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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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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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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魯迅寫一部傳,一部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的傳。是我久蓄於心的願望。我曾經那樣崇拜他,一直到現在,大概都沒有像讀他這樣,認真而持續地讀過其他人的書。 
  書架上那一套淡綠色封面的《魯迅全集》,大多數分冊的書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長在那樣一個荒謬的年代,今天的年輕讀者也許想像不到,我十六八歲的時候,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非「領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魯迅全集》偏那裡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複雜,文字又那樣生動有力,它們自然會深入我的靈魂,在我的意識深處沉澱下來。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只要有什麼事情強烈地觸動我,我就多半會想起它們。譬如,從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幾乎隨處都感覺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種種大的事情且不去說,就是走在街上,也會看見歹人白晝作惡,周圍的人群中卻無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車罷,車子還沒停穩,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已經一哄而上,將下車的老婦人擠得踉踉蹌蹌。每當這種時候,我都會想起魯迅那些刻劃「麻木的國人的魂靈」的小說,想起他那「愚民的專制」的論斷,無論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廠做工,從廣播裡聽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傳,禁不住心生厭煩;還是八十年代以後,我開始在大學任教,驚訝於知識界中竟有這麼多卑瑣、狹隘、懦怯和無恥,戲都會記起魯迅,記起他對形形色色的愚民術的憎惡,記起他那句「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說,我選擇文學批評作自己的職業,那樣忘情地與人議論社會、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輕的學生譏為「理想主義」,也正是因為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一類的誓詞,在我心頭迴盪得太久了。有時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覺地摹仿魯迅,竭力顯出一臉嚴峻的神色,那就不單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為師,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態,對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識地與他認同了。 
  時間飛快地過去,人生體驗不斷增加,我現在對魯迅的看怯,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從他對阿Q們的居高臨下的批判當中,我愈益體會出一種深陷愚民重圍的不自覺的緊張,一種發現自己的吶喊其實如一箭射人大海,並不能激起些微浪花偽悲哀:從他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輕蔑背後,我也分明感覺到一種無能為力的痛苦,一種意識到思想和文字遠遠敵不過屠刀和監獄的沮喪;從他對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對呂緯甫、魏連曼一類頹唐者的剖析當中,我更看到了他對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對心中那揮趕不去的「鬼氣」的憎惡;從他那強踴:不捨的社會鬥士的姿態背後,我還看到了深藏的文人習氣,看到了他和中國文人精神傳統的難以切斷的血緣聯繫。 
  他寫過一篇題為《論睜了眼看》的文章,斷言「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一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因此他呼籲人們「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對他的瞭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認定,他自己也並不能真正實踐這個呼籲,面對自己處處碰壁,走投無路的命運,他就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錯覺。這也難怪,一個人要直面人生,也須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這直面竟等同於承認失敗,承認人生沒有意義,承認自己是個悲劇人物,必然要沉入絕望的深淵,等待無可延宕的毀滅棗你還能夠直面嗎?不幸的是,魯迅恰恰遇上了這樣的人生,他自然要發生錯覺了。孜甚至想,能夠懂得這人生的難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魯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 
  魯迅屢次說,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夠盡早被人遺忘;在一封給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說,倘若有誰以他為是,他就會覺得悲哀。他辭世已經五十年了,他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卻還存人與他共鳴,以他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會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經跨入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生活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新的危機取代舊的危機,新的藍圖取代舊的藍圖。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刻,依然有人一一絕不僅僅是個別人棗對魯迅這樣一位半個世紀之前的「絕望的抗戰」音發生強烈的興趣,甚至願意引他為同道和先驅,這又是怎樣可悲憫的事情! 
  正因為明白了這一點,我才格外認真地來寫這一部魯迅傳,寫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寫下我這理解所包含的種種的共鳴。或許這樣的寫作本身,已經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時是指向自己?或許我最後寫下的,已經不止是對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理解,也包含對我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理解了。 

                          1992年8月  上海 
第一章 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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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經過了最近這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漸漸明白了,人世間的確有「命這一樣東西。當然不是算命先生說得口沫橫飛的那種神秘的主宰,它實際上非常簡單,就是指你在什麼時候,出生在什麼地方。一個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動的,沒有任何人來徵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沒有可能為自己作哪怕是一點點的選擇,就是由於某個偶然的機緣,甚至他的父母也沒有料到,他一下子獲得了生命,赤條條的站到了人世間。仔細想想,這實在荒謬,我們每一個人,竟都是這樣被胡亂推到了人生的起點,開始長長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當然了,誰都想盡快踏進樂園,享受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壽那樣短暫,倘若你一睜開眼睛,就已經被扔在了廢墟的門口,就是身手再怎樣矯健,恐怕也跑不了多遠,只能遙遙地看著別人奔向樂園,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著生存意志的快馬,在人生道上縱興馳騁,終至於人疲馬乏,滾鞍下馬,卻吃驚地發現,你其實還是在離起點不遠的地方打轉轉,不過像如來佛手掌上的孫行者,自己做一個好夢罷了。你當初的誕生時間和地點,正牢牢地把你攢在手心裡:這就是你的命。 
  不用說,魯迅1也自有這樣的「命」。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出生在紹興城內一座周姓南知子裡。在紹興,周家算得上一門望族,做官經商且都不說,單是人丁的繁衍,就相當可觀,所以到魯迅出世的時候,周家已經分居三處,彼此照應,儼然是大戶了。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過江西一個縣的知縣老爺,後來又到北京當上內閣中書,成為標準的京官。紹興城並不大,像周介孚這樣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贏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門上那一塊「欽點」「翰林」的橫匾,正明白無誤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魯迅真是幸運,他的人生長途的起點,就設在這樣一處似乎距樂園相當近便的地方。 
  這就使魯迅獲得了一系列窮家小戶的孩子所無法享受的條件。家裡四五十畝水田,就是周介率不從北京匯一文錢回來,日常生計總是綽綽有餘,足以將貧困從他身邊趕得遠遠的。周家是講究讀書的,周介率甚至有過讓兒孫一起考取翰林,在門上懸一塊「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的雄心,那種書香人家的氣氛,自然相當濃厚,魯迅家中有兩隻大書箱,從《十三經註疏》和《四史》,到《王陽明全集》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從《古文析義》和《唐詩叩彈集》,到科舉專用的《經策統纂》,甚至《三國演義》和《封神榜》那樣的小說,都擠擠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裡有書,眾多親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書甚豐,而且不單是那些枯燥難懂的正經書,更有許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歡的好玩的書,從畫著插圖的《花鏡》,到描寫少男少女的《紅樓夢》,幾乎什麼都有。一次,一位親戚甚至允許魯迅到一間堆滿雜書的小屋於裡自由翻揀,他推開那房門的一剎那間,臉上的表情會是多麼驚喜!從六歲開始,魯迅就開蒙讀書,先是隨本家親戚學,後來又被送到紹興城內最有名的一家三味書屋去讀經書,《論語》、《孟子》……甚至連古舊難懂的訓詁書《爾雅直音》,也在塾師的指導下讀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說,一定不覺得這樣讀書有什麼快樂,但是,一個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著書香門第的熏陶,有傅學的老師指點,能夠日日讀書,還能用壓歲錢自己買喜歡的書來讀,這實在是那個時代的小孩子能夠享受的最好的條件了。 
  中國是個講究父權的國家,獨多那種粗暴專橫,將子女認為私產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裡,倘遇上這樣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會被糟蹋得暗淡無光。魯迅的運氣如何呢?周介孚雖然脾氣暴躁,有時候要打罵孩子,但在教魯迅讀書這件事上,卻顯得相當開通。那時一般人家的孩子,開蒙總是直接就讀四書五經,叫一個六歲的孩子天天去念「學而時習之」,他會多麼痛苦?周介孚卻不這樣,他讓魯迅先讀歷史,從《鑒略》開始,然後是《詩經》,再然後是《西遊記》,都是選小孩子比較感興趣的書。即使讀唐詩,也是先選白居易那些比較淺直的詩,然後再讀李自和杜甫,這就大大減輕了魯迅開蒙的苦悶。祖母更是特別疼愛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讓魯迅躺在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搖著芭蕉扇,在習習的涼風中給他講故事,什麼貓是老虎的師父啦,什麼許仙救白蛇啦,魯迅直到晚年,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興味和愜意。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神態一本正經,卻比祖父更為溫和。他家教雖嚴,卻從不打小孩子。魯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會》中,記過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魯迅那樣快樂的時刻,偏偏逼他去背書。可實際上,周伯宜平時對兒子們的讀書,監督得並不緊。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寬容。有一次魯迅和弟弟偷偷買回來一本《花經》,被周伯宜發現了,他們又害怕又絕望,因為這是屬於閒書,一般人家都不許小孩子看的:「糟了,這下子肯定要沒收了!」誰料周伯宜翻了幾頁,一聲不響地還給了他們,使他們喜出望外,從此放心大膽地買閒書,再不用提心吊膽,像做賊似的。至於母親魯瑞,對他的摯愛就更不必說了,幾個孩子當中,她最喜歡的就是魯迅。從人情來講,父母總是愛子女的,可由於中國人祖傳的陋習,這種父母之愛竟常常會演化成對幼小心靈的嚴酷的摧殘。當然不能說魯迅就沒有遭過這樣的摧殘,他後來會寫《五猖會》,就說明內心也有深刻的傷痕。但總的來說,他還是相當幸運的,至少在童年,他經常都是沐浴在溫和寬厚的長輩之愛中。 
  這就難怪幼年的魯迅會那麼可愛。他長得很健壯,圓圓的臉,矮墩墩,眉眼又清秀,用紹興話來說,長得很「體面」事實上,直到後來從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鄉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他性格活潑,機伶,自然也就調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總是一本正經地端坐在門口一張硬梆梆的太師椅上,讓人覺得不大好接近。魯迅卻偏偏要去逗她,故意從地面前走過,假裝跌跟頭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驚叫:「阿呀,阿寶,衣裳弄髒了呀……過一會兒又從她面前走過,又假裝跌,要引她再作那樣的驚呼。2那麼個小小孩,就會如此去和一臉嚴正相的曾祖母尋開心,倘在別的場合,你想他會有多頑皮! 
  頑皮似乎成了他的一種天性。隨著年齡增長,小小孩的頑皮也就逐漸發展成少年人的鬼腦筋,甚至是惡作劇。三味書屋裡有一項必修的功課,叫作「對裸」,老師出一句「紅花」,讓學生按照詞義和平仄,選相對的兩字棗譬如「綠葉」、「紫荊」來回答。魯迅的對課成績相當不錯,屢次得到塾師壽鏡吾先生的稱讚。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學偷看了壽先生的對課題目,是「獨角獸」,就悄悄地來問他:「你說我對什麼好?」魯迅說:「你對『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課時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壽先生,壽先生是近視眼,正戴著眼鏡,聽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學狠狠地罵了一頓,再看魯迅,卻在一旁用書遮著臉,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聲來。5 
  一個健康頑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幾分野性。魯迅雖是長在城裡,卻沒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歲的時候,常受到另一個比他大幾歲的名叫沈八斤的親戚的威嚇,心中非常生氣,可是家中有規矩,不許與別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畫畫來發洩,畫一個人躺在地上:胸口刺著一枝箭,上面寫著:「射死八斤!」進入三味書屋以後,他的好鬥的性情更有發展,有一次不知聽什麼人說,城中另一傢俬塾的老師,綽號「矮癩胡」的,竟然虐待學生,連撒尿都要從他手上領一枝竹籤才能走,魯迅不禁大怒,放學後就和幾個同學一起,衝到那「矮癩胡」的私塾裡,正巧裡面沒有人,他們便打翻硯台,折斷竹籤,大大地造了一通反。還有一次,也是聽到一個傳聞,說有位姓賀的武秀才,經常在家門口打罵過路的小學生,魯迅們便相約著埋伏在那人的家門口,預備揍他一頓。他們都還是小孩子,那姓賀的卻是武秀才,為了保證必勝,魯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帶去,幸虧那武秀才聽到風聲,不願意來和小孩子們惹麻煩,否則,我相信魯迅一定會拔出那柄刀,給那武秀才嘗嘗厲害的。 
  魯迅是個聰明的孩子,四書五經之類的正經書並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慾,他對這些枯燥乏味的說教,從心裡不感興趣。因此,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自己來開闢另外的求知途徑。首先是看雜書,從畫著奇形怪狀的神話人物的《山海經》,到《封神演義》和《西遊記》之類的神話傳說,凡是他覺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計搜來讀。其次是抄雜書,從陸羽的《茶經》陸龜蒙的《耒耙經》,一直抄到《西酉叢書》裡的古史傳和地方志。再就是繪畫,先是從大舅父那裡借來繡像本的《蕩寇志》,把裡面的一百多張繡像全都描下來!後來更自己買來好兒本畫譜,用紙蒙著,一頁一頁地描。明明是自己買來的書,卻這樣耐心地描畫,魯迅在這當中感受到的樂趣,想必是非常強烈吧,我們每一個人剛踏上求知之路的時候,總會遇到社會為我們規定的一整套標準課本,社會正是靠著這樣的課本,來製造一批批的標準公民,延續它對新一代社會成員的精神統治。因此,一個人要想在社會成規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首要的條件,就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套標準課本之外,尋找到別樣的課本,正是這些非標準的課本,將向他提供發展自己精神個性的內在動機,幸運的是,從這個撅著嘴,一筆一劃地影寫《蕩寇志》的孩子身上,我正看到了這種可能性。 
  正因為從很小的時候起,魯迅就逐漸浸入了一個遠非四書五經所能規範的精神海洋,他身上的許多發自天性的衝動,就不像有些被標準課本束縛住的孩子那樣,一開始就受到壓抑。譬如有這樣一件事,他七八歲的時候,常聽到大人講話夾著「賣X」的話,他非常好奇,這X怎麼個賣法?於是他依照對自己的觀察,大膽地想像起來:畫了一長串狀如香蕉的東西,吊成一串,旁邊畫一桿秤,這就算是在「賣」了:多麼可愛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小孩子總是早睡,周家也如此,天一黑就把魯迅和弟弟們趕上床,可他並不能立刻入睡,有一段時間,就和周作人躺在床上聊天,將白天看來的神怪故事編成童話,什麼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蟻,有天然的亭台樓閣,仙人在其中煉玉補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連一夜,講得那麼起勁,許多細節都一再複述,兩個在黑夜中躺著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話世界裡了。一個人的天賦當中,最可貴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愛心,人對詩意的敏感,甚至整個的青春活力,都是和這種激情融合在一起的,從另一面看,社會對人性的壓抑,也首先是從剝奪他做夢的心境開始,什麼時候你發現自己再也沒有幻想,再也不做自日夢了,什麼時候你也就完全被社會擠扁了。魯迅向周作人作這種夜談的時候,已經十三四歲,不再是小娃娃了,可他仍然這樣熱衷於編造童活,這樣興致勃勃地投入幻夢的境屏,我真忍不住要說,你真是有福的人! 
  像這樣愛好童話世界的孩子,心地必然是溫良多情的。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歲,卻已經感覺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間他為什麼,他說:「為妹妹啦!」他父親去世以後,有一回家族聚議,重新分配房屋,親戚本家欺負魯迅家,要把壞房子分給他們,魯迅作為這一房的長孫,堅決不肯簽字,引起一位本家長輩的厲聲呵責。這位長輩就是魯迅的開蒙老師周玉田,當時魯迅非常生氣,晚上在日記裡還忿忿地記了一筆。但是,事情過後,他卻並不記仇,依舊去玉田老人那裡玩耍,聊天,還在這一年用楷書恭恭正正地抄了他的一百首詩,題名為《鑒湖竹枝詞》,自己注道:「侄孫樟壽謹錄」。直到幾十年後寫《朝花夕拾》,雖然記到了那次家族聚議,卻並不指明玉田的名字;在另一處直接談到他的時候,卻用了那樣溫情的口吻:「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4我覺得魯迅對周玉田的態度,正體現了他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基本的情感狀態,他是那樣一個善良溫情的孩子,一個對周圍滿懷好感,不知道記仇,更不喜歡報復的孩子。 
  一個人像一棵樹,有了一粒優良的種子,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甚至已經能看見一株茁健的嫩芽,恐怕誰都會替他慶幸,熱切地祝福他順利成長吧。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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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之神卻不像我們這樣善良。就在魯迅十三歲那年,一連串打擊突然降落到他的頭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麼昏了頭,替親友向浙江鄉試的主考官行賄賂。他專程跑到蘇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遞了一封信,內夾一張「憑票發洋銀一萬元」的字條。主考官與他相識,本來大概是會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場,他便將來信擱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談,說個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門外等得急了,大嚷起來,說收了錢為什麼不給回條,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辦,報告上級。按清朝法律,科場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進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來,但清廷捕人有個規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裡的其他男人,於是魯迅兄弟幾個,也不得不往紹興城外皇甫莊的外婆家避難。可這樣躲來躲去,總不是長久之計,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關進了杭州監獄。他是這一家的頂門柱,他一倒,整個家就垮了。 
  頭一劫還沒過去,第二劫又來了。周介孚入獄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後幾經波折,病情時緩時急,終於在魯迅十五歲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個孩子,撒手歸天。與這喪父之痛一起降臨的,是周家的急劇貧困。祖父人獄,斷了官俸,還要不時往獄中送錢;父親一病三年,請的都是城裡有名的中醫,單是出診費,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來看一次,怎麼負擔得了!雖說還有幾十畝田,租谷卻僅夠日常開銷,再要籌措費用,就只有典當舊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斷去跨當鋪的高們坎的地步,這敗落也就相當徹底了。 
  周圍的人全都變了臉。在皇甫莊,大舅父家的人竟稱魯迅他們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變臉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門一座院宅裡的本家親戚,也都一個個換了嘴臉。昔日趕前趕後,恭恭敬敬的,現在側目而視;過去笑臉相向,親親熱熱的,現在冷眼相投。對小魯迅不無惡意的流言,也在院中傳播開來。至於各房聚議,要將壞房子分給魯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負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說,無論出當鋪,還是進藥房,路旁閒人的指指點點,輕蔑譏笑,猶如討厭豹蒼蠅,一路跟著魯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門。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也變了樣。周介孚的脾氣本來就不大好,從獄中放回家後,更是變得苛刻暴戾,動不動就會破口大罵,一邊罵,一邊還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響,這叫魯迅他們見了,會覺得多麼可怕!甚至平素溫和的周伯宜,也變得喜怒無常,酗酒,吸鴉片,無緣無故就會把妻子端來的飯菜摔出窗外,臉色還那樣陰沉,使人不敢問他一聲「為什麼」。說起來這也不奇怪,親戚本家也好,鄰居路人也好,他們過去對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於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爺了,也沒有什麼再能給我了,我憑什麼還要再恭敬你?魯迅周圍的那些變臉者,不過表現了人性的另一個側面罷了。至於祖父和父親的精神病態,更是人遭受挫折,無可挽救之後的常見現象、同樣也表現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這樣的道理,十多歲的魯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對這一切變化的感覺只是一個:非常強烈的震驚。 
  他甚至不能把這種震驚表達出來。他是周介孚的長孫,按照舊時習慣,祖父和父親不能理事,頂門立戶的重擔就要移到長孫的肩頭,魯迅自然也不例外,父親病後,家中的重擔就由他挑了起來,尤其是對外界的交涉,幾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幾歲,卻已經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權利,他必須像成年人那樣承擔責任,命運已經不允許他像孩子那樣隨意表達自己的情感了。面對造物主的這種苛待,他只有咬緊牙關,默默地忍受,即使跨進家門,把那在當鋪的輕蔑和歧視中換來的錢交給母親,他也從不說什麼;遇上祖父和父親發脾氣摔東西,他也總是轉身走開,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獨自嚥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會一下子消失掉的,魯迅獨自嚥下的那些打擊和傷害,更不會在內心迅速消失。他的臉上越是沒有表情,它們對他內心的刺激就越強烈。連見慣的熟人的嘴臉,也會這樣迅速地變幻,向來感覺親近的親人,竟會變得如此陌生,那世上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放心地相信呢?連生養哺育他的家鄉,都如此冷酷和勢利,在這人世間,大概也不會再有可親近的地方了吧?一種執拗的懷疑精神,一種對紹興城和家鄉人的憎噁心理,很自然地從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幾歲,正是感覺最為敏銳,心靈最為軟弱的時候,一下子接受這麼多陰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發生急劇的變化了。他以前總是看見大人的笑臉,現在卻特別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惡意:以前就是遭受再嚴厲的斥罵,他都會很快地忘記,現在一個冷淡的表情,卻會在他記憶中劃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種偏重於人生陰暗面的感受習慣的種籽,就這樣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紹興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這個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們的冷漠的包圍之中,這孩子的內心世界,正在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 
  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魯迅看到一本題為《蜀碧》的書,記載了明末農民軍首領張獻忠屠殺四川人的種種情形。他又一次震驚了。中國的歷史上,怎麼會發生這樣大規模的凶殘的事情?不久以後,他又讀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齋閒錄》,雖然不全,其中記述的那位殘暴的永樂皇帝的「上諭」,已足以使他怵目驚心:中國的皇帝中間,竟有這樣毫無人性的東西!魯迅早慧,對文字特別敏感,事實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獨特的思想意識,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為源頭,倘說他以前讀到的那些小說和故事,正培養了他一種微笑著頁對人生的做夢的氣質、那現在這《蜀碧》和《立齋閒錄》一類的「野史」,卻大大強化了現實中炎涼人情對他的尖銳刺激,向他那般強烈的內心仇恨,注入了深長的後力。原來他遭遇到豹病態和卑劣,並非是紹興一地的特產,在其他地方,在許多年以前,比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經發生過了,他還有什麼理由,不能信賴自己的憎惡之心呢。 
  在三十年後,有一次許廣平向魯迅抱怨親戚的糾纏,他回信說:「嘗嘗也好,因為更可以知道所謂親戚本家是怎麼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窮忽而又有點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這麼多變化。」1寫這信之後一年,在廣州,青年學生問他為什麼憎惡舊社會,他更這樣回答:「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後,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2最激烈的憎恨,往往產生於盲目的歡喜,最厭世的人,正可能原是愛世的人,讀著魯迅這兩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運的殘酷,它先是給魯迅一個寬裕的童年,然後在他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扯掉那一層猙獰人生的偽裝布,把社會和人性的醜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這叫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怎麼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陰暗無趣,不因此萌生強烈的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有的日本報紙就公然宣稱:「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5因此,魯迅在這個時候去日本留學,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種種歧視和輕蔑。他走在東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罵。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間,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視和輕蔑中間,請想一想,一個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處境?何況魯迅又有那樣的早年記憶,紹興街頭閒人們的指指點點,當鋪裡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還有那些從南京旗營裡擲出來的石塊和辱罵,都一齊會湧上心頭,將他推入更深廣的屈辱和激憤。 
  魯迅後來說過一句透徹的話: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倘說這句話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許多經驗,那他最初在東京見到某些中國留學生,恐怕是觸發他產生這個想法的第一批對象吧。日本人蔑視中國人,是因為他打敗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來再打敗他,沒有別的話可以說。可魯迅見到的許多留學生,偏偏又那樣不爭氣,非膽不從日本人的輕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動力,反而以自己的種種乖行,不斷地證明那輕蔑的正當。就以與魯迅同住的留學生來說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響,塵上飛揚地學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裡新老客戶循序洗澡的慣例,搶先鑽迸洗澡間,把水潑得四濺的,在這樣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討厭,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輕蔑的跟光,一面是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醜態,難怪魯迅一拿到修習日語的畢業證書,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遠遠地避開這一切,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 
  仙台又怎樣呢,在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裡,只有魯迅一個中國人,那些討厭的同胞的嘴臉,自然是可以免見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視中國人的風氣,在仙台同樣很盛。仙台報紙上的辱駕中國人的言論,一點都不比其他地方溫和,魯迅所在的那個班的學生中,也同樣有對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飾的人。他考試成績中等,便有同學以為是得了老師的暗中幫助,於是托辭去檢查他的筆記,甚至寫信向他發出威脅。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的時候,也有同學大聲地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6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這樣傲慢,魯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員熱心地張羅食住,任課的教授當中,更有籐野嚴九郎那樣滿懷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學中,也有好幾位不滿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別站出來替魯迅辯護。但是,儘管如此,這些事情仍然給魯迅非常強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與同學相處時的神態,便可以知道這一點。在大多數場合,他都不多說話,給人一種沉靜老實的印象。他也很少與同學交往,去劇場看歌舞伎,也總是獨來獨往,從不與人同行。即便那幾位曾經為他辯護的同學,聽說他要離開仙台,特地請他吃點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時,卻連這幾位同學也不通知,一個人悄悄離開了,全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斷在仙台的學業,固然有從文的動機,他在仙台過得很不愉快,種種刺激使他不願意繼續久居,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個他自己也不大願意承認的潛意識的動機吧?一九0六年初夏,魯迅返回東京,這時候他已經二十六歲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從中國到日本,又從仙台回東京,四處尋求生路,卻總是走不通,兜了一個大圈子,還是回到老地方:沒有錢,也沒有文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他此後一生的命運的雛型,在這時候已經顯露得相當清晰了。 
第四章 初皈神靈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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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魯迅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雖然不斷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卻不以為然,經常還是興致勃勃,對將來充滿信心.他還年輕,正是充滿幻想的年齡,還不能充分領會艱難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為,他這時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剛剛獲得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柱,正處在一個信徒初皈神靈時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這事情還要從他在南京時的看閒書說起。他看得相當雜,既讀小說,從《茶花女遺事》開始,凡是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有一本就買一本;也看報紙,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幾乎是每期必讀;他更用心讀理論書,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法意》,他是讀了又讀,還鄭重其事地向別人推薦。後來到日本,閱讀的面就更寬,一九0三年七月他特地寫信給周作人,向他推薦約翰·穆勒的《名學部甲》【即《邏輯體系》】,可見興趣有多大。他當然並不能都讀懂這些書,但靠著嚴復對赫脊黎的學說的中國式的簡化,1更由於梁啟超們對社會進步的前景的動人的鼓吹,那種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那種後人必勝於前人,將來必優於現在的歷史不斷進步的觀念,卻深深地嵌進了他的頭腦。可以這麼說,他這幾年間閱讀的主要收穫,便是知道了嚴複式的進化論。 
  今天的中國人恐怕是很難體會一百年前魯迅初次知道進化論時的興奮心情了。從我們這一代懂事的時候起,進化論就已經是一個"常識"。從小學課本起,我們接受的全部正規教育的哲學基礎,實際上就是進化論,我們在課堂上學來的有關時何和歷史的全部知識,都被牢牢地框限在歷史進步論的範圍之內,以至到我們成年的時候,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認定"歷史不斷進步"的觀念,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天經地義,不證自朋。可是,魯迅時代的情形卻完全不同。西方思想才剛剛傳入,影響極為有限,中國的絕大多數土地,依然是傳統思想的天下。說來也怪,中國的歷史著作那樣豐富,中國人的歷史觀念卻頗為單一。從先秦時期開始,無論老於對"小國寡民"的讚揚,還是孔子對"大同"世界的嚮往,更不必說墨子對"上古"和"當今"的種種比較了,基本的思路都是一個:今不如昔。正是這種對歷史進程的悲觀主義描述,激發出了形形色色的復古理想,而正是這些不斷想要返回過去的執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輪迴"式的循環論觀念。從秦漢到明清,兩千年中國社會的歷史事實,似乎又不斷在證實那歷史沉淪的悲觀主義描述,證實那一治一亂的循環論思想。你當可想像,到魯迅開始認字的時候,歷史悲觀主義的精神傳統,會對讀書人有多大的權威。事實上,魯迅在讀到《天演論》之前,腦子裡原有的歷史觀念,就正是復古和循環的那一套,他別無選擇,他看到的只有這一種觀念,就只能接受它。 
  不用說,他愈是厭惡四周的現實,這種歷史悲觀主義就愈對他造成精神的重壓。一個人不滿現狀,,總是因為他另有一個理想,既然現實已經是一個壞的世界,那他理想中的好的世界,就只能存在於將來,也就是說,不滿現狀者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將來。可是,傳統的歷史觀念卻告訴你,你憧憬的將來並非真正的將來,它實際上是過去,你改變現狀的唯一出路,就是復活過去。但是,你和統治著現實的既存的勢力相比,誰和過去更加接近呢?當然是它,不是你,因此,傳統的歷史信仰實際上是把反抗現實者誘到了氣餒的邊緣,你是在和一個比你更有資格代表理想的對手作戰,你稍微缺乏一點毅力,就會一下子跌進絕望的深淵。更何況,還有那個歷史不斷沉淪的悲觀描述在旁邊搗亂,你就更難擺脫絕望的誘惑。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對現實深惡痛絕的人,卻少有堅決行動,來徹底改變現實的人,即使真的動手了,許多人也最終都陷進絕望、頹唐、甚至精神崩潰的境地,這傳統歷史觀念的無形的窒息,正是主要的兇手之一。紹興城裡那一位比魯迅早生三百年的徐文長,便是一個例子。 
  難怪從清代中葉開始,一代一代的改革者都竭力來打破這種傳統歷史觀念的桎桔。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譚嗣同,他們鼓吹社會改革,常常都是以倡導新的歷史觀念,作為第一陣開場鑼鼓。但是,龔自珍也好,魏源也好,最後都程度不同地落入了循環論的窠臼,即使強調歷史不可重複,也不過是重申韓非式的主張。康有為那個"進化有漸"的歷史觀念,更是直接套用了公羊三世說和孔子的"大同""小康"論,不論他的本意多麼新穎,披上那麼多傳統辭句的外衣,內蘊的鋒芒必然會被掩去許多,倘是頭腦不大靈活的人,還不容易領會其中的真意。因此,這些人探索新的歷史觀念的努力,最終都聚不成真正強有力的風暴,蕩除傳統歷史觀念的空氣,許許多多像魯迅這樣的年輕人,還是只能呼吸著陳腐污濁的空氣,不自覺地走近那無數內心充滿怨忿,行動上卻並不反抗的失敗者的行列。就說魯迅吧,如果沒有新的歷史觀念來激發他的反抗的勇氣,他會不會也加入這個行列呢?從那個默默忍受著奚落和冷眼的少年人的身上,我分明看出了這一種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魯迅讀到進化論的時候會那樣震動,二十多年之後,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興奮心情:"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脊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包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3原來歷史並不是一路倒退,越來越糟的,從猿到人,從低級動物到高級動物,分明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我有什麼理由要對將來喪失信心?原來人類進化的規律,早已決定了新物必將代替舊物,年輕人必將勝過老頭子,我又有什麼理由不振作精神,為自己爭取一個健康的發展呢?原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變,那些腐朽沒落的東西,早晚都會被淘汰,我又為什麼不奮身而出,也來充當一個掃蕩黑暗,驅舊布新的鬥士呢?在魯迅此時的心口中,進化論哪裡只是一種學說,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人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陽光,是他對社會和人生的新認識的起點,是他對自己生存價值的新判斷的基石;他怎麼可能不欣喜若狂呢?看著魯迅這興奮的神情,我真要深深地感激嚴復,正是他描畫出來的那個進化論,和傳人中國的其他西方思想一起,耙一批敏感的中國人拉出了那條已經婉蜒數千年的忍受和絕望者的長隊,賦予他們對歷史趨勢和個人價值的樂觀主義的新認識,最終將他們造就成一代奮起反抗舊制度創造新社會的先覺者。 
  魯迅的心情大變了。先前那份受輕蔑、受壓迫的痛苦依然存在,但另一種俯視現實,俯視黑暗的氣魄與日俱增;那份走投無路的煌惑並沒有消失,但另一種踏上卞坦途的欣喜明顯壓過了它;對勢利和愚昧的人們的厭惡依然強烈,但就在這旁邊,又生出了一種分析、探究和拯救他們的理想主義的熱情,雖不能說那默默忍受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但一種奮起反抗的衝動,顯然是更為強烈。他畢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旦信奉了一種樂觀主義的理想,就自然要付諸行動了。 
  於是他一到東京,就剪掉了辮子,除去那奴隸的可恥的標誌。接著更沉人"如何求國的莊嚴的思考,多次和朋友們討論麼?""它的病根又在哪裡葉他得出結論說:"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這毛病是怎麼沾來的?"兩次奴於異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那該怎麼辦/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3這些看法並不特別,無論提問的角度,還是回答的思路,都明顯受了當時報刊和留學生中的流行思潮的影響,但是,魯迅的啟蒙主義的心路歷程,卻正是由這樣的思考開始故。他吟出"寄意寒星壟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那樣宣誓般的詩句,毫不掩飾地以救國者自居,又發表《斯巴達之魂》那樣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種與奴隸心態絕然相反的奮勇犧牲的精神。他還和朋友一起,利用課餘時間去講道館練習柔道,摔跤,還自己備了一把刀,聲稱要回國復仇,5儼然要做一名斯巴達式的戰士了。 
  難怪他在仙台碰了那麼多壁,回到東京卻依舊意氣昂揚,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經萌生的以血薦軒轅的大志,似乎穩穩地撐住了他。他很快就重返三年前的生活軌道,依舊是學外語,讀理論,也依舊是寫文章,談救國。他開始長篇大論地抒發去仙台之前就已經形成的那些思想,譬如《人之歷史》,是宣傳進化論,《摩羅詩力說》,是崇揚文學中的"斯巴達之魂",《文化偏至論》,是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與四年前寫下的《弁言》的題旨,幾乎一模一樣。尤其他這些文章的語言和文風,也像四年前那樣慷慨激昂,一點都不比《斯巴達之魂》有什麼遜色。我覺得,與文章題旨相比,語氣和文風更能夠表現寫作者的情感狀態,正是從《斯巴達之魂》到《摩羅詩力說》的慷慨激昂的文風,表現了魯迅在日本期間的基本心態。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他是自居為一個救國救民的啟蒙者,對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滿懷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嗇自己的嗓門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義情緒激越飛揚,一九0三年他寄給朋友的照片上,眉字間流溢出那樣一股勃勃英氣,就再清楚不過地證實了這一點。 
  一個人的實際境遇和他對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異,魯迅明明是處處碰壁,走投無路,卻自以為踏上了救國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許黑暗時代裡的最初的啟蒙者,對自己的處境都會發生類似這樣的錯覺?但魯迅的這種情形,還是會使人特別擔心。命運是無情的,不管你怎樣理解它,它總要將自己的真實面日暴露給你夕逼迫你看清楚它。魯迅又是那樣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經歷早已經在心中灌滿了對於冷酷人生的厭借,一旦現實打破了他現在的樂觀信念,他心理上會發生怎樣劇烈的反應呢?我似乎又隱約覺出了命運之神對他的惡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樣,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種種樂觀的信念哄住他,然後一下子撕破它們,將他再一次推人震驚和絕望的深淵?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第五章 猶豫不定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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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畢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對命運之神的惡意,不會再像童年時候那樣懵然無知。他在理智上確實有錯覺,但在下意識裡,他的實際人生體驗還是會深深地影響他。倘說他這時正信奉一種啟蒙主義的樂觀的信念,這樂觀的信念本身,卻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緒的持續的侵蝕。 
  比方說,他在弘文學院探究中國人的國民性,這當然是表現了強烈的啟蒙熱情,可你看看他這種探究的具體角度,「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傳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實際,卻全不是這回事」,1中國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詐;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虛偽——看到他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中國人,恐怕誰都會認定,是有一種對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響他吧。也就在這時候,他迷上了俄國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時翻譯他兩篇小說,一篇譯名為《謾》[即欺詐],表現人世間的無真誠,另一篇譯作《默》,描寫一家人互不相通,只會默然相對。他又那樣喜歡尼采,桌子上經常放一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個是對人間陰冷的犀利的洞察,一個是對卑劣人種的整個的唾棄,它們居然能引起他的強烈的共鳴。那理想主義的啟蒙熱情,顯然還不能佔滿他的身心。在魯迅這時期的論文中,一到駁斥那些他認為乖謬的主張,發動的第一步攻擊,往往是挑剔主張者的實際動機,揭發他們的心口不一,這不正是他那個探究國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嗎?我不禁想起紹興城中那個在當鋪和藥鋪間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來對周圍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惡,在上面舉出的現象當中,這敏感和憎惡是太明顯了。 
  再比方說,他寫那麼多文字來鼓吹進化淪,《人之歷史》是不用說了,像《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淪》,只要講到歐洲和人類的歷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斷進步的圖景。可是,一涉及中國的事情,他的立場就不同了。對中國的現狀,他是徹底否定的,什麼「本根剝喪,神氣旁皇」,什麼「**華土,淒如荒原」,2說得一無是處。可對中國的過去,他有時候卻相當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論》一開頭,他歷數從軒轅氏到元明時代中國與外國的種種比較,非常明確地斷言,中國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於理極者矣!」3過去好,現在糟,這不等於是說歷史倒退嗎?在另一處地方,他還這樣描述中國文化的變遷:「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其所崇愛之溥博,世未見有其匹也。顧民生多艱,是性日薄,洎夫今,乃僅能見諸古人之記錄,與氣稟未失之農人;求之於士大夫,戛戛乎難得矣」,4這不正是一幅歷史沉淪的標準圖景嗎?就在西方的理論使他相信歷史必然進步的同時,對中國的現實感受卻使他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社會文化是在一路倒退。進化論講自然淘汰,本來包含對退化的關注,可魯迅對進化論的興趣,卻主要不在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對弱肉強食那一套理論,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國的將來。因此,一旦他在中國的歷史當中找不到一個歷史必然進步的證據,這會對他對將來的樂觀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脅呢?還有比這更大的矛盾。他這時候正以啟蒙者自居,可他寫下的幾乎所有文章,都明顯表現出對於民眾的輕蔑,像「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5像「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縱有激響,何能攖之?」6簡直比尼采還要嚴厲。對民眾是否接受啟蒙,他更是沒有什麼信心,他甚至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以為民眾多半要迫害啟蒙者,從「一蘇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7到拜倫的「世輒謂之惡人」,雪萊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8每當讚頌這些天才,他總不忘記特別去指出,他們是怎樣地為世人所不容。他還由此引申出一條規律,說大凡先知和啟蒙者,都難免要被人視為惡魔:「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於置身。」如此蔑視大眾、把他們對啟蒙的態度設想得這麼壞,我實在要懷疑,他又怎麼能維持住向大眾啟蒙的熱情。大概也就是這種對大眾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勵的誓詞「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顯露出那樣雙重的意味,既是發誓獻身,卻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獨判定為啟蒙者的一項必備的條件:「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十我總以為,啟蒙者是不能對多數失去信心的,因為他的希望,他個人的價值,就正繫在那個多數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獨視為當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孤獨正意味著他的無能和失敗。當然也可以說,魯迅這樣強調孤獨,是一種憤激之辭,他的本意,還是在給自己打氣,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穩啟蒙者的立場。可是,就在他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啟蒙毅力的同時,這方法也會不知不覺地將他引離開啟蒙的立場:「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於世,亦無懾也」,11十。對大眾的是否覺醒都無所謂了,哪裡還是一個啟蒙者呢? 
  再來看他對科學和物質作用的認識。一九0三年他寫道:「工業繁興,機械為用,文明之影,日印於腦,塵塵相續,遂孕良果……」12似乎只要物質進步了,社會的精神自然就能進步。他後來寫《說鉑》,寫《科學史教篇》,去仙台學習醫學,也都是表現了這種確信。可是,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有那樣透徹的認識,實際生活又隨處可見種種遠非物質進步所能改變的病態現象,他對自己的確信,又禁不住要發生懷疑。尤其從仙台返回東京以後,更公開發表相反的意見:「縱今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13順著這條「搞物質而張靈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國傳統文化大聲辯護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歸也,而中國已於四千載前有之矣!」14他甚至替佛教辯護,反對佔用寺廟來開辦新學校:「事理神秘文化,決不為理科入門一冊之所範圍。」15從《科學史教篇》的對於科學局限的承認,到《破惡聲論》的對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讚揚,他走得如此之遠,現實中病態人心對他的刺激,實在太強烈了。 
  當魯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連一支地吸煙,伏案疾書的時侯,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寫下的這些長篇大論當中,竟有這許多矛盾的地方。歷史究竟是進步的,還是不進步甚至倒退的?個人的價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社會和別人身上?對一個性會的拯救來說,究竟是推動物質進步最重要,還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東京的那幾位朋友,倘若有誰向他追索過些問題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啟蒙主義的樂觀信仰催促他拿出斬釘截鐵的回答的同時,另一種深藏的懷疑卻會伸出手來,在半道上截住它們。在那個意氣風發的啟蒙者的姿態背後,實際上是一顆被各種矛盾糾纏住的猶豫不定的靈魂。 
  靈魂的矛盾必然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當時的東京,正是中國流亡者雲集的地方,許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軍事組織,都以這裡作為基地。其中有一個光復會,主幹都是浙江人,全神貫注於組織暗殺和會黨起義,在反清組織中,態度特別堅決。以魯迅當時的救國熱情,他很快就成為這些團體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演講會也好,討論會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雙專注的眼睛。他和光復會的關係尤其密切,光復會的實際領袖陶煥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後來,他更加入這個組織,他的住所,也一度成為陶煥卿存放會旗、標識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點。在同伴中間,他的情緒往往特別激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結果被恩銘的親兵剖腹挖心,消息傳來,他在東京的一次集會上慷慨陳辭,忽然聽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語,更大光其火,從此對那人產生反感,久久不能釋懷。 
  可是,這僅僅是他的一面,他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參加了光復會,就要接受領導人的指派,有一次,一個任務落到他頭上,讓他也像徐錫麟那樣,回國去刺殺清廷的某位大員。他當時接受了。可臨動身前,他又去找那佈置任務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頭,剩下我的母親,誰負責贍養她呢?」這很令人掃興,一個刺客,怎麼能這樣顧慮重重呢?於是光復會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魯迅很愛母親,他對她將來的生活的顧慮,自然是真實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問,卻恐怕不止是出於這一份顧慮。要做徐錫麟那樣的刺客,需要具備特別的心理素質,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要能信賴集體,將自己完全交出去。魯迅雖有報國的熱情,卻不是一個願意將自己完全交給別人的人,原因很簡單,他不能無條件地相信別人。即便一時衝動,時間稍長,他對卑劣人心的體驗,對一切冠冕堂皇的東西的習慣性懷疑,勢必會一點一點瓦解他的衝動,使他重新猶豫起來。有一次在東京,他目睹一個反清團體的領導人,就在手下人進行軍事襲擊,隨時可能遭難的時刻,坐在那裡談笑風生,彷彿毫不在意,不禁「驚佩不至」,直到許多年以後,還一再對人談起。16我夠想像他當時的震驚,處在他那樣的心境裡,恐怕任何人都會和他一樣,要從那可能已經喪命的手下人的立場,來重新審視所謂「犧牲」的意義和價值吧。我相信,正是類似這樣的重新審視,使他會對朋友這樣說:「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倖免!」」他對陶煥卿都如此看,怎麼可能義無反顧,跑回國內去當殺手呢? 
  魯迅雖然有種種充足的內心理由,但在當時那樣慷慨悲歌的氣氛裡,他又早作過「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宣誓,結果卻中途變卦,推卸使命,對人對己,總有點不大好交代。因此,這件事一直成為他的一塊心病,將近二十年後,他還不斷地為自己解釋。他多次對許廣平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認:「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刺激的結果。」18這都是直接的解釋。有一次許廣平問他對暗殺的看法,他回答說:「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似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19這就是間接的辯護了。類似這樣的反對犧牲的活,他後來更一再說起,到三十年代還沒有停止。說實話,我並不相信他拒絕當刺客時,就已經想到了這麼多,它們多半都是他事後持續思考的結果。但也惟其如此,更顯出了他當時那份猶豫的強烈程度,榮譽感和使命感的壓力那麼大,到幾十年後還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脫,他最終依然拒絕當刺客,他內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無須再說了。 
  當然,最能夠表現他這時候的行為矛盾的,還是他對婚姻的態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親來信,說已為他訂了親,女方名叫朱安,是按舊式規矩教養大的,不識字,也沒有見過他,但母親見了喜歡,便托人說媒,訂了這份親。這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魯迅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反對,要求退婚。母親的第二封信很快就來了,說不能退婚。魯迅只好後退一步,提出兩個條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纏小腳,二要她進學校唸書,學認字。顯然,他這時對自己的婚姻還抱著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選擇,也想盡量將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親的第三封信又來了,傳達了朱安的意見,一,腳已經纏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願意進學校唸書。事情到這一步,已經非常明白,從肉體到靈魂,朱安都是一個舊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選擇了。魯迅沒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遲選擇。可沒過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親的信又來了,說自己病重,要他速歸。他匆匆趕了回去,可一跨進家門,卻看見母親好好的,她沒病,誑他回來,是要他完婚:無論時間上,還是地理上,他都沒法拖延,必須立刻決定,你究竟接不接受這個荒唐的婚姻? 
  魯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禮,頭上還裝了一根假辮子;婚後第二天,也按著習俗隨朱安去娘家「回門」,似乎是願意盡量地符合禮數,但是,這並不表明他真願意屈服,婚後第三天,他就搬到母親房中去睡;再過一天,更乾脆離家遠行,回日本去了。這就很奇怪了,如此無情地棄妻而去,說明他井沒有放棄對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為這種渴求非常強烈,卻又遭到殘酷的打擊,他才會產生這樣決絕的報復衝動,可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要接受這個婚姻呢?他自己作過多次解釋。一是說不願意違背母親的願望,為了盡孝道,他甘願放棄個人的幸福。二是說不忍讓朱安作犧牲,在紹興,訂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三是說他當時有個錯覺,以為在酷烈的反清鬥爭,中他大概活不長久,和誰結婚都無所謂了。 
  我相信他說的都是實活。當他作出選擇的時候,他腦子裡正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紹興家鄉的世界,它用多年積累起來的傳統倫理和習慣意識,在他內心造就一種甘於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鄉,面對親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傾向於擔任犧牲者的角色。另一個則是東京留學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輸給他那麼多理想和抱負,以至他一旦衝動起來,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像成救國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對婚姻的時候,這兩個世界並非簡單地站在兩邊。一個誘使他接受,一個力主他拒絕,而是相反,它們彼此融合,互相滲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懷抱。他決意為了盡孝而犧牲自己,當然是表現了傳統倫理對他的深刻束縛,但是,這不同時也表現出一種自信,一種有能力承擔犧牲的重負的自信。甚至是對這重負的不自覺的輕視嗎?你從這自信和輕視背後。是否又能看見那意氣風發的啟蒙心態的影響呢?他對朱安的憐憫,自然是表現了對弱小和無辜者的人道主義的同情,但是、他這樣將朱安娶來,又棄她而去,不同樣是造成她的不幸嗎?他所以想不到這一點,也正反映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倫理思路的影響吧。同樣,他預料自己活不長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現了東京的激昂氣氛的刺激,但是,這同時又表現了一種深廣的悲觀,一種對個人幸福的不自覺的放棄。而在這些背後,那紹興的世界強加給他的陰鬱心緒,不也相當明顯嗎?他為這場婚姻舉出的三個理由,真是把他的內心矛盾的複雜性,表現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魯迅因到東京,一定有一種輕鬆感,他可以拋開家裡那些煩心的事,專心從事啟蒙了。可他沒有想到,就在東京,也有一連串煩心的事情等著他呢。 
  他早有一個辦雜誌的計劃,到這一年返回東京的時候,已經聚集了幾位願意撰稿的同志,經費也有人答應提供,於是他興致勃勃,設計封面,選擇插圖,最後連刊物的名字也決定了,叫做「新生」,一個標準的啟蒙主義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變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國,音訊全無,原先答應的稿件,一個字也不見寄來;接著是那位答應出錢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魯迅和其他兩位不名一文的人,對著那些插畫和封面草圖發怔。當初辦雜誌的消息傳出去時,留學生中間便有人連聲譏笑、一位冒失鬼甚至當面來問:你們辦這雜誌有什麼用?現在是連雜誌也流產,什麼都不用回答了。 
  但魯迅並不洩氣。他一面在其他留學生辦的雜誌上接連發表文章,抒發那些他原想借《新生》來抒發的意見,一面又與也到日本來留學的周作人一起,籌借資金,尋找出版商,要將他們翻譯的那批俄國和巴爾幹作家的小說結集出版。經過一年多努力,書終於問世了,就是分成兩冊的《域外小說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新生》,倘能夠有影響,多少也可以彌補《新生》流產帶給他的失望。可惜的是,書的銷路很差,上冊印了一千本,下冊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冊加在一起。賣出去的還不到一百本。那堆積在寄售處庫房裡的剩餘的書。足以將魯迅內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徹底熄滅。 
  《新生》的流產和《域外小說集》的滯銷,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學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經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熱日漸消減。思想上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他也越來越容易懷疑和猶豫了。倘若在這時,能有實際的成績做出來,那還可以堅定原先的啟蒙信念,偏偏又接二連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為以後感到擔憂:接下去做什麼好?就這樣坐在公寓裡讀書、學德語?也就在這時,紹興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網來:因為家中添了朱安,生計日艱:周作人又在東京讀書,還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結婚,急需接濟,母親希望魯迅能回國謀生,以養全家——前面已經路途茫茫,背後又生出這麼多牽制,兩方面一旦合了圍,留給魯迅的迴旋餘地,也就沒有什麼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離開東京回國,結束了十年的求學生涯。十年前他懷著尋找國家和個人出路的熱情離家遠行,可現在,他卻為承擔他其實並不願意承擔的責任而返回故鄉,當他站在輪船甲板上回顧那離得越來越遠的日本海岸線的時候,他的心情會是怎樣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運之神的嚴酷和無情吧。 

第六章 待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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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回到國內,先是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擔任生理和化學教員。我見過他此時的照片:短髮,西裝,雪白的襯衫,繫著領帶,唇上留著短短的胡髦,很神氣。這似乎正表現出他的心態,雖說是口園掙錢養親,畢竟還挾著一股東京生活的豪氣。你看兒個月以後,全校教員奮起抵制蠻橫守舊的新學監,他會那樣堅決地衝在前面,以至被人稱為「拚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銳氣還有多麼旺盛。 
  但是,這時候的清廷已經搖搖欲墜,社會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學堂,空氣也一樣濁重難堪,且不說官僚的壓制,小人的傾軋,就是那似乎應該真心未匯的學生,有時候也會使魯迅大吃一驚。有一次上化學課,在教室裡試驗氫氣的燃燒,他在講台上放好一個氫氣瓶,卻發現忘了帶火柴,只好對學生們說:「我去取火柴,你們別去碰這個瓶子,一旦空氣進去了,再點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來,一點火,那氫氣瓶「彭」地就炸開了,他手上的鮮血濺滿了雪自的西裝硬袖,也濺滿了講台上的點名簿。到這時候,他才發現,原先坐在前面兩排的學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後排去了,他們是知道氫氣瓶要爆炸的!我真無法想像他當時看著這群學生的心情,說他們年幼無知罷,他們中有些人的年齡,早已超過了三十歲,那麼是存心捉弄教員?倘真如此,他還有什麼心情繼續給他們授課?直到多年以後,他在北京還屢次提起這件事,可見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豈止是一隻氫氣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魯迅心中的全部懷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僅僅當了一年教員,他便離開,回到紹興的府中學堂去當學監。大河都那樣污糟,小溝裡怎麼會乾淨,他在府中學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經想辭職了,實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強幹了一學期。到第二年夏天,他無論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書店申請當編輯,還譯了一點德文書去應考,結果被拒絕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飯碗:「越中學事,惟縱橫家乃大得法,不才如僕,例當沙汰。……而家食既難,它處又無可設法,京華人才多如鯽魚,自不可入,僕頗願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1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縱橫家」的排擠,他夾在這樣的縫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來。他此時只有一個好朋友許壽裳,可以發發牢騷:「僕荒落殮盡,手不能書,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類書,苔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也。,3語氣間竟流露出一種淒苦。貧困和閉塞,向來是套在中國文人脖子上的兩根繩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飯碗被砸,就立刻會訪惶無措;縱有滿腹經綸,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無辦法,徒然受氣。古往今來,多少有才氣有抱負的文人,被這兩根繩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魯迅,回國才兩年,心情思路都已經和作「拚命三郎」的時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對許壽裳講述催周作人回國的事:「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僕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憫歎也」,3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經被艱難瑣碎的生計之碾磨損得傷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樣,倘若不能掙脫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惡的紹興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連一封向許壽裳寫信求援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幾乎一夜之間,中國就變了顏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取代了宣統皇帝,千千萬萬中國人也由清廷的奴隸變為民國的公民。武昌起義後一個月,革命黨人王金髮帶著軍隊,乘坐一隊大木船抵達紹興,當上了紹興軍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專制,本是魯迅在東京奮鬥的目標;浙江會黨出身的王金髮,曾經陶煥卿的介紹,參加過光復會,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無論全國還是紹興,形勢的發展似乎都符合魯迅原先的期待,王金髮到紹興不久,便委任他為紹興師範學堂的校長,更容易使他產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個身,新的時代開始了。 
  魯迅又變成了「拚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紹興的光復,還自己挾著指揮刀,帶領學生上街遊行,維持秩序。接手紹興師範學堂的校長之後,更是盡心盡力,從學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們的伙食,查夜,診病,代教員批改作業,向王金髮索討經費,幾乎到了事必躬親的地步。他還支持幾個學生辦了一張《越鋒日報》,替他們擬發刊辭,辟雜文欄,換著筆名寫短文,針砭紹興的種種時弊,甚至抨擊軍政府。昔日在東京籌辦《新生》,撰寫政論的熱情,再度煥發出來。 
  但是,就像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紹興是這樣一個紹興,不作根本的改變,只換幾個當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會恢復原樣。王金髮很快就被原先的紳士們圍住,得意洋洋地擺起都督的威風,連他手下的隨員,穿布衣來紹興的,不上十天,也紛紛換上了皮袍子,腐敗的速度一點都不比舊官僚慢。魯迅的日子很炔又難過起來,種種排擠且不去說,單是學校的經費,就要催了又催,最後乾脆答覆說:「沒有了!」他這校長還怎麼當?回到家裡,他忿忿地對母親說:「紹興地方不好住!在在紹興非要走衙門,捧官場不可。這種事我都搞不來!」4王金髮不給學校經費,卻送了五百塊大洋去收買《越鋒日報》,那幾位年輕人居然也收下,魯迅跑去勸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這樣的軍政府,下面是這樣的反對派,辛亥革命前那種視紹興為「棘地」的念頭,自然會重新浮上他的心頭。中國的老話說,危邦不入。既然紹興不可居留,那就還是走吧。不到一個月,《越鋒日報》館果然被王金髮的士兵搗毀,就更證實了他的判斷:從少年時代起,紹興就一直使他蒙受壓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變這種狀況,他再也不用抱什麼希望,他韌紹興這座城市的緣分,已經盡了。 
  也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許壽裳的推薦,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蔡元培邀請魯迅去當部員。這不啻是向他開啟了一扇逃脫紹興的門戶,他當然要奪門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個月後教育部北遷,他又被任命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金事;兼社會司第一科科長,於是在五月底抵達北京,住進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 
  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魯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僉事,他對工作相當負責。為籌辦歷史博物館,他曾經捐出個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辦公室裡堆著一批送往德國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衛,不眠至曉,那一,套通行幾十年的漢語注音字母(6、夕、門、E……),就是他和許壽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讀音統一會」上建議通過的。由於協助籌辦一個展覽會,他還獲得教育部的一枚獎章。甚至到西安講學,他也不忘記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還捐款給這個劇社,因為它受過教育部的褒獎,正在他工作的範圍之內。他是個認真的人,既然拿著官俸,做事自然不會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時的格外盡力,是否也因為這是一種新的生活,他願意自己的命運有個轉折,所以特別慇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個值得的意義,這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慾望,雖然魯迅經歷過那麼多挫折和失望,現在這遠離紹興,依時辦公的生活,畢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產生某種隱約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嗎?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變得難捱起來。魯迅一個人住在紹興會館西側的一排僻靜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辦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無聊與日俱增J匕京官場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隨著袁世凱當皇帝的慾望日益強烈,他手下的鷹犬也日益猖獄。他們特別警惕政府內部的文官,不斷地捕人,以此威嚇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員。魯迅偏偏又是隨蔡元培北上的官員,屬於南方的革命黨,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務的注意。在教育部內,蔡元培已經辭職,新任總長視魯迅為蔡黨,也正在尋找機會,要將他趕出教育部。怎麼辦?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紛紛學古人的樣,或嫖或賭,或古玩或書畫,公開表現自己沉湎於某一種嗜好,來逃避袁黨的猜疑的目光。連那位蔡鍔將軍,也是躲在名妓小鳳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條命,魯迅除了學大家的樣,沒有別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簡樸,不愛賭,也不喜嫖,買古玩書畫吧,又沒有那麼多錢,只好選擇一種較為省錢的事情一叢石刻拓本抄古碑,作為自己的「嗜好」。於是,他每天上午九十點鐘起床,梳洗後直接去部裡辦公,到黃昏時返回會館。吃過晚飯,八點鐘開始抄碑,看佛經,讀墓誌,常常要到半衣一兩點鐘。買來的漢碑拓片大多殘缺模糊,抄起來極費心思,有時候抄清一張要好多天,既能遠禍,又能消磨長夜,魯迅漸漸還生出校勘的興趣來。一夜連一夜的孤燈枯坐,時間也飛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當然,在紹興也罷,在北京也罷,餃魯迅真正難捱的,都不僅僅是政局的無望和官場的壓迫。當他勞累了一天,在紹興師範學堂的校長室裡獨坐抽煙的時候,當他在紹興會館的靜夜中輾轉難眠,靜聽窗外老槐樹葉的簌簌聲響的時候,他會不會後悔自己過去的天真呢?當初在日本,以為天地廣大得很,也就不怎麼在意與朱安的婚姻,甚至對人說,那是母親娶媳婦。可他現在回來了,發現天地原來那樣低窄,自己也並無振翅高飛的能力,其實是只能在一塊極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這個圈子裡,正有朱安與他朝夕相對:到這時候,他才真正嘗到那場婚姻的苦味,才明自過來,是自己娶了媳婦。倘說朱安是個包袱,它可並不是壓在別人身上,而是壓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畢竟溫厚,一直勉強自己,對朱安以禮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經濟拈據,他還寄錢去資助過。我甚至相信,他曾經作過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種情感的交流,她畢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會上遭遇種種的不如意,那種想在家庭中尋求安慰的衝動,也自然會越加強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盡量來迎合魯迅,她知道魯迅不喜歡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願一輩子陪伴他,能獲得他的接納,是她後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們之間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實在太大,魯迅對她又沒有感情,稍一接觸,便會發現她的種種缺陷,那點原來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熱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對母親抱怨說:「和她談不來,……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話就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5連活都不想談,從魯迅這一面說,已經是將朱安視同路人了,可是,他們又必須住在一起,你想想,從早到晚,都要和一個其實連話都不願對她說的女人在一起,這種處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給人類心靈的最難捱的苦刑了。 
  他當然要逃避,可是,倘不離婚,這逃避的餘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辦法,就是離家獨住。所以魯迅回國之後,先是住在杭州,後來回紹興,也多半住在師範學堂的宿舍裡,很少回家過夜。他在托許壽裳給他介紹工作的信中,特別寫上「雖遠無害」,就正是出於這種離家避居的願望。後來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獨自一人,情願忍受種種獨居的困苦,也不肯將朱安接來同住。在紹興會館的七年間,他都是一人獨居,倘不是 
  母親幾次來信,要他接她們去北京,他恐怕還會一直這樣逃避下去吧。 
  但是,這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邊了,婚姻的束縛依然緊跟著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幾年裡,他幾乎沒有一個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幾歲,每個體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慾望和渴求,他同樣也有。它們得不到宣洩和滿足時的痛苦,更會對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雙重折磨。一個正當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一直過著禁慾的生活,我真難以想像,他是怎樣經歷這一切,又是用什麼方法來緩解那些折磨的。郁達夫曾經引他一位學生的話,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壓抑性慾的意思。」6我不想說事實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為了長時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獨感和性慾,他一定用過各種艱難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難免要付出代價。魯迅學過醫,很知道這樣的禁慾生活對人會有什麼傷害,他後來寫道:「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7這些話雖有特定的指向,他對鴉身者的心理變態能有這樣透徹的把握,顯然是摻人了自己的切身體驗。明知道這是一種折磨,卻還要挑選來擔著,因為倘不如此,就必須擔任另一種更苦的罰役。請想一想。他是在用什麼樣的心情過日子? 
  難怪在紹興的時候,甚至還在杭州的時候,他就逐漸養成了一種不修邊幅的習慣。我們都還記得他剛結婚的時候,是如何被鄉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記得他歸國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裝革履,英氣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兩年的時間,到辛亥革命之後,他竟是以這樣的模樣出現在紹興師範學堂:神色蒼白,面容削瘦,頭髮長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堅,簡直像四五十歲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從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裝褲,再加上黑色的襪子與皮鞋;不多說話,臉上也沒有什麼笑容——這變化真是太大了!一個人的衣著習慣,正反映出他內心深處對自己的態度。中國向來有故意穿得破破爛爛,顯示灑脫不拘的名士風度,但魯迅不是這種人,他並不願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對自己的鬍子,就經常拿著剪刀修剪。但他事實上仍然養成了隨意馬虎的衣著習慣,而且不僅在穿衣上,其他諸如被褥的軟硬薄厚,傢俱的舒適與否,他都頗為隨便,他甚至嘲笑別人使用生發油之類的化妝品,這是否正表現他對自己的一種深藏著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與女人交往,往往不憚於邋邊,但你從魯迅身上看到的,卻不只是這一點。自成年以來,他輾轉奔波,苦苦追求,卻不斷受挫,處處碰壁,現在又蟄居在這寂寞蕭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國家社會的前途也罷,個人的功名事業也罷,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棄。而既然如他後來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飲用了「慈母……誤進的毒藥」,8對自己的個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麼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給自己選了一個號,叫做「俟堂」。筆劃雖不同,意思是一個,就是「待死堂」。他竟會取這樣的名號,刻這樣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難想見他的心情,一種對於社會和個人的深刻的悲觀,一種對於歷史和將來的淒苦的絕望,正文織成他這時候的基本心態。我所說的那種深藏在他內心的對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這一點。 
  魯迅思想歷程的一個重要的階段,已經結束了。仗著童年時代養成的天性,也因為青年人的樂觀和天真,他一直都沒有認真去正視自己的命運,也一直不願意放棄樂觀進取的理想。可是現在,他不但被迫回國謀生,更滿飲了回國之後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願,他也只能承認,自己是已經被趕進了一個深坑,環顧四周,似乎都沒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乾脆坐在裡面等待,任憑你什麼東西,包括死亡,都請來吧!一種極度的憤激,使他對自己的命運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運本身吻合了。 
第七章 戴著面具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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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在魯迅自以為無望,只能「待死」的時候,從那深坑的上面,卻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繩梯,它就是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創辦的《新青年》1。這位因參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齡與魯迅相仿,性情卻遠比他開朗,剛剛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凱們再戰一場。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指望政治和軍事鬥爭,而是轉向思想啟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個袁世凱,而是要剷除滋生軍閥專制的整個文化和思想傳統,他在心裡恨恨他說:別看在政治和軍事上鬥不過你們,我現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喚醒年輕人,看你們還能站得穩身!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戰鬥情緒的催促下,陳獨秀將《新青年》辦得生氣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遠在美國的志同道合者的響應,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等人先後參加了編輯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決心將這所官氣極重的京師最高學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營,便將陳獨秀和胡適們請去當教授,《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京,聲勢更為壯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它激動了幾乎每一個敏感的讀書人的心。 
  魯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職,對這場越刮越猛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是知道的。但是,他開始卻並不重視,也不以為它會對社會有多大的作用。他從一位朋友那裡聽說了《新青年》,便特地買來看,著完之後,卻沒有多大興趣,就丟開了。對蔡元培改革以後的北京大學,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學學生二千,大抵暮氣甚深,蔡先生來,略與改革,似亦無大效。」3甚至到一九二0年,「五四」學潮發生一年多了,他還這樣說:「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3一個準備「待死」的人,對世事的理智判斷自然容易悲觀。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極地看待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他的生命本能卻作出了熱烈的反應。他畢竟還不到四十歲,就是理智上再絕望,生命的本能衝動也不會甘心,它總要時時冒上來,想拽他離開那單人禁閉式的生活。因此,一旦聽見紹興會館外面的新文化運動的聲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來刺激魯迅內心的懷疑意識,將它引向與原來相反的方向,不是懷疑樂觀和理想,而是懷疑悲觀和絕望:我的命運就真是這樣地不可改變了麼?難道就只能這樣消磨餘生了麼?就算不能擺脫母親給自己設下的婚姻桎梏,在對社會的改革上面,我也一點都不能出力了麼?社會給了我那麼多傷害,為什麼我就不能用吶喊來報復它呢?即便於實際並無多大的幫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種意識當中,懷疑意識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證據,也就很難用什麼證據徹底地駁倒它。越是內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懷疑意識的影響,因此,魯迅的生命本能一旦獲得這懷疑意識的幫助,悲觀主義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長久地壓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終於接受錢玄同和陳獨秀的慫恿,開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說,再是詩,再是雜文和長論:以投身新文化運動為繩梯,他決意要爬出那個「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卻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個很大的心理障礙。他這樣描述錢玄同動員他投稿時,他的心理活動: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 
  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 
  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嚷起來, 
  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 
  無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 
  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 
  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 
  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4他說得很坦率,雖然是決意吶喊了,心境卻和在東京策劃《新生》的時候大不相同,也和紹興光復後率領學生上街遊行的時候大不相同,當年那種真理在手,理想必勝的信念,那種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經所剩不多,他現在的「確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鐵屋子的「萬難破毀」。倘若層層追究他提筆作文的最終動力,那大概只有一個「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這樣的命運,不甘心社會就這樣保持對自己的勝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場宣傳新思想的運動,尤其是這樣一場中國式的意在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文化運動3,他必須像陳獨秀們那樣扮演一個演說家和鼓動者的角色,必須向公眾不斷地發表意見。而且,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為著特定的社會政治目的發動起來的運動當中,發動者並不能自由選擇自己想說的話,他們最初設定的目標,早已為他們劃定了說話的範圍。你不是想喚醒民眾去剷除專制嗎?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庫當中,選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動人心,最能激發人反抗衝動的兵器來揮舞。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陳獨秀們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從西方搬來的,人道主義,進化論,科學和民主,諸如此類,大家都相信它們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幾乎每一個投身新文化運動的人,都情不自禁會拉開嗓子,熱烈地鼓吹它們。不用說,魯迅倘要給《新青年》寫稿,也就只能講這些東西。 
  這就是他的心理障礙:一方面,他必須加入陳獨秀們的思想合唱,必須裝得和他們一樣滿懷信心,以為用這些外來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國,可另一方面,他心裡又並沒有這樣的信心,他相信的東西甚至正和它相反,這怎麼辦? 
  從他那段有關「鐵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過這樣兩步克服自己的障礙的。第一步,還是靠那個懷疑意識,雖然自己擁有「必無的證明」,錢玄同的希望卻是指向將來,只要前面還有一個將來,你就不能說它一定不能實現,在這裡,他運用的正是那種「即使太陽已經從東邊升起了一萬次,也不能說它明天就一定不會從西邊升起」的推論。第二步,既然錢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確信」之間棄一擇一,而是兩者都不妨接受,心裡保留「確信」,手上卻開始「做文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乾脆戴一副面具。從嚴格的啟蒙主義標準來看,這自然是一種信仰上的不徹底,一種對待內心矛盾的靈活性,但是,魯迅恰恰是靠著這種不徹底和靈活性,才跨過了那個心理障礙,發出啟蒙的吶喊。他早已過了信仰純一的年齡,思想上只會越來越複雜,現在卻在扮演一個信仰堅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在整個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認這一點。一九二五年他對許廣平說:「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寫道:「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候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這已經是和盤托出了。 
  於是他擺出了慷慨陳辭,大聲疾呼的神態。他抨擊現實中種種鼓吹迷信,亂謅「鬼話」的怪事,更駁斥社會上種種捍衛「國粹」,詆毀新學的謬論;他號召覺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3更希望青年人「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他極力鼓勵:「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10更斬釘截鐵地宣佈:「生命的路是進步的,……什麼都阻擋他不得。」11他還多次拿歐洲的事情來作將來的證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的結論12;由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詠歎:「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3簡直和十年前向《河南》雜誌投稿的時候沒什麼兩樣了。…但這只是一種表相,他心裡並不真這樣激昂。就在寫這些隨感錄的同時,他給一位東京的朋友寫信說:「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俄國式之亂也」,甚至斷定,中國的轉變「但有一塌糊塗而已!」14比起那些隨感錄,這封信中的話當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閱讀它,仍然感覺到沉甸甸的份量。一個人對社會的未來已經有了這樣透徹的認識,他怎麼可能激昂得起來?面具終歸是面具。不可能遮沒真人的全身,時間一長,寫的文字一多,魯迅內心那些悲觀的「確信」,難免要從面具的四邊溢露出來。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師範學校演講,本意當然是鼓勵年輕人切實爭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講不多久,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警醒他」,2這不又是那個「鐵屋子」的比喻嗎?在這篇不長的演講中,他幾次三番重複這樣的意思,還引了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是「萬不可作將來的夢」,幾乎要將面具掀開來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雜文中接連表示對於歷史進步論的懷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3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國過去的歷史看成是一種倒退的歷史,現在他乾脆把這倒退的歷史,一直延續到了現在。於是他要人們到歷史上去尋找「將來的命運」:「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他更悲憤地仰天長歎:「『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迴把戲而已麼?」17 
  一般說來,人總不願意說話自相矛盾,魯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這一點。既然是吶喊助陣,更不應該潑冷水,何況他也並不真能肯定,這仗一定就非輸不可。固此,只要還沒有氣昏了頭,他就總要勉強自己,儘管多說些樂觀的話。可是,就是他的這些勉力吶喊的活,你聽到後來,也常常會不自覺地收緊心胸,因為那吶喊當中,分明顯出一種勉強,一種憤檄,你甚至會覺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種反話。 
  比方說,還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對《新青年》式的啟蒙發表過這樣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著還引耶穌和尼采的話:「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那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倘若終於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地幫他抬。」18這些話的整個的意思,當然是積極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實實地幫他抬」也好,都是主張有為的。但是,你再仔細體味,就會發現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放棄——倘若他們不肯聽勸,那就隨他們去吧,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場不一樣了。既是想改造社會,那就不能講放棄,倘若這個「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遺老遺少,它更意味著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著從趙太爺到阿Q的社會的多數呢?「他」將使整個民族都墜人滅亡,你還能放棄嗎?可是,從魯迅這話的邏輯來看,他的回答應該是:「不錯,也一樣放棄。」事實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過這樣的回答:「蓋國之觀念,其愚亦與省界相類。若以人類為著眼點,則中國若改良,固足為人類進步之驗……;若其滅亡,亦是人類向上之驗,緣如此國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類進步之故也。」3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說:。一個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屬是悲慘的事,但在一村一鎮的人看來不算什麼,就是一省一國一種……」20活雖故意只說了半句,但那個「聽他罷了」的範圍有多大,卻是標示得明明白自了。我當然理解他的苦心,這「實在不行就算了」的說法,其實是一劑預防針,是用來穩定啟蒙者的情緒,使他不至於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還是在打氣的。但是,恰恰是他這種先找一條心理退路的打氣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裡發涼,那對啟蒙的無效的透徹的預感,實在凸現得太觸目了。 
  在談及思想啟蒙的時候,他還有一種特殊的說法,就是強調它的長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說:「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兒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人……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21在另一處地方,他說得更具體:「現在役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一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22這其實還是那個「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預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種心理準備,並不是啟蒙沒有效果,而是它本來就來得慢,社會一定會有改變,民眾也一定能夠醒悟,只不過這一切都在遙遠的將來,你現在還不能夠看見--差不多七年之後了,他卻還是在重複「聽他罷了」的諸,你說這是吶喊呢,還是歎氣? 
  當然,魯迅在「五四」前後發表的最重要的文字,還是小說。從《狂人日記》到《白光》,他四年間一氣寫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說,他寫這些小說是意在「吶喊」23,你順著這個角度去讀,也果然會從中聽出啟蒙的呼叫。《狂人日記》是揭發中國歷史的「吃人」的本質,《孔乙己》則是表現冷酷人世的另一種「吃人」的真實。《藥》凸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風波》則強調了中華民國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繪出舊式文人的無可挽回的悲劇,控訴和諷刺都遠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傳》對病態的國民靈魂的透徹的揭發,對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情形的深刻的表現,更是匯聚成宏大雄壯的啟蒙的吶喊,顯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會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說,與隨感錄相比,這些小說更能夠表現魯迅的吶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獨特的打氣的話一樣,你細讀他這些小說,到最後也會在吶喊的聲響之外,又覺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記》,那「狂人」對「吃人」的歷史的批判是那樣徹底,在吃人者的包圍中間又那樣不屈,最後還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會將他奉為一名清醒的先覺者吧,可是,魯迅在小說的引言當中,卻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話,說他「早已癒,赴某地候補矣」,24一旦把這引言和正文部分聯繫起來,你會產生什麼樣的感覺呢?再譬如《藥》,以「愚昧的鄉民拿啟蒙者的鮮血當藥吃,作為基本情節,通篇的描寫又是那樣冷峻陰鬱,儘管作者在結尾添了一個花圈,放在啟蒙者的墳頭,整篇作品的壓抑的氛圍,還是會使你喘不過氣來。尤其是《阿Q正傳》,從第一章 的有意的挪榆和戲諺,到最後一章 描寫阿Q臨刑時的不自覺的緊張,作者的敘述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先前那居高臨下的氣勢逐漸消失,你最後看到的,竟是一種與阿Q感同身受式的絕望的悲哀,到這時候,一種無以名狀的消沉和沮喪情緒,會不會早已悄悄地潛入你的心頭?還有那篇《頭髮的故事》,主人公N竟說出這樣一長篇話:「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裡嚷什麼女子剪髮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髮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麼?……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你們的嘴裡既然並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貼起『腹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25簡直是重申那個「鐵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尋不著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的憤辭了。 
  魯迅寫《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這類小說,本意當然是在以啟蒙的眼光,去刻畫昏睡著的「他們」,他甚至還擔心,「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26可是,文學創作畢竟有自己的法則,無論作家抱著怎樣的動機。一旦進入創作,總難免要受這法則的約束,而它的頭一條,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魯迅就是心再誠,再想遵從啟蒙主義的「將令」,他內心的那些與啟蒙態度並不相符的情感體驗,還是會不由分說地湧上筆端。即使在設計人物,編織情節這樣一些較富於理智的活動中,他大致能夠排除它們的干擾,一進入具體的描述,卻不能不聽任它們自由出入了。小說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時候,保持完全的冷靜,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寫他人,他自己的心緒,總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入作品,成為他的描寫對象。連寫雜文,魯迅那副啟蒙主義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陰鬱情緒的流溢,在小說裡,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魯迅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啟蒙者的行列的,這獨特並不在他的戰鬥熱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啟蒙主張比其他人對,他的獨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對啟蒙的信心,他其實比其他人小,對中國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發出最激烈的吶喊,他也清醒地估計到,這吶喊多半不會引來什麼響應;就在最熱烈地肯定將來的同時,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懷疑,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虛無,才能長久地存在。是命運造就了他的這種獨特之處,而「五四」以後的歷史證明了,這也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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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戴著面具,吶喊得頗為吃力,魯迅投身啟蒙運動的個人目的,畢竟很快就實現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贏得了編輯部同人的尊敬,應邀參加每月一次的編輯委員會會議,和錢玄同一樣,成為雜誌的中堅人物。由於《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尤其是《阿Q正傳》的陸續發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讀者的廣泛關注,《狂人日記》甚至彼選進小學的國文課本。從一九二0年開始,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六七所學校相繼聘他為講師和教授,他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在學術界頗受稱讚。在文學界,他的影響就更大了,沈雁冰、鄭振擇等人組織文學研究會,就尊他為重要的指導者;後來的「淺草社」、「春光社」和「沉鍾社」,更將他看成前輩和導師。他還與幾位朋友創辦《語絲》週刊,發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視為文壇上的一派的領袖。每到晚間,他的會客室裡便有青年人圍坐,熱切地望著他,希望能聽到中肯的教誨。他不再是紹興會館裡那個默默無聞的「待死」者了,他現在成了大學講台上的名教授,讀者欽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覺也變了。他從小就有一種不自覺的優越感。這既是來自出身的優越,也母來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後的自薦軒轅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於這種自視甚高的胸懷。你仔細看他返回中國之後的種種悲憤情緒,種種自居犧牲,甘願待死的舉動,都少有一般沮喪者的頹唐氣息,倒是常常會顯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夠體會他骨子裡的優越感,惟其有過那樣崇高的自許,卻偏偏到處碰壁,才會轉而釀成激烈的自絕衝動。因此,一旦他能夠引來青年人的矚目,獲得社會的承認,壓在心靈深處的自尊情感就立刻會冒上心頭。何況中國文人向來有重視功名的傳統,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曾模仿《離騷》的格式作過一首長詩,最後兩句日:「他年芹茂而樣香兮,必異藉以相酬」,1就充分表現了這種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隨著社會名譽的日漸增長,他的自信也一點一點恢復,先前那些受人輕蔑、走投無路的記憶,應該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魯迅介入公眾生活的後果,卻不僅僅是收穫讚譽和尊崇,他還引來了惡意和敵視。他那樣猛烈地攻擊舊傳統,自然會引起保守主義者的不滿,有一次口答《京報副刊》的提問,他寫了一句:「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2竟招來一大串反潔和攻擊。他那樣熱情地替青年人說話,也確實贏得了青年讀者的歡迎,就又會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種種諷刺、挖苦的言論,也便悄悄地扔了過來。特別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師大風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學者緒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於師範大學的學生就和校長楊蔭榆發生衝突,群起告狀,要教育部撤校長的職,一直鬧到一九二五年春天,雙方仍然相持不下。魯迅開始對這件事並不熱心,依舊每週去上一次課,下課鈴聲一響,便挾起書包回家。幾乎不多說一句話。但是,到這一年四月,情形大變,先是司法總長章士劊以兼任教育總長的身份,公開支持楊蔭榆,接著是楊蔭榆展開攻勢,一舉開除六名學生領袖,然後是段祺瑞出面發佈恫嚇性的命令,章士釗則下令解散女子師範大學,要將造反的學生連鍋端掉!一邊是手無寸鐵的女學生,一邊卻是從校長到總長到總理,恃強凌弱到了這個地步,稍有正義感的教員都會看不下去。也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和女師大的學生許廣平等人開始來往,通信日漸頻繁,好感逐漸加深,他在感情上,也會不自覺地向這批學生傾斜,於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報副刊》上,他公開表態支持學生,隨後又聯絡其他一些教員,聯名宣告反對楊蔭榆。不用說,從章士釗那一面立刻就射來了箭。先是幾位向來就有點看他不慣的教授,例如陳西瀅,轉彎抹角地諷刺他挑剔鳳潮;接著是章士鍘以「結合黨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職;在教育部的辦公會議上,還有人提議不發魯迅被解職以前的欠薪,要從經濟上打擊他。魯迅自然大怒,他一面連續寫文章,措辭激烈地還擊陳西瀅,他在這一年寫下的雜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們打筆仗。一面又自己擬了狀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就論辯的筆力而言,那批教授哪裡是他的對手,戰不多久,就有陳西瀅的朋友徐志摩出來,要求雙方「帶住」,而他還不罷休,寫了《我還不能「帶住」》的雜文,指責他們是在「串戲」。至於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終於是他勝訴,法院撤消了章士釗的命令,准許他口教育部復職,而此時章士釗已經離開了教育部。 
  魯迅雖然得了「勝利」,在北京的處境卻逐漸惡化。「女師大風潮」還沒有結束,段棋瑞的士兵在執政府門前槍擊請願學生的「三·一八」慘案又發生了。魯迅非常憤怒,在《語絲》上發表文章,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3這自然更觸怒了官方,三月什六日的《京報》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內閣討論通緝北京學界人士的名單中,赫然列著魯迅的名字。雖然最後實際通緝的,僅是李大釗等五人,這對魯迅還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先後往「莽原社」和幾家外國人辦的醫院躲避,有一次太倉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國醫院的雜物倉庫裡,十天之後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當局,不得不東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紹興會館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單是遭受官府的壓迫,魯迅大概還能夠承受。北洋政府並沒有真來搜捕他,他的避難生活也並不都是那樣狼狽。從另一面講,官府的壓迫正表明了被壓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來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魯迅多半也能從中獲得自傲的勇氣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卻複雜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敗了那批官僚學者的攻擊的同時,這攻擊卻促成了他自己內心的兩種陰鬱心緒的大爆發。 
  其中一個,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當初到教育部任職,本意只在逃離紹興。中國文人向來有做官的傳統,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並不覺得,以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麼不合適。可到「五四」前後,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凱稱帝,再是曹餛賄選,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經喪失了合法性,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高漲,種種強調知識分子社會獨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視官場的風氣,正逐漸蔓延開來、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起「進德會」,要求會員除不嫖、不賭、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當議員,可見這風氣的流行程度。魯迅身在官場,對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時,他曾想借這個位置為社會作點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經明自了,這做官是非常無聊的事,他根本不應該做官。但是,為了負擔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這個飯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塊大洋,雖說經常欠薪,只能發二三成,每月卻也有近百元,不是個小數目。他也曾盡力教書,一度同時在兒所學校兼課,每月的講課費卻只有十幾元,太少了。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吃夠了貧困的昔頭,他很早就懂得了沒有錢,什麼事都幹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他那樣強調「經濟權」,就正是出於自己的痛苦經驗。因此,儘管滿心不願意,他卻仍然繼續坐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除了張勳復辟時,曾辭過幾天官,一直都沒有離開。就是袁世凱準備登基,他也只象徵性地辭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服主任」這個虛銜,並不真辭職。這似乎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尷尬。和傳統文人不同,他們很早就知道應該到官場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點,可是,他們置身的社會仍然是專制統治的一統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會組織和空間,你仔細看看,也都會發現有許多或明或暗的官場的影於在其中晃動。因此,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知識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他們渴望洗乾淨自己,卻總是發現爬不出污泥坑。 
  魯迅當然意識到這種尷尬。尤其是「五四」以後,他那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中間,像他這樣兼當教員和官員的人越來越少,這尷尬也就日益觸目。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說自己「是一個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復職以後,還在《記「發薪」》中借題發揮,大講一通「中華民國的官」,足見他對自己為官的身份,是怎樣耿耿於懷。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種種辦法企圖消解那份尷尬的時候,陳西瀅們卻直接來桃他這塊心病了:「他(指魯迅)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兔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金事這一個官幾例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就叫人有些噁心了吧。」。魯迅對陳西瀅們的抨擊,通常都很有力,但對陳西瀅的這番指摘,他的筆卻有些軟,竟舉出張勳復辟時曾辭過官,最近又被章士釗。革了職這兩件事為自己辯護,而這等於承認了陳西瀅的基本立論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確的。魯迅後來說,人一旦站到辯誣的立場,不免就有點可憐,他這一向恰恰是不自覺地陷入了這種可憐的境遇,我們不難想像,那痛合會怎樣沉重地壓迫他。 
  更痛苦的是還要和章士釗打那樣的官司,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講,你章士釗這樣惡劣地鎮壓學生,就是不革我的職,我也該辭職抗議,魯迅被革職後,同事許壽裳和齊壽山不就憤而辭職了麼?可魯迅沒有這樣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要爭國那個官職。這裡面當然有意氣,他偏要和章士釗針鋒相對地鬥一場,但深究他的動機,他不能失去這份生計,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吧。不管是什麼意圖,他為了一個官職與章士釗打官司,總和一般知識分子潔身自好的標準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釋:「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的了。但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於就法律方面講,自然非控訴不可。」5不知道許壽裳和齊壽山對魯迅打這場官司會怎麼看,他們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們為了他而辭職,他卻打官司要捍衛自己的官職,兩相比較,我總覺得不大對頭。也不知道魯迅寫這一類信時心裡是怎麼想,他大約也感到某種不安,覺得應該為自己解釋一下吧。 
  與此相關的第二種陰鬱心緒,就是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無論是「女師大」風潮,還是「三·一八」慘案,也無論是與章士釗們鬥,還是躲避「執政府」的迫害,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複同一句話,你是一個無用的人,你總是居於劣勢,再有理也沒有用,他們只要一舉手,你便完了,李大釗不就被殺掉了嗎?他們可以隨意抓人、殺人,可以隨意撤你的職,不給你錢,你叉能有什麼辦法去報復他們?你只能寫幾行憤怒的詞句,可對他們來講,幾行字又算得了什麼?當年袁世凱下令由警察局審查報刊,不就把全國都治得鴉雀無聲了嗎?他們可以殺報館老闆邵飄萍,愛封郵家報紙就封哪張報紙,你書桌上的幾頁稿紙,他們哪裡放在眼中?魯迅不能不承認了:「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3雖然他緊接著又說:「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麼?我要反抗,試他一試,可在十二天後,他又向許廣平坦白了,「那豈不過如此麼」的話,其實是專對她講的,並不代表他的真心。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接二連三地貶低文人、文字和文學的作用,語氣也一次比一次更為激烈。就在寫《無花的薔藏之二》的中途,他聽到了」三'一八」慘案的消息,拿這個流血慘案和自己正在寫的那些諷刺文字一對比,他頓時覺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寫一些文字,什麼如此殘虐陰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什麼「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用了最嚴重的詞彙,依然掩不住它們的「無聊」,於是他忍不住在結尾蹦:「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刊」3直到這一年十月,他還壓不下心頭的憤激:「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燃而我只有『雜感』而已。」2一種庸感自己在專製麵前無能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這就是陳西瀅和章士釗。們給予他的最大的傷害,他們逼他看清了自己的這一面:當面對黑暗的時候,他其實並不能無所畏俱。單是為了生計,他就不得不勉強自己繼續去做官;他也並沒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樣的犧牲換來的,依然是一個無能為力。一個人有了這樣的自我認識,那就無論從世俗成功中收穫多少自信,都會被它抵消掉吧。 
  當然,魯迅在二十年代上半葉遭受的最大的打擊,還是來自他自己家庭的衝突,他對骨肉親情的理想的破滅。人都是矛盾的,他當初那樣厭惡紹興舊家的生活,不惜孤身遠行,可他畢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單單生活那麼久,又難免會覺出其他種種的難捱來。他已經年屆囪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氣日漸淡薄,一種對溫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覺就從他心底滋長起來。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將全家接到北京,與先已到達的周作人夫婦一起,聚居於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的時候,他對這種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覺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樣盡心竭力地維持這個家庭。他自己並無子息,可買下八道灣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空地很寬大,宜子兒童遊玩」,10考慮的全是兩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議決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魯迅每次發了薪水,就將絕大部分交給她,甚至還拿出一部份寄往東京,接濟羽大的娘家。即便對羽大的不知節儉,他漸生不滿,經濟上還是極力撐持,絕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歡朱安,分屋而臥,形向鄰人,但對她還是客客氣氣,以禮相待,好幾位學生勸他送其回紹興,他都不忍實行。對母親更是格盡孝道,只要母親開口,他就是不情願,也總立刻答應。到後來,朱安對他的有些要求,也通過母親傳遞,他也知道,卻依舊說:「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願受些委屈,也要維持住整個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這不單是為了盡義務,也是為自己。一個人有個溫暖的家,他抵抗社會壓迫的能力就會增強。無論在教育部如何受氣,也無論從報刊上讀到多少令他惱火的文字,他只要推開八道灣十一號的大門,看見明亮的燈光,家人的笑臉,還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兒侄女,心頭就立刻會感到一股暖意,一股親情的滋潤和慰藉吧。當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晚飯,滿屋子瀰漫著酒菜的香味和團圓的氣氛時,他大概更能真切地體會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價值吧。說到底,人的生存意義,就體現在他人對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魯迅對社會的變革完全失去信心,對自己在這變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會垮掉,還有一根堅固的支柱在支撐著他,那就是他對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對自己作為這個家庭的主要維持者的自豪。 
  但是,連這最後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斷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遷居上海,八道灣十一號的後院頓時空寂了許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魯迅更和羽太信子發生一次嚴重的衝突,隨之和周作人鬧翻了。究竟為什麼事和羽太發生衝突,到現在還是個謎。魯迅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僅僅寫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1既要記下這件事,又不想把衝突的詳情自紙黑字地寫出來,他對待這次衝突的態度,耐人尋味。再看周作人,這一天的日記上乾脆一字不提、卻在衝突後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給魯迅送去一封絕交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12從頭到尾是一種看清真相,大夢初醒的口氣,還隱約夾著一絲諒解魯迅的意思,歐但對那場具體的衝突,仍然不置一辭。當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會明白,魯迅的母親就曾對一位當時也借住在十一號前院的熟人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頭天還好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抱進抱出地商量寫文章……」14直到今天,所有當事人和知情者都迴避談論這場衝突,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這衝突的大致的方向,它顯然極大地傷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覺得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與魯迅相處。就從那一天起,他和魯迅徹底絕交了。 
  魯迅和周作人一鬧翻,八道灣十一號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離那場衝突才半個月,他就遷往西城的磚塔胡同六十一號。他原打算一個人搬走,曾對朱安說,你或者留在八道灣陪母親住,或者回紹興娘家,我會按月寄錢供養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說:勺、道灣我不能住,……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5他也無話,於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灣,磚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邊原來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這裡卻只有朱安一個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場,連續幾十天發燒,咳嗽,還吐了血。在這之前,他從沒有這樣病過。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頭充滿了傷心和憤恨。除了母親,他最親近的就是兩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從世界大勢,人類命運,到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現實,彼此都有許多共同的看法,那種娜所見略同的共嗚,給他們的手足之親又添上一份心靈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後,不年間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這是怎樣難得的情誼!可現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灣取自己的書,周作人竟舉起一個銅香爐要砸過來,這冤仇怕是解不開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於,屢次對人說:「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來的。」@一九二四年寫《(俟堂專文雜集)題記》,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組成,「敖」的古字為「青」,由出、放兩部分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寫《鑄劍》,給那個代眉伺尺報仇的黑衣人取名,還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對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會上經受了那麼多的敵意,現在這八道灣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雖然還有母親的慈愛,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現在這個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親親手造成的嗎?連母親都是如此,這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值得珍貴呢。對家庭和骨肉親情的幻滅,是將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觀了。 
  他到北京已經十年。這十年中,他盡力掙扎,奮鬥,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義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實是惡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寫信給朋友,請他們幫他尋生路,隨便怎樣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現在他卻有了種種的牽制,親族的負擔沒有減輕,又添上了自己社會身份的限制,單是那一張啟蒙者的面具就夠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敵人都很卑瑣,不過是浙江甚至紹興一隅的小人,現在他的怨仇可就厲害了,他們正對他佔著絕大的優勢。十年前他再怎樣孤單,心中並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愛的母親,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現在這些親情都飄散了,他幾乎成了一個徹底孤獨的人,唯一陪伴在身邊的,又是那樣一個他絕不喜歡的朱安……十年苦鬥,卻換來這樣一個結果,固然是脫離了「待死堂」,卻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絕望,這教他怎麼承受得了? 
第九章 從悲觀到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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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體漸漸壞了。肺病的徵兆開始出現,經常發燒。臉色也不好,發青,才四十幾歲的人,已經顯出了老態。也許是為了減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覺,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卻繼續去辦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時候簡直是放縱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學生見了,以為他存心要損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緒也越來越壞。他在一封通信中說:「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1這裡說的「個人的無治主義」,是指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在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綏惠略夫表現的一種思想,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成了單人,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2在二十年代上半葉,這樣的思想在魯迅心裡日益膨脹起來。一丸二一年他翻譯《工人綏惠略夫》。就對書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稱他是「偉大」的人物。3一年以後,他更提出一個令人戰僳的「散昨」論:「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的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裡面,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昨』這一件事了。」4比起《摩羅詩力說》中對「撒旦」的解釋,甚至比起《藥》裡對人血饅頭的描寫,這「散昨」論是陰暗得多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念念不忘這個看法。許廣平為了「女師大風潮」向他抱怨「群眾之不可恃」,他口答說:「群眾不過如此,由來久矣,將來恐怕也不過如此,」而且重提舊活:「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5「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有人建議將死難者公葬於圓明園,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塊光禿禿的墓碑:「萬生園[即三貝子花園]多麼近,而烈士墳前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6「散胙」偽思想簡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顆非常靈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點震動,它就「轟」地炸開來! 
  請注意他這時候的「群眾」的含義。當在日本鼓吹「排眾擻」的時候,他主要是指類似華老栓和坐在他店堂裡的茶客那樣的人物。可是,他現在說的「群眾」,卻是把青年學生,而且是鬧風潮的學生,都包括在內。在現代中國,這樣的學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響應者,是陳獨秀們希望造就的新知識分於的最可能的候選人。二十年來,一批又一批覺悟者和啟蒙者,包括魯迅自己,不都是從這樣的學生中產生的嗎?可魯迅現在竟似乎將他們看得與華老栓沒什麼兩樣,華老栓會蘸夏瑜的血,他們也會將馮省三忘得一乾二淨——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看待世人的絕望的眼神,那種任什麼人都不再信賴的憤激的態度,正和綏惠略夫相差無幾了。 
  他自己也承認。一丸二五年他說:「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裡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7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師大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更明白地斷言,許多中國的啟蒙者將會走綏惠略夫的路:「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8人道主義的思想前提,是認定人類有一種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種向善的潛力,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溝通的可能。所謂對人的信心,實際上就是對別人身上與我相似的東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夠溝通,你就遲早會走進綏惠略夫式的思路。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同樣是新知識分子的陳西瀅們也好,呼吸著新文化空氣長大的青年學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親和兄弟:恰恰是這些似乎最應該和他相通的人,不斷地向他證實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當然要和綏惠略夫發生共鳴了。 
  人道主義和個人的無治主義有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前者願意為人道承擔責任,後者卻憤怒地要撤回承擔,魯迅既然和綏惠略夫發生共鳴,他對自己原先出於人道主義信念承擔的種種責任,作出的種種犧牲,就必然要重新審視。周作人在絕交信上說:「我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其實也正是魯迅想說的話。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寫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題目叫《頹敗線的顫動》,借做夢的形式,講一個母親為養活女兒出賣肉體。可女兒長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兒女之後,卻領著全家責罵已經衰老的母親:「我們沒有臉見人,就只用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連那個最小的孩子,也舉起手中玩著的干蘆葉,大聲他說:「殺!」於是那垂老的母親走進荒野,「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是些什麼言語呢?魯迅寫道:「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9每一對詞都構成那樣尖銳的對比,我自然要揣測,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緒的變化。一年以後,他終於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說出了那老母親對天吐露的心聲:「我先前何嘗不出於自願,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自以為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了,除掉那一個人之外[指許廣平],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這實在使我憤怒。……我的漸漸傾向個人主義,就是為此。」10我理解他的口氣為什麼這樣激烈、他的童年生活畢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儘管他聰明,敏感,當與人交往,尤其是與比他年輕的人交往時,他還是會喪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當。還在紹興教書時,就有學生借談學業到他房中騙煙抽,還口宿舍傳授經驗,以至一些學生群起傚尤,而他終不覺察。到北京以後,這樣的事情就更多,性質也每每更為惡劣。我還相信,至少在潛意識裡,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與他的翻臉,也歸入這一類的。因此,他一旦從綏惠略夫式的思路來理解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現在就會反過來激出多少惡意。正因為先前是寬厚而上當,現在就格外要用苛薄來自保,二旦好人發現自已「好」錯了,他就會變成比誰都「壞」的人,魯迅正處在這樣的轉變當中,他的口氣怎麼會不激烈呢?他那「漸漸傾向個人主義」的自白,無異是一聲悲憤的宣言:我將不憚以最壞的動機來揣摩中國人! 
  他當然不能完全實踐這個宣告。一個人老是用惡意來揣測別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沒法活。他的內心又那樣複雜,即便傾向於個人主義了,人道主義的情感也還會留存,就在寫《頹敗線的顫動》的同時,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繼續上當,一位名叫高長虹的青年朋友為了許廣平對他不滿,他就役有覺察。但是,在有些時候,他又確實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表現出明顯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楊樹達事件」。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名叫楊樹達的青年學生,正巧在神經錯亂的那一天撞進魯迅家中,舉止自然有些反常,魯迅便疑心是論敵派來搗亂的打手,很緊張地接待他,還連夜寫了一篇文篇,題為《記「楊材達」君的襲來》,詳細講敘事情的經過,自己的感受,結尾寫到:「我還沒有預料到學界或文界對於他的敵手竟至千用了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11一個星期後,他才知道自己弄錯了,趕緊寫了兩段文字更正,說:「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和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12只要仔細讀過他那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幾尤其是後半部分的那幾段推論,恐怕誰都會感到悲哀:一個人陷入了這樣嚴重的病態心境,他還怎麼與人交往?事實上,還在這之前,他就有過減少與人交往的念頭,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當他說:「記得我已曾將定例聲明,即一者不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因為「熟人一多,世務亦隨之而加。」13這和他初到大學兼課時熱情接待青年學生的態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識故青年朋友聊天,有時候也會神經過敏。他的學生許欽文就記過一件享,兒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廳裡聊天,談笑之間、他忽然不見了,原來他跑進母親房中,生氣他說:「他們同我開玩笑:」他一直沒有返口客廳,那幾個冒失鬼也不覺察,直到很晚了,魯迅的母親來下逐客令,他們才發現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頭,俏悄離去。14類似的事情當然不止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訪他。後來參加「莽原社」的尚鎖就說過,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一直沒去見魯迅,除了怕他忙,「也有點懼怯,傳言中他的脾氣不好。」15魯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種「好脾氣」的人;從少年時代起,他又多受壓抑,在許多場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場合,便很容易不自覺地發作。但他向來有個自我約束,就是盡量不對年輕人發脾氣,即如許欽文記的那件事,他所以離開客廳,也是想避免當面發火。可是,北京的青年學生中間,還是形成這樣一種「傳言」,他的自我約束,顯然是經常失敗了。 
  令人悲哀的是,魯迅有時候固然看錯,但在另外一些時候,他卻常常是看對了。因此,這種不藉以惡意來揣測別人的作法,常常給他帶來特別的收穫。他與人論戰時的犀利的鋒芒,有許多就是來自對叵測人心的透徹的挑剔,甚至他對歷史人事的獨特見解,也有不少是來自這種挑剔。一九二五前後,他多次對朋友說,他想寫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從白居易開始,那麼多人都寫過這個故事了,他卻仍然別具慧眼,從中看出新的意味。他向郁達夫詳細講過自己的構想:「以玄宗之明,哪裡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裡已經有點厭了,彷彿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情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裡會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許是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裡才後悔起來了……」16從《長恨歌》起,長生殿上李、楊的密約,歷來被看作是愛情的忠貞誓詞,可魯迅固執地認定:「在愛情濃烈的時候,哪裡會想到來世呢?」17對人心的陰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厲害了。我以前讀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這種特別「毒」的眼光,有時候甚至心生羨慕,希望自己也能煉出這樣的本事。可現在我黨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這副特別的眼力正是一個危險的標記,表明他在懷疑人的思路上,已經走得相當遠了。 
  這條道路的盡頭,就站著虛無感。對中國的歷史傳統,魯迅早就不再景仰;對現實社會的改革,也越來越不抱希望,一九二五年他寫道:「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18這既是對清末以來革命歷史的總結,也暗示了他對未來購估計。那麼年輕的一代呢?「楊樹達事件」正顯示了他對年輕人的戒心。經歷過和周作人夫婦的反目,他也不會再輕信骨肉之親。他甚至將母愛視為一種累贅,早在許壽裳妻子病逝時,他就這樣勸慰說:「『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此意久不語人。知君能解此事,故敢言之矣。」19茫茫天地之間,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樣東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義,在這樣的時刻,他必然會陷入虛無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決絕他說,「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將得到虛無。」20像《報復(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獄》那樣的作品,更標示出他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多麼深。他對許廣平說,他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21他自己也知道是陷入虛無感了。 
  這虛無感不同於啟蒙者的悲觀。你想驅除黑暗,卻發現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會長存於人間:這是悲觀。它會使人喪失信心,卻不一定會使人停止行動,即便沒有勝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殺式的衝鋒,可以當肩住閘門的犧牲,這種衝鋒和犧牲本身,便可以確立你的價值,是否勝利,其實倒不重要了。虛無感卻不同,它雖然包含對戰勝黑暗的悲觀,但它同時又懷疑在黑暗之外還有其他的價值,倘若天地之間只有黑暗是「實有」,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這樣的虛無感,就會迅速失去行動的熱情,犧牲也罷,反對也罷,都沒有意義,人生只剩下一個詞:無聊。 
  因此,這虛無感也不同於綏惠略夫式的絕望,綏惠略夫畢竟是理想主義者,他固然對社會上的一切都失去尊敬,對自己卻依舊抱有某種確信,一邊是不可救藥的社會,一邊是孤單單的自己一至少他對自己與社會的對峙,依舊看得很清楚。惟其有這對峙的意識,他才會那樣瘋狂,在大街拔出手槍橫射過去。一個陷入虛無感的人卻不大會有這樣分明的人我界限,他懷疑世界上的所有價值,這首先就包含對自己的懷疑。你對自已都懷疑了,又怎麼會有綏惠略夫那樣深廣的仇恨呢?沒有這股仇恨作動力,你又怎麼會產生像他那樣暴烈的報復衝動?你也許會實行某種精神上的自殺,某種極力麻痺自己,盡速消蝕生命的頹唐,但這樣的自殺也好,頹唐也好,骨子裡還是一種忍受,一種自戕,並不包含多少對社會的報復。綏惠略夫式的絕望,本身是一種強烈的激情,而魯迅遇到的虛無感,卻是要取消山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其實,早在日本期間,他就已經嘗到了這種虛無感。他那樣興致勃勃地籌辦《新生》,可外界的阻礙和壓迫還沒有降臨,他們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潰散了:在這時候,他會不會感到某種無以名狀的沮喪?虛無感既是對人生意義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東西,在許多時候,它僅僅是一種情緒,一種直覺,一種感悟,越是理智無力分析偽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發它。魯迅的悟性本來就高,腦子裡又存著部樣豐富的陰鬱記憶,一旦找不到明確的對象來為《新生》的流產承擔責任,用他的話說,他當時是「不知其所以然」,22他就幾乎必然會產生一種深廣的幻滅情緒。我在前面說過,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懷疑本能,它就像一柄雙刃劍,固然能幫助他壓制郁情緒,也很容易引他入虛無的心境。幾乎每次他對自已的奮鬥目標發生懷疑,這懷疑的範圍都會迅速地擴大。《新生》流產對是這樣,辛亥革命以後是這樣,在北京抄砷也是這樣,他後來就明確說過,他那時是感到了「未嘗經驗的無聊。」23虛光感已經在他心底隱伏了那麼久,一旦現在破土而出,它會怎樣牟牢地攥住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被虛無感纏住的人,勢必會走上隨隨便便,玩世不恭的道路,他可能放浪形骸,也可能隨遇而安,不管取哪一種方式,他關心的都不再是社會,而是自己。魯迅自然也是這樣小一九二六年夏天,有人向他談及他對青年人的「指導」,他回信說:「這些哲學式的事,我現在不很想它了,近來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發點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先前的悲觀:有許多就是因為太關心社會和他人,現在轉向個人,感覺就大不一樣,所以他緊接著又說:「我近來的思想,倒比先前樂觀些,並不怎樣頹唐。」24五個月後,他又對許廣平說:「你大概早知道我有兩種矛盾思想,一是要給社會上做點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議論即如此灰色。』25當編定了《墳》,撰寫後記的時候,他更坦率承認,自己的思想,「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26他不光這樣說,還認真想這樣做,他和許廣平商量今後怎麼生活,列出的第一項選擇,就是「積幾文錢,將來什麼都不做,苦苦過活。」27虛無感不單是改變了他的人生見解,它簡直要進一步改變他的人生實踐了。 
  從啟蒙者的悲觀和絕望,從對尼采和綏惠略夫的共鳴和認同,魯迅一步步走進了虛無感。正是從這一串足跡,我看出了中國文人傳統在他心靈上烙下的深刻印跡,就在稱讚綏惠略夫的偉大的同時,他又感慨在中國看不到這樣的人物,當這樣說的時候,他大概正覺出了自己和他的不同吧。理想主義的悲觀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意識,恰如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痛苦,越是堅信理想的神聖意義,一旦發現它不能實現,這悲觀煎熬就越是嚴酷。所以,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這這樣的悲觀,沒有對理想的信徒般的熱忱,沒有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殉道式的執著,恐怕任何人都難以長久地承受它。尤其中國的文人身上,理想主義精神本來就不強大,宗教熱沈更是淡薄,他們就更難這樣的悲觀。一旦身陷其中,便本能地想地要掙脫,而掙脫的主要辦法,便是以中國人特別發達的悟性,把對人生某一個方面的悲觀,迅速擴展為對整個人生的悲觀,將對某個局部的否定,放大成為對整體的否定。一旦你對整個人生都悲觀了,都否定了,就等於是取消原先與那個悲觀對峙的樂觀,取消了這樂觀據以立足的理想,而走到這一步,你實際上也就取消了那個悲觀,這就是中國式的虛無主義。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更不用說那「看破紅塵,四大皆空」了,骨子裡都是這麼一條逃避悲觀的思路,只不過眼光的深淺不一,悟性的高下不同罷了。幾千年來,從悲觀向虛無主義轉移,已經成為中國文人擺脫精神痛苦的一種自然本能,在許多時候,他們甚至用不著理智的牽引,便能下意識地完成這種轉移。不用說,這樣的精神本能同樣深植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無論他們擺出怎樣激烈的反傳統的姿態,一到陷入悲觀情緒,仍然不自覺地就會向虛無感求援。魯迅最終會走入虛無感,正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傳統性的一個觸目的標誌。 
  難怪魯迅一九三二年印行《兩地書》的時候,會那樣修改他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對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將那「個人的無治主義」,改為「個人主義」。經過二十年代下半葉的幾度波折,他顯然是看清了,自己並不能成為綏惠略夫,從自己的悲觀和絕望中生長出來的,並非是與黑暗同歸於盡的復仇意志,而多半是顧自己隨便玩玩的虛無情感。 
第十章 驅逐「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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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戴著面具上陣吶喊,最後卻陷入深廣的虛無感,他逃離「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顯失敗了。但他不會甘心,因為他同樣不能承受那個虛無感。他雖然說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學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夠修煉到整天只認得鼻子底下一小塊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幾個呢?魯迅向來是那樣自尊好強,就連不願意與朱安離婚,也要講出一番大道理:「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1現在要他承認自己的人生並無意義,他是怎麼都不會願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無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虛無感的同時,他又本能地要從那裡面拔出腳來。他寫信對朋友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而不能。」2雖是「不能」,卻仍想「除去」,從二十年代中葉起,他又開始了第二次艱難的掙扎。 
  一個人所以會恨恨地宣告人生沒有意義,總是因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義了,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是他原先對人生的確信,將他推人了虛無感的懷抱。魯迅當然懂得這一點,因此,他驅逐內心「鬼氣」的第一步,就是修訂對人生的認識:我原先這樣理解你,結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現在我換一個角度打量你,或許會覺得好一點?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已經到了非常討厭別人侈談將來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將來一定好」式的議論,都看成是某種欺騙:「記得有一種小說裡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歷數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著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後定當賜福的。』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3這正是一段典型的虛無主義的氣話,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論,現在才這樣憤激地抨擊它。但是,說「將來一定好」,這只是對將來的一種判斷,你可以不信它,但你這「不信」本身,正也表現出對將來的另一種判斷。人其實是很難做到不想將來的,尤其像魯迅這樣的人,他總需要有一個關於將來的說法,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因此,他那些反對侈談將來的言論。不過是說明了他自己對於將來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筆下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大時代」。他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4幾個月後他又預言:「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5這「大時代」是什麼呢?他解釋說:「許多為愛的犧牲者,已經由此得死」,他們 
  「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干人以重壓」;「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6話雖說得折拗,意思還是明白的,到獻身者的犧牲不再僅僅引人旁觀,而是逼人奮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將會有上場殊死決戰,這決戰的時候,便是大時代。其實,信用他後來評論小品文的話,是還有更加簡潔的解釋:「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7仔細想起來,這「大時代」的說法當然是令人沮喪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說在決戰中黑暗一定失敗,它還要提醒你,說現在連作這種決戰的條件都不具備。但是,它卻十分符合魯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許諾,也不是絕望的梟鳴,光明雖不二定得勝,畢竟也還有一半的希望。更何況,它能夠有效地解釋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釋即將圍過來的更濃的黑暗,既然現在是進向「極期」的時候,黑暗的擴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設想叫下,比起那種因為渴望快速走進光明,事實上卻滿目黑暗,於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現在懷抱這個「大時代」的理論,是不是比較能夠忍受黑暗,不那麼容易絕望了呢?也真虧他想出這麼一個對將來的判斷,他使用的,其實還是「五四」前那個把「將來」推遠去的老法子,但他現在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可以用它來填補那看破歷史進步論之後的精神空虛,緩解歷史虛無主義情緒的重壓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現實黑暗震駭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你一定還記得,當寫《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的時候,魯迅是多麼自信,字裡行間,處處進散出先驅者的豪氣的。但到「五四」前後,這股豪氣卻大為減弱,你看他那些隨感錄,雖還常常以「我」和「我們」的名義發聲吶喊,另一種自省自責的情緒,卻也在其中悄悄地傳佈。《狂人日記》的結尾部分,「我」的自責尤其明確,他把自己乾脆歸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喚光明,又發現自己身上染著黑暗,到二十年代中葉,他筆下就湧出了這樣的情緒:「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消失」,「我終於訪惶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8完全是一種「夾在中間」的困惑了。 
  我很能夠理解他這種困惑。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有個特點,它在骨子裡一切照舊,表頁上卻風波迭起,動盪得非常厲害。這就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社會的變化很大,新陳代謝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還來不及擴展,更新的一波又撲面而來。這個錯覺對人的影響很大,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和信仰都正在變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對薄弱,就特別容易受它影響,一覺醒來便以為自己是前衛,再睡一覺又擔心自己落伍了。魯迅投身新文化運動,自然會感受到這股壓力,倘說到「五四」前,他的吶喊還能夠匯入最急進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經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嘯從耳邊掠過。他畢竟四十多歲了,在人的生命向來早衰的國度裡。這就算是漸人老境了,豐子愷一過三十,便蓄起長鬚,感歎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魯迅比他年長十多歲,身體又明顯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難免有某種衰老的自覺。他寫過一篇極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卻在其中一再詠歎自己的「遲暮」,你當能想像,他這自覺有多麼固執。面對那些不但生理上遠比他年輕,而且觀念也遠比他激進的年輕人,他會不會產生某種自慚的感覺呢? 
  他似乎應該不會。到二十年代,他已經不再相信直線進化的觀念,對一些滿臉激烈的青年人,也愈來愈感到不滿;年齡的長幼,更和頭腦的新舊無關,他不會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塊心病,就是那回國以後不斷滋長的自我不滿,在十四年代中期,這不滿幾乎發展到了頂點,使他無法再像「五四」的時候那樣,驕傲地宣稱自己「血液究竟乾淨」了。因此,再面對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時,他的心理就相當矛盾。一方面,他能夠看透其中有一些的份量,是比自己輕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覺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強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覺,將他一步步推進「夾在蹭」的苦惱。他原以為自己必定是屬於未來,現在卻發現並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來的標準,要遭受它的拒絕:你想想,這會對他造成多大的打擊!在所有引他入虛無感的心理路標當中,自我懷疑的這一支顯然是最醒目了。 
  以魯迅當時的情形,要拔掉這一去路標,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訂原先的自我設計,從那「精神界的鬥士」的標準上降下來,另劃一道更為切實的基準線。事實上,還在那自我不滿開始冒頭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作這樣的修訂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9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線上的犧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負,是更符合實際了。不單在這個時候,就是整個一生,他其實不都是一個犧牲者,一個深刻的悲劇人物嗎?但是,他為什麼會成為犧牲者呢?是自己願意還是只能如此?不把這一點想明白,這個新的自我設計還是說不圓。於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魯迅明確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觀念。他感慨中國的改革還將繼續很多代,說:「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10一年以後,他又用哲學式的語言歸納道:「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推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予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他更由此引出關鍵性的推論:「當開手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11他這是找對了路徑,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於尋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願的事情,只要你能夠向自己證明,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會低頭去做。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既然萬事萬物,都不過是盡著一份「中間物」的大責,那我現在夾在黑暗和光明之間,甚至有一半還罩在陰影當中,也就無需苦惱,也無可慚愧了。你看,一旦論證出充當犧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滿不就可以化解了嗎?難怪從二十年代中葉開始,魯迅對自己有了一連串新的說法。他說自己是從舊營壘中殺出來的叛逆,12又說自己甘願當一塊踏腳石,13後來更將自己比喻成一個抽了鴉片而勸人戒除的醒悟者,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14這些說法部各有所指,實際的意思也不盡相同,但是,它們都凸現了同一特點,那就是魯迅開始願意從「中間物」的立場來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訪將它們都看成是他那個「不三不四的作者」的註解。他將自己從先驅者的位置挪到舊營壘和新世界之間,當然是後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這個後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穩了腳。 
  魯迅竭力修訂的第三個認識,就是對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看法。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為萬民之首」,還是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都把握筆的人看成社會的棟樑,民眾的導師。「五四」一代人深受這些觀念的熏陶,自然將自己看得很高。他們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發動新文化運動,潛意識裡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魯迅也是如此,他在東京的時候那樣自信,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對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抱有極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學的力量,相信用筆可以撼動社會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現實生活的接連不斷的教訓,已經將他逼到了這個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15從當時的報刊上,他多少瞭解一些俄國的狀況,知道不少曾經熱烈讚頌草命的作家,包括葉賽寧那樣卓越的詩人,都相繼自殺了。16一旦他把這兩方面的情況聯繫起來,一種更為陰鬱的揣測就油然而生:莫非們營壘裡要壓迫知識分子和文學家,新世界也同樣容不下他們?莫非他們真就像自己描繪的那個影子一樣,無論黑暗和光明那一邊擴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沒?他在這個時候的幾乎全部的痛苦,都被這個問號勾起來了。 
  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命運。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說:「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17在寫於同時的一篇譯文的後記中,他又借評論俄國詩人勃洛克,說了同樣的話。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確:革命是必然要給知識分子和文藝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談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統治,又重複他在北京說過的話,「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18這也是在強調必然性:文學本來就沒有對抗專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運,不過是被「殺」而已。顯然,他還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喪的現象,說成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並沒有能形成一個對知識分子和文學的比較完整的新認識,這個問題大大,他一時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從他這種對痛苦的必然性的強調,我已經能夠想像出,他將要形成的那個新認識,將會是怎樣陰暗。 
  魯迅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這樣極端的方法來振拔自己。將來,自己,知識分子,文學,他現在統統將它們捺入泥水,弄得它們一個個滿身污垢,黯淡無光。天地本來便一片昏暗,社會本來便異常險惡,既然置身這樣的天地和社會,受苦受難是在所不免--當看到他竟是用這樣的方法來緩解沮喪和虛無感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憐呢?」 
第十一章 魏連殳的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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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不僅有一顆世俗的靈魂,更有一顆文學的靈魂,他不僅以理智緊張地思索人生,更常常抱一份藝術的情感去吟味人生。他這文學的靈魂又相當特別,他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是散文式的人」,1這除了解釋他不喜歡讀詩,是不是也可以解釋他不喜歡寫詩呢?詩和散文的區別,絕不只是文字形式,它們其實代表著作家對於世俗生活的不同態度。詩的世界屬於天國,它總要將世俗的氣息排除乾淨。詩人也正如下凡的天使,他舉著詩意和美的火把,照亮每個人心中與生俱來的靈氣,他要將他們引入審美感悟的迷幻狀態,使他們能在精神上超越自己猥瑣的世俗存在。但魯迅並非這樣的詩人,即便對世俗生活整個絕望了,他也無意借文學來逃避世俗。當伏案疾書,全身心投入藝術創造的時候,他固然會常常忘記自己的現實境遇,但這「忘記」的結果,卻是能夠更專注地審視世俗,更深切地感受黑暗。一九一四年他與朋友閒談,連聲稱讚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說:「我總想把紹興社會黑暗的一角寫出來,可惜不能像吳氏那樣寫五河縣風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寫整的,我就撿一點來寫。」2已經紳黑暗逼人了死角,還不思逃避,心心唸唸要將這黑暗刻劃出來,倘是一個崇尚天國的詩人,一定會搖頭歎氣:這人實在不可救藥。 
  但也正因為是這樣一個「不可救藥」的人,魯迅的小說和散文,就像他的社會評論一樣,也成為他世俗意識的一面鏡子。創作畢竟是一種情感性的活動,無論他多麼矜持,一旦寫入了神,他的許多內心隱情都會不自覺地流入筆下,他的創作的這一面鏡子,就常常比那些社會評論更為朋亮,他自己便對朋友說過,他的哲學都包括在《野草》當中。3不用說,在二十年代中期,他那急於掙脫虛無感的緊張的身影,也同樣清晰地印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之中。我甚至覺得,比起那些觀念上的自我修訂,他這時期的文學創作,恐怕更是他驅逐內心「鬼氣」的主要戰場。那虛無感到底膨脹到了什麼地步?他對它的厭惡又有多麼強烈?這戰鬥艱苦到了什麼程度?他最後能夠戰勝它嗎?所有這些你迫切想知道的答案,都清楚地寫在他的創作中。 
  你也許會不同意:驅逐虛無主義的「鬼氣」,這是魯迅內心極其隱秘的衝動,他寫小說,卻是為了啟蒙的吶喊,他自己就明確說,是要借它來改良社會,4他恐怕不會願意在小說中表現這種極其個人化的隱情吧?可我覺得,這是誤解了他。文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從來就很清楚。他知道詩人的心靈應該博大,要「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5他也知道,一味「宣傳愛國主義」,絕不能產生「偉大的詩人。」6倘說他的世俗意識當中,確有兩個聲音對他發令,一個要他用創作傳播啟蒙思想,一個則要他宣洩自己的人生苦悶,他上面的兩段話,早已將這兩個聲音的輕重份量,掂得一清二楚。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的心理天平還愈益向後者傾斜。他自己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熱烈贊同這本書的基本思想:「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7他又用格言的句式,簡捷地寫道:「創作是有社會性的。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了:好友,愛人。」8一九二七年春天他更斷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9語氣是如此肯定,他和早先那個啟蒙主義的創作動機,實際上已經分手了。 
  他對自己的小說的評價,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最引人注目的小說,是《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可他自已喜歡的,卻不是這一類作品。《吶喊》出版以後,有人問他:你最喜歡其中哪一篇?他笑笑說,是《孔乙己》。如果誰為了翻譯他的小說而請他自薦,他一定也是先提出《孔乙已》。他甚至良已動手,將這篇小說譯成日文,送到日文雜誌上發表。有一次和朋友閒談,他還將《藥》和《孔乙己》作過比較,說他不喜歡《藥》一類的寫法,因為太不從容。10的確,以這「從容」的標準來看,《孔乙已》是相當出色的作品,它也是要表現紹興社會的一角,卻沒有設立《藥》那樣觸目的主題,通篇都是以一種散文式的筆調,挾著隱隱的哀傷緩緩道來,社會和人心的冷酷薄情,反而表現得異常深切。從那些貌似平淡的敘述當中,你能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少年經歷的影響,體會到他當年出入當鋪時的痛苦心情。在《吶喊》集中,這可說是吶喊的火氣最弱,作者的內心隱痛卻表現得最飽滿的一篇,魯迅如此偏愛它,正顯出了他創作的真正的興趣所在。 
  所以,即便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個人對人生的悲苦體驗,已經在小說中越湧越多。它們不但侵蝕那些明確的啟蒙主題,就連作者表示一點空泛的樂觀意願,它們也要圍上去破壞。我印象最深的是《故鄉》。這是一篇祈禱希望的小說,借昔日「美麗」的故鄉和現在破敗的故鄉的對比,也借「我」與閏土、宏兒和水生的不同的交往,更用了結尾的一段話,強調對於將來的希望。但是,這種析禱從一開始便遭到破壞。首先是許多具體的景物描寫,從「蒼皇的天底下」,到「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從閏土臉上「全然不動」地刻著的「許多皺紋」,到楊二嫂的凸顴骨和薄嘴唇,它們都向你拂去一股寒嗖嗖的冷氣,使你不知不覺就陷入一種淒涼的心境,請想想,一旦陷入這種心境,你又如何響應作者的祈禱?再就是對這希望本身的描述,什麼海邊沙地上的碧綠的西瓜,什麼手執明晃晃鋼叉的少年,金黃色的圓月,等等,色彩都塗得那樣鮮艷,反而令人覺得生硬,尤其是最後那直抒希望的文字,句式和節奏猶如雜文,讀者在一派細緻的抒情氛圍中驟遇這樣的文字,難免會感到突兀,有這突兀的感覺隔在中間,他又如何能與它發生共嗚?連這點題的文字的句式,都在暗暗地削弱主題,魯迅這時候的小說中,的確沒有什麼東西,敵得過他的個人苦悶的流露了。 
  正是這個渴望表現內心苦悶的強大的衝動,促使魯迅把自己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說到底,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最大的苦悶,就是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綏惠略夫式的絕望也好,虛無主義的「鬼氣」也好,都站在前面向他招手,他不願受它們的蠱惑,卻發現雙腳不由自主地向它們走去,在那些心境最陰鬱的時刻,他簡直都不認識自己了。一個人失去對自己的把握,這是最嚴重的精神危機,魯迅越是明白這一點,就越要拚命找回對自己的把握。要「找回」,就先得把自己的靈魂攤開來,即便其中是「鬼氣」蒸騰,也只能把眼睛湊上去,不把一樣東西看清楚了,你怎麼把握它?因此,他越是想驅逐內心的「鬼氣」,就越要作深入的自我分析,他當時還不願全卸下自己的面具,不願向公眾全露出自己的血肉,要探究自己的靈魂,利用小說和散文自然更為方便。倘說在《孔乙已》那樣的作品中,他常常還是不自覺地現出自身的一角,現在情形卻不同了,他有心要畫出自己的臉和心。 
  其實,早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寫短篇小說《端午節》的時候,他已經忍不住正面來描畫自己了。主人公方玄綽,在某部做官,文在學校兼課,常常給雜誌寫一點文章,家裡則有沉悶的夫妻生活,除了有個讀書的孩子,其他方面部和作者頗為相像,甚至包括他的姓,有一段時間,魯迅的朋友們給他取綽號,就是叫的「方老五」。當然不能說方玄綽就是魯迅,但他的生活狀況,卻正是魯迅可能遭遇的一種狀況,尤其是他那構成小說中心題旨的「差不多」論,更令人聯想到魯迅同時或稍後幾年發表的許多雜文,譬如《以小即大》,譬如《雜語》。不過,作者似乎又沒有打定主意正式來分析自己,他一面從自己身上取材,一面叉扭曲這些素材,他用一種戲謔化的方式,誇張那原先帶有自剖意味的細節,再摻進一些演繹和變形的成份,使你乍一看,真會以為他是在寫別人。可是,他的敘述筆調又一次拆了他的台。這是一種頗為曖昧的筆調,有一點揶揄,也有一點袒護,有時候像在諷刺,有時候又漏出同情,只要把它和另一篇稍後寫下的《幸福的家庭》的敘述筆調比較一下,你就會看出作者並不真能像寫別人那樣從容自如。方玄綽在屈辱中苦苦撐持,日漸沮喪的那一份心境,不知不覺就會絆住他的筆。 
  但到一九二四年寫《祝福》的時候,他的猶豫顯然消除了。這篇小說似乎是繼續《孔乙已》和《明天》的思路,借樣林嫂的故事來表現紹興社會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實的白描手法寫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時,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種繁複曲折的句式,對作品中的「我」細加分析,不借將「我」的自語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顯不同的兩大塊。他是那樣不怕麻煩,翻來覆去談論「我」在祥林嫂面前的支吾其辭,你就難免要猜想,他最關心的恐怕並不是祥林嫂。如果還記得他搬出八道灣時,與朱安作的那一番談話,如果也能夠想像,他面對朱安欲言又止的複雜心態,我想誰都能看出,他這種分析「我」的「說不清」的困境的強烈興趣,是來自什麼地方。在他的小說中,《祝福》是一個轉折,正從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場了。他把它排在《彷惶》的卷首,這從他的小說的變化來看,不正是一個恰當的提示嗎? 
  接著寫出的是短篇小說《在酒樓上》。「我」重返故鄉,卻在酒樓上遇見昔日的同事呂緯甫,先前是那樣一個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廟裡拔神像的鬍子,和別人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竟至於「打起來」,現在卻行動迂緩,神情頹唐,一副潦倒相。他奉母親之命回鄉來遷小兄弟的墳,明明已經找不到骨殖,卻將原葬處的土胡亂撿一些裝進新棺材,煞有介事地遷走,掩埋;又受母親之托,給原先鄰居家的順姑送兩朵剪絨花,可這姑娘已經病死,他就將花隨便送人,卻打算回去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他甚至甘願給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兒經》:「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這樣一個呂緯甫,和作者有什麼相干?可你再仔細看看,他身上分明映著作者的影子。給小兄弟遷墳和順姑的病死,都是作者親歷的事情,他選用自己的經歷作素材,總含有幾分自我分析的意思。我特別要請你注意,呂緯甫一手擎著煙卷,對「我」似笑非笑說出的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口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這不正是魯迅也會說的話麼?明知如此,卻願意另講一套去「騙人」的想法,一看見有誰對自己懷有期待,便深覺不安的心情,都是他後來公開表示過的,那飛了一圈又停口原處的人生概括,也是他對自己用過多次的。至於他那看穿一切價值,顧「自己苦苦過活」的虛無感,不就是呂緯甫的「隨隨便便」嗎?倘若他真是順著虛無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多半就會和呂緯甫成為同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酒樓上》正是作者對自己內心「鬼氣」的一次專注的描述,主人公的精神歷程,正是他從那「鬼氣」的某一面概括出來的。甚至呂緯甫的臉相,都會令人想到他:「亂蓬蓬的鬚髮」,「蒼自的長方臉」,「又濃又黑的眉毛」——這不就是魯迅麼? 
  再來看那個小說的全部敘述都是依「我」的視線展開,一面是「我」看到的呂緯甫,一面是「我」對呂緯甫的評價,小說從頭到尾,這兩部分總是交織在一起,因此,呂緯甫的故事再打動人,「我」總是隔在中間,破壞讀者和主人公的情緒共鳴。看得出,作者很著重這個「我」,為了讓它一直在場,不惜設計那樣一個呆板的敘述結構,讓呂緯甫在酒樓上對著「我」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小說的大部分都成了帶引號的獨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請看小說的結尾:「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好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裡。」11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一種從窒悶潮濕的地方走出來,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氣的暢快,這正顯出了作者凸出那個「我』的用心所在,他固然要描述「鬼氣」,目的卻是想擺脫它,就在描繪出自己思想發展的某一種可能性,對它細加吟味的同時,他心中早有一個聲音發出警告:你必須和它劃清界限。 
  到了這一步,魯迅驅逐內心「鬼氣」的思想戰場,已經在他的小說中充分展開,《在酒樓上》呈現出這樣一個「我」與呂緯甫面面相對的結構,夏表明他已經發動了進攻。從小說的結尾來看,勝利似乎是在「我」一邊,魯迅似乎是有能力告別呂緯甫式的沮喪了了。 
  但是,寫於一年半之後的《孤獨者》,卻表明情況並非如此。這一回,作者描寫主人公魏連殳,是比對呂緯甫更無顧忌,幾乎就是照著自己的肖像來描畫他。首先是相貌:「一個短小削瘦的人,長方臉,蓬鬆的頭髮和濃黑的鬚眉佔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裡發光」,這與他在紹興教書時的相貌幾乎一模一樣。其次是行狀:「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卻常喜歡管別人的閒事;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還「喜歡發表文章」,「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倘將祖母換成母親,就不都是他自己的事麼?再就是思想,魏連殳先是相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結果卻被「天真」的孩子仇視了,於是生出幻滅和憎惡,這段歷程簡直就是從他的頭腦中錄下來的。至於魏連殳借祖母一生所發的長篇議論,他寫給「我,的那一封信,特別是其中的許多話,更是非魯迅不會有,唯有他才寫得出的。小說的許多素材,像魏連殳殮葬祖母,在城中遭受流言和惡意的包圍,都是取自作者的親歷,也沒有誇張,幾乎就是實錄。甚至一些細節,譬如小孩子拿一片草葉說「殺!」也是他在其他地方用過,改也不改就搬來的。在魯迅的全部小說中,還沒有一個人物像魏連是這樣酷似作者,你當可想像,那種直接剖析自己的衝動,已經在他的創作中膨脹到什麼程度。 
  從表面上看,作者描述魏連殳的態度,和對呂緯甫一樣,他也設置了一個一我」,它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位置,和《在酒樓上》裡的「我」完全相同。甚至緒尾也一樣,而且更直截了當:「我快步走著,彷彿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著,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裡夾雜著憤怒和悲哀。我的心境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但是,你再仔細看進去,就會發現,他的態度其實遠不像這結尾表現的這樣明確。他把魏連殳描寫成那樣一個剛強的人。他對人生有幻想,可一旦看穿了,卻又比誰都透徹,譬如對那「一大一小」的評論,就顯示了對人心的異乎尋常的深察,一個人對親戚都能看得如此透徹,還有什麼人心的卑劣能驚駭他呢?對待社會的壓迫,他的抵抗更是十分堅決,絕不像呂緯甫那樣軟弱,那樣缺乏承受力,就連最後的自戕式的毀滅,也是對黑暗的報復,大有一種以自己的腐爛來加劇社會腐爛的意味。你看他已經被放進棺材了,還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到死都不是一個順民。作者的這樣的描寫,勢必會促人發問:連魏連殳最後都失敗了,難道面對中國的黑暗,呂緯甫那樣軟弱的人要頹唐,魏連殳式的剛硬的人也同樣要絕望?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無論結尾如何強調「我」的快步逃脫,都難以轉移讀者的視線吧。與《在酒樓上》相比,作者對「鬼氣」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 
  作者態度上的曖昧尤其表現在小說的第三節中。「我」當頁批評魏連殳:「那你可錯誤了。人們其實並不這樣。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12這其實是作者對自己說的話,虛無感也好,懷疑心也好,都是從一個根子上長出來的,那就是對人世的不信任。中國的社會也確實可怕,一個人稍微有一點悟性,又有一點記性,便很容易陷入這種心境。魯迅一直想要擺脫這種心境,他對自己最可說的一句話,就是「人們其實並不這樣」。可你聽魏連殳的回答:「也許如此罷。但是,你說:那絲是怎麼來的?」在整篇小說中,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話,它不但把「我」的全部責難都擊得粉碎,而且把小說的標題一下子放大,將它直推到讀者面前,使你無法迴避作者選取這個標題時的悲苦用心。是的,一個被虛無感纏繞住的人,正是一個最孤獨的人,魯迅在十年前就飽嘗過這份孤獨,現在又發現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當然想擺脫,可另一種咀嚼這孤獨的慾望又那樣強烈,正是這份複雜的心態使他寫出了這麼一個魏連殳,他在證實了「鬼氣」會將你引向什麼樣的毀滅的同時,又證實了你將無法擺脫那「鬼氣」的引領。與呂緯甫幾乎正相反,魏連殳讓人感到的,是「鬼氣」的雄辯和「我」的囁嚅。 
  在寫出《孤獨者》之後僅僅四天,魯迅又寫下了短篇小說《傷逝》。它在形式上和《祝福》頗為相似,也是在「我」的自歎自剖當中,嵌進一個第三人稱的故事。因此它也是用兩副筆墨,寫到「我」的心理活動,用那種曲折繁複的句式,敘述子君和涓生的戀愛,則用那明白如話的白貓句式。甚至小說關注的話題,也有相承之處,《祝福》不是討論過「我」應否對祥林嫂、說真話嗎?《傷逝》中涓生的最大的悔恨,也就在對於君說了實話:「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但我覺得,就創作的動機而言,《傷逝》和《孤獨者》更為接近。魏連殳是「孤獨者」這孤獨的盡頭是毀滅。那麼,不再孤獨,照著《孤獨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尋一條生路?這生路又會將你引向何方?作者在《傷逝》中展開的,正是這樣一種探究,他同樣是用涓生和子君來模擬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種可能性。不用說,答案依舊是否定的,在社會和內心的雙重打擊下,子君死去了,涓生抱著悔恨的心情遷回原住的會館。儘管他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的「我」一樣,在小說的結尾奮力掙扎:「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但那和子君相愛的悲劇依然罩在他頭上,以至他竟要「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13《傷逝》提供給作者的,還是一個老結論:此路不通。 
  在評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時候,魯迅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著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14他能如此理解陀斯妥也夫斯基,顯然有自己的體驗,他的小說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通過那個「我」,在小說中一一舉劾和揭發自己靈魂中的「鬼氣」,從呂緯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卻一一陳述那「鬼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闡明它的深刻的光輝。非但如此,從《祝福》到《傷逝》,審問者的氣勢越來越弱,犯人的辯聲卻越來越高,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他在一個星期中連續寫下《孤獨者》和《傷逝》,卻不像對《阿Q正傳》那樣立刻送出去刊載,直至第二年收入《彷徨》,都沒有單獨發表,這是否正表明他的惶惑,他不知道該怎樣處理這些小說?我想到他在《小雜感》中的話:創作有時候「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什麼叫「一個人看」?除了給朋友和愛人,是否也是給自己看?繼《傷逝》之後,他又寫下兩篇小說,《弟兄》和《離婚》。《弟兄》對沛君的內心隱情的揭發,似乎比對涓生更為犀利,《離婚》中瀰漫的那股冷氣,也令人聯想到《孤獨者》。但是,作者那種深刻的自我舉動,在作品中日漸隱晦,《離婚》裡是完全看不見了。從《祝福》開始,魯迅的內心之門逐漸打開,到《孤獨者》和《傷逝》,這門已經開得相當大。也許是開得太大,使他自己都覺得不安了?倘真是如此,他的頭一個本能反應,就是趕緊關門。我覺得,《弟兄》和《離婚》的一個突出意義,就是表現了作者的一種也許並不自覺的內心收縮:他原是想借小說來驅逐內心「鬼氣」,卻沒有想到它反而利用了文學創作的特殊法則,在他內心膨脹得更為巨大,情急之下,他只好先丟開筆再說了。寫完《離婚》,他果然停止了小說創作。 
  就在創作《彷惶》中的小說的同時,魯迅還寫下了一批短短的散文詩,它們後來以《野草》的總名結集出版,這裡就不妨稱它們為《野草》。魯迅的小說文字本就有兩種句式,一種平實直白,是寫他人的,另一種曲折繁複,是表現自己的,《野草》中的絕大部分篇章,都是用的後一種句式,單從這一點,你也不難判斷,他寫《野草》的目的是和寫《孤獨者》差不多,想通過自我描述來把握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句式上的相類,洩露了作者的另一層心思,他既想深入地剖析自己,又不願讓讀者一目瞭然,他是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卻又總還想掩上一層紗巾。他的思想根本就矛盾,照實訴說,已經是錯綜複雜,他現在又要刻意掩飾,就弄得更為曖昧。最深入的自剖和最用力的掩飾結合在一起,似乎他真要實踐他在《小雜感》中的那句話,專為一個人寫作了。 
  明自了這一點,你就能從《野草》的那些奇特的意象背後,不斷地讀出作者的自我描寫。第一篇《秋夜》,那棗樹便是明顯的自況:頭上是奇怪而高的映著冷眼的天空,周圍是在夜氣中瑟索的野花草,早已看透了小粉紅花和落葉的夢的虛妄,也擺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這不正是遷離八道灣之後那看透了人生的魯迅的自畫像嗎?至於一無所有的桿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著許多蠱惑的眼睛」,15就更是他面對黑暗的戰鬥姿態的速寫了。類似這樣的速寫,《野草》中還有不少,像那明知道前面沒有路,仍然只能踉蹌著跨進野地裡去的過客,那最終將在無物之陣中衰老,卻仍然舉起投槍的戰士,那或者使人類蘇生,或者將他們滅盡的叛逆的猛士,就都是同一類型,在表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絕望的杭戰的意志。 
  當然,《野草》中的更多的篇章,是在表現別樣的心境。像《影的告別》和《死火》、是凸現那夾在明暗之間的「中間物」的意識;兩篇《復仇》和《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則是發洩啟蒙者的沮喪,發洩他對不可救藥的大眾的厭惡和蔑視。與這心境相聯繫的,有《失掉的好地獄》,暗示對社會變革的絕望;又有《頹敗線的顫動》,近乎忘情地宣洩被人利用,施惠獲怨的憤恨。《墓謁文》令人聯想到《孤獨者》,既是釋放心中的「鬼氣」,又拚命疾走,生怕看見它的追隨。《希望》和《好的故事》則用了更為淺直的方式,表現類似的複雜心態。前者發誓要「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一擲我身中的遲暮」,可給自己打氣的理由,僅僅是「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16後者明知道結局是「驟然一驚,睜開眼」,面前什麼都沒有,卻仍那樣用心地描繪美麗的夢境,充分傳達出一種心猶不甘的懊惱心情。 
  我特別要說說《死後》。在《野草》當中,這一篇的文字頗為特別,全不像《秋夜》或《墓謁文》那樣曲折,倒是相當平直,活潑,時時顯出一點諷刺,描繪勃古齋的小夥計的那一段,調侃的意味還相當觸目,但是,惟其如此,這篇作品就格外使人感到一般冷氣。你看這些細緻的描寫:「我想睜開眼睛來,他卻絲毫也不動」,「一輛獨輪車從我的頭邊推過,大約是重載的,軋軋地叫得人心煩,還有些牙齒齪」,「還有幾個[指蒼蠅]則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搖」,「一個螞蟻又在脖子上爬起來,終於爬到臉上,只繞著眼眶轉圈子」17……它們把那種空有強烈的意願,卻毫無動彈能力的絕望處境,表現得如此真切,我一邊讀著,一邊就彷彿自己也與作品中的「我」一樣,躺在地上任人擺弄,這是怎樣可怕的感染力!像《秋夜》和《墓謁文》那樣的作品,是表現了一些陰鬱的意念,雖然形象很凸出,意念本身卻是抽像的。可《死後》不同,它表現了一種陰鬱的想像,那樣具體,細緻,你簡直要懷疑這是不是虛構。一個人總難免有陰鬱的念頭,只要這是來自他的理智,那就不大要緊,困為它在他頭腦中扎得還不深,改變起來也容易。可是,如果這陰鬱是來自他的情感深處,來自他的下意識,他的記憶、夢幻和聯想,那就說明他的心地是真正黯淡,而且難以改變了,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夏天會寫出《死後》這樣的作品,他對自已人生厄運的預感,實在已經是根深蒂固,難以搖動了。 
  我們在《野草》中讀到的,是作者的深層心理,是撐住他那公開的社會姿態的下意識的木樁,是孕育他那些獨特思想的悟性的溫床。因此,你讀懂了《野草》,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在公開的文章中說那些話,譬如「一切都是中間物」,「中國的群眾永遠是看客」;又為什麼要在私人通信中寫那些話,譬如「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我常覺得現在有些年輕人之於我,是可利用則竭力利用,可打擊則竭力打擊……」你也就能理解為什麼面對青年的時候,他會有那些特別的表現,譬如總要戴一塊面具,總是有一種探藏的自卑感;不消說,你也就能理解他為什麼會停止小說創作,單是這些散文詩,已經把他內心的「鬼氣」展示得這麼深,靠那種《孤獨者》式的自我分析,他怎麼可能把它壓制住? 
  在一九二六年,除了《野草》,魯迅還寫了十篇總題為《萌花夕拾》的回憶散文,從小時候的種種趣事,一直說到老朋友范愛農的悲慘的溺死。內容既有點雜亂,口吻也不一致,有《二十四孝圖》式的憤怒的詛咒,也有《范愛農》式的徹骨的悲憫,有《瑣記》中談及衍太太時的輕蔑和厭憎,更有許多類似《阿長與山海經》那樣的輕鬆和幽默。和《野草》一樣,《朝花夕拾》也證實了作者內心的複雜,即便回憶往昔,也因了舊事本身和回憶心情的不同,顯出迥然相異的情致。但我更注意的是,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寫起回憶來? 
  在《朝花夕拾》的引言中,他有明白的解釋:「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18不錯,每個人都有蠱惑他,使他時時反顧的記憶,但他在什麼時候回過頭去,卻多半取決於他此時此刻的具體心境。魯迅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又說:「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裡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19這話說得十分黯淡,但卻是實情。你看他一九二六年的文字,小說早已不寫了,《秋夜》和《墓謁文》那樣的散文詩也不寫了。雜文雖然還在寫,但除了繼續與章士釗、陳西瀅們打筆仗,以及幾篇談話記錄,幾乎就沒有稍長一點的文章,就連《論「廢厄潑賴」應該緩行》那樣借題發揮的長論,似乎也做不出了。他這一年的雜文中,多的是《無花的薔薇》那樣的雜感,一小段一小段的,這是否正表明了心裡的「蕪雜」呢?到下半年,又出現了日記體的雜感,後來又裝上「通信」的框子,其實還是日記,這不正是「只剩了回憶」嗎?四顧茫然,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生,他都不知道說什麼好,自然是只能寫回憶了。 
  其實,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這「無話可說」一直是魯迅的基本心態。他所以竭力修訂對人生的種種認識,所以在小說和散文中一遍遍分析自己,都是要找口對社會和自己的把握,要恢復自己說話的信心,要重獲一套能說的話。可是,他這些努力似乎都不成功,他在小說創作中那樣迅速地關閉袒露隱情的門戶,他始終用那樣晦澀的文筆來撰寫《野草》,都說明了他的不自信,他不敢繼續往下說,也不能確信這些話能夠挑明了說。現在又出現這一批回憶散文,更是明確宣告了他的失敗,他依然處在無話可說的困惑之中。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連續寫了那麼多年,現在卻發現自己無話可寫,無話可說,這是怎樣的難堪的痛苦?倘說他以文學創作顯示了驅逐「鬼氣」,重振吶喊之威的強烈願望,那也正是他寫下的這批小說和散文,證實了他這願望的落空。他在一九二六年八月離開北京南下時,會暗自決定「沉默」兩年,20就說明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第十二章 女人、愛情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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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和「鬼氣」的對抗中,魯迅並非處處失敗。自從回國以後,他就不再是一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他賴以對抗「鬼氣」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種明確的理想主義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發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罷,想告別魏連殳也罷,都主要是這本能勃發的結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掙不脫「鬼氣」的包圍,他也會在其他方面繼續掙扎。到一九二五年,他終於在一個方向上打開了缺口,那就是對女人的愛情。 
  我們都還記得,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說是毫無女性的溫馨氣息的。為了不使母親傷心,也為了維持自己的名譽,他甘願過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慾生活。但是,雖說自己願意,這樣的日子卻非常難捱,一丸一八年初,他的一位生性灑脫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歎:「家叔曠達,自由行動數十年而逝,僕殊羨其福氣」,1就透漏出他對自己的不滿有多麼深切。隨著對民族和社會的失望日益加深,又與周作人鬧翻,大家庭的理想破滅,內心深處的虛無感愈益瀰漫開來,他這不滿也一天比一天壯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犧牲的無謂,不想再那樣「認真」麼?他不是說從此要顧自己過活,隨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別人耕地麼?原先重重地壓在背上的那些責任感,似乎日益顯出它們的輕薄,他也勢必要一次次反問自己:你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不就是衝出單人禁閉的囚室,尋一位真心喜愛的女人嗎?他在虛無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棄孝道和婚姻的內疚感就越淡,我簡直想說,正是那「個人主義」的情緒,激活了他追求愛情和個人幸福的激情。他開始和姑娘們來往,有的來往還相當密切。到女子師範大學任教之後,他的客廳裡更出現了一群聰明活潑的女大學生。有一次過端午節,他請她們在家中吃飯,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許廣平]之頭」,2手舞足蹈,開懷大樂,那久受壓抑的生命活力,勃然顯現。 
  就這樣,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魯迅終於和這群女學生中的一個--許廣平--相愛了。 
  許廣平是廣東番禹人,比魯迅年輕近二十歲。雖是南方人,身材卻頗高,好像比魯迅還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卻是那群女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個,對社會運動,甚至對政治運動,都滿懷熱情她敬仰魯迅,也能理解他,對他的追求就更為熱烈。你不難想像,當她表白了愛情,又從他那裡收穫同樣的表白的時候,她的心情會多麼興奮。 
  但是,魯迅的心情卻複雜得多。他愛許廣平,但對這愛情的後果,心中卻充滿疑慮。這疑慮還是來自虛無感,它就像一枝鋒利的雙刀劍,既戳破孝道之類舊倫理的神聖性,又戳破個性解放、「愛情至上」之類新道德的神聖性,它固然銹蝕了魯迅的精神舊宅的門鎖,卻也會當著他的面,把他打算遷去的其他新居都塗得一團黑。傳統的大家族當然是無價值的,孝道也可以說是無謂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戀愛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個幻象呢?魯迅早已過了「情人眼裡出西施」的年齡,再怎樣喜愛許廣平,也不會看不出她的缺陷。社會又那樣險惡,在一九二五年,無論北京的學界還是官場,都有一股對他的敵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棄自己的婚姻,會不會授那些怨敵以打擊的口實呢?倘若種種打擊紛至沓來,他們的愛情能禁受住嗎?在寫於這時候的短篇小說《傷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繪得那麼絕望,把他們承受不住社會壓力,愛情逐漸變質的過程表現得那麼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慮有多深,思緒也是怎樣地偏於悲觀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動非常謹慎。他向許廣平表明,他無意和她正式結婚,在名分上,他還保持原來的婚姻。這實際就是說,他並不準備徹底拆毀那舊式婚姻的囚室,他僅僅是自己鑿一個洞逃走。他也不想馬上和許廣平同居,固為條件還不具備,還需要作些準備。首先是錢。為了購置磚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經欠了朋友八百塊錢的債,一直無力償還;他又才被章士釗革職不久,倘若因為和許廣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輸了官司,那豈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惡運了嗎?其次,他也不願在北京與許廣平同居,離母親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畢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氣又日漸壓抑,後來更發生「三.一八」慘案,他自己也幾次離家避難,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家庭,總得另尋一處安全的地方。當然,他最擔心的,還是和許廣平的愛情本身。這裡既有對許廣平的疑慮,也有對自己的反省。「我已經是這個年紀,又有這麼多內心的傷痛,還能夠容納這樣的愛情,還配得上爭取這樣的愛情嗎?」「讓她這樣與我結合,她的犧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現在甘心情願,以後會不會後悔?」「她究竟愛我到了什麼程度?」我相信,每當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煙默思的時候,類似上面這樣的疑慮一定會在他心中久久盤旋,去而復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經浮出了一條逃離絕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時走進去,又怎樣走進去,卻久久下不了決斷。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個新的機會來了,新任廈門大學國學系主任的林語堂,是魯迅的老朋友,邀請他去廈門大學任教。那裡遠離北京,鄰近廣東,不但氣候溫暖,政治空氣也總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塊錢的薪水,正是一個適合開始新生活的地方。魯迅欣然應允,就在這一年八月離京南下,適逢許廣平要回廣州,便一同動身。但是,儘管有這麼好的機會,又是與許廣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確的計劃。他只是與許廣平約定,先分開兩年,各自埋頭苦幹,既是做一點工作,也為積一點錢,然後再作見面的打算。3你看,他還是用的老辦法,當對將來缺乏把握,難下決斷的時候,就先將決斷往後推,拖延一陣再說。 
  魯迅興致勃勃地踏上了廈門島。可是,幾乎就從第一天起,種種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來。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閉塞,學校主事人那樣勢利,教師中的淺陋之徒又如此眾多,再加上若干職員和校役的褊狹懶散,終至使他連聲歎息:自己還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樣糟糕,廈門還會好麼?他尤其惱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學者對頭——他稱之為「現代評論派」,居然也紛紛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廈門大學,和他做同事。譬如顧頡剛,他曾公開說佩服胡適和陳西瀅,現在居然也到廈門大學來做教授;自己來了不算,還推薦其他的熟人來,這些被薦者來了之後,又引薦另外的人,這在魯迅看起來,簡直就是「日日夜夜佈置安插私人」4他寫信對朋友抱怨:「『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裡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5遠遠地躲到廈門來,竟然還是會遇上他們;在北京受排擠,跑到這裡來還是受排擠,這怎麼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這樣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觸,就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無人澆一杯冷水,於是終於決定日:仰東碩殺!我帶來者!」6這「仰東碩殺」是紹興土話,意思就是「操他媽的!」廈門大學竟然逼得魯迅不斷要在心裡罵出這樣的話,他當然不願在這裡久留了。他到廈門不到四個月,就開始想走。一個學期的課還沒講完,就已經向校方遞了辭呈。他原想在廈門大學工作兩年,現在卻提前一年半離開,當他獨自一個人在夜燈下寫辭呈的時候,先前那種種走投無路,屢屢碰壁的記憶,一定又會湧上腦際吧。 
  處在這種經常要罵出「仰東碩殺」的心境裡,他對和許廣子的愛情的疑慮自然會逐漸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寫信對她說: 
    常遲疑於此後所走的路:(一)、積幾文錢,將來 
  什麼都不做,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 
  做一點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當然有時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為生存起見,我便不問什麼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多了,終於覺得太傻。前 
  一條當先托庇於資本家,須熬。末一條則太險,也無 
  把握(於生活)。所以實在難於下一決心,我也就想 
  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7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雖然列出了三條路,真心想走的卻是第三條;但他不知道許廣平是否真願意和他攜手共進,也不知道這條路是否真能夠走通。疑慮重重之際,就乾脆向許廣平和盤托出,既是試探,也是求援。 
  許廣平是多麼敏感的人,立刻就覺出了魯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慮,也知道這疑慮的深廣,她甚至還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後退,這自然使她深為不滿,就用這樣激動的口氣回信說: 
  你信本有三條路,給叫我「一條光」,我自己還是 
  瞎馬亂撞,何從有光,而且我又朱脫開環境,做局外 
  旁觀。我還是世人,難免於不顧慮自己,難於措辭,但 
  也沒有法了。到這時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遠的人,發一套批評,我將要說: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為舊社會犧牲。換句話,即為一個人犧牲 
  了你自己。而這犧牲雖似自願,實不啻舊社會留給 
  你的遺產。……你自身是反對遺產制的,不過覺得這 
  分遺產如果拋棄了,就沒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農 
  奴,死守遺產。……我們是人,天沒有叫我們專吃苦 
  的權利,我們沒有必吃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們是人,天沒有硬派我們履險的 
  權力,我們有坦途有正道為什麼不走,我們何苦國了 
  舊社會而為一人犧牲幾個,或牽連至多數人,我們打 
  破兩面委曲忍苦的態度,如果對於那一個人的生活 
  能維持,對於自己的生活比較站得穩,不受別人借口 
  攻擊,對於另一方,新的部面,兩方都不因此牽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點,則等於面面都不因此難題而失 
  了生活,對於遺產拋棄,在舊人或批評不對,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無理批評,即批評也 
  比較易立足。……因一點遺產而牽動到了管理人行 
  動不得自由,這是在新的狀況下所不許,這是就正當 
  解決講,如果覺得這批評也過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談話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沒有不能吃苦的。8 
  這信寫得很動情,也許是急不擇言吧,許多話都說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魯迅不願意解除舊式婚姻的內心原因,又用那樣熱烈的口氣激勵他作出決斷。她甚至不隱瞞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後那一段話,簡直是在賭氣了。 
  也幸虧是這樣的急不擇言,反而打消了魯迅的疑慮。說到底,他最大的顧慮正在許廣平本人,現在從她的這封信,他看見了她的真心,許多擔心和猶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語氣非常誠懇,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態度也很樂觀。似乎是決意要走第三條路了:「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動的巨變而失力量」,「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我覺得現在H.M.比我有決斷得多……」9一個多月以後,他更明白表示:「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10這所謂「梟蛇鬼怪」,就是指許廣平。 
  也就在他終於確信了許廣平的愛情的同時,廣州中山大學接連來信,熱情地邀他去擔任國文系的教授和主任。這無疑從另一面增強了他的勇氣。人世間不但真有值得信賴的愛情,他自己也還有可以闊步的生路、無論從哪一頭看,他的條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麼,他為什麼不試一試呢?從旁觀者的眼光看,這自然是又陷入了對自己命運的錯覺,但是,一個剛剛開始全身心浸入愛情的人,他會情不自禁地把整個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會以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個新天地,這一點錯覺又算得了什麼?魯迅內心的虛無感是那體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這樣的錯覺,才能夠擺脫它的羈絆吧。他終於下定了決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廣州,住進中山大學之後,即由許廣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來訪,她也並不迴避。十個月之後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雲裡租了一幢三層的房子,與許廣平公開同居。在舊式婚姻的囚室裡自我禁閉二十年之後,他總算逃出來了。 
  身邊有了許廣平,他似乎年輕了許多。他的衣著現在有人料理,頭髮和鬍鬚現在有人關心,在那麼長久地禁慾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了女性的溫暖和豐腴,他的整個心靈,都因此變得鬆弛了。在廣州,他與許廣平等人接連遊覽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電影,滿臉歡愉,興致勃勃。到上海之後不久,又和許廣平去杭州遊玩,雖然是七月份,暑熱逼人,他卻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陪同遊玩的許欽文和章廷謙都暗暗驚喜,從他們十幾年前做魯迅學生的時候起,還從未見他表現過這樣濃的遊興。魯迅本是個善感的人,你只要讀過他的《社戲》,就一定會記得他對家鄉風物的那種善感的天性。可是,由於家道中落以後的種種刺激,到了青年時代,他卻對自然風景失去了興趣。他在東京那麼多年,只去上野公園看過一次櫻花,而且還是和朋友去書店買書,順路經過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兩年,附近不遠就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區松島,他也只去玩過一次。口國以後,住在杭州那樣優美的地方,一年問竟只去西湖游過一次,還是朋友情的客。別人都連聲稱讚「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卻以為「不過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寫《論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錯了位置,你當可以想像,他平日對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後到北京,住的時間更長,遊玩卻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們遊覽名勝古跡,他最感興趣的地方,卻是古董鋪。弄到最後,他甚至公開說:「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躬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11我不知道他說這話有多少調侃的意味,倘是講真話,那他是錯了。對自然風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個人的天賦當中,多少都埋有親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於後來的經歷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發,變成酷愛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卻遭受壓抑,便自以為對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對優美的自然風景,我們會不會深受感動,這實在可以作為衡量我們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發展的重要標尺。固此,看到魯迅在廣州和杭州玩得那樣快活,我想誰都會為他高興,他童年時代的善感的靈性。那《社戲》中的天真田情態,終於在他身上復甦了。 
  當然,愛情在他身上喚起的,絕不止是親近自然的遊興。一說到愛情,人總會習慣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輕的生命,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容易把愛情看成青年人的專利,許多人鼓吹愛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賦權利嗎?許廣平是那樣一個富於活力的姑娘,又比魯迅年輕那麼多,魯迅一旦與她相愛,這愛情就會對他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要求他振作精神,盡可能地煥發生命活力。倘說在紹興會館時,他自安於「農奴」式的枯守。還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靜來抵擋世俗歡樂的誘惑,甚至克制和壓抑生命的本能衝動;他現在卻必須完全改變,要竭力振奮起自己的人生熱情,竭力放縱那遭受長期壓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慾望。男人畢竟是男人,魯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總會希望自己是一個富幹活力的人,一個能夠讓女性崇拜的人。他當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說自己「不配」;12但他更多的是妄強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潔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輕。事實上,也只有當這要強心在他頭腦中佔上風的時候,他才會但然地接受許廣平的愛。只是這要強心一面允許他擁抱許廣平,一面卻又暗暗地告誡他:你必須像個年輕人! 
  魯迅本就是情感熱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許多表現自然會洋溢出青年人的氣息。他對黑暗的極端的憎惡,那種不願意「費厄潑賴「(FairPlay)的決絕的態度,都是極能引起青年共鳴的特性。但是,他畢竟又是個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經歷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種深廣的憂鬱,迫使他養成一種沉靜的態度,不喜歡歡呼雀躍,也不主張赤膊上陣,不輕信,更不狂熱,選一處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塹中靜靜地觀察,這正是他到北京以後逐漸確定下來的人生態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層心境的人生態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鬥志,煥發精神,以一種青年人的姿態置身社會,他的言行就常常會逾出「常態」,顯出一種特別的情味。比方說,他從來就是個實在的人,說話都是有一句說一句,可在磚塔胡同的家裡與姑娘們笑談的時候,他卻屢次提到自己床鋪下面藏著一柄短刀,又詳述自己在東京如何與「綠林好漢」們[指光復會中人]交往,言語之間,時時露出一絲誇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對青年學生已經不抱什麼期望,所以「女師大風潮」鬧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觀態度。可是,一旦與許廣平們熟識,他的態度就明顯改變,代她們擬呈文,趙草宣言,還一個一個去聯絡教員簽名,組織校務維持會,裡外奔走,口誅筆伐,終至被章士釗視作眼中釘,我不禁想,倘若他並不認識許廣平她們,他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嗎?即便出於義憤,站出來聲援學生,也不過是像聯署那份宣言的馬幼漁們一樣,說幾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樣,他向來就不大贊成學生請願,不但對「五四」運動作過那樣冷淡的評價,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還硬把許廣平留在家裡,不讓她去執政府門前請願:「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東西等著要抄呢!」13可是,當「三.一八」慘案的消息傳來,死難者中間又有他熟稔的女師大學生劉和珍,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連三地寫文章斥罵當局,口氣激烈得近於切齒,我難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對劉和珍們懷有親近的感情,他的反應會不會有所不同?身為這些年輕姑娘的親近的師長,對她們的慘遭屠戮卻全無救助之力,望著許廣平們的悲憤的眼光,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猜想,大概正是這樣的一種心情,才使他下筆的態度格外激烈,詛咒的口氣也格外決絕吧。推而廣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開的文章中,依舊勉力唱一些其實心裡並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經深覺沮喪的情形下,依舊戴著面具,表現出充滿熱情的鬥士的姿態,所有這些「心口不一」的行為背後,是否都有那愛情的壓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說,他到廣州與許廣平會合以後,這壓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應該老是神情陰鬱,於是他勉力說一些鼓舞人的話,有一次甚至斷言:「中國經歷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朵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14有活力的人不但應該對將來抱有信心,更應該投入實際的革命,許廣平就正是這樣做的,她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革命」滿懷熱情。於是魯迅藏起他先前那個徹底的懷疑意識,也來熱烈地讚揚北伐,讚揚革命。尤其是對青年人發表演講,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稱讚廣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現在已是「革命的後方」;他向中山大學的學生呼籲,要他們用「革命的精神」,「瀰漫」自己的生活「這精神則如日光,永永放射,無遠弗到。」。他更說自己「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16在一次演講會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門,大聲號召說:「廣東實在太平靜了,我們應該找刺激去!不要以為目的已達,任務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時說的,可以過著很舒服的日子!17讀著他這些激進的言辭,我彷彿能想像到當時的情景:一個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著台下年輕聽眾們的熱切的目光。用紹興腔提高了嗓門大聲呼喊——為了煥發青春的氣息,他的確是盡了全力了。這也自然,身邊有許廣平,四周又是初到廣州時的青年人的熱烈的歡迎,任何人處在這樣的境遇裡,恐怕都不免要興奮得像一個十六八歲的小伙子吧。 
  魯迅畢竟不是十六八歲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舊歷初三,他和許廣平等人漫步越秀山,當踏上一個小土堆時,也許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身手還健,他執意要從那土堆上跳下來。他是跳下來了,但卻碰傷了腳,半天的遊興,就此打斷。這腳傷還遲遲不肯痊癒,半個月後他去香港作演講,還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費力。不知為什麼,每當讀到他在廣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辭,我就總要想起這件事,它似乎是一個象徵,既表現了他的心情的活潑,更表現了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四十五歲才嘗到愛情,已經太晚了,他無法像十六八歲的小伙子那樣忘情地擁抱它。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惡意去揣測世事,要他單單在爭取個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備的盾牌,他實際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決意和許廣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顯示一種勇敢的姿態,他內心還是相當緊張。 
  這緊張也井非無因。就在他到廈門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間已經有一種傳聞,說他和許廣平同車離京,又從上海同船去廈門,「大有雙宿雙飛之態」。18他們還沒有同居,議論就已經來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飛舞到怎樣。事實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許廣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過這樣一封信:「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19寫信人自稱是崇拜魯迅的青年,卻如此看待他和許廣平的愛情,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會上永遠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眾,你就是再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總會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惡意跟蹤而來。乾脆想通了這一點,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魯迅同輩的文人中,就頗有一些人是放浪灑脫,無所顧忌的。但是,魯迅做不到這一點,愈是心中「鬼氣」蒸騰,愈是把社會看得險惡,一點小小的流言,就愈會引發他廣泛的聯想;形形色色的遺老遺少的攻訐,報章雜誌上的惡意或無聊的渲染,學界和文壇上的有權勢者的封鎖,最後是經濟上的拈據和窘困:他已經無力擺脫那個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劇的夢魘了。 
  正因為心頭總是壓著那個夢魘,魯迅和許廣平同居之後,依然左盼右顧,如履薄冰。他將許廣平的臥室設在三樓,自己則住二樓,對外只說她給自己當助手,作校對,除了對極少數親近朋友,一概不說實情。即便去杭州,實際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動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預訂一間有三張床的房間;到了杭州,許欽文等人接他們到旅館,住進那房伺後,正要離開,他卻喚住了許欽文,眼睛盯著他,「嚴肅他說:『欽文,你留在這裡。以後白天有事,你儘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他並且指定許欽文睡在中間那張床上,將自己和許廣平隔開20——這是怎樣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勵許廣平到中山大學給他當助教,口氣是何等堅決:「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對語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21可你看他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嗎?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樣快活,看到他晚上這樣睡覺,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輩子都沒有真正放鬆過吧,陪伴心愛的女人到西湖邊上度蜜月,都會如此緊張,這是怎樣可憐的心境,又是怎樣可悲的性格? 
  這樣的緊張一直持續了很久。從一開始,許廣平就沒有向親屬說過實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經懷了五個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將實情告訴她,並請她轉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魯迅這一面,也是從這時候起,才陸續告訴遠。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報,口氣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給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寫信,說那些流言如何氣人,於是他索性「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房子裡——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22這哪裡只是通報,中間夾著這麼多解說,而且到了最後還是含混,並不把事情說清楚。也許他並非存心如此?那麼,心裡明明想告訴別人,寫出來卻這樣吞吞吐吐,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許廣平將實情告訴姑母后,對魯迅說:「我的親人方面,如由她說出,則省我一番佈告手續,而說出後,我過數月之行動[指生產]可以不似驚弓之鳥,也是一法。」23什麼叫「驚弓之鳥」?莫非在下意識裡,他們自己也有點心虛?一個人受多了壓抑,就會喪失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連評價自己,也會不自覺地仿照周圍人的思路。尤其當與社會習俗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應該理直氣壯,心理上還是常常會承受不住,不知不覺就畏縮起來。魯迅和許廣平這「驚弓之烏」的緊張,是不是也正來源於這一點呢?當然,他們願意將消息公諸親友,總還是因為有了信心,你看魯迅這時候寫給許廣平的信:「看現在的情形,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對許廣平的呢稱]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24就表露出終於鬆了一口氣的輕鬆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後,才剛剛松這一口氣,他們先前的屏息擔心,未免也太過分了。 

第十三章 沒完沒了的「華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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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愛情並不能使魯迅擺脫困境。就拿他到廣州這件事說吧,他所以願意去,除了與許廣平會面,也還有另外的意圖,他自己說:「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致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1可他人還未到廣州,郁達夫和郭沫若已經離開中山大學,不能建造聯合戰線了。他卻仍不洩氣,將眼光轉向中山大學:「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2這所謂「還像樣」,就是指像北京大學的樣。他畢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他對蔡元培創立的那一種崇尚自由的大學風氣,對這風氣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始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確,在現代中國,只要存在這樣的大學,那就無論遇上怎樣的專制和高壓,思想的火炬都不會熄滅。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要想對社會施加影響,恐怕也只能從發揚北大鳳氣這樣的事情人手。所以,魯迅一到中山大學,除了做國文系的主任,還擔任教務長,一頭扎進教務堆中,忙得不可開交。他公開以「五四」時候的風氣作為標準,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就特地舉出北京大學作為榜樣。直到四月十五。日國民黨大舉「清黨」,從中山大學抓走幾十個學生,他還以「五四」為例,在他召集的緊急會議上據理力爭:「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借發動全國工商界都罷工罷市。……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3在廣州的最初幾個月,無淪說話做事,他的態度都那樣積極,和在廈門時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連串壁在等著他碰。首先是廣州的激進青年對他不滿了。他初到廣州時,這些青年曾經熱烈地歡迎他,蜂擁去聽他演講,有的還直接去找他。可是,魯迅畢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極力振作,在演講會高呼口號,話一說長了,還是會流露出陰鬱的意思。他說廣州是一個紅皮白心的蘿蔔,說廣州的青年把革命遊戲化,甚至說廣州有大叫,卻無思索,無悲哀,因此也就沒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學,4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熱情緒中的激進青年怎麼聽得進這些話?他到廣州才一個月,就有人以「魯迅先生往哪裡躲」的標題,在報紙上批評他。「魯迅先生!你莫盡自在大學教授室裡編你的講義。……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哪裡去躲!」5接著,更有人用近於無理的態度責問他:「你不願意從事文學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裝者的革命;那麼你處在今日的中國,更拿著一種什麼革命的東西在領導著一般青年?」6與此阿時,廣州的文學界也開始有人批評他「落伍」,認為在北伐的形勢下,《阿Q正傳》那樣的作品已經沒有資格再自稱是革命的文學,7面對這樣的不滿,魯迅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當然不願意青年人誤解他,讀了那篇《魯迅先生往哪裡躲》,他立即清許廣平以她的名義,寫了《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釋文章,在同一張報紙上發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實無法向這些青年解釋清楚,以他們的天真和幼稚,怎麼可能理解他那「無話可說」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著是中山大學內部的人事糾紛。魯迅雖是教務長,學校的實權卻操在教務委員會手中。這委員會的幾個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嘩等人,都是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老字,他們絕不願意將中山大學辦成北大那樣的學校,魯迅和他們自然不會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魯迅在北京時的舊識,卻那樣熱衷權力,也使魯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將顧頷剛請到中山大學來當教授,魯迅堅決反對,甚至說:。他來,我就走!」可傅斯年還是將顧請來了,魯迅立刻就辭了職佔他寫信對朋友忿忿他說:「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當紅鼻[指顧頡剛]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辦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口頭路的。」8他原是一介書生,不習慣做行政事務,性情又鯁直,不會拐彎抹角,就很容易與刁鑽的同事發生矛盾。全是為了自己的那一點「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務長這副擔子,現在竟弄得連勢不兩立的對頭也跑到身邊來當教授,這豈不是又落入廈門大學的覆轍了嗎?依他向來的脾氣,自然是一走了之。 
  當然,他更震驚的還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廣州以後,他對國民黨一直抱有好感,也為北伐的節節勝利感到高興,他那樣無保留地讚揚孫中山,除了受風氣傳染,也因為他大體上贊同孫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舉著孫中山的旗幟的國民黨,竟會這樣大規模地搜捕前一天還是同盟者的共產黨員,抓去那麼多無辜的人,還要那樣殘酷地殺戮被捕者,還要得意地形諸筆墨,什麼「用斧劈死」,什麼「亂槍刺死」……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衛隊屠殺請願學生,到廣州,卻又看見國民黨更大規模地殺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個中國,難道就逃不脫這樣的慘劇?他尤其震驚的,是那屠殺者中間,竟也有許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輕的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輕的戴著眼鏡的大學生,投書告密,助官捕人,這些青年似乎還格外起勁。在北京時,青年學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經使他深受刺激,現在這更可怕的情形,會給他怎樣沉重的打擊?他說:「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9在南方的溫暖、生機和光亮當中,竟看見了更為嚴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簡直目瞪口呆了。 
  國民黨的「清黨」不但在精神上給他嚴重的打擊,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對他造成威脅。他和廣州的共產黨人本沒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於成仿吾等人的一個頗具赤色意味的《中國文學家對於英國智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又恰在「清黨」後的第六天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有些人就難免要推測,他這是在表示抗議。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辭,更助長了這種推測,以至香港的一家報紙公開登出消息,說他因為「親共」而躲避起來了。魯迅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當然不會太擔心。但是,在當時那種滿街軍車急駛,人人風聲鶴腴的情況下,有了那樣的傳聞,實在也難保不會出什麼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鬆警惕。他在廣州已經無事,卻寧願忍受酷熱繼續逗留,這除了一時決不定何去何從,是不是也為了不願授人以柄呢?10「清黨」給了他刃晰大的震驚,先前那不憚以惡意去揣測世事的習慣自然會膨脹起來,倘若他不自覺地誇大種種可能的危險,一時神經過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擔心才開始消減,有朋友聽到傳聞,寫信來問,他國復潞:「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11口氣已經輕鬆了許多。到了七月,他更公開露面,到一所中學和廣州市教育局作了兩場演講。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許廣平一同登船,離開了廣州這塊險惡的是非之地。可是,還沒容他們喘口氣,新的麻煩又來了。當時廣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經過香港,香港的海關人員,也就要上船檢查。魯迅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兩位身穿綠制服,如狼似虎的檢查員,把他的書籍和皮箱翻了個底朝天,甚至撕碎裝魚肝油的紙匣,捅穿餅於罈子的封口,最後是收了他二十塊錢的賄賂,才放過了他。魯迅很詫異,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凶狠地檢查他,船上的茶房說:「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這真使他愕然了。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中國,連生得太瘦,也會給自己招來麻煩,在這一剎那間,從歸國時家鄉人對他的鬍子的指摘,到北京時有關他的門牙的流言,種種不愉快的記憶,都一齊湧上心頭。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艙裡鋪開稿紙,憤激地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兒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悵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12我不禁想,倘是二個向來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這樣的事情,也許會哈哈一笑,自認倒霉罷,但魯迅卻生發出那樣強烈的悲憤,他顯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斷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樣有著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氣恐怕比香港更為熾盛的洋場去,輪船上的這一場屈辱遭遇,會給他心頭蒙上一層怎樣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個多月,他就在給朋友的信中發牢騷了:「應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靜,殊苦。」13三個月之後又說:」我在上海……心也靜不下來,上海的情形,比北京複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14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靜靜地休養一陣,既是緩減身體的疲憊,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躲進草叢中,舔淨自己的傷口。可哪裡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碼頭,就又成為許多人包圍的目標,紛紛上門拜訪,還要約他寫文章,拉他去作演講。他到上海的第一個月內,幾乎天天都有人來敲門,有時一天要來好幾班;他搬進景雲裡的寓所才半個月,就已經有人笑嘻嘻地找來了,一定要請他去演講。他當然要發牢騷了。 
  不過,應酬雖然麻煩,畢竟也還熱鬧,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臉的簇擁,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類似在船上遭人檢查的不快。何況又有許廣平陪伴在旁,樓上樓下都充盈著新的家庭溫暖,單是應酬多一些,魯迅大概也不過就是發幾句牢騷,並不會真覺得大苦。但是,事情卻遠沒有這樣輕省。上海不比廣州,與北京更不相同,這是一座混雜著精明和淺薄的現代城市,一個不斷滋生出機敏、勢利、淺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溫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腳,上海的文壇和學界,也就格外顯出五花八門的斑駁的色彩來。既有徐志摩、胡適那樣的紳士派,也有蔣光慈、成仿吾那樣的激進黨,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數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魯迅這樣一個人,驟然跨進這樣一個世界。他將遭遇到的,哪裡會只是那些應酬? 
  比方說,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處江灣的一所勞動大學的校長易培基;就上門來請他去授課。他是魯迅在北京時的熟人,態度又非常殷切,說是每次用汽車來接他,魯迅就答應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課、那汽車就奶奶來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乾脆就不來了,」此後也沒有下文,像這樣不明不白的事情,他還是頭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剛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鄭伯奇和蔣光慈來找他,說是要聯合起來:還在廈門的時候,他就有過這個打算,聽了自然高興,於是聯名在報紙上登出啟示,宣佈要詼復《創造週報》。可這事又沒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創造週報》沒有復刊,卻出來一個新雜誌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創造社的一批年輕成員在上面接二連三地批評他。到後來,蔣光慈和他的「太陽社」也一齊來指責他。阿英斷言阿Q的時代已經過去,《吶喊》、《彷徨》都過時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罵他是「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義者!15剛剛說好要聯合,現在突然來圍攻他,這叫他怎麼受得了?甚至他在廣州見過的青年殘殺青年的「血的遊戲」,在上海也又見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灣的那所勞動大學裡,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學生,闖入宿舍抓走據說是共產黨的另一些學生,當有人把這事告訴魯迅時,他喃喃他說:「學生也參加了搜捕……」16顯然是記起了半年前的廣州。甚至連一向與他友善的北新書局,從北京遷來上海,書商的習氣也愈益嚴重,欠了他將近萬元的版稅,遲遲不付,他只好請律師打官司,才一點一點地討回來。 
  還有更卑瑣的攪擾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雲裡,是住在二十三號,周圍非常嘈雜,尤其到晚上,唱京戲的吊嗓子聲,搓麻將牌的嘩啦聲,贏了錢時的重敲檯面和哈哈大笑聲,經常是徹夜不停,使慣於夜間作文的魯迅每每擲筆長歎。他家後門相對的,是一位名律師的家,這人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兒子,仗著父親的威風,屢次向魯迅家的廚房扔石頭;魯迅向那律師告狀,不料小無賴的氣焰更高,公然在魯迅家的門上撒尿,畫烏龜。魯迅沒有辦法,就搬到景雲裡十八號,避開那戶鄰居。那小無賴卻不罷休,竟在夜裡偷愉將浸透煤油的引人紙扔進魯迅家,想引起火災!堂堂魯迅,竟會碰上這樣的事!也就在這時期,他在廣州時的學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與他通信的,突然帶著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義子」,在他家裡連吃帶住,幾個月後都不走,還提出種種要求,最後是不歡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過了一年,他僱用的一位來自浙江上虞農村的女傭,剛剛做熟了,她的丈夫卻帶著人上門來,說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絕以後,那人又通過上海的所謂「上虞同鄉會」,向魯迅索人。一直糾纏了好久,最後是魯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錢,才樞那批人打發走。當時是講定,這錢由那女傭逐月償還,可兩個月以後,那女傭不辭而別,錢也沒還……我真不知道,魯迅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在上海,連這類事情都會給他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使他吃那麼多昔頭,他怎麼會喜歡上海呢? 
  難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場,拖了好久才恢復。也難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親,竟會很喜歡北京。他寫信對許廣平說:「這裡的空氣真是沉靜,和上海的動盪煩擾,大不相同……。」17見了幾個熟朋友,無拘束地談一陣天,他更非常愉快,寫情給許廣平時,還特地強調,說這些聊天「都是近來快事。」18離開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國南方的海岸轉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卻發現還是北京好,還要怎樣,才算是交「華蓋運」呢。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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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說,他被「四·一五」事變嚇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1他並非「清黨」的對象,一直到離開廣州,都沒有受到國民黨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這場事變的局外人。事變後第五天,他寫信給朋友:「這裡現亦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煮有用十餘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記載。其實這裡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2口氣平淡,正是一個局外人的態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說:「時事紛壇,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兩個月來,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3更是明確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為什麼要用那樣重的詞來形容自己? 
  其實,「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它們的對象並非是從警車上跳下來的士兵,而是從自己內心湧上來的「鬼氣」。一九二七年他到廣州,這在他的精神歷程上,是一步近於孤注一擲的險棋。他同那「鬼氣」已經苦鬥了好幾年,在北京是節節敗退,於是藉著與許廣平的相愛,跑到廈門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腳不穩,只好再往廣州,這裡是北伐的起點,也是許廣平的居處,為公為私,都是他擊退「鬼氣」的最後戰場了。可是,到廣州才幾個月,遠至「革命」陣營內部的血腥的屠殺,近至:現代評論」派勢力在中山大學的伸展,他發現自己還是著著失敗,即使有許廣平從旁安慰,也還是擋不住種種期望的一一破滅一;他很知道,他對「鬼氣」的驅逐是又一次失敗了。向希望和樂觀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後還是~咕嗜滑人絕望和虛寵的深淵,他能「恐怖」嗎? 
  他的「鬼氣」大爆發了。「四.一五」事變剛結束,有一位日本記者訪向他、他說:「中國革命的歷史,自古以來,只不過是向外族學習他們的殘酷性。這次的革命運動,也只是在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等言辭的掩護下,肆無忌憚地實行超過軍閥的殘酷行為而告終。--僅限於在這一點上學習了工農俄羅斯」4。幾個月後,他又寫道:「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故鄉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5正因為他是局外人,才會這樣來看待國民黨的「清黨」;也正因為他將這一次的屠殺與歷史上的種種屠殺聯繫到一起,他才整個地厭棄它,就像他厭棄歷史上的那些屠殺一樣。他初到廣州的時候,滿口是希望和將來,可你看他對日本記者的談話,分明是一臉循環論者的神情。在他的詞彙當中,「革命」一直是個褒意詞,可現在他卻把革命看成是變幻無常的殘殺,濫殺無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國革命的歷史等同於殘酷和吃人的歷史——他簡直是全面退口在紹興會館抄碑的時候了。 
  我特別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覆一位署名有恆的讀者的信,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時候的一份詳盡的宣告。他說,他對青年的「妄想」已經破滅,互相殘殺的「血的遊戲」已經開頭,他甚至看不出它會收場:他當初甘心蟄伏,不就是出於這種對將來的嚴重的絕望麼?他又提出一種「醉蝦」的說法:「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個「鐵屋子」的論斷的翻版麼?他還發現,他先前的吶喊「其實也是無聊的」,它並不真能夠觸痛社會和民眾,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因為「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6這就更是那「愚民的專制」論的大發揮了。歷史,將來,思想啟蒙,民眾——在這些基本的觀念上,他現在全都蚣到了絕望和虛無感一邊。《野草》裡還有尋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擲「遲暮」的誓詞,他現在是比寫《野草》的時候更沮喪了。 
  《答有恆先生》也並非都是重複舊話。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對社會的攻擊的文字中,他歎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指民眾】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請仔細體味這段話罷,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無用的悲憤之情,如此強烈,如此不掩飾,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現過的吧。他初到廣州時固然說過,文學是最無用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不開口,就殺人,但他這樣說的主要情緒,還是那種「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的激憤,那種文明人遇見野蠻人的悲哀,雖將文人貶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優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恆先生》中的話,優越感幾乎全部消失,從字裡行間一股股冒出來的,分明是另一層自覺多餘的沮喪,一種深感無聊的冷氣。它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想,這還是那個局外人的處境給他的饋贈。我在前面說過,無論從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眼光來看,還是從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眼光來看,像魯迅這樣的人,在社會上都應該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在「五四」時代,以《新青年》同人為核心的那一群啟蒙者,正佔據了社會變革的中心位置,他們自覺到自己對於社會和民眾的重大責任,這構成了他們的自信的基本理由。這也自然,既然是知識階級充當社會變革的倡導者,他們當中的領袖人物自然顯得格外重要。魯迅既是這群人中的一個,就同樣有這份精神上的優越感,他投身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社會經歷,似乎又都證實著他的價值。新文學的創造自不用說,就是與章士釗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緝的黑名單,也從另一面證實了,他並非無足輕重。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他受到青年人那樣熱烈的歡迎,這就更容易使他確信,他對這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和許廣平的通信中,他會那樣談及他的「地位」,他「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7就說明了他的自負。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對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從《新生》流產和「三·一八」慘案之類的事情中,他已經敏感到知識分子在黑暗社會中的無價值,他在理智上卻一直不願意承認,他那樣用力壓制虛無感的「鬼氣」,主要也就是要壓制對自己無價值的預感。這個預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還有一點辦法,就總要全力穩住它。 
  可是,他到廣州以後的種種體驗,尤其是「四·五」事變後的時局的發展,卻逼得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其實是上個無足輕重的人。並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來是想發揮作用的,所以才那樣召開緊急會議,力主管救被捕的學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個緊急會議等於白開;他遷出中山大學之後,差不多半年時間裡,廣州更似乎將他遺忘,幾乎沒有人去招呼他。局勢一天天變化,與他卻毫無關係。那些人自己殺來殺去,你爭我奪,猶如上大群鱷魚在河中廝殺爭搶,攪得濁浪滔天,血腥氣瀰漫兩岸。整個社會則像一條破船,就看它們廝殺的結果來決定自己的航向。至於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躲得遠一點,不被它們順手擄卞河去,吞進腹中,就算是萬幸了,他自己就說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什麼喚醒民眾,「救救孩子」,什麼「更向舊社會進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錯覺,於實際的社會毫不相干。不是還有青年學生願意聽他的指引嗎?可是,他對青年卻不再相信,正派老實的青年自然有,他們的命運是作「醉蝦」;別樣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們多半會齜出利牙,躍入河中一也變成小鱷魚!《答有恆先生》中那自覺多餘的沮喪和冷氣:就正是從類似上面這樣的思緒中,源源不斷地發散出來的吧。 
  魯迅心中瀰漫著那麼濃厚的虛無感,又早已經看透中國社會的無望,就是再清楚地發現自己被擠到了社會的邊緣,他也應該是無所謂了吧,對一個本就打算背向社會的人,社會的冷落又算得了什麼?可是,魯迅的情況並非如此。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剛剛開始造受廣州的激進青年的批評,他就在一封給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別強調他的著作在廣州如何暢銷:「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版之《吶喊》出現,千本以一星期賣完。」9一個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會這樣對人詳述著作的銷售情況的,越是深信讀者對自己的崇拜,他有時候反而要挑剔這種崇拜。你看在北京時,魯迅不贊成小學課本選收《狂人日記》,說是怕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對慕名來訪的青年人說,倘若有誰「以我為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10就正以一種特別的自我挑剔的方式,顯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廣州這樣向人報告讀者如何喜歡他的書,「我實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會對自己的態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會的冷淡,一旦敏感到這冷淡的徵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尋找證據,來證明社會對自己依然熱情。遭受一點「落伍」的批評,都會如此動搖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會變革的局外人,就更會成為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間悶熱的西屋內,他一面編《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寫道:「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11四個月之後他又說:「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但遇上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12這時候,他和許廣平的愛情之花正開得鮮艷;就是編《朝花夕拾》這樣的回憶文集,從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對個人也應該是極富情趣的樂事。可他似乎都視而不見,從筆底流瀉出來的,竟是那樣痛覺到生命的無用和無聊,飽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許廣平當初讀到這些,心裡會怎麼想。也許她能夠理解魯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會」其實比什麼都重,他可以對社會表示絕望,卻不能夠失去社會對他的敬重,因為他對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築在這敬重之上。魯迅既然是這樣一個人,他怎麼可能對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無所謂呢? 
  他勢必要在心底反覆琢磨:「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局外人?我和社會的真實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到底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今後該怎麼辦?……」在他滯留廣州的那半年裡,甚至他遷進景雲裡的新居之後,他的思緒大概都很難離開這些問題。他並沒有明自對人說過,他究竟是怎樣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後,接連去幾所大學作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階級》,《關於文學與革命問題》,《文學與社會》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單從這些題目就可以看出,他這琢磨的思路和輪廓,大致是怎樣的了。概括起來,他這些演講主要說了四個意思。第一,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除此之外,他們並無實際的力量,「有了思想,就會沒有勇氣了」,「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絕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說話,知識分子和文藝家必然會與統治者和政治家發生衝突,「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這樣的特性,又為當權的政治家所厭惡,那就無論在什麼社會,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總是要痛苦,要遭難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足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指北伐軍]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第四,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存在意義是什麼呢?他們可以使社會熱鬧起來,「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喜歡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13 
  我這樣一條一條地複述魯迅的意見,心裡實在是很難過,這都是些什麼樣的說法:為了緩解局外人的沮喪,他不借將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貶到底,將他們的悲慘說到極處,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實包裹著多麼強烈的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間物」的說法一樣,他下意識裡還是求助於「必然性」:你本來就只能是局外人,社會本來就不會尊重你,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於懷呢?在另一處地方,他甚至從知識分子的必然的碰壁裡,引申出他們的新價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賽寧和稜波裡是無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實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14立論如此曲折,竟至於將知識分子被社會變革的殘酷現實所吞噬,也說成是對這變革的介入,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喪,他實在是盡了全力。但這並沒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犧牲者,因為犧牲本身有正面的意義,他這自辟就能有效果;現在他又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受冷落者,碰釘子者,可無論受冷落也好,碰釘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憐的事情,這就等於說,你必然是個可憐的人,這樣的自辟怎麼會有用呢?他是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釋知識分子的命運,可到頭來,這樣的解釋只會更加重他的沮喪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對大學生演講,仍然從「打倒知識階級」的話題開始,仍然反覆講「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15就說明他還是陷入這些問題裡,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這樣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在這殘酷叵測的社會中究竟有什麼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這個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個的生存意義都成了疑問,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見。兩手摸得著的物質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魯迅對一位親近的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此所謂『人』者,生人不必說,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內)。並且積下幾個錢來」;又說他自己:「我已經近於『剎那主義』,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6從先秦時代起,中國士人便有「義」、「利」之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夫子這一句名言,成為幾千年來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條。到了魯迅那一代人,腦筋雖然開通得多,不會再那樣輕貶實際的物質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質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處世原則。固此,倘若他們公開宣稱妄「積下幾個錢」,那總是因為對精神的價值發生了懷疑。連知識分子的價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於是魯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辭去了中山大學的全部職務,人也已經搬出了大學,卻依然收下學校當局送來的五月份的薪水,並且對朋友說:「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來,其中自然含有一點意思。但魯迅已經『不好』,則收固不好,不收亦豈能好?我於是不發脾氣,鬆鬆爽爽收下了。」17於是他到上海之後,明明已經對國民黨深感失望,卻依然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開始,從南京政府大學院[即教育部]領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約撰述員」薪水。一年以後,這筆錢改為「教育部編輯費」,他照領;甚至後來和國民黨公開對立了,他也還是照領,一直領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話說,這自然也「不好」,雖然是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動送來的錢,它畢竟是國民黨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許廣平寫信告訴他收到了這個月的錢:「中央行那張紙,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魯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蘊如]去轉了一個地方,回來的收據,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18用詞如此,隱晦,處置又如此小心,連轉帳都要借弟媳的名義,後來印行《兩地書》時,更把這段話全部刪去,就說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種看破了「義」的虛妄,先管「利」的實益要緊的虛無情緒,不可謂不觸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後來又一再重複:「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一邊說,神情還很激動,19就本性講,魯迅的手其實很鬆,不說他對家人的長期資助,就在他勸人「積下兒個錢」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錢來,幫助陷於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恆」便是其中的一個。因此,他這些似乎是極端重視物質實利的言行,正從另一面證實了「鬼氣」在他內心的再次獲勝,它竟能將一個在廣州那樣熱烈地謳歌希望的人,這樣快就逼入「剎那主義」的精神死角。 
  隨著內心「鬼氣」的再度上升,魯迅那種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氣,也又一次膨脹起來,你看他勸人儲錢的理由,就是「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在北京時,他這脾氣已經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懷疑親近的朋友,也盡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識的青年人發火。可到廈門以後,他在這方面的克制力越來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對許廣平說:「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縣之一,」「前口因莽原社來信說無人投稿,我寫信叫停刊,現在回信說不停,因為投稿又有了好兒篇。……現在從許多事情觀察起來,覺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桔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20這裡說的幾個人,都是他非常親近的年輕朋友,他卻用這樣重的話指責他們,他對人的懷疑已經是擴大到幾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時難免會產生「天下無一個好人」的感覺:「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面稱為『同道』的暗中將我當傀儡或從背後槍擊我,卻比被敵人所傷重其悲哀。長虹和素園的鬧架還沒有完,……聽說小峰也並不能將約定的錢照數給家裡,而家用卻沒有不足……」21從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關係密切的書局老闆,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親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過去。那一頂「暗中將我當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寬泛,他的青年朋友當中,恐怕也沒有誰能夠逃脫了。對親近者尚且如此、對較生疏者就更不用說。一位舊日的學生去拜訪他,正遇他下課歸來,面有倦容,便關切地建議他不妨搬一張椅子,坐著上課,不料他臉一沉:「你說坐著講課好,那麼搬張小床去講,不是更適意嗎?」22簡直是動輒發怒了。 
  遷居上海以後,他這脾氣更發展了。以前多半還是對許廣平私下發牢騷,現在卻經常形諸辭色。林語堂是他極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當天和第二天,林語堂都來探訪陪伴。可有一次郁達夫請吃飯,席間為了幾句活,他就勃然變色,與林語堂大吵起來,十多年的友情,從此變質。錢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為說過「人一過四十,便該槍斃」之類的話,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錢玄同,競拉下臉來,不和他說話,一對老朋友,從此也絕了交。與老朋友交往都如此嚴峻,他那「脾氣大」的名聲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這一年秋天。他在家裡招待一位東京留學時的老朋友,正巧兩位年輕朋友章廷謙和柔石也在場。談笑之間,那老朋友笑指魯迅:「咳,你這個呆蟲」,竟將章、柔二人嚇了一大跳,他們面面相覷,生怕魯迅受不了這個戲謔,會和那老朋友翻臉。23你想想,他那神經過敏,容易發脾氣的毛病,已經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飾對別人的惡意的湍測,一九二九年寫有關《語絲》的回憶,就直截了當指責孫伏園當初辦《語絲》,是拿他當「炸藥」。24他甚至也不再掩飾對母親的不滿。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時候自然是滿懷孝心,可住不幾天,他就寫信向許廣平發牢騷;返回上海之後,更對朋友說,他原想在北京家裡多住幾天,「後來一看,那邊,家裡是別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早走了。」25他以文字對朋友明確表示對母親的不滿,這是第一次。他當然知道自己有那樣的名聲,曾寫信對人說:「我總覺得我也許有病,神經過敏,所以凡看一件事,雖然對方說是全都打開了,而我往往還以為必有什麼東西在手中或袖子裡藏著。但又往往不幸而中,豈不哀哉」。26似乎是承認自己有病,卻又說「往往不幸而中」,其實還是替自已辯護,並不真以為是神經過敏。像他這樣的病態心理鄉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夠轉變,他現在還不自覺,那就只能是愈益發展了。」 
  不用說,他這病態心理的陰影也自然會罩住景雲裡的那幢小樓。最初的興奮和歡樂過去之後,他很快就會覺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問他是否應該結婚,他回信說:「據我個人的意見,則似為禁慾,是不行的,中世紀之修道士,皆是前車。但染病[指與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類]是萬不可的。……於是歸根結蒂,只好結婚。結婚之後,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兩害相權,我以為結婚較小。」27雖然是勸人結婚,但語詞之間,你看不到一絲對愛情和婚姻的浪漫熱情。兩年以後他又說:「愛與結婚,確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愛與結婚,則又有他種大事,由此開端,此種大事,則為結婚之前,所未嘗想到或遇見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經(倘要結婚),無可如何者也。」28他甚至斷言,一個人結婚以後,「理想與現實,一定要衝突。29魯迅是很認真的人,別人鄭重地來問他,他一定也是鄭重地去回答:他明說是根據自己個人的意見,那他說的這些話,就多少是含有他親身的體驗。這些話當然都不錯,兩個相愛的人結婚,本來只是他們互相適應的漫長歷程的起點,像魯迅和許廣平這樣個性特別的人,互相適應的困難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遠非羅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會逐漸顯露出來。何況家庭並非一隻密封的鐵罐子,他們的戀愛同居,至少在魯迅這一面,從一開始就不是他們而人間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個命運的一次奪路而逃式的抗爭,他在家庭之外的種種遭遇,更必然會強有力地影響他們兩人單濁相對時的心緒和氣氛,他會將愛情和婚姻描述得這樣透徹,應該說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說這些話的時間,離他們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覺得,他這透徹的認識是來得太快了。誰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心底竟已經存著這樣一份透徹的認識?與許廣平同居,當然是給了他很大的慰藉,從身心兩方面都增強了他對抗社會的力量,但同時,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體驗到了人性的複雜,人生的難於兩全,而禁不住與那久久纏繞他的虛無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鳴。 
  他這樣常常以惡意來揣測別人,是否就不再上當了呢?並不,他依舊免不了上當。與那位要作他「義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說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稱姓黃的青年向他求詩,他認真寫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飛將,蝸廬騰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不料過了一段時間,卻見一份官方色彩的雜誌上登出這首詩,而且是用手跡製成封面,這才知道受了騙,就說明他還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緒如此惡劣,與熟人朋友動輒翻臉,對應該懷疑的人卻每每喪失警惕,我就特別感到悲哀。他這多疑和易怒並不是表示他的為人之道的轉變,而是證實了他對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廣,他的精神危機的深重。倘說他與許廣平同車離京南下,是開始了對內心「鬼氣」的又一輪反抗,是從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離,那到這個時候,這反抗和逃離全都失敗了,自從回國以來,那「鬼氣」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重壓過他。 

第十五章 一腳踩進了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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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怎麼辦?他自己說:「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1這話說得很實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頭路,魯迅內心的「鬼氣」,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紹興會館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關上窗戶,背對社會上的喧囂,自己選一樣合意的事情,坐下來靜靜地做——在整個二十年代末期,這樣的生活一直誘惑著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還在猶豫,是否該「暫且靜靜,做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2但是,他其實並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單身,現在身邊卻有了許廣平,這位倔強的姑娘所以會追隨左右,可不只是出於一般的男女愛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對黑暗社會的決絕態度,才接著生出了愛慕之情。也就是說,他們的相愛建立在魯迅作為一個啟蒙先驅的基礎之上,景雲裡二十三號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許他將它當成北京的紹興會館。何況魯迅自己也不願意退回去,這等於承認自己失敗,承認這些年來的掙扎都毫無意義,像他這樣性格的人,怎麼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線機會,他就不願意走回頭路。 
  既不願轉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說的,先坐下來歇一會,再抬腳跨步,「姑且走走」。事實上,他因答有恆的那封信的最後一段,已經說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痺,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這真是非常精確的預言,他生命的最後九年間的大致的生活狀況、幾乎全包括在這段話中。其實是沒有什麼話可說,卻仍掙扎著要在紙上寫一點東西,這還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態;他賴以維持這姿態的兩支最順手的枴杖,也正是那個「麻痺」和「忘卻」。 
  所謂「麻痺」,就是將注意力轉開,不去想那些沒有答案的大苦惱,只考慮日常生計,也就是「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可是,以魯迅當時的情形,怎樣安排今後的生計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學去教書?經歷過在北京、廈門和廣州的種種刺激,他現在是既對青年失了信任,又對同事間的傾軋深感厭惡,幾乎從搬出中山大學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脫離教書生活」,3他不想再與人做什麼同事,情願一個人單干,做一名以文字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種文字為生呢?心境是這樣消沉,先前的吶喊式的文章和小說當然是不能做了。那麼做研究?他對這個倒是一向就有自信,還在廈門時,就對許廣平說過:「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4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寫他一直想寫的《中國文學史》或《中國字體變遷史》他就必須沉潛下心,整個陷進古書堆裡,這和那紹興會館式的生活,實際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願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時,是選擇了翻譯這一條路,還明白對熟人宣佈:「我在上海,大抵譯書。」5算起來,他「譯書」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啟蒙的工具,對翻譯本身,他其實並無太大的興趣。因此,即便現在選它作自己的謀生之道,他也很難長久地專注於它,一有什麼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開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兩個月,就已經擔心了:「本想從事譯書,今竟不知可能如願。」。他怪別人干擾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譯書,幾個朋友的應酬,若干訪客的邀約,還不容易對付嗎?歸根結蒂,還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麼好。這也難怪,有那樣的大苦惱糾纏於心,他確實難於看清腹前的路,難於決定該何去何從。所以他租下景雲裡二十三號的房子,卻並不買齊傢俱,似乎隨時準備卷鉗蓋走路。你想想,連家安在哪裡,以什麼謀生,他都定不下來,他又如何「麻痺」自己呢? 
  他還有另一條辦法,就是「忘卻」,竭力淡忘種種陰暗的記憶,重振樂觀的熱情,實在不能淡忘,也總要將它們盡量推至意識的邊緣,騰出地方來釀造新的希望。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跨進刺叢裡,姑且走走」。人真是習慣的俘虜,明明遇上了窮途,這窮途就說明原先的走法不對頭,可只要還沒有學會新的走法,他一抬腳,一跨步,就還是會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會這一種,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麼辦?魯迅正是如此。從迎接紹興「光復」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了,他不斷地用「忘卻」來振作自己,種種似乎能夠「忘卻」,而終於又全部記起的徒勞的痛苦,他是體驗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當他現在救助自己,掙扎著不願沒人虛無感的時候,他能使用的最後一條辦法,仍然只是「忘卻」,這是怎樣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麼姿勢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現在就只能還是用那個姿勢。 
  你看他到上海後,雖然抱怨別人的打攏,可只要有地方請他演講,他總是應允前去,甚至半個月內連講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書,一旦有人堅請,他就還是接受了勞動大學的聘書,實在是易牆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書。在文學,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復刊《語絲》,自任編輯。創造社來聯合他,他欣然答應:那些人翻臉駕他了,他就一面還擊,一面與郁達夫命作,創辦《奔流》月刊,作文校對,跑印刷廠,寫編後記,忙得四腳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幾個青年人組織「朝花社」,辦《朝花》週刊。他還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來,由他作編輯,「取攻擊姿態」,「大掃」一下文壇。7那在文學界「興風作浪」的熱情,簡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進的社會團體來找他,他也非常熱情。當時共產黨有一個為援救被捕者而組織的「中國革命互濟會」,魯迅一到上海,就接受這互濟會的一個成員的邀請,答應為互濟會的刊物寫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這個組織,多次捐款。一九三0年初,又去參加也是共產黨組織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成立會議,第一個作演講,因此被推為發起人。幾乎同時,又參與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團體的名稱,還同意擔任它的領導人。當年在東京參加光復會的熱情,似乎又復活了。 
  當然,表現出「五四」式的熱情,並不說明他心裡就真有這種熱情。他對那些激進團體的活動,心裡常常並不以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濟會的來訪者,他就對客廳裡的其他朋友說:「這人真是老實,每次來都對我大講一通革命高潮」,8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現出對那「革命高潮」的懷疑。成立自由運動大同盟,他更是搖頭,在成立大會上發完言,他就提前離開了,事後還對動員他去開會的人說:這種組織「發個宣言之外,是無法做什麼事的。」9至於左翼作家聯盟,其中的許多中堅人物都來自創造社和太陽社,他們前不久還罵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現在卻來尊他為領袖,他怎麼可能會相信?馮乃超拿「左聯」的綱領給他看,他一面表示「沒意見」,一面又說:「反正這種性質的文章我是不會做的。」10在參加「左聯」的成立大會以後,他更向朋友描述說:「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前花色[紹興方言,意謂沒起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1語氣極為輕蔑。可是,儘管心存種種芥蒂,他仍然要去參加那些組織的活動。他在廣州的後半年裡,那樣受人冷落,現在卻有這些熱情的團體來邀請他,有這些激進的青年來擁戴他,這使他重新感覺到自己的聲望和價值,感覺到自己還有力量,你想想,單是為了證實這些感覺。他也應該去參加那些活動吧。說到底,不辭辛勞地各處演講也好,在文壇上「四面八方地鬧」也好12,都是在作同樣的證實。那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氣」壓得他太厲害了,他情願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現在的心境比「五四」時陰鬱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聽任虛無感咬嚙自己,借頻繁的行動來忘卻痛苦,總要容易些吧。 
  也就從到上海開始,他陸續買來一批日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非常認真地讀,單在一九二八年內,他就讀了十多本這樣的書,許廣平甚至說他是「幾乎每天手不釋卷的在翻著這方面的著作。」13他教許廣平學日語,也用其中的一冊《馬克思讀本》作教材,不僅詳細講解內容,還能夠訂正書上的錯字。他甚至花力氣將一部日文版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翻譯出來。他自己筆下,也逐漸出現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義來論人析事的文字。到後來,連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經常會吐出「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之類的新詞。和朋友通信時,他更稱讚說:「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截爽快的,有許多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14還在東京的時候,他就拜訪過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回國以後十幾年間。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時有所聞。但他一直不怎麼在意,即使書櫥中放有這類書,也極少取出來仔細地讀。可現在,「無產階級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興潮流,那批口口聲聲說他「落伍」,罵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著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甚至他翻譯別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那些人也要冷嘲熱諷,說他是投機——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為了回擊那些年輕人,他也得認真來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自己說:「我譯這些書[指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之類]是給那些從前專門以革命文學為口號而攻擊我的人們看的」,15這就把他的動機說得非常明白了。在他這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後面,在他那些不畏譏笑,堅持翻譯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行後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種「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視為落伍,不甘心被新興的潮流摒諸河岸,幾乎從踏進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覺不自覺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學和社會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經失去的社會戰士和思想先驅的自信,要擺脫那局外人的沮喪和孤獨。他並沒有想到這些掙扎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他現在只顧一件事,就是竭力掙脫那紹興會館向他伸出的熱情招呼的手。 
  但是後果卻來了。首先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以他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為理由,在一九三0年三月向國民黨中央公開申請,要通緝「反動文人魯迅」。幾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更下令「取締」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革命互濟會和左翼作家聯盟等八個團體,在附於取締今後面的「左聯」成員名單上,赫然列著他的名字。 
  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聽說浙江省黨部要「通緝」他,他便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告訴朋友:「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我發起,當初只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郁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什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遺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這樣,有人就勸他在報上登個聲明,解釋一下,但他不願意:「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16對這個「通緝」本身,他其實不十分重視,他知道這只是一種警告。好幾年前,在《無花的薔蔽之三》裡,他就用嘲諷的筆調將這類恫嚇手段一一羅列過。一位熟識的日本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擔心他的安全,勸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說:「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緝令什麼的了。……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17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為憤慨:「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源,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18在廣州,他所以那樣反感國民黨的「清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捕殺無辜,沒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親臨這樣的遭遇,他能不憤慨嗎?他當然知道,一旦國民黨政府認定你是「共產黨」,你會遭遇什麼樣的危險,但他從來又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壓。這樣來威嚇我,我倒偏要和你鬥一鬥了。倘說他初到上海時,已經對國民黨非常失望,卻畢竟無意和它為敵,那到這個時候,他卻似乎是決意要站到國民黨的對面去了。 
  他繼續寫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擊政府;他更積極地參加「左聯」的活動,一九三二年又參加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它的執行委員。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在上海捕殺柔石等五名年輕的「左聯」成員,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聯」秘密出版的刊物上發表文章,直斥國民黨政府是「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19他甚至重新解釋當年在廣州辭職的原因,說是「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20幾乎完全不掩飾對國民黨的敵意了。這自然引來官方的更大的壓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藍農社」的特務暗殺身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的楊杏佛,隨即放出風聲,說也將魯迅列入了暗殺的名單。從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書報檢查機關更連續查禁他的著作,從《二心集》、《南腔北調集》之類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魯迅雜感集》那樣的選本,到後來,網還越收越緊,他到上海以後的幾乎所有雜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脅他的人生安全,還要封閉他的文字生涯,這樣全面的壓制和迫害,只會促成更決絕的反抗。魯迅發誓一般他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21有朋友勸他克制自己的火氣,他回信說:「即如不佞,每遭壓迫時,輒更粗獷易怒,顧非身臨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參商到底,無可如何。」22到這時;他其實已經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這個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國的專制統治,從來是非常殘暴的。從一九三一年開始,國民黨政府接連捕殺文化界中的共產黨人,後來更將也是國民黨員的楊杏佛也殺掉了,這從魯迅的眼光來看,這樣的事都幹了,還有什麼事幹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種凡事從最壞處著想的心理,就自然會佔滿他的心胸。從聽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風聲一紫,他就離家避難,或是去一家日本人開的花園莊旅店,或者就丟內山完造家。在花園莊飯店躲避時,他的神經相當緊張,有一次看見兩個陌生人在草地上對著他避居的房間指指點點,就趕緊躲進裡屋,許久都不出來,早在一九三0年五月,他就已經開始採取一種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對人公開自己的居處,幾次搬遷,都是托熟識的日本人出面租賃:除了少數可以信賴的人,他從不邀請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會面,都約在內山書店裡:來往信件也都通過這家書店,他情願每天到書店去取,也不要別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氣緊張的時候,他就極少下樓出門,甚至連窗邊也不坐,怕被人看見。可就是這樣,他還是不放心,一到覺得危險的時候,還是要避出去,他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實在是沒有什麼信心了。有一次他對別人這樣介紹他的書架:「這些書架全是木箱,裡面裝滿了書,任何時候都可以裝上卡車逃跑。」23甚至和許廣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馬路對面去,說是萬一遇到麻煩,她可以及時脫身。連日常生活的這些方面,都籠罩在高度的緊張之中,他有生以來,這還是頭一次。許廣平後來回憶說,他雖然如此警覺,有時候卻又有一種冒險性,愈是空氣緊張,愈在家裡坐不住。楊杏佛被殺之後,他堅持要去送殮,那天早上出門,還有意不帶大門的鑰匙,以示赴難的決心。後來幾次傳聞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門去轉一圈,24這當然顯示了極大的勇氣,但請想一想,一個向來主張愛惜生命,反對輕率赴死的人,現在卻自己懷著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門去迎接隨時可能襲來的捕殺,就好像一頭無處逃遁的野狼,掉過頭來拚死相撲:這是怎樣的喪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樣的忿不欲生的絕望呢? 
  原本是為了擺脫局外人的沮喪,才那樣積極地介入公眾生活,卻不料一腳踩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身不由己地越捲越深,直至被推上與官方公開對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從那樣的起點竟會一路滑人現在這樣的境遇,大概是魯迅怎麼也想不到的吧。正是從這個「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見了命運對他的殘酷的戲弄。 

第十六章 新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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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與官方對抗的險惡處境,這處境對他心理的傷害就特別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裡,本來是常常並排供著兩尊神,一個要他注重實際,把眼前的功利奉為第一,另一個卻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問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不知道該皈依哪一尊神,總是在其間猶豫徘徊。身遭嚴重的壓迫時,狹隘的功利意識就膨脹起來,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說:「若今日者,則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1可在另外一些時候呢、他又很知道人應該有更為寬廣的人生視界,於是他就說詩人應該有傅大的心靈,能感受人間、天國和地獄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歡樂,又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是痛苦的,因為他看到的永遠是缺陷。倘說他那些啟蒙主義的吶喊的衝動,常常將他趕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後的種種懷疑和悲觀,又會將他拉回到後一尊神的面前。可是,從三十年代初開始,與官方直接對抗的處境卻不允許他再這樣兩邊搖擺了:強大的敵人正對你虎視眈眈,它隨時可能猛撲過來,置你於死地,你哪裡還有工夫去作那種不著邊際的玄想?虛無也好,悲哀也罷,小說家的想像也好,知識者的懷疑也罷,統統都只能拋開去,你先得集中全力來對付眼前的敵情!我相信,任何人處在魯迅那樣的境遇裡,都會本能地向自己提出這一類警告吧。隨著他和國民黨官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這種凡事都以眼前利害為重的權衡方式,就自然會逐漸擠開其他的權衡方式,獨佔他的頭腦。無論什麼事,只要能幫助他渡過眼前的險惡處境,他現在都願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個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識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懸殊,意識到自己的速勝的無望,他就越需要構造一個理想,來證明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徒勞地和官方對抗。因此,儘管他早已經多次證實了侈談理想的可笑,他現在還是不得不再一次談論理想。 
  理想總是將來的事,他既然要談,就只能撿回那個歷史進步的老觀念。他在通信中對朋友們說:「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2「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二又在公開的文章中接出更為樂觀的姿態:「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4「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5口氣如此堅定,真是難為了他。 
  但是,這些話畢竟大空,光用幾個「將來」、「歷史、之類的大名詞,並不就能構成一個理想,他還得將它們落到實處,力它們配備一個現實的可能性。可是,到哪裡去尋找這種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是一片漆黑;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呢?都站在中國的當權者背後;唯一可以考慮的,似乎就是蘇維埃制度下的俄國了。說起來,他在「五四」時候就看過介紹俄國革命的書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紹蘇俄的文藝論戰和文學作品,也明顯表示過對俄國的變革的好感。在廈門和許廣平討論今後的出路時,許廣平還向他提議去蘇聯:「黨[指國民黨]內似乎好些,我想如國民黨不容,則跑到俄國去,在廣東,去俄很容易……」5.6他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有懷疑,但他現在已經別無選擇,對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這一「點懷疑:壓人心底。更何況中國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國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齊攻擊蘇俄,單從敵我利害考慮,也應該將蘇俄引為同志:用他自己的話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敵人,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7已經抱定了以現實利害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蘇俄為論證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開始頻繁地談論蘇俄。先是在介紹蘇俄及其文學作品的序跋中:「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裡湧現而出,幾百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命運的人。」8「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到頁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幾個工廠已經完成了」。9接著又專門寫文章來稱讚,說俄羅斯的黑土中確實長出了「成功」,10說這成功使他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11如此熱烈的口氣,他還從沒有對別的事物用過。 
  將蘇俄描述成理想的標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國尋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認定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是千千萬萬窮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國實現同樣的成功,就勢必得把眼光轉向中。國的窮苦人。魯迅似乎早有這樣的念頭。在北京和廣州,他看多了知識者的無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測;種種流血的事實又一再向他證明,光靠文字和思想,決不能戰勝擁有暴力的黑暗。因此,還在離開廈門的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了將人區分為「聰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學校演講,一開口就說:「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於傻子的」,「這些傻子,就是工農群眾」,「他們有堅強的魄力,有勤勞的德性……」12在《墳》的後記中,他更明白寫道:「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13從早先高喊「任個人而排眾數」,到現在將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這個新立場再轉到將工農視為中國的希望,那幾乎是順理成章,非常容易了。於是,也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接。二連三地斷言,中國的將來也必是工農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14「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15不用說,他對共產黨和紅軍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也就因此特別重視,這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和蘇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無產者」的「將來」在現實中的唯一的例證,倘若那裡的狀況能夠使他滿意,他對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蘇區」自己去看,只好求助於目擊者的介紹。就是這樣的目擊者也很難找到,他只好向共產黨人去詢問。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會見從「蘇區」秘密來上海養病的紅軍將領陳賡,瞭解「蘇區」的情況,他尤其注意農民的生活狀況,提了一大堆具體的問題。最後他相當滿意,確信「蘇區」的農民已經獲得了某種「解放」。他後來甚至表示,要寫一本描寫紅軍的小說。16國外有蘇俄的證明,國內又有」蘇區」的證明,再加上國民黨官方的反面的證明,他似乎的確可以相信,他已經替自己對於「將來」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條現實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魯迅緊接著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驅逐內心的「鬼氣」那樣,再一次搜索自己的頭腦,剔除那些與理想不合的思緒。需要剔除的東西也真不少。比方說,他向來把流血看得很嚴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統治者的凶殘,甚至將被統治者翻身之後的「殘酷」,也算到統治者的帳上;17另一方面又反感這種」殘酷」,甚至會由此聯想到中國歷史上鵬大規模的屠殺,那些「愚民專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對「革命」本身的厭惡。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懷疑,對國民黨在廣州清黨」的反感,實際上都是出自對鮮血的珍貴,他所以稱許葉賽寧們的「無可厚非,一個下意識的原因,也就在他們對革命的殘暴一面的驚駭,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鳴。 
  可是,他現在將自己的理想托付給了俄國式的革命,怎麼還能再反感它的「殘酷」呢?自己親身經歷了統治者的暴力威嚇,他對那種「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體會。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有意識地替革命的殘暴辯護了。借評述法捷耶大的小說《毀滅》,他強調:「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18一九三三年初秋,順著眼以牙還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個「酷的教育」的說法:「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像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19幾乎同時,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為革命的暴力開脫。他詳細敘述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梗概:「革命終於起來,專制者人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造主義者[指堂·吉訶德],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又引用劇中一位革命者德裡戈對堂·吉訶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玉,我們是專制的。……」然後稱讚道,「不能不稱讚德裡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20把革命的殘暴譽為「正確的戰法」和「堅強的意志」,他在這時刻,是完全被敵我意識牽引著,站到「踏著殘酷前進,的立場上去了。 
  魯迅要剔除的另一種思緒,就是對大眾的輕蔑,他現在是指望「愚人」來支持世界,怎麼還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去揭發他們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說:「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21從在日本的時候起,他自己不就經常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愚昧無救的讀書人麼?可他現在的立場變了,雖然承認老百姓確實「像沙」,但他強調的重點已經轉移,不在他們怎樣像「沙」,而在他們如何被治成「沙」,鋒芒所向,是統治者了。一年以後,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亞的《凱撒傳》,指責民眾永遠是受人操縱,「雞來迎雞,狗來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國人的話,把這「雞來迎雞,狗來迎狗」解釋成民眾對「雞」、「狗」的賞玩:「人往往憤慨著群眾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裡嗎?劈開底來看,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之輩的,……今天凱撒握著權力,凱撤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頂罷。只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如此替民眾辯護,可謂用心良苦。可他還不盡興,第二天再寫一篇文章,用相當尖刻的措辭,諷刺那指責民眾的論者。他似乎完全忘記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還說過和對方一樣的話。23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談論孔子的機會,直截了當地讚揚中國老百姓:「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於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的了。」24倘若單看這些言論,我都誰都要說,三十年代的魯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場的對面去了 
  在魯迅的觀念中,民眾除了以被統治者的身份,與統治者構成一對反義詞,更以自己的不識字,和知識者構成一對反義詞。因此,他改變了對民眾的認識,也就勢必要改變對知識慚級的認識,你當然還記得,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樣談論知識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識分子春成是一種特殊的人,他斷定他們和一切權勢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常常舉出葉賽寧和梭波裡作為例子,向人證明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必然幻滅,每當講述到這種幻滅,他總是掩飾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場有了明顯的移動。在左聯的成立大會上,他警告那些年輕作家:「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階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25然後又舉出葉賽寧的例子--他對葉賽寧的悲劇的解釋,已經和從前不一樣,不是歸因於革命的殘暴,而是歸因於他自己的「浪漫諦克」了。一九三0年底,他又對兩位向他求教的年輕人說:「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26這就更進一步,不但說葉賽寧們咎由自取,還指他們的幻滅是對於革命的「反動」;說這些活的時候,他分明已經站到那使知識者痛苦的勢力一邊了。這也是役有辦法。葉賽寧所以對革命失望,很大一個原因就是感受到了無理性的非知識者的殘暴,事實上他自己就並非自殺,而是被人拷打以後吊起來,偽裝成自殺的。魯迅並不知道這個真相,他只是照自己處境的需要來立論,既然已經替蘇俄的革命辯護,替這革命盼殘暴辯護了,他就只能把對葉賽寧的同情統統收起來。 
  可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他過去一直用葉賽寧們來代表知識分子,倘說他們是活該幻滅,活該自殺,那在今後的革命的時代,這樣的知識分子又有什麼用呢?事實上,北伐時期廣州的一批激進的青年,就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的。他自己到上海後的幾個演講,尤其是那篇《關於知識階級》,也分明暗含著同樣的疑問。他自己是知識分子,二十多年來一直以此自豪,驟然聽到這「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自然覺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間的內心苦悶,正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個口號。可是,他現在剔除頭腦中的陰鬱思緒,競又在自己內心奏響了這個口號,惟其是發自內心,聲勢就更為逼人,他不能不認真來作回答。 
  可怎麼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認,葉賽寧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應該滅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絕不願意說整個的知識階級都過時了。那剩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知識階級一分為二,一部分應該滅亡,另一部分還有將來。可這區分的依據何在呢?魯迅無奈,只好又搬出蘇俄來:「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由此也更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麼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27這話說得實在呆氣,活現出他那種強自為說的倔脾氣,就像三年前鄙薄蔣光慈式的革命戀愛小說,他不借作那樣嚇人的斷言一樣:「革命的愛在大眾,於性正如對於實物一樣,再不會纏綿悱惻。」28但是,他正是用這種頗為呆氣的空想,來論證那不會滅亡的知識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親,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演講,都特別挑起知識階級會不會「滅亡」的話題,反覆強調說,有一種新的知識者,他們與群眾結合,反對個人主義,能夠把握住實際人生,因此在將來仍能生存。29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確描繪出這新知識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樓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30所謂「看輕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時的看法;那「看輕別人……」,則是他到廣州之前的看法。它們雖有不同,卻都將知識分子看成是大眾之外的特殊人物。現在他把這兩個看法部否定了,逕直將新的知識分子歸入大眾之中;他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看法,總算是比較協調了。 
  能夠將知識分子一分為二,他也就獲得了心理平衡,他現在可以隱約地自居為新知識分子,而放縱他對「舊」知識分子的失望。楊杏佛被刺以後,知識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難免諒慌過度,他就連聲感歎,說知識階級就是怕死:「蓋怕死亦一種智識耳。」31讀了一些描述東北抗日游擊隊的筆記,他又借題發揮:「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32有一次和朋友閒談,他更斷然說:「知識分子,實在是應該輕蔑的,他們花樣多,……有些事情就敗於他們之手。」33他這些話當然都有具體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識便會軟弱和東倒西歪,卻是他初到上海時就有的想法。這個想法現在竟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輕蔑的口吻來談論知識分子,這些又都是私下的談論,並非公開作態,我實在要感歎,那種將「堅定」和「勇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戰鬥意識,對他思想的影響是太大了。 
  魯迅重新解釋了知識分子,也就重新解釋了文學和藝術。既然新的知識分於是大眾中的一員,他們的工作都屬於革命運動的」一翼」,34他們中一部分人所從事的文學和藝術創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還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蘇俄「那巴斯圖」派有關文藝只具有階級性的理論時,就作過這樣的兩可的評價:「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但倘以文藝為政治鬥爭的一翼的時候,是很不容易解決的」。35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它,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36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進一步,多次從正面強調文學藝術的宣傳功能。看見有人指出「文學不是宣傳」,他還作文抨擊:「誰用文字說『文學不是宣傳的』,也就是宣傳」,「要於社會毫無影響,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不立。」37這其實是偷換概念,因為對方說的「宣傳」,和他說的「宣傳」不在一個層次上,與所謂「社會」「影響」,更是兩個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為文藝的宣傳功能辯護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現出來了。 
  這種急切之情是來自他讀過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書?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認識,主要是取自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兩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藝術論》。籠統來講,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魯迅對普列漢諾夫的推崇,在他舉出的幾個「尤合於介紹給現在的中國」的觀念中,卻有「要宣傳主義,必須預先懂得這主義,而藝術家,適合於宣傳家的職務之處卻很少」這一條。38每個人讀書,都有自己的取捨,魯迅閱讀普列漢諾夫的時候,正在和創造社那批只認教條,不尊重文學本性的年輕人打筆仗,就自然會特別注意普列漢諾夫對文學自身價值的強調。他那樣含糊其辭地評價「那巴斯圖」派,也因為他實在知道,藝術並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單是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事,並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藝就是宣傳」,他現在這樣衝動地強調文學的宣傳價值,還是因為受多了官方的壓制和迫害吧。 
  魯迅畢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學的現實的宣傳意義,他更願意描繪理想的文學前景。這也正符合他對知識分子的新認識,既然會有一種新的知識分子,那麼理所當然。也該有一種新的文學。他在廣州時就預言,隨著平民世界的建立,將來會有一種「平民文學」。39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說,將來的文壇上會出現「別一種作者」和「別一樣看法」。40由這對將來的文學的籠統的稱頌一他更引申出兩個意見。一是廢除方塊字。將來的文學的作者,當然是工農群眾,可至少在目前,他們絕大多數都不識字,漢字的筆劃如此繁難,要說他們能很快掌握,魯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麼辦呢?只有廢除漢字。所以他斷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41還多次打比方,說方塊字是大眾身上的結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確說:「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42這分明在重複錢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張了。再就是推崇「無產階級文學」。既然唯無產者才有將來,那至少在名義上,這「無產階級文學」是將來的新文學的先聲,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蔣光慈,對他們手上的這面旗幟,卻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這樣向朋友介紹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輩於新文學大有害處,只有提出這一個名目[指「無產階級文學」]來,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沒的。」43對提出名目者的輕蔑,和對名目本身的尊重,區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殺之後,他為美國的一個左派雜誌寫文章,第一句就是:「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44這明顯不符合實情,他卻偏要這樣寫,而且用這樣堅決的口氣,我想他心裡其實是很清楚的:鼓吹「無產階級文學」也好,修正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認識也好,更不必說為「革命」的殘暴辯護了,都不是在討論抽像的道理,而是作具體的抗爭,是在回擊身外的壓迫,是在克服內心的阻力。既然是抗爭,那就先得滿足現實的功利需要,別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為了能有個理想來支撐他與官方的對抗,魯迅不惜對自己的思想作那麼大的修正,那在實際的社會交往中,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誰都不願意孤身一個人面對強敵,他總希望兩邊有支援,背後有接應,越是發現敵人的強大,這尋找盟友的心情還越急迫。魯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國民黨政府為敵了,對一切也與國民黨為敵的人,就本能地會產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與國民黨對抗最激烈的勢力,就是共產黨,魯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為親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家的客廳裡就經常有文化界的共產黨人來來往往,其中瞿秋自和馮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親近的朋友。以參加「左聯」為起點,他公開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產黨人站在一起,即使對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總是克制著,盡量不露在臉上。他將自己的寓所提供給瞿秋白作避難所,瞿秋白一有危險,就往他家裡躲,有一次還在他家裡約見其他的共產黨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產黨組織也有聯繫,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產黨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個朋友的家,和北京各個左翼文化團體的核心分子見面,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他因此常常充當共產黨的「聯絡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產黨中央的聯繫,就派人將匯報信送至他手上,請他轉交;一些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打散了,失去了和組織的聯繫,也都會來我他,請他幫忙恢復聯繫。有好幾次,他果然也能幫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幫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頭。 
  當然,魯迅井沒有加入共產黨。他也不會加入,在內心深處,他對政治性的團體向來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國答許廣平關於參加國民黨的詢問,就明確說過:「如要思想啟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就可以。」45他早年在東京就不願意當刺客,現在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鳳雨,將個人的獨立看得更重,當然不會再加入什麼政治團體了。因此,他和共產黨人的聯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筆,和那個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實上,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錢杏村這些人,要他們收起對魯迅的敵意,主動去聯合他,甚至尊他為「左聯」的領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筆。46 
  魯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產黨方面要求他寫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見解牴觸不太大,他就總是勉力照寫。在這樣寫下的文章中,他也總是盡力以共產黨人的口吻說話,對國民黨政府痛加斥責。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國文壇上的鬼魅》,就是兩則突出的例證。有時候,他甚至願意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藝新聞》雜誌請他評論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意義,他就寫道:「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懲膺』他的僕役--中國軍閥,……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47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照著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的共產黨,還有斯大林的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意思來回答了。至於將自己的名字列在共產黨組織的各種宣言上,次數就更多了。連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他都和茅盾聯名拍電報去祝賀。甚至馮雪峰自作主張,以他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給毛澤東的禮物送去陝北,他事後也表示同意。他臨逝世前,請馮雪峰代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48,他過目時並不塗改,同意就這樣送出去發表,就更說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產黨人的聯盟,要竭盡所能,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從將蘇維埃俄國描繪成理想的樂土,到與中國的共產黨人公開結盟,魯迅在短短的幾年間,擺出了一個與從前明顯不同的新姿態,十年前他告誡年輕人,萬不可做關於將來的夢,可現在呢,他自己就不斷向人描繪這樣的夢;十年前他已經認定,無論那些人自稱什麼,都不過是在爭奪地獄的統治權,可現在他公開跨進那爭奪的戰場。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並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這是當時國民黨官方對「蘇區」的稱呼】的事實,這有什麼法子呢?」49你甚至還可以說,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徹底堅守自己確信的可能,他們置身那樣險惡的處境,總難免會在某些時候,以某種方式,放棄自己的確信,來換取起碼的生存。雖然事實並非一定如此,我卻願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了,那種無論處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肯違背信念的知識分子,你能看到幾個呢?倘說魯迅如此明顯地改變面目,正體現了他逃離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這努力能夠成功嗎? 
第十七章 「還是一個破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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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畢竟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類人很不相同,不習慣在精神上迅速地脫胎換骨,因此,無論他怎樣認真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也無論他在筆下添加多少「無產者」、「史底唯物論」之類的新名詞,他的言談「舉止,總還是和共產黨人大不一樣。即便寫那些有特定意義的政論文章,譬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他特別用心,勉強能像一些,一到寫雜感,寫短評,寫那些直接針砭社會現象的議論文,他的本相還是會暴露出來。 
  例如,一九三0年他寫《習慣與改革》不但斷言「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還特別引證列寧的話,稱他是「真實的革命者」,你乍一看,會覺得他簡直就是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細讀下去,就不對了:「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1這不還是將民眾看成愚昧守舊,以為他們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嗎?說來說去,他還是重複在北京時那「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的呼籲,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封面,內頁還是《新青年》。在整個三十年代上半葉,他只要談到民眾,多半都還是重複以前的看法。他屢次打比喻,說現代中國的歷史就是幾個人輪番變戲法,老百姓呆頭呆腦地圍著看:「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2彷彿是給《示眾》那樣的小說添註釋。回憶往事,他記起家鄉舊時的「墮民」,不禁感慨他們「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3翻翻報紙,又看見上海市民一窩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農民則迎神求雨,還把一位阻擋者當場咬死,他更悲憤地問道:「依舊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這悲劇何時完結呢?」4愈到晚年,他對民眾的揭發還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歸給於麻木,認為統治者已經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們的靈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卻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人民之所漚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5一年以後他又說:在一般百姓身上,「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6倘把這些話和他另一段也說於這時候的話聯繫起來看:「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7你會得出什麼印象呢?中國的人民並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他們明明知道,卻不敢反抗,於是就裝作麻木,裝作不知道,於是也就特別痛恨那些試圖指明真相的人,因為正是這些人攪得他們不能再順順當當地自我欺騙,不能再照老樣子苟活下去--這是怎樣陰暗的看法!原來他對中國的民眾,依舊是抱著這樣絕望的認識,他那些硬著頭皮替他們辯護的言辭,恐怕他自已也不會全信吧?別的且不說,單是那個「變戲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對群眾「雞來迎雞,狗來迎狗」的辯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對一位朋友比較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國民性。「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8這簡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許壽裳討論國民性時的看法上去了。怎樣理解中國的「人心」,歷來是中國文人思想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魯迅也是如此,他對社會和自己的看法,有許多都是從對「國民性」的認識中生發出來。在這個如此重要的認識上,三十年過去了,他幾乎沒有多大的改變,他自己大概也料不到吧。 
  既然給社會診病的時候,他常常還是照著老思路,他接著提治療意見,就難免還是要抄舊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輔仁大學演講,先說日本侵佔東北,接著又講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聽眾想來,他總該大罵日本了罷。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國人作比較,說日本人凡事都很認真,中國人卻鬆鬆垮垮:「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9這就露出了當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習慣,總是拿外國的事情來襯顯自己的缺陷。事實上,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不斷地重複這種中國人必得向外國學習的「五四」式的啟蒙主張。他說中國人的「啞」,是因為精神上的「聾」,倘再不輸入精神的糧食,中國人便要成為尼采所說的「未人」。10於是他提倡「拿來主義」,再三強調,說這是當務之急:「啟蒙工作在現在是最需要的。……知識分子別的事做不了,翻譯介紹是總做得到的。」11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個文法「歐化」的老話題,一連寫好幾篇文章來討論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還想著要用日本人的認真態度,作一帖靈藥,來救治四憶中國人的「馬馬虎虎」:「不治好這種病,就不能救中國。」12越是生病發燒,頭腦昏昏沉沉,這種《熱風》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現出來,他的深層意識,實在還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許是因為自己有了孩子,對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憂慮,他從一九三三年起,又接連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籲。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兒童》,就彷彿是《隨感錄·二十五》的續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當地重複「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議論是大空洞了,可到頭來,他還是忍不住要發這樣的議論,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這種抄錄舊藥方的情形,甚至體現在他的用詞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換著筆名給《申報》的「自由談」專欄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13他對這「老脾氣」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詞彙。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個「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片」,並且斷言:「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14一九三六年他乾脆以「我要騙人」作文章的題目,一開始就講「我不愛看人們失望的樣子」,結尾時又引用莊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產生錯覺,彷彿是在重讀他一丸二七年給有恆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緒,連詞句都那麼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現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詞上,這些語詞體現了他看待人世的獨特角度,凝聚著他對人生和社會的獨特的認識,因此,他選用這些詞而不是那些詞,絕不只是一個表達的選擇,而往往是一個思路和立場的選擇。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歷史的螺旋」、「竊火者」、「吶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經頻繁使用的中心語詞,又從他筆下紛紛走出來,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證實他的頭。腦的依舊呢? 
  也就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一面說:「唯無產者才有將來」,一面又讀起了中國的史書,尤其是宋、明兩代的野史。他會在這個時候去讀這些書,本身就說明了他對現實的絕望,正像他自己說的:「一個人處在沉悶的時代,是容易喜歡看古書的。」15他向來有一種從今天看出昨天的銳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國又恰似大廈將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細讀宋、明野史,就越覺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樣的時代。心裡這樣想,筆下就不免也要這樣寫,於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開文章中,不斷出現了以古比今的文字。無論是向東京的朋友介紹國內的恐怖統治:「生人箝口結舌,尚虞禍及,讀明末稗史,情形庶幾近之」,16還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車上遇見的「護教團」:「每當歷代勢衰,回教徒必有動作,史實如此,原因甚深」;17也無論是鄙薄謠言家:「明末,真有被謠言弄得遭殺身之禍的,但現在此輩小氓,為害當未能如此之烈」,18還是輕蔑「圍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覺得現今之圍剿法,也並不更厲害……」19他都忍不住要舉出古事來比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連寫出《儒術》、《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等一系外文章,從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書的一段記載,再拿了那樣的記載,轉回身來解釋今天,文字從容灑脫,筆力卻非常遒勁,隔了十年之後,又一次煥發出《春末閒談》和《燈下漫筆》那樣深沉透徹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還不斷以明末的事情,來比附現實中文學家的「逸民氣」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種以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強烈感覺,始終沒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這樣的感覺裡,他就不知不覺會傾向於歷史循環論。一九三四年,他在內山書店的一次聊天中說,在中國,「只要建立一個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這個儒家思想的強制一方搞得很厲害的時候,就會發生有名的東西——革命。這個革命一旦巧妙獲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現了」;它在最初階段,當然要「說點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覺間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強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對候,下次革命就又會一下子發展起來」……20這不恰好是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認識嗎?正是依據這種認識,他寫出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和《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也正因為有這種認識,他連寫《北人與南人》這樣的隨感,也禁不住要用諷刺的語氣,說出「如果此後的歷史是不再迴旋……」這樣的反話來。甚至他有心要鼓吹歷史進步的觀念,一不留心,還是會露出循環論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寫信對人說:「中國的事,大抵是由於外鑠的,所以世界無大變動,中國也不見得單獨全局變動,待到能變動時,帝國主義必已凋落,不復有收買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兒,忽然轉向,又掛新招牌以自利,……卻未必會沒有。這除卻與之戰鬥以外,更無別法。這樣的戰鬥,是要繼續得很久的。所以當今急務之一,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我向來即常常注意於這一點,雖然人微言輕,終無效果。」21開頭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樂觀,結尾卻是近於沮喪的悲觀,這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就是循環論思想介入的結果。在他晚年;這循環論思想那樣強烈地誘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時代」偽理論來抵擋。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說:「現在只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例如問『木刻的最後的目的與價值』,就是……人是進化的長索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各在這長索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於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後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覆。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卻還要吃飯也,」22從具體的木刻藝術,他一下子扯到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可見那「將來究竟會怎樣」的疑問,在他心頭是墜得多麼沉。他所以用這種「且不管它」式的回答來搪塞,就說明他實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對人強說「將來一定進步」了。 
  心中存著這樣一面古代的鏡子,腦中又時時閃過歷史循環的念頭,魯迅對現實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會和周圍的人很不一樣。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間世》雜誌上發表一首打油詩,編者又加上「五十自壽」的標題,引來蔡元培、錢玄同等人的一連串和詩,一時間頗為熱鬧。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滿,紛紛撰文批評,有的措辭還相當激。烈,鬧得沸沸揚揚。魯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惡,又身為「左聯」的盟主,他卻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卻有這樣的看法:「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懍。……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入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23對周作人們雖有不滿,但主要的鋒芒,卻是指向了那些圍攻他們的人。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銳的語氣,抨擊過這種懦怯的「卸責」術:「我實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規定國民必須哭喪著臉的明文了」,因為「人類究竟不能這麼沉靜,當大敵壓境之際,手無寸鐵,殺不得敵人,而心裡卻總是憤怒的,於是他就不免尋求敵人的替代。這時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為他這時便被叫作:『陳叔寶全無心肝』。」24正是那種將過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獨特的思路,使他有了這樣犀利的眼光,以這樣的眼光望過去,周作人就恰似一個現代「陳叔寶」,他的反感,自然不會只對準他了。「左聯」的許多年輕人都在那裡憤憤地聲討周作人,魯迅卻回過身來看透了他們的心腸,而這是連他們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魯迅與他們的精神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0年春,他依照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安排,接連去上海的兒所大學演講,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講些社會鬥爭,他卻只講文學,而且在通信中告訴朋友:「我本不知『運動』之人,所以兒所演講,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25心裡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這樣說,在有些公開的場合,他也這樣說。一九三0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產黨組織通過美國記者斯沫特萊,租了一家荷蘭人開設的西餐館,給魯迅祝五十歲的壽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幾乎所有左翼文化團體都派代表來參加,把那家餐館擠得滿滿的,氣氛相當熱烈,魯迅也很高興。可是,當他站起來致辭時,卻說出這樣一番掃興的話:我現在被人請求出來領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我的幾位年輕的朋友還堅持要我做一個無產階級作家。我要是真裝作一個無產階級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農村中、農民中以及學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青年,沒有對工人、農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體驗,就能創作出無產階級的文學……26這整篇講話,簡宣好像是故意在強調他和那些給他祝壽的人的精神差別,後面那幾句,更是明顯夾著刺了。他對那些明明和他一樣--或者還不如他,卻搖身一變,以無產階級自居,大罵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於懷,只要有機會,他就要指責他們的善變:「從之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產階級!』」27他這樣去指責別人,自己就更會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賞那激進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會不斷地提醒自己站穩雙腳,不要使自己整個陷進那潮水中去。所以,連向激進的青年表示奮鬥的決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說「吶喊助威,則從不辭讓」,並不自居為中軍。28直到一九三五年,他還對一位親近的朋友這樣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說,大概也還是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29依舊是沿用十年前那個「中間物」的說法。看起來,一直到最後,他都還保持著這份清醒的自覺,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第十八章 「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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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骨子裡還是一個「五四」式的知識分子,魯迅在政治鬥爭的漩渦裡陷得深了,就難免會覺得格格不入。一九三0年五月,他剛剛和共產黨人結盟,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李立三,就秘密約見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婉言拒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裡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蘇聯去了。……」口氣如此粗魯,一點也不掩飾他對魯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彈一樣,這教魯迅怎麼受得了,他當然卞口拒絕了。1幾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又讀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產黨人的詞,強烈感覺到其中迴盪著一股「山大王」的豪氣。2山大王者,綠林豪傑也。魯迅對這一類人物,向來不敢輕信。當初在東京參加光復會,他就領教過他們的厲害,所以才會對朋友預言,倘若他們造反成功,像自己這樣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國初年在紹興,他又從王金髮身上證實了這個預言,這位也參加過光復會的山大王,掌權沒幾個月,不就派兵搗毀報館,對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壓了嗎?自那時起,他眼見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後,是如何迅速地翻臉變相,變得比前任更加專橫。不但山大王們是這樣,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這樣,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員中,就頗有「五四」運動時衝鋒吶喊的闖將,以至他那樣感慨:「其實現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謂革命的青年也。」3他所以用循環論去解釋中國的歷史,除了依據史書上的記載,他親身經歷的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甚至對一切打著新旗號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備。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軍的軍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開打出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幟,共產黨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熱血青年,也紛紛前往助陣,魯迅看在眼裡,暗暗搖頭,他寫信對朋友說:干聞此地青年,又頗有往閩者,其實我看他們[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辦法,與北伐前之粵不異,將來變臉時,當又是殺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4當他寫這段活的時候,陶煥卿的霸氣,王金髮的專橫,乃至廣州「清黨」時的種種慘狀,都會在他心頭一一閃過吧。對規代中國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經存了這樣固執的看法,現在又從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見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無掩飾的綠林氣,他會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寫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即列寧]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5這實際上是重複了當年在東京作的那個預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產黨人結盟六年之後,他競又一次重複這個預言。有一回和馮雪峰閒聊,談著談著,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語氣說:「你們來了,還不是先殺掉我?」馮雪峰愕然膛目,趕忙搖手:「那怎麼會呢,那怎麼會呢……」6這位老實的年輕人是太不理解魯迅了。 
  充軍西伯利亞也罷,殺頭也罷,這都是對於將來的假設,可就在上海,在文學界,魯迅和那些尊他為領袖的共產黨人,還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聯」。嚴格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倉促建立的組織,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那些年輕人正在報刊上戰得昏天黑地,共產黨的領導人卻出來調停,強拉雙方坐到一張桌子邊上來當戰友,你想想,倘不是出於「大敵當前」式的利害考慮,彼此怎麼肯這樣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魯迅也好,那批激進的青年也好,心裡的不快依然梗著,不但魯迅依舊討厭成仿吾,蔣光慈也依舊看不上魯迅,就是錢杏村,他可以服從命令,不再寫文章罵魯迅,但在心裡,他卻並不認錯,直到「左聯」成立以後,他都一再說,他看不出前兩年批評魯迅有什麼措。這也難怪。魯迅和這批年輕人,思想上完全是兩代人,魯迅看他們是淺薄做作,他們看魯迅則是落伍守舊,這樣西種人躇在一條壕塹裡,磕碰還會少嗎? 
  就在「左聯」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來。魯迅在成立大會上講話,依然批評創造和太陽社「專事於吹擂」,「力量實在單薄」;7聽者中間的那年輕人,則有好幾個在會後公開指責:「他說的還是這些話!8所謂「這些話」,不單是指魯迅依舊記仇,也指他還是老生常談,說不出一句新鮮話。幾個月後,在那次為魯迅祝壽的集會上,魯迅剛講完,一位年輕人就搖著頭對身邊的人說:「這大令人失望啦!……他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態度,使青年人為之沮喪……」9當然,這些都還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說過也就算了。隨著魯迅逐漸介人「左聯」的領導工作,他和一些共產黨人的矛盾,還摻進了具體的人事糾葛,變得日益尖銳起來。比方說,原先共產黨人擬定的「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是沒有郁達夫的,因為魯迅狼詫異:「怎怎麼沒有郁達夫?」才勉強添補上。可郁達夫這個人,身上實在沒有多少「左翼」的氣味,平常處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風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參加「左聯」的活動,後來還乾脆寫了一封信給「左聯」。說他不能常來開會。「左聯」和它隸屬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實際主持人,都是組織性頗強的共產黨員,怎麼能容忍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達夫開除了。這自然使魯迅極不高興,你們怎麼能把我介紹的這樣一位文壇宿將,隨意開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為批評「左聯」刊物《文學月報》上的一首詩,魯迅又得罪了這份」刊物的主編周揚。偏巧從第二年開始,周揚成為「左聯」中的共產黨負責人,於是魯迅和周揚的個人矛盾,就演化為他和「左聯」中一群共產黨人的矛盾,說起來也真是冤枉,魯迅所以要批評那首詩,正是聽了「左聯」中另一位共產黨員馮雪峰的建議,因此,他當初和創造社、太陽社那批年輕人之間的一點意氣,現在卻和他與「左聯」中的共產黨人的矛盾,和這些共產黨人自己之間的矛盾,都糾纏在一起,怎麼也解不開了。 
  既然解不開,矛盾就勢必要逐漸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聯」的四位成員聯名發表文章,替《文學月報》上的那首詩辯護,斥責魯迅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帶著白手套的革命家」。10一九三四年,則又有一位「左聯」的青年成員化名「林默」,說魯迅當時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短文是「花邊文學」,「往往滲有毒汁……」11也就在這一年,周揚等人以「內奸」的嫌疑,革去了與魯迅素來親近的胡風的左聯書記的職務,使魯迅非常不滿。本來胡風當書記時,他每月捐二十元錢作「左聯」刊物的印刷費,周揚們這樣一來,他就不捐了。周揚便在背後指責魯迅「吝嗇」,這話後來傳入魯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厭惡。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聯」中的共產黨員化名指責魯迅,說他和敵人「調和」,而使追隨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12攻擊的言辭,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類似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止我舉出的這幾件;魯迅又特別敏感,幾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擊者的真實面目,他的反擊,就往往相當厲害。當初你成仿吾罵我是「有閒,有閒,還是有閒」,我就乾脆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雜文集名為《三閒集》,且在序言中指明,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頂「花邊文學」的帽子,我就乾脆摘來作這些短論的總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裡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13他更用種種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揚和他的同志。譬如編自己和許廣平的通信集,他就屢屢在舊信中插進新的議論,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總無好結果的慨歎:「每每終於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魯迅重抄時。就特意添寫道:「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14這就明顯是針對周揚那一類人,是借昔日的牢騷,來抒遣今天的不滿了。有時候,他甚至將這種不指名的斥責直接送到那化名攻擊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漢化名攻擊他,就在寄給田漢當主編的《戲》週刊的文章中,直截了當地寫道:「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僧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15 
  魯迅是個記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尋訪旗營舊址,只見一片燒黑了的斷壁殘垣,幾個滿族老婦人如小鼠般蟄居其內,情景非常悲慘,可他談起當年騎馬過旗營時遭受的辱罵,語氣間仍有餘恨。對時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現在和「左聯」中那批共產黨人的矛盾,可謂舊隙添新怨,他的怒氣就更難以抑制。偏偏周揚那些年輕人,血氣方剛,對魯迅的不滿還有增無減。一九三六年春天,他們按照來自「共產國際」內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將「左聯」解散,另外建立一個幾乎將上海文學界的各種頭面人物都包容在內的「文藝家協會」,又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幾乎是一個急轉彎。在這整個急轉彎的決策過程中,魯迅身為「左聯」盟主,明確表示反對,卻毫無作用,周揚們只是派人將自己的決定通知他,並不管他是否贊同。這無疑是火上澆油,惹得魯迅大怒了。他向來就討厭別人利用他,雖然一次次壓下火氣,重新與人合作,這火氣卻不會消散,反而因為在內心重疊積壓而釀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揚們這一次解散「左聯」,恰恰在這一點上激怒了魯迅:當初你們三番五次來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聯」的第一把椅子上,現在說解散就解散,這豈不是太過分了?你們這樣對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們攪在一起呢?於是,他先對替周揚傳話的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16又寫信通知他和周揚之間的另一名傳話人徐懋庸:「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部從此結束了。」17他堅決不參加那個「文藝家協會」,還公開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作為旗幟,豎在周揚的「國防文學」對面。當收到徐懋庸固此寫來的批評信,責備他「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時,更是怒不可遏,對朋友說:「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18他針鋒相對,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信,還送出去公開發表。他在信中斥責周揚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營私」,甚至說他「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19直到逝世前一個月,病在床上,還寫信向朋友表示:「這裡的有一種文學家,……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20簡直是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這群共產黨人了。 
  可這樣一來,他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他已經和國民黨政府為敵,現在又和身邊的盟友決裂,他該怎麼辦?是乾脆採取綏惠略夫式的「獨戰」的立場,對社會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還是在野——宣戰?還是努力縮小這個決裂的影響,依舊堅守原來的戰位?看起來,他是採取了後一方法。他依舊將官方視為主要的敵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對社會隱瞞自己和那些共產黨人的矛盾。這樣做當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此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也。」21不過,抱怨歸抱怨,那「我們」和「別人」的內外界限,是分得相當清楚的,當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後總是掩不住;即使能夠掩飾住,也只是瞞過別人的眼睛,並不能消除魯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對別人「撒謊」,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釋。他說共產黨內並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揚這樣的人,也還有瞿秋白和馮雪峰這樣的人;他說周揚們都只是青年知識分子,並非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雖然不成器,卻並不證明他對「無產者」的「將來」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說,這些人其賣和他以前領教過的那種激進青年--如高長虹之類--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惡的那批紳士學者也有許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類似這樣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給徐懋庸的公開情中,能那樣明確地將周揚們和「革命」區分開來,說他們是在「借」革命以營「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這樣的重話,除了發洩怒氣,也是為了再次強調這個區分吧。為了穩住自己的戰鬥立場,他真是煞費苦心。 
  但是,他再怎樣說,也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成仿吾和錢杏村也好,周揚和徐懋庸也好,他們都是向國民黨官方作堅決鬥爭的共產黨人,在基本的政治態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聯」解散以後,他依然得承認他們是「革命者」,就在給徐擻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樣痛斥周揚,最後也還是要補充一句:這個人「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詢問是否該加入那個「文藝家協會」,他回信說:「我看他們[指周揚等人]倒不見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不過或則想由此出點名,……」22語氣就頗為謹慎。他其實心裡明白,他對周揚們的最大的憎惡,是他們明明不尊重他,卻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們的作法有相當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嗎?話再說回來,倘是一個滿身綠林氣的造反者,他對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又怎麼會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揚們的矛盾,其實是體現了一個試圖堅持精神獨立的知識分子,和一個講究實際利害的政治集團的矛盾。因為面臨共向的敵人,他們似乎是聯合了,但在骨子裡,他們其實是兩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對朋友說:「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23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並非真正的戰友,卻依舊看他們是自己的後方,依舊想「正對」前面的敵人:他確實是不願意放棄原先的立場。可是,你仔細體味一下那「橫站」的含義,想像一下他「瞻前顧後,的杯態,這和綏惠略夫式的絕望的獨戰,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會戰場上的尷尬境遇,已經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願,也只能承認,他是又一次陷入窮途了。 
  自去日本留學開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壓制住沮喪的情緒。重新上路去開闢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來,竟還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奮鬥意志再堅韌,恐怕也難以為繼吧。他內心的創傷已經那樣深刻,種種頹唐、猜疑的病態情緒,一直在心頭翻騰不已,再添上「左聯」內江這麼個碰壁的大刺激,他幾年來苦苦營造的奮鬥者的心態,自然就會開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實處境,他就越不自覺地要往魏連殳式的思路上退縮。不但看清楚民眾的「虛偽」,重新用大力鞭撻他們,也不但厭惡成仿吾和周揚那一類共產黨人,公開和他們拉開距離。他這厭惡的範圍還日益擴大,有時候簡直是要網住他見到的多數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聯」的最初兩年裡,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評未名社的幾位年輕成員;也用了刻毒的語氣,在私人通信中貶斥當年辦《語絲》的一批老朋友。他對胡適的不滿,也在這個時候公開爆發,不但在北京對大學生演講時,直截了當地指斥胡適,還在上海的報刊上發表文章,接二連三地攻擊他。倘借用當時那「京派」、「海派」的名稱,你可以說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徑向著「京派」開火。可是,他這個姿態很快就變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從北京寫情給許廣平,對京滬兩地文人的評價就幾乎翻了個個:「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頗歡暢,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臉不相識也。」24半年以後更忿忿他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於上海者,實尤為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25擲向「海派」文人的憤怒,是明顯超過了對「京派」的不滿。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他不但和周揚那些人越鬧越僵,與別的人也屢起衝突。譬如為了辦《譯文》,就和生活書店的鄒韜奮、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歡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聯」解散以後,他又對傅東華、王統照這樣一些態度相當溫和的作家,甚至對茅盾,也漸生不滿,在給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屢次用嚴厲的口氣,將他們和周揚排在一起,依次批評過來。說起來,鄒韜奮們也好,王統照們也好,可以說是文學和文化界中,除共產黨之外,在社會政治立場上與他最接近的人,他對他們都心存疑慮,也就很難再找到別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視周圍的文人,他對青年的態度,也和幾年前明顯不同。先前對廖立峨那樣的人,他是那樣寬:容,可現在呢,遇見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氣過分一些,他就會直言拒絕,措辭還相當不客氣。連對關係相當。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滿,也會給他看嚴厲的面色。譬如葉紫,就因為問魯迅為什麼不給他回信,而得到這樣的回答:「我現在特地聲明:我的病確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賬。不能照辦,就是無關緊要的回信,也不寫了。」26他甚至斷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舔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27他這是說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經沒有足夠的心力,再繼續像先前那樣信任他們了。 
  自從一九三0年五月遷出景雲裡,魯迅一直過著一種半禁閉的生活。他沒有離開過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勸他換個地方療養身體,他竟聲調激越地反問:「什麼地方好去療養?!」28活現出一股困獸般的煩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範圍也很狹窄。除了去居處附近的內山書店,他平常很少出門。也極少去公園或別的什麼地方遊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園,卻一次也沒有去過。有時間在夜間出門看一場電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不是坐在寫字檯邊寫,就是躺在籐靠椅上看,文字幾乎成了他朝夕相對的唯一伴侶。請想一想,像他那樣從小就性情活潑的人,就是再喜歡案頭生涯,要他老是過這樣一種生活,也勢必要覺得憋氣吧。他當然可以自我譬解,說這是為了社會和文學的進步,必然要付的一種代價,但是,惟其如此,同一營壘中的關懷,文學界中的朋友的情誼,青年一代的熱烈的關注,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這是對他的精神的補償,是對他的犧牲價值的證明。可是,他實際收穫的,偏偏是孤獨和寂寞。他同輩的老朋友,除了極個別的人,大部與他疏遠了;年輕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讓他放心的人。雖然不斷地總還有人去找他,他卻看得很清楚,他們多半是有求於他。那種與知心友朋品茗飲酒,率性而談的熱烈氣氛,他是難得再親身浸潤了。他忍不住向人歎息:「向來索居,近則朋友愈少了,真覺得寂寞。」29偶爾有東京時代的老朋友來訪,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訴苦,詳細敘說獨戰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30一九三六年九月,兩位年輕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訪他,他更不由自主地顯出特別熱烈的愉快和歡迎,直到許廣平遞給他體溫表,他拿著往嘴裡送的時候,還在不停他說話;她們起身告辭了,他卻一再挽留,還說要送雜誌給她們——我簡直能夠想像出他當時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後,正隱藏著對於孤獨寂寞的深深的恐懼。 
  付出了蟄居囚籠式的生活代價,卻換來比當年在紹興會館更加難捱的孤獨和寂寞,當夜深人靜,獨坐桌前的時候,他會怎樣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這樣一首詩:「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31身外是肅殺和蕭瑟,心中是無可歸依的惶惑,星斗已經西斜了,卻還聽不到報曉的雞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種前途渺茫,身心疲憊的沮喪情緒了。也就在寫這首詩的同時,他對一位日本朋友說:「近來不知是由於壓迫加劇,生活困難,還是年歲增長,體力衰退之故,總覺得比過去煩忙而無趣。四五年前的悠閒生活,回憶起來,有如夢境。」32他所說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當時正經歷嚴重的精神危機,也已經遭遇了一連串不愉快的刺激,心裡其實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畢竟還沒有過深地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無論外出還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現在從容得多;客廳裡又經常是高朋滿座,兒子則剛剛出生,正以無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嘗為父的歡愉,生活確實稱得上是悠閒。因此,當他現在被各種寂寞、緊張、「橫站」和索居的痛苦團團圍住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將那時的生活稱為「夢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會陷入這樣的困境,當初是絕沒有想到的;惟其沒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現狀是如此尷尬,如此無趣,就本能地會後悔,會覺得無聊,太不值得。一個人懷疑自己走錯了路,就會不自覺地往回望,他的懷疑心越重,返回起點的衝動就越強,我覺得,魯迅那「有如夢境」的歎息,是將他對自己這些年處世選擇的隱約的後悔之情,相當觸目地表現出來了。 
  不能再維持先前那樣的奮鬥者的心態,魯迅的處世方式自然會有所改變。從一九三三年開始,他似乎越來越不願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樣賣力地衝鋒吶喊了。他自己說:「我的文章,也許是《二心集》中比較鋒利,因為後來又有了新經驗,不高興做了」。這新經驗是什麼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我倒沒有什麼灰心,……然而好像終究也有影響、不但顯於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33非但不願意再傻乎乎地一個人打頭陣,而且也不願意再像先前那樣認真,一意要與對手決出勝負:「若專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於己於人,都無益處。」34似乎是明確要改變老脾氣,灑脫一下了。 
  不再一味吶喊,那做什麼呢?他能做的,無非還是那兩樣:或者寫小說,或者做研究。其實,自到上海以後,他一直都想再撿起這兩件事。就在最熱烈地鼓吹無產階級文學的時候,他對自己那並非無產階級的創作,也始終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說:「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35兩年以後,他又借恩格斯的話,強調非無產階級的暴露文學對於「現在的中國」的意義。36所以,他一面換著筆名寫雜文,一面卻暗自盤算著寫小說,不但寫短篇,還要寫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兩次向別人談及自己的創作計劃,似乎連大致的提綱都已經擬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尷尬,在雜文和小說之間,他內心的砝碼就越會向後者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寫雜文辯護,說了一大通理由,最後去。長歎一聲:「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37一種極為複雜的內心隱痛,幾乎要溢出紙面,你當可想像,他這樣歎息的時候,一定是記起了那些已經在腹中成就雛型,卻又先後流產的短篇和中篇小說吧。至於學術研究,他的態度也一樣,心境越「冷」,就越想專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許廣平提議,是不是找個安靜的地方專心著書。一年以後,又力勸一位感慨社會墮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時候,深研一種學問,古學可,新學亦可,既足自慰,將來亦仍有用也」,38將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盤托出。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他屢次計劃要排除「瑣事」,「專事創作或研究文學史」,而且明確說,這是一種絕望之後的自我保衛:「往往自視亦如輕塵,然亦偶自攝衛,以免為親者所歎而仇者所快。」39寫小說也罷,做研究也罷,其實都是這樣的一種「自攝衛」,他七八年前的那個「顧自己苦苦過活」的老念頭,顯然又在他腦中清晰地浮現了。 
  不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產生強烈的衝動,要從那政治鬥爭的戰場上整個撤下來。在一封給朋友的通信中,他舉出幾個「戰友」從背後打冷槍的例子,忿忿他說:「從今年起,我決計避開一點,我實在忍耐不住了。……短評,恐怕不見得能做了,雖然我明知道這是要緊的,我如不寫,也未必另有人寫。但怕不能了。一者,檢查嚴,不容易登出;二則我實在憎惡那暗地裡中傷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們的非買辦的戰鬥。」40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寫出同樣的信,先是介紹周揚等人如何圍攻他,然後感慨道:「近來時常想歇歇」。41進入三十年代以後,他一直把與官方的對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奮鬥,可現在,他竟憤激得連這個奮鬥也要丟開,他對這些年整個人生選擇的自我懷疑,那覺得一切都無謂無趣的消沉情緒,明顯在內心佔了上風。當然,他並沒有將這些衝動全部付諸實踐,也沒有真從政治鬥爭的戰場上完全退出,有時候,他甚至還像從前那樣衝鋒陷陣,一點都不退縮。他已經那樣深地陷入與官方的政治對抗,事實上也很難輕易地退出。但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內心仍然一陣陣湧上這麼些撤退的衝動,他仍然那麼認真地一次次下決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擾,返回小說家和學者的書房,我實在忍不住要說,那麼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趕開了的虛無主義的「鬼氣」,又捲土重來,堂而皇之地坐進了他的靈魂。「唯無產者才有將來」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機,反而使他在這危機中陷得更深了。 

第十九章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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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老了。 
  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場大病以後,肺結核與肋膜炎就一直糾纏著他。他經常發燒,咳嗽,開始還能靠服藥抑制,後來是服藥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燒竟持續了一個月。人日漸消瘦,顴骨凸起,甚至牙齦都變了形,和原先裝就的假牙配不攏,不得不請醫生再作矯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體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著棉袍子在街上走,彷彿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會,與他交往並不多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憑直覺就發現他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她請來當時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專家作診斷,那美國醫生仔細地檢查之後,神色嚴重他說,魯迅的肺病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五年前就會死掉了,說得史沫特萊當場流下了眼淚。到這一年夏天,他甚至連陪客人吃完一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專程從日本趕來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請增田涉吃午飯,可是,他勉強吃了一點點,就站起來說:「我累了,上樓去休息,你慢慢吃罷」,即由許廣平扶著,慢慢地走上樓去。留下增田涉一個人,陷入不可抑制的憂慮和悲傷。 
  衰老不只是一種生理現象,它更是一種心理現象。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魯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漸明顯。他對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越來越大了。中國人向來就有一種將舒適與自強對立起來的觀念,孟子那一段「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名言,就是這種觀念的經典表述。直到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寫《救學弊論》,還這樣斷言:「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2這一套觀念對魯迅影響頗大,他在北京時就常說,獨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會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與許廣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種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墊一層薄薄的棉褥,也從不購置沙發二類鬆軟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邊幅,冬天的不穿棉褲,雖都有具體原因,但這種自奉儉樸以固德操的觀念,顯然是更為深層的依據。可是,自到上海以後,身邊有了許廣平那一雙手的細心照料,他這種其實是可笑的觀念,便難免發生動搖。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漸減弱,他對物質享受的排斥態度,更勢必日漸軟化。每當農家中請客,桌子上排開五六個菜,熱氣騰騰,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濃醇的黃酒,他的神情立刻就會變得歡快起來。雖然在舉筷的同時,他偶爾也會說:「過著這樣的生活,是會軟弱的」,但他說話時的愉快的神態,早已經戳穿了這話的字面的偽裝,他其實是一直都喜愛這樣的享受,也甘願「軟弱」一下子的。3到後來,他在觀念上也開始變了,有一次與朋友閒談,他就批評章太炎《救學弊淪》中的那段話:「這活誠然不錯,然其欲使學子勿慕遠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與拙,則是做不到的。因為是好事」,以他那樣聰穎的頭腦,誰能想到,在這方面卻如此偏執呢?一直要到身體極度衰弱,肉體對意志的牽墜日益沉重。才放棄那種請教徒式的生活態度!當然,惟其是相當被動地放棄,他對自己目前的物質生活,就有一種相當大的依賴性。一旦發現這生活有可能改變,內心就會覺得恐慌。你一定記得,他與許廣平相愛的時候,是怎樣為了她的犧牲而感到內疚,可到這時候,他卻顧不上這些了。有一次,幾個朋友鼓動許廣平參加社會活動,許廣平也怦然心動,似乎是想答應,他竟當著那鼓動者的面,沉下臉來說:「廣平你不要出去!」5他何嘗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嘗不瞭解許廣平那熱心社會活動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裡照料他的生活,她會覺得多麼憋氣。可是,他已經離不開女人對他的照料,已經無力獨自填補放許廣平跨出家庭之後的生活空白了。我覺得,他這一次攔阻許廣平的粗暴態度,是將他心理上的不自覺的軟弱,表現得再明白也沒有了。 
  從青年時代起,魯迅一直扮演一個被別人依賴的角色。可是,他現在自己成了一個依賴者,再要維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還沒有明顯感覺到這一點,與人談論自己攬妻攜子的新生活,口氣相當自信:「我本來想過獨身生活,因為如果有了孩子,就會對人生有所牽掛。可是現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覺得應該像這樣生活。」6但很快他就感覺力不從心了。譬如在經濟上,他肩上的擔子就太重,以至他屢次歎氣,說以前沒有積下足夠的錢。他更痛感到,像這樣四面招呼,扶老攜幼,在心理上委實難以承受。他當初指斥國人,說他們只會生,不會養,現在他自己有了兒子海嬰,在教養上自然就格外用心。為了助長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嬰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麼一點生存空間,過去不拂逆母親,現在又要不拂逆兒子,那能夠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願了。這自然使他苦惱,於是他一面行著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發牢騷:「負擔親族生活,實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於此事,以至頭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責任更無了期矣。」7由新擔子的不堪承當,他甚至對老擔子也發生怨氣,有一次母親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當激烈的口氣回信:「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為難了。」8他還把這怨氣發散進了公開的文章。在《偽自由書》的前記裡,他敘述自己為什麼向申報的「自由談」專欄投稿,筆鋒一轉,就扯出了那失母並非壞事的老活:「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9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連母親想到上海來住一段時間,也感覺麻煩,對朋友抱怨說:「不久,我的母親大約要來了,會令我連靜靜的寫字的地方也沒有。中國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煩,就是一個人關係大多,許多時間都不是自己的。」10當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戰場,一面卻依然繼續吶喊一樣,他現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卻繼續硬撐著負擔親族之累。他這許多牢騷和不滿,大都只在嘴上說說,心裡想想,井沒有真將這些擔子都從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經無力在內心將這不堪重負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發洩它們來維持心理的平衡,你從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減弱,他的精神彈性的日漸消失嗎? 
  精神失了彈性,脾氣就越來越壞。他從來就不是平和的人,現在是更容易動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責「左聯」內的那批共產黨人也好,批評他看不慣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詞常常那樣極端,神色常常那樣決絕,就說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麼厲害。尤其在家裡,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對許廣平發火,而更多的時候,是獨自一人沉著臉生悶氣,甚至躺到陽台的水門汀地面上,長時間地不理睬人。有一次與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飾地發洩對許廣平的不滿:「連孩子來搗亂,也很少有人來領去……」11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氣,他一定不會願意露出這種老太爺式的嘴臉吧。越到晚年,他和許廣平的精神溝通似乎越是減弱,彼此的不滿也逐漸發展,這除了兩人在年齡、智力和性情上本來就有差異,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彈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態傾向日益顯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社會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緒,是一天比一天更惡劣。請看他一九三五年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進入梅雨期,天氣惡劣不堪。我們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紀大了,生活越來越緊張,沒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許多人也勸我休息一二年,療養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國一事,其實我是討厭天國的。中國的善人們我大抵都厭惡,倘將來朝夕都同這樣的人相處,真是不堪設想。」12這段語的幾乎每一個字,都發散出怨怒之氣,即便開點玩笑,也還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緒所及之處,都那樣無趣和可厭,滿世界就沒有一件事情,能讓他覺得寬懷。一個月以後,他更公開說:「在這樣的時候,心緒不能不壞」。13連自已都覺得理當如此了。 
  心中滿裝著這樣惡劣的心緒,對人世的態度自然偏激。也就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他筆下傳出了越來越響亮的憎的鼓吹。從「文人不應該隨和;……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14到「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15語氣是越來越激烈,直到說出這樣的話:「假如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16彷彿是發誓要憎恨到底。就連品評歷史上的人事,他也常會特別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辯說,陶淵明哪裡只是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士,他分明還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樣怒目金剛式的表情。他又斷言,章太炎留給後代人的精神遺產,主要還不是小學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勳章作扇墜,面垢袁世凱的威風。他甚至強烈地鼓吹報復:「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及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17字句簡直是咬牙切齒了。他這一生,經歷了無數欺凌迫害,對社會和人世的厭憎之心,勢必是逐漸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總要壓制自己的厭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擁抱人生,你簡直可以說,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這自我說明和勸慰之中。然而,他現在老了,再難有那樣的心力來壓制厭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發生傾斜,厭惡的情緒急劇地膨脹起來。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誠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18一個人情願背負著大堆怨恨離開人世,他對這人世的絕望和厭惡,也就不可解了。 
  對自己的衰老,魯迅是非常敏感的,在與許廣平同居的最初幾年裡,這幾乎成為他一個非常忌諱的話題。一九二八年,馮乃超寫文章批評他,他對這批評本身並不重視,但看見馮乃超的文章中有「魯迅老生」的話,這其實是手民的誤植,他卻非常惱怒,以為是故意諷刺他,以後很長時間,一直耿耿於懷。周揚這一批年輕人背地裡稱他「老頭子」,結果傳到他耳朵裡,也引起他非常強烈的反應。他甚至不願意多聽別人談論他的病,他覺得這種談論是對他的衰老的一種提示,「多提示,總不免有些影響」,19不如乾脆不聽。但是,忌諱也好,不願聽也好,衰老本身卻不會停止,它一天一天發展著,在他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示出來,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認它。所以,他儘管強自振作,不肯對人承認自己的病的嚴重,心裡卻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盡頭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著在東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對許廣平寬懷他說:「這一本書,中國沒有這樣講究地出過,雖則是紀念『何苦』[瞿秋白別名],其實也是紀念我」,20就在有意無意之間,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預感。 
  一個人自覺臨近了人生之路的盡頭,就不免要時時回首,返觀那已經走過的路。魯迅又向來有一種特別的脾氣,大凡對將來失去確信,對現實發生困惑,吶喊的熱情消退下來,懷舊的情緒就一定會湧上心頭。二十年代中期,他內心的「鬼氣」大發作,就有了總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組回憶散文;現在十年過去了,他卻又一次墜入虛無感的懷抱,往事的誘惑自然更為強烈。當然,他現在回顧往事的動機,已不像十年前那樣單一,不但有填補失去確信之後的空虛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來日無多的結帳的心願。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後再吃到兒時喜愛的食物,卻覺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東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組織無不衰退,味蕾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幾乎是重複《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緒卻低沉壓抑得多;他接著更舉出「萬花筒」為例,說和五十年前相比,「萬花筒的做法,卻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21彷彿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歎,那一種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樣是越來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顯出了衰老對他的懷舊情緒的獨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決意要再寫一組類似《朝花夕拾》那樣的回憶散文了。 
  但是,正因為這一組散文的寫作計劃,是來自他對自己衰老的體認,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盡頭已經向他呈現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動筆來寫。從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只要能從病床上爬起來,他就努力地寫,《我的第一個師父》,《這也是生活》,《死》,還有《女吊》,一氣寫了四篇。另有兩篇已經打好腹稿,一篇講「母愛」,記述他一生承受的偉大而盲目的母愛;另一篇講「窮」,表現他怎樣從先前的「以窮為好」的清教徒式的觀念,轉變到後來的「窮不是好事」的確信。我想,單隊這已經寫成和擬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來,這一組散文是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裡的文章,大都是單純的懷舊,雖然也時時摻雜對現實的感應,有的地方還散發出強烈的雜文氣息,但那總的意味,卻可以歸入「小引」中所謂「思鄉的蠱惑」和「舊來的意味」這兩句話。他現在的這組回憶,自然也有這樣的意思,像《我的第一個師父》和《女吊》,還有寫「母愛」的篇章中的許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舊來的意味」。但是,《這也是生活》,《死》,以及那預備討論「窮」的篇章,卻恐怕是寫《朝花夕拾》時的魯迅寫不出來的,這是他對自已一生的總結,是他行將走到終點時的感悟,是他藉著「死」的盾牌,對這個世界發出的無顧忌的評判,倘沒有走到這一步,他是不會有這樣的體會,也寫不出這樣的回憶的。 
  《這也是生活》,題目就耐人尋味。這生活是什麼呢?他寫道: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裡,我醒來了,喊醒了 
  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 
  去的看一下。」 
    「為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 
  我在講昏話。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 
  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 
  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星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 
  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 
  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 
  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 
  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22他終於悟透了人生,或者說,他終於相信了自己對人生的這一種領悟。從到日本留學的時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輕視著「這樣的生活」,國家,社會,民族,啟蒙,戰鬥,反抗專制,歌唱未來,就連絕望和頹唐,沉默和虛無,也都是指向個人以外的目標,是對於「它們」的絕望,是被「它們」逼出來的沉默,是看穿了「它們」的虛無,一切全都為著「它們」,就沒有從自己的角度來看看生活。「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23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輕重取捨?不就因為他的心胸,早已經被種種來自「它們」的刺激,種種對於「軒轅」的關懷,塞得滿滿了嗎?他一輩子自薦於社會和民族,就在自以為是退縮在個人天地裡的時候,他其實還是被某種身外的價值羅網籠罩住,他向社會奉獻的哪裡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將幾乎全部的個人生活,將那些從個人角度展開的對於人生的領略和品嚐,統統交了出去!因此,讀到他此刻的這種感悟,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終於悟到了,自然令人慶幸,在他同時和以後,有多少人活了一輩子,卻壓根兒就沒有這種領悟。但是,他直到現在才悟到,是不是也太遲了?他是被虛無主義引入這樣的領悟的,這引路者本身,就不會允許他從這個領悟中汲取生命的歡樂。倘在別人,這樣的領悟也許能開闢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可在魯迅,這領悟卻似乎只意味著對以往的人生選擇的深刻的懷疑,意味著精神上的不自覺的收縮。周作人說他晚年「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24,對這一點正看得相當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聲聲談論「虛妄」和「鬼氣」的情形,他現在對「這樣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顯示了他的虛無主義的深度。他現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虛無主義。 
  人生之路的盡頭,自然是死了,魯迅乾脆就用它做了題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現出、種對於死亡的無所謂。他用那樣一種調侃的筆調一談論窮人、有一點錢的人和富人對死亡的種種打算,時或仍有一點憤激,但嘲諷的意味更濃得多。他說自己就是「隨便黨」裡的一個,對死亡向來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樣輕鬆的語氣,描述醫生如何確診了他的「就要滅亡」:他還開出那樣一張遺囑,幾乎每一條都顯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於是到最後,他又那樣但然地對自己「死下去」時的感覺,作種種設想和估計,彷彿他毫不顧忌讀者的感受,只顧自己對自己說話了。無論對誰,死亡總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們總是迴避它,或者想辦法去改造它,窮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預修墳墓,就都是這改造的一法。但是,魯迅卻以這篇《死》顯示出一種非常特別的態度:既不迴避,也不設法改造,就站在那裡談論自己的死,彷彿他對它很感興趣。他似乎確實很感興趣,這篇《死》剛發表,他去拜訪一位叫鹿地亙的日本朋友,進門第一句話就是:「你看了我寫的《死》嗎?」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亙一直在談論死,從中國的鬼講到日本的鬼,從自殺講到幽靈,興致勃勃,講個不停。25他曾經在一篇散文中說:「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26看到他這樣興致勃勃地談論死,我實在免不了要發生一種感覺,似乎他也並非將「死」看成是一位惡客。他這一生,走得那樣艱難踉蹌,越到晚年,越是緊張無趣,不但望不見將來的希望,眼前更儘是可厭的人事,甚至連自己歷來的人生奮鬥,也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價值:置身於這種心境,再想到不遠就要到來的「死」,他是不是會產生某種「終於可以解脫了」的念頭呢?有年輕的朋友讀了這篇《死》,對他說:「你也寫得太悲哀了」,他卻回答:「沒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這樣寫。」27當預感到生命的終結即將來臨的時候,他竟沒有多大的恐懼,甚至連不安的情緒也不強烈,他的心境就是這樣,也便只能這樣寫了。我不知道許廣平讀了這篇《死》,心中是怎樣一種感受,恐怕是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種面對死亡的「隨隨便便」的態度,這種簡直可以說是對死亡的頗有興致的談論,更能夠表現一個人的生存慾望的薄弱了。魯迅會寫出這樣的回憶散文,所有真心愛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淚了。 
  還有更確實的跡像在。魯迅一生以寫作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當夜深人靜,臨桌而坐的時候,他就會像一架高速運轉的機器,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活躍起來。在這時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現,他的文字風格,也就成為他生理和心理狀態的最準確的註解。 
  在我看來,魯迅的文思和文風當中,最能夠顯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種非常生動的幽默意味了。無論讀他公開的文章,還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調侃的文字,我就總忍不住要發笑,彷彿親眼看見了他寫這些文字時的狡黠的神情,甚至會一直記起他在三味書屋裡捉弄那取巧的同學時的調皮的樣子。因此,就是陷於再嚴重的困境,只要他筆下還能流出幽默的文字,總說明他的心境還是從容的,惡劣的環境還不能擠扁他的靈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裡,他還能保持居高臨下的精神姿態。可是,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後,你簡直難得再讀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謙那樣的生動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種負擔,他只顧匆匆地將信寫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從容地品嚐與友朋筆談的樂趣了。接著是他的雜文,大約也從這時候起,逐漸失去了從前那樣的調侃和幽默的意味,雖然筆鋒依舊銳利、抨擊依舊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襯,氣勢也就弱了許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雜文集中,像《「題未定」草·六》和《的「關」》那樣仍能迸射出一線幽默閃光的篇章,是越來越少了。 
  特別是《且介亭雜文未編》中的文字,會使每一個用心的讀者都感到悲哀。無論是描述往事,還是針砭現實,也無論是稍長的散文,還是短小的雜文,作者的文氣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顯得有一點乾巴,段落之間的起承轉合,時時會顯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間,有時候也會像缺乏潤滑油似的,給你一種澀的感覺。他的雜感越做越短,抄一段報刊上的文字,再發幾句感慨,幾句評論,就完了,原先那種縱筆揮灑的氣勢和筆力,都難得再見到,好像魯迅只有那麼一口氣,不夠支撐他寫長文章了。倘遇上較大的題目,像《這也是生活》,《死》和《關於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寫得長一點,就每每會顯出文氣接不上的模樣,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於《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雜亂,近乎是一路隨想,想到什麼便寫什麼,而且確實因為生病,而無力將它寫完。《且介亭雜文未編》中的文筆是潑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這潑辣和老到旁邊,分明還站著文思的枯澀和文氣的衰竭。 
  一個作家在文章上都顯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魯迅的氣喘病突然發作。捱到天明,仍撐持著寫下一封短信,由許廣平帶去內山書店,並在那裡打電話,請來了醫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話也不能說,流汗。醫生和看護的人們用了各種辦法,都不能緩解病情。這一天晚上,許廣平每次給他揩手汗,他都緊握她的手,彷彿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時,他還是未能挺過去,與世長辭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後,他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那盡頭是一個字:死。 
第二十章 面對命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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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沒有留下正式的遺囑,只在《死》中寫下這麼幾條: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1我想,整篇《死》當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覺得他「太悲哀」的,就是這六條「遺囑」吧。其中的幾乎每一條,都散發出一種徹骨的冷意,一種對社會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種深刻的孤獨和幻滅,一種忍不住要將一切動人的言辭都看成虛情和騙局的執拗,一種唯恐自己死後再被人利用的警覺,自然,也還有一種強烈的憎恨,一種極端的激憤和決絕:所有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麼可能理解呢?倘若他們知道,這七條「遺囑」的原稿上,本沒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頭」這幾個字,是魯迅聽了別人的建議,添補上會的,他們大概更要驚怪了吧。也許,這七條「遺囑」並不能代表魯迅對親人的全部囑托,他自己就緊接著寫道:「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但是,它們卻能夠代表他對自己的人生總結,至少是這總結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覺得,它們分明表現了他對自己命運的一種透徹的承認,他一直不願意作這樣的承認,但當大病纏身,看清楚自己來日無多的時候,他卻終於承認了。 
  他這一生,從他稍懂人事的時候起,就不斷陷在處處碰窒的困窘當中。無論是十八歲從紹興去南京、還是二十二歲從南京去日本,也無論是二十九歲從日本國老家,還是三十二歲再次離開紹興去北京,更無論四十六歲從北京去廈門,去廣州,還是四十六歲從廣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來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後,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斷地奪路而走,卻又總是遇上新的窮途和歧路,說得嚴重一點,你真可以說他的一生就是走投無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種種滋味當中,他體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種從彷彿的生路上面,又看見熟識的窮途時的幻滅,那種從新我來的光明背後,又發現舊有的黑暗時的悲哀。他當然有過指點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過初嘗愛情的興奮和歡愉;他也常能夠收穫讀者對他的著作的熱愛,領略被大群年輕的崇拜者簇擁著跨上講台的寬慰。但是,與他整個的人生體驗相比,這些情緒都太短暫了,往往是慷慨激昂還沒有完,幻滅已經擠上前來;在那愛情的歡樂的前後左右,更這布舊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會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壓迫抵消,從崇拜者的歡呼聲裡,更經常會聽到惡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語,倘說他確實常常能開懷大笑,更多的時候,他卻是獨自在心裡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無法排遣的陰鬱之中。 
  以魯迅那樣的智慧和才華,卻只獲得這樣一份命運,造物主對他的態度,實在不能算是寬厚。也許孟子說的真有道理,天將降大任給一個人,總要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許命運之神已經看中了他,要選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偉大先知,要請他著作現代中國人歷史悲劇的偉大的啟示錄,才特別給他品嚐這許多嚴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廣的絕望和悲哀之中?說不定,那一股他屢想驅趕,卻終於不能趕遠的「鬼氣」,正是造物主派來提醒他諦聽命運啟示的「提詞者」? 
  但是,魯迅卻似乎不願意承擔命運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時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時刻,他曾經諦聽過命運的啟示,也曾經在靜夜中,順著命運啟示的思路,深入地體悟過他的悲劇,以及縮影在這個人悲劇之中的民族、社會和文化的悲劇。當這樣的體悟壓得他艱於呼吸的時候,他也曾經寫下過其中的一部分,想靠這隱約其辭的吐露和宣洩,來減輕那體悟的重壓。他的《孤獨者》一類的小說,他的散文詩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氣」瀰漫的雜感、隨筆和通信,還有像《亥年殘秋偶作》那樣的詩,就都是這吐露和宣洩的結果。但是,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絕望中沒頂時候的不自覺的掙扎,一旦他能夠浮出水面,他就會推開命運的啟示,另外去尋找一樣價值,緊紫地抓住它、用它來將自己拽出絕望的深坑。只要還有一點力氣,他就不會願意沉靜下未,而總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條不成形的上路,他都會急切地跨進去,盡可能迅速地逃離那對人生悲劇的陰鬱的體悟。因此,你今天來看,他一生部落在命運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連碰壁,走投無路,可在他自己,這一生卻正是不斷地拒絕命運的啟示,不斷從悲觀和絕望中逃離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從紹興會館的「待死堂」逃向啟蒙主義的吶喊隊;一九二六年,他又從風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溫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0年,他更從孤寂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逃向與共產黨結盟的激進反抗者的營壘。倘說逼他從日本回國,又推他陷入紹興會館那樣的「待死堂」,命運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顯示了自己的啟示,那我就正可以用這三次逃離,來概括他此後二十年的精神歷程。 
  當然,這三次逃離都不成功,它們給他的打擊,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氣」的包圍,不得不重新面對命運的啟示。他所以會寫下那樣七條「遺囑」,就說明他已經領會到了這啟示的雄辯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樣快地奪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無力編織新的理想,他會不會再作第四次逃離呢?無論怎樣睿智的人,恐怕都難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習慣了特定的社會角色所規定的人生軌道,再要脫離出來,也絕非容易的事。看到魯迅那樣發著燒,躺在病床上,還願意公開表明與共產黨的聯盟態度,我就不禁要推斷,倘若他再多活幾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開命運的啟示,再作一次艱苦的逃離吧。他遲早總會看清楚自己的命運,但他不會願意正視它,終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個竭力要拒絕命運的人。 
  造物主還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魯迅的資質足夠擔負它交給他的使命,卻沒有想到,一個人最終走什麼路,並不是阜憑資質就能夠決定的。人是歷史的產物,這不單指他的肉身和天賦,更指他的精神和修養。到魯迅出生的時候,歷史已經將一個差不多延續了三千年的文人傳統擺在他身邊,他一出生、這個傳統就緊緊地擁抱他,親熱地向他低話,摩挲著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進人生,你想想,單靠他後來學習的那些零零落落從西方傳來的思想觀念,怎麼可能抵消這個精神傳統的熏陶和浸潤呢?不單是他,從「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到今天的數量更多得多的知識分子,又有誰真能夠擺脫這個傳統呢?因此,魯迅雖然擺出了激烈反傳統的姿態,甚至勸告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他自己的頭腦,卻依舊浸在中國文人的一傳統之中。即便他靠著和許廣平的愛情,終於掙脫出舊式倫理規範的束縛,一旦他們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還是不知不覺顯出了傳統文人的習慣。如果拿他當年鼓吹婦女解放的言論,來對照他和許廣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認有許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嚐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願望;看到他那樣害怕作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麼深刻,在骨子裡,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後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說:「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2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裡還是一個文人,魯迅當然就難以承擔命運之神的重托。中國的文人是聰明的,也是敏感的,他們對自己置身的世道,從來都能看得很透徹,但是,他們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不願意長久地正視現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真實命運。他們總要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消解自己對命運的真實感受,來減輕這感受對自己的精神重壓。在先秦時代,孔子式的理想主義,莊子式的虛無主義,就是其中較有效用的兩個辦法。兩千年來,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著這些被魯迅稱為「瞞與騙」的思想方法,度過連綿不斷的深重苦難,一直到二十世紀也還是如此。在整個二十世紀人,中國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樣一份悲慘的命運,戰亂,災荒,專制,腐敗,生態環境愈益惡化,精神活力日漸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慣性衝力,將整個民族和文化部推到滅亡的邊緣,而且這衝力還越來越大,簡直看不到有什麼東西能夠阻礙住它。可是,你看看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熱衷於鼓吹樂觀主義,似乎中國並非是沒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們用各不相同的嗓門叫喊:前面不遠就是那「現代化」的天國,大家只要照我說的做,就一定能三步並二步地跳進去……當然也還有另外的知識分子;能看出這些叫喊的虛偽和淺薄,但他們大部避入了虛無主義,實際上是從另一個方向,中止了對中國人真實樟遇的緊張的探究。一部現代中國的思想歷史,竟幾乎全是這一類有意無意的隱瞞和逃避,在這個人人都閉上了眼睛的對代,魯迅能夠是例外嗎? 
  我原先以為他能夠。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懷疑和悲觀,沉浸人他對個人、民族、社會和文化悲劇的獨特的體悟,不是急於推開命運的啟示,而是認真地諦視它,傾聽它,在心裡反覆地咀嚼它,將全身心都投入對它的領會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種對現代中國歷史命運的既非樂觀主義,也非虛無主義的透徹的啟示,使我們後人在精神上少走許多、彎路呢?但我現在明自了,這其實還是妄想,魯迅不可能做這件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決定了中國還不會產生一種能夠將悲觀主義信仰到底,並且有勇氣將它發揚到底的人。 
  承繼著幾千年的苦難的記憶,又親身經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續的沉淪,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仍然不能正視自己的命運,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樂觀主義——沒有對立物的挑戰,這些樂觀主義都不免淪為膚淺——來鼓舞和麻痺自己,以至到了這個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仍然不清楚自己是處在怎樣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曠野上茫然無措:我想,這大約也正是我們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應該正視的吧。至少魯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歷程,向我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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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傳》是早已經交稿了,我卻並沒有感到輕鬆,相反,心頭好像總梗著一團不滿,甚至一種隱約的不快。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直到幾天前的一個夜晚,一位朋友皺著眉頭對我說:「從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憤了,有些議論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蘊蓄的意味,反不如從前」,我方彷彿彼猛然點醒,一下子明白過來。這幾年,我的心緒確實不大好,社會、歷史之類的大現象自不用說,就是周圍的種種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覺到人性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緒就不由得激憤起來。我的筆向來很慢,常常一個月也寫不了幾千字,可這一回寫《魯迅傳》,將近二十萬字,不到八個月就寫完了,這在我簡直是神速。起初我將這歸結為準備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寫這本書了,後來又歸因於傳記的形式,畢竟不是做論文,寫起來自然快得多。現在我明白了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和傳主的情緒的共鳴。魯迅的痛苦是極為深刻的,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憤世嫉俗的忿懣之情。對像我這樣幾乎是讀著他的著作成長起來的人,他的思想本來就特別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緒又是如此,他的忿懣就更會強烈地感染我。我當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這痛苦也是我能夠深切體會,甚至是自覺得正在承擔的,你想想,一個人處在這樣的寫作狀態 
  認真說,我有時候也為魯迅的激憤感到惋借。別的且不論,單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這激憤而減損了議論的魅力,鋒利有餘而蘊蓄不足。他的雜文當中,最有份量的並非那些實有所指的激烈的抨擊,而是像《春未閒談》、《燈下漫筆》那樣寓意深廣,態度也更為從容的「閒談」。當然,心情並不由人,魯迅就解嘲似他說過,好心情都在別人那裡,實在是無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這樣的現實,一個人要始終平和,怕也很難做到。但是,你卻不能讓激憤佔滿你的心胸。極度的激憤,正意味著抬高那使你激憤的對象,你會不知不覺地喪失冷靜地透視對象的心境,喪失居高臨下的氣勢,甚至自己也變得視野窄小,性情狹隘。激憤固然給人勇氣和激情,卻也容易敗壞人的幽默感,使人喪失體味人生的整體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這是嚴酷的生活給人造成的一種深刻脅精神創傷,因為它正是來自於絕望,而且和瘋狂、和喪失理性相距不遠。一個激憤的人,固然能成為指斥黑暗的不妥協的鬥士,但他最終還是會被黑暗吞沒。我所以心頭始終梗著那樣一團不快,恐怕也就是因為,我感覺到自己的精神創傷還遠沒有消失。 
  面對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難消除心中的激憤,但為了能真正有力地園應這個人生,我又必須抑制自己的激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擔起這種心理矛盾,因為正是在類似這樣的矛盾當中,才有可能逐漸培養起治癒精神創傷的足夠的生機。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附錄 魯迅生平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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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誕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壽,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縣知事,此時正在北京任內閣中書。父親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閒居在家,思想頗為開通6母親魯瑞(1857一1943),出身於紹共近郊安橋頭一戶官宦人家,沒念過書,但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一八八六年 

  本年  由叔祖周玉田開蒙,進周家自設的私塾讀書。按照祖父的意見,除習字、對課之外,主要是讀《鑒略》。 
  因原名豫山與「雨傘」諧音,改為豫亭,後又改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  繼續在本宅私塾讀書。因課餘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許多雜書,引起了欣賞和搜集圖畫書的興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  被送進據說是紹興城內最嚴格的私塾「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除在課堂上讀經史之外,還讀小說,看畫譜,並逐漸養成了影描小說書上的插圖,直至整段整本地抄雜書的愛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  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押在杭州府獄內。為免受牽連,與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親戚家避難。 

  一八九四年 

  四月  由避難地返回家中,仍進「三味書屋」讀書。 
  冬天  一父親吐血病倒。既身為長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除讀書外,還要出入當鋪和藥房,領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  父親病逝。家境急劇衰敗,甚至招致親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  在家練習八股詩文,送去「三味書屋,由壽鏡吾的兒子壽洙鄰批改。 
  五月  離開紹興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唸書。 
  改本名樟壽為「樹人」。 
  十一月  因不滿江南水師學堂的烏煙瘴氣,退學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  參加會稽縣的縣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  再會南京,改入礦路學堂唸書。課餘則常習騎馬。 

  一九○一年 

  本年  仍在礦路學堂唸書。開始到學堂內的閱報處翻閱《時務報》等宣揚新思想的報刊,並買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以及林纖翻譯的外國小說,讀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  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績從礦路學堂畢業。 
  三月  離開紹興去日本留學。先人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 
  十月  與弘文學院的同學許壽裳經常討論中國國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辦法。並經常去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參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講會。 

  一九○三年 

  三月  作《自題小像》詩。 
  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學生主辦的《浙江潮》上發表編譯的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 
  十月  與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團體「浙學會」,此會即為後來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組織「光復會」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  在弘文學院卒業。 
  九月  入設在日本本州島東北部的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習醫學。 

  一九○六年 

  三月  從仙台醫學專科學校退學,返回東京,一面學習德語,一面閱讀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 
  六月  奉母親之命,回紹興與朱安結婚。婚後不幾日,便與周作人再赴東京。 
  秋天  與許壽裳、蘇曼殊等人籌劃辦《新生》雜誌,但因經費無著,稿件匱缺而作罷。 

  一九○八年 

  夏天  繼續在東京讀書學德語。 
  從夏天開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東京的寓所,聽他講學,歷時大約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  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  《域外小說集》第二冊出版。 
  八月  為了負擔家庭經濟,離開日本回國,結束了七年的留學生活。 
  回國後,就任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生理和化學教員,兼任日籍教師的翻譯。 

  一九一○年 

  五月  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禮,諸事都依照舊可辦理。 
  七月  辭去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教席,回到紹興。 
  九月  擔任紹米府中學堂的監學,兼教生物課。 

  一九一一年 

  七月  辭去紹興府中學堂職務,失業在家。 
  十月  武昌起義爆發,革命席捲全國,紹興城內一片混亂,遂應府中學堂學生的請求,回校暫管校務。 
  十一月  帶領學生演說隊上街宣傳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紹興軍政府都督王金髮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 
  冬天  作短篇文言小說《懷舊》。 

  一九一二年 

  二月  辭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職。 
  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去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部任職。 
  五月  因教育部北遷,單身前往北京,住進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 
  八月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兼第一科科長。 

  一九一三年 

  本年  為應付袁世凱政府的恐怖統治,開始抄書、輯書,其後又開始抄碑,讀佛經,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書店,基本上不出會館,每日夜間孤燈獨坐,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好幾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  作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交《新青年》發表。 
  五月十五日  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夢》。 
  七月二十日  作長論《我之節烈觀》。 
  八月二十九日  開始陸續向《新青年》的「隨感錄」欄投稿。 
  冬  作短篇小說《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  作短篇小說《藥》。 
  八月十九日  購買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的房產。 
  十一月二十一日與周作人全家一起遷入八道灣十一號新居。 
  十二月一日  離京赴紹興、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攜母親。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進八道灣。 
  開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  作短篇小說《風波》。 
  八月六日  應聘任北京大學國文系的兼任講師,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並以廚川白村所著的《苦閥的象徵》為教材,講授文藝理論。與此同時,還應聘任北京高等師範專科學校的兼任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 
  十月二十二日譯畢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  作短篇小說《故鄉》。 
  十二月四日  開始在《晨報附刊》上連載中篇小說《阿Q正傳》。 

  一九二二年 

  一月  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六月  作短篇小說《端午節》和《白光》。 
  十月  作短篇小說《社戲》。 
  十一月  作短篇歷史小說《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  作《(吶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  接連出席董秋芳、許欽文等組織的文學團體「春光社」的聚會,給文學青年以直接的指導。 
  六月十四日  與周作人妻羽太信子發生嚴重衝突,當晚即改在自己房內用餐,不再與周作人等一起吃飯。 
  七月十九日  接到周作人親自送來的絕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絕交。 
  八月二日  搬出八道灣十一號的寓所,與朱安一起,遷至西城的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居住。 
  十月一日  開始連日高燒,咳嗽,實際是肺病復發,持續一個多月,才逐漸恢復。 
  十二月十一日  所著《中國小說史略》(上冊)出版,由新潮社發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演講,題目是《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  作短篇小說《祝福》。 
  二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說《在酒樓上》。 
  三月一日  往日本人開設的山本醫院就診。此後一個月內,接連往該醫院就診十三次,都是治療發燒、咳嗽及吐血之類的肺病症狀。 
  三月二十二日  作短篇小說《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  遷居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 
  六月十一日  往八道灣十一號舊宅取書及什器,又與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 
  七月八日  應邀往西安,參加西北大學舉辦的暑期演講活動。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  作散文詩《秋夜》,此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  開始翻譯《苦悶的象徵》,至十月十日結束。 
  九月二十四日  作散文詩《影的告別》。 
  十一月十三日  作《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十一月十六日  參與組織的《語絲》週刊創刊。 
  十二月二十日  作散文詩《復仇》和《復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  作散文詩《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詩《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  作《青年必讀書》,回答《京報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  作短篇小說《長明燈》。 
  三月二日  作散文詩《過客》。 
  三月十一日  開始與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許廣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  發起成文文學團體「莽原社」,創辦《莽原》週刊,自任編輯。 
  五月二十六日  邀集女子師範大學的六位教員,聯名在《京報》上發表《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公開支持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殖榆。 
  六月十六日  作散文詩《失掉的好地獄》。 
  六月二十五日  請許廣平等人在家中吃飯,因酒醉而開懷大樂,甚至以手按許廣平的頭。自此以後,與許廣平通信的口氣明顯變化,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親暱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  作散文詩《頹敗線的顫動》。 
  七月十二日  作散文詩《死後》。 
  大約同時,與韋素園、李霽野等六人組成文學團體「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叢書》。 
  八月十四日  因支持女師大學生,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去教育部企事職務。 
  八月二十二日  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遞交訴狀,控告章士釗違法免他職務。 
  九月一日  肺病復發,連綿數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說《孤獨者》。 
  九月二十一日  作短篇小說《傷逝》。 
  十一月六日  作短篇小說《離婚》。此後即停止創作小說。 

  一九二六年 

  一月十六日  在平政院控告章士劊勝訴,恢復教育部金事職。 
  三月十日  作回憶散文《阿長與山海經》。 
  三月二十五日  去女師大參加「三·一八」滲案死難者劉和珍、楊德群的追悼會,並在五天後寫出《記念劉和珍君》。 
  三月二十六日  因《京報》披露段棋瑞政府在學界通緝魯迅等五十人的密令,離家往設在西城的莽原社躲避。 
  三月二十丸日  由莽原社轉移至山本醫院,繼續避難。 
  四月十五日  因直、奉聯軍進入北京,政治氣氛進一步惡化,由山本醫院轉移至一家德國醫院避難; 
  十天後又移至一家法國醫院,至五月二日才返回家中,恢復正常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  應廈門大學聘,任該校國文系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決意離京南下。 
  與此同時,與許廣平約定,離京南下後,先分開兩年,各自作些準備,再決定將來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  與許廣平同車離開北京,經上海轉水路往廈門(許廣平從上海去廣州工作)。 
  九月四日  抵達廈門大學。在國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和小說史。 
  九月十八日  作回憶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在本月及下月,接連作了好幾篇這樣的散文。 
  九月二十六日  為授課,開始編寫中國文學史講義,名為《中國文學史略》。此項工作一直持續到年底。 
  十一月十一日  作《寫在(墳)後面》。 
  十一月十五日  致信許廣平,鄭重地列出今後的三種打算,請她幫助選擇。這實際上是試探,也是求援。 
  十一月十九日  決定於學期末離開廈門大學,去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任教。 

  一九二七年 

  一月十一日  在接到許廣平一封熱烈表自的信之後,又致信許廣平,明確表示了與她結合的決心。 
  一月十五日  乘船離開廈門,於十八日抵達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長。 
  二月二十日  與許廣平一起宴請也到中山大學任教的老友許壽裳。此後一起遊玩,或遠足,或看電影,請吃飯,持續十餘比三月一日  中山大學開學,忙於教務。 
  三月甘九日  因不滿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傅斯年聘顧頡剛來校任教,與許壽裳一起遷居校外,住白雲路白雲樓二十六號二樓。並請許廣平也同居一處。 
  四月十五日  以教務長身份召集中山大學各系主任會議,力主營救當日事變中被捕的學生,但無人附合。 
  四月二十一日  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在白雲樓閉門不: 
  出。 
  四月二十六日  作《題辭》。 
  五月一日  作《小引人》。 
  五月六日  接受日本記者山上正義的採訪,發表他對「四一五」事變的看法。 
  七月二十三日  在國民黨廣州市教育局主辦的夏期學術演講會作演講,題目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四日  作《答有恆先生》。 
  九月二十七日  與許廣平同船離開廣州去上海。 
  九月二十八日  途經香港,遭受香港海夫人員的野蠻檢查。 
  十月三日  抵達上海。五日後遷人虹口景雲裡二十三號,與許廣平正式同居。 
  十月二十五日  至江灣勞動大學演講,題為《關於知識階級》。 
  十二月十八日  因蔡元培推薦,任南京政府大學院特約著作員,開始領取薪水。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至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八年 

  一月八日  原廈門大學的學生廖立峨,攜愛人及其哥哥來訪,聲稱要作魯迅的「義子」,住在魯迅家,長達七個月。 
  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台靜農,提議將《莽原》半月刊遷往上海,並表示願當編輯。 
  二月五日  往內山書店購買自譯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此後又陸續購讀此類書籍十多種。 
  二月二十三日  作《「醉眼」中的朦朧》。 
  六月二十日  與郁達夫合編的《奔流》月刊創刊。 
  八月十二日  與許廣平一起去杭州遊玩,至十七日返回。 
  八月二十二日  致信韋素園,認為「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味暖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 
  九月九日  因鄰居嘈雜攪擾,遷至景雲裡十八號。 
  十二月六日  與柔石等人合編的《朝花》月刊創刊。 

  一九二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  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 
  五月十三日  赴北京探母。至六月三日返回。 
  五月二十二日  在燕京大學演講,題目是《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八月十三日  請律師向北新書局提出訴訟,追索拖欠的稿費。後書局分四次,將所欠八千多元稿費,全數付清,歷時四個半月。 
  九月二十六日  兒子海嬰出世。 
  十月十二日  譯完普列漢諾夫的論文集《藝術論》。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我和(語絲)的始終》。 

  一九三○年 

  二月十六日  由柔石、馮雪峰陪同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會。 
  與此同時,參加共產黨組織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被人推舉為發起人。 
  三月二日  出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作演講。 
  三月十九日  因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向國民黨中央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往日本朋友內山完造家中避難。 
  三月二十六日  致情章廷謙,說在一左聯」成立會上「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前花色」。 
  四月十一日  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巴爾底山》旬刊級刊。 
  五月七日  由馮雪峰陪同。往爵祿飯店會見共產黨領導人李立三,拒絕其要他公開寫文章斥罵蔣介石的要求。 
  五月十二日  遷往共四川路上的「北川公寓」。 
  六月七日  向共產黨「第三國際」組織的「中國革命互濟會」捐款一百元。 
  九月十六日  出席「左聯」等組織為其舉辦的五十壽辰紀念會,並作講話。 
  十二月二十六日  譯完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 

  一九三一年 

  一月二十日  因柔石等五人被捕。攜全家至一日本人開設的花園莊旅店避難。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家。 
  四月二十五日  所作《中自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在左聯機關刊物《前哨》的創刊誇上發表。 
  七月二十日  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的暑期學校作演講,題目是《上海文藝之一瞥》。 
  十月二十三日  所作《「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發表。 
  十一月五日  作《英譯本序》。 
  十二月十一日  主編的《十字街頭》雙週刊創刊。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回答兩位青年作家的詢問。 

  一九三二年 

  二月三十日  因避「一·二八」事變的戰火,攜全家及周建人一家在內山書店,在其樓上暫居。 
  四月二十日  作《林克多序》。 
  五月九日  致信日本朋友增田涉,說:「今後擬寫小說或中國文學史」。 
  十月十日  作《論「第三種人」》。 
  十月十二日  作七律《自嘲》。 
  十一月十一日  赴北京探母病。至三十日返回上海。 
  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連往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演講,其中在輔仁大學演講的題目是《今春的兩種感想》。 
  十二月十日  作《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十二月十六日  作《序言》。 

  一九三三年 

  一月十七日  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大會,並被推舉為執行委員。 
  二月七日  作《為了忘卻的記念》。 
  三月五日  作《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四月一日  作《現代史》。 
  四月十一日  遷居大陸新村九號。 
  五月二十九日  作《題記》。 
  六月十八日  致信曹聚仁,認為「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日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拘陷,……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 
  七月三日  作《我談「墮民」》。 
  七月八日  致信黎烈文,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於上海者,實尤為古怪……」 
  七月十二日  作《沙》。 
  八月三日  致信黎烈文,說:「小說我也還想寫,但目下恐怕不行。」 
  八月十二日  作《上海的兒童》。 
  九月二十日  作《偶成》。 
  十月一日  作《看變戲法》。 
  十月二十八日  作《後記》。 
  十二月三十日  作五言四句詩《無題》。 

  一九三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作《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三月二十三日  作《答國際文學社問》。 
  四月二十六日  作《小品文的生機》。 
  四月三十日  致信曹聚仁,談及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致的攻擊,認為「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 
  五月二十六日  作《儒術》。 
  六月十日  作《隔膜》。 
  七月十日  作《買》。 
  七月十六日  作《憶韋素園君》。 
  七月三十日  致信日本朋友山本初枝,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非反抗不可。」 
  八月二日  作《答曹聚仁先生信》,斷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八月九日  發燒,自覺「脅痛頗烈」,肺病相當嚴重了。 
  八月二十日  寫完《門外文談》。 
  八月  作歷史小說《非攻》。 
  九月二十五日  作《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十月一日  作《又是「莎士比亞」》。 
  十一月十五日  作《答週刊編者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十二月九日  題《芥子園畫譜》贈許廣平詩。 
  十二月十一日  作《病後雜談》。 
  十二月十六日  作《病後條談之餘》。 
  十二月十八日、致情楊弄雲,自稱是在敵人和「戰友」的夾攻下「橫站」。 

  一九三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  開始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選稿二月十五日  開譯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 
  三月二日  作《小說二集序》。 
  四月二十三日  致信蕭軍、蕭紅,說:「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 
  四月二十九日  作《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九月十二日  致信胡風,將「左聯」中的某些領導人比喻成「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的「工頭」。 
  十一月六日  去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觀看電影。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等勸他出國休養,但他考慮到政治和經濟上的諸多困難,沒有採納她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日  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事》。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歷史小說《理水》。 
  十二月五日  作七律《亥年殘秋偶作》。 
  十二月  作歷史小說《采薇》和《起死》。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三日  肺病復發,引起肋膜發炎,肩脅部均大痛。 
  一月二十八日  編定《凱綏.河勒惠支版畫選集》,並作序。 
  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曹靖華,明確表示了對於「左聯」解散的不滿,並表示不願加入新成立的「文藝家協會」:「似有人說我破壞統一,亦隨其便。」 
  三月二日  受寒而氣喘病發,延續一個多月。 
  四月一日  作回憶散文《我的第一個師父兒》。 
  四月七日  作《寫於深夜裡》。 
  五月二日  致信徐懋庸,說:「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叫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五月三日  致信曹靖華,對傅東華、鄭振鐸和茅盾等人,均提出批評。 
  五月十四日  致信曹靖華,說:「近來時常想歇歇。」 
  五月十八日  發燒,持續不退。 
  五月三十一日  史沫特萊請當時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專家來作診斷,診斷結果是認為魯迅的病症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 
  六月丸日  病中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馮雪峰執筆。 
  六月十日  口授《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馮雪峰執筆。 
  六月十五日  與茅盾、曹靖華等六十三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八月一日  去醫院診病,體重僅為三十八點七公斤。 
  八月五日  寫完《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因病中體弱,此文先口授,由馮雪峰執筆擬就,魯迅再用三天時間,修改完畢。 
  八月二十三日  作《「這也是生活」……》。 
  九月五日  作《死》。 
  九月十九日  作回憶散文《女吊》。 
  十月九日  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二事》。 
  十月十八日  「氣喘發作。終日呼吸困難。 
  十月十九日  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魯迅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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