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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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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史學崑崙:陳寅恪傳 作者:劉斌 編     
  第一章 迷人的家族往事   
  一、源遠流長的義寧陳氏(1)   
  如果說,自從陳寅恪教授下世的1969年開始,近四十年來人們對他的考釋與衡估不外內部求索和外部鑒察兩大進路的話,那麼家族往事的觀察對於陳寅恪的研究來說,無疑同時呈現出內向與外趨的兩種色度。往裡說也好,向外看也罷,這樣的努力都不會讓人感到一絲的多餘。 
  據譜牒資料記載來看,陳氏始祖胡公滿為有虞氏三十三世孫,武王克商以後,以元女太姬配之,封諸陳,後代子孫遂以封地為姓。成王九年,滿卒,謚胡公,胡公滿就是陳姓的受姓大始祖。 
  至於漢代,滿公四十二世孫陳仲弓實,曾為漢太邱長,封穎川郡。當漢之世,陳實一門頗有賢名。據信,對「以節義風四方」的陳實,民間流傳著「寧為刑法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的讚辭。和陳實一樣,他的子輩們也都以賢德稱於鄉里,對最有代表性的元方和季方二人,史有「難兄難弟」之稱。仁謹的家風換來了穎川陳氏在姓族中的聲望日著,所謂「由是以穎川為族望」就是說的這個情況。 
  再後來,又經過三十二世的承傳,至於遷居江州義門的旺公一代,已經是李唐朝事了。玄宗開元十九年(731),福州刺史陳檀之子旺自江西廬山再遷至時江州潯陽縣太平鄉永清村常樂裡艾草坪(今江西省德安縣車橋鎮義門村)。陳氏的真正興旺,正是在這裡。據信旺公遷居是得了高人的指點。傳說,八歲的他有一次隨祖父伯宣至廬山打獵的時候,曾遇一鶴髮童顏的長者,伯宣給告知不宜久居廬山地,應該往遷相隔不遠的「常樂裡」,會當長髮其祥。當家後的旺公曾專門驅馬往「常樂裡」探視,認為山悠水靜的那裡確實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於是當機立斷,全家遷居來此,從此開始了義門陳氏艱苦創業與興旺發達的嶄新歷史。這就是後世盛稱的「義門陳」。 
  先來看看義門陳氏的輝煌往事吧。 
  據統計,截至鹹平四年(1001),陳氏一門科舉及第在朝為官者竟達到了430人之眾。僅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義門陳」就有403人應舉,其中在朝廷擔任要職的有18人,另至各地擔任刺史、司馬、參軍、縣令者29人。如此情勢,堪稱壯觀!這是功名。 
  再來看恩遇。不算免征徭役、欽貸米谷之類,僅是天子禮遇就有:唐昭宗大順元年(890)賜立「義門」;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重敕「義門」;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旌賜「忠者世家」;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御書「真良家」;鹹平三年(1000),宋真宗親為「義門陳」題詩,曰:「水閣山齋架碧虛,亭亭華表耀門閭。穎州郡派傳千古,芳振江州紹有虞」;宋仁宗天聖四年賜御雀等等。仁宗宣時主家政者陳競入朝,賜御雀一隻,陳競提歸後,和醍酒一壺碎之,合門3000餘口共嘗其味。使者復奏曰:「陳氏一門咸知天恩加厚矣!」仁宗賞之曰:「誠哉,義門也。」又敕義門,追封「義門陳」始祖陳旺為晉國公。作為一個地方家族,能夠連續幾朝獲譽天子,受到最高層的格外關注,應該講,這在封建社會,除了曲阜孔氏及其他如孟顏曾諸姓外,實在是非常罕見。 
  當然,「義門陳」能收穫這麼多的榮耀絕不是毫無來由地憑空掉美事。通達嚴實、導人上進的家法以及與此相因應的嚴密的內部管理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義門陳」有33條嚴格的族規,被族人們代代相傳、奉若神明,以此為基礎,整個家族的管理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從而保證了家風族風的世世相襲,保證了「義門陳氏」綿綿十餘世、230年的繁衍生息。時至今日,我們重讀這些文字,仍能隱約感受到,當年「義門陳」的先輩們對後世子孫能夠團結和睦、讀書進取的焦灼良願和殷切期望。所謂「立主事以專家政,庫司以掌家財,莊長以督賦租,勘司以習男女,學院以教童稚,道院以業焚修,巫法以備祈禱,醫師以供藥石,東佳書院以供學者,酒醬鹽米之儲,巾履笄箱之用,三時飲食之節,四序宴會之期,長幼出入之儀,晨昏定省之禮,婚吉弔喪,送往迎來,賞以勸能,罰以懲惡,凡諸纖悉,莫不周詳」云云,殷殷祈願,昭然可辨。 
  從一些具體的規定中,我們可以對這個大家族管理的嚴格與運行之有序瞭解得更清晰一些。家族內實行維持最低消費的供給制度,經濟均等,財富共有;規定只能一夫一妻;「不得置畜僕隸」;嚴禁財產私有,就連新媳婦回娘家的禮物也由家族統一配發;小孩生下滿月後,交家族撫養,父母每七天才能領回一晚,之後,包括教讀婚配等也一律由家族統一安排。當然,這樣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家族內就陽光麗日,晴空萬里了,我想,這些規定所以被嚴格地執行,大約恰恰正是因為它們在處理包括種種矛盾在內的家族事務上有著非比尋常的效力。不過,上面的那些宗教性的規定還是讓後來的我們驚歎不已。 
  題外話,不宜多敘。還是來看「義門陳」的傳奇。 
  據信,「義門陳」在各種家族職位選舉上頗有些任人唯賢的民主氣息,他們有一次選了位精明能幹的耄耋老婦作主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說是曾經有一回,百年一遇的大旱把正抽穗揚花半漿的禾苗統統都旱死在了田里。祖傳的規矩是要放一把火燒掉,免得污穢了田地。可主事的老婦偏偏不按規矩辦事,反而要族人們收割禾苗堆好保存起來。主事就是主事,族人們當然只能依言行事,儘管很多人可能都覺得沒啥意思。可世界就是這樣,不光西方的上帝,東土的老天爺也常常能從惡事中結出善果子。沒想到的是,第二年北方發馬瘟,抽穗揚花的半漿干稻草竟成了治馬瘟的唯一藥物,「義門陳」就這樣因禍得福,不大不小的賺了一筆;災年的心痛斗轉為豐年的快意,「義門陳」的家族史隨之也又多了一個小小的傳奇。 
  上面講穀物,再說說畜力。這是一個關於狗的故事。 
  應該是族裡彬彬有禮的謙讓家風影響到了人們對狗的飼養和管理,當然也不排除狗通人性,無形熏染的可能,據說,「義門陳」養的很多條家犬,進食的時候都在一個大槽內,而且非到都來齊了不「開飯」,先到的一般不會搶先吃食。傳說,有一次到了進食的時候,可一條又瘸又瞎的老狗總不來,狗兒們就找到了老狗的住處,卻發現老狗已經死了,它們誰也沒有去槽邊吃東西,而是圍著老狗不斷哀嚎,大有族親離世的淒楚與悲痛。 
  當然,故事只能姑妄聽之,但是內中卻清楚透射了「義門陳氏」族內的親善團結與和睦相處。 
  就這樣,這個歷唐宋兩代的大家族,聚族三千九百餘口,十九世 
  同居,歷世二百餘年不曾稍有分異。在中國的家族文化史上,毋庸置疑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可世上沒有永不凋謝的花朵。嘉祐七年(1062),在文彥博、包拯、范師道、呂海的建議下,宋仁宗出於抑制「義門陳」和教化天下的雙重考慮,下旨讓「義門陳」分莊天下。同年七月初三,在時江南西路轉運使謝景初等人的監護和督促下,前後經半年多時間,龐大義門陳氏的十二行派拆解為291個小莊,而後挨派抓鬮分遷各地。就這樣,曾經名震天下的義門陳氏被拆分到了全國各地,其中以江西為最多,有28個縣市,湖南次之,有23個縣市。宋仁宗賦《敕賜義門分莊詩》一首,曰: 
  江州久著義門莊,莊上分莊歲月長。 
  蒂固根深誰與並,珠輝玉朗孰同行? 
  謾誇詩禮追鄒魯,須信簪纓賽謝王。 
  子姓各知遵義范,永於舜後有重光。 
  從此「義門陳」成了歷史名詞,分歸各地的「義門陳」的子孫們開始用新的奮鬥講述他們新的故事。這其中,遷閩始祖魁公一支便是陳寅恪家族的由出宗系。 
  確切地說,竹段陳氏出魁公五子陳峰一支。陳峰傳十二世有子陳中興,中興十八子,復分家各地,其中十一郎由 
  福建寧化遷廣東潮州,後又遷福建上杭,歷十六代有子文光,文光三子,公遠、騰遠、芳遠,騰遠即竹段陳氏初祖。 
  騰遠父文光是一介書生,在家辦塾館,小日子雖談不上富足,維持溫飽倒也不是什麼問題。騰遠從小隨父讀書,由於天資聰穎,進步很快。隨著年齡的增長,騰遠的夢想變得漸漸清晰:中舉中進士,重振家風。義門陳氏的家訓總還或多或少的潛伏在他後世子孫的血液中。不錯,即便是封建社會裡大家都在渴望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進夢想,考慮到義門陳氏曾有的科舉輝煌,我們還是必須強調,讀書仕進在陳家有著久遠的傳統,這對騰遠來說,只是一個久違的期望。歷史地來看,科場獲勝、加官進爵,在他們大約還算不上海市蜃樓的狂想。 
  然而,對於年輕的騰遠來說,科舉仕進的期望終究成了夢想。 
  文光很突然地辭世而去。生計成了最大的問題。 
  生齒日繁、土地有限的緣故,上杭老家那兒幾年來越生越窮,生活日漸困難。 
  當時,江西義寧州的知州正為了連年匪患造成的人口稀少田園荒蕪到處貼告示招人去當地定居種地。陸陸續續,上杭有不少人都去了那裡,而且回老家探親時好像還都混得可以,騰遠也就動了心。稍作準備以後,他把家裡的破屋和瘦地交待給哥哥和弟弟,帶著母親踏上了播遷他鄉的長途。時年20歲。雖然在古代,20已經到了成人的歲數,可想想畢竟還是個毛頭小伙子。 
  同行的還有兩個老鄉,一個姓何,一個姓邱。一路上,他們相互照顧、相互鼓勵,不久便到了吳城。素有「江西四大名鎮」之譽的吳城是個繁華富庶的去處,所謂「裝不完的吳城,卸不完的漢口」絕不是小孩編出的故事。可騰遠一行顯然對吳城的熙攘不感興趣,畢竟這不是旅行,義寧才是他們期待著的陌生熱土。從吳城坐船沿七百里修河逆流而上,沒多久,他們就進入了幕阜山的深處。 
  當時的義寧州,轄下共8個鄉,73都85圖。初到義寧的騰遠他們落腳在安鄉十三都護仙源。就是在這裡,陳騰遠和同來的兩位老鄉開始了艱難的拓荒創業。 
  了無依靠,白手起家,要在一個新天地裡打拼出立足之地談何容易。過去的友誼和嚴峻的現實,讓他們深深懂得大家應該情同手足、團結互助,把力氣都往一處使,這樣才能夠立足,才能從幾粒漂泊的種子成長為當地的竹子。於是,三人結拜為兄弟,同吃同住同勞動,親密無間,提攜互助,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大家庭,「結棚曬身,種藍為業」,扎扎實實、勤勤懇懇地過起了日子。直到30多年後,三兄弟才像普通人家一樣分成數戶居住。分家時還立有「分關」,就是分家的契約,據說,直到解放前,一戶何姓人家還保存有他們家族的那份「分關」。 
  儘管為了開發義寧,主政的知府在招募客家人前來時,宣揚他所轄下的那方天地什麼山清水秀,地廣人稀,土地肥沃適於耕種,而且租稅很低,同時還墊給耕牛和種子,可生活不光是種地,當遠道而來的客家人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逐步解決溫飽問題,準備讓自己的生活更愜意更充實一些的時候,人們終於發現,要想真地在他鄉立足,特別是群體性地立住,絕對不那麼容易。從戶籍問題到科考的權利,乃至是嫁娶的問題,都成了他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 
  先說婚俗。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山清水秀的義寧雖然有些地廣人稀,但它並不是毫無人氣,當地還有不少的土著,其中的女子一般都很漂亮,就像陝西流傳的「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在江西流傳著「景德鎮的陶瓷修水的姑娘」之類的評價性言辭。安定下來以後,陳騰遠一度就曾想過要討房當地的姑娘當媳婦,平心而論,對於已經在當地安家了的他來說,這再正常不過了,整日在地裡辛苦的青年們沒有幾個不渴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可就在騰遠害羞地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一位先來的上杭老鄉的時候,他的希望也就在同一時刻破滅了。有著多年當地生活經歷的老鄉大概很嚴厲地批評了騰遠這個並不過頭但卻不切實際的「狂」想。實際情況是,由於語言不通,土著人聽不懂客家話,因而交流困難,誰想將來生活在一塊還得天天支稜著耳朵搞破譯啊;風俗不同,土著女子纏金蓮而客家女子放大腳,所以保守的土著們根本也不想娶客家的女娃作媳婦;以及宗族勢力強調門當戶對等等,所以,土客民之間根本就不通婚,客家人想娶當地女子確實有什麼東西吃什麼肉的嫌疑。後來,希望破滅的陳騰遠就娶了由上杭遷來的一何家女子為妻。 
  再說戶籍。娶妻生子本來是件大好事,可對義寧的客家人來說,這就又出現了一個不得不解決的戶籍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很早就在困擾著從外地遷居來義寧的人們。剛到的時候,陳騰遠他們就到處打聽著「入籍」,然而,打聽來的結果卻非常地讓人憋氣。規定是須得有田產、墳墓、房屋、納稅完糧,還得造丁糧圖冊,按冊清查,而後還要檢驗買賣契約,進行田糧過戶登記,寫下保結,最後到州府備案,而後造冊呈報省府批准。一句話,麻煩的很。雖然,入籍的條件有些苛刻,但客家人心裡也清楚,不入籍,子女們就不能參加科舉,不參加科舉,那後世子孫就很難有出頭之日。於是客家人在奮力墾荒、建設家園的同時,開始集體性地為入籍問題進行種種的鬥爭和努力。本來按照清朝的規定,在一個地方居住20年以上,有了產業,有了墳塋,有了親戚的外來人口就可以申請加入當地戶籍,可到康熙末年陸續遷來義寧的客家人都快住了40年了,因為當地人的阻撓,他們的入籍問題還沒有解決。 
  雍正元年(1723),當地黃、劉、謝、張、余等五姓客家住戶代表聯名具文要求入籍。等待幾十年的客家人,這一年終於等到了一位好知州劉世豪。按照規定,劉一面要求客家人準備好應該具呈和備檢的東西,一面向上一級的南昌府匯報,準備設「廣福鄉」安插客戶,計劃得很好。但變化來得更快,本地鄉紳、生童的反對不說,還發生了叛亂,實在是亂上加亂。就這樣,原先的規劃無可奈何地暫時擱置了起來。讓客家人欣喜的好日子又一次蛻變成苦苦的等待。唯一幸運的就是,到最後,好日子終究還是來了,主政第二年的雍正皇帝親自過問了客家人的事,還親自批准要求火速辦理。就這樣劉世豪頂住當地土著圍攻州衙又破壞州考的種種劣行,給客家人造冊入籍上報朝廷。經上面核准,劉世豪為客家人另立了「懷遠都」。在義寧辛勤勞作幾十年以後,背井離鄉的客家人,終於有了法律意義上的新「故地」。後來,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的科考試卷上填寫的就是「懷遠都人」。 
  同戶籍問題相關甚密,也是客家人最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科舉。前幾年有人論證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強調科舉制在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說,這基本上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創見。科舉制,在一個比較公平的機制下,為皇帝治下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個躋身統治階層的捷徑,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並非僅只是虛無縹緲的傳言,相當程度上,這句話非常恰當而深刻地表現了科舉制度所以吸引士人,所以能夠幫助封建社會長期衍存的真實緣由。客家人要求入籍,要求享有平等的科舉考試的權利,其實也是出自同樣的原因。然而,由於當時科舉實行配額的方法,上面沒有因客家人的入籍而增加相應的名額,而一旦客家人加入考試隊伍又勢必減少當代土著考取的機率,於是原住戶就想法設法地阻止客家人參加考試。客家人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為了得到相應的科考機會,他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常常結隊到府、司、院告狀。有一殘本的義寧客家的《譚姓宗譜》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非常感人,同時也非常真切地再現了當年客家人為了讓子孫們得到平等的科考機會所進行的執著鬥爭和努力。 
  說是,當時有一條義寧州通往南昌和京城的必經之路,在地處縣境東南的茅竹山。當地土著怕客家人去告狀就在茅竹山的險要處設下了關卡,許多上告的客家人都給擋了回來。在許多客家考生又一次商量對策的時候,大家想到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一位叫譚承緒的考生把身上塗滿豬血躺進棺材裝死,而後大傢伙披麻帶孝地扮成出殯的隊伍,邊放鞭炮,邊撒紙錢,邊哭哭啼啼的往前趕。就這樣,他們騙過關卡,而後脫掉喪服直奔京城,設法入金鑾殿告狀。當皇帝出於試探真假的目的要求穿上燒紅的鐵靴子說話的時候,譚承緒毫不猶豫地上前就穿,客家人積蓄多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鋼鐵一般的意志。而這樣的義無反顧也讓皇帝知道了科考不公在義寧的實有其事,於是當即傳旨:「對懷遠人一視同仁,准予考試,另行追加錄取名額。」 
  故事的真實與否可能還有待推敲,但其中涵蘊的實質內容卻毫無問題,那就是,義寧客家人為了爭取考試的機會和權利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對於後世子孫的仕進而言,這絕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歡天喜地的客家人為終於贏得了平等的科舉權利而興奮不已,進而積極採取措施鼓勵子弟發奮讀書求取功名。據有關記載:義寧州的客家人取得科舉考試的資格後,都慷慨解囊,捐獻巨資在州城創辦了梯雲書院,專供「懷遠都」子弟入學。另外撥專款設立對讀書子弟的獎勵,凡「懷遠都」子弟中秀才者賞錢1吊,中文舉給4吊,武舉2吊,文進士10吊,武進士5吊。再有上進者臨時酌議。文武舉赴京會試,每人給盤纏2吊。 
  顯然,僑居他地的懷遠都人對子孫後代能積極上進光宗耀祖充滿了期待和企盼。 
  事實證明,客家人的子孫們沒有辜負先人的付出。相關資料顯示,在同期人口只有全縣7%的情況下,自 
  雍正三年(1725)到光緒末,懷遠人有8人中進士,佔全縣17名總數的47%;舉人(多是武舉)75名,占同期202名舉人的37.12%。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很輝煌的數字!懷遠子弟的聰穎好學、積極上進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陳騰遠本人,就是這方面極好的一個表率。史料顯示,這位早年讀書時滿懷大志又無可奈何地被迫放棄舉業遠遷他鄉的「義門陳」的後代,實際上,內心深處一直還潛藏著走科甲正途的人生理想,所以,當年播遷義寧的時候,他把父親文光留下的書籍悉數收拾進行囊。大約早年的讀書經歷,已經讓他清楚地認定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所蘊涵的種種深意。《義門陳氏宗譜》(以下簡稱《宗譜》)對這段讓人難忘的耕讀生涯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它告訴人們,異地創業的陳騰遠,白天為生計辛苦勞作,晚上入夜,房內家人入夢,窗外蟲聲唧唧的時候,他常常會輕輕地打開書卷,端坐桌前,孤燈為伴,參讀黃卷。這種耕讀生活一直持續到了騰遠生命的晚年。《宗譜》載稱:「陳騰遠年七十始循例入太學,以繼先世科甲家聲。」偉哉!善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至少從騰遠父文光以來,陳寅恪家族就埋藏著一個久遠的讀書夢。 
  陳騰遠以後,子克繩、孫偉琳,雖然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毫無疑問地都代代承繼了這個高貴的讀書夢。 
  克繩是陳騰遠的長子,屬老來得子;克繩下面還有克調、克藻、克修三兄弟。克繩自幼聰穎,而且忠誠老實、為人厚道,讀書方面也很有天分,惟運命不濟屢試不中。再後來,隨著騰遠日漸年邁,克繩無奈,又不得不跟當年的父親一樣將對舉業的執著轉為家業操持的思索。治家方面,克繩一樣顯示了過人的才華。從內來說,「鳳竹堂」的修建是個典型表現;由外來看,這主要體現在陳克繩熱心公益、樹立家聲上。 
  據《宗譜》:「鯤池(陳騰遠)公壯歲遷寧,始擇居於護仙源,雖川源秀麗,繫在崇山峻嶺之間,且基址狹隘,其屋僅堪容膝。時公年已八十有三,嘗語諸子曰:吾少壯來寧,歷數十年之辛勤,雖精神不衰,今蒼然為八十餘之老翁矣,惜未建一堂屋,上以妥先靈,下以聚兒孫,爾曹識之」。暮年的陳騰遠向兒子們訴說自己未酬的壯志,沒有別的,那就是希望兒輩們能替他完成這個念想已久的心願。中國人心裡都清楚,這種話一多半都是說給老大聽的,何況他們兄弟四人中,克繩確實也是頂梁。老父的話深印在了克繩心底。 
  當年冬天,克繩就備好了工料,而且花大價錢八抬大轎請來遠近聞名的幾位風水先生幫著確定房址。幾經周轉,翻山越嶺、左尋右覓,終於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地□兒,一個讓幾位先生都讚歎不已的寶地,這就是竹段。竹段那地,山環水抱,靈氣繚繞,四方分佈的幾條山系,拱擁環抱出一片形似躺椅的祥瑞之地。先生們一致認為如此好地,定會讓陳氏後裔長髮其祥。而後他們又插草為標,釘下了新屋基址的第一根標樁。地方選定以後,當年九月,陳家就開始大張旗鼓的幹了起來。大約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新家終於落成了。時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這就是我們今天仍能看到的、保存完好的陳寅恪故居,竹段陳家大屋,屈指算來已有二百一十餘年的歷史。大屋的建成讓鯤池公陳騰遠深感欣慰,名之曰「鳳竹堂」,年逾八旬的他感歎道:「古人云安居樂業,今日我家堂屋落成,祖宗得有憑依矣!兒孫得有棲息矣!吾亦得以優遊杖履矣!雖少壯勤勞,暮年創此一屋,願亦慰矣!」認為「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節。我家子孫必仰鳳凰之高風,慕勁竹之亮節,將我家祖上的美德發揚光大!」 
  如果說風水先生所言不差,竹段大屋為陳家子嗣的後世發達預埋了福祉的話,那麼克繩熱心公益的行止則為陳家一門贏得了當世聲名。《宗譜》中關於克繩有「治理家政肅內嚴外,合義門之規」,「建仙源書屋,撥田租為膏火」,「倡修祠宇,修考棚,立義渡,起浮橋,辟桐樹嶺路,主修陳氏譜牒」等文字,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克繩對公益事業的熱心倡導和積極投入。從至今可見的竹段三合河路邊的一組碑文中,可以看出,直到晚年克繩對公益之事的投入仍是那樣義無反顧。碑文清楚記載著八旬老人陳克繩「帶頭捐資修三峽河路」、「禁無賴僧道借稱蓋庵塑佛扛神抬轎挨戶強行化緣」、「戒民從善勿沾遊蕩賭博偷竊惡習」等等善行義舉。 
  克繩在82歲上與世長辭。臨終時,特別囑咐家人要將他的墳墓埋葬在陳家大屋背後山脊上的古木叢中,說是死後也要看著他子孫走向顯達,中舉、中進士,在他親手建成的陳家大屋地場上豎起中舉中進士的旗石!否則死也不會瞑目。而今的人們在參觀陳寅恪舊居時可以看到,在陳家門前兩側的地場上確實豎起了中舉中進士的旗石,這是陳寅恪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分別在中舉、中進士以後豎的,陳家子孫們並沒有讓先人的遺願變成海市蜃樓的玄談。這是後話。 
  和騰遠一樣,克繩育有四子,規鏡、規鋐、規鈁、規鎬,分別為元配謝氏和副室何氏所出。不幸的是唯規鋐福厚,其餘三子不幸早歿。 
  規鋐,名偉琳,字琢如,號子潤,是陳寅恪家族晚清崛起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與自己的父輩及祖父輩不同,偉琳從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雖無意出仕,但天資穎悟、稟賦卓異的他在學問素養上顯然要較先輩好出許多,兼之推重陽明,有心經世,遊山玩水不忘「考覽山川,核其戶口,阨塞險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與其戰守得失之數」,這一切都為這個家族麗日中天的陳寶箴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家庭環境的熏陶和支撐。 
  人們應該注意到,當陳克繩奮力建成「鳳竹堂」的1793年,承平日久的有清一代事實上已經走到了乾隆朝的晚期,曾經興旺的家國已經是漸顯疲態。二十年以後,1813年9月15日,天理教領袖林清在入教太監的帶領下,率人進入清宮,殺進了皇帝家裡。儘管起義很快就失敗了,但卻以「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驚天壯舉,宣告了其對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歡歌過後悲憂起的「革命性」預言。一句話,盛世已去,歷史的鏡頭不可避免的要從文弱書生的肩頭滑落;亂世將起,人們期待著安邦治國、能文善武的梟雄登場。 
  幾番晃動以後,素色的鏡頭重新穩住,開始有人不聲不響地悄然登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歷史的嬗變推動了他們的出場,而後他們將以自己的方式試著去將歷史改變。 
  必須指出,出場的人物裡,也包括陳寅恪的祖父——   
  二、一代英豪陳寶箴(1)   
  人們對陳寶箴的懷念是伴隨著陳寅恪熱的上演而出現的。 
  有的學者認為:戊戌時期的中國社會,到處一片變革之風。有識之士都意識到,不變革,中國便沒有出路。就中尤以義寧陳氏最能身體力行。但義寧父子是穩健的改革者,主張漸變,反對過激行動,尤其不喜歡好出風頭的康有為,而希望穩健多識的張之洞出面主持全面的改革。所以然者,是由於明瞭能夠把改革推向全國,關鍵在握有實權的西太后的態度,沒有慈禧的首肯,什麼改革也辦不成。應該說,這是義寧父子的深識。如果當時的改革能夠按照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主張,緩進漸變,不發生康有為等人的過激行動,清季的歷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是歷史沒有按照他們的預設發展,相反,走了一條從激進到激進的路,致使百年中國,內憂外患,變亂無窮。戊戌以後,近代中國的歷史雖然沒有按散原預想的路線走,卻一再證明他的漸變主張不失為保存國脈的至理名言。1 
  姑且不論這種歷史的斷定是否部分地是對陳寅恪文化成就之相關背景的捎帶肯定,我們認為,它至少部分地道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晚清之世的陳寶箴是一位洞達世事又明辨事理的有為之士。 
  我們還是從陳家自身的歷史來展開敘述。 
  當地人傳說,陳寶箴降生的道光十一年(1831)農曆正月十八那天晚上,下竹段人見到上竹段陳家大屋上空紅彤彤一片,還以為是失火了就都趕去救火,到陳家以後發現原來根本就沒有失火。可巧人們趕上了陳寶箴的降世,說是在其呱呱墜地大聲啼哭的那一刻,那片紅色也就消隱不見了。傳說的可信與否已經無從考證,我們姑且置之不論,權以闕疑。 
  不過有一點相當明確,就是陳寶箴的出生宣告了竹段陳氏家族黃金歲月的即將到來。偉琳對聰明過人又大膽勇武的小陳寶箴喜愛有加,嚴格督導,無限期待著父親的遺願可以借陳寶箴的天資得以實現。畢竟父親的墳頭就在屋後的山坡上,這叫為人子的偉琳時刻都不敢稍忘。 
  時光荏苒,春華秋實裡二十載匆匆而過,陳寶箴長成就讀州學的青衿士子。 
  這一年,也就是咸豐元年(1851),八月,打扮一新的陳寶箴去參加南昌鄉試。臨行問新婚的嬌妻黃氏說自己像不像個舉人,黃夫人開完笑說是像個鬼。陳寶箴聞言甚喜,說是「鬼」就是「舉」。之後不久,陳寶箴果然金榜題名中了舉人,部分地實現了祖父的遺願。無須推證,弱冠中舉的陳寶箴給三世祈盼(從文光到騰遠到克繩)的陳家帶來了久違的驚喜,這一年的陳家理所當然地會因此而在家族史上刻下芬芳馥郁的歡快氣息。雖然,當此之時,存在了兩百年的滿清帝國的有些地區已少能平靜從容地去傾聽漁歌唱晚的安祥、去感受晨鐘暮鼓的和氣了。 
  中國,中央王國的大清朝明顯地今非昔比了。 
  半個多世紀以前的1792年,也就是克繩蓋成陳家大屋的頭一年,乾隆皇帝因為馬戛爾尼不肯以藩國之姿恭順地向他行跪拜禮而斷然拒絕了英王提出的所有通使通商協定,當時的中國雖然已多少有些暮氣,但就像那位英雄神武的皇帝一樣,仍然有著不凡的氣宇和軒昂的體魄。然而,整整五十年以後,昔日的天朝上國在幾經抵抗以後終於敗在堅船利炮的神威之下,在工業革命支撐著的英國軍隊就要攻打南京的時候,無可奈何地接受了英帝國的要求,簽訂了《南京條約》。自此而後西方列強踵足而至,外患頻仍的清王朝在主權淪喪的道路上一步深陷了下去。華夏衰而「蠻夷」盛,中華帝國的外部再也不見了宗藩體制貢貢賞賞的安祥。 
  令人痛心的一點在於,事實上,這遠非悲劇的全部。同時不再的,還有內部的和氣。 
  就在陳寶箴中舉前半年多,大他十八歲的落地秀才洪秀全起兵金田,掀開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大幕。九月,他們佔了蒙山縣(舊名永安),定國號為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要取愛新覺羅氏的皇位自代之。一場比「林清」起義嚴重得多的「上帝教」夢魘迅速在大清朝廷的上上下下瀰漫開來。 
  對近世中國歷史有切身實感的蔣廷黻在自己的名著《中國近代史》中這樣寫到:「那時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所以人民為自衛計,都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這種武力,因為沒有官場化,又因為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係,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他成為一個軍隊。」 
  大約與曾國藩辦團練相前後,陳偉琳也創辦了義寧州團練;陳寶箴隨同幫辦。正如舉身軍事成就了垂名青史的曾湘鄉一樣,協辦團練把年輕的舉子帶上了一條壯麗的事功行途。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陳寶箴的仕途生涯,始於軍旅,而他初涉軍旅,是從辦團練開始的。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他英勇善戰,屢建奇功;而且多謀善斷,深得父親的讚賞和喜愛。在此期間,陳寶箴在父親的指導下,熟讀諸家兵書,精研攻守戰術,積累了不少沙場征戰的經驗。」1 
  歷史地來看,陳寶箴的軍旅行途基本上同太平天國相終始,期間有三件事情特別值得關注。 
  一是擋住石達開的進攻,協助收復義寧城。1855年,偉琳去世的第二年5月,石達開率數萬大軍從湖北進攻義寧州,激戰20餘日後,勢單力薄的義寧州城最終被攻破,州牧葉濟英殉職,義寧團練也損失嚴重。但陳寶箴不管條件何其艱苦,依舊率團練堅持戰鬥,終於協助湖南湘鄉羅忠節部官軍收復了州城。以此,義寧團練得以迅速揚名,陳寶箴也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獎,咸豐諭令他以知縣候補,儘先選用。 
  二是在兩湖交界地巖塘,助力好友的果健營再拒石達開的進攻。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調任四川總督,陳寶箴的好友易佩紳、羅享奎奉命去湖南招募鄉勇組建果健營。陳寶箴被邀一同前去。在兩湖交界地的巖塘,果健營碰上了太平軍的進攻,帶頭的不是別人,正是陳寶箴的戰場舊友石達開。當時果健營雖然憑著險要地勢以及陳寶箴對石達開戰術與為人方面的熟悉得以力抗強敵,但時值冬天,糧餉與冬衣匱乏的問題石頭一樣壓在將士們心頭,情況異常緊急。沒有起碼的後勤保障,很難說果健營還會繼續堅持下去。為此陳寶箴隻身赴湖南永順求助。當衣著單薄的他見到永順縣令並痛陳了前線將士的艱苦以後,被深深感動的後者很快備出了部隊所需物資,後勤堪憂飢寒交迫的果健營賴以維繫戰鬥力的基本生存資源終於有了著落。由此,果健營士氣更加高漲,石達開久攻不下只得怏怏而退。 
  三是在席保田帳下獻計擒住太平軍幼王。自從在京城親眼目睹了 
  圓明園被焚一事後,陳寶箴就決意不再迷戀科場前途,而要積極投身於軍事領域,切切實實地作一些利國利民的事舉。果健營事後,陳寶箴由郭嵩燾舉薦往見長自己二十歲的曾國藩,入湘鄉之幕,被曾氏禮為上賓、目以奇士。期間曾設計化解曾國藩同沈葆楨之間的矛盾。後來因為席保田力邀,兼之陳寶箴欲多涉實務,遂往居席氏帳下。同治三年(1864),太平軍首府天京被湘軍攻克,太平軍幼王及洪仁玕等出逃江西。這時陳寶箴憑借自己的學識見識分析認為其一定會逃亡 
  福建,因建議席保田派兵到廣昌、石城間的楊家牌設伏。依計行事的席保田部果然順利俘獲了洪仁玕、黃文英等等不少太平軍將領。陳寶箴又建議追擊洪福王真,後同樣奏凱。 
  事後,席保田曾竭力想奏保陳寶箴出仕,為後者婉拒,但患難與共的人生經歷無形中讓兩人結下了深厚友誼,後陳寶箴的長女嫁入席家為婦,二人結成了兒女親家。 
  陳寶箴在席軍一年後,逢曾國藩在江寧大開幕府,乃復投曾氏門下。 
  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升任直隸總督。在曾氏的保薦下陳寶箴入京面聖,被授以知府發湖南候補。嗣後,出入軍旅十餘載的陳寶箴踏上了真正的仕途之旅。 
  遷居義寧的陳寅恪家族正式走上了顯達的路途。 
  有意思的一點是,在施展為政的才華以前,歷史似乎有意要讓陳寶箴再最後展示一下他的軍事才能好為稍後的政治生涯多積攢一點履歷上的資本。初到湖南時,正巧趕上苗亂嚴重,而席保田又因病離職導致湖南沒有可堪重任的將才好用,陳寶箴的到來如雪中送炭一般照亮了巡撫劉琨的雙眼:雄才大略的陳寶箴「理所當然」地被派去貴州平定苗亂。應該承認,過去十多年出戰入亂時的精彩表現,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陳寶箴,面對苗亂,他應該會有同樣精彩的表演。 
  現實的回答是響亮而乾脆的:一年以後,立了軍令狀的陳寶箴乾淨利索地平定了苗亂。其後,陳寶箴還參與了善後事情的處理。 
  太平軍、捻軍,而後又苗亂,毫無疑問,天朝上國的大清朝在內憂外患中,應變顯得越來越乏力,確如有的海外中國學者所看到的,從某種層面來講,此時的清朝已經是一個僵滯朽腐的老大帝國。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會是一種單色。不可避免地衰落和沉淪的同時,晚清中國也開始呈現出縷縷炫目的彩色,新鮮的生命在悄悄萌動。 
  1874年,年僅4歲的醇親王之子愛新覺羅?載湉繼無嗣皇帝同治之位做皇帝,是即德宗,清代歷史上倒數第二位帝王。第二年改元光緒,大清王朝開始在沉淪與上升的交織互動中上演它最後的清唱。同一年,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辰沅永靖道官職。 
  主政永清期間,陳寶箴扎扎實實地為當地老百姓作了幾件事情,掃除惡霸、疏通河渠、引種蕃薯,大大改善了當地治安環境、生存環境和百姓的生計狀況,引來好評一片。郭嵩燾在《送陳右銘赴河北道序》一文中說:「君之去遠矣,則宜湖南之人流連詠慕,彷徨太息於君之行也!」雖屬友朋餞行,但從中我們還是隱約可以瞭解當年陳寶箴主政的譽聲和成效。 
  光緒六年(1880),陳寶箴授河北道。由於政績卓著,兩年後被擢升為浙江按察使。光緒十五年(1890)由於王文韶的舉薦,陳寶箴授湖北按察使,旬改布政使,三年後,再任湖北按察使,又授直隸布政使。1894年,光緒委陳寶箴以東征湘軍轉運糧台職,第二年升湖南巡撫。從光緒元年的1875到升任巡撫的1895年,整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憑藉著出色的軍事政治才能,陳寶箴逐步成長為國所倚重的封疆大吏。 
  無庸諱言,擢升巡撫在陳寶箴和他的家人乃至族人看來當然是件好事。作為傳主的祖父,行文至此,筆者都不禁有一絲絲的喜悅和快意,二十年風風雨雨,總算迎來了月明花開的好日子,經年磨練的陳寶箴終於可以盡情地在自己管事的一方足夠撲騰的天地裡勵精圖治、一展雄才了。然而,我們終究不能了無牽掛地盡情歡喜。可悲的一點在於,陳寶箴的宦途絕非世界的全部,陳寶箴生活的世界裡還有更多更為重要的事情,不由得我們不去注意。 
  不需說,甲午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以至於人們似乎很難找到一個恰適的詞語對它進行準確地表達和界定。學者何曉明在《中華文化史》一書中曾就此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的慘痛結局以及隨之而來的《馬關條約》的屈辱簽訂,使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更快、更深地淪陷。中華民族面臨的政治局勢,更加險惡。亡國滅種的陰影,沉重地壓在每個清醒的中國人心頭。」歷史的來看,這樣的論說大體不差。 
  新任巡撫陳寶箴便是在如此的歷史情勢下走馬上任的。 
  上任之始,正巧趕上湖南大旱,田園荒蕪,災民眾多:賑災安民成了擺在新巡撫面前的當務之急。陳寶箴一面奏請開辦湖南賑捐,同時截留漕折銀,一面呈請光緒免去覲見直接赴任。鑒於災情緊急,兩個請求都被恩准。就這樣,陳寶箴一邊向各省馳電求援,一邊火速由天津經海道趕赴長沙。大約十幾天以後,陳寶箴就籌得了捐款五六十萬,依各種情況分發各地,以此,災情獲得有效的控制,潛在的災民流離的淆亂局面消彌隱去。之後,通過鼓勵墾荒、調整種植結構,湖南全境的經濟狀況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和提高,災年之後百姓的生計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 
  當然,對於「湖南巡撫陳寶箴」來說,任職期間,最引人矚目,也最令人惋惜的還得算轟轟烈烈的湖南新政。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場膚淺的、短命的政治變革」1,那麼地方層面的湖南新政,一如劉夢溪先生的分析,無疑是紮實而又深刻的。 
  陳寶箴著力推進的湖南新政涉及經濟、制度、思想等多個方面,雖稱不上有理論、有系統,但確是一場扎扎實實的全面的社會變革。客家人敢闖肯幹的特點在湖南這片頗為廣闊的地方舞台上被陳寶箴演繹成了革故國舊氣、維一方之新的宏偉藍圖。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新政措施,成效明顯,洵勘矚目。 
  先從礦業開發說起。湖南重要礦產的發現與開採,起源甚早,但由於近代地方官多實行封禁政策,各礦的開採時興時輟,至陳寶箴撫湘前,較少有計劃、有規模之開採。1895年10月,陳寶箴下車伊始,即就三湘富強之道問計於湘中名紳鄒代鈞,後者強調「湖南得公大可為,所患者貧瘠耳,然貧於人而不貧於地,五金百寶所在有之,欲求富強,非開礦不可」。陳寶箴依言決定優先發展礦業。同年底,他上奏朝廷請設局試行開採礦產,「冀蘇民困而浚利源」。朝廷旋即准奏。第二年2月,就在長沙成立礦務總局。在陳寶箴多方籌措支持下,礦局得到了相當數量的周轉資金,湖南礦務事業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不少相當有勢力的官私礦產。1896年設立的中路久通公司資本額已達20.3萬元,1897年設立的錫礦山銻礦資本額達6.9萬,民間如湘裕公司有4.2萬,大成公司有7萬,均具相當規模。尤其是陳寶箴著力支持的黃金洞金礦,資本額更是多達41.9萬。其實較諸資本額的雄厚更具價值的,我們說,還應該是開採技術的革新。以機器代替人工,以原動力代替人力,是近代工業的主要特徵。陳寶箴力倡以西法開礦,在他的過問下,一些礦企相繼使用西法採礦。舉例來看,1897年陳寶箴聘用粵東技師溫秉仁,購置美國汽油 
  發動機、採礦機及法國舂砂機開採黃金洞金礦。這之外,陳寶箴主持或支持採用西方近代開採技術的還有寧鄉煤礦、水口鉛錫礦、板溪銻礦等。總之,在他的推動下,可以說,湖南的礦業實現了由傳統礦井向近代礦山的轉變。譚嗣同曾以「礦務之說,自我公始發其端」稱說陳寶箴,即此來看,良有以也。 
  其次是設立近代工廠。甲午戰前,湖南沒有一家近代工廠,陳寶箴到任後,積極推動,不斷與諸紳商議,官紳的共同努力終於換來了湖南工業化的艱難起步,和豐火柴公司、寶善成機器公司、化學製造公司等是這方面的典型。 
  在長沙近代工業中,火柴工業起步較早。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長沙地區遭受嚴重旱災,陳寶箴撥工賑銀1萬兩,委長沙士紳張祖同(字雨珊,長沙人,同治壬戌舉人,有《湘雨樓詩鈔》)為總辦,劉國泰、楊鞏為幫辦,籌辦火柴廠,實行以工代賑。次年,三位士紳又籌集資金12 000兩,另招商股8 000兩成立了「善記和豐火柴股份公司」,廠址設長沙北門外開福寺和迎恩寺之間,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火柴舊時稱「洋火」,久而久之,這裡便以「洋火局」為地名。就是今天的工農街32號。公司有工人1 000餘人,年產火柴1萬箱左右,每箱售價銀12兩8錢,除銷本省外,還銷滇、黔諸省。產品分紅頭火柴和黑頭火柴。火柴盒發包給廠外附近的人製作。火柴梗,盒片或從外購,或自行設廠製造,分別在安化、益陽、桂陽等地設分廠,採購製作木料,公司附近貧民賴此為生者達數千人。(1906年長沙發大水災、公司被水淹沒,損失慘重,擴股復業,浙商應募入股,占總股本的50%,至此成為湘浙兩省商人合辦企業。1914年停業。1922年恢復生產。1929年因股東發生糾紛,宣佈倒閉。) 
  1896年,陳寶箴與長沙、善化諸紳商議設機器製造公司,他「面屬先謙等出而任事,復使熊希齡要約,期以必成」。後來就成立了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該公司從上海購置機器,招聘技工,主要製造制辮機,還擬生產電氣燈、東洋車、銀元、紡織、搾油等等,公司生產的制辮機較舊式工具效率提高了十幾倍。 
  值得一書的是該公司創立發電廠之事。1897年,寶善成從上海買了一套發電設備,而後在長沙巡撫衙門附近開設了一個小規模電廠,裝機以後試行發電,還為附近的學堂、報館和沿街商店架設了電線。儘管由於迷信特別是曾發生過一次漏電失火,起初人們從心理上不是很樂意接受,但中世紀的蒙昧心態終究抵不住先進工業文明的強大效能和舒適方便的誘惑,兼之陳寶箴、譚嗣同等湘鄉達者的積極提倡,人們的顧慮不久即如冰釋,電燈用戶迅速增加至400盞。後來,公司又增開了一個發電廠,與前者一塊總共供應開燈800盞。事實上,當時掛號定燈的用戶不下於2 000盞,可見這一革新成就還是有部分百姓買賬的。毫無疑問,雖然由於條件限制,陳寶箴的新政僅僅是讓湘鄉大地依然故我的萬點「燭」光中分離化轉出了千家「燈」火,但它絲毫無損於這一舉動及相關行徑在湖南歷史上的革命性意義。湖南有電了,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工礦企業以外,發展電訊、改進交通是陳寶箴新政的又一大宗。這主要包括三件事情。 
  架設湘省電線。湘省醞釀架設電線,始於1890年,張之洞飭令在湘省樹桿架線,但由於湖南紳民的群起反對,工程不得不暫緩下來。陳寶箴主湘後,盡力開通湖南風氣,慢慢地「湘省紳民咸知電線之便」,這樣電線安設才又被提上日程,前已部分述及,不過涉及的是照明問題。這裡牽涉到的是電訊事業。1896年張之洞與陳寶箴商議,架設湘鄂兩省間電線。1897年5月,湘電完工,湖南電報局開始正式發報,便利了百姓生活,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包括商務事宜在內的湖南經濟的發展。 
  創辦小輪公司。新式航運是近代物質文明的重要標誌,輪船業的興起,是時代發展的需要。1895年冬,王先謙等籌議設立輪船公司,不久即向陳寶箴遞呈請開辦內河小輪船稟稿。陳寶箴很快批准其立案,後來張之洞也批准湘省行輪。1897年7月,「鄂湘善後輪船局」成立,這標誌著湘省航運業向近代化邁出了第一步。 
  倡議粵漢鐵路道經湖南。修築鐵路在陳寶箴撫湘以前的晚清社會已經倒騰了幾十年的歷史,但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樣的鐵路遲遲未見動工。後來,張之洞力奏請修,清政府終於同意開工修築北起京郊蘆溝橋南至湖北漢口的蘆漢鐵路。陳寶箴很早就對修建鐵路的重要性有其認識,所以面對蘆漢鐵路的修築,他敏銳地覺察到了其對於一省發展的重大意義,因派熊希齡與張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鐵路的盛宣懷交涉,要求鐵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辯的熊希齡還真的說服了張盛二人。1898年初,清廷終於批准鐵路取道湘鄉。 
  如上以外,陳寶箴的新政措施還包括設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養蠶,設立機器制茶公司等等。 
  就陳寅恪家族的發展史來說,陳寶箴撫湘的此一時期可以說是一個輝煌的頂點,雖無開疆拓土的豐功,卻有指點江山革故鼎新的偉績。前此平實素雅的湘鄉風光,開始被雄才大略的陳寶箴,抹抹點點地弄出許多新鮮的美麗顏色。那段歲月是瑰麗而又美好的,顯而易見,陳寶箴的心裡藏了一個美麗的夢,他渴望著在華夏故國的水鄉江南開墾出一個近世文明的莊園。 
  願望自然是好的,可要在宗法體制自然經濟的中國成功建構一省範圍的近世文明,做起來又是談何容易。即便,在人們的眼前似乎已經有迷人的花兒出現。 
  歷史又一次無情地證明:很多時候,很多的美好的事物可能到頭來都不過是曇花一現!而且或者就包括「當下」進行得紅紅火火的陳寶箴新政。 
  後來的我們已經知道,這絕不是信口瞎猜和危言聳聽。儘管,罪責不在湖南,並不是因為當地的新政有什麼不可饒恕的出格舉動。如果可以暢所欲言,我們倒要說是康有為鼓搗的變法維新澆滅了湖南省正在起勁燃燒著的新政灶膛。 
  從戊戌(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為輔助光緒進行了百日的維新。然而如雨下發的詔書,除了已有基礎的湖南外,在全國範圍內並沒有激起多大的漣漪,更令人痛心的是變法很快便因為帝后黨爭而歸於失敗。史家說得明白:康有為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裡。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時想索性廢光緒皇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洩漏他們的機密。西太后先發制人,把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復由太后臨朝訓政。康有為逃了,別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1 
  新政完全打消了,自然也逃不了湖南,這還不打緊;參與變法新政的人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而這裡面就包括陳寶箴,這才是最要命的。近世中國思想文化史學者劉夢溪對陳寶箴的死有專門考證。2 
  事情發生的順序是這樣的: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幽禁光緒,通緝康梁,殺「六君子」於京城菜市口。10月6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上諭發出: 
  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併革職。 
  劉氏分析,戊戌披難的「六君子」中,劉光第、楊銳都是陳寶箴所保薦,譚嗣同是倡導湖南新政的先進,而梁啟超則是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與陳氏父子的關係不比尋常。「濫保匪人」、「招引奸邪」云云,征實有據,確非虛言。同時革職的有義寧之湘政同事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罪名是「庇護奸黨,暗通消息」;還有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黃遵憲。對湖南新政的改革設施也毫不容情,責令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跡近植黨,應即一併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差別等書,一律銷毀,以絕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聞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這樣悲慘地被停止、被裁處、被毀壞了。 
  陳三立極為沉痛,隔年敘及此事,還有不能己於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難作,皇太后訓政,彈章遂蜂起。會朝廷所誅四章京,而府君所薦楊銳、劉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濫保匪人,遂斥廢。既去官,言者中傷周內猶不絕。於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寢罷。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廢眠忘餐艱苦曲折經營締造者,蕩然俱盡。獨礦物已取優利,得不廢。保衛局僅立數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編丁役自衛,然非其初矣。 
  義寧父子所痛心者,並不是己身的去職丟官,主要是自己改革圖強、「營—隅為天下昌」的願望化為了泡影。 
  但這個家族更重的悲劇還在後面。 
  1898年冬天,被罷免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攜家眷,離開湖南巡撫任所,遷往江西老家。一年前逝世的陳寶箴的夫人的靈柩,也一同遷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江西的修水縣竹鄉,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賃屋暫居。第二年築廬南昌的西山(今新建縣境內),陳寶箴即住西山之峴廬,陳三立陪侍左右,眷屬仍住南昌市裡。經濟狀態極端拮据,罷職後以及從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陳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險些病死。年底,陳寶箴胞弟之女德齡幾乎是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幾,陳寶箴長孫陳師曾之妻范孝嫦亦逝。 
  戊戌政變對陳氏一家的打擊是沉重的。 
  然而尤其讓人不敢置信的是,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一年多時間,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間,陳寶箴便突然逝世了。陳三立的記載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據考證,真實的情況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六日,閎炯率兵弁從巡撫松壽馳往西山峴廬宣太后密旨,賜陳寶箴自盡。陳寶箴北面匍匐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后。 
  從劉氏的爬梳來看:1900年2月,下令剷平康有為、梁啟超在廣東本籍的祖墓;同月,懸賞十萬兩,緝拿康梁;呈驗屍身,也一體給賞;願得官階者,予破格之賞;同月,編修陳鼎因所注《校邠廬抗議》「多主逆說」,命嚴拿監禁;同月,以「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罪,嚴拿監禁。7月,慈禧下令,將已遣戍新疆的張蔭桓就地正法;同月,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同月,處死率自立軍起義的唐才常;8月,殺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同月,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搶掠燒殺,兩宮出奔;同月,殺珍妃,推入井中。 
  顯然,那是一個經過激烈的政權爭奪後獲勝方盡情享受勝利果實的肅殺歲月。 
  陳寶箴之後,陳家再也沒有涉足過宦海和官場。臨死之時,心寒如冰的他曾留下這樣的遺囑:「陳氏後代當做到六字:『不治產,不問政。』」這讓我們想起戎馬半生的曾國藩對子輩的勸誡:「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做官。」1客觀來說,早年入幕曾府的陳寶箴與這位長自己二十歲的晚清重臣確有些相似,比如曾國藩強調立志和有恆,認為「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2,「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3;陳寶箴同樣看中立志,曾在南學會開學典禮上作《論為學必先立志》的演說,為寅恪兄隆恪書扇示訓,亦言「讀書當先正志;志在學為聖賢,則凡所讀之書,聖賢言語便當奉為師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務求言行無愧為聖賢之徒」4云云。 
  然而陳寶箴是不幸的,即使後來人,包括我們,到今天還在對其一手締造的湖南新政津津樂道。 
  陳寶箴死了,陳寅恪家族事功上的輝煌年代就這麼結束了。 
  這一年,陳寅恪十一歲。依一般的邏輯,近兩年來家裡發生的巨大變化不會不在他小小的心靈裡留下些微的印記。   
  三、詩人陳散原與陳寅恪的童年(1)   
  自然,對此感受最深的應該是陳寅恪之父,陳寶箴的長子陳三立。 
  陳三立字伯嚴,一字敬原。他年少博學,才識通敏,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光緒八年(1882),也就是其父升任浙江按察使的同一年,與年輕時的父親一樣,陳三立參加了鄉試。答卷時,因為深惡「八股文」,所以不羈的他根本就沒按規定來,而是用上了自己平素擅長的古散文體。理所當然地一個後果就是考官閱卷時壓根就沒理他答的內容,考卷被擯棄了。不過,命運對陳三立還是相當地眷顧。當時任主考官的陳寶琛翻檢落第考生的答卷時,碰巧看到了陳三立才華橫溢的卷子,對之大加讚賞。就這樣,本來沒希望的陳三立搖身也變成了舉子。光緒十二年(1886)陳三立赴京會試考中,不過因為書法不合規矩,所謂「楷法不中律,格於廷試」,於是不得不「退而習書」,三年以後的1889年再補殿而成進士。雖然略有波瀾,但不管怎麼說,中進士還是實現了陳家先祖的一個夙願。陳家終於出進士了!這一年陳三立三十六歲,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就在陳三立中進士的第二年,陳寶箴因為王文韶的保薦入湖北為官,仕途生涯開始風帆高懸凱歌猛進。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正著力推進洋務實業,陳寶箴自然是戮力其中。陳三立為此所吸引,於是離京南下襄助乃父功業。尤其是在陳寶箴撫湘期間,陳三立對湖南新政的幫助尤大。梁啟超曾贊曰:「陳伯嚴史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贊畫。」 
  比如時務學堂,當時陳寶箴本擬請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但陳三立認為梁啟超的思想早已超過乃師,認為請師莫如邀徒,陳寶箴遂放棄了原先計劃,改聘後者。之外,陳三立還舉薦羅致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俊傑之士為陳寶箴的湖南新政獻智獻力,為轟轟烈烈的湘鄉自強運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因為才學能力突出,兼之為官宦子弟,陳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層人士的廣泛注意,時人有「清末四公子」和「維新四公子」之稱,陳三立均在其列。前者,指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湖北巡撫之子譚繼洵之子譚嗣同,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後者,指陳三立、譚嗣同、戶部侍郎徐致靖的兒子徐仁壽、世家子弟陶菊存。 
  同陳寶箴一樣,對陳三立來說,政變以前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湖南新政帶給他的是澎湃的激情和美好的嚮往,希望「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之根基」。可在激烈變動的年代裡,社會總是佈滿著陷阱。戊戌政變颶風一樣拔地而起,陳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與父親一起被革職。光緒二十六年(1900),陳三立移居南京。未幾,陳寶箴被賜死。 
  以陳寶箴的離世為界,陳三立的人生明顯地分為兩段,前一時期的陳三立,生活中陽光充溢,懷有為國開闢新天地的雄心和抱負,積極進取,銳意開拓;進入20世紀的陳三立,則因為官場的冷酷、殘忍乃至無恥,而心灰意懶,無意仕進,因於金陵青溪橋畔構屋十楹,號「散原精舍」,與友人以詩文相遣,游時度日,自謂「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三立定居金陵後,雖不過問政治,但對興辦社會事業,仍極熱枕。光緒二十九年,他辦家學一所,又贊助柳詒征創辦思益小學,讓出住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等新興課目。注重全面發展,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創新式學校之先例。光緒三十一年初,與罷職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創辦鐵路公司,籌建江西第一條鐵路(南潯線),先後任協理、總理、名譽總理等職。光緒三十四年,又與湯壽潛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商辦鐵路公司。由於人事關係的阻礙等原因,都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 
  再就是,陳三立一方面反對新生的革命勢力在故國主政,比如當國民革命軍在江浙的聯軍攻南京時,他挈家遷滬,並誣武昌起義為「作亂」,罵民軍為「亂軍」。從1911年至於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間,他還曾列名孔教會和張謇發起中華民國聯合會,又和沈曾植、梁鼎、朱祖謀等組織「超社」,「逸社」,通過詩作,或攻擊革命,或傾吐對清王朝留戀之情。另一方面,與遺老文人詩文相會的他,又拒不參加清朝遺老的復辟活動,對民國初年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竊踞政權的投機政客,以及後來混戰不休的各派軍閥,均極為不滿,拒不參加當時政界的任何活動。 
  事實上,寫詩唱和在此時的陳三立,因為沒有了政務遮蔽的原故,已經突顯為生命的代表性節律。此時的陳三立首先應該被視為詩人。史實也確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陳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接著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淨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陳三立。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通過徐志摩的翻譯,各道仰慕之情,互贈詩作。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份,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並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份,回贈他一部詩集。陳三立接受書贈後,表示謝意,謙遜地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而我呢,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後兩人比肩合影,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1926年底,陳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載。晚年的他,懷鄉心切,對廬山尤為縈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陳隆恪夫婦陪同,乘輪溯江而上,終於登上廬山,卜居於牯嶺新宅「松門(一說松林) 
  別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他賦詩傾訴:「鄉夢醒鳴鞭,始覺身如鳥」,打算「息影松林徑,洗夢澗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覽山南山北的風景名勝,寫下了許多寄情詠物的詩篇,名為《匡廬山居詩》,石印成冊,以贈親友。山居期間,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很想見見他,特派專人登門聯繫。他不願與當政者交往,對來人說:「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們會晤了,也沒有什麼可談的,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因此,蔣介石也就不便「勉強求見了」。不過問政的心雖枯,學問的心仍綠,1930年,陳三立倡議重修《廬山志》,委託吳宗慈專主其事。為了使志書更為完善一些,他還特別約請了著名學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寫有關條目。另外,在具體的編修過程中,陳三立特別強調了修撰體例的問題,強調志例應尊重科學,志文因時代不同,允許文體有別,做到「舊從其舊,新從其新」。 
  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儘管喪父以後的陳三立再也懶得涉身政事,但對家國命運他仍是非常地掛心和關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侵佔上海閘北,陳三立居牯嶺,日夕不寧,於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閱讀。據說,當時的他曾於一晚做夢時喊出「殺日本人」之類的話語。憂國之心可見一斑(當年,國民黨政府邀他參加「國難會議」,陳三立未去)。1933年,曾經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與之斷交。1934年,陳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連歎「國恥」!1937年,蘆溝橋事變,他表示:「我決不逃難!」當年,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陳三立,百般遊說,皆不應許。偵探日伺其門,陳三立怒,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憂憤而死,享年85歲。為紀念陳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省立散原中學。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 
  陳三立是晚清同光體贛派的代表。為詩初學韓愈,後師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於艱澀,自成「生澀奧衍」一派。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評曰:「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醇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陳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詩》及其《續集》、《別集》,死後有《散原精舍文集》17捲出版。 
  陳寅恪是散原老人的三公子,生於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 
  當時,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正為官湖北,取得進士功名不久後即南來隨父的陳三立賃居在長沙城裡唐 
  散文家劉蛻的故宅。從前面的文字我們知道,此時的陳寶箴宦途顯達,事業蒸蒸日上,可以說春風得意,陳家正處在遷居義寧以來家族史上最可寶貴的黃金時期。雖然,再有幾年,一場慘烈的海戰將歷史性的宣佈洋務官僚經營數年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到時那些期望通過技術層面的革新推進大清帝國走向強盛的人們的心靈世界裡,將不得不被歷史的無奈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然而,當下,至少陳寅恪誕生的當下,一切都還比較美好。 
  儘管我們並非刻意要為陳寅恪的到來渲染一種厚重或者說燙手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但在落筆寫作他的出生的那一刻,筆者還是不自覺的聯想到了如下史實: 
  在同一年誕生的還有奧地利作家弗蘭茨?韋費爾、德國表現派詩人卡西米爾?埃德施米德、德國詩人弗蘭克?蒂斯。19年以後,陳寅恪將踏上後兩者所在的國度,在著名的柏林大學修習語言文學。在中國大地上,一年以後胡適之出生,三年以後顧頡剛出世,對現代中國學術史稍微熟悉一些的人們應該清楚,這兩個人的努力讓傳統中國學術最基礎和根本的經子文史之學大踏步地走向了現代學術的路途。和顧頡剛同年來到這個世界並且在以後的歲月中有著重大影響的人還有梁漱溟、宋慶齡和毛澤東,前者系統的東西哲學與文化比較,讓人們在比較中深刻認識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問題,與此同時也為儒學的時代更生指出了切實的方向,其由此成為了現代新儒家的開山人物,後兩者人們更是熟悉,兩人在近世中國自新和獨立的歷史征程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成績。 
  可以說,19世紀90年代的初期幾年,當洋務運動微笑著走向覆滅、興盛中滋長著危機的時候,新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更大的希望正在悄悄孕育。 
  信不信都好,不可否認的是,那確是一個比較特殊和重要的年代。我們說,同許多後來卓有成就的人物一樣,陳寅恪的降生也是那個時代所以特殊的一個不容忽略的因子。 
  後來的陳寅恪在多年遊學海外而後應約回國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以後,迅速成長為民國學術界的超一流學者。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還是先從陳寅恪幼年的啟蒙歲月慢慢講起。 
  如前有言,義寧陳氏素重子弟教育,至於陳寶箴和陳三立,例同如是,對後代的教育都非常地上心。前面提到的陳寶箴給陳寅恪二兄陳隆恪寫的扇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全文如下: 
  讀書當先正志;志在學為聖賢,則凡所讀之書,聖賢言語便當奉為師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務求言行無愧為聖賢之徒。經史中所載古人事跡,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勿徒口頭讀過。如此立志,久暫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趨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針,不至誤入旁徑,雖未遽是聖賢,亦不失為坦蕩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吾學中所應有之事。故隱居求志則積德累行,行義達道則致君澤民,志定則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雖父母兄弟有不顧,況民、物乎?此則宜痛戒也。 
  四覺老人書示隆恪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種處事哲學,古代中國,包括當下,凡對儒家文化浸潤較深的人,必對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等等有一套自己體味出的儒家式約准和規範,歷代流傳及今的劉清之《戒子通錄》、袁采《袁氏世范》、姚舜牧《藥言》、張英《聰訓齋語》、鄭燮《鄭氏家訓》以及《曾文正公家訓》、《左文襄公家訓》等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當然,更多、更平常的還要算那些在古代人民的普通生活,諸如家庭倫樂、師友論學等等之中散落的隻言片語、零金碎玉,一部《論語》便大體如此,陳寶箴寫的扇面也不出這個行列。 
  都是科舉出身的陳寶箴父子,在國學方面有著紮實過硬的修為,此不待言。生在進士之家的陳寅恪及他的兄弟們,顯然要受到此家庭環境的熏陶和影響。比如陳寅恪早年即養成的吟詩唱和的習慣,再比如他堅厚的經史學功底等等都是表現。童年時期陳寅恪就極喜歡讀書,後來他患眼疾住院,曾同後學王鍾翰談及:「我之目疾非藥石所可醫治者矣!因齠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舊日既無電燈,又無洋燭,只用小油燈,藏之於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帳以免燈光外露,防家人知曉也。加以清季多光紙石印縮印本之書,字即細小,且模糊不清,對目力最有損傷。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宵達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視,視網膜剝離,成為不可倖免之事了!」據後來他的妹夫也是表弟的俞大維回憶:「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三禮、三傳、詩、書、論、孟、孝經、爾雅——編者注)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三通(《通志》、《通典》、《文獻通考》——編者注)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看得很多。」1 
  這樣的功夫一方面自然離不開陳寅恪本人的卓異天資,但毫無疑問,同陳寶箴、陳三立的家教也有其緊密聯繫。1895年陳寶箴開始撫湘,就在這年,六歲的陳寅恪入私塾隨湘潭宿儒周大烈讀書。庚子年陳寶箴不幸之後的第二年,陳三立全家定居南京。緊接著他便辦起了家塾,先後聘請了王伯沆、柳翼謀、蕭厔泉等任教席,教授國學基本典籍以及數學、外文、音樂、繪畫等,其中四書五經的講授佔有頗重的地位。就這樣,聰慧過人的陳寅恪打下了厚實的國學基礎,同時也學習了一些包括外文在內的新知識,為後來留洋海外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幫助。 
  當然,除了明確的從師受學以外,家庭生活中的文化環境對陳寅恪也有著重要甚或是重大的影響。比如陳寅恪後來自謂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在我們看來這一方面固然和此二人自身的思想學術以及在晚清的影響有關,另一方面大約同陳寶箴先在曾府後友南皮從而形成與二者有類的思想觀念不無關係。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陳寶箴與曾氏思想趨近的例子,後來陳寶箴撫湘又在張之洞轄下,與他一起大力推動洋務事業,其思想必然地會受到的後者的感染和影響。儘管我們未經詳細嚴明地考證,但陳寶箴思想兼受曾張影響、議論與兩者有類,也是明顯的事實,再考慮到陳寅恪本人和陳寶箴的親密關係,我們推測,大約其所謂議論近乎曾張的演說,其實不過是受其祖父影響的變向宣解。此其一。其二是,陳寅恪的詩作習慣似乎很受陳三立的影響。盡人皆知,陳三立是同光體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在的「同光體」一派,詩宗「三元」,即學開元時的杜甫,元和時的韓愈,元祐時的黃庭堅和蘇軾;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陳寅恪最喜尚的也是蘇東坡和黃庭堅的作品,為詩喜用東坡韻:顯然,這似乎不是一般的巧合,而是陳三立的詩風影響了陳寅恪的習尚。說到陳三立,我們有必要捎帶著說上一句,就是陳寅恪的母親也有著不錯的國學素養。資料顯示,後來,近於耳順之年的陳寅恪,曾在1947年深情地回憶起自己11歲時母親教讀詩句的情景。 
  便是在這樣一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中,少年陳寅恪小苗一樣不斷地吸收著種種營養,不斷茁壯成長。 
  歷史將向我們證明,這位義寧陳氏的佳公子將接乘著祖父和父親先舉人後進士的腳步繼續前進,執著的求知精神和天才的學習能力最終讓他在群星雲集的民國文化天河中脫穎而出,在諸多大師鉅子的映照下從容不迫地摘檢下了學術「狀元」的王冠。 
  小陳寅恪一飛沖天的輝煌正隨著他扎扎實實的求知過程一步一步朝我們走來。     
  第二章 海外留學   
  一、求學東瀛(1)   
  1902年春,13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師曾(陳衡恪)從上海吳淞口出發,踏上了赴日的航程。初出國門的陳寅恪眼望一望無際的大海,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他想起離開南京家塾到上海後,與其兄衡恪謁見上海同文書會總幹事、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的情景。李提摩太出身於英國南威爾士的一個農民家庭,先後就學於斯旺西師範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1870年2月12日受英國浸禮會派遣來到中國,長期在山東煙台、青州等地傳教。他精通漢語,研讀四書,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情風俗。1876到1879年華北大旱,他從事賑災活動,在山西發放賑款,結交了清政府的一批高級官員。李氏與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洋務派和維新派人物都有過接觸,還曾在1898年上書光緒帝力主變法維新,並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幫助康有為出逃日本。李提摩太看不慣紈褲子弟終日游手好閒,不學無術的頹廢生活,對陳氏兄弟遠渡重洋的求學之舉給予很高的評價,親切地勉勵他們說:「你們世家子弟能去日本讀書,真是很難得很可貴啊!」 
  此外,陳寅恪更不禁想起了去年全家遷居南京,在頭條巷家塾讀書的情景,想起了在家塾學習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的情景,想起了與茅以升、茅以南兄弟課間嬉戲的情景(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的子弟之外,親戚朋友家的子弟也可附學)。 
  故土難離,總使人割捨不下,即便,此刻漂流在大海上的只是一名少年國士的單純心靈。然而,故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前文的敘述告訴我們,七年前的黃海,一度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恥辱地敗在了日本帝國海軍的速度與火力之下。那是一場徹底改變遠東國際格局的海戰,明治以後的日本用戰爭的方式宣告了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在亞洲取得了老大的地位。一個崛起的島國自信地擠入了瓜分中國的強盜行列。 
  陳氏兄弟到達日本時,留日的中國學生已達七八千人。魯迅也在這一年3月24日以礦路學堂畢業生的身份在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即今之校長)俞明震(陳寅恪的舅父)的帶領下,同22名陸師學堂畢業生和其他6名礦路學堂畢業生一同來到日本留學。魯迅和陳氏兄弟同時進入了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弘文學院是日本政府為教授中國留學生日語而開辦的一所補習學校。魯迅在這裡學習了兩年時間,取得了畢業文憑,並於1904年9月8日開始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習。同年夏天,陳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回國後,與五兄隆恪一同考取了官費留日。這年冬初,散原老人親自送兩個兒子到吳淞口登船。並作詩云:「游隊分明離兩兒,扶桑初日照臨之。送行余亦自崖返,海水澆胸吐與誰。」表達了父親與兩個兒子依依惜別的難捨之情。抵日後,隆恪初入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財商系。而陳寅恪仍在弘文學院學習。 
  在弘文學院,陳氏兄弟與魯迅關係十分密切。魯迅與陳衡恪同住一捨,朝夕相處。1904年8月魯迅還與陳衡恪等6人聯名給已回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民寫信,介紹弘文學院及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回憶:「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6封信,其中一封是給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 
  後來在1915年春,陳寅恪曾出任新成立的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那時魯迅和陳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職。魯迅在該年4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二集,《炭畫》各一冊。」以後,魯迅成為文學大師,陳寅恪卻緘口不向人們談及他們之間的友誼,所以人們對他們之間的交往瞭解甚少。 
  陳寅恪留學日本期間,主要把精力放在學習日文上。同時他還留心觀察和體驗日本的生活習俗,閱讀日文學術著作,研究日本歷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這為他日後援引日文資料,進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例如,他在探討隋唐時代的府兵制時就注意到,隋以前的資料比較少,不容易弄清楚,而當時日本的很多制度模仿唐制,其《養老令》之宮衛軍防諸令條內容詳細,兩者相互參照,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缺憾。他還注意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岡崎文夫教授關於唐代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調法的研究成果,認為「不失為學人審慎之態度」。又如他後來在考釋白居易《長恨歌》「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溫泉」之由來時,旁徵博引,以說明溫泉療疾風氣流傳之廣,稱:「又今之日本所謂風呂者,原由中國古代輸入,或與今歐洲所謂土耳其浴者,同為中亞故俗之遺。」這裡的「風呂」便是日本人所說的沐浴,可見他對日本生活觀察之細,體驗之深。再如,陳寅恪在批閱《舊唐書》太宗紀下貞觀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條「京城訛言雲,上遣棖棖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時,不禁想起在日本見過的那種紅面孔、高鼻樑,具有靈性和神通的怪物,於是寫下這樣的按語:「天狗,日本所傳,當由唐代轉入。」對於「風呂」和「天狗」一詞的解釋,可見他對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1 
  1905年冬,陳寅恪因患腳氣,不得不離開日本,回國療養。   
  二、輾轉歐洲(1)   
  陳寅恪回國後,在家調養了一年多,於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公學,系高中文化程度,同班同學中有後來著名的氣象科學家竺可楨和留學德國獲海德堡大學史學博士的徐子明。徐氏是江蘇宜興人,戊戌變法時期贊助維新的徐致靖、徐仁鑄父子,就是宜興徐氏家族的人。徐仁鑄曾在陳寶箴為巡撫時,任湖南學政,參預新政。創立於1905年的復旦公學,是清末公立新式學堂中頗具現代性的一所學校,該校招收國學功底較深的學生,用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學,以使其能直入歐洲專門大學作為辦學宗旨。除了英文,該校還規定學生應兼習德文或法文兩種外語中的任何一種。而校內所開設課程,除國文、史地等常規課程外,還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樣一般新式學堂並不教的西方古典語言課。陳寅恪在上海復旦公學孜孜不倦地學習著英、法、德等國語言,為他後來留學歐美各國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1909年陳寅恪從 
  復旦公學畢業,在親友的資助下,赴德國留學,於1910年考入了柏林大學學習語言文學。雖然遠離故土,但陳寅恪的心中卻時時牽掛著祖國的安危。1910年日本強行合併朝鮮,激起了他極大的義憤,揮筆寫下「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詩句,表達了對朝鮮人民遭受奴役命運的憤慨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 
  1911年春,陳寅恪因腳氣病復發,需要易地療養,於是在挪威旅遊了二十多天。泛舟北海,挪威旖旎的風光收於眼底,迷人的景色令陳寅恪心曠神怡,但想起在故鄉乘黃篾舫遨遊的種種樂趣,淡淡的思鄉之情又不禁湧上心頭。 
  這年秋天,他又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瑞士的冬景格外美麗,陳寅恪曾作《大雪後乘火車登瑞士恩加丁山頂》詩一首: 
  造物作畫真奇恢,下筆不假丹與煤。 
  粉白一色具深意,似為俗眼揩塵埃。 
  車行蜿蜒上絕壁,蒼龍翹首登銀台。 
  杉松夾道戴冰雪,風過撞擊鳴瓊瑰。 
  碧泉噴沫流澗底,恍若新瀉葡萄醅。 
  直須酌取供渴飲,惜我未辦玻璃杯。 
  我生東南山水窟,亦涉弱水游蓬萊。 
  每逢雪景輒探賞,何曾見此千玉堆。 
  車窗凝望驚歎久,鄉愁萬里飛空來。 
  詩中描寫了山頂雪景之美,同時抒發了他對祖國的深深眷念。 
  在蘇黎世大學期間,陳寅恪認真鑽研了德文原版《資本論》,可算得上中國人中閱讀德文原版馬克思經典著作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家從南京逃難到上海,陳寅恪一方面掛念著家人,另一方面由於留學的經費不足,不得不於1912年春天從瑞士返抵上海。回國後的陳寅恪切實感受到了國內政局的巨大變化。辛亥革命迫使宣統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頒布了退位詔書,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陳寅恪親眼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後的社會變革,而深為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他,加上家庭與清王朝的關係,其心情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他在一首答北京友人的詩中發問:「優遊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接著又抒發出「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的世道滄桑的感慨和悲涼幽憂之情懷。 
  不久,陳寅恪籌足了學費、生活費、路費等各種留學的費用,再度前往歐洲,於1913年春考入了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學習。在這裡他系統地學習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初步形成了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分析社會現象的思維方式,這為他後來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例如他研究佛教就很注意其與隋唐政治的密切關係。在1935年撰寫的《武曌與佛教》一文中,陳寅恪指出了隋文帝、隋煬帝與佛教的深厚關係,以及僧徒藉武曌恢復自李唐開國後所喪失的權勢,而武曌則轉借佛教教義鞏固其政治地位的史實,從而得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的結論。又如,陳寅恪對於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也從政治、經濟、階級關係等多個角度進行了分析。首先,他認為關中本位政策被破壞後,唐代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明顯變化,以科舉入仕的寒門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邊疆藩鎮逐漸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權利,形成兩種對立的離心力。其次,安史之亂後,李唐王朝的經濟依賴東南八道財稅的供給,黃巢起義將東南區域的經濟幾乎全部破壞,又斷絕了汴路、運河的交通,李唐政權遂土崩瓦解。1 
  陳寅恪在巴黎學習期間的另一收穫則是通過王國維先生結識了20世紀歐洲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為一睹敦煌文書真跡來到中國,得以在北京與王國維相識,王國維對伯希和的學術讚不絕口,兩人遂得相互論學往來。伯希和早年畢業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是著名漢學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學術界公認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國學大師,被譽為國際漢學巨擘。他畢業於法國高等師範學院,1893年任法蘭西學院教授,1904年任法國學士院會員,歐洲權威東方學刊物《通報》主編之一。精研中國歷史,譯注了大量中國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西突厥史料》及《補編》、《後漢書?西域傳》等。在敦煌學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等。其佛學造詣頗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法譯》、與萊維合譯《悟空入竺記》、《比爾英譯宋雲使西域記之法譯》、《法譯五百譬喻選集之法譯》、與萊維合編《護法十六羅漢》等。1917年曾到中國調查雕刻碑銘,著有《北中國訪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國訪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錄了雲岡、龍門、鞏縣石窟的圖版解說。伯氏精通漢、藏、蒙、突厥等14種語言,主攻方向是中亞研究,在其所寫的漢學論文中有一半是關於西北史地的。他對於中亞地區的各種古代語文也有較深的研究,並借助這些語言工具,研究所見到的各種東方典籍和文物,在當時的東方學界有很高的聲譽,並被「全世界治漢學者奉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千佛洞裡取走了六千餘卷極其珍貴的五至十一世紀的手抄卷子,以此為基礎在法蘭西學院獲得了一個以講授敦煌文獻為主要內容的教授席位。陳寅恪少時即受家庭影響,對以沈增植為代表的晚清經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邊疆領土主權遭受列強威脅,便注重探究邊疆史地,以開發邊地,鞏固國防。這種風氣對陳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國人研究西北史地,由於欠缺必要的語言知識,對漢文文獻以外的豐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從而極大地限制了這門學問的進一步發展。而西方學者的東方學研究正好可以在這方面彌補國內西北史地之學的缺失。與伯希和結識以後,陳寅恪第一次有機會大量接觸到以敦煌文獻為主的各種新發現的材料,學術眼界大為拓寬,而伯希和利用其廣博語言知識處理各種新材料的本領,更是給陳寅恪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引發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學的慾望。 
  作為一個掠奪者,伯希和的強盜行徑無疑是卑劣可恥的。但作為一個研究東方文化的專家,伯希和的治學方法和研究興趣對陳寅恪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陳寅恪在學成回國後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近十年間,其治學路數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伯氏。具體來說: 
  第一,在敦煌學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等篇,因此有「中國摩尼教研究的先驅」之稱。而陳寅恪有感於當時中國敦煌研究的落後,歎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來喚醒和激發國人自強不息,「勉作敦煌學之預流」,「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為祖國爭得榮譽。他不僅首創「敦煌學」一詞,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內的研究方向,並預言敦煌學將成為世界顯學。敦煌遺書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經卷子,並有部分講唱佛經和佛經故事的變文。陳寅恪不僅發現了宋明小說、寶卷彈詞等文學與佛教經典之間的源流,還具體研究了佛經故事在傳佈過程中的變化形態,他指出,寺院講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便會隨其說者聽者本身之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他曾以《西遊記》為例,對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原型進行了考證。 
  此外,陳寅恪還常以敦煌經卷證史,用敦煌資料釋詩。他曾利用寫經題記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來求證史書,結果發現與史籍關於當時佛教盛行、佛經廣為流傳的記載是完全相符的,這就為史書記載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據。陳寅恪還運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解釋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和「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等詩句。 
  另外,他還注意運用史書記載來解決敦煌資料中提出的問題,以史解經、以史考詩,以及將佛經典籍與變文故事、民俗小說結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以考察中國文學的源流變化,這些治學的方法都為後來的敦煌學研究樹立了榜樣。 
  第二,在藏學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證漢文吐蕃名稱由來等藏學名篇,而陳寅恪回國後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就是藏學論文,考證出此文的譯者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陳寅恪發表了《吐蕃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考證出吐蕃彝泰贊普的名號與年代,是其當時的得意之作。陳寅恪對於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會盟碑研究亦作了譯釋,推動了藏學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與吐蕃之唐蕃會盟碑,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無法解決,陳先生之翻譯也使國際學者滿意」之說。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亞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亞史的論著宏富,如《蒙古與教廷》、評注俄國學者巴爾托德《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注英人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而成的《卡爾梅克史評傳》等,可見伯希和在這一領域中的研究是廣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對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也頗有研究,而此書是陳寅恪用功頗深的蒙古史書。他不僅從《大藏經》中檢出元朝國師八思巴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之間的淵源關係,而且校勘、考訂該書的東方諸文種譯本,「對此後的蒙古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陳寅恪依據對漢、藏、蒙文獻的比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觀念和編撰體裁,都是取之於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論》,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統。他勘對東西方多種文獻,把文獻記載中關於蒙古族起源之觀念分為四類。更考訂本書的漢文譯本,得出是乾隆時據滿文本譯出的結論。 
  第四,在突厥學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寫了《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突厥語與蒙古語中的驛站》等論文,對突厥學研究亦有促進作用;陳寅恪早年讀書筆記中,僅學習突厥文的就有9冊,治學根底紮實。歸國執教之初,陳寅恪的指導範圍有「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會盟碑之藏文、闕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與中文比較之類)」,但陳寅恪對中國突厥學的直接貢獻,不是譯釋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與突厥的政治關係史。陳寅恪摒棄了那種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充分認識到了突厥汗國的歷史地位。其一,他在《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結論。唐高祖向突厥稱臣,是唐室諱莫如深的「國恥」,但從隋末爭雄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看,又是勢在必行的權宜性「國策」。其二,在唐帝國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論唐代之藩將與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將社會基礎的演變,論證了藩將所特有的使用價值。1 
  陳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學識,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論著中時常加以引用,其學術見解明顯受到了伯希和的影響。伯希和與陳寅恪的這段交往也被中外學界傳為美談。 
  陳寅恪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偶然看到國內報紙,有人提議袁世凱為終身總統,當時巴黎正在舉辦選花魁之會,陳寅恪作詩諷喻:「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鳺喚東風。花王那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陳寅恪曾到倫敦一遊,參觀繪畫展覽,作《癸丑冬,倫敦繪畫展覽會中偶見我國新嫁娘鳳冠感賦》詩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歐洲一片混亂,陳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國。1915年春,陳寅恪到北京擔任新成立的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主要工作是翻譯有關東西方圖書資料,探究中國經界的源流。蔡鍔,湖南人,早年受陳三立賞識,破格進入湖南時務學堂學習。辛亥革命後,曾任雲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職。蔡鍔反對袁世凱稱帝,於1915年11月從北京秘密回到雲南,領導了護國運動。袁世凱在國內一片強烈的反對聲中一命嗚呼。繼任總統黎元洪任命陳三立舊友譚延闓為湖南省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則請陳寅恪到省長公署任交涉科長。由於陳寅恪看不慣官場的爾虞我詐、阿諛奉承,很快就離開了,此後再也沒有涉足官場和參加政治活動。 
  從1915年秋天開始,陳寅恪應江西省教育司(相當於後來的教育廳)副司長符九銘的邀請為江西省連閱留德學生試卷三年,並申請了江西省官費留學的名額,期間還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覽經史著作。陳衡恪之子陳封懷回憶這段時間陳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時說:「他送了我一冊原文本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裡面每個劇本後面都寫有他的評語(是用文言文寫的),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歷史和文學。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這一年,父親散原老人六十五歲,常常率兒孫遊覽南京的名勝古跡。例如1917年8月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一日攜兒子陳寅恪、登恪、孫封懷,買舟游燕子磯,遂尋十二洞,歷其半,至三台洞而還。」還有詩云: 
  閉置不樂摩華顛,雜影江滸晴呼船。 
  從游年少蹲篷底,貪看拍岸驚濤旋。 
  千峰散翠日氣午,鼓角十里高風傳。 
  迎人伏燕勢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巔。 
  覆碑一亭臥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 
  往歲支筇伴國老,霜髯領客疑飛仙。 
  當時京師 
  圖書館曾擬聘陳寅恪為主任,但因其即將出國而作罷。   
  三、赴美學習(1)   
  在國內工作和學習了近三年後,陳寅恪於1918年冬再度出國。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學深造,但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於是11月底的時候,他登上了從上海開往美國的輪船。 
  陳寅恪幾次出國留學,都是20世紀初在中國所出現的第一次留學熱潮期間。鑒於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的現實,留學生們大多選擇醫學、物理、化學、農學等理工科專業,或是法律、教育、經濟、政治等熱門的文科專業,以便學成後報效祖國或者從事一個體面的職業謀生。而像陳寅恪這樣選擇冷門專業的學生,在當時很罕見。他之所以執著地學習史學、佛學和語言學,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陳寅恪家學淵源深厚,從小受中國 
  傳統文化思想濡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博覽群書,對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傳統的十三經更是熟讀成誦,但是他的抱負不在通經,而在研究歷史。他認為史學的基本任務就是鑒往知來,也只有不斷地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對歷史遺產進行承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能不斷進步。中國古代漢唐時期曾有過輝煌的歷史,但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了,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終結,未來的中國還將會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而在陳寅恪看來,歷史的概念更加廣闊,經、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諸如小說、彈詞之類都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包括在大歷史概念之中。陳寅恪把王國維看作是被中國傳統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實這也正是他自己的寫照。陳寅恪成長在中西文化相互衝突和相互交融的時代,他要承傳中國文化,必然在眾多的學科中選擇史學來實現人生價值。 
  第二,源於他赤誠的愛國之情。晚清以降,國力日衰,列強覬覦中國領土,沙俄、英國、日本等國不斷地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外蒙等邊地製造事端,挑起衝突。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領土要求。中國西北邊疆分裂性的叛亂頻頻發生。一批倡導和認同經世致用的文人學者心懷天下,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去研究邊疆的地理歷史,期以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陳三立的老友「同光體之魁傑」沈曾植痛感邊疆領土主權受到外國列強的威脅,注重探究邊疆史地,以開發邊地和鞏固邊防,著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黑韃事略》、《蠻書》等。陳寅恪十分敬重這位父執。他選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為研究方向,顯然一方面是出於對祖國邊地的關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經世致用學者尤其是沈氏的影響。 
  第三,中國本土文化中沒有佛教,漢魏以來,佛教東傳,「當時中國文化學術積累,至少已達一千年以上。」陳寅恪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為觀照,對中國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來文化,外來文化又怎樣影響和改造本土文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來文化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佛教文化。但是他並不信奉佛教教義,「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的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和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可見,陳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為了從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探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徑和規律。 
  眾所周知,佛教經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寫成。從1世紀開始,佛經主要經過絲綢之路和西藏、雲南等陸續傳入中國,並翻譯成用漢文書寫的漢化佛教三藏經典,和用藏文書寫的藏傳佛教經典。由於梵文、巴利文的語法結構特殊,所以漢文佛經中望文生義和錯漏之處較多。而且佛教東傳所途經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肅、蒙古等地區,多民族雜居。每個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每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又各有特點。如藏文雖與漢文屬同一語系,但「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西域民族語言文字,又多受中亞語言文字影響。有的民族語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隨著民族內部生活的變化和歲月的流逝而逐漸失去生命力。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則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記錄本民族的生活。陳寅恪從小就深受乾嘉學派的影響,對語言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愛好。俞大維憶及陳寅恪時說:「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他自己也認為,「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意識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邊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曉佛教經典和西域邊地民族的族源、變遷、文化與生活風俗等情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學習、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歷史有關的語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語言知識,運用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其成就才會卓然超越前輩學者。因此,他這次出國 
  留學的主攻專業仍然選定歷史和語言文字,重點在梵文。 
  1919年初,陳寅恪抵達美國,翌年年初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蘭曼(Lanman)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蘭曼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梵學博士,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接受過東方古文字學的進一步訓練。其梵文和巴利文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學首屈一指。他對於印度哲學和佛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並有《印度泛神教之開端》等著作傳世。當時跟隨蘭曼教授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還有俞大維、湯用彤等人。陳寅恪的母親俞明詩是俞大維唯一嫡親的姑母,其胞妹陳新午則是俞大維的夫人,而俞大維的母親是曾文正公(曾國藩)的孫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廣鈞與陳氏父子祖孫皆是好友。俞大維與陳寅恪可謂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當時是自費留學生,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因成績優秀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被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學成歸國後走上了從政道路,先後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兵工署長、交通部長等。湯用彤學成歸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又被中央研究院選為院士、評議員。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到1964年逝世。湯用彤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和印度古代哲學史的研究,其成果蜚聲學術界,主要著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論稿》、《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講義》、《〈高僧傳〉校點》、《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彙編》等。 
  陳寅恪在哈佛除了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外,還研習中古文學和佛學,對中國的儒學、佛學以及《紅樓夢》、《牡丹亭》等古代文學作品都有獨到的見解。他還同著名的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白璧德教授探討過佛理。白璧德教授對陳寅恪也很重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陳寅恪到美國不久,經俞大維介紹,與同在哈佛大學文學院學習的師從白璧德教授的留學生吳宓相識。吳宓在自編詩集所附的《空軒詩話》中回憶了他當時的激動和敬佩的心情:「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於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1 
  1919年3月2日,吳宓應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之邀作了題為《〈紅樓夢〉新談》的演講,陳寅恪聽過演講後於3月26日作《〈紅樓夢新談〉題詞》一詩贈吳宓: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看到這首詩很高興,為能認識這樣一位學識淵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慶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陳寅恪也把吳宓視為知音,他知道吳宓有過目成誦的本領和很高的文學鑒賞力,每有新作幾乎都要拿給吳宓品味。而吳宓又特別喜愛陳寅恪的詩作,讀後都要抄錄下來再細細欣賞。陳寅恪去世後,後人在編輯《陳寅恪詩集》時,不少佚詩如《春日獨遊玉泉山靜明園》、《寄傅斯年》、《吳氏園海棠二首》、《籃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聽讀報》等均錄自吳宓抄本。有的詩,如《重慶春暮夜宴歸有作》、《玄菟》等,正是由於吳宓在詩末加了附註,才為準確理解這些詩作的意蘊和陳寅恪當時真實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後面的故事中對吳宓的這一「愛好」,我們還會有細節性的交待。 
  陳寅恪與吳宓訂交後,交往日多,友誼漸厚,直至暮年,彼此間的深厚情誼有增無減。這些我們將在後面的行文中慢慢地予以展現。 
  陳寅恪愛書成癖,常常緊縮開支,省下錢來買書。他時常光顧波士頓城區的舊書店,去的次數多了自然對舊書交易的行情有所瞭解,再加上他的學問紮實,往往花不多的錢就能買到有價值的好書。所以他每次逛舊書店總是滿載而歸。在美國不到半年,他的藏書已夠可觀。吳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說:「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寅恪還勸告吳宓,回國之後不容易買到西文書籍,若不趁現在零星購置,恐怕以後很難再有這種機會。於是,吳宓在陳寅恪的影響下,也開始從每月的生活費中省下些錢來買書。當時在美國約有兩千多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學習的有近六十人,很多人留學的目的無非是混張文憑,以便回國謀得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像陳寅恪、吳宓這樣省錢買書、刻苦學習的學生則如鳳毛麟角,所以陳寅恪與吳宓、湯用彤被稱為「哈佛三傑」。 
  當時的留美學生,非常關心20世紀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建設問題,由於各自的見解不同,形成了兩大派別。一派以胡適為代表,強調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性,主張輸入西方學理,再造中華文化。胡適以杜威的實驗主義為參照,從改革中國文學的語言文字入手,在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把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另一派則以陳寅恪和白璧德的弟子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主張保存人性的優點和文明的精華,高度評價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主體——儒家學說,認為儒家文化思想是對抗現代資本主義物化與非理性化風氣的重要武器。他們認同白璧德的學說,對胡適、陳獨秀等所採取的抨擊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作法,持反對態度。吳宓、梅光迪回國後創辦《學衡》雜誌,批評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陳寅恪雖然沒有參與《學衡》派的活動,但在哈佛與吳宓等人多次討論,闡明了自己的文化觀。吳宓在1919年8月31日、9月8日、12月14日等幾天的日記中,記下他們討論的要點。和胡適等人不同,陳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而且也看到它們的相似性,更努力尋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點。他說:「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猛烈地向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家族制度和傳統倫理道德開火,而陳寅恪卻認為:「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並且注意到「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古羅馬。其家族尤同」。可見他並不贊成一筆抹煞中國源遠流長的家族制度和倫理道德。對於中國古代哲學,陳寅恪的評價則不高,「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那麼,怎樣彌補中國傳統文化的短處和弱點呢?陳寅恪認為,需要引進外來文化,取長補短,而從印度輸入佛教則尤為重要,「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他的識見確實比當時一般學人深邃、高明,他發現古今中外「蓋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無二,有同無異。……吾國舊說與西儒之說,亦處處吻合而不相牴觸」。在他看來,天理與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點,於是否定「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 
  陳寅恪的真知灼見對吳宓啟發很大。他不但完全贊成陳寅恪的觀點,而且回國之後還在他主編的《學衡》雜誌上,撰文具體闡述如何建設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主張。吳宓說:「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同。」他把新文化的概念,界定為「似西洋之文化之別名」。在這個前提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他堅決主張把「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義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的哲學融會貫通,擷精取粹,以使「國粹不失,歐化亦成」。公證地說,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新時代,功德無量,但他們的主張並非沒有偏頗之處。陳寅恪與吳宓等人的看法,也不是全無道理。雖然他們的觀點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他們從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指導下,通過不同的途徑探討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建設的問題,這種精神是應當肯定的。   
  四、居德苦讀(1)   
  在哈佛攻讀三年後,陳寅恪離美赴德,到柏林大學繼續攻讀梵文和多種東方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雖然是戰敗國,但是柏林大學卻像一顆璀璨的明珠,吸引著世界各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它的東方語言文字學研究處於當時世界領先水平。1921年9月,陳寅恪進入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受業於路德施(Lueders)教授。路德施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學家,畢業於哥廷根大學。其師基爾霍恩以研究梵文語法和碑銘著稱。路德施1903年起就職於羅斯托克大學,1908年轉赴基爾大學任教,1909年後則到柏林大學任印度學教授,同時自1920年起還擔任了普魯士科學研究院的常務主任。其主攻方向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獻,尤其致力於吐魯番佛教義書的考釋與整理,成果頗受國際東方學界的重視。後來季羨林先生1935年到德國留學,其指導教授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就是路德施教授的高徒。在柏林,陳寅恪還時常聽柏林民俗博物館館長繆勒(Mueller)講授佛經文獻閱讀課程。繆勒與著名的中亞考古學家勒柯克齊名,是德國第一流的東方學家。他不僅精通多種東方古文字,而且是一位造詣精深的佛學專家。本世紀初,德國探險隊在我國新疆的吐魯番及庫車地區調查發掘,獲得古文書文物甚多。繆勒和路德施一樣,是最早對這批材料進行研究的學者。在研究所,陳寅恪還聽過海尼斯(Haenisch)、佛蘭科(Franke)兩位所長的課。這兩位教授都是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大師,海尼斯對蒙古史、元史的研究,佛蘭科對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這幾位教授身上所體現出的德國學術特有的理性思維習慣及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對陳寅恪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後來的教學與科研實踐中,我們仍然可以窺見德國學者的影子。 
  其一,德國學者特有的對「精確性」的追求,在陳寅恪後期的教學科研生涯中有充分的展現。1936年2月在「魏晉南北朝史」課上,他回答學生有關李商隱詩寫作時期考證諸問題時,曾自述所用的考證方法是:先確定「時」與「地」,然後核以人事。合則是,否則非。「時」與「地」之交叉點,猶如解析幾何中的坐標。後來他晚年在廣州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歷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這些話都可以說是他在學術上追求「精確性」的自白。而這種對「精確性」數十年不懈的追求,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陳寅恪的留德背景,以及這種背景與德國學術「精確性」之間的某種關聯。 
  其二,德國學者固有的對「徹底性」的偏愛,在陳寅恪後期的論著中也時時有所顯露。以他對唐代詩人元稹的《連昌宮詞》考證為例,從1933年發表《讀連昌宮詞質疑》到五六十年代數次修訂《元白詩箋證稿》中的有關章節,方法未改,結論未變,而論據則不斷增加,論證過程也更為細密;甚至為了進一步確證該詩非元稹親赴連昌宮寫實之作,而徵引了植物學與氣象學的論據。詩文考證亦採用如此窮極底裡的方式,這在近現代的中國古典文學考據論著中是頗為少見的。而追根尋源,似仍不能不聯想及德國學術方法中「徹底性」一面的影響。 
  當時德國的歷史語文考證學派和史學界的主流學派——蘭克學派,對陳寅恪的影響也很深。眾所周知,西方近代史學幾乎無不受德國的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這一學派對於語文水平有極高的要求,維也納大學史學研究法教授鮑瓦(W.Bauer)在二十年代於《歷史研究入門》一書曾對此下了兩個標準:「第一,最上乘,應當多識外國文,……除古代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外,學歷史的人,至少能隨時互譯現代幾種通行世界的語言(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用這些語言寫成的歷史著作。第二,其次須通達研究範圍內有關係的各種語言,能運用這些語言作史料研究的補助,以便解決與自己研究有關的問題。」倪不爾(Niebuhr)和洪保得(Humbodlt)是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的兩位大師級人物。倪不爾的貢獻,主要在於推進信史的建立。他主張把神話和不實的記載,排除於史著之外,使隱晦的真相重新建立起來。倪氏能使用二十幾種語言,所撰《羅馬史》等著作,頗具考證批評的風格。洪保得對於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基礎的奠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提出了史學致知的兩大步驟:首先,確定歷史事實,發現事實之因果關係,且將這一關係從整個歷史背景中去瞭解,然後進而追求史實背後的思想和意義。繼洪保得和倪不爾之後的蘭克則是這一學派的集大成者。蘭克(Ranke)早年從事語言研究,後來志趣轉向史學,創立了蘭克學派,成為西歐「科學的史學」的開拓者。蘭克標榜客觀主義,竭力主張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力求不夾帶個人任何政治偏見和宗教偏見。蘭克治史,極重視史料。在蘭克史學的治史方法中,尋求史料與考訂史料是其全部史學的基石。在這位19世紀德國史學巨匠看來,撰史必須掌握第一手資料,才能寫出可信的歷史。因而,他篤信原始史料,主張用檔案文獻(主要是官方的檔案文獻)、活動者的記錄、來往信件等來編寫歷史,尤其重視目擊者的記錄,並視這是「最高見證」。他不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強調對它們進行考證與辨析,並確立了「內部考證」與「外部考證」相結合的方法。而蘭克學派方法論的核心在於通過個體直覺地理解整體精神,以揭示歷史的本質,這也是蘭克歷史主義方法的重要特徵。陳寅恪受蘭克影響,十分重視史料,重視考證、糾謬、校勘、補遺、互證,而且一絲不苟。正如楊步偉、趙元任先生所回憶的那樣:「寅恪總說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識,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也正是陳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識的眼光洞見過去,把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提高到理性的階段,使陳寅恪的國史研究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1 
  此次在德留學,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費資助,但因國內時局動盪,官費常常停寄。再加上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後,也到法國巴黎留學,家中無力在經濟上支持他們。所以陳寅恪在德國的留學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陳寅恪的幼女陳美延曾追記道:「父親在德留學期間,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由於德國人不喜歡食豬內臟,所以豬內臟特別便宜。據楊步偉、趙元任回憶,陳寅恪是苦學生,上飯館吃飯,為了省錢,每次總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還有一次,他和俞大維請趙元任夫婦看歌劇,把他們夫婦兩人送到劇院門口就要走,陳寅恪解釋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 
  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陳寅恪也絲毫沒有改變愛書藏書的性格。1923年初,他從一家中國報紙上讀到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的消息,馬上給國內的妹妹寫信,在信中道出了購書的良苦用心和久在國外不歸的原因。信中說:「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卷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經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經(——原文無『經』字)》,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得不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我現欲籌得一宗巨款購書,購就即歸國。此款此時何能得,只可空想,豈不可憐。……西藏文藏經,多龍樹馬鳴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書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甚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既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後恐益難得矣。」1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買書完全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他要以中外各種文字為工具,來研究歷史。 
  據趙元任夫婦回憶,當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陳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陳寅恪在國外留學多年,始終踏踏實實研究學問,志在求得真才實學,不要任何學位,因而受到留學生們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就告訴他:「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毛子水同陳寅恪相識後,有一次去陳寅恪的住處,看見他正伏案讀卡魯扎(Kaluza)的古英語文法。當時德國已有較好的書,而他卻還費工夫讀這樣一部老書,這令毛子水十分不解。陳寅恪卻半開玩笑地解釋說:「正因為它老的緣故,所以才讀它。」事後,毛子水體會到這並不是一句戲言,「無論哪一種學問,都有幾部好的老書。在許多地方後來的人自然有說得更好的,但有許多地方,老書因為出自大家手筆,雖然過了好多年,想法和說法,都有可以發人深思處」。陳寅恪讀書不走捷徑,甘坐冷板凳,廣泛閱覽世人少讀和不讀之書,從中發現其價值,可見陳寅恪的紮實學風。 
  陳寅恪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得讀書種子」,此話絕非虛言,其用功之勤,學問之深,單從他在這一時期所作的讀書筆記就可略見一斑。筆記共達64本之多,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錄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單字、語法等。如《阿彌陀經》、《妙法蓮花經》、《長慶唐藩會盟碑文》、《御制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頌要義略述》等。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復合元音表、輔音、數詞、名詞的格、前置詞、副詞前置詞、蒙德詞彙以及語法、詞典、文選、文學等書目。 
  突厥、回鶻文十四本,其中有兩種文字的字母、詞彙、語法、碑文、文章,以及聽路德施教授講課的課程表等。 
  吐火羅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種書目、五種造紙歷史書目,《彌勒會見記》以及內容涉及古代天文、亞述天文表、絲綢之路的書目多種。 
  西夏文兩本,題名西夏《法華》,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滿文一本,抄有滿文和一些書目。 
  朝鮮文一本,抄有當時的同學、後來的朝鮮著名語言學家、社會活動家李克魯在柏林的地址;朝鮮文語法名詞、語法分析表和會話等。 
  中亞、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題「吐魯番出土文物」,抄有《優婆離經》,東方摩揭陀語、醫藥、占星學、語法等書目多種,中亞書目170種,西藏書目200多種。 
  佉盧文兩本,抄有佉盧文和婆羅謎文分佈情況,音變規律、和闐佉盧文斷簡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轉寫的《一切有部律》經文、巴利文詞彙、耆那碑文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經文詞彙等。 
  印地文兩本。內容為書目、印地文詞彙和語法。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紀波斯文、巴利維文和俄文字母、單詞、語法等。 
  希伯來文一本,抄有希伯來字母和詞彙,有德文註解。 
  東土耳其文一本。 
  《法華經》、《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花經》第一卷,用拉丁文抄錄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詞彙。 
  《金瓶梅》摘要一本,抄有西門慶與應伯爵對話,以及兩人在玉皇廟結拜等內容。 
  季羨林教授斷言:「這些筆記本,雖然看起來數目已經很多了,但肯定還不是全部,一定還佚失了一些。」不過就從陳寅恪先生所保留下來的這部分筆記本中我們可以看出其治學範圍之廣、治學功夫之深。與他同在德國 
  留學的羅家倫說:「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個人。」謂其師「博學多能,氾濫無涯」,確實無愧於「讀書種子」這一稱號。 
  陳寅恪在歐美留學多年,未曾獵取任何學位,完全是為了獲得真知而讀書。正如蕭公權所說:「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陳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務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這種取巧和混跡的留學生頗多,陳寅恪也曾私下向吳宓說過:「吾留學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學,蓋惟欺世盜名、縱慾攫財之本領而已。」更不幸的是,許多留學生回國之後,販賣一知半解的學問,以打倒中國 
  傳統文化而自高,這些全盤西化的新文化論者,並非真正的學問家。 
  陳寅恪為學之勤,學識之富,在留德學生中屈指可數,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人,對家國舊事和當今情勢等陳寅恪都很在意,也很樂於同人討論。早在哈佛時,他就參加過「以促進國家自衛力之發展為宗旨」的中國國防會的活動。中國國防會是1915年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痛憤袁世凱賣國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苛款而成立的愛國組織,以喚醒同胞、團結國人、共禦外辱、救國圖存為奮鬥目標。1919年6月16日,國防會會員在康橋聚會時,向來省吃儉用的陳寅恪和吳宓一道,慷慨宴請到會的諸位朋友。陳寅恪到柏林後,也時常同一些留學生聚會。這種聚會,除切磋學問外,陳寅恪還高談國家大事。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對是非善惡的明辨,令當時一同留學的朋友記憶猶新。據李璜回憶,他留學德國時,常與陳寅恪、陳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頭的咖啡館中把酒清談,陳寅恪常讚譽清末名臣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學術和政績,對於袁世凱媚外篡國的卑劣行徑則深惡痛絕。還常常與大家探討中國將來的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大眾,民生應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這些言論和見解,表達了他的是非善惡觀念,浸透了他深沉的愛國之情和為國家尋求富強之路的探索精神。 
  1925年,一個對於陳寅恪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年份,祖國母親向海外的遊子敞開了懷抱,負笈求學二十餘載的陳寅恪,終於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第三章 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   
  一、國學研究院始末(1)   
  驚鴻一現 
  在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上,有一道風景讓人流連忘返——那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時間裡,它培養了一代薪火承傳的通才碩儒。在陳寅恪的生命中,清華國學研究院同樣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裡一代大師綻放著他獨特的學術魅力,開始了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路程。 
  清華國學研究院,又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是清華大學為大學畢業和有國學根柢者專設的學術研究機構,它的設立有當時複雜的學術和時代背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被兩種矛盾所困擾著。一方面,學人面對近代社會的屈辱和落後,對自身的歷史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否定,發出了魯迅「狂人」的語言和行動,往往表現為聲勢浩大的對傳統的顛覆和全盤否定。此為「疑古」。另一方面,當西方文化以無可阻擋之勢衝擊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時,那種強烈的失去精神家園無所歸依的恐懼感,又使他們做千年回望,表現為強烈的「復古」、「信古」。在這兩種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見的學人在尋找著一種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運動後,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呼聲甚是響亮。它與傳統的古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是把東西方文化完全的對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適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他們用近現代的科學思想、觀點和方法,重新解釋傳統文本,省察歷史,以回應當世。於是清華國學院應景而生,並身體力行,開始了創世紀的實踐。清華大學的前身,是20世紀初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園之一的清華園,初建時稱清華國立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清華學校。這樣的歷史背景,使清華建校時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從初創直至20年代中期,清華的校務從教育方針到教師延聘,從規章制度到校園風物,從語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0年來清華參觀後所說:「其恰似一個從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尤其國學一門,其教師皆為前清進士舉人,思想迂腐,教學內容陳舊,長期處於落後沉悶狀態,充滿晚清遺老遺少沒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給人以零星、淺陋、不通國文的公共形象。與此不同的是,鄰校北京大學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治校,於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延攬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學者,學校的學術水平、學生質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氣,使有優裕物質基礎支撐的清華相形見絀。隨著大批清華留學生的學成歸來返校任教和五四運動後中國文化教育的長足發展,至1925年,全國大學增至47所,在校生達2萬餘人,爭取教育自主和學術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與之相呼應的,教育界出現了「改大」潮。 
  清華「改大」,先後經歷三任校長。1918年2月,張煜完全接管清華不久,就籌辦大學一事,在全體中西教職員會議上通過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議案。並於1920年1月將籌委會工作計劃呈交外交部,決定逐年停辦中等科,集中財力辦大學部。這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長時,開始將高等科四年級改為大學一年級,為「改大」做基礎性的準備。1922年4月,曹雲祥校長到任,旋即籌劃「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驟,決定自1924年為大學籌備期。1924年2月,清華聘請范源濂、胡適、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等5人為大學籌備顧問,清華「大學儲備委員會」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學籌備委員會提交的綱領草案,隨即成立了由曹雲祥、張彭春、梅貽琦等10人為委員的「臨時校務委員會」,負責將清華學校改組為新制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和國學研究部三制並存的過渡形式的教學機構。1925年2月,清華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制定了相關章程,決定先開國學一科。1925年5月,改制後的清華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們後來被稱為清華大學第一級學生。清華大學開始由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逐步向完善的綜合型大學過渡。1925年9月1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開學,同時創辦《國學論叢》季刊,以供學界師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過程,與北大國學門相比多了幾分曲折與複雜。 
  關於創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義旨、方針,時任研究院辦公廳主任的吳宓在開學報告中有所闡述,這在《清華大學校史稿》中記錄得較為詳備:「(一)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采擇適當之方法,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須有通徹之瞭解,然後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之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蓋以中國經籍自漢迄今,註釋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備與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於後人之補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繁殖,前人雖有記錄,無不需專門之研究。而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此言闡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是希望通過這一學術機構,培養造就一代國學門的通才碩儒,精研深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溝通的基礎上,達到融通與創新。清華《研究院章程》中也闡明此一義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開國學一科,其內容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其目的專在造就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研究院的教學採取導師制,「學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注重個人自修,教師專任指導,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據當時研究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自十五年秋,陳寅恪先生到院,導師已增至四位,秋季開學,新同學及留院繼續研究的同學,共有五十餘人,院中充滿了蓬勃氣象。」「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古之「從師受業,謂之從游」,此「游於聖人之門」式的師生之誼,同樂之境,讓後輩學子頓生無限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遙遠的絕響。1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組織也很別緻,是一所獨立的研究機構,與大學部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其教學目的是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專才,學科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音樂以及東方語言。其課程的設置也別具特色,分「講演」和「專題研究」二種。「講演」為研究院學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須選定四種,由教授擬定題目,規定時間,每星期演講一至兩次。「專題研究」則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學科範圍內,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學力為本年內的研究課題,所設的學科達到23類。招生對像不限於大學畢業生,凡有經、史、小學根底者都可應考。但這些繁多且深入的學科,使得報名的學生中大多是已有專著的較為成熟的青年學者。儘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學考試還是相當難的,共分為普通國學、作文和正式選考的六門課,內容非常複雜。 
  雖然是振興國學,但研究院的風格則兼取中西之長,全院的中樞是導師,這顯然倣傚牛津和劍橋的成規。但開課時校長介紹導師,學生必須行拜師禮,又似古時書院的遺風。導師指導學生讀書,寫論文。學生選定某一位導師後,即以「專業請業」,但也可以請多位導師同時指導。論文完成後,導師核定,一年就可畢業,但也可能延長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畢業證書由清華校長及全體導師簽名蓋章,這是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華教師職稱中,有一個特殊的稱號——導師。它的含義大概有下列幾條:第一,他們的職責主要不是「教」,而是「導」;第二,他們的對象主要是學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於學生,助教、教員、專任講師以至教授,都可以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中獲得教益(如朱自清、吳宓就經常去聽陳寅恪的課);第三,他們的物質待遇一般都高於一般教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如陳寅恪工薪最高時達大洋五百元,王國維、趙元任可得兩套教授住宅,等等。開創了清華的黃金時代的清華掌門人梅貽琦先生就職演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擁有一批高質、穩定的一流教師隊伍,是一所大學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保障。清華國學研究院自籌建之日起,便委託有關人士自國內外網羅尋求國學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來研究院擔任教職,專門聘為導師。 
  由於清華校方的開明、誠懇、遠見卓識及對知識、學人的尊重和學者們之間的共同追求與彼此理解、合作,同時依靠其豐厚的物質基礎,在短時間內眾望所歸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四大導師(後黃節、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樂教師古普克也曾稱導師),專任教師考古學家李濟(後增加林宰平、馬衡)及助教趙萬里、浦江清(後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屆畢業生余永梁)等一時之選的眾多才俊齊聚美輪美奐的水木清華,形成聲名遠播、蔚為壯觀之景,昭示著清華前所未有的學術收穫季節的來臨,為其今後的發展,為造就一代薪火相傳的碩學通儒奠定了基礎。聘請四大導師來清華任教,其間發生的諸多頗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聞,思來仍令今輩學人唏噓慨歎。 
  第一位到校的導師是王國維(1877-1927)。王國維應聘前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績。1923年後,轉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頗受好評。胡適曾奔走推薦王國維任導師,起初王國維並不願意就任。後胡適又多次往來京津相勸,並請得清廢帝溥儀的「聖旨」,王國維才同意去職就聘。當時國學院學生藍文徵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中曾這樣記述了邀請王國維為導師及研究院初創時的情景:民國十四年國學院成立時,校長為曹雲祥,曹是外交官,不懂辦學校。他請胡適之訂研究制度,胡適之以中國舊式書院及英國學院制,裁長補短而成清華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舊學問,專任先生稱導師,年青些則稱講師,無教授,亦無校長,只在辦公室設主任一人,管理雜事。制度訂妥,曹請胡適之主持,胡說不夠資格。胡推薦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和章太炎。於是曹親自拿聘書請王靜安先生,王先生不答應,曹回來找胡,胡說有辦法。原來當時王先生在清宮教溥儀,所謂『南書房行走』。溥儀勸他,王先生仍然不願去,因為清華為洋學堂,溥儀沒法,只得下一道『聖旨』——這『聖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紅字。王先生沒法,只得去了。此外,《吳宓自編年譜》中,還有一段足可顯露當時學人風采和國學大師性格的記載,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華曹雲祥和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後又謁梁啟超先生,梁先生極樂意前來。」看來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誠厚意,吳宓執以中國傳統學人之禮,於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絕北京大學的迎聘那樣,能否「乃決就聘」,尚未可知。王國維擔任課程的範圍,包括「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儀禮」。指導研究生的範圍則包括上古史和經學等。 
  第二位到校的導師是梁啟超(1873-1929)。禮聘梁啟超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較為順利。梁啟超在應研究院之聘前,與清華關係已久。1914年冬,剛剛建校3年的清華,便邀請當時社會聲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長的梁啟超到校演講。梁以《君子》為題,引用《易經》「乾坤」二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少年學子們樹立「完整人格」,這對清華的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被立為清華校訓。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梁啟超已於11月30日來清華,「假館著書」約10個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廳為「還讀軒」。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開始在清華以《國學小史》為總題系統講學,並於1922年2月正式就聘為清華學校的講師。所以當1925年2月22日吳宓持聘書往天津梁啟超的寓所請為國學院導師時,梁啟超欣然就聘。其講授和指導的課程有「中華文化史」、「儒學哲學」、「歷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導師是趙元任(1892-1982)。趙元任於1910年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國留學期間,先後畢業於康奈爾和哈佛大學,主修數理和音樂,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兩年後回國,最初在清華教數學。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趙元任擔任翻譯。他常將羅素的講稿譯成不同的方言,正確而流利,因而引發他對語言學的興趣,從此致力於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學教中國語文,同時研究音韻和樂理。1924年離開哈佛到歐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時與漢學家高本漢論學,並商談翻譯高氏名著——《中國語音學研究》。1925年回清華任教,接受研究院應聘,主要講授「語音學」、「蘇州方言調查」等。 
  最後到校的導師便是陳寅恪,也是最費周折的。國學研究院開辦時,陳寅恪尚以翩翩36歲佳公子獨身之軀在德國 
  留學。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學問博大精深,在國內卻是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其與聲名卓著的王靜安、梁任公、趙元任同聘國學院四大導師,除學養深厚使然外,關鍵在於有力人物的推薦。向曹雲祥校長推薦陳寅恪的是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吳宓。如前已言,他們二人在哈佛相識,吳宓對其一見傾心,推崇備至,此時清華組建國學研究院,他自然忘不了「全中國最博學」的陳寅恪了。 
  當然,聘請陳寅恪也一定得到了王國維和梁啟超的贊同。王國維曾向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推薦陳寅恪,梁啟超則是陳家的舊識,素知陳寅恪的家學淵源。陳哲三在《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中這樣記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於是,陳寅恪於1925年回國應聘,但是因為散原老人有病,請假一年,到杭州侍疾,1926年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開學前才到達清華園,時年37歲。 
  是時研究院共有導師4人,講師1人,助教3人,導師和講師可以招生,導師、講師所擔任的指導科目也據各人專長分任,研究院逐漸步入昌隆之運。後來李濟之先生在《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中追憶說: 
  民國十四年,為清華學堂開辦國學研究院的第一年,這在中國教育界,可以說是一件創舉。國學研究院的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清華為研究院所請的第一批教授(實稱導師),有王國維、梁啟超及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講師的一人。那時華北的學術界的確是很活躍的,不但是純粹的近代科學,如生物學、地質學、醫學等均有積極的研究工作表現,受人重視,就是以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號召,也得到社會上熱烈地支持。 
  當時華北學術界非常活躍,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風氣大開,國學研究院的實現,可以說是應運而生,自然受各方面的重視。加上四大導師先後到位,極盛一時,真可謂「清華學院多英傑」。 
  研究院先後共招收了四屆學生,總計70餘人。1925、1926年各錄取學生30餘人,合計61人(含備取6人),1926年畢業29人,其中15人申請留校研究一年(實際有7人註冊);1927年8月錄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錄取而未入學的學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學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時在本年度畢業的22名學生中,有10人留校續讀。這些成為「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的清華國學院學生均為天資聰穎、慧心紈質的當世俊彥,成材率極高。「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於後生」,從學生名冊中可看到這些名字:劉盼遂、吳其昌、王庸、周傳儒、高亨、徐中舒、杜鋼百、姚名達、王力、姜亮夫、陸侃如、戴家祥、衛聚賢、楊鴻烈、陳守時、劉節、蔣天樞、謝國楨等。他們後來大都成為國學某一門如語言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哲學、文學、佛學等方面的一流學者,使研究院的風範傳統和學術薪火得以綿延承傳,繼之而起的清華文學院將此發揚光大,融鑄而成經典的「清華學風」、「清華學派」。 
  徜徉其間陳寅恪初到清華,因為尚未成婚,和吳宓一起住在了清華園工字廳的西客廳,二人握手言歡,吳宓賦贈陳寅恪一詩:經年瀛海盼音塵,握手猶思異國春。獨步羨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 
  沖天逸鶴依雲表,墮溷殘英怨水濱。燦燦池荷開正好,名園合與寄吟身。1這首詩不僅是吳宓對陳寅恪的仰慕之情,更道出了陳寅恪在清華學術事業的開端,前程似錦。 
  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環境是非常令陳寅恪滿意的。王國維住西院,梁啟超住北院,趙元任住南院,陳寅恪先後住過西院36號、南院2號,以及新林院(俗稱新南院)53號,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師,而學生也都是一時之選,真可謂英才齊集。同時,國學研究院也有獨立的購書經費,並且十分充裕。不到兩年,已經購置了許多滿、蒙、藏文書;中文經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叢書;歐、美、日本書刊和雜誌,以及《大藏經》等七八百部。這些書對陳寅恪研究工作極有用處。 
  「蓋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師」,這是國內外學術界及清華國學院學生對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的尊譽。陳寅恪系世家子弟,祖父陳寶箴,父陳三立,兄陳衡恪,皆為當世名士。自1902年春隨兄師曾東渡日本求學,到1926年歸國就聘清華國學院導師,陳寅恪已斷續在歐美遊學近20年,此所以他能以「三無」之身與當代王、梁二位大師及哈佛博士趙元任共席的原因所在。雖稍有周折,但最終能夠聘得陳寅恪為學院導師,確是清華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有一場「土產學者」和「出洋學者」之爭。前者諷刺後者不解中國傳統,其學問主張為隔靴搔癢,膠柱鼓瑟;後者則批評前者方法陳舊,工具不夠,考訓充滿迂腐之氣。陳的到來,得到了新舊兩派學人的首肯和推崇。陳寅恪家學淵源,舊學根底深厚,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經等均能流利背出,而後又遊學歐美多年,對西洋新觀點科學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詣。單就語言為例,陳寅恪通曉的有二三十種之多,舉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滿、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西夏文以及諸多中亞西亞現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馬札爾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來。他在研究院授課課程為年歷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摩尼教經典回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等。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據他在1923年與妹書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國史,對於史籍無所不讀,他特別注重史實,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目的是在歷史中吸取歷史的教訓,舉凡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一般經濟變動的因果,以及中國文化獨立於世界之林長久連續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並做深入細緻的研究,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在史學領域中,他又將重點研究範圍傾注在中國中古史,主要是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20年代所授課程有佛經文學、禪宗文學、世說新語研究、歐陽修研究、元白劉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由於其所授皆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傾世之才,陳寅恪授課時出現了不僅學生雲集而且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來聽課的情景。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縝密、公正、勤奮。據1947年3月3日《燕京新聞》這樣評價:「陳先生是一個勤奮的墾荒者,他不多說話,尤其不唱高調,只是一個接著一個地在解決歷史上的疑案。用很簡練的筆法寫出來,卻是一篇一篇的短論文,登在學術水準很高的雜誌上。」他雖身體羸弱,在教授學生方面極嚴格,風雨無阻,絕少輟講。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稱。據牟潤孫回憶:「陳在清華大學講書……專講個人研究心得,繁複的考據,細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這樣回憶:「陳寅恪先生廣博深邃的學問使我一輩子也摸探不著他的底。他的最大特點:每一種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導。聽他的課,要結合若干篇文章後才悟到他對這一類問題的思想,……聽寅恪先生講課,我不由自愧外國文學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許許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講授和指導的科目均為地道的歐洲漢學,由於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讓學生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基,更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從其學的學子終生受益者甚多。 
  陳寅恪的特別不僅表現在他學識上,他的形象在清華園中也是一道特別的風景。在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週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師印象記》中對陳寅恪先生的形象有這樣的一段描寫:「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鐘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帶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原文如此)著棉褲,足下登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 
  從中可以看出陳寅恪的身體是比較弱的,學校特別敬重他,他的課永遠排在上午二、三兩節(九時到十一時),只有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有資格去選修。因為一、二年級的必修課多且所排的時間不是第一、二節,就是三、四節,他們根本無法選陳寅恪的課。陳寅恪講課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的同學外,北大的學生也從城裡坐四五十分鐘的汽車趕來清華園聽課。因為陳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禮聘去兼教幾個鐘頭,北大的學生不願失去名師的教誨,只有不憚跋涉的辛勞來學了。陳寅恪學問淵博而精湛,有許多的教授都來旁聽,因此在20年代的清華園,有著「教授中的教授」之稱。例如,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的學問可謂不小了,從1928年入校起,當過秘書長、文學院長,以至數度代理校務,在清華可稱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總會看見馮先生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裡出來,邊走邊聽陳先生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對陳先生深鞠一躬,然後分開。這個現象固然使人感到馮先生的謙虛有禮,但同時也能感到陳寅恪的實在偉大。 
  陳寅恪雖然孱弱,但並不會常鬧病,極少請假。他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會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地把那些書抱進教室,決不假手助手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回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後再寫。學生們都為他擔憂,怕粉筆灰吸進肺裡去太多,有礙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寫滿一黑板,就自動上前為他擦拭黑板。陳寅恪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功課可以聽上好幾次,因為內容並不全同。他最令學生們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資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學生們在聽完以後都會有「我們怎麼竟想不出」的感覺。陳寅恪講課喜歡平鋪直敘,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到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從無倦容。雖然平淡,但聽者並不會感到枯燥,既沒有竊竊私語,也沒有人傳紙條。每當下課鈴響大家都有依依不捨,時光流逝太快之感。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學生們每次都要求他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最好各同學於聽講及研究後,細細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自然,教師也不能包懂的,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工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此時,他的考證主義傾向已經越來越明顯,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學生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陳寅恪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對陳寅恪的中肯評價,季羨林先生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陳寅恪先生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從季先生的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陳寅恪的獨特學術魅力,無怪乎清華許多教授都去旁聽他的課,「教授中的教授」這個稱呼就當之無愧,十分貼切了。 
  陳寅恪深受後人追憶,不僅表現在迄今學人都難以超越的學術成就上,他在研學執教同時給予後輩學子的真情關懷,更體現了其高尚的人格,為後人所推崇。 
  1928年,陳寅恪給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寫信,其文道:「頃有兩事奉告:一、前清華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學確有心得,因渠本孫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後從王觀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現雖未完成,而其他種解釋龜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見於清華國學論叢。現在上海無所事事,欲求介紹於廣州中山大學朱騮仙、劉奇峰兩公,而弟素未通問,不便作書,即請兄代為推薦,必能勝任,不致貽薦者之羞。且弟與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來北平,又無以對付之,敢請撥冗作一書致朱、劉兩公為感,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華聘書,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復音,如清華不再聘浦君,則須改中央研究院,此節乞兄預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華聘書,則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雖未能確定,然總希望志希能繼續浦君聘書,免歷史語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預備耳。」而後來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別進入廣州中山大學與清華任教,不能不說與陳寅恪先生大力推薦有一定關係。 
  從此信中,我們可以獲知陳寅恪薦人並不是毫無原則,以親疏熟陌為標尺,而總要以被薦人有某種特長或專業為推薦之基礎。如對戴家祥的從學經歷與學術成果的介紹等即是。否則,難免獲貽。這亦可從1929年陳寅恪寫給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證明。陳寅恪曾說:「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畢業後任 
  南開大學教員,近為美國斯丹福大學經濟學會搜集 
  中國經濟史材料。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師範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專此奉陳,並希轉商半農先生為荷。」這說明如果沒有對於吳其昌的學識有十分清晰的瞭解,陳寅恪也不會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擔保。 
  在近代中國,受經濟不發達和人事體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對於沒有擁有權力資源和話語權力的普通民眾來說,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艱難的事。近代學人處境雖艱,但陳寅恪仍不放棄對後進的真切關懷。這正如儘管在「若其不得事,必來北平,又無以對付之」而己尚難的情況下,對傅斯年如能致書朱、劉二人接連表示「為感,為感!」此種胸懷是如此的高尚!我想這恐怕也就是大師道德文章永被後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實際上,為能幫助戴家祥尋得差事,陳寅恪先生不僅要傅斯年幫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經提及:「茲有戴君家祥及顏君虛心皆前年清華研究院學生,戴君則公所知,而顏君則貴同鄉也。弟欲代介紹於學校授國學課,不知有機緣否?顧頡剛先生如已北來(如已北來,即乞示知),擬托其轉薦於廣州中山大學。若燕京或其他學校,不論職務如何,務求公一言以增兩君之身價(以公為文字學專家故也),不勝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擊,為青年學輩致書,亦可見陳寅恪的古道熱腸。即使在戴家祥覓得廣州中山大學的教職(1929年9月)以後,1933年,陳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還在為其推薦,信中說:「又前數年清華研究院王靜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孫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傳渠文字學研究之習,後又從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約擔任文字音韻古代史之類功課,必能勝任愉快。聞其流轉失所,頗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頗高,文采不艷發,而樸學有根底,因此弟欲請兄酌量情形,轉薦適宜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擔任數點鐘功課。如中央大學有機會,則弟當致一保任負責之薦書與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為中大國文系主任);若他處有機會,亦無不可。希轉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時距離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學已是四年左右,陳寅恪雖不知,但仍為其覓事,其執著可見一斑。其實,對推薦後輩和人材的不遺餘力,不是那時某些個人所獨具的行為,而是陳寅恪、蔡元培等上輩先生們所共有的優秀品質之一。 
  1931年,陳寅恪先生在致胡適的信中,對已是清華教師的浦江清也作過讚賞並評之譯書。說道:「浦君本專學西洋文學,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學極有修養,白話文亦流利,如不譯此書,改譯他書,當同一能勝任愉快也。又清華研究院歷史生朱君延豐(去年曾為歷史系助教,前年大學部畢業生)欲譯西洋歷史著作,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是否須先繳呈試譯樣本,以憑選擇?大約此二君中,浦君翻譯正確流暢,必無問題,因弟與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觀之,陳寅恪對後輩的關心並不是一時之舉,而是長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僅是陳寅恪愛護後進的幾例而已,尚有許多未曾列出,如陳寅恪為張蔭麟、謝國楨等人薦事,以及為姜亮夫、吳芳圃等人薦文於《燕京學報》等事,還可見到很多。實際上,學人之間的相互關懷,無論是前輩對於後學的提攜,還是同輩、同行之間的互為欣賞,是與陳寅恪先生同輩或者其年齡前後相去不遠的諸多學者們之所以享譽海內外的潛在因素之一。 
  因此,廣而論之,陳寅恪先生不吝筆墨親為學生作薦書,一方面體現著延綿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古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卻更深刻地展現了那一代學者長輩對於後進學子無限的人文關懷。逝者其人雖成絕響,但身前其事,如餘音裊裊,繞耳不去,如今看來,仍讓人感懷追慕不已! 
  獨當一面 
  看似寧靜的清華園並沒能成為一個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濤洶湧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靜。陳寅恪在清華園度過最平靜的兩年,但最終沒能逃過外面的風起雲湧。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排名在第一的當屬王國維。王國維是當時公認的學術大師,像梁啟超、陳寅恪這樣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學界巨擘對王國維也由衷敬佩。他七歲讀私塾,十六歲入州學,讀前四史,兼駢、散文,始知有新學,於是棄科舉而神往數理之學,二十一歲入《時務報》,二十二歲到上海學習日、英、德等文,醉心於康德、叔本華、尼采之說,後留學日本,二十八歲《靜庵文集》問世,三十歲後研究文學,於詩詞、戲曲小說用功尤勤,三十一歲經典的學術奇葩《人間詞話》脫稿,三十五歲推出《宋元戲曲考》。中年以後又治中國古代史,在甲骨、鐘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國學大師之位。梁啟超曾語學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靜安先生為最難得,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於學問未嘗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則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時間則較我為多,加以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深以得先生共處為幸,尤以諸君向學親師,勿失此機會也。」陳寅恪屈居末席,是由於他的輩份較低,對梁啟超以「世丈」相稱。與王國維為學術同道,精神契友,年齡相差13歲,當為「平生風誼友兼師」。而趙元任在哈佛的資歷較陳寅恪早,當他接聘清華國學院導師一職時,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讓陳寅恪接任趙職之請,所以雖年小三歲,排名亦在陳寅恪之上。 
  王國維是最早就聘清華國學院導師一職的,作為入值「南書房行走」的帝師,其學涯如海、浩瀚精湛、聲望甚隆。原擬請他來清華研究院任院長一職,但其以「院長鬚總理院大小事宜」,怕影響他的學術研究而堅辭不就。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擔任經學、小學、上古史、金石學、中國文學等學科的指導,精力旺盛,學業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學術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譜》轉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於四裔金石文獻的考證;先後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學》、《韃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國維通曉西方哲學理論,受過嚴格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訓練,翻譯過形式邏輯的書籍,從而能突破舊有史學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證據法」和「闕疑法」為主要特點的新史學方法——所有的歷史文本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它必須接受來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戰,「以實證史」而又「以史證實」,開以科學方法研究史學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證》中這樣解釋:「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苟考之史實與制度文物,以知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近之矣。」陳寅恪在論及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時寫道:「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 
  是時中國正處於大動盪、大變革時期,北伐軍的隆隆炮聲已隱約可聞,刀光劍影已逼近京師。「感於事變」的帝師王國維先生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擬遺書懷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飲食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幣五枚,獨行出校門,僱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他在遺書上說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一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喪一身」,「海內同聲哭鄭君」。如果說王之華誕預示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光輝序幕,那麼王之自沉則成為盤桓在中國學術史上一闋永恆的悲歌,至今仍為學界所聚訟不已。 
  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舉身赴清池的訣絕身影震驚海內外。社會上眾說紛紜,察察為揣,紛紛撰文釋其原因。唯獨最知靜安心境的陳寅恪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運角度對其死因撥冗驅霧,給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在清華國學院師生向大師遺體告別之際,陳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禮,並以一詩一詞寄托哀思。在輓詞中陳寅恪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陳寅恪又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言:「自昔大師鉅子,其關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對王國維的死因昇華至「承續先哲將墜之業」、「文化托命」、「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華國學院師生在王國維辭世二週年之際,募款為他修立了紀念碑。陳寅恪又撰寫了碑文;建築大師梁思成勘定碑址,並親繪彩色大樣;書法家林志鈞特為書丹;「北大三馬」之一的馬衡親為篆額;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紀念碑於1929年7月15日落典。據載:「此碑位於科學館南土山東麓兩槐樹之間,碑之本身,約高七尺,挺立於四尺許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頗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上刻著陳寅恪先生撰寫的碑文。 
  從此,陳寅恪從「靜安自沉」事件中提煉結晶放大出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成為學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啟超。梁啟超在任國學院導師前,已經有了很大的社會名望,且與清華有著很深的淵源,因此,他對清華的發展,影響可謂廣博。舉凡董事會的組成、校長的人選、校訓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個學生的特點及發展方向,都滲透著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啟超在《清華週刊》發表《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著重地談了清華設立大學部及國學研究院與中國學術獨立的關係,提出「一國之學問獨立,須全國各部分人共同努力,並不希望清華以獨佔。但為時勢便利計,吾希望清華最少以下列三種學問之獨立自任。1.自然科學——尤注重者生物學與礦物學;2.工學;3.史學與考古學。」1925年9月23日,在清華國學院首屆學生開學前夕,他與研究院學生就「人才的培養與養成問題」以及研究院的培養目標等問題深入交談。他負責的課程達11門之多,包括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通史等。梁啟超學識廣博、學養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說家,能言善辯,口才極佳,繞樑三日,獨具魅力。他經常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顧右盼,光芒四射,其課程最受學生的歡迎,一時「學子景從,風氣大開」,在清華園留下了眾多的傳奇與掌故。他授課之餘,勤於著述,晝夜不輟,以至積勞成疾,體質弗抗。其許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許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筆記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協和醫院割去一內腎。但割腎後,便血仍時發。在略為好轉時,仍然教課。1926年,以久病之軀完成《中國文化史》,此書分三部29篇,上自敘述歷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之載籍篇,凡中國文化之一切關涉,幾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極類似一部文化百科全書。1927年5月,梁病加劇,無法持筆撰稿,仍口述弟子周傳儒、姚名達、吳其昌速記成篇,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後陸續完成《合傳及其作法》、《年譜及其作法》、《專傳的作法》、《孔子傳的作法》,至秋後「體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啟超腎病加劇,再入協和醫院檢查身體。遂於5月末「收同學論文評閱竣事,即辭回天津養病。」9月中旬,病發作,乃入協和醫院就醫,仍撰讀如初,病未癒而歸天津,「執筆側身臥,仍扶病繼草此稿」。終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與南海學堂、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亡命東瀛、護國之役等大氣磅礡、風雲跌宕的歷史事件融為一體的一代天驕梁任公,遂於1929年1月19日謝世,年僅56歲。 
  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梁任公其業績實不止湟湟七百萬言的《飲冰室合集》所能涵蓋。作為代表其成就的《飲冰室合集》分文集、專著兩部分,包括論文七百餘篇,詩話一種,詩詞三百餘首,書一百零四種,大都有其獨得和創見,如此深學獨造兼及文史哲諸方面皆廣博精深的大家碩儒古往今來實是罕見。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清華國院導師,他認為做學問須具備「明敏、密察、別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實、深切、敬慎、不倦」的習慣及治史的科學方法,認為有價值的學問的標誌是發明新原則,應用已發明之新原則研究前人未曾研究過的現象,從而為新史學確立了全面和系統的學術規範。他認為為人師者的首要責任為培養學生的獨立鑽研能力,「做學問之要點,吾以為以開發本能為不二法門。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蘇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學教人,乃教人為學。』……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師引導學生做學問,教師給學生學問之責任也。……學而能觸類旁通,開發真本能,以致用,而為已也」。其弟子周傳儒曾這樣憶及先師:「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經師」,「講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詁、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他既富有淵博的學識,又富有綜合之才能,扼要鉤玄,深入淺出……同時代的人如胡適、梁漱溟、陳垣、丁文江,皆視新會如賓如師。又如蔣百里和徐志摩,則持束修贄見跪拜稱弟子。一般均認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斗。」「獨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盡才」。斯人其逝,國寶雲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殤,於中國學術、於八方學子之損失不可量也,這一點我們在今天仍能感覺得到。 
  這期間,陳寅恪在上海省親,並於1928年7月17日與唐篔女士在上海結婚。唐篔字曉瑩,廣西灌陽人,祖父是前清台灣巡撫唐景崧。父親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讀天津女子師範;畢業後留校任附設小學教員。後由女師報送上海體專就讀,卒業後回女師體育系任教,與母同住。後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後與陳寅恪結婚。婚後先後生女三人,分別為長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陳寅恪在上海婚後不到一個月,因開學在即,先行回京。當時新婚不久,而政局變易,再加上王國維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國之思: 
  天風吹月到孤舟,哀樂無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頻換世,愁中節物易驚秋。 
  初升紫塞雲將合,照澈滄海波不驚。 
  解識陰晴圓缺意,有人霧鬢獨登樓。1 
  陳寅恪回到清華後,王國維和梁啟超都已經先後入葬了。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雖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實為國學院之魂,特別是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1927年春節剛過,研究院師生平靜的學術生活就被北伐軍北上的隆隆炮聲打斷,已無法潛心向學於美輪美奐的清華園。6月2日又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腎病加劇,不得不歸天津長期靜養,基本無暇顧及院內事宜,不久就辭去清華一切職務。而另一位導師趙元任擔任功課極少(新舊制均無課,僅每週研究院演講吳語一小時),且自1927年10月起長期來往於江浙、江西、湖北、廣東等地考察方言;講師李濟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內進行,只有陳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華國學研究院實際上只有陳寅恪一人大廈獨擎,勉力支撐。這段期間,研究院中所有指導研究生,指揮助教辦事,聯繫離校同學或者函復請教的各種問題,事無鉅細,都由陳寅恪處理。陳寅恪原擬定增聘章炳麟、羅振玉和陳垣為導師,馬衡為講師。學校雖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繼王國維、梁啟超之後,羅振玉也不願就,而陳垣則自謙不足以繼王、梁二師,只有馬衡應聘。因為後繼無人,學生人數也驟然減少,1927年、1928年錄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軍攻佔北京後,研究院由外交部劃歸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隨著梁啟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導師風流雲散,名藻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已舉步維艱、形同虛設了,陳寅恪以一己弱軀勉力維持承當,雖殫精竭慮,但已回天無力,呈星散飄零狀。終於,在1929年11月奏響廣陵散曲,結束了一個極有風格而有希望的國學人才培養所。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王國維和梁啟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結果。一如前文已經引及的,時隔四十年後當時的一位研究生對此仍無限懷念: 
  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節,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常引起許多人的羨慕。 
  1981年已臻九旬之壽的前清華國學院導師趙元任來清華尋舊,徘徊於其故居照瀾院(舊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離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吳語聲調長吟一闋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趙元任先生親自譜曲,老友著名詩人劉半農填詞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幾十載思念之情。從去國四十多載的前清華國學院導師之口緩緩吐出的話語,柔腸寸斷、力透千鈞,令人不勝沉迷、低回。 
  流芳百世 
  雖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卻綻放了無比耀眼的光芒。在這四年中,它培養了70多位學有專長的國學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古文字學、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和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如王力、陳侃如、劉盼遂、徐中舒、劉節、高亨、謝國楨、吳其昌、姚名達、朱芬圃、姜亮夫、蔣天樞等,為國學的繼承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面對如此輝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輩出? 
  首先,清華國學院的辦學宗旨決定了其特別之處。「國學」一詞,原本是對「西學」而言,是對「西學」的抗爭和對「中學」的顯耀,而這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談到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是面對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和中西文化的碰撞,為適應全國上下的文化熱,正確對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想通過這一學術機構來培養「國學」人才,通過對「中國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來繼承、發展、弘揚我國 
  傳統文化。在他們看來,越是在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中,越不能丟棄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國學應在國內,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通過中西兼容,精深研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創造出中華新文化。 
  在關於「西學」與「中學」的討論中,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吳宓都是「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陳寅恪在20世紀30年代曾自我剖析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即是說近乎曾國藩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他也作過如下闡述:「竊疑中國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我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絕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針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即提出過「學無中西」,他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1縱觀所述,可見他們的主張,是與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積極進取的,而不是泥古守舊,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後看。後來逐漸形成的「清華學派」,即萌發於此。 
  其次,清華國學研究院,堅持學術與政治相分離,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充分發揮各位教師的特長和主動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規定:「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就是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辦法,使之融為一體。根據《章程》的規定,其教學方法分為「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所謂普通演講即課堂講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和治學心得開課,供諸生必修或選修;如同一課幾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開此課各講各自的心得見解,任學生自由選一位教授從業。所謂專題研究就是由教授個別指導,學生進行的課題研究,有點近似今天的學位論文;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提出指導範圍,然後讓各學生根據自己的志向、興趣和學力之所近,從想要從業教授的指導範圍內自由選定自己的研究題目,選定後不得中途變更。學生選定研究題目後,可隨便向導師請業問難。《章程》規定「教授於專從本人請業之學員,應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讀書籍。各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嚴格按照《章程》執教。」 
  王國維開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儀禮》和《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經學》(包括書、禮、詩),《小學》(包括訓話、古文字、古韻),《上古史》、《金石學》和《中國文學》。 
  梁啟超開的普通演講有:《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和東西交通史。 
  陳寅恪開的普通演講有:《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和《梵文—金剛經》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年歷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絕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絕文及中亞諸文字譯本與漢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 
  趙元任開的普通演講有:《方言學》、《普通語言學》和《音韻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音樂學、中國樂譜樂調、中國現代方言。 
  李濟開的普通演講有:《人文學》、《人體測驗》和《考古學》;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人種考。 
  梁啟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點道爾頓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請教授指導指導。」所說的「道爾頓制」,是美國柏克赫斯特於1920年創行的一種自由教育制度,其特點是:改教室為各科作業室,按學科性質陳列參考用書和實驗儀器,供學生學習用;廢除課堂講授,把各科學習內容製成分月的教學大綱,規定每月應完成的各項作業,由學生自行學習。學生與教師訂立學習公約後,即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支配時間,在作業室自學。各作業室配有本科教師一人,負責指導學生。學生學習進度快的,可以提前更換新學科,也可縮短學習年限。其優點是可以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缺點是易於放任自流。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其創行五年,便把它學了過來,可見對學習西方先進教育制度的重視。且根據清華的具體情況,學其長,避其短,「廢除課堂講授」便沒有學,而堅持設普通演講,並規定每生一年內最少要修讀四門課。 
  梁啟超又說:「我們覺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想參照原來書院的辦法——高一點說,參照從前大師講學的辦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務,實因感覺從前的辦法有輸入教育界的必要。」他們在吸收西方教育先進教學方式、教學方法的同時,還繼承採用了舊書院大師講學的好辦法,如課堂講授與個別指導結合、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根據學生每人的具體情況施教等。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了便於教授指導學生的學習研究,設立了5個研究室,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各負責一室。他們根據學生的「志向、興趣,及學力之所近」因才施教,對學生的質疑問難極為重視,填密解答和指導,啟發學生去博覽多思。王國維一向認為:「考釋古文字以閥疑為第一要訣」,「闕疑為進步的第一關鍵」。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研究院於公共課之外,每位教授各設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導範圍以內之重要書籍皆置其中,俘同輩得隨時入室參考,且可隨時與教授接談問難。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經學、小學及考古學書籍。此類書籍,其值甚昂,多餘在滬時所不能見者。余以研究考古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然捲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其三,研究院各導師的研究方法也為學生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開創了新史之風。吳宓在開學典禮上強調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研究國學者。」他們在教學上,重視給學生以治學方法的指導,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養成大學者,但是大學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時間所能養成的。」「大學者,不單靠天才,還要靠修養。如果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並且要得精深結論,必須有相當的時間,並受種種磨練,使其治學方法與治學興趣都經過種種的訓練陶冶,才可以使學問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須做到的有兩件事:一、養成做學問的能力,二、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設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專欲諸君在此得若干治學方法耳!」可見他們對「治學方法」的重視。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本國固有文化」,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個突出特點,也是他們成果纍纍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們的「科學方法」,一是詳盡佔有史料,並鑒別其真偽,堅信「無史料即無史學」;一是由乾嘉考據法,融入西方的綜合分析法實證論,「以事實決事實」。他們強調「從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所撰歷史著作都貫穿著「通古今之變」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學系教授張申府對「科學方法」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所謂科學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論事。換言之,也就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更簡單地說,便是『切實』二字。稍詳細點說,對於一切都要看證據。證據強點,便信得強點;證據弱點,便信得弱點。不拘對於什麼,沒有證據,絕不算數;有證據而不精鑿,也定不滿足。」這些在《清華週刊》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王國維的《古史新證》一課,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商制度》等為基礎,講述時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證據法」。他在《古史新證?總論》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這一由王國維首創的以實(即地下出土文物)證史(即書中所載),又以史證實研究古史的「二重證據法」,結束了以往研究古史從文獻到文獻,在版本和神話中兜圈子、翻跟頭的歷史,為古史研究開闢了新航道。不僅使其受業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學大家,且在史學界廣為採用,一時間成果斐然,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研究工作。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談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經過時說:「在當初,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那一樣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只有一兩天的工夫,便完全解決了它的秘密。這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而我是應該向一位替我們把門徑開闢出來的大師,表示虔誠的謝意的。這位大師是誰呢?就是1927年當北伐軍進展到河南的時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國維了。」他所說的「門徑」,便是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傳授的古史「二重證據法」,其影響之深大由此可見。 
  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為新史學樹一堅實基石。他在《總論》中說:「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有目的。什麼是歷史學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事實,與以新意,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又:「吾人作新歷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歷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斷地與以新意及新價值,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鑒。歷史所以要常常研究為此,歷史所以值得研究亦為此。」「歷史家的責任,貴在把種種事實,擺出來,從新估定一番。」「以史鑒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視歷史、研究歷史的出發點,也是他諄諄告誡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學以致用」,不同意「為學問而學問」。他說:「現在人很喜歡唱『為學問而學問』的高調,其實『學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輕。為什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什麼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己。」「研究歷史,也同看電影一樣,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與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現代人的應用。」梁啟超的這些見解和話語,當年培育了一代學人,今天仍然閃躍著「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後人銘記。 
  梁啟超的學生周傳儒在談到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時說他「學識淵博,會通古今,貫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頃之波,莫測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淺出,使人人可游溯,處下可有得」。謂其「融會漢學家治經、治小學與歐洲治社會學、治歷史學之方法,嚴正精審,密不透風。」「總論中泛論史料之搜集、審定、編比、考訂。分論則注重如何寫作,始足稱核古證今繼往開來之信史漱書。」1如實而公正地評述了梁啟超最後幾年的教學。 
  王國維、梁啟超相繼辭世後,陳寅格為史學界泰斗。他們都是新史學的奠基人。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著每個學子之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各位導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既向學生傳授知識,又教學生如何做人,「治學和做人並重」。 
  梁啟超勸導學生說:諸位「既到這裡,當立志很高,要做現代有價值的人」,「孟子說『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說『吾十五而志於學』。立志高的人猶恐未必成功,何況立志不高的人?諸同學既在這全國最高學府內修業,必當發憤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隨波逐流。「不要學一般的時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他們經常勸學生立大志,奮發圖強,積極進取,將來造福於人群。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是品學兼優,既有學識,又有高尚品德。從教育的角度看,一個學校有什麼樣的學風,對學生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梁啟超鼓勵學生努力「創造一個新學風」。他希望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學風呢?他說:「孔子說過,『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他號召學生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好學」、「力行」、「知恥」三者並行的新學風。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是根據梁啟超的一次講演擬定的。他在那次講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學生。他所倡導的「好學」「力行」「知恥」新學風,就是為改變中華落後狀況,為雪外強侵辱之恥,勤奮學習,自強不息的學風。古人云:「有言無行,君子恥之」。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卑視只說不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裡,「好學、力行、知恥」的學風已見形成。 
  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向學生進行「治學和做人」的言傳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導師多約其弟子同游北海、萬壽山等處。屆時,師生親密無間,暢所欲言。有時邀請名人同游並作學術講演,有時由導師自己講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對學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啟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遊,發表了勉勵諸生在學業和道德修養上力爭上游的講演。他最後說:「歸納起來,以上所講的有二點: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我希望在坐的同學們,能完全明瞭瞭解這二點——做人,做學問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謂「不逐時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見,善於獨立思考,表裡一致,不隨波逐流、見風駛舵的人。在那「緊跟」的年代,公開聲明反對「批孔」,而遭到殘酷迫害的三位學者吳宓、梁漱溟、容庚,前兩位都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這種氣質,正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倡導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學生尊敬導師,虛心接受導師的教海,但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卻知無不言地進行討論。「獨立自由之意志」,是他們共同的理念。這也正是他們之間和諧關係所由生,以及在學業上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內在原因。 
  清華國學研究院,避開當時盲目學習西方的狂熱,積極延聘國學名師,堅持學術與政治分離,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充分發揮各位導師的專長和主動精神。在教學上,採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辦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課堂講授與個別指導相結合;教師根據學生的「志向、興趣,及學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視治學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導。他們的教學實踐,20年代在我國教育界大放異彩,培育了一批富有開創精神的國學人才,為繼承弘揚優秀 
  傳統文化做出了貢獻,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作用。關於教導學生立大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創造「好學、力行、知恥」新學風的教學做法和指導方向,在今天仍不失為一種良舉和卓識。   
  二、風義生平師友間(1)   
  「風義生平師友間」,這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的一句。在現代中國學界,王國維與陳寅恪是兩位著名的史學家、考證學家。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都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因而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儘管他們兩人共事的時間並不長,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於學術淵源以及治學方法比較接近,彼此情趣也頗相投,因而結成了「風義生平師友間」的忘年之交,成為學術心境最為相知的摯友。 
  陳寅恪與王國維都深受清代乾嘉學風的影響,特別受晚清學者沈曾植(子培)的影響更大。沈子培專精音韻訓詁,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國西北史地與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幾十種。1915年王國維經過羅振玉介紹與沈曾植相識,從此他們過從甚密,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書,直接受沈氏的啟迪而作。王國維晚年從事元蒙史、西北史地、邊疆之學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響。王國維對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時,王國維寫的輓聯中稱沈是「大詩人」、「大學人」、「大哲人」、「世界先覺」,並悲痛陳辭:「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與沈曾植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後,避地海濱,時與散原老人相唱酬。陳寅恪是晚輩,對沈曾植產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後來陳寅恪從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與沈曾植的影響,不無關係。這在前面已有過交待。 
  此外,王國維與西方著名的漢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關係。陳寅恪在巴黎時結識伯希和,是由於王國維寫信介紹推薦的。當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雖然沒有見過陳寅恪,但稱陳寅恪是「最偉大的中國學者」。戴氏在悼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陳寅恪在巴黎時很可能聽說過伯希和的各門課程。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也說,陳寅恪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德國繆勒的影響很深。可見,陳寅恪的學術深受西方漢學的影響(其後來學術與伯氏的關係前文已有專門分析),這固然與他青年時代遊學日本歐美十幾年有關,但也包含有王國維推介、介紹和影響的因素。 
  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導師。陳寅恪因為侍父疾請假一年,於1926年秋才到清華園任教。從此與王國維共事於清華國學院。到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陳、王兩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於學識、思想感情及治學態度的契合,使得他們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們經常往來,探討學問,聊說掌故,另一方面,他們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這段短暫的時間,是他們的友誼凝聚、昇華極為重要的時期。所以在王國維遺體入殮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只是行三鞠躬禮,惟有陳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一些學生見此情景也跟著行跪拜禮。 
  陳寅恪住在清華園的工字廳,王國維住在清華園西院,由於學識、志趣十分契合,王國維常常來工字廳與陳寅恪敘談舊事。陳寅恪講授「佛經翻譯文學」時,王國維講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等課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購買外文書籍及佛道典籍,由陳寅恪審定;採購中文書籍,由王國維審定。工作之餘,他們更是經常互相往還,在他們的書齋、客廳,或者於晨風熹微之際,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學規劃,探討學問人生。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像流水竹雲一樣自然、融洽。後來陳寅恪在《王觀堂輓詞》中說「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指的就是這段友誼。 
  陳寅恪對王國維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觀堂輓詞》中說:「魯連黃鶴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這裡說的是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時,胡適(安徽績溪人)推薦王國維主持其事。陳寅恪稱王國維為「神州大儒」,稱他的學問為「絕業」。胡適推薦王國維,自然使清華研究院的「絕業」得以繼承和發揚。王國維逝世後,其學生趙萬里輯錄他的著作,編成《王靜安先生遺書》,由陳寅恪作序,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其學問博大精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對王國維敬仰之情溢於言表。有一次,陳寅恪對研究院同學說,我送給你們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因為導師中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王國維是宣統帝的師傅。結果引得哄堂大笑。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思想最瞭解。因而,他們是相互信任的。王國維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他希望學術研究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十分贊同這種主張。1929年研究院同學為王國維建立紀念碑,陳寅恪撰寫了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捨,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 
  在碑文中,陳寅恪三次提到學者對獨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這已經不僅是在悼念王國維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像出近代學者的一種新的人格理想,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恰是陳寅恪先生自己對學術界影響最為深刻的一種精神力量。 
  對於王國維在學術領域的開創性和劃時代貢獻,陳寅恪在1934年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評價可謂慧眼獨具:「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儘管王國維學術思想如此淵深,但是對其學術內容和方法,陳寅恪還是概括出三條:一是用地下新發現的文物材料與紙上流傳後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較,互為釋證;二是用少數民族的遺留材料與漢族史籍相互補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的典籍。陳寅恪當時斷言中國將來的文史研究儘管會在範圍和方法上有所發展,但是大體格局不遠出王國維的開創。從這七十年的學術史看,陳寅恪此語絕非虛美之詞。 
  對於王國維投湖自盡的原因,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陳寅恪力糾眾說,以王國維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也。」由此可見,所謂「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實際是系文化、人格、國家民族於一身,生死與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際,王國維被封建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特別表彰他學術上獨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謂獨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堅持學術己見,著意於創新,王國維是為其理想文化而獻身的人。如果沒有對王國維思想的深刻瞭解,不可能做出這種中肯的評價。於此可見,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可見他們之間「風義平生」的情感。 
  王國維深知陳寅恪最瞭解自己,因而在遺書中,把後事囑托給他,說「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陳寅恪亦不負王國維所托,在王國維死後,他寫了輓聯、輓詞、輓詩、碑銘、書序等詩文,充分敘述了王國維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及其治學方法,並使其發揚光大。 
  羅振玉在看到陳寅恪寫的《輓詞》之後評價說,「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並說;「靜安(王國維)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指陳寅恪)矣」。羅振玉把王國維死後中國學術的希望寄托在陳寅恪身上,這不是有意恭維陳寅恪,而是由於他對陳寅恪、王國維的學術及友誼深刻瞭解的緣故。 
  中國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就是戰國時管鮑相知的故事,這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和激賞,但在歷史上,真正能做到這個境界的並不很多。不過陳寅恪與王國維這兩位我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的鉅子,他們的友誼確當之無愧。 
  另外,陳寅恪與吳宓的友誼,也是可以比之管鮑而不愧的,可以說,與陳寅恪結交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吳宓了。陳寅恪比吳宓大四歲,前文講到兩人相識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經由陳寅恪的表弟俞大維的介紹,開始訂交。 
  陳寅恪與吳宓訂交後,兩人在美國期間經常來往,或相約參觀,或外出散步,或一起吃飯,或同伴購書,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談論學問。他們在一起談學問的內容非常廣泛,既有中西文學,又有中外歷史,也有中外文化,還有中西哲學及倫理道德,甚至還談到中西婚姻及愛情觀。 
  1921年7月,吳宓從美國回國,到南京大學任教;同年7月,陳寅恪自美國到了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吳宓回國後先後到上海,拜謁了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向他匯報了陳寅恪在美國的情況。陳寅恪在德國期間,一直與吳宓保持通信聯繫,吳宓還按期把他編輯的《學衡》雜誌寄給陳寅恪指教。 
  1925年,吳宓負責籌建清華國學研究院後,即向清華大學曹雲祥校長推薦陳寅恪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開始陳寅恪有過遲疑,吳宓便不時給他去信,介紹有關情況。陳寅恪答應就聘後,吳宓便為他的住房、預支薪金等事忙碌。次年7月,陳寅恪到清華報道後,吳宓除陪他參觀圖書館、拜會學術界的新老朋友外,主要是與陳寅恪相互到對方住處訪談,如1927年5月19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陳寅恪日夕常來談。」所談內容多位學術問題及課程安排,當然有時也談論政治問題,如1927年4月30日的《雨僧日記》記載:「陳寅恪於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有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 
  在清華期間,陳寅恪對吳宓也非常關心,曾到吳宓家中力勸他「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於學,謝絕人事,專心致志若干年。不以應酬及雜務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則進益必多而功效殊大雲。」勸說吳宓「屏棄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生活種種,均不足計也。」兩人共事於一處,相互扶持,不論是順利也好,挫折也好,他們總是真誠不欺,相濡以沫。直到晚年,在惡劣的國內政治環境下,仍然互相通信,吳宓在生命的最後,還在大聲朗誦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輓詞》,「涕淚橫流,久之乃舒」。把他與陳寅恪先生的友誼昇華到醇美的詩的境界,管鮑地下有知,也要自歎弗如了吧! 
  此外,陳寅恪與陳垣都是史學界的大家,素有南北二陳之說,他們的友誼主要體現在學術上。陳寅恪到清華報到還不到一周,就由吳宓介紹與陳垣見面,談其所學,從晚七時一直談到十時。此後直到七·七事變,二陳交往比較密切,兩人在學術上互相推重,互相幫助。陳垣的《敦煌劫餘錄》、《元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重要著作,均由陳寅恪作序。陳寅恪對陳垣的著作也極其敬佩,給陳垣的信中常有「快聆教論,欣慰欽佩之至」,「頃讀大作訖,佩服之至」,拜誦之後,心悅誠服,謹上數行,以致欽仰之意等語。陳垣佩服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的學問,陳寅恪即介紹陳垣與伯希和通信聯繫;陳寅恪想查閱有關資料線索,即向陳垣借書,陳垣都能滿足他的要求。1952年初,全國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領域掀起了規模較大的「思想改造運動」。不久,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在《大公報》發表了《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光明日報》很快轉載了此文。向來推重陳垣學問的陳寅恪,對此頗有看法。劉夢溪先生認為,「寅恪先生作於一九五二年的《男旦》詩:『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極可能是為此而發。而同年所作的《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奼女』。恐怕或者說至少也都與此類事件有關。」儘管如此,1954年當國務院派人到廣州迎接陳寅恪赴京出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時,陳寅恪「謝不就,薦陳垣代己」。由此可見陳寅恪對陳垣學問的推重程度及兩人的學術友誼之深。 
  傅斯年是陳寅恪交情最深、相交時間最長的友人之一。陳、傅都曾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學術問題,陳對傅比較推重。1927年,陳寅恪曾作《寄傅斯年》一詩,詩云:「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寅恪任歷史組組長,但只掛名不管事,傅斯年對他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1950年,傅斯年死後,陳寅恪曾為他寫過輓詩,在詩中將傅斯年比作鄭成功。據鄧廣銘先生回憶,此詩即陳寅恪在1950年所作的《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詩云:「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爽紅一枕已滄桑。」1從陳寅恪的交友經歷及心路歷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大都具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大都有到國外留學研究的經歷。如吳宓、胡適、趙元任、陳垣、梁啟超、傅斯年等人都曾到國外留學或作研究。 
  其二,大都鍾情於學術文化事業且有較高的學識。如王國維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證學家,陳寅恪稱其為「神州大儒」,稱其學問「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陳垣也是一位史學大師,在學術界素有南北二陳之說,其史學著作體大思精,陳寅恪稱其「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傅斯年雖亦官亦學,一生行藏更偏重於為官,但他對明史及我國東北地區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他的博學與學術文化思想頗為學界所推重。其他如吳宓、趙元任、許地山等人都是有名的學者。 
  陳寅恪一生雖從未說過自己的交友原則,但從他的交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交友是有一定之規的,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三點:第一,學術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陳寅恪本人是學界公認的大師,而他所交往的如王國維、吳宓、陳垣、許地山、趙元任、胡適、梁啟超、傅斯年等人雖經歷不同,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學術界的名家。因此,他們不僅在學術上相互推重,而且也都希望從對方獲得教益。如吳宓一結識陳寅恪就「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對其學問欽佩至極,稱「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並虛心向其學習作詩作學問之道,陳寅恪給學生上課時,吳宓常去聽課,因此陳寅恪得到了「教授的教授」之稱號。再如王國維是著名學者,陳寅恪對他十分推重,在為《王靜安先生遺書》所作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王國維也十分推重陳寅恪,因此在遺囑中把自己的書籍委託給陳寅恪和吳宓去處理。又如陳垣對陳寅恪十分敬重,所以常就自己的論著向陳寅恪請教並請他作序;而陳寅恪也非常推重陳垣的學問,對他的論著給予很高的評價,對他的見解「欣慰之至」、「心悅誠服」。從陳寅恪為陳垣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二陳在學術上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的實況。序云:「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陳寅恪與傅斯年也是相互推重的。傅斯年曾對毛子水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陳寅恪是毛子水「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之一,在柏林與陳寅恪相處受益不少,如「許多關於西方語言的見解,則有從寅恪得來的。」 
  第二,學術上的平等地位,可以爭論。陳寅恪對學術問題,對學術爭論向來持寬容的態度,主張人們在學術上地位平等,可以互相爭論。1950年以後岑仲勉和陳寅恪在中大同事,兩人對隋唐史都有著精深的研究,但許多觀點不盡相同。岑仲勉在課堂上給學生傳授治學之道時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家,這樣才有影響。」陳寅恪的許多觀點都經常成為他在課堂上批判的對象。他這樣在課堂上揪住陳寅恪不放,後者當然會知道,但他從未予以反駁,不以此為芥蒂,見到岑仲勉時,還表現得很是親切。 
  第三,思想感情、學術境界的大致相同。王國維與陳寅恪是思想感情、學術境界最為相近的摯友。王國維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主張學術研究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的思想及主張與王國維完全相同,他在王國維死後作的紀念碑銘,以及後來1953年口授的《對科學院的答覆》中所申發的說到底就是這樣一種觀點:學術應該獨立,學人應該有專心研究不被政治所干涉的自由。事實上,吳宓也有與之相同的思想主張,而且曾與陳寅恪共同探討過這一問題,據1927年6月29日《雨僧日記》記載:「又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   
  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   
  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 
  幽靜的清華園,矗立著王國維的紀念碑,學子們每經此地總會懷著對一代國學大師的崇敬與惋惜的心情,而又總會為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陳寅恪所寫的碑銘所感動與激勵。碑銘中稱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練的語言總結表達了近世啟蒙思想運動以來中國學者要求學術獨立與自由的理想,成為正直學者的追求與人格的象徵。早在1905年,王國維即論述了學術獨立的意義,他說:「夫哲學家與美術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學者的天職,他希望「今後之哲學、美術家毋忘其天職而失其獨立之位置則幸矣」。他評論學術界時,主張將學術研究視為目的,而非國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這樣學術才能獨立,而「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自殺方式表現的獨立與自由是偉大而永恆的。 
  作為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一生通曉蒙、藏、滿、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文字,尤精於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後從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學術史上開拓了研究的新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將傳統的治學格局與西方現代文明相結合,開拓出了嶄新的學術路徑,這其中陳寅恪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代表人物。 
  陳寅恪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他之於我們民族和當代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其自由無羈的思想和獨立不倚的人格。陳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獨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偉大的、極富個性的,他對中國歷史所進行的整體性思考,他對中國學術所進行的深刻探究,他對中國文化的與眾不同的審視,都是高標獨立、卓爾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學術研究,他的特立獨行的學術精神,都是當前的中國學術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創造幾千年 
  傳統文化的同時,亦積澱了過於厚重的歷史文化沉痾,而專制思想便是其最為顯著的表徵。封建社會的專制政體及其文化傳統留給人類最大的災難,就是扼殺人的個性思想和獨立不羈的人格,通過政治強權和道德教化培養人的奴性意識,使人喪失自我。而人一旦喪失自我,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識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封建專制體制最終在歷史的漸變與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倫理規範、思想體系和文化特徵,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裡,便成為規範和制約社會及個體思想與行為的準則,進而深刻而久遠地吞噬著國人的靈魂,使國民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識。對於此,陳寅恪有著最為清醒、最為徹底、最為深刻的認識。此時,在王國維的紀念碑銘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覽無餘。 
  可以說,陳寅恪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中國數不清的風浪,但他從不為形勢所左右,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後,「全盤西化」論獨尊一時,而他卻以自己的勇氣堅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面對喧囂一時的政治思潮,陳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雖然他有時迫於時勢,噤不得發,但卻無所畏懼,依然「論學論治,迥異時流」。並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加堅定了自己逆流而動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時候,他能欣慰地對世人宣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1 
  在劉桂生、張步洲編的《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一書的封底上寫著:「在20世紀的學術追問中,學者們以其超邁的胸襟圍這個騷動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學術思想的紀念碑,它赫然鐫刻著:重建文化,再鑄國魂。」陳寅恪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說到底與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實際是一致的。關於文化精神,1927年,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提到:「劫盡變窮,則在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陳寅恪認為,王國維就是一個為中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那麼,這種文化精神的內容到底是指什麼呢?其實在上文的紀念碑銘中,陳寅恪已經明白地說了出來:「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把「碑銘」和「輓聯序」聯繫起來理解,可以看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看來是一種中華文化的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十分之偉大,它可以歷經千年萬載,與天地同久,與日月星爭輝。 
  1913年,陳寅恪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把獨立精神與民族精神聯繫起來。陳寅恪在此文中寫道,求中國學術之獨立「實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針對當時學術不能獨立的現狀,陳寅恪認為「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對於學術不能獨立的狀況,陳寅恪十分悲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寫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這同時說明陳寅恪在教育學生時,十分重視培育他們的民族精神。1938年3月13日,他在和同學談話時強調,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陳寅恪遊學各國,廣泛接觸西方文化。但在中西關係上,他堅持「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932年,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寫道:「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仍然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他鄭重指出,吸收外來文化,「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收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他這種維護民族文化地位的態度,同樣反映出所堅持的民族獨立精神。在其後的《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的這種思想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固有的,也體現在優秀的中華兒女身上。陳寅恪大力倡揚精神獨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維護民族獨立自由,自己也堅持獨立人格、自由思想,表現出高尚的品格風骨。這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一個民族如果只是強調民族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視甚至抹殺民族成員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遠的。大搞人身依附關係,扼殺思想自由於民族百弊而無一利。一旦有了獨立自由的環境,陳寅恪就異常欣喜,他曾用這樣一句詩表達了對這種環境欣喜之情:「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 
  陳寅恪對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真情,是和他的家庭分不開的。他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立三在戊戌變法時,在湖南實行新政,對教育、文化、經濟等發面進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華君進佔北平,陳立三憂憤至極,絕食而亡。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目睹父祖的行為,加之平時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獨立的人格。陳寅恪自1929年為王國維撰寫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別傳》,一生尊崇道義和氣節,並以自己的殘病之身,教書育人,筆耕不輟,都是在愛國、愛中華民族、愛學術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為此,他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獻身學術,尋找重建學術文化的途徑,才是他所能選擇的正確的人生道路,也是唯一的選擇。 
  作為獨具人格魅力的現代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有著強烈的使命意識。1927年,王國維的逝世給陳寅恪以巨大的震動,而他在遺書中的「文化托命」,對陳寅恪的影響之大更是一直貫穿其終生。陳寅恪在王國維的輓聯中也寫道:「十七年家國久銷魂,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傷身。」正是王國維臨終時的「文化托命」和輓聯中的「謬承遺命」使陳寅恪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學術研究,重新喚起國人對學術文化的信心,從而振奮民族精神,拯救中華民族。 
  出於「文化托命」的目的,陳寅恪先生首先把自己的目光轉向中古史的研究,因為在他看來,中古時期在中國歷史長河中起著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既有國家的大分裂,又有民族的大融合,同時外有佛教思想的輸入,內有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移植與交流,並且在以後數百年的分裂與動盪之中迎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他曾經對吳宓說:「寅恪嘗謂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注入於久遠而陳腐之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有歐洲騎士文學之盛況。而唐代文學特富想像,亦由於此云云。」於是從1927年開始,此後的50多年間,他始終洋溢著「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熱情,並以弘揚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為使命,懷著其「終必振復」的信念,致力於學術研究。歷大半個世紀歲月的消磨,陳寅恪百折不撓,矢志不渝,在近、現代的中國學者中無人能出其右。這種難得可貴的使命意識,使他不僅僅作為一個歷史學大師而存在,更作為一種文化的象徵而存在。 
  與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相聯繫的,是陳寅恪的創新精神,這是他取得如此矚目成就的重要原因。可以說,終其一生,陳寅恪除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治學原則外,還有就是在治學中總是有過人的見解,在學術研究中總能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觀點。特別是他善於運用材料、善於從舊材料和常見材料中提煉出新見解的能力,一向為人所稱道。傅斯年先生最佩服的就是這一點。他曾經在《史料論略(史學方法導論)》中對陳先生大加讚賞:「我的朋友陳寅恪,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他與同時代那些留洋歐美的新派學者有所不同,不以「販運」或「轉譯」來取勝,而是力主學有根基,言必有據,不因時代風潮而動,而是冷峻的觀察事實,從新的視角處理原有的材料來不斷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出新的論點、論據。 
  作為一代大師,陳寅恪為海內外學人樹立了一個高峻的標格,使人們覺悟一種嚴肅的學術追求,一種理性的文化心態。陳一生守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的是憑自己的睿智和膽識,實踐一條現代知識分子終將會走通的「續命河汾」之路,意欲建構自成一體的知識分子價值體系。雖然歷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邁的胸襟和戛戛獨造的膽識在現代文化史上鑄造了一個鮮活的靈魂,先生的風骨為後世學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也必將為後世學者所宏揚。   
  四、撰述及逸事(1)   
  1928年後,清華由羅家倫就校長職,高談「紀律化」,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新時代有新氣象,但仍然不免「舊時代」的爭權奪利。清華校長一職,就有三十人爭奪。甚至於還有比「舊時代」更「青出於藍」的表演。陳寅恪於庚午年(1930年)所作《閱報戲作二絕》,可表達對此「新形象」的觀感:弦箭文章苦未休,權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頭記中劉姥姥,水滸傳裡王婆婆;他日為君作佳傳,未知真與誰同科?1陳寅恪很有幽默感。在陳哲三的《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有這樣的回憶:有天我們在座,先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當然是說我們是梁啟超、王國維的學生,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是溥儀的少年同學。大家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羅家倫接任清華,特意去看望陳寅恪,當時陳哲三等同學也在場。羅家倫送給陳寅恪一本書,是他編的《科學與玄學》,記述張君勱、丁文江辯論的一段文壇舊事。陳寅恪翻了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何如?」羅家倫說:「甚好,我即刻去買上好的宣紙來。」陳寅恪說:「不用了,你聽著: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羅家倫一擺手,大笑不止。陳寅恪又說:「我再送你一個匾額:儒將風流。你在北伐軍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你討了個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上下聯中將「家」、「倫」二字嵌入,精妙之極。陳寅恪才思敏捷,詼諧風趣,大率如此。其實他的一時戲作是有深意的。陳寅恪對於當時科學與玄學之爭,中西文化論戰,皆不以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調和中西,中體西用。吳宓曾對此作過如是的評語,陳寅恪自己也如此承認。這幅即興所作的對聯,就是這種思想的表露。 
  國學研究院結束後,陳寅恪轉任為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合聘教授,並為兩系的研究所開專題課。在中文系開授「佛經文學」、「世說新語」、「唐詩校釋」等課程;在歷史系開授「魏晉南北朝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他的教學和研究經常是相互配合的。從他開的課,可知他的研究方向已經從佛教史研究,擴大到整個中國中古的文史研究。同時,陳寅恪在課餘,博覽群籍,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唐代文史與佛經領域,講授的內容也主要是與此有關的專題。就講授的課程而論,陳寅恪革新了當時以及後來高級研究院校的研究領域和開設課程。可以看出他比漢、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學者們,向前進了一大步,為中國的學術文化研究開闢了新紀元。在這一期間,陳寅恪還使用敦煌所出的文書,著文多篇。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陳寅恪通解中外古今的學術文化,因而能有這樣如立於喜馬拉雅高峰俯瞰人類文化進展的長河的精深宏大議論。敦煌學已是今日世界的顯學,陳寅恪是中國敦煌學開創者之一,還是提出「敦煌學」這一名稱的第一人。這一名稱的提出是有重要意義的,他明確了敦煌資料的研究是我們這一時代新的學術潮流,不只是整理考證一些資料而已。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從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以來,我國敦煌學研究有了很大進展,陳寅恪所期望我們「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已逐漸成為現實,這是我們可以告慰於含恨逝去的一代儒宗陳寅恪先生的。 
  民國二十一年(1932),清華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劉文典請陳寅恪命招生試題:作文題《夢遊清華園記》,外加對對子:一年級為「孫行者」、「少小離家老大回」,二三年級的學生有「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等,以此招致紛紛非議。陳寅恪既在《清華暑假週刊》第六期發表答記者問,又撰寫《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詳釋其義。同年,在歷史系開晉至唐文化史課,講晉到唐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環境的關係。講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物質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在講論中,陳寅恪並不輕易講「因果關係」,而是著重條件。並且稱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其材料采自二十二史儒林文苑等傳及諸志,以及《文獻通考》、《玉海》等類書。類書乃供科舉對策搜集材料之用,作史沒有必要全行采入。這類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是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瞭解人民精神生活和社會制度的關係。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乎很有條理,然而甚是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不嫌瑣細。本課程的學習方法,就是要看原書,要從原書的具體史實,經過認真細緻,自由思想,批評態度。從這些記錄,可見陳寅恪的治學態度和教學方法。 
  陳寅恪從37歲(1926)初任教清華,到48歲(1937年七七事變),大約十二年的時間,都住在清華園。這一段時間是他的一生中讀書最勤、研究最力、收穫最多的日子。主要是因為生活較為安定,圖書資料較易獲得,研究條件較佳的原因。自1930年起,陳寅恪雖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且兼第一組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但是不負實際事務的責任,然而在他研究工作中卻得到了更多的方便。陳寅恪此時治學之勤,可以從他的長女流求的追憶中,略知一二: 
  從我記事起,我家就住在清華園南院,後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後),距西校門不遠。這時家中生活緊湊而有規律。父親每天出門總是夾著個布包袱,包著書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親從不滿足自己掌握的治學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交民巷找一位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 
  此外,他又經常乘車從清華園到大高殿軍機處看檔案。許多機密文件都用滿文書寫,陳寅恪一邊檢閱,一邊漢譯,遇到疑難的單字和詞句,就隨手記錄,以便查字典或請人代為解答。 
  在清華的十二年中,陳寅恪大約發表了五十餘篇學術論文和序跋,後來在戰時發表的書與文,其研究工作實際多是在此時就已經完成了的。隨著研究成果的滋長,他的學術聲名也日隆。日本以及歐洲的漢學家都公認他為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民國二十二年(1933),陳寅恪44歲。這一年,有覆錢稻孫書,是為答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詢問有關中亞史的問題。陳哲三在《陳寅恪軼事》文中敘述了藍孟博的話:「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閒談,白鳥說:『藍君你認不認識陳教授?』我答:『是不是援庵?』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寅恪如此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覆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大學的覆信說應請教陳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本,正在隔房,他說可以代為請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覆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可惜不知當日錢將此信原封交給白鳥庫吉,還是使白鳥錄副而自將原信留起,此信已經不知流落何方。如能獲得原手跡,將可作為陳寅恪的一段重要文獻。但從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陳寅恪的國際聲譽。1 
  在清華,陳寅恪更是名教授。除了本校歷史和中文系的學生聽講外,還有校外旁聽生,「慕名而來,滿載而歸」。當時在燕京讀書的週一良回憶道:「我從燕京到清華旁聽(實際是偷聽,因為不需辦任何手續)陳先生的課,感到與以往所聽的中外歷史課大不相同,猶如目前猛放異彩,佩服不已。那時一起去聽課的,有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遜、俞大綱(都已經逝世)。我們這幾個青年都很喜歡京劇,下課以後,常常討論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羅香林也回憶道:「陳師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都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後的就業情形,也非常關心。」 
  從學生們的回憶,可以知道陳寅恪既是認真而受歡迎的教師,也是書齋中的學者。他不喜歡管實際事物,也很少拋頭露面談政治。但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國事。從若干短文和詩篇中,可以窺知他有著滿腔愛國情懷。他的愛國心乃是植根於歷史和文化,並不是愛一黨一派。他既不是慷慨激昂的政客,也不是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風頭人物,因而在囂嚷的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就顯得十分沉寂。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清華改制為大學,又恰逢建校20週年。陳寅恪借此機會對當時的學術現狀,做了語重心長的批評和建議。他最感憂慮的是,中國學術之未能獨立。不僅僅是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領域依賴於外國,即使是本國政治、社會、財政、經濟的情況,也莫不「乞靈於外人之調查統計」。至於本國文史之學,史料雖多,但仍然沒有系統和方法。陳寅恪認為當時大學中,未必有人「能授本國通史,或一代專史,而勝任愉快者」。史學研究更遠不能與東鄰日本相比,不禁有「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之懼。至於本國語文,一味以新文學創作為宗旨,而不求通解及剖析本民族所承受的文化內容。各學科的研究資料,由於缺乏制度、設備與政策,不是流散,就是秘藏。即使是公家博物館和 
  圖書館,也因種種限制,難以提供研究的便利。而此時國家還沒有一正規的印刷廠,難以使國寶珍藏普及流布。 
  顯然,陳寅恪關心中國學術獨立,思慮百年大計,希望全國矚望的清華,能首先擔負起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學術文化獨立之職責。此種關切,決非一時興起所致。早在1929年,在陳寅恪《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一詩中,便已早見端倪: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添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可是,陳寅恪對清華的期望,以及個人的志趣與抱負被日漸惡化的時局所打斷。當時國家內憂外患,大多數人只顧及眼前的困難,無暇考慮百年大計。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群情尤為激昂,陳寅恪曾有詩云:「鍾阜徒聞蔣骨青,也無人對泣新亭;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裡聽。」譏諷當時人沉湎不悟,不記取歷史教訓。陳寅恪受到時局的震動,自不待言。但「空文自古無長策」;正是「欲著辨亡還擱筆,眾生顛倒向誰陳?」書生救亡無力的無奈心情,自不限陳寅恪一人。惟有「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並借吟詠以感傷國事世局。1 
  「九一八事變」後,又有西安事變,時局更加動盪不安。西安事變的結果,雖然停止了內戰,但中日之戰卻迫在眉睫。日本的侵略軍正虎視眈眈,待機而發。到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陳寅恪不得不結束平靜的清華園學者生活,踏上苦難的流亡征途,轉徙於西南天地之間。     
  第四章 在日寇侵華的日子裡   
  一、國恥家恨(1)   
  1937年,陳寅恪的小女兒剛出生一個多月,蘆溝橋事變引爆了抗日戰爭。 
  七七事變後,日本一手表示「不擴大」方針,一手向華北派兵。至20日為止,日本中國駐屯軍所屬部隊已分別集結於密雲、高麗營、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區。日軍的步步緊逼和積極準備擴大戰事,昭顯出他們意欲侵吞中國的野心。7月下旬,日軍三路圍攻北平。在日軍向平、津地區集結期間,中國政府軍事當局派兵向保定、石家莊地區集結。7月28日,日軍在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揮下向北平地區第29軍發動總攻,開始對華北發動全面進攻。日寇的連續入侵,使天津、北平相繼淪陷。 
  時局混亂、人心惶惶,陳寅恪一家也經歷著巨大的變革。陳寅恪的父親散原老人和陳寅恪一家住在北平城內,終日聽著隆隆的炮聲。散原老人素來關心國家民族興亡,這時,他已經85歲高齡。當日軍進入北平後,面對山河破碎,情緒很消沉,臥病在床。無論家人怎樣勸慰,就是不肯進食。終日憂憤不食,導致病情加重,但是在國難當頭的日子,他拒不服藥。散原老人在臨終時還問:「外傳我軍在馬廠得勝,不知確否?」19月15日,散原老人與世長辭,享年85歲。陳寅恪從老人拒食抗日中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日本投降時,他寫詩抒發內心的喜悅與感慨:「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對這段國恥家恨,他刻骨難忘。 
  在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萬千人民流離失所,萬千人民的理想與夢想被擊打得粉碎,萬千種歡樂與悲傷交替,淒風苦雨中經歷著錯綜複雜的世態冷暖。北平淪陷前,清華已準備南遷。淪陷後,國民政府命令清華、北大和南開,到湖南長沙合組一所臨時大學。長沙臨時大學定於當年10月25日開學,11月1日上課。於是,在料理完父親喪事,滿「七七」後,陳寅恪不得不結束平靜的清華園生活,於當年11月3日清早,與夫人唐篔一同攜三個女兒及女僕王媽等倉皇逃離北京,踏上了輾轉南渡的艱難歷程。 
  陳家第一站是由北京乘火車到天津,那時平津親日政權阻撓文化界人士離開,檢查行李非常嚴格,車站都是關口,如果被日軍認為是涉嫌抗日的分子,立即會被扣留。那天陳寅恪一家比較幸運,檢查後通過穿黃軍服的日軍和黑制服的警察之間,得以順利上車離京。車行很快,到達天津後,他們一家住在六國飯店。天津到了,但是要等過了萬國橋才算是出了鬼門關。在出天津東站時,一家人緊緊靠攏,用力擠著前進,總算平安地出來了。直到住進租界,不見日本鬼子和太陽旗,他們一家才稍微感到安全一些。陳寅恪從當時在天津主持 
  清華大學臨時辦事處工作的葉企孫處領到部分薪水作為路費,決定乘商船濟南輪南下,從紫竹林搭大汽車到大沽口外上船,船上同行的還有袁復禮先生、毛准先生等。輪船到達青島的時候已是半夜12點,又準備立即搭夜車離開青島。在青島登岸的時候,逃難的人群扶老攜幼熙熙攘攘,好不容易擠上膠濟鐵路開往濟南的火車,那個時候,為躲避轟炸,火車多在夜間運行。火車到達濟南的時候,車站上逃難的民眾更多,氣氛緊張。因為那個時候濟南哄傳日寇即來,風聲甚緊,商店緊閉,由於大量的人爭著逃難,造成極大的混亂,「火車停開,已無所謂班次,見車就上」。1火車站人山人海,擠著要上一列車,陳家人在巧遇的已上車的劉清揚先生眷屬的幫助下得以從火車窗口爬進,車內擁擠不堪,身體轉動都不容易。車行二十四個小時後才到徐州,當夜十點鐘又轉隴海路火車赴鄭州,再從鄭州轉車到長沙,全程費時約十七天,真可謂是歷盡了艱辛,嘗盡了苦痛。 
  到達長沙後,先投宿到親戚家。不久由於時局變化,戰火逼近長沙,清華大學臨時校址又決定在翌年2月學期結束後,遷往大後方的雲南。於是陳寅恪只好攜帶全家再登程南下。陳流求記道: 
  我家只好繼續登程,離長沙時已經霜凍。經衡陽搭長途汽車,星夜投宿零陵縣,隨後到達廣西桂林市。桂林是母親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過世,我們和叔外祖父母敘談僅幾天,又急著趕路,在細雨濛濛中登上了長途汽車,經樂平到達梧州。晚間登上內河江輪沿西江而下,經虎門直達香港。1 
  陳家離開長沙時已經霜凍,輾轉到達桂林,幸運的是這座城市還算安靜,廣西是唐篔的祖籍,所以這裡也有一些親戚。因為急著趕路,陳寅恪和唐篔僅與叔外祖親戚敘談了幾天,沒有久留。細雨濛濛的一天登上長途汽車,經平樂到達廣西梧州市。當時廣西大學就設在這裡,李運華校長原來是清華教授,招呼陳寅恪一家吃了頓晚飯。飯後,踏著沿江燈火,陳家又登上了內河輪船,沿江夜航而下,經虎門抵達香港時,已經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 
  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赴西南聯合大學上課,但是唐篔原患心臟病,旅途勞頓,體力不能支持,美延這個時候也得病,不能再走。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   
  二、在西南聯大(1)   
  長沙臨時大學於一學年後,又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聯大文法學院初遷蒙自,再遷昆明。陳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課僅數月,因學校又歸並為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隨校轉往昆明。在作別蒙自後他作詩到:「我昔來時落水荒,我今去時秋草長。」 
  在逃難離京到蒙自授課這段輾轉的經歷中,身體的勞累和困頓還在其次,最令陳寅恪心痛神傷的莫過於在路上幾次遭遇的丟書事件,這對他的身心打擊尤其巨大。陳寅恪喜歡在幾種基本的書籍上,將自己平日閱覽時的意見,或者發現其中的新問題,寫在每頁的書頭,這樣陳寅恪的很多書可以說凝聚著他學問研究的諸多心血。接連的丟書事件對他日後的學術研究工作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抗戰剛開始的時候,他曾經將書籍包好托人寄往長沙。由於交通不便和當時戰事不斷,在陳寅恪抵達長沙的時候,這批書籍還沒有到達。但是,清華臨時大學的校址又要遷往雲南,他迫不得已顧不上長期奔波的勞累,將未能一同前往的家人安頓在香港後,獨自一個人南下到蒙自。這樣後來到達長沙的書籍只能慢慢的存放在親戚的家中,戰火逼近長沙的時候,親戚忙著逃難,在一場大火中,親戚家的房子和他的很多書籍付之一炬。 
  禍不單行,陳寅恪由香港獨自一人南下蒙自的過程中,經過越南海防時遭竊,隨身攜帶的兩木箱中極其珍貴的書籍落入賊手,這兩箱書之所以珍貴,並不是珍籍秘本,而是他曾用蠅頭小楷在書眉詳細記錄有相關的資料以及自己一些新得的本子。據說有很多是有關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東方之書籍。這些眉注本,可說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1這些書的損失,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其中對《世說新語》,在書頭上寫的札記和所記別書與它有關的事項最多。他本來想將它寫成為《世說新語箋注》,但這曾經批注的《世說新語》原書多冊,不幸在途中就這樣的失去了,這曾經使陳寅恪發生很大的傷感。這些書籍的價值如此重要,他的損失必然帶來了諸多遺憾,日後很多本來可以完成的書目,沒有實現,於己於人,推而廣之於學術的傳承,這種不可料的損失令人不禁為之扼腕。據說《世說新語箋證》、《高僧傳箋證》等未能成書與這件遺失書籍的事件有直接的關係。1943年底初抵成都的時候,陳寅恪還曾經提到過關於《元史》一書的事情。在二三十年代,他剛從國外回國的時候,專心致志於元史,用力最勤。他讀過好幾遍《元史》,每有一點心得,就批於書眉,蠅頭細楷,密密麻麻,丹鉛殆遍。可惜在盧溝橋事變後,他攜帶南遷,花費了巨大心血批閱過好幾遍的這部書,托運至重慶附近的時候,竟然毀於兵荒馬亂、炮火空炸中。陳寅恪每言及此事,總有無盡的遺憾。 
  逃難以來手稿、書籍遺散得太多,加上旅途的勞累,陳寅恪初到蒙自即染上瘧疾,精神幾近崩潰。當時動盪混亂的時局,獨自一人謀生在戰火連綿的他鄉,心底不免生出無限的感慨和淒涼,嘗有「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流求記道: 
  年後父親必須趕往學校上課;母親則因勞頓心臟病發,體力不能支持,決定先由父親一人取道安南去雲南蒙自。當時蒙自惡性瘧疾猖狂,父親亦未倖免。母親聞知非常焦急。 
  是年 
  七夕,陳寅恪在蒙自一人度過,有詩曰:「銀漢橫窗照客愁,涼宵無睡思悠悠。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客居他鄉,與妻兒分居兩地,逢佳節而難團聚,思親念家之情溢於詩間,讀來感人至深。 
  時值國破家亡,百姓流離失所,前路輾轉艱辛,腳下的路也不知尚有多少風雨。年近五十的陳寅恪,處於一種無奈、落寞、憂心的境地,只有拿起手中的筆托詩言情: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 
  雨裡苦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 
  群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 
  受命於危難之際,為生計更為理想,陳寅恪不遠千里,攜帶家人,歷盡艱險,遠赴西南聯大任教。這裡有必要對特殊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產物——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抗戰爆發,戰火不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辭別京城,長途跋涉,暫時建校址於衡山湘水之間,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當時文學院設於衡山聖經書院。到1938年春間,文學院又遷至雲南蒙自,蒙自為舊日法國租界,頗有些異域情調,城外又有一南湖。因此,聯大學生戲稱「昆明如北京,蒙自如海澱」。是年暑假過後,臨時大學改成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又搬遷至昆明西門外的昆華農業學校。三校原為久負盛名的大學,合組後的西南聯大,更成為西南大後方的最高學府,其規模居於全國之首,師資陣容冠於當時。彈丸之地,卻是群英薈萃。三校的暫時組合,實現精誠團結,共濟時難,弘揚了科學與民主的優良傳統,融入了北大的民主自由的風氣,結合了清華的嚴謹和求實,吸納了南開的活潑與創新,譜寫出了中國教育史中一段華美動聽的插曲,令人久久回味。 
  在共同的災難面前,萬千師生繼續辦學、教學、求學,同時將文化的種子散播到窮鄉僻壤,產生出更多的力量,產生出新的文化。西南聯大始於1938年,終於1946年。昆明位於雲貴高原,四季如春。所謂:「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當時中原學者雲集,雖在戰時,設備簡陋,但士氣甚高。短短八年的時間卻培養出了無數出類拔萃的人才,它的名聲響徹海內外,影響持久深遠,堪稱「人才搖籃、民主堡壘」。從這裡走出的學子們踏進了各個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中國的教育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留下了光輝而又燦爛的一頁。聯合大學不僅與抗戰相始終,更與五四精神一脈而相承。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愈挫而彌堅。兼容並包的學氣,被不斷發揚廣大。西南聯大於斯時斯地成就如此輝煌,幾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跡」。它是近代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縮影與結晶。發榮於風雨如晦、顛沛流離之際,更可見其精神的珍貴。正如著名學者陳岱孫所指出的,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 
  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這種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的,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在民族危難之際,西南聯大的應運產生和發展維繫並保存住了當時脈息微弱的華夏文明,更好更有力地將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交由到一批批優秀的堪當重任的學子中,並在未來的數十年中被不斷地發揚光大。 
  儘管戰火不斷,導致陳寅恪十年的清華園黃金期戛然而止,但在西南聯大這樣充滿民主自由和嚴謹創新的氛圍中,在海納百川,並蓄磅礡的新的環境,雖然陳寅恪身肩國仇家恨,但是在為學術而生存的理想的追逐中,他頂住了重重險阻,認真地履行著一份普通但神聖的教書育人的責任,他的人生軌跡,於時局的黑暗中劃出了一片屬於自己又福澤他人的絢麗的領地。陳寅恪講學,似系考據學派,中外古今,旁徵博引,論據卓越,聽眾如坐春風之中,敬佩其學問之淵博、熟諳各種語文之能力,與鑽研不惜之精神,皆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其作品散見於《清華學報》,及其他著名刊物雜誌中。當時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先生有言曰:「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1 
  陳寅恪在昆明的住處是青雲街靛花巷的青園學舍樓上。當時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室在文林街的昆華北院和北門外臨時修建的簡易校舍,距離陳寅恪先生住處很遠。寅恪上課經常抱著用黑布包袱包著的一大包書,沉重而緩慢地走在昆華路上,之所以每次上課要帶這麼多的書是因為他在上課時要引證很多史料。進入教室後,即打開所攜帶的包袱拿出書來,他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條條一字不略地寫在黑板上,供學生抄錄,總是寫滿整個黑板,然後坐下來,開始講解,聲音不高,又往往閉目授課。如果不集中精神注意他所講的內容,自然感覺不出其中的精彩來。但是,若能夠注意講解,領悟內容,就可以知道,閉目授課是正在凝神運思的方式或模範,對下面聽講的學生也有激發思想的作用。他經常告誡學生,有一份史料就講一分話,沒有史料就不能講,不能空說。給學生指導論文的時候,他總是預先警告,文字務必精簡,若太冗長,必有浮濫,他表示不願意批閱類似的論文。為人師表,他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在講課的時候,總是憑借史料說話,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後,他才會講課,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書習慣。這些原則和授課方法對他的諸多弟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依照向來成例,在聯大陳寅恪每學年都開兩個課程,一是文學課程,一是史學課程,每個課程每次各兩個小時。但課程名目內容,則逐年更易,就史學課程來說,是「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交替。陳寅恪到昆明的第一年,開的是「魏晉南北朝史」,在大西門外昆華農校大樓西北角樓上與公路隔牆相對的一間教室上課。在課堂上,他安排的課程都是專題研究性質的,只講授自己在課程範圍內的研究成績,對於一些自己已經寫成論文發表了的,他一般不會再講。在國難南渡西遷以後,於「魏晉南北朝史」課程的第一課,陳寅恪先講述的是一個關涉東晉南渡的故事,這並不是巧合,而是他面對當時南渡西遷局面下的特意安排,所以不循往例,將自己在1933年發表的論文《支愍度學說考》,對學生講授了一次。南渡第一課講授這一題目,借題表達出自己忠於學術良心,不妄立新義而藉以曲學阿世或譁眾取寵的思想。忠於學術良心的精神,秉持「傖道人寄語支愍度」之義,在為陳垣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撰寫的序文中就有所表示。該序文在論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以後,即引述支愍度南渡後傖道人寄語故事,而有下列一段: 
  (引述傖道人致語支愍度一段略去)憶丁丑之秋,寅恪別先生於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馳蒼梧瘴海,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 
  讀者從故事中的內涵,能夠領悟到一些深意。寅恪畢生研究,著書立說,無非闡發新義,則必然深刻感知到世上諸多違反民族文化傳統的種種新義。他心中的「如來」即華夏民族歷代未悖「常」道的先賢們,至於他對支愍度故事的意興,從初至蒙自「渡江愍度饑難救」和逃離香港抵桂林時後的「江東舊義饑難救」等詩句中,都有所體現,這些也是陳寅恪對於抗戰時期實況的切身感觸。1 
  這一時期儘管生活條件十分困難,工作環境極其惡劣,又加上體弱多病,但是陳寅恪一直堅持教學和研究工作,並做出了不俗的成績。1937年到1938年間完成的論文有:《逍遙游向郭義及支遁義探原》、《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狐臭與胡臭》、《論李懷光之叛》、《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讀洛陽伽藍記書後》。還有《讀通志柳元景沈攸之傳書後》一篇未成。 
  陳寅恪在昆明西南聯大授課之餘,也已經開始起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雖然在逃難的路上遺失了不少寶貴的手稿資料,但是陳寅恪一絲也沒有放棄深入研究的希望,他以手邊倖存的眉注本《通典》為基礎,於1939年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1但是由於日寇橫行,國運危急,書成後的印刷工作又遭遇種種困難,這一切對陳寅恪的著書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打擊。剛開始準備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不幸稿子遺失。後來又交由香港商務印刷,又遭到了日寇殘暴燒燬。後來我們見到的重慶商務出版的版本,並不是陳寅恪最初的定稿,它是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志根據舊稿湊成的。不管怎麼樣,經歷了如此的波折,這部著作得以保護下來以讓後來者共享,給身處苦澀中的陳寅恪帶來了一絲安慰。 
  陳寅恪以中古史為專業,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為豐碩。陳寅恪還認為,民族和文化問題是治中國中古史之最要關鍵。在這方面的論著中發揮了「有教無類」的觀點,他以綜合的方法研究民族融合,既著眼於社會政治,又強調文化的重要作用,為前人所未及。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為若干專題的綜合研究,包括《禮儀》(附都城建築)、《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加上《敘論》和《附論》,一共八章。涵蓋了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學、社會學、考古學、文化史、語言文字學等與中古史相關的諸多領域,顯示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西文化的關係、種族與文化的界定、胡化漢化的實質等問題的高標卓識。《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本不是為西域史立論,然通觀各篇,與西域史研究有關的考索和證述卻比比皆是,無處不在。無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彩闡釋,還是「在文化不在種族」的獨到見地,對西域史研究來說都堪稱經典。全書的主旨正如《敘論》中所言:「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2他精細入微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從禮儀開始,發其源而究其變,備述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各項制度淵源流變,分析東西南北各地域間文化輸轉的保存關係,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宏觀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首先點明隋唐制度的源流有三:第一是北魏北齊,二是梁陳,三是魏周。而魏齊的源流則含有東晉南朝前半期的因子,以及保存於河西涼州一帶的漢文化;梁陳則為南朝文化因子的總結;魏周則系鮮卑野俗加上魏晉遺風的關隴文化。這一「三源流說」是陳寅恪的發現,也是他寫作全書的理論基礎。 
  陳寅恪能夠把敏銳的觀察力與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在政治、社會、民族、宗教、思想、文學等許多方面,發現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繫與問題,從現象深入本質,做出了新鮮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陳寅恪善於從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了經濟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陳寅恪長於貫通和觀察發展變化。如從南北時朝分別找出唐代各種制度的淵源。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史研究與唐史研究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魏晉南北朝歷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時期。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中原地區暫時受到戰亂的影響和衝擊而有所失墜,但是,在與異族文化相遇、相撞的過程中,傳統學術文化依然找到了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與異族文化相融、相合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因此而失去自我,反而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充實深邃並得到發揚光大。作為我國中古極盛之世的隋唐兩朝,其廣博紛繁的文物制度正是有賴於此而形成和建立起來的。陳寅恪先生關於河西文化的論說,揭示了中古時期傳統學術文化綿延一脈而傳承不墜的真諦,具有開拓之功。陳寅恪關於河西文化的論說對於西域史研究的啟發意義在於以他的學術眼光去觀察西域地區的文化面貌,通過透視漢族傳統文化在多元的西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西域對漢族文化的認同程度,有一種山重水復後,於光亮中觸摸到你正在尋找的那一方土地的感覺。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陳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陳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1939年,陳寅恪已是知天命之年,這年暑假本來打算應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之聘,可是由於當時的國內外局勢沒有去成,在同年的秋季重返昆明授課。在告別妻兒時作詩《己卯秋髮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云: 
  暫歸匆別意如何,三月昏昏似夢過。 
  殘剩河山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狐狸埋 催亡國,雞犬飛昇送逝波。 
  人事已窮天更遠,只餘未死一悲歌。1 
  1939年秋天開始的學年,陳寅恪講授「隋唐史」與「佛經翻譯文學」兩門課。「佛經翻譯文學」這一堂課的課堂,在大西門內文林街昆華中學南院懸有「南天一柱」的大殿。聽講的人卻是屈指可數,大概是因為這門課比較深刻難懂的原因。陳寅恪通曉好多已經廢死的東方民族古代文字。開課之初,就說魏晉以後至唐代間各家所譯佛經,若將梵文原本或藏文譯本對核,即易發現其誤解原文因而誤譯之處,好像看學童們的考卷。談到佛經,一般知識分子,除非兼是信徒,大都茫然。唯《維摩詰經》則有其特別的通俗性。由於《維摩詰經》饒有文學興趣,故陳寅恪即首舉該經,從其中舉例說明。蓋佛經為闡發哲理之助,向多藉故事譬解,原具文學意味,該經出自大乘興盛之後,較少拘束,尤便自由發揮之故。2 
  這年九月,陳寅恪在昆明開始校讀《新唐書》,準備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他所校讀的本子為中華排印本,讀過一遍後,在書後自記云:「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讀一過。」北平寄出的書毀於長沙大火,由港赴滇路上書又失竊,其中就丟失了很多以前的研究成果。這無疑增加了現在校讀工作的繁雜和難度。陳寅恪校此書時,已遠不如校《舊唐書》時的悠閒。流離西南,生活極不安定,現在他的眼睛視力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其中的書眉和識語較以前校過的舊書要少一些,但是仍有很多精闢的地方,凸現了他的獨特的見解和分析,從嶄新的角度給人以啟發。 
  儘管生活中有諸多的不如意,不能按照一些既定的計劃平穩的進行,由此流失掉了一些本來可以有更好結果的機會。但是解決的辦法也許只能是順應事態的發展,擱置了一些東西,也開始了新領域的努力,紛亂的時局中也許會等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機會。這一年陳寅恪在授課之餘寫成了《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讀哀江南賦》、《敦煌本心王頭陀及法句經跋尾》、《劉叔雅莊子補正序》幾篇論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文開始於這年冬,在次年四月才最終完稿。1對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淵源的研究、對晉唐詩人創作所作的歷史箋證等等,將陳氏「史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這也是陳寅恪做學問的學術源泉。 
  1940年的春節陳寅恪在昆明度過,大年除夕,昆明雖然「魚龍燈火」,「彷彿承平」,但是當時「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2物價飛漲,錢不值錢,雖然是佳節,他的心裡卻是傷感無限。 
  春節過後,陳寅恪仍然留在昆明西南聯大,為中文系與歷史系合聘教授。講授「隋唐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課」。1940年3月,他到重慶出席中央研究員會議。會議的召開是因為蔡元培在這年的3月5日於香港病逝,中央研究院要開會選舉新院長。當時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成員大都信奉民主和自由主義,不想以政府指派的某些政客為院長。他們中的很多人包括陳寅恪在內,主張學術自由,反對政治干預學術。陳寅恪認為如果找一個搞文科的人繼任,則應該為胡適。他舉出的理由是,胡適對於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內外的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如果找一個理科的人擔任,則應該找李四光,因為李四光在地質學理論方面的造詣,在當時的中國是無人可比的,而翁文灝只是偏重在地質調查方面。但是這兩位得民心的人物,偏偏是政府所不感興趣的。傅斯年說:「寅恪矢言重慶之行,只為投胡適一票」。胡適當時任駐美大使,似乎不可能回來任院長。陳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議成員之一,評議會舉行會議時總要請他出席。但他在會上一言未發,他曾說在任何一次評議會的記錄本上,決不會找得到他的一次發言。正因為如此,在推選新院長的那次評議會上,陳寅恪大概並沒有把他的推選意見提出,因為他知道,一切都已經由幕後活動作出決定,提出來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1即便知道這樣,他們還是要選,以「表示學界之正氣、理想、不屈等義」。當政府下條子指名選顧孟余時,群情「頗為激昂」。因為顧孟余在二三十年代大多從事於政治活動,與學術界的活動已經極為疏淡,所以得不到人們的認同。結果選出的三位候選人是翁文灝、朱家驊和胡適,照規定再由政府圈選一人。但由於顧孟余未列名,政府遲不圈選,一直到10月1日,才派朱家驊為代理院長。將「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讀書不肯為人忙」始終作為自己做人與治學根本的陳寅恪對政府干預指定的顧孟余出任院長一職,心裡是不能接受和憤慨的,對朱、翁都不以為意,他心目中的最佳人員依然是胡適。事後他曾經私下對傅斯年等人說:「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在開會期間,翁文灝和任叔永具名請客的宴會上,「寅恪發言,大發揮其學術自由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 
  這次宴會後,陳寅恪回到妹夫俞大維住宅,作詩《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2 
  吳宓注此詩中談到,陳寅恪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曾住俞大維妹夫家中。已而某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某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故有此詩第六句。蜀道難,故蜀游標出「畏」字。乘興而來,並非無端,實因赴會。蜀中故壘,江流如昔,而英雄已盡,寄慨無窮。而渝州所見,正中此慨,故點化食蛤舊典(「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工部佳句(「花近高樓傷客心」),以表失望之情,則蜀游不僅可畏,更無端矣。尾句「一夢迷離」,竟至白頭,陳寅恪對此憂憤之深,已和盤托出。3 
  1939年夏間,學期結束,陳寅恪到香港省親,也在等待機會可以到英國,以應牛津之聘。   
  三、赴英意願難償(1)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意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並決定由英國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陳寅恪的助手,這是該校建校700年來第一次聘中國學者任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程綏楚用「今聖歎」筆名著文云:「先生在戰時應牛津之特聘,主講東方漢學,全歐漢學家雲集於奧格司佛城,女史學家陳衡哲評之曰:『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司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也。』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辦事處後住宅中,親聞於衡哲女士者。」1 
  牛津大學聘任陳寅恪為中文教授,與設在倫敦的一個名為「大學中國委員會」的機構有直接的關係。早在1935年5月,由於牛津大學原中文教授蘇維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學正式宣佈另覓人選填補中文教授之空缺,並在1936年3月就遴選中文教授事通過有關的大學規章中,列明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除牛津大學有關方面人士外,特別留一席位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指派代表出任。「大學中國委員會」是英國政府為推動英國的中國研究,於1931年從庚子賠款中撥出20萬英鎊成立的,主要由英國漢學家和與中國有關係的人士組成。從1936年牛津大學頒布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看,儘管大學的代表可以從不同學科和學校行政的角度考慮,但最有資格從漢學的角度去考慮人選的,應該是「大學中國委員會」的成員。至1938年,牛津大學就聘請中文教授一事採取更具體行動。先是在1月決定中文教授的空缺應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補,隨後在5月委任了4名遴選委員,並按原議預留了一個席位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指派。 
  在牛津大學中文教授的檔案中,最早出現陳寅恪名字的一份文件,是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教授顏慈(Perceval Yetts)在1938年10月28日致牛津大學註冊處的一封信。這封信使我們確切地知道,牛津大學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經做出聘請陳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決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協會是1933年由時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總幹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個「國際性文化友好組織」。1 
  根據「大學中國委員會」轉來的關於陳寅恪的一些材料和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教授顏慈本人的以及杭立武等的介紹,牛津大學很快就作出了聘請的決定。很顯然,牛津大學決定聘請陳寅恪為中文教授,除了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影響外,在中國方面,當時參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中國學者和官員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陳寅恪因為昆明的高原氣候,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時常鬧病,心裡也眷戀著與家人早日團聚,加上唐篔屢病需要照顧,陳寅恪希望通過攜家赴英講學,這樣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克服生活、經濟困難及種種不便。從推動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陳寅恪想到在外國的環境裡,能對發展國際漢學和推動中國文史研究有所作為。於是他決定離開西南聯大到英國講學。親朋好友對陳寅恪的決定都表示贊同,並為他有這樣的機會垂青表示高興。同在西南聯大任職的好友吳宓得到消息,特地在昆明市內的海棠餐館為陳寅恪餞別,有詩《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云: 
  國觴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 
  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 
  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 
  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2 
  1939年暑假,陳寅恪離開昆明經河內到達香港,準備全家乘坐輪船到英國,開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適逢國際局勢轉變,蘇聯加入英美陣線,以對抗德國,日本因與德意志結為軸心同盟,終以演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一時沒有赴歐洲的輪船。再加上旅費不足等原因,沒能去成英國。牛津大學的檔案顯示,陳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戰爭受阻不能按時上任,曾於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學註冊長,原函未見,但這封信的原文在檔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我原來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歐洲,並且萬事俱備,由於局勢緊張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數天,如今歐戰已經爆發,此時此刻,我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決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學年度赴英之事,我將返回雲南,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牛津大學馬上作出相應的決定,1939年9月,在陳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時,牛津大學的監察委員會已向大學當局提出建議,允許陳寅恪延遲至1940年度第一個學期初就任。此建議隨即為大學當局通過。於是,陳寅恪在香港滯留到九月,秋季開學前又返回昆明上課,陳寅恪的失望與苦惱可以想見,國難、家仇、離恨,令人無限感歎。此時,唐篔的身體狀況依然欠佳,病體未癒,於是還和女兒留在香港,沒有與陳寅恪同返昆明。陳寅恪在1940年再次動身赴港,顯然是根據牛津大學這一決定,準備在1940年度第一學期到牛津上任。 
  1940年的暑假,陳寅恪由昆明回到香港省親,並再次等待時機赴英國,以應牛津漢學教授之聘。就陳寅恪的主觀意願而言,赴英之意願是很堅決的。但是剛到香港就接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郭復初來電,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事須再緩一年。當時歐洲戰爭局勢日烈,地中海已經完全不能通航,赴英願望再次落空。時居混亂,陳寅恪一家只能滯留香港。這時陳寅恪還在積極地為赴英做準備,這份意願仍然是堅決的,似乎理想就在不遠的地方向他招手。陳流求在《回憶我家逃難前後》一文中也回憶陳寅恪在滯留香港期間,「仍在做些赴英的準備,如縫製他素不喜歡穿的西服」。1由於當時時局的關係,不得已擱置行程,並欲盡快回國,滯港亦非所願,寄籍香港大學實屬不得已之舉。 
  1941年底,日軍突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佔香港,學校停課,陳寅恪在家閒居約半年。這個時候,陳寅恪應牛津之聘的計劃完全被打消,一直到1945年秋陳寅恪赴英國醫治眼疾前夕,他對於赴任牛津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修中誠在一份於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他正在向大學提出一個由他和陳寅恪共同商擬的計劃,陳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國,將有助於為英國的漢學研究開拓一個新時代。可惜的是,雖然陳寅恪當年秋天就到達英國治療眼疾,終因未能奏效,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聘任。從牛津檔案的其他部分可見,陳寅恪和牛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修中誠最樂於花時間和精力探討一些各自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牛津大學的漢學發展。1942年至1943年間,修中誠訪問中國,其間專程到桂林和當時任教於廣西大學的陳寅恪相處了一個月,兩人就牛津大學的漢學發展進行了詳細而具體的討論。這批檔案保留下來的一些文件,映照出學者執著於學術追求的獨立人格的光輝。 
  牛津大學檔案中保留了一封當時在倫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武漢大學教授陳源於1945年12月31日寫給牛津大學校長的信件,信中寫道: 
  我的朋友陳寅恪教授委託我轉達以下事宜:陳教授請我感謝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經動過兩次手術,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醫院留多久。事實上,他並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夠完全恢復視力,不過,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復視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較大量地閱讀,還需要至少兩至三年的時間。所以,他決定,一旦他的身體狀況恢復到足以應付舟車勞頓,就會馬上返回中國。故此,他不得不謝絕接受牛津大學中文教席的榮譽。他為把這個決定告知你而深感遺憾,並且希望你相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他覺得,只有盡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對大學,對各有關人士,以及對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1 
  從這些通過第三者轉達的話中,隱隱然可以感覺到陳寅恪先生為無情的命運捉弄而不能遂其志的無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學正式公佈陳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辭職。在中英兩國學術史上令中英很多學人惋惜不已的這段「姻緣」,也至此終結了。   
  四、三所大學裡的記憶(1)   
  受聘香港大學 
  1940年,歐洲戰爭局勢緊張,滇越交通中斷,飛機票價高昂,陳寅恪難以赴英,同時也無法返昆。唐篔身體抱恙不能遠行,陳寅恪幾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經濟拮据,不能自給。時任中英文化協會領導人的杭立武及時與香港大學聯繫,加上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的力薦,陳寅恪得以謀職港大,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這解決了全家在港的生計問題,使全家能暫時在香港居住,同時也利於陳寅恪學術研究的繼續,於是他向西南聯大請假一年,暫時留在香港講授。 
  當時陳家住在九龍城的太子道,離著位於市區的香港大學較遠,陳寅恪到港大上課需要車船倒換,來往上課,極其不易,當時他們一家在港的生活也是很艱難的。陳流求記錄道: 
  值歐洲戰起,地中海不能通航,父親只有暫在香港大學任課,為客座教授。那時我們住在太子道,離九龍城不遠,乘公共汽車到輪渡,渡海後再轉電車到港大,單程需近兩小時,條件是很艱苦的。 
  1941年春天,陳寅恪曾經由港飛往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有詩《辛巳春由港飛渝用前韻》: 
  海鶴飛尋隔歲游,又披煙霧認神州。 
  江干柳色青仍好,夢裡蓬瀛淺水流。 
  草長東南迷故國,雲浮西北接高樓。 
  人間春盡頭堪白,未到春歸已白頭。1 
  這首詩似是在飛機上即興依前韻所作。吳宓按:「此詩乃寅恪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存仁醫院病床口授宓者。三四句末對未工,抄寫恐有誤。又按,寅恪兩次飛渝,皆為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此詩一九四一年作。第六句似指某大國也。〕」2出席會議後,陳寅恪飛回香港,繼續在港大任職。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陳寅恪深為悼念,為其作輓詞,許地山的追悼會在9月21日舉行,陳君葆說「輓聯中以陳寅恪的一對為最親切有味,可謂情文兼至」,輓聯的內容如下: 
  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 
  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 
  陳寅恪曾經對別人提到,他當年研究佛道之學的時候,對於道教他只是取來作為史學研究的補充材料,對於佛教往往只是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間的異同。至於其中的微言大義,都沒有發掘出來。後來,是通過讀了許地山先生所寫的佛道兩教史的論文,文章中對於教義本體有精深的評述,這令陳寅恪深受啟發和為之佩服,同時也有為以前研究方法的慚愧之意。3 
  之後,陳寅恪繼為中文系主任。在港大任教的時候,陳寅恪曾作公開學術演講,曾經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雖然僅僅一首詩,他竟然綿延講了兩個月,每講一點內容,往往旁徵博引,深刻剖析,足可見他的博大精深處。此外,在香港大學還有過一次用英文作學術性的公開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 
  是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又起,社會秩序混亂,交通阻塞。日本人佔領香港,學校停課,先生離開香港大學閒居半年。他一家生活十分艱難,將衣物換食物,生活物資極端缺乏。香港之戰初起,重慶曾經派飛機到港搶救要人,但要人如許崇智、陳濟棠以下都未接出,只接出一大家族,「箱籠纍纍,還有好些條狗。」消息傳到昆明,幾千學生大遊行,口號是打倒孔某。陳寅恪一家自然是擠不上飛機,困居在港。1日寇入港曾經覬覦陳寅恪所居之樓房,勒令他們搬遷,陳寅恪以日語斥之,避免了一次禍端。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對他還算客氣。軍部行文香港佔領軍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出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唐篔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他們甚至用官職利誘,面對這一切陳寅恪寵辱不驚,拒不接受,生活雖然艱難,但寧可以典當衣物來過活。陳隆恪也曾聽聞,「日寇饋米二袋,拒不受」,並寄「正氣狂吞賊」之句以慰勉乃弟。陳氏一家寧可挨餓而堅持氣節,與散原老人為保持民族精神絕食而死,同樣難能可貴。他們的高風亮節,令人欽佩,永留青史。 
  香港淪陷後,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予以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淪陷區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絕,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出任廣西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陳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表示自己的無奈和憤慨。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發表了不少著述。 
  1941年,陳寅恪在香港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後來印行時改名字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原稿序末署「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書稿成時,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陳寅恪攜稿子到桂林,鈔改後交商務印行。鈔改後的手寫稿,本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寫成後寄往上海。這些存下的稿子,是陳寅恪居港時候最完整的墨筆直行手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從民族升降,黨派關係,外族盛衰及外患與內政關係三處落筆,深入剖析了一代政治,建立了以氏族門閥興衰為背景,認識魏晉南北朝史的理論框架。這一理論框架的創新深刻影響了近現代學者,對日後這方面的研究起了引航燈的作用。比如關隴集團問題,大概是近現代史學界爭論最久,捲入知名學者最多的問題之一,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進一步提出唐朝的南朝化,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等名作,都是陳寅恪學術領域的不同程度地延伸。 
  楊遇夫(樹達)先生1942年贈陳先生詩雲,「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1陳寅恪研究領域極為廣泛,並在中國比較語言學研究各個方面都深有造詣。他致力於漢、中古和六朝的歷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節為基礎,但成果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堪稱學術界真正的貢獻。他在西方比較語言學方面受過的訓練是一流的。他曾經學過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尤其精於藏文。他不但能夠同時使用中國和西方歷史學家的方法和文獻,並且善於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利用。由於歷史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要結出最好的碩果,必須具備深厚的知識和批判的態度。在現代中國,歷史研究真正的進展,是透過運用批判性的方法達致的,唯應用範圍一般仍十分狹窄。近來,研究領域已有所擴展,但方法一般仍欠嚴密。歐洲正統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只是在最近的歷史著述中才開始感覺得到。陳寅恪能夠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實的真正意義,利用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論證意義極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國歷史學家,要麼就是對細微的事實感興趣,故他們的成績不免支離破碎;要麼就是對通史有興趣,因此過於理論化和太具想像力。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問題,唐代的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庶族地主與士族地主的關係問題,隋唐制度之淵源等問題的研究,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嚴謹精邃,自成一家。因此,從治學方法論的層面來說,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重要補充。陳寅恪雖然未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研究,但他並不缺少歷史主義的史識和樸素的辯證觀點。他治史視野開闊,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鉤稽史料,抉幽闡微,因小見大,長於在別人不注意處發現問題,找出內在聯繫,揭示出帶有規律性的重大歷史現象,言人之所未言。 
  陳寅恪治史以中古史為先,他曾經不止一次說過:「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則反是,文獻足征,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見,足資考訂,易於著筆,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於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日有新發現,史料過於繁多,幾無所措手足。」由是可以看出,陳寅恪治史以中古史為易於見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與近現代史為不可專攻也。1 
  1941年12月14日,校讀《新唐書》第二卷,書後附自記。次年正月,陳寅恪仍然校讀《新唐書》。這年冬天,在坊肆中購得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十二冊,排印字既小,且多雙行注,字尤小,陳寅恪現在的眼疾已經厲害,做這些研究非常吃力。第十二冊末的跋中提到,他是在無意中於書肆廉價賣到了這本書。不過幾天世界大戰起,在萬國兵戈饑寒疾病之中,研讀此書也有利於消磨時光,於是匆匆讀了一遍。以前家藏的殿本及學校所藏的本子都要遠勝於這個本子。2以前陳寅恪讀這本書的時候是在太平之世,而現在讀的本子時值亂世,反而給人一種親切熟悉的感覺,身逢亂世,能坐下來安靜地讀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也許已經是很大的享受了,而對於那段時間長期輾轉奔波的陳寅恪似乎更是難得和珍貴。 
  動盪歲月的紛亂,阻擋不住為學的熱情,這一年,陳寅恪還著有《讀東城老父傳》、《讀鶯鶯傳》、《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諸文。 
  1942年春,陳寅恪一家仍然困居在香港。有《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詩,末聯:「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由此可深刻的感知到陳寅恪當時困居香港的苦悶心情。這個時候,艱難的生活中卻出現了另外的不盡人意的插曲。據陳流求筆記記錄,這年春節過後不久,陳寅恪舊時的學生來訪,說是奉命請他到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陳寅恪對於日本人,身負國恥家仇,豈肯為侵略國家的敵人服務,他堅決地拒絕了。吳雨僧《答寅恪》詩自注有言:「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3日本人三番兩次的騷擾利誘,這個時候陳寅恪想到的是,香港不是久留的地方,應該想辦法盡快逃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5月5日,有船到廣州灣(即湛江),陳寅恪一家帶了簡單的行李乘坐海輪由香港取道廣州灣準備返回內地。途中,遇到風浪,一葉扁舟,驚險萬狀,但為了歸死故丘,毫不猶豫。好不容易到達湛江,住進了一個嘈雜擁擠的旅社,與內地取得聯繫後,又由旱路經過赤坎、廉江、鬱林、貴縣,在貴縣換船到桂平,換拖輪到柳州,在1942年六月末抵達桂林市。 
  陳寅恪在桂林留一年多,並任教於廣西大學。 
  駐足廣西大學 
  陳寅恪一家成功逃離香港抵達桂林後,他的親朋好友都非常高興。其兄陳隆恪有《聞六弟攜眷自香港脫險至桂林》一詩: 
  蟬雀相乘劫,恢恢食報才。 
  窮愁羈我在,辛苦識君來。 
  正氣吞狂賊,餘生息禍胎。 
  危邦占剝復,未許後人哀。 
  吳宓聽到老友脫險,亦有《答寅恪》詩: 
  喜聞辛苦賊中回,天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從詩句解,德名不與世塵灰。 
  這段逃難經歷陳寅恪深有感慨,有《壬午五月髮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予挈家自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又有《壬午桂林雁山七夕》詩。從吳宓日記中又有《夜讀簡齋自湘入桂詩感賦》詩: 
  我行都在簡齋詩,今古相望轉自疑。 
  只謂潭州燒小刃,豈知楊獠舞多姿。 
  還家夢破懨懨病,去國魂銷故故遲。 
  誰挽建炎新世局,昏燈掩卷不勝悲。1 
  陳寅恪原計劃到四川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英庚款會和廣西大學既然相約講學,就決定在桂林暫時休息,乃致書傅斯年辭去中研院專任研究職務,接受廣西大學的聘任。任教廣西大學的時候,陳家搬進背傍石山的廣西大學宿舍中。據陳流求記錄,當時敵機常來轟炸驚擾,經常逃警報。陳寅恪曾經冒著被轟炸的危險到粵邊坪石當時的中山大學臨時校址短期講課,有「清談與清談誤國」和「五胡問題及其他」兩次學術講演。陳寅恪到中山大學講演是有一定原因的。老教育家金曾澄教授於1942年5月被當時的行政院任命為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他上任後,注意物色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來校任教。陳寅恪當時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金曾澄代校長只好用特殊的方式處理,用特約教授的名義聘他來校為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講學。於是便有了這兩次著名的在中山大學的講演,講學的簡況,當時的《國立中山大學日報》作了扼要的報道。 
  有了這段自港逃出的經歷,陳寅恪雖然慶幸生還,但是「國門生人有新愁」。1943年春夏間仍然任教於廣西大學,居住在桂林雁山別墅。陳寅恪有《癸未春日感賦》詩,給李莊史語所第一組諸友: 
  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 
  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 
  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這首春日感賦,內含深意。首聯是說時局好轉,美國參戰。次聯藉漢時楚元王故事,喻士人不為世人所重視。穆生初受元王敬禮,因不嗜酒,王乃以醴,後王忘設醴,穆乃謝病去,且說:「醴之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第三聯諷刺當局之虛矯,曾有請顧頡剛寫九鼎銘詞為元首祝壽一事,而不知道當時社會傷貧已甚,國家元氣殆盡。末聯之典出自《南史》:周顒、何胤崇佛法,但是周有妻子累,何有肉累,之所以不能擺脫世俗諸累,因為有身。老氏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戰事艱苦,物價飛漲,傷貧日甚,士人的生活窮困,此詩已經略見端倪。另一在桂林所作挽張蔭麟二首之二,表達得更加清楚,隱約間我們還能感覺到那份深深的哀憤: 
  大賈便便腹滿腴,可憐腰細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 
  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區。 
  聞君絕筆猶關此,懷古傷今並一吁。 
  陳寅恪任教廣西大學一年多,他平日教人,言必信,行必果。獎掖後學,不遺餘力。不但對古人不輕加訾議,即對當代人物亦不輕加品評。先生為人謙遜,虛懷若谷,而於學術問題上,是非分明,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尊重歷史事實,追求客觀真理。著文立論,無一字無來歷。每能因小見大,多發前人所未發之覆。博大精深,自闢蹊徑。不特能闡事理之當然,且能解其所以然。1 
  陳寅恪重點的治學方面落在歷史領域,對於歷史的研究,他提到,其中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凡是前人對歷史發展所流傳下來的記載或者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是比較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的,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然全部查過了,但是可能還有地下未發現或者即將發現的資料仍然可以證明其並非「無」。陳寅恪的話份量是很重的,對日後扎根在史學研究的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黑色歲月裡,穩定的時候是很稀罕的,平靜的日子是一點不敢奢望的。是年八月的一天,他們一家又不得不從桂林啟程北行,原因是1943年的夏天戰火逼近湖南,長沙等地的形勢日益緊張。在這種形勢下,無奈的陳寅恪攜全家再次登上艱難漫長的逃難旅程。先是搭乘貨車由桂林出發,經過宜山、金城江進入貴州境內,過獨山到都勻後,唐篔染上痢疾,勉強走到貴陽市後,病情加重,中途暫時停下休養,找到中西藥品,慢慢調理,但是療效很慢,大約經過一個多月,她的病情才慢慢好轉。於是,又勉強地登上川黔公路,這一路,波折坎坷,陳寅恪又著急上火,路上也患病,1943年冬天的11、12月間才到達重慶暫時在觀音巖俞大維家休養。 
  這個時候蔣天樞與藍孟博同在夏壩 
  復旦,聽到老師陳陳寅恪到達重慶,住在觀音巖俞宅,兩位約同往謁。藍氏往購奶粉,僅得三罐。陳寅恪和夫人都還在病中,雖然稍微痊癒,但是僅僅能在床上倚靠著被子坐起來。當時,陳寅恪說道:「我就是缺乏這個,才會病成這樣。」戰時學者之清苦,令人心寒。1 
  這一路走來真可謂身心俱疲,備嘗艱辛。陳寅恪病情稍為好轉之後,啟程去了成都,抵達成都時,已在1943年的12月底,後任教於燕京大學。 
  這是一段辛苦波折的歷程,頂著巨大壓力的陳寅恪在1942年到1943年年間,依然寫出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陳述遼史補注序》、《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等文,這種治學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佩服和感動的。 
  執教燕京大學 
  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在學校的周會上說:「我校遷徙西南,設備簡陋,不意請得海內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前來執教。陳先生業已到校,即可開課。這是學校之福。」不久,教務處公佈了陳寅恪所開課目,當時陳寅恪兼任歷史和中文兩系,所開課為《魏晉南北朝史》及《元白詩》。下半年陳寅恪又開《唐史》及《元白劉詩》。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借一女子中學的舊址上課,地小房少,聽陳寅恪講課者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狹隘。所以,第二年開設《唐史》及《元白劉詩》時候,改到城外華西大學廣益學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謂華西五大學學生,均可共同聽課,陳寅恪亦遷至廣益學舍居住。 
  陳寅恪先生在燕京大學教書,一直到抗戰勝利。在抗戰勝利的前二三年間,通貨膨脹厲害,物價飛漲,生活極為艱苦。執教燕京大學的時候,陳家與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樓下,陳家住樓上。那時物質條件很差,燈光昏暗,物價飛漲,間或還要躲警報,生活如此艱難,陳寅恪用唯一還有視力的左眼,仍然不斷地從事著學術研究和著述。 
  1944年,陳寅恪仍然執教燕京大學,因為燕京大學上課地點改在華西大學文學院,所以又要搬家到華西壩廣益宿舍居住。在華西壩期間,陳寅恪除了上課外,基本上完成《元白詩箋證稿》一書。此書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不是在說詩。陳寅恪憑藉其精深的舊學根底和深厚的史學素養,把史學和文學打成一片,以詩證史,以史證詩,融會貫通,在史學和文學研究中開創了一條新道路,他的《元白詩箋證稿》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前面陳寅恪所作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二書,一論唐代制度,一論唐代政治,此書則言唐代社會風俗。 
  陳寅恪剛到燕京大學不久,先開設「魏晉南北朝史」和「元、白詩」兩門課,講課的地點就在城內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到1944年秋季,又繼續開「唐史」和「晉至唐史」專題研究兩門課。這時,陳寅恪已經搬到城外華西壩華西大學的廣益宿舍,住房條件有了改善,課堂也隨之移往華西大學文學院。當時陳寅恪的右眼已盲,走路略感吃力。穿長袍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著書本、講義,另手拿著一瓶冷開水,步入教室,入座即開課,了無閒言。陳寅恪一面講,一面板書,不時喝水。由於他講課內容精闢,極富啟發性,當時慕名前來聽講者,不乏百數人,講堂座無虛席,待立門窗兩旁,幾無容足之地。聽講的不僅是學生,華西壩其他大學也有不少教師來聽課,當時學術界不少人私下裡尊稱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他在講述曹魏之所以興起與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淵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興,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徵引簡要,論證確鑿。陳寅恪的課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創獲和新意,多發前人未發之覆。陳寅恪講詩亦如講史,即以詩證史,而非純詩之講解。不先讀元白(後加劉禹錫)之詩,是聽不懂陳寅恪所講的。追憶他所講的內容,既專且深,自然有諸多聽不懂的地方,兩課能堅持聽講到底者,不過二十人,其中大多數今已成為在文史研究方面學有專長的專家。1 
  陳寅恪當時將元白詩並講是有自己的深意的。當時比較研究之法已有所濫觴,陳寅恪對此有獨具的看法,以語言為例,他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即指出各種語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中進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研究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所以陳寅恪對馬建忠之仿印歐語系而建立中國文法之作不以為然,斥之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語言如此,文學更然。陳寅恪說:「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課程言,亦只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無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空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這種議論,在今天看來,應該已經成為定律,但是退回五六十年前,則不能不說是一種卓見。即使在今天,胡亂比較之妄人也還有之。元稹、白居易處在同一個時代,同為元和體的創始人,兩人多有同一題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響,先生並講元白詩,恰當至極。 
  多事之秋,在輾轉逃難的路上,陳寅恪在不同的大學裡留下了堅實的腳印,每到一處講學,他都努力做好自己「教書匠」的本職,給曾經上過他課的學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陳寅恪一直認為講課必須有新意,使學生每聽一堂課都有聽一堂課的收穫,這樣自己的課才沒有白講,學生增長了知識,才是為人師最大的成績。如果所要講課的內容已經寫成文章發表,或者著書出版了,人人都可以買到看到,這樣陳寅恪就不會再花時間開這門課了。他反對照本宣科的讀講義,認為這是在浪費聽講者的時間,他一再主張講課必須講出自己的創意和見解,給人以啟發。例如,陳寅恪發表了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文章:《桃花源記旁證》、《東晉南北朝之吳語》、《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等等,這樣他就不再開魏晉南北朝的課了;又如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後,就不再開隋唐史一課了;當油印出版了《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也就不再開元詩一課了。此特點為陳寅恪先生畢生教書育人的一大特立獨行之處,為很多學者大儒所不及。為人儀表,師風澤傳,影響了一代代人,遍天下的桃李,也是陳寅恪先生一生最大的收穫和喜悅。 
  因為生活艱苦,營養很差,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1944年冬天,陳寅恪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事過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個早上,陳寅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東西了,隨後住進成都燕大校址對面的存仁 
  醫院,進行治療,住在三樓73室。陳寅恪平日食量極少,主食但吃麵包一二片,副食亦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減,靠打針和服維生素B來補充營養。須知當時打一針的費用昂貴,維生素B價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購得。唐篔為買一藥,四處奔波,實在是煞費苦心,盡力支撐。雖然偶爾親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應付一時,而長年累月,膳食藥費,開支日益緊張,艱辛備嘗。陳寅恪住院期間,雖然輟講,但是他還是熱情地歡迎大家與他一起討論學術問題。他帶的研究生經常就病榻前請益。此外,國內外學者途經成都時候,亦必躬謁面教,質疑問難者頗不乏人。對來訪者提出之問題,不論用英、德、法語還是漢語,陳寅恪多先閉目沉思,然後作答,縱使答話只有隻言片語,也是深入辟裡,給人啟發,令人信服。1 
  是年12月18日,存仁醫院大夫對陳寅恪進行手術治療,手術前後,燕京大學老師同學們非常關心,很多同學輪流照顧,但身體、生活條件太差,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手術後仍舊沒有恢復視力。反而為他日後赴英治療留下了隱患,因為這次手術導致視網膜皺在一起,到英國醫治,也沒有辦法弄平。人言時勢造英雄,但那樣的時勢卻在一步步地扼殺賢才,時代的蒼涼帶來多少無奈的傷悲。 
  1945年的除夕,陳寅恪從存仁醫院回家,外面的爆竹聲聲更加襯托出了陳寅恪內心的傷痛與對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憂心。作為一名學者,從事學問研究,不能用眼睛讀書,前路何去何從,心中的苦悶只有在詩中去尋求一種發洩和寄托: 
  天其廢我是耶非,歎息萇弘強欲違。 
  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托任寒饑。 
  西浮瀛海言空許,北望幽燕骨待歸。 
  彈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以書為生的學者,雙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難續,牛津講學的意願化為烏有,身邊的妻子女兒如何照顧,老父的遺骨待葬,恨愁交加,對人生多舛的無限感歎溢於詩表。一年之計在於春,可是這年的春天,陳寅恪的眼睛變壞,春天的大好時光還沒有來得及好好欣賞,一年的所有計劃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擊得凌亂不堪。以往美麗的東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來細細地審視了,化作了回憶,只能努力用心來尋找那份原來屬於自己的美麗。沒有春天可見,獨自對著繁枝茂葉愴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這個時候,陳寅恪內心的悲涼和無奈無以言表。 
  1945年5月17日,是陳寅恪56歲生日,悲恨交集,內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絕察知: 
  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通。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 
  鬼鄉人世兩傷情,萬古書蟲有歎聲。 
  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 
  女癡妻病自堪憐,況更流離歷歲年。 
  願得時清目復朗,扶攜同泛峽江船。 
  陳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時候,仍然不忘記國事。1943年冬,剛到達成都的時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難以見到,勝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時到來,難以讓百姓過上平靜祥和的生活。那時的日寇在中國的侵略氣焰仍然囂張,兵塵漫漫,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1945年,盟軍攻陷德國柏林,勝利的曙光姍姍來遲,倭寇已經窮蹙,迎來了「破碎山河迎勝利」之感。中國的抗日勝利,更是喜不自勝,國恥家恨經歷了艱難曲折,傷痛纍纍的八年後終於有了個完滿的句號。陳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這首詩雖然讀來簡單平易,卻是寄意深遠,飽含勝利到來時複雜的喜悲交織的深情。其中,陳寅恪所引杜甫、陸游的典故妥帖確切。內心複雜的感情以一種婉轉的方式表達了出來。歷經磨難終於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歷史性的再次感知「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情境。歡慶勝利的時候,不覺想起這近十年來的輾轉艱辛,情何以堪,於是喜極而泣,這種複雜的感情,又摻雜進了對國家的前途,對自己的命運的憂慮,心情不禁轉喜成悲。 
  雖然眼睛病情不斷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陳寅恪仍然沒有放下他鍾愛的學術研究。1945年陳寅恪動手術無效後,出院回家。此後不久,石泉開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陳寅恪家中,首先是念報。陳寅恪聽得很認真,往往還插幾句精闢的評論。讀報之後,經常要問:外面有何消息?特別注意當時的學生民主運動。讀報之餘,石泉還經常為陳寅恪做一些查閱材料、校對文稿、代擬代寫信件等工作。所有這些都要全文讀一遍給陳寅恪聽,陳寅恪的記憶力特別好,聽一遍後,事隔多日還能記得,往往聯繫前後諸事,提出見解和要求。照辦之後,再讀給陳寅恪聽,直到滿意為止。1 
  斯時斯地的苦與難,反而更加激發起了投入學術的熱忱,憑借頑強的毅力,陳寅恪這段時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績。1944年到1945年陳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長恨歌箋證》、《元微之悼亡詩箋證稿》、《白樂天之先祖及後世》、《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論元白詩之分類》、《元和體詩》、《白樂天與劉夢得之詩》、《白香山琵琶行箋證》、《元微之古體樂府箋證》、《讀吳起昌撰梁啟超傳書後》等文。 
  陳寅恪做學問並不主張「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方式。陳寅恪曾經談到當時的學生運動,他說:「我班上的好學生大都是共產黨。我怎麼知道的呢?抗戰前那一兩年,上我的課的學生中有些人學得很好。後來有一天我去上課,他們忽然都不見了,我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是因為 
  國民黨要抓他們,都躲起來了。我由此感到共產黨將要成功,因為好學生都到那裡去了。」在二次大戰後期,盟軍方面曾經醞釀著要定日本天皇為戰犯。陳寅恪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說:「這事絕對做不得。日本軍人效忠天皇,視之為神。如果我們處置天皇,日本軍人將拚死抗爭,盟軍則要付出大得多的代價才能最後勝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議和,日本軍人雖然反對,也不敢違抗,就會跑到皇宮門前切腹自殺。這樣,盟軍付出的代價就會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會較容易。因此,希望盟軍不要做那樣的蠢事。」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陳寅恪的意料。1陳寅恪一貫注意觀察世界潮流,關心祖國的前途,有強烈的正義感,看問題客觀、敏銳,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眼光。正是這種正義感和歷史責任感督促著陳寅恪在教書和治學的路上拋開艱難險阻,一步步堅實的走了過來。 
  關於治學與政治的關係,陳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裡有做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做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學問。因為做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據王鍾翰先生記載陳寅恪先生一事,當時蔣介石喜歡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聽說陳寅恪為當代海內外隋唐史名家,曾托人以重金請先生寫一部唐太宗傳。陳寅恪當時患病,生活十分艱辛,得到這筆錢無疑會解決燃眉之急,但對奉命寫書的事情,陳寅恪毅然拒絕。此事十分清楚地說明,陳寅恪先生是言傳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範。2 
  陳寅恪治學態度十分謹嚴,既有開拓性的學術眼光與氣魄,又有深邃敏銳的洞察力,他善於從極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東西來,發現一些新問題。陳寅恪的考證極精,但又絕非煩瑣考證,所考問題,都是小中見大,牽涉到重大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陳寅恪常說,他最欣賞法國學者寫文章的風格,證據夠用了,就不多舉了,不多囉嗦。英國人的文章也不錯。他最厭煩繁複冗長、堆砌材料的文章。陳寅恪掌握的史料雖然極豐富,但為文絕不廣徵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簡潔。他的治學態度、眼光與方法,從多方面啟迪、教育了後來人。   
  五、黑色歲月,真情永駐(1)   
  目疾加重 
  陳寅恪在中年雙目相繼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對於終身以讀書、教學、研究學問為己任的陳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難以體會的。他的孩子那時雖然年齡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內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個時候全家都籠罩在憂鬱的氣氛之中。關於陳寅恪失明的記載,她們在回憶短文中分別有載。 
  陳寅恪自幼秉性好靜,嗜閱讀,常深思,不喜戶外遊戲。因為出生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入家塾啟蒙後即嗜好讀書。毫無疑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好讀書這一點成就了後來的陳寅恪。 
  先賢老子早就給人們講過了福禍相倚伏的道理,《易經》也早就給我們提供過否極泰來的成語,愛讀書這一點對於陳寅恪來說其實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這在第一章我們已經約略提到。 
  陳寅恪讀書極勤,早年讀書用眼過度,長期伏案寫作,加之歲月艱辛身體勞損,致使目力嚴重受損;由於好學和勤奮,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的近視。在國外的多年求學生涯中,他嗜讀不倦,不圖虛名,不拿學位看重知識,不為學歷而讀書,為知識而讀書。用功頗勤,經常廢寢忘食地扎於書堆之中,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其樂無窮,並且掌握了閱讀十多種語言的能力,通曉十多種文字。年輕的陳寅恪將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於迷人的知識殿堂裡,加上國外求學,花費高,資金來源不充足,雖然一同在國外求學的朋友會互相幫助,但是異國他鄉,求學的路程都是極其艱辛的。處在13歲時候,正值少年生長發育旺盛,也是眼球長軸發育趨向穩定之際,陳寅恪在這個年齡即東渡日本求學,他曾經談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學所帶便當只有點鹹蘿蔔佐餐,偶爾有塊既生又腥的魚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陳寅恪在異鄉仍苦讀不輟,以致營養不良,引發「腳氣病」,不得已返國。後來再度出國留學的時候,為了節省時間可以多學點東西,他經常帶著點麵包作午飯,這樣在圖書館裡一呆就是一整天,學到的東西是越來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體營養長期跟不上,身體也在變得虛弱起來。他逃難離開北京的時候,右眼視網膜已經出現剝離的現象,若能夠及時到達英國,眼疾當可以醫治得到痊癒,不會導致失明。但是戰亂生活困頓,沒有及時趕到英國治療,導致目疾進一步加重。1 
  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近視,由是鼻樑上總離不開眼鏡,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清華園裡,無論是夾著布包袱上課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離不開它。陳寅恪的眼睛近視緣由是否有遺傳因素,很難考察出來。因為散原老人80高齡後仍能閱讀,陳寅恪的母親也沒有視力不佳之聞。最重要的原因應和環境因素、陳寅恪孩童時就開始長期近距離用眼,加上光照嚴重不足等有密切關係。 
  回到國內,陳寅恪任職清華國學院,這對於陳寅恪而言是一個研究學問的黃金時期,在「教書匠」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不遺餘力地教導著求知若渴的學子們。在授課之餘,利用點滴時間,夜以繼日地從事著自己鍾愛的學術研究事業,在這穩定安靜的十年裡,也是陳寅恪著述最豐盛的十年,這麼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陳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燈下、鉛字中遨遊數年的碩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長期的超負荷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無影無形中加重了陳寅恪本已高度近視的眼睛的疲勞,直至演變成讓人遺憾和辛酸的難以治癒的病痛。 
  時局多難,萬事無常,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的曠世災難拉開序幕。那個時候陳寅恪剛滿47歲。不久日軍攻佔了北平,陳寅恪父親散原老人懷著對祖國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國運,憂慮國難,生病後毅然拒絕服藥,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終於9月14日在憤懣中帶著無盡的遺憾與當時那個紛亂動盪的社會長辭,享年85歲,此為陳家最重大的變故。經歷了父親臨終前後的這段日子,對陳寅恪的影響和打擊是巨大的,為父親拒食抗日不幸辭世的傷痛和震撼、為時局如此不堪的憂慮和苦悶、為日寇入侵帶來苦難的憎恨和憤怒,如此種種,錯綜交織,如針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傷的寅恪的心。經歷了如此大的家庭、國家的變故,還有身邊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顧,身上的責任感一時間也變得沉重起來,在這些苦痛與壓力的雙重打擊中,陳寅恪的身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遠比學術研究的困難和坎坷嚴重和殘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過度勞累,這個時候陳寅恪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漸漸的右眼失去了視力。 
  那時陳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喪來不及趕回,陳寅恪是當時家中唯一的兒子,先行主持喪事。國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極勞累,親友來弔唁時家屬均一一還禮,叩首或鞠躬,頻繁彎腰、低頭,以後方知,此類姿勢對高度近視者極不相宜,可能誘發視網膜脫離。可能正是這諸多因素促使陳寅恪在父親治喪期間右眼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決定是否施行手術,對陳寅恪夫婦是一次嚴峻的選擇。陳寅恪一度住進同仁醫院眼科病房,他不僅向醫生詢問有關病情,手術前後事宜及成功或失敗的預測等,還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詢。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當時身負國恥家仇的陳寅恪想到絕不能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 
  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經受住打擊,以在淪陷區教書、任職為恥,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悄然離開京城。雖然當時他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仍攜全家輾轉南渡逃難。當年,陳美延剛出生,陳流求八歲。陳寅恪夫婦經過反覆商量,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很慎重和認真的,同時也是極艱難的,因為當時的陳寅恪對於身體健康而言是極需要這樣一個及時的手術的。但是最後,他們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陳寅恪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散原老人的身後事,在父親逝世後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陳寅恪考慮當時局勢隱瞞了教授身份,於1937年11月3日,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歷經逃難的各種艱辛,才到達湖南長沙,不久因戰局關係,學校遷往雲南。他們不顧路途的勞累,再度南下。到達香港的時候,唐篔身體抱病不能跟進南下,暫時留在香港。陳寅恪只好獨自到西南聯大任教。在此期間他時常患病,視力模糊,閱讀、書寫吃力。戰火紛飛的時局,北京寄往長沙的書籍,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長途跋涉中,隨身攜帶的珍藏的書籍又時有丟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復存在,這直接導致了日後很多著述難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諸東流。陳寅恪可謂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漸加劇。蔣天樞先生在記述的按語中寫道:「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於失明。」蔣先生歎曰:「天歟,際遇之不幸歟?」凡此種種的不幸,陳寅恪的情緒極度低落。據當年同在昆明的俞啟忠表兄相告,逢空襲警報來臨,他常陪同陳寅恪去躲避轟炸,以防陳寅恪因視力缺陷發生意外,可見當時陳寅恪的視力下降得厲害。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月,輾轉逃難、敵機轟炸、貧病交加,幾近失明的陳先生授課不掇,著述不掇。備課從不懈怠,所授課業讓許多後輩受益多年。經虎門抵達香港時,已經是1937年末。1初到香港,陳家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赴西南聯合大學上課,但是唐篔原患心臟病,旅途勞頓,體力不能支持,陳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路上書籍的丟失,無疑增加了現在校讀工作的繁雜和難度。陳寅恪校《新唐書》時,已遠不如校《舊唐書》時的悠閒。流離西南,生活極不安定,現在他的眼睛視力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傳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詩箋證稿》的大部分文字是這一時間完成的。 
  戰爭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導致萬千人民流離失所,陳寅恪這個時期,接應牛津之聘的願望也一再因為戰爭因素受阻隔,最終抱憾放棄。逃離淪陷區香港後,曾經逃難到桂林,暫時任教廣西大學。之後由於時局緊張,又開始了漫長的輾轉歷程,陳家幾經逃難,陳寅恪的體質愈加衰弱,唐篔及幼女時有病痛,終於在1943年底到達四川成都,執教於燕京大學。先住入學校租賃的民房內,此時正值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燈光昏暗,且常停電,陳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在極端簡陋的條件下照舊備課並從事學術研究,完成多篇論著。寅恪的視力在那個時候已經日漸減退,那時他的手寫字跡已較前明顯增大,記得一次期末評卷後,陳寅恪因視力不濟,已無法按校方要求將考分登錄在細小的表格內,無奈之下只有叫陳流求協助完成這項費眼力的工作。 
  陳寅恪在燕京大學教書,一直到抗戰勝利,在抗戰勝利的前兩三年間,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生活極為困難。執教燕京大學的時候,陳家與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樓下,陳家住樓上。所謂「宿舍」,不過是用籬笆隔成的極狹的小屋,陳寅恪一家5口擠住3間小屋,頗為簡陋。那時物質條件很差,燈光昏暗,物價飛漲,間或還要躲警報,生活如此艱難,陳寅恪用唯一還有視力的左眼,仍然不斷地從事著學術研究和著述。1944年秋,陳家遷入成都華西壩廣益路宿舍。相比抗戰以來的顛沛流離,陳寅恪在華西壩的生活,雖說仍不免清貧之困,卻總體上說是平穩安寧,也是做學問難得的平靜時光。除上課講學,偶爾應酬交往,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捨中讀書著述。儘管眼疾病痛困擾,陳寅恪在成都,共寫就12篇論文,其中有9篇後來收入晚期名著《元白詩箋證稿》中。當時的華西壩,真算得上大師雲集,盛況空前,顧頡剛、錢穆,蕭公權,李方桂,許壽裳,呂叔湘……每個人都是其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然而,陳寅恪卻如眾星捧月,成為其間翹楚。1944年5月6日,華西壩上的華西、燕京、齊魯、金陵4所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5校中文系舉行聯誼大會,眾學者公推陳寅恪為大會主席。陳寅恪眾望所歸地登台講話,除闡明此會意義外,著重對5校中文系今後應著力方向做了詳細闡述。遺憾的是陳寅恪這篇精彩深刻可列為珍貴文獻的講話,因其時未有詳細紀錄而流失。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因名氣太大,學問精深,其授課時,台下聽課者除學生外,竟時有林山腴先生,著名學者程千帆、沈祖棻(被朱自清譽為「現代李清照」)夫婦,以及諸多慕名而來的文化藝術人士。可見當時陳寅恪聲名及影響之大。 
  然而,好景不長,也可謂樂極生悲,隨著眼疾惡化,「天才學者」陳寅恪最終在成都華西壩失明。這個意義上說,抗戰後期的成都,以及風光秀麗,人才薈萃的華西壩,就成了留在一代宗師陳寅恪眼中「最後的清晰世界」。也由此,成都及其華西壩,在陳寅恪腦際中,印象深刻難忘。以至1964年2月,已目盲近20年,偏居嶺南「康樂園」的陳寅恪,憶起成都,還吟詩一首,曰:「昔年人日錦官城,曾訪梅花冒雨行。嶺南今朝頭早白,疏枝冷蕊更關情。」表達了對當年成都歲月深深的懷念。 
  1944年11月中旬陳寅恪的左眼已經惡化,但未休息仍繼續授課,石泉(劉適)、李涵(繆希相)先生在《追憶先師寅恪先生》文中提到,陳寅恪在課堂上對大家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後,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1944年11月23日陳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濟、傅斯年二先生,談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後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瞭),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吳宓日記》1944年12月10日記有與父親同在燕京校樓晤面事,過兩天後12月12日記:宓訪寅恪於廣益學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早晨,陳寅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陳流求去通知學生:他當天不能上課。並即刻到存仁醫院診視。12月14日,因左眼視網膜脫離,住入該院治療。入院後由陳耀真教授主持,於12月18日進行手術。唐篔給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說:寅恪經手術後,今日為第九天,內部網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須平睡,不許稍動,極苦,而胃口大傷…… 
  唐篔晝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舊病復發。此刻燕京大學的師友、學生非常關心,輪流在床邊守護如同家人,此情此誼,感人至深。陳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後由家裡送湯水到醫院,但陳寅恪進食很少,體質更加下降,對傷口癒合殊為不利。術後一月,醫生告知第一次手術未成功,準備再施二次手術。陳寅恪夫婦甚為躊躇,唐篔曾向親友徵詢意見,最後陳寅恪自己定奪暫不再進行手術。因感到第一次開刀不但未粘上,並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開刀,醫言又無把握,他們決定先靜養一月看看有沒有進步,如果將來忽然又變壞,然後再開刀進行手術。基於病變性質,當年的醫療技術設備條件及身體基礎狀況等原因,陳寅恪在舊歷除夕前出院,以後陳家與陳耀真、毛文書教授家仍互有往來。 
  陳寅恪雖然歸來與家人共度舊歷乙酉元旦,而面對如此打擊,家人情緒極為低沉,陳寅恪心境也著實悲涼。不久劉適兼任助教,每日來家協助陳寅恪工作。1945陳寅恪於是年生日作詩云:「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約,去倫敦療治眼疾。陳寅恪抱著最後希望,祈盼恢復一定視力,決定遠涉重洋。這時他雙目不明,身體虛弱,唐篔又不能同行,困難可以想見。幸有西南聯合大學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結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吳宓陪同,因病改請劉適護送,9月14日陳寅恪離家遠行。寅恪有詩記此行: 
  乙酉秋赴英療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途中作 
  眼暗猶思得復明,強扶衰病試飛行。 
  還家魂夢穿雲斷,去國衣裝入海輕。 
  異域豈能醫異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過,多少傷今念昔情。 
  陳寅恪抵達倫敦後,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經英醫診治開刀,因耽擱太久,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從代筆的家書中簡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總的比出國時好,醫生告勿須再施手術。陳寅恪尚存最後一線希望,請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所寫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老友胡適先生,經托人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咨詢,亦無良策。胡適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陳寅恪在英期間,乃以一盲者,於牛津大學講演東方漢學,彼時全歐漢學家如雲而集,然除卻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數人外,皆難明曉。因眼睛沒能復明,陳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牛津大學的聘約。1 
  陳寅恪於1946年春結伴買棹歸來,途經紐約,數位舊友特登船看望,他對趙元任夫人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可知陳寅恪當時的視力情況。輪抵上海,由新午登舟接到南京暫住,於10月返回北平清華大學為教授。此時陳寅恪雖然雙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協助下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開「隋唐史」、「元白詩證史」諸科。兼燕京大學導師,且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時事日非,又目盲不見,遂名書齋為「不見為淨之室」。清華校方出於對陳寅恪的關心與照顧,曾建議他停止講課,在家專心從事治學研究,但被陳堅決拒絕。在助手協助下,陳寅恪每週堅持為歷史系、中文系各開一門課程,成為全國高校教壇著名的盲人教授。 
  縱觀陳寅恪眼睛的悲劇,與半個多世紀前外敵入侵我國緊密相關,陳寅恪及祖輩素來視國家興亡、民族氣節為至上,為此而顛沛流離、生計困窘、營養匱乏,這些均促使悲劇過早發生。然而陳寅恪並未因雙目失明而停止教書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幫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筆,迄至晚年骨折臥床依然頑強堅持著述創作。這種精神感人至深。 
  患難情深 
  陳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篔(字曉瑩)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唐篔對陳寅恪的照顧無微不至,對陳寅恪的學生也很關心,慈靄可親,學生們也都願意接近她。 
  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恪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捨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早年陳寅恪發牢騷云:「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 
  也許不好說陳寅恪和唐篔的結合是自由戀愛,但也決非父母包辦。籠統地講,陳先生的婚姻就是我們常常為之感動的某種傳統:先結婚,再相愛,然後相濡以沫,風雨同舟。陳寅恪先生絕對是學品和人品相一致的人。對於婚姻和家庭,陳先生更看重的是責任,這個責任也包含著,一個有著光榮歷史的家族對這個國家的深厚感情。無論是陳先生的婚姻,還是他的學術,都值得後人好好尊敬。唐篔,這位飽讀詩書的名門閨秀,對丈夫的學術思路,自然瞭如指掌,且不說她的毛筆字連公公大詩人陳散原老人也愛不釋手,就算是詩歌的唱和,典籍的檢點,她也是陳寅恪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陳的許多詩篇都是她一筆一劃地筆錄下來的,因此,不輕易許人的丈夫,也有「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之句相贈。以「可封侯」來表其功,可見唐在陳心中地位之高。而唐篔既為自己能擁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也為自己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欣慰,所以她也有「齋中脂墨助高才」的「自許」1。當然,奉獻的背後是巨大的犧牲,為了成就丈夫的學術成就,或保持其心態的平穩,唐篔以多疾之軀,默默地承受著無數的壓力,而她都默然承之,且靜若秋水。 
  對於愛情,陳寅恪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他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忠貞不渝,矢志不變。例如賈寶玉與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第三個層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而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給常人的,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但這種狀況下是否夫婦一直有著真正的愛情呢?最後,還有一個層次,不過這其實已經不是愛情,只是貪圖慾望的滿足而已,已不足論也不必論。有鑒於此,陳寅恪對如何選擇婚姻愛情有自己的立場,他說:「學德不如人,此實吾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說:「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事業,而一心只求得一美麗妻子,是很愚蠢的。而當時在美國的許多留學生就是如此,令人遺憾。 
  雖然前面簡單提到過,但出於敘述的需要,我們還是再來品讀一下陳寅恪的婚姻吧。 
  1927年的秋天對陳寅恪而言過得非常不平靜,這一年陳寅恪已經37歲,但仍舊孑然一身。他曾經對吳宓說過:「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志於學志之大,而競競惟求得美妻,是謂愚繆。」而他的擇偶標準則是「對於女子,喜身瘦而面長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經很深很濃了,陳寅恪的清華同事郝更生與高仰喬戀愛,趙元任夫人楊步偉聽說高小姐尚有一義姐待字閨中,非常熱情,努力促成陳寅恪與其見面。陳寅恪晚年回憶,說道:「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注生』。陳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崧之孫女也』」。後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這位女教師就是清朝台灣抗日巡撫唐景崧的嫡親孫女唐篔,字曉瑩。自此,二人時常往來,情愫日增,幾番風雨,兩隻「舊時王謝堂前燕」於1928年8月在清華燕園開始了攜手人生的序曲。這一年,陳寅恪38歲,唐篔30歲。「當年詩幅偶然懸,因結同心悟宿緣」,正是這「燕都初見日」唐篔「恰排小酌待君來」,使這對患難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滿浪漫情調。這姻緣,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了的。陳寅恪的自述云:寅恪少時,自揣能力薄弱,復體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遊學東西,年至壯歲,尚未婚娶。先君先母雖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後來由德返國,應清華大學之聘。其時先母已逝世。先君厲聲曰:「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陳寅恪乃請稍緩。1927年消逝得略帶慌亂,在他個人的人生歷程裡是名揚國學研究院的開始,也是感情的開始。就陳寅恪編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華講學流金歲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遠不會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臏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會為唐篔提前吟出這樣一副催人淚下的聯語: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後話。 
  自1928年與陳寅恪結婚以來,唐篔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務,讓丈夫專心搭架巍峨的學術大廈。1929年,生產誘發了唐篔的心臟病,讓她差點死去,浪漫的生活從此籠上了陰影。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全家逃離北平,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在逃難的路上,她一邊安慰著剛剛失去父親的陳寅恪,一邊照顧著年齡尚小的三個女兒,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在嘗盡了苦痛,歷盡了萬難之後,到達了長沙,但是由於戰事,清華臨時校址又準備南遷到雲南,無奈,唐篔和陳寅恪只有帶著全家拖著早已疲憊不堪的身體,再度南下。幾經周轉,到了唐篔的原籍桂林,這裡自然有她的很多親戚和好友,但是,戰事緊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親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幾天,又匆匆地話別,懷著無限的眷戀和不捨,她與陳寅恪接著南下。闊別多年、見到親朋好友的喜悅和興奮在那樣的歲月裡瞬間被戰爭的慌亂和逃難的艱辛打擊得無影無蹤。到達香港後已經是1937年年末了,他們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春節過後,由於路上的艱辛,急火攻心,唐篔的心臟病發,身體已經很虛弱,陳美延不過幾個月大,經歷這麼多的波折,也在這個時候生病了,實在是無法繼續趕路。而陳寅恪又必須趕到雲南上課,將他們安頓好後,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在香港,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唐篔拖著病體,費盡心思地照顧著幾個年小的孩子,生活過得無比艱辛,但是為了陳寅恪不分心,這一切她都一個人默默地扛了下來。 
  這個時候,陳寅恪一個人南下蒙自時候,路上一批珍貴的書籍被盜。之前從北京離開時候寄往長沙的書籍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這些珍貴手稿和書籍遺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經歷的曲折和艱辛,陳寅恪剛到蒙自就感染了瘧疾,精神幾近崩潰。當唐篔得知這些後,心裡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兩地,只能將無盡的思念和牽掛深深地埋在心裡。還有能夠做的便是不管多麼艱辛也要好好地照顧好這個家,讓陳寅恪在巨大的壓力中不再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節陳寅恪在昆明度過,大年除夕,昆明雖然「魚龍燈火」,「彷彿承平」,但是當時「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物價飛漲,錢不值錢,雖然是佳節,他的心裡卻是傷感無限。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陳寅恪的不少詩詞裡,也都濃濃地滲透著與妻兒分居兩地,逢佳節而難團聚的思親念家的深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在那個時期陳寅恪的詩詞裡經常可見。戰火連綿的黑色歲月,帶給人的往往就是一些無盡的苦難和淒涼的心緒,但是這種彼此關愛的感情卻為淒涼的現實點綴了些許的暖色,讓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燒著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1939年春夏間,陳寅恪回到香港省親,同時也為等待機會應牛津之聘。陳寅恪因為昆明的高原氣候,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時常鬧病,心裡也眷戀著與家人早日團聚,加上唐篔屢病需要照顧,陳寅恪希望通過攜家赴英講學,這樣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時也有利於推動漢學的新發展。於是他決定離開西南聯大到英國講學。親朋好友對陳寅恪的決定都表示贊同,並為他有這樣的機會垂青表示高興。唐篔也為有這樣一個全家可以團聚的機會而興奮,並積極準備與陳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徵程,開始一種理想的安靜團聚的生活。但是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香港一時沒有赴歐洲的輪船。再加上旅費不足等原因,沒能去成英國。這種情況下,陳寅恪只有再次告別妻兒,返回雲南,繼續執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戰爭局勢更加緊張,赴英意願一再難償。為了解決全家在港的生計問題,使全家能暫時在香港居住,陳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學的聘請,出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軍突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佔香港,陳寅恪在家閒居約半年。這個時候,他應牛津之聘的計劃完全被打消。對於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計劃不斷被打亂,但是不管在什麼時間,什麼情況下,唐篔都在身邊默默的支持和鼓勵著陳寅恪。後來香港淪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勸誘,對身負國恥家仇的陳寅恪而言,這些只會讓他怒髮衝冠,「正氣吞狂賊」。於是,陳寅恪意識到在這樣的關頭,唯有離開香港這個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於是唐篔和陳寅恪告別了港居儘管艱難但也些許穩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難的歷程。歷盡萬辛,在1942年6月末抵達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並任教於廣西大學。但是穩定的時間並不長,1943年的8月,由於戰火逼近湖南,他們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難的歷程。唐篔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貴陽時候,病情加重,找到藥品,慢慢調理了一個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時陳寅恪也得病,費盡波折,終於在1943年12月底,抵達成都,不久任教於燕京大學。 
  這一路的艱辛,使得陳寅恪的目疾在逃難的路上,不斷地加重,在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執教的時候,他的視力在不斷下降,但是他一直堅守著自己的教書育人的本分,在追求為學的路上,堅定地走著。1944年11月中旬陳寅恪的左眼已經惡化,入住存仁醫院,陳寅恪住院期間,唐篔晝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舊病復發。此刻燕京大學的師友、學生非常關心,輪流在床邊守護如同家人,此情此誼,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這次手術並未成功。 
  1945年8月 
  抗日戰爭勝利,9月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約,去倫敦療治眼疾。他抱著最後希望,祈盼恢復一定視力,決定遠涉重洋。這時他雙目不明,身體虛弱,唐篔又不能同行,困難可以想見,然而溫婉的唐篔還是力勸丈夫遠去,並撰詩「扶病送行休歎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聯合大學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結伴同行,唐篔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離家遠行。 
  這個時候的唐篔,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們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飛機騰空而起時,唐篔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禱他能遇上蓍婆那樣的神醫手到病除。不過,從句中的「歎息」中,我們也可探知其背後的辛酸,因為陳寅恪在《五十六歲生日三絕》中的一首講:「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乃翁」。抗戰以來,夫妻二人患難與共,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攜手走了過來,這份至真至純的感情是令人感動的。 
  在我們驚歎於陳寅恪學問精深博大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對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邊,無言且無私地奉獻出自己一切的唐篔深懷敬意,因為,我們確實從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綽約臨風、溫婉清麗之中感受到一種凡花難比的深沉而又別樣的人格魅力。唐篔的一片苦心,陳寅恪是瞭然於胸的。有學者指出,在一首詠梅花和水仙的詩裡,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兩人平實卻恬適的生活:「嶺南先返玉梅魂,盛賞今推蠟萼尊,賴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風雨送黃昏。」從這裡可深切感知,若沒有玉質冰姿、聰慧解語的水仙相伴,黃昏風雨中的梅花再堅強,也難堪寂寞,甚至無法支撐下去。幸好,緊握著妻子那本來嬌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雙手,陳寅恪與她互相攙扶著、鼓勵著,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後也是最為坎坷的一段歷程。 
  忠誠之心 
  陳寅恪為人為學約而言之蓋有三端,史家學識,儒生思想,詩人氣質。1 
  抗戰時期,陳寅恪一家顛沛流離,生活極不安定。這一個階段,他的目疾由輕加重,中間赴英治療無效,終至失明。國事方面,強敵侵略轟炸,國無寧日,處此亂世陳寅恪自然感慨萬端,煩冤苦楚都出之於吟詠,「只餘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發幽憂鬱抑之情,時事在詩中的反映也頗多,人們頗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樓」(1940),「九鼎銘詞爭頌德」(1942)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字字句句都濃縮進陳寅恪苦悶與無奈。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佔香港,對陳寅恪威逼利誘,他都嚴厲拒絕,「正氣吞狂賊」。同時,他攜帶全家匆匆離開了香港,歷盡艱辛,到達廣西桂林,在國家處於危亡之際,先生回到祖國,與國家共存亡,與人民共甘苦,「故邱歸死不夷猶」。正首丘之義乃華夏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亦即民族氣節的最高境界,斯時斯地進行正體現了陳寅恪的高尚民族氣節。 
  作為一位教師,陳寅恪是極為認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認真的教書、備課,是因為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熱愛,是因為他對祖國的熱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冒著極大的危險,攜同妻女從香港回到大陸。「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放棄了外國的優越環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災難中的祖國,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在雲南昆明,在廣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連天的日子裡,他過著貧困、苦難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書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燈下讀書備課,以致熬壞了眼睛。內心對祖國的愛和對祖國文化的愛支撐著他走在艱難的人生路上,他的讀史論史,他的教書育人,總是著重祖國一脈相承傳下來的文化。這些都是基於他對祖國文化的理解和熱愛,並頂住壓力,拋開阻力,邁著艱難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業績。 
  多病與目盲是陳寅恪一生治學中巨大的障礙,但一定程度上,這又成了他不斷向前的動力。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通脫豁達的人,干政無門倒也無所謂,但閉門著書卻是他對人生的最後一點希望。可是,1945年他卻因視網膜脫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國求醫時尚存一線希望,「眼暗猶思得復明,強扶衰病試飛行」,可次年治療無效歸國時,他已幾近絕望,「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他其實十分珍惜自己的軀體,因為這軀體不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論著的基礎,命運多舛,上蒼給他的卻是多病與目盲。他的心靈和他的軀體似乎是在互相對抗著的。在他的詩裡,「大患分明有此身」這樣的詩句曾反覆出現,一次是1943年寫的《癸末春日感賦》,這時也許還只是一種感傷之辭;一次是1966年寫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滄桑變遷,感時傷懷的典故早已成為一種深深的無奈之情,陳寅恪也是在埋怨這個軀殼給他惹出這麼多麻煩,實際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體不能和心靈一樣自由強健。 
  陳寅恪心底是最愛惜自己軀體的,尤其是像他這樣胸懷大志、自期頗高的學人,身體是他實現抱負的基礎,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戶,當他百病纏身、雙目失明的時候,他怎能不對這不爭氣的軀體進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於是,在《五十六歲生日三絕》中他寫了這樣淒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後,這目盲和待死的兩個意象就反覆出現在他的一些一些詩句中。他自稱「盲翁」、自題「不見為淨之室」時也許還帶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殘廢」、「衰殘」字樣時,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涼,以衰殘之身面對人生,他想到了「死」,「將死煩憂更沓來」,「故老空餘後死悲」,「老去應逃後死羞」,「自信此生無幾日」。目盲和多病摧毀了他賴以維持生存的希望,他覺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結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瘡的軀殼在等候著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來,於是,在他預先給夫人唐篔寫好的輓詞中就出現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蒼對於陳寅恪雖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絕情,他沒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陳寅恪一人身上,讓他徹底淪為一個悲劇人物。這不僅指他曾得到一個學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學術界眾口皆碑交口稱譽對於陳寅恪來說並不重要,因為他的抱負遠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陳寅恪在那個時代選擇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實現的職業即學術生涯,他的知識在學術生涯中得到了儘管不是淋漓盡致但至少是比較充分的顯示,那一部部學術論著儘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後讓人記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罵」也罷,「文章存佚關興廢」也罷,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後延續,雖然哲人已逝,畢竟哲思猶存。 
  自由往往是一種感覺,沒有自由意識的人雖然沒有自由卻擁有自由感,自由意識太強的人即使有少許自由也沒有自由感,這也適用於陳寅恪的心態。越是對自由空間需要強烈的人越會感到自由空間太小,即所謂「天地一牢籠」。詩集裡抑鬱的情緒太壓迫人,「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學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壓抑積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洩,「玉溪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於是盤旋糾纏,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了晦澀深奧的詩句,在譬喻、典故、成語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詩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滲露。這個久負盛名的學者心靈深處竟纏繞糾結著這麼複雜難解的情結,它不僅籠罩了陳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陳寅恪的詩。 
  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又是一個自視極高的學人,而這也就決定了他不能不時時從書齋中伸出頭來探望一下他身邊的祖國,並時常為這多難的祖國發出一聲歎息,於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間來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間書齋對別人也許綽綽有餘,但對他就十分侷促,可是,時代給他的只是這一間書齋四壁書。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衝出書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為匕首為投槍,縱然沒有荊軻的壯舉,但也可以用易水蕭蕭的悲歌宣洩出胸中的鬱悶。他只是一個學者,多年理性的訓練使他習慣了理智的生活,於是他只有深深地埋頭伏案於書齋中,只是在寫詩的時候,才允許心底的憂鬱稍稍滲透出來,而這憂鬱和憤懣還被種種典故包裹著並掩飾著,於是他的詩中那份悲涼又多了幾分哽咽幾分苦澀。「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陳寅恪治史的觀點認為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等之上。在現實生活中,也貫徹了這一思想,對國家與文化的看法,實際上是合為一體。因各人對此文化感受和發揚的程度有差別,所以遇到激刺而產生的反應,其表現的強度或情況,也是不同的。這在其所作《王靜安輓詞》的短序,已經有明確的啟示,短序裡對文化的解釋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這雖然是對王靜安先生所說的,然而這也可以說明那個劇變的時代是所有苦痛的由來。 
  陳寅恪對已經衰微數百年的華夏民族學術文化,具有振興之意志並指出振興的途徑。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他說到: 
  吾國今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盪及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顯是指宋學,以宋學為根底,在適宜及有利的條件下,建立新宋學,就會實現華夏民族學術文化的復振。對華夏民族的學術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繼承並發展之,愛護並保護之。他是華夏民族學術文化復振的指導者和先驅者,對於華夏民族文化的未來,寅恪堅信必將復振,並孜孜一生為其開闢復振之途徑。 
  陳寅恪對於朋輩的學術造詣,向來是備加推重的。他尊楊遇夫先生為「漢聖」,楊先生在回憶錄中一再提到陳先生對他的鼓勵。對於後輩,只要有一得之見,他總不吝嘉獎,不少後輩的論著都有陳先生加以勉勵的序文。週一良在清華中文系開設「佛典翻譯文學」課時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詢陳寅恪這個課的時候,在陳寅恪表示贊成的情況下,最終得以開設的。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後的就業情況,也非常關心。 
  師友情 
  吳宓可以說是與陳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們的友誼讓人感動和讚歎。在《吳宓文集》有記載: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寅恪,兩人一見如故,經常相偕散步於查理士河畔。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陳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以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11925年,他擔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請陳寅恪為「導師」。此後兩人共事於清華,朝夕往還,吟詩唱和。吳宓因離婚問題,外界很不諒解,唯有陳寅恪尊重他個人的決定;人人都欣羨吳宓擔任《學衡》、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擁有自己的地盤。陳寅恪卻希望他屏除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相對地,吳宓也視陳為終身師友。 
  抗戰爆發後,清華園內「恆聞炮聲」,教職員工多疏散入城,陳寅恪和吳宓仍然留在清華。後來,清華大學校址臨時南遷,他們又相繼離開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雲南蒙自,由於住的地方相隔不遠,陳寅恪與吳宓經常在湖邊散步,共論時局,憂歎國事。雖然那個季節的蒙自風景如畫,但是在賞玩之間,思念的還是難歸的故土。1939年春天,陳寅恪受到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英國牛津大學教授之聘,準備於是年夏天離開聯大赴英講學。陳寅恪接受聘請,主要是因為曉瑩屢病需要照顧,想通過攜家赴英講學,使家人得以共聚於一地。陳寅恪為此向梅貽琦校長寫信,向清華請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舊歷端陽,吳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館為陳寅恪餞行,並贈詩《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3月14日,陳寅恪臨行在即,吳宓不勝依依,又賦詩《陳寅恪兄赴牛津講學行有日矣》惜別。因為歐戰,陳寅恪沒有能夠赴英,在港滯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課。國難、離恨、家愁,陳寅恪的失望與苦惱可以想見。回到昆明不久,陳寅恪寫給吳宓的詩《己卯秋髮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達了自己當時的複雜心緒。吳宓為安慰老朋友,時往陪伴,並幫助料理一些瑣事。1940年陳寅恪仍在西南聯大任職,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課。春天曾經生病,吳宓前往探望並幫助料理。陳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詩稿,吳宓都有收藏,這些都成為現在理解研究陳寅恪的重要材料。陳寅恪和吳宓經常「同散步翠湖」,歎國事,談校事家事。陳寅恪經常惦念唐篔,因為當時唐篔臥病在床,為此,陳寅恪心神不安,吳宓總是盡量安慰。吳宓有煩心的事情,陳寅恪也及時勸說開導。那些年,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飛襲昆明上空投彈騷擾。聯大師生員工和城內居民,不得不遠赴郊外躲避。吳宓有這樣的詩句形容當時的情景:「遠看投彈霧煙飛」,「同遭橫禍幾人歸」;「入夜盲雞棲密架,凌晨隊蟻湧空城。」陳寅恪與吳宓雖然不住在一處,但是有時候也一起「跑警報」。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時機。因為時局關係,赴英意願再次落空。於是在香港大學講授。陳寅恪當時箋注了韋莊的《秦婦吟》,吳宓認真研究過老友為《秦婦吟》所作的箋注,認為獨具新解,並寫詩一首以表達對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陳寅恪離開港大,在香港閒居,生活十分艱困,但是仍然發憤讀書研究。吳宓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非常擔心陳寅恪情況,直到陳寅恪脫險歸來,才放下心來,並互贈慶祝平安歸來的詩。1943年2月,吳宓以半個月的時間重讀了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冊,寫就《詩話》五頁。1944年吳宓也來到燕京大學執教,與陳寅恪共事共學。他們非常高興在燕京大學重逢,只是在談到國事戰局又難免憂慮鬱悒。別後四年見面,吳宓感到陳寅恪顯得蒼老許多,心裡不免有些難過。使他更為擔心的是陳寅恪的視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勞累過度,當時程度的醫療水平又非常有限,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嚴重,從吳宓的日記中片言隻字,可見出一二:「晚無電燈,早寢」;「無電燈,燃小菜油燈」;「窗破,風入,寒甚」;「晚預警,途入馳奔」;「旋聞緊急警報,宓與諸生立柏樹蔭中,望黯淡之新月,遠聞投彈爆炸之聲……」1 
  吳宓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44年12月,陳寅恪的左眼看不到東西,入院治療,吳宓得知後,幾乎每天前往探視,有時候一天就去兩次。這在吳宓的日記中都有詳盡的記載,可見兩者感情的深厚。吳宓擔心陳寅恪的情緒焦躁影響病體的恢復,便招呼燕京同學們仔細伴護,自己也經常去看望和寬慰,每次前往總是久陪坐談。手術沒有成功,對每個人的打擊都很大。在親朋好友的鼓勵中,最終陳寅恪以堅強的毅力面對現實,情緒穩定下來,吳宓對此感到高興。陳寅恪出院回家,吳宓經常前去坐談,談中外近今政治外交,並為陳寅恪讀報、錄詩。這段時間,陳寅恪作詩較多,吳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鈔存。一次吳宓回西安省親,不顧旅途勞頓,硬是搜購帶回二箱枸杞子、黃□以給陳寅恪治病。 
  1945年秋,英國牛津大學約請陳寅恪去倫敦治療眼睛。大家對這個機會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陳寅恪的眼睛可以醫好,留在牛津講學。吳宓得知消息後更是高興,到處為他安排機位,辦理出國手續。最後自己累倒了,因為身體和旅費的原因唐篔不能陪同陳寅恪,吳宓便懇請西南聯大正要前往講學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陳寅恪。即使這樣,吳宓還是一直擔心陳寅恪一個瞎眼人到了倫敦該怎麼辦,他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陳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為老友可以順利醫好眼睛恢復視力而默默地祈禱……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國,陳寅恪的眼睛雖然經過了兩次手術,但是沒有治好。萬里求醫,未能復明,陳寅恪的心情沉重憂鬱。這一心情在陳寅恪回國後寄給吳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體現。後來,清華在北平復校陳寅恪回到清華,吳宓留在武漢大學任教。但是,他們依然通過書信或者報刊、親友、學生的書信中來瞭解對方的情況。這份沉甸甸的友誼,一直貫穿於兩位學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但濃烈,無論身處什麼環境,他們彼此掛念著對方,並且在學術的道路上,互相鼓勵,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筆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當年吳宓《答寅恪》詩曾說他「心事早從詩句解,德名不與世塵灰」,又說他「諸詩藉閒情以寓意,雖系娛樂事,而寅恪之精神懷抱,悉全部明白寫出」。的確,我們從陳寅恪的論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個陳寅恪,而從陳寅恪的詩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個陳寅恪,而後一個心靈中充滿自負又充滿悲哀的陳寅恪,也許更為真實,文人的真實情感從「文」中逐漸退卻到「詩」,詩言志的說法又把心底情懷大半逐出詩歌領域以來,詩已經不那麼讓人感動了。可是,《陳寅恪詩集》卻寫下了這個一代學人的心路歷程,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那深處有一種無法排遣的悲哀。這也許是作繭自縛,也許是自尋煩惱,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但凡人一識字,又有誰能逃脫這命運之網的糾纏和悲劇心靈的籠罩呢?陳寅恪精研韓愈,卻沒有注意韓愈《感春四首》之詩中「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畫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趣誰相親」這樣的箴言,他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足夠廣闊的自由空間伸展自己的懷抱,而當時代和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半點羊角旋風供他鯤鵬展翅九萬里的時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無奈。「青山埋名願已如,青山埋骨願猶虛」,他自知不容於世,不容於人,所以他寫道:「廢殘天所命,迂闊世同嗔」。這種悲哀橫亙在心頭,又糾結成絕望盤旋在詩中,於是他的詩集裡有那麼多痛苦,那麼多艱澀。 
  在吳宓心目中,陳寅恪不止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還是一個「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的臥龍式人物。吳宓的觀察沒錯,讀《陳寅恪詩集》時你會頓時發現一個與撰述學術論著全然不同的陳寅恪,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學術的畛域。從他今存第一首詩即青年時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裡,到他晚年目盲後所作《答王嘯蘇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裡,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時時縈繞的一種情結。他總覺得自己對於政局有著他人不及的睿智見解,詩集中兩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隱隱地流露出臥龍式的自負——「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當然,吳宓、陳寅恪的理想最終歸於幻滅。究其所以,除了外在情勢,他們始終未能溝通道與術、體與用即終極意義與現實價值的轉換通道,也是他們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道不能只是一個不可道的虛幻理念,它必須在每個人心中確立一種實實在在的信仰,而這信仰又必須在這世間生活中體現其意義與價值,正像陳寅恪自己所指出的,夫綱紀本理想抽像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當然,因為他們不是達而兼濟天下的政治家,而只是不達而獨善其身的文化人,不是為現實設計運作秩序的思想家,而只是為人類尋求永久價值的學問家。他們沒有能力溝通屬於他的道和不屬於他的術。同時,他們也不可能向世人展示出精神世界的永久性價值,因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在那個時代裡,世俗世界需要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利來撫慰慌亂的心靈。這就是悲劇所在,也是吾道孤的原因所在。吳宓與陳寅恪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終又無法逃避這一點。吳宓曾以二馬裂屍為例與陳寅恪談及他入世積極活動以圖事功與懷抱理想恬然退隱的心理矛盾,陳寅恪則以解救及預防瘋狂的五個策略為吳宓、也為自己的痛苦心靈尋找緩解衝突的鎮靜劑。因此,他們只有退一步,以精神的學問為學問的精神,在漫天狂潮中保持心靈這一葉扁舟不至傾覆。他們以書齋的生活為實現道的途徑,以學者的執著為捍衛道的堤壩。雖然道並沒有如他們所想的那樣浸漫全人類心靈,但道也以其純粹的色彩成就了他們個人。在他們學術生涯中,他們實踐了對精神的追尋,實踐了對信仰的執著,也實踐了對學問的專一。 
  吳宓、陳寅恪雖然不是沖決一切的激烈先進,卻也絕非抱殘守缺的舊式鴻儒。如前己言,依吳宓的介紹,陳寅恪並不是時下想像的埋頭書齋的考據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曉天下事的臥龍式人物,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而據吳宓自述,吳宓不僅是一個熱心各種社會事務的學者而且是一個極有責任感的文人,每念國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何況他們在歐美留學多年,又親歷過20世紀初的風雲變幻,所以他們心目中的道也許不會是舊式文人「致君堯舜上」的入世抱負或「悵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吳宓所記陳寅恪1919年末「縱論中西印文化」的談話值得注意,其中陳氏說道: 
  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顯然這裡所說的精神之學問便是吳宓、陳寅恪所謂的道,在他們看來,中國古代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現代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希慕富貴,不肯用力於學問,都是一種希圖速見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話說是揠苗助長,用現代的話講是急用先學,一旦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適用。即使是在危機四伏、亟待復興的時代,也不可忽視的精神學問,因為「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慾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於是,吳宓以其《學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貫之精神及信仰,陳寅恪以其學術,昭示他們的別一種拯世覺世之道,一則為中國人重建終極意義的根基,一則為自己尋覓安身立命的歸宿。吳宓是白璧德、穆爾的學生,始終認定人文主義理想綜合古今東西的文化傳統,是超國界的。陳寅恪在哈佛期間也曾由吳宓介紹與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對張海、樓光來、湯用彤、陳寅恪及吳宓期望至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思想的根深蒂固處更多體現了理學中不斷追尋心性自覺與精神提升相結合的力量,所謂中體西用的「體」似乎便是以此為核心精神。 
  後來情勢的變遷不必多說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潮大勢,實在與吳宓、陳寅恪們太背道而馳,實用倚師夷長技之思想傳統,挾科學主義之威勢,借西學諸子之闡揚,靠救亡背景之脅迫,迅速蔓延為主義為思潮。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體、有效上,現實的有利無利成了價值的尺度,短視的好取惡捨成了行為的準則,對於永久的、超越價值的信仰卻以不切世用而無人問津。於是,吳宓也罷,陳寅恪也罷,只好獨坐書齋,以學術研究繼續尋覓他們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謂鬱鬱乎文哉的追懷早已是一枕幽夢,今時人文主義的理想的道也早已荒草叢生,吳宓詩云:「世棄方知真理貴,情多獨歎此生休。」陳寅恪詩云:「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涼,此生也休,來生也休,真理固貴,但在鮮有人問時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內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歸於自媚自娛,在書齋孤燈下,在考論文章中,我們便只見到兩個孤獨的學者的背影和20世紀中國最真摯的友誼,如果要選,吳宓與陳寅恪近半世紀的交往至少應該排行前幾名。這段情誼,除了個人私交之外,更是學者面對時代風暴,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腳注。吳宓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1921年回國後便與梅光迪等人創辦《學衡》雜誌,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跟陳獨秀、胡適之、魯迅等人的《新青年》打起對台來了。這種文化保守主義,在當時以及後來的革命氛圍中,根本是逆流而行,當了10年總編輯的吳宓在時人心目中的評價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吳宓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思想,其實是受到了陳寅恪很深的影響。 
  陳寅恪與胡適的殊途同歸。胡適與陳寅恪年齡相差不到一歲,兩人家庭背景不同,二家並無淵源。1929年兩人在北平初識,這個時候,兩人都是在外遊歷多年歸國的。胡適推重陳寅恪可見之於抗戰爆發後,陳氏申請牛津中文講席,胡適隨伯希和之後,大力推薦,但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未實現。陳寅恪對胡適的推重,可見之於蔡元培逝世後,陳寅恪主張胡適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大家想要選胡適一票,連平素不管別的事情的陳寅恪也是極為關心的,「矢言重慶之行,只為投你一票」。當蔣介石下條子指定顧孟余繼任時候,「我輩友人」,「頗為激昂」。信中又說:次日晚,翁(文灝)任(叔永)出名請客,談此事,寅恪發言,大發揮其「academic freedom」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其意在公,至為了然(彼私下並謂,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意指翁、朱、王也)。11948年,朋友們對陳寅恪離開北平表示突然,這之間胡適的邀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陳在抵達上海的時候,胡適曾經勸說陳寅恪到台北,但是陳寅恪已經決定了去廣州應嶺南大學之聘。陳寅恪到達廣州的時候,胡適遠赴美國。自此,胡、陳天涯分割,有生之年再也未曾見面。 
  胡適、陳寅恪交往不密,固然由於他們性格上的不同,胡適外向,喜歡社交,而陳寅恪內向,不喜歡應酬。更主要的是兩人的文化觀完全不同。從表面上看,胡適提倡西化,似乎激進;陳寅恪主張本位,跡近保守。他們不同的思想趨向,實際上都是針對同一「社會現實」,也就是中西文化相激盪的中國社會。胡適主張西化,因為他認為西化就是現代化,現代文化與文明都是普及的,並無國界與種界,這是一種「文化單元論」的觀點。歐戰之後,西方的文化危機感導致東方人對東方文化的重新肯定,於是有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以及東方精神文明優勝的說法。這種說法,胡適是不能接受的,攻之甚力。在他看來,西方高度物質文明正表顯其精神文明的超勝。重新歌頌東方文明是開倒車,文化的進步仍然是器用的進步。他認為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求人類最大的幸福,這樣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這種理想的文明,顯然就是西方文明,但並不限於西方,而是全人類所應該追求與擁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謂東西文化實際是落後的文化與進步的文化之別。胡適認為文化發展是全人類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現代化。而陳寅恪不僅反對西化,且自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張南皮之間」。陳寅恪的文化立場是一種「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堅持「本位」,並不一定要排斥外來文化,而是相信本國的文化有本國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來文化,但不能捨己從人。輸入外來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統以及有所創獲,終將歇絕,也就是否定純西化之可行。必須自成系統,因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種文化來取代;文化可以現代化,但現代化不就是西化。這種多元的文化觀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文化本位」——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並存,文化也就不是單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胡適、陳寅恪都是民國時期的新史學家。新史學發生在西潮衝擊之後,由於西學的激盪,歷史研究與許多其他學科都走上了學院化之路。由於學院化,研究成為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再由學院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歷史學趨向為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再由於學院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歷史學遂成為一獨立自主的學問,力求擺脫學問之外的任何干擾。胡、陳都是學院派人物,他們的歷史致知也表現出相當專業與獨立的性格。陳寅恪以整理舊史為新史學的途徑,而胡適則以疑古為手段,可謂殊途同歸於信史。胡適研究的科學方法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陳寅恪也講方法,但是他以歷史為主,方法為用。他寫歷史文章,目的不在顯示方法,而用方法顯示歷史真相。1胡適與陳寅恪是同時代而不同類型的兩位學者兼知識分子。胡適涉足政治較深,陳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對現實政治的動向未起作用,足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無奈。他們又創造時代的機會,但是只能在時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們都是學者,但是由於時代的動亂,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說的環境。胡適一心要創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搖搖欲墜,無基礎,不穩固。陳寅恪一心要維護舊文化,但舊文化雖然植根千年卻像花果飄零後的空枝。繁華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滿腹的學問和理想,卻是湮滅在時代紛亂的大潮中。這不可不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者的最大的悲哀。 
  陳寅恪與許地山的交誼也是持久的,危難之際,許地山的幫助給他們一家帶來了極大的安慰。1937年,陳寅恪一家隨學校南遷,轉道香港去雲南時,唐篔心臟病發作,過完春節後就沒再跟著繼續走而是留在了香港。當時許地山任教香港大學,許氏夫婦和陳寅恪夫婦稔熟,給剛到香港的陳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時的幫助。對於當時的情景陳流求有這樣的文字記錄:這時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夫婦來我們旅館看望,見三妹患病發高燒,許伯母把我和二妹帶到他們家,並代租賃房屋暫住,我家就在這簡單行李和家俱的房子裡度過逃難後的第一個春節。陳寅恪於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聯大,唐篔攜三女留港休養。在港期間,這一家多得許地山的幫助。1940年春,陳寅恪任教西南聯大時,因為家屬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時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時機。他本來打算攜帶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歐戰形勢加劇,航道不通,經過許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薦和努力,陳寅恪暫時留在香港,並且出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開「白居易研究」一課。3月,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逝世,陳寅恪往重慶參加評議會,推選新院長。時當局欲以顧孟余繼之,陳寅恪則薦胡適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學,陳寅恪曾經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而已,竟能綿延兩月,足見廣博。1940年8月4日,許地山在港逝世,陳寅恪悲痛萬分,並為其做了輓詞,之後繼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許地山的追悼會在香港的孔聖堂召開。其後,陳寅恪發表了《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一文,對許先生的學術作了極高的評價,同時通過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陳寅恪虛懷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聯趣》剪報之中,還找到了一副陳寅恪挽許地山聯,聯云: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離亂相依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 
  這首陳寅恪挽許地山聯,是由金應熙提供的,陳寅恪和許地山,同是金應熙在香港大學求學時的老師。上聯的「蕭寺屬文」,據說是許地山喜歡於寺院避靜,看書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嶼山的寺院。下聯則是陳寅恪自述抗戰時候,在香港和許地山的一段交誼。1939年,陳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許地山招待。陳氏本來要往西南聯大教書的,但是因為唐篔當時正患心臟病,因此他只好單身前往昆明,把「嬌女」和「病妻」托許地山照料,寄寓許家。到了1941年春,陳寅恪應牛津大學之聘,再到香港,準備轉赴英倫,卻因戰火而滯留香港。陳寅恪遂於港大講學,而在這年8月許地山與世長辭,故陳氏有「年時回憶倍傷神」之歎。1 
  至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9月13日離成都飛赴英國治眼疾為止,陳寅恪在成都生活1年零9個月。雖說是首次客居成都,陳寅恪其實對成都早就心嚮往之。在半年多前動身之際,陳先生曾致信時任華西協合大學當教授的友人聞宥,信中說:「弟久有游蜀之願,今幸得遂。」陳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傾心於為歷代名家現之筆下的險峻雄奇,卻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視巴蜀為藏龍臥虎之地,不可等閒視之。早在1940年,陳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時,就有詩云:「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陳寅恪自稱「平生畏蜀游」,學界、坊間均作兩種解釋:一為李白詩中「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關山阻隔,旅途艱險,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認為巴蜀之地,歷來藏龍臥虎,多異士奇人,陳寅恪虛懷若谷,自歎「畏蜀游」也。 
  陳寅恪到成都之時,其右眼已壞,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間,除上課講學,平時不輕易出門,交往不多。蜀中學人,大多仰慕陳先生人品文品,但礙其病體及個性,實際交往的人並不多。然而,陳寅恪在成都期間,曾經四方搜求四川學者劉鹹炘的學著《推十書》一讀,並認為從未謀面的劉鹹炘,是蜀中最有學問和成就的學者。劉鹹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學界一位奇人,早年師從什麼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國學的功夫卻十分了得,30多歲即成就被陳寅恪推崇萬分的煌煌巨著《推十書》。然而,僅38歲,即歸道山,不再問學。 
  陳寅恪在成都與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話。林山公,是當年與蜀中才子趙熙齊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學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陳寅恪的父親詩人陳三立,以及陳石遺等一批京城名士結社唱酬時,林山腴就是其中與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這些往事,陳寅恪都聽父親講起過,早年也讀過不少林山公的詩文,對其道德文章,深有瞭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劉鹹炘《推十書》之外,第二個真心佩服,欲探訪面謁的對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訪,陳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車去的,同行者還有後來作了川師大教授的王仲鏞。陳寅恪見到林山腴,即以晚輩身份,行磕頭大禮(其時,林周圍弟子晚輩,已時興行鞠躬禮),並當眾以親書的一幅對聯相贈:「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賢士皆與之遊。」真心表達了自己對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過,對此時陳寅恪在學界的地位與份量,林山公還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長輩自居,連連搖頭說:「這太過譽,我是不敢當。」堅辭不受。此後,陳寅恪與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來較密的一位川籍學者。陳寅恪雙眼失明後,心境頗差,知林山公精書法,遂集古人詩句為聯:「今日不為明日計,他生未卜此生休。」請林山公書寫,以發心郁。明達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後,再次婉拒,並開導勸慰說:「君有千秋之業,何得言此生休耶?」陳寅恪聞言,頓覺醒悟,心內對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林山腴這番警言,一直是陳寅恪信念支撐的動力之一。 
  陳寅恪與週一良結緣,始自1935年。這一年,週一良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繼續留在燕京當研究生,並開始與勞乾等人跑到清華大學去「偷聽」陳寅恪先生講授的魏晉南北朝史課。在陳寅恪課堂上,週一良收穫豐富,「眼前放一異彩」,並下定決心,要走陳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陳寅恪的推薦,週一良獲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成為史語所這方集眾多學者的研究團隊的一員。 
  1942年,時值戰火連天,流寓桂林的陳寅恪,生活困頓,在廣西大學教書,「月薪不過八、九百元之間」,每個月的生活花費卻「在兩千以上」,還得自己「親屑瑣之務,掃地焚(蚊)香」,對他來講,這確實是段誠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陳寅恪還是盡可能地在這般「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為剛完稿的《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寫下了一篇附記,回憶起當年研讀南北朝史籍的情況,特別提及了與他極為欣賞的週一良通信討論南朝疆域內的民族問題,「從容閒暇,析疑論學」,真是樂趣無窮。 
  週一良並沒有辜負自己得到的這份珍貴的機緣,問學於世界,自此開一新境。到了史語所之後,他便沉潛在魏晉六朝的史籍裡。他先從《宋書》開始,一步一個腳印,用硃筆點讀這些沒有標點符號的史書。1937年,週一良回北平結婚。不料,盧溝橋的槍響,暫時切斷了他與史語所的關係。幾經周折,戰爭期間,週一良竟得到遠赴北美哈佛大學留學的機會,更無重返史語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語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學術基礎。而陳寅恪、趙元任等對週一良的評價,清楚表明了他們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悅。 
  抗戰時期,陳寅恪身肩國恥家仇開始了輾轉艱辛顛沛流離的逃難過程,生活的艱困、身體因不堪勞頓而不斷加重的目疾卻沒有阻擋住寅恪為人治學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風浪中,都堅定地一步步走了過來。烽火歲月裡,在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這些美麗的大學校園內留下了自己的腳印,奔波八年,陳寅恪卻一刻未忘記自己「教書匠」的本職,在為人師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識傳承的年輕的力量。由此,從他的課堂中走出了無數人才,他們在陳寅恪先生的啟蒙和引導中,漸漸開闢出了自己的領域,並將老師的學問和精神不斷地發揚光大。桃李滿天下的寅恪,最終收穫了艱難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隨著目疾的不斷加重,陳寅恪這個時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書本。在授課之餘,仍然孜孜不倦地遊歷在研究學問的快樂之中,這樣的日子,儘管生活艱辛,但是陳寅恪在常人難以想像的恆心和毅力下,在為學術而生存精神的支撐下,寫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意義和極具獨到見解的作品,這些精深新穎的著述,給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陳寅恪在萬千苦難之中,磨煉出金,這些作品飽含辛酸的付出,讀來,怎能不為之感動和驚歎。 
  憂心國事,關心時局,心懷一顆忠誠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陳寅恪選擇了忠於祖國,選擇了忠於華夏文化。於是,毅然離開淪陷的北平,南下逃難;香港失陷,「正氣狂吞賊」,排開風浪,抵達桂林,在廣西大學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 
  目疾轉重,1945年萬里赴英求醫卻未治好,雙目的失明給陳寅恪帶來的打擊是巨大的,借詩言表,陳寅恪內心的淒涼和失望在這期間的詩裡明顯可察。在親情友情的寬慰中,面對現實的陳寅恪,開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階段,1946年10月,飽經滄桑的陳寅恪再次回到清華園。     
  第五章 京華短章   
  一、再回清華園(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遞交投降書。陳寅恪聞訊,慶幸之情自不待言,這一時期他作了好幾首詩來表達他的興奮之情。在《連日慶賀勝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嬰美延亦病相對成一絕》中,他以「大酺三日樂無窮」形容他的喜悅之情。但是,與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飲歡呼「國家出頭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陳寅恪的心情要複雜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一詩中,他表露了他的喜憂參半的心情: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哀。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陳寅恪的這種感慨在當時舉國歡慶的形勢下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是聯想當時中國的時局,特別是其自身的經歷,又會發現他詩中的百般滋味實在是事出有因。人們不應忘記,抗戰開始的那一年,作為近代同光體重要代表人物的陳三立(陳散原)老人,目擊時艱,憂心如焚,不堪屈辱絕食而死的壯烈舉止,詩中「家祭難忘北定詩」的話顯然說明在聽聞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陳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撫養自己成人的老父,陳寅恪在詩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臥病北平,彌留時猶問外傳馬廠之捷確否」雲,是為顯證。 
  回首過去的百年中國歷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伴隨著國外列強的日漸侵入,中國一步步陷入深淵。單就中日兩國而言,1895年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李鴻章被迫於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後日本勢力開始大肆滲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陳寅恪有詩《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簽訂降約於江陵感賦》曰:「夢裡匆匆兩乙年,竟看東海變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燼,縱火焚林火自延。來日更憂新世局,眾生誰懺舊因緣。石頭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樓》曰:「取快恩仇誠太淺,指言果報亦茫然。當年儀叟傷心處,依舊風光海接天。」前一首詩的兩乙年,一者指馬關條約簽訂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後一首詩中的儀叟是李鴻章。當年李鴻章無奈的簽訂馬關條約,返國後一病不起,嘔血數升,傷心且死,而今舊地依然,傷心不再,海天相接的無限風光裡鑲嵌著的是中華民族百年抗爭揚眉吐氣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抗日戰爭的勝利,只是宣告著日本勢力退出中國,並不表示中國已經擺脫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兩國為誘使蘇聯在亞洲協助美英打擊日本,在沒有中國代表出席的情況下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簽訂了秘密協議,即《雅爾達密約》,允許蘇聯恢復沙皇俄國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並默許外蒙古獨立。而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也於1945年8月14日同意戰後外蒙古是否獨立由其選民自決,這就意味著國民政府默認了外蒙古的獨立。日本勢力退出了中國,而蘇聯乘機又將其勢力滲入中國,中國此時的形勢與抗戰時期又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此外,不僅外患沒有得到事實上的改變,國家內部也開始醞釀著分裂的跡象。戰時,國共兩黨基於全面抗戰的需要,實現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寇。戰爭結束之後,內戰的烏雲又籠罩在中國的上空。內憂外患,依然壓抑著始終憂國憂民的陳寅恪。再者,1945年春,陳寅恪雙目失明,雖然經多方診治,仍不能恢復,這使他傷心不已。抗戰結束,他欣喜之餘,已經不能親眼看到慶祝勝利的盛況,對時局和自己的治學前景甚為感慨1。這期間,他賦詩數首,表達他的憂慮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聽讀張恨水著水滸新傳感賦》寫道:「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妖亂豫麼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陣雲深,興廢循環夢可尋。秦月至今長夜照,漢興從此又秋陰。當年覆轍當年恨,一寸殘山一寸金。留得宣和頭白老,錦江衰病獨哀吟。」這兩首傷時的作品,道不盡他對國家民族深深的憂慮之情。這顯示出他對勝利之後的中國局勢仍不明朗的預感,這種預感源於他的理性。他雖然「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這並不表示他對國家政局前途不關注。他做學問堅持的「獨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樣可以應用到他的處事原則上,不為他人的言語所動,不為時局的得失左右。 
  陳寅恪到達南京時,他的妻女已經從成都飛抵南京,陳寅恪住俞大維官邸。就在陳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暫時間內,命運讓兩條原本長年平行的人生軌跡發生了交叉,留學歸國同樣也在南京的季羨林在俞館拜訪了自己在清華園時的老師陳寅恪。事實上,當陳寅恪尚在英國就醫的時候,風聞其事的季羨林就匆忙地給自己的老師寫過一封長信匯報自己在德國十年間的學習和科研情況,並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他鄉逢舊徒的欣喜,特別是季羨林在東方語言學方面的深湛造詣引起了陳寅恪對這位當年清華畢業生的關注,他很快就給季回復了一封長函,一方面告訴當年的學生自己的近況和行程,一方面講要把他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等幾位先生推薦,這讓年輕的季羨林感到喜出望外。這一次他顯然是專程來看老師的。師生相見論談甚歡,兩人都比較詳細地講述了闊別十餘年來的自己所經歷和見聞的種種,用季羨林的話說「先生十分高興」,臨行囑其帶上其德文論文去雞鳴寺下的中研院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後來季為北大聘任,並很快由副教授升格為正教授而且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的主任。這裡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語言學造詣有關,我們想這還必然地與陳寅恪的褒揚性肯定大有其關係,誰都知道,在民國時期的學者圈裡,陳寅恪的話在當時確實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當然,陳寅恪他們在南京並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華大學在北平復校。加上為了不耽誤兩個女兒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學業,他們帶小女兒美延於當年經上海乘船北上,於1946年10月回到清華園。其長女流求曾作筆記:1946年春,(陳寅恪)由英倫乘輪船返回祖國。八年抗戰雖已勝利,內戰繼起。父親雙眼完全失去復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為了不耽誤我和小彭妹高中課程,留我們繼續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復課,……結束了萬里跋涉,回到北京清華大學。作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們幫助下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經歷了戰亂、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陳寅恪,頗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從傷感哀愁中走了出來,投入到他為之奮鬥半生的學術研究中,他除了在清華授課外,還兼任燕京大學的導師。他將其書齋命名為「不見為淨之室」,目雖盲,但做的學問卻並不因目盲而顯得「盲目」。這是因為他對書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記憶力非常好,這使他在目盲之後仍然能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憶道:陳師記憶極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時,指示我代查資料,往往連版本、頁數,以至行數都對,聽陳師母說過,陳師幼年在湖南時,只有八、九歲,祖父陳寶箴會客,隨侍在旁靜聽。客走後,談過的話,別人都記不得了,陳師照述無遺。陳師母還說過,陳師從小看書,只消一遍,就能背誦,對新、舊《唐書》尤其熟。1石泉曾在陳寅恪指導下做論文《中日甲午戰前後的中國政局》,他回憶在寫作論文過程中,從搜集史料到整理、鑒別與解釋史料,形成觀點,最後寫成初稿,都經過陳寅恪的指點、問難與審查,每完成一小章或一大節,都要念給他聽。陳寅恪記憶特別好,往往事隔多日後,聽下一章的內容時仍然記得以前章節的內容,前後左右,縱橫貫通地進行聯繫、分析,提出很有啟發的意見。2還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那就是陳寅恪的堅毅,畢竟在目盲之後做學問與之前肯定大有不同。這其中,如果沒有堅強的毅力,做學術研究不是那麼容易的。但是陳寅恪做到了,而且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清華,在陳慶華、王永興等人幫助下,他修訂完畢之前在成都所草的《元白詩箋證稿》等書稿,還口授了《從史實論切韻》等多篇份量很重的學術文章,另外,有《丁亥元夕用東坡韻》、《丁亥春日清華園作》等多首詩作。除繼續寫文章外,他仍認真備課,嚴謹教學,指導學生。 
  教學之外,陳寅恪也開始享受一位師者應有的快樂。裝點著陳寅恪快樂心情的紫籐花這一時期便曾在其心靈的深處留下無比美好的回憶。據當時已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回憶:「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籐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纍纍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週一良、王永興、汪籛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籐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保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籐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籐。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裡最愉快的時刻。」 
  《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箋詩的最佳之作。它和陳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別傳》同是陳寅恪「以詩證史」「文史互證」的重要代表作品。雖然「以詩證史」「文史互證」這種範例並不是陳寅恪的首創,但他卻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使得「以詩證史」「文史互證」成為他治學最精華之所在,也是他對傳統學術最傑出的貢獻之一。「文史互證」將中國傳統的訓詁學、考據學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學、語言學、詮釋學等方法融會貫通,它一方面從史學角度考證詩文,即用史家廣博豐厚的歷史文化知識,對古詩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淺解、誤解的字、詞、出典等,從歷史的角度予以透闢的考訂、辨誤、解說,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詩中所含與當時歷史事實有關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詩文為史料,用所謂的「歷史的眼光」,通過發現其中時間、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詩中之古典與今典,並與史籍所載相參證,從而更全面地把握歷史真相,對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處之時代社會達到真正同情之瞭解。1在學術這一嚴格的領域裡,要將文與史相互印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傳統的考據學和史學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學方法,還要有傳統詩學的修養。即使具備了這些條件,真正能夠在這一領域做出成績的就更有限了。就陳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學淵源,文史修養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學經歷,對西方史學、西方漢學、佛學乃至梵學都有相當的研究。因此,陳寅恪敢於並做到了在史學領域裡面運用其文學素養,以詩解史,詩史互證。 
  陳寅恪研究唐詩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他早就注意到唐詩中大量的運用「比興」手法,而中唐時元稹、白居易二人的運用尤其明顯,創作出了一些現實性較強的作品。他認為唐代詩人通過詩歌所反映出的生活層面及思想十分豐富,因此,唐詩可以和唐史互相佐證。從30年代開始,陳寅恪就已開始其唐詩研究。1935年,他作《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一文,以李商隱的詩句「萬里風波一葉舟」一句考證出李德裕的歸葬日期為唐宣宗大中六年夏季。之後的《韋莊秦婦吟校箋》中,通過對韋莊《秦婦吟》的詮釋,證明唐朝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中記載的可靠性,並進而說明唐末黃巢起義時東南地區的戰亂給人民生活帶來苦難。1 
  《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在陳寅恪還在成都時就已經完成,但直到1950年才由當時的嶺南大學刊行。在《元白詩箋注稿》中,陳寅恪將他一直倡導的把詩歌和歷史融於一體的研究方法始終貫穿於他的文史互證研究之中。陳寅恪曾經說過:「今之讀(白)居易詩,而不讀唐詩者,其瞭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已經洞察到白居易詩中的寫實特點。他以白居易《新樂府》中的《賣炭翁》為例來解釋他的以詩證史。白居易曾在《賣炭翁》序文中指出其主旨是「苦營市也」,陳寅恪引用韓愈《順宗實錄》記載的「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為主。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他首先考證世傳的《順宗實錄》是韓愈的原本,因此韓愈對當時的記錄是準確的,是能夠與白居易詩相印證的。因此,他做出結論:「退之(即韓愈)之史即樂天(即白居易)詩之註腳也。」之後,他又將《舊唐書》等史書的記載和白居易的詩歌相對照,考證出唐代中期關於營市的史實。 
  他還將元稹與白居易的作品加以比較,元白二人有許多題目相同或者相似的詩作。如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有《琵琶行》,兩詩中的描寫有類似之處。陳寅恪經過認真的對比做出結論:「今取兩詩比較分析,其因襲、變革之詞句意旨,固歷歷可睹也。後來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樂天當日實已超越微之所作,更為無可疑者。至樂天詩中凝滯之字句,不易解釋,或莫知適從者,亦可因比較研究,而取決一是。斯又此種研究方法之副收穫品矣。」通過二人作品的比較,不僅能發現二人有因襲和變革之處,更在此基礎上證明白詩是見到元詩之後有感而發而作,雖是有感而作,但白詩的水平卻遠在元詩之上,原因在於白詩表達的主旨遠遠超過元詩。他在《元白詩箋注稿》第二章中曾專就白居易《琵琶行》一詩加以評論:「而詩云:『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則既專為此長安故倡女感今傷昔而作,又連綰己身遷謫失路之懷。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所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豈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二人不同的感情投入導致二人詩的旨趣的顯著差異。通過二人詩歌的比較,陳寅恪不僅能看出白詩水平高於元詩,是「唐代詩中之巨製,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還能看出二人人品的差異,白居易敏於時勢憂國憂民顯然要強過元稹的安於享樂。詩文成為陳寅恪研究唐朝社會的一個門徑。此外,他還將元稹在其《鶯鶯傳》中對自己始亂終棄而並不愧疚之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輕視地位低下的女人的風氣加以印證。 
  《元白詩箋注稿》出版後,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重大的反響。大致說來,持不同態度的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唐史學家,他們評價甚高,著眼於新材料中發現的新史識。一類是文史學者,他們一方面批評陳寅恪有「過求甚解之處」,另一方面也有較高評價,但更多著眼於文史溝通的新研究方法。再一類則是文學研究專家,他們則有些懷疑這種研究,擔心「史實」對於「詩意」的傷害。但是他們一般都很少說破這一層,那就是這部書標誌著以詩證史的詩學研究新範式的成熟。 
  1946年,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國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生活質量急劇下降。隨著內戰的加劇,生活的艱辛程度也日益嚴重。寒冷和陳氏夫婦的心臟病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煩。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略》中曾記: 
  (1947年)是歲寒甚。清華各院本裝有水汀,經費絀,無力供暖氣,需住戶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爐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文各書,如蒙古文蒙古圖志、突厥文字典等等,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用以購煤。聞僅一室裝火爐而已。 
  關於陳寅恪賣書買煤度嚴寒一事,季羨林先生以親歷者的身份曾經專門做過詳細的介紹,《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憶道: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經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圓券,又從銀圓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食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 
  此時的陳寅恪,是國內第一流學者,學界泰斗,並且已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第一流的學者尚且窘迫至此,更不消說一般百姓了。時某報曾載一首詩:「錚錚國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襲歸書賈。燎原戰火燃,斷續炊煙舞。何異又焚書,風教委塵土。」此詩當時附序為「陳寅恪教授賣書買煤,為之意苦者久之。」1這一年,陳寅恪58歲。是時,內戰仍在繼續,和平無望。陳寅恪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很不滿,他在《南朝》一詩中以「徐妃半面足風流」形容國民黨。徐妃雖風流自賞,其實江河已有甌脫之勢,則其「風流」亦不過半面而已。2這暗示他對國民黨政權難以持久的預感。當北京學生的反蔣民主運動蓬勃展開時,他毅然在高等院校教授志願學生運動的呼籲書上簽名支持。除此之外,他拒絕接受「美援」麵粉,儘管當時他的處境已經十分窘迫。   
  二、時局變化與陳寅恪的去留(1)   
  個人身世之沉浮與社會大環境總是密切相關,在陳寅恪尤其如此。我們還是將視角放大一點,先來看看40年代末的中國情勢吧。 
  1948年,小陳寅恪三歲的毛澤東在給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寫的十月革命紀念文字裡,飽含深情地宣稱:「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著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需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夠求得解放的。」1寫作此文的一個月前的連續兩天之內他相繼發電對遼沈和淮海戰役的戰術部屬戰鬥任務作出最高指示:……你們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2……你們以十一、十二兩月完成淮海戰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劉鄧協力作戰,將敵打至江邊各點固守。秋季你們主力大約可以舉行渡江作戰。3對平津戰役的部屬整整在淮海部屬的兩個月以後,又一封電文發往前線指揮機關:從本日起的兩星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只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繫,而不作戰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敵人對於我軍的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對於自己力量總是估計過高,雖然他們同時又是驚弓之鳥。平津之敵決不料你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夠完成上列部署。你們應該鼓勵部隊在此兩星期內不惜疲勞,不怕減員,不怕受凍受饑,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後,再行休整,然後從容攻擊。1那是一段金戈鐵馬戰火紛飛的崢嶸歲月。 
  眾所周知的「三大戰役」將徹底改變百餘年來你爭我奪群雄逐鹿的炎黃故土在當下的實力對比。抗戰勝利以後一度堅甲鐵兵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隊,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經過了八年敵後抗戰的共產黨軍隊卻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紀律的嚴明以及指揮人員的優異,而在戰火的考驗中不斷強健不斷壯大了起來。正在發生著和即將到來的戰鬥,特別是三大戰役,仍在並將繼續加速這種變化的趨勢。史料顯示,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進行的遼沈戰役就殲敵47萬餘人,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敵軍52萬餘人,稍後進行的淮海戰役更達55萬之巨!三大戰役使蔣介石政權由此被極大的削弱,並事實上「戰」定了其最後失敗的命運,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對中國文化頗有體認的蔣還是很懂未雨綢繆的憂患之道的。轉運黃金儲備、文物寶藏等去台灣的活動即是明證。金銀瑰寶之外,知識分子,特別是一流的知識分子也在搶運之列。 
  就在毛澤東電告前線自己對平津戰役設想的三天(12月14日)2以後,也就是新保安圍殲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專機冒險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機場徐徐降落。這時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兩個月前的10月14日錦州開戰,31小時之內,守城部隊悉數被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第六兵團司令盧睿泉以下10萬人被俘。其後不久,在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的指揮下,共產黨的東北野戰軍很快取長春、下瀋陽、奪營口,迅速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東北野戰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揮師入關,完成了與華北兵團的匯合。顯然,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險了!教育部的專機正是因為華北形勢的危急而匆匆北上來接人的。 
  能夠讓南京政府上層這樣花力氣的人並不很多。那麼南京方面掛念的人是誰呢?傅作義?顯然不是,仗還沒開打就接走華北「剿總」的總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笑話。很明顯,既然是教育部的專機,那麼要接的當然是教育界的「寶物」。儘管當時的北平尚有不少學教界的名流,但專機的待遇顯然不是人人都能夠榮享之的。幾小時以後的南京機場為證:乘該機南徙的學人其實就只有兩個。一個是身居政學之間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如所周知,胡君留學美國,以一篇創辟新說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暴得大名,後挾實驗主義思想歸國高擎起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整理故國學問的大旗,更由於得到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長為新派學人的領袖,一時之間重譽迭來,聲名鵲起,稍後更出任過駐美大使等不少官職,因之處身政學之間,頗為蔣氏政權所重。另一個人,就是陳寅恪。同胡適不同,陳寅恪一向推重學術之獨立,嘗語後學:「古今中外,哪裡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的。」1更有甚者,當年蔣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請生活正艱辛的陳寅恪寫太宗傳,而為其所拒。然而,事雖如此,南京政府還是沒忘了在13日給胡適的電話中讓胡適邀陳寅恪同飛江蘇。自然,這確是出於對人才的愛惜。 
  其實,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與陳寅恪相識的青年部長陳雪屏專機飛北平接後者南下,不過陳寅恪沒有答應罷了。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曾經執教西南聯大的陳雪屏現在早已不是當年的青衿士子,對學術與政治關係極其敏感的陳寅恪懶得與官僚同行。胡適自然要好出許多。 
  正如作為學生的季羨林先生所說:「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考諸當時的史料,我們發現確是如此,對於時事的流轉變遷,寅恪有著深切和細密的感受。這一年春天的詩作三首以及南下前兩個月寫給楊樹達的信便是顯證。 
  三首詩,一首作於除夕佳節時,一首作於焰火分飛日,一首作於手植海棠期。前者名《丁亥除夕作》,曰: 
  殺人盈野復盈城,誰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紇馬,宣和浮海女真盟。 
  興亡總入連宵夢,衰廢難勝饑歲觥。 
  五十八年流涕盡,可能留命見昇平。 
  中者名《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鄰舍兒童數十人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 
  火樹銀花映碧天,可憐只博片時妍。 
  群兒正睹長安社,舉國如乘下瀨船。 
  坡老詩篇懷舊俗,杜陵鼙鼓厭衰年。 
  新春不在人間世,夢覓殘梅作上元。 
  後者叫《清華園寓廬手植海棠》(亦作《戊子三月二十五日清華寓園海棠下作》): 
  北歸默默向誰陳,一角園林獨愴神。 
  訓猛難忘前度事,種花留與後來人。 
  江城地瘴憐孤艷,海國妝新效淺顰。 
  勝取題詩紀今日,繁枝雖好近殘春。 
  南下前兩個月零十天,陳寅恪曾致信楊樹達寄去其為《論語疏證》所作序文,中云: 
  遇夫先生道鑒: 
  大作序勉強草成,聊以塞責,若以為尚可用,則請將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錯誤之處痛加刪改,感幸感幸,時事如此,不欲多言。專復,敬請 
  著安 
  弟寅恪敬啟(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在陳寅恪友朋當中,楊樹達是頗為重要的一位老友,兩人第一次通信是在1934年左右,1940年的8月2日陳寅恪在覆信樹達時有「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的稱譽。1948年上引信後,兩人仍有幾封書信往還,從中頗能見出晚年寅恪歷史命運的升降浮沉。此處不論。就詩札資料來看,「殺人盈野復盈城,誰挽天河洗甲兵。」除夕哀歎,以及「時事如此,不欲多言」的落寞收筆,都讓人清晰地感受到了作者身處世間留心世事的真確心跡,而另外兩首詩中「下瀨船」之語以及「愴」、「殘」二字顯然也不是隨手亂置可存可換的無關文字,在放煙花、樹海棠這類高興的日子裡,如此的用字,顯然是一時心境的自然流露。 
  我們還是把視角轉移到國內政局和戰場來具體看看陳寅恪10月份給楊樹達回信以前的烽火舊事,以便為理解其心靈變化的外部環境提供一些必要的資料性說明。 
  1948年1月1日,由國民黨各民主派別聯合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並發表宣言,明確提出要推翻「賣國獨裁政權」。5日至19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章伯鈞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建民盟領導機構,恢復活動,並發表宣言,主張採取革命方法,反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共中央發言人對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復活動表示歡迎,並指出:這「表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是何等廣闊。」國內政壇悄悄發生著新的變化: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在使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走上正軌中起了關鍵性作用;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論述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反對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的問題、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性質問題和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同被領導者的關係即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在這以後,還發出了《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等一系列指示,共產黨在積極調整自己的政策以期盡力團結城鄉中的絕大多數人口。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戰軍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殲敵5個旅,從根本上改變了西北戰場的形勢;4月21日,收復被敵人侵佔了1年又1個月3天的延安;3月14日,陳謝部隊和陳粟大軍一部攻克秦晉豫要衝洛陽,殲敵1.9萬餘人,為再求殲敵有生力量,18日又主動撤出,4月5日再克洛陽,這場戰役的勝利,使中原三軍會合,共同殲敵;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南進以來,轉戰江淮河漢,形成「品」字形的態勢,進而完成面的佔領,建立了強大的中原解放區,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3月23日,毛澤東、 
  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領導機關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前往晉察冀解放區;以後於4、5月相繼到達西柏坡,中央工委隨之與中央合併;4月27日,山東兵團攻克「魯中堡壘」濰縣(今濰坊市),山東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舉行會議,並有陳毅、粟裕、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等參加。會議研究如何發展戰略進攻,採納了粟裕等的意見,決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盡可能多地把敵軍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會議還研究和決定如何在已經連成一片的華北、中原解放區建立、加強統一的中央局、政府和軍區及其他多項奪取全國勝利的部署。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打到南京去」的號召;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學學生1.5萬人在交通大學集會,發動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愛國運動;從上海、北平的學生大示威開始,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也舉行了罷課和遊行,一些教授、 
  文化人、社會名流、工商業者以至屬於國民黨的有些機構和人物也加入了鬥爭行列;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決定將晉察冀和晉冀魯兩個解放區及其領導機構合併,組成華北局、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和華北軍區。劉少奇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同時,還決定加強中原局勢,成立中原軍區,劉鄧大軍及陳謝部隊改為中原野戰軍。5月17日,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經過72天的爭奪,在這一天攻克晉南重鎮臨汾,晉冀魯豫與晉綏兩個解放區聯成一片。敵人孤立據點臨汾的解放,使我軍圍城兵力變成了戰略機動兵力,並組成了華北軍區第一兵團;6月1日至7月21日,這個兵團及地方武裝進行了晉中戰役,以少勝多,連續殲敵10萬餘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晉中地區;6月17日至7月6日,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一部的配合下進行了豫東戰役(包括開封戰役和睢杞戰役),這是一次包括攻堅戰和運動戰在內的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大兵團作戰,一度攻克河南省會開封,殲敵數量由過去一次戰役殲滅一個整編師(軍)增加到兩個整編師以上的集團,計9.3萬餘人。全國軍事形勢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9月14日至10月31日,為配合東北大戰,鉗制傅作義集團,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進行察綏戰役,殲敵2.1萬餘人;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執行中央軍委關於「攻濟打援」的指示,進行濟南戰役,以參戰總兵力的44%約14萬人組成攻城集團,以56%約18萬人組成打援集團,經過8晝夜的激烈攻堅作戰,在徐州之敵尚未來得及北援的情況下,全殲守敵10.4萬餘人(包括起義1個軍2萬人),南京與天津間的最大城市、山東省會濟南宣告解放;10月5日至12月4日,華北軍區第一兵團並晉綏軍區一部從南面突破太原外圍防禦,接著又對外圍要點發起進攻,佔領城南和東山各要點,緊縮了對城垣的包圍,共殲敵5萬餘人;隨後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為穩住平津之敵暫緩攻城。戰爭雖未及北平,但曾經是天子腳下的這一片土地大約已經可以聞見槍聲了,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無論你正視與否,一個基本的事實鐵一樣地擺在了人們眼前:北平就要成為一座孤城,而戰爭似乎也已不可避免。沒有人喜歡打仗,陳寅恪也一樣。他對兵荒馬亂的日子煩得要命,兼之他身體素來贏弱,醫生建議他「宜住南方暖和之地」,所以在他,其實早就有了南下的想法。1948年夏,醫生提出建議後不久陳寅恪就和嶺大的陳序經校長聯繫了赴粵療養之事。對於竭力攬才以提高學校師資力量的陳來說這自然是莫大的好事,他爽快地答應了陳寅恪的要求並聘其為嶺大教授。不過對北方還頗覺依戀的陳寅恪並沒有馬上成行。 
  然而大戰就要來臨,這對身體素來贏弱,飲食和生活又比較挑剔的陳寅恪來說不算個好消息。他決定離開。 
  鄧廣銘應胡適要求傳信給他的當天中午,陳寅恪本說午睡過後再僱車去胡宅的,可鄧廣銘剛回胡適處覆命不久他就掣婦將雛地趕了過來,顯然是想早日離開這座風雨飄搖的古城。緊接著,胡陳兩家就坐上了北大的汽車向宣武門駛去,準備出城。可在這樣一個風聲鶴唳、大戰當前的時期,想出城,就算是北大校長胡適之,也已沒那麼容易。不得已,胡陳一行只好重返東廠胡同。白天不行,晚上以後胡適又一次聯繫傅作義,終於跟後者商定15日去換乘司令部汽車。當晚陳寅恪曾與鄧廣銘言:「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係,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聯繫陳寅恪此後包括此前的生活來看,這確非托詞,當為實語。 
  就這樣,第二天胡適和陳寅恪他們在中南海勤政殿門前乘上傅作義提供的專車,而後又經後者專門下令給守城衛隊,才最終得以出城趕赴機場坐上相候一天的專機匆匆南下。就這樣急急忙忙地離開自己工作和生活了好幾年的城市,任誰的心裡都會多少有些感慨甚或是悲哀,陳寅恪也不例外,離開中南海去機場的路上,種種滋味縈繞心頭的他默成小詩一首志其心思。詩名《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於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門前登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曰: 
  臨老三回北平盧溝橋事變、香港太平洋及此次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 
  眾生顛倒誠何說,殘命維持轉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凌亂和複雜的心緒昭然可見。而且事實上,正如詩中所說,這一去真的竟成了永訣。所謂一語成讖。此後,陳寅恪再也沒回過記載著他燦爛學術人生的京華故地。 
  16日,胡陳一行抵達南京。之後不久他再次聯繫陳序經詢以赴粵之事,後者的回答依舊相當肯定,這讓寅恪感到頗為滿意。 
  整整一個月後,陳寅恪攜全家乘招商局「秋瑾號」客輪離開上海南下廣州。三天後抵達,陳序經派一位與陳寅恪夫婦熟識的得力秘書在廣州魚珠碼頭專候他們的到來。用陸鍵東的話來說:「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了高潮。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價值。」 
  重要的一點在於又何止陳序經一人懂得陳寅恪的價值,行將潰退的 
  國民黨政府更是如此。終於把陳寅恪接出北京的他們從來沒有就此收手的意思,他們總是盼望著甚至是祈望著陳寅恪能走得再遠一些。照理說也是,既然陳寅恪能夠長途奔襲從 
  長城腳下至於南海之濱,再跨半步就到台灣了,這似乎也沒什麼不可能,甚至在許多已然浮海的學人來說大約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戰事急轉直下,1949年6月,國民黨廣州戰時內閣成立。28歲即任中央大學教授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長職。當時的情形已經很清楚,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民國」政府很快就會敗出大陸,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新任的教育部長對此自然不會沒數。他在不遺餘力地派人做工作,動員學者們離開大陸,畢竟教師力量的豐厚和壯大是他以後有聲有色展開工作的基本條件,沒米下鍋的日子任你怎麼能耐也熬不出多少粥花,這是明擺著的道理。 
  身處廣州的陳寅恪自然是重點中的重點。 
  然而事情並不順利,杭立武的多次嘗試均碰了釘子。據說9月的一天,杭攜當時的財政部長一起去找陳序經,請他協助勸說陳寅恪,說是只要陳寅恪能答應去香港就馬上給十萬港幣和一套新房。陳序經沒好氣地回答說:「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作為大學校長的他當然不會同意陳寅恪赴港。自然,陳寅恪本人也沒走的意思。據說同年已為台大校長的傅斯年也曾多次電催陳寅恪赴台,也是了無所獲。交待材料有云:「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陳寅恪素來不說假話,而且又是交待材料,所以說引文內容應該是肺腑之言。 
  據學生的回憶,陳寅恪「在成都華西壩居住時,牛津大學曾有一位高級講師(Reader)來訪,重申牛津過去的邀請,陳師謝絕了。他走後,陳師對石泉說:『狐死正首丘,我老了,願意死在中國。』這句話後來陳師在不同場合對石泉說過好幾次」。陳家自一代豪傑陳寶箴到晚清公子陳散原再到不世英才陳寅恪,雖都曾逢種種變故而至命運多舛,但衷心愛國的家風一脈綿延,代代相傳,從未或墜。後來的助手黃萱說:「陳先生是一位高度愛國的知識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實事求是。他很關心國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國能早日繁榮富強起來的願望是很強烈的。因此我認為他的去留問題,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下來的。他留下來,反映了對舊中國的失望和對新中國的期望。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對決定不離開大陸說過後悔的話。」 
  黃萱在陳寅恪身邊工作有一十四年之久,她的話應該相當的可信。是否對舊中國失望、對新中國有所期望我們姑且不論,但有一點無疑非常地明確:對家國深沉凝重的愛戀是陳寅恪所以留居大陸的根本原因。這大約沒有問題。 
  就這樣,陳寅恪在一個距離北京非常遙遠,但相去台北更加「遙遠」的海濱城市留居了下來,在美麗的嶺南大學生活和工作了起來:「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橘黃蕉斫歲新。食蛤哪知今日事,買花彌惜去年春。」 
  眷戀故國的陳寅恪最終沒有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大陸。他的生命注定要在康南海的故地綻放新的光華。     
  第六章 晚年愜意與悲涼   
  一、才華流溢與嶺南心香(1)   
  無論就東方故土還是從世界大勢來說,1949年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這一年的9月19日,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義,華北全部解放;25日、26日,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率新疆省軍政人員先後通電起義,大西北全部解放;9月21日至30日,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軍事上的空前成功強有力的推動著中華大地上共產黨時代的必然到來!正如在開幕詞中毛澤東所講的:共產黨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一點沒有絲毫的誇張,共產黨已經在創造著歷史,他們差不多已經徹底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這是一次頑強的東方意志同先進的西方科技之間的較量,相當程度上確是一個令部分人士費解的奇跡;而且當下的形勢明白無誤地顯示,中國歷史未來的樣子也已拋不開共產黨的如椽巨筆。當時的劉少奇說得沒錯:「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完全新的時代——人民民主時代。」朱德也有發言,他相信:「我們既然能夠團結一致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就一定能夠團結一致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把我們的國家引導到繁榮昌盛的境地。」想來,現代中國史上人們念茲在茲的民主,畢竟是個泊來的東西,中國社會的發展從來不曾有超越傳統的迅速便捷的烏托邦出現,即使確有民主,毫無疑問,那也應該是一個結合了自己的傳統的東西。共和國以後的發展以及陳寅恪自己的遭際對這些作了很好的史實性說明。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由毛澤東主持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方針,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同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如上選出的高層人物如毛澤東、林伯渠、周恩來、朱德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在陳寅恪的晚年的生命中觀見,從中我們既可以窺知陳寅恪的品格、情性和價值,也可以看到新中國高層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態度。 
  當日還舉行了大規模閱兵,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曾寫道:「北京故宮的前面是一個巨大的廣場。這支中國人民的軍隊,從頭到腳裝備著從國民黨分子那裡繳獲的美國武器……他們連續不斷地通過廣場,歷經兩個半小時。」朱德宣讀了總部命令,要求人民解放軍迅速肅清國民黨一切殘餘武裝,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同時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其後,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將白崇禧集團餘部約17萬人殲滅於容縣、博白、廉江、欽州地區。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寧解放。11月下旬,人民解放軍在重慶南部的南川地區殲滅了國民黨宋希濂5個師和羅廣文兵團。30日蔣介石匆忙逃離重慶,當天重慶解放。到本年底,除西藏外,全國大陸已全部解放。正如1948年後許多人所預料到的,在同國民黨的博弈中共產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然而,戰爭終究不是什麼好東西。統計數字顯示1949年底全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466億元,主要產品產量普遍低於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鋼只有15.8萬噸(解放前最高年產90多萬噸),糧食只有2162億斤(解放前最高年產2774億斤),棉花只有559萬擔(解放前最高年產1698萬擔);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物價不穩,新國家建設的道路艱難險阻、困境重重。對於一路打仗的共產黨來說,這絕對是個嚴峻的考驗。 
  我們知道,在稍後的歲月裡,共產黨一直努力工作,力圖向對其飽含希望的老百姓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由此,嗣後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片片段段都和共產黨的語默靜止息息相關緊緊相連。 
  自然,這其中也包括陳寅恪。 
  不妨從陳毅說起。1923年入黨、一路戰功卓著的陳毅建國以後先後擔任過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56年10月16日下午,陳毅攜夫人張茜,在廣東省長陶鑄等人的陪同下到改名為中山大學的原嶺大陳寅恪家中拜訪。「有志藝文,但苦於行役和外務,業餘捧場而已」的陳毅絲毫未談及政治,而是很認真、很專業地同陳寅恪談起了《世說新語》及魏晉清談的話題。三年前陳寅恪還曾完成過一篇《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必條後》文字,所以這在陳寅恪很感舒適。討論之餘,陳寅恪對陳毅副總理講他「對黨和政府幾年來給他的各方面的關懷與照顧,表示衷心的感謝」。 
  憑心而論,建國後相當一段時期內,陳寅恪的生活較諸解放以前好了許多,生活情況和工作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而這些都直接地與來自共產黨高層的關心相關甚密。種種資料顯示,陳毅之外,關心垂顧及陳寅恪的上層領導人還有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甚至於毛澤東本人。竺可楨的日記就清楚記錄了一次周恩來親自過問陳寅恪的記錄,應該是在1954年1月28日科學院在政務院作報告的一次會議上,總理在總結中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云云。就在同一個月,當年日本弘文館同窗,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林伯渠在廣州中大登陳宅看望了陳寅恪。20年代初曾 
  留學德國的朱德元帥1958年到中大時也曾向接待者關切地詢問陳寅恪的情況。另據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大約在建國初幾年還有這樣的有關陳寅恪的「神話」流傳:其一,50年代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訪問,閒談時斯大林向毛澤東打聽陳寅恪這個人,並說讀過此人的歷史著作。毛澤東答應回國後查找,後來查知陳寅恪在中大,便囑咐廣東省政府注意優待。其二,周恩來有一次在正式場合說過,光是憑陳寅恪不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去台灣這一點,陳寅恪的所有問題都不是問題。毫無疑問,上引竺可楨的紀錄完全可以為第二個神話提供一點相似性的支撐說明。關於第一條,我們在蔣廷樞所整理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54年條下所引陳流求轉錄1969年8月30日的吳宓日記有關李四光欲迎陳寅恪北上講學事中找到了一點蛛絲馬跡。文稱: 
  〔寅恪兄精神極好,撮要談述十二年來近況,始知李一平君有接洽龍雲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復雲南之功,政府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請遷移吳梅(瞿安)師之柩歸葬蘇州。立即照辦。(乙)請迎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居廬山自由研究、講學。政府亦允行。〕政府派李一平來迎,寅恪說明寧居中山大學,康樂便適(生活、圖書),政府於是特致尊禮。〔毫不繫於蘇聯學者之詢問也。〕 
  由此來看,儘管不見得確是斯大林問過毛澤東,不過當時蘇聯方面在中蘇外交往來中詢問過寅恪的情況應該是確有其事的。 
  上面如此,下面的組織也是。中山大學和廣東省對陳寅恪的工作和生活都相當地照顧。共產黨人陶鑄從心底裡對知識分子陳寅恪的生活極是關切,甚至在他後來調北京行將被打倒的日子裡還不忘打電話給有關方面要求保護陳寅恪。這份關懷相當地真誠。同樣真誠的自然還包括中山大學的領導們。 
  用吳定宇的話來說,「校方對他是優渥照顧的」。據吳氏大作整理的資料來看,在沿襲著戰爭年代工薪分數制和供給制的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的工薪分數是1000分,在整個康樂園中最高,約合人民幣舊幣270萬元。而且由於陳寅恪家生活實行供給,所以這1000分屬於淨得,而且至少從1954年唐篔所填的《中山大學教師登記表》中備考欄來看,當時學校每月還另行給陳寅恪家補助60萬元(折合新幣60元),在那個年代這相當於三個學徒工人和一個半大學生的月薪。20世紀50年代中期實行工資制評定等級時,學校核心小組對陳寅恪的初評意見是「特級」。1956年在小汽車僅有三四部的情況下學校還做出決定,陳寅恪、姜立夫、岑仲勉三位教授可隨時乘坐,享受校長級待遇。同一時期中大學報也作出規定陳寅恪的文章享受20元的特級稿酬,較之一般水準高出四分之三。 
  嶺南的生活相當溫馨。對比來廣州以前的北平(新中國成立後已改名為北京)生活要好出了很多。從季羨林的回憶我們知道,「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圓券,又從銀圓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後來季羨林把情況告訴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後者乃決定給陳寅恪「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素來不願無故受惠的陳寅恪最後以一車價值遠高於所得的珍貴藏書作為交換從胡適處收取了兩千美金。1後來學界友朋要陳寅恪北返講學,陳寅恪在回信內有「北地苦寒,煤炭火爐設備等等,耗費極巨,值此時艱,北地此項御寒工具,恐亦更難與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2。可知陳寅恪怕冷應是實情。自然到了廣州的陳寅恪再也不會有冬日苦寒的擔憂,不過從我們見到的從上到下人們對他的禮遇來說,大約就算廣州突然降溫幾十度來一個標準的北國冬季,抑或是陳寅恪再回京城重有寒冬難避的生活際遇,想來應該也再不會有買不起煤取暖的憂慮了。 
  事實上,就解放前的歲月來說,陳寅恪已經算是幸運的了,還能得到胡適的眷顧,其他的學人可能還沒他好運氣。但這顯然沒法同解放以後的生活相比。說起來這實在是清平世事給陳寅恪的恩賜。可能有人會說解放前是戰爭所致,都是沒有辦法的事。事情確是如此,包括陳寅恪在內的廣大學人在解放前的種種苦痛的經歷確是拜戰爭所賜,但是我們講人們還應該進一步地考慮到如下一些事實:一者,內戰確是「當局」所挑起,責任不在共產黨一邊;二者,當時的經濟政策,那些導致包括廣大學人在內的全體人民大眾生活極度不便極度艱苦的種種政策措施,都是「當局」的意旨,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殘破首先是「當局」政策的「惡意」過失!進一步再來審視解放後陳寅恪的待遇,一方面我們說社會太平了人們生活水平在勤懇工作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和改善那也是自然的事,不過似乎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樣的一些真實:一者,新中國的到來是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浴血奮戰的結果,隨著種種戰略措施的推行共產黨很快就掌握了主動,從而為故國的新生提供了起碼的統一規劃統一安排的基礎;二者,解放後是共產黨相關各級的種種切近實際的照顧政策讓陳寅恪的幸福生活從歷史邏輯上的可能變成了觸手可及的真實,這一點同樣不容置疑。有的作品帶著後來者精明的迂腐總是喜歡把陳寅恪的生活塗成一種灰灰的樣子,筆者頗之不許,「灰色」塗抹的越是縝密和貌似真實越是偏離歷史的本來面目。在我們看來,學術研究對因果分析的依賴不應成為人們描述歷史時有意將刻骨銘心的局部進行放大鋪敘的借口甚或是理據,這種做法理論地來看根本站不住,即便從效果上來講這或則可以吸引不少文化消費者的駐足和矚目。 
  回到美麗的康樂園。 
  儘管在這裡陳寅恪的生活行止備受優待和禮遇,但安適的生活和緊張的工作還是阻止不住人的懷舊思緒。畢竟京華的生活鐫刻著自己一生最最絢麗的一段歲月。國學研究院時的陳寅恪身體還相當康健,與靜安、任公等人的共事也充溢著快樂,「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時的才氣淋漓和揮灑自如,手植 
  海棠時的適情與愜意,琉璃廠的書肆,北京城的名吃,因時間和空間的阻隔而被剔卻了清苦與不適的舊北平,總是不時地喚起陳寅恪的回憶。1950年,61歲的陳寅恪收到朋友寄贈的舊日清華園故居的繪圖,而後頗有失落地發現當年自己手植的海棠沒有了,這讓他很覺得悲傷甚至有些氣憤。顯然,遷居嶺南的陳寅恪對自己的清華園故居事實上還非常懷念,經常會夢到那些熟悉的物事(1951年《改舊句寄北》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殘夢上心頭」句。1952年《壬辰春日作》有「南渡飽看新世局,北歸難覓舊巢痕」句,大約也和此處所言事有關),可惜沒有神靈的護佑,自己親植的那株海棠就像被人放火的 
  圓明園一樣毀掉了。那座璀璨輝煌的園林寄托了大清王朝的上國沉夢,而那株小小的海棠實在也是托寄了流寓他鄉的遊子對故園的深切懷念。 
  同一年,寫下海棠詩之前的1月份,陳寅恪的一首答客詩顯示友人的問候甚至勾起了他對當年游居香港歲月的回憶:「道窮文武欲何求,殘廢流離更自羞。垂老未聞甲兵洗,偷生爭為稻糧謀。招魂楚澤心雖在,續命河汾命亦休。忽奉新詩驚病眼,香江回憶十年游。」 
  第二年聽聞琉璃廠近況後感慨系之的陳寅恪又揮毫寫下了另一首懷念詩,題曰《廣雅堂詩集有詠海王村句云「曾聞醉漢說祥瑞,何況千秋翰墨林」,昨聞琉璃廠書肆之業舊書者悉改業新書矣》:「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詑微吟。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琉璃廠,北平,陳寅恪總會時不時地記起曾經的京華舊地,曾經自己論學切磋、傳道授業、揮灑才情、優遊沃野的文化舊地。 
  當然,往日的北平,新中國的北京,也沒有忘記曾經在這片土地上開壇講學的陳寅恪。此種掛念至少在陳寅恪離京後的第二年就在橫飛南北的鴻雁中明確化了。到1949年10月,南來不到一年的陳寅恪已經在為此向北方的朋友回信致歉了: 
  企孫春□兩兄同鑒:頃奉電囑令即返校任教,當即復一電,其文云:因嶺大關係難即返,函詳。想已先此函達覽。電中所謂嶺大之關係者,即弟在嶺大其薪水系向華僑募捐而來,嶺大當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約期內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約時,已同意此點,以免嶺大失信於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爐設備等等,耗費極巨,值此時艱,北地此項御寒工具,恐亦更難與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嶺大農學院。嶺大規章,每一學生之學雜等費,其數甚巨,約合數百美元,惟教員子弟,可以優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轉學,則亦頗困難,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際,累承諸友關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實有苦衷,未能尊命即返,想亦能蒙鑒原者也。匆此奉覆,順頌 
  研祉 
  弟寅恪敬啟(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諸友芝生伯倫心恆一良永興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閱。 
  賜示請寄:嶺南大學東南區十二號 
  清華園十分盼望舉身嶺南的陳寅恪能重回舊地講誦研習。從回信內容來看,吳、葉二人的信顯然感動了頗有些流民心態的陳寅恪,大約吳、葉的邀請,特別是信中對當年京華歲月裡彼此交誼之類物事的懷想,勾起了陳寅恪對既往生活的無限回憶,所以他才在信末又一口氣列了五個人的名字。這裡鐫刻著的是陳寅恪與北平學界昔日友朋間彼此信任、倚重和相互掛念的高義與深情。後來,1956年,由北大調南開兼作歷史系主任的鄭天挺,亦曾專電希望其能往游天津講學,一樣由於種種客觀原因被陳寅恪婉拒,所謂「近數月來血壓較高,中大又開課在即,故不能旅行」等。 
  實際上,邀請及往迎陳寅恪北返的還有郭沫若、李四光、汪籛等,不過與吳、葉、鄭的邀請不同,前者有著明顯的官方背景。陳寅恪在第一次交待底稿上說,「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擔任科學院第二研究所所長。我貪戀廣州暖和,又從來怕作行政領導工作,薦陳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廣西教書時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擔任歷史二所時,他特地寫信來勸我。我沒有聽他的話。自悔負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張奚若都是清華老同事,因公來廣州時,都來看我。也勸過我」。 
  當時所派之人即陳寅恪昔日的學生汪籛。 
  頗有才華的汪到達中大時還是1953年的冬天,而且還帶著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別寫給陳寅恪的勸行信。11月22日早晨陳寅恪在由唐篔帶寫的答覆中提出了兩個現今人們已是耳熟能詳的條件,一、允許研究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冼玉清試圖勸說陳寅恪的頑擰,得到的回答是「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年而不變」。 
  12月1日上午,陳寅恪同汪籛作了一次長談,口述長文一篇作為總答覆: 
  陳寅恪自述 
  ——對科學院的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智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的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於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在北京則有兩難。動也有苦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血壓高。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沒有了陳寅恪的北京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所以連科學院也忍不住要請陳寅恪回去。1954年的1月份郭沫若又提筆寫了信給陳寅恪,意同前此。可是在陳寅恪看來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獨立思想的學術根本就不成其為學術。雖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來的肯許,「可以答應陳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來。一切都會變的。當年動員老捨從美國回來,老捨也提出個條件:不返美,不發表反美言論。可是他回國不過一兩年,就變了」。可惜的是最終還是沒有成行。其所作《答北客》、復郭沫若信、復楊樹達信真實記載了此事期間及其後陳寅恪的生命軌跡。 
  《答北客》作於1953年,詩曰: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採蘋花即自由。 
  答郭沫若信說: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一月1一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當勉副。寅恪現仍從事於史學之研究及著述,將來如有需要及稍獲成績,應即隨時函告並求教正也。專此奉復,敬頌著祺陳寅恪敬啟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復楊樹達信寫於1954年7月,文謂:遇夫先生左右:前屢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純學術性著述之刊行,實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學院若能悉數刊布,誠為國家一盛事,不識當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詩,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採蘋花即自由。 
  專此奉復敬請暑安弟寅恪敬啟(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從前文的分析來看,「畏寒」可能也確有其事。 
  陳寅恪終於還是留在了嶺南。 
  當然,即便因為世事的亂離以及自身的遭遇在精神深處有那麼一些落寞,特別是建國後最初兩年,不過客觀來講這裡的生活並不寂寞。相反,一定程度上,陳寅恪的中大生活可以說溫馨愜意,而且常常是情趣盎然。相濡以沫的唐篔的愛情是他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之外還有他熱心的友朋和可愛的學生,他還能時不時地聽聽評書聽聽戲。縱有淒苦衷腸與心曲,就一般的生活內容或曰質素而言,卻也不失豐盈的溫情與跳動的快意。可惜的是,由於悲劇人生結局的遮蔽,人們在看待兩人的生活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先存一種悲憫的心緒,進而極大壓縮了期間曾有的明麗。 
  詩文仍是最可靠和直接的依據。不妨從1952年的春天說起。 
  這一年春天,嶺大的杜鵑花開得異常地明艷。美麗的風景自然不會逃過敏感的唐篔的雙眼,這又一次讓她想到了當年的故園,故園的山居之樂。感物傷懷,以長句系之:香島妖氛滿,避亂轉西行。一年居故土,無限留戀情。山中有情趣,心定身始輕。月明竹影入,日出樵唱清。春間杜鵑放,燦爛嶺谷盈。看花動近遠,車馬道邊橫。遊客緣徑上,霞光照面迎。下山觀早集,聽鳥識初晴。風過松濤聲,雨霽岫色明,還家午飯罷,倚枕聞蟬聲。秋來氣高爽,澗底老桂穠。芬香四散溢,遙望如金鐘。荻花舞雪白,楓葉滿樹紅。田家忙收穫,得飽歌年豐。親朋隔城市,幽居鎮日間。野果溪畔摘,流水聲潺潺。舉目成遠眺,但見雲峰環。暇時赴村墟,新月偕相歸。歸來童稚喜,柿脆鯽復肥。燈下課女讀,夜涼添薄衣。地僻炊煙少,繞屋唯松林。身安心益靜,吟詩代撫琴。佳境不易駐,回憶味更深。故鄉亦短夢,他鄉何處尋。(《壬辰仲春觀嶺南大學校園杜鵑花因憶故鄉山居之樂遂成長句以記之》)頻年播遷的南國女子想到了故鄉山居時春天裡杜鵑花開遍山野的動人景致。詩情滿腹又聰慧明敏的唐篔顯然被嶺大的杜鵑花所深深感染。自然,這幅生機盎然的春景順著唐篔的雙眼同樣照亮了陳寅恪的心田。與內子的懷今異致,陳寅恪的心緒走上了思古的向路:「美人穠艷擁紅妝,嶺表春回第一芳。誇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當年李太白贊太真之美有《清平調》三首,二、三有云:「一支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代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大方的陳寅恪把嶺大的杜鵑比作了傾國傾城的牡丹。 
  多情的總是女人。同一年,寫下上引長句的前後,唐篔還有《詠紅梅友人贈紅梅》、《辛卯除夕答謝黃萱夫人贈水仙花》、《詠水仙》(二首)、《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謝頌珊夫人贈躑躅花即杜鵑花》、《詠嶺南躑躅花一名山石榴一名杜鵑花》、《別杜鵑花》、《廣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再詠木棉花》、《謝友人贈新種絳色玫瑰》等多首詠花之作。在唐篔,那是一個花團錦簇的春季。值得注意的是,這期間儘管陳寅恪自己只作了一首前引的《詠校園杜鵑花》,但有兩首與唐篔合寫的詩作《別水仙曉瑩寅恪聯句一絕》和《曉瑩寅恪前題(前題指《廣州木棉花》)聯句》。前者言:「玉容憔悴淺顰眉,瑩脈脈相看綠鬢垂。寅暫別人間留後約,瑩未妨重見一春遲。寅」後者云:「十丈空枝萬點紅,瑩霞光炫耀脆林中。瑩高花偏感高樓客,寅愁望垂楊亂舞風。寅」從詩集中作品的前後順序來看,夫妻聯絕所「別」的應該就是黃萱送的那株水仙。我們試著作出如下的推測:唐篔身體不好,1952年1月26日所作《辛卯除夕答謝黃萱夫人贈水仙花》的「喜對芳姿病榻前」句提示我們當時的她可能正染微恙,除夕夜,黃萱女士送來的一株「翠袖冰肌望若仙」的「漳泉」水仙,讓病得沒法逛花市而略有沮喪的她心情舒展了許多;依常理,慢慢地唐篔自然也就康復了,可本來就喜歡鮮花的她怎麼會忘記陪著她慢慢康復的水仙花呢,於是接連寫下了兩首詠水仙的七絕,贊其「碧色羅裙體態妍,雪膚玉貌絕塵緣」,謂其「凌波仙子出埃塵,翠袖金冠白玉身。綽約臨風無限意,嫣然微睇惜花人」;然而人有禍福,花也有榮枯,漂亮的水仙雪膚不再、翠袖轉黃,這怎能不引起唐篔「玉容憔悴」的愛憐和哀歎;朝夕相處的陳寅恪自然也知道了水仙「垂」「綠鬢」的事,忙贊它雖枯亦榮,作為對許多日子裡花兒與二人朝夕相處的感激,並以為對唐篔也包括自己痛失花友的心理安慰。 
  陳寅恪的生活顯然非常地鮮活。這其中,唐篔的相濡以沫最值得珍重和感謝。通觀1951-1957年間的詩作,可以發現兩人常有詩詞唱和(兩人合作的那首唱木棉的七絕即為一例)抑或酬謝,特別是在包括一些諸如生日、紀念日之類特殊時節,尤其如此。比如唐篔1951年元旦贈陳寅恪(1951年2月6日。據《詩集》此為一無題詩)、陳寅恪《答曉瑩辛卯元旦見贈》(1951年2月6日)、陳寅恪《辛卯廣州元夕用東坡韻》(1951年2月)、唐篔《辛卯廣州元夕與寅恪同用東坡韻》(1951年2月)、陳寅恪《首夏病起》(1951年5月)、唐篔《和寅恪首夏病起》(1952年5月)、陳寅恪《舊歷七月十七日贈曉瑩》(1951年8月19日)、唐篔《答韻》(1951年8月19日)、陳寅恪《曉瑩生日賦一首為壽》(1952年5月)、唐篔《壬辰五月十七日答贈寅恪並記嶺南寓園景物》(1952年6月)、陳寅恪《癸巳元旦贈曉瑩》(1953年2月14日)、陳寅恪《癸巳除夕題曉瑩畫梅》(1954年2月2日)、陳寅恪《曉瑩昔年賃宅燕都西城濤水河庭中植柳四株以白堊塗樹身望之如白皮松乙未春日與曉瑩同寓廣州偶憶及之感賦一律》、唐篔《答寅恪偶憶北京水河故居原韻》、陳寅恪《乙未五月曉瑩生日賦贈》(1955年6月20日)、唐篔《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歲初度賦一律為壽時值廣州芒果荔枝豐收也》(1955年7月6日)、陳寅恪《舊歷七月十七日為瑩寅結婚紀念日賦一短句贈曉瑩》(1955年9月)、唐篔《答寅恪七月十七日贈句次原韻》(1955年9月)、陳寅恪《乙未中秋贈內即次去歲中秋韻》(1955年9月)、唐篔《和寅恪乙未中秋見贈次原韻》(1955年9月)、陳寅恪《丙申六十七歲初度曉瑩置酒賦此酬謝》(1956年)等等。就既有的材料來看,唐篔的詩大部分都是在此一期間創作的,建國前以及1957年後都很少見,這大約也可以側面反映期間兩人家庭生活的安實。那些酬答唱和的作品花兒一樣地鑲嵌在兩人八年來的愛情征途上,琳琅滿目,馥郁芬芳。拿1951年結婚紀念日兩人的唱和來看,「一笑風光似昔年,妝成時世鏡台前」,陳寅恪先說儘管是在時世如此的情況下化妝打扮,可笑起來的樣子仍如早年一樣風光不減;「群雛有命休縈念,即是鍾陵寫韻仙」,小孩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放下心來不要老掛念,便是鼎革之際的寫韻仙。唐篔就講,「陵谷遷移廿四年,依然笑語晚燈前」,轉眼間從認識到現在二十多年裡陰陽流轉世事變遷,我們的愛情依然未變,燈下的我們仍舊是笑語歡顏;「文吳之事吾能及,同隱深山便是仙」,吟詩填詞我也還可以,能同你隱居深山就真是神仙了。後來陳寅恪又作了首《題與曉瑩廿三年紀念日合影時辛卯寄寓廣州也》,中有「短簷高屋總偉時,相逐南飛繞一枝。照面共驚三世改,齊眉微嫌十年遲」之句,盡寫出兩人遭逢世變、相見恨晚、甘苦與共、相偎相依的不渝心志與忠貞愛情。 
  當然愛情並不總是或者說僅僅是天上人間、海枯石爛,它似乎還有更多一些的含義,比如說生病時的相互照顧、平常歲月裡的拌嘴遊戲等等。以1951年的《首夏病起》與《和寅恪首夏病起》來說吧。春天裡陳寅恪高血壓的毛病趨重,頭疼得厲害,不得不天天靠安眠藥的鎮定作用來抑制痛苦,靠睡覺來打發日子,迷迷糊糊中春往而夏來,終於血壓降了下去,心情舒展、甚感快意的他乃作詩以紀之,「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綠蔭成幕聽鳴蟬」,過去讀禪有刀風解體之說,前陣兒我病得也差不多,渾渾噩噩睡著過,沒想到病好了,卻已是春去夏來綠蔭成幕蟬兒歌:久病初癒的人看什麼都有不免陽光揮灑。唐篔卻不這樣想,「排愁卻病且參禪,景物將隨四序遷。寂寞三春惟苦雨,一朝炎夏又聞蟬」,又是養病又是參禪,外間的風物自然要隨序變遷,沒人說話的我,春日裡愁對苦雨,夏來了還得噪聽鳴蟬,總是寂寞無聊的很啊。好長一段時間裡都在為陳寅恪的病擔心焦急的唐篔,仍是忍不住抱怨:春天裡老下雨,春盡了又聽見蟬聲起,我一個人都快煩死了,你現在還樂得「綠蔭成幕」樂得「聽」什麼「鳴蟬」。唐篔的詩在我們讀來總有一種抱怨的味道、幾縷拌嘴的氣息,這個時候他們兩人經風歷雨、相親相愛的眷侶形象顯得尤其地真切和充實。陳寅恪對平日裡唐篔能跟自己詩詞唱和很是高興。1952年的春天,時而惜別水仙,時而盛讚杜鵑的陳寅恪,突地發現轉眼間自己在嶺南已是寄居了三年,不禁念往思今,唏噓不以起來,有《壬辰春日作》一律自紀心曲。首頷二聯曰:「細雨殘花晝掩門,結廬人境似荒村」;「簡齋做客三春過,裴淑知詩一笑溫」。就陳寅恪的生活來分析,「知詩」的「裴淑」是在說唐篔,在「細雨殘花」「結廬人境」的日子裡,慨歎流寓嶺南已三年的陳寅恪在慶幸自己還有知書能詩善解人意的結髮人,總還時不時地帶給他笑語歡聲的絲絲溫暖。對於流民心態濃重的陳寅恪來說,「愛情融成的回憶」讓他的「痛苦化成(了)歌曲」1,唐篔的存在絕對是最值得慶幸和珍惜的人生厚賜。 
  播遷他鄉的不爭事實,讓唐篔常常地懷念北地,進而不可避免地生出客居他鄉的傷感。1951年,農曆辛卯年春節那幾天,庚寅除夕還在歡喜「江城花市年年好,喜得紅梅迎歲新」的唐篔,七天後的人日又寫下了這樣一組詩句:「人日清寒細雨來,嶺梅憔悴雜塵埃。池邊新柳枝先綠,樑上空巢燕未回。愁望江流常不息,追思羈泊有餘哀。天涯歸意無人會,可得山中共把杯。」一個「歸」字明白無誤地向人們顯示著在春節這個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佳節良期裡,常年「羈泊」的唐篔渴盼返歸故里與陳寅恪「茅舍」隱居品茗共話的心緒。從「山中」一詞來看,唐篔大約是想起了廣西。前文已經提到,唐篔的身體也不好,辛卯一年(庚寅年唐篔寫給親人的信中有「老病日侵」的話,說明其身體狀況建國後的幾年來可能一直都不是很好)尤其如此,黃萱送水仙給她的時候她仍在病中(「喜對芳姿病榻前」),而這年冬天《重讀陶淵明桃花源記有感》一詩「病中作」的副題,特別是「歎我餘生多病苦」一句,更向我們明證了年內她身體狀況欠佳的事實。正是在這樣的年月裡,唐篔接連寫下了《憶故鄉二首並序》(《憶良豐山居》、《憶半山小築》)、《憶成都華西壩寓居》三首懷舊詩。記憶總是美好的,當人遭遇挫折或疾病纏身的時候,總會忍不住的去回想以前的美好事物,羈旅在外的遊子往往會特別特別地想家更是典型的例子。顯然,唐篔也不例外。在她的記憶中陳寅恪任教廣西大學時他們在良豐山居和半山小築過得絕對是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前者稱:「屋對青蔥半嶺松,雲峰遙望幾千里。鵓鵠聲緩隨風遠,躑躅花開1滿谷紅。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廉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後者云:「半山有屋兩三椽,臨近桃源傍水邊。洞口乾雲紅豆樹,湖心倒影綵燈船。群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燕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唐篔渴望離開廣州返歸故里的心緒在1952年所作《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謝頌珊夫人贈躑躅花即杜鵑花》、《壬辰仲春觀嶺南大學校園杜鵑花因憶故鄉山居之樂遂成長句以記之》、1953年10月《十月八日追憶今夏風雨中觀木棉有感作》、《前題再詠》以及後來的《憶髫年》諸詩中皆有所體現。 
  然而,由於前面已經講到的原因,唐篔也留在了廣州,在陳寅恪的身邊站立成一株「霞光炫耀脆林中」的木棉。其實唐篔寫下「亭亭直上白雲間,無葉無枝態更妍。俯視春風搖嫩綠,高紅獨艷夕陽天」(《廣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的同一年(1952),正好也是舒婷出生的一年。25年後的1977年3月,後者也完成了一首讚美木棉的詩歌,這就是著名的《致橡樹》,青春歲月裡的舒婷成功完成的一首愛情詩。「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裡/每一陣風過,我們都互相致意,但沒有人聽懂我們的語言/你有你的銅枝鐵干,像刀,像劍,也像戟/我有我的紅碩花朵,像沉重的歎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們分擔寒潮、風雷、霹靂/我們共享霧靄、流嵐、紅霓」。細細品味,這些話用來形容唐篔之於陳寅恪倒也顯得頗為合適。後面的故事還將繼續向我們證明這位當年的名門閨女的堅貞、剛毅和英勇,證明她在陳寅恪生命中無可替代的價值。 
  繼續建國後的故事。 
  愛情天河的絢爛從來都離不開親情世界的支持。從小家到大家到家族到姑表親戚,透過殘留的詩文,穿越過半個世紀的滄桑,在斑駁的字縫裡我們隱約看到了寅唐二人生命世界的另一個向度,一個更為真實的向度,一條親情流溢的情感之河。 
  還是請唐篔來作主角,善感多情是女人天生的「麗質」。 
  1951年,農曆庚寅年大寒那天,唐篔寫詩寄贈自己的大姊,「三年不見幾滄桑,感舊懷人夜漏長。老病日侵無一字,可容煎藥倍堪傷」,世事滄桑中跟大姊已有三年沒見了,妹妹我其實常常想姊姊,想得長夜裡難以入睡,可我身體不好老得病,煎藥熬湯地連寫東西都顧不上,說起來真是很叫人難過。顯然,大寒的到來讓唐篔又憶起了以前姐妹們在一起時的快樂。三天後的一個下雨天,因給大姊寫信而被激發得澎湃開來的親情讓她又寫了首想念九妹的詩寄了出去,「煙雨迷濛隔野塘,殘梅欲盡柳爭長。何當共話西窗夜,人壽河清兩渺茫」,真希望能再有機會跟九妹你「煙雨迷濛隔野塘,殘梅欲盡柳爭長」的時候臨窗共話說短道長啊,不過看起來,就怕是人壽有限河清無期有些渺茫啦。這一年,唐篔還有另外一首寫給姐妹的作品。《答五年前懷妹見贈詩次韻》,是就當年舉家離川而後過金陵時堂妹唐劍懷從蘇州趕來相見時所贈詩而成的,「浮家嶺外已三年,景物懸殊幾萬千。每恨一家難久聚,何堪大姊又長眠。羈游江海雖分地,投遞音書未隔天。願托南鴻報消息,慰吾離思病床前」,大意仍在敘說近年遭遇,而後強調了可以彼此寫信應該多多聯繫。對看《寄大姊》和《答五年前》兩首詩可知,「大姐」在唐篔寄詩後不久便棄世而去,時間應該在兩詩寫作之間,據《唐篔詩存》前者在庚寅大寒日即1951年1月21日,後者標1951年,由此可知「大姊」的離去就是在1951年。1952年1月唐篔所作《哭從秭婉玉夫人並序》長篇所哭者應該就是《答五年前》一詩中提到的「大姊」。《哭從》以長篇五言敘事詩的形式對婉玉夫人的溫潤賢淑、堅韌不拔的一生作了細緻而又深刻的描摹和敘述,諸如「其意十年後,婿病不易醫。殘廢幾廿載,百務秭操持。侍疾連晝夜,終無一怨詞」,「驚聞秭丈歿,秭亦欲殉夫」等,讀來歷歷如繪,若在眼前,感人至深。事實上,稍後我們會看到,操持百務而無怨詞恰也是唐篔自己晚年歲月的素描,而殉夫一詞竟終成了她晚年人生的讖語。再後來,唐篔還寫有《憶髫年寄蘇州懷妹》、《前題寄沈家表姊妹》、《哭沈保均表妹癸巳臘月初一作》等懷親之作,《憶髫年》中「懶問滄桑隨世運,唯思姊妹共髫年」一句集中體現了作者寫作上述詩文時的感情和心緒。 
  當然,念親懷故說到底也不是女性的專利。同樣是在1951年,兩人結婚紀念日陳寅恪有《舊歷七月十七日贈曉瑩》(1951年8月19日)、唐篔有《答韻》(1951年8月19日)(過去二十天以後的陽曆)9月10日,正好是農曆的八月十日,陳三立的祭日。當時的陳寅恪一陣以來聽說好像有關部門非得要遷走散原老人的墓,心生掛念的他因作一律記錄心事。詩題《有感辛卯舊歷八月初十日》:「蔥翠川原四望寬,年年遙祭想荒寒。空聞白墓澆常濕,豈意青山葬未安。一代簡編名字重,幾番嶺谷碑碣完。趙佗猶自懷真定,慚痛孤兒淚不干」。需要略作解釋以見詩意。趙佗事見《史記?南越列傳》,初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死後,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以後自立為南越武王。後來劉邦稱帝,派陸賈立趙佗為南越王,呂後的時候以帝自尊,號南越武帝。再後來文帝即位,「乃為佗親塚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而後遣陸賈入越,責其自立為帝竟不上報,趙佗因修書謝罪以「蠻夷大長老臣佗」自稱。「趙佗猶自懷真定」自是借趙佗之典來比照風聞的所謂「聞有關當局迫令遷墓」的舉措,希望政府能善待亡父的陵墓;最後一句「慚痛孤兒淚不干」,凸顯了為人子的陳寅恪面對如此情勢卻又無計可施的慚愧與痛苦。這一年壯懷激烈的散原老人離世已有一十四載,而經風歷雨的寅恪也早已是三女之父,過了知天命的年紀。聯想到流寓嶺南的事實,這一曲高齡思父的故事更不禁讓人升起浮萍寄世、漂泊無依的滄桑之感。 
  同人世間其他的雙親一樣,陳寅恪和唐篔對自己的女兒極為疼愛,小時如此,大了依然。其實前曾引及的1949年10月25日復葉企孫、吳□信,在申說自己何故不能北返的原因時,專門強調小彭考入嶺大,北返恐影響讀書求學時,信文本身既已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為人父的陳寅恪對自己姑娘的厚實慈愛。上學是人生大事,而為這類大事費心擘畫,以及內中所體現出的敦厚與博大,恰是父愛內涵外延的最大特點。相比之下母愛似乎要細瑣許多和綿密許多。1951年1月21日大寒的到來顯然在唐篔的心靈深處激起了不少漣漪,這不僅觸發了她對大姊九妹的思念,更激盪了她早已浸透骨髓化成習慣了的慈母柔情。給大姊修書的5天以後,26日,早晨,唐篔很認真地用筆記下了珠江清晨的模樣,「隱隱樓台隔水陰,紅牆翠瓦入深林。漫空曉霧浮江遠,欲見樓台何處尋」。從文字上我們讀不出明顯的感情傾向。這是必然的,因為幾天以來唐篔都在掛念遠在他鄉的長女流求,忙著收拾冬衣給她。所以,如果說這張素描有一定的情感趨向的話,我們想,大約那也應該是對遠在他鄉的流求的生活情狀的關切以及由此引起的淡淡感傷。風景和節令總是這樣會自覺不自覺地撥動人們情感的心弦。平心而論,羊城的生活同京華舊地實在是相去甚遠,一年前的正月十五陳寅恪在他的詩中曾有「過嶺南來便隔天,一冬無雪有花妍」的句子。然而風景迥異親情同,居地的變換流轉除了讓唐篔益加地看重和珍視親情以外,不會讓她對女兒們的愛憐有絲毫的削減。晚上,經多日趕製,終於縫完準備寄給流求之冬衣的唐篔,燈下鋪箋,潤筆揮毫,寫下了這首至今讀來仍其情可溫感人心的七絕,題曰《寄流求寒衣庚寅大寒後一月廿六日燈下作》:「雪舞冰封北國冬,憐見忍凍歎吾窮。剪裁工拙何須計,老眼燈前密密縫。」從專門添出的「剪裁工拙何須計」一句來看,或者唐篔並不擅長縫補之事,然而緊跟的一句「老眼燈前密密縫」,提醒我們冬衣上的針針線線縫進的都是她對流求的深深愛憐,也善意地勸慰長大了不免愛美愛打扮的姑娘穿上總要暖和一些,何須在乎太多剪裁方面的美醜媸妍。1953年的夏天,唐篔又一次生病,八月的時候仍不見好,可流求和小彭還是要去工作,痛苦又無奈的唐篔成七絕一首志其心思,題作《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兩月昏昏病裡過,悲歡離合意殊多。飆風欻捲隔山海1,慘痛心情奈若何。」母病女出遊的淒涼心境可以說躍然紙上。事實上對於暮年的夫婦來說,子女們繞侍左右膝下承歡的感覺往往是最最寶貴和美好的,而一旦子女成人群燕紛飛就免不了要生出蒼涼而濃重的失落心緒。女性天生的多愁善感,所以尤其是如此。一樣掛念和愛憐女兒的寅恪就常常地勸慰唐篔,1951年結婚紀念日,陳寅恪那句「群雛有命休縈念,即是鍾陵寫韻仙」就是明顯的表現。 
  陳寅恪的圈子較唐篔要大出許多,所以他的生活中還有更多一些的快樂。當然這些快樂也屬於唐篔。分擔痛苦共享歡樂是夫婦二字起碼的一層含義。 
  眾所周知,陳寅恪是個讀書種子,在他,能夠安安穩穩地讀書是頭等的樂事。一樣是在1951年,生日那天,陳寅恪忽然記起了自己1945年成都過生日時所寫詩作中「願得時清目復明,扶攜同泛峽江船」的句子,於是續成絕句兩首贈唐篔,詩曰:「七載流離目欲昏,當時微願了無存。從今飽吃南州飯,穩和陶詩書閉門。」「扶病披尋強不休,燈前對坐讀書樓。餘年若可長如此,何物人間更欲求。」在他看來,青燈黃卷坐對千古,能夠穩定長期地過上這種日子就應該很知足了。陳寅恪不說假話,更何況對唐篔,所以說這兩首絕句所透露出來的對「燈前對坐讀書樓」生活的嚮往,顯然是心曲的真實流露。 
  就此一時期陳寅恪的詩文來看,除平日裡與唐篔的唱和之作以外,另外相當一部分都是學界朋輩間的酬答問候,通信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在與友人彼此交流論學,真正無關學問的私誼傳遞和表達並不多見。即以前引陳寅恪復郭沫若辭不北返的信來說,本質上也首先是學術上的問題。毫無疑問,從抗戰勝利以來至於21世紀的當下,北京都是中華大地無可或替、不容置疑的文化中心,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幾年同樣如此。陳寅恪所在的廣州,近代以來雖有康南海揭櫫大旗、孫中山輩承其流緒,但在近世中國的文化地圖上,南學的地位一直以來都算不上怎麼地突出。儘管解放前陳序經在嶺大全心全意抓學術,遍邀大師鉅子、廣羅才俊英豪,充實力量擴大陣腳,但客觀來講,至少在陳寅恪南下以前其在全國的地位都算不上突出。陳寅恪的到來固然對此有所助益,但說到底不過也是充實和提高而已,儘管他曾打趣式地說北大也不咋地,可這同樣改變不了廣東作為學術地圖上邊地一隅的地位。不過,陳寅恪的到來畢竟讓嶺南的學術起色不少,各地學人更是延續了建國前學術界既已形成的對陳寅恪的尊崇和關注,有了得意的創作、心得或疑問,人們還是常常地想到陳寅恪。於是鴻雁紛飛、書札往還,辟居南國的陳寅恪就這樣被無形的編織進一個由多名一流學者構建的交流網絡。除非是外力,真正的大魚很難自己游離出水流的親近甚或是束縛,就像陳寅恪之於學術;在這種親近和「束縛」中陳寅恪常常可以體味到交流探討的快樂。就詩文和通信資料來看,此一時期與陳寅恪往還交流與論學的有楊樹達、聞宥、劉節、冼玉清、劉永濟、鄭天挺、王力、葉企孫、吳□、李思純、吳宓、郭沫若、唐長孺、劉銘恕、朱師轍、夏承燾、章士釗等等。他們與陳寅恪的交流對於當代中國學術的形成和書寫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和意義,值得深入發掘和反思。 
  有師友,自然也有學生。寓居嶺南的頭幾年裡,到後來讓陳寅恪很是傷心的學生,此一時期還是能不時地帶給陳寅恪以欣慰和歡喜。 
  從入清華任教的國學研究院以來,一直到新中國建立的1949年,其間陳寅恪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高尚的育人事業,所以說建國前他已是桃李滿天下。就建國後的晚年路途來看,在昔年眾多的學生門當中,最讓陳寅恪欣慰的應該是蔣天樞,也就是蔣秉南。蔣秉南1903年出生,小陳寅恪13歲,當37歲的陳寅恪入教清華的時候,蔣秉南剛20來歲,正是風華正茂的讀書年紀。蔣秉南1927年入清華研究院,1930年畢業,同一年國學研究院停辦。據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我們知道,1943年受聘復旦中文系,而後就一直沒離開過復旦的蔣天樞長於先秦文學研究,講《詩經》旁徵博引一首就能講上兩個月。1953年當唐篔滿懷感傷地寫下《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惜別愛女的時候,蔣天樞也在陳寅恪家。他是專程南下探望來的。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秉南對此有簡要記錄: 
  陽曆九月十一日,樞乘車赴粵,抵穗後以初游不識路,僱車至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晉謁。留穗約十日,得飫領教誨。適流求妹尚在家,歡聚數日後赴渝就職。時樞方校讀《周禮》(用董康珂羅版影宋本校阮刊註疏本),語次,師誨之曰:「周禮中可分為兩類:一,編纂時所保存之真舊材料,可取金文及詩書比證。二,編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時之文字比證。」樞未能遵師囑以有所成,愧負滋多矣!此行初識黃萱。二十二日拜辭師及師母北歸。 
  如前有言,此時的唐篔正病得厲害,「兩月昏昏病裡過,悲歡離合意殊多」的話說明流求離開廣州去重慶的時候,大約她仍未完全康復。而對於經年被唐篔照顧的陳寅恪來說,這無疑是很讓他痛苦的事。最大的無奈在於,身體的不便讓他不能對唐篔進行最起碼是等量的呵護。流求、小彭在家大約就是因為要照顧母親的緣故。再聯想到幾年來唐篔因為要料理家事還要照料自己,以致累得屢屢生病的事,幾十年相濡以沫的陳寅恪只能是更加痛苦,益發焦頭爛額。若是在京華,自然會有許多生徒朋輩的前來問安和探望,可這是在嶺南,與天涯海角已經相距不遠。然而,就在這時昔年的清華學生蔣秉南出現了,專程南下來看望陳寅恪,當然還有唐篔。在陳寅恪自己即不能分擔愛妻的痛苦又不能進行細心地照顧的時候,學生蔣秉南的到來,以及由此帶給唐篔和他本人的內心的溫暖與安慰都讓陳寅恪特別地感動。想來這也是人之常情。必須承認,學術和風骨的高卓之外,陳寅恪也是普通人一個。內子有疾自己又無力照顧的時候,學生的探望,哪怕僅只是給淒惶唐篔的心頭添上一絲的溫暖,都讓為人師的陳寅恪很覺得欣慰。再說,蔣秉南還是他初涉教壇時的老學生,更讓這份欣慰上增添了幾分久為人師終非無益的欣喜。陳寅恪有動於中情見乎辭: 
  廣州贈別蔣秉南 
  不比平原十日游,獨來南海吊殘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關興廢,傷古懷今涕泗漣。 
  唐篔也賦詩相贈: 
  廣州贈蔣秉南先生 
  不遠關山作此游,知非嶺外賞新秋。 
  孫書鄭史今傳付,一掃乾坤萬古愁。 
  從詩的內容來看,「不比平原十日游,獨來南海吊殘秋」、「不遠關山作此游,知非嶺外賞新秋」意旨相同,是在對秉南的遠道探望表示感謝;「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大約和被邀返京1、舊友改宗、著未成帙乃至愛妻多病都有一定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孫書鄭史今傳付,一掃乾坤萬古愁」句,「傳付」一詞顯示,應該就是在這一次,陳寅恪決定請蔣秉南作為自己著作的整理者。這在殘留至今人們有幸觀見的兩年後陳寅恪寫給蔣秉南的信中有所佐證,文謂「弟前書言安南華僑彭禹銘君買得弟當年遺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不了昨日接到清華舊時畢業生梁君來函,附寄一覽。並請兄保存,附於弟著作目錄後,留待備考資料」云云。實事求是地講,「傳付」一詞的重點蓋在「付」字,畢竟在當時甚至包括現在各方面條件和資質堪為陳寅恪傳薪的人實在是不多。1965年秋天陳寅恪曾有「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之歎(見本年所寫《有感》),不過能找到一個放心的人待將來自己千秋以後整理出版自己生平的文字,就已經讓他「一掃乾坤萬古愁」了。1 
  蔣秉南的到來固然很讓陳寅恪高興,但畢竟也只是偶然的一次。經常出現在陳寅恪的嶺南生活裡的還是中大的新學生們。新學生們也能不時地給陳寅恪帶來些快樂。 
  1956年,對於陳寅恪來說應該是有那麼一點特殊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一文,而後是年2月陶鑄邀請包括他在內的廣州地區部分高校教師到從化溫泉開「知識分子」問題座談會,再之後中大很快傳達了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精神並快速地著手實施,於是就有了我們前面提到過了白色甬道、特級稿費以及可隨時乘坐小汽車的權利。乙未除夕還因生病而傷感地哀歎「無能搜鼠雀,有命注蠹魚」「遮眼人空老,蒙頭歲又除」的他,和唐篔一起赴從化溫泉開會期間,愉悅而略帶戲謔地寫下了他的《從化溫泉口號兩首》。其中第一首有謂「火雲蒸熱漲湯池,待洗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與浴東施」,這當然是在和唐篔戲耍談笑,具體內容也與別人無關,不過有一點應該強調,就是作為後來者的我們從詩中仍能清楚體會出寅恪當時心情的無比舒暢,而從化之行也是晚年陳寅恪唯一的一次遠遊,值得尊崇抑或同情陳寅恪的人們珍視。以從化賦詩為浮點,1956、1957兩年,陳寅恪的生活不時流溢出讓後來人感到慶幸的明麗色澤。 
  秋天,隨著新學期的開始,又一群選擇中大歷史系的新同學加入了陳寅恪新學生的行列。9月22日,歷史系為他們舉行了迎新聯歡會,5點左右,一群新生在幾位歷史系老師的帶領下來到東南區一號拜訪陳寅恪。年輕學子的尊敬和熱情顯然也感染了年界古稀育人數載的老教師,陳寅恪熱情地詢問同學們有多少人第一志願報中大歷史,多少人報北大2,強調問題並不在於中大或北大,而在於個人要努力。談話臨近結束時,還善意地提醒新同學們注意學好古文和外文1,注意鍛煉身體,以免半途而廢。我們不清楚對陳寅恪的這一次拜訪是否對當時每一個同學後來的求學道路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有一點非常明確,那就是從當年《中山大學週報》的報道來看,當時的陳寅恪情緒頗高很是高興。這是新生。 
  其實,早入學的高年級同學一樣地常帶給陳寅恪欣喜和歡樂。比如說1957年的高守真同學。 
  高守真身出詩書之家,祖父是光緒十四年(1888)的舉人。一次課後關於韋莊《秦婦吟》的請教引起了陳寅恪對她的注意,並從此開始了師生間兩年多的融洽交往。期間在高守真有病的一段時間,同樣很喜歡高守真的唐篔甚至曾以托辭的形式要守真連續四個月早上去陳寅恪家喝牛奶。三年級的時候,高守真作論文,根據其本來的興趣方向陳寅恪幫她想了個研究太平公主的題目並親任導師。同一學年,1957年陽曆元旦(1月1日)那天,高守真代表「史三級」同學向「大家所敬愛的」的陳寅恪老師送上了一張元旦賀卡。當時陳寅恪正在白色甬道上散步,接到高年級同學的賀卡自然令他很是高興,特別是當高守真將卡片上寫的「百家爭鳴時節,帶來桃李芬芳」的賀詞念給他聽的時候,經年執教的陳寅恪更是甚覺喜悅和欣慰。2在善良而又慈祥的教書人眼裡,學生總是年輕、燦爛、朝氣蓬勃,他們的祝福無論怎樣的簡單和稚嫩,都會給真正的師者帶來不錯的心情乃至飽滿的歡樂。教師,真誠的教師,古往今來,總是很讓人感動。 
  空閒沒事,陳寅恪最喜歡聽聽戲,這也是老輩人常有的愛好。 
  手頭資料來看,這段時間裡,早在1952年春天,那個開著杜鵑花的春天,陳寅恪就為聽戲這種賞心樂事寫過詩句。日子是這一年的正月十五,陳寅恪從收音機中聽到一段張君秋唱的《祭塔》,聽著雷峰塔白娘子的故事,再念及自身遭遇不禁百感交集,遂成詩一首托寄胸臆: 
  雷鋒夕照憶經過,物語湖山恨未磨。 
  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類負心多。 
  元夕聞歌百感並,淒清不似舊時聲。 
  天涯誰共傷羈泊,出得京城了此身。 
  看得出此時陳寅恪的羈旅漂泊之感仍很強烈,全詩顯得頗為蒼涼和落寞。 
  五年以後1,又是一個開滿鮮花的季節。1954年拒絕了郭沫若北返之邀,1956年以來舒服沐浴在中大知識分子政策裡的陳寅恪,此時已沒有了「瘴江收骨殊多事」的苦惱,他在漸漸習慣著嶺南的生活,也開始認真享受著嶺南的生活。元旦的時候,也就在寫下「萬竹竟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一聯的那天,陳寅恪家裡的桃花就已經暗示性地盛開了,農曆寒食節那當兒窗前的紫籐花也早已靜悄悄地堆起了笑臉。2 
  像花兒一樣燦然開放的,還有陳寅恪多年來鼓蕩著飄零之感的內心世界。 
  不妨先來看看蔣天樞整理呈現給我們的本年裡陳寅恪部分詩作的目錄:《丁酉上巳前二日廣州京劇團及票友來校清唱即賦三絕句》、《丁酉春日聽唱西廂記戲題一絕》、《丁酉首夏贛劇團來校演唱牡丹對藥梁祝因緣戲題一律》、《聽劉映華張淑雲演唱穆桂英劇戲題三絕》、《聽演清宮怨感賦一律》、《聽新谷鶯演秦香蓮京劇》、《丁酉小雪後六日曉瑩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區聽新谷鶯演王寶釧意有不樂賦此慰之》。答案已經非常明顯,1957年的陳寅恪連聽好戲,從開春(起碼)聽到小雪,過足了戲隱。對於戲迷的他來說那自然是高興。不幸的是這些載記著陳寅恪歡快生命鼓點的詩作而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不見,唯《丁酉上巳前二日廣州京劇團及票友來校清唱即賦三絕句》、《丁酉首夏贛劇團來校演唱牡丹對藥梁祝因緣戲題一律》幸得殘存,讓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僅有的遺跡去窺探和猜測寅恪當年那充溢著陽光氣息的恬適乃至興奮的精神世界。《丁酉上巳》三絕作: 
  其一暮年蕭瑟感江關,城市郊園倦往還。 
  來譜雲和琴上曲,鳳聲何意落人間。1其二沉鬱軒昂各有情,好憑管弦唱昇平。2杜公披霧花仍隔,戴子聽鸝酒待傾。3其三紅豆生春翠欲流,聞歌心事轉悠悠。 
  貞元朝士曾陪座,一夢華胥四十秋。4《丁酉首夏》作:金樓玉銘了生涯,5老去風情歲歲差。 
  細雨競鳴秦吉了,故園新放洛陽花。 
  相逢南國能傾國,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臨川夢中夢,聞歌一笑似京華。 
  有意思的是《丁酉上巳》三絕。所謂上巳,魏以後一般即指農曆的三月三日,上巳前兩日即三月初一,陽曆的3月31日,再過四天就是寒食(陽曆4月3日),此時陳寅恪家的紫籐花差不多也已開放,這三首絕句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事實上在此之前大約一個星期,陳寅恪和唐篔已經乘學校的小汽車去城裡看過一次劇團的演出了,後來經由學校工會戲劇小組的穿針引線,京劇團的一些名角又來康樂園為中大的教授們獻藝。陳寅恪自然是劇團禮敬的首選,31日京劇團的主要演員就去陳宅為他清唱了幾段,對於戲迷的陳寅恪來說,享受到如此快事及禮遇自然是興奮無比,於是一揮而就了三首絕句志其快意並為對劇團演員的答謝。1第二天,劇團繼續為中大教授表演,陳寅恪將三首絕句送與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董每戡,並謂請「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的唱和。對此,佈滿了沉重感的陸健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也認為:「太不容易了。這是陳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開向『同道中人』求心靈的和鳴與回應。其情不自已於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歡欣所帶來的喜悅;沉重的歷史亦因為這一連串發自靈魂深處的歡聲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如果不是用後來者的聰明來看歷史,而是從陳寅恪當時的生活狀態來分析,我們說,完全沒有必要站在十年以後陳寅恪遭遇不幸的那個歷史節點上來給予如此保守的評論。我們堅信,當時陳寅恪的生命是明媚絢麗的,曾經蒼涼的內心如靜開著的紫籐花一樣充滿著歡喜的諧和乃至亢奮的愜意。對此,董每戡的和詩便即是絕好的贊詞,讓我們借來作為對上述沐浴在絲竹管弦中的陳寅恪陽光心境的束尾之語,恰所謂:花前杖策聽鶯語,清興來時妙句成。 
  碩學先生非古董,風流詩筆壓群英。2後來三位教授的和詩與前此已經刊發的陳寅恪絕句一樣發表在4月20日的《中大週報》上,從而為美麗的康樂園再添一段學林佳話。 
  儘管建國後直到1957年這段時間也曾有過一些不甚愉快的經歷,3但整體而言陳寅恪的生活是舒適而又愜意的。一個側面但頗重要的說明是期間在助手黃萱等人的協助下,雙目失明的陳寅恪仍然持續發表了相當數量的文字。 
  在晚年陳寅恪的生活中黃萱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黃萱小陳寅恪20歲,父親黃奕是名動一時的商界精英,起先在印尼發展後到廈門鼓浪嶼定居並繼續在商界馳騁。優越的家庭條件讓黃萱從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別是國文基礎很扎實,這是後來她所以被選中並能較好勝任陳寅恪助手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25歲時黃萱與後來的愛人當時北平協和醫學院博士周壽愷結婚。1949年的時候,以少將教務長身份任職於上海國防醫學院的周壽愷隨院遷台灣,但很快又因對故國的眷戀跑回廈門,後受聘嶺大醫學院,遂舉家遷來廣州。由於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種種原因最終離去,從1952年開始經別人介紹的黃萱開始擔任陳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陳寅恪提出、由陳序經親自操辦,中大正式聘黃萱作陳寅恪的專任助教,此後一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黃萱在陳寅恪身邊任助教前後共一十四年。打一個不合適的比方,勤奮細心又任勞任怨的黃萱就像被陳寅恪禮讚過的手杖一樣支撐著失明以後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繼續前行,依賴後者陳寅恪可以平穩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則支撐了其在學術長途上的跋涉和遠足。並不誇張地說,沒有黃萱的幫助,陳寅恪欲以「殘廢十年身」(語自陳寅恪《詠黃籐手杖並序》一詩)在建國後的研究中走完「崎嶇萬里道」,是有很大困難的。讓人起敬的是,對此,黃萱並不居功,她說:「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別是他早年的學生,也就是現在的專家教授們常為他找材料。如蔣天樞教授、王永興教授常給他寄來有關的書籍等等。在校內的資料,多數是周連寬教授從圖書館給找來的。在同事和同學中,也時有人給他抄來應用的東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負擔得起,順便聲明一下,希各位鑒及之。」1說的自然是事實,不過這似乎更加堅定了後來者普遍認可的陳寅恪選黃萱那是選對了的共識性結論。 
  就這樣在助手的協助下,目盲以後的陳寅恪繼續在他艱難卻又絢爛的學術天空中翱翔著,從此間所發表的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還是那個身體康健、滿腹詩書、一心一意搞學問的翩翩佳公子,長衣過膝,英俊帥氣,濃眉大眼,侃侃而談,……在學問的世界裡,他仍是我們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節裡我們將辟出專門文字向大家展示陳寅恪如何自在著的自由風姿。   
  二、學術道路上的欣慰與淒苦(1)   
  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上來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時期,1957、1958年是比較特殊的兩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超額完成。同1952年相比,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9%,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53%,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新生的共和國用鐵一般的數字向人們證明著自己選擇社會主義方向實在是非常地正確。然而,道路的正確並不意味著前進中沒有曲折和坎坷。在為新中國能在短時間內拿出經濟建設如此的輝煌成就而興奮的同時,我們還是得承認,掌握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傳統,人口多達好幾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又千差萬別的龐大國家,對於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沒有十載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那還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新鮮事。對像狀況的複雜和自身質素的欠缺決定了,新中國的前進之路不會是一馬平川、平波無瀾。 
  就在陳寅恪寫下「聞歌一笑似京華」的1957年5月份,小他幾歲的毛澤東在中旬的時候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文章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作了相當嚴重的估計,「認為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占1%到10%,黨內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強調現在應該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還應注意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帶領中國共產黨百折不回、浴血奮戰,穿風破浪一路走來的毛澤東,對矛盾問題有著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構起來的他的鬥爭哲學顯得內蘊深厚而又精恰實用。熟悉他的戰友們,甚至我們這些對近世中國歷史比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輕鬆地看出,這是一招戰爭年代裡解放軍慣用而又屢試不爽的誘敵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後,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反擊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並不需要為此發動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運動中發生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把許多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和黨外愛國民主人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是即眾所周知的「反右擴大化」。其後,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運動,多年來因為身體原因和各種照顧政策一直都「窩」在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的陳寅恪開始受到真正的衝擊。 
  事實上,1949以後的新中國很長時間裡一直都處在運動當中,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傳統因為慣性的緣故仍在頑固地延續。而陳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這一次。三年前,時任黨委書記、在中大領導了數場運動的龍潛便曾在「肅反運動」期間,多次在會議上揶揄和諷刺陳寅恪,認為「看陳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當眾作詩對陳寅恪行其罵人嘲笑之能事。用陸鍵東的話說,「這件事開了陳寅恪自1949年以後遭受政治衝擊的先例」。 
  較之後者,批判「厚古薄今」運動期間,陳寅恪的遭遇要嚴重得多。這裡,我們扼要而言,當時的情況大體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陳伯達應郭沫若之邀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古薄今,邊干邊學》的報告,痛陳「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缺點是言必稱三代(夏、商、周),脫離革命的煩瑣主義。有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企圖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歡討論幾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對幾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對現實問題不感興趣。哲學、經濟、歷史等等都如此,這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風氣」。一個月後的4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範文瀾《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強調:「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還必須分出一部分力量去佔領古史的陣地。古史是資產階級學者進行頑抗的據點,他們在古史上佔了些點或片斷,就在這些小角落裡稱王稱霸,目空一切。其實,他們所佔據的地盤,不過是若干個夜郎國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這個陣地佔領過來……這個經驗是值得學習的。我們只要花點功夫,任何一個學術部門都可以壓倒他們。」6月11日,同樣是《人民日報》刊發郭沫若《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的通信,有言:「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只偏重史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採用他的長處,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們。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對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當仁不讓於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 
  平心而論,郭沫若的話並沒有表現出對陳寅恪特別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話讓我們在其鮮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貴的尊重。畢竟也是讀書人。然而,可悲的在於,一如詮釋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的,文字一旦形成就會在閱讀者那裡獲得無數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會行徑又何嘗不是這樣。沒法否認,那時的郭沫若畢竟也已不是單純的書生,《人民日報》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鈔,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會主義建設剛剛取得不錯成績的新中國,開始變得相當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國:陳伯達報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採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並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抓緊這個運動,「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等37個文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繼續批判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講話提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並認為崇拜有兩種,除錯誤的個人崇拜外,還有一種「正確的個人崇拜」。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該校長馬寅初,採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報刊也發表大量文字,對馬寅初進行公開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予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6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406斤),並認為「在3年到5年內,使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華北、西南等區農業協作會議,也都相繼提出農業「大躍進」的奮鬥目標,西北地區竟提出1962年糧食產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農業方面的高指標、浮誇風和瞎指揮迅速發展起來。6月22日,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報告》。報告說: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800萬噸。各大協作區也分別召開冶金工業規劃會議,研究各區明年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根據各協作區會議情況來看,"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 000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報告轉發後,工業上的高指標、浮誇風日益氾濫。 
  事實已經相當明顯: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已經高漲得有些瘋狂!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幾十年躬耕教壇、潛心著述的陳寅恪,在美麗的中大也避無可避地被「革命熱情」灼傷了。 
  事實上,在江西劇團來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報已經開始漫天狂舞了。陳寅恪以外,歷史系的劉節、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報專欄,4月7日那天,貼給梁方仲一人的就超過了千張。陳寅恪「聞歌」而唱「細雨競鳴秦吉了,故園新放洛陽花」的時候,他的處境還很好,儘管小頭目們認為「陳寅恪成為系內外白專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黨總支認為必須著重掃除陳寅恪的影響,這一步不能做到則系師生自覺思想革命不能完成」1,但絕學博識壁立千仞的震懾力量,使得大字報們對陳寅恪還是有所顧忌不敢輕易造次。然而當「厚古薄今」的批判鋒芒刮過長江侵入嶺南的時候,為陳寅恪蓄謀了好久的大字報終於等到了高飛上天的良機。大字報們總算等來了給陳寅恪開專欄的美好時刻。和現在一樣,毫無疑問,那時的人,包括糊紙的,同樣也害怕失業,於是「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等等,針對陳寅恪的紙片瘋一樣的舞動起了沾滿黃紅黑色漿糊的肥碩腰肢,盡其捕風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頭垢面又分外嚴肅、讓人畏懼又噁心得想吐的女巫。 
  當然,陳寅恪對「女巫」還談不上畏懼,他滿腹的學識以及幾十年裡積澱而成的名士氣韻倒也不是隨便「跳跳大神兒」就可以撼動和擊垮的。可是,奉命抄讀大字報內容給他的唐篔卻實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氣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質蘭心知書達理的唐篔好幾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訴「舞蹈」場面的慘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滿的正常人一樣,陳寅恪憤怒了。 
  7月下旬上書中大領導: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 
  瞭解近世中國學術史的人都清楚,當時的中國就一個陳寅恪,一個讓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東方學界都「嚴重」矚目的陳寅恪。他並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開課的震動顯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從容涵納和平息。當陳寅恪突然離開教壇的「漣漪」突破中大的校園在更為廣闊的層面上波動開去的時候,最終洄湧而來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壓力。據陸鍵東言:「『讓陳寅恪重新開課』,一直成為1958年之後中山大學一個很頭疼的問題。直到60年代初,陶鑄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學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雖然在校方的勸說下陳寅恪沒有搬到校外,可他終究沒有再開課,對此黃萱回憶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陳先生受批判,說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課,專力著作。我曾勸他復課。他說:『是他們不要我的東西,不是我不教的。』這是多麼傷心的話啊!」 
  後來,一年後的1959年,當時主持工作的歷史系的數位負責人,在秋季開始的黨內整風運動中不得不因陳寅恪的受辱進行深刻的自我檢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運動興起前半年左右,曾經當眾嘲諷陳寅恪的龍潛被中共高等教育部黨委以「違反知識分子政策」等兩條主要理由,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從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龍多次被要求作檢討,還親自跑到陳寅恪家裡賠禮道歉。這讓我們想起1961年吳宓寫下的一段日記:「寅恪述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從上面的材料來看,寅恪的這種自我認定顯然是征實之言。 
  吳宓接著說:「然寅恪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樂其所樂,斯誠為人所難及。」如下的史實將向我們證明這同樣是言之鑿鑿的有據之辭。 
  那麼自由的陳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麼呢?他又是如何地「樂其所樂」呢? 
  讓我們從1957年的一封信談起。這一年2月6日,陳寅恪覆信給時任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劉銘恕,有言: 
  ……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輟,不知能否成篇,奉教於君子耳。 
  余英時教授考證說,陳寅恪一生的史學可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為1923—1932的十年,重點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語文知識來考證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所謂「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轉向第二階段,開闢魏晉至隋唐的研究,所謂「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後進入第三個階段。在他看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是這一階段裡陳寅恪最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說明他為了《別傳》確曾自覺地發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指的是不用馬列主義理論;「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和「捐棄故技」強調的分別是對其第二、第一期史學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指的是用史學考證的方法輔以入情入理的基於自身經驗和人性體認的歷史想像來重構豐滿鮮活的歷史世界1。在他看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都是心史,而與前者相比《柳如是別傳》更是一曲「心史」的雙重奏,認為:「整體地說,《別傳》寫的是一個充滿著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據雖精,但這些考據的結果不過是建立了許多不易撼動的定點。由於點與點之間都是互相關聯的,因此又由點而形成許多線再進一步則因線的交叉而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網絡。考據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為止。如果換一個比喻,我們不妨說考據足以搭起一座樓宇的架子,卻不一定能裝修佈置樣樣俱全。而《別傳》則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樓宇,而且其中住滿了人。更重要的,樓宇中人一個個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動。陳寅恪之能重建這樣一個有血有淚的人間世界則不是依靠考據的功夫。他的憑借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歷史的想像力。」 
  實事求是地講,《柳如是別傳》確實是陳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數次寫詩提及此書或相關內容,如《乙未陽曆元旦作時方箋釋錢柳因緣詩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歲初度賦一律為壽時值廣州芒果荔枝豐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篔詩作)、《乙未除夕臥病強起與家人共餐感賦檢點兩年以來著作僅有論再生緣及錢柳因緣詩箋釋二文故詩語及之也》(1956年2月)、《戲題余秋室繪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影》(1956)、《前題余秋室繪河東君訪半野堂小影詩意有未盡更賦二律》(1957)、《丁酉陽曆七月三日六十八歲初度在病中時撰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成書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賦一律》(1957年7月)、《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祺案復有疑滯感賦一詩》(1958)、《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向蓮生鴻祚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1963年冬)等,僅從詩名中我們可以約略窺見作者心志所在以及創作過程的無比艱辛了,內中「好影育長終脈脈,興亡遺恨向誰談」、「哀殘敢議千秋事,剩詠崔徽畫裡真」、「生辰病裡轉悠悠,證史箋詩又四秋」、「然脂瞑寫費搜尋,楚些吳歈感恨深」、「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遲暮細參論」、「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綿綿死未休」、「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等等,於此更是明證。 
  1964年,偉大的中國人民謎一樣地完成核武器研製的那一年,十年長征的陳寅恪也完成了一部後人來看謎一樣的著作——《柳如是別傳》。初終稿均有《說偈》,分別作: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瞑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奇女氣消,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鬧學,皋比決捨。無事轉忙,然脂瞑寫。成卌萬言,如瓶水瀉。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刻意傷春,燭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兩則說偈,雖行文有別、所述略異,但從結構和部分內容上來說相同之處仍是頗多,這是由其「後記」的性質所決定的。比如前偈「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和後偈「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便同是對《柳如是別傳》體裁和性質的描述(余英時先生觀點);而「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沉思,然脂瞑寫」與「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鬧學,皋比決捨。無事轉忙,然脂瞑寫。成卌萬言,如瓶水瀉」則都是意在說明創作過程的艱辛與不易,前引「然脂瞑寫費搜尋」句可為佐證;最後的「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則是意在表達所言乃一家之體貼難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陳余先生觀點)。從「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和「然脂瞑寫」一詞的兩見來看,我們認為,對於自己潛心十年完成的這部大作的「繁瑣」之弊陳寅恪顯然有著清醒的認識,「見笑君子」實即是見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緊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應該還有解釋性致歉的意思1。 
  從「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幾個字我們知道,陳寅恪對自己最終能夠完成這一著作很感高興,「孰發幽光,陳最良也」事實上就是對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釋。「文革」發生後陳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對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有如此的說明:「一九五八年,全國有厚今薄古運動。我當時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課。但仍舊作文。」再結合吳宓「寅恪述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的話綜合來看,我們說,在陳寅恪,能夠以殘病之身堅持進行學術創作這實在是一種值得慶幸和珍視的快樂。這應該是老友吳宓用「樂其所樂」來界定陳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陳寅恪復劉祖霞信有「弟雙目失明已十六年現居中山大學,聊以著述自娛,殊不足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詩作也有「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的話,所謂「自娛」「遣日」之說,雖非完全的實話實說,卻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虛談,我們認為對於雙目失明壯志難申的陳寅恪來說,一定程度上著述確實是他揮灑才學、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娛之事。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話是有所中的的。「不足為外人道」一句說明,陳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園裡,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為外事所制,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在學問的世界裡,他仍是我們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當然,正如「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一語所展示,著述並非陳寅恪「樂其所樂」的全部根據。詞曲小說之類悅耳之事在此間陳寅恪的生命中仍舊佔據著極為絢爛的一角。僅從詩作來看,期間有關聽戲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聽南昌市劇團李今芳演玉堂春戲題三絕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創初癒入城重聽新谷鶯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觀菊並賞春蘭戲以易安居士詞句分列詩句中亦試帖之變體也》(1958)、《春盡病起宴廣州京劇團並聽新谷鶯演望江亭所演與張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聽演桂劇改編桃花扇劇中香君沉江而死與孔氏原本異亦與京劇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張君秋來廣州演狀元媒新劇時有人於台前攝影戲作一絕》(1960年春)、《又別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聽廣州京劇團演新排西廂記悲劇新谷鶯飾鶯鶯孫艷琴飾紅娘戲作一律寅恪昔年嘗撰讀鶯鶯傳論文故詩語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廣州京劇團新谷鶯諸君來中山大學清唱追感六年前舊事仍賦七絕三首以紀之》(1962年3月末)等數首。 
  結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連續四年間,儘管後來的1959、1960兩年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困難,但陳寅恪基本上每年都還能過上幾把正兒八經的戲癮。當時來看,這樣的歲月對於任何一位古稀老人來說,大約都稱得上相當地熨帖,陳寅恪也是如此,更何況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經取代雙目成為他收穫精神享受的最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後他都會紀之以詩。 
  1959年3月15日下午,廣州京劇團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鶯、孫艷琴、胡芝風、何英華等六位演員上門看望陳寅恪。上文提到的詩名已經讓我們非常清楚,陳寅恪特別愛聽新谷鶯的戲,陸鍵東分析「除了陳寅恪摯愛的夫人唐篔,一個人在七、八年間連續成為陳寅恪詩篇中的主要『訴情對像』,新谷鶯是唯一一人」。後不久陳寅恪寫下了《春盡病起》三首七律。分別作: 
  兼旬病過杜鵑花,強起猶能迎客車。 
  天上素娥原有黨,人間紅燭尚無家。 
  關心曲藝休嫌晚,置酒園林僅足誇。 
  世態萬端同是戲,何妨南國異京華。 
  江郊小閣倚清寒,新換春妝已著禪。 
  青鏡鉛華初未改,白頭哀樂總相干。 
  十年鮭菜餐能飽,三月鶯花酒盡歡。 
  留取他時作談助,莫將清興等閒看。 
  葵羹桂醑足風流,春雨初晴轉似秋。 
  桑下無情三宿了,草間有命幾時休。 
  早來未負蒼生望,老去應逃死後羞。 
  傳與朋儕同一笑,海南更勝海西遊。 
  儘管「須久久細讀,方可盡得寅恪詩中之意」,兼之事成陳跡詳情難考,但值得高興的是,陳寅恪還是為淺陋的我們留下了明顯易懂的信息,令後來者粗讀之下便可從三首詩中捕捉到一些明顯的信息藉以部分地還原當時的情形。大約1959年的春天,陳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鵑花都開謝了還沒有完全康復(所以說「兼旬病過杜鵑花,強起猶能迎客車」)。不過,新谷鶯等人的到來,讓他覺得甚為快意,夫婦二人置酒設宴對劇團一行進行了熱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類,在1959年當口也算可以的了,無怪陳寅恪綴上了「足風流」的字樣。新谷鶯的唱法和當年陳寅恪在北京聽的張君秋版《望江亭》總還是有那麼一些不同,但此亦無他,人世間的萬端世事說起來其實都是戲,新、張同曲異趣又有什麼要緊的呢?不知不覺間,陳寅恪夫婦流寓廣州已有十年,劇團演員難免提到了二老十年來在廣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間,陳寅恪抑或唐篔就說剛來的時候還好,無奈這麼多年有風有雨的,頭髮也見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來的生活還是相當不錯,杜甫(有「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句,見《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和陸游(有「粗餐豈復須鮭菜,蓬戶何曾設扊□」句,見《北窗即事》之二)當年吃不上的魚菜在我還是不成問題,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陸的人生選擇,陳寅恪說不管怎麼說人還是應該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國,就太過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氣節,留下來更能夠見出學問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臨老了降志變節等死了還遭後人的唾罵。1 
  總的來看,雖然陳寅恪身體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無疑是順心而愉悅的。這和劇團成員到來自然有關,不過還有一件事應該提及。那就是周揚的來訪。當時的周揚正任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對1958年開始的全國範圍的學術大批判,周在當年1月20日的報告中宣稱:「前幾年出了一個李希凡,主席很高興,去年出了許多個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還要高明。一個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現在許多個李希凡,批判許多個俞平伯,年輕人起來,使人看出希望,這是好事情,使人高興。」3月在廣州作報告又說:「學生們敢於批判先生,表現了很大勇氣。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謂成就很大,倒不在於批判的每個具體成果,而在於方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他們反對『厚古薄今』,都應該給予很高的評價。」作為當時管宣傳的領導,當時有這樣的言論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可陳寅恪顯然不這樣認為。這也就決定了兩人的會面不見得會如窗外的春天一樣暖意融融。周揚回憶:「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 
  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後。一九五九年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一九五八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2陳寅恪自然知道周揚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藉機使勁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別是涉及知識分子的事情。大約也是周的話激怒了陳寅恪,才遭到了後者的痛斥。據陳序經言,「人民政府先後派王籛、章仕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1。20年後的周揚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建國後十七年中,我們黨對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文藝思想,開展了一系列鬥爭,這是出於當時為了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但也發生了一些錯誤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藝問題上,混淆了人民內部和敵我之間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取行政手段和群眾鬥爭的方式去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實踐證明,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對待文藝思想認識問題,採取這種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方式是靠聲勢,靠壓服,而不是靠講理,靠說服。」2 
  夏天的時候,7月26日,陳寅恪讓唐篔將《春盡病起》三律連同1957年所作《答王嘯蘇君》三絕精箋工楷抄錄,而後以航空掛號信的方式寄去給吳宓。其後不久,8月中旬的時候,陳寅恪又進城聽了一回桂劇。9月份的一個風雨之夜,牽掛陳寅恪的老友吳宓寫下了三首絕句,總題《寄答陳寅恪兄用寅恪兄<答王嘯蘇君>韻》: 
  回思真有淚如泉,戊戌重來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繫,觀堂而後信公賢。 
  過眼滄桑記夢痕,名賢遺老幾人存。 
  況聞新圃鋤非種,雨打梨花緊閉門。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粵海續前游。 
  東山師友墳安否,文教中華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粵海續前游」,幾十年相交的老友對陳寅恪非常地掛念,仍希望能「粵海續前游」,來廣州看他一次。事實上在寄信給吳宓以後不久,8月中旬的時候,陳寅恪還跑到城裡聽了回廣西桂劇藝術團在東樂戲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後寫了《聽演桂劇改編桃花扇劇中香君沉江而死與孔氏原本異亦與京劇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後1960年的1月26日的時候又一次抄寄吳宓。其後又過了一年,吳宓毅然赴穗,「粵海續前游」從文字的渴望演變成了生活中的現實。 
  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來都未能遂願的吳宓在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政治空氣也相對寬鬆的背景下,終於決定去廣州看望闊別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吳宓長函一封寄陳寅恪,復其1960年1月26日詩函,述一年來自己的情況,並告其很快就要去廣州。五天後(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陳寅恪當天下午即回信吳宓,對來穗的注意事項作了詳詳細細的交待,包括坐什麼樣的火車,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極盡周詳和細緻。四天後,陳寅恪又修書一封給時任教武大的劉永濟: 
  弘度兄左右:久未箋候,甚歉。數月前聞唐長孺君言……前日接吳雨僧兄函雲,日內先到漢訪兄,再來廣州。請轉告雨兄,在漢上火車前二、三日用電報(因郊區電報甚慢)告知何日何時乘第幾次車到穗。當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車往東站(即廣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嶺南舊址,遠在郊外,頗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級膳堂。小女在成都時年十餘歲,雨兄現在恐難辨認,故請在出站閘門處稍候,至要。專此敬請 
  暑安 
  弟寅恪敬啟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來電請寫「廣州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陳寅恪」,以免延誤。 
  這一年陳寅恪已經古稀又二,吳宓也已年近七十。對於老友的遠道來訪,陳寅恪非常地重視。 
  8月29日,居漢四天的吳宓搭上南下的火車奔赴廣州。30日下午,車入廣東,但因為夏天水大,鐵路多處被淹,路況很差,導致火車走走停停,跑得並不順暢。一直到晚上11點半,好不容易到了廣州站。陳寅恪的兩個女兒小彭、美延(從復旦畢業,當天上午剛從上海回廣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啟漢已經在車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車載了他們迅速回校,直奔東南區一號陳宅。夜已過半,熱盼老友來聚的陳寅恪依舊沒睡。吳宓這樣描述著多年沒見的老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極好,撮要談述十二年來近況」。畢竟是12年不見!故友重逢,久違的喜悅又一次盛開在了暮年陳寅恪的「老臉」上。大約12點半的時候,小彭拿電筒把吳宓送去招待所。 
  從第二天的31號算起,到下月4號早晨離穗,吳宓在廣州共呆了四天。 
  四天裡,陳寅恪夫婦竭盡所能地對吳宓進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吳宓在陳宅「進牛乳、咖啡及果醬麵包、餅乾等」,回招待所晚飯,唐篔還叫人送了一碗燉雞,另加紅薯和鹵雞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學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陳寅恪夫婦設宴款待吳宓,陪席有冼玉清、劉節夫婦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蘇;3日早晨,吳宓被陳序經邀去早餐,中午唐篔設家宴「雞魚等餚饌甚豐」,「晚6:30在陳宅晚飯,餚饌豐美」。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心靈的交流與碰撞。平日裡極其謹慎小心的陳寅恪面對久別來候的老友,再也無須臨淵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吳宓進行了幾次透心的交談,把自己多年來的情狀、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盤托出讓久別的老友認真地觀察、端詳、審視乃至是吸納和攫取。9月1日的日記中吳宓寫道: 
  9:00(小雨)至陳宅:讀《乾坤衍》;寅恪兄(微不適)9:40出(進牛乳咖啡),談述:(1)歸玄奘骨灰及印度贈我國象,二事寅恪實首倡之(眾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詳所出;(2)堅信併力持:必須保有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後可言政治與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為計之所得者。反是,則他人之奴僕耳。——寅恪論韓愈闢佛,實取其保衛中國固有之社會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若翁之《乾坤衍》猶未免比附阿時,無異康有為之說孔子托古改制以贊戊戌維新耳;(3)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心愛陳子龍,即其嫁牧翁,亦終始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贊助光復之活動,不僅其才之高、學之博,足以壓倒時輩也,又及卞王京、陳圓圓等與柳之關係,侯朝宗之應試,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 
  我們必須得感謝吳宓先生,他的日記裡所保留的這些極可寶貴的材料,為我們認識陳寅恪的心靈世界進而理解其語默靜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20世紀80年代許冠三撰寫《新史學九十年》的時候顯然沒能看到這些資料,其論陳寅恪一章結尾處所謂「《論唐高祖稱臣》的『卒彰顯其志』書法,似為嘉許政府在1950年春對蘇的強硬立場,不然又何須點明『初雖效之,終能反之』,而又連說:『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實在有引人深思,導人衰衰解陳寅恪的嫌疑。可如果當時許先生獲讀了吳宓先生日記中陳寅恪始終堅信必先有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後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觀點,大約就不會如此武斷了。真實的情況是,陳寅恪的史學並非所謂的影射史學,它們影射出的都是陳寅恪自己堅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還是說吳宓。他從很早就喜歡抄讀和搜集陳寅恪的詩作。9月3日,起身離穗的最後一天,吳宓又筆錄得陳寅恪近年來的詩作八篇十首。當天下午,已很少動筆(從《唐篔詩存》來推測)的唐篔為吳宓寫下了兩首絕句,抄於精美信箋相贈。分別作: 
  辛丑秋廣州 
  秋風乘興出荊門,故舊相逢嶺外村。 
  應感間關來一聚,莫辭濁酒勸多樽。 
  送雨僧先生重遊北京 
  北望長安本有家,雙星銀漢映秋華。 
  神仙眷屬須珍重,天上人間總未差。 
  初到廣州的第二天上午陳寅恪即曾賦贈吳宓一首七律,3日當天,晚宴後臨行,陳寅恪又以四首相贈。五首詩分別是: 
  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 
  五羊重見九迴腸,雖住羅浮別有鄉。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送紅妝。 
  鍾君、點鬼行將及,湯子拋人轉更忙。 
  為口東坡還自笑,老來事業未荒唐。 
  贈吳雨僧 
  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 
  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因緣新舊意誰知,滄海裁桑事已遲。 
  幸有人間佳親在,杜蘭香去未移時。 
  圍城玉貌還家恨,桴鼓金山報國心。 
  孫盛陽秋存異本,遼東江左費搜尋。 
  弦箭文章哪日休,蓬萊清淺水西流。 
  鉅公謾詡飛騰筆,不出卑田院裡游。 
  唐篔的第一首詩意在勸吳宓晚宴時放量多飲,「應感間關來一聚,莫辭濁酒勸多樽」,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撈著相聚,可是得多喝他幾杯啊。陳寅恪七律是在向吳宓交待自己的近況。七絕第一首說吳宓間關道遠來相看,久別重逢的老友無限感慨激動萬千。暮年一句最引人注目,因為「生離死別」的用詞無意中下語成讖,其後,儘管1964年的時候,吳宓曾三度想再來探望,但終未成行,兩位幾十年相知相交的老友再也沒能相見。第三首頗為難解,約是意在述其對朋輩降志屈節者流的哀怨與憤恨。最後一首明其不懼如洪波東逝的弦箭文章,清水雖淺虧自西流,「鉅公謾詡飛騰筆,不出卑田院裡游」,是在表示對上層的不屑,說他們不過是逡游於一群卑躬人中間而已,言外之意,卑田自卑田高山仍高山,我是不會自貶從俗降志自辱的。 
  頗值得注意的是唐篔的《送雨僧先生重遊北京》和陳寅恪《贈吳雨僧》的第二首。這兩首有一個共同的初衷,「幸有人間佳親在」,「神仙眷屬須珍重」,夫婦二人都在勸吳宓復婚。與陳心一離婚是三十二年前的舊事,儘管有許多人反對,說是和《學衡》一貫所宣揚的宗旨有悖,陳寅恪也勸其「無論如何錯誤失悔,對正式之妻不能脫離背棄或絲毫蔑視。應嚴持道德,懸崖勒馬,勿存他想」,但當時的吳宓心意已決,認為「宓之為此,乃本於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義」,1終於還是和陳心一解除了婚姻關係。然而心一女士畢竟曾經是吳宓的髮妻,30年後的1959年,吳宓又生了跟心一復合的念頭。當時後者身體狀況不好屢屢生病很讓吳宓擔心,而且顧廷林的詩也讓吳宓想起了昔年內子對他事業的襄助,於是1959年1月29日午飯後,他寫了封長信給陳寅恪夫婦,敘其近六年情事以及欲與心一復合的心思。當年2月10日的時候陳寅恪覆信給吳對此事極表贊成,還把自己1958年唐篔六十生日時撰贈的「烏絲寫韻能偕老,紅豆生春共卜居」的聯文一併寄示。兩年以後吳宓來訪,陳寅恪夫婦當然忘不了對老友幸福至關重要的這一章,於是一同撰詩相勸。為了方便吳宓,也是為了勸說心一同意,唐篔還強行讓吳宓給陳心一帶上了一大包塊塘,希望她的塊糖能給吳宓提供一個與心一相見敘舊的機會。女性的精細,在此顯露無疑。誠可謂用心良苦! 
  4日早晨,大雨中,吳宓坐上中大的小汽車去車站。小彭和美延代父母來給吳宓送行,劉節、陳序經二人也親來送行。牽掛故友的吳宓終於頂風冒雨地一嘗所願。 
  以吳宓的來訪為突出標誌,1961、1962年間陳寅恪的生活可以說相當地不錯。 
  吳宓來訪前半年,還有另外一位遠方的學者去拜訪過陳寅恪。 
  這就是郭沫若。 
  早年以一月之功創通甲骨文躋身四堂之列,並以卓越的文學天賦寫下《鳳凰涅槃》之類新文學史上頂極詩作的郭沫若,憑著歷史劇《屈原》等的創作深受毛澤東的賞識,而今早已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在新史學陣營中也是眾所公認的權威。經周恩來特許南下休息的郭沫若,在三月的一天敲開了中大東南區一號的大門。據信,才情橫溢的郭沫若以一聯「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從一開始就為兩人的會面營造了一個甚為輕鬆和歡愉的氛圍。所謂壬水庚金是從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陳寅恪兩歲,生1892年,舊歷壬辰年,屬龍,與五行相對壬為水,而陳寅恪出生的1890年,舊歷為庚寅年,屬虎,庚為金,郭沫若巧妙地將兩人的生年和屬相化在了對聯裡,一句馬牛風更是在試圖向寅恪解釋某些被世人錯解和誤認了的東西。後來兩人又談到了陳寅恪的《論再生緣》,談到了陳寅恪正傾力其中的「錢柳姻緣」。不知不覺間,學問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間陣營的距離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陳寅恪以殘病之身堅持治學的剛毅與不悔,多年來奔波於政學之間的郭沫若,那一刻深為感動,而後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錢柳」的資料,準備回京後影印寄中大。談話的尾聲,郭沫若真誠地詢問還有何需要和要求,陳寅恪提了兩點:一是建議郭沫若組織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華》;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夠幫忙解決一下稿紙的問題。整理《文化英華》的事姑且不論,稿紙的問題在當時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問題,出了陳宅,他就交待好友馮乃超著手為陳寅恪解決稿紙的問題。在當時各種供應都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後者專門安排中大印刷廠為陳寅恪印製了一批特別格式的稿紙。時值三年困難時期,缺少稿紙自然是實情。有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陳寅恪的學問再大,寫不到紙上公諸於眾對於師友和後學來說那也是白搭。所以說稿紙問題的解決對當時的陳寅恪應該也是實實在在的一種幫助。 
  吳宓走後的好幾周,陳寅恪夫婦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別重逢的喜悅裡。三周以後的9月27日,陳寅恪又請唐篔給吳宓寄去了一封詩函,內有答朱師轍絕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後者為唐篔用毛筆書寫,前者為鋼筆。一周後的10月4日,吳宓收到詩函,並把它認真地寫進了日記。此時的他大約不會猜到包括陳寅恪在內的廣東知識分子就在深秋時節又迎來了一個溫暖異常的「春天」,許多長期帶著資產階級帽子,被大字報貼來貼去的知識分子被感動得老淚縱橫,痛哭流涕。 
  這就是所謂的「脫帽加冕」。 
  事情就發生在陳寅恪寄信給吳宓的第二天。 
  這一天,陶鑄又一次把廣東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拉到了從化溫泉,應邀者包括廣東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廣東省各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當然,陳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沒有去參加。 
  座談會上陶鑄動情而有力地向與會者說,「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對於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在什麼場合戴的帽子,就在什麼場合脫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認錯」。這樣的講話,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來高校裡進行的種種政治運動。 
  以此為起始,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陶鑄先後召開了五次「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傳達同一精神。從化傳出的滾燙的暖意迅速的在廣東瀰漫開來。後來陶鑄的做法得到了 
  周恩來、陳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國性的會議上強調過要給知識分子脫掉「資產階級」帽子。最讓人激動的一幕出現在10月上旬,陶鑄代表廣東省委文教領導小組指示: 
  1.確定一個兩千人的名單,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當於副教授的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醫療衛生人員、作家、畫家、音樂家、書法家、雕刻家、演員、國家級裁判、專業運動員及名匠巧手等,從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補助食油一斤,每戶補助糧食十斤(後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單基礎上,再選出百把兩百人名單,對這些人實行保健制度,其診病、用藥、住院與廳局級幹部同等待遇。對於如陳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學者,他們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難,全部由省委負責解決。 
  3.在第二項名單內的高級知識分子,休假期間居住風景區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費。 
  4.由明年開始,每年分給一定數量的外匯歸文教領導小組掌握,以便解決學術界必須進口的治病用藥和研究資料等問題。 
  5.明年一月恢復出版一個學術刊物,作為學術界開展爭鳴的園地,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學者的學術著作,以便更好地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經歷過或聽說過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們,大概誰都會知道一月十斤糧食、兩斤油的補助意味著什麼,何況部分人還可以享受到廳局級的保健制度,風景區修養旅遊2.5折的優惠,即使在經濟建設高度發達的今天,就後兩項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識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陳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現在紅頭文件裡,又一次向我們顯示了這個名字的份量。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與學校總務處一位秘書將三十斤麵粉、十斤麵條、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兩斤白糖送到了陳寅恪家中。幾天前廣東省委文教領導小組向省委匯報了陶鑄照顧陳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後就很快在中大落實為了如上的物事。陳寅恪自然非常高興。梁彬還告訴他從15日起政府為他每日供應鮮奶三支。就這樣在新中國第十二個國慶節剛過去半月的時候,前幾年還被人糊過大字報的陳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時節,開始了一段相當幸福的新生活。「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先賢早有的古訓。所謂幸福,很多的時候其實都非常樸素,甚至樸素得直接就等於吃食。這在學者也不例外,雖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說起來,學術創作,特別是現代學術創作,似乎而且最好還是在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中更能見成效一些。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轉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樣,陳寅恪作詩一首以志紀念: 
  辛丑除夕立春,壬寅元旦日食。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東南亞諸國受天竺天文星歷之影響者,其人民皆群集祈禱,以為世界末日將至。與吾國以此天象為堯舜盛世之祥瑞者,大異其解。古今中外所見互殊,斯其一例矣。寅恪生於光緒庚寅,推命家最忌本運年。今寄寓羊城,羊城之得名,由於堯時仙人五羊之傳說,故詩語戲及之也。 
  元旦驚聞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 
  裁紅量碧今何世,合璧聯珠別有天。 
  虎歲倘能逃佛劫,羊城猶自夢堯年。 
  病魔窮鬼相依慣,一笑無須設餞筵。 
  「病魔窮鬼相依慣,一笑無須設餞筵」的話顯示,陳寅恪心境相當的樂觀,這應該和他最近生活的愜意有一定關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虎歲倘能逃佛劫,羊城猶自夢堯年」一句,他告訴我們儘管心情不錯,陳寅恪還是對行將到來的本命年隱隱地有一些擔心。本命年的說法為中國人尊信由來已久,在這一點上陳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於,這種未能免俗的擔憂後來竟變成了不幸被譜中的事實。 
  這一年發生了兩件讓晚年陳寅恪倍覺寂寞和淒涼的事。 
  一件發生在春天,有兩位特殊人物來訪,先是胡喬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時候肄業 
  清華大學歷史系,在陶鑄的陪同下,他以學生見老師的心理來到了東南區一號的陳宅。當陳寅恪從陶鑄的介紹中聽說了幾年來全國經濟極端困難的事情後,一直困於書齋的他顯示出莫大的震驚,而後問:「為何出現了那麼多的失誤?為何弄到經濟如此困難?」國家畢竟還是自己的國家,聽聞了陶鑄介紹的陳寅恪對家國的困境表現出強烈的關切。胡喬木解釋說這就像客廳的佈置,將沙發抬椅搬來搬去,是想為他們找到更好的位置,而這也就免不了會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陳寅恪向胡喬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問題,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以「出版有期,蓋棺尚遠」作答。後來他為老師著作的出版確實費了不少心思,大約一年後,《論再生緣》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出版計劃。確定由郭沫若寫序,還專門找了位懂舊詩詞的黃秋耘當編輯。然而,事實告訴我們人民文學版的《論再生緣》在那個年代終究沒有面世。這不能不提到同樣是1962年春天來訪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來到中大提出想見見陳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陳寅恪正在養病,便很禮貌地拒絕了中大校長辦公室的電話。陳寅恪大約不會想到掛斷在電話上被婉拒的訪問,其實已經悄悄地給他掛出了本命年的第一個「佛劫」。 
  康生覺得很沒面子。 
  後來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論再生緣》而且規劃順利推進的時候,「一個表面上看與這件事毫無聯繫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會議上,他強調《論再生緣》有的地方寫到了「征東」,陳寅恪對《再生緣》的稱讚會影響中朝關係,還有就是內中有幾首陳寅恪的舊體詩情調很不健康,這是其不滿現實、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悶棍打書生,《論再生緣》的出版夢想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給不幸被拒的康生撕扯得魂飛魄散。心血之作不能出版,不能通過公開的出版銷售渠道與學界見面、跟朋輩交流,對於早年一直站在學界前沿的陳寅恪來說,大概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強烈的邊緣感。沒有了儕輩的心靈共鳴,寄寓羊城生活愜意的陳寅恪,一定意義上又顯得是如此地寂寞。美學地來看,寂寞可能也是一種境界。可生活並非到處都是美學,寂寞很多的時候首先是一種心靈的折磨。海外有學者說晚年陳寅恪一直都生活在一種巨大的痛苦之中,雖有誇大之嫌,卻也不是無稽亂談,所謂良有以也。 
  分析雖是這樣分析,但我們還是得承認從生活的細節上來看,晚年的陳寅恪還是常常有幸福感的。2月份還在為著作的事悲吟「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元」(《壬寅元夕後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的陳寅恪,3月29日晚上又過了一把戲隱,事後成七絕三首,第一首作:「歌動重樓映海光,病夫乘興亦看場。今宵春與人同暖,倍覺承平意味長。」元霄節的時候,他也有「江河點綴承平意,淡對巴菰作上元」的句子,這些都說明整體而言那個春天陳寅恪的心情還是相當地不錯。 
  然而本命年並不打算用心胸狹隘的康生來結束陳寅恪的不幸。 
  七月,燥熱的七月,在浴盆裡安排了一場更大的陰謀。上旬的某一天,陳寅恪在洗漱的時候突然滑倒在浴盆裡。當然具體的情況已難得而知,1963年見到吳宓的陳序經和王越對此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版本的解釋。但令人痛心的結果卻異常地明確:右腿股骨頸折斷。儘管廣東省委十分重視陳寅恪的傷勢,住院的第三天,陶鑄就帶了一大籃新鮮荔枝去看望,中大醫學院更是提供了最好的醫療服務。然而種種原因所致,特別是考慮到陳寅恪本身體質不佳,動手術進行全身麻醉包括局部麻醉可能都不是很好,在醫院住了七個月的陳寅恪終於未能避免暮年臏足的不幸事實。這在他的心靈深處烙下了濃重的陰影。說到底,陳寅恪也是一般人,雙目失明的先期不幸本來就已經很讓他難過了,寫詩添字每每以病人自稱,而今又失去了走路的自由,真是怎一個「苦」字了得!這些我們在他1962年夏以後的詩句中感受得非常清晰和真切。雖然陳寅恪的詩用典頗多不易卒解,但是有了不幸臏足這一今典的支持,我們還是能比較容易地從如下的詩作中體味到陳寅恪此間內心的淒苦,這是陳寅恪晚年心境的絕大一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和把玩。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經住進醫院的陳寅恪給陪他半輩子經風歷雨的唐篔寫了首七絕,題作《壬寅中秋夕博濟醫院病榻寄內》,詩名告訴我們當時正值中秋佳節,往年中秋大都在家中過的陳寅恪這一次不得不在醫院過這個中國人春節以外最重要的團圓節日了,憶往思今不免哀從中來,大約當時唐篔正在陪床,身為人夫不能照顧髮妻反而總是害唐篔擔驚受怕費心照顧的陳寅恪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詩謂:「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濟昆明渤海舟。1斷腸百年垂盡日,清光三五共離尤。2」晚年真是不順啊,沒讓你過幾天好日子老害你為我擔驚受怕地,真是,無奈啊!這是一首肩負感激和致歉雙重使命的七絕,所以對「三五」的說法我們還是應該放在情境中來讀解。在目盲又臏足的雙重殘壓下,內心極為不爽的陳寅恪苦多樂少是很正常的事,兼之還是為了對唐篔的照顧表示感激,用瘐子山的「三五」來形容晚年生活的酸多於甜完全是心境和語境使然,我們切不可因此就將此前乃至此後陳寅恪的幸福時光一下子都給糊上灰濛濛慘兮兮的標籤,進而作過低過少地估計。 
  臏足對陳寅恪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巨大到其甚至對學問也失去了自信。兩個月後,小雪夜,陳寅恪成七律一首,後四句說:「今生積恨應銷骨,後世相知倘破顏。疏屬汾南何等事,哀殘無命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我這一生那真是不幸啊,後世瞭解的人說不定都會替我傷心流淚憤憤不平呢。前人的成就不說了,一輩子的不幸已經決定了我是沒指望追攀先賢了。 
  必須注意,「百年垂盡」、「後世相知」、「哀殘無命」,這些用詞說明,臏足以後的陳寅恪明確想到了死。這也是人之常情,特別是對一位年逾古稀、建國以後一直以來都還生活得相當不錯的老人來說,本來就看不到五彩世界了,而今又失去了散步的權利,甚至於站立都成了問題,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讓人作終極的考慮! 
  又熬過兩個月,老腿依然地不給陳寅恪爭氣,病情沒有太大的起伏。對陳寅恪來說,這顯然不是什麼好消息,腿部復原的希望看來是夠嗆了。春節眼看就到,陳寅恪決定回家過年。畢竟下一個春節還有三百六十五天,樂觀地來說,就算當時的陳寅恪沒有為下一個年還能否過上擔心,我們說,畢竟春節也是一個少起一個了,而且他大概也不想讓回家過節的唐篔和女兒們年過不舒服,說不定她們根本就不會在家過,來醫院也很可能,那就太不值了,一個人生病害全家人沒年過。這些都是陳寅恪所不願看到的。他決定回去,還為此寫了首七律,詩名很長,但很有提示性,《入居病院療足疾至今日適為半歲而足疾未癒擬將回家度歲感賦一律舊歷壬寅十二月十日》,可惡的本命年最終還是在陳寅恪身上狠狠地掄了一棍,全詩作: 
  不比遼東木蹋穿,那能形毀尚神全。 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 
  脈脈暗銷除歲夕,依依聽唱破家山1。酒兵愁陣非吾事,把臂詩魔一粲然。 
  這是一首對研究者來說信息量頗大的詩作。有好幾點值得注意。一者,「不比遼東木蹋穿,那能形毀尚神全」句明確地告訴我們,連陳寅恪自己都意識到了臏足將對其精神和心理產生相當的影響。大概當時他的腿還在用木板固定以維持狀況避免進一步惡化,也好配合正在進行的物理治療,周圍的人勸他不要悲觀,陳寅恪就說我這不是遼東人穿木拖,腿不好當然會影響到心情,總是難免的。此後的詩文中陳寅恪屢屢透露出蒼涼悲愴之感,此句就是最好的自注。二者,「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一句,再一次說明陳寅恪確實想到了死的問題,他已經在期望著後世相知能穿越他詩文的森林和陰陽的阻隔和他在心靈的曠野上相會了,說,那樣的話大家就是有緣人2。三者,「脈脈暗銷除歲夕,依依聽唱破家山」句,特別是後文的小字註釋,說明病榻上的陳寅恪依舊在進行學術的思考和創作,「俟後詳檢」一語顯示儘管不幸得讓人心「寒」,甚至對此後的日子裡還能在學術上作出多少成就,能否跟前賢抗衡和比肩,都失去了自信,但對於已經開始的錢柳姻緣研究,他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能夠在餘生完成「蠹魚」之注,在他絕對是必須實現的最起碼也是最重要的學術「規劃」。四者,最後「酒兵愁陣非吾事,把臂詩魔一粲然」句大約是對包括唐篔在內的擔心其出院後會悲觀失落影響身心的周圍人士的答詞:我是不會愁的,也不會用杜康來解憂,不喝酒照樣快樂地一天天地吟詩1消遣。這句話提示我們,儘管一直以來,陳寅恪都有吟詩作樂的習慣,但此後的日子裡,它可能要出演更重的角色了,畢竟傷腿以後看戲都成了大問題。 
  疾病必然地加速了陳寅恪的衰老,吳宓來的時候還白髮甚少的他病後已變了模樣,1963年初,時任南京博物院長的曾昭燏過訪,事後,陳寅恪有「銀海光銷雪滿顛,重逢臏足倍淒然」的詩句,依常識以及陳寅恪寫詩常常實指的習慣來看,所謂「雪滿顛」(《癸卯立春》一首也有同樣的用詞)應該不是隨便說來玩的。對節候物事他也變得更加敏感。《詩集》和《事輯》的資料綜合顯示,出院以後的1963年,也就是農曆的癸卯年,寅恪大約共「寫下了」九首詩,內中有五首是節令作品。分別是《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園有燈會感賦》、《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癸卯中秋作》、《癸卯冬至日感賦》、《去歲大寒節後一日天氣晴和余自醫院還家今歲大寒節連日陰雨感賦一律癸巳十二月初七》。依詩作本身我們略作推闡如下,以見出院以後的頭一年陳寅恪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情狀。 
  《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園有燈會感賦》告訴我們,立春的那天正刮東北風,天還沒有多少暖意,而此時的唐篔已經開始準備春天穿的薄棉衣了。一直都歡喜節日掛燈的他因為不能參加公園裡的燈會而很覺得感傷,沒辦法只能聽戲消磨時間。儘管「聞歌渾忘雪盈顛」的話向我們透溢出專心享受戲劇藝術時的樂觀情緒,但該句之前「涉世久經刀刺舌」以及首聯「南國清寒細雨天,老夫病榻意蕭然」的話,還是飄散出濃濃的悲涼感。 
  四天以後的元宵節,外面依然是寒風凜冽,感覺著就像要下雨,自來喜用東坡韻的寅恪又寫了首七律。我們欣喜地發現他又一次提到了水仙。只是這一次的水仙一出場就帶著某些慘兮兮的味道,所謂「燈節寒燈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餘妍」,儘管還有那麼幾分亮麗,可凌波仙子畢竟已是萎縮而又憔悴。考慮到又一次的冬去春來,自己的狀態卻是每況愈下,不禁又發出了「自信此生無幾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浩歎。想起趙師雄的羅浮夢,東坡已老的我今年元霄竟無梅香伴佳節,傷哉! 
  整個這一年,陳寅恪的詩作都充溢著這種自哀自憐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時節候催人老」的話都是這種心態的延續。最明顯的還是大寒的時候,這一天,陳寅恪從醫院回家正一年。在《去歲大寒》一首中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輿疾還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傷神。耐寒敢比堯時鶴,歎道翻同魯野麟。萬里陰沉連續雨,千秋心事廢殘身。尋常歲月因何記,付寫先生病歷人。」儘管我們不詳「堯時鶴」典出何處,但「魯野麟」一語清晰地說明此時的陳寅恪所懷持的竟是一種不會再有作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余!』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已!』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東西,但還可以到處走走,如今連走都成了問題,以後大約也不會再有什麼作為了!十年前寫成的書到現在也沒地兒出,快寫成的稿子就更沒指望了,我這又是何苦呢?老天爺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嘍!當時《錢柳姻緣》一書粗稿已成,但從詩文內容裡我們竟讀不出一絲的快意!想想一身學問的陳寅恪先失明後臏足,空懷一身好功夫也使喚不出,實在是很讓人壓抑。由此再讀到「萬里陰沉連續雨,千秋心事廢殘身」一句時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強烈的酸澀氣,也就是自自然然沒啥可怪的了。 
  不過,所謂人有離合悲歡,月有陰晴缺圓。千萬不要以為陳寅恪真就一蹶不振、從此一味消沉了。 
  轉眼又是春節了,無邊的喜慶不知不覺中濕潤了老陳寅恪的心靈。除夕前的時候,唐篔還搬了好幾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買花迎新年這事兒吊開了他的興致,癸巳一年裡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詩面這一天終於等來了久違的陽光的氣息,甚至還投射著那麼一絲絲的調皮。「我今自號過時人,一榻蕭然了此身。藥裡哪知來日事,花枝猶憶去年春。北風淒緊逢元旦,南畝豐登卜甲辰。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這麼天天躺著,我現在真得算過時了,春節了還泡在藥裡,管他以後怎麼著呢;聽北風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會收成不錯;(不過那也是將來了——筆者加,為表述方便計)我還是把門關上睡大覺,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煩,管他怎麼想呢。儘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體不痛快不願見客,但從兩個「任」字裡我們還是讀出了絲絲暮年頑童任性「調皮」的味道,而這種一半真實一半調皮的表述顯然是由比較閒適、陽光,當然還要有那麼幾縷酸澀的心態醞釀和發酵出的。後來元霄節,他又有「鳳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燈節夜年年」的話,說是「余深喜元夕張燈,猶存舊俗,惜不能飲酒,負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東坡韻並序》)云云,說明好的心情在延續。 
  春天不可遏阻的來到了。十年未見的蔣秉南給失明臏足的寅恪帶來了最可寶貴的一抹春色。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蔣秉南乘車到廣州站,此時的車站上,唐篔和二女兒小彭已經在等他了。學校的小汽車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後的蔣秉南直接去樓上晉謁陳寅恪。據他回憶,當時的陳寅恪在護士的協助下已經可以被夾扶著站起來,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由師母陪著在校園裡散步了。 
  蔣在廣州待了有十來天,期間除了聽老師講敘以外,還由小彭陪著遊覽了廣州市區、黃花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號乘飛機返回上海。 
  學生的來探顯然讓陳寅恪甚覺溫暖,他不但慨然讓秉南抄錄了上百首記錄著自己心路歷程的詩作,而且新寫了《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三首絕句:「音候慇勤念及門,遠來問疚感相存。鄭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慚難與共論。1」「草間偷活欲何為,聖籍神皋寄所思。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綿綿死未休。」詩內的自注告訴我們十年以後的蔣秉南已經在自己經治的學術園地裡開墾出了一篇不錯的沃野,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教授了。而此時的陳寅恪雖然逢著了晚年臏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綿綿死未休」與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無盡的相似提示我們,對於朋輩降志改宗的辱節行為他一直都深以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陳寅恪還為蔣教授寫了一篇《贈蔣秉南序》: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檢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之至樂大幸,不可也。當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萬里,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 
  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嘗侮時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夕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蔣子秉南遠來問疾,聊師古人朋友贈言之意,草此奉貽,庶可共相策勉云爾。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陳寅恪書於廣州金明館。 
  余英時教授以為,該文堪與早年的靜安先生碑銘對看,足以見出陳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錄如上。 
  整體來說,1964年的陳寅恪過得比較快樂,這些在詩文中有明確的反映。 
  這一年,寫了十年的《錢柳姻緣》一書正式完成,對於期間給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黃萱,陳寅恪請唐篔代筆寫下了這樣的鑒定文字:「勤力無間始終不懈」,「隨意念讀毫不費力」,「又能獨立自找材料,並能貢獻意見修改著作缺點,尤為難得」云云。應該來講,沒有黃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學生的協助,陳寅恪要想憑失明的病體完成煌煌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確實是難以想像的。 
  可是,儘管創作的過程無限艱辛,陳寅恪和他的助手還是挺了過來,終於完成了一部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引起無數爭議的巨著,該書精密嚴實發人之覆的考證,溶己於史的創作思路,特別是陳寅恪在錢柳姻緣上的那種看來好像是有些太過浪費的長時段的傾情投入,都讓後來的學者們不禁為之側目、為之抻舌,為之費心猜測。 
  這樣的時候,快樂總是難免的。而這份快樂首先地自然是屬於以殘廢之軀經年跋涉的陳寅恪。這一年裡他寫下的不少詩作中流露出的達觀心態和樂觀情緒,一定意義上都是大作告成後奇志稍慰的泰適心境的外顯。     
  第七章 歲月的盡頭   
  一、歲月的盡頭(1)   
  就在寫下真正的《稿竟說偈》的那個夏天,農曆的五月十七日,陳寅恪度過了自己的第七十五個生日。他在詩裡說到:「吾生七十愧蹉跎,況復今朝五歲過。一局棋秤還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盡花猶艷,瘴海雲騰雨更多。越鳥南枝無限感,唾壺敲碎獨悲歌。」儘管時人在梳理所謂南學的時候,驕傲而又自信地把陳寅恪算在裡面,但從「越鳥南枝無限感,唾壺敲碎獨悲歌」一句來看,當事者自己不見得這樣看,更不見得會樂於承認。越鳥就是孔雀1,越鳥南枝,就是孔雀南飛,指的是自己1949以後無奈地流寓廣州的事實;「炎方春盡花猶艷,瘴海雲騰雨更多」一句的鋪敘,更說明十五六年以後了,陳寅恪仍有一種濃烈的流人之感,這種感覺時時地漫過他蒼老的心靈,提醒他早先的陳寅恪並不屬於這裡。「吾生七十愧蹉跎,況復今朝五歲過」和「唾壺敲碎獨悲歌」共同告訴我們,此時的寅恪雖然自知老朽,但內心深處仍是有著極大的不甘:本來我還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來我還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現在的殘廢之身來看,恐怕是很難了!曹孟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雄辭而今我也只能獨吟作悲歌了2! 
  七十五歲的老人面對上蒼的捉弄,在臏足以後的第二個年頭裡已經只能作無奈的悲歎了。當然正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這一年陳寅恪的生命裡依舊不乏動人的快樂穿梭。對於只能躺著的他來說,熱天下場雨就是莫大的快樂。那年立秋前幾天天熱得厲害,把陳寅恪給蒸得暈暈的,所謂「週遭爐火鐵山圍,病體能支意轉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時候,老天爺突然地給墮了場陣雨下來,把老人家高興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數日有陣雨炎暑稍解喜賦一詩》為證)。好友冼玉清自香港歸國就醫,此前的種種謠言不攻自破,陳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興,馬上作雙絕相贈:「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年來身世兩茫茫,衣狗浮雲變白蒼。醉餓為鄉非上策,我今欲以病為鄉」(《病中喜聞玉清教授歸國就醫口佔二絕贈之》)。陳寅恪一邊祝福冼玉清回國後經治療能早日康復,一邊勸其該吃吃該喝喝,別委屈了自己的身體,還打趣地說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這有什麼呀!景顯於詩,情隱乎辭,讓人感動更讓人欣慰。它至少向我們說明當時寅恪的心態還是相當地不錯。 
  可是,生活並不總是一條平緩的河,生命也並非總會有不斷延續的快樂。 
  風暴已經在悄悄的醞釀,建國以後運動不斷的中華大地上已能聽得見焦躁的塵土在起起揚揚。 
  就在陳寅恪為冼玉清回國治病高興地賦詩相贈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強調這些人是鬥爭對像和革命對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發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23條》中對1964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23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並把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糾正,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左」的觀點,這之後全國城鄉的「四清」運動繼續進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個月以後,毛澤東在一次談話說:要備戰。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他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如此的講話事實上已經向人們清楚地昭示了一個動亂歲月的行將到來。 
  上述講話以後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所謂「單干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硬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毛澤東批准發表這篇文章,並示意全國報刊轉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緊接著,12月份,烈火又燒向了馬列主義理論修養頗為深厚的翦伯贊,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批評前者的歷史主義,稱其是「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終沒能挨過「文革」,被折磨致死。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陳寅恪顯然都是較翦更大個的真正意義的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雖然此前的種種運動對他的衝擊都相當有限,但當新的烽火燃起的時候,陳寅恪還能否延續這種幸運呢?對所有人來說,包括他自己,顯然在1964、1965年這還是一個並不明確的問號。 
  不過同尚多歡樂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陳寅恪的生命裡明顯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傷的氣息和節律。兩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隱現。去年春節的時候,唐篔買回幾株花,心情不錯的陳寅恪推測著甲辰年應該收成不錯;今年的春節唐篔又買回兩珠,一株水仙,一株臘梅,陳寅恪的心情應該也不錯(畢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過節的時候碰上了風雨。儘管寅恪說「賴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風雨送黃昏」(《除夕前夕買臘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風雨口占一絕》),但除夕裡「忽有風雨」總不是什麼好事。 
  情況確實如此,這一天的東南區一號全家都是病號。此情此景,陳寅恪又怎麼能心無罣礙地完全高興起來。七天以後的人日,「強欲排愁送佳節,又傳烽火照龍編」(《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說明春節以來的一周時間內陳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麼好。龍編是古地名,漢代時置龍編縣,屬交趾郡,東漢至南北朝曾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龍編」顯然說的是越戰的事。美國鬼子要滅越共政權,終極方向瞄著中國,這讓本來就已經愁氣繞身的陳寅恪更添了幾分憂思。大約又過了一周,元霄節前兩天,又一道不好的訊息傳來,曾昭燏死了。兩年前的1963年初,時任南京博物院長的曾還探訪過病中的陳寅恪,向後者談到說要購買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狀》什麼的,用陳寅恪的話說他們是「論交三世舊通家」。不言而喻,舊友的亡訊更加重了陳寅恪的愁悶心緒,兩天以後的元宵佳節,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作: 
  乙巳元夕次東坡韻 
  斷續東風冷暖天,花枝憔悴減春妍。月明烏鵲難棲樹,潮起魚龍欲撼船。 
  直覺此身臨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間老,碧海青天自紀元。 
  詩中的淒寒與肅殺之氣,固然和舊友的亡故有關,但我們還是要說從陳寅恪的一生來說,這絕對是一首有著重要標誌意義的詩作。因為對暮年的陳寅恪來說,這一次身臨末日的直覺,非常不幸,一點都沒錯。 
  感傷的情緒一直在延續。1964年讓人懷念的快樂春季,今年一下子蒼老得佈滿了淒苦。4月初的一天夜裡,一場不期而至的夜半風雨打亂了學校裡杜鵑花盛開的舞姿,無數的花朵一夜間零落成泥,這讓敏感的陳寅恪很覺得惋惜,作詩感歎「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遙夜驚心聽急雨,今年真負杜鵑紅」(《乙巳春夜忽聞風雨聲想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為賦一首》),到了清明還感物思己的說什麼「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德功坡老吾寧及,贏得殘花濺淚開」(《疑似清明日作次東坡韻》);與去年相比,這實在是個變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夢,聞歌渾不似前聲」(《乙巳春盡有感》),憂心忡忡,煩惱種種,喝酒也不過是短短地做個夢就醒,聽戲都覺得跟以前不是一個聲:不能不承認,地還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經的春天。「賞」雨玩詩的夏日也變了他快樂的模樣,七夕時「銀漢已成清淺水,金閨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裡「此生更剩中秋幾,今夕還祈照我圓」(《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辯駁的明證。 
  中秋以後不久,10月4日,又一條噩耗傳來:近代南學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還為冼玉清回國而高興地口佔二絕相贈的老人,這一次早已沒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練的史筆寫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詞:「香江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當10月的北國在蕭瑟的秋風中振振身體抖落片片黃葉的時候,綠樹紅花的南國悄無聲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據說住院期間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輩學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傳》並代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後者因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緣故最終沒敢應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學校為家,以育人為樂,以述作為業,然而在生命的盡頭處竟找不到一個願意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結大願的托志之人,我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人的不幸還是學術的悲哀。 
  陳寅恪也開始認真的考慮總結自己的人生,好給後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尋的人生記憶。他開始創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傳》。陳寅恪對黃萱說:「此書將來作為我的自撰年譜。」1工作從慨歎「江淹老去才難盡,杜牧春歸意未平」(《乙巳春盡有感》)的1965年暮春時節開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內容,分別是:(一)吾家先世中醫之學,(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三)孝欽後最惡清流,(四)吾家與豐潤之關係,(五)自光緒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間清室中央政治之腐敗,(六)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係,(七)關於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時候,陳寅恪寫過一首《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於珍妃事為賦一律》,詩曰:「昔日曾傳班氏賢,如今滄海已桑田。傷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黨錮年。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發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當時的陳寅恪正在創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乙巳冬日》應該就是創作過程中留下來的浪花一朵。「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發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的話告訴我們,即便是在寫自己的年譜,陳寅恪仍不忘藉機為史學做一些補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著優秀的學者,一位目盲臏足的垂老病人,把簡錄自己生平的年譜小心翼翼精雕細琢地製成有益於學的史料,回思之下實在很讓人感動。或者這恰是歷史學家之所以為「家」的一種因由,在他們,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歷史,包括正在呼吸著的自己他們都能輕易地安排其住進頭腦中的「歷史」裡。總之,這些資料為我們從外部情事上瞭解陳寅恪的生命歷程,以及近世以來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提供了很大幫助。本來還打算再寫個一兩章,但不久以後「文革」興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無從兌現的清夢一場了。 
  如果說前兩年的中華大地上開始陣風鼓蕩塵土飛揚的話,那麼1966年的中國已經是烽煙瀰漫乃至戰火紛飛了。 
  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闊步走上了離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陳寅恪推薦到北京大學讀書的季羨林,此時早已是北大東語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雜憶》中對當年北大的情況作了如下的記錄: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台那一張大字報2,還附上了什麼人的讚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麼「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麼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六月四日,我們忽然接到學校裡不知什麼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裡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一樣湧進燕園。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裡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隱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發奇想,要在這一天大規模地「斗鬼」。地址選在學生宿舍二十九樓東側一個頗高的台階上。這一天我沒有敢去參觀。因為我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我這樣一座泥菩薩最好是少出頭露面,把尾巴夾緊一點。我坐在家中,聽到南邊人聲鼎沸,口號震天。後來聽人說,截至到那時被揪出來的「鬼」,要一一鬥上一遍,揚人民之雄風,振革命之天聲。每一個「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陣口號,然後一腳把「鬼」踹下台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十七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鬥。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看到最後的這一小段,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為一樣也「不能走路」的陳寅恪擔心。畢竟,那種將躺著的「鬼」一腳踹下高台的鬥爭方式,實在有些讓人不寒而慄。 
  儘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後,老牌「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陳寅恪都沒有遭遇過如上的肉體折磨,但是我們的擔心並沒有因此而顯得有一絲的多餘。 
  長期以來備受禮遇的陳寅恪這一次沒能延續他的幸運,「文化大革命」的颶風毫不留情地席捲了東南區一號。 
  北京開始以後的五天,6月6日,廣州的「文革」便開始了。「五一六」通知「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的綱領性要求,事實上已經給陳寅恪的未來歲月定下了毫無懸念不容置疑的「悲慘」標籤,在這樣一張彌天大網的籠罩下,陳寅恪又焉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的機會,何況本來就有很多人對政府特殊照顧的政策委屈和不平衡得不行。政治氣候的轉換下,恩寵和禮遇一下子變成了人們指責反動學術權威的鐵辮子,你辯都沒的辯,藏也沒處藏。機敏的陳寅恪自然也知道了在當下的情勢下再接受過去延續下來的照顧簡直是自陷泥潭,引火燒身,所以他果斷地決定主動放棄種種照顧,7月30日由唐篔代筆寅恪給時任中大衛生保健室主任的梁綺誠寫了封信,提出自「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經常所需用的藥品皆由我全部自費」。這樣的話,我們一看就明白,有人開始從免費吃藥上對陳寅恪發起進攻了。機敏的陳寅恪馬上決定所有用藥全部自費,免得麻煩。 
  可是,陳寅恪的「辮子」實在太多了,更何況那本來就是一個捕風捉影、深文周納、派性殺人的年代,只要你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自然是沒一樣好,到處都是毛病。借用陳寅恪學生季羨林的話,「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北大如此,中大亦然。有關陳寅恪的大字報開始滿天飛舞。給梁綺誠寫信的一周以後,唐篔又給廣東省委「文化革命」駐中山大學工作隊寫了封長信,陳寅恪也加蓋了自己的印章。這是存世的陳寅恪書信的最後一封,而且也已幾乎是可見的陳寅恪的最後文字了(詩作最晚為1966年4月,對聯除了後面將要提到的一首輓聯外,基本上也在1966年2月份節止了),兼之所及內容較多,所以說對於陳寅恪夫婦進入「文革」以後的生存狀態的瞭解,該信實系極可寶貴的一手材料。信上說: 
  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隊負責同志:我的愛人陳寅恪因為雙目失明,腿骨折斷,又患腸胃心臟等病,所以我代他寫此信,面交聲明下列各點,請加注意是幸。 
  一、他因骨折長期臥床,年來多次患下部 
  濕疹症,經由中山二院皮膚科醫生屢次來診,開有醫囑多張,署名簽字者有廖適生院長、李松初教授、何玉瓊(女)講師等為證。可以查驗。醫囑中要護士依照醫生所指示的方法處理,……並非陳寅恪有意污辱護士。並且多數沖洗時亦有篔從旁助理,前留醫二院時也是如此護理,二院有病歷可查。 
  二、一九六三一月中由人事科長張春波送來三百元,本不願接受,後送還各處不收,最後由朱錦儒科長批「此款暫不處理」字樣。現在只好等待運動結束後再送還。財務科誤指捐助陳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聲明,想已蒙察鑒。 
  三、有人出大字報說「陳寅恪非外國藥不吃」等,殊與事實不合。大多數藥物皆本國產品,只有少數進口藥品是醫生所處方的。至於高單位(非常服)維生素類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備,或朋友所贈送者。最珍貴一種藥品(Nilevar)也是由醫生處方,是陶鑄副總理贈送的。並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時間。海關稅自當償還(以前不知)。 
  四、中大農場產品由學校指示送來食品等,並非是我們自己去要的,而是他們自動送來的,份量也是由他們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們親自去付的,故無簽字收據。食物表內所列品類及數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賠償時,我們自當設法照數賠出。 
  總而言之,陳寅恪的每日飲食,所服藥物等也歡迎有同志來實地調查,以明真相。不勝感幸之至。此致 
  敬禮! 
  唐篔敬啟(唐篔印章)(陳寅恪印章)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從信的內容我們已經可以猜到「文革」開始後陳寅恪的不幸遭遇了。廣大革命群眾顯然對他「腐化」的生活極端不滿,憑什麼你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生活得比所有無產階級革命群眾都要好呢?你憑什麼吃進口藥,憑什麼喝農場送的鮮奶?革命群眾顯然不能容忍這樣的「罪惡」事實繼續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延續下去。說起來這一點還很有幾絲深意,值得推敲一二。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提出:一者,為什麼革命群眾首先看到的是醫療保健和吃食?二者,為什麼只是醫療保健和吃食? 
  就前一個問題來看,我們說,這裡面一方面可能,或者說應該確實有革命熱情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應該是嫉妒心理在作怪,人們對陳寅恪優越生活的指責大約相當程度上都是一種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憑心而論,同當時一般人的生活相比,陳寅恪的生活待遇確實是相當地讓人艷羨的。那些得不到這種生活待遇的人們,革命群眾,對此當然看不順眼,為什麼我們享受不到而你個老病教授卻過得如此滋潤呢?怎麼能讓「反動學術權威」生活得比革命群眾還逍遙和舒適呢?這絕對是一個「嚴肅」的革命課題和任務。後來的事實將向我們證明陳寅恪被批判至少在相當的程度上是革命群眾對其優越的生活資源垂涎欲滴的結果,「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家裕於人,眾必掠之! 
  第二個問題的邏輯在於,廣大革命群眾真正能從知識上起碼是學理上對「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的大概找不出一半個,就是真能找出一半個可以跟陳寅恪正面討論學術的,估計能屈陳寅恪之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玄之又玄的,所以群眾們聰明地決定先從容易發現和找到問題的生活上下手,反正你陳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擺在那,糊幾勺漿糊、貼數張白紙你也逃不開、躲不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大革命群眾抓住生活問題開刀反倒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陳寅恪學術難於撼動的高拔豐瞻與敦實厚重,為我們認識其學術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種有意思的參照。儘管,這種參照顯得那樣地滑稽和淒楚。 
  當然,此時的陳寅恪基本上已經無心於學術創作了,黃萱也被人趕走了,他失去了在學術道路上進繼續前進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黃萱能夠獨立找材料,隨意念古籍,對陳寅恪的幫助很大。在十餘年的著述期間,黃萱一直為陳寅恪找書、唸書、選擇材料。經常是上午唸書給陳寅恪聽,下午由陳寅恪沉思綜合。然後,通過陳寅恪的講述,黃萱記錄成文。而今趕走了黃萱,事實上也就等於終止了陳寅恪的寫作,終止了他數十年的學術航程。 
  關鍵是,紅衛兵不僅趕走黃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維護陳寅恪身體的三名公派護士。陳寅恪自從腿傷後,行動不便,再加上雙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紅衛兵卻揚言「不准反動文人養尊處優」,蠻橫地趕走了護士。此後,陳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費請了一位原本輪班替代的護士。當時流求遠在四川,後入西康干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干校。因為看護人手不夠,重擔自然地壓到了幾十年風雨同舟的唐篔身上。唐篔的身體本來就不好,護士被趕走更加重了她身體狀況的惡化。 
  「文革」愈演愈烈,風聲愈緊,唐篔命人將外門緊閉,但紅衛兵卻不曾罷手,從陽台爬入,開了大門,蜂擁而入,大字報貼到了門上,牆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篔對來家中探望的黃萱說,人還沒死,就已經開吊了。陳寅恪的心臟病開始惡化。 
  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又被迫作書面檢查交代,唐篔從11月起,連續代陳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結果仍不夠,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個人的歷史和社會關係。紅衛兵命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關係。其實,陶鑄是自動或者是受 
  周恩來總理之命來照顧陳寅恪的,並不是有何親何故。照顧的原因也不過是對一位著名學者的愛護和尊重。當時陶鑄就對質問的人說:「你若有陳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陳寅恪書面交代中,也一再說陶鑄是以中南局首長的身份來探視的,並無私交。但紅衛兵並不滿意陳寅恪的交代,顯然他們不僅要對付陳寅恪,也在清算陶鑄。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11月16日在京召開)情況匯報並討論通過《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10條規定》(簡稱《工業10條》)。就在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指責陶鑄堅持抓生產是用生產壓革命。很快,陶鑄被打倒。這位從中南局書記到副總理任上一直都對陳寅恪關愛有加的老革命,在陳寅恪被群眾審問來審問去,不斷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裡,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風給吹倒了。當然這應該是一次預謀已久的出擊,但問題在於陶鑄確是被打倒了,以後還有誰會從政治的系統內向孱弱的老病陳寅恪伸出溫暖的大手呢? 
  出身名門的唐篔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寫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無謂的是非,可那個時代裡,如此的祈願實在只能是海市蜃樓般的幻想而已。糾纏沒完沒了,本來就心臟不好的唐篔,身體越來越糟糕。 
  1967年初,唐篔繼續代陳寅恪作「交代」後,於4月2日替他寫了三點聲明: 
  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 
  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餘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義正詞嚴的話語顯示了陳寅恪對不斷重複著的個人情況拷問的不厭其煩。可是在瘋狂的年代裡,「從未」、「並無」、「從來不」這些乾脆利索的用詞,並不能就乾脆利索地讓無聊的糾纏止息,讓無邊的噩夢結束。在「文革」時,住房稍寬的人家會遭到別人強行遷入,陳寅恪住的東南區1號樓上也沒能倖免。1967年春,一個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來,不管外面怎麼亂糟,家裡面還是自己的,在東南區一號的小小天地裡,兩位老人還是自己的國王。然而,外人遷入合住的無奈事實,讓這一方僅有的自由空間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時僅有的一錐淨土(姑望稱之)或者就只剩兩位老人的寢室了。生活來了殘酷,確實是叫人不寒而慄。兩年前的陳寅恪還能快樂地為下雨自由地歡歌,而今,生活竟將他衰老的生命逼進了東南區一號的一個小小角落。 
  問題是,這種進逼還只是一個開始。 
  最讓陳寅恪的身體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東南區一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這幢樓被造反派所佔,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歲月裡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如上的文字為我們瞭解當年陳寅恪在中大的情況還是提供了某種參考。 
  進入1967年,隨著陶鑄的被打倒,革命群眾開始更加頻繁地拷問陳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鑄的「黑關係」。當然,某些拷問之外的行動可能更有實質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後美延給蔣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學生來抄家,將母親打了,後來我們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時間才好轉,沒看醫生。(那時醫生也和我們作對)當時誰想抄家,隨時可去。目的是在於經濟,並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認識這些人」。蔣秉南分析:「家裡所有各項可拿物品就是在這種『隨時可去』的情況下『蕩然無存』。至師母被打,想系勒索珠寶首飾等物之故。師母有先代傳留下的珠寶首飾,我曾見過。」 
  唐篔終於支撐不住了,包括先人遺物被搶之類在內的種種折磨和打擊,終於在這一年的夏天摧跨了這位意志極其堅強的嶺南女子。大約就是1967年前後,陳寅恪為體弱多病的老妻作了一幅預輓聯,題曰:挽曉瑩。聯稱: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1想來這大約是唐篔看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特別是心臟病,讓她深有朝不保夕的憂虞,便請幾十年相依為命的寅恪為自己先寫下一幅輓聯。這是一幅被後來人認定「遺恨滿乾坤」的對聯。當淚流滿面的唐篔對著經風歷雨數十年一路走過的老陳寅恪低聲啜泣,歎前世今生,思身前身後的時候,一樣是滿腹清怨的陳寅恪,頓覺原來跟唐篔結婚都四十年了,回首四十年來的點點滴滴,想想目下的淒楚,真讓人肝腸寸斷、苦不堪言;再看看我自己,也撐不了多少日子了,早年的時候,我身體不好有什麼運動也找我不著,而今不行了,藏也藏不了,要是你真的先走了,也不用害怕,不多久我也就跟來了,九泉路上總還是兩人相伴,我們死了也不分開。 
  秋天的時候,流求因唐篔生病回來探家。據流求後來的追記:「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因母親病重,由周伯母(即黃萱)與護士小朱(自出資所雇)商量,電報通知我即搭班機返穗。那時家中仍住東南區一號樓上。對面辦公樓已被造反派佔領,終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校園中很多大字報。因兩派武鬥激烈,暫時顧不上『反動學術權威』。我在家住半月餘,母親告訴我去年年底來抄家,取走貴重東西。抄家難計次數。……當時父親關心在川舊友『文革』中遭遇,屢屢問我川大等高等學校大字報情況。」1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情況下,陳寅恪依然在惦念著曾經的朋友們。或許他心裡清楚,自己被「衝擊」成這樣,估計自己的老友們也過得夠嗆吧。當然舊友也沒有忘記寅恪,據吳宓的女兒回憶,「『文革』期間,父親每次想方設法帶回的口信或家書,都不忘打聽寅恪伯父和曉瑩伯母的下落。」2 
  半個月以後流求返回四川,有感於現實之殘酷的陳寅恪對大女兒說「這次算是生離死別了!」不幸的是,又一次給他說中了,此後直到其去世,父女再也沒能見上。 
  年底,革命群眾又想起了「反動學術權威」,又一次要陳寅恪交待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經歷,而且有一次紅衛兵還要抬陳寅恪去大禮堂批鬥,唐篔不讓,被推倒在地。最後,劉節站了出來,代自己的老師去挨批鬥。會上,革命群眾問這位陳寅恪的老學生替老師挨斗有何感想,堅卓果毅的劉節擲地有聲地回答說:「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凜然正氣,充盈天地。群眾一時倒沒了注意,對此沒什麼辦法。具體情況已經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倒寧願相信當時人們中大多數也還未完全的良知泯滅,自孔門私學以來在中華大地上幾千年傳繼的尊師傳統容或在「文革」時期還有那麼一點點的心理上的殘餘。或者吧。 
  1968年對於陳寅恪來說無疑是更為淒苦的一年。一些陳年古物,特別是早年的詩歌(革命群眾念首詩那還是可以念到點味的)被從塵土中刨劂出來作為重大革命問題要陳寅恪進行解釋和交待。4月份的時候,便是如此,是否春色滿園早已不是寅恪關心的重點,因為革命群眾要他解釋1946年寫的《丁亥春清華園作》這首詩。革命者又在挖空心思地找他的麻煩了。這種事情到了8月份甚至變成了有計劃的陷害,據陳寅恪的侄子封懷回憶,「記得有次中大派了兩名所謂『專案』人員到我家,迫令張夢莊寫揭發陳寅恪的材料。夢莊堅決不肯寫,她說:『陳寅恪先生是好人,他是愛國人士,從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我不能寫!』兩位專案人員用威脅口吻說:『你敢保證他嗎?』她回答說:『敢!我敢以人格保他。』兩個傢伙(撈不到什麼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1儘管專案人員沒有撈到什麼稻草,但從這種威脅性的陷害行徑中,我們卻清楚感受到了當年陳寅恪處境的險惡。 
  生活情況也大大的惡化了,因為運動中陳寅恪被列為特號對象,工資存款都被凍結,經濟上簡直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身體狀況更是惡化得無以復加。老兩口誰也不願看著對方等死,陳寅恪第一次以懇求的語氣寫下了一張申請: 
  申請書:一、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二、唐篔現擔任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作、和清潔工雜工工作,還要讀報給病人聽,常到深夜。精神極差。申請暫時保留這位老工友,協助處方工作,協助扶持斷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時兩女兒全家都去幹校)死了也無人知道。 
  無須過多的分析,申請書本身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豐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經越走越近。 
  比較而言,「文革」歲月裡,黃萱仍是陳寅恪家最可信賴的友人之一。雖然每次去陳寅恪家都得歷史系領導同意,但黃萱還是不時地去看看陳寅恪夫婦,前此拍電報給流求一事於此便是很好的說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黃萱陪陳寅恪一路堅持了下來,幫助後者終於完成了生平最後一部大著《柳如是別傳》。寅恪對黃萱也是充滿了信任甚至是信賴。然而,當這一年的有一天,陳寅恪提出要黃萱在其死後寫一篇談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時,老實的黃萱卻猶疑了,她覺得自己水平不夠,確是不能勝任如此的任務。或許這確實是實情,但在陳寅恪卻只能是無限失落和淒涼了。據黃萱的回憶:「寅師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親承教誨的我,居然如此傷他老人家的心。」我們當然不知道當時黃萱的回答裡有否害怕受到牽連的考慮,但有一點很明確,當垂老的陳寅恪以身後之事托於有緣而自覺甚可信賴的黃萱卻被婉拒的時候,那份悲涼與寂寞,大約是撒哈拉的焦陽與新谷鶯的段子都難於暖化和排解的。 
  傷心總是難免的。 
  1969年春節後,老兩口在垂暮之年被有關部門勒令搬家到西南區五十號。陳寅恪腿有殘疾,上面的人不會不知道,當年腿受傷連陶鑄都驚動了,而且批鬥了好幾年,對象的情況自然也應該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誰會在乎你是否殘疾呢,陳寅恪這麼多年沒死已經算不錯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時候,老學生季羨林已經因為受不了殘酷的審訊而想到自殺了: 
  夜裡,在亂夢迷離中,我一會兒看到那一把菜刀,覺得有什麼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別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驀然醒來。我一會兒又看到那一隻裝滿了燒掉一半的信件的籃子。那籃子忽然著起火來,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邊。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驀地醒來。……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這些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現在我的方式既已選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慮行動的時間和地點了。 
  從3月份開始,唐篔被家庭婦聯叫去學習,到7月才結束,期間陳寅恪的生活常常沒人照顧。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其實去年五六月間已經發現有心力衰竭的現象了。 
  然而,無聊的審訊仍在繼續。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記錄,這一年5月5日下午6點三刻的時候,陳寅恪又一次被迫作「口頭交代」,一直到他不能講話了才肯罷休。期間有「如在死囚牢」之類的話。 
  「死囚」之言,清晰地表現了陳寅恪的絕望心境!事實確實如此,一個動都不能動的病殘老人了,還天天地被提過來審過去,沒有坐地等死的死囚念想那才奇怪呢?更可悲的一點在於,對這樣呼天式的悲鳴,壓根就不會有革命干將為此感到內疚抑或起碼的哀傷。 
  中秋節又到了。可我們的陳寅恪再也沒有心情玩詩吟賦談餅抒情了。八年前的中秋,老友吳宓剛剛來訪,高興的心情,中秋的時候還在延續,「嬌寒倦暖似殘春,節物茫然過嶺人。數夕蟾蜍園缺異,一枝烏鵲雨風頻。小冠哪見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說餅,捲簾清霧接香塵」(《辛丑中秋作》),之後不久就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更是給陳寅恪的生命帶來了豐足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悅。可是,八年時間裡,中國社會的政策跳躍了太多太多,當年受人禮遇的知識分子而今成了人人得而批之的臭老九,天上地下,霄壤有別,相去何其遠也! 
  四年以前,奇女子冼玉清因為癌症不治在大約相同的時候開始向友朋們道別。四年以後,換成了她生前的好友陳寅恪。中秋以後整十天,農曆八月二十六日(陽曆10月7日)清晨五時半,新的一天就要向我們走來的一刻,一代大師陳寅恪逝世於剛剛搬進去不久的西南區五十號寓所。對於這位曾經通過自己的學術為現代中國增添了無限春色的史學巨匠,運動歲月裡的中國歷史就像哆嗦灰塵似的將他輕輕抖落,生前沒有一絲挽留的意思,死後也沒有幾個人為他感到哀酸和惋惜。 
  嗚呼,傷哉! 
  四十餘天以後的農曆十月十二日(陽曆11月21日)晚八時半,多症並發的才女唐篔也隨夫而去。與他們同道的還有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去世。世界範圍來看,同在這一年逝世的至少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的創立者特奧多爾?阿多爾諾(1903年生),以及在當代頗有名氣的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卡爾?雅斯貝斯(1883年生)兩位先生。 
  前文在不少地方都提到,但陳寅恪說到底是位愛國知識分子。「他對於抗美援朝的勝利,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是大膽而且得策的進軍。對於毛主席的詞,他大加讚揚,認為很有氣魄,且都按詞律填寫。」「陳先生是一位高度愛國的知識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實事求是。他很關心國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國能早日繁榮富強起來的願望是很強烈的。」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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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陳寅恪下世的1969年算起,人們關於他的爭論一直就沒有止息過,至於今日也已有近四十年的歷史了。其間關於他學術、生平、師友乃至家世的研究,特別是晚年生存狀態的探討,眾說紛紜。 
  陳寅恪一生歷清、民國及新中國,基本上與現代中國文化的萌芽與成長同步,時代的鼎革承轉中,他憑藉著自己卓異的天資和勤奮的努力累積建構了博大敦厚的學術殿堂,為同時代人以及後來的我們所景仰。1949年前後陳寅恪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先是目盲,後又臏足,然而由於得到各方面的照顧,更由於得到了助手的鼎力襄助,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他依舊堅持著自己的學術研究,這一期間完成的系列論文,以及《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文字,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陳寅恪以及他所在的新社會奉獻給中國文化歷史的一個小小奇跡。這話沒有半分的誇張,更沒有一絲的諛詞,事實便是如此。 
  然而當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以一種狂熱的形式來到華夏故土的時候,作為優秀史家的陳寅恪不幾年便含恨離世。說起來這確實也是一幕不折不扣的悲劇。然而由此激起的學人間的深沉同情常常讓後來者在解讀陳寅恪的晚年歲月時出現從終點看開初的流弊,以至於此類情況下晚年的陳寅恪生活得悲淒淒、慘兮兮,對此我們不甚同意,參以新舊資料嘗試著作出了自己的敘述。詮釋學的理論以及後現代的思考提醒我們,誰也不好說就真地找到了陳寅恪生命最深處的秘密,所以我們這裡的文字仍不過是一個角度的審視,然也否也,尚需讀者諸君的披覽和察鑒。 
  本書第一、二、六章由劉斌執筆,第三、四章分別由顧娟、李逢玲執筆,第五章和第七章為尹燕與劉斌、顧娟與劉斌合作撰寫,全書由一葦統稿。 
  本書寫作期間得到了畢曉樂、張秀麗、顧雨花、於麗麗、王雪、王德鳳、劉娜、張華等好友的熱心幫助,更得到了家人的諒解和支持,在此我們一併表示感謝。 
  寫作過程中,參考了不少既有研究成果,由於成書倉促,部分未及標出,不敢掠美,並至謝忱。 
  編者 
  2006年仲秋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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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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