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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達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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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達姆傳
  作者:施瓦‧巴拉吉


  總序

  作者簡介

  施瓦‧巴拉吉,美國紐約大學克沃爾肯中東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時在該校教授中東歷史課程,在伊朗文化歷史、性別研究以及中東地區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歷史等領域造詣頗深。施瓦‧巴拉吉是伊朗裔美國人,精通波斯語、阿拉伯語、法語以及土耳其語。在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是美國佛蒙特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其它影響較大的作品有《勾描伊朗:藝術、社會以及革命》和《中東地區的性別重建》等。

  譯者簡介

  郭駿,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專修英語語言文學,主攻翻譯理論與研究方向,於新華社參編部擔任翻譯工作,資深時政翻譯,中東與西亞問題研究專家。其他主要譯作有《悲慘世界》和《三個火槍手》等世界名著。

  背景資料

  薩達姆剛剛被處以絞刑,但對其生死仍然頗有爭論,其身上的新聞點定會不斷湧現。薩達姆這一世界關注的熱點一直以來就是世界媒體的焦點,這個熱潮隨著伊拉克局勢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必將持續下去。

  序言

  本書付諸出版時,薩達姆被關押在距離巴格達10英里處的美軍基地克羅帕營,孤獨地等待審判。平時薩達姆會寫些文章、讀點書或者擺弄些花草,藉以打發閒暇時間。自從美軍在2003年12月抓獲薩達姆以後,只有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和檢察人員才可以見到他。
  本書把薩達姆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時刻放在伊拉克歷史這個大背景下敘述。作為一位歷史學者,筆者很自然地會從各種事件和運動中審視一個人的生活。薩達姆的生活以及伊拉克現代史已經引起了人們太多的爭議。筆者在書中沒有迴避一些最有爭議的問題,而是盡力作出詳盡描述,借此向讀者展示,歷史是由一個個生活片段組成的;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不要期待看到涇渭分明的事件開頭、發展與結尾。筆者努力查找了大量資料作為寫作本書的素材:政治演講、信件、報刊、文獻資料、小說、電影、藝術以及建築學資料。筆者一直認為,描述歷史應該從一大堆資料開始。
  關於本書中的地名和人名,筆者盡量使用簡單、標準的拼寫。不過在引用其它資料時,筆者保留了原作者的拼寫,這也是本書有時會出現一個人名不同拼法的原因。
  為薩達姆寫傳記對筆者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伊拉克也在不斷出現著各種新情況。一路走來,筆者十分感謝許許多多給予幫助的朋友和同事。他們是瓦爾特‧阿姆布拉斯特、弗蘭克‧李查爾頓以及希南‧安東。筆者在紐約大學的一些學生以及其他相關人士在本人過去兩年的寫作過程中也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在此,筆者特別要感謝比爾‧卡裡克、提姆‧米歇爾、扎卡裡‧洛克曼、芭芭拉‧布萊斯、阿拜德‧拉曼、艾哈邁德‧弗哈蒂以及法哈德‧卡茲米。筆者的助手雅克琳‧穆拉德幫助收集了許多重要資料,我們兩人的合作相當愉快。馬格南圖片社的邁克爾‧舒爾曼對筆者的幫助也很大。薩拉‧克爾維爾是一位理想的編輯,耐心而又不乏果斷。最後,筆者對Greenwood出版社找到本人寫作此書感到十分榮幸;事實證明,整個寫作過程是一個極富挑戰而又充滿成就感的過程。


  第一章 童年時的伊拉克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時光(1)

  提克里特地處底格里斯河西岸,置身於巴格達與摩蘇爾兩個大城市之間。底格里斯河流到這裡時拐了個彎,繞城而過。一直以來,提克里特是旅人們翻越美索不達米亞高原前往庫爾德斯坦途中的一個小憩之地,也是朝聖者和考古學家們從巴士拉溯河而上前往薩邁拉時的一個逗留之所。厚重的歷史沉澱使得提克里特擁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古羅馬人把它稱為「Meonia Tigrides」,意思就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堡壘」。到了公元10世紀,蓬勃發展的紡織業讓這座塵土飛揚的城市重新煥發了活力。許多基督教徒接踵而來,還在這裡建造了一間修道院。公元14世紀,提克里特的堡壘及其人們的抵抗沒能阻擋帖木兒大帝1的大軍入侵。這座城市遭到空前洗劫和摧殘,以至於自那以後直至20世紀,提克里特從來沒有從帖木兒的暴行中完全恢復過元氣,淪為一個發展滯後的地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人佔領伊拉克時曾經從提克里特經過,他們在身後留下了一座位於提克里特北部高地的軍營,幾條挖往郊區的戰壕,以及一個埋葬英國陣亡士兵的小公墓。埃爾韋爾‧薩頓是一戰時一艘英軍炮艦的指揮官,曾指揮他的戰艦從巴格達溯底格里斯河向上游航行。他對包圍提克里特的上美索不達米亞沙漠作了這樣一番描述:「用平常的話說,它就像是表面被烤乾的泥地,既堅硬又死氣沉沉,人們顯然不能想像這個地區可能會有任何生命存在。」他繼續寫到:「但是就像魔術一樣,偶爾的幾場大雨催生出大片顏色鮮艷的小花來。開始時人們很難注意到它們,因為它們是如此渺小,如此弱不禁風。但是不久後人們就可以隨處看見它們,甚至在沙漠深處也能發現它們的蹤跡。」2接著,他看到提克里特慢慢從底格里斯河岸邊的一片平地上浮現在眼前。屋頂呈方形的小房子層層疊疊地一直延伸到遠處高聳的懸崖峭壁邊上。泥磚搭建的房子與懸崖峭壁連成一體,形成一片肉眼幾乎分辨不出的淡灰色景象。
  1937年,著名的英國旅行家弗雷婭‧斯塔克出版了一本名為《巴格達印象》的小書,描述了她在伊拉克生活時的點點滴滴,書中還附上了一些她當年拍攝的黑白照片。斯塔克寫到了自己的提克里特之行,她知道這裡是12世紀著名的穆斯林戰士領袖薩拉丁的出生地。當年薩拉丁擊退了侵略埃及的十字軍,並帶領大軍進入聖地(巴勒斯坦),為穆斯林重新奪回了耶路撒冷。從底格里斯河的對岸向提克里特望去,她發現:「偶然間來到這個雄偉之地的人都會意識到,這座城市在動盪不安的歲月裡肯定擁有過非常重要的地位。過去人們稱它為伊拉克最不可能淪陷之城……」3
  一位提克里特人曾向斯塔克抱怨過當地的貝都因人(一個居無定所的阿拉伯遊牧民族):「他們給我們帶來的麻煩比一大群敵人給我們帶來的麻煩還多……(而且)他們的婦女,可能比他們的男人還要讓人頭痛。」4斯塔克可能不會知道,就在她把包含自己提克里特之行的小書付諸出版的同一年,在提克里特附近一個名叫奧賈的小村莊裡,那些貝都因婦女中的一員產下了一個男嬰,名字叫做薩達姆。薩卜哈‧圖爾法是在她兄弟家生產的。由於男嬰的父親侯賽因‧馬吉德在幾個月前就去世了,因此他的誕生沒有帶來舉家歡慶的時刻。按照貝都因人的傳統,給這個嬰兒取名的榮耀就落到父系叔叔的身上。就這樣,1937年4月28日,薩達姆‧侯賽因出生了。
  在以後的歲月裡,當薩達姆攀上權力的顛峰時,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成這樣一個形象:他完全依靠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從提克里特飛揚的塵土和極度的貧困中開闢出了一條道路,進而登上了這個國家最高的位置。薩達姆的卑微出身以及這個農民小孤兒的奮鬥歷程早已有人大書特書過了。薩達姆本人也常用自己的農民出身給他的政治辭令抹上人性化色彩,借此展示他對在困境中苦苦掙扎的伊拉克民眾是深感同情的。同時,描寫他貧困生活的故事也總是從頭至尾貫穿著一絲榮耀感和優越感。薩達姆當上伊拉克總統之後,政府部門曾經展出了一些他小時候生活在奧賈村時居住的泥磚房子的照片,而薩達姆本人也經常對自己的出生地表現出一種引以為榮的情感。一次接受採訪時他對記者說道:「即使我是一位農民的兒子,我也從來沒有在社會上低人一等的感覺……當時已經滲透到(伊拉克)許多地方的封建特權思想從來沒有影響到我們那一地區,這也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屈辱生活的原因。我們的頭顱一直高昂,我們從來沒有失去過自尊。」5薩達姆對文學的力量也大加利用,他獎賞那些在作品中暗示他與先知穆罕默德(這位先知在出生前父親也去世了)具有相似之處的詩人。薩達姆經常暗示他就是這位先知家族的一位後人,是聖人阿里的直系後裔。有一次薩達姆說道:「我們是阿里的後裔。」6他把阿里稱為典範人物,是「一位正直、有道義的人」7。不久,一本為薩達姆量身定做的家譜出現了,它根據推測證明,這位提克里特農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這位特別為什葉派穆斯林尊敬的聖人身上。
  儘管薩達姆父親的家族——馬吉德家族把薩達姆接納為其中的一員,對於薩達姆的生父,人們卻知之甚少。薩達姆與母親薩卜哈的感情特別深厚。她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婦女,臉上總是掛著自信的微笑,體格十分健壯。一雙大手顯示著她辛勤勞作的痕跡。薩卜哈從不怯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常常參與家族會議,而那通常是男人們的領地。在奧賈村這個小小的社區中,薩卜哈的特立獨行使得她與眾不同。在她有生之年,薩達姆經常抽出時間去探望她。1982年薩卜哈去世時,薩達姆下令為她在提克里特建造一座巨大的墳墓,以紀念這位「戰鬥者」的母親。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時光(2)

  薩達姆出生後不久,薩卜哈嫁給了她的一個親戚——哈吉‧易卜拉欣‧哈桑。儘管名字裡頭有「哈吉」二字2,他是否真的踏上過前往麥加的朝聖之旅卻十分令人懷疑。哈桑是個文盲,不喜歡勞作,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當地的咖啡館裡。他身材矮胖,肥大的腹部突破層層貝都因服裝的束縛,傾瀉在腰帶外面。他戴著厚厚的眼鏡,留一口濃密的鬍鬚,頜下是一部山羊鬍子。每當照相時,哈桑手裡要麼提著一枝槍,要麼就拿著一柄匕首。這位繼父並不喜歡薩達姆,經常打他,罵他是「狗娘養的」、「婊子養的」。薩達姆的一位童年夥伴回憶說:「他不喜歡薩達姆。我們和薩達姆一起去看望他母親時……他不同薩達姆說話,也不對他表示歡迎。」8籠罩著整個奧賈村的貧困加劇了薩達姆與繼父之間的緊張關係。薩達姆很小的時候,哈桑就把他趕到地裡幹活。時常會有村裡的人說薩達姆把別人家的雞或者雞蛋偷回家了。多年後薩達姆在一次採訪中回憶說:「當時在伊拉克各地,人們的生活都很艱難。很少人穿得起鞋子。人們通常只在一些特殊場合才穿鞋。有些農民在抵達目的地前決不把鞋穿上,因為這樣到時候鞋子才會看上去比較新。」9薩達姆的一位傳記作者這樣寫道:從生命的第一刻起,等待薩達姆的是無盡的艱難和困苦。10有一次薩達姆表示,甚至在很小的時候,他就形成了一個男人和一個戰鬥者的特質。這位農民孤兒的苦難童年教會了他耐心、忍耐、堅韌、自立和勇氣11。薩達姆學會了保護自己,並且成了一名阿拉伯人口中的「ibn Shawari」,意思就是「街頭野孩子」12。薩達姆以前的一位朋友回憶說:「他經常帶著一根鐵棍,保護自己免遭流浪狗和其他人的傷害。薩達姆小的時候為社會所忽視。長大以後的薩達姆堅信,他唯一可以信任的東西就是那根鐵棍。」13據薩達姆的幾位朋友講述,童年薩達姆有點不合群,不經常與人交往。不過他與一些動物之間卻培養了親密的關係,這多少減輕了他的孤獨感。他特別喜歡自己那匹馬。馬死的時候,薩達姆極度傷心,他的手甚至還因此一連幾天不聽使喚。然而,一位官方傳記作者卻描繪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童年薩達姆。他把童年薩達姆寫成是一位受人歡迎的孩子,身後經常跟著「一大群孩子」。根據這位傳記作者描述,當地人認為童年薩達姆是一個友善、行為端正、慷慨大方的男孩。有一天他發現其中一個玩伴身上穿的上衣破破爛爛,於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了下來給了這個窮孩子。當家人追問他的外套去向時,薩達姆回答到:「我把它給了我的朋友,因為他的上衣太破了。」14這種把童年薩達姆描述成一位慷慨大方、受人歡迎、行為端正的孩子的寫法,與大多數薩達姆童年故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故事通常充斥著關於薩達姆童年生活艱辛和孤獨的描寫。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薩達姆的確有一些要好的玩伴。他繼父的大兒子阿德汗就是他的一位密友。薩達姆和朋友們經常在底格里斯河岸邊遊玩,他們最喜歡的消遣方式就是捕魚:把炸藥丟進河裡,魚被炸死後會浮上水面,他們就把魚一一撈起。不過就算與朋友們在一起,薩達姆也顯得與他們有些格格不入。不像其他男孩,薩達姆不喜歡談論女孩子,也不喜歡唱歌。他的一位童年玩伴回憶說,有一次當地的一群男孩聚在一起談論未來,「納比爾想成為一名醫生,我希望成為一位詩人,阿德南渴望當一名軍官」;但是薩達姆卻有著不同的夢想:「他希望有一輛吉普車,一桿槍,以及一副雙筒望遠鏡。」15事實上,薩達姆不久後就邁出了實現這個夢想的第一步——離開奧賈村。
  194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下午,薩達姆和幾位親戚來到底格里斯河邊乘涼。他們在河岸邊玩耍的時候,薩達姆注意到他的表兄在沙灘上寫畫著什麼。薩達姆就問他:「這些符號是什麼東西?」表兄答道:「這些是字母和數字。是我在學校學的。」接著表兄給他講了在學校學習閱讀、寫作以及算術等諸類事情,薩達姆被這一切深深吸引了,他下定決心要去上學。然而,他面臨很大的困難:最近的學校位於提克里特城裡,來回路途太遠;而且他的繼父也不同意他這個想法。但是薩達姆已經下定決心了。他已經受夠了在地裡勞作,也受夠了他的繼父。是時候前往提克里特與舅舅海拉拉一起生活了。薩達姆的一些傳記作者把這個事件描述為是他的第一個反叛行為。他們寫道:一個10歲的男孩,違背父母的意願,獨自一人走完這麼長的路程,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啊。沿途的親友給這位小男孩提供了幫助,他們還給了薩達姆生命中的第一枝槍,讓他在這段充滿危險的旅途中保護自己。16投奔舅舅海拉拉是童年薩達姆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海拉拉受過教育,是一位學校教師。他經常穿一件夾克,帶衣領的襯衫上也總是繫著一條領帶;嘴唇上方留有淡淡一抹鬍鬚;一頭濃密的頭髮經過精心修飾。海拉拉充當了薩達姆的父親角色,而薩達姆和表兄阿德南和表妹薩吉達也漸漸成為親密夥伴。成年後薩達姆和薩吉達結為了夫婦。薩達姆終於開始接受教育了,他上了提克里特的一間小學。由於他比那些和他一樣剛開始學習閱讀和寫作的孩子大了好幾歲,因此經常受到其他孩子的譏笑。儘管如此,薩達姆還是為自己終於能夠上學欣喜不已。薩達姆遠不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但是他的確是在學生生涯中養成了喜愛閱讀的終生愛好。薩達姆對學習本身充滿敬意,但卻不怎麼尊重教師的權威。有一次,他假裝擁抱一位老師,順手就把一條小蛇悄悄放進這位男老師的長袍裡。薩達姆對在教室裡要遵守的規章制度尤為痛恨,因為老師們會根據這些條條框框對他實施體罰。

  在提克里特的童年時光(3)

  據說在14歲的時候薩達姆曾想殺了他的一位老師。學校裡一位非常嚴厲的老師打了薩達姆一頓,自始至終薩達姆都安靜而又毫不退縮地忍受這次懲罰。當天晚上,一個人騎著馬來到這位老師屋前。老師的弟弟開了門,這名神秘男子朝他腿上開了一槍,然後就騎馬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老師把弟弟送到醫院後,向當地警方報了案,並指控薩達姆就是開槍的兇手。警察趕到薩達姆家中時,卻發現他正在睡覺。警察既沒看到馬,也沒找到槍。薩達姆的一位校友回憶說:「這位老師也就沒再堅持,但後來不久就離開了這座城市。幾天後,薩達姆告訴我說,他當時立刻把馬和槍還給了阿羅賈,然後就上床睡覺了。」17既然學校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美好,薩達姆就在家裡接受他的大部分教育。從舅舅那裡,薩達姆知道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知道了動盪不安的伊拉克政治形勢,知道了伊拉刻苦難深重的歷史。海拉拉讓薩達姆瞭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勢,瞭解了英國人對伊拉克的佔領歷史,瞭解了當時統治伊拉克的專制政權。18海拉拉在給薩達姆講述伊拉克歷史時夾雜著濃厚的個人色彩,他講述了薩達姆的曾外祖父和舅公們的英勇事跡,他們都為伊拉克民族獨立運動獻上了生命。19海拉拉是一個具有極端政治思想的人,他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做《三種真主不應該創造的事物:波斯人、猶太人和蒼蠅》。
  海拉拉和許多提克里特的年輕人一樣,在軍事學院上過學,隨後進入伊拉克軍隊當了一名軍官。軍隊是當時伊拉克的一個重要國家機構。它是年輕人求陞遷的一條主要捷徑,他們可能在此開始一段前程遠大的生涯,並可能獲得聲望和權力。當時有一位名叫莫勞德‧木赫利斯的提克里特人,政治能量十分巨大,經常利用他的影響力為許多提克里特人進入軍隊提供方便。這麼一來,軍事學院和軍隊中處處可見提克里特人的身影。海拉拉的軍中朋友大多都有政治影響力和政治關係,他們經常在海拉拉家中聚會,薩達姆也和他們混得很熟。在一些最經常光臨的訪客中,有一位名叫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人,他是海拉拉的表兄,同時也是他的一位密友。隨後幾年時間裡,貝克爾逐漸位高權重,海拉拉不斷要求他提攜薩達姆。就這樣,貝克爾成了薩達姆的政治導師——他是這位年輕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位關鍵人物。
  海拉拉以一名軍人的身份參加了1941年拉希德‧阿里領導的反抗運動。這次起義遭到鎮壓後,軍隊開除了海拉拉,並把他送進了監獄。薩達姆曾經對一位記者說道:「……我的舅舅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是當時伊拉克軍隊的一名軍官。拉希德‧阿里領導的革命失敗後,他在監獄裡面度過了5年時間。每一次我向母親詢問舅舅的事時,她總是回答我說:『他在坐牢』。他總是用一種偉大的愛國主義感情激勵我們……」20薩達姆在1947年投奔他舅舅時,所有這些事件都還沒過去多久。1974年,在會見一位伊拉克學者時,薩達姆回憶說,當時他對舅舅的命運感到屈辱。他表示,這些事件正是推動他「參加目的旨在把外國影響不但從伊拉克,而且從整個阿拉伯土地上清除乾淨的愛國主義活動」的主要動機之一。21在孩提時聽到的故事影響下,薩達姆開始把創造當代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歷史當作一個他個人的事業——一個光榮和恥辱交織的事業。家庭、部族和國家,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觀中交織在一起。對於薩達姆而言,政治也帶著個人色彩。為舅舅的榮譽而戰,把伊拉克從英國殖民統治殘留的影響中解脫出來,成了童年薩達姆纏繞心頭的抱負。舅舅海拉拉參加過1941年的起義,這個事實一下子就把英國在伊拉克的殖民統治歷史帶進了薩達姆的童年世界。

  英國人在伊拉克(1)

  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到關鍵階段時,英國人在伊拉克的殖民戰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當時,阿拉伯人稱這一地區為「伊拉克」,而西方人則稱之為「美索不達米亞」,是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下轄三個省:巴士拉、巴格達和摩蘇爾。這三個省的省長都由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委任。1914年11月5日,英國對在戰爭中與軸心國站在一邊的奧托曼土耳其帝國宣戰。不久,英軍佔領了巴士拉。英國人從一開始就有意把巴士拉當作抗擊軸心國的一個立足點,當作維持整個帝國領地內的通訊聯繫的一個基地,當作英國皇家海軍在波斯灣的一個戰略港口。美索不達米亞最終成為英國人戰事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戰區。將近90萬名英印聯軍士兵在這個地區作戰,傷亡總數高達10萬餘人。
  1917年3月,英國軍隊開進了巴格達——美索不達米亞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隨軍記者描述了英軍士兵進入巴格達、結束奧托曼土耳其帝國對這裡長達數個世紀的統治時的情景:「一群群巴格達人走出家門來迎接我們……街道兩旁、房屋的陽台上和屋頂上站滿了人,有的在高聲歡呼,有的則激動地鼓著掌。學生們在我們面前跳著舞,大聲歡呼。婦女們穿著節日盛裝出現在歡迎的人群中。」22佔領巴格達後不久,英軍指揮官莫德將軍向全城人們宣讀了一份公開聲明:「我們的軍隊來到你們的城市和土地上,不是來征服你們或者成為你們的敵人的,而來解放你們的。」23到了1918年,英國人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巴格達、摩蘇爾以及巴士拉三省。
  戰爭期間,大量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奧托曼軍官紛紛與帝國決裂,轉而參加「阿拉伯反叛運動」。這個起義由謝裡夫‧侯賽因組織領導,他與英國人合作,以麥加等聖城守護人的身份獲得了穆斯林社會裡的領袖地位。謝裡夫‧侯賽因與當時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麥克馬洪之間有過頻繁的通信往來。英國人向侯賽因保證,如果他發動一次對抗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的起義,那麼戰爭結束後他將可以成為一個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1916年6月,侯賽因派遣兒子費薩爾領導對抗奧托曼帝國的「阿拉伯反叛運動」。一支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原奧托曼軍官們組成的分遣隊成了費薩爾的心腹部隊。T.E.勞倫斯3在整個起義中擔任費薩爾的顧問。這次「阿拉伯反叛運動」後來被好萊塢搬上了銀幕,製作成一部名為《阿拉伯的勞倫斯》的電影。戰爭結束了,奧托曼土耳其帝國被擊敗。謝裡夫‧侯賽因原以為他將領導的阿拉伯國家包括原屬奧托曼帝國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在內,但他很快得知,事實並非如此。關於這些阿拉伯土地的未來,利益各方都有各自的期待,而戰爭期間開展的繁雜外交活動卻造成了種種相互矛盾的承諾和期望。美索不達米亞的命運在戰後的外交角力中變得不明朗起來。
  當時流行一種政治主張,支持原來處於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之下的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這個主張最忠實的擁護者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他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點協議」,其中第十二點呼籲:「原先處於土耳其法律統治之下的人們應該得到明確承諾,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一個絕對不受干擾的自治機會。」在多方壓力之下,同盟國的成員國在1918年11月提出了《英法宣言》,宣稱它們的「使命就是徹底解放長期以來受土耳其人壓迫的人民,建立由本國人民自主選擇並賦予權力的國家政府和行政機構」。
  然而,美索不達米亞仍然處於英國的軍事佔領當中,有人主張把它正式變成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圍繞這個話題,倫敦、德裡、開羅和巴格達的英國殖民官員們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英國政府在伊拉克的全權負責人阿諾德‧威爾遜堅決認為,應該沿用英國在印度的做法,直接把美索不達米亞當作一個殖民地來管理。他對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協議」中的第十二條大為惱火,把它稱為「伍德羅‧威爾遜的第十二條戒律」24。格特魯德‧貝爾是當時英國駐巴格達一個負責東方事務機構的秘書,她在1919年1月的報告中寫到:「東方人4對於自己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我們在自治問題上正在進行激烈的爭論。」25與此同時,費薩爾來到巴黎參加1919年4月召開的巴黎和會。他滿心期待自己的家族能夠得到回報,因為在與土耳其人的戰爭中他們給英國人提供了許多幫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發現這些原屬土耳其帝國的阿拉伯土地被分割成了好幾個國家,而他將成為敘利亞的領導人(但不久後就被趕下台了)。
  伊拉克的命運在1920年召開的聖雷莫會議上忽然變得明朗起來,當時與會各方同意在自治和殖民化之間採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實行托管體制。這實際上也就是說,外國勢力將充當這些從奧托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國家」的保護人,然後幫助它們最終獲得完全的獨立。國際聯盟授權法國托管黎巴嫩和敘利亞。法國人不久後就把費薩爾趕下了台。英國人得以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巴士拉、巴格達和摩蘇爾被合併成為一個地區。珀西‧考克斯爵士擔任高級專員一職,並在美索不達米亞組建一個托管政府。
  然而,美索不達米亞的民族主義者對這種新安排並不認可。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在戰爭中與費薩爾一起並肩作戰,就是希望擊敗奧托曼土耳其帝國後能給阿拉伯人帶來獨立的機會。他們組建各種政黨,組織各種協會和社團,並且刊行各種報紙,目的就是為了創建一個終將演化為一個阿拉伯國家的社會形態。清真寺、集市、學校,特別是咖啡館,成了民族主義者撒播自己觀點的地方。1919年的夏天,幾名英國軍官被殺死,這件事把瀰漫整個美索不達米亞的不滿情緒顯露無疑。一個由不同階層的人——曾與費薩爾一起並肩作戰的軍官,什葉派神職人員,部落頭領以及前公務人員——組成的團體起來反抗英國人的統治。1920年8月,這個團體組織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要求組建一個阿拉伯政府。抗議活動最後演變成了一次起義。英國人動用軍事力量進行全力鎮壓,他們出動皇家空軍對起義的部落狂轟濫炸。磷炸彈、火箭彈、榴霰彈、燃燒彈以及延時炸彈等等都被英國軍隊在鎮壓這次起義中用上了。26溫斯頓‧丘吉爾當時身兼空軍大臣和國防大臣二職,他極力支持向伊拉克派遣皇家空軍。他甚至還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對他們使用毒氣彈。我很贊同對這些沒開化的部落使用這種武器。」27

  英國人在伊拉克(2)

  與此同時,英國公眾對維持在伊拉克的殖民統治是否明智提出了質疑。英國議會的一位議員對「這種用戰爭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人們的野蠻行徑」提出抗議28。倫敦《泰晤士報》在1920年8月刊登一篇文章質問:「多少寶貴的生命犧牲在了這種毫無意義的行動中?我們向阿拉伯人強加一種他們從未要求過,也不想要的管理制度。這種吃力不討好、代價高昂的做法還要持續多久?」29。鎮壓這次起義讓9000名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英國人也付出了傷亡2000人的代價,損失高達4000萬英鎊。格特魯德‧貝爾瞭解阿拉伯人不滿的根源。在1920年10月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她寫道:「……我們答應給他們建立自治機構,但是我們不但沒有向這些目標邁出一步,反而在忙於做些完全相反的事情。這裡的一家報紙說的好:我們原先答應建立一個僱用英國顧問的阿拉伯政府,結果卻建立了一個僱用阿拉伯顧問的英國政府。這種評價十分恰當。」30
  1921年1月,溫斯頓‧丘吉爾擔任伊拉克殖民總督。在寫給英國首相的一封信中,他坦承:「每當我想到承擔美索不達米亞的繁雜事務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時,我就感到戰戰兢兢……」31丘吉爾明白,民族主義者在伊拉克仍然十分活躍。英國人關閉了許多發表反對聲音的報紙,並逮捕了一大批民族主義者,把一些人送進監獄,而把其他一些人流放國外。這時在英國國內,要求從伊拉克撤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丘吉爾警告說:「我們在戰爭期間進入美索不達米亞,並推翻土耳其政府對這裡的統治……我們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對這個國家的托管任務,就有責任給這個國家引入一個更好的政府結構,以取代被我們推翻的統治者。如果我們現在就臉面無光地倉促撤離,我們身後將留下一個純粹的無政府狀態,來自沙漠的那些野蠻的貝都因人將對這些歷史名城劫掠一空。這種事情如果發生,與大英帝國一直以來的聲譽是完全不符的。」32
  溫斯頓‧丘吉爾知道,英國人需要針對美索不達米亞制定一個更好的長期戰略——一個更具連續性、代價更小的戰略。他決定把英國殖民政府中的中東問題專家召集起來舉行一次會議,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T.E.勞倫斯、珀西‧考克斯以及格特魯德‧貝爾參加了1921年3月召開的開羅會議。他們三人向丘吉爾施壓,讓他把費薩爾扶上伊拉克國王的位置。這麼一來,英國人一方面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費薩爾,而另一方面似乎也能滿足阿拉伯人關於建立一個阿拉伯政府的要求。丘吉爾同意了。回到英國後,丘吉爾向英國議會解釋了他的決定:「……我們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政策是逐步減輕我們承擔的義務,放下我們肩上的重擔,在有尊嚴地做到這一點的同時,建立起一個強有力、富有效率的阿拉伯政府,而這個政府將永遠是英國的朋友……」33這個計劃立刻得以實施。勞倫斯與他的老朋友費薩爾取得了聯繫,並安排他來到美索不達米亞——這片費薩爾此前從未踏足過的土地。考克斯和貝爾也返回了伊拉克,為把費薩爾扶持成一位國王做一些必要的安排。貝爾在1921年7月寫給她父親的一封信中稱:「我們正在竭盡所能地創造歷史。但是有一點我要向您保證——我再也不會涉足類似製造國王之類的事情了;這種事情的壓力太大了。」34英國人在當地組織的行政機構——部長理事會,支持費薩爾成為伊拉克國王。隨後進行的全民公投也受到操縱,結果96%的伊拉克人投票贊成費薩爾成為他們的國王。當時一位名叫托比‧道奇的學者寫道:「如果有人可以把伊拉克像拿一件瓷器一樣提起,倒轉過來他就可以發現瓷器底部帶有這樣的字樣:1920年,英國政府製造。」35
  1921年8月23日,費薩爾在位於巴格達的西達塔城堡被加冕為國王,當時演奏的是英國國歌。這個國家的國名被正式改為伊拉克,格特魯德‧貝爾參與設計的一面新伊拉克國旗在政府大樓上空升起。一個倣傚英國體制的政府議會也建立了起來,埃德加‧博納姆‧卡特爵士——一位英國律師——開始著手修訂伊拉克憲法。然而,儘管伊拉克國家政府已經建立,英國人仍然試圖繼續控制伊拉克的軍事、經濟以及政治事務。英國人的這個願望通過雙方在1922年簽訂的《英伊條約》得以實現。費薩爾竭力在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和英國人的壓力之間維持一種平衡。建立托管國家和組建君主立憲體製成了一個相互交集、相互聯繫的過程。英國殖民勢力從根本上滲透進了這個新國家的方方面面。
  扶持費薩爾成為國王后,溫斯頓‧丘吉爾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就英國是否應該繼續保留在伊拉克的存在展開不斷爭論。勞合‧喬治要求繼續保持英國在伊拉克的存在,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離開,那麼一、兩年後,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已經把一些世界上最豐產的油田拱手讓給了法國人以及美國人……」361929年,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成立,英國人得以控制伊拉克的絕大部分石油資源。
  儘管英國人並不準備完全放開他們對伊拉克的控制,他們還是打算放棄對這個國家的托管權。1930年,雙方又簽訂了一個《英伊條約》,允許英國保留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並繼續控制伊拉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次年,英國向國際聯盟遞交了一份特別報告,宣稱伊拉克已經作好準備成為一個獨立國家。1932年10月,伊拉克成為國際聯盟的第57個成員國。在整個托管期間,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城市顯貴和那些與一些農村地區大地主勾結的官員手裡。居於統治地位的寡頭政治集團依靠與英國人合作獲得權力來源。選舉活動通常都受到操縱,以便產生對寡頭政治集團有利的結果。每一屆新政府組建後,內閣的各個職位都是由同一批人馬輪流坐莊。伊拉克的君主立憲體制據稱是基於民主原則的,然而真正的權力只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由於伊拉克政府的所作所為,自由主義以及與之對應的政治形式——選舉、議會、憲法——受到許多伊拉克人的鄙夷。在他們看來,在伊拉克實施的憲法民主只不過是殖民統治的工具。
  伊拉克獲得獨立一年後,費薩爾國王去世,他的兒子加齊繼承王位。加齊反對歐洲人在中東的殖民統治,這個觀點使得他廣受伊拉克人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歡迎。他在王宮裡架設了一個私人電台,經常通過廣播發表演講,他聲稱當時處於英國人控制之下的科威特應該成為伊拉克的一部分。1939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加齊在駕駛他那輛嶄新的別克敞篷轎車時遭遇一個嚴重的事故。他的車失去了控制,一頭撞在一根電報桿上。1939年4月4日,加齊傷重不治去世。繼任者費薩爾二世當時只有5歲,加齊的姐夫阿卜杜利拉成了攝政王。攝政王更傾向與英國人合作。這麼一來,關於英國人設計害死了加齊的傳言在整個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散佈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伊拉克民族主義者對英國人的憎恨到達一個極點。與此同時,德國人也加強了在伊拉克的活動。自20世紀初以來他們在這裡的活動一直十分活躍,那時候他們還準備建造一條可以連通柏林和巴格達的鐵路。一些德國人曾希望仿照英國在印度的做法把美索不達米亞變成德國的一個殖民地。德國與伊拉克建立起教育聯繫,共同組織各種考古活動項目,並在伊拉克設立電台傳播德國人的觀點。親德情緒在一些伊拉克軍官身上表現得尤為強烈,他們中許多人在當年奧托曼土耳其帝國設立的軍事學院求學時都受過德國老師的教導。這些軍官把德國看作伊拉克獲得獨立後所要學習的典範。37

  英國人在伊拉克(3)

  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後,英國對德宣戰。英國人希望伊拉克也對德國宣戰。伊拉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但是卻不想捲入戰爭。1940年3月,拉希德‧阿里擔任伊拉克首相,他宣佈將遵守伊拉克的所有正式政治承諾,包括1930年的《英伊條約》。1940年6月,英國人照會伊拉克政府,英軍意欲在巴士拉登陸,借道前往巴勒斯坦。拉希德‧阿里允許英國軍隊通過巴士拉,但是要求他們盡快離開伊拉克的土地。同時,當英國人要求伊拉克向意大利宣戰時,拉希德‧阿里繼續明確表示伊拉克將保持中立。英國人用最嚴厲的字眼批評拉希德‧阿里,並向攝政王施壓,要求撤換阿里。1941年1月,拉希德‧阿里辭去首相一職。
  然而,伊拉克陸軍中的4名上校決定不顧攝政王和英國人的抵制,支持拉希德‧阿里重掌伊拉克政府。其中一位上校名叫薩拉赫‧丁‧薩巴格。他發表了一個充滿民族主義情感的演說:「我不信奉英國人的民主,不信奉德國人的納粹主義,也不信奉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我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巧舌如簧也好,道德說教也好,都不能讓我改變這一信念。」對於這些民族主義者而言,自由主義毫無可取之處。德國人的軍國主義給他們提供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一個可選模式。同盟國的國家,特別是法國和英國,都是一些殖民主義國家,它們仍然在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甚至一定程度上在伊拉克保持著殖民統治和影響。這些伊拉克軍官認為,與德國人結盟是實現自己目標——阿拉伯國家的完全獨立和統一——的一條道路。一位名叫裡瓦‧西蒙的歷史學家這樣解釋這種現象:「有一點可以肯定,伊拉克人中有一些是親納粹的,但是這些向德國求助的伊拉克軍官並不是納粹分子。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接受把自己看作高猶太人一等的種族意識,而只是指望找回他們當年與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人建立起來的那種和諧感情。當時在伊斯坦布爾的軍事學校裡,這些伊拉克軍官從德國軍事教官那裡,接觸到了德國人的思想,特別是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從而使他們受到了第一次西方化的洗禮。」海拉拉‧圖爾法,薩達姆‧侯賽因的舅舅,當時伊拉克陸軍的一名軍官,投身到了這次起義運動當中。384月1日,拉希德‧阿里和忠於他的上校們開始行動。他們包圍了攝政王居住的宮殿。第二天,攝政王逃離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組建了新政府,並發表聲明稱他願意履行伊拉克的所有國際承諾,包括《英伊條約》。英國駐伊拉克代表K.康沃利斯爵士和倫敦的官員們激烈爭辯如何以最恰當的方式回應這次起義。一周後,康沃利斯向英國政府遞交報告稱,拉希德‧阿里得到廣泛的支持,對付他只有一個辦法:動用軍事手段。丘吉爾覺得,能否控制巴士拉對於英國的戰事進程十分關鍵;英國人有必要確保波斯灣石油的供應安全,以及確保通往地中海地區、埃及和印度的石油運輸安全。關於英國駐伊拉克部隊的問題最終把英伊雙方的緊張關係推到一個頂點。丘吉爾不想冒任何風險。延誤戰機可能會讓軸心國佔盡上風。他發出了意思明確的指令,告訴英軍指揮官「當前最要緊的任務是在巴格達建立一個對英國友好的政府,竭盡全力擊潰拉希德‧阿里的勢力。」39英國人宣佈,他們要在巴士拉部署更多的部隊;拉希德‧阿里則稱,除非那些原來已經部署在伊拉克土地上的英國部隊轉移到巴勒斯坦,否則不能再有新的英國部隊在巴士拉登陸。英國人把拉希德‧阿里的這個聲明視作是違反《英伊條約》的行為。5月2日,英國和伊拉克之間爆發戰爭。英國皇家空軍對伊拉克部隊實施空襲,在戰爭的第一天就出動戰機200餘架次。拉希德‧阿里從軸心國國家那裡得到的支持太少,也太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伊拉克部隊就被打敗了,拉希德‧阿里逃離伊拉克。丘吉爾後來說道:「希特勒顯然放棄了在中東地區以很小代價換取很大收穫的機會。」405月30日,英伊雙方簽訂了停火協議;6月1日,攝政王重返巴格達。曾經支持拉希德‧阿里的4位上校後來被判處死刑。康沃利斯在他的報告中寫道:「伊拉克政府正在繼續清除軍隊裡和政府裡的親軸心國官員……然而,拉希德‧阿里在軍隊中和政府裡安插了許多自己的支持者。把這些人一一清除,並找到取代他們的合適人選需要一定時間。」41在英國人的授意下,近1000名伊拉克人被投進了監獄,薩達姆崇敬的舅舅海拉拉就是其中的一員;他被判入獄5年,並遭到軍隊除名。
  對於多數伊拉克人而言,1941年的戰爭將被當作一次重要的民族運動來紀念——這個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讓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裡充當了一段短時間的先驅角色。這次起義引發了童年薩達姆‧侯賽因的豐富想像。起義領導人之一薩巴格上校被處決前在獄中寫了一些回憶錄。薩巴格死後這些回憶錄被彙集成一部書付諸出版。薩達姆‧侯賽因仔細閱讀過這本對他產生深遠影響的書。薩達姆把薩巴格看作是「一個試圖實現泛阿拉伯目標的偉大民族主義者。儘管薩巴格沒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他的教導激勵著其他年輕的民主主義者努力實現這些目標。」事實上,薩達姆正是由於「受到薩巴格上校的回憶錄的啟發,才會繼承薩巴格上校和其追隨者們的遺志,為同一個民族主義目標努力奮鬥。」42當薩達姆前來與舅舅一起生活時,這次起義的失敗對於海拉拉來說仍然記憶猶新。
  薩達姆來到舅舅家裡生活幾年後,海拉拉在巴格達獲得了一個教師的職位,於是舉家搬到巴格達。薩達姆也跟隨舅舅來到這裡,暫時離開了提克里特。然而薩達姆與提克里特之間仍然有著緊密聯繫,將對他的個人和政治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他在政治上的一些關係人物與他在提克里特的家庭和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提克里特人在薩達姆需要的時候給他提供支持和保護;而薩達姆也對提克里特人不吝封賞,以作為對他們的忠誠和長久以來支持他的回報。依照習俗,提克里特的小男孩要在手腕上紋上三個小圓點。許多人在搬到大城市居住後都會去掉這個紋身,以隱匿他們的農民出身。然而薩達姆卻背道而馳,他願意保留自己的紋身。提克里特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黨需要你去巴格達」(1)

  20世紀50年代,國王費薩爾二世正式接掌權力,薩達姆‧侯賽因隨他舅舅家一起搬到巴格達市郊的海爾克區。海拉拉接受了新的教師職位,1955年秋天,薩達姆到海爾克中學上學。少年時代的薩達姆做過許多兼職工作:司機助手,小煙販,咖啡館服務生等等,賺取額外的零花錢。20世紀50年代的巴格達是一座十分繁榮的城市,各種政治活動十分活躍。從1920年到1950年,這個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三倍。由於石油產業帶來不斷膨脹的財富,巴格達周邊出現了許多像海爾克一樣的新興郊區城鎮。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國家財富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廣大農村地區的人們仍然十分貧困。他們紛紛來到巴格達尋找工作;但是大部分人只能在建築行業和服務行業找到低收入的工作。貧富生活水平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明顯。富人的家裡擺放著昂貴的電視機、冰箱和洗衣機。巴格達的街頭行駛著大約3萬輛汽車,大部分車是美國製造。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十分豐富。它擁有中東地區的第一個電視台,報攤上出售的阿拉伯語報紙品種接近50種。市中心坐落著許多電影院、裝飾豪華的商店以及生意繁忙的咖啡館。
  20世紀50年代是伊拉克首都忙於規劃、建設和變革的10年。1951年,各大石油公司貢獻了近50%的伊拉克石油收入。伊拉克政府作出新的安排,把大量石油收入編入新成立的發展委員會的預算當中,該委員會主要負責大型發展項目如大壩、道路以及醫院的建設。於是,巴格達有了5座跨河大橋。然而,發展委員會卻飽受指責,外國勢力的影響、貪污腐敗以及行事不公正等成了人們抨擊的對象。成千上萬的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生活在巴格達,有的在石油公司工作,有的為那些從發展委員會那裡獲得項目的外國承包商工作。
  1955年,伊拉克發展委員會啟動了一項龐大的現代化計劃,總投入高達14億美元。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伊拉克開始籌建一個核培訓和研究中心。作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的一部分,美伊兩國達成了一個雙邊協議,在伊拉克建立核研究設施。43美國向伊拉克提供科研用核反應堆的燃料——高濃縮鈾,一種可以用於製造核武器的物質。44
  這項現代化計劃還包括建造一些大型公共建築物。一些國際頂尖建築師,如勒‧科爾比西耶、阿爾瓦爾‧阿爾托和吉奧‧蓬蒂等,受伊拉克人委託,設計建造一所大學、一個體育館、一個博物館以及一些政府大樓。著名的美國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在1957年受國王費薩爾二世之邀來到巴格達,在底格里斯河中的一個小島上設計建造一座歌劇院。後來除了最初的設計邀請,賴特還受邀設計一個動物園、一個集市以及一座大學城。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賴特就讀過阿拉伯童話故事《一千零一夜》,那時候的他就對巴格達深深迷戀,做夢都想來到這座城市——公元8世紀時阿巴斯王朝鼎盛時期的首都。在阿巴斯王朝的統治下,巴格達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一個商業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把它稱為「智慧之城」。公元1258年,蒙古帝國的王子旭烈兀帶兵洗劫了這個城市。據說當年蒙古人把巴格達著名的圖書館裡數不清的藏書拋進河裡後,書上的墨水把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水都染黑了。那次征服帶來的恥辱和破壞成了許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心中不可磨滅的傷痛。
  賴特提到了他的計劃:「……我恰巧正在負責在這個創造文明的地方——伊拉克——設計一個文化中心。伊拉克被征服前,巴格達是哈倫‧拉希德5在位期間建立起來的一個美麗城市,但是蒙古人從北方襲來,摧毀了這座城市。現在伊拉克人發現了石油,他們擁有了巨額財富。如今他們完全有能力把這座城市重新恢復到哈倫‧拉希德時期的原貌。但是他們不可能這麼做,因為許多西方建築師已經在這裡建造著各種各樣的摩天大樓了……」45
  賴特給巴格達的建築設計融合了古典、伊斯蘭以及現代風格。他計劃在薩邁拉一個具有2500歷史的平台建築上立一個頌揚哈倫‧拉希德的功績的紀念碑,他還曾想在一個停車場裡設計一個古巴比倫時期的金字形神塔。賴特解釋說:「這些設計可以顯示,我們是否能理解並把我們祖先留下的東西詮釋出來,但我們沒必要對他們亦步亦趨。同樣巴格達也沒必要完全吸收來自西方的、所謂『現代』的建築樣式。」46賴特為巴格達所作的建築設計在某些方面而言十分巧妙,但是卻不符合這個城市的迫切需求。當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和國王在商議建造一些可以使人想起伊拉克輝煌歷史的建築物時,超過9萬名巴格達人居住在草草搭建的簡陋房子裡,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
  在巴格達,懸殊的貧富差距引發了政治上的不穩定。1948年和1952年分別發生過平民起義,但都被政府強力鎮壓了。伊拉克共產黨是這些起義的主要組織者。自1941年以來,伊共成為一支影響力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學生和工人當中擁有許多追隨者。歷史學家漢納‧伯特圖這樣寫道:「20世紀40年代,共產主義成了伊拉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並不把自己寄托在達官顯貴身上,而是植根於年輕人的心靈和思想中。共產黨行事堅定,組織完善,擁有許多支持者,很快在政治運動中脫穎而出……到了50年代,共產主義不但沒有走向消亡,反而進一步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共產主義思想激發了人們的忠誠信念,許多年輕人的加入使得共產黨具有無可置疑的力量。」47
  當時的伊拉克首相努裡‧賽義德和攝政王阿卜杜利拉很不得人心,他們曾在鎮壓1941年拉希德‧阿里領導的起義中與英國人進行合作,伊拉克政府實際上由他們二人掌控。20世紀50年代,政治迫害變本加厲,各反對黨都遭到壓制,發出反對聲音的報紙也被停刊。隨著政府內部人員把持議會,這條發表不同政見的通道也被封堵了。伊拉克政府狹隘的政治偏見導致人們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1955年,伊拉克政府加入巴格達公約組織——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其他成員包括英國、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組織。這個舉動被許多伊拉克人看作是一個對付泛阿拉伯主義的陰謀,是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加強干預本地區事務的表現。1956年,在埃及廣受歡迎、具有泛阿拉伯主義思想的領導人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宣佈,埃及收回對蘇伊士運河的所有權。為了不讓蘇伊士運河重新被埃及人掌握,法、英和以色列等國聯合對埃及發動進攻,但被納賽爾的軍隊成功擊退。伊拉克政府對納賽爾的舉動反應不冷不淡,但是伊拉克民眾卻從他成功抵制外國控制的事件中受到鼓舞。

  「黨需要你去巴格達」(2)

  暴動和罷工活動在巴格達此起彼伏。正在萌芽中的學生運動擴展到這座城市的各個學校中,其中包括海爾克中學,薩達姆正在這裡磕磕絆絆地進行著他的學業。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影響了薩達姆,他拋下書本,走上街頭參加暴動。薩達姆在這種喧囂的政治場面如魚得水,後來他逐漸向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以下簡稱復興黨)——一個宣揚阿拉伯式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小黨派靠攏,1955年時該黨大約吸收了300名成員。薩達姆靠組織一些街頭混混進行類似學生運動的活動進入復興黨人的視線中。早先薩達姆對復興黨並沒有多大熱情。他報考了巴格達軍事學院,因為走這條路可以確保他成為一名伊拉克軍官。但是薩達姆落榜了,擺在他面前的選擇變得更為清晰起來,因為主流政治生活已經對他關閉了大門。1957年,20歲的薩達姆成為復興黨的一名預備黨員。薩達姆喜歡把這段在巴格達的時間稱為「我們進行地下自由鬥爭的日子」。48
  民族民主黨、復興黨和伊拉克共產黨是當時伊拉克的幾個主要反對黨,它們的政治見解並不相同,但是卻有著共同的改革和反殖民主義目標。考慮到嚴酷的政治氛圍,它們最終認識到,聯合起來組成一股對抗專制政權的力量十分關鍵。它們聯手成功抵制了1957年的國家大選,作為對伊拉克國內政治壓迫的抗議。這些反對黨與軍隊中的一個秘密組織「自由軍官」取得了聯繫。發動一次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
  1958年7月13日的傍晚,國王費薩爾二世在王宮裡宴請他的貴賓。一位魔術師為一小群孩子表演過魔術後,晚上9點30分舉行晚宴。宴後,國王和一些客人走到隔壁的祖胡爾宮觀看電影《睡衣仙舞》。第二天一大早,國王用過早茶後,正當剃鬚的時候,猛然聽到廣播裡播了一條外面發生了革命行動的新聞。巴格達的各條街道上擠滿了示威人群。早上6點30分,廣播裡宣佈,軍隊已經「從帝國主義安置的腐敗政權手裡解放了這片親愛的土地。」49由阿卜杜勒‧卡裡姆‧卡西姆和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指揮著一個旅的陸軍進入巴格達。士兵們包圍了王宮和首相努裡‧賽義德的住所。國王和攝政王等一些王室成員在試圖逃離王宮時被機關鎗射殺。努裡‧賽義德成功逃出了住所,但是幾天後,假扮成一名婦人的他在準備離開巴格達時被士兵當場擊斃。當時的約旦國王是費薩爾二世的表兄,他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台向世人宣告了伊拉克國王和首相等人被殺的消息。接下來的幾天裡巴格達陷入公開搶劫和報復性廝殺的混亂之中。
  卡西姆和阿里夫在電視上露面,呼籲民眾「為了祖國的利益保持秩序和團結」,並宣佈建立共和國,組建一個民主政府。50卡西姆就任總理一職,阿里夫擔任副總理及內政部長。君主制和議會制度被廢除,而軍隊也對那些忠於舊政權的人員進行了清理。經過重組後的軍隊成了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支柱。共和國把外交政策的重點放在消除阿拉伯世界殘留的殖民主義影響上。伊拉克與中國和蘇聯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顯示出新政府的社會主義傾向。
  1958年7月,為了實現推翻專制政權的共同目標,各種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走到一起。然而,革命勝利後,伊拉克出現了政治分化現象。新共和國成立數天後,復興黨的創始人米歇爾‧阿弗拉克——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敘利亞人——抵達巴格達。復興黨宣揚一種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它呼籲把整個阿拉伯地區整合成一個國家。阿弗拉克說道:「我們代表自由、社會主義和統一。這符合阿拉伯民族的利益……」51阿弗拉克希望伊拉克加入新成立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時這個共和國已經有了埃及和敘利亞兩個成員。然而,伊拉克共產黨強烈表示反對。領導這次革命的軍官們也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阿里夫希望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而卡西姆堅決不同意。阿里夫逐漸向民族主義者和復興黨靠攏,而卡西姆則慢慢與伊拉克共產黨建立了親密關係。伊共是當時伊拉克組織最完善的政黨,擁有數量最大的支持者。共產黨人給卡西姆提供了必要的支持,鞏固他作為伊拉克領導人的地位。卡西姆對阿里夫越來越心存疑慮,把他視為自己權力的直接威脅。1958年秋天,阿里夫失去了所有內閣職務,並被任命為伊拉克駐德國大使。阿里夫只在德國呆了很短一段時間。返回巴格達後,他立刻遭到逮捕,接著受到審判並被投入監獄。阿里夫丟掉了權力,復興黨的政治命運似乎就要急轉直下了。
  1958年7月14日的革命對薩達姆‧侯賽因和他的家鄉提克里特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伊拉克其它地方一樣,提克里特人也分為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兩派。這次革命發生幾個月後,薩達姆被指控殺害了巴格達當地一名共產黨領導人哈吉‧薩阿敦——薩達姆的舅舅海拉拉的一位政治競爭對手。法庭宣判21歲的薩達姆罪名成立,把他送到薩賴監獄服刑。作為一名經歷過革命後幾個月動盪日子的復興黨成員,薩達姆覺得,監獄裡比巴格達的街頭安全多了。6個月後,薩達姆得到釋放。他返回了提克里特,在那裡繼續從事政治活動,經常把一些復興黨的標語貼在當地建築物的牆上。不久,一名復興黨成員找到薩達姆,對他說道:「黨需要你去巴格達。」薩達姆立刻動身前往巴格達,接受自己的任務。52

  註釋(1)

  1 阿米爾‧伊斯坎德爾著:《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哈桑‧塞利姆譯(巴黎:Hachette Realites出版社,1980),第21-22頁。
  2 A.S.埃爾韋爾‧薩頓著:《巴格達上方的底格里斯河》,《地理學雜誌》【英】第60卷,第1期,(1922年7月),第36頁。
  3弗雷婭‧斯塔克著:《巴格達印象》(倫敦:John Murray出版社,1946;1937年初版),第14頁。
  4同上。
  5「採訪薩達姆‧侯賽因實錄」,《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福阿德‧馬塔爾編(倫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27-228頁。
  6薩達姆在1979年8月發表的一個演講,伊斯坎德爾摘錄在他的書《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裡,第20頁。
  7「採訪薩達姆‧侯賽因實錄」《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福阿德‧馬塔爾編(倫敦:第三世界中心出版公司,1981),第236頁。
  8 《我是薩達姆的童年朋友》,英國BBC記者採訪易卜拉欣‧祖貝迪實錄,http:// news. 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99891.stm(摘於2003年7月29日)。
  9 引自埃夫拉伊姆‧卡什和伊奈利‧勞齊的著作:《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治生涯》,第二版(紐約:Grove出版社,2002),第9頁。
  10 阿卜杜‧阿米爾‧穆阿拉著:《奔流的河》(巴格達:Dar al-Shu'un al-Thaqafiyyah al-Ammah出版社,1995年),第7頁。
  11 伊斯坎德爾著:《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第21頁。
  12 賽義德‧K.阿布裡什著:《薩達姆‧侯賽因:報復政治學》(倫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17頁。
  13 《薩達姆:歷史的警示》,英國BBC電視台2002年11月3日播出的《全景》欄目,本文作者摘自BBC新聞網站:http:// news.bbc. 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2371697.stm(摘於2003年7月29日)。
  14 伊斯坎德爾著:《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第22頁。
  15 《我是薩達姆的童年朋友》。
  16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23-29頁;福阿德‧馬塔爾編:《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第31頁。賽義德‧K.阿布裡什指出,為了達到宣傳效果,這個故事大大誇大了事實;他認為,薩達姆的母親不可能反對薩達姆與她兄弟一起生活,更不可能的是親戚們竟然會把槍給一個小男孩。請參閱阿布裡什著:《薩達姆‧侯賽因:報復政治學》,第19頁。
  17 《我是薩達姆的童年朋友》。
  18 穆阿拉著:《奔流的河》,第9-10頁。
  19 傑羅爾德‧M.波斯特著:《從政治心理學角度剖析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政治領導人的心理分析》,傑羅爾德‧M.波斯特編(安娜堡: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37頁。
  20 《與薩達姆‧侯賽因面對面》,《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福阿德‧馬塔爾編(倫敦:第三世界出版公司,1981),第228頁。
  21 馬吉德‧哈杜裡著:《社會主義伊拉克:1968年以來伊拉克政治研究》(華盛頓:中東學會出版社,1978),第72頁。
  22 埃德蒙德‧坎德勒著:《英國人在巴格達大受歡迎》,《衛報》【英】,1917年3月16日。
  23 引自厄內斯特‧B.哈斯的文章:《協調相互衝突的殖民政策目標:接受國際聯盟托管制度》,《國際組織》【美】第6卷,第4期(1952年11月),第526頁。
  24 阿諾德‧威爾遜爵士著:《忠誠:美索不達米亞》第二卷(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6年;1931年初版),第99頁。
  25 《格特魯德‧貝爾書信集》,第二卷,貝爾夫人編(紐約:Boni & Liveright出版公司,1927)第465-466頁。
  26 吉奧夫‧西蒙斯著:《伊拉克:從蘇美爾到薩達姆》(紐約:聖馬丁出版公司,1996;1994年初版),第214頁。
  27 西蒙斯著:《伊拉克:從蘇美爾到薩達姆》,第213頁。
  28 彼得‧斯拉戈賴特著:《英國人在伊拉克,1914-1932》(倫敦:Ithaca出版社,1976),第264頁。
  29 戴維‧甫洛姆金著:《結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紐約:Henry Holt & Company出版社,1989),第452頁。
  30 《格特魯德‧貝爾書信集》,第二卷,第502頁。

  註釋(2)

  31 戴維‧甫洛姆金著:《結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0頁。
  32 阿隆‧S.克裡曼著:《英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基石:1921年開羅會議》(巴爾的摩:Johns Hopkins出版社,1970),第95頁。
  33 溫斯頓‧丘吉爾對英國國會下議院的演講:《關於中東地區的政府政策》,1921年6月14日,引自《溫斯頓‧S.丘吉爾演講大全,1897-1963》,第三卷,羅伯特‧羅德斯‧詹姆斯編(倫敦:Chelsea House出版社,1974),第3102頁。
  34 《格特魯德‧貝爾書信集》,第二卷,第69-610頁。
  35 托比‧道奇著:《建設中的伊拉克:失敗的國家建築和對歷史的否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3)。
  36 戴維‧甫洛姆金著:《結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第509頁。
  37 裡瓦‧S.西蒙著:《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伊拉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創立和應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6)。
  38 西蒙著:《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伊拉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創立和應用》,第vii頁,第133頁。
  39 吉奧夫‧西蒙斯著:《伊拉克:從蘇美爾到薩達姆》,第222頁。
  40 拉格西德‧埃爾首爾著:《英國與伊拉克的兩次戰爭:1941/1991》(倫敦:Ithaca出版社,1996),第133頁。
  41 康沃利斯在1941年6月9日遞交給英國外務及英聯邦事務部的報告:《哈桑王朝的記錄:一份20世紀的歷史實錄》第十三卷,第316頁。
  42 馬吉德‧哈杜裡著:《社會主義伊拉克:1968年以來伊拉克政治研究》,第73頁。
  43 《第20份關於在和平使用原子能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計劃的進度報告》,由劉易斯‧S.斯特勞斯在1957年7月29日遞交給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圖書館收藏,數字國家安全檔案館複製。
  44 良知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紀念艾森豪威爾總統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講話50週年的聲明》,2003年12月8日,http//www.ucsusa.org/global_ security/nuclear_terrorism/page.cfm?pageID=1296(摘於2005年3月23日)。
  45 賴特1957年7月在聖拉斐爾高級中學的演講:《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建築圖:1957年的巴格達項目》,http://www.geocities.com/SoHo/1469/flw_iraq.htm(摘於2003年8月6日)。
  46 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為巴格達所作的建築設計》,《建築論壇》【美】(1958年5月):第91頁。
  47 漢納‧伯特圖著:《伊拉克的舊式社會等級制度和革命運動》(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8)第465頁。
  48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丹‧拉捨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採訪實錄,本文作者摘自CBS新聞網站:http://www.cbsnews.com(摘於2003年8月13日)。
  49 馬里昂‧法魯克‧斯盧格萊特和彼得‧斯盧格萊特合著:《1958年以來的伊拉克:從革命到獨裁統治》,修訂版(倫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49頁。
  50 同上。
  51 米歇爾‧阿弗拉克:《阿拉伯社會復興主義》,收錄於《薩達姆‧侯賽因讀本》,圖裡‧蒙特編(紐約:Thunder』s Mouth出版社,2002)第37-38頁。
  52 伊斯坎德爾著:《薩達姆‧侯賽因:戰鬥者、思想家和男子漢》,第50-52頁。


  第二章 薩達姆的權力之路

  暗殺卡西姆(1)

  1959年秋天,局勢變得十分明朗:在阿卜杜勒‧卡裡姆‧卡西姆政府管理下的伊拉克,復興黨人掌握重權的希望微乎其微。於是,復興黨的一些領導人認為,行刺總理卡西姆的時機已經成熟。薩達姆‧侯賽因就這樣被召集到巴格達,開始為暗殺行動做準備。他在拉希德大街租了一套公寓,這條大街剛好穿過巴格達市中心,距離老城門很近。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的末任巴格達省省長曾於1916年主持了這條大街的開通儀式。薩達姆搬到這裡時,拉希德大街已經成了巴格達時尚專業人士喜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許多家報社在這條街上開設了辦公室。知識分子們聚集在這裡有名的咖啡館裡,品著茶聊著天。然而他們不會想到,一個名叫薩達姆‧侯賽因的人很快就要給這條著名大街的歷史上新增一個章節。1自從1958年7月專制政權被推翻後,復興黨人一直對卡西姆持敵對態度。許多政治團體參加過「七月革命」,它們中不少人並不準備默默服從卡西姆的領導。伊拉克人經常走上街頭,高聲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示威活動在這個國家是家常便飯。卡西姆也組織了一些示威活動進行反制,有時候兩派人馬會發生暴力衝突。長期的對抗導致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最終到達一個極點,1959年3月,摩蘇爾發生了暴動。歷史學家漢納‧伯特圖寫道:「一切社會機構都似乎瓦解了,一切政治權威都似乎消失了。個人主義思想突然大行其道,最終發展成了一種無政府狀態。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爭鬥釋放了人類自古以來的好鬥本性。這種爭鬥使這些人充滿了狂熱的力量,最終把他們帶到了內戰邊緣。」2摩蘇爾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佔據優勢的城市,摩蘇爾的駐軍當中有不少反對卡西姆的「自由軍官」組織成員。當時關於這些軍官正在計劃一次叛亂的傳聞滿天飛。
  同年2月下旬,伊拉克共產黨主辦的一份報紙宣佈,伊共將於3月6日在摩蘇爾舉行一次集會。這次集會有兩個目的:其一是給卡西姆和伊拉克共產黨提供一個防止士兵發動叛亂的機會,其二是給在人數上遠遠少於民族主義者的當地共產黨表達支持。卡西姆支持伊共的這次集會,官方媒體播發了大量相關新聞報道。從伊拉克其他城市開往摩蘇爾的列車人滿為患。數千人湧進了這座城市。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摩蘇爾的民族主義者感覺自己正處於包圍之中,「自由軍官」組織的一些成員認為,實施政變的時機已經到來。3月6日,一支由大約25萬人組成的遊行隊伍通過摩蘇爾城,參加遊行的人高喊支持卡西姆的口號。當天的遊行活動進展十分平和,沒有發生暴力衝突事件。第二天遊行活動繼續進行,這時民族主義者也走上了街頭,舉行針對伊共的示威活動。3月8日早晨,摩蘇爾電台播發了一則聲明,要求民族主義者「起來反抗卡西姆」,因為他已經「背叛」了「七月革命」,並且「與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作對」。3接下來的4天裡暴力衝突持續不斷,造成了數百人死亡。這次叛亂的一些組織者被逮捕,並受到審判。摩蘇爾的叛亂平息後,伊拉克共產黨進一步擴大了自身的影響,而民族主義者和復興黨人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摩蘇爾的叛亂讓伊拉克置身於冷戰時期政治角力的中心位置。4月11日晚,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與正在奧古斯塔休假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通了電話。當時這位國務卿正在佛羅里達接受癌症治療,而他那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弟弟艾倫‧杜勒斯,正在這裡探望兄長的病情。這次電話交談的內容十分緊急,總統要求中情局局長當晚就前來奧古斯塔與他密談。在後來的記者招待會中,總統的新聞秘書否認總統和中情局局長之所以有這次會面是由於伊拉克發生了「緊急事件」,不過他承認伊拉克是他們談話的一個主要話題。44月28日,艾倫‧杜勒斯稱,伊拉克出現了「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局勢」。杜勒斯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了簡短通報。據前參議員富布賴特回憶,杜勒斯當時警告說共產黨即將「全面接管」伊拉克政府。富布賴特還能清楚記得美國官員應對這次危機的對策,其中一個關鍵手段就是拉攏埃及總統納賽爾。當時有報道說,蘇聯人與納賽爾之間發生了不愉快。這讓杜勒斯看到了希望:或許能夠讓這位埃及領導人成為美國對抗伊拉克共產黨的一個盟友。5整個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共產黨在伊拉克不斷發展壯大越來越擔心。1951年2月,美國國務院部署在中東地區的資深外交官們聚集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了一次會議,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目標進行評估。這次會議最後得出結論:冷戰期間,美國「在中東地區所有的軍事和政治目標」當中,最主要的目標是「動用一切力量,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6美國官員發動了一輪宣傳攻勢,意圖削弱共產黨在伊拉克的影響。大量反共海報出現在了巴格達街頭。這些海報上印著一頭紅顏色的豬的形象,下方配有一行阿拉伯文字,指明這象徵著共產主義。而之所以要用豬來做象徵物,是因為「穆斯林對這個很忌諱」。7不久後,阿拉伯語版的反共宣傳小冊子也出現了。據一份當時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的備忘錄披露:「這些宣傳手冊將首先致力於吸引受過教育的、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他們一般都屬於城市中產階級。這些群體包括政府官員和僱員、教師、教授、律師、軍官、宗教領袖,其他專業人士以及城市商人。」8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還在伊拉克的各個中學和大學裡進行各種活動,意欲削弱伊拉克共產黨在學生當中的影響力。9摩蘇爾的叛亂行動加重了美國人對已經在伊拉克發展了一段時間的共產主義的擔憂。1959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政府官員對在摩蘇爾發生的事件以及共產黨在整個伊拉克擴大影響高度關註:「(伊拉克)共產黨控制了普通民眾,控制了電台和大部分報紙,控制了學生和專業組織。它與世界上其他共產主義集團建立了新的經濟聯繫,並且得到武器裝備。總理的一些親信顧問也有共產主義傾向。看來伊拉克即將被共產黨接管。」10

  暗殺卡西姆(2)

  摩蘇爾叛亂的另外一個結果是卡西姆與復興黨徹底決裂,他把民族主義者和復興黨人清理出了政府和軍隊。復興黨人最終決定暗殺卡西姆,因為這是他們可能掌握權力的唯一方法。11暗殺的時間就定在10月7日。薩達姆和其他幾個同謀者在拉希德大街碰頭。薩達姆當時穿著舅舅海拉拉的一件大衣。他在大衣下面藏了一把槍。當卡西姆的汽車從他們身旁駛過時,這些刺客紛紛開槍射擊。最終由於計劃十分粗糙,這次暗殺企圖沒有得逞。卡西姆中了彈,但不是致命傷。薩達姆的一條腿受了一點皮外傷。另外一名刺客被擊斃,屍體留在了現場,這最終暴露了暗殺策劃者的身份,他們不得不選擇逃亡。事實證明,行刺卡西姆對於薩達姆而言是一個重要經歷。
  1959年10月7日這一天發生的事件後來被一遍又一遍地反覆敘述。在薩達姆的授意下,基於這個事件的一部小說出現了,甚至還據此拍攝了一部電影。薩達姆自己也經常向記者和傳記作者講述這次經歷。在擔任總統期間,為了紀念這一事件,薩達姆特地再次游泳橫渡底格里斯河,重溫一遍當年逃亡時的狼狽經歷。這次針對卡西姆總理的未遂刺殺成了薩達姆‧侯賽因生命中的一個重大事件,給他提供了一次為自己戴上神聖光環的機會。
  薩達姆版本的整個事件經過在他的一位傳記作家阿米爾‧伊斯坎德爾筆下再現出來。當薩達姆和其他幾名復興黨人逃離現場時,一位警察向他們開槍。薩達姆的一條腿中了彈,但是他首先關心的是確保所有人坐上他們用以逃跑的汽車。為了避免被當局抓獲,他們選擇不去醫院。但是薩達姆的槍傷顯然需要治療。其中一個同伴就用一片剃鬚刀片和一把剪刀取出了彈頭;薩達姆痛得暈了過去。由於擔心警察會找到他們的藏身之所,薩達姆離開那裡前往舅舅海拉拉家。海拉拉告訴他,他當時正在一位住在拉希德大街的朋友家做客,目睹了整個事件經過。薩達姆請舅舅幫他弄到一支治療傷口的針劑。不久薩達姆得知,留在那個藏身之所的其他同夥已經被發現,並遭到逮捕。薩達姆把舅舅家裡所有他與那些同伴的合照全部燒燬,隨後離開了舅舅家。15分鐘後,警察突襲了這棟房子。
  薩達姆來到住在巴格達遠郊的一位親戚家裡。第二天一早,他裝扮成一位伊拉克老年農民,懷裡揣著一柄匕首,乘了一輛出租車來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下車後,他一瘸一拐地沿公路步行。正當薩達姆為腿上的傷痛感到無法忍耐時,他看到了一匹馬。薩達姆用17個第納爾從當地農民那裡買下了馬,騎著它沿著一條與底格里斯河平行的公路向提克里特奔去。他騎了一天馬,當天晚上就宿在一戶貝都因人家裡。第二天晚上他是在野外度過的。到了第三天晚上,當他到達靠近薩邁拉的一個山區時,剛好碰上當地一個貝都因人家正在舉辦婚禮,他因此飽餐了一頓羊肉。次日,幾個開著一輛政府用車的持槍人員把薩達姆攔了下來。薩達姆費了好大的勁才讓他們相信,自己是一位當地的貝都因人,他們就放行了。黃昏時薩達姆來到渡口,但是沒能趕上渡船。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他決定游過底格里斯河。把馬放走後,薩達姆脫下衣褲,把它們繫在脖子上,牙齒咬著匕首,游過了河。
  伊斯坎德爾用了大量誇張的辭藻描寫這次夜渡底格里斯河:「只有真主知道,是誰在這個緊要關頭給了他超人般的力量。他與波浪搏鬥時,腿上帶著傷痛,脖子上繫著衣物,水有時沒過了他的頭頂,時刻威脅著把他那疲憊的身軀推向深淵。但是,憑藉著堅強的意志力,他頑強地與險惡的波濤搏鬥,執著地維持著對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不會放棄。他拒絕死亡。」12
  經過這一番痛苦的折磨後,薩達姆在河對岸的一個小泥屋裡躲了一陣子,最後動身前往母親家。他的哥哥與當地復興黨人取得聯繫,他們馬上來人把薩達姆接走。復興黨人安排薩達姆與另外兩名同伴逃往敘利亞。他們在晚上趕路,依靠星星來確定方向。第七天晚上,他們終於到達敘利亞,在一些貝都因人的帳篷裡過夜。在大馬士革呆了幾個月後,薩達姆去了開羅。
  薩達姆參與的這次未遂暗殺事件還被伊拉克作家阿布德‧阿米爾‧穆阿拉寫入他的小說《長夜漫漫路迢迢》裡。小說的情節緊扣伊斯坎德爾所寫傳記的敘事框架,但是小說作者對薩達姆逃亡的細節部分進行了加工,把他描寫成一個用自己的機智和勇氣為伊拉克的更大利益服務的英雄人物。這本書的前言這樣寫道:「儘管這是一本小說,但它的確來源於在伊拉克發生的真實歷史事件。它生動地記錄並見證了一些年輕人的戰鬥,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年輕人是新伊拉克真正的典範。它是真實生活的藝術再現。」《長夜漫漫路迢迢》通篇充斥著關於犧牲、痛苦、忍耐和愛國主義的戲劇化描寫。小說的主人公穆罕默德在保護自己倒下的同志時被一顆子彈擊中。坐上他們用於逃跑的汽車,他和朋友們來到附近的一個公寓裡。本來應該有一位醫生等在那裡給他們治傷的,但是這名醫生一直沒有出現。穆罕默德的傷口在流血,忍著巨大的疼痛,他說服了一位同志用剃鬚刀片從他腿上取出子彈。在取子彈的過程中,穆罕默德疼得渾身發顫,他咬住自己的嘴唇免得由於疼痛叫出聲來。
  穆罕默德認為,警察肯定發現了他們的藏身之所,他向其他幾名同伴宣佈:「我要離開了。但是我不會向劊子手屈服的。」他溜了出來,悄悄來到舅舅家裡。儘管他不想告訴舅舅自己所做的事情,他還是得知事情發生時舅舅正在拉希德大街拜訪一位朋友,並看到了這次未遂暗殺的全過程。當穆罕默德講述他的朋友是如何從他腿上取出子彈時,「舅舅的嘴唇和臉上肌肉都在顫抖……兩行傷心和慈愛的淚水從眼裡流了下來」。

  暗殺卡西姆(3)

  儘管警察正在緊急追捕這些未遂刺客,穆罕默德還是花了一些時間制定逃出巴格達的計劃。由於擔心會被警察抓到,他就這樣給自己打氣:「過去你在散發黨的傳單的時候,不是曾經讓他們疲於奔命嗎?過去你跟他們作過這麼多次搏鬥,而且還赤手空拳把他們打得鼻青臉腫,他們不也是毫無辦法嗎?過去你給人們上課,呼籲他們起來反抗奴役的時候,他們不是也被弄得精疲力竭嗎?」恢復勇氣後,穆罕默德來到住在巴格達郊區的一位遠方親戚家中,在那裡過了夜。第二天,他穿著一套傳統的伊拉克服裝離開了這戶人家。為了讓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位農民,他把鞋子塗滿了泥土。離開前他還把一柄小刀揣進了口袋。
  隨後穆罕默德雇了一輛的士來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沿路步行時,他發現了一匹馬,於是從馬主人那裡把它買下。騎著馬沿著底格里斯河岸邊的路向北奔馳,他想要去童年時在提克里特生活過的家。看著河水,穆罕默德思緒萬千:
  底格里斯河睡著了嗎……這條流經伊拉克全境的底格里斯河?它真的睡著了嗎,這條從遙遠的古代一直流淌至今、為人民解決飢渴的河流?……正是這條河流,給它兩邊的河岸上帶來了肥沃的泥土,灌溉了田地,而且從那自古以來就常新的土地上塑造出了與古時候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人民!……歷史老師講過,這些伊拉克先民與強大的自然搏鬥,把他們的手伸向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伸向堆積著淤泥的河岸,創造出了第一個文明。他們開始用文字記錄歷史事件的時間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早。
  這段文字讓讀者在印象中留下了薩達姆的這樣一個特定形象:他一身農民裝扮,騎著馬前往他童年時在提克里特的家;在為當代伊拉克的苦難歷史哀歎時,他從底格里斯河晝夜不息的流水,以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光輝成就中找到了希望和勇氣。他是一位迫切想拯救伊拉克的普通人,從這個國家的古代歷史和壯麗的山川中獲得了超凡的力量。
  薩達姆的舅舅海拉拉是這本小說的一個中心人物。對於薩達姆而言,舅舅充當著父親的角色,對他關心備至,愛護有加。小說中把他舅舅描寫成了一位愛國人士,卡西姆政權的腐敗使得他心灰意冷。正當穆罕默德(也即薩達姆)「勇敢地」走在前往提克里特的路上時,巴格達的報紙刊登著通緝他的照片。看到報紙時他的舅舅詛咒道:「這算是一種什麼公正?成千上萬人在監獄裡受著折磨。許許多多的家庭看不到男人……只剩下飢餓的孩子。哼!這些無恥的東西!難道他們認為人民什麼也不懂嗎?……他們到底是人類還是獸類?」
  經過一段艱難跋涉後,穆罕默德終於到達了家鄉。他的哥哥看到他時喜極而泣。由於警察正在加緊追捕他,他被告知必須立刻前往敘利亞。於是穆罕默德與幾個同伴一道,踏上了必須穿越沙漠的危險旅途。當他們走出沙漠進入敘利亞境內時,穆罕默德匍匐在地。「他把手伸進沙裡,緊緊地抓起了一把沙子……他的嘴唇焦乾……上面覆蓋著厚厚一層屬於伊拉克的塵土,那是在這次漫長的沙漠之旅當中積下的」。13
  這次未遂的暗殺事件還被搬上了1980年拍攝的電影《長夜漫漫路迢迢》裡。在影片正式開始前,屏幕上打出了這樣一則提示:「本影片並不是關於歷史事件的記錄片,但它從那些事件中獲得了靈感」。這部電影的主演是薩達姆‧卡邁勒——當時薩達姆‧侯賽因一位不為人所知的親戚。《長夜漫漫路迢迢》由伊拉克戲劇與電影組織製作,陶菲克‧薩利赫執導。薩利赫是一位埃及籍導演,曾經基於一些著名阿拉伯作家的作品,拍攝了一些關注社會不公和政治腐敗的電影,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1973年他來到伊拉克教授電影課程。他受到薩達姆委託,執導影片《長夜漫漫路迢迢》,取材於穆阿拉的同名小說。
  影片的開頭場景放在巴格達的拉希德大街。人行道上站滿了圍觀的人群,他們互相推擠著爭搶一個好位置。所有人都伸長了脖子朝總理卡西姆的座車駛來的方向張望,這個鐘點是卡西姆從辦公室下班回家的時間。當汽車駛近時,人群裡發出吹口哨聲和鼓掌聲。這時鏡頭轉到一位坐在汽車後排坐位的高官身上。然後電影觀眾就可以從這位伊拉克領導人所處的角度看圍觀群眾。突然間,槍聲響了,鏡頭猛地一晃,接著轉到被子彈打破的汽車擋風玻璃上。司機已經倒下,汽車就停在街道中間。這次伏擊持續了一段時間;參與伏擊的人中幾個手持機關鎗,而另外幾個拿著手槍。後來,他們開始撤退,但是其中一個人停了下來,把一位倒下的同伴負在背上。由於帶著一個傷員行走不快,他成了政府特工重點對付的目標。穆罕默德腿上中了一槍,他強忍著疼痛,一瘸一拐地勉強來到他們用以逃跑的汽車上,與等在那裡的其他同伴會合。電影的情節與小說大致無異。電影接近尾聲時,穆罕默德(即薩達姆)一副農民裝扮,獨自一人身處沙漠之中。他跪在地上,手裡抓著滿滿一把沙子。然後鏡頭開始放大,展示一個廣角畫面。在逐漸變響的背景音樂聲中,薩達姆「驕傲地」向日落方向走去。
  這些在薩達姆授意下對1959年10月發生的事件的記敘——包括傳記、小說和電影——並沒有多大價值,它們大多是在薩達姆步向總統寶座的過程中製作出來的。當上伊拉克總統後,薩達姆在塑造和推廣自我形象時,都會緊緊圍繞他曾經試圖刺殺卡西姆總理的這個經歷。在擔任總統期間,薩達姆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講述自己從巴格達到敘利亞的這段艱難行程。1998年,薩達姆訪問了當年逃亡時路過的一個底格里斯河岸邊的小村莊。他講到了那個艱難的夜間游泳渡河的經歷。「當時的情況就和你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一樣,或許還更糟,」他回憶說,「我的衣服全濕了,腿上又有傷,而且一連四天我都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我該怎麼描述呢?真的很難描述我是如何爬上岸的。」14薩達姆在講述中還不忘強調家族的重要性。他引以為榮的舅舅給了他溫暖,一些遠房親戚給了他庇護,而他在提克里特的哥哥則在他逃亡行程的最後一程給了他幫助。薩達姆把自己描述成伊拉克之子,身上帶著深深的農民和貝都因人的印記。在薩達姆炮製的1959年10月發生的事件中(出現在一些電影、小說、傳記以及採訪中),一次未遂暗殺被描繪成了一種英勇和充滿犧牲精神的行為,體現了他對國家無比的熱愛。

  亡命天涯(1)

  在大馬士革,薩達姆全身心投入到復興黨的活動中,他接觸了大量伊拉克籍和敘利亞籍復興黨人。他還見到了復興黨的創始人之一米歇爾‧阿弗拉克,後來兩人成為長期的朋友。阿弗拉克對薩達姆青眼有加,讓他成為復興黨的一名正式黨員。幾個月後,復興黨把薩達姆和另外大約500名伊拉克流亡人士派到了開羅。
  薩達姆的住所距離尼羅河不遠,他在開羅開始了相當低調的生活。他進了當地的卡斯爾尼爾中學讀書,完成他的高中教育。閒暇時間,薩達姆與其他學生就泡在咖啡館裡,下棋讀書。他還去過一次埃及著名歌星烏姆‧卡爾漢姆舉辦的演唱會。薩達姆和當時同在開羅流亡的阿卜杜勒‧卡裡姆‧捨克利一起度過了大部分時間,他的這位密友也是一位復興黨活動分子。1961年,薩達姆終於高中畢業了,當時他24歲。儘管被開羅大學法律專業錄取,他還是很快放棄了學業,目的就是為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
  事實證明,納賽爾時期的埃及是薩達姆學習投入政治生活的重要場所。後來他常會說道:「阿卜杜勒‧納賽爾時期的埃及是當時阿拉伯民族的重要支柱。不管我們會怎麼評價阿卜杜勒‧納賽爾的政治試驗,我們都必須承認這一事實。」儘管復興黨人與納賽爾的政見有分歧,薩達姆還是承認:「我受到了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的影響。」薩達姆加入了復興黨在當地的分部,他很快就當選復興黨「地區指揮部」成員。薩達姆有一次回憶自己在開羅的日子時,曾經說道:「我過的是一種很普通的生活。住在簡陋的房子裡,讀書學習,但是我這個復興黨學生還要從事秘密工作。與其他人不一樣,我對開羅的燈紅酒綠不感興趣。我的生活非常簡單。我秘密地進行各種組織工作。」
  在開羅期間,薩達姆與他的表妹薩吉達訂了婚,他與舅舅海拉拉的這位女兒在童年時一起生活過好幾年。按照貝都因人的傳統,薩達姆請繼父拜訪薩吉達的父母,並為他提親。曾經有一次他告訴一位記者說,當時父母親告訴他,薩吉達在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許配給他了。「……我年齡越大,自然而然地對她的愛就越深,但是我沒有告訴過她自己對她的感情,即使我們曾經是一家人,我是她家中的一分子。在開羅,我第一次正式宣佈,我希望與我的表妹結婚……」15開羅的伊拉克學生協會組織了一次宴會,慶祝他們倆的訂婚。薩達姆為這次宴會精心修飾自己,小心翼翼地把一塊手帕端端正正地疊進西服套裝的前胸口袋裡。
  薩達姆似乎從舅舅海拉拉那裡繼承了把自己打理得一絲不苟的愛好。在埃及期間,儘管這位樸素的學生囊中羞澀,他的穿戴一直十分整齊。這一點可以從他在埃及時拍攝的照片明顯看出來。就算是在這些平常遊玩時拍的快照中,薩達姆也十分在意自己在鏡頭前的表現。每張照片中的薩達姆似乎都經過精心的造型設計:在一隻沿尼羅河順流而下的小船上;在阿勒旺的一個日本風格的公園裡;在上埃及參觀一個煉糖廠與一群工人合影時;觀看一個農場的一口水井時等等;在這些場合他都要擺著各種造型,並適時露出微笑。在埃及期間,薩達姆走訪了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如亞歷山大、盧克索以及阿斯旺等。
  儘管薩達姆已經千方百計逃到了埃及,並過著一種平靜的流亡生活,伊拉克當局還是對他進行了缺席審判。總共有57名復興黨人被指控參與了那次暗殺行動,其中17人被處死。法庭宣判薩達姆有罪,應該處以死刑。卡西姆在醫院裡呆了兩個月,才從這次未遂暗殺給他帶來的槍傷中恢復健康。然而,卡西姆政權卻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反對聲浪。庫爾德人曾經是卡西姆的支持者,因為1958年的「七月革命」讓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處境得到改善。新的伊拉克《憲法》授予庫爾德人與其他民族同等的權利,但是庫爾德人的民族主義卻沒有受到官方認可。在這段時間裡,庫爾德人中的領袖人物穆拉‧穆斯塔法‧巴扎尼結束了在蘇聯的長期流亡生涯,返回了伊拉克。當卡西姆面臨第一次暴亂以及針對他個人的刺殺時,庫爾德人選擇與他站在一邊。卡西姆也同樣對他們進行回報,改善他們的處境。他取消了一直存在的對庫爾德人開辦新聞媒體的種種限制。庫爾德人利用他們的報紙向政府施壓,要求建立庫爾德民族的相關機構,推廣庫爾德語。當庫爾德人進一步要求更大程度地推廣庫爾德民族主義時,卡西姆沒有答應。他發表了一個演講,強調伊拉克不能出現分化現象,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後來,他採取各種措施,削弱他們的領導人巴扎尼的影響力。伊拉克的國內形勢不斷惡化,1961年,庫爾德人和卡西姆政府之間終於爆發了戰爭。伊拉克政府出動空軍轟炸庫爾德人的村莊;到1962年1月份為止,500個庫爾德村莊受到襲擊,8萬人變得無家可歸,大約5萬人在戰爭中死亡。16
  在與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醞釀一場戰爭的同時,卡西姆還把注意力轉向了伊拉克南邊的鄰國——科威特。在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統治時期,科威特屬於巴士拉省省長的管轄範圍。19世紀末期,科威特的酋長尋求英國人支持本國獨立。1899年,英國和科威特簽訂了一個條約,承認科威特是一個受英國保護的獨立國家。當伊拉克正式建國時,科威特並沒有被包括在它的領土範圍內。1961年6月,卡西姆宣佈,科威特從伊拉克分離出去是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在他看來,科威特現在應該重新回歸伊拉克。科威特是一個小國,但是該國石油資源非常豐富,它還在波斯灣擁有極具戰略意義的港口。英國人很快就給他們的盟友提供了保護,派遣部隊保護科威特的邊境。7月,科威特加入了阿拉伯聯盟;8月,一支阿拉伯國家聯軍替換了英國部隊,支持科威特抵抗可能來自伊拉克的入侵。

  亡命天涯(2)

  與此同時,對復興黨人的審判並沒有平息他們對卡西姆的反對。他們重新開始了旨在推翻總理卡西姆的活動。伊拉克復興黨得到敘利亞復興黨的支持,擴大了他們的人員隊伍,一批參加過「七月革命」的軍官也加入了復興黨,據稱他們還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有傳言說,在埃及期間,薩達姆經常造訪美國大使館,與中情局人員會面,懇求他們對推翻卡西姆的秘密計劃提供支持。17卡西姆決定退出反蘇聯的地區聯盟——巴格達公約組織,這個舉動進一步提高了美國人對這位總理的警惕。1963年至1965年期間,詹姆斯‧阿金斯擔任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專員,他講述了美國人在冷戰時期的大背景下對卡西姆的反感之情:「……共產黨肯定在這個國家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蘇聯在此也有很大影響力。在巴格達,有著許許多多來自各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代表團——有藝術領域的、文化領域的、政治領域的,以及經濟領域的等等。但是我們更為擔心的是,伊拉克可能最終會全部倒向蘇聯一邊……伊拉克加入共產主義陣營的危險或許有些被誇大了,但是當時華盛頓卻並不這麼認為。」181963年2月8日,復興黨人開始行動,他們暗殺了伊拉克空軍司令,並襲擊拉希德軍事基地。哈桑‧貝克爾在來自提克里特的支持者和一些軍官的護衛下,逕直來到國防部,抓捕了卡西姆。在這夥人當中就有薩達姆的舅舅海拉拉。復興黨內部經過兩天的激烈爭論後,把卡西姆移送軍事法庭審理,結果這位前總理得到一紙死刑判決。與卡西姆一同被處死的還有他的3個密友,他們並排站在一面牆下,遭到機槍射殺。當時有許多傳言說卡西姆可能還活著,為了平息這類傳言,同時也為了顯示復興黨人已經掌握了權力,巴格達電視台播出了卡西姆佈滿彈孔的屍體倒在血泊中的畫面。當天晚上他就被草草埋葬了,墳墓前沒有任何標記。19為了推翻卡西姆政權,復興黨人與民族主義者、心懷不滿的軍官以及美國中情局結成了盟友。正如阿金斯回憶說:「復興黨掌控了權力。我們對此十分高興。他們抓捕了大批共產黨人。許多人被處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展。」20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復興黨人開始清除異己。大部分殺戮行為都由伊拉克國民警衛隊執行,這是一支由復興黨控制、人數大約為3萬人的武裝民眾組織,使命就是壓制任何來自共產黨和其他團體的反抗活動。21國民警衛隊開始了「一種恐怖的死亡行動……目標是共產黨人或者那些看起來像共產黨人的人……在許多情況下,都是由中情局給復興黨提供一些共產黨人的名單,然後這些人就被從家中帶走,接著被處死。」22美國合眾國際社的一位記者指責中情局在這種屠殺行動中助紂為虐:「特工人員很快開始行動。據一些熟悉此事的前美國情報官員稱,在得知復興黨正在追捕伊拉克共產黨員後,中情局給這些手持衝鋒鎗的國民警衛隊人員提供疑是共產黨人的名單。國民警衛隊很快把名單上的這些人逮捕,草草審訊後就槍決了他們。」23據估計,在這場浩劫中遇害人數可能高達數萬。
  新的政府成立了,政治權力掌握在新組成的全國革命指揮委員會手裡,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十幾名名復興黨人和4名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軍官。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這位1958年「七月革命」領導人之一,擔任伊拉克總統一職。來自提克里特的復興黨軍官貝克爾擔任副總統和總理。從一開始,這個新政權就存在著黨派爭鬥。權力、意識形態,以及地區政治派別等等,這些因素都是爭鬥之源。3月,敘利亞的復興黨人發動了一次政變。隨著復興黨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政府中都佔據了一席之地,泛阿拉伯主義的前景似乎變得更加光明了。4月,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就合併一事達成共識。然而,沒過多久,敘利亞復興黨內部發生了權力鬥爭,而這個緊張局勢又進一步加劇了伊拉克內部的政治分化。
  卡西姆政府被推翻時,薩達姆仍然身在開羅,他是從朋友阿卜杜勒‧卡裡姆‧捨克利那裡得知這個消息的。兩人當時正呆在屋子裡。薩達姆準備去沖個澡,這時電話鈴響了。捨克利接了電話,然後就大聲呼叫薩達姆。薩達姆猛地打開浴室的門,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只見捨克利在那裡大叫:「薩達姆,伊拉克發生了革命!」

  從流亡到越獄(1)

  卡西姆被推翻後不到兩個星期,薩達姆動身返回伊拉克。回程途中他在大馬士革稍作停留,與復興黨創始人以及他的主要政治導師之一米歇爾‧阿弗拉克見面。就在起身返回巴格達前夕,薩達姆與薩吉達正式舉辦了婚禮;新婚照上的薩達姆微笑著坐在新娘邊上,新娘皮膚白皙,有著一雙烏黑的大眼睛,留一頭捲曲的短髮。這對夫婦在巴格達的拉西巴卡通區租了一間簡陋的房子,薩吉達很快就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烏代。
  隨著家庭生活安定下來,薩達姆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政治。自然而然地,他漸漸向以貝克爾為首的小集團靠攏,因為這位軍官也來自於自己的家鄉提克里特。薩達姆成了這位副總統派系中的一員,所做的工作與國民警衛隊的野蠻屠殺行動有關。但他是否直接參與並實施了這些暴行至今仍然還是一個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一些人稱薩達姆負責監督這些行動的實施,而其他一些人認為他親自折磨並殺死過人。25然而,共產黨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到新政權打壓的團體,庫爾德人很快也遭到迫害。一位軍方官員發表了一個講話:「如果哪個村莊或者其附近任何地方出現襲擊軍隊、警察、國民警衛隊或者忠於政府的部落的事件,我們就會對這個村莊進行轟炸並摧毀它。」26許多庫爾德人村莊被夷為平地,成千上萬的平民失去生命。阿里夫在伊拉克歷史上被稱為「這個國家現代歷史上最堅定的反庫爾德領導人」,他贊成對庫爾德人居住的地區使用凝固汽油彈和化學武器。27就在新政府殘酷壓迫反對者的時候,黨派鬥爭開始威脅著政府內部的團結。在入主伊拉克歷史上第一個復興黨政府9個月後,阿里夫開始動作,穩固自己的個人權力。貝克爾被軟禁在家,當局還批准對薩達姆實施逮捕。薩達姆轉入了地下活動。1964年4月,他秘密參加了復興黨在敘利亞的一個會議,阿弗拉克任命他為復興黨在伊拉克的「地區指揮部」負責人。返回巴格達後,薩達姆繼續秘密從事政治活動。他與阿卜杜勒‧卡裡姆‧捨克利一起,制定了一個暗殺阿里夫的計劃,準備使用簡易炸彈襲擊總統住所。然而這個計劃暴露了,薩達姆躲了起來。伊拉克當局漸漸對暗殺策劃者縮緊包圍,先後逮捕了捨克利和其他一些與薩達姆關係密切的人。在警方的審訊下,其中一人洩露了薩達姆的藏身之所。警察包圍了那棟房子。薩達姆曾經想過拒捕,甚至還用他的手槍開了幾槍。然而,在意識到自己勢單力孤後,他放棄了抵抗。警察帶他上車之前,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一盒紙煙抓在手裡。

  從流亡到越獄(2)

  對薩達姆來說,監獄生活十分艱難。還沒有被單獨羈押時,他經常一身長袍,穿著穆斯林傳統的寬鬆褲,腳踏一雙拖鞋,在監獄大院裡與其他犯人聊天。他與同在這一監獄的密友捨克利度過了大部分時間。有一次,薩達姆還組織了一個要求改善監獄條件的絕食行動。其餘時間薩達姆主要用在了他最喜愛的業餘愛好——讀書中。一次他回憶說:「在監獄的時候,我讀完了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所有小說。我特別喜歡《老人與海》這部書。」28薩吉達每週探望他一次。一天,薩吉達回到家中,發現她已經被房東驅逐了,家裡的東西全被扔在大街上。薩吉達只得搬到她父親海拉拉家。以後每次探監時,薩吉達都會把他們的孩子烏代帶上。在嬰兒的衣服裡,薩達姆經常會找到他的復興黨朋友們寫給他的字條。這成了他與復興黨領導人保持聯繫的一個重要途徑。在監獄期間,薩達姆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復興黨地區領袖」組織的副秘書長。
  1966年發生了兩個震動伊拉克政壇的事件。敘利亞爆發了政變,阿弗拉克被逐出復興黨的全國指揮部。4月,阿里夫在一次直升機墜毀事件中喪生,他的弟弟阿卜杜勒‧拉曼‧阿里夫繼任總統一職。復興黨又一次需要薩達姆,他得到消息,是時候準備越獄了。薩達姆和捨克利制定了一個計劃。7月23日,在法庭受完審訊後返回監獄的途中,薩達姆和捨克利說服獄警,在阿布努瓦斯大街上的拉貢朵拉飯店停車吃午餐。吃飯過程中,他們二人走到盥洗間,悄悄從飯店的後門溜了出去。薩達姆的一位復興黨員表弟正在一輛黃色的汽車上等他們。薩達姆認為,薩吉達和烏代居住的舅舅海拉拉家已經太危險了。因此,薩達姆在一些復興黨人的家裡藏了起來;他和貝克爾一起,秘密策劃進行下一個行動。

  十年中的第四次政變(1)

  1967年夏天,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對伊拉克國內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6月,伊拉克與約旦和埃及締結了一個防務協議。當以色列和埃及、敘利亞以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爆發戰爭時,伊拉克派遣了大約1.2萬名士兵進入約旦助戰。由於伊拉克與以色列並不接壤,因此伊拉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次要角色。不過,伊拉克部隊的確與以色列軍隊進行了正面對抗,以色列的戰機襲擊了伊拉克國內的空軍基地。1967年6月爆發的戰爭以阿拉伯國家恥辱地戰敗告終。以色列軍隊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和加沙,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約旦河西岸以及曾經屬約旦管轄的耶路撒冷部分地區。戰爭結束後,伊拉克拒絕簽署正式的停火協議。為了對美國人在戰爭中給以色列提供支持表示抗議,伊拉克斷絕了與美國的所有外交關係,並停止對西方供應石油。阿拉伯國家的部長們在巴格達開會,考慮對西方國家實施全面的石油禁運。
  然而,戰爭並沒有讓復興黨人放棄推翻政府的計劃。1968年7月17日,一群復興黨人闖進了總統府的大院。薩達姆‧侯賽因也在其中,他身穿軍裝,站在一輛坦克上。跟著零零星星地響起了幾陣槍聲。哈爾丹‧提克裡提將軍給阿里夫打了個電話,把他從睡夢中驚醒。提克裡提告訴他:「我被授權通知你,你不再是伊拉克總統了。復興黨已經控制了國家。如果你和平投降,我可以保證你的人身安全。」29震驚中的阿里夫走到總統府的門廳,發現提克裡提正在那裡等他。阿里夫同意投降,並離開伊拉克前往倫敦。
  伊拉克在10年裡發生的第四次政變就這樣波瀾不驚地發生了。當時沒有關於流血事件的報道。巴格達電台播發了一則聲明,聲稱這次革命結束了「一個無知的政府的統治,它充滿了機會主義者、盜賊、間諜、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嫌疑犯以及為自己牟取不正當利益的自我主義者……」30這份宣言繼續指責阿里夫政權無視軍隊的需要,從而導致在1967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中大敗,並且還加深了政府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31倫敦《衛報》報道稱:「這些新統治者們對前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大加譴責,肯定能在全體伊拉克人中引起共鳴……當時伊拉克人普遍有這種感覺:正是因為前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導致了阿拉伯人在6月的那場戰爭中顏面盡失。」32
  貝克爾當上了伊拉克總統。一個名叫革命指揮委員會的新組織建立起來,貝克爾任該委員會主席。這次相對平靜的權力更替當然引起了世界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報道說:「上周發生的政變讓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掌握了權力,成為伊拉克總統,然而隨之而來並沒有發生暴動、屠殺、暗殺以及神秘的失蹤事件等諸類事情,這保住了貝克爾的名聲。在這個國家,官員之間的背信棄義、腐敗以及謀殺政治對手等行為曾經是家常便飯。人們認為貝克爾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33

  十年中的第四次政變(2)

  貝克爾是一個嚴謹的人。稀疏的頭髮往後梳理得一絲不苟,鬍鬚經過仔細修飾。神情溫和的臉上長著一對小眼睛。下巴常常內收,與脖子上的層層贅肉貼在了一起。貝克爾出生於1912年,是一位提克里特農民的兒子,後來他與當地一個女孩結了婚。他們一共有6個女兒和3個兒子。1932年,貝克爾被軍事學院錄取,之前他曾在師範學校讀過書。他一生都在與槍桿子打交道,曾經是「自由軍官」組織的一員,參加過1958年推翻專制政權的起義。貝克爾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每天要做5次禱告。他不吸煙,也不喝酒。
  儘管是軍人出身,在就任總統之初,貝克爾接受記者採訪時卻經常穿西裝,打領帶。「像伊拉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貝克爾對一些記者說道,「必須顧及本國利益。」泛阿拉伯主義不再是伊拉克的政治焦點。貝克爾還談到了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局勢,他宣稱:「我們應對國際事務的政策都出自道德考量,我們不會偏向任何一方。」34因此美國官員說道,這次政變似乎不會帶來任何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也沒有蘇聯人干預的跡象。35以貝克爾為首的復興黨開始試行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政策。通過建立一個國家資本管理機構集中精力發展伊拉克經濟。伊拉克復興黨努力使自己獨掌伊拉克政權的做法合理化,不斷宣稱「復興黨這個『領導黨』會帶領人們走過通往社會主義的轉折時期。它代表了人們的歷史角色,因此,復興黨的理念和人們的理念不可能會產生衝突。」36
  貝克爾任命阿卜杜勒‧拉扎克‧納耶夫為總理,任命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拉赫曼‧達烏德為國防部長;這兩人都不是復興黨人。事實上,新內閣的大部分成員都不是復興黨人。薩達姆的舅舅海拉拉擔任巴格達市長,阿弗拉克也被請到伊拉克來安家。薩達姆並沒有出任任何政府職位。他暫時的主要政治職位是復興黨「地區領導組織」的一位成員。他同意參與建立一個新的安全機構。於是,他悄悄搬到總統辦公室隔壁的一個小房間裡辦公。
  上任後不到30天,貝克爾開始採取各種措施,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他撤去了不是復興黨成員的總理和國防部長的職位。擁有很大權力的革命指揮委員會由5名軍官組成,他們都是遜尼派阿拉伯人,不是來自巴格達,就是來自提克里特。37一年之內,伊拉克所有政府高官中22%的人來自提克里特。38然而薩達姆卻並不是革命指揮委員會的一員,但是他會列席該委員會的會議。內閣重組後,貝克爾在電視上發表了一個演講。當貝克爾總統宣佈,革命行動已經完成了的時候,薩達姆就站在他背後充當保鏢,手裡提著一挺機關鎗。接下來的10年裡,薩達姆將在貝克爾的庇護下致力於兩個相互交集的目標:加強復興黨對伊拉克的控制;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

  一場奇怪的戰爭,以及一種特別的恐怖(1)

  1968年秋天,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政權遇到了重重壓力。庫爾德人與伊拉克軍隊之間爆發了衝突。大約100名士兵和平民遭到逮捕;他們被指控為保皇派分子,正在策劃一場政變。39貝克爾使用暴力手段對付那些威脅他的政權或者他認為會威脅自己政權的敵人。警察對許多家庭突擊搜查,一些伊拉克人就此神秘消失。逮捕行動一波接一波,關於伊拉克監獄裡存在虐囚現象的傳言滿天飛。當地一名為可口可樂公司工作的經理死在了監獄裡。一些報紙報道稱:「他的屍體被送回了家。據可靠報告認為,屍體上有受過酷刑的痕跡,手指上也沒了指甲。」40正如歷史上出現過的多次情形一樣,中東地區的政治局勢很快對伊拉克國內政治局勢產生了影響。儘管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簽訂了結束那場戰爭的停火協議,然而雙方的武裝衝突一直持續到1968年。一位記者曾經寫道:「中東地區正在進行著一場戰爭,但這是一場奇怪的、非決定性的戰爭,有時雙方在暗中較量,而有時又忽然爆發激烈交火。」411968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248號決議,宣稱聯合國已經「……觀察到以色列在約旦領土上進行了大規模的、經過仔細規劃的軍事行動」,並譴責「以色列發動軍事行動是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和停火協定的行為……」8月,安理會通過第256號決議,宣佈「不能容許這種嚴重違背停火協議的行為……(並譴責)以色列發動的進一步軍隊攻擊……」
  以色列在東部富有爭議的邊境地區的戰鬥主要是與約旦之間展開的。伊拉克繼續維持在約旦的駐軍。1968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以色列對約旦實施了三天的空襲,這是自正式停火協議簽訂以來雙方最激烈的一次衝突。12月1日,伊拉克部隊向以約邊境上的一些以色列定居點開槍射擊。第二天,駐紮在約旦境內距邊境40英里處的伊拉克部隊遭到以色列空襲。有記者報道稱:「一段時間裡,以色列坦克和大炮在20英里長的戰線上對伊拉克和約旦部隊以及阿拉伯民兵部隊發動襲擊。」4212月4日,伊拉克部隊再次遭到攻擊。一些以色列軍官解釋說,以色列襲擊伊拉克部署在約旦的部隊,是為了起一個威懾作用,讓以色列位於邊境地區的定居點不再受到襲擊。一位常駐耶路撒冷的記者認為:「(以軍的行動)一方面消除了以色列在邊境地區的煩惱之源,另一方面似乎也使伊拉克在阿以衝突中發揮的作用成了人們關注的一個新焦點,而且可能還不止如此……當以色列戰機對伊拉克部隊進行超過一個小時的攻擊時,伊軍似乎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更不要說給約旦人提供保護了。」43這位記者最後說,以色列的軍事襲擊可能會「在巴格達引發一連串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最終會引起什麼後果還不得而知。」4412月5日,伊拉克駐約旦部隊受到攻擊的消息震動了巴格達。巴格達電台報道稱,6名伊拉克士兵在以軍的襲擊中喪生,呼籲伊拉克人發起紀念這些軍人的遊行。伊拉克當局宣佈把這一天定為官方假日,當天許多學校和政府部門大門緊閉。數千人走上巴格達街頭,要求對以色列進行報復。貝克爾向遊行群眾發表演說稱:「我們一定會保護阿拉伯人民的土地免受敵人侵略,直到我們流盡最後一滴鮮血。」他警告說在伊拉克存在著一支「第五縱隊」。45伊拉克政府很快發佈了一個官方公告:「我們請求可敬的國人與政府全面合作,阻止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邪惡企圖。」46以色列對伊拉克駐約旦部隊的空襲暴露了伊拉克軍隊的軟弱,這對伊拉克人而言是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因為阿拉伯人在1967年6月與以色列的戰爭中剛剛失敗過。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對以色列實施報復,復興黨政府對人們既憤怒又失望的情緒大加利用,竭力把他們的注意力從這個地區軍事事件引到伊拉克國內的政治運動上。貝克爾把反對他加強控制政府的人士劃歸為「第五縱隊」,並暗示以色列圖謀利用這些人來削弱伊拉克的力量,貝克爾試圖在這種借口的掩護下除掉自己的政敵。巴格達街頭瀰漫著公眾對以色列的憤怒,伊拉克當局開始著手進行又一個恐怖行動——公開絞死那些被指控與以色列、伊朗、英國以及美國中情局有「勾結」的伊拉克人。
  12月14日,伊拉克政府宣佈,它已經搗毀了一個以色列間諜網。巴格達電台和電視台分別報道稱美國中情局對這個間諜組織提供了支持。另外,巴格達電視台還播出了據說是該組織成員的一名伊拉克士兵和一名律師供認不諱的畫面。兩名伊拉克猶太人被指控是這個間諜組織的領導人,檢察官認為他們以南部城市巴士拉為據點從事各種間諜活動。承擔著間諜組織領導人罪名的其中一人名叫伊茲拉‧齊勒哈,來自一個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的家族在巴格達和巴士拉都有生意。另一位名叫阿爾貝特‧哈比德‧蒂馬什的人據稱是伊茲拉的副手。一位檢察官說,這個間諜組織四處收集伊拉克軍隊的情報,並組建了一個「以色列突擊隊」,同時還派遣伊拉克猶太人前往伊朗接受從事破壞活動和細菌戰的培訓。根據指控,伊茲拉和阿爾貝特還試圖組建一個與土耳其、伊朗、美國以及英國等國家進行「勾結」的政治組織;與此同時,該間諜組織計劃煽動庫爾德人和南部的「鼓吹封建制度者」叛亂,以分散正與以色列作戰的伊拉克軍隊的力量。這位檢察官稱,停靠在波斯灣的兩艘蘇聯軍艦近期截獲了這個組織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從而暴露了他們的陰謀。當時一張庭審照片記錄下了據稱是間諜組織成員的人在法庭受審的情景:他們站在法庭的護欄後面;其中一人戴著傳統的阿拉伯頭巾,另外一人則戴一頂棒球帽;一位白髮老年男子絕望地用手摀住了臉。一名男子直視著檢察官們,一臉的憤怒;然而大多數人顯得十分沮喪,他們低著頭,眼鏡看著地板。

  一場奇怪的戰爭,以及一種特別的恐怖(2)

  1月27日,共有14名「間諜」受到絞刑;其中9人為猶太人。他們的屍體就懸掛在巴格達自由廣場當中的絞刑台上示眾。每具屍體上都貼著一張紙,寫著他們姓名、年齡、宗教信仰以及法庭的判決。成千上萬的人站滿了自由廣場,觀看這次示眾活動;據估計,總人數在15萬到50萬之間。「許多農民從周邊的農村地區趕來聽演講。示眾活動一連持續了24小時。在此期間,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總統以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員分別發表演講,進一步煽動群眾本已過度激動的情緒。」47處決這些人引起了國際社會一片譴責聲浪,同時也佔據了美國各大主流報刊的頭版頭條位置。羅馬和巴黎發生了譴責這一暴行的示威遊行。聯合國秘書長、教皇以及巴基斯坦、法國和美國等國領導人紛紛對此表示譴責。美國—阿拉伯關係行動委員會給貝克爾發了一封電報,對這種暴行提出抗議。以色列總理列維‧埃什科爾召集議會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念了9名被絞死的伊拉克猶太人的名字,並宣稱:「偉大的上帝會為他們復仇的……這9位殉難者惟一的罪過是他們是猶太人。」他用一種顫抖的聲音引述了一段《聖經》:「哦,巴比倫之女,你將被處死。你曾經怎樣對付我們,他也會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你。」 埃什科爾繼續說道:「巴格達實施的這次絞刑曝光了這些巴比倫猶太人後裔的悲慘命運。伊拉克已經成為猶太人後裔的一個巨大監獄。我們的同胞正在那些惡棍的魔掌中承受著恐怖的折磨。伊拉克已經成了其猶太人公民的絞刑架。」48這次絞刑還使伊拉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一直以來,伊拉克猶太人在這個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艾黎‧科朵裡寫道:「英國人在1917年佔領巴格達時,猶太人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單一人口結構——他們擁有龐大的人口,巨大的財富;他們與那些在國外出類拔萃的人物(特別是在孟買和曼徹斯特)有著密切聯繫;他們在美索不達米亞經濟中擁有無可置疑的優勢地位。」49其後數十年時間裡,猶太人團體遭遇多次劫難。1941年,當拉希德‧阿里的政變失敗後,暴動的民眾襲擊猶太人,並搶奪他們的財產。
  1947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居住在巴格達的猶太人高達11.8萬;但是學者們認為,真實的數字應該接近15萬。501948年,以色列建國,並與阿拉伯國家爆發戰爭,伊拉克警察逮捕了一些猶太人,並指控他們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分子。1950年,伊拉克政府通過一個法律,給伊拉克猶太人一年時間決定他們是否要放棄伊拉克國籍,並移居以色列。當時的伊拉克總理努裡‧賽義德召集議會通過幾個法律,允許政府沒收任何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的財產。那些保留自己國籍並居住在以色列以外國家的伊拉克猶太人必須返回國內確認他們的財產;否則,政府也會進行沒收。科朵裡寫道:「僅在一年的時間裡,大量伊拉克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財產也被侵佔。他們遭到了驅逐。」51到1951年為止,大約10萬名猶太人離開了伊拉克。菲波‧瑪爾總結說:「猶太人的離去使伊拉克經濟遭到沉重打擊,各個專業崗位也出現人才缺乏現象。猶太人專家和他們的海外聯繫曾經對伊拉克社會作出過巨大貢獻。」52背井離鄉的伊拉克猶太人也同樣十分痛苦。埃拉‧舒哈特指出,這種被遺棄的感覺一直伴隨著這些伊拉克猶太人以後的生活,不管他們是生活在德黑蘭,特拉維夫,還是生活在紐約。舒赫特講述了著名伊拉克作家薩米‧邁克爾的經歷。邁克爾「談到他經常會做同一個惡夢:他坐在巴格達一家他最喜愛的咖啡館裡——這是一個他夢繞魂牽的地方——但是去付帳時,他伸進口袋,掏出來的卻是以色列的硬幣——一個足以引人去告發他與猶太人復國運動分子有牽連的鐵證。」53到這次公開絞刑執行時,生活在伊拉克的猶太人只剩下大約3000人。一位兄弟被處死的猶太人告訴記者說:「我們出生在伊拉克。我們生活在那裡。我們知道有一個猶太人社區,那裡的宗教和文化活動一度十分活躍。但是當我們逃出伊拉克時,那裡原來的50座猶太教會堂只剩下一座,猶太人醫院也只剩一所。」541968年以後,曾經一派繁榮景象的伊拉克猶太人社區漸漸萎縮了。
  然而,復興黨人不只處決伊拉克猶太人。2月14日天剛破曉,7名伊拉克人被處死,他們都不是猶太人,他們的屍體也被用來示眾。這些遇害的人包括幾名學生、幾名士兵和一名鐵匠。士兵們被指控準備出賣伊拉克駐在本國和約旦軍隊的情況。學生們的罪名是圖謀對復興黨不利,散播復興黨出現內部分裂的謠言。鐵匠據指控是給間諜組織通風報信。數萬名伊拉克人觀看了這個由國家導演的恐怖場景——公開絞刑,這次示眾活動持續了好幾個月。
  就在國際社會對伊拉克當局的秘密審判和公開絞刑紛紛表達憤怒時,貝克爾悄悄逮捕了一位前總理和一位前國防部長。復興黨宣稱,它挫敗了一個受伊朗支持的政變,並且處決了41名參與這次政變的人。從1968年秋天到1969年冬天,共有95名伊拉克人被絞死或者遭槍決,其中14人為猶太人,54人被指控為以色列、伊朗和美國等國從事間諜活動。
  一位記者寫道:「這只是一些國際社會知曉的事件。伊拉克民眾可能知道更多不為外界所知的逮捕行為,這些遭到逮捕的人要麼被懷疑從事反對復興黨政權的活動,要麼被冠以裡通外國搞陰謀活動的罪名……在這座城市,半夜以後響起的門鈴總是會給人帶來一種特別的恐懼,因為從午夜到凌晨3點這段時間通常是伊拉克當局實施逮捕行動的時段。所有與政治活動沾邊的人都提心吊膽地生活。」551963年的那場政變只過了9個月,參與其中的復興黨人就丟掉了權力;他們不打算再犯同樣的錯誤。復興黨使用酷刑、謀殺以及公開處決等官方手段,清除自己政權的反對者。儘管這些秘密審判作出最後判決時通常把矛頭指向外國陰謀,但是實際上復興黨實施官方暴力的主要動機是為了國內的政治鬥爭。當時,薩達姆在伊拉克安全機構的重組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彭羅斯寫道:「來自大馬士革的報道稱,薩達姆當時領導著一個特務組織,主要負責實施恐怖活動和嚴刑逼供。」56


  第三章 成為「二號人物」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1)

  復興黨執政初期,權力鬥爭層出不窮,薩達姆全身心投入到策劃並直接參與各種鬥爭運動中。他開始作為一位手握重權的復興黨「政工幹部」——負責復興黨黨內事務的人進入人們的視線。11969年11月,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的成員從原來的5名擴展到14名,薩達姆和他的好朋友阿卜杜勒‧卡裡姆‧謝赫利也成了其中一員。薩達姆擔任該委員會副主席一職,此時的他實際上已經成了復興黨內,在更大的範圍而言伊拉克國內的第二號人物。
  薩達姆出任新的職位後沒過幾天,英國駐伊拉克大使館撰寫了一個關於他的機密報告,指出到不久前為止,他一直是「處於幕後的重要復興黨智囊人物,直到1969年才漸漸為人們熟悉」。這份報告把薩達姆描述成是「一個相貌英俊的年輕人。一開始人們認為他是復興黨內的極端主義分子,但是現在他肩上的責任可能會使他的立場有所軟化。他是巴格達市長海拉拉‧圖爾法的外甥,與總統貝克爾有親戚關係。他來自提克里特,與許多大權在握的官員關係密切。」2
  薩達姆開始頻頻在公開場合露面,同時參與接待外國使節。1969年12月,薩達姆在巴格達會見了英國駐伊拉克大使,事後這位大使立刻給位於倫敦的英國外務及英聯邦事務部拍了一封長長的電報,詳細描述薩達姆給他留下的印象。這位大使說道:「我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對這位以前不可能見到的顯赫人物的第一手印象。並且盡我所能,弄清他對一些重大議題的個人態度(有人認為他的態度能左右伊拉克的事務)……薩達姆在他那個位於總統府裡面的簡陋辦公室招待我,他的舉止一開始顯得有些拘謹——可能是因為這種場合對於他來說還很陌生。事實上,有5分鐘時間他什麼也沒說。當我說話時,他就面無表情地盯著我看。」薩達姆對英國在伊拉克的政策表示了不滿,並當面提出了警告,對此大使在報告中說:
  試圖把巴勒斯坦問題與其他問題分開的做法是徒勞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所有阿拉伯人看待任何問題都會帶有一種巴勒斯坦情結。英國和西方世界不能完全逃避歷史的責任……如果我們認為伊拉克復興黨與蘇聯之間有任何天然盟友關係,那麼我們就完全錯了。復興黨與共產主義沒有一點關係。薩達姆知道得很清楚,蘇聯長期以來的目標就是把整個世界共產主義化,然後把它置於莫斯科人的控制之下。
  薩達姆接著談到石油和國際石油委員會等話題。他強調了伊拉克與這個國際組織達成一個公平協議的重要性。這位英國大使最後總結說:「我對他的評價是,儘管他很年輕,卻是復興黨政權裡一個可怕、頑固而又精明的成員。但是如果有人能夠進一步瞭解他,那麼與他商談合作也是可能的。」3
  薩達姆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復興黨對伊拉克的控制,並確保自己和貝克爾對政府的掌握。為了收服所有反對力量,薩達姆和貝克爾恩威並施。庫爾德人是當時一股主要的反對力量,因此成了他們對付的首要目標。1970年1月,薩達姆與庫爾德人代表進行談判;同年3月11日,復興黨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賦予庫爾德人實行地區自治的權力,但該地區的外交事務和自然資源繼續由中央政府控制。庫爾德地區擁有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石油資源,蘊藏量十分巨大。政府將任命一位庫爾德人為副總統,而且庫爾德人也可以加入革命指揮委員會。這麼一來,至少在短時期內,庫爾德人的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
  從1969年到1971年,貝克爾和薩達姆把他們的主要政治對手要麼關進大牢,要麼流放,要麼處決。期間發生的地區事務不斷讓他們找到借口排除異己。1970年9月,為了加強對巴勒斯坦人的控制,約旦國王侯賽因派軍隊襲擊了駐紮在約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組織。當時伊拉克在約旦仍有駐軍。不過儘管伊拉克一直十分熱心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業,但是這次伊拉克部隊並沒有給正在與約旦軍隊交戰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幫助。伊拉克按兵不動的決定使得侯賽因國王很快取得了勝利。與此同時,當時的伊拉克國防部長哈爾丹‧提克裡提受到了指責,因為在這次衝突中他「沒有幫助巴勒斯坦人」,貝克爾和薩達姆用這個借口解除了他的職務。這位前國防部長流亡到阿爾及利亞,後來又去了科威特,1971年他在科威特被人暗殺。貝克爾和薩達姆的另外一個主要政敵是謝赫利——薩達姆流亡生涯中的好朋友。他們撤去謝赫利外交部長的職位後,授予他一個伊拉克駐聯合國機構的閒職。把政治對手們撤職的撤職、殺頭的殺頭之後,他們又開始制定各種策略,尋求安撫各個反對團體。
  1971年11月,復興黨發佈了《國家行動憲章》,再一次確認政府與庫爾德人在1970年簽訂的「三月宣言」,呼籲對國家經濟進行一次根本性的重組,並尋求「以一種民主、廣受歡迎以及團結的方式把各個的愛國進步團體」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組織。41972年4月,伊拉克共產黨宣佈願意加入「全國進步陣線」。兩名伊共黨員成為該組織核心機構的成員。同時,伊拉克共產黨可以發行自己的官方報紙,還可以組織公開活動。
  然而到了1972年,庫爾德人與中央政府的和解協定開始瓦解。庫爾德領導人穆拉‧穆斯塔法‧巴爾扎尼在1970年與薩達姆的談判產生了「三月宣言」,現在他要求政府作出更多讓步。但是他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中央政府甚至遲遲不肯履行他們之間早已達成的協議條款,巴爾扎尼轉而向伊朗、美國和以色列尋求幫助。1973年6月,他得意地對美國記者大談接管基爾庫克的油田的前景,並表示將把開採權授予一些美國公司。對石油資源的控制權是庫爾德人和中央政府之間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庫爾德人顯然越過了中央政府劃定的紅線。伊拉克空軍對一些庫爾德人聚居區實施了轟炸,但在引發一場全面內戰前,軍隊停止了行動。薩達姆和巴爾扎尼繼續進行談判。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2)

  1973年7月1日,巴格達電台報道稱,伊拉克內部安全事務負責人納齊姆‧卡扎爾策劃了一起暗殺事件,國防部長在這次事件中喪生,內政部長也受了傷。當天,總統貝克爾結束了對波蘭的正式國事訪問,正在返國的途中,他的專機即將在巴格達機場降落。薩達姆‧侯賽因趕往機場參加一個迎接總統歸國的官方儀式。卡扎爾邀請幾個軍方領導人,其中包括幾位內閣成員,去他家裡吃午飯。客人到達後,立刻遭到卡扎爾的安全部隊扣留。有了這些人做人質,卡扎爾計劃突襲機場的迎接儀式,抓捕貝克爾和薩達姆,從而推翻現政府。然而,薩達姆在沒能聯繫上這幾位內閣成員後就起了疑心,因為這幾個人本來應該和他一起參加迎接儀式的。薩達姆立刻作出安排,讓貝克爾的專機推後兩個小時在巴格達機場降落。覺察到事情有變後,卡扎爾試圖逃跑,他駕駛著一輛車向伊朗邊境方向飛奔,那些內閣成員們則成了他車上的人質;然而,他在中途就被逮捕了。67月2日,數百人聚集在巴格達的大街上給死去的國防部長送葬。薩達姆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前面。當天的報紙報道稱,薩達姆「親自率領軍隊和安全部隊擊敗了這次政變圖謀」。7伊拉克通訊社報道說,薩達姆宣佈,只有少數安全部隊成員捲入了這次暗殺國防部長的行動。他說道:「武裝部隊的其他機構沒有涉入其中。」8一個專門設立的法庭對卡扎爾和其他一些被控參與這個陰謀的人員進行審訊,並作出判決。7月7日,卡扎爾和20多名警務人員遭到處決;7月9日,另外13名犯人也被處死。多年以來,卡扎爾在復興黨內一直有一個「狂人」的名聲,人家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做「戰爭之父」。9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次未遂政變對於貝克爾和薩達姆來說具有極大的政治價值,因為他們可以把自1968年的政變以來的多數政治暴行算到卡扎爾頭上。他們把卡扎爾描繪成是一個過度狂熱的國內安全部隊負責人,行事常常十分過火。這次未遂政變有外國勢力的支持,這讓他們有了進一步鞏固自己權力的機會。革命指揮委員會修改了伊拉克憲法,讓貝克爾集國家元首、總理以及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於一身。他有權任命和撤換所有政府官員。據伊拉克通訊社播發的一則聲明稱,授予貝克爾這些權力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他更好地「捍衛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的內部和外部安全,並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10伊拉克情報部門由薩頓‧謝克爾和薩達姆的表兄巴爾贊‧提克裡蒂共同掌管。在1968年7月的政變發生後五週年,貝克爾和薩達姆終於完全掌握了伊拉克政府。大部分國際媒體開始把貝克爾稱為是一位獨裁者,而開始時它們還曾經對他的溫和態度大加讚美呢。
  1976年夏天,薩達姆終於實現了成為一名軍人的夢想。他的舅舅海拉拉曾經是一名軍人,一直以來薩達姆都希望能追隨舅舅的足跡。然而年少時的薩達姆沒能通過進入軍事學院的考試,失去了投身軍隊生涯的機會。現在,貝克爾滿足了薩達姆的特殊要求,讓他當上了一名將軍。第二年,貝克爾卸下國防部長一職,並把這個位置給了阿德南‧海拉拉——薩達姆的大表兄兼大舅子,他們二人從小一起長大。這麼一來,伊拉克軍隊——這個國家的一支關鍵力量——現在已經完全被薩達姆的家族掌握了。

  薩達姆的阿拉伯復興主義(1)

  薩達姆能夠大權在握,很大原因是他能巧妙而又熟練地利用其家族的關係和影響力——這是他政治權力的支柱。作為復興黨的第二號人物,薩達姆還充分利用了該黨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的成果,逐漸擴大自己的權力。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塑造為復興黨的一位忠實成員和一名重要政治智囊。薩達姆極力鼓吹復興黨的政治理念——阿拉伯復興主義。20世紀70年代,他作過無數次演講,對像包括教育界人士、運動員、律師、青年團體、婦女組織以及政府官員等等。薩達姆的許多演講內容被選編成冊,由復興黨官方媒體用阿拉伯語和英語出版發行。僅只1978年一年,彙集了19篇薩達姆演講的小冊子就發行了超過300萬冊。11這些演講,不管是在風格上還是內容上,都記錄並暴露了薩達姆的一些政治觀點,他把阿拉伯復興主義視為一種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它們還揭示了薩達姆慣用的多種政治手段,在當上總統之前的關鍵10年裡,他利用這些手段不斷擴大自己在伊拉克的權力和在民眾當中的影響力。從這些演講中,人們可以清楚看出,薩達姆尋求通過強化復興黨的領導地位,重新塑造伊拉克社會。他同時也希望,復興黨最終能夠在伊拉克以外的中東國家扮演這一角色。
  1974年在對國民大會發表的一個演講中,薩達姆說道:「我們現在只是明確了自己的抱負,仍然還處於我們已經下定決心要走的道路的初級階段——在這條路上,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作鬥爭,保障這個國家的安全。讓我們國家成為全體阿拉伯人進行抗爭的一個重要堡壘,並成為中東地區一個眾人矚目的典範。」12在薩達姆看來,樹立復興黨在伊拉克國內的權威地位以及擴大伊拉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是兩個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過程。薩達姆認為,伊拉克需要重新梳理本國國內事務和提高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而在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過程中,阿拉伯復興主義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復興主義是改造伊拉克的關鍵,復興黨需要把觸角伸進伊拉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一點至關重要。薩達姆在對一個青年團體演講時說:「我們的口號將是『爭取年輕人的支持,一起捍衛未來』。我們必須具有讓所有伊拉克人加入復興黨的抱負,並讓使他們信任復興黨……」那些承擔招攬青年人的任務的復興黨成員還有一個特別任務。薩達姆對此作了一番解釋:「做青年工作的黨員必須要有經驗,要能夠與民眾打成一片。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是心理學家,這樣才能根據當前階段的所有社會、心理、政治和經濟環境作出判斷:什麼時候應該講話,以及如何才能抓住聽眾的心。做青年工作的人特別要注意這一點。人們的政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年輕時就形成的理念」13為了進一步確保對這些伊拉克未來公民的思想控制,復興黨建立了伊拉克青少年聯合會,下轄多個分支組織,其中包括兒童先鋒隊、少年先遣隊(由10-15歲的孩子組成)和青年團。少年先遣隊的成員有男孩也有女孩;這些孩子在參加各種運動會、文化活動以及科學活動時,都要身穿特定制服,還要進行宣誓。青少年聯合會反覆對其成員灌輸復興黨的理念,鼓勵他們「為祖國服務」。14很顯然,在復興黨把整個伊拉克「復興黨化」的進程中,少年兒童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於是,伊拉克教育系統就成了復興黨傳播其意識形態和實施政治控制的管道。薩達姆十分重視教師擁有的潛在影響力:「孩子之於教師就如未經雕鑿的大理石之於雕刻家。雕刻家可以在這些石塊上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或者選擇讓它們經受時間的洗禮和大自然的磨礪。」掌握塑造伊拉克孩子的能力意義十分重大,因為復興黨把他們視為是完全監控伊拉克社會的渠道。孩子們將成為政府安插每個家庭中的代理人。薩達姆對教師們說道:「教導學生如果聽到自己的父母在談論國家機密,要表示反對,並對父母說這麼做是不對的。教導他們如果聽到父母在談論組織秘密和政黨秘密,要對把他們進行婉轉批評。你們必須在每一個角落種下一顆行為可靠、思想堅定的革命火種,他們應該完全服從相關負責革命機構的指令。」15薩達姆顯然十分重視招募伊拉克青少年加入復興黨的相關機構,並讓他們接受復興黨的意識形態。1973年,在對一個負責編製一份新的國家教育課程設置的團體發表演講時,薩達姆說道:為了更好地履行你們的使命,你們必須準確理解我們黨的中心原則;既要考慮到意識形態因素,又要考慮到政治影響。在進行這項工作時,你們必須要與這些中心原則保持步調一致。重新規劃的課程設置要符合革命的要求。這項工作關乎一代人的培養和一個新社會的建設,你們必須從一個關鍵原則出發:要把人看作是社會的主體和其重要價值的體現……而且,我們必須強調,這個社會由復興黨一黨主導;要強調,一黨專政不僅符合這個社會本身的價值觀念、組織形式和意識形態,而且還符合這個國家的政策方針;此外還要強調,復興黨領導這個社會,一方面表現在國家的層面上,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民眾的各種民主活動中。因此,復興黨的理念和價值觀有必要在這些活動以及在國家的決策中發揮決定性作用……16薩達姆認為,為了建成一個新社會、新國家,並體現復興黨在塑造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價值觀念、組織機構和意識形態的過程中發揮了中心作用,當前的學校課程必須進行重新設置。所有伊拉克教師都要學習復興黨的意識形態。薩達姆宣稱:「由於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這個社會和國家的執政黨,這樣一種學習是十分必要的。」對於薩達姆而言,改寫歷史教材是重新構建伊拉克學校課程設置的中心任務。他要求所有伊拉克學校著重講授阿拉伯和伊斯蘭歷史,他說道:「我們應該從歷史中找出一些有用的價值觀念,這些觀念必須完全符合(復興黨政府的)組織特點、伊拉克的國家形象以及與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角色。」薩達姆很清楚新的伊拉克教育體制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我們希望培養出具有阿拉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代人,他們應該信奉阿拉伯民族主義。事實上,我們正在努力推廣這個思想,讓整個阿拉伯社會培養出這樣一代人。」17

  薩達姆的阿拉伯復興主義(2)

  除了在歷史科目上向伊拉克的教育界人士提出建議,薩達姆對地理學科也有插上一手的特別興趣。一次薩達姆對一個教師團體演講說,地理學是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可以用於傳播泛阿拉伯主義思想,同時還有助於構建一個獨具特色的伊拉克民族主義思想。薩達姆認為,這種伊拉克民族主義不但可以在廣大阿拉伯地區獨樹一幟,而且還超越了民族差異性:「在這個國家,有人數較多數的民族,也有人數較少的民族,但是在伊拉克的國境內,我們只屬於同一個民族。」薩達姆說道,稱呼伊拉克人為「阿拉伯人」或者「庫爾德人」是一種「沙文主義思想」;人們應該統一使用「伊拉克人民」這個稱呼,而它也是「一個憲法和政治用詞」。薩達姆的這個聲明很明顯是針對民族主義者發出的,同時也回應了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政治要求。伊拉克學校裡的孩子將從他們的地理課上得知,甚至使用「庫爾德人」這個詞語——而不是用「伊拉克人」——也含有貶義;正確的政治用詞應該是「伊拉克人民」。就這樣,地理課也成了復興黨向下一代伊拉克人灌輸其伊拉克民族主義新觀點的重要手段。新的伊拉克民族主義與泛阿拉伯主義有所不同,但也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民族主義忽視或者包容民族差異性。18
  考慮到教育對於復興黨擴大自身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復興黨採取各種措施,努力在伊拉克人當中普及教育。伊拉克在1958年就有了實施義務教育的相關法規,但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得到全面推行。1968年,復興黨發佈了一個公告,強調成年人文盲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行動,就是為了實現消除文盲這個崇高目標。許多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的解決都取決於這個目標是否能夠實現……」19整個20世紀70年代,伊拉克通過一系列法律,把小學教育確定為義務教育,伊拉克人可以免交所有費用。1978年,薩達姆宣佈啟動一個消除文盲的大規模全國性行動。所有年齡在15歲到45歲之間的不識字的伊拉克人必須在21個月內學習識字。這個復興黨國家劃撥了數百萬美元的經費,聘請了數以千計的教師,動員了所有國家和復興黨的組織機構,以求實現消除成年人文盲現象的目標。那些沒有參加識字班的人將受到嚴厲懲罰,手段包括罰款,甚至可能被收押。1979年,伊拉克義務教育運動最高委員會的工作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獲得了該組織的頒獎。事實上,聯合國對伊拉克這個計劃十分推崇,從1980年到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都會給一些國家、個人以及組織頒發「伊拉克獎」,以嘉獎他們在推動消除文盲現象方面的成績。20
  數十萬伊拉克人被捲入到這次識字運動中,他們的教育水平與「阿拉伯民族實現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的目標以及社會運動」緊緊聯繫在一起。21很顯然,這次識字運動還關係到一個新的伊拉克教育體制的建立,這個體制將在塑造新一代復興黨人的任務中發揮主要作用。在薩達姆看來,伊拉克青年,包括那些沒有正式加入復興黨的人,都應該接受復興黨思想、價值觀和紀律原則方面的洗禮。1979年,他對伊拉克青年部的成員演講時說:「我們經常說,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並不僅僅屬於復興黨成員,它還屬於全體人民,甚至屬於那些不是復興黨成員的人。我們認為,任何一位伊拉克國民,不管是否復興黨成員,都應該時刻準備著為黨作出貢獻,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因為復興黨代表著他的未來,代表著他孩子的未來。另外復興黨還能讓伊拉克國民在國際上和中東地區享有一個良好的名聲和擁有一個良好的記錄,他們將為此感到無比光榮。」對復興黨忠誠這一點極為重要,所有伊拉克人應該願意隨時為它服務,甚至獻出生命。向人們灌輸這種絕對順從的思想——換句話說就是從思想上控制人們——需要龐大的集體努力。薩達姆堅持認為,塑造新一代伊拉克人是這次「革命」行動的終極目標:「因此,當你們通過這次革命運動塑造出形象和角色都很健康、很優秀的一代人時,你們就是為革命做了一個很大的貢獻。」22
  當然,這個新一代的伊拉克人也包括婦女,薩達姆經常對婦女團體發表演講,稱讚她們在伊拉克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1971年,薩達姆在伊拉克婦女聯合總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他回顧了伊拉克婦女在「從帝國主義、獨裁者和反動政權手裡爭取自由以及為了實現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等泛阿拉伯主義目標的鬥爭中扮演的角色。在1920年那場伊拉克人民給予英國殖民佔領沉重打擊的革命中,在反對與帝國主義國家締結條約和聯盟的鬥爭中,在反抗不公平的立法和環境、反抗腐敗和反動專制政權的歷次人民起義中,都能看到婦女的身影,她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她們是勇氣和行為的典範,激發了鬥爭者心中的勇氣和激情。」在這篇演講中,薩達姆讓復興黨參加政治鬥爭的歷史一下子向前推了一大段時間,他特別聲稱復興黨在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在講述經過竄改的伊拉克歷史時,他極力推崇伊拉克婦女發揮的作用。

  薩達姆的阿拉伯復興主義(3)

  復興黨接受了一個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尋求給伊拉克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23薩達姆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有必要改變伊拉克社會和經濟的「落後局面」。1971年,在對伊拉克婦女總聯合會發表的一個演講中,薩達姆說道:「那些還在用黑暗年代的落後觀念和心理看待婦女的人並不理解這次革命的追求和抱負。他們與建立在自由和解放的基礎上的復興黨理念格格不入。事實上,他們反對每一個要求進步的願望。」因此,復興黨正在努力動員伊拉克婦女參與到革命事業中來,並希望通過這種做法,實現對她們的解放,以作為她們爭取「進步」的部分動力。伊拉克婦女將接受教育,成為勞動力的一部分,並在各種組織和各個政府部門中擔任職務。婦女解放成了伊拉克「復興黨化」使命中的一個龐大計劃。薩達姆解釋說:「這次革命的目標是實現一個飛躍,讓人們在得到自由的同時也能得到啟蒙,從而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如果革命的目標沒有放在解放婦女和改善她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上,那麼它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24
  婦女解放對於伊拉克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是阿拉伯復興主義中的一個基石。薩達姆說道:「把婦女們從過去專制和無知年代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是復興黨和這次革命的一個基本目標。婦女是社會的半邊天。除非婦女們得到解放、得到啟蒙並受到教育,否則我們的社會將陷入不斷落後的惡行循環中。」薩達姆強調,婦女們面臨的社會障礙仍然十分巨大,所有革命者必須竭盡所能幫助婦女們在社會中獲得她們應有的地位。25
  不過薩達姆同時宣稱,在復興黨主導的社會裡,婦女們應該扮演一個更為傳統的角色。薩達姆說:「實現徹底解放婦女的目標是加快社會進步的一種革命需要……婦女解放是培養下一代並賦予下一代歷史重任的重要基礎。」26在復興黨統治的伊拉克,婦女們擁有更大的法律權利和經濟權利;薩達姆‧侯賽因認為,她們主要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仍然是充當下一代的母親,這是她們要扮演的中心角色。薩達姆贊成賦予婦女們權利並讓她們接受教育。儘管薩達姆的這些舉動只是出於政治策略考量,但他還是在國際上和中東地區內得到一個「進步人士」的名聲。

  薩達姆的國際外交(1)

  在擔任伊拉克的二號人物期間,薩達姆從貝克爾那裡學到了一些關於權力和外交的經驗。就任總統之初,貝克爾喜歡在總統府裡宴請各國記者。飯菜很簡單,客人們通常是內閣成員和一些著名的新聞記者。當時各國媒體都在為這個政權的穩定性和生存能力爭論不休,貝克爾利用這些氣氛輕鬆的聚會營造一種融洽的氛圍,並藉機闡述自己對伊拉克的外交事務和國內衝突的觀點。27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薩達姆逐漸成為伊拉克政府裡為人熟知的權勢人物。薩達姆也開始效仿貝克爾做法,私人宴請各國記者。宴會上的菜餚都是一些簡單的阿拉伯食品,諸如鷹嘴豆泥拌橄欖,用以佐餐的是大量的「黑牌」威士忌酒。薩達姆還會一邊抽雪茄一邊講故事。在伊拉克,圈內人士都知道哪些記者能被請到這些私人宴會上。據傳言,有一位記者曾經深受薩達姆的青睞,他甚至於可以「進入安靜得令人心慌的復興黨委員辦公室。這種待遇讓其他西方記者非常眼紅,因為在伊拉克,他們有許多地方都不能進。」28
  20世紀70年代初,薩達姆利用宴請外國記者的機會,推銷伊拉克和他自己。當時的伊拉克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復興黨政權大力推進著它的眾多議程:安撫反對團體,鎮壓受到鄰國伊朗越來越多支持的庫爾德人勢力,確保伊拉克控制本國的石油資源,以及把伊拉克發展成一個現代社會主義國家。幾年以後,伊拉克外交官塔裡奇‧阿奇茲在一個電視採訪中回憶說:「在那段時間,發展是我們的頭等大事……薩達姆‧侯賽因當時是負責發展的計劃委員會主席……我們的抱負就是把伊拉克建設成一個在工業、服務業、技術以及教育等領域都非常、非常發達的國家。」29薩達姆意識到,要實現這個目標,只能依靠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以及外國技術支持和技術設備。
  1972年2月,薩達姆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蘇聯。莫斯科承諾給伊拉克提供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並且答應幫助伊拉克建立起一個本國的國有石油產業。同年4月,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訪問巴格達,薩達姆在機場主持了一個迎接他的官方歡迎儀式。俄國人與伊拉克人簽訂了一個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薩達姆巧妙地確保了他所需要的來自蘇聯的幫助。然而,薩達姆並不想完全依賴蘇聯的技術和幫助。他希望以最合適的價格買到最好的產品。
  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宣佈把伊拉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30很快,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成立了,總部位於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薩達姆‧侯賽因擔任該公司的指導委員會主席,伊拉克的所有石油生產政策都由這個委員會制定。隨著石油公司的國有化,復興黨政權可以把數十億美元的石油收入投入到它的那些大型發展項目中,並加強本國軍備。但是,與西方國家建立貿易往來則需要一點策略。伊拉克用石油產業國有化的做法結束了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荷蘭等國石油公司對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就在伊拉克宣佈石油產業國有化的幾天後,薩達姆造訪法國——這個可能成為伊拉克在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合作夥伴的國家。薩達姆與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進行了會晤,並承諾向法國人提供在伊拉克優先從事商業活動的待遇。法國人投桃報李,同意給伊拉克提供武器裝備以及其它重要的技術支持。1974年12月和1975年9月,法國總理雅克‧希拉克兩次訪問巴格達,與薩達姆進行了會談。在希拉克的第二次訪問中,法國和伊拉克達成了進行核合作的初步協議。第二年,薩達姆再次訪問法國,「親自簽署了從法國購買一個核反應堆的正式協議。」31但是薩達姆並不滿足只有蘇聯和法國兩個重要的貿易夥伴。為了開拓其他西方市場,薩達姆知道他必須改善復興黨與整個西方的關係。西方國家對伊拉克把石油產業收歸國有的做法極度不滿,然而這不是雙方的唯一障礙。伊拉克當時與美國和英國都沒有外交關係。1967年的阿以戰爭後,伊拉克斷絕了與美國的外交往來,因為美國在戰爭中支持以色列;1971年,伊拉克與英國斷交,因為它認為英國支持伊朗吞併一些位於波斯灣的島嶼。除了這些外交障礙之外,美國和英國可能也不願意與一個和蘇聯有著密切關係的社會主義政權進行商業往來。然而,薩達姆認識到,在冷戰時期進行外交活動可能有許多好處。與西方建立貿易關係不僅可以減少伊拉克對蘇聯的依賴程度,同時西方國家可能還有機會在開發伊拉克石油資源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薩達姆的國際外交(2)

  薩達姆知道,伊拉克要想實現外交突破,首先必須改變伊拉克政權給世人一貫的印象。他充分瞭解世界媒體輿論的力量,認為它們可以幫助伊拉克改變世界各國對它的態度。1973年2月,薩達姆會見一些西方主流媒體記者,並與他們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交談。事後,英國《觀察家報》的長期駐外記者加文‧楊寫道:「伊拉克既不想與東方結盟,也不想與西方結盟,只是希望與一個態度更為友好的英國或者美國建立良好關係……穩定與發展是伊拉克的頭等大事。這個國家的態度似乎顯得十分和善。」楊認為,伊拉克即將「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可能把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甩在後面」。薩達姆指出,儘管伊拉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等領域有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建立貿易聯繫對於任何一方都十分有益。薩達姆解釋說:「在當今的貿易領域沒有勝負之分,只有雙贏。伊拉克人不能把石油當水喝。我們石油的市場是在西方和日本」32《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意思相似的文章,它引用薩達姆的話說:「到目前為止,伊拉克認為美國和英國的對伊政策仍然很不友好,這不符合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然而,薩達姆明確表示,為了促進伊拉克的發展,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清除那些以前遺留至今的外交障礙。「我們相信,伊拉克能夠與那些擁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建立貿易、經濟和外交聯繫,當然,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各自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之上。」33在這次會見中, 薩達姆給外國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認為薩達姆是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強人。一位記者在報道中寫道:「一些伊拉克官員把他描述成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如今他居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一座華麗的宮殿裡,身穿裁剪合體的歐式套裝,喜歡繫著進口的絲綢領帶。」34《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吉姆‧霍格蘭注意到薩達姆戴著一塊白金鑲鑽手錶,表帶也飾有鑽石。他把薩達姆描述為「伊拉克一位表情溫和的權勢人物……他大步行走,具有瀟灑、強健的體態,堪與文斯‧隆巴迪1執教時期綠灣包裝工隊2最好的後衛球員媲美」。在提到薩達姆在復興黨政權內部的領導地位時,霍格蘭寫道:「他為人精明,而且有一個具有超凡勇氣的名聲,這些因素幫助他登上了權力的顛峰……」35
  薩達姆的公關手段似乎取得了成效。不但外國記者們紛紛對他的想法進行報道,那些對公眾輿論和政府政策有著重要影響的報紙專欄作者們也開始評論他的這個觀點。薩達姆作為伊拉克一位形態優雅的權勢人物的形象在西方國家得以確立。他所提出的關於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國家之間也可以有貿易聯繫的建議受到了一些人的重視。羅蘭德‧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多年來一直在為《華盛頓郵報》撰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專欄,他們二人於1973年年底造訪巴格達,並採訪了薩達姆。他們把他描述成巴格達「最機敏和權力最大的人物」,並且注意到他「態度溫和,膚色較黑,長相十分英俊」。36埃文斯和諾瓦克向薩達姆提的問題緊緊圍繞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它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對以色列毫不妥協的反對態度等等。他們最後總結說:「薩達姆在阿以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毫無迴旋餘地,從這一點看,就算伊拉克與美國實現對話,對解決中東的政治糾紛也毫無幫助。但是他的這種頑固表面下還隱藏著另外一種情緒,那就是他很明顯希望與美國建立關係,並期望獲得美國的技術。莫斯科正在進行一個秘密計劃,意圖建立一個由其控制的亞洲『安全區』。對於莫斯科而言,石油資源異常豐富的伊拉克是它實現這個計劃的一顆關鍵棋子。在這種形勢下,伊拉克表現出這種情緒非常值得美國加以培養。」37薩達姆的提議很明顯具有一些吸引力:政治立場存在重大分歧的國家之間也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經濟聯繫。
  事實上,薩達姆的這個提議似乎已經成了一個雙方秘而不宣的行為準則,就這樣,伊拉克和美國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聯繫。1975年3月,美國波音公司獲得了一份價值3000萬的合同,向伊拉克出售數架大型客機,另外還獲得了人員培訓和飛機維修等合同。由於兩國之間仍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美國人在比利時駐伊拉克大使館內設立了一個辦事處。這個辦事處有3名美國僱員,其中一人是商務專員,專門負責幫助促進雙方的貿易關係。
  1975年春,隨著西方人對伊拉克的興趣日漸濃厚,《紐約時報》外國事務專欄作家C.L.蘇茲貝格來到巴格達。他對薩達姆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採訪,撰寫了一系列專欄,主題涵蓋庫爾德問題、以色列問題,以及伊拉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商務關係。作為一名寫伊拉克題材超過10年的資深記者,蘇茲貝格抓住了伊拉克繁雜事務的本質,並對薩達姆‧侯賽因始終持一種懷疑態度。1975年3月,伊拉克與伊朗簽署了一個協定,目的旨在解決雙方長久以來存在的激烈邊界爭端。蘇茲貝格在文章中提到了這個協定。當月,石油輸出國組織在阿爾及爾召開會議,伊朗國王與薩達姆‧侯賽因利用共同出席這次會議的時機舉行了會談,雙方很快達成了一個共識;薩達姆不久後前往德黑蘭簽署正式的協議。雙方同意把兩國的界線永久性確定下來。伊拉克接受伊朗方面關於以阿拉伯河中線作為兩國分界線的提議;此前伊拉克一直宣稱,雙方應該以阿拉伯河伊朗一方的河岸為分界線。兩國還同意沿邊境線設立安全區,防止雙方各自的「顛覆破壞分子」偷偷越過邊境。這個條款很明顯是把矛頭指向了庫爾德人。
  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開始,庫爾德領導人巴爾扎尼一直得到伊朗、以色列以及美國的支持。儘管薩達姆和巴爾扎尼彼此互不信任,但雙方還是不斷展開談判。庫爾德地區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以及自治區的的管轄範圍一直是雙方爭論的焦點。1974年3月11日,薩達姆發表了一個演講,逐條宣讀為庫爾德人制定的《自治法》的條款。薩達姆說道:「我們所理解的自治必須基於這些原則: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動和融合,國家的法律可以在伊拉克國內任何地區得到貫徹,伊拉克的主權可以得到保障。另外,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對實行自治的民族的每一個公民亦步亦趨,記錄下每一個人的活動範圍,並把他們活動範圍當作這個自治地區管轄的範圍。」很顯然,基爾庫克是雙方爭執不下的其中一個焦點。庫爾德人聲稱應該由他們自己管理這個石油資源十分豐富的地區,但薩達姆斷然否定。他給庫爾德人15天時間接受新的《自治法》,並加入伊拉克國家陣線。薩達姆說道:「如果你們拒不接受,我們將不再與你們進行合作。」38巴爾扎尼斷然拒絕這個提議,就這樣,庫爾德人與伊拉克軍隊再一次爆發了戰爭。
  在以往的戰爭中,伊朗通常會向庫爾德人提供幫助,並允許庫爾德戰士和平民自由跨越兩伊邊境線。然而,伊朗和伊拉克在1975年簽署的協議使得庫爾德人不再能夠輕鬆越過邊境線。事實上,伊朗政府簽署這一協議,已經表示它不再願意支持庫爾德人對抗復興黨政權的反叛行動。伊拉克政府宣佈了與伊朗簽訂的新協定,並提出可以特赦任何停止抵抗的庫爾德人,幾個小時後,伊拉克軍隊開始對庫爾德人大舉進攻。戰事結束後,伊拉克政府實施了規模浩大的移民行動,把庫爾德人遷移到伊拉克不同地區居住;這次行動波及的具體人數不能確定,但是據估計,大約有25萬到30萬庫爾德人被迫離開家園,搬到伊拉克其他地區居住。39到1978年為止,大約1400個庫爾德村莊被夷為平地。40伊朗和伊拉克之間簽訂的1975年《阿爾及爾協議》有效終止了伊朗人對庫爾德人的支持,讓他們失去了一個在爭奪自治權的鬥爭中的主要盟友。

  薩達姆的國際外交(3)

  蘇茲貝格在自己的專欄裡總結了《阿爾及爾協定》對於庫爾德人和薩達姆不同的意義。「年輕的薩達姆對政治權力充滿渴望,當他逐漸掌握這個局勢緊張、缺乏安全感的阿拉伯國家的最高權力時,巴格達與庫爾德人之間的長期爭鬥正好處於最激烈的階段,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致力於撲滅由在庫爾德人當中廣受尊重的領導人穆拉‧穆斯塔法‧巴爾扎尼領導的反叛運動,」蘇茲貝格寫道:「侯賽因先生如今在伊拉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正處於其事業的顛峰階段。他剛剛與伊朗簽署了一個雙邊協議,放棄了伊拉克對部分阿拉伯河的主權。作為交換條件,伊朗必須停止所有對巴爾扎尼先生的支持。結果,持續72年的庫爾德人反叛運動就這樣終結了。」蘇茲貝格提到,繼續安撫庫爾德人是「侯賽因先生在自己以後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的一個問題」。41這位專欄作家說得很對。在次年發表的一個演講中,薩達姆完全否定了庫爾德人的自治權力:「我們喜愛這個國家的北部山區,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人民生活在那裡。為了保護人民,我們要捍衛這片山區的穩定,這是我們處理問題的唯一方法。」他還否定了在伊拉克建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國的可能性,他聲稱:「我們必須明白,這個國家的版圖將永遠不會發生改變。」42
  蘇茲貝格還寫了一個關於伊拉克與以色列之間關係的專欄,他引述薩達姆的話說:「作為阿拉伯人,我們並沒有打算把現在生活在我們國土上的猶太人趕盡殺絕。不過,他們的確佔據了我們的一部分領土。因此我們應該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來結束這種佔領。」43薩達姆‧侯賽因一直強烈反對與以色列達成任何妥協,並拒不承認結束1973年阿以「十月戰爭」的停火協議。1974年秋天,薩達姆率領伊拉克代表團參加在拉巴特舉行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薩達姆在會上發表了一個演講,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如果我們希望(阿拉伯)民族實現團結並開發它的所有資源,我們必須擬定一個完整的戰略,致力於解放所有在1967年前後被侵佔的土地……這個戰略不排除政治活動,也不排除分段進行的政策,但是這些方法都必須服務於這個基本戰略——徹底解放阿拉伯土地。這個策略在任何階段以及任何情況下,都決不認可猶太人復國運動分子以任何形式存在,也決不認可他們在1967年6月5日以前對阿拉伯土地的佔領。」44
  蘇茲貝格在專欄中追溯了薩達姆掌握權力的經歷,並把他這個經歷與他在地區政治事務中表現出來的好鬥姿態聯繫起來——為了鎮壓庫爾德人的反叛,他不惜與伊朗簽訂一個對伊拉克不利的協議;他呼籲「動用阿拉伯民族的一切資源」結束以色列對阿拉伯土地的佔領。45薩達姆在公開推行這些政策的同時,他也做出各種努力,恢復自己和復興黨伊拉克在西方的形象,目的旨在進一步推動伊拉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薩達姆在追求這個目標時似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從巴格達發出的第三篇專欄中,蘇茲貝格寫到了伊拉克與當時正在進行冷戰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他提到伊拉克與美國之間缺乏正式外交關係,還提到伊拉克和蘇聯之間的摩擦正在逐漸升級,蘇茲貝格寫道:「美伊兩國之間的貿易活動突然激增,美國對伊拉克的出口額從1971年的3230萬美元飆升到去年的2.84億美元。伊拉克航空公司購買了5架波音客機,並且還簽下了另外8架飛機的訂單;一家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公司正在伊拉克建造一個新的深海石油碼頭;美國鋼鐵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一些石油鑽探設備,並且有望獲得新的大合同。」46蘇茲貝格把美國與伊拉克之間不斷發展的貿易關係放到冷戰政治的大框架下來探討。當然,伊拉克沒有與蘇聯斷交,它也沒有與美國實現完全的關係正常化。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薩達姆使用他那極端巧妙的外交手法,幫助伊拉克改善了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並使兩國建立了重要的貿易聯繫。
  蘇茲貝格在《紐約時報》上關於伊拉克事務的專欄刊出後不久,薩達姆就成了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國務院官員之間談話的一個話題。1975年4月28日,美國國務院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爾弗雷德‧L.阿瑟頓向基辛格報告說,薩達姆將於次日前往德黑蘭,與伊朗國王談判簽訂一個解決雙方阿拉伯河界線爭端的協議。阿瑟頓提到,伊拉克的官員們「……與沙特阿拉伯就一些具體議題——如邊界爭端等——很快達成共識。他們向科威特提供幫助。他們與埃及人和約旦人漸漸走到一起。這些伊拉克官員的舉動表明,伊拉克希望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一個更為活躍的角色」。然後,阿瑟頓與基辛格談到了薩達姆:
  阿瑟頓:「侯賽因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人物。我們應該對他的背景作更深入的調查。他現年38歲,沒有擔任任何政府職務。他是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的副主席,但實際上是他在主導這個機構;他是一個冷酷、機警的人,最近明顯表現出務實的作風。我認為,我們將看到伊拉克在中東地區扮演一個比以往大部分時間都更為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這一點是可以預見的,要是他們能夠解決……」
  阿瑟頓:「是的,一旦他們在庫爾德問題上達成協議……」
  基辛格:「沒錯,正是庫爾德問題。」47

  薩達姆的國際外交(4)

  幾個月後,基辛格在巴黎與伊拉克外交部長和伊拉克駐法國大使進行了會面,討論美國和伊拉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這次會面是由基辛格提出的,時間在1975年12月17日,地點就在伊拉克駐法國大使的寓所。基辛格開門見山地解釋了美國的立場:「近年來我們兩國的接觸不多,而我希望就此機會兩國能夠展開交往。我知道,我們不可能在一次會面中解決我們之間的所有問題。可能至少需要兩次。(笑聲)」基辛格繼續說道:「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我們認為伊拉克和美國在國家利益方面並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出於種種原因,伊拉克和美國一直具有不同立場。但是我們已經成功地與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就純粹的國家立場而言,我們這一邊看不出存在什麼巨大的障礙……」
  伊拉克外交部長薩阿敦‧哈馬迪則談到了阻礙兩國重新恢復外交關係的主要障礙:如美國對以色列和庫爾德人的支持。基辛格對這些問題作出了這樣的回應:
  哈馬迪:「當然,我們(對實現關係正常化)有不同看法,我來告訴你原因。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認為,美國是促成以色列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主要因素。」
  基辛格:「的確是這樣。」
  哈馬迪:「我們認為,以色列通過武力建國,這是明顯的殖民主義行徑。以色列建立在我們的一部分土地上。你可能不會相信,但事實就是如此。以色列如今對伊拉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一個直接威脅……以色列已經建立起了一支可以威脅到伊拉克的軍事力量,而且我們還從最近的新聞得知,美國向它提供了一些尖端武器。整個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威脅,而因為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伊拉克本身也受到威脅。我們認為,美國正在鼓勵以色列在這一地區佔據上風……美國現在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創造和平,而是為了創造一個以色列佔優勢地位的環境,這種做法將會帶來新一波衝突。」
  基辛格:「……以色列能否存在的問題不能拿來談判,但是我們可以讓它的國土面積縮小到歷史上原有的規模……如果問題在於以色列能否存在,那我們就不能進行合作了。但如果問題是讓以色列的邊界變得更為合理,我們就可以進行合作……這一切發生變化只是時間問題——大約需要2至3年時間。問題解決後,以色列將會是一個友好的小國家,不會再有不受限制的權利……因此,我認為,美國的態度正在(阿拉伯-以色列問題上)發生轉變。但條件是阿拉伯人——請原諒我說話直白——不要做任何愚蠢的行為。」
  關於美國對庫爾德人的支持,基辛格解釋說:「當時我們認為你們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因此我們並不反對伊朗在庫爾德人地區所做的事情。現在既然伊朗與你們已經在這個問題達成了協議,我們就沒有理由再做類似的事情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現在沒有涉入不利於伊拉克領土完整之類的活動,以後也不會。」48儘管基辛格作了保證,哈馬迪在與美國完全恢復外交關係的問題上還是猶豫不決。他建議美國和伊拉克首先發展文化和經濟聯繫。這些外交接觸顯示,薩達姆‧侯賽因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提到的外交構想已經成了伊拉克的現行政策。伊拉克和美國一邊繼續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彼此針鋒相對,一邊不斷發展互利互惠的貿易關係。
  在10年的時間裡,薩達姆‧侯賽因成功實現了伊拉克石油產業的國有化,鎮壓了庫爾德人的叛亂,樹立起一個激進的親巴勒斯坦形象,並且緩解了伊拉克與伊朗長期以來的緊張關係。同時,他與蘇聯、法國、英國、西德、日本和美國等國建立了貿易夥伴關係,這使得他能夠實施一個總投入達200億美元的五年發展計劃。薩達姆一邊繼續從蘇聯獲得大量軍事幫助,一邊與英國、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談判軍購事宜。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薩達姆成了伊拉克無可爭議的強勢人物,復興黨政權在這個國家的統治地位也越來越牢固。正如霍格蘭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寫道:「薩達姆有時被人們稱為『第二號人物』,7年來他已經成了伊拉克和復興黨秘密機構的公認領導人。在復興黨的極權統治下,伊拉克不斷發生變化。」49
  1978年年底,薩達姆來到莫斯科,與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謝‧柯西金分別會晤。柯西金和薩達姆共同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譴責埃及和以色列最近簽署的《戴維營協議》,把它稱為「在阿拉伯人背後搞的陰謀」。50蘇聯幫助伊拉克開發本國油田,並且還對伊拉克其他產業如棉花產業和玻璃製造業提供支持。在這次訪問中,蘇聯人同意幫助伊拉克人在底格里斯河上建造一座綜合性水力發電站。薩達姆告訴記者說:「每次訪問蘇聯,我們總能得到一些有利於促進兩國關係發展的新收穫。」51離開莫斯科後,薩達姆前往古巴拜訪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薩達姆心目中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典範。訪問期間,古巴人授予薩達姆「喬斯‧馬蒂」勳章,以表示「古巴人民深切認可他對伊拉克民族解放鬥爭的長久貢獻,並表彰他在鞏固伊拉克人民和古巴人民之間的友誼方面所發揮的突出作用。」52
  20世紀70年代末,薩達姆似乎已經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特殊形象。一位名叫菲利普‧隆多的法國學者發表一篇文章說,伊拉克當時已經在阿拉伯世界充當著一個領導角色,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薩達姆。這篇文章說道,自從1968年以來,薩達姆發揮的作用就是通過鎮壓新政權的反對者,加強復興黨內部的凝聚力。憑著務實的風格和十足的勇氣,薩達姆很快開始向伊拉克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刀了。53伊拉克學者馬吉德‧哈杜裡在他1978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根據復興黨政權的組織體制,作為革命指揮委員會的副主席,薩達姆本來就很有希望繼承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然而更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每當危機來臨需要他作出重要決策時,他總能很快行動起來,憑借自己的謹慎、靈活和機敏把問題處理妥當。他的這些品質,再加上他對復興黨的忠誠和擁有的高度勇氣,都使得他成為今後最有希望當上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復興黨成員。」54哈杜裡對薩達姆當上伊拉克總統後的前景充滿了熱切的期盼,但事實將證明他在這一點上缺乏先見之明。

  註釋

  1 約翰‧K.庫裡《伊拉克核心集團》,《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美】,1969年2月6日。
  2 《薩達姆‧侯賽因的經歷簡介》,英國駐伊拉克大使館,1969年11月15日。英國外務及英聯邦事務部公共記錄管理處,17/871,國家安全檔案館藏(摘於2003年7月29日)。
  3 《薩達姆‧侯賽因》,英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向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發送的電報,1969年12月20日,英國外務及英聯邦事務部公共記錄管理處,17/871, 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於2003年7月29日)。
  4 埃迪斯‧彭羅斯和E‧F.彭羅斯合著:《伊拉克:國際關係和國家發展》(倫敦:Ernest enn出版社,1978),第143—144頁。
  5 戴維‧麥克多瓦爾著:《庫爾德人現代史》,修訂版(倫敦:I.B.Tauris出版社,1997),第327-338頁。
  6 《醞釀中的伊拉克政變》,《中東報道》【美】(1973年8月):第15-16頁。
  7 「據報道,暗殺時間發生後,數十名伊拉克人被捕」,《華盛頓郵報》【美】,1973年7月3日。
  8 《伊拉克大屠殺》,《華盛頓郵報》【美】,1973年7月7日。
  9 《23名被指控參與政變陰謀的人被槍決》,《華盛頓郵報》【美】,1973年7月8日。
  10 《伊拉克領導人完全掌握了權力》,《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美】,1973年7月16日。
  11 加南‧馬基亞著:《恐怖的共和國:現代伊拉克政治》,修訂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第84頁。
  12 薩達姆‧侯賽因1974年4月25日在國民大會上的演講,收錄於《薩達姆‧侯賽因談伊拉克當前局勢》,K‧基施太尼譯(倫敦:Longmann出版公司,1977),第81頁。
  13 薩達姆‧侯賽因1976年2月15日在伊拉克青年總聯合會上的演講,收錄於《革命和年輕人》,K.基施太尼譯(巴格達:翻譯與外國語言出版社,1981),第9-22頁。
  14 克裡斯汀‧摩斯‧赫爾姆斯著:《伊拉克:阿拉伯世界之東》(華盛頓:Brookings研究所出版社,1984),第97頁。
  15 薩達姆‧侯賽因1977年7月10日對伊拉克教育部僱員的演講,加南‧馬基亞譯,收錄於《恐怖的共和國:現代伊拉克政治》,第78頁。
  16 薩達姆‧侯賽因1973年11月13日在教育事務研究第一次會議上關於修訂課程的演講,收錄於《革命與國民教育》,N.A.穆達弗爾譯(巴格達:Dar al-Ma』mun翻譯出版公司,1981),第7-18頁。
  17 同上。
  18 薩達姆‧侯賽因1975年12月30日對伊拉克地理學者協會的演講,收錄於《革命與國民教育》,N.A.穆達弗爾譯(巴格達:Dar al-Ma』mun翻譯出版公司,1981),第93-102頁。
  19 阿爾亞‧首薩:《伊拉克掃盲運動》,收錄於《伊拉克:當代國家》,蒂姆‧諾布勞克編(紐約:聖馬丁出版公司,1982),第102頁。
  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摘於2004年10月31日)。
  21 加南‧馬基亞著:《恐怖的共和國:現代伊拉克政治》,第85-88頁。
  22 薩達姆‧侯賽因1979年1月31日對伊拉克青年部職員的演講,收錄於《革命和年輕人》,第23-26頁。
  23 詳細內容請參閱:喬伊‧斯托克的《國家權力和經濟結構:當代伊拉克的階級劃分和國家形成》,收錄於《伊拉克:當代國家》,第27-46頁。
  24 同上
  25 薩達姆‧侯賽因1975年4月17日在伊拉克婦女聯合總部的演講,收錄於《伊拉克社會與外交事務》,K.基施太尼譯(倫敦:Croom Helm出版社,1979),第13-17頁。
  26 薩達姆‧侯賽因1975年4月在國際婦女年會議上的演講,收錄於《革命和伊拉克婦女》,K.基施太尼譯(巴格達:翻譯與外國語言出版社,1981),第17-23頁。
  27 詳情請參看埃裡克‧魯洛:《美國與伊拉克外交部長在法國巴黎商議改善雙邊關係》,《世界報》【法】,1968年8月7日;儘管魯洛在文章中用一種懷疑的語氣提到這次宴會,但他的確十分清楚地闡述了貝克爾的立場,後來這篇文章上了頭版。
  28 阿德爾‧達維施:《薩達姆‧侯賽因:巴格達教父》,http://www.mideastnews.com/iraq 003.html(摘於2004年5月9日)。
  29 《詹姆斯‧阿金斯採訪錄:倖存下來的薩達姆》,美國公共廣播社《前線》欄目,http://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akins.html(摘於2004年1月10日)
  30 一年後,摩蘇爾石油公司也被國有化。巴士拉石油公司在1975年12月被伊拉克政府接收,如此一來,所有伊拉克石油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31 賽義德‧K.阿布裡什著:《薩達姆‧侯賽因:報復政治學》(倫敦:Bloomsbury出版公司,2000),第140頁。
  32 加文‧楊:《伊拉克領導人呼籲與西方建立良好關係》,《華盛頓郵報》【美】,1973年7月15日。雖然他是英國《觀察家報》的記者,楊的文章也時常出現在《華盛頓郵報》上。
  33 胡安‧歐內斯:《伊拉克稱願意與美國改善關係》,《紐約時報》【美】,1973年7月15日。
  34 《2號人物掌握實權》,《華盛頓郵報》,1978年8月6日
  35 吉姆‧霍格蘭:《薩達姆,伊拉克的溫和強人》,《華盛頓郵報》【美】,1975年5月11日。1991年霍格蘭的一系列關於海灣戰爭的專欄獲得了普利策獎。
  36 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美伊關係:正在升溫中?》,《華盛頓郵報》【美】,1973年11月9日。
  37 同上
  38 薩達姆‧侯賽因:《庫爾德問題3:自治法》,收錄於《薩達姆‧侯賽因談伊拉克當前局勢》,第25-46頁。
  39 馬里昂‧法魯克‧斯盧格萊特和彼得‧斯盧格萊特合著:《1958年以來的伊拉克:從革命到獨裁統治》,修訂版(倫敦:I.B.Tauris出版社,2001),第188頁。
  40 戴維‧麥克多瓦爾著:《庫爾德人現代史》,修訂版(倫敦:I.B.Tauris出版社,1997),第339頁。
  41 C.L.舒爾茨博格:《他的庫爾德人,為什麼?》,《紐約時報》【美】,1975年3月29日。
  42 薩達姆‧侯賽因1976年8月21日在進步愛國國家前線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講,收錄於薩達姆‧侯賽因的演講集《一個普通的分歧?還是兩個對立的團體》(巴格達: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出版社,1977),第32-35頁。
  43 C.L.舒爾茨博格:《山姆大叔和伊拉克的伊凡》,《紐約時報》【美】,1975年4月2日。
  44 薩達姆‧侯賽因:《關於拉巴特的權益保護條款》,《巴勒斯坦研究》【美】(1975年冬季版):第141-142頁。
  45 同上
  46 C.L.舒爾茨博格:《山姆大叔和伊拉克的伊凡》,《紐約時報》【美】,1975年4月2日。
  47 《國務卿與主要官員和地方官員會議記錄》,1975年4月28日節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RG59,國務院檔案,國務卿亨利‧A.基辛格主持的內閣成員會議紀要,1973-1977年,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於2003年7月29日)。
  48 談話備忘錄:薩敦‧哈馬迪(伊拉克外交部長),法利‧馬蒂‧阿馬斯(伊拉克駐法國大使),亨利‧基辛格(美國國務卿),1975年12月17日,伊拉克駐法大使住處,法國巴黎;美國國家檔案館,RG59,國務院檔案,亨利‧基辛格卷,1973-1977,Box 13,1975年12月,http://www.gwu.edu/~nsarchiv/ special/iraq/ index.htm,(摘於2003年7月29日)。
  49 霍格蘭:《薩達姆,伊拉克的溫和強人》。
  50 美國外國廣播新聞處,蘇聯,1978年12月14日,F2-3。
  51 美國外國廣播新聞處,中東地區和非洲,1978年12月13日,E3。
  52 美國外國廣播新聞處,拉丁美洲,1978年12月20日,Q1。
  53 菲利普‧隆多:《薩達姆‧侯賽因‧提克里特》,《馬格裡布》雙月刊【法】,第83期(1979):第24-29頁。
  54 馬吉德‧哈杜裡著:《社會主義伊拉克:1968年以來伊拉克政治研究》(華盛頓:中東學會出版社,1978)。

<<薩達姆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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