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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風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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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歷史:陳獨秀風雨人生  作者:朱洪                      
   本書主要是寫陳獨秀生平,而一些歷史細節對更完整地認識陳獨秀,特別是更全面、深入、細緻地認識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錯誤的具體過程。既整合前幾本書的成果,又採用一些最新的共產國際的解密資料,對陳獨秀的考察更加全面。和以往的陳獨秀研究相比,關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活動介紹,陳獨秀大革命後期的錯誤與共產國際的因果關係的分析,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走上托派道路的原因分析等,在這本書裡,材料挖掘得更具體,背景揭示得更深刻。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皖城名士(1879.10—1901秋)   
  不成龍就成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陳獨秀(慶同)出生在安慶城北的一間平房裡。自陳獨秀父輩上溯,陳家12世儒業不興,陳獨秀出生時,已成小戶人家。 
  祖父陳章旭(字曉峰),人稱白鬍子爹爹,生於1819年,年輕時候選知縣,但一生候選,未被任用。陳章旭娶勞氏為妻,生下四兒一女。老大衍藩被太平軍亂槍戳於稻草堆中不治身亡,老二衍藻夭折,老四衍庶(陳昔凡)是1875年的恩科舉人,在外候選知縣,無子。只有老三陳衍中娶查氏為妻,生有兩子兩女,繼承了陳家一脈香火。 
  陳獨秀兩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瘟疫死於蘇州懷寧會館。這一年,陳昔凡的原配,23歲的方氏也病逝了。白鬍子爹爹喜歡抽鴉片,脾氣更壞了。懷寧淥水鄉老家來人,陳獨秀母親查氏叮囑他們,手腳輕些,防止挨白鬍子爹爹罵。 
  陳獨秀六七歲時,祖父叫他背四書五經。陳獨秀天資好,但玩性重,背得急急巴巴的。白鬍子爹爹拿篾條抽他,說:「你大伯父在你這麼大時,這幾篇東西早就會背了。」陳獨秀挨了打,小嘴倔強地鼓在一起,兩眼狠狠地瞪著白鬍子爹爹。 
  祖父見了更氣,罵他「將來長大了,一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不成龍就成蛇」。 
  查氏很賢慧,在鄰里親友中有「女丈夫」之名。家裡雖然窮得丁當響,鄉人有急難,她常盡力相助。族長手下一個戶差,經常以各種名義找查氏要點錢花。 
  一天,戶差對查氏說,陳家祖宗在陰間缺錢,托話給他,叫他捎錢。說完,戶差打了一個哈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嘴裡咕咕嚕嚕,鬼話連天。查氏也不去揭破他,說:「你等一等。」從箱子底下翻出幾塊錢。陳獨秀見戶差裝神弄鬼,閉目睡在床上,一動不動,便和一群小朋友相約在屋前屋後一起喊:「失火了!失火了!」戶差一聽,慌忙睜開眼睛,說:「我在陰間就聞到煙味,知道失火了。」陳獨秀和小朋友們在一旁哄笑,說:「一點不靈。」戶差惱羞成怒要走。查氏忙把錢遞了過去,賠不是。 
  白鬍子爹爹知道後,大罵陳獨秀「翻生貨」,抄起戒尺要打他,但想到戶差平白無故打秋風,獨秀聰穎乖巧,舉起的手又放下了。 
  1889年,陳獨秀11歲時,71歲的祖父去世了。陳獨秀十二三歲時,哥哥慶元(字孟吉)20歲,已考取了秀才。開始接替白鬍子爹爹,教弟弟讀書。一日,查氏見陳獨秀將四書五經放在一邊,聚精會神地看《昭明文選》,埋怨道:「慶同,正經的書不看,這東西管用嗎?」哥哥說:「慶同性子耐不下來,看一點閒書,比不看好。」嘴上已露出茸茸小鬍子的慶元,是個阿彌陀佛的性子,講話總是和顏悅色,一臉謙和。 
  查氏知道慶元管不住弟弟,責怪陳獨秀說:「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你這樣貪玩,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爸。」說著,查氏的淚就掉了下來。陳獨秀見母親流淚,心軟了下來,只好硬著頭皮做八股文章。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參加院試考試。考試前,母親問慶元:「慶同能考上麼?」慶元說:「弟弟縣考府考關都過了,這次院試也能通過。」母親說:「我替他擔心,縣考府考他的名字排在後面。」「慶同的八股文有限,所以縣考府考名次低,但院試要臨場發揮,這是弟弟的長處,中個秀才沒有問題,你就準備喜蛋吧。」 
  宗師出了一個很古怪的題目,叫「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答題,不少考生傻了眼,交了白卷。陳獨秀見題目出得怪,急亂中將《昭明文選 》、《康熙字典》上的難字古文,東拼西湊,一古腦兒往裡搬,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宗師監考時幾次走到陳獨秀旁邊站住。交卷時,他叫住陳獨秀:「陳乾生,你且慢走,你今年多大了?」陳獨秀畢恭畢敬地說:「童生今年17了。」宗師「嗯」了一聲,點了點頭:「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這位宗師叫李端遇,安徽學政,大大的個子。回到家中,陳獨秀把答卷情況和宗師的話對慶元說了。慶元半天才說:「怕是沒有考好,不然宗師怎麼會說『好好用功』呢?」陳獨秀見哥哥這樣 
  說,心裡很難過,母親的情緒也低了下來。看榜那天,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了:陳獨秀考上了秀才,而且還是院試第一名。這下陳家別提多高興了,賀喜的人接連不斷,遠親近鄰,族長戶差都來了。查氏趕忙煮喜蛋,應酬客人,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客人走後,慶元說 :「我叫你煮喜蛋,沒有說錯吧?」查氏笑著說:「你也學貧嘴了,那幾日怎麼不見你呲個牙?" 
  慶元見弟弟不做聲,問:「你在想什麼?」陳獨秀說:「我那篇不通的東西,怎麼會得第一呢?」慶元說:「我也奇怪,聽你那麼講,能考上秀才就不錯了。」陳獨秀說:「那題目本來就不通,文章寫得又不通,那宗師也不通,大約這幾個不通到一起,就通了。」母親說:「這是命。什麼通不通的,說出去,也不怕別人笑話。前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隻大鳥從我的頭上飛過。慶同考上,是貴人吉象,命中注定的。」慶元聽了,笑著說:「外面人還說,陳家祖墳風水好,振風塔是陳家墳前一管筆。」振風塔又叫萬佛塔,號稱長江第一塔。 
  查氏說:「這話也像,陳家祖墳坐北朝南,振風塔正好在陳家祖墳前面,你父親考上秀才,叔父中舉,你們弟兄倆都中了秀才,說不定真有祖宗保佑呢!過幾日,我們去一下墳地,好好燒把香。」陳獨秀聽了,不以為然,「我不信貴人吉相,祖墳顯靈,我只感謝昭明太子,沒有《昭明文選》……」慶元見弟弟這樣說,白了他一眼。陳獨秀見狀,忙把後面的話吞了回去。   
  高曉嵐   
  幾日裡,賀喜客人不斷。最叫母親高興的是,安慶城幾位從不登門的名門望族和富戶人家,紛紛托媒上門,打聽陳獨秀的生辰八字。其中一位是安慶副將高登科托來的媒人,媒人只顧笑瞇瞇地看陳獨秀,陳獨秀不自在,說了聲「請用茶」,藉故出門去了。「到底是皖城名士,氣度不凡。」客人說。查氏笑著說:「哪裡稱得上名士,你是誇獎他了。」客人說:「算是名士了,我們素不相識,不是慕名而來了麼?」 
  安慶副將高登科是霍邱城東十里高家洋人(安徽六安霍丘臨淮鄉),出身貧寒,小時受繼母虐待。13歲那年放鵝丟了兩隻,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過,就隨軍而去。高登科作戰勇猛,升任副將。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兒高曉嵐是續絃詹氏所生。詹氏死後,高曉嵐受到繼母廳氏的虐待,高登科便帶她到安慶,親自教養。 
  面對媒人,查氏說:「曉嵐自幼喪母,慶同自幼喪父,兩人都是苦命,倒是般配,只是高曉嵐是將門之後,慶同出身貧賤,怕是門不當戶不對。」客人說:「慶同父親是大清舉人,做官在外,前程無量。文官武職,正和高將軍門當戶對。你的兩個兒子都是秀才,陳家又是書香世家,說起來,還是高家攀附陳家哩。」他這麼說,是因為陳衍中去世後,陳獨秀過繼給叔父陳衍庶(昔凡)為子。 
  查氏聽了高興,問:「不知高將軍女兒今年多大了?」客人說:「高曉嵐生於光緒二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今年滿19歲。」查氏說:「慶同生於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比小姐小3歲。」客人說:「不妨,女大三,抱金磚。」查氏說:「明個我帶慶同去高府坐坐,和高將軍、曉嵐見一面,你看如何?」客人說:「這樣最好。」 
  當晚,查氏講到高府提媒的事。陳獨秀看著慶元,慶元只是抿著嘴笑。慶元比妻張氏小一歲,所以不好說什麼。陳獨秀見哥哥只是笑,知道他已同意了,便說:「母親做主吧。」 
  第二天,查氏和陳獨秀去了高府。高登科一身新衣服,滿面喜氣。陳獨秀喊了一聲「伯父好」,挨母親坐下了。高登科連聲答應了,和查氏對坐,中間隔著一張八仙桌。堂廳正牆中間有一幅山水圖,陳獨秀手足無措,只將眼睛朝畫上看。高登科以前沒有見過陳獨秀,只聽說考中秀才第一。這會見陳獨秀聲音宏亮,目光炯炯,彬彬有禮,眉宇中透出幾分英氣,已是非常歡喜。雖然個子小了一點,皮膚略黑,因為年輕並不介意。 
  這時,高曉嵐端上茶水、點心。高曉嵐出身將門之後,個條高挑,這天穿著又仔細打扮過,一雙如蓮小腳。見了查氏,叫了一聲「伯母」,挨次斟了茶水,走到高登科下首的紫檀木圓凳邊,遠遠地和陳獨秀對坐了。 
  查氏連忙答應了,兩眼只顧朝高曉嵐看,見她荊釵布衣、樸實厚道,心裡十分歡喜。原來怕官家小姐,過不慣她家粗茶淡飯的生活,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陳獨秀,兒子默默地坐著,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偶爾,陳獨秀瞧了一眼高曉嵐,心崩崩地亂跳。正巧高曉嵐在瞧他,兩人的臉頓時紅了。從高府出來,陳獨秀一路無話。俗話說,十八無醜女,陳獨秀情竇初開,哪見過這個世面,心裡樂滋滋的。 
  母親問他:「怎麼樣?」陳獨秀頭也不抬,只是笑。問急了,答道:「說不上來。」母親笑了,說不上來就是同意啊。   
  江南鄉試   
  1897年7月,陳獨秀、慶元,慶元的先生、同學及先生的幾位弟兄一行數人,雇了一隻民船,到南京參加8月份的。船行數日,到了南京。甲午戰爭之後的南京,滿目瘡痍,一片衰敗。陳獨秀原想到了六朝故都,開開眼界,結果大失所望。 
  一行人沿著街鋪走,問了幾家客店,都住滿了江蘇、安徽來的考生。別的省是一省考,只有安徽、江蘇是兩省在一起考,江南鄉試期間,南京有10000多考生。一處很破爛的客店,周圍泥濘不堪,只見一位穿著很漂亮的年輕女子,單衣薄紗,露著胳膊腿子,笑著迎過來說:「住店呀?」說著,伸出手拽住了先生手上的包袱,那嫵媚的笑裡分明還有別的意思。大家似著了魔,兩眼發直邁不動腿,都說:「就住這兒吧。」屋裡已住了不少考生,床鋪是大通鋪,房錢還高。因為礙著女主人吊胃口,大家都心甘情願交了錢。 
  陳獨秀轉了幾個地方,沒有找到廁所。出了門,來到一片空曠地,遠遠的見一個年輕女子姍姍而來,同店的一位考生竟拉下褲子,蹲在一旁。陳獨秀心裡厭惡,咕噥了一句:「妖孽!」生了一陣悶氣,陳獨秀回來和慶元說了。哥哥說:「小便胡亂找個地方方便了,若出恭,只好等晚上天黑了。」陳獨秀只好等天黑出門,走到屋後無人處方便,卻踩回一腳的晦氣。進屋後,一屋子的人都不高興。不知是誰在叫罵:「這麼難聞,是誰假正經呀?白天不去,偏要等晚上去。」陳獨秀好一陣子不自在,只好不做聲,讓人叫罵了一會。 
  躺下來後,陳獨秀想起那位花枝招展的女房東,便問睡在一旁的考生。那考生輕輕地說:「我們都中了美人計了。那個漂亮姐是房主臨時請來招攬生意的,等我們交了錢,早已領了賞錢拍拍屁股一溜煙了。」陳獨秀說:「原來是這樣。」旁人已是鼾聲如雷,陳獨秀翻了幾個身,久久難以入睡。他想:這時和女人睡覺,大約不會推辭,但叫我當街獻寶,絕對不幹。 
  離考試還有一些日子。第二天,陳獨秀、慶元、慶元的先生等人約了一起逛街。 
  回到客店,昨晚和陳獨秀挨鋪的考生捂著腫起的臉頰,睡在床上呻吟。陳獨秀問:「怎麼了?」他哼了半天,說:「剛才去釣魚巷,錢沒有帶夠。」陳獨秀一聽,差一點笑出聲來,趕緊用手摀住了嘴。他以前聽說過嫖妓不帶夠錢要挨打,想不到這回真給他遇上了。 
  吃過晚飯,一位考生坐在窗前看上海《時務報》。陳獨秀稀罕,說:「等一會給我看看。」陳獨秀以前沒有接觸康有為、梁啟超。他將這張《時務報》讀了又讀,對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十分感興趣。這一晚,他又沒有睡好覺。 
  八月初七,考生進考棚考試。考棚被分隔成十餘丈長的號筒,每個號筒隔成一個一個的號捨。每個號筒要住上近百個考生,號捨又低又矮,像鴿子籠似的排在那裡。進考場時,考生吵吵嚷嚷,蜂擁而進,惟恐找不到號捨。陳獨秀背著包袱左右顧盼,差一點被人擠倒,還是慶元拉他找到了號捨,代他領了試卷。這時,陳獨秀已三魂丟掉二魂半。 
  陳獨秀那條號筒緊對著一堵高牆,是一條長巷。考試分3場,一場3天,要考9天,所以考生都背了燒飯的傢伙。進了號筒,考生便將鐵鍋掛在對面的牆上。8月的南京,正是火爐季節,中午燒飯,到處濃煙滾滾。考生為了避熱,伸出身子,半探在號筒中答卷。考試第一場,慶元的先生還斯斯文文地穿著老布對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脫去了。 
  下午,陳獨秀拿著卷子,冥思苦想,只見一個徐州大胖子全身一絲不掛,頭上盤著辮子,腳踏一雙破鞋,手拿試卷,在號筒中走來走去,大腦袋晃動著,口中還唸唸有詞。陳獨秀見了,像賈寶玉丟了通靈寶玉,發了一陣呆。沒想到在大清朝的科舉場,竟有這等有辱斯文的事。「妖孽!」陳獨秀心裡想。這時,赤條條的大胖子,搖晃到陳獨秀號捨前,猛地一拍大腿,口中念道:「今科必中。」把氣喘吁吁的陳獨秀嚇了一跳。 
  這一回,昭明太子沒有幫陳獨秀的忙,兄弟倆雙雙落榜。   
  關東遭喪亂   
  從南京回來,陳獨秀與高曉嵐完婚。婚禮那天,陳家親族、本家來了不少人,陳獨秀的大姐夫、商人吳向榮,小姐夫、畫家姜筠之侄姜超甫都來了。婚禮雜事主要靠兩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張氏操持。高登科穿了皇帝賞他的馬褂,請了不少當地有臉面的人到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小名小眾)也從霍丘趕來參加姐姐的婚禮。陳、高兩家熱鬧了幾天,了卻了一件心事。小眾活潑可愛,和姐姐性格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新婚燕爾,北方的寒流就南下了。陳獨秀和高曉嵐一個新潮、一個守舊,度完了蜜月,兩人的話也說完了。慢慢的,高曉嵐有事無事便到嫂子張氏屋裡坐。陳獨秀樂得清靜,寫他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新式文章。 
  1898年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維新變法失敗。就在這一年,陳獨秀與高曉嵐的第一個兒子陳延年在大南門培德巷東口一號出世了。因慶元的3個兒子比延年大,所以延年小名叫小四子。延年腦門闊,像陳獨秀,瓜子臉像高曉嵐。延年的出世,對高曉嵐是個安慰。陳獨秀年紀輕輕做了父親,喜上眉梢。 
  這時嗣父陳昔凡回家省親,臨走提出帶慶元、陳獨秀弟兄倆去東北。陳獨秀、慶元雖是秀才,都無事在家。陳昔凡臉色慈祥,眉清目秀,鼻隆耳大,一副富人吉相。他是光緒元年乙亥(1875)恩科舉人,候升知府,在遼陽州任過班升道,分省補用,以知府賞戴翎。 
  一次,陳獨秀隨陳昔凡在東北乘火車,天黑大雨,幾個喝醉酒的俄國士兵將中國人趕下火車。陳獨秀問陳昔凡:「中國人買了車票,為什麼還被趕下車?」陳昔凡歎了一口氣,說:「還有打死中國人的事。」陳獨秀追問:「華官為什麼不管?」陳昔凡說:「管有什麼用,路權已不屬於我國。」陳昔凡關照說:「慶同,你年輕氣盛,不要逞強。」 
  1899年年底,陳昔凡見義和團大鬧山東,安排陳獨秀兄弟倆回安慶。「關東遭喪亂,飛鴻驚寒弦。」此時正是隆冬季節,一路天寒地凍,驚鴻四野。弟兄倆日夜兼程,風餐露宿。1900年春節前夕,趕回安慶。見到弟兄倆,一身重孝的高曉嵐和張氏嚎陶大哭,原來母親查氏已不在人世了。想到母親孤苦零丁的死去,陳獨秀靠在門邊,淚如雨下。 
  第二年,陳獨秀在安慶過了一年安靜的日子。年底,高曉嵐生下了女兒玉瑩(筱秀)。 
  1901年春,東北安定後,陳昔凡帶信要陳獨秀和慶元再去。但這次,陳獨秀決定去日本留學。初秋,慶元慶同弟兄倆相約啟程。「弟就遼東道,兄航燕海邊。」 
  這是弟兄倆最後一面。     
  第二章 天生的領袖(1901秋—1908冬)   
  青年勵志社   
  1901年10月,陳獨秀進東京弘文學堂師範科學日語。 
  頭一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了一個「勵志社」。陳獨秀到東京後也參加了這個組織。一次,清廷派官員到日本,勵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爭著當翻譯,引起了陳獨秀的反感,遂和張繼退出了勵志社。 
  秋去冬來,陳獨秀和老鄉桐城西鄉(練潭鄉)潘家樓人潘贊化一起回國。1902年初春,陳獨秀回到了安慶。出現在他眼前的是南水關道院內兩幢毗連的房子。房基隔街臨江,隔壁是李鴻章公館。陳昔凡看上這塊風水寶地,打算將來在這裡建屋造園、怡養天年。 
  陳獨秀回到安慶不久,與一批進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勵志社」。這些進步青年中,有安徽大學堂學生鄭贊丞、房秩五,武備學堂學生柏文蔚,南京陸師學堂學生葛襄(葛涓仲)以及潘贊化、何春台等人。社址設在藏書樓。陳獨秀等人的活動,引起了清朝安慶地方當局的警覺,準備逮捕學社的為首分子。秋天,陳獨秀和葛襄被迫離開安慶,途經南京、上海,再次去日本。陳獨秀臨行前,妻子高曉嵐已有身孕。年底,高曉嵐生了一個團團臉、活潑好動的兒子陳喬年,因為排在延年之後,取小名「小五子」。 
  陳獨秀到南京後,和葛襄去江南陸師學堂見到了徽州人汪稀顏。經汪稀顏、葛襄的介紹,陳獨秀認識了正在陸師學堂讀書的章士釗。陳獨秀告訴汪稀顏,自己寫了2卷《小學萬國地理新編》,準備送到上海商務館石印出版。 
  一個月後,汪稀顏給在蕪湖搞圖書發行的弟弟汪孟鄒寫信,稱「陳仲甫」氏為「皖城志士」,說「此君現游日本,兄未到堂時,蒙見來訪」。年底,汪稀顏猝然去世。陳獨秀寫了《哭汪稀顏》詩:「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秋天,陳獨秀第二次來到日本。在日本,陳獨秀認識了蘇曼殊、馮自由等。蘇曼殊生性豪放不羈,和陳獨秀在一起,常常信馬由韁,大談特談。 
  天漸寒冷後,一日,陳獨秀、張繼、潘贊化等人閒談。張繼說:「秦毓鎏,葉瀾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國青年會』,問我們可有此意?」潘贊化說:「既然我們不參加勵志社,不如正式宣佈退出來,一起參加中國青年會。」陳獨秀表示贊成。中國青年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正對他的胃口。 
  除夕之夜,陳獨秀和潘贊化說:「也不知道家裡怎麼樣了?」潘贊化知道陳獨秀掛記高曉嵐生產的事,勸他說:「嫂子不是頭一胎,家裡還有孟吉夫人,你還是放寬心吧。」陳獨秀說:「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說不定還要找我的麻煩。」 
  冬去春來,陳獨秀又結識了留日學生中激進人物黃興、陳天華、鄒容等人。往來較多的是趙伯先、潘璇華、葛溫仲、周筠軒等。當時陸軍學生監督姚昱是清政府的一個走卒,大伙瞧不起姚昱的奴顏媚骨,打算找個機會教訓一下這個奴才。 
  1903年3月31日夜晚,東京到處散發著櫻花芳香的氣息。月光下樹影憧憧,昆蟲在嫩綠的草坪中嗡嗡作響,和偶然走過去的悉悉索索的腳步聲交疊在一起,增加了夜的寧靜。這時,有幾個黑影輕手輕腳地闖進了姚昱的住室。只見抱腰的抱腰,捧頭的捧頭,捉手的捉手,驚慌失措的姚昱還沒有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聽得咯嚓一響,姚昱的辮子連辮根齊刷刷地被剪去。大家發一聲喊,頃刻間人去辮空。原來,這抱腰的是張繼,捧頭的是鄒容,執剪的是陳獨秀。回到宿舍,陳獨秀將手中的辮子扔到桌上,大口喘氣地說:「這回出了一口惡氣。」 
  當夜,他們將姚昱的辮子掛到留學生會館。第二天,姚昱向清廷駐日本使節訴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為首者是陳獨秀、張繼、鄒容,旋即將3人驅逐出境。4月上旬,陳獨秀、鄒容、張繼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蘇報》編輯部看章士釗。 
  聽了3人被逐經過,章士釗哈哈大笑,說:「你們來得正好,《蘇報》打算增加革命宣傳。不知你們有什麼打算,我倒希望你們能留下來。」結果,鄒容要寫《革命軍》,陳獨秀急著要回家,只有張繼答應留在《蘇報》編輯部。   
  藏書樓演說   
  1903年4月底,陳獨秀回到了安慶。6歲的延年已入私塾蒙館讀書,陳獨秀我行我素,和新朋舊友談天,他的住宅一時熱熱鬧鬧,又成了安慶進步青年的活動中心。 
  一天,衛國楨、潘晉華等青年來陳獨秀家閒談。陳獨秀說:「現在大家愛國情緒十分高漲,我有一個想法,寫一個『知啟』,在藏書樓開一個演講大會。你們看怎麼樣?」衛國楨、潘晉華等都說好。 
  5月17日中午,陳獨秀冒雨來到藏書樓。南水關離藏書樓所在地孝肅路拐角頭只有十幾分鐘的路程。陳獨秀到時,樓裡樓外已擠滿了喧鬧的青年學生。不少學生穿著淋濕的衣服,焦急地向前台張望。陳獨秀登台,先講他在東北耳聞目睹俄國士兵欺壓華人的暴行,然後說:「我們與俄國人仇結不解,我國之人有一人不與俄死戰皆非丈夫!……我們人少力薄,要益於國事不能閉塞耳目,要消息靈通;要有愛國思想;要有健壯的體魄,提倡軍人精神……」陳獨秀演講完畢,室內掌聲雷動。接下來,衛國楨、潘晉華、潘旋華、葛光庭等人也發表了演講。演講結束,當場簽名參加「安徽愛國會」的有126人,其中包括16歲的朱蘊山。 
  第二天,大學堂的總辦、提督、總教的辦公桌上,學生不上課的請假條越來越多。有的學生甚至公開號召學生停止上課,公開要求校方專門操練學生、組織學生軍到東北與俄軍作戰。兩江總督聞訊大驚失色,密令安徽巡撫密察為首者,務求早早緝拿歸案,早日平息安徽風波。他在電令中稱為首者「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安慶知府桂英接到兩江總督電令,立即查封了藏書樓,並要學堂的總辦、提督「將鬧事的為首分子開除學籍」。安徽大學堂總辦以「議論拒俄,煽動是非」的罪名開除了十幾個請假鬧事的學生。 
  在桂英下手之際,陳獨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   
  國民既風偃   
  1903年6月30日,上海警方因《蘇報》刊登章炳麟寫的《革命軍》序,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革命軍》作者鄒容憤而到巡捕房投案。7日,《蘇報》被封閉。 
  《蘇報》案發生後,章士釗、陳獨秀、謝曉石、張繼等人醞釀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裡。 
  梅初裡房子分樓上樓下兩層,樓下是印刷場地,編輯住樓上。主筆是章行嚴,陳獨秀、張繼協助,撰述有何梅士、陳去病、金天翮、林解、謝無量、郭湛波等人。靠近窗台,有兩張木桌,上面堆滿了稿件和各種報紙。進門靠牆一邊有張木床。編輯室來客,常常坐臥於床,和章士釗、陳獨秀縱談一切。 
  夏天,保定高等學堂的學生吳越、馬鴻亮、金慰農、金燕生等來到《國民日日報》社。聽說吳越是桐城老鄉,陳獨秀十分高興。這次交談,兩人一見如故。 
  9月初的一日,蘇曼殊(子谷)來了。剛從日本回來的蘇曼殊臉型瘦削,身材單薄,因為衣食無著,便留在編輯部翻譯雨果的《慘社會》,在《國民日日報》上連登。 
  一天,章士釗指著一疊稿子問蘇曼殊:「子谷,你寫的這些慘狀是《慘社會》原來就有的麼?」蘇曼殊伸過頭來看,說:「這是仲甫加上去的。」章士釗搖頭說:「不好。翻譯要講信、達、雅。」陳獨秀不以為然:「現在第一要緊的是把國人從睡夢中叫醒。信達雅的事,等以後沒有事時,再坐下來慢慢譯。」 
  深秋的一日,已是八九點鐘,陳獨秀還睡在床上,打著呼嚕。「仲甫,起來了。」章士釗叫道。陳獨秀眨了眨眼,問:「幾點了?」「旭日臨窗,少說也是卯時。」章士釗說。陳獨秀從床上坐起,伸出胳膊穿上竹布藍衫。在他的老布襯衣的領口上,有點點白色東西在蠕動,密集無數。章士釗詫異地問:「何耶?」陳獨秀低頭看了看說:「虱爾!」章士釗見陳獨秀若無其事,說:「你不要弄到我的身上來了。」這時,蘇曼殊進來,章士釗指著陳獨秀的襯衣領口給他看,說:「我原以為仲甫是天生的領袖,想不到他還是天生的乞丐。」說罷,三人一起大笑。蘇曼殊拿出譯好的《慘社會》放在陳獨秀的桌上,說:「今天該是行嚴主編稿子,我是專找仲甫來的。」陳獨秀看稿時,用毛筆圈點了幾個字,說:「就這樣吧。 
  」蘇曼殊說:「加上你的名字吧。」陳獨秀點了一下頭,說:「可以。」用毛筆在蘇曼殊之後,寫上「陳由己」3個字。 
  年底,上海的黑勢力投訴上海地方當局,指責《國民日日報》「擾害大局」。銷售部經理李少東以報紙賣不出去為由,停發了大家薪水。沒有辦法,只好停刊。 
  不久,蘇曼殊去香港投靠興中會陳少白,陳獨秀回安慶,大家再次分手。章士釗很珍惜這段歷史,寫詩道:「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安徽俗話報   
  1904年年初,陳獨秀回到了安慶。 
  閒時無事,陳獨秀常去桐城學堂坐坐。當時吳摯甫任桐城學堂董事長,房秩五、吳守一任學長。一日,陳獨秀說:「安徽人多躲在鼓裡,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情。我有一個主張,大家在一起辦一份白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 
  大家一聽,都說好。決定吳守一編小說、詩詞,房秩五編教育,陳獨秀是主筆,兼編輯論說、新聞、實業、來文。 
  陳獨秀給績溪人汪孟鄒的老師鬍子承寫信,請他給汪孟鄒寫信,自己也給汪孟鄒寫了一信。收到陳獨秀的來信,鬍子承立即給汪孟鄒去信推薦,說:「陳君仲甫擬辦《安徽俗話報》,其仁愛其群,至為可敬、可仰……此事應如何應付,本社諸同志與揀老會面時當可妥商也。」信中所提「揀老」,即周揀臣,其女周物婉與汪稀顏子汪原放已定婚。汪孟鄒寫回信給陳獨秀,說:「蕪湖沒有印刷條件,最好能在上海印出,再運回蕪湖發行。」於是,陳獨秀請章士釗幫助聯繫了上海東大陸印刷所。 
  3月21日,編在安慶,印在上海,發行在蕪湖的《安徽俗話報》第一期問世。 
  就在這年,陳獨秀的嗣父陳昔凡在東北遇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成了暴發戶。2月8日,為了爭奪我國東三省,日俄戰爭爆發,清廷宣佈「局外中立」。當時,日俄雙方都需要馬匹,商人便從蒙古販運大批馬匹到奉天(遼寧)出售,牟取暴利。陳昔凡和其他地方官趁機大抽牲口稅,落入自己的腰包。日俄戰爭後,陳昔凡在奉天購置田地二百畝;在北京琉璃廠附近投資10000兩銀子,開了一間「崇古齋」古玩鋪;在奉天設了一間「崇古齋」分店;在安徽貴池烏沙購地800畝;在安慶四牌樓開有近十家鋪面。陳獨秀辦報缺錢,但不染指陳昔凡。父子倆一個是朝廷命官,一個是反清鬥士,已不可同日而語。 
  盛夏,陳獨秀背著包袱,隻身到了蕪湖。當時吳摯甫隨桐城學堂去桐城,房秩五打算去日本留學,所以陳獨秀把報搬到蕪湖去編。科學圖書社在蕪湖長街中段一個閣樓上,汪孟鄒說:「仲甫,我這裡清苦得很,每天只有兩頓稀飯。」陳獨秀說:「就兩頓稀飯好了。」好在省內各地設了供銷處,東到上海,南到廣州,北到遼東,都有訂戶,報紙有希望超過3000份。有的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 
  不久,章士釗來信,希望陳獨秀去上海加入暗殺團。陳獨秀到上海後,章士釗帶他見了楊篤生、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晚上住在暗殺團的秘密機關——英租界新閘路餘慶裡。陳獨秀未來之前,章士釗已將陳獨秀在安慶效仿蔡元培辦安徽愛國會被通緝,以及辦《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的事告訴了他們。 
  楊篤生是暗殺團發起人,今年上半年在日本與何海樵等人成立暗殺團。原計劃在北京刺殺西太后,沒有找到機會,回到上海後發展了蔡元培加入暗殺團 。蔡元培時任愛國女校校長,於是又發展了愛國女校教員鍾憲鬯、俞子夷,因為他們懂化學。陳獨秀來了後,楊篤生等人舉行儀式,發展他為暗殺團成員。 
  在一長簾高掛的房間,正面牆上臨時掛著一紙黃帝神位字樣,神位下面是一張八仙桌,一束香余煙繚繞,瀰漫著神秘的氣氛。桌下擺著兩個草墊子,盛著酒的白瓷器皿已滴入剛殺的雞血,陳獨秀隨楊篤生跪在草墊上,宣讀誓詞。讀畢,又隨楊君將血酒一飲而盡。隨後幾日,陳獨秀和楊篤生一起向鍾憲鬯學製造炸彈。 
  這次陳獨秀在上海時間不長,當月回到蕪湖。   
  吳越犧牲(1)   
  1904年秋,房秩五由安慶去日本,順路到蕪湖與陳獨秀敘別。房秩五來了後,天氣轉陰。陳獨秀對房秩五說:「你是天留客。」秋雨淅淅瀝瀝下了三日,兩人縱談天下事,一連談了三日。第四天,雲開日出,陳獨秀幫房秩五提著包袱,送他上船。「留人別館三秋雨,送我晴江萬里波。」船到江心,房秩五仍能看到衣冠不整的陳獨秀立在岸邊,向他揮手。 
  桐城人李光炯、無為人盧仲農將安徽旅湘公學移到蕪湖,改為安徽蕪湖公學(安徽公學)。受聘在安徽公學講課的有柏烈武、陶成章、張伯蓴、劉師培等人。陳獨秀也兼任安徽公學國文教師。陳獨秀上課,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 
  什麼綱常名教、師道尊嚴,全不放在眼裡。堂下鴉雀無聲,學生個個聽得津津有味。受陳先生影響,學生寫作業時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陳獨秀批改作業,見一個學生作詩「屙屎撒尿解小手,關門掩戶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筆在一旁批了 「詩臭尿腥」四個字,然後又加了兩句詩:「勸君莫做詩人夢,打開寒窗讓屎飛。」 
  這時,蘇曼殊也來到了蕪湖。他在上海和陳獨秀分手後,去香港投靠陳少白,因誤會受到冷遇,加上婚姻挫折,氣頭上去廣東惠州剃度為僧,當了和尚。但他凡性未滅,偷了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逃之夭夭。陳獨秀推薦蘇曼殊作國畫教員,他認為,蘇曼殊作畫叫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畫家浪費筆墨。陳獨秀常以詩僧、畫僧稱他。 
  蘇曼殊與劉師培也是老熟人,到蕪湖後就住到了劉家。劉師培夫人何震喜歡蘇曼殊的畫,三番五次要拜蘇曼殊為師。閒時,蘇曼殊與懷寧人鄧繩候常相過從。鄧繩候在皖江中學教書,是完白山人鄧石如重孫,詩文書法俱佳,兩人「共晨夕者彌月」。鄧繩候曾寫詩送蘇曼殊:「寥落枯禪一紙書,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問曼殊。」 
  年底,鬍子承給汪孟鄒寫信,希望改良《安徽俗話報》,說:「鄙人甚敬此報,甚愛此報,而又不敢隨聲附和此報,意欲更圖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請與仲翁等商之。」陳獨秀聽說鬍子承講的宗旨是「辭旨務取平和,萬勿激烈」,生氣地說:「我辦《安徽俗話報》時就立下宗旨,讓皖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胡先生連『自由婚姻』都容不下,還不如不辦的好。」汪孟鄒忙勸解說:「胡先生講你『血性過人』,一點不假,他提出改良,並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 
  蘇曼殊生性喜歡漂泊不定,浪跡天涯。1905年6月,蘇曼殊去日本江戶。臨行前,作《東行別仲兄》詩一首,詩云:「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送走蘇曼殊,回到科學圖書社小閣樓,陳獨秀看看蘇曼殊墨跡未乾的詩,對汪孟鄒說:「蘇曼殊專四言絕句,發人深思,字裡行間別有洞天。」 
  「聽說蘇曼殊向你學過詩?」汪孟鄒問。 
  「在上海,他突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提起往事,陳獨秀興趣大增:「子谷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照曼殊的歷史講起來,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實在是一個天才。」 
  夏天,安徽公學附設安徽公立速成師範學校,李光炯、盧仲農請房秩五到蕪湖主持。陳獨秀應家在壽州的體育教師柏文蔚之邀,和王靜山、方健飛、宋少俠等人利用暑假去淮上一遊。 
  從淮上旅行回來,一日,吳孟俠(吳越)和趙聲來訪陳獨秀。吳越自前年到上海見到了陳獨秀,從此和陳獨秀一直書信往來。陳獨秀問他:「還在保定辦《直隸白話報》?」吳越搖頭,說:「同胞們都在做彌天大夢,辦報紙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我已和馬鴻亮等人組織了北方暗殺團,決意親手殺幾個清朝大臣,以喚醒同胞已死之心。」 
  趙聲對陳獨秀說:「孟俠被推舉為北方暗殺團支部長。」陳獨秀聽了連連點頭,說:「去年11月萬福華案後,章炳麟、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把暗殺團改為光復會,我也贊同。我一向主張用武力推翻清朝,只是行動要小心。」吳越說:「好在我沒有妻子兒女,只有老父親有些捨棄不下。這次我回桐城,上了一趟龍眠山老家的墳山。」「不可膽怯,也不可粗心,行動前要作縝密考慮,接受萬福華的教訓。」送吳越、趙聲出門時,陳獨秀一再提醒吳越。吳越、趙聲走後,陳獨秀書寫了一幅對子,「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不久,《安徽俗話報》因刊載一則反英消息,觸怒了英國駐蕪湖的領事,該領事脅迫蕪湖地方當局勒令停辦《安徽俗話報》。 
  9月底,留在安徽公學教書的陳獨秀聽到傳聞,北京火車站發生刺殺五大臣未遂事件,五大臣中僅載澤、紹英受輕傷。刺殺者當場身亡,因血肉模糊,至今官方不知刺殺者為誰云云。陳獨秀大吃一驚,立即給在保定高等學堂讀書的張嘯岑去信:「北京店事,想是吳先生主張開措,關於吳兄一切,務詳告。」 
  事情發生在9月24日,這天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紹英、端方、戴鴻慈、徐世昌五大臣出都。楊篤生是隨員,事前通知了吳越。早上,北京正陽門火車站戒備森嚴,吳越身揣紅布包裹著的自製炸彈不能靠近,臨時買一套無頂紅纓官服穿在身上,裝成隨員,在火車啟動之際,登上了窗簾裝飾富麗堂皇的五大臣專車。吳越尚未立穩腳跟,火車突然開動,猛然的震動使吳越措手不及,將胸前的炸彈引爆。   
  吳越犧牲(2)   
  這枚炸彈有很大威力,火車站一時大亂。負責掩護吳越撤退的楊篤生和張榕見事已至此,忙趁亂離去。 
  張嘯岑給陳獨秀寄來吳越的兩部遺著:《暗殺時代自序》和《意見書》,並說烈士赴難前,曾留下遺言,若遇難,將上述書轉交楊篤生或陳仲甫。吳越寫道:「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吳越字跡雄宏剛健,如槍炮子彈,擲地有聲;文論氣勢磅礡,大義凜然。後來,陳獨秀將烈士遺物寄往上海。開吳越追悼會時,蔡元培在大會上說:烈士「死難後,有陳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內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遺物。當時系贈楊君,以為紀念」。 
  清廷不久查明是吳越所為,張榜示眾時,將「越」字旁加一「木」,成「吳樾」,以示給吳越永遠戴上枷具。(註:1929年,由張嘯岑、金慰農等人提議,將安慶最繁華的街道命名為吳越街,延用至今)桐城人金壽民1901年任保定蓮池書院講習時,作擔保人,幫吳越考取北洋高等學堂。吳越出事後,受牽連入獄。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隸女學堂總教習,後經日本女學生出面,請日本駐華使館出面斡旋,慈禧太后下旨:「金壽民馬虎成性,不堪錄用,驅逐回籍。」金壽民遂與妻子郝漱玉回老家桐城(今樅陽)會宮養老,留住了性命。   
  岳王會   
  1905年秋天的一日,在蕪湖安徽公學代課的陳獨秀和柏文蔚、學生常恆芳等人商議成立,因為岳飛反抗的金遼正是清人的祖先。 
  9、10月間的一天,一向冷落的蕪湖關帝廟,突然來了30多位香客。他們在供桌的木香爐裡燃上一炷香,在燭台上燃起兩根蠟燭,面對神龕裡的關帝泥塑,撫掌叩頭,盤腿而坐。為首者便是26歲的陳獨秀。大家靜靜地坐著,聽陳獨秀宣讀岳王會章程,然後集體宣誓。會後,當選為會長的陳獨秀利用會費,租了兩間房子作秘密聯絡點。10月,柏文蔚因趙聲之請,到南京新軍第九鎮任武官,不久在南京成立岳王會分會。 
  年底,孫中山派22歲的吳谷(吳春陽)到南京組織長江流域同盟會。柏文蔚率岳王會南京分會加入了同盟會。1906年年初,蕪湖岳王會集體加入同盟會。陳獨秀不願參加同盟會,他說:「我不參加同盟會,照樣也革命。」章士釗、徐錫麟、熊成基等也沒有參加同盟會。 
  1906年春,陳獨秀和蘇曼殊一起去日本。在船上,蘇曼殊問陳獨秀:「為什麼不加入同盟會?」陳獨秀說:「同盟會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說了。像汪精衛,純屬全軀保妻之徒。盡美、薄泉、師培與孫逸仙也常有摩擦。」這次去日本,蘇曼殊想尋找大姨河合仙(義母)。蘇曼殊是廣東香山人,1884年10月出生日本橫濱,母親是日本人河合若子,父親蘇傑在蘇曼殊出世前即丟棄河合若子而去。蘇曼殊出生不久,母親嫁給了一個海軍軍官。改嫁前,母親將蘇曼殊交給其姐河合仙。 
  到日本後,蘇曼殊沒有找到河合仙,因送小野氏南歸,和陳獨秀在大熱之前回到蕪湖。7月5日,蘇曼殊給劉三寫信:「申江別後,弟即偕仲甫東遊,至處暑始抵皖江。」 
  秋日的一天,陳獨秀回到安慶。嗣母謝氏見他西裝革履,頭髮後梳,一副留洋派頭,笑著對高曉嵐說:「大眾,你看他穿得像個鬼樣子!」陳獨秀脫下西裝褂子,披到侄子遐文身上,笑瞇瞇地說:「老奶奶講我穿得像鬼一樣,這穿得多好看吶!」延年和遐文年齡相仿,見父親和遐文講話,遠遠地站著,睜著大大的眼睛朝他們看。陳獨秀見狀,走了過來,伸手摸了一下延年的黑黑的頭髮,「嗯」了一聲,說:「長高了。」   
  陳同甫再世   
  1907年春,陳獨秀到日本,住東京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番地清壽館,和章士釗、蘇曼殊住一室。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鄧以蟄和二哥鄧初。陳獨秀和章士釗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同時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鄧初到日本學醫,鄧以蟄在弘文書院學日語。陳獨秀到東京後,和章太炎、劉師培、蘇曼殊、張繼、陶冶公、何震及日本人幸得秋水等人成立了「亞洲和親會」,其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共同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章太炎是1906年6月出獄後來到東京的,任《民報》總編輯。章太炎古文造詣很高,文章古奧。平常好說佛法,講《說文解字》。陳獨秀很佩服他的「樸學」,章太炎也推舉陳獨秀的文字學。當時錢夏(錢玄同、字德潛)也在《民報》館。陳獨秀不參加同盟會,但喜歡讀《民報》,平常無事,陳獨秀喜歡到《民報》館坐坐。 
  這期間,陳獨秀沉醉於拜倫(Byron)與雪萊(Shelley)的全集。因為看多了,陳獨秀就時而拜倫的浪漫主義,時而盧梭的自由主義,時而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等。 
  在鄧以蟄眼裡,陳獨秀就是南宋的陳同甫再世,而陳獨秀本人也最服膺陳同甫和葉水心。蘇曼殊佩服陳獨秀的漢學,章太炎的詩,自己喜歡哼著以龔定庵為藍本的七言絕句。 
  夏天,蘇曼殊完成了「梵文典」的翻譯。陳獨秀寫詩《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遊命題數語愛奉一什丁未夏五》賀他:「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悉曇天語竟銷聲。眾聲繭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本願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 
  上一年蘇曼殊在蕪湖送給鄧以蟄一幅荷鋤圖,畫上燕繞春柳,落花無情,陳獨秀也題了詩:「羅襪玉階前,東風楊柳煙。攜鋤何所事,雙燕語便便。」平常陳獨秀叫蘇曼殊「糖僧」,「革命和尚」,但題詩時,總客氣地稱為「曼上人」。 
  1908年夏日的一個星期天,陳獨秀來到《民報》館。湖北人黃季剛正在和章太炎、錢玄同閒談,見來了生人,便退到裡屋。談了一會,周作人也來了。談到漢學,陳獨秀說:「清漢學發達,戴、段、王都是安徽、江蘇人,安徽、江蘇還是出人的。」陳獨秀知道章太炎、錢玄同、周作人都是浙江人,因為是熟人,他也不避諱。章太炎清秀的長臉看上去很精神。他見陳獨秀抬舉安徽、江蘇人,雖不以為然,還是點了點頭。「湖北沒有出什麼人……」陳獨秀繼續高談闊論。章太炎又附和了一句:「是啊,湖北沒有出什麼人。」在裡屋的湖北人黃季剛聽了直喘粗氣,大嚷:「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陳獨秀沒想到草棵裡殺出個程咬金,弄得十分尷尬。「這又何苦。」陳獨秀找了個由頭,起身告辭。 
  章士釗、陳獨秀、蘇曼殊3人在一起,1884年出生的蘇曼殊年齡最小,小陳獨秀五歲,小章士釗二歲。因此跑腿打雜,常常是蘇曼殊的事。一次3人斷炊,章士釗、陳獨秀找了幾件衣服,要蘇曼殊去當鋪當點錢買東西吃。誰知蘇曼殊一走,半天不見人影。「瘋和尚」,「死和尚」,陳獨秀、章士釗兩人大罵了一通,又餓又困,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半夜,蘇曼殊回來了。手上的衣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書。「吃的呢?」 
  陳獨秀見蘇曼殊回來,嚥了一下口水。「當了錢,正要買吃的,在夜市上見了這本書,因為遍地尋不著,便買下了。」說這話時,蘇曼殊慢慢地往外吐字,像是平時閒談。兩人見狀,又罵了幾句,只好餓著肚子繼續睡覺。蘇曼殊一夜未睡,把新買的書看完了。第二天早上,陳獨秀、章士釗起來接著罵。蘇曼殊也不答,一頭倒下,不一會,鼾聲大作。 
  不久,章士釗因交女友,得罪了其丈夫,一位陸軍大佐,只得獨自先回國去了。 
  蘇曼殊在日本出生,這次邂逅了當年的戀人菊子。菊子此時成了一名彈箏的藝伎,改名百助眉史。蘇曼殊在陳獨秀勸說下,決定作畫賣錢,贖出百助眉史,不料藝伎老闆用計姦污了百助眉史,迫使百助眉史蹈海自殺。蘇曼殊受了打擊後,成天少言簡語,悶悶不樂。過了一時,蘇曼殊寫了十首懷念百助眉史的《本事詩》詩稿,給陳獨秀看。其一云: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重聽入雲箏。 
  隔日,陳獨秀寫了和詩十首,其一云: 
  雙舒玉簡輕佻撥,鳥啄風鈴珠碎鳴; 
  一柱一弦親手撫,化身願作樂中箏。 
  秋初的一天,陳獨秀到櫪木縣日光山觀賞華嚴瀑布(死亡瀑布),發源於中禪寺湖的大谷川,過去常有青年人在這裡自盡。因聯想到國內革命義舉屢屢失敗,陳獨秀心情黯淡,吟《華嚴瀑布》詩十四首,其中如:「死者浴中流,弔孝來九州。可憐千萬輩,零落臥荒丘。」蘇曼殊卻從詩中找到了佛性和禪機:「好,好,詞況麗瞻,是仲兄的上品之作。」游華嚴瀑布,陳獨秀感傷太多,不久他與蘇曼殊分手,回到了國內。     
  第三章 老革命黨人(1908年冬—1915夏)   
  述哀   
  1908年底的一個傍晚,在杭州陸軍小學堂任歷史地理教員的陳獨秀,接到凶信:10月3日,37歲的哥哥慶元(孟吉)在東北因肺病逝世。晚間,陳獨秀吃了幾口飯,再也嚥不下去。夜晚,一輪明月懸於中天,使陳獨秀倍增了淒涼感。夜深人靜,陳獨秀進門點燃蠟燭,在跳躍閃爍的燭光中,似睡似醒,彷彿是慶元進門相會。陳獨秀擔心夢境被晨雞吵醒,擔心長兄早早離去,他死死地拽住了兄長的衣服,不住地說著話,他要在短暫的會面中,說盡一肚子的話……但燭光燃盡,夢終於破滅。 
  慶元去了,長兄去了。陳獨秀知道這已成事實,再也見不到他那阿彌陀佛性子的哥哥了。夢醒後,陳獨秀披衣重新燃起一支蠟燭,用手指撥了一下案几上的琴。 
  其音愈加哀悲,陳獨秀恍恍惚惚,如呆如癡。這時,沒有插栓的門響了,寒風叩門而進。陳獨秀慌忙起身仰視,門外是霜天一色,月光下闃無人跡的馬路向遠處延伸。陳獨秀進屋關上門,脫衣就枕,淚如斷線的珠子,頃刻將衾枕印濕一片。 
  翌年冬,陳獨秀告假去東北,迎接慶元靈柩南歸。這是一個寒冷的日子。灰色的天空中瀰漫著清雪。泥濘的馬路上,一隻騾子在蹣跚前進。陳獨秀側坐在騾子身上,腦袋半縮在大衣寬大的領子裡,北風迎面刮來,不時將陳獨秀呼出來的熱氣裹挾而去。上大路後,陳獨秀登上汽車。「 也許慶元沒有死呢?」因為沒有目睹兄長之死,陳獨秀突然幻想有奇跡出現。入門時也許能聽見兄長的聲音,能有兄弟倆握手言歡的喜慶場面。 
  瀋陽終於到了。不料一進門,首先躍入眼簾的便是塵封的孤棺。穿著老棉襖的僕人見是小東人來了,「哇」地一聲哭出聲來。咫尺之間的僕人彷彿是在遙遠的邊際,陳獨秀依在門前歎了口氣,這一聲長歎,在放棺木的公館裡,久久盤旋,半日才慢慢散去…… 
  夜裡,陳獨秀寫《述哀》詩:「死喪人之戚,況為骨肉親。所喪在遠道,孤苦益酸辛。秋風衰勁草,天地何不仁。駕言陟陰嶺,川原低暮曛。臨空奮遠響,寒飆逐雁群。一月照兩地,兩地不相聞。秉燭入房中,孔懷托幽夢。相見不暫留,若慮晨雞弄。牽裙頻致辭,毋使薄寒中。言笑若平生,奚以懷憂慟。起坐弄朱弦,弦亂難為理。涼風扣庭扉,開扉疾審視。月落霜天冥,路遠空延企。掩戶就衾枕,猶憶夢見之。輾轉不能寐,淚落如垂絲……」 
  陳獨秀送慶元靈柩取道上海,乘水路運回安慶。這年冬至,陳獨秀家請了幾位同族的兄弟幫忙,將慶元棺木葬在懷寧淥水鄉陳家墓地,了結了一件心事。 
  嗣父陳昔凡在日俄戰爭期後擴建了南水關的住房,這時已很氣派。西頭是先建的兩棟毗連的房子19間,東頭是後建的一排隔成8間的平房。房子中間,是陳昔凡自己設計的兩個袖珍花園,臨江的大門是俄式風格,外圍用了一排柵欄。老百姓叫「陳家大洋房」。 
  近60歲的陳昔凡耳大鼻隆,慈眉善目,告老還鄉後,吟詩作畫,種花養鳥。他以鄧石如、劉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為師,稱其居室為「四石師齋」。將他畫的一幅獨釣寒江雪的自畫像,掛於中堂。陳昔凡酷愛收藏古玩,不惜花很多錢去收購。每當興致上來,陳列人前,請友人欣賞。有人假借一二,也大方出手,不計較歸還。 
  在家閒住了一時,陳昔凡去浙江看老朋友、浙江巡撫曾子固。在杭州,經姚通事(翻譯)慫恿,陳昔凡和曾子固答應,為英國商人到東北收3萬噸大豆,陳、曾以浙江省華商大益公司名義,英商以上海怡德洋行名義,簽訂了合同。註明英商先預付一筆收購大豆的資金,英商不得私自去東北收購大豆。英商提出政府提供信譽擔保,並用陳、曾兩人的家產作預付資金的信押。不久,東北大豆價格猛漲,按原約收購大豆,陳、曾兩家要大虧血本。一調查,原來是英商私自在東北收購大豆,引起大豆價格上漲。陳昔凡、曾子固提出訴訟,控告英商違約。官司以判決取消合同,陳、曾交還英商預付金了事。不料辦理上述手續時,姚通事利用陳昔凡、曾子固不懂英文,在文件上做了手腳,使退金收據與原約不符。當時陳昔凡、曾子固並不知情,以為此事已了結,哪知留下了一個禍根。 
  陳獨秀送慶元靈柩回安慶後,陳昔凡已臥病在床。 
  就在這時,陳家來了一位年輕的異性客人,給陳獨秀沉悶的生活帶來了生機。   
  高君曼   
  1909年歲暮,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小眾)到了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1888年出生,小陳獨秀10歲,此時20出頭。 
  高君曼烏黑濃密的短髮,兩眼靈活顧盼,襯托著來自京城的新女性的不俗。 
  高君曼對姐夫的革命活動和留學生涯十分熟悉,常常誇口於同學之間,引以為榮。這次到了姐姐家,高君曼有事無事,總喜歡和陳獨秀聊天。陳獨秀見到小眾,也是喜上眉梢,話特別多。一日,陳獨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閒談,話題一轉,不知不覺談到婚姻問題。陳獨秀說:「中國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別的不好,有一條好,婚姻男女雙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國,父母包辦,媒妁之言,男女雙方作不了主。」高君曼愣神地望著眉飛色舞的姐夫講東扯西,姐姐進來也沒有在意。看到高君曼興奮緋紅的臉頰,高曉嵐的臉色頓時暗淡下來。憑著女人的直覺,高曉嵐看出,和自己不多話的丈夫喜歡上小姨妹了。這時她恨不得小眾早一天離去。陳獨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沒完沒了的在一起嘮,像是有說不完的話,講不完的事。 
  隔日,陳獨秀和高君曼談到退婚的話題。陳獨秀說:「我主張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壞女人,女的找了壞男人,怎麼不可以退婚呢?這樣終身抱恨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雙方都受罪,與己與國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東家吵,就是西家鬧,鬧得國家不得安寧。」高君曼笑著說:「你和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對吧?」姐夫的話對高君曼又新鮮又對胃口。 
  陳獨秀看著小姨妹秀氣的臉和令人憐愛的神態,沉吟了一會,說:「你姐姐是壞女人麼?」高君曼搖了搖頭:「當然不是。」「我主張退婚,並不主張濫退。再說,退了婚找不到合適的,不如不退,找到適合的,可以不退,又何必非退不可呢?」陳獨秀說完這句話看了小姨妹一眼。高君曼的臉便紅了,她側過臉去,但姐夫還在看著她,像是要把她看穿。 
  不久,他們便超出了姐夫和姨妹的關係,有了肌膚之親。一個是舊禮教的挑戰者,一個是新時代的摩登女。恪守三從四德的姐姐無意中成了搭橋人。因為是同父異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責,又因為是包辦婚姻,丈夫也多了一份理由。高曉嵐尋死覓活,大鬧起來。陳昔凡在病榻上不住地噯氣:「翻生貨!翻生貨!」謝氏也站在老實、本分的姐姐一邊。 
  高君曼受不了眾人的指責,新年伊始,和陳獨秀雙棲雙飛,一起登輪而去。陳獨秀和高君曼離開安慶時,高曉嵐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個男孩,即陳獨秀第三子陳松年。   
  勝友連翩六七人   
  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授課任務並不重,課餘除了和高君曼遊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師、朋友處走走,以此消閒。一日,陳獨秀到同校教員劉三(原名鍾和,字季平)家閒坐,見新掛了幅字跡流暢的五言古詩,落款「沈君默」。「沈君默是什麼人?」陳獨秀撩起竹布長衫,坐下問。劉三說:「沈君默也在校任教,去過日本。」「詩寫得很好,字卻不怎麼樣,流利有餘,深厚不足。你的字要高一籌,腕力到家,力透紙背。」陳獨秀說。劉三說:「昨日,沈君默在我這兒喝酒,回家乘酒興寫的。他愛好書法,15歲便為人寫扇面,但底氣不足。仲甫若有興趣,哪日我帶他去你處坐坐?」陳獨秀忙說:「不必,不必,還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日,陳獨秀敲開沈君默家的門。陳獨秀進門就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君默聽了,覺得刺耳。天下還有這樣的人,素不相識,見面便把人貶一通。但轉而一想,自己的字確實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陳獨秀超逸不俗、談笑自若,沈君默情緒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我的父親是練隸書的,從小叫我臨摹碑帖,少習館閣體。」陳獨秀見沈君默虛心求教,話更多了。 
  沈君默說:「前日,劉三請我和哥哥沈士遠喝酒,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時,乘酒興寫了那幅字,讓你見笑了。」「我是快人快語,你別介意。」陳獨秀擺了擺手。 
  陳獨秀當頭棒喝後,沈君默細研包世臣的《元舟雙輯》,臨摹漢碑,每天寫完一刀盡8紙方罷休,如此不斷。他打算堅持三年後,再轉而臨摹北魏隋唐體,以消俗氣。 
  在杭州,陳獨秀有時和劉三、馬一孚、謝無量、沈君默等五六個人一同去郊外,徜徉湖山之間。游西湖孤山北麓放鶴亭時,陳獨秀吟《詠鶴》一首,借鶴詠志流露了他內心深處苦悶:「本有沖天志,飄搖湖海間。偶然憩城邦,猶自絕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雲共往還。道逢王子晉,早晚向三山。」劉三看了說:「你這是宋江潯陽樓題反詩啊?」兩人大笑。 
  1910年春,陳獨秀將自己寫的詩交給王無生。王世居杭州,安徽歙縣人,在於右任辦的《民立報》上開闢了評詩專欄——《小奢摩室詩話》。陳獨秀感懷詩20首滲透著新婚的喜悅和春風得意,其一云:「委蒼有佳人,顏色艷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相遇非深思,羞為髮皓齒。門戶弄朱弦,江湖萬餘裡。」王無生評價陳詩「說者謂有陳伯玉阮嗣宗之遺」。陳伯玉是唐代大詩人陳子昂,阮嗣宗是魏國大詩人阮藉,對陳獨秀詩評價不低。 
  一日,陳獨秀撫琴一曲,突然悲上心來,想起革命幾年,未有所獲,卻已先後失去吳越、何梅士、汪稀顏、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戰友,而趙伯先、章士釗、孫毓筠、鄭贊丞、江彤候、蘇曼殊等活著的友人,又都一一不在身邊。新婚雖樂,終不能替代朋友的友愛啊!遂吟《存歿六絕句》。其一寫已故的吳越和在世的趙聲:「伯先京口誇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仗劍遠遊五嶺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其六寫已故的葛循叔和在世的蘇曼殊:「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蘇曼殊在南洋,還是去年迎兄靈柩經上海時,聽鄧秋枚說的。鄧秋枚也是陳、蘇在日本留學時的朋友。他只知道蘇曼殊是受好友陶成章的邀請,到南洋去教書,但不知道在南洋什麼地方。 
  朱少屏告訴陳獨秀,蘇曼殊在南洋爪哇中華學校教授中國文史,和他在一起的有黃水淇、許紹南、周施仁等。陳獨秀即給蘇曼殊寫信:「仲別公後,胸中感憤極多,作詩亦不少……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讚我乎?」寫完信,陳獨秀將《述哀》長詩及《存歿六絕句》等詩一古腦的塞入信封,寄給了蘇曼殊。章士釗對陳獨秀這段春風得意有不忘的印象,寫詩贊日:「江南三月噪陽春,勝友連翩六七人;最是懷寧陳仲子,平生思歸邁蘇程。」 
  1911年暑假,劉三、沈君默外出消夏,陳獨秀從馬一孚處借了《鐵雲藏龜》,研究文字說,閒時臨摹《說文》上的篆字。因天熱,陳獨秀病了一場,他在《杭州酷暑寄懷劉三沈二》詩中寫道:「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淪。有天留巨青,天地著孤身。大火流金鐵,微雲破石鱗。清涼詩思苦,相憶兩三人。」 
  不久,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和他的新夫人的寧靜日子結束了。   
  都督府秘書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孫毓筠拍電報,邀請陳獨秀赴皖作。 
  12月,陳獨秀、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慶,住宣家花園。孫毓筠見到陳獨秀,十分高興,拉著陳獨秀的手說:「我正擔心你不能脫身吶。皖省獨立十分艱難,凡事百廢待舉,正缺像仲兄這樣叱吒風雲的人物,來了就好。」安徽獨立過程一波三折,後來,安徽旅滬人士向同盟會推薦了孫毓筠。孫毓筠比陳獨秀大10歲,說話時,有些慵倦,打了一個哈欠。「還抽大煙麼?」陳獨秀看著孫毓筠略黃的臉孔問。「少來一點。」孫毓筠咧了一下嘴。 
  1912年1月初,陳獨秀走馬上任。同在都督秘書科的有鄧藝孫、洪海闓、江津本、李德膏、盧光浩等人。陳獨秀性急,恨不得一日干三日的事,常和同事發生口角。管理文書的張嘯岑勸他:「莫堅持己見。」陳獨秀哪裡聽得進去:「改革不大刀闊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舊官僚有什麼兩樣?」一日宣佈開會後,孫毓筠和往常一樣,閉目養神,由陳獨秀滔滔不絕地說,問到一句,孫「哼」一聲,不問則不鳴。散會後,陳獨秀問孫毓筠:「為何話少?」孫毓筠皺眉頭說:「仲甫,宣統已宣佈退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經勝利,我們可鬆一口氣,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說你了。」陳獨秀說:「說我事小,我倒認為推翻清朝,事屬破壞,今後建設事更多,應利用手中的政權,多幹些事。」「別人說你,好馬不吃回頭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眾口難調。」 
  其時,安徽的廬州(孫萬乘)、蕪湖(吳振黃)、大通(恭鍾岳)三處軍政分尉不聽孫毓筠的指揮,形成割據局面。陳獨秀見孫政權內外交困,孫毓筠又不支持他的興皖計劃,一氣之下,將職位讓給李光炯(德膏),自己去新恢復的安徽高等學校了。 
  孫毓筠在安徽左右不了局勢。孫中山、黃興派率部駐軍浦口的柏文蔚協助他。4月,孫毓筠對柏文蔚說:「烈武,安徽太亂,我的身體不好,還是你來做都督吧。」5月,孫毓筠應袁世凱重金聘請,去北京任袁的高級顧問。 
  見安徽群龍無首,在安徽高等學校任教務主任的陳獨秀向校長馬其昶告假。馬其昶(通伯)是桐城派傳人,1855年生,不習慣陳獨秀教育上的激進方法,見他要走,忙答應了。6月,陳獨秀到浦口找到柏文蔚。柏文蔚笑:「想不到仲甫親自來了。前幾日安徽地方團體來了許多人,我也沒有下定決心。」「郭應龍部發生鬧餉風潮,皖省人心不定,留守府撤銷後,各地軍心已散,浦口已無戰略意義,回到安徽,尚可保留一部分革命力量。」陳獨秀曉以利害,勸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文蔚點頭,「浦口確無戰略意義,我可將軍部遷往蚌埠,但我任都督,需你任都督秘書長,不可只顧辦學,對我甩袖。」陳獨秀忙說:「那是自然。」 
  6月底,柏文蔚到安慶上任都督兼民政長,陳獨秀、趙字臣為秘書。陳獨秀輔助柏文蔚盡心盡力,柏對陳也是言計必從。當時袁世凱想拉攏柏文蔚,陳獨秀主張「虛與委蛇,決不為之所動」。柏文蔚是體育教師出身,長得像個將軍,大頭大腦,相貌堂堂,人稱「柏大頭」。 
  當時安徽有兩派:軍務部長管鵬派與柏文蔚派,兩派有隙。一日,一個管派人到柏文蔚處來,想找幾句話恭維柏文蔚,找來找去,說:「今天能見到柏公,實屬三生有幸,像柏公這樣庸庸碌碌的將軍,真是海內僅有。」陳獨秀一旁聽了哈哈大笑,也不顧忌柏文蔚一臉窘態。陳獨秀回家對高君曼說:「此話實在恰到好處,妙不可言。」就在這時,陳家災禍來臨。 
  一日,兒子延年喘著粗氣來到都督府,要陳獨秀趕快回家。原來,兩年前和陳昔凡簽合同做大豆生意的英商,利用辛亥革命後浙江巡撫倒台之機,通過英國官方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陳昔凡交還收購大豆的定金。陳昔凡接到英商訟訴狀,只好叫回陳獨秀,商量對策。後陳昔凡帶病去上海,查閱文字,方知當年上了姚通事的當。有口難辯,只好按約賠償預付金,用財產契約頂了債務。 
  陳昔凡憂憤成疾,回安慶後病倒在床。謝氏幾次上京,找曾子固交涉求情,保下了南水關兩幢房子及貴池300畝賣不掉的地。陳家交不足部分,由曾子固代為補交結案。當時陳家在北京、奉天古玩店因不在合同信押之內,得以倖存。陳昔凡敗訴後,陳獨秀心緒不寧,高君曼產期又近,陳獨秀辭去都督府秘書,仍兼安徽高等學校教務主任。 
  1913年初春一日,蘇曼殊和陳獨秀閒談說:「安慶真無聊,無書可讀,無花可觀。」去年12月13日,蘇曼殊應陳獨秀之邀,到安慶安徽高等學堂任教。和蘇曼殊同來的有柳亞子內兄鄭桐蓀和沈燕謀。陳獨秀忙陪著笑臉,說:「明天我請你去吃小蓬萊的燒賣。」「已吃膩了,每天都吃三四隻,但總比不上上海小花園的八寶飯好吃。」月底,蘇曼殊和鄭桐蓀回上海。 
  不久,安徽高等學校鬧學潮,目標指向陳獨秀,加上陳獨秀和校長馬其昶在教育上的矛盾已很突出,陳獨秀仍回到都督府任秘書長。 
  5月18日,陳昔凡去世了。陳獨秀回家忙了幾日,盡了孝道。   
  蕪湖遇險   
  1913年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先後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職務。6月30日任命孫多森為安徽民政長兼安徽都督。 
  柏文蔚被免職後,去南京暫住。隔日,陳獨秀提出辭呈。7月7日,國務院代總理段祺瑞呈報,批准安徽都督秘書陳獨秀辭職,但在此之前,陳獨秀已攜高君曼和一歲的女兒子美離宜去寧。他在辭呈中說:「舊病復發,迫不及待。」在南京,柏文蔚、陳獨秀兩家合住一院。 
  7月12日,李烈鈞等人於江西湖口起義,宣佈獨立,標誌「二次革命」開始。黃興發表討袁通電,並請柏文蔚出山,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柏文蔚和陳獨秀立即趕赴上海。在上海,陳獨秀意外地見到了蘇曼殊。但蘇曼殊要赴日本江戶,陳獨秀要回安徽討袁,兩人匆匆分手。臨行前,陳獨秀賦詩一首《曼殊赴江戶余適皖城寫此志別》。詩云:「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 
  不久,柏文蔚寵信的部下「反覆再三」的胡萬泰叛變,倒向袁世凱,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離皖,逃到南京。8月7日,安徽宣佈取消獨立。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秘書的陳獨秀逃亡到蕪湖。胡萬泰倒戈反柏,蕪湖駐軍龔振鵬沒有率部救應,其部下在蕪湖殺人無度,陳獨秀十分憤怒,和師長袁家聲進了龔指揮部,指責他「按兵不動,是何居心?」 
  龔振鵬一聽,命令部下:「給老子綁了。」龔振鵬曾是柏文蔚手下一個旅長,7月在高語罕家鄉正陽關開會,兩人為權位產生了矛盾,所以這次不救柏文蔚。對龔振鵬來說,陳獨秀不過是柏都督的秘書,又是落難之人,有何資格當著他的部下的面指責他?袁家聲見龔翻臉,慌忙阻攔,龔振鵬正在氣頭上,大叫:「一起綁了。」 
  龔振鵬的部下蜂擁而上,將陳獨秀、袁家聲綁了起來。陳獨秀臉色變白,但口氣很硬:「要槍決,就快點吧。」龔振鵬說:「給他一點面子,讓他死個明白。出個佈告,罪名是臨陣脫逃,擾亂軍心,明日裡拉出去斃了。」陳獨秀在皖已很有名聲,范鴻偃勸龔振鵬:「陳仲甫是社會名流,殺不得。」但龔不聽:「有什麼殺不得?」定遠人、旅長張子剛時任皖軍副司令,他知道後,大吃一驚,連忙帶領手槍衛士到了龔振鵬司令部。龔振鵬一見張子剛兵諫,膽怯了幾分,沒有敢立即下手。劉叔雅等人速派人送信給在南京的柏文蔚,請他火速來救陳獨秀。柏文蔚見龔已起殺心,到了蕪湖不敢貿然上岸。他在船上給龔振鵬寫了一封信,說:「懇求龔兄刀下留人,以反袁世凱為重任。」龔振鵬見柏文蔚如此客氣,樂得下了台階,親自趕到江邊見柏文蔚,兩人握手言和。 
  陳獨秀得救後,勉強和龔振鵬拉了拉手,急急逃離是非之地,避往上海。   
  恨不得食其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爪牙倪嗣沖部衝進安慶,成了安徽督軍。1913年8月27日,倪嗣沖派統領馬聯甲帶人查抄陳獨秀嗣父陳昔凡家。病中的謝氏忙叫延年、喬年從後門逃到淥水鄉老家陳家剖屋躲難。當時昔凡去世不過百日,棺木還厝在家中。光緒進士、三等侍衛馬聯甲不願久留,走時搶了一些陳昔凡的古玩字畫。 
  「他是陳仲甫的兒子麼?把他帶走。」出門時,馬聯甲指著陳永年說。陳永年是慶元的小兒子,與延年同歲。永年嚇得往謝氏懷裡鑽。謝氏氣急地說:「不是。 
  他是慶同的侄子。」馬聯甲不相信,說:「侄子也和我們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來保!」延年、喬年連夜逃往淥水鄉堂親陳遐文家。陳遐文的媽媽把床拉開,在床裡邊搭個鋪,把蚊帳撐著,讓他們在裡面睡了3夜。後來倪嗣沖、馬聯甲發現永年確係陳獨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謝氏見風聲小了,叫人到鄉下把延年、喬年找了回來。 
  10月21日,倪嗣沖發出通告,通緝「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黨人。陳獨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龔逆振鵬死黨,蓄意謀叛之犯。」陳獨秀在上海聽說後,恨恨地說:「以我之氣,恨不得食其人。」 
  冬日的一天,陳獨秀擬了《新體英文教科書》寫作計劃,歎了一口氣。以前是一張嘴,現在是四張嘴了。放下筆,陳獨秀去亞東圖書館坐。家中已是揭不開鍋,但他是條硬漢,輕易不張口借錢。汪孟鄒見陳獨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斷炊了,說:「要拿一些錢吧?」陳獨秀點點頭。汪孟鄒便拿一點錢,陳接了汪孟鄒遞過來的一元兩元錢,再坐一會,回去了。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鄒告訴陳獨秀,章士釗在日本辦《甲寅》雜誌:「行嚴請王先生在上海搞發行,王先生告訴我的。」汪孟鄒說。「我先給行嚴去封信,如果有了著落,我便去日本,總比在這裡等著餓死好。這一個冬天,沒有你,我們怕熬不到今日了。」因為有了新的希望,陳獨秀點燃了一支香煙,臉上也出現了笑容。 
  從日本來的消息並不好。章士釗計劃旅行歐洲,而且,《甲寅》能否辦下去,尚屬天命。6月,天又開始熱起來了。在煩躁不安的沉悶氣氛中,陳獨秀常常靜臥在床上,睜著大大的眼睛,凝視著斑駁塵封的天花板。「真的要餓死嗎?」高君曼小心翼翼地問。「天無絕人之路。」陳獨秀安慰高君曼。接著又說:「現在,我倒真希望外人分割中國了。」   
  汝南晨雞   
  1914年7月,陳獨秀到了日本。章士釗說:「仲甫,你來了不是好事,只要我們在一起,就要過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無數虱子的生活。」「窮就窮吧,不餓死就行」。陳獨秀見到了章士釗,又恢復了昔日無拘無束的性格。 
  出入章士釗《甲寅》編輯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釗等人。24歲的李大釗是去年殘冬季節冒著風雪來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讀書,住在下戶塚的基督教青年會內。 
  一日,章士釗將自己署名為「爛柯山人」的《雙桿記》遞給陳獨秀,請陳獨秀寫「序」。借給《雙桿記》作「序」,陳獨秀髮內心之憂憤,寫道:「今以予不祥之人,敘此不祥之書,獻於不祥之社會。書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會不祥之痛苦,予不獲盡情痛哭道之者也。嗚呼!」章士釗讀後說:「仲甫,你談個體權利與團體成立關係,言猶未盡。見你文章,有沖天怨氣,似有一肚子話沒地方說,不如痛痛快快寫出來,和『序』一塊發表,免得心悶。」陳獨秀一口答應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號發表「《雙桿記》序」(署名:獨秀山民)和《愛國心與自覺心》(署名:獨秀),後文在留日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陳獨秀從「人心者,情與智二者」出發,由中國人心較亂無情推出愛國心,無智推出自覺心,從而得出「二者」俱無,「國不必國」的不要國家的結論。陳獨秀說:「國家國家,示行下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罵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 
  「獨秀是誰?」因為陳仲甫第一次用「獨秀」筆名,不知情的人紛紛打聽,義憤填膺地寫信到《甲寅》雜誌社,口誅筆伐。章士釗拿著十幾封信對陳獨秀笑著說:「擾禍啦!擾禍啦!」一個讀者在信中說:「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為是論」。陳獨秀面有怒容,說:「這樣批駁,才是真狂徒呢!都像這種疾呼愛國而無半點自覺性的人,亡國只是遲早。」章士釗點頭贊同:「仲甫一石擊起千層浪,能引起海內義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爭,以喚醒沉睡的國人,所謂汝南晨雞先登壇喚是也。」 
  已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李大釗,對章士釗說:「仲甫的話,似於國於民都無可為,過於灰心喪氣了。」章士釗沉吟了一會,說:「守常,仲甫個性剛烈,所謂回頭草弗嚙也。有閒時,不妨也將你的話托出,從容討論之,如何?」李大釗點頭稱是。 
  1915年初夏,汪孟鄒從上海來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陳獨秀回國。陳獨秀去年走後,丟在上海的高君曼及兩個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鄒照顧。一次,汪孟鄒給高君曼送來陳獨秀編的《新體英文教科書》的一點稿費,發現高君曼病臥在床上,臉色蒼白。汪孟鄒抱起哭作一團的小鶴年,連聲說:「這怎麼行,這怎麼行,趕緊叫仲甫回來吧。」高君曼連咳了幾聲,喉嚨裡一股腥味,用手帕摀住嘴,是殷紅的一口血,汪孟鄒趕緊倒了一碗開水讓高君曼喝下,說:「我回去就給仲甫寫信,血都咯出來,還等什麼。」 
  這次回國,對陳獨秀來說,是他生涯的轉折點。在海船上,他醞釀自己創辦一份雜誌,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青年》雜誌。     
  第四章 新青年(1915夏—1920.1)   
  若舟車之有兩輪   
  1915年初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裡21號。 
  隔日,陳獨秀和汪孟鄒談到新辦雜誌事,汪孟鄒說:「亞東圖書館已經擔負了幾家雜誌發行任務,怕無力再接受新的任務。我有兩位朋友,是弟兄倆,叫陳子沛、陳子壽,開了一家群益書社。不如明天我同他們談談,看看他們能否承擔發行」。陳獨秀說:「那就試試吧。」 
  第二天,汪孟鄒帶陳獨秀到了群益書社。陳氏兄弟表示願意承擔新雜誌發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編輯費、稿費只能定在200元。陳獨秀說:「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陳獨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編輯部閒坐。章士釗拿出李大釗《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說:「你的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引出來的風波還沒有了結,守常這篇文章頗有見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號上。」李大釗說陳獨秀「義中厭世之辭,嫌自泰多,自覺之義,嫌其泰少」,勸陳獨秀「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不要自迫於消極之宿命論」。陳獨秀頻頻點頭:「近日我在籌辦新雜誌,正合守常『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之說。至於宿命論,肚子一填飽,早已丟到爪窪國去了。」 
  9月15日,16開本的《青年》雜誌月刊第一期問世,開始發行僅千冊。陳獨秀對汪孟鄒和陳氏兄弟說:「開始有千冊就不錯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雜誌一定有很大影響。」在創刊號上,陳獨秀髮表了《敬告青年》(發刊詞),提出科學與人權「若舟車之有兩輪焉」,舉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為避免文字獄,陳獨秀提出辦雜誌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批時評政,非其旨也」。 
  《青年》雜誌創刊號刊出後,汪孟鄒對陳獨秀說,「我有位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的老鄉,此翁聰明好學,小說文論俱佳。」「你是說胡適麼?」陳獨秀衝口而出。「你怎麼知道?」汪孟鄒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輸入外國文明,要有明達君子的贊助。我印象極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鄉。」陳獨秀邊說邊找出幾本《青年》雜誌,要汪孟鄒寄給胡適:「代我向他約稿,言語寫懇切些。」 
  回到四馬路惠福裡亞東圖書館,汪孟鄒給胡適去信說:「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誌一冊,乃煉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秋桐亦是深交,曾為文載於甲寅者也;擬請吾兄於梭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種。」信中所說「煉」,即汪孟鄒自稱,「秋桐」指章士釗。 
  此後每新出一期,陳獨秀都要問汪孟鄒:「你的美國老鄉有消息嗎?」汪孟鄒給胡適寫信說:「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窮於應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適第一次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績溪同鄉汪孟鄒幾次來信,約他給《青年》雜誌寫稿。看了《青年》雜誌上的陳君文章,胡適覺得這位安徽老鄉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處,可謂神交。今日冒出文學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為祖國造此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也」。 
  收到胡適信,陳獨秀高興地對汪孟鄒說:「適之第一次來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學的意見,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鄒也高興,給胡適寫信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來函雲新年中當有見賜,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務請吾兄陸續撰寄。」   
  春日載陽   
  1916年初春的一日,陽光明媚,東風送暖,東京郊外高田村一間簡陋民房「月印精舍」門前池塘厚厚的冰塊終於化去了。受著國內反袁鬥爭形勢的鼓舞和陳獨秀《青年》雜誌的感染,李大釗滿懷激情寫下了熱情洋溢的充滿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東風解凍。遠從瀛島,反顧祖邦。肅殺鬱塞之象,一變而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結尾,李大釗縱筆放歌,發出內心的呼喚:「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釗寄來的《青春》,陳獨秀一氣讀完,深深為李大釗浩然正氣所觸動。「才不如識,識不如德。」此時他才體會到章士釗評價李大釗的話恰如其分。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叫陳獨秀頭痛的事。因為嫉妒《青年》雜誌的影響,上海青年會氣沖沖地寫了一封信到群益書社,指責《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雜誌雷同,奉勸《青年雜誌》及早更名。上海青年會態度硬,陳子沛、陳子壽膽子小,陳獨秀執拗了幾個月,沒有辦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復刊吧,《青年雜誌》到9月正好一週年。 
  夏歷三伏,是一年中最熱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誼裡21號陳獨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揮扇,一手執筆,加緊編排更名後的《青年》雜誌2卷1號,新雜誌取名《新青年》。陳獨秀對來訪的汪孟鄒說:「新青年舊青年間有絕對鴻溝。我主張新青年要身體強壯,斬盡做官發財思想,自力創造幸福,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汪孟鄒說:「你把延年、喬年放到外邊,大約是這個思想的實驗吧?」陳獨秀點頭說:「他們補習法語,不是壞事。我向來主張靠自己力量創造前途。」去年夏天,陳獨秀帶信到安慶,叫在全皖中學讀書的延年帶弟弟喬年到上海。這時,家中還有女兒玉瑩及小兒子松年,生活來源主要靠昔凡留下來的一點店面、田產租金。延年、喬年剛到上海時和父親、姨媽住一起,後來延年到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學校學習法語,半工半讀,弟兄倆便搬出來獨居,自闖人生。 
  聽到講延年、喬年,高君曼對汪孟鄒說:「我留他們弟兄倆住家裡,老的不同意,小的不願意。傳出去,都是我不好。」「沒有的事,延年、喬年人小志氣高,現在學了法文,將來可去法國留學,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鄒安慰高君曼說。 
  高君曼不忍心,幾次在陳獨秀面前嘀咕:「還是讓孩子回來住吧,怪可憐的。再說,人家怎麼說我呀?」陳獨秀不耐煩地說:「讓他們吃點苦,沒有錯。你這樣做是姑息養奸吶。」 
  《新青年》在國內有發行處74處,國外已發行到新加坡,陳獨秀計劃撮合「亞東」和「群益」兩書店,合併成一家。他決定和汪孟鄒去北京集資招股。 
  8月21日,胡適翻看去年的1卷3號《青年》雜誌,見陳獨秀稱讚謝無量長律為「希世之音」,稱為「子雲、相如而後,僅為斯篇」,覺得陳獨秀也太誇張其詞了。 
  陳獨秀提出廢除古典主義,而謝無量長律少說也有100處用古典套語。而且用得不當!不對!不工!不過押韻罷了,在長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說子雲、相如,就是元白柳劉,又哪裡能比呢?他在給陳獨秀的信裡,談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學革命八事。文學革命必須要8個條件,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這8個條件,也是自己以前提到的文言文三大病的補充。在美國的朋友反對自己的活文學的實驗,胡適希望在國內找到支持者。 
  信發出不久,胡適收到陳獨秀8月13日的來信,可謂心有靈犀,去信和來信在路上撞車了。自己信中的幾個問題,陳獨秀都提到了:《決鬥》譯文將在《青年》雜誌2卷1號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課之暇,為《新青年》多譯短篇名著如《決鬥》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   
  中國文學界的雷聲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號出版。康有為9月20日發表致總統總理書,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納入憲法」。陳獨秀則主張學習西洋文明,「不必遠道乞靈於孔教」。陳獨秀沒有意識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進軍號角。 
  另一件使陳獨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發表了大洋彼岸胡適幾個月前寄來的信,儘管這位未見面的朋友,對他在1卷3號謝無量長詩前寫的按語不以為然,字裡行間流露了不屑一顧諸子的神氣。陳獨秀和謝1904年就在一起辦《國民日日報》,胡適當然不知道這層關係。但胡適在信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不主義,眼光敏銳,令陳獨秀嗟哦半日。胡適在信中稱讚陳獨秀「洞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急」,這幾句話,更使陳獨秀心裡樂悠悠的。細讀胡適的八不主義,除第五條講文法之結構,第八條講言之有物,陳獨秀感到不甚理解外,其餘幾條,陳獨秀視之為中國文學界的雷聲。 
  胡適的名字由此風靡學界,這也是陳獨秀、胡適本人始料不及的。 
  10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寫信,希望他作寫實文學,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適小說譯作《決鬥》,但校對失誤不少。陳獨秀說:「下次來文當親為校對,以贖前愆。」 
  11月28日,陳獨秀和汪孟鄒住進北京前門中西旅館64號。一天,陳獨秀在琉璃廠附近遇到在北大教書的沈尹默(沈君默),兩人喜出望外。分手後,沈尹默在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面前推薦陳獨秀,說:「如見蔡校長,可引薦陳君。」湯爾和早就認識陳獨秀,光緒廿八年冬,他們在日本一起發起成立了「青年會」。 
  事後,湯爾和對蔡元培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蔡元培翻了翻沈尹默留給湯爾和的《新青年》,說:「陳仲甫,知道。日俄戰爭時,我在上海編《警鐘》日報,劉申叔告訴我,陳仲甫一個人堅持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 
  二次革命失敗後,蔡元培偕夫人黃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沒有看到《新青年》。翻了翻《新青年》,蔡元培決定聘陳獨秀。12月26日上午,陳獨秀起床開門,發現蔡元培端坐在門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驚。頭天晚上,陳獨秀和汪孟鄒出門看戲,回來遲了,早上貪睡了一會,想不到讓這位老翰林久等了。「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駕光臨?」陳獨秀滿面笑容,急忙將蔡元培引入室內。蔡元培50歲,和十幾年前在上海組織暗殺團相比,明顯老多了。但烏黑的分頭,精巧的金絲眼鏡,淺淺的山羊鬍子,除了保留了當年樸實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學者深邃智慧的風度。 
  談了一會分別後的情形,蔡元培說:「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積學而熱心的學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風,推進學術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陳獨秀說:「蔡校長登門謁賢,令人感動。前日沈尹默見到我,也提到此事。從前我在安徽公學、安徽師範學校任教,卻沒有到名牌校園任過教授,怕難以勝任。」「仲甫客氣。我想請你任文科學長,有你這些思想,足可勝任。」蔡元培目視了一下桌上的《新青年》說。 
  陳獨秀猶豫地說:「因為要辦《新青年》,上海那一頭恐怕走不開。」「沒關係,把雜誌帶到學校裡辦好了。」蔡元培勸道:「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學者,正可幫你編雜誌呢。」陳獨秀不好推辭了。能到名牌大學任文科學長,月薪300元,對陳獨秀也有吸引力。 
  聽說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學者,陳獨秀說:「我有一位朋友留學美國,是個哲學博士,此翁年齡比我小,學識不薄,詩書文論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學長最好。」 
  見陳獨秀提胡適,在一旁的汪孟鄒笑容滿面,連連點頭。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說:「仲甫推薦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請仲甫代勞,替我寫一封求賢信,言辭寫懇切些。若不當學長,文學教授、哲學教授請他任選,你看如何?」聽得出,蔡元培還是希望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同時也聘胡適。 
  陳獨秀點頭說:「我一回上海,就給他去信。」蔡元培說:「我這頭近日就給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讓我在北京久盼。」現任教育部長范源濂當年是蔡元培的部下。民國元年,蔡元培任唐紹儀內閣教育總長,范源濂任教育次長。陳獨秀說:「我對文科學長之任,決而未下,能否勝任,實在是個問號,能否試行3個月,那時再作決定?」「仲甫過慮,就依你的主意,該行了吧。」陳獨秀不好再說什麼了。 
  蔡元培因為要去中央公園參加信教自由會的會議,告辭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鄒問:「真的來?」「來!和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說,我在北京有利於書局向北方發展。」陳獨秀情緒亢奮,眉飛色舞地安慰汪孟鄒。「孑民把適之也聘了,這事你還要謝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適,汪孟鄒露出了笑臉。「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處的。」這次北上,書局招股十餘萬元,南方認股數萬元,加上「亞東」、「群益」舊有財產,共有30餘萬資金,因此書局成立在望,也不負汪孟鄒此行。   
  品學兼優   
  1917年新年伊始,從北京回到上海的陳獨秀收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寫道:「此八事皆文學上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為海外留心此問題作一草案。」陳獨秀一口氣讀下來,快慰無比。以前他和人議論施耐庵、曹雪芹的價值,遠遠高於散文家歸有光、姚鼐,別人總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適也是這個觀點,陳獨秀樂不可支。 
  編好《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興沖沖地加了讀後感:「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見其成,則大幸也!」又趁興給胡適去信說:「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之。」 
  來自四川成都的吳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陳獨秀喜出望外。當年,陳獨秀幫章士釗編《甲寅》,曾編過吳虞寄來的《辛亥雜詩》。吳虞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抱怨說,他「寫了一些非孔非莊的文章,成都不願刊登」。陳獨秀正缺別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他寫信希望吳虞「將所寫文章全部寄來,分載《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後學」。 
  住在峨眉山下的吳虞和潘力山談起陳獨秀來信,潘說:「陳獨秀,我知道,大約40來歲,安徽人。辛亥革命前,喜歡讀《易經》,寫一手好小篆。在杭州作了不少遊山玩水的詩。辛亥革命後,到處講學,個性發生了很大變化。」吳虞將潘力山的話寫進了當天的日記。 
  編《新青年》2卷5號時,陳獨秀收入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一文。這是去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演說。陳獨秀記得,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 
  高君曼聽說陳獨秀要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十分高興。北京可是她的母校所在地呀。惟獨把延年、喬年丟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時間,延年兄弟倆在外自謀生活,邊打工邊學習,晚上住《新青年》社編輯部,經常蓬頭垢面,主餐是大燒餅,渴了喝自來水。但兄弟倆有骨氣,從來不伸手找父親要錢,陳獨秀也顧不上他們。 
  一日,鄰居潘贊化來坐。碰巧陳獨秀不在家,高君曼說起陳獨秀不讓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淚就掉下來了:「仲甫脾氣倔,不聽我的話,已有幾次和我爭翻了臉。」後來,潘贊化和陳獨秀談延年、喬年的事,陳獨秀說:「高君曼是婦人之見,你不要和她一般見識。現在看起來是關心他們,其實是害了他們。社會這樣險惡,從小不吃點苦,長大能幹什麼事?」潘贊化見不是路子,忙說別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陳獨秀關照汪孟鄒,每月從《新青年》發行費中拿出十幾元補貼延年、喬年。汪孟鄒連忙答應了,說:「應該!應該!小弟兄倆怪可憐的。高君曼有憐憫之心,堪稱女中之傑。」鄰居岳相如過來賀喜。陳獨秀說:「能幹就幹下去,不能幹,3個月後還回來。」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長,接替胡仁源。1月11日,蔡元培起草致教育部函:「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附了陳獨秀履歷表。隔日,教育部以函字13號送達北京大學:「貴校函開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復。」 
  1月13日,北大校園裡一群人在圍看蔡校長任職後的第三張告示:「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校園裡一時議論紛紛,贊同與貶斥沸沸揚揚。反對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黃侃、馬裕藻等人。陳獨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張白話文運動,桐城派的古文家視之為同鄉中的叛逆。黃侃等人主張晉宋文風,但其音韻考據之學,同樣因襲古人,同屬《新青年》掃蕩範圍。他們認為陳獨秀只會寫一些筆記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學府任教授,不能勝任文科學長一職。黃侃、馬裕藻等人不願在陳獨秀任下執教,除了陳君激進外,還有對前任夏錫祺的感情因素。黃侃不容陳獨秀,還有一個陳年老賬。黃侃即當年陳獨秀在日本《民報》館無意中得罪的湖北人黃季剛。 
  支持陳獨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鄉。他們提出安徽自戴震(戴東原)之後,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學已成傳統,在這些人士中,陳獨秀對訓詁研究造詣甚高,寫過《字義類列》。於是蔡元培說:「陳獨秀先生精通訓詁音韻,有著作,能勝任文科學長一職。」 
  風波平息下去後,陳獨秀攜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桿胡同9號(今20號)。 
  《新青年》編輯部同時搬到北京。   
  尋找友軍   
  1917年1月底,陳獨秀忙著編《新青年》2卷6號。作為文學革命倡導者,在急先鋒胡適寫出《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後,自己必須表明態度,樹起大旗。他寫《文學革命論》道:「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結尾,他宣稱「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4月9日早上,在紐約正殺青博士論文的胡適收到了《新青年》2卷6號。他發現陳獨秀在該期發表了響應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學革命,特別快活,回信表示「均極贊同」。胡適對錢玄同的通信很感興趣,只是覺得這位未見面的大教授火氣太盛。 
  不久,在湖南長沙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看到《新青年》3卷2號登出了他寫的《體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劃生」),不禁喜出望外。該文是請去北大任教的楊昌濟先生轉給陳獨秀的。傍晚,毛澤東、張昆弟在湘江游泳後到蔡和森家坐。 
  毛澤東感慨道:「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說所可比擬。」以前,毛澤東喜歡讀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文章,現在他喜歡讀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 
  季春一日,古典音韻學教授錢玄同來陳獨秀家坐。陳獨秀拿出剛收到的胡適信給他看,錢玄同說:「胡先生駁林琴南,我很贊成,劃分文學時期,以宋元為一時期,我卻不敢苟合。」「我主張建安為古代期,建安到唐為中古期,唐宋為近代期。」陳獨秀認為中國的文學一變於魏,二變於唐。「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錢玄同表示贊同。 
  5月9日,胡適收到《新青年》3卷1號,通信欄中有錢玄同的信,是針對自己的《文學改良芻議》的。錢玄同很賞識胡適關於稱謂、駢散文、文法等問題的論述,但胡適文章中也有不恰當的地方。譬如,用典一段所舉5例不恰當,所舉江君二典不確切等。 
  第二天,胡適寫《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對錢玄同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如錢玄同說《聊齋誌異》「全篇不通」;將《西遊記》和《封神傳》相提並論,不應在文學上有一席地位;《七俠五義》是誨盜的書;抬高《說岳》,與《三國演義》相提並論等。 
  立秋後,天氣涼爽多了。一天晚上,戴著眼鏡、理著平頭的錢玄同咚咚咚敲響了S會館的大門。白底黑字的門匾懸在門庭的上方,門前的狗跟在他後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幾下。60多歲的長班齊「老太爺」因吸鴉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開了門,見是大先生的客人,一邊喝退吠叫的狗,一邊側過身讓錢玄同進來了。穿過會館南部的前院,繞過仰蕺堂的南牆,經過月亮形的門,便進了魯迅住的補樹書屋院內。補樹書屋風門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樹。這裡曾有一位姨太太吊死,沒人敢住,魯迅不怕鬼,喜歡這裡清靜,蚊子又少,便於去年夏天從「籐花館」搬了進來。 
  脫去長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夾,錢玄同接過魯迅遞過來的蒲扇,用力扇了幾下:「豫才,老抄古碑有什麼用?」說話時錢玄同掃視了一下房間,和上次來時一樣,南牆壁下的書桌上,有幾本金石拓本,堂間的書架和方桌上也堆滿了這些東西。「沒什麼用。」坐在籐椅上的魯迅點了一支煙,歪著頭看錢玄同翻他的古碑抄本,他不知道錢玄同什麼用意。周樹人走路有點外八字,喜歡穿著黑色舊布長袍,前額方正,眉骨突出,上髭留著濃密短鬚。「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錢玄同放下手中的抄本。「沒有什麼意思。」「我看你可以做點文章。」錢玄同說。魯迅突然想到,錢玄同和陳獨秀幾個人在辦《新青年》,正到處尋找友軍,似乎這個刊物還無大的影響,沒有贊同者,也沒有反對者,大約寂寞了,於是說:「你們把要悶死的人從熟睡中喊醒,對得起他們麼?」「或許,從夢中醒來,不至於死呢?你不能說他們決沒有生的希望。」錢玄同說。魯迅也知道明日總是有希望的,答應錢玄同做篇小說。   
  同人刊物   
  1917年9月10日,胡適到北京。他是7月10日回到上海的,為了和陳獨秀見面,在上海住了12天,然後回家鄉績溪。今天本來是北大開學的日子,由於張勳復辟,推遲了。當天下午,胡適去北大拜訪蔡元培,沒有人。幸好陳獨秀在家,兩人高興地談了一下午。 
  一天,胡適和劉半農在北大河散步。北大周圍的風景,就是三院的河可看。皇城邊的河,居民太多,亂糟糟的。什剎海在後門外,雖然可看,太遠。北海可看,可惜還沒有開放呢!胡適說:「不知道為什麼,獨秀近來頗不起勁。」劉半農抓了抓頭皮,說:「我也不知是何道理?」 
  胡適到北大後,陳獨秀和胡適、錢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辦成同人刊物。陳獨秀說:「我現在忙著文科學制改革,一個人辦《新青年》,著實忙不過來。」 
  錢玄同立即表示贊同:「眾人拾柴火焰高,辦同人刊物好,現在適之來了,守常、半農來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啟明,光北大就有七八個同人了。」胡適12月16日要回家鄉完婚,近來喜氣洋洋的,他說:「文學革命不是一個人的事,有大家齊心協力,我們把火再燒旺些。」 
  1918年年初,陳獨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同人開會。周氏兄弟來後,錢玄同起身招呼魯迅坐到自己身邊。落座時,沈尹默和魯迅打了個招呼。1909年秋,他與魯迅同在杭州任教。 
  穿著魚皮鞋的劉半農忙招呼周作人坐到自己身邊來。周作人脫下大絨帽,解開馬伕式的大衣,坐了下來。在劉半農眼裡,留著濃髯、性格溫和的啟明,頗有點像俄國英雄。周作人也喜歡和性格活潑、好與人抬槓的劉復交往。第一次見到劉半農,見他「頭大,眼有芒角」,還以為遇到了奇才。 
  陳獨秀遞了幾期去年編的《新青年》給魯迅。最後一期3卷6號還是去年8月1日印的。錢玄同告訴他,《新青年》將改橫行印刷。魯迅點點頭。陳獨秀見魯迅看出版日期,解釋說,「上海的群益書社嫌發行少,耽誤了。」「新的一期何時出版?」魯迅對獨秀《三答錢玄同〈文字符號與小說〉》很感興趣。「本月15號」。 
  陳獨秀說。人到差不多了後,陳獨秀說:「去年《新青年》發行了10000多冊,書社仍嫌其過少,將《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會有大的發展。」「辦同人刊物,宜實行輪流編輯,集體討論制度。」這是北大圖書館主任、住在皮庫胡同的李大釗的聲音。李大釗平頭,戴了個無邊眼鏡,蓄著八字鬍,方正的面龐更加成熟了。見李大釗說話慢條斯理,坐在對面的陳獨秀心裡想,守常像是教私塾的好好先生。魯迅是第一次見李大釗,他對李的第一印象是:誠實、謙和,不多說話。 
  回到家裡,魯迅給許壽裳寫信說:「《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於本月十五出版雲。」魯迅用「獨秀輩」,是因為戴著眼鏡、濃眉短髭的老夫子許壽裳對《新青年》評價並不高,說過「這裡面頗有謬論,可以一駁」。但二弟看了,倒覺得沒有什麼可駁。   
  不屑與辯   
  1918年2月3日,新郎胡適回到北京。看到《新青年》4卷1號刊登的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的白話詩後,胡適對陳獨秀說:「仲甫,你這急先鋒何時也嘗試嘗試呀?」這次胡適回家鄉,寫了《新婚雜詩》。陳獨秀2月10日寫了《丁巳除夕歌》,他請胡適看,詩中寫到:「古往今來忽有我,歲歲年年都過他,明年我已四十歲,他的年紀不知是幾何?……人生如夢,日月如梭,我有千言萬語說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世界之大大如斗,裝滿悲歡裝不了他,萬人如海北京城,誰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適問:「不是說你家很有錢嗎?」 胡適聽說陳獨秀到北大後,嗣父陳昔凡在北京的鋪子掌櫃找到陳獨秀,請「小東人」賞個臉去一趟鋪子。陳獨秀說:「嗣父曾經發了一點財,不久就破產了。而且,因為戀愛和別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斷絕了關係。」 
  胡適哪裡知道,陳獨秀寫「除夕歌」另有苦衷。這時,高君曼和陳獨秀已有磕磕碰碰。高君曼聽信流言,認為陳獨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時罵陳是無恥之徒。陳獨秀譏諷高君曼故作清高、資本主義情調。清官難斷家務事。胡適不好問,陳獨秀也不說。因為有這難言之隱,所以陳獨秀說「萬人如海北京城,誰知道有人愁似我?」 
  陳獨秀《丁巳除夕歌》刊在3月15日《新青年》4卷3號上。同期刊出王敬軒《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和記者《復王敬軒》兩文。「王敬軒是誰?」胡適睜大眼睛問陳獨秀。「玄同呀。」陳獨秀沒有注意胡適吃驚的臉。「『記者』,是你麼?」胡適又問,依然是吃驚的神色。「是半農。」這回,陳獨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適。劉半農在這之前給錢玄同寫信說:「比如做戲,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台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坐』;『當仁不讓』,是毀是譽,也不管他……」「一定是劉半農的主意。」胡適說。去年2月8日,林紓(林琴南)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論古文之宜廢》反對陳獨秀、胡適的白話文運動。為了出這口氣,錢玄同、劉半農演了這台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扮作林紓支持者,再由劉半農寫文章反駁王敬軒。 
  「這樣製造一點氣氛,也無不可。」陳獨秀說。魯迅也贊成,對錢玄同說,「王敬軒」的「雙簧戲」表演是一場「大仗」。「我不這樣看。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會笑話《新青年》。」胡適話中有氣。胡適對劉半農出言不遜,事出有因。胡適認為劉半農有些浮誇,劉半農認為胡適喜歡抬高自己。胡適講過,北大有三隻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於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陳獨秀(生於光緒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適(生於光緒十七年辛卯)。劉半農和胡適同年生,也屬兔。 
  一個月後,一位自稱「崇敬王敬軒先生者」寫信質問《新青年》記者為什麼對王敬軒議論肆口誨罵。陳獨秀覆信說:「對於違背常識,閉眼胡說的妄人,不屑與辯,唯有痛罵一法。」 
  4月2日是個晴天,魯迅心情愉快,吃過午飯後游了一下小市。他想輕鬆一下,晚上集中精力做篇小說。因為答應了錢玄同,陳獨秀便天天催錢玄同,錢簡直成了跑龍套的, 光上個月就跑了3趟,弄得魯迅也不好意思,成了一塊心病。 
  晚飯後,魯迅習慣地依靠在籐椅上,一言不發。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起草腹稿了。桌子上放著前年10月11日的日記。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孫當時從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後來魯迅送他去池田醫院看了一個星期,沒有效果,11月6日魯迅請藍德將久孫送回紹興。魯迅腦中常浮現久孫那種驚恐萬狀的影子,他決定以久孫為原型,寫成一篇小說,題目叫《狂人日記》。 
  天亮時,小說寫好了,約5000來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魯迅」筆名。趁著餘興,魯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幾塊點心,重燃了煙嘴上的半截紙煙,又將《狂人日記》上可有可無的字劃去。他想盡快將稿謄清,然後請錢玄同交給陳獨秀。   
  成績品   
  1918年清明節晚上,錢玄同、劉半農頂風去了半截胡同,見到這篇小說,錢劉兩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魯迅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兩人唏噓了半天,說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錢玄同將《狂人日記》交陳獨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勞哪。」陳獨秀高興地說。「其實,他也寫新詩。」錢玄同記得在魯迅家看過他寫的詩《夢》。 
  陳獨秀說:「何不一塊找豫才要了來,4卷5號上還有空。」 
  過了幾天,錢玄同將魯迅的新詩拿來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詩云:「春雨過了,太陽又很好,隨便走到園中。桃花開在園西,李花開在園東。我說,『好極了!桃花紅,李花白。』(沒說,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氣了,滿面漲作『楊妃紅』。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氣紅了面孔。我的話可並沒得罪你,你怎的便漲紅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適作東請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飯。 
  和江冬秀結婚時,胡適收到不少結婚賀禮。請送賀禮的同事吃一頓,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適年初在績溪給錢玄同寫信,就許諾請客,當時還說如章士釗把我的研究公孫龍的文章發表了,拿了稿費就請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誤了。錢玄同笑著說:「你再不請客,也好,我們就等嫂子來了再喝喜酒,豈不快哉!」此話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時,大家都敬胡適的酒,胡適心裡時時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結果還是喝得爛醉如泥。回到家裡,僕人閻海給胡適喝了許多開水,半夜就吐了。胡適對閻海說:「我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還沒有吐過。」閻海不知道胡適是在說醉話了。 
  7月9日下午兩點三刻,住北京飯店19號的張元濟(張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馬幼漁、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談有關大學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由天津乘京奉通車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後,張元濟拜訪陳獨秀未遇。 
  討論編輯教育書和改訂本版教科書事時,蔡校長問:「排印速度如何?」 「如無圖表就快了。」張元濟52歲,和蔡元培同歲。「只有石曾所編生物學有幾幅插圖,其他的很少有插圖。」說著,蔡元培將已寫好的書稿《人類學》、《心理學大綱》和《歐洲文學史》給張元濟看。 
  談到板式和字號,胡適說:「可以用四號字橫行。書照『科學』式,用五號。如何校對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對,畢竟不方便。張元濟說:「製成紙版,打樣後送校,少則挖改,多則附勘誤表。」陳獨秀問:「合同所限字數,每冊不得過15萬字,恐難免逾越。」陳獨秀準備的是文字學考證方面的書。張元濟說:「合同本來有彼此協商的話,此不過希望出書價格稍廉,易於推銷,避免降低編輯人員的興趣。」陳獨秀點頭,說:「這樣就好。」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問張元濟:「每書另訂契約一節,我還不明白。是否說本約已滿,而每書之專約仍有效?」張元濟說:「就是這個意思。」陳獨秀問:「每本印多少冊?」張元濟說:「約500冊。」胡適在一旁聽了,說:「太少了。」張元濟說:「有紙版,隨時可以補印。」   
  初見毛澤東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幾滴小雨,可惜一會兒就停了。吃過晚飯,魯迅寫了《我之節烈觀》。寫之前,他將今年已印出的幾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號上有陳獨秀《駁康有為〈共和平議〉》長篇大論,魯迅寫道:「康有為,指手劃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他先列出陳獨秀、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及胡適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為呼應。因為是週末,魯迅寫了一個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沒有人來坐的。天亮時,文章寫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來自岳麓山下的年輕人風塵僕僕走進北大校園,他便是楊昌濟推薦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的毛澤東。在李大釗的辦公室,毛澤東見到了陳獨秀。聽到毛澤東提到《體育之研究》一文,陳獨秀瞇著眼笑了:「對了,對了,毛澤東,正好二十八畫呀。」 
  在北大,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最多,此外還拜訪了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人,並與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康白情、段錫朋、陳公博、譚平山等學生交往,但陳獨秀對毛澤東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預科班的羅章龍,和另外兩位代表找到陳獨秀在北大紅樓的文科學長辦公室。上月15日,羅章龍和毛澤東、張昆弟、李維漢等十餘人,離長沙到北京。9月,羅章龍考進北大預科,住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 
  羅章龍班上的學生德文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是外交人員的子女,在德國生活過,有的在青島大學學過德文,還有的就是羅章龍這樣的,只在中學學過。因為水平不齊,大家的學習進度意見不一,最後決定三種類型的學生各推一名代表,請校方出面解決。 
  「你們來幹什麼?」陳獨秀問。羅章龍等談了情況,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辦不到,目前教員和教室都沒有多餘的。」陳獨秀說。羅章龍說:「是否可採取甄別的辦法,部分同學經過考試合格後,可升到本科學習。」陳獨秀聽了不耐煩,打斷了他的話:「你們學生是想讀書,還是想早畢業?你們希望早畢業好做官宦?多讀兩年書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辯說:「不是這個意思。再說早畢業進入社會、轉入仕途也不是壞事。」陳獨秀近來情緒不好,發火說:「你們根本不想認真讀書。你們平時對社會上的重大問題也不願研究,只知道考慮個人……」見陳獨秀髮脾氣了,羅章龍等同學知道問題不能解決,趕忙離開。陳獨秀見同學們「諾諾」轉身,不歡而散,起身送他們到門口。他對走在後面的羅章龍說:「你是哪裡人?」「湖南人,湖南聯合中學畢業生。」羅章龍說。陳獨秀點頭說:「你且留下,我們再談談。」 
  回到辦公室,陳獨秀問:「你說說看,這事該怎麼辦?」羅章龍說:「同學們的意見是合理的,並不過分。沒有教員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責任,可以轉告學校有關部門,讓他們解決!」陳獨秀點點頭。羅章龍繼續說:「同學們要求通過甄別考試,提前畢業,也是正當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說我們都是懷著做官的思想。今天沒有解決問題,大家不會就此罷休。」陳獨秀若有所思,點點頭。羅章龍便告辭了。 
  回來後,大家果然不同意陳獨秀的答覆,請三人再找陳獨秀交涉。這次,陳獨秀答應向學校反映學生分班的要求。他說:「提前畢業還要教育部核准。」   
  《每週評論》   
  1918年11月4日,天已漸冷,魯迅寫通信《渡河與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編5卷2號時,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對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齊討論」的話。Esperanto(世界語)是波蘭柴門霍甫1887年創造的一種國際輔助語。《新青年》第2卷3號(1916年11月1日)起,陸續發表討論世界語的通信,當時孫國璋、區聲白、錢玄同等主張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堅決反對,胡適主張停止討論。因此,錢玄同在5卷2號(1918年8月15日)「通信」欄裡說:「劉半農、唐俟、周啟明、沈尹默諸先生,我平日聽他們的言論,對於Esperanto,都不反對,吾亦願其騰出工夫來討論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魯迅知道,陳獨秀贊成世界語,認為有利於世界將來去國別、歸大同。魯迅也說:「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Esperanto。」但魯迅和陳獨秀不盡同,認為將來是否必有一種共同的言語,現在沒有討論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適接到母親病逝電報後,到北大紅樓向蔡元培請假,順便到文科學長室和陳獨秀打招呼。聽說胡母去世,陳獨秀說:「啊?這實在不幸!後天講好商議創刊《每週評論》的事,你是參加不上了。」「回頭你和守常、作人說說……」胡適喉嚨有些嘶啞了。對於陳獨秀等人熱心辦《每週評論》,胡適似乎沒有多大的熱情。他尤其對李大釗寫《Bolshevism的勝利》不感興趣。胡適曾和陳獨秀說過,《新青年》應該堅持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因此,《每週評論》的創辦是有尊重胡適主張的成分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對政治有很濃的興趣,為了尊重胡適的意見,也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興趣,所以辦了這張小報,專門發表政見、批評時事和策動政治改革。但陳獨秀不希望胡適站在《每週評論》的外面,叮囑說:「如回家有詩作,望盡快寄來。」 
  陳獨秀、李大釗辦《周評》的意見,得到張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適、錢玄同、劉復、馬裕藻、沈尹默等人對《每週評論》也支持,最後確定《每週評論》編輯部設在北大紅樓文科學長辦公室,發行所設在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米市胡同79號安徽涇縣會館。參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開辦經費。 
  12月21日,舊歷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釗和張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報》的印刷所。無論如何,他們必須在今夜完成《每週評論》第一號最後的校對。陳獨秀在《發刊詞》裡寫道:「《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這一夜,兩人校到凌晨4點。第一期組稿,為了模糊警察廳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癢的文章,連高一涵看後都說,儘是些迂腐的議論! 
  1919年年初,《新青年》輪到陳獨秀編,然後依順序是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其他人有特殊情況不參加編,陶孟和要去歐洲,周作人去日本,魯迅因紹興縣館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後還要回紹興接母親來北京住,因此確定這年輪編計劃時,這幾個人都沒有安排。 
  新年伊始,陳獨秀髮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為《新青年》四支大筆之一的錢玄同辯護。錢玄同主張廢漢文,陳獨秀認為是「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但社會上人因此怒罵譏笑錢玄同,陳獨秀則當仁不讓。「若是因為擁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受到攻擊謾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字裡行間,已有血腥氣。 
  元旦正好逢出版《每週評論》第二期,李大釗寫了一篇《新紀元》社論,提出「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胡適更認準了自己的判斷沒有錯,下決心不給《周評》寫文章,後來礙於面子,答應寫點小說。李大釗明顯感到,胡適對自己態度上的變化始於自己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講和《Bolshevism的勝利》文章,這使胡適很不以為然。李大釗在《Bolshevism的勝利》中說,「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適寫信在美國的朋友張奚若面前叫苦。張奚若回信說「李大釗好像是個新上台的,他的《Bolshevism的勝利》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張奚若只恭維胡適、陶孟和,對陳獨秀、魯迅等人,他贊成蔣夢麟的話——「無源之水」。   
  田必美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魯迅一開始就對此次會議很懷疑,「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敢妄談」。陳獨秀比魯迅說得更激烈:「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 
  整個一月,錢玄同、劉半農輪番上門,或寫信或一道來坐,少不了替陳獨秀催稿。他們來催一次,魯迅便做一篇隨感錄。錢劉陸陸續續來五次,魯迅便做了五篇隨感錄。陳獨秀對魯迅談進步美術家一文很感興趣。湊巧自己最近寫《答呂澄〈美術革命〉》一文,魯迅的文章正補了《新青年》談美術的不足。陳獨秀嗣父陳昔凡是清末畫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畫。可惜二次革命後被馬聯甲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畫在京城能賣大錢,但缺點是臨摹仿古畫,並不追求自家創作。這種方法陳獨秀並不感興趣。因此,陳獨秀主張美術革命,要學西洋畫寫實精神,不落古人窠臼。魯迅自己愛畫畫,也肯花錢搜集畫。因此在美術知識上,比陳獨秀專得多。 
  正月,光緒舉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報》「蠡叟叢談」上發表小說《荊生》和《妖夢》,攻擊陳獨秀等《新青年》同人。「真是無聊的舉動。」看到《新申報》,李大釗來到文科學長辦公室。「這個偉丈夫荊生,大約是他的學生徐樹錚吧。算什麼本事,拿軍閥嚇人麼?」 皖人徐樹錚做段祺瑞的軍事參謀時,曾南下鎮壓辛亥革命,當時正操縱安福國會。「抱陸軍部次長的大腿,靠寫胡編亂造的小說出氣,不是正派人所為。」一向心平氣和的李大釗也有些憤憤然了,這些人是不怕什麼「偉丈夫」的。回到圖書館主任室,李大釗拿出書刊用紙放在紅漆書桌上,在綠格豎寫的竹紙上寫出《新舊思潮之激戰》7個字,開始反擊林琴南的挑戰。 
  不日,蔡元培也到北大紅樓陳獨秀辦公室閒談。「這傢伙出語傷人,連我、適之、玄同一起罵了。」陳獨秀點了一支煙說。「田必美、狄莫、金心異,細一想,還真是你們3個。」蔡元培說。《荊生》裡講,有三個人在一起放言高論,詆毀前賢,被荊生痛打了一頓。「田必美」指陳獨秀,「必美」與「獨秀」同,「狄」與胡適的「胡」同,「金心異」與「錢玄同」同。「到底是古文學家,對仗工整,虧他想得出。還好,只是被痛打一頓,沒有抓去殺頭。」「不至於。新舊思想交鋒,難免講過頭話。」蔡元培想起,錢玄同也罵守舊派為「謬種」。 
  「你也被罵了呢。」陳獨秀笑道。「是麼?」「這『元緒公』不是講你麼?」陳獨秀提醒蔡元培。《妖夢》裡的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白話學堂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林紓寫道:白話學堂有一「斃孔堂」,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則點首讚賞。有一個能啖月亮的羅喉羅王妖魔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舉出身,以前也認識,入主北大時,有人提到聘林紓教國文,蔡元培考慮其桐城文風已過時,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紓後,徐樹錚請「恩師」到自己主辦的北京正志中學講授《史記》。林紓希望「荊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軍閥干涉新文化運動。劉半農已明顯感到,文字獄黑影漸漸壓了過來。   
  全無根據的謠言   
  和林琴南發表隱射小說同時,1919年2月,《神州日報》發表北大學生張鵒子(張厚載)《半谷通信》,說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陳獨秀已去天津,態度消極云云。無風不起浪,張厚載發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關於文理合併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陽等人不幫夏浮筠,恨他廢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換聘約制度(不知道是胡適的點子),也不希望本科學長落到陳獨秀頭上,建議用教務長取代學長。蔡元培還沒有採納,張厚載便迫不及待將此消息公佈,加上揣測之辭,犯了捕風捉影大忌。 
  張鵒子去年曾來信談新文學及中國舊戲問題,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給予反駁。 
  一年前,張厚載對胡適編《嘗試集》也有微詞,說胡適「輕於嘗試」。 
  2月19日上午,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在文科學長室閒談。「適之太容忍了!看得起宋春舫,看得起張厚載……再這樣,我要脫離《新青年》了。」錢玄同生氣地說。去年,胡適給張厚載寫了一封信,張厚載到處炫耀;此後,胡適找張厚載寫文章,請他幫自己找材料,兩人來往頻繁,引起了錢玄同的反感。 
  陳獨秀、胡適等人名氣很大,張厚載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報刊轉載,《神州日報》一時走俏。張厚載見陳獨秀緘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報》發表《半谷通信》說,「北京文科學長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 
  3月10日,驚蟄已過了幾天,前夜的雨雪還未干,地濕漉漉的。胡適致函《北京大學日刊》說:「兩個星期以來,外面發生一種謠言,說文科學長及胡適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驅逐出校,並有逮捕的話,還說陳先生已逃至天津。這個謠言越傳越遠,竟由北京電傳到上海各報,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這事乃是全無根據的謠言。」 
  就在胡適致函《北京大學日刊》同一天,魯迅開始謄抄《孔乙己》。這篇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的。抄畢,魯迅給高一涵寫了一封信,打算寄給他。這一期輪到高一涵編輯。周作人正有事找高一涵,便說:「我給他吧。」 
  粵人陳鐵生寫《駁《〈新青年〉5卷5號〈隨感錄〉第三十七條》:「魯迅君何許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個青年……卒之有一位系魯迅先生最憎惡之拳術家,他說我是偏練之故;如用拳術,手足一齊動作,力與氣同用,自然無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為了身體苦痛,只可試試看。不料試了3個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魯先生之所謂拳匪……」去年1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5卷5號發表《克林德碑》,認為,克林德碑雖被拆遷,但並不能消除「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響。 
  3月2日,魯迅寫《集外集·拳術與拳匪》,替陳獨秀說話:「此信單是呵斥,原意不需答覆,本無揭載的必要;但末後用了『激將法』,要求發表,所以便即發表。既然發表,便不免要答覆幾句了。來信的最大誤解處,是我所批評的是社會現象,現在陳先生根據了來攻難的,卻是他本身的態度。如何是社會現象呢?本志前號《克林德碑》篇內已經舉出……」 
  3月中旬,陳獨秀在《每週評論》13號上發表署名「只眼」的文章《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說:「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反對,這事盡可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中傷異己。若是無心傳下來,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針對林琴南,陳獨秀說他的小說也不會受到舊文學家歡迎。因為荊生正是孔夫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林琴南是翻譯家,陳獨秀對他和對張厚載不一樣,稱作「林先生」。胡適和陳獨秀公開駁斥張厚載謠言後,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替陳獨秀「辭職」闢謠,並依據大學規程,令張厚載退學。   
  湯宅密談   
  1919年3月26日,大總統徐世昌指令教育總長傅壇湘致函蔡元培說:「時論糾紛,喜為抨擊,設有悠悠之詞,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 蔡元培請傅斯年執筆回信,說:「元培亦必勉勵俱生,為學問之競進,不為渝越軌物之行也。」 
  夜裡,愁眉不展的蔡元培和平素相處不錯的尹默、夷初一道,去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處商談陳獨秀的事。最近報上又傳出文科學長陳獨秀有嫖娼一事,談這種事在北大裡面不合適。 
  「陳獨秀逛窯子、嫖妓之事,流傳甚廣。陳君個人事小,有辱北大門風事大。孑民,何不趁學制改革,撤銷文理科界線之機,免去陳獨秀文科學長一職?」湯爾和知道蔡元培不想免去陳獨秀,極力勸說。去年5月,湯爾和給陳獨秀寫信,不料陳獨秀在《新青年》4卷5號上給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氣的信,想起來就不愉快。 
  「以你之見非撤不可?」蔡元培猶豫不決。「非撤不可。前年你聘他時,稱他品學兼優,事實證明此君私德太壞,不堪斯任。」湯爾和毫不含糊地說。蔡元培說,「要免去陳君,理由事小,只是迎合了外人的心,決非本意。況且,年初我也和玄同君說過,驅逐陳獨秀,除非『上諭』將我革職。今我未革職而先除陳獨秀,也不合我初衷」。 
  沈尹默說:「只怪這位先生太不檢點,被人抓住把柄,倘若再任文科學長,社會上沸沸揚揚,大學斯文掃地呀!」湯爾和附和說:「尹默所言極是。陳獨秀私德太壞,這是我和尹默當初都沒有想到的。要不然,我們也不會極力向你推薦。今日到了這個地步,說起來,我們也有責任。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也不怕擔當這個罪名。」 
  陳獨秀此時還蒙在鼓裡,一心一意做他的文章。3月30日,他在《每週評論》發表「林紓的留聲機」,揭露林紓活動他的同鄉議員,叫該議員彈劾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3月,國會議員張之奇提出彈劾教育當局,撤換北大校長提案,未被通過。 
  陳獨秀說:「這是叫議員做他的留聲機器。」 4月1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發表了他的《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說:「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學課無涉,亦不干預。」 
  這個插曲未能阻止調整陳獨秀。4月8日,清明後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魯迅的老鄉馬寅初被推為第一任主任(教務長)。三天後,由北而南行的陳獨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湯爾和,陳獨秀臉色鐵青,怒目而視,湯爾和見不是滋味,匆匆低頭而過。 
  魯迅也很關注這場撤換陳獨秀的衝突,4月19日,他給回家鄉的周作人寫信說:「大學無甚事,新舊衝突事,已見於路透電,大有化為『世界的』之意。」他對外國記者報道北大這場爭戰很感詫異。 
  4月20日,胡適翻著《每週評論》18號刊登的陳獨秀《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大吃一驚:「仲甫越來越左傾了。」上次見陳獨秀寫《貧民的哭聲》這樣純蘇俄式的文章,胡適心裡就不是滋味。陳獨秀寫道:「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有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行的大關鍵。」胡適記得陳獨秀在《每週評論》4號上批評十月革命「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那時他看了這樣的文字,心裡是多麼高興啊!沒想到短短數月,仲甫變了。除了湯爾和等人唆使蔡元培免去陳獨秀的職務原因外,就是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發生的直接影響了。 
  李大釗擔心胡適的態度影響《新青年》內部的團結,寫信說:「我覺得外面人講什麼,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團結,千萬不可不顧。」 
  文理科合併後,陳獨秀一時失落,便一頭埋進書房,每日專做帶有火藥性的文章。《每週評論》上便有陳獨秀的文章十幾篇,為各地激進社團報刊大量轉載。4月20日,陳獨秀公開點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陸宗輿為親日派四大金剛,這幾個人日子一天天不好過了。   
  「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釗、高君宇、鄧中夏、張國燾、趙爾康等3000多人上街遊行。學生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時,緊閉的鐵門內架有機關鎗,走在前面的李大釗突然跑出隊伍衝了上去,趙爾康等人一看不妙,緊緊地把他拖住。軍警逮捕30多人。 
  這天,陳獨秀在家中寫文章:「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過了幾天,到上海接杜威夫婦的胡適收到陳獨秀來信。陳獨秀說,30多人中有江紹原等22名學生。「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學生做的,還沒有證明),難免犯法。」 
  5月15日,李大釗將《新青年》6卷5號辦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公開把運動引向社會主義。魯迅不太留意李大釗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夥伴。在寫《「來了」》和《「聖武」》時,魯迅讚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適不高興,寫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同期發表了魯迅寫的小說《藥》,看了魯迅的小說,陳獨秀說:「豫才的政論我不恭維,他的小說我是真的佩服。」 
  6月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次日是星期一,這天陳獨秀和李大釗一上班就商量,群眾運動正澎湃向前發展,被捕的學生已陸續放出,陸、章、曹免職已不成問題,大家日益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現在要趁熱打鐵,再燒一把火,把鬥爭引向深入。討論了半天,他們決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後最低的5點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這時,一張大網正向陳獨秀張開。北京各警察區署接到京師警察廳密令:嚴密監視陳獨秀、李大釗、鄧康、陳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在大溝頭18號設立印刷機關妨礙治安。但警察只知陳獨秀住在中一區界內,不知陳獨秀確切地址。 
  6月11日午飯後,陳獨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裝,戴上禮帽,隨身帶了一筒傳單出門。昨天,陳獨秀等人在中央公園等處散發傳單。北京政府視為「扔炸彈」,嚴命警署迅速捉拿印發傳單的人。 
  陳獨秀直奔新世界遊藝場而去,他絲毫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危險,口袋裡藍公武給他的信也沒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樣展開的四層高大主建築的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人影憧憧,小攤小販的叫賣聲,人潮如湧的嘈雜聲渾成一片。胡適與陳獨秀、高一涵在遊樂場喫茶聊天。胡適還是去年春天來這裡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還留著昨天下雨的痕跡。正在說話,陳獨秀突然從他的上衣懷裡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傳單來向周圍散發,茶房裡一陣騷亂。胡適吃了一驚,他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陳獨秀使了一個眼色,說:「我一人留下。 
  」他一個人穿過人群直奔新世界頂部露天平台。高一涵和胡適便先離開遊樂場。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區警察署偵察重點地區,每天都有數名偵緝人員、巡官、巡警在這裡活動。頭一天,他們接到偵查傳單的任務。約中午兩點,一個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張地找到巡官劉永德、鄧海熙,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剛撿到的傳單。 
  在新世界頂部露天平台,兩名巡官發現陳獨秀形跡可疑,一邊一個扭住陳獨秀左膀右臂。「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抓人。」陳獨秀大吼大叫。一名巡官從陳獨秀身上搜出一筒傳單和一封藍公武給陳獨秀的信。陳獨秀不再叫了。幾個人見抓到了陳獨秀,警官與偵緝隊洪分隊長發生了爭執。警官人多,強行將陳獨秀押往警察廳外右五區警察署解憲廳。 
  審訊時,陳獨秀說:「我是北大文科學長,蔡校長走後,我也請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場,在頭層樓矮牆上撿到一筒傳單,看到三分之二處,大意還沒有看明,就被你們抓來了。」「傳單從哪裡來的?」巡官一再訊問,陳獨秀總是回答:「因為是撿來的,確實不知傳單來歷。」 
  晚上12時許,一群軍警荷槍實彈,包圍了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陳氏住宅。兩扇對開的破舊的窄木門被震得搖搖晃晃,門前一對矮小的石獅無奈地呲著大嘴。從夢中驚醒的高君曼戰戰兢兢。她這才知道,陳獨秀出大事了。   
  陳獨秀案之大疑團   
  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罷免6個人官職,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統領王懷慶,所以王懷慶堅持主張將陳獨秀按軍法處理。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汀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將陳獨秀按警律處理。雙方爭執不下,告到總統徐世昌那兒,徐世昌決定送法庭判決。徐世昌迫於形勢,1919年6月10日免去曹、陸、章職務,6月11日提出辭職。抓住陳獨秀後,徐世昌又收回辭意,只是換了內閣總理,由龔心湛接替錢能訓。 
  第二天,胡適聽說陳獨秀被捕,十分擔心。陳獨秀平時為人倨傲,加上「私德不修」,官高勢大的同鄉們早就嫌他,正好抓住了借口,把他捉將官裡去了。半夜,一家報社來電話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胡適一時睡不著,寫了一首《威權》小詩:「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胡適希望北洋政府早日垮台。這以後,胡適天天都接到關於陳獨秀的消息。余斐山來信說:「聞獨秀先生被捕,甚為駭異!」南通的張孝若來信提醒胡適:「陳獨秀被逮,文字獄之先聲也。」 
  6月13日,北京《晨報》、《北京日報》在第二三版用幾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上海的《民國日報》則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發表《北京軍警逮捕陳獨秀黑暗勢力之猖獗》時評。北方的報紙遮遮掩掩,南方的報紙擺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機給北方政府施加壓力。 
  為了大造營救陳獨秀的輿論,羅家倫、黃崑崙寫信給上海安徽協會及全國學聯,李大釗和高一涵分別給章士釗拍電報,請他出面和龔代總理斡旋。與此同時,舊勢力希望重罰陳獨秀,京師總商會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義。《神州日報》說「營救能否有效,殊難預卜也」。不日,上海《民國日報》刊出「陳獨秀案之大疑團」,披露陳獨秀已釋放的謠傳,同時披露了郵局剋扣李大釗致章士釗電文事。一時撲朔迷離,疑團重重。 
  6月23日,設在上海的安徽協會潘贊化等4人給李辛白和胡適來了一封信,胡適沒想到為營救仲甫還鬧出一大堆事來。章行嚴致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王克敏後,王克敏回電說,陳獨秀已放出,警察廳已派人到陳獨秀家慰問。潘贊化等人正準備給陳獨秀寫信慰問,江彤侯來信說陳獨秀仍在獄中。章行嚴懷疑王克敏的信是別人偽造,而自己的信,他可能沒有收到。因為高一涵來信,章也沒有收到。昨天,章行嚴又給王克敏、龔仙舟寫信。此外,潘贊化、章行嚴等人還請章太炎寫信給蔡元培;請李光炯轉托吳;請吳守一托馬通伯;李次山給張敬堯電報,張敬堯給段祺瑞、王懷慶、吳靜潭去電報,李次山聽說仲甫已放後又給張敬堯去電感謝,張敬堯也回電說已電謝北京……鬧了半天,原來是一場滑稽劇。 
  6月23日下午7時,胡適在六味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釗等12人,商議《每週評論》善後事。陶孟和沒有來,他3月份到美國去了。胡適說:「自孟和離開、仲甫被捕,《新青年》就像是衰了……要編好《每週評論》,需要有專門的人投入精力,我現在沒有課……」胡適想一個人編《每週評論》,是想多發表一些杜威的演講,他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早有看法。感到《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因為過去胡適不樂意於《每週評論》,現在有了熱情,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是件好事,在外人看來,這意味著《新青年》內部的團結。李大釗是「好好先生」,他說:「我希望《每週評論》要體現《新青年》同人的團體的精神……」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3個小時,商議結果,是維持現狀,由李大釗和胡適共任編輯。 
  次日,上海《時事新報》刊登嚴修兒子嚴智怡遊說徐世昌的消息。原來,嚴范孫(嚴修)的兒子帶著父親的信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徐世昌開始說:「這是司法部的事。」嚴智怡說:「陳獨秀生平的言論思想是一件事,陳獨秀因嫌疑傳單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的平日的言行來裁判他……大學為新思想發源地,無論什麼思想都要拿來研究的事,怎能夠去干涉他呢?藉新舊思想暗潮來興『文字獄』,實在於教育前途有礙。」徐世昌聽了,「頗動容」,答應「維持」陳獨秀。嚴智怡又趁熱打鐵遊說司法總長朱深,朱深推辭說:「此案還沒有交到司法界,不便過問。」最後也答應「維持」陳獨秀。除了嚴范修,馬通伯等人也參與營救陳獨秀。   
  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上了警察廳黑名單上第二號人物後,準備回老家躲避。儘管報上講仲甫受了兩次拷刑,陳夫人也擔心仲甫胃病發作,但有章行嚴給龔心湛寫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計仲甫沒有生命危險。李大釗走後,《每週評論》交胡適負責。 
  天氣漸熱,警方同意高君曼送書籍、衣服及少數飲食品,但不允許和陳獨秀見面。後來,警方突然又允許高君曼見陳獨秀了。鐵門光光啷啷的打開後,藉著昏暗的光線,高君曼看見一張低矮的床上,臥著他的先生:衣衫不整,鬍子拉碴,正染著寒熱病。此時的陳獨秀,正應了北大庶務主任李辛白小詩《懷陳獨秀》裡的話:「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7月20日,胡適在《每週評論》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說:「我主張一個一個地研究問題,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李大釗看了,知道胡適針對的不是別的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針對的主要的不是陳獨秀,而是自己,說:「胡適真是胡說,不懂主義,怎麼研究問題?」一次胡適講課,文言白話摻著講,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寫到自己寫了「胡說」,成了笑話。胡適無所謂,去年上半年作詩《胡說》,諷刺「擬古」。 
  7月下旬,李大釗利用回老家避難時間,寫了反駁胡適的文章。適之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不錯,紙上的空談的『主義』是危險的,但主義本身並不帶來危險呀?!」李大釗直接了當地寫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拉雜寫了三五千字,李大釗自覺口氣還是心平氣和的。反覆看了幾遍後,8月初寄出。胡適將李大釗的文章登在8月17日《每週評論》35號上,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載在下一期《每週評論》上。 
  秋天,李大釗從五峰山回到北京。對於胡適的反駁,李大釗覺得和他的前文重複,不必再反駁了。胡適似乎話還沒有說盡,又寫了《四論問題與主義》,專談輸入學理的方法,擬刊在《每週評論》8月30日37號上。就在這天,徐世昌政府查封《每週評論》。 
  9月上旬,急欲與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談代表許世英到上海。針對沸沸揚揚的陳獨秀案,孫中山說:「你們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許世英連連點頭,說:「東海、心湛都是主張從速開釋陳獨秀的,孫先生的意見,我立即打電報回去稟報。」 
  孫中山發話後,9月16日下午4時,警察廳同意安徽同鄉會以陳獨秀胃病為由,保釋出獄。出獄前,警方當著保人的面,提醒陳獨秀行動仍受限制,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准。當天,北大同學會召開歡迎會,歡迎陳獨秀出獄。會議主席張國燾致歡迎辭說:「我代表北大同學,熱烈歡迎陳先生光榮出獄,並對陳先生獄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問。」 張國燾二十二三歲,江西萍鄉上粟人。陳獨秀見他方方的臉盤,鼻隆眉直,話雖不多,卻很得體,對這位北大理學院的學生印象不壞。他致答辭說:「此後無論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將和同學們一道與惡勢力作鬥爭。」北大已免去陳獨秀文科學長一職,改任國史館編纂。 
  陳獨秀出獄後,李大釗寫了歡迎詩:「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究戰不勝真理。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劉半農的歡迎詩開頭是:「D——!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見你。人家說,這是別離,是悲慘的別離……」他們來看陳獨秀時,房裡進來了一個獐頭鼠目的陌生人,客人只好告辭。來人是警方的探員,奉命每日到陳宅巡察,並叫陳獨秀填寫《受緣戒令者月記表》。   
  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中秋之後,仲甫邀玄同、半農、守常、適之、尹默、啟明等人開了編輯會議,魯迅因修理八道灣房子,沒有來。但啟明說了長兄的意見,最後還是魯迅意見佔了上風,反對胡適一人編《新青年》。決定從12月1日7卷1號起,《新青年》仍由陳獨秀一人編。蔡元培回校後,邀陳獨秀任歷史系教授。 
  11月1日,《新青年》6卷6號出版,晚上,胡適作《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繼續主張研究一個一個的問題:「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在胡適看來,陳獨秀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甚至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陳獨秀對《新青年》「罪案」作了個承諾,但陳沒有替新文化運動下定義。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表現出「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兩種趨勢。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陳獨秀出獄後,對布爾什維主義已經有了傾向性,但他對布爾什維主義並沒有多少瞭解。他寫文章說:「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主義。」 
  冬天的一個夜晚,上完法文班的潘贊化頂著初冬的寒風離校回家,遠處昏暗的燈光下,一個人影以手撫肩背,瑟瑟縮縮向他迎面走來,像是沙漠上一隻離群的小羔羊,走近才知是延年。陳獨秀去北京後,延年、喬年兄弟住在亞東店堂的地板上,今年入震旦大學讀書。 
  見延年仍然穿著秋天的夾呢袍,潘贊化停下問:「你不冷嗎?」延年說「還好」。「到我家去,我給你找件棉衣。」潘贊化憐憫地說。「不需要,謝謝。」延年搖了搖頭。近日,他打算和喬年赴法勤工儉學,正在刻意吃苦鍛煉自己。潘贊化不再勉強他,問:「上次,你父親在北京被京警局長吳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鄉關係營救他,你知道嗎?」「已聽說了一些。」延年當時已和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黃凌霜、鄭佩剛等人有來往。「你對此事有什麼想法?怕不怕?」「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況且這次學潮的意義千古未有。情況這麼複雜,肯定有危險;仁人志士有這麼一個機會光榮犧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麼可怕的。」潘贊化吃了一驚,說:「假如同仁救援無效,你會怎麼想?」「中國失去一個有學識的人罷,當然可惜。」延年說。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澤東到箭桿胡同9號,拜訪陳獨秀。「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湖南辦了《湘江評論》,這次帶一班湖南人進京請願,要求驅走湖南軍閥張敬堯。《湘江評論》創刊於去年7月14日,連載了毛澤東的《民眾大聯合》長文。 
  胡適在《每週評論》36號上寫文章推薦說,這篇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毛澤東發表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曾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談到驅張運動,陳獨秀讚揚道:「我覺得你們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貴,懂得生命的價值。個人的生命最長不過百年,真生命是個人在社會上留下的永遠生命。我很讚賞你們驅張,也贊成你們打算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最後,陳獨秀答應毛澤東,作一篇《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驅張運動。這次見毛澤東,陳獨秀增添了對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著餘興未了,他研墨揮毫,寫道:「我聽了這類聲音,歡喜極了,幾乎落下淚來!」     
  第五章 創立共產黨(1920.1-1923.1)   
  相約建黨(1)   
  1920年1月底,陳獨秀接受湖北學生聯合會邀請,去漢口講學。與此同時,陳延年、陳喬年登上一艘海輪,從上海開出,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向馬賽駛去,開始了漫長的赴法勤工儉學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陳獨秀乘大通輪去武漢。船過家鄉安慶,雄巍的振風塔挺拔如故,塔簷下的風鈴光禿禿地懸掛空中,輪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蕭瑟蒼涼的感覺。塔的不遠處,陳家大洋房已失卻了昔日的豪華,掩沒在一片錯雜不齊的民宅之間。站在船舷邊,陳獨秀一陣難過,產生了一種未曾有的負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漢學生聯合會、文華學生協會在文華大學召開千人大會,歡迎陳獨秀的到來。陳獨秀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中國存亡與社會改革的關係」幾個大字。陳先生的字跡流利遒勁,引起了台下學生的嘖嘖讚歎。陳獨秀說:「中國的存亡決定於社會改造,而求之於根本之解決,又非從教育上著手不可。」陳獨秀的演講引起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演講結束,鼓樂聲和掌聲交織在一起,響成一片。 
  「陳先生,您的演講精彩極了,我想找您做一次專訪。」散場後,一位青年記者緊跟在陳獨秀身後說。陳獨秀接過青年人遞過來的名片,笑著說:「可以,可以。」名片上寫著「包惠僧」三個字,一個出家人的名字。 
  陳獨秀演講安排得很滿,兩天安排了4場演講。2月7日傍晚,包惠僧來見陳獨秀,因為要到普海春赴宴。陳獨秀和包惠僧握手說:「這次來漢,有負諸君厚望,還望你轉達我的歉意,請諸君原諒。」走到門外,陳獨秀放低聲說:「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漢多呆一日,當局如此壓迫言論自由,和北方沒有兩樣。這種局面,倒是最令人擔憂的。」當晚7點,陳獨秀由大智門登車回北京。 
  陳獨秀哪裡知道,在北京,一張捕捉他的大網正在加緊編織之中。1月底,陳獨秀剛一離開北京,警探就發現出了問題,陳獨秀不見了。陳獨秀在武漢演講的消息經華中報紙傳開後,引起北京政府的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張一團,紛紛到火車站和陳宅偵查陳獨秀行蹤,打算一等陳獨秀回來,立即逮捕歸案。 
  高一涵等人聽到風聲,和李大釗商議,派人到西車站等候陳獨秀,但派的人在西車站沒有接到陳獨秀。陳獨秀糊里糊塗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來寫了幾份請柬,邀請胡適等人來家中晤談。這時一位警察進來了,他已在陳家門前轉了幾天,發現陳獨秀在家,大吃一驚。「啊,陳先生,你怎麼沒跟我們打聲招呼就離開北京了啊?」警察說。陳獨秀忙解釋:「一點急事,家裡的事情,時間不長,就沒有和你們打招呼了。」為了緩和口氣,警察點燃一支煙說:「你現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給一張名片啊?」陳獨秀遞了一張名片給他,警察放在口袋裡,又閒扯了幾句,急急走了。 
  陳獨秀警覺起來,他前腳進門,警察後腳步進來,十分蹊蹺。他立即帶上隨身要用的東西,去了胡適家。一看胡適家不是藏身之處,又去了李大釗家。陳獨秀將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對李大釗說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釗擔心地說。陳炯明支持辦西南大學,陳獨秀回南方是個機會。「我也這樣想。」陳獨秀現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車和小汽車是萬萬不行了。」陳獨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個警察。李大釗決定親自送陳獨秀逃離北京,說:「我們先到天津,再從天津乘船去上海。」 
  連夜,陳獨秀、李大釗二人來到北大化學系教授王星拱(撫五)家,王星拱是安慶懷寧高河埠人,和陳獨秀是正經老鄉。王星拱忙給陳獨秀戴上一頂氈帽,穿上王家廚師穿的一件油漬斑斑的背心,裝成病人。李大釗裝成生意人,攜帶幾本賬本及店家用的紅底片子,兩人雇了一輛騾車,連夜出了朝陽門,直奔天津。 
  雪後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曠野裡偶爾傳來幾聲狗叫,騾身上的鈴鐺有節奏地響著,急急地向前奔去。兩隻□轆在脆崩崩的雪地上留下了嶄新的轍印。 
  進入曠野以後,李大釗和陳獨秀鬆了口氣,因為興奮,兩人一點倦意也沒有。「仲甫,你看我們中國是否也走蘇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黨?」李大釗決定利用送陳獨秀的機會,和他交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對成立為一個階級服務的政黨的。倘若那個時候你要我成立一個新黨,我是不幹的。」陳獨秀歡快地說。上個月,陳獨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說,永遠不加入「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 
  「哦?現在怎麼變了呢?」李大釗問。「沒有變。蘇俄式政黨是謀求全社會幸福的政黨,再說……」陳獨秀用力吸了一口煙說,「我聲明不加入這樣的黨,並沒有聲明不發起一個自己信仰的黨啊?!」「說得好。」李大釗話音剛落,兩人不約而同地一起縱情大笑起來。趕車人受到情緒感染,隨著輕輕的一聲吆喝,「叭」的甩出了一個響鞭,騾車歡快地跑了起來,客人的笑聲與有節奏的騾鈴聲車□轆聲響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曠原野上久久迴盪…… 
  這一夜,兩人親密地交談分頭在南北籌劃建黨事宜,只到拂曉。一團血紅的日光衝破黑暗投向大地,皚皚白雪被反襯得眩人眼目。這是新世紀的曙光,五彩紛披,光芒萬丈。   
  相約建黨(2)   
  在天津分手時,李大釗握著換了新裝的陳獨秀的手說,「我馬上給許德珩、張國燾他們拍電報,讓他們給你聯繫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覺」。陳獨秀緊緊地拉著李大釗的手,用力搖了搖,「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談之後,陳獨秀感到和李大釗的感情又近了許多。自長兄去世後,陳獨秀多年沒有體會到這種手足親情了。   
  維經斯基來華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乘坐外國船到達上海,住進了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高高的門楣上方,有一個磚砌的「A」字形的門簷。以前這裡是柏文蔚的住宅。許德珩、張國燾等人接到李大釗的電報,幫陳獨秀找到房子。 
  陳獨秀到上海後,去汪孟鄒家坐。潘贊化連忙來見,幾句話一講,潘贊化就提到了延年、喬年。赴法前,兄弟倆回了一趟家鄉安慶,與祖母謝氏、母親及親友道別。家裡人見兩人臉色憔悴,衣服破舊,十分傷感。祖母要給他們添置衣服,兩人見家境不好,拒絕了。陳獨秀到上海的同時,延年兄弟倆到達了馬賽。2月3日,到達巴黎,住凱旋門附近哥伯凡街32號。為了解決二陳出國所必須的400元旅費(三等艙300元一張票),吳稚暉於去年11月23日給上海留法勤工儉學執事沈仲俊寫信說:「陳先生昆仲為陳獨秀先生之令嗣,志行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設法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個月後,吳稚暉又寫信請沈仲俊為陳延年等人「覓得船位西行」。陳獨秀擔心兒子和吳稚暉靠得太近,成了無政府主義者。 
  正月裡,魯迅和二弟談到刊印《域外小說集》的事。這本書是宣統元年在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兩人決定請陳獨秀幫忙,找群益書店出版,但版權不給群益。周作人給陳獨秀寫信時,將魯迅《〈一個青年夢〉的正誤》附寄。陳獨秀給周作人寫回信說:「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陳獨秀到上海後,向記者發表談話說,「北京市民還沒有覺醒,僅僅只有學界運動,力量薄弱。廣東人民活潑勇健,腐敗空氣沒有北京厲害,因此,改造廣州社會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贊成吳稚暉的主張,把西南大學辦在上海租界,因為設在租界倚人為生,寄人籬下,大學失去了獨立性難以發展。他更不贊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辦中國大學的主張。 
  3月4日,舊歷正月十四日,張元濟到上海霞飛路221申江醫院,看望住在這裡的陳獨秀。張元濟今年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經理,改任監理,忙著出版《四庫全書》,並請沈雁冰主持《小說月報》。談到今後的打算,陳獨秀說,準備和章行嚴、汪精衛等辦西南大學。汪精衛、吳稚暉、章士釗、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廣州。陳獨秀打算等郵船一到,即去廣州與他們會合。次日,章士釗從廣州拍來電報:西南大學辦學大綱已經政務會議通過。但校址因廣州政潮突起,決定遷回上海。章士釗、汪精衛日內即回上海。陳獨秀只好取消廣州之行。 
  就是這時,上海陳獨秀寓所來了一位李大釗介紹來的俄國客人,改變了陳獨秀的人生之路。來人是伊爾庫茨克第三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吳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庫茨涅佐娃及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還在陳獨秀關押在監獄時,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並派他作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抵達遠東具體實施這個提綱。當時的交通不發達,東亞書記處所在地伊爾庫茨克與中國的聯繫有4條道路。 
  李大釗在信中介紹了維經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陳獨秀說:「我和李大釗多次談論過在中國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黨,這次吳先生和楊先生來華,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楊明齋將陳獨秀話翻譯後,吳廷康說:「我這次來華的任務,是瞭解中國情況,與中國先進分子、革命社團建立聯繫,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中等身材,態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語。陳獨秀說:「吳先生想和中國先進分子取得廣泛聯繫,到上海是最適合的地點。這裡集中了各個學派和社團的各種各樣的人物。這幾天,你們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給你們介紹情況,安排你們見面。」 
  一段時間後,維經斯基已經接觸了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基爾特主義等各式各樣的人物,如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劉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寶林、戴季陶、張東蓀等人。維經斯基感到中國新思想十分活躍,但思想不統一,而且,這些學者主要停留在講演、寫文章上面,沒有組織和實際行動。但維經斯基對陳獨秀的印象不錯,他第一個寫信向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介紹了陳獨秀,稱他是「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 
  4月下旬,陳獨秀編輯《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編,共400頁碼。為了「勞動節紀念號」,李大釗趕寫了《五一運動史》。編好7卷6號,陳獨秀就今後編輯《新青年》的事,給李大釗、胡適諸同人寫信,說今後編輯《新青年》要麼北京諸人輪流編,要麼北京一人編,要麼陳獨秀一人在上海擔任。   
  陳氏的堅決信仰   
  1920年5月,經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經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這意味著中國的革命運動即將併入共產國際運動的洪流。 
  這時,毛澤東在驅張運動取得勝利後,取道上海回長沙。在上海,毛澤東去拜訪了陳獨秀。陳獨秀寓所分上下兩層,窗明几亮、清新開闊。這次,毛澤東和陳獨秀談到回湖南組織一個「改造湖南聯盟」(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計劃。北京成立工讀互助團時,陳獨秀是熱心人之一,當時還捐款大洋30元。但胡適、李大釗、戴季陶、王光祈認為工讀互助團辦不下去,陳獨秀認為辦得下去。因為工讀互助團不需養家,不需還利息,不被資本家奪去剩餘價值,來上海後,陳獨秀主張在上海也辦一個工讀互助團。 
  談話中,陳獨秀勸毛澤東讀一點馬克思的書。向他推薦了陳望道最近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陳獨秀說:「馬克思說,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 見毛澤東興趣很濃地聽自己侃侃而談,陳獨秀呷了一口茶,又將自己讀書的感受大大地暢敘了一番。 
  分手時,陳獨秀答應請亞東、群益書社周轉經費,幫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文化書社,介紹俄羅斯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從這時起,毛澤東轉變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6年後(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提到這次晤談:「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中,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學肄業生陳公培去法國勤工儉學,陳獨秀寫了一封信託他帶給延年、喬年。看了父親的信。延年滿臉不高興,因為陳獨秀勸延年脫離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延年將信掃了一遍,放進口袋裡說。延年比陳公培長兩歲,此時也才二十二、三歲,陳公培沒想到延年對其父直呼其名。 
  此時,延年對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印象好,對胡適、陳獨秀卻不屑一顧。延年在給友人雄東即丁肇青信中說,「學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說『胡某思想好,我與他通過信』,就說是『陳某真不錯,我的朋友與他相好,我也曾會過他』」。陳延年不喜歡受人制約,不贊成跟著陳獨秀、胡適後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鄒搖著一把紙扇,夾著一本新標點的《水滸》,來到漁陽裡2號陳宅請陳獨秀作序。陳獨秀說:「『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農夫心裡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我最欣賞《水滸傳》裡這首詩。施耐庵寫《水滸傳》,主旨盡在其中。所以《水滸傳》大家都喜歡看。現在的富人,吃荷蘭冰淇淋還嫌不涼,吃西瓜還嫌不甜。」汪孟鄒點頭說:「就按你說的寫。」 
  住在陳獨秀家樓下的李達理個光頭,平常話不多,專心在房間裡寫文章。過了幾天,張國燾從北京到上海。張國燾此次來上海,一則受學聯之托和劉清揚到南洋去募捐,再則受李大釗之托,來上海瞭解一下上海發起組進展情況。張國燾和李達住在一起,陳獨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樓上。張國燾喜歡交際應酬,有時很晚才回來。有一次高君曼問他:「張先生是扎馬路去了吧?」這時張國燾二十四五歲,他不好意思地說:「哪裡,哪裡。」 
  陳獨秀這時非常忙。上午寫作,中午休息一會,下午應酬來人和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晚上繼續寫文章。 
  戴季陶夫婦住漁陽裡6號樓,和陳獨秀是鄰居。對於這位《星期評論》主編,維經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時,維經斯基對《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陳獨秀和戴季陶、張東蓀為主發起組織共產黨。但張東蓀參加一次碰頭會後,就不見人影。起草黨綱時,戴季陶看到 「黨員不做資產階級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時,說:「我和孫文關係非同一般,這一條,弟斷不敢接受。」在這之前,孫中山知道戴季陶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將戴季陶罵了一頓。張東蓀、戴季陶中途退出後,沈仲九、劉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黨綱,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人類不應該有一切政治的組織,他們反對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對西歐的民主政治。 
  夏日的一天, 李大釗和張申府在北大西齋學生宿舍「亢慕義齋」(德文共產主義直譯音)討論陳獨秀的來信。陳獨秀在考慮黨章時,對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拿不定主意。維經斯基的意思,各國共產黨名稱不一致,不必強求。於是陳獨秀寫信徵求北方同志的意見。李大釗認為,俄國以前叫社會民主工黨,現在已改為共產黨了,還是叫共產黨吧。   
  社會主義青年團(1)   
  1920年7月14—18日,4天的直皖戰爭速戰速決,曹錕和張作霖的直奉聯軍戰勝了段祺瑞的皖軍,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戰爭結束的第二天,維經斯基、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舉行了「最積極的中國人會議」,這是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團體的聯合會議。 
  7月19日的會議後,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李漢俊等4位中國革命者組成。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三個部。李漢俊負責出版部,刊印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米寧的《共產黨員是些什麼人》等小冊子。 
  宣傳報道部由楊明齋負責,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他的消息來源,主要是翻譯俄國遠東報紙和蘇聯的一些重要報紙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剛成立的革命局成員提供的材料。 
  8月初是一年中最熱的幾天,魯迅因大熱,加上家人一個個鬧病,休息了幾天。5號午前去山本醫院取藥,回來後靜下心來,開始寫小說《風波》。《新潮》的傅斯年也來催過稿,但魯迅還是打算寄給《新青年》。5月1日陳獨秀出「勞動節專號」,向二弟約譯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魯迅沒有寫,他認為舊狀無以維持,但轉變也是一塌糊塗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也非新學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點是明白的,魯迅並不反對介紹俄國思潮到國內。 
  立秋頭一天是週六,魯迅將抄好的《風波》寄給陳仲甫,這次他沒有請二弟轉寄,是自己到銘伯先生家去,順路到郵驛的。 
  8月22日,發行2000份的《勞動界》週報出版,這是工會成立後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因為對像主要是工人,週報很便宜,一分錢一份。上海的工人生活費在增加,而工資在減少,工人的貧困化促使了自發的罷工次數增多,為上海工人運動的開展創造了條件。 
  在《勞動界》創刊的同一天,根據陳獨秀的建議,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以個人名義承租漁陽裡6號樓房一幢,作為活動場所。在這之前,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局東方民族處的信中,談到了在這個月內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前,維經斯基、楊明齋來到陳獨秀家,談了一晚上。 
  收到魯迅寄來的小說《風波》後,陳獨秀評價說:「豫才的小說,我真是五體投地的佩服,很有結集重新出版的價值。」魯迅寫到:「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著十八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麼?」張國燾問。「嗯」,陳獨秀點了一下頭。「你對近來編的《新青年》有什麼看法?」張國燾說:「談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濃了。」 
  青年團成立後,俞秀松主持團的工作,陳獨秀和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上海黨小組發起人也參加了團組織。任弼時、肖勁光、任作民、王一飛、柯慶施、劉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為第一批團員,參加了青年團各項活動。 
  陳獨秀編《新青年》8卷1號時,群益書社的陳氏兄弟請汪孟鄒轉告陳獨秀,因「五一」勞動節專號太厚,這一期《新青年》要加價。陳獨秀一聽,生氣地說:「加什麼價,去年我在北京,就講訂數少,不想發行。不發行好了,我自己發行。 
  」汪孟鄒膽子小,說:「怕不好,合同沒有到期,群益會訴訟。」「不怕!北京吳總監的牢都坐了,還怕他們訴訟,讓他們訴訟好了。是他們先加價,先違背合約。」陳獨秀大聲說。 
  這時陳望道來坐。汪孟鄒又勸了幾句告辭走了。陳獨秀怒氣衝天,說:「群益書社想加價,我打算自己發行《新青年》,你來得正好。將《新青年》辦成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刊物如何?」陳獨秀見到陳望道,火氣頓時消了下去。 
  陳望道提醒陳獨秀說:「《新青年》這樣公開宣傳共產黨,會不會有麻煩?」陳獨秀想了一下,說:「先開闢一個專欄,介紹馬克思著作。」陳獨秀的活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9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提到,上海「雜誌《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陳獨秀其實沒有博士學位。 
  9月中旬,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說到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時說:「我自己是賭咒不幹的,我也不希望你們北大同學加入。」胡適主張,要搞新文化運動,只要做兩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麼提高呢?那就是少講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陳獨秀要談政治,胡適不談政治,陳胡二人一南一北公開擺起了擂台。 
  秋天,張申府到上海,和陳獨秀談到發起共產黨的事。回北京後,張申府和李大釗吸收張國燾入黨。此後,又吸收了羅章龍、劉仁靜、張太雷、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李駿等人入黨,建立了共產黨北京支部。北京共產黨小組開第一次會議時,黃凌霜等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說開會不拘形式,結果決定不設會議主席,不作會議記錄。討論工作分配時,黃凌霜提出,「各項職務不必用什麼確定的名義」。張國燾問,「那工作怎麼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該做,然後由各人自由分擔。」李大釗提出,此事以後再交換意見。   
  社會主義青年團(2)   
  因小組成員大都沒有工作,李大釗每月從他個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動經費。   
  廣州政府閣員(1)   
  1920年11月22日,張申府經上海去法國講學,抽時間到漁陽裡2號和陳獨秀話別。 
  談到黃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黨組織,陳獨秀說:「不要緊的。上海這邊,無政府主義者也退出了。」最近,陳獨秀四處聯繫發展建黨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師範附小主事毛澤東和何叔衡;山東找了齊魯書社的王樂平,此君轉薦辦《勵新》雜誌的王燼美、鄧恩銘;湖北李漢俊推薦了董必武、劉伯垂來上海,陳獨秀又請劉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時,上海一品香飯館前門前窄窄的路面上來了不少文弱教書匠,他們都是在滬的北大同人,相約在這裡為蔡元培餞行。因為是送蔡校長,高君曼也去了。 
  見到陳獨秀、馬寅初等人,穿著舊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拉手,說:「又驚動大家了。」蔡元培剃去了山羊鬍子,分頭也改成頭髮後梳。和蔡元培同來的有羅文干、湯爾和、張申府等人。陳獨秀應付地和湯爾和拉拉手,寒暄了幾句。 
  菜上桌後,陳獨秀代表東道講話,說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於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於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閒談時,陳獨秀對蔡元培說:「見到9月15日的《時事新報》,我就知曹錕、張作霖上台是換湯不換藥,老蔡呆不住了。」 
  夏末秋初,曹錕、張作霖在中央公園宴請各部總次長及軍警長官。張作霖突然問:「諸公可曾聽說北京有個姓蔡的鬧得很凶麼?」曹錕應道,「是不是那個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張作霖說:「可不是。」曹錕轉身對王懷慶說:「老弟何不看管他起來。」 
  11月24日,蔡元培、湯爾和、陳大齊、劉清揚、張申府等離申赴法,陳獨秀登上拖輪,一直將他們送上停泊在吳淞口的法國「高爾基號」海輪上。 
  送走張申府,陳獨秀回到寓所寫了兩封信,一封致羅素,一封致張東蓀。陳獨秀對羅素很失望:「羅素主張中國不必提倡社會主義,這不是誤中國人麼?」他在信中說:「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是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並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陳獨秀給羅素面子,也是給胡適、張申府的面子。 
  給張東蓀寫信時,陳獨秀從一堆舊報紙中找出11月6日《時事新報》,上面有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張東蓀夏天退出發起共產黨後,這次借羅素來華演講,挑起了這場社會主義的論戰。陳獨秀這封信寫了幾天,寫了五六千字,寫信的口氣也比致羅素的信強硬,提出中國非剷除資本主義生產制,採用社會主義生產制不可。12月1日,陳獨秀將魯迅譯的《幸福》登在《新青年》8卷4號上,同時開闢了一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的文章,陳獨秀寫的《復張東蓀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12月上旬,林伯渠帶著李大釗的推薦信拜訪陳獨秀。李大釗在信中說,祖涵是老同盟會員,現在是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願意加入C.P,希望陳獨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黨介紹人。陳獨秀高興地說:「我們的組織剛剛成立,特別需要發展好的黨員,你是孫先生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們的共產黨,這說明我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和林伯渠一番誠懇交談後,陳獨秀徹底打消了顧慮,對於孫中山的左右追隨者,陳獨秀在日本即有一種成見,有好評的並不多。 
  陳獨秀建議林伯渠作秘密黨員,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訓。幾個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孫中山為由,拒絕參與發起共產黨。林伯渠十分贊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參加中華革命黨時,曾打手印宣誓五條,其中有「服從命令」,「誓共生死」條。如果孫中山知道他現在加入了別的黨,會怎麼想呢? 
  張東蓀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號上發表《現在與將來》一文,反駁陳獨秀。因陳獨秀打算離滬赴粵,暫時中斷了與張東蓀的論戰。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後,陸軍部又給上海鎮守使何豐林密電,說:「據探報,俄過激黨陳獨秀等,在滬每星期出淺易小說煽惑工商各界勞動之人……擴張過激主義。」密電要其查禁《勞動界》,並對陳獨秀「緝拿懲辦,以遏亂源」。這一舉動,促使陳獨秀離開上海。 
  這年10月22日,陳炯明的粵軍佔領廣州。11月14日,孫中山率領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孫中山去廣州前幾天,根據陳獨秀建議,維經斯基拜訪了孫中山。 
  孫中山房子很大,有許多書櫥。他54歲,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歲,身材挺秀,舉止謙和,身穿樸素的草綠色青年學生制服,上衣扣得緊緊的,矮矮的衣領。孫中山抱怨說:「廣州的地理位置使我們沒有可能與遠方的俄國的鬥爭建立聯繫。」 
  孫中山到廣州不久,陳炯明致電陳獨秀,請他來廣州辦教育。廣州政府的閣員是:孫中山(內務部長)、唐繼堯(交通部長)、徐謙(司法部長)、伍廷芳(外交部長)、陳獨秀(教育部長)、陳炯明(陸軍部長)、李烈均(參謀部長)。 
  除了共產黨陳獨秀和無黨派李烈均,其他都是國民黨員。「五四」運動後,陳獨秀聲望大增,連波達波夫將軍在其本月提交給契切林的報告中,也稱作家和教授陳獨秀是「新大學創始者」。 
  接到陳炯明來電後,陳獨秀給李大釗去信徵求意見,同時給陳炯明寫信,提出他出任廣東教育委員長的3個條件:「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廣東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以及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作統一趨勢。」   
  廣州政府閣員(2)   
  陳炯明全部答應了陳獨秀的條件,李大釗覆信也同意他去廣東,促使陳獨秀赴粵。 
  決定去粵後,陳獨秀於1920年12月中旬處理了幾件事。一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只有幾句話,大意是說,近日要去廣州,不能來長沙參加湖南青年團成立大會了。上月下旬,他還沒有決定去廣州,給毛澤東寫信,答應來長沙參加青年團成立大會。毛澤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張文亮,並叮囑他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章和《共產黨》月刊準備好,以備開成立會時用。沒有想到,讓他白等了兩星期。 
  再就是把李漢俊、陳望道、李達等人邀到一塊,將上海共產黨小組和《新青年》社的事囑托給他們。李漢俊不希望陳獨秀去廣州當官,見李大釗來信同意,沒有辦法。陳獨秀請他代理上海共產黨小組書記一職,《新青年》社的事便委託給陳望道。他叮囑陳望道:「《新青年》這一陣子政治氣氛濃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來文章了。我走後,你可以緩緩調子。」陳獨秀走後,陳望道搬到陳家住,每月編輯部薪水100元。 
  送走陳望道等人後,陳獨秀給守常、玄同、適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啟明、撫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訴他們自己將去廣東,委託陳望道負責《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陳獨秀動身去廣州,與陳獨秀同行的有維經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廣州,陳獨秀和維經斯基一起見了陳炯明。陳炯明給人意志堅強,很能自控的印象。談吐像個清教徒,他敬重孫中山,但認為孫中山是理想家和脫離實際的人。 
  陳獨秀先住在大東酒店,後住距離江邊不遠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裡九曲巷1號「看雲樓」。譚平山、譚植棠和陳公博3人夏天剛從北大畢業,8月在廣東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經常來看陳獨秀。 
  廣東高校很多,青年學生聽說陳獨秀到廣州來了,都想一睹陳先生的風采。各校校長一個一個拜訪陳先生,請他務必賞光,生怕陳獨秀去遲,學生會罵校長無能。一些社會組織也慕名請陳獨秀去演講,陳獨秀來而不辭,一一答應下來。陳獨秀演講沒有什麼固定的內容,演講稿也是根據演講對像臨時準備。 
  1921年1月2日,陳獨秀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作演講《新教育是什麼?》。這篇東西類似教育委員長施政演說,結果內容和風格上反而沒有平時灑脫。他認為舊教育是個人的、教訓的,因而是主觀的;新教育是社會的、啟發的,因而是客觀的。 
  1月19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做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演講,回答了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為什麼能講社會主義、應講何種社會主義等3個問題,要講社會主義,是針對北京的胡適;能講社會主義,是針對上海的張東蓀;講何種社會主義,是針對廣東的黃凌霜、區聲白。法政學校的學生大多初步接觸社會主義宣傳,對陳先生的長篇大論聽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來聽陳獨秀演講。 
  這篇演講後來刊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辦的《廣東群報》上。   
  《新青年》風波(1)   
  陳獨秀離滬赴粵前給胡適等人的信,胡適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這年秋以來,胡適經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種解決辦法,一種辦法是聽任《新青年》辦為一種有特別色彩的雜誌,而另辦一個哲學文學雜誌。這一條是針對《新青年》宣傳共產主義太鮮明而言;第二個辦法,是改變《新青年》宗旨,不談政治。這一條,北京同人原有戒約,但仲甫偏要大談政治,所以胡適用了「改變」這個詞。胡適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由北京同人發表一個不談政治的聲明。去年4月份,陳獨秀來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來辦;前日,陶孟和談起《新青年》聽說被郵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暫時停辦?胡適覺得這可以算作第三種辦法。 
  信寫好後,胡適謄抄一份交北京同人傳閱,另一份寄給了陳獨秀。元月3日,在八道灣寓中的魯迅收到胡適的信。拿著胡適的信,魯迅到後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體不好,臥床休息,醫生懷疑他是肺炎。「三個辦法中,我以為第二個辦法最好。」周作人說。第二個辦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來辦。「我以為三個辦法都可以。」「仲甫不願示人以弱,不願發表不談政治宣言。其實北京同人發與不發,也是一樣,官場總是頭痛的。」魯迅說話時,仰著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種下的兩棵花椒,現在葉已退光,只剩下光禿禿的桿。 
  平時是周作人寫信多,這次魯迅給胡適寫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釗給胡適寫信道:「我還是主張從前的第一條辦法。」這條辦法就是指在京另辦一個刊物。李大釗不贊成停辦,因為停辦比分裂還不好。他的用意,是為上海共產黨小組留下一個談政治的陣地。 
  接到胡適來信,陳獨秀大動肝火:「另辦刊物?辦好了,和《新青年》有什麼關係,不過是適之反對我個人的辦法罷了。叫《新青年》發表宣言不談政治,萬萬辦不到,不過《新青年》分裂就是。」陳獨秀在籐椅上靠坐了一會,壓了一下性子,給「孟和兄」寫了回信。 
  陳望道接到陳獨秀轉來的胡適信後,1月下旬寄給胡適一張明信片,聲明「《新青年》內容問題,我不願意多說話,因為8卷4號以前我純粹是一個讀者,5號以後我也只依照多數意思進行」。 
  陳獨秀在給陶孟和的信中說:「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陳獨秀知道,胡適和梁啟超交往多,經常在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發文章。胡適生氣地說:「真是可笑,40多歲的人了,耳朵這麼軟。」既然陳獨秀生氣,胡適想,我收回其他建議,專提出「移回北京編輯」一個辦法,該可以了吧?《新青年》現在差不多成了蘇維埃俄羅斯漢譯本了,聽任自流,落於素不相識的陳望道手裡,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個文學哲學的雜誌。這樣想著,胡適提筆給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啟明、撫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寫信,請他們評理。 
  1月底一天,魯迅到高等師範學校講《中國小說史》,回來重看適之頭天來信。根據胡適的意見,魯迅在胡適附寄的陳獨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轉寄給沒有打圈子的錢玄同。封口前,魯迅寫了幾個字,說不必爭《新青年》名目。三天後,錢玄同給胡適寫信,不無生氣地說:「與其彼此隱忍遷就的合併,還是分裂的好。」他贊成魯迅的意見,只是語氣更強烈:「斷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適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見,不外三種: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適意見,贊成移北京編輯;周氏兄弟和錢玄同主張在北京辦,並表示不爭《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辦一個雜誌。這條意見比適之意見進了一步。撫五、孟和認為,如不遷到北京編,不如停辦,以不給外人話柄。 
  北京風波未平,上海又起風浪,這時,李漢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雲樓」。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沒收了已編好的《新青年》8卷6號,罰款5000元,並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發行。不久前,李漢俊來信說,上海黨組織每月需要200元活動經費,黨員大多數沒有職業,他想每個月從《新青年》社撥200元。陳獨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經費本來就緊張,每個月拿200元,《新青年》還辦得下去嗎?《新青年》沒有按月出版,還欠了陳望道100元編輯費。 
  現在,罰款5000元,如何是好? 
  針對陳獨秀懷疑自己與段祺瑞的研究系關係事,2月6日,胡適給仲甫寫信說:「你真是一個鹵莽的人!我實在有點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胡適覺得語氣過重,又說,「我究竟不深怪你,因為你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在給陳望道的明信片裡,胡適說:「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陳望道於2月中旬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說,「我也並不想要在《新青年》上佔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的態度,我卻斷定說,不能信任。」陳望道列出胡適《少談主義》、《爭自由》等文證明,胡適口頭稱不談政治,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新青年》風波(2)   
  陳獨秀將《新青年》編輯部安排在廣州後,給胡適寫了回信,這回口氣婉轉多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不多,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他明確表示對於他們新辦的報,他沒有工夫做文章。他繼續上次的觀點,說:「你要我對於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認是我應該時常不可忘卻的忠告,但我總是時時提心吊膽,恐怕我的好朋友書獃子為政客所利用。」給胡適寫信後,陳獨秀給周氏兄弟寫了短函:「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於你兩位。」 
  2月8日是舊歷春節,魯迅將剛寫好的小說《故鄉》寄給上海的陳望道。他不知道,新青年社兩天前被法捕房封閉了。收到魯迅稿件,陳望道很感動,他當天就寫信給周作人,對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謝,說:「辦《新青年》不能靠胡適,要靠你。」   
  萬惡孝為首   
  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從上海來到廣州,轉達李漢俊的話。李漢俊不想當代理書記,他請陳獨秀回上海當書記,要麼把黨的機構放到廣東來。包惠僧想出國留學,到上海沒有錢了,被李漢俊抓了差。陳獨秀拒絕撥200元後,李漢俊對李達說,陳獨秀私慾很重。 
  陳獨秀不同意把黨的機構放到廣東,廣州的無政府主義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廣東太偏南,沒有上海適中。他覺得李漢俊性子太急。中國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3月,李漢俊來信說,他不贊成陳先生起草的黨章說中央集權制,他主張地方分權制。陳獨秀回話說:「中國革命才開始,都搞地方分權,豈不成了無政府主義。」李漢俊見陳獨秀不贊成他的地方分權制,並在來信中指責上海的黨員反對他,便將黨的名冊、一些文件交給了李達,請他做代理書記。這時,廣州保守勢力正緊鑼密鼓,掀起了一場驅陳運動。起因是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的演說。陳獨秀說,中國的家庭,家姑壓迫媳婦,小姑壓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時服從父母,既婚之後,服從丈夫,丈夫死了,還要服從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當的人生。 
  滿堂聽眾忘了對陳先生遲到的怨氣,此時都睜大眼睛,一個個聽了出神。 
  攻擊也隨之而來。3月8日政學會機關報上海《中華新報》載文:陳獨秀「開章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聞此說,莫不傾耳諦聽,模仿實行……凡社會上囂張浮浪之徒無不樂聞其說,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聞現時廣州各校學生多因倣傚此等風氣,家長父兄甚為惶恐,飭令子弟退學者絡繹不絕」。 
  廣東高等師範守舊派乘機給省長陳炯明呈文道:「陳委員為人,其道德學問已為職教員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 
  4月,陳獨秀在《新青年》8卷6號「什麼話」欄轉載了上海《中華新報》的謠言,並聲明沒有說過這類話。陳炯明將信將疑,在一次宴會上問陳獨秀:「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在座的人聽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睜大眼睛看著陳獨秀沒有笑。陳獨秀一口安慶地方話和粵語大相逕庭,常常有人聽不懂他的話。 
  笑畢,陳炯明說:「高師風波,我和古應芬意見,堅持原議,委員長盡可放心。 
  」古應芬是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陳獨秀說:「怕沒有那麼容易。」陳炯明說:「要不,增加教育委員,避免反對派集矢於你?」陳獨秀說:「我不反對。我正要抽出時間來對付廣東的謠言。」 
  回到看雲樓,陳公博來坐。陳獨秀解開黑色對襟褂子,雙手向後攏了攏頭髮,在房間裡來回走了幾步,說:「原來想北方腐敗,想不到南方風氣也這樣惡濁。」 
  「這些惡勢力中,除了政客、資本家、教徒,還有少數自稱無政府主義者。」陳公博說。 
  「這樣吧,我先寫一篇闢謠的東西,用在《廣東群報》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們開個會,盡快把廣東共產黨組織成立起來。」最近因忙著到處演講,陳獨秀將成立廣東共產黨小組事耽擱了。 
  這天下午,陳獨秀「看雲樓」寓所窗門緊閉。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劉爾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員圍坐在一起,一個特殊的會議正在舉行。陳獨秀說:「現在孫中山和陳炯明在廣東已建立了軍政府,正是開展民眾運動的好時機。但是,領導民眾運動,個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組織的領導的,就是一個小團體,也擔負不起領導民眾運動的歷史重任……我的意見,廣東也應該建立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去擔負起領導民眾運動的任務。」這次會議決定正式成立廣州共產黨小組,陳獨秀任書記。根據陳獨秀建議,譚平山任副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管宣傳。《廣州群報》改為廣州共產黨小組機關報。 
  廣州共產黨小組成立後,廣州工人運動發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會21個,罷工次數增多。陳獨秀對譚平山說:「找個時間,把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梁冰弦等人叫來,看看我們能不能綁在一起。」開會那天,來了不少人,有陳獨秀、維經斯基、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朱諾爾、別斯林、梁冰弦、黃鵑聲、區聲白、譚祖蔭、黃凌霜等。 
  黃凌霜提出,個人加入和退出團體有絕對自由,不能捆住手腳。陳獨秀說:「團體和社會組織、生產事業一樣,必須有持續聯合的方法……」陳獨秀明確表示,反對他們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張善良教育等觀點。討論黨綱時,聽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區聲白說:「這一條我們斷難接受。」會議不歡而散。 
  此後,發生了陳獨秀和區聲白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區聲白講陳獨秀是盧布主義! 
  陳獨秀講「說謊話是最可恥」,爭得不可開交。 
  區聲白講陳獨秀是盧布主義,不是無源之水。4月21日,共產國際遠東部書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這樣評價陳獨秀:「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裡。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當地人稱他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論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員。」其中「資助」二字,有些冤枉陳獨秀。如果共產國際遠東部有足夠的經費補貼,李漢俊大約不會不知道,陳獨秀的經費也不會緊張。   
  共產黨總書記(1)   
  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後,提議各地共產黨小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開共產黨成立會。接到通知,北京小組推薦張國燾和劉仁靜出席「一大」。李大釗6月3日到新華門總統府請願時,頭部被刺刀戳傷,不能出席會議。 
  張國燾到上海後,給陳獨秀寫信說,北京、上海、武漢、湖南、山東的代表來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廣東代表沒有消息。收到張國燾的信後,陳獨秀和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決定請陳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會議。陳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惠僧不是廣東小組的,陳獨秀寫信請他帶上,出席上海的會議。信中,陳獨秀提出了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 
  6月29日,毛澤東和何叔衡到滬,住博文女校。見人未到齊,他們到寧、杭跑了一圈。 
  7月23日晚8點,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譚秋、王燼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周佛海、陳公博、包惠僧13人,分頭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貝勃路村德裡3號(現興業路76號)。這是一間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質結構房子,進門的一面被隔成三開門,每扇門的上半部分鑲著8塊玻璃。紅漆地板光潔明亮,擺著小巧玲瓏的茶具、煙缸的長方形桌子旁,放著十來張小圓鼓凳子,進門兩側依牆放著幾張椅子、茶几。 
  張國燾主持會議,他介紹北京小組時說:「同志們,北京共產主義組織僅僅是在十個月以前才產生。此外,加入這個年輕的組織的,只是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多半缺乏革命經驗,由於時局本身的變化,我們整個活動遇到了不少困難,所以,我們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根據會議要求,毛澤東發言介紹了湖南小組的情況。劉仁靜注意到,毛澤東「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發言」。 
  慢慢的,陳獨秀提出的4條意見成為會議討論的中心。李漢俊說:「中國革命怎麼搞,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怎麼形成,我主張先派人到蘇聯去考察,先不急於定黨綱。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廣州政府。」有的代表說:「仲甫現在議及群眾政權問題,為時過早。」 
  大多數代表發言沒有支持李漢俊不需要固定黨綱的觀點。劉仁靜參加了北方小組翻譯工作,講話中用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批評黨內議會派的詞語。陳公博則說:「陳獨秀在廣州任教育委員長,說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進步。」 
  會議連續開了幾天。在望志路李公館李漢俊家開會時,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也參加了。會議開了不久,一個陌生人挑開門簾往裡闖。守門的傭人連聲叫嚷:「你是誰?你找什麼人?」陌生人推開門,眼睛亂掃,見到一屋人圍桌而坐。馬上堆起笑臉,說:「對不起,我走錯了門。」說完又看了一下屋裡的人,轉身走了。馬林問:「這個人你們認識?」李漢俊搖搖頭,說:「沒有見過這個人。」馬林盯著李漢俊問:「以前有這樣的事?」李漢俊說:「以前也有過,大都是些不務正業,包打聽的人。」房屋裡的氣氛一下變得緊張了起來。馬林沉吟了一下,說:「這裡已經不安全,我們必須馬上轉移,或者停止會議。」 
  8月5日上午,代表們乘火車到嘉興,在南湖的一艘畫舫上繼續開會。畫舫租金8元,包括3元茶水費。船到湖心,張國燾宣佈開會。陳公博驚魂未定,沒有來;馬林是外國人,易引起注意,也沒有來。會議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中央領導人,陳獨秀影響大,代表們都說要選陳獨秀,結果陳獨秀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李達主編《共產黨》月刊,任宣傳;張國燾個性外露,組織能力強,任組織。 
  散會時,代表們又議論到陳獨秀人在廣州,書記一職空缺,應該有一個代理書記。張國燾提議請周佛海暫時代理書記一職。會議結束時,代表們輕呼「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等口號。到火車站時,已是夕陽西下。 
  「一大」結束後,馬林囑包惠僧回廣州請陳獨秀到上海。他說:「陳獨秀先生現在是中央局書記了,既然是書記,就要回到上海,負起責任來。」 
  1921年8月1日,陳獨秀給蔡和森寫了一封信。蔡的信是2月11日寄自法國,距今已6個月,大意是他從毛澤東處知道陳先生的反張東蓀的駁論,深感遺憾的是「未得而見」。蔡和森提出馬克思主義精髓在於綜合革命說與進化說,引起了陳獨秀的興趣。9卷4號《新青年》還缺一點稿件,陳獨秀作答說,經濟制度的革命是創造歷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觀等同於自然進化說。陳獨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麼派別,信尾說:「很盼望贊成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加以詳細的討論。」 
  8月中旬,包惠僧到「看雲樓」向陳獨秀匯報「一大」情況。看完張國燾的信,陳獨秀沉吟了一下,說:「看來是打馬回程的時候了。」最近,廣東省議員伍光謠說陳獨秀「幾欲取中國數千年五倫之數根本取消以為快」。旅滬粵人的「廣肇公所」致電廣州政府,要將陳獨秀逐出廣州。《民國日報》總編葉楚愴發表文章說:「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   
  共產黨總書記(2)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揮粵軍與陸榮廷作戰的陳炯明,接到陳獨秀的胃病嚴重,需回上海養病的辭呈,於8月24日復電說:「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態為妥,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長掃除之。」陳獨秀決定先斬後奏,一走了之。 
  這時,胡適已離開上海回到北京。這次考察商務印書館,呆了許久,還去看了仲甫家眷高君曼。第一次陳夫人不在,打麻將去了,第二次才遇上。高君曼在胡適來訪的次日,買了食品回拜胡適,盡了禮節。胡適覺得奇怪,人家總說仲甫曾力勸自己離婚,甚至拍桌罵自己,而自己不肯。這真是厚污陳獨秀而過譽胡適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歡抑此揚彼,他們想罵獨秀,所以不知不覺大造此謠言! 
  包惠僧在廣州呆了一星期後,和陳獨秀一起離粵。在船上,包惠僧問:「中國革命怎麼革法?」陳獨秀說:「中國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麼革法?我也一下說不清,但有幾條是清楚的,中國革命信仰馬克思主義,依靠工人階級,推翻剝削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陳獨秀回到漁陽裡2號。包惠僧住到馬霍路馬德里3號樓上。 
  李達高興地說:「特立昨天還問陳先生回來沒有。」不一會,張國燾來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陳獨秀回來了。張國燾進門就說:「這幾天周佛海出了一點事,我正擔心周佛海一走,誰來任代理書記呢。」原來,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來又與楊小姐談戀愛,被人捅到《時事新報》。楊小姐父親是上海工商會主任秘書,這幾天正和周佛海過不去,周佛海準備去日本讀帝國大學。 
  張國燾提出要給勞動組合書記部十幾個人發薪金,陳獨秀說:「這不是『僱傭革命』麼?……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李達也不滿張國燾,覺得他像個少爺,坐在辦公室,一個星期接觸不到兩三個工人。一個多月來,一個工會也沒有成立。但馬林則歸咎於青紅幫干擾和共產黨組織的非法性。 
  和馬林見面後,陳獨秀在成都南路輔德裡625號李達新寓所說:「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干革命。我們幹我們的,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張太雷也幫助馬林說話,可氣。」張太雷勸他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張太雷二十二、三歲,剛出席國際「三大」回來。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我們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上第三國際這頂帽子。」說著,陳獨秀拿起皮包要走。張太雷連忙笑嘻嘻地挽留,說:「陳先生,意見不一致,我們再商量嘛。」 
  過了幾天,陳獨秀到李達處坐了一會。李達說:「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連你家太太也說不知道你去了什麼地方。」陳獨秀問:「高君曼說什麼了嗎?」李達遲疑了一下說:「你太太沒說什麼,有人懷疑你住小房間,白相去了。」陳獨秀說:「輿論自由,隨人怎麼說。」李達小心翼翼地說:「馬林那兒你還沒有去?」提到馬林,陳獨秀生氣地說:「我現在情緒不好,不想見他,見了也沒有好處,以後再說吧。」 
  召開第一次中央擴大會議時,負責北方書記部的羅章龍說:「北方工人運動範圍甚廣,工作繁難,最好另由中央選派經驗較豐富的同志前往負責。」陳獨秀說:「你說誰有經驗?大家不都是一樣!你不做誰做?你回去做,有什麼為難的地方來信,大家商量,必要時,以後可補充人員。你不要捨近求遠,應把讀書計劃全部放棄,再來向我講話。」羅章龍提出調王燼美到北京,加強北方工作,但山東不同意。最後決定山東書記部與北京合併,調王燼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陳獨秀給魯迅寫信,告知已從廣州回到上海,仍住漁陽裡2號,希望周氏三弟兄來稿。魯迅收到載有《故鄉》的《新青年》9卷1號,想到書坊再買一本,沒有買到。他懷疑書坊怕偵探將《新青年》沒收了去,不敢將書拿出來。陳獨秀在這期「編輯室雜記」上寫道:「本社社員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執筆,我們希望他早日痊癒,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雲寺調養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魯迅收到劉半農從巴黎寄來兩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說陳獨秀不給他寫信。在這之前,魯迅聽說陳獨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帶給劉半農的吃的東西,自己吃了。 
  接到陳獨秀信的第二天,魯迅將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譯稿各一篇寄給了陳獨秀。 
  山東人宮竹心月初來信要借《新青年》,魯迅回信說:「這種雜誌大抵看後隨手散失,所以無從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楊明齋、周佛海、柯慶施到漁陽裡2號陳宅樓下和高君曼打麻將。 
  過了一會,包惠僧來了。他對周佛海說:「你好啊,把楊小姐一個人丟在外面,自己跑到這兒打麻將來了。」於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繼續打麻將。 
  正在打牌,有兩三個陌生人進來說找陳獨秀。聽說陳先生不在家,這幾個人還要往裡走,中間有一個尖臉猴腮的說:「我們要買幾本《新青年》。」包惠僧說:「大自鳴鐘下有的賣,那兒是專賣《新青年》的。」一個看見了地上堆的9卷5號《新青年》,說:「這兒不是有《新青年》嗎?」在樓上午睡的陳獨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樓準備走後門,見一個戴禮帽的大個子陌生人站在那兒,又退了回來。 
  這時屋外傳來巡捕房的汽車聲,來人將陳獨秀、高君曼、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5人帶上汽車,又將《新青年》雜誌和其他書刊資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輛汽車上。 
  到了巡捕房,陳獨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楊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楊明齋、柯慶施填了牟有德、胡樹人,然後按了手印。巡警見陳獨秀沒抓到,在漁陽裡2號留了幾個便衣。 
  這時,上海法院院長褚輔成及《民國日報·覺悟》主編邵力子來到陳家,被巡捕帶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頭頭問褚:「你可認識陳?」「當然認識陳。」「那好,我帶你去看看。」陳獨秀見是褚輔成,忙擺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輔成一張嘴話就出來了:「仲甫,怎麼回事,到你家就被帶到這兒來了?」這樣,陳獨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頭頭見「王坦甫」就是陳獨秀,一邊放了褚輔成、邵力子,一邊叫人去陳家,通知撤人。 
  傍晚,陳望道到了輔德裡周佛海家,說到陳獨秀等人被捉,周佛海說:「怪不得了,我剛才去陳家,門口一個大漢很凶,他不讓我進門。」楊淑慧忙問:「他們是什麼時候被捉去的?」陳望道說:「大約是下午3點。」楊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說:「虧了佛海,不然我們也被捉進去了。」見陳望道困惑,周佛海說:「我中午在陳先生家打麻將,後來包惠僧見到我,說淑慧在等我,我便出來了。中間我們去了法國公園,淑慧想去看他們打麻將,我沒有答應。」楊淑慧阿彌陀佛地說:「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陳望道問周佛海:「你怎麼剛才又去陳先生家?」「我下午去了馬林家,馬林叫我帶一封信給陳先生,我去陳家,是專門送信的……幸虧沒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但要坐牢,陳先生他們也要罪加一等。」馬林信上寫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陳望道說:「陳先生和馬林的關係一直緊張,現在顧不上了。」 
  陳望道走後,張國燾神色慌張地來到周佛海家。剛才,他去陳獨秀家,後門一個陌生大漢問他:「找誰?」張國燾說,「找陳太太」。「找陳太太做什麼?」「收裁縫工錢。」「你為什麼不說上海話?」「我的老闆是湖南人,我們在上海開裁縫店。」張國燾順口謅了一家裁縫店。那大漢打量了張國燾一番,說陳太太不在家,就把後門關上了。 
  聽了周佛海介紹,張國燾起身說:「我到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陳獨秀等4人關在一間牢房裡。牢房裡邊放著一缸冷水、一個馬桶。牢房沒有窗戶,過道上發黃的燈光從鐵柵門裡射了進來。高君曼關在隔壁,可以聽到她歎氣的聲音。包探叫獄卒對這幾個人好一點,說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過了一會,獄卒送來了兩床被子。4個人拿一條被子墊,一條被子蓋勉強對付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9點,陳獨秀等人被帶到公堂會審。審訊官說:「陳獨秀編輯過激書籍,有過激行為,被偵處查實,已搜出此類書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馬林花錢請的法國律師巴和說:「這些書籍雖然被搜出,但是否有過激性質,我需要詳細察看一下,請求法庭延期審訊。在審訊之前,希望將陳獨秀保出候審。」法官說:「我們同意保出陳獨秀和林氏,但要人錢並保,需交500兩保金。其餘幾位,等你們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審。」回到牢房,陳獨秀情緒好轉,說:「馬林這個人,看來還不錯,只是有些居高臨下,許多事還要我們繼續做工作。過去我們的觀點,可能偏頗了些。」   
  第二次被捕(2)   
  10月6日,上海的《申報》報道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夜裡,顧名君從上海打電話給北京的胡適,陳獨秀被捕了!胡適給蔡元培打電話,請他向法使館方面設法。 
  放下電話,胡適罵了一句:「法國人真不要臉!」次日,天津的《大公報》、北京的《益世報》於顯著的位置報道了陳獨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從北京趕回上海的張太雷和李達擬了電報,請孫中山出面援救陳獨秀。李達說:「張國燾近日印發了一些援救陳先生的傳單,上面寫了陳先生以前寫的話,出了研究室就進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張太雷說:「巡捕房說他過激,這樣做是抱薪救火。」 
  蔡元培和胡適給上海法領事拍了電報後,孫中山也打了電報,請他們釋放陳獨秀。10月19日,法國會審公堂再審陳獨秀等人。巴和律師說:「《新青年》已移到廣州出版,並沒有在法租界出售。《勞動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經停止出版。《共產黨》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陳獨秀辦的。」二房客是指李達、陳望道。 
  法官問陳獨秀:「報紙講你在廣東主張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張?」陳獨秀答:「這是絕對造謠。」最後,法官宣佈將陳獨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後陳獨秀需到堂聽會審結果。 
  陳獨秀回家後,寫了啟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覺悟》上。邵力子對巡捕房無故抓人,找不到罪證,竟拿報上的謠言作罪證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領事當堂宣佈陳獨秀「判罰洋100元了案」。   
  馬林:共產黨「誕生得太早了」(1)   
  結案兩天後,張國燾、張太雷陪陳獨秀去看馬林。這次,陳獨秀非常滿意馬林的態度。 
  冬日的一天,《小說月報》主編沈雁冰來坐。沈雁冰和王雲五商量,請陳先生擔任商務印書館名譽編輯,月薪300元。陳獨秀將自己翻譯的《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交給沈雁冰,王雲五剛任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副主任,他將書稿轉給胡適,請他把關。 
  11月下旬的一天,陳獨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決議,要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5個區在明年7月以前,各發展黨員30人以上,全國團員達2000人以上,出共產主義書籍20種以上,全力組織鐵路工會,並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章程。這時從法國回來的蔡和森、李立三來見陳獨秀。陳獨秀說:「我們的工作剛剛開始,任務很重,你們回來正好。」 陳獨秀和陳公博介紹他們入黨後,蔡和森留上海,李立三回湖南工作。 
  魯迅12月4日起在《晨報》連載《阿Q正傳》,他在「序」裡說:「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的兒子茂才先生,誰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陳獨秀辦《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後在《新青年》雜誌上開展關於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的討論一事。「茂才」即秀才。 
  12月的一天,陳獨秀正在為汪原放新標點的《西遊記》寫序。這時,張太雷來坐。作為翻譯,他將在12月10日陪馬林去西南地區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訪一下孫中山。馬林對陳獨秀和中央局的工作不滿意,認為陳獨秀他們沒有轉出宣傳的圈子。 
  1922年1月15日,為紀念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女士被害三週年,共產黨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舉行了群眾大會。陳獨秀、陳望道、沈玄廬等在上海集會上發表了演說。正月初一,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新世界等地發新年賀卡60000份,背面是告工人書的兩種傳單,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的陳望道起草了賀新年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誰也曉得:為富不仁是盜賊……」 
  1月21日,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一大」在莫斯科開幕。張國燾、王燼美、鄧恩銘、高君宇和《晨報》記者瞿秋白等出席了會議。列寧儘管身體不好,堅持接見了中國代表。列寧和張國燾及國民黨代表張秋白談到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的話題。張國燾表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可以合作好。不過,兩黨合作會發生一些困難。 
  馬林去南方,張國燾去莫斯科後,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在上海舉行了黃愛、龐人銓追悼會,陳獨秀等人還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錢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遠和馬敘倫進行論戰。 
  馬林從廣州回上海後,和陳獨秀再次鬧僵。他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裡寫道:「這次南方旅行,我覺得是我在中國逗留期間最重要的時期,在上海我聽到關於中國運動及其發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極的,但在南方我卻看到那裡有可能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並會取得成功的。」馬林認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國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國共產黨「誕生得太早了」,應該盡快與國民黨合作。他向陳獨秀建議,中國共產黨採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與國民黨實現徹底的合作。陳獨秀不同意,說:「國民黨有很多毛病,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勾結土匪,聯張作霖、聯段祺瑞,在廣東之外,國民黨被視為爭權奪利之黨。」 
  徵求廣州、北京、上海、長沙、武昌等地區同志的意見,大都反對馬林關於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案。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4月24日,馬林離開上海回莫斯科,尋求共產國際的支持。4月底,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到廣州,和先期到達的達林、張太雷等會合。馬林走後,達林建議開一次中共中央負責幹部會議討論國共合作的爭論,因第一次勞動大會和團「一大」都在廣州開,於是陳獨秀決定去廣州主持會議。 
  達林將馬林的建議作了一點修改,提出在保持共產黨的政治獨立性的條件下,整個組織加入國民黨。但大多數人發言反對加入國民黨。 
  加入國民黨涉及孫中山與陳炯明的關係問題。林伯渠表示:我們應該支持孫中山,他反軍閥、反吳佩孚的態度是堅決的。張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見,說:「陳炯明與北洋軍閥有牽連。」譚植棠不同意,說:「我們犯不著與孫中山聯合去得罪陳炯明,陳炯明在廣東有威信,也有實力,要依靠他的軍事力量。」譚平山也說:「陳炯明治粵有功,他提出聯省自治,也不完全錯。」 
  張國燾說:「我們與國民黨搞聯合,我持保留態度,因為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那不成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搞聯合了嗎?小資產階級有很多消極性。」達林不同意張國燾的話:「我昨天見了孫先生……我提到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事,孫中山不同意這樣做。儘管這樣,我認為共產黨還要支持孫中山,孫先生是實幹派。」 
  陳獨秀說:「大家的意見差距很大,我提個建議,暫時不形成決定,等我們再觀察一下孫中山與陳炯明的矛盾再說。我個人同意結成統一戰線,但與國民黨的關係,我主張黨外的聯合。」達林說:「我贊成在孫中山與陳炯明的關係上,先不急著決定,但對陳先生黨外聯合的主張,我保留個人的意見。」回到寓所,陳獨秀提筆給維經斯基寫信,再次陳述自己的意見,並希望到蘇聯匯報工作。   
  馬林:共產黨「誕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開幕,陳獨秀髮表了《勞動節由來與意義》演講,次日,孫中山接見了大會代表,並作了簡短的講話。 
  會議期間,應陳炯明邀請,陳獨秀在陳公博、陳秋霖和陳炯明的秘書黃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們先乘火車到石龍,然後連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陳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來來往往的軍人,沒有其他行人。見陳炯明桌上擺滿了軍用電話,牆上掛了一張張軍事地圖,陳獨秀說:「司令軍務在身,我們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廣州。」回到廣州,陳獨秀和林伯渠說,「陳炯明難以與孫先生彌合,粵軍警備森嚴,久之怕有兵變。」林伯渠點頭,憂慮地說,「孫總統也有此擔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陳獨秀回上海後改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當選。陳望道因不滿陳獨秀,改組前提出了辭呈。陳望道、李漢俊提出辭呈後,部分青年指責他們是投機革命。陳望道想,不與陳獨秀髮生關係,照樣可以干革命,乾脆提出了退黨的要求。這時,胡適等人提出「好政府主義」。胡適認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監督不法官吏,為社會謀福利,容納個人自由。李大釗、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了名。事後,李大釗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好人政府」是當前混亂局勢中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 
  6月15日,陳獨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說「好政府主義」等辦法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主張」提出建立民主主義的革命聯合戰線:「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陳獨秀認為,「好人政府」的主張會阻礙革命思潮發展,將一般人引導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慮到李大釗已經簽名,陳獨秀請張國燾去北京,和李大釗交換意見。 
  次日凌晨,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總統府,推遲了共產國際將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計劃。5月,華工全權代表利金提議將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廣州,得到季諾維也夫和維經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陳炯明兵變後,張繼和陳獨秀會晤,希望陳獨秀站在孫中山北伐軍一邊。陳獨秀表示立即與陳炯明斷絕關係。不料譚植棠、陳公博、譚平山在廣州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支持陳炯明聯省自治。陳獨秀寫了《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說:「武人割據是中國惟一的亂源。」其後中央做出決定,開除譚植棠黨籍,對陳公博處以嚴重警告,撤銷譚平山廣東支部書記職務。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訪陳獨秀。「我在北京沒有見到共產黨的負責人,來上海見你,想加入共產黨。」他說。陳獨秀望著這位出身華西軍閥、遠道而來的將軍,說:「朱將軍,從你個人經歷看,你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誠意的申請。因為加入共產黨要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準備為他獻出生命。」聽了陳獨秀的話,朱德遺憾地離去。軍閥的大門,他不願意進,共產黨的大門又不願意開,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國門了。 
  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都路一間房子裡召開「二大」。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商議,代表不經各地支部推薦,而以從莫斯科回國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燼美、向警予、施存統等12人,代表全國黨員195人。會前,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了《宣言》起草委員會。 
  大會通過的《宣言》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低綱領,即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最高綱領,即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張國燾在「二大」前進行小組織活動,引起許多同志不滿。小組會討論時,張國燾一言不發。到大會上李達介紹本組討論情況時,張國燾首先發言批評。李達質問他:「昨天在小組會討論時你為什麼不提出你的意見,要留到今天才發揮?」 
  張國燾說:「昨天沒有仔細想到。」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任委員長,蔡和森接替李達任宣傳委員,張國燾任組織委員。 
  8月9日上午,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目長西德納、督察員黃金榮等包圍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裡2號,將陳獨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上午11點,他們將陳獨秀及抄查的書籍帶到上海蘆家灣總巡捕房。記訊問筆錄時,他們量了陳獨秀的個子:1米63。陳獨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預審時,法國探長說:「我們接到探報,陳獨秀家中藏有違禁書籍,現已查出違禁書籍、鼓吹過激主義書刊報紙多種。」博勒律師說:「巡捕房稱陳獨秀私藏違禁書籍和過激書刊,我們尚未研究,請法官延期審訊。」法官宣佈陳獨秀仍拘留在押,7天後複審。 
  8月13日夜裡,李大釗打電話給胡適說:「聽說前天獨秀案開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適剛收到汪孟鄒快信,說:「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許多證據了……不知是些什麼證據。」隔日,《晨報》刊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會」等十個團體《為陳獨秀被捕事敬告國人》的宣言。探長西德納見報紙罵法國人橫暴,講陳獨秀是一個革命家,說:「這恐怕對陳獨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鄒來信後,胡適8月16日給顧少川寫信,說法國人近年做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胡適說:「我並不是為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出點力。」給顧少川寫過信,胡適請蔡元培和法使約談一次。 
  次日,陳獨秀在拘押所翻著閒書,看押的獄卒悄悄告訴陳獨秀《時事新報》上的消息:蔡元培質問法國大使,長辛店工會發營救陳獨秀電報。 
  8月18日,繼續法庭辯論。博勒律師說:「捕房講陳獨秀是共產黨,證據不足。陳獨秀在著作中提到共產黨,只是說說而已,並無共產黨之實……陳獨秀家中確實有《新青年》雜誌,但他家僅有此書,並無印刷設備,因此也不違背法租界條例。」法副領事拿著一張條子問:「上次我們在陳家搜查到了陳獨秀寫的40000元收條,能說清此款用途嗎?」博勒說:「該款是廣東政府用來辦教育的,陳獨秀是原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由他經手撥給學校。」最後,法官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書籍,一律銷毀。 
  這次被捕,陳獨秀最惱恨的是他家那張收廣東政府40000元收條事。這張收條因廣州戰亂,寫好後沒有寄出,也沒有毀掉,因為是很平常的公務,陳獨秀不當一回事。沒有想到法國巡捕房橫插一槓子,鬧得他與陳炯明關係不乾不淨。 
  傍晚,汪孟鄒來坐,說:「《獨秀文存》編好了,你自己寫個自序吧?」去年,汪孟鄒出版《胡適文存》第一集,以後勸陳獨秀出版《獨秀文存》。陳獨秀覺得胡適是教授,專門著書立說的,自己的東西雖說不少,卻沒有文學價值,也沒有著書傳世的價值。汪原放認為,仲叔的文集談的多是民主與科學話題多,同樣有印行的價值。陳獨秀也贊成出版了。 
  陳獨秀出獄這天,外交總長顧少川的秘書打電話告訴胡適,陳獨秀已經放了。放下電話,胡適給顧少川寫了一封感謝信。   
  西湖會議(1)   
  1922年8月中旬,馬林返回中國。7月底,他帶著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名義起草的給中共中央命令和共產國際7月30日作出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現狀》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後者指出,「居於領導地位的孫中山的黨對工人階級也有著明顯的影響,無產階級同這一組織之間甚至有內部聯繫。而共產黨小組未能充分利用這一形勢去加強聯繫工人群眾。他們推行宗派主義政策……」 
  維經斯基在給陳獨秀私人信裡說:「你們的組織已開始走出馬克思主義小組狀態,並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而站立起來。」他指示共產黨與國民黨保持密切聯繫,以便建立民主統一戰線。 
  馬林到上海後,建議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考慮到陳獨秀可能被法租界監視,加上馬林出入不方便,會議決定在杭州西湖開。 
  8月20日,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5位新中央執委及國際代表馬林、翻譯張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陳獨秀主持會議,他請馬林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馬林將共產國際的指示信讀了一遍後,陳獨秀說:「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張國燾說:「黨內聯合,混合了階級組織,會牽制我們獨立的政治。」李大釗說:「共產黨是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加入國民黨,怎麼做到不放棄黨的獨立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蔡和森說:「我贊同大家的意見,國民黨成分很複雜,裡面有軍閥和封建官僚,陳炯明叛亂就是個例子。我們加入進去,很多事情要受他們的牽制。」陳獨秀聽了很高興,說:「關鍵是我們的綱領和革命目標不一致。」 
  見新的中央局5人全都反對,馬林示意大家停止發言,說:「作為共產國際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國民黨,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陳獨秀說:「我作為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長,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條件的服從。孫先生的國民黨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從他個人,我是不會接受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孫先生用民主主義方法改造了國民黨,我才同意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我也要反對。」說罷,陳獨秀生氣地起身,走到門外。 
  馬林聽完張太雷翻譯後,笑著說:「陳獨秀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我們加入國民黨,可以取消國民黨的繁瑣方式。」李大釗建議,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明天繼續討論。 
  第二天,會議的氣氛明顯好轉。馬林說:「研究與國民黨合作的具體步驟,可以彌補『二大』關於聯合戰線問題的空洞性決議。我認為共產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是建立聯合戰線的惟一可行的步驟。」李大釗表示同意馬林的意見,說:「國民黨雖然時間長,但它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共產黨員加入進去,不會受到約束。」陳獨秀強調說:「我是考慮到服從共產國際的紀律,才接受這一建議的。 
  」馬林情緒高昂地說:「既然大家沒有明確的反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那麼,我宣佈這條統一戰線的實際步驟算是正式通過了。」 
  根據「二大」安排,李達不適宜繼續主持《共產黨》刊物。會議決定新出版中央刊物《嚮導》週報,由蔡和森主持。8月22日,會議結束當天,馬林給越飛寫信,希望提供經費支持《嚮導》週報。收信後,越飛撥3000墨西哥元給馬林,並叮囑「讓我能收回這筆錢」。共產黨成立後,從1921年到1922年6月,黨費支出17655元,其中國際資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佔很小的部分。陳獨秀希望共產國際繼續「有所接濟」。與此同時,陳獨秀給汪原放寫信說,「用最好的紙印4000份,需款若干,請向各印局詢明示知」。汪原放建議《嚮導》週報和《新青年》一樣,印成16開。 
  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說:「問題沒有遇到激烈反對。參加討論的執委會委員們一致認為,通過積極參加這個民族主義運動可以為我們的工作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回到上海,陳獨秀、李大釗約見林伯渠,請他將西湖會議的精神轉告孫中山。反擊陳炯明失敗後,孫中山於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在月底給越飛回信說,陳炯明「是個壞人。一個政治追隨者,因為在一個基本政策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而與其政治領袖分道揚鑣,這可以理解。但是,當這種分裂採取謀殺領袖的形式,整個政治生命就徹底葬送了」。聽說李大釗、陳獨秀要見他,商討加入國民黨問題,孫中山十分興奮。 
  8月23日,李大釗在上海拜見孫中山。聽了李大釗關於「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主張,孫中山像打了強心劑,說:「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兩人盡興暢談,幾乎忘記了吃飯。臨別時,李大釗說:「仲甫、馬林近日要來拜見你,仲甫希望加入國民黨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個人的辦法。」 
  幾天後,陳獨秀、李大釗在張繼、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見孫中山。孫中山說:「我同意共產黨立即加入國民黨,我為國民革命奮鬥至今,其中屈折無數,深知靠一黨兩黨,難以取勝。陳炯明要叛離我,共產黨要加入我,足見共產黨的誠意。至於原有入黨方法,完全可以取消。」這次見面,確定成立改組國民黨的專門組織,並邀請共產黨同志參加。因李大釗要回北京,由張繼、林伯渠等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李大釗先加入國民黨,其後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蔡和森、夏曦、劉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國民黨,成為第一批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西湖會議(2)   
  9月4日,孫中山主持改進黨務的座談會。國民黨要人及馬林、陳獨秀、張太雷等50多人參加。馬林覺得,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決不比在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會後,孫中山指定陳獨秀參加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國民黨黨綱和黨章草案。陳獨秀提出一份新綱領和組合機構草案後,有人問張繼:「國民黨要變更主義了麼?」張繼說:「中山先生只講變通入黨手續,並未講變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陳獨秀的草案在起草委員會沒有被通過。 
  陳獨秀動身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前,和馬林、張太雷、張國燾、蔡和森等人開會商量,中央機關不宜放在上海,但廣州也不適合,馬林同意暫時遷往北京。會議決定陳獨秀去蘇聯期間,由張國燾代理中央書記。陳獨秀希望去莫斯科,是他自己在這一年4月寫信給維經斯基提出的。儘管他在6月30日寫信給維經斯基,擔心內地工作離不開。維經斯基8月回信仍請他為出席會議準備充分的材料。 
  10月3日,商務印書館開會,討論寄售《獨秀文存》(第一集)的事。王仙華不同意寄售,他擔心賣共產黨總書記的書擾事生非。高翰卿臨時附和王仙華的意見,推翻前議。高夢旦很生氣,說陳獨秀的文集大多是以前談民主與科學的話題,不影響寄售。一年前,陳獨秀被邀請擔任商務印書館名譽編輯,因此,寄售和商務有密切關係的陳君之書,順理成章。但王仙華不同意,兩人爭了起來,最後高夢旦拂袖而去。張元濟很想幫陳獨秀的忙,但因為自己已辭去經理,不好一個人說了算,只好追出門,勸高夢旦不要生氣。 
  就在這天下午,陳獨秀去北京鐘鼓寺14號胡宅,看望胡適。最近幾個月,胡適和陳獨秀老打筆墨官司。先是胡適帶領一班人發表「好人政府」主張,陳獨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予以反駁。見「仲甫老愛標新立異」,胡適將《主張》刊登在《努力》上,並寫後記說:「我們並不非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 
  緊接著發生陳炯明兵變,胡適發表文章說:「陳炯明這一派推翻孫文在廣東的勢力,是一種革命……」陳獨秀寫文章《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反駁說,聯省論是建立在武人割據上面的,不僅不能解決時局,還會增長亂源,並說:「我希望愛國君子要慎重一點。」9月8日,胡適寫《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 
  9月27日,陳獨秀給胡適寫信,認為中國的事,必須採取革命的手段,否則是滑稽劇。胡適10月1日寫文章說,中共「二大」宣言中對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中國局勢的分析,「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筆墨官司歸筆墨官司,陳獨秀這期間被逮捕,胡適又出面營救。所以,陳獨秀去莫斯科路經北京,無論如何要看望胡適。幾年不見,給了胡適一個「大驚喜」。   
  莫斯科之行(1)   
  和陳獨秀一起去蘇聯的有劉仁靜、王鈞(王荷波)。出席少共國際「三大」的劉仁靜一口流利的英語,25歲,身材不高,臉上有不少黑痣,像個煤炭工人,笑起來,卻引起別人的好感。來自京津鐵路的王荷波與陳獨秀年齡差不多,肩膀寬闊,表情嚴肅,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二大」,3人組成中共代表團。經奉天、滿洲裡、赤塔到莫斯科後,才知道國際「四大」開幕式已於1922年11月5日在列寧格勒開過了。11月9日,會議移到莫斯科。 
  見到陳獨秀率中國代表團來,瞿秋白特別高興。他發現,比自己大20來歲的陳獨秀個子不高,前額寬廣,留著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說話隨和。瞿秋白戴著近視眼鏡,頭髮後梳,高隆的前額和五官勻稱的臉龐,書生味很重。他身著紅軍大衣,系一條領帶。瞿秋白的臉色不太好,他的一葉肺潰瘍,出現血痰,在莫斯科高山療養院療養。 
  11月13日,列寧出席大會並作報告。大廳裡坐著400多個代表,除了中國共產黨,有意大利社會黨、冰島工人黨、蒙古人民革命黨、青年共產國際、工會國際、國際婦女書記處、國際工人援助會、美國黑人組織等58個共產黨組織的代表。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歡呼聲驟然響起,全體代表起立,唱起了《國際歌》。瞿秋白用俄文唱,陳獨秀用中文唱,歌聲響徹大廳內外。列寧微笑著向代表們揮手致意。 
  「同志們!在發言人名單中,我被列為主要報告人,可是你們知道,我在久病之後不能做大報告。我只能對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作一個引言……」幾個鐘頭過去了,列寧帶病講了10000多字發言稿:「……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寧最後幾句話淹沒在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中,淹沒在「我們的列寧同志萬歲」的歡呼聲中。 
  列寧身體不好,沒有接見各國代表。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共產國際會議。 
  會議日程安排得很長,中國代表分在「關於東方問題」提綱組討論,由共產國際政治書記拉狄克牽頭。拉狄克1885年生,曾在德國被捕,1920年放出。他發言說:「我們的同志把自己關在書齋裡,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像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樣子。」最後說:「而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書齋,到群眾中去!不僅到工人群眾中去,不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這一切事件激動起來的農民群眾中去。」拉狄克的印象,來自馬林和利金等人報告。利金在5月20日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主義小組有「小組宗派性」,「不大能從事實際革命工作,滿足於像在溫室裡那樣栽培共產主義」。 
  拉狄克和陳獨秀等人談話,像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師給中國學生上課。他看著劉仁靜說:「從你的報告上,看不出你們的議事日程上有社會主義,也沒有蘇維埃共和國。」陳獨秀說:「關於社會主義,我們已有了實際的步驟,但主要是在報刊宣傳上與其他流派作鬥爭。我們工作還不夠,還沒有提出建立蘇維埃口號。」拉狄克對陳獨秀虛心地聽他的長篇說教和嚴肅批評十分滿意。他和其他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一樣,贊同陳獨秀為共產國際執委。 
  12月初,共產國際作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未能貼近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屈從於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立的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個,即使這些中心的領導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質」。加入國民黨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的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會議空閒,瞿秋白陪陳獨秀、劉仁靜去看東方大學的中國班同學。東方大學在莫斯科市區特維斯卡婭大街15號,是一幢5層樓的樓房,街對面是《真理報》社。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卜士奇、曹靖華、韋素園都在這裡學習。他們和瞿秋白是學生和老師關係,瞿秋白俄文好,任他們政治理論課的翻譯。任弼時等人是從上海大學來的,和陳獨秀是熟人,大家見C.P總書記來了,都很高興。 
  東方大學名譽校長是斯大林,陳獨秀等人到莫斯科,學校額外給學員增發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鹹豬肉。晚上,中國學生將增發的食品湊在一起,招待陳獨秀和中國代表團其他人。陳獨秀問羅亦農:「平常有豬肉、大米嗎?」羅亦農說,「沒有,偶爾發一點白麵包,現在蘇聯經濟很困難。」當時東方大學每天發給學員黑麵包一磅半,菜很少,主菜單是土豆,中飯晚飯每人分一勺子土豆湯,有時是海藻、鹹魚熬的湯。陳獨秀點點頭。 
  12月7日,陳獨秀到東方大學召集黨員開會,瞿秋白、卜士奇、羅亦農、李人俊4人參加了會議,同意將任弼時、王一飛和彭述之三人轉為正式黨員。從東方大學回來,陳獨秀給蔣夢麟和胡適寫信說「中山近日頗有覺悟。已切言專力軍事之錯誤,方努力謀黨之改造。」他希望胡適改變政治傾向,由北方轉向南方。上月中旬,胡適寫《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時,將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4人列為影響近20年全國青年思想的人,把孫文、段祺瑞、吳佩孚3人列為近20年政治上有很大努力的人。魯迅對陳獨秀辦的《新青年》也有一種不忘的印象。4天前,魯迅寫「《吶喊》自序」,提到「金心異」(錢玄同)受陳獨秀之托,來催他寫小說的情景。   
  莫斯科之行(2)   
  會議期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蕭三見到了陳獨秀。他向陳獨秀介紹了大陳(陳延年)、小陳(陳喬年)夏天參加發起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情況。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後,大陳辦《少年》,後改任宣傳部長。陳喬年白天工作9小時,晚上油印到深夜一二點才睡覺。和蕭三談話後,陳獨秀給趙世炎寫信,指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國內青年團中央盡快聯繫,解決歸屬,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立即致函陳獨秀等人,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聽說趙世炎等在法國北方一個清理場做苦工,陳獨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羅亦農商量,決定抽調旅歐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並出面和蘇聯政府交涉,解決他們的入境手續。 
  根據陳獨秀的要求,12月,薩法羅夫起草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一年支出為12000金盧布,平均一月1000盧布,其中包括支持《嚮導》週報的210盧布和印刷傳單、宣傳員以及兩名中央委員差旅費開支等。 
  開會期間,陳獨秀髮現瞿秋白是個領導人才,請他和自己一起回國,參加籌辦《新青年》季刊和協助身體不大好的蔡和森編輯《嚮導》。辭行時,拉狄克希望陳獨秀再等幾天,等《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提交執委會通過後再回中國。陳獨秀說:「我就不等了,《決議》內容我已參加了意見。」陳獨秀還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時,馬林就寫報告給莫斯科:「陳獨秀必須盡快返回……目前與國民黨的接觸越發困難了。」 
  火車風馳電掣般由西向東疾馳,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農舍,光禿禿的白樺樹林,無邊無際的田野。火車上,瞿秋白很興奮,竟不顧醫生勸告抽起香煙,他畢竟離開祖國有兩年了。陳獨秀也很高興,說:「這次來莫斯科,是划得來的。對於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問題,比以前清楚多了……」     
  第六章 全力支持國民黨(1923.1-1926.3)   
  「二七」慘案(1)   
  陳獨秀離開後,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哈林、加裡寧、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等出席會議,決定「採納外交人民委員部關於贊同越飛同志的政策的建議,該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國民黨」。 
  越飛兩年未能取得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沒有解決蒙古地位問題、俄國在蒙古的撤軍以及中東路等問題,促使共產國際做出上述決議。眼下,孫中山已佔領福建,正向廣州挺進,整個南方指日可待。由於張作霖和孫中山聯手,這樣,孫中山就已經掌握了除河南(吳佩孚)和北京地區(曹錕)之外的全部中國了。此外,孫中山正在改變國民黨本質,成為群眾性的政黨,孫本人也在改變自己過去單純的軍事觀點和做法。於是,越飛提出「承認孫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國合法的政府,並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 
  隔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馬林說:「有必要繼續實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談革命的機會主義……我們應當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義作為原則,並承認它。我們沒有別的出路。」考慮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的意見,馬林說:「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口號,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質,這樣在中國階級分化的危險時刻,我們有可能在國民黨大會上表明自己的觀點,並在將來建立具有共產主義內容的真正的工人政黨。」他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條件成立「具有共產主義內容的真正的工人政黨」,他不否定這是「革命的機會主義」。 
  在馬林發言後,維經斯基發言反駁了他。許勒爾主張採納維經斯基修改意見的草案,說:「共產黨不僅應該有自己的組織,而且她也應該是真正中央的和共產主義的組織,在聽到關於我們黨的中國史宣傳鼓動方式後,我覺得這個意見不是多餘的。應該消除這種誤解,即認為黨應該只是國民黨組織的一個支部,應該明確,她實質上應該成為中央的組織。」 
  許勒爾說:「工會運動對於中國的工人運動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那裡我們已經有50萬工會會員。」馬林說:「不切實際的數字!」維經斯基說:「25萬。」 
  許勒爾說:「是啊,畢竟有25萬,這也是一個可觀的數字……留在那裡,這在原則上也是正確的,但與此同時,應該經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產黨,因此應該善於利用各種資產階級團體之間的矛盾。」 
  主持會議的布哈林說:「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留在國民黨內;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基本的組織問題。我贊成留下……至於說到一些爭論的問題,在我看來,維經斯基的意見總的說來是可以接受的。至於我們的任務,我只想對維經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見作點補充,對於我們黨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的任務(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務是中國的民族革命)成立工人政黨。」 
  馬林對布哈林說:「我可以提個問題嗎?您在這裡說:『因此,在目前條件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組織內是適宜的。』我要說,『他們應該』,要知道,同中國同志說話應該用明確的語言。」馬林在西湖會議上和陳獨秀等人爭論,有切身體會。布哈林說:「這樣的問題要由任命的兩人委員會來解決。」這樣,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指示中國共產黨人「留在國民黨內」,並避免同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發生衝突。 
  越飛1月下旬和孫中山見面後,寫信提出莫斯科向孫逸仙立即提供200萬金盧布的貸款,在一兩年內給孫逸仙的10萬軍隊供應武器和一定數量的軍官等建議。對於越飛的建議,托洛茨基2月6日給加米涅夫寫信,請他「考慮一下我們能向孫逸仙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1月13日,陳獨秀和瞿秋白抵達北京。這時,中央局已遷到北京。陳獨秀向李大釗等人傳達了國際會議的情況及《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 
  回北京第十天,陳獨秀寫了《評蔡校長宣言》。陳獨秀到莫斯科期間,發生了羅文干案。去年11月18日,「好人政府」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干,因傾向吳佩孚受到曹錕派打擊,誣其受賄而下獄,無罪釋放後,教育總長彭允彝又獻計復議,使羅再次入獄。今年1月18日,蔡元培發表《不合作宣言》,次日,在報上發表啟示,宣佈「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胡適在《努力》週報上說,蔡元培「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羅案一個月後,胡適以生病為由向學校請長假一年,他的教務長由顧孟余接替。幾天後,他以查糖尿病為由,住進了協和醫院。 
  陳獨秀認為,羅文干案正說明「好人政府」破產了。他批評蔡元培消極的辭職方法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習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陳獨秀的《評蔡校長宣言》在24日的《嚮導》週報上刊登後,《晨報》發表社論說,「勞動階級的罷工,也是一種『不合作主義』的表現」,難道我們「連罷工也不贊成嗎?」1月28日,胡適寫文章說,國家太混濁黑暗,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所以不保不有蔡先生這種正義呼聲使我們不好過、難為情。隔日,陳獨秀又發表文章說,不合作主義「引導民眾集中到消極的和平退讓的路上去」。2月4日,胡適在《努力》上發表《蔡元培是消極嗎?》,反駁陳獨秀說:「蔡先生的抗議在積極方面能使一個病廢的胡適出來努力,而在消極方面決不會使一個奮鬥的陳獨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2月7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答《晨報》記者文章,堅持認為要在思想界做防禦鼠疫霍亂的工作。   
  「二七」慘案(2)   
  就在這一天,發生「二七」慘案,中斷了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筆墨戰。 
  2月1日,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趕到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幾天前,吳佩孚突然下令禁止開會,京漢鐵路是吳佩孚軍隊給養的生命線。頭天夜裡,京漢鐵路總工會中共黨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這一天按原計劃開工會成立大會。北京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負責人羅章龍、史文彬、吳雨銘、陳潭秋、項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到鄭州出席了會議。 
  鄭州警察局黃殿宸得到消息後,率領警察包圍普樂園大會會場,宣佈嚴禁開會。 
  張國燾提出「為避免流血起見,總工會的成立儀式和全體大會可以改時改地舉行,現在不必堅持」。但此建議未被通過。在「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的口號聲中 ,京漢鐵路總工會宣告成立。當天下午,軍警搗毀工會駐地,佔領工會會址,奪走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牌子。2月4日,京漢鐵路實行全線總罷工。罷工指揮機關由鄭州移到江岸。 
  2月7日早上,吳佩孚軍隊襲擊了長辛店工會,槍殺工人50多人,300多人受傷。同一天,吳佩孚軍隊包圍武漢江岸分會駐地,血腥屠殺工人。林祥謙、施洋等工會領袖犧牲。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時,國民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還在施洋寓所。 
  當晚,張國燾、項英和其他工會負責人躲進大智門熊秉坤家臨時開會。經過激烈爭論,為避免更大犧牲,決定復工。在武漢各大學作講演的李大釗對李漢俊、朱務善說:「我們早就認定了吳佩孚和中國其他軍閥一樣,我們從前接受了白堅武的意見,派我們的同志到各鐵路上參加工作,並不相信吳佩孚的什麼保護勞工政策。」吳佩孚顧問白堅武是李的同學。 
  慘案次日,陳獨秀寫下《為自由而戰》一文。中共中央開緊急會議,發出《為吳佩孚慘殺京漢鐵路工人告工人階級與國民》宣言。此後,憤怒的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海參崴工會委員會撥款300金盧布給死難者家屬。2月22日,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書記處寫報告,指出國民黨和孫中山「至今尚未對槍殺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態度」。上月,維經斯基給拉狄克和布哈林寫信,還提出支持吳佩孚、反對張作霖的策略。 
  「二七」慘案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等人,中央機關決定轉移到上海。離京前,陳獨秀將瞿秋白一部書稿交胡適,請他幫助出版。   
  中央局遷廣州   
  1923年2月21日,孫中山抵達廣州,就任大元帥。廣州成為南方革命大本營後,在上海的陳獨秀等人根據馬林的主張,決定把中央機關遷到廣州。 
  維經斯基不贊成將中央局遷廣州,主張遷往香港、上海和北京。他認為廣州與上海、漢口、北京沒有鐵路交通,從海上到上海需要5天,通信不便,從上海打電報到海參崴,每字要55分。在漢口、上海、北京這些罷工運動主要城市,必須有最大數量的中央委員,防止共產黨領導機關脫離工人運動,而且,太靠近國民黨中央,會造成共產黨對國民黨的依賴性。3月8日,維經斯基在海參崴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薩法羅夫寫信,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有看法。他說:「看來,國民黨首領們繼續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軍閥結盟並借助同樣著名的軍國主義國家的幫助來取得軍事上的成功。我們黨能否無條件地支持孫逸仙的聯盟呢? 
  我斷言,不能。」次日,維經斯基給斯內夫利特(馬林)寫信,問「為什麼國民黨對罷工被鎮壓和工人學生慘遭迫害沒有提出正式抗議」? 
  對張國燾被派到莫斯科去匯報罷工情況,維經斯基也表示不理解。匯報可以用書面形式,就是打電報也要省不少錢。此外,他也不贊成中共「三大」在廣州開,而應該在北方開。3月24日,維經斯基再次給薩法羅夫寫信,談了上述看法。 
  3月26日,陳獨秀和中央機關到廣州。次日,維經斯基給薩法羅夫拍電報,提出支持國民黨的幾個條件:孫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軍的聯盟上、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斷絕與張作霖和段祺瑞的聯繫。維經斯基的觀點得到薩法羅夫的支持。他於4月4日在莫斯科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寫報告,強調鐵路罷工表明,共產黨在不遠的將來人數和威望將迅速提高。因此,把共產黨限制在國民黨內是不適宜的,須採取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工人運動的方針。同時,他建議採取組織措施,撤銷對馬林的委任。 
  打敗陳炯明後,孫中山決定和平統一中國。他的這一思想,得到了張作霖奉系及段祺瑞皖系軍閥的贊同。對於孫中山與段、張搞三角聯盟,陳獨秀和維經斯基一樣,持懷疑態度。他贊成孫中山「先裁兵,後統一」,但他懷疑吳佩孚及黎元洪不會接受。在給胡適的信中,陳獨秀說:「孫公政策以銳意裁兵為天下倡,一時決無向外發展計劃,鄙亦以此計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實行此計耳。」胡適最近寫文章,還提到陳獨秀在上海被逮捕的事:「《新青年》不被禁於北京,不被禁於廣州,而兩次被禁於上海法捕房!陳獨秀在北京雖曾被捕,然北京軍警拘捕獨秀於親見他布散傳單之時,而後來安然出獄,不曾受半文之罰金。而陳獨秀在法界兩次被拘,罰金與訟費使他破產還不夠。這種比較不夠使我們反省嗎?」 
  孫中山倡導孫、張、段、吳四派勢力合一,很快功虧一簣。4月11日,孫傳芳抵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鴻英在北京通電就任廣東軍督理,宣言驅逐孫中山,起兵進攻廣州。形勢變化後,陳獨秀熱情洋溢地寫下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等數篇文章。在《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裡,陳獨秀提出:「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陳獨秀的觀點,是根據馬林的報告和共產國際的文件得出來的。這篇文章刊登在22期《嚮導》上。 
  5月23日,在莫斯科的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義(副主任)起草給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積聚力量,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和恢復工會並把他們集中起來,以便擴大革命運動的基地和建立群眾性的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無條件地支持中國北方和南方的工人運動」。 
  次日,布哈林對維經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並請季諾維也夫過目。布哈林怕維經斯基不按自己的修改意見,在給維經斯基便函的末尾寫道:「別搞鬼,當心!」布哈林強調「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徹底消滅中國封建制度的鬥爭。」關於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布哈林寫道:「毫無疑問,領導權應該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最近的工人運動事件(大規模罷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極大意義。鞏固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 
  對於越飛和馬林所熱衷的與國民黨的合作,布哈林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斷地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在孫逸仙軍隊的佔領地區,必須實行有利於貧苦農民的沒收土地政策,並採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這樣,布哈林既沒有完全否定越飛等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同時強調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領導權。但布哈林的意見傳到中國時,中共「三大」已經開過了。 
  5月,陳獨秀化名「鍾英」給北方區委寫信,通知推薦出席「三大」的代表。共產國際為這次大會撥了1000美元。錢是5月下旬維爾德在上海收到的,共3500美元,其中1000美元給「二七」罷工遭難的鐵路工人家屬;還有按4~6月給中國共產黨的預算。陳獨秀在馬林面前抱怨:「1000金盧布不夠敷大會之用。」馬林問,需要多少?陳獨秀說:「召開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需要15000墨西哥元。」陳獨秀給維爾德寫信說:「現在極需7、8、9三個月的預算經費。」後來,陳獨秀接受了張作霖對罷工家屬的10000元援助,儘管張作霖是軍閥。   
  中共「三大」(1)   
  1923年6月初,出席廣州「三大」的全國代表已陸續到齊。北方區委代表中,李大釗、羅章龍是「鍾英」(陳獨秀)點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預備會是在太平沙看雲樓召開,第二次是在馬林寓所春園召開。6月12日,正式會議在東山恤孤院後街一幢兩層灰白色磚瓦房舉行。 
  會前,馬林問瞿秋白:「我應該怎樣闡述共產國際提綱中的觀點和我在會上對提綱的解釋?我是否需要對中國形勢做一番分析……」瞿秋白:「不用這個辦法。 
  必須很具體。一些同志傾向於盡可能疏遠國民黨,必須看到支配他們思想的細微論據。」 
  陳獨秀穿了一件白色無領褂子,情緒飽滿,作工作報告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於不瞭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毛澤東和馬林先期到粵。 
  陳獨秀說:「我們忽略了教育黨員的工作……我們黨內存在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這是講李漢俊、李達。李漢俊不同意黨的策略自願退黨。他認為中國不可能發生工人革命,主張做知識分子的工作。退黨後他在武昌師範學院教書。李達反對黨內合作的政策,陳獨秀摔了茶杯,李達罵陳「草寇英雄」。 
  馬林在大會前給共產國際、東方部寫工作報告,說:「李漢俊是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曾在湖北工作,反對集中制,認為想靠少數人爭取大多數群眾是策略上的錯誤。主張在知識分子中進行宣傳,主要是理論宣傳。罷工之後,這種思想更突出。中央委員會的人事衝突,導致了他退黨……在杭州也有一個黨員退黨,他與李漢俊過從甚密,他指責中央委員會只局限於在工人中進行宣傳,而忽視了農民……我在中國還沒有聽到其他同志原則上反對聯合國民黨,惟獨張國燾有夢想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共產黨傾向。」 
  馬林對張國燾有意見,是因為他在黨內組織小團體,把黨員分好壞兩種。「二七」罷工失敗後,馬林和張國燾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起因是馬林拿出國際「訓令」給張國燾看,要求中國共產黨無一例外地加入國民黨。張國燾反駁他:「都加入國民黨,還要共產黨幹什麼?」馬林諷刺說:「你的職工運動現在在哪裡?吳佩孚已經把你的職工運動打垮了。」這次爭論,促使張國燾和蔡和森、劉仁靜一起到莫斯科匯報情況。前天,張國燾從莫斯科經上海到廣州,就對馬林說,在中國的工作問題上,拉狄克、薩法羅夫屬於左派,布哈林屬於中派,越飛和馬林屬於右派。並說馬林錯了。頭一天,馬林給拉狄克、薩法羅夫寫信說:「我並不像你們認為的那樣熱戀於國民黨。」他準備「三大」一結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劃分的理由。 
  陳獨秀說:「張國燾同志,無疑地是忠於黨的,但是思想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錯誤,他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一個大錯誤。」「二大」後,張國燾在小組會上討論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事,陳獨秀很生氣,以致去年8月寫信給馬林表示「不想再擔任中央委員會的職務」,說張國燾是建立另一個中心。事後,馬林勸張國燾改變反對陳獨秀的傾向。 
  陳獨秀髮言後,大會進入討論議程。瞿秋白髮言支持陳獨秀提綱說:「國民黨的發展,並不意味著犧牲共產黨,相反,共產黨也得到了自身發展的機會……要麼我們不許工人參加國民黨,讓國民黨得到資產階級、軍閥給予的幫助從而日趨反動,要麼我們領導無產階級加入國民黨,使後者具有革命性,哪種辦法更好?」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黨綱草案,陳獨秀作了一些修改。馬林很滿意年輕的瞿秋白的發言,認為他是惟一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 
  鄧中夏說:「國民黨改組形勢日趨好轉,孫中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願意改革。 
  批評國民黨熱衷於搞軍事行動是不公正的,我們不能不加防衛讓沈鴻英得逞。」 
  毛澤東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國實現國際合作,出現一個和平時期,那時資本主義發展將非常迅速,中國無產階級人數也會大量增加。 
  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我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 
  唐山的鄧培也發言同意陳獨秀的觀點。 
  李大釗說:「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我們不要害怕參加國民運動,應該站在運動的前列。我們已經加入國民黨,但還沒有工作。沒有跡象表明我們沒有希望。」 
  林育南說:「我們不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們一邊,不能對他們的改組抱有希望。他們不會聽我們的意見。不加入國民黨我們也能幫助做國民運動。我們應該揭露國民黨的改良主義傾向,有必要成立一個工農黨,因為不能用我們共產黨人的名義。反對替國民黨介紹黨員,我們應該為我們黨保存力量。同意加入國民黨,在南方加入國民黨可使得我們得以開展工作。」 
  廣東支部代表提出:「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國民黨。」長辛店代表發言反對:「我們不能幫助他們。不能擴大他們的影響。」北京代表:「在北方我們有機會發展我們自己的組織。」   
  中共「三大」(2)   
  蔡和森說:「與國民黨聯合,組成統一戰線,必須保持我們的獨立性。陳獨秀把工人置於國民黨的旗幟下,這是違反上述決定的。在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如果不能掌握全部領導權,至少應擁有部分領導權。如果目前中國的國民運動非常高漲,那麼工人就不需要獨立的政黨。」陳獨秀回答:「我們應在國民黨內工作,因為國民黨軟弱渙散,而不是如蔡所說等國民黨情況好轉時,我們再加入。」馬林認為,蔡和森在迴避共產國際提綱,想建立獨立的工人黨,只看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維方法是靜止的而不是能動的。 
  張國燾說:「我們至少在北方打出共產主義或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旗幟去獨立的開展工會的工作……也許我們是錯誤的,但我們寧可保持左,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容易改正。」馬林發言:「建議張國燾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去年8月,共產國際命令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今年1月指示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提綱第二條說,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國民革命……張國燾對共產國際關於共產黨人留在國民黨內的解釋錯了。」他認為,蔡和森和張國燾兩人把我黨的策略建立在夢幻的基礎上。 
  經過爭論,陳獨秀、馬林的觀點佔了上風。馬林的目標是「必須使陳獨秀的提綱獲得多數,與共產國際執委會提綱是絕對一致的」,現在,他的目標實現了。為了陳獨秀的提綱獲得通過,馬林事前曾和毛澤東、王荷波、鄧培、王用章等交談。但陳獨秀、馬林「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等偏激觀點被否決了。 
  選舉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唱票的結果是:陳獨秀40(滿票),蔡和森37,李大釗37,王荷波34,毛澤東34,朱少連32,譚平山30,項德龍(工人)27,羅章龍25票。候補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海坤、李漢俊、鄧中夏。馬林認為,毛、王是優秀的工作者。 
  新的中央局的成員是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5人。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蔡和森管宣傳兼《嚮導》主編。儘管譚平山在陳炯明問題上犯了錯誤,陳獨秀在報告中肯定他正在改正錯誤,所以他被選上。 
  大會閉幕時,馬林說,希望我們這些對大會結果表示不滿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壞」。張國燾聽了很彆扭,他只獲得6票,感到「栽了個大觔斗」。   
  孫中山:我一定開除他(1)   
  維經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信1923年6月18日寄出,維爾德7月18日才收到。他不清楚,什麼地方耽誤了這封重要的信件。這封指示信強調「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在中國進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 
  在「三大」上,陳獨秀及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農民問題忽略了。7月1日陳獨秀在中央機關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農民問題》,提出:「在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農民佔全人口之大半數,其國民經濟之真正基礎,還是農業。」但他認為,中國農民「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的運動」。同一天,陳獨秀給薩法羅夫寫信,匯報「三大」情況,說:「把農民吸引到國民革命運動中來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對於資產階級,陳獨秀評價較高。陳獨秀結尾時客氣地說:「由於我黨還年輕,我們希望經常得到您的來信。」但他不知道,東方部主任已經換拉狄克了。 
  維爾德收到共產國際指示信這天,孫中山用英語對馬林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週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裡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孫中山生氣是因為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引起香港報紙的批評,馬林說:「有幾篇批評國民黨消極被動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筆……援助問題與共產黨人能否留在國民黨內毫無關係。」 
  事後,馬林向越飛和達夫謙建議,不要將200萬塞進南方將領的腰包以支持孫中山,而最好用21000元支持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的從事國民黨的宣傳。既然不給共產黨資助,何必安排自己在這裡工作呢?5月1日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200萬金盧布……使用一年。」在北京的斯列帕克寫信給維經斯基也說:「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 
  次日晚,中央機關在遷往上海前在廣州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孫中山要「開除」陳獨秀,證明中央局離開廣州是對的。馬林也認為,留在廣州繼續爭取孫中山支持政治宣傳是白費力氣。此外,陳炯明企圖進攻廣州,湘戰又起,中央機關在廣州已不安全,這也是離開的借口。 
  馬林覺得陳獨秀只想利用國民黨。他的宣傳工作只考慮共產黨的組織,幹的是與國民黨決裂的事。最近,陳獨秀和馬林、蔡和森、毛澤東都有頂撞。一天開會,陳獨秀和馬林發生了爭論,會議不得不中斷,片刻後,馬林問羅章龍:「『火山』是否熄了?」羅章龍:「熄了!」馬林說:「革命黨的頭腦應該冷靜。」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後提議:「以後開會,大家不能發脾氣。」 
  陳獨秀脾氣不好,根子是不滿孫中山醉心於軍事活動。「三大」後不久,孫中山對陳獨秀說:「國民黨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陳獨秀問:「如何建立?」 
  孫中山:「現在我們必須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南方廣東可以建立根據地,然後我們必須設法在東北或西北得到一支軍事力量……」這使陳獨秀意識到,不能期望孫很快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現代的政黨。 
  8月5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他說:「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度應緩和,勸他們取消退黨的意思。」會後,沈雁冰找他們談話,結果邵力子同意不退黨,但陳望道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陳獨秀不願意和陳望道搞僵,給他寫了一個條子,紙很小,署名「知名」:「上大請你組織,你要什麼同志請開出來,請你負責。」陳望道接受了陳獨秀委派,到上海大學兼中文系主任。 
  中央局機關遷回上海後,辦公地點設在閘北象山路公興路口的三曾裡3號,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興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裡弄。周圍是手工業工廠,雜居,便於隱蔽。因為這裡只有三個門牌,所以叫「三曾裡」。兩樓兩底共有八九間房子。 
  年齡大一點的向警予作戶主,對外稱一家人。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前廂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澤東隔壁。9月上旬,毛澤東回湖南後,羅章龍代替他做秘書工作。三曾裡作為中央機關,對外是「報關行」,請了共青團員王熙春管事物,請了一位30來歲的絲綢女工魏貞秀做娘姨。 
  陳獨秀家離這裡有一二里路,在三曾裡樓上有床鋪,遇到開會晚了或者有事,就不回去住。平常不容許其他人來。一次,高君曼來找陳獨秀,王熙春不認識她,攔著不讓她上樓。回到上海,陳獨秀和高君曼的話也越來越少了。無聊時,他常逛到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坐坐。這時胡適、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幾個安徽老鄉常以亞東圖書館為會談場所,海闊天空扯談一通,然後各自回家。胡適是10月初由煙霞洞到上海,住在滄州飯店。   
  孫中山:我一定開除他(2)   
  10月15日晚,胡適、徐志摩宴請郭沫若、田漢夫婦。散席後,胡適和徐志摩去亞東書局。正在喝茶,聽到一個人急匆匆上樓。來人身穿蠟黃西服,條子絨線背心,戴著一個帽簷下卷的帽子,像一個捕房的三等偵探。胡適站起來向徐志摩說:「志摩,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仲甫,《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徐志摩的頭髮在昏黃的燈下更顯得零亂,臉色稍白。看著面前這位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陳獨秀笑著點點頭,既然是胡適朋友,大概有些來歷。 
  聽說是徐志摩,陳獨秀連忙伸手說:「哦,知道,知道。」陳獨秀拿下帽子,露出長長的頭髮。陳獨秀頭髮稀少,幾乎集中到了頂部,向中央靠攏,前額像一個斜坡,鼻樑挺直,眉毛間隔很寬,線條分明,很像近代表現派非洲藝術大師雕的銅像!徐志摩大驚異:陳獨秀,異相也! 
  11月上旬一天,陳獨秀到瞿秋白家中坐。瞿秋白在東南大學參加團「二大」後,到上海任上海大學學務長,住在離閘北青島路師壽坊上海大學不遠的地方,因此陳獨秀常來走動。 
  瞿宅是比較西式的樓房。陳獨秀隨瞿秋白上樓進入他的佈置精巧的書房兼臥室。 
  瞿秋白請陳獨秀坐在大寫字桌前的木椅上,自己坐在寬大的彈簧床上。陳獨秀邊點煙邊說,「房間佈置得像閨繡,就是這兒像書生,」陳獨秀用夾煙的手指了指三架擺滿外文書籍的書櫥。「馬上要開三屆一中全會了。三大決議案引起不少同志疑慮,影響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沒有時間作長文章了。」提到不少同志疑慮,使瞿秋白想到楊明齋。不久前,楊明齋因不贊成「三大」加入國民黨的做法,和陳獨秀爭吵了一頓。瞿秋白也和楊明齋談過,勸他打消去甘肅的念頭,但勸不住。 
  這期間,汪孟鄒邀請陳獨秀和胡適為亞東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文集各寫一序。 
  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是《努力》週報發起的。北大教授張君勱宣傳玄學,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批評張君勱,引起了「科學與人生觀」的公開爭論。5月,胡適寫《孫行者與張君勱》支持丁文江。結果,梁啟超、吳稚暉、張東蓀、林宰平、任叔永、朱經農、王星拱、唐鉞、孫伏園、陸志偉、范壽康等人都參加了進來。 
  陳獨秀對張君勱玄學派和丁文江科學派都不贊成,因此對支持丁文江的胡適的實驗主義也是批評態度。胡適認為,陳獨秀信奉的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問題。於是,兩人借寫序,再起戰火。陳獨秀寫道:「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真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寫完這篇文章,陳獨秀突然感到一陣頭暈,當天就病倒了。一檢查,是慢性腦炎。   
  國民黨「一大」(1)   
  1923年11月24日上午至次日下午,陳獨秀病情好轉後,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上月下旬,李大釗請了兩個星期假來上海參加會議,當時有課在身,只好說所授的課回來補。到上海後,不料會議與勞動大會時間衝突,只好延長20天,後來等譚平山,又延遲了10天,譚平山沒有等到,毛澤東也沒有等到。時間已經等掉了。 
  會上,陳獨秀感到黨內同志對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統一,而且,不少同志對他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在北京的斯列帕克也認為,中共「三大」使同志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混亂。他反對工人運動興起後,還無緣無故地披上國民黨的外衣。 
  散會後,陳獨秀寫了《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他分析,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鋒隊,但工人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農民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但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慾望簡單,易於傾向保守,易於遷徙苟安,難以加入革命。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陳獨秀希望用這篇文章統一黨內思想。後來,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發表《論工人運動》,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發表《自民治主義到社會主義》,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近一時期,陳獨秀遇到了各種困難,身體不好、經費短缺和各種攻擊。10月、11月、12月,共產國際沒有給錢,整整6個月紅色工會國際也沒有給錢。以前,工會成立時,多少還按時收取一些工會會費。京漢鐵路罷工以後,差不多所有工會都被摧毀。 
  12月9日,陳獨秀來到亞東,寫答胡適的文章。陳獨秀回答了胡適兩個問題後,說:「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上月末,胡適回北京前,在上海滄州飯店寫了《科學人生觀》文集序,並寫了《答陳獨秀先生》。 
  隔日,汪孟鄒給在北京的胡適回信說:「仲甫做了一篇答適之文,約3000字,即附你答獨秀文之後,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樣,與你的序清樣一併郵呈。」亞東出版《科學與人生觀》1000冊,清樣已排出,本月面市。收到汪孟鄒寄來的陳獨秀答書,胡適看了很不滿意,強辭奪理不說,末段簡直是侮辱人。 
  12月26日,從南方到上海的鮑羅廷和瞿秋白談話。今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斯大林的建議,任命鮑羅廷任孫逸仙的政治顧問,並責成鮑羅廷「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10月8日,孫中山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 
  鮑羅廷個子不高,上唇留有和斯大林一樣的濃髭。他問:「你們得到了國民黨的宣言、綱領和章程嗎?」瞿秋白說:「是的。」「在委員會裡把這些文件搞清楚了?」「沒有。」「在地區組織中呢?」「也沒有。」「也就是說,那兒沒有討論,為什麼?」瞿秋白說:「因為我們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後天召開我們黨的地方會議來討論章程、綱領等等。」 
  鮑羅廷換了一個問題:「我不在時出版了黨的什麼期刊了嗎?」「昨天出版了48期週報(《嚮導》)。那裡既有國民黨的綱領,又有國民黨的宣言,還有社論,只是我還沒有看。」瞿秋白說。「不管怎麼說,有關於改組的社論嗎?」鮑羅廷問。「我只看了標題。」瞿秋白答。「您不知道社論的內容嗎?」鮑羅廷繼續問。「不知道,不過現在可以去買一張報紙。」瞿秋白說。鮑羅廷驚訝地問:「你們的報紙在這裡公開出售嗎?」「是的,半公開。」 
  鮑羅廷說:「關於國民黨改組的事,中央向上海以外各黨組織發出了什麼指示,或什麼通知、通告沒有?在北京,什麼也沒有收到,甚至連宣言和綱領他們都沒有。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昨天,陳獨秀簽署了中共中央13號通告,要求各地推薦參加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談到訪問蘇聯的蔣介石,鮑羅廷問:「蔣介石什麼時候回來的?」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見到他,陳獨秀也未見到他。我只見到了沈玄廬,他是共產黨員,是我們的組織者。」鮑羅廷問:「沈是正面人物嗎?」「是的。我昨天第一次見到他。他對蘇聯很滿意,他第一次去那裡……沈說,雖然蔣還不很滿意,但他對蘇聯似乎沒有不好的看法。」 
  鮑羅廷說:「現在有必要讓沈和張太雷給孫寫個報告。如果沈能正確說明王和蔣介石將軍一派的性質,那就不能只讓他們向孫報告赴蘇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個報告。」瞿秋白說:「我將向陳獨秀同志說這件事。」 
  1924年元旦,陳獨秀出席了上海的黨團聯席會,討論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一大」。鮑羅廷說:「上海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缺乏密切的聯繫,這當然是不應該的。」鮑羅廷喜歡獨斷行事,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我本人現在什麼也沒有做,事先未同黨中央商量……理論讓位於實際工作。希望是有的。」 
  陳獨秀說,中共「三大」談到幫助國民黨的發展,幾個月來黨在這方面無所作為,是因為黨內有分歧,國民黨本身沒有前進的動力。陳獨秀提到,中央曾發給地方呼籲書,呼籲同老的國民黨黨員(官僚)作堅決的鬥爭。11月底,國民黨元老鄧澤如、林直勉等11人寫了一封「請願書」,批評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說:「陳獨秀本為陳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識者早識其別有懷抱,黨員決疑者久矣……陳獨秀此次加入吾黨,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其大前提,則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孫中山反駁了鄧澤如等人,說:「你們願意跟著我革命的就來,不願意革命的就走。」   
  國民黨「一大」(2)   
  國民黨「一大」會議結束前作「在各省必須選舉左派作為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等4項決議。陳獨秀是孫中山指定的共產黨人代表,他以「我實際上無法在負責上海工作的同時再參加國民黨在廣州會議的工作」為由,沒有出席會議。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一大」的23位代表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張國燾、譚平山、瞿秋白等雲集廣州後,鮑羅廷召集代表們開會,統一代表思想。根據陳獨秀提議,李大釗、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等人組織一個指導小組,指導出席國民黨大會的中共黨員。 
  大會期間,列寧逝世。廣州的市政府大樓、輪船、孫中山的大本營、河邊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國的沙面租界沒有下半旗。 
  大會分3派,左右派人數差不多,各三、四十人。右派是南方的商人,給孫中山以財政支持,是孫中山的朋友。中間派的80~100人(共160名代表)。孫中山本人開始是中派,後來逐漸的左傾。會議代表形形色色,有的希望搞清國內局勢,更好的工作;有的則是想攫取黨內肥缺。根據1924年元旦會議精神,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選舉時,只選舉孫逸仙,而不選舉其他人,不給國民黨右派口實。結果,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於樹德等10名共產黨員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占三分之一。林伯渠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被孫中山指定為第一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 
  孫中山很滿意這次大會,認為是歷史性的事件。   
  張國燾叛變(1)   
  1924年正月裡,陳獨秀到亞東坐,汪孟鄒拿出適之的信說,「適之來信了。」1月中旬,汪孟鄒給胡適寫信說:「仲甫常與我談,雲有數訊寄兄均未得復,望吾兄即復他一訊如何。」原來,胡適去年夏天在西湖和曹聲同居後,這時正和江冬秀鬧離婚,所以無心他事。見胡適正陷入煩惱之中,陳獨秀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到家中,陳獨秀寫信勸胡適不要煩惱,他用「頑鈍不理」4個字送給胡適。臨了,陳獨秀又提到幫蔡和森到商務催稿事。 
  國民黨「一大」結束後,國共合作面臨著左派和右派的衝突。鮑羅廷在關於國民黨大會的札記和報告中寫道:「這些左派不能長期與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為了統一全黨思想,2月下旬,陳獨秀在上海閘北香山路三曾裡主持召開了三屆二次中央執委會會議。毛澤東現在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主任,和胡漢民、葉楚愴、汪精衛共事。根據陳獨秀的報告,大會做《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提出,「對他們中間極腐敗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盡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我們切不可把那樣的分子,欲認為他們是所謂的『右派』」。本月16日,4位老國民黨員鄧澤如、馮自由、劉成禺、蔡元培被送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裁決。他們被控在黨內組織小集團。這4個人不敢公開承認反對孫中山的新政策,所以矢口否認。由於孫中山和中央委員會庇護了左派,這次右派進攻被粉碎了。但大會以外,右派打算成立新的國民黨。 
  國共合作後,孫中山、陳獨秀等聲望大增。3月4日,北京大學25年紀念日進行民意測驗,國內大人物依次是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適(45票)、梁啟超(29票)、吳佩孚(27票)、李大釗(25票)、章太炎(10票)。 
  5月上旬,陳獨秀和張國燾去看望剛從蘇聯回到上海的維經斯基。維經斯基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說:「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針重點應放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領導工人運動上。對於國共合作,共產黨員要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 
  維經斯基來後,中共中央執委會舉行擴大會議。25位同志出席了會議,其中50%是工人。關於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會議通過了《關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決議》,提出我們在國民黨內的方針:「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會議強調了職工運動,提出「黨的最重要的職任,便是繼續不斷在產業的工人裡有規劃地創設工會的組織」。 
  5月21日,京師警察廳在臘庫胡同16號杏壇學社內逮捕了張國燾和他的新婚妻子楊子烈。上海《申報》5月28日刊出張國燾在被捕後,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 
  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開展了抗議運動,在《嚮導》週報發表抗議文章,並策動眾議員李國珍等19人致函內務部總長,要求開釋張國燾。陳獨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實庵」給張國燾去信。 
  在獄中,楊子烈向敵人討饒說:「我的丈夫張國燾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這種邪學說,而得像現在這種結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脫不了干係的。」張國燾經不住拷打,叛變後交出北京共產黨負責人和骨幹名單:李大釗、張昆弟、黃日葵、李駿、范體仁、高君宇、劉仁靜、范鴻頡、朱務善、陳佩蘭、繆伯英等。同時交出全國鐵路黨員領導、工人項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單。張國燾叛變後,北京風雲突變。李大釗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孫雲鵬、范體仁等40多人被捕、通緝、開除。 
  不久,北洋軍閥下海捕文書,被通緝的人中有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密令各省長、都統、鎮守使、護軍使嚴速查拿,務緝歸案。陳獨秀不知道張國燾已叛變並出賣了同志。 
  第三國際執委會3月30日決定,中國共產黨派4人出席共產國際「五大」(6月17日—7月8日),確定中國共產黨代表是陳獨秀、羅文虎(羅章龍)、琴華(李大釗)、劉齊佳(女)和彭述之。考慮李大釗安全,陳獨秀決定請李大釗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團去蘇聯出席會議,另外3名代表是彭澤湘、卜士奇和劉清揚(女)。 
  6月14日,黨、團中央共同發出通告,規定超齡團員,在3個月內加入中國共產黨。4天後,張繼、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反對共產黨所謂「彈劾案」,接著又發表《「護黨」宣言》。6月1日,孫科等人提出「制裁共產黨分子案」。 
  事後,汪精衛對陳獨秀說:「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就應該遵守國民黨的紀律,不應在國民黨內開展黨團活動。」張繼說:「這是名符其實的黨中有黨。」陳獨秀說:「最近一個時期,我們忙國民運動,忽略了本黨自身的建設和發展。我們最近提出健全黨組織,發展黨員數量,提高黨員質量,是因為黨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夠分配。而本黨獨立發展組織,正是避免與你們工作糾纏不清。 
  」「此事我們先提出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既然仲甫不以為然,我們也沒有多說的必要。」汪精衛說話的口氣很硬。 
  與此同時,謝持、張繼、孫科也找鮑羅廷談話,事後,孫中山下令作一個《關於黨務宣言》,宣佈「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作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重制裁,以整肅紀律。」「宣言」表示孫總理將在短期內召開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詳細解決這個問題。「宣言」發表後,短時間內緩和了一下國民黨右派的情緒。   
  張國燾叛變(2)   
  這次交鋒後,鮑羅廷給共產國際寫信:「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像某些同志估計的那樣,似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尖銳,以致必須作好可能分裂的準備。」「某些同志」是指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人。 
  7月13日,陳獨秀給在莫斯科的維經斯基寫信:「據說,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為了明確『如何在國民黨中做工作』,我們給區委各地委和各獨立組發出了以下通告。您的意見如何?」「通告」指近期陳獨秀、毛澤東簽署的中共中央第15號通告,提出「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 
  陳獨秀繼續寫道:「您急需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根據他的報告制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毛澤東與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右派葉楚愴鬥爭已公開化。在葉楚愴的打擊下,共產黨在上海執行部中處於被動的地位,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上海執行部。後經反擊,葉楚愴辭去《民國日報》總編輯的職務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上海局的工作。 
  李大釗、張太雷到莫斯科後,帶去陳獨秀及中央局的意見:「國共合作後,大批共產黨人參加了國民黨工作,共產黨組織和訓練工作受到削弱,黨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旅莫支部常委決定,加派彭述之、陳延年、紅鴻、任弼時、尹寬、鄭超麟等回國。陳延年是去年春和趙世炎、陳喬年及鄭起麟等人赴莫斯科,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陳延年走後,《少年》更名為《赤光》,由鄧小平編輯。 
  9月,陳延年、陳喬年由海參崴到上海後,到民國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鄭超麟、傅大慶、薛世綸等人一起到中央機關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陳獨秀和蔡和森等人商量,叫延年去廣州,作團中央駐粵特派員;喬年去北京,彭述之(彼得羅夫)協助蔡和森編《嚮導》,任弼時去上海大學教俄語。   
  鮑羅廷的錯誤(1)   
  1924年9月7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認為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我們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陳獨秀對鮑羅廷不與自己和共產黨商量的做法不滿,說:「請建議共產國際提醒鮑羅廷同志,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還要提醒他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最後,陳獨秀希望維經斯基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寄7、8、9、10月份的錢來。中共「四大」要提前召開,陳獨秀也「期望經過不長時間能從您那裡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陳獨秀知道,孫中山所以看重鮑羅廷,是因為他的皮包裡有莫斯科的巨額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龍芝負責發放50萬盧布、1萬支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火炮資助孫中山。 
  10月8日,中共執委會在聽取了剛回上海的瞿秋白口頭報告後,作出決議,認為鮑羅廷和瞿秋白在廣州對如何在國民黨內做工作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鮑、瞿錯誤地認為,我們應該幫助中派去哄騙右派,向中派讓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結果,自己的鎮壓反動派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並在國民黨內部成立了干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等於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此外,鮑在軍事政策上對國民黨的幫助,實際是擴大了右派的勢力。 
  決議最後說:「中共(中央)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委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不犯什麼錯誤,那麼這種狀況也會破壞統一,破壞工作制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有害的。」 
  事後,宣傳部幹事張伯簡告訴剛分來的鄭超麟說:「瞿秋白在廣州犯了錯誤,陳獨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於具體情況,張伯簡也不清楚。 
  隔日是國慶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給鮑羅廷寫信,請他解決經費等問題:「高尚德同志去廣州帶給您的國民革命運動預算是否已批准?這筆資金對於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沒有這筆資金,那麼這些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很快就會停止。特別是湖南和浙江的國民黨黨部長期欠債,每個地區3000美元,這兩地區的負責人(我們的同志)已被追究債務責任(作為『民事案件』)。我們的意見是需要還這筆債務,或由您負擔,或列入新的預示……還有一件事。軍校在用自己的經費為蔣介石徵召兵員,並將這筆資金投放給上海的商業企業。請特別注意。」談到黃埔軍校的缺點,信上提醒鮑羅廷,「你們的資金不知他們用到何處去了……俄國的血汗(你們的資金),或許還有世界無產階級的血汗花在這種學校上,我們認為很不值得,因為這個軍校與其他任何一個軍閥的學校沒有什麼區別。」 
  同一天,陳獨秀以自己的名義給共產國際遠東部寫了一封信,說:「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像在中國不存在中國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按照黨的意見,國民黨必須停止北伐,必須放棄廣東政府,但鮑羅廷同志堅持另一種意見……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就在陳獨秀寫信告鮑羅廷狀這天,發生了上海大學學生黃仁在紀念大會上聽反帝反軍閥演講時被國民黨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醫院時,黃仁已死。也在這天,發生廣州的商團反對孫中山的叛亂。10月15日,在陳延年、周恩來等領導的工團軍(劉爾崧、施卜領導)、農民自衛軍(阮嘯仙、彭湃、徐成章領導)支持下,孫中山的部隊將以「老虎隊」聞名的商團部隊打敗,廣州轉危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權落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手中,馮玉祥發出召集會議,解決新的國家建設問題的通電。一些國民黨要人希望孫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對孫中山北上,國民黨中派也有反對孫中山北上的,認為北上意味著拋棄國民黨的宣言,意味著國民黨的分裂。加拉罕和鮑羅廷認為,這是給國民黨提供一個登上國民革命鬥爭大舞台並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鮑羅廷鼓勵孫中山先發表宣言,然後北上。維經斯基也認為,孫中山參加天津戰勝者會議,是一個進步。 
  11月17日,孫中山抵達上海。中共中央改變了不贊成孫中山北上的態度,發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對時局宣言,支持孫文北上召開國民會議,並做了迎接孫中山的工作。隨後,孫中山繞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蘇俄聯盟。 
  12月7日,維經斯基在和陳獨秀交談後給加拉罕寫信。維經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與鮑羅廷之間的誤會。他寫道:「請從國民黨經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額用來為實現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運動……現在必須從國民黨那裡給黨撥出一定數額。我們能具體做些什麼呢?把《嚮導》週報的印數增加一到二倍……我請求為了整個這項工作給我撥1萬盧布,由我負全責報賬。」維經斯基希望加拉罕「盡快就經費問題給我答覆……您可以分期撥出,而且可以從1萬盧布中拿出一定數額給北方局來做這項工作。」   
  鮑羅廷的錯誤(2)   
  北方政局發生變化後,中共中央於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張國燾、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趙世炎。李大釗在蘇聯呆了四、五個月後,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趙世炎等人開會,討論成立北方區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沒有參加。 
  12月31日,孫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孫中山肝病發作,E·福爾特醫生診斷,病情非常嚴重。令孫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經離開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腦。在這之前,段祺瑞曾許諾在見孫中山前,不會這樣做。顯然,日本人邀請孫中山繞道日本是個陰謀,為段祺瑞到北京爭取了時間。日本醫生在北京散佈謠言說孫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種可怕的病。 
  天津醫療條件不好,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宣言正熱火朝天,種種原因促使孫中山到北京。孫中山到北京後,外國報紙指責他試圖搞布爾什維克政變。   
  中共「四大」(1)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閘北區橫濱路6號召開「四大」,會議一直開到大年卅日前夜才結束。陳獨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羅章龍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20人參加了大會。為了等瞿秋白和譚平山,會議將國民革命問題的討論推遲到1月16日。 
  會前,彭述之寫出《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不同意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的觀點,提出「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陳獨秀寫了《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一文,說:「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 
  瞿秋白任政治決議案審查小組組長,在會上對決議案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國共合作等問題作了長篇發言。針對國民黨內部分化,「四大」確定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針,指出極力反對階級妥協,攻擊右派,阻止和反對中派右傾,鞏固和擴大左派,保護工農利益,公開擴充共產黨的宣傳和組織,宣傳階級鬥爭的理論,強調工人階級獨立性。「四大」開了11天,1月22日閉幕。其中通過了《關於托洛茨基同志決議案》,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論上的態度…… 
  實際上可以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仇敵所利用。中國共產黨大會對於俄國共產黨領袖所解釋之托洛茨基主義亦為機會主義之一派,完全同意;並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完全承受列寧主義……」 
  「四大」決議贊成國民黨有條件地(所有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團體的人民代表參加)出席善後會議,幾乎毫無爭論地通過了陳獨秀的提綱。在這個提綱中,左派的立場受到了嚴厲的譴責。張申府參加了這次會議。去年春節,張申府經莫斯科回國,後到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部長。他因與群眾和黨的生活沒有多少聯繫,反對陳獨秀的提綱,主張「不斷革命」。遭到一班青年人反駁後,不久脫黨。 
  他說,「贊成我的是多數就干,贊成我的是少數就滾蛋」。 
  大會選舉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駐中央局。 
  張國燾去年5月被捕,直到去年10月北京政變獲釋。陳獨秀等人不知道,張國燾在獄中已叛變,並出賣了同志。(註:全國解放後,張國燾叛變革命檔案大白天下)他和李大釗沒有出席會議,留在北京配合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等人處理孫中山到京後的事務。 
  毛澤東上月底因睡眠不好,請假回湖南養病,沒有出席會議。李維漢(羅邁)參加了《民族革命運動決議案》草案審查小組,在大會上代表湘區黨委匯報了安源慘案。「三大」另兩名中央執委王荷波、羅章龍出席了會議,選為候補中央執委,代替張國燾主持鐵路總工會工作。譚平山被選為中央執委,繼續負責廣東。 
  會後,瞿秋白給鮑羅廷寫信說:「我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決定,我要長期在上海工作。要給您派去另一個翻譯。中央要求您為我解脫您這裡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經不追捕我了 ,我將暫時完全轉入地下,為我們黨的機關做工作。」陳獨秀和鮑羅廷有矛盾,瞿秋白也不願意夾在中間。在維經斯基看來,陳獨秀與鮑羅廷之間沒有原則性分歧。陳獨秀不滿鮑羅廷兩件事,一是在廣州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一是預算問題。維經斯基認為,前者不具有國際性質,至於預算問題,今後可由共產黨和鮑羅廷參加的預算委員會解決。 
  2月6日,陳獨秀來到亞東圖書館,沉著臉對汪孟鄒說:「適之愈走愈遠了,你去拿紙來,我給他寫封信,你盡快寄給他。」上月,胡適在北京給許世英去信,表示願意參加2月份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陳獨秀希望胡適最好不參加「善後會議」,出席之日千萬不要獨立發揮自由言論。當天,汪孟鄒將陳獨秀的信和自己的信寄給胡適。 
  次日,上海《民國日報》刊出《善後會議開場》消息,陳獨秀這才知道信寫晚了,他走了馬後炮。2月11日,胡適收到汪孟鄒信及陳獨秀的信,便提筆給汪孟鄒去信,解釋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張開和平會議解決時局,總比武裝對峙好。並叫他轉告仲甫,「我是不謀私利的,不薦一個人,不寫一張條子」。又說,「會議式的解決時局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解決不了,至少可以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來。」上海《民國日報》已在譴責胡適,汪孟鄒回信說:「願吾哥本自己的主張,謹慎做去,進之者有益於國家之前途,退之無損一己在社會所佔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對於吾哥確是十分愛惜,但他說話偏激,哥素知其詳,望勿介意為幸為幸。」 
  收到陳獨秀和汪孟鄒的信,胡適2月中旬去協和醫院看望病危中的孫中山,勸他試服中藥。3月初,胡適在孫中山逝世前幾日退出了「善後委員」一職。孫中山2月18日移住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改中醫治療,3月12日逝世。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外交人民委員部致電北京政府,弔唁孫中山逝世。 
  幾乎同時,在北京協和醫院另一張病床上,中共「二大」執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腸炎去世,年僅29歲。大家都在關注孫中山,高君宇逝世的消息被淹沒了。   
  中共「四大」(2)   
  3月16日,張國燾到上海。「四大」後,彭述之得傷寒,蔡和森身體不好,中央局要張國燾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後,張國燾夫婦住閘北香山路中共職工運動會的辦事處,與劉少奇、何寶珍夫婦為鄰。這是一棟二層樓的房子,張國燾等住在樓上,在樓下辦公。 
  4天後,陳獨秀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分析孫中山去世後,段祺瑞政府聯合國民黨的右派,攻擊它的左派。陳獨秀寫道:我們黨的國民黨的政策是,「利用各地悼念孫中山的會議,在廣大群眾中掀起國民革命運動,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增強左派力量」。 
  談到共產黨的組織發展,陳獨秀說:「我對共產國際有兩個要求:1.盡量多派些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同志回國;2.為我們追加資助以下事宜的款項。」陳獨秀列舉了《嚮導》週報以及各地黨組織和宣傳員的追加費用共1400元,以前核準是每月2250元,加上1400元,每月共3650元。陳獨秀寫道:「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預算,我們在1、2、3三個月應收到6750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3423元,僅相當於5887中國元,因此還差863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 
  以後請給我們寄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蘇聯援助國民黨的錢遠遠高於支持共產黨的錢,而且,還存在未按批准的數額寄款的情況。但陳獨秀不好抱怨。 
  鮑羅廷4月6日在北京寫報告,認為 「國民革命運動整個戰線的實際工作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掌握在左派手中。」孫中山去世前幾天,即3月8日,國民黨右派馮自由、馬素等成立俱樂部。3月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馮自由等俱樂部組織成員開除出黨。鮑羅廷因看重國民黨內的左派,在提出我們面臨7項基本任務中,沒有一條談共產黨的工作。 
  看到鮑羅廷的報告,斯大林和維經斯基談到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印象:「中國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 
  我對共產黨人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維經斯基解釋說:「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多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做的……」斯大林聽了,感到驚訝。 
  和斯大林談話後,維經斯基給加拉罕寫信說:「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著在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報告中應該給予共產黨的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局勢越來越複雜,所以準確地通報國共兩黨的關係和它們在這個國家的作用是絕對必要的。」   
  「五卅」運動   
  1925年5月上旬,鮑羅廷在前往廣州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幾天。他同陳獨秀等人開會,留下「互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等不好的印象。在許多問題上,鮑羅廷和陳獨秀、中央局有嚴重分歧。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共產黨人數問題,中央提出7人,鮑羅廷為了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主張4人;鮑羅廷希望中央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陳獨秀等則認為,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盡了最大的可能。 
  離開上海當天,鮑羅廷給加拉罕拍電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落後於在南北方的緊急任務,這就提出了成立由兩名中央委員和兩名其他積極工作者組成的委員會來直接領導重點地區工作的必要性問題。中央委員會也是不很願意這樣做的。」此外,鮑羅廷反對委託中共中央辦理緊急預算。鮑羅廷提出,「最好由我們自己在中央委員會緊急工作委員會和國民黨左派的協助下制定……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們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裡,事後從那裡發指示。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將從廣州向您詳細談這個問題。」 
  5月28日,陳獨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等人召集中央緊急會議,討論5月30日發動反日遊行示威。5月15日,發生了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事件,上海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白熱化。陳獨秀說:「在租界組織示威運動,是空泛和不切實際的,我擔心沒有多少群眾參加,如果有三五百人參加示威,便是我們的成功。」李立三說:「我們可以下去發動,擴大社會運動勢力。」惲代英說:「可以國民黨名義,組織二三百人到各校演講。」陳獨秀決定去英美煙草公司等工廠。 
  隔日下午,2000多名示威群眾行進到南京路時,遭到英巡捕開槍射擊,打死11人,重傷10餘人,造成「五卅」慘案。深夜,黨中央在閘北橫濱橋附近寶興裡的一幢舊式的兩開間樓房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組織行動委員會,陳獨秀任指揮。為配合罷市、罷工、罷課的反帝鬥爭,會議決定出版《熱血日報》。瞿秋白任主編,鄭超麟、沈澤民、何味辛等人組成編輯委員會。 
  6月1日上午,陳獨秀、張國燾等參加了「上海總工會成立」大會;與此同時,周恩來、陳延年的廣州區委領導了省港大罷工。隔日傍晚,瞿秋白從香山路總部回到閘北華興路56號一間客堂——《熱血日報》編輯部。明天是《熱血日報》創刊日,瞿秋白將陳獨秀寫的《發刊辭》給鄭超麟,說:「明天,報紙刊出後,老頭子的朋友一定會看出這篇《發刊辭》是老頭子寫的。」鄭超麟問:「他們怎麼會看出是老頭子寫的?」「老頭子慣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們現在慣用的不同。」 
  瞿秋白解釋說。如「階級鬥爭」,陳獨秀喜歡寫成「階級爭鬥」。果然,鄭超麟發現,上面有類似「民族自由的爭鬥是一個普遍的長期的爭鬥」這樣的句子。這年,陳獨秀47歲,多年的忙碌使他明顯的衰老了。因為在中央局年齡最大,所以大家背地稱陳獨秀「老頭子」。老頭子除了年齡大,還包含有當家的意思。 
  弄堂裡還有一棟二樓二底的房子,是中央工農部的機關。陳獨秀幾乎每天要來這裡辦公。6月4日,陳獨秀穿著襯衣,坐在白木長桌旁的長凳上看報,報頭是瞿秋白寫的。見大家興奮,陳獨秀問瞿秋白,「怎麼了?」楊之華笑著說:「他說這比在大學講台上講課有效得多。」在瞿秋白、陳獨秀等人的努力下,《熱血日報》在短短的幾天裡銷數達30000份,每天有近百篇來稿。6月下旬,《熱血日報》正辦得紅火時,大資產階級首先動搖,停止了罷市鬥爭,《熱血日報》出版24期後,也被查禁。國民黨右派藉機攻擊共產黨是在發動非共產黨的戰爭。7月初,陳獨秀在《廣州戰爭之意義》一文中,聲明「共產黨只以在野黨的資格,在某種事 
  件上號召民眾援助國民黨政府,或在某種事件上號召民眾監督國民黨政府」。 
  7月初,維經斯基經蒙古進入中國。他在給斯科爾尼科夫信中提到「五卅」運動:「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力量薄弱……黨由宣傳小組狀態轉入做群眾工作時,它的種種不足總是非常突出地表現出來……至於說領袖,他們雖然也是共產黨員,但都是第一次開始取得群眾工作經驗。」為了支持五卅運動,彼得羅夫在8月5—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建議,由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為中國罷工撥款10萬盧布。 
  8月20日,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一輛轎車疾馳而來、嘎然而止。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及夫人何香凝緩緩下車,就在這時,六七個兇徒槍聲大作,一陣槍煙彈雨之後,身中4彈的廖仲愷倒在血泊中,眨眼間暴徒無影無蹤…… 
  廖仲愷被刺殺後,陳獨秀感到瞿秋白、任弼時等人堅持反戴季陶是對的。夏天,戴季陶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說共產黨是借國民黨的軀殼,發展自己的組織。戴季陶是國民黨頭號理論家,小冊子出籠後,流傳很廣,尤其在黃埔軍校,立即得到新老右派捧場,形成了以戴氏理論為依據的右派勢力。作為反擊,在這之前,瞿秋白寫了系統反駁戴季陶主義的文章——《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月底,陳獨秀寫《給戴季陶的一封信》,說:「你所寫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那本小冊子,錯誤的見解非常之多。」此信在《嚮導》上分兩期刊完。   
  哪有帝國主義(1)   
  1925年9月上旬,從蘇聯回來的聶榮臻等人到達上海。負責黨中央秘書處的王若飛帶聶榮臻等人去見陳獨秀。到了陳家,陳獨秀拿出一張紙,是已經分配好的名單。他說:「你們的分配去向,已經安排好了,我們先認識一下。」按照名單上的名字,陳獨秀一個一個地問了情況。陳獨秀說:「你們回來好哇!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強黃埔軍校的工作,具體崗位,到了廣東區黨委再定……到北方主要是加強馮玉祥西北軍裡的工作。你們要參加國民革命,這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我們參加這個革命,使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好事情。」聶榮臻被分到南方,他想問,到黃埔以後工作怎麼辦?將來我們為著什麼?但他發現,陳獨秀不喜歡軍事問題,大家談在莫斯科學習軍事的情況,他一言不發。在上海呆了一個星期,聶榮臻去廣州。 
  五卅運動被軍閥公開鎮壓後,工人的經濟罷工也停止了。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開幕。陳獨秀說:「五卅運動中,資產階級暴露了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本性,不能與工人階級戰鬥到底。戴季陶主義和國民黨右派的進攻,表明中國資產階級分化明顯……」會議在形成決議文件時,沒有點名地批判了陳獨秀等人的觀點:「最近中國無產階級及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代表發生相當的反動,他們覺著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趕緊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就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參加會議的維經斯基承認,包括他在內的遠東部以及陳獨秀等人低估了農民對於中國現階段革命運動的作用。但維經斯基意識到,如果我們不提出直至沒收土地的更激進的要求,就不能把農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 
  就在四屆二中全會開幕這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黨團不應發號施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早在8月2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提出了上述意見。瓦西裡耶夫在9月21日給季諾維也夫信中,建議共產黨放棄領導權:「黨團無論如何不應發號施令。共產黨不應當要求一定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一切領導職位,相反,它應當竭力廣泛吸引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員參加負責工作。」 
  與此同時,莫斯科加大了對國民黨的財政支持。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通過革命軍事委員會制定的總額為1374896盧布28戈比的預示案,以資助學校、新建部隊包括馮玉祥的部隊。夏天,伏龍芝簽名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將這年10月1日前的中國軍政工作開支預示確定為765734盧布和231226美元,以支持派遣人員、黃埔軍校、師團組建、馮玉祥部隊等。莫斯科為什麼給國民黨財政支持呢?斯莫連采夫在關於向人民軍和廣州提供物質支援計劃的說明裡說:「將財政集中在政府手中,廣州政府則能夠償還我們的債務。」 
  東方部負責人瓦西裡耶夫擔心陳獨秀等人爭取領導權,於10月2日四屆二中全會閉幕後這天,從莫斯科給維經斯基寫信,要他明確告訴共產黨和陳獨秀,放棄做領導的努力,否則,共產黨不會放棄爭取領導權的。會議閉幕後,陳獨秀等回到上海,維經斯基留在北京,他和陳獨秀的聯繫,是一周幾次發電報指示。事後,瓦西裡耶夫給季諾維也夫寫信說,他對中國共產黨爭取領導權的錯誤政治方針的擔心是合乎實際的。由於維經斯基已經看到了這點,所以問題不大了。但瓦西裡耶夫不同意維經斯基指責東方部忘記了農民。 
  11月上旬的一天,到上海的胡適與陳獨秀閒聊。談到年初胡適參加「善後會議」 
  的事,胡適說:「我是利用和平會議解決南北紛爭,非要和你站在一邊就對麼? 
  」「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陳獨秀睜大眼睛說,「段祺瑞有日本帝國主義給他撐腰。」「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胡適生氣地說。 
  汪原放見他們認真,忙站起來倒水,說:「喝點水消消火。」陳獨秀近來脾氣躁,是因為高君曼和他鬧得不愉快,賭氣到南京去了。 
  隔日,汪孟鄒對陳獨秀說:「高君曼到上海來了。」「哦?」陳獨秀遲疑了一下,問:「她什麼時候再去你那裡,我想見見她。」「不知道。她說這幾日還要來。」汪孟鄒說。晚上8點,陳獨秀又來到五馬路,問:「她來了沒有。」汪原放說:「沒有。」陳獨秀坐了一下,怏怏而去。 
  第二天,高君曼到亞東來了。「仲叔昨晚來想見你。」汪原放說。汪孟鄒叫高君曼進屋坐。「不坐了。」高君曼站在門欄邊說。「還好吧?」汪孟鄒見她不坐,一旁站著陪她說話。「不好。今天去看病,醫生說我得了肺病,窮人得了富人的病了。」高君曼苦著臉笑了一下,她的臉蒼白,人很瘦弱。「不去南京不行麼? 
  」汪原放同情地問。「到南京是為了省一點生活費。在上海,我還有百十來元生活費;到南京,他只寄給我50元,太少了。這不是明明要逼我上死路嗎?」高君曼說著,眼淚已流了下來。汪孟鄒問:「在南京住哪裡?」「哪有什麼好地方住,就一間草屋,幾件破傢俱,和叫化一樣。」說著,高君曼揩了一把淚。   
  哪有帝國主義(2)   
  12月初,陳獨秀和胡適二人在亞東圖書館談到燒北京《晨報》館的事,爭了起來。「仲甫,這次火燒《晨報》,也符合你的爭自由主張嗎?」胡適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陳獨秀反問他。「你以為該燒?」胡適睜圓的眼睛在鏡片後面閃著光,他有些震怒地說,「仲甫,以前你腦子裡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東西,這樣下去,這個社會怕要變得更殘忍更慘酷了。」「適之,你也該吸取教訓了。你說我們講三民主義是名詞運動,勸學生有秩序的運動,今天又叫我容忍。正因為社會殘酷了,才逼出我們不容忍。章行嚴以亂罪抓共產黨容忍了麼?五卅運動他們容忍了麼?把我關進大牢,他們容忍了麼?」陳獨秀提高了聲音。 
  回到北京,胡適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說:記得1919年你被拘時,署名營救的有桐城派馬通伯與姚叔節。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是多麼高興啊。時至今日,不過六七年,情況發生了大變化,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胡適還諷刺說:「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這「同黨少年」包括瞿秋白。 
  12月1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辦刊物《革命》月刊第四期發表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就要任廣州國民黨中宣部代行部長職務的毛澤東寫道:「中國革命亙30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毛澤東將這篇無意中與維經斯基指責東方部忘記了農民是一致的文章,給《嚮導》發表時,遭到了陳獨秀的拒絕。他認為這篇文章發表出來容易混亂我們同志的思想,也會引起國民黨的誤解。10多年後,毛澤東於1936年對斯諾說:「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分道揚鑣了……」   
  失蹤(1)   
  1925年12月中旬,張國燾繞道香港到廣州出席國民黨「二大」。陳獨秀關照張國燾多做些說服代表的工作。 瞿秋白因肺病加重,咯血,沒有出席。 
  張國燾到廣州後,立即召集出席國民黨「二大」的共產黨的代表開會,有毛澤東、周恩來、吳玉章、陳延年、聶榮臻、蕭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惲代英、張太雷等人。張國燾宣讀了陳獨秀的信,其中說:現在革命處於低潮,因此統一戰線上應採取讓步政策,要把國民黨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去。 
  陳延年說:「信上居然點名要把戴季陶、孫科這樣的右派人物選進中央委員會,這不是妥協退讓嗎?」陳獨秀的意見和廣東區委意見差距很大。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佔了絕大多數,右派僅45人,這是孤立右派的極好機會。見許多人支持陳延年的意見,張國燾說:「這是中央局根據形勢分析做出的必要的策略,現在不能修改,而是要執行。」為了說服會議代表,張國燾亮出底牌,披露了陳獨秀等人最近在上海蘇聯領事館與孫科、葉楚愴、邵元沖達成的協議:共產黨不包辦國民黨,在國民黨「二大」上,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領導機構中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會場上出現了一陣不滿的聲音:「這是要不得的安撫政策。」「應該根據廣東真實情況修改決定。」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吳玉章聯合國民黨左派勢力,沒有完全執行張國燾、陳獨秀等人的退讓政策。在他們的努力下,會議開除了「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人的黨籍,給林森書面警告,戴季陶反省檢查。由於陳獨秀的中央局的退讓政策,大會選舉的36名中央委員中,僅7人是共產黨代表:毛澤東、吳玉章、李大釗、董必武、惲代英、楊匏庵等。代表不滿選舉結果,張國燾匆匆乘火車離開廣州,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張國燾急忙去環龍路銘德裡2號,發現陳家大門上了鎖。連問了幾個鄰居,都說已有幾日沒有看到陳先生了。張國燾去中央秘書處碰到了秘書任作民。任作民說:「陳先生說要有幾天不來辦公。」張國燾問:「有多少天了?」任作民說:「時間不長。」 
  過了幾天,還是不見陳獨秀。「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得這樣下場。」張國燾的聲音有些嗚咽了。張作霖與吳佩孚打敗馮玉祥部後,準備直接向廣東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並挑撥國共兩黨關係。上海反動勢力也十分囂張,12月中旬殺害上海總工會代委員長劉華,並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機關。 
  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張國燾懷疑反動派將老頭子秘密處死了。 
  任作民去亞東圖書館問汪孟鄒,汪說:「朱蘊山、薛卓漢從廣州來,仲甫還來坐了一會。這一段仲甫情緒不好。前一陣子,仲甫和太太鬧得很凶,已提出離婚,我勸了幾回,才答應不離,陳太太已和兩個孩子回南京過去了。」「會不會一同去了南京?」「我看不會,他們鬧得很凶,上次匯250元到南京,都叫我幫他匯。 
  高君曼拿報上別人罵他的話罵陳獨秀,仲甫很生氣,兩人感情怕真是沒有了。」 
  任作民說:「說得也對,仲甫去南京也會和我們說一聲吧。」 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也有可能是國民黨右派分子陷害。任作民便在《民國日報》刊出「尋人啟事」。因為陳獨秀失蹤,中央決定2月21日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李大釗、陳延年、任弼時、瞿秋白、譚平山、任弼時等人出席。任弼時當時已買好船票,準備離滬回家過年,這時接到要他去北京開會的通知。陳延年在廣州也感到蹊蹺:怎麼近來不見老頭子寫文章了? 
  會議開始後,即收到陳獨秀由上海來電,說:「已經能扶病視事。」陳獨秀失蹤之謎才算解開,大家鬆了一口氣。原來,陳獨秀這期間生病,身旁有一個女護士施芝英服侍。高君曼去南京後,陳獨秀不奈寂寞,和安徽人、25歲的施芝英同居了。他不願意別人知道此事,對任作民說近幾天不到辦公處來。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得的是傷寒病,加上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成天陪伴著,也沒有想許多。任作民「尋人啟事」出來後,陳獨秀知道不妙,趕緊露面,與任作民聯繫。 
  任作民見陳獨秀來了,大大鬆了一口氣,他遞了一張《醒獅週報》、一張《民國日報》給陳獨秀看,說:「你再不出來,我們都打算替你開追悼會了。」陳獨秀拿了幾樣文件和書信,用紙包起來夾在胳膊下面,臨走將自己的新地址告訴了任作民,說:「這個地址就告訴你一個人,有事你去通知我。」 
  2月底,瞿秋白等人回到上海,向陳獨秀匯報會議情況。2月會議上,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此外,會議提出將黨中央遷出上海,但往哪裡遷,意見不一致,多數人主張遷往北京,也有主張移往廣州。最後決定議而不決,請陳獨秀最後確定。陳獨秀說:「我認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廣州有利。上海是無產階級集中的地區,上海的通信聯絡設備也佔優勢。」陳獨秀與施女士往來,瞿秋白已有耳聞。此時見陳獨秀不願離開上海,可能還包含一些不好明說的因素,不好多說。 
  第二天,蘇共中央委員、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萬洛夫斯基)率「蘇俄觀察團」到上海。布勃洛夫到陳獨秀寓所,見陳居室簡陋,說:「我在國內聽說陳先生家很富有?」陳獨秀笑著說:「我的叔父曾經很有錢,但那不是我的錢。我的財富便是這些書。」   
  失蹤(2)   
  不久,北京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廣州發生了「三·二○」事件,證明了陳獨秀將中央局留在上海是對的。     
  第七章 大革命的失敗(1926.3-1927.7)   
  「三·二○」事件(1)   
  1926年3月12日發生了日本軍艦炮轟大沽口事件。日軍轟擊與奉系軍閥交戰的馮玉祥軍隊,炸死炸傷十餘位國民軍。事件發生後,日本聯合美、英、法等8個帝國主義國家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中國駐軍等無理要求。3月18日,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領導下,北京5000人走上街頭抗議示威,段祺瑞下令開槍,打死47人,重傷200多人。喬年在鐵獅子胡同與段祺瑞軍隊拚搏時,被敵人刺刀刺中前胸,幾乎接近心臟。「三·一八」慘案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提出民眾團結起來,武裝和革命。 
  打敗了陳炯明之後,廣州外圈形勢穩定,蔣介石正窺視機會,為掃除爭奪最高權力的障礙摩拳擦掌。去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殺後,蔣介石的主要權力障礙是胡漢民、許崇智和汪精衛,許崇智、胡漢民因涉嫌廖案,不戰自潰。接下來的主要對手是共產黨和汪精衛。 
  3月18日,蔣介石傳令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將軍艦開到黃埔候用。中山艦抵達黃埔後,蔣介石否認自己有這個命令,誣蔑中山艦擅自闖入黃埔,是共產黨陰謀暴動,企圖將蔣校長劫往海參崴。3月20日凌晨3時,蔣下令逮捕李之龍,解除了由蘇聯組建的原裝甲部隊的武裝,調動第五團一個連包圍了東山(顧問團總部和俄國顧問駐地),繳了警衛的械。不許任何人進城。連長出示了營長的命令。問營長時,他說奉蔣介石命令行事,但沒有蔣介石手令。李之龍向蔣介石要手令,蔣介石也說他沒有下達過任何命令。並強迫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退出該軍,製造了「三·二○」事件。下午4時,該連把槍還給警衛,然後撤走。蔣介石同時下令釋放被扣押的共產黨員。 
  下午6時,布勃諾夫讓拉茲貢去同蔣介石談判。蔣沮喪地說,他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他處分。過了兩小時,布勃諾夫和拉茲貢一起去見蔣,蔣說他最近收到許多匿名信,威脅要對他行刺。此外,他還收到海軍政委李之龍的信,要他在3個月期限內把廣東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槍斃他(信無疑是偽造的)。蔣介石對俄國人遭軟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責推到團長的錯誤行動上,說他給第五團團長的手令中命令對東山嚴加「監視」。 
  第二天晚上,陳延年、毛澤東、張太雷和蘇聯軍事參謀團討論對策。毛澤東等人主張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逼蔣下台。估計當時可以爭取國民革命軍第二、三、四、五、七軍以及一軍中廣大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陳延年和張太雷等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但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還擊,認為需要蔣介石北伐,而肇慶地方財力要支付葉挺一個獨立團的費用也不夠,蔣介石有一個師的兵力加上吳鐵成的武裝警察,就可以對付獨立團。斯切藩切夫說:「和蔣介石妥協,蔣會得到比現在更為偉大之權力與實力,我們就可以爭取和利用他。」兩種意見徹夜爭論,相持不下,最後決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陳獨秀等匯報。 
  3月23日,見蘇聯人對蔣讓步,汪精衛寫了「因頭暈,請給假治療」請假條,突然隱匿,傳聞住醫院,但各處不能尋獲。蔣介石見狀,寫報告要求從嚴處分自己,但在敘述事情原因時,又說:「此事事起倉卒,處置非常,事先未及報告。」蔣兵權在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決議:對於蔣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議處。 
  汪精衛堅持去法國看病,大會雖經挽留,也只好同意。次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發表演說,表示此事只牽涉李之龍個人,不牽涉到團體。黃埔軍校學生們公開問他,我們的政委汪精衛在哪裡。黃埔軍校的一位學生給蔣介石寫一封公開信:「你總是說,你領導著黨。但我懷疑,你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領導黨。我不是共產黨人。但我在南京的一名共青團員告訴我,共產黨人有紀律、有平等。他們的中央作出決定,陳獨秀應與妻子離婚,因為她妨礙工作,於是,他就離了婚。」這封信發表在《黃埔潮》上。 
  布勃洛夫認為,此次事件是「針對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的小規模政變」。3月27日,蘇聯「觀察團」返蘇至汕頭時,布勃洛夫給在外地的鮑羅廷寫信說,共產黨「目前必須把在軍隊的力量轉移到其他領域(黨內教育、國家機關等領域)」,到上海後,布勃洛夫對《嚮導》記者說:「廣州20日事變,黃埔軍隊短時間包圍罷工及東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龍及其他50餘人,都是事實,但也只有這事實,周恩來、鄧中夏並未逮捕,均尚在廣州,更無殺人之事。」 
  月底,國民黨老右派張繼、居正、謝持、覃振等人在上海開偽國民黨「二大」,幸災樂禍地說,「三·二○」事件是共產黨「起反動於本黨之政策發源地」,造成廣州已經清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茅盾問陳延年:「事情如何結束?」陳延年說,「中央來了電報,要我們忍讓,要繼續團結蔣介石準備北伐。我們已經同意撤回了第一軍中所有的黨員。但蔣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這不是中國黨的事,讓蔣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張國燾趕到廣州。在文明路的廣州區委會議室,張國燾向陳延年等人說:「獨秀同志意見很明確,此次事件是我們黨該退讓而未退讓的結果。」陳延年生氣地說:「我一開始便同意毛潤之意見,對蔣介石來一個回擊,無奈中央害怕影響團結,怕嚇退國民黨資產階級,硬不同意……不錯,蔣介石有軍隊,可是我們有群眾,不怕他,任他怎樣跳,怎麼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老頭子糊塗極了,他不相信工農群眾的力量,對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排斥共產黨人的陰謀視而不見,不敢同國民黨右派鬥爭,將會把革命斷送。」毛澤東對延年批評陳獨秀印象極深,說:「像延年,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許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三·二○」事件(2)   
  陳獨秀根據布勃洛夫談話要點,4月3日寫《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4月13日在《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閥?》一文中,陳獨秀說:「蔣君的責任是在不把自己變成軍閥,並努力使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沒有軍閥發生,自己個人消極的辭去軍職,這是不對的。」蔣介石4月20日在黃埔軍校演講說:「有人說季山嘉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黃埔途中,想要劫持我到中山艦上,強逼我去海參崴的話,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過有這樣一回事就是了……」 
  在莫斯科的維經斯基瞭解「三·二○」事件後,於4月24日給陳獨秀寫信說:「從3個月前離開中國時起,我們沒有從您那裡得到任何消息。對我們來說惟一的新聞是關於您被捕的報道,好在後來這則報道是不確鑿的,因為有人電告我們,您病了,但現在已康復並又開始工作了。」他提醒陳獨秀,要反對我們的同志試圖在國民黨內發號施令的想法。   
  整理黨務案(1)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陳獨秀之命到廣州主持廣州特委工作,貫徹中央關於參加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政策。蔣介石準備在此次會上拋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不能做國民黨中委;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中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產國際給中共指示信以及共產黨發給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先經兩黨聯席會議討論始能發出等。 
  彭述之來了後,在廣東區委機關主持廣州特委會。特委成員有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剛從蘇聯回來的鮑羅廷也出席會議。這是一棟歐式建築風格的三層樓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戶十分高大。 
  彭述之說:「獨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會議,提出對抗、孤立蔣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張即刻退出國民黨?」鮑羅廷嚴肅的問。蘇聯共產黨在聽取布勃洛夫匯報後,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但斯大林決定繼續留在國民黨內。「我們應當立即退出國民黨」,彭述之不知道發生在莫斯科的高層鬥爭。鮑羅廷緩和了一下口氣:「廣州有可能發生右派政變,此時應該支持蔣介石的革命獨裁。」鮑羅廷堅持對蔣介石讓步,與最近他個人和蔣介石達成三點協議有關:鮑羅廷同意蔣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活動、支持蔣介石北伐,蔣介石同意對國民黨右派採取相應措施。彭述之因為和鮑羅廷鬧僵,連香煙錢也沒有。鮑羅廷不給他零花錢。 
  會上爭論激烈,會議一連開了7天,沒有統一思想。最後,張國燾提出用簽字表態,並帶頭簽名同意。毛澤東沒有簽字。周恩來也認為這不光明磊落。事後,陳延年請張太雷起草區委《對於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宣言》,提出「革命勢力團結起來,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陰謀」。 
  5月14日下午8點,根據鮑羅廷意見,譚平山和張國燾到蔣介石處,通報了共產黨讓步政策,蔣介石喜出望外,陪他們去看張靜江。張靜江高興地說:「這樣好極了,大家能夠相忍為國,革命成功當指日可待。」但蔣介石的日記中說:「譚平山、張國燾亦來絮聒,公心盛難熬。因歎曰:『黨國存亡生死之際,其痛苦蓋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黨務案」被大會通過。表決時,毛澤東沒有舉手。鄧穎超記得,何香凝、柳亞子也沒有舉手。根據通過的「整理黨務案」,5月2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議批准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3同志辭職。毛澤東的代理宣傳部長改為顧孟余擔任;譚平山的組織部長由蔣介石擔任,此外,吳玉章的秘書長一職改為葉楚愴擔任。林伯渠便到程潛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六軍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會後,蔣介石像征性地兌現對鮑羅廷的允諾:逮捕吳鐵城入獄,建議孫科去俄國,答應內務秘書古應芬保留原職到李濟深部任職。鮑羅廷興奮的給加拉罕寫信說:「對右派打擊已成事實。」鮑羅廷天真地認為,這次會議縮小了共產黨的權力,吸收中派參加工作,沉重打擊了黃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數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對右派做了什麼準備,自然抵制對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對他們作出詳細說明,怕他們洩露天機。」 
  蔣介石趁機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壟斷了國民黨黨、政、軍、財大權。 
  布哈林在《真理報》上批評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傾向後,陳獨秀於6月4日發表了《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陳獨秀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說:「貴黨『整理黨務案』原本關係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凡為貴黨黨員者,當然有遵守之義務,而於貴黨黨外之團體,則殊無所關涉。」針對廣大黨員對蔣氏的憤怒情緒,陳獨秀提出了「辦而不包,退而不出」8個字政策。在駁斥了蔣介石的一些觀點後,陳獨秀說:「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共產黨同志中哪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著客氣。」 
  蔣介石6月7日在總理紀念週年訓詞中講:「近來我有一個主張,是現在中國國民黨裡面的共產黨同志,應該要退出共產黨,完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如其不然,大黨中間有一個小黨……這個大黨一定要動搖的。」 
  私下,陳獨秀對彭述之說:「我們和蔣介石轉圈子,蔣介石手裡有槍,我們手裡沒有武裝,所以我們很被動。我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你覺得怎麼樣?」彭述之說:「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槍械,現在都在蔣介石、李濟深等人手裡。」陳獨秀說:「你可以去一趟廣州,和加倫等人談談,看看能不能勻出5000支槍武裝農民?」 
  6月11日,維經斯基在北京給皮亞特尼茨基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俄國代表團寫信,在轉達了李大釗、陳喬年等「堅定不移的要求北伐」的意見後,他寫道:「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寫信後,維經斯基動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陳獨秀對北伐的態度。   
  整理黨務案(2)   
  維經斯基和在莫斯科養病的蔡和森是反對北伐的。4月27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蔡和森作報告說:「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代表會議,決定為廣州政府進攻北方做準備並加強對農民的工作,我認為這個決定是極左的,是不正確的……共產國際應該發出一封信,批評廣州政府提出的關於組織『北伐』的建議;提出農民運動的口號。」維經斯基說:「關於北伐,蔡同志的建議當然是對的。」會議決定就北伐問題「致函中共中央,說明目前提出廣州進攻的問題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從宣傳角度來說都是根本錯誤的」。 
  在北伐問題上,陳獨秀猶豫不決。北京中央特別會議提出轉守為攻。陳獨秀簽發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號,內容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陳獨秀和彭述之、張國燾、瞿秋白討論北伐問題時,陳、彭不贊成北伐,張、瞿主張北伐。兩票對兩票,結果陳獨秀拍了桌子,張國燾才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6月21日,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談話,統一了反對現在進行北伐的意見。陳獨秀抱怨說,鮑羅廷把賭注下在蔣介石身上,認為反蔣危險,不管蔣對共產黨人的態度,反正都會支持他。蔣介石讓《民國日報》前主編葉楚愴領導農民工作,標誌著對農會採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在上海舉行會議,謝爾蓋(維經斯基)、老頭子(陳獨秀)、文學家(瞿秋白)、教授(格列爾)、馬克斯(拉菲斯)、年輕人(福京)參加。 
  大家同意陳獨秀以自己的名義就北伐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拍一個電報,表明現在中央內部一致主張進行北伐。這天,張國燾在《嚮導》上發表文章,一方面講主張北伐,另一方面又講「沒有一個充分訓練和徹底革命化的群眾黨」、廣州內部不鞏固等,北伐尚早。 
  對於陳獨秀的搖擺不定,維經斯基在次日給聯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核心小組電報中提到。他說最近幾天,隨著代表團從廣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員會總的情緒又主張進行北伐。維經斯基堅持認為:「工作重點的口號不是進行北伐,而應當是提高工農群眾的經濟福利,鞏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反對北伐風波   
  廣東國民政府發佈北伐宣言後,瞿秋白對羊牧之說:「偉大的北伐戰爭已經開始了,看來要經過幾次大戰後,革命形勢將會突變。我們要宣傳北伐的偉大意義。」 
  1926年7月7日,陳獨秀在《嚮導》發表《國民政府的北伐》說:「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的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陳的觀點得到維經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維經斯基給加拉罕寫信說:「您給廣州的電報指出過分迅速地向北推進是有危險的,這是完全正確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屆三次擴大會議在上海一間秘密處所舉行。 
  陳獨秀髮言時,指責各地農運有左傾毛病,不同意在國民黨的軍隊中發展黨團組織。彭述之發言時,拿出陳獨秀彭述之聯合提案,主張以黨外聯盟取代黨內合作。這個提案遭到維經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對。經過爭論,大會推翻了陳彭提案。大會決議採納了陳獨秀關於北伐的意見,同意南方國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場防禦戰。會議結束後,陳獨秀住進了醫院。會後,瞿秋白問羊牧之下面對決議的意見。羊牧之說:「下面反映這個決議太右了。」 
  陳彭聯合提案,湊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謂「新反對派」之間的矛盾,由1925年以來蘇聯國內圍繞能否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的爭論引起。「新反對派」同時批評斯大林1926年以後在中國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戰勝了「新反對派」,7月,季諾維也夫被趕出聯共中央政治局。陳獨秀髮表反對北伐的文章後,讀者黃世見寫信給《嚮導》編輯部,質問陳獨秀:「挑撥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隨風飄蕩的幼稚革命者嗎?或者先生被反動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輸令人懷疑的論文,代他們鼓吹嗎?或者先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嗎?」 
  國民黨黃埔特區黨部認為陳獨秀是阻礙北伐,給國民政府找麻煩,顧孟余說:「陳獨秀是有意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嘛。」當時黃埔軍校學生購買《嚮導》週報,黃埔特區黨部下令禁止學生購閱《嚮導》週報,左派不答應,雙方差一點發生火並。後來,黃埔軍校學生會裡一名學生再次譴責陳獨秀的文章,遭到國民黨左派的痛擊。 
  國民黨中央黨部李濟深、孫科、張靜江、顧孟余等人開會討論這件事。李濟琛說:「我看這篇文章寫得不錯。」孫科說:「陳獨秀同志講北伐倉促,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一講,張靜江、顧孟余就不好給陳獨秀戴上反對北伐的帽子,最後達成協議,由張靜江給陳獨秀寫一封信。張靜江寫道:「陳獨秀遠在上海,沒有根據地亂發炮,北伐向農民籌款,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陳獨秀至少是糊塗其詞,有投機權位之嫌。」 
  維經斯基等遠東局委員會8月9日和鮑羅廷談話,肯定了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態度。 
  鮑羅廷說:「我不能讓蔣介石覺得我是北伐的反對者,我認為北伐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現在可以肯定的說,北伐的結果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維經斯基說:「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樣。」 
  在廣州,彭述之向鮑羅廷和國際代表轉告了陳獨秀希望勻出5000支槍支武裝農民的意見。鮑羅廷說:「現在將槍支分散給農民,就會影響打陳炯明,影響北伐。 
  」季諾維也夫運送槍械到中國,是教鮑羅廷等幫助資產階級,不同意武裝工農。 
  一天,蘇聯顧問加倫問陳延年:「在北伐中,我們是幫助蔣介石,還是削弱蔣介石?」 
  陳延年請周恩來去上海請示中央局。周恩來到上海見到張國燾,張國燾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討論是否北伐,陳獨秀拍了他的桌子。於是兩人一起去陳宅。陳獨秀正在生病,獨自一個人臥在床上,家裡冷清清的。周、張兩人拉了兩張椅子,就近坐下,張國燾將周恩來的意思說了一下。陳獨秀反問道:「加侖是什麼意思?」 
  周恩來說:「加侖將軍拿不準,希望中央局做出一個決議。」陳獨秀又問:「你們廣東區委的意見呢?」周恩來說:「我們這次來上海,主要是聽取中央局意見。 
  譚平山他們以前在處理孫先生與陳炯明事情上有過教訓,所以延年特意請我來一趟上海,向中央局匯報工作。」陳獨秀「嗯」了一聲,點點頭,他朝張國燾望了一眼,說:「我的意見,你們先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從陳獨秀寓所出來,張國燾對周恩來說:「老頭子一病,就消極了,他過去是很喜歡拿主張的。」 
  張國燾主持會議說:「陳先生叫我們拿意見,我們怎麼拿呢?」彭述之說:「我主張在北伐中削弱蔣介石,他在3月20日的行為已是反叛性質了。他這個人不趕走共產黨是不甘休的。」張國燾說:「共產國際的意見是創造有利北伐的形勢,如果在北伐戰爭中削弱蔣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勢。」彭述之反問張國燾:「你的意思是支持蔣介石了。我認為支持北伐與削蔣不是一回事。」「我主張在北伐戰爭中,對蔣的方針是既反對又不反對。」張國燾說。這個決議就這樣通過了。   
  廣州人的錯誤(1)   
  1926年 8月12日,維經斯基等遠東局委員會與中共廣東區委工作人員開會,陳延年、張太雷、沃羅夫斯基等出席。區委書記陳延年說:「這裡的左派當中誰都不是什麼東西,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間,共產黨人成了為國民黨效勞的走狗。那時國民黨的左派說,共產黨人是靠蔣介石養活的姘頭,他們不敢反對蔣介石。左派提不出任何建議,我們認為,他們會在中央全會反對蔣介石的提案,但事實上他們卻投票贊成這些提案……如果我們的地方組織犯錯誤,都那麼可怕,如果中央犯錯誤那就糟糕了。」 
  維經斯基說:「難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國範圍內同中派作鬥爭,然後與國民黨中央召開和平會議,然後再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鬥爭。」陳延年說:「我不知道怎麼辦。」維經斯基說:「我們不是責怪您沒有立場,這裡的處境是艱難的。」陳延年:「我們同國民黨一起工作不會有什麼結果……雖然我們都是東大生,但沒有像在北方那樣引起摩擦。中央還不理解我們,因此常常罵我們。鮑羅廷沒有對我們的工作施加壓力,總是徵求我們的意見……中央毫無根據地懷疑,鮑羅廷在這裡發號施令……彼得羅夫(彭述之)在中央說,這裡的書記太一手包辦了,但這是不對的。」維經斯基說:「這裡用不著客氣。我們一定瞭解實際情況,消除中央的意見。」 
  8月16日,維經斯基等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開會。鮑羅廷說:「共產黨人是否應該在群眾中廣泛宣傳北伐?從陳獨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們不支持北伐。當地的共產黨人步步遵循這篇文章的精神……陳獨秀文章現在已經在群眾中造成麻煩。昨天,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跑來,真的跑來找我,建議我今天去他們那裡講講話,以平息校內的激烈情緒……如果老頭子的文章是綱領性的,那麼它是錯誤的,因為它促使我們同蔣介石發生衝突。」 
  維經斯基說:「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政治方針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確的(陳的文章是在與我們的長時間交談後形成的),這個方針闡述了黨的北伐的惟一正確的立場。但策略性地運用這一政治上正確的方針問題要複雜得多。我同意鮑羅廷在這裡所說的,即不要在廣東圍繞這篇文章展開廣泛的鬥爭戰線。」 
  鮑羅廷說:「關於黨對北伐立場,你們應該不僅根據當地的機關報,而且根據黨的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和中央的指示來作出判斷。」拉菲斯說:「陳獨秀的文章對於我黨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我們沒有任何必要不接受這篇文章。若是我們大刀闊斧開展反對北伐的鬥爭,那就會產生危險。但文章中沒有談這一點。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導到內部的反革命上。為什麼鮑羅廷覺得反對反革命必定會被認為是反對蔣介石呢?」 
  遠東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8月19日舉行聯席會議,張國燾、瞿秋白、陳延年、張太雷等參加。瞿秋白說:「在中央,在負責人當中,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彼得羅夫(彭述之)說,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是反革命了,因此我們現在就要同它(蔣介石)進行公開的鬥爭,而老頭子認為,看來可以利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它的軍事獨裁或許還對發展革命有利。這些問題需要弄清楚。」瞿秋白來廣州前寫文章贊成北伐,但陳獨秀、彭述之拒絕在《嚮導》上發表。 
  回到上海,維經斯基寫《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認為「廣州同志的政治錯誤:3月20日以前,他們在廣東加強了左傾空談的政策,他們打算讓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徹底奪取整個政權機關……廣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繼續執行『進攻方針』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別的辦法來防止『三·二○事件』。但這是完全錯誤的……」 
  報告寫好後,9月16日,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舉行聯席會議。維經斯基、拉菲斯、曼達良、福京、陳獨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時、王若飛出席。 
  維經斯基說:「……由此產生了他們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策略和對中央指示的不滿,由此產生了對他們12月27日的電報,建議把國民黨中央平分給共產黨人和左派。」陳獨秀插話:「我們沒有收到這樣的電報。」拉菲斯拿出他從鮑羅廷那裡得到的電報複製件。 
  陳獨秀說:「廣州人(陳延年等)的錯誤是:(1)他們孤立地看待廣東——沒有考慮全國的形勢;(2)看不到資產階級的作用——否認戴季陶主義的思想基礎;(3)只從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需要角度來看待國民黨——只想建立左派政權…… 
  要知道,我們已通過同國民黨右派在12月份的談判使他們同意繼續與蘇聯結盟,不禁止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而我們同意只在領導機構中發揮三分之一的作用。 
  但在5月15日以後,我們連這一點作用都沒有了……廣州人認為,同右派進行談判導致了『三·二○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這裡的談判沒有結束,因為我病了。孫科去廣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採取的讓步政策是正確的。」 
  彭述之說:「我完全同意老頭子的意見。廣州的同志有兩種有害的傾向,他們不僅否定大資產階級,而且否定小資產階級……想讓汪精衛回來,就是想恢復『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廣州的錯誤部分是由於『英國人』(鮑羅廷)的論點造成的,他只看到了軍隊和國民黨。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派到那裡去了,我們把那裡的人嚇壞了,而派到群眾中去的人很少……蔣介石是『英國人』的壞學生。」   
  廣州人的錯誤(2)   
  回到上海,瞿秋白也寫了關於廣東之行的報告,《中央政治通訊》9月15日第三期摘要刊登了瞿秋白報告,部分涉及鮑羅廷和維經斯基關於國民黨問題的分歧。不懂漢語的維經斯基後來通過莫斯科才知道這回事,生氣地要陳獨秀以後發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讓他知道。當時,瞿秋白由於不同意陳、彭右傾方針,處於孤立狀態。維經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時,陳獨秀則表示,即便蔣介石知道,內容上也沒有什麼。 
  9月上旬,北伐軍打下漢口、漢陽後,陳獨秀給粵特委寫信主張,政府仍留粵。李大釗不同意,認為武漢局面一旦稍固,就應該遷到武漢,可以進逼北京政府,樹北進之聲威。他在9月8日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此策所關甚巨,幸仲兄詳加討論決定之。」但陳獨秀不主張廣州政府遷到武漢。 
  這時,蔣介石委託胡公冕到上海邀陳獨秀、維經斯基去漢。他擔心共產黨支持國民黨內部出現的迎汪抑蔣運動。胡公冕到上海後,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委會政治局委員9月20日舉行聯席會議,陳獨秀在會上通報了給蔣介石的答覆內容:蔣同汪精衛一起工作的3點理由:國民黨中領導人剩下的很少,需要汪精衛來領導廣州,汪精衛是蔣和軍隊中其他派別之間的緩衝器。此外,陳獨秀提出,主張汪精衛回來,但反對推翻蔣介石;汪精衛應當和他一起工作;汪精衛不撤銷5月15日關於共產黨人的決議,建議蔣介石首先提出汪精衛回來的倡議。維經斯基說:「對我們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決議的問題提出疑問。」 
  陳獨秀說:「蔣介石可能對我們有兩種意圖:(1)逼迫我們答應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上支持他;(2)在前線召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席會議。應小心謹慎。」維經斯基說:「我們不應在談判中充當汪精衛的代表,而應當作為獨立的一方。」陳獨秀說:「必須使蔣介石在黨的領導問題上作出讓步,否則衝突不可避免。」瞿秋白說:「蔣介石想把事情看成是向我們作出讓步。這不行,應當爭取讓他向左派讓步。」彭述之說:「一定要同唐生智進行對話,他可能成為大人物,成為第二個馮玉祥。」 
  9月23日,維經斯基和張國燾、曼達良、福京動身去漢口。動身前,維經斯基給皮亞特裡茨基寫信,希望每月增加遠東局500盧布,每月增加中共中央3000盧布。原來撥給加拉罕的經費,已經停發。在給聯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信中,維經斯基提出「撤換鮑羅廷同志並立即任命一位認真負責的政工人員來接替這個崗位是非常必要的」。   
  漢口特別會議(1)   
  1926年下半年,聯共內部矛盾繼續擴大。「三·二○」事件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於8月31日給聯共中央書記處寫信說:「國民黨內部發生的變化在廣州『三·二○』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們的報紙上沒有作出任何報道。我們的讀者不得而知,我認為這是有害的……我並不認為可以由我個人來為我的行為方針承擔責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對加拉罕也不滿。他於9月23日給莫洛托夫寫信說:「不要讓加拉罕隨便處理中國的事情。他真的會把整個事情搞糟。他已經不合時宜,因為他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全權代表,完全不適合充當如今中國和國際新形勢下的領導人……他這個人太輕佻,眼界狹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膽量和蠻橫、自信和自負則綽綽有餘。這是特別危險的,加拉罕任何時候都不會理解,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 
  10月23日,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北伐軍攻下武昌後,浙江省長夏超倒戈孫傳芳。北伐的不斷勝利,使陳獨秀情緒十分高漲,贊成發動工人暴動,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獲得上海政權。10月19日,陳獨秀和彭述之同意放棄總罷工,他們認為工人沒有鬥志,組織上沒有力量來發動這場鬥爭。果然,起義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裝,一度佔領浦東,不久即失敗。 
  失敗後,10月28日,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舉行聯席會議。陳獨秀說:「應當弄清的重要問題是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我們是希望舉行人民的起義還是純小規模軍事發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準備的是起義還是軍事發動。」 羅亦農說:「只能說是利用軍隊挺進的形勢,我們就是做這種準備。」彭述之說:「上海組織的積極分子還希望舉行人民起義,應當打消這種念頭。」陳獨秀說:「政治發動只能促進政變,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眾還沒有力量和覺悟起來發動政變……我們也不能宣佈實行總罷工。」維經斯基說:「問題在於我們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眾參加這次發動。」 
  這期間,維經斯基和遠東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開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對維經斯基說,在政治局勢複雜化和黨及其中央壯大後,他決不能繼續領導黨的工作,遠東局應由別人來領導。拉菲斯認為,維經斯基的錯誤,沒有正確對待北伐,對中共中央最初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積極立場重視不夠;缺乏對革命這一階段的深思熟慮的策略方針。維經斯基則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指責馬克斯優柔寡斷,不適合獨立地進行指導工作。 
  12月13日,陳獨秀在漢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他說,蔣介石軍事政權由於害怕民眾運動而逐漸右傾,但民眾運動逐漸左傾。因此,我們要把反對這種傾向作為黨面臨的中心任務。黨的「左稚病」有6個方面,即「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 
  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陳獨秀反駁說,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條件不成熟,並指責湖南工農運動已經「過火」。上月初,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武裝農民,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歸給農民。不久,共產國際給中央拍來電報,指示「在佔領上海以後,暫時不應加強土地運動」。接到國際電報後,陳獨秀改變了這一主張。將土地問題稱為「研究室中」的問題。 
  鮑羅廷支持陳獨秀的意見,說「中國沒有土地問題。搞土地革命,缺乏幹部」。 
  毛澤東、李維漢的觀點被視為激進,被大會否決。會議期間,主持湖北省軍委工作的聶榮臻去見陳獨秀。他匯報工作後,等待陳獨秀髮表意見。等了一會,陳獨秀只顧抽煙,似乎還在等待自己談。大約陳獨秀意識到自己應該說點什麼,說:「那好……」扯到國民黨內的矛盾上來了。聶榮臻見談不到要害,告辭了。 
  漢口會議結束不久,陳獨秀髮現,毛澤東、李維漢沒有錯,是自己錯了。原來,還在漢口特別會議之前,斯大林批評了那份共產國際暫不加強土地運動的電報,布哈林根據斯大林的意見,在12月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大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言說:「土地改革問題或土地革命問題決定了向下一個中國革命發展階段的過渡……不能認為斯大林只看到了軍隊,此外他一無所見。我認為農民的組織將起巨大的作用……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在從革命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的前夕,因此土地問題具有緊迫的意義。我們不得不在農民和資產階級之間進行選擇。我們無疑選擇農民。」共產國際「七大」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提出滿足農民土地的要求。 
  這次全會撤銷了季諾維也夫從共產國際一創立就擔任的主席職務。與此同時,莫斯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區委員會沒有集體領導,「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的排擠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大會的譚平山認為,黨內衝突是維經斯基和鮑羅廷的衝突引起的,他主張撤銷遠東局並召回維經斯基,同時建議羅易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來中國,這一建議1927年1月11日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小委員會通過。   
  漢口特別會議(2)   
  1月21日,在上海的維經斯基收到羅易帶來的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後,給聯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寫信,說:「在斯大林的報告中和全會決議中提出的共產黨員參加國民政府的問題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認為有必要陳述我們對實際執行這一決定時所遇到的困難的看法……我們在同中央討論了問題隨後得結論:我們能否參加國民政府這取決於領導權掌握在國民黨左派手中還是蔣介石手中。」 
  1月底,共產國際「七大」決議譯成中文後,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瞿秋白、彭述之3人討論提綱。彭述之(彼得羅夫)認為,在共產國際提綱中沒有任何新的東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國際路線。陳獨秀猶豫後,簽發了《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糾正了漢口特別會議中一些錯誤,說:「在今日以前,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乃死守著數千年以來形式邏輯頭腦的錯誤,即是我們自己頭腦中,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改組遠東局   
  1927年2月17日,即毛澤東寫畢《視察湖南農民運動的報告》的次日,在上海的瞿秋白寫《瞿秋白論文集》「自序」:「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1923年回國之後到1926年10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緩。」寫了此序,瞿秋白交給汪孟鄒,請亞東圖書館排印。 
  接到毛澤東的文章,陳獨秀同意刊出其中一部分章節。畢竟,曾在湖南鄉村作考察的毛澤東得出了與共產國際新指示完全相同的結論。 
  2月18日深夜,工會積極分子會議得到何應欽、白崇禧指揮的東路軍佔領杭州的消息,宣佈罷工,當時未經共產黨中央和區委批准,只是參加這次會議的區委代表同意。街上到處是「罷工響應北伐軍!」「罷工打倒孫傳芳!」標語。2月19日早晨,曼達良等人問周恩來,晚上問瞿秋白和蕭子,他們都說不知道這次罷工的決定。 
  2月22日,瞿秋白到拉斐德路啟迪中學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時,工人處死了一名叫「小滑頭」的工賊,瞿秋白贊成說:「做得好。」不料陳獨秀、彭述之聽說後非常生氣,命令總工會發佈罷工「紀律」,限制工人行動。第二次工人暴動前夕,瞿秋白寫信給陳獨秀,主動提出參加上海活動分子大會並作報告。因他提出工人奪取參政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回信說:「你『病』,不准你去了!」結果讓彭述之去作報告。 
  當天,上海區委感到應該提出「人民奪取政權」,提出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派羅亦農、汪壽華代表上海區委找到吳稚暉。吳稚暉生氣地說:「這是C.P.要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鈕永建、楊杏佛也抱怨海軍提前打炮,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次日,陳獨秀給吳稚暉去信,望吳萬勿輕信謠言,共產黨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 
  晚上,瞿秋白出席了聯席會議。他在會上說,這次罷工失敗原因是一味依賴大資產階級,等待兵變,脫離群眾。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第三次起義的指導機關中央特別委員會。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參加。瞿秋白、彭述之沒有參加,中央決定瞿秋白到武漢籌備「五大」,將中央機關遷往武漢。離開武漢前,瞿秋白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向中央貢獻自己關於第三次工人起義的意見。 
  維經斯基「二暴」前去漢口,走時,他對阿爾布列赫特說:「事件已不可避免。」 阿爾布列赫特說:「你最好留下。」他說:「應該走,也許還會回來。大家都離開這裡……」 
  2月22日,蔣介石對來武漢的維經斯基說:「近來鮑開始執行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政策,我個人對鮑沒有任何惡感,一直把他當老師看。我現在反對他,因為他在堅持會造成兩個政府的危險方針……我很久沒有和共產黨領導人談話了。由於我們很少見面,出現了與共產黨的某種決裂的局面。需要同他們建立經常的聯繫。我想見見陳獨秀。」 
  次日早晨,蔣介石對維經斯基說:「我想問您,共產國際是否主張國民革命運動分裂?如果不是,那麼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鮑為什麼實行這樣的政策呢?……即使我現在反對鮑,也不等於我反對共產國際……我對您的到來已等待很久——怎麼辦,政府是否遷往漢口。我等待您的通知。共產黨人在攻擊我。說我成了軍閥,是獨裁者。」 
  危機到來時,阿爾布列赫特對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都有意見,說格裡高裡「什麼信念都沒有,把這一好似眼中生氣勃勃的一切都毀了,吹牛搞陰謀」;鮑羅廷「更糟糕,他縱容最壞的機會主義,散佈不信任,只是為蔣介石的勝利張目……」阿爾布列赫特也抱怨陳獨秀,說他把賭注押在汪精衛身上,認為他一回來一切都會好起來。他不知道,2月17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給達夫謙拍電報說:「最高領導機構必須要求採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衛動身盡快來莫斯科,以便共同討論有關中國事務的問題。」 
  福京、拉菲斯和阿爾布列赫特等人對維經斯基的意見,促使聯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組遠東局,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及日本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給鮑羅廷發去電報,「我們認為絕對有必要在武昌展開統一的國民黨中央全會,蔣介石務必參加……我們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絕對需要合作……秘密徵詢鮑羅廷和武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後的意見,是否由共產國際向蔣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質詢,是否需要在俄國報刊上公開反對蔣介石。」 
  考慮維經斯基參加中共「五大」時的威信,皮亞特尼茨基和拉斯科爾尼科夫3月21日聯名給布哈林和斯大林寫信建議,「在電報中指出,維沒有參加遠東局是因為他不止一次請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汪、陳聯合宣言(1)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暴發。當時北伐軍已佔領龍華。陳獨秀在3月5日特委會上說:「松江下,蘇州下,魯軍退,三個條件有一個,我們就發動。」現在條件具備了。上海80萬工人群眾舉行總同盟罷工。這是上海歷史上沒有過的壯舉。 
  周恩來認為以前起義失敗的軍事原因是工人沒有掌握武裝。羅亦農也說,罷工後,工人不去奪武裝,而是先回家去了。經過努力,工人們走上街頭時,手上有了200條槍。罷工立即轉入武裝暴動。從中午12時至下午4時,打下警察署、湖州會館後,戰鬥集中於三處,即北火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天通庵火車站。當時,羅亦農在施高塔路四達裡指揮部指揮,周恩來、趙世炎在前線指揮。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鄭超麟家裡,由鄭超麟及趙世炎愛人夏之栩來往指揮部送信,參與指揮戰鬥。 
  周恩來與羅亦農、趙世炎商量,對北站取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車站取攻勢。周恩來從21日起義開始,就沒有合眼,一直戰鬥在前線指揮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車站,南市俘虜了敵人百餘人,下午4時,攻下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浦東)。攻打閘北車站戰鬥十分艱難,敵人機槍壓住了進攻的火力,在蒼澄打了兩天一夜。 
  武漢國民政府通過蘇聯的同志向軍事顧問下達準備失敗的秘密指令。因此在浙江前線只有右派的部隊。見白崇禧的軍隊按兵不動,起義指揮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軍隊中進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只好答應派薛岳部隊支援。北伐軍和上海工人武裝一夾擊,打下了閘北,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3月23日,上海10萬市民舉行集會,陳獨秀在湖州會館大會上發表演說,讚揚了工人階級英雄壯舉,陳說了幾句就走了。回到寓所不久,羅亦農來了。陳獨秀說:「我寫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環龍路26號,見一下吳稚暉。」陳獨秀在信上說:我以人格擔保,共產黨不會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希望吳稚暉不要為右派謠言所動。 
  陳獨秀對率先打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印象很好,想掌握薛岳,對付蔣介石。在當晚特委會上,陳獨秀說:「我們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軍隊在上海,團員、共產黨員可以參加薛岳部隊,繳獲的槍械子彈,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給薛岳部隊。」兩天後,白崇禧將薛岳調走,代之以劉峙。陳獨秀氣惱地說:「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別想要革命。」這時,傳出右派軍隊可能來繳槍,陳獨秀和周恩來、羅亦農等人商量,說:「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並建議調百餘名幹部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 
  3月24日,載著蔣介石的永蜀輪在楚有、楚同、楚謙三艦護衛下,離開安慶,直撲上海而來。繼3月6日殺贛州陳贊賢,3月17日搗毀九江總工會、國民黨左派黨部後,昨天,他們又搗毀了安徽左派省黨部。 
  隔日上午9時,陳獨秀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殺害的都是C.P.在下關英美打死中國人一二千人,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與區委已決定準備防禦戰。」安慶拍出的通電全被扣壓,陳獨秀此時還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下午4時,蔣介石到上海。晚6時,上海區委開活動分子會議,陳獨秀說:「蔣來別有用心。」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提出,「上海工人將以自己的血和肉從事實上證明,工人階級的確是全國最革命的階級,能夠切實擔負起革命的使命,能夠領導其他被壓迫階級摧殘軍閥的武力,並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權」。為了緩和與蔣介石、張靜江敵對情緒,特委會及上海區委決定去慰勞蔣介石。同時派彭述之去武漢,與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委員商討對蔣政策。 
  這時,楊之華來請示陳獨秀,希望解除禁止罷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經濟要求得不到滿足情況下,進行自發罷工。陳獨秀說:「現在不是罷工的時候!」楊之華說:「現在工人群眾已經罷工了,我們就應該去領導他們在鬥爭中組織工會,這樣才能提高工人群眾的革命情緒。」「你應該服從今天早晨黨組的決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壞統一戰線,那我們就什麼也做不成!」陳獨秀使勁吸煙,然後將煙頭擲在地上。楊之華離開了陳獨秀辦公室後,想想又回來了。這次陳獨秀更生氣了,問:「你是不是一個服從紀律的黨員?」 
  蔣介石到上海後,周恩來去見他。蔣介石嚴肅地說:「我想見仲甫,仲甫不見我,信也沒有。」周恩來說:「仲甫身體不太好。」蔣介石說:「現在我是不滿意的,你們到處寫文章、搞宣傳,但主觀的多,客觀的不盡然啦。」談了一些國民黨左右派衝突及國共矛盾後,周恩來問蔣介石:「現在是否消極?」蔣介石搖搖頭,說:「現在叫我下野,我不幹,以前我是有這個打算休息了,可是鮑羅廷使我吞不下這口氣,我是要決心反對他的,我決不下台,一定要干。」聽了周恩來和蔣介石談話內容,陳獨秀對周恩來說:「我們對蔣介石要改變策略,以市政府和蔣介石衝突,避免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衝突。」   
  汪、陳聯合宣言(2)   
  4月1日,汪精衛取道莫斯科到達上海。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鄭超麟家裡,周恩來在報告了與汪精衛見面情況後,說:「汪精衛最好直接去武漢,避免與蔣、張見面。」陳獨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國有可能解決眼前危機。3月武漢二屆三中全會上,汪精衛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主席團中取代了蔣介石的地位。第二天,蔣介石換了個面孔,立即發江電擁汪,並邀汪精衛、吳稚暉到孫中山舊住址會談。 
  蔣介石說:「我現在最大的心事,就是從國民政府中趕走鮑羅廷,實行分共,這件事你回來了,就請你做,你不回來,我做。」汪精衛說:「兄弟剛從外地回來,不敢獨自作主,這件事,事關重大,我主張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表決。」4月3日,汪、蔣在老地方繼續會談。汪精衛說:「共產黨的活動可以限制,在四中全會召開以前,下令他們不要開展活動。」「這件事你和陳獨秀說,。」「陳獨秀正在找我。」「國民黨政府遷到武漢後,受到鮑羅廷左傾影響,有害黨國,要開好四中全會,他們的命令是要宣佈無效的。」「這件事好辦,待兄弟回武漢就行糾正。」「國民黨內有跨黨分子,你看怎麼處置?」「黨內陰謀搗亂者,自行糾正。」「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不聽指揮怎麼辦?陳獨秀、吳廷康講過要與右派軍隊決鬥的。」「工人糾察隊要聽你的指揮,你是總司令。」「不聽怎麼辦?算不算反革命,?」「不聽總司令指揮,便是反革命,嚴行取締。」汪精衛說。 
  次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很嚴肅地問:「聽說共產黨喊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陳獨秀說:「決無此事,我以前和稚暉也多次聲明過。」陳獨秀走後,吳稚暉說:「陳獨秀是騙你的話,口說無憑,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說過,都是說說而已。」汪精衛說:「這事看來不那麼簡單,我再和陳獨秀說。」 
  4月4日,陳獨秀寫了一個聲明給汪精衛,上面寫道,國民黨「決無驅逐共產黨摧殘工會之事」,「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協商,開誠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等。 
  汪精衛看後,說:「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兩黨是這樣,對國民黨、共產黨都有好處。」陳獨秀說:「先生如果有誠意,請簽上名,算是我們的一致意見。」汪精衛再仔細讀了一遍,修改了幾個字,便簽上了名。 
  4月5日,《時事新報》、《國民日報》發表《汪、陳聯合宣言》,蔣介石見了十分生氣。吳稚暉罵道:「這不是和陳獨秀弔膀子嗎?一個兔子白面書生,一個橫眉豎眼。」他質問汪精衛說:「發表聯合宣言是你的主意,還是陳獨秀的主意?」汪精衛放下臉說:「我只打算和陳獨秀髮表一個闢謠宣言,防止國共兩黨誤會加深。你們這樣有意見,早知這樣,不發就是了。」說完,汪精衛吩咐收拾行理去武漢。吳稚暉見汪精衛生了氣,轉而苦苦挽留,叫汪精衛留在上海領導工作,但沒有留住汪精衛。 
  共產國際高度讚賞了《汪、陳聯合宣言》,馬爾丁諾夫在《真理報》上稱:「 
  在中國共產黨是在按照正確的方針辦事。」   
  北上與東進(1)   
  1927年4月初,國際代表及武漢的同志來電報,希望陳獨秀去武漢,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隨汪精衛走。陳汪走後,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當天,上海區委召開了活動分子大會。羅亦農說:「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分子,也不可懷疑……尤其我們在工人、學生、婦女群眾中要特別宣傳我們的領袖陳獨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義……汪精衛態度很好,政治觀點穩定,與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於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汪精衛絕對贊同第三國際給我們的訓令。」趙世炎插話說:「現在上海還處在危險時期。」羅亦農說:「不錯,汪精衛來了以後,對蔣介石有緩和作用。前晚蔣介石已下動員令,汪來了後收回,但我們和蔣介石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對於蔣介石的武力進攻,大會表示決不收藏槍械,決不繳械。3月31日,斯大林簽署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給鮑羅廷發電報:「收到發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報告,說蔣介石已在上海發動政變,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並打算在這方面進一步採取行動。您是否知道這個情況,這是否屬實?您打算採取哪些措施?」決議回電中共中央:「暫不要公開作戰;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4月7日開會,決定派維經斯基去上海與蔣介石進行聯繫並防止他採取極端行動。但他們也不清楚這樣做是否合適。 
  在武漢的維經斯基不知道國際指示,給上海發電報:「如果蔣介石企圖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麼就應以武力對他進行反擊。」曼達良、納索諾夫和阿爾布列赫特後來認為,上海工人失去武裝,應歸咎於這第二個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國共產黨委員會在漢口的會議。張國燾、譚平山、彼得羅夫、李立三、蘇兆征、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蕭子、賀昌、沃羅夫斯基(黃平)、陳延年、羅易、多里奧、阿爾布列赫特、福京、鮑裡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次奉命回國參加中共「五大」。會議決定:1.通過羅易決議案;2.立即召回布哈羅夫(羅亦農);3.將檔案轉移到漢口;4.任命陳延年為上海委員會代理書記。當天,陳延年動身去上海。延年知道,此時去上海凶多吉少,作了最壞的準備。兩年前,廖仲愷被殺後,陳延年在廣東區委大會上說:「一個共產黨員的犧牲,勝於千萬張傳單;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產黨員。」 
  這天,陳獨秀抵達武漢。 
  4月12日,羅易給蔣介石拍電報:「我們建議您放棄計劃在南京召開的實際上是分裂黨的會議。不然,在此緊急關頭分裂國民陣線的重大責任將由您承擔。」就在這天子夜時分,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100多名參加遊行抗議的工人屍體橫臥街頭,300多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被槍決,1000多人被捕……第二天,蔣介石趁程潛、林伯渠(六軍軍委秘書長)不在南京之機,將六軍騙上火車,然後予以解散。第六軍軍長程潛未能及時執行逮捕蔣的命令,因為指示不明確,他自己不知道怎麼辦。送逮捕令的交通員晚到南京一周。 
  在今後發展方向上,羅易主張保衛基地,陳獨秀說:「革命不能等死。」羅易說:「但是沒有人要讓革命自取滅亡。當我說必須保衛基地時,我所指的不僅是武漢或湖北,而是包括東南各省。」4月15日早晨,陳獨秀說「目前的迫切任務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擴大革命……在革命只有初步發展的那些省裡,不可能鞏固左翼政權,如果不擴大革命,我們就不能生存。」羅易認為,這是他們真正的分歧:是深入革命還是擴大革命。羅易說:「我們必須發展工農力量——這是確保革命前途的惟一措施。立即進攻北方意味著逃避這項必要的工作。」 
  4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開會討論是否北伐問題。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贊成鮑羅廷;譚平山、張國燾仍然主張南伐;瞿秋白主張經過南京北伐;蔡和森提出了4個條件的北伐綱領……張國燾笑著說:「照你這四條件,等於打消北伐,國民黨怎能接受?還是贊成咱們南伐吧。」經過爭論,請瞿秋白起草繼續北伐問題的決議。 
  同一天,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開了特委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指責了《汪陳聯合宣言》說:「如果武漢政府仍繼續和談空氣,則各方面損失更大。」陳延年也說:「我們應乘資產階級政權尚未牢固前打擊蔣介石,才有勝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緩,資產階級的政權一經穩固,我們就無法可打。」會後周恩來起草電文《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敦促中央出師東南討蔣。 
  4月18日,陳延年在上海第二次特委會上說:「不能簡單的希望武漢來,而是上海也要自己有工作。」這天,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下達第一號通緝令通緝陳獨秀等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193人。4月15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作出撤銷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將他開除出黨,並下令逮捕他的決定。 
  蔣介石到南京後,邵力子將斯大林送蔣的照片退還。斯大林曾笑著對邵力子說:「如果蔣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衛隊的武裝,我卻把自己的照片送給他,工人會怎麼看他,工人們會怎麼看我。」此外,邵力子歸還了李可夫、伏羅希洛夫送蔣介石的照片。   
  北上與東進(2)   
  4月18日這天,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團在漢口開會,討論繼續北伐問題。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兩周前決定佔領南京,前天,中共中央作相應的不主張北伐的決定,北上本應於這一天開始,不料這一天早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突然取消了這個計劃,而主張向東推進,去消滅蔣介石的力量。對陳獨秀未向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代表團商量就同意改變計劃,羅易表示不滿。陳獨秀則抱怨道:「現在羅易和鮑羅廷都拿不定主意,羅易要鞏固兩湖,鮑羅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國民政府能免掉蔣介石的職,通緝蔣就不錯了,叫它東征,是很難的。」 
  翌日,東征失敗消息傳來,於是仍然回復到老鮑原來的主張,立即由京漢鐵路出發北伐。4月20日,陳獨秀在漢口主持中共中央會議。陳獨秀說:「我和汪精衛、譚延闓談過話……我簡要的談到共產黨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也許彼此還不夠瞭解,汪精衛回答說……共產黨不能當反對黨。任何問題都要同國民黨討論,一定在政策上達成完全一致……最後討論了給糾察隊發武器的問題。譚延闓認為,應該給糾察隊發武器。工會開口就要1000條槍,但未必能給這麼多。我們已經給了他們100條槍。將逐步多發一些。我要求他們要很小心,只發給可靠的工人……他們會向帝國主義開槍,可能也會向汪精衛開槍。」這天,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拍電報,說:「陳獨秀到來後,借口省裡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儘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應在代表大會後立即將陳獨秀作為黨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6日,晴天。早餐後,國民黨軍委秘書長林伯渠約譚平山去陳獨秀寓所談話。 
  林伯渠說:「下午去長沙,來打個招呼。」陳獨秀到武漢後,林伯渠一直沒有機會和陳單獨談。林伯渠下午渡江,打算兩三天就回。「湖南農民運動有過火地方,昨天我們決定請夏曦回湖南取締過火行動,你去長沙看看也好。」陳獨秀說完,和譚平山去參加土地委員會會議。   
  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師範第一附屬小學禮堂開幕。被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首要分子」幾乎都在這裡。汪精衛趕來致了賀詞後,為了防止意外,會場遷往漢口市郊黃陂會館。場內條桌後的條凳上坐著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員及非正式代表,約有100多人。代表們沒有出席證,進門時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衝鋒」二字。 
  李大釗沒有來,「五大」開幕這天,是他臨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時,38歲的李大釗在北京警察廳看守所被絞殺。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給中共電報:李大釗的英勇就義和其他在北京被殺害的共產黨員的壯烈犧牲是在國際無產階級的記憶中永遠不可磨滅的。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蓀沒有來。10天前,他們在廣州被李濟琛、古應芳殺害。 
  上海特委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沒有來,他們正在白色恐怖之中與敵人周旋。陳獨秀主持會議。在他身旁坐著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及米夫、羅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掛著馬恩列斯相片和國共兩黨黨旗。大會開始時,大家起立唱《國際歌》,有人發現葉挺手臂上有一個虱子,捻了給葉挺,葉挺一邊捻一邊說,「捻死這個吳佩孚!」這位代表又從葉挺的衣領上捻下一個虱子,問,「這是哪個呢?」葉挺笑著說:「你應該曉得這是哪一個!」4月29日,陳獨秀作工作報告,足足講了5個小時。他談農民問題話很少,最後提到:「我們的同志從前就向農民進行過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廣東農民群眾中工作過。我們黨向農民進行工作已有 
  兩年……今後,我們應開展農民運動,增加農民協會的會員人數。」 這個政治報告的大綱是羅易規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學說。 
  會間休息時,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面前說:「糟糕。」羅亦農綽號「大口」,他剛剛趕到武漢。羊牧之走到低頭一支接一支抽煙的瞿秋白身邊,輕聲說,「葉挺問中央討論過沒有?」瞿秋白半天沒有吭聲,最後說,「要相信中央」。羊牧之點點頭,走到一邊去了。葉挺的話,喚起了瞿秋白的回憶。陳獨秀的報告,在「五大」預備會上討論過,而且發生了爭論。對於中山艦事件,陳獨秀歸咎於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責上海工人不該起義,提到黨內妥協退讓,陳獨秀就發火,就訓人。這些情況,瞿秋白當然不好告訴羊牧之。 
  陳獨秀髮言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發言。他引導代表就陳獨秀的報告進行辯論。 
  辯論進行了4天。要求簽名發言的達38人,達到參加會議代表的半數,任弼時、瞿秋白等人的發言最引人矚目。任弼時去莫斯科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會,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殺,在瞭解情況後,迅速離開上海到達武漢。任弼時到武漢後,在武昌都府堤41號見到了毛澤東,交換了對當前形勢的意見。 
  辯論期間,每個代表收到瞿秋白寫的4萬字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瞿秋白寫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 瞿秋白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17例,說:「將這些事實一一羅列起來,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現在輪到陳獨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動不安,嘴裡咕嚕咕嚕「見了鬼了」。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寫道:「彭述之雖然一口咬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於似有似無的鬼,實際上卻去和這個鬼聯合,以備反抗他所認為是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如此說來,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他們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們聯合。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在文章後,瞿秋白寫道 ,我們的黨已經是群眾的了。我們黨一定能克服並消滅彭述之主義。在小組討論時,瞿秋白當面諷刺彭述之:「當前革命的領導權,已經或正在被這個鬼篡奪了。」正在作記錄的羊牧之發現,瞿秋白臉色刷白,但聲調高昂。 
  瞿秋白的小冊子在代表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持。代表們如饑似渴地低頭讀小冊子,臉上不時地露出笑容,會場上出現了喜氣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壓抑的氣氛被沖淡了。坐在楊之華身邊的惲代英一邊翻《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邊笑著對楊之華說:「這個標題寫得好,寫得尖銳。」他是指扉頁上副標題「第三國際還是第0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塞維克主義》。見楊之華在認真聽,惲代英接著說:「目錄上的五大問題也提得鮮明,問得實在好!」這5個問題是:中國革命麼?誰革誰的命?誰能領導革命?如何去爭領導?領導的人怎樣? 
  周恩來請羅亦農帶來兩點意見:中央要承認錯誤,彭述之不能進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言批評了中央的錯誤,他在大會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準備了提案,但陳獨秀拒絕在大會上交流,並將毛澤東排斥在大會領導之外。 
  蔡和森說:「我黨必須負起領導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責任,而不能當他們的尾巴。我們應當通過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來一掃小資產階級身上的動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我們的革命肯定會失敗。」他提醒人們注意:「不要忘記,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同時在庇護資產階級和地主,這些人隨時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鮑羅廷在會上說,我是堅決主張同蔣介石作堅決徹底的鬥爭的,如果我們打敗張作霖,我們就會比較容易地消滅蔣介石。我認為,我們已經擺脫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堅持三四個月,我們就必將取得勝利。 
  5月3日,維經斯基講話:「代表團講沒收土地是指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無產階級將在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聯盟中起主導作用……我們黨所犯的重大錯誤之一是關於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要求彼得羅夫同志為所犯的錯誤承擔責任,還這樣說,『您承認這一點還是大家抨擊您,您都不再是布爾什維克』,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彼得羅夫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不像彼得羅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說:『如果是這樣,那你們就判處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監禁』……在大會辯論期間,我們黨的成就談得很少。我希望陳獨秀同志在閉幕詞中談談成就……最後我想說,在代表大會以前,黨就有一種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個中心,而是兩個中心。不久這些原因就會消除。」 
  維經斯基講話後,羅易作「五大」上第二次發言:「首先,我要消除由於張太雷同志對我的第一次講話中的某些論點提出批評所引起的混亂。我無意於對張太雷同志進行個人攻擊,但批評他所代表的觀點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亂必須消除……」羅易反對張太雷,偏袒羅亦農,是因為張太雷支持鮑羅廷西北說。 
  經過爭論,「五大」決議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的發展」;「取得大地主所佔據的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政權」;「目前國民運動應繼續高漲」。 
  共產國際代表考慮增加新的力量,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增加了人數。結果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劉少奇、李立三、張國燾、李維漢、蘇兆征、張太雷、阮蕭仙、任弼時、陳延年、羅亦農、陳喬年、賀昌、向忠發、彭湃、項英、彭公達、趙世炎、惲代英、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等31人當選。此外,選舉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等11人。政治局委員是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9人。彭述之終於落選。政治局常委為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周恩來為秘書長。 
  因為矛頭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陳獨秀作了檢討,國際代表羅易又說:「中國的勞動群眾是英勇的鬥爭,因此,中國不會有孟塞維克主義。」結果選舉時,陳獨秀仍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蘇聯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N·福金、A·阿爾勃雷希脫在3月中旬給蘇共中央去信稱,「老頭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   
  斯大林與新反對派(1)   
  羅易和多里奧1927年5月9日給斯大林拍電報:「在土地問題上,在共產黨人當中有走得太遠的傾向,在代表大會上經我們的努力制止了。」他們是指毛澤東、李維漢等人。「五大」後,維經斯基和羅易都不願立即回莫斯科。維經斯基認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國人逮捕。羅易認為邀請他去莫斯科意味著解除他在中國的工作,他打算永遠離開政治生活。 
  5月1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羅易、陳獨秀拍電報:(1)口號「一切權力歸農會」;(2)現在就應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 
  隨著中國革命危機加劇,斯大林、布哈林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鬥爭也白熱化了。4月5日,季諾維也夫致聯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幹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們進行論戰並把實際上我沒有的觀點強加給於我。」4月14日,季諾維也夫寫《關於中國革命的提綱》說:「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幹部大會上說,國民黨是黨和蘇維埃的雜交體。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會上說:『國民黨是這樣一類革命的議會,有它的主席團即中央委員會……』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革命的議會中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獨立性?……必須幫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獲得真正的獨立性。必須消除束縛和限制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的一切可能。」 
  4月21日,《真理報》刊登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聯共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反對派(拉狄克及其同夥)的基本錯誤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懂得中國革命現在處於什麼階段,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的國際環境。」「反對派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不適當的。因此,反對派認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這就是說,退出戰場,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使國民黨敵人稱快。」 
  針對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寫《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說:「此大綱在中央會議上並未提出討論……為什麼大綱可以公佈,而對於大綱的批評就不可以公佈呢?說討論中國問題是妨害了我們國家的利益,這是一種聞所未聞的錯誤……中國革命4月的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破產,同時也是官僚主義指導方法的失敗……斯大林的大綱是代表中央發表的……政治局的委員——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這個大綱看過,僅經他們三個人的同意……斯大林說『我們採取的路線是絕對正確的路線』事實怎樣,反映出來這個路線,譚平山第七次擴大會議(1926.12.)自己的報告中說:『……工農運動因受了各方面的阻礙,不能擴引到廣大的群眾中去』……大綱還自辯說:『預先』已料到資產階級必然的從革命隊伍中退出,難道這種料到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策就算夠了嗎?…… 
  斯大林於1925年曾稱國民黨為『工農政黨』(?!)……這個定義,可以說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相符合。」 
  5月1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聯共中央政治局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最近一個月來,聯共中央委員季諾維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發了關於中國問題和關於英蘇統一委員會等機構的文章、書信、聲明和提綱……而且已被聯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會所否決……季諾維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別活動、他們對中央政治局及其個別成員(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擊……反對派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和實質上把國民黨的領導權交給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則是拱手讓出中國革命陣地,迎合取消派。」 
  5月24日,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上的報告的討論中,托洛茨基說:「通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你們知道了蘇聯共產黨至今沒有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提綱。季諾維也夫同志沒有獲准參加今天的會議,儘管他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禮節上都完全有權出席這次會議……我曾經嘗試在黨的理論刊物上發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綱的文章,但沒有成功。由於我的提綱是針對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路線的,所以它禁止發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發表季諾維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意見分歧大嗎?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見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擴大了,這是無可爭議的……布哈林同志的提綱是錯誤的,同時也是極端危險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的襲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硝煙中可能而且必將成為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所以不能接受這個決議。我們黨和整個共產國際也不能接受這個決議宣佈為自己的決議。」 
  5月24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演說《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最近幾天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給執行委員會寫了這麼多的論著、提綱和書信,我們要批判反對派,材料不會是不夠的。因此,我將根據這些文件來批判托洛茨基的錯誤,我不懷疑,這個批判同時將是對托洛茨基今天演說的基礎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意義和性質。共產國際的出發點是:封建殘餘是現時在中國推動土地革命的壓迫的主要因素……正因為如此,現在中國正經歷著一個按其力量和規模來說是最偉大的土地革命……現在的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呢?不,暫時還不是……   
  斯大林與新反對派(2)   
  它是有一切機會發展成這樣的機關的……托洛茨基看問題則完全不同。他認為武漢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的中心。」 
  托洛茨基當天在大會上作第二次發言:「我們要對中國共產黨黨員說:陳獨秀同志的綱領,名義上是推遲『改組』漢口政權和沒收大地主、直至戰爭危險被消滅,這是確實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毀滅的道路。」 
  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上總結發言:「最堪刺心的是托洛茨基與其黨徒否認與中國自由資產階級有聯合的必要與可能,然而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自己都屢次舉手贊成幫助廣東政府……當時他們竟沒有一人說這是不對的,而現在同是這些人卻事後說這是無產階級的『背叛』是『恥辱』……(中國共產黨員)擴展農民群眾運動、與奪取土地的方針,必須十分堅決去實施,現在如用別的策略是罪惡的。必須在此基礎上來組織忠實的武裝隊伍,必須在此基礎上來改組國民黨。」   
  夏斗寅、許克祥叛變(1)   
  1927年5月的武漢上空,烏雲密佈。 
  5月17日,駐宜昌的獨立14師師長夏斗寅借口農民運動過火,趁武漢主力軍隊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機叛變,進攻武漢抵達距武昌僅40里的紙坊。 
  蔡和森等提議派軍隊立即佔領粵漢路,清剿夏斗寅。 
  但中央未接受這種意見,派葉挺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武力去鎮壓夏斗寅。 
  中共中央在發佈的聲討夏斗寅叛變的宣言中,甚至承認兩湖的農運過失。 
  陳獨秀說:「湖南農運不是我們領導的,而是地痞與哥老會的領導。 
  次日,葉挺率第四軍第二十四師(獨立師)開赴前線,武漢人心惶惶。 
  在漢口任《民國日報》主編的沈雁冰夜半來到瞿秋白家裡。 
  瞿秋白正和陳公博對酌,等待消息,楊之華見茅盾來了,忙加了一個酒杯。 
  茅盾問,「怎麼樣?」 
  陳公博愁雲滿面地搖搖頭。 
  瞿秋白沉思地說,「葉挺出兵必勝。 
  茅盾點頭,喝了一口酒,說,「就怕葉挺不能很快獲勝,武漢無人防守,現在人心不穩得很。 
  「如相持不下,可從河南調第四軍來武漢。 
  瞿秋白說。 
  黎明時,從前線傳來夏斗寅部被葉挺部隊粉碎的好消息。 
  3人舉杯同賀,臉上露出了輕鬆的笑容。 
  沈雁冰告訴瞿秋白:「獨秀埋怨《民國日報》辦得太紅了,國民黨左派有意見,他希望少登一些工運、農運和婦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 
  瞿秋白說:「你就按照『五大』決議的精神去辦。 
  《民國日報》過去辦得不錯,旗幟鮮明,就這樣繼續辦下去!」 
  沉思了一會,又說:「我們另辦一張報!你不是說他們常來干涉你的工作麼?共產黨的政策要通過國民黨的報紙來宣傳,本來就不正常,許多話只能講一半,不如乾脆把《民國日報》交給國民黨,抽出我們的同志另辦一張黨報。 
  」5月21日,駐長沙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叛變,一夜間搜捕共產黨工農群眾3000餘人,殺百餘人。 
  中共湖南省委決定30日發動長沙附近10萬農軍,圍攻許克祥。 
  到處是地主豪紳、資本家咒罵工農運動的聲音。 
  5月25日,鮑羅廷大發雷霆,對羅易說:「湖南的局勢已變得無法容忍,我將前往那裡,逮捕李維漢……當天,羅易給斯大林電報:鮑羅廷「想逮捕我們在湖南的領導同志,把他們投入監獄。 
  他說,工人糾察隊應解除武裝。 
  他處事獨斷專行,不同許多負責人商量,無視他們的意見。 
  他向共產黨發號施令,他拒絕發我的電報。 
  次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張國燾主張立即採取行動,羅易認為,同國民黨關係直接破裂的危險並不存在。 
  最後通過羅易建議的一項決議,為了準備實行進攻實行策略退卻。 
  即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將毛澤東調出湖南,到武漢任農民協會會長。 
  毛澤東對鮑羅廷、陳獨秀和譚平山都有意見。 
  鮑羅廷認為中國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軍事基地,應當解除工農糾察隊的武裝。 
  陳獨秀、譚平山與其說是共產黨人,不如說是國民黨人。 
  集體領導實際上從來沒有過。 
  「五大」以前實際上沒有中央委員會。 
  在上海領導黨的是陳獨秀、在廣州的是鮑羅廷。 
  5月27日晚上,陳獨秀應林伯渠之約到漢口紫陽裡52號林寓所。 
  夏斗寅、許克祥相繼叛變後,陳獨秀已搬出中央機關61號,和秘書隱居起來。 
  林伯渠上午開軍委會,下午4時半又開了擴大會。 
  陳獨秀問林伯渠:「如果把六軍培養成中央工農軍,程潛會同意嗎?」 
  林伯渠說:「最好你和程潛談一次。 
  在林伯渠、李世璋安排下,陳獨秀在漢口友誼街六軍辦事處與程潛見面。 
  陳獨秀說:「如將六軍培養成工農軍,須將六軍中下層幹部送海參崴培訓。 
  程潛問林伯渠:「你的意見呢?」林伯渠說,「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較適合。 
  「那就讓李世璋去。 
  程潛說。 
  5月30日,約2.5萬人的農民起義隊伍從四面八方向長沙進發,共產黨湖南省委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下令停止前進,羅易當天給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寫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則非常消極,它否決了我提出的關於組織群眾運動,要求採取措施鎮壓湖南反革命的建議。 
  兩支5000人的瀏陽農民軍隊伍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孤軍進攻長沙,襲擊了長沙附近的軍隊,次日失敗。 
  汪精衛諷刺陳獨秀說:「你們不是有10萬大軍嘛?怎麼連許克祥一個團也打不贏?」十二 羅易洩密事件戰勝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後,5月底,共產國際「緊急指示」傳到中國(「五月指示」),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8個師或10個師的可靠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在下述文字上,斯大林加了著重號:「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 
  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   
  夏斗寅、許克祥叛變(2)   
  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末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 
  接到國際電報指示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磋商。 
  羅易、鮑羅廷參加了會議。 
  「我主張先不忙著把這個電報內容說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動。 
  陳獨秀擔心執行這一指示,勢必導致聯合戰線破裂。 
  鮑羅廷感到,莫斯科太不瞭解武漢的情形,目前無法執行。 
  羅易想執行,他認為,假若汪精衛同意了,就可以執行。 
  給國際回電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 
  會後,羅易見到汪精衛,洩露了「五月指示」內容。 
  汪精衛大吃一驚,分手時,汪精衛問:「是否可以給我一份譯文?」 
  羅易猶豫片刻,然後說:「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為文字上有兩處需要改動。 
  他想,給汪精衛看,可以增加雙方的信任,國際幾個指示專電沒有講不支持武漢國民政府的話。 
  第二天,汪精衛得到抄本,說了聲「謝謝」,打發掉了羅易。 
  汪精衛得到「抄件」,給陳友仁看,陳友仁面如土色,說:「這意味著兩黨之間的戰爭。 
  汪精衛拿給唐生智及其部下看。 
  6月4日,發生了江西省省長、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將方志敏等164人「禮送」出境的事件。 
  聯共中央政治局6月2日給鮑羅廷、羅易和柳克斯電報:「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不應脫離工農運動。 
  羅易回電報抱怨:「收到你們的電報後,我還沒有看,鮑立即讓陳發電報,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 
  羅易在6月5日給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電報中說:「譚平山的自由主義不僅具有個人性質,而且還反映了整個黨的領導的觀點…… 
  陳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 
  不按我建議的那樣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錯誤的。 
  他是個典型的激進知識分子,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 
  他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為』的政策…… 
  他認為湖南的同志對發生反革命叛亂有嚴重過失…… 
  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鮑的情況應認真加以研究…… 
  昨天,汪精衛抱怨沒有把莫斯科的意見通報給國民黨。 
  他問,為什麼他給斯大林的電報沒有回音…… 
  近來,他不太清楚究竟誰代表莫斯科的觀點:是鮑還是我。 
  接到陳獨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回電,6月7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和陳獨秀髮電報:「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為,並會導致革命的毀滅。 
  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給鮑羅廷、羅易和中共中央的電報。 
  陳獨秀說:「電報表明,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 
  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謹慎地談及這個問題…… 
  在去湖南的問題上我和羅易有分歧。 
  去是必要的。 
  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破壞了同地主、紳士和軍官的統一戰線…… 
  我們主張派譚平山去糾正過火行為…… 
  本應讓譚平山委員立即出發,但為時已晚…… 
  共產國際建議由工農領導人來加強國民黨的領導。 
  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 
  現在我們應當進行談判,同軍閥進行接觸。 
  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 
  組織法庭實際上是不可行的。 
  我們衷心的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 
  譚平山說:「共產國際的批評是可以預料的,因為我在講話中沒有涉及土地革命問題。 
  陳獨秀建議在收到莫斯科對中共中央電報的答覆前不採取任何措施。 
  6月8日,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電報:「你們的指示有點晚了。 
  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幾乎已經把革命斷送…… 
  有必要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 
  陳獨秀情緒高漲,分析北伐軍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後,張發奎、唐生智回師武漢,有利於抑制何鍵部隊。 
  陳獨秀認為去年剛訪問蘇聯的馮玉祥五原誓師,是國民黨再起的希望。 
  去年秋天,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後,給陳獨秀寫信說:「自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聲浪傳到東方,先生就最先覺悟,站在前面領導工農…… 
  我在莫斯科看見你的革命理論及種種發言,都是非常正確,而且各種主張又是極其持平,我讀了之後,越想越佩服…… 
  請你以後對於政治意見、時局主張,時常不斷的來信,指導我們工作。 
  陳獨秀當時很高興,將馮玉祥的信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訊》第十期上。 
  「五大」後任代理秘書長的蔡和森說:「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 
  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 
  現在我們必須堅決幹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   
  夏斗寅、許克祥叛變(3)   
  接著,他提出了自己草擬的《兩湖問題決議案》,認為在湖南為消滅許克祥,「應發展農軍至5萬以上」;湖北要盡量「擴大武漢三鎮工人糾察隊及同志的武裝力量」。 
  羅易認為唐生智回來,危險更大。 
  應執行國際指示,立即征服廣東,他支持蔡和森的計劃,發動湖南暴動,北伐軍回漢時,實行總罷工,討伐朱培德。 
  任弼時說:「我建議黨中央發表宣言,揭破汪精衛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攤牌。 
  譚平山反對說:「我們沒有力量和國民黨決裂。 
  陳獨秀猶豫不決,說:「革命現階段的問題,既不是退卻也不是進攻。 
  如果我們退卻了,那就意味著我們失敗;但如果我們只是進攻,這可能會使我們失敗。 
  任弼時問陳獨秀:「那到底取什麼方針呢?」 
  「既然當前的形勢是複雜的,那麼我們必須有一種複雜的政策來對付,而不是簡單地退卻或簡單地進攻。 
  陳獨秀含含糊糊地說。 
  會議經過激烈爭執,勉強通過羅易提案。 
  散會後,譚平山罵羅易是「左派」幼稚病。 
  陳獨秀寫了《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堅持認為鄭州會議是討蔣會議。 
  6月13日,汪精衛、唐生智回到武漢準備分共。 
  迎接他們的是「歡迎鐵軍凱旋」的罷工,和「打倒縱容反動勢力的國民政府」口號。 
  一打聽,是總工會領導人劉少奇及中共中央秘書長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衛立即約見鮑羅廷、陳獨秀,聲淚俱下、咬牙切齒地說:「總工會聯絡武人來倒我。 
  鮑羅廷、陳獨秀「氣得要死」,表示對總工會行動極為不滿。 
  隔日,在共產黨政治局的會議上,鮑羅廷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張,否則,同國民黨的決裂就不可避免。 
  羅易反對說:「陳獨秀建議把土地問題提交兩黨聯席會議,這是一種倒退。 
  當天,陳獨秀根據大多數人意見致共產國際電:「必須糾正過火行動,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 
  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晚上8點,根據羅易的要求,羅易、鮑羅廷和陳獨秀3人在西門子鮑羅廷寓所就對國民黨採取的方針達成一致意見。 
  第二天,陳獨秀等政治局成員改變立場,同意採納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建議。 
  這天,聯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如果可以避開警察監視,建議陳獨秀動身。 
  從上海到武漢的周恩來獲得羅易洩露國際指示的情報,報告了中央。 
  鮑羅廷、維經斯基問羅易:「為什麼這樣做?」6月1日,馮玉祥與北伐軍佔領鄭州,汪精衛、徐謙赴鄭州開會。 
  因為名義是北伐會議,鮑羅廷、加倫、張國燾也去了鄭州。 
  羅易知道自己太輕率,說:「我的本意是緩和和汪精衛的關係。 
  蔡和森後來說:「羅易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便是中了『汪毒』。 
  他還想拉住這個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衛)來做左派的『中心』,來擴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出告知汪精衛!」 
  毛澤東後來說:「誰促成同國民黨的分裂?到頭來還是羅易本人。 
  鄧穎超晚年也說:「羅易這個人很不守紀律。 
  6月17日,羅易得知鮑羅廷和柳克斯向共產國際報告自己洩密後,給斯大林和布哈林拍電報:「鮑認為,汪在我給他看了莫斯科勸國民黨人充當革命雅各賓黨人的電報之後就叛變了,在這份電報中沒有什麼不可以向國民黨左派說的話…… 
  然而鮑卻從電報中撈取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以便在共產黨面前敗壞我的名譽。 
  鮑在共產黨政治局中表示反對沒收大地主的土地。 
  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對共青團代表,拒絕我關於沒收土地的建議…… 
  由於鮑的反對,我沒有參加討論並決定重大政治問題的兩黨聯席會議。 
  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參加會議的問題,但鮑表示反對…… 
  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地步,我不相信我的電報已經發出…… 
  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 
  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的領導機構…… 
  共產黨領導應當服從共產國際。 
  次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徵詢政治局委員的意見:「銀行家(鮑羅廷)報告說,瓊斯(羅易)給國民黨人看了最高領導機構的61、162、163號重要的專電。 
  我們對此種行為感到吃驚。 
  要求瓊斯立即作出說明。 
  6月2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立即將羅易同志從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職務上召回,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 
  任命牛同志接替他。 
  「牛同志」指G.牛曼。 
  羅易不清楚上述決定,同一天給聯共中央政治局拍電報:「柳克斯蓄意擴大。 
  他知道,我只不過是給汪看了僅僅一份編號電報。 
  其中沒有什麼要向左派領導人保密的,我們應當贏得他們的信任。 
  接到召回自己的電報後,羅易6月24日給聯共中央政治局電報:「我將於7月底抵達莫斯科……   
  夏斗寅、許克祥叛變(4)   
  我建議收復廣東,在那裡建立左派同汪和鄧演達的軍事政治基地……如果贊成這個計劃,我便去廣州,那時,就不要堅持讓我返回莫斯科。 
  這天,斯大林給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衛政府:「他們還要求我們提供1500萬,看來,如果我們不提供這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   
  陳延年被捕(1)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舉行聯席會議。 
  在答覆陳獨秀的電報裡,聯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遲土地革命是極為有害的;我們認為,寄去的經費對於和陳獨秀一起組建可靠的革命軍部隊是特別需要的;建議羅易立即動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羅米納茲同志去武漢。 
  陳獨秀說:「我們面前有兩條路:右的道路與左的道路。 
  右的道路意味著放棄一切,左的道路意味著採取激進行動。 
  在這兩條道路上等待我們的都是滅亡。 
  此外還有一條中間道路,即繼續目前的局面,這也是不可能的。 
  怎麼辦?也許我們尋找第四條道路?」 
  鮑羅廷說:「先應同莫斯科取得一致。 
  我們不同意這些電報的方針,因此給莫斯科發了電報。 
  莫斯科非常明確地回答說,它堅持自己的指示。 
  任務是尋求新的、與莫斯科一致的行動綱領……陳獨秀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裡發生的事情。 
  鮑羅廷所說的土地革命(不沒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莫斯科要求沒收土地,我們不能這樣做。 
  因此,鮑羅廷的整個綱領是無稽之談。 
  譚平山說:「我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 
  我認為,應當接受鮑羅廷的這5點。 
  應當從這個意義上再次致電莫斯科。 
  不應退出政府。 
  張國燾說:「我也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 
  應當加以拒絕並通知莫斯科。 
  周恩來說:「在上海我們收到了莫斯科關於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 
  後來當我們這樣做了時,他們卻對我們說,這是不對的。 
  莫斯科經常這樣做。 
  應當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麼辦。 
  張太雷說:「從羅易來時起,我們這裡就經常出分歧,一切都始於北伐。 
  這種情況不能容忍,還是應該取得一致。 
  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進行過爭論。 
  當我們問,他想提出什麼建議時,他希望在星期日舉行遊行,在星期三舉行罷工,我們不能這樣做。 
  這是無法執行的建議。 
  任弼時說:「我完全不同意鮑羅廷的意見…… 
  怎麼能反對沒收土地呢?應當完全徹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陳獨秀說:「布林斯基的意見不值得考慮。 
  我們同意鮑羅廷的意見…… 
  現在我們討論兩個問題:(1)控制群眾;(2)政權。 
  鮑羅廷說:「我想問布林斯基,在哪裡和怎樣才能沒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於農民隊伍。 
  鮑羅廷說:「我想再次發言。 
  在土地問題上出現了誤解。 
  陳獨秀不同意,說:「我們先討論另外兩點。 
  希塔羅夫用俄語問鮑羅廷,列寧說,那些認為在內戰已經開始的革命時期…… 
  那些拒絕採取行動的人,要麼是死人,要麼是革命的叛徒。 
  鮑羅廷說:「這一般來說是正確的。 
  現在不能同意這種說法。 
  這天上午,北四川路恆豐裡104號上海區委所在地,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等人正在開江蘇省委成立大會。 
  王若飛傳達中央任命,陳延年任江蘇省委書記、郭伯和任組織部長、韓步先任宣傳部長。 
  就在這時,陳延年接到報告,一位交通員被捕了。 
  因為該交通員知道這個秘密處所。 
  陳延年宣佈結束會議。 
  告誡大家小心謹慎,以防萬一。 
  下午3時,恆豐裡104號暗處,陳延年等人觀察周圍動靜,見沒有什麼異樣,便進門清理文件。 
  他想,也許這個交通員沒有叛變呢?剛坐下不久,大批軍警包圍了恆豐裡104號,陳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撲上來的敵人搏鬥,直到筋疲力盡。 
  搏鬥中,延年的白色襯衫被扯破,露出皮膚,終於被敵人擒獲。 
  在陳延年等人與敵人搏鬥時,兩名同志從屋頂逃走。 
  交通員叛變了,但他不認識陳延年。 
  敵26軍對待陳延年像對待普通的共產黨員一樣,押往龍華監獄。 
  同時被捕的還有郭伯和、韓步先等3人。 
  陳延年懷著一線希望,給汪孟鄒寫信,請他代想辦法營救。 
  蔣介石現在是一條瘋狗,抓一個殺一個,自己是陳獨秀之子,又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此次被捕,在劫難逃,但敵人畢竟沒有認出自己,也許還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剛剛租下上海極司斐爾路(萬航渡路)49號甲的一幢樓房的胡適,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弄得心神不定,開門一看,是滿頭大汗的汪孟鄒:「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說著汪孟鄒將一張皺巴巴的紙條遞給他。 
  胡適一看,是陳延年親筆寫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營救。 
  胡適安慰汪孟鄒說。 
  吳稚暉是陳延年的老熟人,當年曾幫陳延年、陳喬年赴法留學。 
  胡適決定將信轉給吳稚暉,請他幫忙。   
  陳延年被捕(2)   
  吳稚暉見信,暗暗歡喜起來。 
  陳延年轉向共產主義後,吳稚暉恨在心頭,想不到,陳延年今天到他的手裡來了。 
  吳稚暉立即給上海國民黨警備司令楊虎寫信「祝賀」:「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 
  不覺稱快。 
  延年「發生額下,厥狀極陋…… 
  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 
  楊虎見信,立即帶人趕到龍華監獄。 
  為了穩定武漢國民政府,聯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漢口蘇聯領事:「我們已下令再給武漢國民政府匯款200萬盧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給莫洛托夫和變色龍寫信:「需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 
  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 
  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 
  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 
  就在這天,汪精衛對羅易說:「形勢很嚴重,蔣介石與馮玉祥已達成協議。 
  我剛剛收到馮玉祥一份電報:『同共產黨合作違背國民革命的利益。 
  武漢國民政府應該擺脫共產黨的影響。 
  』…… 
  我們面前有兩條路:(1)共產黨和國民黨密切合作;(2)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 
  我已同陳獨秀和譚平山交談過。 
  他們贊成第二條道路。 
  但他們說,共產國際反對。 
  羅易說:「我給您看了莫斯科的電報,是要表明我們真誠地希望在革命鬥爭中同國民黨左派合作。 
  但我認為,對電報沒有作出正確的理解。 
  汪精衛表示抱歉,說:「如果我給您造成了尷尬的處境,請您原諒。 
  我沒有向任何人談過電報的事。 
  另外一兩個同志說,電報是給共產黨人的推翻國民黨的指示。 
  羅易問:「您近來沒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電報嗎?」 
  汪精衛答:「沒有。 
  我沒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電報。 
  當夜,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譚平山、張太雷、周恩來、羅易到西門子鮑宅開會。 
  李立三、蘇兆征因勞動大會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當時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澤東家養病。 
  「五大」後,周恩來任秘書長,未到前由蔡和森暫代。 
  因蔡和森從外國剛回來,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幾天,政治局正式決定由鄧中夏為秘書長,鄧因出席勞動大會,未到前由張國燾以常委資格兼代秘書長。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書廳住所,碰上了這次會議。 
  「中央軍部得到緊急情報,說何鍵今日就動手了。 
  我們和湖北省委已經決定,下午把總工會糾察隊調進武昌,編入張發奎軍隊。 
  張發奎同意我們加入,但不能穿糾察隊制服,不能帶槍。 
  」周恩來、鄂省委書記張太雷相繼報告時,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說:「這實際是解散糾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公佈,以消滅何鍵暴動之借口。 
  羅易、陳獨秀表示贊同。 
  武漢工人糾察隊有5000人,擁有3000支槍,最後同意解散工人糾察隊,槍械交還給公安局長。 
  張國燾提議中央機關立即移於武昌,說「整軍經武,準備後事」。 
  陳獨秀猶豫說:「過河往返,與國民黨接頭太不方便。 
  譚平山、蔡和森贊成搬遷,既然何鍵動手,機關搬武昌安全,那裡有葉挺的部隊。 
  最後,決定中央機關立移武昌。 
  天亮後,蔡和森過河準備去了。 
  漢口《民國日報》刊出「全省總工會自動解散糾察隊」佈告。 
  這天,羅易給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拍電報:「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 
  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 
  他匯報前天共產黨政治局會議「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 
  陳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 
  考慮對我提出的違反紀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為執行收復廣東的計劃而繼續在中國工作的建議。   
  團中央《政治意見書》(1)   
  1927年6月30日黃昏,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周恩來、鮑羅廷等到武昌出席會議。 
  地點是蔡和森聯繫的共青團機關,一幢二樓二底的民房。 
  會上送來任弼時起草的《政治意見書》,見內容是批評黨中央迴避土地革命。 
  穿著長衫的陳獨秀生氣地說:「你們曉得什麼?我現在還是黨中央的書記,究竟是黨領導團呢,還是團領導黨?」 
  陳獨秀越說越生氣,最後將《政治意見書》撕碎丟在地上。 
  吳玉章問坐在旁邊的張太雷:「怎麼回事?」 
  張太雷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內容告訴了吳玉章。 
  吳玉章說:「這麼重要的指示,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張太雷說:「我也是剛剛知道的,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書面提議,陳獨秀很贊成,並委託瞿秋白起草正式決議(國共兩黨決議「十一條政綱」)。 
  他說,共產黨和跟著他革命的工人農民已經走得太遠了,現在必須退讓以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 
  惲代英大聲問陳獨秀:「現在中央很奇怪,我聽說秋白同志到處作報告是『進攻』『進攻』,現在中央又決定『退讓』『退讓』,中央內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對這個政綱。 
  會前,蔡和森寫信給中央常委,說:「我們坐此靜待人家處置,直無異於魚游釜底!」會上有幾位同志激烈反對中央移於武昌,陳獨秀同意說:「必須仍回漢口,才便與汪接頭。 
  於是決定中央機關仍回漢口,同時決定7月1日在鮑宅開中央擴大會議。 
  回漢口路上,陳獨秀還埋怨任弼時說:「我在會上講過,不要自由行動,他們還在自由行動。 
  這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給武漢發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 
  同時重申政治局原先讓羅易返回的決定。 
  翌日,在鮑宅繼續開會。 
  鮑羅廷精神飽滿的作了很長的演說:「…… 
  以前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維經斯基)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扶持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以實行。 
  陳獨秀接著說:「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教我們24鐘點內實行土地革命!」 
  駝背毛子與少年國際代表反對鮑羅廷,說:「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方針前後是一致的……鮑羅廷反指責說:「你們是幫助季諾維也夫說話,是幫助反對派。 
  」蔡和森想,這是老鮑起身炮,留下一個中國反對派的理論基礎:國際方針前後是兩截的,中國革命的失敗,國際負了責任,而把一切責過歸於季諾維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維護斯大林的立場說話。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遊黃鶴樓,說:「今天校對了一天,我們出去輕鬆一下。 
  當時一陣夏雨剛過,空氣格外新鮮。 
  在江漢,兩人登上了一葉小劃子。 
  過了一會,瞿秋白輕聲問,「你看古詩中,哪句能刻劃出我當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搖搖頭說,「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來,脫口吟道:「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約游黃鶴樓,兩人吟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時節,離暮秋尚遠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歎地說:「許多同志在犧牲,這不是蕭蕭下麼?…… 
  大釗同志在敵人的絞架下,英勇地犧牲了……前幾天的中央會議上,有些人還在高談要承認國民黨應處於革命的當然領導地位…… 
  是不是對得起為黨犧牲的大釗同志?」 
  他指著太陽西沉的遠方說:「大好河山,又要沉淪一個時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漢舉行了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 
  陳獨秀、李維漢、鄧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來、戴述人、張國燾、任弼時等人出席了會議。 
  在武漢的中央委員、黨的活動分子、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都參加了。 
  陳獨秀說:「湖南農協要改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可派人去改組。 
  農民協會會長毛澤東說:「派一左派同志為好。 
  談到將來,陳獨秀說,「對於將來,我們有3條道路:(一)脫離國民黨並執行獨立的政策。 
  (二)實行退卻,以便留在國民黨內。 
  (三)執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國民黨內。 
  任弼時贊成第一種方法,他繼續要求宣讀共青團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說,「第一種方法是不正確的。 
  青年團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 
  任弼時說:「青年團國際的這位代表可以說一說,青年團是否有這種權利。 
  陳獨秀說:「這個不包括在議事日程之內。 
  討論工農武裝出路時,陳獨秀說,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已經叛變革命或即將叛變革命的「各軍招兵問題,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國民革命軍招兵時,農民協會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   
  團中央《政治意見書》(2)   
  毛澤東說:「工農武裝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項實難辦到。 
  應該上山,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蔡和森說:「農民自衛軍上山更好些,同時我們要迅速發展鄉村中黨。 
  再問到陳獨秀,陳答:「同意上山。 
  就在這天深夜,陳延年被劊子手用亂刀砍殺、五馬分屍。 
  蔣介石下令不准收屍。 
  次日,上海《申報》刊出《剷除共黨巨憝》,披露了吳稚暉給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楊虎的信件和前天楊虎表彰吳稚暉的覆信。   
  辭職(1)   
  1927年7月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給中國共產黨以下指示:「共產黨人不能留在政府裡。 
  我們認為,譚平山宣佈休假的聲明是錯誤的,是怯懦的;共產黨人必須示威性地退出國民政府;(2)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秘密緊急會議…… 
  必須採取各種措施保存黨…… 
  為了不被驅逐,我們建議銀行家(鮑羅廷)離開那裡。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給莫洛托夫寫信:「在拍發我的關於中國的長篇密碼電報時,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陰謀詭計,也不知道與此有關的武漢政府的行為…… 
  只能利用武漢的上層人士時,我們就利用他們,現在應該拋棄他們。 
  應該嘗試去掌握國民黨的地方機關並使之與今天的國民黨上層相對立…… 
  暫時不把退出國民政府(現在這樣做是必要的)與退出國民黨(最近的將來這樣做可能是必要的)聯繫起來。 
  根據斯大林的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當天主持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決定「鑒於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件,為共產國際執委會起草一份公開的聲明,批評中共中央的錯誤」。 
  對武約維奇、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7月7日來信,決定「此信備案待查」。 
  該信說,「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漢政府成為『有組織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有必要立即召開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 
  糾正…… 
  最近一次全會同意的錯誤方針」。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給莫洛托夫寫信,生氣地說:「你們兩個真見鬼:你們徵詢對(關於中國)新指示的意見,又不提供具體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點兒難堪…… 
  我不認為,退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就可以改善過程的處境和『使他們腳跟站穩』。 
  相反,退出只會便於屠殺共產黨人…… 
  但是,沒有別的路可走…… 
  很遺憾,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如果拋開那些能夠充當很好的戰鬥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產黨員……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對中共中央要求過高。 
  但是,有一個簡單的要求,那就是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沒有,因為它不理解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於執行這些指示。 
  這是事實。 
  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對此解釋說,這裡的過錯是同國民黨合作…… 
  這也是不正確的…… 
  現在的中央…… 
  完全不適應新的土地革命階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 
  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真正意義上的一竅不通),扼殺工人群眾的積極性,瓦解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 
  這就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未能執行的原因所在…… 
  怎樣醫治在我們這裡被錯誤地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大雜燴?召來陳獨秀或譚平山也無濟於事,當然,我並不反對把他們召來,教給他們一點東西…… 
  應該把鮑羅廷、羅易,以及在中國妨礙工作的所有反對派分子清除出中國…… 
  這些『保姆』在現階段還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擱筆。 
  這天,拉斯科爾尼科夫給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寫信,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加速與武漢政府的決裂,同時要放棄反對它的運動。 
  頭一天,蔡和森發表《國家統一與革命勢力的聯合》,也認為「維持與鞏固革命勢力的聯合戰線」,「這是倒蔣的真正武器」。 
  考慮不給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信:「我將努力的證明,我們的政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惟一正確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爾尼科夫提出對中國共產黨採取組織措施的建議:「建議中國共產黨立即召開全會,選出能保證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方針的新一屆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組織中廣泛開展一場揭露前領導機會主義錯誤和說明共產國際執委會方針正確性的運動……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鄧同志參加黨的領導工作的問題。」指任弼時、周恩來、鄧中夏。 
  頭一天,鮑羅廷見大勢已去,執行國際6月中下旬改組中共中央的命令。 
  改組5人政治局,提議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為陪襯,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 
  國際訓令6月底就到了鮑羅廷手中,他沒有馬上執行,希望峰迴路轉,拖了半個月,國民黨已公開準備叛變革命,汪精衛已通知譚平山、蘇兆征退出國民政府,而接替鮑羅廷的國際代表已在往武漢的途中。 
  和鮑羅廷談話後,陳獨秀向中央提交辭職書,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辭職(2)   
  任弼時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蘭和陳獨秀在一個辦公室工作,陳獨秀臨走時,任氏兄妹將他送到門外。 
  出門後,他戴上了壓得低低的草帽,拿著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著一雙黑平絨布鞋,步履蹣跚地走了。 
  秘書黃文容(黃玠然)隨行,乘船到武昌,陳獨秀住到與汪原放有聯繫的一家紙行樓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經解除陳獨秀的職務,7月1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決議:「現在黨中央拒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公開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同中央的機會主義作鬥爭是自己的革命責職…… 
  採取措施糾正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並從政治上純潔黨的領導成分。 
  次日,發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人、工農群眾人頭落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第八章 走向反對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陳獨秀向臨時中央提出的3點建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移給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國民黨政權下進行下層工作;三、暫時來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以迴避大的犧牲和破壞。 
  但臨時中央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8月7日上午,黨中央在漢口三教街41號一位俄國僑民的寓所裡舉行緊急會議。 
  共產國際新派遣的代表羅明納茲到漢口後,態度異常嚴厲,主張立即懲罰陳獨秀、譚平山、李維漢,罵張國燾等不贊成土地革命,不配當中央領導人,並向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聲明:「如果你們反對開中央改組會,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開會。 
  鮑羅廷已經回蘇聯。 
  聯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決定:建議銀行家立即動身回莫斯科。 
  會客廳的條凳上擠擠地坐著21人,他們是瞿秋白、李維漢、張國燾、蘇兆征、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項英、向忠發、張太雷、盧福坦、顧順章、王荷波、彭湃、鄧中夏、彭公達、任弼時、陳喬年、汪澤楷。 
  新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出席了會議。 
  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列席了會議。 
  這個名單是根據蔡和森意見修改的。 
  國際代表與常委商量決定的出席名單,除加蘇兆征、羅亦農,其餘都是舊人,而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和毛澤東、彭公達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議:「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澤東應加入,太雷應出外工作而不應留秘書廳……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在臨川休整部隊,沒有出席會議。 
  陳獨秀沒有出席會議。 
  張國燾想邀請陳獨秀參加,但羅明納茲反對。 
  臨時中央常委有兩人不在場,只有張國燾、李維漢、張太雷到會,會議由李維漢主持。 
  到處是槍殺共產黨人的槍聲,這個秘密會議越短越好,會議籠罩著緊張的氣氛。 
  李維漢說:「今天的會議為緊急討論會。 
  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選舉臨時中央局。 
  在羅明納茲發言後,代表們休息半小時吃飯,然後又接著開會。 
  這時,毛澤東第一個發言:「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空房子主人的決心。 
  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 
  其後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 
  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 
  大家都被毛澤東妙語連珠的語言惹笑了,會場緊張的氣氛頓時鬆弛了下來。 
  「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 
  廣大的黨內黨外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 
  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 
  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 
  接下來毛澤東開始談武裝鬥爭問題:「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 
  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發言後,任弼時發言說:「國際對中央的批評,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有機會主義的傾向…… 
  黨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了獨立的作用。 
  談到陳獨秀,任弼時說:「老頭子可去莫斯科。 
  選舉政治局委員時,任弼時得14票,第一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羅明納茲強調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蘇兆征、向忠發得滿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員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3人為政治局常委。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離開漢口去長沙準備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寫一本《黨的機會主義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維漢來到陳獨秀隱蔽的紙行樓上傳達了「八七」會議情況。 
  重點是勸陳獨秀去莫斯科。 
  陳獨秀對不讓自己出席會議反感,說:「大革命失敗,國際有責任,不能全記在中央的賬上。 
  瞿秋白、李維漢走後,陳獨秀悶悶不樂,生了一場病,黃玠然不敢請醫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藥。 
  一天晚上,陳喬年、汪原放都來了。 
  汪原放當時任中央出版局局長,領導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工作,同時任《國民日報》編輯。 
  陳獨秀搖著扇子對汪原放說:「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對於那裡的情形一點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問問孟鄒,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喬年同意父親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衛到南京,蔣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勢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於是答應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黃玠然從漢口回到武昌,對陳獨秀說:「中央通知你明天隨英國船去上海。 
  陳獨秀一聽,忙叫黃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這時汪原放已根據陳獨秀意見,將長江印刷廠兩部對開印刷機拆下,裝船運到上海。 
  汪原放上樓後,陳獨秀說:「都是喬年,怎麼把你入了黨,作一個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樣嗎?你叔叔膽小怕事,怕入黨,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請他和柏文蔚說說話,給你謀個差事,這麼個小事也難辦了。 
  不久前,陳獨秀想給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軍辦事處謀一個差事,結果事沒有辦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無所謂地說。 
  9月10日,陰曆八月十五日,陳獨秀、黃文容、汪原放及亞東職員陳嘯青4人上了英國「公和」號船去上海。 
  在船上,陳獨秀想,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船主不知道幾位客人的來路,但他已覺察到他們身份不同。 
  那位東家模樣的老頭子,白天從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飯、大小便,都有隨同的幾個年輕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輪圓月升過樹梢,亮如白晝。 
  半夜,黃文容和汪原放叫陳獨秀上甲板賞月。 
  陳獨秀說:「抬頭看明月,低頭思故鄉。 
  我的老家在安慶,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問:「要不要下去看看,過幾日再回上海?」陳獨秀沒有做聲。 
  黃文容若有所思地說:「中途下船怕不好。 
  陳獨秀點頭說:「安慶很複雜,不能這樣沒頭沒腦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聲。 
  大革命失敗後,人人自危,連魯迅也受到別人的威脅。 
  9月4日,魯迅在南方寫《而已·答有恆先生》:「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 
  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明我是共產黨。 
  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 
  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 
  9月15日,魯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佈禁止白話文令,寫《而已·扣絲雜感》:「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 
  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衷。 
  9月20日後,瞿秋白、楊之華以及鄭超麟等人乘日軍艦去上海。 
  到上海後,瞿秋白、李維漢去醬園弄彭禮閤家中看陳獨秀。 
  瞿秋白說:「我剛到上海兩三天,中央決定重新辦一個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還請你常寫文章。 
  瞿秋白和李維漢商量,陳獨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來,目前請他寫文章是一個好辦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製造革命輿論。 
  陳獨秀正寂寞得慌,滿口答應了,說:「寫文章我很樂意,只是文章寫不長。 
  李維漢笑著說:「現在形勢嚴酷,寫短文更適合。 
  《布爾塞維克》有「寸鐵」欄,專發短文章。 
  當時陳獨秀隱蔽在家,無事就翻看當天的報紙,找些寫文的話引子。 
  雙十節時,《申報》刊出汪精衛講話,說:「從共產黨與腐化分子的夾攻中,悉力奮鬥,為國民革命求一出路。 
  陳獨秀一氣寫了《汪精衛的出路在哪裡?》、《斯文掃地民眾爬上來》、《蔣介石的進步真快呀!》3篇雜談,考慮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處境,陳獨秀取了一個筆名「撒翁」。   
  國際代表的報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羅易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作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 
  羅易回莫斯科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立的「羅易事件調查委員」8月30日建議:「羅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發給他、鮑羅廷的電報內容告訴汪精衛是犯了錯誤,因此政治書記處決定把羅易同志召回是正確的…… 
  向中共中央通報以下內容:『羅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政治錯誤,相反,在關於土地革命和鎮壓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問題上,羅易同志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羅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為他犯了一個組織性的錯誤。 
  』」當天,羅易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拍電報:「向汪精衛講述莫斯科來電的部分內容,從我這方面來說是錯誤的。 
  但我仍然相信,這並未提供把我從中國召回的理由…… 
  擔任負責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過更嚴重的錯誤…… 
  但並沒有這樣嚴厲地對待他們。 
  給我指出錯誤並作出處分也就夠了。 
  考慮羅易的錯誤性質可能旁騖共產國際的責任,斯大林沒有處理他。 
  9月9日,羅易給斯大林寫信:「作為您建議我撰寫的關於中國的一本書的補充,我想發表另一本暫定名為《中國革命瀕臨死亡邊緣》的小冊子。 
  在羅易報告結束後,維經斯基當場提問:「既然不存在發生決裂的客觀原因,那麼為了避免武漢國民黨同政府的決裂,當時能採取某些措施嗎?」 
  維經斯基回莫斯科後,7月23日,福京、納索諾夫和曼達良給聯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寫信,反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繼續安排維經斯基在東方書記處工作。 
  但根據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政策錯誤的觀點,沒有追究維經斯基。 
  皮亞特尼茨基9月13日給莫洛托夫寫信:「我們已經讓維經斯基同志返回聽候聯共中央調用。 
  我們請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們能夠利用他對東方問題的瞭解。 
  在羅易回答維經斯基問題後,賴特問他:「在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中鮑羅廷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羅易回答:「關於鮑羅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這裡回答這個問題。 
  (座位上有人喊道:為什麼?)噢,很簡單,因為我不願意回答。 
  法因貝格問:「請設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曾出現的那種形勢。 
  如果共產黨在當時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號,您是否認為形勢會是另一種樣子?」 
  羅易回答:「法因貝格的下一個問題,涉及到五大期間的形勢,也就是說,若是共產黨提出更激進的口號,形勢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當然,形勢會是另一種樣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敗僅僅是共產黨的錯誤和策略所致。 
  失敗是無法控制的階級力量對比所致,而主觀上也與之有關。 
  維經斯基又問:「羅易同志對現在的領導怎麼看?它能否採取正確的方針?」 
  羅易回答:「我只知道,對黨的錯誤負有直接責任的幾個同志已經離開黨的領導崗位…… 
  現在的領導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領導好一些…… 
  這幾次武裝起義是由我們發動和組織的,這證明黨的領導已經改善。 
  會議於4時30分結束。 
  國際代表中,鮑羅廷的日子最不好過。 
  拉賓10月10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和聯共中央寫書面報告說:「後來我得知,鮑羅廷於6月17日給我們作指示的時候,他已經得到了最高領導機構關於開展土地運動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經得到關於同馮決裂的確切指示。 
  這樣,鮑羅廷一方面向我們隱瞞了黨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們下達了與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這樣做給我們在中國的革命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損害。 
  鮑羅廷10月23日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所作的《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報告中說:「關於中共在最後的武漢時期的領導工作:我多次建議把中央遷往廣州,但都沒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員陳獨秀等人的響應…… 
  我在廣州的一次會議,即中央局會議上說過,我覺得中共中央像一個圖書評論員:他等待著書籍的出版,然後閱讀,寫書評——加以讚揚或指責。 
  中共中央先瞭解廣州做了什麼事情,爾後或證明其正確,或給以批評。   
  陳喬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陳獨秀到蘇聯,承認自己的錯誤。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陳獨秀談話,勸他和譚平山去蘇聯,參加討論中國革命問題。 
  陳獨秀表示,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這是排擠我這個老頭子,黨要犧牲我們兩個人,一個是我陳獨秀,一個是譚平山。 
  因為我們兩人年齡大些。 
  見陳獨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請黃玠然多找陳獨秀談談。 
  黃玠然問陳獨秀:「你為什麼不去?到蘇聯研究中國問題比在上海好。 
  陳獨秀敷衍說:「有什麼研究哇?又沒有中國的材料。 
  第二天,黃玠然把陳獨秀的話告訴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訴他,他要研究什麼,我們給他送材料,要什麼書,我們幫他送什麼書。 
  黃玠然把中央的話轉告給陳獨秀,陳仍然不同意,說:「這樣費事,不如在中國研究。 
  黃玠然生氣了。 
  在台上是家長制,現在下台了,還是自以為是,於是說:「一個黨員要不要服從黨?」陳獨秀很不高興,半天沒有吭聲。 
  黃玠然知道陳獨秀生氣了,見沒有辦法再談下去,只好不談。 
  隔了幾日,黃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陳獨秀懷疑有人指使黃玠然,對黃玠然的問話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頂回去。 
  黃玠然想,我們兩個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沒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沒有其他問題研究,你這麼嚴肅幹什麼。 
  黃玠然不想幹了,他對陳獨秀說,我還是另做點工作。 
  不久,黃玠然調到黨報,和鄭超麟一起編輯《布爾塞維克》。 
  11月11日,陳獨秀針對剛結束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給中共中央寫信,主張以經濟鬥爭來代替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 
  提出農民運動應提不收租、不負糧、不納稅、不退債,「四不」口號。 
  等了很長時間,中央沒有給陳獨秀回信,陳獨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陳獨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號,但不同意他對形勢的分析,駁斥他反對工農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的觀點。 
  陳獨秀接到中央來信,連夜給中央回信,贊成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廣州暴動,並對如何進行廣州暴動,提出5點建議。 
  幾天後,廣州暴動失敗,張太雷犧牲,儘管陳獨秀建議已過時,中央還是給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剛從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任上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和愛人史靜儀來看陳獨秀。 
  不久前,陳喬年做媒,鄂省組織部長汪澤楷和杜琳結婚。 
  哥哥犧牲了,喬年感到應該來看看職務被解除的父親。 
  但他不喜歡父親在《布爾什維克》上連篇累牘寫雜文,他已聽到一些譏笑了。 
  (註:從《布爾塞維克》創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陳獨秀在《布爾什維克》上發了140多篇雜文)陳獨秀見兒子來了,很高興,但一談到大革命失敗原因,父子倆話不投機。 
  喬年參加了「八七」會議,說:「失敗你是有責任的,你對汪精衛過於相信。 
  陳獨秀說:「我有什麼責任,國際代表天天坐在那兒指揮,什麼事不要經過他?」史靜儀見父子倆動了氣,忙向喬年使眼色,說:「你們很少見面,還是不談這些吧。 
  」史靜儀原是劉仁靜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陳碧蘭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蘇俄學習的女共產黨員。 
  從蘇聯回國後,與劉仁靜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間認識喬年。 
  和喬年結合後生過一個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漢史家看望,後來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蘇省委在陳喬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 
  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 
  陳喬年等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 
  陳喬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閘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陳喬年化名王某,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他來滬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認識他。 
  敵人用了種種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喬年被捕後,50歲的陳獨秀無心再寫「寸鐵」,桌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書稿也停了下來。 
  偶爾,汪孟鄒來坐坐,陪仲甫說說話。 
  汪孟鄒有一段時間沒有來了,他害怕提共產黨。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適給吳稚暉寫了一封信,其中說:「本來是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釋然,直到幾個月之後方才有續作此文的興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過表白一個敬愛先生的人對先生的一種責望,先生或不見怪罷?」 
  吳敬恆見胡適把自己寫進思想史,很高興,但提到陳延年的死,吳敬恆情緒很激動,說:「馬克思煽出來那班惡魔,是會歸天的。 
  言下之意,他對陳延年的死沒有什麼懺悔的。 
  不錯,自己狂易了,破產了,慫恿殺朋友,開口罵朋友,也同那班畜類是一丘之貉了,後者罵的是陳獨秀等共產黨。 
  胡適收到吳稚暉信,回信反對他「以暴止暴」,怪吳敬恆痛恨共產黨,似猶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態度便可以養成「以理殺人」的冷酷風氣而有餘了。 
  但胡適沒有將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陳獨秀,請他參加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 
  陳獨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待遇,被大會直接點名出席大會。 
  享受這種待遇的人並不多,如蔡和森、羅章龍、張國燾、鄧中夏、彭述之等人。 
  陳獨秀不去,但他鼓勵張國燾去。 
  春天,張國燾常到陳獨秀處坐坐,發發牢騷。 
  張國燾在南昌起義部隊打散後,逃亡香港,於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時反對暴動,臨時中央政治局於11月上旬作出《關於處分張國燾的決議》,開除其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 
  一次,張國燾向陳獨秀建議組織一個工農黨。 
  陳獨秀問:「工農黨和共產黨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張國燾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遙控。 
  陳獨秀對張國燾的建議十分感興趣,但他覺得這個計劃實行起來很難。 
  他說:「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的考慮這個建議,僅會予我們無情的打擊。 
  同時西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們可以靠本國的力量啊。 
  「就內部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志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以解決的。 
  陳獨秀感到,現在的經費來源比建黨初期還要差,作為蔣介石,汪精衛通緝的要犯,陳獨秀已無公開謀職謀生的自由。 
  他見張國燾情緒低落,說:「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項英、關向英、向忠發、鄧中夏、蘇兆征、張國燾、汪澤楷等人。 
  不少代表問陳獨秀為什麼沒有來參加?瞿秋白解釋說,我們和國際一直勸陳獨秀來莫斯科,但陳始終不肯。 
  瞿秋白在大會上代表上一屆中央委員會作報告,說:「關於過去的事,或者國燾是對的,秋白對的,獨秀對的,這些問題討論起來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同我們目前任務相比。 
  瞿秋白口頭報告有7萬字,講了很長時間。 
  張國燾因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路線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評。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動主義說:「你一個人講了九個鐘頭,七七八八講了一大批。 
  兩人常大爭特爭。 
  布哈林說:「就是你們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幹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 
  代表們在討論報告時,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盲動主義錯誤。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報告說:「無產階級政黨可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以反對封建和外來的敵人呢?…… 
  我們試問一下自己:『在中國革命的相當時期內,曾經有沒有允許工人階級在革命的相當階段上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條件呢?』我們的回答:『曾經是有過的』…… 
  加入國民黨是否一個錯誤呢?是否後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根基就在這一點呢?…… 
  我想對於這問題,下一個否定的回答…… 
  把國民黨變成一個很大的收集我們自己共產黨力量的源泉。 
  這種條件是曾經有可能的…… 
  但是這希望的現實,是曾經以共產黨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當先決條件的。 
  然而這種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產黨方面卻差得很遠,機會主義的根源恰恰就在這裡。 
  布哈林批評陳獨秀機會主義時,也批評了鮑羅廷,說「不過這是另一問題」。 
  他認為鮑羅廷有許多過錯,如沒把莫斯科寄到中國的訓令傳達給中共中央。 
  王若飛發言時反對把錯誤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認為應該由黨中央集體負責,並提名陳獨秀為中央委員。 
  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開擴大會議時,王若飛就在會上反對不讓陳獨秀參加會議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後,新任宣傳部長蔡和森與總書記向忠發、秘書長李立三等回國。 
  政治局委員瞿秋白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張國燾對執行陳獨秀機會主義作了檢討,因而重新選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鄧中夏、余飛、王若飛留莫斯科。 
  陳獨秀沒有選上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六大」後也沒有再分配工作,僅保留了黨籍。 
  瞿秋白後來寫道:「是否責任由他一個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多負一點。 
  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帶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 
  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 
  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 
  蔡和森後來也寫道,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後的機會主義,「不是秋白同志和獨秀同志個人的責任」。 
  在井岡山創立根據地的毛澤東認為「六大」有進步意義,但他不贊成第三國際居高臨下。 
  他認為,大革命失敗,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的責任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   
  喬年犧牲(1)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楓林橋英勇犧牲。 
  陳喬年等人被捕後,獄外的黨組織曾多方營救。 
  與喬年同時被捕的鄭覆他、許白昊等商議準備利用敵人不認識喬年,使周之楚頂替喬年的身份和職務,以瞞過敵人。 
  周之楚也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護喬年。 
  周之楚父親是華僑大商人,他在國外得知兒子被捕,趕來營救。 
  結果,敵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喬年也因此暴露。 
  敵人為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堅貞不屈。 
  最後,敵人準備殺害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人。 
  在將他們押走前,陳喬年對大家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同志們問喬年:「你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陳喬年回答:「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去年6月26日,29歲的哥哥陳延年在龍華被刀斬,弟兄倆犧牲時間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從安慶趕到上海,料理弟弟後事,見到弟弟犧牲的慘狀,筱秀傷心刺激過度,不久病逝,年28歲。 
  後事由汪孟鄒幫助料理。 
  陳喬年犧牲時,愛人史靜儀已懷孕在身。 
  後生下遺腹女。 
  (註:1969年史靜儀去世時,曾囑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楊纖如幫助尋找。)一日,潘贊化到陳獨秀家串門,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兩垛正在燃燒的表紙。 
  高君曼抽泣地說,「為延年兄弟家中設位,剪紙招魂啦。 
  陳獨秀見潘贊化來,忙讓坐。 
  他望著高君曼背影,搖搖頭說,「迂腐」。 
  潘贊化不贊同,說,「人應有情,是該如此。 
  陳獨秀一年內走掉三個兒女,但他不願輕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兒病危期間,不能去探視,死後不能見遺容,加上大革命失敗,「六大」的落選,國民黨的通緝,50歲的老頭子東躲西藏,陳獨秀悲愴欲絕、欲哭無淚,身心在悲憤、驚嚇和惡夢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從蘇聯回來,告訴陳獨秀「六大」情況,勸陳獨秀反對黨中央。 
  陳獨秀表示「我不來,我要來時就另外創造一個新黨」。 
  後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飛轉來的信,勸他不要消極。 
  「六大」後,中央仍然每月補助他30元生活費。 
  沒有其他事,陳獨秀重操舊業,相繼編寫《中國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陳獨秀在幹什麼,11月初,他約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問:「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來辦一張報紙?」 
  張國燾知道,斯大林擔心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一樣反對國際,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 
  1929年春,陳獨秀大姐的兒子、外甥吳季嚴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邊老耙子路(今武進路),見到了舅舅陳獨秀。 
  他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來,向陳獨秀說了不少蘇聯的情況。 
  吳季嚴說,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結成聯盟,反對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開會期間,托洛茨基寫《中國革命的回顧及其前途》中還說:「在領導上卻發生了一種怪現象,簡直是歷史的悲劇,他們用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黨和共產國際的威權,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幫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 
  接著,吳季嚴談到,東方大學不少中國留蘇學生都受到牽連,開除黨籍好幾百人。 
  吳季嚴也受牽連。 
  他說:「斯大林在蘇聯沒有威信,老百姓叫他『專制暴君』、『紅色沙皇』。 
  「真有此事?」陳獨秀睜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適合任總書記,托洛茨基適合,老托在蘇聯深受人民信仰。 
  陳獨秀將椅子往前拉了拉,說:「講下去,講下去,我很愛聽。 
  於是,吳季嚴將他在蘇聯所聽所聞,在陳獨秀面前大大講了一通。 
  臨走,還將托洛茨基的文章丟下幾篇。 
  吳季嚴走後,陳獨秀如饑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這時他才發現,在中國大革命的許多問題上,托洛茨基許多觀點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說:「無論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無產階級的黨不能加入到別的階級的政黨與別的階級混合組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黨從國民黨中退出,並通過它的左派和這個組織聯合,證明是無比正確的提案」;「蔣介石『四·一二』政變是斯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妥協路線所造成」;「中國共產黨必須完全取消在組織上、政治上對國民黨的依賴」。 
  陳獨秀讀了托氏文章,像注入興奮劑,精神十分亢奮,一夜沒有睡意。 
  他沒有想到,國際也不是鐵板一塊,他陳獨秀的觀點,在蘇聯也有人支持。 
  初夏,陳獨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澤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兩人很快又談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兩本小冊子遞給陳獨秀,說是從尹寬處拿的。 
  陳獨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寫的《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和《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喬年犧牲(2)   
  陳獨秀迅速地翻了起來,說:「我那天從我的外甥處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 
  彭述之說:「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有家新開的書店,你知道嗎?」「哦,知道,離鄭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書店』吧?我去過那裡,有些好書。 
  「那是從蘇聯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托派學生辦的,這兩本材料就是尹寬向他們借的。 
  「你是講『我們的話派』?」「是的,這些人中有一個梁干喬,看樣子很能幹,據他自己說,他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見過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國組織小組織。 
  此後,幾個人常去彭述之、汪澤楷家討論。 
  尹寬也常去。 
  尹寬是桐城人,和陳獨秀是很近的老鄉。 
  尹寬在大革命失敗後,到廣東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個月,張太雷找不到人,見到後發了一頓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臨委書記,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歲的尹寬發現,老頭子總堅持他的意見,仍然有些家長制的味道。 
  但下次來時這個不同意見消失了,接受了尹寬等人的意見,但又提出另一個不同意見,爭論不休。 
  但有的意見,陳獨秀始終不改變,即贊成托洛茨基對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不贊成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分析,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有時,陳獨秀也寫文章,闡述這些觀點。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科學院開展對陳獨秀主義的討論,蔡和森在會上幾次發言,詳細談了陳獨秀錯誤形成的過程,揭露、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後來,他把這些發言整理成《論陳獨秀主義》一文,發表在黨刊《布爾什維克》4卷5期上。 
  這篇文章強調「中國革命和我們黨的危險」,「主要的是右傾危險」。 
  「六大」後,由於聯共(布)黨內反對布哈林右傾錯誤的消息傳到了中國,李立三在黨內也發起反「右傾」,蔡和森因反對冒險進攻中心城市,被斥為「右傾」,開除出政治局,撤銷宣傳部長職務,再次去蘇聯。 
  6月,黨中央發現了陳獨秀反對派行為,總書記向忠發和組織部長周恩來去老耙子路陳獨秀家中,勸他回到黨的路線上來,陳獨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對陳獨秀托派活動進行了不點名的警告,提出對托派小組織,「黨必須堅決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來起草了中央通告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國黨除掉思想上與反對派作堅決的鬥爭外,並要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的最高原則,堅決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 
  周恩來還說:「只要承認錯誤,可以留在黨內。 
  這時,發生了中東路事件。 
  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下的蘇聯政府在第一次對華宣言中說,「願將中國中東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產業」,「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價」,但一直沒有歸還中東路,大革命時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將中東路歸還給中國。 
  5月27日,哈爾濱市警方借口蘇聯在哈爾濱總領事館召開遠東大會,奉命搜查蘇聯領事館,挑起了中東路事件。 
  7月10日,中東路督辦呂榮寰(中東路中方理事長)下令武力接管中東路,將蘇聯高級職員59人遣送回國。 
  7月13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7月18日,蘇聯政府宣佈與中國斷交;7月21日,中國收回中東路,中蘇邊境爆發了大規模武裝衝突。 
  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連續對我黨發出指示,提出「武裝保衛蘇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 
  中共中央於6月26日發表《「八一」日的口號》,提出「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革命勝利」、「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等口號。 
  7月28日,陳獨秀給中央寫信,對中共中央的宣傳口號和策略提出了疑問。 
  他認為不能光喊「擁護蘇聯」的口號,這種口號「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 
  他對中央42號通告中的一些話也提出了不同意見。 
  如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會引起本國工人階級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說法。 
  陳獨秀認為,這樣說,反以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件好事了。 
  此後,陳獨秀於8月5日以「撒翁」筆名給中央寫了第二封信,寫成了12條意見和建議。 
  這封信一面對「六大」糾正盲動主義、命令主義感到甚幸,一面指責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和抹煞黨內民主。 
  陳獨秀分析,革命高潮「不會快要到來」,不要「隨便把他們(群眾)領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見,公然出來爭辯,都是黨內民主所允許的,革命戰爭緊急時刻除外。 
  他舉例說,有不少同志與中央有意見,但是不敢講,怕離開工作被開除出黨。 
  最後,他希望中央將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在全黨進行討論。 
  就在這時,他的7月28日給中央的信刊登在《紅旗》報37期上。 
  《紅旗》同時刊出了《中央答覆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說:陳獨秀是跟著群眾落後的意識跑,從根本上離開了無產階級的觀點,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 
  於是,陳獨秀於8月11日給中央寫了第三封信。 
  信中強調他上封信是講黨的宣傳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對他的意見「根本不曾瞭解」,他認為再深入談這個問題是「我對於黨的責任」。 
  他不承認自己是跟著群眾落後意識跑,而是講要通過宣傳方法,策略上改變,拉來群眾,不是脫離群眾。 
  陳獨秀認為群眾的覺悟並沒有達到都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這正是你們素來以『主觀為客觀』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8月22日,任弼時在江蘇省委聯席會議上說:「如果不覺悟,堅持錯誤,製造派別活動,對其中的領袖分子可以作進一步的解決。 
  任弼時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沒有參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選為中央委員,出獄後負責江蘇省委工作。 
  陳獨秀9月初在鄭超麟家見到從蘇聯回上海的劉仁靜。 
  劉仁靜說:「我這次路過土耳其,專門去伊斯坦布爾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陳獨秀一聽,立即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他忙請劉仁靜說下去。 
  劉仁靜說:「托洛茨基專門口授了《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一書,由他兒子打字。   
  三封信(2)   
  陳獨秀忙問:「這本書帶來了嗎?」鄭超麟接過話說:「在我那兒,我們打算分頭翻譯出來。 
  陳獨秀點頭說:「抓緊翻出來。 
  談了一會話,談到30期《紅旗》上刊出的陳獨秀8月11日給中央的信以及《批評撒翁同志對中東路問題意見的機會主義》的長篇文章。 
  這篇文章認為,陳獨秀的觀點,「有害於黨對中東路問題的整個路線,必須給以嚴肅的批評」,這封信「攻擊黨中央」、「攻擊黨的路線」。 
  陳獨秀不滿中央拒絕在黨報上公佈其8月5日的信件,說:「他們不刊登我的信,無非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 
  這一日,3個人談得很投機。 
  臨別,陳獨秀對劉仁靜說:「沒有事就過來坐坐。 
  劉仁靜答應了,他也很希望和陳獨秀多來往。   
  開除黨籍(1)   
  對陳獨秀等人的托派活動,不少人主張進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槍殺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在關押上海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的幾天裡,曾傳書信「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需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 
  1929年9月,陳獨秀開始感到處境不妙。 
  《布爾塞維克》2卷10號上「韶玉」寫的《論撒翁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一文,說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犯了7個錯誤,表現了5種機會主義的特點。 
  彭述之告訴他:「這人叫陳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條,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現在滬東區委工作。 
  談到9月2日《紅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說:「他們要開除我們了。 
  通告上寫著:「黨除對於其思想給予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 
  陳獨秀說:「他們不敢開除,反對派人多,如果開除黨籍造成黨分裂,責任也是他們。 
  9月18日,中央發了49號通告,說發現了小組織活動,反黨的宣傳,無異於反革命的行動,便應毫不猶豫地予以組織上的制裁。 
  陳獨秀生氣地說:「什麼是小組織活動?什麼是反黨的宣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給中央寫信,叫反黨宣傳麼?」彭述之說:「『我們的話派』幾個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冊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不能扯到一塊去。 
  陳獨秀說。 
  彭述之說:「梁干喬、區芳他們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寧傳》和拉狄克的《中國革命問題》。 
  陳獨秀點頭,「噢」了一聲。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開除出黨。 
  彭述之說:「我們不如組織一個反對派,多拉一些人,他們要開除我們,也不容易。 
  陳獨秀高興地說:「好呀,可以把人聯絡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說幹就幹,說:「我去通知鄭超麟、尹寬他們。 
  隔日,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尹寬等人在陳獨秀寓所裡湊名單,一下子湊了幾十個人: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尹寬、高語罕、李季、汪澤楷、王獨清、何資深、劉伯垂、李仲三、馬玉夫、羅世藩、蔡振德、薛農山、任曙、孫煦、彭桂生、彭桂秋、蔣振東、韓俊、吳季嚴、杜晨之、劉靜貞、張以森等。 
  劉仁靜因為被「我們的話派」開除,名單上沒有列他。 
  陳獨秀將名單看了幾遍說:「我們先不忙公開我們的旗幟,看看那邊情況再說。 
  」陳獨秀和彭述之等人組織「無產者派」小組織,中央察覺後,於10月6日向陳獨秀提出書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做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 
  4天後,陳獨秀寫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後的警告」,「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 
  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 
  因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收到陳獨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指出陳獨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指示各級黨部如發現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從組織上制裁參與者;如堅持錯誤,開除出黨;陳獨秀必須「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同月,周恩來作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講。 
  江蘇省委將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開除出黨後,彭述之對陳獨秀說:「他們說我們是反對派,我們就以反對派名義去封信,你看怎麼樣?」陳獨秀說:「可以,現在我們黨內正需要這種反對派。 
  過了片刻,陳獨秀說:「以我們兩人名義來寫,不要扯上別人。 
  這時,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發來指示信,指出「黨應當實行無情的鬥爭,來反對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主張」,「黨應當剷除自己隊伍內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決議開除陳獨秀黨籍,同時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4人黨籍。 
  中央在決議中強調了擁護黨的決議及鐵的紀律一條。 
  但鄭超麟在支部會議上仍然抗議開除陳獨秀出黨。 
  開除陳獨秀黨籍後,《紅旗》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論陳獨秀》,把他說成是無產階級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岡山根據地的毛澤東收到了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大吃一驚,他沒有想到陳獨秀會走得這麼遠。 
  他立即給李立三寫信:「陳獨秀近來行動竟豈有此理。 
  中央的決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開除陳獨秀黨籍傳到莫斯科,王若飛不主張立即開除陳獨秀黨籍,主張先與陳獨秀進行辯論,並向黨內群眾進行解釋。   
  開除黨籍(2)   
  他的主張受到共產國際和瞿秋白等的批評,並停止他參加中共中央代表團和農民國際的工作。 
  此時,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擊,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聯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蹤」。   
  告全黨同志書(1)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以後,彭述之、鄭超麟、尹寬等人常來坐坐。 
  彭述之來時,習慣坐在陳獨秀對面的木椅上。 
  他們經常討論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 
  12月10日,陳獨秀寫了12000字的《告全黨同志書》。 
  關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陳獨秀在「六大」前表示不為自己辯護,也不批評別人。 
  黨籍開除後,陳獨秀轉了180度,既為自己辯解,也批評別人了。 
  陳獨秀寫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動上有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不願意掩護……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樣的自信力…… 
  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斯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 
  我堅決的認為,中國革命過去的失敗,客觀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黨的機會主義之錯誤,即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策之錯誤。 
  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尤其是我,都應該公開的勇敢的承認過去這種政策毫無疑義是徹頭徹尾的錯誤了…… 
  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乃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了蔣介石的道路了。 
  』當時只有任弼時說了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搞工農運動是方便多了,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 
  』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答覆了我的提議。 
  記得當時瞿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 
  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 
  「我們應該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 
  幼稚的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 
  若是互相推諉,大家都各自以為沒有什麼錯誤,難道是群眾的錯誤嗎?…… 
  我們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堅決反對斯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 
  稱托洛茨基為同志,中央便說我們『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走向反革命』而將我們開除了。 
  這封《告全黨同志書》被油印成冊,後來翻譯成了英、日、德、俄文,流傳到國外。 
  蔣介石聽說陳獨秀寫了《告全黨同志書》,命令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迅速查獲。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在「審查報告」上分析說,這篇《告全黨同志書》我們可以看出幾點:1.陳獨秀自去年8月,即開始積極的反中央工作。 
  2.陳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動。 
  3.陳開始在黨內組織小組織。 
  4.該黨內部日見分裂。 
  此件存於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檔案,上標《反動刊物共產黨首要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12月中旬,陳獨秀和彭述之討論擬一個宣言提綱,請大家簽名。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湊了6條建議: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對派,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重新審查五六年來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的政治上的組織上的錯誤;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等。 
  隔日,鄭超麟通知尹寬、吳季嚴等人來到陳獨秀家中,商議簽名名單。 
  考慮不把陳獨秀放在第一位,決定按姓氏筆畫順序來排。 
  經過商量,湊了81人名單,如鄭超麟、尹寬、劉伯莊、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陳碧蘭、汪澤楷、杜琳、謝莊、薛農山、何資深、張以森、莊季貞、陸沉、劉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鄭超麟之妻劉靜貞、王永慶等。 
  第一個是子虛烏有的王阿榮,陳獨秀名字擺在第47位。 
  其中,留學德國、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李季曾寫過《馬克思傳》。 
  他對未經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滿,認為會導致不安全。 
  開除黨籍後,陳獨秀正式成立「無產者社」,樹起反對派的旗幟。 
  陳獨秀任總書記,彭述之、尹寬為常委,何資深任秘書長。 
  「無產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陳獨秀原來在中共中央就是總書記,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寬曾任福建省負責人,何資深曾任山東省委秘書長、上海總工會秘書長。 
  鄭超麟沒有進入常委,與他曾任《布爾塞維克》編輯的經歷也有關。 
  劉仁靜拒絕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字,因此被「無產者社」拒之門外。 
  陳獨秀請劉仁靜作說客,和「我們的話派」商量:陳獨秀派以個人名義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 
  當然,陳獨秀、彭述之要進「總干」領導。 
  「我們的話派」有梁干喬、史唐、陳亦謀、李梅五、宋逢春、張特、陸淵、肖冰洋、區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幹事長區芳對劉仁靜說:「陳獨秀需答應3個條件:公開宣佈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批判自己過去機會主義錯誤、解散自己獨立小組織。 
  梁干喬認為區芳接受陳獨秀是陰謀,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喬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1927年10月,蘇聯在紅場舉行十月革命10週年遊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擁護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國。   
  告全黨同志書(2)   
  劉仁靜將區芳、梁干喬的話傳給陳獨秀、彭述之,陳大罵:「猴兒崽子,門羅主義,想學斯大林太早了。 
  劉仁靜給托洛茨基去信,要與「我們的話派」決裂。 
  《我們的意見書》上有81人簽名,除了子虛烏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圖索驥,將何資深、張以森、莊季貞、陸沉、劉毅、黎彩蓮、葉英、吳季嚴、王文元、周慶崇等開除出黨;中共江蘇省委將鄭超麟、劉伯莊、尹寬、李季、陳碧蘭、杜琳、薛農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劉靜貞、王永慶等開除出黨。 
  81人中沒有劉仁靜,後發現他以「列爾士」名寫托派文章,將他開除出黨。 
  托洛茨基聽說陳獨秀等沒有完全站到反對派的立場,給劉仁靜回信,叫他不要急於和陳獨秀統一。 
  和「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鬧僵後,劉仁靜另起爐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國第三個托派小組織「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際從蘇聯回國,在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因沒有參加81人簽名,黨籍未開除。 
  宋逢春1928年1月參加了「我們的話派」成立大會,是中國托派「元老」之一,負責華北的活動。 
  1929年秋因「我們的話派」「二大」,和「總干」決裂,分離出來。   
  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1)   
  1930年2月,陳獨秀收到中共中央轉來的共產國際電報,要他去莫斯科,「決定予你以機會來參加政治書記部審查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 
  這一問題將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 
  陳獨秀接到電報後,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產國際為什麼還在挽救他?不錯,他曾答應春天去莫斯科,但現在情況變了。 
  他的黨籍已被開除,他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導演了81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成立了「無產者社」,當上了「總書記」…… 
  難道這些活動產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堅持陳獨秀這樣的老頑固去莫斯科感到納悶,瞿秋白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清楚共產國際給陳獨秀拍電報的背景。 
  蘇聯中國問題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舉行了3次學術討論會。 
  第一次會議1930年1月25日舉行。 
  科穆納爾發言說:陳獨秀認為「國民黨是個階級合作的政黨,它既保衛資產階級的利益,又保衛無產階級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則完全不是這樣看的。 
  他說:國民黨是幾個階級的聯盟的黨,…… 
  其他階級除參與這種共同的聯盟之外,還有他們自己的政黨…… 
  我們再談談陳獨秀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異同。 
  乍一看,似乎這是兩種嚴重對立的思潮,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而另一種是極左思潮。 
  但他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實質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會議於1月29日舉行。 
  張彪(張國燾)說:「陳獨秀在入黨前和入黨後,始終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嚴重不純,雜夾著某些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成分……他對國民黨幾乎總是採取搖擺不定的態度。他的公式是:……要麼乾脆退出國民黨,要麼索性同國民黨合併……武漢政府叛變後,陳獨秀與一位同志的談話……中國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時才能東山再起。他說:『我待在家裡,對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張國燾之後發言:「陳獨秀主義是中國現實的獨特現象,是獨特的中國孟什維克主義……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主張只有到中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才可以進行真正共產的無產階級革命。 
  因此他進一步指出,不必沒收土地,不必採取過火行為…… 
  陳獨秀關於黨的學說,已自成系統……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的指示,但隻字未提陳獨秀的路線,既不指責他的政策,也不為糾正舊領導機關的路線、為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為提拔無產階級幹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現已開除出共產國際的羅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會宣稱:…… 
  國內不會有孟什維克主義了……鮑羅廷在張國燾、瞿秋白之後發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陳獨秀主義要對我們過去所蒙受的失敗負責…… 
  我強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我,也犯過嚴重的錯誤…… 
  我的錯誤之一就在於,我與陳獨秀之間雖發生過意見分歧,甚至是極其嚴重的分歧,但沒有把這些分歧引向公開的鬥爭……在研究中共黨史、革命史和中共失敗的原因時,不要只局限於研究陳獨秀主義,因為我已說過,儘管在很大程度上陳獨秀要對中國革命的失敗負責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們必須把這些原因揭示出來。 
  維經斯基發言說:「中東路問題揭示了陳獨秀主義整個根源,指出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鬥爭的道路。 
  同志們,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自然而然地會把陳獨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對待該問題的態度加以比較並聯繫起來…… 
  起初,我也反對北伐。 
  陳獨秀一開始反對北伐,繼而猶豫不決。 
  但是北伐已經事實進行時,他卻採取如下的觀點:現在不能與國民黨發生摩擦,既然不允許與國民黨發生摩擦,這時他自然就輕視發動土地革命的問題。 
  誠然,他並沒有公開反對土地革命,也沒有說什麼反對土地革命的話。 
  他確實沒有說過這類話。 
  薩法洛夫問鮑羅廷:「鮑羅廷同志,是該談錯誤的時候了。 
  這完全正確。 
  在陳獨秀犯有錯誤的那頁歷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確地說說。 
  當然,我將懷著極大的興趣等待鮑羅廷同志的報告…… 
  我和同志們私下交談時,不得不跟大家爭論如下問題:在現階段,陳獨秀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是不是社會法西斯主義?這不應有任何懷疑。 
  在這個問題上,不必考慮這些人曾經如何如何。 
  第三次學術討論會於2月6日進行。 
  吉德科夫說:「我們的討論有以下幾點不足…… 
  同志們在提及往事時,避而不談自己的錯誤…… 
  同志們在揭露陳獨秀主義時,未能把它同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危險——黨內的右傾危險聯繫起來。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說得對,光講反對陳獨秀主義,不提右傾危險,那是一種最壞的機會主義錯誤。   
  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2)   
  對於鮑羅廷同志在此發表奇談怪論,大家是無法保持沉默的…… 
  為此,我認為我有權利談談鮑羅廷同志的發言…… 
  他試圖承認自己的錯誤,可惜他這方面做得很不夠。 
  鮑羅廷同志不是布爾什維克式地、明確地承認錯誤,而是掩飾錯誤…… 
  鮑羅廷同志和陳獨秀之間的爭論,只能說是關於哪個革命資產階級理應充當領導者的爭論。 
  這不是布爾什維克路線和孟什維克路線之間的爭論,而是孟什維克路線和民粹派路線之間的表面爭論。 
  (笑聲)…… 
  共產國際路線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國民黨的民主化問題(鮑羅廷:沒有提出)。 
  這是污蔑。 
  問題在於鮑羅廷同志不明白共產國際有關我們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路線。 
  這天,維經斯基發言也將矛頭指向鮑羅廷,「說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可一發言就犯新的錯誤,總而言之,盡說空話…… 
  在具體爭奪領導權問題上,我們犯了極其重大的錯誤,這些錯以及客觀原因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 
  在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問題上,鮑羅廷同志和陳獨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謀而合…… 
  本應同國民黨進行決定性的戰鬥,然而鮑羅廷同志卻說,要放棄根本性變革,以便繼續向北推進……我指出鮑羅廷同志的看法,這並不是想說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確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錯誤的。 
  我曾反對過北伐…… 
  我不知道誰的錯誤要大些…… 
  中央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沒有經歷布爾什維克的鍛煉。 
  對這一切負責任的不光是陳獨秀。 
  還有我,當然陳獨秀本人並不願意執行黨中央、黨歷次全會和代表大會的決議。 
  在他眼中這只不過是敷衍塞責的官樣文章。 
  我也總是不強調這些問題,沒有把這些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時處境異常困難。 
  薩法洛夫說:「鮑羅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對頭,他沒有再次發言。 
  想迴避政治觀點是不行的…… 
  陳獨秀和鮑羅廷同志對群眾的過火行為總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們的許多同志犯了錯誤,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錯誤,都應當剖析錯誤,應當站出來說說自己的所作所為,說說自己的觀點,鮑羅廷在此發言時,理應談談無法掩蓋的東西,談談本應向大家真實說明的情況…… 
  對維經斯基還有一點意見。 
  我認為只對錯誤策略作出解釋是不夠的。 
  要作出比我更確切的解釋。   
  維經斯基的檢討(1)   
  中共中央在轉給陳獨秀電文時附言說:「這是共產國際的來電,希望你於一星期內給以書面答覆,好使我們有所準備,並對國際有所回答。 
  陳獨秀寫道: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幾乎簡單的歸過我個人…… 
  中國黨領導機關現在正忙於政治投機和土匪式的騷擾!…… 
  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文件」。 
  窗外陰雨連綿,因為觸動傷疤,陳獨秀頓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國際的信》,陳獨秀停停寫寫,竟寫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個麵包,喝了幾杯開水。 
  信寫好後,陳獨秀認真謄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無產者》創刊。 
  陳獨秀在《本報發刊詞》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傳推翻國民黨,一是批評共產黨。 
  在這期《無產者》上,陳獨秀髮表《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認為國民黨政權相當穩定,主張參加國民會議,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後來《紅旗》載文,批駁陳獨秀謳歌國民黨「穩定」。 
  這時,陳獨秀生活十分困難,開除黨籍以後,中共中央停發每月30元的生活費。 
  陳獨秀給《無產者》寫稿沒有稿費,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趙濟到尹寬家,遇到陳獨秀在啃麵包,趙濟說:「你的胃不好,吃這個行嗎?」陳獨秀態度十分謙和,說:「不要緊的,填飽肚子就行。 
  趙濟和一些青年人問陳一些大革命為什麼失敗的話題,陳獨秀侃侃而談,十分有勁,精神並不顯頹唐。 
  鄭超麟從外面進來,見陳獨秀說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聽,陳獨秀對鄭超麟說:「和這些青年人談話,就好像五四運動時代、建黨時期與青年人談話一樣。 
  鄭超麟約陳獨秀到他家去坐坐,陳說:「不了,改日再坐,我現在已養成了習慣,晚上可以坐下來,寫一些東西。 
  鄭超麟知道陳獨秀回去寫文字學書稿,不再挽留陳獨秀。 
  現在,寫作幾乎是陳的惟一生活來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紅旗》上發表文章,反駁托洛茨基對中國紅軍運動的污蔑。 
  在這之前,向忠發發表文章批駁陳獨秀政治意見書。 
  幾天後,陳獨秀寫《關於所謂「紅軍」問題》長文,認為紅軍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湘鄂交界的賀龍第二軍都是賀大哥的舊部,向來沒有黨及農民的關係。 
  湘鄂贛的第五軍,彭德懷罵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罵彭德懷是軍閥。 
  贛東橫峰、弋陽一帶,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編的是當地土匪、景德鎮附近的潰兵。 
  當時,蔣介石正在忙於蔣、閻、馮中原大戰,無暇顧及紅軍。 
  看完陳獨秀文章,蔣介石說:「陳獨秀當過共產黨的總書記,他說的話很有用處,可以在圍剿江西紅軍的時候,到處散發陳獨秀的文章,幫我們宣傳。 
  李立三見到陳獨秀文章,十分生氣,「陳獨秀們竟與國民黨改組派豪紳資產階級一樣的罵紅軍為土匪,可見陳獨秀們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時周恩來已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 
  中國問題學術研究會後,維經斯基寫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錯誤》,在蘇聯《中國問題》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說:「對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 
  同時還應當說,托洛茨基反對派胡說什麼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是有過失的,這根本不是事實……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是由於沒有正確理解這一指示要求將反帝革命與土地革命緊密結合的全部意義…… 
  實際沒有貫徹這一指示…… 
  我認為,陳獨秀在一些中國革命問題上的言論,偏離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不夠理解所致,而不是一個業已形成世界觀的人所表達的觀點…… 
  我以為,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識分子中,後來又在無產階級中享有很高威信…… 
  陳獨秀也可能發展成為共產主義者。 
  當然,這就要求按這個方向在思想上影響陳獨秀…… 
  我對待陳獨秀的觀點和方針的態度當然是錯誤的…… 
  不能把陳獨秀的觀念和觀點的發展,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混為一談……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見,他們認為,中國革命在1927年失敗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和整個領導受陳獨秀的影響很深……《中國問題》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維經斯基文章時附編輯部言:「維經斯基同志在其檢討錯誤的文章發出以後,又在紅色教授學院討論薩法羅夫同志的發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 
  後來,在討論過程中,他修正了這些錯誤,承認同志們批評他的不徹底性是正確的。 
  編輯部認為,維經斯基同志按照黨的要求,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 
  至於鮑羅廷同志,他在當時犯的決非是小錯誤,後來他又多方掩飾這些錯誤。 
  因而,編輯部對於鮑羅廷同志的沉默,表示驚訝。   
  維經斯基的檢討(2)   
  這種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幾個月前,在中國研究所討論會上,鮑羅廷同志曾聲言,最近他要作出相應的報告。 
  鮑羅廷同志作為一個黨員,他的義務是,應當記得自我批評的必要性。 
  陳獨秀污蔑紅軍的文章,在黨內引起了共憤,《紅旗》組織了一批文章進行反駁。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羅綺園化名「易元」發表《紅軍與陳獨秀先生》;6月18日,《紅旗》發表《陳獨秀的嗅覺》;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筆名發表《什麼是流氓與匪?》;7月5日,徐德發表《論紅軍的前途——復陳獨秀》等。 
  8月下旬,劉仁靜到提籃橋陳獨秀家,帶來托洛茨基的來信。 
  托洛茨基說,他看到《告全黨同志書》,十分欣賞,說:「我覺得這封信是一個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 
  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同志採取了完全正確的立場。 
  《告全黨同志書》是劉仁靜寄給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劉仁靜收到了托洛茨基來信,說:「你的信上說陳獨秀的聲明有81人簽名,務請將他的聲明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 
  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時盡可能地完美與確切。 
  這次,托洛茨基對陳獨秀評價說:「但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的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黨籍,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能夠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 
  反對派中許多青年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 
  托氏在信中對劉仁靜說:「請你代表我向他問候,讀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 
  陳獨秀讀完信,喜上眉梢,說:「也請你轉達我對他的問候。 
  在這之前,「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擊,主要目標是劉仁靜。 
  「我們的話派」甚至出版「反列爾士專刊」,做出將劉仁靜、宋逢春開除出「總干」的決議。 
  同時,「我們的話派」在區芳主持下,將梁干喬、張師開除出「總干」。 
  劉仁靜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視為私人財產,不願輕易與人。 
  因此「十月社」同夥雖然認為劉仁靜理論知識豐富,但因自私,與人相處不來。 
  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的董汝成一氣之下,離開「十月社」,回陝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劉仁靜本人被「十月社」開除。 
  這時,劉仁靜日子很難過,老托來信,幫他靠近了陳獨秀。   
  潘蘭珍(1)   
  1930年下半年,陳獨秀從提籃橋一帶搬到熙華德路一幢石庫門房子住。 
  在陳獨秀住的石庫門房子的亭子間,住著一位年輕的單身女士,圓圓臉,撲閃著一雙大大的眼睛,從穿著舉止看,不像是壞女人。 
  陳獨秀找了一個機會和她攀談,知道她叫潘蘭珍,是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人。 
  潘蘭珍是蘇北南通縣人,4歲時,父母帶她逃荒到上海,父親在外灘碼頭搬東西,母親撿煤渣。 
  後來父親到英美煙草公司當工人。 
  潘蘭珍13歲到紡織廠當童工,因受一個流氓的哄騙,同居後生了一個小孩。 
  小孩夭折後,潘蘭珍被拋棄。 
  陳獨秀見潘蘭珍是工人,頓生好感,見面時話也多了起來。 
  陳獨秀自稱姓李,南京人。 
  大約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兩人都是獨身,又都無依無靠,閒時,潘蘭珍幫陳獨秀洗洗衣服收撿房間,陳獨秀幫潘蘭珍識字學文化。 
  一來二去,兩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蘭珍生於1908年,這年23歲;陳獨秀生於1879年,這年52歲,兩人相差30歲。 
  不知道的人以為他們是父女,不以為怪。 
  誰也想不到他們倆是一對夫妻。 
  秋天,趙濟、劉胤、王平一、徐乃達、閔蔭昌、解叔達、來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組織「戰鬥社」。 
  其中只有來燕堂一人沒有留蘇,其他人都是留蘇學生。 
  趙濟、劉胤、王平一、徐乃達、解叔達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政治班,閔蔭昌在東方大學軍事班。 
  趙濟在大革命時,曾是中共黨員,在唐生智36軍做政治部秘書,後到蘇聯轉為托派。 
  成立「戰鬥社」,他自任書記。 
  出版「戰鬥」刊物。 
  另3派瞧不起這一派,「戰鬥社」不僅人數少,刊物也空乏無物。 
  就在這時,「十月社」、「陳獨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來信,信上說:「(一)國際局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認為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此對另外的派別。 
  (三)對於陳獨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來為什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稱陳獨秀同志的派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國際局」的口氣講話,4派決定各派兩名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 
  「無產者社」代表馬玉夫、吳季嚴;「我們的話派」代表區芳、陳亦謀;「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戰鬥社」代表趙濟、來燕堂。 
  陳獨秀、彭述之因為是「老干」,不做代表。 
  劉仁靜受到「十月社」排濟,進不了協議委員會。 
  11月,他寫信給陳獨秀,希望加入「無產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說:「壞就壞在劉仁靜身上,他以正統自居,以自我為中心,和誰都搞不好。 
  」陳獨秀說:「原指望他把大家組織起來,現在爭來爭去,無非是咬文嚼字。 
  陳獨秀給劉仁靜回信,勸他不必加入「無產者社」,同時希望劉仁靜「對統一運動特別努力,以彌補過去的缺陷」。 
  4派開協議會時,馬玉夫根據彭述之意見,提出「統一大會代表應按人數多少的比例選出」。 
  趙濟、來燕堂反對,因為他們只有7人,「無產者社」簽意見書就有81人。 
  區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對以「無產者社」為中心。 
  籌備會議開不下去了。 
  其他幾派給老托去信:「『無產者社』以多欺少」,沒法統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說,他贊成「無產者社」意見,大會代表不以單位為代表,而以人數之比例推選。 
  趙濟等人見老托偏袒陳獨秀派,嘴上答應,心裡不服,開會仍消極,軟磨硬拖。 
  尹寬乾著急,想找陳獨秀商量,到了熙華德路陳宅,才知道陳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蘭珍和陳獨秀閒談,說:「我們亭子間住著一個老西。 
  「老西」(老C)指共產黨。 
  陳獨秀吃了一驚,說:「這是政治事,不是鬧著玩的,你不要管這些事。 
  陳獨秀和鄭超麟商量說:「老西和我們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國民黨特務,更麻煩了。 
  鄭超麟問:「潘女士可靠嗎?」陳獨秀說:「可靠,她什麼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誰。 
  鄭超麟勸陳獨秀搬家,不要告訴別人新地址。 
  幾天後,陳獨秀在鄭超麟幫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條弄堂。 
  陳獨秀告訴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縫店,裁縫店前樓就是。 
  一天,尹寬在路上遇到陳獨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陳獨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來,尹寬就說:「你搬家後,我幾次找你,問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陳獨秀笑著說:「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別人講。 
  尹寬說:「你知道統一大會的籌備情況嗎?」陳獨秀說:「述之和我說了一些,講有一些爭論。 
  尹寬氣呼呼地說:「彭述之想進統一大會領導機關,他在操縱馬玉夫、吳季嚴,要以『無產者社』為中心,現在馬玉夫、吳季嚴和趙濟、王文元他們處得很僵。   
  潘蘭珍(2)   
  」陳獨秀說:「噢,有這回事?」「不如你親自參加吧。 
  尹寬建議道。 
  「劉仁靜就希望我參加。 
  看來非我參加不可了。 
  讓馬玉夫、吳季嚴退回來,改為我和你參加。 
  陳獨秀說。 
  尹寬高興地說:「有你出馬,統一大會一定會很快開起來。 
  彭述之聽說改派代表,很不高興,表示反對四派統一。 
  但陳獨秀、尹寬、何資深贊成統一。 
  最後,「無產者社」以4比1通過《反對派統一問題》的決議。 
  1931年春天,陳獨秀分別和取代區芳作代表的梁干喬及王文元等人談話,說:「共產國際宣佈『立三路線』破產,實際是掩飾自己錯誤。 
  我們現在還未統一,簡直是罪惡。 
  阻礙統一,是罪惡之罪惡。 
  我主張既要考慮派別,又要照顧人數,像趙濟他們,只有7個人,就要照顧人數。 
  王文元說:「我們都聽你的。 
  陳獨秀說:「我已經老了,別人罵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說去。 
  但今後反對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輕的革命者擔負。 
  我主張選一些年輕的代表,『無產者社』中則『老人』太多了。 
  梁干喬、王文元聽得出,陳獨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鄭超麟等人。   
  反對派書記(1)   
  1931年5月1日,4個托派小組在上海提籃橋舟山路一個住所召開托派統一大會。 
  出席大會代表17人,列席4人,陳獨秀任主席團主席。 
  大會開始,陳獨秀首先提議為中國革命犧牲的同志默哀3分鐘,然後作了政治建議草案報告。 
  陳獨秀說,現在是世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工人運動處於低潮,世界革命是將來的事,因此提出綱領上只能寫「人民政權」,不要寫無產階級專政。 
  認為「當前中心口號是為國民會議而鬥爭」。 
  王文元不同意,說:「人民政權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和奮鬥目標。 
  濮德治也說:「國民議會這個口號作我們的工作中心,和國民黨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誤解。 
  陳獨秀反駁說:「你們怕提人民政權和國民議會,是左傾名詞拜物教。 
  只提左傾名詞,是形而上學。 
  當時國民黨召開國民會議,托洛茨基希望中國托派派代表參加。 
  開會回家,陳獨秀見到何資深轉來的彭述之信,因為沒有被選入「中央」,彭述之罵大會「虛偽」、「無聊」。 
  陳獨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補了進來。 
  接下來開會,彭述之來了,陳獨秀問他:「大會還虛偽、無聊麼?」彭述之臉一陣紅、一陣白,無言以對。 
  大會選舉托派中委9人: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陳亦謀、羅漢、濮德治、區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劉仁靜被「十月社」開除後,想加入「無產者社」,又被拒絕。 
  年初,一個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團體代表身份參加這次統一大會。 
  遭到拒絕後,他表示反對這次大會。 
  「戰鬥社」趙濟等7人一個沒有選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進了托派中委。 
  鄭超麟等人提議增補劉仁靜、趙濟入中委,陳獨秀說:「這怎麼行,中委是選出來的,不是可以隨便補的。 
  會議結束後,5月5日,秘書羅漢草擬「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給托洛茨基的報喜電報,宣稱:「從今以後,中國反對派是一個單一的組織了。 
  因為會前,他們知道托洛茨基圖書室被焚燬,信中說:「為得重建您的圖書室,我們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募捐。 
  5月9日,反對派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給托洛茨基寫信,再次提到為托洛茨基的圖書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獲。 
  5月23日,國民黨抄查了托派中央機關。 
  逮捕了托派中委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資深、何妻張以森、江常師、樓國華、鄭超麟妻子劉靜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兒共14人。 
  後來搞清楚,是因為馬玉夫沒有選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告密。 
  馬玉夫不知道陳獨秀、彭述之家,兩人倖免。 
  陳獨秀捶胸跺地:「我不識人,馬玉夫是工人,哪裡想到他會如此下流。 
  彭述之勸陳獨秀搬家。 
  陳獨秀搖搖頭說:「我相信鄭超麟,他不會出賣我。 
  鄭超麟等人被抓後,羅漢、區芳躲了起來,王平一在徐家匯開了紙煙店,梁干喬沒有當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後來當上了「復興社」十三太保。 
  陳獨秀和潘蘭珍從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裡11號後,對尹寬說:「你再找幾個人,多做些工作。 
  鄭超麟他們不出來,我們先成立一個臨時中央。 
  尹寬又找了宋敬修、蔣振東等人。 
  陳獨秀聽了很高興,覺得尹寬還能幹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寬、蔣振東、金鴻圖、孫玉傑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開會,被國民黨全部抓獲。 
  這是托派機關第二次大破獲。 
  陳獨秀重振旗鼓的願望隨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後,陳獨秀、彭述之和劉仁靜重歸於好,恢復托派中央活動。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創刊。 
  由溫州人曾猛在建業裡租房印刷,陳獨秀解決油印的油墨、臘紙、紙張。 
  「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告民眾書」,在《火花》上發文,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罪行。 
  10月,陳獨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洲第二次告民眾書》,號召推翻國民黨。 
  他對彭述之、劉仁靜說:「我主張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單靠國民黨一點脆弱的軍隊,不堪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一擊。 
  此後他在《火花》上發表了《此次抗日救國運動之康莊大道》、《抗日救國與赤化》等文。 
  12月,國內形勢發展很快,蔣介石被迫宣佈下野,離開南京。 
  陳獨秀又恢復了積極性,提議創辦了《熱潮》月刊。 
  幾乎每一期《熱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陳獨秀寫短文化名「頑石」和「三戶」。   
  反對派書記(2)   
  劉仁靜說:「『頑石』表示不屈不撓,『三戶』作何解?」陳獨秀笑著說:「『楚有三戶、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戶,表示雖勢單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國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設「三曾裡」,這裡只有三戶人家,陳獨秀取「三戶」,內心有懷舊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滬淞戰爭爆發。 
  當時蔣介石重返南京,與汪精衛聯合執政。 
  陳獨秀寫文章提出趕走蔣介石及其召集的國民會議。 
  隔日,陳獨秀向彭述之、羅漢提議,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羅漢大革命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 
  當時,王明已去莫斯科,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周恩來去了江西中央蘇區,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組成,博古任總負責。 
  彭述之和羅漢都表示同意。 
  陳獨秀說:「向忠發死了後,中共中央的聯絡地點都換了,怎麼找他們?」事後,羅漢找到施小君夫人,請她轉信。 
  中共中央收到陳、彭、羅3人信件後,認為這是維持在工人中的欺騙活動。 
  在給國際的信件中,明確表示,「黨不能與陳獨秀派開聯席會議,革命的共產黨與反革命的陳獨秀是不能聯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員會討論陳獨秀起草的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決地舉起反日及國民黨的旗幟…… 
  在已有的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佔領的城市。 
  這時陳獨秀已改變了以前對紅軍的誣蔑的態度。 
  會議在討論時發生了爭論。 
  反對陳獨秀的主要是劉仁靜及托派法南區委陳岱青、陳其昌、趙濟、王平一、李特等人。 
  陳岱青早年就讀莫斯科東方大學,後加入「戰鬥社」,托派統一後,任法南區委書記。 
  他不贊成陳獨秀與蘇維埃紅軍匯合行動的主張,認為這仍然是機會主義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張。 
  劉仁靜認為,陳獨秀先國民會議後蘇維埃政權,違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他們提出要與陳獨秀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陳獨秀則說他們是取消主義。 
  與此同時,托派北方區臨委汪澤楷(即「赤聲」)及分裂出來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 
  這使陳獨秀很傷腦筋。 
  4月份,托派「常委」開會,派劉伯莊為特派員去北京調停。 
  汪澤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書記,兩人一個不服一個。 
  劉伯莊曾是中共北京地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黨中央候補委員,資歷比汪澤楷、任曙老。 
  但劉伯莊到北京後,赤聲、晴光仍不買他的賬,不願組織新特委。 
  6月,劉伯莊回到上海給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執行兄方的決議,遂一無所成而回來了。 
  於是,陳獨秀給晴光以警告處分,給擅自離京的劉伯莊留黨察看一個月的處分。 
  在這之前,彭述之因趙濟、陳其昌、王平一、陳岱青、李特繼續反對托派常委關於「九·一八」事變後的政策,將法南區委解散。 
  春天,和鄭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治因獄中流行時疫,保外就醫。 
  濮德治是陳獨秀親戚,托派開統一大會時,被選入托派中央委員。 
  從獄中出來後,想找個工作混口飯吃。 
  想來想去,陳獨秀打算再給蔡元培去一封信。 
  桌上的腸胃藥還是蔡元培令親周仲奇先生開的處方。 
  去年深秋,為陳訓丹找工作,陳獨秀也給蔡先生去過函。 
  陳獨秀請柏文蔚將信轉給蔡元培,蔡元培四處托人為濮德治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學羅家倫校長暨大沈鵬飛校長,又找了商學院裴復恆校長等 ,因為陳獨秀講濮曾在滬、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學為濮找事。 
  後來濮德治幾經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編輯。 
  濮德治保外就醫後,陳獨秀拼湊了一個托派中常委:陳獨秀、彭述之、羅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謝德盤任秘書長。 
  新托派常委給「北方特委」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提出「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 
  這一陣,陳獨秀常和潘蘭珍吵架。 
  潘蘭珍一氣之下,賭氣跑到浦東娘家去了。 
  潘蘭珍走後,陳獨秀將潘蘭珍的羊皮袍及駝絨被當了,將當票和潘蘭珍一點值錢的東西用一個小布袋裝好,放到中間抽屜裡面。 
  他想,潘蘭珍氣消了,會回來的。 
  但陳獨秀萬萬沒有想到,他等不到潘蘭珍回來了。 
  托洛茨基於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給陳獨秀連寫了3封信,陳獨秀也無法收到了。 
  中國托派統一才一年多,就連遭三次大破獲。     
  第九章 金陵獄中(1932.10-1937.8)   
  被捕(1)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時,陳獨秀在岳州路永吉裡11號被捕。 
  陳獨秀一身淡藍色嗶嘰長衫,面色清,留有微髭。 
  捕快見陳獨秀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書生,鬆了一口氣。 
  探員來自上海公安局總巡捕房政治部和嘉興路捕房。 
  出門時,陳獨秀找了一頂淡黃色呢帽,戴在頭髮花白的頭上,鎮靜了一下,神色安閒地和捕快出了門。 
  後面幾個人將桌上和抽屜裡的文件材料,一起放入紙箱中,搬到了紅皮鋼甲車上。 
  陳獨秀想,這回完了。 
  蔣介石已殺了他兩個兒子,這回該輪到他了。 
  蔣介石殺了那麼多共產黨人,單去年就殺了鄧恩銘、惲代英、蔡和森、鄧演達,他陳獨秀早就是蔣介石通緝的首犯,這回百劫難逃。 
  門外漆黑一片。 
  門前裁縫店的小老闆伸了一下頭,又趕緊縮了回去。 
  到了嘉興路捕房,陳獨秀髮現,彭述之、謝德盤、羅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關在裡面。 
  陳獨秀對彭述之悄聲說:「我以為就逮了我一個人,怎麼你們也逮來了?」彭述之說:「我現在是張次南,羅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錯了。 
  那天下午,這幾個人在東有恆路春陽裡20號謝德盤家開托派常委會,每個人手裡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 
  突然一下子衝進來許多人將他們逮捕。 
  陳獨秀胃不好,沒有參加會議。 
  陳獨秀說:「鄭超麟被抓後,你勸我搬房子,我說不用搬,現在搬了,也出事。」彭述之說:「我們要留心,這裡面恐怕出了問題,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 
  說著他用眼睛掃了另外4個人。 
  陳獨秀會意地點點頭。 
  到了夜裡,梁有光、王曉春也被抓來了。 
  兩人在梁有光新閘大通路斯文裡1044號被抓。 
  陳獨秀說:「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麼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說:「我也懷疑。 
  王曉春蜷縮在牆腳,身上青一塊、紫一塊。 
  他因跳窗逃跑,被抓後挨了拳腳。 
  濮德治輕聲對陳獨秀說:「我懷疑問題出在費克勤身上。 
  張穎新前幾天碰到費克勤。 
  張穎新是濮德治妻。 
  陳獨秀突然想到了什麼,說:「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個女人?」濮德治說:「是的,她和我愛人是留蘇的同學,張穎新不知她後來幹什麼,就冒冒失失帶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陳獨秀說:「你們不是搬家了嗎?」事後,陳獨秀叫濮德治搬家,結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聖母路商福裡222號。 
  濮德治說:「費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 
  她那天見到你時的表情,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陳獨秀似信非信說:「還不能肯定。 
  濮德治說:「今天下午他們來抓人,我看到費克勤在車子後面鬼鬼祟祟的。 
  陳獨秀點點頭:「差不多了。 
  除了費克勤盯梢,還有國民黨特務黃麻子及原「戰鬥社」成員解叔達、徐乃達。 
  抓住陳獨秀後,這些人獲3萬元獎金。 
  「不對呀,那個女的抓住了你們,怎麼抓到我和梁有光呢?」陳獨秀問。 
  濮德治說:「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們5個人抓來後,可分開過?」「我們是分開提審,謝德盤才20歲,提審的時間最長,回來後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濮德治見問,警覺起來,看了謝德盤一眼,謝德盤正拿眼在看他們。 
  陳獨秀吃了一驚,說:「這孩子膽小。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兩人在唐山路業廣裡335號被捕,王鑒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業裡22號被捕。 
  陳獨秀相信是謝德盤出了問題,他是中常委秘書,知道這麼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陳獨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受理。 
  從他們家中搜到的10箱文件書籍,也隨汽車送到。 
  每人前胸綴了一個號碼。 
  陳獨秀前胸綴了個「6」字,因他是第六個被捕。 
  趙鎮鏜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師厲志山陳述破案經過後,提出依據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及同法第六條起訴,但有關事項尚須調查,要求改期會審。 
  陳獨秀來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來受審,但趙鎮鏜允許他坐下。 
  其他人仍一旁站著。 
  會審後,法院即將情況告訴了上海市長吳鐵城。 
  吳鐵城對如何處置陳獨秀,不敢擅自做主。 
  18日用快電報告了南京行政院。 
  南京接到吳鐵城電報後,立即下令將陳獨秀、彭述之兩人押解南京。 
  當時汪精衛辭職赴德國,蔣介石在武漢。 
  吳鐵城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車站嚴加警戒。 
  閘北五區警署臨時安排保安大隊一個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別警戒。 
  晚上,上海公安局將陳獨秀、彭述之武裝押解到北站,乘11時夜車押解到南京首都衛戍司令部訊辦。 
  火車開出上海不一會,陳獨秀便迷迷糊糊地睡著了,聽著陳獨秀悠然自得的鼾聲,彭述之怎麼也睡不著了。   
  被捕(2)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對雙眼朦朧的陳獨秀說:「你昨夜睡得好香!」陳獨秀見彭述之臉色蒼白,說:「你才三十幾歲,來日方長,不要想許多。 
  我已是半老人,已無所求。 
  說話功夫,火車已到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黃凱等人接車,交軍政部軍法司收押。 
  陳獨秀對彭述之說:「到南京凶多吉少。 
  「為什麼?」陳獨秀說:「你真糊塗,在上海我們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軍事法庭。 
  見彭述之緊張,陳獨秀改口說:「也不見得。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轉押陳、彭二人給軍政部軍法司時,撥洋100元作備用金,陳、彭沒有被條。 
  陳獨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對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人提出要見蔣介石、陳立夫,他不知道蔣介石在武漢。 
  來人答應轉告上面。 
  隔日,黃凱帶上陳、彭案卷材料,赴武漢向蔣介石匯報情況。 
  當時蔣介石以5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 
  10月24日,蔣介石問清了謝德盤,確信陳獨秀與江西共產黨沒有關係後,打電報給南京,謂陳獨秀等系危害民國罪,應交法院審判以維護司法尊嚴。 
  這天,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打電報給蔡元培,請他就近營救陳獨秀。 
  胡適給蔡元培拍過電報後,自己又直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 
  接到電報當天,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潘光旦、董任堅、全壇暇、宋少屏8人快郵代電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政府,為陳獨秀說情,「伏望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誅,開其自新之路。 
  10月25日下午3時,軍部何應欽請軍法司司長王振南帶陳獨秀到他辦公室,告訴陳有關蔣介石來電內容,陳獨秀表示感謝。 
  何應欽問陳獨秀:「對贛鄂共產黨暴動情況,你可知道詳細情況?」陳獨秀答:「均為幹部派指揮,與我無關。 
  何應欽請陳獨秀談談他的托派活動和政治主張,陳獨秀表示贊成開國民會議解決中國的大政問題。 
  並主張武裝民眾抗日,認為聯俄抗日比聯英美有利。 
  何、陳談了兩個小時。 
  最後,何應欽請陳獨秀題字,陳獨秀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字。 
  從何應欽處回來,王振南答應借一套《水滸傳》給陳獨秀看。 
  因為蔣介石、何應欽都表示由法院來辦陳案,軍法司也不願作惡人頭。 
  當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記者採訪,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將陳、彭移交江寧地方法院。 
  陳獨秀回到十稟巷軍法司,情緒好轉,這時監獄辦事人員送進來一張條子,說:「一位女士自稱是你的家屬,要求見你,我們沒有同意,她便寫了一張條子。 
  陳獨秀接過一看,是「特來探問未見,王哲亞」9個字。 
  陳獨秀見有人來探監,情緒更好,儘管胃不好,晚上還是多喝了兩碗稀飯。 
  彭述之見陳獨秀情緒好轉,他情緒也跟著好起來。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1)   
  1932年10月26日上午10時,兩人乘大卡車被移解到江寧地方法院,記者聽說後,蜂擁而來。 
  江寧看守所所長龔寬見陳獨秀有來頭,將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號房。 
  院子平列3間房子,東邊一間是曹聚仁三妹的辦公室,她是法醫官。 
  陳獨秀進屋後,有人將隨車運來的行軍床和鋪蓋搬了進來。 
  陳獨秀見裡面有洗臉架、案凳,室內清潔,光線也好,很滿意。 
  龔寬說:「這裡先前是牛蘭住過的房間。 
  瑞士人牛蘭是「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去年夏天被捕,8月被判無期徒刑。 
  檢察官員吳紹昌按慣例作了訊問筆錄後,龔寬問:「有記者要採訪你們,見不見?」陳獨秀一聽,很高興,忙說:「見,見。 
  陳獨秀和龔所長來到候審室,不一會,彭述之也來了。 
  記者問陳獨秀:「在獄中有何感想?」陳獨秀說:「在獄之人,別無所望,唯一要求,即望當局予以公開審判。 
  「你對南京有什麼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見各處之建設及商業之繁盛,真勝其百倍,在此國難日亟之時,政府仍能努力發展建設,此點實為國家前途慶幸。 
  辛亥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過。 
  「開庭時是否請律師代辯?」「無錢。 
  陳獨秀說。 
  「律師界章士釗、張耀曾、董康、鄭毓秀等人要給你當律師,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問題,請不請律師,尚未定下來。 
  記者又問了彭述之一些問題,見彭述之不斷咳嗽,面呈倦容,又轉問陳獨秀。 
  隔日,龔寬告訴陳獨秀:奉江蘇高等法院檢查官朱雋之命,「在質查期中,拒絕一切接見及書信往來。 
  但過了幾天 ,龔寬就同意他看中央軍校出版的各種軍事叢書。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醫給他看胃病,允許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裡,陳獨秀和曹法醫等看守人員談話。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劉夢符(趙畏天夫人)來看陳獨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宮癌去世,和姐姐去世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喬年去世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時才46歲,由兒子陳哲民和女兒子美將她安葬在南京清涼山一個向陽的高坡上。 
  見到陳獨秀,劉夢符談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況,臨走,陳獨秀寫了一張條子,請他設法交給吳靜如。 
  當時劉靜貞化名吳靜如,每月從上海到南京,探視軍人監獄中的丈夫鄭超麟。 
  後來,陳獨秀聽說關在中央軍人監獄的賀賢深(何資深)患腸胃病,請劉夢符帶了一位醫生去監獄替他看病,並給鄭超麟檢查身體,當時,鄭超麟身體沒有病。 
  陳獨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陳獨秀」又被新聞界炒得沸沸揚揚。 
  傅斯年月底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陳獨秀案》,稱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要求蔣政權「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陳獨秀,說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異端」。 
  關於陳獨秀是共產黨「異端」,胡適也有印象。 
  這年4月9日,吳俊升從美國來信談到杜威赴墨西哥訪問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認為自己蒙冤,杜威領導托案國際調查委員會前往墨西哥聽取托洛茨基的申訴,以便作公正評斷。 
  以至蘇俄駐美大使因此宣稱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作《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演講。 
  胡適給蔣介石發求情電報後,杜威、羅素、愛因斯坦也拍來電報,請蔣介石放陳獨秀。 
  開始,蔣介石說凡是給陳獨秀說情的文電,不管是誰打來的,都不要答覆。 
  當時,金樹仁、何鍵以及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委、國民黨長沙市執委、一些縣黨部及陸軍78師等師黨部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嚴懲陳獨秀,「處以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決」。 
  和謝德盤談話後,蔣介石給胡適拍電報,謂「陳獨秀案已電京交法院公開審判」,給胡順手人情。 
  羅文干沒有馬上轉蔣介石的電報給胡適,目的希望胡適來南京,可胡適一直沒有去。 
  這段時間胡適在京忙著演講,他說,陳獨秀把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 
  一日,北大蔣夢麟校長來探監,帶了一兜子水果和幾部小說。 
  他說:「報上講你想看《水滸傳》,我便找了幾部小說帶來。 
  陳獨秀感激地說:「謝謝你這麼細心,我整日悶在這裡,只希望早日公審。 
  蔣夢麟說:「孟真、敘雅、啟明、兼士都向你問好。 
  陳獨秀說:「這次又連累許多老朋友,我這個人,總是給老朋友帶來麻煩。 
  蔣夢麟問:「什麼時候公審?」「大約是下月底。 
  「近來身體怎麼樣?看你臉色,似不怎麼好。 
  陳獨秀說:「胃不好,只喝稀飯,想吃肉和飯,可是不行。 
  「買藥可方便?」「看守所條件還好,我住的是牛蘭住過的病號室,吃藥不難,平時還可以散步,隨便與看守人交談。 
  以後判了刑,怕沒有這麼自由了。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2)   
  蔣夢麟安慰他說:「你想寬些,以你的情況和外間評論,你的罪或不至重,關幾年,放出來就好了。 
  報紙刊登蔡元培、蔣夢麟援救陳獨秀的談話後,《大公報》載文認為,蔡元培等人「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 
  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 
  《紅色中華》41期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這個我們並沒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蔣夢麟都替他老實不客氣的說出來了。 
  陳案審判在即,蔡元培介紹了汪有齡律師,胡適介紹了劉律師,陳獨秀自己定了章行嚴和彭律師。 
  陳獨秀對段錫朋說,請律師過多,易引起外間注意。 
  因為沒有紙筆,陳獨秀請段錫朋代為致函給胡適,不煩他們再請律師了。 
  經段錫朋等說情,看守所允許陳獨秀寫信。 
  陳12月1日給胡適寫信敘述獄中候審情況。 
  他希望胡適給他借英文版的亞當·斯密的《原富》等書。 
  同時勸胡適專心做學問,「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 
  他聽到了社會上關於胡適要從政的傳聞。 
  談到自己的將來,陳獨秀寫道:「我以為也許還是大辟爽快一點!」當時胡適在武漢、長沙等地演講,沒有馬上答覆陳獨秀。 
  陳獨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魯迅注意。 
  他於12月14日寫《〈自選集〉自序》時,特地提到陳獨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 
  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 1933年3月5日,魯迅寫《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直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就在這個月,陳獨秀接到江蘇省高等法院對陳獨秀等人的起訴書。 
  朱雋檢察官在準備起訴書時翻閱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訴書》中說:「陳獨秀作為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一黨之首腦,宣傳共產主義,攻擊國民黨政府。 
  察該被告所為,僅只共產主義宣傳,尚未達於暴動程序。 
  然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宣傳,則證憑確實,自應令其負責。   
  公審(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時,江寧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開審陳獨秀等人。 
  審判長胡善及推事、檢察官、書記官五人升座,章士釗等5位律師入辯護席,然後帶入陳獨秀等10人。 
  聞訊前來參加公審各屆人士百餘人,挨肩擦背,擠滿了旁聽席。 
  留著短短鬍髭的陳獨秀面色紅潤,已無病容。 
  他被帶進法庭後,四面瞻顧、神情自若。 
  審判長胡善問陳獨秀姓名年歲籍貫等問題後,問:「對於紅軍主張如何?」陳獨秀答:「紅軍為特別組織,要先組織蘇維埃政府,照現在狀況尚用不著紅軍。 
  胡問:「《告黨內同志書》一文,內有共黨領導實行暴動,曾有人寫信去指說現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國民政府尚不能崩潰,是否是你作的?」陳答:「是有的。 
  胡問:「幾時生病?」陳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幾人認得?」「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報告,以政府偵探,只能將個人情形報告。 
  陳獨秀答。 
  「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這是實事,不否認。 
  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國人窮至極點…… 
  (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胡善對陳獨秀的審訊,一直持續到中午11時33分。 
  旁聽席上交頭接耳、嘖嘖讚賞。 
  第二天,仍在原地審訊。 
  昨天審訊了陳獨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審訊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瑩堂6人。 
  陳獨秀在開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話,然後被帶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陳獨秀又被帶到庭上。 
  胡善問:「托洛茨基派之最終目的如何,是否為推翻國民黨,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答:「是。 
  胡善不再問陳獨秀,轉問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開庭,這是最後法庭審訊,允許律師辯護和陳獨秀等人自辯,因此旁聽的人特別多。 
  不少人從鎮江、無錫、上海專程趕來旁聽,法庭門廳、過道、窗外、記者席都站滿了人,總計200多人。 
  審判長胡善等人上堂後,律師章士釗、彭望鄴、吳之屏入律師席。 
  然後帶入陳獨秀等10人。 
  辯護開始,陳獨秀對前幾日審訊記錄中托派最終目的問題作了修改。 
  問過其他人問題後,朱雋檢察官宣佈陳獨秀法庭審問結論,說:「史托兩派不同的地方…… 
  都是內部問題…… 
  目的都是共產,都是危害民國…… 
  所以被告負有兩個責任(一)組織左派反對派他是主腦,所以無論宣傳命令,他都要負責,被告個人之言論著述,當然亦要負責。 
  (二)宣傳部分,他們有一個系統,向一個目標進行,著作很多,被告當然亦要負責…… 
  綜合所述被告實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及第二條第二款。 
  下午1時45分,朱雋才宣佈完畢。 
  胡善問:「是否尚有抗辯?」陳獨秀說:「有抗辯。 
  他接著說:「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 
  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謂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家,那麼國民黨豈非已叛國兩次。 
  旁聽席上傳出一陣陣哄笑聲。 
  陳獨秀將他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政府三點理由詳細地陳述了一遍後,說:「檢查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應請庭上宣判無罪。 
  這時,章士釗律師起身為陳獨秀辯護,他認為陳獨秀,第一,言論無罪;第二,行動無罪;第三,說叛國危害民國罪沒有根據。 
  審判長問陳獨秀與斯大林幹部派何意見時,陳「慘然不答並求審判長勿復進叩黨事,致陷彼於自作偵探之嫌」。 
  章士釗說,陳獨秀「不得視為表裡如一,首尾一貫之共產黨…… 
  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要無不可」。 
  考慮陳獨秀的苦心,章士釗補充說:「此義陳獨秀必不自承。 
  最後他說:「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諭之無罪,以保全讀書種子,著重言論自由,恪守法條之精神,省釋無辜之係累。 
  章士釗辯護詞洋洋幾千言,辯護時間達53分鐘。 
  章士釗發言一結束,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訴為準。 
  台下嘩然,贊成的稱:「鳳骨嶙峋」,「法庭審訊史上的新記錄。 
  「想當英雄豪傑」,也有人搖頭。 
  下午6時35分,法庭辯論結束了。 
  6天後,即4月26日下午2時,宣判的最後時刻來到了。 
  「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13年。 
  褫奪公權13年……不知什麼時候,法庭內一片安靜,朱雋宣判結束了。 
  突然,陳獨秀吼道:「裁決不公,我要上訴!」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喊冤。   
  公審(2)   
  一時律師、旁聽席上人也紛紛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立即宣佈:「宣判結束,退庭。 
  被斯諾稱為滑稽戲一樣的公審陳彭案結束了。 
  中央蘇區《紅色中華》載文評論:「陳托取消派跪在國民黨法庭面前如此討饒,所以保住了性命。   
  老虎橋監獄(1)   
  判刑後,陳獨秀等人被關押到江蘇第一監獄。 
  江蘇第一監獄在南京老虎橋45號,呈正方形,佔地面積41925平方米,直屬司法部管轄的普通監獄,主要關押刑事犯。 
  牛蘭被判無期徒刑後,和夫人也關在這裡。 
  陳獨秀被關押在一間單人牢房裡。 
  典獄長告訴他:「住單人房間是優待,但你是政治犯,不准親友探監。 
  陳獨秀問:「能否寫信?」典獄長搖頭。 
  「讀書看報呢?」典獄長又搖頭。 
  陳獨秀很生氣,但不好發作。 
  1933年5月27日,陳獨秀接到判決書,開始準備「上訴狀」,用了半個多月,陸陸續續寫了5000字。 
  寫完「上訴狀」,請律師蔣士豪轉交章士釗代呈。 
  一天,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想請汪氏叔侄來南京獄中探望他。 
  此時汪孟鄒在長沙,汪原放在上海。 
  典獄長不同意,說:「上方有命令,不准給犯人轉信。 
  陳獨秀髮脾氣說:「這是什麼黑暗社會,連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也不如。 
  中午陳獨秀沒有吃飯,獄卒來勸他,他說:「不讓我通信,我餓死好了。 
  晚上陳獨秀又沒有吃飯。 
  典獄長勸他說:「你要想開些,這是規定,不是我能作得了主的。 
  陳獨秀頭暈眼花,垂下眼皮,搖了搖頭。 
  第二天一整天,陳獨秀又沒有吃飯,臉成菜色,蜷曲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典獄長慌了,和上面商量,只好同意陳獨秀寫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來了。 
  他說:「叔叔在報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說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難保了。 
  還好,你的命大,總算撿了一條命。 
  陳獨秀判刑後,亞東圖書館出了一本《陳案書狀匯錄》,陳獨秀見收進了《起訴書》、《辯訴狀》、《辯護詞》、《判決書》、《章士釗答中央日報記者》等材料,笑著說:「你們費了不少心思。 
  汪原放說:「只印了1000本,不少人要,聽說有幾所教會學校打算收入課本,作法學課教材。 
  「是麼?」陳獨秀十分高興,「報紙上怎麼說?」「國民黨以不許為共產黨『張目』為名,禁止報紙刊登。 
  聽說天津《益世報》登了。 
  汪原放壓低聲音說。 
  陳獨秀翻到章士釗的「辯護詞」,見到「以共產黨論,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這幾句,皺著眉頭說:「行嚴真糟,你看罷!這成什麼話。 
  「你改一改,我帶回去給章律師看看。 
  汪原放說。 
  陳獨秀換了個話題,問:「上次請高語罕帶信給你叔叔,問能不能出版我的自傳,你知道這事嗎?」 
  「不知道」汪原放說,「但聽叔叔講,想再出一版《獨秀文存》。 
  陳獨秀歎了一口氣,說:「我家中事情多,延年喬年都用過亞東的錢,哲民讀書和零花也用了亞東的錢。 
  「《獨秀文存》得了一些錢,也抵掉不少了。 
  汪原放安慰他說。 
  「抵不掉的,我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了,心裡很難過,你把《獨秀文存》盡快印出來,讓我快快拿版稅把亞東的賬結清才好。 
  6月中旬,陳獨秀提筆給汪原放寫信:「柏、章諸君曾有小款托尊處收轉,不知全數若干?除以此扣還外,尚欠尊處若干?務請抄一細賬賜知。 
  無論如何深交,賬目必須清楚。 
  令叔對此往往糊里糊塗,望兄一矯正之。 
  「柏」是柏文尉,「章」是章士釗。 
  汪孟鄒說:「仲甫還是那個脾氣,坐牢還想到還賬,一輩子不服輸。 
  6月22日,江蘇高等法院檢查官朱雋在「答辯書」中說:「被告上訴(意)旨。 
  強為曲解。 
  厥難認為有理,希請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夏天,陳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監。 
  大革命失敗後,父親在上海音信全無,今年還是從柏文蔚那裡才知道父親公審的情況。 
  想到兩個哥哥沒有了,姐姐沒有了,母親和姨媽也相繼於大前年和前年去世,這會在牢中見到惟一的親人,陳松年的淚水一下子流了出來。 
  陳獨秀見了,說:「沒出息。 
  20歲的小兒子陳哲年在南京替《民聲報》收發電訊,他來看父親時,提出幫父親越獄逃跑,陳獨秀罵他:「胡鬧!」 
  判刑後,不少國民黨要人來獄中勸降陳獨秀。 
  宋美齡在鐵道部長顧孟余陪同下也來過,此外,還有徐恩曾、陳公博等人。 
  典獄長見國民黨要人來看陳獨秀,連蔣夫人都來了,對陳獨秀更是刮目相看。 
  陳獨秀想找些書來讀,一連給汪原放開了幾個書單子,列出的書有莫爾幹著的《古代社會》(上下卷,日本改造社出版)、列寧的《組織論》、《盧森堡致考茨基書信》、《論理與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等書。 
  慢慢地,陳獨秀的案幾上書多了起來,朋友又送給他兩個書架,不久,書架堆滿了詩、書、史、學。 
  社會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來看陳獨秀,講些閒話。   
  老虎橋監獄(2)   
  見了幾次,陳獨秀對典獄長說:「這哪成啊,我還要點時間看書,有些人你通知我一聲,不認識的就不要進來了。 
  典獄長說:「這是對你的優待,來看彭述之的人,必須要登記,說清兩人關係,我不同意就進不來。 
  魯迅沒有來看陳獨秀,但他在文章中還提到陳。 
  8月10日,魯迅寫《淮風·「中國文壇的悲觀」旅隼》云:「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蓴客和趙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調和;再近些,則有《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也都非常猛烈。 
  當初又何嘗不使局外人搖頭歎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乾乾淨淨,後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   
  分人才(1)   
  1933年盛夏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時髦女士來探監,因為是看陳獨秀,典獄長沒有叫她填登記簿。 
  見她只有二十五、六歲,問她:「你和陳獨秀是什麼關係?」 
  陳獨秀女兒子美(喜子)來過,典獄長已認識了。 
  在杭州電信局工作的陳子美1912年生,這年21歲。 
  「學生。 
  女士順口答道。 
  當年在上海石庫門,陳獨秀沒少教自己認字讀書啊。 
  典獄長帶她到了陳獨秀牢房,陳獨秀一看是潘蘭珍,又驚又喜,忙問:「你怎麼來了?」 典獄長聽他們說了幾句,便知趣地走了。 
  去年11月30日,陳獨秀給高語罕寫信,說:「我真對不起她,務請先生再去探望一次。 
  當時,潘蘭珍聽人家說,抓到了阿西的頭子,她不知道是誰,一看報上的照片,差點叫了出來,這不是我家老頭子嗎?12月13日,陳獨秀再次給高語罕寫信說:「鄙人生活情況,且語以案情無大危險,免她懼慮。 
  聽說潘蘭珍要來探監,陳獨秀歡喜無比,但他在4月5日給高語罕信中,還是說「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 
  見了陳獨秀,潘蘭珍兩眼就紅了,說:「編派的真像,一會兒是南京人,一會兒姓李,這會真成了南京人了。 
  陳獨秀忙賠不是,說:「沒有辦法。 
  潘蘭珍擦著淚說:「我這一輩子,盡受人騙。 
  陳獨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騙生了孩子的事,「唉」了一聲,說:「蔣介石懸賞那麼多錢抓我,不化名怎麼行?」「化名又怎麼樣?化來化去,不還是抓來了。 
  潘蘭珍說。 
  但聲音已緩和多了。 
  見潘蘭珍注意到床上的皮襖,陳獨秀說:「這是人家送的。 
  「你倒好,我一走,就把我的羊皮襖和駝絨被給當了。 
  潘蘭珍怪道。 
  這年春天,陳獨秀給高語罕寫信,還擔心自己「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潘蘭珍來了後,陳獨秀牢壁生輝、霞光萬丈。 
  坐牢之前,他窮得當衣當被,成天啃幾個麵包。 
  坐牢之後,吃穿不愁,也無須東躲西藏,女伴失而復得。 
  想到這裡,陳獨秀笑著說:「我不坐牢,看來你是不回來了?」「不回來,我的東西沒拿走呀?」潘蘭珍笑著說。 
  當晚,潘蘭珍住到了中華門附近的劉夢符家。 
  天涼後,典獄長就發現潘女士幾乎天天探監。 
  上午9點來,下午5點回去,中午在牢房裡和陳獨秀一塊用餐。 
  當時江蘇第一監獄關了幾十名女政治犯,如劉少奇愛人何寶珍、趙世炎愛人夏之栩、《洪湖赤衛隊》中韓英原型錢瑛、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帥孟奇、解放後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楊放之等都關在這裡。 
  一天,典獄長對濮德治說:「我們優待陳先生,優待也有個界限,總不能把監獄當成旅館吧?這樣叫我們為難。 
  濮德治問:「怎麼了?」 
  典獄長說:「你可知道潘女士來歷,我們以為是陳先生的學生,但學生不會天天來。 
  陳先生的女兒我們認識。 
  看守報告說,他們在獄中有肉感行為。 
  潘蘭珍這時從上海搬到南京,先住段錫朋家,後在老虎橋監獄附近租了房子。 
  濮德治想為陳獨秀挽回面子,說:「不會吧,他已五十六、七歲了。 
  典獄長說:「千真萬確,已調查過了。 
  你告訴陳先生,我們不好說,要注意這事,弄得不好傳出去,我也要砸飯碗。 
  濮德治點頭說:「我來和陳先生談談。 
  典獄長餘怒未消,說:「現在看來,陳先生文章雖好,道德有限。 
  一個政黨領袖,這樣不愛惜自己,我為他歎息,往後請他自愛一點。 
  典獄長走後,濮德治到陳獨秀牢房,說:「你幹了什麼事,典獄長有些不高興。 
  」聽說是和潘蘭珍的事,陳獨秀放下臉說:「他們知道什麼?監獄制度真是萬惡,將來一定要消滅監獄制度。 
  壓抑了人的本能。 
  孔子講,『人之本能,食色性也』。 
  我是人嘛!動物的本能我也具備嘛。 
  濮德治一向尊重陳獨秀,又是本家,不好多勸,便找羅世凡談。 
  第二天,羅世凡又勸陳獨秀:「你在坐牢,要壓制這個本能了,你也老了,以後要在壓制收斂上下功夫。 
  陳獨秀聽了不太舒服,他說:「這很難,建黨前我有些放任,建黨後,我很收斂,沒有胡來了。 
  提到建黨前的事,羅世凡問:「外面小報上說,你不以嫖妓為恥,反以為榮,確有此事嗎?」陳獨秀一聽,發了一頓大火,他說:「大報造大謠,小報造小謠,這是私人生活,別人管不了,也不用別人管。 
  後來陳獨秀氣消了,陳獨秀將認識潘蘭珍經過告訴了濮德治。 
  濮德治說:「一個女流,真不簡單。 
  她對你有意,你可不能對她無情。 
  陳獨秀收起笑容說:「我恐怕沒有資格對她無情了,這個牢房是永無出頭之日,即使有了出頭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有一點,濮德治還是贊同陳獨秀的。   
  分人才(2)   
  陳獨秀說:「朋友妻不可欺。 
  陳獨秀講到有的同志被捕入獄,有人與其妻發生關係的事,大罵這人是畜牲,連青紅幫都不如。   
  鄧以蟄探監(1)   
  1933年初秋的一天,陳獨秀就著微弱的光線,吃力地看書,桌上放著《馬可波羅遊記》、《水滸》、《原富》等書。 
  這時劉靜貞(吳靜如)拎著一盒餅乾、幾斤蘋果來看他。 
  劉靜貞戴著眼鏡,圓圓的臉龐,看上去很文靜,像一個知識女性。 
  劉靜貞比鄭超麟小一歲,生於1901年,這年33歲。 
  劉靜貞喝了一口水,說:「你托人帶來的信收到了,前幾次我來看你,監獄不給進。 
  陳獨秀連連點頭,說:「這下好了,又知道超麟消息了,他怎麼樣?」「臉色不好」,劉靜貞說,「他那裡人多,牢裡污穢不堪,不像你這裡,像個書房」。 
  滬淞戰爭後,鄭超麟由上海移到江東門外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那裡是關重要政治犯的監獄,隸屬軍政部管轄。 
  劉靜貞說:「以後叫我吳靜如,我一個月來一次南京,你有什麼話要帶到外面,下次我來,你事先準備好。 
  陳獨秀答應了,說:「你也要注意。 
  「吳季嚴也關在裡面,你知道麼?」劉靜貞問。 
  陳獨秀說:「知道。 
  陳松年來探監,也到陸軍監獄看過吳季嚴。 
  吳季嚴因散傳單被捕,化名周西岑。 
  劉靜貞走後,陳獨秀以「雪衣」筆名寫了《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提出「我們的力量,應該集中於後年3月國民大會的鬥爭」。 
  陳獨秀被捕後,托派又組織了臨時中央委員會,由劉伯莊任書記,幾個月後,劉伯莊去大學教書。 
  任曙想任書記,成立托派臨委,遭到陳其昌、蔣振東、趙濟反對。 
  9月中旬,汪原放對汪孟鄒說:「仲叔想選編翻譯日本出版的《史學雜誌》、《滿洲歷史·地理》、《史林》,你怎麼看?」 
  汪孟鄒說:「仲翁要我們與適之商量,我也贊同。 
  適之情願我們出這類歷史書,不願我們出政黨史,大約他不會反對。 
  陳獨秀建議亞東代售北大《國學際刊》、清華《國學叢刊》、羅振玉的《殷虛書契》,汪原放說:「這都是學理刊物,不礙事的。 
  不久,陳獨秀又來信說,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太貴,不能買,他已托人想法借閱去了。 
  接到陳獨秀的信,汪原放請趙健帶《馬克思傳》、《達爾文傳》、《中國革命史》等11本書給陳獨秀。 
  接到書,陳獨秀回信要《世界地理新字典》等書。 
  在這之前,他要過英德小詞典。 
  汪原放關心陳獨秀何時寫自傳,胡適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希望陳獨秀寫自傳。 
  陳獨秀何嘗不想寫自傳,人在無聊時亟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寫什麼呢?寫少年幼年事記得的已極少,而且也無意義;記得的事,都是黨事,不是與國際紛爭的事,就是與蔣介石之間的過節,此時也不能寫,弄不好13年牢還要加幾年,那豈不是永無出頭之日?想來想去,陳獨秀又回到中國文字音韻學上來了。 
  鑽進故紙堆,尋找字的來源,字在不同時代的變化、發展以及向別的字的演化、轉義等,可使人暫時忘記苦惱。 
  秋日的一天,在清華大學執教的鄧以蟄到歐洲經南京時,看望了近20年沒有見面的陳獨秀。 
  但背地裡,鄧沒少替他說話,有時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 
  其實,他並不知道陳獨秀的思想和所熱心的事業。 
  他只是維護少年時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段書貽駕車帶著鄧以蟄,在南京的小巷道裡繞來繞去,雨越來越大。 
  到了看守所門口,鄧以蟄拿出專為探望陳印的名片。 
  果然,看門的很客氣,立即請他們進去,並替他們打了傘。 
  鄧以蟄是第一次探監,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也有「最難風雨故人來」的感慨。 
  在看守所狹窄的廊下,見到幾十年未見面的小友鈍生(鄧以蟄20歲後取名鈍生,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名字),陳獨秀並沒有大吃驚。 
  陳獨秀的鬚髮大半白了,面色黑瘦,八字鬍掛在菜色的臉上。 
  他握著鄧以蟄的手說:「你也老了呵。 
  鄧以蟄比他小12歲,這年42歲。 
  鄧以蟄說:「仲甫哥!你為何老得這樣?瘦得這樣?報紙上說你的胃病厲害,到底現在怎樣?好了些麼?」 
  陳獨秀身穿一件灰色的嗶嘰呢夾袍,很舊,只有邊上是深色的本色,其他的地方,褪色成了皮蛋色了。 
  他說:「我沒有胃病,是大小腸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邊痛。 
  鄧以蟄問:「還有其他病麼?飲食如何?」 
  陳獨秀說:「從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臟病呀,概無根據;此地飲食還可以,自己要弄東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沒有這種興致就是了。」鄧以蟄說:「叔雅曾囑他的學生的太太每日送菜進來,不是麼?」 
  陳獨秀說:「哪有這回事,他的話多不可信。 
  說話工夫,大家已經走進陳獨秀號房裡。 
  鄧以蟄看了,像家鄉安慶的小客棧。 
  地板比門外的廊簷下的磚面還低,走在上面吱吱響,整個號房都在動。 
  破舊的洋式窗戶安得很高,下面是粘手的黃色的桌子,光線陰暗,投在桌子上的光亮只有書那麼寬。   
  鄧以蟄探監(2)   
  四方形的房子左邊靠牆壁是一張沒有蚊帳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張舊籐椅子。 
  這大約是陳獨秀的勢力範圍;對著窗子的一邊靠牆支著木板鋪,上面的被條比床上的被條髒得多。 
  不用說,這是彭述之的地盤了。 
  與床相對的一面牆,是滿滿的幾架書,有線裝書和洋裝書,十分整齊。 
  陳獨秀自己雖然不注意整潔,但他注意整理書案。 
  段書貽和鄧以蟄進來後,陳獨秀請段書貽坐到了陳獨秀平常坐的籐椅上,彭述之坐在書架前的一條窄凳子上,鄧以蟄和陳獨秀面對面坐在桌子旁邊。 
  陳獨秀和段書貽談到商務印書館承印《四庫全書》和中日問題,然後,陳獨秀問鄧以蟄:「清華為何還不預備搬呢?」 
  鄧以蟄說:「清華還在建築房子呢!」 
  陳獨秀歎道:「那又何苦呢?」 
  兩人談的話,有的是不重要的,只是要找些話說。 
  陳獨秀問:「仲純在青島一切還好嗎?」仲純是鄧以蟄的二哥。 
  鄧以蟄說:「他因為孩子傷得太多,最近一個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喪。 
  「在這種時代,那不是好極了?何必懊喪?」 
  陳獨秀的背有點勾,說話時喜歡看上面,有時閉著眼,有時睜著。 
  陳獨秀口才流利,鄧以蟄在日本時就很喜歡和他聊天。 
  因為陳獨秀是個性格化的人,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高興起來,罵爹罵娘,無拘無束,和他對坐,受其情緒影響,也常讓人忘乎所以,丟掉了許多顧忌。 
  直覺得痛快!當然,他也不能免俗。 
  出門時,陳獨秀搖擺著身軀走路,讓鄧以蟄想到家鄉人特有的架步。 
  站在屋簷下,看著已經停了雨的天空,段書貽和鄧以蟄還想和陳獨秀再說幾句。 
  陳獨秀說起當年第一次到南京和哥哥趕考的事。 
  那年在考棚,因為天熱,徐州的一個胖子一絲不掛,走到陳獨秀旁邊,猛的一拍大腿,言「今科必中」,嚇得陳獨秀三魂嚇掉二魂半。 
  談起這段故事,段書貽和鄧以蟄兩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難得啊,坐牢人還有這麼好心情。 
  回去的路上,鄧以蟄想起,自己喜愛字畫,還是受陳獨秀影響呢!當年,陳獨秀到過自己的懷寧山莊,將鄧家收藏的字畫評價一番。 
  鄧以蟄是書法大家鄧石如嫡傳後代,家中有不少墨寶珍玩。 
  陳獨秀特別喜歡鄧家的弘光時成回和尚的山水小幅,浙江山水幅等。 
  陳獨秀過目不忘,回去告訴了蘇曼殊,蘇曼殊順手題在自己的畫裡了。 
  回到旅社,鄧以蟄寫了訪問陳獨秀的文字,以《癸酉行笥雜記》為總題目,刊登在11月15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落款時,他署名「鄧叔存」。   
  魯迅:佩服陳胡(1)   
  1933年10月4日是中秋節。 
  獄方破例多燒了幾個菜,陳獨秀貪吃,晚上腹脹如鼓。 
  他擔心自己得了「大腸癌腫症」。 
  第二天,他給方泉(汪原放)去信,請他找一趟黃鐘醫生。 
  過了幾天,陳獨秀的胃好了。 
  他又遇到了一件生氣的事。 
  胡適赴美回國,經南京回北平時,居然不來看自己。 
  陳獨秀給汪原放寫信抱怨了一頓。 
  汪原放忙給仲叔來信,說胡適太忙,叫陳獨秀不要介意。 
  胡適知道陳獨秀生氣後,11月2日寫信給陳獨秀說:「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 
  兩個月後南下,當來奉看。 
  陳獨秀餘氣未消,11月15日給汪原放寫信說:「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 
  弟前函及此函所說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與之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又失去一個,如此而已。 
  汪原放見「望勿告他人」句,知道陳獨秀留有餘地,把這件事放了下來。 
  陳獨秀叫汪原放不告訴別人,他自己卻把胡適來信寄給李季。 
  一則是因為胡適在信中提到《資本論》已請吳半農、千家駒合譯,所以陳獨秀曾推薦由李季譯辦不到了;再則,胡適在信中向自己道歉,陳樂在心中,有說出來的願望。 
  年底,鄭超麟愛人劉靜貞來說:「老托派了一個國際代表格拉斯,想見你。 
  法朗克·格拉斯是美籍加拿大人,美國托派負責人之一,化名李福仁任上海《達美晚報》編輯。 
  陳獨秀說:「還是不來的好,我一個囚犯,能做什麼?不如多找別的人談談。 
  我的意見,都寫在文章上了。 
  說著,陳獨秀將《對區白兩篇文章的批評》等文章交給了劉靜貞。 
  「區白」是彭述之化名,陳獨秀不同意他以「倒蔣」口號代替「打倒國民黨」口號。 
  當時,陳其昌、趙濟、蔣振東擠走了任曙,成立了托派新臨委。 
  格拉斯來了後,支持劉仁靜,從北京調來斯朝生、胡文華等人,陳獨秀知道後,說:「看來我不見他是對的。 
  托洛茨基和格拉斯保持密切接觸,1934年1月29日,托洛茨基給他寫信說:「目前,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列寧的書,其中將用大量的篇幅談到列寧這個人物及其思想在東方所發生的影響。 
  1934年1月30日上午8時,胡適離開北平去南京,參加基金會第八次董事會。 
  這中間,胡適去了一趟上海,10日從上海回來,在南京又呆了一天,和張慰慈、劉英士一起在益州吃了午飯,然後去地方法院看陳獨秀。 
  這天是臘月二十七日,身穿黑色長棉襖的陳獨秀,正在寫文章,反駁彭述之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革命的中心問題。 
  見到客人,陳獨秀高興地說:「你們怎麼到一起了?」 
  張慰慈放下手中的禮品袋,說:「我和英士一起看適之。 
  看著胡適,陳獨秀說:「好!好!富態了!」 
  胡適說:「你也不錯……大家都附和說「不錯」,其實,陳獨秀老多了。 
  胡適怪陳獨秀說:「你專心於學術多好,偏要當政黨領袖,結果……陳獨秀說:「你跟著蔣介石…… 
  只作一些研究,也不會被人鄙視的。 
  見兩人爭論,張慰慈、劉英士忙把話叉開。 
  陳獨秀於是換了話題說:「我準備寫自傳,已給汪原放去信。 
  胡適笑著說:「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寫傳記的。 
  陳獨秀說:「我的東西怕不好出。 
  葉楚愴處,你幫我說說話?」 
  葉楚愴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胡適說:「你放手寫,不必先求早出版。 
  如果此時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寫得不真實。 
  如果不真實,不如不寫。 
  放手寫,就是為後人留真相。 
  陳獨秀說:「你說得對!我就先儘管寫,不管出版的事。 
  回到北大,胡適和朋友說:「我真羨慕陳仲子,匍匐食殘李時,有許多閒暇著述。 
  陳仲子若脫離苦厄,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言談中,胡適深以為自己不如陳獨秀苦中之樂。 
  胡適走後,牢獄要陳獨秀寫字。 
  陳獨秀說:「隔幾日吧。 
  將牢獄打發走了。 
  以前給他們寫了不少,一個人家裡怎麼只掛一個人的字呢?後來才聽說,他們是把自己的字拿出去賣錢。 
  夏天,劉半農去內蒙調查方言,不幸感染上回歸熱,回北京死了。 
  北大為劉半農舉行追悼會時,胡適做了一副輓聯: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伙如今又弱一個;拚命精神,打油風趣,老朋友之中無人不念半農。 
  當時李小峰請魯迅寫篇文章紀念他,8月1日魯迅寫了《懷劉半農君》:「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裡的一個戰士。 
  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   
  魯迅:佩服陳胡(2)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 
  』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頭一年12月31日夜,魯迅寫《南腔北調·〈守常全集〉題記》,回憶李大釗,也提到陳獨秀:「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 
  這一年春天,魯迅寫《集外集·自傳》,還說:「1918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 
  7月21日,國民黨最高法院公佈,改判陳獨秀為有期徒刑8年。 
  減刑後,陳獨秀增加了風花秋月的興趣,他突然想找4個朋友各寫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掛在牆上,朝夕相對消愁解悶。 
  他最先想到的是章士釗。 
  劉靜貞(吳靜如)常到獄中探視陳獨秀,陳獨秀托她轉信給汪原放,再請汪原放交給章士釗。 
  與此同時,陳獨秀每日繼續寫文字學考證文字。 
  秋季,陳獨秀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他請汪原放交給章士釗。 
  《老子考略》或出版,或待價而沽,他請章士釗定。 
  他計劃寫《道家概況》、《孫子與儒家》、《古代的中國》等,出版一層,靠章律師幫忙。 
  此外,他打算寫《我的回憶錄》。 
  接到陳獨秀的信,章士釗冬天給他寫了一首詩,自己裱好了寄來。 
  詩云:「三十年前楚兩生,君時捫虱我談兵。 
  伯先京口長轟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壽裡過梅福裡,力山聲朵溥泉聲。 
  紅葉聚散原如此,野馬風欞目盡迎。 
  汪孟鄒來看陳獨秀,說:「行嚴的詩有些像你的『存歿六絕句』,盡談人世滄桑,讀起來有些悲涼。 
  陳獨秀說:「倒合我現在的心境。 
  士釗和曼殊不同,不愛文藝,而致力於政法,是個十足的官迷。 
  蘇曼殊1918年5月3日在上海廣慈醫院逝世,那年才35歲。 
  臨終前,蘇曼殊還在柳亞子、包天笑面前提到陳獨秀。 
  汪孟鄒說:「你現在閒居斗室,可還寫詩?」「寫了一些。 
  說著,陳獨秀從書架中抽出《金粉淚》詩。 
  其一云:「放棄燕雲戰馬豪,胡兒醉夢倚天驕。 
  此身猶未成衰骨,夢裡寒霜夜渡遼。 
  其二云:「要人玩耍新生活,貪吏難招死國魂。 
  家園興亡都不管,滿城爭看放風箏。 
  汪孟鄒連看了幾首,沒有看懂要害,見陳獨秀在一些詩後作了簡短的註腳。 
  諷刺一些黨國要人蔣介石、楊永泰、邵元沖、戴傳賢、吳敬恆、何應欽、陳公博、李石曾、張人傑、汪兆銘、孫科、胡漢民、陳濟堂、陳立夫等人。 
  汪孟鄒不敢看了,忙說:「你給我拿去,讓原放看看罷。 
  陳獨秀說:「拿去吧,不要傳出去。 
  陳獨秀知道,這些詩擺在這兒,不是好事。 
  臨走,汪孟鄒說:「年關過了,書店急待要些錢周轉進書。 
  陳獨秀答應找找柏文蔚想辦法。 
  汪孟鄒要仲翁注意身體。 
  兩年獄中生活,陳獨秀的胃病加重了。 
  原以為只是胃腸炎,結果一查,是12指腸及胃潰瘍,血壓也升高了。   
  要憶囹圄(1)   
  陳仲子陳獨秀減刑後,獄方同意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羅世凡兩人輪流照看陳獨秀。 
  兩人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羅世凡問陳獨秀:「習慣嗎?」陳獨秀和藹地說:「可以,還可以。 
  這是陳獨秀的口頭禪。 
  濮德治一次見陳獨秀寫字,說:「你的字我很喜歡,狂草、鄭板橋體,都有功夫,很像你的為人。 
  他和陳獨秀是親戚,陳獨秀母親姓查,和濮母親是堂姐妹。 
  查氏比濮德治母親大20多歲,陳獨秀比濮德治大20歲。 
  按輩分,他們是老表,實際上濮德治把陳獨秀看成長輩。 
  談到琴棋書畫,陳獨秀來了精神,說:「我的嗣父昔凡帶我到杭州曾子固家練了幾個月的字。 
  濮德治說:「我也臨過帖,總寫不好字。 
  「臨帖會流於笨拙,不臨帖又有肉無骨,要達到書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會內勁外秀。 
  陳獨秀說。 
  濮德治問:「你認為你的字如何?」陳獨秀說:「差得遠,許多年來我沒有寫字了。 
  1935年初,劉靜貞帶來了劉仁靜起草的《臨委緊要通知——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材料,認為陳獨秀、尹寬、劉伯莊、陳其昌等人建議參加宋慶齡、胡漢民、中國共產黨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是錯誤的。 
  陳獨秀請劉靜貞帶話給陳其昌,叫他來一趟。 
  1月15日,陳其昌到獄中,他對陳獨秀說:「李福仁、劉仁靜背著我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委,斯任書記,他們要我放棄意見,我堅決不同意。 
  陳獨秀說:「不同意是對的,李福仁什麼都不懂,是個毛手毛腳的小猴子。 
  」 李福仁罵陳獨秀是老機會主義。 
  陳獨秀寫了一封信給陳其昌、尹寬、斯朝生,叫陳其昌帶回去,上面說:「外國同志尚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 
  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 
  到了2月,李福仁、劉仁靜、斯朝生做出決定,開除了陳其昌、尹寬、陳獨秀的托派黨籍。 
  在此之前,他們寫信對陳獨秀提出警告,說陳獨秀、陳其昌、尹寬是「徹頭徹尾斯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 
  2月14日,胡適請段書貽轉一封信給陳獨秀,說《中國拼音文字》稿費已付賬,要陳獨秀修改後出版,並說商務還約了陳的其他著作。 
  同時將陳獨秀的《中國拼音文字》手稿稿件退來。 
  陳獨秀十分高興,該書寫於1928年,催過適之幾次,幾乎已無望了。 
  陳獨秀回信說:「我擬寫各書他們要麼?不知是順口應酬話,還是真話?」 
  他希望王雲五開一個內容大致範圍。 
  湖南軍閥何鍵聽說陳濟棠、鄒魯反對胡適在廣東演講, 2月9日致廣東當局電說:「胡適之造成的劫運,現在當然要轉移了。 
  這是多麼可喜的消息啊!」 
  陳獨秀希望胡適寫一篇紀實文字:「武人不足責,可歎者諸先知覺耳!」 
  「武人」指陳濟棠等人,「諸先知覺」指鄒魯輩。 
  但陳獨秀勸汪原放「不可冒昧邀胡」入股辦書店,認為胡是喜拿主見、不易合作之人。 
  一次,濮德治問陳獨秀:「你對蔡元培印象怎麼樣?聽說他救過你好幾次?」前年1月初,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替反動張目」為名對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指責他要求釋放陳獨秀「為清議所不直」。 
  民權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後,南京市黨部通電全國警告宋慶齡、蔡元培「妄保反革命及共黨要犯」,並對蔡、宋警告。 
  陳獨秀說:「孑民是一個忠厚的長者,這一點很像李大釗,在大節上,蔡校長能堅持真理。 
  『五四』運動時,他是帶頭辭職的。 
  陳獨秀判刑後,汪孟鄒重印《獨秀文存》,請蔡元培寫《前言》。 
  蔡元培說,「我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 
  夏天,美國記者伊羅生從中國到挪威奧斯陸見托洛茨基。 
  伊羅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教授,1932年參加民權保障同盟用這個名字。 
  1921年4月到過中國。 
  曾任《中國論壇》主編。 
  托洛茨基認為,「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 
  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 
  托洛茨基不知道,這時劉仁靜已經被捕,關在蘇州監獄。 
  聽到老托的意見後,陳獨秀寫信給陳其昌等人,建議陳其昌、趙濟、王文元3人成立托派臨委。 
  大熱天,陳獨秀突然想起研究太平天國史,寫信叫汪原放找材料。 
  聽說寫《太平天國廣西起事史》的羅爾綱在胡適家中幫忙,陳獨秀給汪原放寫信說,「很希望羅爾綱到南京一談」。 
  章希呂問胡適:「陳先生希望爾綱去南京,他準備去不?」胡適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努力研究吧!」 
  胡適記得陳獨秀當年議論義和團,一會罵拳匪,一會為之「曲說強辯」,所以仲甫不能研究史學。 
  但胡適不全盤否定陳獨秀。 
  這年「五四」前,胡適還說,「五四」運動,「是北京大學提倡的,譬如陳獨秀、李大釗,都是北大的教授」。   
  要憶囹圄(2)   
  夏末秋初,胡適為亞東與求益書社重印《新青年》題詞:「《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 
  與此同時,魯迅也經常提到「五四」時期和《新青年》。 
  8月14日,他寫《五論「文人相輕」——明術》說:「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彙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確也是這一流,形容恰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 
  除此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麼還留在大家的記憶裡了。 
  春天,魯迅寫《且二·〈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說:「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 
  南社的柳亞子這年吟詩,也提到舊友陳獨秀,其詩曰:「名揚畫虎惜行嚴,孤憤佯犯有太炎,要憶囹圄陳仲子,曼殊朋友定誰賢?」 
  4句詩分別指章士釗、陳獨秀、章太炎和蘇曼殊。 
  柳亞子問蘇曼殊生前最好的3位朋友中,誰最「賢」,一個「惜」,一個「佯」已排掉了兩「章」,一個「憶」字表明,在柳亞子看來,曼殊最賢的朋友是被國民黨關在獄中的陳獨秀。   
  劉海粟說:你偉大(1)   
  1935年秋天,剛從歐洲回國的劉海粟見到蔡元培、楊杏佛等人,他們想去看陳獨秀,又不便去,就委託劉海粟去。 
  蔡元培說:「你是無黨派,你去吧!」 
  通過段錫朋的關係,劉海粟拎著禮品袋到南京獄中看陳獨秀。 
  典獄長不認識劉海粟,劉拿出國民黨教育部政務處長段錫朋寫的條子。 
  典獄長忙客氣地說:「我帶你去!」 在一間單人牢房裡,穿著一件醬色毛線衣的陳獨秀正伏在桌上寫文章,案前到處是攤開的書。 
  劉海粟緊緊握著陳獨秀的手說:「你偉大!」留著短短鬍髭的陳獨秀面色看上去有些病容。 
  「你偉大,敢畫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 
  陳獨秀握緊劉的手。 
  典獄長見是劉海粟,湊著暄寒了幾句,告辭了。 
  劉海粟說:「蔡元培、楊杏佛向你問好。 
  「謝謝,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 
  提到蔡元培,陳獨秀嗟哦了半晌。 
  見牆上掛著裱好的章士釗的詩,劉海粟問:「聽說你閒居斗室,寫了不少字?」陳獨秀說:「許多年來我沒有寫字了。 
  劉海粟講了一下自己在法國舉辦畫展情況後,拿出一幅冊頁請陳獨秀題籤,說:「我去黃山,遇雨躲到文殊院,畫了這幅古松圖。 
  陳獨秀沒去過黃山,見畫上樹幹龜裂、簇葉盤丫,滿紙陰濃,讚歎道:「好松!好松!」說話功夫,陳獨秀已題好款:「黃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 
  劉海粟點點頭說:「好,有哲理。 
  陳獨秀嘴上說:「差得遠!」 
  想想提筆補了幾個字:「此非調和折衷於孤與不孤之間也。 
  題奉海粟先生 獨秀。 
  劉海粟見陳獨秀行書流暢,請陳獨秀寫幅字作紀念。 
  陳獨秀一時興起,也不客氣,大筆一揮道:「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他指著對聯,大聲說:「蔣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 
  劉海粟連連點頭說:「好!我收下了。 
  這次見面,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 
  12月3日,托派中央臨委開會討論陳獨秀的真正立場和托洛茨基關於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尹寬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 
  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 
  但是我們要判定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雖然如此,我們應當接受托洛茨基的陳獨秀提名,因為他的威望和影響力。 
  李福仁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 
  尹寬反對說:「我們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議,但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了陳獨秀。 
  投票結果,4票贊成,3票反對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寬反對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讓全體同志們批准。 
  12月下旬,胡適給湯爾和寫信,怪他1919年3月26日夜,和蔡元培、沈尹默、馬敘倫私下討論開除陳獨秀文科學長,從而導致陳獨秀後來左傾。 
  12月28日,湯爾和回信說,當時所以反對陳獨秀,是因為他與北大的學生同嫖一個妓女…… 
  引起憤怒,一時學校社會都盛傳這件事。 
  故陳獨秀不能再作大學師表。 
  見了湯爾和的信,胡適連連搖頭。 
  自己當時就詫怪: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為什麼學界領袖視為事實呢?視為鐵證呢?不錯,嫖妓是陳獨秀與夏浮筠都幹的事,但說陳獨秀「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既然沒有親眼所見,根據在哪裡呢?現在想來,不是很可笑嗎?顯然,當時外人借此攻擊陳,目的是攻擊北大新思潮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湯爾和竟不察。 
  湯爾和覺得,以陳獨秀當年的浪漫行為,放在大學,終嫌不類。 
  這就是自己的頭巾見解,至今猶自以為不錯。 
  此外,當時陳獨秀即便不分道揚鑣,以後接二連三的大刺激,胡適等人自由主義立場就不動搖了麼?第二天,湯爾和回信道:「為功為孽,兄自知之,無待弟之解釋也。 
  1936年1月1日,胡適出席千家駒和楊梨音女士的婚禮,並作證婚人。 
  第二天夜裡,胡適給湯爾和寫了回信。 
  不錯,沒有1919年的事,陳獨秀也必然會脫鉤而去的。 
  但若沒有3月26日夜的事,蔡、湯兩先生就不會給人感到,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了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 
  胡適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 
  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任何人,在西洋叫「公人」,都應該注意自己的行為。 
  另一方面,胡適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隱私做攻擊手段。 
  當年沈尹默、馬敘倫等人,就犯了此病。 
  事實證明,當年攻擊陳獨秀的人,後來都變成了「老摩登」…… 
  1936年夏天,托派陳其昌化名陳仲山給魯迅寫信,並寄去托派刊物《鬥爭》、《火花》,想拉魯迅支持他們反對毛澤東等提出的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主張。   
  劉海粟說:你偉大(2)   
  陳其昌當時已和尹寬、蔣振東、王文元、李福仁5人組成了托派臨委。 
  病重的魯迅在上一年12月18、19日寫《「題未定」草》,還提到陳獨秀,他說:「《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 
  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 
  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但他對陳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開信在報上登了出來,表示「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並嚴厲地說:「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陳獨秀聽說後,深怪陳其昌對魯迅發生幻想。 
  10月19日,魯迅去世了。 
  陳獨秀對濮清泉說,「我很佩服魯迅,他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國古典作家比呢?」 
  濮清泉問。 
  「怕還有一段距離。 
  陳獨秀認為,「五四」以後,魯迅算是一個知名作家。 
  濮清泉問陳獨秀:「先生可願為魯迅作一篇記念文章?」 
  「可以。 
  陳獨秀肯定地點點頭。 
  「但現在不行。 
  「你認為魯迅的作品好在哪裡?」 
  濮清泉問。 
  「有自己的東西,有自己的個性。 
  以我私見,魯迅先生的作品,還有他的弟弟周啟明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價值,就是因為他們不附和別人。 
  陳獨秀說。 
  「當時適之和守常爭問題和主義,他們為什麼沒有介入?」 
  濮清泉問。 
  「傾向還是有的,但他們始終有獨立的思想,不輕易附和別人的。 
  也是這個原因,《新青年》風波後,別人不來稿了,唯有周氏兄弟還來稿。 
  陳獨秀記得最困難的時候,魯迅還給他來稿。 
  社會上對魯迅有褒有貶,陳獨秀說:「我在黨內時,曾為他打抱不平,那時黨中一班人罵他一文不值。 
  現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 
  魯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個有文學天才的人。 
  他打算將來一定寫篇關於魯迅的文章。   
  究竟誰人是淺薄(1)   
  1936年12月中旬,監獄內氣氛十分緊張,獄卒如臨大敵,日夜值班。 
  聽說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西北軍扣住,陳獨秀像兒童過節一樣高興,他掏出錢,請人去打酒買菜,他對濮德治、羅世凡說:「今天我們好好喝一杯,我生平點酒不沾,今天要喝個一醉方休。 
  他想,蔣介石這回是死定了。 
  喝酒時,陳獨秀倒了一杯,倒在凳子周圍,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 
  他又倒一杯,說:「這一杯是為了延年、喬年兒,為父的為你們酹上這一杯。 
  說著,陳獨秀眼淚就流了下來。 
  接下來,陳獨秀與濮德治、羅世凡痛飲了幾杯。 
  12月26日夜裡,一陣爆竹聲將陳獨秀從夢中炸醒,監獄外鑼鼓喧天,一打聽,是蔣介石被放回南京了。 
  陳獨秀很悵然,再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他對濮德治說:「爆竹昨晚炸了一夜,從爆竹聲中,可以看出他有群眾基礎。 
  濮德治說:「是政府命令放的,小商小販不敢不放。 
  陳獨秀搖頭說:「不,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 
  隔日,陳獨秀精神稍好,他用心寫了一副對聯,「海底亂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 
  小兒子陳松年寒假來探監,陳獨秀對他說:「到了8年,我還不一定能出去。 
  他見陳松年低頭不語,又說:「我要出去馬上就可以出去。 
  他的意思是辦了手續就可以出去。 
  年底的一天,陳獨秀和濮德治談起中國哲學。 
  他認為,中國哲學有唯物論和唯心論,諸子百家多數屬於唯心論,如老、莊、孔、孟,但有一些是唯物論,如揚、墨、荀、韓非。 
  濮德治聽來聽去,發現陳獨秀很崇尚王充。 
  濮德治問:「你對馬克思主義是什麼看法?彭述之講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 
  陳獨秀很生氣,說:「扯淡!愚昧無知!馬克思主義不是全能的上帝。 
  彭述之是從蘇聯學來的。 
  蘇聯把人造成一個模型,不容別的做法,怎麼行呢?」蘇聯這一年槍斃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陳獨秀認為不像一個工人國家。 
  濮德治問:「蘇聯哲學和西方哲學比,看來你是欣賞西方哲學了?」「我比較過中西方文化,還沒有比較過蘇聯和西方哲學。 
  對蘇聯哲學,我是門外漢,讀得少。 
  不過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的書,我主張讀一讀。 
  西方哲學家中,我很贊成易卜生。 
  他說少數人永遠是對的,多數人永遠是錯的,這是至理名言。 
  陳獨秀欣賞的另一個西方哲學家是尼采,認為他是批評萬惡社會的哲人。 
  陳獨秀的書架上,有一本尼采著的《扎拉圖斯扎拉》,陳獨秀寫批注道:「此聲河聲也,洶湧澎湃,蕩盡人間污濁。 
  吳虞曾寄詩陳獨秀「新書還望獄中成」。 
  1937年4月,《東方雜誌》24卷五、六、七號連續刊載陳獨秀的《實庵字說》。 
  陳獨秀很高興,坐牢坐出了一片新天地。 
  國內正進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 
  大多數托派分子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在氏族的廢墟上產生了封建社會,秦漢以來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陳獨秀同意這些觀點,並在《實庵字說》中予以論證。 
  他認為,從文字形成和發展可以看到社會和國家的形式和發展。 
  濮德治問陳獨秀:「為什麼不寫大革命史?蔡和森、瞿秋白生前都寫了。 
  陳獨秀說:「寫大革命史要資料,那一年國際要我去莫斯科,如果去了,很可能就寫了。 
  提到大革命史,濮德治問:「南陳北李,你比北李如何?」陳獨秀十分欽佩地說:「差之遠矣,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沉默了一會,陳獨秀感歎地說:「守常生平言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濮德治很少聽到陳獨秀這樣讚揚朋友,說:「你自謙吧?」 
  陳獨秀說:「真實言語,毫無虛飾。 
  見陳獨秀情緒好,濮德治壯膽說:「郭沫若講你是行家前輩,又說你在獄中看不到書,孤陋寡聞。 
  陳獨秀說:「郭沫若有些方面有天分,別人看來神奇和不可理解,正是他有卓見的地方。 
  但郭沫若也有淺薄的地方。 
  他說我在獄中看不到書,也不完全對,有些東西,是研究方法問題。 
  他反對文字學研究拘泥於許慎、段玉裁說文解字。 
  這時,江蘇南通的一位程老先生來探監,陳獨秀十分高興。 
  這位程老先生也是位酷愛訓詁、音韻學的小學家,年初在《東方雜誌》上看到陳獨秀寫的《荀子韻表及考釋》,3月份又看到《實庵字說》,慕名而來。 
  一回生、二回熟,程老先生就成了陳獨秀特殊的客人。 
  頭幾次談話,程老先生表示贊成陳獨秀意見。 
  這天兩人談到「父」字時,爭了起來。 
  陳獨秀說:「父畫一個人,以手執杖,指揮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說:「先生錯了,『父』是一盆火,教人炊飯。   
  究竟誰人是淺薄(2)   
  陳獨秀聽了不高興,因為陳獨秀考慮到氏族社會父權大,以此論證社會發展史一個階段,程老先生反駁他,等於推倒了他的學說根基。 
  程先生說陳獨秀「不通」,陳獨秀則回報「淺薄」。 
  見鬧起來,濮德治忙上前勸解,陳獨秀換了語氣說:「是我不好,太認真。 
  程老先生見陳獨秀講和,也轉怒為喜。 
  事後,濮德治謅了幾句打油詩:「一曰執杖一曰火,二翁不該動肝火,你不通來我不通,究竟誰人是淺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異日爭論平心氣,幸勿動怒敲腦殼。 
  後來陳獨秀答應向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推薦程老先生去教文史。 
  隔日,濮德治對陳獨秀又說:「以你的政治家身份和外文基礎,你應該讀點馬列原文。 
  陳獨秀說:「我怕翻字典,現在血壓高,耳鳴眼花,日文可以看書,可是馬列書都不是日文,日本沒有出什麼大思想家,英文有原文,你把書中生字查出來,我就讀。 
  他認為,中國現在的翻譯還不行。 
  林琴南主張意譯,胡秋原主張直譯。 
  意譯也不是隨心所欲,直譯也不是機械硬套。 
  一次陳獨秀看胡秋原翻譯「馬克思主義在三層樓上展開」,百思不解,後來查看日文原文,原來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濮德治聽了哈哈大笑,陳獨秀也笑了起來。   
  出獄(1)   
  1937年7月初,汪原放去北平經南京,到「一監」看陳獨秀。 
  上一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陳獨秀約稿,兩人見過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 
  汪原放說:「陶亢德寫了幾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寫出自傳。 
  陶亢德是《宇宙風》雜誌主編。 
  陳獨秀搖著扇子說:「許多朋友要我寫自傳,那一年我在江寧候審,高語罕就寫信叫我寫,到底是你叔叔膽子小,不能即時印行。 
  汪原放笑了一下,說:「記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沒有答應?」「群益公司開出稿費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條件優厚,我沒有答應。 
  我對群益公司不放心。」陳獨秀說。 
  十幾年前,為了《新青年》,陳獨秀和群益公司差一點打官司。 
  「適之也望你寫自傳。 
  汪原放說。 
  陳獨秀說:「適之生活尚有東西可寫,我的生活實在無文學性,枯燥得很。 
  但他答應給陶先生去信。 
  談話期間,陳獨秀給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寫信,請他保釋關在中央陸軍監獄的鄭超麟。 
  陳獨秀寫道:「前承盛意,致函軍政部請釋中央陸軍監獄鄭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 
  傾據人云,此事非有先生親筆信,恐難生效。 
  不審先生已完全康復,能為鄭生作一短函否?聞該監獄中近來保釋之人頗多,酷暑中續求,惶恐無似。 
  以前陳獨秀寫過一封信,蔡元培給軍政部寫了一封保釋信,但沒有結果。 
  寫好信,陳獨秀請汪原放轉給蔡元培。 
  陳獨秀寫信時,汪原放抬頭看了看牆上掛的幾幅字,說:「仲叔,你給別人題了那麼多字,聽說何應欽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給我題一幅吧。 
  陳獨秀便懸腕揮毫:「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迫害天才。 
  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獨秀書於金陵。 
  陳獨秀放下筆,歪頭看了看,從抽屜裡拿出章蓋了。 
  觀賞了幾遍,陳獨秀又提筆寫《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詩中有「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句。 
  說話功夫,墨跡已干。 
  汪原放等陳獨秀收好筆硯,又談了一會,看天色已晚,歡歡喜喜地告辭出門。 
  陳獨秀將汪原放送出門,神情有些黯淡,他們沒有想到,這是最後一面。 
  蔡元培是個有求必應的大好人,見到汪原放帶來陳獨秀的信,蔡元培小心的關起房門,問起陳先生的健康和生活。 
  汪原放告訴他:陳先生身體還好,沒有大病。 
  蔡元培放心了,他沒有對信上的話發議論,認真的看了汪原放代擬好的給軍政部長何應欽信後,默默的簽了字。 
  7月8日,陳獨秀給陶亢德去信:「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至『五四』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7月16日,陳獨秀起筆寫自傳。 
  幾天裡,平生往事奔騰而來,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7月25日,花了10天時間,陳獨秀寫了《實庵自傳》前二章,約一萬字。 
  月底,陳獨秀寫信告訴陶亢德,《自傳》前二章寫好了,即第一章「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 
  濮德治、羅世凡都喜歡看《實庵自傳》,說寫得不錯。 
  「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後,陳獨秀對濮德治、羅世凡說:「我們要麼被解決,要麼提前釋放了。 
  8月中旬,日寇飛機轟炸南京,轟轟隆隆的爆炸聲使監獄裡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8月15日起,日軍飛機每天都要轟炸南京。 
  老虎橋監獄也被炸,一顆炸彈將監獄裡一間房屋頂炸塌。 
  陳獨秀慌亂中躲到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嘩嘩往桌子上掉。 
  事後濮德治跑了過來,見陳獨秀在拍身上的灰,忙問:「沒有事吧?」陳獨秀說:「沒有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陳仲凡來獄中探監,發現監獄被炸,說:「我去找一下胡適,商量一下先幫你保釋出來。 
  陳仲凡是陳獨秀在北大時的學生。 
  「七七」事變後,周恩來與蔣介石在廬山就第二次國共合作舉行了會談,「國防參政會」參議員胡適也參加了廬山談話會。 
  陳仲凡找到胡適後,興沖沖來告訴陳獨秀,說:「我和胡適、張伯岑找了政府,他們同意保釋,但要你寫『悔過書』。 
  陳獨秀生氣地說:「我要是寫悔過書早就出來了。 
  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陳仲凡勸陳獨秀說:「現在寫悔過書,只是個形式,給政府一個台階,和過去寫不一樣。 
  陳獨秀搖頭,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 
  8月19日,汪精衛給住在南京教育部內的胡適寫了一個便條:「適之先生惠鑒:手書奉悉,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 
  敬復, 並頓著安 弟汪兆銘頓首 8月19日。 
  隔日,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國民黨司法院院長居正「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 
  公文說:「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寬大。   
  出獄(2)   
  林森立即批示:「呈悉,應予照準。 
  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 
  仰即轉飭知照,此令。 
  司法院當天給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發出「訓令」說:「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 
  8月23日,星期一,處暑。 
  監獄方面告訴陳獨秀,國民政府已同意將他減刑釋放。 
  在獄中呆了2084天後(5年差53天)的陳獨秀一時茫然無措,潘蘭珍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典獄長和幾個獄卒來賀喜,見濮德治、羅世凡、潘蘭珍、陳松年都在屋裡,客氣了幾句,就退出去了。 
  中午,國民黨調查統計局處長丁默村(丁竹青)去獄中接陳獨秀。 
  丁默村當年從事早期社會主義活動,加入過共青團,後來當了中統特務。 
  丁默村希望陳獨秀出獄後住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10號)。 
  陳獨秀說:「不妥,我出獄後,必招來社會輿論,不如還我原來面目,做一個平民好。 
  這時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來獄中,請陳獨秀住到他家中,陳獨秀連忙答應了。     
  第十章 晚年(1937.8-1942.5)   
  山重水復(1)   
  在傅斯年家,陳獨秀見《大公報》發表的短評《陳獨秀減刑了》有「深知悔悟」句,1937年8月25日給申報館編輯部寫了一個短函說:「愛國誠意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 
  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這天,胡適來看陳獨秀。 
  59歲的陳獨秀眼光遲頓,明顯衰老了,但態度謙和多了,和以前判若兩人。 
  陳獨秀說:「這次出獄,又給你增加麻煩。 
  胡適問陳獨秀下一步打算。 
  陳獨秀說:「這一把老骨頭,真不知還能幹什麼事呢?」 
  「我覺得仲甫可以進『國防參政會』,現在國難當頭,正是用人之際,中正、兆銘都有此意,我現在也是國防參政會參議員,仲甫若進來,我們又可以轟轟烈烈在一起干了。 
  胡適一面吸煙,一面笑嘻嘻地說。 
  陳獨秀搖了搖頭,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適見陳獨秀提到陳延年、陳喬年之死,知道陳獨秀是說內心話,叫他和蔣、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 
  見胡適默不作聲,陳獨秀也有所悟,便換了語氣說:「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胡適走後,傅斯年和陳獨秀談到目前的戰爭,有些悲觀,說:「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 
  陳獨秀勸他不要悲觀,說:「『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的黑暗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 
  傅斯年不得不佩服這位老鬥士,坐了5年牢,還這麼樂觀。 
  一天,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見陳獨秀,說:「中正很關心你,我向他建議,由你再組織一個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給你們10萬元經費和5個名額,你看如何?」陳獨秀說:「以前我主張開國民大會,主張參加國民參政會,是從獨立的共產黨出發,現在叫我再成立一個共產黨,在別人縫隙中過日子,那完全成了裝點門面。 
  朱家驊見陳獨秀話很硬,坐了一會就走了。 
  8月下旬,羅漢來見陳獨秀。 
  陳獨秀被捕時,羅漢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脫。 
  此後躲到蘇州一家私營漆染廠做事。 
  抗戰爆發後,經上海到南京。 
  他對陳獨秀說:「陳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領導反對派工作。 
  陳獨秀搖頭,說:「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麼名堂。 
  羅漢又說:「我到南京後,見到了葉劍英,葉叫我根據我知道的情況,開個保釋名單。 
  陳獨秀立即來了精神,兩人又撿起5年前的話題。 
  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陳獨秀、羅漢、彭述之3人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聯合抗日,沒有得到回音。 
  陳獨秀問:「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對我們怎麼樣?」羅漢說:「很好,沒有反對情形。 
  陳獨秀沉吟半晌,說:「你再和葉劍英談談,看看他們是什麼意思。 
  他不知道,此時,在延安寫《矛盾論》的毛澤東寫道:「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 
  8月29日,和鄭超麟一起關在軍人監獄的賀賢深(何資深)已經放出去9天了。 
  這天早晨,中央軍人監獄教誨所所長沈炳銓對鄭超麟說:「蔡元培寫信給何應欽保釋你,何應欽已經批准,但不需要保釋手續,你今天就可以出去。 
  鄭超麟不知道是陳獨秀找的蔡元培,蔡元培找了何應欽。 
  何開始在其信函上批道:「此老愛管閒事,相應不理可也。 
  陳獨秀出獄後,8月25日,何應欽改變念頭,復函蔡元培,「通知本人覓保保出監就醫矣」。 
  見到鄭超麟,陳獨秀很傷感,說:「你還好?」鄭超麟搖搖頭:「一身病,想到安徽鄉下養病。 
  這時,彭述之、羅世凡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慶老家。 
  「去不去上海?」鄭超麟問。 
  陳獨秀搖搖頭,說:「反對派的活動,不會有結果。」晚上,陳獨秀和潘蘭珍睡床上,鄭超麟夫婦睡地板,4人連夜長談。 
  第二天,陳獨秀送鄭超麟出門,走了很長一段路。 
  陳獨秀心裡清楚,兩人從此各奔前程,很可能見不上面了。 
  從街上回來,潘蘭珍老遠就喊:「包先生來了。 
  陳獨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帶快了腳步。 
  包惠僧是國民黨內政部參事。 
  中午,陳獨秀、潘蘭珍留包惠僧吃飯,包惠僧問:「傅先生呢?」潘蘭珍說:「前幾日這裡炸了,傅先生見這裡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問:「你們住在這裡行嗎?」陳獨秀說:「可以,還可以。 
  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獨院,想接陳獨秀夫婦去住。 
  陳獨秀說:「不去了。 
  哪兒住都一樣,常見面就可以了。 
  隔日,陳獨秀、潘蘭珍搬到陳仲凡家。 
  陳仲凡將樓上騰出,讓陳獨秀、潘蘭珍住。 
  在陳仲凡家,陳獨秀上街買來宣紙,抄了岳飛《滿江紅》一段,「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山重水復(2)   
  上款題:「贈惠僧老兄」,落款「獨秀」,等墨跡干後,陳獨秀換了一件深青色對襟褂子,用報紙夾了剛著墨的宣紙,到了莫愁路包家。 
  包惠僧見陳先生來了。 
  忙叫妻子夏松雲去做飯。 
  談話時,包惠僧說:「聽佛海說,胡適推薦你去一家美國圖書公司寫自傳?」陳獨秀說:「我生活簡單,不用去美國。 
  我也怕見生人。 
  胡適去美國前,請人捎信給陳獨秀,問他可願意去美國寫自傳。 
  當時美國一家圖書公司看中了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自傳》前兩章。 
  陳獨秀不去,還因為外語不行,身體也不好。 
  老頭子坐了幾年牢,大約是怕見生人。 
  周佛海請陳獨秀參加「低調談話會」,好說歹說,總算把陳先生勸去了,陳先生去了以後,一言不發。 
  問到他,他才應付地點點頭。 
  談到今後,包惠僧說:「聽潘蘭珍說,蔣介石答應你當勞動部長?」陳獨秀說:「適之、佛海還叫我參加『國防參議會』呢。 
  我怎麼能答應呢?蔣介石的雙手沾滿了我們同志的鮮血,我的兩個兒子也死在他手裡,我和蔣介石不共戴天。 
  他叫我當勞動部長,參加國防參議會,真是異想天開。 
  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包惠僧勸陳獨秀趕快離開南京,這幾天日本飛機轟炸更緊,碼頭上早已水洩不通。 
  陳獨秀本來想等羅漢回來,聽聽延安消息。 
  但南京氣氛越來越緊張,陳獨秀決定去武漢再說。 
  臨行之前,陳仲凡贈詩給陳獨秀,詩云:「荒荒人海裡,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 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馴。 
  陳獨秀寫了《和玄兄贈詩原韻》:「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 
  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回延安的三個條件(1)   
  1937年9月12日,陳獨秀、潘蘭珍拎著大包小箱,擠在逃難的人群中登上開往漢口的輪船。 
  在船上,陳獨秀思考寫一本抗戰小冊子。 
  包惠僧是武漢人,在陳獨秀動身前給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請他關照陳獨秀。 
  又給同學程仲伯寫信,請他去碼頭接陳獨秀。 
  何成浚請公安局長蔡孟堅照顧陳獨秀,這蔡孟堅不是別人,1931年,正是蔡孟堅打開顧順章缺口,追捕錢壯飛,逮捕誘降向忠發,導致惲代英、蔡和森、柔石、馮鏗、殷夫等20多人被殺。 
  蔡孟堅見到陳獨秀就盤問起來,弄得陳獨秀很不高興。 
  蔡孟堅走後,陳獨秀大怪包惠僧辦事不牢。 
  這時武昌一個姓蘭的慕陳獨秀名氣,接陳獨秀、潘蘭珍到他家住。 
  陳獨秀給耕野(汪孟鄒)寫了一封信,叫他來信寄武昌城內雙柏廟後街26號陳仲甫收。 
  幾天前他叫汪孟鄒來信寄到武昌武漢大學王撫五校長收轉。 
  10天功夫,陳獨秀兩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鄒收到沒有。 
  陳獨秀給汪孟鄒寫信,是因為亞東是陳獨秀主要經濟來源。 
  上海《東方雜誌》、《宇宙風》雜誌給陳獨秀的稿費,也是由亞東轉給陳。 
  收到陳獨秀的信後,汪孟鄒寫信和陳獨秀商量,由亞東圖書館出《實庵自傳》單行本,先將《宇宙風》刊出的前兩章印出來,等陳獨秀抓緊時間寫出其餘部分,再出全本。 
  陳獨秀滿口答應了。 
  陳獨秀搬到雙柏廟後街26號不久,羅漢風塵僕僕地找上門來。 
  羅漢8月底啟程,在傅厚崗葉劍英、李克農手中領了路費及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介紹信,和李俠公於9月2日到西安後宰門旁邊的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 
  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是林伯渠,兩人是熟人。 
  羅漢北伐時任四軍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時四、六軍配合過。 
  經過長征,林伯渠頭髮鬍子幾乎全白了,但身體很硬朗。 
  林伯渠說,「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見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內的歷史,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 
  說到這裡,林伯渠皺了皺眉頭,說:「只是脾氣太倔。 
  羅漢問:「陳先生想回延安,能讓他去麼?」 
  「仲甫能否回延安,關鍵在他自己,如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 
  林伯渠說。 
  「仲甫與黨中央有過爭論,我擔心延安不讓他回去。 
  羅漢吞吞吐吐地說。 
  林伯渠安慰他說:「仲甫曾經站在時代前頭,我希望他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無需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 
  「聽林主席這樣一說,我就放心了。 
  羅漢笑道。 
  「現在山洪爆發,我一時去不了延安……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說,「此事須黨中央拿意見,我即給延安拍電報,請示中央,你稍住幾天」。 
  林伯渠給延安電報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獄,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 
  弟意中央為集中整個力量著眼,可聯合他們回黨工作。 
  七賢莊以前是外國人經營的旅館,有幾座西式庭院,又寬敞又安靜,羅漢便和李俠公住了下來,等候延安回電。 
  當晚,剛從太原來陝的王若飛來看羅漢,他說:「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則可隨同南下去晤獨秀一次。 
  王若飛在「六大」上提名陳獨秀為中央委員,被否決。 
  大會後,留在莫斯科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 
  1931年回國,被國民黨逮捕,幾乎和陳獨秀同時放出,此時任陝甘寧邊區宣傳部長。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電報後,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給林伯渠發了一個電報,提出陳獨秀回黨工作的3個條件: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 
  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見到中共中央電報後,羅漢打道回寧。 
  到南京後,才知道陳獨秀去了武漢。 
  在傅家崗,羅漢見到了博古、葉劍英。 
  他們告訴羅漢,陳獨秀去武漢前,和葉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以後又和葉劍英單獨談過一次,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博古說:「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為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出任何具體結果。 
  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適宜,因為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都有鬧翻的危險。 
  不如候周恩來南下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者會圓滿些。 
  且不久必武會回武漢,他自然和獨秀先行交換意見。 
  博古30來歲,自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至遵義會議,任中共中央總負責。 
  聽了羅漢的前後敘述,陳獨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項條件」,說:「前一條我已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 
  說著,陳獨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寫到:「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   
  回延安的三個條件(2)   
  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陳獨秀曾請包惠僧將聲明交《中央日報》總編輯程蒼波,他答應幫忙,但沒有刊登。   
  武漢抗日演講(1)   
  1937年10月2日初的一天,華中大學學生會的許俊千和同學焦傳統找到陳獨秀住的四合院,穿著旗袍的潘蘭珍開了門,問:「找誰?」 
  許俊千說:「要見陳獨秀先生。 
  說著,將同學會的邀請信遞了上去。 
  潘蘭珍看了說:「呵,你們是大學生。 
  說著,請客人到天井旁邊一簡陋的書房等候。 
  一會兒,陳獨秀來了。 
  許俊千和焦傳統起來向陳獨秀鞠躬。 
  陳獨秀笑嘻嘻的,伸手讓坐。 
  陳獨秀頭髮灰白,背有點駝,一口安慶地方話。 
  聲音也不大洪亮,但態度謙和。 
  許俊千道出了來意後,陳獨秀低頭沉思了一下,點頭答應了。 
  因為離學校只有幾百米,約定了演講的日期後,客人告辭出門。 
  10月6日早晨,許俊千和焦傳統到了陳獨秀家,陳獨秀穿了新的綠色長袍、布鞋。 
  潘蘭珍整理了一下陳獨秀的衣領,對許俊千兩人說:「同學們慢走。 
  怕其他人圍觀,許俊千和焦傳統帶陳獨秀走女生宿舍後側進了武昌華中大學大禮堂。 
  這天,武漢文化界也想邀請陳獨秀去演講,陳獨秀因和華中大學事先約好,推辭了。 
  陳獨秀上了講台,掌聲不絕。 
  窗前門後,都擠滿了人。 
  陳獨秀說了一聲「大家好」,開始了《抗日戰爭之意義》的演講:「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 
  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於膚淺了,一般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明瞭更深的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 
  陳獨秀的講話,不斷的引起熱烈的掌聲。 
  結束時,許俊千等人請陳獨秀走後門回家。 
  在校園,陳獨秀精神很好,留連忘返。 
  到了家,潘蘭珍請許俊千等進去坐,許俊千見陳獨秀的書桌上有紙筆,想請陳獨秀題字,但又不好開口。 
  出門時,還是忍不住說了。 
  陳獨秀滿口答應,說:「你去弄點宣紙來。 
  許、焦二人在外面買了兩張宣紙,並在小紙上寫了「敬求大筆,賜乎俊千」字樣。 
  陳獨秀囑他過兩天來取。 
  焦傳統也留下了名字。 
  陳獨秀給許俊千題了「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給焦傳統題了四字橫聯。 
  他們來拿書法作品時,陳獨秀談到,中國的歷史書太少,只有夏曾佑編的《中國史》上下冊可讀。 
  畢竟坐牢久虧,從華中大學演講回來,陳獨秀就病倒了。 
  雙十節前一日,淅淅瀝瀝下起雨來,雨水順著屋簷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 
  這時一位陌生的年輕人撐著雨傘敲門,見潘蘭珍開門,忙拿出名片說:「我是《抗戰》週刊記者,想採訪陳先生。 
  躺在床上的陳獨秀見記者上門,忙穿衣起床。 
  記者說:「明天是國慶節,所以今天冒雨來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陳獨秀笑著說:「不妨,不妨,難得雨中來客。 
  問了一些集中現金、徵集壯丁問題後,記者問:「聽說陳先生要辦一個刊物,確否?」陳獨秀說:「沒有這個意思,現在各派雜誌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辦刊物呢?」「報紙上說,陳先生今後要去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是不是呢?」「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做官,但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的。 
  「明天是國慶日了,陳先生準備發表一點東西嗎?」陳獨秀說:「武漢日報約我寫一篇國慶論文。 
  打算只寫幾百千把字就夠了,這個時候,沒有人願意看長文章。 
  記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點鐘,起身告辭,說:「我還要過江。 
  10月15日,陳獨秀恢復了一點精力,到漢口青年會講演《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勝利》。 
  在這次演講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對唯武器論。 
  《掃蕩報》刊登了陳獨秀在華中的講演稿後,有關方面下了禁令「暫緩登載」。 
  陳獨秀演講熱情不減,他打算請亞東圖書館出版《我對於抗戰的意見》小冊子。 
  在漢口青年會講演後,羅漢偕董必武來見陳獨秀。 
  談到「三個條件」,董必武說:「我勸你還是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書面檢討,回黨工作。 
  」陳獨秀說:「回黨固我所願,唯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董必武見陳獨秀任性,不好再勸。 
  事後,陳獨秀寫了關於抗戰的七條綱領交給羅漢,請他去南京。 
  羅漢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葉劍英。 
  博古說,陳獨秀的抗戰七條綱領和中央路線並無大的分歧,但根據中央電報,陳獨秀還要有一個書面檢查。 
  閒時,陳獨秀給濮德治寫了幾封信,說:「我無時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鄉非久留之地,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也。 
  濮德治將家裡安頓好了後,11月中旬來到武漢,在武昌雙柏巷找到了陳獨秀。 
  陳獨秀見濮德治來了,十分高興。 
  遞了《宇宙風》49期給他看,上面有《實庵自傳》廣告,稱之為:「傳記文學之瑰寶。」陳獨秀說:「現在亢德又來信催我要稿,怪我沒有按時寫下文。   
  武漢抗日演講(2)   
  他抱怨說:「一日幾千字我也不願意。 
  現在市場壞書充斥,都是一日趕幾千字人造出來的,有誰看啦?」談到上海那一班人,陳獨秀將羅世凡、孫煦、陳其昌等人來信給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說:「他們對羅漢意見很大,擔心你與斯大林派合作?」「與斯派合作,原則上是可以的,他們這些人,亂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理論,現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對。 
  世凡、其昌不對,超麟更不對。 
  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陳獨秀越說越氣。 
  「彭述之沒有來信?」「老彭這個人,即使和我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 
  還有長子。 
  陳獨秀說。 
  濮德治知道,「長子」(尹寬個子矮,綽號長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熱。 
  「他們對你似乎很失望。 
  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陳其昌的信。 
  陳獨秀說:「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絕對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羅生信:「關於馬林與陳獨秀之間(關於中共加入國民黨)的爭論。 
  你確實是袒護馬林而沒有公平對待陳獨秀了。 
  一天,陳獨秀對濮德治說:「聽說羅章龍在河南大學教書,你去一趟鄭州,看看羅可願意出來,我們一起合作還可以幹點事。 
  羅章龍1931年1月因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與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開除黨籍。 
  在這之前,羅章龍、何孟雄等人曾發起「調和派運動」,其中也反對開除陳獨秀黨籍。 
  濮德治去鄭州回來說,羅章龍致力於教學,無意搞政治活動。 
  他房間有一個摩登女士,兩人像是談戀愛。 
  陳獨秀說:「差不多了。   
  「托匪漢奸」案(1)   
  1937年12月,剛出獄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漢,住到雙柏巷陳獨秀家中。 
  陳獨秀曾托人到國民黨中統局打聽王文元被捕後的下落。 
  王文元來了後,常和陳獨秀、濮德治談論局勢。 
  王文元提出辦刊物,陳獨秀不同意,說:「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拋棄,必須採取新的方法。 
  陳獨秀主張和第三黨、救國會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觸,組織一個聯合戰線。 
  不擁國,不阿共,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 
  當時,譚平山、朱家驊想拉陳獨秀組織第三黨,但陳獨秀不願受人擺佈,沒有同意。 
  提到組織聯合戰線,濮德治想起陳獨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風》52期上《我對於魯迅之認識》文章,陳獨秀認為魯迅並不根本反對聯合戰線政策,但反對與土豪、劣紳等都一概聯合。 
  當時宋哲元部下179師師長何基灃在漢口養傷,陳獨秀計劃讓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灃軍隊做政治工作。 
  何基灃很尊敬陳獨秀,見面執弟子禮。 
  他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準備帶王凡西到師部,平漢路的車票已經買了,不料動身前夜,何基灃被免職,3人計劃落空。 
  與何基灃聯合的計劃失敗後,王文元、濮德治熱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吳甲原到陳獨秀家,看同鄉王凡西。 
  吳甲原是個畫家,他請陳獨秀題字,陳獨秀便寫了「公理沒有強權,便是無力的廢物;強權不講公理,終於崩潰。 
  題贈甲原先生」和吳甲原同來的青年,也乘機請陳獨秀賜墨寶。 
  陳獨秀有求必應,寫了不少字,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寫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時,羅漢從宜興逃難到武漢。 
  他贊成陳獨秀獨樹一幟的「聯合戰線」思想,鞍前馬後為之奔波。 
  就在這時,王明、康生在報刊上講陳獨秀、羅漢是日本間諜。 
  兩人大吃一驚。 
  11月29日,王明從蘇聯飛抵延安,到延安後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稱「日寇偵探機關…… 
  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 
  半個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希望他「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 
  於今,《解放》的調子突然轉了180度。 
  羅漢也疑惑,在南京時,周恩來曾告訴他,「在中國托派中,陳獨秀和你是主張抗日的。 
  贊成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們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與他們有關的政治局會議。 
  會上談到中共中央提出的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三項條件,王明反對說:「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針對「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駁,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 
  陳獨秀他們是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殺人犯…… 
  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當時,蘇聯正在審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蘇聯聯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剛創刊的《新華日報》及《群眾》、《解放》雜誌突然登出許多文章,說陳獨秀是「托匪漢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偵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週刊29、30期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事實」:「1931年『3·18』事變…… 
  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貼,待有成就後再增加之。 
  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了…… 
  美國的托匪格拉斯…… 
  聯合著陳獨秀、彭述之、羅漢……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組織…… 
  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 
  這無怪魯迅先生痛罵陳獨秀等托匪是有悖於中國人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報》、《武漢日報》發表信函,為陳獨秀鳴不平。 
  信上說,「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 
  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為表白。 
  第二天,《掃蕩報》也將此信轉載。 
  《新華日報》發表了「幸之」的短評,駁斥王星拱等人來信,謂「此風不可長」。   
  「托匪漢奸」案(2)   
  林庚白看了報上的信,發現與原來簽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為新文化運動起見,」現在成了「為正義為友誼。 
  於是林庚白去信《新華日報》,提出對該信不負責任。 
  民主人士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上漢奸的帽子。 
  《新華日報》發表了一個短評《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說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為為斷」。 
  陳獨秀看了這個評論,十分氣惱,原來是這樣定我為漢奸的呀!他對羅漢說:「他們見我不跟他們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講道德。 
  當晚,陳獨秀寫了一封《給〈新華日報〉的信》,信上怒氣沖沖,《新華日報》拒絕發表陳獨秀的信。 
  在其短評《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中,有「我們再一次坦白聲明,陳獨秀現在還是否托派漢奸,要由陳獨秀本人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的話。 
  陳獨秀把他給《新華日報》的信寄給了《掃蕩報》,後者於3月20日刊出。 
  陳獨秀在信中說:「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 
  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當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失;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 
  中國是否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 
  最後他質問康生等人:「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是這樣嗎?!」次日,《新華日報》發出短評說:「以曾經是中國托派首領身份的陳獨秀,聲明他今天未參加漢奸黨派…… 
  在托派漢奸已經成為全國人民公敵時,陳獨秀有這種表示,足見其尚有羞恥之心,這是值得贊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願意起來反對他過去的夥伴和部屬,不願意起來反對那些喪盡天良的托派漢奸,而且還力為洗刷辯護…… 
  不能掩飾陳獨秀的不願反對日本間諜的托派漢奸的本意,這首先是因為陳獨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與托派漢奸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同時,《新華日報》刊出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敘述了他們3次和陳獨秀會見的經過。 
  說明陳獨秀始終不願公開表示脫離和反對托派的情況。 
  於是,陳獨秀將去年11月21日給陳其昌的信公開發表。 
  《新華日報》沒有立即做出什麼反應。 
  戰爭陰影下的武漢報紙,因陳獨秀是否漢奸鬧劇,熱鬧了一陣子,終於安靜了。 
  4月,徐特立約何之瑜(何資深)從長沙到漢口,調解這場筆墨官司。 
  這期間,周恩來也托人到陳獨秀寓所,勸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 
  徐特立來看他說:「事情是解決了的。 
  4月8日,陳獨秀給長沙化名賀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既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在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誣蔑…… 
  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 
  何之瑜2月初寫信邀陳獨秀避住長沙,陳擔心鄉間土匪多,寫信稱「湖南非樂土」,沒有答應。 
  因為康生文章中幾次提到羅漢有漢奸行為,羅漢寫了一封《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4月24日在漢口《正報》發表,他在信上說:「康生君一文,真可謂極盡誣蔑造謠之能事…… 
  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謂廉價之高峰…… 
  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先生們,你們只管造謠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此事後來傳到晉察冀阜平聶榮臻的司令部,蕭克對聶榮臻說:「康生在延安發表過一篇文章,說陳獨秀是漢奸,每月從日本人那裡領取300塊大洋。 
  聶榮臻沉默了一下,說:「陳獨秀是300塊大洋能買到了的嗎?」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陰曆三月三,張國燾以祭黃陵為名,逃向漢口。 
  中共中央於4月19日發出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提到張國燾脫黨前「曾見過陳獨秀一次」,在黨外去尋找反黨的同盟者。 
  看到報紙的當天,陳獨秀給賀松生(何之瑜)寫信說,「張特立到武漢事,你們想已在報上看見(今天的新華及大公),我並未遇見他,有人造謠他已來見我,真可笑」。 
  但幾天後,張國燾在漢口公安局長、特務蔡孟堅的幫助下,找到了搬到漢口德潤裡的陳獨秀。 
  10多年沒有見面,又都是被中共開除黨籍之人,兩人免不了唏噓一番。 
  張國燾富態多了,肥頭大耳,腆著肚子。 
  但氣色不好,鬆鬆塌塌的方臉膛看上去很疲憊。 
  陳獨秀說:「你不是一直幹得很好嗎?」張國燾長征到達延安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張國燾唉聲歎氣,將長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說了一遍,接著說:「現在王明回來了,我的日子更不好過,和軟禁一樣。 
  聽說張國燾投靠老蔣,陳獨秀頓生反感。 
  嘴裡有一句沒一句應付張國燾。 
  張國燾仍然興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黨事。 
  陳獨秀說:「我以前就說過,你我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人。 
  成立一個黨不是容易事,我們當時費了那麼大的勁,現在看來,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黨,我們再搞,能搞得比毛澤東現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沒信心?」「沒有信心也沒有耐心。 
  話不投機三句多,張國燾告辭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鄉、武漢大學文學院老師蘇雪林拜訪了陳獨秀。 
  蘇雪林反對魯迅,自視為胡適派。 
  她最初聽到陳獨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慶聽陳慎登先生上課,談到陳獨秀辦《新青年》詆毀綱常,老先生因生氣暈倒在堂上。 
  課後,大家議論開除陳獨秀的鄉籍,蘇雪林說:「頂好帶一支槍上北京找到陳獨秀,叫他吃一顆子彈,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第一次見陳獨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漢大學聽陳獨秀演講《動員民眾》,但那天人多,蘇雪林無法和陳獨秀單獨交談。 
  這天,陳獨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陸續走了,蘇雪林才有機會和陳獨秀講話。 
  陳獨秀說:「我讀過你的作品,你的《唐詩概論》和《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見解獨到,多發前人未發之論,足見很下一番功夫。 
  聽說蘇雪林不久隨校入川,陳獨秀說:「擬到重慶,或許能在渝碰面。 
  一天,劉仁靜來訪,陳獨秀很不願意見到他。 
  去年10月,劉仁靜還給李福仁、伊羅生寫信,對陳獨秀漢口演講表示失望。 
  劉仁靜來說:「你公開發表給陳其昌的信後,老彭他們很生氣。 
  他們認為你採取了『超黨』、『超階級』的立場,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陳獨秀說:「老彭不是還罵我是托派的敗類嗎?我不怕,現在有人罵我是漢奸,有人罵我是叛徒,隨他罵去,我和老彭他們到此為止。 
  劉仁靜走後,陳獨秀對潘蘭珍說:「他明天還要來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蘭珍說:「他要是坐等不走,怎麼辦呢?」陳獨秀想了一會,寫了個條子遞給潘蘭珍,說:「你把條子遞給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陳獨秀早早出了門。 
  果然劉仁靜又來了,見陳獨秀不在家,又丟了條子,知道陳獨秀不想見他,條子上說:「我不是托派,也不願和有托派關係的人來往。 
  他請劉仁靜好自為之。 
  劉仁靜沒有落座便走了。 
  潘蘭珍知道老頭子不喜歡他,也沒有留他再坐。 
  春天,鄧繩侯外孫葛康壽隨其五兄葛康俞由安慶到武漢。 
  一夜,他們去看陳獨秀。 
  陳獨秀老了,穿著布衣,鬚髮斑白,但精神飽滿。 
  見到葛康壽,驚訝地說:「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陳獨秀二姐的小女兒,因此隨妻子稱陳獨秀「舅」,與陳松年以兄弟相稱。 
  葛康壽、葛康俞母親是鄧繩侯之女,鄧仲純、鄧季宣之姐。 
  因此稱鄧仲純、鄧季宣也稱舅。 
  因為是親戚,談到陳年舊事,時間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辭出門。 
  6月,武漢形勢開始緊張,陳獨秀請包惠僧幫他找船,打算離鄂入川。 
  川資是以前劉輔丞給的500元錢。 
  包惠僧從南京到漢口時,陶希聖拿出200元錢交給包惠僧,請他轉交給陳獨秀,說是北大的幾個同學湊的。 
  當時,國民黨決議恢復毛澤東、陳獨秀等人的國民黨黨籍,「你打算怎麼辦?」包惠僧到德潤裡和陳獨秀談起此事,陳說:「由它去吧,當初國民黨開除我,我沒有聲明,現在恢復我,也用不著聲明。 
  6月12日,日軍侵佔安慶。 
  陳獨秀請包惠僧找了一條軍用火輪,將剛從安慶逃難來的嗣母謝氏(陳昔凡夫人)、兒子陳松年、兒媳竇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孫女長瑋送到了四川宜昌。 
  謝氏因孫子、孫女、媳婦的死,打擊太重,兩眼已經失明了。 
  隔日,陳獨秀給小兒子陳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馬路平和裡17號找史岳門,陳獨秀準備明後日乘行營開往重慶的差船,在宜昌換船時,上岸找他們。   
  入川(2)   
  信是寄給宜昌天後宮29號夏智安轉惲子世,再轉陳松年。 
  但陳獨秀並沒有如期到宜昌。 
  原來,陳獨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難來到武漢。 
  其中有大姐的兒子吳季嚴。 
  他們輾轉打聽,在漢口吉慶街165號找到了陳獨秀。 
  陳獨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見,此時見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見姊,見姊在顛危。 
  相將就蜀道,歡聚忘百罹。 
  大姐來後,陳獨秀又寄信給陳松年,叫他先去重慶。 
  將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後,7月2日,陳獨秀、潘蘭珍及包惠僧、夏松雲夫婦登上了「中、中、交、農」四行包的專輪直接去了重慶。 
  估計陳松年已達重慶,陳獨秀沒有在宜昌停留。 
  當時下船換船票,十分麻煩。 
  和陳獨秀夫婦同船的,還有鄭學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親等。 
  船到重慶,陳松年一家已到,住繡壁街。 
  陳獨秀、潘蘭珍暫住禁煙委員會主任李仲公辦事處。 
  在重慶,《新民報》、《新蜀報》張恨水、張慧劍等人為陳獨秀接風洗塵。 
  陳獨秀很少吃菜,張恨水問他:「吃辣菜,習慣麼?」陳獨秀笑著說:「可以,還可以。 
  張恨水四十三、四歲,腦門寬闊、頭髮後梳,五官勻稱。 
  他的祖籍是安慶潛山,與懷寧接壤。 
  在金陵獄中,陳獨秀讀過張恨水的《啼笑姻緣》。 
  《時事新報》請陳獨秀為主筆,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為了生活,陳獨秀便隔幾日寫一篇文章,或應邀演講。 
  7月14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邀請他去演講,他把四川軍隊歌頌了一番,並勸四川同胞戒掉鴉片。 
  從李仲公處,陳獨秀髮現四川人好吃鴉片煙。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來看他。 
  見陳獨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詩贈他:「聲名晦已久,不掛齒頰間。 
  時乘逐入市,曲盡宜歸山。 
  陳獨秀作詩和之,末四句云:「但使意無違,王喬勿久待;俯仰無愧怍,何用無吝悔。 
  見到「俯仰無愧怍」句,沈尹默心裡「咯登」了一下,使他想起當年和湯爾和等人慫恿蔡元培撤銷陳獨秀文科學長的事。 
  一日,陳松年對父親說,在從宜昌到重慶的船上,葛康俞說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們能不能到江津去住。 
  陳獨秀說:「試試吧。 
  幾天後,鄧仲純到上石板街15號通源公司大資本家黃某家找到陳獨秀。 
  鄧仲純就是陳獨秀留學日本時的朋友鄧初,即鄧以蟄的二哥,在江津開了一家醫院。 
  談話中,鄧仲純邀請陳獨秀到江津去。 
  他說:「江津是小城,比重慶涼快,目標小,敵機襲擊也少,江津白沙鎮駐進了不少國民黨大機關。 
  不少人還經常提到你。 
  陳獨秀一聽,興趣大增。 
  江津到重慶去,120里水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鄧仲純走後,陳獨秀和陳松年及吳季嚴哥哥吳景羲一商量,都贊成去江津。 
  吳景羲想在江津租屋開店,他的父親吳欣然曾在安慶大新橋開「吳家順」醬園。   
  白沙鎮小住(1)   
  1938年8月3日,陳獨秀、潘蘭珍帶了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輪船。 
  輪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個小時,便到了江津。 
  在黃荊街83號「延年醫院」,陳獨秀見到了一臉苦相的鄧仲純,他身後的鄧太太見潘蘭珍腳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臉扭頭就走了。 
  見鄧太太閉門謝客,陳獨秀心往下一沉,嘴裡仍然對鄧仲純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桐城人方孝遠和方太太商量後,接待了陳獨秀這位老鄉。 
  此時陳獨秀進退兩難,千謝萬謝地答應了。 
  晚上,陳獨秀對潘蘭珍說:「幸虧祖母未同來。」隔日,方孝遠妻子挪出樓房一間,給陳獨秀、潘蘭珍住。 
  中午很熱,潘蘭珍說:「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還差些。 
  陳獨秀笑了笑說:「比住小客棧總好些。」安定下來後,陳獨秀和鄧季宣談到外甥來租屋開店事,鄧季宣說:「生意外來人不易做。可以開米店,在江津收谷輾成米,再拉到重慶去賣。因勞累,陳獨秀一時不能低頭寫字。閒下來,陳獨秀寫了一封信給汪孟鄒,告訴他自己到了江津。9月23日,胡適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 
  汪孟鄒於10月21日給胡適寫信,談陳獨秀已有60歲,胃病、高血壓病經常發作,他想請胡適把陳獨秀搞到美國去。 
  汪孟鄒寫道:陳獨秀「到美之後,如林語堂賣文辦法,陶行知演講辦法,該可生活無虞。 
  此事國內友人均無力量辦到」。 
  當時廣州陷落,胡適正忙於爭取美經濟援助,沒有回汪孟鄒的信。 
  好在陳獨秀對去美國教書興趣不大,他覺得血壓太高,飛機不能坐,美國有錢也去不了。 
  方孝遠家樓上太熱,陳獨秀搬到了江津東門郭家公館樓下,室內敞亮,堂廳放有一張大桌子,偶爾,陳獨秀興致來了,揮毫作書贈人。 
  天熱,陳獨秀和潘蘭珍喜歡坐在樓外樹蔭下納涼,老遠就能看到從江北重慶來的輪船。 
  陳松年和安徽同鄉在重慶籌辦國立九中,不久,陳松年一家、祖母隨該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魯迅去世二週年紀念日,重慶抗戰文藝協會舉辦紀念會,住在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受老捨之約,到會作魯迅生平的報告。 
  次日下午,台靜農到江津「延年醫院」,看青島山東大學的好友鄧仲純。 
  見到台靜農,鄧仲純大嚷:「靜農到了。 
  原來,陳獨秀、台靜農的父親等都在他家。 
  這是台靜農第一次見陳獨秀。 
  坐了一會,陳獨秀對台靜農說:「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著長鬍子,用紅頭繩紮起,戴著僧帽,看上去像個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學正巧舉行成立60週年的校慶和創辦人鄧蟾秋70歲的大壽慶典。 
  鄧蟾秋是鄧仲純的哥哥,在江津農工銀行任總經理。 
  鄧蟾秋對陳獨秀說:「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年幾次要我請先生去一趟白沙鎮,住一段時間。 
  台靜農父子也希望陳獨秀去白沙鎮玩,那裡有國民黨不少機關。 
  江津到白沙鎮水路走3小時,船到時,台靜農父子已在岸上等陳獨秀。 
  台靜農住在江邊柳馬岡的一棟小別墅裡,是租住鄧燮康的。 
  晚飯後,陳獨秀和他們父子聊天。 
  台靜農問他:「聽說先生過去喜歡背誦杜詩,那作的詩一定不少?」 
  陳獨秀聽了,笑吟吟的,接過台靜農準備好的紙筆,寫了《偕曼殊自日本歸國舟中》詩。 
  次日早晨,台靜農準備了文房四寶,請陳獨秀賜墨寶。 
  陳獨秀在4尺宣紙上寫了幾行草,說:「多年沒有玩此道了。 
  見陳獨秀的行草雄健渾成,台靜農十分驚異。 
  陳獨秀高興,又寫了一副對聯:「塵起忽驚詩在眼,醉歸每見月沉樓。 
  前句是明人詩句,後句是陳獨秀自己的,他說:「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靜農很驚訝,這麼久了,他還沒有忘記。 
  題款時,陳獨秀稱台靜農父親「丈」,其實,陳獨秀比台靜農父親大3歲。 
  台靜農想,這大約是老一輩的風範吧!到了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年請陳獨秀到校禮堂給中學師生講話。 
  陳獨秀穿了往常的藍布長衫,外面套了一件馬褂,腳穿布鞋,和周光年並行到校禮堂。 
  這是校董鄧鶴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羅馬歌劇院,結構模仿重慶的台大劇院。 
  鄧蟾秋捐獻了一萬多銀圓,所以門扁上有「鶴年堂」3字(鄧蟾秋名「鶴年」),陳獨秀看了看,說:「寫得好。 
  禮堂佔地1000平方米,可容納1400人,號稱川東第一大禮堂。 
  師生見陳先生來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長說:「陳先生是教育前輩,今天來到聚中是大家的榮幸。 
  陳獨秀顴骨突出,下巴留有幾根山羊鬍子,兩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駝,面容清。 
  走路很慢,講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教育的措施時,倒剪雙手,慢條斯理的講了起來。 
  他先從匡衡鑿壁偷光講起,引經據典,勸學生惜時如寶,後又講到抗日中要一致對外,反對賣國投降。   
  白沙鎮小住(2)   
  學生聽得寂靜無聲,有時,陳先生的安慶方言,引起學生一陣陣笑聲。 
  40分鐘後,陳獨秀講話結束,師生起立,兩旁鼓掌,陳獨秀在周校長陪同下微笑點頭走出鶴年堂。 
  出了禮堂後,周光年說:「聽先生講話,如訴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滿口大道理。 
  陳獨秀說:「我本來就很普通,現在想當一個私塾先生,只怕沒有人要呢。 
  周光年聽了,笑著說:「先生客氣。 
  陳獨秀夫婦在白沙鎮時,正趕上鄧蟾秋70大壽,鄧請陳獨秀題字留念。 
  當時,陳獨秀住在大禮堂前左側一室,他在餐廳用大筆寫了「大德必壽」4字,又寫了隸書體「壽考作仁」4字。 
  鄧蟾秋笑容滿面地說:「謝謝。 
  陳獨秀說:「按年齡,你比我大,論財富,你比我多,怎樣寫都不過分。 
  鄧蟾秋高興極了,如當珍寶,收藏了起來。 
  周光年說:「陳先生的話,不僅是可以適用鄧先生一個人,大德必壽,壽考作仁,其實是條公理,不如將來找個人,刻在校內,如何?」鄧蟾秋笑笑說:「好、好。 
  這是陳先生給我們的學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氣漸冷,陳獨秀夫婦又搬回江津,這次鄧仲純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將黃荊街83號延年醫院後院房子騰出四五間,讓陳獨秀住。 
  房子多了,陳獨秀將嗣母謝氏也接了過來。   
  胡宗南、戴笠來訪(1)   
  1938年深秋,陳其昌從上海繞道香港見陳獨秀。 
  陳獨秀不高興,問:「你怎麼來了? 我已和托派沒有關係了。 
  「你在報上發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沒有辦法。 
  陳其昌從口袋裡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寫給李福仁的信,上面說:「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 
  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著當局的管制…… 
  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陳獨秀說:「你來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國去?」陳其昌說:「你在江津,和幽禁沒有什麼區別,你連生活費也難保。 
  陳獨秀在重慶寫《民族野心》、《論游擊隊》等文攻擊中共抗戰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希望與D·S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提到生活費,陳獨秀說:「《時事新報》約我當主筆,每月有一點津貼,亞東有時也還給一點版稅。 
  陳其昌說:「賣文為生,終究辛苦,不如到國外,再轟轟烈烈幹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陳獨秀覺得,從老彭開始,猴子、長子、劉仁靜都是左得出奇,認為民主革命已完結,懷疑國民會議口號,和其他黨派搞同盟軍是機會主義。 
  他說:「現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滿紙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所以斯大林派攻擊我們,得到各方面的回聲。 
  我不和你們劃清界線,我怎麼和群眾見面?」 11月6日,毛澤東說:「假如共產黨採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爭及其長期支持是不能設想的。 
  談到中國托派前途,陳獨秀說:「沒有前途,除非改變態度,改變過去的錯誤方針。 
  猴子這班人,只曉得擺第四國際的大架子,閉關自守、自立為主,連第四國際的威望也一掃乾淨。 
  11月3日,陳獨秀在白竹紙上用小字給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階級基礎的武裝隊。 
  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50;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他將信交陳其昌轉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臨委見到陳其昌帶回的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後,作出《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附在陳獨秀的信後,駁斥陳獨秀在給托洛茨基的信中說他們是「極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寫信給陳獨秀,說:「我很難形成一種確定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的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我非常喜歡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老朋友,雖然會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議陳獨秀到美國來。 
  3月初,嗣母謝氏已臥床不起,因謝氏已有78歲,眼又失明,陳獨秀平日親手為謝氏盛飯夾菜,十分孝順。 
  在生活的動盪和日本飛機來回的驚叫中,謝氏終於在3月22日去世。 
  陳獨秀身披麻衣,為嗣母辦了後事。 
  謝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陳獨秀從小過繼給她為嗣子。 
  陳獨秀在外,謝氏一直和高曉嵐生活在一起。 
  陳獨秀與高君曼生的兒子哲民在北平大學讀書時,謝氏叫北京「崇古齋」牛老闆每月從陳昔凡股息中補助30元給哲民。 
  辦完祖母的喪事,陳獨秀對陳松年說:「等戰事結束,我們回安慶,要把祖母的棺木帶回去。 
  這時,陳獨秀身體陡衰,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乎半聾。 
  潘蘭珍不得不大聲和他說話。 
  陳獨秀常坐在椅子上養神,打算靜下來寫一部書稿,不得不暫時放棄。 
  鄧仲純為陳獨秀抓了幾付藥,想降下血壓,結果沒有奏效。 
  一天,羅漢來坐,問陳:「可好些?」祖母去世後,北大同學會資助陳辦了喪事。 
  陳獨秀說:「血壓還高,耳朵日夜轟鳴,像是什麼東西堵塞,只聽到轟轟的聲音。 
  羅漢說:「安心靜養,這一段別再看書寫字。 
  陳獨秀說:「已有40餘日沒有寫字,前些時劉啟明來信,要我作文作書,怕一時半載無法兌現。 
  「住在這裡行嗎?」「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鄧太太和潘蘭珍處不好。 
  羅漢點點頭,說:「近日我去一趟重慶,回來我再想想辦法。 
  這次和羅漢分手,陳獨秀再也沒有見到羅漢。 
  後來羅漢夫人方志強說,5月3日,日機狂轟濫炸重慶,數千人喪生於大隧洞倒塌,羅漢再也沒有回來。 
  陳獨秀含著淚水對潘蘭珍說:「羅漢出事了。 
  5月4日,延安報紙請毛澤東寫一篇文章紀念「五四」運動20週年,使毛澤東又一次記起了陳獨秀。 
  他寫道:「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麼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 
  潘蘭珍扶著陳獨秀到城東江津公園散步,和高語罕、歐陽竟吾、蘇鴻儀、鄧燮康等人聊天,他們邀請陳獨秀打牌,陳說:「弟遭喪在身,玩牌應酬必在百日之後,謝謝,謝謝。 
  鄧燮康等人聽了,不再勉強。   
  胡宗南、戴笠來訪(2)   
  潘蘭珍問陳獨秀:「他們每次邀你吃飯、玩牌,你為什麼沒有話?」陳獨秀說:「酒食應酬的事我不太習慣。 
  一日,高語罕正和陳獨秀閒談,戴笠、胡宗南來到陳獨秀家。 
  戴笠是特務頭子,胡宗南是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戴笠說:「蔣先生一直掛記陳老,他沒有時間來看你,特地叫學生和胡司令來看你。 
  一位隨從模樣的人將蘋果和茅台酒擺到了桌上。 
  陳獨秀說:「謝謝。 
  胡宗南拿出剪報資料,遞給陳獨秀,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陳獨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報》上傅汝霖等人寫的公開信。 
  「今天特來請教,……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陳獨秀說:「本人孤陋寡聞,更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的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出門後,胡宗南說:「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說:「都是張國燾,黔驢技窮,出此餿主意。 
  他把共產黨開山祖請出來,以此搪塞校長。張國燾叛逃後,到戴笠軍統從事策反活動。 
  他向蔣介石建議,利用陳獨秀的輿論對付延安的宣傳,比葉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蔣介石看了陳獨秀講話記錄,說:「陳獨秀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 
  戴笠、胡宗南見蔣介石滿意,也沒有二話。 
  胡宗南、戴笠走後,潘蘭珍興奮地對來坐的高語罕說:「縣長到那裡去,要打掃街道;來看老頭子的人,比縣長大幾倍,也沒有人打掃街道。 
  高語罕說:「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訪,如果縣長知道了,一定會來的。   
  鶴山坪石牆院(1)   
  1939年入夏後,敵機轟炸重慶、成都加劇。 
  日機轟炸重慶、成都,來回要經過江津。 
  每次飛機過後,陳獨秀都要大口喘氣,歇息半日才回過神來。 
  一天,他給楊鵬升寫了一封問候信。 
  楊鵬升任國民黨川康綏靖公署少將高參,兩人在武昌認識。 
  發信路上,陳獨秀在一個舊書攤前停了下來,上面有不少線裝書。 
  有一本線裝《皇清經解》手稿,引起了陳獨秀的興趣,作者是楊魯承,他問賣書人:「楊魯承是誰?」賣書人說:「只知道是江津鶴山坪人,清朝進士,其他的不知道。 
  陳獨秀翻了一會,見書便宜,把書買了下來。 
  隔日,陳獨秀和鄧蟾秋、鄧燮康叔侄在茶館中閒談,陳獨秀提到這事。 
  鄧蟾秋說:「楊魯承是清朝二甲進士拔貢,寫過不少書,家中有幾箱子手稿,來不及整理就死了。 
  陳獨秀問:「不知他家還有什麼人?」鄧燮康說:「楊魯承有3個兒子,都已去世,只有一個媳婦楊彭氏還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陳獨秀說:「如有可能,想和楊家後代見一面。 
  鄧氏叔侄便托鶴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懷清校長帶信給楊彭氏。 
  楊魯承有一個孫子,叫楊慶余,很想出版祖父遺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並作序,聽說陳獨秀對他祖父書稿有興趣,正中下懷,立即趕到了縣城。 
  陳獨秀見楊慶余來了,十分高興,留他用飯。 
  陳獨秀問:「祖父書稿都是些什麼內容?」「有《楊魯承先生談〈皇清經解〉》,這便是先生買的那一本,還有《群經大義》、《楊氏扈林》、《龍溪日記》等。 
  聽說鶴山坪夏天涼快,陳獨秀和潘蘭珍決定去住一陣,好則多住,不好則少住。 
  這裡敵機太吵,而且,潘蘭珍和鄧太太不和。 
  家在鶴山坪的施懷清校長聽說陳獨秀要去整理楊家舊書,邀請陳獨秀夫婦住到他家——施家大院。 
  陳獨秀想,給楊家整理舊書之餘,還可以寫自己的東西。 
  汪孟鄒來信勸自己完成自傳。 
  去年3月7日,汪孟鄒在《實庵自傳刊者詞》中說,「現在陳獨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已允許續成各章歸我們刊印單行本,這當是讀者所樂聞的。 
  但陳獨秀準備寫完《小學識字教本》後再寫自傳。 
  他寫《小學識字教本》的目的之一,是使學習者知其所以然。 
  詮釋文字的來龍去脈,陳獨秀運用了許多新興學科知識,克服了古人的局限。 
  7月,幾個挑夫隨著陳獨秀、潘蘭珍兩頂滑竿,走了20里地到了鶴山坪。 
  陳獨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幾日,到楊魯承舊居翻翻書稿,楊魯承舊居又叫石牆院,離施家大院兩里地,沒有大路,不通車輛,但走石板路,來去很方便。 
  初來乍到,陳獨秀感覺很好,敵機的聲音很少聽得到,也少了許多來往應酬。 
  陳獨秀每月有北大資助,交給施家作伙食費。 
  後來,九中的何之瑜、兒子陳松年以及鄧仲純等人常來看陳獨秀,潘蘭珍就自己生火做飯。 
  鄧仲純來時,身上總背上一個藥箱,順便為陳獨秀看病。 
  何之瑜在羅漢出事後,代表北大同學會照顧陳獨秀。 
  住了一陣,楊慶余邀請陳獨秀住到他家來,陳獨秀也嫌施家小孩子多,便答應了。 
  進石牆院,主建築是一棟磚木結構的大瓦房,拾3級磚砌台階而上,是寬闊的過廳,兩邊是偏房。 
  左邊有一折門對著過廳,是陳獨秀和潘蘭珍的臥室。 
  對著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欞,中間一根橫檔。 
  房屋很高大,在大窗子上面還有一個小天窗。 
  屋頂沒有天花板。 
  楊家另給陳獨秀夫婦讓出一間書屋,是7間正房中東邊的第二間,20平方米,南牆有窗戶。 
  這間房子是楊二太太彭氏住的,陳獨秀來了,彭氏讓了出來。 
  陳獨秀住宅的東頭一間是楊家的灶房,陳獨秀和潘蘭珍的灶房安在進門處。 
  楊魯承家藏書很多,陳獨秀開始靜下心來整理楊魯承的遺著。 
  潘蘭珍做家務之餘,新開了一塊菜地,兩人各得其所。 
  一次,陳獨秀夫婦上江津縣城,鄧氏叔侄邀請他倆到大什宇菜館吃飯。 
  鄧燮康問:「怎麼樣?」陳獨秀知道問整理楊氏遺稿事,說:「我花了兩天時間,反覆看了幾遍,寫得不錯,有價值。 
  鄧燮康說:「章太炎不欣賞楊魯承的東西。 
  有一次楊魯承聽說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帶著《楊魯承先生談〈皇清經解〉》去見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在楊氏書稿後寫了「雜亂無章」4個字。 
  楊魯承十分惱怒,沒有多坐就走了。 
  陳獨秀哈哈大笑,說:「雜亂無章沒有關係,只要稍加整理,就會有理有章了。 
  章太炎很小氣,想不到給人家看稿也這麼小氣。 
  陳獨秀想起章太炎在日本借錢給人要本息的事。 
  回到鶴山坪,陳獨秀繼續整理楊魯承書稿,慢慢的就沒有興趣了。 
  一次,龔燦賓縣長來鶴山坪見陳獨秀,談起楊魯承書稿的事,陳獨秀說:「開始看還不錯,看多了,就不對胃口了。   
  鶴山坪石牆院(2)   
  陳獨秀認為,楊老先生對群經的創見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對諸子的闡述,不如胡適之。 
  獨居山村,陳獨秀常寫詩贈給朋友,排遣孤獨的心情。 
  一夜秋雨後。 
  陳獨秀吟《自鶴山坪寄懷江津諸友》詩:「竟夜驚秋雨,山居憶故人。 
  干戈今滿地,何處著孤身。 
  久病心初靜,論交老更肫。 
  與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陳獨秀還書自贈方孝遠小詩給葛康俞:「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楊鵬升妻子和平女士來信索要詩,陳獨秀寫詩:「前年初識楊夫子,過訪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憶武昌城。 
  1937年年底,陳獨秀到武漢時,和武漢警備司令部少將銜參謀兼武漢防空司令部籌備辦公署主任楊鵬升認識,故有「前年初識楊夫子」和「不堪回憶武昌城」句。 
  在德感場練習書法的葛康素寫信向陳獨秀請教書法,陳獨秀回信談書法三事:「一、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疏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二、作書作畫,俱宜疏密相間;三、初學書者,須使粗筆有骨而不臃腫,細筆有肉而不輕,然後筆筆有字而小成矣。 
  筆劃拖長宜嚴戒,猶之長槍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鄭學稼來信問他做官事,他回信說:「某生救國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長所短,若用所短,於謀生救國均不適宜。 
  10月中旬的一天,陳松年來看父親。 
  從國立九中到鶴山坪,先要過江北上,再步行20里。 
  雖是深秋,陳松年走了一身汗。 
  陳松年送來一封川康綏靖公署楊鵬升寄自成都西順城街的信,裡面有某先生托楊鵬升寄來的錢,陳獨秀大喜過望。 
  陳松年吃過午飯就回去了,陳獨秀寫了短函,叫陳松年帶到江津寄。 
  因為有了錢,潘蘭珍也喜滋滋的。 
  但他不知道某先生是誰。 
  入冬後,陳獨秀耳鳴症狀稍減,但血壓仍然很高。 
  這時,楊鵬升來信邀他去成都住一陣。 
  聽說住在成都順城街的楊鵬升家距離商場近,潘蘭珍羨慕地說:「好久沒有逛過商場了。 
  陳獨秀說:「聽說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對血壓不利。 
  再說,萬一遇上飛機,炸死倒痛快,炸殘廢了就麻煩了。 
  「就那麼巧,沒有炸別人,單炸了你。 
  潘蘭珍不以為然。 
  陳獨秀說:「將來我們到蕪湖,重開科學圖書館去。 
  12月30日,陳獨秀給搬到成都騾馬市街的楊鵬升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日內去重慶看病,因為一直沒有詩作,便將昔日寫的《告少年》詩寄去,以答謝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贈的畫箋。 
  在《告少年》詩裡,陳獨秀罵斯大林是獨裁者。   
  活不了三年(1)   
  1940年元月4日,陳獨秀夫婦由鶴山坪到江津縣城。 
  頭一年二月到重慶的章士釗來信說,為陳獨秀看病的醫生去歌樂山,要陳獨秀推遲幾日去重慶。 
  在江津縣城住了一個多月,國畫家閻松圃來看陳獨秀,談到醫藥費用的事,陳獨秀說:「倘有編譯局約購一稿,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別人。 
  國立編譯館館長陳可忠擬為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預支稿費5000元。 
  自祖母去世後,陳獨秀一病10個月沒有寫字,書稿沒有動筆,已成一心病。 
  閻松圃說:「你是政治上軟禁,經濟上很窮,生活上靠朋友。 
  陳獨秀笑笑,說:「幸虧有朋友幫忙,有的人連面也沒有見過,就寄錢來了。 
  2月6日,陰曆臘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陳獨秀、潘蘭珍到了重慶仁和醫院。 
  章士釗來看陳獨秀,見面說:「你很好,我像小癟三樣。 
  陳獨秀說:「你找弱男回來管管好了。 
  吳弱男是清末詩人吳彥復的女兒,20年代末,章士釗有姨太太奚夫人、殷夫人後,他們就不在一起過了。 
  章士釗說:「快過節了,到我家過春節。 
  當時章士釗從重慶國府政樂廬搬到中三路聚興村5號住。 
  陳獨秀搖頭說:「亂哄哄的時候,飯都吃不好,還過什麼春節。 
  他答應出院後,到章士釗家住一陣子。 
  奚夫人帶女兒章含之此時滯留上海。 
  章士釗說:「楊先生給我刻的印章樣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謝謝他。 
  陳獨秀感慨地說:「楊先生真是熱心人,三番五次地支持我,我現在欠債太多。 
  這時何之瑜進來,叫他們說話輕些。 
  陳獨秀住2號病房,醫生替他看血壓、心臟和腸胃,認真地檢查了一遍。 
  醫生對陳獨秀說:「你的病,不在藥好藥孬,根治在靜養。 
  出門後,何之瑜對醫生說:「陳先生是個名人,望醫生一定要盡力。 
  醫生低聲說:「你是他學生,可以告訴你,陳先生可能活不了3年。 
  陳先生的心臟不能再擴大半指。 
  何之瑜說:「千萬不要告訴陳先生和陳太太。 
  正月裡一天,包惠僧來看陳獨秀。 
  陳獨秀躺在病床上勸他說:「不要再認死理,找找人,搞個一官半職。 
  現在物價這麼高,守在那裡總不是事。 
  包惠僧應了一聲,說:「先生來重慶一趟不容易,出院後,我來接你去我家住幾天。 
  當時包惠僧家住陳家橋。 
  陳獨秀說:「年老多病,行動不便,還是不去了。 
  本來打算到行嚴家住幾天,也不想去了。 
  潘蘭珍插嘴說:「重慶太吵,先生煩得很,天天吵著要回去。 
  2月20日上午,陳獨秀從醫院啟程回江津。 
  下午3點,船到江津。 
  延年醫院離江岸不遠,鄧燮康家就住江邊,依山傍水,後面是一個小庭院,到鶴山坪的小路也從他家門前而過。 
  重慶來往小輪也在他家附近停靠。 
  陳獨秀喜歡這個地方。 
  一次陳獨秀笑著對鄧燮康說:能葬於此,死得其所。 
  從重慶回江津,陳獨秀在鄧家住了下來。 
  鄧燮康說:「住了兩個星期醫院,看去精神好多了。 
  陳獨秀也很滿意,說:「今天坐了8個小時船,我當心病情要加重,還好。 
  隔日,章士釗從重慶寄來一封信,內有楊鵬升寄來的300元匯票。 
  楊鵬升沒有想到陳獨秀提前離渝。 
  陳獨秀連聲說:「這怎麼好,這怎麼好,又要人家破費。 
  鄧燮康勸道:「能贈你錢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 
  陳獨秀說:「300元不是一筆小數,想必要他一月薪金。 
  鄧燮康沉吟了一下,說:「一個少將參事,一個月怕也只有300元。 
  陳獨秀說:「真叫我為難,收下慚愧,卻之不能。 
  初春,身體稍好的陳獨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詩《郊行》:躡屣郊行信步遲,凍桐天氣雨如絲。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風楊柳枝。 
  散步回來,陳獨秀給濮德治(西流)寫了一封信,談世界戰爭及前途。 
  起因是《新華日報》載文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一次世界大戰的重演。 
  即戰爭雙方都是為了奴役本國人民和維護其殖民地戰爭。 
  陳獨秀不同意。 
  他不主張把列寧的理論搬到這次戰爭上來。 
  認為打倒希特勒,就不能主張打倒希特勒的敵人。 
  在雲南教書的濮德治沒有馬上回信,陳於4月24日又去了一信。 
  這回,他提出反對德俄兩國社會主義最重要,比一切反帝鬥爭更重要,甚至認為此時發動的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 
  當時希特勒和俄國簽訂和約,陳獨秀將德俄並列視為共同的頭號敵人,說:「誰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頭,我情願做他的奴隸。 
  他希望濮德治把此信多給幾位朋友看看。 
  濮德治收信後,根據陳獨秀意見,將信寄給上海的托派臨委,並給陳獨秀回了信。 
  他不贊成陳獨秀只依賴英法勝利,而丟掉大眾的民主。   
  活不了三年(2)   
  潘蘭珍問:「你不是說不與他們聯繫了嗎?」陳獨秀說:「小濮和他們不同,談談心裡會舒服些。 
  等天暖和到鶴山坪,寫信也不方便了。 
  3月9日,陳獨秀給台靜農寫信說:「兄與老捨來此小聚即別,未能久談為悵!……聞蔡先生故耗,心頗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學有舉動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幾人,能否合而公祭之否?」 
  幾天後,何之瑜來坐,談到3月5日蔡元培的去世,請陳獨秀寫篇紀念文章。 
  何之瑜走後,潘蘭珍問:「為什麼不開心?」潘蘭珍不認識蔡元培。 
  但高君曼認識,還在一起吃過飯。 
  1920年在上海一品香送蔡校長赴法,記得高君曼也去了,但高謝世竟也十年了。 
  陳獨秀說:「我每次入獄,蔡先生都發援救電文,此次在金陵獄中,又承蔡先生照顧。 
  蔡先生去世,實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鵬升叫我為他父親寫一個墓誌,現在哪有心事寫呀。 
  潘蘭珍說:「楊先生寄了許多錢,連信封、信紙都寄來了,他求你之事,你也應該盡力辦到。 
  陳獨秀說:「說的也是。 
  但寫墓誌不是件小事,待我精神好時再寫,只是蔡校長去世,北大同學建議我寫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寫。 
  潘蘭珍走後,陳獨秀沏了杯濃茶,點上一支煙。 
  楊鵬升寄來的軍用信箋上寫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寫了蔡先生堅持大節和容納異己這兩點美德後,陳獨秀用大段文字回憶了蔡先生、適之及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的情況。 
  這晚,陳獨秀久久不能入睡。 
  北大的三隻兔子,一隻死了,一隻在國外,還有一隻,怕不久於人世。 
  這篇2000來字的悼文3月24日刊登在《中央日報》。   
  失竊(1)   
  1940年5月上旬,天氣轉暖,陳獨秀叫了一頂轎子,顫悠悠地回到鶴山坪。 
  潘蘭珍身背一把雨傘,緊隨其後。 
  江津縣城到鶴山坪有20多里地,潘蘭珍堅持不要轎子,說走得動。 
  陳獨秀也說,能省一點錢就省一點,鄧燮康也不再勉強。 
  走前,陳獨秀將自己的自傳手稿送給台靜農,他在後面寫道:「此稿寫於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時居南京第一監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茲贈靜農兄以為紀念。 
  台靜農在幫助陳獨秀油印《小學識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 
  到了鶴山坪,陳獨秀繼續忙他的《小學識字教本》,他在給沈尹默的和詩裡說:村居為愛溪山盡,臥枕殘書聞杜鵑;絕學未隨明社屋,不辭選懦事丹鉛。 
  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鶴山坪小住,臨行又猶豫了。 
  「送我西廊外,木立無言辭。 
  依依不忍去,悵悵若有思。 
  這是陳獨秀和大姊最後一面。 
  6月,大姊因腦溢血,死於江津上游40餘里地的油溪鎮,年69歲。 
  大姐去世後,陳獨秀在給沈尹默的和詩裡寫道:哀樂漸平詩興減,西來病骨日支離;小詩聊寫胸中意,垂老文章氣益卑。 
  陳獨秀給台靜農寫信說:「尹默先生住何處,兄如知之,乞將答詩轉去,為荷。 
  」陳獨秀早年當面說沈尹默的字「俗入骨」,這會認為沈尹默的字工力很深,但字處無字,和30年前沒有大的變化。 
  他在台靜農信裡談到王羲之和王獻之,說:「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諸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尊見以為如何?」 
  在鶴山坪,陳獨秀幾乎每月給楊鵬升去兩封信,有時聽說敵機亂炸蓉城,便寄去名信片問個平安。 
  5月30日,周恩來在成都會見了地方實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 
  住在蓉城的楊鵬升寫信告訴了陳獨秀。 
  陳獨秀是一石擊起千層浪,情緒波動很大。 
  去年上半年,朱蘊山來看他,還勸他去延安。 
  他回信楊鵬升時說:周恩來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挾持,也難以自拔」。 
  陳獨秀不知道1938年蘇聯處決米夫後,王明已失勢。 
  7月10日,陳獨秀給台靜農寫了一封信。 
  陳獨秀收到台靜農6月份和7月1日兩封信,談到刻印陳《小學識字教本》事,說:「編譯館書向歸商務出版,其預算中想無印刷費,特意籌款刻本書,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話。 
  陳可忠館長5月13日呈文預支陳書稿費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批准後,剛寄陳獨秀3000元。 
  陳獨秀還沒有寫收據,他想將此款退回,作刻印費,並請台靜農轉告陳可忠。 
  夏天,連根(王文元)來信,講托派臨委做出決議,認為陳獨秀致濮德治(西流)的信,視托派為極左派,仍堅持機會主義路錢,所以無法接近,無法合作。 
  幾天後,陳獨秀回信認為托派錯誤的根由,是不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含義,從列寧到托洛茨基都不懂,把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全部否定了。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無產階級民主只是實施範圍狹廣不同,內容上都一樣。 
  托派刊物《破曉》載文為蘇聯征伐芬蘭辯護,陳獨秀認為這樣會導致和「死狗」妥協。 
  陳獨秀的信發出不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暗殺了。 
  石牆院外有大黃桷樹,夏天樹葉茂密。 
  樹旁有一個小雜鋪店。 
  吃過晚飯,陳獨秀喜歡站在樹下和村人閒談幾句。 
  陳獨秀方言很重,川南人聽了似懂非懂,只是笑。 
  8月2日夜,黃桷樹葉一動不動,整個山坳子像悶在蒸籠中。 
  坐在樹下,陳獨秀漫不經心搖著扇子,想著如煙的往事。 
  身旁的竹床上,潘蘭珍已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半夜時,昏昏欲睡的陳獨秀叫醒了潘蘭珍說:「房間裡像是有什麼東西?」「野貓吧?」潘蘭珍迷迷糊糊地應了一聲。 
  再聽了一會,沒聽到動靜。 
  潘蘭珍翻過身,又睡著了。 
  不知什麼時候,黃桷樹葉終於搖動了,陳獨秀叫醒潘蘭珍,說:「進屋吧。 
  進門時,潘蘭珍差點給地上的被絮絆倒,她雙手發抖地點上燈,櫥子裡的裡外衣服、被褥行頭散落一地,她的駝絨被、羊皮襖,還有陳獨秀的皮袍都不翼而飛。 
  陳獨秀的一箱書稿,也遭橫禍,不見了。 
  楊彭氏勸潘蘭珍:「明天我陪你去石橋鎮報案。 
  陳獨秀說:「幸虧楊老先生遺墨不在這裡,否則也遭殃了。 
  到鶴山坪後,陳獨秀幫楊家整理了《皇清經解》、《楊魯承先生遺作六種》。 
  楊家在合作印刷所自費印了1000本《皇清經解》。 
  陳獨秀的幾個印章也一起丟失,其中有楊鵬升在武昌為他刻的陽文「獨秀山民」印。 
  第二天,陳獨秀寫信給楊鵬升,對失竊事淡淡寫了幾筆後,便轉筆請楊鵬升寫字,請楊夫人和平畫畫,他想找4個好友寫4幅字,4個女士畫4幅畫,拼成4條屏。 
  潘蘭珍提醒他說:「你不是答應為他父親寫墓誌嗎?」「以後再說吧,剛剛失竊,鵬升也不會來催的。   
  失竊(2)   
  屋漏偏逢連夜雨,帆折又遭頂頭風。 
  我們是流落異鄉之人,小偷竟不放過,真是坐以待命了。 
  潘蘭珍勸道:「你不是說天無絕人之路嗎?」陳獨秀歎了一口氣,說:「江津雖好,盜風太熾,不知鵬升有沒有朋友在赤水、江安,我真想移到那裡去住。 
  失竊後,整個8月,陳獨秀沒有心思動筆,連濮德治轉來守一(王文元)的信,也沒有回。 
  9月15日,陳獨秀將五、六年前在南京獄中寫的《中國古史表》寄給台靜農,請他油印20餘份。 
  陳獨秀一時無力整理出版,所以想油印出來寄給同好。 
  他寫道:「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以遺同好,免完全喪失也。 
  台靜農回信後,陳獨秀又收到侄孫女陳秀清從德感壩來函,她從白沙鎮剛回,說台靜農臥病在家。 
  9月25日,陳獨秀給他去信說:「敵人不入川,則到處可居,倘入川則大難矣,弟尤大難。 
  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鄧六先生有可靠之親友在鄉間能容我避住否(總需離場稍遠)?語罕萬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敵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可能安居也,兄此時住處尤不妥。 
  「鄧六」是鄧鶴丹。   
  小學識字教本(1)   
  1940年9月,陳獨秀給西流(濮德治)寫了一封信,斷斷續續寫了20多天。 
  陳獨秀寫道:「我贊同守一意見,我與你們之間不同,主要在於對民主問題的意見上。 
  因為深思熟慮了六七年,陳獨秀從6個方面談了對「民主」的認識。 
  他主張用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 
  陳獨秀關照濮德治看了後,抄給老趙(趙濟)、守一看看,然後把原信及以前寫去的信函都寄回來,想將來出一本書信集。 
  信寫好後,陳獨秀對潘蘭珍說:「從來沒有的事,一個讀書人,現在偏偏不能用腦,我要是你就好了,有那麼好的腦子。 
  潘蘭珍問:「腦子還脹嗎?」失竊後,陳獨秀請了一個僕人,潘蘭珍情緒很快好了起來。 
  陳獨秀說:「腦脹事小,耳轟又加劇。 
  聽說中大醫院有個戚醫生內科好,現在成都,不知可能找到?」「你給楊鵬升去信問問?」「現在什麼事都找他,我自己都過意不去了。 
  10月19日,陳獨秀給楊鵬升去信,告訴他墓誌文已寫好,並請他代問戚醫生的事。 
  陳獨秀髮現,楊鵬升寄來的志表有些不對,旁注上講鵬升父親生於光緒二十幾年,光緒二十幾年哪有庚辰?鵬升自己生於庚子,父子哪能相差幾歲?一個月後,陳獨秀將墓誌文寄去,了卻了一件心事。 
  一日,何之瑜來看望陳獨秀,帶來了一些北大資助的錢。 
  當時鶴山坪的大米漲到30餘元一升,縣城的米還要高出一二倍。 
  陳獨秀連聲說:「謝謝!謝謝!」他叫潘蘭珍拿出鹿茸說:「鵬升寄來了鹿茸,說是幫我降壓,其實我的病不能吃鹿茸。 
  中醫說血壓高乃陰不制陽,鹿茸壯陽,我食鹿茸,如薪投火也。 
  你拿去用吧!」陳獨秀因吃了鹿茸,結果大便帶血。 
  何之瑜勸道:「醫生要你靜養,你還是少寫些。 
  陳獨秀點點頭說:「楊鵬升托我找適之、行嚴為他再各寫一篇墓誌,我還沒有辦到呢!」何之瑜說:「適之在美國,恐怕難了。 
  行嚴在重慶,還差不多。 
  陳獨秀說:「適之字疏,行嚴性懶,都難。 
  吃過午飯,何之瑜便匆匆告辭了,回到九中,他對陳松年說:「你父親寫語是不行了,人的語文的內容能看到壽命,他的血壓比正常高三四十,你要常去看看。 
  」隔日,何之瑜和九中總務主任潘贊化談起陳獨秀,潘贊化說:「陳獨秀不行了,沒有了英雄氣概,兒女情長。 
  何之瑜說:「他現在關心米價,過去是不講這些的。 
  「人到彎腰處,不得不低頭,上半年在康莊,他還講房子事。 
  潘贊化說。 
  11月下旬,天氣漸冷,陳獨秀晚上睡覺用大被子壓得嚴嚴的,手伸到被子外面。 
  身上怕冷手怕熱。 
  半夜要起來解一兩次小便。 
  月底,陳獨秀搬回江津縣城。 
  12月27日,陳獨秀給鄭學稼寫信說:「兄謂在打仗初期,美國是必定失敗的;又謂中國現在處在絕對有利的地位,為了以後著想,我們希望希特勒打勝仗…… 
  『希特勒勝利——英國倒台——中國獨立』這一公式,弟所不解,望詳示之!」 
  1941年新年伊始,陳獨秀接到幾封上海朋友的來信。 
  去年11月28日陳獨秀寫了《我的根本意見》一文,油印後寄給上海托派和友人。 
  他估計他的15條意見會遭到反駁。 
  果然,H(胡秋原)和S(孫洪伊)給何之瑜寫信,對他第七條中「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斯大林」,提出疑問。 
  陳獨秀回信解釋說,此條「乃根據蘇俄廿餘年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 
  他將給H、S的信裝進給T(何之瑜)的信封裡,托何之瑜轉寄。 
  他認為H等叫他跳出馬克思主義圈子,是「彼輩一向偏見」。 
  鄭學稼想研究陳獨秀,在讀了《毛澤東自傳》等書後,寫信問他共產黨與吳佩孚合作等有關情況。 
  1月6日,陳獨秀回信說:「承詢各事略答如下:(一)無人有此主張,只守常以與白堅武同學之故和吳佩孚見過面,說不上合作。 
  (二)當日反對我者以瞿秋白為首,由第三國際派來代表公開主持,何只暗中指令,開除黨籍在此後一年餘。 
  (三)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 
  (四)在廣暴前,是否成立蘇維埃,在中國黨內無此問題發生,毛自傳所云不實,此書弟未閱過。 
  收到陳獨秀信,鄭學稼來信問陳獨秀當初反對北伐的事。 
  1月26日,陳獨秀回信說:「C.P.不贊成勿促北伐,為時甚短。 
  當時聽命共產國際和俄國,黨內不敢爭論。 
  一日,設在白沙鎮的國立編譯館給陳獨秀送來《小學識字教本》預支稿費剩下的2000元。 
  當時物價飛漲,1939年上半年,鶴山坪一斗米3元錢,1940年10月鶴山坪一斗米30餘元,1940年12月,江津縣城一斗米要70元,陳獨秀夫婦及一僕人在鶴山坪每月要花200元,在江津縣城要花300元。 
  此時送來2000元,真是雪中送炭。   
  小學識字教本(2)   
  陳獨秀對鄧燮康說:「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像我這樣的人,隨便寫本書都不餓飯。 
  鄧燮康附和說:「那是,倘若先生身體好,生活是沒有問題的。 
  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審查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書稿時,說:「內容無大礙,『小學』兩字不妥,容易和小學校混開來。 
  陳獨秀聽說後,生氣地說:「陳立夫懂得什麼?『小學』指聲音訓詁、說文考據,古來有之,兩字一字也不能改。 
  國立編譯館見陳獨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學識字教本》,只說籌集刻書費,但前後寄送的5000元預支錢也沒有來要。 
  陳獨秀對潘蘭珍說:「書沒有印,這5000元不能動。 
  春天,陳獨秀血壓病又加重了。 
  鄧仲純問:「要不要去重慶看看?」陳獨秀搖搖頭說:「不去了,好不了的。 
  楊鵬升邀他去成都,他嫌成都米貴。 
  當時楊鵬升一月開銷500元。 
  陳獨秀從案幾上又找出一本《連語類編》遞給鄧仲純說:「北大寄錢給我,我也沒有什麼報答,便將這本油印稿送給北大。 
  鄧仲純說:「我只喜歡看你的《實庵自傳》,寫得真好。 
  1938年,陳獨秀到武漢,《宇宙風》編輯陶亢德還找到他,到江津後,陶亢德、汪孟鄒還催過。 
  陳獨秀答應寫完《小學識字教本》,再寫《實庵自傳》。 
  他認為,「學者以文立身,《小學識字教本》是學理研究,對中國文字學意義大,可以流傳下去」。 
  2月中旬,歙縣許際唐的兒子許伯龍律師來汪孟鄒處坐。 
  他手上有30幅左右宋、元、明洋莊畫,想帶到美國賣,作孩子留學費用。 
  汪孟鄒2月25日代他寫信問胡適美國行情,順便說,今年已63歲的陳獨秀自入四川後,患高血壓症,醫生說,「四川地太高,移地較好」。 
  陳獨秀老而多病,還要帶病工作,近著《小學識字課本》,售稿於國立編譯館,以資生活。 
  這次,汪孟鄒沒有提胡適幫陳獨秀去美國的事,但告訴他陳獨秀住在川東江津縣黃荊街83號。   
  戰後世界大勢(1)   
  1941年3月,陳獨秀收到一張5000元匯票,是朱家驊托張國燾轉寄的。 
  潘蘭珍高興地伸出一個大拇指和一個小拇指說:「這下好了,張先生寄來5000元,楊鵬升寄來1000元。 
  陳獨秀說:「鵬升寄來1000元,沒有提何事用,不能動它。 
  朱家驊這5000元不能要。 
  他給張國燾寫短函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將款退了回去。 
  這時高語罕來坐,潘蘭珍抱怨陳獨秀退款。 
  高語罕站在潘蘭珍一邊說:「仲甫到老還是強脾氣,死要面子。 
  一日,羅宗文縣長來坐,他想要陳獨秀的字。 
  「聽說你送了不少對聯給別人,村民蓋房,你也送了字,你也送一幅給我吧?」陳獨秀想了一想,寫了一個條幅。 
  上書:「穿花蝴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說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邀。 
  」客人走後,陳獨秀對潘蘭珍說:「松年講得對,他們是要我的名。 
  夏天,陳獨秀聽到老鄉李光炯4月8日在成都去世的消息,十分傷感。 
  李光炯1870年生,比自己大9歲。 
  早年,李光炯辦安徽公學時,和陳獨秀共過事。 
  1936年,陳獨秀在南京獄中時,李光炯來看他。 
  想不到是他們最後的一面。 
  當時陳獨秀很悲觀,李光炯反勸說:「生死未卜。 
  那時李光炯也體弱多病,這會竟先自己而去。 
  幾日後,陳獨秀夢見李光炯推門而入,驚訝地問:「聞君病已篤,何遽至此?」 
  李光炯緊握陳獨秀的手,笑而不答。 
  夢醒後,陳獨秀吟詩《悼老友李光炯先生》:「自古誰無死,於君獨愴神。 
  攖心唯教育,抑氣歷風塵。 
  苦憶獄中別,驚疑夢裡情。 
  艱難已萬嶺,淒絕未歸魂。 
  秋天,陳獨秀寫詩給楊鵬升:連朝江上風吹雨,幾水城東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將詩句寫閒愁。 
  9月,陳獨秀和潘蘭珍又移住鶴山坪。 
  這時,石橋鎮已破了陳獨秀家中失竊案,被竊衣物大半追回,但印章及手稿已黃鶴一去不復還。 
  小偷交待,當時打開箱子,見是書稿,怕暴露自己,一把火燒了。 
  陳獨秀原也不指望追回失物,現在見追回了大半失物,唏噓了半晌。 
  不久,陳獨秀同時收到江津轉來楊鵬升3封信和某先生600元錢,但信上仍然沒有講某先生是何人。 
  現在,陳獨秀和潘蘭珍每月要花600元,主要靠北大每月的300元。 
  他不打算用某先生這筆錢,想將來回重慶用。 
  陳獨秀對潘蘭珍說:「你先忙去吧,我給鵬升回一封信。 
  他的夫人上月11日生了一個兒子,我給他恭賀幾句。 
  潘蘭珍見說,臉色一陣白一陣紅,不是滋味。 
  陳獨秀看了一下,突然一笑,說:「我看你是想要一個孩子?」這年潘蘭珍三十三、四歲。 
  潘蘭珍急了,說:「看你扯到哪裡去了,松年的孩子都這麼大了,我哪能生孩子。 
  再說,也不是我要的事。 
  潘蘭珍13歲受騙懷孕,得病後已不能生育。 
  潘蘭珍出去後,陳獨秀寫信給楊鵬升,想請他用大筆書一幅直幅,再請其夫人畫一張畫。 
  後又一想楊夫人在月子裡,便打消了這一個念頭。 
  寫完信,陳獨秀找出一篇油印的《中國古代史表》和寫直幅的大白紙,一起寄給了楊鵬升。 
  年底一天,朱蘊山帶幾隻鴨子來看陳獨秀。 
  臨別,朱蘊山請陳獨秀題詩留念。 
  陳獨秀寫了一首詩:「貫休入蜀唯瓶缽,山中多病生死微。 
  歲晚家家足豚鴨,老饞獨噬武榮碑。 
  貫休是五代名僧。 
  朱蘊山說:「前三句好懂,後一句怎麼講?」陳獨秀說:「歐陽大師有一本《武榮碑》,我見了後寫了這首詩送他,他便把《武榮碑》借給我了。 
  朱蘊山走後,在成都讀書的楊魯承孫女楊樹君也請陳獨秀為她題字。 
  陳獨秀乘興寫了一首詩,開頭是「相逢鬢髮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陳獨秀解釋說:「最近我的一位老朋友廖先生從蘇聯回來見到我,我寫這首詩贈給他,意思是雖然我們的兩鬢都白了,但高興的是意志和性格都沒有變化。 
  現在我把這首詩轉送給你。 
  楊樹君高興地說:「明白了。 
  1942年元旦後,陳獨秀喜歡在日光下漫步,看著異鄉的山水,偶爾吟詩幾句,排解寂寞。 
  1月7日,陳獨秀抄錄近作,寄台靜農:「峰巒山沒成奇趣,勝境多門曲折開。 
  蹊徑不勞輕指點,好山識自漫遊回。 
  蘇德戰爭爆發後,陳獨秀才發現自己把戰爭雙方陣線估計錯了。 
  他在書信中把蘇德視為共同敵人,其中有的已見報端。 
  思考了幾天,陳獨秀寫了《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信紙是楊鵬升寄來的軍隊八行書稿紙,格子間距大,適合陳獨秀昏花的眼睛。 
  他分析要麼日德勝利,要麼英美勝利,或握手言和。 
  他不提蘇聯:「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意、日,我們必然淪為殖民地。   
  戰後世界大勢(2)   
  這篇文章五六千字,時寫時輟,直到臘月二十五日才寫好。 
  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第一次肯定了陳獨秀:「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雖然王明早已失勢,但陳獨秀的確犯了不少嚴重錯誤,加上戰爭環境,所以毛澤東說:「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陳獨秀沒有聽到毛澤東對他的重新評價,等待他的是自己文章發表後的風波。 
  3月29日,江津縣舉行市民大會,紀念黃花崗72烈士。 
  縣長羅宗文主持大會。 
  請各方代表講話時,辛亥革命的元老、雙目失明的凌鐵庵老人在女兒攙扶下,走到前台,指責陳獨秀,說他在3月21日《大公報》上發表《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散佈悲觀情緒,不利於抗戰。 
  凌鐵庵是安徽定遠人,辛亥革命後,任第5師師長,1913年任討袁護國軍淮南司令。 
  事後,《江津縣政府公報》報道了此事。 
  其實,《大公報》刊登陳獨秀文章前部分的次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就以「內容乖謬,違反抗建國策」為名,禁止刊登下半部分。 
  陳獨秀不服氣,斷斷續續寫了三四千字的文章《再論世界大勢》,推斷大戰後人類將喪失數百年自由、民主,進入法西斯的專制時期。 
  文章給《大公報》後,該報拒絕刊登。 
  4月初,陳松年帶來了楊鵬升的信,裡面又有某先生1000元錢。 
  這次楊鵬升告訴陳獨秀,某先生即「晉公」。 
  陳獨秀對陳松年說:「這個晉公與我素昧平生,卻三番五次寄錢,算起來,已寄了2200元了,如何是好?」陳松年勸父親說:「以後再感謝人家吧。 
  陳獨秀就手給楊鵬升回了一封信,叫陳松年代寄。 
  暮春,陳獨秀將去年秋天在江津城寫的詩《對月憶金陵舊遊》抄給台靜農: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 
  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 
  陳獨秀詩稿上注道:「辛巳秋作,壬午暮春寫寄靜農兄,獨秀自鶴山坪。   
  遺言(1)   
  1942年5月初,陳獨秀對潘蘭珍說:「聽羅宗文縣長說,玉米纓能治心臟病,你找人去要一點。 
  潘蘭珍回來說:「人家講現在蠶豆花開了,喝蠶豆花可以治高血壓。 
  陳獨秀病急亂投醫,說:「是嗎?你去搞一點蠶豆花,我今天就開始喝。 
  5月10日上午,陳獨秀喝了一杯蠶豆花泡的水。 
  喝下後感到腹脹不適,當晚睡覺不安。 
  原來,蠶豆花被雨浸後發酵生霉,陳獨秀沒有在意,結果喝了帶菌的水,中了毒。 
  三天後,陳獨秀稍好些,起來給Y(何之瑜)寫信,把他寫的幾篇論世界大勢的稿子寄了去。 
  這時,包惠僧從重慶來看陳獨秀。 
  潘蘭珍忙到石橋鎮買了一點豬肉,中午吃土豆燒肉。 
  陳獨秀因為高興,多吃了一些。 
  包惠僧見陳先生病了,沒有多坐,吃過午飯就走了。 
  晚上,陳獨秀腹脹難忍,不能入睡,半夜全吐掉了。 
  此後一個星期,陳獨秀耳鳴加劇,四肢無力。 
  5月17日傍晚,陳獨秀上廁所時,因便秘,暈倒在地。 
  一個小時後才甦醒過來,全身冒冷汗。 
  兩個小時後又暈倒,開始發燒。 
  潘蘭珍看先生昏過去了,嚇得哭了起來。 
  第二天,鄧仲純、陳松年、何之瑜三人急忙趕到鶴山坪。 
  陳獨秀仍處於昏迷狀態,鄧仲純忙給他打了一針,灌了一些藥,陳獨秀稍好。 
  鄧仲純和何之瑜商量,給重慶的周倫、曾定天兩醫生寫信,請他們來看病。 
  兩位醫生沒有來。 
  只是提出了診治的意見,並贈送了藥品。 
  5月22日,陳獨秀接連三次昏倒。 
  鄧仲純打了強心針,陳獨秀才甦醒。 
  次日,江津縣醫院西醫鄒邦柱、康熙光到鶴山坪,給陳獨秀用了肝油□通了大便,但病情並沒有好轉。 
  5月25日上午,陳獨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對何之瑜說:「我要和你分別了。 
  謝謝你照看我。 
  何之瑜鼻子一酸,說:「應該的。 
  休息了一會,陳獨秀說:「我的書,由你經手,送給北大。 
  何之瑜連忙點頭。 
  陳獨秀躺了一會,又說:「我的書稿,你和松年、撫五等人商量處理。 
  何之瑜傾身說:「你放心。 
  陳獨秀看著潘蘭珍說:「她還年輕,之瑜幫她找一個工作做,莫拿我賣錢。 
  遇到合適的,再找一個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 
  潘蘭珍淚流滿面,嗚咽地答應了。 
  陳獨秀歇了一會,示意喝水。 
  潘蘭珍趕忙端來一杯開水,攙扶著陳獨秀喝了幾茶匙。 
  過了一會,陳獨秀叫潘蘭珍去喊陳松年。 
  陳松年進來後,陳獨秀平靜地說:「以後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帶回去。 
  陳松年哭著答應了。 
  第二天,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夏松雲和她的朋友楊子烈兩人趕到鶴山坪。 
  潘蘭珍忙帶她們進屋。 
  夏松雲拿出300元對陳獨秀說:「惠僧回家說先生病了,段錫朋和幾個北大同學湊了三百元錢。 
  陳獨秀無力地睜開眼睛,說:「謝謝!」歇了一會兒又說:「要是惠僧來了多好啊!」說完,又昏睡了過去。 
  夏松雲和楊子烈當天下午就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農曆四月十三日,星期三,包惠僧趕到了鶴山坪。 
  陳松年說:「爸爸從上午9時起就昏迷不醒了。 
  包惠僧要進房間看陳獨秀,何之瑜說:「先不要進去,老先生以前也昏過,一會兒就醒的。 
  潘蘭珍聽見聲音,忙從屋裡走出來,拉著包惠僧進屋看陳獨秀。 
  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視著昏迷的陳獨秀,牆角旮旯裡有一堆潘蘭珍自種的馬鈴薯,增加了室內的淒涼感。 
  鄧仲純輕聲說:「交替打了強心針和平血壓針,也沒有醒過來。 
  過了一會兒,鄧仲純對陳松年妻子竇氏說:「先給包先生弄點吃的。 
  竇氏懷裡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身邊站著大女兒長瑋和侄子長文。 
  下午,鄧仲純翻了一會日文醫書,懷疑陳獨秀是大腦中樞出血。 
  晚上,潘蘭珍喊包惠僧進去,她一手托著陳獨秀的頭,一手拉著陳獨秀的手,說:「老先生,包先生來了!」陳獨秀沒有反應,潘蘭珍用手撥開陳獨秀的眼皮,似乎有感覺,還流了淚,然後就斷了氣。 
  時間是晚上9點40分。 
  掛在東方山岡的月快要圓了。 
  月華如水,覆蓋著肅穆的山坳。 
  山風起處,黃桷樹葉一陣簌簌作響,似乎在訴說一個異鄉客人的風燭殘生…… 
  自1993年出版《從領袖到平民——陳獨秀沉浮錄》後,10多年過去了。 
  由於這本書面世遭到盜版,盜版本的錯別字又特別的多,心中耿耿,不能釋懷。 
  1998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約我寫一本《陳獨秀傳》,使得我有機會將此後5年裡繼續研究陳獨秀的心得寫進去,刪改、增加了不少內容,以至這兩本有關陳獨秀生平的書,風格明顯不同。 
  隨著莫斯科檔案的開禁,《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相繼出版,為陳獨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新材料,披露了許多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細節,其中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國共產黨早期關係的史料十分珍貴,陳獨秀的歷史形象也更加豐富和飽滿,寫一本全新的陳獨秀生平來體現這些歷史細節,對 更完整地認識陳獨秀,特別是更全面、深入、細緻地認識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錯誤的具體過程,是非常必要的。   
  遺言(2)   
  湖北人民出版社劉社長和其他社領導熱情地支持了《陳獨秀風雨人生》的出版,呂薇老師編輯此書時,從書名、體裁、篇幅、插圖以及具體的寫作要求,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責任心,為此書增色許多。 
  我很感謝他們,同時感謝劉約維、徐雁苗先生對本書稿的推薦和關心。 
  花落水流,陳獨秀去世已60多年了。 
  自1982年初我接觸陳獨秀史料後,每到春天,紫色的蠶豆花夾在黃色的油菜花、紅色的紅花草中競相開放時,我就想到了因誤食發霉的蠶豆花而中毒並誘發腦溢血去世的陳獨秀,想到了當年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老頭子」曲折的風雨人生…… 
  朱 洪 
  2003年「五四」青年節於敬敷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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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風雨人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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