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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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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 
作者:約·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 
譯者:古緒滿、王文華



    這是一部故事情節精彩驚險的暢銷小說。小說運用大量資料充分暴露了美國黑手黨腐朽殘暴的內幕。美國聯邦調查局隱秘特工,本書的主人公約瑟夫·皮斯托尼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深入黑手黨內部,為打擊黑手黨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一章 班師奏捷
第二章 發端
第三章 運籌帷幄
第四章 初試鋒芒
第五章 布魯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第六章 布拿諾家族
第七章 托尼·墨拉
第八章 勒菲蒂
第九章 密爾沃克
第十章 意外事故
第十一章 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
第十二章 孫尼·布拉克
第十三章 第一流網球俱樂部
第十四章 冷水工程
第十五章 毒品和槍支
第十六章 突然襲擊
第十七章 談判
第十八章 謀殺
第十九章 暗殺協議
第二十章 結束隱蔽生涯
尾聲最新消息



第一章 班師奏捷



  我站在證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個黑手黨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聞記者,以及在審判室裡只能站著的300多位聽眾。眼前的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議。這還只是對首批罪犯的首次審訊。這幫自作聰明的黨徒現在已經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連連搖頭,布比·塞拉薩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搖頭,就連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瑪蘇羅也是如此。這些被告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為真。勒菲蒂曾經對他的律師說:「他決不會跟我們作對。」在我沒有出現在證人席上之前,他顯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黨的夥伴。 
  但是在審判以前,有另外兩名被告已經服罪。勒菲蒂關在監獄的牢房裡,在進進出出的審判過程中,到後來他終於相信了事實。他對牢房的夥伴說:「我只要還有一口氣,非得找那個狗狼養的多尼算帳不可。」 
  由於我已經列入黑手黨的暗殺名單之中,因此我每天24個小時都由聯邦特工人員護衛。 
  在我走上證人席的前兩天,那時我的真實姓名還沒有暴露,我們得到了來自紐約州的布法羅市的情報,說這伙歹徒要襲擊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擔任美國方面的主訴是助理檢查官巴巴拉·瓊斯。黑手黨方面是甘比諾家族1的比格·保羅·卡斯特拉諾,他當時是黑手黨委員會2的頭領,是最有實力的鐵腕人物。我對巴巴拉說,我要親自去見見卡斯特拉諾,並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個人算帳,我要親手把我幹掉!」我還說,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況下才會那麼幹。她說:「能同誰談,不能同誰談,我無法告訴你。」 
   
  1 甘比諾(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國紐約市犯罪集團「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腦,號稱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於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國,在布魯克林定居。其活動主要包括開設賭場、放高利貸、綁架、販運毒品,特別是通過對水上工會的控制,進行勞工勒索。1970年被控訴,美國最高法院下令將他驅逐出境(因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嚴重的心臟病使審判和驅逐延期。6年後死於心臟病再次發作。 
  2 黑手黨委員會(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黨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犯罪組織,其成員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統的人。該黨於13世紀在西西里島興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黑手黨殘餘分子從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國外,來到新的國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區和美國),就立即著手重建他們在歐洲的那種局面。到20世紀30年代,已經成了美國黑社會網中一個完整的組織,發展成了最龐大、最雄厚的一個犯罪辛迪加組織。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黨的是遍佈美國的24個獨立集團,叫作「家族」。在黑手黨進行大規模犯罪活動的城市中,多數都只有一個「家族」;紐約市中有五個黑手黨家族。勢力最大的幾個家族的首腦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主要起最高裁決機構的作用。每個家族的上層都有一個統管一切的「頭領」,每個頭領之下有一名副頭領,是家族的第二負責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認為黑手黨在美國犯罪社會組織中的勢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舊式頭領們正在逐漸消亡。另一個原因是,與外部隔絕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眾正在逐步解體。這些人正在被美國社會所同化。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黨歷來依憑的土壤,使它無法繼續順利發展下去。 

  她採取了克制和諒解的態度。我也怕這麼干會有損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們保持高度的警戒。 
  審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經擠滿了人群。這時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區曾經見過、但不知其名的一個叫布拿諾家族的副頭領,正以手作手槍的姿勢對準了我,並且用食指作想像中的扣扳機動作。到了審判間息期間,保護我的特工人員在廳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談了話。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在審判庭上露面。 
  我打進黑手黨內部,秘密地度過了6個年頭。在這一段時間裡,外界沒有幾個人瞭解我是什麼樣的人,在黑手黨裡幹些什麼。現在,這一切終於在新聞媒介面前曝光了。 
  報紙上出現了醒目大標題,其中有幾家還放在頭版頭條:「密探操縱匪徒達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內幕」;「操縱匪徒的英雄」;「聯邦調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級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對嚴厲盤問」。《新聞週刊》還作了整版整版的報道,標題是:「我是聯邦調查局的匪徒」。報道還指出了種種威脅:「黑手黨對大膽滲透者尋求報復」;「欺蒙布拿諾家族的聯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蹤」。 
  審判前,新聞記者已經獲悉:主要證人將是打入黑手黨內部的一名聯邦特工。他們動用一切手段,想弄清這個人究竟是誰。審判一旦開庭,記者們老是想要接近我。我從沒有和他們會見,也決不讓他們對我拍照或攝像。審判要在下午5點結束。為了躲避新聞記者,我們不得不閒呆到八九點,就是到了那個時候還得從獄吏的拘留所那裡出門。我們中午不能出樓房吃飯,晚上也不能出旅館用餐。 
  第一次審判開始前,我們得到了黑手黨要對我採取暗殺的確切消息。他們的頭頭們已經懸賞:凡能發現並幹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萬美金。他們還四處散發我的照片。我們覺得最好要採取一些防範措施。聯邦起訴人員請求法庭:讓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證時隱蔽真實姓名而用當時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羅西。我在黑手黨的最後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這兩個名字也為匪徒所熟悉。 
  執行法官羅伯特·W·斯維特是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地方法院法官,對此請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權力期間,他寫了如下報告:「……毫無疑問,這些特工過去、現在以及今後都一直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在執行政府派遣的任務中同犯罪活動進行的鬥爭,如同作戰在戰爭前線的戰士一樣,表現了勇氣、英雄氣概和鬥爭藝術。他們完全有資格得到一切適當的保護(其中包括):對住宅區的保護、家庭成員的安全保護,以及向他們通報任何有關的以及有可能使他們陷入危險的情報。」 
  但是,他拒絕了我們的請求,因為被告在憲法上有權面對指控者。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也不覺得是受到了背叛。萬無一失的東西從來就不存在。 
  我的真實姓名直到作證的第一天才暴露出來。這天我走進了審判室,舉起了右手,發誓要講真話。接著就要求我通報姓名,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這才第一次公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約瑟夫·D·皮斯托尼。 
  這六年來,我隱匿在黑手黨匪徒中間,天天撒謊,在謊言中過日子。我說謊話,是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是為了一個崇高的道德目標:幫助美國政府消滅黑手黨。儘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識到:我最終要走上證人席,面對辯護律師這一現實。當時你無時無刻不在說謊,現在誰能相信你會說真話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內,依賴的是謊言,現在一切都得靠事實說話了。 
  我在隱蔽的日子裡,我對所採取的每一步行動都得要考慮一下:日後我在作證的時候會是什麼情況?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清白。錢一定要有帳可查,凡能記帳的我得記,凡不能記帳的我就記在頭腦裡。在陪審團面前,最終要憑我的證詞。 
  就在這初次審判時,美國的助理檢查官瓊斯和露易斯·弗裡赫兩人不時地要我牢固樹立這樣的觀點:「我們提出的證據無論多少,陪審團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沒有你的證實,我們便一無所獲。」 
  1981年7月26日,我結束了我的秘密生涯。從那以後,我就緊張地投入審判和證詞方面的準備工作。 
  我忙得團團轉。為了對黑手黨成員進行起訴,為了對審判工作作好準備,美國檢查官們不停地工作著。審判主要涉及到他們在紐約、密爾沃克、坦帕和岡薩斯等城市從事的訛詐勒索、賭場以及謀殺等罪惡活動。在首都華盛頓總部,我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準備全國各地的其他案件。這些案件並不需要我的證詞,但卻需要我提供情報。時間一週一周、一月一月地過去了,我和起訴人員一起,為在大型陪審團面前作證,為一切突如其來的審判作證。 
  紐約是黑手黨幾個主要家族的大本營。僅僅就這個城市有時同時對黑手黨的審判多達五六處。根據我們的調查而進行的這些審判名聲大振,比如對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餅聯絡」一案的審判,以及對全體黑手黨的統治組織「黑手黨委員會」一案的審判等。由於我在黑手黨內部生活了那麼長的時間,我能對所有審判提供相關的情報,並且能全部作證。而且,我還要對6個城市的一二十個審判作證,這些審判的時間跨度在5年以上。 
  聯邦調查局起訴的案件最終將多達100件以上,這些案件也都要審判定罪。到了1987年,隱蔽特工、執勤特工、警察、美國檢查官以及情報人員這支聯合大軍炸毀了「科薩·諾斯特拉」的心臟1黑手黨局面的改變將會一蹶不振。每一個單個的黑手黨家族的頭領要麼被控、要麼坐牢、要麼在審判結束之前就死亡。我們追捕的黑手黨黨徒幾乎無一漏網。 
   
  1 科薩·諾斯特拉(LaCosaNostra),意為「我們的事業」,是美國黑手黨犯罪集團的秘密代號,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績畢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況相比。由於多年的隱蔽生涯和「直截了當」的調查,我們在1982年8月份就發動了審判攻勢。當時我們既無暇、也無意要搞些什麼慶祝活動。我們刺痛了黑手黨,使他們處於難堪的境地。正因為如此,黑手黨就像馬蜂窩一樣混亂一團。匪徒們在自相殘殺。匪徒內部凡過去相信我的人現在要麼已經死亡,要麼我們已確定了目標叫他必死無疑。我在隱蔽期間熟悉的十幾個匪徒已經被暗殺,至少那兩個特別因為和我有聯繫的傢伙肯定已被幹掉。一名被控受賄賂的警察已經自殺。 
  對我來說還有作證的任務,我不得不迴避歹徒。 
  在密爾沃克市,我在作證指控密爾沃克黑手黨頭領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的時候,一位辯護律師問我:我在隱蔽期間,我和我一家實際上住在什麼地方。原告及其律師都表示反對回答。美國地方法官泰倫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強行要我回答這樣的問題根本不可能。我說:「閣下,我不打算回答這樣的問題。」法官說,他對我可以不屑一顧。不過,在和律師們協商以後,他作出了決定:匪徒認為我當時住在什麼地方,我只回答與此有關的問題。這樣我才回答說:「加利弗尼亞。」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戶名屬於嚴密保護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對外透露。聯邦調查局在整個房子裡安裝了特別警報裝置,電線直通聯邦調查局辦公室。 
  我的真實姓名一在報界公佈以後,一位檢查官朋友就傳遞消息說:新澤西州有個和我一起長大的傢伙,現在屬於吉諾維斯家族1,跑到該家族的頭領法特·托尼·薩萊諾那裡對他說,他知道我是哪裡人,那個地方我還有親戚。因此,他們可能以那樣的線索對我襲擊。 
   
  1 吉諾維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維托恩。20世紀30-50年代美國勢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闆之一。1937年,美國政府指控他犯有殺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從事對美國的毒品走私,一面資助法西斯,成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紐約謀殺數名對手,逐步重建他在紐約市的勢力,成為該地區黑幫的實際盟主。1958年,美國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販運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臟病突然發作,死於囚犯醫療中心。 

  我和我女兒通了電話,她們都哭了。我父親不敢出門,早上也不敢駕車。 
  聯邦調查局想再次遷移我的家庭,我沒有同意,他們也就不再堅持。我不想度過我的餘生了,這幫狗崽子並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無止境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會發現我嗎?我採取了正常的保護措施。我每到一個地方,總感到有人尾隨著我。我旅遊,身上帶著各種各樣名字的信用卡。我儘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們肯定會發現我。任何人都有不測。他們要是發現我,一定會跟我算帳。對我襲擊的傢伙得勝過我。 
  第一次審判案件的時候,我43歲。我有6年時間沒有和家人在一起過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經歷和漸漸長大的女兒們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我希望以自己已經從事的自豪的工作來逐步消除。但是,我永遠不能在社會上公開自己,始終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親密的朋友和同事才會瞭解我在聯邦調查局的歷史。 
  我感到滿意的是,我認識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業;我為審判案子起了促進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對我表示祝賀,對我所幹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現在還是那個喬·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黨內部以前的喬·皮斯托尼一樣。在黑手黨裡的6年生涯,我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我的人品未變,價值未變。我在身心兩方面都沒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飲酒,還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還是原配,我們的婚姻幸福如初,我們的孩子還是同樣的活潑可愛。我毫不費力地放棄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什麼樣的人。我的人品無論如何,也無論我有什麼優點和缺點,我打進去的時候是喬·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後,我還是喬·皮斯托尼,我為此而感到自豪。 
  在紐約的一次審判以後,一位辯護律師向我祝賀說:「你幹得頂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兩下子。」 
  幾年以後的1986年,在布魯克林的紐約東區的美國法庭審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經打入的布拿諾家族的頭領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氣就像一個皇帝,周圍聚攏著其他被告,都是該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黨徒,一個個像侍衛一樣圍在他身旁。就是到現在,他們誰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認他們面臨的現實。拉斯苔尼說:「無論我在不在牢房,他準會碰上我的。」其中一個黨徒說:「他誰不認識,不用說6年了。」一個黨徒的女兒被帶上來見拉斯苔尼。她談到了我這個向他們每個人作證起訴的特工,說道:「幹這樣的工作好比提著腦袋過日子,我可不想幹像他那樣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華盛頓,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檢查官獎的頒獎大會。頒獎儀式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們一起共進午餐,地點在聯邦調查局總部J·埃德加·胡佛大樓裡局長的私人餐廳。 
  頒獎儀式在司法部的大禮堂舉行。裡面濟濟一堂,出席儀式的都是顯赫人物和政府要員。 
  我是獲得此獎的一員。首席檢查官威廉·弗蘭奇·司密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伯斯特把首席檢查官卓越貢獻獎獎給了我,把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的優秀特工。他們表彰了我的成績:我隱蔽了那麼長時間,滲透到黑手黨內部那麼深,這都是前所沒有的,這需要多麼大的自我犧牲精神。我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除了在第一次審判黑手黨中作證以外,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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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端



  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裡亞市外執行公務。我們一直在追捕一名搶劫銀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約有1個月,其間有好幾次差點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傑克·奧羅克得到秘密報告說,那傢伙將要在靠近華盛頓的某個公寓停留大約半個小時。我們提醒了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這樣他們就可以派兩輛車。我們趕到那地方去,停了下來,就看到那傢伙正在下樓梯。 
  這是一個黑人大漢,生得魁梧而又墩實,身高6英尺4,體重225磅。他已經幹了一連串的搶劫銀行和旅館的活動,還打死了一名職員。 
  這兒是一個黑人住區的中心地帶。那傢伙一看到我們就從小巷溜走了。我縱身跳下了車,緊緊追隨;我的同事駕車在街區四周行駛,以截斷他的逃路。我們翻越了籬笆,奔跑在小巷裡,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鬧。我沒有掏槍,因為他也沒有那麼做。後來到了另一條小巷,我終於趕上了他,把他逮住。接著就拳打起來。一會兒他壓倒我,一會兒我壓倒他,接來揍去,互相咬住對方不放,打得雙方都崩潰了。群眾圍在一旁,袖手觀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設法從背後腰間掏出了手銬,將一隻套在手上,終於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時眼花繚亂。這使我贏得了短暫的時間,把他的手反扭過來,將一隻手銬銬住了他。 
  其他的車子已經開來,我們抓住了他。 
  我們押著他往車上走,他對我說:「你恐怕是個意大利人。」 
  「是嗎?」 
  「沒錯,因為那樣毆鬥的方式只有兩種人才那麼幹,這要麼是黑人,要麼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這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這傢伙原來是退伍的海軍陸戰隊隊員,他佩戴的勳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戰績。他遣送回來以後找不到工作,誰也想不到他是從越南回來的退役軍人。他成了個海洛因吸毒者,銀行搶劫犯。在這次較量以後他蹲了大約三年的牢房。出獄後,他繼續重操舊業。我們設法逮捕他的時候,他跳出來對我們開槍射擊。我的一個兄弟用短槍結束了他的生命。 
  我為那傢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社會工作者,我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一個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輩是來自意大利。我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在那兒長大,然後到了新澤西。我父親在一家絲綢廠工作,同時還開了幾爿酒吧。他在62歲退休。我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在中學讀書時,我喜歡踢足球,打籃球,主要還是打籃球,當後衛,當前鋒。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躍能力很好,足以當上全州的第二隊隊員。我到軍校裡待了一年,籃球更是經常打,後來靠籃球獎學金進了大學。我知道自己要當一名職業選手還不夠條件。籃球只不過為我上大學鋪了一條路。我學的是社會科學。我想當一名高級中學的籃球教練。大學讀了兩年我就輟了學,結了婚。那時我20歲。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過去在校經常抽時間外出幹活一樣,我在工地上做工,開推土機,在絲綢廠幹活,在酒吧裡當招待,還開拖拉機拖車。我的妻子是個護士。幹了一年的活以後,我又回到學校,想獲得大學文憑。不過我不再打籃球了。我妻子已經懷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沒時間去打籃球。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出世以後,我妻子就上班工作,當護士,好支持我把大學讀完。 
  我的家裡沒有人當過警察。不過,我小的時候,曾經想到過當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我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個朋友要去參加地方警察部門的一次考試,還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說,我想把大學的最後一年讀完。可他說什麼也要叫我去應試。結果在筆試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實際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對警察隊長說,我想在警察部門工作,但是我在大學還有一個學期,我想讀完,好拿到文憑。我問他可不可以約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學畢業。他說,他認為這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到了簽約的時候,他對我說,他不能保證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門的工作,把大學讀完。 
  我獲得了大學文憑,在一所中學裡教了一段時間的社會學。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自己就有了兩個孩子。 
  我有個朋友在海軍情報局工作。該情報局要僱傭平民作一些調查工作。一方面調查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基地設施的犯罪活動,另一方面也調查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在地方範圍的犯罪活動。調查涉及的類型很廣:同性戀、賭場、盜竊、吸毒以及像從事破壞而危及國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軍情報局特工經常和聯邦調查局特工緊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腦海裡,我總是在想著當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但必須要有3年的實施法律的工作經驗,還要有大學文憑,你才能當得上。 
  我對海軍情報局很感興趣,因為你只需要有大學文憑就行。我通過了一些必要的考試,就當上了海軍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那時候,我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我主要工作在費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當的調查。有些工作還作了分類。我的任務是調查吸毒、盜竊這一類的案件,也幹一些破壞案件中的情報工作。我審案件,在軍事法庭上提供證詞。 
  我在那裡的工作滿足了聯邦調查局關於具備實施法律經驗的要求。我通過了筆試、口試以及體力測試,於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亞州匡迪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裡待了14個星期,學習法律、學習在聯邦調查局管轄範圍內的違法情況,學習接待人員、實施各種調查的常規程序和技術。我接受各種訓練:自身防衛的技術,追車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術,局裡使用的各種類型輕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軍情報局裡,我喜歡街頭工作,處理刑事案件,並不喜歡搞情報調查。到了聯邦調查局以後,我還是想幹街頭工作。任何人不論什麼情況都得從這兒幹起。 
  我被分派到佛羅里達州的東北部城市傑克遜維爾,執行日常公務。 
  我在那裡工作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作為一名特工所面臨的嚴峻局面。我們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個從喬治亞州監獄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綁架罪,還打死了兩個人。他越過州界線逃到了佛羅里達。我的同事還從一個知情者那裡獲悉,這個逃犯正要到達這一帶,此刻正駕著車,準備作案。 
  我們佈置了幾輛車在這一地帶設防,盯著他駕車而過,立即尾隨,乘他在作案地點下手時就開車過去。可是,車子行駛了幾英里以後,他拐了彎,上了公路以後就開到邊道上,想擺脫我們。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我的同事在駕車,朝那輛車邊開過去,迫使對方在路邊停下來。逃犯的車子正好停在右邊,也就是靠我這一邊,我的車門和他的駕駛室門正好相對。 
  我和逃犯同時跳下了車,彼此面面相對,相隔大約5英尺。他在掏槍。我初次上陣,沒有經驗,還沒有掏槍。那傢伙把槍對準了我,扣動扳機。「卡嚓!」他又扣了一次。「卡嚓!」兩次都沒有發火,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一切都是在幾秒鐘之內發生的。逃犯放下了槍,拔腿就跑,我立即追過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車,在後面邊跑邊叫:「對他開槍!」 
  在動用武器上,我們有嚴格的防衛界限。開槍警告都不允許,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開槍。開槍就要打死人。不過我還不打算朝那個傢伙開槍。我心裡火冒冒的,讓他白白地對我開了槍。幹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說不出的苦。不過,我抓住了他,用手銬在他頭上狠狠砸了幾下,然後銬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來。他說:「你究竟為什麼不開槍?」 
  「這事兒真是有點不稱心。」我說。那傢伙把我嚇了個半死,與其說我惱怒他,倒不如說是氣我自己,因為我在跳下車的時候沒有帶槍。不過,在那逃犯當時驚慌中晃動槍之前,說什麼也沒有理由要對他開槍。 
  在傑克遜維爾,我擔當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處理工作。罪行是賭博和搶劫銀行。我開始擴大線索。我感到自己有個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從大街小巷的世界裡理出可靠的情報。 
  我是在街道上長大的,對於靠自己的機靈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魯的人,小偷,我並不看不起他們。你要向知情者承諾:你會保護他們和你之間的關係。你決不會完全相信他們,他們也決不會完全信任你,因為你是站在法律一邊,而他們不是。 
  我不想袒護任何人,如果你在社會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會使你的調查能力受到阻礙。 
  我調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婦女,因為我審理過許多妓女案。這些案件關於州與州之間販運婦女作娼的問題,因此審案要依照聯邦政府的麥恩法案1。妓女是受害者。我們找到了一些老鴇。她們因為妓女沒賺到足夠的錢或別的什麼原因就打她們或用炭棍燙她們。 
   
  1 麥恩法案(Mann Act):美國1910年6月在國會通過的一項法案,禁止州與州之間販運婦女做不道德的勾當。 

  有時候,我設法說服妓女,要她們擺脫老鴇的控制。我沒有勸說過叫她們別當妓女,因為那純粹是浪費時間。我的態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選擇的職業,我只是想勸勸你該怎麼選擇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勸說了有些妓女從老鴇手裡逃了出去,這使我心裡感到一些快慰;我還得到她們當中的一些知情者,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個知情者叫布朗·蘇佳,我同她談話,勸她至少要從邋遢的裡弄裡搬出去,搬到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安全地帶。她的公寓裡沒有一件像樣的東西。我問我妻子,我們有沒有什麼用舊的罈罈罐罐給她。妻子說道,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我工作開始的這些年,家裡還負擔著三個孩子。 
  我和同事與傑克遜維爾的警察緝捕隊1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間有許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為他們互不可少。特工之間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發生在高一層人士之間,人們正期望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 警察緝捕隊(vice squad):又譯作風化糾察隊,是美國取締賣淫、賭博等的警察組織。 

  我們曾為緝捕隊的警察做些好事,但並沒有得到上面授權,這樣的事我們已經停止。我和我的同事並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戶曉。我特別不想招人耳目,因為我作為特工上崗還是第一年。在第一年裡,你還是在實習階段,隨時會毫無理由就受到解雇。 
  這個地區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裡,妓女蜂擁而至。高級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廳裡周旋,拉的是公務人員。 
  旅館的人都認識緝捕隊的警察,因為他們有時候也來這兒轉轉。但是人們都不認識我。為了幫助他們理出地方案件的頭緒,我要裝扮成公務人員,讓娼妓拉我,把我帶到房間去。地方警察總要跟著我們,在門外稍等幾分鐘,等到交易過去他們就進門,採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個孩子,我已經30歲了。但是我幹這樣的差使還是個新手,這些緝捕隊的警察喜歡和我開開小玩笑,查查我的證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個娼妓進了房。我給過了錢,等他們破門而入。什麼動靜也沒有。她開始脫衣服了。她說:「過來,寶貝,你不打算脫衣服嗎?」我支支吾吾。門口什麼事也沒有。她已經一絲不掛,要脫我的衣服。我不讓她解我的衣鈕扣和拉鏈,我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因為這不是聯邦人員的業務,我的工作是在這兒的前線。 
  門上有道過梁。我聽到格格的笑聲。他們把一個夥計舉起來,讓他從過樑上看。他對我表現的窘況簡直笑翻了天。 
  接著他們進房搜查。 
  我們開始打聽有關在房間裡強行搶劫的事。老鴇們往往躲在房間裡。嫖客一進房間,他們就動手搶劫。 
  有個娼妓同老鴇合夥,用這樣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帶進房間。這一次我知道警察會做我的後盾,因為這是嚴肅認真的事。 
  我說,我想把衣服掛到衣櫃裡。老鴇不在那裡面。接著我就進了浴室,老鴇也不在那兒。我和娼妓又回到了房間,把錢給了她。她非常緊張。我明白了,老鴇就在房間裡。 
  我突然想到,他就躲在浴室裡淋浴簾子的後面。簾子是拉開的,拖到了浴盆的一端。我並沒有移動簾子,而是看著浴盆的角落處。我對那女人說:「你為什麼不脫衣服?我只是想再洗洗手。」 
  老鴇往往身上帶有槍。可是我如果掏出槍,那女人就嚇得尖叫,誰知道那傢伙會使出什麼花招來?因此,我只好要驚動驚動一下他。 
  我走進了浴室,把水槽的水龍頭扭開,然後一個轉身把淋浴簾子呼啦一聲掀開。老鴇正站在裡面,手裡拿著自動手槍。我猛擊他的臂膀,扼了他的手腕,他的槍落了地。他想反抗,但已經無能為力了。在一片騷動中,警察來到了屋裡。我把這個花花公子交給了他們就走了。 
  過了七八個月以後,我被調任到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德裡亞。那裡的辦公桌上積壓了一大堆申請工作的報告。對於政府分配工作的人,要作些背景調查。新到辦公室的人照例分到一個班裡,劈頭蓋腦地去處理那些求職報告。我一下子就陷入到這種毫無生氣的氣氛之中。我問特工的頭頭,也就是辦公室主任,我能不能在處理好這些報告以後去幹刑事工作。他說他對此並不介意。因此,大約到中午的時分,我要把屬於我處理的報告全部處理完畢。到了下午,我就會和執行刑事任務的特工在一起工作。 
  我找到一連串的知情者,他們對於解決銀行搶劫案和拘捕在逃犯方面很有作用。關於越南問題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在亞歷山德裡亞工作,就像在傑克遜維爾一樣,處理了一大批冷僻案子。 
  我在亞歷山德裡亞工作了四年,這一段生活還是美好的。我們參加了一個鄉間俱樂部,我妻子還是該俱樂部的社會指導。 
  這期間,我還回到匡迪科的學校,參加「在職」短期培訓,課程有賭博和隱蔽工作這一類。在那些日子裡,聯邦調查局還沒有長期隱蔽這樣的任務。在「買賣搜查」的情況下,有那麼一兩天的隱蔽活動。比如說,你獲悉有人得到了某些被盜之物,你就和這個盜賊洽談買賣的事,然後就把盜賊拘捕。 
  我還參加過特種武器襲擊隊的訓練,這種襲擊隊是70年代初期組建的,用來應付諸如發生劫機而引起的人質問題,或是對付潛在的恐怖分子的襲擊。隊伍裡的特工人員要經過嚴格的挑選,他們要具有卓越的格鬥技術。我們還要訓練使用各種各樣的武器,以及對建築物襲擊的各種方法;學會從建築物、懸崖及直升飛機上用繩子繞雙腿下降;還有在荒原地帶、在水下的生存訓練。我們還進行赤手空拳的肉搏戰。我尊重同志間的友愛,喜歡體力上的較量。 
  1974年,我調到了紐約市,加入到了車輛攔截小隊。 
  我們這個小隊很不錯,工作很忙。每週至少要工作6天,有時候連續兩三天作戰。不過,在聯邦調查局里長時間工作是尋常事。每個特工從早上6點半或7點就開始工作,一天要干12個小時的活,還要攔截六七次的搶劫貨物。 
  接下來我就轉向了長期隱蔽的工作——這項任務把我的工作引進了黑手黨。 
  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工作人員正在對一夥盜竊集團發動攻勢。這伙盜徒盜竊的是重型裝備和高級轎車。工作人員發現這伙盜徒純係偶然。他們逮捕了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本來與此事沒有關係。但是後來發現,這孩子的父親與這伙盜徒有牽連。 
  這位父親不遺餘力地保護孩子不進牢房。他向特工們說:「你們減掉對我兒子的處罰,我就幫你們查到大伙集團,他們在美國東南部一帶盜竊重型裝備和高級轎車。」 
  聯邦調查局在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的配合下,讓那個傢伙作知情者,看看他能搞出什麼名堂。他果然知情。這伙盜徒受巴爾的摩某個人指揮,在東南部一帶四處作案。他們偷的都是成品:卡車、壓路機、分路機、卡迪拉克牌轎車、林肯牌轎車和飛機。 
  調查局認為,為了追查這伙盜徒,他們也許能派一名特工打進去,和這個知情者一起工作。在法庭上有特工作證一向是有利的。那位夥伴說,唯一的問題是,特工要懂得如何開18輪大卡車和推土機這一類的工作。這樣,調查局就把任務交給了我,因為有那種經歷的特工在調查局裡屈指可數,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和那人單獨坐在一個房間裡。他叫馬歇爾。我們彼此要瞭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險。他身體壯實,大約6英尺1的個子,體重約250磅,紅頭髮,紅鬍子,一雙大手。他穿著工裝褲,是個卡車機械工,可以偷任何東西。我對他說,怎麼偷卡車和轎車,我一點也不懂。「這沒問題,」他說,「我馬上就能教你。」我們一起交談,談談我們對問題的看法,談談各自的經歷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對我也是這樣的感受。他說,在和我接觸以前,他以為特工一個個都是西裝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瞭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卻與眾不同。他說:「看樣子你能幹得好,當個像樣的盜賊。我能幫你打進去。」 
  對於這次行動,我得要有個名字。我對此並未怎麼多考慮。這部分原因是我頭腦裡已經有所考慮,那就是從老電影片子裡、書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個現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這麼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調查局就以這個名字給我配了駕駛執照和信用卡。這時的計劃本沒有想到要作長期的隱蔽。但是這次打進去用了大約6個多月的時間。 
  馬歇爾對我介紹了一個梗概。盜賊的頭頭是個名叫貝克的傢伙。擔當警戒和實際作案的大都是19歲或20歲的年輕人。他們從建築工地上偷竊重型機械,轎車直接偷自新車的停車場。車主是建築公司的人和公務人員。豪華轎車的車主只是那些大款。 
  馬歇爾要把一輛盜來的福特牌40噸貨車運給在佛羅里達中部城市萊克蘭的幾個夥伴,這些人正在給磷礦隊的人輸送卡車。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務。 
  我們正準備動身,負責這事的特工忽然說,他們想要在我身上搞個有線裝置,想要我攜帶一架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機。我不大贊成,因為那種東西帶在身上又悶又熱,連防風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農牌襯衫、牛仔褲。我問道:「我怎麼能藏得了一台錄音機?」他們說:「我們將紮在你的背上。」 
  這是我第一次外出執行公務,還不想給人以為我像是不聽話的人,就同意了。那台錄音機6英吋長、4英吋寬、4分之3英吋厚度,紮在我的後腰上。對照鏡子一看,我好像在襯衫下面的部位長了個瘤。 
  馬歇爾說,他要把我作為夥計介紹給其他的盜賊,就說是通過一個叫鮑比的夥計認識我的。鮑比已經死於車禍。他還向我介紹了鮑比的情況,足夠我應付場面。由於鮑比已經死了,誰也不會向死人查詢。 
  我們把貨車開到停車場地,要在那裡等顧客。我們下了車,會到了那些顧客。他們在車子周圍走動,仔細檢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動,好使自己正面對著他們,不讓人待在我的後面,因為我後腰還紮著那麼個東西。有個叫拉斯的顧客正在談著他有多少輛卡車可以賣給磷礦隊的工人,他還有多少多少別的裝備。他的腳步不停地走動,我也不停地走動,不讓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們把這輛貨車開價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時候,這輛車要值4,000美元。到後來,拉斯說這輛車對他派不上什麼足夠的用場。為了套住他,我們還得另外挑選一輛。 
  我返回到我和馬歇爾居住的荷裡得旅館以後,我就向特工報告說:「我實在不想扎這麼個討厭的東西,我感到自己就像個駝子。」 
  結果一查,機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帶怎麼也取不出來。 
  過了幾天,我們打算會見頭頭貝克,地點在佛羅里達的巴拿馬城,靠聖安德魯灣外的一個狹長地帶。我們住在坦帕市東部萊克蘭的一家汽車遊客旅館裡。馬歇爾利用週末時間教我學習業務。他教我怎麼樣用一種叫做「小破壞」的工具,在汽車的外門板和玻璃之間劃開、鉤住鎖欄就可以上車;怎麼樣在5分鐘之內取下遮泥板接觸車子牌照號碼,牌照號碼是用金屬粘上並且鉚接得很牢固,我們就砰砰咚咚敲下鉚接處,用塑料帶取代,貼上新的號碼;教我用「小破壞」怎麼樣「電線熱化」點火裝置,穿孔駕駛台上的點火裝置筒。點火裝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過了點火裝置鎖,就可以發動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從汽車零件商店裡買部分零件,換下點火裝置。他還教我怎麼樣從車下面使方向盤失靈。這真是一所大有可為的學校。 
  我們到巴拿馬城會見貝克。他是個粗漢,臉上紅光滿面,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是個有前科的罪犯,行騙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說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車團體裡,在碼頭上有許多朋友。 
  他盤問我和已故鮑比認識有多久,問我幹些什麼。我說,我和鮑比相識的時間不長,但我們在一起幹過一些事,等等。由於我對汽車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並不把自己作為長期偷車的人設法應付。我說,我主要是夜間闖入室內幹些偷盜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亞和佛羅里達一帶。 
  他對我的話表示相信,因為馬歇爾就在一旁,發誓為我擔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說,在搞汽車、轎車方面,同夥中有些人在技術知識方面可能比我強,但是我懂得制訂計劃、組織實施和安全保衛。因此,我如果和這幫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動程序上我也要有發言權。我說,我不僅為了一個晚上100美元而偷車,我還想參與結束階段的活動。 
  我不得不採取一個有領導身份的姿態,因為我們外出時,我要能控制這些年輕人。我們在獲得證據的同時,還要指揮行動避免出現暴力。因此我對貝克說,我和馬歇爾要指揮開槍的事。 
  他表示同意,並且要把這個意思傳達到那些小年輕人中間去。 
  貝克對我講到了他所做出的種種規定:特別型號、色彩、附加物等。我們獲得的任何東西,都以零售價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帶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轎車,價值大約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裝箱貨運列車價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貨車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車4,000美元。 
  我們得到的報酬交給聯邦調查局。馬歇爾作為知情者,每個月還有費用,但在幹這裡的活動所得,他不能保留。 
  貝克想要我們搞一輛懷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他已經盯上了巴拿馬城外的一輛,邁阿密市有個買主願付15,000美元買下。第二天,我和馬歇爾去窺看情況。我們的車停在街對面的一家酒店旁。我們想看看是什麼地方的車,車子是不是在行駛,好決定行動的時間。 
  我們在那裡待了20分鐘,忽見一輛治安官的車子停了下來,車裡的官員往我們這邊走。他說,酒店老闆已經懷疑,想瞭解一下我們為什麼待在那裡。 
  「長官,我們正在考慮想買點什麼東西,」我說。「已考慮好了。」我們走進酒店買些啤酒。 
  當天晚上,在對車子下手之前,馬歇爾給我作了扼要說明。我自己去動手,看看我能不能幹好。記得他講述過電線熱線的情況,以及我該怎麼動手。懷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呈扁平形,有一整套臥鋪設備的車廂,有通風設備,司機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機室裡就可以干我要幹的事。 
  我們來到車子附近,偵察了一會兒,查清治安部門的巡邏隊什麼時間經過這兒,兩班之間相隔多長時間。馬歇爾待在外面擔當警戒。我往車邊走,5分鐘就進去了,接著就啟動引擎,把車開走了。 
  我駕駛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萊克蘭。我們想乘白天在那裡睡幾個小時,然後再開往邁阿密。我們把車停在旅館的停車場。就在我們睡覺的時候,我們的特工人員走到車子這邊,記下了車上的號碼等一切數據。 
  第二天,我們把車開到了邁阿密,會到了貝克和那個客戶。客戶本想把這輛車子轉手倒賣給在歐洲搞公路建築的一個承包商。不過,他現在改變了主意,不想買了。 
  貝克只得返回巴爾的摩。他對我們說;「你們倆朋友要把車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買主。」 
  這麼大一輛車,我們藏到邁阿密的什麼地方呢?我問了問那些年輕人。從州立公路巡邏隊來的年輕人說,我們可以把車藏到邁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裡。把我們偷盜來的車子藏到政府部門的院子裡,我對這個建議並不熱心。不過,他們說那個院子很大,有好幾個車庫,藏在那裡很可靠。 
  就這樣,我們的車暫時就藏在那裡。 
  汽車、卡車的停車場,除了電燈和進出口有鐵鏈以外,大多數沒有什麼特別安全措施。警察巡邏隊一般是每隔15分鐘或半個小時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動順利,5分鐘就可以搞到一輛轎車。 
  我們出去偷車,我是單獨行動。這兒既沒有聯邦調查局密探,也沒有公路巡邏隊。幹這樣的隱蔽行動,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謀的同夥,也不想要執法機構為你監視現場。這種作案也不會有人向警察報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沒有帶聯邦調查局的身份證。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險。官方警察身上並不帶身份證,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證件。我個人的感受是,帶身份證有另外一層擔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說清楚就可以脫身。或者你受到審查——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你千萬不要把正在發生的情況告訴執法官。你接受檢查,讓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去決定他們想幹的事。當你從事隱蔽工作的時候,你要把執法證件丟在腦後,不去想它才對。 
  偷一輛車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當我出去行動的時候,我真的情緒激動起來。儘管我幹的是神聖的工作,可是我單槍匹馬,既沒有人為我監視,也沒有任何保護。當你和頑賊、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帶槍或不帶槍的夥計一道去偷汽車,你無法預料到會發生什麼情況,你的頭腦裡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你想獲得案件的證據,你還想保持警戒,確保他們不要越軌,不要發生災難性的事件。你還在擔心別被逮住。 
  如果這幫傢伙被逮住,他們會作出什麼反應?他們會試圖打出去嗎?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個偷車的傢伙,他會有什麼反應?如果作案中有人採取行動,這個警察會不會開槍? 
  如果我們都在一起受到審查,我該採取什麼態度?我該如何保護行動計劃?我怎麼樣保護馬歇爾?又怎麼樣保護我自己? 
  當你外出作案的時候,你頭腦裡會從各個角度思考這些問題。我們一周要偷5-10輛車。 
  有人向我們訂貨,要3輛卡迪拉克牌轎車。我們在佛羅里達州的中部城市裡斯堡物色到了目標。一處停了兩輛,另一處有一輛。當天晚上,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出發,偷到了車。我們奔向萊克蘭,趕回到我們居住的旅館。馬歇爾駕車尾隨我們。我們當然很匆忙。這些車子的窗口上還貼有新車的標籤,到了第二天我們才弄到了假的登記證。 
  我們沿著公路風馳電掣般行駛。突然間,我的車鏡上閃出道道紅光。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阻攔了我。在早些日子裡,我帶的是9毫米的自動手槍,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車,問警官出了什麼問題。 
  他說:「先生,你超過了規定的速度。」 
  我有以多尼·布拉斯何為名的駕駛執照,但是車子沒有登記證,座位底下有手槍,因此我最好還是挺身正面對他,打消他任何想要檢查汽車的念頭。我掏出了駕駛執照,遞給了他,說道:「長官,也許你是對的。我是把裡斯堡一個交易人的車子運送給萊克蘭的一位交易人,我要趕到那兒好使他們了卻這件事,到了早上車子就得要送到。」我把萊克蘭的交易人名字遞給了他。由於當時是早上3點,對方不至於要與交易人核實。「因此,我連證件也沒有。」 
  那位警官真是不錯。「好吧,」他說著就把駕駛執照還給了我。「不過,你要當心,下一個夥計或許並不能夠這麼諒解你。」 
  從那以後,在這樣的行動中我從不帶槍。 
  每一次我們得到一個訂貨,我就和聯絡特工聯繫,對他說明我們下一個目標是什麼。等過一段時候,我又告訴他我們已經找到了目標。一旦車子偷到手,我立即就我所知向他報告:車子是什麼樣子,從哪兒偷的,一切與此有關的情況都作報告。這樣,調查局就能記錄下來,然後等行動結束,就可以和保險公司、車主一起做工作,把車子弄回去。 
  我們隱藏在邁阿密的那輛集裝箱貨運列車,貝克終於找到了買主。這幫傢伙都是吸毒者。他們往返於佛羅里達和加利弗尼亞之間,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帶有冰櫃的卡車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裡。 
  我和馬歇爾還呆在老地方,即萊克蘭的荷裡得旅館。貝克說,他的顧客要來訪問我們。 
  他們來了,並且要我們離開旅館,挪動到另一處。我們照辦了。我們等了兩天,那些傢伙終於到了我們的房間。兩個傢伙又野又髒,留著長髮,都在二十五六歲的光景,腰帶上鼓鼓的,都帶了槍。 
  他們說,他們已經與貝克談妥了交易,要把車拿走,價格是10,000美元。 
  「他媽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們已經和他談妥了,」一個傢伙說,「你們把車交出來就是了。」 
  「我們會交出來,和你交易,」我說,「不過,我可不是只為他一個人干,我們是一夥的。我們大家定下來要賣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決定賣10,000美元。這就意味著在這筆交易中,我個人所得要損失1,000多美元。」 
  「夥計,這就是你該倒霉了,因為我們已經做成了買賣,我們只能給那麼多錢。」 
  我和這兩個傢伙在激烈爭吵,因為我知道原來的價格是15,000美元。作為一名盜賊,聽了別人說要改變價格,你不能偏聽偏信。另外,如果我沒有和貝克核實就信了他們,這可能使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個藝高膽大的人,對於素不相識的人更改原來的價格,怎麼就會接受呢? 
  如果價格有了變動,貝克應該事先告訴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讓我知道;也許他想瞭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處理。 
  馬歇爾已到另外一間房子去問他。貝克證實了價格。我們弄到的車子車身那麼長,太招人耳目了,需要盡快脫手。 
  「好吧,」我對那兩個傢伙說,「不過,下次再要別的類似的東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們還有點擔心呢,」一人說。 
  「我們根本就沒什麼可擔心的,」我說。 
  我們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見面,地點在邁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處。 
  第二天一早,我和馬歇爾來到邁阿密,進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車子。 
  在大路口那裡,我們見到了那夥人。我說:「先交錢,我就把車鑰匙給你們。」 
  「那當然,」對方說。他把紙袋交給了我,紙袋有點潮濕,又髒,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問。 
  「錢嘛,」那傢伙說,「我們手裡的現金就這麼處理,埋在地下。」 
  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邁阿密那邊的兩輛卡迪拉克轎車。他保留了特別交易的權利,已經找到了適合要求的兩輛車。我和馬歇爾和他一道返回到那裡,停車場離封閉時間還有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停在一個叫伯格·金的停車場,在那一帶徘徊,等顧客,同時察看巡邏隊隔多長時間巡邏一次。 
  到了封閉的時間,我們看到那場地有個衛兵在來回走動。我們未想到這裡還有衛兵。現在我們還得想辦法對付他。 
  貝克想繞到大場地的後面,搞點響聲吸引衛兵到那裡去,而我們倆就可以偷車從前門出去。我不大想那麼幹,因為那有可能與衛兵發生暴力。我就勸他別那麼幹,說那太危險。 
  一輛治安官的轎車開進了伯格·金停車場,和我們的車停得很靠近。兩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時間。 
  我們靠在我們的車子旁邊。突然間,貝克挺親熱地把胳膊摟在我的肩膀上,對巡邏車點點頭,說:「對警察用不著擔心,我幹過那種行當,干了很長時間。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來。不過,最容易識別的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啊,是嗎?」我說。「那是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調查局的特工。」 
  「從他們的穿著和言談舉止,我老遠就能夠把他們嗅出來。」 
  我心裡在琢磨:他為什麼突然談到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試探我的反應?我勸他不要偷街對面的那兩輛轎車,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懷疑?往日他從來沒有和我這麼親切過。我也把胳膊摟住他的肩膀,說道:「你現在鼻子有什麼感覺?嗅到了什麼嗎?」 
  「沒有,就是車上的兩個警察。」 
  我能和他談談,叫他別採取行動,是因為有衛兵在場。他作出決定:我們往北邊去搞車,他還得趕回到巴爾的摩,派我和馬歇爾到奧蘭多一帶去偵察。 
  我們又找到了令人滿意的兩輛卡迪拉克轎車。馬歇爾帶來了兩個小青年。他在場外瞭望,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截斷了鏈欄,潛入進去。 
  治安巡邏隊的車子開了過來。那位警察顯然注意到了在入口處的鏈子已經落下,因為他拐彎進了車場,還用聚光燈在那一帶四處照射。 
  我和另外兩個傢伙潛伏在車下面。一旦警察發現了我們,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年輕人可能隨身帶著槍。那位警察或許也是個喜歡開槍的人。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景象:我會作為一名盜車犯就被打死在這輛車子下面。 
  那位警察在四周轉了大約5分鐘就走了。我們偷到了車,趕忙離開了這個鬼地方。 
  貝克在巴爾的摩偷到一個推土機,要我們交給萊克蘭的一個買主。我們就去把推土機放到平底尾車上往回拖。貝克說他正在簽飛機合同。他已經搞了一架雙引擎飛機飛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現在給另一個顧客搞了一架單引擎塞斯納1。 
   
  1 塞斯納(Cessna,Clyde Vernon,1879-1954):美國飛行員和飛機製造家。他設計的各式180型單翼機簡單、靈活,被廣泛用作叢林飛機、護林飛機及救生飛機。1953年女飛行員G·莫克駕駛塞斯納180型飛機進行世界上第一次婦女環球單獨飛行。 

  我們把推上機運回到萊克蘭以後,我和馬歇爾偵察了小飛機場,看到那架飛機停在簡易機場上。時已夜晚,沒有人在那兒值班。駕機的是另外一個夥計,這天晚上我們把他也帶到了機場。馬歇爾上了飛機,打電話要飛機起飛,駕駛員就起飛了。我們無意要飛機飛往他國,因此我們事先提醒我們的人,他們已經同聯邦航空局作出安排,讓飛機改變航向飛往邁阿密。因此,那夥計起飛以後,我就打了電話過去,他們就叫駕駛員在邁阿密降落。為了不暴露我們的行動,他們利用了這樣的理由:懷疑這架飛機販運毒品。 
  有幾個車盜住在佛羅里達東北部城市代托納比奇。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到了那裡。他們和女朋友住的房子很小,很陰沉,還有兩個身穿菱花格子衣服的小孩在跑著玩耍。房子裡亂七八糟,除了鹹牛肉和啤酒以外,什麼吃的也沒有。 
  我和馬歇爾到外面買了一大堆食品,其中包括孩子食品。他們給孩子吃東西,我就忙著給大人煮實心麵條,裡面還有醬油、麵團。香腸和辣椒。那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和盜賊以及他們的女朋友及孩子在一起大吃了一頓。 
  由於我們始終有任務,所以5個月內我只回家了兩次。這不僅造成家裡的分散,還因我的行動使家裡的經濟拮据。 
  那時候,所有隱蔽工作的特工開銷是按日計算的。除此以外,你還得付旅館費和膳食費。錢從來就不夠用。和這幫盜賊常常在一起,我有支票,常常是用我自己的錢。我給家裡經常打電話。由於安全方面的原因,住在旅館裡我不想留有任何電話號碼,因此每次打電話都是對方付費,而我又不能向家裡償還。因此我終止了那種做法。日積月累起來,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有時候,我只好叫妻子電匯錢來,因為我用完了現金。看到家裡的錢這麼花掉了,我妻子當然不高興。在這次活動中,到結束時我總共花掉自己的錢有3,000美元。可是,我不能停下手裡的工作就開支問題同辦公室爭辯。 
  辦公室對任何開銷的收據有嚴格的政策。那次顧客買懷特牌集裝箱貨運列車時,我有點慌亂起來,因為他們要我們調換旅館。我一天就有了兩張旅館帳單。我提出要求報銷,可是局裡的會計檢查官拒絕了我的要求,因為明文規定一天只能報一個旅館房間。我劃清了界限,斷然拒絕掏自己的腰包。我解釋說,干隱蔽工作的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花費並不總是與常規完全相一致。後來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我每週得到了一大筆錢,怎麼用由我視情而定。 
  問題是,這種延伸打入對方的隱蔽行動,對任何人都是陌生的。 
  1976年2月,聯邦調查局和佛羅里達公路巡邏隊逮捕了貝克及其全體同夥——共有30人,並且從佛羅里達、馬利蘭、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密蘇里、阿拉巴馬、喬治亞和弗吉尼亞這些州找到了被偷的汽車價值達100萬美元。他們說,這是他們查獲的最大的、戰果最輝煌的盜竊集團之一。 
  審判進行了兩個多月。在查捕這伙盜賊中,馬歇爾提供了合作,並作了證詞,因此他受到了聯邦政府的《證人保護法》的保護。他和他的一家重新安頓在一個保密的地方,並且得到了新的有關證件。 
  我得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拉倫斯·M·凱萊頒發的嘉獎令,對我的工作給予表揚,另外還獲得250美元獎金。 
  更有意義的是一位辯護律師給凱萊局長的一封信。信中寫道:「皮斯托尼先生……作為證人,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隱蔽活動中,他顯然工作得卓有成效。尤其可貴的是他表現了坦率和真摯的品質及其奉獻精神。」 
  作為敗訴的一位辯護律師,竟然不吝時間寫了這樣一封信,真使我心花怒放。 
  我回到紐約,返回到車輛攔截小隊。可是,這次隱蔽活動的成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向了黑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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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運籌帷幄



  聯邦調查局終於在考慮長期潛入的行動計劃——所謂長期,也就是說6個月。對於盜竊重型裝備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們相信:用一名特工潛入進去,比單純從匪徒內部爭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紐約的督學員蓋伊·貝拉達,自從退休以來就想再搞一個長期隱蔽的行動計劃。他負責我所在的車輛攔截小隊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開始的時候,我們常常在一起開會,自由討論,大家有了這樣的看法:要滲透進高層次買賣賊贓的集團組織裡——滲進盜竊財產的高層次集團之間。這些人都與黑手黨有聯繫。我自然要與攔截小隊聯繫。你得到了攔截報告,就要調查。是誰肇事,貨物放在什麼地方,由誰在看護。我們的目標是嚴格追蹤高層次集團。他們常與黑手黨打交道,參與分財,瞭解內幕,並進而分配財產。這一夥人當中,有的開了旅館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實際上就是黑手黨成員,他們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黨徒。 
  大家決定採取單人隱蔽的方式,並且選中了我來幹,因為我剛剛成功地幹了一回,因為我瞭解攔截方面的情況,還因為我熟悉街道社會。 
  還有,我是意大利人,這並非不重要。這使我會適應我們即將調查瞭解的那種類型的人。因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們打交道的卻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見是:你去打擊上層集團,給黑手黨以重創。這是初期階段我們目標的延伸,僅僅是要打進那些上層一夥人之間。決定雖然已經作出,你可不能馬上就出門開始干隱蔽工作。還得花幾個月時間的準備。我要作準備,政府部門也要作準備。 
  最後,我們不得不把這個意見向上匯報,向華盛頓匯報,向聯邦調查局總部的頭頭們匯報。為此,我們要對經費、時間、目標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問題作出全面的估計。長期潛入的行動實施對於聯邦調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課題,甚至連隱蔽特工及其督學員應遵循的正式準則都不能印發下來,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幾年以後的1980年。這是一項開拓性的領域,計劃工作務必要清楚落實。 
  這項計劃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動。我是在有利條件下學習新的長遠的技術,目標又是針對使我感興趣的歹徒。我們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開展鬥爭。1970年,國會通過了《敲詐腐敗組織法案》,人們都稱為「RICO」法案1。我們第一次能夠追查從事「敲詐型」的「企業」。如果我們能把參與旨在犯罪的組織的人暴露出來,我們不一定要揭露該組織每一個成員所犯的具體罪行。 
   
  1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稱是:受到訛詐錢財的歹徒影響的腐敗組織。 

  需要反對黑手黨的法令,我們已經制訂。 
  在這種情況下,開展新型的隱蔽活動,我和督學員就能制訂計劃,使這一活動沿著我們所希望的方向進行。我們可以自己幹,不需要別人幫忙或介入。 
  貝拉達這時是思想最活躍的督學員之一。我們得選擇一些像樣的目標,要有個切實可行的計劃說服總部,因為像大多數官員一樣,我們內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條新的、帶有冒險的戰線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後才能秘密打進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進行。整個計劃只有四五個人知曉。在實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學員貝拉達、紐約辦事處特工刑事處處長台德·佛雷、日後成為我的專案特工喬·肯納利、我的聯繫特工史蒂夫·伯瑟,總共就是這幾個人。我要仔細查閱往日那些已經封閉的檔案、報告,同小隊的夥伴交談,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談,搜集為我們打入目標的上層團伙的一切情報。這幫團伙裡的人,大部分我們已經瞭解,但是要抓到他們確鑿的證據並非輕而易舉。現在,我們第一次企圖把我們自己的人扎進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們當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們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們要瞭解的情況有:和這幫上層團伙聯繫的匪徒是誰,他們劫持些什麼人,他們出沒於何處,他們在哪兒謀劃,他們有些什麼生活習慣,各人具有什麼個性等等,凡能有助於我在他們當中行動的情況都想知道。 
  在深入討論計劃和建議的過程中,要牽涉到少數人,既有紐約方面的,也有總部方面的。艾迪·奧布裡安是總部的督學員,在實施計劃的開始階段,他負責處理隱蔽工作。我們要明確一下上層團伙的一些目標,我還要熟悉紐約市的一些地區,比如曼哈頓區的小意大利1,以及布魯克林的一些地區,還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館和俱樂部。我們留有充分的餘地,以便在獲得其他通路的時候能夠採用。 
   
  1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國紐約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區。 

  我們和另一名特工,要在邁阿密制定一份和紐約相同的計劃,兩份計劃工作互相聯繫。邁阿密有許多有錢的大戶,有許多旅遊度假的人。那裡的騙子和盜賊大有人在,他們在盜竊珠寶、債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裡也有許多與黑手黨打交道的高層次買賣賊贓集團。我們也可以以這些集團作為目標。我和奉命執行此項任務的特工能夠互相支持。 
  邁阿密辦事處對這個主意表示讚賞。我和貝拉達前往那裡幫助他們,制訂一份和我們對紐約制訂的相同計劃。 
  接著,我和他討論的是,誰作為邁阿密的隱蔽特工我感到合得來。你在任何時候搞隱蔽工作,選擇誰和你共事,這是至關重要的大事。選擇這樣的人,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過。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邁阿密的辦事處有誰合適。我決定挑選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隱蔽姓名是喬·弗茨傑拉德。他是波士頓人,身高約6英尺5,先前是波士頓學院的足球隊後衛。我挑選他,還因為他是擲沙袋遊戲好手,腳步動作敏捷,完全能夠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邁阿密待的時間足以使他熟悉這一帶的地理。因此,我們帶喬·弗茨傑拉德到了邁阿密,讓他執行整個行動計劃。他接受了這個任務。 
  這兩項計劃我們要一起實施,這個雙方計劃的代號是「太陽蘋果」。邁阿密代號太陽,紐約代號為蘋果。 
  接著要討論的是我自己。我要確定一個新的身份,這身份可以經得起任何情況下的檢查。在街道上,在你沒有證實之前,誰都會對別人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列出了討論問題的目錄,這些問題是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決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潛入重型裝備盜竊案的行動中,已經有了一系列適合身份的證件——社會保險卡、美國運通公司卡1以及駕駛執照等(我實際上有兩份駕駛執照,一份在佛羅里達,一份在紐約)。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這個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過的事。我正是用那個名字,在加利弗尼亞和佛羅里達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礎,有些比較好的聯繫關係。就用這個名字比改用任何別的名字要好。 
   
  1 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國1850年3月創立時,原為快速運輸的公司,現為世界規模的商業組織,主要從事旅遊、保險和國際銀行業務。總公司設在紐約。 

  在這樣的背景下採用這樣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羅里達重型裝備盜竊案的審判中已經公開亮了相,這一狀況會不會又回頭糾纏於我,對此我沒有數。但是在那一段時間裡,據我所知,我沒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時候,對此考慮了很久。到後來,我終於認為:管他呢,就用這個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這個名字,我應該有個簡歷。簡歷不要寫得太多。正如我幹別的事一樣,我想使簡歷簡單一些。無論怎麼說,你反正是要說一大堆謊言。簡歷越簡單,你要記憶的東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隱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盡可能地靠近真實。為了這個特別的理由(我正為了這個理由),簡歷越簡越好。 
  我的簡歷準備這樣寫:我在邁阿密一帶度日,往返於加利弗尼亞之間,是個偷珠寶的夜賊,我是個單身漢。 
  我們還想到了這樣一個主意:說我是個孤兒。一個沒有家庭的人,別人要查你就比較困難。如果你有家庭,這就牽連到別的特工,要他們出來說清楚你的家庭成員。如果你是個孤兒,別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裡弄,或者問你是否瞭解某個具體的鄰里。我對佛羅里達和加利弗尼亞的一些地區有所瞭解,因為我在那些地方幹過一些工作。 
  我們從研究人員那裡得知,已經焚燬的皮茨堡那裡有座孤兒院,在那裡撫養的孩子並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材料。這對我非常理想。有個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過,而我是在賓夕法尼亞長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寶的盜賊。這樣的盜賊有多種多樣。我需要有個專長,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會發生暴力。我不能當一名強盜或是銀行盜賊,或是搶劫徒,或是諸如此類的人。我們得到了部裡的允許,參與某種無關大局的盜竊活動,不過你得要避免暴力。作為一名珠寶盜賊,我可以說我是單獨行動的,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進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績。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寶的夜賊,一個人單獨作案並非有什麼難處。因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會撞到物主,難得有可能發生暴力。我的業務知識使我能擺脫任何人企圖與我動武——暴力不是我分內的事。 
  由於行動的性質,我有可能誤入聯邦調查局規則和制度的「灰色區」1。可我們好歹得試一試。不管出什麼事,我們都要正視。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麼程度;我能參與什麼樣的犯罪活動,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們發起的交易中,我能參與到什麼地步而又不至於陷入圈套,等等,這些都是我出發前要作的一些思想準備。 
   
  1 灰色區(gray area):指介於兩個對立方面之間的範疇,諸如不可被劃為全對或全錯的原則性問題、在爭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國家、既不全然是科學事實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為珠寶賊,我要有適當的經驗。關於警報系統、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從事的未來「職業」的監測裝備,我已有了足夠的瞭解。紐約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寶公司給我上了兩個星期珠寶學課程,他們只知道是為聯邦調查局工作,對我的行動完全無知。我和一個珠寶學家去了紐約一家博物館,買了一些關於珠寶和珍幣方面的書籍。這些雖然不能使我成為高級專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經歷,下一步就要對行動計劃作出預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車、活動經費,等等。 
  開始的預算比較節儉。「太陽蘋果」方案中紐約方面,我們計劃潛入的時間是6個月,開支10,000美元。這個數字較少,但是少歸少,我們覺得有了良好的機會,可以使行動計劃得以實施。實施計劃這是主要問題。只要你著手行動,能顯示出工作中的成績,深入下去就好辦了。我們對此滿懷信心。到那時如果再需要延期6個月,我們就能提出進一步的建議。 
  誰也沒有料到潛入進去的不是6個月而是6個年頭,沒有料到我們觸及到什麼程度。 
  我們的預算很認真,因為局裡的會計官很認真:寓所、電話、租車、個人開銷等等。我們初步的預算從原來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們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頭,以備特殊情況、未料到的開銷,比如我需要購買盜賊的贓物。 
  所有文字計劃工作完成以後,行動建議就呈報到華盛頓總部。他們批准了。 
  現在,我不能公開露面了。知道行動計劃的只有少數幾個人。為了我家裡人自己的安全,他們只知道我要去隱蔽起來,但不知道我為了什麼。由於局裡從未有過長期深入隱蔽工作方面的歷史,因此我們在行動中要作出一些指導準則。其中有一條就是: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的真實成員應該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裝備盜伙中的隱蔽行動,一切問題都是在辦事處內部根據需要知曉1的基礎上處理的。這一次,安全措施將顯得更加嚴峻。在當時位於東六十九大街的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裡,我的辦公桌已經清除,我的名字已經從辦事處花名冊上勾銷。我的個人檔案已從辦事處移走,秘密隱藏在保管特工檔案的保險櫃裡。由於辦事處的工資單上沒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資支票通過非正常系統發給了我。除了與此行動有關的幾個特工和聯絡特工,以及聯邦調查局在華盛頓總部的上層人士以外,辦事處裡、全國各地聯邦調查局的值勤人員中,都不知道我要幹些什麼。如果有人打電話到辦事處找我,他們得到的答覆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員當中沒有那樣的名字。局裡局外的人中,沒有約瑟夫·皮斯托尼這樣的名字和聯邦調查局有任何牽連。 
   
  1 需要知曉(need-to-know):指在反間諜或保安活動中只讓情報人員知曉為完成其本身任務所需要的情況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瞭解的情況。 

  我們在4月份先後開始考慮這次行動,到我作好準備實際行動的時間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邁出了我在聯邦調查局的辦事處,在以後干隱蔽工作的6年當中,我從沒有返回過,從沒有回到我在聯邦調查局辦事處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我的朋友不瞭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這項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務中,我無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經隱蔽起來,就著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輛汽車,一份銀行帳號——都是普普通通的東西。這些東西都不能通過局裡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義自己動手辦理,不牽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辦理一切事務,不想通過聯絡特工辦理,因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這是一項聯邦調查局行動計劃。你根本想不到會不會有人涉及到別人的檔案,或者有人漏了嘴,會說出了一點什麼。我們知道,我們在與目標所指的買賣賊贓的集團打交道時,有可能會碰到歹徒同夥,任何洩露風聲的情況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幹的事我都是自己親自幹,正如搞調查的人要親臨現場一樣。 
  我們為多尼·布拉斯柯創造了一些相關條件。我們登記了幾個「查詢」電話,就是人們可以向我詢問情況的平常的電話號碼。一個是我的工作單位號碼。我是艾司汽車公司的經理;另一個是我居住區的建築經理。回答詢問的只有我的督學員或我的同夥特工,有時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輛適合我身份的汽車,一輛黃色卡迪拉克牌轎車,掛的是佛羅里達牌照。 
  在一般情況下,我從不戴珠寶,也不講究時髦的衣服。但幹這項工作,我要穿得好一點,戴上戒指和金鏈,穿便眼。在預算中,這些都是一次性開銷,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頓銀行的一家支行,要求開活期存款帳戶。我填了單子,單子上的先前業務那一欄我沒有填寫。職員認真看了我填的單子。 
  「先前銀行業務一欄怎麼沒填?」他問。 
  「你問這個問題幹什麼?」我說。 
  「因為我們要核實一下你的簽名。」他說。 
  「我先前沒有開銀行帳戶。」 
  「啊,我們需要有那一欄的內容才開帳戶。」 
  當你不是按常規辦事的時候,這就是對社會短暫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還挺像個樣子,手裡有1,000美元現金,要在銀行開個帳戶,因為沒有先前的銀行業務,就辦不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事。不過我不想爭辯了,因為那個傢伙已經乘了我的不備。 
  我說了一聲「非常感謝!」就起身走了。 
  街對面有家化工銀行支行,我決定到那兒試一試。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銀行的職員以同樣的問題責難我時,我該怎麼回答。 
  我走了進去,填好了單子。那傢伙問道:「過去兩年你在哪兒有銀行業務?」 
  「過去兩年我沒有辦過銀行業務。」我回答。 
  他說:「這樣我恐怕不能為你開戶。」 
  「你這是歧視我。」我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問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沒有任何東西與歧視沾上邊。他不解地看看我,說:「這是我們的制度,對誰都一樣。」 
  我說:「我剛剛從牢房出來,在那裡待了6年。現在我刑滿出獄,想做個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經還清了對社會的債務,有了一份很像樣的工作,想在銀行開個帳戶,做個有體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開一個活期銀行帳戶。就因為我最近沒有銀行業務,你就拒絕我。我要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在銀行幹什麼,我要到市政廳去,向民權局申訴,因為我受到了歧視。」 
  他突然神色驚懼——我想,這倒不是因為他擔心可能引起的歧視問題,而主要是因為他可能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一個釋放的勞改犯。 
  他說:「啊,有些情況我們能夠通融。我看,我們能幫你解決。」 
  就這樣,我開到了銀行帳戶。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對於住在哪兒、怎麼生活,倒並不過於操心,不過有兩點我要考慮:第一,我並不想住到我的目標地區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對高大的樓房裡——這兩點都是為了我好隱匿。我需要住一個進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報紙,找了一個星期。後來我終於找到了我想要的住處。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約克維爾·塔爾斯大樓裡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號是21-G。這幢公寓大樓高市東北部最繁華的住宅區只有幾個街區。 
  我喜歡這兒的位置,而且這兒還有地下停車庫,房租也不是太貴——每月491.6美元。室內有大客廳,24小時有門衛保安,還有人為客戶收發服務。 
  我租的傢俱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購買了床單、毛巾、浴簾。我還從自己家裡帶了一些罈罈罐罐,放置在碗櫃櫥裡。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電話,除非有什麼緊急情況。她打電話時,說不定寓所裡有壞人,說不定我的電話有壞傢伙偷聽。我對妻子說,我用的還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盡可能給她打電話回家。我沒有告訴她:我可能要打進黑手黨。我這麼做或許有點自私,但這是我的工作。 
  作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寶的夜盜,我已經準備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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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試鋒芒



  我們搞到了一份地名單,都是買賣賊贓那幫傢伙經常出沒的地方。眼下的工作談不上休息日,全周都得忙,去酒吧、上旅館、進俱樂部。這些目標區並不一定都是「匪黨」的接頭地點。這幫匪黨有時候全包或部分包下了這些夜總會和旅館。這些地方往往就是地下歹徒及其同夥喜歡閒逛的場所。 
  我想到這些地方逛一逛,主要在市中心和曼哈頓南部一帶。我去喝喝飲料,吃吃飯,不怎麼與人談話,也沒有什麼行動,只是要在那裡露露面,使人們逐步習慣我這個面孔。像洛克菲勒中心1、美國無線電公司2大樓裡的虹廳,第三大道的分餐旅店,戲劇區中心四十八街道上的維蘇威旅店,五十四街道上的塞西爾夜總會,萊新頓大街的喝彩旅店等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1 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 Chntre):美國紐約市曼哈頓中間區由14幢大樓組成的建築群。1929-1940年間建造。 
  2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美國跨行業大公司。研究、生產和銷售民用、軍用及空間用電子產品並提供服務,還通過附屬機構從事其他商業活動。總公司在紐約,主要研究機構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 

  我們的注意力並不集中在小意大利區的那些地方,因為我去那兒太招人顯眼。你在那一帶閒逛,不可能不認識人。你要麼是旅遊者,要麼是遇到某種麻煩。我暫時還不想同誰打交道,也不想同什麼人聊天。我認識的買賣賊贓的黨徒是和他們稱之為「市民」的人混在一起,老百姓和他們沒有聯繫。我到某個酒吧去幾次以後,如果招待漸漸熟悉我,我就同他打一聲招呼。重要的是只要讓人家看到你,而不是有什麼企圖;只要讓人注意到你,給人以這樣的印象:我不是偶爾來這裡的顧客。 
  我不想炫耀我有多少錢,因為那樣就表明你要麼是警察,要麼是個施主。一個施主很容易受騙上當。一個警察在有意搞非法買賣時,炫耀金錢可能是他的典型行為,引誘人把贓物即偷盜的東西拿出來交易,從而達到搜查的目的。街道的居民如果不想惹人注目,他不會到處丟錢的。那麼問題就來了:此人為什麼要招人耳目?我不想在這方面引人注意。正確的做法是,你不要進去大手大腳地花錢,不要顯富,別想著要攀人聊天,因為你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你。 
  你執行這樣的任務要步步小心謹慎,不僅要避免人家的嫌疑,而且在你離開以後不留下任何痕跡,使人覺得你清白.可以信任。你根本想不到你的行為中哪一部分會成為日後人家檢查你的歷史記載。你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你的胃口並不大,你的鼻子並不長,不想管別人的閒事。你一定要耐心,因為你無法料到隨時會出什麼事。我基本上想保持自己的個性,做到有節制。我感到,我想物色的人中,到時候會有人和我搭話的。 
  我首先常去的地方當中,有一處是卡邁羅旅店,是個很舒服的旅店,地點在約克大街的1638號,位於八十六街道和東河一帶。這地方離我剛住進去的寓所不遠,我也想找到一個在我居住地附近的地方歇歇腳,吃點晚餐或喝點飲料。這兒並不是我們目標地點的主要場所,但我們瞭解,有黨徒一類的人常在這兒出沒。我們的情報表明:這家旅店為喬伊和卡瑪因·西托所經營,他們都是法特·托尼·薩萊諾領導下的吉諾維斯罪惡家族的成員。 
  我在這些地方閒蕩,溜躂了好幾個星期。時間過得很無聊。我很少喝酒,不抽煙。在執行這個任務以前,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曾經幹過酒吧招待,這是我最不喜歡的工作。整夜待在酒吧裡,觀察人家喝酒,聽醉漢聊天。我幹那種工作干了好幾個星期,晚上待在酒吧裡,開始可能喝點蘇格蘭威士忌,後來就拌蘇打了。 
  有時候我看到了我們目標中的人。我認識他們是我在準備階段見過他們的照片。但是,我從來不想找機會和他們搭話。如果問酒吧招待員「那人是誰?那人是不是某某?」是不明智的做法。我想讓人家把我看成是不太喜歡問這問那的人,對什麼事沒有太多好奇心的人。我們追逐的那幫匪徒,你很難闖入進去。一步弄錯,哪怕是稍微有點不對頭的地方,就會使他們逃避你。我在吃飯或喝飲料的時候,我對周圍發生的一切總是很感興趣。我總是注意觀察,細心聽,默默記在心裡,而且設法給人以這樣的印象:我毫不在意周圍有什麼人。 
  整個10月份和11月份,我就這麼進進出出,觀察著,傾聽著,沒有越過這個界限。這段日子雖然常常令人心煩,但還沒有令人沮喪。我知道工作要費時間。這樣的工作非常敏感,你要用策略打進去。對於像這樣的行動,你不能貿然跨進去著手打交道。與匪徒有聯繫的人對於他們不認識或沒有別人擔保的人是不肯交往的。因此,在開始兩三個月裡,我要打好初步的基礎,讓自已被人瞭解,或者有別人來為我擔保。 
  在這段時間裡——實際上在整個行動的6年時間裡——我對自己所作所為從來沒有做過記錄。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人盤問檢查——可能有人會查出我來,是警察或是惡棍來查我。因此,我從來不在寓所裡或自己身上留下任何套住自己的罪證。每隔幾天,根據形勢緩急,我要把發生的情況,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幹什麼事,向我的聯絡特工匯報。 
  卡邁羅旅店裡有一種活動是十五子棋。人們在酒吧裡玩十五子棋。我注意到當地裡弄的人常常到旅店閒逛,吃飯以後就坐在酒吧裡玩十五子棋。在周圍一帶溜躂的黨徒也有參與的。他們的賭注很大——大到一局輸贏1,000美元。我要打進去,讓他們瞭解自己,和顧客們能聊聊天,這似乎是一條很好的途徑。不過我還不會十五子棋。我買了一本書,認真學了學。另一名隱蔽特工,其隱蔽名叫查克,對十五子棋很內行。查克有音樂界方面的行動任務。他是我的朋友,常常到我寓所來,我也到他那兒去,他肯教我十五子棋。我們常一起玩,為的是我能玩得自在。 
  到後來,我認為自己也完全能上場了,就決定到酒吧裡賭一回。 
  這時已接近聖誕節了,那一帶呈現出一種節日的氣氛。這樣的時間新湊近一個賭徒似乎也合時宜。這天晚上,酒吧裡有兩處棋盤同時進行。我觀察了一會,看看哪個盤子上的賭徒技藝弱一些。你一旦上陣就想要向勝者挑戰,我就選擇那副棋盤向勝者挑戰。 
  我第一次下注是100美元。我心裡有點緊張,因為我沒有許多錢去賭。我贏了第一局,輸了第二局。那天晚上結束時我沒輸沒贏。 
  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有了起色。我和人們熟悉了,周圍的人第一次稱呼我為「多恩」1。現在我可以坐下來和人們閒談。我們可以在一起談論正在進行的賭局。 
   
  1 多恩(Don):作者的隱名是Donnie Brasco(多尼·布拉斯柯),其中Donnie簡稱Don。 

  過了幾個星期以後,我退出了十五子棋的賭場。我的錢有點吃緊。我賭了兩局,每局賭注都是500美元。先輸一局,後贏一局。我的帳戶上當時只有大概250美元到300美元作為每週的費用,一切都包括在內。我要賭下去就不能不向局裡的記帳員作些解釋。實在不值得,跟那些非驢非馬的匪徒一起賭十五子棋。 
  不管怎麼說,那時我已經完成了學會十五子棋所起的作用。我認識了一些人,至少在我進酒吧的時候會有人招呼我:「喂,多恩,手氣怎麼樣?」 
  我已經不再是人們陌生的面孔了。我還和酒吧招待員瑪蒂交上了朋友。瑪蒂不是那種黨徒,但是很隨和,瞭解周圍發生的情況。到了12月底和1977年1月初,我和他已混得很熟。我們的談話逐漸多了起來。他問我是不是就住在附近,因為我常到酒吧去。我對他說,我就住在附近,在三號大道上的九十一街道。 
  「你是這兒一帶人嗎?」他問我。 
  「我在這個地方住了幾年,」我對他說,「最近我在邁阿密和加利弗尼亞一帶待的時間很多。幾個月以前,我剛從邁阿密那裡到了這兒。」 
  「你幹什麼工作?」他問。 
  對這一類的問題,你不要直接回答。 
  「啊,是這樣,目前倒沒幹什麼。你看,閒著呢,也在觀望……」就這麼帶哄帶騙一點兒和他應付。我說:「我基本上是哪裡活兒掙錢快就幹什麼。」 
  他有個女朋友,常常在快要下班的時候進來。等下班以後,他們就歡蹦歡跳到市裡玩去了。有幾次他問我是不是也想去,我表示感謝,但拒絕了。我不想使他以為我急著要交朋友。 
  不僅如此,我不想讓他以及這裡任何其他人以為,我身邊就沒有人。因此,我有時也帶個女性——是在我寓所街道對面的酒吧裡或類似的地方認識的——一起喝幾杯飲料或吃頓飯。有時候,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也和我一起喝點什麼。你不能老是一個人進進出出,因為那樣會使人以為你要麼是個苦工,要麼是個警察。你的夥伴要有變化,這樣才好些。不要讓人家看到你老是那麼個夥伴,還以為你們在一起要幹什麼。看上去要隨和些,絕不要讓周圍的人對你有不舒服的感覺。 
  瑪蒂的女朋友有個叫帕特妮西婭的,是個金髮碧眼的漂亮女郎,和在那裡出沒的一個黨徒一起外出為伴。那黨徒叫尼基,是個賭注登記經紀人。有幾次她來到酒吧,尼基不在那兒,而我在。她就坐下來和我聊天。一開始,談話很隨意。後來我看出她在向我做一點姿態,我不得不防範。我是個局外人,不能越軌。我感到最糟糕的事是要向一個黨徒的女朋友顯示出某種姿態,因為我們有嚴格的規章制度,不允許那麼做。我要是在這方面犯錯誤,我辛辛苦苦費了幾個月時間打入這兒算是毀於一旦。 
  有天晚上,這個帕特妮西婭問我可願意同她一起吃飯。她說:「尼基不會到這兒來,我們可以一道出去,找個很快活的地方。」 
  「謝謝,」我說,「我不這麼想。今天晚上不行。」 
  後來,我把酒吧招待瑪蒂抓到一邊來,說:「喂,瑪蒂,我希望你瞭解,我和帕特妮西婭要保持一定距離,因為我知道她是尼基的女朋友,但是我也不想抹任何人的面子。」 
  瑪蒂說:「我明白,我一直都看到了你是在怎麼樣對待自己。」 
  因此,我在人品上築起了另外一道壁壘。酒吧招待明白了,我懂得和黨徒打交道的規矩。沒有生活閱歷或沒有同黨徒接觸過的人受到這樣一個女郎的邀請,大多有可能正中下懷。他們心裡想,管他呢,反正是她在引誘你,準沒問題。可是,黨徒有嚴格的規矩,你可別糊塗。我的意思是,嚴格的規矩。 
  大約在一個星期以後,瑪蒂過來對我說:「嘿,多恩,我正要告訴你,帕特妮西婭和尼基已經崩了。因此,你要想帶她出去喝點什麼或別的什麼,無拘束了。」 
  我說:「謝謝,可是我真的不想出去尋找什麼,你還不知道嗎?」 
  他說:「今晚下班以後,我們要到虹廳去,我們一道去吧,把她帶著。」 
  我們四個人去了虹廳,大家玩得很愉快。這以後,我出去還碰到他好幾次。我在那個地方已經有了相當扎實的基礎。 
  他開始把我介紹給常去卡邁羅旅店的其他夥伴,其中也有混蛋黨徒。我從來不跟他們有什麼交道,沒有瓜葛。不過,我進去時他們至少和我打打招呼。我開始有了「家庭基地」,一旦有人要搜查的時候,這裡的人都認識我。 
  這地方我還可以給別人傳個消息,別人也可以給我傳個信。我對瑪蒂說,如果有人打電話來找我,你就對他說,我什麼什麼時候就到這兒來。有時候,我自己打電話來找我自己,瑪蒂等我來的時候就把信息告訴了我。因此,我在這兒交了一些朋友,有一些打交道的人。 
  重要的是,初到這兒不要忙著要和某個特別的人搭上,不要急於立即著手行動。首先要經常露面,要有個可靠的後備力量。我要是到別的地方去,就可以說,「我在那地方前前後後待了四五個月。」他們就能夠證實。常常到那一帶的夥計就會說:「是啊,多恩·布拉斯何在這兒待了很長時間,他似乎堂堂正正,從來不惹我們什麼麻煩。」你就這樣逐漸樹立自己為人的形象,幹事情不能太急,一口一次不可能咬得太多,重大步驟、大好機會有時候會突然來臨。要等待來日。 
  到後來,我終於決定對酒吧招待瑪蒂採取行動。一個隱蔽警察在買賣搜查的情況下,他的典型做法是要從你那兒買點什麼。警察總是買,從來不賣。我現在要賣。因此,我帶了一些珠寶:幾隻鑽石戒指和貴重寶石,還有幾塊男女手錶。 
  等到酒吧裡沒有他人的時候,我就把小袋子解開,把珠寶拿給他看。 
  「這些東西如果你肯保管幾天,」我說,「可以設法脫手賣掉。」 
  「什麼價?」他問。 
  「我總共要2,500美元。多餘的給你。」 
  他沒有問這些東西是不是偷的。他不需要問,因為彼此心照不宣。在我最近和他的交談中,我已經給他有這樣的印象:我沒有合法的正當職業。這是明擺的事。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話越少越好。實際上,這些東西自然來自聯邦調查局,是我們在搜查中沒收下來,嚴格用於這一類的工作當中。 
  他收下了這些東西,保留了三四天。後來在一天晚上對我說,「多恩,有人想要。不過達不到你開的價。」 
  我不知道他是在試探我呢,還是別的什麼用意。你永遠也別指望,別人會信任你。我本可以這樣回答他:「那好吧,你看能給我幫什麼忙,我要送你一件。」可是你不能這麼說。東西總有某種行情,知情的人懂得貨物的價值。我在隱蔽以前,曾經和幾位知情者打過交道,對於偷盜的贓物,我瞭解其行情。因此,無論是買還是賣,我可以同任何人內行地談論鑽石、黃金及珠寶的價格。如果我的贓物值2,500美元,我就堅持。如果你說:「那好吧,就給我800美元吧。」這樣他們可能懷疑你這樣做的動機。 
  我這樣回答他:「沒什麼,還給我吧,這也不是什麼大買賣。我打算再多弄一點,也許我們下一次能買賣成功。」 
  他說:「多恩,你弄到任何東西,讓我看一看。如果我能幫你脫手,我會幫你的。我能轉手很多東西,見過許多來路不明的貨品。」 
  我說:「我最感興趣的是為我自己買珠寶或漂亮衣物。」但是我從來沒有從他那裡買什麼。 
  我的確通過他下了一些賭注。他同我談到了那位賭注登記經紀人尼基,談到了此人的買賣業務。我在賽馬場上下了一些賭注。 
  這一切都為了鞏固我的地位。 
  我的特工朋友查克,從事發生在音樂業務方面的隱蔽工作,涉及到錄音機、音樂會等方面。我們有時候在一起聯繫,互相支持。比如,他常常和我一起去卡邁羅旅店。查克正要在百老匯的比肯戲院裡舉辦音樂會,領唱的是詹姆斯·布朗。他問我能不能幫幫他的忙。那不僅幫他,也是在幫我——因為這將向市中心的黨徒們表明:我在幹些什麼,我還是發起人。 
  他的行動已經深入到與科隆坡罪惡家族的幾個成員有了聯繫。他把我介紹給了其中一個,名叫阿爾伯特。所謂「聯繫」的意思是:你和黑手黨成員有交道,同他們在一起共事,但是你並不以真正黑手黨成員的身份去分享任何報酬,承擔任何責任。一個真正的黑手黨成員就是「入盟黨徒」,或是「堅定黨徒」,或是「老練黨徒」1。阿爾伯特的叔父是科隆坡家族的入盟黨徒。 
   
  1 這裡是指黑手黨成員的稱呼,原文分別是made guy,straightened out和wiseguy。一個made guy(入盟黨徒)是指:他舉行過儀式,被接納為黑手黨成員,並在該組織裡有一定的地位;一個siraightende out(堅定黨徒)是指:他有堅定的方向,堅定的思想,所幹的一切都合理;一個wiseyuy(老練黨徒)是指:他很精明,知道怎麼樣對自己有利,在組織裡行為舉止都很得體。這三個稱呼本質是一回事,都指黑手黨的堅定分子。 

  阿爾伯特是半瓶子醋的黨徒,是個聯絡黨徒,沒有入盟。他身材高大,約6英尺2,30歲上下,在股票和債券方面是行騙的老手。但我認為,他搞不出什麼大的名堂,不過是個牛皮大王。 
  他在附近一帶逗留倒也不是壞事。查克把我介紹給阿爾伯特,這樣我也許能通過他的介紹混進科隆坡家族。因此,我有時候與查克和阿爾伯特一起跑,在周圍的各個夜總會露一下面。阿爾伯特很喜歡在夜總會、迪斯科舞廳及旅店露面。 
  詹姆斯·布朗音樂會漸漸臨近的時候,阿爾伯特及其在布魯克林的幾個弟兄,提出了聳人聽聞的主意:他們要搶劫票房。他對查克和我說:「就在音樂會快結束、票房關門的時候,我們就動手搶劫。」 
  他想搶劫我們自己的票房。我和查克不能允許這幫傢伙持槍幹出這樣的事。但是我們也無能力否決。若要那麼做,我們就會受到懷疑。我們實在不知道這事兒該怎麼辦。 
  我們對阿爾伯特說:「你想想看,如果那裡夥計過來搶劫票房,那我們獲利就會減少。因為無論怎樣是我們贏得票房。我們可以三股分紅。如果讓你兩個朋友入伙搶劫,我們就五股分紅了。」 
  他把這個解釋傳給了他的弟兄,可是他們說什麼也還要干。他們想全吞。 
  到了音樂會開始的前一天,我們束手無策。我們又不能向警察報告,因為那樣一查就查到是我和查克告的密。 
  「怎麼辦?」查克問我。 
  「不知道啊,」我說。「這是你的行動計劃。只要不危及我的行動計劃,你要我幹什麼都行。」 
  查克想了個主意。「我想可以雇幾個下了班的警察,就叫他們在大廳門口轉轉,就說是維持群眾秩序,或許這樣會制止他們的行動。」 
  他僱傭了下班的警察。他們身穿警服,站在周圍。阿爾伯特及其兄弟們露面了。 
  「媽的,哪來這些警察?」阿爾伯特問。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們在值勤,大概想到這兒待一會聽詹姆斯·布朗唱歌。我不知道啊。」 
  「他媽的,」阿爾伯特對其兄弟說,「有警察在這兒,我們怎麼下手哇?」他們站在外面討論了一會兒,注意著大廳門口的警察。他們決定作罷了。 
  就這樣,我們避免了一場搶劫。這次幫了我的忙,因為我現在可以告訴那些人:我還有這麼一個兄弟——查克。他還有這樣的艾司錄音公司。 
  每當有機會我總要設法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兒們的身邊,哪怕能吃一頓早餐也是好的。我常常在值夜勤工作結束後,穿過喬治·華盛頓大橋到新澤西,在家裡度過幾個小時。我在家時,我和妻子很少與社會交往,我們結識的幾個朋友都是局裡的同事。他們當然知道我還是局裡人,但不知道我執行什麼任務。 
  我和一名特工感情非常好,他叫阿爾·亨金傑,在紐約辦事處工作。在我隱蔽的期間,阿爾和他妻子密切關心我妻子,幫助處理發生的任何問題。我妻子需要什麼,總要同他們取得聯繫。這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我們對鄰居和其他人說,我在做生意,常常出差在外面奔走。 
  我的幾個女兒已經養成了習慣,不和別人談論我的工作,甚至連問也不問。她們也會問:「你上班時幹些什麼?」我就對她們說:「我像別人一樣幹工作。」不一會兒,她們就不問了。 
  她們在學校裡漸漸成了啦啦隊隊長。我的大女兒有一些男朋友學生。我和妻子與這些小伙子在運動隊裡相處得很融洽。每當星期三我在家時,總要一道去看學校的摔跤比賽;我要是不在家,妻子就一個人跟他們去觀看。 
  我為一些小伙子設立了舉重運動項目,地點就在我家的地下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也是個舉重運動員。他們同意這個運動項目。他們沒有問到個人方面的問題。他們經常過來按照我提出的意見開展活動。我妻子烤餡餅。 
  我呆在家的時間似乎很少。妻子和女兒對這樣長期分離感到很不高興,尤其是我又沒有給她們作充分的解釋。我們當時並沒有理解,這一段時間是往後5年中不曾有過的最美好的天倫之樂。 
  我和阿爾伯特在一起經常四處出擊,對他已有了相當的瞭解。我帶他到卡邁羅旅店去了好幾次,使他看到那裡的夥計對我都熟悉。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他看到人們認識我,和我交往,他就感到他也能把他熟悉的人介紹給我。和一個聯絡黨徒進進出出,而且這個黨徒的叔叔還是科隆坡家族的老練黨徒,這就增加了我做人的可靠性。對於阿爾伯特來說,他看到我到什麼地方就受人接待,他跟著我一起露面也是光彩的事。 
  讓自己得到別人的認可是件很微妙的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印象、一件件小的考驗、默默無聞的諒解等等,都很微妙。 
  阿爾伯特住在布魯克林,但喜歡曼哈頓。有天晚上,外面颳大風暴,他不想開車回家到布魯克林,我就帶他在我的寓所裡過夜。從那以後他老是狡辯著,要在我的寓所裡過夜,不想開車回布魯克林。我想培養和他的友誼,可是我不想讓他在我寓所裡過夜。 
  我一方面要設法自己立足,樹立自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又要同阿爾伯特及其他人四處周旋,在整個12月份我幾乎沒有回家——大約還有兩三個晚上就到聖誕節了。因此我特別想在聖誕節前夕這個合乎情理的時間回家去,和全家一起度過聖誕之夜,以及聖誕節的部分節日時間。我打算在聖誕前夕的那天早上動身,大概8點鐘到家。我給每個人都買了禮物,把它們存放在我汽車的行李箱裡。 
  為了回家和家人團聚,我要在這個多尼·布拉斯柯的圈子裡提早慶祝聖誕。聖誕前夕的那天下午,我們到各個夜總會轉了一轉,喝喝酒,向我們熟悉的人祝賀聖誕快樂。查克是個單身漢,阿爾伯特根本就不想回家,他們雙雙帶著平時和他們在一起玩耍的女友。 
  我們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我要裝出並不急著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這時候已經過了10點。我們到八十六街道,朝科隆坡旅店那兒去。街道上空蕩無人。在街的拐角處,有個人還在賣聖誕樹。我無意中提了一句:「聖誕節到了,我的寓所裡連聖誕樹還沒有呢。」 
  阿爾伯特叫了起來:「快去!快去!到那邊夥計那兒去——他那兒有!我要買!」 
  我們到了角落那裡。阿爾伯特跳下了車,往賣聖誕樹的夥計那兒走。那人只剩下三四棵聖誕樹,都是光禿禿的,就像是幾根棍子紮在了一起。阿爾伯特挑了一棵帶上了車。我從來沒見過這麼不像樣子的聖誕樹,上面還殘留了一些針跡,樹頂已經彎曲。 
  「你買這種東西有什麼用?」我問。 
  「我們把它豎起來,到你寓所裡裝飾一下!」 
  「哎呀,我沒有什麼裝飾品。店舖都關了門。」 
  他說:「姑娘們,我們會找到東西把它裝飾裝飾,你們說行嗎?」 
  「行,行!」她們說。 
  阿爾伯特說:「我們不能讓你一個人過聖誕節啊。」 
  就這樣我們帶著那麼個不像樣的東西上了樓,來到我的寓所。我們把它豎起來,你甚至能看到樹上還少了一些樹枝。我說:「我連架子也沒有,怎麼能豎起來呢。」 
  「我們就用這個!」他說。我有一個冷水器瓶子。我平時把分幣塞在裡面。 
  他們把聖誕樹放在那上面。接著,兩個女人在廚房裡亂翻亂找,找到了幾張錫紙,用錫紙裝飾了幾個聖誕氣球,裝點在那為數不多的樹枝上。他們每次掛上那麼一個錫紙玩藝,就有幾百萬個針狀晶體落到了地下。 
  「我們不能讓你過聖誕節沒有聖誕樹,」阿爾伯特說,「可是你連個伴也沒有,這麼過聖誕節真是糟糕。」 
  他們一樣一樣地擺弄,為了保證我聖誕節過得愉快,不至於寂寞。他們唱聖誕頌歌,一直鬧到午夜,就坐在那麼個丑聖誕樹周圍。阿爾伯特和女人們都縱酒狂歡。 
  我頭腦裡想的是孩子,想到車上行李箱裡的禮物。我很惱火,自己竟然陷入這種境地。 
  我說:「行了,各位,足夠了。我已經過了聖誕節了。」 
  他們還想繼續玩下去。我把查克拉到一旁,說:「你把他們帶走,我還想回家。」 
  他這才領他們一道離開了。我等了大約半個小時,然後下樓進車庫,開車往家走。 
  我本想在聖誕那天早上趕回家和家人團聚,可實際上到家是在下午。在這次回家過一個正常的聖誕節以後,還要度過5個聖誕節。 
  開始出現了情況,有了行動。1977年元旦後不久,阿爾伯特把我介紹給了科隆坡家族幾個很活躍的成員。我們外出溜躂,進了希波波特瑪斯——紐約大街六十一街道上的迪斯科舞廳。那兒有許多黨徒出沒。 
  阿爾伯特說,他要把我介紹給一個科隆坡家族的成員,那傢伙幹過許多贓物的買賣。 
  他把我帶到一張桌子旁邊,對一個傢伙介紹說:「吉裡,這是多恩,我的朋友。」 
  吉裡大概比我大5歲,普通人的身材,5英尺9,體重160磅。頭髮淺黑,鼻子隆起。 
  我們坐下來聊了一會兒。阿爾伯特對吉裡以及他的同夥說,我們在一起相處了好幾個月。吉裡統領了一班人馬,主要住在布魯克林。他說,我應該到他的店舖去,在本森赫斯特地帶,第十五大道的七十六街道。 
  「咦,也許我會去。」我說。 
  這幾個月我一直在行動,設法露面而又不被人注意,悄悄地進入了匪徒世界,沒有引起別人注意就被他們接受了。你這兒前進一點,那兒前進一點,但是動作要輕。簡單的介紹,短暫的交談,這兒那兒露露臉,作出想幹點什麼的暗示,大大方方的儀態、舉止以及顯示你善於處事的隱語等等,這一切都成了你留下的可信賴的痕跡。尤其重要的是你不能匆忙,不能顯得急於要會見某某人、作出什麼合同、瞭解某種實績的樣子。作為一個警察要盡快尾隨什麼那就要迅速行動。你可要顯示出不慌不忙的樣子,一切按常規辦事,其中包括要讓別人瞭解你、接近你。 
  你在行動中的大多數情況下不瞭解你所面臨的形勢,因此你要樹立信心,相信自己知道如何把握自己。沒有人告訴你:你的步子是否牢靠、接觸的人是否對路、方向是否正確。誰也無法告訴你是否安全。你要自己理會。那些活動的黨徒也在注意你。你有可能搞錯,他們顯然也可能搞錯。不過,大街上決不是自己懷疑自己的地方。 
  起初幾個月的事態進展並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我自己感到激動。我有了立足點。局外人誰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我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在幹些什麼。大街上,人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不知道我的真正意圖。我在執行任務,而且是獨自行動。這些使我感到激動。 
  一天晚上,我出了卡邁羅旅店,駕車到市中心,去逛逛幾家常去的夜總會。我意識到有一輛車在尾隨我。為了弄明真相,我沒有立刻甩掉他們。我要讓他們白白地追一陣子。我過了喬治·華盛頓橋,朝新澤西的福特李方向開,然後拐了彎又折回來。另外那輛車和我在一起,但沒有行動。 
  這一定是某個執法部門的車子。否則任何人也沒有理由尾隨我。我估計可能是:卡邁羅旅店裡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有個知情者傳遞了消息,說新來了一個夥計到處溜躂,和黨徒交朋友,這傢伙顯然沒有工作,但還有錢花。要麼他們可能當場進行搜查和察看過,他們好幾次看到了我的車,掛著跨州的牌照,看到我就那麼進進出出。 
  執法機構,像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緝毒處以及其他機構,隨時都對罪犯進行搜查。這是例行公事。這些部門,包括聯邦調查局的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如果他們開始注意到我,瞭解我和黨徒一夥稱兄道弟,那我自然也像其他人一樣會成為懷疑的對象。 
  如果不是警察,那就可能是黨徒要檢查我。我不想讓任何方面的人跟蹤我。如果我和聯繫特工相會,或是回家看家人,要是有人尾隨我那就可能毀了整個行動計劃。因此,我每次出門,總要注意有沒有跟蹤。我總要讓自己「清潔」。我要到一個地方,從來不直接就走,總要繞幾個彎,看看車後面有沒有人跟蹤,兜幾個來回把任何可疑的東西甩掉。車子停在什麼地方,總要注意一下附近停車的是些什麼人,有誰和我一道來到了這個地方。 
  第一次被搜查的地方就在卡邁羅旅店附近。我來不及甩掉尾隨我的那輛車。他們用車在路邊攔住了我。幾個穿便衣的傢伙掏出槍命令我下車,要我把雙手放在頭上。他們拍拍我下了車,在車子裡面檢查,在我身上、在車裡都沒有發現任何東西。檢查結束以後,他們說這是正常的執照檢查,因為我車上掛的是佛羅里達牌照。 
  只有黨徒們才會這麼幹,因為他們不停地在檢查。你出門一般不要帶槍也正是這個原因。查我的這幫傢伙甚至連身份都不說,我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我被跟蹤過好幾次,讓他們叫住搜查過好幾回。這給我的行動造成不便,但也同時使我認識到:我的行動措施是正確無誤的。 
  我到了布魯克林,來到吉裡的店舖,在十五大道的7612號。這兒的裡弄很乾淨,很安寧,住的是勞工階級。住宅樓房都是兩到三層,一樓的前面大都是商店。吉裡的店舖在一排玻璃前的中間,邊上有一家小食品店,拐角上是帕克·瑞奇藥房。 
  吉裡店舖的門上有一塊大招牌,寫的是艾薩格。吉裡的姓是格裡卡,店名和姓的字母拼寫正好相反1。商店部分位於前室,簡單的鐵架上掛著許多貴重的衣物,大多是女人用的東西:皮夾克、褲子、襯衫。所有東西的價格都比一般商店便宜。店舖面向大眾,但是曼哈頓那裡誰也不會跑到這兒來購東西。這是裡弄區的裡弄商店,外面的人來這兒一下就被人看出來。 
   
  1 姓是Greca,店名是把姓的字母反拼過來:Acerg。 

  一切物品都便宜,這是因為都是贓物。吉裡的一般人馬都是:攔截者,夜盜,什麼都干的竊賊。商店裡賣的都是他們的掠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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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布魯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艾薩格店舖位於前室,那幫盜賊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當售貨員。後室裡有一張辦公桌,幾張打牌的桌子。那伙盜賊白天就在這兒廝混。正是在這個地方我被介紹認識了幾個傢伙。他們的年齡大約從二十八九歲到四十歲出頭。他們圍坐在桌旁玩金羅美1,吹牛。他們的名字有:桂多、維多、湯米小偷、維尼等等,這些都是渾名。 
   
  1 金羅美(又譯作金蘭姆)是蘭姆類牌戲的一種。1909年傳入紐約,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風行一時。兩人玩時,每人發10張牌,牌面朝下。發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張底牌由過來擺到底牌旁邊作為第一張換牌。非發牌人可以先拿這種換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發牌人也可以不拿。若兩人都不要,非發牌人則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張牌、其後,兩人依次拿換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張牌,然後打出一張牌,面朝上擺在換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組,即至少3張的同花色順牌或者同點組牌。 

  我和吉裡的一夥人開始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熟悉的人「瞭解」了我,還因為我是他們熟悉的人介紹給了他們,因此對我還相當公開。 
  在黨徒的一夥中,他們雖然比較低下,但他們總是忙得不停,總是有錢花,總有買賣做。他們總會有贓物,贓物總是在進進出出。個個都穿得很好。他們所穿的90%是贓物,都是最新款式,有運動衫、寬鬆褲、毛衣以及皮夾克等等。如果他們穿牛仔褲,那總是設計師訂做的。 
  你提到什麼,他們就能偷到什麼。吉裡一夥人可以襲擊倉庫、碼頭、車輛和住宅。他們認為,沒有什麼東西不能偷。他們始終這麼在想。沒有哪一天他們不時時在想著談著他們要去偷,去搶,對象是誰,偷什麼,在什麼地方。他們總有要追捕的東西,或者從別人的貨物裡撈點什麼,反正總有東西掠奪。 
  早晨起來,他們並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鐘。他們不想著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歡度時光。他們是一夥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這夥人一道上俱樂部或別的什麼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個白天,你都在計算這天晚上要出去幹什麼,在外面能碰到什麼財氣。白天基本上是這樣度過的:早上10點半或11點去俱樂部,然後坐下來整天議論過去或將來的欺詐、搶劫的行動。如果有人提出偷盜或攔劫的主意,大家就輪番議論,看看這個辦法是否值得。要麼另一個人提出了一堆財物,正期待著把珠寶、皮貨以及這一類的東西脫手。大家就議論「對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贓物再賣出去。 
  他們成天謀劃著,就坐在艾薩格店舖的後室裡,玩金羅美,抽煙,抽雪茄。我不抽煙。他們從不開窗戶。儘管室內有通風設備,房間裡空氣仍然混濁。房間可能有兩處在玩牌,這要視室內人員多少而定。我是連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羅美——從來不玩別的——一點輸贏為10個美分。就是坐那裡玩牌,口裡還在議論賺錢,議論這天要搶劫什麼。有時也可能到另一家俱樂部,在那裡玩金羅美,要麼商談搶劫計劃。你也可能同某人談論你想幹的事或者設法干一回。如果他們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麼就有幾個人在白天出門去那兒把地形窺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謀劃、做發財夢的時候,他們就聊作戰的場面,回憶他們在各個牢房和監獄的時光。那是他們幹此買賣所付出的代價。他們瞭解不同的牢房、監獄分區以及看守的情況。我已經有足夠的虛假背景材料,上面記載著我嚴重刑事犯的罪證,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會是一條硬漢,沒有一點畏懼。但是我從來沒有表明過我蹲過牢房,因為我不瞭解監獄的情況。如果說出那樣的話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瞭解看守——哪個看守是什麼等級,瞭解同獄犯人,哪個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個犯人現在還沒有出獄。這伙匪徒熟悉隱語和俚語。人人都對那種關係、那種時光記憶猶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必要說你於過什麼事,你就不要說。這夥人在談論他們獄中的情況時,我就像個普通市民一樣只在一邊聽著。 
  吃午飯時,有人會出門弄點中國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點半或5點左右,他們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或幹別的什麼事。晚飯後他們返回到大街上開始搶劫活動,或者逛夜總會,或者於他們要幹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們就到薩利俱樂部吃午飯。薩利是個老資格的黨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個頭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個交誼俱樂部,離吉裡的商店不遠。我們有時候聚集到他那裡,和吉裡那裡兩處分度時光。但是,每個星期二下午,薩利準備一頓豐盛的午餐,招待我們一夥共有8人,連同他自己的,加起來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個井井有條的廚房,燒肉丸子,還有意大利通心麵條、香腸、辣椒等應有盡有。因為有這樣的午餐,我們要設置一張長的折疊桌。整個下午,我們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薩利自己家中制的紅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時間就這麼跟著他們轉。我要在10點和11點之間趕到俱樂部,整天都和這幫傢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個把小時,然後起來淋浴。大約9點鐘時候,我就出門趕到我們碰頭的地方。有時候我回到布魯克林,有時候在曼哈頓一帶溜躂;有時候和他們一道,有時候一個人到一些地方。這些地方的人通過那一夥而認識了我。 
  儘管我們在各個夜總會溜躂的時候,大家談的仍然總是搶劫詐騙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將要干的。他們靠的是腦袋瓜子為生,因此,他們的腦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們腦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轉動。一個人無論怎麼有錢,總還嫌不夠用,要麼是盛宴,要麼是饑荒。他們的計謀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無所獲。尤其糟糕的是,他們還要受控,這樣要麼要破他們的財,要麼就坐大牢。可是這並不會使他們的頭腦清醒。無論是對於他們的失敗,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動計劃,他們都沒有舒暢的時候。他們照干他們的。 
  一個不顯眼的黨徒名叫維尼,也在吉裡商店裡混。他身體過胖,心臟不好。他吃了幾片藥——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這一局很難分勝負,好幾個人在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聊著夜晚偷一戶住宅的前景。那戶人家在新澤西的巴的納。 
  突然間,維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難,手緊緊地抓住胸口。 
  「喂,大夥兒看,」我說,「維尼出問題了。」 
  沒有一個人動一動,他們繼續玩牌。維尼在喘氣,在抓胸口。他們還是玩他們的。 
  「他心臟病發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兒走。「我們得馬上把他送到醫院去!快!誰來幫幫我一道送他去醫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個傢伙說,「他常發作,沒什麼,吃幾片藥就會好的。」 
  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這樣的場合我想順著那一夥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觀。 
  我不能眼看著他死。我設法扶他起來,扶他出門上我的車。我駕車去了急診室。幾個小時以後,他出來了。他說:「我的藥用完了。」 
  我們返回到吉裡店舖。他們還在玩牌。有人說:「不錯吧,我們對你說了,他會好的。」 
  天天這麼跟那夥人混起來倒也容易。大部分時間顯得很無聊。他們雖然在學術上一竅不通,但是在城市環境中他們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總有某種潛在的東西,可能會使我出差錯。我一方面時時在頭腦記住所發生的有關情況好向聯絡特工匯報,同時我還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畢竟是殺手。 
  聯邦調查局不想讓我參加實際的攔截和夜盜活動,因為那一夥人出門都是荷槍實彈,遭到傷害的可能性極大。在開創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們思想非常保守。有人還提到:如果我與帶槍的傢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們一夥常常要我和他們一道出去作案。我總要找些辦法抵擋過去。我對他們說:「嗨,帶槍去幹那些東西,對我來說真是太胡鬧了。待後來我去幫你們卸貨吧。」他們的人手足夠,添上我無足輕重。我似乎並不是什麼關鍵人物。再說,我不去,得利也少,他們是根據賣髒所得的收入進行分利的。 
  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但是,如果我事先爭著要和他們一道去,得到了所獵對象的各樣情況,然後又提出不幹,這就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和他們一道我總是衝鋒陷陣。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參與的也決不是什麼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們要用上我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坐下來和他們一起討論制訂行動計劃。他們要出去窺探作案地點,我得跟他們一道。我漸漸地開始施展自己的影響。他們常常來找我,就某個行動徵求我的意見。我和他們一起對行動計劃反覆討論,還指出計劃中的毛病。這表明了我要幹什麼事還有些辦法。有些時候,我能向他們指出行動中差錯會出在什麼地方,從而阻止了他們——這畢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這境況就有點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啟發和鼓勵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參與一些犯罪活動。我哪些事能幹,哪些事不能幹,局裡面並沒有劃出嚴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視情而定。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舖裡我幫忙卸貨。他們能攔截任何種類的車輛,大到18輪的大卡車,小到普通的小車輛。他們攔截車輛,把車上貨物裝到小卡車或搬運車裡,運到「藏匿地點」,可能是個空倉庫或工廠,把樣品送到艾薩格店舖,表明有這樣的買賣可以洽談。所卸貨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脫手的買賣贓物的人那裡。 
  他們在攔截車輛的時候,通常的辦法是把開車的縛住。可是,他們攔截的大多數是廉價的贈品,開車的往往參與作案,以便分利。這夥人一探聽到哪裡有可圖的車輛運貨,他們就到哪裡去。攔劫大多在市裡行動。他們往往就在布魯克林大街上攔劫,有時候在澤西市。 
  夜晚偷盜遍及城市各地,從長島到新澤西、康涅狄克和佛羅里達。飛機場不時地有貨物運出來。吉裡利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內部某個貨運人員,源源不斷地弄到貨物。 
  我卸運的贓物有:咖啡、糖、冷凍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車整卡車的毛衫、罩衫、夾克衫以及牛仔褲。他們什麼都要。最好的東西是食品貨物——蝦、咖啡、金槍魚罐頭等,因為這些東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級市場那裡推銷。冷凍的蝦子和龍蝦最受歡迎。藥房用品——買賣雙方直接交易的東西,比如剃鬚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慮的目標,因為許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規矩的市場上都標高售價。衣服也是好東西,特別是皮貨及女用服裝。酒一向是大買賣,尤其是在聖誕節的日子裡。還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還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這樣的東西你從哪兒可以弄到?他們也能沾得上手。能幹到的貨他們就干,反正偷盜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像各地旅店和超級市場的經理們要懂得什麼是熱手貨,因為出售任何東西價格比批發市場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華的旅館和超級市場說什麼也要買進。如果你看到這裡買賣的情況,你對討價還價的商店和削價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憤世疾俗的感覺。有時候,買賣流通還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們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倉庫,幾天以後,所偷的咖啡、金槍魚罐頭就在別的商店出售。 
  電視機和錄像機是大宗貨物。從鐵路貨車貨棧處搶劫運貨車箱決非尋常事。他們僱傭了一個鐵路職工,他向他們提供裝貨憑單。並且告訴他們貨物在哪一輛貨車裡。他們就攔截卸貨。 
  他們襲擊住宅的時候,一般只要珠寶、股票和債券,現金或槍支。 
  任何沒有限制的東西,他們都盜。那時代風行一種機器腳踏車,即摩托自行車或摩托腳踏車。他們就在大街上偷這種車輛,白天放在商店裡出租。 
  我保持一種低姿態的形象,我自己感到這麼做很舒暢。如果沒有必要,我並不主動提出參與。不該知道的事我不問,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報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幹的有些事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議論。我要耐心,順從事態的變化。 
  桂多是吉裡的得力幫手,是個莽撞分子。在這一夥人當中要數他最莽撞。他有點與眾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髮碧眼,蓄著鬍鬚。因為他像我一樣,不是入盟黨徒,能夠留著小鬍子。他身高約6英尺1,體重200磅,年齡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紋,戴一副色鏡。他對我說,他因為犯有各種各樣的罪,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裡進進出出。他是個殺手,但從來沒有被判過有殺人罪。在吉裡的管屬下,他的幾個夥伴在搞步話機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裡對我說過,他認為桂多太莽撞,幹過許多險事。但是他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參與了搶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輩子。如果他是你的敵人,不想他吧——他非幹掉你不可。大家對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裡那一夥人剛剛動身外出,當時我和桂多駕我的車行駛。 
  他問:「喂,多恩,什麼聲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礙事的,」我說。 
  「不錯,是刺耳的聲音,」他說著就挺起了身,昂著頭。「來自擋泥板。」 
  我們回到了吉裡的店舖,我把車子停在街對面的鑲邊石路上。 
  他說:「我要把擋泥板取下來,找找有刺耳聲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別費時間了。對我不礙事的。」 
  「我覺得礙事。一會兒工夫就行。」 
  桂多的車裡有個工具箱,裡面總是放著盜竊用的一套工具。他取來了工具,爬到擋泥板下面,開始往下取。 
  我說:「你找這麼個麻煩幹什麼?這沒什麼大不了。」 
  不到5分鐘他就把整個擋泥板取了下來,在板後面仔細檢查。「行了,」他說著又把板釘回原位。 
  我問:「你究竟為什麼要把它取下來?」 
  「說實話吧,你新來乍到這兒,我是想檢查一下你的車上是不是裝著電話什麼的。沒問題。」 
  「他媽的,」我說。「你以為什麼混蛋警察,車裡安著錄音機?你為什麼不當面問我一聲?」 
  「別見怪,多恩。我們得謹慎一點,沒什麼。這一帶我們要干的買賣多著呢。我們對你還不熟悉啊。這事兒完了,你別掛在心上。」 
  實際上,我對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並不感到意外。他們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隱蔽工作,我總歸要藏發報機或錄音機,我要藏在裝有錄音機的其他特工車上,而決不會裝在我自己的車上。 
  我要幹什麼不會那麼完全安全。一有機會,我自己就窺探四周的情況。如果他們到了前門,或者外出,我一個人待在後室有那麼幾分鐘,我總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屜。抽屜裡總是有槍,有自動手槍和左輪手槍,還有其他的偷竊行裝,比如假髮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進來,我這樣窺探舉動會有致命的危險。可是我的工作畢竟就是要探知有什麼情況,而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說的那種人,那我就不能僅僅和他們坐在一起聽他們的謀劃,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幹。 
  1977年初,我和維尼那個買賣贓物的歹徒做了幾筆小買賣。維尼是個任務不重的歹徒,是屬於那種家庭型的一類。他來自斯塔籐島,白天在吉裡的店舖裡轉轉,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搶劫的事他實際上並不參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為別人轉賣贓物。 
  我想作出這種姿態:好像我是往這兒或那兒運點東西,掙幾個錢。通過這條途徑牽到大一點的黨徒。維尼開始以香料和我做買賣。 
  我們安排了一次約前會,地點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處,我寓所的樓下門外。中午前後,他駕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運輸車開了過來,車裡裝的是一箱一箱的蘭紋牌香料。他說:「我每個星期直接從生產廠家提這貨,我雇了幾個兄弟在那兒工作。」 
  香料並不是真要干的買賣,但是這離珠寶買賣已經不遠了。黨徒盜賊並不是對凡有利可圖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顧客,但是不能好到吃虧上當的程度。我買了一紙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國名牌,價值220美元。 
  對於香料的處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間所購其他貨物一樣,交給了聯邦調查局。 
  幾天以後,我在新澤西州伍德布裡奇鄉的9號公路上的伍德布裡奇拍賣行裡碰到了他。拍賣行就像個跳蚤市場,吸引了許多人。維尼在那兒設了一個貨攤。黨徒們盜來的贓物,沒有賣掉的就拿到這兒來賣。這兒是公共場所,家家戶戶的人在這兒轉,維尼就以這個貨攤出售攔截和偷盜的貨物。我常常在這裡溜躂,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麼,或者我有什麼東西他可能想拿到拍賣行裡拍賣。他這個貨攤脫手了許多贓物。 
  我甚至還帶著妻子到他那裡去過一次。那時候我還能花點時間帶她來,估計還不至於有多大危險。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錯。有一次,我們正站在維尼前面,他稱呼我「多恩」,而她稱我「喬」。不過,他似乎沒有聽見。反正她就作為我認識的女人也無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無所謂。 
  維尼有一些依而格瑪牌香料賣給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說:「這東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買了一箱。 
  我告訴他說,我有五六十隻手錶,還有大量的天藍色優質珠寶。我帶了兩隻手錶樣品給他看看——是日本製造、帶有數字顯示的金手錶,當時還相當興時,紅表面,每隻大概要值80美元。他買了那兩隻,每隻20美元。他說:「我拿給布魯克林的吉裡看一看,看他還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贓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盜賊的掠奪品,為聯邦調查局所沒收。這些東西無法查到失主。手錶和珠寶不是來自調查局。我為了要盡快做這筆交易,便從卡納爾街道上一家批發部裡購買的。這樣的事我幹過好幾次。這麼做的意圖是:由於沒有任何文字證據,誰也不知道東西要流通到什麼地方。正如我幹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樣。這樣做可能會受到內部批評,但是我不能不作出決定,保證自己安全和行動的步伐。我幹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徑,因為那樣會有損工作。 
  維尼說,他和夥伴正要做一筆「褪色增輝」牌牛仔褲的買賣。有個買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說:「貨共有125,000條,一條褲子只賣1美元。」 
  3個星期以後,他打電話對我說,他還想要15只手錶,我以總共300美元的價賣給了他。我還賣了一些藍色珠寶。賣給他的項鏈和手鐲共有150美元。 
  我問:「牛仔褲脫手了嗎?」 
  「銷了一部分。買主取走了,還做了其他幾筆買賣。因此,只銷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麼回事。」 
  這幾筆小買賣使得吉裡店舖的一夥人以及他們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裡自己也開始和我談買賣,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頭天晚上夜賊盜竊的。吉裡對我說:「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給2,500美元。」 
  我沒有接收,我對他說我幹不了。 
  買任何貴重東西,如果不清楚來歷,最終就找不到失主,這種買賣毫無意義。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麼也證明不了。吉裡並沒有告訴我大衣來自何處,而這樣的東西你又不便問人家從哪兒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說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說:「啊呀,你哪兒弄了這一大筆買賣?」 
  在這點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於香料的買賣一樣。但是,我沒有必要拿2,500美元換取那種信任。 
  店舖的一夥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貨進來,就是在談論貨物的行情。買賣並不總能夠討價還價。儘管有意向中的買主,如果他嫌價格太高,這並不意味著賣主會降價。貨物價格高,可能說明賣主還要給別人分利。無論你從誰那裡買,賣主的要價總要在原來的價格上高一點。因此,他們實際上不會降價。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總是不停地買賣流通。 
  盜賊湯米是個肥頭大耳的惡棍,大概50幾歲。他帶來一箱子成的碎杏仁,這東西是製冰淇淋的材料。他對吉裡說,他的地窖裡還有58箱,是從長島市的布裡爾冰淇淋廠偷來的。他有一份其他貨物的清單,說這些東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裡爾冰淇淋廠的。「我們和廠裡的一個夥計建立了聯繫,他是焙燒工,」湯米說,「我們還有一個治安衛兵,下星期我們進廠時,他在值班。這筆貨物要值10萬美元。」 
  吉裡決定採取行動。他租了3輛22英尺長的卡車去運貨,存在車庫裡,等週末以後移交給買主。他們把一卡車可可運到了俱樂部,車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幫著卸貨。在那個裡弄裡,艾薩格店舖買賣業務誰去說三道四?兩天以後,這批貨賣給了楊克斯市的一個買主。 
  一天晚上,桂多帶了一班人馬去偷一家倉庫,要搶劫4,300套男式服裝。他們已物色好了一個夥計在外面放風。進了倉庫以後,有人拉了無聲警報。主人趕到了倉庫。擔任放風的夥計嚇得跑走了,但卻沒有通知裡面的盜賊。那一夥人聽到了主人趕到倉庫就設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吉裡,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罰那個放風的夥計。懲罰的方式有多種多樣,這要看頭頭是誰,他當時的心情怎麼樣。如果吉裡真的感到氣憤,他們可能對那個夥計以嚴厲的懲罰。 
  吉裡決定下一個晚上再去一趟。對於放風的夥計他只是說:「這次進去我不想叫那個狗雜種跟你們一道。以後別再叫他了。」 
  他們再次進了倉庫。他們沒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約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尋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顧,即吉裡一夥的大買主。可是,每當我提出:我也可以聯繫幾筆買賣,他們就這麼說:「把貨交給我們吧,我們給你脫手,別擔心。」如果我對他們說,我即將有一大筆貨,他們就會說:「嘿,你弄到了許多貨啊,我們幫你脫手。」他們不打算放出大主顧。 
  我要想和大主顧打上交道,一時還找不到可使他們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贓貨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時間全部耗在布魯克林,還時時注意到其他的目標。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員逛曼哈頓夜總會的時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個叫伊格爾的迪斯科舞廳裡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紹。這家舞廳後來改為西西里舞廳,位於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麼人。他是布拿諾罪惡家族的成員。他因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動坐了大約18年的牢房,出獄才一年或一年多一點。我知道,凡能搞錢的任何違法事他都參與;賭博、毒品、詐騙以及「經營合股」的那種保嫖。我知道,他與職業刺客有暗殺協議,已經幹過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聯繫廣泛,認識這樣的人對我有利。 
  我和布魯克林的一夥人繼續混在一起,同時也和墨拉結伴。通過墨拉我認識了一個有用的盜賊。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說服力的贓物拿給吉裡一夥人。這個盜賊有很多工業鑽石。我決定用這些鑽石來作一次試探。我問盜賊能不能拿幾顆托賣樣品,看看我能否「中轉」,就是為賣方和買方當個中間人。他表示同意,給了我10顆。 
  出售這樣的盜物不會得到聯邦調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為此而同任何人去爭辯。我認為這是個機會,值得一試。 
  我所獲得的鑽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約75,000美元。我並不真的想賣給吉裡一夥,只想向他們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認為價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從而減少買方的興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為那會使人感到這裡面有什麼問題,或者以為我不懂得買賣。 
  我把一袋鑽石帶到了店舖裡,拿出來給吉裡及其一夥人看一看。 
  「我在機場那邊搞到了一批貨,」我說,「那裡面有我一個兄弟。我要給他分利。在卡納爾街道上我已經有了買主。但是,如果你們能出手,我還是給你們。這筆交易我總共只要10萬美元,我得7萬5,我那位兄弟得2萬5。」 
  吉裡說:「10萬,太高了一點。」 
  這個要價迫使他們在轉手再賣時要價達15萬到20萬美元。 
  「咳,這叫我怎麼說呢?」我說。「我那位內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萬5,卡納爾街道上的夥計願意給我10萬。我還是想給你們轉手,因為我和你們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萬5。如果你們賣的錢超過10萬,多餘的全歸你們。」 
  吉裡說讓他等兩天和一個在城外的夥計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後對我說:「他願意轉手,價格是7萬5。」 
  「吉裡,這我就不能幹了。那我只能得到5萬,划不來。我還是給卡納爾街上的那個買主吧。」 
  「那好吧。」他說。 
  吉裡心裡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麼。我已經幹出名堂,弄到了鑽石。而且買賣達20萬美元,沒有警察過問,這就向他們顯示了我談話的份量。如果吉裡和那人商量以後提出比方說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應,我應該守信用,把鑽石交給他們轉賣。我撈到了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裡,他還不是入盟黨徒,他一夥人中都不是。他對我說過,他在布魯克林長大,一輩子都在偷竊。做夢都想成為入盟黨徒,成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個成員。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來到俱樂部,只見吉裡衣冠楚楚:細條子西服,黑領帶,全身穿戴整齊。如果外出溜躂,他一般不是這樣服飾。他好像有點激動,走路趾高氣揚。但樣子也有點緊張。 
  我進去時他正要往外走。「吉裡,」我招呼著,「你這一身時裝要到哪兒去?」 
  「是要去個地方,」他說,「我待會兒告訴你,等我回來再說吧。」 
  他走了以後,我問維尼:「那傢伙要幹什麼?」 
  維尼說:「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們整天都在等吉裡。他回來時簡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說:「能夠入盟是我有生以來最幸福的事。我從孩子那時候起就一直盼望著有這麼一天。或許你們有一天也會有這樣的感受。這是最高的榮譽啊!」 
  「嘿,恭喜你呀!」我說,「誰給你授勳?」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對執法部門來說家喻戶曉。他是卑鄙的傢伙,是歹徒內部維護黑紀律的執法殺手,是個高層次的副官。吉裡現在要成為查利·摩斯人馬當中的一員,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當天晚上,大家一起舉行宴會為他慶祝。不過,現在個個對他更加尊敬,因為他已入了盟。 
  能夠成為入盟黨徒,對於一個意大利小痞子來說是一種無法表達的極大滿足。一個入盟黨徒受到保護、受到尊重。你得是個意大利人,要有所有頭頭和副官提名、表決一致通過,還要進行秘密儀式,你才可以成為黑手黨家族的成貝。然後你才可以入盟,成為堅定的老練的黨徒。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黑手黨任何別的家族,在沒有獲准的情況下,都不得侵犯入盟黨徒的範圍,任何人都不能觸犯他。黑手黨裡一個家族保護其成員及其事業。你對黑手黨家族要有至誠的忠心,你處的地位高於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員。在像吉裡這樣的裡弄團體裡,誰也不能像入盟黨徒受到人們更多的尊敬。一個入盟黨徒也許不為人所喜歡,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遠受到尊敬。在黑手黨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權威和充分的權力。 
  有個星期五,吉裡興高采烈,因為他要為週末搞一項大的行動。他在卡車隊裡有個夥計,此人要給他3輛卡車的鑰匙。車上裝的是毛貨及皮甲克。同樣還是這個夥計,要使車上的巴布警報系統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裡對大夥兒大發雷霆。頭天星期天晚上,他們到了卡車車場,已經打開了兩輛車的車門。正當開第三輛車門的時候,突然警報拉響了。大夥兒慌慌張張逃出了現場,一無所獲。 
  這麼一次大的行動,眼看貨物就要到手,就因為有人出了差錯而失去了機會,這使大夥兒氣急敗壞,像瘋了似的。也使他們感到很掃興。對這些貨物下手,吉裡事先得徵求同意。像這麼大的一個行動,而你又是級別比較低的入盟黨徒,是個普通兵丁,你得要獲得上面的允許,確保不至於落入他人的圈套,還要讓上面頭頭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錢。 
  為了獲得許可,吉裡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無論幹什麼,總得要讓首領知道。因此,你去對他報告,說你要干一筆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報告而讓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動以後再向他報告,首領可能會有想法:他們實際所得比他們口頭上說的要多,因此他們沒有當面向我報告。 
  由於這樣的事經常發生,因此彼此之間都在耍點子,勾心鬥角。你去副官那兒告訴他,你要搞一批價值10萬美元的貨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對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給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點,比方交10%給老闆。 
  副官像任何人一樣,貪得無厭。每個副官都給自己一幫人訂下規矩。規矩他想怎麼訂就怎麼訂。一個副官或許可以說:「我要60%,不是50%。」因為他想留50%,另外10%交給他上面的老闆。他不是從自己的分成裡面上交10%,而是從你那裡取。有的副官還要求:他的成員每個人在每週都要向他們交一定數量的錢,比如交200美元,這就像交租金一樣。這樣就保證他們有錢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這種勾心鬥角的把戲誰都會,目的是自己得的錢盡可能多,給別人的錢盡可能少,不管規矩是怎麼訂,他們總是要搞欺騙手段。他們心裡有數:大夥兒出去搶劫,誰肯把自己搶到的一半送給一個根本就沒有參與的人? 
  因此,在錢的問題上,誰也不肯對誰講真話。如果你做了一筆100,000美元的買賣,你對副官報告時可能說80,000美元,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這麼辦理。所以誰對誰都談不上完全信任。 
  後來,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個聯絡黨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搶劫弄到的錢分給管轄我的兵丁,兵丁轉而交一部分給他的副官,兵丁這麼做可以向副官表明兩件事:兵丁在外面掙錢;他一片忠心,把錢交公了。副官也照此辦理。他把一部分錢送給大老闆和二老闆,保持他們對他的好感。 
  簡單說來就是這樣:你在那些黨徒裡幹事,每搶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一點給別人,把你得的錢丟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點小計謀留下一部分錢。只有這麼做你才不會遭到暗算。 
  問題是,這一整套計謀具有危險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來,你很可能遭到毆打——被殺害。圖謀從同夥、副官和老闆那裡在錢上打埋伏,這是一種嚴重違紀,因為這是以極其貪婪的原則為基礎的一夥買賣。如果你被抓住,就會問你:你瞞報了多少?你對誰瞞報的?有些副官和老闆,就因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頓。你一定要記住,對於這一夥人,不論錢多錢少都事關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瞞報,或者有必要讓其他人得到教訓,或者你的副官或老闆純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對自己家族裡瞞報錢數是司空見慣的事,挨打也屢見不鮮。對吉裡這一夥人毆打一頓,完全是無所謂的事。他們根本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人,只不過是下屬而已。 
  眼下,吉裡及其同夥要對毛貨及皮甲克搶劫的行動,吉裡事先已經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許。接著,吉裡又要去他那裡報告,說搶劫沒有成功。誰也不想處在這樣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報告這樣的消息,這是因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筆錢,結果落了空,他會沮喪;第二,查利·摩斯顯然看出來,像吉裡手下這一幫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這個特別的早上,吉裡一肚子的不高興,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詐手下一夥人。吉裡這一夥人對此常常抱怨。他們對查利·摩斯表示不滿。牢騷滿腹。他們抱怨說:他不發話,他們什麼事也不能幹;每次撈到的錢,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認為;以後每次給他的錢要減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舖裡對我說;「那個狗娘養的東西干的什麼好事,不管什麼時候,誰要是撈到點兒,誰就得把錢交給他,然後由他來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們,我們也不信任他。去他媽的蛋。我們弄到10萬,就對他說是75,000。扣掉一些不報,那個混蛋怎麼知道啊?」 
  吉裡說:「你們最好別跟那小子胡說。你這麼胡說是想送我們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種方式瞭解到瞞報的數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過這樣的可能性很小。這一夥人的心理狀態是這樣的:一次當叛徒,永遠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對副官有利,查利也會在心裡琢磨:「他告密的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夥人,他們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們,我怎麼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會向警察告密?」 
  因此,一個告密者遇到的危險,比他要告的人所處的危險毫不遜色。黨徒對告密者深惡痛絕。 
  我雖然接觸不到大一點的頭目,但是我搜集到許多情報。每隔幾天,或者有重要情況報告,我就把消息傳給我的聯絡特工。有時候,他們幹了一樁特大的搶劫,我們也曾試圖從外面對他們採取突然搜查。我和聯絡特工對此作了詳細討論。但是,我們還不能那麼幹。因為在這一帶的科隆坡家族的一夥人中,我是其中新的成員,如果有什麼搜查行動,大家的指頭會指向我,我會成為一個告密的傢伙。我的工作就會半途而廢。正如其他事情一樣,我已經干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不能採取任何可能危及我被指責為叛徒的搜查行動。因此,我匯報的情報有許多暫時只記錄在檔,留待以後處理。有些案子還要等好幾年,因為我還繼續在他們當中於事。等到以後,調查局對一些案件作審查,或者交給地方警察部門處理。 
  吉裡一夥人中,有兩個從監獄釋放出來,一個是弗蘭克,另一個是帕特希。他們自然要回來,回到原來和他們在一起的一夥人當中。他們是什麼都偷的盜賊,頑強而又倔強,常常自以為是。他們看到我在場,立刻就流露出不太高興的樣子,因為我是個新面孔,而且是在他們坐牢的時候加進了這一夥的。 
  弗蘭克大約身高5英尺10英吋,瘦條條的,很漂亮,年齡約三十八九。如果你要給影片物色一個角色,挑他扮一名古典的足智多謀的小偷,那是天衣無縫的人選。帕特希可能比他年輕10歲,高出3英吋,體重要重10磅。 
  在大白天對住宅行竊,他們是能手。他們能得到消息,某幢房子裡有現金,或珠寶,或槍支。他們使用伎倆,裝作密探,混進屋裡。把屋裡的人不管是誰先縛銬住,然後進行搜索。他們可以出示密探徽章,作案時總有夥計待在外面門口的車裡。 
  他們認為,長島市的希克斯威爾那裡有幾處住宅大有可偷的東西。他們到了那裡,裝作早上在健身慢跑,對那地方作一番窺視。他們把車停在稍遠一點的路上,身著運動服在住宅一帶慢跑。 
  這天早上,他們要襲擊一幢住宅。他們開車過來,發現住宅前的車道上停了許多車輛,就住了手。 
  他們慢慢跑向了第二幢住宅,進行窺探。在他們回到車子旁邊時,看到一個女人在記他們車子的牌照號碼。他們再次住了手。 
  我和吉裡、弗蘭克從吉裡的車子裡下來,要在希克斯威爾那裡窺視下手的地方。他們得到了消息:房子的主人可能是乾洗商公司裡某個零售店的頭頭,他住宅的床鋪下有個保險櫃,裡面有大量的現金。由於我們是生人,裡弄裡對我們起了疑心,顯然注意到了我們的車子,因此有人叫了警察。警察來了叫住了我們,和我們談話,問我們到這兒來幹什麼。我們說,我們是要看看可能要購買的花園住宅。警車座位上有個黑色手提皮箱,裡面有分別為0.38和0.32的左輪手槍,一些零星子彈,幾副手銬。對我們的解釋,警察感到很滿意,但是我們也無從下手了。 
  目前這個時候,我不怎麼費力就常常和他們在一起制訂搶劫計劃,但是我仍然沒法迴避參與這些活動。我的任務之一就是拖住他們,盡量不讓他們干搶劫一類的事,尤其是屋子裡可能有人,或者可能傷人的犯罪活動。我只要有可能就設法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同時還要搜集他們的犯罪活動,這也是我的工作。 
  他們在新澤西的山莊物色到一處下手的地方,要我去那兒跑一趟,檢查那裡的警報系統,看看能否克服那一關。因為我是偷珠寶的夜盜,對警報系統應該熟悉。 
  我去了那幢房子。房子四周有高大的籬笆環繞,看樣子很容易襲擊。我當然沒有檢查警報系統,也沒有靠近房子的任何地方。 
  我回來時,對吉裡一夥人說,那幢房子的警報系統像是很複雜,我不知道怎麼穿過去,可能還有我看不到的第二道防衛系統;還有,一旦警報拉響了,我看那地方似乎沒有一個適當的逃跑路線。我建議他們別到那兒搶劫。 
  帕特希卻非常想動手。因為我在設法阻止這次行動,他對我十分惱火。 
  「為那幢房子冒險不值得,」我說。 
  他說:「你別這麼糊弄我們,媽的膽小鬼。」 
  「算你說得對,我膽小,」我說。「可是我不能查清警報系統怎麼辦?像個下流坯子吸毒鬼,砸窗子衝進去?你們幹你們的好了,別把我算在裡面。」 
  別的夥計說,他們也不想幹。 
  他們提出的下一個住宅為襲擊目標,沒有告訴我——在澤西市某個地方,是個貴婦人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俱樂部,帕特希大搖大擺地向大家炫耀他引以自豪的一顆大鑽石。個個都齊聲稱讚,因為那顆鑽石會賣出許多錢。帕特希說鑽石有3克拉重。 
  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拿著鑽石仔細看了看。我說:「這沒有什麼激動的,因為這是顆假鑽石。」 
  「你在胡說些什麼呀?」帕特希大叫,手裡緊緊抓住那顆鑽石。 
  「是顆鍛鋯石,我說的。」 
  帕特希猛然低下了頭,好像我一棍子掃到了他的鼻子一樣。他說:「你滿口胡言,那女人的屋裡不會有假鑽石。我們得到了消息,那女人的珠寶沒有假的。這顆鑽石3克拉重!」 
  我說:「是假的,拿回家給孩子玩吧。」 
  「你倒這麼機靈,像是什麼都懂。」 
  「哎,帕特希,」我說,「你剛剛從牢房裡出來嘛。我從來沒蹲過牢房,肯定比你機靈一點羅。朋友,你要是把這東西送到你提到的那個珠寶商那裡,真要使自己弄得很難堪。」 
  「我正打算那麼幹的,」他說著就帶著那顆石頭咚咚地踏出了門。 
  我這麼做當然可能錯了,起碼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損害。但是我上過珠寶學的課程,想表明一下我對珠寶方面還有點內行。那顆鑽石太大,這麼大的鑽石誰也不會擺在家裡躺著。色澤也有點退化,我對此有一種強烈的感受。 
  半個小時以後,帕特希回來了,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也不願看我。他問:「你怎麼知道的?」 
  「我這一輩子都在偷珠寶,難道我對鑽石的真假還能不知道?你應該去搶劫咖啡,搞點糖,因為那些東西你熟悉。」 
  「搞得我有點不自在,」他咕噥著。 
  「得了,我是在幫你的忙啊。假如你不瞭解,拿著去找那個買主,他對你說這是假的,下次你再拿著鑽石去找他,他會怎麼看待你呢?」 
  他說:「你也會有糊塗的時候,到那時你也會,媽的,感到難堪。」 
  幾天以後我進去時,看他們正在商量要偷布魯克林附近的一家服裝廠。這一次行動計劃中有我,還有另外6個夥計,其中包括弗蘭克和帕特希。 
  那個廠不大,生產便衣、牛仔褲及工裝。他們已經商量了好幾天,我還不知道。現在他們商量結束了。 
  我坐在桌旁,問道:「怎麼動手?」 
  這是個高超而不美妙的計劃。估計那廠裡有20到25個工作人員,大多是婦女,而且大多是意大利人。下班時間是下午5點。大約4點半的時候,銷售員大都走了,只剩下廠裡的一些僱員。他們要乘40英尺長的帶拖車的卡車到裝貨倉。這一夥人要進去,宣稱搶劫,把大家都銬起來,往車上裝貨。 
  我要設法阻止這次行動。第一,帶上這麼多手銬及類似的東西,可能要傷人;第二,正是因為第一個原因,我就沒有辦法著手幹活,萬一大難臨頭,行動受到搜查——十之八九有可能——我可不想讓人指著鼻子罵我是密探。 
  「對,安排得有道理。可是,從裝貨到離廠要花多少時間?」我問。 
  有人回答說:兩個小時。 
  「請你們等一等,」我說。「下班時間是5點。如果廠裡工作女工的丈夫或男朋友開車來接她們,會發生什麼情況?他們的妻子手銬著關在廠裡,你們在裝貨,那些丈夫們能坐在車裡等幾個小時不到廠裡來問一問嗎?如果一個丈夫5點1刻回家,到了5點半妻子還沒有回家、晚餐還沒有著落,丈夫頭腦裡首先會想到什麼?想到她和某個男人鬼混去了。那末丈夫他首先會幹什麼?他會到廠裡來找他的妻子。這些人一齊湧到了廠裡。工廠到時候像個動物園。你們在裝貨時,周圍湧來了100多人,你們怎麼辦?繼續裝車、封住大門、把每個人手銬起來?我認為,搶劫那家工廠的主意很愚蠢。」 
  帕特希火了。他說:「我們每一次想撈一筆,你就要說三道四,起破壞作用。我們都想到,這個主意,媽的,頂呱呱的好主意。」 
  我說:「想這麼個好主意,你還要回去坐大牢。不過,你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我不想參與。我只是救你們脫離這種危險。可是我不是老闆。」 
  吉裡說:「我看這不好。那個廠離這兒只有半英里,離我們太近。這個主意不好。」 
  吉裡是老闆,因此計劃就告吹了。不過,房間裡出現了激烈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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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布拿諾家族



  不久以後的一天早上,我走進店舖,只見大家都在那裡,但是都不怎麼說話。吉里拉起我的胳膊,對我說:「多恩,我們出去遛一遛。」 
  我們出了門,他說:「你看,多恩,實在也沒有什麼事,就是帕特希和弗蘭克,他們和你相處得不怎麼融洽。他們有點兒不滿情緒。」 
  「出了什麼事?」 
  「他們覺得對你還不怎麼瞭解,在對你的情況還沒有充分瞭解以前,他們不想讓你參與以後的任何活動。你說過,你在邁阿密那裡做了不少事,他們想讓那裡有個人為你擔保,這樣和你就更融洽一些。」 
  「那麼你看呢,吉裡?」我說。「我們在一起幹過事,對不對?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你對我是不是有什麼疑問?」 
  「沒有,我對你沒有疑問,」吉裡有點不自然。「不過,我和這班兄弟一起長大的,你知道嗎?他們多年來,甚至未進監獄以前,就一直是我的夥伴。現在他們有這麼一點不滿情緒,我總得還要和他們共事,是不是?」 
  「去他媽的吧,吉裡。我不想提供任何人。」 
  「這事兒我們別急,好不好,多恩?我們進去商量一下,設法解決。」 
  吉裡是入盟黨徒,是這一夥人中的老闆。我和那幫傢伙有些不和睦,他們首先找吉裡,向他表示不滿情緒,這麼做也是對的。他要尊重他們的意願,因為還得有個先後順序——儘管他對我信任,相信我,但他認識他們的時間長,認識我的時間短。既然他們有了不滿情緒,他有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加以解決。他處理的方式也很得體,他找了我,先同我交談。 
  當時,我的態度比較強硬,表示決不肯當著大家的面說(我不能立刻表示屈服,要拖延時間,玩玩花招),他說我們得坐下來好好談談。一旦坐下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一個個都會說出不滿的意見。吉裡不得不偏向他們,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從佛羅里達找個人來為我擔保。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擔心,因為根據規章,處理這種問題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我們回到了店舖。我走到帕特希跟前,問道:「你有不滿情緒嗎?」 
  「你說過,你來這兒以前,在邁阿密幹過許多搶劫的事,」帕特希說,「可是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你到了這兒,似乎什麼事兒都要管一管,我和弗蘭克想知道你幹那些事的同夥,這樣我們可以把你查清楚。」 
  「你不需要把我的底摸清,」我說,「我在這兒干了五六個月,吉裡滿意,其他的朋友也滿意。你們待在牢房裡,為什麼一定得讓你們滿意。」 
  「哼,你得要讓我們滿意,」他說,「我們到後面房間去,坐下來談。」 
  大家都進了後室。帕特希坐在桌子後面。他說:「你可以是任何人,幹任何事。也許你是個暗探。因此,我們想瞭解你的底細,需要有個人為你擔保。」 
  「我不想將任何人的名字給你。」 
  帕特希打開了一個抽屜,掏出一支0.32自動手槍,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不說出個人名,你就別走。」 
  「我不會說出什麼人的名字來滿足你的好奇心,」我說,「你不瞭解我嗎?我也不瞭解你,我怎麼知道你就不是個密探啦?」 
  「你那張嘴真他媽的會花言巧語。你要是不說出個人名來,出路只有一條:把你的屍體裹在毯子裡。」 
  「名字我就是不說,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好了。」 
  這時候,氣氛相當緊張。吉裡設法充當調解人。「多恩,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讓他同某個人聯繫一下。這樣大家暢快些。這事兒大家也就別再提了。」 
  自從他從抽屜裡掏出手槍,我心裡就一直很清楚:我要給他說個人名字。因為他當著眾人的面干到那種程度,他是不肯退卻的。可是,即使在同夥面前,你也不能輕易說出自己的聯絡人。你要向他們表明:你是個腰桿挺直的硬漢子,對於和自己在一起合夥幹事的朋友,你非常謹慎,堅決保護他。因此我要讓他們感到困難重重。我裝得好像真的很煩惱,對此事顯得深思熟慮的樣子。 
  我說:「好吧,算是幫吉裡一個忙。我就給你個人名,你可以同他核實。可是,這個朋友要是出任何事,完全由你負責,我就找你算帳。」 
  我把在邁阿密的一個夥計的名字給了他。 
  他說:「大家都坐在這兒別動。我去看看能不能和那邊瞭解這個傢伙的人取得聯繫。」他說著就走了出去,隨手猛地關上了門。 
  我對給他的那個名字感到很擔心,那是一個知情人的名字,是邁阿密的一個盜賊,也是那邊另一名特工的知情人。我在從事隱蔽工作的時候,曾經做了有意安排。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另一名特工,要他對這個知情人說:如果有人問到多恩·布拉斯柯的情況,知情人要說:他和布拉斯柯在一起幹過幾回,布拉斯柯是個可信賴的夥計。那個知情者甚至還不知道多恩·布拉斯柯是什麼人,只知道在有人問到的情況下,他應該為他擔保。 
  因此,我現在有幾方面的擔心。那是七個月以前的事。知情人是不是得到了信息,我沒有絕對的把握;即使他得到了通知,那末隔了七個月以後他是不是還記得?萬一他背叛了,我毫無疑問要挨揍。這一夥人當中,其他的人不聞不問,騎牆觀望,可是帕特希和弗蘭克會崩了我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之間積了怨仇,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已鬧得太凶難以收回。 
  帕特希出去以後,我坐在那裡,照樣與其他的夥計在玩金羅美,在吹牛,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大家都不提剛才的事。可是我怎麼也得拚命想個辦法出去一下,至少要出去打個電話。 
  過了幾個小時以後,我看大家都鬆懈了,我就說:「我出去喝點咖啡,吃點麵包卷。有誰要,我都可以代買。」 
  弗蘭克說:「你哪裡也不能去,要等帕特希回來。」 
  「朋友們,我們待在這兒幹什麼?」我說,「我沒有理由要走嘛,不過該吃中飯了。」 
  「你坐下,」弗蘭克說。 
  要是有可能,說什麼我也非得逃出去不可,因為我不想坐在那裡,等待耳門後挨一顆子彈。前面有個門通到外面,估計帕特希出門時已經鎖住;後面一道門早就釘死,從來沒有用過。房間有4扇窗戶,全都閂住。我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我可以動手拿桌子上的手槍,就那麼回事。可是在帕特希無論帶回什麼消息之前我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因為我說不定還能僥倖過關。如果我真的好運氣闖過這一關,我和科隆坡這班人馬打交道的基礎就會更加牢靠。 
  我們在那兒坐了幾個小時,除了我以外,個個都在煙霧繚繞。我們都坐在那裡休息、玩牌、吹牛。 
  大約到了4點半,帕特希回來了。我一眼就看出來了:我平安無事。他臉上的那副表情就說明:我又一次擊敗了他。 
  他說:「好了,我們得到了回話。你朋友對你認可。」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別人鬆口氣,我可沒有。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地步,我不能就這麼罷休。我還不能馬上就發作,只是說:「你發現我沒有問題,我很高興,非常感謝你。」普普通通的語言往往很有力量,大家都懂得這話的含義。我遭到了審查,我也得挽回一點面子,以向大家顯示一下,我不是那麼好惹的。我得緩和一下氣氛,我要揍他一個。 
  手槍還放在桌子上。不過此時全都站起了身,準備動身散了。我想先揍帕特希。可是弗蘭克正好位於我和手槍之間。我轉過身,不在意地從他身邊擦過去,對他猛擊,他倒下了。帕特希撲了過來,我痛打了他一頓。這時候,其餘的人迅速過來把我們拉開。我本指望大夥兒來拉開,否則我不能鬆手。因此我擺正了我的姿勢,以防他們倆同時對我襲擊。 
  帕特希坐在地上,對我瞪著眼。 
  「你這混帳東西,」我說,「下次要是見到我,你最好閃開道兒走。」 
  桂多是他們一夥中最頑強的一個,邁步走到我前面,對著大夥兒說:「多恩的事到這兒就結束。我不想聽到任何人再說多恩一個不字。」 
  在星期二漫長的午餐時間,薩利俱樂部是人人都想暢所欲言的地方。大夥兒談論盜竊的事,談論黨徒之間互相懷疑的事,談論鬧笑話的事。大家都互相揭短,互相取笑。 
  下一次在薩利這兒吃午飯時,關於假鑽石的事正是大家取笑的話題。大家稱呼我「珠寶鑒賞家多恩」,還說,我大概以為所有的鑽石都是假的。他們把話題轉到了帕特希身上,說他弄到一顆假鑽石還那麼趾高氣揚。有人說:「帕特希有一天會得到一些真的鑽石,但是不能拿給多恩看,因為多恩見到就會說:那都是假的。帕特希區別不出來。」大家哄堂大笑。 
  我和帕特希及弗蘭克儘管還互相打交道,但自那以後,他們不敢和我胡來,對我表示一些尊重。後來,說來也真有諷刺意味,帕特希還成了一個知情人,列入了聯邦證人保護法保護的名單裡。 
  我在1977年3月認識了安托尼·墨拉。他邀請我到小意大利居民區。他開了個車站小餐館,在瑪迪森街道的115號。我們過去常常到那兒去,要麼過街到一個叫荷裡得酒吧店裡。 
  墨拉把「本傑明·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1介紹給我。此人像他一樣,也是布拿諾家族的一名士卒。勒菲蒂也像墨拉一樣,是個職業殺手。他有個社交俱樂部,在瑪迪森街道的43號,離墨拉的車站餐館不遠。墨拉過去常常到那兒去。在俱樂部外的人行道上,他把我介紹給勒菲蒂。「多恩,這是勒菲蒂,我的朋友。勒菲蒂,這是多恩。」 
   
  1 「勒菲蒂·甘斯」(「Lefty Guns」):原意是「左撇子開槍的人」。 

  勒菲蒂五十一二歲光景,身高和我相仿——6英尺左右。生得瘦弱,略顯駝背,窄臉膛,一雙眼睛很銳利。 
  墨拉轉身與別人談話去了。勒菲蒂目光對著我,問道:「你是哪兒人?」 
  他說起話來有一股濃厚的煙味。我回答說:「加利弗尼亞。我大部分時間是在那兒和邁阿密之間度過的。我現在住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上。」 
  「你認識托尼有多久?」 
  「好幾個月。最近幾個月,我主要在布魯克林的十五大道上,和一個叫吉裡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認識吉裡,」勒菲蒂說。 
  在認識他以前,我從來沒有受過邀請到勒菲蒂的俱樂部。我和他們沒有聯繫,沒有他們的允許是不能進去的。自從認識以後,我幾乎天天到勒菲蒂俱樂部去和墨拉相會,因此對勒菲蒂逐步有了瞭解。 
  這時候,我的時間分兩方面度過:一方面和小意大利居民區的布拿諾家族的墨拉、勒菲蒂以及其他成員來往,另一方面又同布魯克林的科隆坡家族的吉裡一夥人周旋。由於我沒有正式屬於哪一夥的人,因此,即使沒有誰慫恿,我也可以在兩個家族之間自由走動。可是,由於你在每一件細節問題上都面臨嚴峻的局面,你還得有許多事要處理。 
  我還要抽第三部分時間花在「太陽蘋果」這個計劃上。「太陽蘋果」計劃中的「太陽」那一部分進展不如「蘋果」方面順利。特工喬·弗茨傑拉德已經著手工作,和我一樣有了新的身份、寓所以及其他方面的東西,我們的工作基本相同。弗茨在邁阿密一帶的街道工作中幹得很不錯,監視了許多在逃的案犯。但是,不知什麼原因,行動計劃並沒有取得如期的進展。他所能接觸的只是從紐約逃出的歹徒,小惡棍,以及信用卡詐騙犯一類的人,沒有接觸實際性的黨徒。 
  既然我得到了科隆坡和布拿諾這兩個家族的人員的信任,我們認為我或許能促進邁阿密方面的一些聯絡。因此,我不時地到那兒去,和弗茨一道四處溜躂,讓人們知道:我和布魯克林及「瑪迪森街道」有聯繫。 
  我和弗茨一道出入有雙重任務;第一,如有可能幫助弗茨找個紐約方面的聯絡黨徒,向這個黨徒表明他可以信任;第二,建立我自己的聯絡信任感。我將告訴紐約方面的那夥人,我到邁阿密來要採取一些行動。我還在適當的場合露面,讓人們看到我在那一帶出沒。消息總是有消息的作用,你只管相應地等待。 
  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叫薩米的娛樂場所,那裡有許多黨徒來來往往。我們待在酒吧裡。弗茨和他右邊的幾個女人在談話,我坐在他的左邊,在酒吧的L室裡。在L室的拐角處有三個夥伴一起在閒聊,其中有一個已經喝醉。我認識那傢伙,是紐約來的不三不四的黨徒。 
  那個醉鬼對我在大喊大叫:「嘿嘿,你!嘿嘿,你!我認識你呀。」 
  我沒有理他,他跑過來抓住我的胳膊:「嘿嘿,我和你說話啦!」他叫著。「我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誰跟你一起啦?」 
  「我和他一起,」我指著弗茨。 
  那傢伙不僅喝醉了酒,還說些不該在那一夥黨徒中說的話,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比如我是屬於哪一個家族的。我招呼和他在一起的兩個傢伙:「你們的朋友醉話連篇,他已經失控了。我建議你們讓他冷靜下來。」 
  那兩個傢伙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我把酒吧招待員叫了過來,對他說:「我想請你知道這個夥計喝醉了酒,他在亂說一氣,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可以作個見證。」 
  那個醉鬼還在不停地說話:「我知道你從紐約來的。別背著我呀。和誰一起呀?」 
  我靠到了弗茨身上,說:「那傢伙又抓我了。我想得教訓他一頓。」 
  「沒問題,」弗茨說。他站在那裡,6英尺5的個子。「準備好了就告訴我。我來對付另外兩個。」 
  醉鬼抓住了我的肩膀:「嘿,我和你說話呀!」 
  「準備好了,弗茨。」我說。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頓,他歪歪倒倒,從椅子旁邊栽倒下去。與此同時,弗茨揍了第二個,接著揍了第三個。三個傢伙一個接一個地倒在地下。 
  在場的人都轉身走了,因為黨徒與黨徒之間,誰也不想管別人的事。 
  我對酒吧招待員說:「你看到、聽到了,對吧?」 
  「對,對,」他說。 
  「因此,如果有人來問這兒的事,就說這個傢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麼與我以及我在紐約的朋友聯絡。」 
  後來獲悉,那個醉鬼是盧克徹斯家族的成員。消息果真傳到了紐約。事情也就平息下去。這件事有助於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邁阿密地帶閒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黨徒聯絡的地點。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館、董事俱樂部、托尼·羅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勞得戴爾酒店。 
  但是我們並沒有套到大頭目,和他們談話。我一連幾個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諾家族之間、在紐約和佛羅里達之間來來往往、進進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的一家夜總會,坐在酒吧裡。弗茨在那裡有許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們作了介紹:「這是紐約來的多恩。」他們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裡,和幾個蹩腳的黨徒及他們的女朋友在一起閒聊。 
  這時候,有個傢伙從盥洗室那邊出來,往我這兒走,手裡拿著一隻開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說道:「這兒,多恩。吸一口吧。」 
  我擊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飛了,弄得可卡因撒滿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領,把他舉了起來。我說:「我不吸那玩藝,你沒必要送給我,再也別送給我了,永遠別送。我靠那傢伙賺錢,但是我從來不吸。我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 
  「可是你看你,你這是幹什麼,」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記下這次教訓,」我說,「你要他媽的昏頭昏腦,那是你的事。別拿到我這兒來現眼。」 
  我這麼做並不要表明我是個強硬的黨徒。但是像吸毒這一類的事,你在這一夥人當中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許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個常客,或者說一聲「待一會兒吧」,這就給人有了以為你是個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那就說明你處在為難的境地。你是想叫別人繼續向你提供。如果你說:「現在不吸」,接著仍然拒絕、拒絕再拖延,別人就會感到不解。這傢伙是怎麼回事?但是,你一開始就採取果斷的態度,我不吸,永遠不吸,這就完了,誰也不會再來找你。 
  有許多人有誤解,以為黨徒一夥人個個都是大酒鬼、大惡棍。一部分人是這樣——大部分是年輕人在吸毒,他們比年長的人所佔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許多黨徒干的你並不能都說有什麼不好。托尼·墨拉殺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蘇打的飲料。 
  作為一名隱蔽特工,儘管你是生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裡,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你還得遵循現實世界的準則。這些準則包括:你怎麼樣樹立自己的標準,自己的信譽,以及你的人品。我認識一兩個從事隱蔽工作的夥計,他們的確吸毒,只是因為他們以為那麼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堅強的黨徒。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你做人的標準和個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協的。精明的黨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為。你看上去像個什麼大人物,可是你沒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沒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為我是在干隱蔽工作,我也沒有學著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後怎麼說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還有一個原因,一個很實際的原因。作為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總有一天我完全要為我們參與的這些案件出庭作證。我不能撒謊。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幹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個性的事來損害我的信譽,以致冒著喪失信心的危險。 
  當時在關鍵時刻我沒有想到這些,那個傢伙遞可卡因給我的時候我也沒有仔細想過。我當即作出了反映,因為我干隱蔽工作以前,我在頭腦裡就已經有了界線,明確了自己的首要任務和工作準則。 
  在任何情況下,我要完成我想幹的事。後來我參與到販毒活動中,誰也沒有為我個人輸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邁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對吉裡及其一夥打了招呼,說我要到那兒去。但是我沒有回告他們要找我所撥的電話號碼。 
  事實上他們曾經要找我,因為他們正在準備幹一樁很大的買賣,要我參加。 
  他們在佛羅里達有聯繫。桂多對我說,他在佛羅里達干了9年的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帶,他在那裡的聯絡已發展到警察部門和該地區的律師事務所。維尼對我說,他有個朋友在斯塔籐島上有個苗圃,他在那裡種植大麻,面積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後,桂多就運到佛羅里達走私。 
  這一次他們得到了消息: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附近那裡有一幢房子,他們很容易得手25萬美元現金。行動只要4個人。他們和我沒能聯繫上,吉裡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蘭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紐約時,他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他們的搶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場劫難。 
  他們在佛羅里達的消息提供者說,一位年長的夫人在保險櫃裡存放了現金和鑽石。桂多在邁阿密為幹此事買了撬保險櫃的工具。他們來到了這幢房子,亮出了偵探徽章,對那位夫人說,他們正在從事偵探工作,需要進屋。進去後,他們用手銬銬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保險櫃,也沒有25萬現金。 
  他們發現天花上有子彈穿孔洞,銀行存折上表明:頭一天從保險櫃取出了大量的錢存在了銀行,剩下的現金不多。在他們除去了飛機票、搶劫工具及其他費用以後,出門時只有600美元。 
  原來提供的消息是準確的,但是為時已晚。後來那位消息提供者補充了事情發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經死了,留下了25萬美元的遺產。他答應把大部分錢給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遺孀不喜歡他的侄子,不想把錢給他。侄子來取錢,企圖威脅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槍,對著天花板放了兩槍。可是,她沒有交出錢。第二天,她把錢存放在保險櫃裡,那正是桂多和吉裡去偷盜的頭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這個情況,」桂多對我說.「我決不會去幹那種事。」 
  吉裡從飛機場那裡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錶。他把樣品帶到了店舖。像以往一樣,他給了一隻給我,如果我能推銷,他就都給我推銷。那一隻是樣品:石竹花牌。 
  與此同時,他已找到了一個有意向的買主。有幾個夥計對一部分贓物表示了興趣。第二天下午,我們待在後室裡,那兩個傢伙走了進來。 
  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我認識。我隱蔽以前在汽車攔截小隊工作,兩年前他受控攔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紐約時,在街道上工作只幹了幾個月,似乎沒有逮捕幾個人。如果你逮捕過什麼人,一般說來你能記住這個人。我能記得他的面孔,還記得他的名字叫喬。正如任何惡棍一樣,他通常也能記得逮捕過他的警察。正好是這種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這樣的局面。 
  他們介紹了我。喬認識別人,但不認識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沒有什麼反應。我不打算找什麼借口要求離開,因為他可能會因此而想起什麼。如果真是那樣,我想看看他有什麼反應,我會知道。如果我離開了,他想起了什麼,我回來可以打個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們商談手錶,商談價格。我決定要和他搭話。有時候,如果壞傢伙對你感到緊張,他在談話中躲躲閃閃,只想迴避你。我估計,如果我同他談話,我能知道他的反應——他要麼很隨便,要麼想迴避和我談話。我要弄清楚,因為正好有個好機會,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問一下,」我說,「電子錶你們能用得上嗎?」我帶了一隻,拿給他看。 
  「這表倒不錯,」他說,「什麼價?」 
  「你買的多,給你每隻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訴你。在哪兒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這兒,」我答道。 
  談話很正常,他的反應沒有什麼不自在。他們又談了一會就走了。整個談話時間大概只花了20分鐘。那傢伙根本不和我多談。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對此你毫無辦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幾天以後,我問吉裡:「喬和另外那個夥計,他們買不買這些表?」 
  他說:「買呀,他們買了我的一部分。不過,你的表他們可沒有找到市場。」 
  吉裡那一夥人當中,經常有人問我有沒有好的路子販運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時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聽到的情況向聯絡特工匯報,還沒有涉及到毒品方面。當時,聯邦調查局對毒品方面並沒有花多大精力。對於小規模的毒品走私活動我們不想涉及,因為我們沒有得到當局許可買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檢查。因此,我們的行動仍然處在買賣搜查的標準上,要是碰到一個就搜一個,我們的整個行動計劃早就告吹了。因此,為了不使我長期隱蔽行動過於複雜化,我應該與毒品交易明確劃清界限。 
  桂多到店裡來找我,問:「今天有安排嗎?」 
  「沒有,我準備出去溜躂溜躂,今天什麼事兒也沒有,」我回答說。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澤西去。」 
  我們駕著吉裡的藍色1976卡迪拉克轎車。我們穿過韋拉扎諾·納羅斯大橋到達斯塔籐島,在島上轉了一會兒又回頭過了大橋返回到布魯克林。 
  我問:「你不是說要到新澤西去嗎?」 
  「是的,要會個朋友。」 
  我們行駛在布魯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駛過布魯克林大橋開往曼哈頓,從羅斯福大道向北行駛。桂多在斯塔籐島轉了一會兒,顯然是要行駛安全,確保沒有人跟蹤。我們過了喬治·華盛頓大橋到了澤西市,從巴裡薩的斯大道往北行駛。 
  中午稍過了一會,我們到達了新澤西的蒙特維爾。在薩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車,到電話亭子裡打了個電話。然後回到車上,我們就坐在車裡。 
  「等一會兒,」他說。 
  大約半個小時以後,一輛黑色的奧茨轎車停在我們旁邊。開車的招招手,要我們跟在他後面。我們跟在後面向北行駛了幾分鐘,過了新澤西邊界線到了紐約州。我們來到珀爾河邊的一個商業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車,在交談。那傢伙有6英尺高,體重180磅,蓄著黑色鬍鬚。桂多招手要我下車。 
  那傢伙打開他的大箱子,裡面有4只純棕色的紙板盒子,我們把盒子轉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裡。 
  桂多問:「有多少?」 
  「給了你98磅,」那人說,「你就付給我98磅的錢就行了。」 
  我們回到車上,往布魯克林開。 
  桂多指著箱子裡的大麻,說道:「在哥倫比亞,我們1磅就賺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還能搞到175磅。那夥計說,他還可以向我們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現款交貨。」 
  我把紙盒子卸下車,放在吉裡店舖的後室裡。第二天我進去的時候,紙盒子全不見了。他們不把毒品放在店舖裡。桂多遞給我一小袋樣品。那還沒有脫淨,有梗子、葉子、種子。他問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銷掉?」 
  「不太清楚,」我說。「在我的朋友當中從來沒有幹過這類東西。我要打聽一下。」 
  我把樣品放在身邊保留了幾天以後,交還給了他。我說:「我打聽的人都不要。」 
  據我的觀察,這些黨徒自己並不吸毒,他們對此有嚴格的規矩。如果他們都是吸毒者,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確有可能在試探我。事實上,你和這些傢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你是搞搶劫,撈錢。 
  根據黑手黨的傳說,據說他們有禁止吸毒的法規。往日裡,搞毒品買賣賺不到大錢,他們不幹這一行。如今這買賣能賺大錢,什麼法規也就遺忘了。正如幹別的事一樣,黑手黨對於只要能賺到錢的事,沒有不幹的。 
  有一天早上,吉裡坐在店舖後室的桌子旁邊,在一些表格上填寫什麼。 
  他說:「我有些申請表格要填。」 
  這些都是小型企業管理局借貸申請表。他對我說,他們在管理局裡有個夥計,負責借貸。因此,吉裡就填申請表,全是偽造,所有的欄目都胡亂填寫:喬·克拉普,是個廢品行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後,他就交上去,局裡那個夥計就批准了。那時候,小型企業管理局勢頭很大,有各種各樣的資金。只要申請表填得合理,申請的數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們注目,一般局裡不會作什麼大的改動。吉裡也就申請20,000美元這一類的數目。他們僱用的在局裡工作的那個傢伙就批准,給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裡拿15,000美元。 
  最大的問題是你用不著償還。因為申請表上填的內容全是假的,他們怎麼可能找到你呢?吉裡就這麼幹過幾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樂部,吉裡不在那兒。我問維尼:「人呢,都到哪兒去了?」 
  「吉裡和桂多有個追捕任務,」他說。「他們要找個人,要把他幹掉。」 
  關於殺人的事,你別問什麼。如果他們要讓你知道,他們就會告訴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盡可能地得到情報。所以吉裡回來以後,我就問他:「你們到哪兒去了?」 
  他說:「我和桂多找一個人。」 
  「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幹?」我問道,好像以為要干搶劫一類的事。 
  他漸漸地談到關於即將要干的一樁搶劫的活動。我還想把話題繞到他們追捕的那個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談。他不肯告訴我,這也不是什麼不正常的。我算什麼?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和他們才混幾個月的夥計,更不用說我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幹一樁什麼事,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 
  我不知道這次的兇殺是否下了手。懲罰人的事你不好亂議論。我在和黑手黨黨徒打交道的歲月裡,他們有時候也圍坐在一起,議論他們往日幹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兇殺。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從來不談論兇殺的某個具體人,也不談論即將兇殺的是什麼人。如果兇殺中出了差錯,他們稍後一些時候會坐下來作為談笑的話題。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魯吉埃諾一道出去,來到小意大利區他開辦的交誼俱樂部裡。他和一幫黨徒正在談笑一樁工作。他們要兇殺一個人,對這個人尾隨了一個星期,尋找機會下手。後來,他們得到通知兇殺取消,不要殺那個人,原來他們搞錯了跟蹤對象。他們差一點殺錯了人。他們把這種事視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媽的,你猜怎麼著?我們跟蹤了一個星期,哪兒知道跟蹤錯了對象——哈,哈,哈!弄得我們每天晚上都跟著那個小子。這小子倒他媽的有點兒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週末,吉裡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澤西海岸那一帶有一幢房子,位於海濱山莊,離海濱有一個街區。他招待所有的黨徒,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 
  我去了小意大利區的佛雷塔市場,那是意大利居民區的肉類市場。我買了香腸、凍肉以及乾酪等,準備帶到那兒野餐。 
  當然,我還沒有結婚。人們以為我在這兒或那兒有幾個女朋友,但我從來不帶她們在身邊。那些黨徒有時候也問我為什麼從來不帶女人在身邊,我對他們說,我還沒有特別中意的。 
  我一直戴著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因為那是我妻子給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紋托著一顆心,心上有頂花冠,象徵愛情、友誼和忠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只戒指。 
  我們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個傢伙的女朋友說:「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愛爾蘭的『雙手托心』戒指,對不對?」 
  「是的。」 
  「這不就是愛情戒指嗎?不是作為婚禮戒指嗎?」 
  「對,有時候是這樣,」我說。有個黨徒還問到這方面的情況,我就編了一段愛情史。 
  那女人接著說:「既是這樣,你還戴他幹什麼?我認為你又沒結婚什麼的。」 
  「對,我是沒有結婚。我接觸的很少幾個女朋友當中,有一個我倒是很愛她的。這只戒指是她送給我的。過了幾個月以後,她拋棄了我。我卻還戴在手上,因為我不想忘記她。」 
  有個黨徒有點疑惑不解的樣子,問道:「你肯定嗎,你還沒有結過婚?」 
  「怎麼啦?」 
  「因為我實在不可理解。你說,你很愛那個女人,甚至她拋棄你以後你還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麼不可以呢?」 
  「我就覺得,你不是那種能愛別人的人。你呢,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你不可能愛上什麼人,也不會同誰有什麼聯繫。」 
  「不過,一個人的生活當中總有那麼個時刻你有所愛的女人,一個特別的女人。因此我寧可記住她而不願忘記她。這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呀?」 
  只有在我干搬運重活的時候,我才把戒指拿下來。在整個隱蔽工作期間,我一直戴著這只戒指。別人議論我的戒指也只有這麼一次。 
  我和吉裡的科隆坡家族成員以及墨拉和魯吉埃諾的布拿諾家族成員在一起花了很多時間周旋,還要到佛羅里達和「太陽蘋果」那邊的喬·弗茨那裡一道工作,根本就顧不上回家了。我沒有看到學校裡的體育運動節目的比賽,也沒有看到我女兒們的啦啦隊。兩個女兒的生日我沒能參加,連我自己的生日也沒能回家。我們結婚的16週年紀念日我不在家裡。為慶祝這個日子,我妻子到了霍爾及蓋爾夫妻倆那裡。他們是她的朋友。她和他們相交一年以後我才認識了他們。我每個月回家可能只待到兩三個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裡,心裡很不是滋味。我要盡量彌補失去的家庭歡樂時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黨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於腦後。 
  我設法參加了我弟弟的婚禮。這是一種意大利式的婚禮,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禮有許多現金和支票。婚禮以後,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們不想把錢帶在身邊,要我把錢保管一下,等他們回來。我弟弟說:「把錢放在我哥哥這個聯邦調查局特工身上,誰還能有他那麼保險?」 
  我把一大疊現金和支票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就開車回到了紐約市。 
  一個星期以後,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錢。錢不在我的寓所裡,哪兒也找不到,仍然還放在我車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後,我到處跑,到過市裡的各個裡弄,車子在停車場停過,在車庫裡停過。我把錢的事完全給忘了。 
  我家裡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麼程度。後來我弟弟告訴我:他開始對我起了疑心,以為我背上了什麼沉重的包袱,連他的錢放在什麼地方都忘記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齦齬。 
  這畢竟只是暫時現象,因此情況可以容忍下去。就幾個月的隱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動計劃已經超過了6個月期限,我還沒有接觸到高層次的黨徒。可是,沒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黨徒之間,在小意大利區和布拿諾家族成員墨拉及魯吉埃諾聯繫上了,他們又把我介紹給了其他人。我的隱蔽工作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我在體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動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進展使我感到很舒暢。 
  在這全部時間裡,我要設法記住發生的所有事件。由於我不作任何文字記錄——即使在寓所裡,我也不敢記什麼或寫下什麼——我只能記在腦海裡。像談話中討論的某個刑事方面的活動,俱樂部裡新來了什麼黨徒,各種買賣,各種搶劫,與此有關的各個黨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盡力記住。聯邦法庭最終審案將要根據我記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作出裁決。 
  這是一項非常緊張的工作,而且還要有點技巧。比如記車牌執照號碼,記武器的系列序號三位數、三位數地記。麻煩的是我不能問許多問題——我作為聯邦調查局特工時就受過這樣的訓練。我所記憶的東西有許多是聽說的,這些情況我不能要人家重複說給我聽,而且我認為需要核實的情況也不能問別人。搶劫來的贓物進進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細過一下目,不能問從哪裡搶來的,或送到誰的手裡。我只是指望有人自願和我談這些情況。我要盡力擺出姿態,裝作只顧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樣子。 
  集中精力談話也很傷腦筋。大部分談話純粹是海闊天空,以及一些瑣碎事——理一次發、買一雙新巴利鞋;邁特槍和傑英特槍怎麼使用;中國人和波多黎各人怎麼在糟蹋鄰里;卡迪拉克牌轎車比林肯牌要優越多少;我們應該怎麼樣轟炸伊朗;應該怎麼樣燒死強姦犯;等等。每個黨徒都津津樂道地談論自己怎麼把變節者拖進來,自己又怎麼頂上去。這幫黨徒大多數人畢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都是清一色地從裡弄裡長大的歹徒。 
  但是,他們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買賣的線索自始至終都貫穿在所有活動之中。他們的買賣就是偷盜、兇殺以及黑手黨的政治——誰浮誰沉,誰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談論某個大地方買削價的牛排,實際上同樣的一句話指的是一次兇殺;要麼是某個人入了盟;要麼他們又收買到了某個政客。這些趣聞會使談話連續下去,但隨時都會改變話題,談過也就煙消雲散。如果我不隨時有所準備,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記住的東酉。我又不能制止他們的話插問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隊長是不是買通了?」 
  不僅如此,為了不至於引起懷疑,我還得使自己的談話方式和他們相一致。有時候我要改變話題,或者在他們談論可能是政府感興趣的刑事犯罪話題談得正起勁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從桌子旁慢慢走開。這樣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對此並無什麼特別的興趣。然後,我還想把原來談的話題再談起來,或者在以後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再作些瞭解。這可以說是一種暫時退卻的策略,對於長期隱蔽工作來說這個策略很有必要。 
  我還要記住情況事實、名字、面孔以及數字等,直到我能向聯絡特工匯報。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兩三個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個晚上。要家裡人調整他們的注意力,給予應有的重視,往往很困難,尤其是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幹什麼,而我們又不能說明白。 
  8月份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在店舖裡,忽見他們從外面作案回來,有吉裡、桂多、帕特希、弗蘭克以及其他一些黨徒。其中有一個名叫索尼。吉裡神色非常緊張,那種神情我從來沒有見過。 
  「今天上午,我們襲擊了巴的納那兒的一家住宅,」他告訴我說,「那個傢伙真夠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體長得高大還是地位顯赫),我本來想崩掉那個狗娘養的,因為他不肯打開保險櫃。我用槍對著他,警告他說,他要是不開保險櫃或者想什麼別的點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麼幹。後來,他開了保險櫃。我們把他和那個女人銬了起來。用東西塞住他的嘴。」 
  他顯然在渾身顫抖,我不知道是為什麼,因為類似這種搶劫活動他經常參與。 
  他們把黑色公文皮箱打開,放在後室的桌子上。對於我也擠在中間觀看,他們並沒有怎麼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寶——戒指、耳環以及項鏈,還有美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公債、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積蓄的硬幣、男人的裸體照片以及男人的假髮。 
  箱子裡還有幾副手銬,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買到的一種,還有可能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偷到的紐約警察部門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槍。 
  「我們以警察的身份進了住宅,」帕特希說,「把那個牧師的情況對他說說吧。」 
  索尼說:「我待在逃跑的車子裡,就在住宅的街對面,車子的發動機還在轉動。巧得很,車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車裡等夥計們出來,這時教堂的牧師走了過來。他停住步,還在說話,『這不是好天氣嗎,』牧師在同我說話,還說個不停。我打發不了他,又不知道夥計們是不是出了門,是逃走了還是別的什麼情況。那牧師還在同我談什麼鳥兒、天空。說什麼我也不能離開。後來,他說了聲再見就走開了。當夥計們出了住宅的時候,我還看到他的身影。」 
  吉裡遞給我一小包東西,說:「把這個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頓時扔到垃圾桶裡。」 
  這包東西是搶劫來的,他們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這兒裡弄一帶被發現。這是一個粉紅色的錢包,裡面有飾針,相配的耳環,幾幅裸體照片,還有一份美國護照。 
  我想要的是槍。這是被偷的財產,我們可以通過槍支追查到搶劫案以及與此有關的吉裡一夥。我們始終都想從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槍支。 
  我對吉裡說:「如果你要把這些槍支弄出手,我倒有個朋友。我曾經把得手的槍支賣給了他。說不定他對這些槍支倒有些興趣。」 
  他說:「每支槍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況,打聽一下。」 
  他把槍支交給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槍;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槍,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羅姆特製手槍;一支0.22魯傑自動手槍。無論槍的主人是誰,他擁有這些槍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兩支槍的編號已經註銷。吉裡一夥在得手這些槍支以前,槍已經是被盜之物。一般情況下,註銷了編號對我們來說不會引起什麼麻煩。盜賊大多數註銷不深,不可能把印壓痕跡全部抹去。我們的實驗人員能用酸性物質使編號復原。 
  第二天,我把槍支放在紙袋裡,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園,我的聯絡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裡等我。我把紙袋交給了他。我們商定試圖用800美元把吉裡的槍支買下來,在交易中絕不能對方提出多少你就給他多少。首先,這裡用的是政府的錢,能少花的盡量少花;第二,你要讓他們知道,你是有強硬手段的人,不是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樂部,對他們說,我的朋友出價是800美元。 
  「這不夠,」帕特希說。「你說過,你能賣到1.200美元的價。」 
  「我只說試試看。我那朋友堅持800美元。」 
  「不好。」 
  對於有些買賣,我就會說,要麼就干,要麼就拉倒。但是在槍的問題上我不是這樣。我不想把槍再還給他們。「你們看,我處理了槍,身上有800美元。你們要麼拿錢,要麼別拿。」我把鈔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們看到綠花花的票子會動心的。他們之間出現了小小的爭執。 
  帕特希說:「換一處賣,還能多賺些。」 
  「哼,如果你能多賺,把他媽的槍拿到別處賣得了。可是誰肯付出超過200美元,買1支可能註冊過、被偷的又註銷了編號的槍呢?你以為我不想多賣點價?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們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錢好了。」 
  「好吧,」吉裡說。他收起了錢,給桂多、弗蘭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為他們的一份。我從中轉賣,也給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給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槍花了聯邦調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說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裡被接納入了盟。他提到了兩個人:阿里·鮑伊·帕希科和傑裡·朗。阿里·鮑伊就是阿爾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1的兒子——有時候也稱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闆。傑裡·朗就是傑拿諾·朗格拉,後來成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闆,在斯拿克入獄以後,成為代理大老闆。 
   
  1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數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幹的多,」桂多說。他的意思是他幹的兇殺比別人幹的多,而這是能不能接納入盟的重要條件之一。「我還沒有徽章。那個小子阿里·鮑伊是個濃包加笨蛋,他連一次兇殺也沒有幹過,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納入盟全仗他老子是個大老闆。」 
  「你最好住嘴,」吉裡說。「店裡進進出出的人不停,誰聽到誰說什麼,都難測。你這樣胡亂議論老闆的公子,這種話要記錄在檔的。」 
  在小意大利區瑪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魯吉埃諾的交誼俱樂部門口。這時候,托尼·墨拉走了過來,要我開車送他到布魯克林去。 
  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兩個不同家族的黨徒之間來往,但這種自由自在的方式終於引起了懷疑。如果你不盡快地依附某一個人,他們就以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諾家族的成員,是個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魯克林,而那裡是我和科隆坡家族黨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裡是不是進行某種較量? 
  在車上,墨拉對我說:他和斯拿克有個約見。 
  我猛然回想起許多往事。有一次在吉裡的店舖裡,我認識的那個曾經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終於把我識別了出來?桂多對斯拿克的兒子阿里·鮑伊·帕希科所發的一頓牢騷話,是不是傳到了斯拿克的耳朵裡?想到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頭。他們是不是要盤問我關於吉裡一夥人的情況?問我聽到些什麼?我在那裡幹些什麼? 
  如果斯拿克聽到了那些抱怨的話,會不會逼我洩露出說怪話的人是誰?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考驗?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車子已經開過了布魯克林橋。我盡量理出各種可能性及採取的對策。我決不會出賣任何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我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賣別人,那就會毀了我的行動計劃,因為無論怎麼說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賣他人,我盡量採取頑強的態度,以觀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要試探一下我這個人是不是可靠,我會經受住考驗,而且會使我更加堅強。 
  當然,他們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談他們會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納斯運河裡,等著有人來認屍。究竟他們要幹什麼誰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聲。車子駛向第三大道到達布魯克林公園住宅區的卡羅爾街道,離普羅斯帕克特公園不遠。我們停車等人。卡明·帕希科乘著白色有折篷的羅斯·羅伊斯轎車開了過來,車子是新澤西的牌照:佛羅里達444。我從照片上見過此人。四十四五歲的光景,身體敦實,稀頭髮,長脖子,鼓脹脹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個年輕人從羅斯車下來,朝墨拉走去,交談了一會兒。那個年輕人只有二十一二歲的樣子。 
  墨拉回到車子以後,說:「和他一道來的是他的兒子阿里·鮑伊。他剛剛堅定了自己。」 
  「堅定了自己」就是接納入盟。我什麼話也沒有說。 
  「湯米·拉貝拉可能要成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闆,」墨拉說,「不過那只是名義而已,因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闆。我和他談到了一樁放債的買賣,我們正設法與他合夥干。」 
  布拿諾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間要合夥幹一樁放債的買賣,原來就是這麼個大事。我一時倒有點沮喪。如果要我選擇,我還是選擇沮喪。 
  和這幫黨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鬆懈,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任務是大還是小。 
  我有點發急,因為吉裡這一夥的線路似乎無法延伸。我的任務之一是要搜集證據,好使審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個任務是搜集情報,好使政府部門可能用在別的調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時候你聽到的看到的,並不都能瞭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報有用,哪些情報可能沒有用處。對任何東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並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來,回想起來的東西也不能全部向上匯報。你還集中精力作出選擇,該匯報什麼人、匯報什麼事。你所選擇的情報作用大小,取決於你的經驗、靈感以及運氣。 
  1977年的仲夏,我們在攔劫、盜竊及搶劫方面所掌握的情報足以在任何時候對吉裡一夥進行搜查。但是我還沒有打入到上層去。我在小意大利區與墨拉、魯吉埃諾以及其他的黨徒的聯絡已勝過我和布魯克林的那些黨徒。 
  我沒有把精力集中在與黨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對黑手黨採取直接襲擊? 
  對於這個問題,我和我的督學員蓋伊·貝拉達在電話裡進行了交談。我們倆對此都很有興趣。我們甚至難得冒了一次險私下裡會見,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頓餐店共進午餐,那個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館,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們重新估價了我們的目標。這個問題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對於盜竊集團的上層頭目,我只要能勾到一個,也就勾到了全體。但是,黑手黨有一套等級森嚴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練黨徒,那我就有機會對黨徒內部作出重大的滲透。 
  這就意味著局裡要承擔更大的義務,增加了風險和壓力。就我們所知,聯邦調查局從來沒有制定過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黨內部的計劃。 
  最後,機遇壓倒了其他一切顧慮。放棄布魯克林的上層行動計劃,直接「深入心臟」,與小意大利區的黨徒周旋,這麼干值得一試。 
  我想一個人單獨行動,不需要保護性的監視。小意大利區是個壁壘森嚴的居住區,好像與世隔絕。一輛單向玻璃的車子停在那兒的街道上不能超過5分鐘。我執行行動計劃也不用隱藏的錄音機或發射機,因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隨時有被打下去的危險。調查局在小意大利區有知情人,他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我也不認識他們。我不想因為我認識某個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舉動,也不想別人對我有不同的舉動,因為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有冒險性。 
  雖然作出了決定,我還不能貿然從布魯克林一帶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魯克林的黨徒作為我信譽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區的心臟那裡遲早有人要和布魯克林方面的人調查我的情況。我也不想讓吉裡一夥的任何人說我突然失蹤。我想逐步游離。 
  我和墨拉及魯吉埃諾混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與吉裡一夥人越來越少。漸漸地到了每隔一段時間只和吉裡通個電話。8月份,我全部時間都在小意大利區了。 
  吉裡仍然效忠於家族。特工們照例要露面,和像吉裡這樣的黨徒談話,還把感興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給他們看,看你會說些什麼,也讓你知道他們還繼續在監視你。有這麼一次,特工來找他談話,拿出幾張照片給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這些特工並不真正瞭解我。他們對他說:我是個珠寶盜賊,他們得到情報,我就在這一帶活動。他們想知道他對我會有什麼說法。 
  吉裡不承認他同我有什麼關係。儘管那時我已經不到那一帶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點風聲。 
  兩年以後,吉裡遭到殺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帶駕車,因交通紅燈而停了車。有個騎摩托車的傢伙在他旁邊停了下來,向他射了兩發0.38的子彈。這是黨徒的常規兇殺。我們的情報說,他們認為吉裡告了密。其實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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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尼·墨拉



  約翰·埃德加·胡佛1不想讓特工從事隱蔽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很骯髒,可能玷污特工的聲譽。時代不同了,如今隱蔽工作在執法部門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 約翰·埃德加·胡佛(J.Edsar Hoover 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年任調查局(即後來的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7個月後任局長。他建立了檢查和培訓工作人員的嚴格制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訓練全國各地優秀的執法官吏。他終身任局長,沒有一個總統有過撤換他的打算。 

  知情者很有價值,但不可靠。他們是騙子,用情報來買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靠謊言和誇大事實來換得較好的待遇。從事隱蔽工作的政府特工,得到津貼,立下誓言要捍衛法律,在法庭面前更加值得信賴,更加可靠。但從事這項工作很危險,可能受到玷污,可能受到殺害。 
  並不是個個特工都能從事隱蔽工作。你要具各堅強的人品。「堅強」意思是紀律嚴明,有克制能力,富有信心,並不是要大聲疾呼,生硬粗暴,或者招人耳目。這意味著你的人品能夠抵擋得住工作中慣常的特殊挑戰和誘惑,你有堅強的自我,足以使你有內在的承受能力,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幹些什麼、想些什麼。 
  還意味著你不要忘記你是什麼人,一天也不能忘記,一刻也不能忘記:你是聯邦調查局的辦案特工。 
  你要有顯著的獨立能力,一個人幹工作毫不在乎。你非常孤單,比獨自一人還要孤單。你時時刻刻都在和黨徒打交道,假裝也是他們的同夥,與他們建立友誼,笑他們所笑,還得有自己的感情、觀點和憂慮,正如同你的真正的自我。你整天都得這樣,天天這樣。當你有時和朋友或家裡人談論從事隱蔽工作情況的時候,你頭腦裡仍然不離開那種隱蔽生活。除了聯絡特工以外,你同任何人都不能談到你實際工作經歷。我和聯絡特工在電話裡談上幾分鐘,一周大概只有兩三次。我每個月和他見幾面,領取開銷費用。 
  你在假裝成另外一個人時,你總會在什麼地方發現有同樣的個性衝突。有的人你喜歡,有的人你不喜歡;有的人喜歡你,有的人不喜歡你。你要繼續不停地設法搜索你的目標。在交際中,你要克服自己的自然傾向,和那些有利於辦案的人建立友誼。你不是懦夫,但是你要忍氣吞聲,控制火氣。 
  你要靠自己,而且常常是在臨場的情況下,決定朝哪個方向走,走多遠,會有什麼風險。作出這樣的決定很有困難,但你不得不作出決定。你要接受弄錯情況的尷尬局面和面臨犯錯誤所帶來的危險,因為大街上沒有任何人保護你,你隨時都受到上司的評頭論足。像我這個情況,那是指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的首腦們。 
  對於城市的生活,你要有機靈的頭腦,有時候甚至趾高氣揚。我熟悉的優秀隱蔽工作的特工,如同我一樣,個個都是在城市中長大的,是個優秀的街道特工,然後才成為隱蔽工作特工。在城市的街道生活中,你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及人與人的關係。你懂得判斷形勢,把握自己。你的能力不會白搭,而是得以顯示。 
  在工作中,你嚴於律己,幹事主動。執法部門的人基本上比較保守,僱傭人員循規蹈矩。在聯邦調查局裡,沒有僱傭的特工從事隱蔽工作。你是正規的特工,上班堂堂正正,進出都要簽名。 
  工作幾年以後,把一名正規特工置身到隱蔽特工地位。突然間沒有人告訴他到哪兒上班,應該穿什麼樣衣服。他的打扮像個壞蛋。或許他駕駛卡迪拉克牌轎車或梅塞迪斯轎車。無論他是否結婚,他都有機會有自己的寓所,行動自由,還有錢花。 
  聯邦調查局提供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全是裝模作樣,弄虛作假。但是你周圍的黨徒都有卡迪拉克車,小戒指,有美女和金錢,你很容易忘記你並不是他們的同夥。如果你沒有堅強的人品,沒有自我意識及對自己的自豪感,那你就會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征服,逐漸淡化了你肩負的重任。執法人員從事隱蔽工作的特工最大的失敗就是中了美人計,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在城市中長大,是個意大利人,瞭解什麼是黑手黨。10幾歲的時候,我就玩牌,賭雙骰子,打落袋檯球,做小買賣,逛各種交誼俱樂部。我清楚,有些賭牌場、雙骰子賭場是由黨徒操縱的,有些交誼俱樂部就是黨徒的社交場所。我認識一些人,他們本身就是黨徒。我知道,有的賭注登記經紀人自己並不是入了盟的黨徒,但是他們的老闆是,是他在操縱整個行動。我知道他們當中有些人是殺手。甚至還在孩提時代我就知道有的人今天在這兒,明天在那兒,有的人永遠也見不到。我知道出了什麼事。 
  我知道老練黨徒的行為,知道他們的心態。我知道該做的和不該做的事。有時候要守口如瓶。與你無關的事不要介入。與你無關的談話及場面應走得遠遠的,免得人家拉上了你。在這些場合下,你要正確把握自己,這樣你在街坊就贏得了信譽。他們心裡會說:「嘿,這個傢伙見過世面。」 
  知道這些情況對我擔任隱蔽工作很有幫助。 
  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本來很可能走上黨徒的道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這樣。可巧,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人,他們的人生價值伴隨著我的成長。我長大成人,要自食其力,贍養家庭,遵紀守法。有的人成了壞人。 
  我並不要對此做一番說教。因為我有了這樣的成長環境,對於黑手黨我並不感到太大的神秘。我幹這樣的隱蔽工作並不是什麼十字軍征服黑手黨,我或許可以對自己這樣說:「這幫壞蛋,他們在殺人,我不喜歡他們。」不過,我無需克服影響我工作過程的倫理歧視。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我是聯邦調查局特工。作為特工,如果我?j的工作職責是在公民權利或反恐怖活動方面,我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任務——盡力把工作幹好。 
  如果你是個惡人,我的任務就是要把你送進牢房。事情就這麼簡單。 
  黑手黨主要的還不是一個兇殺組織。首先,組織的成員是盜賊。他們既貪婪,又恐懼。我作為隱蔽工作者,逐步瞭解到:哪些人是多麼頑固,哪些人並不真的頑固,他們當中最頑固的人是多麼懼怕自己的上司。 
  個人的頑固不是引起懼怕的原因,是組織結構可怕,是組織系統等級森嚴,其懲罰手段會使最老練的黨徒不寒而慄。你的潛在實力更多的是你有實施紀律的能力。 
  一切都是為了錢。如果你是掙錢能手,就是違反了一些規章也可以獲得諒解。兇殺是在其次,作為強化和威脅的工具。儘管你弱不經風,像老卡洛·甘比諾(是最後一個真正的教父,各家族中的鐵腕人物,死於1976年),可是你只是簡單說一聲「是」與「否」,搖一下頭或點一下頭,或彈一下手指,你就可以對組織裡的任何人有生殺大權。大街上那些穿巴利鞋的暴徒,見了你無不感到渾身哆嗦。 
  黑手黨的5個主要家族,基地都在紐約。它們是:甘比諾家族、盧克徹斯家族、吉諾維斯家族、科隆坡家族以及布拿諾家族。喬·布拿諾在1931年接管了家族,6O年代中期被迫退位,現在病居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我在從事隱蔽工作期間,布拿諾家族的老闆是卡明·甘蘭特。 
  甘比諾家族由比格·保羅·卡斯特拉諾當家;盧克徹斯家族的首領是「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羅爾」1;吉諾維斯家族的首領是「安托尼·法特·托尼·薩萊諾」2;科隆坡家族由湯米·拉貝拉當家。每個家族的老闆在自己的家族裡有絕對的權威。 
   
  1 托尼·答克斯(Tony Ducks):即托尼鴨,代號。 
  2 法特·托尼(Fat Tony);即胖托尼,代號。 

  居於各家族之上的黑手黨委員會解決家族內部之間的糾紛;處理涉及到每個家族的利益問題;批准合作項目,比如控制紐約的某個具體的工業,或提取拉斯維加斯賭場的贓款。超越家族之上的問題可能是:對某個家族的老闆要不要殺掉,委員會要通過執行殺掉老闆的方案,這要麼由家族內部的人自己動手,要麼由別人執行。 
  每個家族在老闆的領導下,下面有指揮系列。每個同級的指揮人員對上一級要完全尊重。每個家族有個二老闆(或稱副頭領),有個顧問。顧問調解糾紛,給老闆提建議。家族還有一些副官,每個副官統領著兵丁。兵丁是入盟黨徒的最低層。 
  家族裡還有許多「聯絡黨徒」,他們和入盟黨徒取得聯繫,但自己不是入盟黨徒。在任何一個家族裡,都有比如200來個入盟黨徒,而聯絡黨徒就有2,000,達10倍之多。如果你是個聯絡黨徒,和某個兵丁或副官有聯繫關係,你就要像家族的任何成員一樣,遵守許多同樣的紀律規章。你要向他們表示尊重,分享你的所獲。但是他們的所獲不一定要和你分享。你也不能像入盟黨徒一樣得到相同的尊重和保護。 
  從我的成長過程以及我的調查研究,我對黑手黨儘管有很多的瞭解,但是我還在學習許多東西。親臨現場,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第一手的體驗,情況又不一樣了。作為執法部門的任何特工,你實際瞭解的情況比你在出庭作證要多得多。因此,我對於現場的第一手情報就尤為重視。 
  我已經認識了科隆坡和布拿諾兩個家族的許多黨徒,明確了這些傢伙的等級。我瞭解一些常規搶劫,但對於「指令搶劫」我瞭解更多。任何時候你搶得的利,都要送一部分給指揮你的上一級負責人。你要把干的一切向副官或老闆逐一報告。儘管有這些紀律規章,但是黨徒一夥之間的爾虞我詐情況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除了嚴格的指揮系列以及下級對上級的尊重以外,還有嚴格的紀律準則。如果不按照利益分享的準則辦事,其後果不是開除出黑手黨,而是要把他活活打死。 
  我正在體驗,在這個系統管轄下的滋味,學著檢點自己的行為。我越來越被他們瞭解和信任,參與他們的計劃和行動,開始按黨徒的紀律行事。 
  我竟然被他們所接受,這實在是一個奇跡。我周圍的那些人都是在這些裡弄裡長大的,人們一向熟悉他們的面孔,而我是陌生人。到目前為止,他們對我編的身世以及我的作風都能接受。我實在幸運。你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和盜賊、殺手在一起打交道,保證你生存和有成效工作的技巧是永無止境的,你還得要有所突破。 
  我屬於底層。按照黑手黨對人的估價,我只是比經常失業、沒有黑手黨聯繫的普通市民高一等。 
  安托尼·墨拉是我在黑手黨裡遇到的最兇惡、最令人生畏的黨徒。他身高6英尺2,體重210磅。他是撈錢的能手,殘酷無情的殺手。他喜怒無常,不可捉摸。你根本想不到他會突然要幹什麼。他一旦動怒,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 
  墨拉殺人用匕首。在黑手黨裡,黨徒用刀代替槍是正常的,因為他們常常受到警察搜查,不想讓他們從自己身上查出槍來。在紐約,如果查出你帶有未登記的槍支,那就意味著你要坐牢。他們帶著長刀片的折疊刀。我也帶著一把。但是墨拉用刀的方式同其他人完全不一樣。有人常常告訴我:「你要和他一旦發生了爭執,一定要和他保持有一胳膊的距離,因為他會捅你一刀。」就是在黑手黨成員之間,墨拉用刀的方法也與眾不同。 
  他總是惹是生非,要麼觸犯法律,要麼與別的黨徒衝突。他總是令人討厭,對任何人都侮辱。別人都厭惡他,但同樣也怕他。許多人對他離得遠遠的。 
  勒菲蒂·魯吉埃諾對我說:「墨拉的問題是,他總是在譭謗別人。」 
  但是對我來說,他是我從吉裡那一夥人中向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接受了我。我開始和他混在一起,把我的時間分在他和布魯克林的吉裡一夥人兩邊。我常常早上到小意大利區待幾個小時,然後又回到布魯克林待一會兒,晚上又趕回去和墨拉一道亂闖,出現在像西西里、希波波特瑪斯或伊比斯這一類的迪斯科舞廳。 
  墨拉從來不花自己的錢。什麼都有「搭臂」,他從來都是免費的。剛開始和他接觸時,有一次我們到了希波波特瑪斯迪斯科舞廳。在那裡鬼混的許多黨徒都走過來和他攀談。我們在酒吧裡待到了半夜,什麼錢也沒有付。 
  動身走的時候,我給了酒吧25美元。 
  「快把他媽的錢收回來,」墨拉深沉的音調對我吼道,「我到哪兒也不付錢。」 
  「算了,托尼,就算是給酒吧招待的小費吧,」我說,「這事是我做的嘛。」 
  他用手指直捅我的胸口。「我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快把它拿上。」 
  「好吧,托尼。」我說著就把錢裝進口袋裡。我想避免把事鬧大以及可能出現的後果。不過,這也不容易,讓那種人就那種方式對你說話。 
  墨拉對我說,希波波特瑪斯舞廳為阿尼艾羅·戴拉克羅斯擁有,他是甘比諾家族的二老闆。墨拉把我介紹給了阿尼艾羅的兒子阿蒙德。他說是阿蒙德在經營這個舞廳。 
  阿蒙德在西五十六街11號開了一爿非法的「業餘」娛樂場,賭21點、擲骰子及輪盤賭1。我和墨拉到那裡去過幾次。那地方很舒服,鋪著地毯,免費供應食物和酒。賭博時,有各種各樣的女郎招待。賭場從夜裡兩三點開放,一直延續到早上大概八九點。 
   
  1 這三種均是賭博: 
  1.21點(Blackjack):最流行的坐莊紙牌遊戲。玩者力爭取得21點的總牌點,或比發牌人更接近21點,但絕不能超過。一般使用52張一副的紙牌,由莊家宣佈壓賭注的極限。 
  2.擲骰子(dice):骰子是供賭博和遊戲用的小立方體。標準骰子的每一面標上了從1-6這六個數的小點子,按常規是使兩個相對面的點數之和為7。這6個點數的出現和所用骰子個數的各種組合,決定數學上的概率。骰子從手裡或骰子盒裡隨機擲出,以停後正面上的點數或其組合定勝負。最初原始人用骰子占卜吉凶,以後才用於賭博。 
  3.輪盤賭(roulette):輪盤賭是一種賭場賭博方式。有一莊主,所有賭注都壓給莊主或賭場主。賭博掌盤人或賭場主都可以獲得一定份額的酬金。 

  阿尼艾羅·戴拉克羅斯於1985年死於癌症,當時以《敲詐腐敗組織法案》定的罪。他死後不久,阿蒙德對聯邦政府以敲詐勒索指控他表示服罪,但在判罪前他逃遁了,到筆者寫此書時他仍然是在逃犯。 
  我們到了新澤西的福德·李的一個酒吧店。托尼在和他身那邊的一個黨徒在談話,我在一旁聽。我移動了一下胳膊肘,未想到打翻了我的飲料,濺到了我旁邊的一位黨徒身上。「對不起,」我說。 
  「一聲『對不起』並不能把我衣服弄乾淨,」那傢伙說,「你這個狗娘養的怎麼不滾回到紐約去,你是紐約那邊的。」 
  「喂,我已經說對不起你了嘛,」我從酒吧招待那裡弄了一塊布幫他擦。 
  這個傢伙弄到一瓶飲料,放到酒吧檯上,然後扔到我身上,罵道:「去他媽的滾到河那邊去吧。」 
  我怎麼也安撫不了他。我看見托尼在一邊聽著,瞪著一雙凶狠的眼睛,手放在上衣口袋裡。 
  我抱著這樣的信條:你不要陷入口角之中,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有的黨徒動槍,或者跑出去帶回來一二十人。另外,墨拉極有可能掏出刀,捅這個傢伙。我要盡快了卻這個局面。 
  我說:「你可想到外面去?」 
  「走,」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我乘機給他一頓揍,因為我並不打算出去。另一個黨徒奔來,墨拉就接他。第一個黨徒又向我襲來,我用瓶子擊他。 
  我對墨拉說:「我們離開這鬼地方。」 
  「好,我們走,」他說。 
  我們還沒走開,警察就來了。 
  「這幫同性戀的傢伙你們為什麼不揍他們?」托尼說,「我剛才在為你們教訓他們。」 
  難為情嗎?的確,我是那種感覺。此刻我又成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了,一個38歲的男子漢,竟陷入到酒吧的毆鬥中。我還真的同安托尼·墨拉搞在一起,真是萬分不情願。就因為我是特工,才可能發生像剛才那一類的事。事情一旦發生,你最好盡快處理,免得不可收拾。我不相信爭辯會爭出什麼結果。 
  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常常到西西里迪斯科舞廳去。我聽說過,這兒是墨拉採取強迫手段打進去的下流場所之一。店主每週要給他報酬,作為他對那裡光顧的薪水。有時候他告訴我,叫我注意不要讓酒吧招待員和經理在裡面玩弄欺騙手段。 
  每逢週末,他如果拿不到5,000美元,他就要大發雷霆。有個星期五晚上,他突然作出決定:因為他沒有從店裡得到足夠的錢,凡進門的每人懲罰5美元。我和經理設法勸阻,因為你不能對老顧客突然改變政策。可是,墨拉堅持要錢。 
  「今天晚上每人交5塊錢進門費,」他說,「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他叫門口值班的小青年收錢,叫我到那裡負責督促,確保每個人都要交錢。 
  顧客在抱怨,但還是交了錢。這時有3個黨徒帶著3個女人到了門口。其中一個人說:「我們不交錢。」說著就要從門衛身邊往裡面擠。 
  我認識那幾個老練黨徒,他們是墨拉的朋友。我一時勁頭十足,大踏步走到他們面前,對他們說:「今晚上進來的,每個人要交5塊錢。」 
  「我們不交。」 
  「那你們就別進來。」 
  「滾你的,你是什麼人?你搭的是什麼人?」 
  這話問的意思是我和什麼樣的黨徒混在一起。我沒理他,只是說:「我就是我。」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我不想知道。不過,你如果是個有臉面的人,就該為你們及你們的女朋友交30塊錢。」 
  「我要見托尼·墨拉。」 
  「你要見托尼,交5塊錢才能進去見他。」 
  此時這幾個黨徒在幾個女朋友面前弄得很難為情。他們開始大吵大鬧。墨拉過來了。 
  我說:「托尼,這幾個人不想交錢。」 
  「這幾個人他們不交,你他媽的真蠢,」他說。 
  「托尼,我完全是照你的吩咐幹事的。你沒說夥伴進來不交錢。」 
  「這幾個夥伴進來,不交錢。」 
  「你們幾位進來吧,」我對那一夥人說,而且還向他們嘻笑顏開。 
  「你真是個混蛋。」墨拉在罵我。 
  同墨技這樣的黨徒在一起,有時候你還得自我解嘲,否則就會發瘋的。 
  我待在西西里舞廳裡,有個黨徒是墨拉的朋友,我還不太熟悉,這時走到我後面,拍拍我的背,同我打招呼。他的手順著我背上往下摸。 
  「你這混蛋要幹什麼?」我盡量克制著說得緩和一些。他呼了哼就走開了。我明白他要幹什麼。他在查我身上是否帶無線電裝置。我看到他在和墨拉談話。 
  後來我上了男廁去洗洗手,回來時又碰到了那個傢伙。他迅速用手在我上衣兩邊摸索。我把他推到一邊,對他說:「夥計,我看你是弄錯對象了吧。」說著我就走,讓他一個人站在那裡。 
  誰也無法同墨拉接近。他家裡唯一同他能接近的是他的母親。你根本就無法同他作什麼個人的交談。你今天可以問他:「托尼,你母親好嗎?」他會說:「還好。」明天你問他,他可能這麼回答你:「你他媽的多管什麼閒事?」 
  他總是在搶女人。即使他喜歡的女人,他也不把她們當人看待。他從來不結婚,但女朋友一大堆,從蕩婦到電影明星應有盡有。他在不搶女人的時候就罵她們。他簡直令人深惡痛絕。有個女人在西西里店裡抱怨,說她的傘放在更衣室裡被偷走了,他對她說:「你以為我在乎你娘的什麼傘嗎?你給我滾出去,別來了。」 
  有一次,在南港街那裡的基建恢復工程的工地上,那裡有許多街道小販。其中有個大娘是賣珠寶的,在等墨拉佔用的公用電話。黨徒打電話總是沒命地長時間佔用。墨拉佔用了電話已有大約半個小時,一個接一個地打。這位大娘很客氣地問他能不能給她用一下,因為那一帶小販能用的電話只有這麼一部,打電話是為了營業上的事。墨拉說:「聽著,你這個老王八,電話我在用。我高興什麼時候結束就什麼時候。閉上你的嘴,否則我就把它割掉。」 
  他對一夥黨徒談論他看到的一個大影星。他說著,我皺眉蹙額,膽戰心驚,因為他說了如下一段話:「啊,明星又怎麼著?她吸毒過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事。哪裡還有一點兒水果蛋糕的味道。」 
  每年一度的聖·亞努阿里烏斯節日1是小意大利區規模最大的節日,9月份在桑樹街要進行為期兩周的慶祝活動。旅遊者來自四面八方,聚集到這兒來。這是一種宗教性的節日,但卻全由黨徒所控制,5個家族全都介入。每個家族的副官都分別佔有一席之地,歸他所有,那裡設有可能5到6個售貨棚。你要去教堂卻不能直接說到教堂去,而要說到某某地方的售貨棚。這是由黨徒的副官所控制的地方。任何人要把售貨棚搭到你的地盤範圍要向你繳納酬金。勢力越大的副官,其地盤就越靠近節日活動的中心地帶。副官們控制著市場的銷售。這個副官可能對進入的香腸有控制權,那個副官可能就控制啤酒。換句話說,如果你有個售貨棚想銷售啤酒,你就要到控制啤酒的副官或他的代表那裡,就說你的售貨棚想進啤酒。他就派人給你提供啤酒。因此,任何貨物的銷售他們都要得利。你還得付貨棚的地皮費,還要把你的所得總數交一部分出來作為夜班費。 
   
  1 聖·亞努阿里烏斯(Saint Januarius,?-305?):意大利人,貝托文托主教、那不勒斯的主保聖人。據說在305年羅馬皇帝戴克裡先迫害基督教徒時殉教。 

  在聖·亞努阿里烏斯節日期間,所有的黨徒都到大街上溜躂、閒逛。這是最愉快的時光,嘗一嘗各種貨車上的食品。有些設貨車和貨棚的人本身就是流動的藝人,不過大多數是裡弄居民,他們的貨棚已在那裡經營多年。 
  1977年節日開始的頭一天,墨拉碰到了設貨攤的一個女人。她的貨攤在南港街,靠近富爾頓的魚市。墨拉在搶她。 
  「我給她在節日場上弄到一小塊地,」他對我說。「開車到那兒去。我對她說過要幫她,今天下午就把她的貨攤移過去,讓她在那兒設攤。」 
  我開車送他到南港街。那姑娘楚楚動人,招人喜愛。可是她要遇到什麼倒霉的事了。我們幫助她把貨攤收拾好,把她送到了桑樹大街。 
  墨拉說:「今晚去看你,寶貝。」我們走了。 
  我問:「托尼,你怎麼認得這個姑娘?」 
  「偶爾碰上的。今晚節日活動以後,我想就抓住她,過一個快樂的夜晚。」 
  「有把握?」 
  「媽的你在跟誰說話?」他說。 
  那天稍晚一些時候,托尼就去找那個姑娘去了。我待在咖啡館裡,忽見他咚咚地跨了進來。 
  「你知道她是個娘的女同性戀!」他叫嚷嚷地在抱怨。「你這個狗雜種事先也不告訴我!混帳東西!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給她在節日地帶設了個貨棚。你猜我怎麼對她說的?我說:『明天你就別去那個娘的貨棚了!』」 
  心理學家或許可以和墨拉痛痛快快地度過一天。可是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太危險了,也太受罪,但還不得不這麼做。他還指責我不抓幾個女人,也不帶女人在身邊。我只好對他說,我在新澤西有個女朋友,在加利弗尼亞也有一個。但是我和那一類的生活始終不沾邊。 
  結了婚的黨徒普遍有女朋友。他們對此毫無隱晦。要不然,追逐女人的事比我想像的要少得多。他們身邊隨時都能找到女人,因為她們都在繞著他們轉。也許他們遲早會把她們套住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晚上都想和別的黨徒們在一起喝喝酒,聊一聊他們的行動計劃。 
  我的個人準則是: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同與黨徒有關係的女人打交道。這一方面是倫理,另外,將來在法庭上作證時這種事會使你糾纏不清。我說我在某某地方有女朋友,火就惹不到我身上。在偶爾情況下,我似乎很正規,也帶某個人或我在裡弄認識的某個女人去吃一頓飯,帶她看看黨徒們度過的有趣的夜晚。然後,我就開車送她回家,也就如此而已。 
  1977年一個節日,我們一夥人待在桑樹街的一家咖啡館裡,時間已是夜裡一點。勒菲蒂以及其他幾個黨徒和幾個當地女人都在那兒。有個女人坐在我旁邊,突然伸手到桌下摸我的腿,說:「待會兒離開這裡要到哪兒去?」 
  「去看我女朋友,在新澤西。」 
  「幹嗎不留在市裡過夜?」 
  那女人是一個黨徒的女兒,父親就在咖啡館裡。我得當心別惹了她,因為她可能同她老頭子說是我摸了她的腿。那麼一說我就成了傳聞——你不能那樣對待一個黨徒的女兒。 
  「我很忠實於我的女朋友,」我說,「我答應她要過去的,我不好對她扯謊。」 
  「你怎麼從來不帶她到這兒來?」 
  「沒有什麼理由。」 
  「那好吧,你要是有意想出去,就給我打電話。」 
  「好,我會的。有時候我不得不說點謊話,」我很侷促地把她打發走了。 
  墨拉的經營活動中,有一項是投幣啟動機買賣。他經營投幣式自動賭博機1、自動售貨機、遊戲機以及彈球機2。他把這些機器放在商店裡、餐館裡、俱樂部及業餘營業場所,遍及全市各地。由於投幣式自動賭博機是非法的,他就設在後室裡。他從這些機器場收錢或有新的業務時,總要帶我到這些地方轉轉。 
   
  1 投幣式自動賭博機(slot machine):俗稱吃角子老虎或獨臂匪徒.一種賭博用具。其主要部件是若干並列的滾輪,滾輪側面上每隔一段即繪有不同的符號。賭者將錢幣投入機上狹孔,各滾輪即開始轉動。待到轉動停止,看各輪顯示的符號數量和組合方式即可知道賭博機吐入彩金缽中的錢幣數。 
  2 彈球機(pinball machine):投幣驅動的流行電動遊藝機器。玩時,將一枚錢幣投入機內,啟動彈簧投彈器,將一顆鋼球彈出,使之從斜面一側的球道滾到頂部,然後滾下,穿過立門,繞開立柱和欄杆。 

  他長驅直入取錢,用鑰匙把機器打開,數數錢,給店主人一份——25美元或是多少。剩下的他就放進紙袋裡,我們就揚長而去。他一個星期的正常收入大概2,000美元。 
  為了得到一個新主顧,墨拉要走到一個地方去,對店主說他叫托尼,該店需要買他一台機器。店主往往認識他或者知道墨拉這個名字,就回答類似這樣的話:「啊,對,托尼,我正想打電話告訴你,我這兒需要一台機器。」如果店主一開始覺得不想要,墨拉就會說:「在24小時內查一查,打聽一下桑樹街的托尼。然後我再來,看看你有沒有改變你的主意。」 
  等他再來時,店主都以不同的方式改變了態度。 
  他想把自動投幣式賭博機銷售到大西洋城。他說,家中倉庫裡有500台那樣的機器,正等著自己的律師來給他想想辦法,使這些機器有個銷售渠道。 
  墨拉對我說:「開車到市中心去。」 
  「什麼事?」 
  「要去找個人,他欠我錢。」 
  他要去收殘酷的高利貸。 
  我們到了第一大道的一家飯店,走進去,站在酒吧裡。這個傢伙立刻走了進來。他30歲左右,看樣子很強硬。他走到墨拉跟前,正要開口說話。 
  「別說了,」墨拉說著就抓住他的手,「別提任何人的名字,否則我就當場宰掉你。」 
  黨徒之間有交往規矩:如果這傢伙說,他同另外一個黨徒談到了此事,提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那麼墨拉就要先去找另外那個人談事情。因此,他不給這個傢伙提別人名字的機會。 
  墨拉說:「我問你什麼你就回答什麼。我他媽的那個錢在什麼地方?」 
  「咦,托尼,這就給你。眼下我很艱難,不過我就還你。你知道——」 
  「幾個星期前我就聽到這種話了,」墨拉說,「今天不行了。我們出去走走。」 
  現在我擔心了。如果墨拉帶他出去,這個傢伙到了隔壁的巷子裡就會沒命。墨拉要麼揍他,要麼用刀子捅他。在這種情況下,我要作為特工的身份來干預,同時又要保持我扮演的角色。 
  我說:「嘿,托尼,把他交給我不就得了,何必要你親自麻煩。我帶他出去走一走。」 
  他對我點點頭,叫那個傢伙出去。 
  我帶他出了門。我心想這樣至少可以爭取一點時間,讓托尼冷靜下來。我說:「你看,我完全是搭救你,不想看你白白送了命。不過,下一次可就沒這麼便宜。等會兒進去,你就說,『托尼,能不能明天見你,把錢送給你?』你最好明天給他錢,因為我明天可能來不了。你要裝得提心吊膽的樣子,好像我已經揍了你一頓,因為他本來就指望我那麼幹。如果你不聽話,我就要親自捅你,因為我和他是一路的。」 
  那個硬漢子實際上已經在舔我的手了,因為他對墨拉非常害怕。 
  我們回到了酒吧,那傢伙徑直走到墨拉跟前,說道:「托尼,明天我就把錢給你。你說在什麼地方我就去什麼地方。行不行?行不行?」 
  「那孩子服了你(墨拉有時候也稱呼我「孩子」)?明天。就在這個地方。」 
  同墨拉在一起,我無時無刻不感到提心吊膽。他總是同人家發生口角。你根本想不到他要幹什麼,會突然變得殺氣騰騰。他對任何人都談不上什麼真誠。他總是要幹些違法的事,在街坊鄰里中聲名狼藉。我不想同墨拉拴在一起,因為你永遠搞不清他什麼時候又會進牢房。他已快年過半百,這一生中有過半時間都是在牢房裡度過的。 
  他也有價值,因為他將我向人們作了介紹,還把我介紹給他的首領米奇·扎法拉諾。扎法拉諾處理上演色情的劇院,為布拿諾家族向全國發行色情影片。在時報廣場和全區一帶,他擁有好幾家色情影劇院。他的辦公室設在自己一家劇院的樓上,位於百老匯大街和時報廣場之間的第四十八街道,該劇院稱作「小貓咪」劇院。墨拉帶我到扎法拉諾辦公室去過幾次;扎法拉諾也偶爾到瑪迪森街道上來。他生得高大、魁梧,還是一個很漂亮的漢子。 
  扎法拉諾在聯邦調查局的螫刺行動中終於受到逮捕,那次行動稱為邁阿密外的「密-鮑恩」行動計劃。特工進了他的辦公室逮捕他時,他從大廳裡逃走,在逃跑的過程中死於心臟病發作。 
  勒菲蒂·魯吉埃諾有個設在店舖面的交誼小俱樂部。和小意大利區其他的幾十個小俱樂部很相似,供應咖啡、酒、牌桌,還可以看電視節目。樓下有另外一間房子,專為熱衷於玩牌的人所用。能來玩的只有家族成員、男性以及與勒菲蒂和布拿諾家族有關的人。這是個廝混的好地方。 
  房間後面有電話和桌子,是打賭的地方。勒菲蒂是個賭注登記經紀人。有時候墨拉不在,我和他就吹牛聊天,議論各種運動項目以及打什麼賭走紅。我開始在棒球和賽馬方面下了幾次賭注;在職業運動員表演賽開始的時間,我在足球上也賭過,賭注是50-100美元之間,這麼幹完全是為了他們能接受我。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了發展。勒菲蒂開始稱呼我多尼,而不叫多恩。因此,大家從那以後也都叫我多尼。 
  在勒菲蒂那裡和在布魯克林的吉裡那裡日常生活並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勒菲蒂這兒是個真正的交誼俱樂部而不是商店。黨徒們談論體育節目,彩票業務,誰欠了誰的什麼,以及即將要干的搶劫活動。他們抱怨的是錢。誰弄多少錢、誰有多少錢都無關緊要,他們成天就是談錢,談的是怎麼樣從別人身上搾出錢來。 
  大約兩個星期以後,勒菲蒂問我怎麼賺錢。那時候,我感覺還很自在,並不像是在急著要撈什麼。因此我告訴他,我幹的是偷珠寶和夜盜的事。 
  「我女婿馬可也是那行當,」他說,「或許你們倆倒可以合夥幹些活。」 
  「我一般是一個人幹活的,勒菲蒂,」我說,「但是如果有好去處我也喜歡合夥。機會總會有的。」 
  一時間,彷彿是處在考驗階段。我在等待時機,不把自己的鼻子伸得老長去管別人的事。勒菲蒂開始敲我的竹槓,不時地向我借錢。他要買衣服、買傢俱或別的什麼東西。我總得要借給他300或125美元,有時候他也還我一部分。我從來不覺得他缺錢,心裡明白這是對我敲詐。不管對誰,你要詐到錢就詐。另外,我借給他錢這也表明我在撈錢,說明我在這方面並不是個懦夫。他找我借錢,我從來不按照他的數目辦。他要借500美元,我就給他200美元。 
  「多尼,我和你談過,我缺那1,000塊錢。能不能借1,000塊給我?」 
  「眼下叫我拿1,000塊,可難為我了,勒菲蒂。」 
  「咳,可你看,我從那個夥計手裡買的衣服價值17,000塊。我怎麼辦呢,你借給我1,000塊吧。我先還你200塊吧,算抵消我欠你的350塊那一筆。」 
  這種兜圈子的辦法人人都這麼幹。這不一定說明黨徒手裡沒有錢。只是說明誰都盡量不用自己的錢。 
  那一段日子,我還在兩邊跑。早上大概10點鐘我就到勒菲蒂那裡,在俱樂部裡混一兩個小時,喝點咖啡,看看報紙,聽他們在議論些什麼,要麼在後面的電話筒那兒聽聽打賭的一些消息。然後我就到布魯克林,在吉裡店舖裡混幾個小時。晚上又要與墨拉搭鉤,也許在西西里舞廳和他相會,逛逛一些夜總會。 
  勒菲蒂建議我在俱樂部待幾個夜晚。那兒裡弄裡有雙骰子1賭博戲或三牌猜一牌2。其中有的賭注很大。桑樹街的肉食市場在佛雷塔店舖的樓上還有幾間常規的賭場。要麼他們就在各個不同的空閣樓房裡調換賭場。每隔一兩周,他們就要換一個地方,這完全是為了安全。在那個裡弄裡,從避免警察的麻煩來看,他們無論怎麼賭都很安全,但是他們不想惹人耳目。我主要是在一旁觀望。黨徒的輸贏可達100,00美美元。我是靠聯邦調查局的經費預算來生活,那樣的賭注對我太遙遠了。 
   
  1 雙骰子賭博戲(Crap·games):流行於美國賭場的一種擲骰遊戲,玩的人數不限,各家輪流作「射家」,同時擲兩枚骰子,看兩枚骰子的點數總和定輸贏。 
  2 三牌猜一牌(three-card monte games):俗稱「飛牌」點持牌者先將三張牌給眾人看,然後將牌而轉,打亂其位置,放在桌上,讓賭者猜其中一張牌的位置。 

  勒菲蒂為布拿諾家族的二老闆尼基·馬倫格羅管理賭賽馬的賭注登記業務。有一天,他要我開車送他到市中心,到第五大道的一個住處。他說:「我要看我一個最大的賭客,那傢伙賭的是男式衣服,主要的是襯衫,就在四樓。這個週末,他下了175,000美元,我要去取。」 
  我估計,像這樣的情況,勒菲蒂能取到的錢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間。他說:「這一周我和他有一場好戲。上次節日期間,有一周我下了16,000美元的賭注,同他賭足球。」他開始經常叫我駕車讓他取賭場營業的錢的收進和支付。有時候,他要到桑樹街的碧翁迪咖啡館取錢償還別的賭徒。在賭場業務中,他的收入非常廣泛。 
  「幾個星期前的那一周,我獲得13,000美元,」他說,「上一周,我登錄52,000美元的賭注,結果我失去了只有17,500美元。」 
  有天下午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問我:「我出去後,你能不能為我管一下電話?」 
  因此,我開始為勒菲蒂代守電話,管理賭注業務。 
  勒菲蒂和墨拉完全不一樣。他話多,好激動。作為一名殺手,他名聲很大。但是在日常交往中,他並不那麼干損害人的事。他們倆都是兵丁,但屬於不同的副官指揮。墨拉歸扎法拉諾(直到他死以前)領導,勒菲蒂聽從邁克·沙貝拉指揮。 
  沙貝拉在桑樹街上有一個大旅館,稱作「沙沙貝拉」旅館。我們有時候到那兒吃晚飯。勒菲蒂把我介紹給沙貝拉。那人生得矮小,大腹便便,一雙鼓泡泡的眼睛。勒菲蒂對他說:「邁克,這是多尼,我的朋友。」 
  在聖·亞努阿里烏斯節日期間,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邁克·沙貝拉坐在沙沙貝拉旅館街對面的一家俱樂部裡。在節日期間邁克關閉了旅館,因為他討厭旅客。 
  那個意大利歌唱家吉米·羅塞裡把他的車子停放在大街外面。他把車後行李箱打開,裡面裝的是錄音帶。他想從箱子裡面找出自己的錄音帶,就在節日裡來銷售。 
  邁克不是那麼認為,就出去對羅塞裡說:「把你媽的箱子快收拾起來,在這兒的大街上賣你娘的什麼錄音帶,你這是在給我難堪。快滾!」 
  羅塞裡立即收拾了箱子。 
  勒菲蒂說:「從此以後他就會變了樣子。」 
  尼基·馬倫格羅,這個二老闆經常停留在勒菲蒂的俱樂部裡。叫他「眼鏡尼基」、「小尼基」或「雪茄尼基」都可以,馬倫格羅生得矮小,頭髮向後梳得光光的,戴一副深度眼鏡,長著尖尖的鼻子。他從來不開笑臉。由於他戴著深度眼鏡,似乎一天到晚在凝視著什麼。勒菲蒂對我介紹說:「尼基,這是多尼,我的朋友。」他們沒有要我和他們一起談話,我就走到了一邊讓他們談。 
  馬倫格羅有自己的交誼俱樂部,叫做多依蘭俱樂部。還是墨拉第一次帶我去了那裡。俱樂部在小意大利區及唐人街的郊外,赫斯特街的94號。多依蘭俱樂部和勒菲蒂的交誼俱樂部並不一樣。 
  墨拉叫我第一次開車去那兒時,他對我說:「多依蘭俱樂部是尼基的辦公室。如果你沒有什麼業務事,如果他不找你,你不要到他那裡去。要麼有像我或者勒菲蒂帶你一道才行。你不要在那裡閒蕩。尼基從12點半到下午4點或5點左右一般都待在那裡,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如此。有事找尼基可得當心一點,事情辦完就離開。」 
  「多依蘭俱樂部」幾個字漆在大門上,下面寫著「非會員免進」。裡面的房間有幾張牌桌,一個櫃檯,一個煮咖啡器。在裡弄裡,這兒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小型交誼俱樂部,供給黨徒和聯絡黨徒廝混。但這裡並不是社交場所。黨徒同尼基談話一次只能談一個人,其餘的要在外面等。 
  我正是在這個地方第一次聽到「拉鏈」毒品走私的情況。墨拉把在多依蘭俱樂部裡廝混的一些黨徒說是「拉鏈」人。他說,拉鏈人是被帶到這一地區的西西里人,分送海洛因,為布拿諾家族的老闆「卡明·裡羅·甘蘭特」1搞接頭聯繫。墨拉說,這一行動由甘蘭特嚴格控制。這種拉鏈行動非常有成效,因為他們那些人雖然都是一個家族,但在這一帶人們並不認識他們,警方也沒有他們的前科記錄。他們被安頓在皮雜餅店堂,接收並分發海洛因,非法處理錢財,然後等甘蘭特再分配任務。 
   
  1 裡羅(Lilo。,或lilo):是商標,意為「氣墊」。 

  墨拉說,從事拉鏈活動的都是家族裡的人,行動很詭秘。行動主要由他們自己幹,活動在布魯克林的尼克鮑克大街一帶。他們是什麼手段都幹得出來的殺手。拉鏈活動的人與美國的黑手黨黨徒還不一樣,他們連警察和法官也殺害。 
  墨拉提到他們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薩爾瓦多·卡塔拉諾,生得小而敦實,一雙瞇縫的眼睛;另一個是凱撒·幫萬特,身材瘦削,風度翩翩。 
  關於西西里人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過硬的情報。我們知道有西西里人到來,其中有一部分是合法到了這個地區,有些是通過加拿大非法潛入的。我們不知道幕後是誰在操縱,也不知道這些西西里人被打發來這兒是為了什麼。 
  這是一個實例,說明你儘管在當時並沒有辦什麼具體的案子,但情報工作是多麼重要。我當時的主要意圖是想打入布拿諾家族。墨拉和我說了拉鏈行動以後,我一時間不知道該幹什麼才好。我只好把情報搜集起來,向上匯報。幾年以後,我搜集的關於西西里人的情況和其他情報並在一起,開始了全面的調查。結果在1986年查出了紐約的「意大利餡餅案」——到那時為止,這是一次最大的國際海洛因走私案。 
  後來,勒菲蒂終於派我去多依蘭俱樂部,向馬倫格羅匯報每週的比賽賭注登記的情況。匯報時一句閒話也沒有。我要提交數字:到週末我們贏了多少,損失多少,總的「處理」了多少——總收入是多少。可能我還回答了幾個問題。然後就離開。不過,我注意到了,馬倫格羅在仔細打量我。 
  別的人也在注意我,不過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麼人。這期間,紐約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為了其他的調查工作,都各自對多依蘭俱樂部和沙沙貝拉旅館進行監視。在他們監視的人員中有我的照片。他們並不知道我的身份。紐約警察局以為我是多恩·布拉斯柯,和布拿諾組織的罪惡家庭有聯繫。 
  勒菲蒂和墨拉一度是夥伴,現在彼此有了忌恨。他們倆都以為我有本事賺錢,嫉妒心漸增。 
  「你跟他媽的勒菲蒂那麼友好幹什麼?」墨拉這麼問我,「他幫不了你任何忙。」 
  「墨拉那王八旦簡直是瘋子,」勒菲蒂會這麼說,「他是專門惹是生非,你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夾在這麼兩個黨徒之間,實在是危險的交易。他們都在我面前責罵對方,都要我放棄別人而跟他,我夾在中間很不好受,也太惹人耳目。我最終要在他們之間作出選擇。 
  墨拉比勒菲蒂更會搞錢。他對我說,他在最近出獄後的四個月裡,已經弄到了200,00美美元。他三朋四友多,聯繫廣泛。可是他瘋狂。在他周圍的人都像是朋友,因為他們怕他。其實,人人恨他。就連勒菲蒂的副官邁克·沙貝拉也恨墨拉。勒菲蒂不像墨拉那麼反覆無常,但對待朋友比墨拉要多一分誠意。勒菲蒂也交友廣泛。因為他對朋友多些誠意,再加上他並不總是惹是生非,他得到了別的黨徒的尊敬。我以為,把精力放在勒菲蒂身上更有作用。 
  後來表明,我沒有必要作出選擇。 
  一天下午,我來到了俱樂部。勒菲蒂守在電話機旁,說;「喂,多尼,這兒有人找你。」 
  我心裡想,什麼人會打電話來找我呢?原來是吉裡。他說:「勒菲蒂向我問到了你,我說了好話。」 
  電話說完以後,我問勒菲蒂是怎麼回事。 
  「吉裡說,你絕不是膿包鬼。你活兒多,會搞錢。那邊的人誰都不如你。」 
  「是嗎?」 
  「我聽了非常高興。」 
  幾天以後,他說:「多尼,我提出來把你要過來了。我向邁克和尼基公開表明了我的觀點。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夥伴。」 
  「啊,勒菲蒂,太好了,」我說。 
  「哎,多尼,這就意味著,你真要開始聽我的話,守紀律。我對你負責,你對我負責。希望你要把你周圍的情況如實說。因為你要是胡說八道,我們倆都得完蛋。」 
  一切都突然改變了。我不再有所顧忌,進進出出隨自己的心意,做出純潔無知的姿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歸屬某個人,不遵守紀律。 
  勒菲蒂開始對我進行他稱之的「訓練」。訓練立即開始,永遠沒有完了的時候。 
  勒菲蒂是個很講究的人。他要我剃掉鬍子,理理髮。他說:「真正老練黨徒是不留鬍子的,除非那老一輩的意大利黨徒。你應該保持整潔,衣著要合體,這就是說晚上要穿便服和寬鬆套裝。」 
  他告訴我,要尊重所有的家族成員。他說:「尊重,這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最糟糕的是你幹出什麼讓老練黨徒感到難堪的事。如果你要讓一個副官或老闆難堪,別提了,你就完了。」 
  你和副官或老闆在一起,如果沒有問到你,你別張口說話,他們說話你別插嘴。 
  「假如一個老練黨徒把你介紹給另一個老練黨徒,他會說:『多尼是我的朋友』。『我的』就意味著多尼沒問題,如果你想和他談話就可以當面談。但是,你不是入盟黨徒,因此有些事或家族裡的事還不好當你面談。這就是我介紹你的方式,明白吧。如果一個老練黨徒在介紹另一個入盟黨徒,他會說:『他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就意味著可以當他的面談行情,因為他是『我們的事業』裡的一個成員。」 
  他對我說,我的活動情況要由他來批准。如果我想出城,他批准才行。我要隨時同他聯繫。我所得到的任何收益,都得要分一份給他。 
  「在打電話的時候,」他對我說,「你不能把所發生的情況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你要轉個彎子,兜個圈子——把你要講的內容只作一點暗示就行了,因為所有的電話上都有竊聽裝置。」 
  如同大多數黨徒一樣,他也是疑神疑鬼。「特工遍及各個角落,」他說。有一次我們走在人行道上,他指著街道上一所學校,說道:「你看到那房頂上豎的是什麼嗎?」那兒是電視天線,他說:「特工安裝的。如果他們要竊聽,我們談話的每一個字他媽的他們都能聽得到。」 
  如果沒有絕對必要,你不要說出你姓什麼。 
  你別和黨徒的妻子或女朋友搞在一起。 
  當一個老練黨徒和一個不是老練黨徒發生爭執時,你永遠要站在老練黨徒這一邊,即使他是錯的。 
  我現在是個聯絡黨徒,但還不是老練黨徒,我不能同老練黨徒爭執或回嘴,也不能還手。勒菲蒂說:「由於你不是老練黨徒,你總是錯的,老練黨徒總是對的。這沒有什麼可講,你可千萬要記住,多尼,因為任何老練黨徒都不會和你站在一邊去反對另一個老練黨徒。」 
  你要遵守家族的緘默幫規,你不得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家事。 
  「你要少管閒事,別胡來,」他說,「要遵守紀律,多多掙錢,或許有一天你會升為家族成員。」 
  有時候我仍然和托尼·墨拉混在一起。勒菲蒂對此有些嘀咕。但是我和墨拉在一起幹任何事所得到的收益都分給他,也就沒事。墨拉簡直就是個夜貓子,勒菲蒂不是。因此我可以兩邊應付。如果沒有必要或非做不可,我還不想和墨拉完全脫鉤。 
  我和墨拉以及幾個黨徒與他們的女朋友一起廝混。到了早上4點,大家一起吃早飯。墨拉突然對女招待員大發雷霆,抱怨雞蛋是冷的,服務態度不好。他火氣越發越大,樣子越來越凶,大吵大鬧。 
  到後來我輕聲地說:「哎,托尼,這也不是她的錯,她在盡心盡力地服務。」 
  這一說,他更火了。他靠在桌子旁,身子向前傾,說:「你給我閉上臭嘴。我怎麼說怎麼幹難道還要你在一邊囉嗦。」 
  「我沒那個意思,托尼。我只是覺得,你或許可以對她稍微緩和一點。」 
  這一下他對我說了一大堆指責的話,就當著眾人的面。「滾你的吧,你他媽的鄉巴佬。你曉得什麼?你無權無勢,沒資格多嘴。你以為那個混帳勒菲蒂能保護你?這兒你是和我在一起。你要是還想用嘴呼氣就給我住嘴。」 
  我只好不說話,因為再說話只會使局面更糟,不可收拾,我只好說:「托尼,你對,我恐怕弄糊塗了。」 
  可是我心裡怒不可遏。這麼一大早上4點鐘,我在干我的工作,盡力執行自己的任務,身子疲倦,拋開了家庭,在飯店裡當著眾人的面還得受侮辱。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人像這麼同我說話。 
  回到寓所裡,我的火氣更大了。我瞭解規章紀律:如果你不是老練黨徒,你就不要對老練黨徒回嘴,別對他指手畫腳。但是這是他第一次當著眾人的面對我施侮,我不能因為他是安托尼·墨拉,就讓他對我繼續作威作福。 
  我裝成了懦夫,因此而遭到風險。這傢伙以為我是個糊塗蛋,就那麼同我說話。無論你是什麼人,在大庭廣眾之下你得要保持一定的尊嚴。 
  不過我還得小心謹慎為好,因為我仍然處在與布拿諾家族打基礎的階段,任何失誤都會使我前幾個月的努力前功盡棄。我要與墨拉把這件事講清楚,但這只能我和他兩人交談,不能有第三者在場。我總得要給他一些面子。 
  我不得不和他相會,希望能使形勢有所控制。如果要打起來,無論怎麼打我都是敗陣的。如果我打贏了他,我也是敗者,因為我日後免不了還要被他揍的;如果他打贏了我,或者用刀捅我,我在眾人面前也就給小看了。 
  第二天,我在瑪迪森街道上的便餐館裡找到了他。我說:「托尼,我們一道走一走。」 
  我們在瑪迪森街道上漫步。表面上我顯得若無其事,其實心裡激動得很厲害。大街上人來人往,但是形勢一旦變糟,不會有人幫我的。我想的是:他的脾氣,他身上那把刀。 
  我說:「托尼,我知道你是個老練黨徒,而我不是。作為一個老練黨徒,你應當受到一定的尊重。」 
  「對,」他說。 
  「不過,我現在要對你說一說,以後不要在眾人面前讓我難堪,因為我畢竟不是大街上的不三不四的下流痞子。如果你再繼續那麼幹,托尼,有那麼一天,周圍沒有人的時候,我也要和你比個高低。」 
  我等他的反應。我們繼續在漫步。 
  「啊,你對我不錯,」他終於說,「我喜歡你。」 
  「那你就別讓我難堪。就我來說,這事兒說了就拉倒。一切就像沒發生一樣。我們重新開始。」 
  談話就到此結束。我們兜了一會又回到便餐館裡。他對此事一點兒也沒再提。不過從此以後我們之間有了戒心。他絕不會忘記的。 
  墨拉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想讓我管理吃角子老虎賭場上的日常工作,幫著收錢。他對我說:「我每個星期給你300美元的工資。」 
  這事兒有點奇怪。我知道他佩服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摸不清他在玩什麼鬼點子。說什麼我也不能幹那份差事,因為我一旦接受了,我就被他束縛住,受他的擺佈,成了個當差跑腿的——這正是大家都像這樣對墨拉的。我時刻都要提防。 
  我說:「你看,托尼,我非常樂意不時地幫你幹點活兒。不過我還有許多事要幹。一個星期300美元,我就騰不出身子來,這太有點不划算。」 
  「那好吧。」他說。 
  關於這份工作的事,我告訴了勒菲蒂。他說:「多尼,你處理得很對。任何人同那個狗娘養的搞在一起,到收場不是挨他罵就是遭他打。」 
  這以後不久,墨拉畏罪逃跑。他藏在一輛大眾牌汽車裡逃出了城。紐約州的警察部門在逮捕他,因為他又犯了走私麻醉毒品罪。過了三個月以後,警方抓住了他。墨拉又回到了牢房。 
  他被判了八年半的刑,關在紐約萊克島監獄。勒菲蒂說:「和那些黑鬼們關在一起,看他還有多強。」 
  我和墨拉告一段落——暫時性的。 
  除了賭注登記的營業以外,還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騙局和陰謀。這幫傢伙每天能弄得大約100,000美元的贓款,停車以後連汽車停放計時器也搶。任何東西,那怕有一個子兒的價值他們也不放過。 
  關鍵的是騙局的數量。騙一次200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騙上50次,每次200塊,你就有了一筆錢。我們有偽造的信用卡,還有偷來的信用卡。這些你總能用它一兩次才會失效。他們就用這些信用卡買許多可以倒賣的電器。 
  有個叫尼克的黨徒,是希臘人。他經常向勒菲蒂提供停泊在新澤西的貨船的清單。勒菲蒂就讓人訂購所偷的東西。他把清單拿給我看,讓我查查看能不能買些貨——收音機、行李物品以及衣服。他和他的同夥能提供各種各樣的假證件。他在機動車輛部門有個夥計,能向他提供空白駕駛執照,你只要把有關情況填到空白處就可以了。有個傢伙給了他350美元,買了6份假的駕駛執照和6份假的社會保險卡。 
  為了解決富爾頓魚市場上一家公司業主之間的爭執問題,勒菲蒂與兩個夥伴得到了所有權的20%,另外一個月還有5,000塊錢的薪水。在俱樂部裡,他同別的物主見面以後對我說:「我得到那麼一份真難堪,這跟我的身份不相稱啊。」老練黨徒不願意談收入,也不談有什麼所有權。他們用的車登記總是用別人的名字。勒菲蒂不填寫繳稅申報單。 
  一個典型的騙局就是如何在銀行本票上做假。勒菲蒂告訴我說:他可以從紐約州北部的一家銀行裡拿到本票。「我們在那家銀行裡有個副行長。如果有人打電話給他,他有權把支票兌換成現金。」他說。支票還可以用來「買」商品,然後倒賣。 
  他給我介紹一個傢伙叫拉裡,此人過去在第七十一街道開了個酒吧。他就是這項交易的聯繫人。拉裡說:他已經和搞銀行業務的幾個朋友商談好,想找到最好的辦法來實施這場騙局。 
  他有印模機,在支票正面印出保證付款的字樣。我身邊有幾個夥計幫他傳遞支票。他有8張支票,給我們提供了8個人的名單,分別用作支票上的名字。他還提供紐約州的駕駛執照和社會保險卡,分別作為8個人的證件。還給這些人辦理了銀行存款。可是假支票上的錢數超過了他們存款的數目。當店主打電話查實的時候,那位副行長就說支票沒問題。所有支票一定要在一周之內兌換成現金,以免被銀行識破而露了馬腳。如果這次騙局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實施,支票價值可達500,000美元。 
  拉裡有一份商店名單,我們可以用這些支票去那兒買東西。商店並不知道這裡面的鬼,但是拉裡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接收這些支票。我用「約翰·馬丁」作為我證件的姓名,在一家銷售商店公司工作。為了防止賣商可能核實是否有銷售商店公司,拉裡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讓對方撥此號碼核實。到時就有人回話說:「我是銷售商店的樣品陳列室。」 
  我就到一家商店挑選自己想買的商品,然後對賣商說,我要回去查一下現金支票的數字是否可行。接著我就撥了電話給一個叫尼克的傢伙,把商品名稱和購貨所需錢數告訴了他。尼克就在支票上填好數字,蓋上「已核實」的字樣。 
  傳遞支票的黨徒遍及紐約——新澤西一帶。他們要我到紐約東南部的果園街一家店舖去,購買價值大約4,000美元的衣服。 
  我去了這家店舖,挑選了價值2,660美元的男式服裝。我對售貨員說,我去核實一下支票,立刻就回來。我離開了店舖,給尼克撥了電話。 
  尼克說在一小時之內到勒菲蒂俱樂部見他。他遞給了我支票,上面蓋了藍色「已核實」字樣。 
  我們回到了店舖,買好了衣服,裝在他車上的貯藏箱子裡。另外有一些黨徒專門負責銷售各處黨徒所「購買」的全部商品。 
  一周以後,拉裡在勒菲蒂的俱樂部裡見到了我。他告訴我說,他銷售我買的那些衣服很是麻煩,好不容易出了手,得了1,100塊錢。除了各種消費以外還剩600塊。他說:「我還得給銀行人員一份,你看,還有另外兩個出力的夥計。他們還要我給他分多一些,你知道吧。」 
  勒菲蒂已感到厭惡,說道:「少囉嗦吧。就把我們的一份給我們吧。以後別來了。」 
  600美元,拉裡得了一半,給了我3O0美元。我還是照慣例,分了一部分給勒菲蒂。 
  這整個一筆大買賣中,結果我得到了150美元。這些錢我交給了聯絡特工。 
  這次行動以後,聯邦調查局向店舖作了補償。 
  勒菲蒂把我介紹給一個黨徒,名叫「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因為他出生在新澤西的福特·李)。他是布拿諾家族的一個山頭大王,也是尼基·馬倫格羅的夥伴。有一天,我在多依蘭俱樂部前面一帶閒遛,忽見福特·李·吉米走過來說:「多尼,想跟你談談。」 
  他五十四五歲的年紀,外表上始終像一個正正派派的人。 
  他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多尼,你像個精明的漢子。我只想對你奉勸幾句。人總是一晃就上了年紀,我們現在幹的許多事,等歲數大了就幹不了。你看到周圍許多夥計賺了許多錢,可是他們漸漸老了,到50歲或60歲,他們兩手空空,就因為他們沒有一點積蓄。現在他們再也搞不出什麼名堂了。所以,多尼,我想勸勸你,找個可以信賴的人。每次弄到一筆款子,就抽出一部分,交給你朋友,把這些錢存起來。你和那個朋友約法三章,他保存的錢平時不准你要,一直到你退休再給你。你不能三天兩天跑去找他要1,000、2,000美元,因為他不答應給你——你們事先要訂個規矩。這樣日積月累,到老時你出不了門,也不能天天偷到,你還存有一筆錢。這樣你就不會像現在的許多老傢伙那樣,到老了發愁沒錢花。」 
  他是要向我推薦建立加入黑手黨的個人退休金帳戶。那是197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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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勒菲蒂



  如同大多數黨徒一樣,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仍然住在他生長的裡弄裡。 
  他住在古老、高大的公寓群內,稱作尼克鮑克村莊,位於小意大利區南面幾個街區的蒙羅大街。許多黨徒都住在那裡,包括托尼·墨拉。勒菲蒂常常邀我到那兒去。 
  勒菲蒂的寓所裡有一間小臥室,在第8層樓上,可以鳥瞰公寓樓群的大院。他喜歡熱帶魚,養了好幾缸魚。室內有一台大彩電,一個放像機。還有電傳聯絡裝置,干非法監聽活動,如同其餘所有黨徒一樣,都是免費的。 
  他沒有安空調裝置,因為他討厭空調。在最炎熱的、最潮濕的日子裡,甚至在車子裡他也不讓我開空調。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英國的奧佛牌香煙,弄得周圍的空氣越來越混濁,尤其是對我這樣不抽煙的人非常難受。 
  他是個烹調能手,可以做任何食物。每個星期我總得去他那裡吃幾頓。 
  勒菲蒂早就離了婚,他的女朋友露易斯是裡弄裡一個漂亮的姑娘。我和露易斯相處得也很好。她忍受著很大的痛苦,因為勒菲蒂不通人性,對她態度惡劣,把她和別人一樣看待。但同時他也在保護她,對她還相當鍾情。她有個正式的秘書工作。 
  露易斯母親死了的時候,她要我去守靈。我不認識她母親,但我想到:露易斯對我很看得重,把我算在她家的好友之內,算是對我很有敬意。我還記得,我去守靈時,那天正下著大雨。天氣惡劣,氣氛悲傷,我和一個並不瞭解我的人共度這樣的時光,心裡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即使你在干隱蔽工作,你也與人們增進感情。欺騙壞人的事很容易被接受,因為這是一種計謀。在五六年的生活世界裡,有的人不是壞人,並不瞭解真實情況,只是偏巧生在壞人家裡或者和壞人結了婚,而你一直在欺騙他們。一旦你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你的思想上會有一種堅實的烙印。這些人當中有的還與你增進了感情。當你還在繼續欺騙他們,你心裡明白:等到真相大白的時候,他們會因為你的所作所為而受到感情的傷害。他們甚至不知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勒菲蒂有4個成年的子女,我和他們非常密切,成了他們真正的朋友。他們遇到什麼麻煩事總要來找我。他最小的女兒有二十四五歲,和他的前妻住在這幢樓房裡。她在醫院工作,工作很勤奮。每年的聖·亞努阿里烏斯節日裡,她有個售貨棚出售軟飲料和水果。他的兒子湯米大約28歲,也住在這幢樓房。他是個盜賊,為家族幹了不少事。他基本上是個自由職業者。但是,他也有販賣海洛因的問題,自己也吸毒成癮。 
  勒菲蒂老是要我和湯米談談,勸他改正自己。還要我說服他別再搞毒品一類的事,安下心來工作。有時候在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我和湯米就在勒菲蒂俱樂部裡看我們最喜歡的肥皂劇1,比如像《我的孩子們》。勒菲蒂一進來,看見了就會突然咆哮起來:「去他的什麼肥皂劇,快給我關上。你要出去偷,找活兒干。多尼,來,幫助湯米到外面忙活兒吧。」 
   
  1 肥皂劇(soap opera):指廣播或電視連續劇。題材主要包括家庭問題。注重對話以代替動作,說話節奏比實際生活慢些。在固定時間連續播出。主要贊助者多年來一直是肥皂和洗滌劑生產廠家,所以稱為肥皂劇。 

  勒菲蒂有兩個女兒都和黨徒結了婚,一個很是不幸,嫁給了馬科。 
  我見到馬科是在車站便餐館,那是墨拉的地盤。馬科不僅是個珠寶盜賊,而且在搞保險櫃方面也是個老手。他還做毒品買賣,是個嘰哩呱啦、喜歡攻擊別人的人。我除了和他談幾句珠寶方面的話以外,從來和他不打什麼交道。他生活奢華,度假就到佛羅里達,因為他在那兒有一艘大船。他吹噓說,無論任何人向他提供毒品,他都有辦法處理。 
  我見到馬科的時候,他正為他的搭檔比利·派拉迪斯而憂心忡忡。他說:「比利現在成了警方的內線,我們在一起幹的事他要是告發我,我就是有20條命也招架不住。」 
  勒菲蒂也為比利·派拉迪斯的事擔心。他說:「我們要想個辦法,把那個傢伙幹掉。我想把他帶到我船上,扔到河裡餵魚。多尼,那個傢伙的事我還從來沒有對你說過呢。你看他是不是以為我會在船上對他下手。這事兒沒說過吧?」 
  「沒說過。」 
  「有一天,我喊這個傢伙和我一道上了我的船,你知道,就在東河那裡,是一艘快艇。他跟我一道,但一直注視著我,總是面對著我。到後來,我問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說,他恐怕我以為他可能背叛了,我會崩了他,把他扔到河裡。我說,『你這個混帳。我要是想對你下手,我就不會費那麼多事把你帶到船上來。你在俱樂部樓下玩牌我就可以幹掉你,把你卷在毯子裡,就在南街那兒立刻就把你扔到了河裡。我們對背叛的傢伙就是那樣處理的。』我對他這麼說。」 
  他眼睛在看著我,不知道是僅僅對我說個故事呢,還是在向我傳個信息:背叛會有什麼下場。 
  「但願派拉迪斯這個傢伙別出賣任何人。」我說。 
  有一天,馬科突然不見了。有謠傳說,他那個組織獲得了毒品方面的收益,他去提款去了。人們再也沒有見到他。還有消息說,勒菲蒂下了殺令,幹掉了自己的親女婿。但是,勒菲蒂對此事從來也沒說什麼 
  露易斯知道勒菲蒂幹些什麼事,知道他像所有別的黨徒一樣,進進出出都隨心所欲。他們似乎有一種溫馨的關係。勒菲蒂當著她的面談論,但沒有罵什麼人。黨徒們都是這個作風。你可以出去殺人,但你不要在一個女性面前罵人。女人要是罵人,那她準是個娼婦。勒菲蒂說:「露易斯要是罵一聲『滾他的』,我就把她扔出窗外。」 
  9月份,他們決定結婚,勒菲蒂要我當男儐相。婚禮在市政大廳舉行。他們都穿了婚禮服。勒菲蒂顯得很興奮,連結婚證書都忘了帶。婚禮儀式在下午5點開始,登記局已經下了班。法官讓職員去了一趟,拿到了結婚證書。 
  我送了他們200美元,作為婚禮禮物。我們到沙沙貝拉旅館去舉行慶祝活動。大約有10個人。邁克走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喝酒。然後我們上了樓來到「馬德里別墅」,這是勒菲蒂最喜歡的地方。我們在那裡看了一系列文娛表演,其中有弗拉明科舞蹈1。 
   
  1 弗拉明科舞蹈(flamenco dancing):吉普賽人的音樂和舞蹈。從前幾世紀起,它演變成為吉普賽人、阿拉伯人、猶太人以及被社會遺棄、混居於上流社會邊上的基督教徒的歌舞。弗拉明科的精華是「歌」,常常有吉他音樂伴奏,同時表演即興舞蹈。從19世紀起吉普賽人開始在咖啡館裡跳舞,並以此為業,於是,「弗拉明科」一詞首先用來稱呼他們當時的音樂和舞蹈。其動作特點是快速旋轉和拍手頓足。 

  「多尼,你殺過人沒有?」勒菲蒂問。 
  「如果你是指暗殺,那我從來沒有幹過。但是我殺死過兩個人。一個是在打架中我打死了他;另一個是騙取了我的錢,我們發生了毆鬥。」 
  「那算不上殺人。」 
  「你打死人就是殺人,這有什麼區別?」 
  「有區別,多尼。你還不懂。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所以我要給你訓導訓導。按照合同殺死一個人與你在毆鬥中打死一個人差別很大。在毆鬥中,你與對方動了怒。但是在暗殺的時候,你對對方談不上有這樣或那樣的感情,甚至對方遭到暗殺與你可能還沒有什麼關係。你要殺他,這完全是你的職業需要,談不上什麼感情不感情。你看你能不能幹?」 
  「我看不出這有什麼不可以幹的。」 
  「是啊,我們要走著瞧。許多人以為這很容易,真正動手時又心驚膽戰,下不了手。下一次我要有個暗殺任務,把你帶著,讓你看看怎麼個干法。一般要用0.22英吋手槍。一把0.22英吋口徑的手槍不像口徑大的手槍那樣留下明顯的彈孔。就對你耳門上打。一顆0.22英吋子彈打你的腦袋,腦袋就開了花。下次有暗殺任務,我要帶你一道。」 
  如果真有那樣的情況,我該怎麼辦?作為一名特工,如果知道要發生暗殺的事,我不能讓這種事發生,不能寬容,當然不能參與。但是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突然面臨那種局面。我並不總是知道我們要到哪兒去,為什麼要去那兒,而這些問題又不便於打聽。 
  如果暗殺的事即將發生,而我又在現場,我要不要冒險去制止?或許自己還遭到殺身之禍?我的看法是:如果發生暗殺,對像又是黨徒,那麼不論是他死還是我死總得要干,被打死的當然是他。如果暗殺的對象是老百姓,那我就得要冒著風險加以制止。 
  到了1977年的仲夏,他們完全接受了我,信任我。我可以自由行動。桑樹街上那些常規的黨徒,我大部分都認識。那裡不僅有布拿諾家族的黨徒,還有其他家族的成員。黨徒之間相互接吻和擁抱,也同樣適用於我。任何公共場所我都可以自由出入。我們多次去瑪迪森街道116號的荷裡得酒吧。那地方污穢不堪,我只能喝喝啤酒或蘇打水。連杯子我都不想碰一下。我們還去交誼俱樂部、咖啡館以及沙沙貝拉。我們廝混、玩金羅美,大家相互講一些戰爭的傳聞,縱情玩樂。 
  我見到了這麼一些黨徒:托尼·墨拉的叔叔阿爾·沃克,其真實姓名是阿爾·艾姆巴拉托;墨拉的侄子喬伊·達米科,其常用的姓名是「喬·麥克」;大威列·拉維文羅,他在哈萊姆為尼基·馬倫格羅管理彩票賭博業務;喬伊·馬西諾,是個虎背熊腰、大腹便便的漢子,他在家族裡的位置節節高昇;尼基·桑多拉,他曾幹過賭注登記一行,一心想與勒菲蒂結為夥伴;還有吉利兄弟:喬和傑裡。 
  後來我又認識了:弗蘭克·菲什;鮑基;鮑比·斯瑪司;路易·哈·哈;鮑比·壞心(因為他戴著起搏器);喬·雷德,等等。 
  在這伙黨徒中,真實名字並沒有什麼意義。他們並不介紹自己姓什麼。我認識一些黨徒,他們在一起混了5到10年,可是並不知道彼此的姓。誰也不在意。介紹你的時候,只提名字或者綽號。如果你不肯說出自己的姓,誰也不會問你。這完全是一種幫規。他們的感覺是: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一個名字,你會告訴我的。 
  我之所以知道這些黨徒姓什麼是通過我們自己的聯邦調查局的鑒定。對於露面的黨徒的身份,即使是個綽號,我總是要設法作一些瞭解。你根本無法料到:有時候在大街上什麼地方,或者在別的調查工作中,誰會有可能成為重要人物。 
  我對勒菲蒂說,我有個女朋友在新澤西,因此有時候到我寓所找我,我不在那裡,我可能到她那兒去了。有一段日子,我的女朋友多次成了他們談話的話題。我從來不肯說她的名字,他也從來不問,其他的人也不問。 
  在整個1977年期間,勒菲蒂都沒有告訴我他姓什麼。我當然知道他的姓,但他自己沒有對我說。我也沒有告訴他。我知道他是勒菲蒂和本尼;他知道我是多尼。星期日或是晚上,我常常到他家去,和他及露易斯在一起吃飯。我和他們一起看電視。我常常躺在沙發椅上睡覺。他從來不告訴我他姓什麼,也不問我的姓。我們第一次旅遊,在登記旅館的時候,他問:「我怎麼登記你的姓名?」因此他知道了我姓布拉斯柯。在有個地方,我不得不第一次問了他,問他姓什麼。 
  在這一段期間,關於布拿諾家族以及其他家族組織結構情報,我時時向調查局作了報告。情報的內容更多:他們怎麼開展活動,誰是誰,他們是什麼頭銜,黑手黨在全國範圍內的活動情況,還有我們的隱蔽特工從來沒有提供過的情報。我繼續收集西西里黑手黨的情報:他們正被送到境內,甘蘭特和卡洛·甘比諾怎麼樣合謀把他們安排在東部和中西部的皮扎餅店舖搞買賣,讓他們待在那裡聽候老闆們的需要;這些「拉鏈」行動的人怎麼受到利用販運海洛因以及從事暗殺活動。 
  為了不使氣氛顯得緊張,我每天都跑步,在寓所大樓的健身房裡鍛煉舉重。我不曾想到過,當時有黨徒在那麼做。這辦法不錯,別人把我看成是喜愛鍛煉身體的人。星期天我大多去做彌撒。黨徒們也不幹這種事。 
  勒菲蒂對待我好像很親近,他知道我會掙錢。我並不想表示自己有多少存款、或者幹什麼大買賣,因為我不想成為人們注意的目標,我想讓人們把我當成一個盜賊,使他們對我有這種看法:你盜了一次,快樂過兩三個星期的日子,然後再去偷。他看到我有足夠的錢花,就以為我能搞大錢。他正需要大錢,因為他陷入了困境。 
  「我背了一屁股的債,」他對我說,「我欠了尼基16萬,走到哪兒頭腦都不得安寧,像有個紡車嗡嗡地轉得不停。我們要設法搞點錢。」 
  勒菲蒂與大多數黨徒不一樣,他沒有進過牢房。他雖然因為敲詐和盜竊多次受到過逮捕,但總是被宣告無罪。他的真正問題是:他是個墮落的賭棍。如果他一天賭贏了2,000塊錢,第二天會在徑賽賭注上輸掉3,000塊。我知道,他一天能在徑賽或場外賽馬賭博中輸掉10,000塊。如果他賭光了,哪怕只剩兩個美元,也要賭兩個美元。他樂意當個賭博登記經紀人,因為場外賽馬賭博中,你如果贏了還要付給他們總數的百分之多少;而作為登記經紀人。你如果贏了什麼也不用付,而且他們所付的投注賠率比州立賭場要高。 
  在賭場上我是頭號笨伯。無論是雙骰子賭場、賭牌,還是徑賽場,我都贏不了。如果不是我幹這份工作,我說什麼也不會幹賭博的事。可是勒菲蒂的情況更糟。他不懂賭技,也沒有運氣,是個典型的沉溺於賭博的賭徒。眼看著就要走上大殺手的道路。 
  有時候我們還到佛羅里達度幾天假。我們賭賽狗、賽馬。對賽狗方面他懂得不多。我們輸贏大概在100-300美元之間,但我們輸的次數多。他對賽馬也不怎麼懂,我們也得不到比賽的內部消息。這種賭博他總是吃虧。 
  有一次,我們在佛羅里達的東南部城市海厄利亞,賭「六選勝」。前面五次比賽我們下注幾千美元,每次都賭贏了。第六次如果我們選得對,可以賭贏30,000美元。因此,在最後一輪比賽中,我們估計:還是選心愛的那匹馬可靠些。哪兒知道那匹馬輸了,我們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這麼說:「最後一輪,我們押了常勝的那匹馬,媽的它輸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從哪兒冒出了尖。本來30,000塊錢都可以贏到手了。」 
  「啊,也只是損失了幾千塊錢,」我說。 
  「問題不在這裡,多尼。問題是我們差點就到手了!」 
  他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一再延誤下來使他得不到機會成為入盟黨徒。他對我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時,他還不是入盟黨徒,那是因為他沒有還清賭博所欠的債務。他還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見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現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債,這就意味著:他在賭注登記業務或別的業務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馬倫格羅都要從他的總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債。勒菲蒂除了隱瞞的部分以外他就一無所獲了。賭博的本質就是:個個到後來都說自己破產,因此你無法說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產。 
  我出手的錢數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會搞錢,而且還暗示他可以取得進展。我們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樣,可以共同發財。 
  對我在黨徒中間的前程,他給我以鼓勵。 
  「事情明擺著,多尼,你不管別人的事,自己會搞錢,不惹麻煩,不生事端,不侮辱別人,總有一天你會成為入盟黨徒。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他們可能下達要你殺人的任務,要你去把某個人幹掉。這你不再擔心。我對你已經說過,我會教你怎麼下手。你有這個素質,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閒事,與人相處得很好。我要建議接收你作為家族的成員。」 
  勒菲蒂說:「跟我來,我們到沙貝拉旅館去。」 
  這是7月份一個炎熱的夜晚。我們到了沙沙貝拉旅館,但是沒有進去。人行道上還有五六個黨徒站在那裡,我認識他們,都是邁克·沙貝拉手下的人。我們和其他這些黨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問勒菲蒂:「我們為什麼要站在這兒?」 
  「我們站在這兒警戒,確保那個老傢伙別出什麼事。他就在裡面。」 
  所謂老傢伙就是卡明·甘蘭特,布拿諾家族的老闆。他剛剛出了牢房。我朝旅館的窗戶裡看一看,只見他坐在專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長著鷹鉤鼻,幾乎禿了頂,嘴裡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貝拉和另外幾個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麼大買賣嗎?」我問,「他有什麼事?」 
  「是有事,」他說,「有許多事你不知道,多尼。這些事我又不能亂說。」 
  「那我們怎麼不可以進去,確保他別出事,我們至少還有個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聽我說。有時候你什麼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氣墊』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圍。你甚至於連話都不能跟這個傢伙說。要跟他說話,你得通過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說話的人才行。旅館裡除了那幾個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進去,就是這樣。」 
  「啊,照你這麼說我們就不進去了。」 
  「多尼,這個傢伙多麼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繼續說,「『氣墊』這混帳真不是東西,是個暴君。我只能跟你說到這兒,不用再往下說了。許多人恨他。大家覺得,他只顧自己,只顧自己一個人賺錢。他接近的就那麼幾個人。主要是拉鏈行動的那些人,像凱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蘭俱樂部周圍一些人。那幫傢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這些人從西西里弄過來,利用他們干各式各樣的事,搞那些毒品買賣。那幫傢伙跟他一樣卑鄙。拉鏈行動那幫人不能信賴,除了那個老傢伙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他們。老傢伙相信他們,那是因為是他把他們帶到了這兒來,他能控制他們。其他人都得和他們隔得遠遠的。許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這才要我們到這兒來。」 
  這樣的情況有好幾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貝拉這兒來,在外面站崗放哨,好讓卡明·甘蘭特在裡面開會。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裡很緊張。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衛人員襯衣裡的腰帶上都帶著槍。他注視來往的行人和車輛,注視街對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為聯邦調查局特工,由於被這幫黨徒所信賴,站在桑樹街的人行道上,擔驚受怕,還要為布拿諾家族的落魄喪魂的老闆站崗放哨呢。 
  每隔幾天,我就給聯絡特工打個電話。紐約辦事處裡專門安置了一部電話,專撥給我作聯絡之用。接話的是我的聯絡特工。我向他報告目前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情況。有時候,為了配合其他行動,他要我瞭解一下這家或那家俱樂部的情況,有些什麼人,討論了什麼事。如果我需要查詢什麼,比如問姓名或某個黨徒的情況,他就認真為我辦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報,或者以後對作證可能有用的情報,他都打印下來,歸入我們稱為的「302」檔案。有時候,聯絡特工還帶幾份報告來讓我簽字。 
  根據我的情況,我每個月有一兩次和聯絡特工見見面,取我的生活費和活動費。我們見面時間很短暫,只不過幾分鐘時間。我們常常見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館——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和都市博物館。我們只是在那裡隨便瀏覽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錢遞給了我。有時候我們在中央公園,同坐在一條凳子上。有時候在咖啡館相會。 
  這時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隱蔽工作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聯邦調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陽蘋果」計劃中在佛羅里達的「太陽」那一部分工作,這完全是因為喬·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點收效。 
  我的督學員有時候問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時期怎麼樣。我感覺很好,還想繼續干。 
  有新的情況需要考慮。現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諾家族成員相處得很好,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了紮實的基礎。聯邦調查局在這一帶開展了其他一些隱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為黨徒的新的身份為有些隱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來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擔保,證明他們是「像樣的」黨徒,而其他行動打擊目標中的黨徒可以問我來查核,因為我是勒菲蒂在紐約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紐約市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廝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而繼續保持和勒菲蒂的夥伴關係,那我和其他隱蔽特工行動的聯繫就方便得多,因為我出城無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許,也無需每一步行動都得向他報告,受他的盤問。而且我還可以設想,把勒菲蒂帶進其他的隱蔽行動之中,帶他引見,希望他有可能闖進去,與布拿諾家族成員建立聯繫,組織非法的陰謀集團。 
  我還可以經常回到紐約,一次待兩三個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聯繫,保持夥伴關係。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關於家庭的保護問題我先前考慮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兩個星期可以回到新澤西的家裡,待上一個夜晚。我始終小心謹慎,掩飾自己的行蹤。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漸漸有所考慮:如果我打入黑手黨裡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終還得要搬走。因為萬一出了一點兒差錯對我的家就會是一場災難。我知道有警察在保護我,因為我時刻有他們在跟蹤。有三四次,顯然並沒有什麼理由,他們卻把我叫住,對我進行搜查。如果我有時不能甩掉尾巴,而他們一直跟蹤到我家裡怎麼辦?要麼,如果是勒菲蒂或別的黨徒決定跟蹤我又怎麼辦? 
  是該到搬家的時候了,搬了家就不會存在上面提到的問題。要麼也可以把我調到另一個地帶去工作,我們不妨把這兩個問題聯在一起考慮。 
  整個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與我的督學員在一起反覆討論。他把這個問題提交給了總部。這本來也是個很簡單的事。我們決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對於搬家已經習以為常,因為我的工作關係,我們已經搬了四次家。不過,我的女兒們已經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齡,這對她們來說還比較重要。我們在新澤西還有親屬。早先我因工作調到紐約辦事處搬回來的時候,我們當時曾以為我們會一直住下來。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雖然不知道詳細情況,但覺得搬家還是必要的。我們對此並沒有作過多的討論,因為我並沒有說這還有選擇的餘地。我的工作調動頻繁,她們不知道我在黑手黨裡究竟隱蔽到了什麼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為了她們的安全。 
  聯邦調查局當時在這一地區有52個辦事處。他們提出了5個地方讓我們挑選一個住處。至於我的工作關係那幾個地方都沒什麼問題,因為我還隸屬於紐約方面,再說我還要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到處跑。我和妻子選擇了一個地點。 
  聖誕節的除夕,我設法趕回到家裡,雖然到家很晚。節日期間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家裡。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門找一幢新的住處。我們立刻就找到了一處——比我們在新澤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鄰右舍比較和諧。到了下一個星期,我們就拍賣新澤西的房子。我有個朋友,是搞搬運工作的。我對他說,我們要搬家,這事兒請他不要對外聲張。 
  搬家時,家裡人依依不捨地流了不少眼淚。家裡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為障礙,但是她們誰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幹些什麼。如果她們對我的情況知道得更多一些,她們對我的情況可能更能夠容忍。不過,如果那樣做能減輕對我的壓力,那她們就會付出心理懼怕的代價。 
  無論是我還是我局裡的同事,都沒有想到這個工作要持續這麼長的時間。究竟還要持續多久,誰也說不清楚。開始時,我們有打擊盜匪上層頭頭的想法,後來就打進了小意大利區的黑手黨,現在我已經成了其他地方的黨徒代表。本來我們的思想可能猶豫不決,只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及在我們所處位置上還沒有一個理想的視角。只有一點是肯定的:繼續打入下去,我就全力以赴地幹。多尼·布拉斯柯有的是勁頭。 
  聯邦調查局在聖地亞哥和洛杉磯那裡有幾件麻煩事,想叫我去瞭解一下。我對勒菲蒂說,我要到加利弗尼亞去待一會兒,因為我曾說過,我在那裡幹過偷珠寶的事,而且還干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說:「勒菲蒂,你看,我眼下將在這個地方弄不到那麼多錢。為什麼不可以去那兒撈點錢,來回跑跑,不是很好嗎?甚至就連你也可以去那兒,待上幾個星期,看看我們能不能幹點事。」 
  他覺得我這個主意很好。就這樣我去了加利弗尼亞。 
  我們在洛杉磯有個特工,干隱蔽工作的姓名是拉裡·基頓。拉裡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正在緊緊追蹤一夥盜賊。這伙盜賊犯下了盜竊各種財產的罪行:干偷股票、債券、支票及汽車等一系列活動。他們並不一定都是黑手黨,但其中一部分是前紐約人,自然尊重老練黨徒以及聯絡黨徒。 
  他們喜歡聚在某一個旅館裡,拉裡也和他們混在一起,想深入進去。正巧,紐約一家旅館的酒吧招待到這兒來度假,也就住在洛杉磯這家旅館裡,和這伙盜賊中的有些人還很友好。拉裡對這個酒吧招待一無所知,以為他可能也是盜賊的一夥。因為這個酒吧招待來自紐約,拉裡就想到我有可能認識他。 
  說來真巧,我果然認識他。這是一個巧合。有一次,我和勒菲蒂到第三大道五十五街道上的馬卡耐特旅館。那兒並不是布拿諾家族黨徒的活動場所,是個一般的旅館,我和勒菲蒂以及其他幾個人到那裡喝喝飲料和吃點東西。就這樣我們漸漸認識了那個酒吧招待約尼。約尼本人並不是盜賊的同夥,也沒有幹什麼非法的事。不過,如同許多酒吧招待一樣,他瞭解誰是誰,知道誰是勒菲蒂,知道我是勒菲蒂的夥伴,是個聯絡黨徒。因此這是個好機會,我可以幫助拉裡與這一夥盜賊建立一些信任關係。 
  我來到洛杉磯這家旅館,拉裡正在那兒溜躂,我看到了約尼。我說:「嘿,約尼,你忙什麼啦?」 
  「是多尼呀,一向還好吧?你來這兒幹什麼?」 
  「遛遛,看看,」拉裡正在那一夥人當中,顯然已經看到了約尼。「我看,你知道,拉裡在這兒。他是我的朋友。我們也許在一起幹點買賣。」 
  我們聊了一會兒,目的也達到了。我以為,約尼會對那一夥盜賊說,我是紐約那邊的一個聯絡黨徒,拉裡是我的朋友,因此,他工作會順利的。 
  我經常帶著拉裡進進出出,就以這種方式幫助他建立信任基礎。有時候,我們還和那一些人去舞廳,也是以那樣方式幫他。我只是起個介紹人的作用,從來不介入他的案子。他在那兒開始了工作,著手辦理一批案子。這是政府部門工作的一種方式,就在那兒不斷地逮捕由拉裡提供罪證的一些犯罪份子。他最終要在法庭上多次作證,給許多人判了罪。 
  在這期間,拉裡也到紐約,追查別的盜竊股票的案子。我也以正常往返的方式回到紐約。拉裡打電話給酒吧招待約尼,對他說他要來紐約。他們在第三大道的P.J.克拉克飯店相會,因為那兒是約尼在下午喜歡常常去的地方。 
  我和拉裡混在一起,一道去克拉克飯店。約尼已經和一些人待在房間後面的餐桌旁,我們也加入到裡面。 
  約尼把我們倆向大家一一介紹,我們就坐在那裡待上一個小時左右。 
  拉裡原本是黑人,這就是說,在某些盜賊看來他很可疑。但是拉裡糊得很圓,照樣同他們混。 
  我看見有個傢伙在朝我們餐桌這邊走。拉裡突然對我輕聲說:「快走,從後門走,快。」他站起來對約尼說:「我倒給忘了,我們還有個約會。」 
  我急忙跟著拉裡從邊門跑了出去。 
  「好險,」拉裡說,「你沒看見朝我們桌子旁邊走過來的那個傢伙,是訴訟案的那傢伙?他是洛杉磯的辯護律師。他曾在法庭上見過我作證。」 
  我說:「為了以防萬一,我對勒菲蒂那裡要想個保護我們的辦法。」 
  「好,」他說,「無論如何,我明天要離開這兒。」 
  像這種情況——可能被人認出來,或者有人背後匯報你——隨便哪一天、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你不能等情況發生以後才想辦法保護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護自己的基礎,隨時都得提前防範。我估計,勒菲蒂會得到這個情況的報告。 
  自從我開始待在加利弗尼亞以後,我實際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觸。他並不知道怎麼樣和我取得直接聯繫。我說我總是在不停地變換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時,我也在控制他對我的控制。我想讓他知道,我實際上是難測的。我幹些什麼、在什麼地方都模糊不定。當我需要掩飾自己的時候,他已經習慣了我的行動方式。 
  我有兩架「查詢」電話,他可以留言,然後我再給他打電話。這一次,在那兒遇見拉裡和約尼以後,我就給勒菲蒂打了電話,把在加利弗尼亞遇見拉裡和約尼的事告訴了他。我這麼說:「猜到我在洛杉磯碰到了誰?是約尼。他在那兒度假,看到了一些夥計。他和一個叫拉裡的夥計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種股票和債券的交易。其實,我考慮也想插一手。我認為,我們能從這裡面賺到錢。」 
  我對勒菲蒂就是這麼說的。因為即使沒有在P.J.克拉克飯店那次意外情況,我知道當我和勒菲蒂什麼時候到了馬卡耐特旅館時,酒吧招待約尼也會就那次意外情況會這麼問:「洛杉磯的拉裡那夥計怎麼樣啦?」然後勒菲蒂就會問:「拉裡是誰?」 
  因此,我以這種方式事先已把拉裡這個名字告訴了勒菲蒂。我還說出了這樣一種含意;拉裡寧可和約尼在一起溜躂而不肯和我在一起。這種拐彎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護拉裡,也保護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樂部裡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認識的洛杉磯那個夥計,他的情況是怎麼回事呀?」 
  「你是說拉裡?那夥計我曾對你講過,我是通過酒吧招待約尼認識了他。我還對你說過,他是個獨斷專行的傢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點股票和債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麼不放心的嗎?」 
  「我正要對你說說我不放心的地方。約尼給我打了個電話。我想知道前前後後的全部情況。在P.J.克拉克飯店裡,你和那個傢伙在幹什麼?」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況是這樣:我在洛杉磯碰到了拉裡這個傢伙。他對我說,他正在搞一樁有關所盜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紐約,我們計劃在一起幹。就這樣我們到了P.J.克拉克飯店。他3點鐘在謝拉頓飯店有個約會,我們要去和那人相會談股票交易的事。我們就離開了克拉克飯店去了謝拉頓飯店。可是那傢伙沒有到場。我就說:『唉,真掃興。』我就走了。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出什麼事了嗎?」 
  「我對你說,出了什麼事。你惹禍了。那混蛋是個聯邦特工!約尼說,有個人,是個什麼律師走過來,到你們那兒,他看到你們就離開了桌子。那人對約尼說:『我見過那傢伙在法庭上作證,他是個混帳特工。』這是約尼親口對我說的。約尼還說,你和他媽的混帳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過,憑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瞭解我的情況。我們的情況或別的什麼,我一個字兒也沒有同他講。他所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對買賣感興趣。他甚至連怎麼找我都不知道。沒什麼可擔心的,勒菲蒂。」 
  「也許是約尼在滿口噴糞,多尼。我也搞不清。不過,多尼,跟拉裡那傢伙別來往了,明白嗎?以防萬一。別跟他有任何來往。多尼,我看,你有時候並不那麼謹慎。」 
  「別擔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磯一帶,我不能再和拉裡取得聯繫了。不過,他的行動進展得很好。他辦理的案子,最終逮出了約有200個盜賊,政府收回的被盜財產價值4,200萬美元。 
  在P.J.克拉克飯店裡,如果拉裡沒有當場識別了那位律師,我的黑手黨工程計劃也可能就在那時候宣告結束。 
  我每到一個地方,總要在這個地方找到我熟悉的黨徒,要麼去他們的活動地點,要麼和他們取得聯繫,無論是布拿諾家族的成員,或我所認識的別的家族的成員都這麼辦。這麼做表明我有聯絡,能在這一帶善於自由來往,說明我手裡有活兒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會有更多的黨徒認識我,我的信譽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亞,聯邦調查局正注視著聖地亞哥和拉·約拉地區的一些旅館和夜總會,想瞭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眾騷擾的事。我到這一帶來,首先就想抓到這些人,然後和他們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著給勒菲蒂打了電話。我對他說,我正在和一些活動場所搭上了,想把這兒的情況理一理。我發現,有幾個地方有黨徒出沒,他們在這些地方有點瓜葛。 
  「勒菲蒂,你到這兒來不好麼?或許我們在一起還能搞出點名堂。如果這一帶還沒有我們的成員集中的場所,我們或許還可以有點作為打進某一處。再說,這兒環境優美,氣候宜人,還有大洋。」 
  「我從來沒到過聖地亞哥。那兒像不像邁阿密?」 
  我在謝拉頓飯店給他訂了一間房間,正好面臨海面。我到機場去接他,為他提包——對他的照護如同一個組織裡任何人對上級的照護一樣。我對他說,我最近分得一些紅利,把他的一份給了他。 
  白天我們遊玩聖地亞哥,就我們兩個人,因為我們在這兒都不認識人。勒菲蒂對這兒很有印象,他說:「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與紐約不一樣。這兒的人打扮也不一樣。」 
  我帶他到了聖地亞哥動物園。「這個動物園真了不起,」他說。「想想布魯克斯那個動物園是什麼樣子。這裡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聖地亞哥真是個好地方,你在這兒可以到處溜躂,用不著擔心遭到搶劫。」 
  他每見到什麼,總要與紐約相比,總要說到在這兒可以搞到多少錢。每遇到某個店舖或是買賣或是住處,他總要說:「這和紐約一樣嗎?我們要撈一把。」什麼都想幹,都想騙。 
  晚上,我們常常到調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動場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動。 
  他總要同經理或店老闆談些無傷大雅的話。這是個好地方。你們這兒開業有多久?怎麼樣有可靠的供給?看樣子你們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條。市裡面,單位裡或別的什麼人對這樣好的地方還能找什麼麻煩嗎? 
  他對這個地方在掂量,連細小的事都密切關注。每看到什麼他總要對我說一番。可能有個傢伙在溜躂;那個現金出納機停止了運轉;誰跟他說話;有沒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就那麼一直坐著,像是在等著和誰說話;有人不一會兒走了過來,坐下和他聊幾句又走了;注意別人是怎麼看待他;女招待怎麼接待人;等等。一個普通老百姓也會看到這些,但看過就沒有了。而一個黨徒觀察事物就有黨徒的特色:一個人的舉止、行為、談話方式、對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們確認了:調查局的懷疑有道理。在有一處地方,勒菲蒂認識幾個有牽連的人。他說,他們個個看樣子要麼就是干搶劫活動,要麼與搶劫歹徒有聯繫。 
  「多尼,這些地方他媽的我們不能介入,」勒菲蒂說,「因為他們已經一窩蜂地亂糟糟。」 
  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為了使自己能發揮作用,我在這些事裡面尋找線索。我正在調整我的行動方式,調整我看問題的方法。這樣我就能提出恰當的問題,正確地看待事物。我不僅在學習如何以黨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黨徒的思想方法來考慮問題。每當我和勒菲帶到各個地方,我就注意他對待相同事情的處理方法。如同許多黨徒一樣,我漸漸懂得了不要輕易說:我不瞭解情況。要保持緘默,盡快觀察周圍的動態。關鍵是你要裝得你瞭解情況。等到他們發現你不知道情況時,你才承認。 
  勒菲蒂是黨徒的典型,一天24小時都在密劃黨徒的勾當。在外面,和黨徒在一起時,他顯得聰明、敏銳,而且很堅強,正因為如此,他贏得了黨徒們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個圈子,你就會發現,在某些方面他還是小家子味道,對於人事間其他一些事並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們待在一家飯店的餐廳裡,房間那邊有個相貌極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著我。 
  「那個女人老是看著你,多尼,」勒菲蒂說。「幹嗎不請她到我們餐桌這邊來?」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個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說。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種裝束。」 
  「勒菲蒂,這是加利弗尼亞。人們衣著不一樣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個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點,快,多尼,她認為你長得帥,想和你結識結識。邀她過來吧。」 
  勒菲蒂要想幹什麼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照他說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個女人邀到我們桌邊來。她過來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這種調情的場合下礙事,馬上就說:「啊,我想上去休息一會兒。」他走了。 
  我和那個女人談話還不到5分鐘,就發現她是個妓女。我上了樓進了房間,對勒菲蒂說了真相。他說:「我就不信。她一點也沒有塗脂抹粉,也沒穿短裙或別的什麼。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這個地方可得當心自己啊,你會把在紐約的那種精明勁兒丟光了。」 
  他雖然經常外出干黨徒的買賣,可是出門的飛機票總要依賴別人訂購。他要到什麼地方找我,總要我給他訂飛機票。我發覺,為什麼有一次他要自己訂購飛機票。「多尼,在飛機場上,他們想知道我什麼時候回去。」 
  「我們不知道。就對他們說,回去的時候公開。」 
  「怎麼叫回去公開?」 
  「就是說,回去的機票已經買好了,就在你手裡。但是飛機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啟程的時候,就直接對航空公司說,你在哪一天登機。」 
  「這事你能辦嗎?」 
  勒菲蒂第一次來這兒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紐約。我對他說,我不能回去,因為我可能有一樁大的行動,我得要過問。他也就不堅持了,因為那意味著他能撈到錢。 
  我的真實意圖是要到密爾沃克市去。聯邦調查局在那裡有個行動計劃,想對密爾沃克黑手黨家族下手。但是,這一行動起步很慢。他們和我取得了聯繫,問我有沒有什麼辦法。 
  辦這個案子的隱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個朋友,是富有開拓精神的特工。密爾沃克家族的老闆是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他受命於芝加哥而不是紐約的匪徒。我們瞭解到,巴裡斯特艾裡控制了全城的投幣式自動售貨機的業務。聯邦調查局想要表明:這是通過黑店主和匪徒勢力所從事的非法經營。他們的意見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動售貨機業務,設法把他的售貨機推銷到各個商店、酒吧和俱樂部。如果巴裡斯特艾裡企圖把他從這個業務裡排擠出去,那麼我們就可以立為敲詐勒索案。 
  坎特已經偽造好了個人的經歷,在密爾沃克辦了一個小辦事處,向市裡申請了銷售自動售貨機的營業執照,買了幾台機器。他向俱樂部和酒吧四處兜售,懇請買主買他的機器。可是,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問題是,巴裡斯特艾裡把全城的銷售業務控制得很嚴,誰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機器。坎待每到一處,店主都拒絕接受,這是因為這些店主已經買了屬於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的機器,誰也不肯把巴裡斯特艾裡的機器移走而換上坎特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坎特仍然不能推銷機器,也沒有人來告誡他,要他放棄這個營業。在這種情況下,他和我聯繫,問我有沒有可能在紐約找些有關係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紐約找到對坎特自動售貨機感興趣的人,那末他們就可能設法與巴裡斯特艾裡建立夥伴關係。 
  我趕到了密爾沃克,在旅店住了下來,與坎特通了電話。他和辦此案的特工邁克·鮑特肯傑克一起來到我這兒。人們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並不要緊,因為他反正是在干隱蔽工作,那裡的人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有在密爾沃克辦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麼人。他們正是在坎特目前所處的情況下讓我參與這一行動的。 
  我認為這個辦法似乎行得通。我說,我要把這個意見向勒菲蒂說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紐約。先前我已經退掉了我的寓所,現在來往要麼住在80號公路上的荷裡得旅館,要麼在第七大道的謝拉頓飯店。荷裡得旅館位於喬治·華盛頓橋靠新澤西一邊。只是住一間房子,能睡覺就行了。大部分時間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紐約住下來,不願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亞。這一方面是因為他不肯和我分開,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確認為:加利弗尼亞是個海濱度假的地方,是個縱情歡樂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亂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鮑克村莊裡找一個寓所住下來。事實上,他最終還是把我一切都安頓好,為我找了一個寓所,完全是為了我來的時候居住。 
  我每次回來,他總要說:「回家時想吃點什麼?」因為他要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飯。他總要出去,到最好的店舖裡買些牛排;要麼也可能他自己做滷汁麵條。或者我們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來,然後去一家中國餐館。他喜歡和我談他的孩子、孫子,以及與邁克·沙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間的問題。 
  我這次來,為密爾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種子。 
  我處理任何問題,與勒菲蒂一起幹任何事;我先是打個基礎,以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把事情對他作個介紹,然後就擱下來。過一段時間再提一下,又擱下來。到最後再提出來就敲定了。關於密爾沃克方面我有個朋友,想幹自動售貨機買賣遇到麻煩的事我不想對他和盤托出,因為我打算逐步培養他的興趣,讓他慢慢地參與這一買賣當中。我不想讓他埋怨:「咦,你怎麼搞的,老是這兒那兒有個遇到麻煩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著加利弗尼亞刮來的習習微風。我說:「你知道嗎,勒菲蒂,我遇到個夥計,那是我10年前在巴爾的摩認識的。當時我們在一起幹了不少事。他對我說,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現在他想搞一點營業。我估計他是要搞投幣式自動售貨機方面的營業。」 
  「啊,是嗎?過硬的行當。」他就說了這些。 
  我連地址都沒有告訴他,只是讓他記住我提出的事,讓他消化。坎特準備搬到密爾沃克,我開始鼓動勒菲蒂。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我一點一點地反覆提這件事。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恰當的時機。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亞。 
  聯邦調查局提出了另外幾個地方,想對那裡搞搜查工作。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歡加利弗尼亞。你該在這兒試一試。你老是說你要在什麼地方開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這兒為你物色了幾個地方。你幹嗎不出來度度假呢,我們一起把這幾個地方看一看。」 
  就這樣,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聖地亞哥。我帶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陣子。我們去了幾次舞廳,看了幾家酒吧和旅館。 
  接著,在密爾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兒的電話,說他的兒子湯米,由於在曼哈頓武裝搶劫而遭到了逮捕。他顯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寶商業區試圖持槍搶劫攜帶大量鑽石首飾的人。警察追捕他,他開了幾槍。 
  湯米持槍搶劫、向警察開槍而被逮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時間的牢房本來就是這個行當的組成部分。黨徒與老百姓不一樣,對自己的孩子坐班房並不那麼擔心。真正出問題的是:經瞭解,那個被搶劫的傢伙是另一個家族的聯絡黨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沒想到的事,」他對我說,「湯米這個不中用的小子。那傢伙是個有來頭的。這事兒會有一場麻煩,多尼。我只想盡點力,別讓湯米為這件事遭到不測。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塊錢。這1,000塊錢到哪兒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這錢作賄賂,好做些疏通工作。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錢。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黨徒只要有點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錢,即使在親生兒子生命處於危險的情況下。他知道我也沒有錢,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樣不肯拿出自己的錢來。 
  但是,對我說來這是一個缺口。關鍵的問題還是錢。對於這伙黨徒來說,錢就是整個生命。他們騙人,白白地花別人的錢,決不肯到銀行借貸。 
  我說:「嘿,我們說不定可以找那個夥計——我曾對你說過,我有個老朋友,就是我在巴爾的摩認識的那個朋友,你還記得嗎?既然他有錢開辦自動售貨機的營業,我們不妨找他想想辦法。這倒值得試一試。」 
  「對,試試看,」勒菲蒂說。 
  我回到房間,與在密爾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電話。「托尼,我看我們找到了一個缺口,可能我們要給勒菲蒂一個甜頭。」我把情況向他作了解釋。對於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從來不如數給他。「或許拿500塊錢就可以打發他。」 
  「這沒什麼大不了,」托尼說,「我們就干。」 
  每次我們花費政府的錢,數字相對來說還不小,我們總要思考花費的價值。不過,這麼干有可能拉到一個主要的犯罪頭頭,500美元算得了什麼?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裡,對他說:他可以借錢給我們。我播下了另一顆種子:「我猜想,托尼手頭有不少錢,想在他著手的自動售貨機業務上投資。」 
  他一門心事是想別人借給他1,000塊錢。「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謝口氣說,「我們得馬上趕回紐約去,對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們乘飛機回到紐約。勒菲蒂打了許多電話,拜見了幾個找麻煩的人,設法解決爭端。他向他們解釋說:湯米不認識那位夥計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是個聯絡的弟兄,他只是聽別人告訴他,說有人攜帶鑽石首飾。所以這完全是一場極大的誤會。這件事花了他5,000塊錢作為一種安慰,以解決爭端。 
  「答應借錢的那個夥計呢?」勒菲蒂問我,「什麼時候你去給我借那筆錢?」 
  對密爾沃克下鉤的時機已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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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密爾沃克



  「你說從那個傢伙手裡為我弄1,000塊錢,這事兒怎麼樣了?」勒菲蒂問。「什麼時候能拿到?」 
  我們正在他寓所裡吃晚餐,吃味道鮮美的牛排。 
  「我這就給他打電話,不過我得有話跟你說在前頭。錢可能是有。他說他在一家工廠當了幾年工人,積蓄了不少。現在他想搞自動售貨機營業。他妻子為此給了他不少錢,再加上他自己的錢。不過,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煩事。我猜想,如果我們幫他一下忙,說不定我們能搞一點營業什麼的。」 
  「那傢伙可靠嗎?」 
  「我在巴爾的摩認識他的時候,他很不錯。我和他從來沒發生什麼問題。」我在介紹任何人時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從不為別人作百分之百的擔保。我只是說:我認識那夥計,他對我很可靠,你自己作出結論。以防在工作過程中一旦出了差錯,還可以保護我自己,保護我的行動計劃。 
  「你說他在哪兒?」 
  「密爾沃克。」 
  「密爾沃克!他是不是聯絡成員?」 
  「不是,他對我們一夥毫無所知。」 
  勒菲蒂放下了手中的叉子。「多尼,這傢伙發了瘋。他媽的他難道不知道,在任何地方開辦售貨機營業,沒有聯絡是辦不了的嗎?尤其是在密爾沃克。他們那裡才厲害呢,可不像在紐約,多尼,他們可能把你痛打一頓,打得你非滾蛋不可。那幫人才兇惡呢。你知道,他們聽從芝加哥那邊。他們能把人給毀掉的,多尼。如果那夥計是你的朋友,你最好叫他快撤出那個城。你為什麼不叫他把營業弄回到巴爾的摩去呢?巴爾的摩由菲利和澤西城的夥計所控制,同他們打交道要容易些。」 
  「那夥計已經在那個地方住了好一段日子了,勒菲蒂。他的家庭,什麼的,全都在那裡。他不想離開。」 
  「叫他別想那種營業了。他有多少錢?」 
  「大概10萬、20萬。」 
  這一說,打動了他的心。「你說他叫托尼?這麼著,你最好讓我和他談談。你到那兒去,帶他到我這兒來。把他答應給我的1,000塊錢也帶來。我實際上不止要1,000塊,多尼,叫他帶2,000塊來。我們就一起談談。」 
  我去了密爾沃克,見到了托尼以及辦案特工邁克·鮑特肯傑克。他們向我提供了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在密爾沃克所控制的範圍情況。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紐約方面和巴裡斯特艾裡見面,以便有可能成為營業夥伴,與坎特的自動售貨機公司有業務聯繫。 
  在我干隱蔽工作的那幾年,我從來不與另外的特工合夥執行一項行動計劃,也不介紹他參與某個行動計劃,除非我事先對他有所瞭解,完全相信他的本領和頑強精神。我介紹的每一名特工都是先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而後才幹隱蔽工作的。我們都為各自的生命安全而互相信任。 
  坎特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在同黨徒打交道方面還是新手。他是中西部人,很實在,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給人以一個鄉巴佬的形象。他那麼堅強,絲毫沒有一個老於世故的城裡人氣味。 
  我和坎特認真審視了形勢,在一起討論了如何行動,什麼時候談,什麼時候不談,等等。我強調了這一點;不要讓勒菲蒂有這樣的印象,你對黨徒的事有所瞭解。我們要假戲真唱——你對黑手黨毫無所知。當然你知道有黨徒的存在,也知道我就是個黨徒。儘管這樣,你要冒充是個意大利人(他其實不是),你不是和黨徒們在一起長大的,因此也就不懂得什麼事該如何處理。你不知道談話要轉彎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正常的渠道是哪一些。你不懂得什麼規矩。你什麼都不懂,不知道什麼是得到聯絡,不瞭解交道上的禮節。這樣你會得到更多。如果你犯了錯誤,可以歸咎於無知。 
  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都起著中間人的作用,緩衝器的作用。但是,他是搞自動售貨機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姿態同勒菲蒂打交道。 
  像對待任何從事隱蔽工作的特工一樣,我們之間始終要以隱蔽姓名相稱,即使在私下裡也是這樣:托尼和多尼。這樣就決不會說漏了嘴。 
  我們晚上乘飛機到了紐約,然後到了勒菲蒂家附近的蒙羅街道。在徹裡和蒙羅街道之間的拐角處有個電話亭,我打電話給勒菲蒂,對他說:「我們在樓下,快下樓吧,我想讓你見見那個夥計。我給你帶錢來了。」 
  「讓那個夥計待在車子裡,你就待在電話亭那裡,我馬上就下去。」 
  他下了樓,我把現錢交給了他。 
  「只有500塊錢,」我說。 
  「多尼,你說要帶1,000塊嘛,我指望1,000塊呢。」 
  「他要買飛機票,還有一切花費都要錢,勒菲蒂。他說,時間這麼短,一時只能湊這麼多。他答應拿1,000塊,先帶來了500塊。你叫我怎麼辦啦,勒菲蒂?總比沒有強嘛。」 
  街道那一頭,在街燈的照射下,只見坎特正靠在車子旁,朝四周打量風景。他腳穿白鞋,身繫白帶,是個勁頭十足的高爾夫球運動員。 
  勒菲蒂朝他掃了一眼,說:「好吧,我這時還不想見他。明天你到我家去,把情況向我詳細談談。我們就從現在著手。」 
  我和坎特住在謝拉頓飯店。這天晚上,我對坎特說:「我認為,我們已抓住了他。」 
  第二天中午前後,我們到了小意大利區。這地方坎特從來沒有到過。他想到毛特街上的文生特·克拉姆酒吧,想在那兒嘗一嘗意大利海鮮食物。我把他送到那裡以後就去了勒菲蒂家。 
  勒菲蒂這時有了較多的興趣,因為坎特實際上真的到了紐約來看他,還真的給他帶來了一些錢。我向他簡要說明了坎特在密爾沃克的情況。 
  「密爾沃克這地方不好,」他說。「如果他沒有什麼聯絡,他們非常有可能會把他幹掉。但是,如果他有像你所說的那麼多錢,我們或許還可以想些解決的辦法。我們要這麼幹,那就要給邁克一份報酬,給密爾沃克的人一份報酬。這就要搞清楚他的確有錢,而且願意把錢拿出來。如果我們幫他在那邊開業成功,他每週肯給我們多少?」 
  「我不知道,勒菲蒂。你要同他談談這事。」 
  「好,今晚7點半我們在馬卡耐特旅館碰頭,我同他談。他現在在哪兒?」 
  「文生特酒吧,他想吃意大利海鮮。」 
  「多尼,媽的你真混蛋。他要是像昨天晚上那一身穿著,那看上去簡直就是個鄉巴佬。在文生特酒吧裡,人家會以為他是個警察什麼的。那他就等於自己找死。快去,把他帶離開那兒。」 
  這天晚上我們到了馬卡耐特旅館。我把坎特介紹給了酒吧招待約尼。過了一會,勒菲蒂來了。他沒理坎特。坎特坐在我一邊;勒菲蒂走到另一邊去和我說話。 
  這些都是走過場,全是禮規,那就是對於一個外來的人你不能直接就搭話,要等到合適的時機有人介紹。勒菲蒂問我;如果我們成了坎特的夥伴,營業怎麼個開法,這一點我向他解釋了沒有。我說,這事兒我已經提過。 
  「那好,讓我和他談,」勒菲蒂說。 
  在作了介紹以後,勒菲蒂說:「在密爾沃克搞營業非常艱難,這一點多尼對你說了嗎?」 
  「說過了,」坎特說。「不過我不想離開密爾沃克。這是個美麗的小城市,我待在那裡很舒服,我的家在那裡,還有許多朋友。那裡出售自動機的人服務得很不好。我終究拼拼湊湊,弄到了一二十萬。我想,我好好幹,能開個真正的營業部。」 
  「你在那裡與任何人都沒有聯絡?」 
  「我沒有與什麼特別的人打交道,我想憑我自己單獨幹這份營業。」 
  「托尼,他們竟然讓你干到這個地步還沒有對你動武,我真感到意外;他們沒有把我幹掉,我看這真是少有的事。他們那一夥人心毒手狠,托尼。連紐約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管不了他們,他們受芝加哥那邊管束。那個唱牛仔歌的演員1吉恩·奧特裡,你知道嗎?幾年前,他沒有得到允許就想開一爿旅館。芝加哥那一夥人叫他不要開。可他說什麼也要干。開業的那天晚上,芝加哥那一夥人闖了進去。他們叫所有顧客、招待員、酒吧招待員以及所有的人都離開。他們用了三顆炸彈,把那塊地方炸成了平地。奧特裡就回到了西部海岸那兒去了。托尼,你真的有把握,知道你想幹的業務嗎?」 
  托尼一副擔驚受怕的樣子。「啊呀,我可不想跟任何強人有什麼瓜葛。算了吧,勒菲蒂,要是有生命危險,我只好卷捲鋪蓋撤了。我就是不幹那份營業也不想跟那些人搞在一起。」 
   
  1 牛仔(cowboy):原指19世紀美國西部的騎馬牧人。現已成為小說、電影中的西部冒險人物,以騎馬、打槍、哼唱西部小調的形象出現。 

  「別急呀,別急。我沒有說這事就辦不成嘛。你瞧,你在關鍵的時候來找了我。別那麼心急嘛。到目前為止,你已經投資了多少錢啦?」 
  「為了這樁業務,我已經搭上了大約2,000塊,另外手頭還有30,000塊。」 
  「如果你現在撤退,能收回多少?」 
  「把車子和機器賣掉,大約8,00塊塊到10,000塊。」 
  「這麼一來,現在脫手不划算。你看,要是我一插手,你就會平平安安。明白嗎?只要我的名字出現在那裡就行。現在我想同另一個人,即我的上司取得聯繫,把情況向他說說。如果他感興趣,我就到密爾沃克去一趟,把一切都弄個明白。到時候,如果我喜歡,他也喜歡,他就要向老闆請示。老闆還在監獄裡。如果老闆喜歡,我們就和密爾沃克的實權人物取得聯繫。如果他們不感興趣,他們當中會有人反對。這是他們的地盤。他們可能會說,他們不想讓你在那裡營業。那你就收拾收拾撤退。要麼他們也可能有興趣,那就和我們合夥——你幹你的買賣,他們是一半對一半的股東。還有可能他們就叫你走,不過,看在紐約家族的面子上,把20,000塊錢投資退還給你。你明白嗎?」 
  「這事兒還相當複雜。我別的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不想要個什麼老闆,但我也不想把性命送掉。如果你認為能幫我一把,我願意試一試。」 
  「那好。這整個事兒我感到擔心的倒有一樁。我現在就要你預付2,500塊錢,其中1,500塊給我的上司邁克。剩下的我要些交通費等。懂嗎?」 
  「一下子就要預付那麼多,太多了,勒菲蒂,因為營業還沒開張呢。」 
  「這完全是為了好的信任關係。你搞你的營業,生活有了保障,這是理想的投資。而且,平平安安,托尼。」 
  「那好吧,我還得回去拿錢。」 
  「我叫多尼與你一道回到那兒,把整個事情計劃一下,因為你在這兒怕不能待得太久。」 
  我們離開了酒吧。臨走時,勒菲蒂悄悄對我說:「多尼,要確保他守信用,怎麼說就怎麼做。」 
  我和坎特回到了密爾沃克。勒菲蒂,作為一個入盟黨徒,要徵得他副官的同意,在別人的地盤上辦一些手續。我作為布拿諾家族的聯絡黨徒,只要勒菲蒂允許,我就可以單獨行動。當你在兩個家族之間打交道,尤其是要打入另一個家族的地盤開辦營業,而那個家族的大門只有一把鎖的時候,你所處的局面就十分微妙。如果你處理得不好,那就等於你發動了一場戰爭,要使人受害。 
  對於這樣的交易,密爾沃克的老闆可能會動心,因為大街上有個主戶為他效勞,他也會覺得是件稱心的事;再說,他可能也希望與紐約方面有個好的聯繫渠道。你想得到一點實惠,機會總是有的。 
  勒菲蒂沒有提到巴裡斯特艾裡,因此我們幹我們的。就當作我們不知道誰是當家的人。 
  這時候,坎特已經有了兩間房間的辦公室,地點在北法威爾大道上的1531號,周圍一帶都是公寓大樓及酒吧。他有個營業招牌:「貝斯特自動售貨機公司,貝斯特及時服務,董事長:安托尼·坎特」。他帶我到四周看看酒吧、旅館以及俱樂部,巴裡斯特艾裡的自動售貨機已經在這些地方成了營業區。我們倆在這一帶露面,是要給人們有這樣的印象:我們正在幹我們設想要幹的事,以防勒菲蒂或別的什麼人檢查或盤問我們。 
  他對各個顧主說,他正在開辦一項新的營業業務,想推銷自動售貨機。那些顧主說,他們不想改換公司,有的還說,他們不想與已經購貨的公司發生麻煩。大家都沒有提到巴裡斯特艾裡,但我們心裡清楚他們說的公司是誰。過了幾天以後,我打電話對勒菲蒂說,形勢還不錯。我還告訴他,坎特有了辦公室,有卡車,有幾台機器,還有幾處可能比較好的銷路。 
  他說,他要得到邁克·沙貝拉允許就立刻到這邊來。他問道:「2,500塊錢你們送出去了沒有?因為我要給他1,500塊以後才能動身。」 
  為了把一個兵丁送到另一個家族的地盤內,沙貝拉要得到布拿諾家族的老闆卡明·甘蘭特的允許。甘蘭特因在假釋期犯罪又回到了監獄。沙貝拉是個眾所周知的黨徒,不能去監獄探望犯人。因此,在探監的名單上就有別人作為使者,在甘蘭特及其副官之間來往傳遞信息。甘蘭特傳出了消息:允許勒菲蒂去密爾沃克走一趟。 
  在密爾沃克,我們第一次對勒菲蒂錄了音。我們把密爾沃克的行動代號定為「木材」行動,在坎特的車裡裝了一架拿格拉磁帶錄音機。在紐約,我從來不在汽車裡裝錄音裝置,因為我在布魯克林時,科隆坡的黨徒把我汽車的擋泥板敲成了兩塊。聯邦調查局對談話搞錄音不是簡單的事。一個特工要採取錄音手段,他一定要把錄音帶交給聯邦調查局,記下來作為官方文件。即使錄音的內容無關重要,一旦錄製以後就要註明日期,經辦特工要簽名核實。隨後在審案中,磁帶要能為辯護律師所接受。 
  7月21日這天晚上,我和托尼在芝加哥的奧海爾機場接來了勒菲蒂,開車到了密爾沃克。我和勒菲蒂登記住在南霍維爾大道西部中途車站飯店。第二天早上我們三個人吃了早飯以後就在城裡兜了一圈,好讓勒菲蒂對城鎮以及辦事的可能性有個估計。 
  「我的人對事情已作了全面瞭解,」勒菲蒂對坎特說,「人與人的關係,所有的關節都瞭解了。我的上司正打算招待紐約的人,他已經派人去請。」 
  如何把密爾沃克和紐約的黨徒及兩個家族聯在一起,勒菲蒂和邁克·沙貝拉曾在一起做了長時間的認真考慮。凡事都不能直接來往,要通過朋友轉朋友。在紐約,沙貝拉在聯絡布拿諾家族的人馬,聯絡一些能適合進入密爾沃克的巴裡斯特艾裡人之間的媒介人物。勒菲蒂指出,在沙沙貝拉旅館裡要辦多次宴席,要花錢。這都要坎特掏錢。 
  勒菲蒂當即指示坎特:「你首先要搞一部攜帶式呼叫器。你看醫生們帶的是什麼?那就是呼叫器。任何成功的商人都有。那東西真有極大的好處。你駕車時帶上它,如果車上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別人要設法找到你。你把車子停在一邊,就可以呼叫。要不了三四個小時。另外,我一天24小時要能和你聯繫得上。告訴電話公司,就說你要個呼叫器,他們就會把一切都辦好。」 
  「我馬上就辦,」坎特說。 
  勒菲蒂掏出筆,在餐巾上寫了字,說:「我現在給你5處電話號碼,不論白天黑夜你都可以呼叫我。要是有人找你麻煩,和你過不去,你就對他們說個名字,就說你在紐約的桑樹街上有個夥伴,他有廣泛的聯絡。」 
  他把餐巾遞給坎特。 
  我們在城市的商業區和工業區轉了轉。坎特指了一些旅館、酒吧以及飯店,他認為這些地方他可以開展業務。勒菲蒂說:「你們看這兒的一些酒吧,和新澤西的霍博肯市的差不多。」 
  「他們喜歡這兒的啤酒,」坎特說,「這些地方都已經有了售貨機,但都不滿意,可也不想換。」 
  「有些事你聽我對你解釋解釋,」勒菲蒂說。「我知道,售貨機這行當比我那時候要興得多。我在這個行當裡干了30年。這個城市有聯絡網,你要相信這個事實。你要推銷你的售貨機,若有人和你過不去,首先要發生些口角。你就說,我在紐約有個夥伴。不過,找你麻煩的不是顧主,他們有他們的工作。你對找麻煩的人說,你要個名字,如果他給了你名字,你說感到很高興。然後你就同紐約的夥伴取得聯繫,把名字告訴他。這樣,一切問題就解決了。多尼,你聽到了嗎?」 
  「我在聽。」 
  「因為這很重要,尤其是在這個地方。托尼,你對那個夥伴說:『別傻乎乎的,別出差錯。』如果他要你把機器弄出去,你就說,『喂,當心一點,別胡來,哪能那麼同我說話呢。這兒離紐約只有兩個小時的汽車路程。我的人對此不能容忍。』你要告訴他,你的人很有名氣,五個街區內人們都知道他,整個地區的人都知道他。萬能的主啊,我他媽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你說,『我叫我的人兩小時內到我這兒來。』你要向夥伴顯示一下,你也有呼叫器,一天20小時都能和你聯繫。他們來時要說出一個名字,我們就相見。你沒有名氣,在沒有把一切事情查清以前,他們不會採取任何步驟。」 
  「什麼時候同你的人以及這兒的人開始會談,」托尼說,「我不合適,我知道我幹這種事不行,連試也不想試。我就請你代勞。要是在大街上一般的叫賣推銷貨,我能像任何人一樣機靈。可是……」 
  「這沒什麼大不了。老練黨徒只要知道你有什麼車,你住什麼地方。這些多尼都懂。我只是同你說一說。」 
  「這麼說我感到踏實一些,」托尼說。 
  「從我在這兒看到的情況來看,托尼,這個城市不能算小。什麼都別想了,這城裡有的是他媽的鈔票——你能看到的。人人在這兒都有賺錢的餘地。也許有一兩個辛迪加集團已經介入,他們對我還要給面子。你對和你過不去、發生爭執的傢伙就說:『什麼,你瘋了嗎?離開我,你連活都活不下去,這是世道的法律。老練黨徒聞名全世界。』我們的老闆會說,『這個世上你無論到哪裡,只要給我一天的時間,我就能讓你見到什麼人。』老闆現在還在牢房。」 
  「他情況怎麼樣?」我問,指的是卡明·甘蘭特。 
  「到29號那天他才知道:他要麼還坐20個月的牢房,要麼他們會釋放他。他們不會放他的。他要回到亞特蘭大。我得給他送雪茄,他吸的是最好的古巴雪茄。他每天晚上都給邁克打電話。他向邁克問到了我。他說:『邁克的那個小子在幹什麼?』邁克對他說,我在密爾沃克。老闆對邁克極大的信任。他在邁阿密有檸檬園,有房產。他的人馬遍及全區各地。所以我對邁克要當心。你明白嗎?就像你給我的錢我得要分給他。因為他要招待這兒的許多人,他花掉的錢不論多少,他得要收回去。我的人沒有錢是不會來的。這是你的生意。他說,你負責出這費用。」 
  我們接著談到坎特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還是空蕩蕩的。「別急著裝飾辦公室,」勒菲蒂說。「只需要鋪個進出門的地毯,辦公桌,電話,再加上你用的呼叫機。你要到周圍一些地方轉一轉,同酒吧招待接觸接觸,遞上你的名片,對他們說,如果他們方便的時候換用你的售貨機,可以贈送一份聖誕禮券,足足有一個星期的薪水。你還可以告訴他,一周還可以額外加50塊。你和夥伴是一半對一半的關係,盡量找到與顧主有關的夥伴,收買他,把售貨機推銷到那裡。丟下名片。在那兒待的時間不要太久,喝點飲料的工夫。每個顧主都是如此。你有了多少台機器?」 
  「還沒有,不過已經訂了貨。初次訂貨,買了10台。平均每台2,000塊錢。訂的卡車兩個星期以內到貨。車後面有機械升降機。還找了個開車的,我過去和他一塊兒幹過事。」 
  「他可靠?你瞭解這個人,是嗎?」 
  「非常可靠。我瞭解他四五年了。」 
  他想叫坎特投資買個酒吧和烤菜餐館,樹立信譽。「你看,在紐約城裡,你用7,500塊錢和籌措資金,就可以買任何價值50,000塊的娛樂場所;而在這兒,一爿杜松子酒店能值幾個錢?一個裡弄的酒吧和餐館價值不過15,000塊。因此,你拿出2,000塊,其餘的籌措資金就可以了。你在那兒就安上你的售貨機。這樣你售的售貨機所得不是50%而是100%了。」 
  「這兒做生意有奔頭,那些店主並不肯賣出自己的店啊,」托尼說。 
  「你聽我說吧。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在哪裡我都不在乎。有許多店主,他們在賭博、納稅以及材料等方面都有麻煩。賭博……別提了。那玩藝我懂。在拉斯維加斯,賭博有兩種人:一是德克薩斯人,還有是阿拉伯人。你還能碰到日本人。現在亞特蘭大就要——算了,紐約城裡開了賭,亞特蘭大就別提它了。猶太人很迎合老練黨徒,對於一個猶太人來說,他寧可把賺的錢給15%給你,只要他能平平安安。因此,在這兒,你不難找到個賭徒,他負債纍纍,不能自拔,就想脫手杜松子酒店,你正好可以插手進去。他會賣給你的。」 
  「你想的的確比我高明,」坎特說。 
  「我的確考慮了很久。我還在考慮你所面臨的機會。生意做得好,有人會找你,想以3萬塊買你的地方。你拿這3萬去買值5萬的場所,在那裡幹起來再賣8萬給他人。」 
  「嘻嘻,我可不懂,勒菲蒂。這一切買來賣去的交易我哪兒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要給你作些指點,你只管注意聽我說。托尼,你現在手頭投資的有6萬,有這6萬就可以借貸10萬,不費舉手之勞就有了16萬。你買到一個場所,或許帶一個夥伴。你每個星期可以從場子裡拿400塊錢,而用不著在裡面工作。如果你能搞到10到12個這樣的娛樂場所,一個星期就能拿到5,000塊,你甚至用不著幹什麼事就能得到這筆錢。你的售貨機設在那裡,得到的是100%。媽的,干它個5年,你就是百萬富翁。多尼,我說的對不對?」 
  「對。」 
  「你首先要明白,在這個城裡你能開它個40到50個酒店.我就可能搬到這邊來。或者,紐約那邊即使還需要我,我仍然可以在週末過來。」 
  「他們告訴我,有些地方的買賣要進一台機器,你得付售酒的執照費,一年600塊,」坎特說。 
  「不錯,別提這個人,我來給你說些行情。你一旦付了錢,你就抓到了,神鬼都擋不了你。記住這一點。多尼,我希望你怎麼也得留在這兒,幫一把托尼,處理一些他不懂的事務,因為在這方面他沒有什麼頭腦。」 
  我對勒菲蒂說過,我要到加利弗尼亞去看望我的「受傷的女朋友」。我迫切想回家,看看家裡的妻子和女兒們。每次我提到要去加利弗尼亞,勒菲蒂就很反感。現在,我只編造一些謊話,就說我的女朋友發生了一次撞車事故。他只好同意我去。我說:「星期一就回來,就三天時間。到了洛杉磯,我每天都和托尼保持聯繫。」 
  「每天聯繫,這就沒問題。你在洛杉磯那裡能幹些什麼,會有什麼問題嗎?」 
  「一旦她安然無恙,樣樣都……」 
  「多尼,我們可別那麼孩子氣。她既然能挨了這麼多日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願她別受到什麼傷害。我倒好像喜歡那女孩子。(當然,他從來也沒見過她)對了,她一兩個星期內怕是上不了班,對吧?你把她帶到這兒來,幫幫托尼搞點營業不是很好嗎?要動動腦子,多尼。她乘一趟飛機,會很高興的。你這兒有美麗的風景,好地方。你在這兒待上一兩個星期。」 
  「那我就這麼辦吧。」 
  「問題是,多尼,我不能眼看你就擱在那一邊,因為她住在醫院裡呀。你可別誤解我,這僅僅是開個玩笑而已。」 
  勒菲蒂每講到一件事,分析一種形勢,他渾身都是勁。坎特對他的周旋可以說是天衣無縫,裝得一無所知,很有分寸,把他慢慢拉進來。 
  「一旦這裡的事都辦得妥當了,」勒菲蒂說,「我們就可以在別的地方搞分店,因為邁克幹事可是一絲不苟。你們可知道他打我的什麼主意?我他媽的真是活見鬼,要把我的汽艇賣給他。我可能要賣,他知道我要賣。」 
  「他喜歡汽艇?」我問。 
  「別提了。汽艇時速72海里,想想看,在海面上每小時72海里,呼——!我想乘那艘汽艇從這兒到紐約。」 
  「那怎麼行,勒菲蒂?」 
  「沿著海岸邊駛嘛。有一件事得告訴我,我們開車走過許多陸地,這兒的海洋在哪兒?」 
  「這兒沒有海洋,只有湖泊,」托尼說。 
  「密爾沃克這城,沒有海洋?」 
  「一個湖泊。」 
  「我不喜歡湖,喜歡大海。」 
  「這個湖很大,勒菲蒂。」 
  「我們就看看湖去吧。」 
  我們駕車到了密歇根湖岸邊。 
  「這是一個湖?」勒菲蒂不勝驚訝。「這簡直就是一片大海洋。看那兒的小船!大船!這麼多船能在水面上行來駛去,這怎麼會是一個湖呢?」 
  「這是一個大湖,」托尼說,「歐洲的船隻可以通過聖勞倫斯航道開到這兒來。」 
  「真難以令人相信。多尼,這樣的湖你見過嗎?這個湖叫什麼名字?」 
  「密歇根湖。湖的那一邊就是密歇根州,大約相隔50海里。」 
  「你肯定這不是大洋?他們就不會說是別的什麼?實在叫人不信!媽的,弄一條便裝短褲來吧,我們坐到那邊水池邊,把我們的事談個徹底。」 
  勒菲蒂要的是一套海濱服,要別人給他買。他對坎特說:「我的腰圍33英吋,腳穿9.5D碼鞋。」坎特到桑斯裡奇商店裡買了他要的東西。我們坐在旅館前的池邊。勒菲蒂像往常一樣,喝的是常喝的白葡萄酒汽水,像在汽車裡一樣,整天一根接一根地抽英國的奧佛牌香煙。 
  「這城很美,」勒菲蒂說,「我很喜歡。回去以後我要對他們說。我完全贊同這項計劃,要讓計劃一路開綠燈。托尼,這城很乾淨,住起來很舒服,這兒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在這裡干營業會成功,你會賺錢的,會感到非常滿意。」 
  「你對我還不瞭解,」坎特說,「一旦你瞭解了我,你就知道,我要是計劃幹什麼事,一定會拚命幹,不達到目的不會罷休。總有一天你會瞭解我。」 
  「我說的和你的意思沒有什麼兩樣啊,」勒菲蒂說。「現在我一回去,可能還要趕回來。這裡有人要為我安排招待那邊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館,我還得和這些人見一見。」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爾沃克機場,因為我要去「加利弗尼亞」看望我的「受傷的女朋友」。托尼還要把勒菲蒂送到奧海爾機場,送他返回紐約。 
  「你看,多尼會不會和那女孩子終究要結婚?」托尼問。 
  「我知道,他愛她愛得都發瘋了,」勒菲蒂說,「不過,多尼不是那種安家度日一類的人。」 
  我已經有三個星期沒有回家了。我打電話回家說要回家,我妻子對我說,我們家街對面的房子燒成了平地。刮了一場大風,火星飛得到處都是。她出去幫著滅火,用水往屋頂上澆,余火落到了地下,連我們家也遭了難。大家都嚇得要死。 
  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來要像以往一樣去機場接我。我乘的飛機應在下午3點45分到達。她根本就沒有去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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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達了機場,這是新的家鄉的機場。我妻子沒有到機場門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對他只是稍微有點熟悉。他說:「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說是兩輛車子迎面相撞,駕車的兩個人都是女人,兩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個年紀輕些。年輕的那一位已經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還說了其他一些情況,但我所記得的只有這些。 
  我們趕到了醫院。我妻子還沒有遇難,正受到緊急護理,情況很嚴重,身邊安放著醫療器械,身上掛著橡皮管。她的眼睛紮了繃帶,兩隻眼角邊都有了裂傷,臉上滿是傷口。一邊的肺萎陷,一隻手腕折斷,還斷了一根鎖骨。她裝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見東西,幾乎不能說話。她緊緊捏住我的手。 
  我幾個女兒都在那裡。最小的才9歲,看到母親那副樣子心裡不好受,到浴室裡嘔吐。我擁抱了另外兩個女兒,一個13歲,一個15歲。我強裝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對我說:她在去機場的途中,一輛朝她方向開來的汽車,為了越過另外一輛車而開出了車線,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車。我妻子到底還爬下了車,朝路邊跑,心裡害怕兩輛車會爆炸。她聽到胸口噗噗地響。作為一個護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場的有兩個女人目睹了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個女人要求,能不能把頭放在她膝上靠一會,這樣好使自己能喘喘氣。她戴的隱形鏡片碎裂在眼睛裡。她對那兩個女人說,車子裡的筆記本上記下了她丈夫的班機號碼,請她們給聯邦調查局打個電話,要他們派個特工去機場接我,另外給一位朋友家打個電話,我們的女兒就住在那位朋友家裡。接著開來了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醫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裡也十分驚懼。我見到她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另一位開車的女人已經死亡,我也無心同她說這種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裡。我出去到了廳裡。後來我妻子說,吉尼對她說我在哭。妻子說:「我對吉尼說,我沒有看到他哭,這真是遺憾的事,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喬哭。」 
  我在醫院裡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兒不能來看她,因為看她那種傷殘的樣子,她受不了,就寫了些慰問的話。 
  第二天,兩個大女兒要開車回家。我15歲的女兒剛剛獲得了駕駛執照。開出醫院不遠,另一輛汽車從側面開來,越過了停車標誌。救護車把兩個女兒又送回到醫院。 
  急診室的護士們從她們母親的事故中已經認識了她們倆。護士到樓上叫了我。我對妻子說,我要去買瓶可樂,順便走一走。她處在那樣的情況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馬上就告訴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麼事,問道:「她們今天晚上怎麼不來看我?」我說:「她們有許多家庭作業要做。我叫她們待在家裡。」 
  兩個女兒傷勢並不嚴重,只是傷了幾道口子,縫了幾針。她們受到療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當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飛機趕來,這樣隨時也可以照料他們的外孫女。 
  我不禁思索起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幹了什麼壞事?從1976年夏天我就著手隱蔽工作,現在已經到了1978年的夏天。兩年裡,我在家待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可是這兩天裡發生的事,把兩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筆勾銷。 
  我希望目前的境況允許我把我的家庭說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麼樣的家庭,有哪些親戚和朋友,我們住在什麼地方。至少我可以說說各人的名字。 
  其實,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稱姓名的時候,大家都不用原來的姓「皮斯托尼」,而換了另一個姓。無論怎麼說,我們出門時從來不用皮斯托尼這個姓。我每幹一件事就換一個姓,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女兒們換了葉婁羅克、維特斯通等一類的姓,她們總要受到一番戲笑,她們不姓皮斯托尼心情還是很高興的。我的感覺是:她們最終總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變的1。 
   
  1 美國女孩子嫁出去以後,就不再與父母同姓,而與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種各樣的姓。這樣做只是要給那些想跟蹤我的人增加一點難度。可這麼做,除了我以外,別的人都感到麻煩。我妻子有時在機票服務台時就弄糊塗了,因為她不記得我這天要用的姓。要麼到洗衣店為我取衣時,往往找了好幾件以後才找到我換了姓的衣服。 
  我長期不在家,給家裡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一個丈夫從來都不在家,這叫什麼結婚啦?」我妻子常常在電話中抱怨。如果我們婚姻的基礎不牢靠,恐怕維持不了這麼多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她漸漸養成自己的生活習慣,甚至更多的獨立於我——幾乎是這個狀況。她常常說,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沒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種瞻前顧後、自憐自歎的人。我們現在的這個家搬來才幾個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剛剛從一次外科大手術中恢復過來。搬家以後的頭幾個星期,孩子們很難適應,連學校也不肯上。我給她們勸導、鼓勵等,大多是通過電話進行的,而妻子是面臨現實在處理這些問題。無論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們事事都考慮到她。她勸女兒們帶小朋友到家裡來玩,時時為一大群十來歲的孩子燒吃的東西。她和最大的女兒一道出門——那完全是女人進城玩玩而已。 
  為了迴避對我的擔心,她採取的方法是把家裡安排得跟平常一樣。她常常對我說,最使她頭疼的是,在我干隱蔽工作期間,她要料理一切開支。這種事她以前從來沒有幹過,是她最不肯幹的事。 
  她說,她整天讓自己有事幹,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沒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單。只是在我打電話時,她變得怒氣沖沖。說一堆灰心喪氣的話,說話的方式有時也很怪。她一門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務上,往往在談話中總要談到。割草機開不動了;洗衣機壞了。因為我的談話只有5分鐘時間,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事。她就說:「對我來說,在目前這個家裡,這才是真正的事。我實在不想讓家裡這些事再煩下去了。」有時候,我們相互在大聲斥責。 
  電話是我們的聯繫手段,是我們的生命線。每次打電話時,我總想輪流和每個人說幾句。我妻子總要把孩子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點問題——上學問題,紀律問題,個人問題等等——妻子都要在電話裡說,我得設法解決。可是在電話裡,我常常解決不了。常常出現哭聲、大吵大叫聲,什麼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亂心煩,我只好往話機箱裡再投兩枚硬幣。我老在外面,孩子們不高興,我又不能很好地為自己解釋,只能說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親要設法讓她們理解我為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我怎麼作出貢獻,她們能懂得什麼?她們還是孩子。她們要爸爸待在家裡。 
  有時候情緒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說出這樣的話:「要麼你放棄工作,要麼我就離婚。」她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心裡清楚。可是孩子們不懂,她們有時候也在偷聽。 
  我最小的女兒有時裝得我們像離了婚的樣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離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當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艱難的日子裡,尤其是她們搬到了新的地方,她這麼做倒反而使她過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們厭恨我。妻子對我說:「聽到你說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動,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裡,我就一肚子的火。你離開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長時間,這已經夠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幾個小時,就想當家長,指揮一切。可是,真正操持這個家的是我呀。我已經習慣於用自己的方式料理這兒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這個家裡當家長,她對此不得不感到厭惡。有時候要花幾天時間才能彼此適應。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實際上在一起沒有兩天。有時候只有一天,有時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個晚上。她堅持自己的條理,而我有時倒像個局外人。她甚至還討厭我擠在她的床上。因此,她買了一張大床,這樣使她能像以往一樣自在地躺著。 
  由於女兒們漸漸長大,她們與外面的接觸也就增多。有時回家,發現她們要麼一個、要麼兩個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問:「你們肯和我待在家裡嗎?」 
  她們就說:「你從來就不和我們一起待在家裡。」要麼就說,「我們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裡,爸爸,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和你約定了。」 
  有時候我白天回到家裡,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們還沒有起床。我並不是每次走時都對她們說的。我最小的女兒見我到家就哭,見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惱。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發現家裡有什麼問題,我總想立即就把它解決掉,因為我沒有時間來從容不迫地解決問題。我想訂個規矩。女兒們都說我是個客人,沒有權利訂規矩。有時候,我似乎盡惹別人心煩。 
  時間一長,女兒們習慣於把自己的事都跟她們的媽媽說,什麼心裡話總要先跟她說,而且無話不說。儘管這麼做可以理解,可我還是感到難過。 
  對我的工作,對聯邦調查局,他們越來越感到憎惡。我妻子常常說:「像你這樣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適於干你現在這樣的工作。他們不關心我們,也不關心你。」 
  妻子在醫院裡住了11天。我們到了家裡,她幾乎什麼都無能為力。在好長時間裡,她眼睛看不清東西,要戴特別深色的眼鏡,晚上甚至要戴柔軟的睡罩,因為光線對眼睛特別有刺激性。她的皮膚裡仍然還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癒合時間。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還可以動彈。有時候手裡還能拿點像茶杯或飲料杯一類的東西,不過會突然從手中脫落墜地。這種事使她很心煩。 
  我妻子獨立能力很強,精力充沛,性格樂觀。她喜歡運動,始終堅持打網球,做增氧健身運動1,沒有閒著的時候。她總是樂於助人。現在那麼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說她感到沮喪。在我認識她的30年中,我從來沒有看到她沮喪過。可是現在,她消沉了,連一般的事都無能為力。 
   
  1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強心肺等循環功能的運動。 

  我的女兒們第一次看到她幾乎處於一籌莫展的境地,就對我施加更多的壓力,責怪我不在家裡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裡多住一些時候,可我能說什麼呢? 
  我妻子從醫院回家以後,我在家多待了一個星期。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全家在一起算是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也是幾年來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最好時光。我們吃了戶外烤肉餐,應有盡有。我和女兒們有說有笑。我妻子傷口癒合還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對光線仍然極度過敏,因此大部分時間裡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們畢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當能夠體諒別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艱難時期,她想要我辭掉手裡的工作。我從她話中聽到了這個意思。她的話是這麼說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長的時間。如果外出待上一兩天倒也無關緊要,可是你一出門就是三個星期,而回到家裡只能住一兩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經很深入了。現在撤退並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我已經把勒菲蒂帶到了另一個行動計劃之中,參與這個計劃的人都指望著我使行動繼續下去。如果我這時候撤退,許多人就會兩手空空,一無所獲。撤退,我不能幹出這樣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黨徒們打交道。我對她作了詳細一點的介紹,談到了密爾沃克的一些情況,設法緩和一點緊張的氣氛,以表明一出門就是幾個星期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她曉得托尼·坎特,因為她曾在電話裡和他談過幾次話。我向她作了解釋,如果我撒手不幹,勒菲蒂和紐約的其他人就會停止和坎特一起經營。 
  對於這件事的處理我沒有同任何人談過,誰都沒有談。因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決定我是撤出還是繼續干。不管別人怎麼說,主意還得由我拿。我決定還繼續工作。 
  這一段時間,我和勒菲蒂始終保持著聯繫,通過電話聯繫。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亞的查詢電話號碼,他可以找到我。他留個音信,我就給他回電話。 
  我對他說,我的女朋友安然無恙。7月4日的節日一過,密爾沃克的一切行動又得著手進行。 
  他在忙著花托尼·坎特的錢,設法安排和密爾沃克的黨徒會面。邁克·沙貝拉在大請賓客。沙貝拉已經籌借了20萬美元,要把沙沙貝拉旅館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說:「他那裡碰上麻煩事了,那個承包商真不是東西。」 
  有一天他對我說:「昨天晚上你看了《大衛·孫斯肯德的表白》這部片子嗎?他們有兩個通風報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給他們津貼。你看,電視裡的那些傢伙已經聯了手,現在政府給了他們不同的身份,把他們混在那裡。據說,這樣通風報信的人已達到2,250個,其中有一半就在聖地亞哥和洛杉磯一帶。」 
  「啊呀!」 
  「在這夥人中,有個傢伙在寫書,時而爆出一點內情。現在他們正受到跟蹤,要把他們統統幹掉。」 
  「宰了他們,是嗎?」 
  「對。政府對他們沒有一點媽的處罰。所以,這兩個通風報信的說,任何人只要幫政府的忙,真是好極了。簡直不可思議。你女朋友怎麼樣?」 
  我工作了這麼一段時間,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講的一切。受聯邦政府《證人保護法》保護的兩個人意外地曝了光,他們公開表示了不滿,指責了政府對電視管理的失誤。現在黨徒們正在尋找所有那些受保護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紐約或者到密爾沃克都很好,你怎麼不帶她出來呀?」 
  「她在工作,現在還沒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邊,就在那兒打個基礎。一旦有了基礎,你就可以長期待在那裡。」 
  「是,我知道。我們在那邊開始要掙錢了。你什麼時候到那兒去?」 
  「我什麼時候去那兒,還不知道。我現在同老婆鬧意見。她要到什麼地方度假,我們還幹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時候我還出去找人,晚上有個約會,明天晚上也有個約會。還要到費城開會。」 
  「密爾沃克的買賣,邁克喜歡,對不對?」 
  「對,那是毫無疑問的。我有些事要對你講。現在一路都開了綠燈。」 
  在監獄裡的卡明·甘蘭特傳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種安排的時候,我回到了密爾沃克。頭幾天我沒有告訴勒菲蒂,因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時間對情況作些檢查,而無需把每天的什麼事兒都要向勒菲蒂報告。接著,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銷自動售貨機,但再次碰了壁。不過我們是在為案件搜集證據。由於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我們,我們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因為黨徒們一窩蜂地想撈錢。我們還要讓巴裡斯特艾裡的人確切知道:我們在那裡推行自動售貨機買賣。 
  我們去了一趟先鋒經銷經營公司,是在梅諾米尼福爾斯的一家批發商。我們看看有沒有各式各樣合適的售貨機。隨著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僱員」。這個「僱員」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裡卡。坎特對公司董事長說,他想買售貨機,在密爾沃克一帶銷售,而且對任何可行的購買售貨機渠道感興趣。他對董事長說,貝斯特售貨機公司是正規的、有營業執照的銷售公司,不是那種不講信用的營業單位。他讓他看了城市和州發的營業執照。董事長說,他很高興能與貝斯特售貨機公司合作,並給了我們當地旅遊圖,帶我們看了各種機器,遞給我們一些購貨指南。 
  我們只是給人一種印象,說明我們正在推動營業前進。我打電話給勒菲蒂,對他說:「坎特已經訂購了一些售貨機」——其實他沒有訂購。 
  黨徒們在密爾沃克殺掉了一名夥計。有人在一個叫奧傑·帕米沙諾的傢伙的車子下放了一顆炸彈。兇手已見了報,另外還附有我們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況。帕米沙諾是巴裡斯特艾裡家族的人,黨徒們懷疑他通風報信。有消息說,黨徒們已開始在車子裡安裝搖控啟動裝置。 
  這一次殺人使我和坎特都有點緊張。 
  勒菲蒂打電話來對坎特說:「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來的那些人會面,地點就在我的人開的店裡。你知道,我們出馬了。稍後我可能要乘飛機到那邊去,作些適當的介紹。他們是這種辦事方法。這件事弄得我們連睡覺的工夫也沒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過,一切很順利,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聽到你的話我感到很高興,」坎特說,「因為我們這兒那些人很難說話。多尼對你說過嗎,他們在這兒殺人?」 
  「別管它,」勒菲蒂說,「屁事都不管。他們殺人,是因為他們出了差錯。」 
  「對。不過,我想把握一點,別出錯。」 
  「你沒什麼錯的。」 
  「那好。」 
  「我還要對你說一說,」勒菲蒂說,「你一旦開始銷售,頭十天我要和你們在一起。我把你那裡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見見那些人,明白嗎?我介紹好了以後,要和你以及他們在一起吃飯。這邊沒有問題。我們就像弗林1一樣深受歡迎。叫多尼來接電話。」 
   
  1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國電影演員。1935年到好萊塢,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歡迎。主演《俠盜羅賓漢》等影片。 

  我接過電話。 
  「多尼,」他說,「他對我們在這兒幹的好像熱情不怎麼高。他對那邊放炸彈的人有些猶豫。」 
  「他熱情很高,只是有點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他感到緊張,我不責怪他,」勒菲蒂說,「那些事與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那傢伙可能是個暗探,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你對他說,什麼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隨身帶著,因為我隨時都可能找他。現在我們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裡嗎?」 
  「在,勒菲蒂。」 
  「問問托尼,羅克福德在哪兒?」 
  「是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嗎?」 
  「是的。」 
  我問了坎特,羅克福德在什麼地方。他說,這個市離芝加哥大約10英里,勒菲蒂,什麼事? 
  「一些人打了電話,要我到那邊去,和那裡的人見見面。他們將給我安排約會時間。我在這兒等電話,那人要給羅克福德打電話,不管那是什麼地方。我去那裡時,他就給我向大家介紹。我要向他們說個明白,我在這裡幹些什麼。情況大致就是這樣。上個星期,邁克招待了他們6個人,花多少錢他沒有對我講。他對此不擔心的。」 
  「邁克的事都進展順利嗎?」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臉,又吻了我的右臉。我們什麼事都可以幹。我和他們待在一起大約一個半小時,然後就先走了,因為邁克還和他們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隨時帶在身邊。」 
  在勒菲蒂的交誼俱樂部隔壁,有人開了一爿皮雜餅店。勒菲蒂已經厭惡他,不想讓他開下去,就打他一頓,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個普通老百姓,現在要求2,000美元現金作為損傷費。勒菲蒂說: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錢,而上訴控告,勒菲蒂就會面臨6個月的牢房。邁克·沙貝拉認為,勒菲蒂應該接收那爿店,成為自己的皮雜餅店舖。另外,他兒子搶劫身攜鑽石首飾的那人原來是個聯絡黨徒,因此坐了牢。他還得為兒子的事費力。他們還要他拿出3,500塊錢。 
  因此,勒菲蒂在推動密爾沃克方面的事業上,像以往一樣,叫苦歎窮。 
  「明天有人在紐亞克機場接我,」勒菲蒂在電話裡對坎特說話,他在向坎特說明情況時,從來不像對我這個夥伴那樣說得那麼多。「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你看,我們身無分文,媽的一個錢也沒有,你明白嗎?我還要招待那些人,我還要趕到那兒去,而你是乘飛機去的。你要給我訂個地方。我還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兒搞點錢,乘的車怎麼著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兒,你要接我,我們要見見那兒的人,因為他們要瞭解你,瞭解你要超過瞭解我,因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嗎?」 
  「明白。」 
  「可問題是,我口袋裡只有23塊錢。明天他媽的,我怎麼出去呀?」 
  「或許我們包租一輛車,」坎特還在拖延他。 
  「明天這一位要給我們介紹一些人,都是頭頭們。你知道,他們都是大人物,要幫助我們解決那邊的問題。雙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這位大人。他81歲,有勢力。在紐亞克機場那裡他開了旅館。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塊錢怎麼辦成事?」 
  「好,我給你帶些錢,」坎特終於說出了口。 
  「那好。不過,我還有點不大明白,因為多尼說,你對我們這兒的一些活動安排不怎麼熱情。」 
  「啊,我從來沒有說我不熱情的話。毫無疑問,我的熱情很高。」 
  「我對你說吧,我對多尼極惱火,原因就在這裡,他是個鄉巴佬。他說你不熱情。我說:『你以為他不去會見那些人?』見到那些人以後,這些事就別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別出什麼事,」坎特說,「反正你叫我怎麼幹,我就照你說的幹,好吧?」 
  「就這樣好。沒問題。多尼在哪兒?」 
  「出去了。」 
  「我真不懂,這個傢伙在瞎擺弄,跑出去了。問題是這樣,如果多尼在你那裡幹不了什麼事,他應該到這兒來和我在一起,現在他就可以和我一道跑一跑。而我現在倒弄得沒有幫手。」 
  「明早給你帶1,000塊,在西會館。」 
  「盡量早一點。叫多尼那傢伙同你待在一起,別亂跑。明天我見了那些人以後,肯定就到你們那裡。你和我一起見見那些人,我們,你、我還有多尼,一塊兒招待他們,請他們吃飯。我們要把所有的事搞好。你只管聽,從起步逐漸深入,讓事情一步一步解決。我們不會有問題。呼叫器帶上。首先有紐約那邊的呼叫,我待會告訴你,我所乘的飛機以及其他一切事情。」 
  他在紐亞克機場附近的旅館裡要見的是托尼·瑞艾拉。他是布拿諾家族的副官,年紀很大,負責和芝加哥方面的聯絡工作。就是瑞艾拉在沙沙貝拉旅館裡吻了他的左臉,又吻了他的右臉。他們之間達成的理解是:瑞艾拉要打電話告訴芝加哥方面,叫他們安排會見。芝加哥方面要告訴羅克福德市裡的人。這些人要向密爾沃克的巴裡斯特艾裡作介紹。 
  勒菲蒂在紐亞克機場的會見非常成功。第二天,他打電話說,他要到密爾沃克作出安排。這時已經是7月24日。為了安排這次會見,到目前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他告訴坎特所乘的飛機,要他記下他說的話:「還在那個西會館,訂原來那個房間,好嗎?那些人就在那個城裡。見到你時,我再把詳細情況告訴你。多尼呢?」 
  坎特把話筒遞給了我。 
  「他是不是都記下了?」他問我。 
  「記下了。」 
  「注意聽我說。」 
  「我在聽。」 
  「不要走得太遠。」 
  「好的。」 
  「我要會見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就在你那個城裡。我到了那裡以後才曉得是哪些人。我到了那裡以後,6點鐘要給紐約打電話,把我在什麼地方、住什麼房間告訴他們。他們要告訴芝加哥的。那人就開車來接我,把我帶過去,他們要同我談。他們要徹底瞭解我們這邊的坎特。」 
  「好的。」 
  「我希望他一切正常。」 
  「對,托尼一切很好。」 
  「我的意思是,這些事我不想告訴他,免得他擔驚受怕。我是在代表他辦事啊。」 
  「我知道。」 
  「他們想瞭解,他是不是本地人。我對他們說,他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是這樣。」 
  「他們一給我打電話,我就要在那裡隨時等候。我告訴紐約,等紐約再告訴我,可能要等一天,也可能只要兩個小時。換句話說,我在那個房間裡寸步不能走。要解決吃喝住宿的問題,可明白?」 
  「明白,我們等你來。」 
  「他們要派代表來接我,我和這些人一道。我們都走——我、你,還有他。但是,第一次會談我要和他們單獨在一間房子裡。什麼情況我就作代表說話了。他們要他開一桌。等一切就緒以後,我就叫他進來,首次會談以後我就介紹他們。」 
  「好的。」 
  「現在談談他給我的錢。我的電話費已支付了500塊。我乘的一等艙飛機票230塊吧。在介紹他們以後,我們要招待他們。在紐亞克機場我招待他們所有的人,花掉了250塊,因為談了4個小時。不過,對這些錢我並不著急。重要的是,城裡那個頭面人物一出場,一切就很妙。別走遠了。不過,他們告訴我,要我單獨和他們談。也行,只要我們在那裡過得安安穩穩。」 
  「好的,托尼沒問題。」 
  「那就好。」 
  勒菲蒂上飛機去了。我們回到中途車站飯店的房間裡。勒菲蒂把他住的房間號告訴了紐約那邊的人。紐約那邊又要把勒菲蒂的房間號告訴芝加哥——羅克福德方面的人。然後就有人打電話說他們已經開車來接我們。我們就在房間裡等電話。 
  勒菲蒂曾說過,我們等人來說不定在什麼時間,甚至可能等幾天。正是這種情況。我們不能離開飯店。白天,坎特和我們一起溜躂。我們的房間在一樓,坐在室內游泳池旁,玩牌,吹吹風,吃早飯、中飯、晚飯。晚上我們在廳道裡閒逛,聽音樂。 
  勒菲蒂把即將到來的談話內容對坎特簡單說了一說。坎特現在屬於布拿諾家族的人,因此,密爾沃克的老闆不能對他或他的售貨機計劃偷偷採取行動。密爾沃克老闆的選擇是:行,你可以待在這兒,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就在這兒干,我是你的夥伴;要麼就是:不行,我不想你待在這兒,布拿諾人應該按照自己的家族規矩行事。 
  「我對他們說,你來自巴爾的摩,在這兒待了3年。我在巴爾的摩認識了你。你在搞彈球機營業,在買通銷路。你不損害任何人,我參與這個營業,我還搭了錢在裡面。你像是我們在這兒的代表,我們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們的問題自己能夠處理。你為我們打開門戶,我們很贊同。如果你有什麼人的親戚一類的人想和我們一起幹,一般都可以。就這些,就像我的上司邁克說的那樣,『又短又甜。』」 
  「我只對他們說,營業的錢有些是你的,有些是我的,這樣說行不行?」 
  「你什麼都別告訴他們,什麼話都不說。」 
  「我想,如果他們要問我。」 
  「不,他們不會問你什麼。他們不能問,他們無權問你。一切都以我說的算數。我也不問他們什麼。」 
  「這事一結束我就很高興了,」坎特說。 
  「一定的,你可以平平安安。」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就這麼從早坐等到晚。我心裡琢磨:我待在這兒究竟幹什麼?我妻子在苦苦想恢復身子,而我卻待在飯店裡掰著手指過日子。到了第三天我終於說:「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這兒等電話。說不定我們還得等一個星期。我要回去看看我女朋友,她還沒有全好。」 
  「你在胡說什麼?」他大聲斥責,「我們到這兒就是等人。你不是說女朋友在幹活了嘛。」 
  「她是上了班,可又復發了。我就去一兩天,然後很快就回到這兒來。」 
  「多尼,你簡直在胡說八道吧?我們到這兒有頭等重要的事,馬上就要和人家會面,你竟然把女朋友提出來,把她看得比我們的事業還重要。」 
  「咳,我得走,勒菲蒂。她那裡沒有人照料,目前情況很糟。就一兩天,速去速回。」 
  「真不可思議,你竟先考慮她。多尼,這正是你惹麻煩的地方。媽的你想什麼時候去你就去好了。她不會死的,你有什麼不放心的?」 
  這真的把我踢開了。我乘飛機回了家。 
  第二天,他們接到了電話。 
  來接他們的有三個人:喬·西托,來自羅克福德的老頭子,是主要聯絡人員;另外兩個人是查利和費爾。坎特和勒菲蒂跟在他們後面,下樓來到一個叫中台餐廳裡吃飯。這個餐廳的主人是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他們在那裡被介紹認識弗蘭克的兄弟彼特,另一個是弗蘭克的最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然後他們乘車去會面。坎特建議,羅克福德的人和他及勒菲蒂同坐一輛車。他們跟在史蒂夫和彼特的後面,開往北街舒爾克萊斯特旅館的雅座。這些地方也都為弗蘭克所擁有。 
  他們在雅座和密爾沃克家族老闆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舉行了會見,參加會見的有弗蘭克的兄弟彼特;史蒂夫·迪沙弗以及羅克福德市的三個人員。 
  勒菲蒂向他們作了扼要報告,然後叫坎特進去。勒菲蒂介紹坎特時,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突然哈哈大笑。 
  坎特後來打電話對我說了當時的情況。巴裡斯特艾裡似乎不知道坎特與紐約方面有聯繫,沒有想到他和勒菲蒂有交往,沒有想到他會參加這次會見。他曾經派人悄悄跟蹤坎特和我,因為我們在試圖創辦自動售貨機公司,而且打進了弗蘭克的城市。我們在中途車站飯店等候勒菲蒂的那段時間,他曾派兩個黨徒監視公司辦公室。 
  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用手指著我說,「坎特告訴我,我們想幹掉你們,因為我們以為你們是G。」 
  「G」就是指政府1。他首先想到的是:坎特是個特工。因為坎特以及和他在一起那個傢伙——就是我——如果真是堅強的黨徒打進了弗蘭克的地盤,那他應該會在什麼地方聽說過我們。不管我們是什麼人,他佈置了黨徒就在那時候監視我們。那兩個人一直在辦公室那兒注意情況,等我們回去就下手。說來真是幸運,我們那時正好和勒菲蒂一起在飯店裡等候電話。因此,巴裡斯特艾裡在聽到別人介紹坎特時他哈哈大笑,還說要叫那兩個黨徒取消跟蹤行動。 
   
  1 G是英語Goverment(政府)的第一個字母。 

  坎特對我說:「他說他曾打算要人幹掉我,聽到這話時我非常緊張,嚇得連煙也不敢點,因為我不想讓那些黨徒看到我的手在哆嗦。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否已經脫離危險。朋友,我們真是九死一生啊。」 
  他說的是「我們」,因為如果他們殺他,我也和他在一起,當然也會殺害我。 
  坎特說:「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卡迪拉克牌車子裡放置搖控起動器。」 
  會見以後,坎特和勒菲蒂帶著喬·西托及其兩個同夥回到了中台餐廳,因為他們的車子停在那兒。在會見的來來往往期間,坎特經過周旋讓他們乘他的車,因為他的車裡有竊聽裝置。 
  勒菲蒂說:「和你們這些人見面真是痛快,我說過,下個星期找一天我們到你們那邊大家一起痛痛快快玩一整天。」 
  「別忘了回去以後給托尼打電話,」其中一人說,「托尼說,他想處理好這件事。他對這件事非常掛念,不斷地打電話來詢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提到的托尼,是指紐亞克機場那邊的托尼·瑞艾拉。 
  「他密切注意這事的動態,」勒菲蒂說,「和我們在紐約幹事的情況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參與,或者想把事幹好,我們就非把它幹好不可。幹工作就應該像這個樣子。弗蘭克對我是很滿意的,是不是?」 
  「那當然。」 
  「這事兒就不提了。」 
  「再問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托尼。」 
  「姓?」 
  「坎特。」 
  「坎特?」 
  「C-o-n-t-e,坎特。」 
  「啊,是意大利人。弗蘭克要送你的命。」 
  「別笑話了,」勒菲蒂說,「他們在查你。」 
  「你的每一步行動,他們都知道,」那人說,「每一步都知道。那些機器,你怎麼付的款都知道。」 
  「過幾個月他們就逮你。」 
  大家哈哈一笑。坎特說:「我認為這沒什麼好笑的。」 
  「我說幾個月,也許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他要逮你,時間有的是。」 
  「啊,那倒是,」勒菲蒂說,「幹這種行當,我們一向有的是時間。」 
  「托尼,你和班尼相互認識?」 
  「這還用說,」勒菲蒂說,他有時候也稱為班尼。「我要是不認識他,怎麼會帶他進來?」 
  「托尼,你出生在東邊?」 
  「對,巴爾的摩。」 
  「巴爾的摩。」 
  他們送下了三個人以後,坎特開著自己的車,往勒菲蒂的旅店那兒去。 
  勒菲蒂鬆了一口氣。「啊,你可麻煩了,你完蛋了。他們要幹掉你。噓噓。幸虧我來了,唔。」 
  「我對你說過,我害怕,」坎特說。 
  「是啊,你害怕是有道理的。他們設下了埋伏在等你。那個狗雜種、狗娘養的放了你。」 
  「那一天就是我們談售貨機公司的事。」 
  「就是那一天。他們以為,你是媽的什麼特工,想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他們派人盯梢你。算了吧,現在我對你說一下我們怎麼辦。我下個星期還到這兒來,我們要和他們一起幹。我們要幹的是一場大買賣。他對我說,『勒菲蒂,你是我的朋友。』他要告訴紐約方面。現在你要和他們一起共事,已經為你開了綠燈。你有了夥伴,他入伙也帶了錢。你想拿多少——40,000美元,現金?——他也拿40,000美元現金,因為他不想跟我的人鬧麻煩。他派個夥計與你共事,那人帶著帳簿等一套東西。我是你的夥伴。他想帶我轉一轉,與他的人認識認識。你跟我一道。別問他媽的什麼問題。你只是個工作人員,如此而已。你他媽的要發大財。」 
  他們在車上沉默了幾分鐘。 
  勒菲蒂說:「他們盯住了你的公司。幸好我到了這兒,否則我們的營業就砸鍋了。」 
  「是這樣啊。你可記得,兩天前我就有個感覺,你救了我的命?」 
  「對,我記得。那傢伙說,『他媽的那人是什麼東西,跑到我城裡來。這是我的地盤。』」 
  「如果我一個人幹這樁買賣,你可想過,我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坎特問。 
  「是啊,可他們現在還在查你。他們不知道我在代表你。換句話說,如果你開了店,他們會鉗制你,你也完了。」 
  「他第一次見到我,那副神態就讓我害怕。他說,『我正在找你。』」 
  「他是嚴厲的傢伙。好了,你現在有了大買賣,那是個大老闆,你知道吧。像你這樣的人沒有幾個能見到大老闆。在紐約,你不能和老闆坐在一起。別提這些了,你現在幹的買賣是這個地區的最大買賣中的一樁啊。上帝也不能碰你,因為我代表了你。」 
  坎特說:「如果一開始我能像現在這樣瞭解買賣的危險,我根本就不會幹的。」 
  因為我沒有待在密爾沃克,勒菲蒂一直在抱怨。其實,這時候我正和妻子一起度假。由於肺部原因,她不能乘飛機。她的眼睛仍然酸腫,因為腕部損傷,胳膊上還上著敷料。如果不是這些毛病,她已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乘了9個小時的車到了這個別具一格的海濱。在這兒,我們可以在沙灘上躺它幾天。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與坎特和勒菲蒂通電話。她說:我們多年來難得在一起有這個假期,而你整天忙著打電話,我這樣出來和你做伴有點名不副實。 
  我離開了只有10天。可是勒菲蒂對我不在密爾沃克現場很惱火。他以為我在加利弗尼亞。坎特的事向他表明我在籌集一樁大盜竊。上一次借口干搶劫活動溜走了,回來沒有給他幾千而只給了他幾百也使他很懊惱。我向他解釋說:搶劫後的分利中我受了騙。 
  「你在那裡幹的事真是滑稽可笑,」勒菲蒂說。「別的夥計對我說,你在那邊又搞了一樁大行動什麼的。別提了。他們在作弄你。上一次你說沒有弄得足夠的錢,你受了騙,也不提了。就當沒有那回事,因為你在那邊也沒有什麼根基。你笑什麼?一定出了什麼差錯吧,朋友。那個女朋友把你弄得暈頭轉向了吧。多尼,這正是你的麻煩事兒。好吧,把女朋友帶過來。他媽的,管我什麼事。」 
  「不,我是在笑他,笑托尼。他對我說,他進去會見那人時,那人說……」 
  「沒什麼,你聽我說。這事兒你用不著擔心。一切都已經處理得很好。」 
  「我要是碰到那個傢伙,勒菲蒂,我可不想讓他們動手幹掉什麼人。」 
  「不會,不會,一切都很順利,朋友。事情全都解決了。他很滿意,這裡一切都很好。」 
  勒菲蒂說,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的律師,也就是他的兒子喬和約翰,要為這種夥伴關係起草文件。文件上合夥人的名字中沒有巴裡斯特艾裡,而用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巴裡斯特艾裡作為隱形夥伴,托尼·坎特作他的掩護人,投入自動售貨機的營業,大量買通銷路,也可能幹些其他的營業。他們獲得的利對半分紅,勒菲蒂的紅利從坎特所得的部分中扣除。 
  勒菲蒂說:「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多尼。托尼已經把和他一起共事的史蒂夫弄走了,這是弗蘭克說的。他說,不准讓外人介入,即使當個雇工也不行。那個傢伙我不能擔保,你也不能為他擔保。因此只有托尼能為他擔保,這個不大好。因此,托尼只好給他一個星期的薪水,打發他另找工作。」 
  這樣,特工「史蒂夫·格裡卡」只好退出這一行動。 
  在這個基礎上,聯姻的雙方是巴裡斯特艾裡家族和紐約的布拿諾家族。這對我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成功之舉,因為現在我們打入到兩個黑手黨家族之中。我們實際上是在和老闆合夥做買賣。 
  「現在,你可想到回到密爾沃克?」勒菲蒂問。 
  「怎麼,你打算幹什麼?」 
  「我要到那邊去,可是我手頭沒有錢。今天在機場上花掉了500塊。餐館俱樂部拒絕接受露易斯的信用卡。我今天又接到了法庭的傳票。下午3點10分,特工抓到了我。一個龐大的審判組要審訊我的人尼克這個傢伙,時間是在8月15日。」 
  尼克就是尼基·馬倫格羅,布拿諾家族的二老闆。 
  「他們為什麼這麼對待他?」我問。 
  「什麼也沒有,他們沒有抓到他任何東西。與我也根本不相干。我並沒有受到審問。無論傳我還是不傳我出庭,我堅持第五條1。別提他了,多尼,聽我說。你到現在都不過來,你看,這兒的事要小心對付。我要把你慢慢拉進去,你聽了這樣的話別有什麼不快活的地方。我到那裡以後,要把你介紹給他們,就說我不在那兒你就是我的代表。我準備說,你是我的家族。那邊一些傢伙都是實權派,老闆就在那裡。他有這樣的印象:你不想參與。」 
   
  1 第五條(Fifth Amendment):《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主要規定在刑事案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 

  「托尼?啊,不,我就去的。」 
  「我們還要幫你在那邊開一爿酒吧和便餐館,在辦公室附近找一套公寓。」 
  「那好。」 
  「注意,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這樣我可以知道在哪兒找你。」 
  「我沒有電話號碼。」 
  「朋友,你聽我說,這怎麼可能呢。你總得住在一個地方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住在旅館裡?還是睡在地道呢?」 
  「我住在她的房子裡,可她沒有電話。她沒付電話費,他們斷了她的電話。」 
  「我的帳目細表可不像你那樣,多尼。我的帳目自己管理,你真讓我笑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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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



  我回到了坎特那裡。我們把自動售貨機的營業搞得還真像做買賣的樣子。我們訂了幾台機器,並且在四五家酒吧和旅館裡安置了這種機器。我們的主要時間還是在搞調查研究。 
  我們要辦的此案是:使坎特擠進秘密團伙裡,好在密爾沃克經營業務;巴裡斯特艾裡把其他的買賣商人擠出去,他就可以採取威脅手段,對這項業務實行壟斷,從事跨州商務活動。 
  我們想從他身上看看能否獲得其他東西。比如,我們獲悉:他擁有大規模的比賽賭注登記業務;在拉斯維加斯的卡西諾賭場,他參與分利;他從事非法的聯盟活動。我們隨時有機會澄清一些謀殺案件,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 
  勒菲蒂於星期五晚上乘飛機到了這裡和巴裡斯特艾裡會談,以便使我「悄悄擠進去」。我們3人乘車前往弗蘭克那繁忙的大旅店的雅室。 
  勒菲蒂事先對我作了指示;讓巴裡斯特艾裡先開口。這次會見是交誼性的,不要討論業務。弗蘭克和我們在一起搞買賣,他並不希望別人知道內情。你只回答他的問題,對任何事都不要打聽。 
  勒菲蒂說:「多尼,你就幫我一個忙吧。我真的喜歡你。我寧可待5年的牢房也不能失去你的友誼。在這兒幹事處處都要無誤,因為你能打出自己的牌。請相信我。」 
  我和托尼來到了酒吧間,等候召見。勒菲蒂立即就被帶到巴裡斯特艾裡的桌旁,那兒靠著前面的大窗戶。大家忙不迭地向他表示問候,互相接吻擁抱。 
  一個小時以後,旅店老闆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陪同我們來到了桌旁。他60歲剛出頭,生得矮敦敦的,一張皮肉鬆弛下垂的臉,黑頭髮,向後梳得很整齊。他身著深藍色服裝,整潔乾淨,像是影片裡的老資格的黑手黨黨徒。 
  托尼已經和他一起見面談過話,就介紹了我:「弗蘭克,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邁克打交道的。」弗蘭克介紹了圍坐在桌旁的人。在場的五六個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臉凶相,只在兩耳旁長著頭髮,頭頂光禿。 
  弗蘭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談,談到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所認識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們的老闆卡明·甘蘭特,他稱呼卡明的綽號「氣墊」。他受過一些教育,還不是那種「話語不連」的粗俗之輩。 
  他在佛羅里達的福特·勞得戴爾的酒店裡有銷售業務。在談到那裡出現的事故時,他聲色俱厲,拳頭把桌子敲得咚咚響。他說,他上一周待在那裡收錢,經營酒店的夥計拿出45,000美元的現金放在桌上。弗蘭克說,他呼啦啦把錢從桌子上扔下,對那夥計說:「去你媽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萬。」他說他在佛羅里達那裡需要有個像勒菲蒂這樣的人,好管理那裡的銷售業務,使情況好轉起來。 
  我心裡在想:這個傢伙能把你哄睡覺,可是你決不能輕易惹他。 
  弗蘭克乾乾脆脆,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時間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們離開旅店的時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說:「多尼,你可還記得,以往我們到沙貝拉旅店,『氣墊』在裡面的時候,我們只好站在外面?我們連進都進不去。他出來時,對你連招呼一聲都沒有。托尼,在紐約你根本不能與老闆坐在同一張桌子上。而這兒,我們不僅能和一個大老闆同坐一張桌子,而且明天晚上還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說說,在紐約會有這樣的事嗎?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錯,托尼,」我說。 
  「不過要注意。弗蘭克喜怒無常,是個有善有惡的雙重性格的人。發起怒來就像個野蠻的動物。他什麼事都不會忘記的。他對羅克福德市的菲爾那傢伙很反感,因為那傢伙多年前曾騙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議從羅克福德經過芝加哥,因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羅克福德和密爾沃克之間的工作。」 
  「勒菲蒂,羅克福德那裡的夥計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問。 
  「僅僅是羅克福德,別的沒有。這兒由這個傢伙控制,他比誰都更有權。」 
  「即使羅克福德那邊的人大一些也是這樣?」 
  「你說大一些是什麼意思?指年紀大?這裡沒有什麼年齡的界限。邁克說,這個傢伙在中西部一帶權力最大。光是待在密爾沃克這裡他撈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佔有堪薩斯。克利夫蘭市和底特律市屬於弗蘭克。我是才知道這個情況的。他天天坐飛機飛來飛去。每個星期在這兒待一兩天。這傢伙每個星期都用高級轎車送他母親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產的高級車,停下來多氣派。在這個城裡,你要是不通過他,什麼事你也幹不成。所有的聯絡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紐約辦些什麼事?」 
  「一年去一兩回,就那麼多。他看什麼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帶,到那裡辦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維加斯那裡。」 
  「弗蘭克在紐約那裡有權嗎?」 
  「他的權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權力還是在這兒一帶。你笑話我嗎?他們還有個委員會,能解決所有問題,他也在委員會裡面。在上一次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闆把喬·布拿諾踢了出去。他認識所有家族的老闆。他到紐約去的時候,就到甘比諾那個老傢伙家裡。老闆的關係都平等。」 
  「他和『氣墊』的關係怎麼樣?」 
  勒菲蒂說:「他們倆互相敬重。我有時候也怕他。托尼,就讓他講,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說錯了什麼話嗎?」托尼問。 
  「剛才在桌旁,你還問一個傢伙:『你從哪兒來?』這一問把我嚇了一跳。他們不喜歡聽這樣的詢問。從來不准問誰從什麼地方來。因為,他幹嗎問這樣的問題?你是警察?當時你他媽的把我真給嚇個半死。幸好弗蘭克沒有在意,否則他會回頭問你:『你他媽的是什麼人?竟然問我的朋友從什麼地方來?』上帝不允許你在講話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說。「我懂,我在學。」 
  「托尼,我還有話對你講。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紅人了,連我你也不用求了。不過現在暫且不談它。托尼,我們要向弗蘭克強調:我們要有娛樂場所推銷機器,要從事日常營業,要接管公司,要把別人逐步擠出去。在這方面你可不能松勁。那裡的傢伙可有兩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樣的狗雜種。他在這兒有個頂刮刮的王國,弗蘭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為止,這裡的人還挺客氣。你知道那個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見到的弗蘭克的那個夥計?我對他很有印象。他殺的人和我殺的一樣多啊。」 
  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獨自開著黑色卡迪拉克牌轎車來接我們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個眼色——他不敢相信:一個老闆會一個人到什麼地方,更不用說親自駕車了。 
  途中,弗蘭克對我們說:「我有一班人馬,個個都是好樣的,就是年紀大了點兒,幹起活兒不那麼靈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賴的年輕人,來管理我一些俱樂部以及其他行業。年輕人對當今世上的營業行情能相適應。」 
  勒菲蒂立即響應,說:「你要是幹什麼,多尼和托尼可以聽命。你可以信任他們,他們人緣好。弗蘭克,只要你需要,他們隨時為你效勞。」 
  車子開了十分鐘就到了他家,這是臨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頭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蘭克的弟弟彼特那裡。彼特比當老闆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麼凶狠。他說:「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國那種茶,太熱了,我受不了。」 
  我們被介紹見了弗蘭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個女人忙著燒飯燒菜,忙著招待。 
  弗蘭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邊。兩個女人只管招待,沒有和我們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豐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國葡萄酒不停地送來,接著就喝路易十三白蘭地。 
  弗蘭克談起了往事。有一段時期,他在密爾沃克商業區擁有7爿俱樂部,開展拳擊比賽,其中許多比賽都是設計好的圈套。他說,當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噴氣飛機,在大型機場都無進進出出方面的麻煩。他說,他旅行總是用化名——都用倫尼·弗蘭克。 
  宴會的氣氛熱烈,大家都很輕鬆。不過,我和坎特還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隨便,說話和行動都還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這畢竟是家族老闆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個盛大的「活躍氣氛」宴會,作為意大利高爾夫球隊義賽的開始項目。弗蘭克說,他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參加這樣的宴會,因為他和委員會的頭頭路易·法佐為敵。「不過,他已經死了,」他說,「0.38的子彈,中了5槍啊。」他哈哈大笑,可這並不是開玩笑的事,0.38口徑的子彈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會,讓人們感到意外,「有點樂趣」。他邀請我們作為客人與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說:「我和那裡一些人也有仇,給他們來一點威脅也無妨。」勒菲蒂說:「小威脅根本傷不了人。」 
  我們一行來到馬克·普拉扎飯店的大舞廳,參加「活躍氣氛」宴會。我們到得很晚。 
  我們到了大門口,晚會委員會主席、飯店主人趕忙跑了出來,連連向弗蘭克表示歉意:他們事先不知道他要來,連桌子也沒有給他擺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滿了人,大家都在吃開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經看著我們,輕聲議論。他們顯然知道,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是什麼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張桌子,本來是為了晚會的活動而設的。主人請附近的人們離開,讓給我們用。沒有一個人有怨言。這樣就為我們重新設置了一張桌子。接著,他們領我們進去,把我們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圍著我們轉。我們的餐桌上專門有兩三個侍者服務。 
  就餐以後,人們忙不迭地到我們這邊來表示敬意。「弗蘭克,你好有精神……,」「弗蘭克,你光臨這兒真使我們感到高興……。」我從來沒有目睹過這樣的場面,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弗蘭克大擺其威風。「這位是勒菲蒂,這位是多尼,他們從紐約來,都是我的好朋友;這位是托尼,來自巴爾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來他要向我們介紹一下那些人,可他對他們不屑一顧,接著和我們聊天,讓那些人站在那裡,弄得他們一個個都不自在。 
  有兩個人作了介紹。一個是卡門·巴西裡奧,是個拳擊手,也是請來的客人之一;另一個是約尼·德斯蒙德,他在晚會上表演歌唱。 
  晚會的活動結束以後,弗蘭克說:「我們走,到告密的那兒去吧。」 
  那是個稱作「象徵義演」的小地方,是商業區裡運動員俱樂部裡的餐店休息廳。主持人是個弗蘭克所厭惡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告密者」。 
  休息廳裡濟濟一堂,大都是從晚會場那邊過來的人。我們待在酒吧裡,許多人過來向弗蘭克致意。 
  弗蘭克和史蒂夫·迪沙弗開始向我們講告密的事。 
  「媽的,當叛徒告密的數也數不清,」史蒂夫說。「殺也殺不完。在密爾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羅1的大軍才能消滅告密的傢伙。在這一帶,你怎麼知道誰是告密的啦,他們在車子裡都安裝著遙控啟動器。」 
   
  1 卡斯特羅(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領導者,古巴共產黨總書記,1959年就任古巴總理。 

  坎特最近在車裡也安裝了遙控啟動器。 
  弗蘭克說,他就想不通:人們怎麼能自己反對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證的那一天。」 
  史蒂夫對我說:「我一直在設法幫著弗蘭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個登記業務,而要對城裡的那些搞登記賭博業務的人收費,每週收他個1,000美元。因為告密者那麼多,他娘的真頭疼。讓他們經營他們的業務,收他們的錢,讓自己的人離開那裡,要想找個好夥計管理賭博業務太難了。」 
  弗蘭克說,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賭博登記業務的夥計不負責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監視他們,我不想那麼幹。我要找個能夠信得過的夥計。」 
  「多尼可以幹,」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幹過的賭博登記業務中,和他共過事。他能處理業務問題,他知道怎麼樣把事情幹好。」 
  弗蘭克看了看我。「有興趣嗎?」 
  「當然有。」 
  弗蘭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們談談這個事。」他們到了一張小桌子旁。 
  我還不是一個入盟黨徒,作為聯絡黨徒,我可以從一個家族轉借到另一個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處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這樁買賣有多大。 
  我不僅可以為密爾沃克的黨徒老闆處理賭博登記業務,而且我還有機會打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瞞報私利。在黨徒控制的卡西諾賭場,瞞報的錢從黨徒分紅的總數中要扣除。巴裡斯特艾裡有責任收回那些瞞報的錢,分給這一帶與此活動有關的其他家族的黨徒。 
  我為能打開這個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識到我幹不了這樁事。弗蘭克賭博登記業務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賽季節要持續大約20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登記業務每週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時候,足球比賽的季節即將來臨。 
  這樣一來,足足要有5個月時間我不能回家。 
  我沒有立即拒絕這份差使,我心裡想,或許我能從他們那裡逐漸瞭解一些更多的情況。 
  勒菲蒂和弗蘭克談了幾分鐘以後就走了過來。弗蘭克說:「好啊,下個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幹。整個工作營業情況,他要給你作個全面介紹。」 
  我們在凌晨2點離開了那裡。 
  勒菲蒂把他和弗蘭克交談的情況作了一番解釋:「弗蘭克對我說,『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這份工作,你就要對他負責。你清楚後果。』我說,我一定會負責。他說:『我一旦真幹起來,他要是胡來,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們要找你算帳,而不是找他。』我就說:『你不要想得太多,我會負完全責任。』我還對他說,你是我的親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為你擔心。」 
  弗蘭克要用我,仍然還要打電話給紐約,徵求我的副官邁克·沙貝拉的允許,並且記錄在案:如果我出了什麼差錯,比如我當了告密者,或者攜款逃匿,這都由勒菲蒂負完全責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說,「不過,握手也不能定論。他仍然要和紐約約定記錄在案。我說:『那好,你去打電話吧,我要拿我的性命為他擔保。』托尼,我為多尼所承擔的責任……如果他胡來,我就死路一條。紐約市裡,他們只是老闆與老闆通話。這裡的這個老闆,他打電話給紐約,他同老闆談。如果要派我,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幹。他們只說要進來。我要是因為什麼事給殺了,我還不知道腦袋是怎麼掉的。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倆,要想再找到這樣的機會,想也別想。你們有了靠山,這兒的人都怕他。他們那些人一個個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覺以後,我立刻抓住坎特,對他說:「托尼,這事兒我根本不能幹。」他很理解,說道:「多尼,你該幹什麼你就干,用不著顧慮什麼。」 
  我給辦此案的特工邁克·鮑特肯傑克打電話,把情況告訴了他。他和密爾沃克的特工辦事處助理拉爾夫·希爾取得了聯繫。希爾想見面就這個問題進行商量。 
  這件事要立即處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訴勒菲蒂,然後巴裡斯特艾裡就給紐約打電話,否則我的信譽就會受到損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見了面、瞭解內部詳細情況以後又拒絕接受任務,那樣我倒很像是個警察或者是個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與鮑特肯傑克以及希爾見了面,地點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館一間房間裡。 
  我們隨便聊了一會以後,希爾說:「這事兒我真希望你幹。你不幹,那損失你是知道的。」 
  「現在到了我開始考慮我家庭問題的時候了。」 
  希爾問:「你究竟為什麼改變了主意?」 
  我幹這樣的工作既不容易,又無安全保障。我詼諧地說:「多要些錢。」 
  他以為他能讓我晉陞一級。他給華盛頓的總部打了電話,說明了目前的形勢,問能不能提我一級,提升為督學員,這意味著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總部沒有答應。他們不同意提升我為督學員,因為我幹的不是督學員的工作,因為督學員要麼在華盛頓總部某個辦公室工作,要麼帶領一個小分隊在外執勤。希爾請求他們不要在個別技術性問題上墨守成規,但是他們堅持不放。 
  這使我脫了鉤,我無論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對於我有這樣的機會,每天都可以和黨徒混在一起,既然總部斤斤於規章制度,那我不幹也不至於有內疚了。 
  現在我要提出一個讓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裡斯特艾裡提出別的理由。 
  巴裡斯特艾裡也不會感到太大的不快,因為他是頭天晚上剛剛提出的要求,而且還沒有和紐約方面聯繫,我也沒有瞭解什麼內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問題一向是微妙的問題,誰也不能詢問。 
  還有一樁也對我有利,在所有黨徒的眼光裡,對於這樣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會拒絕,因此,我在這方面不會引起任何懷疑。我無論說些什麼,勒菲蒂一定會氣急敗壞,但是我認為有個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爾沃克困守整整20個星期,特別還包括那惡劣的冬天。他儘管會氣得哇哇叫,但他會相信這個事實。他不會向沙貝拉說些什麼,因為那將很難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從來沒有使他難堪過,我們在密爾沃克仍然還有多種前景,他會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館吃早飯,還在嘮嘮叨叨地說我們要撈多少多少錢。 
  我對他說,我已經考慮過,我改變了主意,還說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個喜劇演員,說:「你他媽的屁出息,一輩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亞!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媽的女朋友!你擔心,怕搜捕!你把什麼都當成兒戲!我們吹掉的是20萬啊!」 
  在咖啡館裡,他就當著那麼多人大聲叫嚷。等到氣消了以後,他對坎特說:「托尼,你去和弗蘭克聯繫一下,今天就去,對他說:賭博登記業務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為邁克今天早上剛剛打電話來,他要多尼隨時進出紐約,有別的任務。」 
  他不肯看我,接著說:「到加利弗尼亞去吧,別煩我了。我現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說話。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濱上去吧,等一兩天以後我心裡火氣消了你再打電話給我。托尼,送我到飛機場。」 
  勒菲蒂要坎特為他租一輛車,以貝斯特自動售貨機公司的名義租用,作為業務報銷支出費用。這是一個老練的黨徒典型的方式:盡可能擠進一個營業部門,撈一個星期的報酬,搾取任何能撈到的特殊好處。 
  坎特對此一直在拖延。我們在反覆考慮。我們搞調查研究,勒菲蒂對我們很有用。和他培養感情,讓他心情愉快,我們的工作要省許多事。他帶我們見到了巴裡斯特艾裡,帶我們入了伙。如果他沒有到密爾沃克這邊來,坎特說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們琢磨著:管他呢,就給他租一輛車,讓他用幾個月。坎特租了一輛褐紫紅色雷鳥牌汽車,並且駕車送他到了紐約,把車子交給了他。 
  邁克·沙貝拉想同我談話,因為勒菲蒂已經向他說過,我沒有接受賭博登記的營業工作。勒菲蒂說:「千萬別說什麼讓他不高興的話,他思想包袱已經很重了。他開的那爿旅館花掉了他60萬塊錢。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個傢伙,差點送了他的命。在聖·亞努阿里烏斯節上,那塊場地有新的夥計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裡搞輪盤賭場。這一來,邁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輪盤賭是聖·亞努阿里烏斯節上的主要收入來源。 
  我們來到沙沙貝拉那裡。邁克對我說:「我們在密爾沃克的一切情況隻字別提,因為我們不想讓紐約方面的人都知道這個事。『氣墊』和尼基也同意,我們只想把這事控制在老闆與老闆之間。弗蘭克壟斷了福特·勞得戴爾酒店,我們還想通過弗蘭克打進那裡面。我們不想讓他媽的任何人介入我們的事。」 
  他想把這件事只控制在幾個人範圍之內,其中包括勒菲蒂、作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蘭特老闆以及尼基·馬倫格羅二老闆。 
  沒想到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巴裡斯特艾裡那一夥人開始迴避坎特,不給他有日常的營業渠道。對於坎特的電話,他們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釋。我和坎特去見弗蘭克的兒子、那個律師約翰·巴裡斯特艾裡,以設法瞭解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們在約翰的辦公室裡見到了他。坎特作了說明,因為這牽涉到他的營業。他沒有把問題直接提出來,只是說明了情況。他著重提到了:他們的人在聖·亞努阿里烏斯節日裡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紐約那方面人的款待。約翰很有禮貌,說:他父親最近因為一個大型審判團的原因脫不開身。不過,他相信:他父親一旦有空就會過來,他們會來和我們聯繫。 
  約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沒有提到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為什麼取消了和坎特的營業往來。他們並沒有和我們取得聯繫。 
  勒菲蒂的反應是:「可能是弗蘭克給那個大型審判團弄得不可開交,他那一夥人要拋棄他。然後,他們23個黨徒到審判團那裡去,採取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的立場;也可能是:弗蘭克目前正在考慮這些問題,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該、萬不該放棄和他工作的賭博登記業務。無論怎麼說,那畢竟有了個開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維加斯、佛羅里達、堪薩斯一帶去收錢。你把事情弄得這麼糟,偏偏不聽我的話。我們本來可以順順當當地做買賣嘛。」 
  和巴裡斯特艾裡的關係沒有進展。勒菲蒂給他們打電話,他們也置之不理。到後來,邁克也介入了這事,通過各種渠道詢問原委。就是他打的電話,對方同樣也不給回答。 
  兩個星期以後,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裡斯特艾裡當律師的兒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與坎特的夥伴關係。 
  勒菲蒂叫我回到紐約。我們在東七十一街道上的倫尼旅館碰了頭。 
  勒菲蒂說:「這事兒與我沒什麼關係。他們可能以為坎特是個不好的傢伙,他們不敢把錢交給他,因為他是個騙子。他們那裡連電話都不肯接,明白嗎?我是通過你把他介紹過去的。這位先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我無法同別人解釋清楚。你要把事情對我說個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說些什麼。我是10年前認識他的,那時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許他是個玩女人的東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紐約,開的是那輛車,我帶他到了酒店,就見他給3個女人買了飲料。為這件事我還訓了他一頓。現在我聽說,他在那邊同弗蘭克的一個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個店裡。有沒有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兒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著他。我從來也沒見過他幹些什麼事。」 
  「對於有人侮辱一個老練黨徒的妻子或女朋友,這事兒邁克是怎麼看法你是知道的。這種事比當叛徒、當告密者還要嚴重。是我和邁克把他介紹給了弗蘭克,現在我們也弄得很難堪。我在那邊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帶進來的,你得設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麼辦?」 
  「你說過,你在巴爾的摩認識了他。你到巴爾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認識他的人。他可能是個暗探。我們對他根本不瞭解。如果你發現他並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可能還能挽救那邊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爾的摩。我當然什麼事也沒幹,只是在那兒混幾天,然後又回到紐約。 
  我對勒菲蒂說,我在那邊找到幾個過去認識坎特的夥計。據他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發現坎特有什麼不是。他不是什麼「線」上的人,即不是什麼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沒有什麼和女人的不正當行為,也沒有侮辱過什麼人。 
  「那好,」勒菲蒂說。「現在把他叫到這兒來,同他談談。你到密爾沃克去,把他叫來。」 
  我去了密爾沃克。我和坎特仔細分析了整個形勢,盡量像老練黨徒那樣去思考問題。 
  兩個家族通過會談在一起幹一樁營業。現在,巴裡斯特艾裡沒有任何解釋就取消了協議,對於布拿諾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電話一個多月都不回話,這是極大的失禮,表明有重要原因。巴裡斯特艾裡受到了什麼威脅。坎特隨時會遭到不測。 
  我們認為,不管是什麼原因,夥伴關係已經結束,巴裡斯特艾裡不會走回頭路。售貨機業務無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還不能馬上就關門大吉。一個像坎特那樣的市民與黨徒在一起搞買賣不能一下子就脫手不幹。一旦像勒菲蒂那樣的黨徒把你拉上了鉤,他非得把你搾乾不可。你經營業務,他是你的夥伴,分利對半。或者說,你不管賣什麼貨,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像是勒菲蒂的一個當事人對我說,你要是不同意那麼做,你就要向那個傢伙做些疏通工作,給他一大筆錢。你要想脫手一定得付出代價。 
  與此同時,勒菲蒂也在為一樁贓貨加緊催錢。那裡有一批貝塔馬克斯牌錄像機,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內倒賣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頭沒有錢。邁克同意借給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價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資其餘的10,000美元。 
  我們需要時間,一方面設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讓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裝心臟病發作。 
  他進了聖路克醫院檢查,說胸疼。醫院用各種儀器對他檢查,給以藥物治療。醫院裡沒有任何人收到什麼情況說明,因為你如果沒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別人提供什麼線索。誰是合法、誰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們知道勒菲蒂會打電話來檢查的。 
  我打電話給勒菲蒂,對他說了心臟病發作的情況。他就向醫院打電話說,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實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經過幾天的檢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時,勒菲蒂像瘋了一樣;坎特出院以後,他也像瘋了一樣,催他拿10,000塊錢。坎特說,他已經破了財,因為看病花掉了6,000塊。 
  「他簡直在滿口放屁,」勒菲蒂對我抱怨說,「我們受攻擊,在街上跌了一跤——什麼看病費?在醫院就待那麼幾天,用掉6,000塊?他以為他是在同誰說話,別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說他拿不出錢來。現在他有的錢只是他妻子的錢。」 
  「什麼,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錢?他能編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對我說:『我們出了這個問題,你又不來幫個忙,幫我處理一下與那些夥計的關係。』我說:『我並沒有叫你跟各種各樣人的老婆去睡覺。』邁克現在是丟了老本。他說,首先,那傢伙瞎扯淡,說他心臟病復發;另外,他什麼也沒有給你。這傢伙他是認輸了,你不妨到那兒去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它賣掉。」 
  「我看,他仍然還想搞營業買賣。」 
  「搞買賣?把我排在外?我要打電話,他們會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後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們要在10天以內把貝塔馬克斯錄像機交易結束掉。我們3個人,冬天不能沒有錢花。這傢伙的病是在腦袋瓜子裡,朋友。」 
  為了使坎特擺脫困境,結束售貨機這一行動,我們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說,啊呀,我們還不能那麼幹,因為那樣就真的讓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帶了進來,已經惹了足夠的麻煩。他要走,我們還得設法找個理由。他應當慢慢撤出,不至於給我的信譽造成損害,因為我作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鮑特肯傑克商量以後,我們的想法是;坎特要幹一樁大的搶劫,贓物所得的錢全歸他自己,不分給我和勒菲蒂。我能維護他這麼幹的理由。 
  這將是一種雙重舞台的消匿辦法。我們編造一個謊言,說坎特12月份將有一樁重大的搶劫活動,和他一起幹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搶劫的都是一些藝術品,因為那需要特殊的聯絡,特殊的脫手方式,很難查到他。東西搶到手以後,他要消匿一段時間,等候貨物出手。然後他再露面,就說發了大財,很快又要分利,並且要與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時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體。 
  感恩節前的一個星期,坎特打電話告訴勒菲蒂,說他即將要幹這樣的大買賣。 
  在這關鍵的時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爾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給我打了電話。他又有了精神。「下個月他有一樁大買賣,說我們3人都痛快。」 
  「你信嗎?」 
  「他說,我們3個人整整一年什麼都不愁,日子過得像皇親國戚。」 
  接下來一連好幾個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著一大筆錢。他把交誼俱樂部改成糖果店,讓他女兒經營。他著手開辦賭博登記經營業務,讓我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合夥,每人要湊2,500塊錢。我們在裡弄一帶到處觀看,看各種酒吧,有沒有我們可能購買的酒吧間。離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樂部,他著手把它改為炸魚、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來經營。12月中旬,我們到邁阿密海濱度了幾天假,住在雷鳥旅店,常常到一個叫「帽頂」的風景區,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廳裡,和我們認識的一大批老練黨徒在一起歡度時光。 
  勒菲蒂使用那輛租車時間已經夠長的了,因此,在聖誕節前,我們的特工把它盜了回去。勒菲蒂把車停在停車場,我們的特工進去,就像我過去那種偷車的方式把車盜走。一名特工把車駕回到密爾沃克隱藏起來,一直藏到行動結束。 
  「狗娘養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罵道。「他們一定是看見了,車後座上有許多聖誕禮品,所以就偷了車。」他還向警察部門報了案。 
  新年前後,勒菲蒂迫不及待地要弄錢。他那個貝特馬克斯錄像機買賣泡了湯。在新辦的彩票賭博生意裡,他幾乎就要被夥伴扔出去,因為他拿不出自己的份子來。他欠了25,000塊錢,邁克·沙貝拉緊催他還債。 
  接著——完全出於巧合——勒菲蒂從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芝加哥有一樁300萬美元的藝術品搶劫案。他說:「對,就是這個,一定是他。」他心裡估猜,根據其他贓物的分利情況,這次所獲中,他至少能分到25萬。 
  二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坎特打電話對勒菲蒂說,搶劫是他幹的,但是他還拿不到芝加哥那裡的紅利,還得等一個星期。勒菲蒂要我立即把坎特叫到這邊來,和沙貝拉一起面談。 
  打入進來的還有坎特的「女朋友」,是一個特工,隱蔽用名是捨莉。我們一道乘飛機到紐約,首先到了勒菲蒂的公寓。勒菲蒂把我和坎特帶進了他的臥室。 
  「好,現在你們注意聽我說,」勒菲蒂說,「我們要到邁克店裡去。邁克說什麼話,你們千萬要小心,因為這直接通到了老闆。許多老闆都捲進了密爾沃克的局勢裡面。」 
  勒菲蒂帶著露易斯一道,我們一共5個人,前往沙沙口拉旅館。 
  我們進了酒吧,受到了邁克的迎接。邁克和勒菲蒂談了幾分鐘就叫我和坎特過去。 
  邁克問到了密爾沃克的局勢,叫坎特詳細作出說明。他注意聽,一聲不吭。 
  接著邁克說:「我已經明白了密爾沃克的問題所在,我可以用三句話給你們說清楚:他們不想讓紐約的人待在密爾沃克;那個傢伙跑到前面和你拉手簽定協議;可是他又沒有那個權力。托尼,像你這樣一個普通老百姓,我本不同你談話的,現在我對你算是破個例。密爾沃克向芝加哥負責;芝加哥向紐約負責;像那樣的協議,密爾沃克沒有得到對他們負責的人的允許是無權那麼做的。」 
  「我明白了,」坎特說。 
  「托尼,你不明白的是,他們都得向紐約負責。街對面那裡就是老闆中的老闆。老闆們上個星期三在一起會談,芝加哥和密爾沃克方面都派人來了。街那邊的老闆作了個決定,對我們很有利。」 
  由於布拿諾家族的老闆卡明·甘蘭特仍然住在牢房裡,我們估計決定是由吉諾維斯家族的老闆范茨·鐵裡作出的,他是家族委員會的統領。邁克解釋說,決定指出;坎特仍然可以在密爾沃克進行自動售貨機營業,巴裡斯特艾裡如果願意還可以成為夥伴。但是,如果他不想再次成為夥伴,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礙坎特。如果巴裡斯特艾裡的確妨礙他,他就立即找勒菲蒂。決定對我們有利,因為巴裡斯特艾裡首先犯了錯誤。 
  坎特說:「我要是犯了錯誤,我就像個大丈夫的樣子,到對方跟前賠禮道歉。」 
  勒菲蒂和邁克兩人連連搖頭。邁克說:「一個老闆不會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正因為他犯了錯誤,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解除夥伴關係而又不作解釋。」 
  邁克把椅子往桌子後推一推——會見結束了。 
  我們又回到了捨莉和露易斯那裡。 
  勒菲蒂神采奕奕。「節前節後這段日子以來,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到心情舒暢。我對你說些事吧。由於那裡出現的局勢,我一直沒有受到別人邀請參加什麼聖誕宴會或者婚禮或守夜,什麼也沒有,甚至連一份聖誕彩券都沒有,就因為那邊的局勢。我心裡是什麼滋味。現在我快活多了。」 
  旅館裡一個彈吉它的藝人從我們桌邊經過,露易斯請他唱《教父》的主題歌。那位藝人先用意大利語、後用英語唱了那首歌。 
  「這個旅館經過重新設計造型,前幾天才重新開張,」勒菲蒂說,「你們看到這些大理石了嗎?花了我60萬。他全都從意大利運了過來。你們可知道,他運大理石的時候還運了什麼?毒品,海洛因。」 
  勒菲蒂想去馬德里莊園那裡,趕上那裡的夜總會活動。他對坎特說:邁克最近出了很大的力,應該給他1,000塊錢。「邁克將要去做些情況瞭解工作,把你的美國運通信用卡給他。」 
  由於邁克為此要納稅,勒菲蒂說要把納稅的錢加上,這樣邁克可以淨得1,000塊錢。 
  我們正要走,邁克把我和勒菲蒂拉到一邊。 
  邁克問我:「多尼,你現在還為這傢伙擔保?」 
  「對,邁克,像當初一樣為他擔保。」 
  「那好,我要你負責。」 
  勒菲蒂說:「現在,他是不是回去取錢?你和他一道乘飛機回去,一直跟著他,跟他一起把錢拿到手。然後,你把他連同錢一起帶到這裡來。」 
  「好,勒菲蒂,就這麼辦。」 
  我們沿著羅斯福大道行駛。勒菲蒂給坎特和捨莉講了一些沿途的風景。 
  他指著東河那邊說:「就在那一帶,是我們扔屍體的地方。有一次,幾個老練的夥計往那裡扔了兩具屍體。從七區過來的幾個警察正好看到了扔下的屍體。他們不想惹這份麻煩,就把他們的小船划過來,拖走了屍體,沿河扔到了下一個區域。這樣,他們就犯不著辦這件案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坎特去見勒菲蒂。他把迄今為止所花的費用全列了清單交給了坎特。他總共用去了31,500美元,其中17,500美元是為二老闆尼基·馬倫格羅要的。 
  「在和老闆們交談中,尼基大力支持了我們,」勒菲蒂說。「注意,是我在向邁克要求,允許你們在那一邊工作,是和我簽約的合同工作,這樣你們就有了閱歷,就能夠列在成為入盟的成員名單上。」 
  在飛往密爾沃克的途中,我和坎特分析了整個形勢。各家族的老闆在一起進行了會談,終究作出了決定,坎特可以在密爾沃克自由地開辦營業,與勒菲蒂分利。聯邦調查局要那麼個售貨機買賣業務有什麼用啊?在這項活動中,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既定的任務。執行這項任務,我們總共投入了50,000美元,其中包括給巴裡斯特艾裡的禮品,借貸,以及因為「打劫」而給勒菲蒂及其他黨徒的「分利」。大約再花一名特工的薪水,我們就有足夠的破壞能力,足以擊倒巴裡斯特艾裡的罪惡家族。但是我們不能再破費了。如果我們在密爾沃克再待更多的時間,巴裡斯特艾裡還會認為我們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要幹掉我們。因此,我們倆一致認為,「木材行動」已是到了結束的時候。 
  坎特這時可以脫身了——就好像他從打劫中撈到了錢,不想分給別人。我要設法冷靜下來。 
  我們住進了馬裡奧特小旅店。第二天,即2月7日早上,我和坎特被認為是一道乘車去芝加哥,去取他打劫的錢,然後帶著錢直接飛回紐約。我們和負責此案的特工為坎特作好了撤退安排。那天早上,坎特走了,他在密爾沃克的破案任務已經結束。 
  過了一會,我打電話告訴勒菲蒂,我們改變了計劃。我說:大約在上午9點,我們把衣服及一切東西都裝上了車,準備啟程。這時候,坎特接到了他要見面的那個傢伙打來的電話,即我們使用的代號稱為「帶珠寶的人」。那人說,坎特不能帶任何人同他一道,只能單獨前往,否則他就拿不到錢。所以說,坎特就單獨走了。但是,他計劃去了就回來,和我一道乘車到紐約。現在已經是傍晚的時候了,他還沒有回來,也沒有給我打電話,我擔心出了什麼事。 
  「很可能把他幹掉了,」勒菲蒂說。 
  「哎呀,請別說了,勒菲蒂。」 
  「注意,你就待在那裡別動,別跑到外面吃飯,否則一切都完蛋了。」 
  「勒菲蒂,我還能往哪兒走呢?這兒外面,媽的在下雪,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口袋裡只有40塊錢,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其餘的所有東西都裝在他車上。他訂了去紐約的飛機票,我待在這兒毫無辦法。」 
  「他似乎有什麼心事?」 
  「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說,我們會見了邁克,營業能順利進行,他感到高興;你對他沒有什麼抱怨,他也感到高興。」 
  「我這邊的錢都花光了。你不要離開他,這是你待在那兒的目的。一個小時以後給我打電話。」 
  一個小時以後,我打了電話。 
  「什麼動靜也沒有。勒菲蒂,你以為他被逮住了?」 
  「不,我不是那麼看的。可能是他心臟病,可能住了醫院,天曉得。你要是一心一意照要求去幹,也不至於發生這種情況。你回來以後,在這兒要判5年緩刑期。這幫傢伙天天反對你,夜夜和你作對。你犯了一次錯誤,你要受到審查。」 
  「我知道。」 
  「你知道個屁。注意,你待在那裡,什麼地方也別去,沒有衣服,好在房間裡能叫到飯菜。這些情況他知道,他會回來。15分鐘前,那個傢伙又打了電話給我。」 
  「你是說邁克?」 
  「他說,『你不知道目前的情況,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是這樣的,他纏在那邊脫不開身。』你把這種東西介紹給了我,現在讓我弄得左右為難。」 
  「他可能受到驚嚇。」 
  「那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你連怎麼跟人說話都不懂,不知道察言觀色。我說你什麼也不懂。大街上一個毛娃娃,同老練的成員混在一起,比你們倆都強。不提它了。像你這種見識,在紐約市裡連5分鐘也混不下去,因為你的思想方法不對勁。你什麼事兒也不煩,你在笑什麼?」 
  「我沒有笑,我是在咳嗽。我得了感冒,這幾天氣凍得人直哆嗦。」 
  「別睡覺,我們每個小時都要打電話。」 
  一小時後,我說:「這傢伙怕是受了騙。」 
  「你怎麼會這樣想?」 
  「那傢伙當時什麼都很高興,把我的衣服全都裝上了車。去那兒一趟來回需要4個小時。他平時幹事不像這個樣子。他應該打個電話來呀。」 
  「我不信他會受騙。別讓我心煩了。我以為,他在芝加哥那裡遇到了麻煩。」 
  一夜電話打來打去不停。第二天早上,我說:「勒菲蒂,注意,我剛才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人問我:『托尼在那裡嗎?』我說:『他出去了一會。』那人說:『我是他朋友。本來約定昨天在芝加哥和他見面,可他根本就沒有來。我以為你會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那人可能就是搞珠寶的。他根本就沒有見到托尼。」 
  「你注意收聽廣播,到樓下去買幾份報紙。因為這傢伙什麼事兒沒有,要麼報紙上會有醒目的報道。什麼事兒報紙都刊登。有電視嗎?就一直看新聞頻道。」 
  「可是他在芝加哥,對嗎?這兒是密爾沃克,兩地相隔有100英里。」 
  「難道密爾沃克收不到新聞報道。凡是芝加哥能收到的,密爾沃克就能收到。」 
  「司法部門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對你說吧,那電話是托尼想查一下看你是不是還在那裡。他叫別人打的電話。」 
  「他為什麼要查我?」 
  「我也不知道他頭腦裡想些什麼。」 
  一小時以後,我對勒菲蒂說:「那人又有電話來,他說:『別等你朋友了,他不會回去的。』」 
  「他怎麼那樣說?」 
  「我怎麼知道呢?我只是守在這兒回電話。他離開已有24個小時了。」 
  勒菲蒂說:「他不會回來,這是因為托尼在芝加哥打電話!叫他的朋友打的。可是你的衣服是在機場還是什麼地方,連這點客氣話也沒提,是嗎?」 
  「他只說別等你朋友了。」 
  「一兩個小時以後,你還會接到電話,看你是不是還在那裡。下次他打電話來,你就說:『你告訴那個混帳托尼,把我的飛機票和衣服媽的放在機場。他就是永遠不回到紐約,我們也無所謂。』口氣要硬,就像我這口氣說話。看他怎麼說。」 
  「好的。」 
  稍停一會,他接著說:「這個傢伙,他娘的,會不會是個特工啊?」 
  「你是指誰?」 
  「托尼。」 
  「我不知道,勒菲蒂。」 
  「我曉得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這就是你的名言。媽的,我煩死了。我現在根本不想對你發火。我52歲了,我活著的日子全都坐牢去,就因為這個王八蛋搞得我好苦,就因為我還得處理這些混帳事。我在裡弄已沒臉見人。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要處理這個傢伙。這件事我要憑我那死去的父親,誓死也要搞個痛快。」 
  「勒菲蒂,這事兒讓我們慢慢解決。」 
  「解決,沒問題。無論他到什麼地方,我都要把他追到。我在芝加哥拍了他三張照片,我要沖洗1,000張,到處散發,在菲尼克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一帶到處散發。我一旦傳出逮這個王八羔子,別提了。他躲過一年半載,管屁用。他躲在哪裡,誰都不會和他接觸,等到我和你去那裡收拾他。我拼著這條命也要抓到他。他弄得我好難堪。」 
  「他也讓我難堪。」 
  「別提你了,我在桑樹街上真不能混了,就因為我跟這個惹禍精攪在了一起。」 
  「他現在怕是把錢藏到什麼地方了,」我說。 
  「錢不錢,我倒不在乎。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他的下落,那才痛快。」 
  「我以為他被幹掉了,勒菲蒂。沒錯啊,要不也不會一走24個小時,連電話也不打。」 
  「我不信他被人幹掉。如果他們要幹他,在密爾沃克就能動手。我估計,他是不肯把錢拿出來。」 
  「但是,如果那人就是和他一夥的,他也想幹掉他,那你就什麼也得不到了。」 
  「我不會失去什麼。只要報上沒有報道,那傢伙又不回來,娘的,他就是上天入地我們也要把他追到。你接到的那兩次電話我很厭惡,毫無意義,因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幹了那樁事。他們也不打電話,他們給了你什麼啦?多尼,你現在要幹點事。去租一輛車,就用你的信用卡。去兩個地方。先去密爾沃克機場,再去芝加哥機場。汽車要停在機場裡。如果他的車還在機場,那就清楚了:他撇開我們逃跑了。」 
  「發現他的車,然後什麼?」 
  「然後我就到那邊去。我們把車箱打開,看下面有沒有他的屍體,或者你的衣服可能還在。」 
  我琢磨著,去一趟芝加哥,查一下機場,來回要6個小時。我整天就待在旅館房間裡看電視,看看戶外的大雪,不向服務人員要任何東西,不回答任何電話——好像我真的不在那裡。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我去了那兩處機場,我沒有找到他的車。但是在芝加哥,我向停車場的工作人員講了那輛車子的情況,問他們可見到過。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說,前天晚上他的確看到了一輛那樣的白色卡迪拉克牌轎車。他說,警察拖走了那輛車,還聽他們說起車座位上的血跡。「勒菲蒂,我認為他被人幹掉了。」 
  「我不那麼看。這事兒有點可疑。」 
  「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這兒,錢用光了,我穿的還是兩天前穿的衣服。我要結帳離開這兒。」 
  「好吧,到這兒來,隱蔽一下,別讓邁克看到你。多尼,我才把這些話對你講。我對你要不是那麼愛護備至,你早就媽的丟了腦袋。邁克不能像我這麼愛護你。」 
  我離開了密爾沃克。回到紐約以後我還得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究竟中了什麼邪,我還是沒有弄明白。但是,如果我們的行動像我們估計的那麼順當,我可能受到一點懲罰,而不至會丟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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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孫尼·布拉克



  我沒有受到懲罰,也沒有判什麼緩期罪。邁克·沙貝拉對我很冷淡。但是,由於我不是入盟黨徒,在判斷上有些過失得到了原諒。我放跑了坎特,放掉了20萬美元,勒菲蒂對此總是耿耿於懷。我在這一帶晃來晃去,度過了幾個月,假裝為我和勒菲蒂找個下手的地方。 
  7月份我在邁阿密,勒菲蒂突然打電話叫我買紐約報紙。他說:「你會大吃一驚的。」 
  卡明·甘蘭特被打死了。這個布拿諾家族的老闆在亞特蘭大聯邦政府牢房裡才蹲了幾個月。往日我和勒菲蒂在沙沙貝拉旅館外面常常為他站崗放哨,那時我就擔心自己遭到暗算。現在,卡明本人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仰面躺在血泊之中,嘴裡還緊緊叼著雪茄。在布魯克林的布什維克地區,拉鏈活動分子經常出沒的尼克鮑克大街上有一家喬和瑪麗開辦的意大利美國飯店,卡明·甘蘭特正在那後院裡吃午飯,三個人對他開了槍,把他打死。飯店老闆和一位朋友也被打死。與甘蘭特一起吃飯的另外兩人經查明是甘蘭特貼身保鏢:鮑爾多·阿邁托和凱撒·邦萬特。這兩個人都是拉鏈行動分子,我在多依蘭交誼俱樂部裡曾經見過。在開槍以後,他們倆逃跑了。 
  「啊呀,」我在給勒菲蒂的電話裡驚叫一聲。 
  「形勢將有重大變化。」 
  「那麼,我們該怎麼跟別人相處呢?」 
  「這在電話裡不好談,你立即過來。」 
  一個家族的老闆被打死,事情並不到此就了結。如果一個派別得到家族委員會的允許推派一名老闆,那麼競爭的派別或效忠於已死老闆的派別一定要服從,要麼就被消滅。有勝方,也有敗方。有時候,一派要經過好幾年才取得勝利,殘殺才停止下來。我現在還不知道各個派別的情況,也不知道勒菲蒂最終採取什麼立場。勒菲蒂憎恨甘蘭特,但僅憑這一點不能說明問題。據說,拉鏈活動分子是甘蘭特挑選的人。但是,他被打死那時候,和他一起吃飯的主要拉鏈分子是兩個人,這也說明了組織結構的情況。因此,我不知道各人所採取的立場,當然也意味著我也不知道自己應採取什麼立場。 
  我在瑪迪森大街糖果店外見到了勒菲蒂。 
  「勒斯蒂·拉斯苔尼是新任老闆,儘管他還待在大牢裡,」勒菲蒂說,「我們將歸孫尼·布拉克管教,他是個入了盟的副官。他要接管邁克的人馬。」 
  「多米尼克·孫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諾」和布魯克林的布拿諾家族成員待在一起,我見過他一兩次面。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布魯克林的黨徒待在布魯克林,曼哈頓的黨徒待在曼哈頓。孫尼因為搶劫而坐牢。我大部分時間也都是干搶劫工作。 
  「邁克怎麼樣?」我問。 
  「他和尼基據說要被處死,但是由於許多人都喜歡他們,他們就免了難。他們作個交易,以降職代替。」 
  邁克·沙貝拉和尼基·馬倫格羅同意降職處分。現在他們只不過是勒菲蒂手下的普通兵丁。他們很幸運。 
  「這些變化,叫我們怎麼辦?」我問。 
  「我們沒問題,我本來以為我也要被幹掉。」 
  他說,甘蘭特死了以後,他接到了孫尼·布拉克的電話。孫尼雖然知道勒菲蒂是邁克·沙貝拉手下的人,但還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見,地點在布魯克林的格拉漢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個酒吧間,那是孫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對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為他們也要幹掉我,因為我一向緊跟著邁克,」勒菲蒂說,「他對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兒去,這事不准告訴我自己的副官。我沒有辦法,只好聽命,因為我知道孫尼現在是個有實權的人物。我駕車到布魯克林見孫尼,究竟幹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會見的氣氛很友好。孫尼向他談到局勢的變化,誰遭到貶降,誰會成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說了出來。我在交誼俱樂部裡見過的那個胖子喬伊·馬西諾被任命為副官;多依蘭俱樂部的另外一個傢伙薩爾·卡塔拉諾成了拉鏈行動的老闆,拉鏈活動分子都是從西西里那邊運到美國來的。甘蘭特被打死那時候,一個瘦條條的拉鏈活動分子凱撒·邦萬特在陪他吃飯,也成了副官。他才28歲,是家族裡最年輕的副官。孫尼讓勒菲蒂作出選擇:要麼跟他,要麼跟喬伊·馬西諾。但是,孫尼想要他。 
  「我就說,『啊,我當然跟你幹。』」 
  在黨徒之間打交道,你所問的問題只涉及你個人方面。本來是很正常的好奇,對於一個老練的黨徒來說也屬於不正常。老練黨徒不會轉彎抹角去問是誰幹掉了老闆。看上去你過於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麼,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說:「多尼怎麼事事愛打聽?」 
  聯邦調查局可能從知情者那裡得到兇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況,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動超出了界限。作為一個聯絡黨徒從邏輯上說應該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險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應該知道的還多,我還得要對此進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這樣的負擔。 
  大街上,人們對殺害老闆的兇手談論得並不多。家族的政策並不改變。黨徒內部有一條不變的政策:你弄到了錢,你就得交一部分給上面。要變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黨徒或聯絡黨徒對此毫無過問的權利。你只顧幹你的行當,權力由各個派別的頭頭們進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時候,」勒菲蒂說,「情況將會有所變化。」 
  他喜歡「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們本來就是老交情。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拉斯苔尼,因為他犯了搶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關在牢房裡。 
  在桑樹街上漫步,經過沙沙貝拉旅館的時候,我意識到:邁克·沙貝拉已經不再擁有權力。想到這一點,心裡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有一次,勒菲蒂說:誰也不會採取什麼重大行動。他還干他的支票騙局和彩票行當。他決定把那爿炸魚、炸土豆片的店舖改成快餐烤雞食品店,叫他女兒經營。由於附近都是住宅區,所以店舖將會有穩定的收入。他想購買拐角處的一家酒吧,但我們要拿出6萬塊錢。聯邦調查局根本不想出這種錢,我也不想待在一個酒吧裡把自己束縛住。 
  這時候,我的行動已經有些自由,可以到處轉轉,還可以參與別的破案行動計劃。別的特工可以把我作為聯絡黨徒和他們在紐約的朋友向別人介紹。這樣可以提高他們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對勒菲蒂說,我想要掙一些大錢,因此要到四周對一些情況作點瞭解。我為調查局各種不同的特工搞調查研究作過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蘭和西南部一帶。這些地方的行動計劃有的還在繼續,有的一無所獲,有的我還不便講。 
  拉裡·基頓是在洛杉磯外執行任務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個城郊的城鎮上,涉及到一幫黑人。他們從事對政府官員的政治腐蝕、賭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這些匪幫表明他與黨徒有聯絡關係,要我到拉斯維加斯去,扮演一個代表某個老闆的黑手黨黨員。他讓另外一個夥伴扮成這個老闆。 
  要我擔當的作用是:看看這幫傢伙所幹的一些項目中有沒有值得向老闆匯報的東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們和老闆見面,教他們言談舉止。 
  我來到了沙漠旅店,我們租了一大套房間。他們來了四條漢子,個個長得結實,衣裝入時,都是滑頭滑腦的花花公子。我們把他們安排在房間裡,叫他們坐有坐相。有個傢伙把雙腳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說:「像你那樣蹺著腳,你以為能同老闆談話?你不尊重傢俱?」我教訓另外一個傢伙說:「哪能像你那樣躺在沙發上!坐好,要表現出會見老闆很有興趣的樣子。」 
  拉裡說:「要明白,這位夥計真的難得轉到這兒來。要是老闆來了,你們弄得不成體統,那就是叫我臉上無光,因為這裡一切好壞都與我有關。」 
  這時候,他們一個個挺斯文地坐在那裡,顯得思想很集中。我對他們一個一個地問話:「你,再說一遍,叫什麼名字?幹什麼活?」他們告訴我:他們運可卡因、大麻,開賭場。我說:「我們要確保你們受到當地政府官員和司法官的保護。」我要他們講一講自己能幹些什麼,因為我要計算老闆花多少時間。他們說:「我們買通了城裡一些政府官員和司法官。」他們真想要我相信:他們有資格和老闆見見面。他們向我說了姓名、年齡、人數及計劃。 
  「嗨,慢慢講!」我說。「老闆進來以後,你們要慢慢講,一件一件地說清楚,因為老闆不想對任何事還問個再說一遍。他沒有同黑人談話的習慣,也不想聽黑人的亂七八糟的談話。」 
  另外,我們在房間裡安了竊聽裝置,我們就可以確保得到所有的情況。 
  我說,老闆進來,他們要站起來,表示敬重,別指望要同老闆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闆。沒有問到他們就不准說話。他們不該期待老闆對他們講話,因為老闆不直接同普通人說話。老闆只是到這兒來走一走,表示對拉裡的喜歡,因為拉裡非常尊重他。我們大肆渲染了一下氣氛,叫他們一個個專心致志,特別要他們注意行動無誤,好端端地坐著,說話要慢、要清楚。 
  接著,我到隔壁房間去叫老闆。 
  老闆就是化名為史蒂夫的特工,裝成老闆真是天衣無縫。他身穿一套黑西裝,白色領帶,翻領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體敦實,黝黑的臉膛,濃密的短鬚,樣子就像電視裡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裡的弗蘭克·尼蒂。 
  我耀武揚威地把他領進來,端了椅子讓他坐。 
  「啊,好,唐納德,」老闆說話了,「給我介紹介紹這些先生們啦。」 
  我一個一個地介紹了他們。我說:整個情況我已經告訴了老闆,你們一心一意在干,還能有大的行動,他非常高興,因為他很看重拉裡。他不想看到拉裡處於對他不利的任何環境。 
  啊,不會,他們說:我們不會那麼幹。 
  老闆史蒂夫一聲未吭,只是點點頭。他問他們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問問老闆。沒有,沒有,沒有。接著我問史蒂夫:「老闆,可有什麼話對這些先生說說?」 
  他說:「你告訴他們,這兒事事都幹得不錯,我對此感到很高興。」 
  我重複了他的話,然後說:「好了,就到這兒了。」我送老闆出了門。 
  整個活動用了大約40分鐘。 
  這件案子我沒有什麼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為拉裡把他們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邁阿密一帶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度假,在賽馬場、賽狗場裡輸錢,找交易。邁阿密像拉斯維加斯一樣,多少是個開放的地方。各個家族的黨徒,只要不干擾別人的事,大家都能幹自己的行當。勒菲蒂總是在打著主意,想著怎麼樣擠進賺大錢的地方——佛羅里達。我們一有什麼活兒,手頭有些現款,他就想著要買個酒吧或娛樂場所。他常常說:「要是抓到個像樣的娛樂場所,那你就發了大財。」 
  我們常常待在悌維爾旅館或雷鳥旅館,因為他知道那裡住著許多老練黨徒,他不時地把我向他們介紹介紹,其中還有一些布拿諾家族的成員,他們就住在這一帶。勒菲蒂非常喜歡到悌維爾旅館,因為經理尼克是個堅定的黨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談起要搞個娛樂場所,或是在一家旅館裡搞一間賭室。尼克聽他說話總是睜著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邁阿密,那時候有一批黨徒帶著妻子或女朋友從紐約到這邊來度假。他們老是談論著,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為自己的那艘船已經沒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觀光觀光。 
  這一時期,隱蔽的「螫刺行動」,即人們熟悉的代號為ABSCAM行動正在進行。此案最終將有幾名議員被逮捕,因為他們接受了裝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賄賂。聯邦調查局為實施這一行動,用一艘輪船招待目標中的人員。這艘船名為「左手」,是中國製造的一艘白色汽艇。當時這種型號的汽艇世界上只有兩三種。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長。 
  巧得很,從事這項ABSCAM行動的隱蔽特工我認識,他的隱蔽姓名是:托尼·戴維塔。我和他取得了聯繫,說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氣艇,讓一幫老練黨徒和他們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們將會非常感動。我問他:ABSCAM行動是不是即將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說:此案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對外公開。他在行動日程表上找了一個公開接待的日子,為我們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對那伙黨徒說,我在勞得戴爾堡那裡和一個女人玩在一起,她對我說,她的兄弟很有錢,還有一艘很漂亮的船。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亞,但那艘船停泊在勞得戴爾堡的66號碼頭。她兄弟來的時候,她介紹了我。我們很談得來。他讓我見到了船長,並且說:歡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興。我們共有十幾個人,包括勒菲蒂和116號的荷裡得酒吧店裡的一名招待。我們出去買了意大利冷切肉、麵包、橄欖、醃漬食品以及配菜。女人們製作了三明治。冷凍箱裡塞滿了啤酒、紅酒和蘇打。東西都堆到車上,大家開往66號碼頭。 
  他們一看到船,個個都高興得像發了瘋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為自己的夥伴能為大夥兒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說:「真他媽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這麼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時候,一個個歡呼雀躍。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問我,「你不是說那女人有個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來。」 
  但是,我的確帶來另外一個人。對於從事另一項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為了感謝他,我帶了一名搞隱蔽工作的警察,讓他跟這伙黑手黨人混在一起。這位警察的化名是羅基。帶羅基一道遊玩,這樣他以後在辦案中若碰到歹徒還可能與他們拉上關係。 
  我們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幾個人還帶了照相機,挺高興地相互拍照。 
  然後我們返回,把船停在一個小碼頭旁邊,又吃喝了一頓。大家說:「遊艇這麼大,真沒見過!乘這樣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馬都沒有問題!」 
  這天真是痛快。事後,我把ABSCAM行動以及船的事全都置於腦後。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帶到了邁阿密。我和他們一道去雷鳥旅館吃飯,然後觀看表演。我們去得很晚,儘管我們緊催店老闆,但我們還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張桌子旁,因為那場子已經擠滿了人。 
  一個喜劇演員登了台。我以為他是澳大利亞人。他開始對觀眾表演,對坐在靠近舞台的觀眾鬧點玩笑一類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們這一邊。 
  勒菲蒂揮手要他離開,說:「別在這兒打擾我們。」 
  那位演員以為自己善於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連三地說些俏皮話。 
  「我告訴你了,叫你拿著麥克風到那邊去,」勒菲蒂邊說邊指著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員還不肯罷休。突然間,勒菲蒂跑上舞台,從演員手裡奪走麥克風,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後回到演員這裡。「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對我說:「如果這傢伙再要到我們這兒,你就上去,把他媽的從舞台上拖下來。」 
  那演員到了那一邊,但仍然對著我們說些譏諷話。觀眾都以為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結束以後,勒菲蒂對我說:「去對那傢伙說說,下次表演別往我們這兒來。」 
  我追上了那傢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夥計,下次你可得注意一點。我們還要進來看,你就當作我們不在這兒,當作根本不知道我們。」 
  「你聽著,」他一面說一面掙著要走,「我一向對觀眾就是這樣,不能因為你們不喜歡就改變我的演出。」 
  我隨手就給他肚子一拳,打得他東倒西歪,然後把他又拉了回來。 
  這時候,經理已經來到了我們這裡。他問:「多尼,出了什麼事?」 
  「你看清楚了,我們盡量叫他別惹我們。」 
  「是啊,我也一直在對他使眼色。真對不起。」 
  我放了那個傢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澤西那邊一個老練黨徒的電話,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1的一個夥計,負責解雇了那個演員,對頭天晚上發生的事表示歉意,並且邀請我們還到那個地方去,他當天晚上要設宴招待我們。 
   
  1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號「堵漏」。 

  我們去赴宴,所有費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賠禮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說。「那傢伙簡直是個混帳。多尼已經教訓了他一頓。」 
  在我搞隱蔽工作的初期,隱蔽特工查克曾經辦理錄音機和音樂會方面的案子。現在,查克在邁阿密辦理銀行案子,因為有些銀行為哥倫比亞和古巴顧客用瞞匯漏稅法在犯毒資金上打掩護。聯邦調查局立此案代號為「班克捨爾斯」。歹徒們總是尋找各種方式瞞匯漏稅。查克以為,我可以把布拿諾家族的人引進來。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這件事,向他建議:我們或許可以指派一些顧客進去,參與分利。他決定,我們應該打進去,要與背後策劃人相會。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見面,因為多年前,他在紐約市裡曾以「作證」特工而不是隱蔽特工與勒菲蒂見過面。我們引進來尼古拉斯·J·羅爾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亞工作過,從聯邦調查局退休以後一直就住在那裡。他扮演的是搞大買賣的自由職業者,是一切活動的總後台,各銀行之間的交易都由他來總負責。 
  我在無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們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認識的那個女人的兄弟。把一個有親屬關係的人帶入伙,比單純帶一個普通人入伙,就會使我們這一夥的買賣更具有真實性。 
  我們接著就和尼克見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個大款。他在基·比斯凱涅酒店請我們喝酒吃飯,還向勒菲蒂介紹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為各銀行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托尼和邁阿密一家銀行的總裁一起工作,那位總裁是個古巴人,在他的銀行裡為販毒錢財瞞匯漏稅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銀行裡瞞匯漏稅的業務與紐約取得聯繫。他還想走私可卡因買賣。在那個時間,你在哥倫比亞買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紐約出售大概高達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對毒品的態度是:什麼中間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們自己幹,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倫比亞弄到貨。他說:「我在紐約不需要任何人,多尼進去幹,誰也搞不清他的買賣。」弄到了錢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麼使你發財,要麼就使你掉腦袋,要麼又發財又丟腦袋。由於我們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裡的黨徒,甚至還不是美國人,勒菲蒂認為值得冒險去幹。 
  佛南德斯把這個建議轉告了那個古巴人、銀行家,說他要與紐約來的老練黨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幹買賣。銀行家立即表示同意,並在他的銀行裡安排和我們見面,就細節問題進行討論。 
  我和勒菲蒂與佛南德斯來到銀行家的辦公室。那位銀行家卻要講西班牙語,因此佛南德斯就當了翻譯。我們坐下來,開始就價格等問題進行細節上的討論,以及買賣如何實施。那位銀行家突然躲躲閃閃,對於毒品買賣的事一問三不知,也不知道瞞匯偷稅的事。很顯然,交易很難做成。對於這個傢伙採取跳踢踏舞的態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這個銀行家,勒菲蒂想從可卡因上賺大錢。 
  我們走了。我們不知道那傢伙為什麼那麼鬼。勒菲蒂是個很嚇人的黨徒,可能是他嚇壞了對方。 
  其實嚇壞了對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後來,佛南德斯去問他出了什麼事。那位銀行家說:「我看多尼那雙眼睛,簡直就是個殺手的眼睛。如果在哥倫比亞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他回頭來會砍我的腦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傢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說:「在黨徒裡,我是真正的殺手,可他卻怕你。」 
  我們失去了在哥倫比亞的毒品聯繫,這對勒菲蒂來說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對尼克說:「要找人同這個銀行老闆談談,對他說一說:你答應了的事怎麼又反悔,白白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哪裡像意大利人幹事的樣子。」 
  一個隱蔽姓名叫托尼·羅西的特工,在佛羅里達設法打進賭博行業,因為那行業有可能使他接觸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動了25年之久,是佛羅里達州黑手黨最大的首領。他在哈瓦那開辦過卡西諾賭場,一直辦到卡斯特羅掌握了古巴政權。肯尼迪執政期間1,他因為同意參加中央情報局暗殺卡斯特羅的行動而名噪一時。 
   
  1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國第一35屆總統(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殺。 

  羅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內為維護紀律而設的執法殺手,是個保護紙牌賭博的鐵腕人物。幹了幾個星期以後,羅西和其督學員托尼·丹尼爾斯都認為:那種差使對於破案工作進展不夠快。 
  托尼·坎特參與了羅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爾沃克從事「木材行動」的經驗。他們想到一個辦法:開夜總會。利用夜總會作為行動場所,以此來打進特拉弗坎特家族。這個行動代號叫「冷水工程」。 
  辦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們和隱蔽特工進行聯絡。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傑克·凱斯、比爾·加納和邁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們在帕斯科縣的荷裡得一帶租了一家俱樂部,離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於繁忙的美國19號公路上。這是一幢八角形大樓,圍地有5公頃,一直是一個網球俱樂部,有六個網球場,他們稱為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 
  羅西被推為俱樂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無權從事賣酒的營業,這是私人的「飲酒俱樂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為會員。人們自己帶酒,收在酒吧後面的小鎖櫃裡,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錢。 
  羅西和坎特僱用了:一名管理網球場的經理,幾個酒吧招待員,女服務員,一名鋼琴演奏員,還有一名俱樂部經理。誰也不知道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行動。俱樂部全部裝修一番,酒吧換上新顏,窗簾、橡木桌子、帶墊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煥然一新。大門上有個窺孔,門上的招牌上寫著:第一流網球場屬私人娛樂場所;他人不得入內:會員和客人進門要按鈴。 
  他們開始在俱樂部的後室裡搞撲克賭博,房東收5%的利。他們給帕斯科縣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付錢,請他保護。他們引誘那些搞小型的貴重贓物交易、從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誘進來的有幾個人是干垃圾行業的,他們就提出個點子:成立一個「車伕協會」,這樣會員就可以控制這一帶,不准外人進來。 
  一些亂七八糟的黨徒開始在這兒溜躂,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紐約的黨徒。他們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種聯絡,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 
  坎特建議,我或許能把布拿諾家族的成員帶進來,如同我們往日在密爾沃克所做的一樣。我們說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與佛羅里達老闆聯絡的人員允許他們在這一帶活動,他對於我們這兒的興趣如同對布拿諾成員的興趣一樣。正如我們在密爾沃克一樣,我們在這兒說不定也能與特拉弗坎特舉行會談。當然,坎特不能參與這樣的行動,他無論如何要迴避,因為他過去的那段歷史已經成了他行動的障礙。 
  10月份的一天,聯邦調查局總部突然傳下來命令:要我撤回去,結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調查局發現,密爾沃克的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已經知道,托尼·坎特是個特工,按照黨徒的準則,他下一步就要把情況告訴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們眼看著就會把矛頭對準我。 
  這個決定是總部的上層人士作出的,事先並沒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們講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夠的基礎可以繼續工作下去。 
  我乘飛機到了芝加哥,會見了邁克·鮑特肯傑克,他是「木材行動」的專案特工。我陳述了案情。 
  巴裡斯特艾裡顯然沒有把情況傳到紐約那邊。我們估計,即使他最終會傳過去,會發生什麼呢? 
  紐約方面獲得情況以後,要幹掉我,的確事先不一定有什麼警告。但是,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是我把坎特引了進來,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在引他進來時非常謹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作了擔保。如果勒菲蒂問到我,我會說:「你看,我不是同你說過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幹過一些事。我對他沒有什麼可挑剔的。要麼他10年前就是特工——還是怎麼的?當時我不知道,現在也並不知道多少。」勒菲蒂會相信我說的話。再說,他也感到左右為難。當時他為了使巴裡斯特艾裡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親自對巴裡斯特艾裡說:他瞭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還有,在「活躍氣氛」那次宴會上,巴裡斯特艾裡曾經介紹過坎特,說坎特是來自巴爾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鮑特肯傑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還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他是紐約犯罪組織工程的協調員。不過,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抓緊工作,而且全靠電話交談。我們說服了總部的吉米·耐爾森。他是「木材行動」的督學員,也是我早先在紐約工作的同事。 
  他們在總部的高層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後,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許我繼續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華盛頓那裡仍然顧慮重重。從那以後,人們不時地為我的安全擔心,認為我應該要撤退。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被說服:我應該隱蔽幹工作,我會安然無恙,我們的情況越來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對。但是從那以後,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每當家族裡有人打電話要會見我的時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裡斯特艾裡終於把情況透露過來,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兒乘飛機到了新澤西,要和親戚們在一起度過聖誕節日。 
  聖誕前夕那一天,所有的黨徒都四處活動,到各個交誼俱樂部去向別的黨徒表示節日的祝賀。凡是你認識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個場所,包括沙沙貝拉旅店以及黨徒出沒的其他飯店。 
  聖誕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與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飯。桌上放了一棵聖誕樹,我和勒菲蒂交換了禮物:他給我兩件襯衫,我也給他兩件襯衫。 
  大約在11點的時候,我回到了澤西市,「要見一見我的女朋友。」 
  聖誕節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區,和勒菲蒂一起度過節日。我們又一次到各個旅店、娛樂場所轉轉。下午4點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澤西市,和家裡人一起度過了節日。 
  聖誕節的第二夭,我們全都回到了工作崗位,大家忙忙碌碌於自己的活。 
  勒菲蒂終於把兒子湯米改正過來,讓他改掉了吸毒的惡習。他把湯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復中心。接著,他給他在富爾頓魚市場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湯米和一個女人住在一起,還有了個孩子。 
  一天下午,我來到116號荷裡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裡,滿臉怒氣。他告訴我,湯米的女朋友打電話對他說:湯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給她錢買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樣子,湯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氣得沒法說,因為湯米沒有照顧孩子。 
  「多尼,他說好了要到這兒來,我好同他談談。可他還沒來。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媽的狠狠揍一頓。然後,你再把他帶到我這兒來。」 
  我不能揍他的兒子。因此,我採取拖延時間的辦法。「出了什麼問題?」 
  「媽的就那個問題,不是對你說了嘛。」 
  「嗯,可我是說,是毒品,是女人,還是什麼?」 
  「多尼,給我把他找到,耍個計策,帶他到我這兒來。」 
  幸好,湯米這時來到了酒吧,朝我們這邊走。勒菲蒂破口大罵,數落他的惡習,不照顧孩子。湯米想解釋,勒菲蒂不聽,只想把他兒子罵出門。 
  從1979年秋天到1980年2月份這一段期間,我漸漸培養了勒菲蒂對第一流網球場的興趣。我對他說,我在皮茨堡認識的一個朋友,來到了坦帕市一帶,來勢很凶。來了以後就開了一爿夜總會。他和任何人都沒有聯繫,受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黨徒的凌辱。我們可以乘機打入進去。勒菲蒂很感興趣,叫我注意動向。與此同時,羅西對人們介紹我,說我是他在紐約的親戚。 
  最後,我給勒菲蒂打電話,對他說:我認為,與這個傢伙結伙可以得到很大的好處;眼下正是宣佈進去的恰當時機,免得其他人乘虛而入。 
  「我們從他那裡能弄多少錢,多尼?」勒菲蒂問我。「我們第一趟去至少要弄到5,000美元,因為我首先要徵得孫尼的同意。如果他同意,我要給他2,500美元。另外2,500美元,我給你一份利。」 
  「好,我去落實。」 
  但是我對羅西說:「托尼,我們不能一下子就給他5,000美元,最多只能給他2,000美元。他會催要,但不用擔心。」 
  我和羅西的關係,正如我同坎特在密爾沃克的關係一樣。我是黨徒的代表,他是地方商人,儘管他的作用還不像坎特那麼「直接」。我要處理好勒菲蒂,或者紐約方面的其他老練黨徒。 
  在3月份,勒菲蒂第一次來到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我和羅西開車帶他到坦帕市西邊的塔彭斯普林斯市,市內有色彩豐富的希臘人居住區。 
  勒菲蒂說:「多尼,叫托尼對我說說情況。」 
  我叫羅西向他講。他對勒菲蒂說到了俱樂部,賭牌室,以及不三不四的黨徒出沒的情況。他說,一個叫吉米·伊斯特的黨徒,是盧克徹斯家族的副官,答應他在這一帶搞賭博場。兩個前紐約黨徒,名叫約-約·弗塔佩裡和吉米·阿瓜弗裡達,給俱樂部幫了點忙,說他們和大人物有聯繫,正在設法成立垃圾工的壟斷組織。 
  「我對那幫黨徒很厭惡,」羅西說。「他們談自己是紐約的黨徒,可是什麼也拿不上來。我想幹些事——可能還要在奧蘭多那邊干,因為我在那邊買通了一名地方檢查官。可是,我不想讓這些傢伙纏著我,因為他們搞不出什麼名堂。」 
  「還有沒有人在俱樂部投資?」勒菲蒂問。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錢。」 
  「沒人合夥?」 
  「沒有夥伴,就我自個兒。」 
  勒菲蒂說:「既然沒有別人投資,你又沒有夥伴,這就是說,我和你可以合夥。如果有什麼人問你,你就說,我在俱樂部裡投資了15,000美元。」 
  黨徒之間的章法是:一旦某個黨徒在俱樂部或是別的行業裡投了資,他就是夥伴,別的黨徒就不能擠進去,因為他要從別的黨徒那裡獲利。因此,你和黨徒合了伙,你就得到了保護,也就是說,你花錢買了「平安」。 
  我們回到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坐在後面的羅西的圓桌旁。女招待員根本不知道那桌子旁坐著什麼人,除非要她們進來。室後有落地窗,通向後面的網球場。羅西指了指阿瓜弗裡達,他坐在酒吧裡。 
  勒菲蒂說:「托尼,你去告訴他,叫他見一見你的要好朋友勒菲蒂,是紐約市的老練黨徒。」 
  羅西把阿瓜弗裡達帶到桌旁,把他作了介紹。他看樣子像個硬漢,可是坐在勒菲蒂的對面臉都變了色,顯得很緊張。阿瓜弗裡達說:他認識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及那一夥人中其他幾個黨徒,他正在搞一種「車伕協會」。 
  勒菲蒂說:「我在這兒要待幾天,看看我這兒的老朋友托尼,我的夥伴。我剛剛給俱樂部投進了一些錢。這情況托尼可以告訴你。我不時地要到這兒來看一看,保證這裡一切平安無事。在邁阿密——勞得戴爾這一帶,我有16個弟兄,他們也會照管這兒。這裡一旦出什麼事,有人會和我在紐約聯繫。」 
  阿瓜弗裡達畢恭畢敬點點頭,回到了酒吧裡。 
  約-約在門口值班。門上有窺孔,還有進門時按的門鈴。勒菲蒂要羅西把約-約叫過來。 
  我最初幾次到這兒時,就知道約-約很想對俱樂部盡快採取什麼行動。我看得出來,他心裡不痛快,因為我和俱樂部有聯繫,可能影響他的計劃。 
  經過介紹以後,約-約說:他在紐約有個表親,最近成了盧克徹斯家族的入盟成員。這位表親下個星期要到俱樂部來,對這兒作一番瞭解。 
  勒菲蒂心平氣和地說:「既然我是托尼的夥伴,你的表親就沒有理由到這兒來,除非他是來度假。如果他要就這兒的俱樂部有什麼話要說,他可以和我聯繫。我就在瑪迪森大街或桑樹街。只要問一聲勒菲蒂就行了,那裡個個都知道我。」 
  弗塔佩裡點點頭,回到了門口。 
  「現在,誰也不會干擾你了,」勒菲蒂對羅西說。然後他對我說:「好吧,多尼,現在我們談一談錢的事吧,問問托尼,他打算給我多少?」 
  我正要問托尼,可勒菲蒂馬上就說:「不,多尼,帶他到外面談去。」 
  我們走過了落地窗。 
  「這究竟是幹什麼?」羅西問。 
  「這就是他們幹事的諾,」我解釋說:勒菲蒂同大多數黨徒一樣,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他要是聽不到談論搶劫、談論搞什麼陰謀的時候,他不會打破這一套規矩。「關於錢的事,我們得堅持我們的,我把你答應的數字告訴他。他聽了會多要的,我們再到外面來商量。但是,我們不能他要多少就給多少。堅持2,000塊這個數,不管他怎麼說。」 
  我們回到桌旁坐了下來,羅西正好坐在勒菲蒂的對面。我說:「勒菲蒂,我知道我曾對你說過,他打算給你5,000塊錢,可是他現在只有2,000塊。」 
  「多尼,我對孫尼說過是5,000塊,我要和他一起平分。我約了這裡的人,叫他們關照這裡的形勢。我拿了錢,還要給這些人意思意思。你同他談談。」 
  「勒菲蒂,他說他一共只有2,000塊。可能在你離開這兒時再拿1,000塊出來。」 
  「多尼,你問問托尼,他一個星期能弄多少錢,我作為他的夥伴,他肯給我多少?」 
  我們來到外面。我們無論怎麼說,托尼一個星期弄多少錢,勒菲蒂反正是要一半。我們不想給他太多,也不能給他太少。最終在法庭上審案的時候,我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們是在拿國家的錢往這些黨徒身上撒。但我們給的錢數要使他保持興趣。誘惑人的東西是錢。你要表明:這個交易能吸引人,俱樂部在賺錢上有很大的潛力。如果我們處理得當,我認為勒菲蒂會把孫尼·布拉克引進來,我們就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我們待在外面倒很痛快,待到討論這個問題所需的那麼長時間才進去。 
  在桌旁坐下來以後,我說:「勒菲蒂,他說一個星期能弄到500塊,說每星期給你250塊。」 
  「那好,對他說,我每星期收250塊,他每個星期三給我匯去,我星期五就能收到,加上這次要給的2,000塊,還有我臨走時的1,000塊。」 
  我重複了這些話,算是合了伙,談話也就顯得自然了。勒菲蒂對羅西說:「現在你高枕無憂了。」他說要和「對路的人」聯繫一下,為羅西掃清道路,使他能把買賣擴大到奧蘭多以及佛羅里達的其他地方。他想瞭解俱樂部在賭牌上能弄多少錢。 
  羅西說:「賭博的業務我們才開始。上一次賭場淨收247塊錢。」 
  「不,不,那算不了什麼。你們要幹的是,一次賭注限額是20塊,三次加叫,這樣一個晚上就能收個千兒八百的。因此,這筆營業要幹下去。」 
  勒菲蒂還想把俱樂部的外圍擴大:搞一個像奧林匹克規模的游泳池,4個短網拍牆球場,15個更衣室,另外還要搞許多風景遊樂場所。 
  「找個建築設計師來,」勒菲蒂說,「叫他造個計劃。打電話找一個來。」 
  「明天一早就辦,」羅西說,因為此時已是夜裡2點。 
  「不,現在就辦。翻翻黃頁簿1,找家庭號碼。對他說,你叫托尼,是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的老闆。他會知道你。對他說,你招待他吃牛排,還給他100塊錢,他馬上就會來。」 
   
  1 黃頁簿(the Yellow Pages):專載公司、廠商等電話用戶的名稱及號碼,按行業劃分排列,並附有分類廣告。 

  我說:「勒菲蒂,我們和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交道,在坦帕市一帶開展經營,你看有沒有問題?」 
  「這用不著擔心的。你們只管集中心思,好好搞業務就是了。」 
  我和勒菲蒂回到19號公路上西堤希提旅館的房間裡,他為沒有得到5,000塊錢還在抱怨。 
  我說:「勒菲蒂,事情剛剛開頭,別對人家逼得太緊,我們的事情還順順當當地進展嘛。」 
  「對。不過,多尼,如果孫尼到這兒來要說上什麼,你可一定要把我拿了多少如實告訴他啊,因為我可不要使他以為我在剋扣他的錢。」 
  「我會為你說話的。」 
  他在房間撥了個電話號碼。「是孫尼嗎?這裡一切都很好,我對這裡情況很滿意。」 
  勒菲蒂回到了紐約。一個星期以後,即復活節後的第一天,孫尼派他回來傳達一份正式合夥協議。協議簽定的日期比實際生效要早一個月,杜絕了別的家族的任何非難。協議重申:他們是一半對一半的夥伴關係;第二位夥伴向俱樂部投資了15,000美元。他們去了公證處。羅西簽名是:「E·安托尼·羅西」。勒菲蒂的簽名是:「托瑪斯·斯巴諾」,是他兒子的名宇。 
  勒菲蒂打電話給自己在邁阿密那裡一個手下人叫約米·斯巴格提,叫他開車到荷裡得一帶去看看,以防我和勒菲蒂到了紐約以後,羅西與人發生糾紛的時候,約米·斯巴格提可以從邁阿密那裡趕去解決問題。 
  那天下午,約米·斯巴格提去了那兒。他生得虎背熊腰,身高約6英尺,體重220磅,滿頭銀髮。他曾在紐約的碼頭上工作過,後來傷了背,開始拿工傷補償費,搬到了邁阿密,繼續為家族幹活。勒菲蒂叫羅西給斯巴格提40美元,作為他從邁阿密跑一趟的汽油費。 
  那天晚上,我們來到坦帕市郊的得比巷那家賽狗場。羅西給了勒菲蒂一周的薪水250塊錢,加上最近賭牌場上的200塊,他全輸在賽狗場上。 
  第二天早上,在旅店的咖啡館裡,勒菲蒂說:「我應該同羅西談談,原來要給的5,000塊錢,還有一部分沒給。對他說,他要平平安安地營業,還得再給2,000塊。對他說,多尼,如果不是因為你與這事有關,而你又是我的夥伴,他沒拿出5,000塊錢,我本來就擺手不幹的。我還要另外2,000塊,和原來的錢湊在一起帶到紐約去,多尼。」 
  那天晚上,我和羅西討論了這件事,認為這事值得:勒菲蒂讓孫尼有興趣,我們可以和孫尼·布拉克與桑多·特拉弗坎特聯繫上,再給他2,000塊錢又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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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一流網球俱樂部



  我們漸漸紮下根來,使自己、使第一流網球俱樂部成為當地隱蔽工作舞台的一個組成部分。羅西帶我到各處走走,讓人們知道:我是他在紐約的朋友。我也要盡快向紐約和佛羅里達人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這樣我開展工作就有了自由。 
  他帶我來到一家叫做喬·彼特的河舟飯店。喬·彼特以前是紐約人,是個不三不四的黨徒,對自己的聯絡關係、飯店的意大利食品自吹自擂。他還開辦了一家賭場。 
  我們在飯店正在吃飯,就見喬·彼特從酒吧裡走了過來。「托尼,你好,見到你很高興。」 
  羅西說:「喬,希望你見見多尼,他是我的新夥伴,是從紐約來的。」 
  「啊,是嗎?」喬·彼特說。他立即擺出一副「你認識我也認識」的架勢。 
  我得了感冒,嗓子有點啞。我和羅西繼續吃飯。 
  喬·彼特說:「嗨,多尼,你嗓子不大好。」 
  「是不大好,可能與吃你的東西有關。」 
  「這是什麼意思?」 
  「我本來嗓子好好的,吃了你這兒的不知什麼鬼東西嗓子就不好了。我感到這食物太噁心。」 
  他極為生氣,「你怎麼這樣說話?」 
  「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你這混帳的飯菜,我吃了就噁心死了。」 
  他站起來。「你要死,怕是死於其他東西啊。」 
  「不對,就是與你的飯菜有關。」 
  這一鬧使我們有了名氣。從這以後,我們的隱蔽工作中出現了毒品交易、贓貨交易以及各種聯絡。 
  約-約·弗塔佩裡和吉米·阿瓜弗裡達正在教羅西怎麼樣吸收和保留「車伕協會」會員的方法。 
  阿瓜弗裡達說:「你要用點兒強制手段,如果你揍他一頓,嚇唬嚇唬他,讓他對你有個印象,就是他媽的腦袋瓜子有個痕跡,你嚇唬他,他就不敢不留下來。」 
  羅西說,他認為,在這一帶的垃圾工當中,有些人你採取嚇唬政策未必行得通。 
  阿瓜弗裡達堅持說:「你弄到一輛非法垃圾車,讓這車與不是會員的垃圾工競爭,如果你發現了某個人你不喜歡,就把他從協會中踢出去,緊追不放,直到把他攆出這一行當。」 
  勒菲蒂從紐約打來了電話。他說:孫尼對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的事進展非常高興。對於建築設計師制定的擴充場地的設計他也很喜歡。他對俱樂部的前景感到高興,決定在4月6日要親自來這兒看一看。 
  與孫尼·布拉克相會是一個很大的嘗試,其意義超過對密爾沃克的巴裡斯特艾裡的挑戰。我現在名聲更大。在別人看來我更有經驗、更能負責事務,即使犯點錯誤也可以原諒。我的騙局不僅越干越大,而且越干越好。我需要更多的保護層,要樹立信心,能對付這種場面。孫尼是紐約一個很重要的副官,大家都認為他有非同尋常的鐵腕,詭計多端。他的能耐甚至超過了一個黑手黨的山頭大王。 
  勒菲蒂為我作過擔保,孫尼肯定在桑樹街上對我作了調查瞭解。而且,他還要當面看看才會相信。如果我不能使孫尼·布拉克相信我就是我,不能給人有個恰當的印象,不能打消他的任何疑慮,那整個審案工作就會突然卡了殼。如果我處理得很恰當,我就有可能越過勒菲蒂或其他人,而直接同他打交道,如同我以往同邁克·沙貝拉打交道一樣。 
  我和羅西在機場迎接了他們一行;勒菲蒂、孫尼以及孫尼的女朋友朱迪。我和勒菲蒂握手、擁抱。勒菲蒂說:「孫尼,這是多尼。」我和孫尼相互接吻。我說:「孫尼,這是托尼,我的朋友。托尼,這是孫尼。」孫尼和羅西握了手。 
  我們帶他們到坦帕市的馬尼奧飯店吃飯,飯後就到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 
  孫尼四十七八歲的光景,身高5英尺7,體重約170磅,胸膛寬,胳膊有力,長得很結實。右臂上有紋身黑豹,皮膚黝黑,頭髮染得烏亮——因此,烏亮頭髮就成了他的渾名。臉上多肉,眼下有道道圈環,隨著他情緒的變化,那樣子看上去要麼是疲憊,要麼是暗藏殺機。當他黑乎乎的目光盯住了你,那要麼是生氣,要麼是向你下命令,任何人見了都怕。殘酷的事到了他手裡更殘酷,他從不手軟。但是,在和勒菲蒂相比之下,孫尼有一種閒適的風度。他處處表現出自信,有控制力,有權威,但不是自高自大。他比邁克·沙貝拉年輕,目光更敏銳,更凶狠,能觀察一切。他說話處處很注意。在個人忠心方面,他很有聲望,你要是惹惱了他,他一時三刻就能幹掉你。 
  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各處看了看以後,孫尼撇開了其他人,把我單獨拉到一張桌子旁。 
  「多尼,我來這兒以前,做了一些瞭解工作,和商業區那邊熟悉你的人談過話,他們都說你好。勒菲蒂也說你好。他們對我說,你是個漢子。你搞買賣,從不多嘴,不打擾別人,遇事從不大吵大鬧。你很會掙錢,沒有浮華習氣。我很喜歡。從現在開始,你可以直接向我報告,不用向勒菲蒂報告。」 
  「我非常榮幸。」 
  「你在這兒想幹些什麼?」 
  「搞點賭博登記業務,放放高利貸。」 
  「好,我在紐約的那些人會支持你。你要不要我派個人來,幫你搞放高利貸的業務?」 
  「我看不需要。我已經有了個朋友,他叫契柯。我讓他照料這裡的事務。我很信任他。」「契柯」是個隱蔽特工,我們讓他總理俱樂部的工作,這樣,一旦我們有必要,我和羅西就可以隨時往返紐約。 
  「搞高利貸業務要多少錢?」 
  「大概25,000塊。」 
  「這兒的利息是多少?」 
  這個利息指的是放高利貸的利息。「托尼說,4%或5%,視顧客和貸款的數目而定。另外,我們還想把這個業務發展到奧蘭多一帶。」 
  「我們這兒一旦什麼都有了頭緒,我們就可以向奧蘭多擴展。奧蘭多那裡我有人辦理這事。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俱樂部的鋪陳都使我感到高興。這兒好像能賺大錢。多尼,記住:我們大家都能搞錢。在朋友中間開展業務,一切都要有利同享,不能彼此欺騙。紐約那裡有大隊人馬作我們的後盾。只要我們辦事規矩,行為得體,誰也動不了我們。」 
  孫尼要我直接向他報告——這個要求使我陷入為難的境地。如果我真是個黨徒,我本會搖身一變,攀上個副官,節節往上爬。可是,作為一名特工,我不能損害案件的進程。如果勒菲蒂動了怒,他可以一下子讓整個俱樂部砸了鍋。一方面,我不能顯露出不聽孫尼的話;另一方面,我還要忠於勒菲蒂。孫尼對我提出的要求,我要在勒菲蒂知道以前就要告訴他。我對他說時要以這樣的方式:我講的內容要是傳到了孫尼那裡,我要得到保護。孫尼無論聽到我說些什麼,其中一定要包括這樣的內容:我是一個服從命令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件事就是和勒菲蒂坐下來,把孫尼說的話告訴了他。我說:「我可仍然忠實於你。我和孫尼不論幹什麼事,我還得聽你的,因為我和你一開始就在一起。」 
  「聽你說的真叫我感到高興,」勒菲蒂說,「他這個傢伙以為自己是什麼人,竟然想到要把你從我身邊奪走?他沒有這個權利對你提這樣的要求。」 
  第二天,我們都在塔希提的游泳池那裡閒躺著,孫尼繼續在鼓勁。他提出建議:搞賭博登記業務,搞高利貸,有一個好辦法,那就是用一輛咖啡車,運輸到建設工地。開車的就可以直接下車營業。他希望我們搞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這是一場大眾化的活動,賭博活動籌集的款子用於慈善事業。 
  「我們一旦搞了拉斯維加斯之夜,」孫尼說,「那麼那些錢就成了我們的。誰也弄不走。著手聯繫一下。我要從紐約那裡派車派貨過來。」 
  我是喜歡看書報的,尤其是我幹這樣的工作,我更是喜歡看報紙。我一有空閒就看報紙,不管什麼報都看。夥伴們常常說:「把報紙遞給多尼,讓他坐到拐角上,成天樂呵呵地看報。」 
  可是,我不完全是為了看報而看報。看報是一種很好的掩飾。我看《紐約郵報》、《紐約時報》或《紐約每日新聞》,從首頁看到末頁,我是在聽他們的談話。我樣子像是在看報紙,耳聽他們談話也不顯眼。 
  每當我離開紐約,無論是在密爾沃克還是加利弗尼亞或是佛羅里達,勒菲蒂總要給我帶來當天的《紐約郵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從來不會忘記。他下了飛機,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報紙遞給我。 
  有一次,我在坦帕機場接他,在乘車回旅館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他有什麼東西沒有給我。「勒菲蒂,我的報紙搞到哪兒去了?」 
  「你簡直他媽的不相信遇上了什麼事,多尼。我坐在飛機上看《每日新聞》,邊上坐了個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什麼意思?」 
  「就那種頭上扎毛巾的那幫子人。」 
  「啊,你說的不是指美國的印第安人,你是指一個從印度來的傢伙。」 
  「反正他媽的印度人,我也搞不清。他頭上扎個大毛巾。管他哪兒來的,是個印度人。」 
  「報紙呢?」 
  「我正在看報,看到一篇關於台德·肯尼迪的評論文章,那傢伙一直湊到報紙跟前,看著報紙。他說:『你對台德·肯尼迪有什麼看法?』我沒理他。他連英語都不會說,說得結結巴巴的。他又問了我一聲。我說:『嘿,莫名其妙,誰認得你呀?我對台德·肯尼迪有什麼看法,他媽的與你有什麼關係?』」 
  「我看完了新聞報就放下來,開始看郵報。多尼,那傢伙就拿報紙,一頁一頁地翻《每日新聞》。我把郵報放下時,他又拿著看。這種扎頭巾的人摸過的報紙,我就不想拿來給你。」 
  「那種報紙有900萬人看呢,勒菲蒂。」 
  「多尼,這種印度人真是說不清楚,他可能有什麼病。我不想讓你接觸他已接觸過的報紙。那些報紙,我他媽的全扔在飛機上了。」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勒菲蒂都要羅西會鈔。他還常常帶客人吃飯,羅西也得為他們付帳。羅西到商店買刮鬍子用的東西,勒菲蒂總要跟他一道,貨車上裝著他買的游泳用品,衛生紙、香皂一類的東西。羅西也要為他付款。 
  這一天是勒菲蒂的生日。每當有生日或聖誕節來臨,你總要和你熟悉的黨徒交換禮品。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這一天我什麼話也沒有說,連祝你生日快樂的話也沒有說,就讓他心裡不安。 
  這一整天,他不停地問我:「多尼,你忘了今天有什麼事吧?今天好像有什麼事吧?」 
  「我想不起來有什麼事。一切都是好好的嘛。」 
  這天晚上到了10點鐘的時候,我和他還有羅西一起坐在俱樂部的圓桌旁。勒菲蒂悶悶不樂的樣子。我說:「勒菲蒂,我忘了呀!今天是你的生日!」 
  「嘿,這就對了,」他咧著嘴笑。 
  我欠著身子,吻了他,還遞給了他一隻信封,裡面用薄綢布包著7顆鑽石,都是聯邦調查局沒收的東西。「我和托尼送你的,祝你生日快樂!」 
  他打開一看。「啊,多尼,你這麼做幹什麼,多麼貴重的禮品!我要給一顆給我妻子,每個女兒給一顆,每個孫子都給一顆。」 
  「啊,喲,」他熱烈地擁抱我,又吻我。「托尼打算給我什麼禮物啦?」 
  羅西就坐在那裡。 
  我說:「這些鑽石是我們兩人送的。」 
  「多尼,我真是高興,這真是最好的禮物,我正是因為這個喜歡你。你犯了錯誤,但是像這樣的時刻完全——托尼怎麼樣,他忘了嗎?」 
  「勒菲蒂,我們倆送你這些禮品。」 
  「托尼打算送我什麼嗎?」 
  到後來,羅西只好起身,走進辦公室,把三張100美元的鈔票裝進一隻信封裡。他回來時交給了勒菲蒂,說:「勒菲蒂,祝你生日快樂。」 
  「啊,托尼,你何必這樣啦。你本可以和多尼倆合夥送我這些鑽石,這就足夠了嘛。」 
  我們決定在5月9日,星期五,舉行第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孫尼送來了賭台上的輪盤,21點牌桌,紙牌,骰子,等等,是通過空中貨運隊運過來的。貨單上發貨人的姓名和地址是:「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格拉漢姆大道415號意大利退伍軍人俱樂部丹尼·曼佐」。我們簽了字,宣佈活動的收入將贈送給意大利——美國戰爭退伍軍人俱樂部。 
  帕斯科縣治安辦公室的治安副官約瑟夫·唐納韋來到俱樂部,他經常來訪。像往常一樣,他沒有穿制服。他是在下午俱樂部停止開放的時間來訪的。唐納韋六十一二歲左右,喜歡吹噓自己,說他在紐約市當了16年的警察,可對此事我們從來也未能證實。 
  羅西對他說,我們計劃舉行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唐納韋向他擔保,他將把一切事情都管理好。羅西問他:如果有副官來了,能不能把他拒之門外,因為這是私人俱樂部?唐納韋說:不能把副官拒絕在門外,但是,未經授權,任何鎖上的房間不能檢查。唐納韋說,在拉斯維加斯之夜他願意值勤,以保證不出現任何麻煩。 
  羅西對他的來訪給了他200美元。 
  我們把俱樂部佈置成一間娛樂室,在另一間房子裡,我們擺了一張長桌子,免費提供自助餐——有冷切肉、色拉等。孫尼和勒菲蒂一道趕來,孫尼還帶來幾個專業人員負責活動安排。第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大概有200人參加。羅西已經給警察唐納韋400塊錢,以保證我們的活動不受到干擾。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後來卻有兩個奸商在作難管理一場雙骰子賭博戲的一名工作人員。 
  我們從邁阿密那裡請來了幾位老職員,管理各個賭桌。這些人對管理街道娛樂場所很內行,但是對於拉斯維加斯的真正雙骰子賭博的複雜性還並不熟悉。因此,這兩個賭客企圖對這位老職員進行威脅。他叫瑞基。 
  瑞基過來找我,說:「多尼,這兩個傢伙合夥,在賭桌上搗亂。說實在的,我本來以為我能管理好這種賭博,其實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簡單。他們太滑,我照應不過來,而且我知道他們在作弊。」 
  我走過去看一看。我知道這兩個傢伙是希臘人,是有名的賭徒。我看出來,他們叫出來的賭注其實並沒有如實拿出來,還在威脅瑞基。我只好出面了。 
  我跨步來到這兩個傢伙的前面,說話的聲音讓整個俱樂部的人都能聽到。另外,我看到孫尼的目光正注視著我。他這是第一次看我在行動。 
  「你們倆想在這兒搞欺騙行為,」我說,「這是一種正當的娛樂,要玩得光明正大。現在,我警告你們,不許你們在這兒威脅人,破壞我們的娛樂活動。如果你們再要搗亂,我就親自把你們攆出去,出門前,我要把你們口袋的錢全部沒收。」 
  「啊,是,是,我們不會再搞什麼……正好碰上了好運氣……規規矩矩玩。」 
  「你們可以在這張桌子上玩。我無論在俱樂部什麼地方,我都要監視你們。」 
  他們待在那裡。早先我已經注意到了他們。他們已經從桌上盜走了2,000塊錢。現在,瑞基又回到了他們那裡,把一切又都理得很順當。 
  我們的活動進行了一整夜。孫尼很高興,因為他對這裡參加的人數和活動本身都感到滿意,臨走時還得到了幾千塊錢。這可能有助於我們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相見。孫尼說,我們應該和別的俱樂部的主人打交道,把拉斯維加斯之夜的活動在別的俱樂部也搞起來。他們可以搞些酒類出售,活動所得的錢他們也可以留一點。 
  孫尼要我們盡量多幹一些事。他問我在這一帶有沒有可卡因和大麻一類的聯絡關係,因為他想擴大經濟來源。我說:「過去我在邁阿密有些聯繫。可是,最近和毒品一點兒交道也沒打。兩三個月前,一公斤還弄到48,000美元,不知道現在是什麼行情,也不知道還能不能聯繫上原來的那些夥伴。」 
  他說,在奧蘭多他手下有個人叫鮑比,有汽車運輸毒品到紐約。他要我們密切注意下列物品的銷路:膠合板、油漆以及他能弄到的偽裝標牌的牛仔褲。他叫我打聽一下好不好找到一個搞彩票營業的工作,如果這個主意不錯,他就可以從紐約派人來幹這個營業。 
  我說:「我已經有了足球季節的賭博登記營業。」 
  「我打算同勒斯蒂談談,可不可以在這兒投資一點家族的錢,」孫尼說,「勒斯蒂對你在這兒的工作情況很瞭解。我想帶史蒂夫到這兒來看一看,因為他在管理家族的錢。這事兒大概還要待一兩個星期才能落實。你只要付1.5%的利息就行了。」 
  「斯蒂夫·斯蒂夫·比夫·坎農」1是布拿諾家族的顧問官,我當然很想有機會見見他。 
   
  1 斯蒂夫·比夫(Steve Beef):即史蒂夫·牛肉,代號。 

  孫尼說,他在紐約有一筆交易。他要為一批半寶石投入40萬美元,但可掙得100萬。「那傢伙擁有幾家工廠,生產這批貨物。他可能把這批貨給我。他答應給我一批貨,可是沒有完全兌現。我就燒掉他一個工廠。他給我貨時要是再欺騙我一次,我就再搞掉他一家工廠。」 
  我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說;「勒菲蒂怎麼樣?他和羅西之間有些不和。」 
  在拉斯維加斯之夜的頭一天晚上,我們都到外面就餐。勒菲蒂邀請了俱樂部的一些女招待。他要了幾瓶高檔酒,要羅西付款。孫尼對此有點不高興,但不想在吃飯的時候說些什麼,因為他不想在老百姓面前讓一名老練黨徒感到難堪。另外,他也想先瞭解一下事實情況。 
  可是,我話說得非常謹慎。每當我處在黨徒之間的局面之中,我總感到戰戰兢兢。我不想得罪或侮辱任何人,因為我要使案件工作順利進行下去。我在行動中要像個可靠的老練黨徒。現在,一個副官問的是自己手下最高層次的一個老練黨徒的情況,我不想使他有這樣的印象:我一下子就揭一個黨徒的底。另一方面,勒菲蒂老是敲詐羅西的錢,我現在可以有個鉗制他的機會。 
  「是這樣的,孫尼。羅西常常在我面前抱怨,勒菲蒂壓他花錢太多了。每個星期給他250塊,羅西倒不在乎。可是其他方面像吃飯、外面跑等方面太多了。」 
  「告訴羅西,除了給勒菲蒂250塊以外,他不要再給勒菲蒂什麼錢。你說,他只對我負責。」 
  「好,我就這麼對他說。」 
  我什麼話也沒有同勒菲蒂說。如果我和羅西是真正的黨徒,我就會認真貫徹孫尼的指示。可是我在這兒是要摸線索,不想讓勒菲蒂把羅西打倒,因為他要那麼干很容易,只要在孫尼面前造幾句羅西的謠言就行了。他可以對我說:「他不想給我多一些錢?那好哇,我只要告訴孫尼如此這般,羅西就完了。」另外,我也不能對孫尼的指示顯得不聞不問。我和羅西只是擺出一副樣子,好像勒菲蒂不再多要錢了。 
  在荷裡得旅館裡,與孫尼在一起的還有他的得力助手「約翰·布比·塞拉薩尼」,是從紐約來的。自從1979年以來,我就認識布比,因為他常常和勒菲蒂待在一起。他比孫尼個子高些,瘦些,太陽穴兩邊光禿無毛髮,一副老鷹一般的面孔。他說話不多,很精明,喜歡下棋。他心地卑劣,守口如瓶,是個難以捉摸的傢伙。如果你和他交談起來,他也沒什麼。孫尼的親信不多,但非常信任布比,因為孫尼叫他幹什麼他都能幹,其中包括為孫尼注意背後動向。孫尼說:「那倒是,我信任布比。」 
  孫尼從紐約打來電話,問我是不是懂得繪畫方面的知識。我說我不懂。他說:他們在布魯克林盜竊一家倉庫,伊朗國王在那裡珍藏著各種各樣的名貴藝術品,他需要有個人立即轉手倒賣。 
  「契柯有這方面的人,」我說。孫尼見過契柯,就是總管俱樂部的特工。「我待會兒問問他,看他是不是對這事有興趣,然後我再給你回話。」 
  伊朗國王因為被驅出伊朗,又生了病,所以最近報紙上常常報道他的消息。我們在查找有沒有這次盜竊方面的新聞報道,但是沒有找到。 
  我給孫尼回話說:契柯對此事很感興趣,但是一兩天內還不能趕到那裡。孫尼等不及了。他對藝術品方面的買賣一竅不通,但又不想把事情老擺在那裡。我們也不想讓他以為:我們迫不急待要干,契柯好像閒著似的。孫尼說,他只好等待。 
  契何從芝加哥那裡找到了另一名特工,讓他扮成秘密的藝術品交易人。他們飛往紐約。 
  孫尼在拉瓜迪亞機場迎接了他們。車子急速轉了幾個彎,以甩掉可能的跟蹤,然後到了斯塔籐島,偷盜的藝術品就藏在島上。藝術品看上去很感人——盤子,黃金紀念品,美麗的畫。契柯把寶麗來一次成像的所有照片都拿了,說有必要研究這些照片,看看它們的「出處」——證實真偽。 
  又過了幾天,仍然看不到關於盜竊的報道。契柯傳話給孫尼:他找的人一時還找不到買主。孫尼開始賣了幾樣東西。我們一籌莫展。聯邦調查局如果抓住這些貨物,就一定會暴露我們的行動計劃。 
  孫尼到了佛羅里達,想找些聯絡,以便有可能把情況介紹給特拉弗坎特。 
  我和羅西與孫尼在塔希提那兒的咖啡館裡吃早飯。孫尼提到了國王藝術品的事。 
  他說:「我們弄到了10萬塊錢,可他們根本不知道東西被偷這件事。」 
  當時,他們正設法盜竊國王妹妹擁有的那幢市區住宅,地點在比克曼街道,是曼哈頓最豪華的住宅區之一。他們有個人在注意保安人員的動向。孫尼在汽車裡等待著,其他幾個人上樓行動。他聽到了槍聲就跑了。 
  他回到布魯克林自己的俱樂部。很快,那一夥盜賊也回來了。其中有一個傢伙當時自己朝手上開了一槍。他們和一名衛兵混戰起來,偷盜的事也就全告了吹。孫尼把那個傢伙送到附近他們靠得住的醫生那裡,接著給了他500美元叫他隱匿幾個星期。 
  孫尼說:「媽的,接近10億美元,未撈到手,真是連提也不想提了。」 
  但是,希望不是沒有。那位國王,這時待在埃及,身患重病,很快就要死。一旦他死了,孫尼就要我們迅速趕到紐約,因為他想再次襲擊那幢倉庫。 
  「朋友,你立刻就過來,乘噴氣飛機,高速的。一旦有消息從埃及傳出來,我們就把他的東西全部弄到。」孫尼說。 
  可是,幾個星期以後,那個國王死了,布比打電話對我說:整個事情暫緩下來。 
  長期當著費城老闆的安奇洛·布魯諾被人擊斃,這是一年內發生的第二次幹掉大老闆的事件。他當時坐在車裡,突然有人對他耳後開了槍。我就此事問到了勒菲蒂。 
  「布魯諾想獨吞大西洋城,」他說。「他已經佔有了卡西諾賭場的全部,可他還想佔有所有的賭場。你哪兒能獨吞大西洋城呢。甘比諾家族的成員在那兒有利益,特拉弗坎特也有。他把佛羅里達的一部分給布魯諾作為對大西洋城一部分的交換。我們在那邊有利益。你瞧,你和別人幹事,你要分一點給別人。特別是和家族的人幹事,多尼,你要和他們共享。我們家族裡,『氣墊』被幹掉了,就因為他幹的毒品買賣不讓家族裡其他人沾點兒邊。」 
  「那麼干對嗎?」 
  「啊,當心,多尼。他們既然連老闆都能幹掉,想幹誰,誰就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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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冷水工程



  聯邦調查局對桑多·特拉弗坎特已經監視了一段時間。把布拿諾家族成員和特拉弗坎特聯在一起,這個形勢的前景如何,「冷水工程」將繼續進行監視,並且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增加電子器件。俱樂部裡暗設的攝像機可以監控辦公室以及羅西的主室裡的私用圓桌。圓桌上的吊燈以及電話裡都裝置著竊聽器。羅西汽車的車箱裡裝有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機。 
  我住到了荷裡得公園公寓大樓,橫過19號公路那邊就是俱樂部。公寓樓4層,我住2層的一個單室房間。羅西也住在這層樓的一個房間。我從臥室的窗戶上就可以看到俱樂部,我的電話上設有錄音裝置。早先在黑手黨的隱蔽工作中,無論是在密爾沃克還是在佛羅里達,如果想把電話中的談話錄音,我就用一個簡單的吸杯麥克風和常規的磁帶錄音機,吸杯麥克風就附在電話聽筒上。現在我有了寓所,房間裡會有客人來,因此就不好隨便擺錄音裝置。錄音機藏在牆壁裡,電線直接接通在電話線上。 
  有時候,我或者羅西要戴上「線路」,要麼帶的是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機,要麼是T-4發射機。 
  我用的是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機,6英吋長,4英吋寬,4分之3英吋厚度。使用的是三個小時磁帶。機子只能錄音,沒有回放裝置。麥克風大小像一支鉛筆頂端的橡皮,線路較長,這樣可以藏在身體的任何部位。錄音機有開關裝置。使用前,可以試用一下,看看磁帶是否轉動。由於沒有回放或取帶裝置,因此不能作錄音試用。 
  T-4發射機大小相當於拿格拉牌磁帶錄音機的一半;3又2分之1英吋長,2英吋寬,4分之1英吋厚。發射機本身有錄音裝置,播出聲音,待在附近的監聽特工可以聽、可以錄。機子沒有開關裝置,但有一根很靈活的小天線。天線一兩英吋長,線的尖端上有個很小的球狀物,那就是麥克風。旋轉天線的時候,發射機就打開了,新電池可以連用大約4個小時。使用前,可以對發射機進行試用,讓一名監聽特工拿起電話,問他是否收到你發出的信號。但是,對於拿格拉牌錄音機,你一旦不在監視,就無法知道錄音機是否還在工作。 
  拿格拉牌錄音機的優點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錄音,無需要特工配合。發射機的優點是:體積小,隱藏方便;使用時,附近有監聽特工直接收到發射機的信號。使用發射機時,如果情況不妙,或隱蔽特工陷入危險之中,別的特工立即可以趕到現場。而使用拿格拉牌錄音機時,遇到麻煩別人都不知道。 
  帶著拿格拉錄音機,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錄音,而在城市裡,發射機的播送大概只有兩個街區的距離。如同大氣層和車輛行駛一樣,鋼筋建築也同樣影響傳播。監聽工作人員要麼和你失去了聯繫,要麼收不到你的信號。T-4發射機的危險性在於:播出的聲音可能被電視機接收而播放出來。你在房間裡坐著和幾個老練黨徒談話,電視機突然會把談話向你播送出來。這樣,個個都知道有人身上帶了無線電裝置。 
  無論你是用錄音機還是發射機,你都是在冒著生命的危險。帶著竊聽裝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處死。另外,機器並不總是正常運轉。電視上看到的竊聽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裝置打開進門就能把有關的談話錄下來。事實上,你用的裝置儘管說是技術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來並非那麼完全奏效。當你設法使用小型東西的時候,效果上總要受到一點損害。 
  我們隱蔽特工並不總是配有這種高級的秘密技術裝置。這是一種終極的措施,間諜可能都採用。我們在破案中使用的電子裝置所錄下的東西,最終在法庭上作證時還要一五一十地重新顯露出來。間諜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現。政府並不想把要保密的電子裝置給隱蔽特工使用,因為他辦的案子要訴諸法庭。 
  這些電子裝置錄音性能靈敏,這就是說,不管什麼聲音全部都能錄下來。藏在身上的裝置連你的打嗝聲、衣服擺動的聲音、房間裡或附近的任何別的聲音,如談話聲、腳步聲、搬動椅子聲、收音機聲、電視聲、空調聲以及大街上的嘈雜聲,等等,全都能錄下來。由於黨徒們心裡多疑,以為到處都安裝了竊聽裝置,因此,他們無論是在旅館房間裡、汽車裡,或是在任何地方,總要打開電視機或收音機,以便掩蓋談話聲。 
  還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順當,你可不能要別人在談話中按照你的要求談論你想知道的話題。我們在使用錄音機或發射機所遵循的原則是:你一旦打開了竊聽裝置,你就讓它一直開著,錄下談話的全過程。無論是通過電話、或是在現場、或是由監聽傳輸的特工所錄的音都是作為證據。所錄的談話內容是無關的或是包括了無關的部分,這都不要緊;整個錄音都要交給法庭。只有談話中有關的部分才可能用來作為證據,而整個談話內容辯護律師都可以用,以免他們聲稱:我們在現場錄音的時候,企圖歪曲談話內容,作了不公正的選擇。 
  在趕到現場以前,你就要把錄音機或發射機打開。可是,你想要聽的談話說不定要等上幾個小時才能聽到。這時磁帶錄完了,電池也用光了。 
  許多情況你都難以控制。你不能在現場測試音量的高低;不能為了錄音對談話的人按照你的心願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談話的人把聲音說大一些;對於混淆談話內容的其他雜音,你無法控制。還有可能,談話中一談談了幾個小時的基本情況以後,才進入你想要聽的實質內容。到談話的最後階段你才聽到你想要聽的一切。等到調查局放錄音帶的時候,你只錄下了一部分內容,甚至毫無所獲,等到磁帶放完了你才知道。對於所錄的音你不能重新調整,不能跑回去對歹徒說:「昨天的談話內容你還記得嗎?我們再談一遍。這次談話不在原來那間房子進行,因為那建築物鋼筋太厚……我們的步子不要邁得太快,因為正在錄音的車子已漸漸失去了目標。」你也不能對他說:「我們的談話再重複一次吧,因為上一次的電池失效了,或心軸用壞了,要麼是磁帶出了故障。」 
  這一類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負擔,也比其他隱蔽工作帶來更多的心理壓力。 
  我不喜歡帶竊聽裝置。隱藏東西很困難。我和那些黨徒混得很熟,我們在一起總不離那種習慣性的擁抱和接吻。賽馬場上,摔跤場上我們常去。我和那些黨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時候,一天24小時都不分離。我們住在同一個旅館;在房間裡換衣;打著赤膊,只穿一條游泳褲坐在池邊。 
  到了確實要用錄音機或發射機的時候,我從來不帶在身上。我只帶過一次,那是在1975年,剛剛開始對重型裝備盜竊團伙進行破案的時候。我帶的是拿格拉錄音機或T-4發射機,就裝在甲克衫的口袋裡。帶著拿格拉錄音機的時候,我不肯冒險把麥克風放在衣服裡面,通常用細繩把機器包紮起來,整個裝置都放在口袋裡。如果身上沒有穿甲克,就把錄音機放進牛仔靴裡,然後把接通麥克風的細線牽到衣服上,磁帶和話筒貼在胸口。 
  我從來不想把竊聽裝置帶在身上到處跑,因為隨時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車。因此,當我想用竊聽裝置時,我就作好安排讓辦案特工和我見面,在什麼地方為我拾音,然後秘密傳遞過去。 
  攜帶竊聽裝置的明顯的最大優點是:你可以為某一件案子獲得至關重要的錄音談話。因此值得冒一下風險。在任何情況下,帶不帶竊聽裝置由我自己決定。在著手「冷水工程」這一行動中,我總共使用了十幾次竊聽裝置。 
  孫尼在加緊把情況向特拉弗坎特那裡介紹。他派勒菲蒂到荷裡得那裡執行一項使命:試圖通過中間人來引見。我們估計,勒菲蒂可能要談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竊聽裝置如放在甲克上衣裡太顯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裡。 
  他曾對我說過:我們要乘飛機去邁阿密,要見梅爾·蘭斯基1的女婿,那是黨徒裡臭名昭著的財閥,管理賭場的魁首。據說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1 蘭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爾·舒喬爾·楊斯基。美國最有實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腦和銀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視大陪審團罪和偷漏所得稅罪被判罪。 

  吃早飯的時候,我問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到那兒去。」 
  他說:「因為我們想要見見這個傢伙,他在邁阿密海濱。他要把我介紹給那個傢伙,那傢伙就介紹我去會見那個大傢伙,他就在這一帶。」 
  勒菲蒂像以往一樣,老是在抱怨羅西沒有給他足夠的錢。羅西給他買了來往紐約的機票,但並沒有提出付從荷裡得到邁阿密的機票,也沒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費用。 
  我說:「好好坐下來,把情況向他作些解釋。」 
  「解釋的事,應由你來說。他應該想到這兒的情況。」 
  「我知道,這兒的情況他應該想到。可是,他實在也沒有弄得什麼錢。」 
  「我不想麻煩了。你就對他說:我們要見梅爾·蘭斯基的女婿,他要給我錢。」 
  勒菲蒂派人叫羅西到俱樂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紐約——坦帕來往飛機票。他說,他把飛機票丟在什麼地方了。但是他並沒有丟。他向我透露:他想試探一下羅西的態度。 
  孫尼早先到俱樂部來的時候,發現羅西的汽車用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牌照,他對勒菲蒂說,他對此有懷疑。勒菲蒂就問我,我解釋說:那是一輛租車,原來車上掛的是什麼牌照,租來以後還是那個牌照。 
  但是,勒菲蒂還想對他作更多一點的檢查。羅西用自己的美國運通信用卡為勒菲蒂購買了紐約——坦帕之間的往返機票。勒菲蒂假裝把機票弄丟了,想看一看羅西有什麼反應。勒菲蒂分析:如果羅西是個特工,他就會感到緊張,因為他可能要向其辦事處報銷機票錢;另外,他會擔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間發現了那張機票,去核實一下運通信用卡的號碼,以瞭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我有了這個機會,就向羅西透了底,好讓他度過這一檢查。他就對勒菲蒂說,他乾脆把那張票取消,為他另購一張。 
  我們到了俱樂部,羅西說:「什麼事也沒有,勒菲蒂。我也明白了,你是要我為你買到邁阿密的機票,是嗎?」 
  「是啊,我們到那兒要見什麼人啦?我見這個人,為的是要在這兒採取行動,這兒採取行動可不是為我自己。這個人一旦為你開了綠燈,你想到哪兒就可以到哪兒。我要見那個老頭子,他叫那人到這邊來,然後我就可以適當地引見。現在,你把常規的250塊錢給我,我帶回紐約。再給些錢,讓我招待那邊的人。」 
  羅西說;「你的意思是要見一見老頭子桑多?」 
  「啊,不是,他那會在這兒。我見的是老頭子梅爾·蘭斯基。你看,他要是不發話,你在這兒就見不到那個人。他就當我的面打電話:『喂,你好?我一個好朋友,他要在某某天3點去見你。』我現在到了這兒。我解釋一下我到這城裡來幹什麼事。這就是我要採取的步驟。我說:『我們可以得到你的恩准嗎?要麼我們就繼續進行下去?』他十之八九會說:『我同意了。』辦事情就得要這樣,其他的辦法行不通。現在,我們什麼中間人、什麼吹牛皮的,統統靠邊站。就在這個城裡,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誰還敢到你跟前說:『喂,你,你在這兒幹什麼?』你知道怎麼頂回他嗎?就說:『去見見這個人吧——你能不能見到,我還要打個問號呢。』」 
  羅西一面說話,一面把他往竊聽器這邊拉:「這麼說,你是要安排會見桑多?」 
  「對了,我正是在採取全面的步驟。注意,我們在房間裡面待了三天,多尼會告訴你,在芝加哥。他們要我等三天。以後才這麼對我說:『走吧,上轎車,我們走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兒去,不過我上了轎車。他們帶我到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卡巴萊1。當時那兒關了門,因為不是生意季節。『在這兒等。』從那兒我們到了一個大飯店。『在這兒等。』然後主要的大人物出來了,他說:『來吧,我們到辦公室去,你的情況有人向我作了詳細介紹。』這就行了。」 
   
  1 卡巴萊(cabaret);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劇等表演助興的餐館或夜總會。 

  我說:「他想核實一下,我們一旦開始這些步驟,那麼誰想到這兒來,我們就得到誰的保護。」 
  「我當然知道,」勒菲蒂說。 
  「不是指你啊,勒菲蒂,我不是同你在說話。是說托尼,他要知道這個情況。」 
  羅西說:「事情是這樣了,勒菲蒂。什麼關係也沒有,我可要著手掙錢了。」 
  「等一下,」勒菲蒂說。「眼下我們不是為你打開了各個大門嗎?另外,我們要在這兒搭一個棚子,吃的、喝的全免費。就在棚子裡搞賭博。俱樂部的星期五晚上為什麼不可以搞點營業?這是你犯的大錯。星期天下午可不可以搞呢?」 
  羅西說:「我們還想同大一點的城市搞些合作,比如像奧蘭多這樣的城市。」 
  「他們也佔有了奧蘭多。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奧蘭多去。」 
  「還有坦帕市,」羅西說。 
  「坦帕也歸他們所有,這也是我要去辦的事。在紐約,我昨天整天都在同人打交道。」 
  「這不是不理解的,」羅西說,「我一定會對你尊重的,因為你對我非常尊重。我這輩子得好好幹事兒,這世道想幹偷盜的行當也不容易啊。」 
  「是啊,我還對你說些事,就簡單說一點,朋友。你正好碰上了淡季,眼下正是足球的季節。多尼要去幫助你。你在這兒要幹的事實在多得很。不過,星期天可不能鬆手關門,星期天正是你能賺大錢的好日子。」 
  「可是,你仍然擔保不了,事情得幹下去,你知道,最終你得弄錢,可這兒又不是弄大錢的地方。」 
  「在坦帕那裡,」勒菲蒂說,「你也不想想,我們到邁阿密那裡為的是什麼?你以為我喜歡乘什麼鬼飛機?我第一怕住旅館,第二討厭提只箱子到處跑。多尼瞭解我喜歡什麼。我喜歡在家過週末,和老婆一起看電視。我連遊樂場所都不想去,甚至連邁克的店我都不再想去,那種場子我已經很厭煩,很噁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點離開這兒,幹我們該幹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幹什麼?我自己會幹的,我要一瓶涼爽的汽水。」 
  約米·斯巴格提到邁阿密機場迎接了我們,帶我們到了小意大利區的喬·普瑪飯店,位於哈倫代爾市哈倫代爾海濱大道東1025號,該市和邁阿密市緊連。喬·普瑪是布拿諾家族成員,過去一直歸邁克·沙貝拉管屬。甘蘭特死了以後,他就屬於「費爾·魯克·腓利·加科」1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見一見普瑪和另一名入盟黨徒史蒂夫·瑪魯卡。瑪魯卡最近剛從牢房釋放出來,他比普瑪更令人感到畏懼。他樣子粗魯,身高6英尺2,大嗓門,生一雙大手。 
   
  1 魯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運腓利」,代號。 

  普瑪和瑪魯卡都是魯克·腓利手下的人,我們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點也沒什麼錯。問題是布拿諾家族這時的局勢很不穩定,勒菲蒂要我和這幫人見面不知道是什麼用意,是不是意味著: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裡,哪一個派別哪一個人在哪一邊活動爭取控制權。不過我知道,普瑪和瑪魯卡是家族裡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過桑多·特拉弗坎特的親戚開拓另一條道路到達特拉弗坎特那裡。據說那人願意把勒菲蒂介紹給那位親戚,後者也願意帶他引見桑多。 
  兩處相約都沒有兌現,那兩個傢伙不在城裡。 
  孫尼打電話對我說,他和布比要乘飛機到這兒來度過悼念日1週末。我打電話給勒菲蒂,把這事告訴了他,因為這要觸及到他的勢力範圍。 
   
  1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國、美國領地、美國武裝部隊悼念在戰爭中犧牲的美國公民的法定紀念日。1971年聯邦政府規定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為悼念日,大多數州接受聯邦政府的規定,但少數州仍在5月30日舉行悼念活動。 

  「孫尼明天到那兒去,這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我問他可曾和你談過,因為我想事先讓你肯定知道有這回事。他說:『別擔心,勒菲蒂那裡沒有問題。明天我先見見他,然後再走。』」 
  「我以為,那混帳東西不該到你們那裡去,那是我的活動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這你清楚。」 
  「沒問題。他去那兒要幹什麼?」 
  「也許是想來度假。」 
  「你別在胡說八道,什麼也許想度假。如果沒有我的允許,他就不該到那兒去。誰給他買機票?」 
  「可能是我們吧。不過他說明天要算清楚。」 
  「別騙我了,朋友。」 
  「他是這麼說的。」 
  「誰給的權,叫你為他買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爭辯嗎?」 
  「咦,你真笨。」 
  我掛斷了電話。 
  他立即接通了電話:「你混蛋!你怎麼把電話放了!」 
  我想像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別罵我了。」 
  「我想罵就罵!你混蛋!你——」 
  我斷了電話。 
  他立即打回來:「讓我和托尼說。」 
  我把話筒給了托尼。 
  「托尼,我要讓那個混蛋頭腦清醒一點,他在跟誰說話。竟然掛斷了電話,誰也不能那樣對待我。你最好跟那個傢伙談談。」 
  「勒菲蒂,你們倆在談些什麼我不知道,」托尼說。 
  「讓我同多尼說話。」 
  我接過電話,他也平靜下來。 
  「我對你說了,沒人負責那份帳單。你告訴那不是東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塊錢,明天把500塊錢寄給我。我要崩那個王八蛋的腦袋。朋友,這兒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魯克林,把所有問題搞個明白。誰是你的老闆啦?」 
  「是你。」 
  「我是你老闆。我要乘他沒離開以前,到布魯克林把問題搞清楚。我要你12點鐘在俱樂部守在電話旁。叫那個混蛋也守在分機旁。我打電話時,要你們倆都別離開話機。」 
  「我一定叫他守在機旁。」 
  「我要和孫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給我滿意的答覆,我當場就要對你們說些話。」 
  「說什麼?」 
  「媽的,老子弄到了3顆手榴彈,誰都不知道。我跟他們交涉完了,叫他們一個個都別想活下去。這傢伙明天要是同我胡來,我就把他們一個個炸得滿天飛。」 
  「勒菲蒂。」 
  孫尼和布比來了。他們和羅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館的休息室裡。我靴子裡裝著拿格拉錄音機。 
  我說:「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讓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說說,」孫尼說。「注意,我在同你說話,你只管聽我說,別插什麼嘴。我到這兒來,勒菲蒂是贊成的。我決不會幹什麼傷害他的事。他照樣還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潛在能力,可是他有點裝腔作勢。他和你們談話以後就打電話給我,現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現在幹的,我不對任何人講,因此,你們也不要同他說任何東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會讓他知道。關於談話的事我決不會對他講。他認識我的時間太長太長了,我幹什麼事從來就不會人手不夠。我如果從這兒拿到錢,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覺去。」 
  「這6年來,他也幫了我許多忙,」我說,「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進行爭執。我們不管幹什麼,我總是把自己的所得給他一份。我不想讓他以為,我在欺騙他。」 
  「多尼,這一幫人的情況,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時候,他們連我的私事也幹涉。」 
  「我知道。」孫尼關進牢房的時候,他那一班人馬疏遠了他。他和妻子分開了,但是他還想負擔4個孩子。據說他的錢交到了家族,沒有償還。 
  「這夥人不想打擾我了,」孫尼說。「他們害怕。可是當老闆發話,叫他閉上嘴,不准他對我說三道四,他站了起來。現在我回來了,整個局面有了變化。現在我們有了權,這才把他要過來。」 
  「他很聽從命令,這事兒也不能有兩種選擇。」 
  「可是你,什麼話也別同他說。他媽的口袋裡裝著兩種酒——你看,他正設法幫助你,但同時也在傷害你。你看,現在什麼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過敬意,我口袋裡放著兩把槍,誰要是罵我,我就對誰。可是今天不能那麼干了。今天得坐下來,一步一步地幹。」 
  「說得對,」我和羅西都這麼說。 
  「今天你周圍都是些年輕人,一個個都比獅子還壯實。而那些老傢伙,搞了個七老八十的頭兒。七八十歲的老頭哪能和我的人相比,因為他那個時代不過20來年的經驗,而我這個時代有50多年的經驗。我們生活在現代,而不再是那種老黃歷了。可就是這一點,他們偏偏不懂。」 
  「說得不錯,」我們說。 
  「比如說,像牛仔褲,誰會認為是什麼好東西?可是一個年輕人就想到牛仔褲,看到牛仔褲可以賺錢。那一幫老傢伙一輩子也不會穿牛仔褲。他們的腦筋停滯了。我還告訴你們,那些蹲過牢房的人,我還得每個星期給他一百、兩百的,他們一個子兒也掙不到。那些噴著雪茄、戴著戒指的這幫大人物把錢都吞下去了。如今的形勢變了。」 
  「正是這樣,」布比說。他目光轉來轉去,在打量著來往的一些行人。「那些金髮碧眼的女人,有人和她們在一起,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我說:「我看,他們純粹是走走轉轉的。」 
  羅西離開桌旁,出去了一會兒。孫尼對我講了更多一些情況,因為他把羅西仍然視作外人。 
  我告訴孫尼:「我們的朋友,那個警察,給托尼介紹了一個夥計,此人有些捕魚蝦的船,他用這些船運可卡因和大麻。」 
  「是那位副官把這個夥計介紹給了你們,讓他作聯絡人嗎?」孫尼問。 
  「是這樣。副官和這個夥計過去有一段時間在一起,保護他運大麻。那夥計什麼都干。你明白,我們只是想見見他。我對托尼說:『讓這個夥計一個人講,我們不想看上去迫不急待地想幹這份買賣。我們只是讓他講,看他到底想幹什麼。』那夥計說,一兩個月前,他來看過我們,他只想肯定一下,我們這些人是不是靠得住。」 
  「這事兒我不想同托尼談,」孫尼說。「如果我們同這位夥計要幹什麼,由你安排。如果我們弄到一份,可以在暗中進行買賣。我們在這兒待7天。無論弄到什麼錢,我們都交上去。對那個夥計說,大麻的事是好事,因為牽連的人不多。你看,我在奧蘭多那裡有一個車隊來來往往。現在,我們所要幹的就是對人要極大的信任。我只同你談,因為你是好樣的。你只向我談。」 
  「對。」 
  「那邊的一些混蛋沒有用。你誰都不要跟他們講。我和人談話總是單獨談。我們就因為談話還有兩個其他的人,我們才被人抓住。現在的紀律非常嚴格。換句話說,談話就像這樣的方式,只有你和我,因為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們就不能咬住他,說他搞陰謀。有許多傢伙,蹲了5到7年的牢。我們不能相信任何人。我們得隱蔽一點。我們越隱蔽,我們就越靈光。」 
  幾天前,治安副官唐納韋向羅西提出了賽狗場的事。他想知道羅西的人是否對此有興趣。要收買某些政客。我把這事向孫尼提了出來:「那位警察告訴托尼,他的人帶了錢,看看能否在州府塔拉哈西搞到執照。他想得到幫助,讓這些事得到保護,這樣別人就不好擠進去。」 
  「我們完全可以保護這個夥計。我們要讓另一個家族參與,因為那個家族控制著那一帶。」 
  「我正是這麼看的,他就是要找這樣的聯繫。」 
  「對,我來解決。同時我要和我的殺手們一道去。我們聽聽托尼的想法。」他向羅西招招手,要他回到桌子旁。「我們在談論賽狗場的事。」 
  羅西點了點頭,說:「他擔保過,他弄了兩個人在這兒投資,每個人投資100萬。但是,他要求保護,所要的就是保護,這樣好把這些事放在一起考慮。」 
  「他要什麼樣的幫助?要誰的保護?」 
  「他來找我,因為你知道,在這兒搞賽狗場,如果沒有特拉弗坎特的允許是不可能辦到的。這不可能直接要求到。我看出來這正是問題所在。你看,他以為我能為他活動。」 
  「啊,是這樣,沒問題。但是,把賽場這樣的事放在一起考慮,誰行呀?我們要為這個想些辦法。他究竟想要什麼?」 
  「孫尼,我只是在聽,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什麼都不說。現在3個賽狗場,每個場子開業4個月,因此,他們互相聯合在一起。你現在又提出搞個場子,如果沒有人出來控制一下全局,他們肯定會和另外那3個賽場有糾紛。所以他實際想的東西就是要有許可證。」 
  我說:「要麼有個人能與坦帕的人坐在一起。」 
  「下次我見到坦帕的人,我來向他說明情況,看他怎麼說。如果他說:『好啊,你們干吧。』那你們就干,誰也不會找你們麻煩。不過,要是他說:『注意,我已經有了3個場子,還要第4個幹什麼?』那就吹了,因為你要對他表示尊重。我們給那個副官400塊錢,他可高興?」 
  「啊,高興,」羅西說。「我一直都在給他錢——200塊、300塊地給。」 
  「我指的是那一個晚上。」 
  「拉斯維加斯之夜?啊,他高興。」 
  「我們要對他說,在幾個星期以內,我們要搞另外一個場子。我要把我的弟兄們帶來,兩個弟兄管雙骰子賭台。這麼幹,可能我們這一次真能弄大錢。」 
  家裡打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話,表示不滿。「你什麼時候回家?你為什麼不回家?」 
  我總要同女兒們一個一個地談話,問問學校的情況,她們是不是養肥了馬——她們養了3匹馬,放在路邊的牲口棚裡。她們關心的主要是我什麼時候回家。我妻子總是說:「喬,你幹些什麼事兒,給我說一點吧。說一說你在什麼地方,講一講你幹些什麼事,我知道了心裡也舒服些。別讓我心煩意亂了。」 
  我總要給她講一些情況。如果孩子們為我擔心,我就說:「沒什麼可擔心的。那幫傢伙蠢得要命,連紙袋子包住他們,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出來。」 
  開支問題,家裡的事,孩子的事,這些問題我樣樣都無能為力。這裡的事兒太多,佛羅里達那裡來來往往的人不停,弄得我7個星期都沒能回家。 
  我大女兒畢業了,我回了家,那是在6月份的第一個週末。我是個陌生人。一個月前,我妻子刈草時踝部跌傷了,縫了6針。這事兒她沒有提過。我的女兒們染上了一些不好的習慣——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習氣,只是令人沮喪,因為我不在家,沒能及時處理。有一次我獨自一人,用拳頭把臥房門敲得咚咚響。 
  我妻子為我女兒畢業搞了一次很像樣的便餐宴會。我母親在,她母親也在。我感到很不自在,連話也不怎麼說。我像是和家裡人隔了多少年一樣。 
  後來我妻子說:「今天是你女兒的畢業的日子,你把別的暫時就拋開吧,要高興一點,別那麼一副面孔。」 
  由於孫尼和勒菲蒂要到佛羅里達那兒去,所以我還得返回那裡。他們已經安排好了要和特拉弗坎特會談。我在家裡待了3天。我妻子說:「你情緒一直很壞。」她沒有問是什麼原因,要是真問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6月3日,星期二早上,她送我到了機場。這天是我們結婚19週年紀念日。 
  我到了坦帕以後,我打電話回家,對於我在家時表現的不好情緒表示了歉意。 
  孫尼帶著女朋友朱迪和勒菲蒂一道趕來,在塔希提汽車飯店登了記。孫尼要等電話,聽特拉弗坎特安排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見。我們在游泳池一帶溜躂。 
  第二天他接到了電話,要他在當天晚上8點會見特拉弗坎特。他要我在6點45分去接他。他說:「我想去早一點,對那個地方熟悉一下,看看有什麼異常沒有,有沒有警察。」 
  布拿諾家族的最高副官要和佛羅里達的最大老闆相見,聯邦調查局派出了一個監視組。 
  我用的是羅西的車,因為那車的車箱裡裝了拿格拉錄音機。我讓孫尼上了車。勒菲蒂沒有跟他去。 
  「我們到巴巴斯去,」他說,意思是指塔彭斯普林斯那裡的飯店。「他連名稱都不提。他沒有必要提。他只是說:『今晚我想吃點希臘味。』我就說:『我知道你說的地方了。』」 
  大約在7點15分,我們到達了飯店。我們待在酒吧裡,喝點飲料。孫尼漫不經心地仔細打量周圍。 
  「這位夥計怎麼認識你的?」我問。 
  「上周我在紐約見到了他。我一直在設法解決這件事。他在那裡。史蒂夫多年前就認識了他。史蒂夫把我介紹給了他。」 
  大約7點30分,孫尼說:「好吧,多尼,你可以走了,回到俱樂部去。到要車的時候我給你打電話。」 
  我出了門,經過停車場,正好特拉弗坎特和另外一個人經過那裡,他們正往飯店那兒走。特拉弗坎特是個文質彬彬的老先生樣子,略有點駝,面孔很平靜。看看他的外表,再想想他的實際為人,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孫尼10點鐘打來電話,我到飯店的休息室裡見到了他。我們喝了點飲料就走了。關於他和特拉弗坎特會見的事,我連一個字兒也未提。 
  「他真能幹,」孫尼說。「他喜歡我。我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現在佛羅里達的大門對我們完全敞開,正因為這樣,我們幹事要合情合理。分利是一半對一半。多尼,我們要是搞什麼行騙,那老人就會關上所有的大門。有一件事我們應該說幹就幹,他說,這就是賓戈賭場。他對這種賭場心很大,可是在帕斯科縣這樣的場子他一個也沒有。幹這個行當賺到大錢。」 
  上了車以後,孫尼漸漸講了他們會談的內容。他說:「這次會談,是為了摸清雙方的態度。我對他說:『注意啊,我可不是什麼精明的人,我這一輩子都是在街道上闖的人。』還說:『我喜歡大街上的行當,你知道,我什麼都不懂,什麼賭博,別的什麼,我都一竅不通。』我還說:『我啊,就喜歡在大街上橫衝直闖,媽的能搶到誰就搶誰。』」 
  「他怎麼說?」 
  「他哈哈笑。」 
  「他大概喜歡你,因為你很誠實。」 
  「我對他真是從心裡表示尊敬。你要是同他談話,你也會尊敬他的。」 
  「你上次在紐約見到了他,算是運氣。」 
  「你可知道,在這之前我對史蒂夫怎麼說的?我要去見他時,我說:『嘿,史蒂夫,你要到佛羅里達去,我同你說真的。我從來沒有要你幹什麼,我始終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要是不跟我一道去佛羅里達,我就再也不到這邊來了——你就讓我一個人待在這兒,干我自己的事。』我站起來就往外走。他第二天就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們真是好運氣啊——那人就在這兒。我們立即就接觸。』」 
  「是這樣嗎?」 
  「他說:『你這麼急著要找我,這何必呢?我本來就和你在一起的嘛。』」 
  「所以那人,今晚談話很順利,唔?」 
  「就像我剛才已經對你說的那樣,多尼。」 
  「太好了。」 
  「你看,他還講了別人的事。他說別人,比如說費城的布魯諾,他的想法,他說因為你不是生長在那兒,所以布魯諾就不想為你打開大門。他說:『這麼幹不對。比如你到我這兒來,我就生長在這兒,你就有所收穫。我們就會在一起幹。』」 
  「對了,大家都想掙點錢,是嗎?」 
  「是啊,朋友。」 
  我們雙方都很高興,多少還是為了同一樁理由。我感到極大的滿足是,我為兩個黑手黨家族聯了姻,而且這是第二次。 
  第二天,特拉弗坎特的人來看孫尼,瞭解賓戈賭場的事。那人叫班尼·胡西克,生得矮小,滿頭白髮。孫尼後來說,班尼在管理特拉弗坎特的賓戈賭場。他說,我們要和班尼一起找個場地。要造一幢佔地8,000到10,000平方英尺的大樓,附有空調設施。要是有個老式的超級市場就太美了。他說,我們要為場子出錢,一半的錢用來動工;特拉弗坎特提供裝備和技術,還出另外一半錢。我們很想有個慈善機構的名字,作為負責的組織機構,不過,「意大利」這個詞不能包括在內,某種殘廢軍人團體比較好。你可以僱用一名殘疾人坐在大門口,這樣看上去就真像慈善機構辦的一樣。 
  關於孫尼和特拉弗坎特會見的情況,孫尼告訴我的那些,我開始向勒菲蒂報告。可他已經全知道了。 
  勒菲蒂說:「他在紐約,可是那又怎麼著,在紐約幹這些事你以為會是誰?是我,不是他。對他這個人,我和你都知道。」 
  「勒菲蒂,要是同特拉弗坎特這樣的人在一起會談,我認為你可不行。」 
  「哼,別把你老子小看了。」 
  孫尼交給了我5,000塊錢,都是100塊一張的票子共50張,叫我「撒到大街上」放高利貸。他吩咐我們「保存利息」,對資本進行再投資,等到收入達60,000塊或80,000塊再分利。利歸我、他、布比和勒菲蒂,羅西分到少量的利。 
  他說:「目前貸款數額不要超過500塊。一個月給史蒂夫200塊,讓他交到家族裡。」 
  我和羅西把年號及數字序號都錄了音,把錢交給了辦此案的特工。 
  孫尼、朱迪和布比過來度7月4日節日週末。7月4日那天,孫尼和特拉弗坎特又舉行了一次會談。我和羅西開車,送孫尼到了坦帕市的布裡頓廣場,特拉弗坎特在那兒有一個賓戈賭場,胡西克想帶我們看一看。胡西克帶孫尼去會談。會談以後,孫尼就到了玩偶飯店和我們匯合。 
  他興致勃勃地說:特拉弗坎特對於辦賽狗場的主意很贊成,他對孫尼說,他要找個律師和建築師,他們都應該是「正直的人」,這樣就無需同他們討論黨徒營業上的事。 
  孫尼說:「我們要著手行動,因為那位老人正期待這事兒出現。佛羅里達這兒錢有的是,如果這位老人死了我就搬到這邊來,把這個州都管起來。」他說,他要把在紐約的15個兵丁分派到各個山頭,這樣他自己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佛羅里達這個大地方。 
  我們短暫地休息了一陣子。我和孫尼、布比開車出了城,來到一處滑水娛樂場所。他們給你一個墊子,讓你坐下,順著梯子爬50或60英尺到達空中,然後以大約每小時20英里的速度往下滑行,你就撲通一聲落到一個大水池,沉到水底。我們每個人落入水裡的姿態各式各樣:肚子朝下或背朝下,或相互牽著手或咬著腿,像個「火車」的模樣。我們滑水遊玩了一定有三四個小時,大家像個孩子,互相嬉笑,看誰的動作最快。 
  星期天,我和孫尼、朱迪、羅西一道去了奧蘭多,好使孫尼勘察地形,因為他想建造賓戈賭場和開展賭博登記經營業務,現在已經得到了特拉弗坎特組織的支持。羅西先前說過,他已經買通了奧蘭治縣的一個高級政府官員。因此,孫尼以為,我們也會得到他的保護——拿下奧蘭多算是輕而易舉的事。 
  接著我們到了迪斯尼大世界。孫尼還是第一次到了像這樣的地方。這天剩下的時間我們就在這兒度過。我們到處跑,參觀了博物館和展覽館,四處溜躂。我們還到了一個室內靶場,那裡有槍,有活動的靶子。孫尼射擊的槍法很不錯。可是我和羅西都猛射了一陣子。孫尼說:「你們倆槍法比我棒多了,哪兒學到那麼一手好槍法?」 
  孫尼比勒菲蒂更容易放鬆自己。勒菲蒂一天24個小時都是黑手黨,和我在一起時時、事事都離不開黑手黨的事業,那種警戒從來不低落。儘管孫尼更有權力、更有危害性,但他也還有消閒的時候。在旅館裡,在公共場合,他還像個紳士,不是那種大吵大嚷的樣子。他帶的包,我不用為他代勞。他除了干黨徒的業務以外,他還有普通街民的一面,有說有笑的。他在玩樂的時候不談黨徒的業務。 
  他的女朋友朱迪,是個好姑娘,很正直,很潑辣。對於孫尼所幹的事她並不知道,孫尼也不讓她介入任何業務之中。她是他最喜歡的女朋友。他遇到她的時候,她在沙沙貝拉當酒吧招待。隨著我們案情的發展,她是我感到遺憾的又一個局外人。 
  在一條路旁,孫尼看到有許多幼小的棕桐樹,想弄一些帶回到布魯克林,種在門外。他說:「門口栽上棕櫚樹樣子挺好看,會讓人拍手叫絕。」 
  我說:「棕櫚樹適於熱帶氣候生長。布魯克林冬天那麼冷,活不了。」 
  「能在夏天生長一個季節,不也是很好嗎?」他說。「長生不死的東西從來就沒有。」 
  我們買了五六株,由聯邦快車運到布魯克林。 
  孫尼打網球很蹩腳,但是喜歡打。他常常穿著黑短襪,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的網球場上打球。我和羅西與他和布比常常進行雙打比賽。他總要跑來跑去,邊打球邊叫嚷:「我要扣殺你們了!」 
  有時候,他和我扳腕子比手勁。孫尼舉重,我也舉重。他力氣大,但我的槓桿效率高,個子比他高,胳膊比他長。我們坐在游泳池或別的什麼地方,他總要和我較量。他從來贏不到我,弄得一肚子的火。我發現,他從來不找別人較量,專門想和我比個高低。 
  有一天,孫尼帶了一瓶藥丸來到俱樂部,是一種叫做「佐姆斯」的藥丸,用於刺激性生活。孫尼把藥瓶給了契柯,對他說:「這些藥是秘魯的童貞修女製造的,能夠幫你提精神,你會喜歡的。給一顆給多尼,讓他也試試。讓大夥兒都試試。」 
  契柯把瓶子帶回家。我們知道,那只是一種咖啡因調製品。第二天,契柯到了俱樂部,對孫尼說:「嘿,這些『佐姆斯』,有強烈的效果啊。」 
  「痛快,是嗎?」孫尼說。「給多尼一顆了嗎?」 
  契柯說;「沒有,我全吞了,一共20顆。」 
  「全吞了!你瘋啦?」 
  「現在我的精神特好,怎麼也抑制不住。」 
  「你這小子真混賬。你哪能把『佐姆斯』當玩具用啦!從秘魯進口的啊!你居然還活著,真是命大!」 
  既然我們現在要和特拉弗坎特打交道,我們想把第一流網球俱樂部搞得相對整潔一點。我們不想把俱樂部搞成像賭場那樣過於引人注目。因此,我們開設了另一個俱樂部作為賭牌場。這個俱樂部只是一個小店舖,在迪克西公路的1227號,離網球俱樂部兩英里。孫尼給了我500塊錢,用於保安費用。我們把網球俱樂部後室的牌桌都移到了那一邊,發牌的人也跟著過去。這樣,夜晚的賭牌活動繼續進行。 
  孫尼說:「我們要好好幹。那老人說,他這一帶有500個人馬,可是都老了,力不從心。他在這個州里正尋找新的血液,也就是我們這些人啦。」 
  羅西曾經認識一個人叫台迪,是這一帶的賭博登記經紀人。台迪想為我們搞足球方面的賭博登記。我們安排他去見孫尼。我們5個人——台迪、我、羅西、孫尼和勒菲蒂——坐在塔希提飯店的游泳池邊。台迪說,他管理過第一流的登記經紀業務。孫尼考問他:他幹這門業務有多久,他參與這個活動有多少,他是怎麼管理的,等等,什麼都問。 
  台迪走了以後,孫尼說:「我不想讓那個傢伙管理我們的業務。他以為他很精明,我看他到後來會欺騙我們,我也會叫他一命嗚呼。眼下,叫約-約看守電話,管賭博的事,契柯可以管理收支帳目。」 
  孫尼來往於紐約和佛羅里達之間,和特拉弗坎特會見,鞏固他自己的地位。8月8日那天,他和勒菲蒂來到了這裡。孫尼在寓所裡打電話給我和羅西,叫我們下午3點30分到塔希提飯店的咖啡館裡。他說:「那人要來了。」 
  我決定帶個發射機。 
  我見到了聯絡特工,收到了發射機。我和羅西在我的寓所裡試了試。羅西對在外場的特工邁克·朗斯福德叫了話,我就對發射機說話。可是,朗斯福德的收音機裡什麼聲音也沒有。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試用,到後來時間快到了。朗斯福德什麼也沒有聽到。 
  羅西說:「這種裝備說起來多麼好,可是用起來不管用,要這種東西幹什麼?」 
  這時候你的心情怎麼也說不清。你戴上了這麼個儀器,冒著暴露目標和生命的危險。你放在身上,可能一放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你以為錄到了重要的談話。可是接收的人什麼也收不到,要麼收到的就是嘈雜的響聲,要麼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儀器又是好的。也可能是用了多次以後又拿來用的。可是就是不管用,誰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我身上帶著發射機,如果被逮住,這幫傢伙首先想到的是;以為我是個通風報信的人。如果你是個警察或特工,他們可能以為幹了不止一次,因為你是在執行任務。現在我和這些傢伙已經相處了4年。他們根本不會相信我是特工,會以為我變了心,變壞了。對我不會有一點餘地,只有死路一條。 
  此時此刻,我正要和孫尼·布拉克一道出門,他要會見桑多·特拉弗坎特,我要帶什麼不成玩藝的發射機。事先發現了毛病這還是好事。可是,我和羅西越是想使它能用,越是在談論它,我們的心情也越是沉重。 
  最後,我收拾收拾,把發射機朝牆上一扔,正好砸到了窗子附近,光噹一聲落到了地下,弄得不像樣子。我說:「這種不成樣子的發射機至少不會再有人用它了。」 
  我和羅西來到了咖啡館。孫尼和特拉弗坎特及湖西克正坐在桌旁。他示意要我們單獨坐到另一張桌子旁。胡西克走了過來,想要我們帶他到瑞基新港的瑞奇路上,看一看正在動工的賓戈賭場工程。我們回來以後,孫尼和特拉弗坎特還在那裡談話。孫尼叫我們坐到櫃檯那邊去。 
  半個小時以後,孫尼出來對羅西說,叫他為我們三個人預訂晚飯,地點在杜納了街道上的好胃口飯店。他還交待我們:「你們倆到勒菲蒂的房間去。」 
  勒菲蒂住在孫尼的隔壁,正躺在床上看電視。羅西按吩咐拿起電話,我站在門口。 
  孫尼和特拉弗坎特走了過來。孫尼要我到他的房間去。進去以後,他向我介紹。 
  「多尼,這是桑多。桑多,這是多尼。」桑多透過深度眼鏡,瞇著眼睛看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個黑手黨老闆握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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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毒品和槍支



  孫尼要我到紐約去,要我們把正在進行的各種非法活動向他匯報。主要是賓戈賭場、彩票以及賭博活動。我去了他住的裡弄,這是第一次。 
  孫尼的私人交誼俱樂部,意大利——美國戰爭退伍軍人俱樂部,威瑟斯股份公司,位於布魯克林的格林波因特地段,在格拉漢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交界處,格拉漢姆大街的415號。裡弄很安寧,很安全,市面上乾乾淨淨。公寓大樓兩三層高,大多數是小店舖或設有店堂的寓所樓房。這和南邊的本森赫斯特地段的裡弄很相似。南邊那裡我和吉裡及科隆坡家族的成員打了4年交道。這兩處裡弄一個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讓人感覺到,外來的人很快就受到注目。 
  威瑟斯俱樂部前室很大,有酒吧間,有幾張牌桌;後室有一張辦公桌,電話多部,一個洗滌槽,還有男衛生間。靠相交處的斜對面,即格拉漢姆街道的420號,是影院俱樂部,是孫尼及其一夥另一個娛樂場所。前門上沒有招牌。外牆上有一層假散石。三層樓房上面的那層地板上覆蓋著棕色的牆木板。影院俱樂部前室是酒吧,有大型投影式電視,一架彈球機,幾張桌子。酒吧後面有個大魚缸,裡面養著熱帶魚。後室是個小舞台,有一個彈子台,一部自動唱機,幾張牌桌。離後室不遠的地方是廚房。 
  正如小意大利區的俱樂部一樣,孫尼一夥中的老練黨徒在夏季就在這兒進進出出地消遣。他們的車子,大多數是卡迪拉克牌轎車,就停在這兒或者是街區的雙層停車場。 
  孫尼說:我不應該為花費、為旅館的不便這樣的事煩神;我應該住在他的寓所,就在影院俱樂部上面的頂層上,即無電梯的3層樓上的套間。那是現代化的、實用的單人臥室。進了過道,左手有個小廚房,前面是餐室,右手是起居室,裡面有可拉動的沙發,孫尼的臥房就在附近。那兒沒有安門,有一種像樓梯式的梯子通向屋頂,他在那兒養了競飛鴿。 
  他的寓所沒有安裝空調,因為大樓沒有設這種安裝。那天晚上熱得夠嗆。他打開了窗戶,從那兒就可以看到相鄰的屋頂。我睡在起居室的躺椅上,他睡在臥室裡。 
  我仰臥著睡覺,身上大汗淋漓。我醒來時,像是有什麼東西在摸我的胸口。一開始我眼花瞭亂,還以為是一雙手壓在那裡,那手指抓我的脖子——有人要把我掐死。 
  原來那是爪子——一隻老鼠。 
  我嚇得渾身哆嗦,連眼睛也不敢睜開。睡在一個黑手黨副官的寓所裡根本用不著煩什麼神,可是大大小小的老鼠令我心驚肉跳。我看到不論是死老鼠還是活老鼠,我都害怕。我家裡要是有老鼠,我妻子或孩子一定會處理好的。 
  現在我要遭到老鼠咬,要死於狂犬病。 
  我屏住呼吸,一面倒計數,然後一骨碌跳下來,抓到什麼是什麼,在房間裡亂打。我開了電燈,老鼠咚咚跳到了地下。 
  我看見的原來是一隻貓。那貓兒跳上了窗戶,穿過房頂,消失在黑暗之中。 
  孫尼跑著進來。「究竟發生什麼?」 
  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笑得地動山搖。「又大又壯實的男子漢,竟然還怕老鼠。待會兒,我給你講講各人在這方面的趣聞。」 
  我渾身戰慄。「孫尼,這樣的趣聞你還是不講為好,誰的趣聞都別講了。如果你這兒安上空調,我們就不用開窗戶,讓世界上的動物到房裡來。」 
  「對啊。」 
  「誰都可以從那扇窗戶進來,孫尼,這不安全。」 
  「是啊,是啊,」他回到臥室,還大笑不止。 
  大約6點半的時候,他叫醒了我。他已到街對面的麵包房買來了油酥點心,煮好了咖啡。我們穿著襯衣,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喝咖啡,吹買賣。 
  他的臥室裡有啞鈴,一條槓鈴推舉鍛煉凳。我們一起在練習舉重。 
  我們上了屋頂,他讓我看競飛鴿。 
  他有這些鴿子,感到很得意。他喜歡在屋頂上消磨時光。他有3個鴿籠。屋頂上和籠子頂上都裝有短小的尖樁籬柵。 
  他告訴我怎麼樣調和鴿食,裡面要加點多種維他命,以保持鴿子的耐力。他解說了鴿子的不同種類,對於在遠距離飛翔的鳥兒,不同的鴿種可以和遠距離飛行的不同種類的鳥兒相比。每隻鴿子的腿上都有標記環,以便識別。他說,各個城市裡有多種多樣的鴿種。鴿子總會飛回家,飛到自己的籠子裡。主人有個鐘式記錄器,能在標記環上印著鴿子的飛行時間。他說,你可以贏得的錢數達3,000美元。 
  他說:他曾經想到過許多好主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屋頂上照料鴿子期間想出來的。 
  作為就在這個裡弄裡長大的孩子,他告訴我:他本來只不過是街道上的一名小偷。他說:「對於是不是一個黨徒,我並不在乎,我這麼干已經相當不錯了。」可是後來,他到了這樣的時刻:如果沒有黨徒們的允許,他想在裡弄一帶再干他的偷盜就不行了。「因此,加入他們一夥總比和他們較量要容易些。」他就成了持械強盜,最後終於當了黨徒。 
  他談到了黨徒的政治。科隆坡家族的情況已經很糟,因為卡明和阿里·鮑伊都被控有罪。他暗示科隆坡家族內部的權力鬥爭正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現在整個的情況是:你有多強、你有多大權力、你有什麼卑劣的手段——這些都是你在黨內崛起的關鍵因素。」在屋頂上和鴿子在一起的時候,孫尼與我談話一次又一次提到了這個話題。「天天都得鬥,因為你不知道誰又在瞄準了你,想把你打倒,尤其是你當了副官或老闆的時候。天天有人想打發你,想取代你的位置,搞得你無時無刻不緊張。為了保持你的權力和地位,你天天都在搞欺詐。」 
  當我們和黨徒在一起的時候,情況又有所不同。孫尼像個副官的派頭,為人所尊敬。在大街上,或者在處理業務問題時,你可以看到他不僅受人尊敬,而且令人畏懼。可是在這兒,身邊沒有其他人,我們倆拂著習習的風,好像很平等。他談到了他怎麼樣喜愛自己的孩子,對佛羅里達感到非常樂觀。他慫恿我搞毒品交易,要我們計劃一下,再搞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 
  他給了我一把鑰匙,這樣無論他在不在,只要我想用他的寓所隨時都可以用。有時候,他到斯塔籐島,住在朱迪的寓所裡。從那以後,我每次到紐約來就幾乎都住在孫尼的寓所裡。 
  我回到佛羅里達以後,給孫尼寄了兩個吊扇,好裝在他的寓所裡。他給我寄了兩大箱聽裝魷魚,意大利麵包,意大利冷切肉以及奶酪,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吃這些東西,而且在佛羅里達這裡,我買不到紐約一類的最好食品。 
  我們搞賭博經紀業務、放高利貸所賺到的錢,孫尼感到不滿足,想從紐約派個人來這兒管理。我和羅西想到了另一個好主意:我在費城有個朋友,是個特工,其隱蔽姓名是艾迪·捨農,自從1968年以來我就認識了他。那時候,他是費城警察局的偵探,我在海軍情報局工作。他現在在巴爾的摩,管的是一個地下賭博登記經紀業務。 
  我對孫尼說:「我認識一個夥計,他能管理登記業務。他不是意大利人,是愛爾蘭人,但挺能幹的。下次你到這兒來,我叫他也來。你可以對他作些瞭解,單獨同他談談話。如果你喜歡,那更好。這由你做主。如果你要他和我們一起幹,他就會留下來幹,因為他還欠我的情。」 
  「那好,我們先瞭解一下這個愛爾蘭人,」孫尼說。 
  孫尼到這邊來待一兩天,以便瞭解艾迪·捨農。然後他說:「我喜歡這夥計,很機靈,見識廣。他對你很忠心,一個順從的夥計,我喜歡。在這兒給他弄個寓所,叫他搬進去住。」 
  捨農有了寓所,和我以及羅西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樓裡。住在這裡的其他特工接收並監視從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傳出的微波圖像。 
  我和羅西繼續搞潛在的毒品交易偵破工作。就是說,我們把從事這些活動的人串連起來,然後採取跳踢踏舞的辦法使他們不能從事實際的毒品交易。我們加強聯絡,說我們有銷路,可以通過「我們的」人能銷售多少多少,以此盡量獲得毒品的來源渠道。我們又以毒品來源渠道的多種多樣來保持孫尼和勒菲蒂的興趣。但是我們盡量不使大批毒品買賣成交,也不採取任何搜查行動,因為一搜查就破壞了我們的破案計劃。我們採用的策略是:聯繫賣主,從他們那裡獲得毒品情報,套住他們;另一方面,讓孫尼和勒菲蒂保持興趣,但始終不讓這兩方人員有直接接觸。 
  我們通過接觸,準備提供大範圍的毒品。我們聯繫到當地一個夥計,以每磅15,000美元出售可卡因;還有一個夥計販賣安眠酮,每片售價80到90美分,大麻每磅230到240美元;在可可灘那裡有個可卡因販子;在墨西哥城那裡有個海洛因販子,用雙引擎匹帕·阿茲台克飛機運送毒品。當地一個夥計說:如果我們能向他提供飛機,他可以來往哥倫比亞,弄到90%純度的可卡因,兩個月內能賺100萬美元。他要25,000美元預付款,每跑一趟要50,000美元旅途費。這位夥計還說,他在南美能弄到「安眠酮」,每片20美分。我們和這些人一個一個地交談,反反覆覆地議論價格,提些問題,作出承諾,然後又毀約。 
  勒菲蒂對我和羅西說:「聯邦調查局裡有我的檔案,說『此人不吸毒』,這句話就寫在我的像片旁邊。」 
  我們議論到,南佛羅里達那裡有多少年輕的百萬富翁,他們就是由於販毒而發了大財。 
  孫尼總是在談論海洛因、可卡因、大麻以及安眠酮。有一次,他對我說:「目前不要搞什麼可卡因。現在紐約能賣大錢的是烈性品和大麻。」他立即就能向一處銷售300磅大麻,向另一處銷售400磅。「我希望有個充實的來源,保證每週提供100磅。從我銷售處那裡,每週可以淨得10,000塊。我們要先拿出20,000塊預購第一批貨物。」 
  在電話裡交談的時候,我們用「鴿食」這個暗號代替毒品。我在電話裡向他說起,我們有個新的聯絡夥伴。他說:「帶點鴿食的樣品到紐約來。」這樣他可以作出鑒定。 
  羅西口袋裡裝了點樣品,我們一起到了紐約。布比在肯尼迪機場迎接了我們。他向我們介紹了尼基·桑多拉。尼基身子過胖,頭髮鬈曲,是個樂天派,在孫尼手下幹事。 
  布比問我帶了樣品沒有。 
  「大麻?托尼帶了。」 
  「我以為你們帶的是海洛因。」 
  「我以為,孫尼所指的是大麻。我估計,我們使用的暗號弄混淆了。」 
  布比心裡有點煩,因為他有個朋友就站在我們這裡,他是來驗證海洛因的樣品。 
  「那我們下趟帶了,」我說。 
  尼基開車送我們到長島的利特尼克,孫尼臨時住在那裡。尼基談到了賭博登記業務。他最近才從牢房釋放出來。他說:「我守電話,打了4次賭,就判了罪。你能想得到嗎?」 
  孫尼住在利特尼克的北海岸公寓裡,和他一起住在那裡的還有個夥計叫約翰·帕爾佐拉。 
  孫尼說:「你說,你帶來海洛因樣品。」 
  「沒有,我沒說。」 
  「算了,去他的吧。你把樣品交給尼基,也許他還有些辦法,找個銷路。」 
  羅西把一小塑料袋大麻交給了尼基。 
  我說:「那夥計每磅要270塊。」 
  「太高了,」孫尼說。 
  「在紐約城裡,我們每磅大概能賣到350到400塊,」尼基一面說,一面看看樣品,「這裡面有不少籽。明天我拿出去,找幾個人看看情況怎麼樣。」 
  我們一夥人在這座公寓大樓的樓下相聚,到照普飯店裡吃飯。孫尼的表親卡明也在那裡。還有尼諾、弗蘭克、吉米——他們都不用姓,只用名。周圍有幾個女人,其中有一個女人叫沙比娜。她從樣品裡拿了一卷大麻出去了。一小時以後她回來了,對大家說:「嘻,這東西還不錯。」 
  各人都在談各人幹的事。卡明說,他有許多贗品珠寶——偽造的羅萊克斯手錶,鍍金的廉價首飾,金鏈條。羅西同意拿一部分到俱樂部出售。 
  約翰在等著判罪,因為他和兄弟在這一帶從事龐氏騙局1。他說,搞龐氏騙局有個妙法,就是跑到需要投資的富翁那裡對他說,你和某些服裝商有聯繫,那些服裝商的產品超額,其超額的部分——如牛仔褲什麼的——可以用作批發。如果這個富翁投資,比如說5,000美元,你就可以保證在第一個星期返回500美元。返回的數字大得驚人,就有更多的人投資,投資的金額也越來越多。你用數目很大的利息償還他們,保留資本。等到有足夠的資本時,你就「從城裡溜之大吉,再也不見那些投資的人了」。 
   
  1 龐氏騙局(Ponzi scheme):騙人向虛設企業投資,來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者,以誘使更多人上當。 

  他說,最好的對象是醫生及職業人員,因為他們總是在找途徑,把自己的現金投資出去。他最近就使一些按摩技師上了大當。他已經服罪,以免「家族」的其他成員被拖到法庭上作證。 
  我和羅西以及孫尼、約翰都住在公寓裡。大約早上兩點,我們正準備睡覺。羅西穿著喬基牌三角褲從廁所裡出來。孫尼在地板上笑得直打滾。他一有機會就滔滔不絕地說話:「那是什麼褲子啊,那是什麼褲子啊!」羅西的短褲後面有幾個洞,孫尼忍不住哈哈笑。「穿200塊錢的便褲,100塊錢的襯衫,200塊錢的鞋,可是短褲像個中學生穿的!媽的什麼短褲啊!」 
  兩天以後,尼基·桑多拉報告說,他瞭解到:我們的大麻每磅270美元價格太高。如果賣主願意「預支」200磅,等一個星期再付款,他可以出售。 
  回到佛羅里達的時候,我們聯繫了一個賣主,對他說:大麻經過檢查,質量並不像他講的那麼好。現在唯一的條件是先預支300磅,等兩個星期再付錢,我們的人就肯買。那人要考慮考慮。 
  孫尼再次來到佛羅里達,他帶來了家族委員會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對我說:「他們幹掉了范茨·鐵裡。」他說,現在的權力已經落在保羅·卡斯特拉諾、納爾·代拉克羅斯以及喬·加羅等人的手裡,他們都是甘比諾家族的頭面人物。他說:「他們得到了權力,正在很好地行使權力。那一天我碰到了保羅,我幫了他一個大忙,別人根本幫不了。保羅現在和這裡的老人結成了聯盟。」他是指特拉弗坎特。 
  他並沒有告訴我他幫的大忙是什麼,但是甘比諾家族的成員在毒品買賣上很有聲勢。無論怎麼樣的情況,孫尼的意思是:他現在和頭號鐵腕人物的關係很緊密。 
  他在等桑多·特拉弗坎特到旅館裡來。特拉弗坎特來了以後,他們到了孫尼的房間。在法令指諭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在他房間裡安裝了竊聽器。可是,他們立即調大了電視的音量,他的談話也就被掩蓋了。 
  我和孫尼單獨在一起吃飯。孫尼並沒有戴多少首飾或者什麼耀眼的東西。但是他倒的確有幾隻漂亮的戒指。如果他腰帶上戴金扣,那就戴黃金戒指;如果腰帶上是銀扣子,那他就戴白金戒指。老練黨徒戴小指戒指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有一隻我真是很喜歡。那是一隻白金馬掌吉祥物,上面有些小鑽石。我很喜歡那只戒指,也是他的寵物。 
  「孫尼,有那麼一天我也要弄到一隻那樣的戒指。」 
  「哪樣的?」 
  「就那只帶有鑽石的馬掌吉祥物戒指。我實在很喜歡。我過去一直想弄到那樣的一隻戒指,可是價格太貴。在盜竊中從來也沒能碰到過。總有一天我會碰到運氣。」 
  「你喜歡嗎?算你運氣,拿去吧。」他從手指上拿下戒指,戴到我的手上。「是你的了。」 
  「哎,孫尼,我不能拿你的呀。」 
  「為什麼不能?你喜歡,你就拿著。」 
  我說什麼也不能拿他的。我這樣的身份,不能接受這麼貴重的禮物。我本應該把這只戒指當作其他的證據一樣,登記下來交上去;否則,我就會貽誤我自己的辦案工作。我心想:我可以拿著,等到辦案工作結束以後再還他。可是,如果弄丟了,或者我工作結束之前孫尼被人幹掉或別的什麼意外,那我收了這只戒指就會帶來很大的麻煩。 
  但是我也不想得罪他,因為他給了我也是出於誠意。他常常幹出這樣的事,從來不以此要什麼更大的交易。「我真是很感謝,因為我知道你非常喜歡這只戒指,」我把戒指推到桌子對面還他。「我不能收下,但是我很感謝。」 
  他聳聳肩,又套到小手指上。 
  第二天下午,我們坐在塔希提飯店的咖啡館裡。 
  「我今天很有力氣,」他說。 
  「啊?是什麼意思?」 
  「我力氣大,扳手勁能贏你。」 
  「孫尼,你從來就沒有贏過我。今天有什麼兩樣?」 
  「我力氣多大啊。來吧。」 
  「就在這兒?」 
  「就這兒。」 
  我們胳膊肘撐在桌子上,移動身子做好一切準備,雙方把手扭在了一起。 
  「準備好了嗎?」他正視我的眼睛。 
  「準備好了。」 
  「我要贏你。」 
  「來吧。」 
  「開始!」 
  我們用力扳。這時候,他朝我臉上唾了一口,我一下子鬆弛下來,他啪地一聲扳倒了我的手。 
  「我只是說我要贏你。但是用什麼方法贏你,我可並沒有說啊。」 
  孫尼想了一個辦法。在這一帶的任何地方,你可買不到真正具有意大利風味的好吃的麵包。我們打聽周圍的人,問是什麼原因,為什麼紐約那邊的麵包格外好吃些。誰也答不上來。我們問了從紐約來的一位麵包師。 
  他說:「是水質的原因。紐約一帶的水質最好。這是個關鍵問題。水質與酵母的反應相關。所以紐約以外的其他地方,你烤不出那麼好的意大利風格的麵包。」 
  我知道孫尼下一步會和那個麵包師打什麼交道了。他要給我們烤麵包,孫尼要弄一隊櫃車,像運送牛奶的櫃車一樣,把紐約的水運到佛羅里達來,叫麵包師烤麵包,還賺了一大筆錢。 
  托尼·墨拉從牢房裡被釋放出來。他在牢房的時候,夥計們不斷向勒菲蒂報告說:墨拉在罵人,一肚子火氣,因為他聽說:我和勒菲蒂在密爾沃克賺了大錢,在佛羅里達賺了大錢。這些錢有一部分應歸他所有,因為最早是他把我引進到這一夥人當中。 
  勒菲蒂告訴我:「我對他說:『你出了大牢,最好交幾個朋友。別動不動就揍人,揍得人七竅生煙。』」 
  在塔希提飯店,就我和他兩人的時候,他說:「多尼,我想問問你。羅基是探子嗎?」 
  「啊,孫尼,我和他相處了6年多,從來沒有什麼問題。我一直靠他來買賣商品。沒有問題,我敢說。」 
  「是啊,墨拉給他戴了那麼個帽子。不過,也不奇怪,墨拉就是那種人。」 
  勒菲蒂養了個小獅子。新澤西那裡有個飼養動物的夥計給了勒菲蒂一隻幼獸,他很喜歡。他開車外出時總要把小獸帶在身邊。他把小獸放在影院俱樂部,我們和它一起玩耍。小獸很可愛,招人喜。勒菲蒂從來沒有給它起個名字,我們也只是叫它「獅子」。它就待在酒吧的俱樂部前面。我們還有一隻家貓,待在後面。 
  幾個月以後,小獅子真的長成了獅子。在勒菲蒂的車子裡,連皮革位置上也留下了他抓破的痕跡,因此他不能再帶它到處跑了。你要是同它玩,它就抓你。它長得像一條很大的狗一樣。很快地,我們連平常散步也不能帶它出門。白天,它待在俱樂部裡,可是晚上就再也不能把它放在那裡。孫尼的表親卡明有個空倉庫,離影院俱樂部不遠,因此勒菲蒂每天晚上就開車把它送到那兒去。每天還得有人去給它餵食。一天吃的東西要用200美元,因為餵食是最好的牛排。 
  有一天,我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與在影院俱樂部的布比通話。他說:「勒菲蒂到了街那邊,把獅子裝進車裡。我們一定要設法把獅子從酒吧裡弄走。有人告發了他,可能要罰我們10,000美元。」 
  裡弄裡有人發現了俱樂部的獅子,叫了警察。警察趕來時,勒菲蒂已把獅子送到了倉庫。警察來時發現的是那只家貓,正在後面的彈子台上睡覺。 
  警察對酒吧招待查利說:「我要談關於獅子問題。」 
  查利說:「我們只養了那隻貓,如果說我們養了獅子,其實就是那隻貓。」 
  從那以後,獅子只好整天待在倉庫裡。 
  我在佛羅里達,勒菲蒂打電話來,說:「我們要把獅子弄掉,它抓破了倉庫的牆,咬電線。你能不能把它帶到你那兒去?你那裡有5畝地,在網球場邊用鏈子圍個籬笆圈起來就行了。我們把它運過去。」 
  「你糊塗啦,網球場上不准養獅子呀。」 
  一天晚上,他們把獅子裝上了車,送到了奎莫斯一處公園,用鏈條系到了凳子上。 
  勒菲蒂打電話說:「買一份今天的《郵報》,他們發現了獅子,它跑了。他們在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裡看到了。那獅子正爆發個新聞。電視裡也在播放,這畜牲真媽的帶勁。」 
  《紐約郵報》頭版以醒目標題報道:奎英斯公園發現叢林之王!獅子的照片上,兩邊分別站著一名警察,每人手裡牽著鏈條。報道說:在奎莫斯的佛拿新那兒的聖·瑪麗公墓那裡,有人發現了這頭6個月的小獅。這頭獅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沒有任何人知道。 
  孫尼在布魯克林的一夥人中,一部分已被逮捕。看樣子像是出了告密的。勒菲蒂打電話說,凡是新加入伙的都有嫌疑。 
  他在電話裡對我說:「換句話說,找到誰,非送他命不可。」 
  「他們不會擔心托尼,是嗎?」 
  「話應該這麼說:你不是,我不是,但是他們是。我們要查一查他的背景。」 
  「那好。」 
  「我們身邊有個羅基。那傢伙怎麼樣?」 
  「艾迪。」 
  「艾迪,對,還有契柯,是嗎?」 
  「啊,對,契柯跟他的女人有些口舌,他跑了,」特工契柯已經撤退出這一行動。 
  「我不喜歡那麼幹。你看,那裡還有一樁事我得要查一查,還有一樁也不好。」 
  「啊,這個女人弄得他都快瘋了。」 
  「我明白,但是那不好。這些事都與你有關,我不能事事都負責。像現在,關於那裡的羅基的事,他們也就隨他去了。」 
  秘密警察羅基,我曾幫助他介紹到黨徒一夥當中,讓他單獨執行自己的任務。他曾在那次遊湖的汽艇上和我們在一起,現在搞汽車業務,離紐約市不遠。我幫助羅基建立這個業務,作為他的掩護。托尼·墨拉出牢房以後,就開始和羅基混在一起。這使勒菲蒂陷入了困境。由於是我介紹了羅基給他,勒菲蒂認為羅基是屬於他的人,羅基不論幹什麼,所得的都應該有他一份。同時,勒菲蒂又不想同墨拉有什麼瓜葛。 
  「他現在跟那個密探混在一起,」勒菲蒂說的密探是指墨拉,「我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同他相處。我不知道具體情況如何。這傢伙幹了些錯事,多尼,我和你要分手了。我知道,這傢伙要送我們的命。這事兒我要找你談。」 
  我也弄得不知所措,因為羅基和墨拉之間究竟出了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感恩節的前幾天,勒菲蒂打電話對我說:「我們明天就出門,一共4個人。」 
  「誰來?」 
  「你只管開車來接我們。他到時候會告訴你的,」他把飛行的班機及時間告訴我,我記了下來。他所說的「他」是指孫尼,到時會跟我談的。「共4個人,別的什麼也不用問。」 
  「好吧,就這樣。啊,這些都是要人還是什麼?」 
  「看,叫你別問嘛。只管訂幾個房間就是了。你還得為我們準備一輛汽車,搞個大的,能坐4個人。費用就從我們的買賣中報銷就行了。」 
  「好的。」 
  「兩個房間,雙人的,相互連在一起,靠池邊。」 
  幾個小時以後,孫尼打電話來了。 
  「喂,有幾個人要到你那邊去,他們要汽車,只有布比同你講要些什麼,你有什麼事只同他講。待會兒我再處理。」 
  「好,就這樣。」 
  「只有他與你講。」 
  「好的。」 
  「到了那裡他們會向你解釋。」 
  我說:「我剛才還和勒菲蒂說了話,他說,你要同我談,說有幾個人要到我這邊來。不過,你沒有講到任何情況,是嗎?」 
  「明天去。」 
  接著,我又給勒菲蒂打電話,我讓他們倆彼此提供情況好掩護自己。我說:「我剛才同他談了話,他說有布比,還有別的幾個人要到這邊來。」 
  「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嗎?這混蛋究竟想要幹什麼我都不知道。他只對你說布比以及另外幾個人明天到你那兒,根本就沒有提到我。」 
  「根本沒有,但是我說我已經和你談過話——你瞧,我不想提任何人的名字。」 
  「對,不牽涉到別人。我們幹的事一向正確。我們不能把自己弄得很尷尬,這很重要,尤其重要。現在,我們不想把人牽到一塊兒,懂嗎?」 
  「懂啊。我們只管把汽車給你,由你支配。」 
  「我們回去,搞個宴會,喝喝酒。」 
  「明天晚上你什麼事沒有,對吧?」 
  「對,沒別的事,就是幾個人在一起聚一聚。等我過去再說。等見到你的時候,我會向你說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羅西準備到坦帕機場去迎接他們。我們設法控制花費,尤其是對於勒菲蒂的開銷。我對羅西說,我不想花錢為他們租車,要租他們自己租。 
  我們接到了勒菲蒂、布比、前紐約的一個警察名叫戴尼斯以及吉米·萊格斯,即詹姆斯·艾匹斯科比亞,是個身高6英尺4的大個子,瘦胳膊瘦腿,大腹便便,頭戴假髮。 
  勒菲蒂問:「租車了嗎?」 
  「沒有,我的運通信用卡已用完,而且還超了支。」 
  「啊,那誰來租車?」 
  「你的卡也能用一次嘛,為什麼偏偏要我付?你們到這兒究竟幹什麼我都不知道。」 
  接著我們到了領行李的地方。過去我總是為他提行李,這次我沒有那麼做。別人的行李都拿到了手,只有他的包還在轉帶上轉動。到最後,他才明白過來,自己把行李拿起來。 
  這事兒當著其他老練黨徒的面發生的,他一肚子的火。我作好了準備:等到我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聽他的指責。可是我不在乎。我對勒菲蒂已經感到厭惡。 
  我和勒菲蒂還是經常坐在一起,有說有笑,這主要是因為他對我的感情很真摯。也有多次場合我恨不得當場把他拍死,因為他弄得我非常難堪,簡直不拿我當一回事。比如,我們可能在一家中國餐館,我訂購的菜可能不是中國菜,他就當著眾人的面罵我傻瓜加笨蛋。我知道他不僅對我是這樣,對任何人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總是忍氣吞聲。 
  早在1979年年底,我就曾為什麼事對他來了火。我說:「我又不是你的奴隸。你出門時,別老當著眾人的面讓我難堪,因為我可能一時控制不住自己,會揍死你。我那麼干對我就糟了,因為被處死的將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他回答說:「多尼,你看,這你就不懂了。我所做的都是為了教育你。你從來就沒聽到我那麼同邁克·沙貝拉說話。如果邁克聽到你那麼說話會怎麼樣呢?他們搞登記業務,可沒有把你算在內。難道你就不想成為老練黨員嗎?」 
  現在,我們倆比其他人提早上了租來的汽車,他就火冒三丈破口大罵了。 
  「你這混帳,當著我朋友的面讓我難堪。」 
  「啊,你也不高興了?那你現在就體會一下,當你弄得我難堪的時候,我是什麼滋味。現在我想讓你受點教育:我不再是個聽差,我為大家弄到了許多錢,我有資格得到平等的尊重。」 
  「你就不想一想,他們會注意到嗎?你怎麼不會想想,他們回去以後要告訴孫尼?難道你沒有想到過,這是你往自己身上抹的黑點嗎?」 
  「我從來沒有為難過孫尼,因為他是老闆。但是,如果大家都搞這一套把戲,那搞就是了。」 
  他歎了口氣:「6年了,你絲毫沒有長進。」 
  當過警察的戴尼斯和吉米·萊格斯上了我們那輛車;布比和羅西開車。 
  車子在開往塔希提飯店的途中,布比問羅西:「你們有多少支槍?」 
  「3支。」 
  「好。不過我不喜歡像0.25口徑的小槍。」 
  「我有0.32自動手槍。」 
  「那種槍還不錯。我們現在還不打算有什麼行動。我們只是觀望觀望,試試時間,瞭解一下聖皮特堡那裡街道的情況。如果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我們下個星期回來就動手。」 
  「試試時間」就是指在搶劫以前的偵查工作,從動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時間。 
  這天晚上,我們坐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大概待到了凌晨5點。大夥兒吹牛,說笑。我們談到了僱傭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麼困難;談到了幾家主要銀行的貸款利率;還談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萊格斯說:「我有一次為那個老人當警衛,到了加拿大。那時我手頭空閒時間很多。因此就決定在那裡的大學學習一些哲學方面的課程。」 
  布比問羅西:他從孫尼的表親卡明那裡弄到的那些偽珠寶,羅西是怎麼處理的。我們把這些偽貨展出後銷售。羅西說:有些價格不貴,銷售得還不錯;但是,有些貴重一點的銷路就不好。他賣給了一個女招待員一隻羅萊克斯手錶。羅西說:「這只表樣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變青了。」 
  勒菲蒂悄悄對我說:「多尼,這次幹的事我不能對你講,因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們一旦要動手幹的時候,我就讓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東西藏在你那裡,可能要掩藏起來。」 
  第二天早上,他們有4個人乘著租用的大車出發了。一支監察隊尾隨他們開往聖皮特堡一帶。可是,到了19號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沒有跟上他們。 
  那天晚上,我們7個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臘夜總會,他們在那裡有肚皮舞女。舞女們圍著我們的桌子跳舞,夥計們把5元或10元一張的鈔票塞到她們的胸罩裡或短褲裡。 
  大夥兒在議論,誰長得最好看,舞女就會找他。布比往前額上啪嗒一聲貼了一張100美元的鈔票,票子就粘住了額頭。他說:「我就是最漂亮的漢子。」 
  第二天,監察隊隨著他們待在平拉斯公園,就在聖皮特堡外附近。特工們觀察他們在蘭德馬克信託銀行一帶打量地形,那裡離警察局僅一街之隔。 
  這天稍過一些時間,勒菲蒂說:他們不打算在那個地方動手,「因為情況有點不妙。」 
  我和羅西身處幕後。作為隱蔽工作者,我們正要處理一個最令人頭疼的難題。我們得不到明確的指示:黨徒一旦真的要槍,我們還給不給他們。 
  我們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常常很難從總部那裡得到及時的決策。 
  在街道上,你要當場作出決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談話過程中就要採取決策。這是常有的事,是搞隱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況。但是,有些事我們要求總部在一天之內給我們答覆,可往往要拖到兩個星期。這裡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權帶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種地方還有潛在的不同意見,因為局勢不是很明朗。 
  但是,對我們的破案工作,這些都是至關重要,常常面臨著生死相關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隱蔽工作期間,我自己以及我與其他隱蔽特工的交談中,最頭疼的是我們需要答覆的時候得不到答覆。 
  你和黨徒在一起有個事要幹。你問總部:「這事我能幹嗎?」誰也不給明確的答覆,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處在這樣一種位置:你要和黨徒們周旋,使他們不至於越軌。 
  你想買什麼東西,可能要求他們給錢,或者要求他們批准。對於貨物你可以要求等一兩天,這倒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個月。如果你提出種種理由拖幾個星期,這就損害了你的信譽——特別是約期已到,你還幹不成買賣。如果你失信兩三回,這就混帳了。黨徒們會這麼想,這傢伙沒有什麼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議論你,說你是個吹牛大王,或許你是個暗探。 
  早些時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銀行本票的欺騙活動,得到一名美國律師的允許——只要我購貨有記錄,這樣案子結束的時候,可以回頭補上商家的損失,這樣干就可以;後來,另一名美國律師接著管理這件案子,他說,如果他一開始就理這件案子,他會反對我這麼幹,說不定還因為我欺騙購貨而對我本人進行指控。 
  正因為這個原因,一個隱蔽特工頭腦裡總是在考慮:即使我作了適當的記載,作了適當的匯報,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黨徒不放,我自己會不會因為什麼事而受到指控呢?會不會因為我幹的工作而被別人指控呢? 
  在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黨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這些槍支。 
  當孫尼或勒菲蒂問我的時候,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槍支藏在佛羅里達。我是聯絡人員,我自然可以拿到槍支。可是你不能帶著槍在身上,乘飛機到處跑,所以最方便的辦法是把槍藏在一個地方,需要的時候可以拿到。 
  因此,當黨徒來偵察銀行地形的時候,布比問羅西有沒有合適的槍,羅西回答說:我們有槍。他這樣的回答完全正確。 
  接著,羅西就和聯絡特工接觸,詢問:如果他們要槍,我們要不要給他們——給他們可以嗎?這個問題傳到了美國律師那裡。他:「當然可以,只要把槍弄出一些故障,他們就開不了火。」這沒有什麼大不了,很容易辦到。因此,到時候你不在現場,一旦有什麼情況黨徒要動槍,他們就打不響,誰也不會因為我們提供的槍而受到損害。 
  接著把問題提到了總部。總部要花時間去問司法部門。意見不能統一,爭論了3天。而這時候勒菲蒂的人決定不對銀行採取行動,因此也就不需要槍支。這時候我們的司法部門又說不能搞。 
  我們的那個美國律師,即負責我們的這件案子的律師,他說可以干;而我們的聯邦調查局總部說不能幹。我為聯邦調查局工作,不是為美國律師工作。在通常情況下,聯邦調查局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在此案中,我該幹些什麼呢?我要使槍支不靈,把這樣的槍支交給勒菲蒂一夥。儘管這樣,有些事還得由你自己作出決定。 
  有消息說: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對我們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見見我們——在佛羅里達從事「冷水工程」的隱蔽特工。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確保安全。 
  一開始,我並不那麼熱心,這樣做對我們的行動可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危險。局長又不能到我們的俱樂部或寓所來看我們,這就要我們開車到什麼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會有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會看到我們;要麼無論是誰,看到我、羅西和捨農三個人在一起,都會感到奇怪:我們究竟在幹什麼。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聯邦調查局官員願意讓我們會見,而要見的又是局長,我們決定執行。 
  我們安排的時間是午夜,地點在坦帕的海港飯店,即喬治·斯坦布萊納的飯店。那兒離機場很近,很繁忙,我們偶爾也到那飯店去過。會見安排較近的地方比遠處要好,因為真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相見,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懷疑了。 
  我們3個人來到了飯店的休息室裡,大家喝了一點飲料。我們並不是一道去局長的房間,而是分開一個一個去,每個人相隔幾分鐘左右。 
  局長的身邊有個副官,在場的還有坦帕的案件特工基尼,他對會見作了協調工作。韋伯斯特法官——他先前曾是聯邦政府的法官——是一個很平和的人,說話聲音很輕,有時很難聽清。 
  對於我們在佛羅里達的行動,他給予讚揚;對於我搞隱蔽工作時間這麼長、打入這麼深,他也很誇獎;我們為干隱蔽工作作出的犧牲以及執行有生命危險的任務,他都作了鼓勵,祝賀我們的工作幹得很好。他熟悉這個案件工作,知道誰是主要任務執行者。他還問了一些細節問題,但是此時的確不是匯報工作的時間,因此談得很簡要,很一般。他主要關心我們的福利,確保我們得到有效的支持,以及向局裡要求的東西得到落實。他說,他正是為了這些事來看我們,而且要親自看一看。 
  我們沒有任何怨言,感到很榮幸。 
  孫尼要我到紐約去,並且從我們賭博登記業務的「獲利」中帶2,500美元去。他說,他們的足球登記經紀業務三個星期連續很糟,他需要錢放回到街道上去。 
  他說:「上次你來時,在約翰房間的事你還記得嗎?你提的那個問題仍然存在嗎?」 
  「我不知道,那夥計我還沒見到。」 
  「那這樣吧,見見他。」 
  「好的。如果那東西弄不到怎麼辦?」 
  「你不一定要弄到,只要渠道暢通,東西總還在。我現在的興趣就那一個問題。」 
  勒菲蒂很快就來了電話。 
  「我拿支筆,把那些數字記下來,」他說,「因為我要去見那人。昨天我們賺多少?」 
  「昨天,1,160塊。」 
  「那一天呢?」 
  「星期四那天?達拉斯那場子?」 
  「是的。」 
  「我們賺了2,480塊。」 
  「這麼說,你們那個星期仍然賺了1,500塊。」 
  「對,不要忘了,對他說,我還要拿出1,000塊來付那人的薪水我想給他一些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收。」 
  「這樣,我就要堅持一下,然後到星期三我見到孫尼的時候,我親自向他解釋。」 
  勒菲蒂又是歎息又是呻吟:「我不大舒服,可能得了流感。醫生給我打了一針,要我在家待一個星期。我預定了一次做胸部X光透視。我現在沒有錢,誰也不會給我。注意,多尼,你到這兒來給他帶東西的時候,也給我帶105塊錢給租車的費用,知道嗎?因為那105塊錢我要給老婆。她要付運通信用卡。這事兒我已同他談過。」 
  我給孫尼送去了2,500塊錢,並且對他說:大麻的事仍然有效。他說:約翰那夥計欠了高利貸款子20多萬。約翰就是我上次在他公寓裡並帶了樣品給他的夥計。孫尼說:「既然他是跟我一起幹的,我得為他擔保。20萬中,有6萬是欠卡明的。我叫他把15萬的珠寶給卡明。我對你說,我不想再作難他。有個傢伙想他媽的要幹掉他。他積欠了那些債,然後對誰都說謊。」 
  孫尼買了100磅大麻,賣主是在邁阿密的一個古巴人。孫尼與在長島的某人達成了交易,叫那人出售。他還想盡快再弄到100磅。他在邁阿密還有可卡因方面的聯絡,樣品檢查有81%的純度。他以每公斤47,000美元買進,要我們加緊海洛因方面的聯絡關係。 
  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辦公室裡,彼特和湯姆·所爾姆父子倆正試圖加緊他們與羅西的毒品買賣。這兩個留小鬍子的傢伙趾高氣揚。羅西坐在辦公桌後面。兒子湯姆,戴著金鏈子、金手鐲,坐在辦公桌前面的扶手椅子上。彼特站在那裡,雙臂交疊,或者走來走去,或者不停地為他們倒蘇格蘭威士忌酒。 
  羅西說:「我們真正想要的是海洛因。」 
  「海洛因難,」湯姆說,「大麻要多少?」 
  「你要是給我一些樣品,我就有人在星期三從紐約來,他們會告訴我需要多少。」 
  彼特說明了大麻是如何轉手的。「他到這兒來,在旅館裡登記住下。邁阿密北面,好萊塢以及勞得戴爾酒店都很好。他給我打電話。我們就到他那裡。他帶著錢,對吧?你把你車子的鑰匙給我,我就交給我的人。他就去,把貨裝到車上,再開回來。他來到房間,把鑰匙交還給你。就行了。每個包上都標了號碼,註明了重量。先買我們一次,你就有數了。」 
  「我爸爸包了一切,」湯姆說,「我去辦理一切事。我知道什麼貨好,什麼貨不好。我到哥倫比亞那裡去了許多次。」 
  「所有的髒活都是他幹,」父親說,「他統領了一班船,偷渡,分散弄來,能弄得到大量的。」 
  羅西說:「上一次我帶的樣品到紐約,他說:『你怎麼把這麼多籽也帶來幹什麼?』」 
  「我們的貨裡,沒籽,」湯姆說。 
  「你們的人能大量供貨,呃?」 
  「驚人的多,」湯姆說,「我們每個星期可以供你5,000磅,這毫無問題。」 
  羅西說:「我在這兒完全是打打前場。到了紐約那裡,他可能會說:『我們這裡過多了,再等一個星期,一個月。』這種情況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看,我只能說,這些東西是怎麼個弄在一起,是快還是慢,我真說不上來。你明白,我只不過是個中間人。」 
  湯姆從外衣口袋裡漫不經心地取出一小塑料袋子白粉,說:「還有這東西,都是好貨,你不識貨。」他把袋子又裝進口袋裡。「我看,你對這種貨不大曉得。」 
  「是啊,我不懂,」羅西說,「你就別跟我講了。」 
  「你沒有用過,你不懂,」湯姆說。 
  「那是什麼價?」羅西問。 
  「那邊的價?」湯姆把口袋的樣品又掏出來,放在桌上。「是2,205塊錢。」 
  「成色呢?」 
  「八成。」 
  「我們有九成二的貨,」羅西說。 
  「怎麼檢驗的?」 
  「我哪兒知道?我只知道那人把東西交給了另外一個人,讓他去檢驗。他回來說:『托尼,這貨有92%的成色。』我問:『好不好?』他說:『好極了。』」 
  「把你那個買主請來,我只同他談5分鐘,他肯定會買我們的,因為這的確是城裡最好的貨。」 
  「你沒有必要同我的買主交談,這是使不得的,」羅西說,「由我親手交給他就行了。你們的問題是:我們把要的東西告訴你們,你們弄貨,然後我們去找你,這種辦法可能不大好。」 
  湯姆把樣品拿在手裡擺來擺去,說:「如果他喜歡這個,只要看看這個,他就知道要什麼了。」 
  「『安眠酮』怎麼樣?」 
  「那要看情況而定,如果你想買50萬塊錢的貨,我有『安眠酮』。」 
  「還有『檸檬』呢?」 
  「看情況。這東西都是自己家裡制的。一般來說,裡面有『安定』成份,你要的就是這樣的。我們的價一顆要35美分。你的人想要什麼我們就能給他什麼。這東西的付款只是當面要:貨到付款。我談的是初次交易。一旦建立了關係,我屁都不放一個。」 
  羅西說:「我們就不希望拐彎抹角,浪費時間。」 
  我和艾迪·捨農來到辦公室。羅西說:「多尼是我的夥伴,從紐約來的。艾迪在這一帶干具體買賣。你們以前見過多尼吧?」 
  「沒有,」彼特和湯姆都這麼說。 
  我說:「有一天夜晚,在喬·彼特的店裡,你們倆都喝得醉醺醺的。」 
  他們侷促不安,很尷尬。 
  羅西說:「他們帶了樣品來了,多尼。他們說,我們需要什麼,他們都能向我們供貨——什麼都有,就是我們需要的海洛因他們沒有。」 
  「不是的,」湯姆說,「不要說我們沒有。我們有,不過……我們想想辦法……」 
  「可卡因那種東西,我們紐約那裡不當一回事,」我說,「別提它了。你不能把可卡因往那裡銷。那裡的人個個都用海洛因。你什麼時候想瞭解海洛因的情況?」 
  「我看沒必要了,」湯姆說,「我們那裡,弄死的人多著呢。我在那裡就多次打過。真可笑。弄得他媽的好疼。如果你肯,我可以帶你到我們那兒走一走,讓你本人看看那裡的勢頭。」 
  我說:「如果有人引見,倒也值得。我們從紐約那裡來一個夥計到這兒,你就把他和你們那裡某個人介紹一下,讓他們認識認識。」 
  「得找個那樣的人,」湯姆說。 
  「我還得想想,那海洛因的事,」父親說。 
  「可卡因什麼價?從哪兒弄到?」 
  湯姆又拿出了樣品,說:「5萬5或6萬;從哥倫比亞,或者就從這兒弄到。」 
  「5萬5?」羅西問。 
  「到6萬之間,」彼特說。 
  湯姆把樣品放到桌子上給羅西看,說:「我們給你看的樣品是什麼樣,供給的貨就是什麼樣。」 
  「這倒挺好的,」我說。 
  他們把樣品交給了我們。第二天,可卡因樣品拿到平拉斯縣治安辦公室的化驗室進行了化驗。純度還不到15%。 
  過了一天,我們把那父子倆叫回到辦公室來。約-約認識他們,因此我們讓他和我們待在一起,他感到很不自在。 
  我說:「我不知道你們以為是不是在同什麼傻瓜還是什麼人打交道。這種可卡因樣品純度還不到15%。不像樣子,被弄得亂七八糟。」 
  彼特和湯姆都開始支支吾吾。「你,你們以為我們做什麼手腳,先生?你們以為我們會那麼幹?」 
  「你們說過,純度有八成,」羅西說。 
  「頭天晚上我這麼想的,」湯姆說,「那天晚上我弄到的是這樣,因此我就裝在口袋裡。我根本不可能有意那麼幹嘛。我真的想——真的,真要這麼幹,不知你們說的是不是真的……」 
  羅西說:「我們說的不是什麼『是不是真的』,而是說這的確不是真貨。我們為什麼要同你說不一樣的話?我們希望純度達到90%。」 
  湯姆說:「有人該死了。我那位夥計決幹不出這種事情來。我和他相處,都有5年了,這是頭一回,請你們相信我,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 
  羅西說:「這不僅是錢的問題,這是信譽問題。」 
  「呀,真是天曉得,」湯姆在搖頭,他父親在走來走去,也在連連搖頭。 
  「這種樣品,不管是什麼人給了你們,他都是要讓你們難堪,」羅西說。 
  「多尼,你可別誤解我們,」彼特說,「我們可不是以為你們是那種溜之大吉的人。」 
  他們也真的要發火了。彼特說:「我們只不過是賣東西,不行把樣品還我們。」 
  我站了起來,走到彼特那裡。約-約就坐在我後面的椅子上,顯得侷促不安。 
  「就當沒這回事好了,」彼特說,「我請你們喝飲料。就這樣。」他手指著羅西說:「就這樣!」 
  「什麼『就這樣』?」羅西問。 
  「把東西還來!」他伸出了雙手。「好吧,要是不把樣品還來,多尼,我可真的不客氣了。」 
  「你不客氣就不客氣好了,」我說,「不過,夥計,你別耍什麼態度。我們是在教訓你,因為你拿樣品在糊我們。你可懂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聽到約-約在我身後小聲嘀咕,「多尼……多尼……」他盡量在拉我的袖子,生怕會出人命。我用手指著彼特的胸膛,說:「我們從你那裡拿了樣品,怎麼可能還騙你們啦?因為我是要從你那裡把樣品轉手,我要的貨質量要好,對不對?」 
  彼特連連後退。「我弄的貨不好。」 
  「我的人就是這麼說的。」 
  「那好,買賣不成,也不談錢,什麼都不談了。嘿,我們還是朋友嘛。」 
  「對呀。因為他是我的朋友,與別人無關。」 
  「那倒是,他總是和你一起的。你所說的話,也就是你朋友說的話。」 
  「因此,你到我們這個場子來,別說什麼我們在欺騙你們這些人。」 
  「我進店去喝點可以嗎?」 
  湯姆還在搖頭。他說:「憑天地良心說話,我說呀,這真是頭一回有這樣的事。」 
  我說:「算了吧,這樁買賣不是憑你的良心,是憑你的口袋,憑你的腦袋。不是你的良心。」 
  「我是說,我的良心就是我腦袋,一樣好。反正啦,你不用樣品,也不會有人指責你了。」 
  羅西哈哈笑著說:「有樣品就有人指責?那種亂糟糟的樣品,我們天天都有。」 
  這時候我走出去了。湯姆和彼特在後面大聲嚷嚷:「多尼,多尼!你回來呀,多尼!」 
  我們計劃在12月13日舉辦第二個拉斯維加斯之夜。特拉弗坎特準備派一隊人馬過來管理各個賭場。可是,到了那一天,他的人還沒有來。因此,我們把各賭場的活動推遲到一月份。 
  我和羅西在聖誕節前到紐約,和孫尼及其一夥人玩了幾天。12月17日,孫尼在影院俱樂部搞了個很大的聖誕宴會。每個副官都給自己的那夥人搞聖誕宴會。酒吧招待查利包下了所有做飯菜的活兒——意大利麵食,香腸,辣椒以及肉丸。凡是孫尼手下的人全都到場。我們又吃又喝,講著戰績,大家玩得很痛快。我和羅西每人都給了孫尼200美元作為禮物。 
  孫尼急著要回到佛羅里達,見見「那裡的老人,以便把事情安排得穩穩妥妥。」他說,卡明準備積資擴大網球俱樂部的後場;增加舞場和游泳池。他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把拉斯維加斯之夜落實好。「現在我們要賺錢了。」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他還得待在紐約。「布魯克林那裡我還有點事。」邁阿密那裡可卡因交易還沒有了結,而他在長島那裡又買了100磅的大麻。尼基·桑多拉用了一輛租來的U-拖運車,把大麻裝上車運到了托尼·布茨的倉庫裡,暫時存放起來。 
  「安托尼奧·布茨·托瑪蘇羅」,由於總是穿著工作靴子,人們給他名字加上了「布茨」1。他在影院俱樂部街對面有場子,叫做卡布裡汽車服務部,位於格拉漢姆街上的421號。可是我在那一帶從來也沒有看到過什麼汽車服務部。那是一個凌亂不堪的地方,布茨就代表孫尼在那裡開展什麼活動。他是孫尼在彩票業務中的夥伴,收錢的事全由他辦理。孫尼常常在那裡打電話。 
   
  1 布茨(boots):英語中「靴子」即「boots」,讀「布茨」。 

  孫尼說,他有一支卡賓槍,幾支手槍,都藏了起來。他要給幾支給我帶到佛羅里達去,以便他的人需要用。尼基·桑多拉說,他有兩支0.38手槍,用布包紮好,入獄前藏在影院俱樂部的排水漕管道裡。這些槍還在那裡,但是沒有檢查過。他說:「但願別給水弄得糟蹋了,我包得很嚴,還塗了保護油。」 
  新年一過,孫尼說要搬出威瑟斯街的交誼俱樂部,我們都要聚在影院俱樂部。 
  羅西回到佛羅里達,管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我沒去,留下來和孫尼在一起溜躂。 
  我住在他的寓所裡,關於鴿子方面的情況我學到了更多的東西。我們在一起談話更是頻繁。他那已經離開的妻子又給他帶來了某種麻煩。他很擔心那幾個孩子。我每天總要和勒菲蒂一起溜躂一兩個小時,在曼哈頓的瑪迪森街道上,逛荷裡得酒吧。到了晚上,我就和孫尼閒逛。 
  尼基·桑多拉在長島那裡經營了一些歌歌舞夜總會1。一天晚上,我和孫尼出去閒逛,大約凌晨兩點回到了影院俱樂部。尼基和幾個夥伴及幾個從他的夜總會來的女人正在後室裡聚會。 
   
  1 歌歌舞(go-go):在夜總會等處由女子表演的一種多賣弄色相的搖擺激烈的舞蹈。 

  「你們可以挑選,」尼基對我們說,「這裡有一個女人特別會口淫。」 
  我們看看那些女人,只見她們一個個放蕩不羈。 
  孫尼說:「我要那個會口淫的女人。」 
  這時候,我要迅速採取合適的辦法,因為孫尼要帶那個女人上樓,我住在他寓所裡,別人以為我也要帶一個上去。我說:「老兄,我可不要,你先上去吧。我不瞭解這些女人,她們在夜總會裡同那些騎摩托車的團伙混在一起,你看她們多髒。她們有皰疹一類的病,我不想冒著得皰疹病的危險。」 
  「天啦,多尼,可能你說得對。尼基,這些女人跟摩托車團伙混在一起,把她們趕走,快。」 
  「怎麼回事?」 
  「這些下流女人,會讓我們得皰疹病的。」 
  「皰疹?」 
  「對,別碰她們。」 
  尼基向孫尼抱怨,有個叫科裡的夥計漸漸插手尼基的歌歌舞夜總會。尼基說:「昨天我們在一起坐下來協商,作出了決定:我管我的12個夜總會,屬於科裡的另一個夥計管他的10個。那夥計到了我的一個夜總會,對我的一個女服務員威脅:她在我的夜總會裡跳舞,還要交回一部分錢給他。」 
  孫尼說:「叫勒菲蒂安排一下,星期一他和科裡在一起談談,我要去解決。」 
  一天晚上,我、孫尼和布比待在克裡希飯店。飯店在羅裡莫大街的593號,離影院俱樂部不遠,是我們最喜歡的飯店之一。那裡的人喜歡孫尼。孫尼以及和孫尼一道的任何人在那裡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們連菜單都不用,想吃什麼就要什麼,他們就做什麼。 
  我們在酒吧喝了點飲料,然後坐到了餐桌旁。 
  孫尼說:「你們所幹的事,像賭博登記經紀業務,放高利貸等,我都感到很滿意。你們能獨立去幹,不需要別人指點。你們不像別的許多人,老是來找我要錢。」 
  「多謝誇獎,老兄。」 
  「到了年底,賭博登記業務要開始活動,由會員來管理。我可以提出5個人來。布比是第一個,還有4個都是家族成員的親戚。下一次開業的時候,也許到明年,我第一個就提你。」 
  「啊,孫尼,真是太感謝了。我非常榮幸,你這麼看重我,我真是高興。」 
  「毒品的事停下來了嗎?」 
  「沒有。」 
  「那好。現在的大事是毒品。你就是停下來,警察也總是不停地搜查。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我下次第一個就提你的名。」 
  「真太高興了,孫尼,那是我一直期待的。」 
  實際上也的確如此。很明顯,在黑手黨裡干隱蔽工作的特工還沒有任何人成為入盟黨徒。作為一個入盟黨徒,我能幹的事就難以想像了。 
  孫尼接著說:「現在要問你,托尼這人,你徹底弄清了嗎?你能為他擔保嗎?」 
  「沒問題——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擔保。他是頂呱呱的夥計,很會掙錢。」 
  「如果他仍然和你在一起掙錢,多尼,我也要提他的名。你們倆該得到那樣的提名了。」 
  我們在餐桌旁吃苣□菜、豆子以及意大利麵包。我要借此機會,把勒菲蒂敲詐羅西的事再次提出來。我和羅西事先討論過。我們仍然在花政府的錢,花得太多,都用在勒菲蒂的玩樂和旅遊上。孫尼上一次曾指示過;我們可以避開勒菲蒂,有事就向孫尼報告。從那以後,情況並沒有好轉。我越來越感到擔心:孫尼本人會注意到那些開銷,會責怪我沒有聽他的話。 
  我想讓孫尼知道:事情都由我在負責。不管怎麼說,從羅西那裡奪取的許多錢,畢竟我也算在享受之列。 
  我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把舊話重提我實在感到不是滋味。托尼對於勒菲蒂花了那麼多錢心裡很不高興。他老是在我面前訴苦。」 
  「多尼,你究竟打算要我幹什麼?」 
  他這種說話的腔調,我以為吹了。「孫尼,我只是想使你明白這種情況,以防羅西決定逃避責任——俱樂部的人,他的聯絡,已經停發了薪水。」 
  孫尼對著色拉數落著:「你有兩種選擇,多尼。要麼你和勒菲蒂去解決,要麼我和勒菲蒂去解決。如果我和勒菲蒂解決,他會油嘴滑舌,我會掃斷他的腿。你告訴我,你要哪一種方案。」 
  「我當然想我自己和勒菲蒂去解決,因為我和他在一起,不想讓他出什麼事。我不希望在你和勒菲蒂之間、或者我和勒菲蒂之間有什麼爭執。事情說到這兒就拉倒,不再提他了。你只要知道這個情況就行了。」 
  「那好,」他說。「就到此為止。但是,如果再有什麼更多的麻煩,我要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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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突然襲擊



  我妻子及女兒們,如同前兩年一樣,到了聖誕節都要乘飛機到新澤西和親戚們一起度過節日。 
  聖誕節除夕那天,我晚上很早就去了勒菲蒂家,向他和露易斯祝賀節日愉快。他們的餐桌上擺了一棵小聖誕樹。我送了勒菲蒂兩件襯衫。他給我的是一張價值100美元的萊頓商店的禮品贈券,那是百老匯街道上的一家男服裝店。他在贈券上寫了字:「贈好友多尼——勒菲蒂。」 
  然後我就去了布魯克林,在影院俱樂部逛了一會。孫尼帶我進了廚房,讓我看看兩個盒裝的立體聲裝置。他說:卡明從一個卡車司機那裡買了50盒,盒子上的出廠序號已經銷掉。他說:「這是送給你和托尼的,作為聖誕禮物,留在佛羅里達你們的寓所裡。」 
  接著我請他諒解,我要和「新澤西的女朋友」一起度過餘下的聖誕除夕時光。 
  聖誕節那天早上,大家都到俱樂部相聚。我和那一班人一起喝咖啡,一直玩到下午三四點。然後我去了新澤西,和家裡人一起吃了聖誕會餐。 
  聖誕節過了兩天,我和勒菲蒂、孫尼一起,坐在影院俱樂部的後室裡。 
  勒菲蒂說:「明天早上,我們想要你開車到蒙蒂塞羅市裡的蒙蒂塞羅飯店去。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找人,找阿爾。他就會和你見面。他有一些槍支要給我們。」 
  蒙蒂塞羅城市在這兒的西北部,靠近卡特斯基爾山區,開車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那裡。我搞賽馬賭博那時候,曾經到那兒去過幾次。 
  寒氣凜冽,駕車行駛非常艱難,因為路途上有冰雪。到了蒙蒂塞羅小姐的飯店時,已是早上10點。店裡面有個投幣式公用電話。我照勒菲蒂給的號碼打了電話,和阿爾交談。「我是紐約來的多尼。我就坐在櫃檯那兒。我身高6英尺,黑頭髮,穿著棕色皮甲克。」 
  幾分鐘以後,那人來了。「多尼?我是阿爾。」 
  阿爾根結實,身高約5英尺9,體重約200磅,戴著眼鏡。他坐下來喝咖啡。他說:他來自紐約,但在蒙蒂塞羅市裡已經住了5年。我們談了天氣。 
  「我還得趕回去,」我說。 
  「我們出去,我要把聖誕禮物交給你。」 
  我們到了停車場。他開的是林肯牌轎車。我記住了他的執照號碼,好向上面報告。他打開了車箱,取出一個包裹,其形狀和大小像一個鞋箱子,外面包貼著聖誕彩紙,繫著一束紅絲綢帶。 
  「謝謝禮物,」我說。 
  「開車要當心。」 
  在喬治·華盛頓大橋附近的巴裡薩的斯大路上,我停下車。車子停在一個服務部附近,那服務部門外有電話。我小心謹慎地打開包裹,當心別碰壞任何地方。幸好,這包裹除了絲綢紮著以外,沒有用其他任何東西包紮。 
  裡面有4支手槍,每支都用塑料袋裝。這4支槍是:一支0.22口徑的帕果6發左輪手槍,沒有序號;一支0.45科爾特自動手槍,上面有美國部隊的財產登記號;一支塞斯卡·塞羅約夫卡-納羅德尼·帕德尼克自動手槍,我估計其口徑在0.22到0.32之間;還有一支0.38科爾特·科布拉手槍,槍管兩英吋。 
  我把所有的信息數據記在紙條上,然後細心地重新包裝好,邊邊縫縫的地方不露一點痕跡,如同沒有打開以前一樣。我來到電話亭,給案件特工、在紐約的傑裡·羅爾打了電話,把情況向他作了報告。然後,我把記錄的紙條撕碎,扔到了垃圾箱。 
  中午前後,我來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他不在家。我對露易斯說:「我只把這包東西留給勒菲蒂,他知道是什麼。」我把包裹放在那棵聖誕樹下面。 
  接著,我開車到了布魯克林,對勒菲蒂說:我已經把那包東西取回來了。 
  「好,」勒菲蒂說,「我要檢查一下,看看我留下哪些,哪些讓你帶到佛羅里達去。」 
  當天晚上,我們一夥人坐在一起吹牛,吹我們的買賣事業。勒菲蒂侃侃而談,哪些事他幹得不好,哪些他所投資的買賣幹得很成功,其中包括對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的投資,在那裡面我屬於他的人。接下來,他又談到了密爾沃克的情況。 
  我認真聽,仔細觀察著他。他談到了:他和我怎麼捲進投幣式自動售貨機的買賣,那樁買賣又怎麼導緻密爾沃克和紐約兩個家族之間的會談。他說:會談中紐約的一方由托尼「鴨子·科拉爾」作出了安排,他是盧克徹斯家族的老闆。 
  勒菲蒂從來沒有提到托尼·坎特。關於在密爾沃克的行動中有沒有知情告密人或隱蔽特工,勒菲蒂和在坐的其他人絲毫沒有談到,彷彿托尼·坎特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由於「布魯克林的問題」,孫尼不能到第一流網球俱樂部去度過新年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布魯克林,因為盡可能多和孫尼待在一起很重要。我住在他的寓所裡,和他一起照料鴿子。我們一道閒逛俱樂部和影院,玩金羅美。我們一道過街到卡布裡咖啡館裡喝濃咖啡。那是個小咖啡館,前窗上有裝飾華麗的白格柵,店堂裡有五六張小桌。有時候,我們還到曼哈頓,到小意大利區,或許還到毛特街上賭一場雙骰子。 
  由於我和孫尼在一起,我現在顯然得到那一夥人更多的尊重。我在紐約時,總是和孫尼待在一起,在我周圍的那些人,和我談話也感到更加自由自在。 
  有時候我們待在屋頂上和鴿子在一起,這時孫尼常常倚靠欄杆,凝視著鄰里的屋頂。這一帶是他土生土長、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此時在想些什麼。 
  托尼·墨拉對我漸漸產生了厭惡情緒,孫尼並不提這件事,堅持我是屬於他的人,而不屬於勒菲蒂,他堅持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有一份利。我還不能知道這些事,因為這是黨徒之間的事,而我又不是入盟黨徒。勒菲蒂把情況告訴了我,這是作為一種偏愛。孫尼知道這個情況,但他隻字未提。 
  我們從布魯克林的彼特·盧格牛排餐店裡出來,孫尼在門口停了一會兒,和他熟悉的一個人在談話。我往前走,到車子那兒去。我們的車就停在街邊。 
  在一個街區遠的地方,有個人朝我這邊走。他徑直往我這兒走,正好在我的前面停下了腳步。他看上去像個普普通通的人。這時候,我看到他帶了刀子。他站得離我很近,好像我們有什麼知心話要談似的。他把刀尖頂住了我的肚子。 
  「把錢給我,別慌張。」 
  我害怕刀子比害怕槍還厲害,如果那傢伙懂得如何用刀的話。我樂意把錢給他。 
  孫尼從我身後面往前走,從我們身邊走過,他顯然以為我在跟熟人談話,與他無關。突然間,他迅速轉過身子,朝那個傢伙的後腦殼子猛地一揍,那傢伙像個石頭彭咚一聲倒在地,躺在那裡。 
  「快一點,我們快離開這兒,」孫尼說,「否則,你會碰到更大的麻煩。」 
  新年已過了一個星期,我要回到第一流網球俱樂部,加緊籌劃拉斯維加斯之夜的工作,還要幫助安排孫尼和特拉弗坎特之間的另一次會見。 
  我遇事向孫尼報告,然後再向勒菲蒂報告,他對此非常惱火。我對孫尼說:我們在賭博登記經紀業務中損失了2,400美元。我們的任何損失也就是勒菲蒂的損失。 
  勒菲蒂在電話中說:「今天早上你沒給我打電話,本來昨天晚上就該打電話。連話筒也拿不動?」 
  「我沒有找到你。當時我就給俱樂部打了電話。難道他沒有告訴你嗎?」 
  「他根本就沒有對我說什麼。他和我一直在玩詭計。他知道,我在和他爭執,因為我不喜歡他這裡的活動情況。我很不痛快,我要對你講。我和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吵,在鬥,因為我跟這些傢伙處不好。我沒有錢付清帳單。」 
  「我打電話到布茨的夜總會找你,而你當時又不在那裡。因此,他們就找來了孫尼。」 
  「他怎麼會同我說什麼呢?有些事我得告訴你。你的威信已大大降低,我要告訴你這是什麼原因。我一直在幫著出謀劃策,因為出了差錯。我希望你下個星期要擺脫困境,我們不能欠人家一個子兒。下個星期我們還欠人家的,大家都得說話了。今年和以往不一樣了,要麼我就要把我的人馬派到那兒去。」 
  「你怎麼對我發火?那裡究竟出了什麼事?」 
  「這與你無關,多尼。我們談的是我和孫尼之間的事,與你不相干,你還是個外人。我同他在爭執,還把這事告訴了你,這至少說明我對你還是不錯的。你別打什麼電話了,我和你也就到此結束。我以為,這事兒還要到一個頭兒那裡去解決。我們和他也就拉倒。你那裡都歸我所有。」 
  「那好。我無所謂。」 
  「我知道,我該說到什麼地步。和你的談話也就到這兒為止。有許多人在那裡投了資,錢數還很大。我不喜歡他。向他扔個女人他就高興。」 
  勒菲蒂從來不到外面亂追女人,孫尼在這方面就時有發生,勒菲蒂很反感。 
  「我和你一道出城,你是知道我的,」勒菲蒂說,「我不惹人麻煩,做人守我的本分。女人也不來打擾我。你頭天晚上邀你心愛的女人同住,第二天他媽的怎麼能要個婊子進屋呢?布比說:『你作踐你的老婆嗎?』我說:『嘿,布比,我老婆可不能跟孫尼·布拉克的一幫女人相比。我老婆有一定的身份。我帶我的老婆,你帶你那一幫女人。朱迪會理解的,她很賢惠。要是個蕩婦呢?男人就厭惡,他肯定也會厭惡。』」 
  他在說話時,我電話裡的錄音裝置已經不靈了。我擔心他會識別出來,所以我乾脆先把它取出來。我問他:「你聽到這種靜電干擾器嗎?」 
  「別打岔了。」 
  「很難聽得清。」 
  「我們不是在談什麼靜電干擾!有些事還讓我對你解釋解釋。你和墨拉先生一度有了問題,他就放棄了你,把你扔到了我這一邊。你可知道,我當時心裡好痛苦,像是對著我的面孔給我啪的一聲耳光?我新年在那裡,向孫尼賀年,向大家賀年。墨拉打電話找我,他卻接了電話。可是,你看,我可不是那種裝腔作勢的。我到了那兒,你就到了那兒。我們可不要那種女人,像臭狗屎。」 
  「我打電話找了你,這事兒他怎麼沒告訴你?」 
  「他什麼也不肯對我講;因為他以為自己是個法魯克國王1,人人都厭惡他。」 
   
  1 法魯克(Farouk,19200-1965):埃及國王(1936-1952),腐敗無能,爭當阿拉伯國家聯盟盟主。1965年7月被推翻。 

  「咦,我們聯在一起,他會提出錢的事。」 
  「他會提出來的,但是那也不算什麼。他什麼事兒也沒有同我講。我說:『你最好別再煩人了。』我就說那麼一句就離開了他。我說:『誰也不再諒解你。』我要把這些事處理順。這些話都是和你亂扯,我們不談這些胡說八道的事了。我只能對你說這麼多。向托尼問好。」 
  我終於設法找到了特拉弗坎特的人,胡西克,決定把拉斯維加斯之夜定在1月17日。 
  我、羅西和捨農見到了唐納韋治安副官,地點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的辦公室裡。羅西告訴他:我們計劃再舉辦一次拉斯維加斯之夜,紐約和佛羅里達都有重要人物前來參加這一活動,他想確保到時候別出什麼事。唐納韋向我們保證,他要把一切都負責好。 
  羅西給了他200美元。「聖誕小禮,微不足道。」 
  拉斯維加斯之夜,勒菲蒂沒有趕來。他得了流感或是感冒,斷斷續續地病了有一個月。他打電話說:「這兒的氣溫是8度,這種惡劣的天氣還不見好轉。所以我不敢到那兒去,我怕到那兒可能生病,要麼在飛機上就會摔死。」 
  另外,孫尼還叫他到邁阿密去。那裡有兩筆關鍵的可卡因交易,要他去辦。 
  拉斯維加斯之夜的兩天前,我和羅西、捨農到機場迎接了孫尼和卡明。孫尼給羅西一隻棕色紙袋,裡面有10,000美元,用來作為拉斯維加斯之夜的「銀行」。孫尼說:「要時刻看管好。」 
  孫尼曾要我拿出1,000美元給他,作為高利貸的利息。我給了他100美元一張的鈔票共10張。 
  他說:「我們到商業區去,我想找個牌店。」 
  「什麼人生日,還是什麼別的事?」 
  「我想給桑多買一副牌。」 
  我們開車來到新港瑞基的海景廣場商業區。他買了一副牌,作為「好友」的一份情誼。 
  「這很有意思,」他說。 
  入盟黨徒彼此稱為「朋友」,同樣也可以稱作「成員」。孫尼把1,000美元塞到牌裡面。 
  在拉斯維加斯之夜那天,特拉弗坎特來到塔希提影院俱樂部,走進孫尼的房間。我們在房間裡安裝了竊聽裝置。特拉弗坎特一進門就說:「我們的談話不能在這房間進行。」 
  後來孫尼對我們說,事情都安排得很有條理。夜晚的活動所得三分之一歸我們;三分之一歸特拉弗坎特;三分之一歸從邁阿密請來的夥計,因為他們在負責各個賭場。 
  「他喜歡玩牌,」孫尼說。 
  一切都在俱樂部裡作了安排。我寓所裡有個很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機,大家決定:在開展活動的夜晚,把那個機子搬到俱樂部來,那裡面並沒有錢,完全是為了平添樂趣。治安副官唐納韋已經收到了錢,他說一定要派車在縣那邊的一帶不停地巡邏。 
  我們有個6人工作組,負責各個賭場,另外還有酒吧裡的男女工作人員。我們派一個人看守大門。顧客們要進大門,在外面哇哩哇啦亂吵,看門的夥計可以從門上的窺孔查看是些什麼人,以保證進門的是會員或是朋友。羅西和捨農買些油炸土豆片,在後面貯藏室裡管理所有的收款。我在前場工作,弄點油炸土豆片,送到後面去。 
  羅西用聖誕紙把孫尼的10,000塊錢包在盒子裡,存藏在火爐房裡,這爐房和貯藏室相通。他把聯邦調查局的2,000美元用棕色紙袋包好藏在聖誕樹的燈下。他有一支0.22大口徑短小手槍,放在手槍皮套裡。他用膠布把槍粘在火爐的背面,藏在那裡。他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裡還有一支0.32的瓦爾特手槍。 
  拉斯維加斯之夜的活動從晚上7點開始。孫尼和卡明在那裡代表紐約方面;胡西克及其一幫人代表特拉弗坎特。到了半夜時分,活動開展得十分熱烈,賭室裡可能擠滿了上百名賭徒。他們在貯藏室裡排隊買油炸土豆條。我們的收利已有好幾千美元,而且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到了凌晨1點1刻,我在貯藏室裡和那些排隊買油炸土豆條的人在一起。警報器響了,我立即把顧客趕出去,隨手把門鎖上,只留下羅西和合農鎖在貯藏室裡,他們保管著錢和發票。 
  我往大門那兒走,門衛尼克拉響了警報器。「多尼,門外有兩個穿制服的警察。」 
  我從窺孔裡看到了他們,是帕斯科縣的治安官,一個是中士。「不要開門。」我認為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因為我們已經付了保護費。不過,我還是在賭室周圍轉轉,確實做到桌上沒有錢,到處看不到現金,只有油炸土豆條。 
  孫尼和胡西克以及其他人坐在我們那張圓桌旁。我悄悄告訴他:「門外有兩個治安警察。我準備出去和他們談談,看看究竟有什麼事。」 
  我開了大門。「嘿,長官,有什麼事嗎?」 
  那個中士回答說:「我們接到了舉報,說俱樂部裡有騷動。」 
  「沒有,什麼事兒也沒有。」 
  「我們可以進去嗎?」 
  我領他們進來。「吃點什麼?喝點?」 
  中士說:「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打電話的人聲稱:他一直在這兒賭博,賭21點,輸了許多錢。」 
  「這裡沒有賭博,我們搞的是慈善活動,只有油炸土豆條,這裡沒有什麼人輸錢。」 
  他想看一看辦公室。我領他走過了廳道。 
  他說:「你們這兒來的人真相當多,其中有些是塔彭斯普林斯最體面的顧客。」 
  「是啊,人們都想為慈善事業做一點貢獻,另外,也痛痛快快地玩一陣子。」 
  另一名警察來到辦公室。他說:「我剛才在你們吃角子老虎機裡贏了錢,這是賭博嘛。」 
  「你說什麼?」 
  他說:他往機器裡投了1枚25美分硬幣,又贏回了1枚。他說:他們進門前就從門縫裡看到,人們在玩吃角子老虎機,圍在桌子旁賭博。 
  「得了,你不可能看到這兒的情況。」俱樂部建造的樣子,人們從門口不可能看到裡面的任何東西。「大家都能看出來,這是個古老的吃角子老虎機。」 
  「你是什麼人,油腔滑調的?」 
  「不能那麼說。大家都在玩,我們也沒有干擾別人。」我不能讓他們當著孫尼在場而隨便擺弄我。我也不能讓事態這麼無法控制下去。「你們為什麼要干擾我們?為什麼弄得我們不安?」 
  「這兒主人是誰?」中士問。 
  「我不知道。」 
  「你是什麼人?」 
  「只不過是個顧客,來為慈善事業盡點力。」 
  「你嘰嘰喳喳多嘴乾什麼?你是這裡的發言人?」 
  「因為是我開了門,把你們帶了進來。你們在問問題,總有人要回答你們嘛。」 
  「你叫什麼名字?」 
  「多尼·布拉斯柯。」 
  「紐約意大利人,是嗎?」 
  「對,我來自紐約,是意大利人。」 
  「你們這幫人喜歡到這兒來,還取而代之。我要看一看你的證件。」 
  「我沒帶。」 
  「社會保險號是什麼?」 
  「我沒有。我不工作。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沒有必要有什麼社會保險號。」 
  「你在這兒開辦賭場,我要把這賭場關閉掉。我還要打電話叫搜查隊。」 
  「我不允許你用電話。」 
  他拿起話筒,撥電話號碼。 
  我趕快把情況告訴了孫尼。 
  他說:「那好,把人都從後門放出去。」 
  我和女招待員叫人們從落地窗那裡走出俱樂部,而那兩個警察還在辦公室。 
  孫尼獨自坐在圓桌旁,愁眉苦臉。「羅西真不是東西。我以為他買通了人呢。」 
  「的確買通了人,孫尼。他當時和那人談話,我就在場。我親眼看到,他把錢交給了那人。那人說,樣樣事兒他都負責,沒有問題。」 
  「把他帶到這兒來。」 
  我敲了貯藏室的門,叫托尼和艾迪出來。 
  羅西走過來,坐在孫尼旁邊,想表示歉意。 
  「住嘴,什麼話也別說了,」孫尼說。「當著眾人的面,你讓我丟了臉。那老人的人馬在這兒,有邁阿密來的人。你就像有些人那樣,說起來樣樣都沒有問題,然後又弄得我好難堪。我能他媽的嗆死你,擰斷你的喉頭。」 
  羅西要發火了。 
  我制止了他。「托尼,你最好別說什麼。讓他冷靜下來,我來和他談。」我對孫尼說:「這實在也不是他的錯。」 
  孫尼狠狠瞪了我一眼。「多尼,你就別為這個混蛋打掩護了。這是托尼的責任。如果我們知道那警察來作亂我們,我們就把他幹掉。我要回布魯克林去,這兒的事今後怎麼辦我還拿不定主意。托尼,我給你那10,000塊錢,你最好拿出來。」 
  中士出來問道:「人都到哪兒去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我猜想,他們認為該到回家的時候了。」 
  「你們當中有沒有別的人帶了證件?你們意大利人怎麼沒一個帶證件的?」 
  另一個警察叫住了在門口的捨農。增援的人來了,警察也增多了。這是一場正規的襲擊。 
  「這樣吧,你們3個坐牢,」中士說。 
  「你說什麼?」羅西說。 
  「沒有證件。」 
  「這是私人場所。」 
  「又是個油嘴滑舌的紐約來的傢伙,把他們銬起來,」他對另一個警察說。 
  我說:「我們的證件可能在寓所裡,因為我們3個人今天下午待在寓所裡,可能丟在那裡。」 
  他們把我、羅西和捨農銬了起來,把我們送上車,朝寓所那裡開。然後,帶我們上樓,來到我的寓所。我們拖拖延延,像洩了氣的皮球。我們被當做歹徒,因此我們還得像個歹徒的樣子。另外,這些警察做得也應該。羅西和捨農坐在椅子上,而我進室內四處尋找。「我的證件不在這兒,我也沒有看到他們的。」 
  「你們這幫人真是老練黨徒,」中士說,「那好吧,你們要坐大牢了。」 
  此刻已是大約凌晨兩點半鐘,他們帶我們返回到第一流網球俱樂部。 
  孫尼仍然坐在圓桌旁邊,他一肚子的火氣,彷彿一座火山即將要噴火一樣。 
  「把他也帶上,」警察說,「我們把你們這些紐約的意大利人都帶走,讓你們更加明白,我們在這兒是幹什麼的。」 
  他們給孫尼上了手銬。 
  這些警察對我們盛氣凌人,還侮辱我們,不像職業警察的樣子,我真想好好教訓他們一頓。羅西和捨農過去都是警察。我們都知道警察執行任務時的正常程序。 
  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搞賭博,這是非法活動,警察揭露這種非法活動完全正確。可是我們的隱蔽工作卻受到了損壞,因為他們當中有兩個對我們進行了沒有必要的恫嚇。如果孫尼動了火怎麼辦?如果有人因為對我們侮辱和虐待而手癢開了槍怎麼辦? 
  他們耀武揚威帶我們出了門。我們4個人都戴了手銬,3個聯邦特工,1個黑手黨副官。 
  孫尼傾著身子問我:「你證件呢?」 
  「在車子行李箱。」 
  「拿給他們看一看,否則我們都要坐牢房。我們需要有人從大街上跑來救我們出牢房。」 
  到了停車場,我對警察說:「啊,我突然想了起來,我的證件在什麼地方。在我車上的行李箱子裡。我把證件放在那裡以免被人偷掉。」 
  捨農說:「我也想起來了,我的證件在汽車儀表板上的貯物箱子裡。」 
  警察只好打開我的手銬,好讓我開行李箱。他說:「這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我和合農拿出了駕駛執照,就被釋放了。 
  孫尼待在巡邏車的後面,雙手反剪著被銬了起來。窗簾是拉下的。「多尼。」 
  我走了過去。警察在那一邊交談。 
  「我口袋裡有把刀子。把它拿上,否則他們也會指責我攜帶武器而崩了我。」 
  我手伸過窗子,從他上衣口袋裡取出了折疊長刀,迅速塞進我口袋裡。 
  「幹什麼!」警察在大叫。 
  我處在千鈞一髮的時刻。警察可能以為他看到的是槍,要麼以為我要給孫尼鬆手銬。 
  「別在車子附近待著!還想逮捕一次,是嗎?」 
  「不,長官。」我上了羅西的車,跟著治安巡邏車到了新港瑞基的帕斯科縣治安辦公室。 
  他們指控孫尼拒捕、羅西賭博,把他們關在一間小牢房裡。我問警官保釋金是多少。他說保釋孫尼要交1,000美元,保釋羅西要交5,000美元。 
  這時候已經是凌晨4點,要想找個保釋保證人已經來不及了。我們想用這樣的途徑以保護我們的身份。我和艾迪趕到塔希提那裡去找卡明。 
  我把在俱樂部裡大家都散了以後所發生的情況告訴了卡明。 
  「多尼,我身上總共只有1,000美元。」 
  我們返回到牢房那裡。他們在給孫尼拍照,還在取孫尼的指紋印。 
  我說:「托尼,我弄到的錢只夠保釋一個人出去,可是保釋的不是你。」 
  捨農哄然一聲大笑,我也笑了。托尼沒有笑。他們放了孫尼,我們付了保釋金。 
  「明天見,」我對托尼說。 
  他們在監獄裡搜查了孫尼,在他口袋裡找到了駕駛執照。執照上有他的真實名字,但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他說自己的職業是:「固定推銷路線上的售貨員,個體經營。」 
  在返回旅館的途中,孫尼像是瘋了一般,對羅西破口大罵不止,我無法使他冷靜下來。 
  他說:「昨天那老人還說,在帕斯科縣的領土內,我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你看,這一下弄得我多丟人。那混蛋托尼,我非把他掐死不可。」 
  「我們是鎖上的,孫尼。一定有人告了密。」 
  「查出來。誰能把告密的人查出來,我們就給他錢。我們要把告密的幹掉。」 
  「我們要設法查一查。」 
  孫尼和卡明乘了下一班的飛機到紐約。我們找到了一位保釋保證人,把羅西保釋出牢房。 
  我們回到了俱樂部。司法官那一夥人把俱樂部弄得一片糟。夜晚活動的錢不見了。其中孫尼的10,000塊,聯邦調查局的2,000塊,活動所得大約8,000塊,都不見了。他們拿走了羅西的兩支槍,翻箱倒櫃地搜查了一遍。他們甚至連聖誕裝飾品盒子也撕得粉碎,撒得滿地。他們拿走了吃角子老虎機。 
  羅西在牢房裡待了一夜,現在又目睹這一現場,他怎麼說心情也不好。「我要抓住那個混蛋中士,掃他的嘴巴。我恨不得把那個警察站鬧個底朝天。」 
  我們都有點氣憤。我們自己過去也幹過許多次合法的搜查。搜查也得有個限度,按章辦事,不能把地方弄得一塌糊塗。我們失去了20,000塊錢,其中一半是布拿諾家族的錢。我們讓孫尼出了醜,他現在揚言要幹掉告密者。我們不得不擔心:警察有可能撞進了我們的真正行動計劃,毀了我們的隱蔽工作。我們還擔心引起這次襲擊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匿名電話通風報信是一種詭計,因為並沒有人真正輸了多少錢,也沒有激烈爭吵的事發生。但是一定有人告發了我們。我們縮小了懷疑的範圍。羅西與俱樂部的另一個主人發生過口角,那人抱怨我們搶了他的生意。羅西非常肯定就是那個傢伙告發的。可是那又能怎麼樣?我們不能採取任何行動,也不能告訴孫尼。我們還得不讓孫尼覺察。 
  第二天,我打電話向孫尼報告了進展情況。警方指控可能會降低調子,或者取消,因為他們的搜查不合法。但是,起訴人兩三天內並不知道這個情況。 
  孫尼說:「你一定要叫托尼把那10,000塊錢還給我。他怎麼弄錢我不管。」他想把保釋的錢還給卡明,把駕駛執照要回來。「他們能那麼動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孫尼,這純粹是偶然。」我對他說:唐納韋治安副官一直在街上執勤,值到了午夜,一切都很正常。後來有人在賭21點時輸了一些錢,發了火就出了門,告訴了警察。我們只好用警察講的情況來告訴孫尼,這是最安全的解釋。 
  「注意,多尼。如果有誰能告訴我們,打電話告密的是什麼人,我們要給他重賞。」 
  「我們現在正在辦。其實,昨天托尼和治安副官在電話裡談了兩個小時。」 
  「他打電話幹什麼?很可能就是我們談論的那個傢伙,可以對他監聽。那是托尼的聲音嘛,比告密的要好些。告訴托尼,叫他親自和那個傢伙見見面。我們要放聰明些,別太傻。」 
  「好的。」 
  「那是電話上的竊聽器,你聽到了嗎?有回聲。」 
  我的錄音機又響了。「是這兒電話的聲音,孫尼。他們本來要來,換電線,可他們還沒有來。」 
  一連三個星期,孫尼都不肯和羅西說話。我每天得聽勒菲蒂的訓話,說我怎麼把事情弄得很糟,因為我沒有很好地控制住羅西,沒有確實做到不讓羅西瞎胡鬧。 
  他對我說:「從托尼手裡把錢拿過來。提醒他注意,沒有我們他簡直不值一文。注意,多尼,托尼錯不錯別管了,你應該為我籌措,而不是為托尼。」 
  到後來,孫尼說他一定得要錢,叫我從放高利貸裡把錢拿出來,要我們倆把錢送到紐約。 
  我和羅西各人帶著錢的一半去紐約。孫尼和布比在肯尼迪機場迎接我們。我們把10,000塊錢交給了他們。 
  孫尼說:「很好。現在我想要你們著手聯繫可卡因和海洛因方面的買賣,尤其是海洛因,因為我在這兒已經找到了銷路。另外,我弄到了一台機器能制安眠酮。你們聯繫一下粉子的事。」 
  到最後,對孫尼的指控已經撤銷。但是,羅西可能還要受到審訊。我們設法讓審訊延期,一直延期到我們的整個隱蔽工作全部結束。 
  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有個正式會員,從塔彭斯普林斯那裡帶來了一位醫生朋友。那醫生同羅西談到他在黑手黨裡有些朋友。談話的內容圍繞著毒品。醫生說:他幹過多次毒品買賣,甚至還受到過搜查。實際上,他手頭現在就有16公斤的海洛因,價值100萬美元,這些毒品就在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市。他剛剛從威奇托市那裡來。他說:這都是沒收的海洛因,控制在前聯邦調查局一名特工手裡。他說他可以為我們牽在一起做成這筆交易。他說:他要是早知道我們對此有興趣,他本來可以把樣品帶來。 
  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勒菲蒂和孫尼,他們想要我們加緊干,弄到一些樣品。 
  醫生說:他想把樣品帶到佛羅里達那裡,並且確定了遞交樣品的日期。 
  我到了佛羅里達的勒菲蒂那裡。計劃是這樣:羅西從醫生那裡弄到樣品,趕到佛羅里達來交給我們。勒菲蒂在那裡有個夥計能檢驗樣品的質量。孫尼在紐約和意向中的買主在一邊注意動靜。我和勒菲蒂住在梯維爾旅館的一間房間裡等候羅西。 
  我不停地給羅西打電話,問醫生是不是已經到了;勒菲蒂不停地打電話給孫尼,說醫生還沒有到。我們兩個人不敢同時離開旅館房間,以防羅西打電話說他已經起程而我們沒有接到電話。這就好像等人相會。我們訂下了客房用餐服務,要麼由一個人上街到熟食店裡去買三明治。 
  每隔兩個小時,我們就打電話。羅西回話總是說:他還沒有得到醫生的消息。三天過去了,我們不再等了。我回到了荷裡得,勒菲蒂回到紐約。 
  我們為這樁交易追蹤了三個星期。醫生說,為了把樣品帶到佛羅里達,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耽擱。 
  勒菲蒂說:「這件事搞得我很難堪,這裡的人一個個都弄得灰心喪氣。光是花費的錢這一點,我就想把他揍一頓。我心裡很不痛快。你要採取果斷行動。掐住他的脖子,我不是說要你怎麼揍他,就掐住他的脖子。」 
  我和羅西、捨農3個人坐下來仔細分析一下形勢。我們以自己多年來的街道工作經驗進行分析。羅西首先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他說:「醫生這個傢伙對我們設了詭計,有人企圖用海洛因對我們耍花招。這傢伙根本弄不到海洛因。有人設計了這麼個圈套。」 
  我們對此看法很贊同。羅西分析得很精確。這個醫生以前因走私毒品而受到過搜查。有人在對他施加壓力,想利用他來誘使我們上當。 
  主使者可能是州立警察部門或聯邦政府警察部門,要麼是政府的緝毒部門,要麼可能是一幫歹徒,他們不知道行情,不知道如何脫手那筆買賣。究竟是哪一種情況,我們一時不能肯定。但是有人控制了這個醫生,醫生幹這件事好像顧慮重重。 
  羅西決定繼續幹下去,依賴醫生把樣品弄到手。誰也不會知道我們染上這種事。 
  羅西給醫生打電話,說他24小時在等待樣品。這天晚上,那醫生來了。 
  他到了俱樂部,時間是晚上9點。他顯得很緊張,把羅西拉到一邊對他說:他把樣品扔在門外的灌木叢裡。 
  醫生在酒吧裡喝點飲料。過了一會兒,捨農慢慢出了門。外面一片漆黑,但這太好了,因為誰也看不清什麼。捨農慢慢摸,找到小袋子,拿回到辦公室。 
  第二天,我們對樣品進行了檢驗。這是一袋滑石粉。醫生驚恐萬狀,發誓賭咒說他不知道,他只是接收了樣品。我們相信他說的話。如果我們是真正的黨徒,他這樣欺騙我們,我們可能要把他處死,至少也要狠狠揍他一頓。 
  可是,我們是特工,不能對他真有什麼處置。羅西對他說:「下次你要作弄人,可別對我們這些大人身上打主意。」 
  是誰騙了他,又叫他來騙我們,這對我們來說一直是個謎。我們有能力識別那種可能會受騙上當的事,這一點已為人們共識。能算計我們的可能是執法部門,可能逮捕我們,那樣會影響我們的行動;要麼是那些歹徒可能搗我們的蛋。他們要麼妒忌我們的成就,要麼是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有一位隱蔽特工,化名叫查利·沙柯,我們稱呼他「金鏈查利」,因為他戴著許多金首飾。他從事的是腐敗和賭博方面的案子,涉及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附近一城鎮的治安官。他辦了個賭場。他的顧客當中有一些是希臘人,他把羅西引了過去,因為羅西熟悉塔彭斯普林斯那裡的希臘居民區,而且這些顧客也常常到第一流網球俱樂部這邊來。我和羅西、捨農也到查爾斯頓那一帶去過幾次,為金鏈查利辦案起一點作用。 
  羅西碰到一個叫弗拉姆斯的希臘人,聲稱來自紐約市的哈萊姆區,可以給我們提供任何種類的毒品,而且我們想要多少他就可以提供多少。 
  羅西說:「你沒那個本事就別瞎吹牛,我和紐約市打交道的人對吹牛可不能容忍。」 
  他一再強調他有廣泛的聯繫。我作為羅西在紐約方面的人參與此事。查利租了一套公寓,就在棕櫚島上海濱牆球俱樂部的海濱附近。我們就住在公寓裡。他和弗拉姆斯約定,叫他來和我相會。 
  我和羅西躺在海灘上。弗拉姆斯穿著便衣,走過沙灘到我們這裡。羅西介紹說:我是他的朋友多尼,從紐約來的。「你對多尼說說,能為我們搞到什麼。」 
  弗拉姆斯說,他可以搞到任何東西。 
  「海洛因,」我說。 
  「我在加德滿都那裡有直接聯繫,」他說,「不過,我要點現款去那裡,15,000美元。」 
  「你他媽的以為我是傻瓜還是怎麼的?加德滿都?」 
  弗拉姆斯也動了火。「我不認識你,我怎麼知道你是個正派人?我也是從紐約過來的。我在那裡也有一些朋友,他們一個個可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你要在那裡有朋友,叫他們打聽打聽桑樹街上的多尼,是勒菲蒂的朋友。你的朋友要是連桑樹街的多尼和勒菲蒂也打聽不到,那他們連狗屎也不如。」 
  弗拉姆斯轉身問羅西:「我不想為這事糾纏了,你的朋友太不講理。」 
  「嗨,」我說,「你來的時候怎麼說,你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怎麼說嘛,別把我當傻瓜。」 
  「我兩天以後再來,」他說。 
  第二天,弗拉姆斯又來了,他直接走到我的面前,說:「你瞧,多尼,我要是得罪了你,真對不起。我和哈萊姆那裡的朋友核實了,我一提到桑樹街上的多尼和勒菲蒂的名字,那些朋友二話沒說,對勒菲蒂表示極大的尊敬,也知道你和他在一起。嘻,多尼,我還不知道你們是布拿諾家族那邊的人。」 
  「哎,這兒別提什麼名字了,我們別提什麼家族。說到底,你能不能向我們供貨?」 
  「海洛因,我能搞到,多尼。不過我要到加德滿都去。什麼15,000美元,別提了,只要5,000美元,作路費。」 
  「別提什麼5,000美元,也別提什麼加德滿都了。明天到這兒來,你能帶什麼?」 
  「明天?我還藏著一些大麻制劑。那些在市面上要值75,000美元,我給你們只要25,000美元。」 
  「那好,你拿來。」 
  「慢點,我們還得有個交易的辦法,你看是吧。」 
  羅西說:「你只管把東西送到我們的倉庫這裡來,送來以後就告訴我們一聲。我們要派人進行檢驗。等你回去的時候,我們就把錢給你。」 
  「這就是交易的辦法,」我說。 
  他走了以後,羅西對我說:「我們不給這傢伙25,000美元。東西一送到倉庫就是我們的了。我們只給他5,000美元,讓他呼天叫地去嚷嚷吧。」 
  弗拉姆斯把東西送到了倉庫。金鏈查利去了那裡查一查。他打電話對我們說,貨全送到了,質量很好。羅西把那麼多錢交給了弗拉姆斯。 
  弗拉姆斯數了數錢,說:「噢,等一等,這兒只有5,000美元啦。」 
  「只給你那麼多,」我說,「如果你不要,就丟下,什麼都拿走,因為東西還在我們這裡。」 
  「啊,朋友,這麼少,我的那些人不能接受啊。」 
  「如果你想見哈萊姆那裡的人,見他們好了;你想見誰你就去見好了。他們找勒菲蒂好了。勒菲蒂要說25,000美元,你就一定還拿到20,000美元。他們相信誰啦?」 
  因此,我們花了政府的5,000美元,換得的大麻在市面上價值75,000美元。而且,我們作為地道的歹徒,又大大提高了威望。 
  勒菲蒂打電話叫我到邁阿密去,因為他想叫我們一道看一家場子。他說,那是個娛樂場所,在沙哈拉飯店裡,緊靠雷鳥旅館旁邊。場子可能要價15,000美元。孫尼已經給我們開了綠燈,要我們去買。 
  「紐約來的所有老練黨徒都到雷鳥旅館,」勒菲蒂說,「去不了那裡的人,我們可以接待。因為大家都會來,有紐約來的,有像喬·普瑪那些前紐約人,還有其他人會跟他們一起來。找一個鋼琴彈得高明的人來。」 
  我們在娛樂場所的酒吧外面溜躂,對周圍一帶看了看,大家認為這個地方很好。 
  我很清楚,布拿諾家族內部關係很緊張,因為內部的鬥爭引起了勒菲蒂和孫尼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此我不能直接過多地打聽,但是我力爭盡可能瞭解一些內情。這一方面是為了搜集情報,另一方面也為了使自己的地位得到鞏固。 
  此時在旅館裡,勒菲蒂對我講了一些情況。 
  「家族委員會在紐約開了會。由於勒斯蒂還在牢房裡,委員會提名由薩利·法努吉亞作為代理老闆。勒斯蒂在牢房待多久,法努吉亞就一直作為代理老闆。」 
  「薩爾瓦多·薩利·弗努茨·法努吉亞」1曾經是副官。「勒斯蒂一出牢,薩利就下台,」勒菲蒂說。「孫尼現在是主要副官。每個家族都有一個主要副官。勒斯蒂出牢以後,孫尼就想當家族顧問。」 
   
  1 薩利·弗努茨(Sally Fruits);即「薩利水果」,代號。 

  「是嗎?我不瞭解這回事。」 
  「你知道,顧問本來要由家族選舉產生,不像副官的頭銜可以指定。另外,委員會還在家族裡指派了兩名副手,以便勒斯蒂在牢裡時,由他們來維持家族的和平。」 
  「會和平嗎?還是怎麼的?」 
  勒菲蒂格格一笑。「有些事我對你說吧。孫尼那一股力量親近於勒斯蒂。」 
  代號ABSCAM一案的醜聞已經曝光,一些人被逮捕。新聞界都在報道這一情況。我對此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我正忙著瞭解市拿諾家族內部的權力鬥爭。 
  我和勒菲蒂及其一夥人待在邁阿密。頭天晚上,大家混了一夜,到早上三四點鐘的時候,有個夥計提個建議,大家都到納珊飯店去吃點東西。 
  我正要和大夥兒坐在一起,勒菲蒂抓住我的胳膊。「坐那張桌子這一邊,我想和你談話。」 
  我們坐在拐角上的那張桌子旁。「多尼,你可知道,我們上次遊玩的汽艇那回事?」 
  我正要回答,忽然想起他問這事的意圖。就在這時,他呼啦一聲拿出了《時代》雜誌,裡面有一頁折疊起來。他把雜誌打開,砰的一聲扔到我面前。 
  「多尼,正是那隻船。」 
  我弄得目瞪口呆。雜誌上刊出的《左手》汽艇的圖片,正是ABSCAM一案辦案過程的組成部分。我們曾在那艘汽艇上遊玩過。雜誌還報道了聯邦調查局在「螫刺行動」中怎麼樣利用了這艘汽艇。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將決定我的生死存亡。 
  「啊,勒菲蒂,我們玩的不是這一艘。」 
  「別胡扯了,多尼。船是我最瞭解的一樁事。媽的,我們上了聯邦調查局的船!」 
  「你聽我說,勒菲蒂。如果這是我們上的船,當時我們上船的人數很多,而這照片上船的人數很少。」 
  「嗯?」 
  「那個拍照的傢伙,他在欺騙國會議員、參議員,也在欺騙我們。儘管他能欺騙那幫人,可我不是個書獃子,他絕騙不了我。而且,他又沒有對我們講個什麼名堂來,對不對?當時船上還搞了大型的娛樂活動,我們還迴避了那裡。」 
  「你能肯定?」 
  「嘿,他們又能對我們怎麼樣?我們還不是坐在這兒,勒菲蒂。我們戰勝了這幫特工!」 
  「我還不知道呢,多尼,」勒菲蒂說著不住地搖頭,兩眼看著照片。「你要是知道那胡來的混帳那該多好。這聯邦的混帳船!」 
  勒菲蒂打電話到我的寓所。托尼·墨拉在製造麻煩。他到老闆那裡,再次提出要求,說我是他的人。墨拉說,在西西里迪斯科舞廳那時候,我就和他在一起,那時我剛剛和他們混在一起,所以他完全有權提出要求:我是他的人。 
  「這事兒要舉行談判,地點在普林斯大街。我和孫尼都要到談判桌上,對這事兒要全面理一理。時間就在今天下午。上個星期,墨拉贏得了一項裁決,他每個星期從馬可飯店裡得到5,000美元。」 
  史蒂夫·坎農的交誼俱樂部在普林斯大街的30號。馬可飯店位於市中心,是甘蘭特的地盤。 
  「勒菲蒂,說什麼我也不跟墨拉在一起。」 
  「這事兒你一句話也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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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談判



  3月中旬,知情者不斷向聯邦調查局報告,小意大利區的普林斯大街上有非正常的活動。布拿諾家族的顧問斯蒂夫·坎農經營的、普林斯大街20號的交誼俱樂部那裡顯然有一系列的談判活動。 
  「我是在耐著性子,」勒菲蒂在電話裡說,「你根本不知道我們幹的是些什麼。這事兒連續了8天,全是為你這個混蛋。我是說,大人物都坐下來在談判。星期六在紐約開的會。今天,為了你,我又開了四個半小時的會。」 
  「為了什麼?」 
  「別說『為了什麼』。」 
  「你怎麼從來也沒有對我講過?你們在談論些什麼,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除了墨拉,還能有誰啦?」 
  「怎麼,那傢伙想幹什麼?」 
  「我告訴你吧,你他媽的混蛋王八蛋。你那個羅基,真弄得我火冒三丈。」 
  墨拉一向在製造麻煩,現在又多了個羅基。這個隱蔽特工的名字經常出現。我那一次帶羅基上了代號為ABSCAM行動的船上,後來又把他帶到紐約一帶,幫他搞租車營業,好為他的隱蔽活動打個掩護。他和墨拉曾經糾纏在一起。他們舉行的會談中牽涉到墨拉和羅基,這可不是好消息。我問:「羅基怎麼啦?」 
  「羅基承認過,你多賺了25萬,我不是在電話裡吹大話。你知道我怎麼說的,我說,你從他那裡拿了12萬5!」 
  「從哪兒弄那麼多錢?」 
  「安托尼·墨拉說,你擺脫了羅基,從毒品裡面弄到了錢!」勒菲蒂的口氣顯然有所控制,「他們這兒胡說八道的話我都聽膩了。」 
  「你說什麼,是毒品錢?我和他從來沒幹什麼扣毒品錢的事。羅基同誰說了我弄到25萬?」 
  「同安托尼·墨拉及其一夥——難道你還不懂,你這笨蛋?我拔腿就離開了。」 
  這真是晴天霹靂,竟然指責我和羅基在搞毒品交易中,偷偷扣下了25萬。除了當叛徒告密以外,最大的錯誤就是你得到大量的錢沒有分給老闆。羅基究竟有些什麼牽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墨拉說了些什麼,如果說了的話,說些什麼,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冒險和羅基取得聯繫,因為我對他的電話不放心,而且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還能相信他——我不知道他面!臨著什麼樣的局面。眼下,我根本沒有辦法弄清什麼情況,只有從勒菲蒂那裡還可以談談。因此,我對於談話還得非常謹慎。我要是說錯了、或是回答錯了,給我或羅基帶來什麼危害,那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如果不瞭解情況,我就不能肯定應該怎麼去幹才正確。我立即意識到,這種談判的形勢,其結果會導致有人得走。我應該以歹徒的頑強精神作出反應,而不能聽從擺佈。「羅基在撒謊,勒菲蒂,我根本就沒有和他一起剋扣什麼毒品錢。」 
  「我知道他扯謊。」 
  「那你對我大發雷霆幹什麼?」 
  「你太鬆懈了!」 
  「他在撒謊,墨拉也在造謠。」 
  「可是你的話不管用。」 
  「為什麼他的話就管用?」 
  「羅基已經先說過了。」 
  「先說就有理?」 
  「那王八蛋有言在先,你只能是表示反駁。事情越鬧越大,弄得非常、非常危險。現在連孫尼也控制不了,對你的事無能為力,要一直弄到頭頭們那兒去。今天把我叫了去,孫尼也沒對我講,他想說些什麼。等我去了以後,他才說;『勒菲蒂,我想要你待在這兒。』為什麼呢?他說:『薩利要走下坡了。』」 
  薩利·法努吉亞,就是代理老闆。 
  「突然間,墨拉帶著兩個夥計走了進來,大家又是接吻親熱什麼的。究竟接下來要幹什麼,孫尼事先也不同我講。是又一次重要的談判。他們弄來了從加拿大來的人,聲稱,你是代表這個王八蛋,因為他們聽說有大量的錢,懂嗎?我提出警告,我決不肯把你放給他們,說什麼也要和你在一起。如果那個老人不在,我們本來也沒有什麼問題。薩利什麼話也說不上來。他身體不好,雙手還包紮著。他只能聽,他們都在謊話連篇。今天我對墨拉動了火。我從桌子旁站起來,對著酒吧那頭的墨拉大罵,什麼媽的話都罵。我抓住了他。他說:『我從來沒有說你拿了錢,而是多尼與這個夥計分了錢。』我說:『你別再提什麼毒品錢了,你這王八蛋。』就這樣,後來孫尼說:『算了吧。』我又罵了副官。他的副官——就是刊在報紙上的那個夥計,那老人歸命的報紙——他把手拉著我的手。我說:『別碰我。』他說:『你可知道你在同誰說話?』我說:『你媽的別碰我!我根本就不認得你。』整個場子的人都聽得見。我說:『我不是他媽的好惹的!』」 
  墨拉的副官凱撒·幫萬特,是拉鏈行動中的人物。甘蘭特被打死的時候,他是其中的一個保嫖,我們以為,他當時被列在打擊的對象之中。 
  「我惹了麻煩。後來我罵我上司的時候,孫尼說:『你要注意。』我說:『我注意個屁。』我和孫尼大幹了一場。我堅持我的意見。我有證據。斯蒂夫顧問也在場。另外一個像孫尼一樣的大人物(即喬伊·馬西諾,另一個山頭大王)對我說:『勒菲蒂,你要是堅持不改,我就要去告訴牢房裡的那一位。』」 
  「羅基今天去了嗎?」 
  「你在胡說些什麼?那樣的混蛋怎麼能跟我們在一起。啊,我要把你爭過來,不過要上面通過。」 
  「我以為這事已經解決了。兩個星期以前,你就對我講過了。」 
  「他還想再找我們的麻煩,所以我當著孫尼的面和他鬧了一場。我還當著所有老闆的面說:『你是什麼東西?狗屎一堆。這件事當著大家,當著我們的家族,當著我們的老闆已經解決。這混帳要是再這麼干就滾他的蛋——你怎麼不張嘴說話呀?』後來,我又罵了副官們,惹了麻煩,他們把我攆出桌旁。」 
  「那傢伙怎麼樣反應?」 
  「墨拉是個下流坯子,」勒菲蒂說,「他是個男婊子,搞同性戀。老闆們在一起,罵他是告密的混蛋。」 
  「你相信他還是相信我?」 
  「西西里舞廳那裡,你去了多少回?」 
  西西里迪斯科舞廳,墨拉有一份。幾年前,我和他經常在那裡出沒。我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把戲,也不清楚怎麼樣回答比較合適。究竟是回答去的次數多或是次數少,哪一種說法好一些,我心中無數。我得聽出問話中的弦外之音,還要迅速作出反應。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說:「大概去了兩三次吧。」 
  「他說你工作過三四回。」 
  「勒菲蒂,我在那兒只工作過一回。」他要找到我是否為墨拉幹事的證據,這樣,墨拉在說我是他的人時,勒菲蒂就可以和他爭辯。「我在那裡連一個子兒也沒有拿過。你知道我得到什麼?不花錢喝點飲料。」 
  「你在那裡溜躂那時候,在西西里歌舞廳那時候,安托尼·墨拉是不是個老練黨徒?」 
  「就在那一段時間嗎,我說不準。」 
  「他在西西里那一段時間,我當時還沒有結婚,我認為他那時還不是,只不過有三年半的堅定時間。我跟了他6個月。如果墨拉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時間表現不好,那他的辯詞就沒有用。孫尼會查出來的。你知道,孫尼要到委員會那裡,查出他什麼時候受了堅定訓練,然後他們才把它承認。我對孫尼說過,你是在我的場子裡碰到了墨拉,我認識你是通過那個小個子(即二老闆尼基·馬倫格羅),因為我很喜歡你,這是有案可查的。」 
  現在的問題是:是勒菲蒂還是墨拉把我介紹入了伙。實際的情況是:我先認識了墨拉。無論是什麼情況,回憶起當時,還是勒菲蒂到了馬倫格羅那裡,正式提了出來,把我作為他的人——據我所知,墨拉從來沒有這麼做過。 
  勒菲蒂接著說:「凱撒是站在了他一邊,說你每天晚上都和他待在一起。」 
  「在西西里舞廳那裡,我從來就沒有見到過凱撒。他不會瞭解我的情況。」 
  「多尼,你在和危險的人打交道啊。我要這個人的腦袋,因為他也要我的腦袋。他對自己的人說;『我和勒菲蒂住在一幢房子,他住在8層,我住在6層。我要是少了咖啡,沒有黃油或什麼的,哪天早上我就到他門口,敲他的門。』他就當著他的人的面這麼說。我說:『我對你說啦,安托尼·墨拉,你要是站在我門口,我立刻就砍掉你的腦袋,因為你不是我的朋友。』我想羅基也是壞東西,我想搞他一頓,就因為他說謊。我對墨拉說:『你告訴他那個王八蛋,他是我的人。我要是在你的車裡逮住了他,我就敲掉他的腦袋。你要是從中作梗,也會同樣下場。』多尼,這裡有竊聽,但我說的話不得不說。我說,我要用兩顆子彈射到他的兩隻眼睛,我在確定選什麼樣口徑的槍。今天在布魯克林,誰也別想管得了我。出席那樣的一種會議,容不得你喝什麼飲料。你可知道,和政治家們在一起坐四個半小時那是什麼滋味?」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你惹上麻煩了。」 
  「可是。你從來也沒對我講過。」 
  「怎麼能同你講呢!我現在對你說的這些,本來就不該讓你知道。你看,我還是把你當成真正的朋友,你明白嗎?我問你,是你把羅基帶到城裡的吧?」 
  這是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最危險的問題。「是啊,他到了城裡,怎麼啦?」 
  「羅基是通過你進了城。可是我怎麼知道的呢?」 
  「對了,我在城裡碰到了他,就在勞得戴爾的酒吧裡碰到了他,在66號碼頭我對你說過。」 
  「那傢伙歸你的人?」 
  「不是。」 
  「多尼,我們說的是一回事。現在應該是:你帶他入了城,給了他工作。這話你要記住。你把那夥計放在那兒。總得有人把他放在那兒。把他放在那兒的人是在聯邦的那條船上。那傢伙是個聯邦密探。那工作的地方出了問題。」 
  勒菲蒂的危險之處也正是在這種地方。他在兜圈子,這兒捅一下,那兒捅一下,捅到什麼地方發現了問題,他決不肯放過。現在他統來繞去已接近了這樣的事實:如果有些事不能正確處理,要麼羅基、要麼是我,可能會遭到殺害。 
  「是你把他放到了那兒,多尼。現在問你,他那個租車買賣歸誰所有?」 
  「我不知道那場子現在歸誰,勒菲蒂。」 
  「多尼,以前歸誰?羅基為誰幹事?你把那傢伙帶了過來.而他在城裡一個人也不認識。我到他那兒要車的時候,我還得先要同多尼登個記。多尼是老闆。那地方從來就沒留下人手。多尼,你從哪兒把他帶來的?你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這會導致什麼下場,多尼?」 
  「勒菲蒂,我不知道。」 
  「別睡覺,仔細想一想。在那兒坐一坐,喝喝咖啡,待會兒給我回電話。」 
  我不能和羅基商談,也不能與孫尼交談,因為我現在知道的情況本來是不該知道的。我只好從勒菲蒂那裡探聽消息。如果我和他當面交談,至少還可以觀測他的表情,更好地體會他的用意。我必須抓緊時間。過了幾分鐘以後我就給他回電話。 
  「注意,」勒菲蒂說,「我問你個問題。那傢伙供認你撈了25萬,他為什麼要出賣你?」 
  「那是因為墨拉要他說的。」 
  「你能證實?」 
  「我怎麼能證實呢?因為他大概怕墨拉,這是唯一的原因。我相信他沒問題。如果不是墨拉要他說我們剋扣了25萬毒品錢,我想不出他為什麼會說出那樣的話。」 
  「那個王八蛋是個告密的東西。我得到了你,我就要保護你。我說:『我就是到任何地方,也要和那小子同生死。』任何人也搶不走你。孫尼那種做法我不喜歡。他想調和,想拿羅基換你。孫尼說:『我們要多尼,不要羅基。』我說:『你不要我的屁。』後來,我頂了老闆的時候,他說這事擺一擺。他說:『你不想要他。』對,我不想要羅基,但是他也不能要他。墨拉是騙人的狗崽子,你知道,他在分錢的名單裡。他每天從上午8點到下午3點都在那裡。把羅基的情況告訴我吧,也使我心裡踏實些,睡覺也能睡得自在。你沒有想到回答我的問題,多尼。是誰把他安到了那兒,多尼?」 
  我猶豫不決,盡量在先想一想3個問題,怎麼樣擺脫我帶進羅基以及他的汽車業務所陷入的困境。「我剛剛不是對你說過,他和我一起從佛羅里達來的。」 
  「多尼,你別對我吞吞吐吐。答非所問。你是那裡的頭頭,他已承認了這一點。那裡弄一帶大家都知道。你是老闆。」 
  「這究竟有什麼大不了?」 
  「那究竟是誰的買賣?為什麼要放棄不幹?」 
  「我們賺到什麼錢了嗎?」 
  「你言不對題。公司是誰辦的?」 
  「勒菲蒂,我對你說,是加利弗尼亞的一個夥計。」 
  「一個夥計,辦了一個柯維特攤子,汽車全是新的,你不知道這個夥計的名字。」 
  「勒菲蒂,那裡有三輛新汽車。他們關閉了那個攤子。他們幹的全是背後搶劫贓物。羅基對我說——」 
  「啊,問題就在這兒。用搶劫來付租車?你們在幹什麼,賭博?你媽的是糊塗蛋?問題是誰把那些人弄到了那兒?他們是什麼地方來的?你們在哪兒碰頭?羅基只向安托尼·墨拉提到毒品錢,沒提那艘船,那告密者的船,聯邦調查局的船,這是怎麼回事?羅基為什麼不提聯邦的船?你猜猜看,是誰幫他出了牢房?」 
  「誰幫他出牢房?」 
  「你猜猜看嘛。」 
  「猜不出。」 
  「真不可思議。是羅基幫他出牢房。」 
  「羅基幫墨拉出了牢房?怎麼幫?」 
  「我不知道,通過報紙上看的。你琢磨吧。羅基幫了忙,他被保釋出來,回到他們那夥人中間,分錢也有他的名。因此,你就琢磨琢磨這事兒吧。」 
  我猜不出是什麼道理,這對我倒是一樁新聞。「這倒是一樁好事嘛。」 
  「不是好事。你被弄糊塗了。多尼,我把你當朋友,完完全全信任你。過去,我多次對你有疑心。有許多事情,有彎彎繞繞的內幕,你一點也不懂。」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幹?就讓這個傢伙瞎說,讓他到處對人謊話連篇?」 
  「問題不在這兒。我也不想讓你捲進去,讓你擔驚受怕。」 
  「哼,勒菲蒂,我誰也不怕。」 
  「你幫不了我。我還得靠自己解決。」 
  「我也不怕墨拉。」 
  勒菲蒂格格地輕聲一笑。「有些事還是我對你說一說吧。你不要說大話,然後又來找我。你在惹我生氣。」 
  「我聽你的,你說吧。」我現在想要他往下講,不願失去聯繫,不能讓他跑走。我需要盡可能多、盡可能早些瞭解家族的情況,以及面臨的局面。 
  「多尼,我到佛羅里達究竟為了什麼?我是什麼,是模仿名流的大人物嗎?至少傑裡·吉利去那裡,能處理一半的事務。他一天能搞到5,000塊。我和你一起干能搞到多少,多尼?什麼都沒弄到,只落得一肚子煩惱。」 
  傑裡·吉利是個入盟黨徒,隸屬於反對派的一個副官「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傑裡是紐約人,在邁阿密那裡幹了許多營業買賣。 
  「你在鬆懈的時候,他們玩了個花招,用三個大人物作見證干倒了羅基,對他進行恫嚇——你知道的,你也拿著槍對準了某個夥計的腦袋,對不對?你的事牽到大人物裡面去了,我要直接到頭頭那裡。家族間的恩恩怨怨太多,一直不停。這事兒得上到紐伊斯堡的頭兒那裡,明白嗎?」 
  賓夕法尼亞州的紐伊斯堡那裡,聯邦政府監獄裡關著布拿諾家的老闆勒斯蒂·拉斯苔尼。 
  「明白。」 
  「勒斯蒂要聽一聽這樁事,這裡有一個原因,那是因為我讓喬伊·馬西諾當了證人,讓墨拉打退堂鼓。今天我和拉鏈那些人有了麻煩,因為我反對他們。我為此要付出代價。我的朋友多尼啊,在邁阿密那裡玩呀鬧的——你不要表白自己什麼——女人那麼一類的事。好啊,誰個不喜歡玩得好呢。你還年輕,但是你養成了懶散的習慣。大糊塗蟲,大草包。只管玩,只管懶,你連工作也不想幹,登記經營業務也是不肯幹。你什麼都不想幹,多尼,就是胡鬧。你就真想成為這麼一個人嗎?」 
  「當然不是。」 
  「你把托尼也弄成了那個樣子。我對托尼說我要出門的時候,我的飛機票本來應該像他們以往一樣都辦得好好的。托尼馬馬虎虎,你也馬馬虎虎。你以為,孫尼比我顯得偉大些。」 
  「我從來沒有那麼認為——」 
  「你不承認,你就少囉嗦。你以為我寬容些嗎?你同孫尼·布拉克在一起就嚴守規矩,為什麼同我就不那樣呢?真他媽的混蛋。你瞧,多尼,我只說這一次,不會再提了。有好幾次,你對我無禮。你甚至沒有意識到你的無禮行為。」 
  「是的,我不知道。」 
  「還有一樁攻擊你的事。我不是想要傷害你,不過我把什麼都頂了回去。比如我說『少管別人的事吧』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到了那個城裡,帶了個皮箱,你要提一提。」 
  「好的。孫尼今晚是什麼態度?」 
  「他對你沒有使壞,也沒有幫你忙。換句話說,他隨時都可能變化。我挑了重擔。你為什麼不一蹦三丈高,你為什麼不對羅基發火啊?」 
  「我發了火。」我是該生氣。也就是說,我本不該把羅基帶進城裡。為了幫上這個忙,我壞了紀律,因為我並不瞭解羅基。現在事情弄到我頭上,我想把他掐死才好。 
  「有人要對你們倆查一查。」 
  「嘿,勒菲蒂,查我是查不出名堂來的。」 
  「我不在乎。你要是這輩子幹了什麼錯事,還是由我處理。墨拉不能管。孫尼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你看看,你鬆鬆垮垮,鬧成了什麼樣子?這裡是不會罷休的。老闆,這個家族裡的主要人物,要談一談。就是他也不能怎麼樣。多尼,你對我說過,是你把羅基帶到了那裡,這些事都要傳開了。你還有什麼事瞞著嗎?」 
  「什麼也沒有。」 
  「你只要答應我一件事。從現在起,在你這一輩子中,你發誓:你永遠照找的紀律辦事。」 
  「勒菲蒂,我發誓。」 
  「那好,你能當面對他嗎?」 
  「好。」 
  「不知道我能不能幹得成,因為我們這兒都是一些合法的人。如果我能叫羅基坐下來,那你能進行下去嗎?」 
  「能。」我在採取非常危險的行動。「合法的人」就是指入盟黨徒。我想出席談判會議,而那種會議很嚴格,只有入盟黨徒才能出席。我並不想和羅基當著面,因為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他可能會怎麼說,也不知道這對我們倆可能會有多大的危險。但是,我也冒險地估計:墨拉不會把羅基帶到談判桌上。「我為什麼不可以戰勝對方?」 
  「那好,因為你在佛羅里達,你得告訴我,如果你犯了錯,你他媽的還能到什麼地方去。」 
  「我沒什麼錯,勒菲蒂。」 
  「公司是誰辦的,多尼?你又怎麼從那兒脫了手?是誰把那些事聯到了一起?多尼,你不能在這些問題上對我吞吞吐吐。是你把他安到了那裡。我不能對我那些人說謊。如果因為這種事要丟腦袋,要死也死得像個樣子。他們要戲弄你。」 
  「隨他們耍什麼花招,勒菲蒂,我有辦法反擊他們。到了談判桌上,我要向你證明羅基在撒謊。」 
  「安托尼·墨拉說,他認識羅基有5年。我說:『不對,你這是彌天大謊。我們從邁阿密把他帶過來的。』現在,你到了談判桌上,我就避一避了。他們要問你這些問題。我準備在那兒保護你。他們首先要問:誰把他帶到邁阿密?是你。又是誰把他帶到這兒城裡?那份營業是怎麼著手的?有些事我還要對你說一說,多尼。我們在那個城裡有些朋友,一切都會弄個明白的。結果一定會是這樣,但是我不想拖延時間。羅基為什麼要出賣你?」 
  「他膽小。」 
  「多尼,我對你瞭如指掌,你每幹什麼,我心裡都有一本帳。在密爾沃克那裡,你的點點滴滴我都能一句不差地說出來。你看,別人都小看我。我知道,你很懶,你又有衝勁。可是眼下,你處在不同的類型裡。你涉及到了一些我們駕馭不了的事。這種事是駭人聽聞的。你別忘了,我們和拉鏈那些人在一起混過。他們會不停地找茬兒。那幫外國佬是混帳王八蛋。一個拉鏈分子吻了你,你別把他當回事。他們恨美國人,恨美國的家族黨徒。我發頓火,他們就反對我。你呢,他們一下子就能把你咬得粉碎。因為你和羅基的關係,他們把我們弄得很被動。所以孫尼·布拉克要我放棄羅基。他感覺到這事兒有問題,想求得平安,想調和折中。孫尼不想你插進來,原因也正是在此,因為你回答不了所問的問題。」 
  「如果你在談判桌上被他們抓住,我們就完了。你答不出問題,你沒有思想,你只有大腦,可是你要受到打擊。一旦你吞吞吐吐,他們什麼話也就不說了。他們就讓你說。多尼,你就麻煩了。你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你可以對孫尼講,可是一到了談判桌上,他們就會對你耍詭計,你回答不了他們。」 
  「我對他們的詭計要反擊。」 
  「你反擊不了。你看,我們在談判桌上有了個羅基,對不對?他一旦知道要去見什麼人,他會把什麼都一古腦兒全端了出來。因此,在他沒有把我上了那艘船的事說出來以前,我得向大家把一切都說清楚。他們找了我,說那是聯邦的船——我能說些什麼呢?我要是回答這些問題,就一定要壞了你,而你是上了當的人。他們打了我的要害,也打了你的要害。你真混蛋,上了聯邦的船。可是,你說什麼也得回答我一個問題:你怎麼在那條船上把那個鄉巴佬搞出來開汽車營業?」 
  「勒——勒——勒菲蒂,我對你說過——」 
  「別慌。這裡有問題。」 
  「你不是以為,墨拉是個告密者嗎?我說他就是個叛徒。他同某個人作了交易。」 
  「不,不,你不能那麼說。你要是說那樣的人是叛徒,你得收回你的話,否則必死無疑。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告密者,可是你能這樣指責一個老練黨徒嗎?你不能照我的方式回答那樣的問題。但是,我一旦弄清楚我就能。因此,我現在要搜集一切證據。我正在這麼幹。孫尼甚至還不知道我在幹些什麼。我找到的夥計,就是聯邦調查局的東西他大都能弄到手。我要弄到每個細節的帳目,因為有人向羅基詐錢。他們拿他的錢包。這些我的朋友都知道。你,我知道,你的運通信用卡號碼,一切東西我都知道。托尼在密爾沃克,我通過邁克·沙貝拉都知道了。我指望上帝,樣樣都來得光明正大。今天晚上,他在搞交際活動的時候,我一直都在動頭腦子。他們今天在談判桌上撒謊。在談判桌上撒謊的傢伙一定得死。不過這扯得離題了。我要談的事,事關重大。我在船上碰到了那傢伙。那艘船究竟從哪兒來的?我要把那張照片給他們看,他們會怎麼幹?這正是事情的結局了。」 
  「你怎麼就咬定那是聯邦的船呢,我仍然看不出。」 
  「多尼,我有船的照片。你怎麼啦,是瘋了還是怎麼的?我在船上到處拍了照片。還有,我會弄到那船上所有人的照片。你要不要我這麼搞?我能在一個星期之內就能辦到。我能給你講出那個叛徒的名字。」 
  「那好,我們就追住他,到談判桌上,就罵他們造謠。」 
  「你不能這麼說,多尼,你牽連到14個大人物,而且要連續兩個星期。」 
  「我就和那個傢伙干,我要擺脫嫌疑,勒菲蒂。我現在就對你講。」 
  「問題不是你擺脫嫌疑,我在這兒還沒找到正確的答案。我對你還不是很滿意。」 
  「為什麼不把墨拉干倒,把他幹倒就沒事了,掃清了障礙。」 
  「不行,不行,對朋友還不能那麼幹。」 
  「他正設法要干倒我們。」 
  「對,不過他是按規矩干的。這事兒我要交給孫尼,看他想怎麼辦。待會兒我再給你電話。」 
  「好吧。」 
  「不過這事兒不是現在就干,可能再等一個星期。」 
  放下了電話,我有一種孤單之感。我不知道墨拉要幹什麼,也不知道羅基要幹什麼。我不能到紐約去,只好等待。 
  一小時以後,勒菲蒂打來了電話。他的口氣平靜下來,顯得很有耐心。 
  「我只想要你明白,我以為,我幹的事是對的,所以要給你回個話,只希望你給我正確的回答。」 
  「勒菲蒂,我給你的回答只能是事實。」 
  「我說過,他們要在談判桌上吃了我們。朋友,你犯了大錯,弄得我心裡很不安。我們自己遇到了麻煩。多尼,我告訴你,你不要犯太多的錯誤,因為你一犯錯誤,那就他媽的發動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我這麼想,有一個原因:我想那個狗崽子太壞,那兩個混帳太壞。總得有人要承擔這個後果。我給你打電話並不要你擔心什麼,只有一個理由:你好好想一想,幫我打贏這一仗。把各方面都想一想,放在一起想一想。把頭腦子轉一轉。我把什麼都記下來,絞盡腦子在想,想弄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多尼,一旦我們把這件事搞清楚,我們就合法地搞營業,上帝都不會碰你。那個混帳。」 
  「罵得對,那個屁用沒有的混帳。勒菲蒂,我現在真想搶劫一場,連他的屁股都塞得滿滿的。」 
  「多尼,有件事我告訴你,普林斯大街上最令人厭惡的是墨拉。我們只好等待,等到勒斯蒂回來。不過,這還要等16個月,那些頭頭們說,在這段日子裡,大家不准打仗。我們能不能熬過這麼長日子,我心中無數。只要一個人動了槍,整個人馬就會翻了天。」 
  「是那樣嗎?」 
  「他們會鬧翻天,鬧得四分五裂。不談它了,睡覺去吧,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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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謀殺



  談判並沒有很快就作出決議。我只好靜心等待,一等就是幾天、幾個星期。勒菲蒂來到了荷裡得,我和羅西開車把他送到邁阿密,他要在那裡找人談話。 
  他說:「我想把那些老傢伙全擺脫掉,他們不可能對我們幹出什麼好事。他們一個個七老八十,也不想惹那麼些麻煩。孫尼叫我要他們歇著吧。我們也不要理他們。我們不能叫他們退休,那不好。他們失去了威信,我們還是他們的人。」 
  勒菲蒂由孫尼指定為代理副官,他抓住了家族的權力。我盡量以個人的身份向他灌輸點東西。我對他說:「傑裡·吉利站在凱撒一夥人那邊,是嗎?」 
  「那兄弟倆都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了,」他是指喬·吉利和傑裡·吉利兩兄弟。 
  「誰是他的頭?和哪些人在一起?」 
  「和孫尼·雷德的一個叫特雷尼的人在一起,」他指的是反對派副官「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和「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一個給特雷尼一星期1,000塊,另一個給3,000塊。所以,他們得了勢,就他們倆。這幫兄弟賺了大量的鈔票。我們按規矩辦事,未撈到錢。這是別人對我們說的。」 
  「喬伊·馬西諾還在搞咖啡買賣?」 
  「是在搞。喬伊·馬西諾有一幫好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我們一起長大,一起共事。他知道哪一處勢力大。」 
  「喬伊去拜訪勒斯蒂,是嗎?」 
  「啊,那是,他肯定會見他。他不知道墨拉目前的情況。他不能干涉。喬伊·馬西諾在一兩個星期以內要到那裡去,他要把情況向勒斯蒂報告。」 
  「那麼說,孫尼會做正確的事。我看,誰也不會要對孫尼幹什麼不像話的事。」 
  他對墨拉還大聲責罵了一會。 
  我說;「那末,他要反對你,不會是一對一地頂著幹吧,這你是瞭解的。」 
  「紐約城裡的那個混蛋不會和我個對個地對干,因為我同他對個地干我會不顧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個街區。你想要幾支槍?兩支?我們就上陣,對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麼兩個都死。我一定會這麼幹,決不會後退一步,你可得記住。我要和孫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麼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對你說吧,我們在打仗,是布拿諾家族成員之間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機,因為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他是個二老闆,開車的時候還得聽我說:『快往這邊開……讓我的窗戶開著。』他開車還開得挺不錯的。」 
  但是,勒斯蒂還是很厲害的老闆。勒菲蒂接著說:在家族之間打仗的時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電話給勒菲蒂,叫他到那兒去。他連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告訴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個兄弟。他說:『把箱子包裝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飛機。帶了兩支手槍,到了加拿大,訂了房間。他說:『我要和那邊拐角上3個人相見,注意觀察動靜。如果我發生什麼情況,就衝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們幹掉。』」 
  「他讓我在那兒一待就是6個星期,不准給家裡打電話。幸好,那時候我那前妻對此表示了理解,從來不問我出了什麼事或類似這樣的問題。6個星期啊。現在我對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說:『注意,不管發生什麼事,你沒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麼人大聲嚷——他只是沒有回家,你什麼都不知道。』我說:『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麼人打聽我在哪兒。也不要問我的妹妹,只管說:我丈夫就這麼交待我的,這是他的命令。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們在這兒幹什麼,對嗎?」 
  「啊,那是。他什麼事兒都知道。這很麻煩。大家對此全都瞭解。」 
  「多尼,注意聽我說。汽車,你朋友的汽車。明天在福特·勞得戴爾酒店那裡見我。」勒菲蒂說。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時我這時已掛好了電話。 
  「為什麼,有什麼事嗎?」 
  「你就少插嘴不好嗎?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個人來。我不知道這麼做以什麼名義。我要和某個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輛車子?」 
  這是指羅西的四門林肯牌車子。「我想可以吧,為什麼?」 
  「多尼,不要說什麼『可以吧,為什麼?』要直接說行,你到勞得戴爾那裡見我。」 
  「我當然弄到車。」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來。我在設法與尼克接觸,因為我們不能這麼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裡還得待一天,然後從那兒走,好嗎?」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維爾旅店經理。 
  「就這麼定了,朋友。待會兒我再詳細告訴你。我朋友想要你來,你和我們一道。我有事要幹。如果你不願意,不想來,也行,沒問題。你回家去。不過,我還想叫你參加,很重要,因為我們說到了一些事,與你與我有關,知道嗎?」 
  「我知道你們談些什麼。」 
  「我已經買了飛機票,10點鐘起飛,德爾塔航空公司1051班機,一等艙,從肯尼迪機場起飛。明天下午12點半到達那裡。你提前6個小時動身,從坦帕那裡開車,駕駛那輛大車。到機場那裡接我們。不要提前兩個小時就到機場,我不想讓人看到你。你好好計算一下時間,一直要到時候才進機場,不要早進去。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了。」 
  「我們一上車就走。現在,你想好了嗎?我對你說過,如果你不想來,不想幹,沒問題,回去好了,沒人說半個不字。我對你說,兩個人,我和他,想叫你來,我完全負責。他問過我是不是想要你來,好不好?」 
  「就這麼辦吧。」 
  幾年前,勒菲蒂就答應過,在適當的時候,他要帶我一道搞謀殺。現在真的要動手了。 
  近幾個星期,我和他多次談話。我把談話內容串聯在一起,把布拿諾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別理了理,看看他們之間的摩擦會有什麼不祥之兆。與勒斯蒂·拉斯苔尼結盟的有:薩利·法努吉亞,斯蒂夫·坎農顧問,孫尼·布拉克副官和喬·馬西諾。反對勒斯蒂的有:凱撒·幫萬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兒子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 
  孫尼像平常一樣,對任何事都採取謹慎的態度,特別是有關對我的問題的談判還在進行,他什麼話也不同我講。儘管他和我關係很親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嚴格遵守紀律。如果我現在待在紐約,或許我會多瞭解一些情況。打電話時,個個都很謹慎地談話。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頭頭那裡,使他懂得了:孫尼是各派力量的關鍵人物,尤其是他現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結了盟。反對派的副官們擔心孫尼的勢力越來越大。 
  我擔心的有兩大問題。第一,作為一個特工,我不能實際參與謀殺活動,不僅如此,我們的責任是盡可能地阻止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作為一個黨徒,要你參加謀殺,你如果拒絕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個問題是:我並不住在佛羅里達的荷裡得寓所裡,根本也不在佛羅里達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裡。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回家。這幾年來,家裡的孩子們許多大事我大都沒能參加。這個週末,我最小的女兒要施堅信禮。我的工作暫時都還很平靜,所以我溜回家度週末。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堅信禮,星期天正是佛羅里達那裡搞謀殺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辦。我得去參加謀殺活動。從技術上看,我不是入盟黨徒,可以拒絕參加,那麼做無可指責;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如果拒絕,那麼我自從1976年以來與黨徒之間所建立的信譽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我儘管不去,他們的謀殺照樣進行。我不知道謀殺的對象是誰,估計可能是反對派中的某個老練黨徒,說不定是4個副官中的某一個。但究竟是哪一個,我摸不清,聯邦調查局也提供不了情況。我不知道謀殺在什麼地點,在什麼時間。他們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躂一下,觀察形勢,等待時機。如果我和他們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謀殺的對象是誰,這樣好向我們的人通風報信,他們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給逮起來。 
  我給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電話。他認為:我們唯一可以幹的是,從我到達邁阿密的時候起就派一個監視組對我監視。我和勒菲蒂及其一夥混在一起,如果在瞭解謀殺的對象是誰以後,時間允許或許可以打個電話。要麼,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謀殺對象,監視組可以尾隨我們,直到最後可能的機會,等我發個信號或什麼的,他們就可以以違反交通規則或別的隨便什麼理由來阻止我們。他們可以說,他們認識我們這些黨徒,問我們這些人在一起行動,要幹什麼——以這樣的方式干擾黨徒的活動很正常,隨時都這麼做。這樣,黨徒們就不會懷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擾他們,使他們取消謀殺。 
  基尼要盡快建立一支監視組。我要盡快乘飛機趕到邁阿密。這個局面很難預料會有什麼結果。監視組可能盯住我們,也可能跟蹤不到。跟隨勒菲蒂的人個個都帶有槍,執行開槍的任務有可能落到我的頭上。如果監視組沒有跟蹤到我們,我們去幹謀殺,開槍的任務由我來執行——我可怎麼辦呢?我從來沒有面臨過這種形勢。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經想過,一旦面臨這種可能出現的形勢,我就自己做出一個決定:不論紀律怎麼要求,如果對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間,只能是他死。 
  我給羅西打了電話,把情況向他做了說明:我要乘飛機到邁阿密,他要把大車開到邁阿密,把汽車留給我用。然後,他再乘飛機返回到坦帕。 
  現在我不得不把情況告訴家裡:我不能參加女兒的堅信禮活動。家裡將有一屋子的親戚和朋友,親戚們來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現在捲進布拿諾家族的風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說明情況:我接到了電話,要我立即趕到邁阿密。我沒有對她說明詳細情況,因為我不想給她增加顧慮,她本來就已經夠擔心的了。但是,她聽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談話,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殺什麼人。 
  我對她說:我涉及到的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為有人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我們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謀殺發生。這次行動中,有許多人在對我抱著希望——這是老生常談。除此以外,我能勸她的就是要她別擔心。在這樣的時刻、談這樣的事.我一向連話都說不好。 
  她既憤怒又害怕,對我大聲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聯邦調查局,怎麼能把我放在那樣的位置上?誰去那兒保護我?為什麼要我去幹而不是別人?為什麼不叫沒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幹?她渾身在哆嗦。 
  自從車禍以來,這是她情緒最低落的時候。 
  我最小的女兒這年14歲。我和她坐在一起,對她說:我不能參加她的堅信禮慶祝活動,因為我工作中有事要幹,我有責任去工作,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她哭著說:「爸爸,我希望你別走,因為對我來說這是有特別意義的日子。」 
  當時她說,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我要是走,她會發狂的;不過至少還有爺爺在她身邊保護她。 
  我要立刻趕到機場,我實在別無選擇。 
  我到了邁阿密,駕著羅西送過來的汽車,開往福特·勞得戴爾機場,按規定,再過5分鐘勒菲蒂乘坐的飛機就要到達。飛機到了,人們一個個地出了機場。我沒有見到勒菲蒂,什麼人也沒見到。 
  我給在布魯克林的孫尼打了電話。「怎麼回事,孫尼?他們一個也沒有來呀。」 
  「我們取消了。」 
  「你說的取消是什麼意思?」 
  「你給另一個夥計打電話,他會向你解釋的。」 
  「他在哪兒?」 
  「他在家,多尼。」 
  我駕車回到了荷裡得的寓所裡,肚裡的火氣三天兩夜也沒法消除。我女兒在舉行堅信禮,我都沒有參加,而謀殺一事卻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給勒菲蒂打了電話,他對我說:他去了機場,又應要求回到了孫尼那裡。孫尼說取消了。他說:「因為太晚了,沒來得及告訴你,因為你已經開車出了坦帕。」 
  本來的謀殺對象是腓利·魯克。他們取消了計劃,因為腓利是一個人來的。他們想把3個副官集中在一起幹。如果一次干一個這個做法不明智。 
  「對不起,朋友,」勒菲蒂說。 
  「這沒什麼。怎麼搞的,你也沒能和我通一下氣,竟然發生這種事。」 
  「我知道,就這樣吧。」 
  「順便問一下,如果有這事,會成功吧,對不對?」 
  「這事兒我不能說。」 
  「我只是說——」 
  「不,這事兒我不能說。如果他們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幹什麼可不要說:『你不一定非幹不可』這樣的話。我們要有什麼事要幹,我就干。不要有這種感覺:我會不幹什麼事。」 
  「不過,你有選擇的餘地。」 
  「有什麼選擇?我們在一起幹嘛。我可不想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個胖乎乎的老練黨徒,身高大約5英尺9,體重250磅,一臉的肌肉。他曾經營過海味食品飯店。他是個單身漢,在曼哈頓東五十三大街411號有個寓所。其他的黨徒常常帶著女朋友到他寓所裡逗留一兩個小時。他是孫尼的朋友。孫尼說:當你處在,比如說,打仗的時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幹,那麼你和拉比托這樣的夥計有接觸,和他在一起,總是有好處。 
  流產的謀殺兩天過去以後,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給我打來了電話。 
  「多尼,注意聽我說,好好聽。我要和人出門,連電話也不能打。如果一切進展很順利的話,你在紐約就是響噹噹的了。懂嗎?」 
  「是,我懂。」 
  「你不懂什麼意思。」 
  「我剛剛說懂,你就——」 
  「這次出門可能要兩個星期,也可能很短。這是我出門前最後一次對你說話了,馬上我就要上車。不要給另一個人打電話。」 
  「好的,不給任何人打電話。」 
  他只要我給一個人打電話,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給她打兩次,以免她有什麼問題。一次打電話在下午6點,即她下班回家的時候;另一次在晚上11點,她睡覺的時候。還要我給她1,000美元,作為她生活費用。 
  「你務必要幫我的忙,盡量別走遠,這樣一旦真有什麼事,我們可以知道在哪兒和你聯繫。換句話說,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樂部。明白嗎?」 
  「明白。」 
  「因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紐約的案件特工傑裡·羅爾。一個監視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離開了寓所,上了車,開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樓。勒菲蒂提著棕色紙袋下了車,進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開車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電話來。我終於瞭解到:他們的會談讓我過了關。 
  「我剛剛從布魯克林回來,」勒菲蒂說,「一切都很好,我們沒事,我們勝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這些狗娘養的,一個個都在飲酒作樂。他們以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嗎?我什麼時候有損失?這幫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個個都在慶功。」 
  「他們是瘋了還是怎麼的?」 
  「連邁克·沙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瞭解情況。他還在說:『真可惜。不過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寶。』」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寶作為抵押貸款。 
  「他會大吃一驚吧,唔?」我問。 
  「真想不到,這些混帳。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談。他知道他們以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這事兒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孫尼·布拉克。 
  勒菲蒂說:「他們不知道,再過一兩個月,他們自己會大大吃驚的。我把消息告訴你,朋友。誰也不會再找你麻煩。等那人一出來,你就會是好樣的。」 
  「啊,是嗎?」 
  「我始終和你在一起。說來實在令人驚訝,他也站在你這一邊。」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於我這一個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況大大地好多了。」 
  「比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好多了,是嗎?」 
  「局勢的變化是沒有完了的時候,我不能說得太詳細。現在你到處轉轉,你想打誰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誰都行,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 
  「打誰都行?」 
  「對,打誰都行。我到了你那裡,你打了誰就把他指給我看。多尼,你現在可真讓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興勁兒就別提了。」 
  他要我在邁阿密那裡接他。在那裡他可以把會談的結果情況向我作更多的介紹。 
  「幫我一個忙,」他說,「叫托尼給我帶一條領帶,一件襯衫。不能穿得像賓夕法尼亞州的鄉巴佬,我要穿得筆挺筆挺的。」 
  他讓露易斯接過電話。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幹什麼?」 
  「像往常一樣過星期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晚餐吃點什麼?」 
  「還不知道呢。」 
  「明天是復活節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朋友再在一起過復活節呀,你知道嗎?」 
  「啊,我們來安排。」 
  我對最近一些電話的內容開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孫尼再把事情湊到了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況?在P.J.克拉克飯店那一回,我和拉裡·基頓在一起的時候,拉裡被人識別出來,暴露了特工的身份,這事有人告訴了勒菲蒂;什麼時候他們會得到芝加哥黨徒的消息,說托尼·坎特是個特工呢?回頭再想一下,在布魯克林的吉裡店舖裡,我曾經逮捕的那個傢伙會怎麼樣呢?他會不會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認出來呢?還有代號ABSCAM行動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羅基這件事。 
  在黨徒裡,正是親密的朋友會殺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館裡,一天24小時不離,稍有一點疏忽就會被覺察。我好比在槍林彈雨之中,時刻要巧妙地躲開。 
  我和羅西在邁阿密機場接到了勒菲蒂。在談判中,墨拉及其一夥失利,我很順利。 
  「事情了結了,」勒菲蒂說,「不再談了。他們失敗,到處都是失敗。紐約、邁阿密、芝加哥——到處都失敗。注意羅,我花了5天時間,干了我該幹的事,就是為了這個。」 
  「太好了。孫尼現在高興嗎?」 
  「別提,高興得像魯娜公園大放光彩。是啊,整個事情就是這樣,大家都很滿意,我很高興。」 
  「對了,勒菲蒂,我們忙這麼多日子,不就是為了有這麼一天嗎,對不對?」 
  「我們受些損害,就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錢不多。但是,我們今天有了權力。我寧可要權而不要錢。這些傢伙都弄到了錢,可是他們不知道要錢幹什麼。他們到哪兒?誰也不受他們管。他們還有他們的副官。可是副官們又找誰啦?」 
  「那幫人仍然歸勒斯蒂管嗎?」 
  「誰都歸勒斯蒂管。全國都是這個章程,到處一樣。老闆只能有一個。」 
  「是這樣嗎?」 
  「誰也代替不了他。」 
  我們到了悌維爾旅店的鋼琴酒吧。勒菲蒂對我們說:他、孫尼、喬伊·馬西諾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紐約「為委員會」幹了一件大事。他說:他們把各方「擰在了一起」;作為回報,委員會對他們明確表示,勒斯蒂將繼續當家族老闆。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為街道工作」、或是為委員會或者是為類似這樣的工作幹了些什麼,我並不知道。聯邦調查局派了監視組對他監視了兩三天,沒有發現任何情況,因此他們取消了監視——他們的人力有限,並不能對每個人進行長期地監視。我估計這可能與謀殺有關,因為他們所幹的事處處都是典型的謀殺做法:街道上行動的詭秘,所有重大問題在會談中提了出來,然後全都報到了頭頭那裡,並且在事實上得到了解決。最後,整個決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員會的認可。我認為,勒菲蒂進拉比托寓所夾帶的紙袋裡面裝著槍支——以這種方式帶槍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問他們。作為一名聯絡黨徒,我大概也有足夠的經驗,對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分析出別人對我所說的話,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歡說的那樣「別理它」。 
  儘管事事所指都與謀殺有關,但是我並沒有想到有什麼人失蹤,也沒有有關屍體的任何消息。 
  我們坐著聽勒菲蒂說話。他談到家族中各派之間的麻煩事兒,大罵墨拉,以及黨徒中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羅西說,「我知道大家都想賺錢,可是當一名老練黨徒究竟有什麼實惠?」 
  「你在開玩笑?什麼……多尼,難道你什麼都沒有同這位夥計聊過嗎?托尼,當了老練黨徒,你可以撒謊、可以欺騙、可以偷盜、還可以殺人——這一切統統都是合法行為。你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任何人都不能說三道四。哪個不想成為老練黨徒啊?」 
  紐約那夥人中,有幾個到這邊來玩一玩。羅西想用投幣式公用電話,沒有零錢。他問一位夥計,是紐約一個退休的偵探,問他有沒有1個美元的零錢。 
  「就用這些,」那位前警察遞給羅西4枚紫銅色金屬圓片,大小和25美分硬幣相同。「這東西很管用。」他說:紐約那裡有幾個夥計有大量的這種假貨幣,全是10美分一枚,多達550美元。 
  羅西打電話時用了1枚,後來把剩下的3枚交給了聯絡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們坐在悌維爾旅館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對我們抱怨不停,說我們工作進展不快。他想在海灘那裡搞個娛樂場子,顯示氣派。他說:「我們立即就動手,因為我老了,累了。」他對什麼都埋怨。「答應要搞個賽馬場,可是自己給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應要搞拉斯維加斯之夜,砸了鍋;答應要搞個賓戈賭場,見了鬼。」 
  羅西到裡面去了以後,勒菲蒂抱怨說:羅西工作不帶勁,我沒有很好地對他督促。他又連續談了一個小時。大約在4點的時候,他說:「我要上去休息一會兒,這樣晚上出門時還有精神。」 
  幾分鐘以後,羅西回來了。「你想不到我幹了些什麼。我打開了空調,把開關切斷了。」 
  「簡直是胡鬧,」我說,「等會兒他會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這兒來。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為他又要囉哩囉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歡開空調。夏天裡,無論是在紐約,或是坦帕,無論在汽車裡還是在旅館裡,他都不許我開空調。他經受不了空調吹進的冷風。在最炎熱的日子裡,我們開車到處跑,只是開車窗。我們經常爭執。我要把空調開著,他就要關。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沒有汗。我說:「待在車裡,你怎麼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說:「啊,只把車窗開著,用不著開空調。」 
  住旅館時,我們總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總要得感冒。有時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間的暖氣打開。他總是說:「這兒太潮濕。」我說:「勒菲蒂,你媽的真怪,這簡直是要人命。我要調個房間。」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著英國奧佛香煙。如果他高興,你可以把房間的窗戶打開。 
  這一次,我們住在頂層公寓的一套房間裡,3個人住在一起。後來,我和羅西進了房間。 
  「多尼,你真混蛋!這是你幹的好事!」房間裡很涼爽很舒服,可他跺著腳在罵。 
  「你說什麼啦?」 
  「你把這鬼空調打開了,而且又關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後我根本就沒有進房啊。」 
  「你他媽的偷偷溜進來,幹這樁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員來把它關掉!」 
  「你幹嗎不關?」 
  「開關不知弄哪兒去了!」 
  羅西笑得不亦樂乎。勒菲蒂對我而不是對他大聲斥責,他顯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還在數落:「我簡直一刻也不能睡,兩個小時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麼不叫人來修?」 
  「因為這是你幹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別跟我一起吃飯。」 
  「不去了,我自個兒吃。」 
  這時候,羅西爬在地下,從沙發椅子下面把開關拿了出來,說:「在這兒。」他把開關放還原位,關了空調。 
  房間裡煙味太濃,勒菲蒂的盛氣太濃,我無法忍受。我出了房間,羅西跟著我也出了門。我們站在大廳裡。我說:「托尼,我回去,把那個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實在對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後我們到游泳池那兒去,讓別人發現那兒躺著個屍體。他們發現的是個黨徒的屍體,誰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許多事心煩,平時每天還受這種窩囊氣。羅西以為我真會那麼幹。我和勒菲蒂就這麼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電話,這是例行公事的電話。從他說話的口氣說明沒有什麼異常情況。完全屬於正常的閒聊。說完就再見。 
  到了晚上,我按慣例打了電話。露易斯說: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兒。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電話。露易斯說勒菲蒂還沒有回家。她仍然一無所知。 
  我給在紐約的案件特工傑裡·羅爾打了電話,對他說: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說:他們接到兩個知情人的報告說:3個布拿諾副官頭天晚上被打死。3個人是:腓利·魯克、孫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這3個人顯然是應召到布魯克林參加「和平會談」,以彌補分歧,地點在一家有飲食服務的商業單位。我們的情報表明:3個人正是在這兒被害。目前尚未發現屍體。 
  反對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孫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幹掉了。另一個主要反對派凱撒·幫萬特由於受到武裝指控而被關押在紐約納塞縣的監獄裡。不過,有消息說:他已決定怎麼也要投向孫尼那一邊,而且還連同拉鏈分子一道投過去。 
  3天以後的一個下午,勒菲蒂給我打來了電話。「我剛剛到這裡來了。」 
  「同露易斯談過嗎?」 
  「今天早上給她打了電話,談了兩分鐘就行了。你知道我為什麼來,因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過來,滿滿一箱子。她把短褲給漏掉了。一開始她還哭。我說:『哭什麼,我已有了衣服。』」 
  「我給了她1,000塊錢,你看,因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麼時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裡。他說:「在這兒還要待些時候,不過我先給你透點風聲。」 
  「我在聽,你說吧。」 
  「萬事如意啊,我們勝利了。有幾個小混蛋跑了,不過他們還回來。他們回來,我們給他們聖所。」 
  「是嗎?」 
  「我們要你幹的是:我們還打算再幹一次。我和那個傢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點。」 
  「是啊,我估計有什麼事要幹,所以我不停地給露易斯打電話。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別困。今天晚上餘下的時間我要在家裡待著。」 
  「那麼,你就待在家裡?」 
  「啊,一直待到有電話來叫我。你知道我說的話是關於哪一方面情況嗎?」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興。他們那兩個傢伙外出到海濱去了——別提他們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 
  「他們現在是我們的人了。多尼,現在你不要和我說話,想一想發生了什麼事。」 
  「是,好的,」我想像到謀殺。 
  「你明白嗎?」 
  「我明白你所講的意思。」 
  「現在他們歸我們了。那邊天氣怎麼樣?」 
  「天氣很好。什麼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過來。」 
  「啊,我還要看看有什麼情況。目前還不能去。我還得待在這兒。有什麼事嗎?」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說不定值得幹一下,可能弄到10,000塊什麼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們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亂七八糟的費用。」 
  「所以我估計一下,要送去1,000塊。」 
  「她很感謝。」 
  「我看,你可能還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長一些日子。因為明天是母親節,大家都想回家,個個都閒著。明天早上我要去見他。」 
  「你還得有一次行動。」 
  「對。好了,再見。」 
  3名副官被謀殺以後過了6天,「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的妻子向紐約的蘇福克縣警察局作了報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蹤的情況。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電話對我說,孫尼要立刻見我。我對他說,我還有一兩天時間清理一些業務,然後才能去見他。勒菲蒂說:「這事兒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盡快告訴我。」 
  我在佛羅里達並沒有什麼業務要清理。但是,儘管像現在這樣的情況,我也不想給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覺。孫尼要召見我,有一兩個原因。要麼我去了被他們幹掉,要麼是同我談謀殺的事,或許還有「另外一次行動」,仍然等著有人去負責執行。 
  無論是哪一種使命,對我來說作一次安排都是至關緊要的,時間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飛機到了拉瓜迪亞機場。一下飛機,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著他到了男衛生間,他悄悄送給了我一個裝著發射機的袋子。我塞進了運動上衣的口袋裡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輛車,開到布魯克林的格拉漢姆大道與威瑟斯街道那裡。車子就停在影院俱樂部對面威瑟斯街道上,到達的時間大約是3點30分。我沒有把車停在俱樂部前面,因為我想走一段路,觀察一下街區的形勢。 
  近幾個星期,我和總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保持了定期的電話聯繫。我和朱利斯在紐約曾一起搞過街道工作。搞隱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內部要有個完全可以信賴的朋友,他能對你以及你所處的形勢有所理解。你不僅把他作為知己,和他談心,而且他還有辦法在政府官員中為你周旋。對我來說,朱利斯正是這樣的朋友。他能處理內部的一些政策,讓我得以授權並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總是給朱利斯打電話,而且在碰到某種刻板的態度時,我總要說:「真令人難以相信。」 
  在聯邦調查局方面,他們在明白情況以後,經常能和我們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斷地注意我的情況。「你累了嗎?常回家嗎?你以為很快就能撤回來嗎?」 
  現在,對於謀殺方面的事,總部感到很緊張。他們得知我要和孫尼相見,有一兩個人以為這是孫尼在對我設圈套,可能要加害於我。我說:「我是孫尼的人,他們為什麼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當中,孫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孫尼並不會對我有什麼企圖。 
  不過,大家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緊張情緒。孫尼現在是反對派報復的對象。我緊跟著孫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個被報復的對象。 
  他們不僅要派一個監視組跟蹤我,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們還想把特種武器襲擊隊的隊員隱藏在屋頂上。我說:「你們這是瘋了嗎?在那個裡弄裡,孫尼住的裡弄,你們能把持槍的隊員送到屋頂上嗎?我覺得,把隊員們分散到街道上倒還可行。」 
  技術安排的實際協調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羅姆。這個安排包括監視組。我特別提出來,要求帕特·科爾根作為街道行動的督學員,負責監視組的工作。 
  監視組在進出行動中並不僅僅處於被動地位,一旦出現了麻煩,他們就可以主動打入。這些特工大多數不認識我,只是見到過我的照片。他們不瞭解我的談話方式,也不瞭解孫尼的談話方式,再加上靜電和干擾使傳話不確切,監視組可能對談話引起誤解,過早地採取行動,對我們進行搜查,從而破壞了整個行動計劃。 
  對我來說,設立監視組比根本沒有監視組更具有危險性。如果他們分散在那個裡弄的街道上,某個隊員要向某人通風報信,他首先到什麼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樂部去告訴孫尼·布拉克,因為他是這個裡弄的主要人物。 
  我來到街區,朝影院俱樂部那裡走。我知道監視組的人就在附近一帶。我在注意他們,肯定他們已經各就各位。我受過訓練,也有經驗,能夠看清大街上這一類的行動。我仔細觀察,知道他們已經到位。我從來不認識他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他們一個個都是好樣的。 
  孫尼在酒吧間等候。外場上顯得很平靜。布比在玩電子彈球機;查利在酒吧後面;吉米·萊格斯也在那裡。還有一個我不曾見過的夥計。他叫雷,我後來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個知情人,和喬伊·馬西諾及孫尼在一起於事。1980年,那次對伊朗國王妹妹的住宅進行的偷盜活動流了產,其實正是威恩開槍打傷了自己的手。當時我們彼此並不瞭解對方的真實身份。 
  我走進去,同孫尼·布比和吉米分別接吻擁抱——這都是正常的問候。「你怎麼樣?」「佛羅里達怎麼樣?」一切都很正常。孫尼要我到後室去。我們坐在牌桌旁。 
  他開頭就說:「你知道,我們已經幹掉了3個傢伙。他們完蛋了。邁阿密那裡有可靠的人嗎?」 
  「有。怎麼?」 
  「因為有個傢伙跑了。是布魯諾。你知道安托尼·布魯諾那傢伙嗎?」 
  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是孫尼·雷德的兒子。「我可能見過他,記不得了。」 
  「我以為他到了邁阿密,因為他吸可卡因成癮,每天要花費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裡的科隆坡家族成員有聯繫。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幹掉。要當心一點,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瘋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麼,可是他一旦有槍,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兒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們倆,乾脆兩個都幹掉,屍體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裡?」 
  「你開什麼玩笑?我寧可一個人干,動作還利索些。」 
  「那兩個傢伙在海灘那兒,就是普瑪和史蒂夫,你可認識他們倆?」 
  「我認識。」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海灘」這個術語,他們用來指邁阿密一帶。 
  「你覺得這兩個人怎麼樣?」 
  「喬·普瑪,我見過幾次,能說什麼啦?他給我的印象並不是個敢說敢幹的人。」 
  「他們現在在那一帶,心裡很害怕。這對他們太難過了。他們的日子到了。我有許多事要做。」 
  「孫尼,你瞭解我,我不提什麼要求,我什麼都不知道。那一帶有兩處倒是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幾個朋友聯繫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們就能注意觀察幾天,看看有什麼動靜。」 
  「好,你覺得什麼方法好就怎麼幹。那末,我去那兒以後,你能在那兒弄到槍嗎?我在那一帶行動不能沒有槍。我要兩支。你能弄到兩支槍嗎?」 
  「能,我們有兩支槍。不過有一件事要求,我要瞭解一下那傢伙的基本情況。」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說得那麼詳細。他大概體重140至150磅,比你塊頭小,瘦削的臉,皮膚黝黑,樣子像個意大利人。頭頂光禿,他老是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歲,小臉盤,是個最輕量級拳擊運動員。是個危險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簡直就跟瘋了似的。」 
  「是個高手偷兒,嗯?」 
  「喜歡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對吧?就找機會帶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訴你,徵求你意見?」 
  「不要,不要——當然是你行動你的。你帶著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擔心,我會幹好的。」 
  「我大概在下個星期或者什麼時候到你那兒去,然後還得和老人談一談。那邊你能找到合適地方?」 
  「那邊合適的地方很多。有悌維爾旅館,有女人。那兒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邊的事就由你辦。」 
  「喬和史蒂夫現在和你在一起,是嗎?」 
  「是這樣,因為幹掉的夥計是他們的人(指腓利·魯克)。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們要把那一帶封鎖起來,局勢很嚴峻。我有許多事要幹。無論出現什麼情況,能下手你就下手。這事兒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取決於你。」 
  我們到了屋頂喂鴿子。那兒已有個夥計在為孫尼牽拉電線。「今天把電視機搬上來。」他說。像所有別的老練黨徒一樣,他也非法安裝了竊聽裝置。他有95只鴿子。他說:「95只當中,大約丟失了4只。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鴿子會凍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帶些樣品到佛羅里達,看看有沒有銷路。他這些毒品每顆花費80美分,要求我們每顆賣到1個美元。 
  我們下了樓,那個叫雷的夥計已經走了。當時我們誰都不知道,他是去給帕特·科爾根打電話去了。帕特是他和聯邦調查局的聯絡人員,正巧也在負責跟蹤我的監視小組。他給帕特打電話說:那個叫多尼的傢伙剛剛從佛羅里達趕來,顯然是孫尼的好朋友,因為他們在一起又接吻又擁抱,很親熱。那傢伙顯然是大販毒分子。 
  我和孫尼過街到了卡布裡咖啡館,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餡煎餅卷。我們坐在後面一張桌子旁。 
  孫尼說,他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我正在組建一隊人馬,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賴。」 
  我問到了邁克·沙貝拉。 
  孫尼說:「他以為我要削弱他的力量,但是我們在一起誠懇地談了心。他說,他站到了另一方,是因為他們對他進行威脅。我對他說:『你現在是我的人了。』他很高興,會效忠我們。」 
  孫尼說,謀殺的頭一天,托尼·墨拉還說他要站到反對派那一邊。謀殺的當天,孫尼給墨拉的叔叔阿爾·沃克打了電話,叫他到影院俱樂部來。他們讓他坐下,每邊站了一個夥計,嚇得他一身冷汗,到後來聽說了謀殺的消息。孫尼說:「他聽到消息時,臉上嚇得慘白,以為我們也要對他下手。但是我只當他面罵托尼,說托尼不是好東西,他最好要認清這一點,要親自管教管教他。多尼,他表示同意了。」 
  我問孫尼:由於喬·普瑪和史蒂夫·瑪魯卡都是老練黨徒,而我還不是。我現在讓他們坐下來,對他們談條件,他們對我會有什麼感覺呢。 
  「這一點不用擔心。這麼長時間你都是作為我的代表,他們會聽你的話。我還要你見一見另外一個夥計,我要派他和你一道到那邊去,以防你需要什麼幫助。待會兒要不要見一見勒菲蒂?」 
  「要去見。」 
  「告訴勒菲蒂,叫他給薩利·噴特格拉斯打電話,讓他10點鐘到俱樂部來見我。你也來。」 
  「薩利·噴特格拉斯·多塔維爾」是他們一夥人中的入盟成員。他有了「噴特格拉斯」這個稱呼,是因為他辦了兩處汽車車身修配廠1。 
   
  1 噴特格拉斯:原文是paintglass,意為油漆玻璃。 

  我離開布魯克林,前往曼哈頓。車子開過大橋的時候,我後面有尾巴跟蹤。那輛車子沒有標記,車上一個黑人、一個白人。我感到很奇怪,但是我並不想擺脫他們。這並沒有什麼關係。我估計他們是警察。我要到尼克鮑克村莊去。他們並沒有任何行動,我也不再看到他們了。 
  直到兩年以後我在作證的時候,我才知道:那是紐約警察部門的車子,警察在從事有組織的犯罪破案工作,而且自從謀殺事件發生以後,就一直對孫尼的俱樂部進行監視。當時他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因此,他們和聯邦調查局都同時在監視影院俱樂部,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在執行任務。 
  勒菲蒂待在家裡,感冒病了。我們坐在沙發椅上,我把和孫尼談話的內容告訴了他。 
  他說:「孫尼要你幹什麼,我已經知道了。他現在已經控制了家族。多尼,他讓你去削弱布魯諾家族的力量,我真感到高興,因為老闆們看到你能幹一些工作這實在是好事。這是一份好差使。」 
  「是啊,我也很高興,勒菲蒂。」 
  「那傢伙可能還在那兒。他沒有露面,是因為可卡因吸得太多,太厲害。」 
  他給薩利·噴特格拉斯打了電話,安排了他和孫尼的會面。我說在回到布魯克林以前,我還打算花一點時間去看看我那邊的女朋友。 
  「好吧,」他說。「我想和你一道到布魯克林那邊去。可是我病成了這個樣子。」 
  我真的回到了新澤西。在經過喬治·華盛頓大橋到80號公路對面的荷裡得旅店那裡,我碰到了特工吉米·科斯勒、傑裡·羅爾和吉姆·基尼。我把這天下午發生的情況全都告訴了他們。從道理上說,談話的內容發射機全都接收到並且錄了音,但是我們對此並不抱多大希望,因此我想盡快把情報轉述過去。我把發射機交給了他們,因為電池怎麼說也用完了。 
  我心裡很高興。我雖然還不是入盟黨徒,但是我卻分配到謀殺一個入盟黨徒的任務。我要到邁阿密去告訴另外兩個夥計,因為他們現在已屬於孫尼管束。所有的老練黨徒都看得分明,我和孫尼是多麼親近。在家族裡,除了還在牢房的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外,孫尼正逐漸成為實力派。 
  10點1刻的時候,影院俱樂部裡的人濟濟一堂。孫尼把我介紹給薩利。他說:「薩利,多尼和我在一起。你怎麼信任我,就可以怎麼信任他。」 
  薩利·噴特格拉斯身高大約5英尺9,身體很粗壯,可能比我大5歲左右。他肌肉結實,看樣子脂肪過多,下巴倒很瘦弱。我們同意在3天以後,即5月17日,在哈倫代爾市的小意大利區喬·普瑪飯店裡會面。 
  孫尼說:「十多年來,家族都由委員會控制,這是第一次我們自己掌握了家族的大權。多尼,注意那個傢伙的行動。我要幹掉他,否則他就要幹掉我。如果不把那傢伙除掉我睡覺都不得安寧,到哪兒去心裡都不踏實。他現在是我們唯一的障礙。」 
  第二天,我來到了影院俱樂部。我穿的還是在佛羅里達經常穿的棕色粗花呢甲克。 
  「多尼,那身甲克就別穿了?」 
  「怎麼啦?」 
  「看上去像個旅遊者,就是在佛羅里達穿那種衣服我也覺得不好。到衣店裡買點合身的衣服。」 
  他帶我到了一家衣店,店老闆是他的朋友。我買了兩件甲克,還買了幾條寬鬆褲。孫尼說:「現在我覺得舒服些。」 
  布比對尼基·桑多拉說,我要帶一些安眠酮樣品到佛羅里達去。到了俱樂部,尼基說他當天下午要就此事去見一個夥計。我正要出門去乘飛機時,布比說樣品已送到布茨那兒,街對面卡布裡汽車服務部。 
  我們到了那裡,布比從桌子裡拿出一小包棕色紙袋給我。我揣在口袋裡,去了機場。 
  在布魯克林——奎英斯公路上,有一輛車停在我的車旁。那是負責監視組的特工帕特·科爾根。他招招手,要我跟在他後面。我們停在靠近機場的路旁,我掏出了紙袋,打開一看,藥片放在紙袋裡的一隻塑料袋子裡。我們數了一下,共有25顆。我們在袋子上草簽了姓名的首字母,註明了日期。科爾根帶走了,交到了上面。 
  我去了拉瓜迪亞機場,飛往坦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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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暗殺協議



  我和羅西開車經過佛羅里達,到了哈倫代爾市裡,來到喬·普瑪在小意大利區的飯店。我們在下午7點到了那裡,就見薩利·噴特格拉斯已經到了。我們就過去坐了下來。 
  「喬不在,」薩利說,「我找不到他。這兒的人,他老婆,大家都不知道他到了哪兒。」 
  普瑪以為我們要幹掉他,嚇跑了。 
  「我知道。我剛剛同勒菲蒂談過。孫尼正加緊行動。」 
  「他的夥伴可能8點到這裡。我從紐約直接到這裡來的,當時就發現普瑪不在,可把我氣壞了。」 
  「另外那傢伙知道他去什麼地方?」 
  「我在電話裡問了他。他到北邊去了。因此,讓孫尼叫他上飛機,讓他到這兒來。」 
  「勒菲蒂對孫尼是這樣說的:叫那兩個混蛋,喬和史蒂夫,到這兒來。孫尼有時候也太手軟了。」 
  薩利說:「如果你們叫那兩個傢伙上那兒,孫尼以為他們心裡很緊張。他們擔驚受怕。你看,現在我們給他們一個方便,叫他們到自己的地盤來。」 
  「對,這樣他們覺得自在些。」 
  「我把我妻子也帶來了,這樣那兩個混蛋覺得更融洽些。因為另一個傢伙整晚都在敷衍我,我就對他說:『到飯店來喝喝咖啡。我妻子在這兒,把你妻子也帶過來吧。』」 
  如果這麼做有好處,這倒是很簡單的辦法。我們對這夥人說,他們已經屬於孫尼的人了。我們希望他們接受這個事實,不用有什麼緊張心理。我們並不希望他們有這樣的看法:他們仍然還站在反對派一邊,繼續與我們這些人為敵。 
  史蒂夫·瑪魯卡進來了。他總是像個舊時代的歹徒模樣,顯得擔驚受怕的樣子。「咳,這個地方太熱了。」他說了一句,就和我們3個人坐了下來。 
  與上一次我和勒菲蒂見到他那時相比,他顯得很緊張,像遭了鞭笞似的,說話的聲音也有點哆嗦。「待在這兒不是太熱了嗎?」 
  薩利轉身悄悄對我說:「我不想失禮什麼的,不過我對托尼不瞭解。你能不能叫他到另一張桌子那邊待一下,好讓我們在這兒商談問題?」 
  托尼到了另一張桌旁,自個兒坐到另一邊。 
  瑪魯卡惴惴不安地說:「你們說,你們已經幹掉了那3個,嗯……」 
  我們對他解釋說:那3個副官已經完蛋了,已經有了新的領導,大家都屬於孫尼·布拉克的人了。 
  瑪魯卡問:「大家都好吧?問題都解決了吧?」 
  「所有問題都得到了結,」薩利說,「就剩下那個夥計。如果你聽些話,立刻給他打電話。」 
  「我見過他,只見過一次。那是在邁克兒子結婚的婚禮上,和他說了一會兒話。」 
  「一定要這麼做,」薩利說,「不論是誰,只要見過他的都得這麼做。」 
  我說:「你知道,他吸毒,一天要吸掉3,000塊。他吸可卡因。他爬出門,是要弄毒品。」 
  「唔,」瑪魯卡說,「哪能養成那種習性呢?」 
  「他不是個好東西,」薩利說。「他想靠他老子混日子。孫尼·雷德倒是個體面的人。」 
  「孫尼·雷德我大概只見過3次面,我不瞭解他。」瑪魯卡說,立刻把自己隔得遠遠的。 
  「他有身份,」薩利說,「不過誰都難免犯錯誤。」 
  瑪魯卡說:「既然出了那種事,你們問不到他了。」 
  「是啊,我們沒什麼要問的。」薩利說,「有一件事你要明白:不論發生什麼事,總有發生的原因。」 
  瑪魯卡清了清嗓門,說道:「你們不能把原因說出來,不能發表意見。」 
  「一切都有個正當的理由,」我說。 
  「我不大明白,你知道。邁克打電話對我說:『注意,一切都很好,堅守陣地,這方面的事已不再會談了。』」 
  「說得對。」 
  薩利說:「他們花了那麼多錢,派我到這兒來,就因為要讓你們夥計感到自在一些。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想派兩個你不認識的人過來。」 
  「如果派來的人我們不認識,我們不能和他談什麼,」瑪魯卡說,「應該派我們認識的人。」 
  「不熟悉的人有什麼好處呢?」薩利說,「因此,你現在感到自在一些吧?」 
  「是啊,是啊,因為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一個人沒幹什麼錯事,也就用不著擔心什麼,對吧?」 
  「對,」我們說。 
  「現在掌權的是我們的人,不是孫尼·雷德,不是費爾·魯克,我還要和他們坐到一起辯論是非嗎?他們掌權的日子夠長的了。那是非法的掌權。」薩利說。 
  「可他們確實掌了權,」我說。 
  「快作決定,」薩利說。 
  「我實在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瑪魯卡說,「他什麼也沒同我說,同我說得很少。」 
  「現在,我們是在很體面的制度下辦事,」薩利說,「和我們在一起,你也很光彩,對不對?」 
  「這倒也是這麼回事,」瑪魯卡說。 
  我說:「你現在跟的是正派人,是孫尼。」 
  「對,他現在就是了不起的大人,」薩利說,「因為大門如果是敞開的,那正是他開了大門。我們現在都在孫尼·布拉克手下幹事,個個都為他辦事。」 
  「換句話說,你對他們講,——是孫尼·布拉克。」 
  「有什麼問題,打電話給我,」薩利說。 
  「不會有什麼問題,」瑪魯卡說,「我這兒還是不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你做得對,」我說。 
  「我要再幹什麼錯事,那真該進瘋人院了。」 
  我們把話題回到我的目標,談到了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我說:「你瞧,他真的該出來,那東西吸一次,只保你20分鐘愉快,然後再吸份量就要加大。不像海洛因,可以保你四五個小時。所以他們一個個都像發了瘋似的。」 
  薩利說:「這傢伙整袋整袋地買。」 
  「所以花了那麼多錢,」我說,「他真該從那種鬼地方爬出來。他和這兒的那種販子有聯繫。」 
  「我往日從沒見過,」瑪魯卡說。 
  「我見過他三四次,還記得他的嘴什麼樣子,」薩利說。 
  「他只是在可卡因發揮作用的時候才能幹點事,」我說,「除此以外,就別提他了。」 
  「那邊一個夥計說,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薩利說。 
  「他可能跑進來,媽的會開槍,」我說。 
  薩利說:「他就是進了人肉莊也不在乎。」 
  「你就待在這兒一帶嗎?」我說,「我在這兒還要待幾天,找這個小子。因此,假如我有什麼事要辦,你知道吧……在這兒能不能找到你?」 
  「就用我家裡電話號碼,」瑪魯卡說,「你要我,我就到。如果你緊急,就說:『快點來。』」 
  「那好。」 
  「要對他說外面涼,多穿點衣服。」薩利說。 
  「好的。」 
  瑪魯卡說:「你不用那麼說,就說:『我要買一輛車,想要你來檢查一下。』」 
  「那好。這兒的人都不認得我。我會認識他的,而他卻根本不知道我。因此,那些娛樂場所我都可以去。我住在荷裡得旅店裡,就在海濱那裡。」 
  「你要待多久?」 
  「我不知道。」 
  「一旦這裡的事全都搞清,他就要回去,」薩利說,「我們是獨立自主,完全自主,沒有什麼騎在頭上的老爺。」 
  「一點不錯,」我說。 
  「希望勒菲蒂支持,」瑪魯卡說。 
  我說:「你就別提了。」 
  會見以後,我給孫尼打了電話,向他報告。 
  孫尼說:「你要為我來來往往地跑個不停了。穿得整整齊齊,替我向那個鄉巴佬問好。」 
  我給勒菲蒂打了電話。他知道普瑪不在佛羅里達——他在紐約。 
  「我昨天在這兒碰到了他,」勒菲蒂說,「我和他把所有問題都弄清楚了。」 
  我對大家說,我去了許多娛樂場所,找那個傢伙。我的確到處露了面。我要是碰到他,我並不在乎;或者別人碰到我,散佈消息說我就在這一帶——那會使我處於不利的局面——我也不在乎。畢竟黨徒們在找他。聯邦調查局也在找他,那是為了保護他而要在大街上把他抓起來。到那時我就可以對孫尼說,我已經完成了任務。如果黨徒們和聯邦調查局都找不到他,我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只有一件事,聯邦調查局有些人表示擔心:有消息說,我要對安托尼·布魯諾下手,他有可能對我先動手。 
  我和薩利在邁阿密待了大約一個星期。後來孫尼打電話對我說:「我看他不在那裡,我們在紐約這兒找到了他。因此,你還是返回到坦帕去吧。」 
  過了兩天以後,我給勒菲蒂的日常電話中,他問我:「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也沒有,只是到外面轉轉,看有沒有可幹的事,好弄些鈔票。」 
  「那好,那好。」 
  「沒什麼情況?」 
  「沒有,」他說,「買一份今天的郵報,沒什麼。」 
  「今天買不到,要到明天才買到。」 
  「明天買一份,上午給我打電話。」 
  《紐約每日郵報》刊登一篇大標題文章:《老闆野心勃勃,黨徒合謀共誅》。 
  文章說:在奎英斯的奧松公園一片空地上,在幽暗的墓地旁發現了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的屍體。文章描述屍體「子彈穿孔」。有幾個孩子在玩耍,他們看到了一隻牛仔靴子丟在了地上。 
  那死者的兩個親密同夥失蹤了,可能已經死亡。文章發表的頭一天,我已經知道:紐約警察部門通報聯邦調查局:屍體肯定是孫尼·雷德,他是中了多發子彈而死亡。 
  第二天上午,我打電話給勒菲蒂:「文章看到了。」 
  「好啊,瞧,這兒夠熱鬧的。別管它了。」 
  「熱鬧些什麼?」 
  「啊,多著呢。」 
  「我們都沒事吧,唔?」 
  「鬧得很呢。不過我無法說。這兒我們的電話都不好使用,知道嗎?」 
  既然家族的主要成員公開火並,成員遭到謀殺,聯邦調查局總部就想把我撤出來,結束隱蔽工作。他們想在6月1日立即結束。因為會有更多的謀殺行動。朱利斯·波拿伏龍塔覺得:既然我和孫尼非常接近,並且委以謀殺別人的重任,那我自己就成為別人要幹掉的目標。對於他們的擔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同意馬上就結束隱蔽工作。 
  我很快就要成為入盟黨徒,真的能嘗到一個老練黨徒的滋味。勒斯蒂·拉斯苔尼很快就要出獄,可以肯定:孫尼會加速自己的行動。他要我對另一名老練黨徒下手,說明他在提名時,我會得到批准。他需要親密同盟,要一名他能信任的兵丁,這樣可以和別的老練黨徒作為平等的抗衡。孫尼已經說過:我要為他做大量的出差工作。作為一名入盟黨徒,我作為他的使者就會有極大的影響,可以坐下來同任何人進行談判。作為一名老練黨徒,我將是孫尼的夥伴,孫尼差不多像派大使一樣派我的用場,可以調解同其他家族的關係。 
  作為一名入盟黨徒,我能向其他破案工作提供無限的幫助。等到最後大家知道我打入黨徒內部那麼深,並且成了入盟黨徒,這對黑手黨是一種恥辱,也結束了黑手黨不可戰勝的神話。我想使隱蔽工作繼續下去,至少要延續到8月份。 
  關於我要不要成為入盟黨徒,大家有些異議。有人覺得,如果我入了盟,行動上就不能像以往那麼靈活,會受到各種牽制,若犯「無知錯誤」就不再得到諒解。而「無知錯誤」恰恰正是我所幹的事,是為了破案工作已經採取或沒有採取的步驟。我要按照他們要求幹事,他們可以命令我去犯罪。他們不同意我繼續隱蔽下去,也不同意我成為入盟黨徒,朱利斯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的問題集中在安全方面。大家都認為,我再待下去就不夠安全。他們覺得,我們已經偵破了許多大案,僅僅為了再破幾個案子而冒險隱蔽下去不值得。我自己感到很安全,經過5年的隱蔽工作,現在要面臨結束時感情的痛苦。我不得不服從決定。 
  我們在首都華盛頓外水晶城瑪麗奧特飯店開了個會。到會的有羅西、捨農、朱利斯和我,還有各方面的督學員、總部的人以及各個案件的特工。由於還有別的破案工作與我們的行動有這樣或那樣的牽連,因此工作相當複雜,很難完全把我們的行動徹底了結。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使其他破案工作進展到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能繼續進行。大家圍坐在桌邊討論。凡自己估計所需的時間都必須縮短。如果你估計破案還需要一個月,那就得減到兩個星期。經過反覆磋商,我們終於確定了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作時間。 
  我們決定隱蔽工作結束的日子:7月26日。 
  緊接著,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會議,明確結束時的基本工作。會議在新澤西舉行,地點在喬治·華盛頓大橋附近的霍華德·約翰遜飯店。會議有兩大議事日程:一是在哪些電話上安裝竊聽器;二是我的真實身份首先應該告訴布拿諾家族的哪一個成員。 
  這兩個問題相互牽連。在我們起訴以前,我們的行動任何內容都不得公開,而起訴還得在幾個月以後。在7月26日結束行動的同時,特工們要向布拿諾家族暴露我的角色,這樣他們就不會把我當作通風報信的人而加以追捕。從歷史上看,黨徒們對於警察和法官並不採取報復行動,因為那麼干他們會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還想促使大量的交談,從而能提供黨徒的行動、地點、陰謀計劃以及具體人員的證據。 
  為了得到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們需要搞竊聽。為了搞竊聽,我們要得到法庭的指令。為了得到法庭的許可,我們需要提盡可能多的最新的有說服力的情報。我們需要特殊對待。我們不能徑直走進法庭,要100個竊聽裝置。我們現在就要作出這些決定,以便得到法庭的指令,在我結束隱蔽工作的時候安裝竊聽器。 
  我們決定在最重要的電話上安裝竊聽器,這些電話大都為重要分子們所常用。他們用這些電話從事大部分犯罪活動的聯繫。 
  接著我們討論了首先告訴誰。出席會議的人幾乎都認為應該先告訴勒菲蒂,因為他和我日常在一起的時間最多,最接近。他會對著電話大喊大叫,會說出各種各樣的情況。 
  我堅持認為:首先應該告訴孫尼。孫尼現在實際上是布拿諾家族的最高負責人。他沉著冷靜,富有理性。勒菲蒂會對著電話向大家大聲叫嚷,什麼事兒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數落;但是孫尼會打一些重要的電話,會作出特別的處理。孫尼的命令比較嚴肅,別人也會嚴肅對待。大家對此沒有爭議,應該先告訴孫尼。 
  大家既然同意先告訴孫尼,那麼問題是誰來告訴他?有人認為應該由我對他說。要我對他說怎麼也不是辦法,那將是最嚴厲的當頭一棒,等於往傷口上撒一把鹽。這麼做不明智,也沒有必要。這個任務應該由聯邦調查局的其他特工來擔任,其中包括孫尼以往見過的特工也行,因為那將使孫尼相信:告訴他的情況完全真實。 
  一切都作出了安排。我返回工作崗位。 
  現在的任務已經不再是向家族內部作進一步的滲透。還有6個星期我就要結束隱蔽工作,我現在只是更多地搜集情報。其實這項工作也並不那麼簡單,我還得扮演我的角色,仍然保持我的個性和人品——我不能突然變得對什麼事都想迫切地瞭解。對於黨徒們來說,這還像平時一樣地行動,我表面上也還得跟平時一樣,其中包括操縱家族內部的火並。 
  總部裡有些人希望我們突然另立山頭,開始向一部分人詢問另一部分人的情況,以便得到最後的關鍵情報。但是我們拒絕了這樣的要求。如果我們犯了攻通過緊的錯誤,我們突然間連6個星期也待不下去,說不定一天之內就要撤走。 
  布比的女兒要結婚,大家都應邀參加6月20日的婚禮。6月15日,我和孫尼及其一夥來到了紐約。他們還在尋找那個夥計:安托尼·布魯諾。 
  在前往影院俱樂部的途中,我碰到了尼基·桑多拉。我說:「那傢伙不在邁阿密,我們到處都找遍了。」 
  「我們採取了幾種試探手段,這個星期會見分曉。他大概躲到什麼洞裡去了,在那兒避一陣子。可是,只要他一爬出洞來,我們就會述到他。」 
  我去了曼哈頓,到荷裡得酒吧去看看勒菲蒂。我們一道在瑪迪森街道上漫步。他很氣憤,對每個人都不高興,在大街上走走才能真正使他消消氣。他沒能分到應有的一份利,大家冷落了他,要麼不喜歡他,要麼是虧待了他。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忠心耿耿,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好報。布比是個騙子;喬伊·馬西諾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可是他一事無成;孫尼貪得無厭。 
  「他們有各方面的聯絡關係,我是個傻瓜。誰給我錢吶?孫尼在設法控制我,把我到處派,這兒一個星期給我200塊,那兒一個星期給我200塊,以此來安撫我。遲早他要讓我當副官而把我排除掉,但是,我還在邁阿密干。他給了我2,000塊錢,然後我就要到邁阿密。而在這期間,他們卻盜用錢。布比一個星期的薪水1,500塊。他們弄到了所有的毒品,他們全分了。」 
  「那事兒你怎麼沒有份?」 
  「為什麼吶?因為那個混帳東西是個餵不飽的狗,」他說的是孫尼。 
  「你為他干了許多事。」 
  他咕噥著說:「多尼,他們現在指派我幹掉那個傢伙。一旦我去幹,那傢伙媽的會自個兒了結了。」 
  「他們找到了那樣的一個屍體,是嗎?」 
  「是找到一個,不過那弄錯了。喬伊·馬西諾,他就是弄錯了的。孫尼對此才激動呢。」 
  孫尼·雷德的屍體,如同其他屍體一樣,可能是被剁碎,作了恰當的處理,沒有盡快埋掉,也沒有全埋。 
  勒菲蒂說:「你不知道,那傢伙被梗塞死的。」他把手放到咽喉上,那姿勢就像運動員在關鍵時刻沒能取得成功似的。 
  我問道:「比格·特林那麼大塊頭,你們怎麼對付他?」 
  「我動不了他,布比行。特林身上砍了許多口子,血淋淋的。槍打的地方並不多。布比把他身上弄得全是血,想把他抱起來。布比的力氣真是大,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他看樣子並不是那樣,我真是驚奇。布比能搬動他。然後他們把他剁成段,裝到綠塑料水果袋子裡。」 
  他說,參加謀殺的有:他自己、吉米·萊格斯、尼基·桑多拉,還有一個叫鮑比·卡巴梭的夥計。他們出樓房的時候,傑裡·吉利對他們說:那傢伙就在附近一帶。 
  「我說:『鮑比,我們到那邊去。』他說:『不行,不行,不行啊,勒菲蒂。孫尼·布拉克叫你到布魯克林那邊去。』那傢伙在那一帶,多尼,我們本來可以把那一帶圍起來。」 
  因此,他們返回到影院俱樂部,然後到了拉比托的寓所,暫時隱藏起來。 
  幹完了那件「差使」以後,勒菲蒂更加灰心喪氣,因為家族裡的分紅,樣樣都對他不公正。 
  勒菲蒂說:「實際上,在內亂以前,他說:『勒菲蒂,你來了要拿薪水,三個月內我們就會成為百萬富翁。』我再次閉上了嘴,我能同誰說呢?你感到奇怪,我為什麼心情不好受。他知道我是衝著他,因為我就要衝著他。他能幹什麼,能和老闆們坐在一起談判?他這個人還不能那麼幹。好事都被他弄糟了。現在叫我對那個傢伙動手。哼一哼。你在捉弄誰呀?除我以外只去4個夥計:我、吉米、萊格斯·尼基和鮑比。你要幹什麼?我已經去過那裡,是自殺的事。」 
  「在家裡嗎?」他們已經得到消息,說那傢伙已陷入絕境,躲在一幢房子裡。地點在離長島很遠的一個叫裡弗裡德的地方。 
  「那地方很麻煩,你要是到他媽的那個街區,那傢伙會看到我們,我們必死無疑。孫尼想要我們有個發財的機會,發什麼財?孫尼,你是什麼東西,把我們當孩子耍?你有你的算盤。他想在勒斯蒂出牢以前就成個大財主。」 
  他談到了婚禮。「今天,當著所有的老練黨徒的面,他轉身問問大家:『我們這兒擺了幾桌?』擺了4桌。『大家都想跟我坐在一起,你們怎麼安排座位吶?』我說:『我不包括在內。啊,不,我和我老婆坐一起,和朋友坐一起。我想玩個痛快,不想那麼受拘束。』」 
  「在哪兒接待?」我們誰都不會到婚禮所在地。 
  「在斯塔籐島上的沙裡瑪飯店。大家都帶槍,就是你也要帶槍。你有槍嗎?我待會兒給你一支。我對那些人心裡有數。兩個星期以前,他打電話對我說:『勒菲蒂,星期六晚上來見我,和我待在一起,你和尼基倆。』布比在那裡,我就和他們在一起。我坐在那兒,身上帶了兩支槍。他們喝酒,我飲料裡加蘇打水。他說:『勒菲蒂,你好漂亮,美極了。我們就差遠了。』他坐在那兒玩他媽的女人。可是他一旦不快活,他就動感情,我也就不再和他在一起。過去我常常和他日夜待在一起。這是我的使命嗎?好啊,遲早有那麼一天,我要把他幹掉。老闆們知道我幹得出來。我要把那傢伙逮住,閉口不提。我要對你說件事,真他媽讓人心裡不痛快,真讓你掃興。」 
  「是啊,你幹什麼事都得照要求去幹。」 
  「這件事他能對我怎麼樣?」 
  「我不清楚,你實在夠真心的了。」 
  「要是勒斯蒂回來了,一切都解決了。他早完蛋了,勒斯蒂會幹掉他的。」 
  我回到了影院俱樂部,那天晚上,我和孫尼就住在孫尼的公寓裡。 
  我的便衣口袋裡有一個發射機。我們睡覺的時候,我把便衣連同其他衣服都掛在衣櫃裡。這時候,我們的關係已經很密切,彼此都可以在對方的口袋裡掏幾個美元買點麵包什麼的,這麼做都是很愉快的事。這是常有的事。可是我又不能穿著便衣睡覺。因此,我就把衣服掛在那兒,睡在拉起來的沙發床上。 
  6點3刻的時候,孫尼叫醒了我,他已準備好了咖啡和麵包卷。我們穿著短褲,坐在飯廳裡。這天是他的生日,我給了他200美元作為禮物。我給了他的駕駛執照,那是在拉斯維加斯之夜搜查中我取了回來的,還給了他1,000美元的贖金。 
  他給了我一支手槍,並且希望大家都帶槍,因為現在另一方的復仇情緒隨時都可能發作。手槍是深藍色,德國造的0.25自動手槍,槍柄一側的序號已經磨掉。槍裡裝滿了子彈。 
  「槍隨時帶在身上,特別是參加婚禮。」 
  我們談到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他一心想同桑多·特拉弗坎特一道回去。 
  我問:「什麼時候回到佛羅里達?」 
  「可能在下個星期。下星期老闆們要在一起開個重要會議,等到會議結束以後我才能離開。」他在藍色小筆記本上寫些什麼,他保持記帳的習慣,主要是記高利貸的帳。「我終於要弄錢了,現在每個星期有30,000塊錢的進帳,街上放的帳有70,000多塊。只是我還沒有散開,沒能幫更多人的忙。」 
  我們上樓喂鴿子,孫尼的情緒很平靜。 
  我問:「布魯諾在哪兒,你有數嗎?」 
  「我們對他有些線索,不過,我們打算給他叔父過關算了。」 
  他們不打算殺害布魯諾的叔父了。「怎麼辦?」 
  「你要想釣到魚,必須捨得拋下餌。」他繞著鴿籠子在轉,我們彼此平靜了一會兒。 
  「多尼,等那個老人出牢房,我準備提你的名,讓你成為成員,」他倚靠在欄杆上,說,「我喜歡你,就像親兄弟一樣。那一夥人中我就喜歡你,其他人我都信不過。我知道他們謊話連篇,你可以信賴。我想要你明白,一旦我遭到暗害什麼的,我孩子和妻子都要從我的夥伴中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相信你會照顧我的孩子,希望每個星期能給他們1,000塊錢。」 
  「老兄,你就相信我好了。」 
  「你知道,這些鴿子,現在出門還飛不到50英里那麼遠,你要好好訓練它們,讓它們長得像個樣子。現在它們10分鐘能飛10英里。」 
  在影院俱樂部,勒菲蒂正和吉米·萊格斯以及尼基·桑多拉幾個人在談話。 
  勒菲蒂說:「幹那個傢伙就4個夥計。怎麼?你在兒戲嗎?別人他媽的都去掙錢!」 
  「哪幾個去?」尼基問。 
  「我、你、吉米·萊格斯和鮑比——就這幾個。沒聽說還有別人。這不是在捉弄我嗎?他這個人幹事就一慣是這種樣子。換句話說,那個布比外出,其餘的都在掙錢。出去掙錢。馬西諾的一夥出去掙錢。你幹什麼?你去送死。那傢伙很厲害,我們進去他一下就會看到我們,你一旦離開那個停車場,你就露了面。孫尼想叫我們在晚上動手。晚上黑乎乎的,怎麼看得見呢?」 
  「我們星期一就動手,」吉米·萊格斯說。 
  「你以為一個星期之內就能了結?」尼基說。他急著要到第一流網球俱樂部那邊去逛逛,因為他從來沒見過那場子。孫尼已經允許他去。 
  「那好,我們抓緊時間,碰碰運氣。信用卡呢?」 
  他們手中有偷盜的信用卡,用來買各樣東西。 
  「要信用卡幹什麼?」尼基說。 
  「用來買車。」 
  「車怎麼能開回來?」 
  「扔在大街上好了。」 
  「你那個夥計的車呢?我們不能從那兒弄幾輛嗎?我是說,墨拉那個地方。」 
  「墨拉?大庭廣眾下你就別提那混帳名字了。孫尼說,現在我不能接近他。」 
  「你為什麼不能接近他?」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弄那輛車?」 
  「我什麼也弄不到,」尼基說。「你要好好想點辦法,弄到兩輛車才行。」 
  「嘿,你們既然同孫尼·布拉克那麼密切,想要什麼就跟他說好了。你們到處兜,要乘一輛假牌汽車——嘿,我們是要去幹掉人羅!如果不是幹掉人,情況又不一樣。你們可知道:腓利·魯克在被幹掉以前僅僅兩個星期,賣掉700萬塊錢現鈔?他在那兒有4個貨運渠道。那小子,50歲。他留下7,500萬,真漂亮。」 
  勒菲蒂和布比在瑪迪森街道上的荷裡得酒吧相會。先前在紐約警察局幹過事的一個警察拿出了一份最新警方的詳細調查報告,調查的是布拿諾家族的情況,其中包括監視組的報告和要接受傳票在大型審判團面前出庭的人員名單。那傢伙要價5,000美元。 
  勒菲蒂積極想買。「那東西厚得像一本書。連5月4日那天的事都記上了。那正是星期一晚上發生的事的頭一天,對吧?他們開了個會,受到了監視。乾脆送到家族那裡,讓他們拿點集金出來。」 
  我開車把勒菲蒂送到了布魯克林。 
  勒菲蒂說:「孫尼和喬伊倆不和,因為孫尼的權力大。因此,喬伊現在搞了一部不上電話簿的電話號碼。因為與孫尼不和,他現在不同任何人說話。」 
  勒菲蒂和布比同孫尼談到了那警察提供的報告。勒菲蒂從影院俱樂部出來,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他不想買,捨不得拿出5,000塊錢。」 
  勒菲蒂可能想買輛卡迪拉克牌轎車,他想去看一看。尼基開車,我們到了奎英斯那兒的一家賣主那裡看車。紫紅色的車子,最低價15,300美元。勒菲蒂決定買。 
  他們討論了怎麼找那個傢伙,怎麼觀察那幢房子。 
  「我要不要帶手槍?」尼基問。 
  勒菲蒂哈哈大笑。「帶呀,就像上次一樣,朝那個不該開槍的夥計身上開一槍。」 
  大家都哄堂大笑。原來他們自己的一個夥計,名叫桑多·吉爾答諾,無意中在屁股上挨了一槍,結果身子弄成了癱瘓。這件事成了他們最喜愛講的笑話。 
  我開始搞隱蔽工作,扮演的是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偶爾為自己是一名特工而擔心會出什麼危險;現在,我為自己扮演的歹徒角色也同樣擔心會出什麼危險。由於目前的形勢已經發展到家族火並的地步,我很有可能遭到不測——這一方面因為我是特工,或者因為我是一名歹徒。 
  我住在孫尼公寓的時候,有幾次早上起床,我進了浴室對著鏡子照照自己,總會看到一副思索的神情:今天是不是我要被人家幹掉的日子?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和勒菲蒂來到卡布裡咖啡館,喝加奶油用蒸汽加熱煮的濃咖啡。 
  勒菲蒂說:「在傑裡·吉利的電話上搭一根線,他知道那個傢伙在什麼地方。在他電話上搭線,我們就知道那傢伙的下落。我要在傑裡的房子裡裝個竊聽器。我們去他那兒,你知道,他會邀請我們。布比去那兒,胡扯一些事,在那裡放個竊聽器,外面也放一個,安到樹上去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傑裡同那傢伙的父親很好,那個孫尼·雷德的老婆把她丈夫的車子交給了傑裡·吉利,要他替她賣掉。所以我們在斯塔籐島上吉利的房子裡安裝個竊聽器。」 
  「我想這麼干也好,」我說。 
  「你現在就是入盟了,多尼。不過,請聽我說說。首先,在你即將離開時,我們在一起談一談。你從哪兒來,以及這一類的情況,因為這些都與我有關。」 
  孫尼來了,和我們待在一起。他說:薩利·法努吉亞想把幾個拉鏈分子升為副官。孫尼說:「那就不得了,因為他們那些人什麼都想要。那3個傢伙被幹掉了其原因也正是這個——他們反對拉鏈分子,拉鏈分子就倒向我們這一邊。是我們列出了要幹掉的人的名單。因為孫尼·雷德跟拉鏈分子過不去,他們才轉到我們這一邊。要提拔他們當副官,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那樣我們就失去了所有權力。」 
  他說:他建議薩利在勒斯蒂出牢房以前,行使代理老闆的權力,採取強硬一點的手段。 
  「那你的情況就糟了,孫尼,」勒菲蒂說。 
  「好嘛,糟就糟,我已經糟了18年。」 
  「我勸你態度硬一點,因為那些拉鏈分子都混帳,他們不會支持任何人。你要是給了他們權力,即使你現在受不到損失,3年以後,準保你會吃虧。他們要吞掉你,你不能把權力給他們。他們不會幹一樁好事,誰當老闆他們也不在乎。他們無法無天,根本不把家族放在眼裡。」 
  「薩利不想和我們有什麼糾紛,」孫尼說。 
  「那倒是。我不怪他,你瞧他自個兒的處境。」 
  「我的意思是,假如牢房裡那一位再蹲10年,我們怎麼辦?你以為他們會放他出牢,尤其是看那麼個敲詐腐敗組織法案?我們現在怎麼辦,就這麼縮手縮腳?有一天,我就要再動手。」 
  「對,不過,不能示弱,」勒菲蒂說。「你要是示弱,就會出麻煩。現在你不會有什麼麻煩。3年以後,你可就有了麻煩。他們會吞掉你,我說的是實話,他們會把你吞掉。所以說,孫尼,該幹什麼你就干,我聽你的。」 
  「偏偏我現在幹不了,因為有些事我雖然干了,可有些事幹不了,有些人不聽。」 
  「該怎麼幹就照樣幹。對那些傢伙要威脅一下。」 
  孫尼說:「我對他們沒有施加威脅,我對他們給了友誼,你知道嗎?我差點打了敗仗。」 
  孫尼、勒菲蒂、尼基、吉米·萊格斯以及其他人,我們都一起坐在影院俱樂部。大家都帶著槍,在一起閒聊。孫尼早就要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帶槍。 
  吉米·萊格斯帶的是0.45手槍。誰都不帶手槍皮套,槍都放在便衣口袋裡或者掖在腰帶上。吉米·萊格斯肚子大,身子其他部分都瘦得皮包骨,幾乎沒有臀部。他走起路來,那支0.45手槍就拖到了褲管裡。他想了個好主意:在後褲管處縫了個口袋,把槍裝在口袋裡。這天晚上,他剛剛把口袋縫好,第一次用來裝槍。 
  大家在一起胡扯到國際形勢:美國在對其他國家的態度上應該強硬一點,而不該被別人推著跑。還談到:管理間諜活動的自由黨人應該向克格勃學習一些東西,為了有效地發揮作用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種種方式,在間諜活動中怎麼樣能把別人幹掉。 
  我給他們講到採用某種方法的故事。有個克格勃特工有一把傘,傘的頂端非常鋒利,他把尖頂上塗了毒汁。他走到某人身邊,只要把傘尖碰碰對方的腿或胳膊就行了。 
  大家覺得,這真是世界上最新鮮的事。中央情報局也可以倣傚,而不應該像水門事件1以來一直受制於國會。 
   
  1 水門事件(Watergate Affair):指美國共和黨政府在1972年總統競選運動中的非法活動暴露後的政治醜聞。水門是華盛頓的一座綜合大廈。1972年6月17日有5個人因闖入大廈內的民主黨全國總部被捕。結果導致政府的幾個官員鋃鐺入獄以及美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現的總統辭職。當時總統是R.尼克松。 

  有些故事講得大家捧腹大笑。突然間,吉米·萊格斯起身要到廁所去。 
  幾分鐘以後,我們聽到了一陣鬧聲,只見吉米·萊格斯從廁所出來,那支0.45手槍在拇指和食指之間晃動不停。他說:「我急於要拉屎,忘了口袋裡裝的槍。我脫下褲子蹲下時,手槍掉到了槽子裡,我只好把它摸出來。嘿,要是碰上打仗,我要幹掉某人的時候,我只要把屎放到槍頭上,讓它粘在子彈頭上,然後就去逮人,這就像克格勃的毒藥一樣有效!」 
  布比女兒的婚禮儀式計劃在晚上7點舉行,地點在斯塔籐島海蘭大道2380號的沙裡瑪飯店。我們下午5點左右在影院俱樂部聚集,有勒菲蒂、尼基·桑多拉、布茨·托瑪蘇羅、鮑比·卡巴梭、孫尼、酒吧招待查利以及其他人員。 
  按照規矩,我們都要待在孫尼的周圍,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他的左右,因為這時正是人們對他進行報復的大好機會。其他家族都有代表出席婚禮,因此,各人要幹什麼我們心中無數。 
  有的人帶了妻子或女朋友。我們準備乘坐有篷大車,因此大家討論了怎麼去,誰和誰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確保每個人都帶武器。尼基有一支0.45手槍,太大了,不能裝在腰帶上,因此把槍交給了布茨。尼基帶了0.32手槍。我當然還帶那支0.25自動手槍。 
  我和布茨、尼基一塊兒開車。大家都參加了婚禮。共有:勒菲蒂和露易斯、吉米·萊格斯、傑裡·吉利、菲什·拉比托先生、戴尼斯警官、尼基·馬倫格羅、邁克·沙貝拉。 
  引人注目的是喬伊·馬西諾沒有來。孫尼和勒菲蒂對此感到非常惱火。 
  勒菲蒂說:「那個不中用的小子不敢在公開場合露面,生怕被人幹掉,如此而已。」 
  我和尼基、查利以及布茨坐在孫尼的桌旁。除了布茨和我以外,其餘的人都帶了女朋友。 
  婚禮很隆重,很熱鬧。有個露天酒吧,一支樂隊,晚宴有上等肋條牛肉。各個家族的各式各樣老練黨徒都到了場,其中包括:傑裡·郎,科隆坡家族的代理老闆。布比很自豪,但像平時一樣顯得很沉著,有節制。我們坐在孫尼旁,保持高度警惕。 
  攝影記者在房間走動。孫尼有規定:他的人所在的餐桌上不准照像。 
  大約到了晚上11點,我們全都回到了影院俱樂部,大家心情才鬆弛下來。 
  孫尼給我4,000美元,要我在佛羅里達放高利貸。 
  第二天我乘飛機回到了坦帕。孫尼給我的那支槍我不能帶上飛機。我把槍柄拆下來,擦掉裡面的我名字的大寫字母以及日期,然後把槍還原。我把槍交給了在機場的另一名特工,由他幫我帶到佛羅里達。 
  7月12日,尼基·桑多拉打電話說:「你知道嗎,那傢伙就在這一帶?我們得到消息,他就在這一帶。」 
  「啊,是嗎?」 
  「我們也覺得有點奇怪,也許你能對他作些瞭解或有點行動,我認為在邁阿密。你知道,我們還不能確定。照道理講,他會在你們那裡。」 
  「我馬上打電話瞭解一下情況。那兒我有一些好朋友。」 
  「不過,多尼,要當心你自己。」 
  7月23日,勒菲蒂打電話說:「那傢伙明天要出門。他想到了什麼事,不知道他媽的有什麼事。」 
  在對待一班人馬的管理方式上,勒菲蒂和孫尼之間一直就存在著意見分歧。 
  「他幹些什麼,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他把我的人搶走了一半。你以為他給了誰?」 
  「給了誰?」 
  「你真是想不到。多尼,誰是我們的敵人?」 
  「不用說,他是給了阿爾·沃克。」 
  「真是說得好。整個裡弄都鬧得翻了天。他把邁克給了他,把喬·普瑪給了他。他們都很反感,一個個全都想擺脫他。」 
  「你在哄我吧。」 
  「他惹了麻煩。他想知道他們怎麼在謀生。他們都要反了。所以我去見了他。我說:『你是要翻他媽的天?』我和他爭吵。他說:『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 
  我說:「他是要把這些夥計弄得力量大一些,阿爾·沃克是敵人,他把這些夥計給了阿爾,他們是阿爾的敵人。」 
  「你說得好啊。吉米·萊格斯甚至連來都不想來了。他是我的人。佛羅里達的史蒂夫是我的人。」 
  我故意惱他,說:「他本來在控制他們,現在不想控制他們就把他們一腳踢開。」 
  「說得對呀,你明白這些事理,我真高興。大難臨頭時,我們會變得更加強大。注意,多尼,我還是想在,嗯,在快要回來的那人領導下。我可以提出那樣的要求。」 
  「行嗎?」 
  「啊,一旦要求成功,除他以外我誰也不買帳。」 
  「是不是說,我能和你一道去找他,勒菲蒂?」 
  「對。你和我在一起,我們誰也別買他的帳。你踉我一起幹嗎?」 
  「現在的問題是,要是那傢伙出現在這兒一帶,你要我怎麼去對付他?」 
  「和他應付,只管冷淡相處。」 
  「那好。」 
  「他在作各種各樣的努力,因此你可知道拉鏈分子是怎麼說的?他們說:『我們不喜歡那個傢伙,我們不相信他。』」 
  「是嗎?」 
  「他們不想要他了。他去找了他們的頭頭們,那些人之間不和。我可不在乎,多尼。我的夥計們一個個都很高興,我從來不打攪他們,你知道吧?」 
  「喬伊·馬西諾在幹什麼?」 
  「他們現在彼此相安。他自己把自己隱匿起來。喬·普瑪住在醫院裡,他就讓醫院的人天天對他作檢查。孫尼對他說:『不和我檢查清楚,你就別回到佛羅里達。』你聽說過這樣的事嗎?毫無意義。不過,這對我們倒很有利。」 
  「那倒是。」 
  「我們不給自己人找麻煩。」 
  「是這樣。」 
  「可是這個傢伙,我實在不知道他要幹什麼。我同你說,多尼,孫尼·布拉克陷入了迷途。」 
  再過幾個星期,勒斯蒂·拉斯苔尼老闆就要出牢房了。勒菲蒂是想要我和他一起直接接受勒斯蒂的領導。我和孫尼談話從來不像和勒菲蒂這樣近乎。對於勒菲蒂的談話,有一點我可以相信:他對於黑手黨裡所議論的事,後來證明完全是事實。 
  作為多尼·布拉斯柯,作為孫尼·布拉克的東道主,我已經到了最後階段。我為自己在黑手黨裡度過最後一個週末作好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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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結束隱蔽生涯



  孫尼急於要得到桑多·特拉弗坎特的歡心,掃清一切道路,好讓我們向前推進,以便在通過和特拉弗坎特的合作中賺到一切可能賺到的錢。他認為:他的未來主要在佛羅里達。 
  孫尼和尼基·桑多拉於7月20日,星期五,來到了這裡。他們要羅西和班尼·胡西克安排一下,能不能在星期六舉行會見。會見地點要放在荷裡得,不要放在坦帕,因為孫尼覺得那裡的天氣太熱,他們受不了。羅西到了邁阿密,在貝肖鄉間俱樂部找到了胡西克。胡西克說:他們將爭取在星期六下午5點到達荷裡得。 
  我們計劃,在這個週末要盡可能從孫尼和尼基嘴裡多得到一些東西。過去幾個星期,瑣碎事兒如山,千絲萬縷需要理一理,我們當時仍然像平時一樣,沒有四處伸手。現在,我們真的到了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可以加緊一點,正如一個投擲手只有最後顯示自己的機會了。我們清楚,這是我們和他們相見的最後一次。我們想讓他們談論謀殺,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們還想使談話涉及黨徒的任何領域,以得到我們想得到的一切。我們可以追得緊一點,這沒有關係,因為過了這個週末,一切將成為歷史。 
  我們說幹就幹,想讓他們思想鬆弛下來。星期五晚上,我們到巴巴斯飯店吃晚飯,接著又逛了幾個地方。我們到了清水海濱的一家旅館,那裡正在進行一場喜劇表演。然後回到了俱樂部,到了星期六早上6點左右把一切都安排停當。他們玩得很痛快,沒有談論黨徒的事務。 
  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在星期六下午5點準時來到了塔希提車站飯店。他們來了以後就直接進了孫尼的房間。幾分鐘以後,他們3人離開房間進了咖啡館,在一起談了大約40分鐘。然後,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同孫尼握握手,就乘特拉弗坎特的卡迪拉克轎車走了。 
  孫尼把我和羅西叫到了咖啡館。他情緒特別亢奮。會談的效果好極了。他給了特拉弗坎特2,000美元、胡西克1,000美元,讓在拉斯維加斯之夜工作的夥計們都分點紅。特拉弗坎特說,那天晚上的搜查「只不過就那麼一回事而已」。 
  孫尼對我們說:「我們回到這兒,他非常高興。現在你們只管四處張羅,著手工作,因為我們已經到了這兒和這個傢伙一起幹。」 
  賓戈、賭場、彩票、賽狗場、毒品等等,這一切的規模現在更有聲勢,就因為和桑多·特拉弗坎特聯了手。佛羅里達就會成為我們的地盤。 
  我們的情緒特別好,整天就是大擺筵席,搞慶祝活動,想提前行動。這個週末成了「忙碌不停」的週末——他們想的是盡情歡樂,我們想的是要他們盡可能談一些最新的動態。 
  我、尼基·桑多拉、孫尼·布拉克、艾迪·捨農以及托尼·羅西,大家在俱樂部裡玩了一個通宵。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們只是設法休息了一會兒,根本沒有上床睡覺。我們無論怎麼想辦法促使談話,可是尼基和孫尼都無興趣談論黨內的事務。除了我們自己俱樂部的女招待和酒吧招待以外,當地其他娛樂場所的女招待和常客都參加了慶祝活動。到了清晨,孫尼帶了個女人回到了旅館。 
  星期天早上,太陽已經升起,俱樂部以及我們的工作到了最後時刻。我帶著尼基先到了丹尼飯店吃早飯,羅西和捨農稍停一些時候,以便清點現金帳目,幫助工作人員清場。 
  我和尼基走了以後,羅西說,他們的幫忙使他們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兩個星期帶薪的假期,因為我們就要關閉俱樂部,使俱樂部作一番更新。 
  我和尼基單獨在丹尼飯店,時間已經不多了。我決定發動攻勢,一定要打聽到3個副官被謀殺的一些情況。我換了個角度,問到了科倫坡家族裡有兩個傢伙失蹤的有關情況。 
  尼基說:「他們受到了打擊。他們剋扣毒品的錢,和孫尼·雷德搞到了一起。」 
  我說:「那一定是有問題,這問題與他、腓利·魯克以及比格·特林都有關係。」 
  「我這輩子還從來沒見過這種事,多尼。比格·特林塊頭那麼大。50磅的肚子,子彈炸得肚皮滿天飛。」 
  「別的傢伙怎麼樣?」 
  「這事兒以後再談,多尼。」 
  捨農和羅西已經走了進來。我不能示意要他們離開。尼基在這個週末以前還沒有見過捨農,一下子沉默不語。 
  我們吃過早飯,回到了塔希提車站飯店。尼基和孫尼打點行李,我和羅西送他們到了機場。在途中,孫尼不停地交待我們:現在他已經和特拉弗坎特聯手走上了正道,我們只管把事業向前推進;我們要抓緊毒品方面的聯絡,把高利貸、賭場、賓戈及賽狗場都要搞起來。各項工作都做好起動的準備。 
  尼基突然想起來:他丟了什麼東西。「多尼,我的藍皮革甲克丟在了旅館房間,那裡有些重要的通訊記錄本在衣服裡,我需要用。你能不能幫個忙,立刻回去替我拿來?」 
  「一定,尼基。」 
  我把他們丟在機場。我感到寬慰,同時也感到不暢快。我估計,我大概再也見不到孫尼,甚至在法庭上也見不到他了。我認為,他已成了歷史。我和他沒有任何大的交往就這麼分了手。 
  「明天我和你談,」我說。 
  我開車到了塔希提車站飯店,從房間裡拿到了尼基的甲克,以及兩本通訊錄和一個口袋大小的折疊夾子,裡面有些私人證件和信用卡。我把這些東西交給了特工邁克·朗斯福德。 
  我們清理了寓所。傢俱是租用的,因此我們只需要把自己個人用品收拾一下就行了。 
  第一流網球俱樂部已經鎖了起來。辦案的特工將會來處理這裡的事務。 
  這天稍後一些時候,羅西乘飛機回到首都華盛頓作述職情況匯報。我要直接飛往密爾沃克,那裡的大型審判團正在審判巴裡斯特艾裡一案,我要在法庭上作證。那件案子同其他許多案件一樣,暫時休庭,一直要等到我們的整個行動結束。艾迪·捨農和我同乘一架飛機,完全是為了互相保護。然後,我要到首都華盛頓,作述職情況匯報。幾個星期我都沒有回家的機會。在家待了幾天以後,我又到了紐約,和美國律師一起,著手準備起訴的工作。 
  我不想對自己作深刻反省。在這一段期間,我根本沒有時間思考自己的問題。我心情多少有些沮喪,因為我和孫尼·布拉克畢竟比較親密。和他在一起有點像親兄弟的味道。但是對於背叛他,我並不感到內疚,因為在我的思想深處,我始終保持著不同世界的隔閡。就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他會按照傳統的方式把我幹掉,不會就此同我談什麼話。他會設下圈套。在這種買賣中,誰會殺你,你心中是清楚的。或許他會叫勒菲蒂下手,或許會親自動手。這是冷酷無情的現實。 
  孫尼幹事很內行,不是那種華而不實的人。他並不到處拿架子,為人坦率公正。有些說不清的理由,我非常喜歡他。我並不老是想著這樣的事實:我要送他進牢房,或者因為我,他會受到殺害。那屬於公事公辦。 
  我知道,勒菲蒂和孫尼都喜歡我,但表現方式不同。他們都會在一剎那間把我幹掉。要幹掉我倒不一定因為我是特工,很可能把我當成通風報信的知情者。我本來也可以輸給墨拉,他們都可以奉命幹掉我,輕而易舉地就可以那麼幹。 
  我們雙方的世界不同之處在於:我並不想殺害他們,只是想把他們關進牢房。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孫尼處在這種情況下會被他自己的人幹掉。他們有誰遭到殺害,我並不想負有什麼責任,那不是我的準則,是他們的準則決定要殺害他。我不用記下這些準則。寫下這些準則的是他們的團體,而不是我們的社會。 
  因此,我心情不好受,但我並不耿耿於懷。我在工作中,無論是同孫尼或是其他人打交道,沒有任何地方受這種感情的影響。這是我的紀律。有的工作人員在這方面有些麻煩。在從事隱蔽工作中的一個朋友準備出席法庭作證時,他說他不能正視被告的眼睛,因為他曾欺騙了他,從而感到有罪。我對他說:你只是執行你的任務。 
  在這樣的工作中,你不能夾雜個人的感情。我搞隱蔽工作,並不是要同這些人親親熱熱,不能讓自己受到那種感情的糾纏。就我而言,我的生活每天都在視平線上。 
  孫尼和尼基回到紐約後的第一天,勒菲蒂就試圖在荷裡得那裡和我聯繫。第二天,特工見了孫尼·布拉克。 
  道格·馮茨、吉姆·基尼以及傑裡·羅爾3位特工來到了影院俱樂部。 
  孫尼認識馮茨特工,這很重要。「直截了當」工作的特工有時找像孫尼這樣的黨徒,只是讓他們知道;特工就在周圍監視他們。要是他們製造麻煩或者搞情報活動,特工們可以採取措施。幾個月以前,我和孫尼、勒菲蒂一起談到使自己免受法律制裁的種種方法。他們認為:真正令他們擔心的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孫尼說,有幾個特工偶爾就停在影院俱樂部,他提到了馮茨:「這夥計不錯,很文明,不胡扯亂說。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實告訴我。」 
  因此,馮茨會是孫尼可以相信和信任的一個特工。他們3位特工把一張照片拿給孫尼看,那張照片是特意為這樣的場合而拍攝的:照片上是我和這3位特工在一起的合影。他們問孫尼:「你認識這一位嗎?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我們正是要通知你。」他們並沒有向他提出什麼條件,因為那麼做總是很含蓄;而直接要求什麼對於像孫尼這樣的人將會是一種侮辱。 
  孫尼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說話的口氣也跟平常一樣:「我不認識他,不過我要是碰到了他,我會明白: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 
  然後,我們通過竊聽裝置和知情人把所發生的情況一一追述出來。 
  正如預料的那樣,孫尼在特工見過面以後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把自己同夥中的主要人員召集起來。勒菲蒂、布比和尼基都來到影院俱樂部會見孫尼。孫尼對他們說我不可能是聯邦調查局特工,如果調查局抓到了我,那一定是綁架了我,甚至可能是要對我清洗頭腦。 
  他們對這消息一直封鎖了一個多星期,與此同時他們在尋找我。他們來到了第一流網球俱樂部,甚至還問了一些女招待員。勒菲蒂到了邁阿密,和瑪魯卡在這一帶搜查,查遍了所有旅館和娛樂場所。他們還從紐約派出兩個夥計,到芝加哥、密爾沃克以及加利弗尼亞去看看可能查出什麼線索。 
  10天以後,孫尼給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了電話,把特工的相見以及談話內容告訴了他。孫尼並沒有就此作出說明或解釋。他還把消息報告了在牢房中的勒斯蒂·拉斯苔尼。接著他又告訴了保羅·卡斯特拉諾——甘比諾家族的老闆,也是各個家族的共同老闆。 
  黨徒們就此事在紐約召開了幾次會議,並就此帶來的損失作出了估價。他們到處散發我的照片,把我和勒菲蒂或孫尼或其他人幾年來在一起的照片散到各個家族的黨徒中,叫他們密切注意我的行蹤。 
  各家族的老闆都在考慮採取什麼措施。他們決定向任何人公開:凡能幹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0,000美元的重賞。他們還有這樣的意見:黨徒裡凡與我有牽連的都要幹掉。很顯然,有人會因此而倒下去,可是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在沒有得到確切消息說某人要遭到暗殺之前,我們無權在大街上抓人,儘管這是為了保護被抓的人自己。我們沒有得到任何要被殺害的人的具體名單。 
  除了我們隱蔽的特工以外,聯邦調查局派遣特工小組走訪能找到的所有黑手黨家族的老闆們,當面告訴他們:不要找那個特工了,他已經打敗了你們,這事兒已經結束。如果他們要傷害我,司法部門將動員一切力量對付他們。我和聯邦調查局是不會被嚇倒的。 
  8月4日,即特工把我的情況告訴孫尼以後的第17天,各家族老闆在新澤西召開了會議。孫尼出席了會議,這一點也不奇怪。他能選擇的道路要麼是變為知情告密者,要麼潛逃,要麼出席會議。他出席了會議以後就失蹤了。 
  我們一旦發現孫尼失蹤以後,我就對羅爾說:「如果你發現有人拿下鴿子籠,那末孫尼·布拉克的案子就可以了結了,因為他已經成了歷史。」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就看到兩個傢伙在屋頂上取下了鴿子籠。 
  一個月以後,孫尼的女朋友朱迪給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打了電話,想找我談話。我和她接觸以後,她說:她為孫尼、也為自己感到擔心,她很想和我在一起就此事談一談。我說可以。別的特工與她聯繫,並作了安排。 
  儘管是朱迪,我們還得當心,因為這也有可能是圈套。我們要有一個可以控制的局面,因此我們決定將會見安排在首都華盛頓。兩名特工乘飛機把她帶到國家機場附近的瑪麗奧特飯店。 
  我們到了飯廳吃飯,別的特工坐在餐廳對面的一張桌子旁。 
  她說:她既害怕又擔心,掛念孫尼。 
  我說:「朱迪,現在孫尼不回來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意見是你不要再和他們這一類的人打交道。他們並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過你的日子吧。」 
  「這些情況我現在已經明白,」她說,「不過我和孫尼的確有段美好的時光,我真的喜歡他。」 
  「我也喜歡他。」 
  她很悲傷,有點哭泣。「多尼,我一向以為,你和那一類人不一樣,因為你的樣子跟別人就是不同,你很機靈,你知道嗎?我知道你決不僅僅是個盜賊。你對孫尼、對我都很友好。孫尼對你一向是沒有歹意的呀。」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 
  她說:孫尼把特工和他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她,他對他們所說的話不能相信,從我所幹的事,我和他們一起的談話以及我們在一起的感情,怎麼說我也不可能是特工。「你知道他對我說些什麼嗎?他說:『我真的喜歡那個小子。』他在知道你是特工以後,心都碎了。但是他說,那並不改變他對你的感情,因為你是那一類型的人。你幹了你的工作,你幹得對。」 
  「我一向喜歡孫尼,」我說,「我對孫尼的這種感情也不會改變的。」 
  「他告訴我,他去參加新澤西的會議,就說這麼一句。我發現,他在動身參加會議前,把所有的珠寶、寓所的鑰匙以及所有的東西都給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帶了汽車的鑰匙。」 
  我說:「他知道自己不會再回來了。」 
  「是啊。可是我會不會有問題,你知道嗎?」 
  「不會,我能肯定,你不會有問題。你用不著擔心什麼,誰也不會去和你過不去。你就只顧過你的日子,和那一幫人不要再有什麼來往。」 
  談話快結束時,她說她心裡感到好受些,知道孫尼不會再回來。對我們的交談覺得挺高興。 
  「隨時都可以找我,」我對她說。 
  我們估計,由於我的關係,孫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顯的暗殺目標。黨徒要幹掉墨拉,這是因為是他第一個把我帶進了小意大利區,是我和第一個布拿諾家族成員在一起出沒,還因為他們以為他是個告密者。我們的情報表明,他們以為:他在會談中對我的鬥爭完全是一場戲,他和我實際上是聯合在一起為聯邦調查局幹事,好讓我更進一步深入到黨徒內部。勒菲蒂和孫尼成了明顯的目標,這是因為他們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們得到的消息,唯一要採取暗殺行動的對象是勒菲蒂。他是我們唯一能保護的對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殺害。8月30日,星期天,正當勒菲蒂從寓所大樓出來的時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殺。在布拿諾家族顧問斯蒂夫·坎農所住的大樓外面,在摩爾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車場那裡,人們發現墨拉的屍體躺在他的車上。有人對他頭上開了4槍,當時他的口袋裡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開始為美方對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諾等人起訴的詐騙案中作證。審案地點在南區聯邦法院的318號房間。 
  1982年8月12日,斯塔籐島的海港一帶,靠近南大街的一條小溪裡,人們發現了一隻醫院屍袋,裡面裝著一具嚴重腐爛了的屍體。本來屍體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場大雨把泥土沖走,屍袋露了出來。死者被槍打死,手被剁斷——這表明是黑手黨的謀殺行為,也特別表明死者損害了黨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瑪蘇羅以及其他黨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經過牙科檔案驗證,那正是孫尼·布拉克的屍體。 
  我感到遺憾,因為那是孫尼的屍體;我又感到高興,因為那畢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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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1981年,我脫離了隱蔽工作,當時並沒有什麼慶祝活動,沒有什麼「回老家」聚會,也沒有恢復正常的家庭生活。實際上,由於死亡的威脅以及歹徒對我的謀殺計劃,我的家庭在我脫離隱蔽工作以後擔驚受怕的程度比我隱蔽工作期間還要嚴重。我立即著手準備許多案件審判工作,並且為這些審判作證,時間長達6年。 
  我雖然隨時應召去法庭作證,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務過17年的聯邦調查局,開始寫這本書。我不屬於聯邦政府的證人保護法的保護範圍,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除了涉及聯邦調查局事務和寫本書以外,我不使用皮斯托尼這個姓。和家庭在一起時,我用的是他們所用的姓名。除了法庭作證和家人在一起以外,我到任何地方幹任何事,都用其他姓名。 
  到了48歲,我改了姓名,過著一種新的生活。除了親密朋友和一些政府官員以外,誰也不會知道我作為喬·皮斯托尼和多尼·布拉斯柯所過的生活。 
  往後想一想,我會不會再一次干隱蔽工作呢?從職業上說,會的,在我的思想上對此沒有任何疑慮;作為個人來說,情況就兩樣了。我失去了10年的正常家庭生活,我不知道這麼做是否值得。但是有一點我確信無疑;一旦我再幹這樣的工作,我還得認認真真地幹好。 
  本書中部分主要人物的結局情況: 
  「鮑爾達塞爾·鮑爾多·阿邁托」:紐約,「皮扎餅聯絡一案」中罪犯,聽候審判; 
  弗蘭克·巴裡斯特艾裡:密爾沃克,罪犯,判刑13年;堪薩斯市,罪犯,判刑10年; 
  約的·巴裡斯特艾裡:密爾沃克,罪犯,判刑8年; 
  約瑟夫·巴裡斯特艾裡:密爾沃克,罪犯,判刑8年; 
  凱撒·幫萬特:1984年被謀殺; 
  「斯特法諾·斯蒂夫·比夫·坎農」:1985年死亡; 
  「詹姆斯·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在本案中他沒有受到指控; 
  鮑比·卡巴奇諾:失蹤,據知情者報告,被暗殺; 
  「保羅·比格·保羅·卡斯特拉諾」: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1985年被謀殺; 
  薩爾瓦多·卡塔拉諾;紐約,「皮扎餅聯絡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約翰·布比·塞拉薩尼」:在紐約被宣告無罪;在坦帕服罪,判刑5年; 
  傑裡·吉利:紐約,罪犯,受指控詐騙,1987年釋放; 
  喬·吉利:在本案中沒有受到指控; 
  「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羅爾」: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喬伊·達米科:紐約,服偽證罪,1987年; 
  阿尼艾羅·戴拉克羅斯:1985年死亡; 
  阿蒙德·戴拉克羅斯:紐約,罪犯,沒有出席審判,逃亡者; 
  史蒂夫·迪沙弗:密爾沃克,罪犯,判刑8年; 
  約瑟夫·唐納韋:佛羅里達,罪犯,1983年自殺; 
  「薩利·噴特格拉斯·多塔維爾」:紐約,罪犯,1987年; 
  「阿爾·阿爾·沃克·艾姆巴拉托」:本案中未受指控; 
  「詹姆斯·吉米·萊格斯·艾匹斯科比亞」:紐約,罪犯,1983年判刑5年; 
  卡明·甘蘭特;紐約,1979年被殺; 
  「薩爾瓦多·薩利·弗努茨·法努吉亞」:在本案中沒有受到指控; 
  「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紐約,1981年自殺; 
  吉利·格裡卡:布魯克林,1980年被謀殺; 
  班尼·胡西克。坦帕,服罪,判刑3年; 
  「阿爾奉斯·孫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紐約,1981年被謀殺; 
  安托尼·布魯諾·英德利卡托: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亨拿諾·傑裡·朗·朗格拉」: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約瑟夫·馬西諾:紐約,罪犯,判刑10年; 
  尼古拉斯·馬倫格羅:紐約,罪犯,判刑10年; 
  史蒂夫·瑪魯卡:關幾期牢房,本案中沒有被指控; 
  安托尼·墨拉:紐約,1982年被謀殺; 
  「多米尼克·孫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諾」:紐約,1981年被謀殺; 
  「查利·查利·摩斯·巴拿瑞拉」;近10年被判關在各地監獄,保釋; 
  「阿爾奉斯·阿里·鮑伊·帕希科」: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喬·普瑪:1985年死亡;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紐約,罪犯,判刑8年; 
  「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紐約,罪犯,判刑12年; 
  「本傑明·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密爾沃克、坦帕、紐約,罪犯,判刑20年; 
  邁克·沙貝拉:密爾沃克,宣告無罪; 
  「安托尼·法特·托尼·薩萊諾」:紐約,「家族委員會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尼古拉斯·桑多拉:紐約,罪犯,判刑20年; 
  湯米·斯巴諾:1984年被謀殺; 
  「安托尼奧·布茨·托瑪蘇羅」:紐約,罪犯,在上訴過程中罪行推翻; 
  桑多·特拉弗坎特:佛羅里達,罪犯,1987年死亡; 
  「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紐約,1981年被謀殺; 
  米奇·扎法拉諾:1980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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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988年7月
  
約瑟夫·D·皮斯托尼

  這本書以精裝本問世以來,《時代》週刊、《人民》雜誌以及《美國晨安》報等都派記者採訪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裡·金和傑拉爾多·瑞伏拉主持的電視節目裡,我們還和觀眾見了面。 
  這些新聞記者、攝制場觀眾以及打電話來的人們特別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對黑手黨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些年來的隱蔽工作對皮斯托尼家庭有什麼影響;我還會不會再幹那樣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黨在接納新成員的規章方面有了一些改變。黨徒們在重整舊的規章制度的同時,還提出了在發展新成員時必須「刺刀見紅」,或者說,他要親手殺掉某個人以後才可以成為入盟黨徒。因為特工混進來作為歹徒,他是決不會幹謀殺的事的。 
  另外,提名發展成員一定要有兩名黑手黨黨徒擔保,這樣,責任由原來一名老練黨徒改為兩名共同負責。他們要對新發展的成員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時代就瞭解,至少也要相識15到20年。 
  與此同時,由於外界、特別是聯邦調查局的壓力越來越大,黨徒的上層人士現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數越來越多,超過黑手黨以往歷史的任何時期。 
  由於以上情況,再加上我們審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這很自然地使黑手黨的領導集團發生了問題。這麼多上層黨徒失去領導作用,因此每個家族裡以及家族之間普遍存在著不信任感,籠罩著疲憊情緒。我很高興地說,黨徒的領導集團,其問題正是在此。 
  黑手黨的價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這種降低的進程。 
  老一代的黨徒,他們具有舊時代的價值觀念。認為一個黨徒無論幹什麼,你是為了你的同夥,一直幹下去,最終是為了組織的利益。這些老黨徒現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還有,他們在哀歎:「我們的事業」到了年輕一代人手裡正變成「我的事業」。 
  新的黑手黨組織,其成員大部分是在美國生長的,他們過著舒服的生活,並不像老一代老練黨徒那樣有強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榮譽感。黑手黨組織的美國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雙重打擊,使黑手黨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還有一種情況使黑手黨的力量逐漸削弱:在一個大型團體裡,黑手黨的亞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們正面臨毒品侵襲的問題。 
  黑手黨組織販賣麻醉毒品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大規模買賣活動的確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間進行,但是每個成員都試圖干毒品交易,因為那是有利可圖的事。在老一輩的黨徒中卻很少有人吸毒。 
  現在,儘管黑手黨長期有著未成文的規定不許吸毒,可是年輕的黨徒許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這樣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決不是一克或兩克,一旦你上了癮,那你就會成為盜賊,儘管可能是個很蹩腳的盜賊,來維持你的習性。再想一想買進賣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經以盜賊為生。一個黑手黨可卡因吸毒成癮的人,最終完全有可能把別人捲進這個圈子,從事這樣的交易,而導致亡命。如果你的壽命長,你會使自己瘋狂的。 
  內幕就是這樣。「我這一代」的黑手黨黨徒們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舖裡,搶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現在電視訪談節目的時候,99%的觀眾似乎非常贊成聯邦調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說我是美國的英雄。對我來說,我很難想像自己是個英雄——那僅僅是工作任務,我完成了任務。 
  人們還想知道;由於我是美國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黨是我的使命。 
  我執行破案任務並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個異族的警察。黑手黨對於我個人來說的確沒有什麼關係。我會接受任何隱蔽工作,完成聯邦調查局所反對的任何組織。 
  對於工作的結果,我還是感到自豪的。 
  許多美籍意大利人對我說,他們為我感到自豪,因為我有勇氣執行了這樣的任務,同時,我向全民族表明了;並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黨。 
  有些人甚至還說:他們根本就不曾認識到黑手黨是可以戰勝的。許多人以為:像黑手黨這樣的組織,連法律手段對它都顯得無可奈何。他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的政府進行了干預,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謂黑手黨的神秘破了產。 
  現在人們認識到:黑手黨並不是不可戰勝的。 
  人們還能清楚地看到:黑手黨不僅蹂躪其他人,同樣也對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認為:我幫助人們消除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想像。像《教父》那一類的電影裡所表現的黑手黨的形象與現實生活中黑手黨的形象並不相像。在實際生活中,黑手黨過的是重複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們的談話已麻木不仁:「今天我們要出門偷些什麼?我們打算怎麼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還問了這樣的問題。「對於別的意大利人,你怎麼能這樣幹呢?」 
  我倒並不那麼看問題。我搜查過一夥人,他們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動。 
  看問題要有一個恰當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要用異族的觀點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明白,無論我幹的是什麼工作,我並不是要把屬於黑手黨或接近黑手黨的人改造過來;無論我是否在那兒,我所接近的人都會撒謊、偷盜、欺騙和搞暗殺。我的目的是為以後的起訴搜集證據。我不是在搞社會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聯邦調查局還作出了決定給勒菲蒂錢。有一些人對此提出了疑問。隱蔽特工坎特和羅西給了勒菲蒂大約40,000美元,因為他們都被當作「容易受騙上當的人」。他們給他錢,是因為他作為一名老練黨徒為他們服務,在別的家族企圖干涉他們的活動時,他們能得到布拿諾家族的確切保護。 
  這筆投資完全值得,這有許多理由。給了勒菲蒂錢,坎特和羅西就可以使他確信:他們願意與他在一起幹,他相信他們是歹徒。 
  聯邦調查局因此而獲得了所有黨徒家族的極有價值的情報;我們甚至成了紐約、密爾沃克和坦帕的三個家族的「合作夥伴」。這些情報在法庭上都成了證據。 
  斷斷續續給勒菲蒂一些錢,我們的破案工作比常規情況要少花許多時間,或許要少花好幾年。而那種常規工作還不一定能獲得起訴的罪證。 
  在黑手黨裡生活了6年,並沒有改變我做人的價值。如果問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麼長的隱蔽工作,也完全沒有改變我外表上的舉止言談。擺脫在破案工作期間所表現的一些習俗或舉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問題。 
  我還保留了一些老練黨徒的架子。 
  老練黨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們大搖大擺地進了某個飯店,只報了一下名字。店主人總是說:「抱歉,我們沒有那個人的位置。」老練黨徒虎視眈眈地說:「沒有位置,什麼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幹過幾回那樣的事。我從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搖頭……但是我都幹成功了。 
  有許多人在公開場合下遇到矛盾就後退。但是,在老練黨徒的世界裡,沒有後退可言,對於招待員、售貨員或其他人都不會後退。他們對自己不會說「算了吧」,而是勃然動怒。這並不是欺負別人,至少不是有意動武。 
  可是我弟弟見我那麼幹,他會說:「喬,你又不是和老練黨徒一道。」我的回答是:「當你覺得自己所幹的事是正確的,為什麼要懼怕別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黨徒中,人們問得最多的是關於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 
  勒菲蒂出獄以後,他會不會要幹掉我呢?他的保釋期到1992年生效。 
  我認為會這樣。我還知道,黑手黨也會想幹掉他,因為是他把我作為夥伴帶進了黑手黨。 
  像勒菲蒂這樣的黨徒,毫無疑問屬於舊派範疇。他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知道黑手黨已經有了要幹掉他的協議。但是,他並沒有變節。他比年輕一代的黨徒大多數人更具有適應能力。他有強烈的榮譽感,儘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夥幹掉,他仍然保持那種榮譽感。他堅決拒絕與聯邦政府合作,不肯為了減輕判刑而受到聯邦政府證人保護法的保護。 
  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護他,在他受審、坐牢期間繼續對他保護;可是他發誓要幹掉我,而我卻不能受到聯邦政府的保護,這自然很有諷刺意味。不過,事情就是這個理,我還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獄的時候,如果他要想幹掉我……我不會為此而擔驚受怕。無論是他出於報復的動機,或者是別的黨徒為了幹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懸賞,我都會作好準備。我身上隨時都帶著0.38口徑的手槍,想贏我的人非出類拔萃不可。 
  我所接觸到的黑手黨成員或與黑手黨接近的人中,我比他們任何人都強,我有這種感受。我是好人——我沒有幹什麼壞事,我只是執行我的任務。 
  我採取了正常的預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盡量不去想他們對我的暗殺協議。 
  我說盡量不去想,可有時候也想到那樣的事。但是我沒有因此而做噩夢。 
  黑手黨並不是世上第一個組織相信這樣的事實,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壞了名聲相比。當這本書以精裝形式問世以後,外面傳來的消息說:大部分老練黨徒都看了這本書。知情者向聯邦調查局特工報告說:除了勒菲蒂以外,黨徒們都喜愛看這本書。不過,他們還說:我本不該寫這樣的書。除此以外,他們沒有更進一步的反應。黨徒們畢竟沒有水平做讀書評論。 
  他們看了此書有什麼感受,我們沒有得到更多的情況,這些畢露無遺的評論大量揭露了黑手黨社會。那些評論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說過的話。他當時教育我一個老練黨徒應該如何言談舉止。他說:當了老練黨徒的偉大之處就是可以撒謊、偷盜、欺騙以及殺人,而且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為。 
  我所接觸到的黨徒都認為自己的行為合法,他們從來不以為自己在犯罪,不承認自己是歹徒。他們來自亞文化群地方,那裡的犯罪是允許的,正常的,甚至還很「光榮」。我在書中暴露了他們真實的情況,老練黨徒顯然為此而高興。 
  第二種反應是,我不該寫這本書,這可能表明:他們仍然以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在他們看來,我背叛了他們。這種看法倒符合情理。黨徒們認為,同政府合作在道義上應受到譴責,那是一種「犯罪」。如果一個老練黨徒背離了黑手黨的價值體系,他不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惡的家族。這個家族在街坊鄰里中、在商業團體中都失去了尊嚴。 
  當然,勒菲蒂看了這本書所作出的反應又當別論,因為這本書公開告訴了黨徒:他已經列入了被謀殺的名單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脫離了聯邦調查局。在寫本書期間,我還在反對黑手黨的案件中為政府作證。我希望要我作證的日子盡快結束,好使我結束過去,走向未來。 
  我計劃寫另外一本書,把我的經歷搬上銀幕。也許我這本書還會再次成為暢銷書,甚至獲得電影藝術科學院頒發的年獎。但是,我家裡沒有任何人會大吹大擂。 
  這裡我指的並不僅僅是我自己這個家,還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親屬。 
  我的隱蔽生涯改變了我和他們所有人的關係,我幹些什麼同他們怎麼也說不清。 
  他們知道我干隱蔽工作,但為我擔心,因為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會不會因為需要而對他們諱莫如深,會不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改變了我的人品。有些隱蔽工作者確實發生了那樣的情況。在那些日子裡,我無法使他們思想上安寧。 
  在黑手黨家族委員會和皮扎餅聯絡一案的審判過程中,我們雙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隱蔽工作期間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證,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開了,我每天24小時都有人保護。蓓基和女兒們都更換了姓名住到了遠遠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裡個個都處在擔驚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開車出門。打電話時,家裡人個個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電話線上有竊聽裝置。不久,危險的氣氛似乎籠罩在各個地方。幾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紐約開了一家飯館。未想到有個在那兒吃飯的人和黨徒有聯繫。等我的情況在報上公佈以後,那人對黑手黨的一個頭頭說,他有辦法找到我。 
  對於蓓基、女兒們以及我自己,我與黑手黨的整個經歷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我的大女兒至今沒有看這本書。她說:她不想再次重溫我隱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兒們外出時,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時候還繞道旅行,分開乘坐飛機。 
  我們遇到人時,還得編造一下過去的歷史。對於聯邦調查局,我和蓓基還是有點自豪感,可是現在我不能說我是個調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說,如果再有這樣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為6年沒有丈夫這太過分了。 
  我對此無話可說。 
  還有6年,我在重大審案過程中都作為主要證人出庭。我的家庭與黑手黨的牽連已達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審案的律師們在一起待的時間,和我同黨徒打交道的時間實際上同樣多。 
  至於在我寫作中,我們這12年已經搬了6次家,今後搬家的次數還會更多。 
  我還會幹隱蔽工作嗎?我先前已經說過,從職業上說,我會。從個人上說…… 
  可以這麼說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會,我知道我不會談什麼;我也知道,他也沒有那種機靈說些譏諷話。但是我想像中會有這樣的最後一次對話: 
  「勒菲蒂,我為自己所幹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會這樣同他說。「我揭露了黑手黨,我們抓獲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錯,揭露了我們。」勒菲蒂會這樣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們,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還為什麼要過著隱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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