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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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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美關係的「領航人——鄧小平和卡特(1)

      中美關係的「領航人」    
      ———鄧小平和卡特    
      美國第39屆總統吉米·卡特?熏因為任職期間毅然決然地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而轟動世界,成為繼尼克松之後,最受中國人民歡迎的美國總統。1924年10月1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亞州普蘭斯小鎮的懷斯醫院,其祖父、父親和外祖父都是內戰時期的軍人,堪稱軍人世家。在20歲的時候,卡特服役於美國太平洋艦隊常規潛艇「鯧魚」號,曾到過中國青島。29歲時,因為父親去世,他退役回到農村繼承父業,種植花生,開始了艱苦的「折磨」人的農場生活。但十幾年的辛苦沒有白費,在母親、妻子和弟弟的幫助下,他們擁有了3100英畝的土地、3處房產和公司股票,資產總值500多萬美元。卡特成了被人們稱許的了不起的「普蘭斯鎮的卡特」。競選總統之前,卡特在38歲時當選為參議員,46歲時就當選為佐治亞州州長。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美國一家有名的報紙稱亞特蘭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個原因:一是已經不存在的三K黨,二是可口可樂,三是善於做成大滿貫的橋牌名家鮑比瓊斯,四是瑪格麗特·米切爾寫的名著《飄》和大名星蓋博與費雯麗主演的經典電影《飄》,第五個就是種花生的「鄉巴佬」卡特競選美國總統。卡特在1976年7月14日獲得民主黨提名,11月2日在大選中獲勝,1977年1月20日就職。卡特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用步行的方式走進白宮就職的美國總統。    
          
      □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飛赴美國。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如此隆重地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1978年的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晚上9時),對於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時刻。中美這兩個東方與西方的大國在長達30年的隔絕之後,終於在一份《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走到了一起: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這是一個影響世界和未來的重大消息。而比這個消息更加驚人的消息是,鄧小平還將訪問美國。    
      剛剛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1978年「世界新聞人物」的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消息一公佈,暗殺的警報就從大洋的那一邊不斷傳來。台灣的、美國的特務組織聲稱要「給一點顏色看看」,還揚言已經收買「意大利槍手」,「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領導人出訪上中國是有過成功的經驗和像「克什米爾公主號」總理專機爆炸的慘痛教訓的。為了鄧小平的安全,中美雙方進行了周密的佈置和安排,美方甚至還派出了「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進行前期的專門考察。而此時作為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在聽說中方只派7名安全人員到美國來時,不禁吃了一驚。後來他又聽到中方同意把鄧小平訪美的安全責任問題交由美方負責,更令他受寵若驚。他感到這是中國對美國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動又感責任重大。他明確指示聯邦安全局負責鄧小平的安全,要動用各方力量採取一切措施,確保鄧小平的安全「萬無一失」。    
      這天晚上,正下著雪。還從未與鄧小平見過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儘管中美建交的談判一直是由他和鄧小平兩人親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覺似乎有「遙控」的味道。雖然在北京任職的伍德科克(後來的第一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曾建議他訪問中國,但卡特已經做出決定:「在中國的一位最高領導人對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正式訪問進行回訪之前,我不準備去(中國)。」眼看著鄧小平就要來了,但鄧小平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夜深人靜,卡特仍在仔細閱讀美國情報專家們為他準備的厚厚的一份對這個能在政壇上奇跡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鄧身高4英尺11英吋,在中國也只算是一個小矮個。其中一份材料上說,在1975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討論到毛澤東的幾個提議時,毛澤東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來。鄧小平真的站起來了。據說當時毛冷冷地瞟了鄧一眼,開口說:「因為我沒有看見有人站起來,提議全體通過。」而鄧這樣的一個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後又三次重新站起來,這種大起大落在許多西方評論家的眼裡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僅如此,卡特在3個星期前就詳細審閱了所有接待計劃的細節,甚至包括國宴的菜單也不放過。美國國務院則發出了多達2000餘張的特別記者證,以使兩國關係史上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能夠最充分地為世人所知曉。    
      鄧小平訪美,這是新中國成立30年來第一個訪問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領導人。而且鄧小平把這個日子選擇在一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春節。大年初一(北京時間1979年1月28日),按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習慣,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萬象更新。或許鄧小平是有意這麼選擇的吧。    
      因此,在歡迎儀式的致辭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頗有宗教意味的話:「新年之際,你們向慈善的神靈打開了所有的門窗。」他甚至為加上這句話而感到滿心歡喜。為了準備和鄧小平會談,卡特還對電視記者發表了專題談話,為的是在中國廣播。後來他在回憶錄中說,他的這個電視講話曾經在中國反覆播放,因此他在後來訪問中國時,街上的人們一見面就認出了他。他為此感到很高興。    
      1979年1月29日上午,下雪的天氣突然放晴了。湛藍的天空,明媚的陽光,白宮南草坪旁的樹叢上還掛著雪花。第一次在有著一百七十九年歷史的白宮門前與美國星條旗並排飄揚的五星紅旗顯得格外鮮艷奪目。而在7年前的這片土地上,竟然連五星紅旗的印刷品都很難找到。    
      令人難以忘記的是,就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即2758號決議)之後,代表蔣介石政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當天降旗之後,聯合國大廈門前第23根懸掛中國國旗的旗桿,卻整整空置了6天,因為聯合國秘書處在紐約全城四處尋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後來有的說是從印度駐聯合國使團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識手冊》裡,有的說是從聯合國的某個華裔職員貢獻出的自己在法國巴黎旅行時購買並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紅旗的印刷樣品。這樣直到11月1日,一面和其他成員國國旗一樣尺寸的長1.8米、寬1.2米,用尼龍材料做成的五星紅旗,終於在聯合國升起來了。但據說這面五星紅旗做得仍然很不標準,旗幟上的那顆大五角星和四個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們的比例,很不規範。但這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據美聯社常駐聯合國總部記者威廉·奧蒂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說:「共產主義中國的五星紅旗,今天(11月1日)第一次在聯合國總部升起。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頗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兩個美國黑人:24歲的威拉德·博迪和28歲的喬治·鮑德溫。」11月8日,新華社記者高梁以代表團秘書的身份率領中國先遣小組到達紐約後,把從北京帶來的標準的五星紅旗交給了聯合國禮賓司官員,此後,中國人自己製作的五星紅旗在聯合國高高飄揚。    
      由此可見,在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前,中美這兩個國家的「敵對」隔絕狀態是個什麼樣子。中國在美國被「妖魔化」,中國的出版物被美國當局當成「敵國宣傳品」。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點整,白宮迎來了它來自東方的最尊貴的客人。美國總統卡特和夫人陪同鄧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鋪有紅地毯的賓禮台。軍樂隊奏響了中美兩國的國歌,鳴禮炮19響。接著,鄧小平和卡特並肩走過長長的紅地毯,一起檢閱三軍儀仗隊。顯然,鄧小平享受著政府首腦的禮遇。由於當時鄧小平擔任的職務是中國的副總理,因此美國的記者大發感慨說: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如此隆重地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輿論普遍認為,在鄧小平訪美之前,還沒有一個外國貴賓受到過美國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1946年,丘吉爾訪美時受到了美國朝野的空前歡迎,但隆重程度遠不及此次鄧小平訪美。其原因在於,美國人把丘吉爾當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戰」已經結束、丘吉爾已經卸任首相的情況下,他並不代表什麼。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時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當時,美國政府為他安排了訪問節目,其高潮是遊覽迪斯尼樂園,鳥瞰公路上密如蟻群的私人轎車,以及享受一天純粹美國式的農村生活。但在美國人看來,赫魯曉夫只不過是一個鄉巴佬。但鄧小平的情況卻與此截然不同———他富有傳奇般的政治經歷,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大國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人。    
      其實,訪問美國,一直是中國領導人的一個夙願,毛澤東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國一遊」。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4年,毛澤東就曾對當時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歡的外交官約翰·謝偉思談過,他願意為促使美國在中國抗戰後的和平民主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飛赴華盛頓拜訪羅斯福總統。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羅斯福沒有下定決心。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會見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時,也表示願意到美國密西西比河裡游泳。據說,毛澤東在會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絲夫婦時,也都曾半認真半玩笑地表達過類似的想法。    
      對鄧小平來說亦是如此。1978年11月2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公明黨第7次訪華團時,就對竹入義勝說:「我現在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到華盛頓去,不曉得能否實現。美國人總是說我為什麼不到華盛頓去?那裡有台灣的大使館,我怎麼去。只有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了,我們中國領導人就可以去。在國際事務上,我只要完成這件事就可以見馬克思了。」鄧小平認為,這關鍵取決於美國政府和卡特總統的決心了。還說:「中日關係正常化一秒鐘就解決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加一倍,兩秒鐘就可以解決。」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國。第一次到美國是在1974年4月,當時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6次特別大會,首次向世界介紹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引起了全場轟動。整整兩年之後,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銷職務,中國也隨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之中。    
      而這次訪美,是鄧小平復出後推進中國走上現代化建設道路的一項重大舉措。在國內,他要大力推行改革開放,實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外,他在尋求和平友誼之外,還要尋求資金、人才、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在1979年前後,蘇聯這個超級大國不僅通過本土、而且還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構成「C」形包圍圈,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安全。鄧小平知道,要遏制蘇聯的霸權主義,靠自身和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夠的,也要借助西歐、日本,還有美國的力量。這或許正是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飛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據說,大年初一這天,北京的天氣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8點,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與前來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裡、耿飆等一一握手告別,並在擁抱了他的小孫女後,登上了波音707飛機。按預定時間,飛機將於8點30分起飛。送行儀式結束後,飛機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氣象部門傳來上海虹橋機場有大風大雨天氣的預報,能見度下降到1公里以內,根本不符合飛行起降的1.5公里能見度標準。飛機不能起飛,而李先念等領導人仍站在那裡向已經滑行的飛機揮手。怎麼辦?有人建議讓李先念等領導人回屋內與鄧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飛條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著窗外風雨中送行的老戰友們,鄧小平覺得不能讓他們一起在這裡等下去了,就說:「我們的飛機先滑行出去,讓他們都離開後,我們在跑道上轉一圈,再回停機坪來等候。」等送行的人們走後,鄧小平說:「我們就不下飛機了。」等了半個多小時後,上海方面的消息說,氣象條件還不夠。但如果再長時間這樣等下去就會影響既定的訪美行程。怎麼辦?一方面是領導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訪美的計劃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猶豫不決的時候,鄧小平斬釘截鐵地下了命令:「起飛!」    
      	專機飛臨上海後,能見度仍然只有1公里。而上海是必須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沒法飛越太平洋。再說,還有兩個美方派來的空軍飛行員要在上海登機領航。飛機在經驗豐富的徐柏齡機長穩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輪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時候,徐柏齡發現有一隻輪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這只輪子落到草地上,飛機就會出現事故,後果不堪設想。就在即將著地的一瞬間,徐柏齡迅速將飛機拉了起來。第一次降落失敗了。大家更為小平同志擔心。但小平同志繫著安全帶,非常沉著。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一圈後,徐柏齡鎮靜自如地操作著第二次降落。這一次,終於成功了!飛機原定在上海停留1個小時,但由於天氣原因耽誤了時間,飛機加滿油後,鄧小平就要求機組抓緊起飛趕路。經過15個小時的飛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軍基地停留1個小時),於29日凌晨4時半(美國當地時間28日下午3時半)飛抵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窗外,白雪皚皚,彩旗獵獵,五星紅旗和星條旗在歡迎的人群中隨風飄揚。    
          
          
    


第一部分中美關係的「領航人——鄧小平和卡特(2)

      □卡特說:「我們已經有14位領導人訪問過中國,你是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面美國佔了便宜,14比1。」    
          
      這是卡特和鄧小平的第一次見面。在檢閱儀仗隊後,卡特總統在致詞中說:    
      「今年開始了有意義的我們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今天我們又邁進了一步……我們期望,這種正常化能幫助我們一同走向一個多樣化的和平世界。    
      「副總理先生,昨天是舊歷的春節,是你們的新年的開始,是中國人民開始新的歷程的傳統的日子。我聽說,在這新年之際,你們向慈善的神靈打開了所有的門窗。這是忘記家庭爭吵的時刻,也是團聚與和解的時刻。對於我們兩國來說,今天是團聚和開始新的歷程的時刻,是久已關閉的窗戶重新打開的時刻。」    
      緊接著鄧小平致答詞。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白宮致詞。鄧小平說:「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意義遠遠超出兩國關係的範圍。位於太平洋兩岸的兩個重要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對於促進太平洋地區和世界和平,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世界人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我們兩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通過共同的努力對此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世界形勢也在經歷著新的轉折。中美兩國是偉大的國家,中美兩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形勢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歡迎儀式結束後,卡特和鄧小平並肩走進白宮。他們站在白宮的陽台上向人們揮手致意,攝影記者們紛紛搶拍下了這個經典的歷史鏡頭。    
      路上,卡特和鄧小平談笑風生。    
      卡特說:「1949年4月,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潛艇軍官,曾在青島呆過。」    
      「是青島嗎?」鄧小平笑著說,「當時我們的部隊已經包圍了那座城市。」    
      跟在身後的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開玩笑說:「那你們早就認識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    
      走進內閣會議室,雙方進入實質性談判。雙方代表在內閣會議室的一張長桌邊落座。美方參加的有:卡特、蒙代爾、萬斯、布熱津斯基、伍德科克、裡查德·霍爾布魯克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中方參加的有:鄧小平、方毅、黃華、柴澤民、章文晉、浦壽昌、彭迪、衛永清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朱啟禎、國際條法司副司長冀朝鑄。    
      賓主間的談判是在幽默中開始的。    
      卡特說:「我們已經有14位領導人訪問過中國,你是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面美國佔了便宜,14比1。」    
      鄧小平說:「有好客傳統的中國歡迎你們多佔便宜。我現在就邀請閣下、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和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以及其他美國朋友訪華。」    
      卡特風趣地說:「如果所有這些人都接受你的邀請,我這裡就沒人工作了。作為總統,我首先表示接受邀請,讓其他人等一等,以後再去。」    
          
      □鄧小平以詼諧幽默的語氣對記者們說:「我們無所不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在會談一開始的時候,喜歡抽煙的鄧小平就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包香煙,禮貌而又幽默地問道:「白宮可不可以吸煙?美國國會有沒有通過一條在會談中禁止吸煙的法律?」    
      卡特正在整理會談的發言提綱,聽鄧小平這麼一說,就笑起來了,說:「沒有。只要我當總統,他們就不會通過這樣的法律。你知道嗎?我的佐治亞州種植了大量的煙草。」    
      聽了這一回答,鄧小平也開心地笑了,就勢點著了一支「熊貓」牌香煙,悠然自得地吸了起來,然後對卡特說:「你準備好了,你先講。」    
      卡特按照準備的提綱開始小心謹慎地講起了關於世界事務的觀點,講到了亞洲和世界的穩定,講到了蘇聯軍事力量的迅速增長以及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後來,卡特回憶說:「鄧身材矮小,坐在內閣會議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幾乎看不到他這個人了。他在出神地聽我講話。他接二連三地抽著煙,睿智而明亮的眼睛常常東轉西看。當譯員把我的話譯給他聽時,他時而發出爽朗的笑聲,時而對其他中國人員頻頻點頭。」    
      卡特講完後請鄧小平談談他的看法。    
      鄧小平說,我們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寧,毛澤東和周恩來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著戰爭的危險。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想打仗,中國人需要很長的和平時期來實現全面的現代化。發動戰爭的很可能不是蘇聯就是美國。中國領導人一向認為,蘇美這兩個位居支配地位的國家十之八九會擴大他們的影響。幾年來,中國人開始意識到,對他們來說,來自美國的危險越來越小,更可慮的是蘇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有必要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這一反霸的統一戰線坦率地講也包括美國在內。中美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國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從自己所負責任的角度來說,有某些不足之處。    
      但會談中,兩人一致認為,如果中美聯合行動對付蘇聯,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只會進一步孤立蘇聯人。    
      第一次會談進行了1小時20分鐘。會後,鄧小平在國務卿萬斯的陪同下用完工作午餐後,來到白宮外交接待廳。這時,守候已久的記者們蜂擁而上,紛紛詢問鄧小平與卡特談了些什麼問題。鄧小平沒有像有些領導人拒絕記者說「無可奉告」之類的客套話,而是以他特有的詼諧幽默的語氣對記者們說:    
      「我們無所不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記者們被新中國的領導人如此鮮明而又高明睿智的回答感到震驚,並對鄧小平如此的幽默和靈敏發出由衷的讚歎。    
      下午,卡特和鄧小平的第二次會談繼續進行。著重談的是與蘇聯有關的國際局勢問題。最後,鄧小平要求卡特讓顧問與助手們離開,兩人從內閣會議室走到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鄧小平向卡特透露了一個中國政府的高級機密計劃,並請問卡特有什麼意見。這個計劃就是———中國越過邊界去給越南一次懲罰性的打擊。鄧小平告訴卡特:「中國很想讓那些狂妄的鄰國知道,它們要是對中國和本地區其他國家搗亂,那是不會不受到懲罰的。」    
      下午的會談持續了兩個半小時。      
    


第一部分中美關係的「領航人——鄧小平和卡特(3)

      □在「全世界大多數人都睜大眼睛注視的宴席」上,鄧小平說:「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很有資格獲得金牌。」    
          
      珍貴的雲石雕刻的大壁爐,四壁裝飾著英國橡木鑲板,豪華,典雅。這就是號稱白宮第二大廳的宴會廳。雖然它的規模跟能容納5000賓客的中國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相比是小了些,只有140個舒適的座席。但今天,就是美國的知名人士和社會名流、大企業家和明星也沒有資格走進來參加這個宴會。這次宴會由中國中央電視台和美國三大電視網同時實況轉播,被人們稱之為:「全世界大多數人都睜大眼睛注視的宴席」。    
      在這個卡特總統和夫人為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舉行的盛大國宴上,特別令人吃驚和注目的是,在華盛頓寒冷的冬天裡,白宮的這個宴會廳四周裡竟然盛開著紅色和粉紅色的山茶花。這一別緻的裝飾使宴會廳裡充滿了春天的氣息。原來,卡特總統為這次宴會是頗花了一番心思的。這1500株山茶花是特意從卡特的故鄉佐治亞州運來的。而且在宴會桌上還特意擺放了中國竹筷,菜單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國書法的美籍華人用中英文書寫的。這些細緻的安排,顯示了主人的匠心獨運,反映了卡特總統及其政府對鄧小平的高度敬意。    
      卡特首先祝酒。他說:「在爭取自由的革命中誕生的美國是一個只有200年獨立歷史的年輕國家,但是我們的憲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生效的成文憲法。有4000年文字記載歷史的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是,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還很年輕。我們能夠互相學到很多東西。」    
      鄧小平在宴會上用祝酒辭的形式,宣佈了此次中美會談中的一個突破,將反霸內容寫進了即將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鄧小平說:「我們兩國曾經在30年間相互處於隔絕和對立的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但是,兩國政府都意識到,兩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們從國際形勢的全局,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兩國關係。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順利達成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協議。不僅如此,還在關於建交的聯合公報中莊嚴地作出承諾,任何一方都不應當謀求霸權,並且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承諾既約束了我們自己,也使我們對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增添了責任感。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友好合作,不僅有利於兩國的發展,也必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的強大因素。」    
      宴會上,鄧小平始終談笑風生。當美國著名歌星雪莉·麥克萊恩對鄧小平個人的經歷表示興趣,來到鄧小平面前說:「副總理閣下,我對你的個人經歷極感興趣。」    
      鄧小平風趣地對她說:「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很有資格獲得金牌。」    
      在場的人聽了都齊聲喝彩。    
      宴會上,鄧小平對卡特大談中國的生活和國家的面貌正在發生變化。兩人還就傳教士的問題發生了心平氣和的爭論。卡特跟鄧小平談起了從小就對到中國去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很感興趣,說:「在我小時候,當海軍的舅舅常去中國的港口,就給我們寫信描繪中國。回國休假的傳教士放了有關在中國傳教的幻燈片。」    
      鄧小平說:「是的,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傳教士深入到了中國的內地。在我們老家四川也能看到他們的足跡。」    
      卡特說:「我把母親給我的零用錢一分一分節省下來,去看這些傳教士播放的幻燈片。看後使我懂得了把中國人看做朋友。懂得中國需要醫院、食品和學校,需要懂耶穌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我們都把這些傳教士看成是傑出的人。」    
      對此,鄧小平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許多傳教士到中國去,只是為了把東方的生活方式改變為西方的生活方式。當然,他們當中也有一些是好的。他們開辦的一些醫院和學校至今都還在。」    
      「那我們可以再派傳教士去中國布道嗎?」卡特試探著問道。    
      鄧小平明確地回答說:「現在時代不同了,儘管我們主張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我們不贊同恢復任何外國人到中國傳教的活動。中國的基督教協會也贊同我的意見。」    
      接著兩人又從宗教談到台灣問題。鄧小平坦誠地說:「中國是願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但我們不會把自己的手腳捆綁起來,那樣反而不利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宴會結束後,鄧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婦及女兒艾米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舉行的一場耗資50萬美元的文藝晚會。這是一家石油公司資助舉辦的,堪稱卡特總統任期內最排場的一次活動。這家石油公司或許就是看好了中國這個有著巨大潛力的市場,也想借鄧小平訪美來給自己做廣告。    
      晚會上,許多美國明星都參加了演出。整個晚會在美國著名節目主持人安娜·威尼斯勒的主持下高潮迭起,精彩紛呈。像著名的鋼琴家魯道夫·塞金、歌唱家和六絃琴演奏家約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而世界著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美國宇航員格倫也為迎接中國客人罕見地登台表演。據說主辦者獲悉鄧小平愛好籃球,還特地安排了哈萊姆環球遊覽職業文娛球隊的籃球表演,博得全場喝彩。最後一個節目是一群天真活潑的美國兒童唱起了中國歌曲,使晚會達到高潮。鄧小平夫婦和卡特夫婦愉快地登台和演員們見面。鄧小平動情地擁抱親吻唱中國歌曲的小演員們的場面更是感人,場上的所有觀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許多人被中美友好的熱烈氣氛所感染,流下了激動的淚水。隨後,鄧小平和卡特在全場2000名觀眾的歡呼聲中站到舞台中央緊緊握手,耀眼的舞檯燈光和熱烈的歡呼聲匯成了一個歡樂的海洋,他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握在了一起。    
      後來卡特在他的回憶錄裡滿懷深情地寫道:「在正式的祝酒詞和私下的談話中,人們都像過節一樣沉浸在歡樂的氣氛裡,似乎有意要打破往往使這種場合氣氛沉悶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別高興的是,看到國務院的中國專家們迫不及待地當面探問他們以畢生精力研究的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代的風俗習慣的第一手材料。」    
      在1979年1月29日卡特的日記中,卡特記載了當天與鄧小平在一起的情景:「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場既輕鬆又精彩的演出。表演結束後,鄧和我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羅莎琳和艾米(卡特的夫人和女兒)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員見面。當鄧擁抱美國演員,特別是在擁抱唱了中國歌曲的兒童演員時,流露了真誠的感情,令全場感動。他吻了許多兒童。後來記者們報道說,許多觀眾流下了感動的眼淚。一直強烈反對同中國建交的參議員拉克澤爾特在看了這場演出後說:我們被他們打敗了———誰也沒法對唱中國歌的孩子們投反對票。鄧和他的夫人看來真的愛人民;他確實令在場的觀眾和電視觀眾傾倒。」卡特還說:「也許因為他充滿活力和個子矮小,鄧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別的兒童最喜歡的人,而且看來這種感情是雙方面的。」    
          
    


第一部分中美關係的「領航人——鄧小平和卡特(4)

      □美國主流電視的黃金時間變成了「鄧小平時間」。「鄧小平旋風」吹遍美利堅。    
          
      在華盛頓,鄧小平同卡特總統共進行了三次會談。    
      第三次會談是1月30日早上9點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裡進行的,其實也就是在鄧小平和卡特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鄧小平只帶了翻譯冀朝鑄。這次卡特說話就不像昨天會談時那樣小心謹慎了。他大聲宣讀了一張自己手中的便條,扼要地提出了他不贊成中國人進軍越南的理由。然後將這張便條交給鄧小平。    
      鄧小平堅定地談起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個嚴重的問題,是蘇聯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他還用「啞鈴」來形象地比喻蘇聯一頭通過越南搞印支聯邦,一頭通過阿富汗、伊朗、印度直接南下波斯灣的這種擴張稱霸的野心。鄧小平說,就是從最壞的方面考慮,中國也頂得住。他強調說,如果中國採取行動,不用多久中國軍隊便會撤退的。而這一行動的結果將是有益的,而且可能會長期起作用。    
      之後,鄧小平和卡特走出橢圓形辦公室,繼續參加內閣會議室的會談。雙方就最惠國待遇、互派留學生以及關鍵的台灣問題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判。因為當時美國國會正在辯論台灣問題,一些議員甚至為此發火,所以卡特希望鄧小平能在訪美期間的公開場合談到台灣問題時,最好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這兩個詞語。    
      但鄧小平早已胸有成竹。他說,美國可以為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做出貢獻,希望美國和日本規勸台灣談判,而不是去做不利於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事。他還強調說:「我們不贊成向台灣出售任何武器,過了今年,以後向台灣出售任何武器時貴國政府都要慎重。我們不贊成你們向台灣出售任何武器。」    
      會談結束後,鄧小平和卡特從總統辦公室走進被稱作「總統花園」的玫瑰園,與記者見面。當記者們問他們會談取得什麼成果時,卡特說:「副總理明天還要和我們見面,簽署即將達成的一些協議。我們的討論是深遠、坦率、誠懇、親切而和諧的,極其有益和有建設性的。」    
      當他們在記者們的鏡頭前握手時,鄧小平興奮地說:「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    
      鄧小平的話深深地感動了卡特,也感動了記者們。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了。    
      鄧小平在美國的8天時間裡,在華盛頓除了和卡特,還和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領導人進行了會晤。30日中午,在國會大廈的參議院會議廳裡,鄧小平與85位參議員共進午餐,邊吃邊談。下午,鄧小平出席了眾議院的茶會,與眾議院的領袖和議員們喝茶會談。他們就台灣問題、中美貿易問題、南北朝鮮問題等進行了交談,第一次勾畫了「一國兩制」的構想,獲得了議員們的普遍稱讚。在這象徵著美國民主制度的國會山上,那些自以為是見多了世面的議員們,在舉行午餐會、茶會時,竟然紛紛拿著以鄧小平肖像為封面的《時代》週刊,列隊等候與鄧小平握手,請他簽名留念。因為鄧小平剛剛被該刊評為「1978年的風雲人物」。    
      晚上,鄧小平參觀了美國國家藝術館,並發表了講話,強烈譴責蘇聯支持越南大規模侵略柬埔寨。他說,中國將始終支持遭受壓迫和侵略的國家和民族反對霸權主義者的正義鬥爭,「中國雖然很窮,力量有限,但是,我們將堅決履行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我們甚至將毫不猶豫地承擔必要的犧牲以維護國際正義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長遠利益。」    
      1月31日,鄧小平和卡特的內閣成員共進早餐後,前往林肯紀念堂獻了花圈,並參觀了史密森氏航空和宇航博物館。接著到布萊爾大廈接受了費城坦普爾大學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中午,鄧小平還在這裡與11名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共進午餐,再次呼籲中、美、日和西歐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應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    
      1月31日下午,鄧小平在布萊爾大廈又會見了美國廣播電視界記者。然後和卡特一起前往白宮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等文件。簽字之後,卡特總統首先致詞,宣佈不久的將來美國將在上海和廣州開設領事館,中國將在休斯敦和舊金山開設領事館。同時,數百名中美學生將到對方大學進修學習。鄧小平在致詞時說:「我們剛剛完成了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但這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    
      晚上,鄧小平在中國駐美聯絡處舉行盛大的答謝宴會,到會的人超過了預定人數,大廳裡擠得水洩不通。為鄧小平致詞作翻譯的費斐女士幾乎站不上臨時搭就的講台。人人希望與鄧小平碰杯、說句話、搶拍個鏡頭,氣氛熱烈感人。    
      在離開華盛頓前,鄧小平和卡特在白宮親切擁抱告別。鄧小平與卡特的會談是以吸煙開始的,告別也是以吸煙的話題結束的。卡特對鄧小平說:「只要不影響你的健康,歡迎你明年到我的家鄉佐治亞,在那裡我可以讓你品嚐到幾種最優良的煙葉。」    
      鄧小平手裡夾著一支煙,笑著說:「儘管我離不開煙,但我的醫生向我保證我不會得癌症。」    
      1979年2月1日,中美聯合公報發表。這天早上,鄧小平在出席了美國政府舉行的簡短歡送儀式———鳴禮炮19響,檢閱儀仗隊———之後,乘專機前往著名的工業汽車城亞特蘭大以及休斯頓和西雅圖等有「美國陽光地帶」之稱的南部城市參觀訪問。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參觀了福特汽車公司、休斯敦國家宇航中心、波音公司,並在休斯敦結識了著名的世界石油大亨亞蒙·哈默。鄧小平每到一處,都引起人們的關注,受到了熱烈歡迎,給當地人民帶來愉快和歡樂。許多人都想見一見他,同他握手,向他歡呼、問好,請他簽名留念。可以說,鄧小平的這次出訪,在美國引起了全國性的「中國熱」。    
      在西雅圖,鄧小平會見了華盛頓重量級的民主黨參議員、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朋友亨利·傑克遜。在這裡他們進行了友好的會談。傑克遜還拿著1979年第一期的《時代》週刊,指著封面上鄧小平的圖像說:「那個時候,恐怕也認為你是紅色魔鬼頭子之一,不可能想像可以將你評為《時代》週刊的新聞人物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不瞭解中國。我一向認為,美國未能理解中蘇分歧是美國情報界最可恥的大失敗之一。」鄧小平西雅圖之行,使波音公司成為最早進入中國的美國首批大公司之一。    
      鄧小平在結束訪美之前,還特別接見了美方的安全警衛人員,與他們合影留念。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一件與警衛工作有關的特別禮物———一張貼有鄧小平照片的西雅圖警察局帶有證章的局長證。鄧小平對美方警衛人員說:「感謝你們的周到服務,保證了我訪問美國的圓滿之行。今後,我歡迎你們當中的任何人到中國訪問。」    
      2月5日,鄧小平圓滿結束了對美國的友好訪問,途經東京回國。鄧小平在西雅圖機場發表了告別講話。在飛離美國之前,鄧小平還致電卡特總統,肯定他訪美取得的成功,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將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重大發展。電文如下:    
          
      卡特總統:    
      在我結束對貴國的正式友好訪問,即將離開你們美麗國家的時候,我對你和卡特夫人以及貴國政府給予我們一行的盛情款待再次衷心感謝。    
      我這次對貴國的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我同你的會談,同美國各界朋友的相互瞭解,加深了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美兩國關係將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得重大的發展。我相信,這對於我們兩國,對於整個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期待著不久的將來在我國歡迎你和你的夫人。    
          
      鄧小平和卡特雖然在一起的時間不算長,然而,就在這短短的幾天裡,鄧小平的言談舉止卻給卡特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他說:「鄧給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堅強,有才智,坦率、勇敢、氣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談判是一種樂趣。」他把接待鄧小平來訪視為其總統任內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對他來說「一切都是如願的,中國領導人也很滿意」,他甚至認為:「過去三天我們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異乎尋常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使我們兩國之間的這種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規,不再是頭條新聞或者歷史學家的事,而是中美兩國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務。」他認為在這位身材矮小卻十分健壯的中國領導人身上,「和諧完美地體現出了機智、豪爽、魄力、風度、自信和友善」。他說:「在這個過程中,我懂得了為什麼有人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鄧小平的這次訪美,對發展兩國關係有著重要意義,是中美兩大民族傳統友誼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論壇報》稱「鄧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槓桿」。在8天的訪問中,鄧小平不知疲倦,爭分奪秒地進行了各種會談,會見了數以百計的議員、州長、市長以及企業界和文化界人士。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向數千人發表了講話,回答了近百名記者的提問。先後有2000多名記者採訪報道了這一歷史性訪問,美國的三大主流電視網每天的黃金時間變成了「鄧小平時間」或「鄧小平頻道」,有評論說,鄧小平以其獨特的魅力在美利堅刮起了「鄧小平旋風」。據白宮老資格的禮賓司人士說,歡迎鄧小平的熱烈場面是空前的,在美國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而鄧小平的傳奇經歷、可愛性格和政治風度也深深地吸引著美國人民。紐約州的眾議員萊斯特·沃爾夫說:「?穴鄧小平?雪不但誠實坦率,而且和藹可親。肯定給美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華盛頓州參議員亨利·傑克遜說:「他沉著鎮靜而有自制力。」華盛頓大學的詹姆斯·陶森說:「(鄧小平)堅強有力,語言精闢,直截了當,機智老練。」而中國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在記者述評中說:「中國對當前國際事務和中美關係的立場以這樣有效的方式直接為美國公眾所深切瞭解,這是從未有過的。」    
      還有一點值得記住的就是,鄧小平訪美回到北京後的第10天,中國邊防部隊在廣西、雲南邊境地區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這是他半個月前在白宮跟卡特就說過的。鄧小平說話算話,說幹就幹。


第一部分中美關係的「領航人——鄧小平和卡特(5)

      □鄧小平在華盛頓收到了毛澤東42年前寫給他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華盛頓訪問時,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貴的禮物———一封毛澤東在1937年8月19日寫給他和任弼時的親筆信。    
      事情是這樣的:鄧小平在華盛頓先後在會見尼克松、基辛格和前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等人物的同時,他還會見了一位非常有傳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位夫人海倫·斯諾。    
      海倫也是著名的美國進步記者,筆名尼姆·威爾斯,綽號佩格。1907年9月21日生於芝加哥,父親是個律師。她懷揣埃德加·斯諾文章的剪報本,於1931年乘美國「林肯」號海輪來到中國上海,在美國領事館當秘書。1932年與埃德加·斯諾結婚。1937年4月她在斯諾的影響下,只身前往西安,並成功越過國民黨的封鎖進入延安,寫下了她的成名代表作《紅色中國內幕》(中譯名《續西行漫記》),是《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的重要補充。在中國期間,她和斯諾在北京還參與策劃了「一二·九運動」和「中國工合」運動。她一直關注中國並熱愛中國,寫了17部有關中國的書,但大都未能出版。    
      1937年,海倫到達延安後,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40多個中共領導人和著名的紅軍將領。但是,遺憾的是她沒有採訪到鄧小平和任弼時。因為他們已經率領部隊離開延安前往雲陽鎮,待命開赴抗日前線。但海倫並不甘心,她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共的所有高級將領採訪到,給他們寫上一筆。於是,她就找到毛澤東,請求毛澤東給她想辦法。毛澤東拗不過她的「窮追猛打」,只好答應給她寫封介紹信。    
          
      弼時、小平同志:    
      斯諾夫人隨部隊一起赴前方,作為戰地記者,向外寫報道。請在工作、生活諸方面予以協助和關照。    
      致    
      禮    
                                         毛澤東    
      1937年8月19日    
          
      而當海倫拿著毛澤東的親筆信興致勃勃地趕到雲陽時,任弼時和鄧小平卻已離開了雲陽。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斯諾多次來過中國,因為她與斯諾在1949年已經離婚,故而未能轉交這封信。海倫一直沒有放棄要把這封信交給它的主人。任弼時於1950年去世後,海倫就始終期待著親手把這封信交給鄧小平。然而天遙地遠,時空阻隔,再加上中美兩國長達30年的政治隔絕、對立,直到這次鄧小平來到美國,海倫一下子喜出望外,立即從家鄉康涅狄格州趕來,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了會見鄧小平的要求。經過多方努力,她得到了滿意的答覆,終於如願以償。    
      當她和鄧小平握手的時候,海倫激動地說出了第一句話:「你真難找啊!」    
      是啊!這一找,等了42年!而毛澤東主席也已經在3年前逝世。    
      鄧小平熱情地握著海倫的手,親切地說:「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記者啊!我聽說過的,聽說過的,遺憾的是,我們今天才見面。」    
      然後,海倫興奮地將這封塵封了42年的信鄭重地交給了它的收信人鄧小平。攝影記者們也紛紛搶著拍下了這個中美友誼史上十分珍貴的鏡頭,後來許多報紙也在顯著位置報道了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消息。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美國的訪問。」    
          
      1981年8月,剛剛離任的卡特夫婦應邀來到中國。鄧小平親切會見了卡特夫婦。會談中,他們談得最多的仍然是他們共同關心的中美關係問題。    
      鄧小平說:「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係不要停滯,要繼續發展下去。發展中美關係是全球戰略的需要,也是中美兩國的共同需要。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從美國方面來說,是當時總統尼克松先生開創的,卡特先生執政時完成的,希望裡根政府繼續作出努力來推進中美關係。」    
      卡特說:「對美國人民來講,美中之間的新關係所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明顯的。這種關係將會持久地向前發展,不會因黨派而異。」然而,事情並非卡特所說的那樣,裡根政府一上台,對華政策的轉變再次讓中美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是後話。    
      這次會談,他們不可避免的再次談到台灣問題。會後,鄧小平設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婦。    
      這是鄧小平和卡特的第二次見面。第三次見面是在6年以後的1987年6月。鄧小平仍然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卡特夫婦。    
      會談中,他們還就他們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以及中日關係、中印關係、中蘇關係和中東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    
      鄧小平說:「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後,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這樣的事,必須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講社會主義的民主,也要講社會主義的法制。在強調民主的同時,要強調教育我們的人民特別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紀律。」    
      第二次到中國的卡特夫婦,這次專門去了一趟西藏。卡特向鄧小平說明了他去西藏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同尼泊爾作個比較,一個是實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後西藏的歷史文化恢復狀況。並說:「我是一個農場主,拉薩附近的農業情況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覺得西藏發展旅遊業的前景廣闊。    
      鄧小平也承認西藏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並說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精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政策是堅定不移的。鄧小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民族歧視,我們對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鄧小平指出,看待民族問題,要「著重於實質,而不在於形式」。    
      鄧小平還問卡特:「這次到拉薩的感覺怎麼樣?」    
      「非常有意思。」卡特說,「如果你以後有機會進行長途旅行的話,我想首先你應該再去一次美國。」    
      鄧小平一邊吸煙一邊爽朗地笑著說:「上帝不允許我再年輕20歲嘍。」    
      卡特說:「對美國來說,最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就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說:「我們經常回憶兩國關係正常化和我訪美時受到美國政府破格接待時的情景。在你的任期內,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了不起。」    
      卡特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美國的訪問。」    
      會見結束時,卡特和夫人羅莎琳對鄧小平說:「非常感謝你送給卡特圖書館的掛毯,我們非常喜歡。」卡特將自己剛出版的回憶錄作為禮物送給鄧小平,鄧小平高興地接受了。    
      鄧小平與卡特這次會見的談話,後來分為兩篇,分別以《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什麼事都幹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一部分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和尼克松(1)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    
           ———鄧小平和尼克松    
      一提起美國總統尼克松這個名字,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有人把中美關係比作一艘在大河裡航行的輪船,從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開始,到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結束,中美關係真正地從「解凍」到「起航」,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而尼克松和毛澤東、周恩來就是中美關係的「解凍」人和奠基者。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讓尼克松怎麼也不會想到的是,鄧小平會主動邀請要與他見面。他終於在離開白宮5年後第一次回到白宮。    
          
      1979年1月29日,美國總統卡特和夫人在華盛頓舉行了盛大國宴,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鄧小平和夫人。參加國宴貴賓共有140人,其中包括24名中國官員、6名美國政府內閣成員、14名參議員和11位美國知名企業家。其中還有兩個人物是鄧小平向卡特總統特別提出要求而邀請的,所以就特別引人注目。他們就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前國務卿基辛格。    
      鄧小平和尼克松在華盛頓見面了。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眾所周知,這個時候,中美關係的「解凍」者毛澤東、周恩來已經逝世,尼克松卻因為「水門事件」被迫辭去總統職務而在美國備受「冷落」。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讓尼克松怎麼也不會想到的是,鄧小平會主動邀請要與他見面,他終於有機會再次回到白宮。要知道,這是他自從1974年離開白宮後,5年來第一次回到白宮。據說,尼克松是在一片美國式的噓聲中走進白宮的宴會大廳的。    
      卡特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保持信心》一書中,是這樣描述鄧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見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宮的出現震驚了華盛頓的新聞界。尼克松總統雖然並不認識中國的現任領導鄧小平,但在短時間的招待會上,他卻同他們津津樂道他以前的中國之行。從他們私下的言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終是中國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們並沒有把尼克松『水門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當美麗動聽的《美麗的阿美利加》音樂在宴會大廳裡奏響時,表情一直十分鎮靜的尼克松卻突然顯得十分激動,他在宴會桌旁愉悅地對鄧小平說:「你知道嗎?他們演奏的是同一支樂曲,就是我訪問中國時聽到的那支曲子。」顯然,他很高興與鄧小平談起他第一次打開中美關係之門的訪問。    
      鄧小平告訴尼克松:「你來的時候,我還遠在長江的南邊,在一個叫南昌的省城郊區的農機廠做工,得知毛主席請你來訪問,我是很高興的。」    
      7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11時27分,尼克松是作為美國總統的身份,在中國的北京機場的跑道上,和中國總理周恩來一起聆聽美國的國歌。那是自1949年之後23年來,《美麗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奏響。如今他作為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在美國的總統府和中國的另一位副總理再次聽到這支樂曲,一樣的旋律,兩樣的心情———中國人民沒有忘記他。    
      眾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個頑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是他幾十年來根深蒂固的一貫本色。他成名於整肅美國國務院中無辜的較有進步思想的官員阿爾傑·希斯。包括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毛澤東最喜歡的美國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等都受到過他的排擠和迫害。不論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終是為美國統治集團效力的一名重量級角鬥士。1946年,尼克松第一次當選國會議員,初登政治舞台。後來在艾森豪威爾擔任美國總統時,尼克松當上了副總統。以後幾經榮辱興衰,終於在1969年登上總統寶座,成為美國的第37任總統(1969—1975),並於1972年贏得連任,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之一。正當他權極位尊而躊躇滿志的時候,因捲入「水門事件」的醜聞,為避免遭國會彈劾,翌年他被迫辭職。    
      作為共和黨的領導人,尼克松入主白宮後,感到蘇聯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非常強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競爭者」,「在同蘇聯對話時,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沒有中國,「要建立穩定和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與中國對話。於是他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帶話給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而此時,中蘇關係已經嚴重惡化,中美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中國同樣需要美國來扼制蘇聯。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曾於1970年的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著名記者斯諾夫婦,以此傳達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而在這年年初,中斷了兩年多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駐華沙的中國大使館內恢復談判;8月美國宣佈取消在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過往的中國船隻加油的禁令;到了9月,總統尼克松對美國《時代》週刊發表談話說:「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971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拉開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動「大球」;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後宣佈尼克松將訪華;1972年2月,尼克松來到中國,並於27日在上海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在告別宴會上,尼克松說:「今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萬里和22年敵對情緒的橋。」同時,尼克松還表示:如果他連任,將在下一個任期內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然而遺憾的是因為「水門事件」的發生,尼克松對周恩來的「五條秘密承諾」也成了空頭支票,大大推遲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而據基辛格回憶說:毛澤東對轟動美國政壇的這一事件,是「根本無法理解『水門事件』引起的喧囂;他輕蔑地把這整個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過是芝麻大小,而現在卻因此鬧得翻天覆地。反正我們不喜歡就是。』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攻擊一位成績卓著的總統。」而在1976年的元旦,毛澤東在接見尼克松的女兒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維·艾森豪威爾時,仍然稱尼克松為「總統先生」,並說:「我願意叫他為總統先生,誰也管不著。」毛澤東還認為西方政治虛偽的很!就因為兩卷錄音帶就可以讓一位總統下台,豈不是咄咄怪事!可見毛澤東是喜歡尼克松的。    
      鄧小平訪美,標誌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儘管尼克松當年的願望沒有能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中國人沒有忘記這位奠基者。鄧小平特別要求卡特總統請尼克松到白宮參加國宴見面,並在宴會的答詞上說:    
      「我們兩國曾在30年間處於相互隔絕和對立的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在這個時刻我們特別懷念生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開闢道路的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我們也自然想到前總統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國參眾兩院的許多議員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據當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宴會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邊,白宮的服務人員都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這使我很感動。終席時,這位前總統請同桌的人在一張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單上一一簽名留念,說是要帶回家給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見,尼克松這次回到白宮赴宴的心情。    
      此後,尼克松多次訪問中國,幾乎每次都受到鄧小平的接見。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我們可以看到,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尼克松的時候,高度評價了尼克松1972年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他是這樣說的:    
      「你是在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到中國訪問的。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間,中美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在你擔任總統的時候,改變了這個狀況。我非常讚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樣,什麼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用這樣的思想來處理國家關係,沒有戰略勇氣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國之行,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動。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


第一部分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和尼克松(2)

      □尼克松回憶說:「我在1989年對中國進行的第6次訪問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來最敏感、最有爭論的訪問。這一次,幾乎我的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極力勸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堅持來到中國。    
          
      從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宮見面,到1989年10月31日尼克松第6次訪問中國也是最後一次同鄧小平會面,尼克松和鄧小平的交往成了鄧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動。這不僅表現在他們相互間的友誼是深厚的,同時也表現在他們的交往是在求同存異之中與時俱進的。    
      1989年10月31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這時正是中美關係處於非常嚴峻的時刻。因為春夏之交中國政府果斷採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政治風波,卻招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無理指責,並制裁中國。中美關係面臨困境。尼克松在這個時候訪問中國,他既不是總統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員,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到中國的。    
      鄧小平會見了他。一見面,尼克松就說:「我來中國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們的款待和歡迎。」    
      鄧小平說:「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們讚賞和關注。」    
      接著,尼克松說到目前的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嚴峻考驗,希望努力改變這種局面。    
      1990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憶錄《角鬥場上》一開卷,他不僅回顧了1972年訪華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的往事———無疑他已經把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事件和輝煌的頂峰———而且他還詳細敘述了1989年秋天他第6次訪華時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會面的情景,披露了與鄧小平會晤的一些重要細節。他說:通過這次與鄧小平會晤,「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確信,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在回憶錄中對這次會見進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1989年對中國進行的第6次訪問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來最敏感、最有爭論的訪問。這一次,幾乎我的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極力勸我不要去。他們預言:批評我的人會無情地對我進行譴責。但是,我相信,為了盡一切努力來恢復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的勢頭,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險也是十分值得的。    
      當時,我並不知道布什總統曾經在1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團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這個代表團,我也會執行我自己的計劃。我知道我在實現我們兩國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說了中國領導人不想聽的話,他們也會聽。為了強調我的訪問在他們的心目中的重要性,並且使這次訪問具有兩黨一致的性質,我邀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前卡特政府中國問題的高級顧問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離開以前還同兩黨的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進行過磋商。……    
      10月31日,我會見了鄧小平,這也許是我同他的最後一次會見。這也是他在宣佈退休之前最後一次會見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對鄧小平說:「我對中美關係仔細觀察了17年。在這種關係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像現在這樣嚴重的危機,因為這一次感到關切的不是中國的敵人,而是中國的朋友。在我們的會談中,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分歧,並彌補美國國內對中國友好的人因對一些中國領導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損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會見中,鄧小平在領導機構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顯然是目前黨的看法。他們引中國的一句諺語「解鈴還須繫鈴人」,說我們兩國關係冷淡是美國的過錯,因為一些學生鬧事純屬內政事務,而美國對此作出了過火的反應。鄧小平老練得多,他說:「在結束前不久在我們之間發生的這件事方面,美國應當採取主動。中國弱小,美國強大。我關心的不是僅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維持人們對中國的尊敬,我們就應該下台。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鄧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發出呼籲,作為一個幾代以來曾經深受外國統治和剝削之害的國家的領導人要求給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國領導人進行的歷時3小時的毫無限制的會談結束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確信,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在這次會談中,鄧小平這樣真誠地對尼克松說:「現在是否可以這樣說,我們同美國也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闢未來。」鄧小平坦誠地告訴尼克松:「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捲入太深了,並且不斷地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    
      談話中,鄧小平嚴正指出:「這是中國的內政。目的就是要穩定,穩定才能搞建設。道理很簡單:中國人這麼多,底子薄,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幹不成。穩定壓倒一切。」對「美國之音」等美國新聞媒體大量報道的假新聞,鄧小平感到非常氣憤,說這「太不像話」,是「一批撒謊的人在幹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同時,鄧小平還警告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定國策,要吃虧的。」    
      鄧小平還請尼克松轉告美國總統布什,「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他實事求是地進行了分析,「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當說到這裡時,鄧小平的語氣顯得尤為強硬,表現出了其特有的外交姿態。他說:「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    
      如今這些談話以《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我們再次重讀這些深入淺出、鏗鏘有力、不卑不亢的精彩對話,彷彿仍能感受鄧小平作為一個中國人民的兒子,在為了維護祖國利益和尊嚴時,表現出的沉著、冷靜和高貴。    
      「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台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最後,鄧小平還著重地說:「這是我講的真話。」    
      在再次闡述國家關係應該遵守「不要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後,鄧小平強調,一切外部勢力的干涉都「動搖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特別是在最近10年,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了。中國人民是擁護改革開放的政策的,對國家也充滿著希望。鄧小平毫不謙虛地說,這「是真好,不是假好」。他還肯定地告訴尼克松說:「誰也不能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他說道理很簡單,因為不搞改革開放,走回頭路,中國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就要滑坡,人民生活就要下降。鄧小平自信地說:「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還擔任職務,10年來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絕對不會改變。我相信我的同事們會這樣做的。」    
      會談最後,鄧小平說:「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後來,尼克松回憶說:「我離開中國時,對未來抱審慎的樂觀態度。……我之所以樂觀,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認識到,在採取一些必要的緊縮措施以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將會繼續下去,從而必然會重新出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我遇到的每一個領導人都表示堅決支持鄧的改革的基本原則。在這方面,給我特別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較年輕的領導人。……他們都知道走回頭路再搞教條主義只會走進死胡同……中國由於其巨大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不可避免地會在下一個世紀成為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那時,我們需要中國作為我們的朋友。」


第一部分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和尼克松(3)

      □尼克松說:我見過鄧小平四次。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永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象都由於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    
          
      在尼克松回憶錄中有關鄧小平的章節裡,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對鄧小平的仰慕與稱讚。他說鄧小平「能看到專家們不可想像的東西。的確,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產主義國家從未做過的」,「撇開權力和意識形態問題不談,鄧正在打賭的是:中國不會背棄好東西」。還說,「鄧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這樣,他表現出了他的高超靈巧的政治奇技。」鄧小平的「遺產將是使中國從過去的意識形態緊箍咒中鬆綁,並使中國準備在未來成為國際領袖」。    
          這裡,我們不妨摘選一段,看看尼克松眼裡的鄧小平到底是一個什麼印象———    
          
      鄧小平與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們不感到政府內的能幹的下屬是個威脅。相反,鄧小平認為,一位領袖逝世以後,如果有妥善準備好的接班人繼續執行他的政策,這就是最終的成功。今天。鄧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隨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感覺越來越明顯,鄧反而得以理解到領袖不朽的關鍵在于謙虛地承認其他人能夠也必須代替他。鄧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許多輝煌業績而將被人們所記憶。歷史上,很少有堅強的領袖人物能正視自己的終將逝去,而不是被別人迫使他承認這一點。鄧說:「我要在還未老糊塗之前退下來。」這句簡單的話充分證明了他的偉大……    
      已經沿著鄧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遠的中國是否會走回頭路?倒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國家像個人一樣,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中國是在已試驗中央計劃經濟失敗後,方開始試驗經濟局部自由化的。當鄧小平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信徒時,中國曾是國際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賴蘇聯的賞賜。在「大躍進」失敗後,鄧小平才認識到,中國人民的潛力未能在國內發揮,而中國的國家潛力則未能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毛和周的最偉大遺產之一是,他們終於轉向西方,把中國領進了20世紀。他們的接班人的遺產將是使中國從過去的意識形態緊箍咒中鬆綁,並使中國準備在未來成為國際領袖。    
      鄧小平作為一個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競爭對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輕人,而是他周圍的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為他們想像中的國家後果而擔憂,而鄧則歡迎和鼓勵出現這個後果。他們仍懷念著他們和鄧小平一起曾為之而戰鬥的革命理想;鄧小平則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國的體制,否則,10億張飢餓的嘴會把這些理想化為灰燼。16世紀的一位法國學者在他生命垂危時曾絕望地寫道:「若少已知之,則老可行之。」84歲的鄧小平不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結合產生巨大威力,它推動世界1/5的人為新的繁榮和成為世界領袖而奮鬥。    
      西方有許多的幼稚的觀察家堅信:鄧的長期計劃是使中國中止共產主義統治。鄧的改革確實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鄧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他不願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個希望中國具有強大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民族主義者,有了這種力量,中國才能推行使自己成為21世紀超級大國的外交和貿易政策。    
      儘管更多的政治自由並非鄧的明確目標,但是,如果經濟改革深入下去,政治變化可隨之而來。政治變化必須循序漸進,當然應盡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應快得使現行政治結構應付不了。鄧本人把這一點表達得更好不過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漸改善他們的生活,那麼,我認為這種政策本身就是其連續性的可靠保證。」    
      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時間。今天中國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經過相當時間後,他們就會習以為常。親身經歷改革並從中得益的年輕領導人,將成為繼續改革和擴大改革的鼓吹者。鄧的觀念取得成功將提高「自由」威望。中國將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於自由。    
          
      毫無疑問,鄧小平給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難忘和深刻的。他說:「我見過鄧小平四次,1979年在華盛頓,1982年、1985年和1989年在北京。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永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象都由於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    
      1982年的會見是在9月8日這天舉行的。鄧小平再次對10年前尼克松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所做的貢獻表示了讚賞。同時,鄧小平也非常直率對尼克松說:「你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到中國來的。」但是,「反過來中國同美國改善和加強關係,也是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的。」    
      這次會見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北京召開(9月1日至11日),而此前的8月17日,中國政府與美國的裡根政府剛剛發表了「八·一七公報」。鄧小平和尼克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冷靜地說:「當然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要看今後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他指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還有很多障礙,但最大的障礙就是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和更具有長期影響的《與台灣關係法》。    
      鄧小平說:「中美關係還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應該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真正從全球戰略出發,發展中美戰略關係,而不只是在台灣問題上。領域寬得很。鄧小平告訴尼克松,正在進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關係。但他同時也說:「問題是還要走著看。」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潛心著述,並一直是他的繼任者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詢顧問之一。尼克松先後出版了10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機》(1962年)、《尼克松回憶錄》(1978年)、《真正的戰爭》(1980年)、《領袖們》(1982年)、《真正的和平》(1984年)、《越戰不能重演》(1985年)、《1999:不戰而勝》(1988年)和回憶錄《角鬥場上》(1990年)、《超越和平》(1993年)。這些作品都已在中國翻譯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1999:不戰而勝》這本書中,稱讚鄧小平是「20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說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觀的。」他高度評價中國在經濟、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認為這應歸功於鄧小平。    
          
      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現的,這次革命使中國擺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教條。鄧小平過去和現在都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在中國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長征途中,一直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站在一起。他為1949年創建新中國及鞏固新政權所做的貢獻使他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一個值得信賴的部下,但是,他對毛澤東搞的「大躍進」感到苦惱。他在60年代第一次試圖提出改革建議,但卻引起了極端的毛主義者對他的猜疑。1967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1973年,又重新成為周恩來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經濟現代化邁出的謹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澤東的阻撓。1975年,鄧小平和即將去世的周恩來開始繼續致力於四個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中國現在的指導方針。很快,激進派又反掌一擊,再次使鄧小平下台,留下周恩來一人在權力的邊緣渡過了他最後幾個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國家建設者們戰勝了狂熱勢力,粉碎了「四人幫」,兩次下台的鄧小平又成了中國的「最高領袖」。    
          
      他還在回憶錄裡這樣寫到:「我從1976年到1985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四次訪問中,我見到這個國家從世界上最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之一發展成為世界上在擺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桎梏方面最進步的共產黨國家之一。拿破侖曾經把中國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國已經成為覺醒的巨人,它永遠拋棄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個主要的地緣政治力量中心。」    
      自從1972年尼克松主動打開了關閉23年之久的中美關係的大門之後,尼克松以他從全球戰略角度分析國際問題的能力,成為美國戰後最擅長於外交事務的總統。尼克松10年的中國之行(1979-1989),目睹了中國在全球戰略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和改革開放給中國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他更加敬重鄧小平。    
      正如尼克松對鄧小平說的:「你們深信你們的制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這或許正是對中美關係最明智最客觀最科學的概括。其實世界不就是如此麼?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由此,我們相信,維護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不僅對中美兩國人民有益,同樣,也是對世界的發展做出的貢獻。


第一部分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鄧小平和布什(1)

      美國總統說:    
      「他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    
      ———鄧小平和布什      
          
      布什這個名字對中國人來說已經是非常熟悉了。因為在前後8年的時間裡,美國就有兩個同名叫「布什」的人當上了總統,而且他們是父子。而老布什與中國的關係更是令中國人感到其中有某種「緣份」。    
      美國的第41位總統喬治·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密爾頓市。在1942年的這一天,剛剛從菲利普斯中學畢業的他,在聽完時任美國陸軍部長的亨利·史汀生關於「二戰」的畢業典禮演講後,毅然報名參軍,成了一名二等水兵。1943年6月,布什從北卡羅萊納州的海軍航空兵學校畢業,被授予海軍少尉軍銜。不久,他被分配到海軍的VT-51部隊,並隨中隊由「聖哈辛托」號航母到太平洋參加對日作戰,空襲太平洋中被日軍佔領的威克島、關島、塞班島上的軍事設施。1944年9月2日,布什機組奉命空襲小笠原群島父島列島上的日軍機場和通訊設施,遭到日軍地面炮火的猛烈襲擊,飛機被擊中起火。布什和戰友冒著生命的危險一起繼續把炸彈投中目標後,跳傘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3個小時的布什,在另外幾架飛機的掩護下,有幸被「長鬚鯨」號潛艇營救,才死裡逃生,沒有成為日軍的俘虜。而他的兩個戰友卻在成為日軍俘虜後被活活殘殺並被吃掉。    
      1945年9月18日,布什復員回家。這位飛行時間達1228個小時、在航母上作了126次起降、執行戰鬥任務58次的21歲的「二戰」英雄,走進了耶魯大學。畢業後,布什開始經商,在發了大財後開始從政。雖然在1970年底的競選聯邦參議員中失利,但他卻得到了總統尼克松的許諾,在政府中任職。最後布什自己選擇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在1970年12月11日得到了白宮的任命。從此,這個「競選失敗者、一位沒有什麼外交經驗的百萬富翁出任了美國最高級別的大使」,開始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並因此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布什覺得鄧小平是「來自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俠鬥士」,「具有一種把握強硬和靈活間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1975年,布什就感覺:「將來最有可能在毛與周之後繼承最高權位的,不是別人,而是鄧小平」。    
          
      1971年春天,布什初到聯合國的時候,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國支持的台灣國民黨政府所佔據。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布什,正絞盡腦汁想保住台灣當局在聯大的席位時,尼克松和基辛格卻在秘密策劃一場重大的歷史性訪問,也就是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這個消息不僅令全世界震驚,更讓蒙在鼓裡的布什吃驚!1971年11月15日,當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作為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受到了熱烈歡迎。而此時,中美間還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布什又充當了美國阻撓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無法與中國代表團進行正式會晤。於是,就私下通過聯合國禮賓司官員的安排,布什在聯合國代表休息處的「聯合國走廊」裡與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進行了微妙的「自然」會見———布什假裝準備在那裡打電話,等到喬冠華一行經過這裡時,他起身自我介紹,表達了歡迎,雙方很有禮貌地握手後,又自然分開。這是布什從政以來第一次與中國人握手。從這張珍貴的照片中,我們仍能感受到當時喬冠華這位被毛澤東稱作「喬老爺」的「外交才子」的風采和布什年輕時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風得意———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並取得總統連任的時候,「水門事件」發生了。作為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布什,在經過複雜的鬥爭之後,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為第一個正式敦促尼克松辭職的共和黨領導人。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在「水門事件」的真相漸漸被揭開之時,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布什很可能成為總統祭壇上的犧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堅持原則,慎重妥善地處理這件事情,他不能也沒有出賣尼克松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對彈劾與辭職的關鍵時刻,布什從共和黨的前途著想,也是出於對尼克松的忠誠,他還是以自己獨立的品格鼓起勇氣給總統寫了一封建議信。在1974年8月6日的內閣會議上,尼克松仍然堅定地表示既不會辭職,也不接受彈劾。參加會議的布什,在會上一聲不吭,對此表示沉默。會後,他把事先寫好的一封信從口袋裡悄悄地遞給了尼克松,並叮囑總統說:「你回去再看吧。」    
      尼克松回去後,在他的橢圓形辦公室打開了布什給他的信。據後來解密的資料介紹,布什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總統:    
      這是我深思熟慮後作出的判斷:你應當立即辭職。也許,在您孤軍抵抗的處境中,這對您似乎是來自您多方支持和幫助過的人的不忠行為。但我的觀點是:我不將自己的判斷告訴您,我就不適宜為一個我永遠尊敬其巨大成就、熱愛其家庭的總統服務。直到現在,您對辭職還完全沒有答覆,但是,考慮到事情結局的影響,辭職是最後的、也是我現在堅定感受到的,最利於國家、最利於黨的行為。我相信這個觀點也是全國大多數共和黨領袖的意見。……如果您辭去公職,歷史將懷著持久的敬意記錄下您的業績。    
          
      顯然,布什的這封信對尼克松在最後時刻決定辭職而不被彈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尼克松就推翻了自己在內閣會議上帶有強硬情緒的不辭職的言論,決定辭職。8月8日,尼克松對全國發表了辭職講話。    
      按照美國的憲法,副總統是由總統挑選和任命的。沒有經過選舉產生的尼克松的副總統福特擔任了新的總統。當時,福特已經組織了「廚房內閣」,在副總統人選上,他曾經考慮過布什。但出於種種考慮,福特還是挑選了洛克菲勒任副總統。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決定辭職而不被彈劾的問題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和布什又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不能怠慢的。而在福特正式組閣時,布什自己內心裡也是很想得到副總統的職位的。    
      幾天後,布什在家裡接到福特打來的電話,說他已準備宣佈任命洛克菲勒為副總統,希望與他盡快碰頭「商量將來的安排」。可以想像布什放下電話後的心情。但他還是沒有計較什麼。他與夫人芭芭拉商量了一下,都覺得,最理想的「將來的安排」就是離開華盛頓,脫離剛剛在白宮發生的一切,且越遠越好。因為讓他感到難受的倒是在尼克松政府最後幾個月裡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這好像是一場政治上的噩夢。夫妻倆還私下裡商量說,如果總統要給他們對外職務的選擇時,他們就選擇去遠東。他們分析後認為,儘管倫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職位是顯赫的,而且是令人羨慕的,許多人都爭著去,而且對個人的前途有好處,但與眾不同的是他們倆都想到了要去北京。    
      這個選擇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布什為什麼要想去北京呢?這還真應了中國的一句諺語:不打不相識。在他出任駐聯合國大使的兩年裡,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也是他和美國外交上最沉重的失敗。美國作家在布什的傳記中這樣評述他說:「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戰鬥著,以阻止此事發生,但最終他不得不鼓起勇氣,以最好的風度接受了這一事實。」當時,布什的美國代表團提出了所謂「雙重代表」的提案,即美國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得一個席位,但不同意驅逐台灣。支持新中國的代表團們就聯合起來,抵制美國的這個提案。據報道說,布什為了這個提案能夠通過,可謂煞費苦心,一會兒親熱地摟著這個國家代表團的團長說話,一會兒請那個國家的團長喝咖啡,有的國家代表團還藉機與他進行艱難的討價還價,從中撈取便宜。甚至有些國家的代表希望美國給他們的親友們在美國謀得一份工作。    
      然而許多國家卻對布什要他們不支持北京感到疑惑甚至大為不滿,因為,與此同時,尼克松正背著他們與北京拉關係,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第二次訪問,熱火朝天。    
      當10月25日,聯合國會議大廳的電子螢光屏上最後的票數公佈出來時,許多國家的代表歡呼跳躍起來,坦桑尼亞、贊比亞、加納等非洲國家的代表甚至在會議大廳裡跳起了慶賀勝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和他的助手們如洩氣的皮球沮喪而痛苦地坐在前排的美國代表團的位置上。據有人回憶說,這位高個子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罵了一句:「婊子!」而他自己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時,說那種感覺就像駕駛飛機在空中作戰時中彈被人擊落了一樣。後來,當他聽說中國報刊形容美國代表在聯大辯論中「像熱鍋上的螞蟻」時,他哈哈朗聲大笑,琢磨著這句中國話喃喃道:「螞蟻?爬在火燙的熱鍋上?」他覺得中國的語言竟然如此的生動形象。    
      再後來,中國的代表團很快就來到了聯合國。喬冠華的聯大首次發言,譴責了美國,也譴責了蘇聯。他和「喬老爺」在「聯合國走廊」裡「自然」會見握手。第二天他在美國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幅漫畫,漫畫上蘇聯代表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後面做鬼臉,而「喬老爺」將一桶水倒在倆人的頭上。    
      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布什,在1971年阻撓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但卻從此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喬冠華回國後,黃華作為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留在紐約。布什在自傳中回憶說:「我第一次遇見黃華是在聯合國大廈的過道上,禮賓司的某人介紹我們相互認識。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國大使的公寓裡,參加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會議。法國大使把他介紹給我。然後又把他介紹給蘇聯大使馬立克,這個中國人背起了他的手,馬立克的臉脹得通紅,彷彿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國大使馬上掩蓋了這一窘態,把我們請到另一個房間去用茶點。」    
      或許就是在聯大的這次失敗觸動了他,使他產生了強烈的要瞭解這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國家的願望。此後,布什謹慎地招待過中國的代表們。他們也給他以回報。那個時候,北京和華盛頓還沒有任何聯絡機構,但布什甚至帶領這群中國人去鄉村,到鳥獸禁獵區去遊覽。    
      因此當福特約他去白宮商量他的「將來」的時候,他和芭芭拉已經商量好了,要當駐外大使的話,就去中國。    
      布什在他的自傳中,對福特總統的這次約談有如下精彩的記述:    
          
      我來到橢圓形辦公室,總統首先感謝我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後告訴我有兩個重要的外交職位需派人員,一個是駐英大使,另一個是駐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駐華聯絡處主任戴維·布魯斯正要離任。我告訴總統,如果讓我選擇,我願要這一職務。    
      福特彈了彈雪茄,抬起頭了,反問一句:「去中國?」他顯然很吃驚。    
      「是的。中國。」我重複了一遍,「什麼時候條件成熟的話,我願去。」    
      對於我要求去中國,福特當然是很吃驚。那時,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任命這個職務對福特來說不是什麼難事,因為這不是正式的駐外大使,不需要經參議院表決。    
      福特望著我,笑著說:「人家都紛紛來向我要求到倫敦、巴黎去,我當然可以考慮你要去北京這個願望,但這需要同基辛格協商,我將與基辛格國務卿打個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聽了之後,稍稍一愣,但沒有在總統面前說什麼。    
          
      因為,對基辛格獨佔對華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後來說過:「在70年代中葉,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員,當你口中吐出「中國」這個詞時,你就應該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觸角都會抖動,無論博士身在何處———開羅、耶路撒冷還是巴黎。中國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領地,在那裡,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為美國政府所有涉華事務都必須通過他的監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進一步瞭解美中關係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後導致簽訂1972年《上海公報》的尼克松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但一打聽,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嚴密地控制起來了。為此,他只好千方百計地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理查德·所羅門的私人辦公室裡讀到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當他1974年10月21日飛抵北京上任後的一個月,基辛格又來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記中說:「聯大關於中國代表權投票一事,肯定對我不利,儘管中國進入聯合國後我們一直與他們相處不錯。」但是布什在考慮自己的任職時仍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國———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這個聯絡處是中美雙方在1973年2月22日商定在對方首都設立的代表機構。1973年5月1日聯絡處正式工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升級為兩國大使館。1974年10月17日,布什夫婦離開美國,前往中國赴任,開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稱之為「他們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險之旅」。在美國政壇顯要當中,恐怕沒有誰比布什更熟悉中國,在駐華期間,他和夫人一起經常騎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來來往往。    
      布什到北京後,感覺到他的前任布魯斯處處低調,甚至不參加任何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的國慶招待會,沒有發揮這個「大使」本應發揮的作用,無法讓別人知道美國在北京的存在。於是他開始主動改善美國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動美國的中國政策。正好,布什剛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爾及利亞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邀請。11月1日,當布什夫婦出現在招待會現場時,阿爾及利亞大使「驚訝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這裡高興地見到了中國人。當天晚些時候。布什會見了喬冠華,並出席了喬冠華為他們設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1974年的11月2日,布什與鄧小平第一次見面了。布什和聯絡處的官員們一道來到人民大會堂拜會了鄧小平。此時,鄧小平剛剛於1973年恢復工作,擔任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會鄧小平是布什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和布什談了國際政治問題、農業問題,談了中美兩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重要性。會談氣氛十分友好,鄧小平滔滔不絕。布什在會見中表現得相當主動,他甚至強調美國的中國政策需要取得明顯的進展,以避免像美國其他政策那樣受到國內斤斤計較的審查。緊接著,布什成功地舉辦了1975年7月4日的美國獨立日招待會。同時,他希望並邀請更多的美國國會議員來北京參觀,但卻遭到國務院的批評,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期間,得到了毛澤東的好感,兩次見過毛澤東。在1975年10月19日,布什陪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表示歡迎,並抱怨他為什麼不早來拜訪。布什說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澤東當場還邀請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這次訪問北京,是來與中國方面磋商福特總統訪華事宜的。布什參加了這次預備性的會談。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主要是當時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布什隨基辛格一起,與鄧小平副總理進行了三次長時間的會談,使他有機會直接瞭解鄧小平,領略他的風格與風采。雖然此前他已幾次見過鄧小平,但這次與鄧小平的長時間的會談顯然給他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後來,他在自傳體回憶錄《白宮:我的目標》一書中,在敘述基辛格這次先遣訪華的過程時,用較多的筆觸記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與鄧小平會談的情況———    
          
      1975年10月19日,國務卿基辛格到達北京,為福特總統在這一年晚些時候訪問北京做準備。像以往一樣,他的議事日程安排得滿滿的,要在兩天內與鄧小平副總理舉行三次長時間會談,以擬出福特總統會見毛主席之後要發表的公報的細節。    
      世界上這兩位最有權力的領導人在會談中會談些什麼?沒有人能擬出計劃。通常的做法是在來訪的領導人到來之前就要由雙方外交首腦把會談結論的輪廓或者條款準備好。這樣就可以確定會談的議程,並且減少在重要問題上產生誤解的風險。    
      參加基辛格———鄧小平會談的中方人員有外交部長喬冠華,美方有國務卿的助手及副國務卿菲爾·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幾次見過鄧小平,他在中國的權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世後執掌最高權力。他不停地吸煙喝茶,舉止就像生活在農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員。這是一位來自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俠鬥士。    
      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鄧小平具有一種把握強硬和靈活間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他卻明顯地咄咄逼人,措詞強硬。聽上去叫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說,蘇聯對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脅,而美國在這一威脅面前卻顯得過於軟弱。除了語言的不同,我簡直就像在聽巴裡·戈德華特於1964年發表的那篇演說。    
      像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對美國推行的與蘇聯緩和的政策表示關切。他指責說,美國對俄國人的政策與英國和法國1938年在慕尼黑對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鄧小平說,這是一種「綏靖」政策。聽到這裡,基辛格猛然揚起頭來,但保持住了身體的平衡。他回答說:「一個每年花費1100億美元用於防務的國家不應被說成是在搞什麼慕尼黑主義。讓我提醒一下,當你們兩個國家基於自己的理由結盟時,是我們在阻止蘇聯的擴張主義。」    
          
      這是一次尖銳的交鋒,它最好不過地說明了為什麼在最高級會談之前需要進行預備性會談。最後,在澄清了美中之間的分歧後,基辛格說:「我認為美國總統的訪問不會給人留下我們兩國正在爭吵的印象。」鄧小平表示同意,說:「還有時間進行深入的具體磋商。」    
      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和基辛格談話時,還非常感興趣地看著布什說:「你這位主任在北京處境艱難,為什麼不來找我?」    
      布什說:「我今晚能來這兒,真是榮幸。我認為您很忙,沒有時間接見聯絡處主任。」    
      毛澤東說:「我不忙,因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務。我只看國際新聞。你們不曉得我的脾氣。我喜歡人們罵我。」毛澤東說到這兒,還提高了聲調,並用手拍打著椅子,「你們一定會說毛主席是一個老官僚,這樣的話,我會快一點與你們見面。而且會急著想見到你們。如果你們不罵我的話,我就不會見你們,寧願睡大覺。」    
      然而一星期後,白宮來電,一個更重要的崗位在等著布什———中央情報局局長。    
      那一天是11月1日。布什騎著他和夫人買的中國產的「飛鴿」牌自行車,剛剛打完網球回來,還約了幾個中國朋友來家裡看彩色電視。大家一起騎著自行車穿街過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裡。白宮的基辛格發來的調令已經擺在了辦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總統計劃在11月3日(星期一)華盛頓時間晚上7點半宣佈幾項重大的人事變動。其中,比爾·科爾比將調離中央情報局。    
      總統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擔任中央情報局新任局長這一決定。    
      總統認為對你的這一任命將對國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為國家兢兢業業地工作,我同總統一樣,希望你能接受新職,為國家做出新的貢獻。    
          
      亨利·基辛格    
      1975年11月1日    
          
      布什夫婦接到電報,感到大為吃驚:「怎麼會讓我去當情報局局長呢?」    
      距離總統任命的時間也只有兩天時間了。時間如此匆忙,打電報詢問這其中的細節已經來不及也顯得多餘了。從基辛格的字裡行間,布什已經體會到這是華盛頓讓他必須給一個迅速而且肯定的答覆。    
      去?還是不去?布什一方面擔心的是這會不會成為自己政治生涯的結束?因為中央情報局這樣的地方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作為陞官的跳板的,因為這個局長,他不能帶有任何黨派色彩的政治觀點。要知道,這年,布什才剛滿50歲,沒能競選上副總統,已經非常不甘心。另一個擔心的就是,他主動要來中國,為發展中美關係,他正「以低姿態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兩國之間的一些懷疑和不信任因素」作出努力,而且沒有白費力氣,已經取得了小小的成果。這一下要回去當情報局長,「中國政府會想什麼?外交家布什竟然一直是個間諜?」    
      的確,布什的第二個擔心是正常的。當這項命令一宣佈,那個經常給布什在北京帶路的中國嚮導感到大為驚訝:「布什先生在這裡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在聯合國任職。可是,誰會想到他竟然是一個大間諜呢?」    
      毛澤東卻依然對布什表示了好感。    
      12月2日,在布什陪同福特會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在談話之間,笑著對布什說:「你陞官了?」然後,又對福特總統說:「我們不願意看到他離去。」毛澤東還問布什:「你為什麼不來看看我?」而對布什來說,他覺得這或許只是毛澤東主席客氣的招呼。    
      而鄧小平對此更是非常理解。當他知道布什將出任中情局局長時,就在福特總統一行離開北京的第二天,12月6日,鄧小平親自與布什會面,讚揚布什為改善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並舉行私人宴會款待布什夫婦,為其送行。時任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的黃鎮夫婦作陪。對鄧小平的好意,許多年後,布什仍心存感激,因為在當時即使是某些大國大使奉調回國,也很少受到這種禮遇,況且布什還沒有大使頭銜。    
      據美國出版的有關布什的傳記中,特別提到了鄧小平的這次私人宴請,說:「鄧非常樂意幫助並尊重在北京的美國人,這使他和布什在中國首都結下了超出工作之外的友誼。」布什來到北京時,正是鄧小平剛剛復出上台,他對鄧小平大力抓整頓有很深的印象。布什很尊重鄧小平,曾經對人說:「他常常不能保護自己。」布什還對鄧小平在與基辛格的談判中思想敏銳、剛柔相濟很佩服,認為鄧小平是很少數的,能與基辛格在談判中較量的高手。    
      宴會的氣氛是輕鬆愉悅的。鄧小平和布什兩人寒暄之後,鄧小平請布什喝起了茅台酒,還用筷子給他夾菜。    
      鄧小平說:「布什主任在北京做聯絡處主任只有一年多時間,還不滿一個任期,時間太短了。我們的黃鎮將軍在華盛頓快滿三個年頭了。」    
      布什說:「我和芭芭拉都願意住久一點。全中國的主要地方我都想去看一看。中國的西南地區包括西藏,是很有神秘色彩的。」    
      鄧小平笑著說:「鄙人就是從西南的川府之國來的。」    
      鄧小平告訴布什:「閣下在中國永遠是受歡迎的,即使你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    
      布什回國擔任中情局局長後,黃鎮將軍不久也返回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布什就邀請黃鎮和夫人朱霖到家中做客。在這次家宴上,黃鎮告訴布什,鄧小平就是他戰爭年代任軍長的那個聞名中國的「劉鄧大軍」的「鄧」,是他的老上級。布什對當時鄧小平再次被「四人幫」打倒很不以為然,反而樂觀地對黃鎮說:「主任閣下,憑我的瞭解和感覺,將來最有可能在毛與周之後繼承最高權位的,不是別人,而是鄧小平。」


第一部分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鄧小平和布什(2)

      □「對於我來說,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我非常想在鄧小平完全離職之前回到中國。我感到我在那裡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    
      □布什帶著祖孫三代接連4年在中國駐美國大使的官邸過聖誕節的「平安夜」。韓敘告訴布什,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部長盧卡奇時說:「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    
          
      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作為副總統的布什,從此一幹就是8年。然而此時的中美關係因為1979年3月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而變得更加複雜。裡根此時的對華政策和態度也十分不友好。面對中國的批評和抗議,裡根不得不派布什來華澄清事實,解釋原因,希望中國相信裡根政府在維持美中良好關係的問題上將是一位「無拘無束的炮筒子」,中國對他的講話不必句句當真。    
      布什又和鄧小平見面了。但是布什的這次訪問並不成功。在8月22日的會見中,鄧小平駁斥了裡根在競選中對中國的攻擊,也批評了布什的解釋,並要布什向裡根轉達四點意見:    
          
      一、中國政府希望中美關係發展,不應該停滯,更不應該倒退。任何從中美建交公報後退的言論和行動,中國政府都堅決反對。    
      二、不管美國1980年大選後哪一個黨執政,中國政府評價和判斷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和對外關係都將把其對中國的政策視為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戰略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    
      三、如果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對中國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台灣的政策)和裡根先生最近發表的有關言論真的付諸實施的話,只能導致中美關係的後退,連停滯都不可能。    
      四、如果以為中國怕蘇聯,有求於美國,以至一旦美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的對華政策建議和裡根先生發表的有關言論付諸實行,中國別無選擇,也只好吞下,但那完全是妄想。    
          
      但在台灣問題上,裡根的錯誤政策導致中美之間開展了尖銳的鬥爭。為了打破僵局,布什副總統於1982年5月訪問中國,並會見了鄧小平。    
      5月8日上午10點,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會見了布什。    
      鄧小平說:「我們相識有好幾年了。我知道你比較瞭解中國,作為中國的朋友,我們衷心歡迎你。我希望這次在北京能把我們之間存在的一些陰影和雲霧一掃而光。」    
      布什說:「我們感到兩國關係非常重要,裡根總統也有這種表示,我希望在我離開貴國的時候雙方能深入地理解這種關係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面帶微笑地傾聽著。    
      這時,布什突然話鋒一轉,輕鬆幽默地問到:「你的牛仔帽還在嗎?你那次在美國得克薩斯州訪問時戴牛仔帽,後來發表在報紙上,比任何照片都有助於增進我們兩國的關係。」    
      作為精明幹練的外交家,布什以他聰明靈巧的問話,把一個沉重的話題帶到了一個寬鬆而又美好的氛圍之中。這不禁讓人回想起1979年初鄧小平第一次訪美、後來被人們稱譽為中美關係的「起航」之旅。    
      1979年2月2日早晨,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從卡特總統的故鄉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飛往得克薩斯的首府休斯頓。專機到達埃林頓空軍基地後,得到了得克薩斯州人民的熱烈歡迎。州長克萊門茨對鄧小平說:「在得克薩斯,你們是最受歡迎的人。我們得克薩斯人對中國抱有很大的好奇心。你們來到這裡我們感到高興。」    
      得克薩斯是美國養牛最多的州,「西部牛仔」和馴牛馳名世界,這裡拍攝過很多好萊塢的著名西部大片。在得克薩斯,鄧小平夫婦參觀了林肯約翰遜航天中心。鄧小平還親自坐上航天中心的模擬航天飛機,體驗飛行生活。當天晚上,鄧小平出席了專門為他舉辦的具有濃郁美國西部風情的烤肉宴會和馬技表演。    
      宴會和馬技表演是在距休斯頓50英里以外的西蒙頓舉行的。當鄧小平和戴著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在宴會結束後來到競技現場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    
      表演開始前,兩個騎著白馬的女士,把鄧小平和陪同訪問的外交部副部長方毅請到觀眾面前,向他們贈送了一頂嶄新的邊沿翹起的白色牛仔帽。鄧小平和方毅馬上高興地戴在了頭上。接著,鄧小平夫婦被邀請坐上一輛19世紀的馬車繞競技場兩周,向熱情歡呼的美國人民揮手致意,贏得了美國觀眾一片歡呼和掌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為鄧小平戴上了美國牛仔帽,場外做牛仔帽生意的商店頓時興隆起來,一些商店的牛仔帽很快被搶購一空,而且價格也直線上漲,一頂帽子高達30美元,也還是供不應求。第二天,鄧小平頭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電視鏡頭就通過美國各大新聞媒體,傳遍了整個世界,成為一大新聞。有的媒體評論家說:「鄧頭戴有美國文化象徵的牛仔帽,這在毛的激進派掌權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這表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而在鄧小平的這次訪美行程中,鄧小平也會見了布什,還接受了布什個人贈送給他孫兒孫女的兩部動物電影影片。    
      在輕鬆愉快的笑聲中,會談進入了正題。    
      布什首先將總統裡根的口信告訴鄧小平。布什說:「裡根總統和美國政府都希望美中關係能繼續下去。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來避免做任何會使中國政府尷尬的事情。但同時我們還要遵守我們的國內法,儘管這個國內法中國是不接受的,認為它干涉了中國內政。我們必須努力解決這一難題。」    
      鄧小平說:「《與台灣關係法》深深地觸動了我們,我們確實認為它本身就是侵犯中國的主權,如果按照《與台灣關係法》來處理中美關係,只要這個東西存在一天,兩國關係就不僅有陰影,而且有遭受破壞的危險。現在要尋求一個出路,不要因為這個法而影響中美關係。我想,辦法是有的。」    
      「卡特政府時期,我們曾經多次就《與台灣關係法》提出交涉和抗議。但實際上,你們不僅執行了這個法律,而且還超出了這個法律的範圍,其中主要是台灣問題和售台武器問題。」    
      接著,鄧小平回顧了1980年8月和布什會談的情況。說:「上次我和副總統談到美國對中國的一些錯誤看法和錯誤觀點。美國有些人認為,中國無足輕重,認為中國有求於美國,美國無求於中國;認為只要美國擺一個對蘇聯強硬的架式,把對蘇聯強硬作為自己的戰略,那麼美國無論怎樣處理台灣問題,中國都會吞下去。」    
      說到這裡,布什馬上插話說:「我可以告訴你,這不是美國本屆總統的觀點。確實不是。」    
      鄧小平說:「我坦率地告訴你,我們很注意美國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我們確實希望與美國交朋友,但必須是真正的朋友。裡根總統在競選中講了那麼多的話,所以,1980年8月我們的談話是並不愉快的。」    
      布什見鄧小平如此坦率,也只好點點頭,說:「確實不愉快,但我們能夠理解。」    
      「當然,那時的那些話,並不是對著你說的。」鄧小平馬上補充說了一句。    
      這句話多少給了布什一點安慰,緊張的表情又放鬆了,說:「裡根總統過去是發表過很多對中國不那麼友好的言論,但必須看到,現在他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瞭解,已經看得更清楚了,他現在執行的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比歷屆總統少,連卡特、蒙代爾等民主黨人也向中方表示,沒有哪一個美國總統能提出一個停止售台武器的日期。本屆政府希望解決售台武器問題,希望中美關係繼續下去,盡力找出解決辦法。」    
      「我們重視行動。」鄧小平的語氣仍然非常強硬,「美國領導人要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辭可以研究,我們一定要達成諒解或協議。」    
      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一開始就希望通過布什這次到北京來,能夠把「兩國之間存在的一些陰雲迷霧一掃而光」。但在會談開始後,雙方意見分歧仍然很大。布什當時表示:美國不同意承諾一個向台灣停售武器的時間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今後將無限期地向台灣繼續出售武器。鄧小平則強調:美國領導人必須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和措辭可以商量。布什的訪問為雙方談判的前進提供了可能。經過艱苦談判,雙方終於在1982年7月15日達成協議,並於8月17日共同發表了《八·一七公報》。這次鄧小平和布什的單獨會談長達一個小時。    
      1985年10月13日至18日,布什第四次訪問中國。布什再次會見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在這次會見時說,中美關係總的看來是正常的,中間曾有過些風波,通過協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諒解,問題得到了一定的解決,但還沒有完全解決。兩國關係中主要的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中美關係就可以在各個領域順利發展。應該說,布什在裡根政府內擔任副總統的8年裡,他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    
      這次訪問時,鄧小平和布什在會談中,談了一些中國社會的變化和布什對中國的印象。    
      鄧小平問道:「印象如何?」    
      布什答道:「北京在交通、新建築等方面有了不少的變化。」    
      鄧小平就非常高興地給布什說起了國內改革的情況,他說:「主要的變化還要再過三年,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一年多,再過三四年可以見效。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複雜得多,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場革命。改革的成功將為中國不僅在本世紀而且在下一世紀實現長期、穩定、持續、均衡的發展創造條件。」    
      「那麼,請問假如改革成功,三年後看到的明顯變化是什麼?」布什不失時機地問到。    
      「改革是一種試驗。因為太複雜,也缺乏經驗,只能走一步摸索一步,總結一步的經驗。對這樣的新事物,人們有某種擔心或懷疑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成功的事實可以消除這種擔心和懷疑。」    
      「那麼你對農村改革是否滿意呢?」    
      「農村改革是成功的。『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因為中國的特點是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中國是否穩定,首先要看農村是否穩定。那時人們議論紛紛,對於搞責任制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有的人非常擔心,改革的第一年差不多有半數的省市沒有行動,等到第二年就跟上了。我希望你過一段時間再來中國走一走,看一看,訪問也好,旅行也好,都可以,歡迎你成為我們中國發展過程的見證人。」    
      就中美關係,這次會談,鄧小平再次指出:真正影響中美關係的問題還是台灣問題,這個問題如得不到解決,我們兩家不知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又會發生衝突。同時,雙方都認為要增加中美貿易,早日簽訂協定。    
      1988年底,布什作為美國第41任總統在準備入主白宮時就表達了希望訪問中國的願望。11月21日,布什在答覆卡特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9日的政策建議時說:「我還沒有較多的考慮我們建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制度化問題。我們目前幾乎完全是從雙邊關係的背景來關注這一地區。對於我來說,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我非常想在鄧小平完全離職之前回到中國。我感到我在那裡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不僅說他希望「回到中國」,而且這種「特殊關係」還表現在他在任副總統期間,接連4年的聖誕節的「平安夜」是在中國駐美國大使的官邸渡過的。布什應中國駐美大使韓敘的邀請,帶著祖孫三代和中國人一起過節。    
      而1988年的12月22日的晚宴上,布什的身份已經是當選總統。這樣的晚宴,在華盛頓這個世界外交中心是難得的,是讓美國的歐洲盟國或者東方盟國日本也妒忌的。在這天晚宴上,韓敘告訴布什,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部長盧卡奇時說:「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布什說:「我是在1977年暢遊三峽的時候決定競選總統的。」並表示一定想在鄧小平退休前訪問北京。


第一部分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鄧小平和布什(3)

      □當車隊行駛到天安門時,布什突然要司機停車,並走出車來,大笑著和群眾握手。布什成為第一位在中國電視上直接向中國人民發表講話的外國政治家。    
      □「鄧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於思考全球性重大問題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鄧小平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鄧小平)「他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    
          
      布什作為總統首訪北京自然受到保守派的反對。然而1988年年初日本天皇裕仁去世,這給布什出訪亞洲帶來了機遇。1月11日,已經內定為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將軍登門拜訪了韓敘,正式通知中國政府,布什在參加日本天皇的葬禮後訪問北京。1月26日,在布什宣誓就職後的第6天,白宮公開宣佈布什將於2月25日至26日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在到達日本後,布什就告訴日本首相竹下登說,這次訪問是他1975年離開北京後第五次訪問中國,對北京他有一種患了「思鄉病」的感覺。    
      2月25日下午,布什的專機抵達北京。沿途聚集了成千上萬的歡迎群眾。當車隊行駛到天安門時,布什突然要司機停車,並走出車來,大笑著和群眾握手,揮手致意,像久別的朋友一樣,大聲說:「真高興能再次見到你們。」並和夫人在天安門前合影留念。    
      當布什在釣魚台國賓館見到前來歡迎的李鵬總理夫婦時,布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又回來了。」在26日上午9時開始與李鵬的會談中,布什就表達了對鄧小平的尊重:「鄧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於思考全球性重大問題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鄧小平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我夫人結束在北京的任期時,鄧小平為我們破例舉行的小型宴會的情景,使我們至今難以忘懷。現在我作為總統來中國,不會忘記當年鄧小平給我的禮遇。」    
      同樣,鄧小平也十分尊重布什。2月27日的《人民日報》在報道26日中午鄧小平會見布什時,用了一個罕見的標題———《鄧小平會見並宴請老朋友布什》。在鄧小平一生的外交活動中,用「老朋友」這樣溫馨的充滿個人色彩的詞語來形容他和西方領導人的關係,這還是第一次。對此,布什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對我瞭解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以及維護這一關係必要性的一種承認。我永遠敬佩這位幾起幾落的領導強人給中國帶來的積極變化。」    
      2月26日中午11點,鄧小平不同尋常地走出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在門外迎接布什,並對布什說:「由衷地歡迎。感謝你出任美國總統不久就來中國訪問。另外,我們倆還是老朋友。」    
          布什急忙插話說:「我非常高興看到你氣色這麼好。」這時李先念走上前去,一邊與布什握手,一邊說:「祝賀你當選總統。」布什笑著說:「哦,又一個老朋友。」在讓新聞記者拍照時,鄧小平又說:「讓我們握著手。」    
      走進大廳會談開始後,鄧小平對布什說:「你是運動員。這就是你身體好的原因。」    
      布什說:「我努力堅持鍛煉,盡量抽出時間來慢跑。」    
      鄧小平說:「進行一些體育鍛煉很有好處。我們有一項共同的體育愛好,就是打橋牌。」    
      布什趕忙說:「你打得太好了。」    
      「這還很難說。我們還沒有在一起打過。不過,即使我們一起打橋牌,那也是友誼賽。」鄧小平還說,由於是工作訪問,所以有關禮儀都簡化了,他邀請布什下次再來進行正式訪問。    
      布什說:「非常感謝你對我提出的這個邀請。下次來,我一定找機會到外地走走。」    
      「但是,我認為你這次工作訪問,雖然只有兩天,比正式訪問還重要。」鄧小平說。    
          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和布什既討論了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這樣的嚴肅話題,也有朋友間的敘舊。鄧小平對布什在發展中美關係中所起到的作用再次進行了讚揚,發表了題為「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的重要談話,這一談話已編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布什也表示:「我向你保證,在我4年的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要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會談結束後,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設午宴宴請布什。宴會上,鄧小平又向布什介紹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民主建設,針對美國的一些保守輿論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他說:「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下去不行。……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不能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觀點來判斷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鄧小平在宴會上的這個非常重要的補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一些國會議員和人權組織提出的人權問題而談的。    
      在26日結束的答謝宴會上,布什深情地說:「我們舉行得克薩斯烤肉宴的部分原因,是鄧主席訪問美國時成了得州的一名榮譽公民。我要補充說,他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    
      布什力排眾議堅持訪華,儘管遭遇了國內的一些壓力,但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布什訪華期間,中國政府破例允許他在中央電視台發表講話,接受中國記者採訪。這個15分鐘的採訪節目在26日當晚的黃金時間播出後,反響強烈。布什因此成為第一位在中國電視上直接向中國人民發表講話的外國政治家。    
      布什在講話中表示,他之所以在就任總統一個月後就訪問中國,是想表明美國對美中關係的重視。他說:「美中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還說,「美國準備多做一些努力促進美中雙方在經貿方面的交流,盡最大力量向中國提供先進技術。」    
      在布什訪問之後,中美關係在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都出現了良好的發展趨勢。    
          
    


第一部分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心——鄧小平和布什(4)

      □布什對共和黨內極端保守派的「停止與中國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滿,說這些人「總是想搞亂美中關係」,「是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反對一切的人」。兩個星期後,布什就突破自己的禁令,決定派遣特使秘訪北京。    
      □布什要和鄧小平直接通電話。在給鄧小平的秘信中稱自己親筆起草的這封信是「出自一位深信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人」和「一位對你個人為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幫助你們偉大國家獲得巨大進步懷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在1989年,北京發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時,美國在事件過程中捲入很深,並帶頭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反華浪潮和制裁中國,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堅決的反對。中美關係陷入低谷。    
      布什政府在國會和國內輿論的壓力下,小心謹慎地在制裁中國和維護中美正常關係之間尋求平衡。布什對共和黨內極端保守派的「停止與中國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滿。在6月5日的日記中說這些人「總是想搞亂美中關係」,「是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反對一切的人」。迫於壓力,布什無奈何宣佈了對華制裁措施。但兩個星期後,布什就突破自己定下的禁令,決定派遣斯考克羅夫特和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秘密訪問北京。    
      而早在6月9日(美國時間6月8日),布什就決定直接給鄧小平打電話,瞭解北京的情況。這一舉動是中美1972年恢復接觸以來,美國歷屆總統都從未做出的舉動。但中國駐美使館在請示國內後,告訴白宮,中國領導人沒有與外國領導人通電話的習慣。於是,布什決定直接給鄧小平寫信,表示希望派自己的特使赴華,來表達他對中國局勢的關注以及維護中美關係的願望。我們不妨看看6月20日布什親自起草的這封信: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寫這封信。我曾很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來討論問題,但很遺憾,沒能實現。首先,我是懷著一種真摯的友情來寫信,我相信你能瞭解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美中兩國的友好關係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人之手。這是我多年來的感受。儘管存在著困難的環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著更加強烈的感受。    
      其次,這封信出自一位對你個人為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幫助你們偉大國家獲得巨大進步懷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    
      我想起我們上次見面時你告訴我,你基本上已經不再參與你們偉大國家的日常管理。但我也同樣記得你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話:中國需要和西方維持良好的關係,你對中國被「包圍」以及嚴重傷害過中國的國家擔憂,還有你推動中國進步的決心。我寫信給你並不是想繞過其他中國領導人,我只是以一位朋友,一位真的「Lao peng you」(老朋友)來寫信。    
      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我寫信給你,請求你幫助維護這一關係,我們兩人都認為它非常重要。我竭力避免讓自己捲入中國的內部事務。我也努力避免看上去像是在教導中國該如何處理它的內部危機。我尊重我們兩個社會和兩種制度的不同點。    
          
      在信中,布什也談到了西方新聞界對天安門事件的報道及影響,以及他作為美國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他說,在美國「要求(對中國)採取更強硬行動的喧囂之聲甚囂塵上。我已抵制住這一喧囂之聲,並明確表示我不想看到這一由你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關係受到損害。我已向美國人民說明我不想通過經濟制裁來讓中國人民承受不公平的負擔。」    
      在信的末尾,布什再次表示:「我是懷著極大的敬意和深深的憂慮寄出這封信的。我們必須阻止讓這一重要的關係繼續惡化。請幫助我維持這一關係……我當然希望對此有你個人的答覆。這一問題太重要了,以致不能留給我們下面的機構來處理。」    
      為了能直接溝通,布什希望鄧小平能在保密的情況下接待他的特使,並特別強調美國政府各部門的聲明和行動都在他的直接指導和控制之下。布什知道秘密派特使訪華是一種冒險。因此他只讓斯考克羅夫特、貝克和白宮辦公廳主任蘇奴奴看過這封信。    
      信寫好後,6月21日早晨布什決定親自徵詢中國駐美大使韓敘的意見,看看派特使的建議是否合適。斯考克羅夫特迅速安排了見面時間,但因為華盛頓新聞界探聽到這一消息,大批記者湧進白宮,迫使布什取消了這次會見,改由斯考克羅夫特秘密把信交給韓敘大使。    
      斯考克羅夫特將布什的信件交給韓敘後,說明了布什想以秘密方式直接與鄧小平接觸溝通。韓敘非常讚賞這個派特使的主意,並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    
      出乎布什的意料之外,不到24個小時,鄧小平就同意了他的建議。6月30日早晨5點,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乘坐美國空軍C-141運輸機秘密離開華盛頓。為掩人耳目,在正式飛行日誌上,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是日本沖繩(OKINAWA),飛機上的美軍標誌也被去除。當飛機飛臨中國上海上空時,沒有接到通知的中國防空部隊一度緊張,開始瞄準並請示是否擊落這架「不明國籍」的飛機。幸虧有關方面及時報告給楊尚昆,才避免誤會。7月2日早上,鄧小平在釣魚台國賓館親自出面接待了他們。    
      鄧小平開門見山,明確表達了中國政府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堅定立場,也同時表示中國對維護美中關係基本穩定的信念和立場。    
      會談雖然沒有達成具體的共識,但是保持了最高層領導人之間對話渠道的暢通。斯考克羅夫特一回國就立即向布什匯報。根據匯報,7月21日布什又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布什的信是這樣開頭的:    
          
      尊敬的鄧主任、親愛的朋友:    
      我之所以用這樣獨特的稱呼,是因為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告訴我,如果我繼續把你看做朋友,你也非常願意把我看做朋友,不管我們之間現在存在的困難有什麼樣的後果。    
      毫無疑問,我希望我們的關係是這樣的。……    
          
      之後的7月31日和9月28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先後在巴黎和紐約會晤。接著,10月28日,尼克松訪華,鄧小平向尼克松再次表達了中國的立場。於是,布什決定再次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公開派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作為特使訪華。    
      1989年12月10日,已經於11月份完全退休的鄧小平仍破例接見了布什總統的兩位特使,並語重心長地說:「我已經退休了,本來這樣的事情不是我份內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總統的特使來,我不見是太不禮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羅夫特轉達了布什對鄧小平的問候說:「儘管您退休了,布什總統仍把您當作朋友,永遠是朋友。」    
      鄧小平在談話中強調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中國的份量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以及中美雙方共同努力改善中美關係等問題。最後,鄧小平說:「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布什政府在美國國內對中國不利的氛圍下,頑強地頂住各種壓力,保住了當時中美關係的最後一塊基石———最惠國待遇,從而保證了中美經濟和貿易關係的正常運行,使中美關係在冷戰後期有了新的基礎。這正如布什在1991年6月所說的:「我不願成為使中美關係倒退的總統。」但由於美國經濟陷入蕭條之中,失業率大幅度上升,財政赤字嚴重,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布什最終輸給了克林頓,成為美國20世紀第五位連任競選失敗的在職總統,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繼英國首相丘吉爾之後,世界上第二位在國外贏得了戰爭,在國內卻輸掉選舉的大國政治家。    
      退休後的布什,繼續為中美友好努力奔波,向美國人民強調中國在亞洲和國際舞台上的重要性,駁斥荒謬的「中國威脅論」,為中美的經貿發展牽線搭橋,成為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美國總統。1996年,布什在北京說,他和夫人芭芭拉在中國的生活是一段獨特的經歷,「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帶著持續至今的、對中國人民長久的情感和友誼返回中國。而且我們也帶著對中國文化更好的理解返回中國。要瞭解中國,就要把它作為一個大國來尊重它。」他覺得當代的中國不僅有巨大的多樣性和悠久的歷史,而且還充滿著無窮無盡的機會。    
      1989年12月,一位退休的中國老人說:「中美之間儘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穩定的需要。」    
      1996年8月,一位退休的美國老人在地球的另一半邊說:「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種關係比美中關係更為重要。在下一個千年中,也沒有一種關係比美中關係對於長久的和平更為重要。」    
          那就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吧———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和美國的第41任總統喬治·布什。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1)

      戴「油印博士」帽的職業革命家和美國博士的握手    
      ———鄧小平和基辛格    
          
      基辛格的名字,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很熟悉的了。這位與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起,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美籍猶太人,和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而他跟鄧小平的交往與情誼,說起來還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鄧小平人生的「落」與「起」還好像有些平行。    
          
      □當毛澤東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書房,大談朋友、女人和對付蘇聯進攻的時候,開往北京的第46次特快列車加掛了一節專用車廂,在江西鷹潭車站接待了一個「東南亞外賓」———「鄧小平復出了!鄧小平復出了!」外國記者搶著發出了這個頭條新聞。    
          
      1971年7月9日12時15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次高度秘密的飛行,是他和尼克松一手策劃的。    
      應該說基辛格能夠擔任此行,他應該感謝尼克松的寬容。早在尼克松競選總統的時候,基辛格是作為尼克松的競爭對手美孚石油公司總裁洛克菲勒的競選「高參」,為洛克菲勒奔走呼號吶喊助威的,他甚至公開在記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說尼克松競選總統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輪投票時,尼克松就以692票對277票勝出,基辛格對此可謂是氣急敗壞。然而讓基辛格也讓全美國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當選總統後,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尼克松的用人之道確實令人敬佩!這個曾以「反共」起家的「鷹派」政治家,卻從此開始了他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接觸。1970年9月,他曾對美國著名的《時代》週刊記者說:「如果說,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幾天之後,一個美國人和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的顯著位置。這個人就是中國人民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這是一個經過周恩來總理導演的意在向美國政府發出中美關係「解凍」的信號,可惜遠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沒有讀懂中國人這種特有的含蓄的表達方式。    
      直到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隊來中國訪問後,才有了「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於1971年7月1日啟程,開始了「到越南南方執行瞭解情況的任務,隨後將到巴黎和美國駐法國大使進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後,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適,肚子痛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就公開借口說伊斯蘭堡「天熱」,把基辛格請到了他的北方別墅去「休息幾天」。    
      基辛格就是這樣「休息」到了中國的北京,開始了他的秘密之行,為尼克松訪問中國開始與毛澤東、周恩來舉行秘密會談———中美關係的大門就這樣打開了。1971年7月15日晚,尼克松出現在美國的電視屏幕上,宣讀了震驚世界的「七·一五公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訪問中國。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來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錄》的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塵封了近30年的中美談判機密記錄。    
          
      1973年2月17日晚間11時35分,周恩來帶領基辛格、洛德走進毛澤東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書房。毛澤東由身旁的護士攙扶著站起來,與客人握手寒暄。攝影師在一旁忙著拍照。唐聞生、沈若芸都在場作翻譯。    
      毛澤東說:我看起來還不差,但上帝已經對我發出邀請。他又對洛德說:你真年輕,在座的屬我最老。    
      周恩來說:我是第二老的。    
      毛澤東笑著說:你們也反對我們,我們也反對你們。所以我們彼此是敵人。    
      基辛格說:以前的敵人。    
      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關係算是FRIENDSHIP朋友。    
      基辛格說:這是我們的想法。我對周總理說過,我們還沒有跟其他國家會談得像跟你們會談時這般開誠佈公。    
      毛澤東說:我們別說假話或耍詭計。我們不會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隨意放,測試一下。我們也不搞竊聽。這些小把戲都沒什麼用。我曾對你們的記者斯諾說過,對重大事件而言,你們的中央情報局沒有什麼幫助的。    
      基辛格說:這確實是真的。我們的經驗是這樣的。    
      毛澤東說:他們做得不好,例如,他們就不瞭解林彪。同樣的,他們也不知道你想來中國。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裡的時候也說過,每個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這也導致貴我兩國的攜手合作。    
      基辛格說:是的,我們都面對一樣的危險。有時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是一樣的。    
      毛澤東說:這樣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標相同,就不會我傷害你,你傷害我。然後我們可以共同對付一個冒牌貨。(說至此大笑。)當然,實際上有的時候我們會想批評你們,你們也會想批評我們。這照你們總統的說法是受了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會說,共產黨滾開,我們則會說,滾開帝國主義分子。有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樣的話,不這樣做的話不行。    
      基辛格說:我想我們雙方都得忠於自己的原則。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話都一樣,可能會把情況弄混。    
      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決定在雙方首都設立聯絡辦事處,以維持黃華(常駐聯合國首任代表)和白宮的聯繫。    
      毛澤東問:重要性何在?    
      周恩來說:聯絡辦事處將處理一般民眾的交流事務。至於保密性強以及緊急事務則不包括在內,這將交由黃華代表的管理處處理。    
      毛澤東對基辛格說:黃華命苦。他在你們那裡幹得很好,現在趕回上海,背給扭傷了。    
      基辛格說:他返回任所時,我們會給他找個好大夫。    
      毛澤東說:黃華好像在你們那裡比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來聽了大笑。毛澤東又對基辛格說:從你們總統觀看中國雜技團演出開始,我想越南問題會快解決了吧。還有謠傳說,你也快摔跤了。這件事,在場女士們可不太滿意。    
      全場都笑了,尤其女士們笑聲最響。    
      毛澤東也笑著說:有人說,要是博士垮了,我們也將沒活幹了。中國和美國貿易量少得可憐,但逐漸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國是很窮的,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女人倒是過剩。    
      又是一片笑聲。    
      基辛格也俏皮地說:女人過剩,就向美國出口吧,又沒有配額限制,我們免稅了。    
      毛澤東笑著說:如果這樣,我們可以給你們幾個,或者千把個。    
      周恩來也說:一定。要自覺自願。    
      毛澤東繼續笑著說:這樣倒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讓她們到你們那裡,絕對是個災難喲。    
      笑聲又起。    
      基辛格說:我們和中國進行經貿不是只考慮商業利益。    
      毛澤東說:你要是要我們中國女人,我們可以給你1000萬。    
      在座的女士們笑得特別厲害。    
      在將話題轉入到與日本的關係問題之後,毛澤東又說:今天我說了一些無聊的話,為此,我必須向中國的婦女們致歉。    
      基辛格說: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稱職的翻譯。主席現在正在學英文嗎?    
      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    
      唐聞生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毛澤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彙———紙老虎。    
      基辛格聽了大笑說: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    
      接著,毛澤東與基辛格談了如果蘇聯進攻中國時雙方的想法。    
      毛澤東說:假如俄國攻擊中國,我現在告訴你我們將採用游擊戰和持久戰,我們會讓他們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們想到黃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們進一步到長江流域,那也不壞啊!    
      基辛格笑著說:不過,如果他們使用炸彈而不派兵呢?    
      毛澤東說:我們要怎麼辦?也許你可以組成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將讓他們猛攻一番,而他們將損失許多資源。    
      基辛格說:假如他們攻擊中國,我們肯定會基於我們的理由反對他們。    
      毛澤東說:但是你的人民並未覺醒,歐洲和你們都會認為禍水流向中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說:歐洲想什麼我無法判斷,他們不會做任何事,因為他們基本上與此事無關。我們考慮的是假如蘇聯佔領中國,將影響其他國家的安全並造成我們的孤立。    
          
      這次會見進行了將近兩個鐘頭,直到2月18日凌晨1時10分,在周恩來示意下,攝影師走進書房裡來拍了合影,會見才算結束。    
      之後,周恩來與基辛格共進行了六次會談。第六次會談是在18日午夜零時25分開始的。會談地點在釣魚台三號樓。雙方對此次基辛格訪華的新聞公報的措辭進行討論,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會談結束已經是2月19日凌晨2時10分了,在四號樓的門廳口,周恩來與基辛格擁抱握手,輕鬆道別。周恩來告別基辛格後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焦急關切地問秘書:「南昌那邊有消息嗎?」    
      秘書迅速回答說:「今天下午他已經平安抵達鷹潭。要是快車不晚點,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來如此關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個人是誰呢?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    
      1973年2月20日上午11時左右,一趟加掛了一節專用車廂從福州開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車,徐徐停靠鷹潭火車站。那個時候的鷹潭車站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小站,但是這一天,鐵路部門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有關指示,這節專用車廂將在這裡接待一個「東南亞外賓」。而今天搭乘這趟列車的「東南亞外賓」,卻是鄧小平。後面跟著的還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女兒鄧林、鄧楠、女婿張勤和一個出世不久的小外孫,還有秘書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是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特別禮遇的。鄧小平怎麼成了「東南亞外賓」呢?大家知道,1971年,在林彪「9·13」事件之後,鄧小平的政治生活面臨轉機。周恩來總理安排他自1972年11月中旬起從井岡山開始,對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及江西的農業生產、景德鎮陶瓷廠等作一次考察訪問,並特別叮囑有關部門要注意他的安全問題,絕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給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單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這就涉及到鄧小平的安全問題。當時,「林彪集團」雖然已經倒台,但是「四人幫」還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還十分活躍,極「左」思潮還在氾濫。再加上鄧小平還沒有正式宣佈平反覆出,頭上還戴著一頂「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採取一些特別措施,就難保不出意外。周恩來之所以挑選老革命根據地,是考慮到那裡的人民對老紅軍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幫」的勢力相對薄弱一些。可能是從安全保衛的角度上考慮,鄧小平要到一個地方,就事先通知當地政府說是將有「東南亞外賓」前去訪問。但究竟是誰「發明」了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稱號的,現在或許已經無從查考了。然而這個稱號,在那個極「左」動亂的歲月裡,對於鄧小平在江西老區的考察和這次回京的安全保衛工作,無疑是起了作用的。    
      據史愛國先生在《初訪井岡》一文中介紹說:    
          
      在楓樹坪,三灣的群眾驚訝地看著正在參觀的「東南亞外賓」。這位「外賓」身穿灰色中山裝,腳穿一雙舊黑皮鞋,身材不高,卻很精神,偶爾流露出四川口音。他們越看越面熟。    
      「鄧小平來三灣了!」    
      「昨天通知要來參觀的『東南亞外賓』,原來就是鄧小平。」    
      人們奔走相告,從家中,從地頭,自發地聚集到三灣招待所的大門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幾年來銷聲匿跡的鄧小平。    
          
      鄧小平這次回京,是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具體指揮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車直接把鄧小平一家從南昌送到鷹潭,再換乘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車的。汪東興要求務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衛工作,確保鄧小平及其家人的絕對安全。    
      周恩來的病是在1972年5月12日發現的。數天後,經京、津、滬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專家和病理專家討論匯總,5月18日,確診周恩來患了膀胱癌。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1月11日,保健醫生卞志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詳細匯報了自5月份以來周恩來心臟病發展情況,並列出血壓、脈搏、心電圖和便血等檢查數據,報告說:經過組織專家會診,一致認為「恩來同志的心臟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注意」。報告建議周恩來「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葉劍英等閱後均同意報告所提意見,強調對周恩來的健康應加以保護。毛澤東閱後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總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責任在肩,任重道遠,繼續堅守崗位,工作量絲毫沒有減少。半年後的1973年1月13日清早6時許,周恩來在批閱了大量文件後,去衛生間洗漱,在解小便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病情突然惡化。醫療組立即向黨中央寫了「病情報告」。但此時已經75歲高齡的周恩來仍然不懈地堅持工作。同時他想到了接班人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因為他清楚毛澤東此時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設法加快鄧小平復出的步伐是當務之急。    
      1973年2月21日,鄧小平靜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來就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早在數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裡充滿了鬥爭。為此,周恩來在3月9日,特地為鄧小平復出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並告: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立即指示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達鄧小平本人,閱後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辦完這一切,周恩來才放心地向毛澤東請假兩周,去玉泉山治療。兩周之後,周恩來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第一件事就是辦理鄧小平正式復出的事。3月28日,他在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先念的陪同下,與鄧小平見了面。這是兩人在「文革」動亂衝擊後的第一次見面,來不及長談,只是談了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國務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來就約鄧小平去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與鄧小平這次見面的照片曾在許多報刊和畫冊發表。會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至此,鄧小平的復出已經完成。但周恩來還需要挑選一個時機,讓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公開露面。    
      4月2日,周恩來上玉泉山作手術。4月9日,周恩來手術後,鄧小平、卓琳上玉泉山與周恩來、鄧穎超作了長談,並共進晚餐。    
      兩天後的4月12日晚上7時30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宴會,歡迎視察柬埔寨解放區後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一出現在熱鬧的宴會廳裡,就特別引人注目。這次鄧小平是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席宴會的,也是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與中外人士見面。這次晚宴,除了毛澤東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當時在場的匈牙利著名記者巴拉奇·代內什後來在他的著作《鄧小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人們對鄧小平復出的驚喜的:    
          
      那是在1973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他。他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裡。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顏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大廳裡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復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孤身隻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兩隻大而近似歐洲人式的眼睛,正掃射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眼前的景像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裡,是副總理之一。    
      此時此刻,他們能相互揣度些什麼呢?然而,鄧小平並沒有得到他過去的職銜,沒有恢復黨的總書記職務———這個職務已經在混亂中消失了。但作為新的「起點」,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敘說的景象沒有持續多久,很快,樂隊奏起了柔和悅耳的迎賓曲。這次宴會的貴賓西哈努克親王同中國領導人一起,在用鮮花組成的圖案裝飾起來的主賓桌邊就坐。這天是1973年4月12日。根據不成文的禮儀規定,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時,被邀請的外交官和記者只能在宴會結束時離開席位,無論會上發表了什麼講話,記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後報道消息或書寫報告。更確切地說,這一規定只對記者真正有效。因為當時緊張的中蘇關係帶來的後果之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終參加完一次宴會的。一般當宴會接近結束時(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時候),主人走上宴會廳的講台,祝酒詞中幾乎總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銳地批評蘇聯的語句。講話開始時,散發講稿的文本。記者們讀後就感到今天有可能會發生意外事件。按以往,當主人讀完了這句敏感的話後,有關國家的使節,便會穿過寬廣的大廳向出口處走去。可是,4月的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卻不是有關國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了!對於記者們的這一舉動,即使十分注重禮儀的中國禮賓官員也毫不介意。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條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記者的使命不容延緩。    
          「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幕開始了。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棋戰中,人們曾一度認為鄧小平失敗了。    
          
      而日本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發出的消息說:「這個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著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鄧小平,上千雙眼睛都像聚光燈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來的反對者們,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著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總是攜帶著美麗夫人的西哈努克親王反而成了陪襯。」法新社駐京記者評述說:「鄧小平的突然出現,說明他是強有力的,是打不倒的,這也是70年代往後的中國政治舞台要發生新變化的明確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報以大字標題,赫然報道了鄧小平復出的消息。同時,中國國內所有報紙發表了新華社的電訊通稿,在報道出席宴會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字之後,才見到了副總理鄧小平的名字。外電還評述說:「許多在全國各地農場山村勞動改造的各級大小『走資派』,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希望。就連一般的老百姓,有了這則電訊,都會不無驚喜地相告:『鄧小平出來了!鄧小平出來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2)

      □毛澤東請「軍師」。中國一個大人物來到聯合國。鄧小平在聯大的風光讓基辛格頓生嫉妒。第一次與鄧小平見面,基辛格不僅感到鄧小平的作風與周恩來大不相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風格丟掉了,而且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    
          
      鄧小平與基辛格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74年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上。因為鄧小平這次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場風波,江青大鬧釣魚台國賓館。這還得接著從鄧小平復出說起。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自己的書房裡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是少有的。因為一般政治局開會,大都由周恩來主持。這次會議由他親自主持,可見會議內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簡單,因為與鄧小平的復出有關,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會安生。政治局委員們都按時來了。鄧小平也來了,仍然只坐在一個角落裡。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斯諾這樣抱怨過:「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6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這次就不能怪人家,鄧小平還不是政治局委員呢!    
      在1973年8月間舉行的中共「十大」前後,鑒於林彪事件,因中風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澤東已經在考慮身後之事了。「十大」產生的核心領導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訓———除周恩來之外,葉劍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與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經革命考驗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選為中央委員。有關檔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員會開會時,最初的候選人名單中是沒有鄧小平的。顯然,鄧小平的名子是經毛澤東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澤東這次還主張「十大」不能再像「九大」,黨中央不能只設一個副主席。如果只設一個副主席,「十大」就只設王洪文一個了。這樣就設了五個副主席,可見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考慮是慎重的。因為在周恩來患了絕症之後,他也開始擔心王洪文這個年輕的左派能挑得起黨與國家的重擔嗎?顯然,毛澤東是很不放心的。    
      據曾經擔任過英國駐華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鄧小平傳》記述:    
          
      當年秋天,毛派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離京到外地視察。他把這兩人推到一起的動機大概是看看他們是否容忍對方,判定一下他們將來是否願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誰也不曉得他們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鄧後來對王洪文有個評價,說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飛機」(「坐直升飛機」這是鄧創造的新詞。由此可以看出鄧對王洪文個人及其能力的觀感)。他倆視察回來後,毛問他們,他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王洪文回答說,中國將繼續致力於堅持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統一。鄧則機敏或者更老實地說,軍閥將會再度出現,全國將會陷入混亂。毛認為鄧的回答比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說的是聽起來舒服的好話,鄧小平說的是乍聽有些驚人的真話,但毛澤東相信鄧小平關於他去見馬克思後中國有「軍閥混戰」的預言。    
          
      鄧小平的回答,更加讓毛澤東相信鄧小平有著非凡的洞察力:軍隊介入支左,軍隊領導掌握著各省革委會的大權。毛澤東同樣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林彪時代留下的「槍」管著黨、管著政,這是十分危險的後遺症。就在這個時候,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當面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採納了葉劍英的建議,所以這次政治局開會他就請鄧小平也來參加了。    
      接著,毛澤東讓葉劍英召集各大軍區司令、政委迅速來京議事。在12月15日和政治局的有關同志以及八大軍區司令員、政委談話時,毛澤東再次鄭重推薦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來一位參謀長鄧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的。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說完,毛澤東又轉身對身旁的鄧小平說,「你呢,大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點嘛,裡面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他召集這些司令員來中南海開中央軍委會議,在當眾宣佈中央和軍委的決定時,他指著鄧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薦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同時,性格倔強向來不輕易認錯的毛澤東,在這次軍委會議上,主動作了坦誠的自我批評。他握著朱德的手說:「老總,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他們,我說是紅司令……」他還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他還提到了要給羅瑞卿平反,因為也是聽了林彪的話。可見毛澤東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又邁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來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通知中說:「遵照毛主席的建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特此通知。」從1974年初開始,周恩來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了。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來強忍病痛,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來訪的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幾乎同時,江青在釣魚台國賓館裡發火了,厲聲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原因就是這份由外交部就中國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人選問題的專題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該次大會。周恩來批示同意了,毛澤東也親筆圈閱了,準備正式報請中央政治局批准。    
      這顯然是江青不願意看到的。本來她對鄧小平復出而且執掌軍隊與政府的大權就極為惱火。但鄧小平復出是毛澤東定的,她雖怒火在胸,卻無可奈何。但她似乎還不甘心,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見信。三天前的3月20日,毛澤東覆信拒絕見她,還在信中把她批評了一番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對毛澤東的批評,江青心裡正窩著氣,今天又看了讓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聞生狠罵了一通,強令她們立即撤回外交部這個報告。    
      其實,這個報告是按照毛澤東的秘密指示辦的。1974年春,專門研究世界原料和發展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即將在紐約召開,這是一次表達發展中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經濟掠奪、剝削的強烈願望的重要國際會議。第三世界國家十分重視這次會議,許多國家元首都要出席這次會議。而周恩來因為身體原因實在不能遠行。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團團長人選問題專門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收閱報告後,隨即建議由鄧小平當團長,同時由已連續三年出席聯大的「識途老馬」喬冠華擔任鄧小平的「參謀」。出於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慮,毛澤東又對王海容、唐聞生表示:此事不要講是他的意見,還是讓外交部寫報告正式提出為好。    
      得知江青在釣魚台發難,周恩來心中極為焦慮。他本來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夥再整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他就堅持著遲遲不肯住院。與此同時,江青還不罷休,又繼續施壓,連續四次打電話給王海容、唐聞生,非要逼迫她們撤回讓鄧小平率團去聯大的報告。    
      王海容、唐聞生知道江青的厲害,十分擔心在2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會取得支持,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兩人就商量先瞭解一下毛澤東現在到底是什麼態度。於是,在25日這天她倆撥通了中南海毛澤東住處的電話,請示了最關鍵的兩條———「毛主席是否仍主張鄧小平率團與會?」「我們是否可以將毛主席提議讓鄧小平當團長的意見說出去?」    
      毛澤東的秘書回電話了,除了複述向周恩來、王洪文傳達的毛澤東的意見之外,還特別補充了一句:「毛主席說,如果實在不行,也可以說明,讓鄧小平當團長是他提議的。」一直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兩人這才心中有了底。    
      3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會議,討論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問題。江青仍肆無忌憚地發難,並在會議中途命人召來了王海容、唐聞生。她倆就認真如實地將派鄧小平出國參加聯大特別會議是毛主席的意見一說,江青才明白過來。但她還不罷休,氣呼呼地說:「毛主席是允許我保留意見的。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並不同意批判彭真、吳□,就允許我保留意見。後來我組織了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毛主席還是支持了我,這樣才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顯,這是江青存心掣肘,給周恩來設置障礙。看到周恩來總理如此操勞,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從東大廳出來後,就搶先把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知道內情後,非常不高興。3月27日凌晨,毛澤東寫信給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同時,毛澤東讓秘書把信的內容打電話告訴了王海容、唐聞生。    
      這樣,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事才終於塵埃落定。    
      4月6日上午,經毛澤東批准,在機場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周恩來破例親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眾4000餘人,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記者報道說:鄧小平復出不久,就作為政府首腦人物出席聯大會議,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至今為止出席聯大的中共最高級官員,大多數中共政治局委員都到機場歡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對手」。    
      與此同時,世界都在關注著中國代表團的到來。他們都在紛紛猜測:鄧小平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最重要的是鄧小平要在大會上闡述毛澤東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這個發言是周恩來和他經過縝密考慮經毛澤東批准並由喬冠華起草的。同時,他作為周恩來事實上的繼任者,還要在紐約與美國的基辛格舉行會談。為了與基辛格的第一次見面,他進行了仔細的準備。因為周恩來總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離職住院治病,政治局決定要他在作了聯大發言及會見了與會的一些友好國家領導人之後,就趕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經基本安排好了:4月7日,鄧小平抵達紐約。4月10日,鄧小平在特別聯大代表中國發言,在這期間,會見一些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並預定4月14日與基辛格博士會見,然後於4月16日晚間離開紐約經巴黎回國。    
      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代表大會,是繼1971年在第26屆聯大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又一個令人激動的歷史時刻。這是廣大亞非拉國家為改變自身經濟不平等地位,要求與發達國家建立經濟平等關係的一次重大嘗試,因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就是這次會議的宗旨和口號。    
      4月10日,因為聯合國秘書處的官員說「中國的一位大人物來到了聯合國,今天要發表演說」,會場內外和觀眾席上都擠滿了代表和觀眾。許多華僑攜帶子女在觀眾席上就座,人們的臉上也顯出興奮的神色。作為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特別注意觀察這個穿黑色中山裝的矮個子。從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堅定的步伐中看,鄧小平是個性格堅毅頑強的人。鄧小平的復出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此前,基辛格專門看過美國駐華聯絡處和中央情報局分別呈寫的有關鄧小平的材料,知道這是一個經歷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層領導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與蘇聯打交道,使另一個矮個子赫魯曉夫深感頭疼,為此令毛澤東大為讚賞。顯然,此次毛澤東讓他代表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表明他就是周恩來的繼任者。    
      鄧小平健步走向聯合國講台。會場頓時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著他。他個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裝,精神抖擻。寬敞的聯合國會議大廳裡,響徹了他那堅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帶四川口音的中國話。他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    
      ———兩個超級大國是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    
      ———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達國家的情況是複雜的。它們當中的一些國家至今還同第三世界保持著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同時,所有這些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著這個或者那個超級大國的控制、威脅和欺侮。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它們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都還面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這些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這些國家受的壓迫深,反對壓迫、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強烈。它們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鬥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不斷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    
      聯合國大會召開時,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現中斷的場面。鄧小平30多分鐘的講話,中間被多次熱烈掌聲所打斷。結束時掌聲更為熱烈,響徹了整個會議大廳。中國代表團席位前排起了長龍,幾十個國家的大使或者團長向這個中國矮個子表示熱烈祝賀。大會因此中斷了好些時候,這在聯合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鄧小平的風光多少讓這位以能言善辯著稱的基辛格博士羨慕到有點嫉妒了。基辛格目睹著這個熱烈場面,心裡卻醞釀著該怎樣與這個中國對手進行第一次見面的會談。多年以後,基辛格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那時認為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名顧問,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但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14日晚上8時05分,鄧小平與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國務卿見面了。這是他們間的第一次會談。會談是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飯店基辛格的套房中舉行的。喬冠華副外長陪同參加了會見。《基辛格秘錄》一書就曾詳細披露了這次會談的細節。    
          
      在記者進房拍照之後,鄧小平先拿出一盒煙來,問基辛格能不能吸煙。    
      基辛格:我不會抽煙,早就聽說您抽煙是很有名的,當然也不反對您抽煙。    
      鄧小平:你不會抽煙,那你就缺了點什麼。    
      基辛格:我不抽煙,可我有其他的壞毛病。……    
      鄧小平:你同蘇聯打交道已經有了許多年的經驗。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總是使人疲勞的事情,同時也總是千篇一律。一開始,氣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爭得面紅耳赤,到最後一天,在還有兩小時我們就離開時,他們看到我們不放棄最終的立場,於是又變得遷就和愉快起來,每次都一樣。    
      鄧小平:我也有不少與蘇聯打交道的經驗。……根據我的經歷,我們從來都不能和他們達成協議。    
      他們走進了飯廳,先談了一陣中東問題之後,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鄧小平敬酒。在場的溫斯頓·洛德開玩笑說:我相信我們用茅台可以解決能源危機。    
      鄧小平接過話頭幽默地說:那我們也能解決原材料危機嗎?    
      基辛格也以美國式的幽默答道:我認為只要喝了足夠的茅台,任何問題都能解決。    
      鄧小平馬上接著說:那我回國後一定採取措施增加茅台產量。    
      基辛格說:我們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關係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總理會談時所說的,我們力圖尋求使我們關係正常化的途徑。    
      鄧小平:這個政策和建立在這個政策基礎上的原則,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兩次長談中,你會明白這一點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談了有三個小時。    
      基辛格:我們談了許多細節……以我們的經驗,中國人是說話算數的。    
      在基辛格與喬冠華乾杯的時候,鄧小平說:博士,即使喝掉所有這些茅台,你明天的講話也會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動不已!我大約應該好好抨擊一下超級大國。我很高興副總理肯定了喬副外長在北京已經對布魯斯大使說過的話。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變動。    
      鄧小平:我讀過你同毛主席談話的記錄。非常坦率。你們從戰略的觀點討論了中美之間的關係。有些談不攏的是,關於蘇聯的戰略重心到底放在哪裡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有些分歧,但這些分歧不算什麼,因為事實將表明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個重點在哪裡,下一個重點卻是明顯的。如果重點是在歐洲,那麼下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如果重點在中國,下一個就是歐洲。如果重點放在中東,那麼下一個也是明擺著的。……    
      鄧小平:為什麼對「水門事件」那麼吵吵嚷嚷?    
      基辛格:這是一連串難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反對總統。    
      鄧小平:毛主席告訴過你,我們對此並不感到高興。這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我們的關係。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證,不管「水門事件」怎樣,我們一直在執行著我們的政策,我們也將繼續執行這個政策而不受「水門事件」的影響。    
      鄧小平:我們對這類事情並不太關心。    
      基辛格:我們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廣泛的美國公眾的支持。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時,我曾說中國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現在美國自己似乎成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地方。    
      鄧小平:這種事對我們來說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紹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級會談」的計劃後,說:無論我們和蘇聯人做什麼都是雙邊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約束。美蘇間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計劃,我預測不會達成一致。    
      鄧小平:我也覺得在這方面你們不可能達成協議。就我們同蘇聯的關係而言,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東部邊界,情況沒有改變,還是原來的樣子,在軍事部署上沒有變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點變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認為他們現在已經增加了三個師,但我還得查一下。    
      鄧小平:主要是他們沒有改變什麼。    
      基辛格:這也是我們的印象。    
      鄧小平:在我們非常長的邊界上,他們部署了100萬軍隊,分散在整個的邊境地區。他們用這種辦法嚇唬神經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談話的時候說過,100萬軍隊既不夠用作防守,也不能用於進攻,他們必須再增加100萬。    
      基辛格:那取決於他們想做什麼。如果他們想佔領全部中國,那是對的,這取決於他們的目的。    
      鄧小平:如果他們佔領了邊境的某些地方,那將意味著什麼?他們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沒有估計到他們有這樣的企圖,但可能是那樣的,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試圖摧毀你們的核設施。我不是說他們已經確定地計劃要那樣做,但我認為這是可以想像的。    
          最後,鄧小平主動提出了台灣問題。當時,身陷「水門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國內親台勢力的攻擊,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倒退。1974年2月間,尼克松以快得異乎尋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級外交官列昂納德·安格爾為美國駐台新任大使,而沒有採取本來可以用一位代辦可以負責的方式。同時,還允許台灣在美國開設兩個新的領事館,並再次向台灣出售潛艇和先進的軍事裝備。鄧小平已經注意到了尼克松的這些做法。    
          鄧小平問: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什麼嗎?    
      基辛格:正如我告訴你的,我們正繼續減少我們的存在。我們正在考慮怎樣使上一個公報所表達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得以發生效力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形成整個的想法,但我們願意傾聽你們的任何意見。    
      喬冠華副外長:我在想這個問題,我明白問題的實質。我參加了公報的起草,擬定了它的語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訴你的。我們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與台斷交為前提)為基礎。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鄧小平: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兩點。第一,我們願意這個問題解決得相對快一點。第二,但我們對這個問題並不心急。這兩點毛主席也告訴過你。    
          
      鄧小平與基辛格的第一次會談給基辛格的感觸頗深。據與基辛格有過接觸的英國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國駐中國大使)在其著作《鄧小平》一書中說:「從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處理了。這對鄧來說是個新的領域。鄧立刻顯露出他的作風與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風格丟掉了。從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況下四次來華訪問的基辛格,曾同周恩來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諒解的關係。他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鄧不容易讓人接近他。事實上鄧當時向基辛格傳遞的信息的確比周恩來更嚴肅、刺耳。他對基辛格講,美國如若想從與蘇聯的和解中撈到點什麼,肯定是危險的。美國也並沒有兌現稍早所作的有關台灣問題的承諾。」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3)

      □鄧小平對基辛格說:「我們沒有任何手冊,只有小米加步槍。博士閣下可以研究我們的大炮。」    
          
      其實,福特這個總統並不好當。尼克松辭職後,他是未經選舉而接任總統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兩年任期,接著就是1976年的大選,其大部分的精力將用於競選。福特接任總統後,不擅長外交的他儘管知道輿論界對尼克松讓老朋友羅傑斯將國務卿職務讓給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議,但他還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於吉米·卡特在競選總統成功後就曾評價福特說,這一屆共和黨政府雖然冠冕堂皇,氣勢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實質,「就拿對外政策來說,基辛格先生已成了這個國家的總統,福特先生已表現出缺乏領導才能,掌握不了這個國家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見時,就向福特建議,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見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福特採納了基辛格的建議,在上班第一天就會見了黃鎮。福特表示,他將繼續執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奉行中美兩國簽署的《上海公報》,並說要在自己任期內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福特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稱其政府沒有比「加速」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更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國務卿應當訪問北京,討論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細節。黃鎮心裡明白,這是福特總統上任後在對華問題上作出的兩個姿態,當晚就發電報向北京作了報告。    
      福特出於其國內政策的考慮,在1976年大選獲勝之前,他是無法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只能在這個問題上採取拖的辦法。因此,他在訪問了日本、韓國和蘇聯之後,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順道訪問北京。這次,善長於搞地緣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點並不高明的「小聰明」,竟然同意在中蘇邊界上的城市舉行美蘇首腦會談,然後緊接著再訪問北京,以強調美蘇關係緩和對中國利益的影響,從而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政治目標。這恰恰說明基辛格並沒有充分瞭解中國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國人忿然,中國領導人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原則。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軟釘子。    
      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在海參崴美蘇最高級會談結束後乘專機來到北京。這次,基辛格全家都來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兒子和女兒。基辛格在首都機場剛下飛機,前來迎接的喬冠華在握手擁抱時說:「博士,你過去來北京,都是從南面或者是從東面來的,你這次是從北邊來的。」喬冠華的話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銳地回答說:「我從西、南、東三個方向都來過中國,所以這次就試著從北邊來。」    
      喬冠華說:「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曉,影響中國天氣的西伯利亞寒流都是從北邊來的。」    
      基辛格抵達的當天晚上,就攜帶全家在鄧小平的陪同下去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周恩來請基辛格給患病的尼克松捎去問候,卻並沒有說給新接任總統的福特捎去問候。    
      接著,在11月26日、27日、28日,鄧小平與基辛格連續進行了四輪會談。中方在場的有外長喬冠華,美方有新任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    
      第一輪會談開始時,基辛格為了緩和談判氣氛,指著擺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冊,說:「我將開始把這幾本手冊,從頭到尾給你念一遍。」    
      鄧小平幽默地說:「博士,你這幾本手冊有幾噸重?」    
      基辛格故弄玄虛:「有好幾噸重。還準備了不少,這僅僅是開場白。」    
      鄧小平機敏而堅定:「我們方面沒有任何手冊,我們只有小米加步槍。」    
      在談到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時,鄧小平嚴肅地說:「我必須先放一炮。」    
      基辛格問:「對我?」    
      鄧小平說:「是空炮還是真炮,看你喜歡哪一種。那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如你們所說,你們欠了我們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基辛格還是亮出了美方的觀點。基辛格說:「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問題是我們怎樣完成這一過程。我想將我們遇到的問題分成幾部分:這就是台灣外交地位問題、與我們的外交關係問題以及我們在台灣的軍事力量問題和我們承擔台灣的防務問題。我們的問題與日本不同,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不同於與你們已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任何國家。首先,我們存在著正式的防衛關係,美台間訂有《共同防禦條約》;其次,在美國存在著一大群人,他們在歷史上就是親台派。在這種情況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國準備按日本模式解決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需有一種變通,即我們在台灣維持一個聯絡處,在北京建立使館;第二,確定美國從台灣撤軍的時間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1977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軍的過渡期,我們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方聲明和平解放台灣,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台防禦關係……」    
      基辛格的觀點,明擺著是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明顯的倒退。鄧小平對此十分不悅,不等基辛格將話全說完,他就打斷他的話,問:「就這些啦?」    
      基辛格說:「是的。這是基本的,這是因為美國有法律上的問題。」    
      鄧小平針尖對麥芒:「實際上這條法律是由你們自己制定的,對嗎?」    
      基辛格問到:「哪條法律?」    
      鄧小平說:「你們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們對台灣防衛承諾的法律。那是你們自己確定下來的。」    
      基辛格回答說:「當然,這完全是真實的。」    
      鄧小平就直截了當地指出:「好。既然你們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們也可以廢除它。」    
      基辛格說:「這也是真實的。我們的觀點不是那不能做。我們的觀點是我向你解釋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鄧小平嚴厲地說:「你的考慮,從本質上說,還是『一中一台』的變種!」    
      基辛格說:「為什麼是這樣?」    
      鄧小平說:「主要是你們的立場倒退了,改變了聯絡處的立場。現在的情況是,你們在北京建立了聯絡處,我們在華盛頓也建立了自己的聯絡處,你們在台灣還保持著大使館。這本身表明,還不存在關係正常化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如果你顛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在台灣設立聯絡處,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人民會得出一個結論,這實際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們覺得難於接受這個方案。」    
      基辛格說:「我們希望實現的,是同台灣一步一步地分離……」    
      「很明顯,解決台灣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至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就解決台灣問題而論,假定你們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台灣問題應該留給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至於我們用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相信毛主席已經在他的談話裡講得很清楚了。」鄧小平寸步不讓。    
      基辛格說:「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毛主席聲明了兩點:一個他相信問題最終要用武力來解決;但他也說,中國可以等待一百年使問題得到解決。」    
      「是的,他是那樣說的。當然,一百年這個數字是象徵性的。」鄧小平毫不客氣。    
      基辛格說:「當然,我理解。我要說的是,一百年以後,我將不再是國務卿了。」    
      鄧小平加重語氣說:「毛澤東主席已經把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應該留給中國人來解決講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說:「我同意。這也正是我保存的談話記錄。」    
      在這幾輪會談中,鄧小平和基辛格廣泛地談到了核武器、中東衝突、柬埔寨問題、中蘇關係及能源危機等世界上別的問題之後,話題又回到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鄧小平重申了中方的關係正常化三原則。    
      鄧小平說:「博士閣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一旦華盛頓終止了它與國民黨當局的《共同防禦條約》,台灣問題就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內部事務。在這一過程中,任何形式的評判和保證,以及任何形式的捲入,我們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們還需要台灣,以及你們國內還有困難,還有待於時間,那麼,我們可以等待。」    
      在11月28日下午舉行的最後一輪會談中,雙方各自談了對世界形勢的認識。基辛格說因為歐洲和日本不能構成強大的戰略力量,所以美國基本上處於世界的「第一線」。鄧小平委婉地反駁了美國在所有的地方都處在「第一線」的說法。    
      鄧小平說:「……剛才博士幾次說到開炮問題。似乎博士對炮火非常關注。」    
      基辛格說:「我要深挖洞。」    
      鄧小平說:「我贊成深挖洞。可炮必須開。博士說,炮火的頻率和精確度都提高了,由於精確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來就不好說了。我認為,研究一下炮開得究竟有沒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這一點以引起你們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說,現在在許多問題上,美國正處於第一線。當然,美國也並不是在所有的問題上都處在第一線。」    
      基辛格正想說什麼時,鄧小平看了一下時間,暗示會談該劃句號了。鄧小平最後以一句幽默作為結束:「閣下對炮感興趣,可以多研究我們的大炮。」    
      由於美國從原有的立場上倒退了,當時美國的評論家們普遍認為,基辛格此次訪華「受到了冷落」。儘管基辛格表達了包括會見毛澤東在內的全部的興趣,但主人告訴他由於毛正在長沙而「不方便安排會見」。後來基辛格從另外的渠道聽說毛澤東在長沙會見別的外國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訪問了蘇州。基辛格再次見到毛澤東、鄧小平,已經是10個月之後的事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4)

      □鄧小平咄咄逼人,措詞強硬,與基辛格尖銳交鋒。毛澤東支持鄧小平捅江青這個馬蜂窩,稱讚鄧小平「以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不久,鄧小平又「靠邊站」了。    
          
      這是基辛格第8次訪問中國了。這次他是帶著為美國總統福特年底正式訪問中國來做前期準備工作的重要使命來到中國的。    
      這個時候的中國政壇,又到了一個非常時刻。周恩來總理因為病魔纏身,已經不能接待外賓了。儘管鄧小平還在主持中央工作,但政治上已經開始刮起一股歪風邪氣。毛澤東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又說到當前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不點名地批評鄧小平已經開始了。    
      10月19日,基辛格抵達北京。鄧小平作為中國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並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與基辛格舉行了三次長時間的會談。    
      會談中,基辛格對鄧小平說:「美中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兩國都對對方無所求。」    
      鄧小平說:「我們非常欣賞尼克松總統在會見毛主席時首先講的話。他說,他是出自美國自身的利益來到中國的,中方欣賞尼克松邁出了這勇敢的一步。我們理解他這個話的真實性,不是一種外交語言。就是說,他是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同中國打交道的。」    
      聽鄧小平這麼一說,基辛格不禁佩服鄧小平的精明,有一種自知理虧的尷尬。    
      鄧小平接著說:「毛主席多次強調,中美之間當然有雙邊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國際問題。在對待國際問題上,我們認為,總要從政治角度考慮,才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達到協調。正是這一點,我們欣賞尼克松總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    
      這次中國之行,基辛格是在即將離開北京的最後時刻,才被告知毛澤東將會接見他的。    
      10月21日傍晚6時25分至8時05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和基辛格進行了交談。副總理鄧小平、外長喬冠華、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等都參加了會見。    
      這時毛澤東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了,但他仍然堅持站著歡迎他們,握手寒暄後並讓攝影者拍照。從現存的錄像資料看,毛澤東說話已經相當緩慢,手勢也顯得困難。在毛澤東與基辛格的夫人握手時,說基辛格夫人個頭比基辛格還高,還跟基辛格開玩笑說,娶了個高個子的女人是什麼感覺。    
      毛澤東講話已經不甚清晰,是由唐聞生與王海容重複他說的話,確認沒有錯,然後才進行翻譯的。要不然就是由他的護士拿著一本記事本,讓他把要說的話寫在上面。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毛澤東都不斷用力地用手和手指作出手勢,以強調他的重點。但他的頭腦仍然非常清醒,思路十分明晰。毛澤東還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頭說:「這個部分還行,我能吃能睡。」然後又用手拍拍腿說,「這些部分運轉不行了,我走路感覺無力,肺也有毛病。總之,我感到不行了。」    
      他們的具體談話,我們可以從《基辛格秘錄》一書中瞭解到一些精彩片斷:    
          
      毛澤東:你知道我渾身是病,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    
      基辛格:不會的。    
      毛澤東:快了。我已經收到上帝的邀請信了。    
      基辛格:我希望你還要很長的一段日子才會接受邀請。    
      毛澤東:我接受博士(英語也是醫生的意思,一語雙關)的囑咐。    
      基辛格:多謝。(美國)總統非常希望能夠訪問中國,也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見面。    
      毛澤東:我們誠摯地邀請他來訪。    
      基辛格:我們非常重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毛澤東:是蠻重要的,但沒那麼重要。(用手指作手勢)你們是這個(兩個手指中間空間比較大),我們是這個(兩個手指中間空間比較小);你們有原子彈,我們沒有。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過去常說,軍事力量不是惟一決定性的因素。    
      毛澤東:副總理鄧小平說過,小米加步槍。    
      基辛格: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敵人。    
      毛澤東:是的。    
      基辛格:你用英文說,也寫下來了。能不能把這給我?    
      毛澤東:好。(他把他寫下的便條遞給基辛格)。    
      基辛格:我看主席學習英文大有進步。我說過,我們有共同的敵人。    
      毛澤東:不(把兩個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們和他起了爭執(指著副總理鄧小平)。昨天,你對他說到,美國對中國無所求,中國對美國也無所求。我的看法是,這種說法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是錯的。台灣是小問題,全世界才是大問題。(開始咳嗽了,護士幫助)要是無論哪一邊對另一邊都無所求,你們幹嗎要到北京來,我們又為什麼要接待你和貴國總統?    
      基辛格:我們到北京來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也是因為我們認為你們對世界情勢的看法比我們打交道的任何國家都要清楚,而我們和貴國若干觀點一致……相當多。    
      毛澤東:那樣靠不住。那些話不可靠。……(拍自己的兩個肩膀)我們認為你們做的是從我們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這些肩膀現在一點用都沒有了。    
      基辛格:我們在莫斯科什麼都得不到。    
      毛澤東:但是你能在中國取得台灣。    
      基辛格:我們能在中國取得台灣?    
      毛澤東:但是你們現在有中國的台灣。    
      基辛格:但是我們總有一天會解決這件事情。    
      毛澤東:在一百年內。    
      基辛格:上次我到這兒,主席也是這樣說的。    
      毛澤東:的確。    
      基辛格:至少,我不認為需要一百年。    
      毛澤東:要是現在你把它送回給我,我也不要。因為它現在要不得。現在那兒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話,我們會要它。……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毛澤東:(做手勢,計數)很難講。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實在難說得很。    
          
      接著,毛澤東談到了歡迎福特總統來訪,也談到了自己患病的具體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們兩年前的對話記錄。我認為它是最深入的國際事務記錄之一。我們對它非常重視。    
      毛澤東:但有些事我們必須等待觀察,我做的一些評估還有待客觀的情勢來推動。    
          
      兩人在討論了美蘇在歐洲的爭奪、在歐洲打仗會不會使用核武器等問題之後,毛澤東和基辛格還談起了經常愛看報上的國際新聞,就說起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是猶太家族擁有的,還針對西方批評中國的論調,自嘲地說「我批准外國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罵我的話,我只會感到高興」的話。    
      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在中美關係上的意見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離開北京的前夜,基辛格與喬冠華討論美國的聲明草案。喬冠華拒絕了美方建議的公報,提出了一個美方覺得不能接受的公報,基辛格也拒絕了。喬冠華明確地說,中國準備舉行不要公報的高級會晤,這使基辛格很惱火。會議在凌晨中斷,沒有達成協議。分手時,喬冠華表示說,中國政府不能保證美國總統將受到熱烈的歡迎。有評論說,這次基辛格訪問是從北京兩手空空地返回華盛頓的。    
      1975年12月1日,「空軍一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剛剛步出機艙的福特的臉色是陰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總統夫婦身後興奮地報告:「好哇,鄧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總統了。」他的臉上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還是很重視福特的訪問的。    
      鄧小平針對美方一系列違反《中美上海公報》的做法,在當晚以周恩來總理名義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特別強調說:「三年多以前,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雙方發表了著名的上海公報。這是一個獨特的國際文件,它明確闡述了中美兩國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時也指出了兩國在當今世界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兩國都不應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努力。公報為發展中美關係提供了基礎,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標。這一公報的發表,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福特當然聽得懂這個堅強的矮個子的弦外之音。他這次來華,儘管不會給中美關係帶來實質性的進展,卻不準備在會談中提出原來準備的「倒聯絡處」(即在北京設大使館,在台灣設聯絡處)方案了。    
      會談時,福特告訴鄧小平說:由於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須推遲至1976年大選後再照日本方式採取行動。在此之前,準備把駐台美軍削減一半,即從2800人減少至1400人。他還一再強調說,美國不能在預期和平解決問題以外前途的情況下拋棄「老朋友」,「期待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鄧小平也明確地指出:所謂「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三個原則,美台間的民間貿易方式可繼續保持;至於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屬中國內政,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鄧小平還表示,在美國接受三原則之前,中國並不急於解決正常化問題。    
      福特總統一行抵達北京的次日(12月2日)下午4時15分,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裡接見了福特總統與基辛格國務卿,鄧小平、黃鎮與布什也參加了會見。    
      毛澤東和客人一一握手後,請大家入座。    
          毛澤東先問福特:「你好嗎?」    
      福特點頭並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澤東指指胸口又拍拍雙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嗎?」    
      基辛格笑著說:「很好。我很高興來到您這裡。」    
      像過去毛澤東親自掌握著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的會談詳情一樣,毛澤東雖然已經疾病纏身,仍然很詳盡地瞭解了鄧小平與福特會談的具體內容。寒暄過後,毛澤東環視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還是明知故問:「你們談了些什麼?」    
      沒待鄧小平開口,福特搶先說:「我們上午談了國際形勢。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有必要進行平行的努力,來取得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的結果。」    
      毛澤東親自掌握著中美關係的進程,拿尼克松與福特相比,是對福特的對華政策甚為不滿。他瞇縫著眼睛望著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帶諷刺意味地說:「我們沒有本錢,盡放空炮。」    
      福特沒有領悟出毛澤東是在含蓄地批評他放空炮,就說:「我不相信這點。」    
      毛澤東繼續用幽默表達自己的不滿:「就是罵娘,我們還有點本錢。」    
      在座的中國人都忍不住笑起來。翻譯成英語後,美國人才笑了。福特笑過後,領悟了其含意,這才露出了尷尬,說:「(罵娘)我們也會。」    
      毛澤東機敏地說:「你們也會?那就達成協議。」    
      福特說:「我們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語言來反對某一個搗亂的國家。」    
      毛澤東笑了:「不錯,又達成協議。」    
      屋裡的氣氛很輕鬆了。毛澤東舉起手來指著基辛格說:「總統閣下,你們國務卿干涉我的內政。」    
      福特與基辛格都緊張起來,望著毛澤東。    
      毛澤東卻不緊不慢地說:「他不准我去見上帝。」    
      福特與基辛格這才鬆了一口氣,基辛格不無得意地說:「我們堅持這一點。」    
      毛澤東又指著基辛格說:「上帝的命令他敢違抗啊!上帝請我,他不讓去。」    
      基辛格佯作驚訝說:「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們結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澤東已經十分習慣與基辛格進行幽默的對話,就很高興地說:「博士閣下是無神論者,反對上帝,破壞我和上帝的關係,真是厲害啊!我拿他也沒辦法,只好聽從他的命令。命令就是0RDER。」    
      福特有點疑惑地問:「他是給上帝下命令嗎?」    
      毛澤東反應敏銳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澤東與福特的會談,雖有輕鬆、幽默友好的氣氛,但卻掩蓋不了這次高級會談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對於福特此次訪華,中共黨史專家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評述說:「與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諾相比,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個退步。由於美國政府不能作出正確處理(台灣問題)的決定,中美關係正常化被推遲了。」美國的美中關係問題專家羅伯特·羅斯在其專著《風雲變幻的美中關係》中也評述說:「福特在北京的會談氣氛很友好,但卻平淡無奇。一位與會者回憶道,這次首腦會議是他所參加過的最索然無味的會議。但表面看來似乎一切進展順利。當福特和毛會談時,竟有半個小時無話可說,他們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並非在昭示世人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和諧。」    
      雖然福特訪華在消除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根本障礙———台灣問題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仍然有助於保持和擴大中美兩國在四年前開始的實現關係正常化方面進行對話與合作的勢頭。福特再一次告訴中國領導人,他們要等到美國總統選舉之後才可以期待實現關係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總統大選中敗於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與他無緣了。    
      然而這次會見,其實鄧小平的心情已經十分複雜了。當時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與中國問題分析家們,根據這些年北京政治氣候的規律,已經判斷鄧小平「大權旁落,又開始處於極為難受的狀況」。外電報道鄧小平在12月初與到訪的福特總統會談時,「顯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慮一旦周總理病逝,將會對自己產生多大的影響」。福特總統在回憶此次與鄧小平的會談時說,「發覺鄧顯得彬彬有禮卻又堅定固執」,似乎「並不急於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也不急於要求美國解除長期以來對台灣承擔的義務」。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霍爾德裡奇分析說,有鑒於當時中國正值「四人幫」橫行,鄧小平說話有保留之處是不足為怪的。    
      1976年元旦一過,鄧小平真的就突然閒下來了。除了被他視作同志、戰友和兄長的周恩來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頭對準他的「反擊右傾翻案風」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專管外事」了。但最後的兩次外事活動,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會見並宴請了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最後一次就是1月2日上午,會見了以共和黨眾議員瑪格麗特·赫格勒夫人為團長、民主黨眾議員帕奇·明剋夫人為副團長的美國國會女議員訪華團全體成員。之後,他就又「靠邊站」了。    
      本來,從1974年底到去年初以來,毛澤東是一直支持鄧小平出來全面抓整頓的。毛澤東將鄧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崗位上,還支持鄧小平捅江青這個馬蜂窩,稱讚鄧小平「以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為此,毛澤東曾多次批評過江青。但是後來在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時,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意見產生了分歧。「四人幫」便高興得恨不得立即就將鄧小平打倒。但是,毛澤東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與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讓鄧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澤東很希望像鄧小平這樣有威信有影響的人物出面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從而達到兩人繼續合作並同時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鄧小平在這個原則性問題上絕不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他說:「由我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後來,鄧小平把話說得更明白了:「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局停止了鄧小平的工作,但毛澤東還留有一點餘地,讓他「專管外事」。不久,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寫了一封告狀信請鄧小平轉呈毛澤東。這封信是告軍宣隊遲群、謝靜宜的嚴重問題的。毛澤東認為劉冰「寫信的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我的」;毛澤東還批示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1月3日,毛澤東的批示傳達下來,於是,從清華大學首先開始了批鄧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有百多名老幹部與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正式部署了「反擊右傾翻案風」。    
      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越喊越高,鄧小平露面就越來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鄧小平最後一次會見外賓之後,就再也沒有看見他在公開的場合露面。但在「消失」兩星期之後,鄧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隆重舉行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的時候,電視鏡頭中出現了身穿黑色中山裝的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全國人大致悼詞。    
      不久,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為福特的競選失敗而離開了白宮。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

      □鄧小平對基辛格說:「你是我會見的最多的外國朋友之一。」基辛格對鄧小平說:「你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與基辛格的再次見面已經是3年後的事情了。    
      1979年1月,鄧小平應邀訪美。和尼克松一樣,基辛格自然也成為鄧小平訪美要會見的人物。在總統卡特舉行的盛大國宴上,鄧小平在宴會的答詞上說:「我們兩國曾在30年間處於相互隔絕和對立的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在這個時刻我們特別懷念生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開闢道路的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我們也自然想到前總統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國參眾兩院的許多議員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鄧小平同樣沒有忘記這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稱讚其所做的巨大貢獻。    
      也就是在1979年的美國《時代》週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盛傳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稱鄧小平為『令人討厭的小個子』,對此,基辛格矢口否認。上星期,在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基辛格告訴記者他對鄧的印象:『很顯然,他非常能幹,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對於政治,他極為精通並游刃有餘。當我1975年見到他時,鄧對外交事務還知之不多,但學得很快。總之,鄧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鄧小平在離開華盛頓之前的2月1日,也就是中美聯合公報發表的這天早晨,他與基辛格博士共進了早餐。後來鄧小平在西雅圖參觀訪問時,他們再次進行了會談。會談後,基辛格風趣地對記者們說:「我們同意使中國同我本人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基辛格的話,引得哄堂大笑。    
      此後,基辛格多次訪問中國,每次都受到鄧小平的親切會見。    
      1982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召開不久,鄧小平會見了來訪的基辛格。    
      鄧小平告訴基辛格說:「我現在把自己放到顧問委員會裡面去了,是顧問委員會的主任,退到了二線,就是說讓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到第一線來。我退到二線這樣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對鄧小平如此高風亮節的行為大加讚賞。他說:「我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中國的領導人這麼有遠見做出安排。」同時,基辛格還愉快地向鄧小平介紹了他所看到的中國的發展變化和在中國訪問的感受,興奮地告訴鄧小平說:「現在人們的思想更加豐富了。我注意到人們穿的衣著比過去好多了,消費品也比過去大大豐富了。」    
      鄧小平說:「我們最大的變化是農村。農民收入成倍、數倍的增長。我們『三中全會』制定的政策見效了。城市也有了變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變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信心增強了,對黨和政府更信任了,這將對整個國家產生深遠影響。」    
      這樣的會談自然離不開中美關係問題。儘管基辛格已經不在白宮做事,但仍然為中美的友好事業努力著。鄧小平說:「這十年來,中美關係的發展總體上來說是好的,但近兩年發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國來說,無論是現在,還是今後,我們還是要保持這種政策的延續性。我們重視同美國發展關係,並且認為這種關係必須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向前發展。」    
      在談到國內情況時,鄧小平還回憶說:「實際上我1974年主持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主持了黨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時間我就垮下來了。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是很有意義的,就是這10年的波折啟發了我們。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繼續過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兩年的徘徊。真正的轉折點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會』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並將繼續加以貫徹。『十二大』的最大特點是人事安排體現了三中全會政策的連續性,包括對外政策。這項工作還沒有結束,解決幹部老化問題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要繼續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對鄧小平的意見表示同意。他還對鄧小平說:「我看到了你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在世界上所有的領導人當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談話能取勝於她的人。」    
      鄧小平笑著問道:「她也同你談過?」    
      基辛格略帶自嘲地口氣說:「她把我完全『毀滅』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們的那次談話,很受感動。」    
      三年後的1985年11月,基辛格和鄧小平這兩個老朋友又見面了。1985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並取得了許多成果的一年。    
      一見面,鄧小平就說:「上次見面是1982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對你來說,三年沒關係,可是對我來說就珍貴了。」    
      基辛格說:「你現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你時還要健康。」    
      鄧小平笑著回答說:「自然規律違背不了,我的秘決沒有別的,就是盡量少做事,讓別人去做。」    
      基辛格說:「我們相識已經有10年了,特別是過去6年中,你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鄧小平高興地說:「去年我們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響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經過今年大半年的調整,效果比預期的要好。改革是一個新事物,出點差錯不要緊。」    
      基辛格稱讚說:「像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沒有嘗試過的,世界上還沒有別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不說是一個偉大的試驗,但確實是一個重大的試驗。」鄧小平肯定地回答說。    
      基辛格接著說:「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將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    
      鄧小平說:「我們的經驗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必須改革,這是惟一的道路。中華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最終證明中國人行不行,還要看這10億人口怎麼做。中國落後許多年了,近幾年可以看到一些興旺的氣象。更早一點的時候,在1949年,黃面孔的中國人站起來了,但是真正的翻身還要兩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鄧小平的信念、魄力和愛國情懷所折服。    
      1987年9月,鄧小平和來北京訪問的基辛格又見面了。    
      這天是9月3日。基辛格一見面就說:「每次見到你,你都顯得年輕。」    
      鄧小平說:「你是我會見的最多的外國朋友之一。」    
      對此基辛格深有感觸。他深情地回憶說:「當你第一次率領代表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時,美國專家都在猜測:鄧小平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現在我們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見到你時,你前一次談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鄧小平也愉快地說:「我訪美的時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開中美友好之門的人,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基辛格還跟鄧小平談到了他來中國前看到的各種關於中國國內形勢的報道,他還把來到中國後看到的情景與外面的報道進行了比較,請鄧小平對今後的中國國內形勢做出預測。鄧小平坦率地承認年初有些學生上街鬧事,要求全盤「西化」,中國政府迅速果斷地處理了問題。    
      針對國內形勢時,鄧小平跟基辛格說:「人民看得很清楚,現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擁護,人民的贊成,這是保證我們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設的基礎。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是新事物,沒有前人的經驗,也沒有外國的經驗。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麼準。所以『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幾十年內,在某個時候作些調整還會有。我們現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時也要作些調整。」    
      鄧小平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更複雜。每一個措施都要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所以,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穩。必須是有領導、有秩序、自上而下地進行。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力求我們國家的政策和實行這些政策的步驟、方法合乎我們自己的實際,力求及時總結經驗,有錯就改。」    
      鄧小平還讚揚基辛格倡議建立了「美國—中國協會」。他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它的目標是明確的,相信它會為推動中美友誼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說:「成立美中協會的目的是促進美中友好,推動美中關係的不斷發展,鼓勵美商到中國投資,美中友好關係符合我們兩國的利益。我感到特別自豪的是,自從中美關係的大門打開以來,美國歷屆總統,包括共和黨的總統和民主黨的總統都在朝這個方面繼續努力。因此,我可以說,美中關係是一種永久性的關係。」    
      鄧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記載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9年的11月10日。    
      此前的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和《關於調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11月9日,鄧小平會見出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全體同志,說:「感謝同志們的理解和支持,全會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請求。衷心地感謝全會,衷心地感謝同志們。」    
      第二天,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這位美國政府的前國務卿,成為鄧小平退休後接見的第一個外國客人。而當時中美關係正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這天,鄧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裝,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進會見大廳,鄧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熱情握手。鄧小平當著幾十名記者們的面,對基辛格說:「博士,你好。咱們是朋友之間的見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經退下來了。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制度,中國現在很穩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說:「你看起來精神很好,今後你在中國的發展中仍起著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過去所起的作用那樣。你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聽到基辛格說他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笑了,說:「我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在需要的時候,我還要盡一個普通公民和黨員的義務。你現在不當國務卿了,不也還在為國際事務奔忙嗎。」。    
      當基辛格問鄧小平中國將如何確保改革開放持續到下一個十年的問題時,鄧小平回答說:「可以肯定地說,誰要走回頭路,誰就要垮台。十年改革開放,雖然出了些毛病,現在需要進行治理整頓,但成就是很顯著的。我們前進了一大步,使中國上了一個台階。這一切來之不易。實踐證明了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加強中央的權力是對的,但並不等於改變過去實行的改革開放以及權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著鄧小平這個可愛的中國老人,說:「你是做的比說的多的少數幾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後來,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國政治家的談話中對鄧小平作過這樣的評價:鄧小平是中國推行改革的領袖。他著手共產黨領袖從未搞過的改革,解放了農村經濟,把糧食進口國變成糧食富餘國。作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許共產黨的地位下降,並且要將經濟改革搞下去。    
      作為鄧小平會見最多的外國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對鄧小平的評價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而鄧小平這個18歲時在法國投身中國革命,並很快成為「少共」的積極分子的中國青年,在法國承擔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為機關刊物《少年》刻蠟版工作。那時他白天在工廠做工,晚上刻蠟版,幹起工作來渾身是勁,並因此贏得了一個「油印博士」的稱號。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我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產主義的。」而正是為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和友好事業,促進世界和平,這個戴「油印博士」帽的職業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並以其求實的品格贏得了美國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是,鄧小平在1989年退休前後,分別在10月31日和11月10日會見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個是鄧小平退休前會見的最後一個外國客人,一個是鄧小平退休後會見的第一個外國客人,這一前一後是不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出於人為的安排,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我們可以想到的,那就是這次會見中在談到中美關係問題時,鄧小平對基辛格所說的:「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有的。那種按社會制度決定國與國關係的時代過去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發展友誼,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間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為中美關係之船「起航」的「領航人」,鄧小平在世界和平發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第二部分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1)

      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    
      ———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    
          
          
      據說,有人曾經在白宮的一個外交使節的宴會上提了一個問題讓與會者回答———在美國,每天都必須要和總統在一起說話的人是誰?    
      有的人說那當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說是總統的廚師,有的人說是總統的辦公室主任,甚至還有人說是總統養的小寵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確。那這個人是誰呢?    
      最後,還是白宮的一個服務生無意中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人就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個作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幾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的情報進行整理向總統匯報,並提出不同方案和對策供總統參考,在白宮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擔任1977年到1981年美國卡特總統執政時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約翰遜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班子裡幹過兩年,他因發表《大失敗》一書,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進行全面攻擊而在國際反共舞台上聲名大噪,是國際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論家,因此還得了「鷹派」代表人物的稱號。尼克松就任總統後,他又回到大學講台,卻提出了一些「鴿派」的理論。因其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而是在東歐出生,又對東歐和蘇聯以及美蘇關係問題有著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國權勢集團上層人物的座上賓。他的簡要明瞭地從世界紛繁複雜的事務中迅速概括成決策方案的能力和善於總結形勢而提出口號的能力,也深受美國政治領導人物的欣賞。此間,在緬因州的東北港避暑的布熱津斯基,與美國著名的大財團的總經理兼董事長、不久前又剛剛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洛克菲勒在其西爾港莊園,一見如故,成了一對密友。由此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由美國、西歐和日本的最上層銀行和企業巨頭組成的一個組織———就是著名的「三邊委員會」。這個「三邊主義」就是布熱津斯基的發明。    
      再後來,經可口可樂公司的保羅·奧斯汀推薦,戴維的提名,經布熱津斯基的同意,還未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才得以成為「三邊人」的。卡特在競選總統成功後,在組成政府班子成員時,首先就請教布熱津斯基。而且卡特還對他說:「還在我剛進『三邊委員會』的時候,心裡就想,要是我能當總統,我就請你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希望布熱津斯基「幫我一把」。而布熱津斯基也毫不謙虛地說:「這是我的榮幸!吉米,你決不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的。」卡特也的確公開對記者說:「我有了最優秀的顧問!」    
      像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擔任此職務後,因其在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起的傑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壇上聞名遐邇。     
          
          
      □布熱津斯基向中國駐美聯絡處秘密表達訪華願望。卡特單獨秘密會見布熱津斯基,並給予「特別授權」,表明「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建立外交關係」。    
      □布熱津斯基特地準備了美國宇航員從月球取回的岩石標本和一面帶上月球的五星紅旗作為禮物贈送給中國人民,「作為我們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象徵。」    
          
      1978年4月,對吉米·卡特來說,考慮得最多的問題或許就是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了。他已經內部秘密決定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實施戰略報告,建議中美建交時間為「1979年1月1日」。卡特覺得,中國人將每年的1月1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開始的含意,中國人會很喜歡這個日子的。而離這個日子不到8個月了,美中雙方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消除障礙和分岐嗎?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經調整為:要中方接受美國對台灣軍售的安排。這是建交談判的核心基本點。中國能接受嗎?沒有人能知道。結果會怎樣?為此,他曾授意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帶著這個「最低限度」建交條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試探,設法將美國的這一想法準確地傳遞給中國人,並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一些美國人可以接受的回應。可是,伍德科克為此使盡渾身解數,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沒有得到中國的任何回應。或許只有派出總統特使飛赴北京直接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溝通這一條路了。因為時間緊迫,時年(1978年)的秋冬,國會大選之後,正好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時機窗口」,這是一個有利於關係正常化的時機,在這個時候,國會正在休會,由於剛剛經歷人事調整,反對派力量相對薄弱,很難立即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擊。這個「時機窗口」從秋天一直開到1979年1月中旬新一屆國會開會之前。如果不在1978年內完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等到明年國會開會之後,這個「窗口」就會因為兩個因素的限制而關閉:一個是與蘇聯削減戰略核武器協議一旦達成後,爭取參議院的批准勢必是一場戰鬥;二是1979年將是總統大選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應付總統大選,而這時必須考慮黨派鬥爭和國會可能對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責。    
      而作為布熱津斯基,自然不願意放棄像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使其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傑出人物一樣,他曾多次敦促總統改善美中關係。而早在1977年的11月3日,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在白宮設宴為即將回國的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餞行時(當時卡特總統對黃鎮和記者們說:「由白宮出面為即將離任的外交使節餞行,在美國外交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黃鎮完成了自己擔任該職5年半期間的最後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當眾向布熱津斯基發出了訪華的口頭邀請。其實,這也是布熱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奧克森伯格向韓敘提出了「希望中國領導人邀請他去北京訪問」的。而美國駐北京的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議卡特讓布熱津斯基訪問北京。這次黃鎮的口頭邀請,就是中國政府對布熱津斯基的重要回應。布熱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興地接受了邀請。這自然受到了作為國務卿的萬斯的強烈反對,並為此爆發了爭吵。    
      然而當1978年1月24日國務卿萬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國碰到了「鄧小平的釘子」,沒有達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任何協議的時候,布熱津斯基自然不能放過這樣的機會,該他出場了。    
      1978年3月16日,華盛頓正式通知北京,布熱津斯基接受了邀請,具體日期待定。4月26日,白宮宣佈布熱津斯基訪華的日期定為5月20日。這就表明卡特總統開始準備迎接他在外交事務的決策中的一個最為關鍵的挑戰。    
      5月12日上午,布熱津斯基按照慣例工作程序,到橢圓形辦公室向總統呈遞最新簡報,在介紹完最近24小時內世界各地的情況後,起身告辭時,卡特讓他留下來,說:「茲比格紐,你等等,我想和你專門談一下你訪問北京的事情。」    
      等布熱津斯基坐下來後,卡特就說:「我已經想好了,希望能加快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準了情況,你就可以見機行事,抓住機會,把關係正常化推進一步。我給你特別授權。」    
      聽到總統如此的決斷,布熱津斯基頓時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了,說:「這太好了!」    
      卡特繼續說:「你見到中國的領導人,就說美國接受中國提出的關於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基本條件,但是中方也須同意美方的兩項基本條件:其一,美方公開聲明相信台灣問題將得到和平解決,請中方不要加以駁斥;其二,美方應能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辦。」談話後,布熱津斯基立即在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的協助下,將總統的這次談話整理成有五頁紙的書面指示,呈交卡特審閱,請卡特簽字,以作總統授權依據。    
      但卡特並沒有馬上在此份書面指示上簽字。他準備開一個會,給幾個要員通氣。5月16日上午,卡特總統親自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主持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布熱津斯基即將進行的訪華事宜。往常總統召開這類涉及外交事務的政策會議,通常都是萬斯先作發言。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樣,先看看萬斯。萬斯則坐在沙發上,一反常態,默不作聲。    
      卡特知道萬斯由於自己的意見未得到採納,心中不高興。於是,卡特就示意國防部長布朗先說。布朗此次態度鮮明,極力主張總統授權布熱津斯基同中國進行更為廣泛、更加實質性的會談。布朗說:「我們應當借助這次訪問,將美中關係正常化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布熱津斯基也說:「我覺得,我們不僅要大幅度地推進關係正常化,而且還要進一步發展美中軍事戰略關係,我想總統考慮,能否在我的已經確定的訪華代表團名單中,再增加助理國防部長阿布拉莫維茲,責成他在北京專門向中國方面通報全球戰略形勢。」    
      卡特基於急劇變化的美蘇關係和國際形勢,接受了布熱津斯基和布朗的觀點,因而在會上表態說:「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建立外交關係。」    
      總統在這樣的會議上作了決定,萬斯儘管不悅,也不再持反對意見。    
      5月17日,卡特在此份關於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書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後簽字。在這份文件中,卡特總統就中國問題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機密的決定。其中提到兩個關鍵問題,即美國與中國的戰略關係問題和美中建立外交關係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卡特指示布熱津斯基告訴中國人:「我們把美中關係看做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一個中心方面。美國和中國有著某些共同利益,雙方有著彼此一致的長遠的戰略利害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都反對任何國家謀求全球或者地區性霸權。所以你的訪問不是戰術性的,而是要表明我們對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質。訪問一開始,你就要強調這一點。」    
      關於美中建交問題,卡特作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指示:「你應該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準備向前邁進,積極談判,掃除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種障礙。」    
      因此,布熱津斯基的訪華之行,也就被賦予了洽談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與上次萬斯國務卿所作的試探性訪華相比,布熱津斯基的訪問才是真正的實質性的訪問。    
      布熱津斯基格外重視這次訪問,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準備了美國宇航員從月球取回的岩石標本和一面帶上月球的五星紅旗作為禮物,並成功地說服了卡特總統給華國鋒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華主席:特備月球岩石標本一份,贈送給您和中國人民,作為我們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象徵。」    
      萬斯對布熱津斯基的行動有些耿耿於懷,在布熱津斯基訪華的計劃確定後,原來就商定不提前向蘇聯打招呼。但後來,布熱津斯基得知,國務院有人未經白宮准許就擅自向蘇聯駐美大使館打了招呼。以致蘇聯在布熱津斯基抵達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將離任已久的蘇聯駐華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來。    
      在布熱津斯基即將成行之際,萬斯又去向卡特建議,在布熱津斯基訪華之前應該邀請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問美國,想以此來削弱布熱津斯基訪華的戰略意義。布熱津斯基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據布熱津斯基在其所著《實力與原則》一書中記述,為了不讓蘇聯因素干擾其訪華之行,他勸說卡特拒絕了萬斯的建議。這樣,邀請葛羅米柯訪問美國的計劃就經卡特同意被推遲至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之後。    
      布熱津斯基臨行前,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求見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布熱津斯基的助手奧克森伯格,希望美國考慮改變這個訪華日期,因為那一天正好是台灣新「總統」蔣經國就職典禮的日子。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官員只好說對這種巧合表示遺憾。奧克森伯格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這事無法改變了。」    
      沈劍虹還不甘心,就要求約見布熱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熱津斯基傳出來的答覆是太忙了,只能在訪問北京回來以後再考慮會見。沈劍虹敏銳地感覺到形勢有些不妙了。    
      5月19日,布熱津斯基一行終於乘專機飛離華盛頓,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並按計劃於5月20日抵達北京。


第二部分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2)

      □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聽了布熱津斯基的匯報後,卡特說:「你被鄧小平迷住了」。    
          
      當布熱津斯基飛越太平洋上空的時候,表面的平靜並不能掩飾其內心的波瀾,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濤一樣起伏不已。後來他在回憶錄裡回憶起這次北京之行時說:他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這次訪問,與10年前的1971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飛越喜瑪拉雅山的「勃羅行動」聯繫起來。甚至他還想到非常巧合的是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做出貢獻的基辛格和自己,兩人竟然都是非美國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國出生的,他是在波蘭出生的),而且在接受這項任務時都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沒有什麼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戰略考慮。    
      在飛機上,他還非常關心講究禮儀的中國會給予他什麼樣的禮遇。他問助手們,基辛格和萬斯第一次飛抵北京時都有什麼人去機場迎接。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奧克森伯格告訴他,基辛格第一次飛抵時,迎接他的是過去與馬歇爾將軍在軍調部共過事的葉劍英元帥,後來是軍委副主席,還有就是當時剛宣佈出任駐加拿大大使的黃華;而去年迎接萬斯國務卿的是已經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布熱津斯基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擔心他飛抵北京時受到怠慢。他所擔任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職務上與國務卿相當,會受到相同的歡迎禮儀嗎?    
      1978年5月20日中午,布熱津斯基一行十人抵達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國務院的裡查德·霍爾布魯克、弗蘭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奧克森伯格等。    
      當美國專機在首都機場降落,外交部長黃華夫婦出現在舷梯下的時候,他很高興。他曾說:「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國人決定對這次訪問給予與國務卿來訪同樣的規格。」    
      這是布熱津斯基第一次訪問北京,印象很新鮮。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    
          
      為了使中國參加到我想要推進的關於建立更廣泛關係的會談中來,我們中的4個人準備向中國人廣泛地介紹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塞繆爾·亨廷頓,專談我們對蘇美均勢的估計及由此產生的戰略問題;國防部的莫頓·阿布拉莫維茲,全面介紹軍事情報,並提出兩國軍事代表團互訪的建議;國務院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專談擴大文化和經濟合作問題;在費蘭克的新聞班子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本·休伯曼,專談擴大科學合作,包括總統科技顧問普雷斯博士可能訪華的問題。我在中國事務方面最親密的顧問米切爾·奧克森伯格則直接與我一起準備我所要作的關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全面介紹,這一介紹是我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更為直率的討論的序幕。    
      當天晚上,外交部長為我舉行正式晚宴,席間互相祝酒———我們祝酒時措詞謹慎,以示我們意圖的嚴肅性。    
      星期天早晨,我們先去參觀毛澤東的紀念堂。看到有教養的中國人也學俄國人的作法,將他們的革命領袖的遺體作了防腐處理並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對於所謂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風格。這個上午餘下的時間用於與中國外長進一步交換意見,他介紹了中國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下午,我參觀了紫禁城。這種宮殿與手工藝品卓越非凡的組合,使人們理解到中國本身一直就是一種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可比,相當不同尋常而富有特色。然後,我與鄧小平副總理第一次會談,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頓精緻的便宴,仿膳飯館設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園,前面有個小湖。飯罷,去聽京戲,上演的都是傳統的京戲,顯然與最近對外賓的做法不同。    
          
      深諳談判藝術的布熱津斯基對這次訪華,可謂作了充分準備,在對美中兩國近10年的談判記錄作了潛心研究分析之後,精心設置了一套談判計劃。他知道,在同鄧小平或華國鋒會面以前,他與中國外長的談話,中方將會進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與黃華外長會談時,連翻譯在內,用了三個半小時,「有意識地將概述美國對外政策的開場白講得很長,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說明美國贊成什麼,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麼。目的是想在戰略問題上一旦達成若干一致意見後,再和最高領導人私下討論此事。也就是說,「真正的協商和確實重要的交換意見主要是在與鄧小平副總理和華國鋒總理會談時進行的」。    
      5月21日下午4時零5分至6時30分,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會見了布熱津斯基。鄧小平是在布熱津斯基剛剛參觀了故宮博物館後就進行這次會見的。    
      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說:「在會見中國外長時,雙方代表團在長桌兩邊相向而坐,但在這次會見中,鄧與我卻並排坐在扶手椅中,鄧在我左邊,他那照例必備的痰盂在他左邊。伴我前往的只有邁克·奧克森伯格,他能講中國話並做詳細記錄,在座的還有倫納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團其他成員對未能列席都沒有意見,只有霍爾布魯克因未能參與這次會見而就個人特權問題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總統明確指示的限制,要使會見保持在小範圍內,並保守機密,那麼大使顯然應該排在他的前面。會見是從鄧的一句關懷話開始的。鄧說:『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說:『我感到振奮。』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情緒。在繼續寒暄幾句以後,鄧就言歸正傳了。」    
      布熱津斯基告訴鄧小平,他已經將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與美國主要政治家和參議員的談話記錄都閱讀了一遍。    
      鄧小平說:「美國朋友我見得不少,中國問題不難瞭解,你從過去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瞭解我們的看法、觀點和主張,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軍人說話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覺得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容易理解的。」    
      緊接著,布熱津斯基「便一頭栽入」他在與黃華外長會談時迴避了的話題,即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說:「總統要我轉告你,我們準備不僅就國際形勢,不僅就我們並行不悖的行動可能有助於推進同樣的目標或抗拒同樣的危險等方面認真進行會談,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作更加積極的會談。」    
      鄧小平仍持懷疑態度,因為布熱津斯基頭一天和黃華的會談中,並沒有具體涉及到這一實質性問題。於是,鄧小平說:「閣下,現在的問題仍舊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下了決心,我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為了實現正常化,你認為應該做到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回答時,布熱津斯基試圖讓鄧小平瞭解美國對盟國的義務,也瞭解美國在國內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布熱津斯基為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說:「在和閣下私人討論以及在這小範圍內保密的情況下,我還可以說,總統本人準備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延遲解決……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承擔解決兩國之間突出問題的政治責任。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你們的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我們將繼續遵循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某些國內問題和某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困難,在某些方面相當帶有感情色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方面找到能夠讓我們表達我們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種方式的原因,儘管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國內事務,我們是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這樣做的……」    
      鄧小平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國人可以說,我們何時、如何解放台灣是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的內部問題。我們可以表達我們的看法。」    
      布熱津斯基說:「關係正常化以後,感到不安全的台灣可能會轉向蘇聯。」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曾經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但既然美國要維持與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個問題就不成其問題。」    
      雙方的立場就這樣接近了。    
      可以說,在整個過程中,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的,「我們試圖將交換意見變為朋友間的真誠對話,我即席發言,將全球性、戰略性和雙邊問題交織在一起,逐漸接近正常化問題,以便探索中國的靈活性,然後,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爭論的全球問題上來。」    
      會談中,布熱津斯基「有意」使用了「歷史轉折時代」這個「含義模糊的字眼來描述台灣在以某種方式最終重新統一之前所處的分隔狀態」,試圖向鄧小平講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後,美國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    
      在進一步交換若干意見之後,布熱津斯基繼續說:「我受命向你證實:美國接受中國的三個基本點,並再次重申上屆美國政府向你們作出的五點(承諾),我願意再次重複自我來到北京已說過好幾次的話,即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決心已下。」    
      接著,布熱津斯基提議下個月雙方就正常化問題開始進行高度機密性的磋商。    
      鄧小平立即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之後,鄧小平還是忍不住用「挖苦」的語氣說道:「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就談這麼多了。我盼望著卡特總統下決心的那一天。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吧。」    
      但敏銳的布熱津斯基又立即肯定地補充了一句:「我已經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下了決心了。」    
      隨後,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的會談話題又回到國際形勢上來。鄧小平粗線條地重申了頭一天黃華外長的意見。他強調中國對得到更多美國技術懷有興趣,儘管他對美國可能不會給予合作表示關注。之後,他們繼續討論戰略關係問題,鄧小平堅持說限制戰略核武器會談對美國沒有好處。    
      布熱津斯基指出:「會談旨在實現戰略穩定,它是與重振防務的努力並用的。」    
      鄧小平沒有他的看法,說:「坦白地對你說,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你們去跟蘇聯締結條約,總是美國方面作出讓步,總是討好蘇聯的產物。」    
      布熱津斯基覺得「這該是我們稍微諷刺一下對方的時候了」,就對鄧小平說:「在對付蘇聯方面我們並不天真無知。過去30年來,反對蘇聯霸權圖謀的一直是美國,其時間大致相當於你們的兩倍,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一些經驗的。」    
      但就像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說的那樣:「要是從上面這番概述便得出結論,認為我們交換意見時言語尖刻或互相攻擊,那就錯了。交換意見過程中確有爭吵,但整個趨勢是積極的。鄧關於正常化的評論也不像外長那麼僵硬,他並沒有作實質性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靈活性。鄧沒有駁斥我關於美國和台灣的某些說法,自那以後,我們更有這種感覺。我們的討論一直持續到晚上,儘管我們的談話更多有個人性質。我們在談到各自的家庭時,鄧不住地往我的盤子裡放入引人開胃的美味佳餚,我們頻頻舉杯祝酒,鄧對他有興趣訪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還作了一項神秘莫測的評論,大意是說他自己作為高級領導人只有3年的時間了,他這樣說時,似乎在強調美中關係的進展有某種迫切性。我告訴他,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我的家中回請他一次,以答謝這次宴請,鄧微笑著接受了。」    
      鄧小平接受布熱津斯基的邀請,是在他們當天晚上的會談中。他們在人民大會堂談了一個下午。在快要吃晚飯的時候,轉換地點來到了北海仿膳飯莊邊吃邊談,由過去給毛澤東、周恩來作翻譯的冀朝鑄擔任翻譯。    
      這天黃昏時分的北海公園因為這次特別的宴會而載入了史冊。湖面波光瀲灩,燈影粼粼,垂柳依依,和風拂面。在公園西邊的仿膳飯莊裡,古香古色的宮廷菜與點心令人回味無窮。穿著黑色中山裝的中國主人與西裝革履的美國客人都因會談的順利而有些興奮。    
      這是對中美關係起了重大作用的一次談話。數年後,布熱津斯基才知道,鄧小平這次在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宴請他,是鄧小平瞭解他,知道他這次訪華的不易而給他的特殊禮遇。布熱津斯基以後曾多次回憶起這一次談話,說這是他終身難忘的一個夜晚。他說:「會見後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帶到一家飯店,在那裡我們繼續討論,氣氛更加無拘無束,一直討論到很晚。鄧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機警、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次日下午,華國鋒總理也接見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遞交了從月球採回的岩石標本及帶上月球又帶回來的五星紅旗。    
      在告別宴會上,布熱津斯基在原來準備的祝酒辭中,特意加上了關於卡特總統對美中關係正常化下了決心的段落。他在祝酒辭中首先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三個根本信念:第一,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和關係正常化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第三,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然後,他加了如下一段話:「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希望與強大的中國有友好聯繫。他決心和你們一起,在上海公報的範圍內,克服兩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下了決心。」    
      布熱津斯基一回到美國就立即向卡特總統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認為這次訪問「很成功」。5月26日,外出剛剛回到華盛頓的卡特就聽取了布熱津斯基的當面匯報。卡特也認為,儘管布熱津斯基去中國的使命不是去談判任何有關中美關係最後協議的,但是他幹得很好,為後來取得進展奠定了基礎。    
      這天,卡特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從伊利諾斯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回到華盛頓時,茲比格已經從中國回來了。他對中國人大為傾倒。我說他著了迷了。」    
      西方的傳媒對布熱津斯基的北京之行反應是積極的。法國《世界報》稱這是「中美關係決定性的里程碑」。德國《法蘭克福報》說「中國領導人隆重地接待布熱津斯基,其規格可與接待基辛格相比」。


第二部分鄧小平迷住了「三邊主義」的創始人——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3)

      □令布熱津斯基感到「的確相當驚奇」的是,「一個十億人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後僅兩小時就如約趕到他家吃美國風味的烤牛肉!    
      □布熱津斯基問鄧小平:「你在中國政治上也碰到了許多困難吧?」鄧小平馬上回答說:「有!在台灣!」    
          
      布熱津斯基離開中國之後,中美於7月份正式開始了建交談判。然而在美方接受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三大原則之後,談判在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問題上,美國不讓步。直到11月,談判仍無進展。直到12月4日,中美建交談判的第6次會議在中國外交部會議室舉行,韓念龍代替黃華作為中方代表告訴美國代表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中國政府贊同美國提出的把1979年元旦作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日期,並告訴他鄧小平副總理將於12月13日接見他,中美關係正常化才算正真有了重大轉折。卡特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布熱津斯基在鄧小平接見伍德科克之前,會見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此後圍繞這一問題,鄧小平先後於12月13日上午、14日下午、15日下午,三次同伍德科克會談。最後,鄧小平一錘定音,雙方就台灣問題達成了共識,擱置了分歧。    
      按照計劃,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1月28日,鄧小平應邀出訪美國,作為30年來第一個訪問美國的中國領導人,受到了美國卡特政府的隆重歡迎。    
      鄧小平的專機波音707飛機,經過15個小時的飛行(中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奇空軍基地停留1個小時),於北京時間29日凌晨4時半(美國東部時間1月28日下午3時半)到達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瑞雪兆豐年。剛剛結束的一場大雪給華盛頓披上了一件銀裝。在機場,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受到了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和夫人、國務卿萬斯和夫人等的熱烈歡迎。    
      簡短的歡迎儀式結束後,鄧小平一行下榻在白宮對面的布萊爾大廈。    
      74歲的鄧小平不顧長途跋涉的辛勞,信守8個月前在北京北海仿膳飯莊的諾言,在簡單的安頓休息之後,便趕到華盛頓郊外麥克賴恩的布熱津斯基家裡,參加一個別有風味的美國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為了迎接鄧小平的到來,布熱津斯基一家這幾天可謂忙得不亦樂乎。布熱津斯基自己負責選購了滿滿一櫃美酒;夫人親自精心選擇擬定了菜單,並烹製了具有濃郁美國風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和水果沙拉等等;他讓三個孩子———伊恩、馬克和米卡充當宴會服務員負責端菜倒酒的服務。布熱津斯基還請奧克森伯格、萬斯、伍德科克、霍爾布魯克等出席作陪。晚宴上他們吃著美國飯菜,喝的是上等的蘇聯伏特加酒。    
      布熱津斯基高興地舉杯給鄧小平敬酒時說:「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歡的美酒向你表達敬意。」    
      鄧小平聽後,哈哈大笑起來。    
      而在晚宴開始之前,布熱津斯基和鄧小平還進行了簡短的會談。    
      布熱津斯基問鄧小平:「中國在私人財產方面有什麼限制?人們有沒有私人住房?能不能僱用人?城市裡有沒有私人企業?」    
      鄧小平回答說:「中國有私人住房。等將來生活條件好了,人們可以買小汽車,但那可能是十多年以後的事情。在中國可以僱人,現在人們的工資低,將來工資高了就雇不起了。中國的城市有些小商小販,『文化大革命』時取消了,今後要恢復。」    
          宴會開始後,酣暢耳熱之時,布熱津斯基當眾發表了自己的高見說:「中國人和法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國家。」    
      鄧小平反應很快,不緊不慢地回答說:「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    
      鄧小平的幽默風趣引得大家高興地笑了。    
          布熱津斯基又問鄧小平:「卡特總統由於決定和中國關係正常化,他在國內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難。你在中國,是否也有人反對關係正常化,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許多困難吧?」    
      這是一個敏感而頗有些難度的問題。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把目光投給鄧小平。    
      誰知鄧小平很快就回答說:「有!」    
      大家都把眼睛緊緊地盯著鄧小平,等待著他後面的回答。而鄧小平大膽公開地說出了「有」,這就讓人敬佩。當時在場的布熱津斯基的高級助手、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後來回憶當時自己的心理活動時說:「這將是令人高興的夜晚。多麼坦率啊!我們將瞭解中國制定政策的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在稍停片刻之後,鄧小平接著說:「台灣有人反對。」    
      鄧小平說「台灣有人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樣的回答,自然是布熱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這也再次讓他感受到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時給他留下的印象———富有才智,機警、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幹勁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後來有人分析說,如果布熱津斯基能預料到鄧小平會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問來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話,他極有可能會避開這個「愚蠢」的問題。    
      鄧小平訪美期間,布熱津斯基幾乎參加了所有的重要會談和宴會。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多次回憶起與鄧小平交往的往事,用許多筆墨對鄧小平的風采進行了充滿崇敬的描繪。    
      而這次鄧小平到布熱津斯基家中作客,也就分明是在公開讚揚他對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所做出的積極貢獻,給布熱津斯基一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耀。因為,去年春天的時候,國務卿萬斯曾抱怨布熱津斯基的一些公開言論妨礙了他有效發揮國務卿的作用,因此卡特總統曾一度降低了布熱津斯基的形象,讓他躲在幕後。而這種情況直到他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後才有所改變。    
      所以,許多天過後,布熱津斯基在他的辦公室會見記者時,仍按捺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說:「在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驚奇。一個十億人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後僅兩小時就到我家裡赴宴!」「我是說,這的確相當驚奇!」    
      可見鄧小平在他家吃了一頓晚飯,給了他多麼大的驚喜和驕傲。    
      1981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剛剛卸任的布熱津斯基,他們就重大的國際問題和中美關係問題交換了看法。會見中布熱津斯基轉達了前總統卡特的良好祝願。鄧小平也請他回國後轉達他對卡特和蒙代爾的問候。他們還深情地回顧了1979年布熱津斯基第一次來中國訪問期間的情形,鄧小平笑著說:「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後的困難……」


第二部分英國「鐵娘子」碰到中國「鋼鐵公司」——鄧小平和撒切爾夫(1)

      英國的「鐵娘子」碰到了中國的「鋼鐵公司」    
      ———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    
          
          
      瑪格麗特·撒切爾,也就是我們經常從新聞報道上知道的撒切爾夫人。她是20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中的一個傳奇人物,是「二戰」以後英國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擔任英國首相職務時間最長的政治家,是國際政壇上影響深遠的人物之一。她出生於安普敦郡的一個小鎮,曾在牛津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學位,後改學法律。1959年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1975年成為英國保守黨領袖,1979年率保守黨競選成功後入主唐寧街,成為英國首相。因其受邱吉爾影響極深,堅持「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哲學和強硬的經濟政策」,而且堅持一貫的意志堅強、決策果斷、鋒芒畢露、獨斷專行的作風,素有「鐵娘子」美稱。她之所以在英國政壇備受好評,還因其具有十分強烈的民族意識,並且力圖以個人之力成為日漸沉淪的「日不落帝國」的救世主。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她還是冷戰的急先鋒,蘇聯媒體曾稱其為「冷戰鬥士」,還有「西方制度的衛道士」之稱。    
          
      □「鐵娘子」往談判桌上一坐,才發現自己是「一廂情願」。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鄧小平一打交道,才發現鄧小平是一個態度堅決非常執著的人。    
          
      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的交往,讓人們難忘的自然是關於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當這個英國的「鐵娘子」來到中國的時候,她怎麼也沒有想到,在毛澤東譽為「鋼鐵公司」的鄧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嘗到了失敗者的無奈。    
      因此,在本文一開始,請先看從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唐寧街的歲月》中摘錄的幾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樣追憶和描述在中英談判過程中她和鄧小平的交往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從東京飛赴北京時,一再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根本不承認英國與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島簽訂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先決條件。我們事先也商量過了,決定把談判立場建立在英國至少對一部分香港領土擁有主權的基礎上,如果中國承認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此立下腳,然後把主權讓出,以換取對香港繼續管治的權利。我曾經多次與政界和商界人士討論過,覺得這是一個大家比較滿意的解決辦法。但往談判桌上一坐,我才發現,那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    
          「9月23日上午抵達北京,第二天正式會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我發表了一篇事先已準備好的聲明,闡述英國的立場。我指出,中國關注的核心點既然是香港的主權與繼續保持繁榮,那麼如果我們突然宣佈對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變,大量資金肯定會外流,香港的崩潰不可避免。所以,我們兩國應把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放在首位,就未來的管治安排達成協議,如果這些安排能贏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國國會滿意這些安排,我們再開始考慮主權問題。    
          「我滿以為這篇務實的言論會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我在最後試圖說服中國政府同意我們發表一篇內容不涉及承擔責任的聯合聲明,宣佈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然後再舉行實質性會談。    
          「但我很快發現,我所有原來的估計都開始泡湯了。    
          「我早就聽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稍後中國會正式公佈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鄧小平的談判進行得相當艱難,我連最初的基本目標都沒有能夠達到,但也不能算徹底失敗。我畢竟說服鄧小平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宣佈兩國正在共同本著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展開談判。    
      1983年1月28日早上,我們獲悉中國建議在6月份單方面宣佈他們對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認為如果談判沒有進展,不如盡早在香港推進民主進程,讓香港人民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選定他們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當時我的同事們對此都不感興趣,我也一籌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這件事了又於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信的內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讓步。    
          「儘管作了這次讓步,卻仍然沒能動搖中國的立場,夏季的3輪會談沒有絲毫進展,9月22日和23日的會談再次陷入僵局,這個信號導致了香港人心不穩,大量資金外流,港幣匯價大跌。至此,我不得不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和治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由此可見,撒切爾夫人的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對鄧小平的欽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麼他們之間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還得從香港說起。    
      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三個部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於1842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締結《北京條約》,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尖端。1898年英國人趁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之機,逼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個島嶼(後統稱「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滿。    
      因這三個條約均為侵略戰爭的產物,在國際法上是無效的,所以中國人民和歷屆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承認這些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曾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的問題。1943年,中英雙方達成協議,在戰勝日本後重新考慮新界的租借問題。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因忙於打內戰,協議又被擱置。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此前暫時維持現狀。    
      到了70年代末,隨著「新界」租期屆滿日益臨近,國際上投資者日益持觀望態度。這種觀望態度在地產業投資上最為突出。因為地產業的投資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趨迫近就使投資者愈來愈裹足不前。這種情況不僅使港英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而且對香港整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英國政府做出了這樣的一種估計:「若不設法採取步驟去減低1997年這個期限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在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便會開始出現信心迅速崩潰的現象。」    
      因此,1979年出任英國首相兼首席財政大臣的撒切爾夫人,在香港問題上受到的壓力很大。隨著1997年的日益臨近,英國政府不斷派代表來試探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於是,解決香港問題歷史性地落在了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的肩頭。


第二部分英國「鐵娘子」碰到中國「鋼鐵公司」——鄧小平和撒切爾夫(2)

      □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英國首相希思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是他們的事情了。」    
          
      決定讓「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是在1977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出的。鄧小平這次重新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這一次的亮相與以往大不相同。這次他是以一個足球比賽的觀眾身份出現在世界的面前,而且與香港有緣。    
      1977年7月30日,能容納8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座無虛席。「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足球邀請賽在這裡舉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隊出場比賽,這對中國球迷來說也是第一次。當鄧小平出現在主席台上時,體育場頓時成了歡樂的海洋,8萬觀眾不約而同起立鼓掌長達10多分鐘。鄧小平復出了!或許鄧小平選擇在香港足球隊比賽中亮相,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但年青時就曾5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鄧小平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情,可以說是念念不忘。那5次,鄧小平大都是為了革命輾轉路過,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的。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除了遵義會議之外,恐怕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轉折有著決定性之意義。有人說這標誌著「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沒錯!75歲的鄧小平把1979年元旦稱為「一個不平凡的日子」,並且他還把這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二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三是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一天,在鄧小平的授意下,還發表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緊接著,20天之後,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出訪美國。這一切,都表明中國開始著手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    
      早在1978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領導小組,並同時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務,由廖承志任港澳辦主任。    
      而鄧小平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主要談判和決策者之一,和英國領導人很早就有過密切接觸。    
      這就還得說一說英國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國保守黨領袖,1970年出任英國首相,1974年後多次訪問過中國,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尤其和鄧小平交往比較多,情趣也比較相投。中國和英國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的,1972年在希思擔任首相期間,外交關係升為大使級。他下野後繼續為進一步改善中英關係而努力,特別是在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穿梭於兩國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為香港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在一次會面時,鄧小平跟希思聊天說:「我們見面很多,不但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運動員。」希思笑著回答說:「是這樣的。」接著鄧小平又補充了一句:「一個是體育運動員,一個愛打橋牌。」可見他們關係的密切程度。    
      鄧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時間是1974年5月25日。鄧小平和周恩來等人一起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在這次會談中,領導人最後談到了香港問題。    
      毛澤東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說著,毛澤東回頭問坐在身旁的周恩來:「還有多少時間?」    
      周恩來迅速準確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給他們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到現在還有24年。」    
      「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揮了一下手,指著坐在不遠的鄧小平等人說:「是他們的事情了。」    
      8年後的1982年4月6日,希思為了香港問題專門再訪中國。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逝世。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會見了他。這一次,希思是以民間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的,他要在英國政府準備同中國政府即將討論解決香港問題之前,先行一步來摸摸中國的底。    
      會見中,希思回顧了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的情景,對鄧小平說:「那次你也在座,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說,反正要到1997年,還早呢,還是讓年輕人去管吧。現在離1997年只有15年的時間,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這個問題。」    
      時間緊迫。這次希思有些著急了。實際上比希思更著急的是英國政府和英國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國際上的投資都需要有15年的穩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們焦慮的是否要繼續在香港投資。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如何,香港問題能不能解決好,這是最關鍵和決定性的因素。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朋友,鄧小平很坦誠地告訴他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還有新界,包括整個香港,過去是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廢除的問題。如中國到時不把香港的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領導人也交不了賬。」    
      在談到投資問題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來管理香港。    
      實際上鄧小平的這個態度早在3年前就已經明確地表達過。    
      那是在1979年3月29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來訪的香港第25任總督麥理浩。麥理浩是應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的邀請來中國訪問的,這也是有史以來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第一位香港總督。可見,他背負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為職業外交家的麥理浩,是很熟悉中國的。對於這次來訪,英國政府極其重視,外交部專門進行了研究,賦予他一個特別任務:試探中國領導人對1997年香港歸屬問題的態度。從3月24日至28日,麥理浩先後在廣州、北京與有關領導會談時,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試探「氣球」———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香港新界99年,將於1997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1997年以後繼續租讓。    
      在29日會見鄧小平時,麥理浩趕緊抓住機會,一定要把問題談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題,問鄧小平:「現在離1997年只有18年了,許多投資者開始為這個問題擔心。作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國政府和閣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鄧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語地答道:「我知道,人們開始擔心香港將來前途和地位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貫的立場。你們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到那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者放心。」    
      但中國政府採取什麼措施或者政策讓投資者放心呢?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體怎麼做,政治上如何解決,這個政策不會改變。不管將來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證。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說清楚一點,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這是第一個英國人第一次聽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用「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香港問題。麥理浩終於拿著「定心丸」回英國交差了。    
      1979年7月,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提出希望中國政府取消兩個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約不能超過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後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當這兩份備忘錄遭到中國政府的明確否決之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英國就頻繁地派遣政要訪華,包括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國國會代表團等。他們無非就是迫切地表達一個意思: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前途問題著急,希望中國能夠主動提出一個維持香港現狀的辦法。而說白了,就是英國人不願意放棄香港,希望能夠永遠獲得對香港的管治權。但無論誰來,中國領導人只有一句話:請放心!同時在鄧小平的授意下,中國政府在1982年3月拿出了比較完整充實可行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的12條方針政策,明確提出來「50年不變」,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這些政策,鄧小平也是徵求過香港的許多人士意見之後才形成的。    
      而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重托來探聽中國政府的態度,旨在進一步瞭解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國方面的立場,已經是成竹在胸,他說:「現在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中國政府已經確定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這些政策與中國對台灣的九條方針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們將按這種思路解決香港問題。」    
      希思聽到鄧小平這麼肯定,心中為之一震,急忙問道:「鄧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話,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為具體的東西,比如中英雙方的協議。」    
      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說:「如果可能,我們願意同英國政府正式接觸,通過談判來解決香港問題。」    
      這次希思來訪,真可謂不辱使命。    
      1982年5月。港督麥理浩任期期滿後,由曾4次在駐華使館任職、通曉漢語的中國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於北京和倫敦之間,為中英最高級別的談判作準備。    
      最後,雙方終於確定,在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將前往北京與鄧小平見面。    
      英國的「鐵娘子」要和中國的「鋼鐵公司」握手,猶如一場好戲就要開場了一樣,整個世界都睜大了眼睛。


第二部分英國「鐵娘子」碰到中國「鋼鐵公司」——鄧小平和撒切爾夫(3)

      □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英國首相希思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是他們的事情了。」    
          
      決定讓「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是在1977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出的。鄧小平這次重新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這一次的亮相與以往大不相同。這次他是以一個足球比賽的觀眾身份出現在世界的面前,而且與香港有緣。    
      1977年7月30日,能容納8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座無虛席。「文化大革命」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足球邀請賽在這裡舉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隊出場比賽,這對中國球迷來說也是第一次。當鄧小平出現在主席台上時,體育場頓時成了歡樂的海洋,8萬觀眾不約而同起立鼓掌長達10多分鐘。鄧小平復出了!或許鄧小平選擇在香港足球隊比賽中亮相,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但年青時就曾5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鄧小平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情,可以說是念念不忘。那5次,鄧小平大都是為了革命輾轉路過,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的。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除了遵義會議之外,恐怕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轉折有著決定性之意義。有人說這標誌著「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沒錯!75歲的鄧小平把1979年元旦稱為「一個不平凡的日子」,並且他還把這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二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三是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一天,在鄧小平的授意下,還發表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緊接著,20天之後,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出訪美國。這一切,都表明中國開始著手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    
      早在1978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領導小組,並同時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務,由廖承志任港澳辦主任。    
      而鄧小平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主要談判和決策者之一,和英國領導人很早就有過密切接觸。    
      這就還得說一說英國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國保守黨領袖,1970年出任英國首相,1974年後多次訪問過中國,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尤其和鄧小平交往比較多,情趣也比較相投。中國和英國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的,1972年在希思擔任首相期間,外交關係升為大使級。他下野後繼續為進一步改善中英關係而努力,特別是在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穿梭於兩國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為香港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在一次會面時,鄧小平跟希思聊天說:「我們見面很多,不但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運動員。」希思笑著回答說:「是這樣的。」接著鄧小平又補充了一句:「一個是體育運動員,一個愛打橋牌。」可見他們關係的密切程度。    
      鄧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時間是1974年5月25日。鄧小平和周恩來等人一起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在這次會談中,領導人最後談到了香港問題。    
      毛澤東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說著,毛澤東回頭問坐在身旁的周恩來:「還有多少時間?」    
      周恩來迅速準確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給他們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到現在還有24年。」    
      「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揮了一下手,指著坐在不遠的鄧小平等人說:「是他們的事情了。」    
      8年後的1982年4月6日,希思為了香港問題專門再訪中國。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逝世。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會見了他。這一次,希思是以民間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的,他要在英國政府準備同中國政府即將討論解決香港問題之前,先行一步來摸摸中國的底。    
      會見中,希思回顧了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的情景,對鄧小平說:「那次你也在座,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說,反正要到1997年,還早呢,還是讓年輕人去管吧。現在離1997年只有15年的時間,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這個問題。」    
      時間緊迫。這次希思有些著急了。實際上比希思更著急的是英國政府和英國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國際上的投資都需要有15年的穩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們焦慮的是否要繼續在香港投資。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如何,香港問題能不能解決好,這是最關鍵和決定性的因素。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朋友,鄧小平很坦誠地告訴他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還有新界,包括整個香港,過去是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廢除的問題。如中國到時不把香港的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領導人也交不了賬。」    
      在談到投資問題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來管理香港。    
      實際上鄧小平的這個態度早在3年前就已經明確地表達過。    
      那是在1979年3月29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來訪的香港第25任總督麥理浩。麥理浩是應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的邀請來中國訪問的,這也是有史以來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第一位香港總督。可見,他背負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為職業外交家的麥理浩,是很熟悉中國的。對於這次來訪,英國政府極其重視,外交部專門進行了研究,賦予他一個特別任務:試探中國領導人對1997年香港歸屬問題的態度。從3月24日至28日,麥理浩先後在廣州、北京與有關領導會談時,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試探「氣球」———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香港新界99年,將於1997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1997年以後繼續租讓。    
      在29日會見鄧小平時,麥理浩趕緊抓住機會,一定要把問題談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題,問鄧小平:「現在離1997年只有18年了,許多投資者開始為這個問題擔心。作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國政府和閣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鄧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語地答道:「我知道,人們開始擔心香港將來前途和地位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一貫的立場。你們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到那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者放心。」    
      但中國政府採取什麼措施或者政策讓投資者放心呢?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體怎麼做,政治上如何解決,這個政策不會改變。不管將來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決,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證。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說清楚一點,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這是第一個英國人第一次聽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用「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香港問題。麥理浩終於拿著「定心丸」回英國交差了。    
      1979年7月,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提出希望中國政府取消兩個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約不能超過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後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當這兩份備忘錄遭到中國政府的明確否決之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英國就頻繁地派遣政要訪華,包括前首相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國國會代表團等。他們無非就是迫切地表達一個意思: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前途問題著急,希望中國能夠主動提出一個維持香港現狀的辦法。而說白了,就是英國人不願意放棄香港,希望能夠永遠獲得對香港的管治權。但無論誰來,中國領導人只有一句話:請放心!同時在鄧小平的授意下,中國政府在1982年3月拿出了比較完整充實可行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的12條方針政策,明確提出來「50年不變」,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這些政策,鄧小平也是徵求過香港的許多人士意見之後才形成的。    
      而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重托來探聽中國政府的態度,旨在進一步瞭解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國方面的立場,已經是成竹在胸,他說:「現在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中國政府已經確定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這些政策與中國對台灣的九條方針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們將按這種思路解決香港問題。」    
      希思聽到鄧小平這麼肯定,心中為之一震,急忙問道:「鄧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話,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為具體的東西,比如中英雙方的協議。」    
      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說:「如果可能,我們願意同英國政府正式接觸,通過談判來解決香港問題。」    
      這次希思來訪,真可謂不辱使命。    
      1982年5月。港督麥理浩任期期滿後,由曾4次在駐華使館任職、通曉漢語的中國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於北京和倫敦之間,為中英最高級別的談判作準備。    
      最後,雙方終於確定,在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將前往北京與鄧小平見面。    
      英國的「鐵娘子」要和中國的「鋼鐵公司」握手,猶如一場好戲就要開場了一樣,整個世界都睜大了眼睛。


第三部分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1)

      交鋒與較量    
      ———鄧小平和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這個名字,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國和蘇聯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的時候,他是代表蘇聯老大哥來到中國並受到歡迎的。後來他成了「修正主義」的頭子,成了一個反面人物,共產黨國家把他叫作「反動派」。因為赫魯曉夫留著一個光光的腦袋,於是人們又給他送了一個不雅的綽號,叫作「赫禿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曾有過一句名言,使赫魯曉夫在中國更加出名並受到批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後來,國家主席劉少奇就被激情燃燒的「紅衛兵」們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呢?    
      這位在斯大林去逝後就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俄羅斯人,1894年出生在俄羅斯一個礦工家庭。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34年起任蘇共中央委員。1939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5日去逝後,蘇共中央書記馬林科夫接任部長會議主席不到10天,赫魯曉夫取而代之。同年9月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64年被迫「辭職」。    
      赫魯曉夫頭腦靈敏,點子不少,但比較粗魯,脾氣暴躁,工作方法簡單。因其說話做事常常信口開河,莽撞失禮,所以在國際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當政期間,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高級領導人曾訪問過蘇聯,赫魯曉夫也曾3次訪問中國。    
      赫魯曉夫比毛澤東小1歲,比鄧小平大10歲。他和鄧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對面的交鋒。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看見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赫魯曉夫連連點頭說:「這個人可厲害。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中蘇關係經歷了從結盟到對抗的巨大變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爭吵。    
      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54年。    
      這年的9月29日,赫魯曉夫和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副主席米高揚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參加中國國慶慶典。30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主要領導人,會見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成員。    
      當時鄧小平只是很多副總理中的一位,中蘇友協的名譽理事之一,在國家重大活動中基本上不怎麼出頭露面,自然沒有引起赫魯曉夫的注意。    
      然而矮壯的赫魯曉夫要真正認識這位比他更矮的「來自四川的小個子」,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3年後的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不到一個月,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於11月2日清晨離開北京,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的慶祝活動;一個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代表團的副團長是宋慶齡。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沈雁冰、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等人。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出國,也是最後一次出國。    
      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尤其是在這年的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誌著蘇聯在尖端科技和國防科技上居世界領先地位,無形中也給社會主義陣營增強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說出了一句名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東風終究會壓倒西風。」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私下裡交談時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    
      「有人接班嗎?」赫魯曉夫問了一句。其實他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只是隨口問道。    
      「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一邊說著,一邊扳著手指頭一個個地點起了名:「有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    
      接著毛澤東還認真地給赫魯曉夫介紹起來:「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裡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鄧小平了。」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說到鄧小平,赫魯曉夫似乎和毛澤東的看法一致,他連連點頭說,「這個人可厲害,我跟他打過交道,1956年是他來了,你可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澤東一聽也笑了。因為他知道,赫魯曉夫說的「1956年是他來了」,講的是1956年2月11日,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等到莫斯科,會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事情。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對赫魯曉夫的許多政治觀點是抱有不同意見的。    
      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公開報告中提出了三個理論性的問題,即:和平共處的對外政策問題;存在著避免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問題;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通過議會爭取多數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簡稱為「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中國代表團在討論這幾個問題時,鄧小平對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這和毛澤東的觀點也是一致的。    
      大會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會上第一個出來點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揚。其他蘇共中央領導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對個人崇拜。    
      2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突然召集與會蘇共代表,作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隨後,在蘇聯內部逐級傳達。而沒有像以往那樣事先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其他國家代表通報。中共代表團也是在事後才得到蘇聯方面的通報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首先在西方公開披露。6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全文發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國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並掀起了一個反蘇反共的浪潮。    
      鄧小平看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速記稿後,堅定地說:「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斯大林。」    
      「蘇共二十大」閉幕後,鄧小平一行於3月3日下午1點半回到北京。一個小時後,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由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參加會議的情況。    
      據說,毛澤東看到這份「秘密報告」的那個夜晚,他不停地吸煙,也不想吃飯,他失眠了。毛澤東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魯曉夫這個人。因為毛澤東對於蘇共批評斯大林是有思想準備的,但像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這樣全盤否定斯大林,卻出乎他的意料,對「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毛澤東很不贊成。不久,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這篇由毛澤東親自執筆修改的文章對斯大林做了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期間,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者召集鄧小平等領導人一起開會研究,說:「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赫魯曉夫的向斯大林亡靈發難、指責斯大林是個暴君,是沒有對歷史情境進行具體分析的全盤否定,是缺乏冷靜的極端。斯大林確實有錯誤,但無論怎樣他與蘇聯的歷史是無法割斷的。赫魯曉夫的行為導致各國共產黨人大批退黨,波蘭發生流血騷亂,匈牙利更是全面動盪,直到赫魯曉夫的坦克隆隆駛入布達佩斯,才算在血與火的交織中恢復了秩序。這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有史以來的最尷尬的局面。    
      對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澤東提出了他著名卻又奇特的評論:「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是陶裡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    
      而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是自1956年4月歐洲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以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召開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樣大的會議肯定會涉及到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存在的意見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論問題。而對於斯大林的評價,中共毛澤東已經表明了態度。但在對於國際形勢的基本估計、和平過渡等問題,中共還沒有適當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次蘇聯提議並邀請參加這次會議,正好為中共提供了機會。    
      蘇共對這次會議也的確非常重視。會前他們預先起草了一份會議宣言草案。他們先徵求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意見,但沒有得到支持。這才於12月28日向中共徵求意見。29日,毛澤東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將中共中央的意見轉告給蘇共。鄧小平也參加了會見。    
      在會見中,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平過渡」問題。赫魯曉夫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途徑,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見。毛澤東並不否認客觀上存在這種可能性,但問題是究竟只準備這一種可能性,還是同時準備兩種可能性,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毛澤東認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國主義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    
      於是,會議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就是中蘇雙方討論起草這份會議宣言,也就是會議的最後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鄧小平。蘇方的首席代表是蘇斯洛夫。    
      在會議中,針對「和平過渡」問題,赫魯曉夫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有的國家是可以搞合法鬥爭,走議會道路的。    
      因為和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就根本談不到一塊去,毛澤東就避重就輕,就乾脆寫信給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    
      於是,第二天鄧小平和蘇斯洛夫就坐在了談判桌上。鄧小平代表中共嚴肅地批評了蘇共「和平過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並向蘇共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正式書面提綱。    
      這次會議,鄧小平的原則性確實給赫魯曉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惟一一個毛似乎讚許的同志是鄧小平。    
      我還記得毛曾經指著鄧對我說:「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我對這個鄧小平一無所知。中國人民勝利以後,我曾幾次聽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則從未聽說過他。    
          
      正像後來一位美國作家在他的著作中這樣描繪鄧小平:「也沒有誰在宦海波濤中沉浮得如此頻繁。鄧小平身材不高,但1977年我終於見到他時,他簡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勁,我想像得出他在心愛的籃球場上會是什麼樣子,恐怕連六七英尺的大漢也能對付。幾年以後,一個俄國人告訴我,鄧小平和蘇聯理論家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身材高瘦)在50年代後期的一次邂逅。兩人就蘇聯式和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孰優孰劣發生了爭論。蘇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辯士,可是鄧小平也很熟悉馬克思。事後,赫魯曉夫跟毛澤東說:『你們的小個子難倒了我們的大個子。』毛澤東笑了,『可別低估我們的小個子,此人曾帶領第二野戰軍,一舉擊敗了蔣介石,使蔣喪師百萬。』鄧當時是第二野戰軍的政委,劉伯承是司令員,兩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勝利,從而使蔣介石的失敗成為定局。輕視這位小個子是人們常犯的錯誤。鄧的精力像永遠使不完似的,他如果來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空氣會立即改觀,如遭電擊。1973年我見到他時,他強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渾身震動,他跟我握手,那股勁兒,一直達到我的肩膀。」    
          
      □毛澤東跟赫魯曉夫說:「希望你們把鄧小平像我一樣來對待。」赫魯曉夫不敢怠慢,還說:「我要與鄧小平親自談,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過,我不會怕他的。他是總書記,我還是第—書記嘛……」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之間爆發了一場大論戰。這場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和外部都沒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蘇兩國在1950年簽定的同盟條約變成了一張廢紙。它對中國、蘇聯乃至世界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兩國關係因為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中國的「大躍進」等漸漸產生分歧和矛盾。赫魯曉夫一系列粗暴和過火的言行,引起毛澤東的不悅。    
      到了1960年,在北京召開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國和蘇聯的矛盾已經變成公開的衝突。正如前英國駐中國大使裡查德·伊文思在他的專著《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誕生》一書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魯曉夫對毛本人進行攻擊,稱他為「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分子」,並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引起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的反擊。這次交鋒在第三國的代表當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雙方施加壓力,敦促他們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並最終確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開3個會議: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雙邊會議,26國黨代表會議和81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廣泛聽取了其他兄弟黨的意見的基礎上,與蘇共中央多次信件往來之後,同意先由26國黨起草委員會協商起草會議文件,而後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並且決定由鄧小平來「掛這個帥」率團赴莫斯科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    
      毛澤東選擇鄧小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毛澤東清楚地知道,這將是一場激烈的鬥爭。我們既要堅持原則、針鋒相對,反對赫魯曉夫將蘇共的觀點強加於人的錯誤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節,從大局出發,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對此,德國歷史作家烏利·弗蘭茨在其專著《鄧小平傳》中,他是用「龍逐熊」來形容的。他說:「龍逐熊開始於1960年的初冬。中國的共產黨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質上都受到了他們蘇聯兄弟的欺騙。11月中旬,鄧總書記怒火填膺,帶著一大堆批評意見前往莫斯科參加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第二次國際會議。不到4個月前,蘇聯一夜之間撤消了343個合同、紀要以及257個經濟技術項目,從中國召回了1390個援助專家。另外,他們還要求迅速歸還經濟援助和朝鮮戰爭中買武器欠下的債務。而對這種敲詐勒索,不僅是鄧怒火萬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員會裡以陳雲為首的親莫斯科派也是如此。當赫魯曉夫身不由己地走出這一步時,想必他知道,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成百萬人要挨餓。」    
      8月下旬的一天,56歲的鄧小平來到釣魚台,他一一檢查了正在這裡進行著緊張準備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團全體成員,逐件逐件地檢查落實各項事情。    
      看著鄧小平那種認真的勁頭,有同志笑著對他說:「小平同志,你對毛主席講,要他放心,那我們也對你講,請你放心……」    
      鄧小平點點頭,笑著說:「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當他看到人員都到齊了後,就認真地對大家說:「這次參加26國黨的起草委員會,擔子不輕,意義重大。我們要從世界大局出發,要維護國際共運的團結,要維護中蘇友誼。但是,我們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一定要把主要問題的實質分歧闡明,表明我們的觀點,要反對赫魯曉夫將蘇共一家的觀點強加於人的錯誤做法。總之,要爭取有理、有利、有節,讓兄弟黨的同志瞭解我們的看法和觀點。」    
      可以說,赫魯曉夫真正領教鄧小平的厲害,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據說,當他得知鄧小平將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赴莫斯科參加起草委員會後,就與鄧小平談什麼的問題,在克里姆林宮主持召開過好幾次會議,和蘇聯的最高領導們一起進行了專門研究。在會上,赫魯曉夫還不止一次地站起來說:「我要與鄧小平親自談,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過,我不會怕他的。他是總書記,我還是第—書記嘛……」    
      而當鄧小平一行抵達莫斯科的時候,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葉卡捷琳娜大廳舉行了高規格的歡迎宴會。鄧小平走進大廳後,赫魯曉夫也已經等候在大廳裡與中共代表們一一握手。    
      據說,接待的規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毛澤東在1957年第二次訪蘇時跟赫魯曉夫說過一句話:「希望你們今後把鄧小平像對我一樣來接待。」    
      估計赫魯曉夫沒有忘記毛澤東的叮囑。    
      但赫魯曉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不怕」鄧小平,「要親自和鄧小平談」。    
      於是兩個人面對面的交鋒,就從這天一見面的歡迎宴會上拉開了序幕。    
      在宴會前的記者見面會上,鄧小平顯得冷靜沉著又大度從容,赫魯曉夫的臉上也始終掛著一絲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魯曉夫陪同鄧小平來到主賓席前就坐。宴會開始後,赫魯曉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爾巴尼亞問題開始了挑戰。    
      赫魯曉夫指責說:「阿爾巴尼亞這個黨很不像話,對不起蘇聯共產黨。」    
      鄧小平非常清楚赫魯曉夫的真實意圖,他是在指桑罵槐攻擊中國共產黨,便十分坦率地對他說:「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小黨,能夠堅持獨立自主,你應該更加尊重人家,不應該施加壓力。」    
      赫魯曉夫顯得有些激動,漲紅著臉大聲說:「這不僅僅是蘇共和阿共之間的分歧問題。他們拿了我們的金子和糧食,可是反過來又罵我們,我們不能和這樣的人講道理。」    
      「你們不是說援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義務嗎?」鄧小平很溫和地將了赫魯曉夫一軍,「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應該是控制和干涉。」    
      柔中有剛,綿裡藏針,鄧小平的話令赫魯曉夫一時語塞。    
      赫魯曉夫想借罵阿爾巴尼亞來指責中共的企圖被鄧小平一句話給頂了回去。    
          其實他們的心裡都是明白的。兩年前的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第二次訪華時,親自向毛澤東提出並解釋要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和與中國組建一個聯合艦隊的問題,遭到了毛澤東的斷然拒絕。因為事前,赫魯曉夫是通過尤金轉達這個想法的。所以這次會見,毛澤東在南苑機場迎接這位蘇聯客人之後,打破外交慣例,沒有把客人送進賓館,而是直奔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會談。可見毛澤東對這個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問題是何等的重視!當時,赫魯曉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義,實際上是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會見中,赫魯曉夫一再遮遮掩掩繞山繞水地將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並強調說蘇聯對中國是做出了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說希望中國給他一些回報,或者作一筆交易,希望和中國「共同商量商量」。    
      「什麼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對赫魯曉夫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毛澤東非常禮貌而又不失堅定地說,「不行!我不想再聽到這種事!」    
      當赫魯曉夫打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這張牌時,毛澤東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感謝你們的援助,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後來,在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又撕毀了同中國政府簽訂的幾百個合同,並通知中國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並終止派遣按照兩國協議規定應該派遣的數百名專家。赫魯曉夫還命令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全部圖紙和計劃資料,並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的關鍵部件的供應,使中國250多個大中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    
      今天赫魯曉夫舊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為籌碼來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共,鄧小平從容應對,毫不示弱。    
      然而,被將了一軍的赫魯曉夫已經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鹵莽的他不再繞圈子,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赫魯曉夫再次指責中共。他對鄧小平說:「鄧小平同志,你們中國在斯大林問題上態度前後不一致。」    
      「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鄧小平回答得十分乾脆。    
      「你們開始擁護我們,後來又反對我們。」赫魯曉夫說。    
      「擁護什麼,反對什麼,這個問題當然要說清楚。反對個人迷信,我們過去擁護,現在仍然堅持。在我們黨的『八大』上,對這個問題已經明確表明了態度,劉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講明了我們的態度。你們可以問一問米高揚,他到北京時我們對他講沒講?」說著,鄧小平把頭轉向米高揚。米高揚看了一眼赫魯曉夫就假裝著給別人敬酒去了。    
      赫魯曉夫氣得拍起了桌子:「那你們每逢五一、十一過節的時候,天安門總要擺斯大林的像,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們的肉裡面一樣。」赫魯曉夫說得倒很形象。    
      鄧小平針尖對麥芒:「你們為什麼這樣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們迷住了。我們贊成反對人個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不僅關係蘇聯國內,也關係到整個國際共運。錯誤當然要批,功績也一定要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全盤否定。尤其不能採取秘密報告的辦法,惡毒攻擊。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後果,你一直認識不清。」    
      「因為我們比任何人對個人迷信的體會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魯曉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以反個人迷信為由影射攻擊其他兄弟黨。」鄧小平直言不諱。    
      這時,赫魯曉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崗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清除了高崗,就是對我們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的朋友。」    
      「這可是你說的話啊。你這個講法要記錄在案的。」鄧小平的這句話是非常有份量的。那意思是說,這將會載入歷史的。對高崗的處理這是中國的內政,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是非常清楚的,當時他拒絕了「高饒集團」拉攏的陰謀詭計。中共《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也是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報告,他旗幟鮮明地維護了黨的內部團結。    
      但赫魯曉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開河,不計後果。隨後,他又輕率地對鄧小平說道:「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給你們。但高崗是我們的朋友。」    
      「荒唐!簡直是無稽之談。」對此,鄧小平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說,「高崗是我們黨內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們黨內的事情,你在這個場合說這些幹什麼?」    
      這時,在場的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其他成員們知道赫魯曉夫又失控了,擔心再這樣僵持下去會給會談帶來極大的被動,就紛紛過來打起了圓場,互相敬酒,借此打斷了赫魯曉夫的話。    
      頭腦十分聰明的赫魯曉夫這才明白過來,自己又失言了,也就藉機碰杯,觥籌交錯中轉移了話題。


第三部分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2)

      □赫魯曉夫無理攻擊臉紅脖子粗,鄧小平不卑不亢針尖對麥芒。    
          
      1958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馬祖,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中美關係惡化。蘇聯領導人因擔心中國的舉動妨礙蘇美關係,對中國不滿,並於第二年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1959年8月,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持中立態度,明顯偏袒印度。9月底,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後來到中國,橫加指責中國在對待台灣和中印邊境問題上的舉動,教訓中國領導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雙方領導人在會談中爆發了激烈爭吵,最後不歡而散。1960年,中蘇矛盾進一步公開化。4月,中國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3篇文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不點名地批評了蘇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小平來到蘇聯,可以說也是有備而來。    
      然而想不到一見面,赫魯曉夫就開始了指桑罵槐的攻擊,可是在鄧小平那裡卻絲毫沒有佔著便宜。兩天後,赫魯曉夫再次向鄧小平發難。    
      就在蘇共中央迎接26國兄弟黨代表團來莫斯科開會的歡迎宴會上,赫魯曉夫一端起酒杯就大放厥詞,對中共代表團進行了攻擊:「現在我們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看法上,與中國同志有分歧。根據中國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來看,我們說,中國有許多錯誤的觀點。」    
      赫魯曉夫一邊慷慨陳詞,一邊用眼角睨了一下鄧小平。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話雖然在這裡形容不是很恰當,但鄧小平的表現確實是令赫魯曉夫為之一震。    
      赫魯曉夫話音剛落,鄧小平就沉著地不慌不忙地端著杯子緩緩走到赫魯曉夫身邊說:「赫魯曉夫同志,關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是當前各國兄弟黨都面臨的重要問題。各黨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劃線。」    
      「你的這種觀點我不能接受。」赫魯曉夫竟然有些衝動了,「你們中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見,你們並不接受。」    
      說以蘇聯為首,這的確是毛澤東主席在第二次訪蘇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957年11月6日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為了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提出以「蘇聯為首」的觀點,有力地支持了蘇聯。    
      鄧小平冷靜地反問道:「可我們也從沒有強迫或要求你們接受我們的觀點呀!」    
      「鄧小平同志,蘇美戴維營會談你們就唱了反調。」赫魯曉夫堅持說。    
      那是1958年9月,赫魯曉夫在參加蘇美戴維營會談後訪問中國。他在和毛澤東的交談中,興致很高地介紹了蘇美戴維營會談的情況。他用肯定的口氣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已經表現出一些以現實主義態度來瞭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勢的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爾交談的時候,我有了這樣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國總統是明白的,必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毛澤東聽後,微微一笑,緩慢低沉地說:「你們和美國人談,我們不反對,問題是你們的一些觀點,什麼三無世界呀,戴維營精神,怎麼可能呢?事實不是這樣的麼。」    
      在赫魯曉夫和周恩來、陳毅發生爭執的時候,毛澤東沉穩地對近乎咆哮的赫魯曉夫明確地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帽子,沒有看住達賴呀,沒團結尼赫魯,不該打炮,大躍進也是不對的,又說我們要標榜馬列主義的正統派等等,那麼我也送給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因此,赫魯曉夫早就對中共心懷不滿,今天終於找到機會要發洩了。他越說越激動,真是臉紅脖子粗了:「為首為首,我們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會議,這樣的為首我們不當了。」    
      鄧小平依然不緊不慢地說:「為首也不是老子黨,可以隨便發號施令,任意規定別的黨怎麼做。」    
      鄧小平的話不卑不亢,堅定有力,不容置疑,讓赫魯曉夫無話可說。    
      在大會上,鄧小平在發言中,以毫不讓步的堅定態度全面回答了蘇共此前對中共的攻擊,闡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對於蘇聯領導人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的背信棄義的行為,鄧小平嚴正指出:「你們的做法不僅造成了我們國民經濟上的巨大損失,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你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要近視,要有歷史眼光!」    
      在討論即將舉行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文件草案時,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中共和蘇共分別作了一些妥協,達成了關於文件草案的協議。協議中終於刪去了中共代表團堅持要求刪去的關於「派別活動」、「和平過渡」、「斯大林問題」等章節。    
      對此,前英國駐中國大使裡查德·伊文思在他的專著《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誕生》一書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這3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主要發言人。他的(許多)聲明和講話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週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觀點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武裝停戰而已;關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擁有的核武器能夠阻止美國發動或引起世界戰爭),但局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路線,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主張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才是正確的(和安全的),而鼓勵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戰鬥力則是錯誤的。目前還不能以充分的書面材料證明,鄧曾經在關於全球性的核戰爭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問題上採用了毛的觀點———即核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全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來看,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在為期8周的爭論期間,要想迴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這個問題,他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其他任何記錄中,也沒有看到過他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過毛。看來,鄧對毛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個會議最終形成了一個涵蓋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並由所有參加者一致同意並簽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蘇衝突並深刻剖析了這場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惟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注)的話來說,它實際上是俄國人的勝利。它不但充滿了所謂蘇聯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而且還是含糊不清和模稜兩可的。只是由於從北京監督著這些活動的毛接受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才使這篇宣言得以順利發表。當時擺在中國代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妥協和破裂。然而,正如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劉在宣言上簽名絕沒有使毛改變他的以下觀點或判斷,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國內外的其他許多人已經變質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在會議結束時,鄧小平再次對赫魯曉夫說:「對於文件中一些提法我們有保留意見,留待11月召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再討論解決吧,為了國際工運的團結,我們已做出了一些讓步,這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的誠意。


第三部分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3)

     □鄧小平再次掛帥出征莫斯科舌戰赫魯曉夫。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所有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凱旋。    
          
      1960年11月,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前夕,蘇共散發了一封長達6萬字的攻擊中共的信件,致使會議初期又發生了尖銳的爭論。    
      中共代表團抱著互諒互讓和顧全大局的精神,在會上會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蘇共也採取了協調和妥協的態度。最終,會議通過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中蘇矛盾得到緩解,出現了改善關係的轉機。會後,劉少奇應蘇聯方面的邀請,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對蘇聯進行了訪問,鄧小平率團回國。    
      1961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作了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全會對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會議期間的工作表示滿意。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第二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會上,赫魯曉夫公開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進行攻擊,周恩來在致辭中批評了這一做法。但在蘇共的煽動下,周恩來受到了圍攻。為此,周恩來憤然退出大會,提前回國。中蘇關係再次惡化。    
          1962年4、5月間,蘇聯在中國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區進行顛覆活動;10月,中國軍隊對印度入侵中國的行動進行自衛還擊。與此同時,蘇聯和美國就禁止核試驗和防止核擴散問題進行談判,企圖禁止中國發展核武器。在這種情況下,從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中共發表了8篇文章,對蘇共此前的一些責難進行答辯。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發表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在許多問題上攻擊中共。6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覆信(簡稱《二十五條》),反駁蘇共的攻擊。此後,蘇共用各種方式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共,並無理驅逐5名中國駐蘇聯使館人員和留蘇研究生。    
      1963年7月5日上午10時30分,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與蘇共舉行兩黨的高級會談。    
      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歡迎宴會,赫魯曉夫也親自出席。當然,和前幾次一樣,宴會上的氣氛依然充滿著火藥味。李越然是當時的翻譯,他對這次會議有詳細的回憶和記述:    
          
      赫魯曉夫祝酒時說:「我們還是希望兩黨能夠消除分歧。蘇聯共產黨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們對中國共產黨是懷有友好的感情的。」    
      鄧小平神情莊重地表示:「我們也是帶著團結的願望、友好的願望到這裡來的。我們真誠希望消除分歧。」    
      赫魯曉夫馬上聲明:「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將繼續堅持。」    
      意思很明確:消除分歧,實現團結,只能是你們接受我們的觀點。    
      鄧小平搖搖頭說:「即使分歧一時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觀點,不要把意識形態的分歧繼續擴大到兩國關係上。」    
      赫魯曉夫有些急切,話講得很快:「至少應該做到互相在報刊上停止攻擊。」    
      鄧小平明確指出:「你們發表了告全體黨員書,你們片面地攻擊我們,講夠了。我們不攻擊!不用攻擊性言詞。但我們還沒有表示態度呢,我們要表明態度,在適當的時機表明態度。」他微微一笑,重複一遍,「我們將表明自己的態度,叫兩黨全體黨員瞭解雙方觀點。」    
      赫魯曉夫將餐刀敲響菜盤:「要團結就必須停止相互論戰!」    
      鄧小平接著說:「停止論戰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的建議,你們一直沒重視,不接受我們的正確意見,實際上一直在攻擊我們,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停止這種攻擊。我們該答覆的總要做出答覆。」    
      宴會上的交鋒如此,正式會談就更不用說了。    
      會談的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沒有任何結果。下次再繼續舉行會談,時間和地點由中蘇兩黨另行商定。    
      鄧小平留給赫魯曉夫的仍然是「這個小個子厲害,不好打交道。」    
          
      會談是從7月6日開始的,連續舉行了9次會議。分別由兩個代表團輪流發言,每次1人。7月14日,蘇共違背雙方已經達成的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的協議,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中共的《二十五條》。嚴重破壞了會談氣氛。在此情況下,會談因無法取得進展而提前結束。    
      7月20日,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嚴正指出:「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經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    
      1963年7月21日下午,鄧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部到機場迎接鄧小平和代表團的全體同志。當鄧小平走下飛機後,毛澤東上前與他親切握手問候。    
      據說這是毛澤東親自去機場迎接出訪歸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僅僅兩次中的一次。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這次與蘇聯的鬥爭是滿意和讚賞的。後來,毛澤東還多次在不同場合,表揚鄧小平「對付蘇聯人有一套」。    
      德國歷史作家烏利·弗蘭茨在其專著《鄧小平傳》中這樣記述了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交鋒與較量:    
          
      知道內情的人絕不會驚奇鄧小平實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銳地指責蘇聯。但是,東道國的所有與會者中極少的人以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他們以前從未聽過對強大的蘇聯共產黨的公開批評出自中國人之口,倒是有幾個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魯曉夫信徒風聞過對中國的批評。    
      鄧把對列寧黨的進攻處理得相當機智。他為自己精心選擇了一個範圍很廣的大會:這裡,在共產黨第二次莫斯科國際會議上他向蘇聯共產黨發動進攻,因為蘇聯共產黨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鄧在他的講話中說,「歷史上還未有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詛咒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去譴責資本主義國家反動派的武裝挑釁。」對這種指責赫魯曉夫無言以答。就在11月20日再次發生邊界衝突時,他才反應過來,稱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於一直懷有和好的願望,鄧委婉地批評了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背叛。他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頌揚」不可原諒。蘇聯共產黨農民出身的固執的領袖像吞一顆苦果似的嚥下了鄧小平尖刻的話語。他一反常態,態度和藹。休息時他也仍像一位礦工樣。為了讓記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長得高大的劉少奇和矮小拄著枴杖的鄧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當中。    
      從鄧小平總書記之口,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兄弟關係的現狀。經過同毛和政治局的協商,他播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種子。為了讚許這次「功績」,黨的主席12月9日親自到機場迎接歸國的代表團。    
      鄧作為偉大的「反修主義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1961年1月在北京八屆九中全會上走向麥克風,向大家報告在莫斯科的情況。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絕了和    
      稀泥的觀點。根據他講話的主旨,中國共產黨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蘇聯共產黨即將召開的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    
      但是,赫魯曉夫加速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之間的爭論,猛烈攻擊中國兄弟黨,以致於周恩來總理憤而退出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會場,以示抗議。鄧小平此次在北京觀察著事件的過程。令中國人遺憾的是赫魯曉夫在這次黨代會上宣佈了他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霸權地位,讚揚新黨綱是馬列主義的繼續發展:「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想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的人,『讀讀我們的黨綱吧』!」中國人認為這太狂妄了。他們不受他人約束,為爭取國家的獨立、黨的自主而奮鬥。此時,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號,這並非偶然。    
      儘管爭執頗多,中國共產黨在1961年還是只批評了蘇聯共產黨的「個別修正主義錯誤」。中國同志還一直很欣賞北方鄰國的經濟建設大發展。9月,鄧小平在平壤參加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讚揚蘇聯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有力證明」。同時他對蘇聯共產黨的新黨綱之普遍適用性有不同看法,認為這部黨綱只能有限地適用於其他共產黨國家。與此相關的是,中國對修正主義的尖銳批評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幾乎把經濟因素排除在外,這點特別引人注目。無論是中國的內部政策還是外部政策,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分離後來變得越來越明顯。    
      儘管中國人從1963年公開點名批評赫魯曉夫,2月27日他們還是收到俄國人請他們到莫斯科參加會談的誠懇邀請。3月7日,鄧以總書記身份通知蘇聯駐北京大使,中國準備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問題」同蘇聯進行會談。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來通知克里姆林宮,鄧將率領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團前往。    
      這期間,北京正在高速準備同蘇聯共產黨的下一輪論爭。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鄧的書記處著手擬出論綱,它後來以《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為題被作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爭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書的話,那註明日期為1963年6月14日的建議不是出自鄧之手,而是出自偉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論綱作為致蘇聯人民的公開信在黨報《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這封58面的公開信以「親愛的同志」起首,「致以共產主義的敬禮」結尾。它表達了中國希望結束這場論爭、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新的基礎上重新統一的意願。    
      鄧打點行李時,蘇聯將5個在蘇聯國土上散發公開信的中國人驅逐出境。總書記在北京市市長彭真、秘密工作首領康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最後一個成員楊尚昆以及另外3個蘇聯問題專家的陪同下啟程了,這當兒莫斯科上空烏雲密佈。    
      俄國人還在莫斯科機場上就開始了挑釁。中國空軍的飛機不得不在機場等候數小時,因為同時有一個英美高級代表團抵達。或許碰巧了?或許是有意為之?但不管怎麼說赫魯曉夫在未來的兩周裡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團上,而不是中國人身上。    
      7月5日,兩個富有經驗的總書記———鄧小平和蘇斯洛夫之間開始了意識形態的論爭。就在第一天,俄國思想家拋出了誘人的條件:蘇聯共產黨宣佈準備停止公開論爭,準備    
      重新派出建設專家,擴大雙邊貿易,重新開始有關中蘇邊界有爭議地區的談判。    
      由於至今會談紀要像軍事秘密一樣躺在兩個黨的鋼製保險櫃裡,所以我們不得不依據蘇聯口頭傳開的信息。按此種說法,中國人在整個談判中非常固執和傲慢。據說,鄧宣讀了在北京就寫好的漢語討論稿,沒有回答蘇斯洛夫衝動的反駁。諸如和平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之類的論點,鄧不客氣地斥為「空話」。蘇聯人總的印象是:似乎中國人對自己「純潔的思想」感到驕傲。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建設性建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為了回到列寧的共產國際的和睦氣氛,鄧建議召開所有共產黨參加的國際大會。聰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額要按黨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來確定。這個毫不妥協的談判首領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對手,給蘇斯洛夫設下圈套?蘇聯人對中國人的毫不讓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惱火。    
      鎖著的門背後雙方正在談判桌上你來我往,外面,兩黨的宣傳機器在唇槍舌劍。7月14日,剛好是中國人發表公開信後一個月,蘇聯人反應過來了,拋出了他們的公開信。信裡向人們呼籲「蘇聯愛國主義」和「人類友愛」。他們憤怒已極,像純粹說教的傳道士一般,說中國人居然敢攻擊「偉大列寧的黨、共產主義的發源國、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人民」。與此同時,在整個蘇聯出現了一股巨大的反華浪潮,不管是工廠集會還是群眾集會。7月19日,赫魯曉夫同匈牙利總理卡達爾出席了莫斯科的群眾集會,他親自接過了攻擊的長矛。中國代表團對黨的首腦突然摻合進論爭吃驚不小,因為他在鄧抵蘇後不久還讓人去賠禮道歉呢。    
      同堅韌的中國人爭論的是純粹路線問題,克里姆林宮的首腦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幾間房子遠的地方,他同外長葛羅米柯正與美國總統特使A·W·哈里曼和英國政府代表洛德·黑爾什姆在談判停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條約也涉及到中國的利益。條約簽字者有義務:在大氣層和外層空間、在陸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試驗;不向第三國輸送核武器。    
      赫魯曉夫在紅場上出席反華集會後不到24小時,蘇斯洛夫和鄧就中斷了陷入僵局的會談。公報上簡短的說明是:無一定期限地推遲。最後,冷若冰霜的爭論有了一絲友好氣氛:在中國人歸國前的晚上,赫魯曉夫令人吃驚地出席了雙方參加的宴會。在驚愕的氣氛中,大酒量的俄國人和善飲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詞。他們打了9年交道,之後再也沒有會過面。    
      直到今天,鄧小平對那以後不久被推翻的黨的首腦的評價仍是否定的。1980年8月他說:赫魯曉夫對中國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還為我們做了點好事,建國初期,他真誠地幫助過我們,建造和改造更新工業設備,這些都是有助於中國經濟基礎的。當然,我們並不是無償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須付錢的。但赫魯曉夫一上台一切都變了。他宣佈了斯大林時代簽的條約和100多份合同無效。    
      當總書記同他的談判代表團1963年7月20日離開莫斯科機場時,人們的印象是,他離開了敵對的土地:出於安全的原因,代表團分乘兩架飛機。堅定的「反修戰士」的飛機還未在北京機場完全停穩,黨的領袖們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們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還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鄧以前從未受過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    
      從那時起中蘇關係急速地走下坡路:1966年兩黨關係破裂,兩年後關閉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1969年達到最低點———在烏蘇里江發生邊境武裝衝突。    
      如果說鄧曾經追打過俄國熊,那從1979年以來他就是想馴服它們。在他的倡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悄悄地沒再指責修正主義了,而鄧曾為這種指責極力辯護。1986年9月2日,他說,今天,中蘇關係存在三大障礙:越軍侵略柬埔寨、蘇軍侵略阿富汗、51個師(46萬人)和SS-20導彈駐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如果戈爾巴喬夫走出認真的一步,」82歲的鄧說,「清除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特別是迫使越南結束對柬埔寨的侵略,我將準備同他見面……」


第三部分交鋒與較量——鄧小平和赫魯曉夫(4)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國的歷史使命,當時我已決定不再離開中國。如果中蘇關係上的障礙掃除了,我準備收回我的決定,在蘇聯領土上會見戈爾巴喬夫。我相信,這次會見對改善中蘇關係、對中蘇兩國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義。」    
          
      烏利·弗蘭茨文中提到的赫魯曉夫把手搭在劉少奇和鄧小平肩膀上讓記者照相,這確實如此。感謝攝影記者給我們留下了這一珍貴的瞬間。這張照片已作為本文的一個插圖,供大家欣賞。    
      蘇共中央公開信發表以後,蘇方又發表了大量的反華文章。為此,中共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雙方再次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此後,中蘇兩黨的關係緊張,直到1966年3月,兩黨關係正式中斷。1969年,兩國又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這樣,中蘇兩個大國就從結盟走向了全面對抗。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改善關係,並在1989年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此時鄧小平已經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蘇聯已是戈爾巴喬夫時代。    
      20多年後,鄧小平回憶這場中蘇論戰和分歧時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20多年來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大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他們對我們也應該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後,由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鄧小平還坦誠地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說:正確的並不都是他們。這是過去爭論的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分歧的方面。這方面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於面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    
      但鄧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了屈辱。」    
      鄧小平總結中蘇論戰的教訓時說:「馬克思去世後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    
      鄧小平的話是一個政治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這一經驗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處理國與國和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方面,提出和堅持的一系列正確的思想和理論,是有著密切關係的。鄧小平善於從歷史中總結並且吸取教訓,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把現實問題看得準確而且處理得準確,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風範。    
      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鄧小平與赫魯曉夫的交鋒和較量,為鄧小平更加成熟地走進國際舞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以後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在接見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時的精彩談話以及後來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赫魯曉夫無疑成了鄧小平的一個「反面教材」。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1)

      「我們要積極向前看」    
      ———鄧小平和日本天皇    
      記憶可以塵封,而歷史不會;時空離我們再遙遠,歷史也不會走遠。有一個傳說在時光裡走了兩千年:一個叫徐福的人,為給秦始皇求得靈丹妙藥,帶3000童男童女遠漂東洋,此後才有了大和民族。傳說畢竟是傳說,但日本的鐵器和水稻的確是從中國引進的,就連今天他們的和服和文字仍然與中國的文明密切相關。    
      當時光走到19世紀70年代,執政的明治天皇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開始派兵入侵台灣,進行擴張試探。此後,1879年出兵吞併琉球群島的是日本人;1894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使中國海權喪失貽盡的是日本人;1900年結伙「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是日本人;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是日本人;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的還是日本人……直到60年前的1945年,中國人民終於不再在日本人的鐵蹄下,用血和淚去叩問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熱中抗爭的炎黃子孫終於從自己傷痕纍纍的軀體上撕碎了那面「膏藥旗」。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的侵略戰爭,給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難書,這些鐵的事實是決不允許篡改的!    
      60年,彈指一揮間。日本———仍在海那邊!今天,中日關係早已翻開了新的一頁。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關係再好,但汪精衛是中國的大漢奸是永遠不能改變的,東條英機是戰爭罪人是永遠不能改變的。    
      說起中日關係,我們自然不能忘記歷史。同樣,說起鄧小平和日本天皇的握手,這還得從中日建交時說起。    
          
      □日本人於美國人那裡在一個詞上栽了跟頭。周恩來拒絕日本佐籐的「水鳥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氣登上長城的第4個烽火台,「遠遠超過了尼克松」。    
      □毛澤東說:「半個世紀的事,你只說句『添了麻煩』,年輕人不滿意。你知道嗎,在中國,這是將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時說的話。」    
          
      當時光又過了100年,走到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1971年,對新中國外交史來說,可謂是勝利的一年。幾乎與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作「破冰之旅」的同時,在紐約召開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XXVI)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兩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為中國近鄰的日本,和美國一樣,在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上,與美國一起進行百般阻撓遭到徹底失敗之後,卻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雙重性格產生了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一樣,也立即著手改變對華政策,主動開始與中國接觸。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後來被日本人稱作的「越頂外交」在東京引發了一場地震。    
      原來,尼克松在1971年7月15日下午10時正式對電視與無線電廣播宣佈———即中美國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告」———尼克松總統將於1972年5月以前訪華的前3分鐘,日本首相佐籐才接到日本駐美大使牛場信彥的火急電告。而當時佐籐正在內閣開會研究工作,聽到這一消息時,眼睛大睜,臉色發白。據說,其驚訝得有兩分鐘張著嘴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此前,佐籐榮作對親密盟友美國與敵對中國進行的暗地接觸、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秘密訪問北京,竟然毫無所知。他困惑而沮喪地從內閣會議廳出來,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記者擁上來紛紛詢問此事。佐籐只得無可奈何地說:「實在是沒有料到,沒有料到啊!……」    
      而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個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國民中引起對政府的強烈不滿,不斷有大批遊行隊伍到內閣大門前示威,要求佐籐首相辭職,盡快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頂著巨大壓力的佐籐據說下班後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遊行隊伍散去才敢出門。其實,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歷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據著名外交題材紀實文學作家陳敦德在其專著《新中國建交談判實錄》一書中記載,「早在1964年11月,佐籐組閣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就說過:『中國問題是日本當前外交的基本問題,也是佐籐內閣面臨的重要問題。』說是這麼說,但在實際行動上,一直在中國問題上玩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下令拒絕彭真率領的代表團進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這是當年中國訪日的最高級代表團,如果訪日成功,必將對改善中日關係產生積極影響。要是他真想與中國進行高級會談以推進改善日中關係,這無疑是個難得的機會。此後,他一直堅持反華的頑固立場,阻止中日之間民間的友好往來,破壞已經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貿易,並以現職首相身份訪問台灣,還一直積極追隨美國阻撓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權利。對於佐籐及其內閣的反華言行,中國方面一直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而實際上,佐籐和尼克松在華盛頓曾就中國問題達成過一個所謂的「雙方有關政策需充分協調,雙方應繼續保持緊密的聯繫和協商」的協議的,約定兩國首腦之間如採取重大步驟時需事先進行緊密的聯繫與協商。這個事前協商的原則成為新日美安全體制的核心內容之一。可當時所簽協議的英文文本上卻只寫了保持「聯繫(contact)」,日本外務省推敲英文文本時疏忽了要進行「協商(consult)」這個極其重要的詞彙。用當時《朝日新聞》的評論說:「尼克松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國的利益,未必會為中美秘密接觸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實,在會談協議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協商』的條款,尼克松總統也不會跟佐籐首相協商的。尼克松連對自己的副總統、國務卿及國務院都瞞著,又怎麼會跟日本協商呢?」日本共同社評論說:結果使佐籐啞巴吃黃連,在一個詞上栽了跟頭。    
      詳情披露,輿論大嘩。日本國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損害,導致了日本國會一片責難與追究之聲;日本各政黨和國民都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懣。日本輿論將這次基辛格訪華的中美秘密接觸不與東京打招呼稱為「越頂外交」。尼克松宣佈訪華之後數天,佐籐在國會答覆日本社會黨與公明黨議員質詢時,還頑固地表明了反華政策,他說日本不贊成「用中國代替國府」,「不是兩者擇一,而是兩者同一的道路」。他還對聯邦德國電視台記者說:「只要北京不放棄對台灣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認中國。」    
      佐籐倒行逆施,在頑固追隨美國阻撓中國進聯合國慘遭失敗之後,迫於國內壓力,開始尋求與中國建立關係。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沒有得到中國的答覆。之後,佐籐採納外相福田的建議,試與中國搞所謂的「水鳥外交」———水鳥浮在水上,腳卻在水下划行———喻意為秘密外交。    
      1971年11月10日深夜,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由日本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和橫濱市長飛鳥田一雄任正副團長的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訪華團時,美濃部向周恩來轉交了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內容如下:    
          
      貴國與我國的關係……成了不幸的關係,但今天已不允許對這種不自然狀態置之不理了。盡快消除這種狀態,建立新的兩國關係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我的理解和認識是,中國歷來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同時,日本應該堅持走和平國家、福利國家的大道,探索和實行把餘力貢獻給亞洲的方法。    
          
      周恩來看完信立即嚴肅鮮明地說:「此信的內容,與『台灣獨立』論有關,我是拒絕接受的。」    
      周恩來「拒收」保利茂的密信,並嚴正指出:「該信件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兩字;並且說,『台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是為策動台灣獨立留後路。」美濃部問:「佐籐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來中國訪問,談判解決兩國間邦交正常化問題,中方都沒有表示歡迎。那麼,中國為什麼卻同意尼克松總統來訪問呢?」    
          周恩來強調說:「佐籐與尼克松不同。中國同意尼克松訪華,是因為中美兩國在華沙進行了多年的大使級會談,既然大使級會談可以,兩國領導人也可以進行會談,何況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以解決中美間的問題。佐籐則不然!他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計劃以後才表示希望訪華,中國不能接待他。」    
      周恩來轉而談到中日兩國間的實質問題,說:「朋友們,中日之間存在著一個台灣問題。我們認為,單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或者說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不夠,還要說台灣已經歸還它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說『台灣地位未定』,就是說,那個地方還有可能獨立或者民族自決,這等於說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種分裂思想在帝國主義者的頭腦中是存在的。」    
      飛鳥田一雄副團長也問:「總理閣下,佐籐訪華的事麻煩不少。我想問問,貴國可以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那麼,能不能也讓一個『日本基辛格』到北京來呢?」    
      「日本基辛格」這個詞一冒出來,使接見廳裡有了一陣笑聲。周恩來也露出了笑容,環視著在場的日本議員們,說:「至於說到日本要派一個『日本基辛格』到北京來,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這個特使代表的是誰。」    
      而早在這年9月30日凌晨1時30分,周恩來接見籐山愛一郎率領的日本議員代表團時,就談到:「遵守原則,總有一天正常化會有結果,放棄原則不好。下一屆內閣不行,就下下屆內閣,還有下下下屆內閣。」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確的信息:中國已決定不再同佐籐及其追隨者打交道了。    
      這次,周恩來拒收「保利書簡」,使福田的「水鳥外交」遭到失敗。此事很快就由傳媒傳至日本,佐籐內閣又遭到日本各界輿論的抨擊。當時,人們曾經譏笑外相福田糾夫這一對華外交方式說:「黃海是相當寬的,尊鴨何時方能游到彼岸?」但在11月10日這個晚上的談話中,周恩來的談話也並沒有把中日關係的大門鎖死,而是留了一個縫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來,但要看這個特使代表的是誰。    
      後來,田中角榮上台以後,中日關係,在雙方的努力下,終於達成共識。    
      也就是在尼克松總統與周恩來握手7個月之後的1971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隨著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DC—8型日航專機徐徐降落北京機場,中日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當日本國歌《君之代》與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這兩首讓中國人民有著絕對不同感情色彩的歌曲在一起奏響時,「也頗有深意地標誌著新時代的史頁被掀開了」。    
      當迎賓車隊駛進釣魚台國賓館田中角榮下榻的18號樓的時候,周恩來笑著對他說:「年初尼克松總統來的時候,也住在這裡。」    
      田中微笑著說:「儘管美國總統來得比我早一點,但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比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要久遠得多啊。」    
      在客廳裡品茶漫談,氣氛融洽。田中說:「我看書得知,這裡是清朝乾隆皇帝釣魚住的行宮。日本也正在第一次建造迎賓館。」    
      周總理問:「以前沒有嗎?」    
      田中說:「過去嘛,是用朝香殿下放東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現在呢,把赤阪離宮的舊建築物來一番大改造,作迎賓館。造好之後,請你做第一位客人。」    
      周總理聽懂了,不待翻譯譯完就朗聲笑說:「我感到很榮幸。」    
      田中說:「迎賓館規模不大,卻是仿巴黎凡爾賽宮建造的。」    
      午餐過後,沒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進行第一輪會談。上次尼克松訪華時的首腦會談是面對面隔著桌子就座的,這次周恩來特意安排在圍成馬蹄形的沙發就座,並說:「這樣坐有家庭氣氛。」    
      田中代表日本人民贈送給中國人民1000株大山櫻和1000株日本唐松樹苗的禮單,向毛主席贈送了東山魁夷畫的《春曉》,向周總理贈送了杉山寧畫的《韻》;大平外相贈送給周總理的是細線鴛鴦掛毯。    
      會見贈禮之後,進行會談。周恩來高度評價了田中就任首相以來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講話。田中則首先對日中兩國在過去有一段「不幸的時期」表示了遺憾,並誠懇地說:「過去的歷史不能重演了,今後日中兩國人民要世代友好相處。」    
      雙方各自坦率地闡述了基本立場和想法,表示談判,一舉實現復交。    
      當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國宴歡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在周恩來致了歡迎詞之後,田中首相接著致答詞。田中在答詞中承認,「日中關係仍繼續處於不正常、不自然的狀態」,他為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來北京,「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邁出新的一步」。但在談到過去的歷史時,他卻說,「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這個「麻煩」之說,卻引起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特別不滿。當日宴會結束後,周恩來即與葉劍英、姬鵬飛、廖承志等去中南海毛澤東書房匯報。當周恩來匯報到田中答詞中的「添麻煩」之說時,毛澤東當即打斷而問道:「麻煩?因碎屑小事惹起的不快,為麻煩。半個世紀的侵略只是『添了麻煩』?」    
      26日下午第二輪首腦會談時,周恩來專門就昨晚致詞告訴田中:「田中首相對過去的不幸的過程感到遺憾,並表示了深深的反省,這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煩』,這一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感,中國被侵略遭受巨大損害,決不可以說是『添麻煩』。因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添麻煩』,『麻煩』在漢語裡是很輕的。」    
      「從日文來說,『添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著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田中出汗了,擦汗之後又說,「這個表述如果在漢語裡不合適,可按中國的習慣改換。」    
      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談到了聯合聲明問題,大平說:「我們覺得,恢復日中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要是從條文上去死摳,就理不出頭緒來。」    
      周恩來點了點頭,說:「我們非常欣賞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剛才所說的,恢復日中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可以照顧對方;如果只從條文上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生對立。所以我們沒有找條法司的人來參加會談,參加的都是搞政治的人。」    
      田中說:「我就任首相時就立即表示,要加緊實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周總理也立即表示歡迎。這就是我們大的一致。」    
      周恩來說:「不久前的中美聯合公報,如果從法律條文著眼,無法通過。但尼克松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們雙方談判,從政治上找一致點。那是中美關係的第一步;要實現建交,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中日關係就不同,我們雙方都準備馬上建交。《日台條約》存在於你們與台灣之間,這個事實是當時美蔣關係造成的。這次公報中可以不提這個字眼,但是不能讓我們承認這個條約的存在,不能讓我們承認它是合法的。」    
      大平說:「要建交,就要與蔣介石斷交,日台條約就自然失效。」    
      接著,周恩來用很藝術而和緩的語調說:「剛才首相、外相從大的一致都說得好。但是,我並不認為今日上午外長會談時日方高島局長說的話,已經表達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真正意圖。如果是那樣的話,真不知你們是來吵架的,還是來解決邦交正常化。」    
      會談中,周恩來對在上午第一輪外長會談中,日方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提出的所謂「蔣介石已在日蔣條約中宣佈放棄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所以主張在這次兩國聯合聲明中就沒有必要再提賠償問題了,也沒有必要將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寫進聯合聲明」的提議,提出批評,並說:「我們對此感到詫異。」    
      田中與大平相互望了一眼,問:「那麼,中國方面是什麼看法?」    
      周恩來憤慨而堅定地說:「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蔣介石已經逃到台灣,他已經不能代表全中國。他這是慷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在大陸。我們放棄賠償要求,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你們條約局長對我們不領情,反而說蔣介石已經說過不要賠償,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田中緊接著說:「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本著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本應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並再次表示深切的謝意。」    
      這輪會談從下午2時談至4時40分。會談結束,日方官房長官對記者們吹風說:「剛才,兩國首腦進行了令人驚訝的坦率的討論。」但會談仍沒有進展。    
      回到房間,大平抱怨地說:「真是伏兵奇出,不好辦。我們沒有料到的事情,卻突然成為要解決的問題了。」    
      田中沒有吭聲,似在思考著往下怎麼辦。    
      大平說:「怎麼辦?這樣下去我們無顏回日本。」    
      田中說:「怎麼,這個時候就覺得玩不轉啦?」    
      大平說:「那麼,您說該怎麼辦?」    
      田中望著大平的眉頭仍然鎖著,就大笑著說:「那就看你們這些諸葛亮出謀劃策嘍。到了這種地步,沒有必要太讓步。萬不得已就回東京去,就當出來旅遊一次好了。」    
      這時候,參加談判的外務省官員們也被叫進田中房間裡來了,田中神態嚴肅地對他們訓話:「你們各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很有學問的。但是,不要鑽牛角尖,請你們提出一些能解決問題的見解來,責任由我來負。你們再奮鬥一次吧!」    
      田中作簡短訓話之後,就在下午5時許開始了第二次外長會談,這是在原定日程安排中所沒有的。這次外長會談,要根據剛剛結束的首腦會談精神,就聯合聲明的前言部分的文字進行磋商。會談是這樣進行的:大平外相先逐條解釋日方方案,姬鵬飛外長認真地作筆記。每解釋完一條,就由姬外長的助手送到另一個房間裡,交給坐陣在那裡的周恩來審閱,重要的問題報告毛澤東。    
      自從尼克松之後,世界各國首腦政要訪問中國,攀登長城成了訪華「必修課目」。中國外交部禮賓官員們在1972年就有了這麼一句口頭禪,外國朋友來北京有三個「Must(必須)」要做:登長城、游故宮、吃烤鴨,而攀登長城則居三項之首。1971年9月27日下午,長城又迎來了一位新客人。日本首相田中一下車,就以矯健的步伐開始了攀登。按原定計劃,田中只登至第三個烽火台就行了,但是他仍不肯罷休,又一口氣攀登至了第四個烽火台。日本與西方記者們紛紛從長城當場發出報道說,「田中遠遠超過了尼克松」。    
      爬長城歸來後,雙方接著談判。然而,如何處置「日蔣條約」中關於日中間已經結束戰爭狀況這個問題上遇到了表述上的麻煩。田中說:「怎麼樣才能使雙方都交待得過去呢?」最後還是周恩來出了一個好主意,用「中日關係正常化結束了兩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況」這樣的說法來表述,使雙方都能在不喪失原則立場的情況下予以接受。後來,古川萬太郎在《周恩來與日中關係正常化》一文中表達了日方的感受:「周恩來實在是高深莫測的人物。據說,在日中首腦會談時,周恩來提出這個方案之後,田中、大平才確信邦交正常化可以實現。」    
      而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認為:這是周總理在中日復交談判中的一大發明,這個發明,完全可以與中美談判中基辛格所發明的那段話有「異曲同工之奧妙」。基辛格那段話是:「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經過艱苦談判,雙方終於取得了一致。27日晚8時30分至9時3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了田中角榮。會談進行了一個小時。    
      一見面,毛澤東就說:「已經吵完了嗎?」    
      「不,不,談得很融洽。」田中忙說。    
      毛澤東笑說:「不打不成交嘛!」    
      毛澤東沒有放過田中的「麻煩」問題,說:「半個世紀的事,你只說句『添了麻煩』,年輕人不滿意。你知道嗎,在中國,這是將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時說的話。」    
      「知道了,我會按中國習慣改換過來的。」田中說:「我們很快要達成協議了。」    
      毛澤東說:「可以幾十年、百把年達不成協議,也可以在幾天之內解決問題。」    
      田中說:「我們到北京來還只有三天嘛。」    
      毛澤東說:「你們到北京這麼一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這兩個大國。它們不大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裡搞什麼鬼。」    
      在座的眾人都笑了起來。    
      毛澤東又說:「美國人今年2月來了沒建交,你們跑到他們前頭去了,心裡總有點不那麼舒服就是了。」    
      田中說:「上個月,基辛格在東京問我,為什麼要急於訪華,我告訴他: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要比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久遠得多啊。」    
      毛澤東說:「我很讚賞你這麼說。」    
      毛澤東談到了中日兩國交往史,從中國史談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選舉,從讀書、漢字談到文化的淵源,從日本天皇談到中國惟一的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則天的丈夫唐高宗,從《四書》、《五經》談到家庭,從馬克思主義談到佛教,還談到了毛澤東自己的少兒時代。    
      毛澤東還說:「上次我對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你競選時我投了你一票。這回我也投了你們的票啊,你是自民黨主力嘛,主力不來怎麼行?所以有些人罵我們專門勾結右派。我說,你們日本在野黨不能解決問題,解決中日復交問題還是靠自民黨的政府。」    
      毛澤東指著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這次你把他領回去吧。」    
      田中笑說:「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氣,他如果參加參議院選舉,一定會當選的。」    
      田中知道,會見該結束了。毛澤東指著房裡四處堆積的書籍,說:「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無法生活。」他指著書櫥上六卷本《楚辭集注》說,「這套書是送給田中首相的禮物。」周恩來走了兩步將書從書櫥上取下,遞給了田中。    
      田中收下書,緊握著毛澤東的手,不住地點頭,說:「多謝,多謝。毛主席知識淵博,還這樣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學習。那麼,祝你健康長壽。」    
      會談結束後,毛澤東一直把客人送到書房外的走廊中間。毛澤東與田中、大平會見,意味著日中復交談判的難關已過。    
      9月28日下午3時40分,第四輪首腦會談在釣魚台18號樓進行。氣氛更為融洽,雙方就在外長一級進行磋商的聯合聲明的內容最後達成了協議,並一致同意在9月29日建立兩國間的外交關係。    
      這次會談,主要是討論剩下的日蔣外交關係如何處理問題。    
      在討論中,大平表示說:「日本方面將單獨發表聲明,宣佈結束同台灣的外交關係。」    
      周恩來問:「什麼時候發表,請明確說明具體日期。」    
      大平說:「請相信,外交問題是絕對不會失信的。如果日期定下來了,萬一屆時晚一個小時或一天,就會影響兩國的信賴關係。因此,相信我吧,由我來辦。」    
      周恩來說:「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同國外交往,講話一向是算數的。」接著,他從《論語·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說,「這是孔子回答子貢的問話,說作為一個『士』應具備三個條件中的一條。」他鋪開一張紙,題寫了這六個大字,贈給田中首相。    
      田中接受之後,也鋪開一張紙,揮毫寫下了「信為萬事之本」六個大字,贈給周總理。田中說:「這句名言,是日本飛鳥時代的為政者聖德太子說的話。」    
      當晚,由大平與姬外長進行聯合聲明文字的具體磋商。對於「添麻煩」問題,日方的認識有了提高,對田中致詞中說的「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在聯合聲明中,文字上表述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9月29日上午10時18分,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在茶色封面的聯合聲明文本上,先由姬外長、大平外相簽字,再由周總理、田中首相簽字。    
      簽字儀式結束後,緊接著,大平於設在民族文化宮的大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平嚴肅地宣佈,由於兩國聯合聲明的發表,「懸而未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問題終於獲得解決」,「結束日中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是對亞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貢獻」。他立即轉而宣佈,作為日方在聯合聲明所表明立場的重要補充,日方明確地宣告廢除日蔣條約。大平說:「在聯合聲明中雖然沒有觸及,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蔣和平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並宣告結束。」    
      9月29日,中日兩國建交,兩國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中午1時許,周總理陪同田中首相飛往上海。據說,在當晚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與田中、大平碰杯的時候說:「我真希望同你們通宵暢飲啊!但是,我還必須為你們的下次訪問留有餘地。」欣喜之情溢於言表。而剛剛就任首相兩個多月就親手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更是激動不已,素不嗜酒的他竟情不自禁地離開座位去祝酒,向中國朋友、向自己的下屬敬酒,一連喝了好幾杯茅台。大平悄悄告訴周恩來:「我還沒有見過首相離開座位去敬酒吶,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喲。」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2)

      □鄧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異,說:「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    
      □鄧小平指出:「中國不怕包圍,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是從包圍中衝出來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間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完全走上正軌。隨著日本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日關係也隨之起伏跌宕。1976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位開國元勳先後撒手人寰,中國也沒有一位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當年田中首相曾在釣魚台盛請周恩來總理作為日本國國賓館———赤阪迎賓館的第一個客人的邀請,也隨著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頭支票。    
      應該說,自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發表、恢復邦交正常化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就擺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1974年1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抵達日本,和東鄉文彥外務次官開始舉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性會談。但由於雙方在反對霸權問題的條款上意見分歧,談判進展緩慢,斷斷續續。1974年12月,田中內閣倒台後,由三木組成新的內閣。但談判仍然停滯不前,後來,由於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局的動盪,談判終於擱淺。1976年12月,日本三木內閣在全國大選中遭到慘敗,宣佈辭職。福田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並受命組成福田內閣,由大平正芳任黨的幹事長,園田直任官房長官。福田組閣後,日本政界要求恢復日中條約談判的勢頭再次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決定訪華,福田首相委託竹入給中國捎話,表示「要忠實履行日中聯合聲明。如果雙方彼此理解對方的立場並取得一致意見,就盡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黨內反對日中條約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決心的時候,他周圍的人又來拖後腿。正如園田直的秘書渡邊亮次郎在《園田直其人》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政局尤其是同在野黨的關係趨於緊張,他(福田)就對日中條約採取積極態度,目的是穩定形勢;情況稍有好轉,他就猶豫徘徊,舉步不前。」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正式復出,恢復其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在世界上的反響甚至比在中國國內的反響還要強烈。    
      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尤其以與中國近鄰的日本更為強烈。日本政府立即發表看法,對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表示歡迎,認為這顯示了中國政局趨向穩定,從而使日中關係從整體上來說也將朝著明朗的方向發展。並期望以此為契機,打破日中談判的僵局。當時的《東京新聞》發表文章說:「由於鄧小平的恢復工作,中國的外交路線將進一步增強靈活性。」並形容說,「鄧氏的恢復工作也將成為(日中締約)談判的促進劑。」    
      實際也正像日本人所預測的那樣。據《鄧小平思想年譜》記載,早在1977年9月10日,鄧小平會見以濱野清吾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在談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時,就曾指出:「對於福田首相過去的立場我們是瞭解的,既然福田首相聲明要搞這件事,我們期待他在這方面做出貢獻。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就是兩個字———『簽訂』。」    
      鄧小平的這個帶有聲明式的談話,其實就是暗示福田糾夫首相下定最後的決心。    
      而在更早的1974年8月15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來總理委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以竹入義勝為團長的日本公明黨第四次訪華團時,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上進行了深入交談。    
      竹入說:「日中復交快兩週年了,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一點開始兩國之間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持這種意見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兩國之間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友好關係,50年、100年的友好關係,應該怎麼辦?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內閣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為基礎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把重點放在加強今後的友好關係上,希望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和兩個業務協定。    
      鄧小平說:「這次閣下帶來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話,我們注意到了,我們還要繼續研究。我們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臨的問題,凡是盡力的,我們願意盡力。我們還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達了要在聯合聲明基礎上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願望。就這方面來說,我們願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希望兩國的業務協定能比較早地簽訂。當然,在談判中面臨一些問題,我們希望雙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恢復談判後,希望雙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詞和方式。我們相信,經過雙方的努力,是能夠找到解決辦法的。」    
      在談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說:「我們希望比較快地談判。從原則上來說,我們認為可以主要體現中日兩國友好的願望。當然,也不可避免要體現兩國聯合聲明簽訂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和形勢的新變化。有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難於解決的問題,可以擱一擱,不妨礙簽訂這樣一個條約。具體步驟,總是要通過預備性的會議,先接觸,雙方的想法可以先瞭解,問題在談的過程中來解決。」    
      鄧小平請竹入把這三點內容轉告田中首相,同時還請首相注意一下,內閣成員、政府主要官員不要有一些損害兩國聯合聲明原則的行動。最後鄧小平坦誠地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焦點還在台灣問題上。就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國際關係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同你們的聲明裡強調這個問題?為什麼在《中美上海公報》裡也強調這個問題?問題就在這裡。當然,我們也希望能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不行呢?只能採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灣不放,你抱得住嗎?」    
      對此,竹入義勝表示和鄧小平看法一致。    
      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不到三個月的1977年10月14日,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議員、前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二階堂進選擇這個時候訪問中國,同樣也是為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來的。眾所周知,關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談判其實在田中內閣時期就已經開始了。1974年12月田中內閣下台後,三木內閣表示「爭取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並於1975年1月中日雙方決定開始舉行和平友好條約的事務級談判。但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在霸權條款問題上發生分歧,致使談判斷斷續續,直至最後擱淺。1976年12月福田內閣上台後,同樣表示要「盡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動,就是因為日本政界不少人認為鄧小平的「靈活性」能夠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貢獻,主張抓住這個時機,盡快和中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也就在這一年的10月,日本專門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促進協議會」,以小阪善太郎為會長,號召參加日中議聯的議員和102位在過去7年中訪問過中國的國會議員入會,給福田首相施加壓力,二階堂進也在其列。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階堂進選擇了這個時機訪問中國,以推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盡快恢復。《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是因霸權條款而擱淺的。二階堂進就是在這次和鄧小平的會見中,提出了關於霸權條款的也就是後來人們稱之為「二階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據本約發展日中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的」。9個月後中日雙方談判重開,經過十多輪艱苦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這是後話。    
      鄧小平說「締結條約只要一秒鐘就能解決」,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細節上可以靈活對待。隨後,鄧小平多次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中方的立場,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場上能有所前進。他對來訪的日本友人說:「在談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中日雙方都要從全球戰略的政治觀點出發。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數政治家懂得這一點。」    
      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的全球戰略的觀點,也就是說要看到蘇聯霸權主義對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所構成的威脅。鄧小平反覆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他分析說,在中蘇邊界地區,蘇聯只有100萬軍隊,挑起一些衝突有可能,發動戰爭則還差些,「蘇聯要進攻中國,100萬軍隊算什麼,它沒有500萬、600萬來不了,即使來了,佔領了北京(這也不容易),佔領東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戰爭的開始」。而歐洲和日本則與中國不同,他們幾乎所有戰略物資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它們最基本就是要保護通道,以免被包圍封鎖。    
      鄧小平在詳細分析了蘇聯的戰略意圖之後,指出:「有些人講,蘇聯的這些行動是為了包圍中國,中國不怕包圍,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是從包圍中衝出來的。蘇聯在越南大搞軍事基地,當然包括針對中國,但僅僅是針對中國嗎?金蘭灣離中國很遠,切斷海上交通,對中國威脅不大,對日本、東南亞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威脅更大,美國第七艦隊也不舒服。這不是針對中國的問題,也不是亞洲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問題。」「過去我們總是說,蘇聯在東方擺100萬軍隊,第一是對付美國的,其次是對付日本和中國的。我們提出這個論據時,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還不大贊成。現在,至少相當多的人已經懂得了這一點。」「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們說蘇聯戰略重點在歐洲,歐洲人不大接受,認為中國人危言聳聽。現在美國人、歐洲人大概都懂得了這一點,他們認識到中國人講的是真話。」「我們中國自己是放心的,因為我們有明確的戰略方向。」    
      在日本,1978年1月21日,福田在眾參兩院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時指出:「談判的時機正在逐漸成熟,因此決心做出更大的努力。」從3月開始,福田在自民黨內從事統一認識的工作,主要是說服黨內以灘尾弘吉為首的慎重派。5月,自民黨內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復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談判。7月21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事務級談判在中國北京重新開始。8月8日,福田派園田直外相訪華。    
      在接見日本友人時,鄧小平還提出了「雙方均不干涉內政」的問題,進一步鼓勵園田外相赴華訪問,以完成締約的最後準備工作。    
      鄧小平對園田說:「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後的兩國關係發展不算慢。條約談判的步伐本來還可以快些,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現在要把時間趕回來。條約的中心內容實際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針對第三國,但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蘇聯反對這一條,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當今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日本幫助,日本也需要中國的某些幫助。中日之間不是沒有任何問題。例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討論。」    
      在鄧小平「求大同,存小異,尋求更多共同點,尋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幫助和配合的途徑」的靈活的外交方針指導下,經過會談,雙方就和平友好條約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於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簽訂。    
      1978年8月12日下午7時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舉行。大廳正面豎立著一架巨大的屏風,上面的圖案畫的是安徽省佛子嶺水庫的攔洪大壩。屏風前面擺著覆蓋有綠色桌布的長方形條桌。桌子中央插著中日兩國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日本外相園田直分別在桌子的兩側就座,在兩份分別用日文和中文書寫的條約文本上簽字後互相交換條約文本。鄧小平出席了這個簽字儀式。    
      當時福田首相在官邸的電視機前收看了簽字儀式的情景。據說,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6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佐籐首相懷著酸溜溜的心情觀看尼克松訪華場面時坐的那把椅子。時過境遷,物在人易。此時的福田又是什麼樣的一種心境呢?看完簽字儀式後,福田站起身來對記者感歎地說:「木橋變成了鐵橋,今後運東西方便多了。」    
      而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日本輿論的反應也非常積極。《產經新聞》認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關當局在談判中全力以赴、頑強拼博。對此,應給予高度評價。」    
      而此時距第一次談判的1975年,已經整整過去了4年。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3)

      □日本外相園田直突然打破慣例,疾步登上飛機奔入機艙迎接鄧小平,並說:「您給我們帶來了艷陽天。」    
      □福田首相連聲稱讚鄧小平是「超人」,並不無得意地對鄧小平說:「我的名字就取自《詩經》,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名字。」鄧小平說:「從漢字可知,兩國的友誼是悠久的。」    
          
      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日,從表面上看上去是參加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書。而實際上,互換批准書這件事情在鄧小平訪日這個舉動上已經成了一個並不十分重要的事務。日本方面絲毫不敢怠慢,處處都把鄧小平當作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來接待。    
      1978年10月的東京,秋高氣爽,楓葉流丹。    
      22日,一架尾翼上漆著中國紅五角星的軍用三叉戟徐徐降落日本羽田機場。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日本。    
      停機坪上站滿了歡迎的人群和兒童。他們揮舞著中日兩國國旗,高喊著:「熱烈歡迎!」    
      早早等候在停機坪上的日本外相園田直,當飛機懸梯剛剛放下,就打破慣例突然改變在舷梯下迎接中國客人的迎賓計劃,在禮賓官員猝不及防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疾步登上飛機奔入機艙迎接客人的到來。    
      這位中國客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鄧小平。    
      在機艙裡,滿面笑容的鄧小平沒等園田直開口,就握著他的手說:「我還是來了嘛!」    
      園田直笑著激動地說:「你給我們帶來了難得的艷陽天!」    
      與鄧小平隨行的有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長黃華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和夫人經普椿。    
      鄧小平在園田直外相的陪同下走下飛機的舷梯時,機場鳴禮炮19響。在隆隆的禮炮聲中,鄧小平向歡迎的人群揮手致意,並與迎接的日本官員一一握手。之後,在園田直外相和日方駐華大使佐籐正二的陪同下乘車前往日本國賓館赤阪賓館。    
      本文前面已經說過,赤阪賓館是日本天皇的離宮,從1968年開始按照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進行改建,作為日本的國賓館,專門接待來訪的各國元首或者政府首腦,直到1974年完工。1972年9月,在中國的釣魚台國賓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中國參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曾表示,等這一國賓館改建好後,希望周恩來總理成為這裡的第一位客人。周恩來表示,只要中日之間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他一定去。    
      鄧小平的到來,實現了周恩來總理的遺願。    
      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國賓館舉行盛大儀式,歡迎鄧小平一行。    
      上午9點半左右,身著深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和身著繡有金花的中式上衣的夫人卓琳,在佐籐的陪同下來到正門前廳,福田首相攜夫人親自來到這裡迎接鄧小平夫婦。雙方進行簡短的握手寒暄之後,鄧小平在福田首相的陪同下,檢閱了由100多名陸上自衛隊士兵組成的儀仗隊,樂隊高奏兩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和《君之代》。    
      內心充滿自信的鄧小平沉著穩健,不時向士兵們揮手。當走到兩國國旗前面的時候,鄧小平深深地向國旗鞠了一躬。接著,在《江戶日本橋》的樂曲聲中,鄧小平和福田首相各自向對方介紹了參加歡迎儀式的兩國官員和28個國家的駐日大使。日方根據中方的意見,在這次歡迎儀式上沒有邀請蘇聯大使波利揚斯基。    
      據說,連日來,日本的天氣一直是陰沉沉的,很難見到明媚的陽光。但在日方舉行完歡迎鄧小平的儀式後,天氣頓時晴朗,蔚藍的天空萬里無雲,金色的陽光灑滿大地。天氣的驟然變化,給鄧小平訪日增添了更加亮麗的色彩,令中日雙方平添了一份難得的欣喜,似乎讓人們感受到這天氣也成了中日友好光明前景的某種象徵。這正好如日本外相園田直對鄧小平訪日形容的:「您給我們帶來了艷陽天。」    
      10時左右,鄧小平在安倍官房長官的引導下,前往首相官邸,禮節性地拜會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樓的吸煙室接待了鄧小平副總理。    
      「昨晚休息得好嗎?」福田開口問道。    
      鄧小平爽快地回答說:「因為沒有時差,休息得很好,謝謝!」    
      兩人隨即並肩來到二樓的首相辦公室進行會談。    
      寒暄之後,鄧小平從口袋裡掏出一包他愛抽的「熊貓」牌香煙,從容地按中國的禮節遞給了在座的每人一支。這樣一來,會談的氣氛就立即變得輕鬆起來。    
      鄧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後,深情地說:「幾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來東京訪問,這一天終於實現了。我十分高興,這次和首相第一次見面交換意見,可是相知已久。」    
      接著,他們共同回顧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的曲折經歷、波折和困難,並對此進行了高度評價。    
      福田說:「近一個世紀日中關係的不正常狀態終於宣告結束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為了建立日中兩國的永久和平友好關係,這是鄧小平副總理下決斷的結果。」    
      鄧小平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對日本,甚至對世界都是件大事。雖然有一部分人反對,但幾乎全體中國人民、全體日本人民都歡迎這個條約,因為條約反映了他們的願望。」    
      福田說:「在任何國家都一樣,作決斷時總是有人要反對的。在日本,有些持慎重態度的人直到最後才同意這個條約。雖然有些人反對,但多數日本人都表示歡迎和贊成。調查了一下世界輿論,世界各國除一小部分外,也都贊成這個條約。我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條約。」    
      「中國國內也一樣,政府當然沒有問題,人民也歡迎締結這個條約。少數人反對總是有的,一年半前還有『四人幫』嘛。」鄧小平詼諧的話語,引得會場的人一片笑聲。「我覺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僅有利於中日兩國,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    
      福田說:「我們雖說是第一次見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見過似的。日本有句俗語叫穿著浴衣進行會談,希望我們毫無拘束地隨便交換意見。」    
      當福田首相談到「自己只對戰前中國的情況熟悉,戰後由於種種情況和工作忙,沒有機會訪華,很希望有機會到中國訪問」的時候,鄧小平掐滅煙頭,側了一下身子,微笑著回答說:「我早就聽說,日本把坦率的會見叫作『披浴巾』。本來我是想在會談時再說的,既然首相閣下提出來了,現在我就代表華國鋒主席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民邀請首相去中國。任何方便的時候,都歡迎。也請園田外相和安倍官房長官隨時去。駐華大使佐籐先生,即使不邀請,也請您去。」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說:「我一定要去中國訪問。」    
      說到鄧小平將要到日本關西訪問時,福田說:「那兒有很多從中國傳來的文化遺物,有些已經在中國失傳了。」    
      接著,話題又轉到了中國的漢字,福田說:「中國漢字的變化很大,看報紙就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來的漢字。」    
      鄧小平說:「簡化了就不好辦了,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麼多,我也不明白。」    
      這時,福田首相遞給鄧小平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幾個字,並不無得意地說:「我的名字就取自《詩經》,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名字。」    
      鄧小平說:「從漢字可知,兩國的友誼是悠久的。」    
      聽鄧小平這麼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雙方領導人都認為應該為加強中日友好而竭盡全力。    
      對福田首相的友好接待和真誠對話,鄧小平很感動,就笑著說:「日本也把窮人作為朋友,真了不起。」    
      自然,作為當時貧窮落後還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與經濟發達的日本相比的確如「窮人」和「富人」之比。鄧小平坦言中國是個「窮人」,是抱著一種真誠謙遜的態度的。然而這句話卻讓日本人大為感動,因為中國雖然窮,但畢竟是一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大國。鄧小平的話表現的是一種大國風度。    
      對此,日本外相園田直非常欽佩地感歎說:「到底是一個大國呀!」    
      這次懇談大約進行了30分鐘。    
      上午10點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換文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一樓大廳裡正式舉行。大廳裡迴響著由日本陸上自衛隊中央樂隊的23名隊員演奏的中國的《歡迎進行曲》、《我愛北京天安門》和日本的《江戶日本橋》、《君之代》等優美動聽的音樂。中日兩國政府官員等共70人首先提前10分鐘進入大廳就坐。會場的中央擺放著由紅色的石竹花和白色、黃色的菊花裝飾起來的五星紅旗和太陽旗。    
      當鄧小平和福田赳夫在中日兩國外長的陪同下,踏著樂隊高奏的樂曲聲從紅地毯上進入會場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接著,福田和園田直,鄧小平和黃華並排坐於罩著綠色呢絨布的桌前,背後金色的屏風上懸掛著中日兩國的大國旗。在其兩側,又整整齊齊地一對一地擺放著12對小國旗。整個會場顯得莊嚴而又肅穆,熱烈而又寧靜。    
      在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長田島的主持下,儀式正式開始,全體起立奏響了兩國國歌。隨後,園田直和黃華用毛筆先後在雙方分別用日文和中文寫成的批准書上交叉簽字。從此,歷史莊嚴鄭重地記下了這一個令人難忘的時刻:1978年10月23日上午10時38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此生效。    
      在熱烈的掌聲中,中日兩國的外長緊緊握手。    
      此刻,福田首相首先舉起斟滿香檳酒的酒杯,對鄧小平說:「為華國鋒總理和閣下的健康乾杯!」    
      鄧小平也立即起身,走到福田的面前舉杯與福田碰杯,說:「為天皇陛下,為福田首相閣下,為日本朋友們的健康乾杯!」    
      在場的日本朋友聽到鄧小平的這句祝福「天皇陛下」的話,都高興地笑逐顏開。    
      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突然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首相跟前同他擁抱。經常在別人面前自稱為「外交家」的福田首相,對鄧小平的這一舉動大為吃驚,顯然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這一比較少有的親熱的外交舉動缺乏思想準備,因此表現得有些慌亂,不知所措,姿勢也顯得僵硬。而這更讓站在一旁同黃華握手的園田直外相看愣了,他或許正在為首相的不知所措的形象感到擔心,然而更讓他沒料到的是鄧小平隨即走過來和他擁抱,結果由於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園田直自己倒顯得更加狼狽和滑稽。難怪有人看到這個鏡頭時,都大笑著說:「園田外相的表情動作真滑稽。」這張照片被記者抓拍下來,我們依然能看到園田直在鄧小平的擁抱中,身體的僵硬和不自在。他或許怎麼也不會想到鄧小平這個東方領導人會用這樣的一個西方禮節表達對中日友好的期盼和祝福。    
      這天下午福田與鄧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舉行第一次會談。中方參加會談的有黃華、廖承志、韓念龍和中國駐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外相園田直、官房長官安倍晉太郎、駐中國大使佐籐正二、外務審議官高島蓋郎、亞洲局長中江要介等。    
      福田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國民表達了日中兩國要建立持久的名符其實的睦鄰友好關係的良好祝願。他說:「特別是本世紀以來,連續發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遺憾,並進行反省,今後不應再重演。戰後日本已改變姿態,決心不再做軍事國家。」    
      在談話中,福田說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敵視世界上任何國家,也就是要為同一切國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他的這番話並不意味著日本的外交是「全方位等距離外交」。他強調要堅持日美安全條約,並確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僅能貢獻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而且能貢獻於世界和平。    
      鄧小平坦率地說:「我們兩國有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在兩國友好的長河中,不幸的歷史只有幾十年時間,這不過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律上總結了我們過去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更進一步肯定了我們兩國友好關係要取得不斷的發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說,在現在這個動盪的局勢中,中國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國友好。儘管你們交的是個窮朋友,但是這個窮朋友還是有一點用處的。」    
      說到這裡,福田連連表示:「不是,不是。」    
      會談中,鄧小平和福田還就國際局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這次會談是從下午2時半開始到5時25分結束的,長達3個小時。會談結束後,福田首相在向記者談及對鄧小平的印象時,只說了一句話:「非常了不起。總之,非常瞭解世界形勢,雖然同對方立場不同。」    
      當天晚上7時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設宴歡迎鄧小平一行。    
      晚宴是在兩國人民都喜愛的歌曲《櫻花櫻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樂曲伴奏聲中,無拘無束地進行的。賓主們品嚐著「黃油炸霸魚」等純法國式飯菜,大家談笑風生,洋溢著親切友好的氣氛。福田和鄧小平分別緻了祝酒詞。    
      福田在祝酒詞中,首先回顧了日中兩國具有兩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歷史,說:「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們兩國關係的發展是無法分開的,到了本世紀,經歷了不幸的苦難。」講到這裡他離開眼前的講稿,突然冒出一句:「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然後,又接上講稿說:「這種事情是絕不能讓它重演的。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相互宣誓。」    
      對於福田突然冒出的這句話,在場的日方譯員並沒有翻譯。不過,這話還是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裡,並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登了出來。宴會結束後,有記者就此追問福田時,他避而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說:「由於原稿字小,有三處不能讀。」    
      鄧小平在致詞中說:「中日兩國儘管社會制度不同,但是兩國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地規定,中日兩國不謀求霸權,同時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是國際條約中的一項創舉。……條約的這項規定首先是中日兩國自我約束,承擔不謀求霸權的義務,同時也是對當前威脅國際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權主義的沉重打擊。」    
      宴會結束後,鄧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來到大餐廳,欣賞了由日本財團法人「才能教育研究會」的3至12歲的兒童表演的小提琴演奏,並同演員們合影留念。    
      25日上午10時,福田和鄧小平第二次會談在首相官邸接待室舉行。    
      一見面,福田就對鄧小平在日本表現出來的充沛精力表示讚歎:「你真是一位超人,一點倦色都沒有。」    
      鄧小平笑著說:「我多次說過,高興時就不覺得疲倦。」    
      這時一位日本攝影記者為了拍攝新聞照片,提出希望鄧小平與福田首相再握一次手的要求。鄧小平爽快地答應了,並且十分親切地說:「能夠見到新聞記者們很高興,但遺憾的是時間短……」    
      雙方落座後,福田再次稱讚鄧小平是「超人」。    
      鄧小平謙虛地說:「我不過是個兵。在舊中國,人們把兵稱為丘八。」鄧小平的話意思是說,他的身體好,是因為自己也是一個普通人,不嬌氣。    
      接下來,就朝鮮問題、中國的台灣問題和中日關係問題交換了意見。在談到台灣問題時,鄧小平這樣說道:「我們實現祖國統一也要充分考慮到台灣的現實。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灣現實的一種表現。美國總希望我們承擔義務,不使用武力解放台灣。我們說,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干涉。實際上我們承擔了不使用武力的義務,反而會成為和平統一台灣的障礙,使之成為不可能。那樣,台灣當局就會有恃無恐,尾巴翹到一萬公尺高。」    
      在場的人都被鄧小平形象生動的語言逗得哈哈大笑。    
      會談中,鄧小平還說:「中日雙方由於各自的環境不同,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們叫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的問題,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會談中談。我同園田外相講過,我們這一代人不夠聰明,找不到解決的合理的辦法,我們下一代會比較聰明,大局為重。」在幾個小時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日本記者再次突然提出了關於釣魚島這一敏感問題,鄧小平精彩的回答令日本記者好評如潮。下文將詳細敘述。    
      在會談結束的時候,鄧小平贈送給福田首相一套中國的文房四寶。福田接過禮品,感動地說:「感謝送給我珍貴的禮品。尤其是送給我端硯和文具。我很喜歡寫字,雖然寫的不好,相信將來會寫得好些。」    
      順便說及的是,三年後的1981年11月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來訪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老朋友一見面,福田就說:「三年前我就接受了邀請,現在有機會得以實現,感到非常高興。」    
      鄧小平笑著說:「歡迎閣下來訪。但有一點遺憾的是,你在任首相期間沒有到中國來,歡迎你以後隨時來。在你執政的時候,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國不健忘,凡是對發展我們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做過有益的事的人,我們都是記得的。」    
      會談中,福田赳夫在向鄧小平談他這次中國之行在古都南京和西安參觀後的感受時說:「中國偉大的民族文化遺產真了不起。」    
      接著,鄧小平問福田:「你對我們在台灣問題上提出的九點建議的看法如何?」鄧小平講的九點建議,是指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    
      福田說;「我看到了葉先生提出的九點建議,我理解九點建議貫穿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對貴方這種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的態度表示讚賞。」    
      鄧小平十分坦誠地說:「台灣現在的反應是拒絕了。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時間。」    
      「我想起《孫子兵法》中有這樣一段話,」福田對鄧小平的說法表示贊同,一邊說一邊在紙上寫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字條遞給鄧小平,「希望你們用這個精神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部插手會成為障礙。」    
      鄧小平看後說:「這是中國的老話,我們並不想『屈人之兵』,我們絕不使台灣處於投降、屈服的地位,我們提出的是對等談判,相信總會有變化的。」    
      席間,鄧小平關切地問起日本岸信介先生的健康狀況,並邀請他到中國來看看,並請轉達他對岸信介先生的問候。    
      福田問鄧小平:「你每天工作到什麼時候?」    
      「晚上12點。」鄧小平回答道。    
      福田幽默地說:「你真是個『怪物』,岸信介先生也是個『怪物』,年紀雖大,但身體健康,頭腦清醒。」    
      鄧小平說:「請你告訴他,我很想和『怪物』見面,『怪物』和『怪物』見面,不會吵架的。」    
      5年後的1986年4月21日,鄧小平又一次會見了來訪的擔任日本國際人口議員懇請會會長的福田赳夫。他們在這次會談中談到了中國的人口政策、裁軍等話題。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4)

      □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和日本天皇握手。坦誠大度,盡展大國風度的鄧小平對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    
      □裕仁天皇在首次會見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使用「不幸的事情」這一措辭,是從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個角度,間接地向中國人民表明謝罪之意。    
          
          1978年10月23日,是中日關係史上一個特別的日子。    
          這一天,鄧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府舉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換文儀式。還有,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作為中國的領導人,在「二戰」後第一次與日本天皇握手。    
      會見是在這天中午舉行的。    
      在天皇皇宮的正殿行廳,鄧小平拜會了日本裕仁天皇夫婦。    
      在拜訪天皇之前,日本方面的許多人士,都提心吊膽地擔心鄧小平會代表中國人民追究天皇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責任。如果這樣,不僅是給天皇出難題,而且會直接影響剛剛進入正常化的中日關係。    
      一見面,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來同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握手,微笑著說:「熱烈歡迎,能夠見到你們,很高興。」    
      「感謝貴國的邀請。」鄧小平微笑著回答道。    
      簡單的寒暄之後,裕仁天皇和鄧小平相對而坐,皇后與卓琳並肩坐在不遠的沙發上。    
      天皇首先說:「你在百忙之中不辭遠道到日本來,尤其是日中友好條約簽訂了,還交換了批准書,我非常高興。」    
      鄧小平回答說:「中日友好條約可能具有出人意料的深遠意義。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這項條約是迄今為止兩國關係的政治總結,也是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新起點。這項條約,不僅對我們兩國子子孫孫友好下去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對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義。」    
      鄧小平的坦率真誠和富有遠見的談話以及寬容大度的風格,似乎觸動了裕仁天皇。在聽了鄧小平的這番講話後,天皇也開始暢談起中日關係來。而比天皇更加觸動的或許是日本政府的那些一直提心吊膽的人士,鄧小平一句「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讓他們如釋重負,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了。他們深深地被鄧小平所折服。    
      天皇也鬆了口氣,說:「在兩國悠久的歷史中,雖然其間一度發生過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說,那已成為過去。兩國之間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這實在是件好事情。今後,兩國要永遠和平友好下去。」    
      裕仁天皇的這段講話,是一段「臨場發揮」,是天皇自己的一段即興發言。這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天皇還用了一個「不幸的事情」這個顯然模稜兩可的詞彙來形容日本侵華戰爭的那段歷史,這更是令人驚訝的。因為,按照日本天皇會見外賓的慣例,一般都由日本外務省和宮內廳商擬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以防初次見面講錯話而失禮。雖然日本天皇在訪問西德和美國時,外務省和宮內廳在擬就的講稿中,都有對戰爭感到痛心的話,但這次在接待鄧小平的來訪時,講稿中卻沒有寫任何有關戰爭責任的話。可見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的態度一直是曖昧的。但無論日本政府怎麼掩飾或者迴避戰爭責任問題,歷史終究是歷史,誰也抹殺不掉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對任何一個有良知的日本人來講,這個問題也是不容迴避的。作為日本天皇的裕仁,在會見遠道而來的第一個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的時候,又怎麼能對此隻字不提?面對鄧小平的坦誠和寬容,裕仁的內心又怎能不起波瀾?天皇之所以能夠脫離講話提綱,說出上面的這段話,說明他的內心也無法繞開日本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所帶來深重災難和屈辱的歷史的,或許這也是他的心裡話。儘管非常委婉含蓄,但也十分難得。    
      後來日本共同社評論說:「陛下在首次會見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使用『不幸的事情』這一措辭,是從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個角度,間接地向中國人民表明謝罪之意。」    
      對裕仁天皇的回答,鄧小平表示讚賞。他高興地點點頭說:「一點不錯,我贊成。」    
      天皇又關心地問鄧小平:「您身體很好啊。」    
      「我74歲,聽說陛下比我稍大一點,身體都很好。這最要緊。」鄧小平也關心地問候道。    
      這時,坐在一旁的皇后插話問道:「北京很美吧?」    
      鄧小平十分誠懇地說:「北京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現在正在加緊改造。」    
      「東京也有公害問題。」天皇也坦率地說。    
      之後,兩人又從城市問題談到植物和歷史,兩人越談興致越濃。    
      在會見結束的時候,天皇和皇后將一張署名的照片和一對銀花瓶贈送給鄧小平夫婦。鄧小平也向天皇夫婦回贈了一幅畫著驢子的中國水墨畫卷和彩色的刺繡屏風。    
      會見結束後,裕仁天皇夫婦在皇宮富麗堂皇的豐明殿舉行了豐盛的午餐會,宴請鄧小平夫婦和中國官員。據說,宮內廳考慮到鄧小平曾留學法國,筵席上的菜餚大都是宮內廳大膳科最拿手的法國菜。而且,為了適合中國人的口味,他們專門在湯菜裡面加上了燕窩。皇宮還打聽到中國人愛吃雞肉,因此準備了許多新鮮味美的雞肉。可見,天皇對中國客人的來訪是極其重視的。    
      在擺滿紫色、紅色和黃色等五顏六色的菊花的筵席旁邊,還擺放著兩隻插滿了滿天星、白菊、黃菊和百合花的大花瓶。在32只綵燈散射出的彩色光芒中,在日本皇宮雅樂《越天樂》、《五棠樂急》的輕快優美的旋律中,鄧小平和裕仁天皇以及皇太子、福田首相頻頻舉杯,互相祝福。    
      鄧小平舉杯對天皇說:「中日兩國要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友好。」    
      天皇馬上接過話茬說:「日中兩國建立起這樣的友好關係,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要永遠繼續下去。」    
      據日本媒體報道說,一位參加這次午餐會接待工作的皇宮侍從說,他「是第一次看到天皇陛下心情這樣愉快」。    
      福田首相自然更是高興,看到天皇與鄧小平這一歷史性的握手是如此的圓滿,他更是興奮不已,從皇宮一回到首相官邸,就喜不自禁地說:「氣氛非常愉快,陛下的心情似乎很好。」    
      後來一位日本記者向福田問道:「據說鄧副總理比你大一歲?」    
      平時十分忌諱和牴觸別人提他年齡的福田首相,這次對記者的回答卻十分的輕鬆愉悅:「不,鄧副總理年輕。我是明治6年,鄧副總理是明治37年。」    
      日本著名學者竹內實教授在1980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難》一書中曾這樣評述鄧小平與裕仁天皇的第一次握手———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非常寬容。如果鄧小平發表的上述講話,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這一沒有預定的發言的話,那麼不知道是因為他的人品,還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領是不可小視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責天皇的這個講話不徹底,與歷史事實不符。我也認為這種指責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如果與事先協商根本就不談相比,我以為還是談出來好,即使說上千言萬語,是否就說明對歷史事實承擔責任了呢?那時可能進而要求落實。不過,中國是來尋求籤訂《和平友好條約》的,不是尋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    
          
      幾天後,鄧小平在日本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也曾這樣表達會見天皇后的心情:「這次我們受到天皇和皇后兩陛下的熱情款待,對此十分感謝。與天皇會見,加上午餐,共兩個小時,時間不短。我們都談到了過去。然而我們注意到,比起過去,天皇更放眼於未來。天皇對條約的簽訂很關心。這一點,我們非常滿意。」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5)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鄧小平馬不停蹄拜訪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貢獻的友好人士,三番五次地說:「飲水不忘挖井人。」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對外相園田直說:「今天是老鄧唱主角。」    
      □鄧小平幽默地說自己到日本來是「尋長生不老藥」。參觀日產汽車公司後感慨地說:「我懂得了什麼是現代化了。」在時速高達210公里的新幹線上,鄧小平感慨地說:「很快,就像風一樣快。有一種被人從後面鞭打,被人追趕的感覺,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什麼是中國人所要追求的現代化?中國如何實現自己的現代化?    
      帶著這些疑問,74歲的鄧小平在1978年這個不同尋常的中國農曆的馬年頻頻走出國門,以超乎尋常的精力,開始對中國周邊國家進行頻繁的外交活動。在中國,馬年有奔騰、躍進的寓意,龍馬精神、馬到成功,都是中國人文的某種精神象徵。剛剛從政治風雲中第三次復出僅僅半年的鄧小平,要讓封閉的中國走向亞洲、走向世界的同時,也要讓亞洲和世界走進中國。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在這一系列的出訪中,鄧小平最看重的或許就是日本了。戰後日本如何從廢墟中迅速崛起,這正是鄧小平訪日的真正目的。也許正是從這個時候,鄧小平開始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遠景進行了規劃和構想,並形成了後來明確的思路———打開國門,改革開放,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適應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模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使貧窮落後的中國走向富強和文明,走向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鄧小平來到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和日本天皇握手,當鄧小平大度地說出「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的時候,贏得的不僅是現在,而且是未來。    
      在拜會天皇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978年的10月24日上午,鄧小平首先專程前往拜訪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和現任自民黨幹事長大平正芳這兩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田中角榮在1972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後,與時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一起為積極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也深受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讚賞。本文的開始已經詳細講述。1974年,田中角榮因被指控接受美國洛克希德飛機製造公司的巨額佣金而被迫辭職。    
      上午9點17分,鄧小平在廖承志、黃華、韓念龍和符浩等陪同下,乘車來到東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看望田中角榮。據當時的報道說,田中從清晨起床後就不斷地在大門口出出進進,心神不寧,生怕自己錯過了在大門口迎接鄧小平的機會。而日本國會裡的40多名田中派議員也一大早就趕到田中家中,恭候鄧小平的到來。而田中私邸周圍的大街小巷更是戒備森嚴,據說日本警視廳為此出動了大約8000名警察。    
      當鄧小平一行到來時,受到了40名議員的列隊歡迎。    
      鄧小平對田中說:「我們這次前來日本訪問,一方面是為了互換條約批准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過去為兩國的友好事業作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謝。我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記著田中先生就任首相時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    
      「您的這次來訪,是日中關係的新起點,所以受到全日本國民的歡迎。我等了6年,這一天終於來了。」田中角榮動情地說,「我見到您,心情就同與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會談一樣。」    
      提起田中角榮的那次訪問,不禁勾起鄧小平對往事的回憶。鄧小平略帶遺憾地說:「那時,我在離北京很遠的地方,沒能見到您。」    
      會談中,鄧小平還滿懷深情地說:「我們對於過去的老朋友是不會忘記的,這是東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們就是同老朋友敘舊。」    
      鄧小平還熱情邀請田中和在座的前任官房長官二階堂進再次訪問中國。在會見結束時,鄧小平向田中贈送了一套中國茶具和文房四寶。在這個硯台的背面,刻著周恩來總理年輕時代留學日本手書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田中則向鄧小平一行的夫人們贈送了介紹日本插花藝術的圖書《傳統之美》。    
      隨後,田中陪同鄧小平一行來到田中家的庭院中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鄧小平的來訪,讓田中備感興奮,事後他對記者說:「鄧小平富有幽默感。」並說,「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    
      告別田中角榮後,鄧小平在10點45分來到大倉飯店,拜訪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的名字開始為中國人所熟悉是在1972年。當時他任田中內閣的外務大臣,曾陪同田中角榮首相訪問中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60年代他曾任日本池田內閣的官房長官、外務大臣。1974年1月,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就締結《中日航空協定》達成協議,並簽署了《中日貿易協定》。1976年底他出任自民黨幹事長,積極推動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在福田內閣時期,他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不遺餘力。    
      一見面,鄧小平就說:「昨天已經見過面,今天是來正式拜會。」    
      「閣下不忘老朋友,特地來看望,十分感謝。」大平正芳感激地說道。    
      鄧小平說:「今天是為了表示感謝而來。1972年閣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為發展中日關係開闢了道路。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我們感謝福田首相的決斷,同樣也要感謝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大平正芳說:「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很大發展。我對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的順利進展,感到由衷的高興。期望通過副總理閣下的訪日,使兩國關係進一步飛速地發展。」    
      這是鄧小平和大平正芳的首次正式會見,親切友好的談話如同老朋友的敘舊。會談中,大平正芳對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對日中友好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日本在北京有兩個大使,我認為在佐籐大使之外還有一位大使,非常有魄力。」大平正芳一邊說一邊指著在座的廖承志說,「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見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他還說:「廖先生是中國人,但日本話講得比我好。」    
      鄧小平馬上指著廖承志風趣地說:「他從小學就在這裡讀書,一直到中學。在中國他是高級知識分子,在日本是小學生。」    
      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    
      「今天來是敘舊,這是我們東方人的感情,歡迎閣下方便的時候訪華,看看中國的情況。」鄧小平向大平正芳發出了邀請。    
      「我也希望盡早有機會訪華。」大平正芳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大平正芳還談到了在座的黃華外長。他說:「以前我以為黃外長是一位可怕的外長,其實是很和藹可親的。中國有勇氣,在聯合國公開發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    
      鄧小平說:「你們不方便講,我們可以講,1974年特別聯大的時候,我就講了『謬論』。」    
      鄧小平的話再次引起了全場的笑聲。    
      幾個月後的1979年1月28日下午3點,鄧小平乘坐波音707客機赴美訪問飛臨日本上空時,想起了這位老朋友大平正芳。當時的大平正芳剛剛當選為日本自民黨總裁和內閣總理大臣不久。鄧小平給他發了一封電報:「一周後,從美國回國時,計劃在貴國逗留。我為那時能同閣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談而高興。」2月7日,當鄧小平一行結束對美國8天的正式訪問,乘專機飛抵東京羽田機場,如約在日本首相官邸同大平正芳會談。鄧小平向大平首相通報了訪美情況,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形勢、亞太地區以及雙邊關係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再次邀請大平正芳首相在方便時訪問中國。這一年的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和夫人應邀訪問中國。大平首相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第一位踏上中國國土的日本首相。12月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大平正芳首相一行。    
      在拜會結束之後,鄧小平真是馬不停蹄,在24日上午,接著前往日本國會議長接待室,對眾議院議長保利茂和參議院議長安井謙進行禮節性拜訪。    
      一見面,兩位議長都對鄧小平的來訪表示歡迎,並給予高度評價。    
      保利茂說:「我迎接閣下一行,深切感到,日中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不只是空喊,而是具有實際內容的。」    
      安井謙說:「過去的日中關係未必都是幸福的。但是,日本以第二次大戰的結局為轉機悔過自新,作為和平國家投入了新的建設。作為最後的總結,締結了日中條約。」    
      對兩位議長的講話,鄧小平表示了感謝,並幽默地說:「諸位都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識。今天的好天氣就象徵著兩國之間的未來。」    
      之後,鄧小平在日本國會會見了日本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新自由俱樂部、社會民主聯盟和共產黨等6個在野黨的領導人。    
      鄧小平對新自由俱樂部的代表河野洋平親切地說:「你還記得我們在北京見面時說過的話嗎?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穩定,所以我牢牢地記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還說:「請你永遠不要改自己的名字。」    
      鄧小平的幽默詼諧讓河野洋平一開始還有些不知所云的詫異。    
      鄧小平就又解釋說:「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    
      河野洋平這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動。對百忙之中的這位中國領導人還記得去年秋天自己訪問中國時說的話還記得如此清楚,河野洋平不禁對鄧小平投來尊敬的目光。事後他對記者說:「還是鄧小平善於掌握人心。」    
      在短短的15分鐘懇談中,鄧小平引用中國的徐福東渡日本尋求長生不老之藥的傳說,輕鬆地把話題一轉,說道:「聽說日本有長生不老藥,這次訪問的目的,一是交換批准書,二是對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謝,三是尋找長生不老藥。」    
      鄧小平話音一落,議長室內就爆發出熱烈的笑聲。    
      鄧小平接著補充說:「日本早有蓬萊國之稱,聽說有長生不老藥。這次訪日,也是為了得到它。或許沒有長生不老藥,但是我想把日本發展科學技術的先進經驗作為禮物帶回去。」    
      鄧小平的幽默一下子讓懇談的氛圍中充滿了「藥」味。    
      公明黨的竹入委員長說:「最好的藥不就是日中條約嗎?」    
      民社黨的佐佐木委員長說:「日本正處於藥物公害,最近對中國的中草藥評價很好。」    
      鄧小平接過話頭說:「由於山區開發,草藥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進行人工栽培。」    
      懇談結束後,保利茂和安井謙在眾議院舉行盛大的室外酒會,款待鄧小平一行。300多名日本國會議員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對鄧小平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    
      保利茂議長代表眾參兩院致歡迎詞說:「鄧小平閣下的訪問,是揭開兩國新時代之幕的第一步。」    
      鄧小平在祝酒詞中代表葉劍英委員長轉達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並對為中日友好做出貢獻的人們表示感謝,他還強調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了,但是我們的任務並沒有結束,我們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任重道遠。在座的各位都是日本的政治家,肩負著日本國民的重托。我們願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厲,為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各項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和各方面的交流,為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    
      酒會結束時,鄧小平端著酒杯來到保利茂議長的身邊,說:「我倆一起走走。」    
      這時許多議員也都跑過來「祝賀」。    
      保利茂對鄧小平說:「這些議員都為國會通過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作出過努力,他們都是中國的好朋友。」    
      鄧小平笑著說:「看見這麼多朋友,我非常高興。」    
      保利茂說:「我想帶這些議員到中國與您見面。」    
      鄧小平高興地說:「歡迎,歡迎!」    
      大家開開心心地暢所欲言,酒會始終洋溢著親切友好的氛圍,真是歡歡喜喜。參加酒會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對外相園田直親切地說:「今天又是老鄧唱主角。」    
      鄧小平在國會受到了日本眾參兩院的歡迎是熱烈的,也是坦誠的。    
      中國人不忘老朋友,飲水不忘挖井人。下午5點半,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又在下榻的赤阪迎賓館親切會見了已故的日本友人———前首相片山哲、前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前農相松村謙三、前首相石橋湛山、前企劃廳長高崎達之助、前郵政鐵道相村田省藏———的家屬,對為中日友好做出貢獻的前輩表示感謝,對他們的親屬表示慰問。    
      鄧小平首先抱歉地說:「飲水不忘挖井人。本來應該到大家的家中去拜訪,但因為沒有時間,所以就請大家到這裡來了。」談話中,鄧小平兩次引用周恩來總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時跟日本友人說的民諺「飲水不忘挖井人」。    
      鄧小平說:「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石橋湛山、淺沼稻次郎、片山哲、村田省藏等各位先生都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也是挖井人。在中日兩國關係尚處於不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們就堅信兩國關係一定要正常化,他們不懼艱難不怕壓力,為中日友好事業進行了不懈努力,有的朋友為此貢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當鄧小平講到這裡時,坐在他右邊的片山哲先生的遺孀83歲的菊江女士摘下眼鏡,用手帕擦起了眼淚。坐在他左邊的淺沼稻次郎先生的遺孀74歲的京子女士也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鄧小平看著這動人的場面,動情地說:「諸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親屬,當然也是中國人民的親戚。你們有的已經是為中日友好努力的第二代、第三代了,從你們身上,使我更加堅信中日兩國人民一定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歡迎你們多到中國去看看,常來常往,像走親戚一樣。同時,我也請你們轉達我對沒有出席今天會見的老朋友的家屬們的慰問和感謝!」    
      鄧小平一腔肺腑之言溫暖了日本朋友的心。村田省藏的大兒子、61歲的村田震一先生感動地說:「父親去世已經20年了。儘管如此,你們還沒有忘記我們,把我們請來了……」    
      這天晚上,鄧小平在出席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和日中協會等10個友好團體舉行的盛大歡迎酒會上,再次發自肺腑地說「飲水不忘挖井人」,再次贏得了日本人民的歡呼和掌聲。    
      而在這天的下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川又克董事長和石原總經理的陪同下,抽空參觀了日產汽車公司神奈川縣座間市的日產工廠。在這裡,鄧小平和夫人乘坐電動汽車,通過麥克風聽取工廠廠長末松先生的介紹,參觀了以設備最新引以自豪的車體工廠和組裝工廠。    
      當在車間看到48個產業機器人在依次焊接車體,自動化程度達到96%的時候,鄧小平興奮異常,一邊仔細查看一邊不停地感興趣地問道:「這裡的工人都受了什麼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產的嗎?」「工人的工資有多少?」當鄧小平來到組裝工廠時,他瞭解到這個工廠比中國最先進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人均年產量竟多出93輛!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參觀結束的時候,鄧小平在日產廣告館答謝時,發表了即席講話。鄧小平說:「我懂得了什麼是現代化了。歡迎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日本產業界的朋友們對中國的現代化進行合作。這也將加深兩國的政治關係。」    
      當工廠擺好鋼筆和紙請鄧小平題詞留念時,鄧小平卻欣然要求用中國的毛筆揮筆寫下了「向偉大、勤勞、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的題詞。卓琳也揮筆題詞。鄧小平夫婦一起為日產公司題詞,讓日本朋友受寵若驚,說:「這真是了不起的紀念。」    
      隨後,日產公司向中國政府贈送了一輛最高級的價值380萬日元的「總統牌」轎車。鄧小平則向日產公司贈送了一幅吳作人的熊貓畫。    
      在第二天與日本經團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談話時,鄧小平強調他將致力於中國的生產管理現代化,坦率地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世界落後20年。    
      「一定要抓管理。」「不能只是生產東西,還要提高質量,嚴格地進行管理。」鄧小平說,「中國荒廢了10年,在此期間,日本和其他國家進步了,因此,裡外落後了20年。」    
      這次會見,鄧小平給向來沉默寡言嚴肅謹慎的土光敏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鄧小平油然而生一分敬意。他甚有感慨地說:「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說中國還很落後,必須進行學習,必須向先進的日本學習這種謙虛態度和對於實現現代化的堅強決心。從歷來的中華思想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    
      午餐會後,土光敏夫又對他後來的繼任者稻山嘉寬說鄧小平是一個「坦率,不拘束的人」。稻山嘉寬也說:「越是有信心的人,就越靈活,不拘泥於小事。在日本逗留期間的日程,鄧先生也只就根本的問題說了話,後來一絲不差地聽外務省安排日程。聽說迄今為止還沒有過這樣的公賓,而且是一位有肚量的人。因為有信心,所以謙虛。」    
      26日上午,鄧小平在稻山嘉寬的陪同下,參觀日本的鋼鐵大本營———新日鋼鐵公司君津鋼鐵廠。而日本現代鋼鐵業的創始人稻山嘉寬正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他還擔任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參觀之後,鄧小平與這位日本「鋼鐵帝王」立下了君子協定,一定要把中國的寶鋼建設得比君津鋼鐵廠更好。    
      在大阪,鄧小平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參觀了松下彩色電視機生產線,並與有「經營之神」稱號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先生進行了長達20分鐘的交談。鄧小平說:「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很多,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給予援助。」鄧小平的意思是希望在電子技術設備方面支持中國。松下幸之助愉快地回答說:「我們什麼都傳給你們。」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    
      26日下午,鄧小平夫婦一行在園田直外相和駐華大使佐籐的陪同下,乘新幹線「光-81號」超特快列車前往日本關西地區訪問。在時速高達210公里的列車上,鄧小平感慨地說:「很快,就像風一樣快。有一種被人從後面鞭打,被人追趕的感覺。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快跑!」    
      在關西,鄧小平冒雨登上嵐山,緬懷周恩來總理。    
      在關西,鄧小平來到與中國西安結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參觀了公元763年由唐朝鑒真和尚建立的唐招提寺,鄧小平還邀請鑒真和尚回國和森本長老訪問中國。    
      在關西,鄧小平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熱烈歡迎,所到之處儘是歌聲和掌聲……


第三部分「我們要積極向前看」——鄧小平和日本天皇(6)

      □鄧小平是繼秦始皇、孔子、毛澤東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4號人物。日本媒體更是將鄧小平訪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國熱」形象地稱作「鄧小平旋風」。    
      □鄧小平在日本訪問期間扮演了一個中國超級推銷員的角色。    
          
      有「毛澤東研究權威」之稱的日本著名學者竹內實教授,在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轉向研究鄧小平。他十分關注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對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作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早在1992年11月,他就從大歷史的角度,在日本《外交論壇》雜誌撰文提出了一個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上引起震動的獨特觀點———鄧小平是繼秦始皇、孔子、毛澤東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4號人物。    
      竹內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說: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應選秦始皇,因為他他統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秦國」。而第二人應該要算孔子了,因為孔子使中國具有「中華文明」的世界之「面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中華民族並且還將永遠流傳下去而不朽。而在20世紀,「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再次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軍閥混戰、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狀況,成為一個既有政治權威又有思想權威的中央集權的領袖人物,沒有毛澤東也就沒有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第三人非他莫屬。而中國歷史上的第四人就是鄧小平。    
      竹內實說:「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後,面臨的問題堆積如山。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各項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規定和思維方式,明顯地而且牢固地存在著。要想突破這些框框,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努力。人們雖然厭惡這些東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卻在蔓延,而且從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階層並不希望發生變化。鄧小平讓『文化大革命』中喪失地位的人復出了,給已僵化的中國社會帶來一股新風。說句公道話,我覺得不能無視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在政治上的業績。積極推進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自然是鄧小平。雖然周恩來提出過『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在周逝世後為了改變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採取措施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的,是鄧小平。現在中國的經濟很有生氣,商店裡食品、服裝等琳琅滿目,電視普及,近年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這都是鄧小平新政策帶來的結果。如果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國家這部車子前進的道路上挖開了一個大坑,而且他就那樣地離開了人間的話,那麼填埋這個大坑使車子和人們能夠順利通過的是鄧小平,不僅如此,他讓中國這部車子跑起來了。這部車子不是沿著鎖國的方向,而是沿著開國的方向疾馳著。可以說鄧小平是在干前無古人的事業。」    
      竹內實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1980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難》一書中,又對鄧小平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在日本8天的訪問和給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觀的紀實描述,並對鄧小平訪日作了高度評價,稱「鄧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鄧颱風』」。他說:「宛如颱風經過一樣,鄧小平副總理訪問了日本,日程安排顯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颱風過後,我們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萬里無雲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這場『鄧颱風』,究竟給我們日本人留下了什麼呢?」    
      是啊,鄧小平給日本人留下了什麼呢?給中日關係留下了什麼呢?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點,一場世界矚目的「西歐式」的記者招待會在日本東京日比谷的日本記者俱樂部拉開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鄧小平。    
      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在出訪時第一次同意以「西歐方式」同記者見面。    
      參加記者招待會的400多名記者分別來自時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訊社,用新聞界的行話來講,都是些提問尖銳毫不留情的「主兒」。    
      因為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召開這樣的記者招待會。那些善於鑽牛角尖見縫插針、企圖從鄧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尋找破綻的西方記者們個個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國人。    
      但在鄧小平自信、從容、巧妙的回答中,他們紛紛「失望」了。    
      招待會一開始,鄧小平在簡短地概略性地評價《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歷史意義,和反霸問題、中國的內外政策問題之後,站起來攤開雙手,微笑著來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錯誤,請大家批評。」    
      這樣一來,會場更加活躍。    
      時事社記者第一個提問:「在剛才的講話中,您說由於霸權主義存在,就有世界大戰的危險。不過,我國採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國家友好相處。您認為兩國對世界形勢的認識有沒有分歧呢?」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閃閃,態度並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記者首先把這個問題提到桌面上,鄧小平也就毫不客氣,直言不諱地說出了中方的觀點:「反對霸權主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核心。因為我們要和平友好,謀求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謀求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包含的意義來說,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權強加在日本頭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會贊成。」    
      鄧小平巧妙的一針見血的回答讓日本記者無話可說,信服地點點頭。    
      當一位記者提出亞洲緊張地局勢的中心在朝鮮和越南時,鄧小平以其廣闊的歷史視野,談到了被人分裂的國家需要統一的問題。    
      鄧小平說:「我們歷來認為,人為地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分割開來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兩個越南的問題解決了。儘管越南現在反對我們,但是,它解決自己國家的統一,這是正義的。除了『兩個朝鮮』之外,還有兩個德國,『兩個中國』,是不是還有一個一國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問題。這些問題總是要解決的。十年解決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決不了,一千年總能解決了吧!這種民族願望,這個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鄧小平講的「是不是還有一個一國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問題」,是指日本北方四島問題。對於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日本《朝日新聞》評論說,它「充分顯示出了鄧小平真不愧為偉大人物的風度」。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位日本記者提出了中日雙方早先約定的這次中日雙方都不涉及的問題———「尖閣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歸屬問題。    
      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是中國台灣省的附屬島嶼,自然屬於中國領土。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給日本。1972年9月田中角榮訪華時,曾要求周恩來明確該島的歸屬權。當時,為了不讓這個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礙,周恩來表示:「現在還是不要討論,地圖上又沒有標。出了石油就成問題了。」對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又同鄧小平討論了這個問題。當時,正值雙方就中國漁民在該島周圍海面捕魚問題進行交涉後不久,日方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之際,一鼓作氣地要求中方承認該島歸屬日本。據園田直在接受日本《週刊文春》記者採訪時的回憶,他是這樣向鄧小平提出問題的:    
          
      「說真的……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我這個日本外務大臣不提的話,就無顏見江東父老……」    
      聽我這樣一說,鄧小平就說:「我理解,理解你,你儘管講嘛!」    
      於是我鼓起勇氣指出,尖閣列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再發生以前那種「偶發事件」,我無法交待。    
      鄧小平微笑著攤開雙手,說:「上一次是偶發事件。漁民追起魚來,眼睛裡就沒有別的東西嘍。那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絕對不會發生。」    
      我當時真是提心吊膽,只求老天保佑。萬一從鄧小平嘴裡說出「不是日本領土」,「是中國領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後說:「一如既往,擱置它20年、30年嘛。」    
      他講這話的時候,態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勁地拍了一下鄧的肩膀,說:「閣下,不必說了。」    
      他在那裡悠哉游哉,我覺得全身像癱了一樣。    
          
      兩個多月前,鄧小平的回答是如此輕鬆自若,令園田直大為讚歎。此刻,當日本記者再次提出這一敏感問題後,會場氣氛陡然緊張起來,大家都屏往呼吸,看鄧小平如何回答。    
      鄧小平非常輕鬆地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一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10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鄧小平把這麼重要的領土歸屬問題回答得如此巧妙,而且合情合理。這個「中國式的解決方式」是記者們意料不到的,一下子折服了全場的記者。    
      在回答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時,鄧小平再次讓西方記者們感受到他的坦率、務實和開放的風格。    
      鄧小平說:「我們所說的在本世紀末實現的現代化,是指比較接近當時的水平。世界在突飛猛進地前進,那時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現在的水平,我們要達到日本、歐洲、美國現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達到22年以後的水平就更難。我們清醒地估計了這個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樹立了這麼一個雄心壯志。」    
      鄧小平還說,要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要有正確的政策,就是要善於學習,要以現在國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再就是善於學習。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向第三世界窮朋友中的好經驗請教。相信本著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我們是有希望的。」    
      對於中國的落後,鄧小平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自嘲地說:「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    
      26日,日本的各大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報道了鄧小平的這次記者招待會。    
      《東京新聞》說:鄧小平既詼諧,又善於雄辯,有時還岔開話題,很有談話技巧———這位「矮個子巨人」真是名不虛傳。    
      《每日新聞》以《鄧副總理首次舉行「西歐式」記者招待會》為題評論鄧小平說:既不顯威風,也不擺架子,用低沉而穩重的聲調和溫和的口吻發表談話……始終笑容滿面地談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勢。一想起被稱為「長生鳥」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人生,就令人覺得他是一個多麼難得的「人才」。    
      而竹內實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卻是這麼評價鄧小平的:「看到中國要搞『現代化』的這種焦躁感,我們日本人不是沒有擔心。儘管如此,中國迫不得已發出的奔向『現代化』的信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認為在這種理解的背後,我們日本人感到內心有愧。這就是戰爭責任,是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欠債。」    
      顯然這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心聲。    
      1978年10月29日下午,鄧小平結束了為期8天的訪日活動,從日本大阪乘專機回國。有評論說,在這8天的訪問中,以鄧小平到達日本關西地區訪問為最高潮。因為在鄧小平到達之前,關西的經濟界人士為了能夠出席大阪府、大阪市和商工會議預定在28日聯合舉行的晚餐會,各方紛紛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角逐」。許多經濟界的人士和企業集團紛紛向舉辦單位毛遂自薦,積極要求「一定要讓我們公司也參加……」。這使主辦單位頗感吃驚,說:「不出所料,真是鄧小平熱啊!」就此,《每日新聞》發表評論說:「中國對關西財團寄予的期望之大是出人意料的,而關西經濟界對中國市場所寄予的巨大期待又超過了中國。」評論認為,戰後日本關西經濟基礎削弱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失去了中國市場,因此,各大公司都想趁此機會迎頭趕上。為此,關西經濟界專門為鄧小平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請鄧小平品嚐日本菜,目的是讓中國客人進一步加深印象。    
      其實,「鄧小平熱」在鄧小平未到日本之前就開始了。    
      鄧小平抵達東京的前一天,日本《產經新聞》就驚呼:因為鄧小平訪日,經濟界的「中國熱」已經過熱了!    
      23日一大早,福田首相就在住宅同記者們感歎地談起了舉國一致談論鄧小平的「清一色」局面。    
      日本經濟界人士認為,有九億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隨著「四個現代化」的發展,將向國外購買大量的機器設備。因此,中國就必然成為世界僅剩下的最大的貿易市場了。細心的觀察家發現,基於同一認識,日本的五十鈴、三菱、豐田、日立等200多家日本公司在10月24日採取了一次空前絕後的行動,分別在《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等幾乎所有大報大刊上刊登了廣告,慶祝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生效和歡迎鄧小平的來訪。    
      在25日,由經團聯6個經濟團體為鄧小平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出席的人數高達320人,突破了日本在歡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時出席人數達300人的最高記錄。更讓人難忘的是,宴會桌上,還出現了一對一地同中國隨行人員交換名片的熱鬧場面。    
      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裡克曾以讚賞的語氣評論說:「鄧小平在日本訪問期間扮演了一個中國超級推銷員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談,不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為中國結交了新朋友。」    
      而日本媒體更是將鄧小平訪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國熱」形象地稱作「鄧小平旋風」。    
      歷史已經證明,「鄧小平旋風」不僅僅是一場「風」,而是一個影響更為深遠更為持久的轉折,對中國,對日本,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都有著歷史性的意義。    
      鄧小平選擇1978年這個馬年走出國門與日本天皇握手,是在對新中國風風雨雨20年的坎坷歷程的清醒反思之後,以一種大國領導者的巨大的政治膽識和寬容的政治智慧,向世界果敢地宣佈: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改革開放!    
      當年鄧小平對日本天皇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論斷,是辯證統一不可分割的。今天,鄧小平的這句「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已經成了一句名言被人們引用,但後面的一句話「我們今後要向前看」總往往被人們忽略。只有「積極向前看」,我們才不計前嫌恩怨,「過去的事情」才「讓它過去」,但也不是說我們就忘了「過去」。如果不「積極向前看」呢?那就是倒退!就是對歷史的背叛!    
      但近年來,日本政府的許多行動讓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感到擔心:曾經,海那邊的文部省修改教科書,否定入侵中國;曾經,海那邊的通產大臣歪曲侵略歷史;曾經,海那邊的村山首相在中國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時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戰敗國,「侵略」二字隻字不提;曾經,海那邊的執政三黨就不足300字的「不戰決議」,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爭論才達成妥協……如今,海那邊有了它的「自衛隊」,有了它的「八八艦隊」,有了更多更尖端更先進的「殺人武器」,2004年它又派出了它的自衛隊進入仍處於戰爭狀態的伊拉克……日本最高領導人曾多次表示要以史為鑒,深刻反省,走和平發展道路,強調中日世代友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日本朝野至今不肯認真反省過去犯下的罪惡,拒絕公開道歉,甚至仍在公然侵犯中國主權,這種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作法,只有一種解釋:就是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妄圖「征服全世界」。所以,只要外部環境有機可乘,日本軍國主義就會從陰溝裡跳將出來,披掛上陣。所以,一心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日本,對歷史已作定論的侵略戰爭的態度長期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亞洲各國怎能對它相信、對它放心?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年之際,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0週年前夕的1998年,日本竟然在各地公開上映歪曲歷史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仍想尋找種種借口宣傳「殺俘」合理,肆意美化和吹捧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並竭力為戰犯開脫罪責,進而達到推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義判決的目的,為二戰中世界人民的公敵東條英機之流招魂。這種公開挑釁和平,褻瀆公理的行徑,嚴重違反了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失信於亞洲各國和世界人民。    
      在中國,《中國青年報》和零點調查公司都曾經完成過有關中、日等國際關係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民對於二戰中曾使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槍炮、屠刀下喪生的抗日戰爭,依然記憶猶新。然而,今天在中國的一些地方,一些人竟然美滋滋地穿著曾經沾滿中國人血液的「皇軍服」,在大街上「瀟灑」地招搖過市,吉林通化經常有假「日本鬼子」游來蕩去、廈門賣過「皇軍帽」、鄭州照過「皇軍相」、某廠家還制過日本侵華戰艦,更有甚者的是福建竟然有人假冒「日本遺孤」妄圖偷渡,而如今首都北京幾個有名的婚紗影樓裡也開設了日本「武士服」的婚紗藝術攝影,這種把恥辱當榮耀,有辱國格的行為實在讓人義憤填膺,真是可恥啊!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當日本首相不顧亞洲人民的感情執意年年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的時候,當他們為所謂的《自尊》拚命叫囂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中間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國家和民族的恥辱面前表現出令人痛心疾首的「健忘」、「無知」和「麻木」,中華民族的自尊哪裡去了?「難道日本的轎車果真坐軟了我們的骨頭?難道日本的電器果真簡化了我們的智商?如果不是用一顆顆跪下的心來真誠謝罪,我們為何要接受那些貌似彬彬有禮的鞠躬?」一個詩人發自靈魂深處的感歎,給我們的該是怎樣的深深思考?    
      偉大的毛澤東主席早以睿智告誡人民:「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和中國接近的關係,時刻都在迫害中國各民族的生存,迫害著中國革命。」偉人在時空裡縱橫捭闔,老人家的話告訴我們許多樸實的真理,至今仍讓人警醒。知恥近乎勇,忘恥就受辱。正如捷克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所說:人類反對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對遺忘的鬥爭。列寧說:「忘記歷史等於背叛!」那麼,看不清今天,記不住今天呢?今天就是明天的歷史!    
      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的民族,中國是一個大度的國家,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人民,有句掛在中國老百姓嘴邊上的話叫做:「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但友誼歸友誼,歷史終究是歷史,在我們積極向前看的時候,歷史總會在我們的心靈中留下記憶!


第三部分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和金日成(1)

      親密的戰友加同志    
      ———鄧小平和金日成    
      金日成的名字在20世紀的中國是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在「毛澤東時代」,他與中國共產黨人的親密關係是戰友加兄弟般的關係。而金日成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有著深厚的感情的。    
      1925年,金日成就來到中國的東北,在撫松第一小學讀書。讀書期間他開始投身於中國的革命活動,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926年10月,他在樺甸縣組織成立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朝鮮獨立」為宗旨的「打倒帝國主義同盟」,成為朝鮮最早的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組織。這個同盟組織,在金日成的領導下,以中國東北地區為基地,開始進行傳播馬列主義和培養新一代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活動。1929年,金日成因此被捕,關押在吉林監獄。1930年獲釋後,他繼續組織革命活動,並在吉林伊通縣創建了革命軍,開展抗日游擊鬥爭。1934年,金日成將零散的抗日游擊隊合併改編為朝鮮人民革命軍,真正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邊境地區從事抗日武裝鬥爭。1936年5月,金日成建立了「祖國光復會」,並擔任該會會長。這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在支援朝鮮人民革命軍,擴大和發展抗日武裝鬥爭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他率領朝鮮人民革命軍在中國東北境內抗擊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    
      在1945年8月朝鮮解放後,金日成回國,並於年底擔任北朝鮮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責任書記。1948年9月,金日成擔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在1949年南、北朝鮮勞動黨合併後,他當選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後,金日成擔任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朝鮮人民革命軍最高司令官。    
      因為共同的信仰和事業,金日成和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結下了最深厚的友誼。尤其在1950年10月,面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囂張氣焰,中國人民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發起了「抗美援朝」運動,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雄赳赳氣昂昂地開赴朝鮮戰場,開始了保家衛國的偉大戰鬥,並與朝鮮人民一道打敗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寫下了中朝友誼的輝煌篇章。    
          
      □毛澤東十分堅定地向金日成介紹鄧小平:「我們要他!今後有事,你就找小平談。」    
          
          鄧小平第一次和金日成的正式會談是在1975年的4月,金日成應邀訪問中國。這是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地打倒流放江西剛剛復出之後。三個月前,毛澤東提名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1975年4月18這天,北京車站張燈結綵,紅旗飄揚。金日成每次來訪,都是乘火車經丹東,然後直達北京。    
      在喧天的鑼鼓聲和「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歡呼聲中,金日成的專列緩緩駛進北京站。出於尊敬,鄧小平親自登上了專列,向金日成主席表示親切問候,並陪同金日成主席一道走下列車,同載歌載舞的歡迎群眾們見面。接著,鄧小平在站台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樂隊高奏朝中兩國國歌。    
      下午5點,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書房裡會見毛澤東。    
      一走進書房,毛澤東緊緊握著金日成的手說:「我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幾個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為你要來,我又回來見面。」    
      金日成笑著感激地說:「謝謝,謝謝主席。」    
      坐下來後,毛澤東說:「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一邊說,毛澤東還一邊用手指了指金日成和鄧小平說,「我們Premier(總理)有病,一年裡開過三次刀。」    
      金日成點點頭說:「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個事。」    
      毛澤東接著說:「我的腿不好,講話不好,眼睛也有白內障。你好嗎?」    
      「很好!我跟主席已經幾年沒見面了!」金日成回答說。    
      「welcome!」毛澤東用英語說著「歡迎」,還補充說,「我發音不好,講外國語。現在我不談政治了,由他來跟你談。」    
      毛澤東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指了指鄧小平,對金日成說:「他叫鄧小平。」    
      「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他做過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金日成回答說。    
      毛澤東又指了指鄧小平說:「他會打仗。」    
      「不但會打仗,而且會做政治工作,進行思想鬥爭。」接著毛澤東的話,金日成立即補了一句。    
      「還會反修正主義。」毛澤東也補充了一句。他始終沒有忘記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中舌戰赫魯曉夫的表現,那是1963年的事情了。毛澤東或許還記得他曾經跟赫魯曉夫說過:「看見那個小個子了嗎?他才智過人、前途遠大。」當鄧小平7月21日從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高級領導人和數千群眾舉行了最高規格的歡迎儀式,迎接鄧小平回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對這場中蘇論戰,金日成是知道的,因此談及此事,他似乎也有許多感慨。他感歎地說:「是啊,我們很清楚他。我和鄧小平副主席10年沒見面了。」    
      「紅衛兵整他,現在沒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毛澤東說。    
      「這很好,我們歡迎。」金日成說。    
      「我們要他!」毛澤東說,口氣十分堅定,「今後有事,你就找小平談。」    
      毛澤東親熱地叫鄧小平為「小平」,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十分看重鄧小平的能力的。說到這裡,毛澤東對金日成說:「你們去談話,我不談了。」    
      這樣,鄧小平和金日成開始了第一次正式會談。這次會談先後進行了三輪。    
      第一輪會談是4月19日上午9時30分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裡舉行的。這次會談談到了中朝兩黨、兩國的關係和朝鮮統一問題。第二天上午9時45分,鄧小平和金日成接著舉行了第二輪會談,就總的國際形勢、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南亞形勢、南部非洲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翌日下午3時35分,鄧小平在釣魚台國賓館18號樓和金日成主席又單獨進行了會談。4月25日上午10時30分,鄧小平和金日成主席舉行了第三輪正式會談。    
      會談結束後,雙方公開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聯合公報》。對這個「聯合公報」的發表,金日成給予了高度評價,說:「這是中朝關係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表明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髮展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    
      在金日成為期9天的訪問中,鄧小平還陪同金日成先後參觀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工廠、人民公社和名勝古跡。在南京,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參觀了南京長江大橋、南京無線電廠,遊覽了中山陵。看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可喜成績,金日成高興地對鄧小平說:「我們把你們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一樣高興。」    
      金日成訪華回國後不久突然生了病。鄧小平知道後,非常掛念,就派出中國最好的醫生赴朝鮮為金日成治病。對此,金日成十分感動。多年後金日成訪問中國時,曾當面就此事向鄧小平表示感謝。    
      第二年,從3月底開始的首都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因受到「四人幫」的壓制,4月4日採取了抗議行動。4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錯誤地把這一抗議行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又一次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直至一年後的第三次復出。


第三部分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和金日成(2)

      □鄧小平四處「點火」。他對金日成說:「我們希望22年不打仗,我們就可以實現『四個現代化』。」    
          
      其實,鄧小平和金日成第一次見面是在1953年11月。    
      當時,作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的金日成,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來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鄧小平與周恩來、彭德懷、董必武等中國領導人一起前往北京站迎候金日成。11月12日下午3時整,金日成的專列駛進北京站。身材高大,身穿黑呢大衣、頭戴黑禮帽的金日成元帥,在中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出車廂和中國領導人一一親切握手。鄧小平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參加歡迎儀式的。其時,鄧小平從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任上調中央工作才一年多時間。    
      鄧小平和金日成的第三次會面是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的1978年。    
      這年的9月9日,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國慶日。從9月8日到9月13日,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朝鮮參加了這次盛大的國慶慶典活動。    
      鄧小平一行於8日上午到達朝鮮平壤,受到了朝鮮黨、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    
      下榻不久,鄧小平立即前往錦繡山議事堂拜會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金日成在門口迎候鄧小平。一見面,兩位老朋友親切握手,熱情擁抱,並互致問候。    
      在這次簡短、親切、友好、融洽的交談之後,金日成設宴款待了鄧小平—行。宴會結束後,鄧小平還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金日成贈送了廣東楓溪陶瓷三層大型花瓶。花瓶高1.3米,最大直徑達48厘米,內外三層,上面雕飾有梅花、花籃和蝴蝶,象徵著兩國人民的友誼之花常開不敗。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意,金日成表示感謝。當鄧小平和金日成來到這個巨大的陶瓷花瓶前面時,記者們拍下了這個歷史的鏡頭。    
      在結束訪問的頭一天,9月12日上午9時,鄧小平與金日成在平壤興夫賓館舉行了正式會談。    
      「自1975年訪問中國後,第一次見到您,而且是在朝鮮見到,感到十分高興。」金日成對鄧小平說,「本來我準備今年秋天去中國進行內部訪問,就國際問題交換一下意見,現在鄧小平同志來了,可以推遲到明年去了。」    
      鄧小平說:「非常歡迎,到時我陪主席去你沒有去過的地方,比如敦煌,你沒有去過吧?」    
      「沒有去過,延安、成都、重慶都沒有去過。」金日成答道。    
      鄧小平接著說:「今後兩國領導應常來常往。」    
      金日成點點頭,表示同意。    
      會談中,雙方對國際形勢交換了各自的看法。鄧小平說:「國際形勢總的來講還是很不安寧的。」    
      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鄧小平說:「我們同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把反霸條款寫入了正文,這在世界上算是第一次。同日本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是我們奮鬥7年的結果,當然現在不能說問題全解決了。」    
      鄧小平還向金日成通報了中國政府正在同美國談判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情況。對此,金日成主席表示理解。    
      在談到戰爭與和平問題時,鄧小平說:「有人說我們好戰。不是我們好戰,我們講的是實際情況,我們希望22年不打仗,我們就可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還詳細地向金日成介紹了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設想。    
      在談到引進技術發展經濟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我們的農村還很窮,收入還很低。我們農村一個勞動力一年的收入,高的地方150元,全國平均只有60元。什麼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金日成表示贊同說:「這樣做很好。」    
      訪朝歸來,鄧小平順道從9月13日至20日,在東北地區和天津市進行了視察。    
      9月15日在哈爾濱,鄧小平聽取了黑龍江省委的匯報。他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    
      9月16日在長春,鄧小平聽取了吉林省委的匯報,指出:現在關鍵問題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生產力總是需要發展的,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這次談話的一部分,以《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9月17日在瀋陽,鄧小平在聽取遼寧省委匯報時,繼續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問題。同日,他在聽取瀋陽軍區常委的工作匯報時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裡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點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幫』也好,怎樣才叫搞好了,要有幾條標準。」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的軍隊建設的五條標準:一是要恢復軍隊的優良傳統;二是根除派性;三是軍隊要改變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要像老八路、老紅軍那樣;四是要遵守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五是整頓好幹部隊伍。    
      接著,9月18日鄧小平在鞍山也作了講話,後來也以《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9月20日,鄧小平在天津視察時指出:要解放思想,不要當懶漢,不要劃框框,不能搞平均主義。他說:「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在談到要引進技術要改革企業管理時說:「凡這樣的工廠,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這個對我們來說叫革命。」    
      鄧小平「四處點火」,他點的是解放思想的火,是實事求是的火,他也是在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而「點火」。因為,鄧小平知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發動機應該發動了。而他和金日成的談話,誰能說不是在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長遠事業「點火」呢?    
      此後鄧小平和金日成經常見面會談,老朋友成了一對好朋友。如果有什麼大事,兩人都要相互通氣。像中共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還有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都將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滴水不漏地告訴了金日成。    
      1981年4月金日成內部訪問中國。    
      當時,中共中央正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月7日,鄧小平在北京對《歷史決議》小組起草負責人發表了意見。4月18日下午,鄧小平就趕往遼寧,在瀋陽的友誼賓館,和金日成進行了單獨會談。    
          鄧小平指出,起草《歷史決議》有三個目的:一是樹立毛澤東思想旗幟;二是恰如其分地講清錯誤;三是向前看。鄧小平說:「對毛主席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在黨內、在人民中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我們黨的歷史,我們是怎樣奮鬥的,怎樣成功的,他們不清楚。他們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因此對毛主席持否定態度。我提出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全黨接受了。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不是堅持隻言片語。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意見很多。經過多次反覆,評價毛主席,現在講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於毛澤東思想,是另一個概念,它是在建黨以後,尤其在遵義會議以後逐漸形成的。年輕人不懂得這個歷史。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對世界也有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毛澤東思想引導我們取得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我們黨七大肯定了。那時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這個概念。建國後,毛澤東思想還有發展。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像堅持馬列主義一樣堅持毛澤東思想。」    
      一年後的1982年4月27日,鄧小平和胡耀邦一起內部訪問朝鮮,同金日成舉行了會談。會談中,鄧小平向金日成介紹了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    
      鄧小平說:「香港問題現在已經提到日程上了,因為英國比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較急。當前國際上進行投資需要有15年的穩定,要保持15年的穩定才投資。我們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來商議這個問題。前提是個主權問題。現在我們定的方針是到1997年不只是新界,整個香港都收回。英國的盤子是放在能夠繼續維持英國的統治這點上,這不行。如果這樣,所有中國人不管哪個當政都不會同意。所以,我跟他們說,到1997年,香港、九龍、新界的主權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愛國者組成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這些問題,鄧小平在跟金日成會談後,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讚賞和支持。


第三部分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和金日成(3)

      □鄧小平請金日成到天府之國的四川看農村的沼氣。在火車上,鄧小平說:「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二大的主題是要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大會剛剛閉幕,金日成就來到中國訪問。他此次來訪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來瞭解和學習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    
      9月17日上午,鄧小平前往釣魚台國賓館看望金日成。金日成走出賓館樓門口迎接剛剛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    
      會談中,金日成首先祝賀中共十二大取得了圓滿成功。他說:「你們的大會開幕詞和胡耀邦同志的報告,我都看了,講得很好。十二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鄧小平微笑著點點頭,在簡要地向金日成介紹十二大的概況後,興奮地說:「十二大是把建設引向勝利。」    
      這一次訪問,鄧小平建議金日成去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看一看。金日成爽快地答應了。雖然他來中國已經很多次了,但四川還沒有去過。    
      第二天,鄧小平和金日成就坐在了去四川的火車上,兩位老朋友促膝而談。    
      鄧小平說:「十二大以後,我國政治形勢更加穩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設了。十二大提出的奮鬥目標,是20年翻兩番。前十年打好基礎,後十年高速發展。」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1978年我們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口號,提倡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重新確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確政策,首先是工作重點的轉移,以及相應的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政策。    
      他還說:「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麼大,這麼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麼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麼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共產主義』,胡說共產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則,社會主義怎麼能戰勝資本主義?不努力搞生產,經濟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如何體現?……因此,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在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時,鄧小平說:「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鄧小平特別談到了教育問題,他認為:「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這是關鍵。『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錯誤就是耽誤了十年人才的培養,現在要抓緊發展教育事業。」    
      9月20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參觀訪問。    
      1980年7月,鄧小平曾來成都視察過,當時農村沼氣開發建設和利用給農村帶來了不少新的變化,也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鄧小平就想借此機會讓老朋友金日成也參觀參觀中國農村和農民開發利用沼氣,生活出現的新氣象。    
      9月21日上午,天上下著毛毛細雨,鄧小平陪同金日成來到成都市郊雙流縣白家公社顧風大隊第二生產隊。鄧小平對金日成說:「今天請你看看農村的沼氣。」    
      這個生產隊掩映在一片竹林叢中,迎候在村口的數百名男女老少,揮動著中朝兩國國旗和花束,高呼:「歡迎!歡迎!歡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鄧小平等首先來到隊長曹德昌的家。這是一幢用紅磚、水泥所砌造的兩層小樓,共有8間房,面積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高興興地把貴賓引進寬敞的廚房。金日成站在鑲著瓷磚的鍋台前,觀看了使用沼氣的爐灶、爐具,還彎下腰仔細查看沼氣管子是如何通進來的。    
      在沼氣燈點亮以後,金日成說:「這個東西很好!」    
      鄧小平接著說:「這東西很簡單,可解決了農村的大問題,光這個省,每年就可以節省煤炭600多萬噸。」    
      聽到這裡,金日成轉身把隨行的平壤市黨委責任書記徐允錫叫到面前,要他仔細看看,並說:「這個東西的確很簡單。」    
      從曹德昌家出來,工作人員怕鄧小平和金日成累了,便請他們坐一會兒,休息一下。鄧小平笑著擺擺手說:「不坐,不坐。」接著拉著金日成的手說:「走,再看看沼氣池。」    
      他們又來到社員周道根家樓房後的一口沼氣池旁。當工作人員打開池蓋後,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告訴金日成:「這裡邊是人糞、豬糞和草,發酵以後產生沼氣。」    
      鄧小平介紹說:「沼氣能煮飯,還能發電。一家搞一個池子能煮飯照明,幾家聯起來就能發電。搞沼氣還能改善環境衛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高興地說:「這個很好。我們朝鮮有條件,有人糞、牛糞、還有草,我們也可以搞。」他還詢問了沼氣池的造價。    
      在拖拉機手賈崇林家樓下的倉庫裡,鄧小平和金日成看著新收的大堆稻穀,臉上露出喜悅的笑容。    
      在離開時,金日成握著雙流縣委書記王知深手說:「看到了你們很好的寶貝,謝謝你們的經驗。我們農村要好好推廣。」    
      王知深激動地說:「我們也要學習朝鮮人民的好經驗。」    
      在當天成都市人民舉行的隆重的歡迎大會上,金日成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除了對鄧小平在百忙之中不顧路途遙遠,專程陪同來成都參觀訪問表示深切的謝意之外,還說:「我們高興地看到遠離首都的四川省也由於正確貫徹執行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一切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正在建設成為一個人民生活幸福美滿的地方。今天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是一個革命的路線,它反映了過去經濟、技術落後的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必然要求。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進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發展的,合乎規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確的政策。」    
      接著,鄧小平說:「有機會同金日成主席一道參加這個大會,感到十分高興。」他在講話中高度讚揚金日成是朝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傑出代表,幾十年來,領導朝鮮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在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捍衛革命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和光輝的成就。他還肯定了金日成「堅持獨立自主,主持正義,反對外來干涉,致力於發展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為加強第三世界團結、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鄧小平說:「金日成主席同中國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早年他曾以自己的革命活動支援了中國的革命。新中國誕生後,他又多次訪問我國,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以及我們黨和國家許多其他領導人,結下了十分珍貴的友誼。」最後,他還指出:「中朝關係不同一般,它有著悠久的傳統,深深扎根於兩國人民的心坎。」「我們深信,金日成主席的這次訪問,將為進一步加強和發展兩黨、兩國的關係做出新的貢獻。」    
      因為要準備在24日和來訪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會談(在一年後金日成又一次內部訪問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向他通報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情況,闡述了中國的立場和方針,金日成聽後表示贊成),9月22日,鄧小平先期趕回北京,並由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代替他陪同金日成繼續參觀訪問。途中,他聽取有關方面負責人匯報關於建設二灘水電站問題時說:「建設二灘水電站,已經講了很久了,我贊成。不只二灘水電站,還有一批項目要上。要搞現代化,沒有大的骨幹項目辦不到,沒有骨幹工程,小項目再多也頂不了事。這些項目,包括鞍鋼的改造,都需要很長的建設週期,應該早一點動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兩年就過去了。」


第三部分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和金日成(4)

      □親密的戰友加同志。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之間相互瞭解是最深的。」    
          
      1987年5月22日。一大早,一場不大不小的雨讓北京的空氣格外清新了許多。雨後的釣魚台國賓館,花兒更燦爛,草木更清翠。    
      大紅燈籠高懸在藍瓦白牆的賓館的走廊裡。在這座樓房的左側有一株雲杉,這是金日成1959年訪華時親手栽種的,如今快30年了,當時的小樹已經長成了大樹。    
      當金日成的專車停到門口時,鄧小平高興地迎上前去,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的友誼之手又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歡迎您!」    
      兩人高興地熱情擁抱在一起。    
      金日成滿面笑容地對鄧小平說:「你身體跟兩年前一樣健康,我們都很高興。」    
      「看見你身體這樣好,我們也都很高興。」鄧小平說。    
      在會談中,鄧小平說:「我們兩家都有一個統一的問題。你們解決同南朝鮮的關係問題,或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關鍵都是我們自己要發展,自己要搞好。總有一天,要體現出我們社會制度確實優於他們的社會制度,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超過他們經濟發展的速度。現在世界總的形勢表明,各個爭端問題都不能用軍事力量來解決。世界總的形勢是誰都不想發動戰爭,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在比較長的時間裡避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把這個問題看得清楚,要利用這個機會,借助一切力量,把經濟搞好。」    
      5月24日,鄧小平再次和金日成會談。在話別時,他們談到國際問題時,鄧小平說:「現在國際問題更加複雜化,處理國際問題需要我們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從更加廣泛的角度來觀察問題、回答問題。」鄧小平認為,現實問題非常複雜,而且千變萬化,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黨都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處理問題,強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鄧小平說:「現在我們搞開放,對問題的認識也要開放,我們要把經濟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談到開放問題時,鄧小平針對深圳高技術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覺得這是開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時間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的經驗是寶貴的,需要很好地總結。同時,鄧小平也指出他所擔心的———「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農業問題」。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個九十年代我們其他方面都很順利,就是農業不順利,我們正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和金日成一邊散步,一邊親切交談,來到了流水潺潺、綠蔭如蓋的養源齋。鄧小平在這裡設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話別時,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之間相互瞭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說:「是的,我們的瞭解是最深的。」    
      鄧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9年的11月。金日成是應中共中央的邀請,於這年的11月5日至7日對我國進行非正式訪問。    
      當金日成的專列抵達北京時,85歲高齡的鄧小平親自前往車站迎接,讓金日成十分感動,他一下車就快步走上前和鄧小平緊緊擁抱。此前鄧小平已於9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這最後一個職務,以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11月6日,鄧小平和金日成舉行了親切的會談。    
      鄧小平對金日成說:「我們是朋友之間的來往,所以一般的禮儀都可以簡化。」    
      「是的,簡單一點。」金日成回答道。    
      「我們的關係確實不一般,」鄧小平說,「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國家首腦來華時我出來見見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見了,也不出席宴會,也不去機場,也不經常出面談話。」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我們今天開始開中央全會,有兩項議程,其中一個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請求。這個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這次列入了議事日程,已經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同志們的同意,在中央委員會中還要做一些工作。這個問題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贊成,沒有辦法,所以十三大我來了一個半退,就是不進入中央委員會,只保留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現在是我退休的時機了。我在這個時機退下來最好。」    
      鄧小平還對金日成介紹了新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他說:「第三代領導集體就是江澤民同志當頭頭,以他為核心。」還說:「江澤民同志知識面比較寬,多年來都是地方和部門的重要幹部。這四個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錯。他工作紮實,而且比較民主。」    
      鄧小平還強調說:「總結歷史經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分重要,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決不能放鬆,否則,我們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對鄧小平的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鄧小平也對朝鮮勞動黨、政府和朝鮮人民為爭取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緩和朝鮮半島局勢而進行的鬥爭表示堅決支持。    
      5年後的1994年7月8日,金日成與世長辭。噩耗傳來,90高齡的鄧小平深為悲痛,立即為這個唇齒相依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老朋友致唁電表示沉痛哀悼: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驚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為朝鮮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獻身的一生,也是為締造和發展中朝友好奮鬥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鮮人民失去了偉大領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和同志。    
      我謹向朝鮮勞動黨中央、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全體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鄧小平    
      1994年7月9日於北京    
          
      鄧小平和金日成的偉大友誼,譜寫了中朝人民友誼的新篇章,它將和他們偉大的名字一起載入中朝兩國友好的史冊!


第四部分最早和鄧小平打交道的美國人——鄧小平和卡爾遜(1)

     最早和鄧小平打交道的美國人    
      ———鄧小平和卡爾遜    
          
      你知道第一個撰文把鄧小平介紹到海外的是誰嗎?    
      你知道鄧小平給這個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嗎?    
      這個人名叫埃文斯·福·卡爾遜。1896年出生於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家庭,早年輟學,16歲參軍,曾任羅斯福總統在佐治亞州溫泉公寓的侍衛官。1927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的他很快就喜歡上了中國。從1927年2月第一次到上海,到1929年9月回國期間,卡爾遜「開始走上有政治頭腦的道路」,並於1929年6月作為美國海軍上將布裡斯多夫的參謀人員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葬禮。1933年到1935年在北京,是《公使館衛隊新聞》的編輯,後回國。1937年7月,卡爾遜作為美國海軍的情報官,第三次來到中國。此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爆發。    
          
      □毛澤東派一個警衛員提著馬燈把劉白羽找到他鳳凰山下的寓所,對劉白羽說:「現在有一個叫卡爾遜的美國人要到華北遊擊區去,你組織幾個人陪同他一道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一聲槍響,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朱德發佈命令,宣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任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9月6日,朱德總指揮率八路軍總部從雲陽鎮出發,鄧小平與任弼時、左權等一起,與之同行,經陝西蒲城、澄城、全陽,在韓城芝川鎮渡過黃河。    
      就在八路軍總部經過太原時,周恩來找到鄧小平,要他擔任第二戰區剛剛成立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八路軍代表,做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工作。鄧小平受命後,率傅鍾、陸定一、黃鎮等人立即向晉西南的汾陽、孝義一帶開進。不久,太原失守,國民黨中央軍和其他地方部隊紛紛從太原潰退。就在此時,在鄧小平的率領下,一支佩帶藍底白字臂章的八路軍和佩帶紅色「戰地動員」臂章的「戰地總會」的幹部隊伍,仍然挺進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隨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鄧小平為八路軍129師政委,與師長劉伯承一起率領這支勁旅馳騁在抗日戰場上。    
      這年12月,卡爾遜在上海和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一起目睹了淞滬抗戰的悲壯和慘烈。他還從斯諾那裡瞭解到了許多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抗戰的英雄事跡,非常嚮往著像斯諾寫《紅星照耀中國》一樣去親自看一看共產黨毛澤東和他的軍隊。    
      這位勇敢的海軍陸戰隊軍官對斯諾說:「在尼加拉瓜,我到處追擊桑地諾領導的游擊隊,花了兩年的時間,因此,我並不低估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打游擊戰的可能性,但是關鍵要有好領導,高昂的士氣。我本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見過像你談到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將領那樣的中國人。他們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們真正是士氣高昂和紀律嚴明,如果他們的領導人像你所說的那樣足智多謀,如果……如果……那麼就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未來可能是屬於他們的。」    
          「那麼,你為什麼不親自去看看呢?」斯諾說。    
      卡爾遜瞇縫起那雙藍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後咧了咧嘴說:「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可是如果我出現在朱德的司令部時,他們會怎樣對待我呢?會把我當作老牌帝國主義的間諜嗎?」    
      斯諾說:「我想不會的。」    
      據愛潑斯坦在《回憶埃文斯·福·卡爾遜》一文中回憶:「1937年12月,一個瘦高個子的美國人,他有著一雙平靜深陷的眼睛,穿著羊皮襯裡的皮夾克,背上背著一個帆布包,風塵僕僕地走進我在長江盆地都市武漢的美聯社新聞辦公室……來的人介紹他自己:美國海軍陸戰隊卡爾遜上尉,美國駐華使館助理海軍武官。他帶來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的一封短信,介紹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強烈抗日要求的軍官,他想親自去看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抗日鬥爭。斯諾問我,是否能幫助卡爾遜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斯諾也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我帶他去見了葉劍英和董必武。他們與延安聯繫後,很快安排了他到敵後游擊隊根據地去旅行。」    
      對這次旅行,劉白羽在《一個崇高的美國人———埃文斯·福·卡爾遜》一文中回憶說:「那是1938年,延安一個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澤東同志派一個警衛員提著馬燈把我找到他鳳凰山下的寓所,對我說:『你不是想到敵後去嗎?現在有一個叫卡爾遜的美國人要到華北遊擊區去,你組織幾個人陪同他一道去,……於是,被卡爾遜叫做五個『小伙子』的———歐陽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從此,和卡爾遜———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觀察家這個老兵,結下了不解之緣。」半個世紀後的1988年,回憶與卡爾遜的第一次見面,當時擔任組長的劉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萬分:「這個樸實而又聰慧的美國人曾經怎樣用疑問的眼光打量過我們這幾個陌生人,而且問:『你們一天能走30公里嗎?』但是在後來的5月到8月的80多個日夜裡,我們冒著彈火硝煙、急風驟雨,衝過三道日軍封鎖線,我們性命相依,生死與共,幾個中國人和一個美國人心靈之間交織出深厚的戰鬥友誼。」


第四部分最早和鄧小平打交道的美國人——鄧小平和卡爾遜(2)

      □卡爾遜感覺到,鄧小平的「頭腦像芥末一樣的辛辣」。而鄧小平掌握國際政治的整個領域的廣度,讓卡爾遜「吃驚」,甚至「有一件新聞」弄得他「目瞪口呆」。    
          
      在這次旅行中,卡爾遜先後在晉西北會見了賀龍、肖克,在晉察冀會見了聶榮臻、彭真。據劉白羽說:「但真正震憾卡爾遜心靈,並給他深刻啟示的,也許要算在南宮與徐向前、宋任窮會見後,同鄧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長談。」關於這次長談,卡爾遜在後來他於1940年出版的《中國的雙星》(Twin Stars of China)一書中有詳細記載。也就是在這次談話中,卡爾遜感覺到,鄧小平「他矮而胖,身體很結實,頭腦像芥末一樣的辛辣」。而鄧小平掌握國際政治的整個領域的廣度,讓卡爾遜「吃驚」,甚至「有一件新聞弄得我目瞪口呆」。    
          
          在我們談話時,鄧小平一直在吃著水果。這時他向後靠在椅背上,活躍地談了起來。他說:「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1.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全國軍事的總動員;3.全國人民的總動員;4.改革政治機構;5.抗日的對外政策;6.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10.抗日的民族團結。」    
      他列舉這些綱領時,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觀察到的事實一一對照。我看到了應用每一條綱領的實際事例。自從離開晉西的黃河以來,我所到之處都在強調發展統一戰線。    
      雨季開始了,持續兩天的瓢潑大雨延誤了我們的行程。這也使我有更多的機會與徐向前、鄧小平二人交談。    
          參加八路軍以前,鄧是個工人。他在法國呆了幾年,考察那裡的工人運動。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體很結實,頭腦像芥末一樣的辛辣。    
          一天下午,我們討論了國際政治的整個領域,他熟悉情況的廣度令我吃驚。有一件新聞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說:「去年,美國向日本人提供了他們從國外購進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嗎?」我問道。我瞭解,美國人的情況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國一方的,我在內地訪問的8個月當中,當考慮到這個問題時,總是想當然地認為,美國人民會拒絕把戰爭物資賣給一個侵略國家的。多麼極端的無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對我說:「消息來源是戰爭第一年年底美國的新聞電訊。」我很尷尬,我說:「必是電訊搞錯了。」我不能相信美國人會有意地介入我在過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國人遭受的殺戮和蹂躪。    
          徐向前走了進來,談話轉到了當地的形勢。我向他瞭解這個地區的現狀。    
          
      筆者曾有幸採訪了當時陪同卡爾遜巡行華北敵後並擔任翻譯工作的歐陽山尊先生。這個當時由陝甘寧邊區文協和八路軍總政治部共同組織的「文藝工作組」,是以深入敵後開展文藝工作的名義,陪同卡爾遜深入華北遊擊區的。在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全體人員,並親筆給八路軍各級將領寫了介紹信。文藝工作組於1938年5月15日離開延安,經晉西北、晉察冀、冀中、冀南、魯西北、豫西北直至8月6日在鄭州與卡爾遜告別為止,歷時85天,行程6000餘華里,之後返回延安。可貴的是歐陽山尊先生當年記下了非常珍貴的日記。    
      在這篇名為《三月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卡爾遜和鄧小平第一次見面是在1938年7月16日。這天天氣不錯,是個晴天。卡爾遜他們是下午「五點抵南宮,住在一個煙草公司內,有樓,地方很大,極像西安的大旅館。這裡市面熱鬧……休息了一會,徐向前司令和鄧小平、宋任窮二位政委都來了。大家談了一會就一起吃飯。……」    
      而鄧小平讓卡爾遜「目瞪口呆」的事情就發生在第二天。7月17日,「早上下了一場大雨,可是不久就停了。上午徐向前師長來為我們談冀南遊擊軍區的情形。直至下午二時吃了午飯才去。我們出去買東西,這裡的東西很便宜。我們都買了些。卡爾遜買了三件雨衣送給我們,每人一件,每件八元(中途林山因腳傷留在晉西北、金肇野留在晉察冀工作而離開)。買完東西回來,鄧小平政委正找我們,要和我們談話。他向我們談了一二九師的三次大戰鬥的情形。卡爾遜問了他很多有趣而又奇怪的問題。鄧政委都非常巧妙而準確的回答了,一直談到吃過飯九點鐘。」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向卡爾遜提出了美國將廢鋼鐵出售給日本,讓日本製造武器侵略中國的問題。這天晚上,「徐向前、鄧小平、宋任窮來了,談了很久,九點半鍾才分別。送了我們三個人五十塊錢路費。」7月19日上午八點鐘,天仍然在下著雨,徐向前、鄧小平、宋任窮和卡爾遜話別送行。    
      這一年,卡爾遜42歲。旅行中,他一直稱呼比他小近20歲的劉白羽和歐陽山尊叫「YOUNG BOYS」。    
          
      □卡爾遜說:「我經過考慮後的意見是,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把杜魯門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背叛,視作是過去美國外交上從未有過的一大錯誤。」歷史已經證明卡爾遜的遠見卓識。    
          
      在1938年4月,卡爾遜再次到八路軍敵後根據地旅行。這次去的還有愛潑斯坦和荷蘭拍紀錄片的先驅喬裡斯·伊文思和另一個攝影家羅伯特·凱帕。這次旅行有三個成果,一是拍了著名的紀錄片《四億人》,一個是卡爾遜寫了《中國的雙星》,還有是當時不被外界所知的———卡爾遜給羅斯福總統寫了許多個人的報告。這也是羅斯福總統委託卡爾遜到中國考察的,報告送到白宮後由羅斯福總統親自審閱。據說這些報告現在仍保存在紐約的羅斯福博物館裡。    
      在1939至1940年間,國民黨搖擺於抗日和打內戰之間,當時日本還未向英美開火,英美政府曾打算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與日本妥協,製造「遠東慕尼黑」。而卡爾遜毫不猶豫地按照他在中國形成的信念為人做事,公開宣佈他的信念———對日本軍國主義必須抵抗。然而美軍不讓他如實地宣講在中國看到的實際情況,不准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和蔣介石的腐敗,更不允許他說美國繼續把廢鋼鐵賣給日本製造武器來發動戰爭侵略中國。為此,忠誠的卡爾遜毅然辭去美軍職務。    
      回到美國後,他就預言:日本在侵略遠東之後,必將在海上與美國決戰。果不其然,一年後發生了幾乎讓美海軍全軍覆沒的偷襲珍珠港事件。這種情況下,卡爾遜再次穿上軍裝,組成了由他自己領導的海軍陸戰隊突擊營,這就是著名的「卡爾遜突擊隊」,運用和借鑒在八路軍那裡學來的軍事管理和作戰經驗理論,在所羅門群島島嶼中開展游擊戰爭,並在梅金島一戰全殲日軍3000餘人。這個勝利的消息震憾了美國。後來卡爾遜在戰鬥中負傷住進了醫院,為此羅斯福總統在逝世前的一個星期還親自去醫院看望。    
      羅斯福問他:「你願意做什麼?」    
      卡爾遜回答說:「我要到鄉村退休。」    
      羅斯福說:「我也想像你一樣退休鄉間,不過,我希望戰後你繼續到中國去做你的工作。」    
      誰知一個星期後,羅斯福就倒在了卡爾遜曾經為他做過侍衛官的溫泉公寓裡。而兩年後,卡爾遜也與世長辭。我們可以從1944年3月2日羅斯福給卡爾遜的信中,讀到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從中可以看到一個總統與一個中校之間的信任和情意。    
      「我親愛的卡爾遜,……關於中國,我想我們正經歷一個過渡時期,特別是關於華北部分。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勸阻中國某些領導人不要對八路軍領袖們採取更激烈的反對行動,但這似乎使委員長很為難。然而,我確信,總有一天,我們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兒去。」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卡爾遜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之情是何等的真誠。據卡爾遜的夫人蓓姬回憶說,卡爾遜如實地說了中國共產黨的話,卻被美國一些人攻擊為共產黨。在病中還關心著中國的前途命運。1947年4月,卡爾遜在病榻上看到《紐約時報》上的一則消息,報道中共已經突破對延安的封鎖圈,大軍正在進駐東北時,他頓時拍案叫到:「老天爺作證,共產黨人18個月之內肯定會控制全中國。」卡爾遜的預言又實現了。遺憾的是他在說完這句話的一個月後就離開了人間。而中國共產黨人解放全中國的日期與卡爾遜的預言只差幾個月。    
      二戰戰後,卡爾遜已經是一位准將,他像史迪威一樣,確信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和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政策嚴重損害了美國,也損害了中國及兩國的長遠關係。這時的卡爾遜再次———因為在戰鬥中負重傷,他不再在部隊服役而主動退役了。———以他獨立的品格和忠誠的姿態站了出來1946年11月17日他又發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聲音:「我經過考慮後的意見是,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把杜魯門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背叛,視作是過去美國外交上從未有過的一大錯誤。」    
      無疑,歷史已經證明卡爾遜的遠見卓識。美國在經過22年對新中國的孤立和「卡死」均是無效的努力之後,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1972年,尼克松來到了北京,中美關係全面解凍,翻開了新的一頁。


第四部分美國石油大亨與「東方小個子」的握手——鄧小平和哈默(1)

      一個美國石油大亨與「東方小個子」的握手    
      ———鄧小平和哈默    
          
          
      讓我們把眼光回溯到上個世紀1979年的中國。    
      那個時候的中國,可謂是百廢待興,中國的「新長征」還剛剛起步,「改革開放」的口號也剛剛貼到牆上的宣傳欄,中國的百姓大多數人家還沒有什麼電器,甚至有人戴個手錶也是稀罕之物。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文化、科教等各方面猶如初春剛剛甦醒的大地上還留有一層薄薄的霜凍。剛剛實行的對外經濟開放政策,還沒有吸引大洋彼岸藍眼睛的目光,外國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商人或者政客們,仍然是抱著一種觀望的態度。    
      然而,就是在這一年的5月,一架私人的波音727飛機越過浩浩渺渺的藍色波濤,從太平洋的東海岸,像一隻報春的燕子緩緩地落在了北京。    
      這位全世界家喻戶曉的美國石油巨頭,帶著20多位專家一起,第一個打破中國經濟開放之初的堅冰,進入了充滿無限誘惑和美好未來的中國,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中國之行。    
      他就是亞蒙·哈默。    
          
      □大名鼎鼎的石油巨頭為了見到鄧小平,竟然略耍小技騙過了美國特工,混進了宴會。哈默與鄧小平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也成了鄧小平訪美的一個意外收穫。    
          
      哈默是美國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是世界上一位傳奇式的人物。1898年,他生於紐約,父親是個醫生。而當他從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畢業時,他不僅擁有了醫學博士學位,而且還擁有了百萬家產。    
      哈默與鄧小平的相識,說來頗具戲劇色彩。    
      在本書的《鄧小平與卡特》和《鄧小平與布什》中,我們已經知道,鄧小平1979年初訪問美國時,在2月1日早晨與基辛格共進早餐之後離開華盛頓,前往亞特蘭大訪問,並在那裡計劃之外地去了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墓地獻了花。之後於2日上午離開亞特蘭大飛往得克薩斯州的休斯頓進行訪問。    
      當時,得克薩斯是個「發展快得近乎發瘋」了的城市,財富讓這座西部城市成了摩天大樓的試驗室,27座高樓大廈很快就矗立了起來。鄧小平知道得克薩斯的石油和財富是美國有名的。擔任過駐華聯絡處主任的布什就是在這裡開採石油而發財的。而到訪之前,中方就事先得到可靠情報,估計反華勢力要在這個城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    
      鄧小平在參觀了美國林肯·約翰遜航天中心,並登上航天飛機模擬座艙之後,在市郊的西蒙頓參加了一個盛大的烤肉宴會和一場牧人的馴牛競技表演。這個盛大的宴會和演出,是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巨頭們專門為鄧小平舉辦的。    
      作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哈默早已經是世界名人了。他經常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在全世界到處旅行。但他也一直關注著世界政治的風雲變幻。自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到後來的福特等開始的與中國改善關係的趨勢和一系列對華政策的出台,一直到這次卡特邀請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哈默為此感到高興,他知道機會來了。當年世界頭號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讓他走上了經商之道,並讓他成功了,今天,面對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哈默自然不會放棄。他像一隻精明的老鷹發現了新獵物一樣,發現了中國有他需要的東西。他嚮往著中國。    
      然而,讓哈默難堪的是,這次宴會美國政府並沒有邀請他參加。這對哈默來說,是一個很意外卻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為什麼這麼說呢?這還得從頭說起。    
      1921年,哈默從大學畢業後,聽說蘇聯烏拉爾地區正在流行斑疹、傷寒等傳染病,於是他就決心前往蘇聯,幫助那裡根治流行病。他花錢買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軍隊物資中的野戰醫院設備,運到了那裡,希望能在真正的醫學實習前,多學到一些醫療知識和獲得實踐經驗。誰知,讓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從此他走上了經商之道,成為世界的富翁。    
      在蘇聯開辦醫院期間,他很快發現,當時的蘇聯迫切需要的不是醫藥,而是糧食。於是他就找到當地的蘇維埃政府,告訴他們說:「我可以用船給你們運來糧食,只要你們往船上裝上能在美國出售的貨物。」    
      這個不太高的條件,立即得到了當地政府官員的同意。於是他立即給蘇聯運來了百萬蒲式耳小麥。    
      也就是在這一年,列寧接見了這位年僅23歲的美國青年,並建議哈默接受一兩項國家的特許權。於是,哈默萌發了經商的念頭。他選擇了製造鉛筆的石棉開採等兩項貿易,建立了進出口機構,同時成為38家美國第一流大公司在蘇聯的總代表。    
      從此,哈默在蘇聯居住了9年,期間多次受到列寧的接見。並在列寧的幫助和支持下,哈默一步一步地成了西方著名的企業家。而哈默的商務活動,對當時困難中的蘇聯提供了難得的幫助,此後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歷屆蘇聯領導人都與他保持了一種極為友好的關係。    
      要知道,鄧小平訪美的這個時候,是1979年,正是中蘇兩國處於一個對抗的時期,雙邊關係極為緊張。鄧小平這次訪美不論是與卡特總統會談,還是在國會兩院,多次要求美國不要與蘇聯簽訂限制軍備的有關條約,在蘇聯稱霸世界這一點上,中美兩國都負有責任。而且鄧小平還向他們公開透露,中國將出兵被蘇聯拉入其霸權主義陣營的越南。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的有關機構鑒於哈默與蘇聯及其領導人有著非常良好的商務和私人關係,擔心哈默會成為中國人、成為鄧小平所不歡迎的人,因此沒有邀請哈默出席有關鄧小平訪美的所有大型活動。自然,也包括這次宴會。    
      據哈默先生後來回憶說:「當中美關係在70年代開始好轉並出現了更加開放的貿易前景的時候,我就想成為進入北京的第一批美國商人之一,激勵著我的不單是那廣闊的新市場和商業機會所具有的誘惑力,我同時還希望能為我們世紀最令人振奮的經濟和政治變革之一做出貢獻。引導我去敲響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皇宮大門的浪漫主義理想,乃是東西方和平共處與和平貿易的理想。吉米·卡特由於他繼續和擴大了由裡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和傑拉爾德·福特等人所開始的同中國和解的政策,而應當受到極大的稱讚。然而,他的政府卻不積極熱情地為我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    
      然而,對於哈默來說,他是一定要參加歡迎鄧小平的活動的,哪怕一次也行,不在華盛頓也行。而這次安排在休斯頓的活動,參加者大都是哈默石油界的巨頭同行們,哈默自然更不肯放棄,他「不停地敲打那扇緊閉的門,直到堅持不懈的努力逐漸變得令人過於難堪」的時候為止。哈默的努力終於有了一點結果,經過他在白宮的一個朋友也是總統的特別貿易代表鮑勃·斯特勞斯的疏通,哈默在華盛頓的辦事處在最後關頭得到了斯特勞斯的電話通知,哈默夫婦終於得到了出席在得克薩斯州為鄧小平舉行的這次盛大集會的入場券。    
      這天(1979年2月2日)傍晚6時,當鄧小平從下榻的賓館到一樓大廳準備出門乘車赴會時,卻發生了一件有驚無險的事件。當時中國的警衛人員走在鄧小平的前面和兩側,後面幾米遠的地方跟著美方的安全警衛凱利。據時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的凌雲先生在回憶錄《我隨鄧小平出訪美國》中回憶說:「我的位置就在凱利的後面。突然有一個人插到凱利的前面,奔向鄧小平,只見凱利急步搶上前去,胳膊一揮把那人擊倒,在附近的警衛人員一擁而上把人捉住了。鄧小平在我方警衛人員的護衛下安然出門上車走了。」後來據美方告之,這個被逮捕了的人是美國最老的恐怖組織三K黨的黨徒,名叫路易·比姆。但他們究竟想幹什麼,美方沒有透露。    
      與此同時,當哈默攜夫人弗朗西斯驅車來到競技場時,發現到處都佈滿了安全警衛和特工,出入都是雙層關卡驗證。在第一道入口處就站著女警衛,查對進入的賓客名單。    
      哈默走上前去,通報了自己的姓名。還算不錯,這個女警衛竟然知道他的大名,於是就很客氣地在客人名單上上上下下地尋找起來。因為認識他這位石油大亨,女警衛在查找時就顯得特別的認真。可是,最後,她還是用一種十分關切的口吻說:「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單上沒有你的名字。」    
      「沒有我的名字?」哈默顯得有些尷尬,他覺得這可能是對蘇態度強硬的布熱津斯基幹的事情,便十分鎮靜地說,「沒關係,這顯然是出了差錯。宴會本身在哪兒舉行呢?」    
      「就在裡面的俱樂部。」女警衛回答說。    
      「那我的名字肯定在裡面的名單上。」哈默說。    
      女警衛想了想,還是終於放他和夫人進去了。    
      過了第一道關卡,他們來到俱樂部門口,一個魁梧的特工守在這裡。哈默仍然客氣地通報了自己的姓名,然後笑著說:「我的名字在大門口的名單上被錯誤地漏掉了。門口那位姑娘說,肯定在俱樂部裡面的名單上。」    
      特工打量了已經是滿頭銀髮80多歲的哈默夫婦幾眼,說:「你們可以進去核對一下名單,但是如果沒有你們的名字,你們就必須馬上離開這裡。」    
      哈默夫婦很順利地走進了俱樂部。拿著宴會總名單的主管女士,認真仔細地把名單看了一遍,然後失望地跟哈默搖了搖頭說:「對不起,哈默博士,這名單上沒有您的名字。」    
      哈默說:「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單?」    
      於是,這位女士將名單遞給了哈默。哈默順著名單上的名字往下看,一直看到羅伯特·麥吉這個名字時,哈默高興地叫了起來:「啊!我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哈默指著名單上的這個名字說,「羅伯特·麥吉是我們公司華盛頓辦事處的一名高級執事,是他同白宮安排我來這裡出席宴會的。我的票肯定也是錯誤地以他的名字發出來的。」    
      「噢,」那位女士也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原來是這麼回事。好了,您的座位在5號桌。」    
      哈默聰明地耍了一個花招,就這麼混進了宴會大廳。他攜著夫人朝5號桌走去。宴會廳裡的人越來越多,很快就坐滿了,5號桌上已經坐上了真正的羅伯特·麥吉先生和夫人。儘管他們不認識,但還是作了自我介紹。    
      這時,夫人弗朗西斯顯得有些擔心地說:「亞蒙,我們出去吧。」    
      哈默說:「不,我不出去。他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把我從這裡趕出去了。」    
      哈默夫婦在桌邊坐下來,便和麥吉夫婦友好地交談起來。麥吉先生是一家大石油供應公司的負責人,並且也和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對哈默的名字是很熟悉的。漸漸地,石油大亨們一個一個地都到齊了,當他們看到哈默時都感到很吃驚,他們非常驚訝地發現,為什麼得克薩斯石油巨頭們的聚會,會有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不速之客?    
      這時,主持人宣佈大家起來列隊歡迎鄧小平和中國代表團。在這個特殊的隊列中,共站著50多位總經理,還有他們的夫人。當鄧小平帶著他的代表團滿面春風地走進宴會大廳時,掌聲四起。哈默後來是這麼回憶他和鄧小平第一次見面的:    
          
      他身材矮小,臉上一直閃爍著動人的微笑。一名翻譯陪著他,依次把每位總經理的名字告訴他,並說幾句介紹的話。    
      當他走到我的面前時,鄧對翻譯說:「你不用給我介紹哈默博士。」然後衝著我笑起來,握著我的手說:「我們都知道你。你是在蘇聯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列寧的那個人。現在你可要來中國幫助我們呢。」    
      「我非常願意,」我回答說,「可是據我瞭解,你們不允許私人飛機進入中國,而我年紀太大,不乘坐商用飛機。」    
      「噢。」他說著把手一揮,好像把這個問題扔到一邊,「這好辦。你只要給我一封電報,告訴我你想什麼時候來,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歡迎儀式結束後,哈默夫婦又回到了「自己的」5號桌。因為每一桌都有一個中國代表團的成員。與哈默同坐一桌的是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章文晉(後任駐美國大使)。章文晉說:「哈默博士,您不應當坐在這兒,您應當和鄧小平副總理坐在一起。」    
      於是章文晉就拉著哈默的手,將他帶到鄧小平的桌旁。鄧小平就讓哈默博士坐在他的身邊。而坐在同桌的能源部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無可奈何,只能對哈默冷冷地瞟了幾眼。可是哈默並不在乎,他知道,當著鄧小平這位中國尊貴的客人的面,誰也沒有辦法再把他這個能騙過特工混進來的人給趕出去了。    
      而總統的那位特別貿易代表鮑勃·斯特勞斯因為遲到了一會兒,就坐在附近稍遠的一桌,用一種揶揄的表情看著哈默,偷偷地笑了。    
      據哈默後來回憶,在那次晚餐會上,鄧小平和他談得非常愉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一直通過翻譯同我談話。他想知道我同列寧會面的一切情況,以及我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銳,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後發現的,他有著很強的記憶力———每次和我見面他總是確切地記得前一次都講了些什麼。他從不需要筆錄或問他的助手,他總是什麼都知道。    
      最後鄧領我走到他的包廂,讓我坐在他的身邊,觀看為他舉行的專場表演。我們相處得非常愜意。在晚上的活動結束的時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請。我告訴他,我一旦擬定好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並搭起一個經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見面。    
          
      經過多次書信聯繫。僅在短短的兩個月後,哈默博士乘坐他的私人飛機降落在北京。    
      鄧小平和哈默在中國的土地上握手了。經過多方認真會談,這次哈默與中國方面簽訂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礦開採、雜交稻種和化學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協議,開始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計劃。


第四部分美國石油大亨與「東方小個子」的握手——鄧小平和哈默(2)

      □1982年3月25日,鄧小平與哈默第三次見面。鄧小平祝賀哈默與中國正式簽署平朔煤礦合作協議。鄧小平說:「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哈默對鄧小平說他要「常駐」中國「在這裡督陣」,並說:「現在是一個歷史關鍵時刻,我們的合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會後哈默對記者說,他對中國「充滿著必勝的信心」。    
          
      在20世紀80年代初,哈默作為首批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家,他先後在中國進行了多方面的經濟技術合作。在當時中外合資經營的所有經濟項目中,平朔煤礦是最大的一個。這個合作項目也是哈默在中國投資最大的一個項目。1982年3月24日,中美雙方關於開發平朔煤礦的協議書正式簽訂了。這是哈默繼1981年7月3日訪問中國之後,第三次來到中國。    
      這個項目的合作方式是契約式經營,計劃合作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20年。由雙方共同投資,共擔風險。投資總額高達5.5億美元,這在當年的中國的確是個不小的數字。美方的島溪公司負責三年完成基本建設,計劃1985年出煤,年產原煤1500萬噸。中方負責解決運輸問題。日常生產管理,前10年由美方任正職,中方任副職,隨後的10年由中方任正職,美方任副職。如果第一階段合作成功,再商談第二階段的合作。    
      這個合作項目的簽訂,在當時的中國可謂意義重大。因為當時中國國內正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和打擊經濟領域中的犯罪活動。中國的這兩項行動引起許多外國朋友和香港、澳門同胞的密切關注,他們擔心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改變。而此時美國政府向台灣出售軍武的行徑,侵犯了中國主權,使中美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美國企業家們也因此擔心中美之間的貿易是否也因此受到影響。    
      而在中國國內,針對哈默的平朔煤礦合作項目,中國煤炭開發總公司曾邀請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就這個合作項目在技術、財務、法律以及綜合經濟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問題進行了反覆的論證,並向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進行了咨詢。最後經過充分的考量,才確定與哈默合作。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哈默的第三次中國之行,平朔煤礦協議的簽署,表明了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對外開放政策沒有改變,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正因此,哈默的中國之行以及他和鄧小平的會見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也就在協議簽署的第二天,3月25日,上午10點,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門前,第三次接待了這位比他還要大6歲的美國老人。    
      這是兩個老人的第四次見面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鄧小平一臉慈祥,神采奕奕地握著哈默的手。    
      滿頭銀髮的哈默笑著對鄧小平說:「你氣色這麼好,身體很健康!」    
      「你年歲那麼大,氣色也還這樣好!」    
      「等你活到我這個年紀,你的身體一定比我還要健康!」哈默笑著說。    
      寒暄之後,賓主雙方進入了會談的正題。    
      「我遵守諾言,又來了。我們與中國合作開發平朔煤礦的協議書已經簽訂了。」哈默接著補充說,「我非常感謝鄧副主席親自過問,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使協議書得以很快簽了字。」    
      鄧小平說:「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是的。」哈默說,「我希望今後能經常來中國,我要常駐在這裡督陣,一直到把煤礦開採出來,運到港口裝上船為止。」    
      鄧小平說:「這個我可以幫你解決。」    
      「現在是一個歷史關鍵時刻,我們的合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哈默說。    
      鄧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會見中,哈默還就我國經濟建設提出了一些建議。他說:「中國應該盡快發展高效的液態肥料,迅速把農業搞上去,這樣就可以不再進口糧食,併力爭能夠有所出口。」    
      他還說:「我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吃飯問題,一個是能源問題。中國在這兩個方面都能在世界上處於領先的地位。這兩方面的成功,就能幫助第三世界,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會談中,他表示願意在化肥、畜牧業等方面與中國發展合作。    
      他還對鄧小平說:「對中國的領導我很放心,你們的事業一定能夠成功。」    
      哈默在隨後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再次表示:「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們的決定與行動是經過周密考慮的。我們認為中國政治上是穩定的,目前中國正在精減政府機構,起用新人,這必將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為有效。中國的經濟調整,針對國家和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順序,把能源和交通運輸放到重要位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國家財政預算以及進出口貿易平衡等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進步。總的來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不斷發展、能源前景廣闊、強大而進步的中國。它對外實行開放政策,歡迎各友好國家到中國投資,促進中國經濟貿易的繁榮。」    
      在結束這次中國之行時,他就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未來發展等問題,在接受中國《參考消息》報特約記者的採訪時說,對中國「充滿著必勝的信心」。《參考消息》在第9499期上刊登了哈默這篇文章:    
          
          中國現領導是本世紀少數幾個偉人之一。而他(鄧小平)目前在中國城市進行的改革必將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鄉村與農民生活條件的農村改革一樣,中國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會取得成功。這些改革將有助於改善中國之國民經濟,給予各級管理部門更大的行動自由,並將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這些改革在三個領域產生積極影響,即把管理知識、外資與先進技術引入中國。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礦做的三件事。    
      中國償還了其全部債務,並一向在履行契約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將會證明是明智的……    
      鄧正在向中國引進許多健康的東西———所有資本主義的優點而不是缺點。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所有的銀行、鐵路及大工業還屬於國家所有。


第四部分美國石油大亨與「東方小個子」的握手——鄧小平和哈默(3)

      □鄧小平笑著說:祝賀我們合作成功。你們放心,同中國合作,風險最小,中國的潛力很大。哈默則把中國青年畫家的畫作《我的故鄉》作為禮物送給鄧小平。    
          
      哈默自從與中國在平朔煤礦項目上達成協議之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他對中國市場的熱愛與嚮往之情與日俱增。因此,哈默與鄧小平幾乎年年都要見面,無論是禮儀場合還是私下晤談,都能進行真摯廣泛而無拘無束的討論。隨後他迅速同中方簽署了關於石油勘探、煤炭開採、雜交稻種和化學肥料等各方面的協議。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該公司在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子公司。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穩定和加強,哈默在中國的事業也進一步發展壯大。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繼1983年8月作為第一家獲得在中國南海開發海上石油權力的美國公司之後,繼半年後的1984年4月又與中國達成在山西共同開發價值5.8億美元的煤礦的協議。在簽訂協議之後,鄧小平再一次會見了哈默。    
      會談時,鄧小平對哈默說:「你為這件事來了幾次了,辛苦了。」    
      「感謝鄧主席,由於您的關心和支持,現在終於達成了一致,四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運輸的問題解決了沒有?」鄧小平又關切地問到。    
      「解決了,開始時我們很擔心運輸問題。你知道這個問題很重要。今天,我請來了彼特·基偉工程公司的董事長斯科特先生,他們有管理露天煤礦的豐富經驗。」哈默認真回答說。    
      鄧小平說:「我們要在這個項目上向你們學習一些東西。」    
      哈默說:「現在的項目是第一階段,年產1500萬噸標準煤,將來還有第二期、三期工程。」    
      「第二、第三期工程就不用那麼長時間了。問題是國際市場。」鄧小平說。    
      「石油資源逐漸減少,煤將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幹。中國煤炭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現在東南亞經濟正在發展,中國離這一地區最近,佔據有利的競爭地位。」哈默說。    
      鄧小平說:「中國的煤炭資源豐富,兩淮的煤炭儲量大。就是投資要多一點。」    
      「我想投資會來的,會源源而來的。」哈默說。    
      「通過友好協商,達成了這次協議,這一點很好。外邊感到中國法規不完備,這次我們兩家協商達成了協議,解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說。    
      哈默說:「現在做成了一個大項目,我的注意力轉到另一個方面,也就是肥料、海洋石油等方面。阿科石油公司在南海發現了大氣田。運到海南島建立合成氨廠。我將用磷、鉀肥同你們交換,進行新的合作。」    
      說到海南島,鄧小平似乎有些興奮。他告訴哈默:「我們決定開發海南島,利用天然氣還可帶動其他行業。這裡鐵礦豐富,可以發展鋼鐵工業。」    
      哈默表示,他回國後將派化學公司總裁來同中國商談這些項目。    
      鄧小平笑著說:「祝賀我們合作成功。達成協議後,還會出現問題,我相信可以解決。你們放心,同中國合作,風險最小,因為中國不是缺乏償付能力的國家。中國的潛力很大,只是沒有發揮出來。」    
      哈默完全同意鄧小平的觀點。他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公開指出:中國償還了其全部債務,並一直非常堅守信用。他認為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資中國是明智的。    
      這次會見,哈默還贈送給鄧小平一份特別的禮物———中國青年畫家陳逸飛的作品《我的故鄉》。


第四部分美國石油大亨與「東方小個子」的握手——鄧小平和哈默(4)

      □中國國寶大熊貓破天荒地坐上了波音747飛機越過太平洋到了地球另一邊的美國。    
          
      哈默作為見過列寧的美國企業家,在60年之後再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見面,這似乎在某些方面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1972年2月,哈默千方百計找到鄧小平,在美國第一次見面時,鄧小平就發出了「你是在蘇聯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列寧的那個人。現在你可要來中國幫助我們」的邀請,兩人可謂情投意合。而鄧小平和哈默前幾次會見,鄧小平就非常關心並多次詢問哈默與列寧合作的具體問題和細節。正如哈默後來所言:「中國搞現代化的政策與列寧當年的新經濟政策相似。當時蘇聯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就不會發展。我每次來中國都看到有很大進展。」    
      但哈默所說的,雖然就吸收外資、發展國際經濟往來這一點來看,鄧小平制定的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確與當時的蘇聯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當年蘇聯與現在中國的國情與實際任務是大不相同的。當年哈默在蘇聯多次受到列寧的接見,列寧還在給斯大林的信中說:「全力支持這些人和他們的企業。這是我們通向美國商界的捷徑,我們必須盡量利用這條通道。」毫無疑問,哈默正是憑著列寧的支持才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    
      在中國,哈默遇到了鄧小平。哈默一樣的獲得了成功。    
      而更特別令哈默感動的是,鄧小平讓他把中國的「國寶」大熊貓帶到了美國。這是大熊貓第一次走出國門,到地球上的另一個國家。    
      1982年3月26日,哈默在北京舉行了他個人的美術藏品展覽。在這個展覽會期間,鄧小平又接見了他。會見時,哈默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國寶大熊貓帶到美國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想法。    
      哈默說:「大熊貓伴隨著共產黨中國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體育隊伍,出現在洛杉磯,肯定會使洛杉磯人民感到高興,而且對美中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大有裨益。」    
      按當時中國的法律,作為中國國寶的大熊貓是禁止向國外輸出的。而在哈默之前,也曾經有各種各樣的美國代表團或者委員會來中國洽談此事,提出了許多條件作交易,要求中國同意把大熊貓送到奧運會上去,也都碰了釘子,得到的回答都是「NO!」。因為大熊貓的確是稀罕之物,在當時科學餵養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數量極少。    
      而當哈默向鄧小平再次提出這件事情時,鄧小平看到了大熊貓背後的價值。經過思考後答應了他的請求,並指示有關方面同意讓大熊貓出國。    
      在鄧小平的親自過問下,大熊貓由中國的一架波音747飛機和它的飼養員一起從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亞的洛杉磯,受到了甚至比國家元首還要隆重的接待。在奧運會開幕之前,哈默親自牽頭為大熊貓赴美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招待會。    
      大熊貓飛到洛杉磯,一時成了美國社會輿論的熱點,更增添了奧運會的光彩,同時還展現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團結世界人民的精神,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來關注大熊貓熱愛大熊貓和關心大熊貓的保護工作。大熊貓因此成了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象徵。    
      1985年6月,哈默與中國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開工了。哈默冒著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在北京與鄧小平再次會見。會見中,哈默把他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第一次會見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詳細的介紹。鄧小平則就平朔煤礦第一期工程開工向哈默表示了誠摯的祝賀。一個西方石油大亨與一位東方偉人的手再次緊緊地握在了一起,而他們都已經是87歲和81歲的老人了。    
      在這兩個人生經歷都具有傳奇色彩的老人的交往中,鄧小平以其東方魅力給哈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哈默曾在回憶錄中說:「他留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精明能幹、最聰敏睿智的政治家,堅定不移地遵循著符合他的國家最高利益的路線……一個人以如此飽滿的熱情處理自己的問題,並緊張忙碌地從事著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於藐視那些乾癟癟的經濟數字和人們捕風捉影的預言的。中國一定會克服困難,獲得成功,我對此毫不懷疑。」    
      而在20世紀80年代,哈默還曾這樣評論過鄧小平:「鄧是一個卓越的人,他將作為本世紀所產生的一位偉人而名垂青史。鄧將率領中華民族走向富裕之路,並將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共和國。」    
      鄧小平和哈默的友誼,與其說是哈默的幸運,不如說是中國人民的幸運,中國人民因為有了一個「深情地愛著她的祖國和人民」的兒子而幸運。


第四部分「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1)

      「考   試」    
      ———鄧小平和法拉奇    
      試  題: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方  式:開卷,一問一答,即席採訪。    
      監考人:人民和歷史。    
      出題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記者)。    
      答題人:鄧小平。    
      時  間:1980年8月21日和23日。    
      地  點:中國北京,中南海。    
      得  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掛在人民大會堂的兩幅毛澤東畫像被取下。西方觀察家說中國正在「非毛化」。《人民日報》首次明確界定評價毛澤東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1985年10月16日,鄧小平在設宴招待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亞歷山德羅·納塔時,納塔跟鄧小平說:「不少意大利人都見過你。你1980年同我國記者法拉奇的談話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選中,我們都拜讀了。」    
      鄧小平笑著回答道:「我同她談了七八個小時,她給我出了許多難回答的題目,我總算通過了考試。」    
      考試?!    
      一個記者的採訪被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比喻成「考試」,這是少有的。尤其是對這個讓赫魯曉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譽為「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鄧小平來說,更是語出驚人。    
      然而,這確實是一場考試。一場特殊的考試。    
      這場考試對當時已經76歲的鄧小平來說,確實是一種對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戰和考驗。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卻別無選擇。他要給歷史一個科學的回答。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考試」呢?這個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記者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考官」呢?鄧小平又是如何通過考試的呢?    
      要解答這麼多的問號,我們還得把目光回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    
      打倒「四人幫」。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復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劉少奇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的中國,可謂百廢待興。    
      這年的7月30日,在北京靜悄悄地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在當時,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國外比中國國內還要大。這就是長期掛在人民大會堂的兩幅毛澤東畫像被取下。同時另外兩塊永久性標語牌也被拆除。由於標語牌過於巨大,拆除過程中還動用了吊車、卡車。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決策和行動?    
      儘管此前,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幾乎遍及機關、學校、工廠、街道各個單位各種部門,已經採取過同樣的行動,毛澤東的畫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語錄被塗抹覆蓋。據說,因為一些塑像極其高大堅固,在拆除過程中還使用了炸藥。但這一切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尤其是西方社會觀察家們的注意。但7月30日北京的行動,在沒有公開發佈任何消息的情況下,仍然在第一時間傳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確與眾不同。中國的心臟,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牽動著世界的神經。況且這是在人民大會堂———這個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會議大都在這裡舉行的地方,把開國領袖毛澤東的畫像從這裡取下的舉動,怎麼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動?!    
      敏感的西方觀察家們似乎從中共這個從地方到中央的行動得出了一個肯定的答案:中國正在「非毛化」。    
      而讓人們更加關注的是,也就在7月30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段文字:    
          
      從現在起,除非中央有專門決定,一律不得新建關於老一代革命家個人的紀念堂、紀念館、紀念亭、紀念碑等建築。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    
          
      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黨內對此作出的一個正式解釋。而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悄悄進行的行動,或許就是貫徹這個《指示》的一次帶有象徵性的行動。然而這個象徵性的行動,對於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其象徵性的意義是最明白不過了———毛澤東畫像、語錄遍佈每個角落的中國結束了一個「以激情狂熱開始到悲憤哀痛落幕」的時代。    
      中國清楚,世界清楚。經歷過太多苦難的中國需要前進,需要復興!然而,這一切又怎麼能不令人猜測或者思考?———「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的命運,已經是與告別苦難和屈辱,與解放和當家做主站起來緊密相連的。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課題。    
      這個問題,實際上從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毛澤東的一些錯誤的觀點或提法被拋棄、那些被遭年毛澤東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後來中國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已經讓敏感的西方觀察家得出他們所謂的「非毛化」結論。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國國內,自1979年春天,也開始了一股誹謗詆毀毛澤東的思潮。於是,西方報刊也推波助瀾,認為「大陸批毛勢在必行」。    
      國內國外的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關注。其實,鄧小平對這一敏感問題的思考已經很久很久了。    
      早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開的由各省、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計212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就對此發表了精闢的見解。12月13日,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快結束時,鄧小平就「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指出:    
          
      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培養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列主義。」    
          
      而對於「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是要總結,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12月15日圓滿結束。這次會議為三天後的18日至22日召開的另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會議再一次正確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1979年3月9日,針對西方「非毛化」的論調,中國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首次公開明確界定了評價毛澤東的基本走向———中國現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這年的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在這個重要講話中,鄧小平再一次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作出了精闢論述:    
          
      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在他的偉大的一生中的這些錯誤,怎麼能夠同他對人民的不朽貢獻相比擬呢?……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對毛澤東和對「文化大革命」做出權威性的評價,是當務之急。    
      經過商議,評價將採取中共中央決議的方式。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曾做出《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行了總結。今天,中國共產黨同樣要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做出科學的總結。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說:「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決議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鄧小平說:「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鄧小平像一個設計師,掌握著每一個環節的進度,直接指導著每一個細節。到1980年秋,《決議》的基本思路已經形成。    
      這個時候,鄧小平認為公開發表意見的時機已經成熟。    
      那麼該以什麼方式將這一權威評價向外公開發表呢?    
      鄧小平有自己的考慮。


第四部分「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2)

      □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與其說是法拉奇選擇了鄧小平,倒不如說是鄧小平選擇了法拉奇。    
          
      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公開發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問題的「決議」,鄧小平自然要深思熟慮。    
      因為《決議》不僅僅是對毛澤東個人,也是對中國的那一段歷史要做出評價,而且還要經得起歷史和未來的檢驗。    
      或許鄧小平這時候想起了1936年,在當時國民黨白色封鎖的蘇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懂得筆桿子的威力」,就是通過西方新聞記者的筆,打破了國民黨的10年新聞封鎖,把共產黨和紅軍的綱領、路線和主張以及事實的真相告訴給全世界人民。那個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從此因為《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而聞名世界,而後來,共產黨的這顆「紅星」真的照耀了中國。    
      中共似乎也從此把與記者打交道作為工作的一個特殊的方式。當中央需要對某一重大問題發表看法或者聲明的時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機構發佈,而是選擇通過某一個領導人與某個西方記者面對面訪談來表明態度。鄧小平繼承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傳統。    
      那麼到底選擇誰呢?想採訪鄧小平的西方記者實在太多,這些人的名氣自然不必說。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鄧小平需要的不僅僅是這個記者的名氣,更多的是他需要一個與他能抗衡的厲害的對手。或許也只有這樣才能把這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課題大白於天下。    
      這將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為如此,與其說是法拉奇選擇了鄧小平,倒不如說是鄧小平選擇了法拉奇。    
      奧琳埃娜·法拉奇,馳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記者。1930年6月出生於佛羅倫薩。1946年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擔任過意大利《時代》雜誌記者、《歐洲人週刊》特派記者。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學院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兩次獲聖文森特新聞獎。她還是《紐約時報》、《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國報刊和歐、亞、南美等地報刊的撰稿人。她以善於抓住關鍵時機採訪風雲人物著稱。哪裡有熱點,哪裡就有她的蹤跡,曾先後採訪過數十位著名活動家。提問尖銳,言辭潑辣,善於觸及敏感問題,是這個意大利女記者的一貫風格。而法拉奇的報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貫的風格,她習慣於錄下全部的採訪問答,然後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發表。如果她針對某個問題要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見,她就在文前單獨寫上,與採訪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觀當然不可能,但照實發表採訪問答,讓讀者自己去分析思考,總比斷章取義的改寫要強得多。    
      因為法拉奇這樣的採訪和寫作風格,許多著名政治活動家在接受她採訪時,都曾被她問得狼狽不堪。就連能言善辯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曾歎息地說:「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節,縱是凌雲亦虛心。」或許這正是鄧小平內心渴望的一種對自己智慧進行挑戰的對手。既然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就應該再找一個最難對付的「考官」,難上加難,看誰能難過誰?    
      所以,鄧小平選擇了法拉奇。或許不是因為她的名氣。


第四部分「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3)

     □第一輪「考試」:面對法拉奇連珠炮式的提問,鄧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鄧小平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在1980年的8月間,先後談了兩次。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法拉奇兩進中南海。    
      對這樣的角逐,鄧小平已經是成竹在胸。    
      「考試」開始了。氣氛從一開始就不輕鬆。法拉奇第一句話就單刀直入直奔主題,觸及到了20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靜悄悄的行動。    
      「考官」發問了:「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從容自若,回答得非常乾脆:「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問是非常巧妙的,這簡簡單單的提問決不只是關心一幅畫像的保留問題。這樣的提問真正的意圖就是在含蓄地「逼問」怎麼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個大問題。    
      對此,鄧小平看得一清二楚。從不繞山繞水的他索性開門見山,主動地把對方迂迴的問題,自己先給出一個十分明確的答覆。    
      鄧小平接著說:「儘管毛澤東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鄧小平的回答讓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許沒有想到她苦苦尋求準備用迂迴戰術「挖」出的難題,鄧小平主動地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鄧小平的膽識和氣魄。於是,法拉奇馬上又把問題更加尖銳起來,直接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上。    
      「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都是五個手指。」法拉奇設置問題的能力確實不同凡響。    
      顯然,這也正是西方觀察家們把毛澤東的錯誤,與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混為一談了。而這也恰恰正是鄧小平需要向整個世界發佈的。    
      鄧小平明確地說:「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接著,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功績與錯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回顧。    
      鄧小平說:「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鄧小平一邊緩緩道來,一邊平靜地抽著煙。在裊裊的煙霧之中,一個胸懷遠見卓識、從容大度的中國領導人,在西方女記者的眼睛裡越來越清晰。    
      鄧小平接著說:「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澤東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    
      「毛澤東思想」是中共「七大」確立的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徹底的勝利。那麼,在後來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為什麼又遭受了嚴重挫折呢?是毛澤東思想不管用了嗎?鄧小平沒有迴避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不等法拉奇提問,就乾脆一口氣講個明明白白。    
      「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工作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    
      鄧小平的求實精神、寬廣胸襟和坦誠品格感染著每一個人。在場的翻譯和工作人員無不把尊敬的目光投向這個可愛可敬的老人。    
      「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鄧小平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客觀評價之後,又提醒說,「毛澤東主席晚年的身體不好」,這也與他犯錯誤有關係。    
      法拉奇就立即抓住毛澤東身體這個話題,又提出了一個十分犀利的問題。    
      「你說在後一段時期毛主席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主席的身體並不壞。過去還有其他錯誤,譬如說,『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搬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於何時?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幹什麼?」    
      法拉奇的接連幾個問號像連珠炮一樣,令人有些應接不暇。在這個滿面笑容的女記者的溫柔嗓音的提問之中,分明能聽到一種金屬敲打的聲音。這樣一問一答,不是考試勝過考試,不是戰鬥勝似戰鬥。    
      酷愛打橋牌的鄧小平真的找到了一個高手。而這正是鎮定自若的鄧小平內心需要的。他說:「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於是,鄧小平又接著談起「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根源。    
      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提到林彪,這時法拉奇就問道:「但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選擇了林彪。」    
      鄧小平回答說:「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不正確做法。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做法。剛才我說我們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在內。」    
      說到這裡,法拉奇又接著問道:「你們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    
      鄧小平輕輕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堅定地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事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鄧小平一邊說,還一邊打著手勢,最後還特別強調說,「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鄧小平是瞭如指掌的。當年赫魯曉夫選擇一個晚上發表全盤否定斯大林秘密報告時,他就在莫斯科。後來,在中蘇論戰中,毛澤東親自點名讓鄧小平「掛帥」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與赫魯曉夫進行了舌戰。對此,鄧小平可以說是記憶猶新,也從中吸取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決不會讓莫斯科的歷史悲劇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問道:「這是否意味著在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黨代會時,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會提到?」    
      鄧小平肯定地回答說:「是會提到的。不光在黨代會,在其他場合也要提到。但是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當然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四人幫』自己犯的罪行,怎麼判他們都夠了。」    
      鄧小平在毛澤東與林彪、「四人幫」的關係問題上的回答一說完,法拉奇就將話鋒一轉,突然問及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關係。    
      她注視著鄧小平說:「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    
      鄧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報的形式公佈於眾的,那時這就是他的「罪狀」。    
      對此,鄧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也反映毛主席後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說,有家長制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毛主席批評的事不能說都是不對的。但有不少正確的意見,不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內,他不大聽得進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接著,法拉奇又問鄧小平:「你談到還有其他人對毛澤東思想做出過貢獻,這些人是誰?」    
      鄧小平說:「老一輩的革命家,比如周恩來總理、劉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做了貢獻。很多老幹部都有創造,有見解。」這時,鄧小平還深情地回顧了他敬重的周恩來總理,他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當一批人。」    
      「你為什麼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麼。當然我總是做了點事情的,革命者還能不做事?」    
      鄧小平的一句反問,讓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沒有就此罷休,馬上又問到:「毛主席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    
      鄧小平肯定地說:「這是集體的力量。……要幹這件事,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    
      接著鄧小平還談到了粉碎「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的事情。鄧小平說:「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願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議所有的人身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定這麼一個思想考慮的。」    
      法拉奇並沒有就此打住,一個更加尖銳的話題緊跟著上來了:「那麼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法拉奇的這個問題,也是很多西方觀察家分析後預言和猜測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國內也有不少人有這樣的疑慮。    
      鄧小平明確地告訴法拉奇:「我不贊成把它拆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拆毀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時間過得真快,眼看一個上午就過去了。該吃飯了。    
      第一輪「考試」就到這裡。    
      下一輪「考試」是兩天之後。


第四部分「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4)

      □第二輪「考試」:鄧小平給江青的評價是「零分以下」。給自己打了個「對半開」。    
          
      兩天後的8月23日。    
      法拉奇再一次走進中南海。    
      這一次訪談,鄧小平主要介紹中國關於改革開放的形勢以及他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但不可避免地仍然會涉及到毛澤東。    
      一開始,法拉奇的提問回到了鄧小平個人身上。她問道:「為什麼你想辭去副總理職務?」    
      「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鄧小平說,「我們存在一個領導層需要逐漸年輕化的問題。我們需要帶個頭。」    
      在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勢時,鄧小平站在「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這個高度上進行分析說:「不管怎樣開放,不管外資進來多少,它占的分額還是很小的,影響不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吸收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補充。」    
      而對於開放可能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鄧小平說:「我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這不可怕。」    
      輕鬆的回答背後支撐著的是一個偉人的氣魄!    
      當法拉奇談到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問題時,鄧小平說:「要弄清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有些東西並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比如說,技術問題是科學,生產管理是科學,在任何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是有用的。我們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這些東西本身並沒有階級性。」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鄧小平談到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他說:「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生產力高度發達,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將更多地承認個人利益,滿足個人需要。」    
      後來,鄧小平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在這次提問中,法拉奇問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    
      她說:「你說『四人幫』是少數,全國很多人都反對他們。他們這些少數人怎麼可以控制中國,甚至整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否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他們的關係太好,你們不敢動她?」    
      對此,鄧小平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直截了當地說:「有這個因素。我說過,毛主席是犯了錯誤的,其中包括起用他們。但應該說,他們也是有一幫的,特別是利用一些年輕人沒有知識,拉幫結派,有相當的基礎。」    
      「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    
      鄧小平說:「江青本人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們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說。    
      鄧小平就進一步解釋說:「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江青壞透了,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    
      「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麼評價,給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問題總是讓你無法迴避。    
      「零分以下。」鄧小平的回答更是沒有絲毫虛偽。    
      「你對自己怎麼評價?」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後一個關鍵的問題。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鄧小平靜靜地抽了一口煙,然後伸出手來,指著法拉奇手中的採訪本,一字一句地認真地說,「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所以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就這樣,長達4個小時的兩輪「考試」結束了。    
      8月28日,意大利報紙發表了這次談話的內容。    
      隨後世界各國報紙紛紛做了轉載,並發表評論說:「鄧小平第一次宣佈,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面批評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還有評論說:「中國領導人講解今後黨的路線的輪廓是極為例外的。」    
      兩年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華時,他對鄧小平說:「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在世界上所有領導人當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談話取勝於她的人。」


第四部分「考試」——鄧小平和法拉奇(5)

     □鄧小平說:「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恰如其分。」    
          
      鄧小平順利通過了「考試」,他的成績如何?歷史和人民都已經有了最好的評價。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國之行,鄧小平與她兩次暢談,絕非是鄧小平的應急之作,而是他對一系列重要問題經過周密思考的結果。    
      據《鄧小平思想年譜》記載,就在鄧小平和法拉奇8月21日和23日談話之間的8月2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各小組召集人匯報會上說:「現在準備搞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把建國後30年的歷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會上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問題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作一個結束。」鄧小平還指出,「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的話。」    
      而就在通過法拉奇「考試」之後的整整10個月後,1981年的6月2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於北京舉行的第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他仍然強調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錯誤問題。他嚴肅地說:「在前一段時間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這樣站得住腳,益處大。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恰如其分。」    
      接著鄧小平還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定稿發表了看法。他說:「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1981年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195名中央委員、114名候補中央委員以及列席會議的53人,作為歷史的見證人,見證了這個「寫作長達一年,中間經過4000人討論,以後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的討論和六中全會預備會議的討論等四輪討論」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後通過的情景。    
      我想,4年之後,當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亞歷山德羅·納塔的時候,他之所以高興地說他同法拉奇談了七八個小時,給他出了許多難回答的題目,並深有感慨地說他「總算通過了考試」,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通過並公佈於世是血脈相連的。    
      如今,這場特殊的「考試」早就結束並已經成為歷史。為了中國的未來,鄧小平在這場其實是自己給自己設置的考試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經顯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鄧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論勇氣給現代中國和世界贏得了穩定、發展、和平與進步。    
      鄧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給歷史和人民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第四部分一對一,面對面——鄧小平和華萊士(1)

      一對一,面對面    
      ———鄧小平和華萊士    
      和法拉奇一樣,華萊士也不失為世界一流的新聞記者。他出生於波士頓一個俄國猶太移民家庭,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從事新聞事業,曾先後在美國密執安大學廣播中心和底特律廣播電台就職。1968年起他擔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從此在美國家喻戶曉。他的名氣不僅僅因為他主持節目,還因為他有輝煌的採訪業績。他曾採訪過「水門事件」、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單獨採訪過的國際風雲人物就有十多個,如:約翰遜、尼克松、裡根、霍梅尼、薩達特、貝京、巴列維國王等等。    
      1986年,他又把鏡頭對準了中國的鄧小平。這不僅因為鄧小平有著傳奇般的政治生涯,而且是推進中國現階段改革的主要人物,由他倡導、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短短的幾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矚目。    
          
      □鄧小平說,接受華萊士的採訪是「想借這個機會同美國人民見見面,使美國人民更好地瞭解他,瞭解中國」。因此搞新聞的華萊士自己成了新聞。    
          
      1986年,對鄧小平來說,的確是不平凡的一年。    
      這年1月份,美國的著名雜誌《時代》週刊把鄧小平評選為「1985年度的新聞人物」。每年經該刊編輯們的評選,將這一榮譽授予他們認為對世界事務發揮最大影響———不管是好是壞———的個人。這份美國保守黨的雜誌在發刊詞中是這麼評說鄧小平的:這個使一塊大陸運動起來的老人並沒有「資產階級的內在魅力」。把鄧小平譽為「對世界大事的進程產生了最深遠影響的人」。這是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10億多人的81歲的領導人第二次當選該雜誌新聞人物,他在1978年得過這個稱號。    
      《時代》週刊發言人希賴恩·布朗說,該雜誌考慮的其他提名人有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被監禁的反種族主義活動家納爾遜·曼德拉、搖擺舞籌款者鮑勃·丟爾多夫及「恐怖分子」。鄧小平成了該雜誌每年評選的第59位新聞人物。該雜誌宣佈:「(鄧小平)今天當選是因為他在中國實行了10億人生產力的全面經濟改革。」該雜誌說,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中允許中國農民愛種什麼就種什麼或從事程度有限自由企業活動。它說:「如果行之有效,世界將會面貌一新。」《時代》週刊還說:「(鄧小平)在比世界其他領導人更大的程度上大大改變了本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世界其他輿論也認為:《時代》週刊的同事們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凡到當地看過中國目前巨大變革的人都知道,中國是在這樣一個時候取得二位數的經濟增長率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國家如果能取得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長率就很高興了。凡考慮到這個國家擁有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都會贊成把鄧小平譽為「對世界大事的進程產生了最深遠影響的人」。那裡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復辟」———中國從來就沒有過特徵明顯的資本主義。市場與計劃的結合以及對外開放,使這個國家進入了無人涉足過的歷史新領域。    
      1986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關鍵時刻,面對複雜紛紜的國內國際關係,鄧小平這位82歲的老人,該如何決策中國的未來?    
      到了這年的9月2日,新華社突然發佈了一條短得只有100個字的消息———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採訪。鄧小平回答了華萊士提出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中國的統一、中美關係、中蘇關係等方面的問題。    
          
      別看這消息字數不多,然而卻令全世界所有記者都驚羨不已。記者們一方面羨慕華萊士能夠採訪到鄧小平,另一方面更關心的是華萊士採訪到鄧小平什麼了?    
      鄧小平到底說了什麼呢?有沒有什麼新的聲音?顯然官方沒有透露任何細節。而華萊士本人也是守口如瓶。    
      這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好奇。一些新聞記者們就像削尖了腦袋似的想從中挖出獨家新聞,哪怕能得到一點風聲也好。    
      9月2日這天是星期二。而華萊士主持的「六十分鐘」節目的時間表是固定的,只能在每個星期天的晚上黃金時間播出。也就是說要等到真相大白還得4天時間。    
      作為同行,華萊士也只能跟他的各國記者朋友不無遺憾地說:「在這次談話播出之前,我們不會透露任何內容。我相信你們能理解。」    
      這對於關心中國關心鄧小平的人們,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家們來說,更加激起了他們的興趣。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了讓自己的獨家新聞造成轟動效應,也算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中國方面的沉默,美國方面的封鎖,使這次採訪更加增添了神秘的面紗。    
      儘管如此,華萊士也按捺不住成功採訪鄧小平後的激動和喜悅。他有些驕傲和自豪地告訴那些窮追不捨的同行們說:「鄧小平在談話時很幽默,看起來在休假後很健壯。鄧小平在接受採訪時,非常樂於提供消息。」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人們期待著星期天的到來。    
      1986年9月7日,當精神矍鑠的鄧小平那慈祥的面孔出現在美國的電視台時,人們從這張熟悉的滿臉春風的面孔上,再次領略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智慧。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不負眾望。美國轟動了!世界轟動了!    
      華萊士在全球掀起了「鄧小平熱」。在將近一周的時間裡,世界所有重要媒體的輿論都集中到鄧小平身上,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了鄧小平與華萊士的談話。    
      一時間,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話成了熱線,許多電視台要求購買該談話的播放權。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接受一對一的電視採訪。也是繼6年前他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後又一次對自己智慧、才能和勇氣的「考試」。    
      鄧小平多年來一直是中外記者追逐採訪的對象。許多記者都以能採訪鄧小平為一種光榮。此前,要求鄧小平接見的外國新聞記者的名單已經排成了長隊。但這樣的機會是非常少的。鄧小平一般情況下是不接受記者採訪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那種「少說空話,多干實事」的人。    
      而這一次,鄧小平之所以接受華萊士的採訪請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想借這個機會同美國人民見見面,使美國人民更好地瞭解他,瞭解中國。說瞭解他,其實就是通過他瞭解中國。祖國對鄧小平來說,就是母親。    
      而為了能成功地完成採訪鄧小平的任務,華萊士事前就做了精心的準備、仔細的研究。為此,他閱讀了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有關鄧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寫她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在江西的日子裡》,從女兒的角度回憶父親的堅強、忍耐和堅定的信仰,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同時,為了製作節目,展示鄧小平崢嶸的鬥爭歲月,華萊士還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中央電視台提供了一些有關鄧小平的革命經歷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視資料。而為了增加節目的收視率,他還細心地要求中國方面把採訪地點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鄧小平通常會見外賓的人民大會堂。因為中南海無論在國外還是中國國內都具有一種神秘的色彩,一方面也借此機會讓廣大觀眾看一看紅牆內中國領導人日常辦公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可以欣賞到富於中國傳統的古典建築。


第四部分一對一,面對面——鄧小平和華萊士(2)

      □鄧小平巧妙地把戈爾巴喬夫踢過來的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球」又踢了回去。    
          
      1986年的9月2日是一個好天氣。真可謂秋高氣爽。    
      這天上午10點鐘,鄧小平特意換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體大方,腳穿一雙珵亮的黑皮鞋,邁著穩健的步伐來到位於中南海岸邊的紫光閣。    
      鄧小平從北戴河海邊度假剛剛回來,黝黑的臉龐發著亮光,兩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狀態就特別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華萊士迎上前去。鄧小平同他握了握手,兩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邊走,華萊士一邊高興地對鄧小平說:「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談看成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像你這樣的人物,我們記者不太容易得到專訪的機會。」    
      鄧小平爽朗地笑著回答說:「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說著,兩人微笑著面對面坐了下來。    
      鄧小平不慌不忙地從桌上的一包「熊貓」牌香煙中抽出了一根,和藹地對華萊士說:「我抽煙可以吧?」    
      「可以。能給我一支嗎?」華萊士一邊說,一邊欠身向鄧小平伸出一支手。    
      鄧小平遞給他一支,微笑著說:「我這個是他們為了對付我,特殊製造的,過濾嘴這麼長。」    
      「噢,過濾嘴比香煙還長。」華萊士接過煙仔細地看了看,驚奇地說。    
      	「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一個小時對您是有趣的。」68歲的華萊士,說起話來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風格。    
      「我這個人講話比較隨便。因為我講的都是我願意說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在我們國內提倡少講空話。」鄧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質樸,又平易近人。    
      「您有沒有接受過一對一的電視採訪?」華萊士又問。    
      鄧小平說:「電視記者還沒有,與外國記者談得比較長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華萊士馬上說:「我讀了那篇談話,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問了您不少很難答的問題。」    
      鄧小平稍稍停頓了一下說:「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給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個很不容易對付的人。基辛格告訴我,他被她剋了一頓。」    
      「是的。我採訪過法拉奇,但我也問了一些她很難答的問題。」華萊士的話除了有一絲同行相輕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鄧小平,他的採訪也不是那麼好對付的呢?    
      採訪就在這樣親切的娓娓交談之中展開了。    
      華萊士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中蘇關係問題的。    
      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就蘇聯的亞洲政策和中蘇關係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戈爾巴喬夫表示願意與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改善關係。在中蘇關係上,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討論關於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問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蘇中邊界能成為和平與友好的地區。蘇聯願意依照中國的意見談判以黑龍江主航道為界劃分中蘇邊界的正式走向;蘇聯正同蒙古領導人一起研究關於相當大一部分蘇軍撤出蒙古的問題;1989年底以前蘇聯將從阿富汗撤回6個團8000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國的現代化目標等等。當時,戈爾巴喬夫的這個講話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動,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國,看一看中國領導人是一個什麼回應。其實戈爾巴喬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蘇關係的這個「球」踢給中國,以解脫其在國際和外交上的被動。鄧小平冷靜觀察之後,中國方面簡單明瞭地就此事作了一個評價式的反應———「有新意,將仔細研究」。    
      顯然,這次華萊士開門見山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是希望鄧小平代表中國做出一個正式答覆。他問鄧小平:「您對戈爾巴喬夫最近在海參崴的講話有什麼看法?」    
      看樣子,華萊士的提問確實是經過觀察思考和研究的。    
      處變不驚的鄧小平,一邊抽煙一邊說:「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有點新東西,所以我們對他的新的帶積極性的東西表示了謹慎的歡迎。但戈爾巴喬夫講話也表明,他的步子邁得並不大。在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後不久,蘇聯外交部官員也講了一篇話,調子同戈爾巴喬夫的不一樣。這就說明,蘇聯對中國政策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觀察。」    
      鄧小平確實是政治高手。他絕沒有那種政客譁眾取寵的外交辭令。他始終是冷靜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    
      華萊士接著問道:「您以前有沒有見過戈爾巴喬夫?」    
      「沒有。」    
      「您是否想見見他?因為他說過,他願意同你們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談任何問題。您願意同他進行最高級會晤嗎?」    
      「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特別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走出扎扎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面。」    
      談到這裡,華萊士突然轉開話題,問道:「越南人今天發表講話,表示願意和中國談判,以便結束中越之間的困難局面。」    
      華萊士將話題一轉移,一下子急壞了在電視監視器前「督戰」的節目製作人。他站起來,皺起了眉頭,認為華萊士應該接過鄧小平的話追問對方準備怎麼與戈爾巴喬夫見面、在什麼地方見面。但又不好中斷採訪,只能看華萊士的發揮了。    
      鄧小平說:「越南這種表示至少有100次了。我們也明確告訴他們,前提是越南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柬埔寨問題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決。」    
      「所以,就您和戈爾巴喬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來說,球在戈爾巴喬夫一邊。」華萊士說。    
      鄧小平進一步說:「要越南從柬埔寨全部撤軍。對這個問題,蘇聯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因為如果蘇聯不幫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講話一直迴避這個問題。所以我說,蘇聯在消除中蘇關係三大障礙上邁的步子並不大。」    
      華萊士又問道:「看來,中國同資本主義的美國的關係比同蘇聯共產黨人的關係更好一些,這是為什麼?」    
      「中國觀察國家關係問題不是看社會制度。中美關係是看中國和美國關係的具體情況來決定。中蘇關係是看中國和蘇聯關係的具體情況來決定。」鄧小平的回答非常直率而又深刻。    
      就在這個時候,正好攝像機內的錄相帶用完了。在停機換帶的片刻休息時間裡,節目製作人就趕緊對華萊士提出要繼續關注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態度。    
      換好錄像帶之後,採訪繼續進行。    
      華萊士就馬上問道:「鄧主任,剛才我的節目製作人要我再問一下,鄧主任是否願意會見戈爾巴喬夫?」    
      歷史的必然中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著意料不到的作用。或許正是這次錄像帶調換和節目製作人的提醒,才有了這次採訪最為精彩的段落。    
      鄧小平平靜地說:「我剛才說了,如果蘇聯能夠幫助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就消除了中蘇關係的主要障礙。越南在柬埔寨駐軍也是中蘇關係實際上處於熱點的問題。只要這個問題消除了,我願意跟戈爾巴喬夫見面。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年齡不小了,過了八十二了,我老早已經完成了出國訪問的歷史任務,我是決心不出國的了,但如果消除了這個障礙,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面。我相信這樣的見面對改善中蘇關係,實現中蘇國家關係正常化很有意義。」    
      鄧小平還說:「三大障礙主要是越南侵柬,因為中蘇實際上處於對峙,不過方式是通過越南軍隊同中國對峙。」    
      鄧小平的這番話,敏銳地抓住了要害,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戰略膽識。這段精彩的講話成為後來被新聞界評述最多的一段話。因為中國領導人願意前往蘇聯舉行兩國首腦會晤,這在中蘇關係破裂20多年來還是第一次。鄧小平的講話給戈爾巴喬夫一個響亮的回答,既沒有改變中國的一貫立場,強調了中蘇首腦會晤的前提條件,又給戈爾巴喬夫出了題,讓他回答,實際上就是要求蘇方在改善兩國關係上拿出新的實質性的東西來。    
      用當時法新社的評述,說:「戈爾巴喬夫通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發表講話取得了重要的幾分,但是,80多歲的鄧小平的這次講話卻已把球擋了回去。」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評論說:「鄧小平巧妙地在沒有作出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從戈爾巴喬夫手裡奪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第四部分一對一,面對面——鄧小平和華萊士(3)

      □鄧小平問候美國總統裡根,再次深情闡述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障礙,中國必須統一。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在美國的收視率是非常高的。下至普通百姓,上至美國總統,許多人都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    
      華萊士說:「裡根總統和夫人南希曾親自告訴我,他們對我的節目很感興趣,幾乎每個星期天晚上都要看這個節目。我想,當我這次採訪的節目播出時,他們一定也會觀看。不知您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裡根總統說?」    
      顯然,華萊士把話題從中蘇關係問題轉到了中美關係上。    
      鄧小平稍微欠了一下身子,說:「在裡根總統和夫人訪問中國時,我們認識了。我們相互間的談話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願意通過你們的電視台,轉達我對裡根總統和夫人的良好祝願。我希望在裡根總統執政期間,中美關係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目前中美雙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問題?」華萊士接過鄧小平的話追問鄧小平這個十分敏感的話題。這樣的提問猶如開了弓的箭,不中靶子不回頭。    
      「有!如果說中蘇關係有三大障礙,中美關係也有個障礙,就是台灣問題,就是中國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美國有一種議論說,對中國的統一問題,就是台灣問題,美國採取『不介入』的態度。這個話不真實。因為美國歷來是介入的。」鄧小平一邊肯定地回答,又一邊認真地回顧歷史說,「在50年代,麥克阿瑟、杜勒斯等人就把台灣看做是美國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所以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建交談判中最重要的問題……美國在處理美台關係這個問題上應該採取明智的態度。」    
      「什麼態度?」華萊士「咬定青山不放鬆」。    
      「很遺憾地說,在卡特執政的後期,美國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這就變成了中美關係的一個很大的障礙。剛才我說,希望裡根總統執政期間,能夠使中美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就包括美國在中國統一問題上能有所作為。我相信,美國特別是裡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是能有所作為的。」    
      「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能有哪些作為呢?」華萊士要追問到底。    
      「可以鼓勵、勸說台灣首先跟我們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郵。通過這種接觸,能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瞭解,這就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創造了條件。」    
      談到中國統一的問題,作為美國人的華萊士就問鄧小平:「台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    
      鄧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深情地說道:「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炎黃子孫———我們老祖宗是炎帝和黃帝———都希望中國能統一,那種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灣不同大陸統一,台灣的地位,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第三點理由是,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台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台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台灣人民沒有損失。」    
      接著,鄧小平對大陸和台灣的發展程度和經濟水平差異做了客觀的分析比較,說:「這個問題要客觀地看,差距是暫時的。拿大陸來說,我們建國37年來,有些失誤,耽誤了,但根據大陸的現行政策,發展速度不會太慢,距離正在縮小。我相信大陸在若干年內至少不會低於台灣的發展速度。道理很簡單,台灣資源很缺乏,大陸的潛力還沒有發揮,肯定會很快發揮出來。而且就整體力量來說,現在大陸比台灣強得多。所以單就台灣國民平均收入比大陸現在高一些這一點來看,是不全面的。」    
      鄧小平合情合理的對兩岸經濟發展形勢的分析,是全面的客觀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第四部分一對一,面對面——鄧小平和華萊士(4)

      □鄧小平說:「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要被打倒。」    
          
      話題又從台灣問題轉移到中國的國內政策和搞現代化需要外國投資問題。    
      針對當時中國在搞現代化發展經濟中存在的一些社會陰暗面,讓西方投資者抱怨同中國做生意太難,比如像「房租太高,談合同爭吵不休,各種稅收名目繁多,勞動力太貴,貪污受賄,還存在著官僚主義」等問題和現象,華萊士有針對性地擺出這些問題問鄧小平:「您是否瞭解這些情況?」    
      鄧小平點點頭,坦率地說:「我瞭解,是有這種現象。因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錯是難免的。我們正在著手改變這種現狀。外國投資者有這些意見,我能理解。投資不賺錢,那不可能,那誰願意來?我們正在採取一些有效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解決也只能是逐步的。但我相信,外國廠商提出的這些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就是解決了這些問題,還會有新的問題產生,這些新問題也要解決。作為領導來說對這些問題要摸索情況,採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決,也還有一個教育幹部的問題。」    
      當談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人對現在中國領導人提出的「致富光榮」的口號感到很意外。其實,在當時,這個問題不僅在國外讓人感到納悶,就是在中國國內也同樣讓那些受「左」的條條框框影響的人,也感到難以接受。    
      華萊士問:「這個口號同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    
      鄧小平非常認真地聯繫自己的過去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說:「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關於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觀點,寧要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時就批駁了這種觀點。正因為這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結果我又被打下去了。當時我主要告訴他們沒有窮的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因為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共產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當然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所以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不能有窮的共產主義,同樣也不能有窮的社會主義。『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社會主義的原則最終要達到共同富裕,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當華萊士跟鄧小平說起他在廣東珠江三角洲看到農民買摩托車、彩電、蓋新房子這些新的情況時,鄧小平擺擺手說:「比起你們來,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農村,受到讚揚的有些萬元戶,上萬元,不過二三千美金,還是一年的收入,能算富嗎?我們就算富了,但比起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還是低的。」    
      談到「文化大革命」,華萊士就馬上請鄧小平談談他個人和家庭經歷的遭遇。    
      對此,鄧小平不想多說,就簡單地答道:「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    
      華萊士急忙插話說:「那是不是說,當時讓您掃地、做飯、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鄧小平聽華萊士沒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笑著說:「說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麼說。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變成好的事,這可以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華萊士又問鄧小平:「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在中國的任何公眾場合掛您的照片,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問的是很有分寸又很巧妙的。    
      「我們不提倡這個。」鄧小平說,「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些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所以還是不寫的好。」    
      鄧小平坦誠地告訴中國人民也告訴世界自己在「大躍進」上也犯過錯誤,這種偉人的心胸是開闊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經驗,把個人融入集體,不搞個人崇拜,這就是鄧小平的歷史智慧。    
      這時,華萊士突然提到一個人們普遍關心但確實沒人敢問的問題:「每個人都會問這樣的問題:在過去幾年中,鄧小平幹得不錯,現代化搞得不錯,經濟在發展,人們不像以前那樣擔心害怕,但鄧小平以後情況會怎樣?是否會回到以前的狀況?」    
      鄧小平穩健地揮了一下手,堅定地說:「肯定不會。因為確定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的主要依據是現行政策對不對。對國家來說對不對?對人民來說對不對?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過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現行政策只要一改變,人民生活肯定會下降。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要被打倒。」


第四部分一對一,面對面——鄧小平和華萊士(5)

      □鄧小平告訴華萊士:「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對聲。」    
          
      不知不覺,原定一個小時的採訪已經超過了。    
      可是華萊士的提問單上還有好些問題在後面排著隊呢!不問吧,機會難得;問吧,82歲的鄧小平能同意嗎?    
      最後華萊士還是鼓起信心請求鄧小平將原定的一小時採訪時間再延長20分鐘,哪怕是10分鐘也行。    
      鄧小平爽快地答應了,還笑著說:「我又犯了一個錯誤,違反了只談一小時的協議。」    
      鄧小平的幽默把華萊士也逗樂了。    
      在剩下的時間裡,華萊士又問了兩個大問題。    
      華萊士問道:「您說過,您要活到100歲,然後可以去見馬克思。到那個時候,馬克思旁邊可能還坐著毛澤東,他們可以對您說些什麼?」    
      華萊士的這個提問有些幽默,但其難度不能不說不高,這涉及到意識形態和中國的基本路線。    
      鄧小平略加思考,巧妙地堅定地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過去幹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論。革命勝利以後搞建設,我們也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搞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事。」    
      華萊士緊追不捨:「毛澤東逝世已經10年了,他對現在的一些事情怎麼看?現在的領導人主張致富光榮,主張個人幸福,允許私人辦企業,準備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論自由,這一切同毛澤東的主張都不一樣,毛澤東會怎麼看?」    
      「有些不一樣,但有些原則還是一樣的。」鄧小平回答得相當乾脆,他接著說,「現在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些問題。」    
      「但是我還是不清楚,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是不一樣的。看來中國現在在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至少是試圖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華萊士用他成熟老練的記者的眼光來觀察分析中國,不能不說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這個話是對的,我們也講現在我們搞的實質上是一場革命。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我們要摸索前進。幹這樣的一場革命,又是一個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    
      這時,華萊士低頭看了一下時間,說:「最後一個問題。您是中國的第一號領導人物,您準備在主要領導人和主要顧問的位子上,再留多長時間?」    
      這其實就是問中國領導職務制度改革的這個大問題。    
      鄧小平坦率地說:「我提倡廢除終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談話時說,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現在超過一年了。我正在考慮什麼時候退休,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希望早退休。但這個問題比較困難,在黨內和人民當中很難說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對現行政策能繼續下去比較有利,也符合我個人向來的信念。但這件事還要做更多的說服工作。最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決定。我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要服從人民的意願。我還是希望能夠說服人民。」    
      華萊士笑著說:「您當時告訴法拉奇準備1985年退休,您準備對華萊士作什麼表示呢?」    
      鄧小平說:「我坦率地告訴你,我正在說服人們,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對聲。」    
      採訪結束了,鄧小平和華萊士肩並肩走出紫光閣。秋天的中南海波光瀲灩,參天古柏蒼翠挺拔,菊花鬥艷,真是天涼好個秋。鄧小平和華萊士一邊走又一邊聊起了家常事,輕鬆隨和,看得出來,鄧小平對今天的訪談很有興致。作為記者的華萊士自然更為自己的成功興奮不已。    
      華萊士問鄧小平:「鄧主任,你每天工作多少時間?」    
      「每天工作兩小時。」    
      「那你其他時間幹什麼呢?」    
      「與孫兒們玩玩,也看些書。」    
      「你有幾個孫兒?」    
      「有4個。最小的才1歲零兩個月。」    
          
      當天晚上,中國方面就播發了本文開始就提到的新華社的那則短消息。    
      第二天,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也發表這條消息,而且還配上了鄧小平接受華萊士採訪的新聞圖片。    
      之後,世界各大媒體的記者就開始千方百計地追逐打聽鄧小平第一次面對面和華萊士交談的內容。華萊士和鄧小平的名字一時間成了世界新聞。然而,本領高強的新聞記者們在守口如瓶的同行華萊士那裡一無所獲,這就使得華萊士的獨家採訪更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據說,這也是鄧小平惟一的一次一對一的接受電視記者的專訪。    
      9月7日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電視台播放了鄧小平接受華萊士採訪的獨家新聞,從此,「鄧小平熱」一下子沸騰了世界。    
      中國的《人民日報》於9月8日和9月15日分兩次刊登了鄧小平談話的詳細內容。1993年9月,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以《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為題,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轟動世界的鄧小平再一次贏得了世界。

<<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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