計劃行事,完成使命而轉移。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事實上,因其計劃之錯誤與混亂,不知造成多少無謂的犧牲!    
    南京失陷後,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指出「要維持國家的命脈,就一定要死守武漢」,「要鞏固武漢,就要東守津浦,北守道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五卷,頁十三至十四),因為津浦與道清兩條鐵路乃武漢三鎮的屏障,保衛武漢屏障的責任則落在坐鎮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身上。日軍在魯南之師,於三月十日南下,孤軍深入,在台兒莊被中國以大兵團包圍,至少殲敵一萬二千餘人(據日方估計),頗能振奮人心,只是兵力雖多,乘勝攻擊仍感乏力,應殲而未能盡殲深入的日軍,更不能擴大戰果,改變戰局。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得台兒莊捷報之後,於一個月內再調二十萬人,總共六十萬人,要與增援的三十萬日軍,在徐州「一決雌雄」,也就是要做決定性的陣地戰,忘了幾個月前在開封所定機動迂迴包抄殲敵的戰術,也忘了華北平原有利敵人機械化部隊之攻勢,更未覺察反而有被敵殲滅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認識到「我方集大軍數十萬於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正是敵方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最好對像」,不能不自量力與敵做「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遂於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動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棄徐州。蔣介石以十五萬精銳之師不能殲滅二萬被圍之敵,更由於徐州失守,令敵侵入豫東平原,自謂「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見蔣致程潛函,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但他責備多數將領「畏縮不前」、「指揮無方」(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揮全局的最高統帥。    
    蔣介石於五月二十五日從鄭州返回武漢,因怕日軍自津浦路西進,又怕日軍佔據鄭州後,可能由隴海路西進以及平漢路南下攻掠武漢,居然聽從第一戰區司令部裡兩個參謀的建議,批准掘開黃河南岸大堤以阻敵於豫東。蔣「以洪水掩擋敵軍」的命令,交第一戰區核辦,原件尚存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六月七日,炸毀黃河鐵橋,兩天之後即在鄭州北面的花園口炮轟決口,寬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華北平原的浩劫:淹沒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損失財產按當時銀價折算約九億五千三百萬元,死人近百萬,生還的六百餘萬人在汪洋澤國中掙扎,損壞耕地一千七百餘萬畝,並形成後患無窮的黃泛區。付出如此慘痛代價,並未能阻擋敵人奪取武漢。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統帥!    
    然而五十年代何應欽刊印,「荷蒙總統蔣公核定」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竟想一手遮天,掩蓋歷史真相。書中記一九三八年《隴海路沿線之作戰》一段中有謂:    
    六月五日我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於六日失守,隨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轟炸黃河堤,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這段話最令我們注意的,是「敵轟炸黃河堤」,說由於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防,所以「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乍看起來,這話沒什麼不妥,細想一下,就破綻見矣。想想看,本來中國軍隊是一路敗退的,突然間,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河水氾濫之下,敵我雙方「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這無疑是說,河水氾濫,把敵方攻勢阻止了,因此我方佔了便宜,但是,河水氾濫是敵機炸堤的結果,敵機為什麼要炸堤跟自己過不去呢?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3

    《八年抗戰之經過》這段話,事實上,是道道地地的謊話,黃河堤被炸,沒有錯,錯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是蔣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樁大慘事!(蔣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致程潛電,命令「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    
    這一慘事,最早落墨於傳記書刊者,倒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書中明言:「我方將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的敵人。」(頁二九三)但是董顯光口口聲聲都是敵方的損失,卻絕口不提我方的損失,這種宣傳,固然用心良苦,卻也技術奇劣。因為河水是沒有眼睛的,豈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國人哉?到了《蔣總統秘錄》時代,國民黨的宣傳有所兼顧了。《蔣總統秘錄》在「日軍溯長江進攻」一節下,雖然在宣傳上對敵我損失都有所兼顧,但是,「洪水淹沒了田地,民眾生活難免受到影響」(頁一四四)寥寥數語,還是輕描淡寫了的。到底中國「民眾生活」受了多少「影響」?蔣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損失可分前後兩階段,前期的損失以一九三八年為主,後期的損失以一九四三年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黃河改道,水淹二十餘縣,平漢鐵路以東的廣大土地,盡成澤國。其中十一個城市遭到水淹,農田和作物多被沖毀,四千個鄉村全被淹沒,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淹死的人數接近一百萬;後期一九四三年的損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後遺症。由於河水沖毀了農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敗,終於引來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饑荒,大饑荒的人命損失在五百萬至一千萬間。報道這大饑荒的,首先見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報》。《大公報》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災情真相》的報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論《看重慶,念中原》。「看重慶」是看重慶國民黨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萬貧苦老百姓的餓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所刊載的估計,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國百姓有一百萬,日軍只有幾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饑荒中國百姓死了一千萬!——一顆原子彈殺死的日本人也不過十萬人,蔣介石殺自己同胞,這一次就是一百顆原子彈!    
    據孟絕子《國民黨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萬歲評論叢書》第九期)的綜合論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論刊出後,國民黨不但不趕快設法救災,反而惱羞成怒,悍然下令罰《大公報》停刊三天。然而國民黨辦的中央通訊社記者所寫在內部傳閱的密件裡卻說「河南的情況甚至比《大公報》所說的還要壞」。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報》被處罰停刊三天之後,隔了將近兩個月,美國的《時代週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饑荒的新聞和評論,描述河南的災情,評論國民黨是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時代週刊》的報道和論述不是取材於《大公報》的新聞和社論,而是該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親自到河南省災區去實地觀察採訪之後寫成的文章。文章在《時代週刊》上刊出後,舉世為之震驚。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蔣宋美齡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馬上打電話給《時代週刊》老闆亨利魯斯,要他馬上把造謠生事的記者白修德開除掉。亨利魯斯斷然拒絕。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國名記者兼名政論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國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成為暢銷書。在該書問世之前的一個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時代週刊》就特別摘要介紹了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所介紹的內容,正是當年慘絕人寰而震驚世界的河南大饑荒的災情。那一期《時代週刊》的介紹,除了文字,還有照片。有兩張照片是並排在一起的。一張相片中是一個愁眉苦臉悲傷欲 絕的飢餓婦女坐在地上看著身前正在餓死邊緣的小兒子。另一張相片上是蔣介石身穿軍裝坐在辦公室裡,專心看著雙手拿著的一本書。那本書是署名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這兩張照片下面有兩行英文字,意思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已有五百萬人死去……」那一期《時代週刊》中這篇摘要介紹一共有十幾頁。這本週刊進入台灣後,這十幾頁全被國民黨動手腳弄掉了。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4

    盂絕子又綜合論述:那一次水災破壞了河南災區土地的生態,影響了後來的農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沒有下雨,冬天下了雪,農作沒有收成而天氣又冷,飢寒交迫之下,開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沒有雨,國民黨就應該知道那個地區的農作物全部沒有收成,進一步也就應該知道有人會餓死。這時候如果國民黨下令把隔壁陝西境內倉庫中豐富的存糧撥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餓死人的災難也就不會如此嚴重了。結果,最應該做的,一樣也沒有做;最不應該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駐在河南的軍隊向重慶當局要求補給軍糧,當局的指示是「就地徵糧」,所謂「就地徵糧」就是要軍隊在駐地自己設法弄軍糧。在這一道指示命令下,軍隊變成了「合法的土匪,有執照的強盜」。他們紛紛到老百姓家搜劫糧食,他們不是搜劫到他們夠吃的為止,他們是盡量收集。之後,各級指揮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賣到黑市市場中去。賣到後來,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飽、八成飽、七成飽。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那天,為了表達「蔣委員長的德意」,才宣佈免掉河南災區農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賦。不幸,這個「德意」宣佈得太遲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經把一九四二年農民的田賦收過了。在「就地徵糧」之後,為了繳田賦,小農小戶或變賣家產、或變賣用具、或變賣兒女。天氣轉涼之後,飢餓也開始了。天氣愈冷,災情愈慘。在饑寒剛剛開始後,遠處各城市的妓女院老闆都紛紛到災區來廉價「收購」女孩。大地主們則乘機廉價大量收購農地。通常一塊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麥的地,這時候投機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麥就買到手了。後來,那些家人死光了的無主農地,在官商勾結下,由大地主和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凍死的、有餓死的。死的人當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還沒有餓死的人還在搶著吃草根、啃樹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別人家死掉的孩子弄來煮熟了吃。人們原來養的狗幾乎都變成了野狗,不再住在農家裡吃人屎,而去到處遊蕩,專吃人的屍體。一路上各村莊十室九空。有的整個村莊只有一個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墳,一個人聲反而就會如同一個晴天霹靂。令白修德畢生難忘的人間悲劇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緊緊地抱在一起,沒有力氣說話,也不想再說任何話,只是在用瀕死前最後的一點力氣,如怨如恨如訴的低泣!    
    《蔣總統傳》說炸堤的效果延緩了漢口被佔領的時間「三個月以上」;《蔣總統秘錄》又說延緩的時間是「半年」,可見各說各話,真相堪疑。石覺在《石覺先生訪問紀錄》中論「黃河決堤」,說:    
    徐州會戰後,敵寇囊括津浦全線,並侵入豫東,趁我徐州突圍後措手不及,企圖沿隴海路西犯,佔據平漢路中段。而當時抗戰心臟之武漢,情勢岌岌可危,軍事當局為破壞敵寇計劃,遲滯敵軍行動,爭取所需之準備時間,乃於中牟縣之花園口附近決黃河堤,使河水氾濫豫東,阻止敵寇之進迫,雖付出重大代價,然安定華中要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亦屬值得。(頁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費解的是,「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在開戰之前那麼多年幹的是什麼?為什麼獨獨要緊迫到這種程度——到連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為什麼這三個月要自己人民付這麼慘痛的代價?這叫「亦屬值得」嗎?何況,這麼慘痛的代價,對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緩,究有多少,亦頗可疑。在攻勢上,日軍很快地便放棄了自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以□俊六大將為司令官,將「中支那派遣軍」重行改編,並將由「北支那方面軍」抽調而來的第二軍司令官東久邇稔彥中將所屬三個師取道陸路、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中將所屬四個師及一個支隊配合海軍第三艦隊溯江仰攻,兩路進軍,不久就拿下武漢,可見這種戰略,划得來划不來,固大有可議也!    
    在當時作戰的敵方陣營裡,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陸軍通譯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鄉河村部隊司令部,給司令官河村中將做翻譯。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復中國國籍,改名陳文忠,後來做到政大日語教授,因為他是李敖難友韋正中太太陳麗德的父親,一天他們齊來夜談。據陳文忠說,當時他半夜醒來,發現水深及膝,才知道黃河決了堤。李敖問他日本人有沒有想到中國人會炸堤,他說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斷,要淹死日軍三個師,中國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萬,蔣介石不會這樣殘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斷錯了,蔣介石的殘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5

    蔣介石雖然殘忍炸堤,若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姑算一說。但是即使是放水作業,也都沒有「從容準備」,而是亂來的。    
    蔣介石放水作業因為見不得人,所以一直賴在日本人頭上,說水是日軍放的。因為是扯謊,說法未盡統一。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說堤是日本飛機轟炸開的;《中華年鑒》(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華年鑒社版)卻說是日本大炮轟擊開的;賴不在日本人頭上時,甚至說是「大雨滂沱」後河堤自己裂開的(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史話》中說法)……其實都是造謠。當時奉蔣介石命炸堤的是國民黨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商震轉命上校參謀處長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灣後,一開始不敢公佈經過,後來因為《蔣總統傳》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張其昀監修《戰史論集》裡,由當年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出面,發表《抗日戰爭期間黃河決口經過紀實》;六年後,魏汝霖再將此文以自己名義,改題《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戰史會刊》第十四期發表。文中記錄沒有「從容準備」的放水作業甚詳。《復興關懷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敘》中說:    
    徐州會戰後,先總統蔣公決定掘開黃河堤防,造成氾濫,阻止日軍西進,自策劃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時值季春,正當枯水時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趙口掘堤,失敗三次,最後始在鄭州北之花園口成功。「失敗為成功之母」,信不虛也。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頁一一○至一一一)    
    其實這些「功不可沒」的說法,早已被「水」沒矣,當然魏汝霖不肯面對這種真相,所以他在《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中,還來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說法」的「檢討」:    
    一、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氾濫,寬約數十里,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極緩,開封南北,全為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只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絕無怨言。    
    二、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佔領鄭州,繼續西進,以拊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現居美國)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瞭,始半信半疑而去。數日後,先總統蔣公又派胡宗南上將攜其參謀長羅列再來決口工程處視察,羅參謀長列為汝霖陸軍大學十期同期同學,戰場上遇故友,暢談決口經過,胡上將始相信成功,報告先總統蔣公而去。    
    三、中共前數年,曾在大陸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抗日之戰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痛惡攻訐。此固為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偽慣技。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氾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將遭受日敵襲占。    
    這種檢討,可真滑稽。一百萬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還說「災區人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遠過於困敵的,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況可以概見。據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所收總統府機要檔案《蔣總統來台後批閱之「徐州會戰經過——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過說「六月開封失守。次日敵續陷中牟、尉氏,並進擾新鄭;同時,以飛機對我黃河沿岸守軍濫施轟炸。六月八日,花園附近黃河決口,洪水奪賈魯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帶盡成澤國。敵我乃隔黃泛兩岸成對峙之局,徐州會戰遂告終結」等話,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繪的那樣神話式的畫面與效果。魏放霖的「戰史」,實難令人相信!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論「黃河掘堤阻敵」說:    
    五月三十一日,中國軍避免在豫東的平原上和日軍決戰,第一戰區的主力也向平漢鐵路以西撤退。這時,決定掘毀黃河堤防,構成氾濫,阻止日軍。六月四日,中國軍就在中牟縣境的趙口掘堤。原定當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晝夜,水流不暢,而日軍已進佔了開封,情勢危急。七日晚上,中國軍改在花園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時掘開了缺口,衝出的河水在十時以後就逐漸增多,缺口愈沖愈大,黃河主流就蔓延開了:從中牟、尉氏、扶溝,直到安徽和江蘇是一片汪洋。(頁四四七)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6

    這片汪洋,因為黃河含沙量過大,地勢多變,水流靡定,自決口以來,河南省的中牟、通許、尉氏、太康、鹿邑、淮陽、西華、商水、沈丘等十縣;安徽省的亳縣、太和、渦陽、阜陽、穎上、鳳台、蒙城、懷遠、壽縣、鳳陽等十縣,或沉淪經年、或忽漲忽退,偶可耕作,亦無補於實際,災區之廣,竟達二萬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黃淮同時並漲,則運海不能容納,且危及江蘇省裡下河一帶。一九三八年開放歸海壩,汛區及於高郵、泰縣、東台、鹽城、興化等五縣;災區面積達六千平方公里,合計二萬九千平方公里。災區主要都地處豫東、皖北、蘇北一帶,正好是農業要地,這樣子下去,其慘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龍。據一九四七年九月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局出版的《黃河花園合龍紀念冊》中張群題詞,全文是:    
    蕩蕩黃河,溥利萬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潰自花園,毒痛歲歲,    
    哀我孑遺,生命如綴。    
    傾天捍御,竭地收功,    
    萬人悉力,慶此合龍。    
    民其有瘳,國運無窮。    
    懲前毖後,永式崇封。    
    一點也沒錯,在「生命如綴」的「孑遺」下,重新合龍了黃河。但是壞心眼還有外一章。據徐福齡寫的《蔣介石在黃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說:勝利後國民黨堵花園口決口,使黃河復歸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區,因中共已在故道內開闢建村,居民已有四十餘萬。幸而國民黨的秘密作業被揭穿,引起社會公憤,才談判協議,簽訂了開封協議。但不久國民黨又不遵守協議,引起中共強烈抗議,以「將被迫採取必要自衛措施」相威脅,遂又在南京談判,遲滯而少進展,到內戰爆發,國民黨正好水淹解放區,乃立即在花園口強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洶湧的黃河之水流入故道。不過中共已有準備,早已開始自行復堤,提出「反蔣治黃,保家自衛」的口號,蔣介石的陰謀並沒有得逞。(見李敖編《清算蔣介石》,頁一三一至一四二)    
    話說自徐州棄守後,日本侵略軍已控制從東北、內蒙一直到杭州灣的中國東部領土,蔣介石卻應知而未知日軍可避開豫東滔滔之水,改從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別山與長江南北進攻武漢。於是他又開始忙著保衛大武漢。早於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國記者斯諾說,「武漢必能堅守」,然同時又說:「縱令武漢將來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無損於抗戰之毫末。」「必能堅守」與「或不能守」是兩歧的,可見他原無定見。當日軍於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陸,更失去了堅守武漢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兩天的日記先後說,「余對防守武漢,絕不做無謂之犧牲」,「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韌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時則說,「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說了許多為什麼要保衛武漢的大道理,然則又回到非堅守不可的論調,並宣 布處決失掉馬當要塞的師長薛蔚英。蔣介石原想在武漢外圍的大別山、長江阻遏敵軍,然而雖然將士用命,仍節節敗退。日寇還用毒氣彈,而我軍全無準備,死傷甚慘,難以抵擋敵人攻勢。蔣介石早在八月間向英國記者說,揚子江戰鬥,「吾人深信必能獲得較四月間台兒莊一役更大之勝利」,又成了不能兌現的空言。    
    日本侵略軍於進攻武漢的同時,於十月十二日在大亞灣強行登陸,再於二十一日攻陷廣州,粵漢鐵路通海受阻,促使蔣介石放棄武漢(參閱蔣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二五二四),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於武漢近郊激戰時,飛往南嶽。以前強調武漢會戰的成敗,關係到抗戰的前途,現在又改口說:「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令人莫衷一是。從唐縱日記得知,蔣介石飛抵「南嶽時,已兩點鐘,轎夫也未預備,至山上,房間也未佈置,委座大怒」。(《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八)戰時還要講究「佈置」,真不可思議,應該想想遭大水大火無家可歸之人。    
    武漢失守後,日本沿粵漢路南下,於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岳陽。蔣介石以為日軍的目標是長沙,遂於翌日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同時,張治中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張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這個任務交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執行。    
    


第七部分:被迫抗戰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7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敵人尚在數百里之外,長沙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士兵誤以為是信號,大舉放火,燒了三晝夜,燒死兩萬餘人,城內大部分房屋焚燬。當蔣介石於十六日自南嶽山中到長沙視察,但見此一名城一片瓦礫。此一亂來,不僅當地民憤極大,而且引起中外譴責。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眾的計劃呀!這兩萬餘條人命誰來負責啊!蔣介石下令將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長文重孚等三人槍斃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燒掉長沙者,豈非蔣介石乎?他為了有替罪羊,只好揮淚斬親信愛將酆悌了。    
    蔣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這個樣子領導抗戰,使本來已受災受難的中國百姓更苦更慘矣!    
    蔣介石於失掉武漢後告訴國人,抗戰已進入第二期,將轉守為攻、轉敗為勝,說說而已。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中國軍隊轉入山嶽地帶,交通阻滯,日軍不易進一步內侵,何況敵軍戰線已拉得甚長,無足夠的兵力佔據面積廣大的中國,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國軍民,唯有封鎖與圍堵以求逼降。中國方面則憑山丘形勢整補,雖有時出擊,即如長沙之捷,並無力反攻,扭轉頹局。整個戰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狀態,較好的東半壁江山,淪入侵略軍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戰三週年,失土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續增加。「轉守為攻」雲乎哉?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說,這幾個月來的失敗,「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於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在平時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於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研究改進,以致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揮相當效力,所以被敵人打敗!」這段話講得正確級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內。然而這段話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說:「我們高級將領中還有觀望不前,圖保實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敵人才敢進來。」這是逮捕與槍決韓復矩的「罪狀」。抗戰期間被處決的集團軍令一級的將領,還有石友三。石、韓都有反蔣記錄,所謂因違反軍紀而遭處決,恐怕大有公報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處決不是經由正當的軍事法庭審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務手段來處理的;死罪與否,全憑蔣介石手批。再說韓復矩棄守山東,或罪有應得,然而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高級將領不知凡幾,包括蔣氏愛將劉峙在內,不聞有何懲處,則更難免雙重標準之譏矣。他沒有提到的是,自抗戰以來,他唯有從蘇聯獲致軍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蘇聯送給蔣介石一千架飛機、二千名飛行員、五百位軍事顧部,以及二億八千萬元低利貸款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1

    國民黨宣傳的歷史中,都說抗戰前後,汪精衛是主和的、是妥協的、誤國的;而蔣介石卻是主戰的、是抗日的、愛國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    
    汪精衛從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就以「跳火坑」的心情,處理國事。其中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他肯替蔣介石背黑鍋、受閒氣。    
    蔣介石自從一九二八年濟南事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閃躲日本人起,骨子裡本來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後,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出賣華北利權;同年摧殘察綏抗日活動,打擊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使華北特殊化,這些都是蔣介石的作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鍋的,都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本人,對日本原是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且為了張學良的不抵抗?穴事實上是蔣介石指令的?雪,一度忍無可忍,通電邀張學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國。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    
    汪精衛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竟被蔣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後,還要汪精衛追認。    
    陳公博的回憶,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卻要汪精衛代背惡名?選蔣介石這種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黃郛有時都氣不過。沈亦云《亦云回憶》中收有黃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電報,其中責備把弟說:「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穴指蔣介石?雪,誤國者為兄?穴黃郛自稱?雪也。」?穴頁四九二?雪——連蔣介石的把兄黃郛都如此,又況汪精衛乎?事實上,當時汪精衛的處境,正是扮誤國的角色,為表面愛國的蔣介石,代演襯托的苦戲耳?選    
    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開始有主和的傾向,始於一九三三年的長城古北口之役。這次戰事,「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他益發認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起,國事在形式上是由汪與蔣介石共同負責的,在強敵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兩人都沒有抵抗日本的信心與決心,引起舉國嘩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典禮拍照時,汪精衛被擊三槍。這件案子現在已經十分明朗,開槍的兇手是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通訊社的社長叫胡雲卿,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除蔣救國。結果蔣沒有出來拍照,而槍手孫鳳鳴已服鴉片煙泡,毒性將定時發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槍。蔣雖倖免,汪卻替蔣挨了槍。?穴參閱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二二八至二三一?雪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懷疑是老蔣干的,冤枉了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汪與蔣合作,不僅替蔣背了黑鍋,還挨了槍。兇手明明是要殺蔣介石的啊?選……    
    西安事變之後,「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全面抗戰,好像和戰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表面上打得烽火連天,暗地裡蔣日和談不斷,甚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蔣介石仍不願完全切斷和談的線索。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2

    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別約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大使,希望西方強國調停。其實早於七月十九日,英國外相艾登?穴Anthony Eden?雪為了英國在華利益,宣佈已與美、法兩國聯繫,並通知南京與東京,願意斡旋。?穴見Friedman,British Relation with China,P.93?雪七月二十八日,蔣約見英國駐華大使之後,英國駐東京代辦多茲?穴Dodds?雪拜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廣田聲稱盧溝橋事變可由地方解決。但事實上事端更加惡化,英國輿論雖然譴責日本將損及大英利益?穴The Times,10 August l937?雪,然英國政府僅能做無力的抗議。孔祥熙時任財政部長,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要羅斯福總統調停。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穴Grew?雪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國願意幫助解決中日糾紛。?穴參閱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 Vot.1.P.435?雪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軍方,根本不歡迎英、美介入。而德國正好與蔣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關係,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與日帝建立夥伴關係,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自處於調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國,德國顧及對華關係,不僅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而且希望日本考慮德國在華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華行動可能減輕對蘇壓力。?穴參閱Fox,Germany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P.233?雪七月底,德國政府外交部長魏什克 ?穴Ernst von Weizsacker?雪電告其駐華大使陶德曼?穴Oskar Trautmann?雪:「我們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們不能以反共產國際協定來對付中國,因該協定絕無在第三國攻打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目的。」?穴美國務院編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 1918—1945,1:P,742,743,參閱P.748?雪同時德國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亦未立即撤除軍事顧問團。德國人最顧慮的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將使中國投向蘇俄的懷抱。?穴見陶德曼報告,載German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1:P.741,748?雪此為德國願意介入的背景,雖然一時仍持謹慎態度。    
    日本侵華,軍方最力,文人政府並不希望戰爭擴大。廣田外相曾於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議和,導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與中國外交部東亞司長高宗武在上海談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設防區,中日軍隊各自撤退;二、不侵佔領土;三、不賠款。高氏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基於以上條件和平有望。?穴參閱《東京戰犯審判紀錄》,Exh.3260?雪然而八月九日卻發生「大山事件」,最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談判自然流產。    
    淞滬之戰打得血肉橫飛,但蔣介石暗中繼續試探和平,曾向德國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協議」來影響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穴見陶德曼與德外相來往文件,載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licy,1:P.741,742?雪接著於八月二十一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於九月九日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遂於十月初召集會議,但廣田於十月二十一日聲明拒絕參加會議,惟表示願與中國直接談判,並示意德國或意大利可為說客。?穴見德國駐日大使Derksen致德國外交部,載Documents on German Foriegn Poticy,1:P.769—770?雪一周之後,日本正式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穴Herbert von Derksen?雪提出:「日本政府歡迎德國促使中國與日和談。」?穴同書,頁七七三?雪陶德曼遂於十月三十日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願意作為溝通的橋樑。不久,於十一月三日,廣田開出和議七條件,由德國轉達。七條件重點是:一、內蒙自治;二、華北設非武裝區,委派親日首長,並圓滿解決日本開發礦產事;三、上海非武裝區要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柏林報告,他相信日本在上開七條件基礎上,有和平誠意,故認為值得勸南京接受。柏林對陶德曼的訓示也認為這些條件可作為和談的基礎。十一月五日,徐謨陪陶大使自漢口乘車至南京晉見時,蔣介石因猶冀望於尚在開會中的九國公約會議,故推說中國如同意日本的這些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蔣介石又說: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有意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陶德曼說:「我現在採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駐日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穴前引書,頁七七四?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3

    可是,日本拒絕參加的九國公約會議仍然進行之時,蔣介石見陶德曼這天,日本就在杭州灣登陸,同時安陽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縣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濟陽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興失守、煙台失守。二十日,蘇州失守。二十一日,吳興失守。二十四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爭,完全暴露沒有強制力的根本弱點。日本照樣進軍,二十五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二十九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三十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穴Baron von Neurath?雪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著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為好。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穴美國國務院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P.787?雪十二月二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匯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各將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謨說:據陶德曼所說,只是所提出的七條件,並無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白崇禧說,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謨說: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介石又問徐永昌。徐永昌說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再問唐生智,也贊同各人的意見。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蔣介石顯然慌了。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復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內蒙也不要了。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佈任何提出的條件。」?穴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一一三?雪這顯然是丟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於十二月三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穴見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P.787—789?雪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十二月七日,轉告日本。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穴見同書,頁七九九?雪,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並未因此中斷。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穴滿洲國,即中國東北?雪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並在必要區域內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並要求中國政府於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刻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穴見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P.804?雪德國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將無助於「反共產國際協議」。?穴見同書,頁八一一?雪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盡早結束戰爭,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將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穴參閱同書,頁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雪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適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確切的決定。」?穴見同書,頁八一五至八一六?雪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將依此與內閣討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復極為不滿,乃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將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並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縻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穴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二冊,頁三八六至三八七?雪蔣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將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並未中斷。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4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穴一八七三—一九四七?雪、小川平吉?穴一八六九—一九四二?雪、頭山滿?穴一八五五—一九四四?雪、秋山定輔?穴一八六六—一九五O?雪等。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穴又作石珊?雪負責。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佈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鬆木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行社秘密見面商談,松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面,並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於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於談判時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討,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於六月十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縻。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佈「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穴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雪到港相助,特別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態度。    
    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於七月五日自香港抵達神戶。?穴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頁二一二至二七三?雪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穴Gerald E. Bunker?雪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穴Kao in no sense acting as Wang』s agent?雪。?穴見 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P.75,80?雪高宗武早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繫。三月二十七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於四月三日提出報告,並於五日晨「晉謁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穴《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七十八、八三十?雪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佈雷處。?穴《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O六?雪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飛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謁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穴同書,頁一一六?雪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谷說,七月六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將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卜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內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穴張有谷《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一四一至一四二?雪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穴頁一二六?雪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於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穴見同書,頁一二七?雪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穴寵惠?雪托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爭」。?穴同書,頁一二八至一二九?雪《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於為汪兆銘抬轎子的腳夫」?穴頁二五五八?雪,顯然是蔣介石的一面之詞。蔣於失望之餘,悻悻然竟不承認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判的事了。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5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記道:「與隆庠談半小時,囑其明日赴港,轉達一切。」轉達什麼,雖不知道,很可能是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與蔣為對手,非要蔣下台不可,則可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所以高宗武並沒有就此在香港養病,而是繼續在港、滬兩地與日方交涉,尋又有梅思平參與其事,最後才會有近衛的新聲明與三原則。    
    經過萱野長知與賈存德的溝通,日方雖仍要蔣下野,然而若蔣決心「鏟共親日,媾和爾後有辦法」。所謂辦法,即體諒蔣一時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須預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當亦無妨。」?穴《小川平吉關係文書》?穴一?雪,頁五九六?雪宇垣還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與孔祥熙在軍艇上晤面的計劃。至此,日方實已修正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主張。九月二十五日馬伯援自港取道河內赴渝,與蔣介石、孔祥熙詳商。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蔣日和談即將一拍即合,奈日本內部一直有矛盾,陸相與外相意見尤其不合。陸相板垣征四郎認為漢口即下,國府即將投降,無鬚髮表撤兵聲明,並指外相宇垣要與孔祥熙談判為「國賊」,反對和議。宇垣被迫於九月二十九日辭去外相職務,那已經準備的不尋常會談也告流產。?穴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O八至六一○;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陰謀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六十五至六十七?雪    
    日本軍閥果於十月二十五日攻佔武漢,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繼續貫徹持久抗戰」,但是暗中仍繼續與萱野等民間人士保持聯繫。然而日本雖攻下武漢,並不如軍方所想,中國會投降。日本政府顯然憂心孤軍深入,久戰不決,增強了媾和意願,梅思平也有了成績。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記,頗堪玩味:    
    ?穴梅?雪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宣言草稿。?穴頁一九四?雪    
    這個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政府發表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聲明?穴亦稱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全文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三冊,頁四○七?雪。發表前將近一個月,重慶方面已經知道底案。蔣、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則無疑可作為和談的基礎。蔣、汪的爭執絕非主戰、主和之爭,蔣之不願附和,顯然因為近衛沒有明確撤銷先前不與他為對手的聲明,而汪則認為應做積極回應。當蔣堅持不肯,汪乃決定脫離重慶,自由表達和平主張,配合近衛三原則的發表,在輿論上造勢,逼蔣走向談判桌來。    
    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這天他由重慶飛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轉往河內。二十一日,張群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給他,說「擬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第三次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且以絕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主權,不要求軍費賠償為說。二十四日,龍雲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叫他代轉,內容是:「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詳容函陳。」二十六日,蔣介石在紀念周上宣佈說:「汪先生請假四個月,出國養病,希望早日回來,共商大計。」二十八日,汪精衛有信致蔣介石,認為日方提出三原則之後,「我方如聲明,可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進而「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要求「毅然決定,見之施行」。汪精衛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穴初編?雪——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茲有上中央電」,卻被做了手腳,未見收入。現據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權宣傳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所收,抄錄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本月九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畫,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絕不能用於解決戰爭,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穴頁三至四?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6

    汪精衛此電把陶德曼調停經過說得很明白,調停之所以失敗,因日方改變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條件,現在日本既已「覺悟」,回到原來可被蔣介石接受的立場,甚至更加明確,豈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穴十二月二十九日?雪,汪精衛即發出著名的艷?穴「艷」是二十九日電報代日的簡寫,電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聞報》?雪電給重慶,再度敦促接受調整中日邦交三原則,作為和談的基礎。汪氏這三個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國文獻》之中,基本重點只有一個,就是「如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不妨結束。汪精衛認為:與日本和談,並不是他個人的私見,他說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調停,當時日本開的價碼比現在還苛,但是「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如今一年仗打下來,中國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處境更差,但日本開的價碼反倒比去年寬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能談和?抗戰的目的既然在保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為什麼一定要打?    
    汪精衛能夠從重慶出走,雖說汪氏副總裁身份特殊,無人敢擋駕,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陸陸續續,難道蔣介石的特務皆視而不見?再說出走有目的,難道戴笠連這一點情報都沒有?其中必有文章。據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的回憶,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唱雙簧」,馮玉祥舉出最明顯的理由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准,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准,汪精衛帶著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什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先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    
    對馮玉祥這段話,我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證。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龍雲以汪兆銘經滇飛往河內呈蔣委員長之效電》,內容是: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職龍雲。效秘印。?穴頁四十六?雪    
    這一秘密電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衛到雲南的當晚,龍雲就「電呈」了蔣介石;在汪精衛次日臨行時,又再度「電呈」了蔣介石。可見馮玉祥所說「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是確實的。    
    關於這一疑案,朱子家?穴金雄白?雪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穴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雪中,也有論述如下:    
    當年盛傳的蔣汪雙簧,是應該有其可能的,連日本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曾公然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是夠聰明的,像是在賭台上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歸,開出來總有一面是會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們中國人中之一面。」因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慶方面的默許,他不能離開重慶,自更不能離開國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個旁證,汪氏在離渝前曾對陳公博說過:「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穴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雪據此而觀,最後兩語,意義太明顯了。是由汪氏出面去與日本交涉,條件不好,由汪氏獨任其咎;有好條件,政府才出面接受,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雙簧嗎?    
    但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了。」那豈不是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這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於地下而問之?選 ?穴頁八九八?雪    
    這裡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為旁證,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類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繆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發生過。    
    汪精衛到河內主要目的就是發表和平主張,採納與否,權在中央。故發表艷電之後,即準備赴法休養。然而當谷正鼎送來護照與旅費後不久,卻發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內刺汪案,結果誤中副車,殺死了汪氏秘書曾仲鳴,另有五人受傷。河內法院抓了幾個人,以一般兇殺案,草率處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慶派人幹的,故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中說:「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為,且敘兇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穴《曾仲鳴先生殉國週年紀念集》卷首?雪但一時沒有確切的證據。哪知兇手們到台灣之後,忽覺自己是鋤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陳恭澍等大寫回憶,無異招認,甚至實際開槍的王魯翹也當上台北警察局長,侃侃而談,不久遭離奇車禍死亡。河內刺汪案終大白於世,原來是特務頭子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干的,戴笠還於二月底三月初親往河內佈置。谷正鼎兩度訪汪,很可能與戴配合,以觀形察勢,做好謀殺的準備工作。也可能是單線,谷如陳立夫一樣不知情。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7

    我們不認為汪精衛出走前與蔣有默契,汪於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蔣介石感電猶謂:「兆銘痛感艷電以來,荏苒歲月,國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執事之贊成,亦不及顧執事之反對。」?穴《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一四三?雪但是我們認為蔣眼開眼閉讓汪等出走,特務固不敢攔汪,但特務不會上告蔣來做決定嗎?蔣不攔汪,必須從蔣本人的主和意願來理解。他把汪等當試驗氣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蔣為何又要謀殺汪精衛呢?我們的理解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蔣氏「兔死狗烹」哲學,讓汪發表和平主張之後,由他後續完成,免得日本人想與汪做對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議成功卻讓汪氏取而代之。更何況汪氏途經雲南,與龍雲相處甚篤,如果龍雲加以響應,將更增加汪之聲勢,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長夢多,為以後蔣日和談製造麻煩,於是不惜遣特務殺之。    
    可是誤中副車之後,反而弄巧成拙。這一毒辣的行動,刺激了汪精衛,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舉一個例」,公佈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國民黨秘密會議記錄,即「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證明了主和之意,國民黨大員皆有之,蔣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並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穴《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八至九?雪    
    不僅此也,激動的汪精衛觸發了烈士性格,為死友、為主張,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國了,也不理蔣介石高興不高興,逕自去與日本人談。……    
    有趣的是,蔣介石公開譴責以及謀殺未遂汪精衛之後,繼續經由萱野轉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積極佈置準備對付共產黨以及對日和平之意不變。其實,不僅嘴巴上說,還起而行,於一九三九年年初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時,明顯展示反共態度,以配合近衛三原則之二,並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陳誠於二月三日致電在香港的柳雲龍說:    
    今組織之國防委員會,網羅朝野人員,置於蔣氏一人之下,時機一至,便可運用和平而無阻。?穴《杜石山致萱野長知》,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穴二?雪,頁六○八?雪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親自發電給柳雲龍、杜石山說:    
    石山兄台鑒: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蔣中正蒙。?穴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雪    
    此電緊要處,為蔣明顯可以接受「盧溝橋事變前後之現實」,也就是說滿蒙可以不要,但須重尊中國本部之主權,亦即是陶德曼調停時的第一個日本方案。但蔣怕日本別開新價碼,故要「切實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說是求和心切嗎?事實上,此時蔣介石已不經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遙控了,宋美齡也於七月十六日親自飛到香港與萱野面晤。會談設於香港大酒店三五O號房間,柳雲龍代表蔣方提出七點:一、平等互讓;二、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經濟提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穴參閱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頁六至四?雪基本上響應近衛三原則。杜石山於會後致電蔣介石稱:「和平之事,當在汪氏等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濟,否則夜長夢多,多一糾紛即添一障礙,屆時鈞座雖欲當機立斷,恐亦為事實之所不許也。」?穴《小川平吉關係文書》?穴二?雪,頁六至五?雪至此,蔣與汪已開始做「和平」競賽了。接著小川平吉於三月二十四日赴港,聽取萱野匯報後,並與蔣方進一步商談,小川與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討伐共產黨,以實現局部停戰,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並謂可用「密約辦理」。杜石山告訴小川,蔣「現已佈置了大量嫡系軍以對付共產黨」,以及「在議和成功之時,望以日本的先鋒隊進行討共」。 ?穴《小川平吉關係文書》?穴二?雪,頁六五三?雪蔣又於四月間派馬伯援與小川在港聯繫,很可能有進一步的表態,但馬突於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與張季鸞會談,更明言日本最關切排共。蔣介石反共意願雖高,但在那個情況下,馬上翻臉伐共自大有顧忌。然小川等急於要蔣明確表態,甚至要到重慶來談。相逼之下,蔣終感化暗為明維艱,想緩一緩,將和平要求先在國防會議提出再說。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釋下,對蔣氏苦心表示諒解。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8

    六月間,中共對蔣日和談已有所聞,乃迫蔣履行諾言,廣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協,將單獨抗戰,使蔣更不敢公開表態。此時汪精衛已到東京與平沼首相會談,但蔣介石不僅仍然保留香港聯絡點,而且宋美齡再度飛港與柳雲龍等會商,並由杜石山會見小川,要求阻滯汪精衛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則想於汪政權成立前,逼蔣公開表態,接受和平條件,因而重申蔣日雙方在軍艦會談前議。?穴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穴二?雪,頁六四○至六四三?雪蔣於七月七日抗戰二週年文告,重申抗戰到底的國策不變,他能不如此重申嗎?但被日方認為缺乏誠意,更傾向汪精衛。不過,蔣於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發表軍事委員會組織與人選,規定蔣有權執行國府組織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即宣戰、議和、締約的權力,已為蔣全權議和訂下法律根據。蔣又於八月初經杜石山轉告日方已有分共決心,並派鄭介民、王景惠先後赴日,力阻汪日之間的和平運動。小川也開始積極活動,於八月十日走訪近衛文縻,並連夜進京會晤首相,提出所謂「戰勝國寬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攜赴重慶談判,同時要求對方派出孔祥熙一級的代表參與預備會議。重慶方面得此報以及汪政府將延期成立之消息後,孔祥熙聲言將犧牲一身,決心在參政會提出「和平」案。此時德國與蘇聯已締定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亦已有妥協跡象。蔣、孔怕孤立,故更加積極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勢的發展也使日本軍方更為囂張,對日本政府橫施壓力,被迫於九月十三日聲明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蔣、日和談再次觸礁。蔣介石對汪組府「深惡痛絕」,不謂無因。唐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記提道:    
    委員長發表重要談話,對汪逆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深惡痛絕。委座從未公開斥辱何人,此為第一次,並表示海枯石爛,永不寬赦。?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一?雪    
    照說汪精衛去做「逆」,自毀歷史,蔣介石又何必「深惡痛絕」呢?其所以「深惡痛絕」,顯因汪破壞了蔣日和談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擺明在搞,然而蔣卻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慮太多而不敢下海?選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權開場之前,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後,於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並公佈轟動一時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此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稱《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簽字。由於初次公佈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顯此一《要綱》的賣國性質。在轟動之餘,重慶在宣傳與情報戰場上,似猶全勝,而使南京汪政權大驚失色,窘態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確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協助。陶希聖抵港後,於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蔣介石親筆函,令陶「坦率詳陳附逆經過」。黃仁霖於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時,陶托黃轉呈回函一件,陶對蔣給予「戴罪圖功」的機會,「銘感於衷」,自稱罪民陶希聖?穴見親筆原函影本?雪。然而陶氏此件於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報人員密得,岡崎總領事以第八二號極密件發電給東京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當晚收達?穴見日文影印原件?雪。從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參加汪方,早得中樞諒解」,可證高非僅為汪奔走和談,也一直為蔣效驅馳。高是蔣之人馬,尚有四條旁證:    
    一、當時汪派國民黨怕蔣派國民黨謀殺,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獨住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因為他心裡明白,他是敵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隨汪精衛到日本,據亦在隨行之列的周隆庠說,影佐禎昭見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覺其形跡可疑,但無確實證據,經汪極力反對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報頭目,顯然已有風聞。    
    三、高宗武到香港後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陳佈雷打了這樣一通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鹹 ?穴二十七?雪日由賀主任耀組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並復為荷。弟陳佈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筆小數目,學費其名,獎金其實。    
    四、據高宗武本人的訪談,他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為「浙東強人」?穴見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 P.206?雪,與蔣要求自稱罪民的陶希聖,戴罪圖功,相映成趣。    
    汪政權雖然建立,汪記「和平運動」卻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擊,但是罵汪逆的蔣介石並未一心主戰,仍然繼續他暗地裡的「和平運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見了蔣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幾次會談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O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商定在二月底舉行中日兩方正式圓桌會議。今井武夫趕到南京,向西尾總司令報告說,奉命在十九日飛東京向閒院宮參謀總長和□俊六陸相說明會談內容。參謀本部立即派謀略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了香港,實地瞭解情況。三月二日,中國代表全體到齊,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張治平等人。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9

    三天之後,蔣宋美齡以治牙為名也到達香港。三月八日會談開始,在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會談前雙方出示證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陸軍大臣□俊六出證明書,中方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出證明書。會談內容主要有關「滿洲國」問題、日華共同防共問題、汪政權問題,以及日本在華北駐兵問題。其中當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見最趨一致,其他問題也有商量餘地。宋美齡於五月間再度來港。宋子良還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遊艇中密談,強調蔣委員長確實想和?穴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四?雪,如和談成功,最快可於七月間對共產黨進行討伐。於是六月六日,雙方代表經多次磋商後,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舉行長沙會談。七月二十二日雙方在香港簽署備忘錄如下:    
    下記日華代表關於進行停戰會談事,系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的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八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華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穴印?雪      
    代表  宋士傑?穴印?雪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桐工作?穴Kiri Kqsaku?雪」。宋士傑為宋子良的化名,其實宋子良也是特務頂替的。    
    同時,蔣介石又於六月二十一日致電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來和談,並代致「表示後悔」之意。萱野原擬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著手於「桐工作」而受阻。在侍從室工作的唐縱已於八月五日覺察到,「日來和平已在暗中舉行,此事關係重大,外間知者極少。」?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五?雪唐縱並未參與其事,他只是從「許多小徵候」觀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訴唐縱,「張季鸞昨天回來,今日又飛香港,這是與日秘密交涉有關。」?穴同書,頁一五一?雪可為正在進行中的「桐工作」的一個旁證。    
    這個「桐工作」,可以說是蔣日和談的最高潮。談到三個人會談的地步,實由於戰局對中國不利,當時英法都想與日本妥協,日軍又已進佔宜昌,直接威脅到重慶。蔣於和戰之間自然動搖到最嚴重關頭。然而正當「桐工作」積極進行之際,近衛文縻第二次組閣,蔣氏記得近衛有不與他做對手的聲明,遂於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種方式撤銷,他才放心。他也顧慮到汪日之間的條約,汪政權已經成立,與汪平起平坐也是難題。不過,汪倒是很願意日本與蔣直接和談?穴參閱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P.155—156?雪,惟蔣提出「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論調,要求汪出國、隱退,甚至把汪交給蔣處理,日方表示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人寫的《太平洋戰爭史》認為百團大戰「是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激戰,給予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擊」,並認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蔣介石不敢脫離抗日陣營」,顯然蔣若不抗日,中共還是會繼續領導抗日。這種說法已被大陸學者證實,他們更進而指出,百團大戰就是因為獲知「桐工作」而發起的。若然,則中共救了蔣介石沒去當漢奸。蔣介石既然起了猶豫,板垣雖於八月二十二日寫來親筆信,深信三人會談「當能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向蔣打氣,但蔣終於不敢接受,於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轉達,推說重慶意見不一,「目前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九月十九日,所謂「桐工作」以失敗告終。雖如此,蔣介石並未因此放棄和談。他於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電萱野,有謂:    
    蔣公既以石山等與先生有所約,中日和平路線絕對已有維持,故拒絕紅軍進攻平津以斷日軍接濟,不准小張復出而重東北糾紛。(《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頁六九六)    
    我們從這一則密電才知道,蔣介石不放小張?穴張學良?雪原來還有日本因素。    
    蔣介石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向頭山滿與萱野長知致意,說是宋子良擅自與板垣代表晤談、接受條件,並說宋子良「懼而避之美國」云云,顯然要在國民黨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責任。?穴蔣原函可見於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三二九?雪其實,連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與板垣代表談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務曾廣?穴王新衡?雪頂替的?穴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雪,再據參與「桐工作」的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於一九五三年訪日時,告訴今井武夫,當年會談蔣介石確是幕後的大老闆,由戴笠秘密執行。?穴同書,頁一六三?雪    
    蔣介石雖然一再解釋,慇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認了汪政權。但是蔣介石依然沒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門,蔣又派柳雲龍前往徵詢和平意見。萱野建議托頭山滿,蔣即贈相片示意。頭山滿卻不領情,認為蔣不識抬舉,對願提攜的日本「反戈」,罵蔣「終竟是傻瓜」?選自此蔣與這些日本「民間人士」無法再從事有意義的談判。上面這些秘密接觸,都是從日本戰敗後公佈或洩漏出來的文件證實的,宣傳絕不中途妥協、宣傳抗日到底的蔣介石當然是守口如瓶的。這些秘密接觸,當然只有他們優為之,他們干了,也不會戴上「通敵叛國」的帽子。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汪雙簧之謎 10

    蔣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談,只因日本政府受到軍方的干擾,拿不定主意,而蔣之一方,則感到難以「化暗為明」,遲遲難決而延誤時機,再加上共產黨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殺出一個汪精衛,更加攪了局,卻讓蔣介石最後「八年一覺渝州夢,贏得人間抗戰名」?選    
    最有趣的,照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的說法,汪精衛生前死後的一大罪狀,乃在於他「妨礙中日講和」?選龔德柏是拚命醜詆汪精衛的,但弄巧成拙,豈不正好反證了蔣介石那邊在跟日本講和嗎?是以「蔣汪雙簧」的謎底是,兩人並無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運動」,只因陰錯陽差,兩人的「努力」不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敗,卻讓蔣介石熬到意外的「勝利」。    
    蔣介石與日本講和的管道,於抗戰八年之中,始終不斷,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亦曾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蔣向華北日軍提過只要長城以南主權的和平條件。 ?穴見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125?雪近人論史,居然還要以為用「抗戰到底一詞來表達其?穴蔣?雪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足以涵蓋一切」?穴見蔣永敬《蔣中正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抗戰到底》,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四九九?雪,請問「涵蓋」得了與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實嗎?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國共鬩牆之故 1

    國民黨寫八年抗戰史,往往說共產黨不打日本人而打國軍,搶奪地盤,乘機坐大。乘機坐大沒錯,但他們不必自找麻煩打國軍來搶地盤。地盤被日本人侵佔的太多了,只要在敵後繼續不斷地打游擊,就可搶到很多地盤,贏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戰,愈有機會坐大。    
    國共兩黨曾互吹誰的抗戰功勞大,但有一點國民黨絕對無法比的,那就是抗戰決心。據英文《劍橋中國史》估計,抗戰期間,中央軍投敵部隊多達五十萬人,就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敵人的降將就有四十二人之多?穴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 13,Pt.2,P.571?雪,而共產黨領導人以及紅軍中沒有一個在抗戰期間降敵或與日本人偷偷談和的,更沒有當漢奸的。這種情況,國民黨又何以自解呢?    
    國民黨說共軍打國軍,其實是國軍打共軍。蔣介石於戰前沒能消滅紅軍,已感到十分遺憾;戰時見共黨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滅共。蔣介石於抗戰期間對中共充滿殺機,絕對是事實。之所以如此,因蔣氏原以「紅色將軍」起家,深知共黨之厲害,加上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會奪取他的政權,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賽中的「公平競爭」原則,對他而言是笑話。他的戲路老是想「惟我獨尊」,不讓別人在政治比賽中獲勝。但是用「強」的,便會有反彈;強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彈的結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灣來,向李敖說:他在延安時候,見到湖南老鄉毛澤東。毛澤東激越地說:「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選」國民黨在日落餘暉的今天,能不能臨終悔悟到太陽不只一個,沒人相信它會,也許國民黨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樣呢,九個太陽落了,后羿還不是身死族滅、為天下笑了嗎?「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話,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謂。左舜生在《萬竹樓隨筆》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蠻勁」。蔣介石雖然陰險多詐,但是碰到湖南蠻子,也就沒完沒了了。    
    蔣介石容不了共產黨,然而國共在八年抗戰中沒有完全決裂,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在舉國一致抗日的大環境裡,蔣不敢公然大舉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戰後期,剿共的意願雖然增高,但礙於國際觀瞻,不敢貿然動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挑戰,有時針鋒相對、有時退讓,盡量不導致決裂,也就是毛氏所謂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一方面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另一方面則維持紅軍及共區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不惜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因此衝突與矛盾固然不斷,但共產黨不與國民黨決裂,奉行國共合作長期抗戰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澤東不肯決裂,蔣介石不敢決裂,國共只好走毛澤東預設的既團結又鬥爭的路。毛擺好棋譜,請蔣來下,自非對手。蔣雖在軍事上佔優勢,卻在政治上處處被動,退居劣勢,難怪蔣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記道:「惟共產黨作祟為可恨耳。」 ?穴《蔣總統秘錄》,頁二六九二?雪蔣譴責中共擁兵割據,反動無異封建軍閥,毛一點都不會臉紅,因為中國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軍隊。所謂「槍桿子出政權」,毛本學自蔣。毛說過:    
    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穴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二三?雪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蔣介石始終不喜歡「國共合作」的提法,因這種提法根本把國共對等起來,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認共產黨是合法的政黨。他不要聯共,而要溶共,要把共產黨合併於國民黨,猶如軍隊之收編,化掉以後,實現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想。所以周恩來雖一再向蔣表示國共合作的誠意,蔣總是大剌剌地回答說:「不要提國共合作,只要提與我合作就行了?選」?穴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三、三六三?雪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棄守,蔣介石忙於應付兇猛的日軍進攻,尚無餘力來對付共產黨,國共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蔣毛對付日軍進攻的戰略,已見其異。蔣打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兵力不易集中,面對敵人強大優勢的火力,常陷於被動挨打,付出慘痛的代價,導致一瀉千里的大潰退。毛打的則是運動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打游擊。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將領,掌握機會,深入敵後,建立愈來愈多的抗日根據地,包圍敵人佔據的都市與交通要道,易於擾敵,而不易被敵所殲。蔣之正面作戰與毛之遊擊戰,可謂國共兩黨抗日的戰略配合。此外,在抗戰初期,國共在戰役上配合,贏得平型關之戰的一場勝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裡,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決定突破長城防線,進兵山西,向平型關一帶進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展開血戰,傅作義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命增援,而共軍第一一五師由林彪率領,拊平型關敵軍側背。林彪的機動靈活戰術與傅作義正面的主力防禦,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設置埋伏,以待進犯之敵。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軍輜重部隊進入伏擊圈,立遭痛擊,被截斷首尾。至翌日中午殲敵千餘,並切斷日軍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義的正面反攻,使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陷入重圍。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舉增援,各部撤離戰鬥。這一仗可謂國共聯合抗擊日軍的第一仗,也是最後一仗。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國共鬩牆之故 2

    從平津、淞滬,到南京失陷,中國軍民雖然犧牲慘重,但抗敵的英勇確實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衛武漢期間,毛澤東特別托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向蔣「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表示崇仰。同時鼓勵蔣「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信中一再強調團結,並提醒敵人破壞團結。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穴全函見《蔣總統秘錄》,頁七十一?雪,十分明顯地表達了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    
    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狀態,蔣介石的注意力遂轉移到共黨問題上來。同時,仍在繼續的、秘密進行的蔣日和談,「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條件之一。然則,對付共產黨成為蔣介石的一石雙鳥之策,既可滿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對日和談的誠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內政的主要議題便是「整理黨務」。蔣介石在會場上做了報告與講話,呼籲「喚醒黨魂」,目的是要國民黨警惕各地共黨競起的「艱險」,以強化國民黨,並於會中通過決議案,確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為了強化黨,大會又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蔣為委員長,獨裁黨政軍大權。會議開過之後,遵從會議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對付共產黨的辦法,諸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等。?穴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紀錄》?雪抗戰十五個月之後,國民黨再度確定了反共方針,雖不似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劇烈,但毛澤東所希望的長期團結與國共合作,自然是虛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蔣介石又設立了精神總動員會,自兼會長,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謂「分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穴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雪,矛頭顯然指向中共及共產主義。五月,蔣親自在重慶主持精神總動員誓師大會及遊行。從表面上看,全國精神總動員為了抗日救國,然觀其要人民「行大孝」、「盡大忠」,而以三民主義為名,行一人一黨獨裁之實,達到「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之統一」等等,則骨子裡防共實甚於抗日。益知抗戰戰場上呈現退守局面後,蔣介石已將重心由抗日轉向防共矣。    
    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重慶航空委員會派飛機送莫斯科治療,但航委會無機可派,結果延安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蔣介石聞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機來迎」。?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雪航委會起初不肯派機,豈非秉承蔣的意志?及見「偷雞不著將蝕把米」,乃大發脾氣,責令派機,何前倨而後恭也?這件小事足見蔣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後,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蔣介石就命令胡宗南東自黃河西至甘肅西峰,構築堡壘群,猶如第五次圍剿的工事,以包圍陝甘寧邊區,企圖進取延安。朱德、彭德懷對蔣之軍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擊,通電全國,指責槍口對內。?穴電文見《國民參政會實錄》上冊,頁七二四至七二五?雪一九四O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團軍?穴即八路軍?雪參謀長葉劍英到重慶參加會議,報告國共摩擦事實的原因,但蔣介石聽後,避而不答,「一字不提」。?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一九至七二○?雪到四月間,蔣主持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才由何應欽做軍事報告,指責延安自組政府,擅設銀行、發行紙幣、擴充軍隊,造成割據,以為「嚴厲制裁」的依據。國共關係至此,自然日見惡化,山西、河南一帶竟發生大規模衝突,中共乃發動政治攻勢。蔣既無法決裂,最後只好命衛立煌與朱德在洛陽談判。朱德提出共黨合法化、保護《新華日報》、釋放被捕中共人員、停止進攻共軍等要求。這些要求合情合理,蔣雖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動的壓力。但他絕不罷休,命陳立夫擬具對策,約有三項:    
    第一、統一黨內同志對共產黨問題之認識,使共黨無所施其挑撥離間之技。第二、建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防範共黨勢力之蔓延,並進而逐漸縮小其佔據區域?穴如魯冀邊區、陝北邊區等?雪。第三、根絕共黨在後方各省之活動。?穴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四?雪    
    蔣介石按此方案,於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點有四:其一,將陝甘寧邊區改稱陝北行政區,限十八個縣,暫隸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轄;其二,取消冀察戰區,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區,併入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其三,命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開往規定地區之內;其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穴參閱蔣介石《蘇俄在中國》?雪其目的,很顯然是想要嚴格規範共軍活動區域與兵力,爾後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戰期間,又如何來阻止紅軍的抗日,特別是敵後的活動?此時國際局勢更加不利,越南、緬甸均遭封鎖,使重慶更為孤立。不少人主張重新揭舉孫中山三大政策,聯蘇聯共,朱毛也通電做此要求。?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三?雪但蔣寧願走另外一條路,暗中積極進行蔣日和談?穴參閱本書前一節?雪,國共間矛盾更趨緊張。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國共鬩牆之故 3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軍正在進行百團大戰時,蔣介石忽命何應欽、白崇禧聯名向共軍首領發出皓電,指責共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不打敵人而併吞友軍。據此限令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蔣介石真正的心病則是,新四軍所佔地盤是蘇、浙、皖三省的戰略黃金地區,一旦戰爭結束,華東重鎮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當然嚴重關切,一再跟駐渝中共代表周恩來交涉,要新四軍搬家。?穴參閱孟絕子《蔣介石的報應——顧祝同大屠殺的結果》,頁一至十?雪一個月後,朱德等共軍將領發表佳電,一面揭露反共陰謀,向國民黨做政治攻擊;另一方面表示願將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向國民黨做軍事讓步。蔣遂於十二月九日以委員長命令發佈手令,准予寬展時限,令江南之新四軍限於同月三十一日前開到江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開往黃河以北地區。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則限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往黃河以北。?穴手令原跡見《苦心孤詣艱苦卓絕》,頁二二四?雪可見蔣介石處心積慮要把所有共軍都趕到黃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軍十萬人馬已大都北移。    
    然而當剩下的新四軍軍部及三個支隊共約九千餘人準備北移時,如按照顧祝同畫好的路線,就會走入日軍重炮的虎口,於是周恩來向蔣要求改變路線,蔣佯允之,然而於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帶時,突遭蔣介石嫡系部隊,由顧祝同、上官雲相所轄的八萬餘眾圍殲,血戰七晝夜之後,僅二千餘人突圍,其餘四千餘人或死或俘。軍長葉挺被俘,參謀長 ?穴應是副軍長、政治委員——編者?雪項英遇害。斯即轟動一時的「皖南事變」。    
    本來在二年多前,毛澤東從軍事和政治上大處著眼,早已指示新四軍盡快深入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周恩來還於一九三九年二月親自向新四軍傳遞「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東」。三天之後,朱毛又再度電催。但項英捨不得已經建立的根據地,一心想「株守皖南」。當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等急電如火、磨刀霍霍,毛澤東更促葉、項盡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皓電發後,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須準備打內戰,並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慮。」?穴引自黃開源等撰《皖南事變及其歷史教訓》,《安徽師大學報》 ?穴一九八一?雪三,頁二十?雪葉、項雖於十月中旬派一個挺進團北上至無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決心。項英仍屢向中央列舉北渡的困難。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電葉、項:「你們必須準備於十二月底開動完畢。」十一月三十日,毛又電令葉、項:「現在開始分批移動,十二月底移完。」新四軍到十二月三日才開始移動部分非戰鬥人員,完全不知情況緊急,還夢想要國民黨發餉彈後再開動。最後毛澤東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復電中,嚴厲批評項英,才於兩天後立即北移,但又選擇了錯誤的北上路線?穴詳閱同書,頁二十一至二十二?雪,更加延誤時機,並墜入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之內,於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殲。    
    蔣介石本來就想藉故消滅新四軍,於發佈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顧祝同部署,若該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穴見《皖南事變資料選》,頁四○二?雪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顧祝同、上官雲相:在行動中要特別秘密、迅速,徹底消滅新四軍,不使漏網。一月八日,顧祝同又密令上官雲相,「務嚴令包圍於現地區,限電到十二小時內,一鼓而殲之」。?穴原件藏南京二檔館?雪葉挺、項英不明形勢,猶豫不決,不僅坐失突圍的時機,保住實力,而且正中蔣計,慘遭殲滅。    
    蔣介石原估計需經三個月戰鬥,才能殲滅新四軍,不料前後不過一個多禮拜。論功行賞,三十二集團軍司令上官長官獨得獎賞法幣五萬元?穴當時一個上校的月薪大約是一百二十元?雪。一月十七日,蔣興奮之餘,斷然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交軍法審判。一月三十日,對此事仍感滿意,在日記上寫道:    
    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穴《蔣總統秘錄》,頁二七一七?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國共鬩牆之故 4

    他把此事與中山艦事件相提並論,甚有意思,有助於理解中山艦事件的性質,原來都是自我導演的反共狠招。不過,對他而言,皖南事變還不如中山艦事件成功,並沒有把共產黨壓下去,甚至損人損己,完全得不償失。蔣介石自以為得計,卻忘了他以領導抗日的主帥,殲滅了一支於抗日有功的部隊,於理已經有虧。他的軍委會發言人說新四軍叛變,因他們要開往被敵人佔領的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更是自失立場,被毛澤東譏為「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穴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四至七三五?雪,給延安提供了一個向重慶做猛烈政治進攻的大題目,令蔣處處被動,一面要鉗制國內輿論,另一面又要向蘇、美、英各國解釋,弄得焦頭爛額。特務不准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發表新四軍被團殲的新聞,已見心虛,而周恩來在一月十八日報紙第二版開天窗處,僅書:「為江南死難者志哀」,在第三版開天窗處,題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轟動重慶,引起對中共更廣泛的同情。國民黨特務查禁報刊、捕打報童,反而愈描愈黑。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號,更是失策?選撤銷有什麼用?反而把新四軍「解放」了,不再隸屬以蔣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序列。毛澤東於撤銷後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命令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該軍雖被殲滅六千餘人,但在華中與蘇南總共尚有九萬餘人,蔣介石完全管不著了,也不再提調往黃河以北的事了。事實上,毛澤東於皖南事變後,將江南的新四軍加上黃克誠部編了七個師,於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發佈命令。不久又在華中建立三個戰略地區,正好讓紅軍在華中地區盡情發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陳毅率領第三野戰軍攻佔上海,並出任上海市長,譚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軍人馬。即使在軍事上,蔣也是絕對得不償失的。    
    在政治上,毛澤東更是針鋒相對,攻勢凌厲。指責國民黨親日派策動反共高潮,欲與日本聯合剿共,「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穴《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一?雪這是相當嚴厲的指責,在這樣嚴厲的指責下,難怪蔣介石對日和談常常有心無力了。而毛澤東更進而提出十二條相逼,不僅要求認錯、取消「反動命令」,還要求釋放政治犯、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還要求蔣「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表示蔣既未實行,亦未服從。    
    在中共強大的政治攻勢以及中外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絕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戰」,意思是不會為此與中共決裂,並強調不會像汪精衛那樣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口氣已經改攻為守了。三月一日國民參政院將開幕,中共參政員七人聲稱皖南事變善後辦法未定奪前,拒絕出席,又給蔣介石出了難題。蔣於三月八日會上保證「以後絕無剿共軍事」,並「誠懇地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並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以及釋放被國民黨第十六軍扣留的八路軍李華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日蔣還特別請周恩來夫婦吃午飯。?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九八?雪此一發展促使毛澤東於三月十二日致電周恩來時,逕罵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中山艦事件使蔣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軍事件不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統一的軍令、政令,更加無望了。    
    很多人認為皖南事變終結了國共合作,甚至說毛澤東因共產國際壓力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正好乘此機會終結,真是笑話?選蔣不要決裂,毛為何要決裂?難道希望蔣日和談成功,聯合起來剿共嗎?毛因皖南事變對重慶做猛烈的政治攻擊,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擊之餘,他不指名蔣,只稱「親日派」,而且以「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以及保衛民族國家為說,顯然留下餘地。毛澤東在這場鬥爭中,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有理、有讓、有利」,確是高招。江南一葉的凋零,給延安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此一政治資本的利息也滾滾而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產國際忽然解散,蔣介石以為共產主義完蛋了,乘機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澤東而言,沒有了共產國際,猶如少了一個管頭管腳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無天的中共首腦,有了最後決定之權,蔣介石又打錯了如意算盤。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美關係之奇 1

    許多人對蔣介石與美國關係的看法,過於想當然耳以及簡單化。他並不是靠親美起家,而是靠蘇俄起家。如果沒有蘇俄在中國,北伐根本無從伐起。北伐以後,蔣宋聯姻之後,蔣美關係仍不甚熱絡,與德國的關係倒更為密切,來了大批德籍軍事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表面上看,美蔣關係進入蜜月時期,事實上,酸甜苦辣都有,根本不僅是甜蜜蜜。    
    對美國而言,日本侵佔東北,不僅有違其一貫的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一九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精神,而且公然踐踏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美國為了本國利益與世界和平,理應對日嚴厲制裁,然而由於歐戰後孤立主義思潮抬頭,對華商業利益之無足輕重,以及殖民地菲律賓孤懸遠東,不敢亦不願制裁日本,僅采溫和的「不承認政策」。盧溝橋事變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時代雜誌》雖以蔣氏夫婦為該年的風雲人物,但美國仍未予日本以制裁,只是對中國被侵略的同情心大為增加,並繼續強調門戶開放以及中國領土完整諸原則。斯即美國外交史學者所習稱的「參與而不受約束」?穴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mitment?雪的政策。換言之,美國不會在遠東放手,但亦不會因約束而被捲入戰爭。    
    蔣介石於淞滬之戰前後,頗冀望於華盛頓九國公約會議制止日本,雖然失望,仍然希望英美有所作為,至少能夠援華或調停。胡適等學者於一九三七年秋奉命赴歐美進行國民外交,即因此故。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適為駐美利堅合眾國全權大使,十月六日赴華府上任。十月十七日就收到蔣介石致羅斯福總統長電,表示:「中國人民深信惟有美國政府為惟一可以為獲取公正和平之領導者;如美國有意發起邀集有關國家舉行謀致遠東永久和平之會議——如華盛頓會議之先例,此正其時。」?穴電文見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一冊,頁一七八?雪十九日,白宮回電婉謝,「實則謂調解時期未到」。?穴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三冊?雪二十一日,經濟部長翁文灝又寫信給胡適說,中國的出路,「似莫由美國嚴重壓迫日本,聯絡英法,召開會議,共圖解決,國命存亡,關係至巨」,希望胡大使與美國要人面商具體辦法,以達救國目的。?穴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三八三至三八四?雪十一月八日晚上,翁又來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穴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三冊?雪於此可見,胡適出任大使的要務,除了借款之外,就是希望美國政府干預媾和,抗戰的決心雲乎哉?    
    胡適原是鴿派,曾唱不抵抗的低調,但此時他已堅信和比戰難,主張苦撐待變,顯然與蔣政府的訓示有異。胡氏為了表達自己的意思,不聽使館游崔二君的勸阻,給翁文灝回了一通私電,有云:「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戰是誤國,不肯負責主和是誤國,但今日屈服更是誤國。」?穴《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十三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雪胡適的不聽話與自作主張,很快便有反應,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美國報紙報道來自重慶的消息,說是顏惠慶將取代胡適為駐美大使。?穴見同書第十四冊,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雪這當然是一種警告,並未真正執行。同年十月,胡適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及和解中日戰爭的可能性之後,花了四十天的工夫寫了一份英文說帖,說是日本若能接受九國公約的規定和解,中國當然歡迎之至,但這是不可能的,強調和議的種種困難,也就是他所說的「和比戰難」。胡適發出此說帖後,自謂:「政府若知道我這四十多日的苦心,必定要大責怪我。」不過他說:「我不避這種責任。」?穴見同書,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十五日?雪當蔡元培於一九四○年死後,又傳出胡適將調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消息,但胡適「為國事計,實不想在此時拋了駐美的使事」,乃明言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結果重慶官方於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否認召回胡適大使之說,不過蔣介石派來了宋子文,用胡適的話說:「來了一群太上大使。」?穴見同書,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六月二日、七月十二、十九、二十四、十二月十七日?雪「太上大使」宋子文當然不僅僅是「監視」胡適,更重要的任務是向美國要錢、要飛機。一九四一年三月蔣介石得知《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立即要求宋子文提出一千架飛機、三十個師裝備等要求。珍珠港事變爆發,美日開戰,蔣介石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自記曰:「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山城陪都一片鼓舞,美國不得不全力支持蔣介石了。於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被任命為外交部長,胡適向他說:「你回去時,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穴見同書第十五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雪胡適終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收到免去他大使的電報,並於一個月之後的九月十八日離開華府雙橡園。戰爭還未結束,他的大使生涯已告結束。唐德剛說:    
    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撈魚摸蝦,耽誤莊稼?選」胡氏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拚命去「撈魚摸蝦」,豈不該撤職??穴《胡適雜憶》頁十六?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美關係之奇 2

    其實撤職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傅斯年直告胡適的所謂:「對介公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說是介公有一電,先生回電徑告以不可行,當然介公的想法不見得做到,然此等對付法,非其習也。」?穴《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四七七至四七八?雪不按蔣介石的習慣辦事,連胡適也該撤職。胡適上任不久,還沒有「撈魚摸蝦」,已傳出調職的消息了。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穴華府時間為十二月七日?雪,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頓成羅斯福的作戰夥伴。白宮於翌年元旦就向胡適大使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穴《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五冊?雪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破碎中國、被日本鬼子蹂躪得不成樣子的中國,忽然之間可以成為世界四強之一,難怪胡適要在四強兩字上面加個引號。原因無他,羅斯福見及四億人口大國的潛力,提高中國可平衡蘇俄,以及蔣夫人訪美熱潮為他的中國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礎。?穴參閱Dal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390—391?雪胡適所謂的「苦撐待變」,終於有了出頭天。不久經援、軍援源源而來,蔣宋美齡訪美轟動一時,其受歡迎的程度,美報比之於二十年代飛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穴Charles Lind-bergh?雪。高潮還在後面,那是一九四三年年底的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使中國以四強之一的地位、使蔣介石以巨頭之一的地位,參加歷史性的高峰會議。顧維鈞已說得很清楚,這一切「實有賴於羅斯福」。?穴見梁敬享《開羅會議》顧序?雪羅斯福於一九四三年已考慮到戰後的世界秩序,在這一考慮中,他希望出現一個統一強大而親美的中國,以填補日本敗亡後亞洲的權力真空,故不理會英、蘇的阻梗,一意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英、蘇阻梗並不是妒忌中國強大,因為當時中國根本不強大,而是認為名實不副,但羅斯福則要以提高名望,來幫助中國強大。由於羅斯福的堅持,蔣介石才得以赴開羅開會,與英、美二元首平起平坐,共同商討戰略以及戰後的善後問題。    
    開羅會議設址於米納飯店?穴Mina House Hotel?雪,距尼羅河西岸十五公里,位於沙漠的邊緣,可望見金字塔。蔣介石、宋美齡率領中國代表團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抵達。羅斯福為了提高中國的地位,對蔣介石備極禮遇,甚至在照相時,「羅氏讓蔣主席坐中位者至再,蔣主席堅辭,乃自坐其右側,丘吉爾坐左側,最後,邀蔣夫人同坐」。?穴見蔣主席開羅會議日誌,載梁敬享《開羅會議》,頁八十九?雪在六天會議期中,蔣介石與羅斯福、丘吉爾聚談三次,蔣丘對談三次,蔣羅對談四次。最後,發佈開羅宣言,中國收回東北、台澎等失地。羅斯福還要「以越南、琉球相慫恿」,蔣「皆婉避不遑」。?穴見梁敬享《開羅會議》,頁五一?雪蔣介石回重慶後,在他身邊的唐縱說是「此行結果甚為圓滿」,並親眼看到「委座精神奕奕,毫無風塵倦容」。 ?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九三?雪    
    事實上,開羅會議並不圓滿,更不似表面上看來那麼風光。梁敬享寫《開羅會議》一書,雖以老吏筆法多方掩飾,仍然無以遮蓋。他歸罪於盟邦的背諾以及不以平等相待,並加以諸多之「壓迫」。他忘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的古訓。他口口聲聲羅斯福如何敬重蔣介石,而馬歇爾、史迪威等在扯後腿、搞鬼,並不盡然。此時羅斯福已知蔣政府的「腐敗與無效率」,明言他對一個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政權,沒有耐心,然而無論蔣之軍事眼光多淺,他的軍隊打得多差,只有他能於戰後維持中國的統一。羅斯福向他的兒子說:「蔣儘管缺點很多,我們還得靠他。」?穴Elliot Roosevelt,As He Saw It,P.154?雪可見羅斯福支持蔣,乃是無可選擇的選擇。    
    最糟糕的是,蔣氏夫婦既早於一九四二年取得五億美元貸款,又在開羅會議上獅子大開口,再借十億。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在華府聽說後,私下大發脾氣說:「他們簡直是一群他媽的騙子。」?穴They are just a bunch of damn crooks?選?雪誓言絕不上國會山莊去要一分錢,並建議蔣介石那幫人跳長江去死吧?選?穴參閱Joh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3,P.110- 119?雪多丟臉啊?選摩根索並不是獨反眾意,而是眾人沒有一個贊成借十億。宋美齡說,羅斯福在開羅對十億有善意的回應,哪知羅斯福要他手下將批駁的理由,一五一十,毫無隱飾地告訴蔣介石?穴見摩根索說帖,載同書,頁一一三,另見《摩根索日記》,頁九六○,一○○六?雪,顯然含有羞辱的惡意。蔣氏夫婦卻仍不知趣,竟然以不派雲南遠征軍赴緬甸、不修轟炸機機場,甚至以半年內會垮台相要挾,又充分表現出「瑞元無賴」的性格。然而耍賴亦得有本錢,這種「白老虎」?穴bluff?雪,老美一揭就穿。中國原本為自己的生存而戰,並非為美國人而戰,若於此時違約與日本媾和,並無好處。當時太平洋上逐島躍進,頗為成功,不在中國建機場,可在靠近日本的海島上建。美國裝備的遠征軍不肯入緬作戰,但在美國三令五申,以停撥租界物資相迫,亦只好乖乖就範。這怎麼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別人平等待我呢?蔣介石豈非自取其辱乎?選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美關係之奇 3

    更不幸的是,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們在開會時,提不出問題。當著羅、丘、蔣三元首面前,有人問起雲南遠征軍近況,中國方面無人能答腔,還是由史迪威做了回應。英國參謀長布魯克?穴Sir Alan Brooke?雪本來就不滿意美國抬高中國,乃藉機找碴、借題發揮,嘲笑馬歇爾說,都是你們美國人惹的麻煩,讓我們無端地浪費時間。?穴見Sir Arthur Bryant,The Turn of the Tide,P.55?雪當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堅持要維持每月一萬噸駝峰運輸,英國蒙巴頓海軍元帥?穴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雪告訴他沒有那麼多飛機運輸,即使有那麼多架飛機,亦須於季風」?穴monsoon?雪到來前,集中轟炸緬甸日軍。宋美齡忙著翻譯,半晌沒有出聲,最後望著皺眉頭的蒙巴頓說:「信不信隨你,他?穴蔣介石?雪不知道什麼叫季風?選」這一掌故是蒙巴頓親口告訴塔奇曼女士的。?穴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738?雪我們看來,宋美齡也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季風,否則她盡可技巧地掩遮此一無知的尷尬?選梁敬享把「中國幕僚無能與不足共商戰略之惡評」,歸罪於史迪威之播弄?穴見梁氏著《開羅會議》,頁一三一?雪,那麼蔣介石的無知又怪誰呢?    
    開羅會議後,由於太平洋戰役之勝利,蔣介石軍事、政治、經濟弱點之暴露,使中國戰場的價值大大地貶值。美國人所冀望於蔣的,不過是維持抗戰力量於不墜,拖住在中國內地的日軍而已。當他們發現連這點希望都可能落空時,便逼蔣改弦更張,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戰,於是蔣美之間摩擦日多。    
    其實摩擦的根源自蔣美合作之始,即已潛在。蔣介石獨力抗戰時,愛怎麼抗,就怎麼抗,無人干涉得了他。他可以暗中與日本人談和、可以殲滅抗日的新四軍、可以圍堵陝北邊區、可以獨斷獨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夥伴,而那夥伴又「財大氣粗」,肯任你為所欲為嗎?當老美干涉這、干涉那,干涉到可能動搖老蔣的根本時,老蔣亦只好硬著頭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蔣摩擦最嚴重、最戲劇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羅斯福電告蔣介石籌組中國戰場,並以蔣為該戰場的最高統帥。蔣於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去電接受,並請推薦一位高級將領為其參謀長。史迪威?穴Joseph Stilwell?雪於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過十餘年,當過駐華武官,能通華語,為美軍將星中罕見的「中國通」,遂被選中。不過,史迪威不僅僅是蔣的參謀長,而且還是美軍司令、美國總統的軍事代表、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的調配人等等。但是任務仍是一個,就是幫助中國對日作戰。    
    六十年代之末,蔣介石開放大溪檔案給梁敬享撰寫《史迪威事件》一書,特別強調史迪威的諸多職務,造成糾紛與麻煩。言下之意,蔣只需一個聽命於他的參謀長,並怪罪宋子文一開始就沒有把史迪威職務的定位搞清楚。梁敬享像蔣介石一樣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這樣做,人家為什麼要派一個惟命是從的參謀長給你?豈非多此一舉?人家對你的軍事才能有疑問,才派史來影響你,幫你整頓。問題出在蔣根本不能也不會整頓,因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頓,連老本都會被整掉,如軍隊中個人效忠的封建關係便會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從蔣之軍令系統入手,甚至要改造國防部?穴參閱Romanus and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427?雪,蔣介石能吃得消嗎?    
    最使蔣介石難堪的是,史迪威還有調配「租借物資」?穴Lend  Lease?雪之權,美國國會通過此一法案來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國與蘇聯,分別由二國元首丘吉爾、斯大林來調配,惟中國由史迪威調配,而史又不惟蔣命是從。蔣雖屢請由他自己調配,未被允准。可見羅斯福硬是信不過蔣介石,怪宋子文有什麼用?我們從唐縱的日記可知,蔣向宋部長大發脾氣,「摔破飯碗」,唐起先不知何故,過了半個多月,才曉得為了史迪威。 ?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八六、三八七、三八九?雪至此,蔣介石應知史迪威要比鮑羅廷難纏得多,資本主義的羅斯福要比共產主義的斯大林精明得多?選    
    史迪威個性的確粗率,絕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強渡關山的方式來逼蔣就範。他又怎能把偉大的蔣委員長,看作一顆「花生米」?穴Peanut?雪呢?在他的日記裡,花生米幾成為蔣之代號?選但梁敬享也承認史迪威執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馬歇爾之政策也」。?穴見《史迪威事件》,頁十二?雪梁氏應知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總統定的,馬歇爾豈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羅斯福之政策也」。梁氏在其書中指出,蔣曾三度要更換史迪威,皆因故擱置。薛光前在梁書英文版序言中,竟謂蔣之擱置,乃基於「中國哲學中的道德勸導以及善待部下」?穴見 Liang,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P.xiv?雪。薛氏已故,否則可翻閱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縱日記,便知蔣介石心情不好的時候「常批槍斃」。蔣何愛於史迪威?一再擱置還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羅斯福嘛?選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記曰:「若始終強硬,則對羅斯福總統輔助中國為四強之一政策有所背棄,是於吾為最不利。」?穴《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穴上?雪,頁二○一五?雪可為確證。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美關係之奇 4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議武裝陝北共軍來打日本人。梁敬享順蔣之意,向史迪威頭上套紅帽子,把史之總部與中共掛鉤,忘了當時的任務是抗日而非剿共。當時的蘇聯更是共產大國,美國人能夠一面共同打德國,一面攻蘇嗎?蔣介石於抗戰期間封鎖共區,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唐縱在日記裡也有所透露,蔣於封鎖問題,「初不肯承認」。?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一五?雪為什麼不肯承認,說不過去也。蔣介石不喜歡美國人去延安,結果也阻擋不了,亦因此故。史迪威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只是逼蔣積極作戰、促蔣與中共合作、迫蔣實行改革,以增強抗日實力。?穴參閱徐魯航《史迪威與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國共關係》,頁一二九?雪他要裝備中共部隊,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牽制日軍,減輕平漢鐵路的壓力?穴Stilwell』s Mission P.368—369?雪其用心實在無可厚非。    
    蔣介石依賴美國的大力支援,蔣美之間仍有極不愉快的摩擦。蔣與英國之間,雖亦同為盟邦,關係更壞。一方面,蔣在廣東當赤軍將領時就頗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勢利眼,覺得他並無求於英。於是除了在美國人面前與英國人爭美援外,還想給英帝看點眼色。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種「下馬威」,表示同情印度獨立,向大英帝國挑戰。重慶有關印度的報道,尤其表現出一種反英的姿態。蔣廷黻曾提醒蔣介石:「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印度的。」?穴《蔣廷黻回憶錄》,頁二二四?雪言下之意,沒有必要得罪英國。然而蔣介石不僅親訪印度,而且不顧英政府的反對,堅持會晤甘地,當然更加使英國人「感冒」不已。    
    當時亞洲盟軍對日作戰共分四個戰區,即尼米茲?穴Nimitz?雪海軍元帥的中太平洋戰區、麥帥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蒙巴頓 ?穴Lord Mountbatten?雪的東南亞戰區,以及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從地緣來說,蒙巴頓與蔣介石的盟邦並肩作戰關係最為密切,但因中英關係不洽,根本談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爭論頗多。蒙巴頓對蔣介石的印象尤其惡劣,認為蔣委員長永遠是一個問題:「他不會說英語,他不重視英國的作戰能力,他對軍事後勤沒有概念。他真正要我們做的,只是幫他守住運輸通道,以便將美援物資,源源送到中國。而此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可能是我主持東南亞戰區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穴The  Life and Times of Lord Mountbatten,P.135?雪史迪威對蔣印象惡劣,豈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欲打通自東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線進擊,奪取長沙、衡陽,窺及桂林、柳州,中國戰場出現崩潰的危機,深恐日軍深入,造成結束戰爭之困難。羅斯福遂於七月六日發電,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統率中國國共軍隊,以挽危局,有謂:「予覺中國已瀕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之共同目的,勢將受到挫折之危險。」 ?穴《大溪資料》,引自梁敬享《史迪威事件》,頁三○八?雪蔣介石不敢一口拒絕,回電表示「原則贊成」,但謂中國情況複雜,需要準備時間,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來「調整予與史迪威間之關係」,婉轉道出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羅斯福當天徑復,促蔣「將史迪威統率華軍案迅付實施」,並認為史所統中國軍隊不應排除共軍,說是「拒絕支援任何殺日本人者,是不恰當的」。蔣介石表面上「原則贊成」,私下十分「苦悶」,認為是「最難堪最難處之問題」也。?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四七?雪    
    六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穴Henry Wallace?雪至渝,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態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華萊士隨即向羅斯福報告。然而到九月六日,羅斯福派赫爾利 ?穴Patrick Hurley?雪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戰場如艾森豪威爾之在歐洲」。蔣初不同意,「但終非同意不可」。 ?穴參閱Lohbeck,Patrick J.Hurley,P.269—286?雪在蔣介石身邊的唐縱於七月八至九日認為,「史迪威為中國戰場總司令,這已成為無可避免之事實」。他憂慮「史迪威有權指揮中共部隊,也有權接濟中共部隊械彈藥品」,擔心可能因此更壯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縱還透露,蔣對美國人的壓迫「極為焦急」,向陳佈雷說:「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憤然說:「我何愛乎四強?」 ?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八、四五九?雪氣得連「四強」的頭銜都不在乎了。    
    蔣介石雖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討價還價,諸如限制共軍、掌握租借物資,以及以陳納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難怪他懊喪之極。而九月間日軍一號作戰已進入第二階段,以奪取美國在桂林、柳州的空軍基地為目標,同時向怒江方面增強壓力。在此緊急情況下,蔣仍不肯調動圍堵共區的胡宗南精銳之師南下赴援,反欲將雲南遠征軍自緬調滇。羅斯福得報後,發了一封極為侮慢的電報給蔣,形同最後通牒: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蔣美關係之奇 5

    予詳細閱讀關於中國局勢之最近報告後,曾與各高級參謀交換意見,深恐在最近之將來,閣下將面臨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閣下統率之遠征軍勇越怒江,對於緬北戰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該軍隊如不得補充與援助,直接協助滇緬公路之開放,則其以絕大犧牲而換得之勝利,將必歸於烏有。    
    更有進者,如該處部隊於渡過怒江後按兵不動,或竟提議撤回,則將適中日軍以詭計,日軍佯在中國東部加緊攻勢,誘取閣下發生遲疑。日軍又深知,如果閣下繼續進攻,並與蒙巴頓將軍最近即將發動之攻勢互相呼應,則接濟中國之陸上路線,可望於一九四五年初開放。中國抗戰之繼續,與閣下之控制權,均可更得確定;反之,如閣下不立即補充緬北部隊,或不派生力軍援助怒江方面之華軍,則吾人將完全消失開放接濟中國陸路路線之機會,直接危害現下之空運途徑,如果至此,則閣下必須準備接受必然之結果,擔負全部之責任。    
    數月以前,予曾迭次請求閣下採取斷然步驟,以消除對於閣下個人與對於中國漸漸發展之危局。茲因閣下延擱委派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全部軍隊,致中國東部之重要土地為之損失,影響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測。日軍陷桂後,吾人之昆明空軍站,將受直接威脅,而中印之空運噸數,亦將不免因而銳減。    
    在世界各前線之盟軍,雖已每戰必克,但對中國之直接影響,尚需時日始能實現。盟軍在太平洋上之躍進,誠屬迅速;但除非閣下立采積極行動,則太平洋之迅速躍進,對於中國戰局亦將不生影響。閣下必須立採行動,方能保存閣下數年來英勇抗戰所得之果實,與吾人援助中國之效果,否則政治上軍事上種種策劃,皆將因軍事之崩潰完全消失。    
    予與丘吉爾首相在魁北克會議中,因深信閣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進,故決定加緊作戰,以開放對華接濟之路線,予深信惟一破壞日軍對華計劃之方法,即系閣下立刻補充怒江方面之部隊,並飭加緊推進,同時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此步驟之實現,將更增美國援華之決心。目前吾人雖在歐洲及太平洋兩面同時作戰,然對援助中國,猶當刻進行。余深信閣下之卓見,亦必認予所請求之行動,乃立應採取之步驟。予與此間各高級人員,均認為閣下及吾人對於援助中國所有之計劃,如再延擱或猶豫,便將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聞,諸希亮。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羅斯福        
    ?穴引自梁敬享《史迪威事件》,頁三二四至三二六?雪     
    語氣之侮慢,詞露意顯。而羅斯福之電文經史迪威轉手,恰給史以公報私怨的機會,無異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認為此電不能掩藏白人的優越感,她懷疑羅斯福會以這種語氣對待歐洲國家元首。?穴見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629?雪史迪威十九日前往蔣氏黃山寓所,赫爾利亦在,勸史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氣,哪肯罷休。蔣介石受辱後一聲不響,只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道:「此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穴《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穴下?雪,頁二四四一?雪史迪威對蔣之無聲反應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不過仍感興奮,「過江時,喜見重慶燈火輝煌」。?穴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631?雪    
    不過,此一「侮慢事件」給蔣以借口來反悔授史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帥之任,堅決要羅斯福另派高明,請赫爾利轉達。然而蔣介石於九月二十五日要求撤換史迪威後,一直沒有消息,使「委座為史迪威事大傷腦筋」。蔣又在中常會上表示:「如羅斯福不贊成,即決裂亦所不惜。」但無回音,仍使「委座近來甚為苦悶」。終於在十月十九日得到羅斯福的復電,同意調回史迪威,「中美嚴重之局面算已解除」。?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六二、四六四、四六五、四六六?雪    
    在渝都與華府之間緊張的二十幾天裡,雙方管道還是暢通的。羅斯福初不願再派別人,因為他認為史迪威搞不好,別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經蔣一再懇請,最後派來魏德邁?穴Albert  C. Wedemeyer?雪,但不再認領統率中國軍隊的責任。中國戰場的情況繼續惡化,羅斯福由輕視更轉為鄙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裡,羅丘二人在雅爾塔秘密允諾斯大林旅大權益,恢復俄國在東北的鐵路權益、南薩卡琳與庫頁島歸還給俄國等等。為什麼?為了請求斯大林於德國戰敗後二至三個月內,出兵遠東。為什麼?因為對中國戰力的失望與鄙視。如果珍珠港事變之後,中國軍隊再能像八一三、台兒莊那樣打幾仗,國共若能真正合作,擴大像平型關那樣的戰果,則中國戰後地位必將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常說《雅爾塔密約》出賣了我們,但我們已先出賣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為之?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1

    抗戰後期的一九四四年,史家陳寅恪在成都作了一首叫《聞道》的七言律詩:    
    聞道飛車十萬程,蓬萊恩怨未分明。    
    玉顏自古關與廢,金鈿何曾足重輕。    
    白日黃雞遲暮感,青天碧海別離情。    
    長安不見佳期遠,惆悵陳鴻說華清。    
    《聞道》,翻成白話,就是「聽說」。聽說了什麼呢?經吳宓?穴雨僧?雪一注,始大白於世。吳宓說:「時蔣公別有所愛,於是宋美齡夫人二度飛往美國,此詠其事。」吳宓還唱和了一首:    
    雲路迢遙是昔程,重來形勢判幽明。    
    星馳俊彩金球仰,日落餘光片羽輕。    
    怨敵猙獰同快意,家門寵貴自傷情。    
    玉環雖死君恩在,補恨猶能到上清。    
    陳、吳兩公聽說蔣氏夫婦感情不睦,宋美齡再度遠赴美國,不禁興感,大作起詩來。?穴《文化神州共命人》,《歷史月刊》第七十一期,頁五十七至六十一?雪從唱和的詩裡看來,他們顯然認為感情不睦,總是男人有了外遇,何況這個男人等同皇帝,因而陳詩中有金鈿何足輕重之句,吳詩更哀怨宋美齡的命運還不如楊貴妃,因為唐明皇似比蔣介石更重恩情。這種想當然耳,絕不止於陳、吳二人。傳聞就是如此,中國仍是大男人主義的社會,丈夫休妻,時有所聞,妻子休夫,談何容易?選    
    不過傳聞並非空穴來風,山城重慶的街頭巷尾,議論不息,甚至驚動了美國使館,政治參贊謝偉思?穴John Service?雪還給華盛頓國務院打了報告,略謂重慶到處流傳蔣氏家務糾紛,而言人人殊,然至少可以肯定蔣、宋婚姻的確出了麻煩。「有那麼多的煙,必然有火。」?穴There is so much smoke,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fire.?雪謝偉思說,有關政府領導人間的緋聞,本來與政治無關,但中國現狀,蔣宋兩大家族如果鬧翻,將導致整個朝代的分裂。接著有大特寫:    
    夫人有一天進入委員長的臥室,發現床底下有一對高跟鞋,氣得扔出窗外,正中一個衛兵的頭……委員長有一度四天不見客,因為夫人吵架時用花瓶擲傷了他的頭部。?穴Esherick 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ervice,P.95,93-94?雪    
    說蔣介石有外遇,總要把那個女人揪出來,才能證實,但找不到那個女人的名字。寫《宋家王朝》的西格雷夫?穴Sterling  Seagrave?雪,說什麼姚氏、陳氏,又說此時「陳潔如小姐秘密回到中國」云云?穴The Soong Dynasty,P.379?雪,根本是無知亂道。事實上,那個女人乃至那些個女人是有的,但名字則已失傳,其中有護士、有特務頭子戴笠經手的女同胞,只是宋美齡抓不到而已。    
    其實蔣介石基於利害,是很敬重宋美齡的,不僅是孔、宋家族的實力,更因宋女會說一口流利道地的英語。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一○?雪他能不敬重頗「善英文」的老婆嗎?更何況宋美齡二度赴美之前不久,剛陪他出席風光的開羅會議回來。在開羅會議上,他不會不感到不可一日無此妻。再說,他年輕時在上海灘固然是花天酒地,但是自從得了梅毒以及與陳潔如結婚後,在生活上已戒酒戒嫖,大為收斂。他遺棄陳潔如、娶了宋美齡,主要是政治考量,並非為美色所惑。在一九四○年,宋美齡的政治價值,對他來說,到達巔峰,他豈敢在宋後頭上動土?    
    所以我們必須擺脫大男人的思路,不要總以為男人遺棄女人。在古代,皇帝別有所愛,天經地義,然而在現代,皇后未嘗不可移情別戀。蔣宋婚姻關係不睦,也應該從宋美齡的性路歷程上去著眼。    
    吳宓說,「宋美齡夫人二度飛往美國」,應該從第一度說起的。那一度的緣起是由於威爾基訪華。溫德爾·威爾基 ?穴Wendell Lewis Willkie?雪是當時美國政壇上的一位怪傑,一八九二年出生於印第安那安州,律師出身。他崛起政壇,不循常軌,卻得到許多美國人民的欣賞與支持。一九四○年,他成為美國總統共和黨的候選人,與競選第三任的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穴Franklin D. Roosevelt?雪大搶總統寶座。當時威爾基聲勢極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競選活動,就可進入白宮的程度。在競選過程中,他甚至極誠實、極有風度的不諱言他贊同對手羅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與外交政策,這樣增他人聲勢、減自己威風的干法,可真千古罕見。最後,他得了兩千兩百萬票,僅以五百萬票少數差距,敗給羅斯福。    
    威爾基為人豪俠熱誠,他本是民主黨員,在一九三○年中期,改屬共和黨。早在他做民主黨員時,羅斯福就非常喜歡他,說要請他做國務卿。後來雖成了羅斯福政敵,但羅斯福對他的好感不減。羅斯福說他絕不忽視曾有兩千兩百多萬美國人支持的這位優秀政治家,因此,委請威爾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飛訪世界各地。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威爾基搭乘四引擎轟炸機起飛,四十九天後?穴十月十四日?雪回國,他寫了《天下一家》?穴One  World?雪一書,賣了一百萬冊,宣揚他的理想與游程。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2

    在《天下一家》中,威爾基以一連四章的大量篇幅,寫他在中國的經歷。蔣介石派了兩個親信,新聞局副局長董顯光和朱紹良將軍,到迪化迎接並陪伴全程。到達重慶前,全城已整修一新:到達時,重慶張燈結綵,萬人空巷。他自寫被歡迎的盛況如下:    
    我是下午傍晚時分在一個離城幾英里遠的飛機場到達重慶的。我們的汽車還沒有進城,人們早已排列在街道的兩邊了。在我們到達城中心以前,群眾已擠滿了店舖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兒童,長鬢的紳士,有的戴著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學生、抱著孩子的母親,衣著有的講究、有的襤褸——他們在我們車子緩緩駛向下榻的賓館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擠得人山人海,他們在揚子江的對岸鵠候著。在重慶所有的山坡上——重慶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們站在那裡,笑,歡呼著,揮動著小小的紙制的美國和中國的國旗。    
    任何一個參加過美國總統競選運動的人,對於群眾是習以為常的。但對這樣的群眾卻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願地減低他們的意義,但沒有用處。人民揮動著的紙國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來那位慇勤而富於想像的重慶市長吳國楨博士在這個盛大歡迎的設計中曾參與其事。很明顯的,並不是所有這些人民,其中有許多敝衣跣足的人,對於我是誰或者我為什麼到那裡,都具有明白觀念。我還向我自己說,那每個街頭巷尾喧闐不絕的爆竹,竟不過是陳舊的中國人的熱情表現。    
    但是,儘管我這樣努力減低它的意義,這個景象卻深深感動了我。我在我所注視的面孔上,沒有一點人為的或虛構的成分。他們看我是美國的一個代表以及友誼和即將到來的援助的一個具體希望的代表。那是一個群眾善意的表現,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單純力量的動人表現,這個力量也就是中國民族最偉大的富源。?穴One World,P.127—128?雪    
    威爾基是個長得高大而精力充沛的人,這年正好五十歲,來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尋常。羅斯福已干了三任,下一任總統很可能就是他。他備受歡迎,自在意中;國民黨官方更聲稱,他是上一個世紀退休總統格蘭特?穴Uiysses S. Grant?雪訪華以後,層次最高的美國訪客,對他的巴結,施出渾身解數,硬是要得。在蔣介石十月三日《歡迎美國總統代表威爾基氏致詞》中,有這樣的高帽:    
    吾人從威爾基先生之言論中,熟知其對於日寇所久蓄擾亂世界之野心與中國艱苦抗戰之價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對於吾國抗戰建國之理想,有精到之認識,而其領導美國社會致力援華運動之熱誠與成就,更使我立國精神共同之中、美兩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聯繫。……威爾基先生此來,將親見日寇五年餘來在中國殘暴破壞之遺跡,將親見我中國軍民堅忍不拔始終樂觀之信心與決心,將親見我中國在如何艱難狀況下,努力於充實戰鬥力量與復興建設工作,將親見中國軍民如何為實現共同目標、爭取共同勝利而奮鬥;並將使吾國人民更深切瞭解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戰時工作一致努力之實況而益加奮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頁七五二)    
    這個熱情有餘、警覺不夠的傻大個,很容易被迷湯灌住,被蔣、宋、孔團團包圍。他不住美國使館,而住宋子文的豪華住宅,令美國大使高斯?穴Clarence E.Gauss?雪大不以為然。宋家三姊妹,他都見到了,而只在宋家的餐會上,得見周恩來二面。他冷落蔣介石不喜歡的史迪威,而親近蔣介石所喜歡的陳納德。    
    在這種情況下,他對蔣氏夫婦特具好感,當然不在話下。他與蔣氏夫婦有許多次單獨的早餐、午酌、晚宴,回憶說:    
    有一個黃昏,我們開車到蔣氏在長江懸崖上的別墅,小董?穴顯光?雪也在。我們坐在木屋前的大涼台上,遠眺重慶的山麓,下瞰長江,見到若干小舟在激流中行進,運載中國鄉下人及其產品到下游市場。那日重慶酷熱,然而在此涼風習習,甚是清爽。當我與委員長談話時,蔣夫人為我們沏茶,並與小董輪流為我們當譯員。?穴One World, P.130?雪    
    交談好幾個小時後,他特別提到蔣夫人的溫柔體貼:    
    蔣夫人一直為我們翻譯,最後她以令人愉快而堅定的女性權威說:「已經十點鐘了,你們男人還沒有吃些什麼,來?選我們必須要開車進城,至少找些吃的,你們的話以後再談?選」?穴One World,P.132?雪    
    威爾基說,他在重慶六天,無時不與蔣介石晤談,這些晤談必定有「舌人」?穴舌婦??雪宋美齡在場。他對兩人的印象都好極了。他說委員長作為一個人以及一個領袖,比傳奇性的形象更加高大。他特異地寡言?穴大概都被宋美齡搶著說了,老蔣不會英語也是障礙?雪,而說話時又「細聲文氣」?穴Soft-Spoken?雪 ?穴大異於罵「娘西匹」的神態?雪。「當他不穿軍裝,換上中式長衫,幾乎像一個僧侶學者?穴或因蛋頭之故?雪,不像一個政治領袖。」又說:「他顯然很能聽別人的意見,習於採集眾智。」?穴才不顯然呢?選?雪又說:「當他同意你的時候,他會點頭,不斷輕聲說好好,暗示對你的敬意,使你毫無防備,多少會被他爭取過去?選」 ?穴One World,P.133?雪    
    威爾基也見了林森、陳立夫、王世傑、吳國楨等國民黨大員。一筆帶過之後,他說他在華府就認識了宋子文,知道他有三個姊妹,接著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3

    有一次孔祥熙在他家的草坪上舉行晚宴,我坐在首席,位於蔣夫人與孫夫人之間。我們談興甚濃,我至感愉快。兩位女士都能說精美的英語,富內容而又具機智。晚飯吃過之後,蔣夫人挽著我的手臂說:「我要你見見我另外一個姊姊,她因神經痛,不能到戶外赴宴。」?穴One World,P.139—141?雪    
    於是威爾基與宋氏二姊妹在室內大聊特聊起來,高興得忘了時間與戶外的其他客人。大約到晚上十一點,孔祥熙進來,輕責蔣夫人與威爾基宴會散了,都還未回席,然而老孔也坐下來加入龍門陣。威爾基特別指出,他們三人都能聊,而宋美齡的談鋒最健。最後,即將分手之前,宋美齡向孔祥熙夫婦說,昨天吃晚飯時,威爾基建議她應該去美國做親善訪問。孔氏夫婦把眼光移向威爾基,威爾基答稱是,是那樣建議的。當孔祥熙進一步追問時,威爾基發了一大篇高論,大加讚揚宋美齡。他說美國人亟須瞭解亞洲與中國,中國方面有頭腦、有說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應幫助教育美國人。他認為夫人將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極大的能力,會在美國產生極有效的影響力。他深信,憑她的「機智、魔力、一顆大度而體貼的心、高雅美麗的舉止與外表,以及熾烈的信念,她正是我們需要的訪客」。?穴One World,P.139—141?雪    
    從以上威爾基許多大特寫中可知,他對蔣氏夫婦印象好得像阿麗絲的夢境。他對宋美齡的愛慕,更是溢於言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宋美齡對他的興趣也很大,除了政治上的需求外,也有個人的吸引力。宋美齡美媚多姿,威爾基高大熱情,二人言語又暢通無阻,心傾相慕,實不足為奇。    
    有兩個報人陪伴威爾基這一次的遊行訪問,一個是邁克·考爾斯?穴Gardner ?眼Mike?演 Cowles,Jr.?雪,是美國出版界大亨、《展望》?穴Look?雪雜誌創辦人。另一個是約瑟夫·伯恩斯?穴Joseph   Barnes?雪,是極有經驗的外國事務記者與編輯。威爾基認為他們二位是他最佳的遊伴。其中邁克·考爾斯在四十三年以後 ?穴一九八五年?雪出版了一部書,叫《邁克回顧》?穴Mike Looks  Back?雪,書中寫出了威爾基不敢寫出的大特寫,細膩逼真,值得把這一段別開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聯繫」,登錄於下:    
    我們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國。宋子文——蔣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棟現代化豪華巨宅,是我們在重慶六天的總部。    
    六天的活動相當緊湊,有威爾基和蔣介石委員長——國民政府領導人之間的數次長談,有政府官員的拜會活動,還有委員長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儀態和風度,令我和溫德爾兩人都感到心神蕩漾。    
    有一晚在重慶,委員長為我們設了個盛大的招待會。在一些歡迎的致詞之後,委員長、夫人和威爾基形成了一個接待組。大約一小時後,正當我與賓客打成一片時,一位中國副官告訴我,溫德爾找我。    
    我找到威爾基,他小聲告訴我,他和夫人將在幾分鐘之後消失,我將代替他的地位,盡最大的努力為他們做掩護。當然,十分鐘之後,他們離開了。    
    我像站崗似的釘在委員長旁邊。每當我感到他的注意力開始遊蕩時,就立刻慌亂地提出一連串有關中國的問題。如此這般一小時後,他突然拍掌傳喚副手,準備離開。我隨後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溫德爾和夫人去了哪裡,我開始擔心。晚餐過後不久,中庭傳來一陣巨大的嘈雜聲,委員長盛怒狂奔而入。伴隨他的三名隨身侍衛,每人都帶了把自動步槍。委員長壓制住他的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禮。    
    「威爾基在哪兒?」禮儀結束後他問。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爾基在哪兒?」他再次詢問。    
    「我向你保證,委員長。他不在這裡,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裡。」    
    我和侍衛們尾隨其後,委員長穿遍了整棟房子。他檢查每個房間,探頭床底,遍開櫥櫃。最後,他對兩個人的確不在屋裡的事實感到滿意後,一個道別的字都沒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見到溫德爾站在一排射擊手前的幻影。由於無法入眠,我起身獨飲,預想著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清晨四點,出現了一個快活的威爾基,自傲如剛與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後的大學生。一幕幕地敘述完發生在他和夫人之間的事後,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請夫人同返華盛頓。我怒不可遏地說:「溫德爾,你是個該死的大笨蛋!」    
    我列舉一切的理由來反對他這個瘋狂的念頭。我完全同意蔣夫人是我們所見過的最美麗、聰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瞭解他們彼此之間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慶的報業圈已經有夠多關於他們的流言蜚語了。我說:「你在這裡代表了美國總統,你還希望一九四四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競選下屆總統。」我還表示屆時他的太太和兒子可能會到機場接他,夫人的出現將造成相當尷尬的場面。威爾基聽了氣得跺腳離去。當時我已經非常疲倦,於是倒頭便睡。    
    我八點醒來時,威爾基已在用早餐,我們各吃各的,半句話沒說。九點鐘他有一個演講。正當他起身準備離開時,他轉身對我說:「邁克,我要你去見夫人,告訴她她不能和我們一起回華盛頓。」    
    「哪裡可以找到她?」我問。他靦腆地說:「在市中心婦幼醫院的頂層,她有一個公寓。那是她引以為傲的慈善機構。」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4

    大約十一點,我到醫院要求見夫人。當我被引進的客廳後,我愚鈍地告訴她,她不能和威爾基先生一起回華盛頓。    
    「誰說不能?」她問。    
    「是我,」我說,「我告訴溫德爾不能帶你同行,因為從政治上來說,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之前,她的長指甲已經朝我的面頰使勁地抓了下去。她是這麼的用力,以致在我臉上整整留下了一個星期的疤痕。?穴《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十月號?雪    
    威爾基要帶宋美齡一起回美事,已故著名通俗史家塔奇曼女士?穴Barbara W.Tuchman?雪曾親自訪問當時在重慶美國使館做事、能通華語的文森特?穴John Carter Vincent?雪,得到證實。文森特還注意到,蔣介石當面對威爾基甚是慇勤,但當威爾基離開後,要人趕快把窗戶打開,說是「讓羊騷臭散出去」?穴「to let  the smell of the foreigner out,」見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428,?雪難掩厭惡之情。厭惡之情,顯然其來有自。再由於宋美齡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臉上抓,可見她和他們廝混的關係,已經到了何種程度。那次深夜幽會,五十歲的孤男和四十五歲的寡女獨處,其嚴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凡「男貪女愛」,絕不是單方面的事。美國駐重慶的另一位官員約翰·巴頓·戴維斯?穴John Paton Davies?雪,也親眼看到了宋美齡如何發揮她的魅力:    
    毫無疑問地,宋家小妹已經輕輕鬆鬆地征服了一個人。在她主持的一項救濟機構茶會上,她披著一件空軍將領的大衣,以令人無法抗拒的女性溫柔,嬌滴滴地承認威爾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綺思」的男人?穴a very「disturbing influence」?雪,此種表白使這位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渾身舒暢。……有趣的是,這番話對獨身的威爾基和未來的政治發展都產生影響。?穴Davies,Dragon by the Tail, P.255?雪    
    中國古書有食指大動「必嘗異味」的故事,記那位行家最後要「染指於鼎」,不嘗異味,就是不罷休;中國諺語有「要劫劫皇槓,要玩玩娘娘」的「壯舉」,說要搶財貨,就搶皇上的物資;要女人,就要皇上的老婆。看到威爾基所作所為,真依稀有染指異味玩娘娘的氣派矣。雖然小受蔣介石捉姦的虛驚,這位老美畢竟很落檻,他不便向蔣介石辭行時,說出「數日盤桓,備受優遇,深感如對家人……實為本人環遊世界,在他處所未曾遭遇之快晤」?穴《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穴一?雪,頁七七五?雪的謝辭,並且在返美以後,立刻報之以實利。美中不足的是,這一段中美「聯繫」,終因威爾基兩年後?穴一九四四年?雪突以心臟病死去,而告難乎為繼。    
    威爾基不便帶宋美齡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還是很夠意思,他以他對羅斯福的影響力,促成了宋美齡的訪問美國。照國民黨官方資料,說宋美齡訪美,乃在八月二十二日與九月十六日兩次受羅斯福之邀,才得成行。但威爾基明明在《天下一家》中透露,由於他的建議,並且羅斯福邀宋美齡訪美,首見於八月二十二日致蔣介石介紹威爾基訪華的信中,這一邀請,形式上只是客套話,能否成行,還有賴於威爾基的玉成。再從時間上看,威爾基十月八日離開中國後的第二個月?穴十一月十七日?雪,宋美齡就去了美國,這一緊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證了宋美齡的訪美,乃得力於威爾基的暗中使勁。    
    暗中使勁,逃不過觸角靈敏的華府記者,《華盛頓郵報》一位名叫米勒?穴Hope Ridings Miller?雪的專欄作家,指出威爾基對蔣介石夫人的揄揚,超過任何長久以來沒有聽到的讚美詞?穴Washington Post,16 October 1942?雪。據美國海軍上將萊希?穴Admiral Leahy?雪說,羅斯福總統與蔣夫人私下談話時,笑責她是一個「蕩婦」?穴a vamp?雪,否則溫德爾·威爾基於近日中國之行怎會如此被她吸引,答應了她任何的要求?蔣夫人笑謂:「不能說我是蕩婦,實因威爾基先生具有一個大孩子所有的情緒反應。」?穴Mr.Willkie has all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an adolescent.?雪 ?穴Leahy,I Was There,P.154?雪羅斯福對宋美齡評論威爾基很感興趣,接著堅持要她評論一下他。她敷衍不過去,最後說:「噢?選總統先生,您很老練。」?穴Oh,Mr.President,you are sophisticated.?雪羅斯福內閣的女閣員法蘭珊絲·珀金斯?穴Frances Perkins?雪說,總統聽後大感窩心,在白宮裡一再重複地告訴別人。?穴Perkins,The Roosevelt I Knew,P.74?雪陪伴威爾基訪華的記者巴恩斯,在《威爾基傳》裡也提到這件事?穴Barnes,Willkie,P. 353?雪,可見四十六歲宋美齡的魅力,不僅頭一年迷倒中年人威爾基,而且這一年迷倒六十一歲的羅斯福呢。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5

    宋美齡此次訪美,還有一個神秘而有趣的插曲。臨行之前由她的哥哥外交部長宋子文發電給羅斯福的親信霍普金斯 ?穴Harry Hopkins?雪,要求美方派一專機,特別接載患有重病的蔣夫人到紐約求醫,痊癒後再到華府進行正式訪問。羅斯福此時雖戎機倥傯,仍然答應了此一要求。蔣夫人於一九四二年十至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抵達米契爾軍事機場?穴Mitchel  Field?雪,以保秘密。霍普金斯親往迎接後,驅車徑往「長老會醫療中心」?穴The Harkness Pavilion of the Columbia Preslyterian Medical Center?雪,包下整個第十二層樓。在途中,宋美齡向霍氏說她此來為了治病與休息,不談中美關係,但是還是談了許多,包括抱怨史迪威之不懂中國事務,並攻擊英國政府不遺餘力。 ?穴參閱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Vol.2,P.240?熏260?雪    
    霍普金斯似乎沒有注意到,宋女士侃侃而談,完全不像有重病的樣子。威爾基訪華時,她更是生龍活虎,經常陪伴著貴賓,不僅毫無病容,亦無倦容,何以一下子得了重病?既有重病,經過長途飛行後仍能做長談?有人說醫治五年前的車禍之傷,更顯得是托辭,哪有五年之中不即來美醫治,五年之後突然如此緊急要求派專機接運來美求醫之理?真令人疑雲重重。據羅斯福太太說,是皮膚病。?穴見Eleanor Rooselvelt,This I  Remember,P.282-283?雪總之,她休息兩個月後病全好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夫人的病霍然而愈,轉往白宮做客,住了十天,風光十足。尤其是在國會演說,慷慨陳詞,贏得熱烈的掌聲,看來很了不起。然而美國女作家狄龍?穴Mary  E. Dillon?雪指出,蔣夫人的演說是那一屆國會最精彩,不過其精彩處並不在內容,而於其人之嬌小嫵媚與女人的魅力,以及為中國求援的真誠。?穴Dillon,Wendell Willkie l892-1944,P.283?雪宋美齡華府之行結束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返抵紐約。第二天就做公開演講,由威爾基主持,聽眾有兩萬多人。當時在美國的胡適也來捧場。胡適的三月二日日記有這樣的一段話:    
    晚上到Madison Square Carden聽蔣夫人的演說,到者約有兩萬人,同情與熱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說實在不像樣子,不知說些什麼?選?穴《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五冊?雪    
    胡適說宋美齡的演說不像樣子,顯然也是從內容來評價的。但是她演說的目的是政治,要博取同情與支持。她嬌小嫵媚的人身、暢快流利的英語,代表在掙扎中抗日的中國,已足令老美動容,更何況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人恨日本入骨,舉國以打敗日本帝國為職志,艱苦抗日的中國能不引起廣大美國民眾的喝彩麼?更無論「同情與熱心」矣。因而不管宋美齡說些什麼,都會贏得美國人的心聲。胡適未免太頭巾氣了。    
    胡適更討厭宋美齡的虛驕,說:「她一股虛驕之氣,使我做噁心。」?穴《胡適的日記》手稿本,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雪這種虛驕,廣大的美國民眾是看不到的,不過比較接近她的人,遲早會發現馬腳。她代表苦難的中國來求助,但她豪奢如貴族,諸如包下豪華旅館的整個第十二層;在白宮住的時候,帶著兩名護士、兩名姓孔的家族?穴包括孔二小姐在內,羅斯福誤呼她「我的小男孩」?雪,每天換絲床單,有時一天要換兩次。她來自革命的中國,但她對手下頤指氣使,在白宮時常呼喚僕役,使美國官員噁心;當警衛人員提醒她要守時,她竟要求撤換那個警衛。她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卻與蔣介石一樣不知民主自由為何物。有一次在白宮餐桌上,羅斯福向她提及頭痛的美國礦工罷工問題,問她將如何對待像劉易士?穴John Lewis?雪那種工運領袖,她很自然地舉起那雙美麗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嚨一劃。羅斯福從桌子那邊看到自己的老婆見到這一幕之後,再繼續談話。?穴Eleanor Roosevelt,This I Remember,P.284?雪她得意忘形之餘,最後也得罪了羅斯福,她在白宮住宿時,忽然心血來潮,向羅斯福說,當她離開時,他不必起身。羅斯福很溫和地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即使我想,也站不起來啊?選」?穴見FDR  Memoirs,P.344?雪她竟忘了美國總統早已半身不遂。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善意地問她,美國要如何把援助送到中國,她把這個問題拋給羅斯福;當羅斯福說將以上帝允許我們的速度運去,她接口說:「上帝幫助自助的人們。」?穴The L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雪語帶諷刺,把羅斯福的臉都搞紅了,不知是羞還是怒。羅斯福的財政部長摩根索?穴Henry Morgenthau?熏Jr.?雪向他的部下說,總統恨不得要她早點離開。?穴John  Blum,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Vol.3,P.106?雪塔奇曼女士認為,羅斯福並不太在乎個人的不快,而是怕蔣夫人的行為可能會損及她的公眾形象,破壞了他的對華政策。?穴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446—451?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6

    宋美齡直到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底才離美,在美將近半年之久。整個講來,她的這次訪問是相當轟動。連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穴Lord Halifax?雪都怕美國受到蔣夫人旋風的影響,答應中國一些做不到的事。?穴Sir L.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425?雪美國民意為重,宋美齡贏得民意,使蔣介石直接受惠。在民意的支持下,羅斯福放手援助蔣政權,還要把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提高為四強之一。    
    宋美齡離美後,前往巴西與姊姊宋藹齡見面,到七月四日才飛返重慶。在蔣介石身邊的唐縱於當日日記說:    
    蔣夫人由美載譽歸來。下午,蔣夫人由美歸國,委座乘機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機在白市驛降落,沒有往新津換機,所以沒有接到。委座回來時,適經國亦由桂林來渝,同時降落,幾乎飛機相碰,危險極矣?選?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六七?雪    
    蔣介石興沖沖地去迎接久別的老婆,不但沒接到,而且差一點父子飛機相撞,真是晦氣。原來接不到並非偶然,唐縱於八月十五日又有日記:    
    近來委座與夫人不洽,夫人住在孔公館不歸,委座幾次去接,也不歸。問其原因,夫人私閱委座日記,有傷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長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擔任,夫人希望由孔擔任,而反對宋,此事至今尚未解決。?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七三?雪    
    可見宋美齡一回來就不理蔣介石,住在孔祥熙家裡負氣不歸。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載譽歸來,又夫妻分別將近九個月,理應歡喜做一團,然而不僅沒有相見歡,反而不洽,已多蹊蹺。唐縱聽說的那些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洽,豈其然哉?豈止此哉?直至十月初,蔣夫人仍住新開市孔公館,而「委座嘗於私人室內做疲勞的吁歎,其生活亦苦矣」。?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八四?雪顯然感情發生了裂痕,顯然老婆對丈夫不洽,而非丈夫對老婆不洽。雖然夫婦兩人一道於十一月十八日由重慶起飛,出席開羅會議。回來後,又是一次外交上的勝利,但宋美齡還是沒有和蔣介石和好,終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飛車十萬程」,又去外國矣。蓬萊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齡的感情世界。她與威爾基在重慶一見如故,威爾基熱情為她安排風光的訪美之行,到美國後又常相陪伴,紐約那次兩萬人的演講會又由兩人同時登台。舊夢重溫,自在意中。吳宓說「蔣公別有所愛」,未免冤枉蔣公矣。實際上是宋女別有所愛。宋美齡一九四四年七月偕姊姊藹齡到巴西,九月即轉去美國,又說是健康關係,但蔣介石的顧問拉鐵摩爾看在眼裡,「好像是故意要離開」?穴This looked like an attempt to get away?雪。?穴見Lattimore,China  Memoirs,P.186?雪威爾基於同年十月八日死去,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日本簽降後才回國。其綵鳳單飛、弋者難慕,固已昭昭在識者眼中。雖然在形式上,這對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戲,想欺人耳目。董顯光《蔣總統傳》曾寫蔣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在蔣夫人飛往南美從事於健康休養之前,為夫人舉行的一個非正式茶會中,頗咎其僚屬與黨員不將外間謠言?穴預期蔣總統與夫人將不免有仳離之結果者?雪見告」。夫妻二人,雖然若無其事,但是宋美齡「健康休養」一養要養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負氣,似乎也不必養那麼遠。宋美齡一生有一極大特色,就是喜歡洋人、洋男人,在洋男人面前,工諂善媚的程度,有時連洋男人都為之咋舌。羅斯福之子埃利奧特·羅斯福?穴Elliott Roosevelt?雪在《羅斯福見聞秘錄》?穴As He Saw It?雪記開羅會議時,他代表他爸爸參加蔣氏夫婦的雞尾酒會:    
    蔣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帶到兩張並排放著的椅子上坐下。我覺得她像一位頗為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生動地、有風趣地、熱心地談著——而她老是設法把我來作為我們談話的中心。這種恭維與魅惑的功夫之熟練到家是多少年我難得碰到的。她談到她的國家,可是所談的範圍只是限於勸我在戰後移居到那兒去。她問我是否對畜牧農場發生興趣,那麼中國的西北對我簡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為我描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集積起的財富的金色畫面以後,她把身子靠向前來,閃耀著光彩的眼睛凝視著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膝蓋上。在最初的幾分鐘內,我極力地對自己說:這位夫人只是對我們之間的談話感到濃厚的興趣,而在她的心中絕無其他任何動機。可是在她的神態之中卻有一種與絕對的真摯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歡娛的光彩。我絕對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以致她認為必須將我征服,使我很快地變成她的好友,為了任何將來的其他的目的。不過我卻相信蔣夫人多少年來始終是以一種征服人的魅惑與假裝對她的談話對方發生興趣的方式來應付人們——尤其是男人——以致現在這變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發作,說實話,那會嚇壞了我。?穴P.152?雪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夫人魅力之大 7

    小羅斯福說宋美齡施媚功,把手放在他膝上談話,這種肢體語言,自是洋男人獨享的。在所有宋美齡的照片中,她與洋男人挨肩搭膀的照片,層出不窮;但對本國男人,卻高高在上,保持距離。她見李登輝時,甚至坐著接受李登輝的鞠躬如也,和彎腰站著的這個台灣人握手,其氣焰可想?選從宋美齡喜歡洋男人卻反倒嫁給中國土流氓一事上看,乃愛慕權勢使然,三十之年,只有嫁那土流氓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因此只好委身相向。但權力慾和性慾畢竟不能兩全,因此只好望洋興歎、改土歸流以終老矣。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說抗戰時香港吃緊,「政府派飛機往接在港人士,但通過孔家,產生『飛機載運洋狗』之新聞,引起西南聯大學生抗議。蔣剛責問,蔣宋美齡則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黃山,數日之後蔣往解謝了事」。又說「蔣夫人也數度以養傷名義出國」,「先往香港,後去巴西。……當她滯留海外時,謠傳蔣宋婚姻發生問題,甚至蔣納藏情婦,經蔣召集茶話會否認,事載白修德、塗克門?穴塔奇曼?雪各人書中。」「難道大歷史不能脫離私人生活之細節,及於風聞謠傳?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無私人生活之疵瑕?」?穴頁二五一?雪黃仁宇這種為蔣介石回護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絕非什麼大歷史。其實,大歷史何須標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從大處著眼解釋出歷史真相。御用學者吹捧蔣宋之功,從蔣夫人訪美到開羅會議,無不曲筆;擁蔣史家反對追究細節,將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盡行開脫,殊不知要弄清歷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筆與開脫,不論大小,一律不予放過。從宋美齡訪美到開羅會議,這段歷史的正確解釋乃是風光之來,其來有漸,遠靠中國人民辛苦抗戰之功、近拜蔣委員長捉姦失敗之賜,威爾基「最難辜負美人恩」,也難辜負本夫恩,因而代蔣氏夫婦轉敗為功,說動羅斯福讓宋美齡訪美、讓蔣氏夫婦去開羅。王安石說「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仇」,威爾基卻是「世間禍故不可忽,遠洋老美能報恩」。——西哲每以偶發事件解釋歷史真相,談言微中、片言而決,這段歷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觀。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毀滅種子之根 1

    美國學者易勞逸?穴Liyod E.Eastman?雪於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毀滅的種子——二戰以及戰後的國民黨中國》?穴The 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雪,中譯本改稱《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該書探討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發現毀滅的種子,早在抗戰期間就已播種了,諸如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加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離心、農村貧富距離的擴大、政府對農民的橫徵暴斂、苛捐雜稅不一而足、貪污腐化與投機倒把極為普遍、農民貧困飢餓怨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國民黨軍隊抗敵能力的日趨衰弱,以至於消極和腐敗。因此,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是因為其本身的弊病與缺失。    
    易勞逸雖於知人論事上,不免陷於均衡不夠、比例不對、角度不足,然畢竟花了工夫,察看了不少國民黨自己的文獻,撿到很多貨真價實的史證。他只是沒來得及看到侍從室組長唐縱的日記,否則他的許多個別論斷可以得到更具權威性的印證。唐縱時而透露抗戰期間政府內部的腐敗、地方與中央的對立、國共之間的摩擦、物價高漲引起搶米的風潮、川中軍人政客相互的勾結、重慶囤積居奇風氣之盛、知識分子的沒落與苦悶,以及民間之極端困苦,如一九四三年的浙江「民眾食糠秕、樹皮;廣東有的人在食人肉」。?穴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六五?雪    
    這些「毀滅的種子」在確鑿的文證下,絕非反國民黨者的誣控,而系實有。然而「種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須一究蔣介石。他是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發號施令,操生殺大權,上下莫敢違背。然則國民黨的失敗無疑是蔣氏領導之失敗。    
    抗戰初起之時,舉國同仇敵愾,蔣氏個人聲望達到巔峰,原可團結全民,有所作為,奈眼光不遠,氣度更不夠恢弘,陳寅恪於抗戰後期初見蔣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樓」之歎,認為其人不足有為。陳寅恪僅憑史家銳識,而陳佈雷更洞見「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官商定,恐將脫節」。?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一?雪以陳佈雷與蔣之親近、相知之深,此一觀察自具相當的權威性。處理國事如同家事,正見其人器宇的狹小。這種小家子氣,使他只能成為一種黨派、一群特務、一個孔宋集團的領袖,而不足成為全國全民的領袖。    
    職是之故,蔣介石於抗戰之前靠特務,於抗戰爆發後仍須靠特務。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重組國民黨,由俄國顧問鮑羅廷之助,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組織、像個樣子的紀律,以及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蔣介石一清黨,把紀律與群眾與左派一起掃地出門,而同時軍閥、地主、流氓、舊官僚都加入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這個樣子的國民黨自不免組織鬆懈、紀律廢弛、精神衰頹、基礎空虛。於是一些小組織便應運而生,諸如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中心的CC派、以黃埔同學為核心的復興社。派系雖異,擁蔣則一,在法西斯高漲的三十年代,CC與復興社就是特務組織,蔣之爪牙,領袖的耳目,為一人整異己。    
    抗戰以來,蔣介石聲望一時驟升,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衛的改組派以及共產黨在內的一切「異端」政治組織,都消化容納在他的權威之下,但並未成功。不過當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漢舉行時,通過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選蔣介石為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蔣為團長,七月九日,三青團的中央團在武昌正式成立。陳佈雷記此事說: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策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群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穴《陳佈雷回憶錄》,頁八十一?雪    
    足見蔣極為重視這個三青團,親自督促、親自核定。成立之後,陳誠、朱家驊、張治中先後任書記長。康澤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後由蔣經國奪取領導地位。但是三青團並沒有使復興社?穴藍衣社?雪、青白社?穴CC系?雪等小組織消失,實際上成為這些小組織爭奪的另一小組織,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反而更趨激烈,並未能如蔣介石所宣稱的,使三青團成為網羅全國優秀熱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組織。其活動仍甚具秘密性質,在學生和教師中從事特務活動,打小報告,檢舉左派之類。蔣介石號召三青團,「聚集全國青年,力行抗戰建國綱領」,固然也在敵後淪陷區從事諜報與恐怖活動、提供戰地服務等等,然而抗日之餘,更積極防共,甚至深入共產黨根據地進行宣傳、破壞、搗亂、暗殺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團的最大敵人乃來自國民黨內部。三青團原是蔣氏授意下的黨內產物,帶有來自母體的遺傳因子,成為爭權奪利的競技場,造成更為複雜的國民黨黨內糾紛。三青團團員人數持續增長,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一千餘人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萬人,儼然已成黨內之黨,難怪於抗戰勝利之後,鬧著要與國民黨分家。其實,蔣介石既是國民黨的總裁,又是三青團的團長,如何分法?還不是在蔣之訓斥下,黨團合併。合併雖合併,仍走回黨內派系紛爭的老路。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毀滅種子之根 2

    蔣介石欲以三青團為「惟一的組織」,並不確實。三青團成立不久後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設立「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將特務組織半公開化,由秘書長朱家驊出任局長,實際任務則由副局長徐恩曾負責。負責些什麼任務呢?主要是對付共產黨、監察國民黨黨員,以及執行其他特工。一九三九年元月以後,中日戰爭已膠著狀況,蔣介石又把心思放在應付共產黨,中統更著重查防共黨以及其他政治異己分子,從外圍監視到內部滲透,特務細胞擴展到學校、工廠和其他社會團體,除了中共駐渝代表以及較為著名的知識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餘無論個人或團體,一經發覺,立予逮捕或破壞。中統的特務還打進延安,吸收共產黨叛徒;混進校園,組織特務學生,如沙坪壩中央大學的生路社、民鋒社、自強社,出版刊物宣傳,並做監視與製作黑名單的工作。中統再根據黑名單,用種種方式打擊不聽話的學生。根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統局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中提出的對共黨方略的報告,抗戰期間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間,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產黨員被捕、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產黨員自首。再看中統徐恩曾所擬、陳佈雷修訂、蔣介石核定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見中統的主力幾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合作,以打擊敵後的共產黨活動。    
    中統之外,還有軍統,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於武昌珞珈山舉行的國民黨全國臨時大會上決定設立的。蔣介石把中統交給徐恩曾、把軍統交給戴笠。戴雖是副局長,但操有實權。軍統的前身是復興社的特務處,特務處的前身則是軍事委員會的密查組,原由戴笠等十個人搞起來的。    
    復興社組成後,蔣介石兼任社長,特務處長即由戴笠擔任。一九三二年,蔣又派戴兼任陳立夫主持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以便公開搞特務。軍統正式成立後,戴笠因蔣之授意,一手包辦工作、人事、經費等等,直接對蔣負責。軍統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後,編製愈來愈大,顯然蔣介石靠特務鞏固權勢,特務組織當然愈大愈好。據曾任軍統總務處處長的沈醉估計,在抗戰期間,「各種名稱的特務訓練班有四十多個」,又說:    
    內勤工作的特務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慶羅家灣軍統局局本部和磁器口鄉下辦事處。內勤和外勤最多時近五萬名,除在國內設區、站、組和爆破、破壞、行動等總隊、大隊等外,在國外許多地方都設立了站和組及通訊員。當時每一個外勤特務都有幾個到幾十個運用人員。全部算起來為數就太多了。?穴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五?雪    
    軍統尚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組成「中美合作所」?穴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雪。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軍在華、在太平洋以及在東南亞的情報。據沈醉說,美國人也顯然想要刺探中國的情報。中方刺探不到美國的情報,然而獲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與逼供的器材,以及無數的槍械彈藥。這些器材與彈藥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於包括中共在內的政治異己,美國人也只好眼開眼閉或視若無睹了。抗戰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成為政治犯的集中營,於大陸易手前,全被槍決,美國人應有「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遺憾。凡重視人權與民主的人,都會譴責中美特務合作的暴行。我們沒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縱對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詞,如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宴請中美合作所全體美國人,有記曰:「他?穴戴笠?雪約有幾十位女人,陪伴美國軍官士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選開一次宴會百餘萬元,場面可謂大矣!」?穴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八○?雪    
    然而此一勞民傷財、侮辱婦女、對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頗得蔣介石的嘉許,尤其欣賞所內美國刑具。軍統處長沈醉回憶,一九四五年秋天蔣至中美所檢閱培訓學生,有記道:    
    學生們剛開始進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國式的操法時,蔣的興趣還不很大。等到進行刑警課目表演時,蔣介石看到美國教官指揮這些特務學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騎警握著美國橡皮棍如何衝入人群毆打群眾,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時,直樂得手舞足蹈連聲叫好起來。戴笠和貝樂利看到這種情況,便交頭接耳,後悔沒有多安排點這類使蔣最感興趣的精彩節目。?穴沈醉《軍統內幕》,頁三七一?雪    
    在蔣介石的「嘉許」下,在抗戰期間,特務組織與勢力可謂一枝獨秀。戴笠的權勢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筆下,他常常怒罵責打,甚至隨興槍斃人。但在蔣介石面前,仍然是領袖的一條忠狗。我們又在唐縱的日記中見到,戴笠如何因一時失去蔣對他的信心而感到苦悶,以及在被蔣叱責後如何奉命惟謹。最具戲劇化的,見之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所記:    
    


第八部分:蜀中無大將毀滅種子之根 3

    為了張超的事,雨農?穴戴笠?雪跪在委員長面前懇求懲辦葉成,委員長責備他不要人格、要挾領袖,因此雨農寫這樣一個長的報告請求辭職。跪懇的事,誰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誰肯如此做?我想委員長不會讓他辭。 ?穴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五?雪    
    張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軍統站長。葉成是黃埔三期生,曾任蔣之侍從副官,時為福建保安處長,判處張超死刑。戴嚥不下這口氣,不惜向蔣介石跪懇哭訴,但仍然扳不倒蔣之副官。    
    唐縱還透露,戴笠為胡宗南培養一個叫葉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預購了個有名容太太的女兒,剛才十六歲,獻給宋?穴子文?雪」,以「迷魂的女人」來對付國舅。 ?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三?雪類此可以略見,戴笠搞的是些什麼勾當,他不僅僅是要對付敵人與異己,而且還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據估計,至抗戰結束時,蔣介石的軍統人馬已有十萬之眾,高居當時全世界特務與秘密警察組織之首。?穴參閱Wakeman,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P.60?雪    
    特務勢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傳、分化、威逼、利誘、破壞上,有立竿見影之效,蔣介石亦以此為其權力基礎最穩固的奠基石,但是代價極大。特務的橫行霸道、無法無天,諸如強行撤遷民房、姦淫婦女、濫捕知識分子,造成難以化解的民怨與民憤。在特務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旦決堤,莫之能御。蔣介石靠特務起家,但特務也為他散佈了毀滅的種子。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吃掉龍雲 1

    毛澤東譏笑蔣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戰勝利,勝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勝利的果實,「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穴參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七○、一○七四、一○七五?雪問題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樹上所結的桃子,一家獨摘,不許旁人插手。    
    蔣介石自武漢遷都重慶後,已經抗戰不力,把力氣用在對內,想剷除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地方勢力,以連成一黨專政、特務統治、保甲制度三位一體的個人獨裁政治。珍珠港事變後,知道美國人遲早會打敗日本,蔣氏心思更加對內不對外了,老早就準備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這種心思最具體的表現,可見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此書借提倡民族主義來美化傳統文化,進而反對「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其本質仍然是想搶道統,以強化其政統。道統是中國聖道繼承的系統,它的制式說法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統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後,唐朝的韓愈更大加發展此一理論。他寫《原道》,說道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字裡行間,儼然以道統自任。韓愈的道統理論,到了宋朝朱熹時候,又有了進一步的闡揚,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裡說:「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在這裡,朱熹顯然言遠旨近,也有在道統上插一腳的用意了。南宋的葉適雖然拆穿了朱熹他們對道統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統,還是一脈相傳下來,不但相傳下來,並且被治統中的政治人物給「仙人偷桃」過去,因為政治人物發現道統是個好東西,正可符合統治者的要求。符合統治者要求的道統,可分人?穴聖賢?雪的方面和書?穴經典?雪的方面。清朝統治者康熙皇帝說得最清楚坦白:    
    朕維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之道統,即萬世之道統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選?穴《東華錄》康熙十六年記康熙「親制」《日講四書解義序》?雪    
    康熙皇帝說出道統就是治統之「所繫」,是真正為道統做了大竊案,正說明統治者為什麼要搶道統了。    
    蔣介石對道統一項,自然不會放過,於是輕易地把「領袖的革命事功」,說是「繼承了國父的革命遺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隨國父之後,嬗接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穴見王升《領袖與國家》第六章?雪,其實孫中山根本沒有說過他的思想是承繼中國道統的。?穴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六集》,頁八十二至九十四?雪蔣介石不過是利用孫中山、利用道統以遂其政治目的罷了。但共產黨不放過他,陳伯達等人寫了一本小冊子《評〈中國之命運〉》,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於一九四五年出版,劈頭就問:「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挖苦國民黨之無人,打開了宣傳戰。    
    蔣介石既然是上繼堯、舜、文、武,直到孫中山的道統,還有誰有資格和他爭政統嗎?他固然容不了陝北的共產黨,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勢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個人的大一統與清一色。抗戰甫勝利,雲南的龍雲就被他吃掉,變成「失雲龍」,也就不足為奇了。    
    抗戰之前,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實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華、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的龍雲。抗戰之後,蔣以重慶為陪都,中央軍入川,情況自然大為不同。然而龍雲雖尊重慶為中央,由於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種族背景,相當於法國二倍大的雲南仍然在龍雲的直接控制之下。一九三八年日軍攻佔武漢與廣州之後,雲南的地位益為重要,在滇緬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對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聯大的校址,匯聚了全國第一流的學者。珍珠港事變後,昆明更成為美軍駐紮的基地,以及飛越駝峰後的落腳點。無論軍援經貿,皆由此進出。    
    雲南的重要性當然促使蔣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繩索套在龍雲的脖子上。蔣以龍雲為委員長滇黔行營主任,逐步把中央軍調入雲南,到一九四三年中旬,在雲南的蔣軍已四倍於滇軍。蔣又派特務進入雲南,因昆明於戰時已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心,並受到龍雲的禮遇與保護。龍雲雖想把特務趕出雲南,但並不成功。實際上蔣於抗戰後期為了加強獨裁,政治迫害在特務的安排下益趨劇烈。表面上看,特務打擊的目標是共產黨和民主人士,事實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實力派,而龍雲顯然是最大的一個地方實力派。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吃掉龍雲 2

    地方實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蔣介石對內不對外,趁抗戰吃掉異己,遂於一九四三年春醞釀反蔣,但一年後尚在醞釀中,而日軍突然發動「一號攻勢」,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豫湘桂戰鬥極為激烈,日軍有進寇四川、雲南之勢。蔣介石不肯把美式裝備的嫡系軍隊拿出來打,造成大潰敗?選暴露了中央的無能,也大大打擊蔣委員長在國內外的聲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對蔣失去信心。就在一號攻勢接近尾聲之時,地方實力派人士李濟深、龍雲、張發奎、余漢謀等,擬在粵桂之間組織自治、民主政權。同時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羅隆基、張君勱、左舜生、沈鈞儒、章伯鈞等人,雖未直接參與,均表贊同,至少於重慶蔣政權崩潰之後,有所取代。他們想召開國民大會,包含各黨各派的代表,籌組國防政府。這場反蔣運動雖未能付諸實施,蔣介石與龍雲之間的關係卻日漸惡化。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一月裡,重慶與昆明的關係才得到改善。蔣介石允許美國租界物資裝備滇軍三個師,龍雲則讓蔣介石的特務增加活動空間,並限制民盟行動。不過,此於蔣而言,只是權宜之計,他早已決定於戰後消滅共產黨,以及一切半獨立的地方政府。從一九四五年四月蔣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慶密授機宜,以及五月間密命李宗黃任雲南主席可知,抗戰勝利之前就已準備把龍雲攆走。日本突於八月九日投降,反而延遲了既定陰謀。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蔣介石乃命盧漢率領三個軍自雲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調虎離山。為了更加減弱保護龍雲的兵力,蔣又與美國人一起慫恿再增加一個軍入越,於是龍繩武的「龍家兵」也跟著盧漢去了越南。龍雲身邊只剩下龍繩祖的一個師、一個憲兵團以及警衛大隊了。易勞逸說,龍雲自知無力抗命,「於是他請求重慶派他的四個師的部隊,由他的親信助手盧漢指揮,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穴《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頁二十九?雪,是不確實的。如龍雲果真聽天由命,當九月三十日拂曉時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見,又何必登五華山待援,拒絕下山呢?從事後看,龍雲顯然因為疏忽大意,連八月間美軍在昆明戒嚴都無警覺,終成蔣介石權術下的犧牲品。    
    蔣介石於戰時掌握川、黔兩省之後,就在雲南下大工夫,曾親至昆明,據陳佈雷說,「蔣公對龍主席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並囑龍云「全權負責」建設西南國防。?穴見《陳佈雷回憶錄》?雪但是龍云「坦易」,蔣介石卻不「坦易」,使龍雲猝不及防,陰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於十月四日下午在昆明登機飛渝,接受蔣介石強迫他接受的空頭銜:「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蔣介石一口把龍雲吃了,但吃相畢竟難看,死了幾百條人命,於是指責奉命辦事的杜聿明擅自動用武力,並撤杜昆明警備司令之職。但用替罪羊來遮羞,並不能瞞天過海,騙過明眼人。龍雲本人於事後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凍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寫了一篇《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其中說道:    
    抗戰勝利前,蔣介石對我的陰謀已逐漸暴露。記得有一次,一個美軍的少校乘吉普車經過昆明小西門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槍擊中左臂。司機立即停車救護,在附近巡邏的憲警聞到槍聲,也同時趕到,但兇手已無從查尋,即將受傷的美軍官送往雲南省立醫院,他不願入院,要回美軍營房,只好把他送往美軍醫院。當日施行手術,取出彈頭,詳細檢查,經美軍檢定結果,認為這種槍彈非雲南軍警所有,是特務使用的德國製造的槍彈。    
    很顯然的,蔣介石想在美軍與龍雲之間製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殺,受傷的美軍不願進省立醫院,已可見其疑。這種暗殺行動,若非出自老蔣的授意,誰能相信?抗戰勝利後,蔣命杜聿明挾持龍雲飛往重慶,便順理成章了。龍雲成了又一個張學良,幸而得到陳納德的幫助,脫離虎掌,逃到香港,最後投共去也。    
    蔣介石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也不計代價,然而代價實在不小。從蔣的長遠利益看,也是得不償失的。他奪取了雲南的地盤,卻失去了雲南的人心,最後全省向共產黨起義。他把雲南精銳部隊送到東北去打內戰,心懷怨憤的雲南官兵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穴應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師,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海城起義。——編者?雪投奔了共產黨。蔣介石在雲南花的心機,豈不是在幫共產黨的忙,拆自己的台嗎?    
    蔣氏槍口向內,最後打著自己的腳,固然活該,但也損及整個國家的利益。當初中國遠征軍赴緬,英國有所顧忌。哪知抗戰一結束,蔣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國境外的軍隊調回打內戰,寧願搶龍雲的雲南,不要送上門來的越南。美國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時,曾要把中南半島?穴即印度支那半島。——編者?雪給中國,蔣介石卻說在「任何情況下」?穴under no circum stance?雪都不要。?穴參閱Tuchman,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P.525?雪……    
    歸根究底,還是一句老話,即此公內鬥內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對內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島,他必須要派軍隊到那邊,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邊,這樣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內戰了,更怕在雲南的龍雲近水樓台先得月,何況龍雲與法國有密切的軍事淵源,或將大大擴張龍雲的地盤與勢力,豈蔣之所願?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島,也反對羅斯福美、蘇、中托管朝鮮的主張,更不願駐兵日本。總之,他的精力絕不要「外用」。後來,為了打內戰,連日本的賠款也不要了,連「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穴王世傑簽訂了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雪。    
    蔣介石如果能真心團結,不要陰謀手段,不做小動作,推誠相見,組織聯合政府,而中國更能一致對外,贏得國家民族的利益。……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判岡村寧次無罪 1

    五十年代,在台北陽明山的國民黨高幹訓練班——革命實踐研究院——裡,有一個特級軍事教官,這個人黃面孔,有中國名字,可是不是中國人。國民黨高幹要向他行禮,叫他老師,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國元兇——日本岡村寧次大將?選這個大罪犯怎麼會成為蔣介石座上的貴賓呢?    
    岡村寧次是當年發起「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少壯軍人。「九一八」事變的秘密作業,在日本陸軍省方面,有三個重要負責人,就是軍務局長小磯國昭?穴後來做到首相?雪、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和補任課長岡村寧次,當時岡村寧次是大佐?穴上校?雪,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級尉級軍官的調補,權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上台後,就分別安插黨羽,積極侵略中國。據高宮《軍國太平記》的紀錄,岡村寧次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鐵山在德國溫泉有密約,要大幹一票。他和永田鐵山掌權後,自然加速了這一「櫻花社」思想的節拍。所以兩年以後,「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岡村寧次有功,從關東軍副參謀長而參謀本部第二部長、而仙台師團師團長、而華北陸軍最高指揮官,最後做到日本侵略中國的頭子——派遣軍總司令。    
    岡村寧次在中國橫行的時候,他提出「治安強化運動」;珍珠港事變後,又提出「完成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號召,努力把中國作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方面,他更是積極。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紀錄》第二卷,明說:    
    十二月一日宮崎參謀返部,向總司令官岡村大將報告大本營案之概要,總司令官之全盤作戰指導與大本營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慶之意見。    
    這表示岡村寧次對侵略中國,跟大本營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獨到的心得的:    
    岡村總司令官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對派遣軍各參謀,宣示進攻四川、昆明,建設大陸要塞?穴對西方?雪,覆滅中國空軍基地,及中國東南沿海之作戰準備等意見,以做一九四五年之作戰課題,特別指示大東亞戰爭獲勝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與美軍死拼,並使中國政府迅速屈服。派遣軍應排除萬難,達成屈服中國政府之目的,並對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營具申意見。    
    在「使中國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岡村寧次主張「進攻四川」。在《中國派遣軍今後之作戰指導腹案》裡,有這樣的決定:    
    太平洋方面美軍之反攻,雖已及於中國大陸,然因日軍一號作戰之結果,中國政府已形動搖,其西正面之總反攻,預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後,派遣軍判斷彼時中、美聯軍將由陸、海兩面實施總反攻,作戰態勢對日軍至為不利。故現下應捕捉政戰兩略上之最後時機,以最大決心,覆滅中國抗戰根據點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國軍之總反攻於未然,並促使中國政府之崩潰,以利全盤之戰爭指導。    
    但是,日本大本營基於全面作戰的考慮,使岡村寧次的積極侵略中國計劃打了折扣;岡村寧次手下的第六方面軍也不贊成進攻四川。在《沿海岸對美作戰準備綱要要旨》裡,有這樣的紀錄:    
    關於進攻四川之建議,始終未獲大本營之完全同意,而於一月二十二日下達大陸命令,但總司令官之作戰思想,毫無變更,經研究結果,為打破一月二十二日大陸命令及大陸指令之限制,決再相機向大本營具申意見,於一 月二十九日命第六方面軍研究進攻四川作戰——最低限度須依一月二十二日大陸命令及大陸指之規模——速行提出報告。    
    然第六方面軍岡村司令官之見解,原與總司令官不同,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集會時,曾面謁總司令官,擬提供中止進攻四川,專心對美戰備之意見,但因總司令官先已宣佈大陸命令,並命第六方面軍傾注全力準備進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六月前後岡村司令官與總司令官之作戰思想,仍未一致。    
    岡村寧次這種目無上級也目無下級的專橫,由此可見?選記錄上說:    
    第六方面軍迄未呈出有關四川作戰之研究報告,故總司令官於三月底,巡視漢口、衡陽,以資督促,對方面軍司令官之消極態度,頗表不滿,於四月二日歸還南京。    
    不久以後,日本就投降了,岡村寧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各司令部訓示中,所謂「神州必滅,戰爭必勝」的氣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來了。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面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閒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穴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判岡村寧次無罪 2

    岡村寧次又在戰後,《何應欽將軍感謝會致謝辭》中說,何「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為日本國民所周知」。蔣介石派最親日的何應欽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與打敗的日本軍頭「親近」,以為己用。蔣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致電岡村寧次,提出投降原則,其中包括不尋常的「暫保現有武器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換言之,他要日本人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繳械,不然依舊維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軍受降的意圖已十分明朗。岡村寧次完全懂得蔣的意思,提出「使重慶中央政權容易統一」的所謂「和平以後對華處理綱要」,並保證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態度時,「則斷然懲罰之」。八月二十一日,中國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親自交給日軍代表今井武夫蔣介石的一份備忘錄,再度強調日軍不得向其他中國部隊的指揮官,「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當冷欣奉蔣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時,岡村寧次更露骨地建議,願以一百二十八萬在華日軍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據白崇禧透露,岡村的建議深獲蔣心,特予「嘉許」,只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未能採納。雖未採納,八月下旬天津日軍果然拒向共軍投降,發生劇烈戰鬥,何應欽奉蔣命要求岡村寧次堅決反擊。洋人有「血濃於水」之說,而蔣可謂反共尤濃於血矣。正由於在反共上相互合作與投契,岡村寧次雖然是「九一八」事變的元兇、雖然是侵略中國的死硬派、雖然是天字第一號的劊子手,可是,蔣介石居然判他無罪?選我們試看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判決全文: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  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公 訴 人     本庭檢察官    
    被    告     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歲,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指定辯護人   江一平律師    
    楊  鵬律師    
    錢龍生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岡村寧次:無罪。    
    理    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期間,肆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於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穴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處判處死刑,松井石根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雪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犯罪相繩,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化、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在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    
    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據上論結,應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施泳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審判長  石美瑜    
    審判官  陸  超    
    審判官  林健鵬    
    審判官  葉在增    
    審判官  張體坤    
    看了這種判決書,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的日本軍閥,怎麼可能無罪呢?「一號作戰」乃抗戰八年中最慘烈的戰鬥,不是由岡村主持的嗎?卻完全不提,明顯地避重就輕。至於判決書中所謂無「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的話,對照起上面所舉的岡村寧次侵華史,就知道蔣介石的軍法官在如何抹殺歷史、為日本軍閥開脫了?選——岡村寧次開風氣之先,鬧出「九一八」事變,正是「計劃陰謀發動」啊?選岡村寧次統大軍於後,一心要「進攻四川」而後已,正是「支持侵略戰爭」啊?選這樣明目張膽的侵略元兇、這樣昭然若揭的史實,怎能這樣的抹殺、這樣的開脫、這樣的判決呢?    
    這樣的判決下來,是不是蔣介石根本不知道岡村寧次有罪呢?非也,蔣再無知,也是知道的。這種知道,在邵毓麟的回憶——《勝利前後》——裡,已經透露,邵毓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夜,曾與岡村寧次會談,「討論到一個重要問題」,討論後第二天清早——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判岡村寧次無罪 3

    我軍獨飛返芷江,向何總司令報告請示,隨即奉何總司令命,飛往重慶覆命,並請示一切。再度銜命於九月八日隨同何總司令飛往南京,參加了歷史性的九月九日正式受降典禮。這以後,我雖曾有數度機會和岡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陸軍總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辦理,進行頗為順利,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岡村離華返日以前,可以說他確已忠實執行降書所列各款及我陸總的指令,而盡了最大的努力。這和俄軍接受東北地區日本關東軍的投降,而將所有收繳武器,轉送中共擴軍,違反中蘇條約的事實相比,可說完全不同。因此,中國政府准予以其勞績贖罪,而免以戰犯起訴。    
    可見既然有「罪」可「贖」,自然反證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為什麼在堂堂判決書裡,我們一點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跡呢?    
    至於所謂的「准予以其勞績贖罪」,所謂「勞績」,顯然是因岡村寧次在政治上投蔣所好,敵人成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勞績」雖然證據確鑿,卻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無期徒刑。難道周佛海有罪,岡村寧次反而無罪?蔣介石對漢奸嚴厲制裁,槍斃了不少,而對殘暴的日軍軍頭僅處死谷壽夫等寥寥數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對比。蔣介石判岡村無罪,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那邊,把前任派遣軍總司令煙俊六判處無期徒刑,蔣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國情不同」的能手,在國際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國際標準下,蔣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無罪的中國標準。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麼?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面。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並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麼?選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    
    說到這裡,何應欽居然把這「九一八」事變的侵略元兇,從「日本的一般軍人」給開脫出來了,再看他們怎樣攀同志:    
    何:總而言之,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從歷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面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於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志,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後我們再度見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只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吉郎君。可是,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並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由此可見,何應欽跟日本軍閥是什麼交情?選再看: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麼?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干的。    
    何:多謝多謝?選?穴笑?雪    
    岡村:可是那裡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麼?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麼?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後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穴笑?雪    
    看到了吧?選他們把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竟悠然以玩笑出之?選再看: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並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並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麼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判岡村寧次無罪 4

    何: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佈命令。    
    岡村寧次所說的九月十日,正好是九月九日南京授降後的第二天。頭一天還是降將,第二天就封起官來了。    
    接下去的對話,才更妙呢:    
    何: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後,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於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選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於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面。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復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當岡村寧次聽到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政府寧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時候,當他看到日本人有車有船可坐而中國人沒車沒船的時候,當他看到日本人有東西吃而中國人「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的時候,當他聽到蔣政府因為日本人而「敗於共產黨」「受到很大的犧牲」的時候,當然,岡村寧次感動了。——這樣的不管自己國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難,順水人情送給外國人的行徑;這樣不論敗也好、勝也罷,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費服務的可恥的、莫名其妙的賤種行徑,日本軍閥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動的。何況,這種免費服務還在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呢?選    
    怎麼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呢?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於何應欽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湯恩伯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於「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復員,還是由於岡村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後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復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復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現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於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何:那一篇文章到現在我都沒給外人看。    
    在提供律師服務以後,一九四九年,岡村寧次投入日本祖國的懷抱、中國祖國投入台灣的懷抱——蔣介石把大陸給丟了。雖然丟了大陸,但對岡村寧次,卻仍繼續服務,服務到底。岡村寧次回日本後,因為麥帥總部對他不肯輕易罷休,仍背著「追放罪」,不能從事政治活動,因而仍舊要國民黨給想辦法。據蔣介石手下大特務蔡孟堅《由中日和約談到董顯光使日經緯》的回憶,詳情是這樣的:    
    在敬公?穴指何應欽?雪返台後,我仍駐東京,某日松野、岡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財閥阪內義雄請我在上海酒家吃飯,阪內帶一部日本歷史名畫家狩野探幽所繪的中國七十聖賢圖,計數十冊,因總統尊奉聖賢,求我攜呈總統,表示「以德報怨」的大恩,當予接受轉呈,松野即席說話,謂重光葵?穴系投降時外相?雪、有田八郎?穴系戰時外相?雪、岡村寧次?穴系戰時「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雪、谷正之?穴系戰時駐南京偽大使?雪均系因侵華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獨立後,才可解除,而從事政黨政治活動,因系侵華定罪,如中國方面能向麥帥總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則他們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們若獲准解除,即可從事政治組織成立政黨,必做親華?穴台灣?雪主張,盼我返台,請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聯合國佔領軍總部提出「對此四人侵華罪犯不予追究」。當時我想到這些敵人,既未殺他,即可救他,所謂「非敵即友」,不費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絕,一年之後,可能又成敵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對四位侵華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達,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後,再做答覆。」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判岡村寧次無罪 5

     等到蔡孟堅返台後,就立刻辦妥了這件事。最後由張群出面「轉知彼時外交部電駐日本代表團長,就此事向東京佔領總部提出備忘錄,迨總部接得此備忘錄,即批准該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請,他們即從此再從事政治活動」。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的了?選    
    岡村寧次的故事告訴了我們:蔣介石對侵略自己國家的外國人,有著離奇的度量和寬大。他對自己同胞中的異己,絕不放過;但對非我族類的外國人,卻「看來很像是同志」,親熱異常。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桂林《中央日報》載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向參政會報告,說戰犯處理方面,「計經審查認為罪行成立者,共計二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眾可考者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據石美瑜《審判戰犯回憶錄》卻說:「全國各法庭統計共受理戰犯二三八八名,除南京大屠殺案罪魁谷壽夫、蹂躪港粵之酒井隆等主要戰犯,經判處死刑以昭炯戒外,其餘二千餘名,悉以罪嫌不足,經宣告無罪或不起訴,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說的「罪嫌不足」的二千餘名,自然就是謝冠生報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餘名,顯然最後還是被國民黨給放了。何應欽《中日合作與遠東之集團安全保障》演說中,對日本人明說:「對於戰犯以其為非做歹在貴我兩國之間闖下滔天大禍,處置雖較嚴峻,但一至中共進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際,本人即設法徵得盟總同意,將當時羈留上海的貴國重要戰犯二百五十餘名,遣送返日,交由盟總送巢鴨監獄執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績良好,且先後予以假釋。」可見蔣政權所處分之日本戰犯,只是谷壽夫、酒井隆、田中久一?穴華南最高指揮官?雪、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穴南京大屠殺中以殺人比賽出名的三個日本人?雪等幾個人而已,最後的二百五十餘名,也都給放了。這種作風,令人想起清政府「寧贈外人,不與家奴」的心態,今昔對照,真是好有一比?選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國人口研究一書中,估計抗戰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二千萬中國人?穴見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P.252?雪絕對是言而有據的,蔣介石判戰犯無罪,放棄對日索賠,都是有愧於國家民族的。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1

    一九七八年暑假前,一群台灣高中學生對高中歷史課本第三冊第九十八頁及三民主義課本上冊第三十二頁有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間,提出質疑。他們說:歷史課本敘述廢約時間為「三十一年十月十日」,三民主義課本敘述廢約時間為「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兩個時間不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國立編譯館在各報公開答覆,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英『宣佈』撤銷不平等條約,而正式與我簽訂平等互惠新約則為『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故兩書所述均正確。」這種答覆,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只是美英兩國通知廢約的時間,尚未完成法律手續,又怎麼能算呢?至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的新約,照國民黨教科書和歷史寫法,認為是空前絕後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光榮紀錄」,而且把這光榮紀錄的功勳歸之於蔣介石。不平等條約是蔣介石廢除的嗎?就讓我們用公開的史料,檢查檢查吧?選    
    先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內容。照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出身的張其昀《黨史概要》所抄,內容如下:    
    一、領事裁判權  美國與英國人民或社團在中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穴治外法權?雪撤銷,今後美英在中國領土內的人民或社團,應依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及國際慣例,受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    
    二、使館界及駐兵區域  美國與英國依辛丑和約所取得的特權,如使館界、北寧路駐兵權等,一律撤銷。使館界的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三、租界  美國與英國在中國的租界一律撤銷,其行政與管理及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四、特別法庭  美國及英國在租界內的特別法庭,一律撤銷。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權  美國及英國在中國各口岸使用外國引水人等特權,一律撤銷。    
    六、軍艦行駛之特權  美英軍艦駛入中國領水之特權撤銷。以後中國與它們兩國之間,軍艦互相訪問時,均依通常國際慣例相互給予優禮。    
    七、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  英國放棄其要求中國任用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    
    八、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美英兩國人民在中國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權,一律撤銷。    
    九、影響中國主權之其他問題  此次新約未涉及的問題,如有影響於中國主權者,應由中國與美英各國之間,依照普通承認的國際公法原則及近代國際慣例解決之。?穴頁一七一O至一七一六?雪    
    張其昀又綜合寫道:    
    自從三十一年雙十節,美英二友邦自動對我聲明,願放棄在華特權,另訂平等新約,歷數月之商討,中美中英新約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簽字。佳音廣播,中外騰歡,當新約簽訂之日,我國民政府特頒明令,激勵全國人民,淬礪奮發。……民心士氣為之一振。?穴頁一七二O?雪    
    如果張其昀所說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自然要「淬礪奮發」,「民心士氣為之一振」。但問題是,在我們又發又振的同時,是不是還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條約一致呢?    
    照國民黨的宣傳,當然認為是一致的,所以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台北《中央日報》上說是「完全廢除」,並且「從此,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枷鎖,而立於世界平等地位。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光榮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榮地位」。    
    但是,如果我們拿出九龍的地位出來,國民黨又怎麼解釋呢?九龍明明是中國的領土,它在一八九八年被訂了九十九年的租約,國民黨怎麼不要回來呢?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英國各報登出英國政府聲明說:    
    帝國政府曾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四O年七月十八日,及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公開宣佈,準備於遠東軍事行動結束後,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英國人民迄今仍在華享受之治外法權。帝國所與咨詢之美國,亦曾發表相似之聲明。帝國政府茲為強調其對中國盟友之友誼與聯繫計,決定就此事做更進一步之表示。……願於最近將來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聲明歸聲明,在談判時,九龍地位英國卻不算在內,拒絕談判。    
    蔣介石當時也擺姿態,暗示九龍如不在內,「則談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態剛擺好,陶百川主持的重慶《中央日報》就先洩了底,在社論《向羅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將簽約的消息,於是姿態就擺不成了。陶百川在《關於重慶中央日報一篇社論問題的更正與補充》?穴《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雪中,承認蔣介石「對該社論確表不滿」,「認為洩漏外交秘密,飭將該報總編輯袁業裕先生交付軍事審判,但並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經葉楚倫先生保釋,不了了之」。不過卜少夫在《佈雷先生對一個新聞界後輩的關顧》?穴《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雪中,透露蔣介石發了大脾氣,因中英美三國政府原約好在元旦同時公佈,故有違信約,而且此事說明重慶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說,陶百川「因此丟掉中央日報的社長」,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約與收回九龍問題的補充》?穴《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雪則寫道: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2

    其實,中美、中英新約,雖有擬議定於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慶、華盛頓及倫敦三地同時公佈,當時中國政府因收回九龍問題與英國政府屢經交涉而不得結果,曾予英國駐華公使一印象,若九龍問題不解決,則談判可能破裂。茲由一富有權威的中國國民黨黨報提早發表元旦簽約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謂「討價還價的力量」,此亦為引起當局震怒的重要原因。當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奉召返國,參與其事,曾於所撰回憶錄中提及此點,可供參考。    
    在英國堅持不談九龍地位以後,蔣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來的原因是:「不宜為九龍局部問題而致破壞全局,且於同盟國之形勢亦多不利,故決定退讓。」?穴見董顯光《蔣總統傳》?雪但是難以理解的是:英國租借地,北有威海衛,南有九龍。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軍閥」曾經要求收回各國租借地。當時英國允許退還威海衛租借地,至一九三O年正式收回。所以還九龍的理由,已因威海衛一例而不能成立。蔣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說明他「內鬥內行、外斗外行」的本質。於是,九龍地位問題,就成了平等新約的一個最大諷刺。九龍收不回來,還叫什麼收回租界呢?還叫什麼「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呢?所謂「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而且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面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衛南京偽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早兩天還只是就這次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說的,其實,若照一九四O年十一月三日汪精衛與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簽的協定,明明「已有平等條約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兩天而是兩年了。?穴見傅啟學《中國外交史》第二十四章?雪國民黨的國立編譯館「不願漢奸廢除不平等條約廢得比國民黨早」,就只好篡改歷史,硬把沒簽約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張冠李戴起來,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難怪高中學生都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了?選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還是落在漢奸後面,因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寧條約百年紀念會」上,汪精衛就率先演說已將英美驅逐,已取消領事裁判權,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了。因為漢奸都先發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慶《大公報》上,就趁美國總統特別代表威爾基 ?穴Wendell L.Willkie?雪來中國時候,呼籲趕快跟進。於是十月十日,才有了宣佈。但是宣佈不是簽約,當國民黨趕到「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與美英兩國簽約的時候,漢奸早就於「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向日本要回這些權利了。同年六月三十日,漢奸與日本再訂了「日本交還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權實施細則條款」,八月一日,正式從日本人手裡收回租界,並把這一天作為「復興節」?選    
    漢奸的這一行動,使蔣介石大感遺憾。在日記上說:「日汪先行發表偽廢除不平等條約,殊為遺憾。一般人士雖明知偽約為兒戲,然而中美新約繼其後發表,未免因之減色。」?穴《蔣總統秘錄》第十三冊?雪英美拖到這年才放棄不平等條約,其實做的,只是順水人情、空頭人情而已。傅啟學《中國外交史》中曾有論列,他說:「是時英美在華的勢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佔。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戰爭,是英美的慘敗年。香港、新加坡、馬來半島、菲律賓、荷印、越南、泰國、緬甸等地,都被日本侵佔。英美當時放棄的在華特權,是已經喪失了的特權,對中國是『惠而不費』,所以英美這項措施,是最賢明的措施。」劍橋中國史的作者亦認為一九四三年初,西方國家與蔣介石政府簽訂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一象徵性的舉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國主義之宣傳。?穴見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Pt.2,P.533?雪    
    但是,漢奸的快馬加鞭又不止此。他們不但跟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並且跟意大利也廢除了。王世傑、胡慶育在《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一書裡說: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日本政府與南京偽組織簽訂協定,規定將北平使館界之一切行政權與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還偽組織,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權,則予取消。同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之聲明。    
    但是,漢奸的快馬加鞭還不止此。他們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並且跟法國也廢除了。維希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宣佈放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並將宣言同時通知重慶與南京,且於五月中旬與南京汪政權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移交給汪精衛。蔣介石抗議無效,法國維希政府更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汪政權簽訂「法還滬租界協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蔣介石一怒之下,於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並於八月二十七日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但戴高樂並不承認蔣介石單方面宣佈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不過同意以訂立新約的方式廢除之。於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蔣介石還要與法國商談這個問題,更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法新約才正式簽字。可見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關係上,蔣介石同法國簽平等新約,遠落漢奸三年之後,國民黨的「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蔣介石廢除不平等條約不但落在漢奸後面,並且落在「軍閥」後面。前面說到日本、意大利、法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漢奸完成的,比蔣介石要早得多。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3

    以德國、奧國為例。「軍閥」在一九一七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國民黨在南方極力反對,但是參戰可以把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最後證明了「軍閥」比國民黨判斷正確,與德國、奧國的不平等條約,就因此作廢了。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是由「軍閥」開始的,即使訂立平等新約,也是由「軍閥」開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約」,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訂立。德國聲明放棄在華一切特權。可見自一八四二年來,第一次締結平等新約的是北洋軍閥,而非蔣介石的國民黨,要比國民黨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約早十一年?選    
    再以蘇聯為例。蘇聯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由外交部長齊采林?穴G.V.Chicherin?雪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和它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穴Leo Karakhan?雪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采林這個報告。其中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接著就是中蘇兩國的談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顧維鈞。董霖在《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穴《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二期?雪寫道:    
    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顧氏屢將中國之願望訴諸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和會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華府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奧兩國因戰敗而喪失在華特權。惟最早由外交途徑而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由顧氏主持。彼以中國外長資格與蘇聯特使加拉罕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蘇協定,附有宣言、換文,同意解決兩國有關問題之普遍原則。該協定包括事項甚多,其最重要者為取消中國與帝俄簽訂之各項條約合同等:「依一九一九及一九二O年蘇聯政府所發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為基礎」,另訂新約;蘇聯政府承諾廢除所有帝俄與第三國家簽訂有礙中國權益之條約等,並相互保證不與他國簽約有損中蘇兩國任何一方之權益。日後中蘇關係雖多變化,但「顧加協定」確開中外平等訂約之新紀元。    
    再以比利時為例。董霖寫道:    
    顧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舉動乃為宣告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之中比條約失效。比國曾憑此約,援引最惠國條款,得於中國擁有片面權益,但約期將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屆滿。中國政府因而通知比國議訂新約以代舊者,但對方則以該約第四十六條為根據,認為只有比國有權要求修改。當顧氏於一九二六年十月重主外交時,親自處理此事,建議比方在議訂新約期間,商訂一臨時協定,不意未被採納。中國政府嗣因此案久懸不決,毅然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頒發明令,宣佈一八六五年之中比條約失效。    
    後來,國民黨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與比利時簽中比新約的時候,已經晚於「軍閥」十七年;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與蘇聯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已經晚於「軍閥」二十一年,並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絕非平等新約,是典型的賣國條約。    
    由此可見,整天被國民黨罵的「軍閥」,他們並沒像蔣介石那樣喪權辱國;他們廢除不平等條約,也遠在蔣介石之前。上面所說他們與德國、奧國、蘇聯、比利時的關係,就是鐵證。其實,這些還只是犖犖大者,至於細節就不必細表了。?穴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O一?雪如果一一探討起來,我們會發現「軍閥」的苦心,可真令我們起敬。以收回上海會審公廨為例,便可見一斑了。    
    外國領事的會審權,始於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普通華洋間民事案件,大都由知縣與領事會商了結。至於華人在租界內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縣審理,由領事會審。但租界設有會審公堂的,情形就比較複雜。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日,上海道與英、美領事締結《洋涇濱設官章程》。開始設立公共租界會審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會審公廳,分別專理上海租界內華洋訴訟,華人為被告案件,概由外國領事派員會審;至於純粹華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國廳員自理。辛亥革命發生,上海道不能執行職務,領事團乘機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接管會審公堂,中國廳員亦由領事團委派。從此不但涉外案件要會審,就是租界內的純粹華人案件,也要會審了。外國領事握審判大權,雖經中國多次抗議,也沒結果。    
    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軍閥」孫傳芳的主持下,才訂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暫行章程》,將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會審公廨改設臨時法院,凡界內民刑訴訟案件除屬於各國領事裁判權者外,均由臨時法院審理,法官也由江蘇省公署任命。上海關係各國領事同江蘇省公署締結這一章程,同意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曾實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謨、像吳經熊,都是同國民黨掛鉤的人,蔣介石可有這種「軍閥」的度量嗎?    
    何況,蔣介石後來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也得利於「軍閥」所用人才的餘蔭。早在一九三三年,波拉德?穴Robert T. pollard?雪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外交關係》(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l917—1931?雪裡就指出: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4

    在軍閥主義流行的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國際公法有外交經驗及通曉國際情形的相當人物所定奪。這些外交官員中,有許多曾在中國教會學校畢業的。有幾位是曾在美國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大學裡得到高等學位的。實際上他們都能操一國或幾國語言。所以內閣和黨系可往復調動,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當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員,卻始終是在這種留學階級的青年們手裡。他們曾在巴黎與華盛頓會議裡,聲訴本國的怨嫌。他們決心要努力達到中國應受主權國待遇的原則。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業中,他們曾培植其基礎。    
    正因為「軍閥」有度量讓職業外交家去辦外交,所以中國能以弱國辦外交,辦得並不遜色,並且為國民黨「培植其基礎」。最後,當國民黨的局面愈來愈小的時候,蔣介石發明了以軍人或黨棍當大使、辦外交的菜事。終於,就連「軍閥」培植的一點點基礎,也被蔣介石給糟蹋掉了。    
    綜合上面這些真相,我們便看出來,國民黨口口聲聲說他們最早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只有他們廢除不平等條約、別人沒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是完全與歷史不符的;相反的,蔣介石自己訂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像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等,其喪權辱國的程度,連清王朝、「軍閥」、漢奸都幹不出來?選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光榮紀錄歸之於蔣介石、歸之於國民黨,乃是歪曲歷史?選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蔣介石政府與西方國家「象徵性」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又另訂不平等條約,豈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已。蔣介石為了打內戰,於一九四六年就與美國簽訂各類條約、協定、諒解達十三項之多,以換取美方的軍援與經援。這些新的不平等條約,包括中國全境對美開放、允許美軍駐紮和使用中國基地與設施、美商在華享有與中國人相同的經濟利益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商約事實上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多方面的權利允諾與最惠國待遇,實際上恢復了美國人在中國沿海以及內河航行權利、破壞了關稅自主,而且還新增了允許美國軍艦任意行駛的特權。類此皆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國在華特權合法化。蔣介石居然說是「採取平等互惠的原則來簽訂的」。?穴見《蘇俄在中國》?雪當然從文字層面來看,雙方好像是互惠的,但實際上,當時中國不可能佔有美國市場,更不可能派軍艦去美國,所以本質上絕對是讓美國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而《中美商約》之後,又簽訂了包括《青島海軍基地秘密協定》在內的一連串不平等協定。蔣介石又何以自解呢?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出賣外蒙古 1

    中國於抗戰勝利之後,躋身五強之列,廢除不平等條約,卻又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蘇條約,出賣了外蒙古。這是蔣介石決定、王世傑執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先從一封信說起。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世傑致函張九如說:    
    九如兄惠鑒:    
    來示誦悉。尊稿亦已大致讀過。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長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強,可以概見。世傑自忖殊非適當作序人,故拙見略與岳軍先生同。世傑在毛澤東抵渝?穴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雪後雖曾與毛周晤談一二次,但國共和談期間,則因出席倫敦五外長會議,未克與談;於當時經過,故亦未能深知?穴九月四日世傑啟程赴倫敦,十月八日始返重慶?雪,惟於當時氣氛與環境則尚記憶猶新耳。對於國共關係、中蘇談判以及大陸淪陷原因,世傑所知事實與拙見,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參與之值,遲日彼此得便,當趨尊處長談。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手此    
    順頌    
    儷祺    
    弟  王世傑  敬啟  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穴李敖藏原件影印本?雪    
    這封信中所說為國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發表等語,更增加了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傑信中所說「中蘇談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長身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的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是從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爾塔協定來的。親國民黨的美國人喬治·克裡爾?穴George Creel?雪於《亞洲紅禍記》書中寫道:    
    雅爾塔協定後,一直隱瞞著不讓中國知道,也不徵求中國同意,由此可以證明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對於這個協定的不光榮,並不是感覺不到。一直到了該年六月,蔣介石才知道已被當初曾經共申誓言的同盟國所出賣了。同時杜魯門對於雅爾塔協定這件事,也一直到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方才知曉。    
    克裡爾再寫道:    
    杜魯門總統未曾考慮的,也可說是出於坦率的,在六月裡送到重慶國民政府一個照會,告訴了中國關於雅爾塔協定的事情。在呻吟與絕望之聲停止之後,任何人都知道事已無可挽回,除非向蘇聯討取較好的可能條件。    
     中國是被美國遺棄了,中國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隻吞到金絲雀的貓,他不會變得很仁慈的……克裡爾又寫道:    
    中蘇條約明顯地承認蔣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顯地否認了中國共產黨。不過蘇聯在條約裡所提的擔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國所做的讓步則都是具體而實在的。    
    但是克裡爾沒有真正表出,羅斯福為什麼要簽訂雅爾塔協定?為什麼要出賣中國?其實很簡單,蔣介石抗戰不力,羅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於德國敗亡後出兵東亞。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沒有白吃的午餐,滿蒙便成為他索取的價格了。羅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彈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蘇聯出兵,以至於在冷戰期間,許多美國右翼分子攻擊羅斯福的雅爾塔協定是一「大出賣」?穴great betrayal?雪。但是羅斯福的動機還是由於蔣介石的無能,一九四四年的日軍「一號作戰」幾使重慶潰敗,更是無能的大暴露,而蔣還要把美式裝備的精銳師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還要以潰敗向美國人要挾。這教羅斯福有什麼選擇呢?此亦即斯大林親口向蔣經國所說的:「中國無力驅逐日本,既要蘇聯幫忙,自應接受蘇聯之要求。」?穴梁敬享《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其內幕真相》?雪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到雅爾塔密約雖然宣稱美、英、蘇三國領袖同意蘇聯的要求,但同時有一條說,有關外蒙以及滿洲港口、鐵路權益,須經蔣委員長之認可?穴參閱Da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518?雪,而我們的蔣委員長居然認可了。古話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蔣介石的自侮則到達辱國與誤國的地步了。    
    克裡爾說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當時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見到斯大林後始知他要外蒙,宋稱「任何中國政府不能割棄領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稱可先立密約,「俟日本投降後再行公表」。宋則以「事逾訓令範圍」,要請示蔣介石作為緩兵之計。但宋久候訓令不至,乃請蔣經國與斯大林做會外洽談,終於探明斯氏真意。宋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會談時辯稱,原來協定僅維持外蒙現狀,並無獨立之說,但斯大林說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國」,現狀即獨立。宋以高度自治對,斯亦不允,並謂外蒙獨立若不解決,中蘇盟約無從討論。顯然的,斯大林態度強硬,明告宋子文,你不賣國,一切就免談?選?穴參閱梁敬享前引文?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出賣外蒙古 2

    蔣介石在斯大林的蠻橫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級幕僚商議後,發出如下訓令:    
    一、外蒙獨立問題,須待我國國內真正統一、領土主權真正無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慮。    
    二、蘇俄如能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據,不鼓勵新疆之叛亂,則可考慮。    
    三、中國政府願自動提出外蒙獨立議案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但此宜俟抗日勝利後,始能辦理。    
    四、大連應為自由港,旅順應做中蘇共用軍港,鐵路幹線應由中蘇共營,但管理權仍在中國。    
    這個訓令已基本上答應外蒙獨立,只是爭取一點出賣的交換條件而已。而蔣介石的出賣較雅爾塔的出賣實際上更多,因雅爾塔協定所謂維持現狀,照羅斯福的解釋,中國仍有宗主權,現在連宗主權都給賣了,顯然是槓上開花式的賣法。    
    宋子文是聰明人,也是皇親國戚,可以為了到舊金山簽光榮的聯合國憲章而兼外交部長,又可以為了不簽賣國條約而辭外交部長。但是,這有什麼用?皇親國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來做,來做的就是王世傑。王世傑一上台,就簽下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出賣下列四大中國利權:    
    一、承認外蒙古獨立自治。    
    二、東北長春鐵路的共同經營。    
    三、宣佈大連為自由港,對於長春鐵路直運蘇俄及由蘇俄直運出口的貨物,免除關稅。    
    四、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    
    希圖換取蘇聯四大承諾:    
    一、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蘇俄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    
    賣國交易既成,外蒙獨立剩下的問題,就是官樣文章了。官樣文章可分兩類,一類是蔣介石政府對蘇聯的,一類是蔣介石政府對中國人民?穴包括外蒙古人民?雪的。    
    在蔣介石政府對蘇聯方面,首先有所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照會》,全文如下:    
    部長閣下: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批准後,發生拘束力。    
    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傑  ?穴簽字?雪		    
    官樣文章去後,蘇聯有所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照會》,全文如下:    
    部長閣下:    
    接准閣下照會內開: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批准後,發生拘束力。」    
    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上項照會,業經奉悉,表示滿意,茲並聲明蘇聯政府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穴外蒙?雪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世傑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穴簽字?雪		    
    蔣介石出賣了外蒙,卻說「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以謊言做下台階,真是中外罕聞?選    
    另一類官樣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戲,以便使蔣政府得以卸賣國之責。但這也是—場笨戲,無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獨立更加「合法化」?選演出這一幕既假又笨之戲的蔣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當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參觀」公民投票時,他的身份是內政部常務次長。他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奉派赴外蒙參觀公民投票之經過》一文,這篇回憶文令我們長了不少見識:    
    第一、在「公民投票」結果沒公佈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國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續」之前,自然當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派中央大員去,理該是「監票」,怎麼可以是「參觀」?「投票之籌備與執行,均由外蒙當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過問。僅在舉行投票之際,遣派代表前往參觀。」這是什麼話?    
    第二、雷法章說「奉派之後,迭次晉謁先總統蔣公,即當時國府主席。奉諭,代表政府參觀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會情況,而不與外蒙當局進行任何交涉。關於投票一事,只宜細心觀察,但不得干涉或發表任何聲明」。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出賣外蒙古 3

    第三、雷法章報告中已指出「此項公民投票,據稱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願望之志。故此項過程,純屬掩耳盜鈴之舉」等語,則所謂「公民投票」之說,在國民黨大員眼裡,也是不足採信的假戲,這一點自為蔣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瞞天過海,就只好封鎖真相。於是:「因原報告系屬秘密文件,政府始終未予公佈。是以除外交當局外,鮮有知悉其內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時慎重行事,歸國則忠實報道。惟除書面報告政府,並口頭備供咨詢外,對外未發表任何談話或書面聲明,借保機密。即如中央大學與中央政治大學,曾數次邀請,做公開講演,均經婉謝。而奉最高當局面諭,預定在中央紀念周之報告,亦未果行」。為什麼如此?原因無他,蔣政府要卸責,要騙中國人民,說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獨立的,乃是經由「公民投票」獨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則外蒙古獨立即失其依據。外蒙古不獨立,蔣政府就不能完成賣國的壯舉了,所以只好一切遮蓋。雷法章當然也不敢吭氣了。    
    毛以亨《俄蒙回憶錄》中說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萬合格投票人,參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贊成獨立,但是雷法章說:「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劇,不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們知道,甚至於世界各國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們的論斷,絕不是主觀的偏見,是有具體的事實與理由為根據的。」?穴雷法章《故國河山話外蒙——民國三十四年庫倫視察記》載《中外雜誌》?雪蔣經國在《風雨中的寧靜》也承認「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也知道中國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中國的「國民」一定會說蔣介石的國民黨「出賣了國土」,正因為有這一清楚知道,所以國民黨要一切遮蓋,想用「先立密約」、「公民投票」種種的方式,來達到既賣國又脫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蘇聯獨裁者所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蔣介石辛苦多年的張為幻,最後還是落得個欲蓋彌彰。連雷法章自己,在蔣介石死後、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後,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內幕抖了出來,使我們恍然當時的一些真相。這真是「主耶穌」的「奇跡重現」了?選?穴雷法章曾寫《奇跡重現》一文,發表在《基督教論壇》,特此借喻一下。?雪    
    王世傑從蘇聯賣國回來,說這個條約可保中蘇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順利通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十九位國民黨訓政時期的立法委員,在重慶國民政府大禮堂集會,由院長孫科宣佈贊成的立委請起立的時候,九十五位站了起來,只有四個人反對。於是,國民黨總裁、國民黨外交部長賣國以後,國民黨立法委員也賣國了。第二年,孫科在留美同學會講「親美乎?親蘇乎?」有這樣的說話:    
    訂此條約我們的損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條約的代價,在三十年中讓我們埋頭苦幹建設起來,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還值得。待三十年後,中國強大了,收回損失,尚未為晚,用遠大眼光研討這個條約,所以終於批准了。?穴《中央週刊》中央日報出版?雪    
    好個「三十年」的「遠大眼光」?選何必三十年呢?蘇聯第一年就給了蔣介石好看。蘇聯軍隊在東北奸、掠,孫科在文章中也抱怨,為了避免糾紛,中國政府雖有充分的理由,也裝啞巴不說話。    
    蘇聯既已違約背信,而蔣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採取行動,還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約產生之一切義務」呢?選簽訂賣國條約後兩年——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世傑在國民參政會報告,還說:「關於中蘇關係,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中,系依照參政會之決議,努力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嚴格履行。」還說這種傻話呢?直到被蘇聯耍得七葷八素之後,才在一九四九年,發出《宣佈與蘇聯斷絕邦交之聲明》,後又在聯合國提出控蘇案。其實控蘇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為什麼要到一九五三年那麼晚、那麼遲才表態廢棄中蘇友好條約呢?原來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向國會要求通過廢止二次大戰的秘密協定,三天以後,台灣這邊就廢了約。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新生報》載:    
    我廢止中蘇條約具充分法律根據    
    根本無需與他國商談  沈昌煥答覆記者詢問    
    〔本報訊〕政府發言人沈昌煥昨?穴二十三?雪晚答覆記者詢問時,斷然否認我國廢棄中蘇友好條約之決定,系與美總統艾森豪威爾元月三日向美國會提出的國情咨文有任何關聯。沈氏強調這是我國的主權行為,「這是我國自己的事,純粹是中國政府自己的決定」,根本不需與美國商談。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爾否定雅爾塔密約之後,於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請見蔣介石,報告說:「我國在聯合國大會所提『控蘇案』,大會僅決議蘇俄並未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未予懲處。實則蘇俄利用雅爾塔美俄英秘密協定,既逼我簽訂中蘇條約,又憑此約,佔領東北,協助中共,使我大陸淪陷。過去我為顧慮美國關係,遲未採取行動,如今美國總統既經公開否認雅爾塔密約,我實應立刻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昭告國內外人士。」蔣介石聽了,連說:「很對,很對,就請你立刻去告秘書長辦理。」於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傑的辦公室,說明「奉諭」經過,王世傑一面說「沒有想到,沒有想到」,一面電邀外交部長葉公超立刻前來會談。就這樣,在當天下午,由國民黨外交部發表,正式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穴見邵毓麟《奉派駐韓外交代表又無疾而終》,《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六期?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出賣外蒙古 4

    邵毓麟的透露,說明了為什麼蘇聯早就違約背信而蔣介石不早點廢約,為什麼拖到八年以後才廢約。蔣介石到一九五三年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固對外蒙古獨立等既成事實,不能移動分毫,但是,蔣介石敢在上當後八年,順著美國人眼色廢除此約,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傳特宣傳,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常,又過了八年,外蒙古獨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聯合國了。蔣介石大吃一驚?選因為這時蔣政權在聯合國安理會還有否決權在手,外蒙古入會而不否決,即無異承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根本沒廢;若予否決,則蘇聯必然也否決日本與非洲許多小國入會,蔣介石的島國是禁不住非洲小國和美國的遷怒的。於是,蔣介石又放水了?選對外蒙古入會問題,它不敢使用否決權了?選蔣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中央評議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發表《貫徹本黨的時代使命和革命任務——動員、革新、戰鬥》,秘密地說:他「避免使用否決權」,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請」,因而不得不又來一次「嚴重的失敗和恥辱」。他說他「避免使用否決權」,「對國內民心士氣的影響,則是相當沉重的」。他還說:「在防阻匪偽入會的間接目的上,我們可以算是換取了一次迂迴戰的勝利」,換言之,如果否決外蒙入會,可能連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選    
    蔣介石、王世傑認為同蘇聯簽約,可對蘇聯有個約束,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為在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前,蘇聯至少已有過二十三次違約背信的紀錄。?穴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四集》,頁一九九至二OO?雪這麼多違約背信的紀錄,除幾次有待一九四五年以後正式證實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前違約背信在案。有這麼多次前科的國家,居然還同他「友好同盟」,這豈不太無知了嗎?何況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已同蘇聯訂過一個《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第二條中明說: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訪問德國之後,訪問蘇聯。蘇聯外交部次長在三月二十七日對國民黨駐俄大使說:「斯大林接見松岡,是純禮貌問題。」四月十一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國民黨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在第三天——四月十三日公佈了。一九四一年違約背信如彼,蔣介石、王世傑居然於一九四五年還同它簽約如此,還要相信它如此?選    
    蔣介石於一九四五年要王世傑拆下的這個爛污,又要蔣廷黻在一九四九年替他絞盡腦汁,去進行控蘇案。這就恰像一八七九年?穴清光緒五年?雪崇厚跟俄國人訂的誤國條約一樣,害得一八八一年?穴清光緒七年?雪由曾紀澤替他擦屁股。中國人真倒霉,在對付俄國人的問題上,老是碰到庸吏誤國,並且蔣介石、王世傑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嚴重得多少,除東北的利權外,失去了面積五十八萬平方英里,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選    
    外交史家出身的蔣廷黻在《三年控蘇的奮鬥》一文裡,有這樣的評論:    
    關於民國三十四年?穴一九四五年?雪八月十四日中蘇簽訂的條約和換文,我一認真研究,就感覺詫異。這個條約與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條約太相同了。    
    條約及換文,就全體看起來,是極有利於蘇俄的,簡直可說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蘇俄如嚴格遵守這條約及換文,於蘇俄只有利而無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員,不能避免這個結論。    
    所以,結論是,蔣介石、王世傑之罪浮於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敗的清政府,當崇厚拆了爛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職鎖拿、下獄論罪;但是國民黨政府的王世傑呢?因為肯背黑鍋、肯替主子「斷腕」,在蔣介石的護航下,一路官運亨通?選他不但一身同肩黨?穴中宣部、青年團、監事會、中訓團?雪政?穴參政會、中央設計局?雪軍?穴參事室?雪七機構之首長或幕僚長重任,並且自外交部長而總統府秘書長、而中央研究院院長、而「世仰高賢」?穴這是國民黨《中央日報》所登鄭彥的話?雪而死?選    
    在高壓的政治統治之下,沒有公道與是非可言,然而歷史必不容抹殺公道與是非,但是學歷史的「海外學人」許倬雲,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說:    
    中國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不得不簽訂中蘇間的新約。明知這是喪權辱國的條約,沒有人願意擔任簽約的任務。但是國家在那種情勢下,此約又非簽不可。雪公忍辱負重,毅然出使,不僅任勞,而且為國任怨。天下事,任勞易而任怨難,也只有仗這份問心無愧的書生本色,他才能吞下這口難忍的內心傷痛。這番國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氣僨張的虛驕之輩能瞭解的。?穴《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出賣外蒙古 5

    不僅不秉筆直書,反而要留下呈獻諛詞的記錄。許倬雲談「國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這個故事嗎?就是「軍閥」收回外蒙古的故事。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鬧獨立,「軍閥」徐樹錚任西北邊防籌備處處長,決定派兵入蒙,於是以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資格,親自擺平,前後花二十二天,不費一兵一彈,完成了收復外蒙的工作。他的功業,引出了一段公論。據他的兒子徐道鄰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裡說:    
    先生到京之後,除了向政府報告,還有電報報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穴十一月二十四?雪,中山先生也有回電慶賀他的成就?穴二十六日?雪,內中有下面這幾句:「比得來電,諗知蒙回內向。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徐樹錚因為不是國民黨,國民黨中有些持「非我族類」觀點的人,就感到這個賀電太肯定別人了,不高興。據《國父年譜》:「中山先生這個賀電,還引起了黨人?穴凌鉞?雪的抗議。中山先生批復:『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選』」    
    「公論自不可沒?選」這表示出真正愛國者的與國同休戚,真正愛黨者的與人為善,這種公道與胸襟,實在值得學習、值得反省、值得作為榜樣。遠在一九一二年,國民黨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在《蒙古丟了》一文中,警告:「若猶夢夢也,則蒙古非我有矣?選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選」可見國民黨深知外蒙古絕不能丟。外蒙古由「軍閥」手中收回,國民黨卻不如「軍閥」愛國;外蒙古由國民黨手中失去,國民黨卻反罵「軍閥」賣國,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公論」嗎?    
    許倬雲說:「國家在那種情勢下,此約又非簽不可」,亦非事實。連蔣介石都在《蘇俄在中國》中說:「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其拘束。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所謂「我們自己的考慮」,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慮、為他自己政權的生存考慮,而不是為國家民族百年大計考慮。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權,更怕蘇聯公然支持中國共產黨搶他的江山。我們從他的考慮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滿蒙的高價來收買蘇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顯。其實,斯大林原來瞧不起中共,不認為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徒」?穴Margarine Communists?雪,得到蔣介石的天文數字好處之後,確也盡了力氣不支持中共,更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取蔣介石而代之。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蔣連發三電,邀毛赴重慶談判時,延安於八月二十二日約略同時收到斯大林的電報,促毛去渝和談。蔣介石一再說,蘇聯把部分東北日械給了中共,然而毛澤東更以為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可以從蘇軍手裡接收東北哩?選結果全不是那回事。蘇軍坦克第六集團軍司令克拉夫欽科上將向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抵達瀋陽的曾克林說:「我們接到莫斯科的電報啦?選知道你們確實是毛澤東、朱德的部隊,是中國的八路軍。不過,我們蘇聯和中國國民政府訂有條約,規定國民政府接管東北的主權。」?穴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十八?雪後來,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大敗,蘇聯大使跟國民政府一直跟到廣州,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談談了。相比之下,蘇聯還有勝美國一籌之處哩?選蔣介石罵「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美國又如何呢?    
    蔣介石把毛澤東得天下,說成蘇聯侵華,絕非事實,不過是把自己失敗的責任推給蘇聯,只是遺憾賣了外蒙,仍無法挽救他在大陸的政權。長久以來,除了李敖之外,沒有人敢直指蔣介石出賣外蒙。不過,蔣是自承罪愆的。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穴《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五卷?雪,有秘密談話說:「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穴頁一二O?雪他還說籤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穴頁一二一?雪蔣介石明確地歸屬了責任所在。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穴頁一二O?雪在這《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開始,蔣介石就表示他「對總理、對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應該引咎自責」。互勘與對比了這些文件,我們對抗戰勝利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才會有完整的瞭解;並對自稱「民族救星」的「高瞻遠矚」,才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1

    蔣介石丟掉大陸江山,責怪蘇俄幫中共的忙、責怪美國為德不卒、責怪毛澤東談談打打?選其實,這些都是遁詞,和或戰都是他的決定。他在抗戰後期就想以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抗戰勝利後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擺出談和的姿態,但他的「和」無異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戰」。他原以為可以一舉消滅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趕出大陸。他承受和談破裂之「果」,由於他先種下了和談破裂之「因」。    
    戰時美國的對華政策,近程目標是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至少不至於潰敗;遠程目標則是於戰後希望出現一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民主」,乃是與法西斯、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國是盟主,故民主亦可為親美的代名詞。「團結」,才能解決當時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國共間的矛盾,才能統一、才能避免美國國務卿伯恩斯?穴James F. Byrnes?雪所謂的「兄弟鬩牆之爭」?穴fratricidal conflict?雪?穴見Byrnes,Speaking Frankly P.226?雪、才能有效地打敗日本、才能成為像個樣子的現代國家。「強大」,因為中國太弱,非強大不足以於日本敗亡後,填補權力真空,成為亞洲的穩定力量,羅斯福以四強名義相授,可說是給中國打一強心針。這是羅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魯門全盤承繼。羅、杜兩總統先後派遣居裡 ?穴Lauchlin Curie?雪、威爾基、華萊士、赫爾利?穴Partick Hurley?雪、馬歇爾?穴George Marshall?雪等特使來華,都直接、間接與執行此一近程、遠程的政策有關。即使蔣介石所指責的「親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為了有效擊敗日本,扭轉中國戰場的劣勢,美國想武裝八路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說當時美軍原有在中國沿海登陸的計劃,需要包括共軍在內所有中國軍隊的配合。以遠程言,從美國人的現實觀點看,中國要民主團結,必須先要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各派。美國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但也不喜歡蔣介石獨裁。所以「親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蔣介石之大不韙去延安,「親蔣」的赫爾利也要冒蔣介石的大不韙去延安。蔣介石雖向美國人力言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但美國政府的情報確認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疏而不密。伯恩斯、赫爾利與斯大林等蘇俄領導人接觸中,也體會到俄國共產黨對毛共的輕蔑與不在乎。當時在重慶的美國使館中不少外交人員即認為毛澤東僅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蘇俄的第五縱隊而是一股中國內部勢力,並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認同,乃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既然是國內勢力,從美國人的觀點看,非團結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團結中共,中國內戰勢不可免。內戰一打起來,民主統一的中國固然泡湯,甚至造成亞洲的動盪,威脅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亦非美國人所樂見。羅斯福的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四年訪問重慶時,即親聞蔣介石一意詆毀中共時,充滿惱恨與拙劣的邏輯?穴full of bitter feeling and poor logic?雪,擔心他將成為中國的克倫斯基?穴A.F.Kerensky?雪?穴見Blum ed.,The Price of Vision,P.351?雪可謂不幸而言中,最後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正如列寧取代克倫斯基。老蔣失去了江山,也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明瞭美國對華政策,才能理解為什麼蔣介石的胡宗南大軍包圍陝北,養兵八年,時時竄動。而日本宣佈投降時,雖然國共摩擦更趨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於一朝,直攻解放區,即因蔣不敢冒美國之大不韙,遽然發動內戰也。國內厭戰、反戰的民意,在蔣介石心目中尚屬次要。    
    事實上,國共和談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國人。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解放區采封鎖與防堵甚至攻擊的策略,不會主動與共產黨和談。然而羅斯福有鑒於蔣介石對日作戰表現差勁,亟欲加強其作戰能力,乃想到整合共軍武力。再由於若干美國記者突破封鎖線,訪問延安,印象頗佳,認為極有氣象,與重慶之委靡不振,呈現強烈的對比,更促進美國政府謀求聯合共軍、增進中國抗日實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羅斯福派代表居裡至渝,停留十六日,與蔣談話十四次,談及「防共而不抗日」的問題,敦促蔣「對共產黨盡量優容」。?穴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穴上?雪,頁二O一四?雪開羅會議之後,羅斯福又派副總統華萊士?穴Henry Wallace?雪來華,任務也包括勸蔣與中共談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華萊士與蔣長談四次。蔣強調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壞,盡量挑撥離間之餘,仍只好答應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穴Blum ed.,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P.332—333,351—352?雪這個一二十人的代表團,就是所謂「狄克西團體」?穴Dixie Mission?雪,或稱「軍事觀察團」?穴Military Observer』s Mission?雪,為蔣介石所不願見的美毛關係之突破。蔣不願見,因美毛軍事合作若有進展,蔣勢必無法獨佔美援,將更增強共軍實力。其實當時在華不少官員,包括史迪威在內,都主張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2

    不久羅斯福又派赫爾利於八月間以總統代表身份抵達重慶。此公軍人出身,俄克拉何馬州人,自信極強而天真爛漫。他於美國對華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對中國的情況卻一知半解。他受到蔣氏夫婦熱情招待,對蔣產生好感,在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積極助蔣團結抗日,助蔣建立軍政統一的有效政府。換言之,他願把賭注完全放在蔣之一邊。即使如此,他仍須繼續美毛間的對話,以及化解國共間的矛盾。他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駐華大使的身份,親自飛往延安,促進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毛澤東答以統一團結先須使中共分享美援,赫爾利認為可由一個聯合的國民政府來分配美援,並相信蔣介石會接受此議。周恩來乃應赫氏之請,同返重慶做進一步商談。此無異由赫爾利逼成國共和談。但蔣介石只肯「承認共產黨公開之地位」,即此一點,尚需整編共軍為國軍,「完全由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絕對不答應聯合政府,其實仍然要中共投降,與赫、毛在延安所得五點共識相差甚遠。周恩來致函赫爾利,重申取消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蔣介石則以籌組容納中共的「戰時內閣」,作為回應。赫爾利乃轉而支持蔣氏主張,使蔣「政治攻勢」得逞。?穴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雪簡言之,赫氏贊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後邀共產黨到蔣介石政府來做官的那種聯合政府,認為是合理解決的辦法。?穴參閱Lohbeck,Patrick J. Hurley,P.313—318?雪美國派在延安的軍事觀察團團長包瑞德?穴Cal. David D. Barnett?雪曾向毛澤東說:「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裡去做官。」毛回答說:    
    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穴包瑞德?雪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麼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麵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麵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選」?穴《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O三一?雪    
    毛澤東口氣很大,充分顯示不可能參加做官的聯合政府,然而赫爾利初未料到蔣介石連做官的聯合政府都不太情願,更不必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國民參政會上,所提出的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了。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抗戰期間雖然國共合作,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非法的,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席的,可見蔣對中共一直採取否定態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無論「使用」或「聯合」都無法真正落實。    
    赫爾利抵渝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已鬧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蔣展示羅斯福的譴責函後,赫責史之不是,有助於蔣介石的「以夷制夷」,幫忙把史迪威給「制」掉了。史迪威離華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辭職,遺缺即由赫爾利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繼。赫爾利大使便成為蔣介石的護航員,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赫爾利更產生樂觀的幻想,以為蔣會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穴Buhite,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214?雪,殊不知蔣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明說要「消滅共產黨」?穴原件今存南京二檔館國民黨中央黨部檔?雪,而非合作,因而贊同蔣召集蔣所控制的國民大會,無視各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並附和蔣要求中共交出軍隊、交出地方政權,最多只能從蔣獲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讓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華府更發表聲明,強烈支持蔣介石政府,替蔣之國民大會捧場;指責中共是分裂主義者,拒絕參加聯合政府。赫爾利以為蔣之國民大會若成功召開,中國便可民主統一了。結果他擁蔣反共的立場,得罪了毛澤東,被毛指為與蔣合唱反共雙簧,鼓勵蔣打內戰。七月間召開的參政會,中共也拒絕參加了。    
    赫爾利的扶蔣、擁蔣立場也引發重慶美國使館內部的劇烈爭辯,使館人員如謝偉思等認為赫爾利的做法,將使國共內戰不可避免,有違美國政策。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慶。要軍援延安,告知蔣即可,無須與他協商。把一切的賭注都放在蔣之一邊,何異與殭屍共舞。赫爾利則怒斥這些人親共反蔣,甚至送上紅帽子。?穴參閱Esherick ed.?熏Lost Chance in China,P.333—363?雪大使與使館職員的辯論,取決於政治多於雄辯,而羅斯福正風燭殘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邊,不久於四月中旬病逝,美國的政策遂定位於「扶蔣」之上,軍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穴參閱Buhite,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193—194?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3

    赫爾利自斯大林獲得更明確不支持中共的保證,這位國際共產首領甚至向美國人說,延安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穴此點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響?雪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即使蔣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讚賞蔣是一「大公無私的愛國者」。此顯然完全贊同美方的扶蔣政策,故赫爾利向剛上任的杜魯門總統說:「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美國對華政策。」 ?穴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七卷,頁三四O?雪赫於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慶後,深信由於蘇聯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範,統一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澤東於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表談話,題目是《愚公移山》,公開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穴全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冊,頁一OO一至一OO四?雪,並不就範。蔣介石老實不客氣,於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的淳化縣發起攻擊,進駐爺台山,威脅延安。中共《新華日報》大舉揭露此事,攻擊重慶發動內戰。美國畢竟不願見內戰發生,更不願在日本投降之前,國共繼續發生嚴重軍事衝突,魏德邁將軍乃命美軍人員分駐國共接壤之處,以制止之。?穴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二七、五二八?雪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時日軍仍然佔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量中國國土,立即發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蔣介石的嫡系主力偏處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軍顯具接收失土的優勢。蔣即以統帥名義,命令共軍「駐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動」。蔣之用心,當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軍隊於敵人將要投降之際不准進攻、不准繳敵人的械、不准受敵人的降,必然說不過去,於理有虧。毛澤東針鋒相對,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向蔣介石發了兩通電報,指出「駐防待命」的命令,有違國家民族利益,有利於敵人,礙難遵行。?穴詳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O八七?雪不過,在接收問題上,由於漢奸周佛海出任蔣之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 ?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三一》?雪,以收編三十餘萬偽軍?穴參閱王俯民《蔣介石詳傳》,頁二三O至二三二?雪,岡村寧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軍協助並提供海空運輸服務,蔣之劣勢一變而為優勢。毛澤東洞悉此情,早於八月十三日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發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一文,向「全國同胞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要求解放區抗日軍隊直接派遣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穴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三七?雪當蔣介石的發言人稱朱德及共軍為「人民公敵」,毛即反唇相譏說「提起人民公敵,誰都知道這是指著誰」,「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穴見同書,頁一O四七?雪毛將「人民公敵」這頂帽子奉還,套在蔣介石的頭上,國共長期「摩擦」之餘,大有於日本宣佈投降前後,爆發全面內戰的危機。    
    日本昭和天皇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廣播,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但蔣介石的心情十分複雜,憂喜參半,甚至憂多於喜。當日向全國及世界廣播,即以「要愛敵人」為說,竟將日寇加諸中國軍民的苦難與殘暴一筆勾銷,因其心目中別有牽掛,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於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記中感歎道:    
    嗚呼?選抗戰雖勝,而革命並未成功;第三國際政策未敗,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選?穴《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穴下?雪,頁二六七一?雪    
    他若能為所欲為,必以朱德不奉「駐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圍的解放區展開全面進攻,一舉蕩滅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戰尚未勝利時,他就親口告訴他的學者顧問拉鐵摩爾,「戰後中共問題必須要用武力解決」?穴Lattimore, China Hemoirs,P.139?雪,自然無意組織什麼聯合政府,但當時國內外情勢絕不允他明目張膽地立即發動內戰,不過,他已掌握和平攻勢的有利條件。美國扶蔣態度已十分明朗,中蘇友好條約已經談妥,斯大林已公開揄蔣抑毛。延安在國內遭到圍困,在國際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開和平攻勢,在有利的情況下,逼對方就我之條件而和。日皇宣佈投降之前一天,在赫爾利的敦促下,認為重慶與莫斯科間的聯盟,必能迫使毛澤東前來請和?穴Lohbeck,Patrick J. Hurley,P.404?雪,蔣乃親自急電延安,請毛澤東「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當時國共間因「駐防待命」問題有糾紛,故毛復電稱俟蔣對此事表示意見後,再考慮會見。於是蔣於二十日再度電毛,把「駐防待命」推說是盟軍總部的規定,說是「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後再亟力促駕,說是「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又說:「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言下之意,若不來,豈不是不體念國家艱危、憫懷人民疾苦矣。這是何等壓力?選毛遂於二十二日復電,謂先派周恩來前來接洽。蔣怕毛推托,於接此電報後翌日,三度電毛,謂周氏來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並「已準備飛機迎迓」,做進一步之敦請,而電文均公諸報端,眾目睽睽,促駕來勢之洶,猶如錢塘之潮,一波高過一波,難以抵禦。毛只能於二十四日急電重慶,表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穴來往電文見《重慶談判資料》,頁四至八)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4

    蔣之緊迫邀請,乃是運用匠心的一種招數,顯欲將毛一軍,而且無論來否,自以為均操左券。若不來,蔣可說毛無和平建國誠意,不僅可卸內戰之責,且可將此責加諸對方。若來,蔣可以主人的優勢、有利的情勢,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條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謂先禮後兵矣,剿撫並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確沉重,壓力來自四面八方。然而蔣氏囚禁政敵的前科纍纍,諸如李濟深、胡漢民、張學良、楊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務暗殺,亦屢見不鮮。雖說美使赫爾利願做安全保證,但夜長夢多,防不勝防,萬一事發,推說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無論風險多高,毛勢在必行,否則未決雌雄,已輸了一招,絕非毛澤東所肯為,所以毛應蔣之請,並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邁派美機接送,赫爾利陪同,以防意外,並決定毛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主持大計,都是以防萬一,設想周到的舉措。    
    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陪伴下,自延安飛抵重慶。蔣介石當晚在林園官邸設宴歡迎,爾後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穴《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穴下?雪,頁二六五五?雪    
    毛來渝前的正午,蔣才集會商討方針,臨事才抱佛腳,原無新的腹案。誠摯相待尚須「決心」,可見誠摯來之不易。所謂政治與軍事整個解決,仍然是他一貫統一軍令與政令的說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軍隊與政權。因此,所謂政治要求予以寬容,極限不過是給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許到蔣政府做官而已。蔣氏和平條件更明確見諸於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之中,他列出三條:    
    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穴前引書,頁二六五六?雪    
    另組聯合政府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蔣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澤東在重慶一住四十餘日,蔣毛會見時間不長,正式商談五次。歡迎晚宴時,蔣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勳章耀眼,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是最高統帥。蔣氏夫婦以茶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時,請毛作陪;又邀毛與美國大使一起吃午飯,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有美蘇兩大國的支持。蔣以聲勢懾毛,顯然無效,穿土布中山裝?穴即列寧裝,後來又稱毛裝?雪的毛澤東,絕不屈服,使蔣「腦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臨行前毛要求宿於林園,翌晨共進早餐,但話總不投機。毛離去後,蔣散步林園一周畢,於記事批閱公文之餘,「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選」?穴前引書,頁二六八八?雪    
    蔣介石在「統一軍令政令」的底線下,根本不會允許解放區與八路軍的存在,也不會同意重起爐灶,組織聯合政府來完成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在此情形下,和談不可能談出任何可行的結果。毛澤東同意縮編若干軍隊,退出若干解放區,只是表示一點誠意,距離蔣的要求尚遠。國共重慶和談後所簽訂的《雙十協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過是裝點門面,根本問題並未解決。    
    唐縱在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說毛澤東本欲趁日本投降佔領華北,因來渝談判而未成。?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九一?雪事實上,在和談期間,美軍出動陸戰隊助蔣佔領華北。就蔣而言,此次和談的真正收穫乃是達到緩兵之計的目的,使蔣軍獲得寶貴的時間,由美國海空聯運送部隊到華北。不過,「毛」翁失「土」,卻在統戰上大有收穫。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以貴賓身份抵達重慶,逗留將近七周之久,周旋於各界人士之間,往往侃侃而談,時時心心相印,贏得無數同情與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園春》詠雪詞,「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氣勢不凡,使很多士人傾倒。    
    蔣介石於重慶和談期間,已秘密分發在江西時訂定的原《剿匪手冊》,準備展開軍事攻勢。同時授意張治中密電胡宗南,謂:「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做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穴《中共代表團關於張治中向胡宗南傳達秘示致中央電》?雪事有湊巧,《雙十協定》簽訂前二日,一架國民黨運輸機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區,查獲編號為三二五一代電的蔣致閻錫山密件,附《剿匪手冊》兩本,洩露了「剿匪」的天機?穴見葉永烈《毛蔣爭霸錄》,頁四二八?雪,《雙十協定》簽訂後,蔣失望之餘再密令各軍努力進剿,想以餓虎撲羊的兵力,完成軍令與政令統一之任務,不宣而戰的國共內戰實已爆發,但是進展遲滯,並不如蔣氏想像那樣容易克奏膚功。    
    中共於日本投降後,雖知美、蘇兩大國均支持蔣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繼續強硬抵抗。軟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僅出蔣意料之外,也出美國人的意料之外,還誤以為斯大林與毛澤東有什麼默契呢。其實斯大林得到滿蒙利益後,很願幫蔣的忙,只是對在華美軍感到疑懼。斯既對毛冷淡,毛自亦不必買斯之賬。一時之間,瞧不起秦皇漢武的毛澤東同時與蔣介石、斯大林、杜魯門對抗起來了。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5

    支援蔣介石的在華美軍,旁觀者清,很快看到蔣軍不可能迅速解決共軍,遂怕被捲入中國內戰。更何況中共已對美軍助蔣提出抗議,蘇聯也要求美國自華撤兵,杜魯門基於中國統一的原則,武力統一既不可能或代價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統一的日程上來。要和平統一,國共又必須要回到談判桌上來。美國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爾利大使的親蔣反共立場既過於明顯,又與國務院在反共問題上搞得很不愉快,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辭職返美。杜魯門乃特命馬歇爾以總統代表赴華調解國共爭端。當時,馬歇爾在美國的地位僅次於總統杜魯門,而聲望或更過之。美國派出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做調人,可見對國共問題的重視,以及要維護美國對華政策之心切。    
    馬歇爾於一九四五年年底飛抵重慶,帶來的不僅是馬氏個人的聲望,還有「胡蘿蔔與棍子」?穴carrot and stick?雪——如果聽話,不打內戰,和平建設,美國將提供大量經援與軍援;若不聽話,則停止一切援助。蔣介石對馬歇爾原有顧忌,因他與史迪威私人關係甚篤。馬歇爾固然不至於以私害公,但他絕非親蔣之人,更不會贊同蔣之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民主的聯合政府,依馬歇爾之見,乃理所當然之事,也是和談必需的先決條件。蔣必須依靠美國,並無拒絕馬歇爾調停的餘地。蔣之法寶無非是強調中共乃蘇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對俄冷戰的心態。不過美方則認為,若國共不能合作,導致內戰,反而失去以中國牽制蘇俄之實力。?穴參閱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1,P.6—7?雪    
    馬歇爾與國民黨代表張群、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經過六次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獲致停戰協議,於十四日零時生效。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終於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召開。?穴此會議之得以召開,實由於美方之壓力,見Bahite,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86?雪出席代表除國共兩黨之外,還有青年黨、民盟和社會賢達。    
    政協一直到月底才閉幕,中共在民主黨派與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頗佔上風,誠如唐縱所說:「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難堪,令人難受已極,但又無可如何。」?穴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O?雪最後通過五項決議,雖於國府委員名額有所爭執,但重要的是確定政府改組,結束一黨專政。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宣稱他將接受政協的決定,他在閉幕式上更講得甚是冠冕堂皇,聲明擁護政協訂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願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以「建立法治國家為目的」,甚至說今後的政府要由各黨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共同來負責,說是「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最後還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穴蔣介石致詞全文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雪話說到這裡,毫無疑問,蔣介石已遵從政協的民主自由決議,願意結束一黨專政,改組聯合政府。?穴參閱 Van Slyke,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24?雪當時在場聽蔣致詞的人,很難懷疑他的真誠,以為內戰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後看來,講詞中所謂「中正個人從幼年起,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平生的抱負和事業是只知獻身於國民革命,以期救國救民」,語氣已見矯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別含深意的話:    
    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會再有私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來妨礙政令與軍令的統一。否則無論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動。    
    在此他暗指中共黨軍?穴私有武裝?雪與解放區?穴地方政權?雪,妨礙了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換言之,中共如不交出軍權與政權,則政協所標舉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擁護他認為的真民主,自無義務順從「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問題在於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為黨軍、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軍隊以及國民黨黨軍視為整個國家的軍隊。事實上呢,國共兩黨是各擁有「武裝軍隊」的政黨。葉公超曾向蔣介石提及,英國人問起國民黨政權既從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為罪惡?蔣介石的答覆是:「吾人推翻清帝制與軍閥割據,不得不有武力,今無此目標,自應不能私有武力。」?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六八?雪他應想一想,清帝制與軍閥割據之所以被「推翻」,由於封建腐敗不得人心,而此正是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重蹈覆轍的弊病,共產黨正可以此理由,擁有「私有武力」來推翻國民黨專政與蔣介石的獨裁?選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6

    若知蔣氏真正的意圖之後,始能理解為何他於公開尊重政協決議之餘,不僅不付諸實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縱的日記已經承認,蔣介石在「國際要求」下,不得不召開政協的,並非心甘情願,認為「此次政治協商會議是失敗的」,是一種「屈辱」?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七八、五八O、五九一?雪,美國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蔣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們說蔣挾持了中國成為一個民主而富裕國家的一線希望。?穴參閱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P.90; Hayford,To the People,P.205?雪    
    更不幸的是,政協開會期間,大批特務多次前往搗亂,侮辱出席代表。政協的民主同盟代表黃炎培與張申府的居處,被便衣人員侵入騷擾,民盟提出嚴重交涉,請求查究,國民黨代表孫科以政協主席資格,表示道歉,但特務仍未收斂。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上午九時,近萬群眾在重慶較場口慶祝政協會議成功時,特務又來鬧場,高聲喊打,大會總指揮李公樸、政協代表郭沫若、馬寅初、施復亮等被毆傷,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過了不久,重慶的中共《新華日報》社與民盟的《民主報》社也被暴徒搗毀,報社人員多被毆傷。民盟主席張瀾特於二月二十三日致函蔣介石,指出特務一再鬧事,雖一再「請求政府懲辦禍首」,沒有結果,而又發生搗毀報社事件,責問蔣介石說: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優容,則人將疑其不誠;使我公竟不知之,則人將謂其不明。中國民主同盟同人本於愛護國家、促成民主,並為維持我公威信起見,謹請迅予嚴懲較場口血案及搗毀《民主報》、《新華日報》之主使人,並解散特務組織,責令陪都各治安機關切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使人權獲有保障,而政治協商會議所鄭重通過之一切決議,得以確實進行。?穴載《政治協商會議資料》,頁四六五至四六六?雪    
    特務根本是蔣之工具,若非示意,哪會傷人?唐縱日記中透露,二月六日官邸匯報時,蔣主席即有「對民主同盟為共黨做鷹犬應予膺懲」的指示?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七?雪,張瀾的責問和要求豈非與虎謀皮?    
    蔣介石慫恿特務的結果,終於出了大亂子、吃了大苦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政協開會期間被特務打破頭的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了。四天以後,著名的西南聯大文學教授聞一多在參加李公樸追悼會後也被人槍殺了。李、聞都是民盟的骨幹分子,蔣介石一直認為民盟是共產黨「鷹犬」、一直想要「膺懲」,所以事發之後,十目所視,莫不視向特務,成為震動中外的重大政治謀殺事件。民盟失去兩大要員,固然打擊不小,但蔣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衝擊更大,對國民黨的最後潰敗,有推波助瀾之功,不亞於幾個師的威力。    
    民盟秘書長梁漱溟親往昆明調查此案後,於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調查經過和結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來說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獲兇手」,只拿出聞案來「公審」,是李案「吞」而聞案「吐」。二是承認是昆明警備司令部兩個中下級軍官干的,這是「吐」;但是出於兇犯「個人氣憤」,這樣就「吞」去了暗殺的主謀者。三是「公審」只許中央社記者參加,這是「吐」;但拒絕《大公報》記者及其他報社記者參加,這是「吞」。四是「公審」好像審判完結,這是「吐」;但問是否再審,他們答不出來是「吞」。?穴梁漱溟《憶往談舊錄》,頁二二九?雪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壓之下一口「吞」了,因為特務幹得太明目張膽、民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調查畢竟無以查出整個內情,內情必須要由裡面的人來透露。當時戴笠已因飛機失事去世近四個月,蔣介石派唐縱到昆明去處理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於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時接到軍統人事處處長鄭修元?穴化名鄭履冰?雪長電,「報告李、聞案與警備部有關」。唐於二十三日飛抵昆明,鄭修元以及雲南警務處處長李毓楨與昆明警察局長龔少俠向他「報告李、聞案真相與經過情形」,唐要他們「對外謹慎言論」。唐於二十六日由昆明飛上海,翌日飛九江,前往牯嶺去見蔣介石報告此行經過,唐說:    
    主席憤怒猶未已,大罵霍揆彰是瘋子。余曰,聞一多於招待記者會時,侮辱領袖,力斥特務分子,刺激過甚,青年人血氣方剛,一時控制不住。主席長吁短歎,曰:汝再赴昆明一行。?穴《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三四?雪    
    事情鬧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蔣介石大發脾氣,大罵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備總司令也,又是陳誠的親信。唐在牯嶺遇見陳誠辦公室高參張振國,說是霍受領袖痛罵,無計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處將行動有關人員拘捕,挺胸做烈士?選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蔣又召見唐,唐向蔣陳明:    
    李聞二案宜分開,以示非有計劃之行動,聞案以受刺激而出於義俠之偶然行為,李案以雲南人出面承擔,為報復李公樸構煽部隊之義俠行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則暫作懸案。?穴前引書,同頁?雪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7

    「以示非有計劃之行動」,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無異自認是警備總部有計劃之行動,為了向社會交代,必須編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編造得不好,所以蔣介石要把它暫作「懸案」。唐縱於七月三十一日再度飛往昆明,與盧漢、顧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體步驟。雲南省主席盧漢說:「案情不必調查,已成公開秘密。」當時的公開秘密就是特務干的,乃決定「由地方青龍、金馬等組織中挺出一人擔當本案責任」。?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三五?雪已可證明原非兩個中下級軍官因一時氣憤而殺人,乃是警備總部有計劃的行動,所以才必須找替罪羊出來「擔當責任」。    
    唐縱得知全部真相,並以特務們的案情報告「簡略草率」,為之「甚不懌」?選?穴見同書,頁六三七?雪他的日記所記雖語焉未詳,但蛛絲馬跡已很清楚,很可旁證沈醉於《軍統內幕》一書中所說霍揆彰實系主凶:    
    霍殺害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來是想討好蔣介石,希望改派他當雲南省政府主席。因為霍是陳誠系中的重要骨幹分子,他從陳誠口中瞭解到蔣介石對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滿以為這樣一來可以更加得到蔣的寵信,卻沒有想到竟會得到相反的下場。?穴下冊,頁四五七至四五八?雪    
    陳誠說蔣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確。事實上,案發前一個多月的六月五日,蔣有明確指示「對民盟不必姑息」,「應施打擊」。?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二?雪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樸、聞一多以邀寵,則蔣雖不殺李、聞,而李、聞卻因蔣而死矣。美國方面對此事件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杜魯門總統於八月十日寫了一封「措辭嚴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國大使館立即轉送蔣介石,其中特別提到「最近昆明發生暗害中國著名自由主義者事件,不容忽視,這些殘暴的謀殺事件不論其責任誰屬,其結果已使美國注視中國局勢,且日益認為中國當局只圖以軍隊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決重大社會問題,而不採取民主手段」。?穴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十七?雪馬歇爾亦曾於有人在場時,當面向蔣介石提及李、聞二教授被刺事,令蔣十分難堪。?穴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3?雪    
    蔣介石連手無寸鐵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論「小米加步槍」的中共,更遑論聯合政府?選但是聯合政府乃是戰後和談的基礎,基礎既不存在,則國共停戰不過是暫時的,虛有其表耳。至國共在東北公開兵戎相見,一發而難以收拾矣。    
    蘇聯軍隊進據東北後,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於蔣介石的過度親美以及美軍出現華北,使蘇軍延遲撤兵?穴斯大林要求美軍同時撤出未果?雪,乃不再阻止新四軍與八路軍發展。蘇軍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撤出長春,即由三萬中共軍隊進入,逼投降國民黨的偽滿軍退出。蔣遂以「俄國已決心在北滿製造共產黨偽政權」?穴見蔣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反省錄?雪為理由,密令徐永昌進剿。此時雖距公開內戰還有好幾個月,但「停戰」變成斷斷續續的「休戰」,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蘇軍撤出東北,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回到南京,五月五日宣佈還都,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蔣介石訪俄,蔣竟然認為是「離間中、美關係之最大陰謀」而加以拒絕。五月十九日開始在東北發動攻擊,先後攻克四平街與公主嶺,又於二十三日攻佔長春。蔣原說共軍非撤出長春不能繼續和談;馬歇爾乃要求蔣下停戰令以免擴大,而蔣以視察東北為名,告訴馬歇爾回來再說。蔣顯然覺得一舉奪取長春,證明中共實不堪一擊,乃想大打一陣後再停戰。宋美齡陪蔣介石於五月二十四日抵達瀋陽後,致一英文長函給馬歇爾,除表示仍將遵守前訂停戰協定外,提出三項要求:一、中共讓中央政府接受東北主權;二、中共不干涉恢復全國交通;三、國共代表意見不一時,美方有最後決定權。馬將此函交周恩來,周於二十六日回信,原則上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只對所提三項要求略做澄清,並要求停戰。但停戰須等蔣回京,蔣到六月五日才回到南京,馬歇爾立即要蔣宣佈停戰以便和談,而蔣僅允休戰十日,說是所有條件談妥後再正式停戰。馬要求無限期停戰,但蔣僅略做讓步,允多休戰五日?穴參閱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1,P.136—139?雪及休戰期限將滿,在各方壓力下,蔣再延八天。最後中共對宋美齡提出的三項要求多少做了讓步,但蔣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蘇北地方政權問題。蔣不僅要共軍自蘇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員也須撤走,完全由國民黨接收。中共不答應,只允按照政協決議原則選舉改組政府之後,由新政府來接收。至六月二十九日休戰期滿前夕,雖經馬歇爾苦心勸說,蔣仍不肯接受馬氏的解決方案,也不肯暫行保留未有協議部分,不肯簽字停戰。也不願宣佈談判破裂,於七月二日要國共五人小組: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王世傑、陳誠去商談未了問題,談了十天仍無結果,蔣借此下令開火,並立即登上廬山,顯然是要躲避馬歇爾。    
    


第九部分:還都前後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8

    馬歇爾於七月十四日跟上廬山,此後飛來飛去,到九月一日為止,一共九上廬山?穴幸而馬歇爾夫人也住在廬山,尚可公私兩顧?雪,一再向蔣進言停戰,仍無辦法。?穴見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熏P.190?雪蔣卻於八月十一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項要求:一、中共自蘇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熱河朝陽撤出;三、中共自膠濟鐵路全線撤退;四、中共於六月七日以後所佔晉、魯各地須撤出;五、中共須於十月十日之前自興安省撤退,自黑龍江、吉林兩省撤出一半。這五項要求又超出蘇北地方政權問題遠甚,真是沒完沒了。中共則要求停戰後才能談,到九月底,蔣終於答應停戰,馬歇爾正感高興,而此時蔣軍進攻張家口打得順手,中共抗議,若不立刻停止,和談全面破裂,責任由國民黨來負,頓形緊張。而蔣於十月二日又提出有關國府委員名額與駐軍地點兩點聲明。這兩點連馬歇爾都感不妥,要求見蔣,蔣則避而不見,馬將這兩點聲明交給周恩來後才得與蔣見面,此時馬已氣蔣,要求杜魯門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認為「蔣氏進軍張家口,同時又利用馬將軍和我繼續和平談判,這會連累及美國方面的信譽的」。?穴《司徒雷登日記》,頁九?雪最後馬與司徒雷登大使於十月六日和蔣談了八個鐘頭,連飯都沒有吃,蔣僅僅答應停戰十日。?穴見梁漱溟《憶往談舊錄》,頁二O四?雪    
    周恩來見到蔣之兩點聲明已不高興,及知馬要中共於停戰十日之內實行這二點才能停戰,更感有助蔣為虐之嫌,於十月九日給馬歇爾寫了一個備忘錄,說明不能接受兩項要求的原因,並責怪馬陰助蔣,無意和平。馬歇爾辛苦一場,結果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據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訴梁漱溟,馬帥大發雷霆,氣得發抖。?穴見《憶往談舊錄》,頁二O七至二O八?雪    
    正在此危機時刻,國民黨軍隊於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據點張家口,蔣介石得此佳音捷報,高興之餘,更不顧中共反對以及政協決議,擬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國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勢力仍想做最後努力,蔣於十月二十一日接見中間派人士後,又立即飛往台灣,顯無談判誠意,至二十五日國民黨拿下安東,大家才明白蔣早已決定大打特打了。    
    馬歇爾聲望極高、信心極強,對於調停失敗當然耿耿於懷。連親蔣的國民黨學者邵玉銘,在他的司徒雷登傳裡,也不得不指出,馬歇爾對蔣一意想用武力解決感到非常憤怒。?穴見 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171?雪黃炎培於一九四七年元旦寫的一首絕句:「去年一月政協開,今年決議燒作灰;借問將軍馬歇爾,將軍端為何事來」?穴見許漢三《黃炎培年譜》,頁二O一?雪,很可表達馬帥離華前的落寞心情。馬歇爾最大的敗筆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協完成自由民主的決議,而不能大力使決議落實,他譴責國共雙方的「極端?穴extremist elements?雪派」破壞了和平?穴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31—433?雪,實系外交辭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見相當一致,固然沒有什麼「極端派」,國民黨方面派系雖多,一切都是蔣介石說了算,他若要和平,誰敢破壞?所以和戰的關鍵人物無過於蔣。蔣一心要「消滅共匪」,原無意要和,然逼於情勢,震於馬歇爾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後來發覺美國因戰略關係,冷戰形勢已成,不會主動放棄蔣政府,也不會斷絕軍援、經援,更因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穴MaCarthyism?雪抬頭,親蔣的「中國遊說團」?穴The China Lobby?雪在華府實力強勁,乃有恃無恐,大耍起「瑞元無賴」的性格,令馬帥九上廬山,吃盡苦頭,而和談不成。馬歇爾於和談失敗後,曾於十二月一日與蔣介石見面,坦白警告蔣,內戰將導致整個經濟崩潰,絕不可忽視中共的力量,而蔣不同意馬之悲觀看法,認為中共在他的攻勢下,不可能維持八至十個月。一周之後,蔣又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即使沒有美援,他亦將在十個月內消滅中共?選?穴參閱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184?雪蔣既一意要打,勸阻不成,打輸了又怪美國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現了「瑞元無賴」的性格。    
    


第十部分:打不過毛澤東自知之明在哪裡 1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游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麼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系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佈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雪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麼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志,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徵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伙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 ?穴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雪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穴見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P.140?雪,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穴Barrett,Dixie Mission,P. 60?雪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污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只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穴或兩?雪,美鈔十餘萬元」。?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雪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舖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里之外。?穴同書,頁四七七?雪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舖打烊」、「戶戶關門」?選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選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游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麼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系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佈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雪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麼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志,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徵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伙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 ?穴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雪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穴見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P.140?雪,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穴Barrett,Dixie Mission,P. 60?雪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污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只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穴或兩?雪,美鈔十餘萬元」。?穴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雪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舖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里之外。?穴同書,頁四七七?雪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舖打烊」、「戶戶關門」?選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選    
    


第十部分:打不過毛澤東自知之明在哪裡 2

    國民黨軍隊素質的腐敗,只不過是整個政治窳敗的一個側面。國民黨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內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舉步維艱,原因是蔣介石個人獨裁難以改變,而其獨裁的基礎有四根支柱,一邊是CC與黃埔;另一邊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無能,後者的問題是貪污。前者是師生關係,後者是裙帶關係。如果真要砍去這四根支柱,蔣介石的政治基礎也就完了。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可能拋棄四根支柱,只可能與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貪污之惡劣,絕非共產黨的宣傳或反蔣分子的惡意中傷。連親蔣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諱言其事。美國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確多渲染不實的敘述,但他得力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案》?穴Free Information Act?雪,取到不少真憑實據,尤其有關孔宋侵吞公款,中飽私囊方面。在此僅舉一例,以概其餘。美國聯邦調查局?穴FBl?雪情報顯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資法案》的經費,說是購買六十輛坦克車以及其他昂貴的軍事物品,然後在海運途中沉沒報銷,事實上這大筆經費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穴見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P.407—408?雪據臘斯克?穴Dean Rusk?雪的估計,宋子文擁有十五億美元的財產,他的親戚們還有更多的錢。?穴見臘斯克致國務卿艾奇遜備忘錄,引自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153,另參閱P.804—805注100?雪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黃金拋售與停售風潮,宋子文雖遭到彈劾,辭去行政院長,蔣卻立即發表宋為廣東省長,真是難以割捨,上樑不正下樑歪,國民黨政府上下貪污成風,乃勢所必然。孔宋兩家的樞紐是宋藹齡,如果宋慶齡是宋家姊妹中最理想主義,則宋藹齡是最現實主義、最為好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也是她最賣氣力,實際上的媒人。至於蔣、宋、孔之間的橋樑就是宋美齡了。    
    宋美齡看似妻以夫貴,其實不然。她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有許多地方令蔣介石自感弗如。我們可以從李宗仁的回憶錄中看到,蔣娶了宋女之後,連對張靜江的態度也變了,都不再買賬了。須知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灘混的時候,是張家門裡門外跑腿的小弟啊。後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齡出來干涉,而蔣介石愛莫能助,在在可見宋美齡的影響力。宋美齡雖非太后,卻有幾分太后的權力,蔣介石亦得看她幾分眼色,裙帶關係也就牢不可破了。    
    蔣介石的檯面就靠這四根柱子撐著,既無群眾基礎,又不顧戰後通貨膨脹、農村經濟破產、工商衰退、失業日益嚴重、民生凋敝、工人罷工、學生紛起遊行示威、鄉村民變時起、人心厭戰、知識分子盼望和平建設,竟乃發動全面內戰,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萬軍隊,但他的軍隊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並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應趁馬歇爾調停之便,適可而止,切實履行政協決議,組織民主開明的聯合政府,則國民黨雖不再能一黨專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權,維持中華民國的名號以及蔣介石的領導地位。計不及此,一心想獨家通吃,蠻幹到底,終致「樓台七寶倏成灰」?穴陳寅恪詩句?雪,為天下笑。    
    


第十部分:打不過毛澤東老本愈打愈小 1

    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國民黨軍隊攻克張家口,蔣介石不再顧慮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的反對以及美方的壓力,拒絕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和平絕望。翌年初,馬歇爾離華並正式宣告調停失敗,中共駐京、滬、渝聯絡工作小組全部撤回延安,國共完全決裂。    
    決裂之初,蔣介石滿懷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異己,視為共產黨或共黨同路人而剷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戰速決。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軍事會議上已經宣佈,五個月之內就可擊潰共軍,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更認為只需三至五個月,這樣說五個月還是最長的時限。這種信心與樂觀並不完全是憑空的主觀論定,而是根據錯誤的情報,誤以為中共呼籲和平,顯示在軍事上「不堪一擊」。攻克張家口之後更判斷「共黨主力已被擊潰」。特務鄭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黨政小組會議上宣稱:「共黨戰鬥力甚差,組織力亦不如前。共軍向我投誠者日眾,共黨內部亦常有我人潛伏,如能再將冀、魯平原收復,則共黨無可為矣。」?穴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五二,另參閱頁五七九、六二三?雪事實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決裂前的談談打打,國民黨從共產黨手中奪回不下百餘城市,似乎證實共軍的確「不堪一擊」。據此,我們才可明白為什麼蔣介石不怕決裂,甚至積極求戰?選    
    蔣介石在高度樂觀下,增加軍人待遇,以鼓舞士氣,很想打幾個大勝仗,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採取全面進攻戰略,如餓虎撲羊之勢,奪取十七余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佔領一百六十餘座城市,但是並沒有捕捉到共軍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鈞之力,撲了一個空,佔領的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上的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於收復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共軍攻克擊毀?穴見蔣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訂本?雪,益發加重了負擔與消耗,而預期要打通自東北、華北到華東的鐵路幹線,也無法完成,而兵力耗損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面進攻顯然無法持續,蔣介石以「國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長」,發佈對中共討伐令,其實在戰略上已自「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矣。    
    蔣介石「重點進攻」的重點有二:山東?穴軍事重點?雪與陝北 ?穴政治重點?雪。在陝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萬人於三月十三日分兵兩路進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國民黨聲稱擊潰共軍十萬,但美方情報顯示,共軍早已撤離。?穴見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79—180?雪蔣馳電胡宗南慶賀,有謂:「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但毛澤東及其中央已遠走陝北山區,胡宗南追擊不到,也捕捉不到二萬餘眾的陝北共軍,然在追擊之中不斷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又收復了延安。所以攻佔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於宣傳。蔣介石率領大批中外記者親臨赤都延安,慶祝勝利,報章騰傳,甚至以假冒共軍俘虜與記者談話,以收宣傳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鏡終會拆穿,佔據土地而不能殲敵主力,最后土地還得易手讓人。在山東,蔣派湯恩伯等三個兵團二十五萬餘人,強勢進攻,擬殲敵於沂蒙與膠東兩地區,未能得逞。而共軍在粟裕指揮下,竟敢主動出擊全副美械裝備精良的整編七十四師,並在五月十四日殲之於孟良崮,師長張靈甫陣亡。整編七十四師具有一個軍的實力,為最精銳的國民黨主力之一,毀於一旦,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欣然賦詩曰:「孟良崮上鬼神號,七十四師無地逃?選」?穴見《陳毅詩詞選集》,頁一二八?雪足令蔣介石震驚。    
    震驚之餘,得了些什麼教訓呢?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講《對於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曾談到孟良崮之役。蔣介石說:    
    講到這裡,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訓告訴大家,這,就是第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鬥的經過。七十四師這次在魯中攻擊匪軍根據地坦埠,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發現敵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圍,於是全師撤退到距蒙陰三十里的一個山地——孟良崮。當時全師有六團兵力,如果師、旅、團長平時有高深的戰術修養,能夠選擇適當的地形,配置兵力,構成周密的火網,則不論敵人兵力如何雄厚,絕不能在一天之內解決我們。但當時該師不守山口,只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因此敵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軍的傷亡更大,以致整個失敗。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聽說該師此次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間,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的時候,曾經收編了三千俘虜。後來該師師長張靈甫來見我時,我曾當面警告他:「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一定要送到後方收容。」他說:「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並不是拿來補充戰鬥兵,只是做雜役兵,想必沒有關係。」我說:「做雜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後方。」我當時以為他照辦了,哪知他並沒有做到,此次該師和匪軍作戰,一遇到猛烈炮火,陣地就生混亂,聽說有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由此可見,我們高級將領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軍的生命。張師長在平時本是最忠實,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將領,但因為一時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慘敗,這是大家應該時刻記住,作為殷鑒的。    
    


第十部分:打不過毛澤東老本愈打愈小 2

    蔣介石這裡說張靈甫是「一時的疏忽」,被若干俘虜來的雜役兵搞了鬼,以至於慘敗,根本是自欺欺人,沒有常識的話,絕不可信。身與孟良崮之役的陳左弧在給李敖的信中指出,蔣介石這一段話多與事實不合。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涼季節,陳氏記得「張靈甫帶著幕僚們騎著馬上前線督戰時,他身上穿著蛋青色的秋大衣」。陳氏也記得七十四師自南京北上參戰後,一直到全軍覆滅,張靈甫既未離開部隊,蔣亦未來視察,所謂「當面警告」,實系子虛。陳氏懷疑「蔣先生說了謊話,以炫示他的高瞻遠矚,察察為明」。關於俘虜,當時國民黨並無統一規定,故任由部隊處理。至於蔣「聽說」孟良崮戰役中,「有雜役兵?穴意指收用的俘虜?雪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陳在軍中全無所聞,他所見到的俘虜兵都是「照常戰鬥」並未發生意外。他懷疑是「湯恩伯等高級指揮官以及七十四師所屬少數幾個僥倖兔脫沒有被俘的團長們所捏造出來的鬼話」,意在推卸自己指揮無方、作戰不力的罪責。?穴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三集》,頁二八二至二八六?雪這種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慘敗的教訓。    
    蔣介石在上述演講後十三天,又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又談到孟良崮之役:    
    至於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鑒於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將領,對於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確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將領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倖免於消滅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並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蔣介石這裡說孟良崮之役是「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才打了敗仗,又把慘敗的原因過於簡單化了。他不願也不能認識到,這一仗乃是共軍少壯將領粟裕在毛澤東、陳毅信任之下,揮灑自如的傑出表現,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統領九個縱隊以坦埠為中心,面對蔣介石手下大將顧祝同的五個整編師和一個軍的排山倒海之勢,毫不畏懼,斷然迎戰,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銳的七十四師,出敵不意,贏得奇襲的效果,並誘引七十四師進入預設的「鐵柵」,然後兩翼向前伸張,漸成合圍之勢。為了分隔七十四師與友軍的呼應,粟裕又用兩個縱隊縱深猛插,搶佔制高點,分別割裂七十四師與二十五師以及八十三師的結合,在此展現出虎將的勇猛,勇能克險,達到切斷敵軍的精彩任務。等到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發現有被關入「鐵柵」的危險時,準備收縮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敵人背後的銅口西南地區預置了一個縱隊,於一日之內,先行佔領七十四師退向的垛莊,堵住敵軍後退之路,七十四師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謂高手下棋,棋先一著,出敵不意。當美械七十四師被逼上山,重武器皆棄置於山下,頓時剝奪了蔣軍火炮上的優勢。蔣介石說:「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應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個縱隊圍攻,另外佈置四個縱隊阻援,防止了蔣軍裡應外合,反敗為勝。粟軍阻援又展現了頑強的毅力。顧祝同的六十五師、十一軍、第七軍、四十八師均被有效鉗住,不能赴援。另外國民黨八十三、二十五兩師雖逼近包圍圈、雖孟良崮在望,但是絕對無法超越阻援的堅強防線。七十四師既被完全孤立,包圍圈逐漸縮小,突圍無路,最後糧盡彈絕,粟裕下令總攻,集中炮火猛轟,當日下午七十四師官兵全體投降。這四天?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雪的惡戰,充分證實了粟裕作為一個將才的膽識,勇而有謀,迭著先機。蔣介石看不到這些,竟說是被烏合之眾所敗?穴語見蔣介石《為追念張靈甫師長剿匪鹹仁通告國軍官兵》?雪。大肆宣傳張靈甫的自殺殉國、開追悼大會等等。其實敗軍之將,何當此榮?據張師長隨從參謀楊占春被俘後說,張靈甫打電報給蔣,說是集體自殺,其實是被擊斃的。?穴見辛子陵《毛澤東全傳》中冊,頁九十九?雪    
    


第十部分:打不過毛澤東老本愈打愈小 3

    蔣介石在山東的重點進攻,損兵折將,雖於六七月間再度 發動膠東攻勢,仍無多進展,沒有警覺到「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裝備的精銳師打得大敗虧輸,意味著什麼?反而於六月二十五日命高等法院下達通緝令,通緝毛澤東,以自壯聲勢,有點兒像夜行吹口哨。蔣介石重點進攻失敗之餘,被壓縮於鐵路據點與大城市,而毛澤東則由內線轉入外線,尤其是劉伯承與鄧小平的大軍乘機千里躍進大別山。大別山位於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間,直接威脅到南京與武漢。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已逐步易守為攻,展現出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態勢。蔣介石於同年七月五日發佈「剿共戡亂令」更加顯得色厲內荏。事實上,一九四七年的後半年,毛澤東喊出「打倒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