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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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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




—— 从秀才到总书记 中国革命史丛书	任建树 著
第0章	前言 李新革命,严格地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用一种新的生产 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替代旧的社会 
制度。第二是必须通过暴力而不是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 制度的变革。根据这样的理解,各国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都算不上
革命,俄国的“农奴解放”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算不上革命,只有象一 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算得上真正科学意义 上的革命。
中国历史非常悠久,但从古至今,却只发生过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 
命延续四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 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制度,所以不 
能说是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是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方式实现 
的,所以只称为改造。虽然这个改造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用和平方 式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创造了在统一战线范围 
内,团结着资本家去消灭资产阶级的奇迹。这一创造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 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 
一部分,所以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 年的革命,其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因它已经是全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了,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这一论断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和革命实践中抽引出 
来的,是科学的,所以早已为人们所公认而毫无疑义了。
旧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九○五年开始。因为这以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 复会等组织还只是些革命小团体,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也都是零星的、分散 
的,并且大部分是自发的。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 级的革命政党,它有明确的政纲,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而且从此 
以后,革命不断高涨,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延续二百余年 的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是旧民 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反清革命时期,也是它的黄金时代。此后一九 
一二——一九一六年是它的第二个时期——反袁斗争时期。一九一七——一 九二二年是它的第三个时期——护法运动时期,这个时期是旧民主革命的尾 
声,与新民主革命的开始是有些交叉的。它的前期,反对皖系军阀,称为第 一期护法,后期反对直系军阀,称为第二期护法。至一九二二年陈炯明背叛
孙中山,孙中山逃往上海,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孙中山痛定思痛,认 真地总结了以前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新方法,以俄为师,实 
行国共合作和扶助农工的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革命运动走上新民主 主义的道路。至此,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前进过程,也可以分为几个发展 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和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 
五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第四个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是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统观中国革命,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将近半个世纪,它经历了 两大阶段和几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因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 
随着第一阶段的失败,第二阶段继之而起。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绵延不 断,而每个时期中又都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但总起来看,却是 
一个前进和胜利的过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历史过程。在这场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一个阶段,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革命党人,他们 
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革命奔走呼号,英勇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到这场革命的后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革命的先锋,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前期革命党人的光荣传 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北洋 
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侵略军的革命战争中,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 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伟大的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 革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一切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永垂 
不朽。一切为革命立过功、出过力的人都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中国革 命的历史是丰富多采的,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把这些事迹写下来,写成书,用以教育子孙后代, 使他们能象前辈革命者那样,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 
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代的青年,则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 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准备组织全国各 
方面的力量,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丛书。由于一九○五——一九四九年所有 的革命斗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的内容,既 
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历史上实 际上只有这一次革命,所以我们这套丛书就不必再冠以现代、近代之名而简 
单明掺地称为中国革命史丛书。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尚望读者和专家们指 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上海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1
879年10月9日)辰时生,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中秀才,中 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 他出生前的37年,即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
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接踵 而来,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 
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15岁那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 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 
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 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 
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 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 
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
—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 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 
一个15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 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 但为时不久,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
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
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 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 
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到1902年,陈独秀从改良派 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1年至1904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 乡安庆和芜湖。
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 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 
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 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 相媲美。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有些志士悲观失望,陈独秀也不免有所苦闷与跋徨, 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跋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首先发难,他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 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 
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使他们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桎 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 
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1919年5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 
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陈独秀①。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崇奉西方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新文化运 
动中的领袖地位,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些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二十年代
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 焕然一新。
陈独秀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 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书记。他 
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工作,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党史研 究》,1980年第1期。
派活动,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初,他蜕变为中国 托派的首领,此后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坐了5年的监牢,到抗日战争爆发 
后才获释出狱。这时,他反对托派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主张 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终于未能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 
革命洪流。此后不久,他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 学识字教本》以度晚年。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漫长曲折。如果从中国近代史上寻找出一位 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 
与艰难困苦的状况,那末,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 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 
他虽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他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他虽然“不怕打,不怕杀”, 但“最厌恶杀人”;他疾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 
恶”;①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 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 
象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 台的重要岗位。
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 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 
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他创立过丰功伟业,也犯下了严重的 政治错误。
1942年5月27日下午病逝于四川江津鹤山坪,享年63岁。 陈独秀的一生,功大于过,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且富有魅力的历史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 也就到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 
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 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 
棺”很久很久之后,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而 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
这本小书,自不敢妄称什么“定论”之作了。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 
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 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 
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 望苏第一监狱。陈独秀原“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 
容能够出版为止”。同年八月中旬,完成《自传》两章,不久获释出狱,先
到武汉,后入川。陶亢德催稿,陈独秀复信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书杂 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
…… 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 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月刊》 
第5期,1947年7月)后来,始终未能续写,《自传》两章写至189
7年参加江南乡试为止,发表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1、52、53 期。
读者能做到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
①并且,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陈独秀”这个名字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后 
期和二十年代是非常响亮的。人们听到陈独秀的大名时,无论是高兴也好, 痛恨也罢,都像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如雷贯耳”。可是在这以前,却
只有陈独秀其人,并无陈独秀之名。“陈独秀” 这个名字是他在1914年才开始使用的。 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名字,而且大多有一定的含义,并同他的经历和思
想演变有所联系。现将他一生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向读者介绍 如下,并请修正、补充。
庆同是陈独秀的谱名。②据他的三子陈松年回忆,陈氏家族各代谱名中 间的一个字,是由20个字排列组成的,即“⋯⋯
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③。“庆同”是陈独秀的第一 个正式名字,但迄今没有发现使用谱名的资料。
乾生是他的官名(他的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乾,作健 解。现在见到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即1897年冬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 
即署名“陈乾生众甫”。众甫是字。古代称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为众子。甫, 是古代男子的美称。
①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一辑,
1980年江州义门《陈氏宗谱》,安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资料》第一辑,
1981年元月。
③《鲁迅全集》第6卷344页,1958年版。 众甫,有时被友人写作“仲辅”、“重甫”,如1920年4月何如何。 
希颜之子汪原放说程仲辅即陈重甫。但陈独秀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些名字。将
“陈”字写作“程”,不知是什么原因,更令人费解的是陈独秀本人在给汪 孟邹、汪原放叔侄写信时,也曾将自己的姓“陈”字写作“程”,如“程志 
孟”,或“陈志孟”、“志孟”。①这三个名字,就现在见到的资料,仅限于给 汪氏叔侄写信时才使用。
陈由己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填写登记表 时仍沿用陈乾生名字,②同时又为自己取名“陈由己”。这年他在东京加入 
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③这时,陈独 秀已经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回国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 
鼓吹革命,并在该报发表诗文,署名由己。“由己”二字的含义,不妨顾名 思义,照字面解释。
1903年5月30日,《苏报》载有《再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 桐城学堂冲突事》一文,称“由陈君仲华演说拒俄,⋯⋯”这次拒俄(反对 
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大会由陈独秀发起,为安徽地区革命运动之发端。据
查考在大会上演说者的姓名,“陈仲华”即陈仲甫。“华”字系“甫”字之误。 陈独秀从未用过陈仲华这个名字。
①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1页。
②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③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三爱1904年、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
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力主反帝爱国,在该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均署名
“三爱”。曾经一度任该报《教育》专栏的房秩五说:“三爱为故人陈独秀主 编《安徽俗话报》笔名也。”①综合陈独秀这些文章的内容,分析他所提倡 
和反对的,“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除在《安徽俗 话报》上使用三爱笔名外,现在仅见到《论戏曲》一文(文言体,载于19
05年3月《新小说》第2年第2号)是署此名的。 仲甫系众甫的同音衍变。1906年,作《曼上人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
一绝》,署此名。陈独秀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仲,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
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 陈仲、仲均系仲甫的衍变或缩写。在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的一些关于工
人运动的短文,大多署名“仲”,与友人通信,也常署一“仲”字。
“陈仲居士”。居士,指有才德而不仕的人,是对陈独秀的美称,正如友 人或晚辈尊称他“仲翁”、或亲人昵称他“矮子”一样。他本人却不曾这样 称呼自己。
①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卷四。 熙州仲子旧时文人喜用同自己有关的地名为自己命名。 
陈独秀曾用“熙州仲子”作笔名为苏曼殊所著《梵文典》题诗(载19
07年《天义杂志》第六卷)。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怀宁在 隋开皇初属熙州郡,“熙州仲子”一名即由此而来。
盛唐山民苏曼殊在日本东京译《拜轮诗选》五首(1907年成书,1
908年出版),其中“《留别雅典女郎》译诗四章,据苏曼殊《文学因缘自 序》,谓系其‘故友译自Byron集中’”,又说“畏友仲子”如何如何。 
盛唐山位于安庆城区,因此柳亚子曾“疑心”这位译者或许是陈仲甫先生。 我认为盛唐山既然在安庆,那么这位译者无疑是安庆人。苏曼殊习诗文常受 
教于陈独秀,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超绝的文人了”。 曼殊学诗,“也由仲甫指导”①。在译拜轮诗选时,陈独秀也在日本,两人 
来往甚密。据笔者了解当时留学日本的几位安庆人的情况,我认为这位盛唐 山民除了是陈独秀外,不可能是另一位安庆人。
女话小弟陈独秀青年时期,曾自篆一印章,曰“女话小弟”。女话是屈 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独秀山民1914年7月,也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东京后进 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
10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①柳亚子:《曼殊全集》(5)(北新书 局)第77、9页。
《〈双枰记〉叙》,即署此名。 独秀同期《甲寅杂志》还载有《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安庆除临江一面,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山,山山各
其名,为什么他独独选中了独秀山为自己命名呢?因为“独秀”二字反映了 他当时的胸怀和抱负。1914年,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进步知识分子 
普遍感到跋徨苦闷的时候,也是陈独秀在酝酿创办《新青年》(翌年九月出 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不是随手摘取一座山名为自己命名的。此 
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他 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重要文章大多署名独秀或陈独秀。因此,这个名字最 
为人们所熟悉。陈独秀在主办《新青年》时,还常以署名“记者”的身份, 答读者问。
只眼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的署名。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 句:“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中有诗 
一首:“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 短长。”“只眼”,无疑是目光迥异非凡的意思。
王坦甫1921年10月4日,上海法租界捕探在陈宅将陈独秀、包惠 僧等五人逮捕、拘留。陈独秀化名“王坦甫”。不久,褚辅成赴陈宅,也被 
捕,拘留。“褚辅成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 这一下陈独秀就暴露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 版社。
实庵、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寸铁》杂文,大多署此名。“实”,作 诚实解。
“庵”,是小草屋。旧时文人多将自己的书斋称作庵。郑超麟曾经两次说 起陈独秀在二十年代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曾署名“诚斋”。但尚 
未找到署此名的文章。
T·S是独秀二字英语饼音TU·HSIU的缩写。1921年6月7 日出版的《共产党》第5号上发表的《告劳动》一文,即署此名。T·S·C 
HEN(TU·HSIU·CHEN)常用于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党内一些 同志平时谈话常称呼陈独秀为“老先生”、“老头子”。中共上海区委关于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里,大多将陈独秀三字简写成一个“老”字。 致中据刘仁静回忆。陈独秀用这个笔名在《向导》周报第148期发表
《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 撒翁是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寸铁》杂文的署名。这时大革命已失
败,陈独秀也已下台。据郑超麟解释“撤翁”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 顽石、雪衣、儿、三户是陈独秀蜕变为托派以后的笔名。顽石,意指
他将如顽石般地坚持他的观点。雪衣,表示他一身清白。儿,是燕子。三 户,《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D·S、“D·H”, 
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是托派成员写文章、争论问题,称呼陈独秀时所用的化 名。
明夷、夷、明宜、明、季丹这一组化名是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 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和外界秘密通讯时所用的化名。汪原放曾说,不 
管陈独秀用什么化名,只要是他写的字,哪怕是用铅笔写的,也能认得出是 他的手迹。①“明夷”,卦名,凡贤者不得志,忧谗忧讥,谓之明夷。由此 
可见当对陈独秀的心情。
根据以上初步的查考,陈独秀一生用过三十八个名字,即:庆同陈乾生 众甫陈由己由己陈仲甫仲甫陈仲仲三爱CC生独秀山民独秀陈独秀记者只眼
王坦甫实庵实熙州仲子盛唐山民女话小弟程志孟陈志孟志孟T·ST·S·C HEN致中
撒翁顽石雪衣儿三户明夷夷明宜明季丹 在这许多名字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亲笔写的“陈独秀,字仲甫,
亦号实庵”②。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第12页,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②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第一章 故乡·家世·童年{{动荡的故乡奇特的独秀山}}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它南临滚滚长江,奔流不息;
北靠大龙山,峰峦迭起,郁郁葱葱。城郊多丘陵,地势起伏不平,西北隆起, 东南低洼,河流与湖泊相交错。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水面 
广阔,人民勤劳,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安庆城里迎江寺内有一座古塔,名叫振风塔(又名万佛塔),屹立在长 江岸边。振风塔建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外有白石栏杆环绕,每角悬有铜 
铃一只,迎风摇荡,发出清脆悠扬的响声。振风塔从它的结构、外形、高度 或经历风雨年代的久远,如与驰名中外的西安大雁塔,苏州的虎丘塔相比, 
虽稍有逊色,但它得天独厚,是万里长江岸边的唯一的一座古塔。登塔眺望,
“不尽长江滚滚来”,只见它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浪头到处,又掀起 新的浪花,越过前浪,夹杂着泥沙,呼啸着向东奔腾而去。这川流不息的大 
江犹如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那浪花就像一代代的风流人物。振风塔自 建成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和寻常百姓登临它的顶层,作歌赋诗,饱览 
大江两岸的风光。大好河山,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他们在这里生殖 繁衍,耕作战斗,把山河妆扮得更加娇艳多姿。
站在宝塔的顶层,俯瞰脚下的安庆城,城里有座盛唐山(今市内登云坡), 据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冬南巡狩时,来到盛唐,就曾登临过这座 
山。说是山,其实是座土丘。但山不在高,因人而得名声。在城西南60里 有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 
故称独秀”。①陈独秀的这个名字,即取名于独秀山。陈独秀谱名庆同,官 名乾生,一生中用过许多笔名,化名②。最早使用“独秀”这一名字,是在
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发表了他两篇文章,一篇题为
《〈双枰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另一篇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 秀”。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说:你太不客 
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
陈独秀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 居民而已。可见,独秀之名来自独秀山,并非是后人所说的是他祖父给他起 
的名字。此处,他还用过“盛唐山民”,和“熙州仲子”作笔名,这些笔名 都是借用安庆山水或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名称。
①参见本书《长话短说》一节所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②《怀宁县志》卷二《山川》。 安庆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皖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废封建设郡
县,这里常属怀宁县管辖。东晋安帝义熙中,属晋熙郡怀宁县;隋开皇初, 属熙州怀宁县;唐至德二年,属盛唐郡怀宁县。那时怀宁县县治在现在安徽 省的潜山县。
宋初,为舒州同安郡,至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改为德庆军,仍 属怀宁县。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时,取“同安郡”与“德庆 
军”中的各一字,改名为安庆军,这才有“安庆”的名称。安庆城是嘉定十 年(公元1217年)筑起来的,到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在原基础 
上加筑成长9里13步的城池。(即今安庆市旧城,其遗址尚依稀可寻)于 是,怀宁县和安庆府迁址到这里。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将安 
庆布政使司(省)从江宁移到安庆,从此安庆成了安徽省的省会。省、府、 县三级同治安庆城。
陈独秀生前说他是怀宁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一说法在今天则可能发 生误解。因为现在安徽省仍然有个怀宁县,但县治从1950年12月即由 
安庆迁至石碑,且与安庆互不隶属。
因此,说陈独秀是安庆人,这既符合历史情况,也符合今天的情况。 安庆市雄踞长江北岸,环山临江,且江面束窄,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古人说“可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跋则锁钥南北,坐镇
则呼吸东西”。因此,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的东吴大将吕蒙曾 在这里筑一座土城——吕蒙城,以抗曹兵。偏安江南的宋王朝之所以两次在 
这里筑城,第一次是为了防御金兵南侵;第二次是为了防御蒙古兵南下,并 命名曰“安庆”,以示平安吉庆之意。这不过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的自我 
安慰罢了,事实上安庆常常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
元朝末年,红巾义军曾围困安庆达7年之久才攻克,元朝的统治也从此 而动摇。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率队攻打安庆。太平天国后期,安 
庆成了捍卫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太平军与清军在这里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 的激烈争夺战。这山明水秀而又动荡不安的安庆,便是陈独秀的故乡。
{{小户人家的兴衰贫穷飘泊的寒士}} 陈独秀的远祖原籍江州义门,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迁居安庆,到陈
独秀父亲时,在安庆已繁衍了18世。陈家代代“习儒,而功名俱未显”。 陈独秀的祖父章旭(字太占、亦字晓峰,1819—1889年)是候补知 
县。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称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 慷慨”。
祖母劳氏(1824—1870年),系怀宁劳秉全之长女。 大伯父衍藩(字霭亭,1841—1861年)是候补知州,也是虚衔。
二伯父衍藻(1846—?),早殇。父亲衍中(字象五,乏者解衣衣之, 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①一 
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母①义门《陈氏宗谱》及《陈衍中先生传》,安 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年1月。
亲查氏(1852—1899年),系查传芳之长女。叔父衍庶(字昔 凡,1851—1913年)是光绪元年(1875年)的恩科举人。
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 兄长谱名庆元(1872—1909年),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 
秀8岁,府学廪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因大伯父无子,二伯父早殇,庆
元兼祧衍藩名下,娶补用巡厅张懋勋长女(张啸岑之姊)为妻。 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那时全家都住在“后营”(今海军一一 
六医院东隔壁)。“后营”原是清代的营房,后毁于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中,
成了一片废墟,住着一些贫苦的菜农。陈独秀的姐姐曾跟侄儿松年(即陈独
秀的三子)说,那时他们靠拣白菜帮为食,后来全家迁至安庆大南门培德巷 东口。这段回忆未必确切,因陈独秀的祖父和大伯父虽无实缺,也是有俸禄 
的,而且叔父是恩科举人,陈家即使受战争的影响,也决不会穷到“靠拣白 菜帮为食”。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比较 合乎实际的。
于疫疾,这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①1921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 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 
正经经的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 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 
格都没有。’”
①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几 个月”的说法不准确。
这个诙谐幽默的回答,使在座的人听了“呵呵大笑”。②他们连陈独秀
“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都不知道,却听信攻击他的谣言。 陈秀独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 
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伏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明知族长和他
手下的人,为人不正,却还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查氏常常教育子女,“不 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
‘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但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 教育自己孩子。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 
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查氏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 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 
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 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 
宗争口气’。”①为陈家争这口气的是陈独秀的叔父衍庶,他在陈独秀出生之 前四年,即光绪元年(1875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 
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②,真是官运亨 通,一路顺风。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的时候,爆发 
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 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
①义门《陈氏宗谱》。
②《实庵自传》。 马匹经过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
国库,谁收谁得①,自然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大约到1908年,他觉着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也许还觉着天下
乱哄哄的,大清江山不怎么牢靠了,“他识时识机”,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200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亩。 
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银1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在安庆有市 房(铺面)近10家②,在城里南水关(今革新街)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
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二个中院和一个后院(现为安庆市土产公司仓 库),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大门楼有一丈 
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俨然是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衍庶晚年习 汉隶、攻书画,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且对绘画有一定的造诣。陈独秀说原 
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但为时不久,这个小户人家
就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邻里所另眼看待了。 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
续娶谢氏(1862—1939年)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 因此在陈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继父, 
谢氏成了他的继母。①
②张湘炳:《关于家业兴败的回忆——访问陈松年》,《安徽革命史研究 资料》第4辑,1980年10月。
张湘炳:《陈独秀家庭情况简述》,《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 辑。
陈衍庶发财以后,还想发更大的财。1909年,他通过浙江巡抚增子 固(衍庶在东北为官时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 
上海怡德英行订立购大豆3万吨的合同,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 商预付豆金沪银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致将豆价挤抬数倍”①。 
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但在办理这些手续时, 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设下骗局,衍庶一不识外文文件,二无经商经验,以 
致受人愚弄。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定洋, 或交付大豆。
这时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财产,这使陈家家产受到很大损失,对 陈衍庶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忧愤成疾,于1913年去世,从此陈家家 
业衰落。同年10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曾经极力主张兴兵讨 伐袁世凯,袁氏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陈的家,抢走了陈衍庶多年收藏的书画 
珍品,从此陈家就越发衰败了。
陈独秀既然是陈衍庶的嗣子,他的胞兄健生也于1908年逝世了,那 么陈家的全部家产只有陈独秀一人可以继承。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 
家产如敝屣,像受洋人愚弄,发生了如此大的财产事件,他“还是不问不管”
②,对家业的兴旺或衰落全不关心。后来,“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 所大①
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
980年《公牍》,《安徽公报》第6期,1912年9月18日。 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
子不是我开的’”①,始终不肯去。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社会上传说 他家拥万贯。1925年秋,英国劳动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由第 
三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与陈独秀会晤。勃劳顿问他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 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独秀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
“吾之财产,全在乎此!”②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 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 
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 时人都称他为“寒士”。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对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和阿弥陀 佛的大哥,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惟独对发家致富的继父却只字不 
提。这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 二、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
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
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 于是继父与继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继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
家”的继子,而继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继父呢?但陈独秀对 继母谢氏却是很有感情的。1939年3月22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 
独秀披麻带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 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 
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①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1卷18期,1932 年11月24日。
②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讲演)。
{{凶狠的板子刚烈的性格}}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
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 了”。
陈独秀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 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 
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 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 
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 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 
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 
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 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 
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①陈独秀给杨鹏升信,1939年5月5日。 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
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 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 
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 力的命令。”①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 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 
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 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 
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
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 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陈独秀的刚烈 
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有一对尖锐的眼睛,炯炯有光。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 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的老朋友章士钊说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 
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①《实庵自传》。
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①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一生坐过四次牢,从
不怕打,怕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为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 制,不怕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不怕断头流血。为了提倡文 
学革命“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他号召“青年要立志走出研 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最高尚而优美的生活”③。陈 
独秀的性格刚强坚毅,具有开创革命大业的英勇气概。
然而,当他一旦把谬误当作真理,走入歧途以后,他也像一头犟牛,是 很难回头的。1929年他被开除出党。1931年分子还瞧不起他,认为 
他是老机会主义者,不够托派的资格。
他却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 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 
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④抗日战争初期,他同托派脱离了组织关 系,他对抗战的主张与中共的主张有若干共同之点,为此,一些托派成员骂 
他是“叛徒”。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三项条件,第一条要他“公开放弃并坚决 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 
加入托派的错误”,在“三项条件实现后,①②③
④《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1日。 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
卷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①(指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里来——引者) 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 
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 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 
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 绝对不怕孤立。”②倔强执拗,我行我素,是他后来之所以脱离抗日战争的 
革命洪流愈来愈远的一个原因。
章士钊说这匹不羁之马“回头之草不啮”③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他的社会活动如水乳交融般地密切相 
连,且相互影响。当陈独秀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时候,他以全力推动历史车 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摔在后面时,
便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他说“绝对不怕孤立”,这正说明他已经预感到他 将一步步地走向孤立的境地,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 问题。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 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④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 
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①②③
④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
1926年1月30日。 章士钊评陈独秀的原文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
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 叶剑英、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
1日。 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①但他从
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 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②。鲁 
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 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 
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③鲁迅先生的话,一语破的,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 明磊落的。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 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 
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 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 
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 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 
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其中疾恶如仇则不尽然”一句是很中肯的, 既没有全部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肯定与否定二者兼而有之。
陈独秀这匹“不羁之马”到了晚年,“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他挣扎 于贫病交迫之中,贫穷和疾病也没有压服这位倔强的老人,他把大部分时间 
用于研究文字学,著书立说。
①②
③《鲁迅全集》第6卷56页。
《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 静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第5期,1947年7月。 
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却托人退还给张国焘,说“却之 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①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 
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悠悠道途上, 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②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请陈独秀 
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 移”。这一切都说明陈独秀的倔强性格与他的一生相始终,并渗透在他一生
的功过是非里。①
②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5期,1987年2月。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掌故月刊》,1972年4月。
第二章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 
大哥孟吉(府学廪贡生)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
弟弟的脾气和爱好。陈独秀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除习经书外, 就教我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 
的长子,死后谥“昭明”)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八百年 间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其中主要是诗文、辞赋和杂文。陈独秀初读《昭明文 
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 文”。①而且在《自传》里还自①《实庵自传》。本节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 
均引自此书。
称是“选学妖孽”,①可见他对这部书是很下过一番学习功夫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生长在书香世家,却“看不起八股文”,这不 
是祖父的板子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也不是他这时已经受到了什么新思想的影
响,而是他自小就讨厌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然而,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 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 
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 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 
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陈独秀看不起八股文,这“使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他一 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弟弟“习八股文”,一面他知道弟弟“不喜欢这一套”。 
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 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昭明文选》。
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县考 府考②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 
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①
②从士子到秀才,先参加祖籍所在县的县考,及格以后,参加府考,再 及格,再参加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政府才正式承认为“生员”, 即通称秀才。
选学,指《昭明文选》。“选学妖孽”是钱玄同在1917年8月提出的 批判旧文学,响应文学革命的口号。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应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 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想必将是名落孙山之外,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 的截搭题①,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 
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简直是跟科举开玩笑。他“把《文选》 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
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
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这时候只因为他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 才觉着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 
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中了第一名秀才。
陈家本来有一名举人,一名秀才,现在又增加了一名年轻的秀才,于是 地方绅士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了许多神话,说陈家“祖坟是如何如何 
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于是,富户人家 争先恐后地托人来说媒。陈独秀的母亲对这些当然是“大乐而特乐的”。
他也因母亲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至于对科举,他虽然中了秀才, 从此却更加鄙薄它了。
①把四书中的某一文句的下半句,与下一文句的上半句拼凑而成,谓截 搭题。本题所引原文:“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 
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
在许多富户人家托人来说媒的,有安庆统领高登科。高登科,字敬亭, 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话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 
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 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4000余亩。 
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 弦阜阳元家女儿为妻。元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 
受后母元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
庆。①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
97年冬,陈独秀18岁与高晓岚结婚。②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 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 
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 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 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 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 
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 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 子①
②陈独秀哪年结婚,无文字记载,也无确凿之回忆。陈松年说只能按长 兄延年的生年(1898年)向前推算一年。
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
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
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 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 
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①陈独秀经常在外 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
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 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 得了。
高晓岚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略识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 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1911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 
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 大门。
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与高君曼却不顾家庭 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 
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 
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①潘赞化:《我 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
80年7月。 的生活。
陈独秀同原配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他 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 
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寄宿在《新青年》 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 
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而怪独秀之忍也。”君曼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也是继母,看到孩子这般 
受苦,曾“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
陈独秀跟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 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①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也按照自己成 
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
不久,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也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他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五元的 
生活费。延年、乔年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马克思 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因工作 
关系,父子常一起出席党的重要会议,但几乎没有一起过家庭生活。延年给 父亲写信时称“独秀同志”而不以父子相称。1927年6月,1928年
2月延年、乔年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悲痛万分,身 体越发虚弱,加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 
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1930年去世。三子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 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 
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 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子名和年, 今健在。1915年5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 
大约在1925年10月间,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 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 
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10余间,置地数十亩①。君曼和孩子们就住 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50元生活费②。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 
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 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 
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 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 
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在1931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 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1908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 
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①
②汪原放日记。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
80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 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 
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 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 
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19
49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①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紧接
着就参加江南乡试②。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
果却名列榜首。
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 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 
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 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
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 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
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 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 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
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18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
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 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 里对这9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9月3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 
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 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 
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
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 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 
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 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 
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 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 
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 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 
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 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 
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 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
有150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在他的长 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 
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 
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 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 
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 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
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 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 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 
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 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 
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 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 
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 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举人
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 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
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
请求变法。1894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 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 
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 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 
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 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18省1300余名应试举 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 
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 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1896年8月,康氏 
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揭露封建专制的 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守旧,以致“万事废弛,卒致疲敝,不可收拾”; 
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时 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 
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 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
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 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 
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 
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 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①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 
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 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康梁派的 
思想扣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 他开始起飞了。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
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 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 
广座为康先生①
②《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2期,1916年10 月1日。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
远之”。①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俄国的怂恿之下,于11月14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 
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 势日非,不堪设想”,②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 
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
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 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 
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 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
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 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 
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 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他对国家所面临 
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 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①
②以下引文均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4期,1916年12月1 日。
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 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
《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 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 
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 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 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 
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 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 
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 阳逻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堡,使台顶与山 
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炮台。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 昌不击而下矣!”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 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 
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
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
“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遇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 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 
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 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18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 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 
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 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 
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
脑敏捷。
《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 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 
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 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 
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 导思想。
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 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 
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 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
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 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 
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 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 
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 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
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戊 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 
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 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 
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
{{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1898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
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 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 
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 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 
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就是指的这 一段经历。兄弟二人分别以后,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1901年1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陈独秀到达东京自费留学,
进东京学校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 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③。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 
一年比一年多。1900年,约一百人;1902年增至二三千人;190
5年,多达五六千人④。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 国。
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 两国近在咫尺,两国文字有相同之处,日本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到日 
本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
陈独秀到达日本的前一年,1900年,英、美、德、法、日、俄、意、 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同年8月,维 
新派的勤王运动失败,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醒悟,从康梁派转向以孙中山 为首的革命派。1901年7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订立《辛丑条约》, 
使中国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这个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从此 清政府完全屈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①②③
④苏贵民:《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证》,《社会科学战线》,1
981年第4期。
《中国留日学生史》。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
《述哀》,《甲寅杂志》第1卷5号,1915年5月10日。 恰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
留学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成立于1900年,是留学生中最早
的团体。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同年下半 年,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它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 
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 塞的《代议政体》①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因此一经译 成中文,不仅在留学生中流传,也风行于国内知识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 
沈云翔等正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首先于1901年5月在东京创刊《国民 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从思想上同保皇派划清 
界限,留学生中开始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分野。陈独秀一到东京,他首先接触 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 
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
留学生的分化反映到励志社,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 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 
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②激烈分子鄙视稳健分 子为官场走狗,励志社“渐次变质”,陈独秀和张继等虽是“后参加”励志 社①
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15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8、99页。 的,但“先脱会”了①。
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 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 
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
书刊,传播新思想。 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
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 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②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 
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③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 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便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 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④。这时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同年 
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 破坏主义为目的。”
关于团体的名称,有人说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因而 主张定名为少年中国会。但“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政府当局注意,不利于 
团体的进行,经再三研究才命名①②③
④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 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
忆录》(四)第382页。
《纪爱国新报》,《大公报》,1902年4月19日。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30页。 
为青年会。青年会成立的那天,署名加入的有陈由己(即陈独秀)、秦
力山、张继、苏曼殊等数十人,“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 者”。①陈独秀加入青年会,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 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1
903年3月某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室, 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
“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②并把 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③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 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也就在这时爆发了拒俄运动。
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17万大军,占领了中国 东北三省。义和团被镇压以后,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 
收条约》,俄国应在1903年4月撤军。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 营口,并于18日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 
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27日,沪上18省爱国志士齐集 于张园,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邹容在会①②
③《邹容》,《民国人物志》第19页。事章士钊:《疏〈黄帝魂〉》,《辛 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1页。 上慷慨陈词,竭力反对俄国侵略东三省。29日,留日学生钮永健等倡 
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得到大家的赞同。5月2日留日学生加入义勇队的有
121人。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他与潘赞化迅即回到
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 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次演说会的规模及声势大大超过了1902年的那次演说。这天虽然大 雨滂沱,但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等约3
00余人。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多立门外而听”,大会“众情踊跃, 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①
陈独秀先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说“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 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 
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 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可是,“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 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陈独秀为了驱逐俄国侵略军,提出当前应做三件 
事。第一,要广泛地传播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 以防之”?第二,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说:“谓中国人天 
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
①《苏报》,1903年5月25日。 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不许其爱国,恐 
不可得。”第三,要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可以从事农、工、商、矿
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演说时,还批评了那些“只保身家,不问国事”的人,向到会的 
人指出“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
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①陈独秀的演说“词 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欷 s 第”。接着有“各学 
堂魁杰”王国桢、潘겧华(赞化)、潘璇华、葛光庭等20余人相继演说。 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 
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②,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
(社章),向众宣布”③。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 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 
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 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 
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④。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 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①②③
④《苏报》,1903年6月7日。
《苏报》,1903年5月25日。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90页各地报纸目录中有“爱
国新报”(安庆),但迄今未查到此报。
《苏报》,1903年5月26日。 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①这
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 陈独秀提出创立国民同盟会的主张以后,邹容于5月30日在上海提出
“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 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当时虽未能实现,但 
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拒俄运动的发展,也的确为 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当地知 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校学生的“脑筋”。
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 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②。安徽大学堂校方因阻止学生参
加抗俄运动,而酿成第一次大冲突。 当拒俄运动在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安徽,以及江苏、浙江、湖北、湖
南、直隶、广东、福建等省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时候,参加运动的大 多数人对清政府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游 
说的方法,促使政府抗俄,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但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惊恐 异常,惶惶不安。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
“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
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①
②《苏报》,1903年5月30日。
《苏报》,1903年5月25日。 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①。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镇压,使一大
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 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因 
而拒俄就必须排满,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那 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心中怀有执顺 
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 必亡。”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中国才能得救。陈 
独秀在1903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 士。
演说会举办一周之后,24日,安庆知府桂英(旗人)亲赴藏书楼查禁, 不许学生“干预国事,鼓惑人心”②。陈独秀等则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 
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 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 
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③。安徽巡抚聂缉撬指名 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到上海。然而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育成长,等他 
从上海再回故乡的时候,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①②
③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 回忆录》(四)第382页。
《苏报》,1903年5月29日。
《苏报》,1903年6月5日。 编辑《国民日日报》译著《惨社会》候,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名著《革
命军》。邹容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明确宣称“我们今日欲脱满洲之羁缚, 不可不革命;我们欲独立,⋯⋯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 
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出版以后,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称赞。上 海爱国学社机关报《苏报》(主笔为章士钊,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蔡元培 
等)迅速地向读者推荐,赞誉《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①。《革命军》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章炳麟也在《苏报》上发表文 章驳斥改良主义的政见。清政府对此大为忌恨,于是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 
炳麟,邹容自动投案。7月7日《苏报》被查封,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 报》案”
同年夏天,当陈独秀逃到上海时②,“《苏报》案”已接近尾声,章士钊
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
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谢少石出钱,外人高茂尔 出面任经理,章士钊任主编。协助章士钊办报的有陈独秀、张继、何靡施(梅 
士)、陈去病、林懈等人。关于陈①
②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1930年)夏间,陈独 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1926年12月15日)。
《苏报》,1903年6月9日。 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在事后回忆时曾写道:这个
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 第二天凌晨才休息①。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 
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 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 
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②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章陈二人当时 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到了四十年代,章士钊回忆起这段往事 
时,还曾赋诗一首: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架。③《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 而创立的,因此它的论调不得不稍稍“舒缓”,不能像《苏报》那样“峻急”。 
但宗旨依然是“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 较《苏报》新颖”。④因此,“发刊未久,①②③
④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
387页。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5期,1941年5月。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杂志》第1卷4期。 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①《国民日日报》摒弃了清光 
绪帝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从第八号起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仍
不用光绪帝号,公然否认清王朝。《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 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 
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 不署名。因而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既然和章 
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和它的重要言论,至少 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
《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只有署名“由 己”的两首诗,即八月九日的《哭汪希颜》②和十七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 
图》。在前一首里有这样的诗句: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 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一首诗是:“直尺不遗身后 
恨,枉寻③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 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诗言志”,这两首诗鲜明地表达了陈独秀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他认 为要结束“三千年黑暗”的历史,只有实行“联邦新制度”。为了实现这一 
伟大的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①②
③枉,屈;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汪希颜(1873—1902),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早殇,是汪
孟邹的胞兄,汪原放的父亲。陈汪两家是世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 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的逆境中,承受任何牺牲,且不计成败得失。而
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的 诗句,蕴蓄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除章士钊外, 还有苏曼殊,受陈独秀影响最大的也是苏曼殊。
那时,苏曼殊也同陈独秀住在一起,他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 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曼殊 
的译文,于“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极浅,文 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仲甫所启发。⋯⋯ 
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 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 
文人了。”曼殊学做诗也是在这个时候,“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 是畏友仲子。”①陈独秀也说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 
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 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名 
师出高徒,苏曼殊聪明好学,不久即长于诗文和绘画,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 文学家。柳亚子与曼殊也交往甚密。1935年他写有一首七绝:“名扬画 
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 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言外之意,苏曼殊的三位好①柳亚子编:《曼
殊全集》(5)(北新本)第77、9、10页。 朋友,最贤的是陈独秀。
《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至第十一回的大半回时,报纸便停刊了。 停刊的原因,一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纠纷;一是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 
禁售阅”该报,致使报社的经费更加困难。《国民日日报》共出版三个月零 二十三天,同年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 
港。镜今书局的负责人陈竞全跟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 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①于是陈独秀着手整理 
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
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 子谷(曼殊)、陈由己同译。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
1918年,苏曼殊逝世,由其友人胡寄尘将镜今本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 印,“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苏曼殊大师遗著”,而内容则一字未改, 
仅在书名增一“悲”字,称《悲惨社会》。1925年春,泰东书局再版时, 又恢复原名《惨世界》②。这本小说一版再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惨社会》曾被看作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但曼殊的译文“乱添 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③。自第七回起,译文中又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 
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明①②
③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 第282页。
《曼殊全集》(4)第422、423页。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
285页。 白,字男德(难得明白),其他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
耻小人)、满洲苟(满洲狗)等都有露骨的影射作用。
《惨社会》实际上是借用了雨果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又取材于晚清 社会生活的一部译、著作品,它直接反映了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思想。男德被 
塑造成正面人物,他扶弱抑强,舍己为人,听见“官府”二字,就不禁“火 上心来”,①恨不能立刻铲除人间不平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德说过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 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 
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
“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 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②所有这些 
攻击孔教、私有财产的言论,自然都是苏曼殊、陈独秀借男德之口来抒发他 俩的胸怀。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③。因而把主人 
公男德明白看作是这个时候的苏、陈二人的化身,该不会是生拉硬扯、牵强 附会吧!
怎样推翻千百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推翻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这确 实是个“难得明白”的大问题,然而男德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陈独秀这 
时已经萌发了反对旧礼教的①②
③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
1926年1月30日。
《曼殊全集》(2)第131、134页。
《惨世界》第9回,《曼殊全集》(2)第158页。 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 
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
的思想发展过程了。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 
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
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 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①,同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
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去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 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 
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 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 
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 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 
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②。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①
②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 桐城学堂,1902年吴挚甫创设于安庆。 
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
头科学图书社①(现为中长街二十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 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 
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 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
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 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 
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 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
“就吃两顿稀粥好。”②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 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 
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 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 
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③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 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十八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 
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 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①②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4页;又见《陈独秀与亚东图 书馆》(手稿)。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8期,1946年7月20日。 芜湖科学图书社,1903年汪孟邹创办,经营新书报和文化用品。皖
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亦不自觉。”①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
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 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 
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 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五十文。
“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 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
各处年成好歹。 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
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 处的虚实。
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 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 
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 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 
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 话”②编写出来。
《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 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①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2—24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 时事”的目的。
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三十二开本的半 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四十页,共约一万五千字。每期篇幅不多, 
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 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 
奏折等)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 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 
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 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 
俗。蔡元培在二十八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 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 
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①《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9月14日(阴 历八月十五)共出了二十二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 
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约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 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 
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①
②长篇连载文章,按连载次数计。未署名文章,而显系出自陈独秀之手 笔,未统计在内。
《独秀文存》再版《前言》,1933年4月。 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 
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
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 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 
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
“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 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 
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①强大昌 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 
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 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 
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 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 
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
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 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 
连。”③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①②
③第55页。 第80—83页。 第27、29页。
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 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亡。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 
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 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①陈独秀所揭示的 
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 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
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 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 
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
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 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 
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 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 
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 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 
钱吗?”②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 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 
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①
②第31、71、72、34页。 第83、84页。
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 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决不能依赖皇 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 
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 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徒只望君明臣 
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 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 
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 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 
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②陈独秀反对君权、提 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 说。
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 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 
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③白费钱财。 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①②
③第45、47页。 第57页。 第56、30、60页。
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 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
“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 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①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
‘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 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 
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
“混那功名富贵”。他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
制,才是有害无益。”②《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 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 
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位。代派处也发展到58家, 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 
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 有30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 
房秩五、朱蕴山等,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 不绝口,说“最开风气”。①
②第91、93页。 第88、89页。
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23期(现仅见到1—22期),“再出1 期,就是24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 
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 工作去了。”①二十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 
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
③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 的。综观《安徽俗话报》22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 
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到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 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 
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 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①②
③吴樾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55页。 另一说,因《安徽俗话报》载文触犯芜湖英领事馆,被迫停刊。笔者未
查到有关此事之第一手资料。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页。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 
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 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 
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
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也在积
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1904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 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 
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 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
“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 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 海。
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②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 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 
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
10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
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11月19日,万 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 
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 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 
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①
②1905年6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19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 说:
“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 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 
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 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 
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 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10月。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0页。 留了一个多月①,于1905年1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
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1878—1905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
1903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 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 
革命的志趣益坚。”1904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 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 
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 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 
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1905年7月令载泽、戴鸿慈、 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 
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 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 
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①②
③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4卷
6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
3月24日。 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
悲歌”,以壮其行。①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 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 
庆陈仲甫先生”。
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 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
“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 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②1911年春,陈 
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
③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 陈独秀在12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
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 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 
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 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 
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 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①②
③《曼殊全集》(5)。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98页。 
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①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
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 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 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 团体岳王会。
安徽名士李光炯、卢仲农为了旅湘子弟求学的便利,1904年春在长 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都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同年冬, 
该校迁回芜湖,并改名为安徽公学。
“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②这个学校,对安徽的革命活 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翌年春,安徽公学在芜湖招生,不久又附设速成师范学堂。安徽公学“系 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③。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 
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进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 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皆为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 
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 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 
殊、谢无量、冷啭、江彤侯等。
“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①②
③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4
3页。 高语罕:《百花亭畔》第35页。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周报第18期,1923年1月3
1日。 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
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①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本省 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 
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莫不以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革命形势 蓬勃向前,一日千里。
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 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他们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 
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②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陈独秀与柏文蔚和
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藩侯)于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 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 
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30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第 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 
络点。”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分 部,并任分部长。同年十月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 
队官,次年,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由柏任分部长。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
①
②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
79页。 由陈独秀任会长。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
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老三营(即新军第二标第三 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①后来常恒芳进新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又在新军 
中发展会员。总之,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②。它的 成员“在新军士兵和各种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 
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 们的影响,倾向革命”。③岳王会,虽然没有华兴会、光复会那样出名,但 
它有鲜明的特点。它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拚的个人英雄行为,而注重了 集体的力量,它所联络的对象,不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 
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 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 
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时的武装起义,就是新军首先发 难的。
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是分散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统一的 革命活动。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 
的革命大团体。这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 求。同盟会有公认①②
③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9
9页。 朱蕴山:《记事诗词选》第6页。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8页。 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
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派遣干部到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同年秋,
孙中山派吴春阳(炀谷,合肥人)到南京,建立长江流域同盟会。这时柏文 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①。但安庆岳王会分部仍然 
独立地活动了一个时期。1907年7月6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 学生数十人在安庆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并没有与岳王会取得联系,岳王会 
的重要成员仍然潜伏在新军中,仅常恒芳因避株连离开了安庆。
第三十一混成协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会操。14日光绪帝载○去世,次 日,慈禧太后也病故,消息传到安徽以后,岳王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并推 
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19日,熊成基率新军马、炮两营士兵1000余人
起义,与官兵激战三昼夜,最后也失败了。熊成基逃往日本(后潜回东北谋 刺清廷亲贵载洵,被捕杀),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 
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300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了极大 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了同盟会。
在岳王会的全部活动中,有关陈独秀和芜湖岳王会总会的资料,现在见 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大概是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四方漂泊(参见下节), 
致使总会的活动无形中处于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停顿状态,而且,陈独秀的德才和气质,也不善于在军界中进行活动。 持枪率队,冲锋陷阵,尤非他之所长。因此根据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只能 
论定陈独秀是岳王会的产婆,但没有亲自哺育它发育成长。
然而综观1901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到1905 年建立岳王会为止,他的革命活动是以安庆和芜湖为主要基地而展开的。他 
发起的拒俄演说会,被誉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 最开风气,此后又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岳王会,因此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 
领导,把陈独秀评定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该不会是溢美 之词吧!
就是这样一位在一个省区享有革命盛名的人物,却始终不参加全国性的 革命大团体——同盟会,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同盟会员有“十六字”的纲领,但当时所宣传和实行的都是以“排满”、
“驱除鞑虏”相号召,而且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满族毕竟是中 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有较明确的认识。1904年
9月24日《安徽俗话报》载有他的《本国大略》一文,说“全国人种分为 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 
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同年7月27日在《亡国篇》一文中说:“历 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 
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 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 
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确比那些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开口 称满族为“异族”,闭口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章太炎语),大肆宣扬《扬 
州十日》、《嘉定三屠》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恨,高明一筹。陈独秀着眼于帝国 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强调 
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
其次,陈独秀早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就已经对革命阵营里的某 些人士表示不满。在他和苏曼殊译、著的《惨社会》里借一位老者的口说:
“莫学尚海〔上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尚海那地方,有许多假 志士”①。又据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对于当时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 
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 不足与言。”②这一说法虽不免偏颇,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 
是有意见的。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陈独秀撰写了《辛亥革 命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论述那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是误用 
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
“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 以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第二是专力军事 
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①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曼殊全集》(2)第201、204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①这篇文章虽然是确的认识,但 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他个性倔强、执拗,喜走极端。 他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颂扬的。那时,同盟会 
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面革命“旗帜”。
{{高傲愤世诗如其人}} 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
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
穷治之,羽书连下”,②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 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四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两国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入会的 除陈独秀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印度 
人有钵罗罕、保什、带君。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即出自章氏 的手笔。它的①
②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五十年文献》(台湾省 版)。
《向导周报》第86期,1924年10月8日。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 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会员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 为旨。”①亚洲和亲会的反帝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成员复杂,很少活动, 
成立了一年多就无形中解散了。
兄孟吉去世。陈独秀得悉后,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 约在1910年2月间又来到了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 
员。大约就在这时,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结婚。他俩在杭州一直居住到武昌 起义爆发的时候。
在杭州时,他结识了刘季平(刘三,江南著名文人)和沈士远、沈尹默
(沈二)兄弟和马一浮等人。那时,刘三也在陆军小学堂教书,陈独秀认识 他自然是很容易的,至于他怎样认识沈二的,那倒是件耐人寻味的趣事。
沈尹默说:一天他和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以后,“即兴写了一首五 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 
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 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 
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 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也从①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 
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1980年9月。
此“订交”。①陈独秀第一次到沈二家里,事先又没人介绍,见面后没 说上两句话,就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挚诚地交友,实在是不多见 的。
陈独秀、沈二、刘三,他们在杭州时“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 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②
1910年《国粹学报》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发表的《说文引申义考》一文, 就是他的初步研究的成果。
从1906年到1911年9月,这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的故乡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自熊成基起义失 
败后,政府当局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并广为株连,致使运动趋于低落。这期 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也写了许多篇古体诗。他在写给苏曼殊 
的信里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③他常以“香草美人”
自况,有时径自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④“坎轲复踽踽,慷慨怀汨罗。”⑤王无生称赞陈独秀的诗“思想绝高,胎 息亦厚”,“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⑥胡适说他“对于旧文 
学极有根底。⋯⋯诗①②③④⑤
⑥《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
《述哀》(作于1910年),《甲寅杂志》第1卷第5期,1915年
5月10日。
《本事诗》,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艺林丛录》第五编,香港商务印 书馆,1964年12月。
《与苏曼殊书》,《曼殊全集》(4)。 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言(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
创造”。①陈独秀的诗作,是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笔者对 古诗素无研究,可现在也只得不顾谫陋,仅就见到的一些诗篇,略加介绍, 
以分析他的思想。
是日本著名的山水风景区)时,作诗十四首。1911年2月19日《民 立报》刊载了其中的八首,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满树红。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56页。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这八首中的第一、二两首写景。描绘瀑布的磅礴气势。 第四首,诗人以少女自况,仰观瀑布,深感纵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也不 
及大自然景色的壮丽,心中郁郁寡欢,失意而不得志,暗喻过去从事的斗争
都没有成功。 第五首,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大自然,并同它对话。
一座座耸立的山峰皱着眉头,湖水“流涕而横波”,那高悬千尺、“矫若 天龙”的瀑布,像是流淌不尽的“百丈泪”。请问:
你这是为什么啊? 第六首,瀑布作了回答:“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
落卧荒丘”。这一回答表达了诗人心灵中的哀伤和怀念故友的深情。 第七首,诗人进一层反映他那众醉独醒的孤寂心情。 
第八首,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喻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一片痴情。
然而画形难,画声更无从着手了,而且一提起笔来,就不禁潸然泪下。 陈独秀借华严瀑布抒发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这篇诗作渗透着
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但并不悲观绝望。“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在孤 寂苦闷之中,还在继续追索。
1909年上半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唱和作《本事诗》,一人十首。陈 诗的格调也大致如上所述。如第三首:“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第四首:“丹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 绝,孤愤酸情欲语谁。”第五首写道:“慷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 
第十首中的“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①等诗句,都反映了诗人 的铮铮铁骨与愤慨不平的情绪,既慷慨激越,又缠绵悱恻。
在游山诗里,所反映的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压服了寂寞忧伤的情绪。 如“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廓,犹自绝追攀。”“冻鸟西北来, 
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不 笑复不悲,雪①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见前引书。第四、五两首曾被认作 
是曼殊的诗,现据《诗册》曼殊手迹。
上数人迹。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①他不甘寂寞,甘冒“炎威” 而“追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诗人虽然在 杭州闭户读书,但胸怀大志,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抱怨“旷世无伯乐,骐 
骝为驽骀”,不禁有“忧伤”、“彷徨”
之感。他回顾当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的情景:“归来夸邻里,朱楼列 倚筵”(那时轰轰烈烈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 
此后又组织岳王会),而“今日横波目,昔特〔时〕流泪泉”(这些斗争都没 有成功)。第十七首全文:
“女娃为精卫,衔石填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夸父走虞渊,
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诗人借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 话故事,作自我砥砺。全诗结尾四句:
“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世界虽阴暗, 而我的心是贞洁明亮的,让强烈的阳光照射那阴暗潮湿的沼泽地,驱走黑暗, 
迎接光明的来临,诗人展望未来是满怀信心的。
当陈独秀在回顾他的革命历程,怀念他的战友时,写下了《存殁六绝句》。 他讴歌赵伯先“仗剑远游五岭外”,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赞 
扬郑赞丞“一腔都是血”,①
②《感怀二十首》(庚戌),载《丙辰》第三期,1917年5月。近由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将全诗转载,王训昭同志笺释, 对研究陈独秀的诗作,大有裨益。
《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 熊子政“垂死爱谭兵”。①对于陈独秀在1909年前后的诗作,王无
生说:“日益精进,⋯⋯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子昂]、阮嗣宗
[籍]之遗。②这一评论是相当精当的。陈独秀的诗有的流传很广,如《存 殁六绝句》,章士钊在五十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六 
绝句》“犹能朗诵不误”③。
诗如其人。陈独秀的诗篇,其基调是孤傲与忧时愤世。这反映了他的傲 骨和对革命的一片痴情;而其中孤独和跋徨的情绪,则是资产阶级先进知识 
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没有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前所共有的一种迷 茫心情。陈独秀的诗作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到1921年他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 怪,有人问李大钊。李大钊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 
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 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④至于到了晚年,他又写作了许多旧体 
诗,那是另有原因,也另当别论了。
{{任皖督秘书长险遭枪决}}
①②③④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1979年第11
—12期。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96页。
《民立报》,1911年1月5日。
《存殁六绝句》(写于1910年),《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有1
4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 由陆军小学堂队长“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①。1911 
年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持下,也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革命党人反对朱家宝搞假独立, 于11日召开军、学各界代表会议,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王天培为 
都督,吴阳春为经略使。不数日,王被朱赶走。安徽一时成了群龙无首的局 面。后吴阳春借江西黄焕章部赶走了朱家宝,但黄部军纪败坏,洗劫皖省藩 
库,抢掠典当。这年安徽恰遭水灾,许多州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
天灾人祸把安徽的形势搞得一混乱。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21日,孙抵 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 
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掌管文书和收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 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他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万事大吉。在都督府里问事 
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 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 
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①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
(七);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①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陈独秀为安徽人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9
12年初他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上海,“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 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救济安徽各州县 
灾民。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14人 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②任),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 
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③后聘马其昶(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④ 直到1913年的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职期间(包括后来柏文蔚任都督时)并没有、也 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主要是因为这场革 
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但没有唤起广大的工农民众, 也没有触动社会的经济制度。陈独秀的那些改革意见,不过是反映了他主观 
的良好愿望而已。
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以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 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安徽省也不例外。1912年6月间, 
陈独秀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①②③
④沈寂:《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上)。 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
《民立报》,1912年2月5日。 沈寂:《访张啸岑谈话记录》,1961年8月13、14日。 
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同月下旬,柏文蔚返
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 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 
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①柏文蔚任都督后,安徽的一些进步人士或开明士绅,有的做了省议员,有 的出任校长或局长。就在这时,汪孟邹由芜湖来到了安庆,他的朋友们跟他 
说:你应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 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这些朋友们说话的口气,确有 
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眼对汪孟邹说: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 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点忙”,凑些股子,
“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②陈独秀预见到大局即将发生变化, 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爿书店,这是很有眼光的。1913年春,由汪孟邹任 
经理,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是
“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迫于形势,通电赞
成共和,欺骗革命党人,于1912年3月10日①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页。又见汪孟邹:《亚东简史》,《安 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国务院总 理赵秉钧的批文,陈独秀的职务是总务处秘书(《民立报》,1913年3月
28日)。 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国民党人宋教仁力主内阁制,以限制袁总统的权力。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事发后,孙 中山当即决定兴兵讨袁。柏文蔚离皖赴沪,与孙中山共商大计,临行之前,
“委参谋长徐惟一代行军事,秘书陈仲行[甫]代行民事”。①因安徽省靠 近北方,孙中山要柏文蔚在江西、广东两省宣布独立以后,即举兵讨伐袁世 凯。
袁世凯先发制人,在免去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两都督以后,于6月
30日免去柏文蔚,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这时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 事,在孙未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 
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 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②7月中旬,陈独秀到达上海。
任皖督,并于17日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 再任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 
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其非”,“均被 绳绑,拟即枪决。”③他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 
就快点罢!’”④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⑤①②③④
⑤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1942年6
月4日。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民立报》,1913年7月8日。
《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 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
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 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 
的家,抢走了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①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 家。当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的家。1938年,日本人 
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以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 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 党人为然也。”②陈独秀本想以写作卖文为生,“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 
苦之境。”③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 计”,写信给在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④1914 
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 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部书所换得的①②③
④《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1卷2期,191
4年6月独秀山民:《〈双枰记〉叙》,《甲寅杂志》第1卷4期,1914年
11月10日。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1卷2期,1914 年6月张君等:《访问陈遐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4辑,
1980年10月。 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
工作时,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满怀信心,期待 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 
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革命一时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压迫就显得更加沉 重与难熬。
{{奇文受诘问民主第一}} 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
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①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亡命东京的一些革命党人李根源、熊克 武、邹鲁、章士钊等人,都不愿意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
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 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寅杂志》是个政论性的刊物,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主编是 章士钊,发行人是王无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 
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 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 
运①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
动的著名人士。《甲寅杂志》在东京出了四号,自第五号起,该刊的“印 刷、发行两事”,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①《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 
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后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称 赞它“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②,是二次革命 
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
“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即从此见诸于刊物。 这篇文章全文约四千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 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 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
“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 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 
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 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 
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 其愚也愈深,”“爱国①
②《新青年》第2卷2号,《通讯》。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8、29页。适以误国。”①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
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 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 
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
中国人等“皆是也”。 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
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 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 
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 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 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 
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
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 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①以上引文见《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也均 见此文。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 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读者对以上的引文不会觉着太长,而抱怨笔者占了较大的篇幅吧!要知 道这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不得不将陈独秀的观点逐个地作一简要的介绍。 
陈文发表以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 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①可见文章引的反响是何
等的强烈! 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
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 
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说:“世人于独 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 
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 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②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 
婉而温和的。陈独秀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 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 
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 责”。①
②《甲寅杂志》第1卷8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8号,1915年8月10日。 然而“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
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独秀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独秀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
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 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 
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
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独秀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独秀,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那 
时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尚处于发轫时期,他所作的一些粗浅的民主、科学 的宣传,都是着眼于救亡,为救亡而服务的。现在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 
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 定取舍的惟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 
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所以要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 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民权,反而残害民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
价值呢,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 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
陈独秀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 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这个政府“及早觉 
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①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 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 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 
亡家破四字相连”。②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 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 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 
大众的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 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 
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 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 
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 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 
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 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①
②《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17、19期,1904年11月7日、
12月7日。
《国民之薪胆》,《国耻纪念录》,1915年6月。 以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就是一位著 
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
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 漏”。①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 些,其实不然。
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 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 
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 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 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
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
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 即己难也。”②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 
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 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①
②《爱国储金》,《甲寅杂志》第1卷8号。 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第1卷3号。 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①这里所谓的“调
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 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 
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 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 彻底。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 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 
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②但是, 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 
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 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 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 
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 民之力以左右之。”③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 
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①②
③《行政与政治》,《甲寅杂志》第1卷8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1卷8号,1915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1卷5号。 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 
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
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 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 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
“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 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不过表现的形式 不同罢了。
如果说陈独秀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那么章士钊的迂腐的 书生气便是直接的表现。这些意见自然是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 
但却无意中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根本不可 能的。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的愤慨之言似乎是有意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
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 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 
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 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 
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 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 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二十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 
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
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 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 
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
①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 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 
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 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①《孔教本杂志》第1卷1号“丛录”栏。 
也。”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①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 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 
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②同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 
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
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③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 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1915年5月25日 
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④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
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 无善果”。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 
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12月12日, 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 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 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①②
③
④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 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 
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等等。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7日。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3册,1913年4月。
《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1册,1913年2月。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 
国,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二十
一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一 起。20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①陈独秀很早就 
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 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 
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 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 
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
“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②“欲使共和名副其实, 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③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 
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 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 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农陈子沛、 
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7月5日,陈独秀与群类书社商定,每月 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①②
③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 号。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 汪孟邹日记。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
(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 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 
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 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①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 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 
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 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 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 
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 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 
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敦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 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 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 
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
32页。 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
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 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 
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
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 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 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 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 
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 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
“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 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 
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 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 
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 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 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 
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 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 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 
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 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 
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 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 
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 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 
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 与民主思想源渊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 
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 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 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 
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 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儒家学说中 
有许多东西是与西学相吻合的,是可以用于改革的,于是他打着孔子的旗号,
利用儒家的思想资料,进行“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 
广泛的宣传。现在陈独秀宣传科学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 业,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向西方学习,反对 
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 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 
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
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 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①他 
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 就依违之想”。②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①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本章以下引文凡 出自《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仅注篇名、卷、号和年月日。如文中已 
指出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日,则一概省略。)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前所未有的坚决地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象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 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 
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 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 
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 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①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 
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 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 
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 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 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 
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 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初 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
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 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七卷第①《通信》,1卷1号.1915年9月1
5日。 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
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
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 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 
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 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 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 
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有很 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 
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 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 
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 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②①
②《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418、260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1979年版。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
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 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①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 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 
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②恽代英等写信 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 
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 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 
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③。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 青年传播福音。
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 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 
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①②
③《通信》,6卷3号。
《五四哺育了我》,《文汇报》,195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44页。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
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 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 课题。
《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 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 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 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
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 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 
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 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 
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 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 
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 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 
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 
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 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 
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
“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 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 
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 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 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 
大气,腐秽蚀人”。③①②
③《答吴又陵》,2卷5号,1917年1月1日。
《一九一六年》,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
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 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 
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 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 
然接踵应运而生”。①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 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 
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
“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 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 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
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 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 
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 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①②
③《旧思想与国体问题》,3卷3号,1917年5月1日。
《答佩剑青年》,《独秀文存》卷三,1917年3月1日。
《袁世凯复后》,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
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 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 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 
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 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②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 
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 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 
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③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 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 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 
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④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 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①②③
④《复辟与尊孔》,3卷6号,1917年8月1日。
《答常乃翱》,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通信》,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
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①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 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 
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 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 
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
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②似乎过 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 
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 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③。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 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④对于封建 
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 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 
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1916年和1917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 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①②③
④《答淮山逸民》,3卷1号,1917年3月1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答常乃惠》,3卷2号,1917年4月1日。
《通信》,3卷1号,1917年3月1日。 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 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 
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 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
仰自由的限制。①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 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②
吴虞,早在1911年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由陈 独秀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1916年底,吴虞在四川成都看到了《新 
青年》上刊载的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文章以后,写信给 陈独秀说:“尚有”
多篇非儒非老庄的文章,但“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陈独秀立即回 信给他,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 
也。”③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 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 
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 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
“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①②
③《通信》,2卷5号,1917年1月1日。
《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
《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7期,1916年12月10日。 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 
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 础,“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 
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胡适称誉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
英雄”,①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是《新青年》创刊后
两年多时间里所大力反对与提倡的。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
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 话文学,象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1904年陈独秀主办的《安 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 
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 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②因此,正当批判 
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
①②《答张护兰》,《新青年》第3卷3号,1917年5月1日。
《吴虞文录·序》。 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
的领域。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 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
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 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C 
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amanticis
m)”,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 自然主义(Naturalism)”,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
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 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 
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 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1891年, 较陈独秀少12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1910年,胡适到 
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9月17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 
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 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 
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①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 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191
5①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4页。 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 
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 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 
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 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 
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②“吾 
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
大能事”。③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 
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 改良文学之先导”。④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
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 
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
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①②③
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页。
《留学日记》(四)第956页。
《留学日记》(四)第939、940页。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5页。 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
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 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又觉 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10月5日写信给胡适,明 
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 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①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 
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
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
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 的结论”,②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 
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 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2月1日《新青年》 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①
②《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60页,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页。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 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
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 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 
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 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 
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 
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
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 
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
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①“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四、 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 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①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 王世贞为代表。
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 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狄、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流派的代表。 
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 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 
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 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 
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①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 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 
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 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 
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 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②胡适有点胆怯 了。
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 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 
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③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 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 
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①②
③《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通信》,3卷5号,1917年7月1日。 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
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 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挚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 
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
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 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 
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 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 
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①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 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1917年1月,陈独 
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 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 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回国。9月10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 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 以及后来的刘半农、①《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1
96—198页。 鲁迅等等。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
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 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 
周而复始。”①鲁迅回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②编委 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 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 主义者或自由由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 
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 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 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③。据当时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
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 的注意”,①②
③《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
《鲁迅全集》第6卷第56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新青年》第6卷1
号登载有本卷“分期编辑表”,从第1号至第6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 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又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7 
页,《新青年》编辑为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至于 他本人,他说“我一直没有参加过”编辑会,只是个‘客员”。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①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② 的不满。1917年2月8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 
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 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谋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 
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 且显耶?”③林纾受了一番奚落之后,虽然没有立时发表什么言论,但耿耿 
于怀,伺机反扑。
过了一年《新青年》同人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 言论为憾”。他们为了传播文学改革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演了一出双 
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 一文,大放厥词;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
④这时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 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 
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
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你对于“毫无学①②③
④《刘半农答王敬轩先生》,4卷3号,1918年3月15日。
《通信》,3卷3号,1917年5月1日。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人,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 
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顽固,以清朝遗老自居。是著名翻译家,可他 不懂任何一种外国文字。翻译时,先由别人逐句口译原著,他记录,而后用
古文整理出来,他先后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以法国小仲马《巴黎 茶花女遗事》等最有名,对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9、40页。 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
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①双簧戏的做法,不免有些 幼稚,《新青年》的朋友也有不赞成的。
但这种做法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求战之心切与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他 们都是从旧营里走出来的,对林纾一伙人仇视白话文的心理状态和反对白话 
文的论点,是一清二楚的。“王敬轩”这个人固然是虚构的,但那些反对白 话文的言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敬轩”式的人物。 
双簧戏仍然有它的文学革命的现实意义。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 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 
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等问题。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 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
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 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 
文典;再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②胡适认为提倡新文学的“惟一
宗旨”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 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白话能产生出 
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生出没有价值的文学”,但是“用死了①
②《通信》,3卷2号,1917年4月1日。
《通信》,4卷6号,1918年6月15日。 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①这些见解使新文学运动
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
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 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 
说”,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 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 
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②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191
8年1月四卷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从第二号开始陆续刊登胡 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白话诗。这些作品有助于破旧立新,开创新风,但 
称不上是上乘之作。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鲁 迅。
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
“吃人的礼教”。“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 
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也被 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 
也会自己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①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通信》,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鲁迅警告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
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 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到1921年共 
发表了五十多篇,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鲁迅是中 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 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 
兴起之后,便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广大的知识青年。陈独秀以写作政论文发 动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鲁迅以文学作品呐喊助威,将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呢? 当《新青年》创刊之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他说那
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①而我的生命却居然 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但在《新青年》的启示与鼓舞之 
下,鲁迅呐喊了。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②独秀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 党,蜕变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①
②《鲁迅全集》第1卷第6页。 指后来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 念念不忘的是《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
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① 又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 
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
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②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 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 的一位。
陈独秀对鲁迅是很敬重的,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对鲁迅作品的出版,也抱热情支 持的态度,通过他和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 
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③可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 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采夺目的
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各有其不可抹煞的贡献,随意地拔高一个, 贬低或甚而抹掉另一个,都是违背史实的。①②
③陈独秀给周启明的三封信,《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廓清愚昧推倒偶像}}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愚昧与专制相依为命。科学是愚昧的对头;专制
是民主的死敌。 宣传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中国民间的偶像,可算是天上的、地下的无处不有,有活着的,有死去
的,有由贵重的金石材料精制而成的,也有是由烂泥巴堆起来的,物物都可 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人们的现实生活愈是灾难丛生,人们就愈是匍伏在偶像的脚下,向它三 跪九叩,顶礼膜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即使当人们挣扎 
于死亡线上,不得不站起来拚死一搏之时,也往往是打着偶像的旗号,好象 它真有力量能解救人们似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 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 
神作鬼。文化界的一些败类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 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例如,“圣贤仙人” 
临坛题诗,竟然能使周末诸子作七言绝诗(七言诗,起于汉末民间歌谣,到 唐代大发展,才有七言绝句——笔者)。
武松和黄兴同时临坛;“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孟子能书大草(草 书在东汉以后——笔者)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并非是为了向人们提 
供笑料的,有鬼论者正二八经地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 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
国家将亡,必兴妖孽。陈独秀等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四
卷五号起,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大齐撰写了《辟〈灵 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乩者所作”。他们 
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他们“喜为古人的奴 隶,以做奴隶为荣,而以脱离古人绊羁为耻”。因而假冒神鬼之名或借古人 
的招牌“以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劣根性。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全文七百余字。向有鬼论者接连提出了六 个质问。陈独秀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你们却 
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释”,那末你们又怎能看见鬼,并闻其声? 还说鬼亦“有衣食男女之事”呢?“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 
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那么你们见到的鬼为什么竟有“国籍语言习俗衣 冠之各别”?“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为什么你们“只见人鬼, 
不见犬马之鬼耶”?如果照你们所说“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所能见, 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其物质之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 
释之当然无疑”。那么“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①陈独秀坚持 唯物论的一元论,反对物灵二元论,他的质问犹如连珠炮一般射向有鬼论者。 
钱玄同着重揭露乩文中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荒唐错误,向青年呼吁,“青 年呵!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①4卷5号,1918年5月
15日。 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
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 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指出:“吾国鬼神,盛于帝王”。君权 神授,因而君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从历史上看,凡鬼神之势猖獗泛滥之 
时,也就是国家命运告终之时,“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 是”。自古以来,“但有以笃信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亡者也”。②当时有 
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他读了上面的文章以后,写 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大发鬼论,说什么人居显界,鬼居幽 
界,“鬼死为人,人死为鬼”。对于这种谬论,陈独秀及时作了反驳。刘叔雅 写作了《难易乙玄君》一文,说“所谓幽界,不知究在何处”,如果在宇宙 
之中,为何不能见到;如在宇宙之外,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按你所说的“鬼 死为人,人死为鬼”的逻辑推理罢,现在“显界人口日增,即幽界人口日减, 
长此不已,有鬼亦终无鬼”了。③
易乙玄的文章,最可恶的是玩弄哲学的名词,打着科学的幌子,散发鬼 话妖气。针对这一点,鲁迅给予辛辣的揭露和驳斥,他说:“现在一般好讲 
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 所以自然而①②
③5卷2号,1918年8月15日。
《随感录》(八、九),4卷5号,1918年5月15日。 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 学也带了妖气。”鲁迅又说:
“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 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却只有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 
真正科学。”①易乙玄的文章不过在鬼脸上涂了几笔油彩,因而更显得其妖
形怪状,至于乩书那更是巫师们七歪八扭地画在沙盘上的粗糙的鬼话。只有 宗教的教义才是经过精加工而制作成的有体系的神学。但正如陈独秀所指 
的,“宗教不离神鬼”,“凡言宗教必言神”。②
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 斗争。他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 宗教的言论。
陈独秀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 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 
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
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 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 
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 遍的、永久的;①
②陈独秀答俞颂华,3卷1号,1917年3月1日。 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5卷4号,1918年10月1
5日。 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
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 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 
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 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①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 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维妙维肖的描绘了 
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 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 
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 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 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 
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
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 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 
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 旦亡了国,象清朝皇帝溥仪、象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象一座泥 
塑木雕①《再论孔教问题》,2卷5号,1917年1月1日。
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 
孝牌坊”等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
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 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 
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 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 
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
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1912年3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 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
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 满脑子的封建思想。
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 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怕“王法”。②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 
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
①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94页。 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
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 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 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这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他是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 合并为公司(后未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于1916年11月2
6日与汪孟邹同车赴京的,28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六十四号房间。
①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 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
“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 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 
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 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①
②蔡元培:《独秀文存·序》,1933年4月;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 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1期,1934年1月1日。
汪孟邹日记。 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①如果论
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 
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 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②陈才答应回沪 
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钱行”。席间 陈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③已辞职,兹奉 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当月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 
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 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 
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
文科学长了。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
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①②
③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30年第1 辑。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66页,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 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 
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
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①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姣姣者。 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 
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 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 
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
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②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 
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
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③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 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 
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 有利的。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 
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①②
③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
9年3月21日。 汪东林:《访粱漱溟答录》(一),《人物》,1986年第1期。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8月。 
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1
917年12月16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 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 
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 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
①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 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②于是一 
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 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③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 
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 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 
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 育。④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①②③
④《答胡子承》,3卷3号,1917年5月1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56期,1937
年12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6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页。 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
(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 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 
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 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 
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 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 
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 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 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 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 
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 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 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 
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 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所①《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1918年9月21日。
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 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 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 
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 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 
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 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所之权利。
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 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
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 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 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 
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陈独秀 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 
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①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5日。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 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 
肉三戒。”①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 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后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 
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 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 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 
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 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 
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 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 
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
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 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191
8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 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 
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 积极干预国家大事。
①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 月19日。
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 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 
嶷等,于这年十月十三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 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 
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 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12月3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 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1919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 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 
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①《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 它是《新青年》的卫星。
1919年3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
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②他们在北京的大 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 
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①
②《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36页。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01、202、
204页。
{{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
《新青年》的宗旨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但自创刊以来,国内 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1916年7 
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1917年11月7日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会 
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等等的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 途。
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 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 
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 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 
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 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 
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 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 用。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 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 
周评论》”。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 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 
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 同七十九号。②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 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 
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 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
“冥冥” 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
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 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 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 
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 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①
②高承元遗稿:《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
《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5页。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eracy) 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 
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 
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 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
心。
《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 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 
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 以后的第一个战役。
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 重十八斤;另有人物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 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 
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
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 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 
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 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守旧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 
了漫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 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与 
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 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 
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①3月4日, 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 
有关。6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 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 
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 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 
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 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 
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 战。
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 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①《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
1919年3月2日。 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
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 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 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
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 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
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 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 
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 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 
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 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
《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 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 
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 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 
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 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①陈独秀:《关于北京 
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1919年3月16日。
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3月18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
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
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 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
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
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 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 
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 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 
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 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 
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 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 
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 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 
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①
②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 日。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1919年4月1 日。憾。②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 于蔡元培。他在3月19日至23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 
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 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 
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 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 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
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4月13
日、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 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有关 
这场斗争的27篇文章,共约2.6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 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
“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 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①《申报》,1
919年4月1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
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 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 
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 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 
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 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 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 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 
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 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 
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 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 
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 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 
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①以上引文,均见1919年
4月13、27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
《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 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 
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 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
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 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 
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 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 
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 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
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 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 
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0日。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
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 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 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
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 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 
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
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 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 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6月28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
(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 同年8月15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15年5月25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1917 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 
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 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 
但有10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 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 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 
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 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 
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 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 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 
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 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 
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14日至16日放假三 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 
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 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 
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①《俄 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3卷2号,1917年4月1日。
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 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
‘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 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 
然从根消灭了”。②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 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 
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 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 
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 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 
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2月20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 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①②③
④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 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 
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 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
《除三害》,《每周评论》,1919年1月19日。
《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0 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 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 
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 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 
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 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 
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 
四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②现在认识到十四条“多 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③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
“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
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 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若不废除,无论中央 
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④他揭 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①②③
④《每周评论》,1919年2月9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1919年2月9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1919年2月9日。 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①日本是假对
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 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②此后不久,
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 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③中国要 
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 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④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 
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 候。这证明陈独秀从1918年底至1919年4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 
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 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 
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 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
①②③
④《随感录》,《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每周评论》,1919年3月23日。
《国防军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2月23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日本怂恿北洋政府和它一起出兵干涉俄国革
命,并以“共同防敌”为借口,于1918年5月16、19日,和日本先 后签订了中日陆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 
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军声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及军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段祺瑞任国防军督办。
“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 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
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 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 
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 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①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 积极的作用。
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 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 
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 火中烧。1919年5月2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3日,北 
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 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 
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 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 
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 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 
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 
阶级民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6、27页。
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 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 
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
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 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20 
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 投入斗争。6月3、4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八百余人。5日起,上 
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 
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 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
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 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 
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 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 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 
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 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 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 
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 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 
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 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
从5另4日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文章和33 篇《随感录》。
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 曹、陆、章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 
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 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 
过因为区区日金2000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 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 国心,⋯⋯
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①曹汝霖、 陆宗舆、章宗祥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授意下,多次参与同日本订立秘密协定, 
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
在五四运动时,三人同被斥为卖国贼。 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①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 
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
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
“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 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 
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 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
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 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 
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②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
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
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 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 
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
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 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 
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①
②《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 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 
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
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 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① 
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 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 
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 在“五四”
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 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 
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纲领的雏形。
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 
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 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 
的现象,正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 
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 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①《每周评 
论》,1919年5月26日。
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 
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6月10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
陆、章三人“辞职”。28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 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 
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
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 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 
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
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①仅在北京一 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②它 
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 恨之入骨,终于在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 把它查封了。
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 也封锁不住的。
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 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1919年“至少出了四百种 
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 有很好的贡献”。③“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①②
③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吴虞日记,1919年7月11日。 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1919年3月30日。
仿《每周》的体裁”。①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 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 
的”。②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 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 
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③大势所趋, 不可阻挡,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 
教材。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 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 
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险,函电促其南
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 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④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 
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4 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 了拘留所。
①②③④《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
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 
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
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
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
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 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
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 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
①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象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 他“直接行动”起来了。
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 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 
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 废纸一概烧得干干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1920 
年4月21日。净净”。①
《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 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 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 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 
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②《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 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
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①
②《宣言》原件藏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19
19年6月14日。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 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 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
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 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 
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 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
《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 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 
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
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6月11日下午,陈独秀约高 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 
事)4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
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
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 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 
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
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 撒下去”。①①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 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
当晚10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①夜十二时,军警百 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 
拿去信札多件。②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 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 
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 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 
已散去数十张,⋯⋯”③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示承认散 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 
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
陈独秀被捕队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
“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 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④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
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①②③
④罗章龙:《红楼感旧录》,《团结报》,1983年6月25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 期。
《陈独秀被捕》,《晨报》,1919年6月13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 期。
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 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 
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 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 
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 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 
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 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15日
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 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举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 
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 以滋纷纷。”①函中措词以鼓动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通电:
“除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②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北京医
学专门学校等9个单位40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 毓英中学等7个学校29人,分别于16日、20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
保释陈独秀。这69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 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 无非激于①
②《晨报》,1919年6月17日。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第7页。 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
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 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
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 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 
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 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 
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 省释”。①总之一面贬责陈独秀,一面说情,要吴炳湘看在同乡的情分上, 给予开释。
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社会 名流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 
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 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 
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 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②北洋政府逮捕陈独 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①
②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第8 期。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第8、9、13页。 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 
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
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 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 
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 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①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 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②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 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恰如其分地 
对当时的陈独秀作出了评价: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 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 
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的确,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 
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①②
③《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辛白:《怀念陈独秀》,《每周评论》,1919年7月13日。 
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
9年6月24日。 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
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①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 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 
的压办,“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②获释也 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 
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③等因奉此, 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 
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10月12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 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 
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④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 受豫戒令的约束。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 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 
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 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 室①②③
④《国民》第2卷1期。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第13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6页。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第12页。 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
炼得更加刚健了。
第五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起步}}
1919年和1921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 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 
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 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 
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 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 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 
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 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 
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 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①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1913 
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前后增至148.9万人。
②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 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 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 
这一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肩 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 
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不再 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不久革 
命战争就压倒了科学民主的①②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88、112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启蒙。 然而,历史老人是决不会忘记它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
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 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 
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有趣的是在四十年代初,陈独秀 临终之前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再次提出民主问题,并痛斥苏联社会制度 
严重缺乏民主的弊病。他的某些论点是否确切,这里不作评论,但不妨把他 的呼声看作为对民主补课的信号,尽管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是一 
个过早发出的信号。
历史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 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 
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 题。
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的 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 
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 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 
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 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 
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半个 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 
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
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 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 
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 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
战争”。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 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 
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试看将 
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 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 
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
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 论》。自1919年1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①
②《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5号,1918 年11月15日。
《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实 际出版时间为1919年1月)。
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 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
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 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 
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①《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 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 
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②。
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1919 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 
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
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 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 
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 
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 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 
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①
②《每周评论》,1919年4月20日。
《每周评论》,1919年1月5日。 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
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 
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
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 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 
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
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 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 
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 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 
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 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 
及①《每周评论》,1919年4月20日。
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 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 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 
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 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 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 
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
1917年7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
“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 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①
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1922年6月18日。
《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
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 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 
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 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 
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
“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 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 
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 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 
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 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 
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 
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 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 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 
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 
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 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 
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
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 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
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 
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
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357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
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 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 
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 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 
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 
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 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 
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 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 
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 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 
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 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 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19
19年11月12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 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
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 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 
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 
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 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 
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 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 
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 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 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 
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 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 
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 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 
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 章的末尾,陈独秀说:
“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 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 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12月1日出版的
《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 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 
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 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 
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 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 
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 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 
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 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 
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 阶梯跃进。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
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 于1月29日到达上海①。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 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 
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 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 
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 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 党员)。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 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
陈独秀于5日下午3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 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 
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7日上午9时,应汉 口青年会的邀请,在①
②《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
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 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8日下午2时,堤口下 
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 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 
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 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
③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 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 
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 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8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 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
“(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 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 
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①②③④
⑤《汉口新闻》,1920年2月9日。
《国民新报》,1920年2月9日。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3日。
《国民新报》,1920年2月9日。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
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 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 
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 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 可。⋯⋯”①
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 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
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 义的本质区别。
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 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②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 
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 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 
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 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因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①
②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1920年1 月11、12日。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象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
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 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 
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 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 
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①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 出京。②“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 
表示钦佩”。③生病五、六日。⑤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原来打算去广州筹 办①②③④
⑤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日报》载陈于19日到达上海。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 
资料选》(下)第195、196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33、13
4页) 高一涵说陈独秀到天津后,是乘船南下的。现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手稿),陈独秀到沪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说是李先 生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的。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 
资料选》(下)第195、196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33、13
4页) 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
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
①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 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 
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②认为“不信 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 
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 
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
化”。③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 
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 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 
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
30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 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①②
③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的谈话》,《太平洋》杂志第2卷6期。
《民国日报》,1920年3月5日。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
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
29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 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 
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 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 
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
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可笑的是工业学 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教育部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 
中国这么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能统一呢?“要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 教育部。”②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 
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③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 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但不久随着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演讲对象也发生 
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
大约在这年的4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 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 
老渔阳里2号是老式石库门房①②
③《时报》,1920年4月22日。
《时报》,1920年3月3日。
《申报》,1920年2月29日。 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
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 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 
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 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 
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①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 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②
{{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 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织工会,是他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二十年代初,当中国的先进分 
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没有不关心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陈独秀也不
例外。他在1920年1月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
志》一文,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 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象‘店员①
②现在这幢房子列为上海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完全应该的。可惜 的是楼下住有居民,楼上被某单位所占据,因而迄今不能对外开放。
室内陈设系根据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的回忆。 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 
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
化运动’的招牌吗?”①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 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 
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
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②陈独秀在创办
《新青年》时,他宣传的是民主主义,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并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自觉地 
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陈独秀把他刚刚 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是相当肤浅,也要马上传授给 工人。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 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
③1920年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 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④《新青年》七卷五号还发 
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 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①②③
④致周启明(即周作人)信,1920年3月11日,《历史研究》,1
979年第《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页。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5号,1920年4月1日。 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日。 
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
号》。”陈独秀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 朋友调查那边底劳动状况”。
①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 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 
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②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
《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400页,相当原来《新青年》 一期的两倍多。
③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 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 
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
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 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
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 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 
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 越发显得光彩夺目。①②
③《新青年》每号售价二角,每卷六号合订本售价一元。第七卷第六号 篇幅扩大一倍,且有照片、图表,群益书社老板未征得陈独秀同意提价至五 
角出售。陈独秀很不满意,双方发生争执。汪孟邹试图从中调解,无效,陈 独秀拍桌大骂。(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由新青 
年社发行,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
《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6号,1920年5月1日。
《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6号:1920年5月1日。
《劳动节纪念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 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希望中国工人“认 
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另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 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对国内劳 
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本号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有香港工人罢工、巴黎 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 
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等省市劳动状况的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 工人阶级的现状。如《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按照机器工业、手工业、交通 
运输业、服务行业4大类、47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 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 
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劳 动节纪念号》刊登了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 
湖南女工问题》。总之《新青年》七卷六号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 工人的一部好教材。
《劳动节纪念号》还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白宣布废除从前 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各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 
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1919年7月25日发出的,由于中国军阀政府 的封锁和交通阻隔,迟至1920年三、四月间才发表在国内刊物。《劳动 
节纪念号》除登载宣言的全文外,还刊登了各界15个团体和8家报刊热烈 欢呼苏俄对华宣言的言论。上海《星期评论》说:过去“我国一般人民,听 
到俄国二字,就联想到‘过激’,⋯⋯
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 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以上这三种见解,不但无知识的人民 
如此,就是自居知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 劳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①《劳 
动节纪念号》既宣传了工人,也宣传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真正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援助中国人民。这年,上海
《星期评论》、北京《晨报》等也都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从此有更 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
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 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 
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 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 
直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② 蔡和森的这一评论,除把1920年误为1921年外,基本上是符合陈独 
秀的思想状况的。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
节的筹备工作。4月2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
《劳动者的觉悟》。③5月16①②
③《民国日报》,1920年4月3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页。
《新青年》第7卷6号,1920年5月1日。 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 
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
①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 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 
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 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 
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 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 
会顾问。②26日,筹备会议议决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 会,休工一天。28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
‘五一’运动,⋯⋯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 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③“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5
000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 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
7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上海工 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 
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五一”这一天,广州、北京、①②
③《民国日报》,1920年4月29日。
《时事新报》,1920年4月20日。
《民国日报》,1920年5月19日。 漳州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
儿红”。这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①
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
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
②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上海的工会多是些假大空的团体。假,这些团体大 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大,团体招牌大,名实不副;空,没有工 
人群众的基础。除了药业友谊联合会是店员自发的组织以外,都不是真正的 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立即着手筹 
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现将有关这方面的 活动分别介绍如下:
《劳动界》(周刊),1920年8月15日创刊,1921年1月刊由 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
…… 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 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③主要撰稿人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署名震瀛)等。每期内容有演说、国内 外劳动界、调查、时①②
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8月17日;及该日该报第
一版广告《劳动界出版告白》。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15册,1920年11月21 日。
《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第31号。 事、读者投稿等栏目。
《伙友》周刊10月10日创刊,新青年社发行,由陈独秀、俞秀松、 李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①“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
②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③后来由于工商友谊会利用《伙友》宣扬劳资合作,新青年社即不再代为发 行。工商友谊会扬言“同陈某绝交”。④至11月中旬,《伙友》第六期出版 
以后,便和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着重进行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宣传。
(一)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 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 
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⑤工人每日 工作长达十二小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一天的工资却只有二、三角 
钱,生活非常痛苦,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人世间是何 等的不平等呵!
(二)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工①②③④
⑤《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
7卷《通讯》,《伙友》第9册。 陈独秀:《〈伙友〉发刊词》,1920年10月10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0年10月1日。
《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人为什么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陈独秀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工值“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 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二角。三角二角以外的剩余工 
价,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 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这实 
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①(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 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作两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 
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 第二步觉悟后⋯⋯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 
治人的地位”。这第二步要求,虽然“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②工人 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 共产主义。
(四)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有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教育,则 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陈独秀针对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说:“减时增资是工人 应得权利”。③“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①②
③《答知耻》,《新青年》第8卷2号,1920年10月1日。
《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7 卷《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6
号,1920年5月1日。 题便绝对没有办法”。①
(五)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陈独秀明确指出“工 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
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 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 
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②陈独秀等 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 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
《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 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 
康!”③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 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良好开端。
工人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便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工会。 这年的秋天,上海小组指派李启汉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次年渔阳里六号
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80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①②
③《劳动界》第5册,1920年9月12日。
《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
6号,1920年5月1日。 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
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 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 
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 的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①会议讨论 
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11月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 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 工会而已”。
②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 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12月间,上海小组又领导成立了上 海印刷工会。
当上海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小组 的成员,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积极地从事于工人工 
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 补习学校,与上海的《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1920年,是中国 
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在这转变的进程中,陈独秀虽然没 有像邓中夏、李启汉那样亲身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但以他在思想界 
享有的崇高声望,所发挥的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却是他人所不及的。1
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192
2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有陈独秀的贡献,是勿容置疑的。
①《申报》,1920年10月22日。
②《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劳动界》第9册,1920年
10月10日。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
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 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 
市上海,李大钊筹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集中国共 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根基在于中国社会有它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 思想条件。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其整体而言,近代工业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数中也仅占很小的比例,但毕竟代表了中 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 
派,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全部文化思想的科学结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创建新中国。
1920年2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 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①。当时虽然没能作详细的讨论,但两人 
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①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
4、25日。 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
觉的要求与行动,而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地加快了建党的进程。 同年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 
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 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维经斯基一行于4月间抵达北京, 
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
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同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 
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①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
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 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 
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 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 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于是在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 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①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
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第220页。 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①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无形中都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戴季陶
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
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 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 
产党”。②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 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7月19日,再举 
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
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④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 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 
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 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 
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①②③
④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156页。 施复亮(即施存统,于1920年6月20日赴东京):《中国共产党成
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35、36页。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220、2
21页。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6月17日),
《“一大” 前后》(二)第20页。
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 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 
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 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
“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②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约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远在异乡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 
员,也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改造的根本道路问题,蔡和森在八、九月间两次写
信给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 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此, 
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 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③。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你的“见地极当,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 织”。④①②③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27、28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8、104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2页。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平①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
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 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②;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③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
(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 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④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 
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⑤
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192
0年10月)、武汉(1920年秋)、长沙(1920年11月)、广州(1
921年初)和济南(1921年初)等五个支部相①②③④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
1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2页。 毛泽东:“我第二次(1920年5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 
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 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
第132、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国与赵世炎联系,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张申府谈话记录》,1
961年1月27日)。 王乐平,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办有“齐鲁学社”,与陈独
秀过往甚密。 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
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
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 传马克思主义,在上节已作介绍外,现再个别介绍其他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 
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 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
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 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十七岁时“穿了 
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 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①上海发起组为 
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
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六号。 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
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1921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 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
①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5 月13日。
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1920 年9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六号),以 
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
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 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 
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 展的主要对象。到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 
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等。同年4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 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 
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
在1920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①
同年8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 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②9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 
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 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 
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 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①
②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觉悟》,1920年9月
30日。 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第171页。
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① 
三、创办《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 刊于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六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 
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 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 
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 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 
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 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 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 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 
言②。《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 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 
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
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①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在国内43个省市有94个代派处①。《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 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 
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 
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 行一切事务”。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二百七十九号,编 
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发 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 做出这一贡献。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便同一直负责发行《新青年》的 群益书社脱离了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一节介绍《劳动节纪念号》时, 
曾指出由于该号篇幅扩大,群益书社提高出售价而引起决裂的,这固然是一 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平心而论,群益加价,情有可原。陈独秀坚 
决与群益脱离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独立门户,另辟蹊径,创立新青年
社,既发行《新青年》,又发行“新青年丛书”。上海发起组决计不惜工本地 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迟早是要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的。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 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①
②《新青年》8卷1号底页《本志特别启事》。 据《新青年》9卷1号《代派处一览表》。 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
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 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 
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 命洗礼的俄国现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当时“是带有旗帜的作用” 
的。①它澄清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 言。
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旗帜鲜明,具有无畏的真理信念和 勇气,但并不妄自尊大,对其他各派思想学说都抱以自由讨论的平等态度。 
因此从八卷一号至六号,仍然陆续发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 义的作品,并信心百倍地同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进一步地传播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和反对, 
一是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力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来自左 面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反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 上海发起组对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奋起反击,展开了两场 
激烈的斗争。两次争论的中心,一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 本主义的道路;二是中国是创立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 
义的党。这两次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广,都大大超
过了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那次争论几乎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一对一地进行的。而在这两场争论 
中,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和旅法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几乎是一起投
入了战斗。
①《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8期。 邀请来到了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当他到湖南讲 
演时,有张东荪、杨端六等人陪同前往。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
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 张东荪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入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 
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 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
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 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 
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
①张文的矛头显然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 后,立即遭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反驳。
陈独秀写信给罗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①《关于社会 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第1页。
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 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 
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宣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 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 
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① 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 
号称当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又有政治资本,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 判刑坐牢,还极力提倡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②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 
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 素对陈独秀的信却始终不予答复,这无形中向舆论界揭露了反对中国走社会 
主义的道路,正是罗素的本意。张东荪借罗素的声望力主开发实业,走资本
主义道路。 东荪等人的文章和陈望道等人的反驳以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的信件,
共13篇,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一起发表出来,以便广 泛地进行辩论,明辨大是大非。
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诞生和发展的。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必定①
②基尔特(Guild),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 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4号第8页。 经历一系列的斗争,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开出科学之鲜花,结
出革命之硕果。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12月15日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
《现在与将来》一文。次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六号上发表《复 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 
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 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 
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 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缺少真正的 
劳动者”,①共产党“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
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伪 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梁启超也认 
为“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 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 
道无由”。③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4号第9、16、11页。 然而,张东荪在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 
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 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只)有协 
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但又说
“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①那末应 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说现在可做 
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 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②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 
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觉 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 
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③这 些花言巧语道出了二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 
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 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 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独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4号第10、14、8页。 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九卷一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九卷三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现将陈独秀的观点归纳如下:一、
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中国是需 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
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 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使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中国“多 
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 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 
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中国劳 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所以生
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绝对不能建设劳 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
事实。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 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 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 
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 立之目的”。①①《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4号。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 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
“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 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 
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 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李达批评说:“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 
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就犹如为了提倡妇女放足,“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 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②
陈独秀进一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
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 在伦理上面的空前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 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 
会管理,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代表消费者 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 
其实是一种“调和的理想”。“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 劳动①
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9卷1号,1921 年5月1日。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1日。 原载《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
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 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
总之,我们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 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
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 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②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 
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 参加这场争论,对张、梁等人进行批评的,除了上述的几位党员,还有 
李大钊、李汉俊以及旅法的蔡和森和旅日的施存统等。他们所阐明的观点, 虽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 
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 
人民进行革命。这次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真理。 在这场争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发起组成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 
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 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革命方略和步骤。他们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的农民群众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忽视了在半封建半殖民①
②《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较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作 用;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不理解民 
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把一切 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统统看作是无产者,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 
一视同仁,无形中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 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 
阶级战争”。①因此,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 的”,②也就是说中国马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 
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影响到这次辩论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然而所有这些毕 竟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克服的弱点。
{{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 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的时候,便
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有许多流派,但都主张无 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潮早在本世 
纪之初即传入中国。中国是蔡和森给独秀的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 级》,《新青年》9卷4号,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很容易接受这种 
思想。到一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1916年4月民声社出版的《民声》,1917年实社出 
版的《自由录》。实社是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黄 凌霜、区声白等也都是北大的学生。
①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 
组织纪律,而且领导和纪律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 时合时散。到“五四”前夕,1919年1月,有4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
即民声社、实社、群社和平社合并成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极力散 布无政府主义。
五四时期,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以社会主义的流派而言,就有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 
笃的新村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连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也被视为社 会主义的一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一时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家的社会主义才 
是科学的,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 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且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于 
是有不少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攻击马克思 学说。黄凌霜于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 
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 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 
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 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 
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曾经说他的“新贡献就 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 
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 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 
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 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 
政。”②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之为科学的关 键所在。
然而,黄凌霜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立时受到反驳,因为当时具有初 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 
期,一时还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而且,象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免受到无 政府主义的影响。
1920年1月,陈独秀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 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③因此,在北京等地成立共 
产党小组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一些①②
③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1920年1
月11、12日。 马克思:《歌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无政府主义分子。
但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发起组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 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
《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 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古代的市民国家,中世纪的 封建诸侯国家,以及“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 
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 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 
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 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 
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 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 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 
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 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 
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 兴也必不免”。无政府主义者抹煞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 
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
决不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还批判了修正主义。“他们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 
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 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 
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
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 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学说。“我敢 
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 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 
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 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 
第一需要。”《谈政治》一文观点十分鲜明,标志着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马克 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个叫郑宗贤的写信给他,提出了他的反 对意见。陈独秀将郑的来信和他的答书一并刊登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 
陈独秀说: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和非 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我对于劳农专政,“只 
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 具,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个主义来信仰”。
你说社会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便被消灭了,没有复辟的能力了,其 实不然。“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 
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 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 
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 易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陈独秀 
的答书,阐述了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从阶级社会向共产 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次年1月19日他在广州公立法 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共 
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只有俄国 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当他演讲到无政府主 
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 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 
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 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 了么?
…… 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 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 
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 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的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 
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①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 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1月22日致书陈独秀。
27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 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
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 府主义》。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 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 
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 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 
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陈独秀反驳说: 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 
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 说自由退出,⋯⋯
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
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 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
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 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①《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 
又见《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
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 
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 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 
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
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
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
《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 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 
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 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 
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 
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 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 
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 义社会。
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 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 
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 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 
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 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
20年10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同年9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
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 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 
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 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 
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10月3日出版《劳动 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 是较融洽的”。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 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
“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 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档案资料》(增订本)第23页。
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
“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 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 
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
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 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 
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
⑥只好于1921年1月停刊了。 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
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 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 
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
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 织》第119—120页。
《劳动者》第146、143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68页,198
0年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68页,198
0年版。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181页。 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142、143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
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 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 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 
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 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 
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 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 
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 宣布”于世。
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 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 
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
《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
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 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 
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
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
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 剩余价值学说。
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
“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 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 
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 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 
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
“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 
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
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Bolshevik i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
“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
《本志宣言》,7卷1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主张,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 
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 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
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
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 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 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 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 
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 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 
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 
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 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 
七卷一号至五号(1919年12月1日至1920年4月1日)就编辑成 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 
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 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 
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 
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 于4月26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
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 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 
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 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 
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 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
(1920年9月1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 
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1920年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 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 
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 人”。①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 
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 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 
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 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 
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 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 
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 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 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 
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 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 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90、115页。
“2.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 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 
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
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
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 
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 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Russia 
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
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 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
“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①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
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
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
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 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 
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
③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 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 
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 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 
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 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 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 
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
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22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
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 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 
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 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 
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 开的激烈的争论。1922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 
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 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1923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
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 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 
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 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 
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 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 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 
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 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 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 
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1924年9月12日在《晨报·副 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
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 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 
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 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 
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 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 
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 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1925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 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 
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 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 
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 
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 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
“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 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 
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 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 
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 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 
是藕断丝连罢了。
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
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 苏俄政府有所联系。1920年并于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28日由沪回到广州,重 建军政府。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1920 年2月17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 
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
“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 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 
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 的三项条件:“(一)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27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 期。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 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 
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 番事业来。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 
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 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 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 
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
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 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 
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 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
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
《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①②③
④《申报》,1920年12月27日。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
《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1920年12月31日。 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
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
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1921年
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20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
与社会》。22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23日,在女师演讲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29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 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 
青年》。自1921年1月至7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 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 
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 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 
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
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1904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 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 
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 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 
个①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14期,19
04年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 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 
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 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①
“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 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
“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 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 
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②
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192
1年1月2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 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 
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 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 
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 多是一样的”。
“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 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①
②《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1920年2月9日。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1日。 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 
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 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
的分界限。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
“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
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 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 
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 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 
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 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 
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 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 
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 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 
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 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
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 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 
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 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 
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 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 
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 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 享用”。
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 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 
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 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 
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 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
①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 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
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 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 
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 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 
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①以上引文均见
《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
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 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 
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 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 
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 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
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 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 
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 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 
育,而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改 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①又说:“刷新教 
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 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 
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②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①
②《民国日报》,1921年1月1日。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4日。 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
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 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 
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 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 
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357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 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 
筑费)52万元。
①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②1921年 戴传贤、许永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 
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③陈独秀虽然 雄心勃勃,多方筹划,但由于种种限制,他对广东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有30万元 的经费,而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费才3万元,一个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为什么宣讲员养成所会有这么多的经费,它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陈独秀说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 
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①②
③《民国日报》,1921年1月16日。
《民国日报》,1921年1月3日。
《晨报》,1921年1月7日。 谭天度等人,“学员是从社会青年中招考来的,分甲乙两级。 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乙两级都有学员五六十人。
…… 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 养成所出来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机器工人夜 校。一时参加夜校的有100多人。①2月10日,广州理发工会召开成立 
大会,陈独秀受邀到会演说,在谈到工人学习问题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 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 
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②到2月下旬,理发工会会员猛 增至千余人,并自行开办夜校。26日,夜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陈独秀到会
祝贺。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委派袁振英任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
校长。袁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指示袁振英与 汪论争。③3月23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①②
③《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5月),《“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 织》第168页。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1期,1921年2 月13日。
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 料》,1979年第24辑。
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 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 
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的言论和活动,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支持的,自 然也有反对的。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陈独秀来广州之前,“一般稍有思想的青年”对 他信仰和盼望的心情是“何等深切!何等热烈!不意他到了广东,而反动大 
起”,竟有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 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党八种人反对陈独秀。①3月中,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高师改为省立本是省长陈炯明决 定的。他认为“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学校当然受其管辖”。但 
旧派教职员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他们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 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②以此挑动学生反对陈独秀。一些省议员公然提出驱逐陈独秀出广东一案, 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尤其恶劣的是有人捏 
造谣言,说陈独秀演说“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
③无政府党也深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相容”,也主张赶①
②
③《广东群报》,1921年3月21日。
《晨报》,1921年3月24日。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广东群报》,192
1年快把陈独秀驱逐出广东。①旅沪粤人广肇所通电攻击广东教育事业的革 新。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起了反陈独秀 
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也“正正经经”地 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 
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 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②诙谐幽默的回答,含着讽刺挖苦 
的意味。可那些蠢伯们听后莫名其妙地“呵呵大笑”。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 当时攻击陈独秀的谣言是何等的猖獗!
对于这些诬蔑不实之词,陈独秀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起初采取不 予置理的态度,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③3月8日,政学会机 
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 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18日,陈独秀也在该报
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25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 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 
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
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 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 
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①②
③《民国日报》,1921年3月20日。
《实庵自传》。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
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 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①后来,陈独秀又在《民 
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 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 
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 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②公开地揭露、坚决地驳斥和京沪穗三地 
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 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五月中旬, 
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 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③关于筹办大学 
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 事难以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 
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④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 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7月间,中共举行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①②③
④《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
《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2—24日。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日。 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
等都相继停顿。 但半年多来,他毕竟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当1922年4月他
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 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马林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
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 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 
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①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 
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 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②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
这年的2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
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①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386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
忆》,《“一大”前后》(二)第10页。 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
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① 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 
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 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②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 
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 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 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 
博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 
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 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 
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 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
《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①②
③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1954年2月23 日)》(存上海文管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
《“一大”前后》(二)第9页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 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 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 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 
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 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 
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 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 
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 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 
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 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 
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 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 
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 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
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 久留广州。8月17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 
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 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 
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①从这 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 
治胃病请假离粤。行。②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 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 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 
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
“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 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 
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①
②
③《“一大”前后》(二)第387、388页。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0日。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 
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 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 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 
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
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 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 
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30元或40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 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
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 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 
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 月薪三百元,⋯⋯”①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 
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①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
《新文学史料》第4辑。 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
月300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 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 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 
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
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 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 
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①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 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 
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 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 
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 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 
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 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 
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①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手稿)。
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这里且不说 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 
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 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 
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②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 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③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 
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 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 
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 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④。张国焘主持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 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三位“白 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 
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 一会儿来了两部①②③
④《“一大”前后》(二)第14页。
《“一大”前后》(二)第54页。
《“一大”前后》(二)第16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
僧、柯庆施一共5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
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分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 
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4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 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4人确是在打牌—— 
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4人仍回监。在牢
里陈独秀对包说: 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
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 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 
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
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 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 
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 解决”。①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11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 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 
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 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 
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 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②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8月中旬,在上海 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 
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 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 
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 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 
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2
页(李达对被捕时间误为1922年1月)。 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 
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
阶级。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底从法国回
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 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 
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神 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 
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①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21年1
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论 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1922年5月1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的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
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做劳 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七件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 主的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 
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 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陈独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的个体 
劳动者区分开来,并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68页。
(二)“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热心 人从事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明确地指出革 
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 义,是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
(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1)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 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这“最适合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 
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
(2)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3)地方的组织。这两种“都比较容易 实现”。但仅仅一个地方的产业工会,不可象招牌工会那样“冒全省全国总 
工会名义”,且尤须注意“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即工会 与工会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象招牌工会那样是少数政客、工头之间的私人苟 合。
(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 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 
的战略。”劳动者“对于别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 助”,以争取劳动者的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万万不可空唱高调”。
(五)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劳动者“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 党,“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对于非革命的社会 
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 主张劳动者的权利,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 党)
…… 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 事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
(六)“八小时工作制度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 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惟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 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 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 
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 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 的短文。当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五大真正的工会团体与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 
五大招牌工会试图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时,陈独秀发表文章“欢 迎他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① 
当招牌工会拒不联合而发生决裂以后,上海各工业代表团便成为中共直接领
导的工人团体。这时陈独秀指出决裂可“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之觉 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②并进而揭露招牌工会“是虚张声势”,不仅在
“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那个①
②只眼:《再次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1921年1
1月15日。 只眼:《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1921年11月7
日。
“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 一个兵的工会’”。他们“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 
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①。 当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指出 
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而招牌工会不敢支持海员罢工,“便没 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②陈独秀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 
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 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③这些 
文章对当时工运的发动都起了宣传与鼓动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1921年
10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 胜利的。④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 
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1922年4月下旬第二次来到了广州。5月
1日至5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1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 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10万人参 
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劳动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①②③
④《劳动周刊》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只眼:《宁波水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10日。 
只眼:《答上海工界》,《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1月1
8日。 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是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
机关。 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
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 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 
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 国罢工有100次,罢工人数21万人,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 
美称。②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 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 
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 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很快 
就返回上海了。
①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
②德敏:《中国职工运动三十年大事纪要(一)》第74页。
③《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第六章 国共两党合作初期{{起草“二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然把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当前的任务,因此在《决议》里也相应地规定中共“只维护无产阶级的 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①。据陈公博说,在“一大”通过的宣 
言里,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 不值”。《纲领》、《决议》和宣言三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对于宣言是否 
要发表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出一折 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②书记陈独 
秀决定不发出这个宣言。因为在他看来南北两个政府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
他本人当时正在南方政府管辖的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①《“一大”前后》(二)第421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 本)。
中共对其他政党,特别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当采取什么态 度,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如果立即干社会主义 
革命,那末南北政府自然都在反对之列,如果是干民主革命,那就应当联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是“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解答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举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促进作用。
意、比、荷、葡、中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确定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 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问题。为了对抗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于1
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 代表大会。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代表。 
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 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 
主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在病中接见了 国共两党的代表,先后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2月2日,大会闭幕以后,代表们陆续回国。张国 
焘回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 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并指明“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①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前, 中国共产党人便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这次会 
议的阴谋。陈独秀于1921年9月1日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太 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免除 
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 本”,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了。他认为这次会议如果列强“互相妥协了, 
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以前 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 
的命运”。会议讨论的所谓远东问题,不过“是讨论列强间尤其美日间如何 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 
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
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因此,当张国焘汇报以后,中共中央“欣然 接纳”了国际的意见,②并积极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这年的4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 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实力仍在,率部开拔出 
关,而且无时不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面对这 种形势,政界、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09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8、207—209页。 
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
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初则扬言废督裁兵,继而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 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据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 
为引人注目的是胡适等一批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 并于1922年5月7日创刊《努力周报》,极力宣扬联省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 时局的主张》。
陈独秀拟定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 通过了”。发布于一个月后,即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 
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 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 
过。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丰富和发展了它对于时局的 主张。《宣言》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 
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 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 
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 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 
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 斗争的手段,建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2、236页。
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①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 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 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二十年代初鼓吹联省自治 
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 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 
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
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 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单凭这 
两种人——手持凶器的悍将武夫和发表一些半文不白的自治通电的官僚政 客,联省自治论是不会有多大市场的。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为一股政治 
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 新闻工作者、著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的与前两种人不同,是出于善良 
的改良愿望,但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 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
卒愈集而愈弱,愈统而愈分”。②因此,解决国是,应当强调法,反对
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①
②储国珍:《省宪问题》,《东方杂志》19卷22号,1922年11 月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77—78页。 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 
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
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①由于胡适主 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简直成了医治中国社 
会病症的灵丹圣药。
解决国是,拯救中国,是实行联省自治的主张,还是宣传和普及中共的 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显然是 
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对此视若等闲。于是环绕着联省 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 
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 
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 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 
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 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 
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 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揭露了联省自 
治论的实质,贯彻①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1922年9月3日。
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发表以后一个多月,《努 
力周报》的主编胡适“又收到了陈独秀这篇文章”。胡适临时“把别的文章 抽出一篇,补入此文”,发表于9月3日的《努力周报》上。陈独秀的这篇 
文章之所以一稿两投,其原因不外《努力周报》是鼓吹联省自治论的重要阵 地。胡适把别人的文章“抽出”,特将陈文“补入”,其目的是为了乘机表明 
他对陈独秀“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①一个是主动地送批评 上门;另一个是有意树立一个攻击的靶子。从此,关于联省自治问题的争论
趋向高潮。 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胡适说:“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
因”是“集权政治”,“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的政治组织”。军阀权限之 所以大,“是因为地方没权”。因此,“制裁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胡适把中国社会的病根看 作是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医治病症也 
应当从此入手。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他则只字不提。
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 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 
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①胡适发表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 的我见》一文时,所加的《按语》,《努力周报》,1922年9月3日。
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 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 
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
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 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 
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 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者)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 
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 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症”。陈胡两人的论点 
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 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 
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 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 
等,无疑义的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限,
而这些恰恰是胡适所不同意的。 共产党主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胡适却企图在保存旧制度的
基础上作些修补和改良。他说:“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在政治方 面,一、马上召集联省会议,议决裁兵、财政、国宪的制定和各省自治的进 
行计划等等;二、“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
①胡博士想一旦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即可凭三寸不烂之舌,使那些军阀们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共产党主张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胡适 却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 
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怕国际侵略的恶梦”。并诬蔑 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军阀的观点是
“海外奇闻”。② 共产党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而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却“反对本 党与国民党合作政策”,并仍然在《广东群报》上“为陈炯明宣传”,因此中 
共中央开除他出党。③尤有甚者,是胡适竟然颠倒是非把陈炯明的武装叛乱 称作“是一种革命”。④陈独秀批评胡适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指出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⑤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普遍原理同中①②③④
⑤《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1922年7月23日。
《向导周报》,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
《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 第20期,1922年9月17日。胡适很珍重这篇文章,他在该报第
20、21、22期上都要求读者注意“这个计划里最大胆的是主张由政府 公开调解直奉私斗。”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时,改题为《一个平庸 
的计划——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胡适历来是反对谈什么主义的(唯实验主 义例外)。他“不相信政治上有什么包医百病的良药”,①因而也“不相信根 
本改造的话,只相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他讥笑共产党“希望用大革命来 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②。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 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可见对联省自治的争论是1
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五四”以来民主主 义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从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义,发展到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另一部分 人却继续向右转化,从开始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到抵制中共的 
民主革命纲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如果说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 场斗争,那末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
的确,也只有实践才能对争论的双方作出最有权威的裁判。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8 
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
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③他们所“共愤”的对 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
①②
③《吴佩孚应付联省自治之策略》,《晨报》,1922年8月29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1922年6月18日。
《我们还主张召集省议会》,《努力周报》,1922年11月22日。 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192
3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说:
“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也就此 停刊了。①
胡适谈政治的结果,不过是碰壁而已。而倡导革命的陈独秀,他的遭遇 可不像胡适那样轻松。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 
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 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 
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② 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14日,自治同志会、新
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 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10 
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 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 
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 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 
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
③①②
③《晨报》,1922年8月15日。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 月7日。
《一年的回顾》,《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 这么多的进步团体把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这不 
仅说明陈独秀在当时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说明革命事业有了较快的
发展。 日下午5时许,陈独秀出狱。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
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服从国际决议加入国民党}} 南方。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
青年的集会。在桂林停留了9天,同孙中山会谈三次,然后又经广州等地于
1922年3月29日回到了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 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在马林回到上海不过是一个星期,即4月6日, 陈独秀便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 
信的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
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①《民国日报》,1922年8月19日。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 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 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 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 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 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① 这六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带有纲领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制定民主
革命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任务的时候,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 所据之基础”确有根本性的差异。第二条批评国民党联合一派军阀以倒另一 
派军阀的军事投机政策,是中肯的。第三条的批评意见有失偏颇。第四条预 见到广东政局将发生变化。第五条不符合实际。第六条表达了当时共产党员 
的普遍意见,都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以后,他于4月24日离沪返莫斯①《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1)第15页。
科。7月16日至23日,中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 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 
变。大会作出《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 级在“内外两层压迫之下⋯⋯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 
怎样联合民主派(主要指国民党)呢?《决议案》规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 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 
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一方面应 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①很清楚,这时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是采取
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决议案》反对后一种联合形式, 认为这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尽管如此,中共从“一大”时抱排斥国民党 
的态度,现在转变为积极联合的态度,这是一大进步,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 原因是中共要为实现它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
两党的联合以及联合所采取的形式,都得两厢情愿才行。
对中共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外部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 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第38、39页。 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①但是孙中山的意见对中共并没有什么约束
力,对两党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并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 
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
党之中国支部”。因此,从“二大”开始,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便正式成 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二十一条中的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 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 
行。⋯⋯”第二十一条规定:
“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②共产国际对加入的各国共产党 
拥有最高的权力,中共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当然要无例外地受国际纪律的 约束。因此,共产国际必将对中国革命(自然也包括陈独秀本人)产生广泛 
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首要表现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 问题,所下达的指令性的意见。
告,他在报告里写道:上海虽然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但没有他所
“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由于纷纷出国留学,“学生组织 已失其意义”;“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9、44、45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漠不关心”。因此,他认为“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
政治领导”。马林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发展抱着“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去 南方进行考察的,他完全不了解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的 
成立已推动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马林在报告里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由知识分 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 
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 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马林的考察,完全忽视 
了国民党里还有官僚和军阀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固然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 团体,但它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人在国民党里并不占任何的重要地 位。
马林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孙中 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1.2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 
工人约有五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 密”。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外国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匆匆而来, 
又匆匆而去,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数天之内了解到广州的真实情况呢!马林的
说法恰恰是夸大的。 马林在过高地评价国民党的同时,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提出
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 说来没有价值”。①而且直到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 
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说得确切些,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① 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林根据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 的战略,即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党则不需要放弃独 
立”。②马林的意见在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以后(时列宁正患病),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8日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 
力浦(斯内夫利特)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代表 作出指示:“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 
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 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 
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③共产国际决定以 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不久,马林携带着国际的指示又来到了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 幕。马林为了贯彻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共中央①②
③《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3、66、65页。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 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信》(1923年6月20日),
《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卷》第3066号;《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1
923年5月),《斯内夫利特卷》第3060号。转引〔荷兰〕托尼·塞奇:
《亨克·斯内夫利特与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英文本)。 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8月29日、大钊、蔡 
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
“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 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 
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 了我们的独立政治”。①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 
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 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 
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
“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 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 
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 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②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 
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 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 
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 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2—243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西湖会议之前不久,广东政局发生激变。1922年6月16日,陈炯
明叛变,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 州,于8月14日安抵上海。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他曾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 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所代敌人而兴 
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①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 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 
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 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 
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②
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6日,孙中山指定包 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当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陈独秀便离沪进京,然后与刘仁静(代表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苏俄,于11月8日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 
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拉狄克发言,斥责中国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 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
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8页。
《致国民党书》,《孙中山选集》。 子一样”。①拉狄克的发言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评价。诚然中共这
时还是个小团体,但它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指责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
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 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旅法问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 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②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 白一起回国。海。③
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问题的决议》,全面地表述了它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决议》认为:“中 
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 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为独 
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
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
会⋯⋯”,《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①②
③这两个日期均根据《汪孟邹日记》(未刊稿)。 萧三:《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第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国际的决议与马林的报告在基本观点上可谓一脉 
相承,同出一辙。他们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
产阶级,这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对国民党施加 影响”,与苏俄联合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使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同苏俄的 
外交政策直接挂钩,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无论是马林 的报告,或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这决不是 
一时的疏忽,而是过分地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将 对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陈独秀还没回到上海的时候,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 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②也就在这个时候,广东 
政局又发生了变化,滇军、桂军击败了陈炯明部(退入惠州),2月21日, 孙中山到达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陈独 
秀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3月26日来到了广州。③这是他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4月10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 
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6月1日,陈独 秀启印视事。同年①②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组党”第312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93、94页。 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①孙中山对陈独秀屡次委与重 
任,这当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不过真正促成两党合作的是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举行。陈独秀代表 
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谈到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的问题时,说:中央和国际代表曾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起初,大 
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 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 
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这段发言足以证明陈独秀 经过西湖会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中共“三大”召开之时,他同意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了。他在报告里当批评别的同志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② 
这是个一般化的自我检讨。对时局发生的什么变化,“看法不清楚”,犯了什 么样的错误,都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不过这很可能是陈独秀有生以来所作 
的第一次自我批评,这说明自建党以后,陈独秀也在注意自我改造,党的纪 律对他不能不有所约束,因此他的老朋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变好了,不再象
从前那样常发脾气、使牛性子了。但完全改好也难,否①
②《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三 大”
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通讯》,1981年第2期第31页。 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又为自己的暴躁性子作检讨呢?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
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同国共合作的“左”的观点, 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 
号。①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决 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
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 
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 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 
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 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 
命之领袖地位。”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 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16、128页。
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
8年6月22日)。
{{以批评促进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从1922年6月到1923年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以国 
共两党合作为主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分析他为什么从反对加入
国民党,一变而为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依据。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 
我见》,号召中国劳苦群众“都应该加入”民主主义的斗争,“集合全国民主 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
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在这段 引文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 
显然不是指的已经组织起来并具有多年历史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在西湖 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即9月20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对其的 
阶级属性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 
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②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到之见,而是对马林观点的重复。19
23年4月18日,也就①
②《向导周报》第2期。
《东方杂志》第19卷15号。 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决议之后的三个月,陈独秀在
《怎么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必须“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 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 
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各部分的民主力量统一结合到谁 哪里去呢?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 
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①
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 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两文中作出了回答。在前一篇文章里,他首先粗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 的各个阶段,即由游牧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 
认为各民族的历史,虽然“进化之迟速大相悬殊,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 恒次第不爽”。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处在由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 
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 终于敌不过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既然需要进行一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末这场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
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并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党 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 
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也明明知道”民主革命①
《向导周报》第21期。 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
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 之路”。①为什么各派民主势力不能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一边,使它 
在民主革命中居于统率地位呢?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 文中回答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 
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②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接受了马林和国际决议的观点,认为
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再来统率 
它的革命大军吧!如果说他当初曾经抵制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么现 在他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主张,而且引申了他们的观点,明白地说出了马林想 
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并赋与这些观点以“理论”色彩。这就是陈独秀从反对 加入国民党,转变到赞同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所谓理论依据。
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中共的创立,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 传播,到中共诞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①
②《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
1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
3年4月25日。 这短暂的两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眼前的直
接的任务,发展到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 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和 
特殊的规律,这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或国际共运的领导人都是没有 现成答案的新课题。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毕竟见多识广,因此很容易受到国 
际及其代表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也有 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于后一种情况,只要把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国际对国共合作的决议,同陈独秀的文 章对照起来阅读,便可一目了然,陈独秀积极地宣传了国际的观点。
(二)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断言中国社会必定要经历资 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说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书生之见。 
他不懂得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 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胜任民主革命的领导使 
命;也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弱小,如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联盟, 就能够逐步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 
没有深刻地揭示各阶级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三)陈独秀本来是重视工人运动的,尤其注重铁路工人的力量。但当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官僚、 
军阀、资本家一起向工人进攻,全国工运除广东、湖南外都趋于低潮。陈独 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工运低潮的消极的反映。 
总之,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 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否则中共“三大”宣言里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写道国民
党“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了。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邓中夏于1923年12月15日在《中国青
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两次不 指名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摇头, 
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 邓中夏“大声直呼:‘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希 
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更为可贵 的是邓中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 
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当论说到资产阶级时,邓中复正确 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至于说“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 
革命亦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①这个观点无形中又偏到与陈独秀相反的另 一端了。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阶级, 这得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陈独秀的言论,国内党史学界有不少同志称①邓中夏:《我 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之为“二次革命论”,并把他那两篇文章看作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 基础,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 
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 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 
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 之见,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 
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 些原则上的错误。
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 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①蔡和森的论断是 
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 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 
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 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 
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 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 
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 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 
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 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
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 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 和政策水平。
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 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 
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 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 
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国民 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看见武力不看见群众,⋯⋯
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②国民运动若是 忘记“最勇敢急进的先锋”——劳动阶级,“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的;③ 
揭露国民党里的种种邪说和谬论,例如有人“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 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④有人主张联合奉系、皖系和西南军阀
“三派共讨直系”,陈独秀认为这等于是军阀之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 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①②③
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六大”以前》第137页,195
1年版。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的意义”;①至于那些在暗幕中干“孙(中山)曹(锟)携手”勾当的
人,那真是要国民党“自杀了”!②陈独秀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明 确地指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
一是国民战线,一是军阀战线”,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车阀 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③陈独秀的这些批 
评,以及不指名的对孙中山的批评,都是适时的、中肯的,对宣传国民革命, 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 中山缺席,会议由鲍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氏掌握了苏 
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 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 
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1924年1月18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 次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演说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任务时,说:“我们努力 
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①②
③《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 月11日。孙中山于1923年2月21日到达广州后,曾发表演说,和平 
统一,化兵为工,“先裁兵,后统一”。22日发表谈话:为了促进统一,除
“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 现进行亦甚顺利”。吴佩孚若不从,“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民国日报》,
1923年2月25日)。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 月11日。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
11日。
切实地发展它,赋予他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 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①初来乍到的鲍罗廷, 
他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观点竟与马林、陈独秀的一模一样,这自然是由于倡导 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接替马林(9月回莫 斯科)的工作。
11月24、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 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 
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
“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 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至 
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1)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 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 
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勉强行之;⋯⋯”②12月25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 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46、147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85页。 
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
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俟各省代表过沪 
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①从上面这两份文件里,可以清 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在改组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都持以积 极争取的态度。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 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而且这个纲领已提交 
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11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 所做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 
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 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 
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 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 
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2
0—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200人,其中 共产党员23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
65、166页。 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
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 
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
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
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共41名,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 涨起来。
{{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 
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 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共 
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 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 
的负责人,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 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三大执行部
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 任职的有林祖涵、李能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 
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 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 
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烬美 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以 
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1926年1月,国 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 
江苏等十一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 四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40万人。与此同时,到1925 
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人。
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 动。1924年5月1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 
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7月15日,沙面华工为 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 
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5月5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 学。7月3日,以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 
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是一场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改组时,曾经淘 汰了一些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持 
有同样的反对态度,因一时慑于时代的潮流,留在国民党里,采取了比较隐 蔽的斗争手段。到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便公然叫嚷要 排斥共产党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夕,邓泽如等11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 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 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指 
奉系等军阀——笔者)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 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于来信中所提的各点,或作解释,或 
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①并于1924年3月2日发表《通告党员
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 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②孙 
中山无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可是邓泽如一帮人并 未放弃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邓泽如等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国民党之改造 方在萌芽”,现在还说不上有什么左右派政见的不同,但将来随着国民革命 
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左右派之分化“也是不能免的事”。左派,
“是忠诚的要①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该刊发表此件时,将原标题改作《总 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11、312页,1948年 版。
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和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妥 协,他们“是真的国民党”。右派,“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 
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他们“抛 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陈独秀批评有些人以是否 
信奉社会主义做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社 会主义者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 
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 是光明磊落的,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
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迅即发生了,比陈独秀所预料的要快得 多。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 到1924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 
党内的党团活动。
继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1
923年8月25日印行)和《团刊》第七号(1924年4月11日印行) 以及其他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里除刊载团的一些文件外,还转载有中共“三 
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团的“二大”决议 案及宣言中写明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的①《国民 
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周报》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指挥,本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共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 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并“保 
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国民党中央三位监察委员发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进行党团活动,大为恼 火。汪精卫、张继携带上述印刷品,当面质问陈独秀,反对党团活动,反对 
党内有党。陈独秀承认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确有党团组织,但这
“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中共有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 意是指挥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 
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这个解释“并未使 汪、张两位满意”。①尽管陈独秀明白地表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 
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②但是邓泽如这批人还是放 心不下,而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对革命事业越是积极负责,他 
们越是忧心忡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者,实非少数”,半年来中央“派出组织 党务之专员,有共产〔党〕籍者实占多数”,终于迫不及待地联名向国民党 
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摘录了《团刊》七号等所载文件的内容,并 据此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是“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 
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即从速严①
②《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80期,1924年8月27 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30页。重处分”。① 此后不久,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编辑出版了《护党特刊》、《民权旬刊》、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三种印刷品,广为发行,极力诋毁共产党, 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
们的回答》,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明:你 们所说的破坏国民党的铁证是指《团刊》七号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 
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及《青 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然而就在这些决议案里充满了“我们须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使 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如果你们“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 
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然后,陈独秀分作六个方面:为 农夫工人奋斗、建设农工力量、民族自决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和二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俄协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武器,针锋相对地 逐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工农问题最为紧要。因为右派之所以拚命反对共产 
党,也正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工农群众的利益。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你们说共产派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成就他 们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说:“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 
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①《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22、31
5页。 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
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一大”宣言 里不是明明写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 
这句话吗!你们如果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确有细心地把国民党 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 
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你们说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又“主张改良”劳动者的生 活,却指责我们号召劳动者奋斗是什么“别有怀抱”。你们既然谈民生主义, 
就应当以“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准。宣言说国民党“反抗不利 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 
斗也”。而你们说我们“别有怀抱”,“不知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 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事,“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 
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你们说要用
“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 觉悟了将政权交给国民党”。劳资两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只有一方面退让, 
而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改良非人的生 活”。你们既然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那么主张改良,岂非是“一句口惠而 
实不至的空话”?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的党,可你们说“真正的革命党, 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 
一,什么组织单一”。这种议论证明你们对各国革命史之无知,且不说别国,
“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 你们提出解决国共两党“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
竞,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你们的本怀”。 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
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 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①
《我们的回答》一文,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共产党为维护其独立性, 并进而增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近八千字,文风刚柔并济, 
柔中有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思想武器,全面地批驳了当时国民党右 派分子的言论,但文中并未使用“右派”这个词,这可能同当时的斗争形势 有关。
1924年的下半年,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 都得依靠共产党员去建立和发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7月3日举 
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作出决议:凡国民党党员的言 论和行动,“以大会(按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 
准,⋯⋯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 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②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 
党务宣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 效力”,某些党员对已①
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25页。 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83期,1924年9月
17日。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的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
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 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罪责归之于“反 
对派肆其挑拨”,但不曾指明谁是“反对派”;一再声明衡量党员的标准是“一 大”宣言;但也不曾对违反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位中央监察委员绳之以 党纪。
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问题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 而且贯串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终。1924年下半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右 
派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遭遇战罢了,陈独秀虽然义正词严,极力批驳右派, 但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这件事感到“极其为 
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 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 
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②这种困惑的心情将迫使陈独秀在今后与国民党 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是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还是 
主张退出国民党?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31页。
①《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994人。 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
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 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技术上组织上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① 的延迟,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 
憾”。②大会对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评价,自然也包含了对陈独秀的 评价。
“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 
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 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 要性。
陈独秀本来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他也同意国 民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70页。 扩大执行委员会,指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呢? 
里就提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国际对这
个指示并未说明任何的理由,而且同它前不久所持的观点:“中国工人阶级 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三 
大”已闭幕。当时陈独秀认为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②到
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 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 
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同年8月回国,把这一精神带了回来③,并在年底 写了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 
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 命的领导者”。彭述之说: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 
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在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 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又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答复陈独秀的文章
《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④彭述之的这个做法迫使陈独秀不能 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表明他的观点。
但陈独秀也并非纯属被动的,即使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是①②③
④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彭述 之写的《引言》。
据郑超麟回忆。
《中共大事年表说明》第2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74页。 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一定认识
的。他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①若没有“这 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②对于劳动阶级 
的革命作用的重视,使他比较容易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季刊)第四期同时发表了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 教训》和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文。陈文论述了自18
98年戊戌变法至1924年广州政府平定商团叛乱,这其间的历次政治运 动。最后得出结论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 
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 
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 
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 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 
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 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 
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①
②《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71期,1924年6月18 日。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量》一文中论述了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 
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 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 
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 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 
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
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 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 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 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 
一次很大的冲击。
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 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 
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 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①《向 
导周报》第101期,1925年2月7日。
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 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 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 
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 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 
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
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分。
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 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 
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共产 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 
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 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15日,内外棉七厂(织布 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 
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 三项决定:控告东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0—13页。
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 的运动”。①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4万工人于2月间曾举行同盟罢 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 
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 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
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 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5月19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 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 
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 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 
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 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 
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 区分部校友和我①
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1925年2月21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5日。 
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
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 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 
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 
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 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 
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 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 
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 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 
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 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
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
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1)第334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
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30日到租界进行 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 
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 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 
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 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 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 
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 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 
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 于在31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 
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 
从5月15日至31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 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 
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 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 
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28日会议,1935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 
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 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 
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 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 
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 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 
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 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
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 
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
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
(1)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 决案》、5月1日至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第283、287、335、336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 
一转变。为什么现
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
(2)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 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 
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 册)。
“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1935年又说
“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3)据28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 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 
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 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 
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 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 
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 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30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
(4)蔡和森在1927年9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 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 合历史实际的。
的。 据张国焘回忆,5月30日晚上的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
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 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 
伤寒病于2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 北京疗养气喘病,10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 
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 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 
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 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1925年6 月初至9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 
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 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6月6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 
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 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 
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 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①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2册第30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 
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 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 
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
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
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 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 
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 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 
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 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 
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 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 
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 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
“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 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①《向导周报》 
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 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 
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 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 
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7月1 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 
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6月26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 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 
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 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 
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 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 
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 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 
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 反帝联合战线①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120期,19
25年7月《向导周报》第118期,1925年6月20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
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 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 
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 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 
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 
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
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 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 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 
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 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 
件”收缩罢工。②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 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①
②《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126期,
1925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136期,19
25年11月21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12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
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
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 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 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 
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 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 
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 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 
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1925年7月出版了一本
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 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 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 
国》的编辑。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 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 
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 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 
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 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 
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 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 
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1924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 
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
祺瑞谈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
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①
②《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 月22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
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 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 
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 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 
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 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 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 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 
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 
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①以上引文均见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
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 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 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 
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 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 
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 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 
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 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 
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 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 
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 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 
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
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 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 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 
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 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 
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 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 
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 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这纯属颠 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 
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 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 
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
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 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
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
“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 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 
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 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 
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 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 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 
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 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 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 
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 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 陶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 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 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 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 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 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 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 
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 
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 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 
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 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 
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 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 
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03—405、417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54、255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
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
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 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 
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 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 
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 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 
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 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 情绪。
月23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 
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 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
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第417、405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 
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
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 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 
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 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 
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 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 
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 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 
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 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 
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 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 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 
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1
39期,1925年12月20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
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
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
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
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 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28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 
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 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 
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 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 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 
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 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 
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 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13
2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
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 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 
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
“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
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 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6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 
只占14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 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 
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
{{“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1924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
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 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 
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 吗?
①《周恩来选集》(上)第119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66-68、80页。
……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 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 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 
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 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 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 
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①
②时隔60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 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 
厂工作,1969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1973年病故),外祖父是 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 
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8月才分 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 
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 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 
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从南 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 
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 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 
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 个爱人——施芝英》。)
汪孟邹日记,1925年10月13日。 从1926年1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
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 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 
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 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 
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①在陈独秀“失踪”的时候,或者说由陈独秀的“失 踪”而引起,中共中央于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
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7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1人,北方区和粤区代表 各2人,共计12人。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 
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 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 
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 量”。②
陈独秀在“失踪”一个多月以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 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 
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 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③①②
③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47页。 以上据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手
稿)。 陈独秀没有参加二月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作出《关
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认为现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 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 
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 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 
内的胜和”。会议对中央地址的问题也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 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中心”而定,“党在最近及将来政 
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中央已不适宜 在上海,⋯⋯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
唯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 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否则决移广州”。 
但“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
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夕,联共(布)派遣的布勃诺夫使团于2月上 旬来华。布勃诺夫原名依文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 
部主任。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 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10余人。从他们的职务可以看出这个使团所 
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在华的任何一位俄国人。布勃诺夫于2月国形势的汇报, 然后与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 
第31、32、33页。
祥。布勃诺夫在听取汇报和会见冯玉祥之后,他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 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
①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 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 
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 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②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 
权,中央地址不变。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六次扩大全会于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执委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
“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
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③全会作出的《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同最广大的 
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因此,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 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④国际执 
委会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①②③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
36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1
7页。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3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123、124 页。
“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国际,且更有甚者是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 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这位“名誉委 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 
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谋长,此时他在党和政府里都没有重要的地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也不是政府部长。但自1925年下半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 
来。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由身兼国民 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 
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掌握了政治、军事和警 察全权,从此蒋介石跻身显要。8月26日,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任第 
一军军长。第一军主要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共 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许崇智和胡 
汉民因涉嫌廖案,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职权监视许崇智。不久许、胡二人相 继离开广州。9月2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东征军总司令,再次讨伐陈炯 
明,到年底东征胜利结束。第一军为统一广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 权势也随之猛增。蒋介石在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先得排除两个障碍, 
一个是代表工农势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在党政军里坐第一把交椅的汪精 卫。
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的精心策划之后,大胆地行动起来了。1926年
3月19日夜12时,他调动武装部队,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包围苏联顾问 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逮捕海军代理 
局长李之龙(中共党员),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包 围了汪精卫的住宅。事后,蒋介石诬控中山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中 
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①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 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 
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当天(3月20日)的下午,许多 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恢复了自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事变之前一 天刚回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沪上大报所披露的事变消息都感 
到莫名其妙。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同广州联系,了解事件
的真相。因此也不可能对事变提出任何的处理意见。 而正在广州进行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却不能不表态。
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
“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 望鲍罗廷速回之意。”领事馆的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 
回俄。”②不用说,当时只有布勃诺夫有权决定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十 余名顾问立即遣返回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246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218页,1981年6月版。 国。
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 卫托词“因患晕眩,请予给假治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于蒋 
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①对于汪精卫准予给假(汪于5月9日离粤 赴法国)。
24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说,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 信徒,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 
上”,②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250多名。蒋介 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现在他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 
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的职务,“软禁”广州 公安局长吴铁城等等。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只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不足,才自动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通过中山舰事件, 他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
24日,当蒋介石在黄埔大唱革命赞歌,以骗取学生的信任时,布勃诺 夫也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 
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
“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 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他要“顾问 
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225页。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1926年5月17日。 
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的不满”。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 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①布勃诺夫还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 
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 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 
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②总之,中出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 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 
布勃诺夫的观点。
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里,重申联合战线的可能与必要, 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 
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者和那 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好象中山舰事件是这些人直接挑动的。这封公 
开信的内容与布勃诺夫的意见是同一个调门,也很可能是听从了那个“结论 性意见”而写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
予讨论,他们将原信附于4月2日会议记录之后,存档了事。
3月底,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
“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所以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赴广州,查明事实真①
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128页。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3、374页。 
相”。①依文诺夫斯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些什么情况呢?他说: 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
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 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 
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 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②
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陈独秀对事件开始表态了。 他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48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 
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 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陈独秀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
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 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③挑超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④陈 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獱们指控 
为罪魁祸首。“*流꾡弊匀皇遣豢扇鄙俚模곋戮缘苯꾽槭꾼傩市实胤⒊龃侨ヒ 磺芯ﳖ暗挠荩ǎ啡眨┑缫院螅겳露佬闳八到꾽槭꾣계愕脑鹑*①②
③《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周报》第148期,1
926年4月3日。
④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148期,1
926年4月3日。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 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①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 
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 处理事件的意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据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会谈 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 
党的政策是否照旧?”他“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 决策的’”②。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 
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彭述之的说法即使符合事实, 也不足以把陈独秀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 定对蒋介石的政策”。③这项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于 
是派彭述之赴广州,并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执行这一政策。④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 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 题,已不是如①②③
④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周报》第149期,192
6年4月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 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 
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 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 
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 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当这个提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之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时,鲍对 蒋的“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达到这八点 
的协定”。①而当彭述之在特别委员会上报告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极力 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反对执行中央 
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 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彭回答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 
实行党外合作。”鲍借口“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反对这一主张。他 认为“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独裁”。“在现时的 
国民党里没有人象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 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 
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 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②①
②《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中山舰事件》第247页。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
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 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
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 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 
他身兼数要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16日)、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6月4日)、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7月6日),独揽党政军大权, 
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1926年6月9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 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5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 
辞》而写作的。蒋介石在演说时故弄玄虚,制造疑团,再三说关于这次事件 的经过“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 
忍讲的”。陈独秀说你这些“不忍讲的”,“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 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若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 
应该受到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你有什么“不能讲”、
“不忍讲的”呢? 你说中山舰事件“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
有一种倒蒋运动”。但你没有指明这一、二个人是谁,“我们当然不能冒 认”。可是你的讲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指责共①《周恩来选集》(上)第
123页。
产党同志的字句”,使人以为共产党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然而,“倒蒋 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 
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 何等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个人,并没有这样反革命 
阴谋”。我们“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你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 
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然而这“不能证明共产
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 你又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 
这完全是戴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至于说拿三民主义做招牌, 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 
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 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①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 
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 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 
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面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
人。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①《向导周报》
第157期。 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
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 是没有关系的”!①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关系了。 
其实哪里是没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陈独秀、蒋介石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书生;一个是 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②历史把这样两 
个品格极不相同的人同时推进了斗争的旋涡中心,一个在节节进攻;另一个 在步步退让。
陈独秀之所以采取如此软弱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 党。《向导周报》在发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中 
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份致国 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 
观点。《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 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 
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 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 
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 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 
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①
②《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632页,1936年版。
《中山舰事件》第238页。 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
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 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共两 
党党内合作,本是孙先生所主张的。现在你们既然整理党务,那未可以改变
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这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反对 党务整理案,但党务整理案又确实是排斥共产党的,于是陈独秀又一次地提 
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 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 
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
②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到会的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6月初再度来华)和多数人否决了这个提案,大会通过了《中国 
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 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 
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换句话说,现在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 
革命)所谓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
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 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①
②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向导周报》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国民运动的指导”。①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
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
《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 同样大的错误”。②陈彭二人的提案与戴季陶主张的“单纯的国民党员”确 
有相近之处,但并非“是一样的”。戴季陶是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主动地排除共产党;而陈彭二人的提案,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束 
缚,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使国民党由 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为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这正是戴季陶 
当初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是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已经做, 一时又不能全部做完的事。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问题,自始就有争论,且一直使陈独秀感到困 惑。现在党务整理案明文规定了限制共产党的条款,共产党照理应当进行既 
坚决而又有节制的反限制斗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和斗争艺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述得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 
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会议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 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所说的右 
派是指老右派,如西山会议派;中派,即新右派,指戴李陶、蒋介石等人, 对他们也不过是“应付”而已,而且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虽然
“在中派指导之下”,中共“还要竭力赞助他们”,但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做 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决议还指出中共党员“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 
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亦是错误的”。①总之是一不能退出, 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拥护工农利益,这就是第三次全 
会所制定的政策。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一场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方式的 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党务整理案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斗争在继续深化、发 展。
①《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20、121页。
第七章 北伐战争时期{{论国民政府北伐主张汪蒋合作任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职。}}
这年二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 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 
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 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 
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 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 
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 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①从这样的指导 
思想出发,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61期发①陈独秀在“五大” 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 容如下: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 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 
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 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 
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 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 
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
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 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 
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 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 
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 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
‘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 东’”!①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1926年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192
4年10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 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 
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 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 
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 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 
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 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 
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 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
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
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 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 当承受这①②
③《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5号,1926年
5月30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85期,1924年10月
1日。 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
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 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 
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
“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 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 
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 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 
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 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 
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 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 
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 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
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 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①②
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47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291—293页,198
5年版。
《人民周刊》第18期,1926年8月12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
171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 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 
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
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 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 
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 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 
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 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 
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
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 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 
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 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 生多大的影响。
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9月7日攻克汉口,而 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10月9日第 
三次攻克南昌。10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①《向 导周报》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7 月31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 
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 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 
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 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 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 
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 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 
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 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 
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 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 
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 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 
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①《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2)第204、205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 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 
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 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 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 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 
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 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 
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 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 
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 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
C.P.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 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 
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 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 
案”。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2)第224、225、261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9月20
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 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 
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 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 
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 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 
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 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 
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 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10月22日湘区书记的 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10号,1926年11月3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6号,1926年10月7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5号,1926年9月27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
40、239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13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3号,1926年9月15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
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10月中旬,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 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 
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 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 
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 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 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
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K.M.T.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K.M.T.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
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 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
“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 第33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 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 
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 
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 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 
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 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 
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 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
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 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 
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 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 
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 月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83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月
2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79、280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 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
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
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1925年9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
“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 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 
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 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 
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128期,1925 年9月7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83、284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
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 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 
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 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 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 
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 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 
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
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 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 
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 家命①②③《申报》,1926年8月9、12、15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 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
“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 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 
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
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
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 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 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 
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 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 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 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5页。
《申报》,1926年8月15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
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 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 
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 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 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 
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 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 
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 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 
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 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 
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 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0月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3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
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 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10月16 
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 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24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 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 
干了”,号称拥有1000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 队也只有200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25日,罗亦农在区委临 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 
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 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11月2日,他在全体区委会 
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 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11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
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①②
③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7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9月10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
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 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 
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 
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 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 
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 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 
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 动。④
28日,上海400余团体5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 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 
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 各界组织自治政府。①②③
④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7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 
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
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1926年11月17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79、97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
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
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 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 
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 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 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1927年
1月3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 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 
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2月21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 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 
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 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 
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 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这位权势炙手可 
热的人物,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
①《申报》,1926年12月7日。
演说,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 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 
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
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 心着!
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
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 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 
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 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 
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 和戒备心。1927年1月25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 
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 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C.P.,而爆发直接冲突。”④区委决定 
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①②
③
④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191期,1927年3月
12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188期,
1927年2月16日。
《向导周报》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 
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 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
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方针。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17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
—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分析了1927年2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 
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 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 
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 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 
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
“1.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 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2.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 
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 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 
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①
②《“六大”以前》第721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5、118页。 
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C.P.与K.M.反对蒋
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 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 介石”。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2)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
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 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K.M.T.中斗争, 
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 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 
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 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 
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 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 
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 点。例如,他在1926年12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 
包办国民党,“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留领袖隔离, 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现在他主张共产党应当立在主体地位,使左 
派来帮助共产党。也纠正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8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9—122页。 
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的幻想——钮永健 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 
起责任去冲锋”。1927年的二、三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处于明显地向上 发展期,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同即将爆发第二、
三次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2月17日),北伐军攻打杭州,
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工人斗志昂扬。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始同北伐战争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北伐军的东进,为 
起义提供了条件,起义的口号之一是响应北伐军。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 总同盟罢工通告,号召全市工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郑重声明 
这次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 资本家”。①次日,又发布罢工宣言,提出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 
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力等17项要求,到22日罢工人数增至36万余 人。
但是,在罢工之前没有向工人广泛地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 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罢工以后,也没有迅速地转入武装起义,直到
21日区委才下达起义的命令,宣布成立由11人(其中共产党员4名)组 成的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以及由于准备不周等等的原因,这次起义除了闸 
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动起 来。因此中共中央和区委在23日晚便立即决定停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 
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3页。
止起义。 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却充分地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而
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拒绝宣布罢市;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不 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①国民党钮永健的命令“毫 
无效力”:②三省联合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早已逃之夭夭,事实证 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192
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规模的斗争即 将呼啸而起。
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 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 
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或特 务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 
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 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③特别委员会从1927年2月
24日至3月30日,共召开了31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 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军以 
及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情况,①②
③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6、137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05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10页。 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再去分头执行。现由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
丰富的三次起义档案史料,有力地证明了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 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 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工作千头万绪,却 
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
特别委员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出席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如果 把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联 
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起来阅 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贯 
彻的。3月5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 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
(秀)”4人负责。①因此,如果说第一、二次起义陈独秀是作为中央总书 记间接地对区委进行指
导的话:那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是作为直接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的一位为首的成员。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总周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
陈独秀在24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①上海市档案 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3页。
武装的野心”。在26日的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 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 
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 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 
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
(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 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①3月4日的 
晚上,陈独秀还关心地询问:“罢工后工人能跑到街市上去”吗?罗亦农回 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②根据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 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 
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而举行的。
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
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 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 
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
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他们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6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91、192页。 
来后,再“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①市民代表会
“代表人数,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名单学联 负责”,“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
当时,上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 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 
不能实行代表会议。如果要选举的话,他们主张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 选举资格。
陈独秀反对这些意见。他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 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
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不赞同”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 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有选举资格。
如果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因(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 的”。③3月15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和解释了上述三点,并 
着重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此
“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对以地方区域为单位的选举,防止无职业的 流氓、土豪劣绅当选。代表大会“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 
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不能让步与妥协”④ 共产党一面与国民党争论这些问题,一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7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2、304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3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27页。 面积极准备选举,国民党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了。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 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5日晚9时,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关于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 中力量在闸北。⋯⋯”①这时会议集中讨论起义日期问题。第一次起义是在 
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 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而起义时间的选择与起义的胜负有着 
密切的关系。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 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 
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
“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 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②根 
据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将陈独秀评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该 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逼近上海,共产党人也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 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3月15日,罗亦农在向
活动分子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 包围,根本丢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1、282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65、281页。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 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 
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 力量的发展”,防止蒋介石到来上海出现反动局面。为此,共产党“应完全 
取得”对罢工、暴动以及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 革命成功之保障”。①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 
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在第三次起义时还不得不保留 了响应北伐军这个口号,那末隐匿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 
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蒋介石将来一踏进上海便面临
着既成的革命局面,而受到抵制。 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
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
20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12时,上海 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 
同盟罢工。各工会因经过长久的准备和普遍的宣传,在接到命令的三小时内 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
②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①
②《申报》,1927年3月22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9、322、32
3页。 开了,到会的有千余团体,4000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
时市政府执行委员19名,其中共产党员9名。当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28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 
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首先讲话,说我们今 天得到了自由,是我们忠实勇敢的同志和几十万工人奋斗出来的。现在全体 
起立静默3分钟,追悼在武装起义中死难的同志。默哀毕,由陈独秀作报告, 他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公开的开会,这不是官府或哪个阶级给的,是我们 
工人“用热血换来的”。上海这个最难打下的城市,“实在是革命的(群)众 与勇敢的工人打下来的”。这次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党“已经能开始武装 
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使我们“看清楚了无(产) 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 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小资产阶级虽赞成革命,“但没有 
工人来领导,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是胜利了,但还是争斗的开始,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 者已经由恐慌而向我们进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 
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帝国主义,(二) 军阀、右派”。
“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
友”。① 陈独秀发言完了以后,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做报告,其中谈到“独秀同志
已告诉我们重要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讲话和区委的报告“以后要尽 量宣传,⋯⋯使所有一切⋯⋯
群众明白”。最后由帅朝伶(吟)发言:“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 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
尹宽“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②中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恐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
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伫不前了。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
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在第三次起义之前夕,陈独秀曾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据《扩大活动
分子大会记录》,但该《记录》缺会议召开的日期。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档案史料一书第394—403页载有1927年3月25日《中共 
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该书编者注“原文无第一页”,该《记 录》缺第一部分。据笔者查阅三次起义档案史料,并核对两份《记录》的原 
文,可确定所谓“原文无第一页”缺的第一部分,就是罗亦农和陈独秀讲话 的内容。
①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流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4、396、
403页。 介石,民众是C.P.,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现在
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扩 充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小资产阶级,拉住资产阶级;二、迅速地发展国民 
党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三、
“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①这三条措 施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第一条。现在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 
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 反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 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作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因此,在第三次起义和 
市民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一点革命热情也丧失了。当北伐军 逼近上海的时候,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民族资 
本家也认为北伐军就要占领上海了,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搞什么起义。 他们左顾右盼,离他们不远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站在他们身边的是 
已经动员起来的不怕任何牺牲的工人队伍。于是,资本家不得不敷衍应酬工 人,“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甚至“自动”地给工人增加工 
资。②实际上他们并不赞成工人起义。
各马路商联会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③南市总商会①②
③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9、325、32
9页。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
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
加入”。①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②如果要做,也“俟党军来后做, 否则恐引起误会”,③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 
解散的”。④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 活”
又害怕,⑤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因此,总罢工以后,商界宣布
“休业”,而不说是罢市。罢市,是政治行动;而休业呢?巷战打起来,商 店老板只好打烊,免得财产受损失。罢市和休业,这两个不同的词语反映了 
资产阶级对第三次起义的微妙态度。资产阶级是最讲究实惠的,你没有足够 的实力,又没有具体的工商政策,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陈独秀想通过市民 
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这个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有一支2000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 身边,这使他们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 
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 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⑥显 
然,在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且 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①②③④⑤
⑥《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193页。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6日。 
各党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3日。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日。
《申报》,1927年3月6日。 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23日,第一次市政府委员会议竟
然召开不成,后经总工会代表以“不上工为威胁,终算开一谈话会”。①到
3月底,先后有钮永健及资产阶级代表六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 有杨杏佛这样的进步人士。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无非是向北伐 
军总司令蒋介石公开表白自己是“清白”人家,与共产党决无瓜葛,请“党 军”切勿误会。种种迹象证明,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在 
五卅运动的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 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C.P.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 
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共产党人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 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 
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
②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25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 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 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
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76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72页。 
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
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 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 
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 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北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 
的意义。①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 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 
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决斗的对手也是 明确的,即蒋介石。但这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他不是北伐军所要打倒的 
对象——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而是一个要打倒旧军阀的北伐军总司令; 他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自从“三二○事件”以后,他既 
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 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 走”,②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
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①
②《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198期,1927年6 月11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 
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 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 
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3月26日上午的区委会议
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 
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①可见在 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 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 
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 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 
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 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所谓“军事 
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①②③
④《申报》,1927年3月30、27日。 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申报》,1927年3月28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
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 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
①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
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 公。”②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但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 
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 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 
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30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 冲突”。③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
“与老蒋冲突”呢!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
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 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
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 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①②
③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
《申报》,1927年3月30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 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
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 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 
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3月31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 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 
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①罗亦农“看了这个电 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②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 心情。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 是完全公开的。
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 队员藏到哪儿呢?!
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4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 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 
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 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 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罗易赴华使命》第58页。 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
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 
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 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
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 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
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 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 
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 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①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 于中央”。②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 
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 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 
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①
②《申报》,1927年4月4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
“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①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 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 
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汪 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郑重声明“中 
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
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 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 
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 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 
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
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 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 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①汪精卫:
《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 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 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 
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 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 
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 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
多造谣中伤的伎俩②。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 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 
对揭露谣言的作用。③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 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
《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
室,暗布杀机。 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
史记录。①②
③《新闻报》,1927年4月6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445、44
9页。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5日。 与纠察队。五天之后便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 
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
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莫测。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 
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
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 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 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 
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
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 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 
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 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 
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 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先扩大后深入}}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
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 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 
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月15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 里说是4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 
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61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 洋房,三棱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 
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①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 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 
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ﶴ然)任陈独秀的 秘书。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 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 
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
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 相处得亲密的。
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 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 
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 情况,回来①《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第124页,现代 
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
向陈汇报。当有重要情况时,叫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①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愈 
来愈险恶了。如果说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曾经陷入困境的话, 那么现在他将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4月18日,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
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 派人士达190余人,将陈独秀和鲍罗廷列为“首犯”。武汉方面宣布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从此宁汉分裂,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 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武汉政府却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 
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 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金融阻 
滞,汇兑不通,工商业衰落,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 间增至十二万人。②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 
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土 地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难以避免的过火行动和过高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 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
它的领导者苦心焦思,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①
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8日。 黄ﶴ然的四次回忆,1978年3月17日;1979年9月10日;
1980年5月生争论。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
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是1927年2月16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 日)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完全接受”, 对当时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 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地 
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 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 
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等等。
目前“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和城 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共产 
党应法“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但是共产党 员在政府里只许“组织左派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 
领导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土地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独自出面,打出自己的
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也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群众,只要通过国民 政府由上而下地进行就可以了。
《决议》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不仅批评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是错误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 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罗易就是根据 
这个决议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4月2日,罗易来到了武汉。4日至20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 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会议原是瞿秋白主持的, 
待陈独秀到达汉口以后,他主持了18日至20日的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形势剧变。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对制定革命策 略发生了争论。当时会上有四种意见:一、是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 
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是与 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东 
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 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
他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但既 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 
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 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 
的。②鲍氏的态度如此之决①
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纪要,1927年4月。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
—绝,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 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 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 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 
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至5月6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 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 
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 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 
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4月26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 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 
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 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 
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 
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 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 
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 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 
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
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
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 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 
省民会议便可解决”。①
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独 秀的意见与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意见作一比较。对没 
收土地的对象的广度,陈独秀的方案超过了国际决议中所规定的。至于解决 土地问题的方法,陈独秀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 
央党部批准”等等,不仅没有违反国际决议的“利用政权机关”的指示,而 是使其具体化了。
4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7日至5月1
0日)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 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 
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 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 
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 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 
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①该次会议记录。
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期大林在5月13日和中出大学学 
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
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
“五大”剧主张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 得多。大会作出的《武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既“需要 
很快的扩张”,同时“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 
末,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 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 
打倒张作霖的需要”,但“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 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当然也不只是批评他 一个人的。
《议决案》还明白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 决”,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③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45页。
《斯大林全集》第9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 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
“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 不没收”①等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想必也是 
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由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去执行这个议决案的。这时广
州政府虽已不复存在,可大会认为“四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 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 
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 权”。②由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共产党不参加广州政府还要通过 
它执行;现在由国共两党“共同担负”的政权,更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了。 以上介绍了三个解决土地的方案,一个是国际执委七次会议提出的;一 
个是陈独秀的;一个是中共“五大”的。这三个方案除了实行的缓、急有所 不同外,很难说还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即使缓或急,也都是通过国民党和国 
民政府去实行的,主动权并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因此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关
键要看国民党了。
5月9日、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 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5页。
《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没收肥田50亩或瘠田100亩以上的大地主 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农村取得政权;由省党部、省政 
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 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 
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 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 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 
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 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 
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 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 
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 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 
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 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 
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 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 
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3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 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 
库,束之高阁也。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 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 
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 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 
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 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 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
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 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 
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 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 
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 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 
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①《国民党中央政 治委员会速记录》,1927年5月9、12日。
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 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 
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 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 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 
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
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 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 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 
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先败是否由于资 产阶级的参加?”
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 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无产阶级根本没 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 
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 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 
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 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 
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 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 
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 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但“党没有正确的 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 
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 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 
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 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 
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而是“过于重视资产 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
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
“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①②
③黄ﶴ然回忆,1980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0、41页。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因为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 
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 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
“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 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 
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象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 决议所说的那样贯串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 
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 
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央委员。10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和政 
治局候补委员4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 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 
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 不是象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 
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 不会推举出一位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页。
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 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 
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拒绝国际指示}} 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他们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 
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
界限,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 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 的光彩。
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 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 
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 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2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 绅训令:凡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 
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 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 
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①《国闻周 报》第4卷22期。
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 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 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 
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 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 
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 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著见”。因此,不可能 
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 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
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次会议,蔡和森在1927年9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
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 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 
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 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 
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 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 
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 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 
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 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 
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 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 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 变的。”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两位外国人滔滔不 
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
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 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 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
“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 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①以上引文
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
《文件》第三十三。5月24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
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 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5月
24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
的主张,现处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 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 
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 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 
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 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 
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陪同赴湖南,一边查办许克祥,一边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当代表团行 至岳州时,许克祥来一个逮捕与就地枪决的电文,6人即逃回武汉。其实查 
办许克祥不过是国民党玩弄的官样文章,而鲍罗廷却把假戏真做,自然是要 碰钉子的。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 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26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 
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票找这中间的路。 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 
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 地,武装起来,家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 
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 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6月4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 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 
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 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 
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 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然 而,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 
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 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 
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 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 
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①②
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6月1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0、243页。 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 
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
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 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 
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 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 
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 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 
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 件。
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 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 
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①如此 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 
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 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 
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5页。
长他们的气焰。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 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6月18 日至30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 
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6 月1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
“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 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 
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3)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 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4)“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 
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①《斯大林全集》 第10卷第31、32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斯大林 
全集》第10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中共中央秘书厅于1927年7月22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 
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分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 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 
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如果必要 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 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 
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①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 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 
时候,来不及了”。②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 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 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 
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
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 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 
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 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 
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 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 
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①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35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
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 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 
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①
会议经过了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
“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 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 
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②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 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 
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③他背着中共中央 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6月5日,以“开诚”相见 
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 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 
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
④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 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 
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
①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
②《罗易赴华使命》第285页。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④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 央档案丛刊》,1987年第2期。
{{放弃领导权右倾错误的恶果}} 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10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
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 汉出师北征,冯部末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 
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 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 
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 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 
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 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
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 京的任务”。①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
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在郑州会议之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 
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 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C.P.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
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①
《罗易赴华使命》第329页。 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
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①“此日(即6 月8日②——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 
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 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 
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 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 
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 对否决了”。③
回电的答复。中共中央对这个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15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 
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 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 
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①②
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82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 电报,⋯⋯翌日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6 
月9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 文中说:“应立即派遣50名同志到江西⋯⋯”(《罗易赴华使命》第320 
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6月9日,而“此日”即6月8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9、80页。
“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 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建 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 
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 好关系。⋯⋯
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 不可能的。”但是,又说:“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 
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 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 
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 
没收土地”。①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嚣张。以 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 
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冯部占领郑州的第二天,6月2日宁方北伐军占领了徐州。郑州会议结 束之后,冯玉祥于19日到达徐州,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三天会议。21日,
蒋、冯联衔发出通电:“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 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这里“帝国主 
义之工具”一语的含义,如果说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末在自称①《罗易赴 华使命》第324、325页。
工农合种出来的冯玉祥个人通电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近日武汉情 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 
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
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掺入地方党部,擅行权 威,杀人越货⋯⋯”“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至于宁汉两方, 
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这两则通电为反动军官火上加油。29 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 
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①不久,冯玉祥也发了点路费把曾为他整军经 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徐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 明朗化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扩大而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 
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流为笑料;武汉国民党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 局面,因此他必须摔掉那面已经黯然失色的联共旗帜,步宁方后尘而“清共”; 
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从郑州回到武 汉,即节节进行“分共”,“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五 
月紧急指示》——引者)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②这时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进行东征讨蒋,为 此不惜作出了最大最后的让步。①
②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第456、457、459页。 
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
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 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更 
不舒服”,常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①此时的 陈独秀,象一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时提出书面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 于地”。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
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 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②30日,中共 
中央为了“推迟”③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 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 
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 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④。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 
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 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①②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6页。 黄ﶴ然回忆,1930年5月20日。
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公共”,依然没 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办上山可以造成 
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 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 
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 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 革命问题,⋯⋯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自此独秀即不视事”。①两
年以后,陈独秀说他“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
‘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②央“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为不受惩罚,⋯⋯ 与以合法的根据”。
并“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 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 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①
②《告全党同志书》。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党合作的政策”。① 上,手持《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地宣读,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 
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所谓
“分共”决议案:在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党部应制 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 
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 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等等②。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对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当然不 会“声明脱离共产党”的。汪精卫却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既然宣布退出 
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③到7月 下旬,反动的武汉政府便以血腥的屠杀对付继续留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 
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刹时间, 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 
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英勇坚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 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语)!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①②
③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该日会议速记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70、182页。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 
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中,逐步开
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但“在党
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 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①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是谁 
呢?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而且他作为总书记是主要的一个,那末中共 中央其他的领导者和国际的代表又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当事 
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写道:大约是6月底,在一次政治 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 
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 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 
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 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 
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但鲍陈 二人都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机会主义的错误,统归于一位在共产国 
际第八次执委会上受到严厉斥责的联共(布)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 也夫。
蔡和森还指出,国共关系十一条标志着机会主义的破产,①《周恩来选 集》(上)第172页。
“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 和说明中,不过是两个月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 
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又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 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 
的,犹疑的”。①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里写道:蒋介石叛变 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以 
上着重点都是引者打的)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讨论。瞿秋白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说: 
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 怪我们自己。
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 的地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由陈独秀一人负 
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瞿秋白的这段话确是公允的。至 于“诿过”一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说的,可以谅解,今天却不必再做谦谦 君子了。
以上引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 “大家 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①
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106、107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7、98、91页。 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 
作为一条路线,那末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 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 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 
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
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
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 
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 国际指导之失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
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 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 
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 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①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 
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 
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页。 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 
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 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
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
①这就是在分析、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岔路口的沉思与抉择}} 七·一五“分共”的前夕,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地点在武昌一个偏僻
的工人住宅区,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黄文容。 此时两人相对无言,一个在深沉的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沉闷
得很。陈独秀的心情坏透了,以致生了一场病。 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他到这里来。 
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
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 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活象一个拉大车的苦力。等他们两人走进 
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说:“来了!”这时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他 相识多年的前辈陈独秀。
陈独秀先问了问汪原放手上的工作,然后说:我打算到上海去,可是对 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走一趟,问问孟邹,看我可 去不可去。
①《学习和时局》。 汪原放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同他大叔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
说不要紧,可以来,要啸青(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陪你一道去把他接来,免 得大家放心不下。
约9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船“公 和”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 
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 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 
秋,月色分外明亮。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 月。
船过了九江,下一个大码头,就是陈独秀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了。此时 此景,他心胸郁闷,思绪万千。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 
自从创办《新青年》以来,他一直在急流中劈浪勇进,回顾他青年时代的伙
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 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 
时代赋与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 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 
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 还乱,斩不断”的问题。
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的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 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4
8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船到了 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
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① 陈独秀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
工作。”②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 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 
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 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③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 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 
的。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 
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 
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 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 
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 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 
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 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
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 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 
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
①黄文容回忆,1978年3月17日。
②《告全党同志书》。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8、129页。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 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 
路蓝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陈独秀好似来到了革命的岔路口,他不禁惆怅迷惘,中国革命为什么 失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现在是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 
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又该怎样估量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下 一步中国革命该怎样革法,⋯⋯他依然在思考着政治潮流的方向和流速。陈 
独秀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撒手不问政治的。他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自认为指破 迷津,毅然决然地朝着一条岔路走去了,并终于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分手了。

陈独秀传


——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陈独秀传(下)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
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 星”。
20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 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 
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 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 
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 导岗位起,到1942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 
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 
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 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 
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 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 
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 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 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 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 
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9月10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 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 
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9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 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 
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 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 
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 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
1980年第4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1
980年第5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1980年10月8日)。汪原放是 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 
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 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 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 
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 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 
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 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 
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 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
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 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 
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 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 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 
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 学研究领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 年6月29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无产者》第2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 
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 年以后,即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 
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 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
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
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 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 
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 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 
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 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 
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 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 
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 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 
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 他》,1949年8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 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 
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 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 
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 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 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 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 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 
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 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 
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 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 
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 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 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 
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 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 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
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 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 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
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1948年
1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3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
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 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 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 
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 
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 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 
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和《中共中央 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 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 
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 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 
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 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 
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 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 
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 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 
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 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 
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 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 
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1927年11月8日),《中 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 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 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 
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1927年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
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 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 
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12月13日,即广 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
‘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 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 
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 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 
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 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①《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69、76、77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
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 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 
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 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 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 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 
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 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 
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 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 
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
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 
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 
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 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
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 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1929年7月中 
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 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 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 
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 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 
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 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 
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 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 
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 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 
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 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 
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 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 
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 
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 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 
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 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 
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
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
79年第1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
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
(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 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 
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 
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 
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 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 
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 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 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 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 
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 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 
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 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 
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 
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
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 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 
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 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1927年11月①②“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 报》,1982年1月8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 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 
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 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 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 
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
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 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 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 
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 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 
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 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 
质的转折。①②③同②第425、426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6、3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 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 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
“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 
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 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 
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
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 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
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 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 
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 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 
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 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 
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 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 
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 
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 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 
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 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 
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 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 
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 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 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 
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 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 
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 忆录》,1945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 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1928年2月至4月, 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 
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 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 
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 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 
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 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 
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 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 
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 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 
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 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 
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 作时代的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 
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
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
①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 
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
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 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 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 
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 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 
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 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 
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
《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
929年1月15日),《党内生活》第5期,1929年2月19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 集》(上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 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 
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 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 
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 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 
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 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 
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 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 
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
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 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 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 
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 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
9年1月15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
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 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 
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
“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 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 
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 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 
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 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
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 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 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 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 
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月15 日)。
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 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
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 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 
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 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
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
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 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 
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 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5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 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 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 
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 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 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14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 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64、83、84页,香港周记行,
1977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
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 
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 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 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 
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 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 
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 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
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 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 
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 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1923年以后,是
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 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 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 
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 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 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 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 
从1923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 
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 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 
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 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 
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 
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
957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 
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 
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 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 
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 度。11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 
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1
4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1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 
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
也在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陆一渊家
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 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 
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 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 
春谈话记录》(1985年1月18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
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 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 
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 
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 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 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 
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 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 
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 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 
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1928年9月,在留学生中正 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 
第171一203页,1947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 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8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
980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
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 章和托派文件等。到1928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 
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 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 
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 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 在1929年4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 
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
“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 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 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 
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 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 
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03—233页。
《双山回忆录》第83.92.102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 
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
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 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 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 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 
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 
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 
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 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 
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 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 
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 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 
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 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 
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 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 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 
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 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
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 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 
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 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 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
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1925—是历史上空前的。”① 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432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 
到“五大”时拥有5.79万多党员的大党。
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 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 
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 
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 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
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 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 
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 
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6页,人民出版社195
9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 
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 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
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 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 
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 
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 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 
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 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 
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 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 
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 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 
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 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 
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
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
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 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 
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 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 
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 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 
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 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 
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 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
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 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 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 
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
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 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 
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 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 
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 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 
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 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 
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 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 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
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 
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8月到10月,他给中 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
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 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 
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 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 
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 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 
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 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 
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 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 
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 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 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 
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 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 
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
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192
5至1927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 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 
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 
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 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 
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 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 
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 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 
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 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 
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 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 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 
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 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 
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 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 
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 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 
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30 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
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 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 
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 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 
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 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 
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19
28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250座,资本额为11784万元,1
931年就下降到113座,2769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 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
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 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 
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 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 
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 
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 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7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 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 
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 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 
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 
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 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 
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 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 
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 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 
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 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
“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 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 
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 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
“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 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
‘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
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 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
“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 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 
在10月26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 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 
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 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
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 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 
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 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 
信(1929年10月有10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 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 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 
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 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 
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 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 
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 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 
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 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 
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 
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 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 
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 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 
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07、509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
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 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 
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 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 
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 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 派奋斗了20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 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 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 
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1917年10月——1918年7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
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 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 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
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 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1929年9月,陈独秀在别的问 
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 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 
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 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1
0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 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 
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 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 
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 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 
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 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 
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1930年11月22 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1930年12月15日),均载《无产者》 
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 内容。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 
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
“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 
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
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 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 
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4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 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 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 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 
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 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 
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 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 的。
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 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
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 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 
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第9卷, 第293—294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 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 
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 
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 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 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 
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 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 
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 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 
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 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1929 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 
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 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 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毛泽东选集》第646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
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 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 
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 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 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 
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 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 
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 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1896年的
《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的
《旅大租借条约》、1898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 
的。1897年7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1942年6月6日),
《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6卷第1期。
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
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 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1926年3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 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 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 
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
“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 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 
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1929年5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 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 
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 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载《新青年》 第7卷第6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 
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 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 
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 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中的 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 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 
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 
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 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 
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 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
(罗绮园)、《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 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
9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 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 
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 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第31、33、34、4
9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
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 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
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 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 
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 在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 
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 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 
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 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 
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 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 
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 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 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 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
“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 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 
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 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 
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 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 
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 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 
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 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 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 
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 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 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 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 
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 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
①②《红旗》1929年8月7日。
《红旗》1929年8月7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
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 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 
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 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 
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
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
“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 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 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 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 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 
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 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 
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 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 
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 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 
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 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 
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8月11日,再 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 
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 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 
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 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 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 
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7月28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 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 
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 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 
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 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
0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
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 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 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 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 
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7月28日与
8月11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
8月5日长信,甚至在8月11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 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1929年7月到11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 
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 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 
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 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 
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 见全局。而①《红旗》1929年8月20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8月5日致中央的信与7月28日、8月11日致中央 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 
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 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 
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 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 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58年之后, 
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 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 
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 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 
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 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 
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 价变得更客观。
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 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 
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 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 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 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 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 
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1929年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 他在1927年8月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
“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 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 
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 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 
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 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
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319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8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
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 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 
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 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1929年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
“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 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 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 
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 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 
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 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 
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 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 
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 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 
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 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20多人参加,郑超 
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 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 
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 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1930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 
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 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 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 
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 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 
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 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 第3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
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 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 
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1928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 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 
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 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 
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 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 
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 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 
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 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 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 
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 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 
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 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 
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 
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 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 
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 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 
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
6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 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 
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 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 
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 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 
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第6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 
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
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 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 
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
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 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 
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 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 
然地加以拒绝。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 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 
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 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 
旗》,1929年9月2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党史参考资 料》第6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 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 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8月5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 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 
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 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 
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 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1980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 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 
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 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 
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 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 
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 程》,《观察家》(香港)第31期,1980年5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 
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 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 
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
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 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9月20日,在中 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 
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 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 
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 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 
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 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
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 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 
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10月
6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 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 
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 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 
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 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 活。
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 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 
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 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 
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 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10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 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 
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 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 
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 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 
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 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 
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 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 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 
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 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 
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 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 
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 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 
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 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 
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 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 
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
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 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 
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 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 
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 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 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 
在10月26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 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 
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 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 
机关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 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 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 
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 派。”①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 
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 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 
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 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 
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 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
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
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 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 
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 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 
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 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 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 
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 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 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 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
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 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
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 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 
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 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 
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 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 
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 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 
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 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 
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 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 
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 工作,但都没有得①②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192
9年9月14日),《红旗》1930年8月30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到丝毫的效果。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 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 
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 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
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 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 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 
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 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同时,我们还可以 
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问题时,还是慎重 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 
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 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 
党员》,《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
84年版。 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1929年那样
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 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 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 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 
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
“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 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 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1930年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 
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 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 
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 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 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 
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 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 
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 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
“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 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 
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 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 
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 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
“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 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 
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 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 
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 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 
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 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12月10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1906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 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 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1929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 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 
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 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
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 小组织,正式成立于1929年9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 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 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 
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 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 
议决①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 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143页。 案”①“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②。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 层群众”的对策。③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 
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 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 
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 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 
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 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 
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
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Lels)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 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 
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
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 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第238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 稿。
《双山回忆录》第143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出版。 
陈在1929年10月10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
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 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 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 
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 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 
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 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
《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 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 
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
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 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 
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 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 
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 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 
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 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 
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 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38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 
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
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 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 
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 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 
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 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 
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 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
“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 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 
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 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1929年 
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 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 
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 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
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 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9月间,“我们的话 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 
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 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 
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 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 
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 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 
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 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 
干”拒绝。④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①②
③④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我们的话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193
0年2、3月合刊,第9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 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
(“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1980年6月15日出版。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 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 
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 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1929年9月,以陈独 
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 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 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 
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 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귛,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 
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
1929年11月27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1817—1824年美国总统。他在1823年 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 主义’。
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 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 
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 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 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 
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184页,1980年11月东 京版。
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1929年9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 因为那是12月的事。
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8人的党籍。 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
1929年12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 
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 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 
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 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 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귛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1931年3 
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 资深代替)。
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 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 
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 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 
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
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①“意见书’ 是1929年12月15日通过,但到翌年3月才公开散发。
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 除出党。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 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 
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 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 
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
1930年3月1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1905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 
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 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1929年12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 
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
《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 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 
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 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 
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因为李本 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192
4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①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 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红旗》第86期、101期,1930年3月22日、4月16日出 版。
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 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
1929年4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 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 
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 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 
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 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 
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 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析了托 
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 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 
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 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
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 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 
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 冲击。后来,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4页。
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 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都 
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组织在离开党4个月时,就发生了危机。 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 
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 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①。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 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 
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 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 
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 也建立一个支部②。
两个月后,即1930年6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
《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 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 
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 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 
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①②何之瑜:《关于陈独秀 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 说是,他在1933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
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19
31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1931年一年前还少了几个。 陈独秀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
“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 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 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 
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4月13日,他又写 
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 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 
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 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 
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 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①《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出版。
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
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 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 
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 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获得托洛茨基赏识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 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1929年11月5日,刘仁静发 
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
“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 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 
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12月29日公开致函刘仁 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 
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 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
从1929年9月到次年3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 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告全 
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 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①②《红旗》1929年12月20、29日。
《无产者》第2期。 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
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 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 
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 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 
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 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
(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 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 
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
“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 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 
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 
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 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 
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①②③列尔士:
《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 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
录。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 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80年3月30日出版。
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①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 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 
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 是“路线”分歧②。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
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
“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 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
③。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 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1930年1 
月1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市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 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 
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 织。由于他们于3月30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与 
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 出200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 
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①②③1929年9 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11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 
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告同志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193
0年1月1日。 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
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 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 
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 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 
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 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 
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 合作,也不长久。
7月19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1923年国共合 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 
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 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 
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 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 
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①②③《十月社对 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 二《红旗》第87、99、101期。
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 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 
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 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 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 
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 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 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 
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 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 
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1980年1月才启封的托 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1929①②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 
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期。赵说“战 斗社”成立于1930年12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1930年
3月(1930年4月25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 月25日出版。
年1月至1940年8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22 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17封之多。
1930年4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 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 
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 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 
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 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 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 
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
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 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①立场上 
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 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1929年11月15日,“我们的 
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①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1929年11月)。 该信是答复刘9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 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 
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 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1937年“托布反党 
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 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①12月22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 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 
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 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 
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 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 
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
之决裂的情况。
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 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 
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 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 
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 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 
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 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出版。
同上书第16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
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 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4月3日复信,他要刘把 
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 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 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 
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 寄去的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 
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 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 
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 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 
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 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 
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 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 
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 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 
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 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 
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 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 
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 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 
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 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9月1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 
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7月27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 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 
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 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
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 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1期,1947年5月出版。《托 
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3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 
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
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 
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
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 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 
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 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 
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 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 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 
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 月之路》第1期。
托洛茨基1931年4月7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 同志的信》,第42页。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 所收敛,在11月24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
“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 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 
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 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 
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 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3
00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120人至140 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 
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 
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 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 
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 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 
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15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1、对于革命性质问
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 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 
十月’。2、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3、国民会议问题, 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
4、‘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5、对中东 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
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 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写来 
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 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 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 
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 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 
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1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 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 
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 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 
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 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 
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 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 
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 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 
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 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 
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 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ABC》第23、24页,春燕 
出版社1947年版。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1930年10 月。
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 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 
央宣传部”出版,1934年。
“闭口无言”了。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 茨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 
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 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 
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
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 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 
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 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 
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
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 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
在1月8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 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 
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 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 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 
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 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 
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 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 
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 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1930年9 
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 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 
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 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 
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 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 
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 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 
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 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
80年第3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
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1918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
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 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 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 
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 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19
32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 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 
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
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
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 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 
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 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 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 
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 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 
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 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 
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 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 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 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 
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 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 
宣称中央常委会4人(本是5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当中 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 
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 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 
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 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 
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 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 
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 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 
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 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 
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 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 
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귛和 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 
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 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귛、 
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 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 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 
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 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
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 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 
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 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 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出 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 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 
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 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 
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 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 
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 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 
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 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 
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 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 
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 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
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 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 
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 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 
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 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 
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 的办法”。
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 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 
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 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 
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 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 
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 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11期。
《无产者》第9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1930年9月12日, 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
与托8、9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双山回忆录》第160页。 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
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 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 
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 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 
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 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 
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 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 
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 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 
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 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 
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
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 第9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
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 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 
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 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 
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 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 
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 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 
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 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 
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 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 
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 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 
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 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 
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 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无产 者》第9期。
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
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 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 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 
杂志(油印、64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 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 
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 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 
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 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 
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 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 
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 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 
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 封信》(1931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出 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1930年12月15日)《无产者》第9期。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
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 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1929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 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 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 
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 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 
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 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 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 
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 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 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 
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 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 
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 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
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 
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 在1931年5月1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
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 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 
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 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 
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 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 
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 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 
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 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 
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 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 
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 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1931年1月21日,他撰写了《国 
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 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 
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 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 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 
批判是正确的。这年3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 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 
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10期,1931年
2月1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 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 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 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
“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 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 
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
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 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 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 
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 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 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 
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 
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 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 
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 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 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 
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 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 
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 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 
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 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 
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 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 
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 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 
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 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 
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 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 
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 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 
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 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 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 
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 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 
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1、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 
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2、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 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3、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 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 
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4、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 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 
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 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 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1931年5月1日至3日秘密举行了 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 
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 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 
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 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 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20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 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 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 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 
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 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 
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 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 
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
“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 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 
名称到1935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 月12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1931年5月1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 山回忆录》第159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
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
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4
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 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 
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 
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 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 
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 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 
将飘扬在全国”②。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500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 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 
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 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 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 
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 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 
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①②《双山回忆录》第1
64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 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 
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 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 
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
“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①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 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 
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 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 
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 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 
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 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 
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 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 
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 唐宝林整理)。
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
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 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 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 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
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 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 
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 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 
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①②③访问宋 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梁干乔“背叛” 
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
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 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 
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 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 
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 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 
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 
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
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
8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
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 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 
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 了。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 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 
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 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 
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 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 
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 纸老虎里面不过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 社。
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
“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
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 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 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 
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统一大 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 
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 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 
所以5月5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 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 
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 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 
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 
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 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①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
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 不保”。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1931年
9月5日,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12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 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 
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 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 
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
“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 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
尾乞'z 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 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 
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 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①②曾 
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
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 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 
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 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9月13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
《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 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 
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
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 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 
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 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 
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 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
第2期,1931年10月出版。 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
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
《火花》第1期。
《火花》,第1期,1931年9月5日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 
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 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 
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 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 
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 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 
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 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 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 
信等达38篇之多。
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 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 
策,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他抨击蒋介石在出卖民族利益上,与接受日本二十 一条时的袁世凯一样,而在压迫人民反帝运动方面,却比袁世凯走得更远①。 
在这场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 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
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火花》第2期。 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 
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镇压。曾经领导过
“五四”、“五卅”运动的陈独秀,根据自身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 接的影响,在1931年12月5日,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和《热 
血日报》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 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 
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 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 
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 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 
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 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1932年1月23日共出了7期①,共载 评论文章48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12篇, 
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 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 
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①据刘 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
器①。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
102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 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 
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 幻想。②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 
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 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 
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 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 
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 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 
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 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①②顽石:《国联第 
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出版。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12日,唐宝林整理)。 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被迫下
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 
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 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
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 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 
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 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 
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 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
《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 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 
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 展到捣毁国民①②③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 
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4期,1931年12月2
9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出版。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1期。 
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
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 然的逻辑”①。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 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 
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 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 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 
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 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 
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
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 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 
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 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 
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
“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①②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二一 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7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
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
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
“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 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 
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1903年“拒俄运 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1932年1
0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 府的“危害民国”罪。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 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 
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 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 
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 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 
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 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②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 
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①②《发 刊词》,《热潮》第1期。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出版。 真正危机!”①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 
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 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
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②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 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 
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 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 
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 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 
以求的“议会斗争”。①②③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3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6期,1932年
1月13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
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 
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 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 
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 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 
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 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 
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 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 
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 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 
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 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1929年他与党决裂到1931年5月刚任 
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 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 
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 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①油印传单。
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 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 
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 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 
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 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 
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 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 
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1905年时的革命 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 
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 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 
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 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1932年2月10日起 
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
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1932年1月20日),《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
8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1932年1月7日),《校内生活》第
2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 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 
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 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 
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 
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
——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 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 
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 
后的形势,所以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 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 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 
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 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 
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
0月1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
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 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 
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 
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
在1932年1月1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 
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 
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 
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1931年12月26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 
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
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火花》第7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
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 
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2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 
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 
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1932年1月9日作出的《争 
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 
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 
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 
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9期,1932年4月16日出 版。
《红旗》周报第23期。
《红旗》周报第22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
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 
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 
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 
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208—209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
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
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
“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 
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 
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
“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1931年11
月28日),《校内生活》第1期,1931年12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1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
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 
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 
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 
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
“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 
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 
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
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 
的批评》,《校内生活》,第3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
3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3月14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 
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 
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
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 
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 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 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 
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 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 第3期。
同②。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
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 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 
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 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 
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
“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 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 
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 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 
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
“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 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 
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1
932年7月25日),《校内生活》,第4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1932年6月27日);《伯庄 对北方问题的报告》(1932年6月3日),《校内生活》,第4期。
《常委通告第6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 第活》。第3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 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
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 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 
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 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
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 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 
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 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 
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
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 区委陈岱青等5人1932年6月22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 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1934年5月《常委给 
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 不久,1933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 
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 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 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 
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 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 
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 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 
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 
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 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 
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1934年下半年至1935 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
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 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 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 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 
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 发生什么影响。
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1932年6 月22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 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1932年春天的时候, 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 
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 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6月15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 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 指示。
9月22至26日、10月3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
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 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 
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 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 
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 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 
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 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 
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 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 
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 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 
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 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 
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 
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 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
①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1913年8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 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 
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 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 
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陈独秀第 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 
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 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 
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 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 
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 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
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 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 
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那天, 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 
捕②。①②1980年6月18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7月2
6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 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
13期《火花》。
《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 判决书》,《中央日报》,1933年5月24日、25日。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
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17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 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 
兹咸日(15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5人, 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 
即于当日下午7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 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5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 
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 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 
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5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 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10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 
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 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 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 
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①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16034号。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1277号。 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 
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 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 
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
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 
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
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 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 
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 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 
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 
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 
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报》1932年
11月1日。 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1932年10月31日。 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 
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 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然后,他 
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
10月19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 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 
一时传为佳话。25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 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
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 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 
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 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 
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托词①②③④《陈独秀 军部挥毫》,载《晶报》1932年11月9日。包惠僧说:“三军可夺帅⋯⋯” 
是写给何应钦的。
《陈独秀王灵均信》(1933年1月7日),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未刊稿。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
“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 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 
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①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 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 
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
陈独秀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 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律师。他接受了 
章士钊,别的都谢绝了。②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1903年《苏报》 案后,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以代《苏报》;1914年,陈独秀又在 
日本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革 新思想。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有令名”的 
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 长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 
案,章士钊充当了段执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于 是便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快信,说是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 
涂,“我和你绝交”③。从此,两人一直处在敌对地位。
但是他们俩对早年的友谊还是难以忘怀的。①②③汪原放:《回忆亚东 图书馆》第102页。
段锡朋致胡适的信(1932年11月30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 院。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都不计前嫌,章主动出来为陈辩护,陈则表 
示接受。后来,陈独秀在狱中生活三年,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顾,二人又重建 友谊。这次他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毛遂自荐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来到 
南京时写了一首诗,仍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无限的钦佩。诗曰:王气只今收
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1934年初冬,章士钊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给陈写了一张屏条, 诗中表达的情感更加深沉,全诗如下: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
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尚目尽迎。
(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尚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 动于中)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 
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
奉怀君子,不尽于言。士钊甲戌初冬①法庭斗争惊四座不服判决再抗辩
1933年4月15、16、17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讯 陈独秀等人的案件。
检察官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 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 
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 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1932年2月10日的《政治决议案》、《为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 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 
庄大道》等文章,揭发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 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 
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 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②。
章士钊出庭辩护,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 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①②《陈案书状汇录》,亚 
东图书馆1933年版。以下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2页。 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
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 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 
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 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 
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 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 
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 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 
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
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 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不仅不思反省,反而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 据。”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对于应付这次审讯,陈 独秀作了认真的准备,早在2月20日就撰写好了《辩诉状》。这是一篇既
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尖锐有力。他 在《辩诉状》中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 
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 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 
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 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 
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 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 
国共产党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 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 
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 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 
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 又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国家是“土地、人 
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 国”的实质。
“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 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孙中山等
“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孙中 山“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他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 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 
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 
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 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 
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 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 
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 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 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 
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 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 
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 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1933年9月德国纳粹法庭上的季 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进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 
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这次法庭斗争,正好发生在季米 特洛夫莱比锡受审事件的同一年的前5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他 
以不久前抒发过的“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
虽然经过“托陈取消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 激扬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 
旗,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法庭 三次公开审讯时,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20日那一天,有远自镇 
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
“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有二 百多人。①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②。 
这次法庭斗争的唯一不足是蒙上了一层托派的阴影,本来其影响是完全 可以与莱比锡审判相比拟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对于红 
军,“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 才需要有军队”;与共产党关系,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与皖湘闽赣 
等省共党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③。这样,他虽然多次在法庭上拒绝发表 象过去起草托派文件和文章时那样的诬蔑攻击中共和红军的言论,但是却表 
明了他取消中国工农红军,反对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 道路的立场,并且在他和托派屡遭国民党法西斯摧残的现实面前,仍沉溺于 
所谓“国民会议”的迷梦中。这使他大声宣布的他要“鞠躬尽瘁”“挺身奋 斗”的共产党“终极目的”成为一个南辕北辙①②③《陈独秀开审记》,《国
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1933年5月1日。
《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载《申报》1933年4月15日。
《陈彭案辩论总结》,载《申报》1933年4月22日。 的笑柄。同时,也为章士钊辩护、社会名流营救①和法庭审判时进行反
共宣传、诬蔑攻击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炮弹。 这样,当时就出现了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
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 别完全“误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 
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今天明白表示要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也 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混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 
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一次,他特别致函汪原放, 要他与章士钊商量,把章的《辩护词》中以下一段文字删去②:“清共而后, 
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 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 
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 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 
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其 实,文字可以删去,又何以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①②汪原放:《回忆亚 
东图书馆》第159页。
当时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署名快邮代电国民党中央 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也说:“念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 
遂遭共党除名”云云。
—— 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他要别人改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 供词。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 
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①就这样,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 
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别人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而
且,他非但不能改变老朋友的看法,更不能改变国民党要利用他的企图。 秀反共上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
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 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 
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 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 
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 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 
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半不等。
陈独秀自然不服判决。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 国。”然后,他提出上诉,并且接受教训,不再委托律师,自己在6月15 
日写了《上诉状》,驳斥所谓“政①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 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 
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 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
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②。 陈独秀与彭述之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 
表示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 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 
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 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
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③。
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 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就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 狱”)执行。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人住普通牢房。为了收监陈独秀这 
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 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①②③《火花》第2卷第
1号。
《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出版。
《法治周报》,第1卷第33期。 陈独秀被捕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
全失去自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当时,他写给胡适 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 
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 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① 
所以判刑后,陈独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恶法”进行坚决 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 
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他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了,“三 不准”成了“三允许”,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②。为了满足他 
读书的要求,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 书架塞得满满的。他身体有病,允许著名中医黄钟先生从上海到狱中来给他 
治病,又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
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潜心著述文字学遗作流传台湾岛五四时期,陈独秀及不少爱国学生被捕 
入狱。陈独秀曾①②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2750号,藏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
第143页。 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
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 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 
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陈独秀这次入狱,把研究室和监狱合 而为一,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潜心读书研究,著 
书立说,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 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之初,他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 书,无心写作。
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的建议, 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 
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为此,他准备在二、三年 内,除了文字学著作外,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 
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陈独秀博学多艺, 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①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
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每周评论》第25号。 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
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傲才持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 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 
群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 
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 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 
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 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古代社会》(摩根著)、《殷虚书契》(罗振玉著)、《中亚细亚游 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
《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斯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 
文字学:《殷虚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等中国历代重要
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 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 
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不如归》(日本近代文学名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 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1937年提前 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而就其已完成或进行的项目来看,仍十
分可观:《孔子与儒学》,后来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 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有所进步,对孔子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 
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 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 
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 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 
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 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 
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 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 
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 前进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 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 
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 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 
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 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 这两章发表后振动文坛,内容十分精采,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托派朋友和胡 适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俄国 
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12月10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 
国大革命史》。狱外托派组织还答应向他提供材料。胡适则在1933年6 月27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 
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 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陈独秀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出版。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 一直未能出版,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 
他自己的各项开支之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 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 
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 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 
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①《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 号。
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 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 
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门售,亚东图书馆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 于是陈的写作积极性也因此而一时受挫。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 
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 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 
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
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来。”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193
3年2月7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 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 
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 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 
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是真要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 东出,3月14日给高语罕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 
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 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 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第168页。
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 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劲来。1933年10月
13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 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 
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 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 
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 东西,反而可以消遣。”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1937年7月上旬,《宇宙风》杂志 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 
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7月8日给陶 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 
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 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 
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 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①结果,他奋笔疾 
书,仅到月底,就写了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
“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 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①陶亢 
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8期。
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 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 
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 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 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 
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 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 
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
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 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 
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 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 
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 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陈独秀又提到佛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 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 
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这里,无论与休谟或佛兰克林比,读者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 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 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 
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