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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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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中國的希姆萊

    一位外國記者後來這麼回憶戴笠:一個隱面人,總是藏在房間的暗處,而其他人則處於一覽無餘之下。然而個別的幾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戴笠處於鼎盛時期見過他的西方人,卻對他有強烈多彩的印象。    
    「從一方面看,二戰中沒有一個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從另一方面去看,又沒人比他更白,」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銳利的目光所震懾。一個戴笠領導下的在敵    
    後工作的OSS(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戴笠的身材中等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還有一張堅毅的嘴。」一個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的美國軍官寫道:「他英俊瘦長,有一雙纖細優美的手,走起路來像是脊樑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台上的英雄人物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對於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Canaris)上將,而是亨利希·希姆萊」。    
    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像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    
    納粹衝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裡,大多數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眾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向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鄉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克斯」,而且當人群裡的美國人為這些歌曲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並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於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語無倫次地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只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總司令的戴笠

    在戴笠所有的特點中,最突出的也許是他為自己的領袖效勞的意願。他為自己選擇的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徵意思是「一個僕人」,即強調了這種動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蔣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時代表    
    了封建觀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這麼對別人解釋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詩這麼說:『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長,戴笠的總務處處長,他指出其上司對蔣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說他樂意當蔣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馬之勞」的說法似乎也透露出他願意從主子那兒接受這種非人的待遇。然而,作為基於君臣互尊理想上的封建意識,這個說法也顯示了一種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用意。「犬馬」一詞源於流傳百世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中劉備和諸葛亮(臥龍)的隆中會。    
    公元207—208年,衰頹的漢室後代劉備,在其軍師單福舉薦了諸葛亮,並說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後,三顧茅廬,拜見這位年僅27歲的賢士。玄德終於在第三次拜訪中見到諸葛亮(孔明),他對孔明說:    
    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    
    孔明謙遜地否認了自己的才能。但經玄德再三懇求,他提出在西川咽喉地帶後面(巴蜀,即現在的四川)建立一個基地的卓越戰略,劉備可以從那裡起家,最終征服北方內地,復興漢室。當孔明一再自謙地拒絕玄德時,這位漢室宗親落淚了。他哭道:「先生不出,如蒼生何?」孔明為玄德的誠摯所動,說:「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    
    對諸葛亮來說,玄德的懇請是他決定當宰相的原因。對精通《三國演義》並極其仰慕「臥龍」的戴笠來說,蔣介石請他當特務機構的頭子,一定在他心裡引起了類似的效忠之心。但在沈醉眼裡,戴笠甘當總司令的「犬馬」則含有自我貶低的成分,而且這一點還影響到他的下屬,使人性中本來高貴的品德變為一種對主子的敵人殘酷無情的意願。    
    戴笠自己為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制政治的奴僕一樣,戴笠是一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裡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只聽從總司令的命令。他替總司令作內部調查    
    工作,並負責總司令的警衛。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產黨在重慶的聯絡人周恩來曾說,戴笠通過他的秘密組織控制著軍事通訊、財務及外交事務。)……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制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一,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制約達到平衡。他是後來國民黨專制傾向的具體象徵。    
    作為蔣介石獨裁的具體象徵,戴笠也代表了國民黨政府裡最強大的組織之一:軍事調查統計局。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軍統

    1943年美國武官這麼形容軍統(MSB):    
    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的領導機構。它的領導戴笠先生(將軍)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實際上這個局是中國的特務機構,並且據可靠情報,它擁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員。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擊共產黨活動。不過所有的間諜和情報工作都是在它的領導下進行的。它的許多活動與軍事行動委員會情報科有重複,而該科的副科長與這個局有直接的聯繫。該局還控制著上海和國統區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國特務。戴笠是蔣介石原黃埔軍校的軍官之一,他通常被稱為「將軍」,但是據說他並沒有正式的軍銜。消息靈通人士說,在今天的中國,除總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權力。他被認為是唯一一個能與蔣介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見面的人物。    
    所以,很難將戴笠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頭子所具有的個人影響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關係分開。在眾人的想像中,他至少代表了獨裁的陰暗面;如沈醉所說,他是總司令的一把利劍,而在百姓的眼中則是蔣的劊子手。事實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獨立性來自於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懾力,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威懾力幾乎全來自於他與蔣的接近——加上他那些眾所周知、無所不在的耳目與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於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眾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    
    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 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地為他工作。這些著特別制服和軍隊制服的特工人員包括:7萬武裝游擊隊,2萬別動軍,以及美國海軍認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義救國軍」和在中國沿海為數4萬人的有組織的海盜。這些加起來總數有325萬的實際或潛在的人員在為這個秘密警察的頭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國的間諜大師」的文章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報人員在活    
    動,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福摩薩、暹羅、馬來半島、南太平洋群島、錫蘭、緬甸和印度。    
    到了戰爭的後期,戴笠的特務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戰略上都可以說無處不在。他們在馬尼拉有城牆環繞的區域裡發送氣象預報,一直到麥克阿瑟登陸。他們在南京、漢口及所有被日本人佔領的中國城市內組建警察部隊。日本人發現這些警察願意合作,便讓他們照常管理,卻不知所有中國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們在日本空軍內有一個單獨的傀儡飛行隊,接受秘密命令,將日軍的轟炸機於9月15日轉交給戴笠在西安城內的組織。而且在整個戰爭時期,在日本本土的東京皇宮裡就有戴笠的特務。    
    美國的讀者——公開的與秘密的——對有關戴笠無所不及的特務網絡的例子十分著迷。據報告,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邊的住宅時,發現他的翻譯正在與兩位身著深色長衫的陌生人說話,那兩人一見他進來便離開了。這翻譯渾身嚇得發抖地告訴他這兩人差點兒殺了他,因為他回到上尉的房間時正見他們在翻上尉的東西。他乞求上尉保護他。當上尉責怪他莫名其妙時,他又開始發抖,並說:「不,這不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老闆的人。」這位軍官回憶說:「於是我一夜沒睡,整晚在膝蓋上架著把該死的衝鋒鎗,因為那兩個來訪者是『老闆』的人。」    
    另一個美國情報官在日占區執行秘密任務時路過一個小村子,在當地的客棧下榻。他與客棧老闆一起喝著地方酒並成了朋友。於是這位美國人冒昧地建議他們去搜索所有顧客的行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客棧主人的「老闆」要他幹的嗎?後來,當他們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間後,美國人說他原以為這個小村子對於安置一個常駐的秘密警察特工來說太小了點。「多小沒關係」,據說那店主這樣回答,「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老闆的特工。」    
    當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並不足以使戴笠贏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懼。他在外國人和中國人眼裡的形象部分出於他殘酷的名聲。美國觀察家認為:「許多中國人悄悄傳說他用火車頭內燃爐燒烤的方法來懲罰叛徒,而且他操縱了關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營。」有些中國人,如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他們對戴笠「作為一個聰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時    
    對他「笑裡藏奸」感到震驚。儘管在他的組織裡他偶爾會以漫不經心的樣子出現,但據說萬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紀律,他便殘酷無情。戴笠的批評者們因此向外國人指控戴笠應對許多文科教授和其他進步人士的監禁負責,同時把他形容為「中國的法西斯分子」。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亞洲的神秘人物」

    儘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麼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但這正是一位神秘的復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滿足所在: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裡變得更加奸詐危險。    
    這種氣質在小說《紅巖》裡對徐鵬飛的描寫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部小說講述了內戰期間軍統(或後來的保密局)的情況。徐是重慶特務機構的領導,小說這樣形容他穿行在陰森恐怖的總部大樓裡:    
    隨著徐鵬飛的出現,整座偵訓大樓立刻鴉雀無聲,所有的部屬,正以景仰的、諂媚的種種神情迎接他。徐鵬飛對於這些,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自得滿足,漸漸露出一絲稀有的淺笑,但迅速地收斂住了。和往常一樣,他不能讓任何人猜透他的心思,只能叫人捉摸不透他的喜怒無常的性格。他故意遲緩了巡視的步伐,毫無表情地從紛亂的目光中穿過。    
    他許多讓人費解的特點與他不讓人察覺他在場及保持隱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關,部分也與他不願被拍照有關。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別刺激美國記者們的想像力,因為他完全符合他們把他當做現代的富滿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認為是經歷過戰爭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長什麼樣的中國人通常不這麼看。據說近四億五千四百萬的人從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他從不公開露面,也不讓記者採訪,而且幾乎從不讓人給他照相。    
    《柯萊爾斯》(Colliers)雜誌管他叫做「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據說戴笠是個「具有    
    可怕權力和聲名狼藉的人」,他從不接受照相或採訪。    
    戴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員裡,都很少有人認識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讚賞的同時,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懼怕。    
    一個中國官員在提到他時說,他「製造了這麼一個幻象,好像他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而且,他無疑總是力圖隱藏自己的蹤跡。在二戰時期的重慶,他一個人住——除了他的警衛們和連他在外就餐時都替他採購、烹飪和嘗食物的白髮僕人賈金南以外——這個秘密警察的頭目故意地隨意往返移動於三個住處間:曾家巖151號的公館,上清寺康莊3號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館。就在重慶城外,他在楊家山佔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總部的大禮堂後面還有一個臨時的客房。他在西安、蘭州、成都、貴陽和衡陽也各有一個秘密住宅;戰後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青島、北平、鄭州、福州、廈門和蘇州買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裡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線和去處總是隱瞞著的。一個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總是播散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裡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一個什麼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裡,而且答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採訪共產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家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只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才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梅樂斯留下的強烈印象。    
    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裡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有人說「他有點像巴第斯達」。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制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一個美國人曾經這麼對我說。「它們不比我的三個手指更大。你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掛著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    
    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著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一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名埋姓。正因如此,儘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裡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緻的餐具、絕妙的咖啡和拿破侖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    
    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裡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一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克車一樣不起眼。於是,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    
    一般人認為戴笠財產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    
    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向來是無可指責的。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掛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瞭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捲入任何這類活動。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猴王

    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誌的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部分。」    
    另一個美國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敵人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一根毫毛。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    
    儘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蘇報》和《甲寅》週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禮上他曾經也寫過贊詞。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於斌。其中他與於斌的關係可能包括業務上的接觸。因為正是通過於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陝甘邊界區的一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裡,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制下的情報收集活動。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與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係。    
    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經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麼一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胡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胡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    
    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繼梅樂斯將軍關於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問世後寫出並在台灣出版的各種傳記的朋友們,他們對戴笠的形象則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頌戴笠的書籍湧現出來,包括喬家才、毛鍾新、劉培初等寫的傳記。一生致力於描述現代中國北方的《水滸》類英雄的台灣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對原軍統官員採訪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戴笠的傳記,將這位秘密特務的頭子描繪成一個「熱忱的愛國者」,對領袖懷有「烈火」般的赤膽忠心。戴笠的頭腦周密細緻,冷酷無情地洞察到任何顛覆行為的蛛絲馬跡,而對朋友和下級卻待以慷慨寬容。在30年代後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對章君谷這樣形容這位秘密警察頭子:    
    戴先生這個人,實在是極理智,而又極富感情的,由於他自小流浪,接觸面異於常人的廣泛,同時,又因為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屬,對他無不既敬且畏,即使受過他的處分,人前人後,從不埋怨、懷恨,甚至於直到他死後22年的今天,也依舊對他毫無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一點兒也不顯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一個局勢或一個人的動向,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能毫無例外地戳穿騙局。    
    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一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    
    國民黨將軍胡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儘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裡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共產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產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我們曾在《紅巖》裡見過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戴笠和軍統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一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姦和折磨了無數個手無寸鐵的婦女,並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個病態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只有在秘密的遮蓋下才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一個由理性因果關係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於自己瞭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為所欲為。」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產生懷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雲的形象,但這種模稜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瞭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代中國意識的某一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一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只當做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折射,那麼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誇誇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盪產生了一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個被扭曲了的時代的一個粗糙反射而已。


第二章 打流江山戴氏

    江山縣的戴家坐落在浙江西南邊界、贛閩交界處的新安江源頭。據信戴家是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時期戴聖的後代。但據當代江山縣地方志專家們的看法,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晉朝(公元265-419年)的戴安道。他的子孫分散到江蘇、兩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寧,原以元朝秘書修撰戴安德為首的戴氏家族於災難重重的14世紀元明過渡期遷移到了浙江的龍游縣。這一支家族的首領是戴天熊,他後來把家遷到了江山仙霞嶺的龍井。    
    在歷史記載中,位於浙江西南的仙霞道是眾所周知的「通往東南的戰略要道」(東南「鎖岳」)。那裡層巒疊嶂,有如虎踞龍盤,歷來被兵家視為天然屏障。龍井村就在通道下面和深綠色山野的南面,還因其東南面山脈漸少卻峰巒林立,而在當時和現在都被視為土地肥沃、景色奇異之地。    
    戴笠的曾祖父戴啟明(1776-1865,字日明),在當地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爭中贏得武德左射騎的榮譽稱號而提高了其貧窮農民家庭的社會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立功而在鄉村陞官發財的後代一樣,戴氏們變成了當地的地主和高利貸者,成為一個小康之家。戴啟明後來搬到了離仙霞嶺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因為一個算命先生對他說「得此地者昌。」    
    戴啟明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楨奎、順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頓下來。二子戴順旺(1813-1873,字駿才),便是後來戴笠的祖父。和父親一樣,戴順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晉陞五級的榮譽。他利用這個榮譽,一面繼續以高利貸賺夠了錢置了200畝良田,同時在保安開辦了一系列的產業,並獲得了種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採礦的權利。到戴順旺死時,這筆可觀的產業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揮霍無度的兒子戴士富之手。新安江各支流在衢州匯合,並經此南下至200公里以外的杭州灣。    
    嫖賭成性的戴士富在生下兩個兒子春風和春榜時,已耗盡了大部分家產。1920年他去世時,那原來的200畝地只剩下了20畝。那段時間家裡的其他七個成員得靠戴母的勞動來維持生計。戴氏夫人是江山縣貴族藍氏家族的後代,為養活孩子,她開始替人縫縫補補。藍夫人是個識字人,她毫不猶豫地承擔了教育兒子的責任,尤其是對長子。長子生於1897年5月28日,在家譜上的名字為春風。戴春風(字子佩)原號芳洲,14歲進入高小,取學名征蘭。後來他在30歲進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時改了名字。下面,我們便開始用他的新名字戴笠。


第二章 打流戴母

    戴笠的母親在戴笠7歲時替他在當地的私塾裡報了名。9歲時,私塾老師毛逢乙指點他通讀了「四書」,次年戴笠便開始了習作。到11歲時,母親的鼓勵和教導使他已進了當地的小學,也使他養成了忠孝之心。    
    當然,這種情況並非少見:這個其實沒有父親的孩子受到意志堅定的母親的督促。來自土匪出沒的浙江山區、有著顯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決心,要使這個衰落的家庭繼續保持它溫雅的外表。她顯然不遺餘力地讓兒子上完了學,而且還不斷地提醒兒子不要重蹈覆轍,像父親那樣當個衙門的巡警,軟弱地對上司俯首帖耳。後來有許多人評論說,當戴笠憑著自己的本事成為一個令人懼怕的人物時,他仍然對母親十分孝敬。他母親活到了80多歲。    
    一個廣為人知的戴笠孝心的象徵便是他在仙霞嶺下為母親蓋的別墅。戴母原來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設計的公館,現在是保安的「文化館」,裡面還保持著一些羅可可式傢俱、精緻的樓梯以及抗戰時期用來裝飾的華麗鏡子。她在鄉間的別墅用了一個模稜兩可的名字「率性齋」,建在一個山頂上,由一隊戴笠的人員看守,他們可通過私人電台直接與軍統總部通訊聯繫。戴母的家丁有權免受逮捕,而且據共產黨公佈的資料,她用這些人來經營訟棍和包攬活動。這座別墅俯視著一個美麗的池塘及一旁那個被叫做「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對手下的人說要向他母親學習,學習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務的能力。每當戴笠的劣性失控發作而把手下人當做僕人一樣虐待時,他母親便會輕聲而堅定地勸說他,於是他會立刻安靜下來,壓住怒火。看來,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時也是母親的寵兒。當戴笠的飛機在1946年失事後,沒人敢去告訴她兒子的死訊。相反,他們告訴她,她的兒子代表蔣介石去美國談判了。即使她後來猜出了真相的話,她也從來沒表露出來,甚至在1948年毛人鳳帶領戴笠以前的助手們為她祝80歲大壽時,她也未動聲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第二章 打流嫖和賭

    也許戴笠在母親眼裡是個善良的人,但從少年時起他便是一個受人尊敬但並不總討同學喜歡的「剽悍」的小伙子。雖然他很會裝假充善,但早在他十來歲上小學時,他就被發現是個不守成規、嫖賭成性的搗亂分子。不過他是個天生的領頭人物。    
    1909年,戴笠離家進入了縣立文溪高小;16歲時成了學校宣傳衛生、提倡進步、反對鴉片和裹小腳的「青年會」的主席。戴笠的記憶力也非常強健,1913年他從文溪高小畢業時,是班上的第一名。    
    次年,戴笠結婚了。年輕的新娘毛秀叢,其父毛應升是離縣城僅有二三公里的楓林鎮上的地主。顯然,這個婚姻差強人意,起碼它沒有使戴笠的放蕩不羈就範。    
    從各方面看,他仍是個惡貫滿盈的丈夫,吃喝嫖賭,直到引起了當地警方的注意。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裡過了三個月。向來聰明的他贏得了老師的尊敬和同學們的忠心,但在1916年他因偷竊被抓住,被校方開除(次年他的兒子藏宜出生)。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裡幹了一段時間後,便回到了山區的老家與家人團聚,那時他20歲。    
    總而言之,江山對他並不比杭州更熱情。戴笠對賭博的嗜好使他捲入了更深的麻煩。他把撲克牌玩得得心應手,而且這些年來學會了在洗牌時做手腳的訣竅,顯然經常作弊。那時縣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賭棍的方法來禁賭,為了避免罰款,地方上大多數成癮的賭徒們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對面的一塊空場地上。為不被水浸濕,戴笠常用一隻裝稻米的滾筒    
    劃著過河。有一晚他因屢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臉腫(這大概是後來梅樂斯認為他被共產黨的拳頭打掉牙齒的真正原因)。    
    為了保命,戴笠把偷來的扇子賣掉,湊足了路費回到杭州,在那裡志願報名加入了潘國綱指揮、總部設在寧波的浙江陸軍一師。    
    戴笠參軍後繼續賭博。他所受的軍事訓練,後來證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燈以後,他會翻越柵欄到兵營外去和流氓、光棍們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確從打牌中賺了很多錢。他用這些錢請他的戰友們吃喝(他總在手頭放著一些酒,口袋裡裝些西瓜仔,身邊有一些小吃),他還用這些手段與地痞們結交,而這些人最終又把他介紹給青幫分子。    
    當這些夜間活動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懲罰時,他便當了逃兵。1918年間,他在寧波一帶掙錢餬口,一直到他母親來後下決心把他帶回江山,在一個像樣的民間學校替他報名入學。    
    顯然是在她的督促下,這個「了鬼」參加了衢州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並於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績通過。    
    但儘管有這個免費教育,戴笠無心成為一個小學教師。他經常在錢塘江上下游,從衢州至金華上游到下游及杭州和寧波一帶轉悠。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幫的關係離開了杭州去上海,在那裡他在杭州的秘密幫會「師傅」把他介紹給了青幫頭子,即當時上海城最有權勢的幫主黃金榮。於是通過這些關係,在劉志陸、張嘯林、王曉籟、向海潛、張子廉、田得勝、馮石竹、唐紹武、石孝先及范紹增橫行的時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們的好友。    
    對這些亂七八糟的幫匪們來說,戴笠只不過是又一個跑腿的而已。他在賭場當私人保鏢或跑堂,且常常沒工可做,總是想法賺點外快或找靠山來支撐自己的職業。不過,哪怕是俗艷廉價,他也總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說,在杭州「打流」,也意味著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裝的整潔。因此他通常在西湖邊找一塊無人之地,脫下上衣和褲子來洗,然後把衣服晾在一塊有太陽的岩石曬乾,自己在一邊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樣。


第二章 打流旅居上海

    在上海戴笠力圖保持同樣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覺時晾乾,於是戴笠在人們眼裡總是顯得要比他的實際情況得體。事實上,他是靠在商務印書館當職員的表弟張冠夫的供養生活的。張冠夫在1920年間在小北門地段租了一間小閣樓與妻子住戴笠就睡在這對夫婦床邊的地板上。這一點造成了戴與表弟媳王秋蓮之間的緊張關係。    
    戴笠曾企圖通過表弟在商務印書館找工作,結果由於張太太的阻撓而沒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還真讓他吃了閉門羹。    
    不過,儘管有她的反對,張冠夫還是隨著戴笠進入了情報工作系統,在1931年成了他聯絡組的一員,並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蘇浙行動委員會經理處的中將及軍統財務處副處長的任命。    
    儘管有這些報賞,張太太仍舊看不起戴笠。她所瞭解的這個秘密警察頭子是個癟三,在她看來,他永遠是一個扮作國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後來燈紅酒綠的年代,輪到戴笠揚眉吐氣的時候,他對張夫人十分鄙視,管她叫做毫無青春魅力的「黃臉婆」。與此同時,他用慫恿表弟納妾,讓他的妻子與一個年輕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個屋簷下的辦法,來竭力折磨她。    
    有人認為,1923年戴笠斷斷續續地與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一直住了一年。當他表弟去商務印書館上班時,戴笠經常光顧上海小東門那兒的十六鋪一帶,他在那裡的流氓中間小有名氣。十六鋪是個混亂的商業地帶,出過像杜月笙這樣的人物。而這個大名鼎鼎的幫會頭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時看出,那個年紀很輕的戴笠是個「人才」。關於這位青幫頭子與未來的蔣的特工首腦的關係,萬墨林的說法最具有權威性。他原來是杜月笙的機要秘書,後來加入了戴笠的軍統。萬在1928年報告說,當戴笠只有31歲時,他已作為一個情報員在為胡靖安工作了,他決定自己的未來成就取決於在上海地下社會中建立同盟關係。    
    於是,戴笠拜訪了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楊虎,楊直率地告訴他:「你要在上海搞情報,就得跟一個朋友聯繫。」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楊司令帶了戴笠來拜訪杜月笙,戴先生身著整潔的西服……頭髮梳得平整光亮,一雙明亮的雙眼睜得很大,談吐也得體。雖然他剛離開軍校不久,而且只不過30歲的年紀,他在杜先生和楊司令面前講起話來卻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簡單的客氣話後,他直截了當地向杜先生提出請求,而杜先生則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吧。以後有事的話,你可以給我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讓萬墨林轉告。」    
    後來這三人成了結拜兄弟(戴笠比他們兩人小8到9歲)。以後戴笠就把這個幫會頭子稱做「三哥」。總之,當戴笠的嫡親表弟張冠夫得知他們的關係後,驚恐萬狀,馬上把戴笠趕了出去,怕他與地下社會的關係連累到他家的安全。    
    在那段「打流」的歲月裡,戴笠經常回到江山山區。1922年,他設法弄到了仙霞鄉學務委員的職位,這可能與他讀過省立師範學校有關。兩年後他28歲時,在保安村建立了軍事組織「團兵隊」。儘管這支自衛力量為保衛保安村而參加了打擊孫傳芳的同盟孟昭月的江浙戰爭,他們的活動主要還是以「清鄉」為主,而戴笠在其中任主力打手。戴笠小小的武裝力量在打擊地方土匪上極為有效。戴笠經常自告奮勇,在漆黑的暴雨之夜,親自爬越荊棘叢生或長滿灌木的山坡,搜捕這個由地主組成的團兵隊的敵人。戴笠的勇敢和堅韌是顯而易見的,更不用說他身上的某種凶狠野蠻了。但是,保安村的自衛團最終還是無法擊敗孟將軍的部隊,於是戴笠再次決定離開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運氣。


第二章 打流胡宗南

    胡宗南有一次來杭州時,戴笠有幸結識了他。在後來的年代裡,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黃埔畢業的國民黨將軍中至關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講起他與胡的結識過程時的口氣,好像是在描述《三國演義》或《水滸傳》中的兄弟結盟一樣,栩栩如生。    
    一天他在西湖邊靈隱寺入口處的一塊岩石上曬那套由灰色軍裝改成的服裝,一邊光著身子藏在水裡等著衣服曬乾。一隊學生由一個年輕的男老師領著走來,其中有人看見石頭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來撿。戴笠見了後叫喊起來,讓他們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師發現戴沒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學生把衣服放回岸邊曬乾。儘管這兩個人沒有交換語言,但對水中人的尷尬他們相互抱以微笑。    
    過了一會兒,等學生和老師走了以後,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機會,他便去當地的小學感謝那個叫壽山老師的周到。那個老師便是胡宗南。不久,胡便進入了黃埔軍校,成了蔣介石寵愛的「天子門生」之一。於是,早在胡變成「西北王」、戴笠變成蔣的秘密警察頭子之前,這兩人就發現他們之間情投意合,更不用說他們的勃勃野心了。當時中國的師範學校注重中文、文學和歷史,而不像北大或清華那類西方化的精英大學一樣強調英文和數學。胡、戴二人如此談得來,這難道不反映中國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的共同特點嗎?    
    胡和戴都受過當小學教師的教育,都不自覺地具有流氓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他們認為自己的命運重大而洪福非淺,充滿著傳統文人的自傲,並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他們自以為是,野心勃勃,卻狂妄地「以天下為己任」。    
    那些從大城市高校畢業的受西方影響的青年們往往能感到自己政治野心的阻力和障礙,而胡宗南和戴笠由於未能意識到他們的雄心將會受到的正常局限,他們各自在對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對權力和地位無限的渴望。他們這種小知識分子意識和由於自己地位卑微而受壓抑的壯志結合起來,使他們對實現權力的嚮往更加熾烈。    
    加上他們並不是搖筆桿做學問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們比起大學教授這類高級知識分子來就更加願意採用搞革命組織或軍事訓練等其他方式來表達個人志願。難怪他們氣味相投,一拍即合。    
    戴笠的另一個重要機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天意——是他在上海與蔣介石的會面。雖然會面的具體時間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當時蔣正同包括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經營股票貿易市場,為孫中山集資。戴笠居然認識了所有這些人,而且他被這些革命派當做「小癟三」。當他們需要人跑腿時,戴笠就受到差遣;當他們要泡熱茶時,戴笠就被招進屋裡。戴季陶很快就發現,這個竭力想討好他們的跑腿跟他同姓,於是他開始問這個年輕人有什麼生活目標。戴笠意識到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記者或生意人。由於那時名為「光棍」、實為革命黨信使的人們來往頻繁,戴笠便猜想他們是孫中山在廣州的特工人員。但他不敢把這些說出來,於是他一開始回答戴季陶說:「只要我有飯吃,什麼都行。」後來他終於告訴戴季陶,他那「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慾望是如何使他來到了上海過「打流」生活的,於是這個長者對「小癟三」的態度開始變了。蔣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對戴笠這麼好,這個年輕人已經開始稱老戴「叔叔」了,他也開始交給戴笠更重要的任務。當然,過了很久之後戴笠才成為總司令的親信,但他們的密切關係可以追溯到這個秘密警察頭子當年在上海街頭「打流」的日子。    
    不僅如此,雖然戴笠很討厭別人談論他的這些往事(而且誰這麼做了往往便會倒大霉),他自己卻喜歡講那時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飯的故事。他談起自己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的往事的時候,經常放聲大笑。在他看來,那段日子是「陶冶」階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塊金屬受到冶煉一樣。他惟一的遺憾是沒有更快地看出蔣介石後來會晉陞得如此之快,所以沒有馬上在這個未來的國民黨領袖身上下他的賭注。


第三章 投奔黃埔軍校

    據說,戴笠廁身於國民黨上層是由於戴與毛人鳳的交往,純屬偶然。毛後來成了他的高級特工人員之一。毛人鳳的籍貫是江山縣吳村鄉,是個地道的鄉鎮人。而且他還與戴笠同年,只比戴笠小7個月。他們兩人還是文溪高小和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總之,毛在嘉湖高小當了一陣教師後上了復旦大學,從那裡他又於1925年進了黃埔第四期,畢業後當了黃埔學生訓練軍秘書。1926年毛的父親去世,他因此回江山參加葬禮,那時戴笠也在江山。同樣據這個說法,他們因在縣裡同一個客棧落腳而巧遇。兩人在表達了一通見面的喜悅之後便開始相互訴說起自己的近況,於是戴笠便瞭解到參加黃埔軍校給人帶來的機遇。據說毛鼓勵戴笠報考,而且隨後還幫他入了學。    
    另一種關於戴笠進入黃埔的說法是,他年當30時從以前上海幫會的老闆黃金榮那裡得到一封給蔣介石的推薦信。據這種說法,戴笠帶著這封信去了廣州,以此獲得了參加黃埔入學考試的資格。通過入學考試之後,他接受了三個月的入伍訓練,然後被分配到黃埔六期騎兵科。    
    第三種關於戴笠入黃埔的說法要有意思和精彩得多。據說,戴笠於1926年到廣州見蔣介石——也許是備有黃金榮的信——他先去了廣東大學(後來叫中山大學)見校長戴季陶。    
    據說,戴記得這個「小癟三」,並把他再次引薦給了蔣介石。蔣聽說戴笠甘願為他效勞,做他的「雞鳴狗盜之徒」非常高興。而戴笠雖已被黃埔六期錄取,現在既然得到蔣介石的接見,他表示,為了侍奉他的新主子,他情願放棄進黃埔。    
    而根據戴笠自己後來的說法,蔣介石最初想把他當做「勤務兵」用。但是,戴笠想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成為蔣的要人。於是,戴笠作為總司令的「犬馬」,成了一塊人工海綿,拚命吸收他認為蔣會感興趣的信息。每隔幾天,他就會把以摘要或單子形式寫成的情報送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一開始「校長」看都不看就把這些報告扔進了廢紙簍。戴笠會很耐心地把這些摘要揀起來,燙平後再放回蔣的桌子上。慢慢地,其中的有些內容開始引起這位領導的注意。據說,蔣開始意識到,戴所提供的服務完全是為他著想。於是,他「耳提面命」,使戴成了他秘密安插在黃埔軍校學生編製中的機密情報人員之一。    
    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最關心的一個方面是學員們的思想意識狀況。從根本上講,學校的教學大綱意在為這批青年指出政治道德方向。這些青年往往來自於農村中農的背景,他們的幻想破滅,對現實不滿。教學大綱的目的在於培養「經過灌輸正確思想、遵守紀律的軍官」。在1925年的一次演講中,蔣對學員們說,中國人的主要弱點是缺乏對集體的忠誠,而中國人的散漫和無組織性是自宋朝以來不斷受外國侵略的結果。    
    但是校長對這個疾患並沒有一個持久或全面的精神治療法。軍校的政治教育薄弱,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搞宣傳的學員被派到國民黨北伐軍去了。另外,由於軍事指揮和政治教育分家,培訓部的教官們對黨的思想原則缺乏深刻的理解。蔣在1924年對第一期的畢業生講話中說,軍隊黨代表的任務應限於解決管理問題;他們不應當根據意識形態來對教官們下評論。對蔣來說,最重要的是「做人」:懂得遵守紀律,服從營地和校園的規章,堅守目標,並保持「良好的」日常生活秩序。與管理(後勤和行政)相比,蔣介石更強調戰地指揮,以這種方式贏得了學員們對他的忠誠。這種對管理的忽視——蔣介石從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後來證明是他和他的軍隊的一個致命弱點。 「這個最終的缺陷顯然使他無法認識到一個有組織、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對現代軍隊的運作進行全面管理的制度的重要性。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指揮一樣,他的長處在於指揮軍隊作戰。」因為,「老頭子」——黃埔團體的人員這麼稱呼蔣——在軍校佔據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個廣受歡迎的演講者,又是一個能夠與大多數年輕學員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聯繫的戰地指揮員。    
    蔣與黃埔最密切的關係要算他與第一期的「天子門生」們,尤其是與胡宗南這些從浙江來的人。胡自己因為身材矮小,險些未被黃埔錄取(他須從廖仲愷那兒得到入學考試的專門許可)。但他一旦入學便幹得非常出色:在北伐前夕,他就被提拔為營長。    
    與此同時,他的朋友戴笠為成為一名騎兵軍官而拚命學習。一進黃埔,戴的言行舉止突然徹底變了。那個整天帶著同學吃喝玩樂、不務正業的傢伙不見了。相反,戴笠變得沉默寡言,善於觀察,少說多聽,為與上司保持關係而不是為了在同夥面前誇耀而大肆收集信息。據他的騎兵教練許振亞回憶,戴許多時間都不在黃埔軍校,而去廣州珠江上游與政治要人交結。    
    這位比烈馬還難馴服的學生,他學騎兵,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高興就請假往上跑,自習時就寫信,大家很懷疑他,怎麼那麼多信要寫?以後才瞭解他是跑上頭,通天到校長那裡,寫信也是送校長,來頭大,誰敢惹?    
    這些他應該為蔣介石準備的信,據說是針對總司令給他的兩個命令:第一,匯報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尤其是那些參與共產黨和左翼活動的「革命軍人青年聯合會」成員的思想;第二,監視學校的軍官和指揮,以便匯報他們的個人生活狀況,以及他們是否腐化。那時這些報告直接送到胡靖安手裡,胡當時除了任蔣的秘書以外,還負責黃埔新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時還是「孫文主義學會」主管政治思想的負責人。


第三章 投奔實習特工

    儘管戴笠實際上是胡靖安的特工之一,但後來他宣稱,不久他就直接親自向蔣介石匯報了。1926年3月18-19日,停泊在黃埔軍事總部附近的中山艦被共產黨艦長挪到了廣州。這個可疑的行動使蔣介石以為是一個左翼派的奪權陰謀,而他會被包圍並強行押上艦艇。後來胡宗南、胡靖安和戴笠向他提供了關於國民黨內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共產黨活動的報告,更增加了他的疑心。    
    根據這些報告以及與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和其他關鍵顧問的談話,蔣介石於3月20日早晨迅速地包圍了軍艦,逮捕了艦長(他也是海軍局局長),解除了保衛蘇聯顧問們的警衛和共產黨控制的香港罷工總工會的武裝,同時宣佈軍事管制,並抓了50多個二師的政治工作者。    
    等蔣的對手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去歐洲,總司令立即對蘇聯顧問們道歉,說中山艦事件並沒有涉及中共中央組織,而且他有意辭職——這當然沒被接受。雖然他在一次對離開軍隊的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的講話中說了,他對關於企圖綁架他的陰謀的說法表示懷疑,但他在1927年4月後堅定地認為中山艦事件是共產黨的陰謀。他的這種堅定也許是基於戴笠給他的報告,而這一點使戴笠在他的眼裡變得更有價值。


第三章 投奔清洗黃埔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許振亞手下的國民革命軍騎兵營一排。騎兵營駐紮在黃埔,三天前由蔣介石及其軍特人員在上海開始的白色恐怖於4月15日波及到了軍校學員。那天早上,學員們像往常一樣起床、洗臉,然後來到操場做晨練。當他們來到操場時,發現周圍的山頭和公路都佈滿了武裝部隊。學員們沒有自己的武器,他們的槍支在早先被收走了,於是他們警覺起來。這時,軍校「團長」李亞芬打破了沉默,他宣佈,從今以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學生將分隔開來,並將被教授完全不同的課程。他說:所有的共產黨都立刻站出來。然後他又指了指架在附近山頭上的機槍。除了一個精神有疾患的湖北學生以外,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自認是共產黨,全場靜得只聽見學生的呼吸聲。最後團長說,學生們在同一個團體已有幾個月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政治觀點。因此每個單位的成員都應該立即指出他們中間誰是共產黨。這便引起了一片混亂。但在命令一再重複之下,共產黨學員們逐漸被孤立出來,而那個縱隊的其餘學員則被帶回他們的宿舍。一旦其他學生離開,共產黨員們便被逮捕,送到了南石頭的集中營。    
    其他縱隊的學生那天早上的經歷大致相同。第三縱隊的一個學員回憶說,在讓共產黨員站出來的命令發出之後,由於他們拒絕指認誰是共產黨員,團長就警告他們說:「要是你們不站出來,我們就要點名,你們反正得站出來。如果你們自動站出來,會大有好處。你們用不著擔心。」每個縱隊裡被辨認出來並遭逮捕的共產黨員的數目不等。在第三學生縱隊裡,只有8個人站出來承認是共產黨員,據說在他們被交送憲兵手裡並被投進在蝴蝶崗的監獄時,其他學生十分敬佩他們的勇敢。第二縱隊裡有150多人被捕,但在第三縱隊裡至少有200多名學生被抓了起來。當天晚上,所有被懷疑是共產黨員的人都被帶到虎門的魚珠炮台槍殺了。    
    據戴笠自己後來播散的信息,這些被殺的學員中有75個共產黨員學生是他交給總司令的,為此他終身受到蔣介石的賞識。組建的「密查組」。其實,戴笠在北伐期間的情報工作也同樣得到賞識。


第三章 投奔軍事情報工作

    北伐戰爭始於1926年7月1日。用戴笠自己的說法,他和黃埔的其他許多學員一樣,在1927年4月15日的「清洗」之後奉蔣介石的命令離開軍校,踏上國民革命軍穿越福建和浙江的東進征途。因沒有足夠的馬匹供整個騎兵隊使用,戴笠所在連隊的一部分人便分散坐船去上海,他們在那裡又分成兩撥,分別在徐州和蘇州駐下。戴笠屬於蘇州那撥兒。但是,與眾不同的是,戴笠的任務並不是騎馬戰鬥,而是偵察和顛覆敵人。他的具體任務是先行於主力部隊,通報敵方的軍事情報和前線位置。一旦到達他早年曾經「打流」過的江浙地帶,戴笠便顯得得心應手,他源源不斷地發回用隱形墨水寫出的報告,供蔣披閱。    
    總之,那些熟門熟戶的地帶引發了戴笠往日賭騙的習性,於是他舊病復發。1927年夏,當他和其他幾個人來到上海為剛從前線回來的蔣介石買禮物時,他獨自攜款一走了之,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吃喝嫖賭去了。最後錢花得精光而不得不向表兄借錢買火車票返回營地。他被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可一旦被釋放,他又故伎重演貪污起來。為了逃避懲罰而奔往南京投靠胡靖安去了——胡1927年7月時正在籌建蔣的「密查組」。戴笠就向這位新上任的情報頭子請求收他看護孩子,同時他告訴胡自己離開原單位是因為別人指責他幫助胡在黃埔清洗共產黨學生。結果胡靖安把戴笠推薦到了短命的「密查組」裡。    
    當1927年夏末「密查組」開始解體時,戴笠發現自己又在上海「打流」,他又睡到了表兄弟張冠夫的家裡,一邊尋找任何能找到的機會。出乎他的意外,這竟然給他機會替老上級蔣介石效「犬馬之勞」。    
    當年8月13日,在北伐於淮河流域進展不利,政府在上海的集款遇到困難之後,蔣介石辭去了他的總司令職位。他在家鄉溪口待了一段時間,於1927年9月途經上海準備去日本作戰略性流亡。當戴笠得知他的老上司在法租界時,便去敲蔣的大門,自願為他當保鏢。這之後不久,蔣於9月28日去了日本。他在那裡既說服了宋夫人讓他娶她的女兒,又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達成協議,後者同意幫助他與共產黨作戰,但同時敦促蔣集中其勢力於長江以南,而把北方讓給張作霖和他急躁的日本專家們。    
    與此同時,蔣在軍隊的主要勁敵唐生智在其他將軍們的脅迫下流亡日本。汪精衛企圖在廣州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失敗後,汪答應與蔣介石在上海會面,並討論有關和解的可能性。在李濟深被趕出城,張發奎與陳公博等汪精衛的其他擁護者們自立政府以後,汪精衛在11月7日採取了「護黨救國」的行動,鞏固了他的地位。但他在全國的影響卻削弱了,因為黨內如胡漢民和吳稚暉這類元老對他表示鄙視。自然,蔣介石的地位就相應地增強了。11月下旬,國民黨領導們在蔣位於法租界的公館裡舉行會談。儘管會談在1927年12月10日以了無結果而休會,但汪精衛被迫邀請了蔣介石重新擔任總司令的職位。會談一結束,廣州公社便在12月11日爆發了起義,結果是汪精衛丟失了在廣東的基地,而蔣介石則於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開始重建他的軍事聯盟。5天以後他重獲原來在國民黨政府中的最高統帥地位。    
    在蔣介石再次成為總司令,並由宋子文任財政部長以後,他顯然想要利用這個新機會,盡可能地來剷除他在國民黨內的敵人,並重組某些省一級的黨委。1928年2月2日,在沒有共產黨和汪精衛的支持者參加的情況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在南京召開。會議接受了蔣介石的提議,決定所有的宣傳均以孫中山「全國重建計劃」(這是在孫受到共產黨影響之前提出的)為基礎,以全國和解及雙方合作的精神來取代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在地方黨組織解散之後重新登記黨員,撤銷在北伐中為統一戰線而負責動員群眾的各個部門(農民、婦女、青年、商人等)。新國民黨只建立了三個部門:組織、宣傳和黨訓。軍委將由蔣介石委員長直接領導,而在軍隊內部將重新組織一個政治訓練部,由戴笠的老資助人和朋友戴季陶領導。


第三章 投奔「尋找靠山」

    那年冬天,戴笠到了南京,在首都的太平橋一帶勉強維持生計。他從未讀完黃埔的課程,所以也沒有正式畢業。儘管沒人確切知道他是怎麼到了南京的,但大多數人談起戴笠奇怪的上升都強調他很快在胡宗南那裡得到了職位一事。1928年,北伐重新組織了力量,胡宗南擔任了第一師第二縱隊司令。    
    戴笠投奔到他當年在杭州的老朋友胡宗南那裡後,在他手下當了個小小的衛護官。後來胡推薦戴笠任職於黃埔校友會畢業學生調查處。黃埔校友會的前身是孫文主義研究會,在1926年6月北伐前夕,它有300個成員。當這個學會在1926-1927年的軍事活動中解散時,蔣介石名義上是校友會的主席。蔣與統一戰線的左翼決裂後,只有反共分子還留在其中。    
    黃埔校友會調查處成為後來的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的核心部分,前者本身於1930年解散。這個組織曾是蔣介石軍事訓練體系中的安全機構。該體系最終包括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學校、炮兵學校、騎兵學校、工兵學校、輕重兵學校、海軍學校和中央警官學校,再加上培養軍官和幹部的各種訓練班。到了1935年,訓練班多達100多個。為了讓蔣放心,從一開始就顯得有必要在登記和調查這些畢業生的畢業證書的借口下,跟蹤他們的行跡。    
    通過在黃埔校友會調查處工作(它後來成為中國革命同志會的前沿機構,而該同志會則是「藍衣社」的關鍵部分),戴笠自然與一批沒有工作的黃埔畢業生有了接觸。只要能找到錢來支付活動經費,他們便樂得參與他組成的一個專門的情報收集機構。也正是在調查處工作期間,戴笠讓總司令當時的隨從副官胡靖安把他作為警衛隊高級侍衛的候選人引薦給蔣介石。後來他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這個位子。利用與沒工作的黃埔畢業生的關係網,戴笠開始收集有關受懷疑的人的非法政治活動的消息。他經常用有意刺激的方法,如散佈有關蔣的謠言,來誘使別人批評總司令對政府的領導。一開始他並沒有正式的渠道來向他的上司遞送這些報告。據說戴笠必須用當年把情報摘要送到蔣的辦公桌或車裡的辦法,即利用他作為蔣介石司令部門口警衛的位置,在領袖每次通過的時候把這些寫有密報的紙條遞上去。據說,蔣越來越依賴這位新侍衛來得到這類情報,而且不久,只要總司令看見戴站在那兒等他,他的車就會在大門口停下。    
    另一種對戴笠有點兒貶低的說法是,這個未來的秘密警察頭子在衛隊裡給蔣總司令當跑腿一類的差使。蔣的機要秘書毛慶祥後來回憶道,戴笠會每三天到警衛部食堂的後門處,通過廚師或值勤官遞送情報。戴笠不敢過問對這些情報的反應,而毛慶祥一開始都不把它們送往總司令那兒。但過了一陣後,毛髮現有一些特別有意思的內容值得引起注意,於是他開始把這些報告送蔣介石一閱。而蔣則對這些消息的豐富表示欣賞,並命令戴笠到胡靖安的侍衛隊「情報小組」當一名情報員,同時,蔣還開始向戴支付除工資以外每月3000元的活動費。有了這筆經費,戴笠便得以僱用更多的情報人員,逐漸地在他自己身邊組成了有名的「十人團」,即一個專門的,由他自己和其他年輕的官員和軍官組成的特務組織。有人說,蔣介石越過所有人轉向戴笠,是因為胡靖安的脾氣凶狠且難以控制,使蔣對他失去了信心。幾年以後,當戴笠成了蔣介石最有權威的特務頭子後,軍統為高級幹部舉行了一個宴會,胡靖安沒有受到邀請。胡衝進宴會,破口大罵,鬧得參加宴會的人不歡而散。他罵道:    
    戴笠,狗婆養的,翻臉無情,如果沒有當年我在廣東提拔他一手,介紹與孫文主義學會的大頭楊引之、賀衷寒、潘佑強等人見面談過話,誰知道他是老幾?老子毫不自私將名單開給他,否則他又哪裡去找報功請賞的材料。    
    這也許是一個原因,但同時蔣在對抗他的對手(例如,蔣在1930年發現自己面對由南方的改組派與北方「出籠騎虎」的閻錫山等軍閥構成的聯合陣線)時,他對戴的能力的信任不斷增強。那年2月10日,閻給蔣發了一個電報,敦促他退休,然後又給他發了一系列的電文指控他腐化無能。次月,南京政府中受到閻控制的省一級機構都被他的人圍困起來了。4月初,閻的山西軍隊佔領了北平之後,閻宣告自己為反蔣總司令,馮玉祥為副司令。    
    當馮和蔣介石的軍隊在河南打派系仗時,閻派出了由孫連仲指揮的輕騎兵隊去襲擊蔣在野雞崗鐵路站的總部。假如沒有戴笠的軍事情報,孫也許便會把蔣介石及其侍從一網打盡,但戴在最後一分鐘把他的上司及其部下轉移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要不是蔣允許戴笠和他接近,哪怕戴笠在平原之戰中對蔣再有用,他也永遠不會得到他最終得到的秘密權力。戴笠自然十分幹練,但蔣更看重的是他的可信和可靠。蔣有一次在講到戴笠時用他的字「雨農」來稱呼他:「只要有雨農插手,我就放心了。」這番話的含義,也許連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因為戴笠似乎能夠用不同的辦法使他的主子放鬆,使蔣介石鬆弛的一面表現出來。有意思的是,其他官員在見蔣介石時得非常小心他們的言行舉止才行。甚至連一位將軍白手套上的一個污點,都能使他被攆出去或者挨一頓訓斥。但不知怎麼,戴笠卻能免遭這種肆意對待。當然,戴笠能夠立即理解他上司的心情,並滿足其隨心所欲的各種蠻橫要求。比如,要是蔣介石在他的面前讚美孔子和孟子,戴笠便會立刻鸚鵡學舌地開始談論孔子的「仁義道德」。但從個人的風度講,他經常是衣服皺巴巴的,穿得很糟糕,也不刮鬍子,甚至有些邋遢。這給人的印象是,戴笠漫不經心的氣質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好符合蔣介石的另一個方面——可能是他的一個內在而鬆弛的王國——而這一點,像曹聖芬這類隨從是永遠不許看見的。    
    憑著如此接近領袖的機會,戴笠得以克服使他擔憂的資歷淺的缺陷——他曾對文強訴說,後悔當初為什麼不早一點投靠蔣介石。說到底,他「投奔」的決定,填補了他同國民黨元老和黃埔精英相比所顯出的不足。1939年,當戴笠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警衛組組長時,總司令才發現他的門徒不僅沒有從黃埔畢業,而且連國民黨正式黨員都不是!不久,總司令大筆一揮,就使戴笠成了以前黃埔軍校六期班的畢業生,與此同時,「雨農」也被國民黨領袖本人作為保薦人介紹為黨員。至此,戴笠成了自己秘密世界的主人和指揮。


第四章 十人團蔣介石的私人間諜機構

    據文強關於戴笠生平的敘述,戴笠在國民革命軍中情報工作方面的晉陞,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常規軍事情報人員的能力。戴笠在胡宗南手下(第一軍第二縱隊)干時,他成了一個特別通訊情報單位的頭目,這個單位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建於1928年1月4日,名叫「聯絡組」,後來在台北情報局編輯的戴笠正式的傳記裡,它被形容為所有後起的黨和國家軍事情報組織的「萌芽」。聯絡組由蔣的總司令部直接設立,總司令親自任命戴笠為聯絡參謀,讓他領導十個官員,後來調查統計局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之後,這些官員便成了核心人員。    
    戴笠任聯絡官時期最重要的任務,是1930年初執行蔣介石對唐生智行刺的命令。唐是湖南出生的軍人,曾在1929年11月替國民黨政府把馮玉祥趕出了河南,但他在次月去汪精衛那兒接受了護黨救國軍四路軍總司令的任命,宣誓要反對蔣及其隨從的軍事獨裁。最後蔣派出了他最優秀的間諜去搜集關於唐生智的軍事情報並將唐陰謀暗殺。據說戴笠經峒嶺進入河南,在洛陽停留之後,便沿京漢鐵路去唐將軍所駐紮的鄭州,一路收集情報。    
    得知戴在這一帶,唐生智便懸賞重金捉拿他。戴笠一到鄭州火車站就被唐的軍警們發現了,並將他包圍起來。然而,軍警稽查處處長周偉龍畢業於黃埔四期,他也許在黃埔時認識的戴笠,對這個間諜的冷靜和勇氣感到佩服。戴笠懇求周偉龍「擁護校長佐天下」。周與戴笠結拜為兄弟,並把他藏在軍警營地裡過了幾天,等到風聲一過,戴便穿上了唐生智軍警的制服,沿京漢鐵路南下。    
    在1928年至1931年之間,蔣介石惟一授權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機構,是國民黨改組後的中央總部的密查組。蔣的非正式特工很多,這是因為1927年之後在他自己支持下發展起來了各種秘密組織,蔣採取讓這些組織各自為資金和權力互相爭鬥、互相制約的手段來對其進行控制。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半正式的小組還是成立了,它的任務是對付共產黨員,並從中央黨部撥出秘密「特別經費」提供給它,利用它來控制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分子。密查組亦稱「聯合組織」,以陳立夫為首,他曾經領導國家軍事委員會保密處,當過國家改組委員會的總書記。據波曼說,負責清除共產黨員和有親共嫌疑人員的調查組分為三個科,戴笠負責二科,該科受命對軍方人員進行監視。    
    正當1927年的清黨開展之時,戴笠在總司令私人間諜系統裡的正式職責與他的個人任務並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經開始在二科裡,通過繼續成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團,來形成他個人的「機構」。這些黃埔的畢業生就像明清時期官員中的「幕友」,一開始都從戴笠那兒領工資。事實上,他們直到1932年蔣重建他的秘密特務組織時,才作為政府官員正式加入該組織。在那四年裡,其人事稍有變動。1930年,其成員包括王天木、唐縱、張炎元、徐亮、胡天秋、周偉龍(唐生智的軍警頭子)、黃雍、馬策及鄭錫麟。後來最後的兩個人要求退出,於是唐縱讓劉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們。    
    十人團的正式名稱是「調查通訊小組」,對於它斯巴達式緊張而嚴厲的工作風格,有過各種敘述。從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時間從事軍統在全面發展到後期時所特有的腐敗活動。大夏天裡,在南京這個中國最悶熱的城市裡工作的戴笠,會經常在十人團位於雞鵝巷53號的總部連續三天三夜廢寢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著一杯開水嚥下油條之類的點心而已。    
    儘管密查組名義上歸陳立夫統一領導,但它的各個部門之間競爭激烈。當戴笠和他的十人團在密查組設在雞鵝巷的辦公處活動的同時,另一個對手小組——它被認為是代表了陳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園路的辦公處對國民黨非軍事人員中進行反共的調查活動。這個被稱為密查組一科的小組由徐恩曾領導,同樣由黨中央總部的秘密資金支付經費。    
    與此同時,另一個秘密警察機構在由江西南昌「剿匪」總部管轄的三個省份成立。而蔣介石於1931年也開始授命組建諜報科。次年,蔣在軍事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鄧文儀向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在「剿共」地區內三個省的保安行營裡成立調查科,其總部歸南昌保安行營領導。


第四章 十人團鄧文儀

    鄧文儀那時29歲。他祖父是擺賣衣服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小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一個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小說與史詩之中。王先生每星期兩晚上要給學生們講《水滸》的故事,描述和分析書中的人物及其個性,他們的武藝、社會背景和「綠林好漢」的正義行為。於是,在校長的影響下,鄧和他的同學們逐漸地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平西》、《岳飛傳》,及《班超平中亞》等裡面的人物視為自己的榜樣。    
    於是,小業主之子鄧文儀,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小說吸引的青少年一樣,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就像毛澤東那樣,他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默默無聞、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他讀中學時所碰到的經濟困難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決心。那時,他家沒錢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鄧兩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給錢付費。但無論鄧如何痛哭流涕,他母親最終只能湊起一塊錢來,於是他不得不學會賭博來攢夠錢供自己上學。這只能加強他對「綠林好漢」們的敬仰和對小說裡拜把兄弟「殺富濟貧」的尊重。鄧由於受到他們的啟發,拒絕結婚,而且在中學畢業的前夕,進入程潛在廣州的軍事學校,「參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聽說了黃埔軍校,於是他成功地通過了黃埔學校的入學考試。    
    鄧加入了一個黃埔學生小組,其中有蕭贊育和張鎮(後來是蔣的軍警頭目)。這小組的成員被送到蘇聯去學習。他們是300個在中國招收的去莫斯科航空軍事學院或中山大學上學的學生隊伍的一部分。這些院校建於1925年,歸屬於共產國際遠東部,專門培訓中國人員。其中約有150人是在廣州通過黃埔和其他指定的軍事單位推薦,並通過競爭性很強的考試,被國民黨招收來的。    
    為了對抗親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研究會」於1924-1925年在黃埔成立,鄧文儀自己是其中的學生領袖,與賀衷寒、楊引之、酆悌及曾擴情一樣,都屬於「大頭」。    
    當他去莫斯科的申請被廣州的國民黨總部接受後,他被送進中山大學。作為一個學生領袖,他成了共產黨爭取的對象。儘管他是國民黨支部的一個委員,並在賀衷寒為保持孫文主義研究會精神不衰的反共狂熱激發下,繼續秘密地與其他黃埔軍校學員會面,但顯然他的上級們還是越來越肯定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    
    在鄧文儀到達共產主義大學後不到三個月裡,他被選為「公社委員會」成員,當了「衛生蘇維埃」的主席,而且擔任女射擊隊的教練。他後來還被任命為班長和他所屬的學生小組組長。1927年春天,當共產國際開始招募一支特別派遣隊在M.N.若儀(Roy)領導下回中國時,鄧文儀是中山大學被選中的40個學生之一。但當汽船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抵達廣州時,鄧登上了岸,隨即與派遣隊脫離了關係,重新表明了他對國民黨內蔣介石派系的忠誠。    
    同年稍晚,鄧文儀參軍北上加入已開始互相爭鬥的革命軍,並開始動員黃埔圈子裡的軍校生收集反共情報和研究在蘇聯買來的詳細介紹契卡和GPU(國家政治管理局)運作的書籍,並以此來獨立組建自己的反間諜機構。    
    1927—1928年間,鄧文儀建議把間諜股安置在保安處在各省的總部裡,以便執行它的各種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反共軍事活動,收集情報,調查共產黨在軍隊和衛戍各部門的活動,保持對各縱隊司令的監視,以及在非軍事人口中間展開特務活動等。蔣介石最終批准了這個計劃,於是在1932年早春,一個行動小組在鄧文儀的控制下成立於南昌經堂巷內。    
    鄧文儀的調查科與密查組是兩回事:與在首都南京的兩個獨立運作的部門不同,它是一個省一級的網絡組織,雖然掛在三省內的衛戍行營,但有自己的正規地位。一直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密查組一直是非正式、非官方資助的組織。「一二八」事變中,日本海軍與十九路軍在上海北都的閘北區持續交戰三個月之久,摧毀了閘北。    
    十九路軍——該軍的司令蔡廷鍇一下子成了全國英雄和世界名人,蔣介石迫於向十九路軍增援的輿論壓力,命令王敬久和余濟時領導的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在中央軍事學院院長張治中領導下組成一個新的第五路軍。


第四章 十人團特務處

    但當八十八路軍到達昆山,在南翔前線與日本人交戰時,中國軍隊遭到慘敗。當時的情況是,戴笠本人親自向蔣介石匯報了噩耗:當八十八路軍重新在常熟集中兵力時,整個部隊和軍官加起來總共不到4000人。總司令非常沮喪。這不僅因為他對日本軍事力量的情報不準確,而且他對在這些軍隊裡任職的黃埔軍官估計和控制都不足。為了進一步瞭解局勢,蔣介石命令戴笠成立一個特務處來加強他的非正式秘密特務組織。特務處設在雞鵝巷。    
    不過,這個新成立的處還不算政府正式的機構,而是在行政上與「藍衣社」有關的一支「鐵血隊」。它被安置在向它提供資金的「復興社」內。【其任務是,在完善間諜業務和開展陰謀破壞的同時逐漸滲透到衛戍部隊、警察和軍警力量中去。然而,所有這些任務都沒有以合法形式佈置下去過。雖然蔣介石規定,所有的人事事務都得由他親自處理,但他自己作為國民政府主席剛下了台,政府大權落到了廣受尊敬的名義領袖林森手中,所以戴笠的秘密特務組織連執行其基本職責的權力都沒有。儘管如此,戴笠還是掌握著一個正式的秘書處,有著固定的資金來源,而原來的「十人團」也發展到了100人以上的團體。    
    這個新「特務處」的確得到了擴大,尤其是現在戴笠享有蔣介石的充分信任。正是在這個時期,沈醉加入了這個組織,當了上海通訊站的負責人,並學會了指導在他之後加入「行動署」的新手們綁架和行刺等技術。但儘管人員數目倍增,戴笠在衛戍部隊和軍事警察部隊的網絡雖然嶄露頭角但卻咄咄逼人,然而特務處的行動還是受到阻礙,因為它缺乏逮捕和拘留嫌疑分子的合法權力。    
    1932年3月18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在洛陽召開,會議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並防止CC派和黃埔派互相之間的對立增長而削弱自己的情報機構,蔣介石決定使用他新的權力,在軍委之下設立一個正規的情報局,以將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調查部門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儀作為滿洲國傀儡政府首腦登位後不久,蔣召集了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共同決定組織一個「情報網」,「以便抵抗外國侵略,平定國家」。於是,「一個軍事情報機構」便成立於1932年4月1日,那便是後來國民黨軍事情報部門永遠要紀念的軍統機構成立週年日。    
    據台灣「國防部」1966年出版的年鑒,蔣介石在宣佈成立這個「機構」之前,私下與戴笠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見過面。當委員長向戴笠宣佈了他在這個機構中的新職位之後,戴虛情假意地推辭說,自己資歷太淺,難以勝任。蔣安慰他說:「只要你有決心,其他的用不著擔心。」據正式《年譜》說,戴笠於是便答應承擔領袖交給他的重任,回道:從今以後,學生將不惜犧牲生命而為革命奮鬥。假如我失敗了,那麼我將請求領袖處分。若是我勝利了,或者被敵人殺害,我將毫無遺憾。」《年譜》最後說:「蔣公壯之。」


第四章 十人團調查統計局(BIS)

    事實上,戴笠擴大了的「十人團」,即原來的「聯絡組」,現在已成為一個正規的官僚機構。1932年春,蔣命令在軍委內成立由陳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廳廳長陳綽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於是三個處相繼成立。第一處是原中央黨部的調查科,即密查組一科,它設在特務處所在的瞻園路,由徐恩曾領導。這個處便成了黨務調查處,後來成為陳立夫抗衡戴笠軍統局的部門——中統局。    
    第二個部門是戴笠設在雞鵝巷的特務部,負責監視和調查軍隊。被提升為少將的戴,把這個部門當做自己的家,而他則是這個家的「家長」。他原來特務部的部下們管他叫這個組織的「老闆」。    
    第三處先是由丁默,後來由金斌領導,負責監查郵電檢查局,後來併入特檢處,辦公處在江西路。    
    統計局本應負責協調這三個處的工作。但實際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們自己的人員到設立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軍委特務處總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門自己執行的,他們之間基本沒有什麼合作。後來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對這個組織的控制,任命自己的親信鄭介民和徐人翼分別為副處長和軍委特務處的總管。鄭介民曾是廣東的一個冒險家,加入黃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開過一個咖啡店。他也是特務處的審查科長。唐縱任軍委特務處書記時,反對軍閥的雲南紳士邱開基當了執行科科長。    
    「十人團」原來的成員中,那些能夠接受戴笠越來越嚴重的家長式獨裁領導的人就在BIS二處呆了下來,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轉到了蔣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權的其他位置上:黃雍當了調查科的副科長,梁干喬負責復興社的培訓,余灑度則成了國民黨華北宣傳隊成員。    
    二處現在有了具體的調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下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來擴展它的業務。但它的擴展得通過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軍事或政府當局下屬的執法部門建立了固定的關係。這一點可在原來由鄧文儀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組建的調查科裡反映出來。鄧文儀於1933到1934年間由於沒有處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    
    空軍署署長徐培根負責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機場。徐是個非常墮落的人,多年來一直盜用軍款,後來到了1932年,他終於得想法掩蓋自己造成的虧損以對付政府的審計員們。因為無法彌補虧空,他便決定銷毀賬目。於是他縱火燒燬了賬本和一些軍用飛機。徐被撤職後,蔣介石命令鄧文儀的調查科調查此事。鄧卻一直磨磨蹭蹭。蔣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這事轉交給了戴笠和徐為彬。他們調查出縱火的原因以及事後鄧文儀直接對此事的遮蓋。鄧在1933年被撤去科長職務,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區對調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從此,一直到抗戰開始,戴笠一直被總司令叫做「戴科長」,即鄧文儀丟掉的那個頭銜。    
    對戴笠來說,這可是一個決定性的機會。首先,他所擁有的人員數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長:從145人到了1722人的另一種規模的單位。同時,戴笠佔有了鄧文儀多數或者全部的「骨幹」:張毅夫(張嚴佛)、李果諶、袁寄濱、周聲敷、王新衡和謝力公(謝少珊)。    
    其次,他所管轄的新部門包括延伸到南昌衛戍部隊控制的所有省份內的常務情報機關。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及中國中部每一個保安處的調查股,現在起碼在名義上都歸他控制。    
    南昌行營調查科由戴笠接收後,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行營調查科,以及浙、贛、鄂、皖、湘、桂、黔、陝等省保安處諜報股(有的改為調查股或第四科)先後都歸戴笠掌握。第三,在二處的監護下,調查科開始把新獲的權力當做軍委會的一種武器來使用:它開始派出特工向各種衛戍司令部的偵緝處滲透,並企圖接管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偵探隊。從此,戴笠特務系統透入了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和地方保安系統,披上了公開的外衣。    
    最後,戴笠作為安插在每一個公安機構或警察署裡的情報或間諜部門的頭目,其職權還包括培訓特工「骨幹」。因為蔣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為他在浙江省警察學校的特派員。下面我們將會看到,他很快奪取了對這個組織的人事和培訓班的控制權。這是蔣介石的情報機構第一次公開轉變成廣泛的合法控制網絡。從此,他個人的安全機構得到了正式的權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其業務內容還是由總統本人親自控制。這不僅是因為這個機構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導致了蔣及其秘密警察之間既緊密又機密的關係。而且,是政府正規體制內一種團體的擴張——一個用當時的法西斯和長槍黨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獻身於美化領袖個人的軍事化的團體,以使它在30年代能夠以獨裁加宗教狂的架式發揮作用。    
    於是,如果我們想要瞭解中華民國體制的內部運轉情況,那我們不僅應當把我們的視線投向蔣的官僚控制系統的公開轉變,而且還必須關注他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無形歷史,而這一點導致了我們去探索「藍衣社」本身。


第五章 「力行運作」——蔣的共濟會力行社

    力行運作社,或叫力行社,它如此機密,以至於在1932年到1937年間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人們總是把它與其前沿組織相混淆,將其成員當做是「藍衣社」成員,而它的活動經常與蔣介石特務部門的宣傳偽裝和情報工作有內在聯繫。然而,力行社卻是那個俗稱「黃埔圈子」裡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組織,它的成員們組成一個崇尚法西斯,並在最高領袖蔣介石領導下致力於執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軍事團體。    
    儘管它的存在被隱藏了40多年,但在其鼎盛時期,力行社控制了一個50萬人員以上的周密的組織機構;「從新生活運動」到「中國童子軍」,到大學的軍事訓練項目和高中的夏令營,秘密地動員了數百萬人。現在,由於近20年來在台灣發表的回憶錄,力行社的重要性得到公開認可,而它在「滿洲國」和盧溝橋事件期間的政治作用也被充分認識。    
    力行社的成立實際上是1931年夏天和秋季爆發的政治危機的結果,那場危機最後導致蔣介石放棄他在政府的職位,並暫時退休到浙江。1930年,馮玉祥、汪精衛和閻錫山的「擴大會議運動」失敗後,國民政府決定通過召集國民會議、頒布臨時憲法的方式,來採納被擊敗了的反叛分子們的部分呼籲。胡漢民作為立法院主席,遵從孫中山關於一黨專制是構成政治監護的基礎的觀點,拒絕支持這個受到新當選的「總統」蔣介石支持的提議。胡在宣佈這個立場的同時,於1931年2月28日辭去了他的院長職位。蔣立刻下令對他進行軟禁,在這個令人震驚的步驟之後又把他帶到了南京附近的湯山繼續扣押。    
    國民黨的元老們對蔣的不法舉動感到憤怒。4月30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4名高級成員——林森、古應芬、蕭佛成、鄧澤如——彈劾國民政府新總統。四個星期後,這些以及其他反對蔣武斷獨裁的人們——其中重要人物有汪精衛、孫科、唐紹儀、陳友仁和李宗仁——在「南王」陳濟棠的保護下,於1931年5月28日在廣州宣佈成立他們自己的國民政府。在接下來的1931年夏天的三個月裡,長江流域洪水氾濫,整個國家在政治上被分成兩半,而南北間的戰爭似乎迫在眉睫。蔣介石本人認為他和他的事業正受到嚴重威脅。他最親近的隨從——如滕傑和賀衷寒,對此也不得不表示贊同。    
    滕傑後來成為力行社的第一任秘書長,是個有經驗的學生運動家。他是江蘇阜寧一個地主的兒子,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爆發時,他曾當過在南通的美國新教會職業學校的學生會主席。就像發生在大多數教會學校的情況那樣,那裡的年輕人最堅定地反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當別的學校的學生代表團來校「串聯」時,滕傑發現他自己的領導受到了想攻擊校方管理的激進分子們的挑戰。最後他決定,美國學校應該解散。於是在那個夏天他主持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導致了全部學生退學。他在確保了這些學生們能夠被其他學校錄取後,在18歲時離開了南通,進入了上海大學的社會學系。    
    1925年秋,上海大學是黃埔軍校在長江下游地區的招生中心。共產黨的影響非常大,施存統是社會學系主任。滕傑非常敬仰孫中山,他在南通研究過孫的「三民主義」。儘管施存統在課上將馬克思和三民主義進行比較,並貶低了後者,滕傑在到達上海後不久還是加入了國民黨。滕傑很討厭共產黨學生,認為他們膽怯而虛偽,在他看來,他們搞統戰都是假的。他堅信,國民黨由於不如共產黨那樣詭秘,這對它組織學生很不利,當他悄悄地考入黃埔軍校後,便帶著這種看法離開上海去南方,參加那裡的軍事訓練。    
    北伐期間,滕傑在廣州黃埔軍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在中部地區接受了一段軍事訓練後,他便去了日本學習。這是蔣介石在1928年作出的打算的一部分:在他首次退離公職後,便系統地將黃埔畢業生送到日本去深造。蔣親自在黃埔頭六個班裡挑選了五個學生。一年後另30個學生也被選送去。於是在1931年夏,有60多個「校長」的黃埔子弟進入了日本皇家軍事學院和其他各種學校,包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的西點軍校,蔣在那裡學習過)、早稻田、炮兵和騎兵學校。滕傑被送到明治大學,該校專門為中國學生設立了一個政治經濟系。兩年寒窗苦讀,滕傑大都花在上野圖書館裡,這之後他於1931年7月下旬回到了中國,那時中朝邊境由於萬寶山事件而緊張起來,使得日中戰爭很有可能全面爆發。在回國之前,滕傑希望與日戰爭的可能性將能使全中國聯合起來。相反,他發現民族被分裂得支離破碎,政治跟他離開前一樣的腐敗,政客們一心只為謀私利。若要動員民眾,那就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組織來成立一個真正強大的政黨,它應當具有獲得群眾支持的能力。由於想到了共產黨在「五卅運動」期間地下指揮學生組織的成功例子,滕傑起草了一個用黃埔畢業生作為骨幹來建立一個絕密組織的計劃。這個新組織將以「民主集權〔來〕聯立一個具有統一意志,鐵的紀律,分工明確,有自願行動能力的強大組織」的原則來聯合軍民中的優秀青年。    
    滕傑懷揣這個計劃,去見朋友曾擴情。曾被分配在南京中央黨部的軍事處,聽了這個想法後很興奮。作為實行這個計劃的第一步,他請了九個朋友吃晚飯。所有的客人都是黃埔的畢業生,其中兩位湖南來客酆悌和鄧文儀,是一期畢業生。他們的湖南身份非同小可。來自湖南的黃埔軍校生都充分意識到家鄉輩出像曾國藩和左宗棠這樣的軍事家的傳統,因此他們感到自己尤其應當在拯救民族的事業中擔任領導角色。在酆悌和鄧文儀的協助下,計劃得到一致通過,而且大家還都同意舉行第二次晚餐,到時候每人再領一個人來。當他們第三次聚會時,到場的人有40多,其中有在南昌主管反共「剿匪」宣傳運動的官員賀衷寒。


第五章 「力行運作」——蔣的共濟會賀衷寒

    賀衷寒是黃埔內部圈子裡的湖南派領袖,生於1898年長沙附近的岳陽。他的家境小康,本人在鄉村的家裡上過私塾,12歲時他已讀完四書五經。接下來的兩年中,他開始閱讀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他白天跟著老師背誦《左傳》,夜裡自學《資治通鑒》。14歲時,老師讓他通讀了梁啟超的所有著作,發現這個學生能夠提出自己都無法回答的問題。結果,賀衷寒於1913年進入了當地的一個新式小學,開始接受從西方引進的「現代教育」。    
    1915年賀衷寒轉入湖南省在武昌的一所特殊中學,他的作文能力在那裡受到注意:他關於舊社會邪惡的文章經常被展示在高中的牆報上。1917到1919年,他在武昌的一家新聞社當學生記者,在「五四運動」中被選為學生領袖。1920年冬天,董必武和陳潭秋在武昌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賀衷寒是裡面的學生成員。次年他與一位湖南的馬克思主義者去上海,在陳獨秀辦的專門學校裡學俄語。1921年9月他被選為東方勞工(Toilers of the East)代表大會代表。當年下半年,他與張國燾前往莫斯科赴會。那一次他在蘇聯逗留了7個月,但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他於次年回到中國,對蘇聯政治制度的「進步」印象很深,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前夕蘇聯生活的「苦」感到沮喪。於是他得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的策略不合中國國情。    
    回國不久,賀衷寒便接受了武昌中學的一個教書位置,像同鄉的另一個教師毛澤東一樣,他投入了動盪的湖南政治之中,成了武漢「人民通訊社」的一名記者。1923年通訊社關閉,賀衷寒到了長沙,創辦了一個「平民通訊社」。該通訊社的成立正值省長趙恆惕在長沙被譚延愷趕下台,於是賀衷寒得以在他的報刊上發表革命宣傳文章。他的宣傳小冊子之一是有關工人領袖黃愛和龐人銓被殺事件,並激烈抨擊趙恆惕。    
    軍閥趙恆惕重掌長沙政權以後,下令逮捕賀衷寒。要不是兩位省議員設法營救,他幾乎死於獄中。出獄後,他回到了岳陽。父親讓他在家教書,但賀衷寒覺得政治義務為先,於是離家去了南京,打算上那裡的東南大學。然而,1924年春,他聽說廣州的革命派正在為黃埔軍校招生,於是他離開上海去參加那裡的入學考試。最後,賀衷寒以複試中險些落榜的成績,於1924年5月進入了黃埔第一期。    
    在黃埔,賀衷寒是第一個起來反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刊物上出現的反孫中山言論的人。賀還與繆斌一起在1925年12月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1926年初,賀衷寒第二次訪問蘇聯,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接受了常規訓練。他在蘇聯的經歷,再加上他在「孫文主義學會」裡積極的領導角色,更堅定了他反共的信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缺乏「人道」精神。1928年1月他和蕭贊育一起從蘇聯回來後,蔣介石授命他指揮在杭州的軍校生軍事訓練中心。在國民黨總部對南京市進一步限制後,賀與蕭獲得蔣介石的許可去日本,賀在日本與滕傑成了寢室室友。他們從1929到1930年在一起住了有一年多。在那段時間裡,他出版了兩本批判汪精衛和改組派的書。1931年2月,賀衷寒奉命回國,接管南昌部隊司令部的政治宣傳部門。    
    賀衷寒參加滕傑的第三次晚餐純屬偶然:「九一八事變」不久,他正巧從南昌到達首都。全國上下到處爆發了抵制日貨和示威遊行等活動,成千上萬的學生彙集到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和廣東的分裂派聯合起來,一致抗日。10月14日,蔣介石釋放了胡漢民,並答應在上海舉行談判以聯合雙方。但學生抗議仍然不斷。到了12月初,南京實行軍管,上海有一萬五千名學生在示威。    
    在這種情況下,滕傑要求賀衷寒支持他們成立「籌備處」的呼籲便十分中聽。賀衷寒意識到,如果他們真的希望在軍校學員中建立一個由「志士」組成的地下網絡的話,那麼他作為黃埔國民黨學生運動中的老資格成員,又是一個身兼反共宣傳重任的官員,他的支持將對他們的成功舉足輕重。但儘管在國難之中,賀衷寒還是非常謹慎。他很知道蔣介石多次表示反對黃埔學生形成任何政治團體,曾說:「這些黃埔學生缺乏政治經驗,所以不能有效地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賀衷寒還顧慮到校長可能會對背著他搞的活動產生誤會,但滕傑向他保證,自己會在「籌備」工作完成後向蔣介石匯報整個事件過程。最後,賀對提案表示同意,並建議滕傑為秘書,他的妻子陳啟坤為秘書助理。鄧文儀從他的書店裡捐獻了300元作為經費。他們還在南京康濟醫院附近的二廊廟街上的一幢木房子裡的二層樓上租下了三間屋子。康澤(一個28歲的單身漢,出生於一個非常貧窮的四川農民家庭,家裡窮到了未婚妻家與他退了婚)搬到了樓下作掩護,於是「籌備處」開始投入工作。    
    滕傑的「籌備處」誕生了,這可以說是適應了以組織方式來解決國難這一普遍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初的情況與六年前的「五卅運動」很像。隨著與日本的危機加深,全國上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團結一致,愛國熱忱高漲,令人想起甲午戰爭後各種「社」和「會」紛紛復甦、1919年日本在凡爾賽取得外交成功後學生聯盟接連創立的局勢。而在學生和知識分子緊急組織團體和同盟來動員輿論的同時,蔣介石的弟子們也想通過資助監護性協會成立的方式來解決國難。


第五章 「力行運作」——蔣的共濟會右派動員

    當然,在1931—1933年間的蔣介石與1895—1898年間的康有為或梁啟超之間作比較並不恰當,因為前者的弟子們是政府軍校的畢業生,而非具有學位的文人。還有,煽動年輕人的狂熱無疑是受了當時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運動的影響。劉健群在1931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全會上發行的一小冊子裡建議成立藍衣社,他寫道:「國民黨應當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黨組織的榜樣,完全服從領袖的命令,並讓它的成員穿藍色衣衫作為他們意志的象徵。」    
    儘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夠很快地把那些動員工作與外國法西斯背景聯繫起來,但在這運動中有一種很強的本國色彩。在滕傑和賀衷寒的眼裡,他們這種動員工作像上世紀末的改革派運動一樣,表明愛國領袖能夠組織青年「志士」聯合救國,以此引起大眾支持。這跟他們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學生還是以原黃埔軍校畢業生為骨幹的軍事幹部無關。    
    後者已經在黃埔同學會中形成一個核心。這個同學會繼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共傳統。除了向成員們分配工作以外,它還鼓勵成立像「立志社」這一類的俱樂部。立志社的總部設在南京黃埔路上的一座清宮式的樓裡,該社的名稱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紀哲學家王陽明強調行的教學。這類俱樂部既現代又具有傳統特點,既帶有西方或日本極端民族主義青年團體的色彩,又體現了帝制時代後期學院和社團中學者兼紳士的傳統。「籌備處」的傳統色彩是通過它的名稱力行社體現出來的。力行一詞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動」,它出自《中庸》。該組織的全稱如賀衷寒提議的那樣,為三民主義力行社。在後來的五個月裡,它的創建人開展的「準備工作」,主要包括在籌備處二樓的辦公室裡開會起草這個秘密組織的章程和綱領。這些人員全部是二三十歲,生於清末,先接受過傳統古典教育,民國初期又進入現代學校,又都是黃埔一至六期的畢業生。據鄧文儀的兒子說,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但大部分來自長江流域,尤其是「各省的鄉間和小城市」,而這些地區「仍保持了是好是壞的中國傳統社會情況——從好的一面講,這批人曾親身體驗過其真正的價值,故有保存之義;從其壞的一面講,他們也深知其弱點而急於謀求改革」。    
    作為黃埔的畢業生,這些軍官們經受過軍事訓練,養成了在集體行動中注重效率、在個人日常生活中講究果斷的意識;他們接受服從命令和等級制度的必要性。他們也是在國外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這些創始人中間,除了桂永清曾在德國受訓,其他人均在日本或者蘇聯學習過。 「九一八」事件後,日本警察的鎮壓使大批的前黃埔學生從日本湧回國。他們中許多人參加了龔德柏和另一些人在賀衷寒的朋友加同學蕭贊育領導下成立的「旅日學生抗日救國會」。龔德柏的《救國日報》接二連三地發表社論,呼籲中國人「抗日鋤奸」,而且儘管龔本人並沒有參與力行社的活動,但許多「籌備處」的成員利用了他的報紙作掩護,假裝成是它的編輯或記者來開展他們自己的工作。顯然,蔣介石的這些弟子們首先想到的是積極爭取用軍事防衛來對抗日本,而蔣卻正在否定這種政策,因為他已逐漸認定,當務之急是要安撫日本,以便爭取時間消滅共產黨。    
    蔣的政策直接與全國特別是繼續呼籲抗日的學生們的情緒背道而馳。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在1931年12月6日召集了大規模示威。那天學生們召開代表大會,請來了上海所有各大學的代表和南京和北京的兩個代表。會議結束時,這兩個外來代表遭到十來個當地國民黨員的攻擊,而公安局的便衣人員對此則無動於衷。北京代表被綁架到一輛車裡帶走了。學生們認出了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暴徒,便於12月9日在市政廳前集合,要求釋放他們的北京同志,並懲罰國民黨暴徒。市政府為了自我保護,宣佈實行宵禁,但最終無法阻止抗議者:他們搗毀了國民黨總部,迫使蔣介石的黨徒市長張群辭職。八天後,12月17日,部分是迫於學生壓力,蔣介石辭去了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職位,回到奉化老家。    
    儘管蔣可能對他的心腹隨從談起過制定解決國家危機方案的重要性,但他對成立力行社的計劃仍一無所知。籌備處的成員們想等預備工作完成後才向他請求批准成立這個組織。但當滕傑聽說有走漏消息給校長的危險時,便決定給陪同蔣在奉化的秘書鄧文儀發一個私人信息,要求他立刻匯報他們的計劃。總司令由於受必須動員人支持安內政策的信念左右,作出了相當肯定的答覆。當時在他面前擺著一系列關於成立「救國」社團和協會的提案,而他顯然認為,力行社的計劃是手頭「對付國內外危機」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個。    
    與此同時,在蔣和年輕的黃埔肄業生戴笠之間建立起一種特別牢固的關係。後者前來慰問這位未來的總司令,離去時充滿著對他領袖威力的敬畏。那時蔣和國民黨軍隊領導人向所有離校的黃埔學生提供了回校完成學業的機會。戴笠是軍校第六期騎兵班肄業的學生軍官。戴笠對於是否以一個普通軍官身份回校,感到猶豫。他覺得無論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蔣那裡。於是為留在蔣的身邊,向他提供消滅敵人所需要的情報,戴笠決定接受「沒有畢業的黃埔六期生」的名義頭銜。這是戴笠作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它顯示了戴對蔣的絕對忠誠,以及他對領袖俯首貼耳的情願。


第六章 創建力行社準備工作

    蔣介石在短期流亡中,與汪精衛達成了妥協,準備重返原職。1932年1月17日,蔣介石宣佈他將重新執政,四天後他回到了南京。2月29日,軍事委員會重新組成。一周後,3月6日,蔣被指定為政府主席。在這關鍵的兩個月裡,力行社從紙上談兵變成了一個由300個效忠蔣介石的分子組成的最高機密組織。它的成員後來成為具有50萬人以上的新的國家政治力量的核心,被普遍視為像復興社這類前線組織的成員。    
    由原來的力行社變成一個重要政治力量的過程,是從一份會議通知開始的。那份通知發給現被稱為「護黨救國籌備處」組織的三個領導,要求他們在1932年1月22日,即蔣介石回到南京的次日,到他的辦公室開會。這三人是康澤、滕傑和賀衷寒。在見校長之前,他們先與秘書鄧文儀在前廳碰了頭。這四人共同決定,在見到蔣時他們將頭一次不用「校長」稱呼他,而以一個全新的、首次在他面前使用的頭銜「領袖」向他致敬。按照計劃,他們被領進去,門一關上,他們便尊稱蔣介石為「領袖」。然後,他們詳盡匯報了力行社的計劃。鄧文儀作了記錄。    
    蔣介石一開始對這個新稱呼沒做評論。相反,他很仔細地聽匯報。但聽完後,他說:「你們為什麼不繼續叫我『校長』?你們知道在現在的情況下應該怎麼做。這個計劃非常合適。不過,你們都太年輕,太沒有經驗,我怕你們失敗。讓我來領導你們。」他後來建議,召集籌備處的所有人員到他城外的陵園別墅開「談話會」。他們自然都言聽計從。會議安排在2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晚上。至於那個「領袖」的稱呼,蔣自那時起就被他最親近的隨從們這麼叫了。    
    14年後,戴笠曾回憶起當時的經過,並自吹自擂了一番。如果他的回憶可信的話,蔣介石在中山陵別墅與準備期的幹部們召開首次會議之前,開始為在力行社本部內建立「特務處」採取掩護措施。據戴笠自己說,他與總司令之間關於成立特務處的密談,是於1932年2月26日晚上8點在中山陵公園舉行的。用戴笠自己的話說,當時「我接到並接受了領袖關於建立特務處的命令」。戴笠繼續寫道:次日,有一個人(他拒絕說出此人是誰)前來對他說,他,而非戴笠,受蔣介石命令將負責這個新處的人事和財務。但當戴笠就此向總司令提出抗議,並要求辭職時,蔣向他保證,該處由他全權領導。當3月下旬特務處在復興社內部正式成立時,戴笠被任命為它的頭目,鄭介民被指定為他的副手。


第六章 創建力行社陵園別墅會議

    「籌備處」在2月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一天晚上的7點召開的,共有25人參加。會議地點設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於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蔣的小別墅裡。除了滕傑以外,還有黃埔一期班的賀衷寒、潘佑強、酆悌、孫常鈞、杜心如、桂永清、鄧文儀和蕭贊育;二期班的葛武啟和蔡烴軍;三期班的周復、康澤、韓文煥、李一民、黃仲翔、邱開基和駱德榮;四期班的婁紹愷;五期班的干國勳、彭孟輯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劉誠之和陳祺。三名籌備處的人員: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擴情及四期班的葉維,因為其他任務而沒有出席會議。    
    這些人在一個寬大的長方形的屋子聚會,裡面散放著各種沙發和木椅。蔣介石坐在屋子西頭的一張中型書桌後面靠牆的一把籐椅上。鄧文儀坐在領袖右面茶几邊上的一張小沙發裡,準備作會議記錄。在滕傑將所有人,包括那三個不能出席的人點名之後,蔣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著每一個人。停了一會兒,他說:「黨國現處於非常危難中,特約你們來談談,聽取你們各個人的意見,故不採正式會議形式,重在聽取你們每個人發表的意見,說話不限時間。」    
    雖然蔣並沒有規定會議程序或發言人順序,但按照黃埔校友的聚會習慣,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長的成員先發言。於是,一期班最年長的賀衷寒領頭,然後依次是孫常鈞、潘佑強、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蕭贊育。每個人講了20分鐘至半小時的話。在討論過程中門外沒有設警衛,而這是非常罕見的。帶槍的戴笠會不時地起身在室內和樓外檢查。他顯得警惕、認真而鎮定。據干國勳回憶,蔣介石坐在那裡沉默不語,非常仔細地聽著,還不時地用一支藍鉛筆記筆記。偶爾沒有聽清楚,便會輕聲地問一兩個問題,好像盡量避免打斷髮言人的講話。他顯得冷靜而耐心,這與他通常對他們的嚴厲、生硬和居高臨下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他差不多是請他們發表意見,讓每個人把話說完。    
    講話從晚上7點進行到11點。桂永清講得最長。他剛從德國途經蘇聯,穿過張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匯報了歐洲和中國北方對「一·二八」事變和「九·一八」事變的反映。11點時,蔣站起身說,那些還沒有機會發言的人將在次日晚上同一個時間和地點繼續發言,便與鄧文儀一起離開了。其他人乘來時的原車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沒什麼人說話,但每個人都帶著「興奮」的神情。    
    次日晚上6點,這組人在二廊廟街「籌備處」外面集合坐車去蔣的別墅。戴笠和滕傑坐第一輛車,到達之後,先仔細地檢查了房子周圍和會議室內部。等蔣介石和鄧文儀一到,會議便按程序進行,發言也接著開始。那天晚上鄧文儀第一個發言,接著是葛武啟、蔡烴軍、周復、康澤、李一民和韓文煥。桂永清作了簡短的插話,他想把何應欽的一個弟子介紹進來,接著邱開基講了話。他們第二次會議的發言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    
    第三天晚上婁紹愷第一個發言,然後是干國勳、彭孟輯、易德明和戴笠。據干國勳回憶:    
    戴笠在那三個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發言以外都能夠靜靜地坐著休息。他是唯一負責警衛的人。他一刻也沒有歇過。他只是在輪到他發言前坐了兩分鐘。這是他唯一的休息時間。他已經三十出頭了,雙眉濃重,兩眼很大,有一張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裝。他站在屋子中間發表他的意見。他的講話簡練而有力。他講完後謙虛地請領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給予「指教」。    
    時近午夜,雖然外面一片寂靜,裝束整潔、戴著眼鏡的滕傑站到屋子中間,聲音響亮地宣佈,在他看來,他們應當加強自己的組織,在領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從內部消滅異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來「死裡求生」。他堅信,「我們若能掌握形勢,那我們必將成功。」滕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他們不可戰勝。在廣東,他們僅以幾千人馬,便能夠聯合同盟,消滅比他們多達10倍的敵人。他們一不怕向敵人輸送大量武器和錢財的英帝國主義者,二不怕在他們中間充當「蘇聯傀儡」的共產黨人,統一了廣東,完成了北伐。如今憑著30萬人大軍,佔著幾個省份的要地,他們何不能聯合盟國、動員友善力量來「剿共」抗日呢?滕傑在對他們的事業表示了極大的信心後宣佈,他們一定能夠繼續孫中山總理未竟的事業,完成革命,建設國家,氣壯山河。這是惟一能夠安撫孫中山和革命烈士們的亡靈,實現整個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滕傑召喚祖國精神和革命烈士亡靈的慷慨激昂的言詞後面,存在著一個簡單的信息:中國人在蔣介石的領導下,能夠在粉碎內部敵人共產黨的同時,趕走日本侵略者。但蔣介石並不想聽這個信息。內政已經開始轉向對他有利,而且在汪精衛被任命為行政院院長後,蔣即將成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從這個制高點出發,蔣認為他能夠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甚至不惜暫時對日本人讓步。一個「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對蔣來說,「戡亂」的成功完全取決於確保他最親近的隨從徹底同意執行「安內」政策。    
    此刻,針對滕傑熱情洋溢的講話,蔣介石先強調了日本人對中華民族帶來的極大危險。他言簡意賅,直接針對聽眾,毫無誇誇其談。他說:    
    日本軍閥準備侵略中國已五十年了,其陸、海、空均已現代化了。一旦戰起,我們官兵在前線,幾不能抬頭瞄準射擊,只有挨打犧牲。犧牲完了,只有後退,退到最後再無可退之地,亦無可用之兵時,便只有訂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訂,便是亡國滅種。    
    蔣介石繼續說,在滿人統治中國的268年期間,犯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類暴行,又大興文字獄,頒布了虐待漢人的各種法律。而日本人在過去的50年裡在朝鮮和台灣的暴政比滿清王朝有過之無不及。不幸自孫中山去世後,「革命的責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據我對我們自己和敵人的瞭解,我必須不負我們的總理和烈士們、國家和人民的期望。」    
    蔣介石強調,日本人憑著現代化的軍隊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中國人則完全缺乏防禦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萬反對他的退讓政策、頌揚第十九路軍的英雄們在上海的自殺性抗戰的中國人,完全是陶醉在個人英雄主義的狀態中。其實,他們中間沒有一人自願去前線。而中國此刻正需要「無名英雄」來「實幹,硬幹,快干,苦幹」。    
    蔣介石對他的弟子們說,他的確有30萬人的軍隊。假如他惟一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顧民族危機的更大的歷史性後果,那麼他很容易實現自己的目標。但他個人的榮譽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來微不足道。為了自己的聲譽而犧牲國家,那便是背叛總理和革命烈士們的英魂,是將危機轉嫁給後代。蔣宣稱:「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負重。」    
    〔我〕決不輕言作戰,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爭取準備時間,所謂最後關頭與和平絕望時間:就是敵人不顧一切進攻,非逼我們訂城下之盟亡國不可的時期。    
    憑著這一席話,蔣介石似乎完全贏得了聽眾們的心。這些黃埔畢業生被他的真心實意深深感動,他們全都站了起來,表示對這番教導的敬服。那時已是次日凌晨,蔣讓他們在早上8點到南京黃埔路的立志社辦公室再來見他。


第六章 創建力行社科舉—考試選拔

    2月28日上午8點,這些人在立志社門外集合。康澤和賀衷寒以及其他十來個人沒有出席。與前次一樣,這次會議也沒有設警衛,僅戴笠一人負責保安。戴笠在門口與他們會面後,便把他們領進了樓房東側的一間長方形教室裡。在面對他們的牆壁上掛著一幅孫中山的遺像,兩邊懸掛著一副對聯,上面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下面是一塊黑板,黑板前有一張寫字檯,後面是一把籐椅。一排小型帶木椅的雙屜寫字檯圍繞著正前方的寫字檯呈馬蹄型排列。這些黃埔的校友們就像教室裡的學生一樣按年齡依次排列入座。這時,身穿藍色長袍的蔣介石在鄧文儀的陪同下進來,向大家致意。    
    在這次會議上,滕傑尤其像個班長:當蔣進來時,他喊「起立」,在蔣讓他們坐下之前他向蔣匯報到場的人數。蔣瞥了一眼名單,然後在黑板上用白粉筆寫道「知難行易,力行哲學」。接著,他開始講話。他不時地提到《孫文學說》和桌上的其他一些著作。講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話題是孫中山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理論的發展。    
    講話完了之後,滕傑給每人發了一張紙,讓這些前軍校生在上面寫下自己對這個新組織領導的選擇。選票被滕傑收集起來後裝進一個信封裡封好,然後交給蔣介石。接著「領袖」發了兩個考試題目:「論裨斯麥的鐵血政策」和「試述合作社之意義」。他規定每人在其中選一個題目並用文言文或白話寫一篇論文,長短不論。論文規定在次日上午8點交。    
    次日,2月29日上午,這些人回到了那個教室,把論文交給滕傑。仍穿藍長袍的蔣介石在鄧文儀的陪同下準時進來,滕傑把20多份論文交給了坐在寫字檯前的蔣。蔣戴上眼鏡,開始看這些論文,一邊在上面寫些評語並打分。除了易德明的論文蔣認為不合格以外,其餘的他交給了滕傑發還給作者,同時讓這些以前的學生考慮他給的評語和分數。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他們在前幾個晚上會議上的言談、儀表、在黃埔的班期、經歷,以及他們在選舉中得到的票數,蔣便依次給每個人授予在新組織中的職位。然後,「領袖」和他的弟子們走到了立志社的大會堂,那裡掛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他們和「領袖」一起手拉手地圍成一圈。蔣宣佈:「這個組織將被命名為三民主義力行社。」接著每人取出了事先準備好的一個書面誓言,並朝著總理遺像神情嚴肅地站了起來。他們舉起了右手,宣誓道:    
    余誓以精誠,力行三民主義,恢復革命精神,復興中華民族,犧牲個人一切利益,服從命令,嚴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國任務。如違誓言,願受嚴厲制裁。謹誓。接著,每個人又在按有蔣介石印章的誓言上用右拇指按上手印。然後這些紙被滕傑收集起來,莊嚴地燒掉,就像為了祭神而燒紙錢一樣。他們又拉起了手,最後聆聽蔣介石的講話。他說:「大家從此要更加精誠團結,不達目的決不終止。我現在預祝大家成功。」於是,「三民主義力行社」在一個體現了幫匪結拜兄弟儀式和文人科舉制的綜合儀式中誕生了。


第六章 創建力行社核心與邊緣

    這個在右翼運動和國民黨秘密組織內部形成的蔣介石個人小集團,從一開始起就同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復興社,以及臭名昭著的藍衣社這類「外圍」組織混淆得一塌糊塗。藍衣社從未正式作為力行社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官方文件裡卻被這麼認為,且被認為帶有自己的特徵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力行社的成員盡量對其存在保守秘密,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其真相。    
    此秘密性可從三種不同的角度來看:(一)是人事上的秘密;(二)是組織上的秘密;(三)是活動上的秘密。其實,三者是互相關連而不可分的。從人事上看,對外絕對不准洩露自己的組織身份,就連對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洩露,否則受紀律的制裁。不在職務範圍的同志,亦須盡量避免接觸,減少洩露身份的機會,故團體內高級幹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能知道的。    
    力行社成員由於隱藏在其他前沿團體裡,在公眾眼裡他們是「藍衣分子」:一群類似法西斯的狂熱分子和恐怖主義暴徒,正式組織是「復興社」。    
    其實,力行社有著自己獨特的身份,通過廣為人知的復興社來行動,在宣傳、警察和特務部門中秘密運作,促進蔣介石的事業和三民主義。力行社與其他前沿團體的混淆,也與國難期間各種核心組織和外圍組織的繁多有關。例如,1933年,在蔣介石的鼓勵下,CC派成立了一個「青白團」,6個月之後它又與自己的前沿組織「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合併。而到了1937年,總共有三個不同的組織以「復興」為名:黃埔的復興社、CC派的民族復興大同盟,以及汪精衛派的民族復興會。甚至在黃埔圈子內部,還有復興社的一幫成員想讓人們以為他們是最接近蔣介石的,宣稱只有他們的組織才是真正繼承孫中山革命的先鋒。    
    在這方面,力行社的實際成員也非常誇張,特別是在解釋他們的組織和戴笠秘密特務之間的關係時尤為如此。如果將力行社視為在其前沿團體中築巢的話,那麼特務處便是它孵化的產物,儘管這一點使力行社的創建者們非常不快。從力行社成立的一開始到1938年夏天解散的6年中,特務處一直非常獨立。早在1932年夏末,戴笠便已經開始通過提供更高效和有把握的間諜和監視工作獲得了自己的獨立性,而他的特工是力行社的成員們無法向「領袖」提供的。


第六章 創建力行社特種隊

    戴笠的獨立性使力行社的成員們十分惱火,他們後來也讚揚這位秘密警察的頭子,但他們堅持認為作為國民黨的「特種隊」,他們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雖然雨農將軍之忠勤,及其一生對國家之貢獻,固右仰皆知,但在力行社那個時期,他是推行四大運動的一支奇兵,也就是效忠領袖及力行社整個組織,實行三民主義各項建設的一份有效之助力,而贊幫國民黨能由中央以至地方切切實實地貫徹了其決策。也為國民黨政府由中央以至地方,能使其政治得以有效實施。這種旗幟應分明,主客必須有別,庶力社這個組織,能承先啟後導致國民革命運動三度進入高潮,不令人誤會其為特務組織也。    
    事實上,說到底,力行社在為蔣介石和國民黨組織的宣傳活動上,還是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人們甚至可以把力行社的出現,看做是整個黃埔培訓出的一代宣傳家的轉向。這一代人曾在北伐結束後、「反共剿匪」宣傳還沒有全面展開時暫時失去過自身的重要性。眼看著那些南下的外來戶接管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要職,成了新「北洋官僚」,而他們自己則遭到排擠,蔣的這群弟子們必須努力製造一種自己的運動來動員公眾支持蔣和他的內戰,以在國家政治力量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我們撇開其捍衛者誇大的讚譽之辭的話,力行社的創建者們也成績斐然。雖時間只有短短的6年,但其組織已於無形中控制了整個中國社會,且亞、歐、美三洲華人聚居之處,也都有其構成分子分佈其中。它成立時只有20餘人參加儀式,在6年中卻發展到10萬人(包括「革命軍人同志會」會員和「中華復興社」社員)。雖然如此,力行社卻一直不為眾人所知,後來被誤認為是藍衣社,又逐漸受到那個給戴笠帶來更大歷史性聲譽的特務處的排擠。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外圍組織

    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創始人們在南京黃埔路的辦公室開了一個幹部會議。開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領導班子並成立外圍組織。賀衷寒主持會議,鄧文儀宣讀了蔣介石定的該組織幹事名單。幹事會將成為該社的常務領導班子。該社第一年的常務幹事兼書記是總書記滕傑。次年由賀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劉健群擔任。除書記處以外還有四個部門:鄭介民負責的總務處,蕭贊育下面的組織處,康澤領導的宣傳處,以及先由桂永清、後由戴笠指揮的特工處。    
    1933年1月,從各外圍組織來力行社的代表變得越來越多,又一個檢察會成立了。它負責指導分支機構的工作、執行紀律、審查賬目和主持新成員入社的宣誓儀式。其成員聽從幹事會指揮,但他們有權在組織內關押和槍決不法分子,而甘他們的秘密報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書記處。    
    為執行保密原則,他們都宣誓不洩密,幹部們決定建立兩個前沿組織。第一個是革命軍人同志會,潘佑強為常務幹事和總書記。這個同志會很快就辦得非常成功,其會員也迅速增加。許多人認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於胡宗南的資助,該同志會被當做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軍隊裡的一個臂膀。結果,革命軍人同志會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會後,蔣介石以它會干擾軍隊裡的正常指揮系統為理由,命令廢除革命軍人同志會。但他授權在力行社總部內成立了軍事處,並任命杜心如為其頭目。    
    第二個外圍組織存在的時間與力行社一樣長,它叫「革命青年同志會」,是力行社的一個「內層」。葛武啟任常務幹事和總書記,干國勳負責組織,康澤管宣傳,劉誠之調度總務。革命青年同志會是力行社最早的掩護組織:它的名字被用來招收新成員,在它的資助下,許多力行社的特務活動得以在其他組織和機關裡展開。大多數成員是黃埔的畢業生或其他右翼組織的中層幹部。另外還有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以及黨組書記、科長、處長、局長和廳長這類的中層官僚。組織內層的所有骨幹或書記要麼是力行社成員,要麼是在該社通過支會擴大後的中央級幹部。革命青年同志會的總部設在南京中央軍事學校明瓦廊大院內校友信息局的調查處裡面。    
    革命青年同志會一度有兩萬成員,經過「民主集中」和預算制度得到加強。該會的每一層經費由上一級撥給。總經費由會員費補貼,但主要資金來自軍事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並由蔣介石親自審批。該組織每一個層次的地方機構顯然都是軍事委員會下屬調查局的通訊處,負責調查軍事委員會中央各學校畢業生,同時又與黃埔校友會掛鉤。所有省市的分支機構的門上都掛有通訊處的牌子,它有權向本機構工作人員頒發身份證。不過,書記們和各組的頭目能以參謀一類的軍事頭銜公開活動。每個分支機構都有代名。選定的代名須經省一級或中央辦公廳的批准,然後便可在所有的通訊中使用。高一級的組織會以「弟」稱呼低一級的組織,下級組織則以「兄」稱呼上級組織。    
    「長」和「少」,「核心」與「內層」很快在一起控制了軍政官員們參加的國民黨軍政培訓系統中關鍵的意識形態灌輸項目。力行社和革青會的成員參與步兵、炮兵、工程兵和軍需部門幹部的政治培訓,並徹底滲透到內政部領導下的地方人事管理的會議以及在廬山為黨的高級幹部和軍政人員舉辦的夏季培訓項目當中。力行社的成員們還指揮軍官高等教育縱隊;1932年,有600名學員畢業於該縱隊為中央軍事學校頭六個班舉辦的為期六個月的培訓課程。    
    力行社和革青會的成員還進一步控制了軍校附設的軍官訓練班的領導。這個訓練單位的四個縱隊在1932年8月合併後有1700名幹部,其級別在中尉至上校間,他們離開原單位來此受訓一年,其忠誠不渝可在他們的班歌「領袖歌」中略見一斑:    
    大哉中華,代出賢能,雖有變亂,均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    
    縱隊有三個德國顧問,其畢業生大都回到原職位,小部分留在軍校,成為教導縱隊的成員。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復興社

    力行社建立的最重要的附屬組織是復興社。1932年7月,在任覺五擔任革命青年同志會的總書記時,這個第三外圍組織被補充到力行社——革青會的組織結構裡。一天幹事們到設在南京三益裡4號任覺五住宅裡的辦公室來開會。那天悶熱得出奇,會後,一組與會的幹事爬到樓頂上納涼。任覺五吹著涼風,隨口提議再建立一個外圍組織:    
    以現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組織者多,未便不顧,為了保密並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復興社」名義吸收,作為第三級組織?    
    幹事們正式將任覺五的建議列進了力行社下次會議的議程裡,那次會議通過了這個建議,並把它提交給蔣介石。蔣也表示贊同,於是復興社很快就誕生了。    
    據干國勳說,復興社名聲很大:    
    〔因為〕概無幹部組織及辦事處所與經費,其事務一律由青會辦理,因這層分子吸收時不甚嚴格,人數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復興運動」之名而馳名於世。    
    衛星組織的成員由內向外自動屬於力行社的成員。但在其他方面,越是接近內部核心,越是得到嚴格控制。作為一個相對保持距離的衛星組織,復興社相應比較容易加入,只要有老會員或前會員的介紹即可。申請表很簡單,入會儀式由十來個人一組在蔣介石的像前進行。在南京有幾次蔣介石親自到場接受宣誓,每次有300到600個人參加入會的宣誓儀式。另一方面,如果復興社的人員被提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成員,他必須由所屬組織的大會贊成通過,然後在此人的名字送到最高領袖那兒審批之前,得經過力行社的審查。再上一級層次的程序同樣如此:「但〔想加入力行社的〕青會會員,必須經力行社會議通過,呈領袖核准後,才提升再宣誓得為社員。」    
    復興社沒有任命幹部的權力,但它的高層次幹部在政訓處則保有委員的職位。至於它的內部管理,復興社由一個幹事會控制。但其實權則掌握在由會長蔣介石直接指定的書記長手中。在總書記(一般來說是滕傑)下有管組織、宣傳和培訓的組或處,它們分別由周復、康澤和桂永清領導。自然,特務處由戴笠掌握。省市一級採用同樣的結構,它們的基本分支單位一般是小組,一般每週開一次會議。    
    除了股和分會偶然聚會以外,全社大會很少開。所有的決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貫徹,也沒有全會或由代表們參加的核心會議。支部周會的內容是根據上一級組織的書面指示。通常這些會議是關於國內和國際政治事件、重大宣傳要點、地方組織的活動,以及對共產黨嫌疑分子和「CC」圈子嫌疑分子的調查等。每次會議之後,支部負責人得寫一個報告送到上一級。情報匯報會越過分會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組織。    
    復興社從中央總部到分會的每一級組織,都是與革青會內相對的同一級別機構掛鉤的。它們間互相包含,革青會的負責人也是復興社的負責人。不過有人曾試圖將這兩個組織的會員區分開來。革青會的人互相以「摯友」稱呼,而復興社的人只能以「好友」相稱。復興社和革青會的人只要每月的收入超過200元,就應該向組織上繳10%(幾乎沒人履行這個義務)。但在違反組織紀律的情況下,復興社的成員只會被開除,而革青會的人則會遭到軟禁,有時甚至會被槍決。事實上,兩個組織的會員經常重疊,而革命青年同志會的支部和復興社支部之間的區別也往往含糊不清。一個在省級任兩個組織的書記的人解釋說:「除了有內外層之分外,實際是一個東西,即以『復興社』這個名稱來代表這兩個組織,也是完全可以的。」    
    從總體上看,這個團體由三個層次組成,力行社為「核心」,另兩個組織做外圍。】這三個組織一起構成了一個等級平行的結構,並從首都通過各級官僚機構和職業團體到各省,柱形地自上而下展開。在它活動的高峰期,這個三環結構一共有50多萬成員,外圍的人在被吸收為內部成員以前,並不知道內層人員的存在。最核心的部分總是在力行社,它的名字有時被簡稱為「力社」,其中八、九十個積極分子一直主要由黃埔畢業生組成。也有一些非軍事人員被邀請參加,如中國駐意大利的外交官劉文島,他與意大利法西斯有很好的關係。    
    要是連革命青年同志會和復興社的成員都把自己各自的「內層」和外圍籠統地叫做復興社的話,那麼便難怪一般公眾把它們整個的結構一起叫做復興社了。另外,人們總是不加區分地將復興社與無處不在卻無影無蹤的「藍衣社」混為一談。出現這種混亂的原因,是某個被推薦給蔣介石加入原本的復興社的「外人」,自稱親手創建了單獨的藍衣社。    
    1932年2月下旬,在蔣介石的官邸裡召開的第二次「籌備部門」的晚會上,韓文煥剛講完話,桂永清突然打破了通常的論資排輩的慣例。按理說應該輪到邱開基發言,但他還沒開口,在前一天晚上滔滔不絕講述其歐亞之行的桂永清突然舉起了手。他說他要在眾人面前向領袖推薦一個「人才」。此人是何應欽的秘書——貴州的劉健群將軍,跟何將軍一樣擔任過戰爭部長,是中央政治院特務委員會成員,也是蔣介石在軍隊裡的忠實支持者。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劉健群

    對這些原黃埔軍校生來說,劉健群是個外人。雖然有許多人認識並尊敬他,但他從來沒有上過軍校,而作為一位非軍事人員,他僅持有「相當於」少將的頭銜。不過桂說:「他是一個忠實的黨員和愛國者,他對護黨救國有具體的建議。我們必須得到並使用他。」這時蔣介石點了點頭回答說:「請他明天早上8點來軍校談話。」    
    介紹劉健群參加他們的組織工作,使力行社的創建者們與臭名昭著的藍衣社徹底混淆了起來。這個混亂延續至今,主要是由於日本媒介長期以來,不論是特務處的行動還是一些自發的愛國抵抗活動,都無一例外地把力行社及其外圍組織的活動統稱為「藍衣社」行動的緣故。確切地說,這個混亂一開始是由劉健群自己造成的。他為了在蔣介石的右翼支持者中得到認可,迫不及待地要在這個准軍事組織的建立上表功。    
    1933年1月力行社建立11個月之後,劉健群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提出了這些說法。當時他在北京,任華北宣傳隊隊長。他在會上散發了三篇自己的論文,其中包括題為《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文章。他曾於1931年10月在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讓人傳閱過此文。它呼籲成立藍衣社「作為強化黨的內部組織的一種努力」,同時指出,有太多的國民黨員成了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劉接著說,關於這個建議中的社團有一些爭議,有些人偏向「青年團」,另一些人則喜歡把它叫做「布衣團」。劉覺得都不太合適,「前者可能被誤解為共產黨的青年團,而後者又不太完整,因為還有絲一類的其他國產料子。」由於國民黨把青和白視為黨的顏色,而且既然藍制服被定為國民黨成員的制服,同時又是自古以來老百姓的正規服裝,於是劉建議把「中國國民黨的藍衣社」用來做他的新組織的名字。這些建議既含有本土文化成分,也含有民眾意識:土布象徵愛國,西服則表示文化背叛。「該社的成員必須處處使用國產貨,而那些參加社裡正式大會的人,必須穿中山裝。」    
    那個記者招待會很可能確實開過,因為劉在力行社權力機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時,也想在蔣介石的親信中提高自己的身價。在桂永清把他引薦給蔣介石之後,劉健群又被賀衷寒和滕傑介紹進了力行社的內部圈子裡。通過他們的正式推薦,劉健群被邀請加入該組織的第二層內,成為革命青年同志會名符其實的一個會員。現在,劉健群想用自稱在18個月前督促蔣介石建立藍衣社的方法,既增強他自己的權力基礎,又在力行社的核心與外圍機構中獲得更高的權力。    
    事實證明他的努力非常成功。一年之後,1934年4月,劉健群從北平的政訓處被調到南京的復興社總部當書記。與此同時,在酆悌涉嫌1935年11月對汪精衛的暗殺企圖後,劉再次被任命為力行社常務幹事。儘管劉健群在力行社的職位是秘密的,但他的復興社總書記的位置想來在眾人的眼裡起到了強化復興社和藍衣社的作用。而這一點激怒了力行社的核心成員,他們後來對這種把他們的運動與法西斯藍衣運動混為一談的說法表示十分不滿。    
    革命青年同志會常務幹事、力行社的創始人之一干國勳,曾說劉健群這類後來的人只屬於衛星組織,被有意排斥在最高層或最核心層以外,並被禁止做任何把力行社與他們自己的組織平起平坐的聯繫。干說,這類外人出於無知或惡意,把力行社與藍衣分子混為一談。    
    〔他們〕僅將其後虛設之三級外圍「復興社」與絕無之「藍衣社」,掛一漏萬地連在一起寫出,雖然他可能迎合一般不明其真情實質的一些好奇者心理,但卻難免影射其有「法西斯」和「特務組織」性之謬誤。    
    干國勳的觀點現在看來不太可靠,因為劉健群儘管不是創社人,但在力行社核心組織裡卻是他的上司。對力行社其他成員來說,劉健群在蔣的最機密團社裡身居總書記的高位,也許強化了他們與藍衣分子的溝通感。當然,外界繼續把它們混為一體,這得歸結於劉健群在國民黨積極分子中顯而易見的重要性。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新衛星組織

    神秘的力行社與復興社及藍衣社之間的關係,由於其他衛星成員而強化。他們中間有許多是黃埔校友中的年輕一代,他們知道,這些組織中起碼有一些是在1932年3月1日左右,由蔣的一群在宣傳、軍訓和情報部門裡地位顯赫的親信建立起來的。他們知道有一個力行社,認為這個組織是建立在三個原則基礎上:蔣介石為其長期的最高領袖;黃埔畢業生為其骨幹;它的成員必須遵循三民主義原則,運用共產黨的組織技術,並培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他們認為,建立和組織力行社的實際責任交給了創始者當中的五個人:賀衷寒、酆悌、滕傑、周復和康澤。他們意識到,這個組織完全圍繞著包括這五人在內、共55人左右的「核心組」轉。其中包括桂永清、袁守謙、鄧文儀、蕭贊育、易德明、李一民、蔣忍堅和戴笠。他們聽說力行社裡有些人每週在蔣介石位於明瓦廊的官邸開會,聽「校長」講授「力行哲學」,並研究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組織。    
    在日本人確信了這個組織的存在之後,它和藍衣社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密切。這一方面來自於劉健群的新聞發佈會,另一方面是傅勝藍的文字。傅出版了一本叫做《藍衣社內幕》的書,他在其中講到藍衣社是一個秘密特務組織。傅是共產黨員,他被康澤說服後於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圍組織。後來他轉而效忠於汪精衛的偽政府,抗戰時他以合作分子的立場當了杭州市長。他關於藍衣社的書被日本在上海的軍事警察用來做教材,訓練替他們秘密服務的中國人。    
    與此同時,據劉健群說,惟一為人所知的是藍衣社成員的身份是絕對保密的:    
    為了達到立刻剷除封建影響、消滅赤匪和抵禦外侮的目標,除了國民黨中央總部和其他政治機構的工作必須以正式的方式來進行以外,藍衣社的成員們得在各省、縣和城市秘密地開展他們的活動。    
    儘管藍衣分子應該去「發動群眾運動」,但他們奉命為「秘密特工」的職責做準備,而且永遠不能向他人透露他們是國民黨的人。    
    的確,正如後來上海市政警察別動隊所說,在藍衣社存在的七年裡,人們對其細節知之甚少,原因是那些宣誓入社的人「禁止向外人承認是藍衣社的成員或透露其秘密,否則將處以死刑,這也是惟一的懲罰手段」。無須說,蔣介石對藍衣社的存在從未公開承認過。    
    劉健群,在一向宣稱是他提議創辦力行社的同時,在正式場合則必須向媒介說沒有成立過這麼個組織。當他被《北平晨報》的記者問到藍衣社是否已經成立時,劉回答說:    
    1931年秋,我曾建議以促進對三民主義原則的普遍尊重為唯一目的來改組國民黨。藍衣社的成立與國民黨緊密關聯。現在藍衣社將有它自己超越國民黨以外的教義。我們從它最初的名稱可以立刻理解這個組織的宗旨——藍衣社,而非藍衣黨。我的這個計劃只是對國民黨的一個建議。我實際上並沒有參加任何有關這類的運動。有關這個組織的活動,我無法回答任何問題。    
    1933年1月的新聞發佈會結束後,這個記者得出結論說:「從劉先生的話來看,我們仍舊無法確定這個社是否存在。」但可以確定的是,新聞界、外國情報機構以及警方從此以後便開始把復興社(包括在其背後的力行社)的活動與他們中間的右翼或法西斯藍衣分子的活動視為一體。比如說,在1933年4月成立的中國童子軍的背後是誰?自1917年以來中國就有童子軍運動,那時經亨頤成立的中國童子軍參加了戰後的世界童子軍大會。但在30年代的中國童子軍攙入了許多軍國主義的成分,而且與1932年7月成立的國民軍事教育組關係密切。軍校畢業、當了該教育組組長的趙范生,以及任國民軍事教育組教務部門頭頭的楊克敬,都曾經在全國童子軍總部裡擔任過部門的頭目。    
    在力行社創始人干國勳的幫助下,趙和康兩人起草了一個附有表格和預算的計劃,以在全國培訓童子軍軍官。在蔣介石批准了這份計劃之後,有160名學生被招來接受幹部培訓。其中三分之一是軍校生,其餘是已經在各省當童子軍軍官的人。六個月的培訓目的是培養軍官和教員們「為加強和擴大組織,增進智力和體力能力,提高覺悟,堅定愛國和革命的意志,並向這些青年們提供一些軍事知識,而改革中國童子軍」。與此同時,力行社又建立了一個外圍組織,叫做「力進社」,它負有向童子軍滲透的具體任務。到了1933年4月,力進社的成員達300人,所有的人都是新中國童子軍在各省市的幹部。    
    力行社其他新近成立的「衛星」組織,是為了控制中國的非漢人的活動,他們包括在國外參與愛國運動的成員。這些活動由民族運動委員會協調。該委員會是由力行社創辦者們於1932年4月,為援助「少數民族獨立運動」而成立的。這個民族運動委員會曾秘密地援助黃埔第四期班的朝鮮畢業生陳國斌領導的朝鮮義烈團。這個組織與金九的朝鮮獨立黨是兩回事,它在胡漢民被軟禁的矛山深處的一個廟裡組織了絕密的「朝鮮革命訓練班。」每一期約有100來個學生入學,學期為六個月到一年,他們受縱隊裡原籍朝鮮的軍官和教員們領導。後來,到了1936年,這個部門由康澤領導,並經過武昌轉移到了重慶。訓練班主任陳國斌,在1945年後希望美國能夠支持他的朝鮮義烈團,但他與李承晚不和,而最終在美國人那裡失寵,隨後便銷聲匿跡了。    
    類似這樣的訓練行動,在日本人的眼中無疑是可惡的藍衣社捲入他們殖民地事務的又一個例子。其實,它們屬於戴笠的特務部負責的地下情報活動,所以力行社與特務處之間並不總是界限分明的。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力行社的特務處

    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1932年2月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蔣介石已經授權戴笠組建一個獨立的特務處。特務處是在一個月以後,也就是1932年4月1日正式建立的。這個日子也成了戴笠建立他秘密特務組織的官方紀念日,後來從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期每年的紀念活動越搞越熱火。在它建立的初期,據戴笠的一個副手說,蔣介石指示他的學生借鑒《水滸傳》,「因為當梁山泊好漢們聚集在忠義堂時,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情報與行動。」    
    按史書記載明代東廠、西廠,小說描寫清初血滴子活動,均已無實錄可查。唯春秋時的孫子第十三篇用閒篇,和民初北洋政府暗殺宋教仁、陳英士及孫總理自廣州派遣某君攜款赴滬運動北方軍閥等案,確屬事實,則信而有徵。    
    除了建議他們為瞭解兇殺而去看那本小說並研究現代僅有的一些特務運作記載以外,蔣還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實際幫助。他規定,所有涉及到這個新處的人事問題,都將由他這個領袖直接處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匯報。特務處設在戴笠在南京雞鵝巷53號的機構裡,與力行社分開。


第七章 力行社與藍衣社戴笠日漸獨立

    在力行社——復興社結構中建立特務處,標誌著戴笠自己在特務職業中的關鍵轉折。在明瓦廊的中央軍事學校的通訊部成立了一個聯絡機關的同時,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負責在洪公祠裡成立情報人員訓練班,培訓那些軍校畢業生和其他顯示出有「情報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員。據干國勳後來說,這個訓練班總的來說是為力行社而非專門為戴笠的機構提供人員。    
    針對力社需要,綜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選教材,教官、隊職官,施以嚴格秘密短期情報業務訓練。畢業時,宣誓效忠三民主義、領袖、組織,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嚴守秘密,恪盡職責,每期數十百人不等,遵領袖意志及力社方針,受特務處節制指揮,配合力社四大運動,供給情報,並辦理非常事宜,但須嚴守紀律,為效忠領袖,並推動力社各項工作的一支奇兵    
    不管怎麼說,從1932年5月到12月間,在第一期情報人員訓練班受訓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現在洪公祠。鄭介民負責教育事務,李士珍主管培訓,但他很少來。除了戴笠和蔣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個月裡沒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員來過訓練班。根據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員們若無直接任務是不能介入下層組織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力行社成員與洪公祠的培訓單位之間沒有聯繫。但很明顯,那時特務處已經在力行社——復興社系統中取得了半獨立的狀態。    
    因為,蔣介石在那時已經發現,把有些任務交給戴笠,要比讓那些參與創辦力行社的熱忱好鬥的黃埔人順當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們當中已經出現裂痕。不僅在「內層」裡面的軍政人員中間出現內訌,而且在各地區之間派系亦不斷增長,這種現象後來給力行社和復興社帶來了致命的危害。但這時讓蔣惱火的,與其說是潛在的派系鬥爭,不如說是缺乏管理經驗和小集團的狂熱。他起先曾決心要把這些狂妄自大的年輕人培養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個月,對於各種國家事務不論鉅細都向力行社問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記裡寫道:「我與力行社的每次會議都超過了3小時,這些人的幼稚讓我焦心。我怎麼才能培養幹部的才能而獲得真正的助手呢?」    
    問題的部分原由是因為力行社的成員們用去了他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給蔣介石寫信,通常必須盡量簡明扼要。很長的文章總是要摘要,備忘錄要概括,以便蔣能一目瞭然。但力行社的人無視蔣介石的寶貴時間,經常向蔣呈送洋洋萬言的文件。蔣多次向他的新幹部們建議要簡明扼要,但他們不予理睬,照樣囉唆,甚至還向朋友們誇耀他們交給領袖的備忘錄的長度。    
    這幫弟子門另一個讓蔣介石惱火的特點是,他們對自己的朋友無論能力如何,經常把他們安排到要職上。1921年9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裡說他向滕傑和康澤發了如下電報:    
    社員所薦人員多不稱職,也有腐化與欺招搖求借等惡習,以後如有社員保薦之人,應切實負責考核。倘任員後如果有辱職之事,則社員幹事應坐同科之罪辱。希轉告各科幹事員。    
    那時,洪公祠情報訓練班剛剛開始不到4個月,比起力行社裡其他那些謀求私利的追隨者來說,蔣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與此同時,戴笠竭力確保他特務處的人員中沒人會把效忠力行社與對他和領袖的忠誠混為一談。力行社創建人之一邱開基受命主管特務處的執行科。顯然邱得到這個位置是由於幹事會的關係,所以他必須向他們匯報。戴笠不能容忍這種獨立,於是這兩人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開基在特務處的辦公室會面,談話當中,一顆子彈從門穿過,擊中了邱的耳後。戴笠立刻把這一「事故」報告蔣介石,說一個警衛在隔壁房間裡擦槍走了火。邱開基最終從槍傷中恢復,但他痊癒之後,被從雞鵝巷53號調離出來,轉到遠離首都的漢口去了。    
    幹事會是知道戴笠與邱開基的緊張關係的。這個事件發生後,賀衷寒來見力行社的書記滕傑,說特務處變得日益獨立,這樣十分危險,要求對這種情況做調整。滕傑便安排賀衷寒與戴笠會面。賀對這位特務處的頭子直言不諱,但戴笠毫無退讓之意。爭論到激烈時,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還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傑連忙勸架,要求雙方妥協。戴笠最後答應,對於領袖交下來的事務,特務處將直接向領袖負責,但對由「團體」決定的事務,特務處得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樣,力行社在明瓦廊總部的幹事和書記們不得過問有關特務處的活動,這些活動一直在蔣介石本人的監督下。在建有「特務站」、其站長本身也是省幹事會和幹事的省級層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務委員會和它的書記們也是不允許探究特務站的行動的。於是,復興社內部的特務組織就非常隱秘,自成系統。    
    但必須承認,沒有復興社和構成其成員的所謂「藍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務處與復興社在名義上的關係,以及復興社於今後幾個月和幾年裡在各省建立起來的地方支部,不僅向戴笠提供了掩護,而且還給了他與直屬特務部的「衛星」組織「忠義救國會」公開掛鉤的機會。與其他外圍組織不同的是,這個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義救國會」由商人和工人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會地位要低於士兵和農民,因而被視為「第四層」組織。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復興社或革命青年同志會在地方上負責特務的幹事領導的,該幹事直接向雞鵝巷總部的戴笠匯報。「忠義救國會」的目的是:    
    以組訓工、商界,並改革幫會,參加民族復興運動,協助社會基層改造及情報工作。    
    「忠義救國會」成員是後來的「忠義救國軍」的基礎,在二戰中作為抗日游擊隊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訓,以支援美國在中國東南方作戰。    
    但這是後來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復興社組織結構中建立一個半獨立的團體給戴笠帶來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他的秘密機構的活動從此有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固定的資金來源。    
    從此,戴笠能夠直接向蔣介石申請年度預算,蔣把這筆預算與通過革命青年同志會調撥的復興社的正常預算分開對待。向特務處提供的款項被正式確定下來,於是蔣不用像過去那樣為此而動用國民黨非正式資金來源中的特別行動基金。據當時傳說,特務處的總預算是革命青年同志會正常總務預算的十倍,由於數目可觀,有人曾批評蔣調撥資金的做法,說應當把它們用於更有意義的方面。蔣把他的秘密特務活動限於復興社內,並用軍委及其分支機構和軍校的捐助來提供資金,從而平息了這些批評。    
    這筆收入約為每月54000元,大約支付了特務處一個月20萬元開銷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據說戴笠秘密特務活動經費增加到每月120萬元。於是蔣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資金來維持特務處的運作。日本調查人員關於「藍衣社」的報告說,其中主要的資金來源於沒收鴉片。根據上海市政警察的一份備忘錄,蔣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漢口收了大量的嗎啡,蔣讓以敲詐勒索聞名的杜月笙在浦東開一個工廠來加工這種藥,然後向醫藥行業出售,用其收入來資助藍衣社。但實際上這給杜月笙用嗎啡提煉麻醉劑、再到黑市買賣提供了機會。杜用的嗎啡是從天津公安局局長張學明(張作霖的兒子)那裡弄來的。但當蔣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業後,便從別處弄來資金,而這些資金有可能得以納入雞鵝巷53號特務處的財務中。    
    下面將要講到,力行社和復興社在上海和華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躍一時。但到了1935年6月,復興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軍隊從華北趕了出來。而在1937年9月與共產黨達成統一戰線後,復興社按照協議應當解散。次年3月國民黨在武昌召開了一次全國特別會議,會上藍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幹部和預算與革命青年同志會的一起,於1938年被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取代了。雖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許多幹部將以三青團的形式保存下來,但老復興社是徹底完了。與此同時,它的成員把復興社作為他們自己權利的堅實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滅了。例如,賀衷寒顯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為力行社總書記視為自己作為藍衣社的湖南圈領袖而走運的機會。滕傑曾與賀衷寒在南京的一個公共澡堂裡秘密會面,把社裡的事務轉交給賀,同時希望能夠阻止賀的自私自利的企圖。但賀衷寒不為所動,他與中央黨部「CC」圈的關係以及與力行社同志們的關係都惡化了。後來,蔣介石終於厭煩了「領導幹部間不斷的摩擦和矛盾」,其結果是力行社敗退了下來。很久以後,賀衷寒在1941年對他的一個在狗肉宴上喝醉後罵蔣介石「混包」的朋友說:    
    你哪裡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    
    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他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三個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伯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中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能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    
    賀衷寒5年前在「西安事變」期間失寵,此時這個曾任前力行社部門頭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慶接受任命的途中,賀對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蔣慣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騙」來實行他的計劃和陰謀,而且說他昏是對他的辱罵。然後,賀又安慰他的同志說:「顯然,你還太年輕,有些事情你還無法理解。」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藍衣「黨」

    上海警察局特別分局曾在一份供內部使用的備忘錄裡解釋,為什麼1932年的報紙報道,尤其在報道任何不快事件時,人們經常會用「藍衣社」一詞。1933年8月25日,特別分局認為,儘管無法指出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證明,「國民黨內最接近蔣介石的部門組成了一個秘密組織,它以藍衣社著稱。」    
    這個團體的人沒有使用正式的名字來稱呼他們的組織,但以它在組織和行動方面與意大利「黑衫黨」的相似之處來看,「藍衣社」的名稱便自然而然地被公眾採用了,儘管國民黨及其任何一位領導人都完全不承認它的存在。    
    1933年夏天,《中國論壇》(China Forum)雜誌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藍衣社敢死隊的存在。為此,國民黨公關負責人方治親自來到上海保證說,「所謂的藍衣黨」並不存在,並指責該雜誌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薩克(Harold Isaacs)是一個故意把公眾引入歧途的激進分子。三年以後,1936年5月,《亞洲雜誌》發表了一篇維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題為《中國的秘密結義》的文章,說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紅幫」和「青幫」的成員,並說這些幫會與藍衣社都有密切關係。中國駐紐約總領事於吉否認有藍衣社這類組織的存在,並要求該刊收回這篇文章。    
    然而,根據上海警察大量來自於中國情報人員的報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屬於力行社衛星組織的成員),復興社和中國革命同志會的一些人經常把自己認作是藍衣社的人。他們聲稱,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致力於加強「蔣介石將軍的獨裁」,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他們認為:    
    「藍衣社」成立於1931年,其目標是建立一種有效的「黨的統治」。它得到蔣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熱誠的支持者們的贊助。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它只在國民黨內部運作。它的主要目標是製造「在普通軍人中的強烈的國民黨感情」。一旦達到這個目標,軍閥們以及他們對軍權的濫用便會被挫敗。    
    根據秘密情報,將要掀起三個運動。第一,「建軍運動」。其目的在於對全國的將領們進行監視,並通過在政治訓練學院搞軍事訓練班來使中國的軍隊「法西斯化」。這個運動也許是對「國民軍訓運動」的呼應(在關於力行社的敘述裡曾經提到過這個運動)。第二,「建黨運動」。它致力於驅逐競爭集團,恢復蔣的全面總統權力;同時「為確保該組織的法西斯運動」而把藍衣社成員送往各級地方黨支部。第三,「建財運動」。它將平分土地,為國有企業集資,並「向法西斯運動提供物質援助」。    
    最後這個「建財運動」也許就是力行社所謂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它遵循孫中山的民生原則,致力於創造一個土地擁有者和開發者的國家。在明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圖重新分配土地,支援農田耕作和生產,並積極鼓勵農業生產和出口。這個計劃本應以黃埔校友會會員費為基金來執行。1932年夏天,蔣介石下令校友會團體從它的經費裡撥出35萬元,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南昌行營財務部的65萬,用這些錢來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個農民銀行。根據計劃,土地從「土匪」那裡奪回以後,該銀行應向回來耕作的農民提供貸款。1933年春蔣介石為此又增加了資金,使總數達到400萬。憑著這筆資金再加上財政部的批准,一個國家農民銀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貸款。陳果夫被任命為董事長。    
    不過,對公眾來說,中國農民銀行與「藍衣社」之間是毫無聯繫的。後者的思想原則從該團體的三大「理論家」——賀衷寒、鄧文儀和劉健群——的演說和文字中得到闡明。他們反覆強調的宗旨是,為了趕走外國侵略者,中國人民首先應當團結起來,通過消滅共產黨來強化國家。等到這個殲滅任務完成後,在農村會有一個社會與經濟的振興,從而向中國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資金來建立自己的軍隊,使之能夠集中「民族精神」於惟一的領導和政黨上,而後者將指揮人民打擊外來侵略者。    
    在這些文字中隱約可見一個政治綱領,但一個前省級領導人後來模糊地記得它的大致內容:絕對支持蔣介石領導,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收復失地,捍衛國家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平均地權,發展農業,實行經濟控制,發展國家資本,加強國防;實行徵兵制,嚴格訓練和發展國家軍隊;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敗,普及教育,徹底消滅共產黨,給國家帶來和平與社會秩序。在所有這些當中,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兩個最被強調的要點:全面支持蔣介石和徹底消滅共產黨。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成分

    很難說人們對這些「法西斯化」的提法應該看得有多重,甚至很難估計它在什麼程度上代表了藍衣社的整個思想意識形態。當然,那時的報紙文章把藍衣社當做具有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來描述。《中國北方日報》(North China Standard)曾報道在香港「一幫以『藍衣社』著稱的半法西斯分子在愷因(Caine)路一家豪華的公寓裡建立了一個總部」,並聲稱他們要按照墨索里尼政府的模式來建立一個獨裁政權這些中國法西斯分子認為,要有一批強人來控制政府,為此,將以納粹手段來對付政治上的對手。還有,從當時的警方報告來看,復興社當中至少有些人直言不諱地表示對法西斯的標籤非常當真。黃埔畢業生中屬於這一類的人大多曾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留過學,他們把曾任復興社第一屆書記、後來當了駐柏林的中國武官的酆悌看做自己的領導。酆悌相應地與唐縱結盟,後者也任過駐柏林的武官,還有在法國留學過的顧希平,在比利時接受警訓的劉番,以及在意大利學習過的湯武。這批人要求蔣介石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為榜樣,他們通常被認作是無所不在的所謂的藍衣社。    
    不管藍衣社的真相如何,上海市政警察特別分局把藍衣社的成員(據日本外交部調查局估計,其成員在1935年底達14000人左右)視為復興社的三重結構中的「法西斯派」。無論戴笠在絕對秘密的特務處裡有多重要,他的名字沒有被這些警察當做藍衣社的頭子列入名單。而賀衷寒則被當做藍衣社的主要領導人。    
    賀衷寒顯然認為自己正在成為所謂的「黃埔派」的政治領導人。該派系一般是指黃埔軍校最初三年的畢業生,但使它最接近一個派系結構的是復興社。因此,藍衣社有時被簡單地當做純粹的黃埔派,而且就像力行社及其外圍組織的成員們自以為的那樣,它也被認為是蔣介石的「嫡系」。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蔣介石的「嫡系」

    「嫡」這個字顯示了一個家族中妻生與妾生子女的等級差別,用在這裡很說明問題。蔣介石的嫡系是在他與汪精衛和胡漢民為爭奪對行政院和政務會這類國家合法機構的控制權的過程中產生、直屬於總司令本人的權力結構。這些團體在實行政策方面展開競爭,因為該領域裡集中了國家的資源。他們的鬥爭伴隨著蔣介石在中國政府體系中即便不是稱王稱霸,至少是上升到了頂峰。因此,在嫡系和旁系之間的區別,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行政分界,而且被用來鑒別蔣介石的軍隊(嫡系部隊):由陳誠、胡宗南和湯恩伯將軍們指揮的50萬軍隊,被認作是總司令的「禁衛軍」。在這些自認為「嫡出」的人眼裡,蔣的權力結構中其他派系的人不過是假裝孝順的外來戶而已。例如,CC派的人被當做蔣的「養子」(螟蛉子),而「政學系」領導人楊永泰和張群則被看成是「師爺」和「管家」。    
    雖然藍衣社的人並沒有對政學系的人持太多的敵意,在他們看來政學系的人跟雇來的幫工差不多,但他們著實把「養子」CC派當做真正的敵人。從1933年起,他們搞了許多活動來取締陳家兄弟的影響,尤其是在新聞出版界和教育界。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CC派

    組織派,也就是眾所周知的CC派,是由陳家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領導的,他們兩人都早在國民黨執政之前,就享有與蔣介石十分密切的關係。此二人是中華革命黨江浙派領袖陳其美的外甥。蔣介石於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見陳其美時,他正在日本學習警法,從那時起他便成了蔣本人成長的楷模。    
    1907年蔣介石在東京振武軍事訓練學校研習重武器課程時,陳其美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間,蔣當過陳手下的一個團長,後任上海的軍事頭目,在進攻杭州的浙江總督衙門時領導過陳的一支「敢死隊」。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蔣繼續被認作是陳其美的忠實追隨者,直到陳於1916年被袁世凱的秘密特務暗殺,蔣一直對陳忠心耿耿。此後,蔣介石繼續同他前師的其他追隨者和親戚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包括這兩個來自浙江離蔣的家鄉不遠的吳興的外甥。1920年蔣在政治流亡期間,積極介入了陳果夫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動,那是戴季陶和張靜江根據孫中山為中國革命黨籌資的命令而協助建立起來的。四年之後,蔣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陳果夫曾任過短期教員,接著他當了黨的徵募人,在浙江——江蘇——安徽一帶為軍校招收新生。    
    與此同時,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從賓夕法尼亞學習了兩年後回國。他在那裡的匹茲堡大學獲得了煤礦工程的學位,並在斯克蘭頓(Scranton)的地下煤礦工作過。1926年,陳立夫謝絕了在山東煤礦工作的機會,成了蔣介石的英語機要秘書,在北伐戰爭中當他的密碼負責人。這兩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組織扶蔣的過程中成為主力。到了11月,他們協助在廣州的革命同志會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陳果夫去了南昌,企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江西革命黨支部,並與段錫朋和程天放領導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AB團)掛鉤。這些人中有些後來成為CC派的核心人員。該派繫於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為革命同志會的浙江社、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AB團,及「執杖」派(如此命名是因為其成員愛用棍棒來恐嚇共產黨對立派)的大聯合。CC派在國民黨內變得如此強大的秘密,在於這兩兄弟對組織部十年的控制。該部負責建立和審查所有省市級黨組織,並向政府、軍隊、工會和青年組織裡的黨支部派遣中高級人事幹部。陳果夫於1926年成為該部部長,任職六年。而他的弟弟陳立夫負責該部的調查系統,該系統對所登記黨員的政治傾向集中存檔,並指導了1928-1929年的清洗運動。    
    後來,到了1932年,陳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當了組織部長,並在後來的四年裡把他的活動擴展到情報、調查和安全領域,成了共產黨的心腹之患。結果,陳氏在黨中央形成了絕對強大的勢力。1931年裡72名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成員中,有15%屬於CC派;中執會180名在1935年當選的委員中有50人是陳氏的人;而且在抗戰爆發前它的頂峰期間,CC派已有上萬成員,其中大多為中低層黨的幹部。    
    從他們在黨和政府內取得的所有成就來看,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CC派期望發現或創造一批「社會的中轉站,以傳播他們的計劃,並讓全民接受」。秘密社團組織的法西斯運動,似乎向CC派人員提供了他們所尋求的傳播途徑。從這點出發,英國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機構與法西斯藍衣社相提並論。據上海市政警察特別分局的一位高級情報人員說:    
    據說,在中國發動一場法西斯運動是蔣介石將軍最近一返回政壇就具有的野心。當陳立夫將軍,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組織了一個叫做「西西園」的秘密政治團體,並由他的哥哥陳果夫將軍任頭目,這份野心便日益顯露出來。這個團體在成立後改了名字,變成中國國民黨「藍衣團」。但由於意識到在一個黨內不適合有任何具體的團體或開始宗派運動,該團體再次改變名稱,起名為「藍衣協會」。同時決定,這個協會應在其自己的組織裡有不同的團體。    
    日本特務部門實際上把CC派叫做「CC團」,認為是蔣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傳力量,也是民政界與藍衣社對等的一個組織。    
    這個團體的使命是在中國組織愛國知識界,以喚醒大眾和促進種族的發展,同時為祖國的繁榮而致力於恢復國民運動。該組織反對反蔣軍事團體和所有具有反國民黨色彩的社會或學術組織。它也以抵銷外國影響為目標。這個團體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    
    日本人還認為CC團一貫忠於三民主義原則,而把藍衣社視為「追隨法西斯主義原則的專制組織」。    
    這種區別方法似乎不無道理,尤其是從CC團力圖在全國的學術界和青年團體中施展其影響這點來看。其滲透工具是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它通常由蔣介石領導,向大多數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幹事」,這些人負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識青年中成立外圍組織的秘密使命。所有支部組織的名字都以「社」結尾,在有些情況下,尤其是派吳醒亞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質的團體顯然用了其他的名字。從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個由張厲生(既是中央委員會組織部成員,也是中央執行院黨務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員)為協助CC外圍組織建立的「誠社」。 「誠社」每第二個週六在河北省黨部的大禮堂開會,參加會的二三十個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組的頭目,也是大學和院校裡被組織起來的骨幹。    
    在北平城裡,關鍵的組織者除張厲生以外,還有胡夢華,他奉命挑選大學裡品學兼優的男生來面試記者的職位。1933年4月,胡拿到一筆資金,用來創辦一個鼓動擁蔣宣傳的季刊。他在5月裡創辦了《人民評論》,發表過反對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和馮玉祥反日的文章,並揭露了汪精衛和張學良的東北政府之間的關係。前來面試的學生還經過了嚴格的考試,被選中者則成為「基本分子」,須吸納他們的同學或熟人進入誠社。到了1933-1934年冬天,CC派在北平招收了70多名學生幹部,大都來自北大和平大的法學院。    
    CC派將普通學生納入其圈內的企圖,與黃埔一手操縱的、把復興社成員納入支持蔣介石反對汪精衛以及其他對手陣營的努力,正好同時發生,儘管他們各自為陣,互相獨立。記者們以及受其影響的公眾,把黃埔派秘密招納軍事化了的藍衣社的努力,與賀衷寒為首的所謂「十三太保」連在一起。    
    例如,在1933年《北平晨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說:「蔣介石的黨最終將會集中在如何對付汪精衛威脅的計劃上。黃埔軍    
    校的十三太保……舉行了幾次會議,他們最終決定成立一個法西斯社團,該決定後來也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的形成

    除了CC派與力行社之間聲名狼藉的競爭以外,在公眾的眼裡,陳立夫還跟新「法西斯」的形成有關。據法國情報機構1933年8月12日的一份報告,那年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了一次夏季會議,陳立夫、曾擴情、吳醒亞(上海社會事務局局長)和潘公展(國民黨上海教育局局長)等到會。    
    會議過程中討論了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進展。會議決定,首先在國民黨黨部的「忠實軍事機構裡」和大學院校裡成立法西斯支部……我們獲悉的情況中包括:法西斯分子的影響開始在以下大學裡越來越明顯:中山大學(廣州)、中央大學(南京)、河南大學(開封)和靜安大學(上海)儘管CC派和力行社在「法西斯運動」上相結合,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在那年夏初惟獨指責藍衣社是他大學裡的主要麻煩。他把不久前本科生向教育部要求彈劾他的運動歸罪於藍衣社。鄒指控說:「在某些想在政府內像貝尼多·墨索里尼或阿道夫·希特勒那樣篡奪絕對權力的軍國主義者的指示下,藍衣社企圖破壞國民黨。」    
    與此同時,媒介繼續認為這個與納粹同時出現、由蔣的忠實分子組成的新團體,一直在考慮使用各種不同的名稱,其中包括「中國法西斯社」和「黑衫黨」。然而,他們最終選定了藍衣社的名字,「因為他們認為〔其他〕名字可能會使國民黨以為這個新組織會違反國民黨關於除國民黨外不可有其他黨以及在國民黨內不可有其他黨的規定。」    
    法國情報機構的報告裡提到的廬山會議,有可能是軍官訓練團的夏季班。蔣介石在7月23日該班的總理紀念周講儀式上發表了講話。在那個題為《現代軍人須知》的講話中,蔣這樣形容意大利、德國和土耳其三個「新興國家」,把他們當做一個「匯綜的口號」:「勞動!創造!武力!」他解釋說,勞動,意味著全國所有的人:所有行業和所有層次,從統治者到老百姓,從將軍到士兵,一起不遺餘力地不懈工作;創造,表示建設一個新國家,從舊社會上建立起一個新社會;武力,是一種「實質的力量」,它要引起革命,為國家的發展而掃除一切障礙。蔣堅持說,所有這三項都互相關聯而不可或缺,它們解釋了為什麼「新興國家」能夠發展得如此迅速。    
    兩個月後,即1933年9月20日,蔣在江西星子縣的講話,是以法西斯主義是現代國家主義的一種形式為主題的。蔣聲稱「實在」是革命黨員的首要品質;呼籲以禁慾甚至愚蠢的死板來抵制城裡人的自作聰明和浮淺。在指控現代社會的輕浮與空虛時,蔣宣稱應在「共同的」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中尋找這種基巖。而那個法西斯精神的實質便是民族的自信。一個法西斯分子必須堅信他自己的國家是「最優秀」的,有最輝煌的歷史和高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化。對中國人來說,這意味著承認《大學》基本綱要是「我們民族最高的文化。」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是「禮義廉恥」,為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為我們民族傳統的精神,三民主義為我們民族革命唯一的原則,而歸納之於「誠」。因此我們要做革命黨員必先要以精誠來保持固有的道德和傳統的精神,才能復興民族最高的文化。恢復民族在世界上特殊的地位,為人類來創造燦爛的世界,完成救人救世的高尚遠大事業!    
    蔣繼續說,作為一股國際力量,法西斯主義被概括成極端的軍事化。    
    儘管革命黨黨員不總是來自軍事單位,但他們必須有意識地採用軍事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有軍人的習慣和精神,軍隊的組織和紀律,換句話說,統統要服從,犧牲,嚴肅,整齊,清潔,確實,敏捷,勤勞,秘密,質素樸實,共同一致,堅強勇敢,能為團體,為黨為國來犧牲一切。」


第八章 藍衣社的「法西斯主義」集體秩序

    蔣酷愛整潔,看到自己所指揮的農民軍隊綁腿系不緊,褲子沒扣好,時常為他們的邋遢作風感到沮喪,這種將風度和道德混淆一體的冒牌法西斯    
    主義攙雜著過於強調細節的氣氛。在江西召開的第二屆藍衣社大會上,蔣做了冗長而語調嚴峻、在文化上自暴自棄的講話,宣佈說:    
    中國人怕死。作為個人他們很聰明,但他們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願犧牲自己。是一個沒有集體精神的人民……中國非常浪漫。紀律被拋棄了,法律和秩序容忍蠻人,而所有禮貌和榮譽的高尚德性全都丟失了……自由和個人利益之間的區別含糊不清,而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中國人實際上只是自我利益尋求者,人慾橫流,禮貌不復存在而榮譽也成為未知……中國人虛榮心非常強烈。這種虛榮並非產生於今天,而是源於我們的祖先……他們只圖高官厚祿。此外,最大的毛病是虛假和欺騙……中國人作為缺乏個性的現代人,尤為無禮而不知純潔。到處是骯髒和污垢到了極點……所有這些都顯示出一種對國家有害的心態……一切都很骯髒。    
    顯然是被日本和德國村莊的整潔和具有科學性的精確所震撼,蔣介石似乎把刷牙和公共衛生與法西斯在30年代中期所體現的集體權力機器及民眾意志相提並論。而且,中國人顯然無疑地將他們眼中的德國人突出的軍事素質與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他們覺得那是一個對自己不太具有威脅的民族,因為德國在前一次世界大戰中丟失了他們在中國享有的治外領地。    
    就這樣,蔣介石把他對法西斯軍事紀律的觀點融進了有關社會階層和家族世繫牢固的新孔學中。無疑,這份沿襲來的智慧透露出他在富裕農家小康環境下成長的痕跡,那種家庭往往受一位自以為是的母親的控制,她堅信孩子們必須用對長輩畢恭畢敬的態度來對待打掃農舍。於是,帶有中國色彩的法西斯軍事化便成了用孔學教育中國人民的另一種方法。    
    這也被認為是在中央政治統治下的另一種團結民眾的方法。力行社的國民軍訓運動原意在於把小農社會的一盤散沙匯聚起來,以教育人民為保衛自己、反共和抗日而如何「集匯」和「結社」。為此,在訓練總監部的助理下成立了國民軍訓教育處。它的任務是在行政院領導下,在所有的省市建立地方國民軍訓會。    
    據其發起人之一所說,這種民間軍事訓練是一場「帶有革命性的社會改革」,意在使中國進入「科學的群眾時代」。正如1934年5月5日憲法草案在次年成立了一個總務處來選舉國大代表那樣,正如1935和1936年的初選那樣,這個軍訓運動意在遵循孫中山的「全國重組計劃」第24條的呼籲:在1937年後把權力歸還人民。一言以蔽之,軍訓運動的目的在於成為孫中山所預見的中華民國政治監督制度總體演變的一部分,但它在1937年7月由於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斷了。


第九章 意識形態的競爭:藍衣社和CC派歐洲法西斯運動

    儘管力行社內部成員們宣稱,藍衣社的軍事訓練活動事實上只是對選民教育的一種形式,但一般人並不這麼認為。當時的報紙和雜誌經常把藍衣社比做蓋世太保,而且藍衣社本身對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也非常感興趣。一般民眾對納粹和法西斯同樣熱衷:在1933年的中國談論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時髦,《上海申報》曾連篇累牘地發表這方面的文章,反映了公眾對黑衫黨和褐衫黨的普遍興趣。    
    然而,儘管在南京立志社辦公處內部成立了「中德編譯學社」,復興社雜誌《前途》(該雜誌由賀衷寒從政訓處提供資金)的編輯們對提法西斯主義仍感到惶恐,他們怕因此而冒犯某些讀者,包括蔣介石在內。後來,他們的編輯們對納粹的雅利安種族優化的概念深感憂慮。復興社在1933年另一家雜誌《中國革命》的編輯蕭作霖說,儘管人們對法西斯主義到底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現象的蔓延有何關係的解釋很感興趣,但他和他的撰稿人們都怕寫這一類的文章,因為蔣介石本人沒有使用這個詞。    
    同時我們也實在對於法西斯主義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說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並且蔣介石雖然在實際上把法西斯主義當作三民主義來實行,但是他在口頭上自始至終都不談法西斯這個名詞,開口閉口也還是三民主義,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這個名詞了。    
    與此同時,《前途》總編劉炳藜決定把該雜誌第6期專門用來考察法西斯主義。據該雜誌說,其目的大致是要終止傳統的個人主義並迅速促進集團主義在中國的普及。但那一期雜誌有關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體,法西斯的許多方面,包括它的經濟政策,都得到了詳細的研究。    
    而且,至少從興趣和意識形態上的自我表白來看,藍衣社的確與30年代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有部分的相似之處。    
    我〔Lloyd Eastman〕相信藍衣社可以被準確地形容為法西斯,因為他們所採用的方式和他們表達的觀點與顯而易見的法西斯運動不謀而合;他們有意識地追慕、模仿並宣傳歐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把自己當作法西斯分子。    
    從結構上看,蔣屬於軍事獨裁,其統治與其說是法西斯不如說是專制式的,而且他的復興社的信仰是「一種反動的、發展中的民族主義的形式,政治學家們通常把它當做一種「延遲的工業化的意識形態」。黨和政權所賴以建立的國家和社會的組織概念,是基於既要避免資本主義社會非道德化的個人主義,又要避免社會主義革命所預言的階級鬥爭。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樣,國民政府與城市工人階級的關係和歐洲法西斯體制與工會間的聯繫非常不同。    
    法西斯的工會主義既帶有官僚特點又生氣勃勃。它有意識地教育、灌輸和引導工人在法西斯主義的「新秩序」裡承擔一部分角色。作為個人,工人們不斷受到成為法西斯工會領導的鼓勵,而且這樣的領導地位也在黨的等級制裡設立了。由此,工人階級便直接地與國家聯繫了起來。工人們不但沒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種謹慎而受制約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於是,當然就有了以工廠群眾為基礎的因素。與此相反,蔣的解決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卻毫無生氣。對「黃色」工會的控制和管理中幾乎少有工人的參與。領導們來自於工人以外的階層,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像的,同樣不可想像的是墨索里尼會允許自己與「青幫」分享對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許多事情那樣,在控制勞工上蔣是個折衷主義者,他會模仿戰術和技巧,卻無法模仿他們的精神。蔣並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個軍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去贏得工人,而是凌駕於他們之上。    
    而且,1936年撰寫的藍衣社的訓練手冊否認與西方法西斯主義有過多的相似之處。它承認:「許多同志認為,我們的組織成立時正值歐洲法西斯主義上升時期;於是,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及奠定中國社會的基礎,我們必須與世界潮流保持一致,並採用法西斯主義;因此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法西斯主義。」但手冊說,這個觀點會使人產生誤會,因為一旦模仿外國人,必然會使藍衣社無視中國的特殊條件,從而無法認識到三民主義是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完整意識形態綱領。力行社的創始人之一干國勳,在許多年後寫道,他對把所謂藍衣社當做法西斯組織感到憤怒。「我們怎能讓敵人誣陷我們的事業,並稱我們的秘密組織藍衣社為法西斯組織呢?」    
    據干國勳回憶,一些成為復興社三級組織成員但從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記者和評論家們,不但完全誤解了原黃埔的運動發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輕而易舉地濫用了「法西斯」這一詞語。這些人,包括《動亂的回憶》的作者陳敦正,都被復興社個別領導人模仿歐洲法西斯的表面現象蒙蔽了。比如在復興社訓練處工作過的陳敦正曾這樣形容剛訪問德國和意大利旅行回來、帶著一副納粹衝鋒隊派頭的上司滕傑:    
    滕先生穿了一身橄欖綠色的軍裝,上身是中山裝,打著領帶,下面是馬褲細褲腳,足登馬靴,趾高氣揚。騰先生告訴我這就是當時德國希特勒的制服。    
    而實際上,滕傑只是復興社僅有的幾個去過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官員(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國俊、酆悌、潘佑強和胡軌)。他們訪問的目的並不在於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從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觀察德國和意大利是如何擺脫曾阻礙英法在本國剷除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桎梏的。    
    如果說,歐洲法西斯對共產黨的殘酷攻擊有助於力行社成員拋開他們對侵犯民權僅有的那麼點顧忌的話,德國的褐衫黨和意大利的黑衫黨則為復興社樹立了一個新的可參照的會議風格和集會儀式。此後不久便有一些藍衣社前沿組織的集會,以一種「法西斯雛形」的文化形式出現。而這種集體性被後來的一個成員稱為「警察前衛的刀劍文化」,在那時的確顯示出一種與歐洲法西斯儀式相似的場面。    
    例如,復興社於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個「文化前衛隊」,它由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和國立藝專學校的三四百學生組成。它的成立儀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鐵」的長劍和匕首前舉行的。儀式上,中央空軍學校和江蘇警察訓練學校的幹部們身穿軍裝列隊成行,在警察學校校長及力行社的創始成員趙龍文的指揮下組成了一列儀仗隊。成千上萬的人觀看了新衛隊成員荷槍實彈宣誓效忠的場面,他們似乎被這種嚴峻的秩序和莊嚴的場面深深地感動了。    
    確切地說,在這組相對來說不大、對著蔣介石像宣誓的半軍事化的學生團體,同在紐倫堡向元首列隊致敬的軍隊或是在羅馬廣場上揮動拳頭對元首歡呼的人群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當時一名記者通過從另一個角度討論定義的問題,即在歐洲法西斯運動中尋找與藍衣社相似的組織,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差別:    
    像藍衣社這類組織在西方也不是鮮為人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有他們自己監視黨內外分子的秘密警察。有些中西方的評論家把藍衣社定成法西斯。但如此簡易的標籤使人產生誤解。首先,沒有一個法西斯政黨能夠或者願意是秘密的;它的力量在於其大規模地公開宣傳與組織的能力,並由此來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階層在內的共同陣線來支持這個運動。其次,中國的情況與西歐任何國家都如此相異,其政治程序也有本質性的區別,因而無法用西方的概念來界定。國民黨本身與西方法西斯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類似,但它具有太廣的多面性——也因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源於西方民主制,而非獨裁傳統,它對現代中國的特殊條件的適用性還沒有被證實。    
    不過,即使歐洲的黑衫黨和褐衫黨與中國的藍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義的形象在那些年代裡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強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們所見,為數不少的中國軍官被派往德國和意大利受訓,他們回國後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當時情況下的價值」。而且,即便藍衣社僅僅渴望尋找新鮮的政治觀點,以向陳氏兄弟及其黨徒對報刊出版的壟斷進行挑戰,那麼法西斯主義的衝動口號對極端民族主義化的中國人來說,也必然成為他們的某種意識形態的基礎。


第九章 意識形態的競爭:藍衣社和CC派媒介的競爭

    與「CC」派爭奪對印刷業的新設備的控制,使藍衣社背離了蔣介石關於讓他們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務範圍內活動的指示,因為印刷業被認為屬於民事政治範圍。所以,一開始除了創辦復興社控制的報紙雜誌以外沒有什麼其他正式活動。復興社的「官方」報紙是《中國日報》,它的前身是《文化日報》。其主編是蔣介石前軍事助理、藍衣社內「西南派」的首領康澤。後來康澤被調去負責組建一個在「剿匪」區域「剿共」的別動隊。此時他負責宣傳工作的任務,也許部分是出於防止他通過參與藍衣社培訓項目而繼續擴展他這一派的影響的緣故。    
    不管康澤的這一任命緣由如何,康澤成了藍衣社傑出的報刊出版人。1932年1月28日上海戰爭爆發後出現了嚴重的報刊印刷危機,但康澤對此早有準備,他儲備了大量的印刷紙張。正因如此,也因為他的戰事消息直接來源於前線,《中國日報》擁有極高的發行量。    
    還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報紙。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與漢口印刷的《掃蕩》以外,復興社還對下列刊物有影響:    
    《北方日報》——余灑度主編,出版於北平。    
    《老實話》——劉健群編輯,1933年8月出版於北平。它比起正規報紙來更像簡報,主要刊登有關政黨人物聳人聽聞的軼事,以及對共產黨人進行造謠誹謗。    
    《人民週報》——蔣堅忍編輯,杭州。    
    《青年與戰爭》——蕭作霖創建於南昌。開始主登「剿共」文章並致力於激發青年人,後來於1934年7月與《中國革命》合併。    
    其他還有一些復興社知識分子成員編輯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過的兩個口號:「攘外必先安內」和「絕對支持一黨一領袖」以外,它們之間沒有體現出共同的理論基礎。這些報紙包括了《南方日報》(福州)、《河南晚報》(開封)、《國民新聞報》(杭州)、《新青島報》(青島)、《新中華日報》(漢口)、《中華週報》(南京)、《國際譯報》(南京)、《新社會》(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藝》(上海)、《現代社會》(天津)和《西北評論》(西安)。    
    這其中的有些報紙因自身特點而被認為屬於國民黨極右派。其他的,如曾擴情編輯的《世界日報》(北平),則被讀者認為不屬於任何派系且觀點中立。復興社所屬刊物的這種缺乏明顯傾向性的情況,要比藍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論上出現的含糊狀態更常見。於是為了平衡這種含糊狀態,也為了向藍衣社提供一個前沿組織以使其活動深入文化界,一個由蔣介石的親信,包括蔣的私人秘書鄧文儀組建的「中國文化學會」,於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    
    鄧文儀長期以來對文化事務持有商業興趣,他曾經向朋友們借錢開辦了「提拔書店」,那書店出版過蔣介石的言論集和軍人手冊系列。書店和編輯室合起來就是一個小出版社的樣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學習國家領袖語錄來提高自己的顧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於引起了在鄧文儀和他的領袖之間激烈的爭執,幾乎讓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為嫉妒的政治——商業競爭對手們滿懷惡意地向蔣介石匯報說,鄧文儀利用領袖的名譽和聲望來大筆盈利。然後,當蔣在1930年新年對黃埔學生的講話被提拔書店的某個刊物誤解後(暗示國民黨軍隊將向東北進軍,那就等於肯定了與張學良軍隊的衝突),蔣介石把他的這位秘書召來狠狠地訓了一頓,說要關閉他的書店。一開始鄧文儀不服,用了一個多小時來爭辯說他的書店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不能被關閉,而且要徵求書店股東的意見。這對蔣無異於火上加油,結果鄧終於在蔣的臭罵下縮了回去,回到自己家裡,懊喪地哭了一天一夜。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鄧文儀一直非常沮喪,他把自己關在家裡,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請病假。蔣本人則裝作沒注意到他的缺勤。終於,一個月後,當蔣在中山陵向一隊負責江西「剿匪」動員宣傳的人員作講話時,鄧文儀自己來到了那裡。講話後,蔣主動向鄧打招呼,關切地詢問他的健康狀況和是否上班。然後「校長」溫和地對他說:「你的毛病就是懶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辦好,今後要切記改過,勤奮工作,從明日起,你到總司令部去辦公。」次日鄧文儀便去上班了。


第九章 意識形態的競爭:藍衣社和CC派新生活

    這次感情衝動的危機反映出蔣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在這之後,鄧文儀繼續經營他的出版公司。事實上,當力行社的藍衣社成形時,鄧的「提拔書店」已經發展成了連鎖店,並在南京、漢口、南昌、長沙、貴陽及其他城市發行了該運動的刊物。中國文化學會也因此匯入了鄧文儀的一個已經建立好了的簡單而面廣的宣傳網絡。它的出現正值新生活運動開始:新生活運動由江西省省長熊式輝於1934年2月在江西發動,這種道德復興觀的基礎,來源於「傳統孔學信條、基督教道德準則及軍事理想的意識形態大雜燴」。    
    在力行社內部,新文化運動被當做藍衣社的「四大運動」之一。社會上所有的幹部和成員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們個人財產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規定要求所有的成員都應當登記他們的私人財產,將來所有的財產增減都將通過其工資來調節,而這些財產應當由書記處的會計或力行社的監察員抽查。貪污200元的,處徒刑;偷竊500元的,處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協調組織因此而製造出「一個新氣氛」以清除揮霍、貪婪、懶惰、欺騙、叛逆、賭博、淫亂,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惡勞」之類的種種「惡習」。在這個掃除浪費和到處封官許願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眾將「復興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創造民族精神」,以「恢復自鴉片戰爭戰敗後之民族生存發展信心」。    
    中國文化學會相應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把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大眾共同利益的方法來「更新生活」。這種努力的關鍵是一個「軍事化」項目,它原先只針對復興社成員,後來通過新生活運動促進協會的運作擴展到了一般公眾。正是這個協會採取了許多極有爭議、強加於人的運動措施,如限制吸煙、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藍衣社後來遭到外國人尤其是美國傳教士們的指責,說他們顛倒了新文化運動最初的宗旨,而把它變成了一場法西斯統治的運動。    
    中國文化學會名義上由蔣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領導是鄧文儀、蕭作霖、賀衷寒和吳壽彭。鄧是理事長,而蕭當了南昌總部的秘書長。與此同時,決定讓蕭作霖去上海,在劉炳藜(《前途》的編輯)、倪文亞和其他藍衣分子的幫助下建立該學會的一個分會。    
    藍衣社在上海的腳跟已穩。1932年1月,力行社籌備處曾經派遣葉維去那裡建立一個控制學生運動的組織。根據日本資料,兩年後,藍衣社在上海召開了一個常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了一系列的組織原則,建立了組織結構並訂立了關於成員的規章守則。日本資料說,藍衣社的章程宣稱:「法西斯主義應當用於實現獨裁。」他們的誓言要求他們致力於發揚民族獨立精神,取締一切所有不平等條約,並使整個國家集權化。在政府官員中加強軍事化,「使他們接受法西斯主義」的同時,用刺激各省鄉村手工業,壓制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階級鬥爭,以及普遍建立農業實驗站的方法來發展商業、礦業和農業。另外,為了「盡快實現社會新秩序,建立基於法西斯主義之上的國家」,藍衣社根據形勢開始涉入情報、宣傳和處決的活動。    
    根據這些大驚小怪的日本資料,上海的藍衣社組織系統圖顯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區分部直接受南京總部的領導。它還表明: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報局;2.平津地區懲戒委員會;3.常設在大同、濟南、青島、山東、唐山、張家口和綏遠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縱隊,它在大連、瀋陽、新京、哈爾濱、黑龍江、四同、營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整個全中國省市的各級單位。    
    其他外國情報和警察機構也積累了關於藍衣社的情況。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稱他們發現了在國民黨社會局局長吳醒亞領導下的上海藍衣社,吳醒亞被認為是蔣介石在上海的情報頭子。國際租界的警察也誤把藍衣社上海分部與CC派和陳果夫混為一談,而且認為該組織的建立是為了把「一種新精神,法西斯主義,作為在危難中拯救國家的措施灌輸給大眾。」顯然,他們也誤把吳醒亞當做其頭目了。


第九章 意識形態的競爭:藍衣社和CC派文化控制

    要是真像一些情報認為的那樣,吳醒亞是CC派的人的話,那麼在蕭作霖於1934年2月剛一到上海準備在環龍路76號建立一個「籌備委員會」來促進復興社文化事務,上海的藍衣社和陳氏兄弟便已處於對立狀態。早在這之前,蕭的陳立夫在上海文藝界集會上發表演說籌備組就向上海市市長吳鐵成、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和國立商學院院長裴復恆發出了特殊邀請。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這個新委員會。而且在短短的一個月裡,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為中國文化研究會的成員,其中多數是大學生和教授。研究會由3個常務理事領導:市長吳鐵成、劉炳藜和蕭作霖。    
    據蕭作霖本人說,中國文化研究會成立時正值復興社「法西斯宣傳運動」的「高潮」,當時藍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隨者,並在上海對公眾具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在環龍路50號開了一家文化書局和書店後,中國文化研究會在發行青年叢書、軍事叢書與民主叢書的同時,開始定期發行它的簡報。研究會還通過在南昌總部的吳壽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譯刊物。    
    復興社期望在中國發動一場「文化運動」,這可以給予藍衣社的知識分子們一個機會來控制廣大讀者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領導全國的復興運動。這個計劃在復興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吳鐵成、劉炳藜、賀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該刊上撰文,如「中國歷史中的文化統治」,「我國文化統治的歷史觀」,「三民主義的統治階段」和「統治文化與救亡圖存」等。這些文章的共同點不過是一個簡單的「統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復興社必須以某種方法來對全國的知識領域獲得統制,而且尤其是藍衣社,而非陳氏兄弟的圈子成員,應當在當時中國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對新思想運動進行控制。    
    CC派明顯意識到了這些挑戰,並準備對此作出反應。中國文化研究會一由復興社創辦,CC派成員立刻也成立了一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當蕭作霖於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會分會時,陳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維克多·艾曼努埃二世大道設立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上海分會,在文學和文化圈子裡為爭取「名流學者」上與蕭作霖的人馬競爭。    
    CC派也成立了一個「特別團體」來「調查中國文人的政治傾向」。這個「特別團體」後來包括了《晨報》的編輯王新命,商業出版社編委主任何炳松,南京中央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吳育干,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孫寒冰,中央大學社會學院院長黃文山,北平大學新聞教授陶希聖,復旦大學教育院院長章益,《文化建設月刊》編輯樊仲雲,及中央大學政治學教授薩孟武。    
    CC派成立的對立組織文化協會,使市長吳鐵成和一些大學的校長們非常為難,因為他們已經加入了復興社的籌備委員會小組。最安全的辦法是雙方的組織都加入。於是他們及一些有影響的教授們很快地這麼做了。但結果是,中國文化研究會在獲取上海的大學生、尤其是大專學校的學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組織擅長得多。例如,在暨南大學,藍衣社能使大多數學生忠實於他們,因為文化研究會的幹部們自己大都是前軍校學生,所以他們能更有效地組織和管理他們的支持者們。當CC派的支持者們試圖反擊時,雙方公開開戰了:中國文化研究會的幹部們乾脆把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成員抓了起來關押在校園裡,吳醒亞和國民黨社會局和教育局局長潘公展對此感到震驚。後來只有經過市長吳醒亞的調解,並領來了復興社的人(他們故意躲開,以便避免被迫釋放被逮捕的對立派分子)進行談判後,被抓的學生才得以釋放。    
    上海的藍衣社在組織鄰城的警察和軍事人員的支持方面,也比對手CC派要強。比如,他們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會後,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個分會,而且還在那裡建立了由浙江大學和其他地方學校學生組成的「文化前衛隊」(其法西斯式的入會儀式在前面曾經描述過)。    
    但是,儘管在通過前沿組織來獲取學生支持這方面CC派競爭不過藍衣社,但陳氏兄弟能利用蔣介石親自佈置給他們的思想領域方面的工作,而蔣則把復興社及其附屬組織的運作限制在軍訓和保安範圍內。由於在組織群眾上不順,陳立夫就找了最高級上司,說服蔣介石在1934年6月間解散中國文化研究會,那正是新生活運動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發之時。    
    CC派在上海抵制藍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藍衣社繼續在城裡活動,尤其是通過學生軍訓項目和先由吳醒亞後來是潘公展領導的「中國青年力社」這類教育協會來運作。儘管中國青年力社與復興社之間有許多聯繫,而且奉命監視上海的學生政治活動,但它絕對不是藍衣社的一個「前沿組織」。當吳醒亞手下的一個人員、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學生袁學易,被當做共產黨特務抓起來後,中國青年力社被一個更加軍事化的組織(由潘公展和社會局倡辦)「中鋒社」取代了。有些觀察家猜測,袁學易案件與CC派和藍衣社的鬥爭有關,但正規的警方報告則不這麼認為。    
    與此同時,特工部繼續在上海內外圈子裡為所欲為,人們常將它和復興社混為一談,而實際上它們各行其事。但藍衣社中國文化研究會的成員,如蕭作霖和劉炳藜,曾經想在大城市裡開展新思想運動的希望,則被CC派的進攻破滅了。他們被迫轉向各省的軍訓項目,想以此在蔣介石國民黨體制的極右派「統制」下來宣傳思想和文化。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宣傳大隊

    藍衣社在各省最早的佈局是康澤一手安排的。康澤原是蔣介石侍從室的副主任,對間諜和保安事務既熱衷又具特殊才幹。當《中國日報》成為剛成立的復興社的主要機構時,康澤被任命為編輯,而他利用了這個位置來強化他自己的黃埔學生團體。該團學生參加過康澤在北伐期間協助領導的宣傳大隊,他們大多來自雲南、貴州和四川,於是這個團體相應地被稱為「西南社」。    
    宣傳大隊屬於軍隊政治部系統。在蔣於1926年3月20日發動的軍事政變中,政治部的人事編制從政訓員制降級到了教導員制。北伐初期,宣傳大隊在政訓方面非常成功,它向官兵們傳授黨的原則和對待非軍事人員的紀律。但隨著北伐的深入,需要用政治骨幹管教從軍閥那裡俘虜來的戰犯,供不應求。於是他們在政訓上的成功開始打折扣。到了1927年8月22日,在鎮壓秋收起義的過程中,白崇禧索性把政治部系統一股腦兒地取消了。直到次年1月,蔣介石以政訓部的形式將其在國民革命軍中恢復。政訓部向國民軍各師派遣了建立「特別黨部」的專員。雖然「特別黨部」只負責政訓,但它在戴季陶的發展下成了反間諜系統的重要部分,是國民革命軍內在蔣介石直接控制下打擊共產黨的重要工具。    
    蔣介石第一次江西「剿共」時,正值他重新強調政訓工作的重要性,並把康澤從編輯調到更為活躍的位置上。1932年,南京的力行社研究機構制定出了一個在江西執行的特別的反叛亂計劃。力行社成員滕傑、蕭贊育和康澤親自向在臨川縣指導反共動員的蔣介石匯報了這個計劃,蔣當場批准,並命令這三人與南昌行營參謀長、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輝商量執行該計劃事宜。在回南昌的路上,康澤對他的兩個夥伴說,經營報紙對他來說挑戰性不大,說他想負責這個新計劃。他威脅說,否則他就辭職去國外。滕傑和蕭贊育在康澤身上看到的「是一個能吃苦耐勞、積極肯干、野心勃勃的人」,他們答應支持他。到了南昌後,他們說服熊式輝讓康澤做「特別訓練班」的主任,力行社成員楊文連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書,在「剿匪區」內培養宣傳、政訓和保安事務方面的「特務幹部」。    
    星子縣臨潘陽湖,位於廬山五老峰右側,被選作第一期班的地點。第一期班有中央軍事學校600個學生。除了鍛煉身體、學習爬山和渡河以外,他們還接受了4個月的特殊培訓,研究共產黨事務、情報工作、偽裝、埋伏、搜查和破壞技術、夜襲,並培養「組訓民眾」能力。然後他們被分配到各中隊、分隊、小隊和小組去,這些隊組合起來便成了「剿匪別動總隊」,由康澤領導,並直接向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匯報。就這樣,他們被公認為總司令的GPU(前蘇聯國家政治管理局)。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別動總隊

    開始別動隊有1000人,後來總人數達到2萬。他們被分成由4000人組成的5支大隊。別動隊骨幹的任務是「督導」地方上參加「剿匪」戰役的軍官。他們的士兵攜有手槍、手榴彈和特製輕便步話機。他們在鄉村一帶偽裝活動,對「潛匪」進行突然襲擊,殺害或搜捕地下共產黨員並破壞他們的黨組織。與此同時,別動隊的骨幹們還協助地方政府建立自衛力量,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進行,使老百姓能夠回到家鄉恢復正常的生活。    
    別動隊很快在進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們指控別動隊的武裝幹部殘酷地折磨和殺害百姓,然而別動隊卻在培養農民的反共意識和動員鄉村力量抵抗江西蘇維埃紅軍方面,得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高度讚賞。更多的特務被培訓出來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澤和他的隨從們自己形成了一支執行特殊使命的力量,來控制中國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區,甚至把統治貴州和四川的軍閥們也不放在眼裡。康澤的別動隊在共產黨控制的鄉村地區進行反叛亂活動,並受到了國民黨政訓項目的援助,這些項目基本上由藍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賀衷寒領導。1932年,正當康澤培訓特務骨幹的時候,這個使「剿匪」一詞正式化的賀衷寒,被任命為「湘鄂贛『剿匪』司令部」「『剿匪』宣傳處」處長及「南昌行營政訓處」處長。次年冬,復興社成立,賀衷寒的宣傳處變成了全國「剿匪」軍政治訓練處。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負責河南、湖北、安徽在漢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揮任務。    
    漢口「剿匪」司令部裡的骨幹來自「豫鄂皖贛團干隊訓練班」,該訓練班在力行社成員的領導下成立於1933年。1700個學員中有六分之一來自中央軍事學校,其餘的來自四省的縣保安隊和地區自衛組織。他們全都經受六個月的情報工作、軍事知識、戰地技術、政治和共產黨事務的培訓。然後他們回到原單位,在國民黨南昌和漢口的司令部指揮下協調反共反紅軍的「剿匪」戰役。    
    在漢口司令部,賀衷寒主要肩負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他開辦了一個電影院,還辦了一個頑固反共的雜誌《掃蕩》。到了那時,在首都還有其他一系列的機關對政訓感興趣,於是賀衷寒決定使自己成為整個「政訓系統」的主子,把宣傳工作當做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政治訓練

    賀衷寒在這方面不乏對手。被認為是藍衣社留歐小團體的領袖酆悌,就認為在青年人中開展宣傳工作是取得軍事勝利的關鍵,也是他個人的成功。當蔣介石認為滕傑軟弱無能時,酆悌取而代之,成為復興社的總書記。酆悌當總書記時,在「訓練總監部」下設立了一個專門針對學生的夏季軍事訓練項目。於是「縱隊」在全國重要的省市組建起來,它們受高級衛戍軍官或者從南京力行社派出的專門骨幹指揮。    
    滕傑下台後,藍衣社的留日派與鄧文儀和賀衷寒聯合起來提名賀衷寒為復興社的總書記,這時問題的焦點便轉到了政訓處。自從賀衷寒1935年從湖北調到南京後,政訓處就歸他領導,政訓處成了藍衣社在軍隊裡的要塞。    
    軍隊政訓系統在軍委會的秘密活動中佔有關鍵的地位。政府軍事力量的每一層機構、每一所軍事學校、每一個軍事單位裡都設有政訓處。通過在復興社裡任成員的雙重組織身份,賀衷寒及他的骨幹們得以把訓練系統與負責領導地方反共宣傳的「軍隊黨務」處接合起來。儘管黨務處應當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領導,但它受復興社的骨幹分子控制。    
    力行社的成員也控制了培訓政訓處幹部的單位。其中最關鍵的是附屬軍委會、由孫常鈞領導的「幹部訓練班」。孫既是黃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員。幹部訓練班成立於1932年4月,當時有5個隊,1800多個學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其餘的要麼是在前帝國軍事學校接受過培訓,要麼是從軍閥那裡投降過來被分配到「臨時軍官訓練班隊」的人員。經過半年的培訓,畢業生被分配到各省,成為地方上市鎮民間學校的「國民軍訓教官」。少數的被留下當力行社其他培訓項目的「職官」。    
    雖然賀衷寒的主力人員都是復興社的骨幹分子,而且中層以上的政工人員都是復興社成員,但政訓處系統仍然相當獨立於復興社。賀衷寒和他的同志們直接從蔣介石那裡接受命令,而且政訓處大多數的處長並非復興社成員。除了執行反共宣傳以外,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對各隊的隊長進行調查和監視。這樣,作為整體,這些隊長們就能保證既在蔣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隊,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揮的部隊裡起到指導員的作用。    
    他們還要監視軍隊裡所有層次的軍官和學生的思想和活動。假如一個軍校生被懷疑是共產黨員,政訓處的政治指導員便有權下令逮捕他,並讓憲兵予以處置。憲兵在中國所有的主要城市裡都有它的特務機關。此外,政治指導員奉命調查他所在的軍事單位內的共產黨。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須服從,因為這就是軍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機構充分地合作。    
    那時及後來,蔣介石在原則上不允許軍隊的指揮尤其是師長以上的軍官參加復興社或者藍衣社,哪怕他們是黃埔一期班的畢業生也不行。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傑和桂永清。還有一小部分團長參加了復興社,但要麼蔣介石對此一無所知,要麼他們被派去指揮非蔣介石嫡系的部隊。但從總體上說,蔣總是在監視和指揮之間區分得非常清楚。在這方面,他的軍事指導員體系與紅軍的有很大的不同,紅軍的指導員既是政訓官員也是集體領導的成員,享有地位和權力。    
    通常權力與地位是相連的,但蔣的政治指導員因為缺乏通常意義上的指揮權,所以正規軍的軍官瞧不起他們。    
    他〔蔣介石〕不許掌握實力的部隊長參與政治特務,而使政治特務對掌握實力的部隊長起監督作用,以為牽制,可是事實上卻正相反:黃埔學生中掌握實力的部隊長並不願參加復興社組織,對政訓工作及其人員都很輕視;而政訓人員絕大多數也都不願幹這一行,把政訓工作叫做「賣膏藥」,認為沒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黃埔學生,更認為是倒了霉。他們只是把政訓工作當做橋樑,希圖借此同各部隊長拉上關係,能轉入帶兵。    
    結果,他們不僅沒有有效地對本單位的軍官們進行監視,相反盡量討好他們,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為軍事指揮官。軍官們,尤其是「非嫡系」部隊的,反過來也用晉陞甚至金錢來收買這些政訓人員。時間一長,對政訓員來說,這兩種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隊比到「嫡系」部隊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訓員願意到「非嫡系」部隊工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那裡的軍官生活比「嫡系」部隊的要輕鬆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隊裡,賭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視。    
    政訓處和復興社均在本單位裡設有許多幹部,因為這兩個組織是蔣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熱河,並企圖突破「少帥」張學良協調的長城一帶的防線後,計劃向東北擴展其控制的關鍵籌碼。當時的軍事形勢由於張學良與另外兩個東北軍閥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對立而複雜起來:後二者企圖在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高漲的愛國情緒中撈一把。當時馮正在張家口,他在辭去了國民政府內務部長的職位後,伺機再起。閻錫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陽的保安司令。兩人都不理睬張學良的命令。與此同時,雖然宋哲元將軍被派到了長春,但「少帥」的東北將士已散落中原,輕而易舉地成為傀儡政府和漢奸的俘虜。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在北方加強政治行動

    到了1933年3月,當力行社在南京召開年會時,蔣介石意識到他在北方,不論在權威領導還是在可信的幹部方面均需要一隻強有力的手。後來,張學良提出辭職,委員長接受了,並任命何應欽任北平軍委會頭目。同時,他聽取了力行社幹事們的建議,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員組成的特殊隊伍,支援幹部到北方去。蔣認為,一支由他的親信組成的隊伍能領導宣傳工作和從事秘密工作,以牽制華北的日偽活動。但我們將會看到,這種預見落空了,它只是為戴笠加強他的個人控制鋪墊了道路。    
    第一組人員裡有鄭介民,他於3月12日到達北平。鄭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兩個常務機構:由力行社地方分社書記賈毅領導的「革命軍同志會」分會和特務處北平站。第二組人員由南昌行營總部機要秘書鄧文儀帶領,於3月15日後陸陸續續來到北平。    
    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隨行的有一位機要秘書和密碼員。戴笠的特務替他們在城東的一條胡同裡租了一座帶院子的兩層樓房。戴笠的活動並非限於收集情報,還含有較高層次的政治活動,包括與東北軍政要員黎天才、關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義和馮庸的聯絡。    
    肩負最重要任務的是何應欽的前機要助理劉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幹部到北方去做宣傳工作。自從1932年7月以來,劉是力行社高級幹部重點訓練班——「軍事委員會政訓研究班」的主任,這個研究班有約120名左右中央軍事學校畢業生和480個普通大學畢業生。 「班訓」是蔣介石親筆提書的四個大字「艱苦卓絕」,訓練綱要是「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參加6個月政治培訓的學生被告知:禮義廉恥乃是維持國家的四大基準,發揚這四大原則,國家可得以復興。他們準備把這種提法向全中國的藍衣社發佈並作為訓練提綱,而這種許諾的所有根基都源於三民主義。然而,正當這600個學生在1933年2月準備結束他們的培訓時,中國對日本的長城抗戰爆發了。現在,他們要在劉健群的領導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華北戰場上與日本間諜作戰。    
    1933年3月19日,劉健群被任命為抗日宣傳隊隊長,每月經費2800元,在南京的韓家巷成立一個「籌備處」。十天之內,300多個學生在軍委會下面由力行社辦的政訓精英班裡被挑選出來,一支叫做「華北宣傳總隊」的特殊單位成立了。後來,約有500人加入了這支隊伍,其中有一些是黃埔無業畢業生。該總隊分成三大隊、九小隊隨劉健群北上。他們明確的任務是解釋中央政府「安內攘外」的決定,聯合軍隊和民眾全心全意地抗敵,消滅日本情報機構及地下漢奸活動,確保華北和內蒙不受侵略而不致變成日本新近製造的「自治區」。    
    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內的一些隊長去了北平。兩天之後,劉健群在給其餘的人作了最後一個報告後,便率領新大隊的成員們北上。他們一到北平,劉便馬上取代了賈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分社的書記。由於劉健群和他的一個隊長是何應欽的老部下或學生,他們還參加了支持何的一個特殊小組,因為何只隨身帶了三四個副官。這隊人員非正式地附屬於軍委會北平分會,包括戴笠的副手鄭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員全部是力行社的。    
    對何應欽來講,他既要防止漢奸又要避免過激的對日反擊,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佔領熱河,對和談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種選擇上得到劉健群人馬的幫忙:他們以十人一組的形式到「雜牌」軍去宣傳,督促他們在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聯合抗戰。宣傳人員被告知要用三民主義的思想,來逐漸對非直屬於蔣介石的部隊實行「中央化」控制,同時在每一個層次上散佈「只有國民黨,只有三民主義和領袖才能救中國」的思想。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北方的政治行動

    為了尋找一個不僅敢想而且敢幹的人,何應欽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鄭介民來,此人安排了刺殺當時正在與日本人談判的湖南軍閥張敬堯。當時蔣介石的代表即將與日本人進行談判,除掉張敬堯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潛在的漢奸破壞談判的作用,至少干國勳是這麼認為的。他後來說這一處決「引起了燕、趙豪傑人人奮發,原充滿封建享樂之華北社會,氣像一新,所有漢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鮑文越等皆畏縮藏匿,不敢蠢動,而段祺瑞、吳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順應輿情傾誠中央」。    
    蔣介石的談判總代表是他的高級顧問、前上海市市長和外交部部長黃郛。黃郛在1908年是蔣介石在東京軍事預備學校(Shimbu Gakko)的同學(閻錫山也是)。雖然黃已經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復了政治要職。鑒於對日戰爭引起的全國危機,他回到了上海並創立了新華重建社,該社還出版《復興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為北平政治事務委員會主席,並受蔣介石指派參與不得人心的與日本人的談判。    
    與此同時,日本人加強了他們對熱河的佔領,並繼續進攻察哈爾。馮玉祥決定從他退休的張家口出來,通過發動抵抗運動來爭取國家領導權。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宣佈成立「民眾抗日同盟軍」,並開始召集軍隊。五天後,5月31日,黃郛總算與日本人談成了停火。但公眾輿論似乎更支持馮玉祥,塘沽協定被稱為賣國,黃郛被斥為親日的「漢奸」。然而,此刻的關鍵是軍事力量,而非公共輿論。當何應欽在北平——綏原鐵路南集合部隊時,黃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隊控制了河北的東部)在1933年8月「說服」了馮玉祥解散他的「民眾抗日同盟軍」。同時,為了使何應欽分散其力量,馮玉祥把察哈爾的軍政大權交給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東泰山的別墅,於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爾地區的政治領導人。他在1935年5月簽署何梅協定時,是平津衛戍司令。    
    塘沽停戰的條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傳隊。這一條只是在名義上得到執行。各種宣傳隊因此而改成或併入附屬在各個軍隊裡的政訓處。劉健群自己成了宣傳頭目,自此以後,所有的復興社活動都在這個幌子下進行。每個軍事單位的政訓處處長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復興社的「小組幹事」,該軍事單位每一個重要的會議都有政訓處的人參加。政訓處的第一科代表了復興社的宣傳機關。第二科是情報機關,如果它需要特務活動的話,它便讓地方憲兵第三團來當「警衛」,或者當「稽查」員,對軍隊的每個官員進行調查和偵查,看是否有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的活動。偶爾二科也會利用非軍事人員——主要是地方的黑社會或幫匪,有時是青紅幫的人員,有時是宗教人員——來對付農民、商人和那些不屬於軍隊或教育機關直接管制的工人們。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學校的軍訓

    1933—1935年間,藍衣社通過全國高中和大學的軍訓系統,把他們的影響擴展到了北方。一個叫做「國民軍事教育處」的機構在訓練監察部門的指導下成立於南京。這個處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強領導,後來是杜心如,並在各省的大城市裡組建了「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負責人同時也是「軍訓主任」,他們大都是黃埔畢業生。在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軍訓室」的「軍訓教官」當中,很多都是復興社的人。    
    他們的任務是組織90天的高中和大學生的訓練課程。初中在名義上由地方的市長或縣長一級的官員來領導,但事實上是由每個學校的軍訓教官負責。在大專院校,大隊和中隊在校長室的領導下組成,但仍由軍訓教官指揮。於是,以這種方式,復興社滲透到了每一個大學和中學,他們做藍衣社的宣傳材料,對進步青年進行監視,並搜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這些訓練教官與戴笠的特務處保持著秘密的聯繫,共產黨認為他們是白色恐怖最殘忍的執行者。    
    大多數真正的軍訓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訓項目中開始的。比如,在學校的假期裡,河南和陝西的學生隊伍在開封集合,形成訓練營。政治灌輸的份量超過了軍事教程,教官們大都是復興社的人,傳授關於領袖的語錄和思想、三民主義、國際事務、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組織的發展以及關於「一個領袖一個黨」的課程。    
    最重要的課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參加夏季訓練的學生崇拜蔣介石,於是不僅「敬愛領袖」這句話經常被引用,而且一個學生在任何時候聽到「委員長」的稱呼,他立刻就得聚精會神滿懷崇敬地聆聽下文。而實際上,學生們對在酷暑中聽三四個小時的講話感到非常厭倦而心不在焉,他們在政治教員的背後把這些講話說成是「蒸人講話」。儘管學生們由於怕受到報復,被帶上「紅帽子」,不敢頂撞這些政治教員,但他們看不起這種教員,而且蔑視他們。    
    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黃寺舉辦了一個有2000多中學生參加的夏季訓練營。在那次的一個軍訓課程中,學生們被告知「安內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有一個學生堅持要發言,反對這個開展反共內戰的政策,他大膽地問:為什麼打敗日本人首先要取決於消滅共產黨?這個學生立刻被抓了起來,其餘的學生被告知:他是共產黨秘密派到那兒來瓦解他們的。後來這位學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憲兵處,從此再也沒人見到過他。    
    在這些訓練課程以及大學正常的學期裡,教員中的藍衣社成員們不斷尋找強烈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的學生。當他們發現堅定的反共學生時,便竭力把這類學生訓練成「職業反共分子」,以摧毀共產黨的學生組織。比如,在開封的河南大學就有在吸收學生中的追隨者方面獲得顯著成功的政治活動小組。    
    「職業反共分子」被慫勇當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線人」,以幫助警察和憲兵追查和逮捕共產黨學生。假如反共分子們成功的話,他們會得到特殊資金並在學習上受到獎勵,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被推薦為復興社的成員。    
    「軍訓」畢竟是一種對預備軍官的訓練,它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為將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物色幹部。在劉健群當政訓處主任時,他還組織了一個政治訓練班,把1000多個高中學生聚集到南京,來接受「一個黨,一種理論,一個領袖,一個敵人」的原則。這些學生畢業後,想必是享有黃埔畢業生同等的待遇,他們在成為軍隊的政治幹部之前,全都成為了復興社的正規成員。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北平活動

    1934年4月,劉健群被調到了南京當復興社總書記。他的北平政訓處處長的位置由曾擴情接替,曾在那時也已成為復興社地方組織的領導。曾發現城市裡的政治形勢異常地複雜,尤其是在首都各種警察機構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務委員會主席不是別人,正是在塘沽停戰談判中的黃郛。市長是袁良,黃郛浙江的同鄉,畢業於日本的早稻田大學。袁良在豐田和上海當過警官,在來北平接替市長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長。他們都是權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們兩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長余晉和這一點上無能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與黃郛同時在日本就學,但他是東京憲兵訓練學院的學生。    
    先當過青島的海關署長、後當了那裡的公安署長的余晉和,也是日中合資企業陸大煤礦公司的成員,他與日本人關係密切,而且個性勇猛,且為自己和手下的人爭奪了許多原本屬於憲兵頭目蔣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權威。蔣的上司紹文凱,作為憲兵司令部的司令,對憲兵部門負有最終的責任,他抱怨過這種侵犯其職權的做法,但他和僅次於戴笠的司令部特派書記廖劃平對余晉和的霸道都感到無能為力。    
    幸虧對曾擴情來說(他得從復興社操控自己的特務行動)廖劃平是四川同鄉。當曾需要憲兵幫助逮捕復興社的嫌疑分子時,他可以求救於廖,後者通常樂意與他合作。    
    在對待「外部敵人」的合作方面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擴情1934-1935年任職北平期間,他在對日情報方面一無所知。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華北、作為他的情報安全代表的兩個人身上:婁兆元和盧起勳。雖然這二人借調到了政訓處,但他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藍衣社組織內的任何人匯報他們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區對軍事人員的監視情況。既然人們已經認為他們只向戴笠匯報其情報,婁和盧便索性在自身周圍製造了一種明顯的恐怖色彩,於是當地軍事單位的「負責人」對這二人感到恐懼而戒備。    
    日本人自然通過偵探瞭解到了政訓處的活動。1935年6月10日,何應欽在與梅津美治郎中將(日本駐華北部隊司令)談判時,不得不對日作出各種讓步,不僅同意把於學忠的東北部隊(整個第五十一軍)撤出河北,取消華北的國民黨機關,而且同意解散藍衣社,關閉在北平的政訓處和憲兵部門。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後,而曾擴情和復興社則停止了他們的活動。在向成都的蔣介石匯報了之後,曾便把他的政訓處,連同北平的許多人員,一起遷至西安,在少帥手下進行反共活動。    
    戴笠在北平的復興社內部神秘地進行特務活動的同時,還在南面的河南,在極端活躍的藍衣社組織內,逐漸地建立了自己水洩不通的情報網。復興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省長劉峙的支持,劉曾是黃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蔣介石最高獎賞的將軍之一。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復興社在河南

    因受劉峙的鼓勵,復興社得以在河南發展極為廣泛的網絡,它擴散到省裡每一所學校和絕大多數的政府機構中。每一個政府機構的所有比較重要的官員,軍隊中的許多中級軍官,大中小學校的大部分師生以及相當一部分地方武術團體的領頭和幫會的頭子們,都被藍衣社吸收入復興社或者它的前沿組織內。許多小職員、學校教師和公職人員都認為,不加入復興社,便得不到晉陞,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為復興社成員,就會丟掉在政府工作的飯碗。    
    除了省長的支持以外,藍衣社還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來一直任參議的艾經武的贊同。艾是蔣介石的忠實信徒,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國家」的口號深信不疑。當復興社於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時,其書記助理陳祺說服了艾經武入社,說這不是一個宗派集團,而是來自於黃埔畢業生、由蔣介石親信們組成的核心組織。艾不喜歡組織團體,因為它與「一黨」論相悖,但他確信復興社是由動機純正、嚴守紀律的人組成的,他們有可能「拯救」國民黨。於是他打消了疑慮,宣誓入社。後來他又應邀參加了「中國革命同志會」。    
    復興社的省總部開始設在開封,它與中央軍校校友調查處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諜報股調查處通訊社一起,安置在東華門附近的一幢房子裡。後來,兩個單位共同以「通訊社」作為掩護。    
    復興社書記馮劍飛,同時也是保安部的頭子。每個縣和鎮裡都設有復興社的支社和小組,它們無權橫向地與其他支社或小組聯繫,各社組的人員也不能打聽其他成員的情況,他們必須填寫自己的「履歷表」並宣誓保守組織秘密。他們被告知,一旦成為社員,蔣介石本人為他們寫下了生死狀:「入社則生,出社則死。」    
    有兩個人協助了復興社對教育機構的滲透:王公度和賈貫三,他們兩人都是省教育廳的負責人。許多大中學校參加復興社的師生都調查過本學術單位裡的持不同政見者,並把他們作為共產黨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單」。    
    藍衣社還廣泛滲入到縣級政府機構。幾乎所有的保安團團長和副團長都是復興社成員,而且約有一半的河南縣級專員也都是復興社的人。1936年中當各省推選人參加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河南省在省長李培基監督下建立了一個「監察事務所」,專門監視推選情況。復興社通訊社接到命令,要他們盡量左右選舉。當時的通訊社社長是參議艾經武,他也是《河南晚報》的編輯。他和其他復興社的人利用通訊社的權威,命令支部和小組集中全力讓與他們有共同思想的人當選代表。同時,復興社的成員接到命令,讓他們到「訓練所」當教員。「訓練所」是專門為訓練由農村「聯保」和「鄉」送來的學生,使他們成為保長或學校校長這類地方管理人員而設立的。一旦這些最低一級的行政幹部進入訓練學校,他們便要麼成為復興社成員,要麼被邀請加入「忠義救國會」,該會是戴笠的特務處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組織。    
    南京命令河南為吸收「社會下層人物」,包括「國術界」和青紅幫的頭面人物而在省裡成立「忠義救國會」。這些「土豪劣紳」和流氓分子被帶到藍衣社最厲害的領導人之一蕭灑的手下。蕭灑在1935年建立了一個由軍界人士、國民黨分子、工人和農民以及地方幫匪分子組成的網絡,他們都彙集在東華門的辦公室,那裡成了准軍事化的忠義救國會的一個半公開的「匪穴」。    
    蕭灑是河南本地人,黃埔一期班畢業生,省保安處處長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為復興社在開封省部的書記。接下來的兩年裡,在他的助理書記陳祺的幫助下,蕭灑把復興社變成了一個恐怖工具。省總部在通訊社處佔據了兩個很大的內院,與殘忍的吳賡恕領導的特務站合併在一起。吳賡恕殺人成性,能幹出最野蠻凶殘的行徑。當陳祺擴充「忠義救國會」的人員,並把它變成特務站的一個衛隊時,吳賡恕接到了復興社傳遞給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動的嫌疑分子,並把他們關押在他的辦公室,然後將他們日夜折磨至死。    
    這種情況變得如此可怕,以至於作為復興社吸收對象的師生們拒絕與藍衣社有任何關係。復興社本應是主要來自教師和職員的效忠蔣介石的人,現在卻呈現出大批「忠義救國會」流氓加入特務組織的特色,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為能有機會利用東華門的名聲而作威作福。這些「無賴」們會在開封城裡進入飯館和商店,想吃什麼吃什麼,想拿什麼拿什麼,然後分文不付,只說:「我是東華門的!」不僅下級軍事單位害怕拒絕他們,這些流氓甚至還敢在特務的辦公機關和縣政府官員那兒惹麻煩。蕭灑和陳祺經常替「忠義救國會」的人寫介紹信給當地有復興社背景的政府專員們。這些專員們敢怒而不敢言,因為怕受殘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復興社已經與這類流氓毫無二致,老百姓已經無法區分是復興社的活動,還是吳賡恕特務站的暴行了。    
    CC派的人毫不遲疑地利用開封的這種混亂局勢直接向蔣介石告狀,引起他對那裡的注意。蔣非常憤怒。他立刻命令特務處罷了吳賡恕的官,並命令復興社撤銷了蕭灑的開封書記職務。戴笠最受信任的人員之一劉藝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權接管特務站,並把特務站從「土劣」及其支持者們勢力強大的開封遷到鄭州,從而使特務站能夠有效地排除地方利益而受制於南京雞鵝巷53號特務處的中央控制。    
    與此同時,特務站同還在開封的復興社省總部分離開來。當接替蕭灑的蕭作霖上任時,他發現自己受到特務站站長劉藝舟的冷遇:劉竟然連續三個月不見他。當他們總算見了面時,劉對蕭居高臨下,極其傲慢。而且,儘管特務站在鄭州的機關就在復興社開封分社的對面,但它們互不來往。作為特務站站長,劉本人也是復興社「幹事會」的成員,但他極少參加會議,偶然參加時,也從來不提特務活動。而對復興社來說,每當小組或支部遞送政治情報,這情報不會交到特務站那裡,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復興社總部,然後轉交給戴笠下面的特務處。    
    在當地,復興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裡。如,1936年,一名中學教師神秘地失蹤了。因為他是復興社成員,所以該社的地方代表詢問特務站是否有關於他的任何消息。他們說特務站對此一無所知。只是在這個教師被釋放後,復興社才瞭解到劉藝舟的人把他當做共產黨嫌疑分子抓了起來。不僅特務站吸收來的學生和其他受他們資助的人停止了參加復興社的會議,特務站甚至在復興社開封支社裡也有他們的潛伏人員,專門向劉藝舟和他的同夥匯報蕭作霖及其副手們的情況。復興社與特務處的分裂雖然在別處復興社和特務處的關係並非如此緊張,時間一長,這兩個組織的分歧則越來越明顯。1933-1935年間,戴笠秘密特務中絕大部分的基層人員都願意參加復興社的活動。但一旦加入後,戴笠的特務就開始組織只有特務處人員參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組長」們,包括在警士教練所工作的黃加持和楊華波,當時在復興社內部組成了自己的小組。每次開會,他們從來不在別人面前匯報其情報工作的細節,完全無視復興社總部關於以該社名義進行特務活動的命令。不久以後,這些秘密特務索性不在復興社支部開會了。在名存實亡的「革命同志會」裡他們也同樣如此。    
    活動的分家,或者更確切地說,對復興社普通人員隱瞞特務活動,也是湖北藍衣社的典型做法。當蕭作霖在1935年任藍衣社湖北分社書記時,特務處的頭子周偉龍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員都從來不向他匯報任何情況,他惟一知道的關於特務處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    
    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特務處要進行自我保護,以不受藍衣社的大型組織復興社的渙散、好爭愛斗和低效率的組織質量的影響。    
    特務處的組織紀律較之復興社的一般組織嚴密得多,對所屬一切人員有掌握控制的絕對權力,它的所有各級人員又都是有職有薪的職業特務,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許有什麼糾紛,而對外卻要殺人就殺人,要對付誰就對付誰,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談虎色變了。    
    特務處上海站鮮明地反映了這種對比。在王新衡當站長的時期,他明確地表明從不參加復興社的任何活動,那裡勾心鬥角一團糟。    
    總而言之,特務處得對上海復興社特別注意,因為在復興社內部的領導劉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爭權奪利鬧得一塌糊塗。他們之間的爭鬥如此激烈,以至於每人都在陰謀暗殺對方。這些陰謀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務站進行秘密調查。復興社的中央總部派了徐進到戴笠那兒,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給吳乃憲當書記。吳是上海區區長,他再三叮囑徐,千萬不能將調查情況洩露給復興社的其他成員,否則會引起某些上層人物極大的不滿。徐進答應了,於是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復興社在CC派的攻擊下投降為止。    
    與此同時,在河南的特務站力圖在沒有「土豪劣紳」參與的情況下繼續運作,那些人在戴笠將其人馬從省復興社分離出來之前,給秘密警察帶來了極壞的名聲。但蕭灑及其同夥們並未銷聲匿跡。當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復興社像《水滸》裡描述的那樣,「揭竿而起」。開封向省內各地的支部發出命令:動員地方上的幫匪和實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聞名天下的土匪頭目們開始計劃集聚起來,形成一個抗日同盟。他們在鄭州舉行了一個大會,會上充滿了高老末和趙天清這類名聲赫赫的大土匪。儘管國民黨參議艾經武退出了會議,認為政府簡直是在為這些不法分子的搗亂開綠燈,但這些匪首們還是組織起了28個游擊縱隊,由臭名昭著的蕭灑領導。果然不出艾參議所料,這幫游擊分子在緊接著的幾個月裡在鄭州又賭又嫖,直到蔣介石下令逮捕了他們並押送到武漢為止。但已為時過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復興社在招生和組織方面比較成功的地區,但後來藍衣社卻被弄得聲名狼藉,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與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與特務處的恐怖活動有關。儘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對省裡的土劣們保密,不向其透露他們相對專業而且比較規矩的警察活動,但這也無助於改變公眾對他們的印象。    
    蔣介石後來對藍衣社在各省建立獨立的藍衣運動的失敗並未感到沮喪。因為他對賀衷寒這些人企圖用復興社作為政治武器來實現其政治野心的做法,總感到可疑。賀衷寒已經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過對藍衣社政訓系統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確保他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因為賀衷寒先是投靠了陳誠,後來又追隨胡宗南,他便以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資格作為整個黃埔圈的代表說話。但蔣介石不喜歡看到任何一個個人冒出頭來,尤其是借口代表藍衣社和黃埔軍校畢業生總體來反對他的領導。於是,他始終如一地利用復興社的其他領導人,如酆悌、康澤和戴笠,來防止賀衷寒在黨內「法西斯」派裡壟斷意識形態權威而成為二號人物。    
    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起來時,賀衷寒已經徹底失寵了。在蔣介石被扣押期間,賀衷寒堅決支持何應欽的領導,並成為「討逆」運動、主張進兵討伐和轟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為,若蔣介石一旦被釋放,那他賀衷寒便有發動「勤王」之功,會得蔣介石之寵;若蔣被處死,他又可以成為擁戴何應欽的繼位元勳。但他萬萬沒有料到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他自己會涉嫌陰謀篡權。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辭去復興社頭目的職位以外,別無選擇。蔣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辭職,並強迫他成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為社會部勞動局局長。賀衷寒的原職復興社總書記,被蔣介石任命的劉健群擔任,但很快又由康澤接替了。


第十章 各省的藍衣社復興社的解散

    第二次國共統一戰線形成後,復興社不得不被解散。蔣介石於1938年4月下令將其解散。同年8月,第一處被秘密命名為「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即「中統局」;第二處(即復興社的特務處),改為「軍事委員會統計局」或「軍統」,它名義上聽命於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但實際上由戴笠領導。    
    表面上,復興社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合併了。除了一小組藍衣社人員整體從新組織撤出來以外,大多數前復興社的骨幹們成了三青團成員。地方的復興社分社成了「支團」,新牌子取代了舊的,而原來的分社「書記」改成了「支團幹事長」。康澤現在成了三青團的「組織處」處長,而政訓處則附屬政治部。    
    蕭作霖認為,這些改變只是形式上的,因為復興社的人事仍舊由蔣介石本人一手控制。當然,藍衣社在40年代以軍統特務別動隊的骨幹形式繼續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裡有戴笠和他的同夥在30年代特務站建立的組織基礎。但對復興社本身來講,這種名義上的改變對它的組織體制則是本質性的,因為這些變化奪走了復興社的秘密權力。1941年,當康澤和蕭作霖同在重慶,在三青團的資助下領導針對青年和軍事幹部的「特別訓練班」時,康對蕭說,三青團與原來的復興社活動相比水平差遠了。康澤說,因為秘密組織比公開的權力更大,它更能發揮作用。他總結說,如果復興社繼續存在的話,國民黨的反共活動會遠比現在有效。他當然還可以說,復興社比起戴笠的前二處最隱蔽最秘密的活動來說,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夠得到發展壯大的。    
    但這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這兩人都沒有意識到,一旦集體性強的復興社在塘沽協定和第二次統一戰線的壓力下被解散,它便為一個個人秘密計劃徹底打開了通道。即,當蔣介石拋棄了黃埔集體領導的秘密活動後,戴笠便得以放開手,在委員長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對獨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人的,甚至幾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務活動。除一人以外,蔣對他黃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為法西斯宣傳家和警察頭子的黨羽感到的失望,最終這個黑暗壓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馬」——戴笠之手。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上海站初期

    直到抗戰時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動的主要地區。甚至早在特務處從復興社內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經派遣了特工核心組——翁光輝、陳志強、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個部門進行特工活動。1932年4月特務處一成立,蔣介石就向戴笠佈置了兩項任務:反共和排除異己,這使上海更加成為戴笠的重點。他們利用城裡的國際租界作為活動天堂和避風港。    
    最初上海站的站長是翁光輝,它以地方組織「股」的形式存在。翁畢業於黃埔三期,曾當過海軍情報員。翁的工作開始時比較簡單:領導分成三組的三四十個特工,他們分別由陳志強(翁的同學,從上海去黃埔軍校。在這之前是個流氓,加入過幫會)、王昌裕(廣東瓊州人,黃埔五期)和徐昭駿(四川人,也是翁的同學)直接領導。後來,增加了一個由杭州訓練學校畢業的特工組成的四組,由張人佑(溫州人)直接領導。這些戰地小組專門從事間諜活動,它們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國際租界(即英租界)和閘北(包括江灣和吳淞口)活動。    
    那時上海站的活動經費非常微薄,每月只有200元,但它順利地在剌斐德路、呂班路和西門路租下了房子。特工們都有意變換地址,以防共產黨發現——至少在特務處眼裡,他們控制著上海的外國租界。    
    當時特務們膽子很小,生怕共產黨進行報復打擊,區部除幾個組長能來往,一般組員都不知道區部設在什麼地方。每天進出也怕人跟蹤,連一部汽車都沒有。當時只有行動組的一輛汽車,除了做綁票暗殺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開始,上海站與南京的特務處總部之間的聯繫非常簡單。收集到情報以後,就用隱性藥水抄寫下來,用普通郵件寄往中央總部。1933—1934年間,特務站和它的特工之間的聯繫也非常原始:外勤特工員使用的是沒有特別掩護的普通郵箱,而信使的時間大都花在從一個個郵箱裡挑揀出「直屬通訊員」每週的情報信件。當沈醉在1932年加入特務處時,上海站一共只有160—170人左右,其中30人為內勤人員。    
    翁光輝當上海站區長時間並不長。他因為企圖不先通過戴笠而直接向蔣介石發送一份重要情報,被撤了職。取代他的是原南京和杭州訓練班教官余樂醒。余(又名純雲、增生),化名金鳴三,是湖南醴陵人。他在法國勤工儉學後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契卡」和秘密保衛工作。他接管上海站後,該站擴展成為華東區站,並增加了一個特別行動組,叫做「華東區行動組」。行動組起初由20來個打手和幫會分子組成,他們都是有經驗的搶匪和殺手,由趙理君率領,而後者善用酷刑和暗殺的本性最終導致了其本人的滅亡。趙的辦公地是在法租界邁爾西愛路上的一座三層樓房裡。他在外指揮的暗殺是直接在南京總務處監督下進行的,該總務處也掌有行動組的人事和財政權。但行動組在當地進行的綁架和秘密逮捕則由獨立於南京的華東區領導。    
    從原則上說,華東區負責江蘇、浙江和福建地區的秘密特工活動。但實際上,除上海以外,任何區站都不願接受大區的領導。於是,上海站不久便重新命名為「上海特區」,而大區下的基層組織則仍舊是收集情報的各個小組。到了1934年抗戰爆發之前,一組仍由陳志強領導,二組由沈醉帶領,三組是王昌裕,四組是張人佑。1934年吳乃憲成為華東區區長後,每個組與專門的區域掛鉤:一組成了「南市組」,二組變成「法租界組」,三組是「國際租界組」(或英租界組),四組是「滬西組」。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各組的活動

    南市組設在南市中心的蓬萊路上,它的主要任務是監護其在老城區的業務。小頭目陳志強利用他的不法關係和他與警察及政府的關係,來執行特工活動並保護其他涉入販毒而惹事的幫匪分子。他自己顯然在販毒中賺了外快,因為他有自己的專車,而且他的生活水準顯然遠遠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及。戴笠知道這情況,但他沒有足夠的關於陳不法行為的專門證據來懲治他。也許更重要的是,戴笠對南市組發送的關於那個地區的情報非常滿意。因為,除了幫會以外,陳志強與城裡的中國警察有特殊關係,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市政警察分局局長和偵緝總隊的偵探。    
    1933年當了二組頭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時他剛離開學校,才18歲。他是由表兄余樂醒介紹的(當然,也就保證了)。而沈醉又把他的三個兄弟和兩個表姐妹介紹進來。    
    沈醉一開始被分配到通訊組,他作為小頭目的任務之一,是負責秘密特務站和通訊員之間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夾在報紙或小說裡的情報和遞交活動費時不要與通訊員交談。但當他在茶館或餐館與多半三四十歲的情報人員碰頭時,他們把他當弟弟,請他吃喝,並告誡他如何在艱難時世中照料自己。    
    沈醉被任命為二組組長後仍舊負責了一段時間的通訊組。在那裡有20多個正規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們每人又有自己幾到幾十人的「眼線」(助手)。後來,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劉果慶(杭州特務訓練班畢業,他來上海接受實地特工訓練,結果發展了自己的工作網)手下的情報組裡。還有一個由流氓和幫會分子參加的組,由阮亞丞領導。沈醉在1935年當了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第一組組長後,所有這些人員都由他交到了蘇業光手裡。於是沈醉除去領導二組情報活動的任務,還擔起了在軍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動」領導任務。    
    雖然三組的任務是在國際租界收集情報,它的頭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為他嫌英國人統治的區域太亂。不過他最終還是搬進了國際租界。他在那裡碰到前黃埔同學時,假裝成一個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人,他典型的報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黃埔校友們嫌他煩了,要麼想法給他找工作,要麼會借給他幾塊錢來支撐困境。頗有一些黃埔校友被他的狀況打動,於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蔣的圈子裡拉上些很有意思的關係,他們會給他帶來對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還為廣東籍的特務們發展了極為活躍的關係網。這些人大多數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與廣東的軍閥、「新國民黨」甚至「民主黨派」建立了密切關係。而王昌裕的「眼線」或情報人員還在上海的三大廣東飯店當招待,在廣東人經營的大百貨公司(先施和永安)當店員。戴笠對王的情報網絡非常滿意,便讓他負責在國際租界的活動,直到抗戰爆發。    
    張人佑的四組設在西摩路靜安寺一帶,它名義上負責閘北、虹口和滬西,但絕對沒有三組那麼活躍。張本人是個間諜,畢業於杭州警察學校的秘密特務訓練班,在上海城內沒有很好的關係網。    
    這種缺乏實際經驗和公關網絡的現象,是許多杭州訓練班畢業生的共同特點。除了這一點之外,杭州訓練班標誌著戴笠為自己招兵買馬過程中的一個巨大的轉折。然而,儘管杭州特務訓練班給了戴笠一個培養幹部的機會,使他非正式的「間諜」組織成了一個真正的情報機構,但它無法培養高級間諜。既然大多數戴笠的特務是杭州訓練班的學生,他們在上海的活動更像是實習性質而非間諜性的。他們偶而在行的最多不過是社會調查和監視工作。張人佑的四組最後得到了兩個與工人階層有關係的精銳特務。一個是程慕頤,屬杭校學生,他能夠吃苦,曾住在滬西工人區當中,收集了可觀的關於共產黨前沿組織的情報。另一個極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軍事學校畢業生,當過吳淞商船學校的教員。陶在整個吳淞地區有非常好的關係,他關於那裡的社會局勢和商船學校裡的情況報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賞。後來,張人佑因向楊虎借錢揮霍一事被戴笠撤職後,程慕頤接替了四組領導。1935年,四組殺害了共產黨江蘇省委的幾個領導成員。    
    隨著上海站活動的擴展,每個小組的活動已無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區內了。因為他們的目標經常在城裡的各個區域之間穿越。於是,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監視工作上。    
    如沈醉的二組,它的任務是監視共產黨嫌疑分子、民主黨派人士和反蔣組織,因為這些人與活動大都在二組負責的法租界裡尋找庇護。    
    無須說,那些嫌疑分子們當然不會把活動局限在法租界之內。結果,二組經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區域裡運轉,而各地區間的邊界線及其控制範圍在他們眼裡就完全亂了。對特務處的特務們來說,以進步分子的面目充當「肇事者」是家常便飯。因為用這樣的辦法,他們很容易吸引城裡其他特工組織的注意,從而趕來對付進步人士或共產黨人。但由於雙方的特務都用了對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裝做是親共產黨分子,於是雙方便開始了一場無形中打擊自己人的秘密戰。有好多次,二組在即將執行綁架前被區部告知,要綁架的目標原來是為別組工作的自己人。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秘密特工的社會淵源

    特工組織,尤其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個大雜燴。他們中有律師、教授、銀行職員、記者、無業流氓,甚至有幫會頭目們。其中許多人參加特工組織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如我們所見的沈醉,1932年他剛從浙江鄉下出來,與秘密特工掛上鉤是通過他姐夫、上海站成員余樂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們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務隊伍往往敵不過老練而機智的共產黨對手們:他們受像周恩來這類幹部的領導,能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些持槍行兇的年輕人。的確,儘管秘密警察製造了白色恐怖,但他們往往非常拙劣。偶爾,當他們在上海馬路上追捕輕易脫逃的「顛覆分子」,或坐著破舊的司蒂倍克汽車,持槍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過他們的汽車時,真像無聲電影裡的小丑警察那樣滑稽。    
    戴笠故意壓低上海特工的經費:他們每月只有30到100元,再加獎金和補貼。雖然一個組長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別費,但還是入不敷出,於是大家都設法去得獎金。每當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務處的人員收入太少,戴笠總是一本正經地說:「我們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講享受,應當艱苦一點」。但有一次戴笠發脾氣,格外直言不諱地對沈醉說:他故意把特工員們的工資壓低,這樣他們就可以努力工作來爭獎金,從而變成一種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    
    自然,低工資也容易導致貪污。起初很少有特務能賺外快,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可撈外快的公職。那時,除了極少數的人有軍事委員會或參謀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員沒有合適的證件允許他們拘捕可疑分子,也就無法敲詐勒索。於是,年輕特務的最大願望之一就是有一個公職,不管是當幌子還是正規工作都行,這樣便可以有額外收入,並且有機會來敲詐勒索了。沈醉到警備司令部偵探大隊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屜裡發現一個「紅包」,上面寫著「請笑納」,裡面有200元現錢。他覺得奇怪,就問偵探大隊長翁光輝怎麼回事。翁微笑著說不知道。從那以後,沈醉的抽屜裡再也沒有出現紅包。但沈醉發現,同辦公室對桌的林之江經常在打開抽屜後臉上浮現笑容,然後把什麼東西從裡面拿出來裝進口袋裡。    
    因為沒有警察的權力和掩護,戴笠的人就往往裝作記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來提問和照相。例如,張人佑就裝成《溫州日報》上海辦事處主任。還有許多特工的確是記者,甚至還出版報刊雜誌。二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報《晨報》的攝影記者,他利用記者的照相設備拍攝了民主黨圈子裡的「眼線」(他們也是正式受僱傭的記者)從進步人士那裡偷來的文件。另一個《晨報》攝影記者高鞏白(他在學生運動和文化活動中非常活躍),是特務處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編崔萬秋也是。    
    沈醉自己也打著湖南湘光通訊社記者的幌子,使用陳庚和陳倉的化名。他還在法租界霞飛路巴黎電影院對面開了一家女子書店,並在那裡出版一份叫《女子月刊》的雜誌,在南陽和閩廣一帶發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護,蒙騙了許多記者,他們都對此信以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隊長,經常從事綁架和謀殺後仍然如此。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監視

    上海站特工們最麻煩的任務是全面監視。戴笠對這套任務特別重視:它既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方法,又是對蔣介石的敵人的懲罰手段。因為被某個人物的政治活動激怒,委員長會吼叫著命令:「把他監視起來!」這命令會通過戴笠下達。於是上海站下面的某個組就會組織起一個專門針對那個人的監視來。但那時每個組只有十幾個外勤特工,而且儘管每個特工會把他的親友們拉進來作幫手,也還是人手不夠。結果,大多數的監視都是斷斷續續的。組長們盡量對戴笠隱瞞這一事實,因為戴以為某個人是在持續的監視下。其實,監視只是階段性的,其記錄和報告也是假造的。事與願違的是,由於特工們人力有限,散佈全城,無法有效地監視國民黨政權那麼多的嫌疑敵人,反而產生了秘密警察戒備森嚴的氣氛,給公眾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動無處不在的印象。    
    對待重要的嫌疑對像則有所不同。例如,沈醉的人持續監視黃炎培先生在法租界華龍路環龍路口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想探出與這位著名教育家兼記者接觸的「反革命分子」來。    
    方鼎英在建立「抗日同盟會」後遭蔣介石貶黜,也受到長期監視。薛篤弼因抗拒政府的妥協政策而辭職去上海當律師,並提出過統一抗戰的主張,於是一組人馬被派去專門監視他在法租界的住宅和辦公室,而且還有「肇事者」到他那裡假裝愛國,尋求他的支持。    
    軍閥及其代表們也遭到嚴密監視。20世紀30年代初期,大軍閥們在南京和上海享有與外交官相等的地位,他們派遣使者代表其利益並替他們談判。比如,四川的一個軍閥由一個叫周迅予的黃埔四期畢業生當聯絡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飯店設立了辦公處。一品香飯店基本上是四川人在上海的據點。那裡的常住客人是兩個老四川:謝無量和曾統一,他倆在那兒住了多年,即使飯店老闆換了,他們也還在那兒住。四川老鄉在那裡非常放鬆,無話不談。於是,周意識到這是他收集關於四川(那裡被不同的軍閥割據得非常分散)情報的好機會。在周迅予被戴笠的人吸收做秘密特工後,這個機會就變得更加重要了。但周是如此忠誠於四川,以致成了個雙料特務,為雙方刺探情報。因此戴笠對週一直不完全信任,後來當他發現周對他保留情報時,便將他扔進了軍統的一個秘密監獄,從此周便徹底銷聲匿跡了。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文化滲透

    出版書籍和文化活動也受到軍統的特別注意,雖然這應當屬於CC派,而且這最終變成了中統局的管轄範圍。一個二組的特務賈謹伯——四川人,經常把「反動」書籍和小冊子帶到城裡的中國區來騙取進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關係),他的報告引起戴笠很大的興趣。這個特務頭子還對鄒韜奮的「生活書店」(他在那裡安插了一個特務的兒子當學徒工,想在那裡發展一個長期的暗哨——但這希望被抗日戰爭打破:這個暗哨與他的上司失去了聯繫)以及協助保護過魯迅的「內山書店」特別注意。但軍統無法滲入日本書店——為此戴笠不斷地責怪賈謹伯。    
    二組的另一個特工崔萬秋(前面提到過,《火炬》主編),他是通過文化界的情報網獲取情報的,而且還向寫擁護政府政策文章的記者們提供津貼。崔的關係之一是張春橋——他曾用「狄克」的筆名寫文章攻擊魯迅。作為住在法租界的二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貼。沈醉親自上前遞送這筆經費,有幾次他在崔的客廳裡看見女演員藍蘋。崔總是把沈醉領到房子後面的廚房或亭子間,在那裡交接錢和情報,所以沈醉從來也沒有與這女演員互相介紹過。眾所周知,這位演員後來改名叫江青。    
    雖然,在CC派強迫他們靠邊之前,藍衣社這個更大的組織在上海地區非常成功地滲透到了中學和大學,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幾所學校。有一個肇和中學是楊虎創辦扶植的。學校裡的一小部分教師直接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們因為跟楊虎——1927年清洗的劊子手,有關係而很難在學校裡影響大部分學生,或者與教育界的進步人士聯繫上。上海站確實在法租界建立了一個無線電通訊學校,但戴笠命令這所「三極無線電傳習所」只能用來訓練無線電報務人員,不能用它來搞特工,特工人員也不能用它來作掩護。    
    在招生和利用大學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間,在秘密特務們眼裡,最愛鬧事的大學是暨南大學。於是,除了在暨南大學外面開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動的掩護外,上海站所能做的僅是把一些裝模作樣好像是在暨南大學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吸收為特工。這些人對尋歡作樂比對當學生更感興趣,這些半專業的特工經常佩帶手槍來引起年輕女子的注意,他們中最優秀的能棄學加入軍統,成為職業特務骨幹分子。    
    復旦大學也被認為是一個「反革命」活動的熱點,滲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難。二組的人吸收了歷史系的教授姚名達為特工。姚和一些學生當了幾年的情報人員。但開始時最有效的間諜活動是通過吃吃喝喝來進行的。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黃埔軍校生陳紹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學後門開了一家餐館,這家餐館由於學生多來這兒吃飯而生意興隆。陳曾在大學教授過軍訓,所以他與學生已有一些關係。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經費,以慷慨讓學生顧客記賬的方法來擴展這個關係網,這個餐館有兩個小房間,一個用來開宴會或聚餐,另一個常租給學生開會和商量政治問題。陳經常讓他十歲的女兒以招待茶水為名去偷聽學生的談話。然後陳會把她偷聽來的情況寫在飯票上,讓他坐在櫃檯上的妻子交給二組來吃飯的信使。就這樣他收買了一些學生。這些學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單,於是秘密特工便不時對名單上的人進行監視。    
    吳乃憲在1934年當特務處上海站區長的時候,向進步人士滲透的活動倍增。吳本人是黃埔一期生,因為背叛鄧演達而受蔣介石器重。蔣和戴笠後來企圖利用吳來與「第三黨」,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建立關係。他們想用這種方法在國民黨內部抵銷對手力量,並以此來靠近仍與統一戰線中的老「左翼」有聯繫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這類活動一般總是在南京特務處總部的直接監督下進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員獨自與上海的「第三黨」人士建立了聯繫,多少越過了上海站的正規渠道而直接與吳乃憲合作。    
    吳乃憲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區書記張師,此人原為共產黨員。戴笠希望通過張的地下工作經歷使特務處能夠滲透到共產黨核心內。那時上海站的經費增加了50%,而且還給增加了一名區「督察」。但吳乃憲和張師像程慕頤一樣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產黨組織了自衛系統的工人區當中去。吳和他的副手比他們的前任要更謹慎,他們把辦公處從法租界遷到了國民黨控制的南市老西門那兒。然而,因為上海市的中國區域被認為如此骯髒和不衛生,以至於吳和他的助手們都住到了法租界環龍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裡,他們的地址在上海站裡只有兩個人知道。    
    於是,部分由於上海站領導人的脆弱,他們沒有能夠成功地滲透到共產黨地下組織裡去。但對他們打擊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們還不掌有懲治蔣介石敵人的行警權。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警方關係

    開始,在偵探方面,上海站盡量利用他們與中國市政公安局人員的私人關係得到幫助,來執行特務處的使命。1933年的警察局長文鴻恩和他的偵緝隊長盧英,都不大情願和戴笠合作。於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組組長陳志強,利用他的青幫關係來與偵緝隊的個別偵探拉關係。但隨著陳與警官們的關係逐漸加強,他的野心也開始膨脹。兩年之內,戴笠解散了陳的一組,把其組員分散到其他各組,將陳調出上海,提升他為陝西省警察廳偵緝隊隊長。    
    到了那時,上海市公安局有了新局長蔡烴軍,他非常願意與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讓特務處的特工擔任「警士教練所」的一些職位。後來戴笠將他的特務陳質平安插到公安局訓導主任的位置上,並把另外兩名特務安排到警察學校指導員的位置上。不過,由於盧英的猶豫,戴笠對公安局偵緝部門無法直接控制。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們在法租界有幸順利地利用起那裡的警方力量。這主要是由於法國當局為了控制租界裡的本地人而嚴重依賴中國區域裡的幫會分子做偵探的緣故。其中關鍵人物之一是一個幫會的小頭目,叫范廣珍,他跟那裡所有的包探一樣是巡捕出身,後來被提升為「探目」。正如秘密特務二組組長所指出:范的社會關係很複雜。不僅因為他是幫會分子當了偵探,而且他在替國民黨情報部門工作的時候仍然對他的法國老闆忠心耿耿。戴笠意識到:范對法國殖民當局比對他的特務處更加效忠,但他顯然又感到應當同時討好雙方。假如對他施加太大的壓力,他有可能會犧牲與中國人的關係來維持他與外國主子的基本關係。於是,戴笠只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使用他:偶爾讓范廣珍用他廣泛的信息網來搜索地下組織,或當上海站在法租界進行綁架時讓他做一下掩護之類。    
    由於范廣珍不可靠,戴笠覺得有必要在法國警察內的中國偵緝部門裡找到可信賴的關係。於是戴笠找了黃埔老同學阮兆輝,阮原來在南京雞鵝巷特務處總部當交通員。戴笠給了范廣珍500元賄賂費,使阮沒有像其他偵探那樣先當巡捕就得了個包探的職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職位,阮便在上海站機構裡成了范的上司,儘管在名義上他在警察機關裡是范的助手。這使范為難起來,因為他不願與二組有直接聯繫,怕因此影響他在法國警察裡的偵探身份。從阮那兒接到命令後(這樣比較合適些),范就讓新來的人與幫會頭子建立關係。於是,上海站對一些在法租界尋求庇護的進步人士進行監視。而且後來,他們也能利用偵緝隊的偵探來保護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務處情報人員。    
    上海中國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偵緝隊都不直接歸戴笠管轄。特務處在上海地區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權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審訊嫌疑分子,這個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綁架並秘密押送到南京。直到1935年,蔣介石終於決定把兩個重要的執法機構——憲兵偵緝部門和交通警察——交給軍統管制,上海站結構上的這個弱點才得到改變。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收買偵察大隊

    1935年初,蔣委員長把「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的指揮權交給了戴笠,而軍統上海站頭目吳乃憲被任命為整個偵緝大隊的大隊長,偵緝大隊設在城市中國區的方斜路白雲觀內。從理論上講,整個上海地區的軍事偵探現在都歸特務處指揮了。但實際上,事實遠非如此,變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說,上海站站長吳乃憲只是在名義上有了個偵察大隊長的頭銜。假如秘密特工頭子想要在奪取頭號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麼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辦法,來控制偵察大隊中層的職位。    
    吳乃憲的偵察大隊長的位子被翁光輝取代後,在其中安插自己人變得至關重要。翁上任時帶了4個特務處的人員來當「督察」:沈醉、程慕頤、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備司令部的偵探大隊變成秘密警察半軍事的政治機構的計劃上,這些新督察們立刻遇到了兩個障礙:常務副隊長的抵制和隊裡普通偵探的不合作。    
    副大隊長彭伯威是楊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來,他一直替楊虎管海員工會,在海關官員和檢查員中有極可靠的關係網,因為他們是通過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當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戴笠的利益就會受到阻礙。結果,下一次換大隊長時: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輝,戴笠便把彭伯威擠走了,並讓當時一組組長楊鳳歧代替他。    
    常規「稽查員」是軍事警察裡的老手,也是將市政警察變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計劃的障礙。從他們的意識和訓練來說,軍事稽查員們主要致力於維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對他們來講,把偵察大隊變成一個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權來代替非法綁架,不按照正常的審訊程序而施加刑罰,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然而,要撤銷或取代這些稽查員並不那麼容易。僅從一點來看便能說明原因: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與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發展了密切的工作關係。這使特務處的特工們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時上海站的特工們又非常謹慎,不願因突然甩開在憲兵裡的朋友和舊故而引起外國租界警察的懷疑和敵意。於是他們決定慢慢地物色偵察大隊的偵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選軍警偵探們加入上海站當特工。    
    王兆槐當了偵察大隊長後,有十多個前秘密特工被陸續派來當偵探,而一些原偵察大隊重要的稽查員,如朱又新、王開明等,則被吸收為地道的軍統特工。一旦他們的顧慮排除後,軍警偵察部門便成了一個真正的秘密警察機構,成了替軍統上海站服務的機構。每當上海站要把一次綁架變成逮捕,偵察大隊只要向警備司令部要個許可證即可,後者是有求必應。偶爾案情實在出格,秘密警察便會向軍法處要一些裝門面用的法律依據。    
    軍法處的處長是陸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與偵察大隊長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準備釋放一個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們就讓軍法處接管。陸京士非常願意答應,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興,埋怨說他們被迫成了上海站偵察隊的遮掩。結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無可非議的逮捕權,這實際上等於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權力,使他們有恃無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揮下將軍統在這些地區變成了一個令人恐怖的惡魔。現在,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進監獄、嚴刑拷打了。    
    戴笠用和奪取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相同的方法奪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門:1935年秋,他使吳乃憲被任命為京滬杭鐵路稽察頭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管理職位,它意味著把吳的軍警偵察大隊長的責任交給翁光輝,把上海站負責人的位置交給王新衡。不久,中國蒸汽商業航海公司的警察偵緝處也交到了戴笠人的手裡,戴笠直接從南京向裡面的關鍵位置安插了人手。從此以後,特務處的人就可以免費坐火車和輪船旅行了,而且每當秘密特工的囚犯從上海轉移到首都時,上海站的特工們就能得到鐵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們會把臥鋪車廂裡的特殊包廂給他們秘密使用。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王新衡

    獲得偵察大隊和交通警察的人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責任都急劇增加,該站在新區長王新衡的有力領導下蓬勃發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寧波人,與在上海的寧波商人有許多關係。他與上海的地下社會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幫組織「衡社」中一個受歡迎的客人。    
    由於這些關係,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參加秘密特工,其中有到蘇聯留過學的學生、商人、工人階層的頭面人物、幫會分子、上海郵政總工會的成員、作家和藝人等。新的地區秘密辦公處在虹口、閘北和滬南建立起來。10多個獨立的「站」與軍事調查組掛上了鉤。一個大無線電站建立起來,成為一個通訊樞紐。總的加起來,上海站擴增了5倍,人員從100增加到了500,他們全職在辦公處或實地工作。    
    戴笠讓一個像王新衡這樣的共產黨叛徒來擔任上海站區長的要職,反映了他的一種信念:沒人比前共產黨員更適合來對付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從這點來看,王新衡只是共產黨的背叛者之一。其他還有在30年代成為特務處高級特工的梁干喬、謝力公、葉道信、陸海防和程一鳴。他們肩負著滲透和粉碎敵人的地下機構的主要責任,他們希望接觸到共產黨在城市裡的一些邊緣或前沿組織,因為這些組織是惟一有公開跡象而且可能被偵查出來的部分。    
    這並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許多精明的特工裝作進步人士來攻擊政府的政策和報刊,也不容易。二組最能幹的間諜之一,湖南人蘇業光,原是共產黨員,曾積極地參加了「民主黨派」的活動。儘管他經常極其尖刻地公開批評挖苦蔣介石,發表了許多文章來揭露社會的陰暗面,但仍然蒙騙不了新國民黨裡的任何積極分子,而且根本無法滲透到共產黨的各種前沿組織裡去。共產黨的反間諜對軍統無法滲透到左翼地下組織中去的一種解釋是,共產黨有自己極其有效的安全系統,這一系統是莫斯科間諜系統和共產黨自己創造的結合物。上海地區的反間諜工作由陳賡將軍領導,他在1927年南昌起義中受重傷後來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醫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醫治。陳賡痊癒後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裡。上海站不知怎麼獲悉了他在城裡,但儘管戴笠讓陳賡黃埔一期的同學吳乃憲負責此案,這位共產黨保安領導人仍從他們的指縫中間滑了過去。    
    從此,特務處的特工們不得不加倍努力來追蹤著名的共產黨人。這些共產黨人無論是否受到監視,總是在放棄一個安全地點時銷毀所有的蹤跡。實際上,陳賡的工作人員安排了反監視,密切注意著上海站的重要人員的住處和方斜路上偵察大隊的總辦公處。    
    陳賡將軍在上海地下工作最顯著的成績,是1931年1月他為共產黨第四屆全會安排的警衛。為了在上海站特工極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們對共產黨的秘密會議有所耳聞,但不知道是在哪兒召開)安全地讓所有代表到會。陳賡設立了一個假醫院,裡面有醫療設備、醫生和護士。代表們綁著繃帶貼著膏藥前來,或蓋著毯子被抬進來,而戴笠的特工們對此根本沒有起疑心。    
    當共產黨人被捕時,他們受到慘重的酷刑。根據戴笠徵得蔣介石同意的運作程序,被特務處逮捕的共產黨人完全由特務處負責。這些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被送到其他機構審訊,而總是被戴笠的組織指控、判決和懲罰。這當然不合法,但就像一個秘密警察後來回憶的那樣,在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你若有幸抓住一個共產黨,就要毫不例外地對他上刑,然後把他殺了,除非他答應改變立場。    
    這使得掩蓋錯誤變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一派不知道另一派在幹什麼:上海站的一個組的外勤特工們對一個姓馬的人發生興趣,於是他們自己就裝成「進步人士」努力向馬靠攏,認為他是個重要的地下共產黨幹部。一個20多人的別動隊在軍統組內成立,並在馬的各種嗜好上花了上千元。然而,這似乎都值得,因為馬有關於地下共產黨,包括他自己是共產黨華東區重要領導人的可信的情報。這份情報被及時地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對特工組的成功高興之極,便把這一情況直接報告給蔣介石。現在,他們斷定抓到了共產黨的一條大魚,這組特工員決定以逮捕馬,並迫使他受審來結案。但當他們把他抓起來審問,說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工時,馬立刻告訴他們他自己也是假裝的「叛徒」,在為特務處在上海的其他特務們工作。這些特工迅速與那組特工核實,發現他說的是實情。他以前倒是個共產黨員,但此刻是作為一個「叛徒」在為上海站的其他組工作,那組的特工本身也以為他是在向敵人的網絡滲透呢。    
    戴笠得知這場誤會,火冒三丈,罵上海站的特工員是「飯桶」。結果,區長王新衡又把負責馬案的負責人痛罵了一頓,並威脅要對他們沒有向他匯報行動進行處罰。但為時已晚:蔣介石已被告知軍統要逮捕一個共產黨華東局的負責人。因為不願丟醜,戴笠狡猾地對沈醉說,他相信馬真的是他所假裝的共產黨負責人。戴笠說:「這個傢伙竟敢用我們來掩護他的活動,好在發覺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虧!」既然犯罪和判刑都全由軍統決定,馬先生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殘酷的犧牲品。自此以後,戴笠堅持:將來所有關於發現新的共產黨蹤跡或假裝進步人士的事件,都得詳細報告特務處總部。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殲滅「打狗者」

    當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時候。其中最著名的勝利之一,是對付共產黨自稱為「打狗團」的暗殺隊,它專門致力於謀殺「叛徒」,以此來懲戒他人。1935年二組抓到了一個地下共產黨員,他們說服他當了特工,來破獲上海地區共產黨組織的高級領導。但此人很快在共產黨內受到懷疑,而最終被暗槍擊中後倒在徐家匯附近的一個空地裡。當警察發現此人時,他雖然受了重傷,卻並沒有死去。那時戴笠正在上海,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雙料特工來設一個圈套。他們在上海的一家小報上編了個故事,說秘密特工關押了一個共產黨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醫院從病危中開始復甦。戴笠的計劃是讓共產黨暗殺隊真的殺死這個受傷的人,然後他自己的特工們便可以跟蹤殺手們而找到他們的秘密據點。    
    這個計劃差一點兒泡湯。二組的一隊特務裝作人力車伕或小販在醫院入口埋伏起來。到了第五天,有兩個人提著水果來「看望」這個受傷的人。他們進去不久就傳出槍聲。兩個特工立刻衝了進去,發現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經死去。當他們在醫院的樓層裡搜尋這兩個刺客時,其中的一個從醫院大門跑了出來。二組的其餘特工們便在後面追蹤起來,有的騎自行車,有的奔跑。儘管騎車的跑得比別人快,但還是丟失了追蹤目標:他消失在擁擠的胡同裡。在附近徒勞地搜尋了半天以後,沮喪的特工們回到了機關裡,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們就膽戰心驚。但正當他們告訴戴笠雞飛蛋打時,兩個步行的特工來了電話。他們由於跑得慢跟不上別人而決定坐電車回機關。但在經過福熙路時,其中一個特工偶然瞥向窗外,卻正看見刺客中的一個正非常鎮靜地在路上走著。於是他們從下一站跳下車,回到那裡,在一家銀樓找到了刺客,現在他們正在那兒監視他。    
    戴笠立刻命令對那家店舖進行全面搜查。偵察大隊長楊鳳歧、組長徐鵬飛和沈醉幾乎帶了整個大隊的特工去會同法租界的華人偵探。然後,他們包圍了銀樓,衝了進去。裡面的人全被突然逮住:三男一女,還有六支槍和彈藥。其中的一個就是去醫院行刺的人。戴笠想親自審訊這些共產黨人,但法警堅持他們必須先審,因為這些人是在法租界地盤上被捕的。戴笠同意後,法警審訊員得知,這些人是「打狗團」的主要人員,他們在整個上海地區懲治共產黨的叛徒。既然他們的懲治對象是為國民黨工作的特工,這些囚犯被交給了戴笠在警備司令部的人手裡。後來他們又被押送到南京判了死刑,被處決了。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特務處在諾林事件中的角色

    顯然,諾林事件是30年代初上海最令人驚訝的間諜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個神秘的故事。海萊爾·諾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OMS)經驗豐富的特工人員,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實際上他在領導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組織部(FEB)。在妻子塔尼婭·諾林(Tatyana Noulens)的協助下,他的職責範圍包括: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CEEI)與中國共產黨(CCP)之間、CEEI與FEB之間、FEB與CCP之間、FEB與遠東其他共產黨之間所有的通訊(不僅有密碼電報,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須把從大都會貿易公司收到的匯款分發給FEB、KIM(共產青年國際)、CCP等。公寓和房子,無論是用來居住,還是干「業務」(用於FEB、其他軍事部門,或OMS的編密碼和存檔這類互不相連的活動),或者是開會(FEB和CCP成員的會議、與信使或與遠東其他共產黨人的會議各自有獨立分開的地點),都得由他來租借。掩護點的地址、郵箱和電報地址也是如此。公寓裡配有傢俱和傭人,一旦某個特工人員離開後便立即撤銷。去KUTV(東方工人大學)的學生和共產國際的人員,都得經過上海。總之,所有與安置、財經和通訊有關的活動都在諾林的管轄之下。    
    他持一份偷來的比利時護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呂森(van der Cruyseen)。他在上海有10個不同的住處,8個郵箱,7個電報地址,兩個辦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儲蓄簿,共有儲蓄50萬元——這在當時是極為巨大的數目,在大蕭條時期尤其驚人。    
    警方首次察覺到諾林的存在,是從一個叫約瑟夫·獨克勞(Joseph Ducroux)、化名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國共產國際信    
    使從新加坡經過時被警察逮捕開始的。在他的隨身物品中,他們發現了一個電報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個英租界的信箱號碼。這個號碼是一套複雜的通訊暗號,它後來被發現是由兩套電碼組成:一套用來與在亞洲的共產國際人員聯繫,另一套用來與莫斯科和歐洲的共產國際領導人聯繫。    
    與此同時,根據他們自己的線索,中國調查人員開始發現共產國際的這個網絡。此案始於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產黨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關兆南,軍統在武漢的審訊人員反覆企圖讓他開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後來南京派了個司法官員說服他給共產黨上海支部寫信,讓他們派信使來與他聯繫。    
    上海很快答應,並派遣了一個叫陸獨步的人到達武漢,他馬上被戴笠的人帶走。雖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陸所能告訴他們的關於共產黨上海支部的內部情況非常少,因為他只負責黨的外部聯絡通訊工作。於是戴笠決定利用他來引誘其他地下人員出籠,並將這個倒霉的共產黨人帶回上海,讓警備司令部的偵察大隊看管。然後特務們讓陸照常按照他的接頭程序,在南京路的東亞旅館登了記,並給他的哥哥寫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況。    
    與此同時,上海站的特工們住進了陸獨步的房間和隔壁的房間裡。次日,陸獨步的哥哥陸海防來到了旅館,逕直去了陸獨步的房間,連門都沒敲。一推門,陸海防就看見了在椅子裡睡著了的特工員,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沒有驚醒那個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裡由沈醉率領的特務發現了他,便朝著正在下樓梯的陸海防衝去。陸差一點就溜走了。他混進了擁擠的先施百貨公司,在人群裡不見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邊門旁,當這個共產黨員企圖從邊門溜走時,沈醉撲了上去,他拚命掙扎,但沈醉終於給他戴上了手銬。    
    事實證明逮住陸海防意義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當天,他先被帶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閘捕房,幾個小時後又被引渡到警備司令部的偵察大隊。戴笠親自監督審訊。還沒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擺出刑具,陸海防就自願向軍統出賣了他的上級。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產黨員中,投降最快的一個。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發現,他在黨內的職位非常特殊:他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最高領導人的英語翻譯。    
    沈醉後來說,是陸海防向法國警察出賣了諾林。    
    其實,是上海市政警察在1931年6月15日,在這個蘇聯間諜的一個位於四川路上的公寓單元裡,把他逮捕的。但陸海防的確與特務處的特務們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儘管他的妻子咒罵他為「叛徒」 接著,他又出賣了一名左翼作家聯盟的共產黨員,那是一個正在演電影《自由神》的女演員、綽號叫「黑牡丹」的年輕女士,曾在楊虎和張群支持下去過德國留學。陸把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上級的情況都供了出來,但並沒有太大的價值。一開始,警察對他們的囚犯什麼也發現不了。此人先說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後來又說叫Paul Ruegg。    
    在這期間,與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潑辣好鬥相反,諾林保持了一種寡言而不失尊嚴的態度。開始戴笠不得不向蔣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誰,雖然他懷疑此人就是英國人正在尋找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領導人。最後,諾林和他的妻子被帶到武漢受審,被南京的法院判處死刑。後來改成無期徒刑,但諾林夫婦因間諜罪最終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佔領南京後,諾林夫婦被釋放出獄自找贖金。他們在上海短暫地再現之後又消失了,也許去了蘇聯。    
    中國報紙將對諾林的審判稱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著迷。當諾林夫婦在1932年7月2日開始絕食時,宋慶齡和楊詮還有沈鈞儒都去南京監獄探望這對夫婦,然後給政府寫信要求釋放他們。一封信上這麼說:「要是你們拒絕諾林們〔被釋放〕的要求,迫使他們繼續絕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輿論將會認為是國民黨殺害了他們。這樣屠殺他們便是與德國的納粹完全一樣了。」    
    雖然政府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他們最終還是放棄了絕食,不過諾林夫婦都不承認有罪。他們堅定的態度,使眾人眼裡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形象更加完美了:他們在拷打之下甚至不會吐露自己的姓名。    
    這一形象後來在小說和故事中繼續存在,尤其是1949年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作品裡。如《紅巖》描寫了戴笠去世後的秘密特工,描寫了共產黨囚犯面對審訊「面不改色,心不跳」,雙眼射出「冷峻」的目光。    
    而徐鵬飛(其真實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組組長),在小說裡被描寫成心驚肉跳神經質的樣子,以為只有用突然和極其殘暴的方法,才能使這個秘密特務頭子打亂一個「堅強」的犯人的從容不迫。    
    徐鵬飛暗自吃了一驚,像突然出現了不祥的徵兆。那種旁若無人的氣派使他感到棘手。他盡力排除湧向心頭的雜念,盤算著:「對付這樣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搖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顆鎮定的心!」    
    的確,大多數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遲早會招供。但也許是他們對審訊的經歷早有訓練和準備,共產黨囚犯似乎最擅長的是提供假情報來幫助其他的組織成員躲開。比如,往往一個共產黨特工在偵察大隊受刑,他會假裝透露地方黨組織的地址,但這個地址距離真正的地點有一兩個路口之差。然後秘密警察就會對這個完全無害的地點發動突擊,而那裡與真的地點離得那麼近,使真地點上的黨領導警覺地安全轉移到別處,等到秘密警察察覺出上當,為時已晚。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逮捕共產黨人

    不應當誇大共產黨人的本領,而完全貶低秘密警察不時獲得的毀滅性的成功,儘管我們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變節」的沈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改造後出版的文字使我們得出這個印象。比如,1933年5月,國民黨秘密特工偵收到一份關於詩人兼兒童故事作家應修人(他在蘇聯呆了幾年,回中國後一直在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秘密約會的情報。當這位左聯成員作家為一個秘密使命到昆山附近的一個樓房時,那裡武裝警察正在等他出現。在緊接著發生的搏鬥中,他被從窗戶裡拋出去摔死。應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個被秘密警察非法殺害的人士。但一般說來,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產黨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們。這些特工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曾經是共產黨員的特工們有時會發現,當他們企圖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人結交的時候,他們有被當做叛徒挨打或被殺的危險。上海站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有一次在浦東工廠區碰到兩個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為了說服他們跟他一起加入特務處,王就把他們帶到一個僻靜處,想勸說他們,結果被他們用自己的槍打得半死,直到巡邏的警察來到把那兩人嚇走為止。從此以後,王克全像其他許多「叛徒」一樣,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員接觸了。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產黨人的事件中開始認識到與共產黨地下黨鬥爭的危險。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帶領十幾個特務去江灣地區逮捕一組在那裡召開秘密會議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接近開會地點時被發現了。這組共產黨員立刻分散開來,只剩一個人用槍在後面抵擋這些秘密警察。一陣槍戰後,沈醉的胸部被這個共產黨員射中。雖然槍傷得到痊癒,但沈醉從此終身帶著這個傷疤。    
    沈醉痊癒後,當年冬天又攜帶兩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作家。因為嫌疑分子是個文人,似乎不顯得有什麼威脅,所以當他們在房東的協助下進入他的房間時,大家都非常放鬆。這位作家請他們允許他穿上衣服,快要離開時,他突然拿起一頂帽子從裡面掏出一個手雷,然後拔掉上面的保險栓。這時誰也不敢掏槍。而這位作家同時向門口靠近並突然關上了燈。接著是砰的一聲。特工們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並不見爆炸。當他們打開電燈時才發現,這個作家已經不見了,而他們卻被鎖在房裡。等沈醉和他的特工們終於破門而出時,附近的工廠正是換班之時,人群中根本無法再找到這人了。    
    對上海站的人員來說,扣押散發反日宣傳品的「進步」學生或突襲出售親蘇文學刊物的書店,要比偵捕一個知名的共產黨人安全得多。根據沈醉一方面的敘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訊組的幾年裡,30多個「直屬通訊員」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幹部,而且一共也只有兩個人不過是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沈醉說,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滲透到共產黨組織成功的例子。    
    軍統上海站的這一失敗,不斷地刺激著戴笠。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區長、書記和組長在四馬路的杏花樓吃晚飯時發脾氣說:「這樣搞下去,我們工作要垮台。你們怎麼連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打不進去?」    
    戴笠的指責顯然反映了蔣介石的牢騷,儘管國民黨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產黨關鍵人物變節。後來這兩人也都不會忘記:到了193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從法租界全部轉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嶺,而上海站對此卻一無所知。這是一個情報工作上的巨大失敗,即使後來他們對涉嫌國民黨政權敵人的綁架和暗殺風潮都無法予以彌補。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反間諜的成功無意中調節了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從而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礎。這是因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斷了共產國際上海局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之間的電信通訊,「〔中共〕中央委員會完全孤立於外部世界,這對黨在今後的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這孤立持續到1936年決定共產黨和工人黨發展戰略戰術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它甚至體現出了更加巨大的意義。」儘管王明在向代表大會闡述中國必須結束內戰,而毛則得以自行其是,積聚力量,形成了一個新的鄉村戰略,最終使他戰勝了蔣介石和蔣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隨者們。


第十二章 行刑隊劫持

    綁架是秘密特工的專長,它直接受戴笠控制。綁架的範圍很廣,尤其對軍統上海站來說。趙理君是華東行動組組長,他在上海負責秘密逮捕時,曾經下令劫持和殺害的人數不勝數。自然,重要的綁架事件還是在特工們的頭腦中留下了記憶,而且還成了典型的榜樣用到了軍統訓練場的訓練項目裡。學員們在那裡還學習在現代綁架技術中不可缺少的駕駛技術,秘密特工骨幹分子還受到七八個小時的額外特殊訓練,學習30年代初實際綁架中積累的經驗。    
    到了那時,特務處的特工們誇口說他們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綁架任何人。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特別是在上海這類大城市,那裡沒人能躲過他人的眼睛,而且在上海站的經費增加到他們買得起汽車之前,綁架往往是用步行。這就更說明劫持要在行人堆裡進行,於是蒙騙就變得絕對必要。往往是,一個特工穿一件自製的黑外衣,攜一條裝有鐵砂等物的橡皮管,裝作強盜的樣子把受害者擊昏過去。然後,另一個在附近的特工,會從人群裡衝過來,裝成是他的親戚的樣子把被擊倒的受害者從強盜那兒拖開,然後攔一輛黃包車,大聲叫著去醫院。一旦離開人群,這特工便對駕車人說要把受害者先送家裡,於是就把他送到另一個地方,然後這個昏迷的受害者便由其他特工帶走審問。    
    一旦他們有了足夠的汽車,戴笠的人就開始用起了典型的黑社會手法。他們會用槍頂在背後,把受害者抓進一輛等在一邊的車裡。這個方法並非萬無一失,有時受害者會在他們把他扔進車裡之前逃掉。戴笠曾對幾次這樣劫持未成的事件怒火萬丈,於是他強調,上海站的特工們必須在他們自己中間練習互相劫持來完善實地操作。逐漸地,上海站的特工們發展了一套四步驟的綁架法。他們總是先對目標進行跟蹤,一直到掌握其日常行動規律為止。然後他們在附近停一輛車。等他們的「肉票」走在馬路上時,一個特工從後面上來,同時另一個特工從正面向這個倒霉的人走去。當兩個特工碰到一塊兒時,一輛車同時從一邊開來;司機把車停下,讓引擎空轉,後座上的特工打開邊門;同時,在後面跟蹤的特工拔槍頂住受害者的後背,正面的特工衝上來對準他的小腹猛擊。後面的特工趁「肉票」低下身喘不過氣時,用一隻手壓住他的背,不讓他直起身來。車裡的特工隨即伸手把他們的獵物拽上車的後座。僅僅片刻,這輛汽車便又平靜地穿行在車流裡,而車兩邊的特工隨即融進了人流中,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    
    他們也發明了一些「軟」辦法,那是為了讓戴笠滿意。因為戴笠既要他的特工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擁擠馬路上抓人,卻又不要引起太大的注意。為了避免亮出武器,上海站的外勤特工們學會了如何用撳捺穴位來使受害者暫時癱軟。靠人行道一邊的兩個秘密警察會假裝對受害者開個朋友之間的玩笑,好像他們是熟人一樣:一個特工從後面用雙手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門」穴道使之無力喊叫。另一個特工便走上來用力抓住「肉票」說:「這一下你猜不到是誰了!」於是這兩個特工就連拉帶推地把這個暈頭轉向的受害者拽進車裡,讓旁人以為是看見了舊友重逢呢。    
    還有一種方法對闊氣而講排場的人特別有效:使用美人計,讓旁人以為這是個風月案。一個女特工衣著風騷地扮成情婦樣,從人群中向目標靠攏後,大哭大喊地說他為另一個女人而把她甩了。當這個受害者無一例外地堅持說她是看錯人了的時候,另一個女特工從一旁的車裡出來,裝作是這個被甩了的女人的朋友,勸他同她們一起回去談談。受害人有口難辯,另外兩個特工——這次是男的了,從一邊的人群裡出來說:「怎麼?你們又吵起來!你們在街上吵太不雅觀,還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吧!」顯然,受害者會以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到車裡去解釋這個誤會。一旦進了車,這不幸的「肉票」便永遠地消失了。    
    有時需要當機立斷。例如,在上海地區負責桂系派的陳六安被列在上海站綁架名單上。沈醉在對陳的住宅進行監視時,見他攜一箱子從前門出來,顯然是在找一輛出租車去火車站。沈醉立刻奔出弄堂,裝作陳家傭人的樣子叫了一輛車來。當車在陳家門口停下時,他又趕快跳下,裝作司機助手,幫著打開車門請陳上車在後座坐下。車一離開陳家,開到其他兩個特工的守候點時,沈醉就叫司機停車。這些秘密特工便上車,掏出手槍,威逼司機把車開到警備司令部。陳驚恐的抗拒毫無用處,司機不敢抵抗武裝偵探,只得服從他們把車開向他們指定的地點。    
    這些精心設計的綁架不在上海的中國區施行,在那裡抓人是通過秘密警察通常的逮捕方法,而且往往是在夜間。但在法租界和英租界則通常如此。雖然持有公安局或警備司令部正規偵探身份的特工可以要求並且得到租界或中國區的警察的幫助來逮捕人,但戴笠不願通過他們運作。


第十二章 行刑隊受害者

    戴笠不願在上海向外國警察求助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數逮捕是在傍晚進行的,被捕人被拘留到次日,然後才能遞送引渡要求。這使記者有時間來調查案件,並在戴笠無法控制的地方報紙上刊登出來。於是,上海站替趙理君行動組工作的特工(該組後來由沈醉領導)們得到執行「秘密逮捕」的命令,實際上也就是政治綁架。這使外國警察對犯人毫無掌握權,而關於這些犯人被捕的事件也完全對地方報紙封鎖起來。    
    戴笠對媒介報道的厭惡不無道理:它們把他的秘密王國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從而捆住了他的手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33年5月14日作家丁玲的消失:那天警察突然襲擊了她在昆山路上的寓所,在眾目睽睽之下逮走了她和她的丈夫馮達及他們的一個共產黨朋友。這種半公開的綁架受到人權保護聯盟秘書長楊杏佛(即楊詮)的抗議,但對抗議的答覆是官方的沉默,而楊本人不久卻遭到殺害。    
    另一個也許更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發生的劉蘆隱案件。劉蘆隱被認為是王亞樵的人,那年冬天他來上海,作為陳濟棠、胡漢民和其他「廣東系」成員的代表。劉像蔣介石所有的敵人一樣知道他可能上了黑名單,為了安全,他選擇法租界住下。於是從戴笠那兒傳來命令,要上海站執行綁架,並把他帶到南京秘密審訊後槍決。    
    第一個任務是找到劉的蹤跡。沈醉的特工瞭解到劉的一個姓華的姨太太住在貝當路附近,劉大多數晚上都在她那兒過。沈醉帶著手下的特工們上了站裡的司蒂倍克車,朝著法租界貝當路開去,突然他發現劉蘆隱和他的女人正坐在一輛嶄新的綠色福特轎車裡從對面開來。特工們立刻來了個急轉彎。但福特車加快了速度,他們的舊法國車趕不上,讓目標在上海的馬路上消失了。但沈醉記住了車牌號,便帶領人馬在全城找起來。他們在國際租界福州路附近的三馬路揚子飯店門口發現了這輛福特車。沈醉帶人包圍了飯店,當這對男女在半夜出來時,特工們擁上來,把劉和他的女人強押進了他們的司蒂倍克車裡。    
    他倆拚命抵抗。姓華的女人尖叫救命,劉在車裡撲向前座正要開車的司機,和他搏鬥起來。結果在汽車開走以前,一個英國警察趕到,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帶到市政警察總部老閘捕房關起來。當然,特務處的特工自有警察證件來對付,並在短時間內將劉蘆隱引渡到武漢,把刺殺楊永泰的罪名加在他頭上。楊永泰是政治研究團體的領導,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般認為他是在1936年10月5日參加了美國領事的招待會後,在漢口渡船上被成燮超刺殺致死的。    
    但因此案如此公開,戴笠不好再安排秘密審判並搶先將劉處決。於是,劉蘆隱的命運便交給了武昌地區法院刑部,經過公開審判,劉被判處十年徒刑,剝奪民權五年。    
    除了著名案件以外,戴笠刺殺隊的受害者們大都為無名的學生和工人。工人往往在工廠外被逮捕,特工們不敢進去捉人,因為怕遇到他的同志們的抵抗。只要可能,劫持就在晚上進行,這樣在受害者的失蹤被發現之前,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逼供。一旦到了特務處手裡,工人和學生就消失了,他們在刑訊者手中秘密地受折磨,而刑訊者一般不知道他們獵物的真正身份。


第十二章 行刑隊刑訊

    在上海,刑訊室是在長滿虱子的犯人棚子後面。除了一小部分當場向軍統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個部門頭目(監察員或副隊長之類)監督下的一隊特別警衛,而沒有合法的「審訊員」在場。換句話說,沒有人阻止刑訊成為一種對受刑者的殘害。就像被囚禁者們說的:「只有好好走進去的,難得有好好走出來的。」    
    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審訊過程中永遠存在的威脅,就像小說《紅巖》裡特務頭子徐鵬飛審問共產黨員許雲峰時那樣。在審訊中,當共產黨特工表現出明顯的高傲時,徐鵬飛忽然讓牆上的一扇鐵門打開,從裡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陣耀眼的亮光和一陣血腥氣,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許雲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進來了。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橫躺著一具血肉模糊的軀體,腳上還釘著一副沉重的鐵鐐。鮮紅的血水,正從那一動不動的肉體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幾個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著帶血的皮鞭,把一件黃皮夾克擲向那毫無知覺的軀體,突然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獰笑。    
    施刑過程中各種殘酷的細節在小說裡得到反覆描寫。它給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幹將們,最終帶來一種內心深處的變態的權力感。    
    鞭子在空中呼嘯,落在肉體上發出低鈍的響音……從轉椅上欠起身來,點燃一支香煙,慢慢吐出一口煙圈,他傾聽著這陣慘叫,像傾聽一曲美妙的音樂。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幾乎看不見的冰涼的冷笑。若干年來,他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如果任何時候,聽不見拷打的嚎叫,他會感到空虛和恐怖。只有不斷的刑訊,才能使他感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這個坐在轉椅裡的人就是略為改頭換面的徐遠舉少將,軍統的「噬血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軍統西南局二處處長兼軍統保衛處處長。    
    反覆談論軍統行刑隊的這種恐怖性並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們如果不簡要地審視一下作為戴笠領導的國民黨秘密特務常規程序一部分的刑訊和施刑人,便永遠無法理解受害者的經歷是如何的可怕,他們的消失是如何的令人恐怖。當然,不能僅從心理變態上來分析刑訊者,儘管典型的刑訊者往往是虐待狂。有些刑訊者也許心理變態,但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並非心理學意義上的虐待狂,也就是說,他們從殘酷的折磨中並不獲取性興奮」。而是,環境使一些人變成刑訊者,它包括「一種狂熱的意識形態上的偏執,它把極度的邪惡歸罪於其他一些團體,而把這種意識形態的信徒當做社會正義的衛士;一種對權威毫不置疑地服從的態度;以及刑訊者從他同夥那兒得到的公開和無言的支持」。    
    例如,1970年在雅典的特別審訊中心ESA(Eidikon Anakritikon Tmima)或在波亞悌監獄(Boyati)當施刑人的,都是像泰奧朵若·泰奧費羅亞納克斯(Theodoros Theofiloyannakos)上校那類瘋狂反共的人,他們對囚犯的身體狀況「完全無動於衷」。在審判泰奧費羅亞納克斯上校的法庭上,檢察官說:「我相信,若發生地震災難的話,在全希臘只有一個人會把它歸罪於共產黨,那便是泰奧費羅亞納克斯上校。」    
    與這種瘋狂的自信並存的是,在警校生中「力圖喚醒獸性」的殘酷化過程。    
    假如在合適的環境中採用正確的學習過程,任何人都是潛在的刑訊者。用強烈的虐待狂衝動來解釋是不確切的,而認為只有虐待狂才能執行如此暴烈的行為也是一種謬誤,是用舒適的理性來輕鬆我們自由化的頭腦。    
    以下是喬治·坎巴納斯(Georgios Kambanas)1975年作為ESA的一個下士和獄吏在法庭上的證詞:    
    我們一從基本訓練中心到達KESA,刑訊就開始了。他們把我們從軍用卡車上揪起來,然後像扔麻袋那樣把我們扔下去。毒打開始了,他們讓我們吃我們軍帽上的帶子……他們用皮帶和警棍打我們……毒打從不間斷。他們在軍車裡,在演講廳裡,在課堂上打我們……我想到提出調離ESA,但我意識到我也就配幹這個……我就用毒打犯人來救我自己。    
    一個前ESA士兵說他們的訓練「具有把受訓者變成『機械兵』的效果」;一個被ESA的人逮捕過兩次的牙科學生認為,軍隊中的刑訊者「受過專門的訓練,以使法西斯滲透到他們的個性中……他們並非是奇異的怪獸,而是一種訓練制度的結果」。沈醉在形容他自己把對犯人的折磨習以為常的時候說,他們正在變成「失去了人性的人」。    
    上海站牢房的審訊室被很厚的柵欄隔開。很粗的麻繩懸吊在木樑上。麻繩的一端用來拴住囚犯被捆綁在背後的雙手拇指。只要一聲「吊!」麻繩就被拉起,這個人就被吊離地面。一開始受害者的腳尖可以著地,麻繩被固定在鉤子上,審訊繼續進行。幾分鐘後受刑者便滿頭大汗。假如這時還沒有供詞,刑訊者就會叫一聲——就像古代的衙役宣佈下一道刑罰那樣:「扯!」受刑者的身體便懸空吊起,整個身體的重量於是便落到了兩個拇指上。在受殘害者大汗淋漓時,刑訊者卻在一邊輕鬆地坐著抽煙,看著受害者在痛苦中掙扎。要是受刑者還不招供,通常疼痛會讓他失去知覺。然後身體被放下來,澆上一盆冷水。直到受刑者醒過來再次被吊起。通常,吊一次就足以讓犯人把所知道的吐露出來。    
    特工們使用這些內部人的行話(殘忍的黑話)非常說明問題。要是「吊」還不夠的話,那麼軍統的刑訊者們會挪向下一步——「炒排骨」。受害者依然被吊在大樑上,腳尖著地,雙腿被綁在一起,以防他踢人。他的衣服被扒光後,背脊貼在牆上。一個刑訊者會戴上粗厚的皮手套,然後慢慢地用力按壓受刑者的肋骨,一方面製造摩擦,同時擠壓內臟。這種酷刑的倖存者不僅以後會長時間地忍受胸內疼痛,而且當時的疼痛並不會使其昏厥,所以特務處的審訊者好用此刑,直到很久以後他們學會了用電刑為止。


第十二章 行刑隊滅絕人性

    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找替罪羊和貶低他人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訊者們必須相信他們的世界是正義的,才能對受害者瘋狂地施暴。這種信念的結果之一是,審訊者把受害者視為自找苦吃,這些受害者的受刑實際上是罪有應得。在刑訊者看來,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這種思維方法並不罕見,一般並不會引起人的殘忍。然而種精神狀態是虐待他人的前提,於是,對那些會把受害者當做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或導致種族污染不純的人來說,它成為滅絕人性的心理條件。    
    刑訊者大多數是被製造出來的,而非天生如此。他們被逐漸地推向這種變態的精神狀況之中。大赦國際的報告說,由看守變成施刑人,往往開始於在審訊室外面當警衛,聽到裡面傳來的毒打聲。他們被調到關押室後,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終於,如果他們稱職,便會「突然積極地參與」,自己毒打犯人。    
    正像刑訊者「失去了人性」那樣,他們會讓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體的完整性。戴笠使用兩種刑罰達到這個目的:「老虎凳」和「踩槓子」,兩種刑法都會使受害者殘廢。軍統的審訊者們專門這樣來對付共產黨嫌疑分子,讓他們終身致殘。「特工們為了強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線索,總是想盡辦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體。他們既有著踐踏和摧殘人體的慾望,又追求科學效率。像沈醉這類向新手教授「行動技術」的秘密警察,總是熱衷於發展更有效的刑罰;新的刑具發明後一兩天之內,他們便在上海站牢房裡的犯人身上進行試驗,以完善他們的技術,然後將其加進軍統訓練項目裡去。從心理學看,這種對「從事刑罰業務」的「專業」和似乎「超脫」的興趣,便是羅伯特·列夫頓稱為「兩面性」的一部分: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習慣」,既與其邪惡角色相適應,又使其能夠在下班以後回到日常的自我。兩面性是終日作惡的關鍵,它可以解釋人們如何能陷入那種與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馳的活動中去。    
    但兩面性並不是一個完全神秘的過程。隨著刑訊室內一個個禁區的打破,刑訊者變得日益殘忍,獸性大發。例如,軍統的刑訊者還吃人肉。戴笠的特工們會以某些人「膽小」為借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來炒了吃,說:「吃了人心可以壯膽。」在戴笠的縱容下,他們還經常強姦年輕婦女,尤其是共產黨嫌疑分子。戴笠認為這是對特工們好好幹的一種獎賞或鼓勵。    
    刑訊者的類型範圍顯然超出了通常的具有性變態或性狂熱的人。然而,曾經出席對希臘ESA官員審判的大赦國際的代表們評論說:    
    雖然施刑人的性變態經常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應當得到反對刑訊的善良的人們的譴責,但重要的是要看到,這些個人的變態並不是一個刑罰制度產生的原因。相反,一旦為了那些當權者的政治需要而製造出一套刑罰制度,統治者的部下會表現出他們通常無法做出的行為模式來。社會嫉妒與性侵犯便是其中的兩個方面。    
    總之,在一個軍統官員看來,秘密審訊女犯人,尤其是倔強激進的年輕女學生,便是用製造性器官疼痛和羞辱來「發洩獸慾」的機會。    
    軍統特工們把最為瘋狂殘酷的行為用在他們看守的女犯人身上:用針刺入她們的奶頭,竹籤插入她們的指甲,用籐條抽打她們的陰部。這些酷刑最終都得到戴笠准許,他自己正是如此採用了相同的殘酷手段來對待崔正瑤的(她丈夫在1935年11月企圖刺殺蔣介石,結果卻傷了汪精衛)。    
    性羞辱幾乎是家常便飯。年輕的良家女子被強迫扒光衣服,特工們則圍觀取樂。不過,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一個女子偶爾也能反過來羞辱對她施刑的人。沈醉講起過一個關於徐遠舉在重慶審訊女共產黨員江竹筠的故事。在她輕蔑地拒絕回答徐的問題後,他便採用了慣用的手段(他宣稱女犯人十有九個會在此法下招供):他命令手下的人扒去江的衣服,但她並沒被嚇倒,而是大聲斥責:    
    你們以為用這種卑劣的手段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就能使我害怕嗎?讓我告訴你們,別忘了你們是女人生下來的。你們的媽媽,你們的妻子,你們的女兒和姐妹難道不是女人嗎?你們如此羞辱我,也就是羞辱了地球上所有的女人,羞辱了你們自己的母親!要是你們連自己的母親姐妹都不顧,那就讓人扒光我吧!    
    這時,在一旁觀察的沈醉「輕輕地碰了一下徐的腳,『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來對付她?』」這時徐才住手,下令使用在她指甲裡釘竹籤的屢試不爽的刑罰,但即使是那種劇烈的疼痛,最終也沒能讓江招供。


第十二章 行刑隊滅跡

    受害者經常被折磨而死。確實,南京方面一貫的命令是,要是被綁架來的嫌疑分子在審訊中拒絕招供的話,那就將其殺害,然後將屍體埋掉或毀掉。無數人落到了行刑隊的手中後便永遠地消失了,以至於1949年後,有許多人聲稱軍統的行刑隊曾使用鏹水池來融化屍體。其實,在1945至1949年秘密特工在重慶的鼎盛時期,並無這個必要,因為屍體乾脆被整個埋掉(而且常常是活埋),只是偶爾會把屍體肢解或燒了以防死者被辨認出來不過,在抗戰前的上海,戴笠的人不願讓租界的警察發現死者的屍體,從而向外國當局揭露刺殺隊的罪行,於是便對鏹水池進行了「試驗」,但他們發現這種方法太費時間,而且比預想的要麻煩。    
    所以他們偏用一種廉價簡單的處理法:「移屍嫁禍」。軍統殺了人以後,屍體被肢解,然後裝入一個箱子裡。特工們用汽車把箱子拋到一個荒蕪的地方或在馬路上雇一輛人力車把箱子拉到火車站或旅館之類的地方。送車子的特工先跟上一段路,然後溜掉。車伕到了指定地點見物主沒來,以為發了洋財,有的就會把箱子拉回家裡。等到打開一看,才發現其中慘不忍睹。    
    刺殺隊還使用其他方法來處理受害者的屍體。有時,他們製造出情殺或姦殺的錯覺:特工們會把男性死者的生殖器割下來塞入他的嘴裡。還有時,他們乾脆把屍體裝入麻袋扔進黃浦江。戴笠更喜歡「移屍嫁禍」的處理,他認為,對於1928—1936年間千萬個成為秘密警察恐怖活動的獵物,並落入趙理君及其虐待狂們的刑訊室裡的人來說,這是最簡單乾脆的處理方法。


第十三章 行刺革命暗殺

    企圖進行政治暗殺的第一個中國革命者是史堅如。作為一個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圖刺殺旗人廣東總督德壽。雖然史對自己自殺性的努力並無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無政府主義和俄國虛無主義影響的人在1902年開始宣揚一種關於自殺恐怖主義的理論。煙山專太郎(Kemuyama Sentaro)曾著有《近世無政府主義》(Kinsei Museifushugi),中文版譯為《自由血》,一個在早稻田學習的中國學生楊篤生從中獲悉了俄國革命志士從事暗殺的情況。結果楊協助湖南學生領袖黃興建立起第一支暗殺隊。在這支暗殺隊和其他行刺團體的基礎上,「北方暗殺團」於1905年成立。    
    「北方暗殺團」的成員吳樾在1905年9月企圖在北京火車站炸死一個政府改革五人團,該刺殺團因此而著名。結果,吳樾卻把自己炸死。但他在身後留下了一篇聲明,發表在同盟會的刊物《民報》上,題為《天討》。聲明號召「刺殺主義」,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譚嗣同的語錄,並以崇敬的口氣提到由陳勝領導的反秦專制的農民起義,把他們當做浪漫主義的「俠」或中世紀騎士鼓舞人心的正義榜樣。    
    起初,關於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來自於國際革命新世界,也是對古代富於忠義和自我犧牲精神,並發誓為其主人報仇雪恨的遊俠傳統的沿襲。從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1911年在廣東發生的暗殺孚綺和風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殺良弼,儘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這些案子多少都繼承了上述兩個傳統,而辛亥革命前夕發生的汪精衛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醇親王)的著名事件,使這種潮流達到高潮。    
    清朝被推翻後,政治暗殺並未終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一案那樣,它已不再打著革命的幌子。而且,在這個政治分裂和重組的時期,個人野心無限膨脹,具有「好漢」傳統的冒險者們毫不猶豫地在武裝人員中挑起頭來,他們或給一些人當僱傭軍,或者緊跟另一些人,心甘情願地充當爭權奪勢者的爪牙。戴笠正是這樣一個頭目,而且他並非是個獨一無二的例子。


第十三章 行刺王亞樵

    比如,30年代初期,「蚊子小報」的讀者對王亞樵的名字越來越熟悉,王后來被《上海時報》定為「頭號公敵」:他是一個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殺中的兇手」。王亞樵是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安徽支部的負責人,其父親是個村醫,一邊行醫,一邊販賣棺材。1913年,王亞樵為了逃避地方軍閥,來到上海。他憑著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隊」,控制了一些工會組織,成為安徽幫的領袖。「敢死隊」後來跟隨他到了軍閥盧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為「浙江縱隊司令」後,王亞樵收下戴笠為弟子之一,還把他請到家裡來。據後來在台灣進行的幾次採訪,戴笠認為王具有非常罕見的政治威望。因為這位「刺殺王」能以溫暖關懷對待部下而受到擁護。據說戴笠專門學王的這一點,從而緩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領導作風。    
    在上海警察檔案裡,王亞樵於1923年春秋,在佔領長江三角洲的武裝鬥爭中,首次作為一個僱傭軍首領出現。但不久,他似乎又來了個「極端」的轉變:先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後又與具有社會民主性的「中國民族革命聯盟」結合,還是十九路軍特工部的頭目。    
    那年11月,一貫對布爾什維克的危險高度警惕的上海市政警察,開始對王亞樵與一些有親俄傾向的中國工會組織的活動警覺起來。1923年11月7日,中國勞工總工會(辦公地點在上海楓林橋附近)給蘇聯在北京的代表發了一份賀電,對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六週年表示祝賀,並代表西南軍閥向俄國尋求結盟:    
    六年前的此日俄國變成了一個共和國。中國勞工們榮幸地利用此機會向你們表示祝賀,並傳達我們對你們成功的希望,而且我們請求你們立刻離開北平來南方與西南政府簽署俄中貿易協定。中國與俄國的友誼將因此而得到鞏固,而兩國的人民也將因此受益。    
    作為總工會組織者和主席的王亞樵親自主持了起草這份電報的會議。無論王亞樵作為一個工會領導的動機有如何的崇高和愛國,他同時也深深捲入了上海地區對非法毒品壟斷的爾虞我詐當中。在給俄國代表起草電文的那次會議三天後,負責上海市中國和淞滬管轄區的中國警察廳廳長被暗殺。1923年11月10日對徐國梁廳長的謀殺,是一個叫李達生(音)的人幹的。李化名鄭一鳴(音),是王亞樵的部下,據說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動的。因此王被認為是下了暗殺令的人,因為謀殺既可以解決一個法律糾紛,又可除去徐國梁這個對上海地區龐大的販毒走私網絡決不心慈手軟的警方官員。    
    法律糾紛是指當時在江蘇督軍(也是南京的軍事主管)齊燮元將軍與浙江軍閥何風林將軍之間的爭鬥。根據齊將軍的代言人在暗殺發生15天後發佈的官方說法,何風林對徐國梁被齊督軍任命為警察署總署長一事產生嫉妒但齊燮元本人卻很快承認,暗殺徐國梁的主要原因與販毒有關。在1924年1月8日《中國北方每日新聞》(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採訪中,齊督軍說:    
    從某種意義上徐將軍是一個官方鴉片走私集團的障礙。他力圖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實際上,他想暴露那些與走私有關的人的努力導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當局報告了這個官方集團,而且他披露說,那些負責該集團生意的人為了戰爭需要錢並想殺死他。    
    兩個緣由明顯地連在一起:要是開戰的雙方有一方能夠在上海壟斷毒品市場,那麼從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軍備上,從而保證最終成功地奪取這個城市正在進行的對毒品買賣的控制權。既然齊的用意在於確保這筆資金來源不落入敵人之手,以往的反鴉片活動便也不過是阻止浙江軍閥盧永祥和何風林獲取額外資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    
    因此,齊督軍的政府一宣佈在上海成立一個由徐國梁領導的阻止走私鴉片和軍火的警察機構,何風林便馬上在淞滬地區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受其軍隊管轄、名義上控制走私的辦公處來與之抗衡。而實際上這個辦公處不僅沒有阻止走私,相反卻對其予以縱容。辦公處的頭目由盧永祥的總參謀長提名,這個參謀長本人便是個走私犯,他的同謀是上海三大幫會的頭子: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    
    這些幫會頭子和浙江軍閥們一起,成立了一個公司,購買了一些汽船和機動船,組織了一支小船隊來走私毒品並販賣給批發商。由於受到軍閥士兵的保護,毒品商們每年能獲利大洋100多萬元,並與他們的軍隊庇護人共享這筆收入。其中40%的贏利,即每日約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軍衙門的手裡,還有40%歸法租界的幫會分子們,其餘的20%給杭州當局。    
    徐國梁廳長拒絕分享這些贓物。當他瞭解到來自淞滬警備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賄賂時,便把負責操作的人訓斥了一頓,並威脅要揭露他。這一事件,再加上徐廳長引以為榮的清廉(「眾所周知徐廳長沒有從鴉片走私中接受分厘」),應當是他被殺死的原因。據一種說法,有人與王亞樵聯繫安排這場暗殺。於是他又同兩位憲兵聯繫,答應付他們每人40000元大洋來行刺。然後他們又找了第三個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廠的偵緝隊裡有關係。最終是這個第三人動手,將徐國梁刺死。王亞樵對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證實:他突然離開了上海而出現在杭州的一位軍官那裡,有人說那是對他安排了暗殺的獎賞。    
    獎賞並沒能持續。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軍閥盧永祥被打敗後逃往日本。於是,王亞樵再次帶領200多個部下來到上海,並重新當起了安徽幫的頭子來進行詐騙活動。戴笠很快對王不再抱幻想。顯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為的那種具有戰略遠見的人,而最多不過是個綠林首領而已。於是,這個未來的秘密特務頭子與王告辭,踏上了那條很快將他引向黃埔軍校的道路。    
    這以後,王亞樵在一個個著名的暗殺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中國商業汽船航海公司的業務經理趙鐵橋被暗殺了。據警方的報告,刺客是王亞樵手下的人。王亞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當律師,後來被上海市政警察逮捕後最終交到了中國當局的手裡。一年以後,1931年7月,幾個持槍人在上海北站企圖刺殺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卻錯殺了他的秘書,王亞樵被指控也是這次暗殺的幕後策劃者還有一次,以自由職業者為名的王亞樵被認為策劃了謀殺前來調查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國際聯盟的成員。但謀殺計劃由於上海市政警察的嚴密監視和保衛而未能得逞。    
    顯然,王亞樵具有多方面的後台,他在中央政府懸賞10萬元大洋捉拿他後可能曾向這些人求救。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陳銘樞將軍請求保護,從此他成了陳將軍的追隨者,當了他特工部門的頭目。1933年「福建事變」,李濟深和陳銘樞在該省成立獨立政府之後,王亞樵表示要替蔣介石干,讓蔣的秘密特工范漢傑安排他向總司令投誠。但當蔣把這件事交給戴笠辦時,這個秘密協議告吹了,因為王對戴笠公開表示蔑視。於是這位刺殺王便向蔣介石的敵人桂系尋找靠山。    
    其實,靠山和受庇護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名義上的。就像後來恐怖主義時代的「卡洛斯」王亞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張,憑著自己的本錢來獨立行動。這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三四十年代一個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們將會看到,後來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開始了政治謀殺。


第十三章 行刺暗殺組織

    然而,暗殺更多的是集體行動。執政黨為「殲滅」共產黨而成立的秘密組織是一種政治工具,強調盲從和一心無二地服從蔣介石和黨中央。參加「剿共」組織「上海市政同志會」的男女們必須進行會員宣誓,填寫登記表,並同意遵守一系列複雜的與親友、他人和組織內其他人員交往的保密紀律。至於謀殺技術,30年代特務處的刺客們越來越傾向於使用秘密特工暗殺隊和團體訓練單位的現代手段,而非具有傳奇色彩的個人英雄模式。    
    在華中為戴笠的秘密特務機構執行政治謀殺的主要的秘密人員,全部由包括小組領頭毛森在內的軍統臨澧特訓班的畢業生組成並領導,他們在那裡受到使用刀槍技術的集體訓練。同樣的集體紀律也用於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成員,如白世維、黃泗欽和陳恭澍。    
    據說蔣介石對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綁架和暗殺活動非常滿意,尤其是他親自向戴笠佈置的謀殺吉鴻昌和張敬堯的行動。暗殺張敬堯的命令是在河南軍閥開始與日本人勾結後下達的,而戴笠將這個任務交給了特務處華北站站長鄭介民執行。    
    鄭又把這項行動交給了行動員白世維負責,後者是黃埔軍校七期班畢業生。在特務處的仰慕者們的心目中,白世維(旗人後裔)是個傳統豪傑的典範。「因為他具備燕趙之士的氣質,慷慨豪爽,膽大心細,沉著勇敢。」 1933年5月的一個早晨8點,白世維和他的同學王天木和陳恭澍在北平北場大街甲18號的一個秘密據點與鄭介民碰頭,鄭對白說:    
    此去必須達成任務!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歸於盡,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裡,增加政府的困難,給日本軍閥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還的機會不多,若不幸犧牲,你對家庭有什麼交待?    
    白回答說:「家有父母,兩個哥哥,老婆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兒宗蕙。我家尚有薄產,生活不成問題,若不幸犧牲,希望政府對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顧,就死而瞑目了。」    
    張敬堯在北平六國飯店租下了幾個房間。當天,白世維帶著「尊嚴和行刺的決心」,找到了這個軍閥的據點。他衝進去將軍閥擊倒。軍閥女伴的尖叫聲引來了飯店侍從和經理,白世維咄咄逼人的舉動嚇得他們居然讓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張將軍被刺客的槍彈擊斃,死在他女伴的懷裡。順利逃走並在抗日中倖存的白世維,1949年後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長,而且最後當了台南市參議院參議。    
    戴笠的另一個暗殺目標是吉鴻昌。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馮玉祥在1933年5月組成了20萬人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副司令,由此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蔣介石迫使馮玉祥辭去總司令的職位後,包括吉鴻昌在內的副總司令們被誘惑投降。但當逮捕他們的命令下達時,國民黨負責這一行動的將軍不肯下手,反而給吉鴻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對安全的租界區裡安身。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租了38號房間。    
    蔣介石讓戴笠謀殺吉鴻昌後,這位秘密特務頭子便安排了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組長陳恭澍負責下手。1933年11月9日,陳與另一個行動組特工呂一民到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謀殺失敗了。吉僅被一顆流彈擊中肩頭,而另一個人王化南卻被錯殺了。此事件導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鴻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給中方並遣送到北平憲兵部。在何應欽作為「北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調查了此案後,吉鴻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拒絕投降,於是,1933年11月24日,據說他因此而英勇就義。    
    殺害吉鴻昌被認為是軍統早期戴笠在華北地區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類似成就——後來被特務處誇耀為「傑出之作」是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殺害楊杏佛。


第十三章 行刺謀殺楊杏佛

    謀殺楊杏佛事件與「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關,因此也與國民黨左翼領袖鄧演達的死有關。1931年8月19日,國民黨左翼領袖鄧演達主持第三屆黨幹部培訓班的結業式。這給蔣介石的人一個逮捕鄧並將他投入監獄的機會。鄧演達在監獄受到總司令本人的審訊和懲罰。被捕4個月後,蔣介石下令殺害鄧演達。於是,12月29日,蔣的警衛頭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門外的沙子崗悄悄地將鄧處決。不過,蔣的重大政治對手之一的消失是無法長期對公眾隱瞞的,消息傳開,群情激憤。    
    鄧演達之死作為蔣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權利的又一個例子,使反對政府侵犯人權的鬥爭更加激烈了。1932年12月,一組包括蔡元培、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和史量才在內的全國最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共同組織起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其總幹事和副會長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進步的圈子裡名聲漸起的楊杏佛。    
    楊杏佛(楊銓)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就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在中國人權保障同盟任職的同時,還兼職為上海政治分會和中山陵工程委員。那時他和妻子趙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裡7號,離亞爾培路331號同盟辦公處不遠。殺害楊的決定顯然來自蔣介石,這既緣於對楊介入同盟活動的不滿,也是為了殺一儆百。    
    同盟在上海和外國報紙上刊登的鄧演達被害的英文佈告激怒了蔣介石。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動盪中,楊杏佛去過華北呼籲全國統一抗日。蔣介石對此非常惱火。於是1933年3—4月間,戴笠從他的領袖那裡接到了刺殺楊杏佛的命令。這位特務頭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揮部,親自監督執行這一計劃。    
    戴笠的第一個步驟是監視楊杏佛,以找出楊的行動規律。他的特工很快就發現,楊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個地方練一兩個小時的騎馬。他們立刻制訂了一套接近他並在他練騎馬時行刺的方案。蔣介石不同意這個方案。他認為,楊必須在法租界內被殺,這樣他的死對宋慶齡會有很大的影響。戴笠理解這次謀殺的主要目的在於恐嚇同盟的其他人員,自然同意蔣的想法,隨即制訂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對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謀殺楊的計劃。    
    行刺隊由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帶領,他隨身帶了李阿大、過得誠和施芸飛等人,彼此宣誓絕不被活捉。1933年6月18日,刺客們躲在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門口。當楊杏佛的汽車在大門口一停下,刺客們立即上前開槍。楊杏佛連中10槍。混亂中刺客之一過得誠轉了向,被趙理君無意擊傷。結果過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沒有實現,但後來終被戴笠的特務滅口。其餘的刺客全逃跑了。受致命傷的楊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廣慈醫院,在那裡他因傷勢過重而去世。    
    楊杏佛的被殺是個「著名事件」。宋慶齡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    
    這些人和他們雇來的打手們以為靠武力、綁架、施刑和謀殺,他們可以粉碎爭取自由的鬥爭……但是,鬥爭不僅遠遠沒有被粉碎,而且我們應當更堅定地鬥爭,因為楊銓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直至實現我們的目標。    
    魯迅以悲傷的語氣寫了一首哀悼詩:    
    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楊杏佛的葬禮,是在6月20日一個夏日雨天舉行的,宋慶齡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前去弔唁。    
    那段時期,宋慶齡受到持續的監視,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圖收買她的女傭,但都失敗了。而且,負責監視她的便衣特務也只記下來往人員的汽車牌照,從來沒有跟蹤來訪者到他們的住處。不過,特工們報告說,宋慶齡並沒有被楊杏佛的死嚇倒,而蔣介石對她無所畏懼的態度惱怒之極,命令戴笠用車禍來威脅她的生命安全。為此沈醉安排了一系列技術細節(包括把他們汽車的前窗玻璃換成防震玻璃,因為汽車將被用來作懲罰的工具)。但在最後一刻蔣介石開始顧慮起來,他怕自己的秘密特工會不慎將宋慶齡撞死,而他的夫人和宋子文會因為他害了他們的姐姐而跟他大吵大鬧,於是他取消了這個計劃。    
    宋慶齡在楊杏佛被殺後表現出的無所畏懼,促進了國際輿論反對蔣介石政權的過分行為。假如謀殺對恐嚇其他進步人士的確有效的話,它也使委員長的政府聲名狼藉。1933年7月19日,《上海晚郵信使》(Shanghai Evening Postand Mercury)發表了一篇題為《55個中國領導人被「法西斯分子」列入謀殺黑名單的神秘文件——蔣總司令被稱為是「藍衣社」謀殺活動的命令者以鞏固個人權力》的文章。據說被楊杏佛之死激怒的公眾現在又對這份「神秘的文件」感到不安,此文件應該是從蔣介石的「秘密藍衣社或中國法西斯組織」中洩露出來的,上面有所有關於暗殺的指令。看來,哈若德·依薩克斯(Harold Isaacs)的《中國論壇》(China Forum)從廣州共產黨中央新聞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該文件的複印件。據《中國論壇》報道,該文件(註明日期為6月15日,楊杏佛死前三天)不僅列出了要謀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而且還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手作為目標,如胡漢民。


第十三章 行刺共產黨的反擊

    當然,共產黨也不乏自己的謀殺計劃和實踐。他們在上海黨的特工部有自己的行動組織,其職責包括懲罰叛徒。30年代期間,當時的記者們報道了幾百個由受過特殊訓練,攜有城市地圖、特殊武器和具體行動計劃的共產黨刺殺隊執行的刺殺「叛徒」、作坊工頭、偵探、幫會頭目、黑幫分子和國民黨特工的事件。    
    最聳人聽聞的案件是謀殺顧順章一家,因顧於1931年投奔了國民黨。顧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作,曾任共產黨特工部負責人,先在周恩來手下,後在周之上工作。顧帶有一副花花公子氣,屬臭名昭著的青幫,是偽裝和欺騙的老手。他經常化名化廣奇以著名魔術師身份出現,能在十來個外國租界秘密活動而不被警察發現,這使他具有傳奇色彩。他在漢口被中統特工逮捕,對共產黨保衛機構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共產黨憑著他們在中統局內部高層的地下關係,得以挽回某些損失。但顧順章的變節(他接著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當了前共產黨人「自首」團體的頭目)導致了大批共產黨員被捕被殺,如共產黨總書記向忠發等。    
    出於自衛,政治局在1931年9月的一個會議上決定懲罰顧,並把這項報復任務交給顧以前的一個部下王世德。王在外國人看來像一個「有肺結核的裁縫」,他把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和一個兄弟都殺了,並把他們的屍體埋在法租界一所公寓的地下。顧年輕的兒子安生(音)沒有被殺。王世德被當局逮捕後,協助租界的警察把顧的屍體從埋屍點挖了出來。結果,周恩來被指控為罪犯並上了上海市政警察和公安局的通緝名單。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整個秘密戰爭中,雙方都堅決地否認對方的指控。依薩克斯發表的由中央社發佈的藍衣社文件,被國民黨發言人稱為毫無根據,是共產黨人「反政府機構」偽造的謊言。上海市長吳鐵成甚至就《上海晚郵信使》刊登誹謗藍衣社的文章向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提出正式抗議。    
    然而謀殺政策並沒有被廢棄,起碼根據蚊子小報的報導是如此。1933年8月12日《小公報》宣稱搞到了藍衣社的一份謀殺計劃,計劃表明他們一直在訓練特工以對付蔣介石的敵人。    
    自從他們從廬山回上海等待蔣介石的指示起,社裡地方上的殺手們越來越活躍了。該社總部正在大批地訓練秘密特務人員,而在所有區域選擇謀殺成員來執行任務的程序也已完成。    
    這份周密的計劃列出57個特務,他們被分成14人一組,分別由戴笠和趙永興領導:法租界六組,英租界五組,全城內的中國區有三組。這些恐怖分子據說都攜有手槍,大都裝扮成黃包車伕、算命先生、小販和城裡其他下層人。他們的任務是摸清總司令黑名單上的人的情況,並隨時把他們殺掉。    
    這些聳人聽聞的說法讓老百姓議論紛紛而又擔憂不已。無論這些說法是否屬實,有足夠的跡象表明,政府的又一個重要反對者將遭戴笠的特工殺害。蔣介石不顧輿論的反對,在這些報道發表時已經下令,準備謀殺人權保障同盟的第二號領導人:《申報》的主編史量才。


第十三章 行刺謀殺史量才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單是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繼續介入人權保障同盟,而且他的報紙大張旗鼓地抨擊政府謀殺楊杏佛。第二是因為史量才堅定地公開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中日戰爭以後,同蔣的膽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錢公開向勇敢保衛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捐獻巨額軍餉。第三個原因與政府的「黨化」教育政策有關,這項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執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學術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學位,並「被認為是個納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驊成了教育部長後,他的中央大學校長的職位由「反布爾什維克同盟」的重要成員、國民黨主要的右翼理論家段錫朋繼任。中央大學的學生強烈反對段錫朋的上任。當段以校長身份出現時,學生造了反。他們毆打新校長,並把他逐出校園。作為報復,政府逮捕了包括學生領導人王志梁和錢啟明在內的60多名學生。史量才的《申報》積極地攻擊政府的這些措施,譴責這是鎮壓蔣在國內的反對派,並用拒絕組成統一戰線抵抗入侵者來從日本人那裡爭取時間的整個策略的一部分。    
    《申報》副刊主編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談」專欄裡揭露了這些罪行,從而激怒了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們。國民黨社會事務局局長、右翼運動領導人吳醒亞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絕。這三個原因加在一起,特別是《申報》把蔣對內迫害人權鬥士和對日妥協兩點明顯地聯繫起來,是對蔣介石的直接挑釁。結果,1933年秋冬時節,蔣對戴笠下令準備謀殺史量才。那時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權威的機構之一上海市參議會任會長。    
    戴笠原計劃在上海實行暗殺,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難繞過那裡的警察保護。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決定帶全家離開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別墅秋水山莊。戴笠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了一個由趙理君率領的六人行動小組,並將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電給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還從南京雞鵝巷53號派出特務處司機張秉午開一輛黑色別克牌轎車去杭州警察學校。在教官金民傑的協助下,汽車被重漆成別的顏色,車牌也換了,像是一輛南京鹽業銀行的車。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結束度假,準備坐自己司機開的汽車回上海住所。這隊人中還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兒子史永賡、侄女沈麗娟和兒子的同學鄧祖詢,他們經滬——杭公路返滬。汽車駛到海寧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時,被一輛橫在公路上的汽車擋住了去路。那輛汽車的牌照是「京字72號」,是金民傑從警察學校弄來的。史的司機黃進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時,前面那輛車的門開了,兇手們持槍從裡面跳下。在一陣子彈掃射下,司機和他的同學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麗娟都被槍彈擊傷倒下。兒子史永賡得以安全逃脫。但史量才被當場槍殺,兇手們將他的屍體拋入一個干水塘裡,然後上車一溜煙逃走了。雖然警報器很快響了起來,但警察頭子趙龍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別動隊和汽車檢查站人員會議,好讓趙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蘇的路上不受停車檢查。這時戴笠已經得知使命順利完成,因為趙龍文通過戴笠的內弟毛宗亮給特務處發了密電:「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購得。」    
    蔣介石和戴笠雖然機關算盡,卻萬萬沒有想到殘害史量才並殃及其家屬在國內外引起的巨大轟動。著名人士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恐怖主義行為表示憤慨,上海市參議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雖然他們的辭職被上海市政府拒絕,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平息公憤。蔣介石給史量才家屬發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電,並責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捉拿兇犯歸案。趙龍文假裝積極辦案,並懸賞1000元通緝罪犯。但後來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國,參加1937年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以躲避輿論的譴責。由於此案一直未破,魯滌平被撤銷省主席的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不久在恥辱中病死。    
    政治謀殺很快就與抗日的恐怖主義密切相連:先是在長城抗戰期間和之後的華北,然後是盧溝橋事變後的華南。而與此同時,「刺殺王」王亞樵,繼續刺激著公眾的想像力,尤其是在發生於1935年11月南京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期間刺殺汪精衛的轟動事件之後。


第十三章 行刺汪精衛受傷

    謀殺汪精衛的企圖是那年公眾遇到的最令人矚目最戲劇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員會開始了它的正式開幕式,委員會成員們到台上排隊,準備讓官方和媒介的攝影記者拍攝他們出席的照片。蔣介石本來也應當參加照相儀式的,但開始拍照時蔣介石正在廁所裡。其餘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此時的汪精衛周圍。當攝影師們準備拍攝時,一個持有「晨光通訊社」記者證的攝影師,搗鼓了一下相機後,只見突然一閃,接著爆發出一聲槍響,汪精衛當即受傷倒地。實際上,那相機是個偽裝起來的武器,掩藏著一把小手槍,通過鏡頭發射。    
    汪精衛倒下後,會議廳立刻一片混亂。汪的警衛開槍擊中了那個攝影師,另外兩個在台上的國家領導人張學良和張繼也上前抓住攝影師,並把他摔倒在地。幸虧汪精衛沒有受致命傷。但他的妻子陳璧君對此不罷休,她憤怒地指控蔣介石策劃了這場謀殺。蔣對這一指控感到惱火,他把戴笠找來,下令不惜任何代價找出幕後策劃者。    
    戴笠親自審問了受傷的刺客孫風鳴,他首先要弄清這位攝影師是怎樣搞到記者證作為正規記者出席開幕式的。孫的回答把戴笠的調查引向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將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們,並進一步指向蔣介石本人;其二從黃埔藍衣社成員轉向蔣在十九路軍中的對手們。    
    孫風鳴先承認說在中央軍事學校內有個同謀。結果發現,這個同謀就是力行社總書記、酆悌的助手陳光國本人。戴笠立刻向蔣介石報告這一情況,蔣似乎對陳的介入非常吃驚,於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體幹事和監查員會議。據參加會議的干國勳說:    
    當召開力社全體干、檢會報,到齊坐定後,他〔蔣介石〕舉目遍視,問酆悌為何未到?無人答報,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來了,甫坐下,蔣先生說:「陳光國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覆,自是默認是他用的。蔣先生很生氣地說:「像這樣重要的人員,你不請示,也未提會通過,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牽涉在刺汪先生案內,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會場氣氛頓形緊張,酆說:「請領袖處罰。」蔣先生說:「處罰就能了事嗎?」賀衷寒當即起立滿面流淚說:「酆同志一向忠實,此次失於疏忽,犯了大錯,我們大家都應負責,請領袖處罰。」    
    酆悌的性命由於戴笠調查的第二條線索而保了下來。在審訊中孫風鳴還供出了晨光通訊社成員,包括社長華克之、主編張玉華和部門主任賀波光在內。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務處和陳立夫中統局的通緝名單。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張玉華,在他企圖從滄州飯店逃走時跌斷了一條腿。同時,中統局特工在審訊了賀波光的女友後,在丹陽一帶逮住了賀。但軍統和中統都無法逮捕華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們到達之前已經逃之夭夭。    
    總而言之,華克之是同謀這一事實把謀殺策劃者們同「刺殺王」王亞樵聯繫了起來。華克之作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捲入一系列謀殺日本海員和文職人員的活動,包括1935年和1936年殺害中山(Nakayama)和田港(Taminato)行動。    
    這一聯繫又把調查引向了十九路軍的頑固分子,因為國民黨當局有理由相信,這些謀殺是共產黨勾結了前十九路軍軍官在陳銘樞將軍擁有的布林頓飯店裡故意策劃的挑釁行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市政警察協助對前十九路軍軍官進行監視,跟蹤在火車站來來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對飯店進行專門查訪,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殺人組。據中國當局說,這種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們獲悉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共產黨們決定「與包括一個姓楚的在內的十九路軍軍官們勾結,在上海建立一個小姐,謀殺重要的國民黨領導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長,以達到讓國民黨難堪並在中日之間製造嚴重分裂的目的」。


第十三章 行刺刺殺王

    謀刺汪精衛事件發生之後,有關共產黨陰謀的看法消失了,國民黨警察當局開始感到十九路軍的小組在獨立地活動,但得到了王亞樵及其他職業殺手們的協助。特務處的特工們得知王亞樵已經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報道把王亞樵與他在「改組派」中的庇護人陳銘樞和李濟深聯繫起來,是他們對王下令謀殺蔣介石或汪精衛,甚至乾脆把兩人都殺了。    
    但這種聯繫仍沒有什麼把柄,直到後來,戴笠的偵探們從對張玉華和孫風鳴的審訊中終於得到直接的證據。這二人在醫院裡每天受到有關余立奎是否是同謀的審訊,因為余和在香港的「改組派」有密切聯繫。但對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孫風鳴的妻子崔正瑤後,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亞酒店被發現的。戴笠親自審問了她。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參與的殘酷施刑的一個案子。當崔正瑤招供後,她不僅出賣了余立奎,而且還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們的「改組派」身份,終於使陳璧君相信蔣介石並非是謀殺她丈夫的後台。    
    陳璧君對蔣介石的寬恕也許救了酆悌的命。當然,酆本人在蔣親信中的地位,加上賀衷寒的求情(賀代表所有人向蔣請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終是孫風鳴透露的所有與「改組派」的聯繫才使蔣介石的否認變得可信,使酆悌免遭蔣對他的滿腔怒火。結果,只有陳國光因與孫的關係而被秘密槍斃,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總書記的職務。但這也是秘密進行的,因為當時公眾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亞樵與謀殺汪精衛陰謀的可能關聯上。    
    一旦崔正瑤肯定了王亞樵在謀殺案中的角色,「刺殺幫可怕的首領」若在戴笠手下、由鄭介民率領的特工員們自由行動的香港和澳門繼續待下去,他自己就會面對遭逮捕或謀殺的危險。於是,在李濟深的幫助下,王亞樵於1936年7月離開香港,來到梧州河西邊,住進了省長黃旭初的一座宅子裡,並接任了梧州陳銘樞將軍部隊裡的特務警察隊的領導職務。    
    但是,鄭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並把他的妻子「轉變」為特務處特工之後,已近在咫尺。王亞樵剛到達梧州便處於國民黨秘密特工的監視之中,但他似乎對此並不在乎。他很快就適應了梧州的生活,還在這個有點兒頹廢、死氣沉沉的地方城市裡,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頓在河邊天東街14號的一座客棧裡。    
    那年秋天,金小姐決定乘西河擺渡船去香港買衣服。她一踏上這個英國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陳質平發現了,他最終把這個美麗的年輕女人吸收為特務處特工。陳質平——他後來當了蔣介石駐菲律賓大使——把她介紹給特務處最精明能幹的外勤特工王魯翹。1936年11月17日,王魯翹和金小組兩人一起坐當夜的渡船回梧州。    
    四個夜晚之後,11月21日週日,王亞樵與桂系的兩個軍官在外面玩。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塊兒去天東街金小姐那兒。夜裡11點左右,他們到達小老婆的住處不久,只聽五聲槍響。警察和保安隊的官員衝向出事地點,但當他們趕到時,刺客們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無影無蹤了。他們在地上發現王亞樵的屍體,他中了三槍並被捅了兩刀。    
    遠在上海的警察官們非常懷疑這位「刺殺王」會就這麼被真的殺了。最初的報道說,被殺者是一個40歲左右的中國男子,而王亞樵當時是55歲左右。還有人說,在「雙十二事變」中蔣介石剛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還看到過他,作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與楊虎城將軍磋商。但過了一段時間,王亞樵被殺似乎已確定無疑,而王的屍體被埋在梧州河對面的高爾夫球場邊上。梧州地方首腦派人去調查事件時,他們未被准許進入天東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從軍隊方面得到指示,中止對此案的調查。    
    於是,無論王亞樵到底是由於企圖謀殺汪精衛受到報復,還是因為桂系的官員怕無法控制「刺殺王」而將他殺死,王亞樵反正是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不久,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恐怖主義出現全新的轉折。到了那時,由於動機複雜而思想混亂的特務組織徹底取代了個人英雄豪傑,政治謀殺也隨之將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現。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培訓間諜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們對在太平洋戰爭中由戴笠將軍和海軍上將梅樂斯領導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經相當熟悉了戰爭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國媒介當做一個中美合作游擊抗日的成功典範來頌揚,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國軍事和警察顧問訓練出來的無惡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終用他們的「科學」技術來對付地下共產黨的事實——則過了很久才暴露出來。    
    這部分是由於當時負責該項目的美方,有意在訓練戴笠的高級特工單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讓中方插手。部分還因為,直到1980年代以前,西方歷史學家們更容易得到國民黨關於中美合作所的正面敘述資料,而對共產黨歷史學家們尖銳指控美國介入訓練蔣介石反間諜幹部的「內部」分析則難以獲悉。然而,現在,不僅有可能對國民黨軍統局與美國海軍情報局和戰略業務局聯盟的性質有更加深入的瞭解,而且可以認定,早在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國對中國警察的訓練就開始了。    
    現代間諜是培訓班和專業學校的產物。從契卡問世開始,間諜和特工都無一例外地始於這樣一個特殊形式:培訓機構和短期培訓班的開辦,使之從完全的民政性質正式轉為徹頭徹尾的特工性質。軍事學校的經歷要比專業情報訓練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後者的經歷更加劇烈,尤其是,為了掩護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它必須培養至關重要的絕密性。「間諜王」戴笠早就意識到這種專業訓練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開辦了黃埔校友會辦公處不久,他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訓練所」來發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幹。    
    秘密特工訓練系統僅僅在抗戰爆發以後才獨立地蓬勃發展。在這之前,以及在緊接著發生的太平洋戰爭(事實證明,那時美國的援助至關重要)中,戴笠的訓練單位必須在幕後以及在20世紀初中國發展起來的正規警察學校結構的內部,與現代警察力量機構攜手合作。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現代警察

    中國的第一支警察力量於1898年的「百日維新」期間建於湖南省府長沙。雖然長沙保衛局在百日維新之後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現代警察力量於義和團暴動、外國人佔領北京期間,在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現了。清朝廷逃往西安後,八國聯軍便建立起「安民公所」來從事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務。公所的高級官員都由外國憲兵擔任,而常規的巡捕則由中國人充當。1901年9月聯軍撤走以後,安民公所被「善後協巡營」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總處」的核心,並很快成為華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    
    袁世凱(1901—1907年任直隸總督)是華北歐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資助人,他用佔領北京的歐洲人與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傳統的衙門捕班。袁從省府保定開始,在警務總局下面安排了500個潰散的士兵。天津在1902年9月被從八國聯軍手中收復後,袁便把這個城市當做他的警察總部,他既想用這股新力量來安撫民心,又想為省府提供一個繞過當時仍擁有自己本地武裝和鄉村團丁的地方力量。    
    天津新建立的警察稱為「巡警」。「巡」的意思是視察或巡邏,「警」當然是警告的意思。從詞源上講,「巡警」一詞介於傳統「巡捕」和現代「警察」之間。「警察」一詞最早來自於1872年到歐洲學習西方警察制度的日本人,他們遞交了在明治時期的日本建立警察機構的建議,後來這些建議成了1874到1875年間的法規。大約在1915至1925年間,「警察」一詞開始普遍用於中國。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日本顧問

    1901年中國清政府開始派留學生去東京學習明治的控制系統,從此日本的警察模式便遍及中國。明白這一點,對警察一詞的日本來源就沒什麼奇怪的了。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有許多被當做警官或教官,分配到由袁世凱這類強硬的省政府官員或更直接忠於清王朝的改革派們新建立的軍事學院和警察學校去。    
    後者的領導機構之一是北京的警察訓練單位,它由暨總理衙門的滿洲首領靖王在日本警察專家川島浪速(Kawashima Naniwa)的幫助下建立。川島浪速本來的合同是為這個新學校指導警察訓練,但他不久便在清政府最後的維新活動中當起總顧問來。川島浪速在1902年遞交的一個備忘錄裡提出了1905—1908年間改組警察計劃的基本綱要。備忘錄本身闡明了該計劃的原則基礎:    
    沒有一個國家沒有警察系統。它是軍事力量的補充。其一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和權利而準備抵禦外侮。其二是為了執行國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進行內部控制並約束人民。這是國家最強大的兩股力量,沒有它們,國家便一天也無法生存。    
    除了建立後來成為國民黨政治統治的象徵——軍隊和警察保護這兩個羽翼以外,川島浪速的備忘錄還呼籲建立一個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全國警察系統。就像川島浪速明確指出的那樣,中國的這個新警察系統是按照歐洲的中央警察模式建立的,尤其類似荷蘭和柏林的警察。    
    為了得到歐洲的財富和權力,清政府在1905年頒布成立培訓警察官學校的命令,來實行川島浪速的提議。1905年10月8日,在戰爭部資深軍機大臣徐世昌主持下,巡警部成立;1907年綠營兵被廢除後,巡警部合併到民政部內,所有警察工作都屬警政司管,而正是這個司,20年後成為戴笠在國民黨內政部裡權力的主要行政核心。    
    在1907年至1911年的革命期間,巡警部成了清王朝警察力量的典範。袁世凱死後,北京的警察也被立為全國的模範。1917年4月由內政部在北京召開的「警務會議」上,巡警部大出風頭。7個月之後,內政部命令各省開設警察培訓學校。但由於當年各個軍閥大打出手,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無暇顧及管理警察的具體事務,改革的努力中斷了。在這方面,早期民國歷史重複了晚清歷史:儘管日本模式和歐洲榜樣提供了中央集權制的可能,但在中國不首先進行軍事統一便很難施行警察統治。更加有效和長期的警察改革,還得等到北伐完成和南京新政府成立後才能實現。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國民黨公安局

    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種意義上是北洋軍閥的全國性模式的話,國民黨在1927年成立的相應機構便是廣州的公安局——受到當時美國警察機構名稱啟示的一個名字。廣州公安局是由孫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國的市政管理系統在廣州付諸實施。國民黨執政後,除了南京都市警察總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門都乖乖地把他們的名稱改為「公安局」。    
    名稱一致,行政管理也統一。1928年全國警察專家委員會成立,由首都的4個官員和8個省級官員組成,歸內政部警政司領導。次年頒布了有關規章制度,要求對所有警官和警校學生實行教育。於是警察學校紛紛在浙江、江蘇、山西、廣東、江西、湖北、陝西、山東、雲南、河北、甘肅、察哈爾、青海、福建和廣西建立起來。全國委員會按理每年開4次會,但實際上他們從未碰過頭或召開正式會議,後來這個組織乾脆解散了。    
    1931年在全國重開警察改革的討論。1月裡,內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討論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國內政會議。接著次年12月召開了由來自各省市100多個代表參加的第二次全國會議。這些代表提出了關於開始實行警察退休金製度,使用新式武器,僱用女警察和統一按手印製度的提案。    
    這段時期內,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極高的聲譽。1930年內政部舉行了一次考試,從高級警校第十五屆選拔了10個最優秀的畢業生,去東京接受內務省警察訓練學校的培訓。當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個最優秀的畢業生去日本。但歐洲警察力量仍為基本模式。1929年全國警察委員會成員之一王達瑞(音)利用參加9月在巴黎召開第五次國際警察會議的機會,研究了歐洲警察體系。他認為維也納的警察部隊最為優秀,值得模仿。於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請了如道夫·繆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奧地利的其他警察專家擔任警察管理和培訓的顧問。    
    同年浙江警校畢業班的10個學生被派往維也納學習,而到了1932年,如道夫·繆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顧問,同時也是改組上海公安局的顧問。兩年後,由酆悌率領的一個委員會被戰爭部派往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幹部組及藍衣社核心成員李士珍,也被派到國外去研究歐洲、美國和日本的警察制度。    
    1930年被邀請到中國的司法專家之一是加州柏克萊警察署警官吳茲(A.S.Woods)。吳茲之所以被選拔為顧問幫助改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為奧古斯特·渦孟(August Vollmer)的V-人對美國地方警察署來說,就像代表了國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一樣,他們使柏克萊警察署成為世界最傑出的警察部門,名聲越來越大。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奧古斯特·渦孟及美國式的警察專業化

    奧古斯特·渦孟是美國的「警察專業化之父」,1876年生於新奧爾良。8歲時喪父,10到12歲期間,母親把他帶回她的出生地德國生活了兩年。少年時的渦孟熱衷於拳擊、摔跤和游泳。他在「新奧爾良學校」學習了一年的秘書業務,後來全家遷到舊金山,又在1890年搬到了柏克萊,這個高大強壯的小伙子在那裡開貨運車。5年之內,不到20歲的渦孟在柏克萊開了一個家原材料與煤炭商店。但1898年4月美國向西班牙開戰後,他便決定參軍,到菲律賓作戰。    
    那年夏天,渦孟參加了美國進攻馬尼拉和佔領馬拉特(Malate)要塞的戰鬥。1898年秋天,他幫助過馬尼拉警察,次年2月,阿奎納多(Aguinaldo)黨人興起,渦孟自願到一隻裝甲船上,用大炮轟擊菲律賓游擊隊,並由於到敵後執行反阿奎納多游擊隊同盟的聯絡任務而榮獲特殊聲譽。渦孟服役期滿後回到加州,但這個強壯而無畏的一米八漢子對室內工作沒有耐心,而且不安心當一個平民百姓。    
    1905年1月,一些積極參政的柏克萊公民問渦孟是否願意以改革為基調競選市警察局長。29歲的渦孟答應了,而且當選了。他所採取的第一個重要步驟是關閉城裡最大的中國賭場和其他各種賭場。與此同時,他開始一系列行政和技術革新,使柏克萊警察聞名全國。是奧古斯特·渦孟帶頭使用起自行車巡警,首次創造了定期巡邏制度,從洛杉磯的一個私人偵探那裡學會了電話報警和直線報警機並予以實施(他還通過選民專門投票,集資建立了一整套警報系統),設立起檔案制,完善了手印存檔方式,啟動了測謊器的發明,首次在巡邏車裡裝上無線報話機,並開始任命大學畢業生當巡警。    
    奧古斯特·渦孟名聲日噪,特別是在他當選為國際警察局長協會主席後,不僅答應在美國其他城市改組司法機構,而且接受了外國政府的邀請,改革它們境況不佳的警察部門。比如1926年,渦孟應古巴總統謝拉德·馬喬多(Gerardo Machado)的邀請去了哈瓦那。他到達時,古巴總統把他當做一種治療社會癥結的職業醫生,對他說:「你是警察部門的醫生,我們這裡需要你。」    
    渦孟在建立了警察訓練學校並設立了電報通訊系統,以此治療了這位古巴獨裁者的司法機構的癥結後,回到柏克萊。這時他收到了又一個外國政府的請求幫助:這次的邀請來自於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據說渦孟警長把吳茲上尉叫到辦公室來,對他說:「上尉,這封信來自中國南京的警察局長。他們需要實在的幫助。你來幹這項工作如何?」於是,吳茲於1930年作為一位警察顧問去了中國,為中央政府和廣東省內政部工作。留在柏克萊的渦孟則在加州大學發展起犯罪學,並訓練越來越多前來向他學習警察管理的學生。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渦孟的中國學生

    那年渦孟的外國學生中有一個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習了6個星期的暑期特別課程「警察組織和管理」,然後在秋季進了密執安大學。他是那裡15個被中國派來學習市政管理的學生之一。1930年11月,酆從安阿博(Ann Arbor)給奧古斯特·渦孟寫信說,他對「發現犯罪原因和預防方法」感興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學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國數據的基礎上,做一個犯罪統計的比較研究。在接下來的1931—1932學年裡,酆上了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犯罪學課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國,用渦孟犯罪學的科學方法幫助他的同胞們改革警察體系。    
    作為一個歸國留學生,接受過最先進的警法訓練,酆裕坤不可能默默無聞。他立刻在1932年7月應邀拜見南京的警察局長陳焯將軍。不久以後,他受到蔣介石的接見。他向蔣遞交了兩份中文報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現狀」,另一份是關於研究「中國所有警察力量狀況」的計劃。這以後,他當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南京交通處處長,改革了城市交通規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陳局長的辦公室,當了他保安處的一個「特別秘書」。他馬上翻譯了一篇關於警察專業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學雜誌》上,並在大學裡講授被他的美國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學基礎」,推廣渦孟的觀點。當然,他也力圖尋求渦孟的幫助,效仿柏克萊警察署的通訊系統,在南京裝起了直線報話機,以引進最先進的刑警技術。    
    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長趙龍文邀請,去杭州當警察訓練部主任。浙江警察學校是新國民黨政府培養幹部的主要機構之一。它在北伐剛結束時由朱家驊領導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學的行政管理頭目,協助戴季陶在學校中進行對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為浙江省民政廳廳長,他是在這個職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為「地方自治專修學校」的校長,朱家驊保證了警校有足夠的資金來源。當他於1930年離開省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保了該學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過,史承志擔任警校校長的時間並沒有超出1932年:王固磐於1933年接替了他,而趙龍文又在1934年成了該校校長。    
    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擔任要職的回國留學生之一。另一個在國外受訓的警察專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學農業的,也是一個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實驗所當過法國法醫學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梁從里昂結束學習回國時,身邊有兩個法國女人:一個是他的妻子,另一個是偵探,她後來當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頭兒。他同時帶回來的還有一整套警察實驗室技術設備,包括發射學、毒品學、手跡分析以及指紋調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學材料。這些設備形成了中國在上海國際租界警察部門以外的第一個法醫實驗所的基礎。儘管後來梁作為法醫學家的能力受到懷疑,但他當時立刻在警校裡開起了警察實驗最新技術的課程。    
    第三個重要的回國留學生是渦孟的另一個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廣東人,在舊金山的中國人圈子裡很有名氣,他請渦孟在這個警察名牌學校給他推薦工作。於是渦孟給酆裕坤寫信談了余秀豪的事。當余乘坐的「威爾遜總統號」遠洋輪到達上海時,酆裕坤與他的「許多表兄弟們」一起在碼頭上迎接他。適應期過後,他在浙江警察學校得到一個位置。他後來發現,這位置是「全中國這類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蔣介石眼裡也是「所有這類警察學校」裡最重要的。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浙江警察學校

    浙江警察學校坐落在上杭江十來畝的「大片土地」上,那裡可以容納500多個學生。據余秀豪形容,入學的350個男女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生,年齡在20-30歲之間。他們全都享有良好的條件,除食宿之外,每月還有15元的津貼,並裝備有「步槍、左輪手槍、機關鎗、自行車、馬匹和汽車」。學校的特徵無疑是軍事化的。學生在早晨的軍號聲中起床,升國旗,由軍事教官帶領進行操練,由「從中央政府來的人」作為「指導員」教授「政治訓練」課程。    
    和渦孟在柏克萊的模式一樣,浙江警校本身與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聯繫。當時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來名警察,他們被分成8個分所,每年有100萬元的經費。1934年9月1日以後,警校校長趙龍文同時擔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長,余和酆,加上另一個從柏林警校畢業的學生被任命為他的機要顧問在趙領導的「設計委員會」的建議下,設立了軍校生制度,讓警校的學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職責範圍。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經按渦孟在柏克萊創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個巡邏制度。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員強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於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帶開始實施巡警制,於是在兩個月之內,犯罪率下降了50%。    
    從余的角度看,他們在浙江警察學校的領導地位給了渦孟的學生們一個黃金機會,他們看到「柏克萊的制度和精神被傳播到了中國」。他告訴渦孟:「我們的學校本來只受日本和奧地利影響,因為學生們只被派到上述的兩個國家去過。現在,你可以說輸入了新鮮血液。也就是美國模式,更具體地說,是柏克萊的模式。」他還請渦孟告訴他「在著名的〔柏克萊〕研討會上」結識的其他朋友們,他準備通過翻譯關於罪犯調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進警犬的使用,建立現代警察實驗室和進口新發明的測謊機,「使整個中國警察管理現代化」。    
    受過美國訓練的人員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給渦孟的信中,余經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們,甚至包括酆在內,對全盤接受他的革新猶豫不決。但酆裕坤同意協助余為浙江警校起草一個新的教學計劃,並將經濟、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無線電、警犬等課程加入了常規教育中,擴充了由「蔣委員長髮起的」新生活課程。余和酆還按照柏克萊警訓項目設計了一年級教學提綱,其中必修課包括打靶、游泳、自衛(柔道)和軍事科學。    
    第二年學生可以從四個系中挑選一門作專業:管理、刑事偵查、外事和婦女警訓。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該系的課程包括學習英國、歐洲大陸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數據統計和警察記錄、無線電通訊和警察力量分佈。刑事偵查專業設有法醫化學、攝影、罪犯鑒定、警犬、密碼術和警察記錄。其他兩門專業遠遠沒有它們發達,儘管外事專業課程中列有歐洲歷史、世界外交、無線電和心理學。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學校已經非常著名,並正在成為全國的楷模。9月裡,教員們得知南京的全國警察學院和中央軍事學校合併成一個單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領域中惟一的一個全國機構」,於是招生便在全國進行,其中有些學生是來自地方警察機構的警官,經過余從柏克萊學來的包括「軍隊智力測驗」在內的身體和心理測試。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全國警察訓練

    初冬,當余和酆正在等待向蔣介石的特殊拜見以介紹他們關於全國警察改革計劃時,他們也得到了上海市長吳鐵成這類重要的地方官員的喝彩:    
    我們立刻被邀請到上海接管一些重要職位。吳市長對我在上海警察雜誌《警光》上的文章尤其欣賞。但控制全中國警察組織的特派員們絕不會同意我們離校。我們和〔酆〕裕坤〔和梁帆〕一起負責全中國的警察教育。    
    吳鐵成市長在上海市政府裡喜歡用廣州人,他器重余可能因為余是廣東人。總之,中央政府——當然包括戴笠本人——不會讓那些在國外受過最佳訓練的專家們成為重要城市警察力量的顧問,因為他們自己想最終對警察力量進行控制。浙江警校是用來為全國樹立標準的,而非用來支持地區和省級機構。所以,當浙江大學向余提供一個教書的職位時,他不得不因為自己在浙江警校的全日制職位而謝絕。    
    作為全國性機構,浙江警校也管轄廬山和江西北部山區的遊覽勝地的治安,蔣介石在那裡有避暑別墅。廬山那時已被用來作為反叛亂的訓練區,設有「軍校廬山特訓班」。當特訓班的一些畢業生被分配到鄧文儀領導的反共調查機構南昌行營的同時,戴笠也組建起由連謀領導的一支特殊幹部縱隊(康澤協助組建該縱隊,因為他更加正宗的軍事背景使戴笠非常嫉妒,於是戴迫不及待地想把他從警察部隊調到半軍事組織裡去),為特務處培養特工。夏季裡,這個地區會有兩萬多旅遊者,他們很容易成為竊賊的獵物。於是警校學生便有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實習執法的機會,他們能加強總司令所偏愛的山區的治安,同時還能夠向英國租借的古嶺領地的外國人管理的警察部隊顯示:中國人完全能夠自己管理自己。    
    1934年7月,酆裕坤奉命帶領近100個浙江警校第二屆畢業班的警察到廬山地區巡邏。然後,次年夏天,酆裕坤和他的人員幹了件出色的事:建立了存檔和其他刑事調查程序,這使他們破獲了一些著名的疑難案。余秀豪也不落後,他與學生一起爬上了3000米左右的古嶺峰,避開了山腳下的炎熱,一頭扎進了警察工作當中。用余從柏克萊帶回來的指紋和攝影設備(他們還希望能有一架渦孟發明的測謊機),這些警校生成功地獨立進行了盜竊調查,還協助推廣了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他們的成績如此優秀,以至於英國人在租借區撤除了他們的行警權而讓中國人來管轄。於是浙江警校生被樹立為全國典範,為江西、湖南其他地區的警察作出了榜樣。各省官員們被他們的成績所打動,秋天回去後便舉行選拔性考試,以從中挑選出20個男女去浙江警校接受類似的訓練。    
    不管余有多麼直接和坦率,他對自己的導師絲毫沒有提起浙江警校最神秘的特點之一:雖然警校是個致力於培養正規警官的省級機構,但它實際上也是戴笠自1932年建立起來的全國秘密警察機構的一部分。警校校長趙龍文就是戴笠的一個特工,而且全校所有的政治指導員都是特工處的幹事。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戴笠和浙江警校

    戴笠在1932年奪取了對浙江警校的控制權。當時第二屆正科學生剛剛畢業,住在雄鎮樓30號的校友會宿舍等待分配。利用蔣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訓班的「政治特派員」的權力和與政府直接的無線電聯繫,戴笠帶了一隊特工駐進了警校。這隊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鳳、毛宗亮、趙龍文、胡國振、謝厥成、羅杏芳和劉乙光,他們在那年假期裡完全控制了整個學校。王孔安被任命為政訓處書記長,毛人鳳任秘書,而毛宗亮則充當了通訊官員。其餘的人被任命為政治指導員。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處的外表下建立起一個秘密特工特別訓練班級,分成甲、乙、丙和通訊班。每個班級的學期為6個月,由2到30個人組成,他們將是特工處的基幹人員。於是,「軍統後期的許多高層特工分子」——在1940年代中這類「高幹」中有毛森、肖勃、楊超群、阮清源、丁默、章微寒、婁兆元和黃雍——在1932—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過他們最初的地下訓練。    
    乙訓班由每年從警校畢業班裡挑選出來的30個學生組成。他們的班長是劉乙光,也是該期班的政治教官。訓練班結束後,畢業生被派到蔣介石警衛組當便衣特工。    
    三班,或丙訓班,是培訓掩護人員的,即女特工。從警校畢業生裡挑選出來的6個女生被送到特訓班,該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導員章粹吾主持。這些學生在分配到特工機關當「掩護關係人員」之前,專門學習理發、烹調等課程。    
    一班或甲訓班,是幾個培訓班中最重要的,其畢業生被分配到特工處當骨幹,在頭頭的領導下直接運作。戴笠在名義上是訓練班的教官頭,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畢業生和已經在特工處當現行特工的人員組成。實際教官頭是余樂醒,他指導在雄鎮樓30號的訓練班,他也教特工理論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嗎啡的課程。前共產黨員謝力公教軍事地理、國際間諜和密碼;李世璋教政黨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跡學;殷振球教爆破學;管容德教速記;葉道聖教情報學;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釗教攝影;金民傑教擒拿;劉金聲教國術;曾惕明和黃泗欽教駕駛;譚金城教騎馬術。日文課由霍淑英和一個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負責。    
    主要的課本則是從共產黨那兒學來的。在蘇聯留學過的王新衡,翻譯了兩本俄語書:《格伯烏》(即GPU)和《契卡》。學生們還讀顧順章(共產黨在保衛方面的頭目,1931年在漢口向陳立夫和徐恩曾領導下的特工處叛變,後來投奔到戴笠手下寫的《特工理論和技術》。顧順章關於布爾什維克秘密特工的知識,由於他在共產黨鄉村和城市支部當聯絡負責人的實踐而完善起來。實際上,前軍統官員們認為顧的信息對戴笠如此寶貴,這也許是他喪命的原因。據他們說,顧順章作為最大的共產黨「叛徒」加入「中統」不久就被謀殺了。雖然殺手從未被獲,但研究中統的歷史學家們認為,刺客是陳立夫派的。因為陳立夫不能原諒顧向戴笠獻計,於是陳要防止「間諜王」向這個共產黨人搾取秘密。但陳立夫對此否認,他向本書作者提示:必須除掉顧順章,因為他是個殺人狂。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處於戴笠的控制之下。但同年,蔣介石宣佈將浙江警校與江蘇警校合併,成立一個「中央警官學校」。這個合併對戴笠來說既意味著挑戰,也帶來了機會。


第十四章 警察學校中央警察學校

    蔣關於創立一個中央警校的決定,是出於要用一個全國性的警察制度來聯合地方控制系統的遠見。1936年蔣介石召集了一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討論地方警察的治安問題。會議的背景是中央政府與地方領導之間對維持保安隊的長期爭議。地方官員自然偏向保存由他們自己資助控制的地方武裝,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則反對保安隊,他們力爭成立一個由新的國民黨政府領導和培訓的正規警察部門,但要地方出資。    
    蔣介石在聽取了兩邊的意見後,決定採用警察制。正如余在給渦孟署長的信裡說的那樣:「現在委員長非常關心在中國改善警政的問題。他要取消所有的保安隊、憲兵,等等,而把維持內部治安的責任在三年內交給警察。」行政院積極地通過了這項要求各省在警政司規定的原則基礎上提交警察改革計劃的提議。警政司宣佈:第一,在1936年底以前取消保安隊,並在三年中將他們的職權逐漸移交給正規警察;第二,在解散保安隊的同時,將它的資金轉到縣警察部門;第三,地方警察的各種級別制將盡量統一;第四,在無力供養正規警察的貧窮偏僻鄉村地區,執法權將歸前保甲互助單位;第五,為提高警察素質,對警察服務人員的要求將逐漸提高,小學畢業將是受僱用的起碼條件;第六,警察的月起薪將為10元;第七,高級警官將一律在新中央警察學校學習;第八,正常的警察招收將從各省市的訓練班中挑選;第九,被解除的保安隊的武器將轉到正規警察部門供他們使用。    
    顯然,這個自上而下合併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察學校,它「受命把舊保安隊的某些部分取消後將其改變成警察」。正當這個新的全國性組織取代各省的地方機構時,浙江警校關閉了它的大門,並把它的第五屆學生轉到了南京。現在,趙龍文的學生(也就是戴笠的學生)名義上是中央警校40歲的校長李士珍的學生了。    
    李士珍是中國的首要警察專家。李於1924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在浙江保安隊當過隊長,1931年在日本警察學校完成正科訓練。1935年,李士珍率團去歐美19個國家考察他們的警察制度,回國後被任命為南京的「警官高等學校」校長。1936年9月,他接替陳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學校任教育長。    
    李馬上開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園。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門附近選了一個地點,在那裡蓋樓房、建設備,並招收學員和學生。    
    學員班分批調自各省、市、縣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紋、戶口、偵訊、擒拿、追蹤、交通、信號、警犬訓用等……學術,修業期半年;學生招考高、初中程度學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訓練、外文教學、軍事常識操課、體能訓練等。修業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    
    同蔣介石一樣,李認為現代國家的基礎是有一支出色的警察力量。他對中央警校1943年畢業班的學生說:「假如你要建立一個新國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個新社會。假如你要建立一個新社會,那麼你首先必須建立一支現代的全國警察力量。」李士珍還把行政領導與學術結合起來。他從歐洲回來後發表了一篇有關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調查報告,並且出資和主持了「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可見他的業務資格無可挑剔。    
    然而,戴笠還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內(學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價值25萬元的「巍峨的」新大樓裡,用爭奪警政訓練權來排擠李士珍。於是,為在學生中貶低李士珍的權威,戴笠讓自己首先成為「校務委員會」的成員。然後,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權力,在警校內建立了一個特工委員會,自任主席。特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趙龍文在內他的弟子和親信們。而且他還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國振、盧振綱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訓練機構的教職員中。還有,為了使自己掌握學術專業權並與李士珍的警察科學組對立,戴笠還成立了一個「中國警察學會」,該學會踴躍地介入與李士珍「中國警察學術研究社」的各種辯論中。李士珍的全國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渦孟的柏克萊調查問卷基礎上的,為在競爭中戰勝李,戴笠需要在內政部的國家警政政策上獲得控制手段。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項目的警政司司長的位子上。警政司「負責計劃、領導和監督全中國的警察」。在這個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屬民政廳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統的人事權」。他還在首都警察部隊內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    
    在酆裕坤晉陞的時候,他在柏克萊的同學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負責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偵和「特工」各科當中。在給渦孟的信中,余把他們的新職位當做柏克萊警察改革的勝利的象徵。他說:「從此以後,整個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將完全由V-人控制。」既然那時「柏克萊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處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結果,在1936—1937年期間,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通過操縱內政部訓練項目和人事安排,將其影響擴展到了九江、鄭州、武漢、洛陽等城市的警察局。    
    酆裕坤在這個擴展中起了絕對關鍵的作用。作為內政部級別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時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權把正規的警察單位變成秘密特工隊,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單位的名稱借給他使用。這一點在抗戰爆發後尤其明顯。1941年,戴笠要把重慶警察局偵緝隊擴充成一個大隊,並把它置於前上海站頭目沈醉的領導之下。當戴笠把這一要求向重慶警察局局長唐毅發去後,唐自然向內政部警政司請示。    
    當時主管全國警察工作的內政部警政司司長酆裕坤,是軍統特工,這個司也由軍統掌握,戴在寫信給唐的同時,還打了個電話給酆,說明他要改變這一制度,酆在電話中諾諾連聲尊命辦理。    
    於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門徒沈醉就被任命為重慶偵緝大隊隊長。    
    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過程中強有力的關鍵一環。唐原是劉湘總部情報處處長,後被任命為四川警備司令部諜查處處長。雖然唐有大煙癮,而且是哥老會成員,但他因向省政府書記王纘緒提供了一個討其歡心的妓女而得寵。他被指定當王的特別助理,從此便跟戴笠聯繫上了,後者把他當做一個正規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後的成都警察局局長,這就在四川執法核心內給了戴笠充分的自由。    
    中國秘密特工從法律教育機構中招收特工的計劃,與美國聯邦調查局警察長培訓項目同步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共有的長處是,二者都有著在地方執法機構中普及警察專業化的目標。余秀豪向渦孟匯報說,從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國各地的高級警官將在警校接受速成複習培訓」,而其他警官將於夏季在廬山參加一個特別訓練班,那裡的教學大綱是余編寫的,其中包括渦孟關於美國警察系統的教科書。除此之外,還有餘秀豪的講座,到全國視察,以及酆裕坤頻繁「強調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與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廣播,以及內政部警政司引進美國最先進的鑒定中央化和記錄存檔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與艾德加·胡佛聯繫,瞭解美國聯邦調查局如何整理和處理指紋。南京國民黨政府也開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紋局。    
    引進最新的警察技術,將確保現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地方上的半軍事化體系進行全國性控制的目標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出發,回國留學生對改革的熱忱,正好與蔣介石要統一他自己的控制,要把警察和軍隊當做他政府統治的兩大羽翼的決心不謀而合。作為中央警校的校長,蔣介石在1937年對畢業班的學生說:    
    我們的國家有兩股重要力量,軍隊和警察。一個用於國防,另一個用於治安。就像一架飛機要有雙翼才能飛行,但因為現代警察責任範圍的複雜性,因為他們是惟一持續與公眾保持聯繫的公共人員,所以警察的職位對我們的社會甚至更加重要。    
    作為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中華民國的警察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促進了中央集權。但作為一個制度本身,警察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行政工具。    
    蔣介石全面發展警察是為了抵制地方上的軍事競爭。但他也狡猾地用此來支持他的隨從們在全國執法系統中的相互鬥爭,以防止他們為個人官僚利益而濫用司法權力。在與李士珍爭奪對中央警察學校控制權的同時,戴笠還與陳立夫爭奪對郵電檢查的權力。這些官僚暗中鬥爭的結果最終都無疑取決於委員長的支持。到了最後,尤其是在政府情治機構和軍事系統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間,為了爭奪優勢而激烈鬥爭的時候,還是戴笠對主子的個人效忠最起作用。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爭奪資源

    雖然中國在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最終以革命的群眾路線告勝,但在戴笠和蔣介石所經歷的時期,政治統治的關鍵似乎既在於通過現代技術和組織紀律來保證效率,也在於建立或者培養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達到政治目的,與其靠一群目不識丁的貧農大軍,還不如擁有一批相對人數較少,但有組織、可以信賴、掌握著現代技術和雄厚的物質基礎,具有很強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們已經看到,控制中國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貫想要佔據的資源之一。因為警察為他的秘密特務活動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為地方公安局為他滲透到城市的政治體系鋪墊了道路。有人聲稱「到了1933年全國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雖然這也許有點誇張,但從1932年起,戴笠的影響便開始驚人地滲透到許多公安機關中。    
    但是戴笠從來不放棄競爭。整個這段時期,他的權力是逐漸增長的,但總受到陳果夫和陳立夫的制約。他們也指揮著自己在黨內的秘密警察——在蔣介石於1938年改組了特工後,它被叫做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    
    中統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區的機關以外,還管理交通部統計調查局、財政部稅務局、內政部司法人員培訓機構和縣長培訓機構、外交部外交俱樂部、教育部和中國駐外機構的特務,局長是陳果夫的外甥徐恩曾徐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曾在美國學習電氣工程。在徐的眼裡,戴笠的特務處不過是個由草莽和大字不識幾個的流氓組成的團伙,除了放火殺人之外什麼也不會。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陳氏兄弟

    但若從徐恩曾的叔叔們即陳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務處一開始就是蔣介石用來抵銷他們的秘密監視力量的。例如,約翰·卡特·維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報道,「(戴笠的)組織有時被用來制約CC派控制的黨內警察,它表明了蔣介石控制國民黨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即用制衡來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    
    陳立夫自己宣稱,對戴笠獨立的秘密特務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兩年之後才聽說。直到1934年,陳立夫以為他作為中統(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下,後直接歸軍事委員會管)局長,是情報活動的惟一領導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蔣介石的一個特別警衛,負責蔣的個人安全。「無論蔣先生到哪裡,戴笠都派人去做預先準備。個人警衛的頭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衛中也有間諜。」    
    但當陳立夫把中統交給徐恩曾時,他發現戴笠培養了另一個獨立的、與他的組織平行的秘密特工機構,而且是奉蔣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調查局交給徐恩曾不久後,蔣在沒讓我知道的情況下要戴笠領導一個單獨的機構。你看,當只有一個秘密警察機構時,我們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蔣先生要用其他機構來制約我們。    
    開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戴笠的機構。我是怎麼知道的?戴笠對別人說蔣先生分配給他調查工作。中統局的人對我說戴笠變得活躍了。我局裡的同志們自然不高興。他們感到蔣先生不信任他們。我這麼對他們解釋:我們的工作是中國人所謂的「耳朵和眼睛」。我問他們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當然是兩個。所以,我說,執行我們的工作得要兩個機構。我對他們說別對這個並存的組織存疑心而要與它合作。    
    開始陳立夫對戴笠的活動假裝視而不見。他回憶說:「我假裝不知道。後來蔣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經我之手,但儘管他這麼命令,體制並不這麼百分之百地運作。我不在乎。」    
    實際上他很在乎。他後來坦率地承認。    
    我被置於一個困難的處境。如果我不向蔣先生打聽戴笠,那就顯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問了,又顯得我多心。總之,幾個星期後我發現了戴笠的情況,我對蔣先生說戴笠說蔣先生要他做調查工作。我問蔣先生這是否屬實。他好像很尷尬。他說戴笠在做某種工作並要我指導他。    
    這使陳立夫處於更艱難的困境。說穿了,誰願意負責限制戴笠危險而慘暴的工作?    
    我對知道戴笠的機構並不十分積極。為什麼呢?我對這類工作已經感到十分厭倦。    
    我去見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問題,我總是去找戴先生談,他是個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總是給我很好的建議。我對戴先生說我這個人不適合這個工作。他提醒我說當一個人進了廟——戴先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會看見微笑的大肚子彌勒佛菩薩,但在他後面的人會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經。當他向廟再走近一點,他會看見一個微笑的如來佛坐在中間,但從兩邊看去,他會看到十八羅漢顯得兇惡並把持著各種武器。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聽話,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對我說我最好還是做這個工作。要是我不做,誰來控制這些掌有強大武器的人呢?他把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當它由別人來掌握時,也許會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來看管,他們就不敢做壞事了。我能夠減少危險。沒人更合適這個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談了解決問題的總原則也談了我很和善的事實。我就像彌勒佛。他的意思是這是領導兇惡的人所需要的類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陳立夫可能對蔣情報組織並行競爭的制度頗為不悅,但他的戰略家本能對制約平衡還是非常欣賞的。    
    當然,蔣先生信任戴笠。負責這樣工作的人必須絕對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煩,那也將是災難性的。從一方面看,蔣先生監視他,從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監視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絕對可靠,但加倍檢查、小心謹慎總沒錯。    
    自然,陳立夫對戴笠實際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值得懷疑。「我實際上有沒有指導戴笠的機構?當出現重要問題時,我跟戴笠一起商量並指導他。」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聯合機構

    事實上,陳立夫的控制是相當間接而且帶協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個時期,一個特別秘密委員會(也叫密查組或調查組)在陳立夫的領導下成立,它專門協調蔣介石的情報活動。據陳立夫說:    
    在1935年建立的一個聯合組織是為了促進協調中央和軍事的調查局。它直接歸蔣先生領導。我是聯合組織的頭。我的副手是陳焯,他在軍委做過重要工作……這個聯合組織由三個科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領導。它的大多數人員都在組織部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有現任職位。二科由戴笠領導,他們大多數人員的工資來自於軍事機構。三科,由丁默領導,相對比較小。它有特別資金支持。    
    一科負責所有「不帶軍事性質的反共工作」,帶軍事性的歸二科管。    
    戴笠的機構或工作組屬於軍委。它的任務一方面是保護蔣先生,另一方面是執行蔣先生佈置的任務。這逐漸朝著軍事方向發展了。戴笠的人在軍隊單位和軍事組織裡並在一些軍國主義的領土上工作。但是,這個機構也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他們的工作屬次要地位。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消滅在軍隊裡替共產黨或日本人工作的間諜。    
    三科負責國際情報,尤其是關於日本的情報。    
    這個神秘的、「沒有名字」的「聯合組織」的任務是協調各個科或局的活動,尤其是中統和戴笠的「特務處」之間的活動。協調是通過每週由陳立夫召集的「討論戰略大綱」的會議執行的。    
    設立這個聯合組織的原因之一是由於這兩個局經常在辦同樣的案子。我們要通過聯合組織把結果具體化使相互核對成為可能。當然,有時,重複也是必要的;因為兩個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聯合組織的名字叫什麼?兩個局真正重要的人……這是一個私人關係問題。    
    該組織也許還審閱了一些個別機構的報告,尤其是當他們在處理蔣介石同時向兩個局的人佈置任務的時候。    
    不論在當時還是以後,陳氏兄弟對戴笠的秘密特務都瞧不起,認為他的人過分地依靠殘暴和恐怖手段,針對敵人的運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確的判斷力。陳立夫一般在大學生中為中統招收人員,而且常常僱用曾在蘇聯受過訓的前共產黨員做他的特務,理由是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敵人的世界觀。儘管戴笠後來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從美國帶回來的,或由梅樂斯將軍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學」調查技術,但他卻永遠無法擺脫其殘暴無情的形象。用維森特的話來說,戴笠在別人眼裡一直是「國民黨後期壓制傾向的個人體現」,沒有陳立夫那種精細微妙的耶穌會般的名聲。    
    戴笠知道陳立夫對他的蔑視,特別是在他的局暫時與中統合併到了中央軍委第二處後。戴笠從未饒恕陳立夫那時對他的「藐視」,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檢查的時候。從那以後,他多年一直懷恨在心。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鄧文儀與南昌機場縱火

    在蔣介石內部圈子裡的黃埔同志們中間,戴笠更直接的競爭對手是鄧文儀。我們已經看到,鄧文儀是蔣的一個「狂熱信徒」,他反共的堅決態度使他到了經常唾沫四濺、胡說八道的程度。在黃埔圈內,他被認為是最瘋狂的「清黨」鼓吹者,由於在「四一二」政變中擁蔣有功,被任命為總司令的侍從室長。他死心塌地,哪怕蔣有時對他不好,他也還總是站在領袖的身後,虔誠地為其主子服務。他積極地在其他黃埔學生中籌款以出版蔣介石的文章,同時起勁地印刷各種「剿共」手冊,如《「剿匪」手冊》和《「剿匪」主要文獻》。    
    1932年之前,鄧文儀在侍從室的位置對於控制反共間諜來說十分關鍵。戴笠組織的日常報告總是送到侍從室第六組去,這個組由鄧文儀控制。1932年後,鄧掌握了南昌行營總部調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機場縱火案使鄧文儀的權威受到挑戰。    
    一架正在南昌機場修理的軍用飛機著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機場的營地和樓房,燒燬了整個機場,那是蔣介石持續轟炸江西蘇維埃的基地。鄧文儀的調查科奉命調查此案。與此同時,上海報界的傳說是,縱火是航空局的官員干的,目的是掩蓋他們貪污國家資金的痕跡。但鄧的調查組沒有發現這種說法的根據,於是他們就此向南昌發電,而這份電報被截收後向報界透露了出來。    
    上海報紙立刻發表了這份被洩露的文件的摘要,並指責鄧文儀接受了航空局的賄賂而掩蓋整個機場縱火案的真相。儘管鄧文儀本人聲稱這是他的對手們為了控制航空局而製造的陰謀,但他無法向蔣介石證實他的無辜沒有太多的糾纏,總司令便下令開除了航空局的官員,解除了鄧文儀所有的公職。戴笠馬上接管了鄧的反間諜角色,把自己的特務處與南昌行營的有關科合併,於是他總算讓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規軍事供給制。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擴充特務處

    這時戴笠已經在中國26個城市建立起地區性特務單位、省站和基層的組。在南京租界地區、鐵道通訊組和財政部密查組也有特務單位。    
    在南昌機場縱火事件和鄧文儀被貶黜後,戴笠不僅接管了南昌衛戍部隊的調查部,而且馬上開始在中國軍隊的所有治安和憲兵機構裡擴展他的特務組織例如在憲兵總部,他設立了梁干喬和張炎元領導的政訓處。他從自己的特務中任命了「政治訓練員」,安插在各個憲兵連內。各省的保安處還奉命成立諜報股,股長是該地區特務處的頭目。    
    戴笠最終控制了首都警察廳調查科,它在名義上由趙世瑞領導;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由吳乃憲、翁光輝和王兆槐先後任大隊長;浙江省保安處調查股由翁光輝任股長;京—滬、滬—杭鐵路局警察署由吳乃憲任署長;最後,他還控制了禁煙督察處密查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數省公安部門訓練科和偵察隊的重要運作部門都把南京的特務處當做他們自己的「總處」而直接向它匯報工作。    
    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改組之後,鄧文儀還是繼續當力行社的助理書記,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領域中的機會,甚至也許失去了對那方面的興趣,而且整個轉向了宣傳工作,1936年,他又當起了復興社的書記長,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話說,他準備像戴笠成為蔣介石政權的希姆萊一樣,成為它的戈培爾。「我對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萊只有雨農才夠格」。    
    戴笠不喜歡被比做希姆萊。在尋找自己合適的角色上,戴笠是個戲劇性的大師。在這個生活階段,他喜歡把自己比做孫子眼中的間諜大師和戰略家:為政治車馬開道,讓國家列車在他身後平穩地前駛雖然後來他發展了一套比較周全、深受儒家影響的關於特工職業道德的理論,但在1934年他的指導思想只有四個要點。他用手跡形式散發給他的同事們四個要點:1.堅持三民主義;2.運用推理,講究理性;3.培養感情維繫;4.遵守紀律。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戴笠對領袖的忠誠

    這四個要點旨在培養對領袖個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迅速地體現出來。跟納粹元首一樣,不論蔣介石是否在場,都會受到人們致敬,並伴隨著鞋跟有節奏的撞擊。「1933年後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每次會議上只要提到委員長的名字,人們便會起身立正。」所以戴笠的特務處總部大會堂裡裝飾有強調理解領袖的擔子和對他集體支持的感情性口號:    
    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團體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    
    戴笠勉勵他的特務們採取一種強調個人能動性的哲學:「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決心!」但與此相矛盾的是,他們在同時又被告知,要被動地即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的意志:情報人員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們應當把領袖的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    
    領袖的概念對戴笠的世界觀特別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傳統觀念。一方面,蔣介石的弟子們、前黃埔軍校畢業生,對他們的校長保持了崇敬之心。但這種忠誠超越了孔學範圍,它要求總司令的追隨者們拋棄自我。蔣介石對弟子們的要求結合了19世紀末曾國藩「強健孔教」那樣的狂熱的忠誠,主張建立在現代軍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礎上的個人自我約束。蔣把自己樹為這種約束的榜樣,其信徒必須自覺地傚法領袖嚴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恆奉獻的高標準。他們得在對領袖事業的服從,在完全獻身於領袖的過程中,通過領袖本人對他們的讚許,直接地、逐個地去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    
    1933年9月20日,蔣介石在江西星子縣對幹部們作的「如何做革命黨員」的講話中,把這種對「領袖的信仰」與國際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仰一個賢能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有什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一切事情要他領袖來最後決定,我們現在就要認定中國非有一個領袖,非大家絕對信仰這一個領袖,不能改造國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後你們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質,就是只有領袖一個人,除這個人之外沒有第二個。所以一切的權力和責任也都集中於他領袖一個人,當然領袖自己要有偉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來做一切黨員的楷模!而每個黨員,也務必能直接為領袖,為團體,間接則為社會為國家,為革命主義而犧牲一切!我們哪一天入了這個革命的團體,亦就自哪一天起將我自己的一切權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給團體交給領袖了!絕沒有第二個思想和第二個精神,只有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真正叫做一個法西斯蒂!    
    這一點是最要緊的,大家回去要拿這個意思切實告訴一般同志:現在革命不能如從前一樣散漫,第一就是要問你有這個對領袖絕對的信仰沒有?能不能將自己的一切統統交給領袖?既做了這個革命團體的一分子,這一點一定要先做到,然後我們這個團體和中國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黨員要將自己的一切交給領袖,另一方面領袖不僅對於革命和整個團體要負責任,就是對各個黨員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負責任。不僅對黨員本身的事情要負責任,就是對黨員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負責任。不僅是對黨員生前的職責要負責任,而對於他身後的一切善後撫恤,尤其要負責任。總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領袖,盡忠團體,努力革命職務,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會由領袖來負責,團體來負責!大家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戀家惜眷,愁窮歎苦,或是怕自己犧牲了以後,家眷兒女沒有人照顧,身後一切的事情,沒有人辦理。總之,黨員個人的一切,無論他生前與死後,自有團體和領袖來為他負責,自己不要再為自己個人來打算,要完全為團體,為主義,為革命,為領袖而努力!    
    這便是當初使這批忠實的追隨者們進入秘密組織力行社的目的,對於後來併入戴笠的軍統當中的特工部門來說,這是個必須永生銘記的信條。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家規

    戴笠是蔣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傳統中豪門的「家長」一樣統治著手下的特務們。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個組織是個「大家庭」,強調模範團體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親自對部下的生死承擔責任,以換取他們對特工工作的忠誠和獻身精神。在特務處1935年1月初於杭州西湖畔召開的一個集體討論會上,雖然採納了克格勃或蓋世太保的運作技術、間諜方式和組織形式,但戴笠拒絕接受它們的組織精神。戴笠強調,中國秘密特工必須建立在中國的「仁」和「義」、「忠」和「孝」的概念上。「我們的同志們在仁義的原則上集合起來,我們的集體團結是通過忠誠和義務建立起來的。」    
    戴笠是這個秘密組織的家長,他對自己的學生和下級,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奉獻。傳統家長身份從另一方面顯示了戴笠是以一種貴族主人的過於慇勤來對待他門庭中的「貴客」的。戴笠經常引用古語「士可殺,不可辱」,盡量對他周圍精幹的外勤特務、高級官員和來往的學者們體現自己的仁慈和關懷,但他對自己的學生(也就是所有從特訓班出來的人)和下級,則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奉獻,並以極端嚴厲的紀律約束他們。    
    對違反他規定的人,戴笠以三種形式給予懲罰:口頭警告、禁閉、由行刑隊槍斃。儘管他講究禮儀,但他是個極易發怒而尖刻的人,這也許是他故作謙恭的姿態和本能的意志之間的不協調所致。他經常發脾氣,發起來便會破口大罵,斥責他的部下破壞了他的「家規」。這些規定代表了家長對他的家人發佈的指導個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賭博和麻將,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戰中禁止結婚。據奧利佛·卡維爾(Oliver Caldwell)說:    
    常奇怪的是,戴笠對部下受女人影響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組織裡有女人,她們既是秘密特務,同時也照顧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強烈反對婚姻或永久結合。    
    戴笠引用《漢書》裡的一句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以此禁止軍統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趕出中國之前在局內或局外結婚。    
    為了執行他的規定,戴笠在特務處內部設立了一套複雜的監視系統。大量的人員被分到柯建安領導的督察室下的內部督察職位上,他們的職責有重複性。這個指揮連鎖系統顯然直通戴笠本人。所有內部監視機構的報告都由戴笠本人親自審閱,不管報告人的級別如何。任何時候只要有人違反了「家規」,便會遭到斥責,然後接下來便經常是在戴笠的監獄或集中營裡關禁閉。關押的時間不限,儘管戴笠對「紳士」們非常禮貌,但沒有人、哪怕是他組織裡級別最高的人,能夠逃脫懲罰。


第十五章 躺進棺材軍統的監獄系統

    對戴笠的監獄和集中營值得研究一番。    
    蔣的將士們解除了新四軍的武裝並將他們逮捕投入了集中營(叫做勞動營)。有一段時間,不光是戴笠(他被譏稱為中國的希姆萊)的「正規」秘密警察,而且連國民黨的警察都在抓人。據說集中營有十幾處,它們不僅用來囚禁共產黨員和企圖前往延安共產黨根據地的學生,而且還關有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中間黨派」的代表,以及那些僅僅因為批評了政府的人。    
    這些監獄是「塞滿了受過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籠,這些人有的在裡面多年,而且本應根據1937年統一戰線的規定予以釋放的」。後來陳立夫對一個採訪者說: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機構去?大多數。我認為結果怎麼樣?很好。我會告訴你為什麼。大多數共產黨員都是昏了頭的。一旦被抓住,他們就出不去。共產黨員使用各種手段:金錢、女人,來拽人「當新成員」。大多數人加入共產黨是因為暫時昏了頭,而不是因為他們有信仰。我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從我與你的對話中。共青團?不見得。我看到過許多左翼青年。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結論。其他審問過嫌疑犯的同事們也這麼看,如張道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使用改造機構。這些是中國機構——蘇聯人不會使用它們。他們的政策是要麼用要麼殺。    
    最凶險的監獄包括獄長何輯生管理的益陽監獄、周養浩獄長的息烽監獄、福建建甌由曹飛鴻看管的「東南看守所」和西安蔣堅忍的「東北青年勞動營」。    
    東北青年勞動營是根據總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設立的(見附錄1)。它來自軍事委員會的戰爭幹部培訓軍第四團的特訓縱隊的編制。特訓縱隊的隊長是蕭作霖,後來被蔣堅忍將軍取代,蔣被命名為集中營的「教育長」。有300多個高中生和大學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軍和山西國民黨機構逮捕,被列入三個「大隊」。他們每兩週一次的政訓課意在駁斥共產黨在延安抗大宣傳的觀點。接下來的三年裡,勞動營持續擴展了各種功能。1944年它被組建成西北青訓縱隊,但仍在胡宗南的總體領導下。    
    集中營的確存在。除了對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們還是戴笠內部懲罰制度的一部分,這種制度早在特務處創立初期(上海特務站開始擴充的時候)就開始了。為監禁持不同政見的嫌疑分子和不聽話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個連他的高級特務都不知道的秘密地點設立了特別監獄。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車站,他們不帶手銬,但臉的下半部被用棉紗口罩遮起來,而且戴上墨鏡。他們幾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終身致殘。    
    通常,被捕者的一隻鞋裡會被佈滿釘子,使他們靠著負責押送的兩個特務之中的一個踉蹌著走路。他們從來都是在最後一分鐘裡坐進夜班車,然後在開車時被塞進沒有廁所的臥車車廂裡。到南京的一路軍統押送人員都十分緊張,因為連他們也不清楚他們自己是否會被送去坐牢。一旦到達地點,便與秘密警察在車站外碰頭,交接他們押送的犯人,然後,要是他們走運的話,就可以離開了。而許多倒霉的軍統特務則恰恰是在他們把犯人交給軍統接收委員會的時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後他們在戴笠的監獄系統裡待上多年,如果他們想最終出獄的話,他們被命令在監獄裡收集政治犯的情況。    
    像周偉龍、余樂醒或謝力公這樣的軍統高級骨幹起碼被關過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幹的特務,如許忠午、樓兆蠡等甚至被關過八次監獄。只要戴笠樂意,他可以隨時給予第三種制裁。戴笠可以任意對人判處死刑。戴笠本人可能也面對這種危險。他的領袖以殺人成性著名,特別是在他年輕的時候,人們曾悄悄傳說「他喜歡殺人」。如1941年,在軍統被處死的幾百人中,有30多人是因為違反了軍統紀律而被處死的。    
    不過必須理解,戴笠的懲罰並非胡來。    
    在他自己的組織(說到底這個組織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難以駕馭的冒險者組成的)內部,犯錯誤的人知道會受紀律處罰。他們顯然明白自己的錯誤或違紀行為和戴笠制裁的關係。事實上,他們知道這是由蔣介石親自監督的內部紀律懲罰制度的一部分,但這個制度從頭到尾都由戴笠個人執行。天津站站長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像行動組其他有經驗的槍手一樣,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裡也有一處住宅。1934年王為局裡的事去張家口,所以當北平發生「驚人」的謀殺案,並被認為是天津站的特務干的時候,他並不在。後來在北平偵緝隊宣佈破案後,關於此事的新聞風波才平息下來,但謀殺案的真相細節對公眾來說則是個謎。    
    在北平還被這個案子的新聞搞得暈頭轉向時,特務處北平站站長陳恭澍收到了戴笠從南京發來的電報,讓他為這個特務頭子在北平租一個旅館房間,而且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戴笠到達的當晚,兩個人從東長安街上的中央飯店買了外賣的食品帶到戴將軍的房間晚餐。在晚餐時隨便談了談後,戴笠便詳細詢問了陳恭澍關於王天木的情況,那時王還在張家口。當陳準備走的時候,戴笠說:「我在這兒等著天木從張家口回來。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談談。我準備離開北平的時候會打電話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從張家口回來了,當晚戴笠通知陳他準備回南京。陳到火車站去送他時吃驚地發現,他已把王天木逮起來了。    
    這之後王天木沒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職位上。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長的職位。一個月後,戴笠電報命令北平站「護送」天津站書記、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結案。這樣,天津站行動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務要麼辭職,要麼受到處罰。    
    戴笠向蔣介石寫了個關於這一案件的特別報告。據戴笠的私人秘書毛萬里說,整個報告只有幾百字長。但戴笠為此整整花了一個夜晚,從傍晚到天亮,一筆一畫地寫這個報告。戴笠扼要地敘述了這個事件,含蓄地指責前天津站站長,然後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績與成就,最後向蔣建議三點:一,死刑;二,終身監禁;三,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蔣採用了第二個建議。王天木於是被監禁在老虎橋供特務處使用的「丙地」軍事監獄。「丙地」專門關押長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裡一直關到淪陷時戴笠才把他放出來,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實際上是終身性的。你一旦成了特務處或者是後來的軍統局的成員便再也不會被解職,也不能辭職。誰要是向戴笠請求允許退休便會冒受長期監禁的危險。    
    特務們相互說:「我們組織裡的同志,只有活的進來,睡在棺材裡出去。」


第十六章 裙帶禮儀

    戴笠為了維持「紀律」而下令殺死的秘密特務男男女女幾乎達兩千人,可是他們在死後卻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認為「烈士戴笠認為如此被處決的軍統特務「用他們的生命維持了集體紀律的尊嚴和完整」,他們為軍統「家庭傳統」永恆的純潔而死他給這些被殺者的家庭及其孤兒寡母一樣的生活費、學費及其他費用。而這也是國民黨幹部家屬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蔣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陣亡者儀式的講話中立下的。戴笠當了軍統局的正頭兒後,每年都要在軍統總部召開10天的「四一大會」,由全局內部特務參加,紀念特務處成立週年並悼念死去的特務。會議召開之前,他會向各省市的軍統機關「負責人」發出秘密邀請。這些被邀請的客人代表他們的機關,到達後被莊嚴地引入大禮堂,在那裡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蔣介石本人。    
    隨著年代的推移,「四一大會」變得越來越講究,儀式也越來越複雜。軍統總部遷到重慶後,建起了一個「烈士靈堂」,參加10天紀念日的人會在禮堂裡看到懸掛的橫幅,上面寫著:戴笠(左)正在給特務們訓話碧血千秋,浩氣長存 繼續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由蔣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難者(死於工作)和殉職者(病故)及殉法者(因違法而受到制裁)哀悼。祭奠儀式後,蔣介石向在場的高級特務巡視一周。他離去後,與會者會捐以錢物和衣服等表示慰問。然後由戴笠主持會議,向到會人員講話,宣講軍統成立的過程,講述最高領袖對他們如何關懷。    
    戴笠講話完畢後,400多桌的宴會便開始,上的菜都是戴笠親自挑選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為蔣介石的健康,其次是為戴笠的健康,然後是祝全體人員身體健康。最後,戴笠讓值星官叫聲「開動」!特務們才坐下開始會餐。宴會上還有文藝節目,由軍統自己組織的劇團表演。慶祝會要持續好幾天,第一天的慶祝要到深夜後才散場。第二天休息一天後晚上仍有宴會。第三天休息,晚上在軍統辦事處舉行宴會和文藝晚會。第四天分小組討論工作問題。討論一般持續四五天。最後一天,戴笠要率領軍統局科級以上幹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無名英雄墓」(墓碑特意不刻名字)獻花圈,標誌會議結束。會後,戴笠率領各地代表去中央訓練班接受蔣介石召見,於是10天的紀念活動便全部告終,各地代表們回原單位。    
    雖然這些儀式嚴肅的儒家基調被戴笠莊嚴昂揚的講話強調出來(尤其在1941年之後),但在此之前他對部下的言論則要簡樸實在得多了。人們會對他在10多年前的30年代的一些對話粗俗扭曲的內容感到吃驚。那些對話暴露了他平庸的文化水平,但卻顯示了他精明敏銳的頭腦以及隨意歪曲格言和操縱周圍關係的能力他那時的語言明顯出自一個沉迷《三國演義》傳統的人,言詞不出「江湖」和綠林幫匪的範圍,聽上去則像個「幕友」。當然,他比衙門跑腿的要高過一頭,但他的語言只是小職員的,而不像個有學問的人的。


第十六章 裙帶江湖

    最顯示戴笠戰略眼光、最說明他受封建傳奇和草莽智慧影響的一個例子,是1944年春節胡宗南在西安馬陵公館設宴一事。宴會後,大家談起《三國演義》。胡宗南和他的客人,尤其是梁干喬、范漢傑和蔣堅忍,都從容不迫地從演義講到孫子兵法。戴笠開始哼哼哈哈,裝作不通經典。但在眾人鼓勵下,他異乎尋常地講起了他的觀點。他說,首先他不像范那樣讀過這麼多的中外名著,也無法從實戰角度對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談出個所以然來,因為他不是一員戰將。但他對孫子兵法的《得間》篇中「得間為主」這句話倒頗有些看法,認為《孫子兵法》是古今超絕的一篇「武經」,篇篇句句都好。    
    據當時在場的一位聽眾說,戴笠談起孫子來興致勃勃,講到「軍事間諜」和「軍事情報」時更是滔滔不絕。說到底,還是「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在這方面,戴笠的英雄是中國傳統上最早的「間諜王」、《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孔明)。在他的眼裡,諸葛亮幾乎是指導劉備如何創建帝國「大業」的神仙。    
    孔明作為魔法大師的本事最生動地體現在小說描寫他於建安九年二月(公元231年)出師伐魏一節當中。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與司馬懿對峙。他的左右二十四個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由扮作天蓬模樣的關興率領;孔明在他們的護衛下,用計施法,擺脫了追擊的魏兵,令司馬懿仰天長歎:「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    
    毛斯·羅伯茨(Moss Roberts)對羅貫中經典著作的權威翻譯,是用了毛宗崗的修改本。在該版本中諸葛亮被「神化」了,其梅林般的神機妙算貫穿小說始終。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這位中國現代「間諜王」、陰謀詭計的高手對「臥龍」的迷戀。戴笠甚至有點出乎意料地告訴宴會上的其他客人,說他將來有時間要寫一本諸葛亮傳記。    
    顯然,戴笠講這番話時還得把聽眾的素質考慮進去。他在抗戰前吸收的特務們大都是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男女。儘管他再三強調《孫子兵法》裡情報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但在民國時期間諜和反間諜都是名聲不太好的職業。許多早期吸收來的特務——尤其是從老百姓中招來的——大都來自社會底層:詐騙犯、打手、江湖藝人、小販、獄卒、劊子手、竊賊和幫會分子。這些特務經常搖身一變裝扮成糖果販、挑夫、街頭小販、餐館或旅館的侍者、家傭、擺報攤的或人力車伕,被派到外面去執行任務。    
    而且,管制文化活動的高級特務們也沒有受過當時一流的教育。從現有的關於這些官員的資料來看,這些特務大多數在20世紀初,在與五四運動的蓬勃思想隔絕的環境中接受了地方性的傳統教育。當然,戴笠上過浙江省師範學校,該校在1919年以前教授傳統文學課程還免收學費,於是吸引了家境貧寒的學生。秘密特工的其他一些要人,從鄧文儀、趙龍文到劉培初和喬家才這類中級幹部,自幼研習經史,崇拜《三國演義》和《水滸》中的英雄好漢,可以毫不費力地引經據典。可是和那些畢業於上海或北京的大學生相比,這些人不僅在入學考試中缺乏數學和英語的競爭力,而且對文化反叛及深受知識分子歡迎的西方化城市生活方式抱著矛盾的態度。    
    跟戴笠一樣,這些人的文化世界受了傳統英雄好漢和歷史典故的影響,這些影響轉而又對南京時期的特務處的成型起了作用。戴笠要尋找具有《史記》裡形容的「雞鳴狗盜」的能力,或具備許多通俗小說裡形容的「飛簷走壁」的勇猛武藝的人。    
    到了1940年中期,戴笠對這些超凡的武藝仍然非常相信。那時在重慶的軍統已經成為由專業密碼員和秘密特務組成的機構,配有短波無線電報話機和湯姆森機關鎗。戴笠在反覆斟酌後邀請了一些道士參加他的組織,還請了一個「功夫」師到局裡,把他當做《江湖奇俠傳》(當時非常流行的武俠小說)中主角的化身為了尋找「江湖好漢」,軍統從浙江中部的山區嵊縣招來了強盜綁匪,上海的許多幫會分子和詐騙犯都來自那裡。有一次,一個關押在武漢軍事監獄死牢裡的竊賊被釋放出來,接受了幾個月的間諜培訓後被分配到特務處工作。可以肯定,戴笠在總司令眼裡最大的本事之一,便是他啟用這些渣滓,將他們變為當局工具的能力。    
    那些年代戴笠對部下戰略指示的重點可用五個字概括:裙、辦、師、財、干。他對這些詞的解釋直截了當,一目瞭然。裙,不能再明顯了。戴笠經常說,在「玩政治」方面,總離不開「裙帶關係」。只要有可能,就應該盡量地去發現這些關係,甚至去創造它們,然後利用性關係去實現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則指戰國時代周遊列國的「說客」,在今天說來,就是軍閥們駐上海或北平的辦事處處長,專「辦」他的事務。這類人是「千里眼,萬事通」。與此同時,你得知道如何結識和操縱為高級領導人服務的各種「師」,就是軍師,紹興軍師爺之流,即現在為統治中國軍隊的將軍們當「機要秘書」和「參謀長」的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們,其他一切都好辦:「上下通氣,一通萬通。」 「財」很重要,它是壓陣腳的。而「干」,是指同時做上述的所有事項。「當然五字訣同時都抓到手是沒有的,破竹過關,要一節一節因勢利導地去幹。」    
    戴笠作為秘密警察頭子的本領,也從他會迅速地從一個角色轉換成另一個角色的能力中體現出來,而這一點又在於他能夠判斷出對方的反應和他們當時的感受的技巧。他對人性的瞭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別人內心的陰暗面,而他對自己內心的陰暗面則處之泰然。而正因為他願意承認甚至遷就自己身上的惡習,他自認為是掌握人類靈魂的大師。戴笠對利用「裙帶關係」的熱衷也說明了他玩弄女人的本能,至少迄今為止對他持有否定態度的傳記作家是這樣寫的。當然,為了迎合讀者的胃口,他們可以任意製造譁眾取寵的材料。


第十六章 裙帶戴笠和女人

    貶低戴笠的人說,戴笠不僅總與某個女特務有糾葛(如鄒志英),而且還不斷地威脅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對這些家屬發生興趣,他的部下會馬上告誡這些女人躲開。據說戴笠尤其熱衷於類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殺軍閥孫傳芳的施劍翹這類當代女俠客。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是孫傳芳部隊在安徽的一個師長,被孫殺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為父報仇。結果,施劍翹為了復仇大膽刺殺孫傳芳,使她成了一個廣得人心的名人:俠義孝女,合二為一。當時的人把她比做遊俠小說《兒女英雄傳》中的女英雄何玉鳳。而公眾則認為她是戴笠軍統的一個高級特務,這似乎是誤解。    
    戴笠還對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產生過興趣,她曾在熱河一帶女扮男裝指揮過偽政府騎兵隊與中國游擊隊作戰。但是,假如這些關於他的桃色新聞可信的話,那麼戴笠對任何種類或年齡的女人都會發生興趣。不管是傭人還是他最優秀的學生,是女特務還是醫生,是朋友的妻子還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軍統的特務們說,戴笠在許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與毛秀叢在1915年秋天結婚,那時戴笠才19歲,是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據說她非常固執僵硬,勤勞節儉,正直而胸無大志,甘於平庸生活。雖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風流韻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從來不敢跟他爭執。最終因為他的外遇,他們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叢的兄弟毛宗亮提拔為總管,任命他在各個訓練營地和軍統內部當合作社經理一類的職務,負責買飲料雜物。儘管戴笠對毛宗亮非常依賴,但他看不起這個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覺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個人。分居後,毛秀叢就病了,並於1939年死於上海。戴笠的助手們宣稱,他    
    對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尷尬。每次他坐車外出視察特務站,總有各種女性陪同,而他的隨從官則被迫做起中間人來。一位前秘密特務說:「我雖四次做過他的隨行人員,卻從沒有人敢提起他這些有關污辱女性的事。」    
    但並非所有的性關係都這麼隨便。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他生活的後期,戴笠似乎變得比較穩定並且有點重感情起來。在他戰前活動的高峰期,據說他有兩個主要的情人:趙靄蘭和葉霞弟,他經常同時攜她倆外出。比如,每當外地情報組送來緊急報告時,戴笠會從他所在的任何地點親自連夜坐車去南京向蔣介石匯報。在這些長途夜行中,通常有兩個司機輪換開車,戴笠往往在後座的趙靄蘭和葉霞弟中間休息。    
    葉霞弟畢業於浙江警察學校特訓班。她在三機無線電學校當事務員時,戴笠看上了她。她一旦成了戴笠的崇拜對像後,他便決定讓她住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的公館裡,學一套上層風度。戴笠是楊家的密友,也是楊家在環龍路公館的常客,他對這位國民黨將軍能夠在身邊圍起一大堆女人替他應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羨慕。他對楊虎的情婦們能夠犧牲色相,並奉命對將軍的要客給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葉霞弟學會了這方面的做法後,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國學習政治經濟學。她回國後,他又安排她在成都華西大學教書。後來據一個對戴笠最苛刻的傳記作家宣稱,戴笠把葉霞弟嫁給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當妻子。    
    這事是真是假且不說,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個情婦也許配給了一個朋友。趙靄蘭結果嫁給了軍統電訊處處長魏大銘。但這些聯姻對這些女人來說並不總是如意。1940年戴笠引誘他的英文秘書余淑衡,雖然這個年輕的湖南女人已經與軍統的一個重要特務訂了婚。戴笠說要跟余結婚,但兩年後他迷戀上了影星胡蝶後,馬上用送她去美國學習的方式把已經懷孕的余淑衡拋棄了。    
    儘管這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後年月裡的確為這位女演員所傾倒。當戴笠對胡蝶一見鍾情時,胡蝶已經嫁給了上海的商人潘有聲為慶祝他們的「婚姻」(戴笠最終想以合法的形式認可他們之間的關係),這位秘密特務頭子在重慶郊外的楊家山購置了大片的地產來建造一座景色華麗的公館,以示對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慶霧濛濛的傍晚,戴將軍和他的情人會夢幻般地沿著刻有「喜」和「壽」字的水泥道漫步,閒逛在用價值上萬兩銀子的熱帶植物和異國樹木裝點的「神仙洞」裡。    
    不過,對戴笠作為軍統秘密特務頭子享受和使用「裙帶關係」這一點並不應過於渲染。他與自己的私人職員和秘書的親密的個人關係,是他用可靠的關係來確保機密的一種普通的方式。這些習慣對戴笠來說,也保證了他在「內部」網絡中心對收集情報和匯報機密的全盤控制。因為他最嫉妒別人侵佔他的機密來源,並以此越過他而直接抵達他權力的主要源泉:總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輝事件。


第十六章 裙帶翁光輝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產黨的一個地下據點,查獲的材料中有一份共產黨的報告,報告中敘述了江西省紅軍的部署和裝備及其他軍事情況。法國警察署的中國偵緝隊隊長范廣珍是青幫分子,也是戴笠工資單上的人。於是他把一份秘密報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長翁光輝那裡。翁光輝立刻意識到該文件的重要性,決定不向戴笠傳達這一情報,而把這份極端重要的情報直接送到蔣介石手裡。    
    翁光輝畢業於黃埔三期,隨後曾在革命軍的一艘軍艦上當艦長。他得知當時有一艘中國軍艦在上海造船廠檢修,便決定佔有這艘艦艇,直接把它駛往九江,然後在那兒登陸到廬山,親自將報告送給委員長。但是軍艦一離開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個部下就向戴笠報告了這一情況,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準備好一架飛機,以最快的速度從南京飛到九江。當翁光輝的軍艦入港時,戴笠率領一支特務分隊已在那裡等著了。軍艦一靠碼頭,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輝扣押起來,他搜走了秘密報告,並威脅這個特務站站長說,要對他施以酷刑。翁光輝居然逃脫了死刑,但被撤了職。    
    從此以後,戴笠確保自己在每個秘密特務組都有個負責內部監視的間諜,這些間諜的名字無人知道,於是其他特務就不敢繞過他而自己去找委員長了。這樣,戴笠便積極地捍衛了自己在蔣介石眼裡必不可少的角色,同時使自己成為對蔣政體的其他領導人安全的主要衛護者。於是軍統便堂而皇之地對週末去上海尋歡的南京要員們採取保護措施。任何人被看見在他們的門前閒逛或在他們的汽車旁邊溜躂,秘密特務就立刻會把他們作為嫌疑分子逮捕。事後證明,這些嫌疑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完全是無辜的,但他們還是照常被關上幾個月的監獄。這些人在漫長的關押期間為早日出獄而行的賄賂,還為關押他們的特務們提供了額外收入。


第十六章 裙帶秘密特工壯舉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車站謀刺宋子文。宋當時頭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馬草帽,成了顯而易見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邊,然後躲進人群,藏在一個鋼架後面,倖免一死。但他的秘書唐腴廬被殺。兇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個「眼線」與特務處上海站聯繫,通報了兇手的情況。戴笠立刻派出兩個最精銳的特務沈醉和程慕頤來調查此案。「眼線」把他們帶到了蘇北,嫌犯在鹽城當保安隊長。在「眼線」的幫助下,他們把他騙到一隻小船上後便抓起來審訊。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說,刺殺宋子文是奉了「刺殺王」王亞樵之命。他還招供了另一個同謀:宋子文的前司機,現在揚州的一個機械廠工作,結果這個前司機被逮捕。這二人被帶回上海後,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個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機的身份,而且還要給沈醉5000元獎賞。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還給了宋,並說保護部長是他們的責任。此後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後來戴笠得到蔣介石的允許,可以越過財政部而得到宋的簽名,從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軍統要求中國銀行撥付活動經費的申請。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動,是在東南征服國內的軍界人士:1933年鎮壓福建反叛和1936年顛覆「華南王」。1933年11月,李濟深和陳銘樞領導十九路軍在福建建立獨立政府,要推翻蔣介石。這對蔣介石政權造成最嚴重的威脅。戴笠意識到福建反叛的嚴重性,便立刻親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甌。    
    戴笠攜帶一批以鄭介民為首、張炎元為輔的特務。特務隊被叫做「策反組」,分成4小組,由莫雄等人領頭,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區招募策反人員,顛覆反叛事業。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廈門外的度假島鼓浪嶼設立了辦公處,島上到處是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寓所,他們在那裡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熱。策反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盡量爭取叛軍。結果他們收買到了兩個關鍵的軍官: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和參謀處長范漢傑。在反叛開始的頭幾天裡,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敵人的密碼,使這位「間諜王」能在鼓浪嶼的寓所裡偵收十九路軍所有的戰役佈署計劃。此外,戴笠還爭取到了駐馬尾的團長,從而打開了通向福州的大門,使蔣介石的軍隊於1934年1月輕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這使戴笠在總司令的眼裡變得更加重要。    
    「華南王」即廣東軍閥陳濟棠,他與胡漢民一起領導建立在廣州的新國民黨。1935年5月胡漢民死後,陳濟棠參加了1936年6月反對南京政府的武裝起義,形成廣西軍閥對蔣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戰。戴笠又一次帶領鄭介民親自前往南方鎮壓他主子的敵人。鄭介民攜巨款前往香港,將這筆用來行賄的款子委託給戴笠的一個特務邢森洲。一個複雜的陰謀隨即開始。戴笠的人通過在南京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曾任中山大學校長)說服了廣東航空學校校長與陳濟棠的空軍司令黃光銳拉上關係。    
    與此同時,戴笠把他的一個最優秀的女特務,前上海舞廳舞女黃佩貞,派去引誘黃光銳。「裙」加「財」的確生效。刑森洲向黃光銳保證,他每次把陳濟棠空軍一架飛機交給蔣介石便可得兩萬元。6月30日,七架飛機從廣東起飛投向了蔣介石。不到三個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飛機離開了白雲機場,逐站向北飛往南昌。這支由150多名飛行員和機械師組成的隊伍加入了南京政權,使廣東空軍一蹶不振,陳濟棠感到大勢已去,當日「華南王」宣告辭職,乘一條英國船逃往香港。    
    廣東起義完了,戴笠再次得到蔣介石的讚揚,這種讚揚由於特務處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轉化為財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後,戴笠在中央銀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長貝淞蓀提款,只要憑蔣介石的一張字條,便不必經過任何財政部的手續。


第十六章 裙帶西安事變

    假如戴笠活動的惟一目的是強化他與委員長的關係的話,那麼對他來說最關鍵的時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西安被少帥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逮捕。當他們迫使蔣介石在統一戰線下與共產黨談判的時候,國民黨政府醞釀著反攻,包括轟炸西安城。蔣夫人阻止了轟炸,並命令忠於他們的軍隊不要從潼關要道進攻渭河谷。她的解決方式是飛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長宋子文、蔣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Donald)和自告奮勇的戴笠將軍。    
    蔣的這位軍事情報頭子痛苦地意識到置身於共產黨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險。說到底,戴笠對殺害成千上萬地下黨和「反革命」負有責任。他決心要為領袖的困境「赴難」。那時孫中山被陳炯明的軍隊包圍在廣東總統府,年輕的蔣介石決定趕去營救,這使蔣深得孫中山信任,成為他的革命繼承人之一。此刻,戴笠相信這個後來史稱「西安事變」的事件將是對他個人忠誠於蔣介石的一個類似的「嚴峻考驗」,於是他懷著「永豐號」般的歷史信念離開了首都。    
    在離開南京去「效忠」蔣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開所有副科長以上人員會議。戴笠曾發動過對張學良的情報戰,遭到慘敗。他作為負責領袖安全的官員,對自己完全沒有預見到這場危機深感內疚。他含著眼淚對部下說:「此去凶多吉少。」飛機於1936年12月21日離開南京飛往西安,戴笠帶了兩支左輪手槍,滿懷與校長共生死的決心。當他們終於到達西安見到蔣時,他衝向前去,跪在總司令面前抱住領袖的腿失聲痛哭,責罵自己保護領袖失職。    
    戴笠戲劇性的行為可能有些過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現對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及陪同總司令回南京起了關鍵作用。據當時的外國情報消息透露:沒人比戴笠更能說服少帥,一旦他們回到南京國民黨管轄區,他將受到國民黨秘密特工保護。不過,這「保護」後來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長期的軟禁,但張學良的命是給放過了,而楊虎城和他的一家則最終被軍統的劊子手們殺害。    
    蔣介石當然被戴笠願冒生命危險趕來西安與他會合而感動。他在事變中的日記《西安半月記》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後他在別人面前仍然經常讚揚戴笠在危難中對領袖的忠誠。    
    與此同時,那些在西安事變中未能前來援救領袖的競爭對手們在蔣的眼裡因此而失寵。比如,委員長認為,鄧文儀和賀衷寒在那兩個星期中表現動搖。於是蔣回到南京後,便把他們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職。1937年夏天抗戰爆發後,對鄧文儀只給了個戰時幹部訓練班第一團團長的職位。後來他當了成都軍校政治部門的頭兒,二戰後他總算被任命為國防部新聞局局長。但他因為沒有與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深入虎口」,在蔣介石那裡或在黃埔派中再也沒有恢復地位,直到十多年後他才被重新任命為侍從室書記。    
    戴笠在西安事變中還另有收益。作為負責張學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帥的部下如陳旭東、吳騫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員,把他們安排在軍統工作。此外,一批來自東北的警衛、助理、廚師、傭人以及與張的隨從有關的家屬們都被置於戴笠的管轄之下,這些人後來對他非常有用。比如,張學良的妹妹嫁給了陳錄的兒子,陳錄後來在日本人佔領時期接受了梁鴻志的傀儡「維新政府」外交部長的職務。戴笠正是通過她和她的東北保驃們,安排了對這位外交部長的暗殺。    
    西安事變還使戴笠與蔣夫人接近起來。回南京不久,戴笠就發了慢性闌尾炎,住進了上海宏恩醫院動手術。手術後,宋美齡親自來探望他,轉達蔣對他早日康復的希望,並關照醫院人員對他給予最優厚的照顧。自此以後,戴笠與「夫人」之間建立了親切的關係,他經常給她的秘書和傭人送錢送禮來打開自己的「裙帶門路」,以保持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    
    顯然,西安事變對戴笠來說意味著個人的凱旋。戴笠開始對自己在CC派的競爭對手、間諜頭子徐恩曾展開了決定性的攻勢。事變以後,戴笠被蔣介石認做最可靠的衛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組織及其活動對於「蔣作為黨的政治領導人的倖存必不可少」了。    
    抗戰更加堅固了這兩個人之間的同盟。隨著戰勢的發展和蔣介石成為國家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國擔當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國的企圖,最終為戴笠提供了擴展他秘密王國的機會。現在,「間諜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動有了新的內容。他們也將自己進行恐怖活動和暗殺陰謀的專長用於抗日戰爭中。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發的抗日戰爭為戴笠擴展他的秘密王國提供了一系列的機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後來諷刺的那樣,「國難當頭,大交鴻運」。戰爭在全國蔓延,阻礙了南京自上而下統一擴充軍事和警察的計劃,而且沿海地區的丟失切斷了蔣介石不可彌補的資金來源。但由於日軍的佔領區支離破碎,戴笠能夠見縫插針地把他的組織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軍事力量中去,而兩個相連的戰時經濟又使秘密警察得以從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運輸中獲得新的資金來源。戰爭還把特務頭子與杜月笙這類幫會分子撮合到一起,使軍統更加依賴於來自毒品買賣的非法贏利。    
    當時的人說,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當流氓時就認識了杜月笙。1927年秋,蔣介石從國民黨政府辭職並暫時解散了他的秘密調查單位,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密切起來。幾乎身無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來尋找生財之道,結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兒求援。那時,杜月笙已是個「名人」,他兩次給了戴笠50塊錢來對付困境。事實證明,戴笠的窮困並不長久。但在蔣介石恢復了權力並重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後,戴笠一直記著杜月笙的慷慨。    
    這一時期,蔣政權開始在上海與杜月笙合作進行鴉片交易。從實際角度說,把鴉片買賣集中在一個團伙手中,將這個難題與其他國事分開,更加方便,這樣如果出醜,便於抵賴。不再有盲目的競爭,交易變得井然有序,巨額的收入悄悄地匯流而來。新國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財政部便開始對鴉片進行正式壟斷,這種壟斷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區。開始杜月笙反對這個計劃,因為這對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脅。然而後來杜與國民黨之間達成協議:後者將上海地區的壟斷權交給大公司的一個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以此換來的收入由國民黨軍隊保護。    
    前面提到,戴笠開始動用這筆收入的一部分來支付藍衣社內的特務處的經費。CC派也通過杜月笙賺取了錢財。為對抗CC派——用前藍衣社成員對蔣介石政策的概括說法,即「以毒攻毒」——戴笠與杜月笙結盟為兄弟,並開始吸收青紅幫分子加入特務處,以此來加強他與地下社會和毒品走私的聯繫。    
    財政部1927年與杜月笙的協作總體上並不穩定,因為走私量如此之大,盈利如此之高,以至於協議雙方都禁受不住它的巨大誘惑。到了1931年,世界經濟蕭條開始嚴重影響中國經濟,中國本身每年生產1.2萬噸左右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應量的7/8以上。作為鴉片及其製品的來源,中國取代了中東,控制了美國市場。事實上,美國的大部分海洛因來自於上海和天津的實驗室。在約有10萬人染上鴉片癮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縱著10個這樣的煉製廠。其中最大的兩個每天贏利4萬元每月光是支付國民黨政府對這些工廠的保護費就要40萬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會見蔣介石。蔣向這個幫會頭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幫能夠參加「剿共」,他願出100萬元。他還答應與幫會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國對鴉片的壟斷,作為對地下社會投入600萬元的回報。不過,支付給這青幫頭子用的是財政部宋子文那裡貶值了的政府債券。在管理鴉片秘密壟斷的協議上,宋也沒有表現出誠意。這位正在想方設法支付蔣的「剿共」戰役巨額軍費的財政部長,對麻醉毒品眼紅起來,開始計劃用管制局沒收來的鴉片壟斷市場。    
    儘管南京當局在1931年6月18日頒布命令:所有的官員都必須服從法律,不得進行鴉片買賣,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們仍然繼續建立他們對鴉片的全國性壟斷,預計這項壟斷每年能給政府帶來1億元的額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內,鴉片買賣公司應運而生,用來儲存沒收來的毒品的倉庫也在安慶、大同和蕪湖紛紛建立起來。這些倉庫並非由它們所應屬的鴉片管制局負責,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別稅務局控制。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財政部安排了一個在江蘇市場公開銷售鴉片的方案,江蘇省政府授權在當年9月1日公開出售沒收來的毒品。杜月笙與省政府的代表們談判後獲得了對上海市場的鴉片壟斷,後來又在漢口的一次會議上答應直接向財政部上交300萬元,以獲取政府對從四川過來的貨船的保護,從而將壟斷擴展到了全國。    
    接著,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個新批發公司,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貨。據說「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國地方當局和其他機構支付20萬元。這個毒品銷售的龐大計劃的用意之一是保護特工。這有兩層意義。從地方上講,杜月笙三鑫公司的業務與中國市政治安力量的腐敗利益密切相關。據英租界的一份警察報告說:    
    他意識到武裝保護對運送鴉片必不可少,任命楊虎將軍為上海保安隊司令。然後保安隊成立了一個「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攤」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吳鐵成市長的命令由公安局兼併了。    
    在全國範圍內,杜月笙同時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大運公司」。該公司在經銷「航空獎券」上賺了一大筆,並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鴉片商。戴笠從賭博行業和毒品買賣得來的利潤被用來補貼秘密特工活動的經費。    
    與此同時,宋子文繼續盡力擴展南京政府對鴉片的全國性壟斷。1933年1月,再次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把漢口的特別稅務局劃歸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直接管轄。2月,鴉片管制的一切權力全都交到了軍委會主席蔣介石手裡。同年,中國當局繳獲了大量的嗎啡,漢口稅務局對鴉片船隻的納稅在1600萬元以上。國民黨已經開始有規律地把繳獲的鴉片送到杜月笙那兒去提煉海洛因。這時英租界的特別署發現,蔣介石決定把這批新繳獲的嗎啡提煉和出售,據說是用於醫療目的。其實,「所獲盈利是為藍衣社之用」。    
    規定給杜月笙提煉嗎啡和海洛因的時間是6個月。這段時間,他設在南市的加工廠得到承諾,會受到政府當局的全面保護。杜月笙從中看出贏利的機會——這可以幫助他籌集為維持壟斷而答應支付蔣的巨款。想到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經營毒品,他便與張學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長張學明暗中達成了協議,把張學明在天津儲存的嗎啡的一大部分運到南市的工廠去提煉,以取代被蔣介石的人沒收的那部分供應。據上海市政警察報告,吳鐵成市長「為默許這場騙局」而每月收入1萬元。    
    當6個月的時間到期時,吳市長向蔣介石申請延期,因為毒品市場不景氣,為提高他們的利潤得延緩提煉。蔣批准了申請,但到了中秋時,他獲悉了杜與張學明合作的騙局(也許是從戴笠那兒)。    
    蔣介石本來就已經為罪犯圈子公開談論政府與地下社會在毒品買賣上的合謀而惱火。他立刻從南京派遣了一支憲兵隊去襲擊和佔領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嗎啡工廠,他們在那裡繳獲了價值150萬元大洋的毒品。突襲的事一傳到杜月笙那裡,杜便對警備司令部副官長溫建剛施加壓力,讓他下令撤軍。撤軍令上蓋有上海市市長吳鐵成將軍的鋼印。但是,憲兵隊不僅沒有識相撤兵,反而呆著不走,而且還把吳鐵成的命令轉給了蔣介石,蔣大為光火,追問吳怎麼回事。上海市政警察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告解釋說:「市長為自己開脫,說他不知道有嗎啡工廠,而且他的鋼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結果溫建剛被押送到南京,最後被槍斃。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擺脫了他在這場風波中的責任。」    
    到了1934年,中國政府在鴉片上的年收入超過1億元。貪婪的宋子文決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與幫會分子爭奪對上海市場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鴉片管制部門的主任,還招收了一支由幾百個精幹警察組成的特別隊伍來實現他下的賭注。他失敗了,這也許是由於杜月笙願意迎戰他的賭注,因為說穿了這本是蔣介石的賭局。過了不久,宋子文的鴉片警察隊就解散,而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與杜月笙談成了一個在南市重開嗎啡工廠的新協議。自此以後,所有來自重慶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煉,全都壟斷在杜的藥劑師手中。    
    同年,杜月笙繼續青雲直上,他擁有的頭銜有:海陸空總司令部參議、上海地方協會會長、中匯銀行董事長、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上海中國商業絲棉貿易協會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員、上海市商會常務監察、中華蒸汽商業航海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以及《申報》、《時事新報》、《商報》和《新聞報》董事會主席。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全國對麻醉毒品的關注

    次年,1935年,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貴州,追剿長征中的共產黨。要是蔣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話,那他就會摧毀他們對鴉片的壟斷。美國駐華武官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報告說:    
    通過確保對鴉片走私的控制,蔣希望增強中央政府對各個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權。……沒有一個地方政府不靠鴉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夠控制一個省的鴉片供應,那麼這個省將永遠無望反叛成功。    
    通過史迪威的觀察,很容易看出為什麼蔣把他在貴州的軍事戰役轉變成一個製造中央政府對鴉片控制壟斷的機會,為什麼不讓鴉片通過廣西運到南方,卻轉而把它運到長江流域,再順流經漢口運到上海。在國民黨進入貴州後被任命為財政專員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為鴉片壟斷的頭目。與此同時,杜月笙及其鴉片企業被授予從貴州外銷鴉片到漢口和上海的壟斷權。1935年5月,為確保全國整個鴉片系統控制在個人管轄範圍之內,蔣介石撤銷了全國鴉片管制委員會,並取而代之親自負責全國鴉片管制。    
    蔣對貴州鴉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轉向雲南另找貨源。作為報復,南京政府在雲南和當時還未建完的漢口——廣州鐵路之間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後,雲南的鴉片商隊仍然穿越廣西,因為那裡的過境稅低多了。但儘管如此,廣西的軍閥們仍感到經濟上的壓力,而蔣的錢匣子則不斷地膨脹起來,其收入來自於他和杜月笙之間在鴉片壟斷上的特別協議和上海麻醉毒品生產的利潤。    
    但問題是,隨著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煉和零售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蔣介石宣佈了新的法律,懲罰使用鴉片提煉品的人。據上海市政警察報告,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戰中的一次新的高潮。中國政府最終有效地壟斷了鴉片交易,但因為華北的提煉廠和日本軍方對它的保護,日本人對嗎啡和海洛因的走私越來越獲得控制權。    
    還有,毒品和間諜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日本在東北擴展其影響,他們的特工單位與麻醉毒品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入侵華中,隨即開始通過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將自己的特務打入走私網中的方法,接管華南的毒品網。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上海爭奪戰

    1937年夏戰爭剛爆發,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建立起來的上海市公民聯盟,領導組織抗日力量。杜月笙顯然是想獲得「愛國者的光環」,他主動提出,在長江下游用沉沒他大達輪船公司的船隻來阻擋日本軍艦,同時還向捍衛上海的中國將軍們提供他的防彈汽車。但比起他與戴笠秘密協議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後組織反日地下抵抗運動來,那些被廣泛宣傳的壯舉便顯得遜色了。    
    盧溝橋事變一發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轉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關鍵的特務是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的隊長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恆社成員。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務集中在反共和對付蔣介石的其他敵人的活動上,所以對日本人的情報收集得很少。當時沈醉是特務處虹口行動的負責人,他在日本人圈子裡只有一個級別很低的特務:東有恆路上的當鋪店老闆。其餘在「小東京」的情報人員都是雙料特務,他們作為漢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務處只能從日本人佈置給中國特務的任務性質裡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圖,以便至少對敵軍的方向有所察覺。但這些情報往往都虛無飄渺。比如,盧溝橋事變後,一個酒醉後的日本特務說:「只要幾天工夫,上海便是我們的了,那時你們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來!」    
    幾天後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發了戰事。當中國難民潮水般湧向城北蘇州河邊的本地人區域時,戴笠意識到他們的軍事情報有多麼糟糕。他立刻命令備有無線電台的特務滲透到虹口、閘北和吳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為日本人很容易發現這些逆人流而移動的特務們。沈醉組建起一支由8名特務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內的小分隊,並將其活動站設在虹口。但他們在幾個星期內就被日本人發現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無線電報務員裘聲呼把他們的電台藏在裘剛滿週歲的小孩推車裡逃了出來,從此再也沒能回到那裡,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個虹口區沒有一個特務處的特務。    
    雖然如此,在閘北的浴血巷戰中,戴笠仍然贏得了游擊戰勝利的形象。通過他與地下社會的關係,這位秘密特務頭子鼓勵幫會和黑社會組織武裝起來反抗入侵者開始,他們完全是一群烏合之眾,在日軍面前不堪一擊,曾經企圖炸沉停泊在黃浦江的日本旗艦「出雲」號的計劃也未果。但不久,他們開始組織比較正規的半軍事化的隊伍,把上海之外的軍隊骨幹召集起來,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別動隊。城市游擊隊根據上海市政警察收集到的秘密情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決定在9月初組織一個「非常時期服務團」來對付上海的漢奸和間諜。上海雖已有保安隊,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離之後,它主要替市政府充當警察力量。    
    現在,為了在前線和敵後與日本人作戰,蔣介石決定創建一支城市游擊力量。軍事委員會相應地為這支力量撥款50萬元,歸國民黨第八十七師司令王敬久統籌。他在江陰的司令部已開始在一個「軍官訓練班」為情報工作培訓軍校生,該訓練班也是特務處「入門訓練」的一個程序。上海戰事爆發後三天,240個軍校生被作為特別部隊派往龍華小學。    
    王將軍的「非常時期服務團」的副司令們是直接向蔣介石匯報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蔡烴軍將軍和杜月笙,杜立刻想把這個新組織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後,王敬久將軍和蔡烴軍將軍發現這同他們目前的位置以及他們應當積極參與的工作不合適,於是就把組織這個新單位的事情交給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組織這個單位的過程中,杜先生意識到這是一個將自己部下安插為部門頭目的機會,便將龍華軍事法庭首席法官陸京士先生和上海總工會主席朱學范任命到這些位置上。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給軍委會後即遭到否決,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這對陸京士和朱學范也是極大的侮辱。    
    由於杜月笙一時無動於衷,上海警察局局長蔡烴軍將軍決定干預,在忠義會(上海市政警察的密報人把它形容成一個由「黃埔軍校生組成」並由蒲風鳴領導的團體)的幫助下,他在公安局內部設立了服務團辦公處。蒲風鳴和蔡將軍後來成立了兩個團:防護團和特務團防護團在蘇州河南北兩邊的活動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們組織了一支「上海槍手隊」,主要由無業遊民組成,他們用毛瑟步槍或手槍在敵後襲擊日本人。在蘇州河南面的南市,防護團由徵募來的市民組成,主要任務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個戶主每天都要出一個人去防護團勞動,該團由蔡將軍在露香園路的一個辦公處的副官指揮(該副官被認為是沈心腹)。    
    特務團的辦公處設在南市蠡園路旁屬於紹興府的一個私立學校裡。特務團由蔡將軍的前指揮官劉槐指揮,兩個副指揮官一個是公安局監察員陳伴農,另一個是前公車售票員張國權。特務團的正式成員大都從無業工人那兒招來,月薪9塊錢,外加可以容納1000人的學校提供的免費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該團。    
    特務團還有一個調查處,由30人組成,歸楊福林領導。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門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學裡住。其中有個以前當過小學校長的人叫傅多馬,他說,劉槐派他去打聽日本便衣特務在英租界的活動情況。他還被派去調查中國「漢奸」的情況。要是能找到足夠的證據,就讓中國警察逮捕這些漢奸,然後把他們押送到特務團辦公處進一步受審。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蘇浙行動委員會

    在蔡將軍手下的兩個團中無疑有戴笠的人,特別是在特務團的調查處裡。但這個秘密警察頭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們在工會、商團和地下社會的網絡上。顯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這個受侮辱的幫會頭子和他的青幫隨從們回到軍委會的正軌上來,並在10月初說服蔣介石為了將幫會分子轉為半軍事組織的骨幹而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    
    蘇浙行動委員會由蔣介石親自主持,其成員包括杜月笙、黃金榮、王曉籟、張嘯林、楊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陸京士。戴笠是書記長,他在法租界的善鍾路上設立了辦公室。委員會分成參謀處、政訓處、情報處、訓練處和總務處。各處處長均由特務處的人承擔,如陳旭東、汪祖華、謝力公和余樂醒。    
    當務之急是培養幹部和徵募民兵。於是在松江和青浦辦起了培訓支隊隊長的特訓班。10月初,戴笠利用委員會的權力為別動軍總支隊部組織了一個總司令部。這個後來以「淞滬別動總隊」著稱的司令部設在市南楓林橋附近的沈家宅1號。雖然在名義上這個組織由杜月笙領導,但戴笠是它的真正頭子,英租界的警察把他認做「藍衣社領導」。杜月笙的「外交」助理、山東來的青幫老軍閥劉治陸,是別動總隊的名義副司令。但各部門的關鍵職位全由戴笠的人擔任:陳旭東當參謀長,方超任參謀處處長,周偉龍負責政訓,周家禮是經理處處長(後由譚良甫任),周濟文為總務處長,余樂醒管技術室。余還和謝力公一起負責松江和青浦的訓練點。


第十七章 戰爭與別動隊別動隊

    淞滬別動總隊由5個支隊組成,每個支隊有500到3000人,總共有8000名民兵。每個支隊又相應分成3個隊,每個隊又再分成中隊、小隊和股。股及其以上的隊長們都是戴笠特務處的特務或者衡社的骨幹。    
    別動總隊的普通成員來自社會各界:上海商店的店員、幫會的地痞流氓、國民黨潰兵、上海淪陷後倒閉工廠的失業工人和工會成員等。此外,除了吸收新成員,別動隊還兼併了前保安隊的單位,如重組南市縱隊。9月初,領導別動隊第五支隊的陶一珊,被南京任命為上海市所有訓練中心的頭目,其辦公處設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    
    陶一珊上校的工商界人士組是穿黃卡嘰制服、配毛瑟槍和手槍的支隊之一。二支隊駐紮在南市魯班路東亞體育學校,奉命幫助警察維持法律和秩序。但據惲惠芳(他因為在1932年的恐怖活動而在英租界的警察中聞名)的證詞,他的別動隊支隊的目的,是「僅僅捉捕漢奸」,據說這些漢奸被移送到了附近的中國警察局。    
    三支隊分配給上海總工會主席朱學范(他的任命曾經被軍委會否決過),以保持對勞工的控制。其他勞動階層的組織有陸京士領導的郵政和海員支隊,還有一個碼頭工支隊。    
    喜歡指責的人後來把別動隊形容成一群「烏合之眾」,無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正規軍。不過,杜月笙的幹將們,如陸京士和水祥雲,還是暫時放棄了他們「陰暗角落裡的耗子」般的秘密角色,各個衣冠楚楚,儼然一副時勢英雄的模樣。但他們的光榮並不長久。別動隊本來應當衛護蘇州河南面梵王渡、曹家渡直到日暉港一帶,但日本人一向蘇州河南岸發動進攻,他們便潰退了。    
    戴笠在中國城區淪陷之前逃到了法租界海格路的辦公處。但他力圖效仿成為愛國典範的團指揮謝晉元在1932年捍衛四行倉庫的壯舉,希望重整旗鼓,奮勇保衛南市。可是他在上海的特務們有許多都放棄了他們的指揮崗位而躲到外國租界去了。上海站站長周偉龍向戴笠保證,他會在法租界裡建立一支潛伏區的敵後隊伍,來騷擾敵人。戴笠還命令他的同鄉姜紹謨組織地下間諜單位,在日本人佔領上海後收集和傳遞情報。    
    為安全起見,這些間諜組織得完全與別動隊分開,它們只通過龔仙舫向戴笠直接匯報。龔曾是特務站上海站的人事負責人,現在被任命為特務處與上海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但下面會講到,這些秘密地下支部要麼被日本反間諜機構破壞和粉碎,要麼成了為傀儡政府工作的漢奸秘密特工機構。而且,戴笠為了資助這些地下行動,在圍繞毒品走私的地下中日關係的錯綜複雜的網絡裡越陷越深。    
    隨著日本軍隊漸漸進入上海市中國區域,抵抗運動的主要領袖紛紛離滬。1937年11月,市長俞鴻鈞、宋子文、錢新之和王曉籟都偷偷去了香港。杜月笙在那裡與他們會合,並很快為蔣介石組織起地下情報行動,其經費部分來自他和戴笠建立的名叫「港記公司」的麻醉毒品工業。與此同時,日本人一佔領上海的中國管轄區,他們的特務機關(tokumu kikan)就開始以這個被分割的城市為據點,在「國統區」和淪陷區之間迅速擴張他們自己的毒品走私。    
    上海別動隊在日本軍隊面前潰不成軍。大多數武裝單位逃往蘇皖邊界,尤其是屯溪和歙縣等地,投奔了前湖南土匪陳士虎這類的軍閥,或者當了「游而不擊」的游擊隊員;要不就是被戴笠組織起來加入了最終由美國人武裝的「忠義救國軍」。別動隊最後一支分隊於1938年2月1日從上海撤出時向上海報界發了一封告別信,說他們離開租界是「為了外國租界居民的安全」。那時戴笠已經逃離上海,經香港到了長沙,「蘇浙行動委員會」徹底垮了。上海的戰爭成了一場地下行動,而接下來的34個月,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恐怖活動在租界裡秘密展開。戴笠又一次大有所得。


第十八章 訓練營戰地情報

    上海市政府於1937年11月倒台後,戴笠被召到南京。當然,他知道首都不久將陷落於來自東南部的日軍。於是他立刻開始準備城市的地下工作。想到戰事爆發後在上海設立軍事情報網所遇到的種種艱難,戴笠把南京指定為特區,由他最信任的一個部下錢新民任區長。他告訴蔣介石,錢擔任這個關鍵職務完全可靠。他還設立了兩個秘密電台,由女報務員主持,準備在南京被敵軍佔領以後潛伏下來。    
    南京淪陷以後,作為二局頭子的戴笠在全國軍事情報收集方面變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辦公室的使命是所謂的「軍事靜態調查」。在實際工作中,它被分為兩部分活動:由一組外勤特工進行「搜集」活動;而由二局的另一組人員對前者的情報進行「查證」。    
    搜集情報通常是由有軍職的特工們負責。他們的責任有兩重性:實地搜集關於共產黨的情報,並匯報他們自己所屬的軍事單位的情況。關於共產黨的報告被送到戴笠的辦公處(先在武漢,後移至重慶),然後經分類後再發送到復興社地方網絡或其他軍事機構中的特工去證實,以便採取行動。關於各個軍事力量的報告包括了當地的「保安團」、該軍事實體的戰鬥力(馬匹數量、武器量、人員的體質狀況)、士兵的政治背景和道德品質(是否吃喝嫖賭等),以及官員們的「思想狀況」。這些報告送到內勤人員那裡,他們有規律地跟蹤觀察這些具體單位在戰時與和平時期的能力。儘管前一種報告被認為比後一種報告更緊急,但二者被指定用同等速度發送。因此,戴笠的特工系統在通訊的清晰有效方面保持了應得的聲譽。二局的官員們誇耀說,在外勤特工與戴笠的總部間接收和轉發信息的速度上,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單位能夠與他們相比。    
    戰爭爆發後,戴笠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重點:向蔣介石提供軍事動向及國民黨將軍們的活動。為此,他建立了一些「戰地調查組」,將它們派到江灣、羅店、瀏河、楊行等地。每組至少有一個以大隊部政治官員作掩護的頭目、一個配有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的報務員、一個密碼員、一個內務人員,他們都是來自特務處總部的正規特工。若有需要,也會通過「畢業生調查處」從受過中央軍事學校訓練的無業軍官中增派人員。只要有需要調查和匯報的戰役,他們便奉命前往。由於這些人的軍事背景,他們能夠有效地與前線的軍事人員聯絡。戰地調查組還負責對軍人的監視任務。    
    蔣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戰地報告視為他所得到的關於前線最可靠的情報。但他對戴笠也許信錯了。雖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車去南京送報告,供蔣介石每早審閱,但情報本身並不見得來自第一手觀察。戰地調查組的人員,甚至組長們,只是在「營部」層次上受歡迎,但不允許到前線連排的陣地中去。擔任羅店和瀏河戰地調查組頭目的沈醉,好幾次要去前線觀察,都被一位旅長阻擋,因為那旅長要向南京隱瞞無法收復被日軍攻陷的一塊陣地的實情。    
    只是在整個戰線崩潰後,沈醉從對其他官員的採訪報告中,才逐一將失敗的原因比較準確地勾畫出來。    
    隨著敵人漸漸逼近南京,戴笠遷到了漢口。他的情報機關設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個小學校裡。他會偶然去湖南、貴州或重慶,但總是盡快回來審閱特工們送來的報告,並盡力確保他對戰時不斷發展的間諜網的控制。就是在漢口法租界的住宅裡,他獲悉了南京大屠殺的詳情。他還得知了南京特區區長錢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時,戴笠又震驚又惱怒。    
    早在日本人包圍南京以前,錢新民便把特區總部遷到了河對岸的瀏河。南京一陷落,錢新民便攜帶「首都」特區秘密特工的名單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務機關(tokumu kikan),並幫助日本人到處逮捕軍統特工。只幾天工夫,戴笠在淪陷城市內開展地下情報活動的成果便被破壞殆盡。南京的網絡被錢新民徹底暴露了,因此戴笠責備自己是個「瞎子,看不見這個人的真相」。這位秘密特務頭子再一次為使總司令失望而感到萬分沮喪,他對最早向他報告錢新民投敵的沈醉說,他因為擔保了一個「完全沒有良心的人」而在蔣介石面前丟盡了面子。    
    南京淪陷後,在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次大改組。1938年2月4日,蔣介石成立了一個「黨員監察網」來「檢查黨員們是否真正在做佈置給他們的工作」。據陳立夫回憶,「蔣先生覺得黨員們沒什麼用。共產黨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我們的黨員沒有。他們對執行命令粗枝大葉而且鬆弛散漫。蔣先生覺得有必要檢查他們,督促他們。」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軍人入黨,而且省政府主席們也當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國民黨被置於一種戰備狀態。1938年3月至4月,在武昌珞珈山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為黨的「總裁」,而治安工作的重要性也得到加強。


第十八章 訓練營軍統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特務處名義上仍屬陳立夫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立的中央調查統計局之下。在那年冬天的一個短時間裡,中統被重新命名為「大本營第六部第四組」,徐恩曾被稱為中將和組長。    
    然後,1938年3月29日,蔣在黨代會上宣佈,中央調查統計局成立,簡稱中統,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辦公處。這個全新的組織原是陳立夫主持的聯合機構的第一處,將由徐恩曾領導。可以肯定,它的大多數成員和特工都來自於原組織的情報部門。同時,戴笠領導的調查處(原聯合機構的第二處)仍屬於軍事委員會,但被重新命名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於是,戴笠的軍統終於正式成立了。    
    由於戴笠在國民黨內的浮淺資歷和在黃埔圈子裡的低級身份(說到底,他僅是黃埔六期的一個學員而已),蔣介石怕一旦任命他為軍統的正局長,其他部門會不服氣。於是總司令便暫時任命他的侍從室長(侍從室主要由蔣介石的警衛人員組成)為軍統局局長。在名義上,戴笠開始只是軍統的副局長。    
    事實上,戴笠對軍統擁有絕對的指揮權。軍統成立後頭兩年裡的名義局長賀耀祖、錢大鈞和林蔚文都非常明白蔣介石的意思:戴笠應該全權負責軍統,而且他們不應過問軍統的工作、人事或財政這些方面的問題。每年4月1日紀念特務處成立日的時候,局長會到軍統總部來聽戴笠的年度報告,然後就離開了。大多數在總部外面工作的外勤特工甚至都不知道在局裡還有職位比戴笠更高的人。總之,到了1940年,戴笠大權在握,終於被任命為正局長。    
    軍統剛成立時並非是個很大的組織。當戴笠在1938年獲得軍統統治權時,它只有四個「處」和兩個「室」,共有100多一點的「內勤人員」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員」。其中有些處與原藍衣社的第二處有重疊。復興社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僅在新成立的軍統裡任秘書。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併到了軍統的情報、行動、司法和電訊處裡。


第十八章 訓練營老競爭對手CC派

    三四年前就開始的藍衣社與CC派的競爭和敵視隨著改組遺留了下來。儘管戰時需要團結一致,這些機構在正式分開並互相獨立後,仍保持著這種分裂狀態。據陳立夫說:    
    中央調查局負責社會,軍統負責軍隊。很難在這之間清楚地劃分。兩個組織經常辦同一個案子。他們經常碰到並發生衝突。他們就像兩個在黑暗中摸索而碰撞的人那樣。我們與共產黨不同,那是單獨的一個組織,它的工作沒有被劃分開來。難的是,每個局都很容易侵犯另一個局的領地。常常是,一個將領的部隊逮捕了把他的地區作為活動根據地的共產黨人,但如果「軍方」宣稱那是它的領地,那你就無法進入。    
    雖然這兩個情報局互相寫對方的報告,但中統並不敢對軍統進行滲透。而且,儘管一些軍事將領對戴笠比對徐恩曾和陳立夫更感到害怕,但中統在軍隊裡也不直接開展工作。    
    中統局在軍隊單位裡進行工作嗎?沒有。它的政策是「不碰軍隊」。不然事情就會變得複雜並衝突起來。不過,要是中統局得到信息說軍隊單位的某個人與共產黨串通,而且這案子由於時間關係很重要,就會有更詳盡的調查。如果調查結果證明存在這種串通,它會報告戴笠,好讓他採取行動。    
    可以想像,軍統也不試圖對中統進行滲透——起碼在總部這一層上。在地方,戴笠經常利用中統設立的調查機構,他的人有時會與中統的特工在一個具體的單位中密切合作。總而言之,兩者間的關係一直非常僵硬,軍統在軍隊裡的位置與正規政治委員的體制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陳立夫的遺憾尤其說明問題。    
    戴笠的特工是否與政訓處或者他所負責的軍隊單位裡的特別黨部合作?不見得。軍隊中存在好幾條不同的政治路線——它們不見得在某一點上匯合。這與蘇聯軍隊單位的政委制不同。我們的情況是,每件事都取決與它所涉及的人。舉例說,比如,我是戴笠派遣的一個特工。你是由政訓處派出的,在那個特定的單位裡還有另一個人是軍隊黨部的書記。假如我們是朋友,我們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被中央當局派來的——有時是可能知道這點的——於是我們可以密切合作。一切取決於個人的關係。    
    在戴笠和陳立夫之間競爭尤為激烈的領域是通訊,以及對電報和郵檢的專門控制。當然,陳立夫對自己在無線電和密碼上對國民黨北伐的貢獻是非常驕傲的。這個情報工作的技術性符合他當時及後來對中統——中國的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想像。    
    但戴笠對這一領域也非常垂涎,二者的爭鬥最終導致了「聯合機構」的創立,而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三處的獨立存在,顯然是這兩個機構之間妥協的結果。    
    因為,除了負責收集外國情報,丁默的三處還負責郵電調查。在1937年的某個時期,三處的名字被改為「特檢處」。並且,次年,當這些單位都遷到了內陸後,蔣介石把特檢處置於軍委總參謀長的領導之下。後來,隨著中統在抗戰期間逐漸失去了對通訊的控制,特檢處開始向軍統匯報工作。於是戴笠獲得了對郵電檢查偵收的控制權,這在重慶時期對他的秘密警察體系具有非凡的意義。


第十八章 訓練營軍統的擴展

    這個在戰時建立的獨立的軍統局,終於為戴笠提供了他長期等待的機會:擴張他秘密的特務王國。幾年內,也許是在他被正式命名為正局長時,戴笠已經把軍統局擴展到了有10個處和許多相應的辦公室、地區站和小組的機關。    
    「區」成立於1941年,決定權就落到了區長手裡,區長直接向戴笠匯報工作,而且區長在改組了的軍統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例如,地區的監察員負責人事、財政、廣播和電碼設備、地區情報和實地運作。一旦區監察員得到戴笠的批准執行一項計劃,所有其他部門就會得到通知,要準備全力支持該計劃的執行。換句話說,一個區內的行動計劃被置於軍統機關內各個部門的需求之上。    
    與此同時,辦公處的人員超過了1000人,他們被分配在8個處、3個區和幾個室裡。    
    每個室與處同級。甲室是戴笠的私人秘書辦公室,由特務頭子最信任的人組成:張毅夫、何芝園和譯電員毛宗亮;乙室也叫秘書室,但它向戴笠的副手毛人鳳和鄭介民負責;丙室是計核室,張冠夫負責監督內部財政。    
    除了這三個部門以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室。機要室——原來的譯電科——由軍統內職位最高的女官員姜毅英負責。其中大多數成員都是江山人,所以他們可以在工作中用他人無法聽懂的方言,這些人廣泛地被認為文化層次低。另外,稽查室是個高層次部門,由郭壽華(後來是廖華平)領導。它相對由數目較小的一批辦公處人員和一大批對外的「秘密督察」組成,他們直接向戴笠和定期的「周督察」匯報對全國軍統人員的秘密監視情況。    
    結果,在擴充辦公處人員的同時,外勤人員也在繼續增長。就連那時的外國觀察家都意識到戴笠及其秘密特工的重要性。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一個鮮為人知的機關,是中央調查局。它是一個超級的情報和反情報機構,無疑它存在於黨和政府的所有機關當中。這個局由戴笠將軍領導,據說他是惟一的一個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見到總司令的人。    
    這個人事上的巨大擴張的實現主要是通過軍統的訓練營和間諜學校——戴笠日益把這些單位看成建立一個現代間諜系統的關鍵。


第十八章 訓練營訓練

    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學校內成立了一個「特別訓練班」。    
    學員們主要來源於特務處內文化層次較高的幹部,他們被分配在六個縱隊中的一個。一到三縱隊是訓練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員的;四隊訓練「全能性的特工」;五隊訓練駕駛員;六隊是無線電通訊人員。此外,「特務」一詞並不是軍統人員們所偏愛的稱呼。他們都知道它來自於日本語tokumu,而他們喜歡用蘇聯特工對自己的稱呼:從事「革命工作」、「革命保衛工作」、「情報工作」或「調查統計工作」。    
    四隊最享有聲望,它設有密碼術、偵察和監視、爆炸、攝影、駕駛、射擊、政治和外語(通常是英語和日語)課程。畢業生們要經過一場特殊的、在半夜舉行的加入軍統局的儀式:在一個佛廟裡,他們在陰暗的青燈籠下對著蔣介石的畫像鞠躬,宣誓忠於三民主義,保證在需要的情況下為領袖獻出自己的生命。然後,學生們飲雞血酒來結束儀式。許多畢業生後來當了情報員,在全國各地的特務處(後來是軍統)工作。    
    1938年,戴笠又「強調指出,軍統這門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勝任的,所以必須經過訓練和思想考核以後,才敢放手使用」。在他的指導下,接下來的七年中,軍統培訓了20萬基礎幹部、50萬人的武裝隊伍,並在100期特訓班中至少訓練了5000名通訊人員。    
    沈醉敘述過一段有關戴笠的軼事,這段軼事非常能說明戴笠對建立和壟斷特務訓練班特別的偏執。那是在抗戰早期,大批的流亡學生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來源。上海剛一淪陷,沈醉就向戴笠報告說,前共產黨人、十人團成員之一梁干喬在鄭州建立訓練班,為此他收容了800多個從淪陷區來的無法再繼續上學的學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幾百支步槍,請憲兵團幫助培訓,這使他建立一個精銳的半軍事化幹部隊伍的用意暴露無遺。    
    戴笠立刻寫了一封親筆信交送到梁那裡,命令他把所有這些有文化的愛國青年送到湖南。這位特務頭子打算在那兒建一所軍統訓練學校,好使用因中國沿海失陷而形成的這批人才。    
    沈醉遞交了這封信後,梁干喬立刻意識到他已經被戴笠把這些新人才武斷地掠奪走了。他氣憤之極,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學去當學生的訓練官。    
    三天以後,首都警察廳保警大隊長楊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喬那裡,這時這個前共產黨人終於明白,他除了向軍統特務交出這些受過良好教育而且能上檯面的人員以外,別無選擇。梁還認識到,由於想親自指導訓練為軍統工作的學生,他已經失去了戴笠對他——最早變節而來到蔣介石特工部門的一個前共產黨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學與沈醉發生了最後一次衝突後(據說梁大叫:「你們都滾!明天一齊給我滾!」),梁干喬辭掉了戴笠的特工,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後來到耀縣當反共專員,在一次戰鬥中死去。


第十八章 訓練營臨澧訓練班

    戴笠在湖南籌建的訓練班位於長沙外臨澧縣的一個舊中學校址。這個軍統重要的幹部培訓學校在它於1938年3月成立時,只是以「訓練班」的形式存在。1937年成立該學校的計劃小組開始行動的時候,軍統還沒有正式成立。於是戴笠使用了軍委的權力,把它命名為「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但軍委辦公廳不予以承認,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務委員會主任的職權把它改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    
    軍統第一期畢業生被吸收到這個中央警校裡,但在軍統內部他們只被稱為「特訓班」成員。學員們後來使用「臨訓班」或「臨澧訓練班」來稱呼他們當時的訓練班,他們對自己是軍統新特工訓練學校的首屆學員的身份都極為驕傲。因為,他們自然都強烈意識到,這幾乎相當於黃埔軍校。而且,戴笠決心要把軍統最優秀的人才送到臨澧當教員,使這一點更加明顯。畢業後這些男女便成為其他訓練單位的骨幹,如後來指導蘭州特訓單位的廖華平。吳琅任黔陽特訓班副主任,金樹雲任東南特訓班主任。    
    副班主任余樂醒關於情報工作的講話,更加激發了臨澧訓練班學生們的優越感。資歷較深的老特工餘樂醒,把他們的新職業與《三國演義》裡的主角諸葛亮的使命相比。「諸葛孔明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情報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組織家和實踐家。」他不僅在三國之間建立了「科學情報網」,而且還採用了「最有才華的高級特工人員」,同時他本人還是一個傑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實戰統帥。    
    雖然幾百個學生都是通過已在特工部門裡的親友介紹進來的,但並非所有的新生在剛到達臨澧,穿上灰軍服和領取12元月津貼時,都能意識到他們是進入了軍統的。從鄭州梁干喬那裡來的800多個年輕人被告知,他們是參加了國民黨軍隊「總監部技術人員」訓練班。他們中許多人無家可歸,而且他們在剛到達臨澧,對湖南還人生地不熟時就被派去與教員一起修建學校的樓房和蓋一個能容納上千人的草竹大禮堂。也許在主任余樂醒為取悅戴笠,用軍統頭子的另一個名字把禮堂的一部分命名為「雨農堤」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訓練的真相。    
    余樂醒實際上只不過是訓練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義上的主任。而教務處長謝力公是戴笠派去抵銷余樂醒對學生的影響的。在這些學生終於明白了自己是進了間諜學校後,他們變得十分不安起來。他們是逐漸明白訓練真相的。當學生們在3月到6月間接受「入伍訓練」(主要是觀察他們的政治思想狀況)時,他們的家庭背景受到調查,本人的個性也受到考察,以確定他們將來最合適的工作。當他們到了「分隊訓練」,而且看到他們學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綁架、暗殺等技術時,許多人害怕後悔起來。    
    最強烈的抵制來自於一個女生組,她們是戴笠讓胡宗南從長沙中央軍校第七校園招收來的。這些女青年以為她們是棄筆從戎抗日救國,當她們得知是在受訓練變成特工,其敵人還包括共產黨時,她們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樂醒對此的反應都非常慎重。因為她們是胡宗南招收來的,而且家都在長沙附近,這些青年女子沒有受到赤裸裸的脅迫。相反,謝力公和政訓教官花了一整天時間,對她們講為軍統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將來晉陞的各種可能性。最後,她們勉強答應留下來接受訓練。在著名女特工如吳毓坤、趙世英、彭家萃、吳奎元、吳舜華和凶狠的中隊長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惱了她而被她用手槍打死)的監護下,她們    
    逐漸成為軍統的骨幹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後,所有的新生都得簽署一個自願加入軍統組織的表格。就像戴笠說的:「只要你開始就給他們的脖子上圈套,以後你就可以駕馭他們了。」    
    臨澧訓練班六個月的培訓初期,相當的力氣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據當時在總務處工作的沈醉說,大部分政訓都是關於反共的。    
    政訓教官頭兒汪祖華企圖說服學生相信,共產黨說他們打日本人打了勝仗是騙人的。學生們對他的說法感到懷疑。但是,這位政治指導員和七個中隊(每隊有140個學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堅持說共產黨正在秘密地搞一場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戰爭。是國民黨以它的「革命集團」和軍事統計局在打一場抗日戰爭。「除國民黨外,沒有任何一個黨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臨訓班的政治教官們還花很多時間來調查學生們的政治言行,沒收「進步」書籍和雜誌,如《新華日報》,還檢查他們的郵件。這類窺探尤其讓那些自己的情書被截收的學生氣憤。後來,學生們想讓附近的商店幫他們收信,而店主則被告知不要幫學生的忙,或者把他們的郵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兒偷偷地打開檢讀。    
    儘管臨訓班當局竭力想對訓練班的存在保密,但他們不久就發現,許多人都知道縣裡有一個很大的特工訓練班。甚至從共產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也有來信,假裝是來自前訓練班的學生的,這些信要求學生們趁早退出訓練班,以免為時過晚。這些信被發現不久後,臨澧隊部就開設了「禁閉室」,來對付違反紀律者或者威脅要逃走的學生。    
    對共產黨誘惑的恐懼甚至蔓延到了教官們本身。關於對共產黨進行滲透的課程被認為是特別敏感的部分,因為這些課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經在黃埔軍校當過政治指導員的廖華平,本人是前共產黨員。在這些課上,他們使用從郵檢或警察搜查中沒收來的共產黨文件,來給學生講一些馬克思主義術語,好讓他們能裝作「進步」的樣子。與此同時,教官們還得使用這些教材誹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使學生對列寧主義有抵抗力。據沈醉說,他當時在臨澧隊部工作,這使教師們非常為難。作為前共產黨員,他們想讓學生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但他們害怕其他軍統同事們會誤以為這是秘密左翼政訓,是要學生們接受再教育。他們知道戴笠在他們中間安插了密探,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恐懼。戴笠第一次來到校園時他隨便提到連總隊長陶一珊有晚飯後打牌的習慣。這使每個人都意識到他對這裡保持著密切的監視。    
    戴笠第一次來臨澧訓練營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樂醒要給他一個好印象,於是讓學生們作為警衛向戴笠的汽車致敬,由兩個中隊的學生擔任警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當戴笠的車到達縣城附近時,一聲立正的口令發出,隨著幾處同時傳出了立正號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裝學生也立刻開始執行斷絕交通的任務。戴笠在來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對余樂醒不滿的小報告,他已經火冒三丈。當他到了縣城,看到接待的陣勢這麼講究,他的脾氣當場就爆發了。他一邊從車裡出來,一邊大聲地質問余樂醒,這套戒備森嚴是怎麼回事。他說,他們又不是過去的軍閥!要是領袖蔣總司令知道了這些可笑的陣勢,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讓余樂醒做任何辯解,一路發脾氣一直發到班裡,把在場的學生都嚇壞了,感到他們主任的威風的可怕。    
    讓戴笠如此憤怒的小報告來自他的密探,報告形容了余樂醒作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對特工有廣泛的知識,這使他一開始就贏得了學生們的敬意。由於他給所有的新生們上基礎間諜課,所以在贏得他們尊敬和忠誠的同時,他結識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訓練開始的幾個月裡,余和學生們非常接近,這使想成為學生們惟一的領導和導師的戴笠非常嫉恨。    
    於是,在他訪問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對彙集在禮堂裡聽講的教官和學生們貶低余樂醒。他不僅專門指責副主任,而且還罵總隊長和總教官們,說他們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時間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學生們。他說教官和隊長們中有不少人與女生發生不正當性關係。他嚴厲地指責總隊部強迫所有的學生學會游泳,結果淹死了一個湖南籍女生;還有,一個學生在跟朝鮮的空手道教官學拳擊時被打傷致死。不過,他高度讚揚前共產黨員廖華平,說他在政訓課上力圖使學生理解:要是不殲滅「赤匪」,那在將來大家就死無葬身之地。    
    訪問的第三天,戴笠與各個學生小組講話,他告訴他們,軍統是國內最革命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還專門查看了「他的」學生的記錄,並提升了一些他認為應受嘉獎的學生,同時下令把那些小報告裡說得最壞的人禁閉起來。但是,戴笠對學生們的控制並沒有使余樂醒垮掉。戴笠訪問臨澧後回到了漢口,關於余的聲望的新報告又送到了軍統總部。於是戴笠決定用陶一珊取代余樂醒。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雖然在1938年5至6月裡陶一珊盡最大可能來管理學校,師生們似乎對余被撤職感到非常難過。最後,為了重振他們的士氣,戴笠軟了下來,在7月下旬恢復了余樂醒的職務。    
    自然,對師生們來說,整個事件只是提醒了他們戴笠無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強了他們對戴笠私人獨裁專制黑暗面的認識,這很快地成為他們終身面對的一個事實。然而,臨澧的學生們雖然對他們將來作為秘密警察的個人安全感到憂慮,但他們還是受到間諜活動的深深吸引:無論是學習如何迅速拔槍射擊、撬鎖和開手銬,還是在長沙街頭上練習發現和甩掉跟蹤等。    
    他們部分是由於受到現代間諜技術吸引,部分也因為受了傳統武藝的誘惑。戴笠本人就深愛中國的拳擊師,例如一個叫李克煉的臨澧學生是個氣功師,他能在腹部放一塊大石板,別人用鐵錘將石板擊碎,而他的腹部卻不受絲毫損傷。戴笠後來任命李克煉為軍統重慶技擊班副主任。在臨澧班的畢業典禮上,戴笠還對朝鮮空手道教官讓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在幾秒鐘裡失去知覺的掐指術印象深刻。當戴笠在武術教官的表演後斥責他時,別人都以為他們的頭子講人道,怕把這小孩子弄死。其實,戴笠發火是因為他不想讓那位武術教官在眾人前洩露這種「高招」。


第十八章 訓練營間諜術

    不管後來的專業訓練是什麼,所有的學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樂醒教的一門叫做「特工常識」的課,學基礎間諜技術。課程包括收集情報和評價分析、秘密情報組織的佈署和領導特工、盯梢和擺脫跟蹤、發送情報、特別行動、偵察、偽裝、郵電材料調查和使用毒藥與炸藥。    
    一旦學生們上了這門基礎技術課,他們就應當能夠選擇將來的專業了。實際上,根據每個人的才智,他們被分配到現有的中隊去:最優秀的到精銳間諜部門,差一點的到游擊隊去。假如是一個特別聰明警覺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選到「情報隊」。一個腦力差點但明顯強壯勇敢的人,會被分到「行動隊」,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被派到軍事情報的「諜參隊」。其餘比較一般的則進入「軍事隊」,他們在那裡學習游擊戰術,這些游擊戰術是從葉劍英在湖南南嶽的共產黨游擊幹部班抄襲來的。    
    女生們一開始要麼被分去學情報工作,要麼變成特別行動特工。1938年7月,臨澧特訓班還設立了特別小組叫通訊組和會計組。那以後,大多數女生都參加這兩項的訓練組。有一些會被選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勝藍(他在投敵成為杭州傀儡市長之前,負責軍統在上海的地下行動)這類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    
    情報隊裡的高級課程由在德國和意大利留學過的官員教授。還有一些關於軍火和炸藥的輔助課和示範,由劉紹復和黃林玉講授;收集情報由謝力公主講;沈醉負責間諜術;總部的電訊員負責無線電通訊和電碼;攝影由軍統攝影師教授。    
    行動隊教它的學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槍、斧頭、帶毒的斷劍等),進行逮捕、暗殺、監視和盯梢。領導了多次綁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講授抓嫌疑犯的實際細節:要是三個人抓他們兩個,該如何行動;如何把一個人從三四層的樓上抓下來;體質不同的受害者對抓捕會有什麼不同的反應等等。特工們學習如何先痛擊對方使其無力反抗,而並不把他們打傷致殘使他們無法走出樓房,但要讓他們無力叫喊或拒捕。在課上對這類技術的示範,有時會讓抵擋教官武術的學生受傷。在這種情況下教官們往往感到面臨著考驗,在學生面前他們要保持「權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丟臉。這便是一個學生最終被他的朝鮮武術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    
    重點是在實際而具體的案子上。開始,行動隊的學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訓練,但軍統很快發現,要把一個秘密特工變為一個爆炸專家需要至少六個月的額外訓練。而且,訓練中經常發生爆炸事件,有時還造成傷亡。更實際的做法是,把爆破專家與受訓的特工分開來,讓前者為實地訓練的特工們製造炸彈這類器材,特工們只接受基礎技術訓練,能夠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會他們各種黃色炸藥的威力,而這可以在臨澧外的鄉村很容易地進行,儘管這可能騷擾在附近居住的農民。    
    在這些特別行動課上,學生們不能記筆記。假如他們沒有理解某一點,他們可以讓教官再重複一遍。教官們奉命鼓勵學生在課外找他們尋求幫助。通過這種方法,班裡的「骨幹」們可以發現熱衷於暴力和陰謀詭計的學生,這些人是教官們能夠為高級工作「培養」的真正合適的「專門人才」。    
    全部課程應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對戰爭,有時會耐不住而給臨澧打電話,命令讓最優秀的學生馬上就到實地工作。他尤其關切的是確保他的軍統幹部被派到「戰地服務團體」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組織中去,否則這些團體或組織會被共產黨或其他「進步」領導人控制。於是,當1938年夏戰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婦女代表那裡的抗日組織在人員方面求助時,戴笠下令讓訓練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隊去參加那裡的團體。游擊戰事課程的另100個學生被從第五和第六中隊裡挑選出來,派到華南參加正在上海內陸腹地加緊反日活動的「忠義救國軍」。


第十八章 訓練營「忠義救國軍」

    「忠義救國軍」起源於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組織的蘇浙行動委員會下的「別動隊」。這些工會成員和地下社會分子被日本人趕出上海分散後,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們從殘餘部隊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陽重整後遷往休寧,然後擴充成由何行健和湯毅生帶領的兩個「教導團」。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個團,於是整個團體被命名為「忠義救國軍」,由俞作柏(即俞一則)中將為總指揮,指揮部設在安徽廣德金山裡。    
    俞作柏是前廣西派的一個軍閥,在1928年的蔣桂戰爭中被蔣介石收買。 「忠義救國軍」後來擴大到10萬人;儘管它由於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活動而在中國進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確有效地在長江三角洲開展了抗日游擊戰。1938年夏,有無數可靠的報告說,在該地區內陸坐船或卡車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襲擊。儘管日軍維持了他們通訊線路的通暢,但美國觀察家們報告說「游擊隊活動造成的傷亡很大」。而且,在當年9月和10月臨訓班的學生加入了「忠義救國軍」以後,游擊活動的水平顯然提高了。    
    當然,與此同時,日本人正在縮緊對武漢的包圍。戴笠幾次去湖南南部見蔣介石,蔣當時正在衡山南嶽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在蔣介石把軍委總部遷到戰時首都重慶之前,戴笠還去了四川替領袖安排保衛措施,並在海關巷設立他的軍統辦公處。然而,一旦這些安排完成後,戴笠個人的主要責任便是在日本人佔領之前摧毀武漢的城市設施。結果,又有100個臨訓班的男女學生被挑選出來隨沈醉到武漢,他們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學舊址駐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後戴笠告訴他們:在武漢保衛戰中他們將發揮軍統的特殊作用。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直接在戴笠領導下工作,任務是確保不把公用設施留給日本人。


第十八章 訓練營臨澧的最後日子

    沈醉回到了臨澧,他繼續在那裡擔任700來個學生12個月的訓練工作。在1938—1939年冬季的最後一個月中,戴笠匆匆從長沙趕來,對臨澧訓練營地做最後一次視察。他此行有三個目的:參加畢業典禮,把訓練班遷到湖南西邊的黔陽,以及永久地免去余樂醒在訓練班的領導職位。    
    也許是因為最後一點已經得到解決,這次戴笠顯得比較和藹。他的所見所聞似乎都讓他高興。他讚揚了學生和教官,講了畢業生未來的新任務。在畢業典禮上,除了武術表演讓他光火以外,他顯然對學生們所表演的技術感到滿意。    
    戴將軍甚至被他們那個有點彆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個在德國留過學的教員編的,他受了德國褐衫黨黨歌的影響。戴笠的耳朵被這些詞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準備,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歡這句歌詞:「維護我們領袖的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主權。」結果,他決定把這首歌當做整個軍統的局歌,下令每個重要會議,包括每年4月1日軍統紀念大會上,都得唱這首歌。顯然,從他長輩似的愉悅中可以看出,戴笠把臨澧畢業生當做自己特別的子弟,他們在後來都得到了他的重用。這700個畢業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頭銜和薪水待遇。第一情報隊的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成員被派到重慶外語訓練班深造。大多數人被派到西南後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軍統辦公處。一小部分被留下來在特訓班當幹部,並遷往黔陽。


第十八章 訓練營骨幹

    作為臨澧特訓班的延伸,黔陽特訓班是軍統五個正規幹部地區訓練班的第二個——另三個是息烽訓練班、蘭州訓練班及東南特訓班。戰爭中,從1939年到1945年,這些訓練單位培訓了約13500名左右的軍統情報、諜報、行動、電訊和游擊戰專業人員。    
    此外,還有一套軍統幹部和情報人員的中央培訓系統培訓了軍官、駐外武官、電訊人員、共產黨組織和戰術的專業人員、以外交職業為掩護在國外活動的外事專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譯。    
    重慶最有聲望的中央培訓機關從臨澧、黔陽、息烽、蘭州和東南訓練班裡挑出了250個最優秀的畢業生,加上軍統區和站的頭目,對他們再進行一次為期六個月的嚴格的高級情報技術訓練。該訓練由戴笠最有經驗的教官和美國戰略局及海軍情報局下屬的中美合作所的50個官兵教授。軍統訓練系統中級別最低的單位,用一個月的速成班(專門對收集情報和聯絡工作進行初步培訓)培訓了從各個重要的國民黨中央政府部委推薦來的500個官員和行政人員,以便讓他們在這之後成為軍統的密探。無須贅述,許多人都這麼做了。第三套地方培訓系統的設立是為了培養在西北與共產黨鬥爭的特工偵探和反間諜專家,同時也培養到台灣去工作的專家,以協助美軍進攻該島。最後,還有一套軍統控制下的海外培訓機關,培養派往印度支那去抗日(在有些情況下是抗法)的越南特工和作為軍統特工被派往緬甸、馬來亞半島和菲律賓家鄉的華僑。    
    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前,訓練機關的核心仍是培訓「骨幹」的臨澧—黔陽—息烽—蘭州—東南系統。這些訓練點是戴笠「王國」的核心,而他把它們視為自己的班子,把自己當做主任,而把每個班的領導當做「副主任」。有點奇怪的是,這些特訓單位成了他整個秘密「王國」的縮影。在這些訓練點初建時,戴笠會任命他自己的特工作為當地的縣長,這既是為了準備成立訓練點,也是為了保護和隱藏它的存在。這些單位經常設在各種師範學校裡,這類學校曾經產生出一批權力慾極強的野心家,戴笠本人、胡宗南、賀衷寒和其他許多人都屬於這類人。這位「主任」每次視察訓練點(他每年都去)都像是皇帝巡行似的。    
    在他居住重慶的八年裡,戴笠訪問了當地的每個訓練點,參加了特地與他的訪問安排在一起的畢業典禮。在軍統內部,這叫做「出巡」。會有兩輛專車為特務頭子備好,以便他可以輪換乘坐。他的隨從包括一個副官、一個秘書、助理、私人廚師、一個洗燙衣婦、電報員、密碼員,再加上人事、情報、行動、訓練人員和警察,他們有自己的車輛。兩三卡車的便衣警衛和從軍統指揮部選來的武裝警察警衛。於是,戴笠像一個總督一樣到「他的」訓練單位垂巡(這些單位往往坐落在一個由「他的」縣官管轄的縣),來顯    
    示對「他的」學生的所有權。    
    我們已經在余樂醒和臨澧學生的情況中看到,要是教官們的威信超過他的話,戴笠會對他們怎樣地嫉妒。即使在戴笠最後一次撤換余樂醒以後,他仍一直不能原諒余對自己的挑戰,尤其當臨澧的畢業生繼續對他們的前副主任表示敬愛時。每次余樂醒到重慶來,起碼有上百個臨澧畢業生會為他組織一個宴會,並邀請他在宴會後講話。余總是敦促他的學生們努力為軍統工作並對戴笠要忠誠,但這絲毫不能使這位特務頭子解氣,他最終把余樂醒投入了軍統的監獄,把他關押了一年多。


第十八章 訓練營訓練單位的派系

    戴笠如此忌諱在他本人以外的這種師生關係,是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統裡形成幫派。從理論上講,軍統的人事規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級或手下工作。但事實上,要知道一個科或處,或者一個局的負責人的推薦是否出於個人原因是很難的。為了防止個人小集團的組成進而反對他,戴笠必須在不斷龐大起來的軍統的各個部門當中擁有自己的親信集團,來監視潛在的對手。    
    而這個戴笠親信集團的來源正是臨訓班的第一期畢業生。其中有些成為他機要室(也稱為甲室,有意模仿蔣介石的侍從室——據說是抗戰時期最重要的政府機關)的秘書。還有十多個人被分到人事處,其他的很快被提拔到股長或副股長。很快,軍統總部的每一個處、局,或人組中,都有臨澧畢業生在裡面身居要職。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碼有十來個縣的稽查所的頭兒都是臨澧畢業生,他們在上任後不久便被提升為上尉或少校。    
    比臨訓班畢業生有更多年經驗的老特工對這些提升非常不滿。他們說:「現在真成了非澧(禮)勿視,非澧(禮)勿用的世界了。」而臨澧畢業生也故意讓老人們知道他們是「戴笠的學生」:他們管特務頭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這些年輕的中學畢業生對老特工們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遲疑地予以匯報。他們之間彼此的稱呼也從來不是像軍統一般人之間那樣叫「同志」,而是以「同學」相稱,而且要是他們碰到了以前臨訓班的隊長,他們會以「老師」相稱,而不用軍統授予的軍銜來稱呼。    
    由於一些黔陽訓練班的學生曾經與臨澧的學生在一起直到訓練結束,黔陽班的畢業生想借臨澧班的光。他們堅持說「臨黔不分家」。但臨澧派只想自成一體,只與總部以外其他來自臨澧的人結幫,每次只要有臨澧畢業生從外省來重慶,他們就會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聯繫。其實,把每個核心訓練單位當做一個特殊團體區別對待,顯然是戴笠整體計劃的一部分:他把臨澧畢業生分到重慶,黔陽的分到西南地區,而蘭訓班的畢業生則成為西北地區幹部的主要來源。    
    但是,漸漸地,一些包括毛人鳳這類精明的頭目在內的老特務開始意識到,他們可以用蘭訓班的畢業生來平衡在重慶的臨澧派。他們把越來越多的蘭訓班畢業生安排到重慶,一個新的派系開始在他們周圍形成,與臨訓班畢業生分庭抗禮。後來,息烽的三個訓練班的畢業生任職軍統,形成了又一個對立派。但即便如此,臨澧畢業生仍保持了他們是「戴笠的學生」的特殊優勢。而且,從臨澧訓練班成立到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11年裡,至少有5個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員長的部門裡被提升為少將。


第十九章 密碼戰爭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個秘密通訊服務培訓班於1930年組建於杭州警察學校。其培訓程序參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冊,但其技術手段則來自於那些從上海情報組織招募來的人員的經驗,反映了美國的電子技術和設備。杭州的無線電訓練班在開始時並沒有無線電設備,它的二三十個學員來自警察學校的第二屆正規畢業生。這些警校生完成學業時,顯然對無線電通訊這行並不感興趣,於是培訓機構又在上海設立了招生辦公室,招來的人員在那裡接受初級無線電培訓,然後再從中選拔一些人去杭州警察學校無線電通訊處報到。    
    第二至第五屆的學員大都是從上海三級無線電學校招到杭州來搞特工的。第六屆培訓的是國民黨政府航委會防空情報台的通訊員。第七到第十屆的學員也來自於上海楊永奎的三級無線電學校及北京劉醒悟手下的天行無線電學校。    
    杭州的培訓機構僅是戴笠發展其高效的情報通訊網絡的第一步。他遠遠落後於自己在政界的對手陳立夫。陳擁有自己獨立的情報處,即中央統計局,並正在中國的各大主要城市建立一套完整的轉播站系統直到1932年以前,戴笠自己的特工部一直要依賴中統秘密電台網絡來發送情報。當然,它們和陳立夫的報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    
    顧順章的變節,結束了中統對短波電台的壟斷1931年春,顧透露,陳立夫的反間諜機構被共產黨滲透了,這個情報界的災難導致了蔣介石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溫毓慶,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組建一個秘密小組,作為力行社特務處的一個部分來破譯敵人的密碼。溫的密碼分析組「偵收演譯系統」的活動得通過「軍委會特種技術研究室」來與其他間諜機構協作。    
    由於自己手下的人要在溫毓慶那裡受訓,又因為軍統的電台通訊取決於中統的監視設備,戴笠變得越來越惱火。因此,他在1933年宣佈,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無線電學校,由胡宗南力薦的魏大銘主持。


第十九章 密碼戰爭魏大銘

    魏大銘畢業於通訊部的通訊技術訓練所。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國商業電台時,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銘就成了國際和商業電台所有報務員的「報務員領班」。他受權領導戴笠的特務通訊處,包括人事培訓和密碼分析。    
    魏起草了無線電學校的培訓計劃,並當了特務處通訊科的頭頭。他看到自己的搭檔主要是由專業人員組成,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碼、電台及密碼分析的技術方面。一線人員的功能在於,他們滲透到內部物色情報人員,通過關係搞情報,並警惕各種現象和信號,而密碼培訓組則強調了獨立執行任務的重要性,那些任務基本屬於技術性質。    
    魏也負責收集和發展工作。這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因為5瓦的地面發報機和15瓦的電台對秘密情報人員來說,攜帶起來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銘的培訓組製造了一種小型的收發機,它除了電池和耳機以外,不超過冰棍那麼大。這個小型的電台效果很好,戴笠決定在廬山把魏大銘引見給蔣介石,向蔣示範這套設備,並要求對他的通訊助手的發明授予軍獎。對蔣的示範非常成功:這個小型電台可以越過廬山山脈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規的15瓦的電台卻無法穿越接收。蔣介石同意製造這種設備,並授權戴笠讓魏大銘在南京白鷺洲西石壩街29號建立特務處通訊總台。    
    作為戴笠特工通訊的頭目,魏大銘(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個情婦)成了眾所周知的「戴笠的靈魂」。他對軍統有無法估量的重要意義。魏的密碼分析人員在福建事件中破譯了第十九路軍的密碼,從而向蔣介石提供了關鍵的戰略方案來鎮壓該省的反叛;最終也是由於他們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賴英美「盟國」情報機構的技術援助。    
    當然,從更廣泛的層次上看,通訊情報對蔣介石似乎也同樣重要。他很快看出這對自己的統治有著多麼關鍵的意義。事實上,蔣把秘密電台的偵收看成是一種家庭壟斷。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個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報報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蔣本人。宋子文後來回憶:由於引進了電台偵收業務而使蔣在對付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李濟深和陳銘樞上佔了上風。他向羅斯福總統誇耀說:「我因為建立了一種有效的偵收業務,使蔣介石瞭解了敵人的動向,而為他打贏了兩場內戰。」    
    蔣對通訊情報的獨佔刺激了他在軍隊和秘密特工部門的頭子們競爭的本能。蔣的總參謀長何應欽向溫毓慶要一份每日破譯報告,但蔣不同意透露這些報告,於是這間接地促使了何將軍組建由王敬碌(音)領導的情報收發處,收集和破譯日本外交部的通訊。    
    這使中國軍隊的總參謀長直接與蔣手下由溫毓慶領導的部門發生了競爭。溫被任命為交通部下屬的通訊處負責人,並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設立一個專門監視和偵破秘密發報的辦公室,即「密電監譯所」,僅向蔣一人匯報。在四到五個月裡,這個辦公室偵破了日本外交部的電碼;1937年日本與中國開戰時,中國方面已經擁有了十幾個偵收日本外交通訊的秘密電台。總而言之,溫毓慶的密電監譯所總是佔據上風。儘管在1937年至1938年間,每個月都有徐恩曾(中統)、戴笠(軍統)、海軍上將楊宣誠(軍事情報)、王生(國際研究院)和溫毓慶參加的情報會議,但由於溫在技術和訓練設備上的優勢,總是由他說了算。於是,為了自我防衛,戴笠感到他應當在國外尋找科學技術來加強自己的破譯能力。    
    


第十九章 密碼戰爭青年時代的雅德類

    赫博特·雅德類於1934年發表了回憶錄《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敘述了    
    他作為一個美國密碼員破譯日本最機密的電碼的經歷。《黑室》很快被電碼分析家首領伊籐利三郎(Ito Risaburo)翻譯出來,並在日本出版,成為暢銷書。與此同時,中國駐華盛頓的副武官、戴笠的特務肖勃少校讓人把《黑室》翻譯成中文本寄送給魏大銘。魏轉而讓戴笠注意起雅德類這個美國人破譯日本外交密碼的情況。    
    雅德類於1889年出生於印地安納州的沃廷頓,他是個鐵路電報員的兒子。在中學裡,他是班長、校報編輯、橄欖球隊的隊長。他23歲時到華盛頓,在國務院當電碼員。1916年5月,他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能夠破譯上校郝斯發給總統威爾遜的一份密電。他還意識到,那些密電都是通過穿越英格蘭的電纜發送的,並且受到英國皇家海軍的日常監視。由於這會使美國所有的電文都遭到英國偵收,他便把此事報告了上司,並提出了彌補美國弱點的方法。於是,他立即被戰爭部視為能力超群的電報員而出人頭地。1917年6月29日,作為一名少尉,他被提拔領導軍事情報第八處(MI8),主管戰時所有的密碼和譯碼工作。    
    雅德類拚命工作,編製出一種新的密碼,為美國在世界各國的武官和情報人員的通訊安全提供了保障。他還建立一種特殊的譯碼系統,以此破譯出10735件外國政府發送的電文。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簽署時,雅德類在巴黎的克裡庸旅館裡主管一個密碼局,替美國參加凡爾賽會議的使團編製所有通訊密碼,同時竊收其他各國使團發送的報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1912年的電台廣播法再次生效。該法規定,政府確保收發電文的無線電台只向他們自己的接收者本人透露電文內容,以保證通信秘密。但因為雅德類最終從事的是偵收外國有線電報通訊,而非他們的無線電台信息,所以並不違法。總之,雅德類在1919年回到美國之後,馬波羅·丘吉爾(美國軍事情報主任)建議把MI8轉換成一個由戰爭部和國務院聯合資助的局。總參謀長培騰·馬其將軍同意了這個建議。於是,儘管有電台通訊法,一個密碼編製公司,即所謂的商業電碼企業,在赫博特·雅德類的領導下,於紐約東38街3號一幢紅磚樓裡正式開張。這就是後來著名的「黑室」。    
    開始時,西聯電報局拒絕向政府提供它收發的電報。不管怎麼樣,電台通訊法畢竟規定了這麼做的僱員會受到懲罰。丘吉爾將軍說服了西聯的局長紐克·卡爾通,使他為愛國而不顧法律。從此之後,每天早上政府的信使會來收集電報,把它們送到軍事情報處,並在當天西聯關門前送回來。郵寄的電報也以同樣的方式與西聯達成了協議。而且,W·E·羅思威特和羅伯特·W·格萊特還以丘吉爾將軍的名義,說服了負責北美和南美之間通訊的全美電報公司也照此辦理。到了1920年底,黑室已經完全能夠依賴美國電報業的非法合作了。    
    到了那時,在才華橫溢的同事佛裡德裡克·利威森的幫助下,赫博特·雅德類已經破譯了日本外交部的密碼。這一秘密成果後來在1921年11月14日開幕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上,對國務卿查爾斯·伊文思·赫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雅德類的密碼偵譯人員從7月起便跟蹤日本對該會議的準備工作,並開辦了每天在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信使業務。會議的關鍵是各強權所能擁有的戰艦噸位量。赫斯暗中願意接受與英國對等的數量,但希望與日本是10︰6的比例,而日本只同意10︰7。11月28日那天,黑室破譯了一份外務省給日本代表團的電報,該電文說10︰6作為退路也還可以接受。美國瞭解到了日本人手裡的牌,便強硬起來。12月10日,日本終於答應了10︰6的比例而談判告終。雅德類的密碼破譯對贏得這場交涉起了決定作用。    
    儘管雅德類碩果纍纍,但黑室的存在還是不堪一擊。它部分取決於國務院對它的秘密補助。1929年國務卿史迪森決定,「君子」不宜閱讀他人的郵件,於是密碼機構關閉了,正值40歲生日的雅德類失了業。實際上,雅德類出版那本引起肖勃少校注意的暢銷書的目的,正是為了掙錢養活家庭,並滿足曾與他一起在黑室工作的情人艾德娜·冉瑟婭的需要。    
    雅德類提出,在中國工作的年薪是一萬美元。肖勃少校答應了,但不同意他攜艾德娜·冉瑟婭同往。雅德類對能去中國工作實在感到興奮,便接受了肖勃的條件,於1938年9月出發去遠東。他以一個皮貨出口商的身份,用赫博特·奧斯本的名字旅行。    
    雅德類於1938年11月到達香港,由於漢口即將淪陷為日本佔領區,當天去往漢口的航班中斷了。戴笠在香港的情報人員、一個姓凌的先生從電台裡收到他上司(雅德類私下裡管戴笠叫「砍手」)的新指示,於是三小時之後,他們就坐船前往法屬印度支那的海豐。然後又與另一個秘密情報人員接頭,由他一路行賄通過海關。雅德類和凌等了三天,又坐上了每週只有兩趟的窄軌火車去昆明。


第十九章 密碼戰爭雅德類在重慶

    從昆明通往重慶的班機一般要提前一個月預定,戴笠的特工人員為這兩人在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高辛烷燃料的飛機上安排了座位,飛向戰時國統區的首都重慶。在重慶,他又與戴笠其他的特工人員碰頭,然後雅德類和凌又驅車沿著一條兩旁塞滿了人力車的窄道,穿過城的西門,來到一座有四層樓面,俯視著代表城市北界的「小河」的單元樓房前。雅德類住進了該樓第三層一個帶有客廳、辦公室及全西式廁所和衛生間的套房裡。但這只是一個暫時的住處。1938年12月,雅德類搬進了一座蓋著瓦頂,用從廟宇的廢墟偷來的石塊建造的公館。    
    到這公館來,得走一條從河邊大道分叉出來的狹窄而泥濘的小路,在臭氣沖天的竹棚貧民窟裡走上半英里。到頭後,再爬上台階,通往裝有獅子的石拱門,來到一座破敗的佛廟,然後是一座石牆,上面有用木樁橫鎖住的木製大門。門上寫著中國字,意思是快樂之家。你拽一根繩子搖鈴,一個中國警衛從門縫裡張望,然後取下木樁。這時你再爬上台階,來到一座有石牆的花園,裡面有棕櫚樹掩映、籬笆遮擋的石頭茶桌。再穿過一汪泉水,水面上的牌樓寫著「密泉」。然後,再爬40個台階,便來到了這所公館的入口處。    
    雅德類被告知,這座公館本屬於重慶市市長,「他在我來到之前很快被神秘地擠了出去」。這座公館居高臨下,俯視著長江和雅德類著陸的機場,距離德國、法國和英國的使館只不過幾百碼遠。這座官邸俗稱「神仙洞」,下面有一個從岩石裡鑿出來的洞穴,據說古時候和尚們在那裡藏匿他們的年輕姑娘。現在它是一座防空掩蔽所。    
    這座房子包括20間裝有松木地板、傢俱簡陋的房間。裡面沒有洗澡間、電爐或壁爐,僅在地下室裡有用來做飯的木炭爐。雅德類的臥室在房子東側頂層,裡面燈光昏暗,肥大的四川老鼠到處肆虐。    
    僅在幾天前,一隻老鼠把我們一個警衛的新生嬰兒咬死了。孩子的母親措手不及,那老鼠扯下了小孩的一個睪丸。儘管在我的堅持下設下了各種逮鼠器,老鼠還是在閣樓裡到處亂竄,沒有一個夜晚我沒被跑到身上來的一兩隻老鼠弄醒。雖然我讓人把我住的地方的所有的洞都堵住了,還是有我無法發現的洞口。    
    對雅德類來說,時光彷彿停滯不前。整個12月份,在「一支警衛和傭人隊伍」包圍中的雅德類,盡量每天在密碼上花幾個小時,但他主要在等待從長沙來的一批學生,好全面開始破譯工程。    
    在這段空隙裡,雅德類竭力想引起軍統的聯絡官們對將東莨菪鹼和異巴比妥納用作「真血清」的興趣,但卻毫無結果。儘管這些東西通過了西北大學罪犯偵察局的檢驗,但在美國仍為非法用品。他在戴笠的副手曾將軍那裡的運氣倒更好一些。曾被雅德類燃燒筆的示範迷住了,命令化學人員在這所重慶公館花園裡僻角上的一個作坊中生產這些東西。    
    雖然武漢淪陷,長江中游失控,但這個「中國黑室」卻大為興旺起來。溫毓慶領導的偵察台從長沙向西轉移到了桂林和貴陽,最終轉移到了昆明。魏大銘繼續派遣軍統人員參與這項偵察電台的工作,但他把邱沈鈞手下30人的一批學員調出來,和雅德類一起,到設立在接待過這位美國密碼家的神仙洞裡的「秘密演譯訓練班」工作。    
    自然,同時還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密碼單位。原來的杭州警察學校的訓練班在抗日戰爭爆發後轉移到了武昌,武漢淪陷後,它便與臨澧訓練班合併了。一個武漢獨立培訓班在高級指揮的支持下成立,每屆有100個學員。其畢業生不是分配到軍統的密碼電台就是分到其他地區性的台站工作。1940年,這個培訓單位轉移到了遵義,在魏大銘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還有,在浙江中部的金華還建立了兩個重要的通訊機構,培訓戴笠家鄉江山來的電台和密碼人員。這些來自江山的老鄉說的是幾乎讓人完全無法聽懂的方言,他們被編入由密碼專家竺笠民領導的密碼處,或是進入由毛萬里教授的「譯電人員訓練班」,然後被分配到軍統電訊處當密碼員,或到敵後「獨立電台」去工作。這些電台員和密碼員通常把他們的情報直接送到重慶,而不與本行中其他局的人員接觸。    
    不管怎樣,雅德類的班子在整個1939年裡不斷擴張。那年共有200多個學員接受了培訓,重慶的黑室截收了發往日本軍隊的2000多萬條秘密的廣播和電報通訊。其中約有兩萬條得到專門的研究和估價。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終,雅德類和魏大銘破譯了日本空軍的密碼,向羽翼未豐的中國空軍和陳納德的飛虎隊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襲的情報。    
    在這些成績面前,雅德類感到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賞識,而且工資也太低。他開始想家,時而大量喝酒,時而滴酒不沾。他開始想辦法掙錢,打算要麼把錢送到美國,要麼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婭的開支。與此同時,駐重慶的美國副武官大衛·白銳特上校獲悉了關於雅德類在戰時首都活動的小道消息。戰爭部G-2的負責人E·R·W·麥克勃上校證實了這些消息,但他告誡白銳特,在接觸雅德類時要謹慎,因為軍隊已經建立了一個秘密偵收部門,來破譯日本的軍事和外交密碼。而雅德類同樣地謹慎,因為戴笠警告他別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國人或中國人搭檔。    
    白銳特和雅德類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40年2月22日。雅德類告訴這位美國武官,他準備在中國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領導一個新的全國性的中國黑室。他也談了向美國戰爭部秘密提供日本軍事動向的可能性。白銳特從麥克勃上校那兒得到了謹慎的批准後,在3月8日又與雅德類見了面。雅德類答應提供關於破譯日本密碼的全部技術信息,以換取每年6000美元的報酬支付給艾德娜·冉瑟婭,冉瑟婭扣下2000美元留給自己,其餘的再轉交給雅德類。    
    雖然雅德類把他寫給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碼的備忘錄交給了另一位美國武官威廉·馬葉少校,戰爭部還是拒絕了這位僑居國外的密碼專家的提議。那時,美國的情報官員已經肯定,而且後來也得到證實,戴笠是知道這些秘密會面的。事實上,馬葉少校應戴笠本人邀請來面談雅德類的工作。當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國提供破譯密碼的結果時,馬葉少校對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關於這方面的進一步合作開始之前,雅德類表示想離開中國。由於健康狀況日下,加上為了他收藏的倫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襲中遭毀而沮喪,雅德類決定回家了。瘦了40磅並因空襲而缺乏睡眠的雅德類於7月13日離開重慶,他沒有想到美國的信號情報局已經開始在翻譯日本最機密的外交密碼「紫碼」上有了突破,而且戴笠也已經開始實現他集通訊情報於一個辦公室的計劃,而雅德類在這個新的機構裡已經沒有太多用場了。    
    雅德類回到了華盛頓,與艾德娜·冉瑟婭團聚,並在信號部臨時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加入了加拿大監察站的密碼分析家的工作。他在那裡呆得不長,後來他又回到華盛頓,在13街和H街之間的拐角上開了家叫「賀德」(Le Rideau)的法國餐館,接著又當了物價管理局的一名配給執行員。1945年他與人合寫了一本小說《天下烏鴉一般黑》(CrowsAre Black Everywhere),是關於一個女記者在重慶的歷險記。12年之後,又出了一本叫《一個撲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暢銷書。他在1958年8月7日去世,並作為榮譽軍人被禮葬於艾靈頓國家公墓。    
    雅德類給戴笠帶來了密碼術,但儘管他才華橫溢,他還是無法向軍統提供那些從歐美訓練出來的通訊專家所具有的先進設備和全面的技術。戴笠想用建立一個專門的軍統黑室來戰勝自己在中國情報界對手的努力暫告失敗。


第十九章 密碼戰爭密碼戰爭

    1940年初春,戴笠向蔣介石建議將密碼破譯集中管理,蔣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個叫做「特種技術研究室」的全國密碼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溫毓慶被提拔為這個研究室的主任,並由魏大銘和毛慶祥(蔣的機要秘書)做他的副手。在魏和溫之間立即展開了一場控制研究室的鬥爭。1940年6月初,溫毓慶為體檢去了香港,從此一去不復返,為密碼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銘調進他自己由雅德類訓練的密碼分析人員敞開了大門。    
    在溫毓慶途經香港去澳大利亞的路上,發生了戴笠一生中最恥辱的一段經歷:他被香港的英國警察逮捕並被當做一名普通的囚犯監禁過夜。在溫離開重慶去香港後,戴笠將軍立刻隨之跟蹤而去,欲把他召回來。戴笠一到啟德機場,便看見乘客們正穿過機場,準備乘泛美公司的飛機去馬尼拉。他一眼認出了其中的溫毓慶,溫正在與美國駐重慶的海軍武官麥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後,惱怒之極的戴笠卻被機場的英國警察扣住了,警察們是從一張由戴笠手下一名特務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認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來,扔進了坐落在九龍的警察總監獄。    
    隨之導致出一系列的活動:軍統情報人員紛紛向重慶報告,說英國人在日本人的威懾下逮捕了戴笠;蔣介石政府因此動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長親自確保了戴笠的釋放,並轉達了香港總督邀請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將軍堅決拒絕在沒有中國高級官員在場的情況下出獄。鑒於這個情況,國防部的一位將軍從重慶飛來,目睹了戴的釋放,並陪同他返回國統區。這段遭遇使戴笠對英國及其情報部門深惡痛絕,並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來幾個月裡同美國間諜機構的聯繫。    
    在重慶仍有雅德類的學生。魏大銘使用這些專業人員再加上日本的戰俘,破譯出日本空軍的一些密碼,在通訊戰線再傳捷報。通過對這些軍事信號的監聽得出的情報表明,日本正在準備偷襲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據說,戴笠命令他在華盛頓的軍統頭目肖勃少校通過中國首席武官鄭得權向美國海軍情報處傳達這一信息。據後來中國方面的說法,美國人顯然把它看做是個奇怪的念頭而感到可笑,他們不相信魏大銘的特種技術研究室具有獲得這種重要情報的能力,於是對此信息未加理睬。    
    在中國國民黨人的記憶裡,1941年12月7日對珍珠港的偷襲震驚了美國戰爭部。美國信號情報界,尤其是海軍情報署突然對戴笠刮目相看。為瞭解日本的軍事密碼,他們立即開始爭取中國的合作,而美國海軍也開始積極親近起肖勃少校來。    
    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後傾向戴笠時,正值這位中國特務機構頭子本人在國民黨內部的低潮期。在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組反軍統情報機構的官員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申訴狀,指責戴笠在管理上為所欲為。被軍統的放肆所激怒的蔣撤銷了魏大銘的職務,並任命他的前秘書毛慶祥領導特種技術研究室。    
    作為一個缺乏理工或電子技術背景的政治人選,毛慶祥帶了一批在歐洲受過教育的律師和文科人員來。這引起了特種技術研究室專家們的不滿,他們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公開對毛及其下屬表示蔑視。但當戴笠企圖利用這種不滿而對毛進行公開挑釁時,蔣介石站到了他的秘書一邊。1942年1月,蔣介石下諭:「命令所有來自調查統計局(即軍統)的人員於(1942年)2月底之前離開(特種)技術研究室。」    
    這是對戴笠沉重的打擊,他比以往更加意識到,若要在向蔣介石匯報的軍政情報方面戰勝自己的對手,就必須獲得美國的電台技術。當時的局勢,就像一個親共產黨的觀點所表示的那樣: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應一些當時軍統所急需的無線電通訊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專搞密電碼翻譯的一個叫做「黑室」的機構與設備,分一部到重慶來,以便偷學到美帝的那一套東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偵譯日本空軍一點經驗保留起來作為本錢不讓美帝特務學過去。    
    總而言之,中美雙方均感到在獲得信號情報方面進行秘密而謹慎的合作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即將誕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漸漸成形了。


第二十章 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海軍的關注

    沈醉急於把戴笠描繪成一個對美國順從的人,但他對他的前上司、軍統頭子和美國海軍官員「瑪麗」·梅樂斯之間關係的形容並不準確。梅樂斯從一開始就對戴笠作為中美合作情報業務的無可爭議的領導表示堅決支持。這種支持不僅意在對戰時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認可,而且也確認了他自己作為海軍官員在中國舞台上的關鍵角色。美國軍方尤其是情報局和美國陸軍的確曾極力表明,在戴笠的軍統和美國之間的共謀,首先一個就是海軍事務: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國信號團建議提供信號通訊方面的幫助。這個建議被束之高閣。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有人找到陸軍G-2,但談判沒有成果。這以後又有人與美國戰略情報局(OSS)和海軍情報局(ONI)聯繫。但結果不了了之,因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與海軍准將梅樂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與梅樂斯准將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談論了關於在中國沿海組織海上襲擊的事。梅樂斯准將向萊希上將報告了這些建議,後者立刻予以准許。總司令也批准了。    
    其次,根據梅樂斯准將接受的、美國政府批准的條件,包括情報局在內的中美合作所幾乎完全服從於中國秘密特務頭子的領導。正如鄧諾文(Donovan)將軍對總統羅斯福說的那樣:「根據中美合作所的規定,我們於1942年4月到中國,但只作為戴笠將軍的中國情報機構的夥伴……對戴將軍來說,中美合作所是一個接受物資援助的機會,同時亦可得到保證,如果情報局必須得到中國認可,那麼起碼所有的活動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續的監視之下。」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國對日宣戰後於華盛頓開始的。美國海軍的當務之急是繪製太平洋中西部的氣象圖:這個任務要求來自亞洲大陸氣象站的氣象數據。當肖勃和梅樂斯在華盛頓某旅館的一次雞尾酒會上首次討論成立中美合作所問題時,這兩人考慮了以美國人向國民黨交換通訊情報來換取在中國建立氣象站的合作,地點包括中國北部和西部在內,那裡最適於觀察到西伯利亞和戈壁灘的氣象模式。那次初步會面之後,梅樂斯徵求了上司們的意見,並獲得了他們對這個起初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計劃的贊同。但肖勃卻在其中預見到了更遠大的機遇,於是他通知了重慶的軍統。在重慶,在蔣介石批准了戴笠與美國人建立關係後,在美國使館武官們和軍事統計局的一組中國官員們之間,才舉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層次的會談。


第二十章 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梅樂斯的中國使命

    梅樂斯於1942年4月5日離開紐約,由西向東飛往中國。同機的還有艾德加·斯諾及各種軍事人員。他們在巴西短暫停留,然後穿越大西洋到達非洲,直至開羅,再到卡拉奇,又途經孟買、科倫坡和加爾各達。在那裡,從新德里與美國高級專員開會回來的海軍陸戰隊上校麥克修(Mchugh)、駐重慶海軍武官及美國大使高斯(C.E.Gauss)又加入了這一行人。他們乘坐的飛機是中國國家航空公司最後一架經曼德勒飛進重慶的飛機,飛機不得不飛越緬甸,因為日本人已經控制了那裡的機場。飛機在昆明著陸,然後在嘉陵江上空驚險地飛行之後,最終到達重慶。    
    在茅草蓋起的海關棚子裡,一名官員將梅樂斯拉到一邊,問他是否認識肖勃。那人顯然是戴笠的特務。在他把梅樂斯從其他旅客中拽走之前,麥克修上校向梅樂斯表示願意用自己的房子來接待他。但梅樂斯已經決定與使館人員和阿爾岡·路瑟(Alghan R.Lusey)領導下的情報局使團保持距離,於是他跟著戴笠的司機去了當地的一個旅館。    
    梅樂斯一到重慶便處於軍統的監視之下。接送他到使館並最終送他去拜訪楊宣誠將軍(中國軍事情報頭子)的褐色雪佛蘭(Chevrolet)是軍統的,司機也是戴笠的特務。這輛車還帶梅樂斯、麥克修上校和楊宣誠將軍去了戴笠的一個秘密住宅:「一個有點像迷宮的房子」,到了那裡,楊將軍就把美國人交給了軍統的一個助手,然後識趣地離開了,這使梅樂斯感到意外,因為嚴格地說楊的軍銜高於戴笠。穿過一個又一個狹窄的通道後,他們終於被帶到了一個客廳,被告知在那兒等著戴將軍。    
    將軍只讓我們等了不到一分鐘,便帶著微笑進來,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個略顯壯實的人,沒我那麼高,大約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裝式的黃馬褲尼便服,上裝扣到脖下,燙得非常平整,有一個高翻領。我覺得,他比肖少校給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我所見到的照片中沒有一張暗示過他那雙分得很開而且犀利生動的黑眼睛。他說話很快,常常講對我來說不知所云,甚至連麥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個與將軍一起進來的翻譯輕車熟路,使我們的談話十分順利。我隨身帶了兩件小禮物:一件是為肖少校帶的Minox照相機,另一件是我給戴笠的個人禮物:一把38口徑的短管自動手槍。它與我攜帶的那把完全一樣,他立刻佩帶上了。    
    會見中,梅樂斯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審視著,他尤其對美國海軍軍官們在科倫坡滯留感到好奇,那裡是英國的盟國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總部的所在地。梅樂斯後來意識到,這說明戴笠對美國人可能很接近英國情報機構而感到擔心,後者在那時剛被擠出中國。顯然,梅樂斯讓他的主人放心,特別是在他表示想讓將軍替他在中國人控制的領土上安排旅行時,因為戴笠在結束談話時向他保證,等原來的人一騰空,就會給他一個單獨的住處。    
    幾天後他撥給梅樂斯住的公館正是「神仙洞」:原重慶市市長的住宅,先是讓雅德類住,後來成了重慶警備司令的公館。梅樂斯搬進神仙洞(就像劉鎮芳所翻譯的那樣)的那天,他應邀參加戴笠將軍的全局大會。中美雙方交換氣象報告、電台偵收情報以及在內陸水域佈雷的計劃的活動正式開始,並得到認真的實施。    
    不久,戴笠為梅樂斯舉行了必不可少的歡迎儀式,梅樂斯再次提出要在中國控制的地區和敵後至沿海地區旅行。戴笠的反應非常積極,因為,他把這看做是一個既能向梅樂斯顯示軍統統治的威力,又能將他們的合作計劃推向嶄新方向的機會。梅樂斯提出攜前上海全球無線電記者、現在又代表重慶的鄧諾文的阿爾·路瑟同行。戴將軍想必對此感到掃興。但他最終向梅樂斯保證,旅行的邀請也包括路瑟,同時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坐卡車或步行穿越東南部的懸崖峭壁到達福建省多岩石海岸的艱苦跋涉,由戴笠本人親自帶隊。


第二十章 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國淪陷區

    雖然梅樂斯很容易對一切產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國淪陷地區的旅途中仍然表現出色。日本人也許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訊線路和城鎮,但到了黑夜,在他們四周環繞行動的往往是走私大軍、海盜、地方抵抗分子和向軍統提供信息和資助的難民們。在絕大多數村鎮裡,地方執法當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衛偽政府,但他們的警察頭目往往都是軍統體系的人,要不就是通過戰前戴笠主辦的警察訓練班而認識軍統的人。尤其是在華東地區,戴笠有他自己的「忠義救國軍」,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資和設備。當日本軍隊從密探那裡得知附近有國民黨軍隊和西方觀察家,準備對其進行包圍時,戴笠總是及時聽到風聲而得以轉移到他們在沿海的另一個安全據點去。    
    在仙霞嶺以南,即戴笠的家鄉保安鎮所在的浙江邊界對面的福建南部的浦城,日本人差點把他們抓住。日本飛機開始轟炸這個鎮子,迫使戴笠他們放棄了駐地,在夜幕的掩護下躲進一片稻田。轟炸機飛過之後,戴笠轉向劉鎮芳,要他對梅樂斯——中文譯名梅深冬——提出一個建議。    
    告訴梅深冬,我想讓他武裝我的5萬游擊隊並訓練他們與日本人作戰。他行不行?……美國對中國有很多需要——為你們的飛機和海上的船隻導航的西北氣象報告——關於日本人的意圖和行動的信息——我們運河裡和海灣的地雷——我們在海岸對船隻的觀察——還有發送這些情報的電台……我有5萬優秀的人……他們是從最恨日本侵略者的人中挑選出來的,但他們只有土造或者繳獲的武器,而且大都沒有受過訓練。但如果我們能夠滿足你們的需要,那麼你們的行動則要受到保護,而你們的人手不夠。所以,我的人若能夠武裝起來並且受到訓練,那他們不但能夠保護你們的行動,而且也能夠為中國效力。    
    梅樂斯(他拒絕了戴笠給他一個中國軍銜的提議)對此很感興趣。戴笠等於是在提議建立一支5萬多人的中國游擊隊,由中美聯合指揮。路瑟對此感到懷疑,他主張謹慎從事,在與蔣介石的這個聲名狼藉的特務頭子進行合謀之前,應先得到華盛頓的批准。但梅樂斯認為他接受的「騷擾敵人」的命令就包括這一類的互相合作,而且戴笠既不是一個刺客也不是「一個使任何美國人都會感到恥與為伍的中國OGPU(前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又稱『格別烏』)頭子」。於是梅樂斯決定開始這項計劃。


第二十章 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會談

    雖然梅樂斯一行人的海軍先遣隊是在1942年9月到達重慶的,但戴笠和梅樂斯之間的正式會談到了冬天,等這兩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別墅裡會面時才開始。軍統這方面要求通訊設備、美國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員訓練。梅樂斯同意了(他於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為美國情報局遠東協調員)。雙方讓美國把氣像人員和設備,連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輪手槍、可特45口逕自動武器、湯姆森衝鋒鎗等)及給戴笠准軍事力量的大量軍火一起帶到了重慶。戴笠對美國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滿意,他覺得美國人與十分吝嗇的英國人完全相反。    
    但他也反覆叮囑梅樂斯照管軍統「武裝特務部隊」的訓練,他們也需要通訊和醫療設備。    
    1942年的新年除夕,中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開始執行梅樂斯—戴笠協議,它規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長為中方,副所長為美方,雙方均有對該單位行動計劃的否決權。幾天後,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協議草案帶回華盛頓後,它便被打入冷宮,一直等到梅樂斯本人回到那兒,親自要求執行這個協議,派遣一支海軍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將指揮下運作。陸軍及海軍情報局對這個協議提出質疑,結果馬歇爾將軍給重慶發信,建議梅樂斯及其他美國人直接歸史迪威(Stilwell)指揮,而戴笠及其中國部下則歸中國戰區名義司令蔣介石領導。    
    史迪威將軍反對雙重指揮系統(在那時被稱為「友誼工程」)的想法,他認為這樣做行不通 「這樣我們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將軍是個極端秘密和極端多疑的人,他不會允許在他和梅樂斯中間有任何人存在。」結果,史迪威建議梅樂斯對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並在戴笠之下。於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另外頒發了一份指示,規定中美合作所和情報局不受戰區司令指揮。初步協議是,戴笠擔任中美合作所所長,梅樂斯為副所長,兩人各自有對整體計劃的否決權。    
    為在美國逐級執行這個協議,梅樂斯必須被任命為情報署在中國活動的負責人才行。鄧諾文將軍一開始對這一結果有所牴觸,但由於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沒有把情報局包括在太平洋戰區內,鄧諾文就不得不為在亞洲的行動而在中國保持一個基地,這意味著「與梅樂斯和戴笠的不愉快的聯盟」。就這樣,他在1943年1月同意執行這項協議,儘管「很快,就連哪怕是情報局在名義上的獨立都遭到拒絕。戴笠對情報局涉入任何中國內務感到疑心,他把自己的蓋世太保收集到的情報直接通報給梅樂斯,而後者也不向情報局提供這些情報,直到他完全肯定它們已先被發到了海軍司令部為止。    
    到了1943年3月,中國方面強烈感到有必要在雙方之間正式簽署一個「合同」。這個舉動本身說明,中國人認為,被美國人稱為的「協議」,是在一個平等合作基礎上的安排。整個一個月戴笠的人日夜工作,準備中文版的合同,在把它遞交給蔣介石之前宋子文親自審閱。蔣介石對「合同」一詞非常在乎,他讓自己的內弟為在美國進行最後的交換簽字儀式做準備。


第二十章 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梅樂斯與威廉·普奈爾〔他解除了威利斯·李(Willis A.Lee)的上將職務〕、傑夫·梅澤(Jeff Metzel)、一名情報局的代表和肖勃少校一起,把協議草案帶給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在上面簽上了自己名字的縮寫。然後,總參謀長威廉·萊希上將(Willian Leahy)把該文件呈送給羅斯福總統,總統批准了。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的協議由代表美國的海軍部長佛朗克·諾克斯(Frank Knox)和代表中國的宋子文正式簽署。鄧諾文將軍、肖少校和梅樂斯也分別在上面簽了名,協議給戴笠保留了簽名的地方,他最終在1943年7月4日在重慶補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中文版的中美合作所協議要求美國提供足夠的武器來組建5個「特務武裝部隊」和80個「行動縱隊」及「行動隊」。將組織13個中美合作所訓練班,加上4個情報站和一些氣象台與無線電廣播單位。    
    美國版的協議申明:「為了在中國沿海、淪陷地區和其他被日本人佔領的區域打擊共同的敵人,在中國組織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它的目標是,通過共同的努力,採用美國的設備和技術訓練及以中國戰區為基地,在遠東各部分領土上的日本佔領區裡有效地打擊日本海軍、日本商船和日本空軍,以及他們的礦區、工廠、倉庫、車站及其他軍事設施。」美國版的變動附帶了美國海軍參謀長威廉·萊希給梅樂斯的一封信。    
    你被告知,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注著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議的施行和在對日作戰中非常措施的支持,以及史迪威將軍和參謀長們之間互相交換的報告,史迪威將軍曾在其中對由你代表美國在中國領導下參與採取這些措施而表示贊同。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了這個安排,並希望你在對日作戰中盡力與中國指定的負責當局合作。總統對此計劃有所瞭解,並批准你根據協議作為美方的直接領導人。    
    無論中美合作所對雙方的軍事價值如何,梅樂斯對軍統局長堅定的支持,加上這份秘密但正式的協議,使戴笠將軍在中國政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沈醉照例把戴笠說成對美國過分屈從,但他準確地反應了戴笠由於得到美國人的認可而在蔣介石內部圈子裡大受抬舉。    
    梅樂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為了永久能利用軍統這一組織在中國從事特務活動,除了在美國宣傳戴笠的種種神話式的傳聞和他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渾身舒適以外,他還極力慫勇戴笠應當去美國遊歷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盡、終身難忘的恩賜,是在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總統當面向蔣介石提出希望能見一見這個中國的希姆萊。戴笠聽到了之後,知道是梅樂斯替他在美國吹噓的關係,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這麼重視。他便愈加感到梅樂斯對他未來的前程關係太大,便更加俯首貼耳了。    
    雖然沈醉不無誇張,但戴笠確曾與美國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被當做他們的走狗。於是,從中美合作所一成立,他在確保自己對其最高控制權的同時,又使梅樂斯以為具有領導權。但實際上,儘管美國人不惜血本地訓練、武裝和佈署了每一支游擊隊,梅樂斯對游擊隊的戰地活動並無實際控制力。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訓練游擊隊

    在美國人看來,中美合作所的核心是它的訓練項目。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裡,共有2500個美國人輪流去中國服役,他們大多數是海軍,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訓練中國游擊隊來與日本人作戰。當然,其中有些人到了西北偏遠的氣象站工作,或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岸監視。中美合作所絕大多數的官兵被分配到重慶城外的「歌樂山」總部,或到遍佈中國各地的14個分所去,他們把類似童子軍戰地訓練的計劃與謀殺、破壞和小組作戰的教程結合使用。    
    雖然只有26794名學生正式從中美合作所訓練營畢業,但其訓練點號稱為戴笠的軍隊培訓了4至5萬名人員。戰爭結束後,梅樂斯斷言,中美合作所的游擊部隊包括97000名中國人員和3000名美國人員。他宣稱:這支強大的力量消滅了71000個日本人。    
    無論這些說法的可信度如何,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員認為他們在中國的主要使命是訓練游擊隊,使之最終成長為一支地下抵抗力量,以便在美國正規軍最終登陸中國海岸時向日本人進攻。考察中美合作所的每一個單位,便會發現他們所通報的敵人傷亡人數並不準確,但這絕對沒有貶低自願為這項使命工作的美國人的英雄主義精神。當這些人在回顧自己的戰爭經歷時,他們感到的是驕傲和對部下的鍾愛。由於幾乎所有這些美國人在赴華工作之前都對中國一無所知,也不會說最基本的漢語,所以他們有時對環境的誤解往往令人可笑。我們相信,當他們中一些人後來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時期,曾經參與訓練國民黨政權最可怖的、專門以綁架、酷刑和殺害等手段從事迫害整個「國統區」裡的進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組織的時候,他們想必十分震驚,或者無法相信。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文化差距

    美國年輕人的這種極度困惑,部分緣於他們對體型略小的中國學員們懷有的好意和長輩般的慈愛,在他們看來,這些新兵往往像孩子似的,他們一方面行動遲緩,另一方面卻又極為強硬兇猛。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那些被中美合作所訓練點招來的中國新兵們虛弱的健康狀況。    
    游擊隊新兵是戴笠從「忠義救國軍」中或日本人的佔領區裡挑選來的。從上海和華東地區招來的人員明顯地非常賣力,因為他們在日本人的佔領區受過苦,所以復仇心切。但從美國的標準來看,他們的體質「差得可憐」。新兵的平均身高為5.6英尺,體重是140磅。在這幫人中發生過幾百例疥瘡、結膜炎和潰瘍等病案。由於這些人糟糕的視力,對眼力的要求不得不從20/20降低到6/15。然而,這些人具有非凡的身體忍受力,這使人馬上對他們產生好感。作為「有效的人的機器」,他們能夠每天進行長達48到56公里的急行軍,而且「攀登山路時幾乎和在平坦彎曲的田間小路中行軍一樣毫不費力」。    
    在教員們看來,中國新兵之所以優秀,正因為他們原始的適應力。中美合作所的訓練官們經常講起「堅韌」的中國腳,它們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他們十足的「農民勁」,正如他們動物般的野勁那樣,使他們成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殺手,他們非常習慣黑夜行動。於是,美國人「對中國游擊隊員令人難以置信的夜視力感到驚訝。他們完全像一隻貓那樣能在黑夜裡看得清清楚楚」。被形容成「好學」和「精益求精」的中國新兵們,由於在使用手、腳和腿來擊倒敵人方面的敏捷程度,他們很快就掌握了近距離格鬥的要領。然而,這些形容針對的還是一種少年氣,而非成年人的熟練。教官們報告說,中國人「帶著美國孩子在沙地遊樂場上的那種興奮」參加襲擊練習。    
    在年輕的美國教官們和他們的「學生」之間的文化距離非常大。語言不通一直是個障礙,在缺乏稱職的翻譯和地區方言繁多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許多教官以為自己很受歡迎,其實絕大多數只是勉強被接受而已。最糟糕的是那些認為必須「用美國軍事方式來訓練中國人」的教官。    
    不過平心而論,美國人「把我們知道的所有技術都教給了那些接受訓練的人」:單人格鬥、爆破、無線電、攝影、醫藥,「甚至開始有點FBI的味道。中國人的射擊特別優秀,他們興奮地使用由美國海軍提供的新式、乾淨、快速的武器,換下了他們以往所熟悉的過時的德國、捷克和日本武器(就更不用說生了銹的中國仿製品和老掉牙的鳥槍了)。儘管有些美國人認為他們不應當提供45口徑的湯姆森機關鎗,因為它們對中國新兵的平均身材來說太重了,但梅樂斯決定,每個訓練班的學生在訓練畢業後,都應該有扛在肩上的湯姆森機槍或30口徑的卡賓槍,或者有38口徑的左輪或45口徑的軍用可特式(Colt)自動手槍。    
    自然,每件武器都佔據了飛往歌樂山的運輸機運送給中美合作所的貨物噸位的一部分。戴笠要讓他所有的外勤特務至少有一把槍。梅樂斯堅持,只有在訓練完成後才發槍。關於這一點,這兩人在整個戰爭中一直持不同意見。顯然這是因為美國人「不論從軍事角度還是從感情上都無法理解現代武器對中國的意義」,而戴笠的人全都具有一個「中國人特有的、為得到每一件可能得到的武器的執著的渴望」。    
    對於中美合作所的訓練營來說,結果十分荒唐。1945年4月一大批學生從第十班畢業了。由於美國軍事指揮官無法區別中國人,他們擔心美制的手槍和半自動機槍會落到那些冒充的畢業生手裡。但怎麼能在隊列裡,尤其是穿著一模一樣軍裝的中國人中間把他們區分出來呢?巴爾的摩來的海軍軍醫格銳夫上尉(R.L.Grief)想出了一個辦法:    
    你們為什麼不用紫藥水在每個練習生的背上畫個數?當每個人走出列隊取槍時,你們看一下他的背後。假如背上有一個數,你們便可以確定他不是海豐警察部隊的人,而是我們培訓的軍營戰士。    
    即使美國教官們能相當肯定當屆學生的所屬班級,但他們往往沒有注意到,至少有些以前的畢業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訓練班中重複畢業。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訓練班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個訓練點設在安徽商業中心徽州以南幾公里外歙縣雄村的一座山廟裡。與軍統的培訓點一樣,因其地名而被訓練點成員們稱為「雄村班」。一開始只有6個美國軍官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巴德·馬斯特斯(Bud Masters)少校手下的軍人。他們的設備是從重慶用6輛機動卡車拖來的武器和軍火。但據說在不遠處有6000名「忠義救國軍」的士兵,附近還有戴笠的2000名「訓練有素」的部隊,他們似乎都準備好了向訓練班提供受訓人員,不過據報道,他們都缺乏軍火和軍用設備。    
    中美合作所的教官們用了6個月的時間來準備一個由320人參加的有關游擊戰的課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首批新兵們都不合格。據梅樂斯回憶:    
    戴將軍的地區指揮官們負責提供人員,但他們轉而要哄騙管事的團長們把他們派往這個新訓練項目。結果,起先那些被派來的人往往是其所在的部隊中最無用的人。只是在我們的訓練點顯示了其價值並且被全面接受後,他們才把我們真正要的那種人分配給我們。    
    不過,招來的新兵們搞起走私和間諜來十分拿手,他們經常去上海替美國人搞來汽油、車胎、報紙,甚至麵粉口袋——梅樂斯的人用它來運送一種俗稱「傑彌瑪大嬸」,類似麵粉樣、用來製造炸藥的物質到頭來,這個訓練班的記錄有好有壞,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把300個俘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全都從當地遷走,導致營救美國戰俘的失敗。    
    第二班——湖南洪江班,有意選在湖區,離中國海軍訓練學校水雷製造站不遠。美國人計劃使用包括海匪在內的中國內河水手和小型船隻駕駛員作為海軍力量。梅樂斯後來寫道:「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想法,但也從未發展過它。」部分問題是「戴將軍對船隻一無所知,而且他對中國海軍的人沒有控制力——甚至連在內地的部分,如第二班附近的也沒有」。    
    第三班——臨汝班,亦稱牛冬班,設在河南,游擊隊可以在那裡騷擾敵人的通訊線路。他們駐紮的山廟叫鳳穴寺,豫西朝拜的人都知道這座廟。由於可怕的饑荒和戰火,鳳穴寺曾頹敗不堪。有的和尚搬到了廟的另一面,有幾個年輕的難耐飢餓,索性加入了中美合作所的訓練班。    
    由於在戰鬥中裝備不足,臨汝班的游擊隊沒有牽制住敵人,相反,在日本人進攻時,他們便向西逃散。但訓練班本身既表明了在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距離,也顯示了軍統教官們對正確的政治訓練的格外強調。    
    臨汝訓練縱隊的美國教官們的頭銜都不高,在上士和上尉之間。他們都不懂中文,完全依賴從軍統翻譯班來的8個翻譯,然而這些華僑連最基本的軍事詞彙都不懂。    
    結果,只有幾個美國軍官知道學員們的強制性政治培訓,明白他們的四周到處是軍統的特工,或者意識到禁止中國軍官同他們結交的命令。中國人都住在寺廟裡面,而美國人則住在寺廟東邊一塊平地上建起的有12間屋子的西式房子裡。他們的生活條件非常優越,還有廚師專門為他們做西餐,但他們很少與同住一個營地的中國人來往。仲向白在任臨汝班政治教員的4個月裡,從來沒有跟一個美國人說過話。    
    除了不能跟外國人結交以外,戴笠的部下也被禁止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並嚴禁「標新立異」。儘管這是國民黨機構,但臨汝訓練點不允許有任何國民黨團體,包括「三青團」在內。而且,每個學員都必須寫一個自己的政治背景履歷,並和政治指導員詳細地討論這份履歷,政治指導員還在飯桌上或類似的閒暇時刻觀察學員們的政治傾向。對軍統的基本原則,如蔣介石是國家的偉大領袖,軍統是全國「清白的」和「最革命的」部分,秘密特工是委員長的「耳目」,以及一個理想的軍統特工必須既是個無名英雄,又要具有「革命的人生觀」等等,任何人如果有所質疑,便被當做離經叛道者,打上「標新立異」的標籤。    
    第六班是華安班,設在福建漳州。建於1944年8月。在這之前,中美合作所參謀長李崇詩陪同梅樂斯去了福建沿海地區,軍統閩南站站長陳達元秘書接待了他們。這三位官員都認為在這個海匪和土匪出沒的地區建立訓練班非常重要。梅樂斯回到重慶後,說服戴笠親自在7月裡前往曾為出版中心的建陽,與陳達元和閩北站站長王調勳見面。戴笠不僅同意建立這個新訓練班,而且決定成立一個「中美合作所東南辦事處」來監管上海、定海、福州和漳州4個重要情報站。    
    華安班從一開始就充斥了在陳達元和雷鎮鍾(他們都是訓練班的副主任)控制的縱隊之間的派系鬥爭,其中一個縱隊長與戴笠的私人關係使這種鬥爭變得更加複雜。儘管美國教官們積極努力,這個訓練項目仍非常鬆懈。雖然雷鎮鍾受過軍隊訓練,但陳達元卻是個農業專家,對軍事一竅不通。軍統的中國官員們還對中美同級官員的不同工資感到非常不滿:前者每月200元,後者比前者高10倍。更有甚者,4個美國人的伙食水平相當於整個縱隊180個中國人的伙食。美國人對整個訓練班財政上的控制,顯然無助於平息中國人對這種巨大的伙食差別的義憤。    
    據訓練班一個後來參加了共產黨的中國軍官說,在1945年7月中旬一個短戰役中,華安班在向日本軍隊進攻時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後,華安班佔領了廈門。到了年底,訓練班改編成「別動軍暫編縱隊」,後來它跟隨陳達元去了台灣。    
    除此以外,還有9個戰地訓練點:修水(江西)、建甌(福建)、玉壺(浙江)、東峰(福建)、息烽(貴州)、臨泉(安徽)、焦嶺(廣東)、港口(浙江)、梅縣(廣東)。但最重要的訓練點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設在離重慶約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總部歌樂山上。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歌樂山

    歌樂山是一片丘陵地帶,它分成約6多公里寬、10公里深的3個盆地一眼看上去,那是個「可愛的地方」,一個松樹覆蓋的山巒下田園詩般的所在。3個峽谷與主要的山脈形成直角,每個峽谷中小小的農莊之間有潺潺流水相連。    
    從重慶歌樂山到沙磁區,毗連起伏的丘陵,廣闊的山谷地帶,長達13華里,縱橫20餘里,包括渣滓洞、梅園、楊家山、造時場、松林坡、白公館、五靈觀、紅爐廠、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楊公橋、朱公館、步雲橋、嵐埡等地,都屬於「中美合作所」的特區。    
    這個秘密隱藏的營地周圍有電網環繞,武裝巡邏守衛,對擅入者格殺毋論。 「從步雲橋到歌樂山的村落,全被封鎖,不讓老百姓通行。五靈觀等地的居民,均被強行趕出。在特區範圍內,除了持有特別通行證的美蔣特務外,一律不許進出。誤入者便被抓起來殺掉。    
    在整個戰爭中,戴笠的人在美國物資和資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個基地包括兵營、操練場、兵工廠、靶場、教室、警犬房、鴿棚、無線電通訊室、一個監獄和審訊設施。這三個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為最大。那裡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們是峽谷上面山坡松樹林中的地中海式別墅。旁邊是軍統特務訓練營。中間的盆地駐紮了美國人,他們有自己乾淨的食堂、西式的廁所設備(梅樂斯帶了一個馬桶到這片山丘,讓人在當地的一個陶瓷廠仿造)、禮堂和舞廳,戴笠在那裡舉行由「漂亮而衣著時髦的中國女郎」主持的宴會。最後,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設有一個「嚴酷的監獄,關於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這就是在《紅巖》裡描述的集中營和酷刑室「白公館」。    
    在戴笠看來,中美合作所協議中最重要的條款之一,是按美國執法機構的模式對蔣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對「刑事警察幹部」)進行訓練。這個「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將使戴笠組成他自己的調查單位,從而與陳立夫中央統計局的「中國FBI」抗衡。梅樂斯意識到,在這位中國將軍的眼裡,這便是美國人在中美合作所訓練游擊隊項目中最重要的交換物。    
    戴將軍為了實現他的願望而不惜一切代價。針對他的這種最真摯的願望,我們開始「試行」FBI學校的模式。於是查理·強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個精心挑選出來的專家帶著大量的設備、充沛的精力和豐富的想法到達了。    
    強斯敦(在文職生活中他是一個FBI特工人員,後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法律參贊)攜帶的專家小組後來擴展到了20多名成員,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員、財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紐約市警察的排彈專家、火災調查員、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地區檢察官。這些「摧毀和保衛」的專家們奉命採用最新技術和手段(武器、測謊器、警犬、鐐銬、噴妥撒、彈道學等),在監視、審訊和情報分析方面訓練戴笠的高級特務。    
    後來梅樂斯坦白地承認,在歌樂山「我們從來無法把警察活動與游擊活動區分開來。」我們的理論是,盡量訓練一些人來做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學校,五年來一直主管這所學校,而且從理論上說,中國所有淪陷區的警察都歸他指揮,所以我們必須利用他們。於是我們在重慶組織了一個班,並把淪陷區各地的警察局長召到此地,給他們開辦類似的課程。    
    對於訓練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們回到淪陷區充當傀儡警察的頭目,會在拯救成百名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不然這些美國飛行員就會落到敵人手裡。    
    但不論在當時還是在此前,這種解釋都無法平息這樣的抨擊,即,梅樂斯和海軍情報局用中美合作所來訓練戴笠鎮壓異己的秘密警察,有時甚至目擊了對犯人的刑訊逼供。美國國務院和戰略情報局都反對在中美合作所裡組成一個「FBI的學校」來訓練戴笠的秘密警察,因為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確保美方對國民黨的內部政治壓制的支持」。作為對這些抨擊的回答,鄧諾文將軍通過梅澤上校命令梅樂斯把訓練班「警察班」的名字改為「反間諜班」,並指示:「這個班的作用應當盡可能地針對反對敵人的活動。」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魏德邁的擔憂

    魏德邁(Wedemeyer)在接替了約瑟夫·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的美國司令後,對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訓練項目特別感到憂慮。在與戴笠的一次緊張的會面中,魏德邁告訴戴笠,他對「把美國的人力和設備用在政治組織上」非常關注。    
    戴笠回答說,全國軍事委員會下的軍事統計局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下的中央統計局不同:後者主要涉及國內政治安全,而前者則從事戰時秘密活動。戴笠說,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資產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對「在海軍組領導下被稱為第九訓練班」的間接使用以外。    
    但魏德邁強硬地堅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讓在中國戰區裡的任何美方人員或軍事設備用於政治組織」。    
    魏德邁和他的人員還對戴笠關於軍統致力於軍事目標的說法提出質疑。當代表魏德邁的G-2的海軍中校阿格紐(Agnew)問「殺害叛徒是政治還是軍事性質」時,戴將軍說,那是軍事性的,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抗日行動;但魏德邁不以為然:「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對待日本和共產黨之間截然區分開。」    
    換句話說,除非戴笠能夠證明,被軍統殺手謀害的共產黨人是在為日本人服務,不然這種恐怖主義行動就是出於政治目的,被用來對付蔣的內部敵人。在這方面,魏德邁更加明確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國人捲入任何殺害或懲罰中國人」的行動。而戴笠只是簡單地回答說:「沒有任何美國人會被要求那麼做;他們的工作是訓練中國人來做。」    
    他們的確訓練了那些人,儘管梅樂斯知道國務院對此表示反對。事實上,中美合作所的訓練班不僅繼續培養畢業生,而且根據聯合協議第十七條的規定,美國海軍還同意為40個由戴笠精心挑選出來的軍統學生到美國深造,並為他們提供衣食住行和學費。無需贅述,這項計劃直到日本投降後才開始執行。    
    美國特別行動官員為了在收集情報方面訓練警察,而到頭來卻被指控為同右翼獨裁政權相勾結,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合作所訓練戴笠秘密特工的項目使戰時美國情報機構的努力成為赤裸裸的犯罪行為。「既然戴笠的許多職責中也包括蔣的軍事情報頭子,與他進行部分的技術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合作所似乎遠遠地超出了這一點。戴笠很快毫無顧忌地利用空運到歌樂山的美國武器來與新四軍和其他愛國游擊隊作戰。而梅樂斯的人則企圖為戴笠的政治名聲塗脂抹粉。」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訓練營中美合作所

    二戰結束後,中美合作所的美國退伍軍人——「稻田海軍」的「老虎們」——以中國游擊隊    
    教官為榮,他們作為國民黨軍事情報局的客人到台灣,去紀念他們的「後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長」密爾頓·梅樂斯與「大老闆戴笠」的親密關係。大多數人對這個機構的黑暗歷史似乎一無所知,然而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進步記者的筆下,以及在朝鮮戰爭時這段歷史被反覆宣傳提及。正如麥克阿瑟將軍在50年代的中國漫畫中被描繪成一個外國魔鬼那樣,中美合作所在當地的訓練點被形容成美國對中國的入侵地,那裡的人是強姦中國婦女和屠殺中國最優秀最開明的進步人士的野蠻動物。    
    離西安附近的胡縣城東北處幾英里處是中美合作所訓練班,它由中國的「希姆萊」戴笠和美國人聯合主辦。自1945年以來,在西安被捕的愛國者們被蒙上眼睛或裝在大麻袋裡帶到此地。農民們清楚地記得那些受刑的愛國者們撕裂人心的叫喊聲。這個地方一直被荷槍實彈地守衛著。沒人敢走近它。縣城解放後人們發現所有的囚犯都被國民黨特務冷酷地殺害了並留下了成堆的屍骨。    
    最聲名狼藉的地點是歌樂山,後來共產黨在那裡建了一個博物館,裡面有一個堆積了94具屍體的坑,屍體上帶有美國馬塞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製造的鐐銬。    
    據歌樂山的導遊說,在歌樂山對進步人士進行「審判」時,梅樂斯在審判席上坐在戴笠的旁邊——判決有時是建立在美國人逼出來的供詞上的,這些美國人對受審的犯人用測謊器,或用噴妥撒注射進血管,使犯人失去控制力而說真話。這個帶20間房屋的公館,據說曾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主要的審訊中心設在白公館後面的一連串山洞裡(裡面據說有一個鏹水池)。    
    據中美合作所集中營16個倖存者之一說,白公館是一個閻王殿,不幸的囚犯們在這地獄裡「經受了48種刑法的7種」。    
    巖洞本身被形容為一個「渣滓洞」,它本來是個煤礦,由17個長方形的牢房組成,15個男牢,兩個女牢。門楣上寫著戴笠的手跡:「你的青春會過去,永不再來。想想你的處境,你還有多少時間。」作為答覆,囚犯們在牢房的牆上寫道:    
    燃燒的烙鐵烤焦了我們的胸膛,削尖的竹籤穿透了每一個指甲。冰水灌進了我們的鼻孔,電流擊毀了我們的身體……在地獄邪惡的火焰中人得到錘煉,直到他的意志成為金子一樣堅硬光亮。    
    當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逼近重慶,並以出乎任何國民黨指揮官意料的速度前進時,歌樂山監獄的看守們得到槍殺所有囚犯的命令。在這之前白公館裡已不斷有槍殺:犯人被帶到樓下,遭到機槍掃射。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看守們在院子裡焚燒中美合作所的文件,犯人們被帶到了樓下的牢房。據倖存者之一回憶:    
    指揮官到了後,士兵們很快就在牢房前攜衝鋒鎗列隊。哨聲響了。士兵們把他們的槍插進了牢房門上的方形窗口裡開了槍。我們唱起了《國際歌》。有的喊起了口號咒罵蔣介石。開槍持續了約20分鐘,直到歌聲和喊叫聲漸息時才停住。這時又響起了哨聲。士兵們繞到後面,穿過後窗又掃射了幾分種。指揮官喊了停火。特務們進入牢房,對著囚犯的腦袋開槍。我在一個角落裡,衝鋒鎗的子彈只傷了我的一條腿。對我腦袋開的槍沒有擊中,我就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他們以為我們都死了,但30多個人還活著。我們穿過牢房的門,衝到了院子裡。約19個人在那兒被槍殺了,但我們14個人從牆洞裡逃了出來。    
    儘管到了那時中美合作所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它的罪跡卻被共產黨關於歌樂山的最後大屠殺的故事永久化了。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軍到達的前夕,中美合作所訓練和武裝起來的警察們槍殺了兩個監獄的囚犯,然後把他們的屍體與合作所的文件一起焚燬。就像上海報紙在朝鮮戰爭期間的反美高潮中說的:「法西斯秘密特務組織的總部中美合作所,由美國海軍梅樂斯和中國的『希姆萊』戴笠聯合領導,以美國發明的酷刑和屠殺而聞名。」    
    中美合作所的訓練項目也為後來中央情報局(CIA)資助下的類似秘密特務活動開了先例。畢竟,CIA的運作方式是在全世界訓練秘密警察,尤其是60年代在拉丁美洲。至少有些在巴拿馬運河區由「國際發展署」和「美洲學校」主辦的公安訓練項目發出的回聲,與戰時美國在華的中美合作所「稻田海軍」的經歷產生著共鳴。


第二十二章 間諜中美合作所的業績

    太平洋戰爭一結束,梅樂斯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最積極的美國軍人便大肆宣揚該組織在中國戰區的成功。日本投降一個月後,梯爾門·德定(Tillman Durdin)在《紐約時報》上高度讚揚這些壯舉:    
    美國人教會了中國人游擊戰的新技術並給他們新式武器……中國部隊原來的使命是保護美國人及其氣象站和情報無線電台,後來它發展成為龐大的游擊隊組織。在美國教官和顧問的幫助下,他們在長江流域和中國的東南地區廣泛活動,襲擊小股日軍,破壞日本人的通訊系統,炸毀敵人在沿海和內河的船隻並收集情報……中美合作所的中美人員在日本部隊周圍不斷地活動,他們對日本人在華的每一個行動的監視,全面到了驚人的程度。沿海監視台對敵人船隻動向的報告,為美國潛水艇擊沉數十艘日本輪船提供了依據,並在一些最重要的海戰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沿海監視台的確非常有效,幫助美國潛水艇擊沉數十艘日本輪船上所做的貢獻當之無愧。中美合作所的特工還向第14飛行隊提供了情報,協助他們轟炸日軍的軍需品供應站、船隻、卡車、火車和部隊,並從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隻進入易受美國海軍攻擊的水域。中美合作所的氣象報告對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戰役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它使58特遣隊能在日本本土上發起第一次全面進攻。    
    但是,中美合作所作為游擊隊訓練機構和情報機構的效力,仍值得懷疑。在其的敬慕者眼中,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是毫無疑問的:    
    日本人的食品運輸遭到如此頻繁的襲擊,以至於許多日軍部隊中發生嚴重的供應短缺。在全國的許多地區,日本人完全被圍困在他們的部隊駐地,而不敢冒險進入鄉村。從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隊擊斃日軍23000人,擊傷9000人,俘虜約300人,搗毀了209座橋樑、84輛機車、141艘船隻和97個軍械庫和倉庫。    
    梅樂斯本人經常提到中美合作所一些英勇行為的例子:在海豐港準備向長崎運送大米的日本輪船上埋炸藥的中國年輕特務,第一訓練班1943年9月在江蘇的大膽作為,包括刺殺偽省長和導致日本人損失九架飛機的上海襲擊戰等,綽號「人猿泰山」的約翰·麥特米勒(John Mattimiller)少尉對廈門碼頭的潛水襲擊炸毀了一艘日本貨船,等等。還有,戴笠本人被視為在華美國軍人的主要保護人,他通過其無處不在的秘密特工和勇猛善戰的游擊戰士們,確保了美國人在那裡的生存。


第二十二章 間諜軍統的現實狀況

    其實,很少有美國人參加中美合作所的游擊戰,因為軍統官員曾警告他們說,在中國淪陷區他們會像大塊頭那樣矗出來引人注意。結果,中美合作所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外勤單位,而必須依賴軍統的行動隊。對這些基層地方部隊的指揮,按理應由美中聯合組成的中美合作所內部的「軍事作戰組」負責,由軍統正規特務全面控制。    
    這個組所擬定的一切作戰計劃,均須先與軍統商妥後才能發出去。儘管如此,各地武裝特務頭子還是不大接受,仍按他們自己的一套直接向軍統請示。但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彈藥與美式裝備,則又不得不將每次對日作戰的傷亡、戰績向中美所匯報請求補充。這些數字大多是經過一再誇大甚至捏造出來的東西,往往與他們報給軍統的有出入。而美方卻非常重視這些統計數字,並經常對這些單位進行武器彈藥的補充,他們根據這些虛報的「成績」便可向美國政府去要東西。    
    至於簡單的收集情報(說到底這應當是中美合作所在中國最主要的使命),官方的記錄比這還差勁。梅樂斯開始對海軍情報局從軍統那裡收集來的情報質量非常失望,這也許是他不願與軍事情報局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Chennault)將軍的部下分享這份情報的原因之一。不過,在他對戴笠作了口頭和書面的抱怨之後,軍統便利用它與淪陷區「漢奸」的關係在上海、南京和華東其他地區來安排特別行動單位,使中美合作所特工能夠在這些地方設置無線電發射台,用他們自己對日軍活動的報告來補充軍統的通訊系統。到了1944年,中美合作所的情報官員倍增到40名,於是戴笠覺得有必要指定軍統的一名站長王一心來總管聯合情報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的說法是,中美合作所曾經出過優質的情報,尤其是在關於蘇聯和中共的活動方面。但在戰爭剛結束時,共產黨文人們貶低了戴笠在這方面的成就,並把梅樂斯形容成「飯桶海軍」的一個昏庸的首領,說他誤把日本在河南北面的一號戰役看做是又一個「搶劫行動」或是新兵軍隊的一次「演習戰」。    
    戴笠本人曾對中美合作所的貢獻予以高度評價,這部分是因為他對梅樂斯在提供卡賓槍、手槍和衝鋒鎗的同時所提供的間諜器材非常欣賞。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天才發明家斯坦利·洛威爾(Stanley Lovell)記得,戴笠和梅樂斯要他製造一種毒藥,讓中國妓女對日軍高級將領使用。後來,他和戰略情報局的細菌專家製作了一種跟普通大頭別針差不多大小的膠囊丸,裡面裝了肉毒菌素,可以打開在飲料或食物裡放毒。這些毒丸由海軍軍醫塞西爾·考金斯(Cecil Coggins)帶回重慶,供應給「戴笠領導下的中國謀殺和破壞學校」。梅樂斯還提供了其他偽裝的武器,如與做薄餅用的麵粉相似的炸藥、偽裝成照相機的槍等等,他提供的禮品中還包括他個人贈送給中美合作所中方人員的手錶、衣服、巧克力和香煙等。    
    戴笠還對中美合作所強化軍統的通訊系統能力感到高興。梅樂斯到達中國時,戴笠對電器設備的著迷達到了新的高潮。這個中國秘密特務的頭子在重慶十里路以外的一個由稻田環繞的荒廢的農舍裡建立了一個絕密實驗室。實驗室的整個部門全都涉及密寫:用果汁在一小卷膠片上書寫,一旦洗印出來便是正常的照片。還有一些裝置完全是為了把普通的商業電台的接收機轉變成發射機而設計的:藏在自來水筆裡的電報員的發報鍵,設計成上海產雨傘的天線,等等。實驗室還為軍統的外勤特務複製了微型的美樂時牌(Minox)照相機,並把縱火物偽裝成肥皂和藥品等。梅樂斯的人員提供了更強大的無線電發射機和最新的電台偵收技術。他們到達歌樂山不久,便立刻架起了一台戰地手提收發機,這台收發機需要穩定的120伏電源,電源來自一個發電機或採用重慶發電廠聲名狼藉的不穩定供電。1943年5月以後,無線電偵收工作直接由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校候克姆(B.T.Holcomb)領導,他教授中美合作所的技術員們如何使用無線電方向測向器來偵查漢奸的電台,漢奸們用這些電台向日本人匯報陳納德飛機從昆明起飛後的飛行目標。    
    蔣介石的軍事總部也設立了測向器,以查找敵人的發射電台。這些測向器由魏大銘的上海訓練組「三機無線電學校」畢業生操作。當然,正如我們看到的,戴笠已經有了一批優秀的通訊人員,而且軍統破譯人員對日本空襲重慶發出的警報幾乎無一例外地準確可靠。英國人對中國國民黨的早期警報系統十分佩服,以至於他們想徵得蔣介石的允許,建立一支由英國和中國秘密特務聯合參與的特別情報機構。其結果便是「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成立,這個機構由周偉龍領導。


第二十二章 間諜信號情報

    但是,在中—緬—印戰區的英國其他情報單位,特別是在墨爾本的軍事情報主任,不願意同戴笠分享信號情報,怕這些情報落到敵人手裡。年6月11日,軍事情報主任向英國駐重慶武官麥肯(Machin)表示了自己的懷疑。接著,在7月1日,戰爭部向墨爾本發報說:「我們充分意識到把情報交給中國人很不安全。印度、麥肯和我們都明白,給中國人的任何東西都會以某種方式最終到達日本人那裡……麥肯收到情報後,既不重複,也不自動把它交給中國人。我們給他的都是絕密的情報,這些情報我們希望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知曉。」    
    六個月後,聯合情報機構規定了一個總體方針:只給中國人「直接有助於其抗日戰爭」的軍事情報。但這個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種族主義而引起的懷疑基礎上。MI2(英國軍事情報局二處)承認「沒有什麼具體的證據表明交給中國人的信息曾被洩漏」,並補充說:「但是,基於對一般中國人心理的瞭解,人們嚴重懷疑洩漏時有發生。」    
    1944年6月23日,麥肯給英國戰爭部發了一份密電,說中國人的軍事情報主任鄭介民遞交給他一封何應欽給卡通·德·維阿特(Carton de Wiart)將軍的信,建議在中方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聯合辦事處來交換關於日本軍事佈署的情報。這個辦事處同時還收集情報,並散發電台截收的電文,同時還把在中國戰區進行活動的SIS(秘密情報特工)和SOE(特別行動執行隊)的人員組織在一起。麥肯對鄭解釋說,第二種聯合不可行,但他確曾建議實行第一個項目。不過,這會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人的角色,他們一旦參與進來就有可能把他們「致命的嫉妒」也帶進來。    
    印度戰區的總司令部提醒戰爭部,它過去曾強烈反對這種情報合併活動,因為這會使中國人進入美英的信號情報系統。考慮到英國軍事情報機構對國民黨情報系統不斷向日本人洩漏信息的懷疑,這個聯合辦事處對印度戰區總司令部和白廳來說,似乎都將是個極端的冒險行為。    
    然而,英國不想完全拒絕中國。白廳的聯合情報委員會決定,如果直截了當地拒絕中方會損害中英關係,於是相應提議建立一個中英結合的情報搜集機構,「其中不包括軍事佈署」。一旦SACSEA(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確表示,英國不準備與中國人分享信號情報,中國人便開始對合作失去興趣。雖然如此,SACSEA還是起草了在重慶建立一個中英聯合情報搜集和交換局的協議,此機構的英方將向英國大使匯報。    
    對於有關這份協議的消息,美國人沒有重視。8月3日,美國軍事情報主任比塞爾(Bissell)將軍告訴SACSEA,一旦這種協議生效,「美國情報機構便永遠不會完全坦誠」。他還說,參加一個同中國人三心二意的聯合情報行動對英國來說將是個錯誤,尤其是,這可能使國民黨通過它來使美英之間產生不和。比塞爾堅持,絕不能讓中國人看到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國答應了美國的要求。白廳讓SACSEA通知中國軍事情報主任鄭介民(當時他正在視察印度的情報工作),在目前的戰局下不宜建立一個新的情報搜集機構。相反,雙方應當僅在中國現有的中英情報合作基礎上進一步交換情報。鄭將軍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覆,「他接到這個消息後沒有表現出不滿。」


第二十二章 間諜「曲線救國」

    盟國對大戰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懷疑,特別是軍統與汪精衛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結以後。當時,這種勾結被認為是國民黨情報機構「曲線救國」的戰略,即一方面公開與敵人的情報機構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級雙料特務滲透到日偽特務組織中去。    
    據中國大陸資料,這個曲線政策曾被蔣介石和戴笠秘密採納過,時間是從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成為統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之間的某個時候。    
    實行「曲線救國」政策的關鍵人物之一,是軍統南京情報組組長程克祥。1939年秋天,當汪精衛的「和平黨」在上海愚園路1136弄壁壘森嚴的住宅裡與影佐禎昭、犬養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務機關梅花社的人員進行談判時,程克祥開始鋪墊與周佛海(政治委員會總書記,並在後來的汪偽政府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及他的內弟楊惺華(後來的汪偽財政部總務司司長)的關係。通過拉到的這些關係,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親信羅君強(後來的汪偽稅警總團長、汪偽安徽省省長,後又任南京司法部長)、熊劍東(後來的汪偽稅警副總團長)投奔戴笠。程還說服了周佛海僱用彭盛木(軍統南京情報組副組長)當他的機要秘書,使程克祥能夠瞭解汪精衛與日本主子之間最機密的談判。當汪偽政府1940年3月29日成立於南京後,彭盛木被任命為財政部顧問,繼續為軍統提供最機密的內部經濟情報。    
    無須贅述,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使雙方得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情報交換,從而證實了盟國對戴笠與日本情報機關進行秘密交易的懷疑。    
    結果,對戰爭中最機密的情報,即已被美英破譯的「極端電碼」和「紫電碼」,國民黨當局被蒙在鼓裡。而且,作為開羅會議四強之一,中國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後來的英美蘇國家元首彙集的德黑蘭會議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勢上成為羅斯福總統顧問的鄧諾文將軍,在開羅會議上首次親身經歷了「中國問題」。陳納德和史迪威將軍也在會上權衡這個「友誼工程」的利弊。1943年10月下旬,羅斯福曾命令鄧諾文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收集政治情報。在開羅會議前夕,鄧諾文向總統概述了中國的情報狀況,他認為:「除非我們完全獨立操作,獨立於中國人及我們的其他盟國,否則我們美國的情報業務便無法開展。」羅斯福同意這個看法,並授權鄧諾文告訴蔣總司令:「必須讓我們獨立行動。」


第二十二章 間諜鄧諾文的訪問

    這時,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煩。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蔣夫人對總司令的「間諜王」疏遠起來,包括在國民黨秘密警察機構裡發現了康生的潛伏人員,在中國取消了特別行動執行隊,以及華盛頓對軍統採用蓋世太保模式不斷增長的抱怨,等等。結果,當「野比爾」鄧諾文於1943年12月2日到達重慶時,他發現戴笠的地位已非堅不可摧。    
    儘管如此,鄧諾文仍受到隆重歡迎,包括在重慶警察協會舞廳裡舉辦的滿場英語流利、舞姿嫻熟女士的招待會。緊接著招待會的是在戴笠公館裡的宴會。鄧諾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對手,認為對方不過是一個「具有中世紀情報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    
    鄧諾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訴中國的這位秘密警察頭子:假如美國戰略情報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證,那他們將會獨自在中國開展工作。戴笠聽了勃然大怒,說:他將處死任何一個在中國領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動的戰略情報局特工。對此,鄧諾文拍著桌子叫道:「你每殺一個我們的特工,我們就會殺死你們的一個將軍!」    
    「你不能這麼對我說話。」戴笠吼著。    
    「我就這麼對你說話。」    
    然而,鄧諾文有口無心,一旦他把心裡話說出來,戴笠倒鎮靜了下來,兩個人旋即又握手言歡。    
    宴會的次日,鄧諾文將軍見了蔣介石。對他們的談話,沒有太多的記錄,但梅樂斯從擔任鄧諾文翻譯的劉鎮芳那裡收集了談話的要點。據肖說,委員長告訴戰略情報局主任:    
    你是一個友好國家的高級代表,在這場盟國反對共同敵人的戰爭中,你在一個既是異國又是友邦的國家裡運作。我們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希望你承認這一點。美國人要求盟國怎麼在你們的國家裡活動,我們也要求美國人怎麼在我們國家裡活動。你們不會讓另一個國家的特務進入美國並開始活動。你們會堅決反對。同樣,我們中國人也反對一個外國特務或情報機關進入中國並背著中國人工作。請記住,這是一個主權國家,你們的一舉一動,都請注意到這一點。    
    到了這一步,鄧諾文除了同意把戰略情報局的正式事務暫時交到梅樂斯手中外,別無選擇。    
    然而,與此同時,這位情報局主任開始探索在中國越過梅樂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獨立的情報業務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內部,戰略情報局的常規人員的十來個人歸約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領導,而梅樂斯則繼續指揮海軍人員(他因此在戰爭結束時晉陞為準將)。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鄧諾文和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r,戰略情報局研究部主任)與陳納德將軍於1943年12月會見,探討建立一支特別的第14飛行隊來收集戰術情報,以確定敵方目標。


第二十二章 間諜AGFRTS

    次年4月,美國戰略情報局和空軍第14飛行隊成立了一個名稱非常晦澀的組織:第5329空軍和地面部隊資源及技術人員(5329th Air and Ground Forces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aff),縮寫簡稱AGFRTS,更常見的提法是Agfrts。他們包括戰略情報局為在中國獨立操作情報業務挑選出來的大批人員。    
    中美合作所沒辦到的,AGFRTS辦到了,而且其結果幾乎立竿見影。戰略情報局潛伏到敵後的特工人員們建立了廣泛的秘密網絡,為空軍司令部和太平洋艦隊提供了每日的天氣和氣象數據。對長江沿岸交通和沿海及鐵路運輸的實地無線電情報,使陳納德的飛機能最準確地擊中「熱」靶,而且「目標研究分析」和對轟炸的破壞程度的估量,極大地幫助了陳納德計劃未來的進攻。    
    戰略情報局/Agfrts的人員主要在中國的淪陷區收集目標的情況,同時也審訊敵人的戰俘。    
    鄧諾文在向總統羅斯福的報告中盡量抬高自己的人員在實地的秘密活動,如在廣州白雲機場炸毀了數架飛機,在日本人進攻桂林時摧毀了數架橋樑,破壞了廣東的一個煤礦,收集了沿海幾處的天氣預報等,但所有這些都無法與戰略情報局在中西歐的活動相比。    
    當然,平心而論,有幾次他們還是極為成功的,甚至包括躲過了戴笠監視的絕密行動(斯塔行動與「蛤」行動等)。但情報局的大多數活動對中國秘密特工當局來說都是非常透明的,後者可能曾經處死過一些為美國人工作的中國人。    
    後來,鄧諾文確保了將情報局在AGFRTS中的活動,向戴笠正式通報。但這並沒有減輕其侮辱所引起的痛楚,尤其是情報局使用了陳納德的一些最優秀的人員,他們大都是傳教士的後代,出生在中國,或者起碼中文非常熟練,可以獨自在那裡生活。例如,海軍中校沃佛德·史密斯(Wolferd Smith),先學的中文,後學的英語,並於戰前在密執安大學東方歷史係獲博士學位。又如,出生於北京並曾在那裡受教育的查爾斯·斯泰爾(Charles Stelle)上尉在被派往重慶任情報官之前,曾在哈佛大學東方學系當教授,後來成了與中國共產黨聯繫的一個重要環節。    
    雖然戴笠欣賞情報局的訓練功能,但他反對鄧諾文的人,因為他們與共產黨有聯繫,有時還在未經他允許的情況下獨自展開抗日游擊戰,再加上他對情報局派到中國獨自執行使命的高級人員(梅樂斯及其在中美合作所的部下管他們叫「麵團」)的疑心越來越重。在各省裡,情報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間出現了一場事實上的「系列戰」,同時在隔山的印度,情報局和戴笠特務之間進行著一場「秘密戰」。到了1944年11月,鄧諾文將軍向總統匯報說,對於情報局來說「沒有任何重要的情報或行動來自於中美合作所。這可能是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噸位有限的結果,但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行動受制於那些堅決不讓他們搞到情報的人」。    
    總體來說,大多數研究中美合作所歷史的學者都贊同這個結論。沈瑜在其「最後分析」中寫道:「從根本上來說,盟國的作戰從這個合作項目中獲益甚少。在中美合作所正準備將其重點從訓練轉移到行動上的時候,戰爭便結束了。」然而,如果盟國的作戰的確從中美合作所的這些秘密活動中受益甚少的話,那麼戴笠自己的秘密王國則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它使這個中國秘密特務頭子在二戰中,比起在日本人剛開始發動侵略戰爭時,地位要強大得多。正如卡爾·霍夫曼(Carl Hoffmann)少校在1944年7月向鄧諾文將軍匯報的那樣:    
    這個秘密警察網歸功於戴笠的組織天才、足智多謀、巧妙狡猾,以及巨大的個人勇氣和魅力。他不乏個人魄力,許多見過他的人都證明他顯而易見的吸引力;他殘酷地緊抿著的嘴,一雙離得很近而鋒利的眼睛和威嚴的風度。他40多歲,中等身高,健壯結實,軍人風度,而且無疑顯得非常權威。在社交上,他可以十分迷人,令人愉快,而且樂於合作。儘管他在馳騁中國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可以是殘酷無情的,但據說他的私人生活無懈可擊。雖然他是當代中國的一個傳奇人物,甚至連他本人的照片都從未有人見到過,在任何活動中他都極少出場,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語中提到,然而他的狡黠遠近聞名,令人敬畏。這一切都是出於對他所堅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識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夠瞭解到他們在公開和私下場合的貪污、腐化、無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點頭,不管是哪個派系,政治影響如何,失寵、貶斥甚或死刑便會接踵而來。    
    總而言之,到了1945年,這位「間諜王」已經達到了他政治權力的頂峰:一座建築在戰時中國秘密經濟結構之上的大廈。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全國走私網

    戰時的中國,按理分成國統區和淪陷區,中間穿插著走私犯出沒的路線,它們通過盜匪的中轉市場將這兩個區域互相接連起來。位於河南與安徽兩省交界處的界首鎮便是這樣一個非法的集市。「這裡是邊界,但人們並未感到是在敵人的槍口底下生活。這裡充斥著能賺且賺的人:這類奸商只能在一個發生戰爭的國家裡見到。你在那裡遇到的每一個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種代理。人們從沿海地區來,穿越黃河與長江從內陸省份來。這個城鎮令人難以置信地繁榮。」於是,戴笠專門去了一趟界首,因為他想瓜分湯恩伯將軍從走私貿易中強佔的大筆「收入」。據說,戴笠在走訪那裡之後對湯將軍建議說:把時間少花在貿易上,多花在軍事目標上,這樣會更加有益。    
    其他地區,如產棉區,紡織原材料被用來交換淪陷區的成品貨物,比如無線電電子管和其他必需品。另外,河北東部大量的走私活動,主要是圍繞著毒品交易進行。自東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後成為走私中心的大連,也把毒品經營與其他走私活動結合起來,並派船不時在華北沿海一帶上岸活動。    
    儘管各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但走私網卻是全國性的。正如界首將安徽和河南連接起來那樣,位於長江三峽口上的宜昌把四川和湖南及其下游各省連在一起,使那些省份能夠向前者提供上游地區所沒有的藥品、棉線和染料。上游地區的港口也是如此,如萬縣和巴東,上游地區的鹽、桐油、豬鬃、草藥等通過那裡運送到下游來交換棉紗、布匹、縫紉材料和家用五金等。    
    江西是一個尤其重要的原產地,因為除了具有豐富的稀有礦物質(鎢、銻、錫、錳、鉬和銀)以外,還出產大量的稻米和其他農作物(茶葉、苧麻纖維和菜籽油),以及來自已被日軍佔領的景德鎮原皇家瓷窯的奢侈陶瓷。浙江沿海城市如寧波和溫州,除了作為江西物資的轉運港口以外,還往內地運送了大量的交通物資(如機動車、卡車、輪胎、工具和汽油);而體積不太大的物資則用貨車從東北沿京綏鐵路穿過包頭、蘭州和陝西運到華中地區。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走私與情報工作

    日本人對走私的部分理由是,這為他們的中國特工裝扮成商人打入國民黨控制的地區提供了一個機會。這些特工人員為日本人服務的前提是:能夠穿越敵人防線進行貿易。他們接受的命令是,既要打入中國的特工機構,又要向軍統和中統遞送假情報。    
    自然,中國人也如此辦理。他們甚至比日本人更嚴重地依賴走私的贏利來向政府繳稅,儘管他們對暴露官方捲入海洛因交易不無顧慮。於是,阻礙公開在日占區和內地之間進行貿易的戰時條件本身,使雙方的特工人員得以從非法貿易中獲取暴利。而雙方對這種非法貿易則可以採購必需品(對日本人來說,主要是農產品和土特產,對中國人主要是醫藥和輪胎)或者情報工作需要為借口。說到底,是加強了特工機構的收入來源,同時也給了關係廣泛的人和投機商們一個掙大錢的機會。    
    國民黨要員們通過各種由中國情報機構控制的運輸公司中飽私囊。也就是說,戰時的官僚資本主義導致了個人得利,同時也使中國間諜頭子們——尤其是軍事情報頭子戴笠將軍——有望建立起巨大的非法王國:它從緬甸和阿薩姆邦(印度東北部的邦)延伸到雲南、廣東和福建;光是往國統區走私汽油,參與者就達50萬人之眾。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稽查警察

    戴笠的走私王國建立在一個索稅制度的基礎上,這種制度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稅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當財政部長時,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一個由王賡領導的「稅警總團」。在「一二八事變」中,王賡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報官發現了王身上攜帶的軍事地圖,從而洩露了第十九路軍的佈署,結果日軍利用該情報在瀏河登陸,挫敗了十九路軍的上海保衛戰。    
    王賡因此丟了官,而嚴重受挫的稅警總團由張學良東北軍的「講武堂」學生補充。1936年,稅警團由黃傑任團長,但這支部隊在1937年8月的淞滬抗戰中被日本人擊潰。上海淪陷後,倖存的稅警團人員被調至寶雞整訓,並由孫立人任總團長。    
    稅警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軍隊的「交通監察局」,當時由長沙國民黨警衛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長沙燃起的一場災難性大火,使酆悌失寵,蔣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隊將酆悌槍決。這位喪命官員的「交通檢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兩年後被改變成「戰時貨運管理局」,亦稱「運輸統制監察局」。何應欽將軍被任命為局長,而戴笠則負責該局的檢查處。實際上,戴笠因為該局在整個國統區的80多個「檢查所站」而真正掌權。    
    這個部門是用來與敵人進行秘密走私交易並向軍統提供其他財源的。戴笠的人員在各省建立了「貨運管理處」,而這些處又轉而搞了個貨運網叫「貨運管理站」,在當地的商號掩護下(如興隆莊、協昌莊、振興莊等)與日本特工部門操縱的中國傀儡商業機構勾結往來。    
    國民黨利用中央銀行擁有的美制印刷機,偽造東北日本軍隊的臨時證件和汪偽政府的紙幣,在淪陷區購買物品。然後,「忠義救國軍」的單位同交通管理站的僱員一起,再把買來的物品走私到內地賣掉,從中牟取暴利。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聯絡人

    國民黨的走私活動依賴於在敵後淳安的一個由20多個主要的進出口商人組成的複雜網絡。1942至1943年期間,這些公司聯合組成了「進出口商聯合會」,由前杭州市長趙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諸多業務的汪烈炎任副主任。這個協會以聯合企業的形式壟斷了大米、大豆、桐油、豬鬃、松香、苧麻、毛竹和木材,以此與日本和汪偽特工機關組織的「嶺南公司」(屬日本梅花機關)、「吉記莊」(另一個日本特工機關)、「聯成公司」(屬汪偽政治保衛局)和「東南貿易公司」(屬汪偽特工總部)勾結貿易,交換西藥、棉布、捲煙、橡膠輪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    
    國民黨公司與戴笠的交通審計員們密切合作。例如「美豐公司」實際上是蘇—浙—皖邊區管理處處長張性白成立的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淳安辦事處主任的張性白,向「美豐公司」與「震烈公司」(經理汪烈炎,由浙江銀行資助)的合資企業私人投資100萬元(總投資1100萬元),來壟斷苧麻、松香和桐油貿易。    
    浙東貨運管理處處長趙世瑞也是如此。他與負責當地監督的副處長們一起組織了「興隆莊」,用他們三大倉庫裡儲存的浙南地區的木材、松香、豬鬃、大米、黃豆、桐油、柏油等,與敵占區的日偽公司交換香煙、龍頭細布、五金、西藥和橡膠輪胎等。這些貨物由「忠義救國軍」張惠芳及其兄弟張俊良(音)率領的浦東地區行動總隊以及陸安石的浙東沿海部隊往返運送到國統區。    
    趙世瑞在浙江走私中大發橫財,直到他私自牟取暴利的事被戴笠的部下通報到戴笠那兒。戴將軍怒火萬丈,在1945年將趙抓起來,關進了建陽回龍寺(福建)的美軍招待所,並用14輛道奇牌卡車把從趙那兒沒收來的當時價值4000萬元的物資運走。趙本人被一個軍事法庭判處5年徒刑,但他未服滿刑期,因為戴笠的接班人毛人鳳於1946年將趙釋放出獄。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緝私

    貨運管理處是個軍事單位,最終向蔣介石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匯報。那麼,負責稽查走私的政府機關又是怎麼回事呢?說起來這對財政部來說畢竟是筆潛在的巨大收入啊。原來,在1940—1941年間,英國顧問們勸告委員長以建立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    
    蔣介石因此便在財政部下設立了一個有6萬名僱員的「緝私署」,由戴笠本人領導。緝私署在國民黨統治的各省設有緝私處,在它下面又設有查緝所哨。這使戴笠在那段時間裡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機構。    
    在中國控制走私(除了由海關負責的關稅徵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實際上,戴的組織憑著它的壟斷地位,「控制」了不斷增長的與敵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經營者只有在他們肯付費的情況下才獲准參加進來。戴的手下發了橫財,其組織本身也盈利數億元,用於供給和擴展它邪惡的網絡。這種「貿易」成為其資金的主要來源,而這筆資金如此龐大,以至於到了1944年,人們估計戴笠的工資單上約有50萬名軍官、特工和密探。    
    然而,戴笠對緝私署的控制並非一帆風順。他的一個負責緝私任務的主要人員——金潤生,被他任命領導點驗團,並接收稅警總團。但孫立人不願交權,想方設法將該團隸屬於自己領導的第三十八軍。對此,戴笠在稅警總團第一團內建立了與之相對壘的組織,駐紮四川,並將這個組織和另外四個由他任命的人指揮的稅警總團擴充為新的總部。    
    更能說明問題,而且最終給戴笠惹出麻煩的挑戰,來自於蔣介石本人的家眷們,他們在戰時涉入走私的情況,被戴笠的緝私署通報到了委員長那兒。這些情況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來。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林世良案件

    林世良是蔣介石的連襟、一度曾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機要助理。林開始是通過上海青幫的地下關係與孔祥熙聯繫上的。    
    林世良被任命為中央銀行信託局儲運處處長後,負責在國外訂購軍火並辦理經香港的接運業務。中央信託局在香港的經理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在滇緬公路通車後,他讓林世良「管理」那裡的運物資輸業務。    
    這個案子實際上涉及了一批與大成公司有關聯的投機分子和奸商,該公司委託林世良的助手汪繼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車胎和五金等運到重慶。這筆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轉讓給孔令侃和其聲名狼藉的妹妹、慣於女伴男裝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兒孔令儀和女婿陳繼思也有牽涉。這批貨分幾批裝運,其中有兩批被緝私署繳獲。    
    戴笠把這一消息電告蔣介石後,委員長怒火萬丈,認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義為自己進行走私活動。結果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並被判10年徒刑關進重慶的土橋監獄。與此同時,那些被繳獲的物資,從原價約總共1600萬元,暴漲到6000萬元。根據規定,繳獲走私貨物的官員們可得充公物總額的10%作為獎金,用來改善該組織。戴笠的人還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賭等等劣跡。蔣獲悉這些腐化行為之後,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槍決」。    
    林世良不願替孔家負罪,於是他公開將走私陰謀歸罪於孔令侃。孔令侃在父親的慫勇下把此事整個鬧到蔣夫人宋美齡那兒。這樣,戴笠發現自己處於整個孔家和宋家的對立面,這兩家要求蔣介石替他們解決此案。於是蔣介石面臨著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是家族利益(在公眾的眼裡,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資本主義」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將軍所稱的對軍事當局權威的冒犯(該當局現在負責原屬國民黨財政部長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職權範圍)。    
    蔣介石最終站到了家族一邊,尤其是當相互疏遠的宋家和孔家現在因共同的敵人戴笠而聯合起來之時。除了判決林世良以外,委員長還指責戴笠因心懷不滿和洩私憤而越權行事。於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緝私署署長的職務,並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敵人宣鐵吾接替。    
    與此同時,所有各省緝私處處長一概被撤換,軍統的人統統遭到排斥。    
    戴笠被解除緝私署署長,被中國的盟國美國誤解為是對軍統過度行為的處理,其含義超過了表面現象。駐重慶的美國使館向國務院匯報說,人們普遍認為「委員長的秘密警察和憲兵及情報組織聲名狼藉的頭目戴笠」被解職是由於:1.對高級官員的部下屢次擅自進行綁架、處決等,包括1942年秋天槍決中央信託儲運處處長林世良,據信他把裝運從緬甸到中國的政府供給品的卡車,用來替高級官員們裝運「奢侈」用品;2.該組織本身腐敗的「緝私活動」同「高級官員們」的「腐敗利益」相衝突;3.國民黨秘密警察內部發生的激烈爭鬥,其主要作用是對付「危險思想」領域;4.因為日本人成功的反間諜活動,戴笠在淪陷區的情報組織遭到破壞;5.對戴笠及其「蓋世太保」的抨擊;蔣夫人在她的訪美旅程中對這些抨擊有所耳聞,使她得出印象認為,「美國人相信不是委員長,而是戴笠,通過對納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殘酷應用而在實際上控制了中國」。


第二十三章 戰時戴笠的走私網戴笠的防衛措施

    然而,在控制緝私署方面敗給行政當局,並未能挫敗戴笠的整個運作機能。僅憑一點便可說明問題:他迅速確保了自己的王牌——軍事必需——能勝於孔祥熙對財政部戰時監控走私的依賴。1943年7月,戴將軍把稅警辦公室直接置於軍委會之下,並把它改名為「別動隊」,它的11個縱隊分散在國統區的各個戰區,奉命專門監視所有的地面運輸。    
    其次,戴笠使國民黨軍隊的運輸和通訊部門隸屬於統一指揮之下,負責地面巡邏、地區監察站、郵電,甚至還有飛機通訊業務。同月,軍事委員會的運輸統制局檢查局被改為軍委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由戴笠的部下吉章簡任中將處長。後來在1945年,交通巡查處的範圍擴展到通訊和航空(原戴笠軍統三處的業務),歸郵航檢查處領導,劉番任中將處長。    
    最後,戴笠抵制孔祥熙和行政官員急切想接管緝私監督的企圖的另一個辦法是在財政部內部擴展中美合作組織。1944年期間,財政部戰時貨物運輸局運輸處處長是黃榮華。在美國僑居了多年的黃榮華,同時也是中美合作所運輸處的頭目。他負責管理在整個華南地區活動,向前線游擊隊運送武器,並將從淪陷區傀儡公司那兒採購來的物資運送回來的大約1000輛卡車。    
    到了1944-1945年間,這些車輛的裝載便完全在戴笠的控制之下,他實際上擁有財政部貨物運輸局局長的頭銜。    
    這正如梅樂斯解釋的那樣:    
    任何一輛卡車都得出示載貨單,準確地說明裝載的貨物,而且,在每一個檢查哨所,必須出示貨運單,卡車還要通過檢查。而卡車司機常常通過讓人搭乘來撈取外快,被稱為「運輸黃魚」(一種貴重的佳餚),而戴將軍本人的責任是對走私與間諜活動進行遏止(起碼做到了限制)。    
    由此可見,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領導直接瞭解甚至欣賞戴笠的走私王國,在日本投降時,這個王國已在戰前的毒品貿易和戰時美國的供給和運輸資源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它一時間盈利巨大,但這些盈利所滋養的社會因素,要麼是促進了國民黨當局的上層腐敗,要麼是促進了同樣有害的秘密特務的高壓政治,這種政治損害了內戰前夕的政府合法性。許多年之後,歷史學家們很快就看出在走私和秘密特工之間的關聯,尤其是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越戰爭中非法毒品交易之間的聯繫。但在東南亞形成這種交叉關係的力量,早在美國秘密部隊支持李彌的國民黨九十三師在金三角區的鴉片買賣之前就存在了。在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游擊戰高峰期,在戴笠的支持下,這些關係首次在中國交織為一體。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接管四川

    在南京政府當局的10年中,四川一直處於國民黨統治範圍之外。在該省最大的軍閥劉湘旗幟下,四川被軍閥割據得四分五裂。但是,30年代,當抗日戰爭日益逼近時,蔣介石開始考慮起這個三國時代「巴山蜀水」的要塞省份,準備將它作為未來國民黨政府的堡壘。到了1935年9月,委員長已在四川建立了一支新的「剿匪」部隊,後來由顧祝同指揮,並被重新命名為「重慶行營」。在這個行營內部,蔣的間諜大師戴笠設置了軍統的「渝三科」,名義上歸他自己領導,實際上由副科長陳紹平和監察員葉道信負責。設置在祠堂街舊軍事衙門的渝三科,為一旦國民黨撤退到此地並接管重慶做準備工作。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謀殺劉湘

    當國民黨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時,四川霸主劉湘意識到,這個由他自己和其他一批軍閥控制的省,現在已處於蔣介石的槍口之下。當時劉湘剛患過急性胃炎,正在漢口的萬國醫院療養。劉在病床上試圖發起與第一集團軍司令宋哲元和第三集團軍司令韓復矩聯手的三方軍事同盟。當時宋哲元控制著河南南部的新鄉和濮陽,韓復矩原為山東軍閥,在河南南陽、湖北襄陽和陝西漢中駐有衛戍部隊。劉計劃在四川周圍集結兵力,形成封鎖線,再加上日本人的幫助,便可抵擋蔣介石入川。    
    戴笠對劉湘早已懷有戒心。他唆使四川軍閥部隊的一個將領范紹增對劉進行監視。據范紹增匯報,劉湘已向其將領們發佈秘密電碼指示,命令他們向湖北宜昌調遣部隊,與對抗蔣介石的韓復矩部隊銜接。劉湘本人也通過無線電通訊與韓本人保持直接聯繫。但軍統一直沒有能夠破譯他們的通訊密碼。然而,范紹增向戴笠的電碼譯員送去了劉湘部隊早期使用的一份電碼本,使戴笠的人得到了破譯電文的關鍵啟示。破譯的結果使軍統得到了能夠向蔣介石證實這兩個軍閥密謀的足夠證據。委員長迅速予以打擊。1938年1月11日,蔣親自到開封召開軍事委員會會議,以此誘騙韓復矩趕到河南省會,戴笠的部下在那裡將他逮捕,押送漢口受軍事法庭審判,並於1月24日被行刑隊槍決。    
    與此同時,軍統收買了劉湘的護士,將這位四川軍閥治胃病的藥換成毒藥。劉湘不久便因中毒而死在萬國醫院的病床上。    
    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戴笠於中日戰爭開始的6個月裡在四川興風作浪的意義。他和他的組織在蔣介石本人的命令下,迅速控制了地方軍閥的衛戍部隊,蔣命令每一個警備處都歸他的秘密警察的稽查處管轄。很快,在每一個能想像到的公共設施裡,包括火車站、汽輪碼頭、汽車站、旅館、茶館、飯館、電影院、公共澡堂和劇院等,都建立起了檢查所,分別由一位督察長負責。從原則上講,沒人能躲過秘密警察的監視。    
    戴笠秘密統治的範圍發人深思:他是國民黨控制國家政權過程中的一個核心人物呢,還是他的秘密機構形成了一個影子政府,最終使22年的民國統一無法得到鞏固?例如,當戴笠設立了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海關關卡的時候,他是否在重申中國凌駕於治外法權之上的權威?還是這僅僅是打著國家的幌子,只圖面子上過得去?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軍統以前在重慶的機構

    軍統的主要行政部門是在羅家灣19號,這是軍統甲室(機要室)和戴笠辦公的地方。但軍統在重慶「公開」的辦公地點是在望龍門湖南會館,那裡有軍統的文書科、檔案股和密函股。文書科通常負責監察軍統大多數的外勤單位,這些外勤單位在業務上歸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領導。    
    至於對重慶的控制,最大、最重要的特務組織便是軍統的稽查處,它管轄13個縣。雖然該處只有500多人,但它的每個外勤特工都有20到幾百人在為其工作。稽查處由軍統成立於1939年,當時它是武漢衛戍司令部的一部分,後來遷至重慶,在名義上成為重慶衛戍部隊的一個單位。它的權力掌握在戴笠手中,而戴笠的背後便是委員長本人。結果是,重慶衛戍司令部的兩個後任司令劉峙或王瓚緒,誰也不敢過問稽查處的活動。    
    對戴笠來說,稽查處是一個考察和鍛煉骨幹的地方。該處的處長無一例外的由軍統已經有過副處長經歷的官員擔任:陶一珊接替了趙世瑞,廖公劭又接替了陶,沈醉接替了廖,何龍慶最後又接替了沈。由於大家都知道,戴笠為了提拔他們而不斷地對他們進行考察,所以在這些副處長們中間的競爭相當激烈,這個單位的工作風格也高度緊張。稽查處的人為取悅戴笠無事不做,稍有成績便向他匯報,對他總是隨叫隨到。甚至會不參加宴會而長時間呆在辦公室裡加班。最終成為稽查處處長的沈醉尤其意識到戴笠的「神經質脾氣」,於是他下苦功把所有懸案的細節都強記下來,以便能在上司半夜詢問時,不查看任何案卷便可立刻回答。也許正因為如此,沈醉在年僅20歲時便被戴笠選為總務處處長。    
    重慶稽查處被分成4個科。一科負責總務,設有事務、人事和文書三股。二科負責情報業務、偵探工作和航空檢查等。從某種意義上說,負責電訊的三科最為重要。這個科有40多名專業人員,都經過魏大銘的中央通訊處訓練。    
    三科負責替重慶的軍統部門購買所有的物資需求,這是非常花時間的事務。但他們主要的任務更加複雜,那就是監視重慶收發的所有電台信號。共產黨人在辦公處和《新華日報》的電台發射尤其受到監視。    
    四科是司法科,科長是徐鍾奇和胡藻。徐是戴笠的同鄉,所以不管遇到什麼事總是向他的上司匯報。這個科還負責警衛軍統在重慶令人毛骨悚然的監獄。軍統重慶站在望龍門的「看守所」是個臭名昭著的殘酷監獄。這裡關押的政治犯被指控的罪名非常微不足道:從偷聽被認為「極端」的政治言論,到公開埋怨低工資和物價昂貴。而這些犯人又要受「老犯人」的欺壓,後者手下有30多個犯人團伙,同他們的「頭目」一起對其他犯人進行敲詐勒索,稱為「孝敬」。    
    無須強調,在戰時的重慶,望龍門的人員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一個軍統的特工在執行外勤任務時違法,遭到正常的司法部門問罪,他只需冷冷地說一聲:「望龍門的」就完事了。只要他亮出了身份,這位特工以後上劇院便不用再買票,坐火車或乘船也無須花錢,甚至連逛妓院和鴉片館都拒絕付賬。    
    四科的辦公處與軍統黨政情報處的連在一起,後者主要負責領導一組外勤特工員對學生組織進行滲透。但其主要任務由黨政偵察組領導,對中共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和周恩來的住宅進行監視。但在這方面,他們並非完全成功。    
    外事偵察組在名義上屬稽查處領導,但實際上受軍統直接控制,由軍統規定它的經費與活動。它的頭目孔傑和吳潤蓀,同時也是重慶警察局外事科的科長,因為戴笠堅持:在城市內的外事工作得歸屬到一個領導之下。與此同時,它是個絕密的單位:必須穿過警察局正常的稽查處辦公處,才能從其後門進入。    
    外事偵察組的主要任務是監視蘇聯大使館、塔斯社和蘇聯商務代表團在重慶的活動。做外事工作的通訊員直接由軍統高級官員控制,被認為是非常寶貴的人才。他們同時也與國際宣傳處的魏景蒙和軍統護照科科長曾廣勳互相配合工作。    
    這個偵察組還有自己的一個三組,叫做「社會偵察組」,它由戚玉鱗領導,其行動常常不受軍統總部的直接指揮。它奉命通過懲治搶劫之類的重型罪犯來促進「社會治安」。與其他組不同,三組的人總是隨叫隨到。它的組員部分由流氓或幫會分子組成,許多人是在武漢被招募來的。由於在國民黨軍隊從武漢撤退到重慶時,一大批武漢的小偷和扒手都跟著遷到此地,三組自己的前幫會分子在對付這部分地下分子方面,要比正規的警察局偵緝隊更有效,雖然後者在重慶的黑社會中也有其自己的關係。於是逐漸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戰時局面:「上游」的騙子們與正規的偵探大隊密切合作,而「下游」的罪犯們則與社會偵察組暗中勾結。    
    最後,偵察組還監管十幾個偵察所和30多個偵察哨。它的「外部」權力非同小可。稽查所的人員,往往為了檢查某個嫌疑分子的行李,便可以隨意搜察任何住宅和旅館。而且,雖然車輛檢查名義上是集中在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之下,但他們卻能隨意扣押任何車船。這成了在朝天門糖業公會樓稽查所人員可觀的非法收入的來源。因為要負責水路交通,他們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檢查所來監視往下游來的木材和其他貨運船隻。每條船的船長都知道,只要稽查所的官員堅持,他們就得把整船的貨物卸下船檢查。倒不如向他們行賄,當然這便成了非法的關稅。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重慶警察偵緝大隊

    雖然稽查處與統一檢察處競爭,但它的真正勁敵是重慶警察局的偵緝大隊。警察局長的職位由徐鍾奇和唐毅輪流擔任。徐與蔣介石有直接聯繫,而且通過取悅孔家二女兒孔令俊來討好孔祥熙。唐毅雖然不是軍統的人,但與戴笠非常接近。當戴笠在1941年10月要擴充偵緝隊為大隊時,他給唐毅局長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求任命曾經擔任過常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的沈醉當大隊長。唐毅立刻邀請沈醉來接替偵緝隊,這個任命還經過前柏克萊大學的學生、戴笠在內政部的特工酆裕坤的正式批准。這以後,沈醉便逐步地將偵緝隊改編成了偵緝大隊。    
    偵緝大隊的花名冊上共有170名偵探,若再加上他們的「跑腿」,總人數便可達1000人以上。在其固定人員中僅有10來名軍統的基本幹部,他們主要是一些與密探和黑社會罪犯們保持良好關係的刑事罪犯偵探。他們在審訊中從不拷打犯人,而且用軍統的秘密工作人員無法理解的幫會內行話進行。他們的許多會議都是在偵緝大隊部大門口外面夫子池來龍巷的一家茶館裡開的。正規偵探在對付重慶的犯罪分子方面有出色的記錄。    
    但在沈醉看來,這些偵探在從事秘密監視和政治控制方面無能透頂。於是這位新隊長便將日常的警察任務交給副隊長沈夕峰去管,而自己則把一小批文化程度較高的偵探集中起來組成直屬隊,專門收集「黨政情報」。這意味著這批人被剝奪了敲詐勒索撈「油水」的機會,於是沈醉便採取對執行軍統特別任務表現優秀的人發獎金的辦法來予以彌補。    
    具有十足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偵緝大隊的慣常業務而導致了沈醉的辭職。當警察局長唐毅的一些物品遭竊之後,他命令沈醉立刻把東西找回來。沈醉沒有在偵緝隊的贓物保管室裡找到這些物品,他便威嚇幾個分隊長。三天之後,兩個竊賊自首,贓物也找到了。沈醉不知出於哪種心態,發出了一份正式的書面通知單,要失主像重慶普通市民那樣前來偵緝大隊總部認領失物。唐毅感到受了侮辱,怒火萬丈,派遣了他的一個手下來沈醉辦公室。當此人正從口袋裡往外掏唐毅的名片時,沈醉以為他是在掏槍,便立刻拔出了自己的手槍,而且把那人痛打了一頓。事後沈醉立刻跑到戴笠那裡,向他匯報了事情經過。戴將軍聽完之後,馬上下令把沈醉從警察局調出來,到警衛司令部稽查處工作。當地的報紙把這個調動當做是對沈醉做偵緝大隊長有功,得到提拔的表現。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非正式的「前線」與「外勤」

    戴笠在重慶的非正式機構各式各樣,其中包括一個叫做「裕民米店」,實為大米囤積庫的連鎖糧食商店,以及在珊瑚壩機場附近的飛虹照相館這類偷拍有反蔣嫌疑的旅客照片的照相館。    
    戰時首都重慶的大多數飯館老闆都與軍統有非正式的關係,但一些最大的則實際屬於軍統官員們掌管:皇后飯店是軍統大特工許忠午開的(他還在打銅街開了一個舞廳);鄒容路上的新味腴餐廳和民生路上的味腴餐廳,為偵緝大隊副大隊長沈夕峰所擁有;而凱歌歸菜館是黃埔軍校畢業生李岳陽開設的,此地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常去的地方。此外,大多數旅館的服務人員,尤其是在重慶最大的旅館勝利大廈裡的服務員,全都是軍統特工開辦的「跑二排」。    
    這些非正式的掩護機構和半特工們都由重慶特區(即渝特區)管轄。該特區負責外勤,而它的外勤人員直接向稽查處匯報。渝特區由姜紹謨任區長,區部設在老街32號,此地在戰前是西南軍政公署第二處辦公處,現在是軍統在當地行動的「醜惡網絡」或「巨大的無形網絡」的中心。該辦公室有40到45名高級情報官員,他們掌管軍統在全市的所有人員,包括民主黨派人士和一些從共產黨那裡過來的「叛徒」。特區本身被劃分為5個地區組,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郊組辦公處,它負責監視共產黨紅巖村和《新華日報》辦事處。由於西郊組無力收集關於共產黨在紅巖村的情報,姜區長向沈醉建議向他的特工頒發槍支(正常情況下便衣外勤人員不佩帶槍支),來誘惑共產黨向他們開火。他說,這樣,在混戰之後,軍統的人便可以衝進共產黨的村子搜查他們的地盤。沈醉向他的上司匯報了這個計劃,戴笠一聽就火了,罵薑是「飯桶」,並指責沈醉本人贊同這種愚蠢的計劃:「你在胡鬧!我們和共產黨作鬥爭靠這些辦法能達到目的嗎?打死了算白打死,打傷了是活該!不准在這個上面去打主意!」    
    所以,對軍統正規特工的實際政治監視,戴笠的總部會予以相對嚴格的控制。但軍統在「外圍分子」活躍的地方則比較放鬆,而他們幾乎遍佈重慶,這些到處都是的密探和間諜非常起勁地搜尋有「進步」嫌疑的人,以維持他們作為軍統「跑二排」的微薄工資。這些毫無紀律的監視人不僅利用與軍統遙遠的關係來進行敲詐;而且他們知道,假如不能在一年裡起碼搞到一兩份情報,他們就會被除名。結果,普通的市民人人自危,怕被告發,他們知道一出門就會被盯梢,而且,起碼在他們探訪親友時,愛管閒事的鄰居會把他們的出現報告給上級秘密警察當局。與此同時,所有的信件、電報和電話全都受到監視。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重慶的暗殺活動

    軍統暗殺行動的範圍遠遠超出了重慶市,這無意中對中國的抗戰產生了影響,而戴笠本人也未能預見到這一點。能夠說明這個現象的最好例子,也許是刺殺汪精衛未遂事件,當時汪在逃離重慶後到了仍然屬於法國在印度之那的殖民地河內。    
    這個事件對學中國現代歷史的學生來說並不陌生。刺客們在1939年3月21日夜裡溜進了汪精衛在河內的住宅。他們初看似乎得手:軍統的特工員闖入汪的臥室,用衝鋒鎗對著床上睡著的人一陣掃射,那人當場斃命,刺客們隨即逃之夭夭。然而,那天晚上不知怎麼的,汪與他的私人秘書曾仲鳴換了個房間睡覺,於是曾成了汪的替死鬼。    
    當時國民黨政府否認與暗殺有任何牽連,甚至在許多年之後,忠於蔣介石的人仍宣稱:委員長對此一無所知。例如,陳立夫堅持認為,甚至連戴笠也沒有涉入此事件:    
    誰殺了曾仲鳴?我不知道。外面的人說是戴笠把他殺了。我表示懷疑。假如是戴笠干的,他怎麼能有權力幹這樣的事呢?他不應該有這個權力!誰能說出有誰指使了他?我不相信這是戴笠干的。我有任何證據嗎?蔣先生很少,不,從來不想殺死任何人。從不?我想不起來他曾經這麼幹過。    
    但戴笠確實指揮了這場行動。而這場遭挫的刺殺至少把汪精衛推進了日本人的懷抱,並最終導致了一個傀儡政府在南京的成立。    
    至於在重慶市內,暗殺是「消失」的普通形式,它幾乎將戰時中國首都的持不同政見者掃蕩殆盡。儘管外國人不時為躲避秘密警察迫害而前來向他們求救的中國人士尋求外交干涉,但即使像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這類機敏的外國記者,對這種有選擇性的恐怖主義的存在也一無所知。不過,外國人圈子,尤其是魏德邁(Wedemeyer)將軍和美國國務院,非常熟悉軍統最臭名昭著的綁架案之一:費鞏的失蹤。    
    1944年春,抗戰中遷移到貴州湄潭縣的浙江大學的費鞏教授應復旦大學的邀請來重慶講學。他是一個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歷史學教授,曾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份譴責獨裁統治壟斷國統區的聲明表示贊同。此刻他置身於戰時的首都,恰巧處於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他開始對自己的人身安全擔憂起來,於是完全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中。然而,1945年3月5日早晨,費教授在復旦大學的一名學生陪同下,坐船到距離重慶不遠的北碚溫泉地赴會。當他們在千廝門碼頭等渡船的時候,這個學生上岸去買早點。等他回來時,費教授不見了。    
    費鞏沒在會議上露面,復旦大學校方便將他的失蹤報告到衛戍司令部,而後者將那個倒霉的學生拽來詢問,算是做出了反應。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關於費鞏失蹤的謠言四起。他到底僅僅是失足落水呢,還是被戴笠的特工員綁架走,並被投入了秘密看守所裡?政府的發言人極力否認後一種可能性,但公眾和美國使館都不相信這些否認。    
    在教育界,費鞏的失蹤使許多知識分子的不安全感更加強烈了,他們為自己的命運擔憂,害怕自己落入蔣介石秘密警察手中。與費鞏一起在美國學習的40多名教授聯名給魏德邁將軍寫抗議信,結果魏德邁向委員長本人表示了美方的正式關切。    
    蔣介石那時已讓戴笠查詢此事,而戴將軍便和中統頭目葉秀峰和憲兵司令張鎮開會研究此事戴笠聲稱,這兩人都沒有逮捕過費鞏。與此同時,魏德邁命令梅樂斯親自調查此案。梅樂斯把這個任務向戴笠做了匯報,在梅樂斯向前紐約警察偵探克拉克(Clark)求助的同時,戴笠任命沈醉(他作為上海的大偵探被介紹給美國人)作為軍統對此案的聯絡人。    
    調查人組追蹤了一系列線索,毫無結果。與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會面結果是,建議他們查詢政府的監獄和看守所。但當他們帶著費鞏的照片去查看了之後,被告知沒有此人在此地呆過。查詢警察記錄的結果也是如此。由於浙江大學的一個學生聲稱在巫山縣見到費教授身著和尚服,這組偵探人員便在巫山地區的12個和尚廟裡查訪,仍絲毫沒有找到失蹤教授的蹤跡。克拉克和沈醉甚至到了下游地區,查看漂流到此地的屍體,也沒有發現與費鞏教授有絲毫相像的屍體。最後,謠傳說費教授在重慶的中美合作所裡被殺,屍體被扔進硝酸池裡融解了。沈醉從來沒有明確地反駁過這一說法。但在費鞏失蹤很長時間後,他一直堅持說,這個神秘的事件將永遠不得其解——他這麼寫,共產黨當局當然會歡迎對國民黨秘密警察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控告。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共產黨在四川的活動

    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活動,在每個地區並不完全一樣。比如,在成都,共產黨的活動要比在重慶活躍得多。1940年期間,由於前一年春天的乾旱,成都地區莊稼嚴重歉收,於是導致了常見的囤積大米以及伴隨而來的糧食暴動。不管共產黨是否鼓動了這些騷亂,戴笠立刻認為這是共產黨在搗亂,這便使他有了借口,命令他在成都地區的偵緝處特工們,對共產黨人能抓就抓。在這場大搜查當中,負責八路軍成都辦事處的領導人及《新華日報》高級編輯羅世文以及共產黨成都區域重要領導人車耀先先後被捕。兩人受到嚴刑拷打,但都沒有招供。最後他們被押送到重慶。其他十來個被捕的共產黨領導人,被川康區軍統特務隊長劉崇樸活埋了。    
    成都的大逮捕是軍統在四川的一個早期行動,它意在顯示軍統在整個戰時中國的有效實力。然而,在重慶市本身,在追蹤共產黨在國民黨戰時首都的地下活動方面,戴笠的組織似乎並不那麼得力。據沈醉講(為了政治緣故,他不斷地貶低國民黨在對付中共方面的能力),軍統在重慶的偵察部門從一開始就非常窩囊,因為它在情報方面所能依賴的,無非是一些來自於社會底層的「不三不四之流」,再加上幾個民主黨派當中一些中下層的人士而已。軍統是如何對像郭沫若、田漢或曹禺這類人物的活動進行控制的呢?軍統所能指望的只不過是對他們加強監視,並讓其特工不時複查有關這些社會知名人士的情報的真實性而已。    
    但這並不等於說軍統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毫無成就。在這一點上,第二次統一戰線對他們不起作用。作為重慶衛戍司令部偵緝隊隊長的沈醉,非常想抓獲共產黨人。每次如願以償,他都會得到獎勵,例如他在江北附近的一個小鐵工廠裡對共產黨人進行的那次突擊。不過,關於所謂共產黨活動的假傳聞,軍統屢次弄巧成拙,並使無辜的人士受到無端的連累,如在1940年冬天的綦江案件當中,軍統的審訊員用嚴刑打傷打死了500多人。又如,有一次總統府連連下令,而結果證明,並無任何顛覆活動發生。    
    軍統監視的主要目標是共產黨在化龍橋紅巖村的辦事處。軍統為此專門在附近成立了一個特別稽查哨,由段楚田負責。但戴笠的人發現很難弄清有哪些人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去了共產黨的「老窩」。後來,情節生動的小說《紅巖》以及由此改編的電影對國民黨秘密特工們的無能做了淋漓盡致的描寫,同時又矛盾地表現了軍統(以及它後來的「保密局」)是敵人的一個殘酷而恐怖的組織,它應對無數受害者的死亡負責。《紅巖》的寓意之一是揭露軍統的美國支持者,他們被塑造成陰險的美國「特殊顧問」,躲在拷打審訊場面的背後,一心要「從人骨頭裡擠出油水來!」這個反美的信息當中還夾雜了對共產黨最終勝利的信心,它同50年代初朝鮮戰爭中的反美熱潮遙相呼應。作為小說中的英雄,許雲峰對毛人鳳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武裝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必然消滅一切反動派,包括你們這群美帝國主義豢養的特務!」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共產黨的保安

    政府辦的兵工廠由軍統負責進行專門的監視,它還控制了部隊軍火部門的警衛稽查處。結果,地下共產黨發明了一套複雜的、類似秘密社會使用的暗號作為識別方法和密碼,來保持彼此之間的聯繫。折成三角形的手帕、疊成三層的方形的布、手錶下面系一根白色帶子、特別的招呼方式(拍打左胳膊肘並用右手做出中國字「八」的手勢、摸一下對方的頸背或耳垂等等),都被用來表示「戰鬥到底,不被活捉,不戀父母,恪盡職守」。    
    在蔣龐大的警察國家裡,這些都是被壓迫者的武器。但儘管共產黨人積極在國統區的這些工廠裡建立他們的支部,他們的最高領導則對國民黨政權的國家軍事和保安系統更感興趣。到了1942年1月,周恩來及其在第二次統一戰線下於重慶建立起來的辦事處宣稱:他們在四川、雲南和貴州安插了5000多名特工。他和康生還向蔣的最高級的情報和反間諜機構進行了滲透(國民黨中將閻寶航,是周和康領導下的間諜網核心人物,他是蔣介石的一個軍事戰略首領。)閻將軍將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準確情報提供給莫斯科,把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整個軍事佈署拍攝下來,並把日本即將進行的珍珠港空襲通報了斯大林。    
    另一個致命的滲透活動,是張露萍打進軍統的通訊系統,使數百個軍統電台站和上千名特工暴露給了共產黨。這次慘敗當時可能甚至促使了戴笠與美國人結盟,以尋求更好的反間諜措施。    
    後來還發生了最著名的滲透事件。那是在內戰最後階段的淮海戰役時期,軍統(那時已經改名為「保密局」)的安徽站由唐玉昆領導。唐領導的主要單位之一是軍統在正陽關的辦公處,其負責人劉惠生參與了把地方保安團和零散的軍事單位合併起來,成立一個由黃埔畢業生廖運升指揮的第十一軍的工作。    
    唐對廖的忠誠持懷疑態度,便命令劉惠生對他進行密切監視。劉馬上把軍統對廖運升的監視告訴了廖。與此同時,一個共產黨情報官員張公俠開始接近劉惠生本人,他勸告劉改變立場並去說服廖運升秘密叛變。自此以後,劉惠生定期向共產黨地下特工提供軍統的情報報告,向山裡起義的游擊隊們調撥無線電設備,並通過廖運升的安排使第十一軍不與共產黨部隊發生軍事衝突。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蔣介石的國內敵人

    戴笠和他的部下一直對國民黨政權內部的陰謀活動非常警惕。其中最富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1943年委員長去開羅的時候。一群年輕的將軍不僅策劃推翻蔣介石,而且還要廢除何應欽、戴笠、孔祥熙、陳氏兄弟,以及那些因腐敗和瀆職而著稱的高級官員們。戴笠的特工在此計劃實施之前聞到了風聲。據說這個陰謀牽涉到200至600名官員。結果有16名將軍被槍決。    
    1944年在他的權力高峰期,戴笠除了任軍統局正局長以外,還控制了下列機構:軍令部第二廳、侍從室第六組、警衛組、軍委會特檢處、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兵工署警衛稽查處、軍委會別動軍、軍委會「忠義救國軍」、警察站、警察培訓單位、整個國統區各省、市和地方上的檢查哨、軍委會西南運輸警務處、每個使館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以及中國警察學會。    
    到了1944年春天,戴笠不僅預見到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而且他還以招募日本戰敗後的傀儡政府官員來與共產黨作戰的方法,積極在華北地區為重建國民黨中央政權做準備。美國國務院認為:「根據可靠消息來源,戴將軍說共產黨問題對於中國要比日本問題更重要。」    
    對於美國軍方來說,最讓人擔心的是梅樂斯在中美合作所的部隊有被用來對付共產黨的可能性。在重慶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梅樂斯因個人與戰略情報局的不和而與戴笠一起責怪情報局與中國共產黨相勾結。這更加深了上述擔憂。比如,7月中,梅樂斯指控戰略情報局在上海向「共產黨便衣人員」空投衝鋒鎗。他還堅持說,仔細閱讀戴笠的情報檔案可以證實,美國的外交官員們,如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犧牲中國國民黨的利益,而且沒有盡力維護美國的……利益。」    
    這種對中美合作所干涉中國面臨的內戰的擔憂,還因延安對國民黨把美國援助的軍火用於反共活動的指責而加劇起來。1944年夏末之前,如果共產黨抱怨說「美國使用援助的軍火來進行」反共活動,那麼這幾乎肯定是無中生有,目的在於先發制人,以防止真的出現這種情況。但到了1944年夏天,美國駐華海軍得利於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噸位的增值,開始接收每月好幾噸位的空運……美國駐華海軍與戴笠的秘密警察密切合作,而魏德邁相信他們私下裡提供了物資。    
    按照美軍戰爭正史:    
    1945年6月裡,共產黨又責怪起美國援助的軍火被用於不正當目的。赫爾利(Hurley)大使認為這是延安在有意挑動內戰,但魏德邁的G5部不這麼認為,因此說服他們的司令對「美國駐華海軍參與了中國即將發生的內戰」的可能性做調查。於是魏德邁將軍任命了一個由G1、G2、G3和美國駐華海軍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由G5主持。    
    委員會於8月22日匯報說,沒有「令人滿意的證據」說明美國駐華海軍的人被佈署到國民黨或「忠義救國軍」部隊當中來反對共產黨;不過,「如果共產黨干涉抗日部隊的行動的話,(美國人)可能會被用來交戰。」但委員會還接著註明,美國設備「至少防禦性地」被用來對付共產黨,那些設備在援助軍火協議以外的程序下武裝了戴笠,而且沒有關於調撥(武器給戴笠)的現存可靠記錄。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西南地區秘密特工的鎮壓

    1945年的整個2月裡,重慶爆發了一系列的示威和騷亂。戴笠和陳氏兄弟決定要不擇手段地進行鎮壓。國民黨秘密警察部隊襲擊了共產黨辦事處,擾亂了慶祝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工作的集會,並毆打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    
    在羅隆基這樣的民主同盟領導人眼裡,戴笠的力量是一心同日益上升的文明社會力量作對。「中國人民為把自己從秘密警察、地方上的腐敗和壓迫,以及對他們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的壓制下解放出來的鬥爭,將是長期而艱巨的……現在在中國許多大城市裡湧現了維護民權的組織。這樣的組織無疑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全國發展,但秘密警察有可能也在同時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和殘酷無情。反動分子和他們的秘密警察現在開始了他們最後的頑抗,但最終他們將被歷史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掃蕩殆盡。」    
    中國民主同盟最傑出的成員之一是李公樸,他是1936年11月22日因反對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而被捕的「七君子」的熱誠支持者。李在戰爭中繼續在昆明從事反蔣活動,並被國民黨的右翼視為是一個「左傾的搗亂分子」。雲南省會昆明在1945至1946年間是激進學生運動的溫床,而軍閥龍雲拒絕執行蔣介石消滅自由人士的命令,因為民主同盟在雲南異常的強大,也因為在那裡的四所大學(即西南聯大)唸書的流亡學生的數量異常之大,所以當兇手於1946年7月11日晚上在昆明的街上將李公樸刺殺時,自由人士的反應爆發了。


第二十四章 戰時重慶的軍統蔣喪失合法性

    當抗議席捲全省,而且完全蔓延到全中國時,當局準備把陸軍預備第二師從大理那兒調來,協助雲南衛戍警備司令霍揆彰鎮壓抗議運動。最明智的策略應當是努力緩解左翼自由人士,而身居廬山避暑別墅的蔣介石也許確曾考慮過這一點。但是,現在戴笠已經死了,秘密特工越來越無法控制。    
    7月15日下午1時,李公樸的追悼會在雲南大學的大禮堂裡舉行。悼念儀式的主要組織者是詩人、教授和民盟的副主席聞一多。儀式完畢後,聞一多在《民主週刊》的辦公室裡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公開指控蔣介石本人策劃了這場謀殺。傍晚5時稍過,聞一多和兒子聞立鶴一起離開了記者招待會,回他們在西倉坡西南聯合大學教師居住區的家。在通向居住區的過道上,4個埋伏的人跳了出來,朝著聞一多的頭部開槍。他兒子用自己的身體撲向詩人的身體,於是他也中彈了。兇手們跳上停在附近的一輛吉普車逃走了。    
    全國震驚了。也許戰後沒有任何一個事件要比聞一多慘遭暗殺更能激起社會精英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呼聲,它的影響蔓延到了美國海軍部,海軍部被控曾向戴笠的兇手們提供了專門的無聲手槍。甚至連蔣介石也意識到這場謀殺太過分了,於是他在幾天內向昆明派去了高級軍事人員,想盡量把損害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內。    
    負責調查的主要人員是軍統自己的官員:軍統局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和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察部門的稽查處處長程一鳴。從調查一開始,唐縱就對程一鳴明說了:他不是在調查李公樸被刺事件,這很明顯地暗示了那是蔣介石本人下的暗殺令。    
    調查的關鍵是那輛吉普車,它在謀殺的現場留下了車胎印,而且至少有一個人記下了車牌。程一鳴很快就判斷出,暗殺是雲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4個特工干的,其領頭的是一個叫熊廣福的人,而他又是接受了警備司令部司令霍揆彰的直接命令。    
    在軍統(此時已改稱保密局)一個招待所裡舉行的會議上,程一鳴如實向唐縱匯報了他的調查結果。唐沉思良久,最後問道:「你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怎樣辦?」程一鳴提了兩點建議。第一,必須告訴「老先生」案情已破,4個刺客全都是士兵。所以應當把這4人交到憲兵部門來調查和起訴。第二,既然唐縱與霍揆彰既是同鄉又是黃埔的同學,他應該讓霍將軍通過保密局的電台直接向蔣匯報自己捲入此案的情況。    
    一旦此案轉到憲兵部門,它便落到了司令張鎮的權力範圍之內。張司令答應對此案全權負責,並建議用以下的謊言來矇混過關:兩個肩負保衛委員長安全任務的憲兵參加了李公樸的追悼會和隨後的記者招待會。當他們聽到聞一多攻擊「國家元首」本人時,義憤填膺,便跟蹤聞教授回家,在路上拔槍將他刺殺。總參謀長顧祝同被要求直接與在廬山的蔣介石聯繫,徵得他對這個詭計的批准。委員長同意之後,憲兵部公佈了這兩個憲兵的名字:李文山和湯時亮是兇手,然後對他們舉行公審。    
    這就是8月25日由中央新聞社公開發表的說法,結果這兩名憲兵被作為謀殺聞一多的兇手處決。但是,蔣介石最終還是無法確信這個騙局的可靠性,他怕這場陰謀遲早會被戳穿,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會被揭露出來。為防止這場陰謀的暴露,真正的兇手被軟禁起來,霍揆彰被解除了雲南警備司令的職位,而昆明警察局局長龔少俠被迫退了休。然而,所有這些彌補和預防措施,都沒能抹去人們對聞一多被一個凶殘暴虐的政權慘殺的記憶,而這個政權的非法統治者,便是委員長幾乎無法駕馭的秘密警察。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恐懼和多疑

    黛安娜·拉裡(Diana Lary)認為人人自危的主要原因,是由中華民國的政治不穩定所致。    
    蔣介石拙劣地將國內的不安全感看成中國的關鍵問題,於是他堅持要反對共產黨。但是,他沒能意識到不安全感的關鍵原因是什麼——不是共產黨的煽動,而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預測的軍隊。他對改變不安全氣氛的無能……使許多中國人成天處於恐懼之中。    
    對戰時間諜活動深深的、令人膽戰心驚的恐懼,加上在南京當政的十年裡國共兩黨之間秘密衝突的多重基礎,產生了一種近乎偏執狂的疑懼心理。的確,如果不能想像20世紀三四十年代裡遍佈中國的長期的間諜和反間諜的活動背景,就很難理解後來在1966—1976年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個無數人被當做敵人「間諜」而受到關押、毒打,甚至殺害的時代,關於國民黨陰謀詭計的傳說的真實性到底如何了。    
    而警犬在恐怖和反恐怖的想像中一直扮演了某種角色。是作為「犬馬」的戴笠本人首先把美國訓練的德國警犬引入中國的。從此,張牙舞爪的惡狗形象便滲透了電影和電視對秘密警察的形容當中。在一個描寫30年代江西地下共產黨的電影裡,贛州的秘密警察頭子用一個咬人的狗來搜尋兩個殺了一名國民黨密探的共產黨特工。先讓這警犬聞了行刺的匕首,然後把它帶到一個澡堂裡,其中的一個共產黨人在這個澡堂裡洗去了身上的血腥味,接著又用酒灑在自己的身上。還有一個片斷是在80年代上演的電視劇、老捨的《四世同堂》裡,日本憲兵在北京用警犬來搜捕抵抗運動的一個英雄。在電視劇裡,那條警犬瘋狂地撕咬抗日愛國人士。    
    在延安的共產黨人中展開反顛覆的運動,既是對戴笠迫害的正常反應,也是發動群眾和在共產黨內部強調團結的有效措施。1942至1943年,由於王實味案件的悲劇,掀起了毛主席領導的整風運動,王被指控為敵人的特務。等到整風運動最後從黨內的低級幹部普及到了群眾,老百姓已經開始相信,他們處在一個充滿了間諜和秘密特務的世界當中,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是好人。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反特大會上主動認罪的人中,有90%以上是無辜的,而這個事實是共產黨自己公佈的。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戴笠及美國軍事代表團

    對陰謀活動的懼怕也影響到了美國對戰時中國的政策。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裡,美國戰略情報局向鄧諾文將軍遞交了一個武裝延安的中國共產黨游擊隊來與日本人作戰的計劃。大衛·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陳述美軍的這項建議。戰略情報局在中國的負責人海普納(Heppner)讓他的副手威利斯·貝德(Willis Bird)中校將該計劃送到延安。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於1944年12月15日作為美國軍事代表團的指揮官到達延安。這不久,戴笠便對此有所風聞,於是梅樂斯在美國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1月訪問歌樂山時,準備向他匯報這個秘密接觸。    
    赫爾利大使在訪問中美合作所期間受到了隆重歡迎。在戴笠為大使舉行的宴會上,梅樂斯使這位來自俄克拉荷馬的石油家相信,美國國務院正在策劃一場巨大的陰謀,準備向中國共產黨提供軍隊和武器。梅樂斯還主動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軍與華盛頓的直接無線電通訊聯繫,以越過重慶的大使館,因為他們相信使館被一心要打敗蔣介石的親共人士滲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爾利向羅斯福總統匯報說,他從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裡聽說有一個用美國傘兵為共產黨游擊隊領路的計劃。在這位大使看來,這便增加了對共產黨的承認並贊同他們摧毀國民黨政府的目標。赫爾利對鼓吹在國共之間採取中立政策的國務院駐外事務處「中國專家」進一步的抨擊,預兆了冷戰的    
    來臨。戰略情報局歷史學家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認為:    
    委員長祝賀赫爾利對「美國總部陰謀家進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確接踵而來。巴雷特上校被拒絕提升為陸軍准將。國務院官員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和西偉士被「赫爾利風」刮出了中國。只有戰略情報局得以倖免,這也許是因為鄧諾文將軍及時趕到了中國的首都,來平息憤怒的赫爾利。    
    與此同時,魏德邁將軍向中國戰區的所有官員下令,在任何情況下不與中國政黨進行協助、商議,或合作。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日本投降後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戴笠和梅樂斯離開了重慶去浙江,在淳安設立了中美合作所的一個高級辦事處,由毛森領導。戴笠在浙江的做法是利用偽軍來維持該省的治安。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他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將丁默(汪偽時期的浙江省長)、周佛海(傀儡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和李俊龍(音譯,上海市長)等前汪偽分子任命為該省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的官員。    
    與此同時:    
    美方協同軍統局把特務武裝部隊,運到東南地區,搶奪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把中美所特種警察訓練班的學生,集中在上海、北平,改為特警班,加強刑事警察力量。中美所所屬的特務武裝部隊,分別改編為交警部隊,以後參加了反人民的內戰。    
    而中美合作所由王樂坡、陳昂林和阮清源指揮的部隊則準備進入杭州和上海,一旦敵人投降便進行收復。    
    日本投降後,這些部隊加上崇明海盜張貴風(音)的人馬,便一起開進上海來「接收」這個城市。而中美合作所的高級辦事處也隨之遷到了法國租界的杜美路7號,名義上由戴笠領導,而實際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詩控制。這一部署在國民黨將軍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正式佔領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時便形成了。    
    在華北也出現了同樣的形勢,戴笠迅速地採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軍和新四軍接受日軍投降的行動。軍統在華北的官員,如文強、張振武、陳仙洲等,則授權委任漢奸軍事頭目從日本人那裡接管領土並維持地方秩序。戴笠還與通訊部長、銀行家張嘉敖於1945年12月3日、4日會面,策劃將他的25000人的「忠義救國軍」部隊改編成鐵路警察,來監視和控制華北地區的通訊網絡。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東北區辦事處

    1946年初,文強被任命為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該辦事處對外以東北行轅督察處名義活動。該處作為核心組,與當時任中國國民黨戰區北平司令部司令的李宗仁密切合作。東北辦事處的管轄範圍從北平和山海關一直到錦州和新城。這是一個戰略要地,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事將領們都力爭奪取承德,以便佔領瀋陽。在這場具體的競爭中國民黨勝利了,而一旦瀋陽成了他們的,戴笠便在「東方文化研究社」(該社名義上由一位前東北中正大學校長領導,而實際上受文強控制)的公開名義下開始設立軍統分支東北辦事處。所有投奔軍統的日軍逃兵都得到這個單位報到,然後辦事處為他們提供身份證、護照及旅行證件。    
    軍統的瀋陽站還控制了一個秘密通訊單位——「特研會」,它僱用了20多個曾在日本皇軍遠征司令部裡負責監視共產黨從延安發出的通訊的密碼分析員。這些密碼員在北京被抓獲,然後被送到瀋陽,安置在平馬路上的東亞煙草工廠後面。他們在中山公園北側的無線通訊天線對準延安方向。然而,雖然他們偵收了好幾百份電報,但最終仍無法破譯解放軍的密碼。戴笠死後的1946年6月,被臨時召到北平的文強最後決定關閉這個單位,把這些日本密碼員打發回家了。    
    儘管東北辦事處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反共上,但他們大部分的工作是用於招募日本居民和東北的戰俘當情報特工。作為東北辦事處日韓組一部分的日管人員,表面上負責歸國事務。但日韓組實際上包含了一個由劉治澤和張瑞領導的秘密特工機關。張瑞把潛伏在東北的日本情報頭子福田德次郎(Fukuda Tokujir)引誘出洞。    
    當時,據信有多達10萬人的關東軍潛藏在長白山一帶,因此在保安成立了一個叫做「日軍招降組」的特別辦事處,專門負責遣送他們歸國。在該辦事處的支持下,福田將軍組織起一個日本工作隊,該隊真的進山尋找失散的日軍部隊,希望能說服他們投降。1946年10月,文強還組織起一支由軍統、中統、三青團和國際問題研究所情報團體構成的軍事先遣聯絡組。這個聯絡組不僅指導了一個輔助福田將軍在長白山工作的日本特工隊,而且還安排釋放了一系列日本戰犯,讓他們替國民黨做情報工作。    
    這一安排中最關鍵的人物是新裡一朗(Niizato Ichir),張瑞在瀋陽與他進行聯繫。小柴是日本皇族聯盟在東北的代表,該組織是一個皇族忠實者的團體,由天皇的弟弟控制,宣稱躲藏在長白山裡的許多關東軍成員仍然忠於天皇。新裡一朗不僅向文強透露了那些部隊的躲藏地點,而且兩人還探討了用投降日軍來對付在東北的共產黨的可能性。    
    與日本人建立密切關係的計劃中的最後一個要素,是在東京成立一個「日本國民黨」支部。1946年7月,軍統派遣了一些日本特工回東京建立東方文化研究所,來作為這個活動的掩護。軍統希望最終在美軍佔領的日本設立它自己的中國聯絡辦事處,由張瑞任辦事處武官。由於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這些計劃便泡湯了。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赦免

    早在1944年,重慶政府就暗示,汪偽政權中「案情較輕者」可能會受到赦免。其中最突出的大赦例子是蔣介石於1947年3月26日將周佛海從死刑判決改為終身監禁。這之後不到一年,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裡,但由於他在戰爭中努力幫助戴笠,並在日本人投降後在長江下游地區維持了秩序,便多活了11個月。    
    在處理戰時債務的初期,戴笠親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漢奸,其中有幾個是為傀儡政府情報部門工作過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在有些情況下,如被監禁的「滿洲國」電影明星李香蘭,戴笠對他們「溫柔」相待,給予他們各種特殊的待遇。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則通過中美合作所把他們送到美國僑居。他最臭名昭著的干涉跟那些與汪精衛的寡婦陳璧君有聯繫的廣東漢奸們有關。這些人全都是    
    地方參議,在另一些將其叛國行為揭露出來的議員們的要求下,他們被何應欽關進了監獄。但戴笠聲稱他們是「地下英雄」,在秘密抗戰中立過「豐功偉績」,把這些「漢奸」轉移到了軍統的招待所,讓他們過著奢侈的「獄中」生活,享受各種優惠,而且既未受審,也未受罰。    
    最後,約有2720名汪精衛政權的軍政要人被處死,2300人左右被判無期徒刑。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戴笠、梅樂斯及冷戰

    中美合作所於1946年3月1日在潘其武與美方參謀簽訂的合同精神下正式解散。所有物資歸軍統使用,而美方則協助趕運由軍統局指揮的特務武裝赴東南佔領上海和浙江北部。美方還答應從沖繩向秦皇島運送3000噸武器,同時向南京、天津和北平的警察部隊輸送中美合作所警察培訓班的畢業生。據說梅樂斯曾告訴戴笠:「日本這個敵人是打敗了,但我們還要幫助中國戰勝另一個兇惡的敵人,那就是共產黨」。    
    與此同時,對於馬歇爾將軍主持的和談,戴笠非常懷有偏見。他說,問題的關鍵是相對的軍事實力。延安跟重慶一樣清楚這點,而美國人卻異想天開。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具有優勢,因為他們更能對外國人採取溫和立場。「共產黨的軟功夫比硬功夫強,軟功夫能迷惑人」,也就是說他們更能迷惑世界輿論。    
    然而,儘管蔣介石在國內越來越不得人心,但美國公眾則越來越擁護蔣,把他看做國統區的最後最美好的希望。當冷戰不斷加劇時,美國駐華海軍參加戴笠反共活動的事實成了一個榮譽勳章,而梅樂斯則越來越像電影「泰利和海盜」裡的人物。朝鮮戰爭停戰10年之後,羅伊·斯特拉頓(Roy Stratton)在其著作中曾描述過一種傳單(這種據傳說曾經出現過的印刷品,似乎沒有一份倖存),在對日戰爭時期它們傳遍整個亞洲,向官員、警察和地下分子懸賞「不論死活——100萬美元」,來追捕中美合作所的領導人物,因為他們既是共產黨也是日本人的敵人。「追捕者是日本軍隊和中國共產黨的部隊,被追捕的是戴笠中將,中國國民黨秘密警察頭子,以及他的美國副手米爾頓·梅樂斯上校(後來以海軍中將軍銜退休)……在他們手下有10萬游擊隊、25萬名海盜,以及3000名美國技術人員和教官,這位中國將軍和美國上校讓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吃夠了苦頭。他們跟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將軍一起上了東條英機(Tojo Hideki)和毛澤東的死刑名單。」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定位

    在1946春天流傳著許多關於戴笠將來計劃的說法。有些人相信他會繼續充當蔣介石的一個忠實奴僕,另一些人則想他會退休回老家孝敬母親,而第三種傳說認為他會從事業餘愛好,去領導一個疏浚黃河的工程。其中沒有任何一種說法可以得到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準備召集他的秘密特工頭子們開會,以確定戰後政府保密組織的各種角色和作用。在這一點上,不止一次幾乎被委員長「允許」自殺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憂鬱和沮喪之中。根據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蔣想利用召開這個會議來廢除軍統組織。正如他對一個親信說的那樣:伴君如伴虎。    
    因此,在蔣和他的情報頭目們舉行高級會議之前,戴笠大肆活動,在全國甚至國外爭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飛機離開重慶去上海、蘇州、南京、北平、濟南和青島。表面上是為了「肅奸」,實際上則是去鼓動何應欽這類軍界要人共同對付即將面臨的攤牌局面。    
    當然,美國海軍是他在國外的主要支持者。事實上,美國海軍的一些高級將領希望將戴笠提升為中國海軍總司令。美國第七艦隊柯克上將於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問候時幾乎把這話說了出來。接著,戴笠在柯克的訪問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專門的中國海軍制服(由上海的裁縫精製);有專門陪同的故宮之遊;以及由風流嫵媚、英語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會。    
    然而,當戴笠於3月初還處在諸般籌備之中時,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鳳轉交的蔣介石的電報,正式列出了即將舉行的會議的出席人名單: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陳焯、葉秀峰、鄭介民、唐縱,以及戴笠本人。在這七位被邀請者中,有三位——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是戴將軍多年的對手。而且,寫在蔣介石電報背後的一個注提醒戴笠說,在重慶會議期間,宣鐵吾、李士珍和黃珍吾會「搗鬼」。這個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鳳的代號之一。    
    李士珍的名字為什麼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鐵吾難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敵人?而且,李、宣、黃難道不都是黃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則不過是六期他們的後生而已?當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強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別會面的時候,這些問題顯然在折磨著他。    
    文強發現他的上司怒氣沖沖。戴笠把背後寫有注的電文給文強看,然後他拍著胸脯說: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勞累,一心為校長,想不到會有人乘機搗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鍋。同室操戈。實在欺人太甚!請為我擬一復電,說我處理平津寧滬的肅奸案件,事關重要,無人可以代理,請寬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陳一切。    
    他鎮靜下來後,又接著對文強說:同時要表達對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搗鬼必須揭發的意見,措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與人爭長短的痕跡。」然後戴笠要文強把電文稿在發出之前交送他過目,並命令他別對任何其他人提起這些事情。    
    文強一邊考慮著電文的措詞,一邊琢磨起委員長電諭的意思。這些人無疑是敵人,不僅是戴笠的敵人,而且是蔣本人潛在的敵人。蔣是否有能力抵擋這三個「老大哥」再加上陳焯?陳焯直到孫中山死後蔣一舉領先之前,差不多是與蔣介石平起平坐的。而鄭介民和唐縱為何對這些人的「搗鬼」一無所知呢?難道戴笠的這個江山老鄉毛人鳳故意把這二人排除在外,以在他和戴中間形成一個共同防禦性的小圈子?    
    文強自然不敢對戴笠提出自己的這些疑問,但他感到有必要冒昧建議:對付這種危機的惟一辦法是「以退求進」。戴笠問這是什麼意思,文強答道:委員長在「下野」時三次採用了這一策略——他戰略性地撤出政府以度「難關」。對戴笠來說,有很多辦法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尤其是內戰即將爆發之際。要是戴笠能去美國呆一陣,而在與共產黨的武裝鬥爭中美國人又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同盟的話,那麼蔣介石就會把戴笠召回來,而那時戴對於這個政權的價值就會十倍百倍地增加。    
    聽了文強這一番話,戴笠逐漸露出笑容。文強講完後,戴笠送他出門時對他說:「我的老兄說得好,值得考慮,但別對任何人提這事。」文強回答說,要是戴笠真的出國,他希望將軍別忘了帶上他。戴笠大聲笑了起來,但沒有回答。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戴笠之死

    戴笠也許曾經考慮過文強的建議,但不僅在預計的重慶會議召開之前他來不及去美國,而且他急於回上海,看看情人胡蝶的離婚證書是否已經報到法院,好跟這位影星結婚。他還打算從上海飛到重慶,解除李士珍對中央警察學校的職權,並準備主持4月1號的首次戰後軍統成立紀念儀式。3月16日,戴笠攜222號專機的機組人員從北平飛往天津,在那裡過夜。但次日天氣惡化。戴笠不理會飛行員的擔心,堅持讓他們在青島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飛去。如果氣候險惡的話,他們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飛重慶。除了戴笠和機組人員之外,飛機上的其他八位人員是:軍統人事處長龔仙舫,總參謀學校畢業生、軍統局專員金玉波,香港大學文學士、英文翻譯馬佩衡,三名保鏢,一名密碼員,還有戴笠的朋友黃順柏。222專機於1946年3月17日上午11︰45分從青島起飛。    
    當他們在空中飛行時,沒有雷達的飛行員獲悉上海機場正值暴雨如注。於是他轉飛南京,但是那裡也是滂沱大雨,雷電交加。空軍派出了4架飛機導航,但雲層太低,他們無法與222號專機取得聯繫。飛行員向地面發出了兩次信號:第一次,222號專機準備返回;第二次:仍擬在南京降落。13︰13分,該機發出信號說,他們正在降落。接著聯絡中斷了。    
    岱山村坐落於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橋鎮約20里的江陰縣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剛過後的天空顯得格外陰沉壓抑,烏雲瀰漫在草木覆蓋的丘陵之上。午飯後不久岱山的村民們聽見低得罕見的飛機引擎聲響盤旋在佈滿了三丈高的樹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見一架飛機撞在一棵樹上,然後隨著慣性又衝了200來米後便撞在一個山頂上,一聲爆炸巨響後便是萬丈火焰。    
    顯然岱山的村民無法立刻向南京報告這一事故。然而當局已經估計到情況不妙。天氣剛好轉,航空委員會、中國航空和美國海軍一起協同進行搜尋。當地時間20︰00,美國飛機發現了222號專機的殘骸。後來於當天晚上趕到岱山的軍統人員,很容易就發現了馬鞍山一帶的飛機殘骸,但無一人存活下來。    
    關於飛機失事的消息被壓了5天。直到3月22日,軍統的參謀長李崇詩有機會調查失事地點,戴笠的死訊才得以公佈。《大公報》尤其謹慎地避免早下定論:    
    就本月十七日從青島起飛的軍用飛機在南京附近被發現墜毀一事,國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參謀長李崇詩,昨天(三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到達此地(南京)調查這架失事飛機的情況。據悉戴笠將軍也在那架飛機上。因此,所有部門都對他的安全表示了極度關切,但他的下落有關部門尚未確定。    
    《申報》則不那麼吞吞吐吐:    
    據一位記者調查,國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乘飛機從北平途經青島飛往上海,因飛機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馬鞍山山頭墜毀而死亡。據悉,他燒焦的屍體已被確認,並於二十二日裝殮。    
    儘管戴笠因事故而死已經被通告,但相反內容的流言卻立刻傳播開來。首先,有人相信,    
    他的死並非出於事故。《中央日報》在3月24日報道說:據有關部門透露的消息,不久前被釋放的重要共產黨領導人葉挺將軍也在飛機上。在飛行中,據說葉挺和戴笠爭執起來,並拔出了各自的手槍,隨即而起的射擊導致了飛機著火。還有人說,飛機墜毀是共產黨的破壞。    
    另一個猜測是,美國戰略情報局在飛機上安置了炸彈。這個看法認為,飛機裡一種氣壓計的保險絲被做了手腳,它被調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然而,儘管斯坦利·拉維爾(Stanley Lovell)在諸如222號專機的原產地等重要細節上搞錯了,但戰略情報局的這位間諜用品發明家堅信,戴笠是這麼被謀殺的:    
    在蔣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將軍,這位殘酷的秘密警察頭子,連中國人都管他叫「中國的希姆萊」。暗殺與處決是家常便飯,以至於人們只能耳語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後,戴笠及其部下在重慶上了他的飛機飛往北平,去組織一場對所有據說與日本人合作過的中國人進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這將是一場沒有正義的大流血。有人告訴我,戴笠的飛機在飛到5000英尺高度時尾部爆炸了。    
    但更為普遍的說法是,那天戴笠根本就沒有上那架飛機,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來挫敗他的敵人。    
    萊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雜誌(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為「中國的間諜王」介紹給美國公眾。關於戴笠的死亡,他寫道:    
    這個故事天衣無縫,但沒人相信。新聞簡報是4月1日發出的,也就是愚人節。那天你只要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會笑,說「這不可能」,也就是說,中國人認為這不可能,相反,他們相信,這位世界上最大的「間諜王」仍在享受著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殺死。    
    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殘骸中發現的那個渾身燒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遺體,是戴笠的屍體。軍統自己的調查人員根據特別的牙板、羊毛內衣殘片以及梅樂斯4年前在重慶送給他的38口徑的短管自動手槍,確定了他們上司的身份。就像沈醉對聽了很多謠傳的胡宗南說的那樣:「我們告訴他,經過多方調查,證實沒有什麼人對他進行謀害,的確是由於氣候關係,駕駛員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餘波

    對「蔣委員長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儘管大多數人感到驚恐不已,但仍反應不同。有人認為他的去世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另一些人則相信,這是蒼天對一個建立了跟希姆萊最可怕的監獄一樣殘忍無情的集中營的人的報應。    
    在中央社以中國的名義發表了一系列對戴笠歌功頌德的文章的同時,其他評論者則指出,戴笠的恐怖主義打擊,從對付共產黨擴展到了普通老百姓。    
    雖然據說蔣介石在聽到這一消息時掉了眼淚,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對這位愛國者和抗日鬥士死亡表示遺憾的同時」,希望政府能夠利用這個機會來取消或改善這個「普遍被認作中國的蓋世太保」的軍統。在左派竭力宣揚公眾的「打倒特務」的要求時,上海的雜誌《新文化》在慶祝一個新的未來:一旦戴笠身後的奴才們意識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時候了,應該讚美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那時中國將由人民管治,一個和平的民主時代便會到來。    
    雖然有這些虔誠的希望,然而那時戴笠的部下們已在他們自己中間開始了對其上司秘密王國的贓物的爭奪戰。當然,也還是有一個正式的繼承人的。    
    蔣介石任命鄭介民為軍統主任,毛人鳳和唐縱當他的副主任。但戴笠實在是無法被取代的,因為他從來不願下放自己的權力,他對整個軍統的許多部門都親自過問,所以沒有任何單獨一個副主任能夠獨自擔當起他的角色。而且,軍統本身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它的各個組織結構——尤其是它的經濟單位——已經變得如此分散,到了戰爭結束時,甚至連精力過人的戴笠本人都幾乎無法對軍統進行全面控制。    
    戴笠對這些黑夜部隊控制的減弱,可以從他的特工們肆無忌憚的「五子登科」活動上看出來。李宗仁將軍在形容1946年佔領北平時說:    
    讓人最不能容忍的強加在當地百姓頭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們任意隨便使用「漢奸」一詞,有意製造恐怖主義。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對無辜的人進行敲詐。任何公民,無論是店主還是大學教授,都會由於被指控為曾與日偽合作、當過「漢奸」而立刻遭到逮捕。    
    戴笠死後,其他秘密特務機構,如中統,趕緊用接管軍統具體部門的方式來增強他們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與此同時,軍統被迫將它的許多貿易活動分散開來。軍統繼續直接維持公共治安和制約民政,但一個特殊的「自給計劃」將經濟企業分配給軍統創辦的許多新的商業公司,而創辦這些公司的軍統官員們則希望能利用他們秘密警察的關係來嚇唬其他競爭者,以便中飽私囊,或者以此來沒收被懷疑有戰時漢奸罪的公司的財產。    
    然而,這些暴發戶,甚至那些具有廣泛的外勤經驗、領取高額津貼的軍統高層領導人,都缺乏重建戴笠與黑社會同盟者的聯繫所需要的個人關係,而後者在過去一向幫助了秘密警察的地下經濟活動。而且,這些敲詐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個有力的朋友和庇護人。到了杜月笙作為上海市政委員會、土地協會和商會的代表參加戴笠的悼念儀式的時候,這位青幫首領已經喪失了他的政治支柱。當杜在1949年最終離開上海去香港時,他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僅僅為「恢復健康」了。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軍統的瓦解

    隨著抗戰勝利的接近,軍統開始因派系鬥爭而分裂瓦解。其中一個主要裂痕是原訓練班的區分,在臨訓班和任何其他人之間,這種裂痕尤其明顯。軍統首期訓練班的畢業生,即最早在湖南臨澧設立的「特訓班」的畢業生,自認為是秘密特工的精英,是「天之驕子」,因此他們準備在戰後為自己安排甚至更重要的職位。但1946年3月戴笠的死使他們難以抵擋外人的攻擊:在全國戰後的通貨膨脹不可遏止之時,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軍統的縮編中被裁減掉了。    
    為了自衛,張明選、吳菊生、李葆初等20多人當年秋天在重慶發起了一個「濱湖同學會」。劉本欽和鄧毅夫在南京又聯絡了二三百人。儘管沈醉向他們提供了一些資金(他們要沈當會長),但這些特訓班畢業生的存亡取決於他們的秘密警察工作。於是,沈醉把李葆初推薦給了毛人鳳當人事部門的負責人;把劉本欽推薦給了「國防部」保安局長唐縱當人事頭目;把劉子英推薦到「交通警察總局」主管人事。    
    與此同時,在最上層的軍統統一的結構中出現了三個省份派系:毛人鳳領頭的浙江派,「國防部」副部長鄭介民為主的廣東派,以及「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後面的湖南派系。這三個派繫起碼在表面上都認為應該用阻止其他訓練班的畢業生組成自己的校友俱樂部的方式來「抓幹部」。但是,儘管毛人鳳正式下令只能成立一個統一同學會,他自己卻一直以繼續任命前臨訓班畢業生為各省站長的方式,當著湖濱同學會的「靠山」:錢霽林任貴州站長,呂世琨任重慶站長,董士立任西康站長,等等。    
    總之,軍統的末日已經屈指可數了。失去大陸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重新組建特工機構。蔣介石最終以直接的統治取代了秘密的和地下的統治。本來,中統在軍事委員會領導之下已經改名為「內政部調查局」。一到台灣,它又被命名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簡稱為司調局,由張慶恩和後來的沈之岳與阮成章領導。另外,軍統在抗戰勝利後由毛人鳳領導,並於1946年夏天改名為「國防部保密局」。但遷到台灣後,它變成了「國防部情報局」,先後由張炎元、葉翔之、汪敬煦、張式琦領導。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家人

    戴笠的後裔結果更糟。他的弟弟雲林(或春榜),一直是個多事的同胞,跟他們的父親一樣,他也是一個嫖客和賭棍。雲林當過學徒、店員,並在江山的一個公共澡堂當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為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為止。1936年,戴笠把雲林帶到西安,並把他介紹給警察局長馬志超,馬任命他為當地的稅務局局長。那時,戴雲林經常「徵用」濟良所的標緻女子當他的丫頭,並供他玩弄。西安事變之後,戴雲林逃到了甘肅,當了三個月的景泰縣縣長,後來被造反的農民趕下了台。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權勢被保送到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後成了軍統蘭州辦事處主任。    
    那年夏天抗戰爆發後,雲林逃回了家鄉保安,又一次靠著哥哥的影響當上了「忠義救國軍」的一個少校。雖然偶有戰事,但他卻輕易地活了下來,並且當上了當地的警察局長,自己成了「二老闆」,而且還徵用了足夠的土地(500畝地)來建造「雨農農場」,成了大地主。    
    戴笠自己的兒子藏宜,據許多人說不僅在習性上和書法上非常像父親,而且也是個年輕的賭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這也許是為什麼這兩人相處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儘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他父親的支撐,這兩人在藏宜的婚姻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為加強與十人團的關係,戴笠曾希望兒子與王天木的女兒結婚,藏宜拒絕後,戴將軍把他軟禁在南京,強迫他跟一個從杭州警察學校來的教師袁倫立學英語。戴將軍的母親出來調解,眼淚汪汪地勸說戴笠讓他的兒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後便與衢州(王村)一位年輕女子鄭錫英結了婚。他懾於父親的脾氣,不敢離開保安,便在保安開辦了一所「樹德小學」,並自任校長。    
    中日戰爭的爆發略微打開了藏宜的天地。上海的肇和中學遷出敵占區,轉移到了離保安約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該中學主辦了一個劇團,開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學裡,或與峽口建國職業學校的師生廝混。至於收入,他主要依賴父親勢力得來的一系列掛名職位:江山縣參議會員、江山縣銀行董事長、交通總局少將專員。    
    戴笠的飛機在南京郊外墜毀之後,戴藏宜捲入了家中對父親財產的糾紛,搞得很不體面。藏宜非常想得到那兩輛派克牌和別克牌汽車,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擁有的一座花園洋房。派克牌轎車最後落到了軍統南京站站長手裡,但藏宜總算得到了別克牌汽車的鑰匙和那座別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搶奪汪偽分子周佛海送給戴笠的賄賂品100根金條的企圖未能得逞。    
    在此同時,一個更為體面的機會出現了: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樂斯送了他1萬美元,在衢州前國民黨機場宿舍建立一個雨農中學來紀念戴笠。梅樂斯、胡宗南、湯恩伯、楊虎和姜紹謨等都當了校董事會成員,而戴藏宜則任校務主任。他利用該職位從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又搾取了5萬元。    
    為了紀念父親,戴藏宜還希望在內戰時期用組織反共民兵的方法來使父親的使命永恆化。為此,他需要武器。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長章微寒要求提供給他200支步槍和10支卡賓槍來武裝保安特工縱隊。該縱隊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雲林領導,備有無線電和幾輛卡車。當戰局急轉直下,人民解放軍開始進入江山時,戴藏宜企圖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產黨部隊封鎖住了,他幾乎無法逃回保安。等他最終回到保安後,便與他叔叔一起組織了一個1000人左右的大隊,其中大多數是當地的土匪。這支大隊分成兩股力量突破了封鎖,但戴藏宜於1949年9月9日在大溪灘鄉劉家山被抓獲;戴雲林於當年12月28日在江西廣豐鰲峰鄉被捕。於是,戴笠的弟弟和兒子都被帶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當地的群眾大會上公審後被處決。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戴笠之墓

    1946年8月初,蔣介石前往戴笠的臨時墓地誌公殿向他做最後一次悼念。委員長攜宋美齡同行,他在詢問毛人鳳是否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點安葬遺體後,便與夫人開始朝靈谷寺走去。蔣夫人因為腳登高跟涼鞋而無法多走,兩人便返回了。    
    兩星期後,蔣介石與毛人鳳一起察看南京城外中山陵後面的烈士公墓,然後下山為戴笠尋找一個最佳地點。蔣親自為他的這位隨從選定了一處安葬之地。蔣介石這個一向被認為聖經不離手的基督徒,以對風水非常內行的樣子指著中山陵東面的一個地方,解釋說這是安葬戴笠靈柩的最佳之處,大家對此都感到非常驚訝。    
    米爾頓·梅樂斯要求獲准參加戴笠的葬禮,但喬治·C·馬歇爾將軍由於意識到即將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開始的內戰而禁止他以官方形式參加。於是,梅樂斯穿著便服從上海坐火車去南京目睹了他朋友的安葬儀式。隨後,他給戴笠的母親寫信,表示對聽到「我的長兄戴笠將軍」死訊的「最深切的悲哀」:    
    他通過文字以及在我所聽到過的他對同事們幾百次的講話中,體現出一種領導魄力、堅定信念和先進思想的結合,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真正偉大的領導人的精華所在……他總是向我表示出對三個人的極端敬仰:孫中山總統、委員長以及您本人……他是一個傑出的領導……而我,您兒子的弟弟想要參加他在保安的葬禮。但從現實角度講這次不可能了。    
    他在信的結尾與妻子艾瑪(Emma)一起提出,願意負責戴將軍的養女淑芝在美國的教育。    
    梅樂斯在1947年3月27日為戴笠掃墓時,向他最後一次致悼。那天,他在這個巨大的陵墓入口處莊嚴地種下了兩棵梅花樹。1949年,共產黨部隊挖了戴笠的墳並毀了他的遺骨,這兩棵樹也被拔掉了。4年之後,戴笠的前部下潘其武從台灣給梅樂斯寫信說:「為了紀念我們去世的領導,我們在離台北不遠的山坡上建立了一個紀念堂。在其入口處我替您種下了兩棵梅花樹。」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隕落

    1989年春,在戴笠的飛機於南京郊外墜毀43年後,幾百個他生前的情報特工員在台北集會,成立了一個「三十七聯誼會」(即3月17號)。為了名符其實地紀念他們的上司,他們宣佈這個聯誼會的目的是形成一個同盟來「打擊反革命勢力」。聯誼會的所有成員都有治安背景,他們被前台灣情報主任葉翔之召集起來,而後者的領導是曾任戴將軍總督察官的喬家才。    
    於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方面。對於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人,他完全是一個邪惡的象徵,魔鬼的化身。而起碼對於在台灣的一些國民黨人來說,他一直是個英雄人物:這位「間諜王」也許把中國從最兇惡的敵人那裡拯救了出來。或許,不把戴笠從這兩個極端來看倒能更好地表現他的複雜性。不過,在本書接近尾聲時,一位中國朋友不帶傾向地問:「最終,他到底是壞人還是個好人?」    
    像戴笠這樣一個模糊不清的異種是無法用如此簡單的方法來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徵,現代警察國家的化身,嚴格的儒家理想的執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夢想中,他是傳說中的中世紀那些在王朝頹落時應運而生的戰略家們的一個雄心勃勃的繼承人。在所有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處的複雜時代的產物,身居傳統與現代政治鬥爭的頂峰,堅信自己生必逢時,但終究難以擺脫命運的叵測無常。    
    想到戴笠對諸葛亮這個《三國演義》中最核心而且最曖昧的人物的崇拜,人們不禁會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時,對自己在亂世之中畢生致力於平息反漢叛亂的反思。「萬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搖搖欲墜,諸葛亮無可奈何地歎道:「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無法挽救他,隨著他將星的隕落,周圍的魏兵鼓噪不止,這位臥龍逝於軍帳之中。6個世紀之後,詩人杜甫寫道:「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諸葛亮終年54歲,而戴笠死時49歲。


第二十五章 隕落之星跋: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開始研究戴笠和國民黨特工。在那些年月裡,我經常禁不住自問:你為何要花費這麼大的精力來探究一個如此變幻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並非完全是個凶神惡煞,那麼他充其量不過是個狡黠曖昧之徒而已。人們可以佩服他的勇氣和能力,或者對他既能周旋於蔣介石叵測的政壇險灘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領表示尊敬。但是,在道義上,他永遠是一個模稜兩可的人——甚至對「委員長」本人來說他都是個謎。    
    難道僅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會神?用同時代人的眼光來觀察戴笠則好比在一房之遙看一條眼鏡蛇。漸漸地,我意識到,我是在間接地面對一股力量、一個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師那樣,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能治理中國社會特有的內亂。    
    這又使我認識到,我對中國歷史如此大量的關注全都在於展示從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會動亂」、「衝突和控制」、「重建帝制」和「管轄上海」,毛主席宏偉的意志——對這些命題的選擇,此刻在我眼裡都顯得合情合理。出於一些連我自己也不甚明瞭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視使我產生一種幻覺,好像我在同它搏鬥。    
    可以說,我自己最終恐怕是戴笠無意中的獵物之一。當然,我這個安全處境下的奇想說明,通過描述戴笠,我不知怎麼的便能想像自己在抗拒那惡魔冷漠的目光。歷史學家們常常以此來平息他們遙遠的噩夢並壓住以往的驚駭。但難道我們從此便能高枕無憂了?

<<間諜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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