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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間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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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間諜者
作者:彼得·賴特 


來自秘密世界的報告



                 林明 

  這是一個秘密而又真實的世界,一個充斥著陰謀和欺詐的世界,隨著彼得·賴特的敘述,它在我們面前悄悄掀起了面紗。 

  談到情報工作,我們會聯想起蘇聯的克格勃,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它們都曾在冷戰時期大放異彩。而在英國,這一工作是由軍情五處(後稱為國家安全局)和軍情六處(後稱為英國秘密情報局)負責的。本書的作者,就是掌管對內反間諜、反滲透的軍情五處的高級官員。 

  作為一個高級間諜官員的回憶錄,這本書給人的突出感受是真實。正因為如此,英國政府當時曾經阻撓它的出版。現在,它終於衝破了重重阻力,把英國情報部門在冷戰時期的秘密情報活動帶到了我們面前,它讓我們再一次經歷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廣泛對峙,其中涉及的許多重大的事件,比如古巴導彈危機,蘇伊士運河事件,引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次作一回顧。而書中提到的許多人物,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胡佛、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希思、撒切爾夫人,無一不在提醒著我們,書中所寫的就是剛剛過去不久的歷史。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電影《007 》系列。它推出的「詹姆士·邦德」彷彿成了英國間諜甚至所有間諜的代稱。「邦德」演的是英國打入其他國家的間諜,而本書作者正好是抓間諜者,是抓來自其他國家的或本國內部的「邦德」們。「邦德」是瀟灑的,他可以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打入對手的秘密領地如閒庭信步,獲取對手的秘密情報如探囊取物,身邊不時還有漂亮女郎相伴,他讓我們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巧合和有驚無險的追擊中體會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而作者筆下的間諜生活是緊張而沉重的,無論抓間諜者還是間諜,無時無刻不在鬥智鬥勇。對於間諜而言,一旦被發現,下場是可以想像的;而對於作者這樣的抓間諜者來說,處境同樣是不妙的,因為他必須潛入對手內部去搞竊聽,並且從叛逃者的口供中尋找蛛絲馬跡,其間還有很多矛盾疑團需要去辨析,更尷尬的是,當有些情報牽涉到本部門的同事甚至上級時,對他們的調查就要冒很大的風險。作者不是聖人,手中也沒有最高統帥的尚方寶劍,在這種情況下,審問同事是一件很傷感情的事,一旦調查出錯,就會造成難以彌補的裂痕。正如作者感慨的那樣:「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與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機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邦德很瀟灑,可那畢竟是電影中的;我更相信作者的敘述,他揭示的是間諜和反間諜工作真實的一面。作者不是小說家,也不是商業寫手,而是一個從技術工作即竊聽起家的諜報人員,所以他沒有構築故事。梳理情節、製造懸念的本領,我們不能要求作者像福爾摩斯一樣斷案如神,事實上,他經常是徘徊在敵我之間,徘徊在確定與懷疑之間,雖然他對情報有很強的洞察力,也由此識別出了很多間諜,但有些時候卻毫無結果,只能將懷疑埋在心裡。事實的真相也許將永遠沉積在一系列錯綜複雜事件的底層,不為人所知,讀者的閱讀好奇只能夠有限度地滿足,這使得他的回憶錄似乎沒有偵探小說好看;另外,他的敘述是鬆散而帶有跳躍性的,從一個行動跳到另一個行動,從一個情報跳到另一個情報,只有一個中心工作(搜查內部間諜),而沒有一個中心事件。有時候一個行動沒講完,又談到另外一個行動上去了;有時候一個情報牽扯到以前沒有解決的另一個情報,於是回過頭去重翻舊帳;有的時候一個很值得追究下去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只得不了了之了。但是,考慮到間諜工作的特殊性和回憶錄的真實性,作者沒有因為不能解釋原因或不能交代結果就放棄哪怕是一點點的線索,沒有為照顧讀者的閱讀需求而作省略或加工,由於他的工作到處都有懸念,到處都有情節,所以他的敘述依然是引人入勝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一切全都是真實的。事實難道不正是如此嗎?情報工作不正是這樣瑣碎跳躍時時讓人茫然無緒嗎?它帶給我們的極其真實的體驗是任何高明的偵探小說所不能給予的。並且,隨著事件的展開,我們還能時時感到作者作為一個老諜報人員特有的職業敏銳、超強記憶和邏輯推理水平,同時體會到他把純粹技術問題毫不費力而又饒有趣味地向你解釋清楚的能力。 

  雖然整個回憶錄頭緒紛繁、事件眾多,但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交代「我」以科學家的身份進入軍情五處,用無線電技術幫助軍情五處提高竊聽水平,並主持實施了一系列的竊聽行動;第二階段則記敘我作為高級諜報官員對軍情五處被滲透情況進行的艱苦卓絕的調查。其實,這兩部分也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由於竊聽行動和監聽行動總是遭到蘇聯的反監聽反竊聽,每次「我」絞盡腦汁設計出最先進的竊聽器材,費盡心機去安裝,結果卻收效甚微,俄國人要麼根本不講話,要麼講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或者就是非常準確地把竊聽話筒給封死了,不禁讓人懷疑內部間諜的存在。而且,隨著高級克格勃分子叛逃到西方,透露出越來越多的情報,有許多直指軍情五處的高層,因此,對內部人員特別是高級官員進行調查成了作者後來的主要任務。 

  當然,當你跟隨作者進入軍情五處那個神秘世界的時候,你會看到更多,其鬥爭的複雜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會瞭解到各種各樣的竊聽技術和竊聽行動。比如,代號為「森林之神」的共振話筒,可以竊聽到「說話聲,甚至連鑰匙在鎖孔內轉動的聲音都一清二楚」。「唱詩班」行動是針對俄國人的,赴俄國領事館隔壁房子在裝修的時候在共用牆壁上安裝探測話筒。 而在加拿大策劃的「蚯蚓」 行動進展更加順利, 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築承包商已經被爭取了過來,「我」得以放手在裡面安裝有線話筒。後來的「老鼠」行動是在俄國駐澳大利亞使館內安裝話筒。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竊聽行動技術上都很成功,但都沒有竊聽到俄國人什麼有用的情報,似乎俄國人早有防備。後來,「我」轉向用技術手段竊聽俄國的密碼機的情報。代號「咽吞」的行動,就是針對俄國密碼員每天早上都要對密碼機進行調整這一情報,採取竊聽把新密碼放進去的聲音的方法,利用這些聲音來確定密碼機的「核心位置」,這樣就有辦法破譯密碼,最終獲得了成功。這一行動後來使「我們」在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讀懂了埃及駐倫敦使館的密碼。「筏夫」代表了一個新的發現,證實了俄國人在監視我們監視隊的頻率,證實了我們的監視通訊系統已經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情鳥」行動便是針對俄國的監視而改變監視隊的原有頻率。後來的「柵欄」行動取決於一個天才般的設想:「任何一台密碼機,無論它是多麼複雜,總歸得把一份清楚的電文編成密碼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進的密碼技術是把電文打進電傳打字電報機裡,電報機又與分開的一台密碼機相聯,編成密碼的電文卡嗒嗒地從另一端輸出。整個系統的安全性取決於徹底的屏蔽。如果密碼機和電文輸入機之間沒有進行電磁屏蔽,那麼,未編成密碼的電文的回聲就可能與編成密碼的電文一起從輸出線路上傳出。如果使用相應的放大器,從理論上來說是可以把這種『幽靈』電文區別出來,並讀懂它的內容。」「柵欄」行動後來成功地監聽到了法國的高級密碼情報。除了作者採用的監聽和反監聽之外,反間諜則還採用「喂銀餐」和「喂雞飼料」等方法,還有著名的「維諾納」密碼破譯法。而秘密情報工作採用「密寫」、「微粒技術」、「死信投遞」等方式。這些秘密手段真是讓人大開眼界。高科技與科學家智慧的介入,開闢了情報工作的新領域,他不僅使作者所在的軍情五處的諜報工作上了一個新台階,而且也徹底改變了我們傳統觀念中間諜與反間諜的鬥爭圖景,這一切帶給人的新鮮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強的。 

  由於這些行動收效不大,「我」終於懷疑俄國人在反竊聽這個情報源外,還有「兩條腿的情報源」存在,於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尋找這個「兩條腿的情報源」。在此之前,沒有人對英國情報機關內部被滲透的情況作系統的調查,可一旦調查起來,其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種種跡象表明,軍情五處已經遭到蘇聯非常廣泛的滲透,以至於俄國人都沒有在英國設專門的諜報人員。俄國人不僅掌握了英國每一次行動的計劃, 而且據說已經成功地滲透了高層。 現實促使「我」建議成立一個代號為「流暢」的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從供詞和叛逃者那裡得到的有關英國情報機構滲透問題的全部材料。這個委員會後來成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比如「我們識別出了『五人集團』的每一個成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員和聯繫人。我們知道了『五人集團』在不同時期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他們的通訊方式是什麼。他們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麼地方去請求援助。我們查出一個一直未暴露的間諜沃森,俄國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報源普羅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間諜集團」。但是,這些說得上是偉大的成就始終不能掩蓋一個最大的嫌疑,這個嫌疑是指向軍情五處的最高層領導——局長霍利斯的。有種種證據: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竊聽行動遭致的失敗,以及「我」在內部調查中遭到的種種阻礙,比如他「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我們的情報機構有被滲透的可能性」、「不願批准在米切爾案件中使用技術裝備」。「拒絕批准審訊」、「在迫於壓力之前始終拒絕向美國方面作出通報」等,都在暗示著霍利斯有逃不過去的嫌疑,調查米切爾未果更進一步加重了對這個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權重的高級情報官員,對他的懷疑不得不慎之又慎。作者這時候真的是「孤立無援」,需要「獨自信守機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長馬丁·瓊斯上任,對霍利斯的審問才得以進行。令人遺憾的是,面對審問,老練的霍利斯應對自如,說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霍利斯從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客觀地看,作者的竊聽和調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數不清的遺憾。在我看來,這些遺憾已經不是出於個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當時國內的氣候,以及諜報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首先,在軍情五處內部,對蘇聯的滲透有比較輕率的看法。「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間諜視為『爛蘋果』、『過失』,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三十年代那種特殊條件下範圍較大的密謀的一部分。」更麻煩的是,有一些已經被滲透的人在有意提倡這種觀點,使得「認為我們的情報機關已經被滲透的人與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軍情五處的政客和歷屆頭頭都害怕進一步的檢查會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牽扯出更為難堪的有關英國政治集團的醜聞。」所以,任何一屆領導,都不會完全徹底地支持作者進行調查活動。 

  其次,「安全局(軍情五處)沒有什麼法律地位,在白廳範圍內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軍情五處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人的。」這樣一來,作者的調查不可能是理直氣壯的,很多時候只能採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這種秘密調查方式也給他帶來明顯的掣肘。「如果要進行調查,就不得不冒著風險去接觸和採訪一些人,因此隨著調查的加緊,洩密和被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大。」而且,在調查當中,「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同我們說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要依賴於對方的合作,除非馬上進行逮捕行動。」他們的審問也同大多數人設想的大相逕庭,根本不是採用刑訊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談話,當中甚至有時間休息吃飯。惟一的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而對付一個內行,情況就更複雜了,要「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報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準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這種審問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如果碰到一個老練的對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調查叛逃者的供詞,又常常受到蘇聯假情報的誤導,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團。 

  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完全徹底,事實上當時的真實情況誰也無法完全掌握,那些身為間諜的人也是如此。間諜不斷製造假象,不斷散佈疑雲,而反間諜者則力圖通過錯綜複雜的表象去識別真相。作者揭示出的鬥爭也許只是國際間錯綜複雜的間諜鬥爭的極小一部分,但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驚心動魄之處。作為冷戰時期的東方集團,瞭解一下對手的秘密工作,應該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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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少年來,我一直在疑惑,當一個人瀕臨末日的時候,他心裡懷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在英國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後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類的真實世界。 

  這是我最後一次出現在尤斯頓路地鐵的出口處。冬日的太陽和煦宜人地照耀著。我穿過高爾大街向特拉法加廣場走去。我走到離廣場大約五十碼的地方,拐進一個沒有掛任何招牌的入口處。這個入口處通往一個雲集著各種辦事機構的無名街區。在這裡,英國反間諜總部就擠在一所藝術學院和一所醫院的中間,顯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門口那個保持著戒備狀態的警察出示了證件後,便乘上裝有特別程序的電梯。這種電梯是專門供去七樓密室的高級官員乘的。我走出電梯後,一聲不響地走到走廊,逕直來到我那與局長辦公室只有一牆之隔的工作間。 

  所有的辦公室都靜悄悄的。遠處傳來滿載乘客開往城市西區的地鐵的隆隆聲。我打開房門的鎖,房間裡迎面擺著情報人員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設施——一張書案,兩部電話機,其中一部裝有擾頻器,以防通話被外線竊聽。房間的一邊是一張寬大的綠色金屬保險鎖,櫃門上裝有一個特大型字碼鎖。我掛好大衣,開始機械地整理著最後的一些東西。我在雞尾酒會上見過許多退休的情報人員,他們喜歡通過獲取幾則瑣聞和小道消息來消磨時光。我對此見得太多了。我感到厭倦。我想徹底地歇下來,去澳大利亞,開始一種牧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轉著號碼鎖上的字碼盤,那扇笨重的保險箱門徐徐地開了,眼前見到的是一堆從檔案室借來的並蓋有絕密標記的文件。在這些文件後面,整齊地疊放著一些小組合盒。多年來,我借閱過成千上萬份文件,可現在我是最後一次幹這種工作了。以往在這裡,每天都有無數的例行報告圍繞著我,諸如計算機工作特遣隊的最新報告、臨時情報研究處的最新分析等等。對所有的文件都必須有個答覆,要作這些答覆,我感到無能為力。俄國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個年青的官員送到我這裡來了。我認不認識這個人?不能肯定。這是一起多年來一直尚未查明的雙重間諜案件。我對此有什麼設想?也不能肯定。剛進安全局時,你會發現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當你離開安全局時,這些案件看上去卻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簽署著文件,並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歸順,好讓我的秘書送回檔案室。 

  午飯以後,我開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組合盒子裡的材料。我把這些盒子一個一個地拿出來。第一個盒子裡保存著有關麥克風和無線電接收器的詳細技術性能指標材料,這還是我在五十年代時保留下來的東西。那時我是軍情五處的第一個搞科學技術的官員。我把這些文件進行了整理,並送到技術處去了。一小時以後,技術處的處長來了。他是來向我表示謝意的。他是一個道地的現代派政府機構的科學家:整潔,謹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錢。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還要派它們的用場。現在都用人造衛星了,不是嗎?」 

  「哦,不,」他回答說,「我只是喜歡隨便看看。」他有些尷尬。我和他並沒有真正地相處過。我們來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個「萬金油」式的官員,一個來自戰爭的、障礙重重的湊合者,而他是一個軍需品承包商。我們握過手以後,我又回去整理保險箱裡的東西了。 

  剩下的盒子裡,保存著我一九六四年進入反間諜總部以後的文件。那時正是在英國情報部門抓間諜的最高峰時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備忘錄裡,密密麻麻地記錄著間諜的普遍流動情況——嫌疑分子名單、起訴的細節、背叛者名單以及最後的裁決定論。這些文件沒完沒了,虎頭蛇尾,字裡行間留下了與我的諜報生涯有關的種種痕跡。 

  最後,我的秘書進來了。她遞給我兩本藍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記,」她說。我和她一起把日記都撕成了碎片,丟進書案旁的那只專門裝焚燬文件的紙袋裡以等化為灰燼。 

  我向機要辦公室走去。值班人員遞給我一份資料,裡面是一張關於我的一系列現有的機密許可權的清單。我開始在那些小收條上簽字了結。我先簽了信號情報和衛星情報借閱權,然後依次了結我佔有的大量案件的機密借閱權。收集秘密就是這樣一種屬於個人的事,而洩密卻屬於一種傷腦筋的官僚結果。我手中的筆每挪動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門在向我關閉一節。半個小時以後,這個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關閉了它的大門。 

  天快黑的時候,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去了梅費爾的萊肯菲爾德大樓。這是軍情五處的舊址。軍情五處目前正處在遷往柯曾街盡頭的新辦公地點的過程當中。可那個職員酒吧——豬仔及眼睛俱樂部,仍留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我的告別聚會將在這裡舉行。 

  我走進那幢陳舊的大樓。就是在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簷口的辦公室裡,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以及布倫特都先後落了網。在這裡,我們同一些嫌疑分子進行過交鋒。他們是安全局心臟內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秘密集團。這次交鋒稱得上是軍情五處最秘密的一次戰役。我們的疑點集中在軍情五處前局長羅傑·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們一直沒有獲得任何證據。霍利斯的朋友們對這樣的起訴非常不滿,雙方為此不和長達十年之久。他們就像中世紀的神學家一樣,被直覺、激情和偏見所驅使著。 

  七十年代,許多領導人都相繼退休了。直到安全局遷往新的辦公地點,這場內戰才告結束。當我走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的走廊上,我仍舊感覺到這裡有一股火藥味,那一幕幕刀光劍影、相互殘殺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我的告別聚會開得異常平靜,沒有熱烈壯觀的場景。人們頻頻向我說著奉承話。邁克爾·漢利局長作了一個悅耳動聽的講話。我收到了許多書寫著離別贈言的卡片。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專家克蘭莫爾斯勳爵在臨別贈辭裡說我的離去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無法彌補的損失」。他指的損失是軍情五處的損失,可我認為,真正受到損失的是我。 

  那天夜裡,我在高爾街辦公大樓頂樓的一套房間裡過夜,不時被到達尤斯頓站的火車的嘈雜聲攪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畢後,我拎起我的公文包。這只公文包還是第一次這麼空蕩蕩的。我走下樓來,到了前門。我對門口的警察說了聲再見,然後走了出來,下了台階,走上大街。我的諜報生涯就此結束了。一個可悲的、無法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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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切都得從一九四九年說起,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春天。我們的實驗室設在埃塞克斯大巴達。那天正下著雨,雨點打在實驗室活動房子的鐵皮頂上咯咯作響。我是這個實驗室裡的一個海軍科學技術人員,直轄於馬爾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儀上的波紋跳動著,令我感到頭痛棘手。擱板桌上攤著一些塗寫得很潦草的計算公式。我正在設計一種雷達系統,這種系統能在波瀾壯闊的大海裡識別出潛水艇的潛望鏡來。可是談何容易,這個研究項目我已經搞了好幾年了。此刻電話鈴響了,是我父親莫裡斯·賴特打來的。他是馬爾科尼公司的總工程師。 

  「弗雷德·布倫德裡特要見我們。」他說。 

  這又不是什麼新鮮事。布倫德裡特曾是皇家海軍科學技術部門的負責人,現在是國防部的首席科學家。他對我這個項目的後期進展甚為關注。是否要投資生產這種系統的樣品,必須迅速作出決定。如果要生產,所耗的資金是驚人的。戰後的國防研究是一場無止境的與財政緊縮相抗衡的鬥爭。我已經準備好再為這事爭個臉紅脖子粗。 

  我非常慶幸有這麼一次與布倫德裡特直接談一談的機會。他是我們家的常客。在戰爭期間父親和我都為他的英國海軍部研究所賣過力。我想,或許我有機會換個新的工作幹幹。 

  第二天,我們在連綿不斷的朦朧細雨中開車到了倫敦。我們把車停在斯托裡氏門布倫德裡特辦公室的附近。白廳看上去破舊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鑄像彷彿與這個變換莫測的世界極不相稱。克萊門特·艾德禮一直在向人們許諾:「牙齒與眼鏡」,可這個冬天過得真艱難。居民的口糧實行定量配給制,人們顯得焦躁不安。陰沉的不滿情緒使人早已忘記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奮的勝利。 

  我們向布倫德裡特外間辦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潔的秘書作了自我介紹。通往白廳擴建的樓房的路上傳來一陣喧嘩聲,看來我們並不是最先到達這裡的人。我向幾個熟人打著招呼,他們都是各部門實驗室的科學家。這裡可能是要召開一個例行會議,我這樣想。此時,有兩個人從那夥人群裡走了出來。 

  「你們肯定就是賴特父子了?」那個矮個子出其不意地問我。他說話時帶著濃厚的軍人腔調。「我是馬爾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戰辦公室的。這是我的同事休·溫特博恩。」這時,另外一個陌生人走了過來。「這是約翰·亨利,我們的一個朋友,在對外辦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種稀奇古怪的代號。白廳就是用這種代號來區別它的秘密機關的工作人員的。無論這個會是涉及哪方面的問題,我想,它肯定與反潛戰沒有關係,至少不會跟現在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小分隊說這事吧。布倫德裡特出現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請我們進去。 

  他的辦公室就像他的名聲一樣大,寬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張書案變得渺小。他請我們在一張會議桌旁邊坐下,桌上整齊地放著吸墨紙和細頸水瓶。布倫德裡特個子矮小,但精力充沛。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急需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幾個人被選出來專門負責這事,布倫德裡特就是選出來的這幾個人當中的一個。此外,還有林德曼、迪澤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倫德裡特當過海軍科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後來當了皇家海軍研究所的副所長,在戰時全面負責為英國政府部門搜羅科學技術骨幹。他自己在科學技術方面是個門外漢,但他深知科學骨於分子在整個歷史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盡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門的領導人對他十分信任,以至於他能夠得到必要的財力和物力來使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們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戰後的英國不得不從消極和沉淪中勉強振作起來,準備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冷戰。聘任布倫德裡特來振興科學技術團體,這無疑是個上策,他被指派為國防部科技代理顧問,繼科克拉夫特之後他又當上了科學顧問。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的主席。 

  「先生們,」我們剛坐下,他就開始說話了,「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自從去年柏林事件以來,我們就陷入了戰爭之中。」 

  他指的是俄國在柏林的封鎖線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國在防禦上的設想受到了強大的衝擊。 

  「這場戰爭是用間諜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時期內是這樣,」他繼續說,「我同安全局的局長琅西·西利托先生討論過,我們應該怎麼辦。坦白地說,」他最後說,「形勢不妙啊!」 

  布倫德裡特簡煉地把問題擺了出來。實際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鐵幕後面安插間諜是不可能的,因為首先得弄清蘇聯及其同夥的意圖,而我們缺少這方面的情報,只有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才能填補這一空白。 

  「我已經簡單地同你們當中的一些人談過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的彼得·狄克遜。我組織這個委員會就是要立即對我們所選擇和開創的工作進行評估。我建議珀西先生讓一個年青科學家來當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讓彼得·賴特試一試。你們當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現在在電子研究試驗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幹那裡的工作,等我們理出個頭緒來再說。」 

  布倫德裡特看著我:「你願意為我們干,對嗎?」 

  沒等我回答,他又轉向我父親:「吉姆,很顯然,我們急需馬爾科尼公司的幫助,所以我把你也選進委員會了。」(在海軍內部,只要知道過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親。過去馬爾科尼公司簡稱吉姆。) 

  這是典型的布倫德裡特作風,他對你發出邀請時就像對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廳的部改變主意聽他的。 

  下午,我們用剩下的時間討論了一些設想。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派來參加會議的人都保持著緘默。我想,作為秘密特工人員,在這麼多外人面前保持著分寸是出於一種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學家,都—一就自己的實驗室所從事的研究課題能否應用於情報事業作了即席發言。顯然,要對情報工作各方面的要求進行一次全面的技術考察是很費時間的,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目前最為緊迫的事是搞出一個新型的竊聽裝置,這種裝置可以使特工人員不進入室內就可以得到情報。由於蘇聯的封鎖,要進入到蘇聯人管轄的範圍內搞情報的可能性極小,除非打通共用牆或重建大使館館舍。休息時,我們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項目,提出了二十條可行性建議。布倫德裡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評估報告,隨後就散會了。 

  我正要離去的時候,一個名叫約翰·泰勒的人走上前來向我作了自我介紹。他在郵電局的技術處工作,曾在會上就郵電局的收聽設計作了詳細的發言。他對我說:「我們將在這方面通力合作。」我們相互交換了電話號碼。「下星期我會跟你聯繫的。」 

  在我們開車回到大巴達城的路上,父親和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今天下午的會。事情來得如此出乎預料,令人感到榮幸。在戰爭期間,白廳常常搞這種令人無法預料的事。自從戰爭結束後,白廳很少重規疊矩,做這種讓人辭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這次可以藉機擺脫那反潛差事,渾身頓感熱血沸騰。父親和我一樣激動,他是因為這又能繼續保持我們與秘密情報工作的聯繫。與這行當的聯繫在我家已有四十五個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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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親從大學畢業,便進了馬爾科尼公司。剛開始時,他只是一個工程師,研究如何改進監聽無線電信號的方法。他與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進了一種真空接收器,首次使遠距離監聽通訊成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爾大街上那間陳舊的馬爾科尼實驗室裡撥弄這種接收器,他突然意識到他收到了德國海軍的信號。他把這一收穫報告給了馬爾科尼公司產品部經理——安德雷·格雷,此人與海軍情報處處長裡吉·霍爾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霍爾是英國情報局的重要人物,他負責著名的海軍部四十號房間的德國密碼破譯工作。他安排我父親乘坐在一列專列的車頭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車站。他看了父親送來的那些信號材料後,堅持要馬爾科尼公司讓父親出來為海軍建造監聽系統和測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海軍情報部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德國公海艦隊的活動蹤跡,以便幫助在斯卡帕灣基地的英國艦隊進行截擊。海軍情報處知道,德國艦隊沒有任務時,就停泊在基爾運河東頭。霍爾相信,德國艦隊通過基爾運河去北海時,英國完全有可能監聽到旗艦上的艦隊司令的無線電通訊。 

  父親於是就開始了這項研究工作。他潛心設計了一種靈敏度很高的裝置,最後改進成了「非週期性」測向器。這種測向器可以準確地從雜亂無章的干擾信號中識別出所需要的信號和方位。 又過了好幾年,這種裝置才投入使用,成為反擊德國U型潛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為止,所有的測向器都是非週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這種測向裝置還沒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親就向霍爾建議說,最好的辦法是在克裡斯蒂安尼亞(現在是挪威的奧斯陸)找個地方建一個測向站。挪威當時是中立國,但這事又不能依靠英國大使館,因為怕驚動德國人。於是霍爾問父親是否願意去一趟挪威,為軍情六處秘密地指揮這樣一個測向站。幾天以後,父親便去了挪威,偽裝成一個跑農藥生意的商業旅行者。他在克裡斯蒂安尼亞僻靜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館住下來,租了一間閣樓來裝測向器,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大使館的軍情六處聯絡站為父親提供通訊器材和配件。可這真是一項冒風險的工作,他的這些無線電設備註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員,一旦被人發現,英國使館會矢口否認與他有聯繫。事情弄得好,他將過一種鐵窗生活,直到戰爭結束;弄不好,他將引起德國情報部門的注意。 

  測向站順利地進行了六個月的工作,向海軍提供了寶貴的有關德國艦隊意圖的早期警報。有一天早晨,他下樓來吃早餐,坐在他那張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對面的牆上新貼出的一張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並且懸賞通緝。 

  在測向站的工作開展之前,父親就已經和軍情六處擬定了一個出事後的出逃路線。他胡亂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間,小心地把無線電裝進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證件、護照和海軍身份證,然後在屋裡留下了一大筆現鈔,希望能買通旅店老闆,不去告發他。 

  挪威當局認定我父親會從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條路逃走,因此,他沒有從這條路走,而是從西南方向出逃。他沿著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後,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休息。過了一會兒,一名英國海軍中尉向他走來,問他是誰。父親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帶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預先等在那兒的英國驅逐艦上。 

  許多年以後,我擬將退休的那陣子,曾試圖從軍情六處的文件中尋找有關父親這次活動的詳細材料。我同當時的軍情六處的處長莫裡斯·奧德費爾德商量後,花了一天時間在他們的文件檔案登記本上查找這些文件,可我什麼也沒有找到,這些材料早就在幾年前被六處的清理人員按照慣例銷毀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爾德我祖母的家裡。父親在挪威為軍情六處工作,母親只得住在祖母家裡。一天晚上,德國齊柏林飛艇轟炸了附近的謝菲爾德,我因此而過早地來到人間。由於是戰爭時期,醫院的壓力很大,根本沒有空床位。母親只好用一些裝化學品的玻璃廣口瓶和幾個熱水瓶臨時湊合成一個簡易的早產嬰兒保育箱,使我這條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父親重新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財富,當上了研究部主任。我們家搬到弗林頓附近海邊的一幢大房子裡去住。可好景不長,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區的另一所房子裡去住了。這幢房子像一座廢棄的無線電工廠,每個角落都藏著各種損壞程度不同的無線電設備,以及裝滿線路的錫皮箱子。父親是個熱情、暴躁、易於衝動的人,與其說他是個工程技術人員,還不如說他是個藝術家。從我的記憶之年開始,他就常常帶我上花園,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濱上的開闊地,給我講解無線電的奧秘。他常常一連花上好幾個小時,給我解釋電子管和晶體管的概念,向我示範如何巧妙地撥弄無線電的調諧盤,使沒有規律的靜電干擾立即變為清晰的信號。他還教我如何自己動手做實驗。我記得,每當我向我們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頓爵士,J·J·托馬斯等,顯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術時,父親的臉上會露出驕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情六處和馬爾科尼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父親也和他們保持著聯繫。馬爾科尼公司有一個龐大的海洋船舶部門,專門負責為各種船隻配備無線電裝置和工作人員,並為軍情六處提供了完善的掩護手段,他們通過父親,把一名工作人員派到一艘船上當無線電報務員,這艘船要開往一個他們感興趣的地方。 

  霍爾上將當時是我家的常客。他一來就和父親一起溜進玻璃花房裡,一呆就是幾個鐘頭,私下地密談些有關某種新發明的事。父親還認識軍情六處的第一任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父親非常欽佩他的勇氣和技術才能。他還認識軍情五處的創建人弗農·凱爾上校。父親對他不太瞭解,甚至有些討厭他。如同要麼支持牛津大學,要麼支持劍橋大學一樣,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有優劣之處,父親毫無疑問是傾向軍情六處的。 

  二十年代,馬爾科尼公司是一個讓科學家最嚮往的地方之一。人們簡稱馬爾科尼為「吉姆」,因為它集中了世界上許多優秀人才,在投資方面卓有遠見,具有宏大的氣魄。它的最偉大的成就在於創立了第一個短波無線電定向系統,為現代通訊奠定了基礎。如同英國的其他許多成就一樣,這項發明幾經波折,是在英國政府和當時的科學界權威人士反對的情況下展開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決定研製長波無線電系統,來代替電纜系統,從而作為同帝國各處聯繫的手段。這項決定由於戰爭而被擱置一邊。可馬爾科尼相信:設計一種定向發射系統把短波無線電傳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這種系統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訊量傳送出去。儘管馬爾科尼的無線電技術在戰時有進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時,它的遠見仍被皇家委員會嘲笑成「業餘科學」。一位委員甚至把這概括為「一種短命的技藝」。 

  馬爾科尼公司對此提出了挑戰,它無償地承擔了建造橫跨世界的各個線路,敦促英國政府暫時停止長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發射短波系統通過試驗階段之後,並且一旦試驗獲得成功,政府必須將該系統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並擬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這份合同的內容,其難度是很大的。他們要求建立一條格裡姆斯比一悉尼的線路,要求在連續十二小時內每分鐘發出二百五十個字,耗電不得超過二十千瓦。他們要求線路在一年內投入使用。 

  這些技術指標讓人望而生畏。當時的無線電技術還處在初級階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樣用穩定的頻率來發射電波。這項工程如果沒有馬爾科尼技術小分隊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開展起來的。這個技術骨幹小分隊包括我父親、朗德上尉和C·S·富蘭克林。馬爾科尼在尋找和啟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發現那些自學成才而又才華超群的科學家,富蘭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廠裡搞裝飾弧光燈一類的零星活兒,每星期只有幾個先令的收入。進了馬爾科尼公司以後,僅幾年時間,他便成了在技術上獨樹一幟的骨幹。 

  格裡姆斯比一悉尼線路這一建議,使整個無線電通訊工業和其他廠家為之嘩然。父親在以後的幾年裡常常提起,正當這個項目發展到了它的頂峰階段時,他和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老闆戴維·薩爾諾夫在百老匯大街上行走時,薩爾諾夫問道:「馬爾科尼大概是瘋了?這個項目會使他破產倒閉的,永遠一蹶不振。」 

  父親回答說:「吉姆和富蘭克林認為會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讓你在百老匯大街上一路踢著我的屁股走。」 

  三個月以後,這條線路按合同在規定的時間內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分鐘發三百五十個字,連續工作了七天。我認為,這是本世紀當中偉大的技術成就之一。父親的惟一遺憾是,他沒有機會在百老匯大街上一路踢著薩爾諾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時期就是在這種無比令人興奮的氣氛中度過的。我由於先天不足,身體很弱,疾病讓我吃盡了苦頭。我患了佝僂病,不得不穿鐵護腿,直到十幾歲。但這並不完全是壞事,父親在家時,幾乎每天都到學校去接我,然後開車把我帶到他的實驗室。我便在那裡一連幾小時地觀看父親和他的助手們忙於格裡姆斯比一悉尼通訊線的工作。這事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使我終生難以忘懷,那就是:在重大問題上,專家們是往往會有失誤的。 

  三十年代給我們賴特家庭展示了一個光明的前景。我們全然沒有注意到正在世界範圍內蔓延開來的經濟危機。當時我已進了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一個規模很小但卻獨立性很強的學院。我在學院裡成績拔尖,並掙脫了從孩提時代就一直折磨著我的病魔的糾纏。一九三一年,我修滿了各門功課的學分,獲得畢業證書後,回到家裡度暑假。下個學期,我就要上大學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劍橋獲得獎學金。 

  一個星期以後,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復存在了。一天晚上,父親回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和富蘭克林都被解雇了。幾天以後,他才勉強試圖向我們解釋原因。幾年以後,我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二十年代末,馬爾科尼公司與幾家電纜公司合併,相信只有這種相互的合作,才能為無線電事業爭得必要的資金,以保證這種主要的世界性通訊手段的問世。隨著經濟不景氣的加劇,無線電的崛起使電纜工業受到愈來愈大的威脅。電纜公司在合併後的新公司裡獨攬統治大權,對無線電研究以及新系統的安裝所用的經費加以急劇的削減。馬爾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勸告與干預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變初衷。我父親、富蘭克林以及其他許多技術骨幹都被解雇了。後來的十年裡,長途無線電通訊事業一直無人問津。我們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難之中。 

  僅僅幾個月時間,我父親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整天酗酒,無力資助他的兩個兒子在學校讀書了。由於我的年齡較大,而且已獲得高中畢業證書,當然要讓我輟學。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靈上蒙受了巨大的創傷,病魔的陰影又重新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時甚至使我完全啞然無語。一個短短的暑假,我便從一個前程遠大的學生變成了一個前景渺茫的青年。 

  讓我輟學的決定以及它對我的健康造成的後果,使我父親感到萬分內疚,他更加厲害地酗酒。母親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規勸和安慰他,可總是事與願違,以致漸漸感到束手無策,孤立無援。我們家僅有的一些來客,就是那些被請來制止父親在痛飲蘇格蘭威士忌之後失態的護士。 

  好幾年以後,我開始為軍情五處調查一批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英國人,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於共產主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沒有他們所擁有的各種特權和受教育的機會,我的家被資本主義變幻莫測的局勢拖得支離破碎,我親身經歷了經濟的蕭條與不景氣所帶來的後果。然而,因為他們當了間諜,我成了獵人,而他們卻成了獵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回答很簡單。一九三二年,我十五歲,沒有什麼資歷,需要工作。我沒有時間過問政治哲學。我在《泰晤士報》的人事廣告欄目裡登了一則待聘啟事。第一個給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瑪格麗特·利的女人。她在蘇格蘭韋斯特羅斯附近的普諾克頓經營了一個被稱為「阿奇納達羅奇」的農場。我成了她農場的工人,沒有工資,只提供食宿。蘇格蘭有起伏連綿的山巒,開闊無際的天空,大自然使我從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脫,把過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這溫暖而又協調的生活之中,我尋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愛好——務農。 

  瑪格麗特·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想把她的農場辦成一個訓練基地,專門培養從倫敦貧民窟來的孩子們,以便讓他們將來能當上各農場的管理人員。可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這個想法是無法實現的。她決定放棄這一念頭,打算寫一部反映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生活的書。白天她寫書,我照管農場;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畢,她便讓我坐下來為她大聲朗讀她在白天寫的東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漸漸痊癒。這本書最後終於出版了,書的名字叫《高原家織》,獲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的土地稅,我們因付不起這筆土地稅,被地主趕出了農場。我們只得搬到康沃爾郡的一個農場去,那裡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為一名專門研究食品生產工藝的農業科學家,但是由於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斷,無法獲得資格申請獎學金。三十年代還不時興贈款。後來瑪格麗特給了一點幫助,我靠著自己在販賣豬崽生意上的小聰明,以及家裡和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的院長有點關係,好容易才湊到了足夠的錢去農業經濟學院學習。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後,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羅易絲結了婚。這時關於戰爭的傳聞到處沸沸揚揚,我們和其他大多數年青人一樣,懷著一種好景不長的預感,似乎免不了要過那種流離失所的動盪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時間裡,父親開始彌補過去六年中由於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損失。在母親的鼓動下,他又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工作,不過只當了一名顧問。我想,大概是戰爭迫在眉睫的預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為國效力,便迫不及待地與在海軍科學局的弗雷德裡克·布倫德裡特爵士取得了聯繫。布倫德裡特坦率地告訴他,由於他的貪杯,名聲很壞,要找一個層次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倫德裡特讓他先作為一個普通的技術人員試用一段時間。父親答應了。我十分欽佩父親的獻身精神,他放棄了在馬爾科尼公司當顧問的收入的一半,心計情願地在實驗台前與那些比他小二十歲的青年科學家一起工作。他從不在乎自己曾經是馬爾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想他是急於贖回過去失去的一切,堅信戰爭要爆發,人人都有責任為國盡職盡力。 

  父親由於在觀察太空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從而使得他的事業又發達起來。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負責「Y 」監聽的技術發展工作。「Y 」監聽就是對德國通訊進行戰術上的監聽。後來他被任命為英國海軍部信號隊的首席科學家,又回到了「偉大的遊戲」當中,尋找回了他青年時代的黃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為盟軍的諾曼底登陸戰役編製信號計劃。這是一項規模宏大而又繁瑣的任務。每天工作之餘,他總要撥弄無線電,聆聽摩爾斯電碼的喀喀聲,作運轉情況記錄,進行分析,以供次日參考。他躬著身子,頭上戴著耳機,一心要弄清這個電子世界中的奧秘。我常常想,這時才是他的極樂時刻。 

  戰爭爆發後,我所在的農業經濟學院停課了。我的指導老師斯科特·沃森成了農業部的首席科學家。他帶著大部分的教職員接下了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為國家準備食品供給。這時,我是我們家惟一的一個未能為戰爭中的國家貢獻力量的人。我弟弟進了電子研究實驗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監聽員(她後來在信號情報處和瓊斯一起工作,以後與電子研究實驗室主任羅伯特·薩頓結了婚)。我給布倫德裡特寫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國海軍部為我找份差事。萬萬沒有想到,他會來電報邀我去他的辦公室談談。 

  布倫德裡特早在好幾年前就認識我。他是個非常出色的農場主,曾經成功地培育出了弗裡西亞良種牛。他對我在阿奇納達羅奇農場的那段經歷很感興趣。他問我能在海軍部幹些什麼。我向他解釋說,我連續幾年觀察過我父親干的工作,在電子技術知識方面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一點可以與大學裡的本科生相比。僅僅只用了十分鐘,他就答應我在下個星期到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工作。 

  我在海軍部研究實驗室所屬的小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負責。他有出色的組織才能。不知什麼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個細高個子,一頭髦曲蓬亂的黑髮,一刻不停地抽煙斗。他幹起活來,就像瘋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組織了一批精明強幹的青年科學家在他的周圍,包括梅西、岡恩、威格爾斯沃思、貝茨和克裡克。由於我的資歷很淺,在這個實驗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種不安全感,於是我拚命學習。每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我們漢普頓威克城的公寓裡的廚房桌邊,通宵達旦地學習高等物理學,德國飛機的炸彈就在公寓周圍轟鳴。巴特沃思常常鼓勵我。他的弱點也正是他的最大潛力所在:他總是默默無聞地工作,讓別人去誇誇其談。戰爭結束時,他的才華和他無聲無息從事的一切所得到的報酬,僅是一枚毫無價值的帝國勳章。 

  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對贏得這場戰爭所作的貢獻被人們全然忽視了。戰爭剛爆發時,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脅,成了英國最傷腦筋的問題之一。海軍實驗室已著手研製一種消磁系統來消去我們的船艦的磁場,以免戰鬥力遭到破壞。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沒有一種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統,我們的作戰能力是很成問題的。 

  例如,德國人在敦刻爾克海邊的淺水域裡布下了成千上萬顆磁性水雷。希特勒堅信,這些水雷可使英國軍隊的大撤退無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國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極向下的磁場才會爆炸,他建議我們的船艦的磁場改為磁南極向下,這樣,我們的船艦遇到水雷時就可以自動排開它。於是英國海軍部又著手搞了一項龐大的磁場轉換工程,所有要去敦刻爾克的船艦,都要進行這種磁場轉換。結果表明,沒有任何一艘船隻遭到水雷的破壞。 

  在戰爭的動亂中,除了讓青年人充分開動腦筋,別無選擇。敦顛爾克大撤退以後,我和另外一個在海軍部研究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雷·戈斯基奉命為「威爾士親王號」戰艦消磁。這艘戰艦停泊在羅塞斯的干船塢裡,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務是送溫斯頓·丘吉爾去出席大西洋會議,與羅斯福會晤。它是由貝爾法斯特的一個造船廠建造的。其磁場是在船身周圍,而不是從船頭到船尾。原來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狀況出海,是極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個臨時的簡易系統來消除橫跨艦體中心線的磁場。用一個巨大的線圈,把艦體繞起來,然後把它接在潛艇的電瓶上充電,這樣就可以產生一種磁場以抵消船上原來的磁場。這項工作花了好幾天時間,動用了艦上的所有人員。我們在羅塞斯干船塢裡看見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們的指令一致行動,儘管我們倆只是二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 

  戰爭期間的科學往往就是這樣因地制宜、因陋就簡,你認為怎麼幹最好,你就怎麼幹。戰爭的緊迫感不允許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準備工作,要是那樣的話,也許起步就遲了。戰爭鑄造了我以後處理技術情報的能力,教會我懂得了「因陋就簡」的價值,同時讓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員聽從那些講究實際和創造性科學的年青人的指揮,工作效率將會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戰爭結束時,這種態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樣的委員會,伸出他們死神般的手,把這種生機扼殺並拋出了英國。 

  一九四二年,我開始研製最早的反袖珍潛艇的探測系統。這種系統在北非的火炬登陸戰和以後的西北歐登陸戰中,成功地保護了港灣。這導致了我參與炸沉德國第一流戰艦「蒂皮茲號」的行動計劃。這艘戰艦停泊在阿爾登福約德灣,隨時隨地都對英國的船艦造成威脅。我們擬定了一個用袖珍潛艇來搞掉它的方案。德國人用潛艇探測器來保護阿爾登福約德灣。這種探測器是由鋪在海底的幾組線圈組成的,能測出過往船隻的磁通量,其原理與我在海軍研究實驗室研製的那些系統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讓我設法為我們X 型袖珍潛艇消磁,使它們能神出鬼沒地開進阿爾登福約德灣,不被德國人發現。 

  潛艇消磁技術遠比普通船隻消磁技術要複雜得多。最後,我發現如果在潛艇上安放一塊電磁鐵,並通上一定量的電流,便可以作為一種補償系統,來抵消袖珍潛艇進人該區所造成的磁場變化。同時,我計算出,如果X 型潛艇在有磁暴的情況下開進阿爾登福約德灣,被敵人發現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十至一百倍。我為此走訪了埃斯克代裡米爾的磁異常觀測站,瞭解到他們很有可能預測到具有足夠規模的磁暴,於是我向海軍部呈交了我的調查結果。 

  一九四四年,經過消磁的英國X 型潛艇在磁暴的掩護下開進了阿爾登福約德灣,官兵們非常勇敢,設法在「蒂皮茲號」上安放了炸藥,使該艦遭到摧毀,完全喪失了戰鬥力。那天的戰績使他們獲得了三枚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但是,如果沒有海軍研究實驗室在技術上援助,光有勇敢是無濟於事的。 

  戰爭結束時,我再也無法改行了,雖然我最熱愛的事業是務農,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夠重溫那種大自然之夢了。我只得去參加戰後的科學文官考試,主考官叫斯諾。這次考試是專門為了從擴征的幾百人當中挑選最優秀的科學家而舉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個人並列第一名(滿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熱烈地祝賀。過去那些守在廚房裡的小桌子邊攻讀的日日夜夜總算沒負我這片苦心,雖然主要的功勞應歸於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親又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並擔任了總工程師。同年,我也開始了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新生活,擔任了主任科學官。在以後的四年當中,父親和我一直在同一行當裡並肩工作。我們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試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裡克·布倫德裡特爵士的一個電話,把我帶進了軍情五處這個新天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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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倫德裡特的辦公室與約翰·泰勒第一次見面後的幾天,接到了他的電話,邀我去倫敦。他建議去聖詹姆斯公園,我們在白金漢宮前面的橋上見了面。我們來回漫步於鶴鵜鶘和鴨群之間,不時停下來顧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這種奇特的工作方法來處理國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著小鬍子,陰鬱的臉上流露著機警敏銳的表情。在北非戰役中,他是蒙哥馬利手下的一名通訊官,儘管他現在是郵局的技術員,可他仍舊保持著他那粗曠的軍人舉止。他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搞技術研究,實驗室就設在多利斯山郵局特別調查組裡面。他非常肯定地說我知道他是負責官員。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讓我有事不要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暫的拜會。一般情況下,就通過他這個中間人來辦事。泰勒勸我不要談有關的「辦公室」的事,只是說我將被授予「特聘科學顧問」的頭銜,但不支付報酬。好幾年來,我們每個月都要在聖詹姆斯碰一次頭,討論我提交給布倫德裡特委員會秘書萊特的有關技術問題的書面報告(萊特後來當了國防部副部長)。 

  泰勒和我在技術任務上分了工,郵局方面負責研究紅外線探測系統,我則開始動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有利條件來研製一種新型話筒,並觀察這種話筒對來自室內傢俱的聲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從事的反潛工作使我對共振原理非常熟悉。當聲波碰到一個硬介面時,如玻璃窗或檔案櫃時,就會產生大量的諧波。關鍵在於要在空間找到失真度為最小的一點,從而收到清晰的說話聲。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來的電話,他的聲音裡帶著焦慮。 

  「我們遇到麻煩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今天下午我們碰一次頭好嗎?」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對面公園的長椅上和他見了面。他向我描述說,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空軍武官有一次在辦公室裡用接收器收聽俄國軍用飛機的通訊時,突然,從接收器上聽到自己響亮而清晰的聲音。他意識到,他的談話內容被人竊聽了。他立即把這件事作了報告。泰勒和我討論了半天,推測他們有可能用什麼樣的話筒,還安排了一個名叫唐·貝利的工程師去調查這件事。唐·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簡單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訴他怎樣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竊聽器。我開始第一次意識到,英國情報部門在技術專業知識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連個相應的儀器設備都沒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儀器借給他用。他對我們的使館進行了徹底的檢查,但什麼也沒有找到。顯然俄國人已聽到了風聲,把竊聽器關閉了。 

  貝利回來以後,我詳細地問了他一些情況,弄清了他們用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線電話筒。這種竊聽裝置一旦開始工作,強無線電信號便以清晰的載波形式出現。我猜測,俄國人和我們一樣,也在實驗一種共振裝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測被證明完全是對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緊急會晤。 

  他告訴我,美國國務院的清查人員按慣例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辦公室進行清查,為美國國務卿的來訪作準備。他們用了一種標準的可調信號發生器,發出一種「顫噪效應」,類似於一個無線電電台在一間開著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房間裡工作時產生的信號。這種顫噪裝置探測出了一個裝在大使寫字檯背後牆上的美國國徽裡的微型竊聽裝置。 

  顫噪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美國認為該竊聽裝置的工作頻率也應該同樣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試驗表明,使用這個頻率工作時,信號不穩定,靈敏度也不高。美國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感到無能為力,非常絕望,只得求助於英國來解開這玩藝兒的謎。 

  布倫德裡特為我在大巴達城的曠野安排了一個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實驗室。泰勒和另外兩個美國人慎重地把那玩藝兒送到我的實驗室來了。它外面包著棉花,放在一隻看上去像是裝棋子的木盒裡。那東西約有八英吋長,頂端有天線,裡面有凹槽,內藏一個蘑菇狀的金屬裝置,裝置的頂部有個平蓋,用來調節音量大小。它後面有一片薄膜,專門用於收音的,上面已經被人戳了個洞。那兩個美國人感到有些侷促不安,慌忙對我作了解釋,說他們的一個科學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壞了。 

  在目前這種關鍵時刻,這種事找到我真讓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潛探測系統正接近試驗的關鍵階段,我應該把全部精力用在這上面,可現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個週末,穿過馬爾科尼公司後面的荒野,到我那間已被棄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為了弄清這玩藝兒的工作原理,我折騰了兩個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藝兒的一個零件上蓋有檢驗圖章,從上面的日期來看,俄國人是在極其倉促的情況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趕在美國國務卿到達之前安裝好。顯然他們在這塊薄膜上裝有微型設施以固定薄膜,因為我每次用鑷子時,都會把薄膜弄破。經過多次試驗和失敗,我終於設法先把薄膜攤開,然後再把它固定起來。雖然很粗糙,但總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線的長度,用各種方法探索這玩藝兒的共振方法。操作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當我把它堅放在一個地方,用一種音頻信號發生器向它發出信號,其反應正像美國人所描述的那樣,信號不穩定,靈敏度很低。我花了四個週末,才弄明白那玩藝兒的工作原理與我們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們原來都以為那金屬盤要鬆開才能增加共振,但實際上,金屬盤愈貼緊蘑菇狀裝置,整個裝置的靈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屬盤進行了調整,把發射信號打到八百兆周這一擋,這玩藝兒便開始發出響亮而清晰的聲調。我欣喜若狂,立即打電話把這喜訊告訴了我父親。 

  「我把那玩藝兒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說,「噪聲差點兒沒把我的耳膜給震破。」 

  我跟泰勒約好一個時間來看這個裝置。他和卡明上校、溫特博恩以及兩位美國清查人員一起來了。父親也來了,還帶來了一個馬爾科尼公司自學成才的科學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這玩藝兒裝在房間裡遠處的一面牆上,又在隔壁房間裡裝了一台監聽器,音頻信號發生器的聲音就能被清楚地聽到,如同在現場一樣。 

  我把調諧盤調到八百兆周,向他們講解這當中的奧秘。所有這一切如此簡單,使兩個美國人驚得瞠目結舌。卡明和溫特博恩掩飾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當時正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發生後不久。這兩個出身名門的英國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變節投向了俄國人的懷抱,這引起了美國的極大不滿。因此,無論在哪方面,英國哪怕表現出一點小小的優勢,對卡明和溫特博恩來說,都將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我後來很快就知道了。肯普開始奉承討好地說,馬爾科尼公司遲早要簽訂合同來生產他們自己研製的竊聽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這種裝置?」卡明問。 

  肯普和我跟他解釋說,為了保證質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時間來生產這種東西。 

  肯普對卡明說:「馬爾科姆,我想我們可以提供場地,或許還得安排一個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產品樣品,不過事後你得設法搞到資金……」 

  「啊,我們不可能出錢的,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說,「財政部絕不會同意擴大秘密撥款。」 

  肯普揚起眉頭。顯然卡明不止一次地為經費問題爭論,他總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設備。 

  「可是,」我斗膽插了話,「如果政府真有心要為軍情五處和六處置些技術設施的話,那就得公開撥款。」 

  「你所建議的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做的,」卡明搖著頭回答說,「你也知道,我們並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著我看,彷彿他有了什麼新點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們去跟海軍部聯繫,讓他們在公開撥款中給我們一點兒援助,或許……」 

  這是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處理情報部門籌集資金問題的開端。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情報部門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改造,只得求助於軍事部門。軍事部門實際上是很不情願這樣做的,於是變得非常不耐煩。我認為,英國情報部門在戰後最初幾年裡之所以很外行,這是個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開始說服英國海軍部承擔研究這種新型話筒的經費。我緊急求見布倫德裡特的繼任者、海軍科學局局長威廉·庫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長而結實,有一頭紅髮和一雙明察秋毫的藍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個出類拔萃的組織者,主意不少。戰後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藍帶計劃」模型。這個項目後來由於物資部首席科學家本·洛克斯皮澤的良心受到了譴責而被取消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庫克本人也對核武器的研製產生懷疑,儘管這是出於實際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於道義上的原因。他認為英國生產原子彈是很輕率匆忙的。他擔憂,隨著現代火箭技術的發展,海軍會失去它應有的優勢。我猜想,他或許還意識到,面對美國和俄國日益增長的優勢,我們還熱衷於搞原子彈,似乎有點荒謬可笑。順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從事普通工作的科學家們幾乎都持有這樣的觀點。 

  我對庫克說,這種新型話筒對情報工作也許會有預料不到的價值。如果海軍部同意資助這個項目,那麼以後它將使海軍受益匪淺。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會心地笑了。會面結束時,他同意從他的人馬中抽調六人,並投資在馬爾科尼公司建造一個專門的實驗室,以便開展工作。 

  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我們搞出了樣品,代號「森林之神」。肯普和我來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的前門。休·溫特博恩在那裡迎接我們。他帶著我們到了六樓的一間陳設簡樸的辦公室,把我們介紹給一個高個頭的駝背男人。這人穿著一件細條紋西裝,笑起來時,臉上的肌肉會失去對稱。 

  「我叫羅傑·霍利斯。」他說著從書案後面站了起來,生硬地和我握手。「局長恐怕今天不能來看了,所以臨時由我這個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沒有同我們閒扯寒暄。他的辦公桌上空無一物,證明了他是一個辦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擱,立即把裝置拿出來給他看。還有一隻手提箱,裡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無線電設備,還有兩副天線,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傘。兩副天線打開來,就可以進行接收和發射。 

  我們把「森林之神」裝在軍情五處在南奧德利街的一套公寓裡,把天線裝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試驗開始了,一切正常。我們聽到了那邊公寓裡的說話聲,甚至連鑰匙在鎖孔內轉動的聲音都一清二楚。 

  在試驗進行的過程當中,霍利斯讚不絕口地說:「彼得,太棒了,這簡直是一種奇幻的魔術。」 

  卡明在背後嗤嗤地促笑著。 

  直到此時此刻,我才知道,軍情五處的官員們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把他們自己禁銅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這個「世外桃源」裡,很少體驗過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勝利喜悅。霍利斯從書案後面又站了起來,一本正經地發了一通官話。他說,這是五處多麼了不起的一天,說這正是布倫德裡特組建他的班子所夢寐以求的。他講這番話時帶著一副居高臨下的口吻,彷彿我們這些僕人為他在玫瑰園裡找到了丟失的鑽石冠冕一樣。 

  「森林之神」不負眾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國人迫不及待地定購了十二套,並厚著臉皮複製了圖紙,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個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為獲取機密情報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被廣泛使用,直到新的儀器取代了它。而就我個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製成功,奠定了我在軍情五處的科學家地位。從那以後,他們經常來找我,向我咨詢日益增多的技術問題。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漸漸也知道了他那個部門——A 處的結構情況。他管了四個科:一科為軍情五處提供物資,從話筒到撬鎖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術科,裡面有許多像休·溫特博恩那樣的人才,他們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資;三科負責同特別處的警察取得聯繫;四科是一個正在擴大的監視中心,負責跟蹤倫敦各大街上的各國外交人員和其他外國人。 

  卡明在技術問題上是個低能兒。他認為A 處應當管科學,而不是用科學來管理A 處。因此,這個處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嚴重缺少現代化設施,這本來早就應該實行的。 

  在我們討論具體的問題時,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富有成果的。但總有一天我們會涉及到一個我無法向軍情五處提出咨詢意見的領域,除非卡明和溫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溫特博恩常常問我是否對電話竊聽方面有什麼設想。我坦率地告訴他,如果我不知道他們目前採用了什麼樣的技術,這個問題就無從談起。 

  「啊,當然,我們現在談的這個領域屬於絕密,我想我們還是別談這種事為好。」卡明總會不耐煩地敲著桌子說,溫特博恩對此非常惱怒。 

  監視方面也是同樣的。五十年代,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況下,監視和跟蹤倫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國人。 

  「你有沒有什麼新招,彼得?」卡明問我,彷彿我的上衣口袋裡藏有什麼錦囊妙計似的。我建議說,至少得讓我親自看一看監視中心的操作規模。卡明說他盡力設法為我作一次安排,可後來他什麼設法也沒有。 

  儘管困難重重,軍情五處仍然發現我對他們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陣子,我每星期幾乎要花兩個整天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忙乎一天,我剛開完一個很長的會議後,卡明邀我到他的俱樂部共進午餐。我們一起穿過聖詹姆斯公園,再從帕爾市場走進「I.O.俱樂部」,卡明一路上擺弄著他那把習慣於帶在身邊的雨傘。 

  我們在一張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發現,儘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這樣的社交活動在我們之間還是頭一回。卡明身材矮小,並且沒有多少天賦,可他對軍情五處卻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約翰·巴肯的小說裡描寫的警察一樣,他可能會把英雄當成壞蛋去追捕。他當過步槍旅的軍官,符合軍情五處悠久的軍事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該處的創建人弗農·凱爾。他和軍情六處的第一任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有點沾親。我剛認識他時,他就有意識地讓我知道這個背景情況。英國安全局局長狄克·戈德史密斯·懷特也是卡明弄進來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懷特曾在一起帶著一群孩子去野外露營,懷特很不安心當一名學校的教師,卡明說服他申請加入軍情五處。懷特進了五處以後果然脫穎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斷力準確的情報官員,很快就遠遠超過了他的引薦人。懷特為了報恩,在五十年代對卡明特別照顧。 

  卡明很富有,這是他應有的。他在蘇塞克斯擁有一座大莊園。在鄉間,他是個紳士;到了城裡,便是間諜。這種行當很適合他這種內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實,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軍情五處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戰時從高等學府裡被選派進情報部門的佼佼者,與卡明的關係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當令人吃驚的,他有一張十分複雜的交際網,他在俱樂部有許多老朋友。他的關係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軍情五處需要一個講中國話的獨腳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來。A 處的處長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補這個空位子的首選人。 

  卡明要了鵜鶘蛋,並問了我一些個人生活經歷的情況。吃飯時,他漫不經心地聽著我的談話。飯後他要了兩杯白蘭地,這才把他請客吃飯的目的托了出來。 

  「我想問你,彼得,你覺得我這個處的情況怎樣,單從技術的角度來講?」 

  我對他的提問是有思想準備的,決定借此機會來講明我的心裡話。 

  「不會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科學家,並放手讓他工作。」 

  白蘭地送上來時,我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你得讓他有機會接觸辦案人員,幫助他們進行規劃和分析進展情況。」 

  卡明舉起酒杯,輕輕地晃動著杯裡的酒。 

  「是的,」他同意說,「我們也想這麼幹,可很難找到合適的人,瓊斯很想來幹,可如果我們讓他進來,他第二天就會要求獨攬大權,一手遮天地搞下去。」 

  我同意他的觀點。 

  有一段時間,我曾一度對溫特博恩暗示,如局裡有合適的位置空缺,我倒有興趣正式加入軍情五處。 

  我問卡明:「我想你已經告訴過你我有興趣來試試?」 

  「啊,就是這個問題,彼得,」他回答說,「我們同白廳有過光明正大的協議,互相不得挖牆角,儘管你是自願的,我們也不能把你從海軍那邊弄過來。」 

  卡明舉起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 

  他繼續說:「當然,如果你離開海軍部,情況就不一樣了……」 

  好一個卡明,他要我採取主動。我提出了我在海軍部的養老金問題。如果我離開海軍部,那麼我這十四年應得的養老金就要全部泡湯。我不能跟卡明一樣,可以靠私人收入來維持生活。卡明輕輕地彈了一下白蘭地酒杯的邊緣,臉上流露出驚奇的神情,彷彿我不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想,你也很清楚,這對於你來說,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會,彼得。」他說。 

  他停了一下,把話峰轉入他感興趣的一個話題上。 

  「我們不是行政機關的文職人員,你只能準備信任我們。我們這行的經費都是秘密撥款,既然這樣,我們就無法寫個書面保證。但有一點我可以擔保,如果你以後有什麼難處,我們會作出某種安排,總不能眼巴巴地看到我們的人吃虧吧,這你是知道的。」 

  午飯後,我們從高雅華麗、酒香沁人的「I.O.俱樂部」出來,走到明朗的皮卡迪利大街。 

  「如果你決定離開海軍部,記住通知我一聲,好嗎,彼得?」卡明說,「那時我會請各部門的處長多多關照的。」 

  我們握手道別,他轉身大步向萊肯菲爾德大樓走去,那把雨傘仍夾在他的胳膊下。 

  卡明讓我加入軍情五處的邀請來得太巧了。反潛項目已經差不多接近尾聲。海軍部急於想把我安排到樸茨茅斯的新工作崗位上去,我對新任務沒有興趣。與此同時,馬爾科尼公司與英國電氣公司簽訂了一項合同,合作進行「藍帶計劃」的研究。馬爾科尼公司實驗室副主任埃裡克·伊斯特伍德叫我去搞「藍帶計劃」的導向系統。不到一個月,我辭去了在海軍部的工作,進了馬爾科尼公司,當了公司的高級主任工程師。 

  我發現自己在搞導彈研究中顯得力不從心,部分原因是我渴望早日加入軍情五處。但是認為導彈系統搞不成的人不止我一個,建造導彈系統簡直是一件愚蠢之至的事,是英國自欺欺人的一個寫照。不管怎樣,這種科學最終只有消極的意義。那麼,為什麼要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耗在研製一種你希望並祈禱永遠不用的武器上呢? 

  我打電話給卡明,告訴他我已經離開了海軍部,等待他走下一步棋了。半年以後,我又被邀請去吃飯,他很好客,但不像上次那樣慷慨了。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 

  「我同委員會討論過你的建議了,我們很歡迎你。但是如果你以科學家的身份進來,我們就會遇到來自白廳的麻煩,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會使事情複雜化,所以,我們建議你作為一個普通的官員進來,並設法發揮你的長處。」 

  我明確地表示出對卡明的建議不滿。就我所瞭解的而言,因為這一差別他將以普通官員的工資支付給我,而不以我目前高級科學家的薪金支付給我,這樣一來,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英鎊。還有一個原則問題,那是我和父親討論加入軍情五處時,他提出來的。 

  他對我說:「除非他們任命你為科學家,否則就別去。如果你讓步,那麼你以後就休想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工作了,沒等你醒悟到怎麼回事,你就已經成了一個普通的辦案人員。」 

  卡明對我的拒絕感到驚訝,但他並沒有再試圖說服我。他很快就起身告辭了,聲稱萊肯菲爾德大樓有個要緊的約會。 

  一個月以後,我在大巴達城的實驗室裡接到通知,讓我到肯普辦公室去。卡明和溫特博恩都坐在那裡了。溫特博恩滿面堆笑。 

  「啊,彼得,」肯普說,「看來我終於留不住你了,馬爾科姆要你去軍情五處當首席科學家。」 

  溫特博恩後來告訴我,卡明去過肯普那裡,問他要得到我,要付我多少錢。肯普深知卡明為了替政府節省幾個英鎊, 會走到何等極端的地步。 於是他回答說:「一份公平的工資。如果我去,我也會提出這個要求的。」 

  卡明對我說:「當然,還要經委員會批准,但那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 

  我和在座的每個人—一握手,又回到我的實驗室,準備迎接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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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天以後,我來到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參加選拔委員會的面試。四室那結滿霜凍的玻璃隔間打開了,裡面有一雙眼睛在仔細地打量著我。儘管我的面孔並不陌生,但因為我還沒有出入證,只得耐心地等待著警衛人員往卡明的辦公室打電話,以便派人來領我進去。 

  「先生,是來看局長的?」來人問我。他按了一下電梯的按鈕,鐵門隨著一聲沉悶的聲音打開了。這是個老式電梯,是用一個裝在銅盒裡的操縱桿來開動的。電梯噹啷噹啷,呼哧呼哧地開始上行。我數著經過的樓層,一直到了六樓。軍情五處的高級領導人的辦公室就在這裡。 

  我們走了幾步,下到一個走廊,然後進了一間長方形的大房間。這是局長的秘書室,看上去它與白廳的其它辦公室沒有什麼兩樣,那些秘書們個個養尊處優,穿戴整潔,整天在打字機的啪喀聲裡迎送時光,唯有那放在窗戶對面的組合保險箱向人們揭示出了這個地方的性質。房間的牆那頭,有一扇門,通往局長辦公室。外面這間房子的縱深度是特意設計的,以防任何閒人擅自闖入。這個縱深度使局長有充足的時間在任何人闖入之前鎖上自動鎖。此時,局長室門上的綠燈亮了,一個秘書陪我穿過外間,帶我進了局長辦公室。 

  局長的辦公室裡明亮宜人,充滿了新鮮空氣。室內陳設著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傢俱和皮背椅子,使人以為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樓裡,而不是在白廳。牆的一邊掛著三位前任局長的肖像,他們的眼睛裡充滿了嚴厲和冷峻的神情。另一邊,在一張乾淨的會議桌得,坐著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我只認識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 

  局長狄克·戈德史密斯·懷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辦公室,曾在那裡見到過他。但這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也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就讀過,是學院一英里賽跑紀錄的保持者。當然那是在我進這個學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臉上泛著健康的紅光,並有一雙厲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維·尼文般的風度氣質,同樣的英國舉止,輕鬆感和整潔筆挺的穿著,與委員會的其他人一比,更顯得光彩照人。 

  我們坐定以後,他開始一本正經地說話了。 

  「我聽說你希望跟我們干,賴特先生。你或許能說說你的理由。」他說。 

  我告訴他們我已經為安全局做了許多事,並重申,如果不讓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無法再為安全局幹事了。這些觀點我以前也對卡明重申過。 

  「我想代表全體委員會的成員說幾句,」他回答說,「如果我們這裡不能為一位科學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麼我們是不打算請一個科學家進來的。這一點你應該充分明白。」 

  卡明點頭同意。 

  「但是,」懷特繼續說,『有一點應該讓你清楚,安全局與你所熟悉的白廳的其他部門不一樣。如果你進來了,你就沒有任何機會得到提拔晉陞。」 

  他解釋說,進安全部門的人,年齡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門的文職人員大一些,必須具有在軍情五處各個部門裡訓練過的各種素質,由於名額的限制,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能升到高級官員的位子(即後來稱為局長助理的位子)。至於要想成為六人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那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既然我已經是作為高級官員的身份進來擔任專門的工作,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委員會的成員。我坦率地對委員會說,我天生就是一個孤獨的耕耘者,而不是一個主宰者,我對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們簡單地談了一下如何與白廳攜手合作,這在技術領域方面是極為重要的。二十分鐘以後,大家都感到無話可談了,於是秋克·懷特便作了總結。 

  「賴特先生,我的意見是我還不能肯定我們安全局是否需要你這樣的動物來工作。」他停了一下說,「但是如果你準備試一下的話,我們也願意。」 

  這種拘束的氣氛緩和了。委員會的成員們陸續從桌子後面站了起來,我和他們談了幾分鐘。當我正準備告辭退場時,狄克·懷特向我點頭,示意我到屋子盡頭他那張書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溫特博恩在A 處二科干。馬爾科姆負責安排任務,我已經告訴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處的工作,就是蘇聯問題。」 

  他的手指輕輕地彈著案頭的日記本,眼睛注視著窗外肯辛頓那邊俄國大使館的方向。 

  「我們耗盡了心血也沒有戰勝他們。」懷特啪的一聲合上日記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運,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後,我又回到六樓。按例行手續,人事處處長約翰·馬裡奧特得跟我當面談談。戰爭期間,馬裡奧特是雙重間諜委員會的秘書,這個機構使軍情五處在戰時大獲全勝,它在納粹情報部門內部發展了十幾個雙重間諜。戰後他在安全情報局中東部工作,以後才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是一個很受信任的官員。 

  「我們只是隨便談談,瞭解一下你個人的背景情況。」他說,同時用一種與眾不同的共濟會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這時我想起父親也是共濟會的成員,難怪我第一次跟父親談起要正式去軍情五處工作時,他繞著彎子勸我加入共濟會。 

  「必須確認你不是一個共產黨人,這你應該明白。」他那說話的口氣彷彿認為這種事是為軍情五處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進行最後攤牌的前幾個星期裡,我就聽說有一個局長秘書室的退休警察到馬爾科尼公司對我的一切進行了例行的調查。人事處處長跟我面談後,我沒有受過任何其他審查。雖然當時正是軍情五處為整個白廳範圍內建立一套嚴格的審查制度之時,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軍情五處內部才逐步實行系統的審查。 

  馬裡奧特的寫字檯上什麼也沒有。我猜想這次談話被錄了音,存入了我的檔案。馬裡奧特雖然對這次面談進行得非常慎重認真,可是只問了幾個問題。 

  「你年青時是個狂熱的左翼分子吧?」 

  「也許有一點吧。我在三十年代當過工人教育協會的教員。」 

  「是個道地的共產黨人,對吧?」 

  「在康沃爾不是這樣。」我回答說。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過工黨的票,對嗎?」 

  「我想軍隊裡的大多數人都投了工黨的票。」 

  「那麼,你現在是個中間派了?」 

  我告訴他我憎恨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似乎對我的長篇大論感到滿意。接著話題又轉到我的個人生活上。他在這個問題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後問道: 

  「你過去喝醉過酒嗎,不管什麼原因?」 

  「我這一輩子還不曾有過這樣的失態。」 

  他打量著我。 

  「有人找過你做秘密工作嗎?」 

  「只有你,沒別的人。」 

  他差點笑出來。但很顯然,這句話他已聽了無數遍了。他打開寫字檯的抽屜,拿出一張表格讓我填寫,包括直系親屬的情況。就這樣,我的審查算是通過了,難怪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等那麼容易就混過了審查這一關。 

  在我正式進入A 處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青官員在一起接受了為期兩天的訓練。訓練課題由一個名叫約翰·卡克尼的人負責。卡克尼是一個嚴厲的沉默寡言的官員,我和他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他有時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厭惡對剛來的新手進行素質訓練這種工作。他與軍情五處的其他官員完全不一樣,他不甘於這種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歡闖蕩,我行我素,認為五處以外才有開闊的天地。所以,後來他離開了五處,去做生意,並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維多利亞投資公司幹了一陣,後來又去王室地產公司工作,擔任過倫敦港口總裁。現在約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飛機公司的總裁。 

  卡克尼訓練我們時,按照慣例給我們講了軍情五處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諱地說:「安全局(軍情五處)沒有什麼法律地位,在白廳範圍內不可能有一個正常的地位,因為它的工作常常違反一些清規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許多可能發生矛盾的情況,譬如,未經授權私闖民宅,或者侵犯個人隱私。 他清楚地告訴我們, 軍情五處是在第十一誡的基礎上展開活動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軍情五處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人的。他還告訴我們如何同警察取得聯繫,一旦出事,警察隨時隨地都可以來幫助軍情五處的,特別是你遇到了適當的人時,事情就會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別處的警察的關係一直很緊張。 

  他說:「他們很希望幹我們這行,我們卻不希望於他們那行。」 

  卡克尼把現行的軍情五處的內部通訊錄給了我們,並給我們講解了五處內部的組織結構情況。安全局有六個處:A處管物資;B處管人事;C 處管安全保衛和審查整個政府機構的人員;D處負責反間諜;E處負責殖民地的情報工作,以及馬來亞和肯尼亞的反叛亂行動;F 處是國內監視中心,主要監視英國共產黨,特別是它與工會運動的聯繫。 

  卡克尼順帶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情況,白廳的大多數人更習慣稱它為軍情六處。他給了我們軍情六處的標準通訊錄,並告訴我們,我們與軍情六處保持聯繫的部門很少,只有軍情六處的反情報處和負責共產黨事務的一個規模很小的研究室。這些機構在我加入軍情五處後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講到這些事就變得小心謹慎。直到後來,我同軍情六處的技術人員建立了聯繫時,我才發現這兩個局的矛盾很深。 

  訓練結束了,我們去拍了照,領到了軍情五處的出入證。卡克尼把我們介紹給一個來自C 處的特別處退休警察,讓他教我們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訴我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得把文件帶出辦公室,辦公桌的抽屜裡不能放任何文件,離開辦公室哪怕十分鐘時間,都得鎖門。他還告訴我使用的那個組合保險櫃的鎖碼,還說局長的保險櫃裡存有該鎖碼的複製件,這樣上級領導無論白天還是夜裡,都能從一個官員的保險櫃裡取到任何文件。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實際,我禁不住把這與薄弱的人事變動審查環節進行了一番比較。 

  一個星期過去了,卡克尼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裡。這間房間裡除了一張放著錄音機的桌子外,什麼也沒有。他從櫥裡拿出好幾盤大錄音帶。 

  「給你,」他說,「這玩藝兒會把一切告訴你的。」 

  錄音帶的題目都標在卷軸上:《英國安全局簡史》,蓋伊·利德爾供稿。他是該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間的副局長。在軍情五處的史冊中,利德爾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頭面人物。他於一九二七年從特別處調進軍情五處。他在特別處時,獨立地負責搞針對蘇聯的反間諜計劃。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滿腔熱情主持著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為理想的局長候選人。但是,艾德禮首相任命了一個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當了局長。這一人事變動無疑是給軍情五處當頭一棒。艾德禮懷疑軍情五處是一九二九年齊諾維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謀。利德爾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滿,在西利托手下盡職。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這起醜聞的牽連。他一直與伯吉斯保持著友好關係,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樓空,他還有什麼奔頭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員會去任職。 

  我小心地裝好磁帶,戴上耳機,一個柔和優雅的聲音描述著英國安全工作的秘史。軍情五處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農·凱爾上校創建的。當時國防部意識到,迫在眉睫的歐洲衝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報人員。戰爭爆發不久,所有在英國活動的德國間諜幾乎全部被軍情五處一網打盡,這顯示出了它的卓越戰績。利德爾熱烈地讚揚了凱爾的豐功偉績,認為他是從零開始,憑著自己的毅力把軍情五處建成了一個聲望很高的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情五處的預算受到了嚴格的限制。軍情六處喋喋不休地到處遊說,企圖吞併它的競爭對手,可是凱爾精明強幹,保持對軍情五處的控制,並逐漸擴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響。 

  一九二七年,軍情五處成功地對全俄合作社學會進行了突然搜查,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聲望達到了頂峰。警察在軍情五處的授意下,對蘇聯貿易代表團辦事處和全俄合作社學會在摩爾蓋特街四十九號的辦公地點進行了搜查,發現了大量的間諜材料,從而使軍情五處內部一致認為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是英國的主要敵人,應該採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來對付它。這一認識被三十年代接踵而來的間諜事件進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蘇聯企圖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師打入伍爾維奇軍火庫的案件是所有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於該軍火庫,是個老共產黨員。軍情五處出色的間諜專家馬克斯韋爾·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員在蘇聯,她把蘇聯的密謀計劃全盤托給了英國。 

  一九三九年,凱爾已經年老不支了,利德爾也對軍情五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工作中的失誤作了反省。丘吉爾任首相後,決定大幅度調整白廳班子,使白廳絕對服從於他。凱爾的離職只不過是個時間的遲早問題。儘管利德爾對軍情五處失去凱爾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時又對新上任的局長戴維·皮特裡爵士表示熱烈的歡迎。皮特裡負責招募了一大批天賦很高的知識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爾的配合下,這一點雖然沒有提及),著名的雙重間諜制度產生了。踏上英國國土的德國間諜,要麼被俘,要麼就讓其回到德國最高統帥部去提供假情報。這種活動非常成功,使德國人無法準確知道盟軍大規模進攻歐洲的登陸地點。利德爾對戰時的軍情五處的工作有一個簡單的評價:「情報史上不同頭腦的最佳結合。」 

  利德爾的講述只談到戰後。老實說,他的講座很粗糙,雖然談到了各種案件和事變,可談到軍情五處如何長期不衰的成功之謎時,他就離題萬里了。他很清楚,戰後那段時間裡的軍情五處是沒有什麼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沒有提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也沒有提到這兩個人的存在意味著什麼,更沒有提到他和懷特在四十年代後期就知道的被耽誤已久的龐大的現代化規劃。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利德爾都是一個很可悲的人物。由於他有才華,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稱英國戰時情報優勢的主要締造者。可惜由於他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交往,沒能使自己平步青雲如願以償。從他在錄音磁帶裡的聲調聽出,他彷彿是在一間黑暗的屋子裡喃喃自語,為他所蒙受的厄運進行辯護而追溯歷史。 

  我還聽了狄克·懷特關於俄國情報部門的講座錄音帶。它顯然是在為剛進安全局的低級軍官所舉辦的一次講習會上錄製的,能聽到聽眾的笑聲。懷特很喜歡講幾句幽默話,他的口才帶著濃郁的牛津劍橋學究味。他的演說流暢自如,常常插入雙關語、警句和引用俄國文學作品。懷特在蘇聯事務方面極有聲望,在擔任局長之前,他就是B 處(原反間諜處)的處長。 

  他繪聲繪色地談到俄國人是如何沉醉於秘密工作,現代克格勃是如何從沙皇秘密警察演變而來的。他分析說明了克格勃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歷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徹而富有說服力。在這樣一個龐大而又常常潛伏著敵意的國家裡,俄國情報部門是黨的領導的保證。他還談到,為什麼英國情報部門和俄國情報部門在玩弄間諜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要對手。兩國的秘密工作和情報工作都具有悠久的歷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徵的穩重和耐心。他說,「我們的美國堂兄」的熱情和過於性急的活動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座的聽眾都樂了。 

  懷特的演說雖然漂亮,但他卻基本上是一個正統派人物。他信奉時下最時髦的「遏制」蘇聯的主張,認為軍情五處在壓制蘇聯在英國間諜活動的影響方面,會起一個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發共產黨人的動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學會發現的那些文件。這些文件表明,俄國情報部門有顛覆英國政府的企圖。他非常重視正在白廳實行的新的審查制度,認為這是防止俄國情報部門滲入英國政府的最有效的辦法。 

  他認為軍情五處正處在一次大的變革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他的引導下才會如此。他給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種為安全局工作感到強烈的自豪的情緒。他的這種感覺,一直保持始終,甚至在他離開軍情五處調進軍情六處之後,還依然存在。他是個實幹家,深信他苦心經營的組織會保持它們應有的風貌。這促使他盡力做一個受人愛戴的人,儘管他始終是一個保持分寸的禁慾主義者。 

  訓練快結束時,我開始參觀這幢樓,由卡克尼或溫特博恩陪著。整個環境非常擁擠,一間辦公室有四個官員。看來我算是受到了優待,在六樓單獨有間辦公室,其實這只不過是一間放零碎東西的工具室。休·溫特博恩的辦公室就在隔壁。空間問題是軍情五處與軍情六處長期不和所造成的後果。戰爭結束時,曾擬定了一個成立情報部門的聯合辦公樓的方案,讓兩個部門合用,並在霍斯費裡路選定了一塊地方作為蓋樓的地點。但是多年來,兩個部門的一個工作小組為如何具體分配辦公空間爭吵不休。由於金·菲爾比事件,軍情五處暗自抱怨說不能相信軍情六處。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決,直到軍情六處後來搬到泰晤士河對面他們自己的辦公樓——世紀大廈,事情才算了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白廳在這種空間分配上的優柔寡斷,說明了它在處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關係上沒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頭腦。七十年代以前,情況還是不見有多少好轉。到了七十年代,軍情五處才說服了財政部撥款,讓它搬到專門的、永久性的總部——柯曾大廈。在搬到柯曾大廈之前,辦公室空間的擁擠問題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間來解決。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處在五十年代最熱鬧的中心。接著莫爾伯勒街的一幢辦公大樓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間諜中心。我們如果要查閱機密文件,就得穿過索霍市場,那裡有跑江湖的、賣花的,還有腐爛的蔬菜葉。這種安排也許很適宜,但卻不切實際。 

  在五十年代,軍情五處好像被戰爭時期就沉積下來的一層厚厚的灰塵所覆蓋著,整個組織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哈維希姆小姐。戰爭期間,各界名流都傾慕她,但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名流們又唾棄她。他們紛紛跑到外面世界去尋求新的天地,棄下軍情五處,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裡回憶往昔的美好時光,而很少與白廳的其它部門發生聯繫。 

  這種氣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學校。軍情五處的局長和副局長整天被阿諛諂媚包圍著, 猶如學校的老師受到學生們的奉承一樣, 好像只有他們才能被稱為「先生」。軍情五處的這種風氣,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這裡的男男女女都醉心於情報工作這場偉大的遊戲,以致他們全然不屑於它的渺小,從而創造出了無窮無盡的令人人迷的事業來。 

  從表面上看,軍情五處的生活充滿了情趣與色彩,但卻陳舊。每逢舉辦一年一度的球類比賽時,就停止辦公。軍情五處在比賽場地附近的貴族酒館裡還有一小塊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級官員們幾乎毫無例外地要花上半個小時來做《泰晤士報》上的填字遊戲。那些擾頻電話在通常情況下是被用來傳遞西方世界的最高機密的,此時此刻卻被官員們用來把稀奇古怪的、編成暗語形式的問題從一個辦公室傳遞到另一個辦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著左角最末一行第七個字是什麼」;「我的右胸空蕩蕩的」,意思是「中間橫著的第十二個字是什麼?」考特尼·揚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遊戲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蘇聯間諜科(D 處一科)的科長。他總是說,用鉛筆來做這種遊戲實在太簡單了,應該用腦子來做。差不多有一年時間,我一直在觀察他的竅門,終於我再也經不住這種誘惑,向他發出挑戰。他立即毫不猶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結果,連續一個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裡請他喝酒,他樂得不可收拾。 

  軍情五處的中樞神經是檔案室。萊肯菲爾德大樓的整個底樓全是它的地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避免倫敦老家遭受轟炸時文件丟失或損壞,檔案室被遷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魯布斯監獄裡,可是這次遷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監獄被炸了,許多文件被大火化為灰燼。搶救出來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裡。六十年代時,我們在研究三十年代擴編時期的這段歷史時,常常要查閱一些戰前的文件檔案。這下可真勞神啦,對付那一頁頁燒焦的紙,你非得用鑷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魯布斯監獄這場災難之後,軍情五處絞盡腦汁設計了一個以保萬全的檔案室。戴維·皮特裡爵士在戰爭時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將,這是個理想的行政助手。他從商業系統聘了一個名叫哈羅德·波特的專家,讓他重新組建檔案室。選擇波特來幹這事算是選對了人。波特頭腦靈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戰亂的情況下,他也能夠有條不紊。 

  一九五五年時,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興致勃勃地帶著我到處轉。檔案室位於中央大廳,存放著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廳周圍的房間裡存放著其他的專門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複製件全是用微型膠卷翻拍的,並保存在切爾特漢姆軍情五處的倉庫裡。這些倉庫附有特別保護設施,以免再次發生沃姆伍德監獄那樣的災難。波特的辦公室在檔案室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潔而有條理。 

  「你一定要保證迅速歸還你借閱的文件,聽見了,彼得?你別跟有些傢伙學,我不願跟在後面催你。」 

  波特其實應該是一個和氣善良的小鎮圖書館館長。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後來成了不受檔案室歡迎的許多賴皮當中的一員,常常積壓一大堆文件不還。但是,我與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巴戈特是F 處富有傳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監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好幾十年了。我總認為,她很像約翰·勒卡裡筆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點神經質,但對事實和檔案有著超乎尋常的記憶力。波特和他在檔案室的接班人對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處索取一大疊文件之後,波特便會喃喃自語:「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後能收回文件。」 

  檔案室這個地方總使我感到新鮮好奇。這裡使我內心充滿了期望,一旦置身於這些紙堆裡,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裡面尋找蛛絲馬跡。波特告訴了我關於借閱和歸還文件的手續,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處理過。他設計了一種文件檔案管理系統,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順序編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邊,索引和備忘錄則放在左邊,這樣可以便於快速查找。 

  整個系統是以精確而嚴密的分類為前提的。官員要把文件歸檔時,必須經過波特手下的辦事員的同意。有些借閱文件的官員由於其要求提得籠統而被拒之門外。借閱文件時,需填寫借閱申請單。這些申請都要求被記錄下來。如果對某個人的檔案進行查詢在兩次以上,那就自然要為這個人單獨建立一份檔案。檔案室的文件分為三種基本類別。第一類是人物檔案,或稱人檔。淺黃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時,大約有二百萬份個人檔案。這個數目一直穩定地保持著,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隨著學生和工人運動的高漲,這個數目才開始有所上升。第二類是專題檔案,或稱組織檔案,譬如關於英國共產黨的檔案。專題檔案常常分為若干本,與人物檔案相互參照。第三類是目錄檔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從某項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於收入前兩種類型的檔案範圍內的材料。此外,還有一種所謂的「Y 箱」,它主要用來把特別機密的文件與一般性文件區別開來。例如,所有間諜嫌疑分子的檔案都屬於「Y 箱」,大多數叛逃者的檔案也屬於這一類。一般官員要借閱「Y 箱」中的材料,必須得到主管該材料的官員的批准,有時甚至經過局長親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關重要。」波特告訴我,同時又警告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沒有高級官員的書面批准,不得從檔案裡抽出文件。每一個官員,從他開始參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覆灌輸要把文件檔案視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發明了一套機械檢索方法:每一張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類型的檔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種檔案時,只要抽出這類檔案相應的導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個曾用過好幾個化名的俄國特工人員的檔案,你只要找出導卡就行了。導卡排在相應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桿把它們穿起來,這樣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這種方式很陳舊,雖然也能奏效,但卻充分說明了軍情五處對實現計算機檢索完全不重視,儘管這早就應該被採用。 

  檔案室的中央大廳是個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車來回不斷地把文件從檔案室的架子上運送到專門的電梯上。這些小推車都是在軌道上滑動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樓上的辦案人員手裡。F處在二樓,E處在三樓,D處在四樓和五樓,A處在六樓。檔案室僱用了許多的年輕姑娘來從事樓裡大量的文件收發工作,包括分類、核對和歸檔等。這些被稱為「檔案女神」的姑娘是凱爾當處長時,從貴族家庭或軍情五處官員的家庭裡招聘來的。凱爾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對她們最可靠的審查。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們,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裡的許多官員都同她們結為伉儷。她們在檔案室的工作時間一般都沒有超過九個月,因此這已經成了一個笑話:一個檔案女神在她進入檔案室的第九個月,便是她懷孕的時間。 

  七十年代初,檔案室的人手問題已成為軍情五處的一個大難題。當時已有三百多個姑娘,隨著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斷招聘工作人員。公開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這類條件的姑娘進來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還要對她們逐個地進行審查。至少有一次,共產黨設法讓一個姑娘混進了檔案室,但她很快就被發現了,檔案室不動聲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軍情五處最終同意搞計算機檢索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件事,而不是因為日益老化的檔案制度本身。 

  檔案室下面有許多地下室,主要用來當儲藏室和工作間。萊斯利·賈格爾是這裡的負責人,在A 處二科休·溫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寬胸闊。他跟卡明在步槍旅一起服役時,就是個陸軍少校。他總是穿著一身殯葬員的黑色工作服。 

  賈格爾是軍情五處的勤雜技術人員,我加入軍情五處,他肯定會有些顧慮,可他從來沒有流露過,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賈格爾身懷許多絕技,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鎖技術。我剛開始受訓時,曾聽過他在撬鎖工作間裡為軍情五處和六處舉辦的正規講座。這間地下室裡的每一面牆上都一排排地掛滿了鑰匙,少說也有成千上萬把,都分別編上了號碼。他告訴我,軍情五處得到或秘密複製了許多辦公室、旅館和私人住宅的鑰匙,每一把都編了號。多年來,他們就是用這種辦法進入英國各地的房舍裡的。 

  「說不定什麼時候其中一把鑰匙就會派上用場。」賈格爾向我解釋說。我被他的這一收藏傑作驚呆了。 

  「首先必須記住,要進別人的房間,撬鎖是萬不得已的最後一招。」賈格爾在他的講座中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的。「要想不刮傷漆就把鎖撬開是完全不可能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一眼就能看出來,他會知道有人進過房間了。你們應該做的是搞到一把鑰匙。這有兩種辦法:一個辦法是測量鎖的尺寸,另一個辦法是複製一把鑰匙。」 

  賈格爾對如何撬開各種各樣的鎖做了示範。波馬牌鎖是一種主要裝在珠寶保險櫃上的鎖,最難撬開。其鎖栓是穿過鎖簧活動的,根本不可能撬開。匠布牌鎖雖然是號稱無法撬開的鐵將軍,可它在賈格爾手裡卻變成了兒戲。 

  「你們以後會經常跟這種鎖打交道的。」 

  他從堆在櫃子上的耶魯牌機械鎖中揀了一把來給我們做具體的撬鎖示範。他解釋說,耶魯鎖有一系列銷栓,排在鎖眼內的不同位置上。鑰匙伸進鎖內,其齒把鎖眼內的銷栓頂上去後,才能轉動。賈格爾拿出一根鐵絲,鐵絲的一端有鉤子。他把鐵絲插進鎖眼內,然後開始平穩而有節奏地捅著。 

  「先捅第一個銷栓,」他的手腕時而緊張,時而放鬆,「直到它伸進一個回進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開了一個銷栓。」 

  他那雙大手宛如音樂會上一個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緊張地揮動著,一個接一個的銷栓被捅開了。 

  「在沒有捅開所有的銷栓之前,必須保持壓力……」他轉動手中的鐵絲,耶魯鎖立即彈開了。「這下你就可以進屋了……當然,進了房間以後,你要幹什麼,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著。」 

  我們大家被他的話逗樂了。 

  萊斯利對他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些撬鎖專門知識總是不透露一絲口風。多年來,我一直帶著他為我製作的一根鐵絲和撬鎖工具。 

  「你隨時都要帶上你的警察證件。」他第一次把鐵絲交給我時就這樣對我說。他指出,我攜帶這些盜竊工具是違法的。 

  「總不能把我們當作一般的或花園裡的竊賊吧?」我說。 

  他由衷地笑著,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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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上完撬鎖課幾天以後,我開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動。 

  「又要準備清查第三個人了,」休·溫特博恩說,「軍情六處正在審問他們的一個官員,那傢伙叫菲爾比。他們要我們提供話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去的時候,在匆忙中見過金·菲爾比。當時我正在卡明的辦公室裡,同卡明商量布倫德裡特安排的工作。菲爾比在門口探頭張望,旋即他對打擾我們表示歉意。 

  「沒關係,進來,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熱情對菲爾比說,「這裡有個人你應該認識一下。」 

  卡明向他介紹說,我是剛剛任命的特聘技術顧問。菲爾比熱情地跟我握手。他臉上佈滿了皺紋,但看上去卻仍然很年輕。 

  「啊,對了,」他說,「那是布倫德裡特的委員會。我想美國人對它很感興趣。」 

  我很快就喜歡菲爾比了。他瀟灑而有風度,並且和我有著同樣的不幸——說話結結巴巴。他剛被軍情六處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正到大樓來向他在軍情五處的朋友們道別,並想在他動身前從他們那裡得到各方面的情況。菲爾比在戰爭期間與軍情五處有著密切的聯繫,是軍情六處少數惹麻煩的官員之一。當時他來找卡明道別,似乎正是他那種勤奮作風的典型表現。後來才弄清楚,他來大樓的真正動機。菲爾比旁敲側擊地問我關於技術方面的設想。我向他解釋說,情報部門應當開始像科學家研究某個課題一樣研究俄國人,把俄國人作為用實驗手段來進行研究的對象。 

  「實驗做得愈多,你懂得的東西就愈多,即使是事與願違,也沒有關係。」我說。 

  「可經費問題你怎麼解決?」菲爾比問我。 

  我辯解說,戰爭告訴了我們科學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儀器,也能解決情報上的問題。當然,有些儀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來使用現有的材料。 

  「搞運籌學, 」 我說,我指的是大戰期間在海軍搞的第一次反潛研究項目,「那就使情況大不一樣了。我們科學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軍所有的設備。」 

  菲爾比似乎對此深抱懷疑,但他還是說等他到了華盛頓以後,在斟酌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時不會忘記我的這些設想。 

  「我回來後一定來看望你,看你搞得怎麼樣了。」他謙和地笑著說,隨即離去了。 

  兩年以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變了。過了一段時間,卡明才提及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從卡明和溫特博恩那裡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個暗示過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這兩個叛徒的「第三個人」有可能就是菲爾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軍情六處很不情願地把他解聘了,儘管他什麼也沒有承認。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軍情五處三個星期以後,人們等待已久的關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的白皮書終於發佈了。報界對此作了許多失真的報道,一時間菲爾比的名字在「艦隊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開辯論此案只不過是時間早遲而已。 

  到了十月,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得到通知,說「第三個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復會後被提出來,外交大臣不得不對菲爾比的情況發表聲明。軍情六處奉命起草一份案情報告,並再次傳訊菲爾比。他們輪流到安全局的A 處二科來,要求提供用於這次傳訊的錄音設備。 

  溫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斯隆廣場附近軍情六處的安全室,菲爾比將在這裡受審。軍情六處選的這個房間裡只有幾件傢俱:一張飾有圖案的沙發,一張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幾把椅子,靠牆放著一個古色古香的餐具櫃,櫃頂上有一部電話。 

  要盡可能地獲得高質量的錄音效果,這一點很重要。鑒於此,我們決定採用質量過硬的英國廣播公司的話筒。如果不是高級話筒,從聽筒裡傳出的講話聲就不清楚。菲爾比將坐在壁爐旁邊,我們打開那裡的一塊樓板,把話筒裝在樓板下面。我們還裝了一個放大器,以便把話筒的信號反饋給一個電話聽筒,再由郵局把電話信號反饋給萊肯菲爾德大樓。 

  譯報中心隱蔽在軍情五處職員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個沒有標記的門後面。凡是進這個門的官員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門旁有一個電鈴和一道鐵柵。休·溫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動鎖卡嚓一聲打開了。進門正對著的是一道小門,它通向一間寬大的正方形房間。郵局的工作人員正在裡面做記錄。材料一旦記錄下來,郵局就把它交給軍情五處的整理人員。軍情五處監聽郵局的電話是違法的(儘管這種情況不常有,特別是讓我和溫特博恩來幹這樣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關重大的時刻才可以這樣做)。電話監聽到的東西記錄在錄音電話機上,話筒線路上來的信號記錄在留聲唱片上。這個房間是軍情五處的「通天塔」。所有記錄下來的東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邊的那些小房間裡去整理。 

  譯報中心由伊芙琳·格萊斯特負責。她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從軍情五處建立之日起,就在這裡工作。她對弗農·凱爾抱著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現在,她仍然抱怨丘吉爾在一九四0 年解聘凱爾以後給安全局帶來的損失。在她看來,安全局自從凱爾被解聘之後,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溫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繼線到附近的一間房子裡,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坐下來等待審問開始。事實上,稱這次對菲爾比的傳訊為「審問」確實有些言過其實,它只不過是軍情六處的一次內部會談而已。菲爾比進來了,三個和他很熟的過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們客氣地同他談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話題。首先問他的共產黨人歷史,然後又談到他在軍情六處的一段經歷以及他與蓋伊·伯吉斯的關係。菲爾比結結巴巴地抗議,說他是清白的。可他那驚慌失措、語無倫次的聲音表明他是在說謊。一旦菲爾比不知所云時,審問的人就會啟發他作出一個滿意的回答。 

  「嗯,我想這,這應該解釋說明一下。」 

  菲爾比會感激地點頭同意,談話繼續進行。後來這種滑頭愈耍愈露骨了,於是溫特博恩請來了卡明。卡明板著一張怒氣沖沖的臉,走進了房間。他聽了一會兒,拍著大腿罵道:「這幫畜生在為他開脫!」卡明馬上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安全局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對軍情六處的這種包庇行為,作了一個直率而又不帶偏見的評價,可是這根本就無濟於事。幾天以後,麥克米倫在下院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領悟到自己是置身於一個是非顛倒的世界裡。在這裡,一個使人不愉快但卻極簡單的事實可以被否定。在此後的二十年當中,這種現象反覆發生。 

  對菲爾比的審問,第一次使我對軍情五處的監視中心有所瞭解。實際上,八樓僅僅是設備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設在聖保羅附近的郵局特別調查組的總部,軍情五處在那裡的二樓有一套房間,由登曼少校負責。登曼是個守舊的軍界老朽,但卻富有幽默感。他在郵政當局的批准下,專門負責截查郵件和安裝電話竊聽器。同時他還負責軍情五處的實驗室,主要為跟蹤和傳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術上的處理。實驗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國的各大郵局的分信處和國內電話局都設有特別調查組的辦公室,主要任務是安裝竊聽器和截查郵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後來,我們遷往在薩福克郡馬特爾山姆的郵局實驗中心所屬的實驗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聖保羅被打開,那就意味著這封信需要進一步檢查,於是就由信使駕駛摩托車把這封信送到薩福克郡。 

  登曼的主要辦公室裡放著一排排的擱板桌,每張桌子上的郵件都根據不同的地址分別排放著。倫敦的信件放在一邊,歐洲的信件放在另一邊,鐵幕後面的信件也有一個專門的地方。約有二十多個郵局技術人員在桌邊忙碌著打開一件件的郵件。他們都戴著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紋。每個人的桌上都有一盞光線強烈的檯燈和一隻蒸氣壺。有時候也使用傳統的竹切刀技術。這種方法雖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技術人員先拿起信封對著強烈的燈光照著,然後把竹切刀從信封的一角伸進去,隨著竹刀的轉動,信箋被捲在竹刀上,只要輕輕一拉,信箋便被竹刀帶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機打印的,有時就把信封撕開,待檢查完畢,再換上一個打好同樣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結束我的間諜生涯時,我們還不曾偷偷地打開過一封四邊都用膠帶封好的信。在這種情況下,軍情五處往往要作出這樣決定:要麼乾脆拆開檢查後就銷毀,要麼就讓它保留著被拆過的痕跡仍然寄出。信件拆開後,用腳踏式微型膠卷照相機把內容攝下來,沖印後再由負責截查信件的官員送往檔案室存檔。 

  登曼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隻鏡框,裡面裝著一隻信封,這是登曼最值得驕傲的紀念品。它是寄給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的,這位黨員的信件總是被我們截查。信被拆開後,郵局的技術人員們都覺得好笑,原來是寫給軍情五處的。裡面有一頁用打字機打的簡短的話:「致軍情五處,如果你們用蒸氣壺把這封信拆開,你們就是一幫令人噁心的雞姦犯。」登曼把這封信列為「下流郵件」處理,其意思是,他沒有責任把它送達信封上的地址。 

  實際上,登曼從事的活動是嚴格地受到上級授權的束縛的。在沒有上級授權的情況下,只有確切地知道將很快得到上級的授權時,他才能動手安裝竊聽器或截查郵件。軍情五處可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要求對信件作某種形式的檢查。我們可以記下信封上寫的一切:發信地點、收信地址、寄發日期等,只要我們不把它完全打開。登曼和郵局裡那些知道內情的人生怕他們在電話和郵件上做手腳的事被人發現。他們對國際郵件並不擔心,因為這種郵件即使被耽擱幾天,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他們在處理國內信函時,簡直是雷厲風行,以便讓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裡。 

  請求授權是由軍情五處的副局長負責。如果某個官員要竊聽電話或截查郵件,他必須寫一個簡要報告給副局長,由副局長向內政部負責軍情五處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對呈報的申請報告提出意見,看看是否會引出麻煩。內務大臣每一個月對所有的申請報告進行一次審查。與郵電部門一樣,內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竊聽電話問題上十分敏感,因此在這方面控制很嚴。 

  除了聖保羅以外,倫敦北部一幢醜陋無比的被稱為「多利斯山」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就是五十年代郵政部門的研究總部。約翰·泰勒為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所搞的一個小實驗室就設在這裡的地下室裡,門上標有「郵局特別調查組研究室」。這裡的房間光線黯淡,擁擠不堪,完全不適合開展這樣的工作。 

  我剛進軍情五處時,泰勒的實驗室正為「柏林隧道行動計劃」忙得不可開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的聯合小分隊在蘇聯的柏林防區地下挖地道,在地道裡裝上竊聽器,竊聽蘇聯軍事指揮中心的通訊。這種竊聽裝置是郵局的技術人員搞出來的一種電子竊聽器,從地道裡收集到的大量的情報使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大為震驚。這些從東方世界蜂擁而至的原始情報,使英國和美國在翻譯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軍情六處在厄爾斯大院設有一個專門的譯報中心。七年以後,他們發現喬治·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把隧道計劃捅給了俄國人,可他們仍然在抄寫打印這些材料。這個行動計劃也存在許多技術上的問題,其主要的問題是線路受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勒幾乎耗盡了心血。 

  泰勒的實驗室還忙於為一種叫「出租汽車司機」的特殊設備作技術改造。它靠向電話機發射強無線電射線來工作,主要用來在室外操縱電話機。試驗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離範圍內使用。 

  他們同時還在研製一種叫「拖把」的裝置,這個裝置的研製工作尚處在初級階段。「拖把」使電纜同時做兩種工作——傳送所收到的音頻信號和接收電源。這項工作雖然剛剛展開,但前景是十分樂觀的,它將為軍情六處的活動帶來巨大的變化。它的產生可以取代許多多餘的導線,這樣就可以使保密度進一步提高,因為那些多餘的導線會洩漏秘密的竊聽行動。在我進軍情五處後的頭幾年裡,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確定「拖把」的正確技術指標。「拖把」後來終於由軍情六處在鮑勒姆森林的工廠裡製造出來。 

  軍情六處找菲爾比會談之後不久,我便開始尋找改進和裝備第八樓的方法。竊聽處理必須遵循一套模式:負責竊聽的辦案官員先向譯報部門提交一份書面的簡報,詳述他從竊聽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類型,然後由譯報人員查找所竊聽到的談話內容。我剛進軍情五處時,竊聽到的談話內容通常是記錄在留聲唱片上,而不是記錄在磁帶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機上,選擇幾處放一下,大概瞭解一下談話內容,一旦發現有關的東西,譯報人員便用粉筆在適當的地方做上記號,根據這些粉筆記號進行工作。這種處理方法效率很低,耗費的時間也很多,但是比當時的標準磁帶記錄方法的效率要高一些。 

  大多數的譯報人員都是在凱爾當局長的時候從外國人流亡者團體裡招來的。她們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逃到英國來的。大部分人是舊時的俄羅斯貴族,她們把八樓變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國領地。白俄人堅信總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後被沒收的土地上去。對她們來說,克格勃不是什麼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直就是過去布爾什維克的「契卡」。她們大多數人都是狂熱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們的房間裡也掛著宗教偶像。她們脾氣古怪,在整個安全局裡都是出了名的。她們把自己視若藝術家或歌劇中的女主角。一個有經驗的辦案官員如果要到八樓核實某一段譯文,他必須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會招惹不快。這種緊張的氣氛是無法避免的。這些女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聆聽著俄國外交人員那些晦澀難懂的含糊談話和那迷宮般的陰謀策劃,耗盡畢生精力,在那些毫無價值的談話裡尋找一鱗半爪的情報(行話稱之為「白菜堆裡找王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極其厭煩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對這些婦女進行聽力測試。結果表明,她們當中有許多人由於年齡的原因已不適合於這種工作。我鼓勵這些聽力較差的人去搞電話監聽材料處理,而把話筒監聽和材料翻譯的工作交給年輕一些的人去做。這些人當中,幹得最出色的無疑是安妮·奧爾尤因,她後來跟著我在反間諜部門當助手。話筒監聽記錄和翻譯是很困難的,因為往往是一個話筒傳送好幾個人的談話信號。我決定設計一種裝置來緩和這種矛盾。我到奧林匹亞電子產品展覽會上買回了一台雙磁頭錄音機。第二個磁頭能使聲音達到幾毫秒的延遲,這樣一來,聲音效果更充實。其效果是模擬立體聲,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帶,也容易聽清楚。我把它安裝在八樓,伊芙琳·格萊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終生的好朋友。 

  這是我在科學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樓下面,軍情五處這個偌大的古董陳列室卻依然無人問津。 

  最急需引起重視的,但又最沒有決心搞技術現代化的是A 處四科。戰爭爆發以來,A 處四科的監視人員驟然超過應有的數目,但仍然無法對付倫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蘇聯外交人員和外交隨行人員。我的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監視人員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務,到軍情五處的一個觀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設在肯辛頓公園內俄國大使館正對著的一幢房子裡。觀察地點選在樓上的臥室裡。窗戶的兩邊分別有一名觀察員。三腳架上有一架照相機,機上裝有攝遠鏡頭,固定不變地對準下面的大街。兩個觀察員都只穿著襯衫,脖子上掛著雙筒望遠鏡,看上去顯得非常疲憊。此時快到他們交班的時候了,煙灰缸裡的煙蒂滿得快要溢了出來,桌子上散亂地擺著咖啡杯。 

  每一個從肯辛頓公園的大門出來的外交官,都被觀察員用望遠鏡盯著仔細觀察,一旦識別出來,觀察站便用五位數字的密碼通過無線電把這個人的名字向觀察總部匯報。對任何一個從肯辛頓公園出來的人,無線電都用號碼來代替他們的名字進行喊話。每個監視員和每輛汽車都專門負責跟蹤一定的號碼。一旦他負責跟蹤的號碼從無線電中傳來,他就自動跟上這個人,不必回答無線電的呼叫。被跟蹤的人並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標。 

  外交官走出了觀察站的視線範圍,並向西區走去時,無線電便斷斷續續地響起來,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監視車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觀察站進行監視觀察的工作人員,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地幹著他們的工作,這種工作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他們對人的相貌的記憶力。一個哪怕離開英國多年的克格勃官員也會立即被他們認出來。為了幫助他們識別,觀察站有三卷手冊,記有每一個來過英國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並附有照片。那些常駐大使館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材料用塑料夾作為記號,這樣查閱起來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館,必須立即將這個人的相貌特徵拍下來,送交軍情五處的研究科,進行一系列的識別工作。這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獻身精神。安全局裡的工作,沒有哪一項是無足輕重的。如果說,檔案室是軍情五處的中樞神經系統,那麼觀察員們則是軍情五處的手指尖,任何時候都要保持伸開的狀態,摸清敵人的形象輪廓。 

  載有俄國情報人員特徵的手冊,是多年來細緻收集的情報結晶。這些情報來自各種可能的渠道——簽證上的照片、叛逃者、雙重間諜。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嚴峻,目光尖銳。他們大多數是克格勃或前內務人民委員會中的鐵腕人物,間或也有文化水平較高,長著歐洲人模樣的常駐外交官或穿軍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驚的是,觀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俄國外交人員護照上的照片來進行工作。這些照片雖然都要送交五處,但早已是些破舊不堪的東西。俄國人有時故意貼上廢棄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難把握辨認是否可靠。 

  我建議觀察人員擴大他們的拍攝範圍,可以選擇系列動作進行拍攝。動作照要比一張頭部照片更容易識別。克勞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經洩漏過關於原子武器的詳細情報,並開始與我們合作。軍情五處想設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謀者、原子間諜哈里·格林格拉斯的詳細情況。他們拿出哈里的一張護照照片讓富克斯辨認,可他完全認不出。後來又拿出一組動作照片讓他看,他才認出來。 

  多年來,軍情五處知道,監視員們進出萊肯菲爾德大樓,會被俄國反監視工作隊的人跟蹤並被認出,因此這些監視員的活動基地便設在攝政王公園內一幢沒有標記的喬治亞式四層樓房裡。中心控制室的一面牆上掛著巨幅倫敦街道地圖,用來追蹤監視活動的進展情況。室中央有無線電控制台,主要用來與所有觀察站和流動監視隊保持通訊聯繫。 

  監視科科長吉姆·斯卡登的辦公室就在這幢樓裡的某一層樓上。斯卡登過去是個警察,一向衣冠整潔,喜歡抽煙斗。戰爭期間,他是軍情五處的審訊員。戰後初期,他曾是幾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審訊員。尤其是在克勞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擔任了該案件的首席審訊員。斯卡登對自己的工作能力評價甚高,人們很喜歡在他手下幹工作。他的氣質很像工會裡的工人代表。他認為觀察監視工作人員的工作很艱辛,需要保護他們不受萊肯菲爾德大樓裡那些貪婪的辦案官員的剝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不假。我進安全局時,大約有一百多個監視員,軍情五處的活動,對他們的要求都是無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並沒有正視在倫敦街道上進行監視活動的現代實際情況。很明顯,俄國人採取了大量的反監視手段,使他們的人不被跟蹤。我觀察了監視系統好幾個星期,懷疑我們的監視員用目前的技術能否有機會跟蹤任何人而不被很快發現。 

  當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進監視系統時,他一口拒絕了。軍情五處的各部門就像封建領地一樣,斯卡登認為我這樣做冒犯了他的權勢和威望。不過,他後來還是同意讓溫特博恩和我開始對現有的監視技術的效果進行測試。我們把一個監視隊分為兩個小組,把軍情五處的一個陌生官員的照片交給第一組,讓他們去跟蹤照片上的人。我們把第一組執行任務的大概範圍告訴給第二組,叫他們去找第一組,並辨認出他們跟蹤的那個人。這樣的試驗,我們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組的辨認結果正確。我們把第三次試驗拍成電影,在監視總部放給全體人員觀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懷疑,我們的監視工作在反監視活動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建議斯卡登首先應僱用一批婦女。大量的監視工作需要長時間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館或公園裡等待或監視對方會晤。一男一女行動要比單獨一個男人或兩個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對這個計劃竭力反對,他害怕男男女女攪在一起會發生姦情。這對他隊伍的風紀是有害而無益的。 

  「妻子們會不愉快的。」他嚴厲地說。 

  休·溫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說: 

  「即使他們在一起接吻擁抱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有利於掩護他們自己。」 

  斯卡登並沒有被這話逗樂。我們要求他改進的另一個方面是希望隨時隨地對監視工作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我發現監視員交班回來以後,其工作情況,任務執行情況均無人過問,有時一個通宵下來甚至一個星期下來都沒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戰時經驗已經多次證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況正確,必須隨時檢查工作情況。如果耽擱了,就回憶不起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我的孩子們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個小時以後,哪裡願意回來後花那麼多時間來回答什麼問題。到時候他們自己會寫一份書面報告的。」斯卡登咆哮著。他終於還是同意了讓每一班輪值人員提前十五分鐘回到大院。後來我們經常為此而鬧分歧。 

  流動監視車隊的問題又不同。有一天我跟著他們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瞭解工作情況。軍情五處的小車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達西車庫裡裝上了優質發動機。每隔三個月,所有的小車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認出來。每輛車有好幾塊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換。 

  在倫敦的大街小巷裡跟蹤俄國外交官員的車輛令人感到是一種幼童般的樂趣。監視車可以在單行道上來回奔馳,每個人都帶有警察證件,闖了紅燈,可以免罰。我乘坐的這輛車的駕駛員眉飛色舞地跟我講起這樣一個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爾大街上跟蹤去白金漢宮的俄國車子,那俄國人在兜圈子時突然來了個急煞車,雙方的車子都滑到一堆去了。雙方的人都從車子裡出來,板著面孔一本正經地指責對方。流動監視車跟蹤的一個訣竅是要盡可能地不走單行道。其最終成功與否,還是取決於總部的無線電控制。他們必須能夠預告俄國車輛可能活動的路線,以便後備車隊繼續追蹤。 

  流動監視車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相當簡單。每一輛車裡有三個人,由於車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裡停留的時間太長,這些流動監視車就像發了炎的大拇指一樣,非常引人注目。溫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實地調查。我們去了一個正在進行監視活動的地區,只用了半個小時,我們就把每輛車都找到了。有一輛車特別容易找,雖然最近裝上新牌照,但駕駛員竟忘了更換下那塊舊的。我建議斯卡登減少車內的載人數目,但他卻以道地的英國佬作風教訓我,說車裡必須要有三個人。 

  「一個人開車,一個人看地圖,還有一個人要操作無線電。」他的話似乎很有說服力,彷彿根本沒有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的不合理。 

  有—個環節可不是開玩笑的,這也是我最感到憂慮的環節——通訊系統,它從來就是情報組織中最薄弱的環節。監視員每天要同觀察站、流動監視車和總部通話數百次,可這些訊號很容易被發現,首先是因為它們從來沒有登記波長。俄國人只要探測到沒有登記的波長的呼號,就可以識別出監視通訊。在國外,軍情六處在這方面的情況也是很糟的。長期以來,識別英國大使館裡軍情六處的人員的最好方法就是檢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過總機的外線。後來,軍情五處引進了一個複雜的譯碼系統,專門把監視通訊電文譯成密碼。我當即指出,這樣做也是徒勞。因為監視通訊信號混在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裡,更容易被識別出來。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都不是密碼信號。可是他們似乎還不明白,俄國人的大多數情報都是從通訊本身而不是從通訊內容中搜索到的。他們對通訊進行分析後,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動將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點進行,再反覆與他們自己掌握的記錄進行核實,最後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一切情報。 

  我苦口婆心地到處遊說,呼籲集中精力,設法追查俄國人是否在系統地監視我們的監視通訊。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可行的。因為任何接收裝置都會發生輻射,這種輻射在短距離內是能夠被測出來的。我通過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這一正常途徑,提出了我的計劃。可是等了數月之後,政府通訊總部才給了我一個所謂經過「慎重考慮」的答覆:進行這種試驗,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兩年以後,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才意識到他們的這種判斷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失誤! 

  與此同時,我一直憂心忡忡。如果監視通訊系統環節如此薄弱,監視手段又像我所說的那樣落後,那麼軍情五處不得不設想一下,它多年來慘淡經營的反間諜工作實際上已前功盡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監視工作被俄國人發現了,那麼究竟是些什麼活動被發現,有多少活動被發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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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冷戰的戰壕裡,A 處二科是軍情五處的前沿陣地,溫特博恩和我則是突擊隊員。溫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戰友。他在加入軍情五處之前,曾在陸軍服過役,到過中國、日本、錫蘭和緬甸。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他曾經想當陸軍元帥,可是沒有成功。他擬定的行動計劃總是經過周密推敲的,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儘管往往很複雜,但總是貫徹執行著軍事上的精確性。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參加行動的目的不僅為了收集情報,而且為了從中獲得一點樂趣。我們的確獲得了樂趣。在五年的時間裡,我們奉國家之命所進行的竊聽和盜竊活動遍及整個倫敦,而白廳裡那些自命不凡、頭戴禮帽的官員對此卻佯裝不知。 

  溫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對默契的搭檔。我們都堅信,軍情五處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迫切需要現代化,特別是在技術領域。我著重於出主意,他則幫助我從建議中剔除那些不切實際之處,選出那些合理的意見,並策劃如何使它們付諸實施。 

  我第一次和溫特博恩搭檔時,他正為A 處二科剛剛完成的任務而沾沾自喜。這個任務的代號是「黨務行動」。這是一個典型的溫特博恩式的行動——徹底性與好運氣的完美結合。F 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專家從英國共產黨內部瞭解到,全體秘密黨員的檔案都存放在一個住在梅費爾的富有黨員的公寓裡。於是A 處二科奉命制定一個行動計劃,潛入該公寓裡去複製檔案。 

  公寓被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包括目測、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不久,軍情五處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運氣:公寓裡的主婦打電話給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說她要出去一個小時。她告訴他,她把鑰匙放在草墊下面。萊肯菲爾德大樓監聽到這只電話後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出現在公寓周圍,用塑膠印製了這把鑰匙的模型。 

  我們趁公寓的主人週末到湖濱區度假時,作了細緻的安排。溫特博恩派了一隊監視員去監視公寓的主人,以防他們決定提前回來。我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設置了許多腳踏式微型膠卷照相機,準備翻拍檔案。A 處二科的一隊工作組開進了公寓,撬開了裝有黨員檔案的文件櫃的鎖。每個櫃子的所有抽屜裝著的東西都用波拉羅依德照相機拍了照片。每份檔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並在公寓裡就進行了編號,以便用後放回原處。然後檔案被成捆地載到萊肯菲爾德大樓,按著先後順序進行複製。總計起來,那個週末共複製了五萬五千多份檔案,從而得到了價值連城的關於英國共產黨的一大堆情報。 

  「黨務行動」使軍情五處全部掌握了英國共產黨的組織情況。每份檔案裡都有一張聲明,由申請人親筆書寫,說明自己為什麼希望入黨。此外,還有完整的個人詳細情況,包括入黨時的詳細環境條件、為黨所做的工作,以及黨組織的聯繫人。「黨務行動」所搜獲的材料裡還有美國共產黨秘密黨員的檔案。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則是因為黨要他們這樣做。這些秘密黨員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黨員不是同時代的人。三十年代時的秘密黨員後來多數加入了間諜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黨員主要來自工黨、工會運動、民政機關或其他政府部門。由於艾德禮政府實行了新的審查制度,這些黨員只得轉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裡,英國共產黨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會運動的擁護,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戰爭時期與蘇聯是盟國。英國共產黨在勞資糾紛中日益活躍,使艾德禮首相的後幾年過得驚恐萬狀。四十年代末,軍情五處開始集中優勢來監視和削弱英國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活動。一九五五年進行「黨務行動」時,英國共產黨的每一級組織幾乎都受到了技術監視或密探的滲透。軍情五處把英國共產黨的核心的黨務材料搞到手,最終證明了它在戰後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入侵匈牙利後不到一年,英國共產黨的威信便開始接連下降。 

  軍情五處獲得這批黨務材料之後,英國共產黨再也無法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了。從那以後,軍情五處可以找到每個仍在進行活動的黨員,尤其是那些秘密黨員,並監視他們的活動,嚴防他們獲取機密材料。黨務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裡,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國共產黨後來開始抗議,說它已經取消了秘密黨員的制度,現在只是一個公開的政黨了。 

  我開始參加對付英國共產黨的行動是在五十年代末。溫特博恩和我在英國共產黨設在國王街的總部裡另外裝了一部電話。英國共產黨知道它的建築常常受到技術監視,因此不斷變換重要會議的會址。國王街總部有一名情報人員,他向他的F 處四科的上級報告,說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地點已遷往房子盡頭的一個小會議室。這個小會議室沒有窗子,我們還從那個情報人員那裡瞭解到,會議室裡也沒有電話機。這就使我們無法用特殊裝置來進行竊聽。到了六十年代,我們才弄明白為什麼這個會議室裡沒有電話。在國王街剛剛安裝上特殊裝置後,安東尼·布倫特就把這件事洩漏給了俄國人,這是他最早向俄國人洩密的幾起事件之一。俄國人又轉告了英國共產黨,讓他們撤掉所有機密場所的電話,可是英國共產黨並不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們只有在最高機密的事情上才採取防範。 

  溫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車子來到國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牆,設法找出竊聽那間會議室的最好辦法。臨街的那面牆的左下方有一個舊煤槽,已有多年棄置不用了。彷彿這個煤槽為我們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們向那個情報人員打聽這個煤槽通往什麼地方,他說是直通會議室的。我向溫特博恩建議,我們可製作一扇假門,要和現在煤槽上的那扇門一模一樣,把假門放在原來的那扇門上,兩個門之間安放一隻無線電話筒,通過鑰匙孔來傳送聲 

  溫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設計了一扇新門,上面裝有彈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來的舊門是深褐色的,在風雨的磨損下已經不成樣子了,新門顯然也得漆上同樣的顏色。於是我們與加斯頓的建築研究站取得了聯繫。有一天晚上,我們隨便走過那地方時,溫特博恩用改錐刮下了一點油漆。然後把它作為樣品送到建築研究站進行鑒定。鑒定之後,他們給我們弄到了一些同樣的油漆。我們用一支噴槍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門漆成經過風雨剝蝕的效果。我負責在門上安裝無線電話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導音管的一頭接在門的鑰匙孔上,另一頭接在話筒上。其餘的空間放滿了電池,這樣能使話筒連續工作六個月。國王街盡頭有一間電話間,接收機就隱藏在裡面。幸好電話間的位置正好在話筒的發射距離之內,這樣電話線就能把信號傳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 

  這次行動最冒風險的工作是把假門裝到國王街的煤槽上。這項工作將在英國共產黨大樓的視線範圍裡進行,他們對任何可疑行動都時刻保持著警惕。溫特博恩搞了一個典型的複雜的計劃。他決定在星期六深夜裡安裝,因為那時正是戲院散場的時候,整個皇家歌劇院的街頭都會擠得水洩不通。他把A 處二科和F 處四科所有能來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妻子都動員起來,讓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從四面八方擁向國王街。溫特博恩為我們做了仔細的安排,要我們分兩批到達,假裝喝得酩酊大醉。我們在人行道上會合,互相打著招呼。溫特博恩躲在人群後面,跪在地上,用手鑽在煤槽的牆上鑽了四個小孔,用來裝那扇假門上的彈簧扣。為了避免露出痕跡,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來的磚灰。不到一分鐘,我們吵吵鬧鬧的社交聲開始遠去,可溫特博恩有鋼鐵般的意志,耐心地鑽完了孔,從大衣裡拿出假門,把它裝在應裝的位置上。 

  這次行動的代號是「夾針」,按照計劃圓滿地完成了。幾個月來,軍情五處聽到了英國共產黨的每一次重要的會議。可是最後話筒還是被發現了。一位英國共產黨負責人在收聽無線電時忽然轉到我們的頻率上,顫噪聲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麼裝置存在。英國共產黨把整個大樓翻遍了,以便找到竊聽裝置。幸虧當時溫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親戚去了,溫特博恩就住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頂層的套間裡。話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門,像繳獲戰利品一樣把它拿回了辦公室。 

  溫特博恩和我幹過的最大的一次話筒竊聽行動是在蘭開斯特大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國殖民地會議都是在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廈裡舉行的。麥克米倫當了首相以後,殖民地事務變化的步伐更加明顯了。軍情五處主要負責所有的英國屬地和帝國本身的安全以及情報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獨立的談判中,軍情五處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壓力,政府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分析。用小打小鬧的方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竊聽蘭開斯特大樓。哪些房間要使用,我們無從弄清,這給我們情報的收集工作帶來了困難。溫特博恩和我建議五處在整個大樓裡安裝一個綜合話筒系統,隨時都可以根據需要來使用。殖民地事務部欣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蘭開斯特大樓關門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修整」,A 處二科的一隊人馬搬了進去。溫特博恩和我已經在事先就仔細地推敲過房間的情況,並畫了一張線路圖,標明了每個話筒的位置。我們對整個安裝過程進行了監視。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級外交談判在倫敦舉行,我們就使用這套綜合系統。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蘇聯及其同盟國,但竊聽英國共產黨總部和監視第三世界代表團最終要干擾這個主要任務。我在A 處二科時,對付俄國人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代號叫「唱詩班」。這個行動實際上在我加入軍情五處的前幾個月就開始了。那時溫特博恩搞一個行動,即竊聽在貝斯沃特路上的俄國領事館。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進行維修,準備迎接新的主人。這是一次機會,軍情五處的人假扮成裝飾工混了進去。溫特博恩安裝了一種新型裝置,這是一種探測話筒,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製出來的。 

  探測話筒是一種大型的高靈敏度話筒,主要用來進行隔牆竊聽。竊聽裝置安在牆內,離竊聽目標的牆面有十八英吋。在這個距離之間,用手鑽半英吋半英吋地鑽出一個直徑為四分之一英吋的洞,鑽到離目標牆面半英吋的地方就停下來,再用手工挖一個針鼻大小的圓孔來(我們使用的工具是六十號鑽頭)。在牆壁的另一邊,用肉眼幾乎看不出什麼來。在十八英吋的空間裡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機玻璃管子,以便使聲音能傳到話筒裡。話筒與街上的線接通,利用電話線把信號傳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再用放大器把聲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聽到。 

  在溫特博恩安裝「唱詩班」話筒六個月後,它突然沉默無聲了。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有時為俄國人當勤雜工和裝飾工。由於這個人的名字叫納特金,於是就得了個綽號叫「松鼠」。他告訴我們,說隔壁房間已經重新刷了油漆。看來那針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沒有安裝話筒之前,溫特博恩曾從納特金那裡瞭解到了這堵牆的詳細尺寸。他根據這些尺寸數據,在離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緻的簷口上的石灰薄片後面,設計了一個針孔的出口處。看來不可能有人會這麼仔細地刷油漆,以致把針孔封住。溫特博恩和我決定再把它挖出來檢查一下。 

  這次新的行動,需要進行周密的計劃。領事館隔壁的房子的維修工作已告結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繁忙的辦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門拜訪。我們瞭解到,在這些來訪者當中,有的是來檢查安全工作的俄國人。因此,我們只得在夜裡悄悄地幹。要到離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須搭架子,還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來修補損壞之處。溫特博恩搞來了一個活動梯架和快干維修材料,這是建築研究站專門為五處研製的,包成一個個小包送到辦公室,以免引起領事館的注意。領事館對周圍的一切一直保持著警惕。 

  一個星期以後,賈格爾和我乘坐出租汽車來到貝斯沃特路的盡頭。當時還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擁擠不堪,我們懷著一種輕快感向領事館走去。用賈格爾製作的有名的鑰匙開了門,進了隔壁的房間裡。我們打開一個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無線電接收機的公文箱。設在領事館對面的觀察站已接到通知,對領事館的動靜進行監視。我們打開了接收機,這樣便知道是否有人進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進去,我們就停止工作。 

  軍情五處安裝的每一個話筒都在A 處的索引室作過登記,上面寫明了技術性能詳細情況、工作史和安裝的具體地點。安裝的具體地點是最重要的。賈格爾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這空當研究了牆壁的圖紙,這是我們從A 處的索引室帶來的,並作了三角測量。我們動手開始刮石灰,工作進行得很緊張。每一片石灰都必須用手接住,不讓其落到地板上,然後用袋子把石灰片裝走。我們搞了一個小時,挖出了話筒,它是用一層粘土封在牆內的。我拆掉電線,拿出通向隔壁房間的有機玻璃管子。 

  我們使用的六十號鑽頭,上面有一個特殊的插銷,可以使鑽頭慢慢地轉動,不讓半點石灰屑或油漆片掉進隔壁的房間。我把鑽頭插進去,用手穩穩地托住鑽機身。賈格爾輕輕地轉動著手柄,只轉了兩圈,就碰到了硬塊,針孔被什麼東西堵住了。很顯然,這硬塊不是什麼油漆。我們在過路汽車車燈的亮光下,互相交換著疑惑的眼色。我們又開始轉動鑽機,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塊。突然,鑽頭能活動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個障礙物。我把鑽頭輕輕地抽了回來,賈格爾用盒子把它裝了起來,準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去檢查。我在洞裡放置了一根導聲管。從管中聽到隔壁房間裡的鍾在喀喀地走著。無疑我們已按原計劃用鑽頭鑽入了隔壁房間,而且就在簷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後。 

  我們迅速地把話筒放回牆裡,重新接上電線,然後用石灰把洞眼封好。為了等待石灰乾燥,我們只得在這裡磨上三個小時,以便在油漆剝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們坐下來抽煙,接收機斷斷續續地響著。即便是在這茫茫寂靜的午夜,東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著冷戰華爾茲舞。監視車仍在倫敦那些黑暗的街頭跟蹤著俄國外交官員,但這領事館卻沉寂無聲。 

  第二天,溫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樓收聽「唱詩班」話筒發回的聲音,音量較小,像是被什麼東西摀住了似的,但顯然還是在工作。惟一的問題是那間房間裡沒有任何人講話。我只能聽到一架打字機連續不斷的卡喀聲。我們來到地下室,用顯微鏡檢查了六十號鑽頭。它上面留有一層石灰痕跡,長達八分之三英吋。不知這個俄國維修工是誰,他幹得可真夠認真的! 

  溫特博恩瞇起眼睛往顯微鏡裡看,然後說:「這是什麼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個針孔裡塞了八分之三英吋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松鼠」納特金碰上一次機會,看到了那間房子,裡面已經全部重新裝修過了,與隔壁共用的牆上裝了一層隔音板,有個秘書正在裡面打字。俄國人和我們一樣明白,共用牆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竊聽用場的。可是,據我們所知,他們還不知道牆裡有個探測話筒。但是,看來他們大概發現了針孔,於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蘇聯人交鋒。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軍情五處在他們的一次行動中給予技術上的幫助。他們準備在渥太華俄國大使館裡安裝話筒。俄國大使館是一幢三層樓的老房子,瀕臨裡多河,最近在火災中燒。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打算在重建過程中安裝竊聽設備,需要最新設備,所以來跟軍情五處取得聯繫。 

  我到達機場時,來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二科的科長特裡·格恩西。跟他一起來的助手是個威爾士人,叫詹姆斯·貝內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長的個子,表面上鎮定自若,但內心卻極為虛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氣。他是由英國安全局和秘密情報局訓練出來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認為身穿警察制服的騎警人員根本不適合做反間諜的細緻工作,他對此深信不疑。於是,他開始吸收一些文職情報人員,單槍匹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現代化和最富有進取精神的反間諜機構之一。有許多設想實施後在英國和美國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電子計算機來跟蹤在西方的俄國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來自騎警隊的傳統勢力的壓抑和限制。這種傳統勢力認為,穿制服的騎警比文職人員要具有先天的優勢。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加拿大的情報部門,而且也存在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格恩西認為只有英國的做法才是對的,因為他們區別了刑事偵探工作和情報收集工作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技術領域。為了使二科不受騎警隊主力的控制而獨立,格恩西奮力進行了許多鬥爭。可是這種努力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事業。騎警隊的高級官員對格恩西從不寬恕,他最終還是被貶到英國去擔任騎警隊與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聯絡官。後來因健康惡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協助籌劃「蚯蚓」行動時,格恩西還在走紅。當天吃晚餐時,他向我描述了這個行動的進展情況。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築承包商已被騎警隊順利地爭取過來,並讓騎警隊人員偽裝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還從葉戈爾·古曾科那裡得到了些幫助。此人曾是俄國大使館的密碼員,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幫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機要辦公室以及機要室的精確位置。機要辦公室就在這幢建築的東北角。 

  我研究了這個計劃後,斷定「森林之神」的技術指標不能勝任這項任務。所謂「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話筒,從外面發射微波使其工作。由於話筒和安全地帶之間的距離太遠,所以其效果是無法保證的。看來我們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線裝置。這種裝置的最大優點是,如果裝得巧妙,那就會天衣無縫,幾乎無法發現。最佳辦法是把話筒隱藏在目標建築物一側的鋁格子窗裡。格恩西從那個建築商那裡搞來一個窗框的樣品。這種窗子的份量很輕,是左右推拉的,若在裡面隱藏東西倒是很理想的。當兩扇窗門鎖在一起時,框格內有一條通風道,可以使音質保持良好,金屬的窗框可以有效地減弱話筒所產生的磁場,這樣探測器就不容易找出話筒來。 

  可是,最為傷腦筋的問題是如何隱藏話筒的電線。按設計的規格,新建的大使館的牆壁厚度為兩英尺,混凝土的內壁為十四英吋厚,中間留有二英吋的空間,外牆貼面為四英吋厚。我們在軍情六處尋找了關於俄國電子探測器的詳細資料。據他們說,俄國人只對牆的內側進行探測,而從來不對牆的外側進行探測。顯然,俄國人怕被人看見他們對自己的房間進行探測,認為這很不體面。我對格恩西說,最佳方案是將電線放在那二英吋的空間裡,外面有十四英吋厚的混凝土保護,無論如何也很難被人發現。特別是軍情五處已經研製出了一種新型的細電線,它產生的電磁場是很弱的。 

  建設工程開工了,我們得設法不讓俄國安全人員發現這些電線。他們常常到工地來檢查加拿大建築承包商的工作情況。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們都埋有大捆的電線,並用柏油在表層作了掩護。每天晚上在建造主體工程時,偽裝成工人的騎警隊員就進入到工地,從大捆的電線中拉出一段來,裝進空間裡。一共要放八根電線,每根編上一個號碼,從一號到二十號,以便被人發現時糊弄俄國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國人推倒這個建築來尋找那些電線時,他們也一定會欣賞這個玩笑的。 

  最為艱巨的工作是把電線接到話筒上去。房子東北部分的窗戶已經順利地裝好了。有個騎警隊的官員在現場監督,以保證把這些窗框裝在正確的位置上。在幾個月的建築工期中,我們使出了渾身解數,才把電線放進了那二英吋的空間裡。可是要把電線和話筒接通,卻是沒法躲過耳目的。於是我們只得讓一位工程技術人員登上四樓一樣高的架子,從外面把它們接上。這項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個技術員負責。這個青年的工程師幹得很不錯,在深夜接近攝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裡,這個身材魁梧的人,帶著裝在挎包裡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頂上去幹活。他把八個話筒逐個安裝,再仔細地接通電線,牢牢地焊好每一個接頭。 

  電線接好以後,騎警隊的技術人員開始從使館隔壁的一幢保安樓下面挖出一條二十碼長的地道(這幢保安樓是騎警隊的,這條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電線捆)。然後把電線從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牽進保安樓,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將電線覆蓋起來。八根電線都接到隱藏在保安樓車庫裡的擴大器上,動力由騎警隊總部輸出線提供。進行測試時,每個話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當這個幾乎沒有漏洞的行動快要結束時,一個厄運突然降臨。有一個工人,他不知道所有從樓上窗子裡牽下來的電線是在新使館的東北角附近的外牆那塊地方集中通到我們的保安樓裡去的,他在那裡安裝燃料箱,把金屬扣打下去支撐通風管道。有一根金屬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電線捆,把所有話筒的接頭全弄壞了。 

  沒有任何辦法,只得再度進樓,可這次行動比上次更冒風險。建築工程已經接近尾聲,俄國人很快就要搬進去。如果被發現,俄國人是不會相信那些由騎警隊人員偽裝成的工人是清白無辜的。他們在一個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進入使館樓。好不容易才從金屬扣下面挖出了八根電線當中的六根,把它們重新接好。另外還有兩根電線,也只好不要了,乾脆用那根金屬扣把它們裝在牆內。儘管損失了兩個話筒,可至少在每一間目標房子裡仍有一個話筒能工作,這場意外事故就這樣算是平息了。 

  在俄國人搬回他們的使館以後,我們從話筒裡聽到了講話的聲音。格魯烏的官員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傢俱該如何擺設。四十八小時以後,俄國人突然從他們的辦公室裡撤走了。很快,我們從俄國人在大使館的材料裡發現,他們擬將在這幢建築物的另一個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機密辦公室,可能由一台單獨的發電機提供電源。 

  這些話筒不斷地把聲音傳回騎警隊總部。不久話筒把一個正在進行工作的掃瞄組的聲音傳送回來。騎警隊幾天前就對這個小組的到來有所察覺,直到他們開始在東北角工作,敲打著牆壁尋找空洞,還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天花板時,我們才得到了證實。這幫人在裝有話筒的房間裡折騰了二十天,彷彿認定了裡面裝有竊聽器一樣。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電線和話筒。根據俄國在世界各地的標準來衡量,新建的使館規模不算大,可儘管內部空間狹小,東北角除了一般的領事工作以外,幾乎沒有派上什麼用場。甚至在檢查組離開這裡以後,情況還是如此。八年過去了,那幫檢查竊聽器的人又到渥太華來了。他們直接來到那些裝有話筒的房間,花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就找到了電線和話筒。檢查組在大使館裡的四十二間房間裡,只檢查了那裝了話筒的六間屋子,他們肯定早就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找話筒! 

  正如「唱詩班」行動一樣,「蚯蚓」行動的某些事情讓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次行動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幾個月的耐心準備,全部付諸東流,我們什麼情報也沒有得到。當然,在開始籌劃這次行動時,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風險是假設俄國人會在舊使館的同一位置設機要室。我們根據分析使館樓內的供電狀況,產生了這個假設,這並不是不合理的。他們後來決定把機要室修建在另一處並把它隱蔽起來,這也是不奇怪的。英國和美國都已開始意識到,要想讓使館的機要室不被話筒竊聽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機要室設在內部最隱蔽的地方。幾乎可以肯定,俄國人對這一點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電設施。可是,俄國檢查組如此胸有成竹,看準了東北角進行檢查,彷彿在尋找一件他們知道放在什麼地方的東西似的,這一點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時間,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還是在加拿大。波蘭政府被允許在蒙特利爾設領事館。他們買了一幢舊房子,開始重新裝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飛往蒙特利爾協助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安裝一隻話筒。騎警隊對使館的波蘭情報官員的情況瞭如指掌,同時知道該官員的房間在什麼地方。可是房間內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裝,無法下手安裝有線話筒,只好裝一隻「森林之神」共振話筒。這幢房子的電線正在更換,可以用鋼管來埋電線,就像「蚯蚓」行動中的窗框一樣。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裝在鋼管附近,實際上是不可能被人發現的。可是,在安裝好「森林之神」不到兩個星期,波蘭人下令讓建築承包商把那堵裝有竊聽器的牆拆了,另外再修築一道牆。騎警隊想方設法搞回來了一個裝置,另外一個被波蘭人拿走了。後來,騎警隊從波蘭使館內部獲悉,是俄國人給了他們啟示,說可能有話筒竊聽。這回俄國人又一次先下手。 

  這種事除了在加拿大發生,在澳大利亞也發生過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動。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局長查爾斯·斯普賴爵士訪問倫敦。他所領導的這個組織專門為澳大利亞在國外收集情報。斯普賴打電話來,說他想見我。他曾一度是個外表灑脫的人,有一對大眼睛,留著小鬍子,工作的職責和追求享樂使他有點華而不實。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成立時,他就開始出任局長。在這之前,他是澳大利亞軍事情報處處長。但他有決心成立一個類似於英國安全局一樣的正規安全情報機構,他同那幫號稱「墨爾本土地之神」的官員一起,到處為此遊說。這幫官員與他有著共同的語言。斯普賴揮動他的鐵拳,掌管著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達十九年之久,成為戰後情報界的顯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業的後期,開始與他的部下們脫離疏遠,對整個組織的控制也就鬆弛了。 

  斯普賴很喜歡訪問倫敦。三十年代時,他在印度的陸軍部隊裡服役,防守開伯爾山口。因為有著同樣的背景,加之對軍人和紳士所具有的性格風度的觀點相同,他在英國情報界擁有許多講究加入各色各樣的俱樂部的朋友。他並非等閒的糊塗之輩。他一見到我,便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對我說,他剛去過加拿大,特裡·格思西建議他找我談談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打算對俄國人安裝竊聽器的事。他解釋說,自從報紙報道了彼得羅夫夫妻雙雙叛逃的事以後,俄國就同澳大利亞斷絕了外交關係,並把他們的大使館委託給瑞士管理。彼得羅夫夫妻倆原是俄國駐堪培拉大使館的機要室工作人員。前不久,俄國人試探著打算回來。在俄國人住進使館之前,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想在使館裡安裝一隻竊聽器。在研究了計劃之後,我勸斯普賴裝一個「森林之神」,並把設備示範給他看。木製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裝「森林之神」的最為理想的地方。我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亞監督安裝的細節。安裝工作順利完成。我告訴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在一年之內不要啟用它,以防萬一被發現,因為俄國人在重新住進這幢樓的最初幾個月,有可能使用探測器來探測使館建築內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動與「蚯蚓」行動一樣,在技術上是相當成功的,可是照樣沒有搞到一點情報。克格勃人員那間房間的每一個響動,翻動報紙的響聲。寫字時的筆畫聲都能聽到,可裡面的人卻從來不說一個字。「老鼠」行動也告流產了。 

  五十年代,人們對軍情五處的要求之多,簡直難以滿足。軍情五處的人力和物力顯得特別緊張。為此,有個別的官員實在無法承受那樣的工作壓力,尤其是A 處二科的人,因為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行動,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動完結了,又來了一次行動,簡直沒完沒了。我辦公桌上堆著的計劃、地圖、簡報和技術報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腳亂。任何時候都很難弄清楚哪些行動結束了,哪些行動還處在籌劃醞釀的深谷裡。即便是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收集情報也是一件令人傷透腦筋的事。但是每一個職業情報官員,在腦海裡總會留有一席空白給那些值得他回憶的往事片斷。這些片斷由於某種原因而向他們擺出了一個個未能解開的謎。 「唱詩班」 行動、「蚯蚓」行動、「老鼠」行動等,都聚集在這一席空白地裡,被眼前行動的生動局面所掩蓋。可是它們並沒有被遺忘,直到若干年以後,它們又浮現出來,並產生著新的意義。 

  情報這個行當,是非常孤獨冷寂的。當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誠與友誼。可是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你總是孤立無援的。你得獨自恪守機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節奏總是處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總是離不了同事們的幫助。但是你總在不斷地向前邁進,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或從事新的活動。每走一步,就從中獲得新的機密,而與過去的舊機密一刀兩斷,與別人接觸尤其是與外界聯繫的機會很少,因為你所從事的大多數事情是不允許讓外界人士知道的。由於這個原因,情報部門所用的人很多。這是情報這種職業的本質的一部分,幹這一行當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我事業的初期,我曾遇到過一個人,他在英國情報部門的遭遇,驟然把這種職業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這一虛偽的面紗揭去。事情還得追溯到我為布倫德裡特的委員會研製共振裝置上來。當時我花了大量的訪問進行研究,讓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如煙灰缸、裝飾物等發出反抗經過一定的加工,這些物體在接受到某種頻率的無線電微波輻射時,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製出一種完美的系統,將會產生較好的效果。這些物體本身不裝發報機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發現。一九五六年,我們已經研製成功一些產品的樣品,決定在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進行試驗。 

  當時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叫亨利·柯比,是個憲兵,他常常和俄國外交人員交往。這個計劃很簡單,由五處設計一個加過工的並可以反射聲音的裝飾禮品,讓柯比把它作為一件禮品送給俄國大使。我們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國大使可能接收什麼樣的禮品,並把它放在書案或辦公室裡顯眼的地方。馬爾科姆·卡明建議我去找軍情五處的一位反間諜專家克洛普·烏斯季諾夫,他是演員彼得嗚斯季諾夫的父親。 

  烏斯季諾夫是德國後裔,可他卻和俄國外交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俄國大使館的常客。他曾在俄國、德國和英國陸軍中擔任過職務,這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捲入了情報活動的圈子裡,他會講好幾種語言。由於他具有這麼一個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提供情報的源頭。希特勒上台後,烏斯季諾夫便開始艱辛地工作,與納粹作鬥爭。他向羅伯特·范西塔特請求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國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員,他主張反對納粹。烏斯季諾夫聲稱他與當時的德國駐倫敦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沃爾夫岡·朱·普利茨男爵有往來關係。烏斯季諾夫說普利茨是致力於反納粹的秘密活動的人。軍情五處把烏斯季諾夫招進來了,並開始從普利茨那裡獲得了有關德國重新整頓軍備的真實情況的最高情報。這些情報真是些珍寶,或許這是英國在戰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報。烏斯季諾夫和普利茨拉上關係後,兩個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爾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們知道的情報告訴給這兩個著名的人物聽。丘吉爾當時還沒有上台,普利茨簡直就成了這位文質彬彬的英國外交官員的乾兒子了。戰爭爆發後,烏斯季諾夫仍然繼續與普利茨往來,儘管普利茨那時已去荷蘭擔任空軍武官了。以後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蓋世太保要抓他,才決定叛逃。烏斯季諾夫為此冒著個人的危險去了荷蘭,把普利茨救了出來,並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車來到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公寓裡,期待著見到這位已從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裡光榮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實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間破舊的公寓裡,周圍堆著許多皮封面的古書。他現在只能靠變賣這些藏書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了。 

  烏斯季諾夫為我的到來感到興奮不已。儘管他的生活很艱辛,但是在這場偉大的情報角逐中他仍然扮演著一個竭盡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兩隻酒杯,並著手研究我從辦公室帶來的計劃。他是一個身體肥胖笨重的老人,說話時帶著濃厚的喉音和多種語言的土腔。他有一雙目光尖銳的眼睛,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俄國外交官的真實想法全都逃不過他這雙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頓挫有致的語調說,「如果禮品的價值很高,那麼他們會賣掉這種禮品,如果這樣,那危險性就大了。他們都是些布爾什維克,喜歡正統的東西,如果送一幀銀質列寧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也許對他們來說更為神聖。」 

  我解釋說,列寧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適。因為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頭顱太圓,這種光滑的表面對聲波反射的性能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宮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這種象徵著俄羅斯母親的複雜建築模型裡,很容易隱藏相應類型的凹狀刻紋。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把整個行動計劃視為一出趣味濃厚的戲劇的一個片斷。他自告奮勇要去拜訪俄國大使,這樣便能直接地瞭解到他究竟喜歡什麼。 

  我們講起過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勁就上來了。儘管他的年紀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記憶。當他提起他和普利茨為國家作出的貢獻時,淚水流滿了他的臉頰,他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他說:「彼得,我為他們做了這些事情,但他們卻把我丟在這裡。我們老兩口……身無分文。」 

  「可是,你的養老金呢?」我問。 

  「養老金?我沒有養老金。」他滿腹酸楚地說,「當你為他們幹活兒時,從來就不曾想到以後的事,不考慮晚年,僅僅是因為愛好才去幹的。可當你瀕臨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把你拋棄了。」 

  我默默無語地坐在那裡,他的話令我難以置信。這麼一個人竟然會如此淪落風塵,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討的地步。我真想問他是什麼原因使丘吉爾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記了,可我又感到這只會使他更加心碎。烏斯季諾夫舉杯飲酒,聊以平息心緒。 

  「不過幹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後說。他用顫抖的手往杯子裡倒了些酒。在一陣沉默之後,他又說話了。 

  「這是我的孩子,他是個演員。」他指著擺在壁爐台上的那張青年彼得的照片說,「你有孩子嗎?彼得。」我告訴他我有三個孩子,兩女一男。 

  「叫他不要幹這一行。」他悄悄地對我說,「我也不會讓我的兒子捲進我們這場遊戲裡。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貴人,而貴人則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陣辛酸,可頃刻又逝去了。他問了一些軍情五處的情況,問到了蓋伊·利德爾、狄克·懷特、馬爾科姆·卡明,這些人在戰爭期間都和他有著密切的關係。夕陽西下時,房間裡的光線黯淡了,我起身告辭。我們握手道別,他又自個兒沉浸到伏特加酒和舊書堆裡去了。 

  我因為喝過了頭,晚上沒有幹什麼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烏斯季諾夫的問題,他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們在幾年前就給他發養老金了。」他的聲音提得異常的高,「天哪,可憐的克洛普!我馬上去找狄克。」 

  再繼續追問下去也是徒勞。究竟是誰忘了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是追問不出來的。官僚們總是在被追究失職時,互相推倭,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烏斯季諾夫還是拿到了他的養老金,可自從那次會面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沒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遺嫣至少還是得到了一點好處。不久,送一座銀質的克里姆林宮模型給俄國大使的計劃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說實話,那天下午在肯辛頓烏斯季諾夫的家裡時,我就已經顯得漫不經心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教訓:軍情五處希望它的官員們永遠忠誠不渝,直到走進墳墓,而它卻不一定以同樣的忠誠來回報這些官員。 

  不管怎樣,總的來說,五十年代還是非常有趣的。A 處是一個充滿著歡聲笑語的地方。溫特博恩常常說:「如果你能忍受興奮,那麼軍情五處的生活是熱鬧的。」有一次,我們在匈牙利大使館隔壁的保安樓安裝竊聽設備。我爬在屋頂上裝天線時被一位鄰居看見了,他跑去報告了警察,說看見有竊賊在附近。不到十分鐘時間,警察就來敲門了,那位鄰居也跟警察一起來了,我們頓時亂了手腳。我周圍全是些最新的技術設備,地上攤著接收器和電線。溫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開地板,把價值上萬英鎊的設備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門聲更加劇烈,有人用壯實的肩膀在撞擊房門,想把門撞開。顯然,他們聽到裡面有響動,認定我們正在行竊。後來等屋裡的一切稍為歸順了,我才侷促不安地打開門來,並解釋說我正在利用夜間時間為房間的主人做一些維修工作,這些維修工作都是經過批准的。我給了警察一個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當地警察特別處的電話號碼,讓他去進行核實。 

  還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蘭街對波蘭大使館搞的同樣的工作。當時使館隔壁的房間暫時空出來了,安全局A 處二科奉命進去安裝一系列的竊聽器。溫特博恩和我帶領A 處的十二個人去了。安靜是很重要的,因為共用牆那邊的目標地常常有人看守。我過分虛張聲勢,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脫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發出聲音來。我們在嚴寒中一口氣干了四個小時。二樓所有的地板都被揭開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間的空隙裡穿排電線。突然,有一根電線纏在一根有裂縫的托樑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動,於是便一腳踩在托梁旁邊的一枚穿釘上,再用手去拉那根電線。就在此刻,穿釘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樓下一層的天花板,一大塊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轟隆一聲,彷彿爆炸了一枚炸彈,震動了整個波特蘭街。響聲與灰霧散去,我卻被攔腰夾在天花板的破洞裡。過了一會兒,四周又是一片寂靜。 

  「我們脫鞋子脫得好啊!」溫特博恩乾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來,笑聲在這間空房子的周圍迴盪著。 

  幸好鄰居們大概都已經睡熟了,因為後來沒有警察跑來過問。賈格爾趕緊修好板條,並用他的快速乾燥維修材料重新修補破損處,重新刷上油漆,這時天還沒有亮。 

  他刷完最後一筆油漆,對我說。「彼得,剛才那一下好危險哪!如果你從那朵『玫瑰花』裡掉下去,那我們可就全完了。」 

  但是,類似於這樣的事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總的來說,在溫特博恩和我的領導下,軍情五處的技術工作是具有較高水平的,與軍情六處同一領域的工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五十年代中期,軍情六處能出大紕漏就不會以出小紕漏為滿足的。我聽說過的最好一例,便是他們的訓練工作。他們把一名低級官員放在軍情六處的一間公寓裡,然後讓一隊新手去尋找這個官員並審問他。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這種活動,都要按慣例通知軍情五處。 

  一天下午,A 處二科接到從軍情六處打來的電話,請求給予協助。軍情六處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隊顯然弄錯了藏有他們目標的公寓的層數。他們把上一層的房門撬開了,並開始審問住在裡面的那個男子。那男子自然說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隊認為他的申辯是預謀的一部分。於是,這幫充滿熱情的新手對照軍情六處教科書上「勸說」一欄的教條,如法炮製。「勸說」完畢之後,這個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來他是一個珠寶竊賊,前不久剛盜了些鑽石。顯然,他認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會派來對他實行報復的。他把手頭藏著的一些小東西都交了出來。 

  軍情六處一個倒霉的官員在電話裡懇切地央求我們告訴他該如何處理那個珠寶竊賊以及鑽石和被毀壞的公寓,溫特博恩聽了之後忍俊不禁。後來,他們限令竊賊在兩小時之內去歐洲大陸,然後派賈格爾去修好公寓的破損處。 

  我在A 處二科呆了兩三年以後,軍情六處開始找上門來要我幫助他們規劃他們的技術行動。和軍情六處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興趣。老實說,他們總是策劃一些在技術上沒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動。為了便於吸引美國人參加他們的行動,他們總搞一些類似於柏林隧道那種史詩般的宏大工程。可這種宏大的工程一直沒有搞成,而時光卻在空耗,甚至連少量的、規模較小的、較為理智的行動也沒有搞成。他們還熱衷於毫無價值的裝腔作勢,我認為這不利於行動的安全,而且很危險。譬如,在波恩我們擬定對俄國大使館採取的「蚯蚓」行動就是這樣。 

  軍情六處駐當地的官員逛到這個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衛人員閒扯了起來。這種事若被當成茶餘飯後的閒話還可以,可是登在每週部級情報摘要上反倒幾乎沒有人看。除了魯莽瞎干,他們還常常海闊天空地還想,誇大其詞地吹噓,其荒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議使用德國電線,以便一旦行動暴露,軍情六處可以矢口否認,而把一切責任往當地的情報部門頭上推。 

  軍情六處分站站長說:「天哪,彼得,我們不能做那種不道德的事。」他顯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軍情六處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全是做樣子給白廳或軍情五處看的。事實上,軍情六處在約翰·辛克萊爵士的領導下已經成了一個累贅。它仍然拒絕正視由菲爾比這個蘇聯間諜所引起的可怕的後果。它還繼續用三十年代的態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員設備在現代世界裡開展工作,因而導致他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錯誤——克拉布行動。對此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乘坐「奧爾忠尼啟則號」戰艦訪問英國,停泊在樸茨茅斯港。他們這次訪問英國的目的是打算在適當的時刻改善英蘇關係。軍情五處決定在赫魯曉夫下榻的克拉裡奇旅館的房間裡進行竊聽。在正常情況下,克拉裡奇旅館的電話系統裡一直裝有特別裝置,因為軍情五處對住在那裡的許多外國人很感興趣。我們瞭解到在赫魯曉夫還沒有住進去之前,俄國人就派了一個檢查組對這個房間進行了檢查。我們決定在這個時候首次啟用經過專門改進的特別裝置,這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製的。這種新型的特殊裝置可以不用墊圈就進行安裝,因此不易被人發現。我們可以用短波高頻兆周在近距離內使電話工作,遙控設備就裝在克拉裡奇旅館附近的格羅夫納莊園裡的一間辦公室裡。整個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滿意。在赫魯曉夫的整個訪問期間,我們一直在竊聽他的房間,實際上,我們獲得的情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赫魯曉夫是個十分滑頭的人,他在旅館的房間裡壓根兒就不提任何有點價值的事。記得當時我坐在八樓,譯報人員為我翻譯他的談話的大概意思。每次竊聽赫魯曉夫的談話都是好幾個小時,我指望著能從中獲得重大價值的談話內容。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臨終前的情況隻字不提,對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命運也閉口不談,相反,他對他的貼身男僕則大談自己的衣著穿戴。他是一個極其愛慕虛榮的人,每次都花上幾個小時在穿衣鏡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麼地方對頭髮進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與赫魯曉夫比高低。這兩個人都是肆無忌憚的,惟一感興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風頭。 

  正當軍情五處仔細地竊聽赫魯曉夫時,軍情六處卻對「奧爾忠尼啟則號」搞了一個拙劣的行動計劃。軍情六處倫敦站站長尼古拉·埃利奧特負責這次行動,他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兒子。這艘戰艦的航行速度比原來海軍情報處所估計的要快得多。海軍部對此一直不瞭解,於是軍情六處想測量一下這艘俄國戰艦的螺旋槳。埃利奧特安排了一個潛水員來執行這項任務,此人就是運氣不佳的「巨型炸彈」克拉布海軍中校。 

  實際上,這樣的行動並不是軍情六處的第一次嘗試。他們在一年前就試圖測量「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船身,當時這艘艦停在蘇聯的港口內。他們使用的是軍情六處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灣的「X 」型袖珍潛艇,這種潛艇有供潛水員進出的干船艙,加之潛艇的體積小,可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進入內河水域活動。一名海軍潛水員想方設法進入了港口,但終因對方的安全防禦工作嚴密而告失敗。 

  在樸茨茅斯港進行的第二次嘗試也以災難而告終。克拉布身體笨重,年紀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復返。後來一具無頭死屍被衝上岸來,初步辨認就是他。軍情六處倫敦分站的技術官員約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過我,說六處在籌措克拉布行動。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卡明。他從一開始就對這個行動能否成功產生了懷疑。這是軍情六處冒險主義的典型例子,設想拙劣,執行情況更糟。我們大家都交叉著手指,祈禱著化險為夷。兩天以後,約翰·亨利慌慌張張地來到卡明的辦公室,告訴我們克拉布失蹤了。 

  「我告訴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彈』,他患有心臟病。」他一再說。 

  我們對這種所謂的心臟病的解釋表示懷疑,但也沒有時間去仔細思索,軍情六處這種好高騖遠的秘密行動此時正面臨著尷尬地公諸外界的風險。克拉布和他在軍情六處的助手曾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在當地的一家旅館住過。 

  「如果這事傳出去,會發生可怕的騷動,」卡明氣沖沖地吼道,「我們都要被拖出去遊街示眾。」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懷特的辦公室去,要求立即見到他。我們大家成群結隊地跑上樓。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邊,臉上看不到一絲表示歡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擔任學校校長所受的訓練又表現出來了,原有的魅力卻消失得乾乾淨淨。 

  「俄國人剛剛問過海軍部有關潛水員的事,他們只得矢口否認與此事有絲毫關係。我想,恐怕蓋子不久就會揭開。」他簡單扼要地說。 

  「約翰,你是怎麼捲進這場混亂的?」他突然氣呼呼地問。 

  亨利挨了罵,但仍然解釋說,海軍幾個月來一直在逼著他們搞到「奧爾忠尼啟則號」螺旋槳的詳細資料。 

  「你知道艾登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抱怨說,「一分鐘之前他說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鐘以後他又會說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們以前認為這場冒險是可行的。」 

  懷特對他的話似乎並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陽穴,翻著文件。屋角的時鐘節奏有致地走著,房間裡到處都有恐慌的跡象。 

  「當然,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他終於打破了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見首相,看看我能否設法不讓事態擴大。同時,馬爾科姆會讓A 處二科歸你調遣。」 

  亨利表示感謝,走出了房間。卡明給樸茨茅斯港的海關情報處打了電話,讓他們去把旅館登記簿上那兩個人的名字抹掉。溫特博恩和亨利趕到樸茨茅斯去收拾殘局,但這些努力不能避免發生醜聞。當天晚上,赫魯曉夫對潛水員的事提出公開的抗議,艾登為此丟盡了臉,被迫在下院作了聲明。 

  倫敦的情報界彷彿像某郡的一個小村莊,大多數上層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於可以聚在一個俱樂部裡喝酒。克拉布事件發生後的好幾個星期裡,這個村莊裡的村民們仍在竊竊私語,期待著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運的到來。我是軍情五處內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我遵從亨利的勸告,對此一直保持著緘默。 

  「到處都有破綻,」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裡告訴我,「我們讓愛德華·布裡奇斯到這裡收拾場面。」 

  此後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進我的辦公室,臉上帶著不高興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語,「他們要他去接管六處的工作。」 

  我認為,讓狄克出任秘密情報局局長的決定是戰後英國情報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軍情五處在他的領導下,正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踉踉蹌蹌地邁著步子,雖然這樣的徵象在五十年代中期還不明顯。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統的那一套,這恰好能幫助他在不受阻撓的情況下實現他的目標。首先,他是一個反間諜官員,幾乎可以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反間諜官員,是個訓練有素的局長料子。他瞭解自己的部下,瞭解存在的問題,他抱有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反間諜組織的理想。然而,他才剛剛起步,便被某個頭腦發熱的政客調到一個他不熟悉的機構去,而且那裡的人對他的前往懷著敵意。他無論到哪裡,永遠也不會像在軍情五處那樣富有成就。 

  然而,這不單是軍情五處的損失。戰後英國情報部門的主要問題在於對各個情報機構的相互作用缺乏一個明確的設想。在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的時代裡,英國首先需要的是一個高效率的國內情報組織。很簡單,軍情六處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訊總部成立之後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懷特調到軍情六處這一做法卻抬高了它的地位,從而阻礙了一個合理化的情報機構的成長。他離開軍情五處以後,軍情五處被人全然忽視達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軍情五處,那麼軍情五處就能夠治癒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創傷,在更好的條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戰。 

  懷特的離去實在匆忙。同事們紛紛湊錢買了一套陳舊的英國銀餐具送給他,並在軍情五處的餐廳裡舉行了一個歡送會。那是一個依依惜別的場面。我當時與狄克還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說他對是否應去軍情六處感到猶豫不決,或許他已意識到,這一去便是永遠離開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業。狄克在致告別辭時,聲淚俱下。他談到了戰前那段時光,談到在那時結下的友誼。他感謝卡明鼓勵他加入軍情五處,他驕傲地談到在戰時取得的成果。他祝願我們大家一切如願以償。最後他贈辭說: 

  「今天下午我見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證,說要把軍情五處的工作時刻銘記在心上。我高興地宣佈,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羅傑·霍利斯接替我的職務,這證實了他對軍情五處充滿著信心。我相信你們會同意我的意見,軍情五處找不到比他更為可靠的繼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長、微微駝背的穿著細條紋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懷特握手,那美妙而現代化的時代從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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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羅傑·霍利斯在軍情五處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威望的人。他固執而又缺乏朝氣,擺出一副指手畫腳的權威架子。我得承認,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就連那些傾向於他的人也懷疑他是否適合擔任這種最高職務。同卡明一樣,他是在戰前那些日子裡和狄克·懷特結下親密友誼的。狄克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卻喜歡讓一些能力較差的人在他周圍工作。我認為這是一種潛伏著的危機,或許他是想用這種反差來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遠比卡明聰明能幹,尤其是在官僚藝術方面。可我懷疑狄克或許會認為他是一個富有遠見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認為,軍情五處只能是一個小規模的輔助安全工作的機構,收集檔案,並進行一些有效的審查工作和安全保衛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遠,插手到像反間諜工作這樣的領域裡。反間諜工作需要採取積極措施才能取得結果,還要面臨一些抉擇,並且容易犯錯誤。我從來沒有聽到霍利斯要軍情五處執行重大決策而發表意見,他也不考慮怎樣才能使軍情五處跟上日益加快的情報戰的步伐。他不是一個具有這種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個終身執著追求的簡單目的——讓軍情五處和他自己迎合白廳。這就得保證不出差錯,還得付出一事無成的這種代價。 

  霍利斯生長在薩默塞郡,其父是湯頓教區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學和牛津大學後,曾到中國的許多地方去旅行過,之後在三十年代末加入軍情五處。戰爭期間,他任F 處的副處長,專門分管共產黨事務。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長時,霍利斯被提升為C 處的處長,負責各種形式的審查和安全保衛工作,如文件分類以及在所有的政府建築物裡安裝安全系統。由於他在C 處呆過,後來他當了局長後對C 處的工作頗為關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懷特繼西利托當上局長後,任命霍利斯為他的副手。從表面看來,這是一項無可非議的任命,狄克動腦筋,訂計劃,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實際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擔任副局長的這段時期裡,從未讓我感到他是一個有抱負的人。他已高昇到他所沒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輩子甘當懷特的下手和密友。這個極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聞已為眾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書長期眉來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懷特突然被調到軍情六處後,她就迫不及待地搬進了局長辦公室,那股過分的熱情使霍利斯望塵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終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當上局長,便會以嚴厲地行使權勢來遮蓋這些局限性,其結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們失去對他上台初期時所抱的一點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際,正是英國各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瀕臨解體之時,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從最初的年代以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關係一直很緊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個情報部門,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訊總部(負責各種形式的通訊和信號情報)在一個協調的情報官僚政治活動中首次成為夥伴(有關這方面的情況,見克裡斯托弗·安德魯的《秘密機構》一書)。可是不到十年,這種密切有效的關係便幾乎土崩瓦解了。軍情六處對五處懷著敵對情緒,認為軍情五處插手菲爾比案件是毫無道理的舉動,而且整個軍情六處都認為,艾登任命狄克·懷特接替辛克萊的職務是個奇恥大辱。 

  毫無疑問,軍情五處與政府通訊總部最缺乏聯繫。戰爭期間,軍情五處有一個自己的信號情報組織——無線電安全處。在雙重間諜制度的合作上,軍情五處和這個組織有著密切的關係。無線電安全處主要截聽並破譯德國情報部門——Abwehr的密碼,使軍情五處能夠在德國間諜一踏上英國的國土時就把他們抓獲。後來軍情六處為五處代管了無線電安全處。B 處當時負責監督甄別這些間諜,那些願意和英國合作的人轉過頭去開始向德國人傳遞假的無線電報告;那些拒絕合作的人則被處決。但是,使用假情報能否成功取決於監聽敵人對假情報接受的程度。通過無線電安全處的無線電截聽和破譯德國軍事密碼之謎,負責雙重間諜活動的「英里格馬」二十人委員會便會準確地知道,他們的騙招對德國軍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響。 

  戰後軍情五處失去了他們在戰時的知識分子的精華,對維持與信號情報部門的聯繫已經失去了興趣。早在戰爭初期,他們把對無線電安全處的控制讓給了軍情六處。可是最大的障礙是政府通訊總部,他們心胸狹窄,死死地封鎖著一切形式的信號和通訊情報。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軍情五處時,與政府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僅限於讓一個官員同通訊總部的一個較高級的官員每六個月進行一次會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了這樣的會晤。這個經驗是不成功的。雙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樣,一方面,通訊總部在冷戰中幫助軍情五處執行反間諜的主要任務方面可以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軍情五處在技術方面的進步,它也有可能幫助通訊總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其中之一就是設法檢查俄國人是否監聽了我們的無線電監視通訊。可是通訊總部代表比爾·柯林斯對這種委員會工作的積極探索表示出了輕描淡寫的態度。 

  「對這樣的問題我得請示一下,」他會這樣說,或者說,「我確實認為我們沒有時間幹那種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興趣。 

  「那是他們的職權範圍,最好讓他們去管。」 

  負責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處的反間諜專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親是威爾士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愛橄欖球,並且具有多變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徵。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戰時曾參與過雙重間諜系統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負責雙重間諜。他與通訊總部的聯繫在「暫停」行動開始時便中斷了。這是由他負責的一次行動,開始於五十年代初期,當時通訊總部詢問軍情五處是否能幫助他們弄到在倫敦使用的外交密碼的情報,比思為此搞了「暫停」行動,讓D 處在外國大使館裡發展的情報人員設法進入密碼室竊取情報。通訊總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廢密碼磁帶,以便他們用於密碼破譯。比思熱情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實際上這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大多數的使館密碼室尤其是蘇聯集團的密碼室,是最為機密的地方。要想讓一個情報人員滲透到密碼室去,機會是渺茫的。儘管如此,比思還是在「暫停」行動中獲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發展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英國大使館裡工作的情報人員,此人能夠拿到主密碼櫃的鑰匙。他按照萊斯利·賈格爾的指示,在塑膠上印製了鑰匙的模型。這是一把高級的查布牌鎖,賈格爾使用的是優質塑膠,還用微測儀精確地量了尺寸,最後複製了一把鑰匙,能將保險櫃的鎖打開。情報人員成功地打開了保險櫃,複製了新送來的密碼本。當時,這些密碼還沒有作為捷克外交密碼來投入使用。通訊總部破譯了捷克使館的外交通訊達六個月之久。後來密碼突然變了,情報員也被不明原因地解雇了。 

  從那以後,比思再也沒有什麼造就。我進入軍情五處時,發現可以用技術設備的方式來幫助「暫停」行動,而不是用情報人員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認的那樣,他不是一個技術人員,很難理解我的意見。他是唯一的一個被允許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官員。如果我想讓上面的人聽聽我的想法的話,我必須自己作出努力。最後,我找了一個晚上約比思出去喝酒。我問他,如果我自己到切爾特南通訊總部去找那裡的人談談,他會不會介意。 

  「不會介意的,老夥計,」比思高興地說,「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對這些無線電玩藝兒不在行,我的職權範圍是管束那些人類惡習。」 

  我約見了過去在海軍的一個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訊總部的高級管理人員。我向他解釋說,我覺得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需要重新進行全面的考慮。巴特勒為我做了安排,我們繞過比爾·柯林斯,直接見到了通訊總部高級的密碼分析專家休·亞歷山大和休·德納姆。 

  亞歷山大負責通訊總部的二處,該處是主管密碼分析的。他有一個言語不多卻勤奮認真的助手——德納姆。六十年代德納姆終於接替了亞歷山大的職務。戰爭爆發時,亞歷山大加入了通訊總部在戰前的前身——布萊奇雷公園。戰時的德國密碼由他和艾倫·圖林以及戈登·韋爾什曼負責破譯。戰後,圖林到曼徹斯特大學去搞電子計算機設計,因為同性戀的事,他被逼得自殺了。韋爾什曼則去了美國,專門從事高級電子計算機的工作。這三個人當中,只有亞歷山大獨自留在通訊總部從事和平時期的工作。他是一個出色的國際象棋賽手,又是個了不起的密碼破譯專家。儘管他的工作和愛好都非常費腦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個平靜的穿著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於他用腦過度,終究要使他的健康惡化。雖然他一生在鄉下過著安寧的生活,從不沾煙酒,但後來卻突然死於癌症,當時年紀並不大。 

  我對亞歷山大和德納姆說,我奉命參加「暫停」行動,覺得軍情五處對通訊總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我解釋說,自從一九四九年布倫德裡特委員會成立以來,軍情五處在技術上已經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在新型話筒方面。我建議說,或許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而不是利用情報員來獲得「暫停」行動所需要的情報。僅用情報人員這種方法在目前看來注定還會不斷失敗。 

  「我不敢肯定我們能作出什麼具體的幫助,除非有機會進行試驗。可我敢肯定,我們的新型高靈敏度話筒有可能從密碼機裡獲得一些東西。密碼員每天早上都要對密碼機進行調整。如果我們能聽到把新密碼放進去的聲音,那不是很有幫助嗎?」 

  兩位密碼分析專家對我的想法很贊同,我在講話時顯得很緊張。他們感到十分奇怪,因為是第一次看見情報界的軍情五處還有這樣的科學家。 

  「我們對任何幫助通訊總部的行為都感激不盡,」亞歷山大說,「何況,和你們的機構相比,我們僅僅是些新手。我們連房屋都還沒有蓋好。」 

  他指著窗戶外面,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隊建築工人正在通訊總部的主體建築後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動房子。 

  「我們的問題是計算機的能力跟不上。」他繼續說。 

  「我們現在手裡有許多密碼要破譯,我們也知道該怎樣去破譯,可就是沒有強大的計算機來承擔這項工作。當然,我們很快會有這種計算機的,但目前的任何幫助都會給我們開闢一條捷徑。」 

  我問亞歷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標是什麼。他對我這樣直接的提問方式感到為難。 

  「嗯,當然,我們的目標很多,它們不斷地被更換,就像聯合情報委員會的要求那類東西。」 

  「對,」我堅持說,「可是你得選出一個當前最為重要的目標,你選擇什麼呢?」 

  亞歷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納姆交換了一下眼色。 

  「應當說最重要的目標是埃及人,」亞歷山大最後說,「外交部幾個月來一直在催著我們弄點密碼名堂出來。我們弄到的東西都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也是零敲碎打地進行工作,弄不到什麼新東西。」 

  那時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國和埃及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迅速惡化。納賽爾開始採取了一些行動,結果在當年年底導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他們使用的是什麼機器?」 

  「哈格林。」德納姆回答說。他指的是瑞士克裡普托AG公司生產的一種密碼機。這種密碼機在五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國家裡很有市場。 

  我向通訊總部借了一台哈格林密碼機作為樣品,把它裝在我的汽車的行李箱裡帶回倫敦。我和賈格爾到攝政王公園內軍情五處的一間保密室裡,把機器架起來進行試驗,看看我的理論是否與實際相吻合。哈格林密碼機是一個鍵盤系統,載有密碼電文的帶子從一側出來。它的工作原理很簡單,有七個轉動輪,只要接通交流電,在鍵盤上任意打出的字符就會自動出來。使館裡的密碼員每天早上在傳發電訊之前要重排七個輪子上的字。如果我們能用話筒竊聽到重新調整密碼機時的聲音,我敢肯定,通訊總部就可以利用這些聲音來確定密碼機所謂的「核心位置」,這樣就有辦法破譯密碼。亞歷山大和德納姆向我解釋說,如果我們能弄到密碼機的三套或四套排字,他們就可以破譯密碼。 

  我裝了一系列高靈敏度的話筒,與哈格林密碼機保持不同的距離,並在機器背後的牆上安裝了一個探測話筒,每隻話筒依次接到一台示波儀上,示波儀把記錄到的聲音轉變為圖像。賈格爾用一架電影攝像機拍下了示波儀螢光屏上的圖像。我打開哈格林密碼機的蓋子,小心翼翼地重新排放輪子,把舊排列和新排列都作了記錄。一串假編的密碼信號被機器傳送出來,卡啦卡啦地響著。我把結果送到切爾特南,讓德納姆作評價。 

  我們把電影的膠片沖洗出來,示波儀上的圖像非常清晰,足以提供一些關於哈格林密碼機排字情況的線索。這些圖像至少提供了七個輪子當中的三個的排字情況的依據。我又用了「森林之神」裝置作了進一步的試驗,其聲音靈敏度遠遠不及那些話筒。輪子轉動的聲音也能聽到,但非常模糊不清。我把結果讓信使送到切爾特南。第二天德納姆打擾頻電話來告訴我: 

  「彼得,效果好極了。」他說。我聽得出他很激動,由干擾頻電話線路的失真,使他的聲音變得近乎發瘋。 

  「音響話筒傳出來的聲音最理想。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圖像弄清兩個甚至三個輪子的排字情況。用無線電收聽的那個效果不太好。可我想,只要花點時間,我們是可以弄點名堂出來的。」 

  電話線路在一陣靜電干擾中將談話中斷了片刻。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用它來行動?」他在電話裡大聲地叫喊。 

  「一旦得到大臣的批准就可以開始用它行動。」我回答說。 

  第二天,通訊總部從計劃人員當中抽調了一個叫雷·弗勞利的人去了倫敦。弗勞利是一個精明能幹而又講究實際的人,他起著一種橋樑作用,溝通了亞歷山大和德納姆這種傑出的知識分子與龐大的通訊總部。他是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相信人類總有一天會直接同電子計算機相結合,那些危險的不合理現象將永遠被消除。在冷戰的嚴酷歲月裡,有這種狂想的人簡直就像個稚童。可我們還是成了關係密切的同事,儘管我的內心仍然堅持著非理性主義,相信突發的直覺或靈感可以解決問題。 

  溫特博恩、弗勞利和我剛剛著手策劃對埃及採取行動時,我便意識到,最簡單的辦法也就是最好的辦法。我向郵局特別調查組核查,搞到了一整套關於埃及大使館電話安裝情況的材料。有一台電話似乎不在密碼室裡便在密碼室附近。我們決定在那台電話上安裝特殊裝置,用話筒來截取密碼機的聲音。郵局弄壞了埃及大使館裡的那部電話,我們等待著埃及人到郵局來請人去修理。我作好了安排,裝成工程師,同另一個負責在電話上安裝特殊裝置人一起去。我想要借此機會觀察一下密碼室,看看是否有廢掉的密碼材料丟在周圍。 

  第二天早晨,我到聖保羅去和郵局的人會合,然後,坐著他們的車去埃及大使館,使館門口戒備森嚴,我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都有人陪著。密碼室在一座配套的建築物裡,哈格林密碼機正在裡面卡喀作響。三個密碼員正忙於操作電傳機,處理外交電報。我仔細地觀看了是否有多餘的廢舊密碼帶,可這裡的一切井井有條,非常乾淨。一個密碼員走出來跟陪同我們的人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轉身回去把機器關掉,他再次走出來,走到我面前,指著電話機。他不會講英語,只得打手勢,我明白他是要我把電話機移到密碼機旁邊,這樣可以離他的座位近些。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會如此之好,便趕忙延伸電話線。我慢慢轉過身去,用背對著他,好讓另一位同來的工程師把小墊圈放進電話機。那是一種經過改進的特殊裝置。我把電話機放在那個密碼員的寫字檯上,離哈格林密碼機不超過兩英尺。那密碼員敲著電話機,咧著嘴對我笑著,我也朝向他一笑,可我總感到我們笑的不是一回事。 

  我離開埃及大使館後,便急急忙忙地趕回第八樓去監聽從那台電話機裡傳過來的聲音。開始時彷彿是一陣電子干擾聲,但經過仔細的調諧,哈格林密碼機的卡喀聲就能夠清楚地聽到了。軍情五處安裝了一條特別線路到通訊總部,每天早晨密碼員一調整機器,通訊總部的二處就開始計算新的排字情況,直接把密碼讀出來。這個工作過程被稱作「引密碼機」。以後,這種用技術監聽來竊取密碼機情報以及破譯密碼的新技術的代號就為「咽吞」。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的聯合行動使我們在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讀懂了埃及駐倫敦使館的密碼。埃及人在世界範圍內使用了四種不同的密碼系統,我們採用「咽吞」技術在其他幾種密碼系統中獲得大部分的情報。這次對埃及密碼所採取的行動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巨大的成就。當時軍情六處在提供情報方面作了努力,可還是明顯地失敗了。按照納賽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初期所作的指示,軍情六處在埃及的情報網幾乎全軍覆沒,他們的人員全被逮捕。軍情六處惟一的貢獻是搞了一次企圖暗殺納賽爾的笨拙的行動。 

  霍利斯正好是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到達沸點的時候登上局長這個寶座的,破譯埃及密碼的行動對他來說真是巧逢時機,使他在上台的頭幾個月裡就獲得了堅實的成就。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因為正是我把這種成就送給了他。 

  破譯埃及密碼所得到的最為重要的情報就是埃及和蘇聯在莫斯科討論的連續通報。埃及駐莫斯科大使把這些通報的詳細情況直接發給埃及駐倫敦大使館。從這個渠道獲得的情報使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深信,蘇聯真的表示它要干預蘇伊士運河危機,並站在埃及一邊。有一條電訊特別有影響,它詳細敘述了蘇聯外交部長與埃及大使之間的一次會晤。俄國方面在會晤時說,他們打算動員空軍同英國對抗。這份電報被直接送到聯合情報委員會,並引起了一陣騷動,艾登被迫撤軍。由於通訊總部所得到的所有情報都與美國的同行國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這個情報對美國敦促英國結束蘇伊士運河危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館裡安裝特殊裝置後不久,我們幾乎就失去了整個行動。隨著蘇伊士運河危機的不斷深化,俄國急切地想把埃及置於被保護者的地位上,他們派了一個俄國檢查隊到埃及駐倫敦大使館去,看看有沒有竊聽器或話筒之類的東西。俄國人是很樂意做出這種友好姿態的。與此同時,他們也想趁此機會為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報。我們設在埃及大使館入口處的固定觀察站在俄國檢查組一進大樓時就發現了他們,於是我被叫到八樓去監聽他們在密碼室的動靜。我無可奈何地聽到他們進了密碼室。他們先檢查保險絲盒,然後又用電子儀器探測牆壁和天花板。這些大型探測器好像是金屬探測器。一個俄國人拿起電話機,開始旋開底部的螺絲,藏在裡面的話筒便發出砰砰的響聲。一陣壓抑的沉寂後,又出現了電話被重新安裝好的聲音。溫特博恩長長地舒了口氣。 

  當時我們知道俄國人已經發現了特殊裝置,如果他們找到了它,就會把它拿掉,可他們沒有這麼幹!俄國是否知道特殊裝置這種東西,顯然他們的確是知道的,而且對這種事是特別注意的,例如在他們自己的大使館裡就是這樣。那麼他們在埃及大使館裡為何又忽視了這個東西呢?可能是他們不想驚動我們,不想使我們知道他們發現了特殊裝置,以便讓我們繼續使用它。他們畢竟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莫斯科一倫敦的密碼線路把情報傳送給在倫敦的埃及人,這樣我們就無法破譯了。但是我想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俄國人要我們全面理解他們的通訊信號所表示出的對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決心,他們並不想讓我們以為他們在虛張聲勢。如果讓我們通過一種不受指責的途徑去獲得有關蘇聯態度的情報,譬如從一條秘密的線路去獲取,那將是一種保證我們嚴肅對待他們這種態度的最佳手段。我從這件事當中首次看到了蘇聯故意洩漏情報的複雜性。 

  蘇伊士運河危機結束後,我又去通訊總部遊說,為未來的合作提出了建議。可他們彷彿想使雙方的關係又回到過去那種死氣沉沉的狀態中去。通訊總部樂於摘取「咽吞」技術的戰果,卻不情願對軍情五處增加幫助作為回報。簡言之,他們並不反對軍情五處為他們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訊總部可以通過截聽蘇聯間諜通訊,在幫助軍情五處對抗在英國的俄國間諜網方面起一個重要的作用。俄國情報局一直傾向於「非法地」進行真正敏感的活動,啟用一些完全獨立於「合法的」大使館情報官員以外的情報人員。他們這些人用自己的無線電收發機與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訊聯絡。我肯定,如果我們全力以赴地跟蹤和測聽這些通訊,我們就會有一個突破,並引導我們一直插入蘇聯情報機構的心臟裡去。我請求通訊總部為軍情五處提供我們在戰爭期間從無線電安全處得到過的那種服務,即連續不斷地監聽進出於英國的那些非法的無線電廣播。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極為簡單的常識,可通訊總部卻只給了一個半的無線電台來監聽這些通訊。這種努力真是一種憐憫,不知費了多少口舌去勸說,也沒法使他們給予更多的幫助。 

  第一次對埃及的密碼採取「咽吞」行動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籌劃「蚯蚓」行動。在我這次旅行快結束時,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裡·格恩西要我研究一個由他們處理的案件。不久前這個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況下結束。我在研究這個案子時發現了一個細節,使我毫不懷疑通訊總部將被迫改變主意。格恩西領我進了一間密室,桌上放著三本檔案,封面標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始的,當時有一個俄國人用假名進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報人員,到加拿大來的目的是為他自己搞點掩護。實際上,他的最終目的是去美國。克格勃常常派他們的非法人員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傳奇」或偽造的身份,然後再越過加拿大邊界去美國。這位非法分子被騎警隊所稱的代號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愛上了一個女人。這一舉動完全是違反克格勃的紀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對他所負的使命產生了動搖情緒。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國的準備,可他卻設法說服了他們,說這太冒險。去美國的計劃因此而流產後,他被任命為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人員,負責加拿大境內的其他非法人員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艱巨的,吉迪恩不是個勤奮的人,卻要花大量的時間去收聽無線電通訊,並且不斷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報。吉迪恩開始完不成任務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訓斥。終於,他決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兩人決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騎警隊。 

  格恩西憑著直感意識到這個案子十分重要,於是決定錄用吉迪恩為雙重間諜,而不是把他作為叛逃者來接收,這個決定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領導一個為俄國人服務的非法分子,這個非法分子參與加拿大的「阿芙羅箭」飛機項目。騎警隊對吉迪恩監聽了一年,彷彿他是實驗室的試驗品一樣。蘇聯非法分子的工作情況在西方鮮為人知,格恩西仔細調查了俄國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報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騎警隊監聽到了吉迪恩發出的所有密碼無線電通訊。 

  一切情況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國去作詳細的匯報。起初他有點猶豫不決,後來還是決定去俄國。可他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騎警隊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等待著吉迪恩活著的音訊,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過了一段時間,莫斯科與加拿大之間的電訊上又出現了吉迪恩使用過的密碼,這說明有一個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員到達了加拿大。這個案子以充滿希望開始,以一無所獲告終。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個過程中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事件,但卻無法摸清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調查工作也進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貝內特認為,吉迪恩已被俄國人控制,並故意讓案情繼續發展以便欺騙騎警隊。 

  我在閱讀檔案的過程當中,漸漸看出這個案子裡到處都有俄國人從一開始就進行干預的痕跡,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以後我又看到一處細節,才茅塞頓開。儘管吉迪恩是一個非法的特工人員,但俄國人仍然要他不時地同俄國大使館的一位合法外交官會晤。可以肯定,這個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員。克格勃大概認為吉迪恩是一個難以駕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員,只能面對面地跟他進行談話,才能保證他不越軌。所有的會晤,騎警隊都進行了監視。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來。原來吉迪恩經常漏聽從莫斯科來的廣播,因而沒有反應。吉迪恩說他無法從他的無線電裡收到信號,因為氣候條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對這種申述完全不屑一顧,他交給吉迪恩一張詳細的清單,上面記有他漏所莫斯科廣播的次數、時間,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謊。這個俄國人雖然並未提到這個事實,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館裡面監聽著播給吉迪恩的廣播。 

  為了正確理解這個事實,我反覆閱讀了關於這次會晤的報告。當我翻閱這份檔案的薄薄紙頁時,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駐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監聽了莫斯科發來的電訊,那麼克格勃駐倫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員也會做出同樣的事。如果通訊總部能聽勸說,對蘇聯駐倫敦使館全力採取措施,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識別出來自莫斯科的電訊,甚至能暫時識別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員。只要把他的行動與電訊活動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把他置於我們的全面監視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員會晤時抓住他。 

  我一回到倫敦,就向通訊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耐心地聽著我希望加強力量的懇求。可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行動,軍情五處內部對這事卻沒有多大的熱情。通訊總部雖然同意了多提供幾個電台來監聽廣播,但那是完全不夠的。我向通訊總部建議拿出主要的精力來找出俄國大使館內接收機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對監視隊的無線電工作所建議的那樣。可我的請求再一次被視為是不切實際的,於是這個問題不久就在情報官僚機構的密密叢林中消失了。 

  情況一直僵持著,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現了一樁新案子才徹底改變了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的關係。這起案件的過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內部危機,並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 

  我坐在辦公室正在思考話筒的安裝計劃,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霍利斯的辦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會議桌一端的扶手椅裡,手裡拿著一些散開的檔案,他臉色灰暗,拉長著臉,他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幫助我解決一個問題。」他說,並遞給我一份檔案。我迅速看了一下,這是一份情報報告,是一個名叫弗蘭蒂斯克·蒂斯勒的情報人員寫的。此人顯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密碼員,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遣。聯邦調查局把他提供的有關英國安全問題的情報送到軍情五處。蒂斯勒說,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無意當中碰到老朋友普裡比爾上校,他是捷克駐倫敦的軍事武官,當時他正在捷克度假。他們喝醉了酒,於是普裡比爾告訴蒂斯勒,他指揮著一個在英國的重要間諜,叫林尼。此人正在設計一種模擬器,主要用於英國皇家空軍的導彈項目。軍情五處沒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況。蒂斯勒的報告裡附有軍情五處檔案室收集的林尼的個人檔案:他是一個高級工程師,在蘇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邁爾斯飛機研製實驗室裡工作,能全面接觸到導彈的操縱詳細情況及性能指標。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我們為何不把他置於我們的監視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裡比爾會晤時把他逮起來?」 

  「就是這個問題。」霍利斯冷冷地說,並遞給我另外一頁紙。 

  這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寫給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體字打字機打的,裡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個更為令人擔憂的情況。他說,普裡比爾告訴他,有一個俄國間諜隱藏在倫敦的軍情五處裡。普裡比爾發現這一點時,他正坐在汽車裡在倫敦街頭上一邊兜圈子,一邊聽取一名重要的情報員的工作匯報。他當時意識到有一輛汽車在跟蹤他們,他估計是軍情五處的監視車,於是用躲閃的行動來甩掉這輛車。為了急於保證不暴露這位重要的情報員,普裡比爾決定去找他的俄國同行羅果夫上校幫忙。羅果夫說需要花一兩天時間去核實。之後,羅果夫向普裡比爾重新保證,說雖然有輛車跟蹤,可後來那輛車放棄了跟蹤,因為軍情五處相信普裡比爾僅僅是在教一位同事開車。羅果夫還說,普裡比爾應該知道,軍情五處的監視車隊最近改變了策略,不再當外交官員們一離開使館時就公開跟蹤,而是在他們上了泰晤士河大橋後才跟蹤,因為在那裡進行反監視活動比較困難。 

  我看了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裡比爾瞭解到的情況確實是真的。監視隊的行動確實進行了改動,這是由於我的建議。這種改變是實行現代化計劃的一個部分,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試驗了這一設想,獲得了一些成功,這項行動被稱為「覆蓋點」。難怪胡佛堅持要他的副手阿爾·貝爾蒙特親自送信。貝爾蒙特拒絕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與霍利斯會面,於是會面被安排在軍情五處的一間保密室裡。隨後貝爾蒙特就詭秘地飛回了華盛頓。 

  「彼得,你看到我們的問題了吧?」霍利斯說,「如果我們對林尼採取行動,就有可能暴露蒂斯勒,可聯邦調查局想盡可能長久地把蒂斯勒隱藏起來。如果我們用別的方法去調查這個案子,那麼軍情五處內部為俄國人傳遞情報的人就會暴露我們。但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一定要查清這個滲透分子的真相。」 

  霍利斯告訴我,在過去的三個月裡,馬爾科姆·卡明和反俄國間諜的負責人考特尼·揚對監視隊及其配套機構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認為情報是從那裡洩漏出去的。但查到後來還是一無所獲。最後,溫特博恩說服了卡明,讓他去勸霍利斯找我參加。 

  「彼得,你有什麼主意?」 

  「先生,只有勒死在切爾特南的那幫混蛋!」 

  「對不起,我沒有聽懂你在說什麼……」 

  我向他解釋說,我早就在理論上提出過設想,即俄國人可能是通過截聽和分析我們的監視系統的通訊來獲得情報的。 

  「一九四0 年,在蘇塞克斯開闊的高地上,我和我父親就做過類似的事。我們跟蹤信號,設法在英國艦隊經過海峽時測算其航線。我敢肯定,羅果夫就是這樣獲取情報的。他們這麼干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先生。他們自己的人四處走動,獲得了許多記錄。他們只需用這些記錄來對照我們信號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許多東西。基本上來說,他們肯定始終知道我們在什麼時候跟蹤他們。」 

  我對他說,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訊總部進行一項試驗,徹底調查俄國大使館裡是否有接收機針對我們的監視通訊進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訊總部覺得幹這種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聲。 

  「彼得,你能做這項工作嗎?」 

  「當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設法捕捉到接收機發出的射線。」 

  原理很簡單,每個無線電裝置都有一個振蕩器,它把輸入信號「壓進」一種更容易濾波的固定頻率裡去。振蕩器工作時總要發出聲波,就是這些聲波射線暴露了接收機的存在。 

  「先生,當然你是知道的,這是『信號情報』,」我說,「嚴格地說,我們是不被允許插手這樣的事的。如果通訊總部發現了,他們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辮子去請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著,若有所思,他用雙手捂著臉。屋子裡一陣可怕的沉寂。 

  「當然,如果我們讓他們也參與,那就得把蒂斯勒送來的情報讓他們也知道。」他最後說。這在白廳裡要產生分工上的糾紛,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總是要試一下的,」我大膽地說,「如果切爾特南方面發現了,你能為我撐腰才行。這樣我們可以在幾個月內設法搞清蒂斯勒所說的那個人。如果讓通訊總部去幹,那得花一年時間或更多的時間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開始把檔案歸攏成一堆。 

  「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行動方案,」他說,「隨時和我保持聯繫,好嗎?」 

  他直愣愣地看著我。 

  「彼得,你當然明白這對安全局是一種多麼可怕的事,不是嗎?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話,除了對華盛頓有影響以外,我們過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盡棄了。」我辛酸地想,同時我為自己沒能在監視隊通訊問題上進一步敦促通訊總部採取行動而大為惱火。 

  我回到辦公室後,立即與考特尼·揚取得了聯繫,讓他把現有的情報送來,並詳細說明俄國人戰後在倫敦購置或運入英國境內的電子設備的種類。 

  研究了這些報告後,我對俄國人在使館內使用的接收機的範圍及種類進行了準確的構思。我計算出了他們振蕩器發出的射線的範圍約是200 碼左右。我們的固定觀察站在這個範圍以外,無法採取行動,A 處一直忙了好長一段時間來研製一種能使無線電波穿透的流動車,其車皮是塑料的。我催著溫特博恩盡快完成這項工作。兩星期之內,流動車就裝配好了,裡面有電源和兩台接收機,一台用來捕捉俄國人的振蕩器發出的射線,另一台則用來加強與A 處四科的頻率的聯繫。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爾和我第一次開著這輛流動車出去。我們得到允許把它開到肯辛頓公園俄國大使館的前面,裝著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東西的樣子。我們坐在車裡,手指交叉著,頭戴著耳機,等候著放大器裡發出的哪怕是極輕微的聲音。我們來回兜了兩次,都沒有任何動靜,只有靜電干擾聲。我們又開到貝斯沃特路俄國領事館前面,打算從那裡穿過。快到五號樓時,突然聽到了微弱的信號聲。我轉動著接收機的旋鈕,聽到一陣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對方振蕩器的頻率了。我們駛過前門時,把車速放慢了,信號聲音立即增大,當我們駛過領事館向大理石拱門開去時,信號聲逐漸減弱並消失。大使館裡肯定也有接收機在工作,但是不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呢? 

  在這以後的幾天時間裡,我們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多次驅車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館在什麼時候使用接收機,並查明與我們的監視通訊有沒有關係。有一次,當我們經過領事館前面時,一輛監視車碰巧從另一個方向開來,車上的監視員正用監視隊的頻率往監視總部發回信號。我們車內正對著領事館接收機振蕩器的那台接收機突然高亢地鳴叫起來。 

  「你想這是出了什麼鬼?」我問塞爾。 

  他臉上充滿了疑惑,抬起頭來看著我。頃刻,我們兩人都醒悟了過來。剛才過去的監視車正好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證據。監視車用監視頻率在離俄國領事館如此近的地方進行通訊聯絡,這使得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振蕩器的輸入線路超負荷。振蕩器的頻率在超負荷的情況下會發生畸變,我們聽到的鳴叫就是發生這種畸變時產生的聲音。換言之,這證實了大使館裡的接收機是對準監視隊的頻率的。 

  這個新發現的代號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豐富的。我們不僅毫無疑問地證實了俄國人在監視我們監視隊的頻率,同時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檢查大使館裡任何正在進行收聽的接收機的頻率。我們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館發射電波,並監聽使館內接收機振蕩器超負荷時產生畸變時的聲音。我從閱讀「冠石」檔案時就開始醞釀著這個設想,現在終於有了機會將其付諸實施。利用「筏夫」技術,我們可以查出由莫斯科傳送給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員的廣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館監聽。從潛在的意義上來說,「筏夫」技術使我們在蘇聯非法通訊這個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裡獲得了一個徹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儘管證實了我們的監視通訊系統已成了俄國的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但導彈間諜林尼的問題仍然存在。顯然,只有在不讓我們的監視隊通訊系統暴露整個行動的情況下,才能對林尼案件進行調查。要讓無線電沉默是不現實的。我決定採取一種最好的方法,即改變被指定參加行動的車輛的頻率。我同國防部取得了聯繫,要求借用他們的一個軍事頻率,與監視隊現行的頻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這樣,監視林尼的那輛車的通訊便會混入附近眾多波段的軍事通訊之中。我們首先必須在監視隊的無線電裝置中安上新的晶體,以便監視隊能用新的頻率工作。每台用於通訊的無線電裝置都包含一塊控制發射或接收頻率的晶體。我不願冒著讓軍情五處來搞這項工作的風險,只得私下地拜訪了老同事肯普——馬爾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問他能否在大巴達城的實驗室裡為我製造這種新的晶體。我給了他一塊晶體的樣品,以便他能不走樣地進行生產。我強調說,只能讓他和他最親近的助手知道新頻率,並決定在晶體上標明一種與實際使用頻率完全不同的假頻率來作為一種額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產出了足夠的晶體,可供十幾台發射機和接收機使用。我們讓軍情五處負責監視隊無線電通訊的工程師把這些新晶體裝上,這樣可以不引起懷疑。 

  這個行動的代號是「情鳥」,其細節在軍情五處內部也是嚴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溫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確的頻率。新的無線電裝置不得在俄國大使館能觸及的範圍內使用。領事館裡的接收機仍然用「筏夫」監聽,這樣就可以記錄下來我們對林尼採取行動時俄國人的反應。D 處已經對林尼和他上司普裡比爾的行蹤進行了大量的分析。通過對這兩個人的行蹤的比較,我們發現他們經常碰頭的地方是在布賴頓附近的南丘陵。我們安排了特別處進行行動,在他們下次接頭傳遞秘密材料時逮捕他倆。 

  林尼去接頭時,攜有新頻率無線電的監視人員一直把他跟蹤到接頭地點。他在那裡等了兩個小時,然後就回家了。可普裡比爾卻在同樣的時間裡呆在倫敦。以後,我們對林尼進行了傳訊,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從表面上來看,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終。可有一個細節卻使溫特博恩、我以及D 處那些主辦這起案件的官員們感到困惑,普裡比爾為什麼會失約不去跟林尼碰頭?可以有許多原因來解釋他為何沒有露面。他在過去可不曾失約過。如果他事先已經知道要逮捕他的計劃,其來源本可能來自監視隊的通訊系統,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風報信。 

  在解決俄國人從監視通訊系統獲得情報這個問題的同時,我決定採取另一次試驗來解決是否存在兩條腿的人作為情報源的問題。我作了安排,同時更換了所有的監視通訊的無線電中的晶體,並用「筏夫」監聽俄國接收機,瞭解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如果不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記錄細節,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調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沒有哪一個監視員能事先知道這個計劃。 

  星期一的早晨,我們用「筏夫」對俄國人的接收機進行監聽,並用以往的頻率來跟蹤俄國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們關閉了所有監視機器來安裝晶體。我們告訴監視員們頻率提高了兩兆周,其實是降低了兩兆周。星期四我們又開了機器,用新的頻率來跟蹤外交官。我們仔細地注視著「筏夫」的反應。我們告訴了監視員新頻率的波段位置,讓他們看看有沒有俄國人在搜索我們新頻率的任何跡象。俄國人確實是檢查了他們的設備,彷彿是由於機器出了毛病。直到週末,他們仍停留在原來的舊頻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們開機時,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國接收機已經在用新頻率監聽了,但不是在領事館,而是在肯辛頓公園裡的大使館裡。我們又步入了迷宮。要麼這台接收機是從上個星期就在搜索監視隊的新頻率,只是我們的注意力放在了領事館而沒有察覺;要麼就是有人在上個週末把新頻率的事捅給了俄國人。可是我們認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負責反蘇聯間諜的考特尼·揚把整個調查過程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有人走漏風聲,我們大家都會猜到這個人一定藏在監視隊或其配套機構裡。我們決定耍一個花招,行話稱之為「喂鋇餐」,也就是故意洩漏一點很重要的情報,如果確有兩條腿的情報源存在,他肯定會把這個情報傳遞給俄國人的。 

  考特尼·揚此時正在負責一件雙重間諜案。這個間諜的代號叫莫羅,與俄國海軍武官盧拉柯夫海軍少校有聯繫。我們決定採用一項直截了當的方案,我們把莫羅案件告訴了監視人員,彷彿他是一個真間諜似的。我們對他們說,特別處已經接到指示,將在第二天當莫羅在漢普斯特與盧拉柯夫碰頭傳遞秘密文件時逮捕他。監視隊要對莫羅和盧拉柯夫進行全面的監視。我們猜想,如果監視隊內部有叛徒,他就會通知俄國人,俄國人要麼不讓盧拉柯夫去接頭,要麼通過某種方法去警告莫羅。 

  事實上,盧拉柯夫按時去接了頭。他在漢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條僻靜的街上進了莫羅的汽車,並迅速和莫羅交換了包裹。兩個人當場被捕。盧拉柯夫向我們亮出他的外交人員證件,然後被釋放了,此後不久他便離開了英國。我們對莫羅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銷了。 

  乍看起來,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似乎證明了沒有人滲透到我們內部來。可是,就像過去的每一次試驗一樣,這裡面有令人憂慮的不一致性。 

  從過去的監視材料中看出,盧拉柯夫在與對方接頭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上是極有耐心的。過去他去赴約時,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倫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車,又換乘公共汽車,進出地鐵和商店,最後才去碰頭。可這一次,他只是直接離開辦公室,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接去了約定的地點,甚至在汽車內的燈亮著的情況下交換包裹。任何對俄國情報部門熟悉的人都知道,這些舉動完全是令人費解地偏離他們正常的職業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針對調查蒂斯勒揭發的全部情況寫了一篇長長的報告,並把它交給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從他那碎嘴的朋友普裡比爾上校那裡聽來的一切情況,—一做了研究,並就俄國人如何得到這些情況,向霍利斯談了我的想法。 

  我在報告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談「筏夫」技術。毫無疑問,我們是通過它來知道俄國人對我們的監視通訊進行了監聽,這成了他們獲取軍情五處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多年。俄國人的這種舉動清楚地解釋了所謂普裡比爾「駕駛考測」的故事,同時又肯定了俄國人是怎樣知道「覆蓋點」行動的原因。儘管我們的通訊分析專家們懷疑,俄國人是不是單單依靠監聽我們的通訊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們是在泰晤士河大橋上開始跟蹤他們的。可是,普裡比爾未去與林尼接頭,俄國發現我們監視隊的新頻率之迅速以及盧拉柯夫一莫羅事件等都可以對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我們權衡了各種可能,結論是,俄國人除了通過監聽我們監視隊的通訊來獲取情報以外,並沒有兩條腿的人這種情報源,可事實上這種可能性並沒有排除。 

  在我把報告呈上去一兩天以後,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進到他的屋子裡去的時候,他弓著背正在看一份檔案,並用一支自來水鋼筆在上面寫畫。他並沒有抬起頭來看我,繼續寫他的東西。我站在那裡彷彿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學童似的。這間辦公室在狄克·懷特搬走以後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只是牆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長的肖像。霍利斯的寫字檯上放著一張他兒子的照片,旁邊有三部電話,分別接通內閣辦公室、國防部和軍情六處。除此之外,再也沒有表現個性的任何痕跡。 

  「謝謝你的報告,彼得。」霍利斯說。他仍然沒有抬頭看我。他同當年早些時候把蒂斯勒檔案交給我看的時候相比,完全判若兩人。危機已明顯地過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還在繼續寫。 

  「我給胡佛寫了一封信,扼要地對蒂斯勒材料中關於軍情五處有間諜的說法進行一次解釋,」他接著說,「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們的技術人員報告一下這起案子的背景情況,如『筏夫』一類的事,我想這一定很不錯。好好地利用這次旅行,好嗎?到處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頭來,突然笑了。 

  「我很高興這次我們搶在他們前面了,幹得棒。」 

  他回頭又去忙那檔案了,這意味著我們之間的簡單會晤已經結束。我轉身離開屋子。 

  「哦,彼得,」當我走到門口時,他又說,「你就只講技術上的發現,好嗎?我想我們不應該給胡佛留下一個印象,認為還有什麼事情……沒有解決。」 

  「當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實際上在那時我並不明白,可我們已經首發命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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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國國會大廈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粉紅色的花朵,蔚藍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廈的圓頂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閃光。我一直很喜歡訪問華盛頓,尤其是在春天,倫敦太單調乏味了。軍情五處重視出身門第,手裡的錢也摸得緊,我和許多比較年輕的、在戰後加入秘密情報工作的人一樣,感到美國才是偉大的希望,是西方情報工作的中堅。我舉雙臂歡迎美國來佔據優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美兩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在五十年代後期處於戰後的最低潮。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僅僅是在中東問題上,而且在遠東和非洲問題上也是如此。軍情六處的許多老資格的人發現,在戰爭時期,他們在英美情報關係中佔著控制地位,可現在卻退居到一個低下的位置上,這個事實委實令人難以接受。 

  由於不同的原因,軍情五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也有不快。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新機構,在世界舞台上顯示著它的實力。它的目標是收集情報,在沒有得到軍情五處的通知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得在倫敦採取行動。霍利斯和懷特都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上破壞了這個默契。 

  在所有的困難背後,還存在著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以及公開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們再也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軍情六處,特別是有許多高級官員與菲爾比有著親密的關係,而軍情五處對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事先都沒有覺察出來,這在美國人的眼裡完全是一種犯罪的無能表現。過去那種親密的戰時英美情報關係遭到了一股濁浪的衝擊,政府通訊總部相對來說受到的衝擊要少一些。根據一九四八年英國和美國的協議條款,通訊總部與美國同行國家安全局曾訂有一個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當了局長以後,果斷地設法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改善關係。胡佛的反英情緒是有了名的,這可以追溯到戰爭時期。那時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紐約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領導,這個人就是所謂的「無畏之人」。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美國從事反德國的活動,可胡佛卻竭力反對任何組織有權在美國國土上收集情報這種設想,對外國控制的機構更是不加理睬。多年來,他始終拒絕與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見,有一段時間甚至不准軍情六處的官員到聯邦調查局去,不許軍情五處接觸聯邦調查局的情報來源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著改善關係的意圖拜訪了胡佛,並說服他把軍情五處列入情報分佈範圍的名單裡。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處得很好,但兩人對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質上比較軟弱,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當一個唯唯諾諾的角色。胡佛與其他許多靠個人奮鬥發跡的美國人一樣,有著強烈的勢利氣。當霍利斯這樣一個英國上層階級的間諜大師竟端著禮帽向他乞討時,他那盛氣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點震動。 

  我成了一個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聲稱,任命我為軍情五處的首席科學家,是他致力於實現情報工作現代化以及加緊反蘇聯間諜鬥爭的一個佐證。在霍利斯訪問美國後,胡佛邀請我到聯邦調查局的總部去參觀,看看他們的技術裝備的規模。我對這次訪問很感興趣。我從加入軍情五處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長期的成就,其關鍵在於與美國恢復關係,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他們的技術資源。可是我的這種觀點並沒有什麼市場。帝國的幻想頑固地佔據著萊肯菲爾德大樓,譬如,卡明雖然是軍情五處技術處處長,卻從來沒有對美國進行過一次訪問,他也不明白要這樣做的道理。 

  聯邦調查局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力量的規模,它完全超過了軍情五處所能想像的。雖然他們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們沒有好好地把這一切利用起來。他們主要依靠在市場上買儀器,自己卻不進行研製。儘管他們有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微波無線電網絡把各分站聯繫起來,可他們的無線電都是標準的摩托羅拉設備,是用在警車和出租車上的。在聯邦調查局的技術工作中,惟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是他們使用指紋方法來搞間諜工作。軍情五處的檔案室裡沒有指紋記錄。我認為這是聯邦調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賦予的一個優勢。 

  迪克·米倫是聯邦調查局裡負責技術研究的官員。他是個律師,而不是一個科學家,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個非常精彩的表演,他們帶我來到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地下室射擊場,為我表演了手槍射擊。米倫驕傲地告訴我,連「老頭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練習他的這套出色的射擊技術。我還參觀了馬里蘭州海邊聯邦調查局的訓練基地,一個年邁的美國印第安人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傳授高級槍法。他向我們露了幾手絕技,例如對著鏡子射擊身後的目標,反手過肩擊落放在噴水池頂端的乒乓球。這是粗曠而充滿美國味的情報人員的必修課。聯邦調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國那個無法無天的時期紮下根基的,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可我懷疑這種絕技與現代化的反間諜工作是否有關係。 

  我並不樂意向聯邦調查局通報蒂斯勒案件。從胡佛處理這個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個的暗示。他希望我們無法解決軍情五處是否藏有間諜的問題,以便他可以借此向總統建議停止與英國交換情報。我希望霍利斯和我過去對美國的訪問能為我的道路掃除障礙。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著參觀,他是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哈里這樣親切友好的人,他曾是愛爾蘭國際橄欖球運動員,和霍利斯一樣,也喜歡打高爾夫球,並且還差不多是一個職業障礙跑運動員。人人都喜歡哈里,這主要是因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視為一種社交活動。五十年代末期是衛星和計算機情報在華盛頓嶄露頭角的現代氣息時代,哈里的氣質和知識已跟不上這種時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見面,如果對立是無法避免的,他就採取一種簡單的對策。 

  「聽我說,彼得,老朋友。讓他談,看在上帝的分上,別打斷他。在他講完後你記住對他說,非常感謝你,胡佛先生,……我已經為午餐訂了一個桌位,我們會需要的。」 

  聯邦調查局像一個雄偉的凱旋門式的陵墓,我們穿過它前面的拱道,在這裡迎接我們的是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艾爾·貝爾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爾·沙利文。沙利文負責處理共產黨事務。(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蘭打野鴨時喪命的,當時被認為是遭暗殺。)貝爾蒙特是一個彪悍的老式「槍手」,過去聯邦調查局的人都知道這個綽號。從該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裡面。沙利文是四肢發達(但並非頭腦簡單)的貝爾蒙特的軍師,他們兩個人都認為匕首勝於說教。貝爾蒙特樹敵很多,但和我相處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樣,有過一個災難深重的童年經歷。他的父親在一次街頭毆鬥中遭人槍殺,他母親日夜操勞,攢錢供他念完了法學院。他憑藉著在工作上的勤奮和對「老頭子」的無限忠誠,被提拔到聯邦調查局的最上層。 

  這兩個人在表面上雖然剛硬,在局裡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卻十分懦弱。我感到,這種無限忠誠有些不自然。當然,他們是欽佩胡佛的。這是因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個腐敗無能的組織建成了一個有效的、令人生畏的、與犯罪作鬥爭的機構。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著難於啟齒的隱疾的折磨,他們卻從來不承認這個事實,就連私下地默認也沒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時間同這兩個人討論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術意義,直到與胡佛會晤的時刻到來。我們穿過迷宮般的走廊,看到了許多年青的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他們整潔、健康,穿戴得體,梳著短髮,一臉正經的神情。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使我想起了醫療衛生診所,到處可見抗菌的白色瓷磚在閃著亮光。工人們整天忙乎著,經常重新刷油漆,打掃衛生,上地板蠟。如此潔痺,令人懷疑其靈魂是否陰暗。 

  胡佛的房間在一套四間相連的屋子中的最後一間。貝爾蒙特敲了敲門,走了進去。胡佛站在他辦公桌的後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藍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裡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從他那皺紋叢生的小臉上搭拉下來。他堅實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並沒有欣慰的感覺。 

  貝爾蒙特開始向他介紹我來訪的原因,可胡佛卻尖銳地打斷了他。 

  「我看過報告了,艾爾。我要聽賴特先生給我談。」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著我,我開始簡略地談到「筏夫」發現的經過,他幾乎立即打斷我。 

  「我想你們對我們的捷克情報源提供的情報感到滿意了吧……!」 

  我開始回答時,他又把我岔開。 

  「你們的安全組織從華盛頓這裡撈到了不少好處,賴特先生。」 

  他聲音裡暗示著不止一點的威脅。 

  「如果這些好處對我們國家的安全造成了問題,我可就要勸告總統了。像這起案件,我得親自關注,尤其是英國在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問題。我需要知道我是否處在一個安全的地位。我說明白了嗎?」 

  「當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著細看他的鞋帶。貝爾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辦公桌的另一邊,被陰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個人孤軍作戰。 

  「我想,你會在我的報告裡看到……」 

  「賴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報告做了一個摘要,我對你的經驗教訓很感興趣。」 

  沒等我回答,胡佛就開始激動地謾罵西方面對共產主義的進攻顯得無能。我同意他的許多觀點,只是對他說話的那種腔調感到厭惡。我們的話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胡佛幾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們的名字的。 

  「在我們局裡,賴特先生,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我的官員們都是經過徹底審查的。這可是教訓啊!你明白嗎?」 

  我點點頭。 

  「當然,胡佛先生。」斯通插進來說。 

  胡佛突然又凝視著我,說道: 

  「要全面警惕,賴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們局可是在日夜戒備啊!」 

  他猛然站了起來,這意味著會晤結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詹姆斯·安格爾頓共進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見過他。他思路敏捷,對贏得冷戰抱定決心,其理由不只是為了好鬥取樂。我喜歡他,他給了我足夠的暗示,鼓勵我考慮一起幹工作。 

  安格爾頓這顆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華盛頓升起的,尤其是他從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裡搞到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之後。他是冷戰時美國戰略情報局招募來的人之一,在賴德街軍情六處的舊辦公地點裡受過反間諜技巧訓練。訓練他的是菲爾比。這位耶魯大學畢業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他的這位喜歡抽煙斗的英國教官一見如故。一九四九年,菲爾比被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後,兩個人之間的友誼進一步加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菲爾比發現了這位嶄露頭角的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沉溺於策劃陰謀。很快,安格爾頓在英國情報官員當中獲得了經常企圖利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的敵對情緒從中撈取外快的名聲。 

  我乘出租汽車去了喬治城。此刻我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政府官員住在這個地方。這裡有優雅的紅磚房子,樹木成蔭的街道以及密集的書店和餐館。我到達哈維餐館時,安格爾頓早已坐在那裡的一張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著一套灰色西服,一隻手裡捧著一大杯傑克·丹尼爾牌啤酒,另一隻手拿著一根香煙。 

  「胡佛怎麼樣?」當我坐下來以後,他用嘶啞的聲音問我,彷彿把一撮砂礫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靈通,吉姆。」我回答說。 

  他那蒼白的臉上勉強露出一絲笑容,與那套喪葬服一樣的西服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我知道他是在探聽消息,中央情報局對蒂斯勒以及他的揭發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和聯邦調查局有著默契,我們向他們通報「筏夫」行動,但他們必須烙守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聯邦調查局交交朋友,倫敦時下很興這套。」 

  「浪費時間,」他說,「我記得你們早就在設法接近他。可他總是對我們講,他忍受不了英國佬。」 

  我感到有些憤怒,雖然我知道這正中他的下懷。 

  「嗯,我也不能說中央情報局就更友好一些。」 

  「過去的十年裡,你們在華盛頓把許多信譽都喪盡了。」他說著,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這樣的人,」他繼續說,「看到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看到軍情五處的現狀,總要問:『這有什麼意思?』」 

  他叫來侍者,我們點了菜。 

  「你完全離題了,吉姆,」我說,「事情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年前他們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當科學家的,可現在我在那裡了,並且還不斷有新的人湧進。」 

  「我進過英國的公學,」他譏諷道,「你們那幫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沒有什麼好處。那些事都過去了,世界更小了,我們應該重新合作。」 

  我為自己突然如此動感情而感到驚奇。安格爾頓始終端坐在那裡,一刻不停地吞雲吐霧。 

  「你從胡佛那裡得不到任何幫助,」他咕嚕說,「他也不情願為你們提供幫助。」 

  這頓午餐用了很長的時間。安格爾頓什麼也沒有透露,卻在飲酒的過程當中向我提了許多問題。菲爾比怎麼樣了?我坦率地告訴他,我認為他是個間諜。還有,儘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仍然是個觸動神經的事,安格爾頓想知道每個細節。他甚至問我,是否可以從軍情五處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檔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由於同蘇聯有廣泛的商業往來關係,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報界的注意。可是我認為這樣做有些粗率。 

  「我們是朋友,吉姆,可還沒有到那麼親密的程度。」 

  五點鐘左右,我送安格爾頓上了他的汽車。那是一輛非常漂亮的「奔馳」車。不久我才知道,別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們家的全國現金出納機公司的股東之一,因而喜歡揮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湊巧,把鑰匙鎖在了車裡,他感到很惱火。我從口袋裡摸出賈格爾做的撬鎖鐵絲,不到半分鐘就把車門打開了。 

  「不錯,彼得,不錯!」他滿臉堆笑地說。他知道我此時正在自我陶醉哩。 

  「順便說一句,」我說,「我可是正兒八經的,如果你在華盛頓不幫助我,我就要請願意幫助我的人來干了。」 

  「讓我想想,看能做些什麼。」他喃喃地說,然後鑽到汽車方向盤後面,目不斜視地開著車走了。 

  實際上,雖然華盛頓方面持懷疑主義態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國的情報部門在技術方面有了重要的變化。軍情五處把主要精力用來發展新技術,即「筏夫」和「咽吞」技術。 

  第一步,我們把蘇聯大使館繼續置於「筏夫」的監視之下。霍利斯說服了態度勉強的財政部,讓其在軍情五處的秘密撥款之外,再為軍情五處買一幢房子。這幢房子擠在蘇聯的幾幢外交樓之間。我們在閣樓上安裝了「筏夫」接收機,並在這幢新房子和鄰街的目測監視樓之間挖一條隧道,把探測到的大使館內的信號通過埋在隧道裡的電纜發送回去。我們讓西裡爾·米爾斯作為房客住在這幢樓裡。他在戰爭時期是軍情五處的官員,現在是著名的馬戲團的老闆。此後的許多年裡,米爾斯就在這幢樓裡經營他的馬戲業務。如果要往這幢樓裡運送人員或設備,或清除隧道裡的垃圾,就用「米爾斯馬戲團」那輛花哨的車子去幹,這樣掩護得十分巧妙,俄國人從來沒有往這一點上去懷疑。 

  我們仔細地用了幾台直接接收機來搞『筏夫」行動,每一台都使用一種兆周頻率,目的在於使我方沒有振蕩器,這樣做是防止萬一俄國人也研製出一種「筏夫」技術。米爾斯的房屋之謎在整個六十年代都沒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報警器發覺有兩個俄國外交官爬上了房頂。他們打破了一扇天窗,可還沒有來得及從屋頂爬進來,就被管家嚇跑了。米爾斯向蘇聯大使館提出了正式的抗議。可我們在猜想,俄國人可能通過某種方式已經知道我們存在於這幢樓裡。 

  房子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閱讀「冠石」檔案時所籌劃的那種試驗付諸實施。我們系統地捕捉了信號,看看蘇聯大使館內的接收機是不是在監聽莫斯科播給英國特工人員的信號。這些都是高頻信號(HF),而監視隊的無線電是特高頻(VHF ) 信號。 俄國人在他們的高頻接收機上用了大型無線電放大器,使「筏夫」行動更為困難。可是政府通訊總部研製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設備,不到六個月,我們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館裡的俄國人例行監聽從莫斯科發來的四種信號。 

  第一種信號的代號叫「粗暴」。我們是在一個星期二的晚上十點三十分收到它的,摩爾斯信號的聲音響亮而清晰。俄國人當時也在用同一種頻率進行收聽,我們的接收機跟蹤到了一個振蕩器發出的嗚嗚聲。政府通訊總部分析了「粗暴」,認為它來自莫斯科地區,每週播發兩次。密碼分析專家們十分肯定這個摩爾斯電碼裡含有真正的通訊。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決定集中主力來跟蹤「粗暴」信號。 

  我去找了考特尼·揚,當時他在D 處一科(他是反俄國間諜工作的負責人),問他能不能幫助我們查找一個非法特工人員的情報,此人目前正在英國境內活動,並正在收聽從莫斯科發來的無線電通訊。揚對我去找他感到驚奇,他說D 處近來正在著手調查一個雙重間諜案。該案使他深信有個非法分子在倫敦地區活動。這個雙重間諜是個男護士,曾加入過英國共產黨。好幾年後,有人讓他為俄國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願,但後來他的聯繫人告訴他說,不是要他當間諜,而是讓他寄些信件和保管臨時的箱子。又過了一段時間,這個護士害怕了,便向警察報告了。這個案子按照慣例被特別處轉到了軍情五處。 

  揚讓這個護士當了雙重間諜,再返回去跟俄國人對抗。在短期內,這個護士仍然讓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蘭地區,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倫敦南部的克拉普漢姆租用一套公寓,並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漢姆公地從事一些死信投遞活動。揚非常肯定地認為,他是一個由俄國人訓練出來的非法特務的外圍人員,專門在真正的非法分子進入指定的地區之前為其準備通訊器材和居住條件。但是後來,這個護士同對方的一切聯繫突然中斷了,他再也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麼就是整個行動流產了,要麼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務已通過某種方式在該地區潛伏下來了。 

  這種猜測不著邊際,可至少考特尼·揚要找的非法特務有可能就是收聽來自莫斯科的「粗暴」信號的這個人。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對克拉普漢姆地區進行了嚴密的搜查,看看有無進一步的線索。我們駕駛那輛能透過無電線波的「筏夫」車來到克拉普漢姆,在四周有牆的舊防空洞前院裡設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漢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們接通防空洞的電源,架起一根天線,估計能在半英里的範圍內進行收聽。 

  我和托尼·塞爾坐在寒冷而又空氣不流通的『筏夫』車裡,觀察著,等待著,聆聽著。「粗暴」廣播應當在上午十點開始,我們把一台接收機調到「粗暴」的頻率,同時用另一台接收機搜索附近周圍的頻率,看看能否發現振蕩器。第二個星期,卻真讓我們給撞上了。我們收到了一種奇怪的,像貓頭鷹一樣的叫聲,並收聽到從莫斯科發來的摩爾斯電碼。這顯然是有人在離我們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聽「粗暴」廣播。塞爾和我面面相覷,他彷彿已嗅到了獵物的氣味,錄音機開始在壓低的聲音中轉動。我們換上電瓶電源,慢慢地開車沿著克拉普漢姆街駛向地鐵車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迴。此時那些小酒店裡坐滿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區住宅,門前的花園裡有剛剛開的水仙花。室內的居民們對經過他們屋前的跟蹤行動一點兒也沒有覺察到。 

  塞爾監視著振蕩器的信號,用它發出的強大電波來確定它的位置。我們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鐘,我們還有十七分鐘。當我們到達地鐵站時,信號變弱了。我們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萬茲沃斯,信號再一次減弱並消失。我們駛向南邊的波爾漢姆,可這回甚至沒等我們離開公地之前,信號就完全沒有蹤影了。 

  只剩下六分鐘了。車內的人說不出一個字,我們只剩下一個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後街那擁擠的、迷宮般的地方。我們開著這輛特製的車來到拉奇米爾路,我心裡滿是失望,我要猛衝過去,我真想用傳聲筒對眼前的情形高聲叫喊,請求給我們讓路。可我們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視著閃爍不停的調諧盤,希望聲音增強而不是減弱。可是,當我們穿過萬茲沃斯路時,信號已經逐漸減弱。此後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廣播,「粗暴」信號再也聽不到了。塞爾重重地拍著車壁。我摘下耳機,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陣憤恨。我們還得在克拉普漢姆呆幾個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標? 

  我點燃了我這天的第十三根香煙,試圖從這二十分鐘的情況中思索出點什麼來。我們每個方向都去過了,可每次我們一挪動位置,振蕩器的信號就減弱。這毫無疑問地證實了我們的確發現了另一台接收機,除了我們自己那台接收機以外。可這台接收機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東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過來,意識到一個真相——「粗暴」就在我們的頭頂上,就在防空洞頂上幾碼之內的地方。我們開車回到基地,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搜索,發現在我們背後的高牆後面是一片用作停車場的開闊的荒地。「粗暴」的收聽肯定是在一輛停在此地的汽車或類似於我們這樣的車裡進行的。 

  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以後,我把振蕩器的錄音印成一副聲納圖像。聲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電源波紋,其波紋形狀不是普通的電源頻率,而是類似於我們「筏夫」車的電瓶所產生的電源的頻率。這種巧合令我感到痛苦萬分,無法進行思考。 

  在以後的六個月當中,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把所有候補人員派到克拉普漢姆去進行搜索。我們在上百個不同的地方進行監聽。官員們對每一條街都進行了搜查,尋找有問題的天線,仔細盤問無線電設備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在我們四處進行搜索期間,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從莫斯科傳來嘲笑我們的「粗暴」信號。 

  除了繼續用「筏夫」汽車以外,我們還通過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安排了「筏夫」飛機。我們從英國皇家空軍調來一架運輸機,機內裝有類似於我們車內的接收機,在固定的時間裡在倫敦上空飛行。我們認為,在高空可以尋找到接收機在倫敦的什麼地方進行工作的大概範圍,如發現了信號來源的具體地方,就用幾輛「筏夫」車進行包圍。 

  第一次,我們飛行在蘇聯大使館上空的飛機正在檢查設備的工作情況時,突然收到了他們的接收機的聲音。以後,我們又在芬斯伯裡公園一帶收聽到了一系列的無線電聲音。就像在克拉普漢姆一樣,我們趕到這一帶進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樣,這個一直沒有被發現的特工人員舒舒服服地隱匿在倫敦郊區的密林裡。 

  「筏夫」飛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藍色的天空裡,聆聽著從莫斯科發來的信號。頭上戴著的耳機使我聽不見飛機螺旋槳的噪聲,而在我的下面,在倫敦無垠的燈海裡,有一名間諜此刻也在閣樓或室外的汽車裡聆聽這些信號。我知道我能聽到他,可我無從知道他在哪裡。他是誰?他是單獨行動,還是一個集團中的一員?最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號裡告訴了他什麼?我在反間諜官員所棲居的特殊煉獄裡,常常被這種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覺所困惑。 

  「筏夫」行動雖然沒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術方法破譯密碼的「咽吞」行動卻很快被證明是獲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訊總部研究處副處長喬希·庫柏在切爾特南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咽吞」行動便是在這次會議上敲定的。庫柏明白,要想進一步在取得密碼破譯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須使軍情五處、六處以及通訊總部相互進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關的幾個部門的人請到一起,來參加會議的有通訊總部H 處(密碼分析處) 的亞歷山大和德納姆,通訊總部M處負責反小集團的科學科科長約翰·斯托勒,還有雷·弗勞利和我以及軍情六處的同行帕特·奧漢朗。 

  除了俄國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訊總部的第一個重要目標。他們在他們所有的駐外大使館裡使用哈格林密碼機,共分為四個組,每一組使用不同的密碼排列。只要我們能把某一組裡任何一台機器搞出名堂來,那麼組裡的其它幾台機器都會被破譯出來。或者我們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機器的樣品,那麼那個組裡的其他幾台密碼機也會被破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擬出了一張埃及駐世界各地使館的清單以及它們所屬哪一個密碼機組的詳細情況,委員會然後對哪一個使館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動獲得成功進行了估計。我向軍情六處派來的工作隊詳談了如何安排這次行動的設想,不到一年,我們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碼組全部破譯了。 

  雖然「咽吞」技術能破譯各種哈格林密碼機,但這種機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國家裡才有市場。庫周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尋找把「咽吞」原理應用到較先進的密碼機上的方法。由於通訊總部缺少計算機力量,無法破譯這些密碼機。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需要把計劃變為現實,紙上談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們得用科學的方法來探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廣多深,因此要做試驗。即使事與願違,我們也能瞭解到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東西。」 

  我突然間在頭腦裡萌發出一個主意。任何一台密碼機,無論它是多麼複雜,總歸得把一份清楚的電文編成密碼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進的密碼技術是把電文打進電傳打字電報機裡,電報機又與分開的一台密碼機相聯,編成密碼的電文卡嚓嚓地從另一端輸出。整個系統的安全性取決於徹底的屏蔽。如果密碼機和電文輸入機之間沒有進行電磁屏蔽,那麼,未編成密碼的電文的回聲就可能與編成密碼的電文一起從輸出線路上傳出。如果使用相應的放大器,從理論上來說是可以把這種「幽靈」電文區別出來,並讀懂它的內容。 

  當然,我們無從知道哪些國家對自己的密碼室採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國家還沒有這樣做。按照我所建議的那種路子來搞行動得花兩年時間才能成功。我們知道,蘇聯肯定對它的密碼進行了妥善的保護,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花費全力來企圖破譯俄國的密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在於要選擇重要的目標,而且是有可能使我們獲得成功的目標。 

  在選擇目標時,我們認為法國密碼較之其它國家的密碼來說,最適合用來做進一步的「咽吞」試驗。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都面臨著外交部的壓力,外交部要他們提供法國對英國即將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態度的情報。通訊總部還研究了法國在倫敦使用的密碼系統。他們使用了兩種密碼:一種是低級的,用電傳把電文發回法國外交部;一種是高級的,供大使通訊用,由一台密碼機獨立發送電文作為一種額外的保安措施。亞歷山大認為,高級密碼無法破譯。但低級的密碼可以用我概述的辦法破譯。庫柏同意了,於是又開始了「柵欄」行動。 

  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聯合執行的這項行動中的第一個任務是對法國大使館的分佈作一次詳細的技術偵察,尤其要找到密碼室的大概範圍。我請地方市政委員會把使館的建築圖紙送來,之後又同郵政研究組取得了聯繫。此時約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爾接替了他的職務。米切爾因為中風而半身不遂,雖然已言語不多,可頭腦仍十分清楚。米切爾把法國大使館的電傳和電話的輸入和輸出線路圖都給了我,我把這張圖與建築圖參照來看,從而確定了密碼室的大概位置。 

  我們讓郵局把法國大使館的電話弄壞,於是借維修機會進去對密碼室一帶進行了目測。與埃及人不同,法國的安全人員對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進行了監視,可是我們仍然搞到了我們所需要的信息。密碼室裡沒有電話,只有走廊裡才有一部電話。密碼室和電傳室相連,中間只有一塊塑料板隔開。 

  我們用郵政局的線路圖進行核實,發現法國使館的輸入線路是沿著大街接進通向海德公園的艾伯特門入口處盡頭的人行道上一個盒子裡。我和米切爾商量好,在這個盒子裡的電纜上裝一個寬頻帶的無線電裝置,把捕捉到的信號傳遞到我們在海德公園旅館裡租用的一間特別操作室裡。為了不使我們的行動被人發現,在我們把從那個盒子出來的電線接到旅館四樓我們的操作室時,我們故意弄壞了旅館的電話系統。此外,還在線路上安裝了特殊的障礙電容,以便保證線路單向工作,不會有任何電文漏回大使館而使我們的行動被人發現。通訊總部經常截聽各國駐倫敦的大使館的來往無線電和電傳通訊,他們在帕爾默街有一些房子,專門幹這種事。我們從帕爾默街的房子到我們的海德公園旅館之間,接了一條含有法國使館通訊的電線。我們把這條線作為指南,用以核對我們用無線電頻率收到的信號是不是從法國使館來的。 

  第一天上午,我們聽到了那組低級密碼的信號,並與帕爾默街收到的信號進行吻合。收聽線路與我們自己的電傳打字電報機一接通,截取的法國密碼便開始卡咯卡咯地在我們眼前輸出。很顯然,這條收聽線路上傳送出來的信號不止一種。你只需坐下來,用鉛筆把非密碼電文與密碼電文區分開來,就可以直接讀懂密碼。 

  我開始揀出一份譯文,發現電傳打字電報機上還有另一種信號的蹤跡,我把這與聲納圖進行了核對並證明我沒有搞錯,於是我就把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找來了。 

  信號的高峰與低谷不斷靜靜地掠過螢光屏,低級密碼的線條很強,其陰影線條也很容易識別。可另一個信號掠過每個尖峰時,就有一陣低低的雜音出現。 

  「天哪,」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喃喃地說,「我們連高級密碼也收到了,那肯定是從塑料隔板那邊傳過來的。」 

  我急忙通知帕爾默街,讓他們把高級密碼也傳送過來,以便比較從兩個途徑得到的信號。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重新調整了放大器,把信號加強到足以顯印的程度。我把帕爾默街送來的信號作為標準,把非密碼電文區分出來。不到十分鐘,我就搞出了一份電報譯文的初稿。這是一份法國駐倫敦大使發給戴高樂總統的私人辦公室的電報。 

  從一九六0 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時間中,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每天閱讀法國駐倫敦大使館收發的法國高級密碼電報。我們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意圖雖然沒有成功,但法國人在這個期間的每一個舉動都被我們監聽到了。外交部對這種情報大感興趣,戴高樂的電報被逐字逐句地製成副本,經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紅色文件箱裡。 

  實際上,「柵欄」只是生動地表明了情報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樂決心抵制我們的申請,無論有多少高級情報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我們的確把關於法國人的獨立「核打擊力量」的設想之細節捅給了美國人,這有助於鼓勵美國人更加不相信戴高樂,但我們從中撈到的好處卻是微不足道的。 

  儘管如此,在外交部,「柵欄」行動仍被視為一次重大的勝利。外交部的常務大臣召見了我,對我在這次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智謀與天賦表示祝賀。 

  「這些材料真是無價之寶,」他滿臉堆笑地說,「真是無價之寶。」他的話使我毫不懷疑「讀懂法國佬的電文通訊」,是繼阿讓庫爾戰役、火燒加來港和其他打擊習慣於背信棄義的法國人的這些古代偉績之後的又一次具有巨大價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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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英國情報部門在「咽吞」 (埃及)和「柵欄」(法國)行動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訊總部制定了一個列有所有目標的龐大的名單,並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重點。軍情五處負責收集所有國家駐英國大使館的情報,包括密碼室的位置,輸入和輸出電纜的細節,以及就某個目標是否可以採取「咽吞」或「柵欄」行動進行估計。軍情六處在國外干同樣的事,他們對列入通訊總部名單的目標進行了詳細的技術偵察。由於在國外沒有郵局的寶貴協助,他們只得主要依靠間諜的一些傳統方式來開展工作。 

  在「柵欄」行動以後,又擬定了準備破譯大部分歐洲國家密碼的計劃,並從德國開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後,這個行動又被取消了,因為德國人的機器屏蔽狀況極佳。後來我們卻成功地把一隻探測話筒放在希臘駐倫敦大使館的密碼機後面。希臘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目標,因為他們在塞浦路斯緊急狀態時期對塞浦路斯游擊隊領袖格裡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發生衝突期間,對印尼大使館也採取過同樣的行動,在整個衝突期間破譯了印尼的密碼。 

  對於軍情六處來說,最令人難忘的無線電截聽行動是針對俄國巡洋艦「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行動。儘管上次用「巨型炸彈」克拉布在樸茨茅斯沒有成功,但軍情六處仍然有決心偵察這艘軍艦。一九五九年,這艘艦要到斯德哥爾摩的船塢裡去修理,軍情六處知道瑞典信號情報局計劃對它採取行動。軍情六處駐當地分站的站長向瑞典人建議,說英國願意提供先進的技術進行援助。瑞典信號情報局在名義上保持中立,其實它與英國政府通訊總部保持著非正式的秘密關係,因此對英國主動提供幫助,瑞典倒是感激不盡。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爾摩, 佈置對「奧爾忠尼啟則號」 的密碼機採取「咽吞」行動的計劃。我偽裝成瑞典工程師,在夜深人靜時分,由兩個身強力壯的信號情報局的技術員陪同來到船塢,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通訊總部的兩個人。我們躲在「奧爾忠尼啟則號」對面的倉庫裡。「咽吞」設備早已被送到樓上的工作室裡,我們爬到工作室,蟋伏在這間小屋裡整整五天。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外面的溫度高達華氏九十度。倉庫的屋頂是波形的鐵皮做的,我們在裡面熱得差點兒中暑,幸好冰箱裡放有一些濃度極高的貯藏啤酒,才使我們感到一絲欣慰。我們雖然收聽到了一些密碼噪聲,但卻始終未能破譯這些密碼,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都認為這次行動是成功的。 

  「就像騎警隊一樣,」軍情六處的代表帕特·奧漢朗滿臉堆笑地在後來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會議上喊了起來,「我們能搞到我們所要的人。」 

  技術偵察的成果不斷增加, 在這些技術偵察基礎上進行的行動也有所擴大,「筏夫」和「咽吞」行動的規模也明顯地膨脹起來。一九六0 年,由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組成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成立了,主要任務是協調工作。委員會每兩周開一次會,有時在切爾特南開,有時則是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開。儘管雷·弗勞利自告奮勇出來主持日常事務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員會裡握住了統治大權,但我是這個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勞利是通訊總部的官員,他朝氣蓬勃,嚴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賦,不像他的一些在切爾特南的同事那樣心胸狹窄。他主管文件工作,並為各種行動的負責人提供技術資源和工作人員。此外,他還負責從主管大臣那裡接收極為重要的批示。 

  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是英國情報界在戰後最為重要的委員會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現了新一代的電子計算機,委員會在這十年當中為通訊總部的密碼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掃清了隔離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障礙。英國情報界又開始像在戰爭時期一樣,作為一個協調的整體在開展工作,因此比從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進展。我加入軍情五處時,科學研究的主要講壇是科爾莫爾委員會。軍情六處每年都要從秘密世界以外邀請十幾位最有聲望的科學家,在卡爾頓階梯大廈的一間保密會議室裡開一次會。軍情六處請這些人吃一頓非常考究的午餐作為回報,希望這些顯赫的人物能作為秘密部門的非正式的科學顧問,來為他們提供指導,出出主意並建立聯繫。我第一次參加科爾莫爾委員會的會議時,立即就發現這完全是浪費時間。上午的討論會很鬆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優質的紅葡萄酒以後,委員會裡幾乎就沒有人對複雜的科學問題還有什麼心思了。一天的勞累過去了,彼得·狄克遜領著大家到城裡又來一頓夜宵。到夜深時,又讓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總會俱樂部去。如果說得文明一些,那麼在這裡表演的節目可被稱為「黃色歌舞」。我永遠也忘不掉狄克·懷特那張難看的臉,他向桌子周圍那些喝得臉紅筋脹的雅士們強裝著笑顏。他和我一樣,感到這種辦法是不能解決軍情五處所面臨的深刻的科學問題的。 

  科爾莫爾委員會作為一個大造輿論的機構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軍情五處需要制定一個徹底的室內研究計劃,這就需要適當的人力和財力。財政部大筆一揮,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對秘密部門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小數目撥款還要抵制,這令我感到荒謬之極。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軍情五處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裡克·布倫德裡特爵士,請求他幫助我得到必要的資金。他對此表示同情。他建議我先對克格勃目前的科技進步狀況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然後寫一篇報告,概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存有缺陷的領域,這樣我的申請才會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軍情六處的同行,H 處技術一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缺少這方面的情報。我決定對所有德國科學家的匯報進行全面的研究。他們在戰爭結束時,被迫去蘇聯,在蘇聯政府實驗室裡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為換取自由的代價。這些科學家就是那些被人們所知的「歸來的龍」。他們的匯報提供了許多關於蘇聯火箭、噴氣式飛機以及核研究的狀況情報,而這些領域正是俄國人急於求成的領域。 

  我走訪了國防科學情報所,向斯特朗將軍詢問了我是否可以對這些文件進行研究。我被帶到諾森伯蘭德大街的一間房子裡,那裡存放著關於「歸來的龍」的所有材料。這些幾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佈滿了灰塵。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對這些材料進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這簡直令人驚歎不已。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把這些「龍」的材料進行了分類,不久便清楚了。有許多「龍」科學家被詳細地指示去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實驗室搞技術情報工作。我把我想要會晤的「龍」科學家的姓名擬成一張名單,過去那些匯報大多數是由英國和美國的一般軍事人員主持,他們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在收集情報方面非常無知,我肯定我能從這些科學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報。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國,軍情五處駐德國的高級代表彼得·多梅森來接我,他在漢諾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國軍事情報總部為我的會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時,大多數情報官員都喜歡德國,那裡是前線,工作自由而輕鬆。可多梅森對柏林日益加深的緊張局面感到厭惡,他堅信俄國人不久就會企圖吞併西柏林。 

  會晤進行得很困難,許多科學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國和美國討好。我盡量提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明顯地是在迎合我。並不否認,他們在莫斯科被監禁期間受了許多折磨,他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戰爭期間,他們為哪一邊工作,這也是不可能被忘記的。 

  在首次會晤的科學家當中,有一人就是研製「那玩藝兒」的,也就是美國人一九五0 年在美國駐蘇大使寫字檯背後牆上的國徽裡發現的「那玩藝兒」。我很高興,他所談的「那玩藝兒」的工作方法,與我那天在馬爾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動房裡所預測的一模一樣。可當我再次詢問他時,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軍情五處真是被沮喪所纏繞著。我們知道克格勃已經部署了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在英國的研究舞台才剛剛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關於「龍」科學家的報告送給軍情六處,請他們審批。布倫德裡特積極勸我這樣做:如果請求撥款的申請是兩個局共同提出的,那麼這更有份量。報告經過會簽後,送交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布倫德裡特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報告在委員會裡引起了普遍的震動,以前從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為先進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盡致。我在報告裡證實,克格勃通過「龍」科學家的努力,在某些領域裡取得了重大的技術優勢,尤其是在電子技術和監視設備方面,包括使用紅外線系統,這些使他們在四十年代末就佔據了領先的位置。 

  由於布倫德裡特的遠見卓識,並通過他的專門委員會的努力,技術研究工作便展開了。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得補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為一個正式的組織,進一步充實研究計劃。我又提交了一個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聯合報告,它被人稱為「技術文件」(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這份報告裡,我敘述了哪些領域需要取得進步,並強調研製先進的電子技術。作為「龍」文件和「技術文件」的結果,整個情報界的技術研究,尤其是軍情五處的技術研究,在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中有了更加優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員會對情報部門獲得特種資金的主張持否定態度,他們想把我們的需求納人現行的國防研究計劃,以此來作為一種彌補措施。我雖然還得四處乞討,可至少氣候正在發生變化。 

  一九五八年,正當「技術文件」被列入考慮範圍時,霍利斯介紹我跟一個叫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的人認識。此人戰時在軍情五處工作過,並為保證軍情五處實現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彈而獲得「喬治勳章」)。他與許多官員,尤其是與狄克·懷特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我和他相識時,他是殼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著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個實驗室。當霍利斯告訴他我已被任命為軍情五處的科學家時,羅思柴爾德表示有興趣見我,並邀我到他在倫敦聖詹姆斯的一套雅致的公寓裡去共進晚餐。 

  再也沒有任何人比羅思柴爾德給我的印象更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智力超群的科學家,又是皇家學會會員,精通植物學和動物學,對研究精子的結構抱有濃厚的興趣。他遠遠不止是一個科學家,與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報界的,銀行界的,文職部門的,以及國外的,全都是些傳奇般的人物。英國統治集團猶如一件無縫的帝袍,而這件帝袍常常要用羅思柴爾德這根針來引線。 

  羅思柴爾德對我的實現軍情五處現代化的計劃十分入迷,並向我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議。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對秘密世界的瑣聞和詭計很感興趣。我們很快就交換了那些他仍記得的戰時同事的故事,一直談到深夜。我離開他家後,禁不住第一次感到,有他作為後盾,取得偉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羅思柴爾德主動把殼牌公司的一些實驗室交給軍情五處使用,並開始進行幾項技術發展工作,包括一種特殊的、主要用來保護長期埋在地下設備的潤滑劑的研製。這種潤滑劑研製成了以後,可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得到廣泛的使用。羅思柴爾德建議我去見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副總裁威廉·庫克爵士,請求他撥款。我和庫克也很熟,而羅思柴爾德又是他的摯友,羅思柴爾德及時的遊說,使我的會晤變得更為容易了。 

  庫克仔細地聽著我敘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間諜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發展技術方法來擊敗蘇聯間諜的通訊。在間諜的掩護手段中,通訊是惟一的一個容易被攻破的突破點。因為間諜總要同他的上司進行電文收發往來。我向庫克解釋說,「筏夫」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最為寶貴的武器——瞭解俄國無線電通訊。但我們還是迫切需要新技術去攻破他們通訊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寫、微粒技術。死信投遞。如果我們在這些方面獲得進展,那就可以極大地增加我們反間諜工作取得成功的機會。 

  「讓我們馬上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庫克說。他拿起電話聽筒,給他的一位高級科學家弗蘭克·摩根博士打了個電話。 

  「弗蘭克,我要派一個人來和你一起搞一個新項目。他來了以後再向你解釋。你會很高興的,他正合你的心意。」 

  這是典型的庫克式的慷慨。他給了我兩個主要的技術官員和一些低級工作人員以及資金設備,供軍情五處單獨使用。我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團擁有三十個人。研究集團負擔了兩年當中的所有經費。之後,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同意由研究集團繼續資助。弗蘭克·摩根是一個最為難得的寶貴的人才,他解決問題既熱情又有眼光。在兩年時間裡,軍情五處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當時在美國所夢寐以求的成果。 

  密寫技術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間諜先把作掩護用的假信寫好,然後把一張特殊的經過無色化學處理的複寫紙鋪上,在複寫紙上寫下密文,之後,把一種化學劑微粒灑在信紙上,這樣只有收信人才能把密文顯出來。大多數的顯示劑都是讓化學複寫紙留在信紙上的痕跡顯露出來,這樣就能認出密文。只有使用相應的顯示劑,才能顯出密文來。摩根發明了一種萬能顯示劑,是用放射性,避免了在檢查密寫信件時留下痕跡而被人發現的可能性。 

  微粒技術是另一種在外國的間諜同他的上級進行秘密通訊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把照片縮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郵票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標點符號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處。摩根用中子激活法來發現微粒照片。 

  間諜通訊的第三種方法是死信投遞,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間諜把一件包裹,例如一卷已沖好的膠卷,放在預先指定的地點,他的上級隨後去拿,兩個人從來不見面。克格勃常常給他們的間諜一些經過特殊處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偷拆開過。摩根研製了一種軟X 線技術,使我們在檢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時,可以在不打開它們或弄壞裡面還沒沖洗的膠卷的情況下,瞭解到容器裡所裝的東西。 

  摩根的四個項目中的最後一項是研製了一系列的X 線方法,用來打開先進的組合保險櫃。事實證明,這些方法勝過了賈格爾的撬鎖技術。摩根的X 線裝置可以從外面讀出保險櫃的號碼組合,從而使軍情五處對英國的任何一個保險櫃都能打開。 

  儘管在技術和研究方面有了進展,可軍情五處在五十年代的反間諜記錄仍然是令人可悲的。狄克·懷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長之後,意識到這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戰爭時期那些有能力搞雙重間諜案件的官員們大多數都離開了軍情五處,或退休,或像懷特那樣被提拔到高級領導的位置。接替他們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原殖民地的警察,他們幾乎沒有反間諜的經驗。戰爭時期,英國以壓倒優勢對抗德國情報局,而現在要轉變去與更老練、人數更多的俄國情報機構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他們這幫人對這種轉變感到難於適應。懷特成立了一個新的反間諜處,即D 處。他要求我主要向他們提供科學和技術的意見,可進展卻很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D 處的人對我接觸他們的機密表示反感,他們仍在他們技術無知中縱樂無度。我記得當我用歐姆定律解釋一些技術問題時,一位辦案人員說: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歐姆定律,我只著眼於大處。」 

  「天哪,」我的肺都快氣炸了,「每個學生都知道歐姆定律的呀!」 

  D 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是個聰明人,但他軟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戰爭時期的雙重間諜技術,盡量招募雙重間諜。他在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區操縱一個規模宏大的間諜網。每當軍情五處得到通知或發現有俄國人去接近學生、商人或科學家時,他們就鼓勵被接近的人同俄國人往來,這樣便於我們監視案情的發展。米切爾深信,總歸會有一個雙重間諜被俄國人接受並派到非法工作網的心臟裡去的。 

  雙重間諜案件是一種很耗時間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歡使用的一個騙招就是給雙重間諜一包錢或一個空物(我們當時可以去檢查),讓他放到死信投遞地點。一旦發生這樣的事,D 處就會被疲勞戰拖得精力癱瘓,監視隊被派到死信投遞地點不分晝夜輪守,以為哪個秘密間諜會親自來拿,可實際上往往根本沒有人來拿。如果放的是錢,那麼原來把錢交給雙重間諜的那個克格勃官員會自己來拿走這些錢。我對雙重間諜案件政策產生了懷疑,可他們嚴肅地對我說,這些是克格勃的訓練程序,主要是為了考察間諜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實際上,俄國人的目的是利用雙重間諜案件來糊弄軍情五處,來識別我們的辦案人員,分散我們的精力,引開我們對他們的真正行動的注意力。 

  軍情五處的職業技巧標準是聳人聽聞的。克格勃通過對我們監視通訊系統的監聽,肯定已經知道我們掌握了大量的雙重間諜。可是,D 處的辦案人員也是很拙劣的,在會見他們的雙重間諜之前,除了最落後的反監視技術以外,幾乎沒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個專門的司是為軍情五處提供「雞飼料」的(就是給雙重間諜的秘密材料,讓他們拿去給俄國人,以表明他們對俄國人是忠誠的)。「雞飼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關於我們根本就沒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們根本就不會實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對D 處的整個「雞飼料」方案產生了懷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機密才能使俄國人信服,可他們認為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D處的另一個主要活動範圍是移民區。D處的間諜管理小分隊掌握著大規模的間諜網,他們利用在倫敦的間諜去招募在這些間諜國家裡的其它間諜。這個方案對軍情五處來說特別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於是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在提供鐵幕方面的情報上可以直接展開競爭,軍情六處為此感到惱怒。其實,在五十年代初,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滲透,或者被它的東歐盟國的情報部門滲透。這些移民圈就像雙重間諜案件一樣,分散了我們的精力,暴露了我們的間諜主管人。 

  情報界在戰後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軍情五處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繼續照抄戰時雙重間諜的技術。它不僅缺少訓練有素的辦案人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戰爭時期那種超乎德國人的密碼破譯優勢。 

  在整個五十年代,軍情五處竭力迴避英國當時所面臨的最明顯的反間諜問題——三十年代蘇聯對英國統治集團的滲透。四十年代末對艾倫·納恩·梅和克勞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間諜罪的審判以及一九五一年發生的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說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國人」的程度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門望族的英國知識分子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失望情緒。俄國情報機關利用了這種情緒,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間諜,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戰後對蘇聯的事業仍然保持忠誠。 

  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給軍情五處留下了巨大的創痕。雖然菲爾比和布倫特也受到了懷疑,可他們對此矢口否認,於是兩個案子很快就擱淺了。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對這兩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關係網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種方案在調查工作中實際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大多數朋友現在都升到了相當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僅在情報界有這些人,文職機構裡也有這些人。所有有關係的人都在盡全力壓制有關這兩個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調查行動一時走漏了風聲,那就會造成一種尷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調查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後果不堪設想。沒有人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一九五四年以後,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已完全停止,顯然軍情五處認為當時正在實行的新審查制度已足夠保障國家的安全了,其實這正如把狐狸鎖進了雞窩裡一樣。 

  有一個人挺身出來反對這種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馬丁,過去是陸軍信號官員,戰爭剛剛結束他就加入了軍情五處。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很有才華而又富有直覺的辦案人員。他接連經手了富克斯和麥克萊恩兩起案件的調查工作。他有一個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員。馬丁在反間諜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個很大的優越性:他從來沒有進過公學。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生嚴重的洩密事件的消息傳出來以後,按慣例是在職員、清潔工和秘書當中尋找主犯,可馬丁卻在最初階段就認為主犯是一個高級外交官。他堅持要進行調查,但麥克萊恩的叛逃卻使他的調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發生後,馬丁促使軍情五處領導批准對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滲透劍橋大學的整個複雜網展開緊急調查,但他要會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社會關係人員的要求,幾乎全都被拒絕了。他與這種可悲的政策鬥爭了兩年,最後去見了安全局局長狄克·懷特,說他打算辭職,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去工作。 

  懷特對馬丁的能力評價很高,他說服馬丁不要去澳大利亞,勸他去馬來亞擔任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直到D 處的氣候好一些時再說。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在馬來亞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亂活動中, 馬丁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在他離開D處之後,反間諜工作顯然受到了影響。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軍情五處失去了它最能幹的、或許是脾氣最變幻無常的官員。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長後,在D 處任命了一個新的處長叫馬丁·弗尼瓦爾·瓊斯。他受過律師訓練,在戰爭時期加入軍情五處。在表面上,他給人一種正統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機,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領導才能,具有井井有條的邏輯頭腦,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點是他有著堅定的決心——且不說是殘酷無情——這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反間諜處長。他意識到軍情五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蘇聯集團在英國展開的大規模的情報活動。譬如,D 處一科的任務是監視和對抗的三百名俄國情報官員,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書。我們陷入迷惘之中,從來不知道我們是在追捕間諜還是間諜的影子。 

  瓊斯作出的決定之一是把馬丁從外面調回萊肯菲爾德大樓,讓他先在D 處二科負責捷克和波蘭事務。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調到D 處一科,負責反蘇聯間諜。儘管他常常態度粗暴,可瓊斯仍然十分欣賞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發揮才幹的倔強性格。馬丁進了一科之後,立即採取行動,很快恢復和加強了一科的積極的反間諜調查工作。由於他在戰爭時期從事過通訊信號工作,因而能下意識地抓住如「筏夫」之類的新技術的重要性。我還是第一次發現,一個很有資歷的人同情地傾聽我的意見,並按照我的設想進行一些改動。我們很快就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打算在A 處建立一個情報源索引,把可能對軍情五處有用的人和事都記下來。於是,我們在安全局內部散發表格,要求大家填寫。花了好幾月的時間,我們終於建立起了一套索引。辦案的官員如果需要一個護士,或一個管道工,或要求接觸某公司的檔案,或一個上鎖的車庫,都可以從索引中查到,用不著花費時間胡亂去找這些資料。 

  我們在修改戰鬥秩序方法中引進了行動分析法。這個設想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特裡·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對蘇聯大使館的所有人員的已知行動進行調查,並建立關於他們行動的一個全面的概念。通過這個辦法,有可能獲得克格勃官員的身份特徵的重要情報。 

  但是,變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動科。邁克爾·麥考爾是這個科的領導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反間諜專家和調查員。馬丁和麥考爾把行動科作為實戰戰場。雖然我們的力量要比俄國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們採取了進攻的態度,不斷改變策略,以破壞克格勃的活動為目標。克格勃習慣於事先對我們的行動作一個徹底的預測,我們的某些計劃也搞得很魯莽,譬如在倫敦大街上扒竊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員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鱗半爪的情報。雖然這種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國人感到他是多年來第一次遭到了進攻。此外,還有一些更有意義的修改。蘇聯移民間諜網毫無疑問是被克格勃滲透得最為厲害的,後來被解散了。在雙重間諜案件上採取的方法更具有攻擊性:辦案人員陪著雙重間諜去和他們的克格勃上司會晤,並警告克格勃官員,如果再抓住他們招募英國人當間諜,就向外交部報告,並把他驅逐出境。麥考爾和他的人開始進行大膽的嘗試,企圖招募克格勃的人來當我們的間諜。雖然未獲得成功,可我們希望這樣策略上的變化可以把懷疑的種子撒向肯辛頓公園內的俄國大使館裡。 

  麥考爾在執行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廠製造新型博福斯炮彈的技術人員告訴軍情五處,有個克格勃官員在接近他,讓他提供新炮彈的樣品。麥考爾安排工廠造了一枚假炮彈,裡面裝滿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裝了火藥一樣。當雙重間諜在南部倫敦公園把炮彈交給那俄國人時,麥考爾立即從灌木叢中跳了出來,對那俄國人說,他這樣公然攜帶英國的絕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煩,肯定要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員們都怕被驅逐,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會使他們失去在國外工作的神氣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失敗。任何失敗都會自然地使他們自己的反情報官員產生懷疑。麥考爾還勾勒了一個圖景:一個結實的倫敦警察把這個不幸的俄國人帶到一處秘密的地牢裡去拷打折磨。那個克格勃人員聽了之後,失去控制地顫抖著。 

  「別搖那炮彈,看在上帝的分上,」麥考爾大聲吼道,「會把上面的導火栓引發的。」 

  那俄國人扔下炸彈,飛一般地跑出公園,彷彿在被潑婦追趕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飛機回國了。 

  實際上,外交部那種不大願意給予支持的態度是遠近聞名的。我們多次要求驅逐我們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揮間諜的俄國人,可外交部負責英蘇關係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決我們的案子。我間或也參加北方司的這類會議,就某些俄國外交官已經幹了些什麼作技術上的匯報。會議總是遵循一個模式:軍情六處的代表總是反對搞驅逐,他們害怕莫斯科採取報復;外交部則害怕破壞即將舉行的重要的裁軍談判或者害怕影響一筆即將成交的貿易談判,所以他們總是要喋喋不休地權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揚從那富麗堂皇的委員會辦公室出來時,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可從沒見過這種冷血動物的溫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們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統的方式來警告俄國人高遠點兒。約在同一時期,我們收到了來自監視隊的無數報告,評述了俄國人是如何接近他們的。有一個監視員說,他在小酒店裡碰到一個克格勃官員走上來,遞給他一隻裝著一大筆錢的信封,然後跟他談起要讓他提供有關軍情五處工作情況的情報。 

  麥考爾決定採取一項直接的行動。他給蘇聯大使館的常駐克格勃頭子的辦公室打了電話,要求安排會見。當時他用了俄國人都知道的化名麥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擺出一副高級官員的架勢走進蘇聯大使館,警告俄國人不許再去接近英國的監視員,並嚴厲地威脅說要進行外交干預。實際上這種於預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麥考爾對自己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興趣,克格勃頭子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葉蘭下共飲午茶。俄國人對他的部下如此不謹慎地在外國領土上進行間諜活動表示懷疑,但還是同意了調查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積極了。 

  「也許英國安全當局弄錯了,近來這裡的交往事務太多,那麼多的國家,那麼多的大使館,那麼多的外交人員,有時很難肯定誰為誰工作……」 

  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俄國人接近監視員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當D 處的情況發生改變時,蒂斯勒案件又復甦了。這使我們的頭腦裡佈滿了疑雲,陷入一片混亂。這件案子的重新發端是因為那個年青的男護士突然又重新活動起來了。我們當年在克拉普漢姆追蹤「粗暴」信號就是因為他被俄國人招募過去的緣故。他的俄國上司這次給了他一隻提箱,要他存放在家裡。箱內裝著一部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無線電裝置,這使我們立即懷疑整個事情又是一次遊戲:想把我們從倫敦引誘出來。可我們沒有依據證明俄國人已知道我們已把那個護士轉變過來,因此我們決定進行跟蹤。D 處一科派了監視隊連續不斷地對那個護士在米德蘭的家進行監視,與此同時,倫敦的其他監視活動全部停止。我安排監視總部播發俄國人和捷克人離開肯辛頓公園內的使館的指令,使他們認為我們還在跟蹤他們。 

  監視隊離開倫敦三十六小時以後,監聽他們通訊的俄國接收機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爾把這個情況告訴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過去蒂斯勒事件以後所進行的幾次試驗都沒有得到什麼確切的結果。六個星期以後,我們回到了倫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個騙局。我安排了特別「筏夫」行動來核查俄國人究竟在什麼時候重新使他們的接收機工作的。 

  第一個星期一的上午,我們沒有對任何俄國人進行跟蹤。下午兩點半我們開始跟蹤一個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時,俄國人的接收機就開始活動了,對著監視隊的頻率進行監聽。我把「筏夫」的印刷記錄給瓊斯和霍利斯看了。這些材料首次給人一種確切的感覺:軍情五處內部存在著為俄國人提供情報的人。霍利斯和瓊斯聽了以後大為震驚。俄國人最近對我們監視員進行接近的舉動,證實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風聲,那麼這個人肯定在監視隊內部。可在麥考爾拜訪蘇聯大使館以後,我們認為沒有俄國人再接近監視員了。為了查出走漏風聲的人,我們做了更多的「鋇餐」試驗,沒有發現什麼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發情況的幾個官員當中產生了一種要把此案進行最後一次解決的想法,哪怕要進行更為廣泛的調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訴我,說他打算停止對監視隊的調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們對蒂斯勒的結論是正確的,」他告訴我說,「我想我們該結束這事了。」 

  他彬彬有禮,可語氣卻很堅決。我認為把令人憂慮的事公開出來的時刻到來了。 

  「我確實認為,先生,我們應擴大我們的調查範圍。洩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層。」 

  霍利斯聽到此話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應。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彼得,」他平穩地說,「這會對安全局的士氣產生可怕的影響。」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會發現,大多數官員都希望做點什麼事。如果我們這裡被滲透,尤其是在高一級的層次裡,那麼大部分人做的工作豈不等於浪費時間。」 

  「這簡直不切實際。」他回答說,語氣也變硬了。 

  我指出,D 處一科有調查小組,它可以輕鬆地擔負這項工作。霍利斯最後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準備對這個問題進行辯論,」他厲聲地說,「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動,這會導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權的蓋世太保。」 

  他在檔案上寫下「此案到此為止」幾個字,並簽上了他的名。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之間的會晤結束了,然而,這個癌腫仍留在那裡繼續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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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狙擊手透露,俄國人在英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間諜:一個在英國情報部門,一個在海軍部。」 

  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哈里·羅曼在布羅德威大街軍情六處總部四樓的會議室裡向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官員們報告的。「狙擊手」是個匿名情報員,他當年早些時候曾用德文給中央情報局寫過信,提供了許多有關波蘭和蘇聯情報活動的詳細情況。 

  羅曼說:「幾乎可以說他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規範,但他所提供的有關波蘭的情報卻是頭等重要的內部機密。」 

  「狙擊手」(軍情五處給他的代號為「拉維尼姬」)把這兩個間諜稱為「蘭布達一號」和「蘭布達二號」。有關「蘭布達二號」的情報我們知道得不多。他曾於一九五二年在華沙工作,當時波蘭情報局發現他在做黑市交易,於是便趁機威逼他當間諜。但有關「蘭布達一號」的情報卻大有意義。「狙擊手」曾在一封信中詳細講述了他的情況,從而使我們能夠一致認為他曾看過三份軍情六處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蘭的「監視名單」,這份名單詳細地羅列了軍情六處駐華沙分站認為可能發展的對象。 第二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6」 文件中有關波蘭的部分;「R6」是軍情六處印發給各個分站的年報,內容是按國家和地區綜合報道軍情六處所收集到的原始情報。第三份文件是軍情六處「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軍情六處發給駐外各分站的年報,用於詳細報道軍情六處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動。 

  軍情六處的駐華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洩露這些重要的情報。我們把這兩個分站裡接觸過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個名單,一共有十個人。我們審查了他們的檔案後,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審查的人中有一個叫喬治·布萊克的人,他是軍情六處的一名年青官員,頗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動中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分析了他的檔案,一致認為布萊克不可能是間諜。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解釋這次洩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軍情六處可能在兩年前布魯塞爾分站的保險櫃被竊時就已經洩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沒有什麼記錄可以讓我們知道那個保險櫃在被竊之前究竟存放過哪些資料。調查證明,「狙擊手」最多只能看見了保險櫃裡的一份或者兩份文件,因為絕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時存在一個保險櫃裡。一九六0 年春季,在軍情六處這十名曾經看過這三份文件的官員接受審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後,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通知美國人,那次保險櫃被盜為「狙擊手」所稱的「蘭布達一號」提供了情報。 

  一九六0 年三月,「狙擊手」忽然寄來了一份有關「蘭布達二號」的進一步的情報。這個「蘭布達二號」似乎姓休伊頓。據「狙擊手」推測,他是回到倫敦在海軍情報局工作時被蘇聯人發展為間諜的,進而從事非法活動。與「狙擊手」上述情況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頓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蘭城水下武器集團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華沙呆過,那是在他加入海軍情報局以前。當D 處到軍情五處檔案室查核霍頓的檔案時,他們便大吃了一驚,他們發現霍頓的名字已經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單。幾年前,霍頓的妻子曾對波特蘭的安全官員說過,她的丈夫拋棄了她,與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還說霍頓經常會見外國人,並經常到倫敦會見一個她不認識的外國人。另外,霍頓在花園的草棚裡還藏有許多金錢。 

  那位安全官員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海軍部安全局,並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霍頓被拋棄的妻子大概在誣告丈夫。海軍部把這份報告轉給軍情五處的C 處,後來這個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韋格的青年官員負責。韋格到檔案室查看了霍頓的檔案,發現上述事件沒有立案。於是這位官員得出結論,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員的判斷並對霍頓的誣告進行了駁斥,然後他把這個案件向C 處的處長作了匯報。不久,處長給波特蘭作了一個正式的答覆:匯報調查結果。這個案件就這樣了結了。 

  霍利斯和當時C 處的處長瓊斯對有人指控霍頓是間諜一事非常尷尬。但他們還沒來得及進行辯護,案情就又有了新的進展。這次是由波蘭科即D 處二科負責調查的,在調查中,他們發現,霍頓每個月總要帶著他的女朋友埃塞爾·吉到倫敦去一次。監視隊對霍頓七月份倫敦之行進行了監視,他們發現霍頓在滑鐵盧路同一位男子會晤並交給他一隻旅行袋,然後又從這個男子手中接過一個信封。他們立即盯上了與霍頓會晤的那個男子,一直跟蹤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車。那是一輛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車。根據目測,監視隊判斷他可能是波蘭駐倫敦的一名情報官員。但在他們調查了這輛汽車的牌照以後,他們發現,這輛汽車的主人是一個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諾德·朗斯代爾,職業是經營出租自動電唱機。監視隊又被派到波蘭使館附近,對那位波蘭官員進行了重新核對。他們回來以後果然說,剛才他們弄錯了。 

  朗斯代爾被嚴密地監視起來。朗斯代爾在沃爾杜爾街有個辦公室,並在攝政王公園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樓裡有一套房間。這兩處都安裝了竊聽設備,另外還在附近設置了目測觀察站。其實朗斯代爾不過是個花花公子,常常出國旅遊,並向許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們討好獻媚,而那些姑娘們所看重的則是他的金錢和儀表。 

  下一次霍頓和吉到倫敦來的時間是八月初。霍頓又與朗斯代爾會晤,這次是在老維多利亞戲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監視隊對他們進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溜近旁邊的桌子偷聽他們的談話。朗斯代爾對霍頓和吉說,他要去美國談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們見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一定會趕回來同他們會面的。如果來不了,他將委派一位他們認識的人代他同他們會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們又跟蹤了朗斯代爾。他們從白色大樓的六樓即朗斯代爾的公寓,一直跟蹤到大波特蘭街米德蘭銀行。他們發現朗斯代爾在銀行存放了一隻箱子和一個棕色紙包,不久,朗斯代爾便失蹤了。安全局局長獲得了米德蘭銀行董事長的同意以後,撬開了朗斯代爾存放的保險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們從銀行取出箱子和紙包,把它們帶回軍情五處在聖保羅的實驗室。溫特博恩和我把箱子裡的東西攤開放在桌上, 並進行了仔細地檢查。 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見到了「真傢伙」——職業間諜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爾的工具包裡有兩台專門用於複製文件的微型照相機,一台是米諾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諾克斯牌照相機裡還有一卷照過的底片。我們把這卷底片沖印了並進行翻拍,然後又把它放回相機。這些照片看起來與間諜活動毫不相干,朗斯代爾在某個城市——後來我們經過大量的分析認為,這個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個滿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裡還有一本如何學打字的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必然與密寫有關。我用細小的光束對每頁紙的邊緣進行了檢查,發現上面佈滿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爾就是用這些書頁作為他密寫的複寫紙來書寫那些看不見的密文。我們把這本書送給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摩根博士,對促進他研製偵破密寫的新方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東西是,一隻放在木碗裡的龍森牌打火機。我們用摩根的方法對打火機進行了X 光檢查,發現打火機底部是空的,裡面裝了許多小東西。我們用橡皮吸球和小鑷子把這些東西夾出來,原來是兩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碼本。其中一本就是現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頁紙上還有一張地圖參考資料清單,是以我們監視隊使用的倫敦地圖冊為基礎而編製的。 

  自從「筏夫」行動後,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樣收集蘇聯秘密無線電通訊的情報。因此,當我看到朗斯代爾的密碼本以後,我馬上就知道這是蘇聯密碼。這不是什麼波蘭情報員干的,而是徹頭徹尾的克格勃行動。如果我們把他的密碼本抄下來,並跟蹤信號,我們就能利用朗斯代爾同莫斯科的無線電通訊來破譯莫斯科的密碼。但遺憾的是,朗斯代爾的箱子裡沒有信號計劃,這樣我們也就無法知道他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了,因為每週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是不計其數的。此時「筏夫」卻使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我們在白色大廈朗斯代爾隔壁的套間裡設立了基地,用「筏夫」進行監聽。也許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朗斯代爾在他的接收機上收聽莫斯科廣播的時間和頻率。 

  然而,要把朗斯代爾密碼本上的密碼抄下來而又不引起他的懷疑卻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如果不接觸每一頁密碼紙那我們就無法破譯朗斯代爾的通訊。我們從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獲悉,瑞士情報局最近發現一本被人扔掉的克格勃一次性密碼本。於是我立即打電話給軍情六處,請他們向瑞士人詢問是否可以把這本密碼本借給我。他們欣然同意。我開車去了倫敦機場,迎接專門護送密碼本的英國皇家空軍飛機。這本密碼本和朗斯代爾的密碼本非常相像,每張紙的邊緣都有一層薄薄的膠水,作用在於粘住紙頁。我們刮下膠水,並對它進行了化驗,發現這種膠水不是西方國家製造的,但郵局的技術人員卻說,他們也能夠仿造這種膠水。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們又到米德蘭銀行去拿箱子,並把它帶到聖保羅去。我們仔細將密碼本一頁一頁地撕開,並分別拍照複製,然後再把原件放在特製的裝釘架上,緊緊夾住,用自己仿製的膠水抹在邊緣,重新把密碼本粘好。星期天一早,我們就把箱子放回了銀行,等朗斯代爾去取。 

  幾天以後,我接到托尼·塞爾的電話。從他說話的聲音裡可以聽出他很焦急。 

  「你應當趕快來看看『獅子鬍鬚』的錄音記錄。」 

  「獅子鬍鬚」是對蘇聯使館繼續進行「筏夫」行動的代號。我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肯辛頓公園。下車後,我偷偷溜進了隔壁街上的保安樓。塞爾已經在廳裡等我了,他交給我一頁「獅子鬍鬚」錄音的記錄紙,紙上有許多孔。 

  「你能猜得到這是什麼嗎?」他指著九月份大使館裡接收機活動兩次突發的情況問道。 

  「這幾次情況發生在哪幾天?」 

  「好像是九月六號,是星期二;另外一次是上星期日,十八號。」他回答說。 

  「天哪!」我驚歎不已,「正好是我們銀行行動的日子!」 

  在這兩次到銀行去取朗斯代爾的箱子的行動中,我們並沒有派許多監視員。我懷著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記錄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並把蘇聯接收機活動的具體時間和A 處四科記錄的監視員行動時間進行了核對,結果發現「獅子鬍鬚」記錄和A 處四科的記錄完全吻合。蘇聯人一定已經猜到我們對朗斯代爾採取了行動。 

  我查閱了兩三年以來的所有「獅子鬍鬚」記錄,並逐一仔細核對,試圖瞭解一下蘇聯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過接收機的情況。我發現,除了我們去銀行的這兩次,蘇聯人從來沒有在午夜到早上五點之間使用過接收機。 

  我把這些資料送給瓊斯,然後我們一起直接來到霍利斯的辦公室。聽完我們的匯報,霍利斯並不感到吃驚,他同我們一樣認為洩密的證據是確鑿的。他指示瓊斯對監視隊進行一次緊急調查。我們一致認為朗斯代爾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張把這個案子從D 處二科移交給主管反蘇聯間諜的D 處一科,由馬丁負責辦理。 

  從表面上看,檢驗朗斯代爾是否發現了我們對他產生的懷疑,最好的試驗就是看他的出國。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國,那就證明他已經聽到了風聲,如果他回來了,就說明他還不知道我們在監視他。朗斯代爾對霍頓說,他將爭取在十月一日趕回同他們見面。瓊斯對監視隊的調查又一次失敗,使得萊肯菲爾德大樓的氣氛更加緊張起來。霍頓到了倫敦,但卻沒人同他見面。好幾天過去了,仍不見朗斯代爾的影子,瓊斯為此很著急。到十月十七號,在沃爾杜爾街朗斯代爾辦公室對面的觀察站的工作人員發現朗斯代爾走進了這幢大樓。我們不遺餘力,全力跟蹤,在緊張氣氛中,日益加劇的疑團終於解開了。 

  朗斯代爾很快恢復了他過去的生活:經營自動電唱機,會見霍頓,會見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沒有回到白色大廈他自己的套間裡。他在這段時間住在什麼地方一直是個謎。每天晚上他離開沃爾杜爾街的辦公室以後便向西走。自從朗斯代爾回來以後,阿瑟和我就對監視隊的行動進行了嚴格控制。我們敢肯定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了。必須停止公開監視,在所有行動中停止使用無線電。吉姆·斯卡登對這種侵犯他管制權的事大為生氣。他從未聽說過「筏夫」,因而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止使用無線電。他跑去找瓊斯,但瓊斯斬釘截鐵地告訴他,這樣做是無可非議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蹤像朗斯代爾這樣受過訓練並有經驗的情報員而不被他發覺,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設想了一種靈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們讓一隊監視員跟蹤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後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換一隊監視員,在上一隊監視員離開他的地方跟蹤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繼續跟蹤下去,使他從沃爾杜爾街辦公室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不斷增加。整個行動花了兩個星期。我們調動了妻子和辦公室的志願人員協助監視隊,這樣我們就可以不讓一個面孔出現兩次。最後,我們跟到了倫敦西區的魯斯利普鎮克蘭利花園四十五號。顯然,朗斯代爾是與這家的主人住在這個小房子裡的。這對夫婦叫彼得·克羅格和海倫·克羅格,是新西蘭人。他們開了一家小書店,專門出售美國古典書籍。我們在房子的對面設置了一個固定觀察站,等待著,並斷定夫妻兩個都沒有發現我們。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爾從米德蘭銀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後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樓的套間。我們馬上派了通訊總部的技術員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間去進行「筏夫」監聽。在以後的三個月裡,斯班塞幾乎沒有離開過套間。我們還在朗斯代爾接收機的交流電源上安置了一個非接觸性竊聽器,與耳機上的蜂音器相連接。斯班塞整天戴著這個耳機,因此即使朗斯代爾在深更半夜打開接收機,斯班塞也會被耳機中的蜂音器的聲音驚醒。只要蜂音器一響,斯班塞就打開「筏夫」接收機,開始調頻,尋找朗斯代爾的頻率,然後立即報告帕爾默街的通訊總部。帕爾默街的總部接到信號後,又立即把信號發向切爾特南總部。那裡,有一位叫比爾·柯林斯的密碼分析員便用複製的朗斯代爾的一次性密碼本破譯電訊,並用專用密碼電傳線把所破譯的密碼送回在倫敦萊肯菲爾德大樓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卻始終無法破譯朗斯代爾第一次收到的電文。這次電文中沒有指示器組,指示器組是一組非密碼信號,換句話說,是一組由一次性密碼本編成的非密碼信號。收報人必須把這組信號與一次性密碼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譯(直到朗斯代爾被捕以後,我們才發現這組電文的指示器組用的也是密碼,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爾也許知道他的密碼本已經洩露,於是便換用另一本從國外帶來的新密碼本。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偷偷進入他的套間,對他的打火機進行一番仔細的檢查,看看他是否用過他裝在裡面的密碼本。於是,溫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爾到蘇福克辦理自動電唱機業務時闖進了他的套間。這個套間簡陋狹小,大概只夠放一張床。我們拆開打火機,發現密碼本仍在那裡,只是剛剛撕掉了幾頁,這說明他仍在使有這個密碼本。我仔細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爾在翻譯從莫斯科發來的電文時所使用的行數比所需的行數多。只要多用幾行往下查,就可以將電文準確地譯出來。 

  在以後的兩個月中,我們對朗斯代爾每兩週一次的莫斯科的電文成功地進行了監聽,絕大部分電文是發給代號為「伊朗國王」的克格勃間諜霍頓的。電文還指令朗斯代爾如何對付霍頓,向他提什麼樣的問題,從他那兒弄到波特蘭的哪種文件。另外還有一些朗斯代爾的私人電文,這些電文將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蘇聯的情況告訴了他,此外還說,他已經在國外干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兒們希望他能盡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對該案件進行一次全面的審議。阿瑟極力主張我們讓它繼續進一步發展,他憑直覺感到朗斯代爾是個極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與霍頓這個間諜發生聯繫。另外,我們對克羅格夫婦的情況也一無所知,只曉得朗斯代爾搬進去不久,這幢房子就安上了高級查布牌鎖,甚至連窗子也上了鎖。更令人費解的是,在連通屋頂的地方也上了鎖。根據我們所收集的情報,朗斯代爾很有可能是一個龐大的間諜網的成員之一。瓊斯和我都贊同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與海軍部(霍頓所出賣的正是他們的機密)聯繫,請求他們在三個月內不要驚動霍頓。海軍部同意霍利斯的請求。為了盡可能不擔風險,阿瑟決定,停止一切公開偵察,只用「筏夫」截聽朗斯代爾的無線電通訊,試圖順籐摸瓜從中抓出更多的間諜。 

  然而,兩天以後,我們的計劃卻被破壞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倫敦的美國大使館負責與軍情五處聯絡的官員克利夫·克拉姆給霍利斯送來一封密信。信中警告軍情五處,「狙擊手」告訴中央情報局說,他打算在第二天,即一月五日叛逃美國。霍利斯又一次召集我們開會。現在真的只有一個行動路線了:如果「狙擊手」叛逃,那麼霍頓、朗斯代爾甚至還有克羅格夫婦都會被他的叛逃所驚動。我們必須在他們撤退之前把他們抓獲歸案。湊巧得很,霍頓與朗斯代爾在一月七日也就是星期六將要會晤,而且按常規,朗斯代爾在那天凌晨將收聽莫斯科的電訊,我們可以從他收聽的電文中弄清莫斯科是否在為他報警。 

  逮捕這些人必須做好大量的準備工作,為了安排這些工作,我已經有三天沒睡覺了。霍頓案件的辦案人員查爾斯·埃爾韋爾遵命去波特蘭,一旦得知逮捕完成,就對霍頓的住處進行搜查。比爾·柯林斯從切爾特南過來,守在帕爾默街的總部裡,等候莫斯科的電文,只要電文一到,他就立刻著手破譯。特別行動處正在朗斯代爾套間門外待命,只要莫斯科一來電叫霍頓藏起來,就立即將霍頓逮捕。 

  星期五夜裡,阿瑟和我守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裡三樓上的行動室裡,通宵警戒。那個房間狹小得很,牆壁上漆的是那種令人討厭的棕色油漆,乍一看去好像是間牢房。牆邊擺著一張鐵床,中間是一張小桌子。地上橫七豎八地擺滿了電線。桌上幾部電話直通特別行動處總部、通訊總部和局長。一隻小揚聲器一直通到朗斯代爾在白色大廈的套間裡,只要套間裡有聲音,就立即可以傳過來。 

  阿瑟伏在桌上,一根接著一根地抽著香煙。溫特博恩既緊張,又興奮,他很少說話。瓊斯脫了鞋,但卻穿著褲子,靠在床上。他是D 處的處長,對部下關懷備至,堅持與大家共同戰鬥。他還到「牧羊人市場」的小酒館買了些三明治來請大家吃。我們一邊喝蘇格蘭威士忌,一邊抽煙,消磨著時間。煙灰缸漸漸被煙頭塞滿了。 

  朗斯代爾在城裡消磨了一個無憂無慮的傍晚後,在夜裡帶了一個姑娘回來了。我們聚精會神地聆聽著。他們此時正在打情罵俏,揚聲器裡傳出了他們的淫聲穢語,我急忙關上揚聲器。等他們的房間恢復寧靜之後,我問阿瑟,朗斯代爾會坐幾年牢。 

  「我看至少十五年。」他說。 

  溫特博恩的臉上顯露出一種惜事憐人的表情。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此時他想到一個人的生命即將毀滅,他不應當幸災樂禍。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囁囁嚅嚅地說:「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們都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和我一樣,他們也都看過我們截到的朗斯代爾的電文。這些電文談到家庭的歡樂和困難,談到生日不能團圓和孩子對父親的思念。雖然朗斯代爾是個間諜,但他畢竟也是人,總有七情六慾。他同其他遠離家鄉的男人一樣,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歡樂,而他另求新歡的舉動不過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補救而已。 

  「他與霍頓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們一樣,不過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務。」 

  瓊斯這時突然爆發了一陣憤怒,他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喊道:「住嘴!他是自己情願幹的,他本可以當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幹這行的危險,這叫自作自受。」 

  我不講話了,但我們大家都耿耿於懷,因為我們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對朗斯代爾的情況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爾把姑娘叫醒,勸她先走。他說他還有急事要辦。的確是這樣。姑娘走了以後,我們聽到他拿出無線電,又找出密碼本,準備接收莫斯科的信號。無線電響了幾分鐘以後,朗斯代爾便在紙上把密碼譯了出來。從他神情輕鬆地洗了一個澡,嘴裡還哼著蘇聯歌曲這一點可以看出,蘇聯並沒有向他發出警報。幾分鐘後,我們桌於上的綠色電話響了。原來是比爾·柯林斯向我們報告電文的內容,柯林斯說電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爾通報工作、家庭情況,並沒有任何警報的痕跡。 

  我們立即通知特別處作好準備,在朗斯代爾從霍頓手中接過郵包以後就把他逮捕歸案。五點鐘時,特別行動處的電話響了。 

  「最後一幕完了!」最後一幕是我們給朗斯代爾起的綽號。朗斯代爾不久就要送進監獄了。 

  溫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對朗斯代爾的套間進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則在等待著逮捕克羅格夫婦的消息。七點鐘到了,我們雖然個個精疲力竭,但卻感到非常高興。當時,我們正坐在開往魯斯利普的汽車裡。我們抵達克蘭利花園時,那裡已經一片混亂,處處是警察。他們為所欲為,漫無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試圖阻攔這些警察,但卻無濟於事。一名警察拿出一個裝滿化學藥品的塑料包。阿瑟對他們的做法提出抗議,結果毫無用處。 

  「先生,對不起,我想這就是證據。」那警察說,「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你們的人想看,那就得通過正常的途徑……」 

  這次警察行動是由偵探長喬治·史密斯負責的。史密斯是特別行動處的,一貫以抬高自己而聞名。事前,我們曾向他強調過,逮捕這幾名間諜的消息要封鎖四十八小時,這樣對我們監聽莫斯科的無線電廣播有利。但是在這幾名間諜逮捕以後沒有幾小時,艦隊街上就有人傳說破獲了一個重要的間諜集團,史密斯也對一些記者吹噓說他自己在這次行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此以後,莫斯科電台再也沒發出任何信號了。 

  警察笨拙地對那幢佈滿間諜工具的公寓進行了搜查。兩本不同的密碼本藏在打火機裡,這只打火機與朗斯代爾平時用的那只一模一樣。另外還有三種不同的收聽莫斯科電台的信號計劃和密寫材料,以及用鉛酸和賽珊終製作的微粒。為了銷毀罪證,克羅格太太企圖把裝在手提包裡的間諜會晤詳細記錄倒到馬桶裡,但卻及時被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發現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羅格太太的這一銷贓行徑。在搜查中,警察還發現了一份收聽莫斯科高速電訊的信號計劃,它最令我們感興趣。我們在一個燒萊的罐子裡發現了一瓶磁性氧化鐵,這是用來把高速電訊中的摩爾斯電碼印到紙條上,以便閱讀,這樣就可以不必把這些摩爾斯電碼轉錄到複雜的錄音機上,然後再放慢速度進行閱讀了。這是一種新技術。現在我們才明白在逮捕行動前幾個月中沒有發現克羅格家也在收聽無線電通訊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離開那幢大樓,才允許我們在一片廢墟中搜查。他們還留下兩名青年警察警惕地注視著我們。我們對這幢房子進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後在廚房的地板下的空隙中發現了一台接收機,還有照相機及其他無線電器材。每件設備都包在防潮的口袋裡,外面封好。顯然他們準備把這些器材長期保存下來。 

  下個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辦公室裡,向大家祝賀這次行動的成功。新的D 處在瓊斯和馬丁的領導下,經受了考驗。自從一九三八年馬克斯韋爾·奈特粉碎伍爾維奇軍火庫陰謀以後,這是第一次贏得了徹底擊敗蘇聯人的勝利。如同「咽吞」和「柵欄」行動的成功一樣,朗斯代爾案成功的關鍵,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訊總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團一起研製的一項新技術。「筏夫」、X 線技術和複製密碼本的技術使得軍情五處可以順利地辦理此案。對於這次行動的勝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第一次在反間諜鬥爭中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而且也使軍情五處的領導人知道什麼事是可能發生的。會上,大家認為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議把它的工作分散給兩個單位。「小集團」負責對國內外的密碼目標採取行動,而「反小集團」則負責發射工程委員會的一切反間諜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讓我起草一份詳細報告,闡明新技術在朗斯代爾一案中所起的作用,並鼓勵大家在以後的反間諜工作中採取類似的新技術。我到倫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爾、克羅格夫婦、霍頓和吉都在那裡受審。霍頓和吉臉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張望。 

  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卻對審判毫不在乎。克羅格夫婦不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或者相互遞小紙條;朗斯代爾則一言不發,直到最後他才向法庭申說他的活動與克羅格夫婦無關。但美國人卻很快認出了克羅格夫婦,原來他們是與羅森貝格核間諜案有牽連的莫裡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現在聯邦調查局正在四處通緝他們。這一發現使我十分尷尬,因為在逮捕他們的前幾個月,我曾在華盛頓見到聯邦調查局A 處一科的阿爾·貝爾蒙特,並向他匯報了案情的進展情況。當時他就懷疑克羅格夫婦就是科恩夫婦,但卻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結果沒有及時進行調查。朗斯代爾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們過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羅菲莫維奇·莫洛迪,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學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官員,冒名戈登·朗斯代爾,真正的朗斯代爾則是芬蘭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對朗斯代爾的案情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向通訊總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無線電廣播的蘇聯間諜檔案,比如像朗斯代爾案件的檔案。他們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頁材料。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間諜的個人詳細情況——何時開始間諜生涯、何時結束、目標是什麼、為哪個部門服務等等,而後詳細概括了間諜的通訊計劃,最後是間諜接收從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清單,其中包括次數、組數、使用密碼系統的各種細節,以及改變密碼的日期等等。 

  我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整理,並將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克格勃,一類是格魯烏。然後又按照各種間諜的種類進行細分:分為單人、長期潛伏者、積極聯繫一兩個助手的非法間諜、以及非法間諜組的常駐聯絡官等。分完這些材料以後,我吃了一驚,發現不同種類的間諜有各自不同的通訊方式。我們從他們各自使用的無線電通訊上可以判斷出他是哪種間諜。換言之,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他們電訊中的組數和電文長短來判斷出他們是哪種間諜。例如,單人潛伏間諜所收到的電訊很少,格魯烏單人間諜所收的電訊也不算多,收到電訊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間諜中最重要的一種類型就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他們收到的電訊總數可達每月五百組到一千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爾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這一案件的通訊方式多,有時兩種,有時甚至三種,而其他案件則沒有這麼多。但向朗斯代爾和克羅格一夥提供情報的卻都是一個人——霍頓。的確,霍頓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夠收集到英美潛水艇探測系統的重要情報,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用朗斯代爾卻要通過克羅格夫婦呢? 

  單從表面上看,這樁案件就會涉及到其他間諜。克羅格夫婦住在美國空軍基地附近的魯斯利普,我們發現,朗斯代爾曾在東方研究學校讀過書,他所學的那些課程正是英國軍官和軍情六處的實習員所學的。 

  毫無疑問,朗斯代爾是一名在英國的常駐非法間諜。於是我對他十月份從莫斯科回到倫敦後所收到的電訊進行了認真的統計。他平均每個月從莫斯科收到三百組到三百五十組電訊。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駐非法間諜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組電訊,而且一般總超過五百組,那麼朗斯代爾所收的電訊為什麼這麼少?少在哪裡?朗斯代爾的呼號是三位數,如果廣播有電文,就包括一個「1 」,如果沒有電文也就沒有「1 」了。我向通訊總部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找到與朗斯代爾八月離開英國以後和朗斯代爾十月回到英國以後所收到的長度相似的電文。通訊總部找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出了一個稱為「連續性」時期的電文。那是在六年前,當朗斯代爾剛剛踏上英國土地的時候。 

  這段時期的電文的組數是五百到一千,這正是常駐非法間諜所收到電訊的組數。一九六0 年八月,電訊突然中止了,因為朗斯代爾回莫斯科去。我們沒有找到那時的密碼本,因而也就無法破譯他的電文了。但如果朗斯代爾的電訊量是五百組到一千組之間,那麼為什麼他回來以後突然減少了呢?這仍然是個謎。 

  然後我又去研究克羅格夫婦的通訊。他們的通訊更加令人費解。他們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訊都是與他們自己有關的,他們似乎僅僅是朗斯代爾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間諜沒有聯繫。但很明顯,他們替朗斯代爾保存了某些通訊,例如他們的密碼本幾乎同朗斯代爾的一模一樣,也藏在打火機裡。我又計算了密碼本裡的組數,發現正好與朗斯代爾十月份回國後少掉的那些電訊組數相等。看起來,蘇聯人在朗斯代爾回來以後就把發給他的信號分開了,而「伊朗國王」(霍頓)電訊仍在原先的線路上,我們已經破譯了這種電訊。至於其他的電訊——也許也包括下達給霍頓手下的間諜的電訊——都劃分到克羅格夫婦的線路上了。蘇聯人認為這樣不僅安全而且能在拍發消息時使用高速發報機,從而躲過我們的監聽範圍。 

  這種變化說明,朗斯代爾已經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間裡用打火機裡的密碼本收聽莫斯科電訊的事情已經敗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為什麼不用新的密碼本呢?而且,如果蘇聯人擔心他已暴露,又為什麼不讓他回國呢? 

  我又對逮捕前週末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從逮捕前那個星期五開始,到下一個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監聽蘇聯使館內的外交接收機。使館最後一次發報的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發報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九點。雖然我們粉碎了一個重要的間諜網絡,在倫敦的蘇聯間諜顯然沒有同莫斯科取得聯繫。當然這只能說明蘇聯人事先已經知道我們要下手了。 

  另外,我還查核了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週末的活動。星期日傍晚,當這夥人被捕的新聞在電視上第一次報道時,一個叫柯羅文的克格勃常駐非法間諜和克格勃常駐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飯。探針話筒錄下了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從話筒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們正在聆聽這則新聞,既不評論,也沒有同使館聯繫。 

  接著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剛開始的情景,並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蘇聯人事先一定聽到了風聲。案子開始時是由D 處二科主辦的,當時我們還在懷疑朗斯代爾是個波蘭間諜。我查對了各種記錄以後發現D 處二科沒有一個人知道「筏夫」行動,他們不知道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因此在這個案子移交給阿瑟之前,他們仍然使用監視隊在七八兩個月裡對朗斯代爾進行了十七次跟蹤。 

  自從「獅子鬍鬚行動」以後,軍情五處就對所有監視隊的通訊進行了錄音。我曾做過一次試驗。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蹤朗斯代爾時監視隊的通訊錄音帶交給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員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同時還交給她一本監視隊用的倫敦地圖冊,要她根據他們的無線電通訊在地圖上標出監視隊的行動路線。麥克巴尼特過去從未做過這種工作,也沒有分析通訊信號的經驗,但她只用了三個小時就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而且一點疏忽也沒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監視隊的電訊,那麼對經驗豐富的蘇聯人來說當然就更容易了。他們肯定是在我們開始對朗斯代爾進行盯梢時就知道了。 

  我寫報告的時候,「狙擊手」已經安全到達華盛頓附近中央情報局的一幢保安樓了。他說自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真名叫邁克爾·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報中有一條非常模糊的線索,使得朗斯代爾一案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疑問。他向中央情報局透露,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波蘭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他,蘇聯人在中央情報局裡有一個代號為「豬」的間諜。戈林涅夫斯基還說,他最初的任務是協助查找這個間諜,但他已經察覺到有人正在懷疑他,於是便在聖誕節時叛逃了。 

  「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狙擊手」在匯報中這樣說。我反覆琢磨這句話,想從中找到隱藏在它背後的意思。這句話看起來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閱了有關材料。軍情五處第一次發現朗斯代爾與霍頓會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爾的身份得到確認。十七日我們就開始了跟蹤。消息傳到蘇聯人那邊,需要一個星期,然後再傳到波蘭情報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爾案件的報告算是最頭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變成泡影。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間,我把這個報告呈上以後,在我的家鄉,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裡駕船遊玩的情景。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寬闊的平原,晴空萬里,白雲朵朵,清新的空氣和優美的景色使我暫時忘卻了煩惱。但無論我怎樣划船,無論我怎樣調整船桅,總逃不了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蘇聯人一開始就知道我們要對朗斯代爾動手了,但為什麼他們把他叫回去以後又要派他來呢? 

  惟一的解釋就是有人洩密。如果蘇聯人在軍情五處有內線,那麼他一定會向他們報告「狙擊手」的情況。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受到了如此大的壓力。誠然,蘇聯人和我們一樣只能假設「狙擊手」的真實身份。這樣才能解釋蘇聯人為什麼會知道我們在銀行的行動。一旦朗斯代爾暴露以後,蘇聯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級報告了「獅子鬍鬚」情報和瓊斯開始調查以後,那個內線非常害怕,於是馬上同蘇聯人進行了聯繫。這樣蘇聯人必須在朗斯代爾和那個內線之間作出選擇:是掩護朗斯代爾還是掩護那個內線。使軍情五處停止對內部奸細進行調查的最好辦法就是叫朗斯代爾回國。他們這樣做,是希望在我們逮捕這些人之前能從霍頓那裡搾取最後一點情報。在他回到英國之前,蘇聯人為了確保那個內線的安全,便把朗斯代爾手下的其他間諜轉為由克羅格夫婦代管。如果真是這樣,那蘇聯人就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對手——新D 處的先進程度了。雖然蘇聯人在許多方面佔有優勢,但最終還是失敗了。我們俘獲了他們最重要的補充成員克羅格夫婦。那個內線呢,很可能就在軍情五處的高級官員中,並可以肯定,他不在監視隊,也不在其他輔助部門。蘇聯人不會為了一個低級內線而付出朗斯代爾這樣寶貴的人。在破獲朗斯代爾案件時,總有人在干涉。這說明這位高級官員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們都是軍情五處的最高領導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向瓊斯呈交了報告。後來他又把我的報告交給了副局長格雷厄姆·米切爾,並在後面附了一張條子。條子上寫的是:「請勿忘記,破獲朗斯代爾一案是彼得·賴特的一項個人成績。」 

  但幾個月過去了,我卻沒聽到一點他們對我報告的反應。在這段時間裡,我和米切爾、霍利斯一起參加了許多會議,而且常常逗留得很晚。我心裡總希望他們會同我談起我的報告,但這只是我的假想,事實上什麼音訊也沒有。既沒有會議記錄和信件,也沒有威脅和談話。就像我根本沒寫過那份報告一樣。到了十月,有一天傍晚時分,霍利斯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他坐在寫字檯後面,旁邊是米切爾。 

  霍利斯擺出局長的架子,傲慢地對我說:「彼得,今天的討論將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後,他翻了翻我的報告,滿臉不高興。我於是轉過身面向米切爾,米切爾渾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觸。 

  「看了你的分析報告,」他說,「坦率地說,我並不很感興趣。據我看來,間諜工作始終是很簡單的……」 

  對他的這番話,我大不以為然。 

  「先生,如果需要,我將非常高興向你們解釋報告涉及到的所有問題。有的技術問題是很難用文字解釋清楚的。」 

  米切爾繼續講下去,好像根本沒聽見我的插話。 

  「很簡單,我們逮捕了三名蘇聯職業非法分子,並且對他們判了刑——這是我們幾十年來第一次把蘇聯人送上法庭。我們逮捕的兩名間諜都是十分危險的人,他們就隱藏在我國最機密的水下集團裡。無論你怎麼說,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如果蘇聯人有意讓我們這麼幹,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我向他們解釋了報告中的問題,並向他們匯報了尚未解決的疑點,盡量避免主觀推測。但米切爾卻不同意我的論點。他質問我是怎麼知道蘇聯人的活動和想法的?怎樣能夠肯定內部有人洩密?他認為那次銀行行動可能只是巧合。他說,蘇聯人雖然有可能在竊聽監視隊的無線電,但卻不會知道我們對朗斯代爾的跟蹤。 

  「彼得,你知道,他們並不是萬能的上帝!」 

  當我談到無線電技術的變化時,米切爾很不高興,說他不是統計學家。 

  「你在報告中說,還會出現更多的間諜,並且說蘇聯人是有意重新派朗斯代爾回來的。可是彼得,你怎麼證明你的觀點呢?」 

  「先生,請不要忘記,你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你所說的是事實。我們都是在假設。」我反唇相譏道。 

  這時,霍利斯插了進來:「是啊,但事實是我們已經把他們關起來了。」 

  「可是關多久?蒂斯勒案件發生以後,我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每次都是有頭無尾,結果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問題又重新冒了出來……」 

  「副局長和我已經仔細研究過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我的意思。」 

  「你是否暗示我不要再進一步調查了?」 

  「正是這樣。如果你能對這事守口如瓶,我將不勝感激。安全局由於這次勝利,而名揚千里。彼得,你的名聲也很大哩!我不願意讓那些不切實際的假想來破壞我們的進步。」 

  霍利斯衝著我微微一笑,然後削起鉛筆來。我刷地站了起來,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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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軍情五處有許多人對朗斯代爾一案的根源表示懷疑,然而美國情報界對此案的破獲卻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一次偉大的勝利,非法間諜網在活動期間還從未被破獲過。為此,華盛頓對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美國國家安全局從通訊總部那裡獲悉,發射委員會在破獲朗斯代爾一案中的工作情況後,對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同通訊總部之間的密切關係非常妒忌。英國雖然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但華盛頓的情況更糟。胡佛堅決反對在戰後還建立中央情報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對中央情報局懷有敵意。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軍官大多數都畢業於名牌大學,他們不願同聯邦調查局的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槍手」同流合污。但這兩個組織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不遺餘力地擊敗國家安全局。他們認為國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們的這種猜測終於得到了證實:一九五九年國家安全局有兩名密碼分析員叛逃蘇聯,結果出賣了許多重要機密。 

  美國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領導該機構近二十年了(局長由軍人輪流擔任)。他非常清楚,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同國家安全局作對的真正原因是國家安全局控制了信號情報處。他還知道這兩個機構都急於向國家安全局的壟斷地位挑戰。中央情報局已經開始進行了代號為「參謀D 」的超機密信號行動,而聯邦調查局也正在著手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0 年五月,艾爾·貝爾蒙特訪問倫敦。當時我們正要準備辦理朗斯代爾一案。我帶他到切爾特南,並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動破譯埃及密碼的過程和「柵欄」行動破譯法國密碼的過程。實際上,當時「柵欄」行動還處於初級階段。對我們的這兩次行動,貝爾蒙特大大誇耀了一番,而且馬上派迪克·米倫來向我學習「柵欄」技術的細節。不久,聯邦調查局也採用類似的行動破譯了法國駐華盛頓使館的密碼,取得了勝利。 

  托德拉急於建立一個受國家安全局指揮的自己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請亞歷山大、德納姆、弗勞利,還有軍情六處駐美站長菲爾波茨和我到華盛頓參加一個討論英國密碼破譯成就的特別會議。他還邀請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參加,目的在於讓他們也聽聽發射委員會的工作介紹,並希望他們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處。 

  一開始我就知道,這對英國秘密機構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因為他們可以在美國同行面前贖回自己的過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在華盛頓成了情報權威,他們認為過去的英美情報聯盟在無情的冷戰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認為只要我們能向他們演示一九五六年以來所取得的技術成就,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相信,我們是值得交往的。 

  亞歷山大和我都清楚,這是一場賭博,誰都無法保證美國人會不會在會上以向我們透露一些情報作為回報。當然,他們可能不會這樣做,這顯然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然而,這次會議的潛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在英美情報關係上的陰影。更重要的是,亞歷山大的密碼破譯的計劃和我的反間諜工作的計劃都需要有美國人的大力資助和支持才能成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製原子彈那樣,我們應當說服美國人,爭取他們的資助來實現我們的計劃。從長遠看來,我們可以通過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交換,最終讓情報流回到我們手中,這樣我們也能得到好處。 

  會議的地點定在馬里蘭州米德堡國家安全局總部的一間經過特別安全檢查的會議室裡。那是一幢玻璃樓,四周有電網,屋頂上有成百上千條天線和接收盤,縱橫交錯,枝柯林立。用這些設備,國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監視站進行聯繫。與會的國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碼分析家阿爾特·萊文森;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倫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爾頓和一個叫比爾·哈維的膀粗腰圓的漢子。哈維剛回到華盛頓,他去柏林負責隧道行動,現在是「參謀D 」的負責人。 

  哈維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酒量過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氣質。在他剛剛工作時,就在聯邦調查局搞反蘇聯間諜工作,但由於貪杯而被胡佛開除。於是他立刻帶著自己在聯邦調查局學到的寶貴經驗和技術,投奔了中央情報局。那時中央情報局才剛剛開張,他躍躍欲試,並設法和安格爾頓一起把自己的知識變成現實。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戰爭中成了美國最有影響的幹將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麼指揮間諜,要麼挖掘隧道,並竭盡一切力量參與對抗蘇聯人的鬥爭。他認為冷戰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必須做好拚死的準備。要不是他的粗暴好鬥,他會是一個滿腹心計、對間諜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個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之後發現了菲爾比。哈維的記憶更是超群,他對幾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個對軍情六處的菲爾比的經歷作出全面的估價,並指出了他簡歷上的漏洞和矛盾之處。正當別的人停留在懷疑上時,哈維卻緊緊地盯住了菲爾比,但這件事也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反英情緒。 

  為期五天的會議一開始就不順利。托德拉急於自由交換意見,並討論安全局正在進行的摸索破譯外國駐華盛頓使館密碼的一兩個試驗。他指出,鑒於聯邦調查局的規章,這幾項研究不能超出試驗範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同行個個心懷鬼胎,一言不發,他們既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討論技術發展問題,也不願在我們面前討論這種事。安格爾頓在做記錄,而哈維則在一旁心懷敵意地閉目養神,特別是午飯後,他甚至還打起了呼嚕。 

  開會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們嚷道:「我們到這裡來只是聽聽,我們不在公開場合談論我們的機密。」 

  我宣讀了有關對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動的長篇報告,並詳細介紹了從那以後在用無線電設備獲取密碼噪音來進行破譯方面的進展和使用新式話筒監聽方面的成就。接著我又談到「柵欄」行動的細節。最後開始了熱烈的討論,甚至哈維也欠起身子來聽著大家的討論。 

  第三天的會議由中央情報局計劃處處長理查德·赫爾姆斯主持,中心是討論利用這些新技術去破譯蘇聯的密碼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預測出俄國人可能研製出的新密碼機,並立刻著手找出對付他們的辦法。一些技術外行對我的意見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強調說,在戰時我們的海軍研究實驗室就是這樣做的。那時我們對德國新的魚雷和水雷進行了預測,結果他們剛剛把魚雷和水雷製造出來投入使用,我們就找到了對付它們的辦法。討論結束時,國家安全局和通訊總部都答應立刻設法破譯蘇聯「阿爾巴托斯」級密碼機。 

  亞歷山大對用美國正在研製的新型計算機來進行密碼分析很感興趣,他非常相信人類工程理論,該理論認為,用電子技術任意在密碼機上排列數字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亞歷山大認為,如果能研製能量足夠強大的計算機,即使編得再好的密碼也可以破譯。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制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項目對這一領域進行了調查。根據一九八六年《衛報》報道,從一九八0 年以來,生物工程理論如亞歷山大所預測的那樣,給密碼分析學帶來了一場革命。 

  不出我們的意料,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在會上沒有透露他們技術情報的進展狀況。他們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們不信任我們。但據我們推測,他們不向我們透露秘密還有其他原因。哈維的「參謀D 」似乎存心想違反英美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國家安全局必須同英國通訊總部交換全部信號情報。如果美國人既想破譯密碼,但又不同我們分享成果,或者他們想對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採取破譯密碼行動,那麼哈維的「參謀D 」正是他們極好的幫兇。我們敢說,他們現在正在幹這種勾當。 

  但無論怎樣,這次會議仍是英美情報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六家情報機構的代表坐下來長時間討論有關合作的一系列問題,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開展了重要的聯合研究項目,特別是在計算機領域裡。我們總算在增進互相信任方面邁出了第一步。 

  在我離開倫敦之前,阿瑟·馬丁安排我給中央情報局講講朗斯代爾一案中的技術問題,特別是「筏夫」技術。萊肯菲爾德大樓裡的官員對這件事感到有點為難,因為雖然我們一開始就向聯邦調查局匯報了「筏夫」技術,但中央情報局卻對它一無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爾案件一結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報局,因為我們最早是從他們的「狙擊手」手裡得到關於朗斯代爾的情報的。由於當時蘭利總部還沒完工,匯報會預定在托德拉會議後在中央情報局臨時使用的尼森活動房子裡舉行。尼森活動房屋在華盛頓中心的水池邊。吉姆·安格爾頓帶我走進一間大會議室,讓我在講台前與至少兩百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見面。 

  「你肯定這些人都受過信號情報工作方面的訓練嗎?」我低聲問安格爾頓。 

  「彼得,請開講吧,安全保密由我們負責。許多人都想聽聽這件事!」他說。 

  我站了起來,心裡有點緊張。為了避免口吃,我講得比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爾一案的過程,一個小時以後,我又在黑板上寫寫畫畫,解釋「筏夫」行動的技術細節。 

  「當然,我們認為『筏夫』是一種重要的新式反間諜武器。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蘇聯間諜在什麼時候收聽莫斯科的秘密廣播,而且還可以測出他們的發射頻率……」 

  大家對「筏夫」的反響並不好。一部分人交頭接耳,嘰嘰喳喳。後來我發現前排的軍官們的情緒有些異常,而且哈維就坐在講台的一邊,我知道可能要發生什麼事情。哈維側身面對安格爾頓,非常生氣地向我這邊指指。 

  我不清楚他們為什麼會發火,於是向他們問道:「有問題嗎?」 

  「有!」一個人在後排喊道,「請問你們的『筏夫』這個玩意兒是什麼時候研製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時競答不上話。 

  「讓我告訴你吧,現在是一九六一年!」那個人高聲叫道。 

  「真見鬼,這叫什麼聯盟!」又有一個人說。 

  我狠狠地坐下來,人們紛紛離去,再也沒有什麼問題了。 

  安格爾頓和哈維走了過來,看得出哈維非常生氣。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對我說:「瞧,彼得,看來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在這種大場合下討論這個問題恐怕不合適。比爾和我今晚想請你和我們一起吃飯。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好好談談。」 

  哈維還沒開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爾頓叫他的技術人員喬伯克開車到旅館來接我。他很少和我說話,這大概是安格爾頓的命令吧。我們駛過喬治·華盛頓橋,穿過阿靈頓國家公墓,然後向弗吉尼亞州的鄉村飛馳而去。 

  伯克指著鄉村的右邊對我說:「這就是新的總部。」 

  除了有些樹木以外,那裡什麼也沒有,天漸漸地黑了。 

  汽車開了一個小時,最後停在一座木房子前。這座木房子離路邊很遠,房子後面有一個大平台。為了防止蚊蠅,平台的四周裝滿了紗窗,平台上有幾把椅子和一張桌子。當時正值夏末秋初,天氣非常悶熱而潮濕。阿巴拉契亞山腳下傳來松樹的陣陣幽香和蟋蟀的嗽嗚。安格爾頓從平台裡走了出來,冷冷地向我打了個招呼。 

  「今天下午真對不起你。』他說,但卻沒進行任何解釋。我們在桌邊坐下,中央情報局西歐處的處長也在座。他彬彬有禮,但卻很少說話。過了幾分鐘,又有一輛汽車吱的一聲在房子前面剎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隨即便聽到哈維在那裡大聲詢問我們在什麼地方。他拉開鐵紗門,站在平台上,手裡拿著一瓶傑克·丹尼爾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經喝過一些酒了。 

  他大聲嚷道:「你這個畜生,讓我們把這個案件的真相說一說吧。」他把酒瓶用勁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這是個圈套。以往,討論軍情五處的公事時總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現在他因患心臟病正在醫院療養。 

  我轉過身對安格爾頓說:「吉姆,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為你是請我來吃飯的。」 

  「是請你吃飯,彼得。」他說。然後為我在一隻雕花玻璃杯裡倒了一些蘇格蘭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說:「我不能被你們這樣欺負。」 

  「哪兒的話,」安格爾頓平靜地說,「我們只是想再聽聽……請從頭講。順便請教幾個問題。」 

  我又複述一遍朗斯代爾案件。我剛講完,哈維就憋不住了。 

  他滿嘴濺沫,罵道:「你們這幫混賬東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這兒來,是要我們為你們的研究付錢,但卻一直把『筏夫』這類技術藏得牢牢的。已經好久了……」 

  我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個屁!」他吼道。 

  哈維又打開另一瓶啤酒。 

  「彼得,問題是我們的行動。我們有許多人在用高頻無線電接收機,如果蘇聯人也有『筏夫』,那他們就要暴露了……」安格爾頓說。 

  「蘇聯人有『筏夫』嗎?」安格爾頓又問道。 

  「開始沒有,現在肯定已經有了。」我說,還引證了最近的一件案子。軍情六處在波蘭情報局的情報源說,波蘭和蘇聯進行了一次聯合間諜調查。調查結束時,他們在圍捕那個嫌疑分子時,克格勃開了一輛麵包車到他的公寓。他還透露說,蘇聯人不允許波蘭情報局窺看麵包車裡的一切,但他根據各方面的情報猜測,麵包車裡的東西與無線電偵察有關。 

  哈維歎了一口氣:「天哪,我們在波蘭的情報官員這下全完了……」 

  「可我們已經把這些情況報告送給你們的波蘭處了,」我說,「不管這個間諜是誰,他肯定不是我們的人,因此我們推測他是你們的人。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們,同波蘭進行無線電通訊是危險的。」 

  西歐處處長紅著臉說:「明天一早我們就去核實。」 

  「還有誰知道『筏夫』?」哈維又問。 

  我告訴他,在我們研製過程中,我們把一切都告訴了聯邦調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 

  哈維又發火了,他拍著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還不如告訴混帳的巴布亞人哩!」 

  「我恐怕不會認為加拿大人會那樣,他們是英聯邦可以信賴的成員。」 

  「哼!你們還應當告訴他們換一架密碼機。」哈維說。安格爾頓害怕哈維在氣頭上把「參謀D 」的秘密漏出來,趕緊用腳在桌下使勁地踢了他一下。 

  我們愈爭愈激烈。他們的恐嚇顯然是有預謀的。他們想使我感到內疚,引誘我講一些使我事後會感到懊悔的話。他們說,我們為你們提供了「狙擊手」,盼望你們能有所回報。我們同意資助你們的研究,但你們是怎樣回報我們的呢?哈維又是詛咒,又是發火,他講到大戰以來被美國人忽視的薄弱環節、錯誤和疏忽: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領導藝術缺乏;不懂專業;在帝國面前不斷撤退;社會主義不斷進攻。安格爾頓臉色陰沉地對我說,如果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情報,我們就得尊重美國在英國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請記住,你在這兒是個叫花子!」哈維怒吼道。 

  我並沒有激動,只是默默尋找機會反擊。的確,我們的反間諜工作雖然不很出色,但現在阿瑟回來了,朗斯代爾案件不過是一個開始。再者我們並沒有任何義務向你們匯報「筏夫」行動,這是我們的機密,我們有權自行處理。 

  「現在我到這裡來把我畢生的工作全部告訴了你們——『咽吞』、『柵欄』、『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們在你們國家安全局裡開會時,你坐在我對面五天,可你什麼也沒告訴我。這能算是情報交流嗎?其實,你們發火大概是因為我們搶先了一步……!」 

  這下,哈維可氣壞了,他臉色發紫,活像一隻火雞,汗水不停地從太陽穴上淌下。他解開茄克,露出肩上掛著的槍套和裡面那支鋒亮的手槍。他的肚皮被啤酒撐得又圓又大。現在已是凌晨四點,我被折騰夠了,於是便起身告辭。我對安格爾頓說,明天的活動全部取消。我對已發生的這些事印象壞透了。要不要講和,完全取決於他們。 

  第二天,安格爾頓沒有和我預約就跑到旅館來看我。他滿臉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責備了哈維在昨天晚上的行為。 

  「他喝醉了,以為要瞭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嚇。現在他相信你了,他不過是認為你對他是個威脅而已。」 

  他又請我去吃晚飯。這次我小心謹慎,不敢大意了。他說他理解我的心情,並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還熱情地談起要資助我們的計劃。緊張氣氛總算消除了。他提議帶我去見托德拉,說服他讓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反間諜力量給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輛車接我去米德堡。按規定,訪問國家安全局時必須有通訊總部的人陪同,我只好從邊門進去,直接上頂樓托德拉的辦公室。我們在這裡共進午餐。午餐時我再次複述了朗斯代爾一案的經過,這已經是我第三次複述了。 

  最後,托德拉問我需要他幫什麼忙。我說雖然我對莫斯科的非法廣播進行了分類——這當然是個重大成績——但主要的問題是通訊總部沒有充分監聽蘇聯的電台。朗斯代爾案破獲以後,我們在這方面有了相當大的進展,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個無線電台台位來截聽蘇聯電台的信號,也就是說現在我們還只是抽樣監聽。若是要在分類方面作出成績,我們必須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電台進行監聽。托德拉對這項工作的前景非常感興趣,並同意保證在兩年之內對蘇聯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廣播進行百分之百的監聽。他的話果真算數,過了不久,情報便源源不斷。情報被送到通訊總部,由「反小集團」委員會負責處理。通訊總部有位叫彼得·馬麗丘奇的年輕密碼分析專家(現已坐上通訊總部的第一把交椅),對我精心發明的分類法做了改進:他把成千上萬的電訊輸人電子計算機進行加工,然後用「抽樣分析法」把相同的電訊歸為一組。這種方法使分類更加準確。在以後的幾年中,這成了西方反間諜工作中一個最重要的工具。 

  在驅車回華盛頓的時候,我為這次出訪所取得的成績而欣喜不已。這次出訪華盛頓,我不僅爭取了美國對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咽吞」行動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他們對反間諜工作的支持。安格爾頓如果不提哈維,我幾乎快忘記了和他的衝突。 

  安格爾頓對我說:「哈維想再見見你。」 

  我非常驚奇。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只是向您徵求意見。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煩,我對他說也許你可以幫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後來怎麼說?」我問。 

  「他只是想考驗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賴。你及格了。」 

  安格爾頓是個典型的見風使舵的人。他拒絕再作進一步解釋,只是說他已經和哈維約好兩天以後一起吃午飯。他還說,到時候我就會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報局被古巴問題所糾纏的時候,侵入豬灣的幻想早已破滅。安格爾頓和我經常談起這件事,因為我曾在五十年代參與過軍情五處對希臘籍塞浦路斯游擊隊領袖格裡瓦斯上校採取的平叛行動。一九五九年在我訪問華盛頓時,主管東南亞事務的理查德·赫爾姆斯和理查德·比斯爾曾請我向高級官員介紹自己的有關反叛亂方面的經驗。顯然中央情報局對古巴有所打算。菲德爾·卡斯特羅正在古巴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王國。比斯爾後來接管了豬灣行動,行動失敗後,華盛頓官員認為要不了多久比斯爾一定會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後來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負責人統統革職了。 

  兩天以後,我準時來到吃飯地點。哈維站起來跟我打招呼,緊緊地跟我握手表示歡迎。他打扮得整整齊齊,從前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態現在沒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個硬漢子,他不會寬恕別人,也不會期待別人寬恕他。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古巴問題,想聽聽我當年對塞浦路斯行動的看法。 

  「很遺憾,我沒有聽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報告。」他說,並沒有挖苦的意思。 

  參加軍情五處不久,我就捲入了塞浦路斯問題。當時殖民地事務處的處長比爾·馬根把有關正在激化衝突的文件拿給我看。那時希臘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馬卡裡斯正在領導一個激烈的運動,他們要求完全獨立。希臘政府和希臘共產黨以及格裡瓦斯的游擊隊「約卡」都對這個運動給予了支持,而英國則急於保住塞浦路斯這塊軍事要地,因而極力反對這個運動。一九五六年戰局吃緊,一觸即發,格裡瓦斯幾百人的游擊隊牽制了四萬名士兵的英國軍隊。 

  英國對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種災難。殖民部試圖在這種糟糕的治安情況下進行政治談判,井依靠軍隊來維持正常秩序。但要進行談判,必須先找到格裡瓦斯並把他孤立起來,使他中立。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卻始終找不到格裡瓦斯。讀了這些文件以後,我很有把握地告訴馬根,軍情五處一定能做出成績,只要有時間,我們一定能找到格裡瓦斯。我們採用的辦法是跟蹤他的通訊,就像現在跟蹤蘇聯人那樣。 

  馬根立即帶我去見傑拉爾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馬來亞成功地領導過平叛。他也很主張用情報手段解決殖民地問題。他熱情地支持我的計劃並同意代軍情五處向殖民部申說。但殖民部卻固執己見,對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讓軍情五處參與。而軍情五處預測塞浦路斯問題將發生巨大變化,也不願意被牽扯進去充當別人的炮灰。特別是霍利斯,堅決反對自動參與殖民地的事,他認為,軍情五處是個國內機構,僅僅只能向軍隊派防務聯絡官做他們的顧問,而決不能越過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裡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動步伐,企圖打破新總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來解決問題的幻想。軍隊又對格裡瓦斯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搜查,這次是在帕荷斯山區。然而,格裡瓦斯又一次漏網了。富特繼續敦促用政治來解決問題,但局勢迅速惡化,他只好同意請軍情五處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從一開始就面臨一場競賽:是否能搶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裡瓦斯。 

  馬根堅信,地方警察特別處裡一定有許多有關格裡瓦斯行蹤的情報,只是沒有人認真對這些情報進行分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得到這些情報。「約卡」已經完全滲透地方警察特別處,一旦查閱檔案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暴露了身份,那就相當危險,我們已經有一個官員在尼科西亞的鬧市大街上被暗殺了。 

  馬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過很長一段時間,並和土人在一起生活過。他會講他們的話,也會用牛糞點火燒飯。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險,不願把這麼危險的任務交給下級,堅持要親自走一趟。他要駐塞浦路斯的聯絡官菲利普·柯爾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長得十分彪悍,而且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還是一個有一定知名度的業餘畫家呢。不久,我也參與了這個行動,負責技術方面的問題。這次行動的代號是「陽光」。 

  用「陽光』作為這次行動的代號,未免用污了這個漂亮的詞語,因為這是一次暗殺行動,但事實的確是這樣。計劃很簡單:要讓士兵們集中精力找出格裡瓦斯。我們知道,他是不會投降的,就像最近被軍隊包圍的他那兩個親信一樣,他寧願被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亞。然後我立即去警察特別處研究了馬根對檔案的分析。格裡瓦斯很有組織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組織了無數次行動默契的恐怖主義罷工和聚眾鬧事。他肯定經常與各地的部下保持聯絡,我們估計「約卡」不會通過電話或者郵電系統進行聯絡,儘管他們已經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研究了檔案以後,我們發現他們的通訊全靠信使,而且這些信使大部分是婦女,她們主要的來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們設置了許多目測站和截聽站。從全面的情況來分析,利馬索爾是游擊隊通訊網絡的中樞。我們在離利馬索爾幾英里遠的葉拉薩村和波洛底亞村也設置了觀察哨,我們相信格裡瓦斯的總部就在這些村子裡。 

  我們首先在馬卡裡奧斯官安裝了一個安全電話竊聽器。我們確信馬卡裡奧斯,興許還有「約卡」,有時會使用電話。他們以為使用電話是安全的,因為如果電話上裝了竊聽器,他們在郵局的內線一定會報告。 

  我們決定在通往宮殿的高架電線上也安裝一個隱蔽的竊聽器,並用一台無線電發射機把竊聽的訊號發給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機。這台發報機使用的電源是從電話線上接下來的。我們得到了軍情六處最好的技術員約翰·威克的幫助,威克是在柏林隧道裡真正安裝竊聽器的人。當時威克安裝竊聽器的時候,警察的腳就在他的頭上。整個行動充滿了危險。威克必須在黑暗中爬上電線桿,而威克的腳下隨時都有馬卡裡奧斯的武裝人員和「約卡」在巡邏。威克在電線桿的頂上鑽了一個孔,把電子竊聽器裝在裡面,然後把它與電話線接通再加以隱蔽。我守在電線桿下,把工具送給他。每隔五分鐘,我們停下來,等巡邏兵走過,他們隨時都可能開槍。兩個小時後,我們總算鬆了口氣。竊聽器終於成功地裝好了,我們基本上能夠監聽馬卡裡奧斯了。 

  然而,「陽光」行動的真正目的是尋找格裡瓦斯。我敢斷定他也使用了無線電接收機來監聽英國軍隊的通訊,並知道軍隊隨時都在搜捕他。因此我決定兩路並進,雙管齊下。首先我們要搜查他的接收機的天線,然後著手在他的附近安裝一台裝有無線電定向電波的接收機,它能向我們指示他的確切位置。我們知道埃及人向格裡瓦斯廉價出售了大批的軍事武器,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後從英國人手上沒收的。軍情六處招募了一名希臘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購買了一批接收機。我把接收機加以改裝,並加上了定向電波,準備裝在格裡瓦斯的總部。 

  「陽光」行動的第一部分進行得比較順利。格林、馬根和我到利馬索爾地區作了一些戰前偵察,看看天線在哪裡,這得擔很大風險。我們化裝成欣賞風景的遊客,時而在遍地灰塵的小街上閒逛,時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場和廣場上漫步。當我們走過時,坐在樹陰下乘涼的老人警惕地注視著我們,就連兒童也不時向我們投來懷疑的目光,然後悄悄地從小巷子裡溜走了。我覺得背上的汗不斷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頂和古老的陵石牆後有一支看不見的槍一直在對準我。 

  我在葉拉薩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頂的尖頂上有一根尖鐵。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針。這根尖鐵裝在一個與屋頂相通的絕緣器上,另外,還有一個金屬片一直埋在地裡。我用望遠鏡對那根尖鐵仔細觀察了一番,發現金屬片並不與屋頂上的尖鐵相連。顯然,這是一根經過改裝的用尖鐵作材料的天線。我們試圖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細觀察一番。結果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了一群小孩,他們非常氣憤,向我們扔石頭,於是我們趕緊逃命。我們東竄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亞村。我們剛喘口氣,誰知那裡也有一幫孩子要打我們。於是我肯定,這兩個村準是格裡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著手工作,測出定向電波的位置。據估計,「陽光」行動需要六個月才能完成。但正當我們全力以赴準備大幹一場時,殖民部卻在一九五九年二月蘭開斯特大廈的憲法會議上匆匆地解決了塞浦路斯問題。這簡直是在挖我們的牆腳,整個「陽光」行動一夜之間就毀滅了。馬根勃然大怒,特別是在他親眼看見格裡瓦斯從我們預測的地方走出來的時候。格裡瓦斯後來飛到希臘,並繼續對塞浦路斯施加壓力。馬根感到這種方法是治表不治本,還有許多問題沒能得到根本解決。他認為殖民部的這種短期的權宜之計勢必會帶來長期的嚴重後果。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馬根的猜測是正確的。 

  在我們離開塞浦路斯前不久,馬根和我突然又遇見了總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 不知說什麼好。 富特說他為自己最後擺脫了困境而高興,並且向我們說明「陽光」計劃不過是最後的解決辦法,除非外交解決失敗,否則不輕易使用。他似乎很難理解應當從一開始就把有效的情報工作探合在外交藝術裡。回首往事,我堅信如果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說「陽光」計劃時就動手,那我們一定能迫使格裡瓦斯中立。那樣,決定講和條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約卡」,而這個淒涼悲慘而又美麗的小島在過去三十年的歷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們對英國殖民政策留下了長久的印象。過去,英國放棄殖民地時顯得非常體面,那時我們不用武力而用情報手段擊敗軍事叛亂,然後再以叛亂運動的政治領導為基礎,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爭端,並用英國武裝部隊維持新政府。馬來亞和肯尼亞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現在這兩個國家都安然無恙。 

  怎樣在保證不讓地方武裝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穩定的地方統治階級?殖民部擅長搞那些複雜的、經典的民主模式——在這裡起草一部憲法,在那裡建立一個議會——這些東西卻很少能夠立住腳跟。塞浦路斯事件後,我向霍利斯遞交了一份報告,陳述了我的想法。我說我們應當採用布爾什維克的模式,因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寧比其他任何一個人都懂得怎樣去控制一個國家,並保住這種控制權。列寧相信,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扛槍的人和情報部門,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其他軍隊或者階級奪走政權。 

  現代蘇聯情報機構的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就是以這種思想為指導創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設立了三個局——專門對付國外顛覆者的第一總局,專門對付國內謀叛者的第二總局和監視軍隊,確保沒有人敢進行武裝政變的第三總局。 

  霍利斯和軍情五處的其他領導讀了我的報告以後大力恐慌。他們認為這份報告是在「冷嘲熱諷」,因而根本就沒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備案。但如果回顧一下過去二十五年的歷史,就不難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寧原則的新國家裡才能避免軍事獨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報局作這個報告時,他們也激烈反對我的看法。赫爾姆斯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這簡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裡實行共產主義。他盲目地以為我們在情報方面佔有優勢,而他們卻沒有這種優勢。他還認為只有我們才是殖民帝國,而美國則不是;而且由於他們還面臨遠東和古巴那些國家的叛亂,因此惟一能夠實行的政策就是依靠軍事力量,武裝解決問題,也正是這種想法終於使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 

  這種想法也是美國侵入豬灣的出發點和根據。兩年後的今天,當哈維聽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經驗時,覺得侵入豬灣和塞浦路斯事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地方都是小島,都有一支領導得很好的游擊隊。當我談到如果沒有格裡瓦斯,塞浦路斯游擊隊早就分崩離析了的時候,他更加吃驚。 

  「如果英國人遇到了古巴問題,你們怎麼辦?」他問道。 

  我不願意受古巴問題的牽扯。在我去華盛頓之前,曾和霍利斯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毫不隱瞞地談到了中央情報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誤。他對我說,應當盡量避免談論這個問題。我很為難,如果我向安格爾頓和哈維提出建議,那麼中央情報局就會把我個人的建議認為是英國官方深思熟慮的意見。這件事不需要多少時間,萊肯菲爾德大樓就會知道,因此,我必須向他們說清楚,我不過是私下談談而已。 

  我對他們說,我們會努力發揮我們在那裡的一切有利條件——例如支持某個政治領袖等等。 

  哈維不耐煩地說:「這些我們已經做了,但他們全在佛羅里達州。豬灣事件後,我們在古巴幾乎失去了一切……」 

  哈維想摸一摸我們的底,看看我們在那裡究竟有些什麼活動,因為英國在加勒比海地區擁有殖民地。 

  我對他說:「我懷疑英國方面在古巴地區有什麼活動,倫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問題。你們可以去問問軍情六處,他們也許會知道一點情況。」 

  「如果你們處在我們的地位,你們會怎樣對付卡斯特羅呢?」安格爾頓問。 

  「我們會孤立他,並且鼓動人民反對他……」 

  「你們會打擊他嗎?」哈維插話說。 

  我停頓了一下,把餐巾疊好。侍者輕聲地在桌間走來走去。這時我才清楚哈維瞭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們當然會打擊他,但我懷疑是否真正需要這樣做。」我回答說。 

  「為什麼不呢?」 

  「比爾,現在這已經不是我們所管的事了。早在兩年以前,蘇伊士危機以後,我們就不管了。」 

  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初期,軍情六處曾訂了個計劃,想通過倫敦分站用神經毒氣暗殺納賽爾。艾登最初贊同這個計劃,後來他變卦了,因為他又同法國和以色列達成協議搞一次聯合軍事行動。不久,聯合軍事行動失敗,艾登被迫撤軍並第二次執行暗殺計劃。但這時軍情六處在埃及的力量幾乎全部被納賽爾一網打盡,只得重新制訂計劃,借助埃及謀叛軍官們的力量。可這個計劃又遭到了慘敗,主要是由於藏在開羅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參與了這次行動?」哈維問道。 

  「只是在技術方面幫點忙而已。」我如實說。 

  然後我又告訴他,當初找我商量行動計劃的是軍情六處倫敦分站技術組的約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遜,他們是制定這一計劃的負責人。他們兩人和我都參加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討論情報部門技術研究的聯席會議。這個會議是在波頓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團舉行的。五十年代,化學武器研究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我和軍情六處的聯合課題是研究引起幻覺的麥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審訊中的作用,我們在波頓草原做了大量實驗。有一次,我自願提出做試驗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雖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盡可能多瞭解一些有關當時在波頓研製的高級毒劑的情況。我需要解毒劑,是為了在蘇聯人對英國叛逃者下毒時用,而軍情六處需要這些毒劑卻是為了自己在國外的行動。 

  亨利和狄克遜都和我談過對納賽爾使用這種毒藥的問題,希望我能給他們一點忠告。顯而易見,用神經毒氣暗殺納賽爾是最好的方案,因為這種毒氣使用簡便。他們告訴我,軍情六處倫敦分站在埃及有個間諜,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納賽爾的某個總部。他們計劃在通風系統內放一些神經毒氣罐,但我指出這樣做不僅需要大量的毒氣,而且會造成大批納賽爾手下的軍官死亡,顯然是一個很不實際的計劃——軍情六處的計劃都是這樣。後來亨利告訴我,艾登又否定這個行動了,這並不使我感到吃驚。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比「巨型炸彈」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維和安格爾頓又仔細向我詢問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那次行動。 

  「我局正在研究對付這類問題的新方法,並且還可以出售有關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哈維向我解釋說。 

  哈維一正經起來,嗓門就降低了許多,而且單調乏味,壓抑的語調是一種華盛頓官員們所喜歡用的官腔。他用這種單調的官腔向我解釋說,他們不僅需要能夠隨時改變身份的特工人員,而且也需要改善技術設備——按哈維的行話,就是要改善「運載工具」。他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小型天文衛星,哈維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衛星曾在蘇聯邊境活動,跟蹤過蘇聯火箭的發射信號,以前他們只是用無線電接收機進行追蹤,後來改用了衛星。上司命令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衛星。 

  我對他說:「比爾,他們從不自由僱用人員,你可以試著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軍情六處談談。」 

  哈維滿臉不快,認為我故意不肯幫忙。 

  我問他:「你沒有去找斯蒂芬森?許多老前輩說,大戰時他在紐約幹過這種工作。肯定僱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時還沒有其他辦法來區別德國海運間諜。據我所知,也許是意大利黑手黨人……」 

  安格爾頓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下我的話,然後毫無表情地抬頭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繼續往下說:「還有法國人!你找過他們沒有?幹這種事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你看他們在阿爾及爾和其他地方不是幹得挺出色嗎?」 

  安格爾頓又在筆記本上寫了一陣。 

  哈維這時問道:「你們有沒有特殊的技術設備?」 

  我告訴他,神經毒氣計劃失敗以後,軍情六處又研製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頓去參觀他們的煙盒表演。這個武器是爆炸研究與發展集團最新推出的。他們把一枚毒刺裝在煙盒上隨時可以發射。我們都穿上白大褂,個個神情嚴肅,由管理當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的科學家拉德爾博士陪同,到波頓草原後面的牲畜場去實施觀摩。一頭拴著繩索的羊被牽到場地中央。羊的一側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紅色皮膚。拉德爾的助手掏出煙盒,向羊走去。羊受了驚,拚命奔跑,但被繩索緊緊勒住。我還以為毒刺沒有射中羊呢!但過了一會,羊彎下了腿,不停地翻動著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來,奄奄一息,幾分鐘以後就死了。穿白大褂的專家們圍著死羊,談論這項現代新毒劑的各種優點。此時此刻,兩種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我的心裡發生了衝突,一種是對動物的愛,一種是對情報工作的愛。我感到對動物的愛比後一種愛更加偉大,同時我還意識到暗殺不該是和平時期的政策。 

  我只能給哈維和安格爾頓這麼多幫助了。我覺得我已經對他們講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爾頓做記錄,我就感到不安。他們的決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認為這就是對付卡斯特羅的辦法,還對我不能給予更多的幫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後,我們互相道別,我還告訴他們:「找亨利或者狄克遜談談,他們知道的情報也許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將乘飛機返回英國。 

  哈維突然問道:「你沒有對我們隱瞞什麼吧?」茄克裡的手槍又顯了出來。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來一輛出租汽車。 

  「比爾,我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倫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說,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好」;而在華盛頓,一位剛剛上任的年輕總統卻正在為創造一個神話般的文明和傑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處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動盪的預兆已經清晰可見。整個五十年代,英美的情報部門都投入了冷戰,他們目標明確而又專心致志。冷戰並不是一場非常微妙的戰爭,也不具有各種複雜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從蘇聯情報機關的心臟裡逃出來,投奔了西方,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於西方安全機構被滲透的故事。然而,他們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相信。結果懷疑和猜測籠罩著情報系統,英美情報部門漸漸陷於癱瘓。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來到西方。當時我已從華盛頓返回英國幾個星期了。我正在辦公室裡,阿瑟突然走了進來。他一隻手夾著香煙,一隻手拿著一份《泰晤士報》。他把報紙齊縫疊好,然後遞給我看。 

  「聽起來很有點意思……」他用手指著一條關於蘇聯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對我說。克利莫夫少校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來到美國駐赫爾辛基大使館,請求避難。 

  不久我們聽到傳說,原來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現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處的各辦公室裡洋溢著歡快的氣氛。阿瑟的煙抽得更多了,他那張孩子似的臉龐激動得泛出陣陣紅暈。他一個人在走廊裡來回踱著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關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問他:「是有關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關上門,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他說,「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納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曾在第一總局工作過,負責對英國和美國進行間諜活動。後來他又在莫斯科情報部工作,然後又到赫爾辛基蘇聯使館工作。其實戈利金早在國外服務時就列入了中央情報局的監視名單,但改名以後卻沒有被認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國駐赫爾辛基使館。 

  初步審問以後,中央情報局交給軍情五處一份「十集」清單。清單中的每一集都詳細記錄了戈利金對英國安全部門奸細的揭發,這份清單原先由阿瑟保管。D 處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長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對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並根據「對號入座」的原則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單。後來每一集材料又分發給D 處一科(調查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進行調查。我呢,則根據調查的需要,隨時向他們提供各種技術咨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戈利金說,三十年代蘇聯在英國曾招募了一夥著名的「五人集團」間諜。他說,他們不僅互相認識,而且還知道其他間諜。但戈利金卻不知道「五人集團」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個人的代號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牽連。這個線索與金·菲爾比完全吻合,菲爾比現在在貝魯特為《觀察家報》工作。戈利金說的五人中的另外兩人顯然就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戈利金所說的第四個人可能是女王藏畫的鑒定家安東尼·布倫特爵士。布倫特爵士在戰時曾是軍情五處的官員,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曾一度受到懷疑。但對戈利金所說的第五個人我們卻一無所知。由於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團」,因此,菲爾比案件和布倫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來,進行重新審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準確的線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這些線索都是有關海軍部間諜的,如霍頓。這說明蘇聯人非常重視收集英國和北約潛艇和反潛能力的詳細資料。據第三集揭發,蘇聯人在英國駐莫斯科使館海軍武官當中招募了一名間諜,這件事是由負責國內情報行動的第二總局局長格裡巴諾夫將軍來親自監督的。英國使館裡有一名叫米海爾斯基的俄國籍僱員參與了這項活動,那名間諜把自己看到的機密文件抄下來,交給米海爾斯基。戈利金還說,一九五六年這名間諜奉命調回倫敦,在海軍情報處工作,於是他便由克格勃國外行動處指揮。 

  據戈利金交代,第八集裡講的第二個海軍間諜是一個更加高級的人物。戈利金說他曾讀到過三份編了號的北約文件,其中兩份是絕密的,這是他在克格勃情報處北約科工作時無意當中看到的。情報處北約科負責整理有關北約問題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詢和參考。一次戈利金正在準備一份有關北約海軍戰略的材料時,看到了三份從倫敦發來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經過修改的,換言之,原始材料的來源事先已被刪掉,但這次由於他要寫的報告很緊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複製件給他看。中央情報局對戈利金講的這件事進行了核實。原來戈利金所說的三份文件是關於擴建克萊德灣北極星潛艇基地的詳細計劃,以及重新部署北約在地中海的海軍的計劃。中央情報局的人把這三份情報混在其他北約文件一起,然後拿給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準確地認出了那三份文件,並解釋說,他看到的那份關於克萊德灣的文件的散發範圍有四套編號和數字,而美國人給他看的這份卻有六套編號和數字。美國人查閱了散發名單,發現確實有他所說的那種副本,但我們卻找不到。斯圖爾特對這三份文件的散發情況作了分析,發現唯一有洩密嫌疑的是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資歷很深的海軍中校。後來這個案子交給D 處一科去辦理了。 

  在戈利金過來以後的幾個月裡,蘇聯情報機關心臟裡又有三個人叛逃。這三個人的行動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很顯然他們是互相獨立的三個間諜。頭兩個向聯邦調查局表示他們願意留守原地為聯邦調查局提供情報。這兩個人一個是克格勃的官員,另一個是格魯烏的官員。他們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他們的代號分別是「費多拉」和「大禮帽」。第三個人是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內瓦叛逃過來的。他叫尤里·諾森科,是克格勃高級官員,他找到中央情報局,表示願意為該局提供情報。 

  不久,諾森科為搜索英國海軍間諜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他聲稱,格裡巴諾夫在招募那個間諜時曾以要揭發他的同性戀行為為威脅手段,這個間諜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約的所有機密,它們都是從一位「海軍勳爵」那裡搞來的。由於北約文件和格裡巴諾夫招募的間諜有密切聯繫,軍情五處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資料合併處理。卡林頓勳爵辦公室的職員約翰·瓦薩爾有很大嫌疑。斯圖爾特很早就認為瓦薩爾可能是第三集所說的「五人集團」間諜中的一員,並把他列為第四個嫌疑犯,這個案子後來由調查員尤尼·西蒙茲負責,而西蒙茲則不同意斯圖爾特的判斷。他認為瓦薩爾篤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當間諜的可能較小,於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單的最後。但得到了諾森科的線索以後,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薩爾,很快就證實了瓦薩爾是一個同性戀者,住在多爾芬廣場的一套豪華公寓裡,所過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軍情五處這時遇到了一個在反間諜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間諜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沒有痕跡,除非間諜本人坦白或者當場被抓獲,否則很難找到證據。辦案員向我請教,有沒有什麼技術上的手段可以用來證明瓦薩爾確實從海軍部偷竊過文件。我和弗蘭克·摩根曾經試用過一種方法,我們在機密文件上塗上少量放射性物質,然後在嫌疑犯犯罪現場的入口處裝了一台蓋格計數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動,我們就能發現罪犯的行動。我們用這個方法對瓦薩爾進行了測試,但沒有成功。海軍部的入口處太多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瓦薩爾會走哪一個,而且蓋格計數器常常把夜光手錶之類的物件一起顯示出來,很不精確。最後,領導以放射性材料對人身有很大危害為由,取消了這個計劃。 

  於是我又去尋求其他方法。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考察結果,戈利金的記憶簡直同照相機一樣。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看他是否還記得北約文件的照相複製件裡的細節。這樣我們就可以分析出那個間諜是否把原件交給對方複製,然後再叫對方把原件還給他。我拍了二十五張有關北約克萊德灣基地文件第一頁的照片,每張相應提到一種蘇聯人過去向他們的間諜推薦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館裡使用的方法,然後我通過中央情報局把這些照片送給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張「普那克蒂納」照相機拍的照片,我在拍這張照片時用了兩架懸角燈照明,一邊一架。這使我們有了底,於是我們趁瓦薩爾上班之際撬開了他的套間。在衣櫃底部的抽屜裡,我們找到了一架專用於複製文件的「普那克蒂納」牌相機和一架「米諾克斯」牌相機。我們接到搜捕的命令,當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薩爾並徹底搜查了他的套間。我們在套間角落的一張桌子底部發現了一個秘密抽屜,裡面裝著許多照過的三十五毫米膠卷,沖洗以後發現是一百七十六張機密文件的照片。瓦薩爾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戀時上鉤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當我們在倫敦和華盛頓整理這些新叛逃者的情報時,我卻遇到了個人危機。朗斯代爾一案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又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整個技術資金問題的重視。雖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設計了一個項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卻沒有什麼改進。我們曾試圖從國防預算中撥出部分資金滿足情報部門特別是電子技術部門,但卻失敗了。我們正在迅速邁進一個利用衛星和計算機收集情報的新時代。自從發射工程委員會分成「小集團」和「反小集團」以後,他們就更需要規模更為宏大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發展他們的行動了。現在大家終於明白了我多年以來提倡全面對舊體制進行改革的意義了,這個倡議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來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財政預算和科技人員。朗斯代爾案破獲以後不久,我受兩個處的委託又去找威廉·庫克爵士,請他仔細審查我們的要求。我們用了好幾天時間在一起參觀了目前為我們服務的幾個國防研究所。後來庫克起草了一份詳細報告,這是戰後英國情報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庫克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應當迅速擴大漢斯羅普通訊中心,使之成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服務的研究機構,重點放在「小集團」和「反小集團」所需要的先進的電子技術方面。大戰時,這個通訊中心是無線電安全局的總部,後來又成了軍情六處與海外間諜網保持聯繫的通訊中心。庫克建議,漢斯羅普中心應當從皇家海軍科學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員。對我來說,這是一項最為重要的改革。自從我參加軍情五處以後,我就一直在遊說,希望能夠消除情報部門技術單位同其他文職機構的科學單位之間人為造成的隔閡。這種隔閡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報部門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從個人角度來說,為了為軍情五處工作,我得放棄海軍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軍情五處的委任。在庫克撰寫報告時,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強調過這一點,他認為我的論點是正確的。由於庫克的報告,五十名科學家在不影響退休金的前提下調進了漢斯羅普通訊中心,而且如果他們願意,以後還可以調回原單位。我是第一個調入情報部門的科學家,因而享受不到這一新規定的待遇。但當時我並不為這些事情擔心。我相信軍情五處有朝一日會給我一些補償,他們曾經向我保證過。但不幸的是,我太輕信他們了。 

  庫克的另一項建議是軍情五處和六處應當建立一個聯合總部。他們分開工作,但應由一位首席科學家統一規劃和監督雙方的新的研究計劃及其發展情況。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我得承認這個職位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不過說真的,我實際上已經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來的許多技術現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發起的,而且我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為兩個局爭取更多的財政預算和物資。但我卻沒能如願以償。維克托·羅思柴爾德極力推薦我,但狄克·懷特對他說,他從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已經引起了軍情六處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勸軍情六處的高級技術人員接受軍情五處派來的人領導。最後科爾莫爾委員會開了個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會議在討論庫克的結論時,皇家海軍科學局局長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願意辭去原來在海軍的職務來擔任新成立的科學理事會會長。霍利斯和懷特知道威利斯的辭職很快會在官僚中產生影響,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辭職。我被任命為副會長。同時軍情六處的同行約翰·霍克斯也被任命為副會長。霍克斯作為軍情六處在漢斯羅普通訊中心的代表負責研製羅克斯密碼機。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農村人,和藹可親,他的個子矮小,白頭髮,黑眉毛。他一向愛黑白點相間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領襯衫,顯得文質彬彬。大戰時,我曾在他手下搞過電纜工程和反潛艇鬥爭。他的數學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術頭腦。現在我們都是工程師,但在管理新理事會的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在情報工作中,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並搞試驗,這些試驗也許會出成果也許不會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來我所獲得的成績就是通過試驗和靈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會將成為能源站,解決發射工程委員會交給我們關鍵的科學問題,並付諸實施,擴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則要把情報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國防部合併。他想把理事會變成一個附屬機構,即一個龐大而沒有生氣的軍火承包工業的分支,根據用戶的要求製造產品。我試圖向威利斯解釋,情報工作與軍火承包不同,情報工作不是和平時期的工作。情報工作是一場持久戰,它的目標是變化無常的。因此在幾十年前就制定計劃是沒有用的,等你剛開始按計劃進行工作,可能計劃就已經洩漏了,這同海軍部計劃把一艘艦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說柏林隧道行動吧,為了這項宏偉的工程,我們不惜花費了千百萬美元,結果發現蘇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了我們的計劃,這是由計劃委員會的秘書喬治·布萊克洩露的。我贊同威利斯的主張,我們應當研製一批簡單的設備,諸如話筒、放大器等,這些項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對研製尖端的儀器設備,那些東西通常是由各種委員會發起、設計和研製的,等它們被研製出來時也許早就過時了,或者早就被蘇聯人知道了,或許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價值。 

  威利斯從不理解我的奮鬥目標。我覺得他缺乏想像力,當然他沒有我那種對科學情報工作發展前途的無限熱情。他要我定下心來,改變一下現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來監督合同的實施。我被迫離開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白金漢門的科學理事會總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滿了興奮和成功的一年。時間如飛,轉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這是我一生事業中最不愉快的一個時期。七年來我在軍情五處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總是很活躍,而且不斷參加當時的各種行動。這次調動後,我好像從戰壕裡被人換下來到了英國國民軍的休養地一樣,我一搬到新辦公室以後,就發現那裡不能施展我的本領。我很清楚,一旦離開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就會在沒有一點生氣的幽閉恐懼的環境中默默無聞地了結自己的一生。我決定離開理事會,如果上級同意,我就到軍情五處下面的另一個單位去工作。如果上級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訊總部去,我以前曾對通訊總部的工作有過一些瞭解。 

  這時,阿瑟對我非常照顧。他知道我在白金漢門那裡很不自由,於是便找了各種借口要我參加正在進行的有關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對華盛頓作了為期很長的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國作了大量的匯報。阿瑟回國時又帶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進一步調查的材料。有些材料無關緊要。例如戈利金揭發當時有位著名的音樂明星由於能接近英國上層社會的官員而被蘇聯人看中,招募為間諜。其他一些情況雖然也是事實,但我們已經作出了圓滿的解釋。例如,戈利金交代說有位從男爵,由於在出租汽車後座搞同性戀性行為時,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後克格勃以此來對他進行訛詐。我們找到了這位從男爵,向他詢問當時的情況。他承認確有其事,但並沒有向克格勃的訛詐讓步。對此我們感到滿意。雖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誘人,但卻不具體。有時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經仔細分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另一個問題是戈利金喜歡向別人零星出售情報,他把這項工作當作生活的來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也不知道這位叛逃者究竟還有多少情報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離奇、非常難以捉摸的情報。於是我被叫去幫忙。這就是索科洛夫·格蘭特案件。這個案件在許多方面的疑難點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們在處理他所交代的情報時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戈利金告訴我們,在薩福克郡的某個飛機場附近有個蘇聯間諜,這個機場是個最新式導彈的基地。他肯定這是個備用間諜,專門被用來在國際危機時搞陰謀活動的。我們同英國皇家空軍進行了聯繫,認為戈利金所說的那個飛機場很可能就是貝裡聖埃德蒙茲附近的斯特雷茲沙爾機場。然後我們又查看了斯特雷茲沙爾附近的選民冊,想從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報。幾天以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蘇聯名字索科洛夫·格蘭特。我們與軍情五處檔案室的檔案進行了對照,發現那裡有他的檔案。格卜特是蘇聯難民,五年前進入英國,他娶了一個英國姑娘,並在機場附近租了一塊地,以種田為生。 

  這件案子交給查爾斯·埃爾韋爾去調查。埃爾韋爾檢查了格蘭特的來往信件,竊聽了他的電話,並向地方警察進行了詢問,然而卻一無所獲。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術上的證據以便給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時候,我和約翰·斯托勒一起開車直奔貝裡聖埃德蒙茲。斯托勒個頭矮小,頭髮灰白,面帶微笑。他原是通訊總部M 處「反小集團」的工作人員,曾經對「筏夫」飛行行動作過安排,並參加過分析「筏夫」訊號的工作。索科洛夫·格蘭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紅磚農舍裡。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從屋後的花園裡可以看見機場的跑道終端,跑道穿過麥浪起伏的田野,真有點詩情畫意,很難引起人們對這裡的一切產生懷疑。但正是這種美麗的充滿田園詩意的景色總是使我想起間諜:他們總是以這種秀麗的英國景色作掩護的。 

  斯托勒的任務是搜索農舍,檢查是否有暗藏的無線電系統,而我呢,則撬開門扣,進入格蘭特的住房。住房髒得嚇人。走廊和通道裡到處是廢物。樓下房間裡的書毫無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還以為他們要搬家,後來看到所有的東西都積滿了灰塵,我才明白並非如此。後屋書房裡並排放著兩張書桌。左邊是一張桌面能翻動的大書桌,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連拉蓋都關不上。右邊是一個帶櫃子的小書桌。我打開櫃門,裡面什麼也沒有。我又拉開抽屜,裡面也是空空的,甚至連一點灰塵也沒有。這張書桌肯定是最近才騰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溫澤式靠背椅裡,兩眼凝視著這兩張書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張堆滿了東西,而另一張卻又什麼也沒有。是不是他們想把一張書桌的東西搬到另一張裡去?或者他們想騰出一張書桌?如果這樣,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一間塞滿廢物的房間竟放著一張空書桌,這裡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懷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張書桌上的紙張,發現大部分是農場工作的業務記錄。斯托勒在外面也沒找到什麼。於是我們便離開了格蘭特的房子。要對這個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個人來工作一個星期。後來,埃爾韋爾又親自登門拜訪了索科洛夫·格蘭特,並向這位村民問了些問題。埃爾韋爾回來後非常滿意。他說格蘭特沒有什麼問題。他的人緣很好,妻子是當地鄉紳的女兒。我們猜測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監視名單上看見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許蘇聯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觸,但實際上從未找過他。 

  這以後不久,格蘭特夫婦便離開了那個村莊。也許村裡人知道了我們的調查,也許格蘭特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儘管對索科洛夫的調查沒有什麼意義,但這件事卻在我心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懷疑,然後又忽然排除了懷疑,然而他的整個生活則由於世界另一邊某個他從未見過的人的一句瞎話而完全改變了。安逸的薩福克鄉村世界與背叛者的秘密世界發生了衝突,而在秘密世界裡,根本沒有什麼偶然的巧合,就連一張空書桌也可以引起懷疑。 

  戈利金關於間諜滲透軍情五處的情報是他所有情報中保密最嚴的部分。我最早是從阿瑟那裡知道這件事的。當時阿瑟剛從華盛頓回來。戈利金說他在克格勃總部見過存放英國情報部門文件的特別保險櫃。他還見過保險櫃裡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並且肯定軍情五處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裡。他還說,克格勃從英國情報部門得到一份文件,他們稱之為「技術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裡面羅列了英國情報部門所使用的各種技術設備。他沒有能夠仔細研究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譯裡面的某一段文字。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為他們對譯文催得很緊。他說蘇聯駐倫敦使館的安全措施同別處的使館不同,那裡沒有專門的安全員(即蘇聯保衛員),據戈利金推測,沒有專門安全員的原因是蘇聯已經完全滲透了軍情五處。戈利金還談到克拉布事件,他說在克拉布對「奧爾忠尼啟則號」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報。 

  一九六二年八月,軍情五處正處在消化戈利金的情報的階段。與此同時,我們在研究有關菲爾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韋茲曼斯大樓的一次招待會上,維克托·羅思柴爾德見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羅門的蘇聯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她對羅思柴爾德說,菲爾比在《觀察家報》上寫了一些反對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氣憤。她然後透露說,菲爾比從三十年代起就是一個秘密間諜。維克托竭盡全力,最後終於說服了她到倫敦把這件事告訴阿瑟·馬丁。他倆會面的地點是在維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裡安裝了話筒。我決定臨時在那裡安裝一個特別裝置。維克托對此非常緊張。 

  他對我說:「我真懷疑你們是否會把這個特別裝置拆掉。」然後逼我保證親自監督安裝和拆卸。維克托一直以為軍情五處在暗地裡對他的講話進行竊聽,瞭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這種疑神疑鬼的樣子在辦公室引起了許多笑話。但我還是向他作了保證,並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羅門見面的前一天下午,讓郵局的技術人員仔細地檢查了他們裝的電話。會晤結束後,我又親臨現場看著他們把竊聽墊圈拆掉。 

  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監聽了這次會晤的實況。弗洛拉·所羅門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對菲爾比恨之入骨,但卻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與菲爾比等人的關係。經過一番耐心的開導,她終於開口說了實話。原來在戰前她同菲爾比交往密切,而且還挺喜歡他。在菲爾比任《泰晤士報》駐西班牙新聞記者時,有一次回倫敦還帶她出去吃過一頓午餐。用餐時,菲爾比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保衛和平幹著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需要人幫助,並問她是否願意幫他完成任務。他告訴所羅門,他正在為共產國際和俄國人工作,並說這是一個偉大光榮的事業,希望她也能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中去。所羅門拒絕入伙,但她對菲爾比說,如果他山窮水盡,可以隨時去找她幫忙。 

  阿瑟不再追問了。這就是所羅門的故事。我們懷疑她在三十年代對菲爾比的態度是否比她所說的更激烈,但這點和我們的工作關係不大。所羅門在談話時,常常容易激動。 

  她尖聲尖氣地說:「我決不公開作證,這樣太危險了。你們都知道,自從我同維克托談過這件事以後,托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爾比的朋友托馬斯·哈里斯,他是一個美術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於一起神秘的車禍。 

  她聲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證,這件事肯定會洩露,那麼我的一家可怎麼活啊?」 

  她雖然口口聲聲說她害怕蘇聯人,但對菲爾比卻還有另一種感情。她說她仍在關心菲爾比。但後來她在閒談中又說,菲爾比對待他的情人們的態度非常可怕。根據她的談話我推測她和菲爾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對情人。雖然所羅門對此並沒有承認。所羅門之所以蓄意報復菲爾比,肯定是因為菲爾比在幾年以後為了另求新歡而拋棄了她。 

  獲得了戈利金和所羅門的這些情報以後,軍情六處的狄克·懷特和軍情五處的羅傑·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貝魯特再次審問菲爾比。為了準備這次審訊的材料,伊夫林·麥克巴尼特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份長篇報告。她從一九六二年八月開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臨行前的最後一分鐘,計劃改變了。按原定計劃,去貝魯特審問菲爾比的是阿瑟,他從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負責菲爾比案件的偵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況,但他臨時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奧特去提審。埃利奧特是菲爾比的親密朋友,曾任軍情五處貝魯特分站的站長,最近剛剛回來。埃利奧特現在相信菲爾比確實犯了罪。上級認為讓埃利奧特去更能激發菲爾比的良心,而我們這些知道這一決定的人都感到吃驚。獨斷專行是促成這一決定的因素,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軍情五處的人一開始就懷疑菲爾比有罪,現在總算找到了讓他陷入絕境的證據。而菲爾比在軍情六處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奧特一直都對菲爾比有罪的說法表示抗議。現在鐵證如山,可他們卻想把這證據藏起來,不讓外人知道。選擇埃利奧特去審訊的決定引起了大家的強烈不滿。埃利奧特是伊頓公學前任校長的公子,具有一種談吐高雅、穿著講究的貴族氣質。但決定終究是決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奧特帶著一份正式對菲爾比提供豁免權的建議書,離開倫敦飛往貝魯特。 

  一周以後,埃利奧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倫敦。菲爾比招供了。他承認了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當了間諜。菲爾比還說,他想回英國,甚至已經寫了認罪書。這個使我們徘徊了很久的謎終於解開了。 

  菲爾比認罪的消息傳來,秘密世界裡的許多人都覺得自己老了許多。當時我已年近四十五歲。懷疑真相是一回事,聽到一個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間感到這場遊戲沒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險已經過去了。這個案件同逮捕朗斯代爾不同,逮捕朗斯代爾不過是警察抓小偷,當你發現菲爾比——一個你可能喜歡,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讚賞的人竟然向你的敵人出賣了一切,你就會想起我們的間諜工作和全部行動全都變成了廢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時光已經流逝,黑暗時期已經開始。 

  過了幾天,阿瑟在走廊裡把我叫住。他那鎮定的神態有些奇怪。平時他總是匆匆忙忙,甚至有點緊張過度。此刻他彷彿親眼目睹了一場車禍。 

  「金(即菲爾比)走了。」他悄悄地對我說。 

  「我的上帝,他是怎麼走的……」 

  阿瑟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慘淡的笑容,說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兩個人一樣……」 

  菲爾比的叛逃挫傷了軍情五處高級官員的士氣。他叛逃以前,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的說法一直對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後,這些說法就由內部傳了出去,而且愈來愈令人恐慌。毫無疑問,菲爾比的情況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時的情況一樣,是接到了某個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這個提示人就是暗藏在軍情五處的屬於「五人集團」的第五人。這個設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團」的證詞完全吻合。這個「五人集團」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布倫特,以及這第五個間諜組成的。這個間諜在一九五一年的調查中矇混了過來,一直未暴露,現在正在窺視著危機的發展。 

  溫特博恩經常和我談起這個問題。他堅信,我們的上層藏有間諜。 

  「我不相信我們就真的這麼無能。」他常常這樣說。 

  對他這種想法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是「唱詩班」行動,甚至八年以後,溫特博恩還常常激動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動中我們發現,蘇聯人堵住了我們探測話筒的針孔。當然使他產生懷疑的還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們在中國大使館的電話上安裝了特別裝置,但蘇聯人馬上就把它取了出來。另外,福爾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懷疑。「黨務」行動以後,軍情五處繼續搜尋英國共產黨的關於蘇聯給英共秘密資助的檔案。據我們判斷,這些檔案也許就藏在魯賓·福爾伯的公寓裡。福爾伯不久前受命當了蘇聯資助的出納員。福爾伯是個傑出的英國共產黨員。當時他登廣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樓裡,於是我們就趁機派了一名特工打進了他的公寓。當我們正在計劃對他的公寓採取行動時,他就把我們的特工攆走了,而且根本沒向這名特工說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當萊肯菲爾德大樓被這些憂慮糾纏不清的時候,我卻在科學理事會閒蕩著。我決定親自作些自由調查。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慢慢地從檔案室借來一些檔案。最初借來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參加過的話筒行動的檔案:倫敦的「唱詩班」行動、加拿大的「蚯蚓」和「豬籠」行動——這三次行動都失敗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還有澳大利亞的「老鼠」行動。我對這些失敗的行動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關於它們失敗的原因可以有種種複雜的猜測,但軍情五處內藏有間諜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有些行動使溫特博恩忙得不可開交,但最後仍歸於失敗。對此,也有許多解釋。也許我們的手腳太笨,也許福爾伯只是胡亂猜疑我們的特工人員,但我覺得這難以令人信服。洩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從檔案室裡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雙重間諜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當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業務水平和無線電監視設備,但蒂斯勒案件卻使我們對內部是否藏有間諜產生了疑問。盧拉柯夫一莫羅試驗並不能排除蘇聯人除了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通訊以外還有一個兩條腿的情報源的可能。還有朗斯代爾和最近發生的菲爾比案件,我們的行動沒有一次成功,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證明了蘇聯的干擾。 

  任何問題無論怎樣錯綜複雜、令人不可思議,但終歸有一天會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漢門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對近八年的工作細節進行了反覆的核對和比較,終於使整個問題明朗了。我們過去的猜測,現在找到了證據。我們內部肯定有間諜,問題是這個間諜是誰。接著我又苦幹了幾個星期,對檔案的出借和歸還日期—一進行了核對。借閱這些檔案的總是這麼五個人:霍利斯、米切爾、卡明、溫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這個間諜肯定不是我,也決不會是溫特博恩,這個間諜不會是卡明,他不會幹這種卑鄙的勾當,那麼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爾兩個人了。難道會是霍利斯?這個人狂妄自大而且剛愎自用,像個獨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那麼會不會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爾呢?對米切爾我瞭解得就更少了。他總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懷疑。再者他聰明伶俐,完全具備間諜的條件。我知道我的挑選也許是出於偏見,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傾向於米切爾是間諜這種假設。 

  一九六三年初,我覺察到有人在監視我的行動,這個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爾。每當我進行私人調查,我總把檔案鎖在保險櫃裡,然後用鉛筆做上記號,如果有人動過,我馬上就會知道。一天上午,我發現辦公室保險櫃的檔案動過了,而只有兩個人才能開我的保險櫃,局長和副局長,他們保存著有關所有保險櫃的暗碼複製件。疑團愈來愈多了,間諜已經躡手躡腳從門外的走廊上走過來。 

  奇怪的是,自從菲爾比叛逃以後,阿瑟和我疏遠了。當然他公務繁忙,不過每當我問起他的工作時,他總是巧妙地避開話題。有好幾個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頓車站附近的公寓裡聊天,每當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時,他都否認他正在作進一步調查。我相信我隨時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調離,所以千方百計地尋找借口去阿瑟的辦公室。我隨身帶著三十八件有關私人調查的檔案。 

  我提請他注意雙重間諜案中的某些細節,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話筒案件。「你看這些檔案有用嗎?」我向他探問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檔案以外,什麼也不說。終於有一天晚上,阿瑟問我:「彼得,你知道是誰,不是嗎?」 

  「不是羅傑就是格雷厄姆。」我說。 

  他告訴我他正在調查米切爾。他認為菲爾比的叛逃肯定與洩密有關。根據調查的結果,他得出結論,這個間諜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爾。但究竟是誰呢?他不知道,於是在菲爾比叛逃後他就去找狄克,把整個問題告訴了他,希望得到幫助。狄克原來是阿瑟的老師,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過阿瑟,阿瑟從未忘記過狄克的恩情。狄克說需要考慮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訴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間諜,而米切爾卻有可能。他建議阿瑟向霍利斯匯報心中的懷疑。結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對副局長進行調查。我們交換意見時,阿瑟的調查才剛剛開始。 

  「你懷疑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問我。 

  「自從蒂斯勒事件以後……」 

  阿瑟拉開書桌的抽屜,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兩隻咖啡杯;他給我和自己斟滿了酒。 

  「你對羅傑說過了嗎?」 

  我告訴他,我曾經兩次對羅傑提過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後;一次是朗斯代爾案事件以後。但他都否認了,他對此感到驚奇。 

  「我想你已經猜出我在幹什麼……」 

  「是米切爾,對嗎?」 

  他沒有答話,只是告訴我說:「據調查,有人告訴金逃跑的時間,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這樣地位顯赫的人才知道這時間,才能做……」 

  他說,菲爾比叛逃後,他就去看懷特,並告訴懷特他懷疑霍利斯或者米切爾是間諜。阿瑟這樣的做法是無可非議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訴他,我們已經談過了,我建議你找他談談,除此之外別無它法。」 

  我給霍利斯的辦公室撥了個電話。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馬上見我。我立即乘電梯到了六樓,在他的辦公室門口等候綠燈。他的秘書把我帶進辦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書桌後,處理一份檔案。書桌旁放著一排削得尖尖的鉛筆。我走上前去,站在離書桌几英尺的地方。他沒抬頭。我一言不發地等了幾分鐘。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裡用兩隻眼睛緊緊盯住我。霍利斯的筆在檔案上沙沙作響,我仍在等他。 

  過了半天,他終於開口了:「彼得,我能幫你幹什麼?」 

  我口吃得厲害,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已和馬丁談過了,先生。」 

  「哦?」他語調平穩,沒有一點驚奇。 

  「我對此事很憂慮……」 

  「我明白…」』 

  他仍在埋頭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寫了一個報告,他叫我拿給你看。」 

  「請把材料放到那邊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間的一邊,坐在潔淨的大會議桌旁。霍利斯也走了過來,他在我旁邊坐下,靜靜地翻閱我的報告。他不時對我的分析提出一些問題。我感覺到他今天不會反對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讀完報告後,問我:「你知道他六個月以後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於是便問道:「米切爾要退休?」因為據我瞭解,他離退休年齡還差一兩歲。 

  霍利斯說:「這是他剛剛提出來的。現在我無法改變這一決定了。彼得,我給你六個月的時間去證實。你和馬丁一起去幹。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報告還給我。 

  「我不喜歡這事。我想我不說你也知道。調查要絕對保密,明白嗎?」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書桌旁,「你們如果要知道米切爾的背景,我會為阿瑟安排,讓你們看米切爾的履歷。」 

  「謝謝,先生。」 

  我離開了霍利斯的辦公室。他仍在埋頭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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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接受調查米切爾的任務後不久, 我就學到了西方世界最大的反情報機密——「維諾納」密碼破譯法。要瞭解「維諾納」是怎麼回事以及它的真正意義,就得瞭解一些有關密碼學的知識。在三十年代,情報部門,例如蘇聯和英國的情報部門,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碼本通訊系統。這是一種最安全的辦法,因為只有發報人和收報人有密碼本。每頁密碼本只用一次,用完後立即銷毀。這種密碼根本無法破譯。用一次性密碼本發報,發報人得先把每個詞按密碼本的規定譯成四位數一組的數字。例如電文的第一個詞是「防禦」,那麼它也許被譯成3765。然後再加上一次性密碼本上的第一組數字, 譬如1196; 如果是用「菲博納奇」系統,這個數字就變成了4851。這實際上是一種雙重密碼。(「菲博納奇」系統又名中國算術,其根本原理就是比9 大的數字不進位,因為進位會造成規則分佈。因而當時所有密碼系統都採用了「菲博納奇」系統。) 

  大戰初期由於蘇聯人缺乏密碼材料,這使我們研製成功了「維諾納」密碼破譯法。為了緩和通訊系統的壓力,蘇聯人把一次性密碼本複製多份,分別發給各個駐西方國家的蘇聯使館。這樣我們就很難破譯他們密碼了。蘇聯人用五個波道向世界各地傳播大量的電文——一個供使館使用;一個供格魯烏使用;一個供海軍軍事情報局使用;一個供克格勃使用;還有一個供貿易通訊使用。戰時有許多軍事器材從西方運往東方,貿易通訊占蘇聯全國通訊的百分之八十。華盛頓的克格勃成員同莫斯科通訊時使用的是一套密碼本的複製件,被用在蘇聯駐墨西哥使館與莫斯科之間的貿易波道上。 

  戰後不久,一名叫梅雷迪斯·加德納的美國優秀密碼分析員就開始對在芬蘭戰場上撿到的一本殘缺不全的蘇聯密碼本進行了研究。加德納在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即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身)工作。雖然這個密碼本的大部分已經遺失,但上面還有一些無線電通訊中的一些最普通的指示詞組,例如「拼法」、「拼法完」等等。這些詞組使用得非常普遍,因為每個密碼本都有它自己的限定詞彙。如果發報人在密碼本中沒有找到合適的詞組——這種情況是經常出現的,例如某個人的姓名——他就得把這個詞按字母一個一個地拼出來, 並在詞前加上「拼法」 ,在詞尾加上「拼法完」,以提醒對方的注意。 

  加德納用這些常用詞組同過去蘇聯人的電文通訊作了對比,發現某些波道有同種密碼重複使用的情況,這說明蘇聯在使用同一個一次性密碼本。他逐個對那些用同一密碼本編碼的通訊進行了「吻合」,並設法破譯。起初當他聲稱他破譯了蘇聯密碼時,沒人相信。後來他對華盛頓到莫斯科的大使專用線採取了一次行動,並取得了輝煌的戰果。這時,人們才開始重視他的貢獻。他破譯的密碼是一句英文,叫做「防禦不能贏得勝利!」這句話前面有「拼法」,後面有「拼法完」。加德納發現這句話原來是電文發出前一天美國出版的一本有關國防戰略的書的書名。於是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把這個機密告訴了英國,英國那時的密碼分析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從此,英美兩國就開始了破譯密碼的聯合行動,這項工作持續了四十年。 

  這個行動的代號起先叫「新娘」,後來又改為「藥品」,最後定為「維諾納」,並且只在英國稱為「維諾納」。這個行動進展甚慢。在浩渺的通訊中找出可以吻合的信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即使找到了這種信號,也不一定能破譯兩邊的電文。加德納撿到的密碼本不全,而破譯密碼人員只能用「間接」情報。例如,只要他們發現了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克格勃波道和紐約與莫斯科之間的貿易波道裡有吻合信號,他們就能用「間接」情報破譯貿易通訊。「間接」情報是根據電文日期在航運公告、貨物記錄、船舶抵離時間、潮水時刻表等方面收集而來的。根據這些情報,密碼破譯員就可以猜出貿易通訊的內容。只要破譯了吻合信號的任何一邊,都能給密碼本提供更多的詞組,從而有助於破譯吻合信號的另一端的電文。 

  英國和美國聯合研製了一種用於擴大「維諾納」 破譯範圍的關鍵設備, 叫做「窗口索引」。每當我們破譯了一個詞組或短語,就在這個索引上記下吻合的通訊。英國人開始用更為先進的手段做索引,他們在破譯詞或短語的兩邊加上兩組未破譯的詞,一段時間以後,窗口索引就出現了重複。這種重複使已破譯的詞組帶出一組未破譯的詞組並為破譯新的詞組提供足夠的間接情報,並擴大窗口索引的範圍。另一種用於破譯密碼的新技術是「拖曳」技術。如果通訊中出現「拼法拼法完」或者各種名詞,而密碼員又不知道這個拼出來的詞缺少哪些字母,那麼就把它輸入電子計算機,讓計算機把這些詞「拖曳」到其它波道,計算機然後輸出一張列有重複詞的一覽表,由密碼分析員從反面對重複的吻合信號進行分析研究,從而破譯「拼法且並法完」序列。 

  這種技術還不很完善,往往破譯一兩個詞組就需要一個月。當然有時也有進展很快的情況,例如美國人在華盛頓大使專用波道裡就發現了錄音講話的全文。這個技術還常常碰到一些新的棘手的難題:例如怎樣用非正統的方法使用一次性密碼本,或上或下是否折疊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給尋找吻合信號的工作增加了相當大的困難。另外密碼本也有問題,它們有的已經被修改過了,而大使、格魯烏和貿易波道使用的是一種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密碼本,很像一本詞典,因此,密碼人員只能從電文詞組的拼法上猜出該詞組在密碼本中的大致位置。而克格勃使用的密碼本是一種特殊的多卷任意排列密碼本,這使吻合克格勃波道密碼的工作人員傷透了腦筋。「維諾納」所涉及的各項工作是非常艱巨的,幾年來,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軍情五處僱用了大批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各地收集「間接」情報,然而,在截獲的二十萬件電文中,我們所破譯的還不到百分之一,並且其中有許多僅僅只是破譯了幾個詞。 

  但從我們掌握的反情報和秘密世界的態度來看,「維諾納」行動對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影響巨大。四十年代末期,我們對克格勃的紐約至莫斯科和華盛頓至莫斯科波道的破譯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從破譯的電訊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戰爭時期和戰後蘇聯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是相當多的。電訊中有一千二百多個化名,由於這些化名經常是「拼法拼法完」序列的一部分,因此最容易辨認,儘管我們不一定能破譯這些化名。我們估計在這一千二百多個化名中,有八百多個化名是蘇聯發展的間諜。他們是低級聯絡人,在情報網中佔大多數。他們中間有些人也很重要,例如有十四名間諜就在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裡面或者周圍工作,另外五名間諜能夠以不同方式出入白宮,根據破譯的電文,其中一人曾乘坐過艾夫裡爾·哈里曼大使的私人飛機從莫斯科飛回美國。然而最富有威脅的是,蘇聯人在美國原子武器研製單位裡安插了一批間諜,另外還有一批間諜甚至能夠看到一九四五年英美兩國政府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包括丘吉爾給羅斯福總統和以後的杜魯門總統的電報。 

  用破譯密碼的方法獲得的線索,使許多案件都得到了解決。現已查明,麥克萊恩就是偷閱丘吉爾電報的間諜之一,克勞斯·富克斯和羅森堡夫婦是核間諜當中的一部分。我們把破譯密碼本的地理線索和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阿爾傑·希斯長期的行動進行了對比,發覺他很有可能就是那個乘哈里曼飛機的間諜。但是我們在反情報和密碼破譯上盡了最大努力也沒能查出大部分化名。 

  英國的情況同樣糟糕。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美國戰時和戰後一直在跟蹤往返於蘇聯與美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而英國丘吉爾卻在戰時同盟時期曾命令停止一切反蘇情報工作,政府通訊總部也是到戰後才重新跟蹤蘇聯通訊的。因此,英國所獲得的通訊少得可憐,而且僅僅只破譯過一次,那就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對克格勃莫斯科至倫敦的波道進行了一個星期的破譯工作。 

  在通訊中我們發現了一些發給蘇聯駐倫敦使館的克格勃官員鮑裡斯·克羅托夫的電文。克羅托夫專門負責指揮高級間諜。這些電文發來的時候,蘇聯在西方的情報機構正在遭受某種危機。蘇聯駐加拿大使館的年輕格魯烏密碼員伊戈爾·古曾科剛剛帶了大量的資料叛逃西方國家,並向加拿大和美國揭發了蘇聯安插在這兩國的間諜。古曾科還向英國揭發了一個名叫艾倫·納恩·梅的核間諜。莫斯科中心發給克羅托夫的大部分電文都是些命令,告訴他怎樣對付下級。這些電文裡共提到八個化名,其中三個是斯坦利、希克斯和約翰遜組成的間諜網,兩個是形影不離的朋友戴維和羅莎,此外還有三個。週末,莫斯科和這八個間諜的通訊全部中斷,以後多用見面的方式來聯繫,除了特殊情況,通訊每月進行一次。 

  在我剛剛接觸「維諾納」的時候,我曾有幸看到通訊總部複製的莫斯科至倫敦的克格勃波道的通訊記錄。通訊總部每次破譯了電文中的幾個新密碼以後,就對電文進行複製,並在複製件上蓋上「絕密影印維諾納」字樣的圖章,註明發報人和收報人、發報日期和時間、波道和方位(例如克格勃莫斯科八侖敦)、電文級別(平電還是急電)等項目,分發給少數的高級官員審閱。下面就是類似的一份電文: 

  電文 

  你們 74689和 02985 47199 67789 88005 62971的來電關於拼法希克斯拼法完55557 81045 10835 68971 71129目前要格外謹慎 56690 12748 92640 00471拼法斯坦利拼法完 37106 72885每月一次直到進一步通知。 

  發報人簽名 

  (這是一份沒有完全破譯的電文,也是我們面臨的一種挑戰。) 

  「維諾納」所提供的機密是很可怕的;因為它很不完整。破譯的電文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八個化名都是重要間諜,蘇聯人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對這八個間諜和克羅托夫採取了保護措施,因為蘇聯人知道我們發現了克羅托夫在指揮這些間諜。但是電文卻無法幫助我們認出這幾名間諜。通訊總部只送發經過他們核對的電報譯文,其中包括沒有完全破譯的電文。他們送發譯文時往往附有一頁寫有對電文中的奇怪詞組進行猜測的譯文草稿,這些古怪詞彙無法進行核對。由於破譯的詞組不斷增加,電文需要重新印發,因此,一份電文往往會重複出現多次。 

  斯坦利,我們肯定他是菲爾比。戈利金曾聽說過斯坦利這個代號。戈利金說菲爾比與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關,然而我們卻沒能在電訊中找到證據。希克斯幾乎肯定就是伯吉斯,電訊中不僅提到間諜網,而且還模糊地提到希克斯的脾氣。約翰遜大概是布倫特,但電訊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其他五名間諜仍然是個謎。我們可以排除麥克萊恩的嫌疑,因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華盛頓。顯然這些發現對我們調查米切爾有很大幫助。這五個化名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藏在軍情五處。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了電文的破譯部分,心裡非常著急,我一籌莫展。記得我曾懷疑過,軍情五處的高級負責人在我們破譯電訊以後十幾年裡,每晚是怎樣入睡的。 

  最奇怪的是,一九五四年「維諾納」在大西洋兩岸停止了。密碼分析工作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得到了初步發展,由於經受了種種曲折,後來的進展緩慢,現在幾乎陷於停頓狀態。人工「吻合」已經達到了人類思維能力的極限。而當時的電子計算機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把「維諾納」推向新的發展高度。「維諾納」陷於停止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九四八年蘇聯人對他們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密碼程序進行了更改,並取消了所有複製的密碼本。澳大利亞的最後一次「維諾納」行動由於這些變更而遭受了損失。在這以前,澳大利亞的「維諾納」行動是非常成功的,甚至連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得依靠他們的行動來收集蘇聯人的電文。澳大利亞人當時並不知道英美兩國在搞「維諾納」行動,那是事後英國人才告訴他們的。只是在蘇聯間諜的滲透不斷擴展時,尤其是影響到外交部時,我們才把獲得的情報用摘要的方式向澳大利亞政府通報。不久,在軍情五處的幫助下,澳大利亞終於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組織——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 

  我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蘇聯改變密碼的原因。原來破譯蘇聯密碼的事走漏了風聲,洩密者就是美國武裝部隊安全局的青年職員威廉·韋斯班德。韋斯班德其實並不知道蘇聯人的損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爾比參與這項工作時,蘇聯人才瞭解他們損失慘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參與這項工作的。後來他去澳大利亞幫助他們成立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他剛剛回國,澳大利亞的「吻合」就停止了,蘇聯人雖然可以取消複製的一次性密碼本,但卻無法阻止我們對他們一九四八年以前的電文進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爾比調駐華盛頓,這使蘇聯人得以監視我們破譯工作的進展情況。蘇聯人知道我們在「維諾納」洩密後,遲早要解決尋找更多的「吻合」信號所存在的各種技術上的困難。一九五四年,「維諾納」基本上停止了。 

  幾年以後, 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納訪問英國, 並請他幫我們在英國繼續搞「維諾納」行動。加德納是個不愛說話的書獃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碼分析員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談起他在自己辦公室裡是如何進行「吻合」工作的,並告訴我有個名叫菲爾比的抽煙斗的英國年輕人經常在他工作時拜訪他,並從肩膀後偷看他的工作,然後對他大大讚揚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納變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覺到我們正在利用他的破譯密碼從事數學以外的工作,對此,他很惱火。 

  「我從來不想讓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煩。」他常常說。在他發現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進了電梯以後,大為震驚。他和我一樣認為羅森堡夫婦雖然犯有嚴重罪行,但仍應寬大處理。在加德納的眼中,「維諾納」是件藝術品,不應讓殘酷的麥卡錫主義來玷污它。但在英美兩國的情報部門中有少數官員卻把破譯密碼的成功看作是冷戰中的一大勝利。這種觀點強化了反間諜調查,而這種強化則在我們首次破譯蘇聯密碼以後的幾十年中一直貫穿於西方國家的情報工作。因為雖然西方政治首腦真心實意向蘇聯伸出友誼之手,而蘇聯卻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進行間諜活動。例如在九月的那個星期裡,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國發射了大量的電訊,詳細指示怎樣把盟國戰俘押送蘇聯,因為這些戰俘都曾反對過蘇聯,如哥薩克人等。許多電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將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單。我看到這些電文時,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報人員一定非常震驚:一九四五年的和平並沒有真正實現,只不過是把德國的集中營變成蘇聯的古拉格罷了。 

  一九五九年,「維諾納」行動又再次復活了。政府通訊總部發現瑞典訊號情報局截聽並儲存了大量戰時通訊,其中有大戰初期蘇聯格魯烏與倫敦之間的來往電文。通訊總部說服了瑞典人放棄中立,把這些材料送給英國進行研究。我們發現瑞典有一份代號為「搭扣」的材料,於是我們把阿瑟調回D 處一科。阿瑟是軍情五處裡有「維諾納」直接經驗的官員之一,他曾在調查富克斯和麥克萊恩案件時參與過「維諾納」工作。 

  我們對「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試圖通過這份材料獲得更多情報,破澤尚未查出的化名。我們想以此推動「維諾納」行動的進展。另外,這份材料還能為密碼本提供更多的詞組,擴大我們對現有「維諾納」電訊的破譯範圍。自從有了能力強大的新電子計算機以後,恢復整個行動的意義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們的努力會付諸東流)。由於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們「維諾納」行動的步伐不斷加快了。 

  其實「搭扣」材料中有關英國情報的部分並不重要。這些情報大部分是蘇聯格魯烏官員關於在英國各地遭受空襲破壞的報告和對英國軍事力量的估計。材料中有幾十個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義的,然而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個名叫霍爾丹的間諜,曾在海軍部的哈斯拉潛水艇試驗站研究深潛技術。他的任務是通過英國共產黨向蘇聯格魯烏駐倫敦人員提供各種研究計劃的細節。從電訊中我們還獲得了有關另一個名叫歐文·蒙塔古的間諜的情報。歐文是斯韋思林勳爵的兒子(不能把他與尤安·蒙塔古混為一談。尤安是另一個人,曾在戰時組織過著名的「非凡人」行動),是個自由的新聞記者。從電訊中,我們清楚地看出他為蘇聯人收集工黨內部的政治情報,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內部的情報。 

  我們對蘇聯格魯烏的電訊採取了一項特別行動,即把他們的電訊同四年後克格勃的電訊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一九四0 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魯烏官員的能力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後,他們便一蹶不振,而且四處尋找靠山,猶如一群無頭蒼蠅到處亂飛。一九四五年,格魯烏換了一批像克羅托夫這樣的新的職業情報官員,整個間諜管理水平明顯提高,而且非常講究實效。另外他們還對自己的間諜採取了謹慎的保護措施,以便長期地使用他們。當初的格魯烏,行動渙散,而且據一九四五年的電訊,他們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們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進行了比較,清楚地發現克格勃在蘇聯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維諾納」破譯行動留下的遺產——它使我們認清了克格勃這台巨型機器,克格勃的情報網絡遍及西方各國,當西方國家在為和平四處奔忙時,他們卻在積極為冷戰作準備。 

  「維諾納」材料保存在六樓的一間特別安全的辦公室裡。我在那裡看完材料以後,就搬了出來,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共用一間辦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員,正在忙著調查米切爾一案。米切爾一案的調查工作對D 處來說真有點事不逢時。霍利斯把弗尼瓦爾·瓊斯從原先的崗位調去當C 處處長,米切爾一旦退休就晉陞他為副局長。瓊斯的職位由馬爾科姆·卡明接替。D 處裡那些打算努力沿著朗斯代爾一案的線索乘勝追擊的聰明人,對這項任命不以為然。而阿瑟本人卻對處長一職垂涎三尺。憑他所取得的成績,阿瑟完全可以當處長,但由於他在五十年代初所採取的立場,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賞。他們認為阿瑟生性好鬥,脾氣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別人。非常不幸,這些都不是他要在軍情五處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米切爾調查被批准後,霍利斯決定不告訴卡明有關調查米切爾的事,因為從理論上說,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負責這一調查的是瓊斯,他在柯克街的C 處總部對整個過程進行監督。 

  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她的臉上有一塊很大的胎記。她就像暖房裡的一盆花,自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禁閉在辦公室繁忙的事務中,對外界發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剛搬進她的辦公室,她就問我:「你是不是共濟會成員。」 

  「不是,我並不贊成共濟會。」我說。 

  她冷冷地對我說:「我並不認為你會是共濟會成員,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話,還是參加共濟會好。」 

  伊夫琳一直認為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她是研究官員,已經干了好多年的反間諜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時間都長。她可以說是一部有關辦公室生活的活詞典,她頭腦靈活,她也善於判斷人的性格,當然有時有些過分。 

  她告訴我:「我早就猜到遲早總會進行一次調查。」但她卻很悲觀。她深信最壞的事還在後頭,因為調查的程序總是預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認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當心。」她又說。 

  我委實吃了一驚。「伊夫琳,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立即問道。 

  她打開自己的保險櫃,拿出一個黑色筆記本。 

  「你看看這個吧!」她告訴我。 

  翻開筆記本,一行行清秀乾淨的字體映入了我的眼簾,我飛快地翻閱了一遍。原來這個筆記本記錄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種案件的細節。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個大概,有的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材料是從軍情五處的檔案室收集來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針對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被滲透的指控。 

  我簡直嚇呆了,「這是誰的?」我問。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過。自從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她就收集了這些。後來為了結婚,她辭去了這個職務。她嫁給查爾斯·埃爾韋爾。臨走前,她把這個本子交給我,說以後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嗎?……」 

  「當然。」 

  「你還給誰看過?」 

  「難道我也要讓人剁碎……」 

  我繼續看著筆記本。開頭幾頁經常提到馬克斯韋爾·奈特的名字。大戰時,他就相信軍情五處內部必定有間諜,並作了記錄,但卻沒有採取行動。記錄本裡共有幾十件指控材料,多數是不切實際的想像。例如根據某一間諜的報告或隨手寫的感想和評論,也有比較具體的材料,例如伊戈爾·古曾科的證詞。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個年輕的蘇聯密碼員。他的叛逃對英國「維諾納」計劃裡克格勃通訊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整整一個星期,這一通訊陷入混亂狀態。據安妮·拉斯特記載,古曾科曾揭發說軍情五處有個間諜,代號「埃裡」。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時曾從一位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聽說過「埃裡」,當時經手「埃裡」電文的就是盧比莫夫。「埃裡」有某些俄國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檔案。蘇聯採用死信投遞的方式同他聯絡,而且經常把他提供的情報送給斯大林。古曾科的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歸入檔案,以後再也沒人問津,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閣,放在那裡吃灰。這真是不可思議。 

  伊夫琳說:「人們不相信他,認為他弄錯了,軍情五處內部不可能有間諜……」 

  筆記本的最後一頁是作者的「遺囑」,她寫道:「如果軍情五處內部有間諜,那我肯定是羅傑·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爾。」 

  我倒抽了一口氣,說:「這麼大的人物怎麼調查?除非把軍情五處翻個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說:「一九五一年時他們也是這麼說的。」 

  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只不過是伊夫琳和我頭一次分享的機密。在以後共同工作的幾個星期裡, 她漸漸向我道出了軍情五處許多被人遺忘的歷史,這是我們在A處二科的錄音帶上聽不到的。這些故事充滿了疑問、猜測、無法解釋的行動和離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並不是第一個懷疑軍情五處藏有間諜的人。這種恐懼和辦公室的傢俱一樣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園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腦海裡縈繞不去。自從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斷有人揭發軍情內部有間諜,但從未調查過,也沒有人反駁過這些揭發。時間已經拖得太長了,這次的搜索一定是長期而又艱苦的。想到這裡,我收住腳步,回頭望了望萊肯菲爾德大樓。 

  「這次不會再走漏風聲了吧?」我心裡想,「不會再出現叛逃,這個人不會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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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雖然我對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可對米切爾進行調查卻是一件很麻煩的事。為了這件事,我們開始時大吵一頓,結束時又大吵一頓,在這期間也沒有調查出什麼名堂來。我明白,如果要在米切爾退休之前趕緊把這案子理出點頭緒來,必須安裝竊聽器,並用上我們掌握的全部技術措施。霍利斯對在米切爾家中的電話上裝竊聽器表示強烈反對,對用技術設備進行全面監視也表示反對。他說他不願意讓軍情五處裡更多的官員知道這個案子,更不打算請求內務大臣批准竊聽或擅自進入副局長的家。 

  對這樣的打擊,阿瑟的反應很糟,他的脾氣壞得無法控制了。一次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開會時,他抑制不住自己,發起脾氣來。他說在如此關鍵的時刻,對待這樣重大的問題是不能容忍那些限制來拴住手腳的。他以威脅的口吻說要親自去見首相,讓首相對這個情況加以重視。霍利斯對任何威脅的反應表現得十分圓滑,他嘴上說他會對阿瑟的意見引起重視,可他實際上卻是不改初衷的。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批准擴大調查!」 

  阿瑟大步走出房間,顯然是準備把他的威脅變為現實。 

  那天晚上,瓊斯和我去了我的俱樂部——牛津劍橋俱樂部,想辦法尋找一個避免這場厄運的辦法。自從卡明被任命為D 處處長後,霍利斯和阿瑟之間的關係便日趨惡化。米切爾案件那麼棘手,如果我們內部露出一點騷亂的痕跡來,都有可能造成一場災難。 

  瓊斯處在一個十分惡劣的境地裡。他和我一樣清楚,他就要在幾個月內提拔為霍利斯的副手了,可我看得出,他覺察到霍利斯的確在設置障礙。 

  「如果阿瑟幹出了什麼傻事的話,那就意味著軍情五處的末日到來了。」瓊斯憂慮重重地望著酒杯說。 

  我問他可否私下去拜訪懷特,可否讓他給霍利斯施加一點壓力,讓霍利斯改變主意。瓊斯用一副苦惱的神情看著我。他明白,他已經慢慢地被困在兩種互相對立的忠誠中間——對霍利斯的忠誠和對充滿激情地在困難中進行工作的調查者的忠誠。快到凌晨一點鐘時,我們仍然還沒有作出任何果斷的決策。瓊斯說,如果我能保證不讓阿瑟採取任何急躁的行動,他就可以保證去見懷特。我從俱樂部給阿瑟打了個電話。當時雖然已經是很晚了,可我知道他沒有入睡,他還在喝威士忌。我告訴他我要立即去見他,然後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緒糟透了,態度暴躁。 

  「我想你是來告訴我,你決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說。 

  這天夜裡,我又一次坐下來痛飲,無法說服阿瑟改變主意。看上去他有點緊張而絕望。從朗斯代爾案件之前,他就過度緊張、勞累,他精神上的負擔不斷加重了。他的皮膚發暗,彷彿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設在他道路上的障礙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攆到馬來亞的陰影仍然在籠罩著他。 

  「當時我是應該鬥爭的,可我當時同意離開安全局彷彿是上策,可這一次我認為不是上策。」他說。 

  他最後還是意識到了瓊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開決裂會使我們走投無路,如果讓狄克去說服他,至少還有點指望,興許會同意增加部分設備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瓊斯打來的電話,說他已同狄克談過了,讓我們大家下個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門的公寓去聚會。 

  「他想看一下有關此案的報告,然後才能決定如何去幹。」瓊斯說。 

  懷特的公寓在布羅德威大街軍情六處總部後面。我按照約好的時間,準時到達那裡。狄克親自來開了門。他穿得很隨便,只穿著一件開領的襯衫,脖子上繫著一根像領帶一樣的圍巾。。 

  他請我們進到他的書房。這是一間優雅別緻的房間,四面牆壁都擺滿了書,裝飾風格是十七世紀的,牆上掛著幾幅國家美術館收藏的名畫,壁爐上方還掛著一面明淨的鏡子。 

  「我們喝點茶,好嗎?」他急於想消除我們每個人臉上流露出來的緊張神情。 

  「現在,」他看著阿瑟說,「最好請你談談你的看法……」 

  阿瑟解釋說,不如先讓我介紹一下情況,因為我帶來了說明那三十八個案子的圖表。我們忙乎了一陣,圖表大大,沒法在那只精緻的小茶几上攤開來。狄克見此情景說: 

  「不,不,不要緊,把圖表鋪在地上吧。」 

  兩分鐘不到,我們都伏在地毯上了,我們開始再一次觸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個寧靜而優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給攪了。我解釋說,我曾提交過兩個報告,一個是有關蒂斯勒案件的,另一個是有關朗斯代爾的,都被拒絕了。狄克用尖銳的目光看著我,卻沒有對此發表評論。 

  「關鍵在於我們不可單方面地看這個問題,搞出這些圖表的出發點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這些案件裡是否有俄國人插手的依據……」 

  「聽起來像是在搞一個糟糕的歸納法,不過請你繼續講吧。」他懷疑地說。 

  我—一講述了案件,並解釋了為何總是要提到那五個人。 

  「你在起草報告之前,有沒有在什麼時候同阿瑟討論過這個問題?」狄克瞪著眼睛看著我說。 

  「我怎麼可能那樣做?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科學理事會。」 

  狄克轉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兩人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顯然,他感到難以置信。 

  阿瑟接過話茬,並解釋要求使用設備的問題。瓊斯一直保持著沉默。此時狄克又問他的意見如何。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無可奈何地也參與了進來。 

  「羅傑拒絕擴大調查範圍。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是個錯誤。我們現在既沒有進行跟蹤,又沒有技術設備的幫助,這樣去尋找案件的結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對瓊斯那種冷靜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這裡有兩個因素,」他考慮了一會說,「一是要進行調查,二是我們在進行調查時肯定會被人發現,兩者幾乎同樣的重要。」 

  他告訴我們要作些修改,他認為應在非官方的房子裡對調查工作進行協調,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築物裡進行這項工作。他建議我們使用斯隆廣場附近的閣樓路軍情六處保安樓。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對羅傑說,你們等著聽他的消息吧。」猶克說。 

  第二天,瓊斯通知我們,說霍利斯已經同意用軍情六處的一個監視隊來協助辦理此案,但仍舊不允許他們把米切爾跟蹤到倫敦火車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發現。他允許我們把這件事告訴溫特博恩,並授權我們在米切爾的辦公室裡的那個雙面穿衣鏡後設置一個閉路電視系統。當天下午,我們就把那些寶貴的檔案搬到閣樓路上那座馬房式小樓的二樓上,房間裡沒有傢俱。以後,這裡就成了我們辦理這起案子的總部了。 

  在調查米切爾的初期,我們對菲爾比叛逃的過程又重新進行了審查,並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發現。我請求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實一下他們的電子計算機記錄情況,以便對俄國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報人員的活動有一個瞭解。結果發現,弗洛拉·所羅門與阿瑟在倫敦會晤之後,克格勃官員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對中東進行了訪問。我們早就非常懷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爾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過進一步的核實,發現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訪問過中東,剛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發「五人集團」的材料送往萊肯菲爾德大樓之後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後確認莫丁從五十年代初以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我們拜訪了菲爾比的妻子埃莉諾,她說九月份時,菲爾比減短了全家人在約旦度假的假期。從那時到失蹤這段時間裡,菲爾比顯得神情緊張,經常酗酒。我們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貝魯特,向菲爾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審查了。很顯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後,會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可是,很奇怪,菲爾比彷彿對此並不在乎,這樣一直持續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當時他的案子剛好已經確定了。 

  我們聽了菲爾比的所謂的「坦白」錄音,這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從貝魯特帶回來的。我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也無從聽清這個談話錄音,主要是因為錄音質量太差。這是典型的軍情六處作風。他們在開著窗戶的房間裡使用這種劣質話筒,而窗外的來往車輛的嘈雜聲非常大。我們只好使用我研製出的雙耳助聽器,請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和年輕的譯報員安妮·奧爾尤因給予幫助(安妮是聽力最好的譯報員),搞了一個百分之八十文字準確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聽了錄音,並與那份稿子進行了對照。聽了這個錄音之後,任何人都不會懷疑,菲爾比早在到保安樓之前,就有了與埃利奧特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埃利奧特對菲爾比說,他已經掌握了菲爾比的新證據,深信菲爾比是有罪的。十年來,菲爾比每次都一再否認一切,可這次他一口承認他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就當了間諜,壓根兒不問埃利奧特掌握了什麼樣的新證據。 

  阿瑟對聽錄音感到很苦惱,他揉著眼睛,捶著膝蓋,聽著菲爾比講著荒唐的吃語。菲爾比說布倫特是清白無辜的,而蒂姆·米爾恩才不清白。可米爾恩是菲爾比的密友,多年來一直在忠誠地為菲爾比辯護。整個供詞,包括菲爾比簽了名的書面坦白,都是處心積慮地進行過加工的,讓真相和謊言相混淆,引我們步入騙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爾比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說話結結巴巴,我對他是多麼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聽到他的聲音。他躲躲閃閃,避免回答提出的問題,試圖挽回失去的局面,爭取勝利。現在埃利奧特在全力以赴地設法去戰勝一個三十年來把欺騙作為第二保護層的人。這並不像一場競賽,然而最後他們兩個會像有點喝醉了酒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公學學堂的標準語音熱情地討論二十世紀最大的叛國案件。 

  「這件事處理得太糟了,」阿瑟聽了錄音後,滿懷絕望地悲歎著,「我們應派一個小分隊去,這樣,我們就有機會用嚴刑審問他……」 

  我同意他的意見。羅傑和秋克都沒有想到菲爾比會叛逃。 

  從表面上看,莫丁兩次旅行的巧合,菲爾比對埃利奧特前來審問的期待,以及他炮製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個方向:俄國人在英國情報部門有一條內線,它監視著菲爾比案件的進展情況。只有極少一部分官員有這樣的觸及案件的機會,他們當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爾。 

  我決定走訪政府通訊總部,看看能不能進一步用「維諾納」協助調查米切爾案。「維諾納」在一所很大的,號碼為「H72 」的木房子裡工作。這房子在通訊總部的中央建築群中間的一條大道旁。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年輕的密碼分析員傑弗裡·薩德伯裡。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間小辦公室裡,他的身後有十幾個外語專家正坐在耀眼的燈光下辛勤地工作著,尋找著吻合的信號,希望從上千個無名的數字組中整理出譯文來。 

  薩德伯裡的辦公室裡擺滿了分析密碼的小玩藝兒,就像一個充滿歡樂的小動物園。一個角落裡堆滿了「維諾納」窗口索引。他的辦公桌上有一盤盤的已破譯的密碼,等他審批後,這些密碼就被送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薩德伯裡同我談了很久,討論如何促進這項計劃的實施。主要的問題是由於「維諾納」仍然是用人工進行吻合,電於計算機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尋找一個密碼。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譯克格勃和格魯烏波道的密碼,工作人員用往來通訊的渠道來進行吻合的強化工作。要搞一個全面的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吻合的計劃,必須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問世的新式電子計算機,這樣才有希望發現更多的吻合。 

  這是一項工程龐大的工作,往來的電文有十五萬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數是穿孔的,能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處理破譯。單單這項工作就十分艱巨,每個數字組由數據處理機穿兩次孔,以便對那些經過處理的電文進行核對,看看有無錯誤,然後再用電子計算機把每份電文的前五個數字組與整個電文的其他部分進行吻合。每份電文要進行上百億次的計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學理事會討論這個計劃時,他對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懷疑。於是我和弗蘭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團去再次拜訪威廉·庫克爵士。我知道,當時這個研究集團擁有全國最大的電子計算機設備,比通訊總部的計算機還要大。我解釋說,我們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計算機來工作三個月,以尋找吻合。尋找吻合一旦完畢,就要送往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進行密碼分析,並設法破譯吻合。庫克像往常那樣給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訴他威利斯懷疑這能否成功,但他並沒有理睬威利斯的懷疑。 

  「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團能做出的最大的貢獻之一。」他拿起電話,對研究集團數據處理組的組長說,「我要你立即去辦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個人來向你談談詳細情況。你不必問他是幹什麼的,你就照他說的去做……」 

  我們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就把所有的電文進行了穿孔,並進行了一次核對。在以後的三個月當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就開始為「維諾納」工作,每晚工作六個小時。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團的計算機化規劃彷彿會使英國的「維諾納」計劃有所改觀。用了計算機不久,我們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電文中吻合了一份電文。對這份電文經過部分破譯之後,發現又是關於「斯坦利」的。電文叮囑他在下次與克羅托夫會晤時不要攜帶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後,在一些沒有破譯的電碼中又有幾句看得懂的話,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開展工作時遇到的危機。電文讓克羅托夫找「斯坦利」詳細談談,因為「斯坦利」那個科負責墨西哥事務。 

  這份電文發出時,菲爾比正在軍情六處的伊比利亞科當科長,負責包括墨西哥在內的許多西班牙語系國家。這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時刻,在菲爾比叛逃僅僅幾個月後就獲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確鑿證據。如果我們早幾年就破譯了這些電文,那麼我們就可以在他定期回倫敦走訪《觀察家報》時把他逮捕。這份電文使人們對軍情五處的純潔性所產生的憂慮進一步深化,使人對一九五四年決定停止「維諾納」計劃的事更加懷疑。我們在進行核查時,發現命令停止「維諾納」計劃的官員就是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 

  很可悲,有關菲爾比的這些瑣碎的材料是電子計算機化項目給英國「維諾納」計劃帶來的真正的惟一的幫助。被吻合的克格勃發給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電文,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很感興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間諜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區。英國「維諾納」計劃通過吻合破譯的電文,大部分是一般電文,而不是發給克格勃和格魯烏的電文,我們需要的恰恰是後者。「H72 」號木屋裡的密碼分析工作比以前更為緊張了,可沒有發現新的捷徑。 

  米切爾在軍情五處的工作記錄裡的東西對我們的幫助不大。他生於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學受過教育後當了新聞記者,以後又當了保守黨中央辦公廳的統計員。這一點真讓我吃驚,我回想起我和他爭論朗斯代爾案件時,他說他不明白我的論點,因為他「不是統計員」。他是通過保守黨的關係到軍情五處來的,在戰爭時期從事過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後與英國共產黨有過往來。從這時起他便青雲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處(國內顛覆活動)處長,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懷特手下擔任反間諜處的第一任處長,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為英國安全局副局長。米切爾一生當中有兩件事真正令人驚歎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關係,他們是牛津大學的同學,又差不多同時加入軍情五處,先後爬上了相互補充的高層職位;第二件事是米切爾幾乎沒有成什麼大氣候,他是個聰明人,懷特親自挑選了他來對D 處進行改進。可他沒有在他任職的三年當中完成對D 處進行改進的任務, 居然還想到要作出停止「維諾納」的決定,彷彿他有意造成失敗。 

  對米切爾的辦公室所進行的嚴密監視毫無結果。我在他的吸墨紙上抹上了密寫藥水,到了晚上再衝印出來,以便檢查他寫的東西。可除了他工作時的文字外,什麼也沒有發現。軍情六處的監視員一直一刻不停地監視著那台閉路電視。這是一項令人倒胃口的工作。米切爾每天早晨走進辦公室以後,就站在兩面穿衣鏡前用牙籤剔牙齒。午飯前和午飯後,或者在回家之前,他都要重複這一動作。直到這個案子結束時,我開始感到我們對米切爾最瞭解的地方,要算他的扁桃腺後面部分了! 

  我安排對他做「鋇餐」試驗。我把裝訂好的蘇聯秘密無線電通訊分析,各種分類和組算表都給他看看。這些東西都是最新的材料,是為政府通訊總部準備的。我去看了閉路電視,看見米切爾正心不在焉地翻閱著那份報告。之後,詹姆斯·羅伯遜走進了米切爾的辦公室,此人老跟我唱對台戲,五十年代曾搞過一些反蘇聯間諜的工作。羅伯遜開始談到我。羅伯遜在D 處時我也在那裡,他對我在D 處搞改進一直不滿。他認為我是跳級的新手,應當學會尊重比我資格老的和比我能於的人,不要急急忙忙地到處指手畫腳。他和米切爾討論起我的無線電分析報告,兩個人都不懂我搞這報告的目的是什麼。 

  「該死的傢伙賴特,」羅伯遜尖刻地說,「他以為他什麼都在行。但願把他的翅膀剪掉吧!」 

  米切爾道貌岸然地點了點頭。對這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切,我真有點忍俊不禁。 

  但是,這種輕鬆的時刻是不常有的。在這場冷酷的監視當中,人們在注視著、等待著鏡子那邊的人暴露自己。只有一次我認為我們抓住了他的證據。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他開始在一張紙上劃著。他的神情很專注,大約劃了二十分鐘,並從錢包裡拿出一張紙條進行參考,之後他突然又把那紙條撕了,並扔進了廢紙簍。這件案子開始以來,霍利斯就安排我在每天晚上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還指示他的秘書把米切爾那只準備燒掉的機密廢紙袋保留著,好讓我進行檢查。這天晚上,我在廢紙簍裡找出了那張被撕毀的紙條,把碎片重新拼好。那是一幅喬布漢姆公地的地圖,靠近米切爾住的地方,上面標有指向各個方向的圓點和箭頭,中間地方有「RV」字母,兩輛汽車的位置,分佈在公地對面的道路的兩頭。這塊公地是穿過聚會地點的。 

  好幾天來,閣樓路上那幢房子裡都沒有人。這個案子的全部焦點移到了在米切爾地圖上標明的那個地方,可米切爾從來就沒到那裡去過,也沒有別的什麼人去過。 

  我第一次開始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時,霍利斯高度緊張。 

  「裡面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證不讓它們透露出來。」 

  霍利斯尤其擔心的是人事報告和其他令人尷尬的文件,而不是機密。那些文件因為工作需要而被送到副局長的辦公桌上。他可以不必擔心,因為我在米切爾的辦公室裡沒想要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僅僅只是為了堅定我的觀點,即在霍利斯這樣專橫武斷的人手下當副局長,是世界上最壞的差事之一。 

  一連好幾個月,霍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後和我會晤。起初,他對窺探一個親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厭惡,可我從來沒有感到他的這種感傷情緒是真實的。我告訴他我們從閉路電視上看到米切爾用牙籤剔牙齒的次數時,他大笑起來。 

  「那可憐的傢伙應該找個好牙醫看看!」他笑著說。 

  我自己感到很堅定,甚至是冷酷無情。我等待解決滲透問題的機會已有許多年了,我毫無顧忌。 

  經過同霍利斯相處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對霍利斯有所瞭解。我在他手下干了將近八年的時間,我們之間除了公事,很少有過交談。雖然也有關係緊張的時候,可總的來說,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我們之間有一次嚴重的衝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當時與溫特博恩在A 處二科工作,阿根廷有個代表團與英國政府洽談肉類合同。霍利斯把貿易部請軍情五處收集情報的事交給我們去辦,並指示安裝話筒來竊聽阿根廷人。溫特博恩和我對此都很生氣,認為這是違反芬勒特一斯圖爾特備忘錄的舉動,該備忘錄規定軍情五處的任務只限於負責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事。A 處二科的其他人員與我們有著同樣的看法,因而我們拒絕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幾個小時裡,我們都預感到要被集體解雇。可後來霍利斯撤銷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談及此事。這是軍情五處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罷工,並以罷工者的徹底勝利而告終! 

  在搜查米切爾的辦公室那段時間裡,霍利斯偶爾也談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訴我他三十年代去過中國,並在那裡的英美煙草公司工作過。 

  「那裡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滿洲幹什麼。太明顯了,我們如果不採取行動,就會失掉中國。」 

  與軍情五處裡許多的老官員一樣,他不喜歡美國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戰爭爆發之前。他說美國人本來可以幫助遠東,可他們拒絕這樣做,他們緊緊抓住孤立主義不放。法國在遠東已經失去了勢力,寧願眼看著整個地區沉沒也不願幫助我們,結果把一切都讓給了俄國人。 

  「他們注視著,等待著,」他告訴我,「他們終於在戰爭結束後當毛澤東上台時,得到了中國。」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裡有許多人知道他長期有外遇。他偶爾提到他的兒子阿德裡安。他是個很有天賦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極大驕傲(阿德裡安過去常到俄國去參加棋類比賽)。 

  有一次,我們談到米切爾案件時,我大膽地直述了我的觀點:不管結論如何,它都說明了我們的安全保衛方面是個薄弱環節。霍利斯聽了以後發怒了。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 

  我告訴他,我們對軍情五處新招募的人的檢查還沒有軍情五處對白廳其它部門的檢查嚴格。 

  「你看看我,」我告訴他,「我從加入軍情五處以來,到現在還沒有受過審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來了一些表格讓我填,從此再也沒有提及此事。不久,審查程序被修改了,要進軍情五處的要多填幾個證明人的名字,其中一個是由軍情五處提名的證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處的那些夜晚裡,最令我難忘的是他那沒完沒了的下流笑話,簡直是我從來不曾聽到過的。當他為了要從權勢的奧林匹亞頂峰上降落下來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輕鬆一下時,他就把這些笑話當作一種手段來達到這種目的。有一次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收集了這麼多的故事。 

  「中國,」他告訴我,「每個人都喝酒講笑話,這是唯一的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 

  早一些時候,我就決定對米切爾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小書桌進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鑰匙。 

  「那是蓋伊·利德爾的寫字檯,」他說,「從他辦過移交以後,那張桌子就已經留在那裡有許多年了……」 

  那書桌有兩個抽屜是鎖著的,我請求他批准我把鎖撬開,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帶來了撬鎖工具,打開抽屜進行檢查,可裡面卻是空的。但灰塵上有四個印跡引起了我的注意,彷彿原來放過什麼東西,剛剛被人拿走。我請霍利斯來看那印跡,他彷彿同我一樣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檢查到鎖裡有刮過的痕跡,好像有人不久前打開過抽屜。 

  霍利斯沒有說話,直接向米切爾的辦公室與他的辦公室相通的那扇門走回去了。我一個人幹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裡琢磨,知道要打開這兩個抽屜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麼東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錄音機。為什麼不可能是米切爾?因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書桌是利德爾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長的辦公室,卻沒有書桌的鑰匙?像利德爾這樣的人會把書桌留下,而把鑰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頭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門那邊盯著我看。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盯著我看,然後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為米切爾要退休了,調查工作必須在這個月裡全速進行,但整個事情卻毫無希望地作了讓步。一切都太倉促,一切都缺乏計劃。完成任務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這次行動的保密就成了問題。米切爾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發現送去給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對他接觸文件加以限制了。接著,他對監視員們開始躲避,並採取了標準的反監視行動。我們從閉路電視上看到米切爾的表情顯得很緊張,彷彿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黃金時代,他是一個瘦高個,但看上去卻臉色發灰,雙眼沉陷而黯淡無光。如果他的房間裡有人在,他便竭力裝出一切正常,一旦獨自一人時,他就彷彿在受著折磨。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他有一次注視著霍利斯辦公室的門悲愴地說。 

  到了最後一個月,整個事情幾乎成了一出鬧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機會去發現什麼。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以便想法解決這個案子的問題。霍利斯拒絕幹這種事。幾天以後,他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閣樓路上的這幢樓裡。 

  「我去見過首相了,」他生硬地對房間裡的七八個人說,「我想進行審問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餘光看見阿瑟又要再次發作。 

  「如果在目前階段又發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場災難。」他說。他感謝大家的努力,然後鑽進停在那裡等候他的汽車裡。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舉動,屋子的官員全是些有經驗的官員,他們拼著命在工作,可霍利斯連和我們多呆兩分鐘都不行。見不得人的工作已經做了,最好把這一切留給那些骯髒的工作人員去收拾! 

  這同樣是一種天真的想法。軍情六處負責監視員工作的官員叫斯蒂芬·德·莫佈雷,他很年青,脾氣急躁,過分敏感。他們對霍利斯的這一決定感到大為吃驚,認為他這是企圖殘酷地壓制內部,這恰好是軍情五處譴責過的軍情六處在菲爾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實,即使停止調查,米切爾的事被立過案的事實也是不會消除的。D 處一科的一個高級官員尤尼·西蒙茲寫了一份關於對米切爾進行調查的全面報告,他是專門負責這個案子的文書工作的。西蒙茲的報告概述了有人揭發軍情五處被滲透的整個過程,結論是:軍情五處內部上層很可能有一個間諜存在。報告還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即能否讓美國知道這件事。 

  西蒙茲的報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懷特那裡。這兩位局長私下進行了商量後,便把我們召集去開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戰爭會議」。這次是在卡姆登廣場霍利斯的家裡。霍利斯和懷特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這一點從他們二位的家裡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於市區的舊房子,裡面沒有什麼書。他此時穿著平時他在上班時穿的那套細條紋的深色西服。他帶我們走進光線很暗的早餐室後,便立即談到了正題。他告訴我們他想聽聽我們的意見,他聽說有人在考慮是否要把這件事讓美國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點事是很彆扭的,他此刻是出於無奈才這麼做,語氣裡顯得很不耐煩。 

  阿瑟尖刻地說,我們得設法把事情馬上告訴美國,如果等證實了米切爾的案件以後再告訴他們,恐怕就會產生更壞的影響。霍利斯當即反對,認為這樣破壞了盟國的關係,尤其是在菲爾比叛逃之後。 

  「據我們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國也許會在情報資料方面為我們提供方便,以幫助偵破這個案子。我們只得去找他們,否則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幫助。」 

  接著,霍利斯和我們兩人就這個問題爭論了一小時,雙方的火氣也愈來愈大。屋裡的其他幾個人——西蒙茲、溫特博恩和瓊斯都盡力平息著大家的火氣。西蒙茲說,他覺得應該有所選擇,也許可以對米切爾進行審問,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視為結束了。至於美國方面,他說他不太瞭解那邊的情況,因而不好發表意見。溫特博恩卻很堅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種意見,即如果現在保持沉默,等以後此案被證實,那就是更大的災難了。瓊斯終於忍不住發起火來: 

  「我們不是那種該死的公學,你們知道。我們都沒有義務要向美國人去『坦白』。我們要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們當中的某些人記住這一點!」 

  可是,就是瓊斯也承認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他說他經過權衡,也感到應當告訴美國人,問題在於怎樣去告訴他們。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擋不住,便突然宣佈他準備去華盛頓訪問。 

  「等冷靜以後再進行這項工作不是更好嗎?」瓊斯問道,可霍利斯堅決不改變主意,阿瑟也盡力使他動搖,可這只是浪費時間。 

  「我聽了大家的爭論了,我已經作出了決定。」他怒氣沖沖地吼起來,隔著桌子,怒目注視著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動身去了美國。他向那裡的約翰·麥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紹了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豬灣事件後被解職,由麥科恩接替了他的職務。不久以後,阿瑟緊接著也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進行了匯報,然而他卻受到了很無禮的對待。美國人不理解為何把這案子毫無結果地擱下來。這裡被人揭發出來的是二十世紀最危險的間諜之一,這個嫌疑者最近正要從西方最重要的反間諜崗位之一退下來,但卻沒有被審問過,這再次表現了軍情五處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現的那種無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是完全正確的。 

  霍利斯回來以後,堅持要解決這個案子。他命令西蒙茲寫一份新的報告,並指示他在考慮這份新報告時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米切爾案既然已交給了西蒙茲,我便回到了科學理事會。我回去以後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項規定。他認為科學理事會沒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訊總部,要我與政府通訊總部脫離一切關係。我感到十分惱火。我知道,軍情五處只有爭取與通訊總部合作並利用他們的設備才不會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種惡劣的境地。軍情五處內部幾乎沒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訊總部能為他們做些什麼;與此同時,通訊總部也沒有人想到他們能幫助軍情五處做些什麼。因此我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應由科學理事會繼續來做。可威利斯不動搖,要我離開「反小集團」,並和那些官僚們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對他說我在科學理事會裡呆不下去了。我告訴他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到D處去,或回A處去。米切爾案件使我嘗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 處三科科長的職位至今仍空缺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 處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應他一個小小的條件,就是要讓我先回科學理事會去,幫助威利斯完成一項特別項目,然後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職。 

  威利斯的特別項目是我為軍情五處所做的最有爭議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對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個俄國叛逃者奧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報進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據我所知,這種工作在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甚至只做過一次。 

  潘可夫斯基當時是軍情六處這項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為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並提供了大量的關於蘇聯軍事力量和意圖的情報。大西洋兩岸對此都非常讚賞,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蘇聯的最成功的滲透。潘可夫斯基告訴西方,說蘇聯在古巴有導彈,由他提供的關於蘇聯核武器庫的情報使美國敢在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採取行動。由他提供的證據使美國識別出了在古巴的蘇聯導彈。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個英國商人格雷維爾·溫都被克格勃逮捕,並被判了刑。溫是潘可夫斯基和軍情六處的中間聯繫人,被判處長期徒刑(最後與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交換回到英國),潘可夫斯基則被槍決了。 

  我曾參與過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那時該案子還在發展。他曾以蘇聯貿易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多次訪問過倫敦。在皇家山飯店向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作過一系列的秘密匯報。溫特博恩當時因身體不好,長期休養。我便成了A 處二科的代理科長。軍情六處要我用技術方法對潘可夫斯基在倫敦的行動進行監視。我安排了監視員對他進行連續不斷的監視,並安裝了先進的話筒系統,把他和上級徹夜長談時提供的所有情報都錄了下來。 

  潘可夫斯基這起案子彷彿否定了軍情五處有滲透分子這一事實。在米切爾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討論這一點。假定軍情五處上層有滲透分子的話,那麼潘可夫斯基就應當是個打進來的間諜。因為從較早的階段開始,幾個高級嫌疑犯,包括米切爾在內,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動時,霍利斯問我軍情六處要見的那個間諜的名字,我告訴了他。卡明也問過,但我卻沒有告訴他,因為他不在可以知道軍情六處行動的人員名單上。這引來一頓大吵,他挖苦說我翅膀長硬了,他怨恨我對他當時幫助我進軍情五處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圖報。 

  潘可夫斯基與我們所掌握的戈利金揭發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說,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頭子謝羅夫將軍調去負責格魯烏,由亞歷山大·謝列平接替謝羅夫來負責克格勃。謝羅夫是老式的貝利亞奴僕,腦滿腸肥,不思煩惱,而謝列平比他靈活多了。赫魯曉夫和政治局的結論是,不會同西方發生全面的戰爭。赫魯曉夫想要知道怎樣才能不戰而勝,這個問題就交給了謝列平去解決。他進行了六個月的研究之後,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駐世界各地的高級官員開了個大會,討論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現代化。據戈利金說,謝列平吹噓說,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許多親信,因此他傾向於恢復使用過去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來掩飾蘇聯戰略意圖的真正實質。 

  作為謝列平那次大會的結果, 克格勃第一總局(負責所有國外行動)成立了D處,專門負責在戰略規模上策劃欺騙和假情報。D 處處長阿加揚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員。戈利金說,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 處去找過一位朋友,讓他在D 處幫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訴他,說D 處正在策劃用格魯烏搞一次大規模的假情報活動。但還無法馬上進行這項活動,因為中央情報局對格魯烏已經有了滲透,必須首先把滲透分子清除出去。幾乎可以肯定,那個滲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一九五九年被抓獲,在受盡折磨之後被處決。 

  實際上,戈利金再沒有回過蘇聯,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叛逃,所以對策劃中的假情報細節再也無從瞭解了。他只知道這基本上是一次技術演習,第一總局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來參加這次演習。戈利金來到西方後,他猜測中蘇分裂也是D 處的計劃,這個計劃也被用來讓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讚賞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繼續相信)這種分析。雖然我是早期英美情報界中積極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總是認為,潘可夫斯基行動比中蘇關係分裂這種假設更為符合設立D 處的動機。 

  在西方情報界,戰略欺騙已不是什麼時髦的概念了。這是因為這種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個極端的地步。但是這個概念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強大的歷史過程。布爾什維克政權早期通過格魯烏和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搞的「信任」行動對克格勃的工作產生了強大的影響,這些行動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政權受到了數百萬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脅。為了對付這種局面,現代俄國情報機構傳奇般的創建人捷爾任斯基策劃在俄國國內創立一個旨在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虛假組織。這個被稱為「信任」的組織吸引了在國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報機構尤其是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支持。事實上,「信任」組織是被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牢牢控制住的,他們能夠使大部分白俄移民採取中立態度,並且使敵對情報活動也有所收斂,甚至還綁架和處決了庫蒂波夫將軍和米勒將軍這兩位白俄最高領導人。「信任」組織還勸說英國政府不進攻蘇聯,因為蘇聯內部力量會對當時的政權展開攻勢的。 

  戰略欺騙是西方情報史的一個主要部分,特別是戰時所採用的雙重間諜行動,這種行動曾使盟軍能夠在諾曼底登陸意圖上迷惑了德國人。 

  從一九六三年英美情報平衡的情況可以看出,蘇聯毫無疑問地已具備了進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假情報活動的必要條件。首先,他們幾乎從大戰以來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上層滲透分子。希斯、麥克萊恩、核間諜、菲爾比、伯吉斯、布萊克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向他們提供了他們需要進行欺騙的那些組織的詳細情報。其次,有一點常常被忽視:蘇聯人自大戰以來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過菲爾比和麥克萊恩對西方信號情報組織不斷進行滲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馬丁和米切爾的叛逃事件(一九六0 );一九六三年又出現了傑克·鄧拉普自殺事件;鄧拉普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司機,他把國家安全局高級官員在他汽車裡進行的幾十次機密談話的內容出賣給了蘇聯。 

  我在閱讀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檔案材料時,有許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瞭解到的欺騙行動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驚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選的時間太巧了。軍情六處由於菲爾比和布萊克叛逃事件的打擊,以及克拉布事件和蘇伊士運河危機行動的失敗,其士氣很低,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迫切需要獲得一次勝利。懷特盡力想整頓軍情六處,他取消了副局長的職位,並開除了一些與辛克萊有著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員,試圖施行某種職業技巧管理,可他總是不怎麼成功。他並不是一個極其富有天賦的行政領導。他在軍情五處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對該機構及其人員很熟悉,而且對反間諜工作有一定深度的認識,倒不是由於他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眼光。 

  他調到軍情六處之後,就失去了以前那些優勢了,因而在他調進去以後的最初幾年裡,他只搞些權宜之計,而沒有一種清楚的戰略思路。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他決定讓菲爾比仍然在中東指揮我們的間諜,雖然他也認為菲爾比本身就是個蘇聯間諜。我後來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他僅僅是認為如果開除菲爾比,那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反而還會在軍情六處內部引起更多的問題。回顧軍情六處在六十年代初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寧對捷爾任斯基說過的一句名言: 

  「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著如意算盤,那我們就把他們所幻想的東西給他們吧。」 

  軍情六處需要獲得一次勝利,他們需要堅定獲得勝利的信心。他們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終於獲得了勝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個地方使我產生了極大的懷疑。第一個地方是他被招募過來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0 年底拜訪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主要是安排與西方進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進了使館之後,立即表示願意向美國人提供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在他們的保安樓裡接見了他。他對這些人說,他實際上是蘇聯格魯烏的高級官員,為一個科技情報組織工作。該組織是由克格勃和格魯烏共同控制的。美國人認定潘可夫斯基是蘇聯人派來引誘美國受騙的,於是拒絕了他的提議、我閱讀檔案那段時間,美國已經從另一個叛逃者諾森科那裡知道了,他們與潘可夫斯基談話的那間房子裡曾秘密地裝有克格勃的話筒。很清楚,俄國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對美國人表示願意當他們的間諜,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誠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嘗試。他在莫斯科找到一個叫范佛裡特的加拿大商人,並約好到該商人的公寓裡碰面。范佛裡特在他的浴間與潘可夫斯基會面。為了避免他們的談話內容被竊聽,他們在談話過程中把自來水龍頭開著。其實並沒有跡象表明范佛裡特的公寓裡裝有竊聽器,可潘可夫斯基和范佛裡特都猜測公寓裡裝有竊聽器。范佛裡特與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有關係。蘇聯方面在後來對潘可夫斯基進行審問時所提供的證據是他與溫之間的談話錄音。那次談話也是在浴間裡開著自來水龍頭的情況下進行的。很清楚,蘇聯人對突破這種反竊聽方面是有辦法的。 

  潘可夫斯基的第三次嘗試是成功的。他這次是找溫,結果,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卻來共同指揮他。潘可夫斯基案引人懷疑的第二個方面是他提供的情報種類共分兩種:一種叫「阿尼卡」,是直接情報;另一種叫「魯比」,是反情報。 

  「魯比」材料主要包括對格魯烏駐世界各地官員的識別,差不多都很準確,但絕大部分人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此外,並沒有為我們提供識別在西方的非法間諜的線索,也不知道在過去或現在混進西方安全部門的滲透分子。我感到令人難以理解。他的職責與我的職權相似,在格魯烏上層呆了幾年時間,而且還經常與克格勃聯繫,但卻對蘇聯在西方的情報人員的分佈情況一無所知。我把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反情報和上次叛逃的格魯烏官員波波夫上校進行了比較,波波夫在五十年代在格魯烏內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當間諜時,一共揭發了近四十名在西方活動的非法間諜。波波夫後來被逮捕,並被處決了。 

  「阿尼卡」則不同,那是關於蘇聯軍事系統最機密情況的文件,潘可夫斯基交給了我們幾千份。可是有兩點讓人感到很奇怪:第一,他有時候交來的是原件。我認為,間諜交原件是非常冒險的,俄國人在查閱檔案時肯定會發現文件的丟失。其次,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情報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在格魯烏導彈部隊當高級指揮官的叔父給他看的文件。這個文件幫助了美國瞭解到俄國在古巴有導彈。潘可夫斯基說,他是在他叔父走出房間時複製了這份文件。這彷彿又一次使我認為,他不是一個現實生活當中的人,倒像電視裡的詹姆斯·邦德一樣的人。 

  第三個令人感到可疑的方面是我們指揮他的方式。我們對待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間諜的方式是極其馬虎草率的。他提供的情報在當時是極有價值的,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正好在發展。我們只拚命地從他那裡挖出能得到的一切,卻從來就沒有任何打算要保護他,或把他留下來作為一筆長期資產。我在潘可夫斯基情報分發情況一覽表上數了一下,在他活動期間,僅在英國就有一千七百人看過他提供的材料。軍情六處、軍情五處、政府通訊總部、聯合情報委員會、各軍種首領和他們的參謀,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團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員名單,儘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無幾。當然,同一切間諜報告一樣,這些情報上並不註明它們的來源。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如此廣泛的散發範圍真是令人吃驚。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國情報部門是否已經發覺了我們的行動?因為他們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們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對英國安全部門的上層進行滲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尋常的。軍情六處讓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園裡把已沖好的膠卷交給奇澤姆夫人,她是軍情六處駐莫斯科的官員羅裡·奇澤姆的妻子。這樣的交接活動進行了十幾次,並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澤姆夫人都早已發現克格勃對他們的行動進行了監視。在我閱讀潘可夫斯基的檔案時,我從布萊克的監獄匯報中得知,俄國人知道奇澤姆是軍情六處的官員。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國人在倫敦指揮間諜的方式與軍情六處在莫斯科指揮間諜的方式一樣,那麼軍情五處儘管力量薄弱並受到習慣和法律的限制,也不會不發現潘可夫斯基的行動。 

  我散發我寫的潘可夫斯基的報告時,迎來的卻是憤怒的吼聲。這個潘可夫斯基行動被冠以勇氣與膽量稱號,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勝利,因此當我發表不同意見時,人們就表現出極度的衝動。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經辦官員哈里·謝爾戈德在軍情六處的一次會議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揮間諜是怎麼回事?」他怒罵著說,「你跑到這兒來對一個勇敢的人的記憶進行損害,還指望我們相信你?」 

  當然,問題在於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報這一事實成立的話,那麼俄國人又為什麼要派潘可夫斯基來充當提供假情報的間諜呢?我想,這個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軍備控制政治這兩個方面。俄國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兩個主要的戰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羅,而當時美國正使用他們的各種力量和手段企圖搞掉卡斯特羅;另一是蘇聯在加強和發展洲際彈道導彈能力時不想引起西方的懷疑。當時正值「導彈差距」的時代。害怕俄國人在核武器生產上超在前面的觀點,正是約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競選總統時的政綱要點。肯尼迪許諾說他的政府要縮短這個差距。而蘇聯人則想方設法讓西方相信,「導彈差距」是臆想出來的,如果真有什麼差距的話,那也只能是蘇聯落後於西方這種差距。 

  美國害怕蘇聯的導彈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情報方法上的問題。西方在這方面就像一個盲人。加裡·鮑爾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擊落以後,UZ高空偵察機的飛行計劃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國發射了第一顆衛星,才重新對蘇聯進行攝影偵察。當時西方的惟一的情報來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這根線索和截聽蘇聯在亞洲的火箭試驗範圍內往來的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報的主要方面,是說明蘇聯的火箭項目並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樣先進,而且他們沒有洲際彈道導彈實力,僅僅只有中程彈道導彈。這個情報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當美國發現了蘇聯在古巴建造中程彈道導彈設備時,他才敢讓蘇聯攤牌。對照潘可夫斯基的情報,美國人又看見俄國人在古巴安裝了代表他們的工藝技術水平的火箭,更加對潘可夫斯基關於俄國人沒有洲際彈道導彈的情報深信不疑。赫魯曉夫被迫撤退,但他達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國最終同意不去動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後來又被另外兩個叛逃者所證實。他們是在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大禮帽」和「費多拉」。他們在六十年代初就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拉上了關係。「費多拉」與潘可夫斯基一樣,是個科技官員。兩個間諜,尤其是「費多拉」提供的情報完全證實了潘可夫斯基的情報,即蘇聯的火箭技術明顯地不如西方先進。「費多拉」還提供了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環節的詳細情報。 

  潘可夫斯基的情報以及「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情報是一個關鍵因素,它使美國人在創造一個適合舉行限制戰略武器第一階段會談和產生緩和時代的氣氛中充滿信心。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幫助蘇聯消除西方的疑慮達十年以上,使我們在蘇聯導彈發展的真正狀態方面受了騙。 

  七十年代中期,氣候開始發生變化,懷疑又產生了。衛星攝影偵察有了更大的改進。用複雜的方法對彈著點進行了測量,然後用這些測量數據對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進行了分析,發現蘇聯人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度比以前用遙測信號和無線電通訊所測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釋是蘇聯故意在他們的信號裡摻了假,使美國的跟蹤系統受騙。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認為是軍情六處在戰後最為輝煌的勝利,與此同時,美國情報界各部門卻正式認定「大禮帽」和「費多拉」是被派來誘惑我們步入騙局的。後來發現「費多拉」關於蘇聯火箭加速表沒有過關的情報是假的,甚至有些證據表明蘇聯在他們的導彈上裝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儀,使導彈看上去比實際的精度要差。 

  這一類的發現使人們對以前的裁軍協議的效力產生了懷疑,並擔憂美國對蘇聯導彈實力進行準確估計的能力。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終於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國國防界日益意識到,現場視察在以後的任何談判中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西方的國防戰略家們已經開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認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計蘇聯導彈實力上確實過於自信。而蘇聯則利用了緩和時代的外衣作為掩護,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同時還認為潘可夫斯基在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不再像以前那樣被認為是牽強附會了。 

  我第一次寫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報告時,在此案中起了關鍵作用的軍情六處駐華盛頓分站站長莫裡斯·奧德費爾德(後來在七十年代當了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局長)告訴我: 

  「這起案子的路還長著哩,彼得,還有許多帝王和大將正高高地騎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說。他指的是那些因參加潘可夫斯基案而獲得了許多榮譽的人。 

  這條路今天也許不那麼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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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確信,仍在軍情五處內部上層活動的間諜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爾。只有在這個假設下才能解釋在調查米切爾時出現的種種不一致的情況,霍利斯長期以來拒不承認我們的情報機構有被滲透的可能性;他不願批准在米切爾案件中使用技術裝備;他拒絕批准審訊;他在迫於壓力之前始終拒絕向美國方面作出通報等等,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都可歸於一轍。 

  接著,當我們正等著西蒙茲有關米切爾的第二個報告時,突然一樁舊案落到了我們手裡。安東尼·布倫特爵士,這位軍情五處戰時的高級官員、女王陛下藏畫的鑒定官、國際美術史專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裡供認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在為俄國人從事間諜活動。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餡的,當時軍情五處被聯邦調查局告知,說美國公民邁克爾·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訴他們,三十年代和他在劍橋的同學布倫特曾招他為蘇聯工作。為此阿瑟·馬丁飛去美國會晤了斯特雷特,後者肯定了這一事實,並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話他可以在英國法庭上作證。 

  為了考慮如何來處理布倫特案件的問題,我們在霍利斯的辦公室裡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局長把這個案件視為一件非常令人難堪的事。在各情報部門之間曠日持久的爭寵奪利當中,只有軍情六處曾藏匿過被確認的叛徒,但軍情五處迄今為止還沒有出過這樣的事,這對於我們情報部門在白廳中的聲望極為重要。特別是霍利斯,渴望著得到內閣和內政部官員青睞,深恐布倫特案件影響軍情五處的地位。此外,還存在著人們對發生醜聞的恐懼。霍利斯和他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倫特事件見諸公眾,則對他們自身,對軍情五處,對現任的保守黨政府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連串的有關安全的醜聞打擊下終於辭職,普羅富莫事件曾是這些醜聞的高潮。儘管霍利斯因敵視工黨而對此毫不隱諱,但當時工黨在公共輿論中聲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於對布倫特的起訴所激起的醜聞的巨濤,將會把本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政府摧垮吞沒。 

  阿瑟和我的動機很簡單。我們想及早地插手布倫特案件,看看布倫特能否對軍情五處更深的滲透提供一點線索。牽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場審判無論如何都不大可能在獲得布倫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會耽誤——如果不是徹底破壞——這種合作的機會。豁免對布倫特的起訴,這可能是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問題上惟一值得注意的決定。這個決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檢察總長的批准之後,阿瑟·馬丁就去找了布倫特,後者幾乎立即承認了他曾為蘇聯羅致人才和充當間諜。 

  在布倫特供認後數天的一個黃昏,霍利斯的秘書打電話通知我立刻到局長辦公室去。霍利斯和瓊斯坐在他的辦公桌的兩旁,神情嚴肅。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視著前面的格林公園。 

  「維克托,你好!」我說。對他事先沒有同我說起而逕自來到辦公樓,我略略有點吃驚。 

  「感謝你到這裡來,彼得。」他用一種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邊掉轉身來面對著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動不安。 

  「我剛剛把安東尼的事告訴了維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斷說。 

  維克托看上去神情頹喪,這一點也不奇怪。布倫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劍橋,後來在戰爭期間,他們又共同服務於軍情五處。戰後,各自的事業使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個日益變得灰暗的世界裡,他們是一對奇才,彼此過從甚密。伯吉斯、麥克萊恩叛逃後,維克托也和布倫特一樣受到懷疑。他早在大學時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號靠近維爾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個戰時,布倫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兒。對維克托的懷疑很快就煙消雲散,但同時對布倫特的懷疑卻持續著,特別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揚和他會面之後。 

  被告知真相後,維克托主要關心的是怎樣對他的妻子特斯說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倫特叛變的消息會給特斯帶來比他更大的精神創傷。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會見維克托之後,我就逐漸瞭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並且具有女性的溫柔。她和布倫特過從甚密,在許多方面甚至要超過維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並能同他共享對藝術的熱愛。在三十年代,她是劍橋學生中才華橫溢的左翼知識分子圈子的成員,他們在倫敦舉行聚會,在費拉特角度假,此時,整個世界正步履蹣跚地走向二次大戰。 

  戰爭爆發後,特斯·邁耶(這是她當時的名字)加入了軍情五處。在那裡她同她未來的丈夫並肩英勇戰鬥,功績卓著。那時,她同布倫特和伯吉斯他們一樣,在本廷克街五號也有幾個房間。和她同屋的帕特·羅頓·史密斯,後來成了盧埃林·戴維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瞭解在伯吉斯、麥克萊恩叛逃後軍情五處對布倫特的懷疑,但她還是竭力為他開脫。她和她丈夫維克托瞭解他的清白是來自切身的體驗,他們認為布倫特遭人懷疑是因為他和蓋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覺得布倫特是個脆弱而極具天賦的人,但卻因命運的撥弄和伯吉斯的叛變而被殘酷地長期懷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東尼過去常常喝得爛醉回本廷克街,有時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幫助他上床,」她常這樣說,「如果他是間諜的話,那我會知道的……」 

  維克托認識到,既然布倫特已經供認了,那麼就有必要和特斯談,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訴她真情。 

  「這就是我請你到羅傑的辦公室來的原因,」他平靜地說,「我覺得由你來把這消息告訴她會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離開萊肯菲爾德大樓,好去獨自地清理紛亂的思緒。 

  「當然可以,」我盡量溫和地說,並提議讓伊夫琳·麥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為特斯認識她。 

  幾天後,伊夫琳和我坐一輛出租汽車去聖詹姆斯廣場。我們被帶進了維克托的書房。這是一個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學者氣派的房間,面對著格林公園。房間隨處可見他不同凡響的個性的烙印:繪畫、科學圖表、樂器、各種古代和現代書籍,以及掛在牆上的他自己設計的巨大計算尺。房間裡還放著一架鋼琴,維克托用它來彈奏爵士音樂,技巧嫻熟而富有激情。維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覺到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過了幾分鐘,維克托對她說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訴她,然後就輕輕地溜出了房間。 

  「出了什麼事,彼得?」她情緒緊張地問道。 

  「是有關安東尼的,」我告訴她,「他終於供認了。」 

  「什麼?你不是說他是個間諜吧?」 

  「不,特斯,我是這個意思。」 

  有一兩秒鐘她把手舉到嘴邊,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後又讓它緩慢地滑落到膝上。我盡我所能地告訴她事情的原委:關於他如何承認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繼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之後一兩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寫出一個冗長而詳盡的報告,談論他在整個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間諜活動。特斯沒有哭,她只是臉色慘白,躬著身子僵坐在那裡,一邊聽一邊凝視著我。像維克托一樣,她是那種視友誼上的忠誠高於一切的人,而當這種友誼被背叛時,則她的心靈深處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擊。 

  「那麼多年,」她輕聲說道,「可我從來沒有過絲毫懷疑。」 

  我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遙遠的三十年代的劍橋生活中熔鑄的情感是何等地熾烈。 

  布倫特的供認劇烈地影響了阿瑟的行為,多年的艱辛工作,最終證實了他始終是正確的。他從一開始就懷疑布倫特,儘管局裡有許多人,如布倫特在戰爭期間的親密朋友狄克·懷特,最初不相信有這種可能性。阿瑟變得更帶有身不由己的衝動,變得更難於駕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個能聞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尋蹤已久的獵物時是那樣的貪婪和迫不及待。 

  布倫特的供認,戲劇性地使人們對滲透問題的態度明朗起來。軍清五處內部存在間諜,過去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卻一下子變得那樣真實。阿瑟認定,只要我們抓住這一契機,那麼D 處新的工作隊就能夠觸及到三十年代陰謀集團的核心。他覺得事情正沿著我們的軌道前進,叛逃者和認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現,他可以解開眾多的謎中的最大的一個謎——識別今天在軍情五處內部的奸細。但是正當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緊採取行動時,他卻遭到D 處的新處長卡明的反對。卡明傾向於採取緩慢的和謹慎的處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們兩人的關係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惡化了。阿瑟對卡明毫不敬重:他覺得卡明的方法過於陳舊。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負責主持重建反蘇聯間諜工作,並由於他聲譽卓著,他的影響大大超出了D 處一科。他胸懷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卻缺乏謀略。他認為D 處的處長應該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飾地指望很快獲得這個職位。在他看來,卡明正在錯誤地處置整個滲透問題。卡明對阿瑟這種很少隱藏的態度以及種種侵權行為深感忿恨。他還對自已被排斥在對米切爾的調查之外一事懷恨在心,並且他猜測到阿瑟對霍利斯的暗中的懷疑。很清楚,最後的攤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布倫特供認後不久,這件事情果然發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華盛頓訪問,試圖說服美國中央情報局來幫助制訂我們剛起步的行動分析計劃。我和主管行動分析的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想要中央情報局提供計算機幫助,以便處理由該計劃所產生的每年七百萬個行動的大宗資料。我對中央情報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爾頓全力支持,赫爾姆斯同意派出一個二十人的小組而不是一兩名技術人員,並且保證這個計劃所需佔用的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機時間。我剛一回來,阿瑟就告訴我,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被調走了,而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機小組預定在下個星期抵達。我不由得大發雷霆。 

  「關鍵人員剛剛熟悉了他們的本職工作就被調走,那我們還有什麼計劃可言?真是見鬼!」我非常憤怒,「哈爾和我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開展這項工作,而正當它真正開始產生結果的時候,卻要他調離。」 

  阿瑟和我同樣狂躁不安。D 處一科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他忿恨調走這些人,特別是在反蘇聯間謀的活動達到最高潮這樣的緊要關頭。阿瑟衝進卡明的辦公室,聲稱卡明本應該阻止這種調動。爭吵聲一直傳到了走廊裡,數月來被抑制的積怨一下子傾瀉出來。卡明指責阿瑟凌駕於D 處頭上橫行霸道,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潛越。阿瑟這方面也毫不隱諱他的觀點,他認為D 處目前的工作簡直搞得一團糟。爭論的焦點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爾案件上。卡明指責阿瑟對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來,這已完全是個結案,並且此案還進一步給我們的情報機構的士氣造成巨大的損害。阿瑟則反駁說,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結,甚至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卡明把這次爭吵向霍利斯作了匯報。霍利斯立即要求寫一份有關此事的詳盡報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給霍利斯的這份報告的草稿送給阿瑟。 

  阿瑟對他所讀到的報告大吃一驚。卡明的報告對多伊恩·迪特馬斯調離行動分析計劃會給中央情報局即將來訪造成什麼影響根本不提。報告對阿瑟進行了露骨的攻擊,並最終聲稱,阿瑟對軍情五處內部間諜的識別存有隱秘的懷疑,而又不願意把他的懷疑告訴他的處長。 

  阿瑟現在已經到了和卡明公開決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報告頁邊到處亂塗,在把它送回處裡之前幾乎改動了報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識到這對他來說正是一個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機會。他馬上把報告原封不動地送給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責令阿瑟停職二周以整頓紀律。 

  我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報局的技術人員隨時可能到達,指望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阿瑟·馬丁和我舉行重要的談判,但現狀卻是談判桌上軍情五處這一邊只有我一個人。我私下去見霍利斯,盡量不帶怨恨地說明問題的性質。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報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於是他同意調回多伊恩·迪特馬斯,讓他再幹一年。 

  「但是阿瑟怎麼辦?」我問道,希望霍利斯在這個問題上也能改變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討論這件事情。」他反駁道。 

  「那布倫特怎麼辦?」我懇求說,「我們剛剛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邊不管……」 

  「現在正該讓阿瑟弄清他還不是局長,」霍利斯嚴厲地說,「當他坐上這把交椅時,他再去作決定好了。到那時之前,還是我說了算。」 

  在阿瑟回來後,我們著手認真地盤問各種細節,系統地識別每一個指使布倫特的人及他們的招募活動,對他交給俄國人的每一項情報進行核實。阿瑟定期會見布倫特,根據D 處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詳盡的研究提綱來對他盤問。每一次審訊都錄了音,並由D 處三科進行整理,以便檢查出模糊和訛誤的地方及需要進一步提問的要點。 

  布倫特很快就說出了他的間諜同夥利奧·朗和約翰·凱恩克羅斯。利奧·朗是前英國軍事情報機構的官員。約翰·凱恩克羅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務於英國財政部,後來進入了設立在布來切雷的政府密碼和暗號學校,在那兒接觸過「英尼格馬信號」材料,爾後在一九四四年成為軍情六處的官員。阿瑟告訴朗,假如他和軍情五處合作,則很可能免於起訴,因此朗馬上就供認了。凱恩克羅斯在羅馬接受阿瑟的拜訪後,也這樣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線索之後,布倫特就再也不講什麼了。他坐著,聽著阿瑟的提問,在能做的地方提供點幫助,但是並沒有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提供大量的細節。阿瑟和我決定一起來對付他。根據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紹是分析布倫特供詞的官員,然後我來唱紅臉,阿瑟來唱白臉,由我告訴布倫特我對他的供詞的真實性非常懷疑。這是一種老式的審訊把戲,但在以前還確曾起過作用。還有一個進一步的新花樣:我們把會見安排在莫裡斯·奧德費爾德的公寓裡,它在威斯敏斯特區開克斯頓街錢德斯大院內。公寓裡暗放著一個錄音系統。通常,在布倫特和阿瑟會面時,阿瑟用手提錄音機公開地把談話內容錄下來。我們決定當我去見布倫特時,我們把那個看得見的錄音機關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極力反對這個計劃。從一開始他就指示不能對布倫特施加任何壓力,以免他叛逃。但我們設法說服他,在這種情況下,冒點風險是值得的。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們會見了布倫特。他高高的個子,極其消瘦,穿著一套花呢西裝,打了一個大蝴蝶結領結。他看上去高貴,略帶一點女子氣。他友好而帶有戒備,特別是對阿瑟。我能看出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誰都不能忘記,他們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倫特卻始終在扯謊。他們以事務性方式談了大約半個小時,主要是關於布倫特從檔案室取走的文件。布倫特不時地掃我幾眼。我看得出他預感到有什麼事將發生。最後,阿瑟把我帶進了談話。 

  「彼得一直在作著這個分析,安東尼。我想他有些話要說……」 

  我關掉了錄音機,然後稍稍停頓一下以加強效果。 

  「讀了你的供詞後,我看得很清楚,你沒有告訴我們全部的事實真相……」 

  好像我擊中了他似的,布倫特畏縮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兩條鉛筆一樣細瘦的長腿交疊著,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條腿不由自主地抖動了一下。 

  「我已經回答了你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他回答,兩眼直勾勾地望著我。 

  「那是胡說,並且你也知道是這樣。你說你只知道朗和凱恩克羅斯他們兩個,只有他們兩個。我不相信。」 

  他的臉色變紫,右頰的肌肉出現了一陣抽搐。他給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點時間。 

  「我們非常公正地對待你,」我繼續說,「我們很有禮貌,並且像紳士那樣履行我們的諾言,但你卻不這樣……」 

  在我做出這番表演的時候,他專心致志地傾聽著。他哪兒說了假話?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們認為他有所隱瞞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試圖掂量是否我已經握有新的、能置他於死地的證據和信息,或者這些只是來自我們的主觀直覺。 

  過了難熬的幾分鐘後,他開始恢復他的自信,臉頰的抽搐也平息了下來。他知道我們拋不出什麼新東西。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彼得,」他小聲說,「沒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換了策略,開始對他的良心施加壓力。 

  「你可曾想過那些死去的人!」 

  布倫特佯作不知。 

  「沒有人死去,」他平緩地說,「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那種事情……」 

  「吉比的諜報員是怎麼回事?」我氣憤地說。我指的是由軍情六處的哈羅德·吉布森指揮的潛伏在克里姆林宮內部的諜報員。吉比的諜報員在戰前一直向軍情六處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倫特出賣後被處死。 

  「他是一個間諜,」布倫特尖刻地說,在這一瞬間放鬆了他的戒備,暴露出克格勃的職業作風。「他知道這種遊戲,他知道這裡的風險。」 

  布倫特知道他的謊言已經被戳穿,臉頰上又開始猛烈地抽搐起來。我們較量了有一個小時,但這種角鬥進行的時間越長,他越意識到他所處地位的有力。我們在一種難以掩飾的憤怒中結束了會談。 

  「事實是,若是給你選擇,你不會出賣任何你認為是弱者的人,是嗎?」在布倫特準備離去時,我問道。 

  「是這樣,」他說,一邊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再沒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這樣有力地說出這句話,使我感到他幾乎自己都相信這一點了。 

  這時,一件讓人心煩的意外事件發生了。我們公開地放在那裡的一架錄音機絞帶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帶展開拉直,然後使它繼續運轉。在我做這件事情時,布倫特對阿瑟說:「看一位技術專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嗎?」 

  到現在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訴過他我是一個科學家,我只是作為處理他對我們談話的人員被介紹來的。我兩眼直視著布倫特,他的臉上泛出紅紫色。什麼人已經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 

  「你接著跟他干吧,」布倫特走後,阿瑟憤憤地說,「他已經演完了。」 

  阿瑟急於去咀嚼另兩頭獵物——朗和凱恩克羅斯。 

  朗曾加入劍橋的「使徒學會」——一個以自重為宗旨的傑出知識分子俱樂部組織,其中有許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戀者。大戰爆發時他參加了軍事情報機構,被派往軍情十四處,負責評價德國國防軍的「信號」情報,由此得知兵力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秘密地會見布倫特,向他遞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報。戰後他轉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在那兒他最終晉陞為軍事情報局的副局長,直至一九五二年他離職去從事商業活動為止。他離開軍事情報局是因為他就要結婚,不想告訴他的妻子說他曾經是一個間諜。 

  我和阿瑟一起會見了朗好幾次,我很不喜歡他。不像劍橋圈子裡的其他人那樣,他缺少風度。我常覺奇怪,他究竟是怎麼被接納到「使徒學會」中去的。他是個好管閒事、大驚小怪、喜歡瞎忙乎的人,外貌長得像個汽車修理工,而且似乎還以為自己雖然變節,可仍然還是一位優秀的軍官。他所作的供詞毫無價值,當在某一點上對他提出質問時,他的態度總是翻來覆去地講「我們應該相信」這樣一句老話。他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講著他的故事,說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間諜,並聲稱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棄了所有的間諜活動。這和布倫特告訴我們的不相吻合。布倫特說他在一九四六年去過德國,勸說朗申請到軍情五處任職。朗表示同意,然後由當時才離開情報機構、深率眾望的布倫特給他寫了一封推薦信。也算是軍情五處的運氣好,蓋伊·利德爾對穿制服的軍官有一種很深的成見,於是他在局裡的委員會裡表態反對朗進入,儘管當時狄克·懷特表示支持,為此事懷特後來十分難堪。但除了試圖加入軍情五處外,朗繼續在德國進行秘密活動。他矢口否認同俄國人有進一步的接觸,而這顯然是胡說八道。 

  凱恩克羅斯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性格。他是個聰明而看上去略顯羸弱的蘇格蘭人,長著一頭亂蓬蓬的紅頭髮,說話帶著一口土腔。他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工人階級家庭,但以他十分驚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開了劍橋的門戶,成了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然後又遵照俄國人的指示退黨,申請加入外交部門。 

  凱恩克羅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懷疑的對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裡查獲了包含有財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認出那上面的筆跡是約翰·凱恩克羅斯的,於是他就被置於不間斷的監視之下。但是儘管他去赴他的指揮者的約會,可那個俄國人始終沒有出現。當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鋒時,他否認自己是一個間諜,聲稱他曾作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過信息,並沒有意識到伯吉斯是個間諜。過後不久,凱恩克羅斯離開了英國,直到一九六七年,他從沒有回來過。 

  在凱恩克羅斯供認後,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會見他,以便在一個中立國的約會地點聽取他的進一步交待。他已經告訴阿瑟他被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詹姆斯·克盧格曼招募,他向俄國人遞交過來自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情報等種種詳情。我們急切地想發現他是否還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導我們找出另外的間諜。凱恩克羅斯是一個能給人以好感的人。朗趕著潮頭隨波逐流,當共產黨時髦時他是個共產黨,爾後又急於保住自己的性命;凱恩克羅斯則是個始終具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共產主義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種蘇格蘭人特有的固執,俗守著他的信仰。同樣不像朗,凱恩克羅斯盡他所能地向我們提供幫助。因為他急於想回老家,認為同我們的合作是他贏得入境許可的最好辦法。 

  凱恩克羅斯說他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告發任何人,但是他能認出兩名高級文職人員,他們是他在劍橋時的共產黨夥伴。其中的一個隨後就被要求辭職,而另一個則被禁止接觸和防衛有關的機密。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凱恩克羅斯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政府通訊總部的事情。迄今為止,表面上看來那裡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逃出了俄國情報機構的視線,然而我們卻非常懷疑,因為那裡僱用的人員隊伍非常龐大。 

  凱恩克羅斯告訴我們,政府通訊總部中有四個人他認為值得進一步調查。其中一個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訊總部的空中處共過事,此人談起過他想要把英國的信號情報材料弄到蘇聯去。凱恩克羅斯雖然對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態度感到有趣,但是他無從判斷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所以他對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這第二個人,據凱恩克羅斯說,他在這次回牛津時把在政府通訊總部內部工作的詳細情況告訴了他從前的導師,他的導師為他的這種輕率而大驚失色,便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政府通訊總部,隨後他就被解雇了。凱恩克羅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樣,早已離開政府通訊總部而進入他的學術生涯。所以我們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府通訊總部技術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經過充分的調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處和C處根據凱恩克羅斯提供的信息所進行的調查,激起了政府通訊總部的強烈反應。他們警惕地衛護著他們自己尊貴的帝國,並且對他們看來是干涉他們內部事務的事情大為忿恨,特別是當我以挖苦的口吻評論他們應該如何改進他們的人員檢審工作時更是如此。 

  在我們D 處三科追蹤這些線索時我仔細斟酌了如何處理布倫特的問題,如今他歸我負責了。在我同布倫特會面之前,我必須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書邁克爾·阿迪恩的情況報告。我們在他的皇宮內的辦公室裡會了面。他謹慎周到而又舉止得體,並且向我保證,王室對情報機關認為適宜提出的任何詢問都願意給予合作。他說話時帶著一種超然的態度,好像並不希望對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說:「女王陛下充分瞭解安東尼爵士的情況,只要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處理,採取任何方式女王都會滿意的。」 

  還有一項防止誤解的說明。 

  阿迪恩說:「你會時不時地發現布倫特提到他代表王室從事的一項委派任務——戰爭結束時一次對德國的訪問。請不要追問這件事。嚴格地說,它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毫無關係。」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帶到門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對待布倫特的問題上,他的技巧圓熟和軍情五處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間該有多大差別!軍情五處既要為他可能會叛逃而擔驚受怕,又要為醜聞的洩漏而有所顧忌。雖然我花了數百個小時和布倫特呆在一起,但我卻從未得知他出使德國的秘密。但是,王室畢竟已在學習遮蓋醜聞的困難藝術方面積累了幾個世紀的豐富經驗,而軍情五處只不過是在一九0 九年才開始幹這行當的。 

  我接手布倫特案件後,在我考慮採取一項新的策略期間,停止了和他的一切會見。很清楚,正面質問不再會起作用:首先是因為霍利斯激烈地反對做任何會激起他叛逃或發表公開聲明的事情;其次是布倫特本人清楚我們掌握的證據是微弱的,我們還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審訊他時處於盲目無知而不是強有力的地位。我決定,我們必須採用智取的辦法,嘗試在他的性格特點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倫特想讓我們認為他是樂意幫忙的,儘管他從來不這樣做。另外,他很不喜歡被人揭穿他在撒謊。我們必須通過一個緩慢的、逐漸積累壓力的過程來從他身上提取情報,在某個方面取得進展,而不要全線出擊。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擁有遠遠超過軍情五處當時所具有的更豐富的知識。 

  我還決定把會談場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讓他來到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公寓,他總是帶著一種對立的情緒,處於一種坐立不安的緊張的防衛狀態,並覺察到他的話被錄了音。我覺得轉移到他的住所可以減輕他的緊張感,並使得我們之間能夠形成某種關係。 

  在以後的六年中,布倫特和我大約每個月都在科道爾德學院內他的書房裡全面。布倫特的書房是一間很大的、按豪華的巴羅克風格裝飾的房間,鑲著由他在科道爾德學院的學生所畫的金色葉子的簷邊。每一面牆上都掛著精緻的繪畫,其中掛在壁爐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維克托·羅思柴爾德借給他的八十英鎊買的。(他原該把這幅畫留給維克托的大女兒埃瑪,但他沒有這樣做。這幅畫後來在估價他的遺產時價值五十萬英鎊,上交給了國家。)這是個討論背叛行為的理想場所。每一次會見,我們都坐在同樣的地方:圍在壁爐邊,緊靠在普桑的繪畫下面。有時我們喝茶,就著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飲酒,他喝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們總在那兒談著,談到三十年代,談到克格勃,談到間諜和友誼,愛情和背叛。這一段的生活經歷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鮮明生動的記憶。 

  布倫特是我所見過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養的人中的一個。他能講五種語言,並且他的知識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種學識並不限於藝術,事實上,正如他不無驕傲地告訴我的,他在劍橋獲得的第一個學位是數學,而他還對科學哲學保持著終身的迷戀。 

  在布倫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顯的品格力量和難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別的人深深地迷戀於他。他顯然是個同性戀者,但事實上據我從他那兒得知,他至少有過兩個情婦,她們同他保持終身的親密關係。布倫特能在這一分鐘是一個藝術史專家和學者,在下一分鐘就成了情報部門的官僚,或者變成間諜,變成柔弱的同性戀者,變成慢條斯理的國教信徒。但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使他作為一個人而付出代價。在我們開始會面後不久,我就發現,布倫特遠沒有從免於起訴中得解脫,而是繼續背負著沉重的負擔。這並不是一種負罪的負擔,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為覺得自己欺騙了特羅思柴爾德和像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那樣的好朋友(在蓋伊的葬禮上他曾淚流滿面)。但這種痛苦只在於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於做了那些本來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負擔來自他的那些朋友夥伴和愛人賦予的責任的重壓,他瞭解他們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責任保守這些秘密。 

  我們一開始在科道爾德學院的會見,我就能看出布倫特略見鬆弛。但是,他保持著機警,因為他知道有關特殊裝置的一切,我馬上就注意到了電話機被謹慎地移到了廳的最深處。我們在那兒會面的第一個下午,當他走出去端茶時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把茶壺的保暖罩取來蓋在電話機上。」我大聲說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們決不能用那個玩藝兒在那兒聽到我。」 

  起初,我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做筆記,但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記下來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不得不設法採用一種暗中記錄談話內容的方式。最後,緊鄰科道爾德學院的房子要改裝成現代化的。於是我安放了一個探針話筒,穿過牆通到了布倫特的書房。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測量必須十分精確,才能確保探針放在挨著我們座位的布倫特這一邊的正確位置上。A 處二科安排了一位布倫特的藝術家朋友在我訪問他的預定時間裡給他打電話,趁他出去到廳裡聽電話時,我用我的捲尺為話筒的安裝做了所有必要的測量。話筒安裝得很成功,並且直到最後,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們起初的幾次會見時,我設法形成一種鬆弛的氣氛。我努力不給他施加太大的壓力,只滿足談論對往事的回憶。他談到了他如何由當時年青而才華出眾的蓋伊·伯吉斯的招募,參加了蘇聯的事業。對於布倫特,蓋伊仍舊是一個痛苦的話題;他剛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強壯的身軀被多年的凌辱壓垮了。 

  「你會發現這是難以置信的,」他一邊倒茶一邊告訴我,「但是任何很瞭解蓋伊的人,真正瞭解他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說,「他只是想要英國成為共產主義!他死之前,你得到過他的消息嗎?」 

  布倫特神經質地慢慢喝著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裡微微地顫抖。然後他走向他的書桌,取出一封信給我。 

  「這是最後一封,」他說,「你們沒有漏檢它,它是被親手交來的……」隨即,他離開了房間。 

  這是一封淒楚動人的信,相當鬆散而充滿情緒低落的觀察見聞。伯吉斯談論莫斯科的生活,並試圖把它說得像過去那樣生機勃勃。時不時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樂部」,提起他們兩人共同認識的人和三十年前他們兩人共享的愛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臨終前他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呼喚。我讀完這封信時,布倫特回到了房間裡,他心煩意亂,因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對他仍然意味著什麼,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懷疑。我第一次贏得了一個關鍵性的勝利。他第一次撩開遮在臉上的面紗,允許我探視那個把那「五人集團」緊密維繫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倫特是在俄國情報機構的全盛期加入這個組織的,這個時期現在被西方反間諜界稱為「偉大的非法者」時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對倫敦蘇英貿易公司進行了搜捕,在這次搜捕中軍情五處得以破壞了俄國間諜機構的一大部分。在這之後,俄國人得出了教訓,認為他們的合法住宅、大使館、領事館以及類似地點,作為間諜指揮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後,他們的諜報人員就改由「非法者指揮,這些人如西奧多·馬利、多伊奇、「奧托」、理查德·佐爾格、亞歷山大·拉多、「索尼亞」、利奧波德·特雷普爾、皮剋夫婦、普裡基茨夫婦以及克裡維茨基等。他們根本就不是俄國人,雖然他們都有俄國國籍。他們都是信奉國際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托派分子。他們搞地下工作,常常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並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潛在的招募對象。他們是俄國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揮者。他們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並建立起高級間諜組織,如在英國的「五人集團」,在中國和日本的佐爾格小組,在瑞士的「紅色三人小組」,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的「紅色樂團」,這些都是歷史上最出色的間諜組織,它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的生存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與菲爾比和伯吉斯不一樣,布倫特從沒有見過他們的第一任指揮者「西奧」。他從前是個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奧多·馬利。馬利理解像菲爾比和伯吉斯這一類人的理想主義和他們採取政治行動的願望。他在國際政治方面是個具有強烈感染力的導師,他的學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馬利由「奧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倫特的人正是「奧托」。和西奧一樣,「奧托」是個東歐的中產者,也許是捷克人。他能夠使得蘇聯的革命事業具有吸引力,而他並不只是通過談論政治原因來做到這一點,而是通過同他的年輕的招募對像分享相同的歐洲文化背景來達到。布倫特在許多場合下對我承認,若是由俄國人提出讓他參加,那麼他是否會這樣做很值得懷疑。 

  由於某些原因,我們從未能夠識別出「奧托」的身份。菲爾比、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都聲稱他們從來就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儘管菲爾比在他的供認中告訴尼古拉·埃利奧特,他在華盛頓時從聯邦調查局檔案裡的照片中認出過「奧托」,那時他是以一個名叫阿諾德·多伊奇的共產國際間諜的面貌出現的。但是當我們核對時發現,菲爾比在華盛頓期間,聯邦調查局檔案中並沒有多伊奇的照片。我常常帶著布倫特一大冊接著一大冊地翻閱軍情五處的俄國情報機構官員的檔案,希望他能認出他來。布倫特對待這些文冊就好像它們是國家美術館的編目一樣。他透過他的半月形眼鏡仔細地研究它們,間或作一下短暫的停留,好像在欣賞一下某個特別生動的面孔,或是街角上一個惹人注意的優雅的雕塑。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沒有認出「奧托」,也沒發現「五人集團」在這麼多年後還如此不顧一切要隱瞞他的身份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偉大的非法者」。這些人是托派分子和非俄羅斯人,斯大林堅信這些人夥同紅軍中的一些人一起圖謀反對他。他們被一個個地召回莫斯科,然後被殺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情況下甘心回去的,也許他們希望能以他們在西方為他所做出的偉大貢獻來說服這位發瘋的暴君。而像克裡維茨基這樣的一些人決定叛逃,其下場幾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終在華盛頓被俄國刺客所暗殺。 

  「奧托」走後,有一年多時間,「五人集團」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斷了聯繫,似乎是被遺棄。後來伯吉斯和菲爾比通過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麗思弗裡德曼——一個長期的歐洲共產國際代理人,同俄國人重新接上關係。據布倫特說,「五人集團」是通過這樣一種複雜的信使鏈和俄國人聯繫的:從而棋·弗裡德曼開始,把情報傳遞給她的密友和共產國際代理人夥伴伊迪絲·杜德·哈特,然後再傳給鮑勃·斯圖爾特,他是英國共產黨負責同俄國大使館聯絡的專員,最後,再到達莫斯科。在布倫特供認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條信使鏈和它產生的巨大影響。布倫特聲稱,這條信使鏈中的每一個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團」的身份,但總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團」居然一直沒有讓軍情五處發現。我們總是假設「五人集團」和英國共產黨組織是完全隔絕的,後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馬克斯韋爾·奈特領導的特務徹底滲透了。現在看來,我們遺漏了英國共產黨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個。一九三八年,軍情五處正為伍爾維奇兵工廠案件的勝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馬克斯韋爾·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瓊·格雷(X 小姐)提供的證據,致使英共高級領導人因在伍爾維奇工廠進行間諜活動而被判刑。要是我們當時把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英國歷史上最危險的間諜集團開始活動之前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一九四0 年末,俄國人終於同「五人集團」恢復了聯繫。從這個時期起,他們直接進入了情報世界。這個時期他們的指揮者是「亨利」,一個真名叫阿納托裡·格洛莫夫或高爾斯基的俄國情報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護下進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負責指揮「五人集團」中的所有間諜,幾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維諾納」通訊中出現的那八個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華盛頓去領導唐納德·麥克萊恩,後者當時在英國使館任職。留在倫敦的間諜後來則由鮑裡斯·克羅托夫接手指揮。他是克格勃官員,他在「維諾納」情報中透露了那幾個匿名間諜的存在。布倫特說,他對克格勃指揮官的職業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用像「奧托」那樣的方式來激勵他。格洛莫夫和克羅托夫是現代俄國情報機器的專家官員,而對布倫特來說,三十年代天才的歐洲指揮者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這就是你離開軍情五處的原因?」我問道。 

  「哦,一部分是,」他說,「他們勸誘我留下,但是他們並不真心需要我。金將很好地為他們服務。我知道,他已經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藝術,總而言之,他們若真想要我,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脅迫我留下來的。」 

  冷戰的開始和麥卡錫主義的氾濫增強了布倫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繼續完全忠實於那些仍然還在進行間諜活動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決定留下來,厚著臉皮繼續幹下去,而不是隨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一起叛逃。當時,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訴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對他來講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訪問過俄國,那是個美麗、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劇性的國家,那裡的「修道院」,即列寧格勒美術館卻是最使他流連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後,留下來的只剩布倫特和菲爾比了。他和菲爾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來卻要淡薄得多。菲爾比個性很強,好支使人,然而他極其需要布倫特。布倫特仍能從他在軍情五處裡的從前的朋友那裡打聽到消息,從而能為菲爾比提供一些有關針對他的案情發展的零星材料。他們常常全面討論他們倖存的機會。菲爾比除去他在軍情六處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什麼事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完全不理解藝術和學術成就對於布倫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張羅網把他倆緊圍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觀點,」布倫特告訴我,「他畢生只有一個抱負——當一名間諜。而我還有其它的追求……」 

  布倫特佩服菲爾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對菲爾比絕對的信念和冷酷無情的一維生活觀念的恐懼。布倫特需要愛情,需要藝術,最後需要英國政府中的舒適的生活。而菲爾比則是過著從床到床的單調生活;他對女人抱有一種阿拉伯式的態度,需要的只是來自謀報活動的刺激。艾賽亞·伯林曾對我說:「安東尼的困境在於,他既想要用社會的獵犬去打獵,又要同共產主義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從不會動搖。」他說,「他永遠是忠誠的,直至最後。」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沒在大堆的來自朗、凱恩克羅斯和布倫特供詞的材料中。此外還有一項繁重的任務,即核對和系統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0 年以來各種叛逃者交給軍情五處的所有材料。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西蒙茲關於米切爾案件的第二份報告終於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約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選的前兩周,霍利斯的秘書給我送來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並告訴我當天下午去局長辦公室討論這份報告。我連把它讀完都嫌時間少,更不用說研究它了。西蒙茲積極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費了八個月的時間準備了這份文件。他從來沒有同阿瑟或者我討論過這份文件的內容。但是,它的鋒芒所向則是足夠清楚的。西蒙茲利用布倫特的供詞重新估價了米切爾案件,當然,在擬寫第一份報告時,我們還不擁有這些供詞材料。按西蒙茲的說法,針對米切爾的案子並不十分有力。西蒙茲不準備排斥新的滲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覺得這種可能性已經明顯減小了。 

  阿瑟也在當天早上收到了西蒙茲的報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開,並知道在這樣遲的階段上散發這份報告的決定是一種蓄意的策劃,以防任何反擊。他告訴我,他打算在會議上採取這樣的立場:在獲得充分的時間來研究它之前他不對此發表意見。在會議開始時他保持著沉默,積鬱著怒火坐在會議桌的一邊。 

  霍利斯輕快地宣佈開會。 

  「我提議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他開始說,「我已經閱讀過這份報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決定之前,我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正如你們知道的,先生們,大選在即,我感到如果我們現在能夠了結此案,那麼對我們情報部門將更為有利,因為這樣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匯報了。」 

  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黨領袖哈羅德·威爾遜匯報,而後者看來越來越有可能在未來的競選中擊敗保守黨對手。霍利斯的態度非常直截了當:布倫特、朗、凱恩克羅斯的案子停頓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結果上,米切爾一案則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乾淨利索地解決了。他想要結束這件案子,並把滲透問題已經消失這一點記錄在案。 

  霍利斯徵求圍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見。奇怪的是開始幾乎沒有人評論。米切爾案件的調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於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覺得它是個防衛嚴實的球門,特別是因為阿瑟和我現在都強烈地懷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說,如果西蒙茲的第一個報告是為此案提起公訴,那麼這後一個報告則是為了保護此案。不經審訊,我不能接受「無罪」的判決,並希望把我的觀點記錄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箋上做了一個簡單的記錄後,把它交給了卡明。卡明發表了一通演講,說到在調查米切爾案件當中出現了無紀律現象。我們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訓導者之外的決定刺傷了他的自尊心。瓊斯說,有關米切爾案件能說的最好的話只是,此案完全沒有得到證實。 

  「那麼你,阿瑟……」霍利斯問。 

  正在查看報告的阿瑟抬起頭來。 

  「但是,」他說,「存在第三種可能性。某些人能操縱米切爾來作他們的擋箭牌。」 

  桌子四週一下子沉寂下來。他和霍利斯互相盯視了一會。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準確地知道阿瑟的意思。 

  「我希望澄清這個說法。」卡明從桌子另一端說。西蒙茲焦急地急速翻動著他的報告,好像他在尋找阿瑟的假設是否以某種方式被不知不覺地搞到報告裡去了。 

  霍利斯只是撿起他剛剛丟下的話頭,而忽視了阿瑟的評論,好像他根本沒有聽見。 

  「好,我們必須做一個決定,」他說,「因此我建議把這個案子了結並記錄在案……」 

  他的筆停在了文件上。阿瑟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按理,你根本不能這樣做。」他大叫起來,態度極其明朗。「你實質上是無視戈利金有關滲透問題的全部斷言。有關克拉布行動也存在一個洩漏機密的問題。還有技術文件問題——我們迄今為止仍然不知道戈利金提到的文件是什麼。無論米切爾案件的狀況如何,忽略這些情況的存在不可能是正確的。」 

  霍利斯試圖躲避這一攻擊,但是阿瑟步步緊逼。他知道霍利斯做得太過火了。西蒙茲承認他對有關戈利金的材料知道得太少,無法提出一個權威性的意見。瓊斯也認為,對戈利金做進一步的工作是較穩妥慎重的解決辦法。霍利斯感到他已經無法控制這個會議了。他惱怒地扔下他的筆,指示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對戈利金的一系列尚不甚分明的材料進行最後一次審查。同時,他命令,米切爾的案子到此結束。 

  這次會議後,我去找了瓊斯。我說,局長委派一個官員研究任務卻不跟我這個研究部門的頭頭商量一下,而且當時我正整天忙於對付從布倫特、朗、凱恩克羅斯以及在華盛頓的叛逃者那裡接題而至的大堆材料,這簡直是無法容忍的。 

  「事情本來已經夠難的了,」我說,「但是如果我們還要各自為政,那豈不是亂套了嗎!」 

  瓊斯看清了問題所在,我們這個系統已經超負荷了,他同意我們增加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去削弱這種合作的觀點。我提議我們嘗試去建立某種部門之間的工作組,來專門研究從供詞和叛逃者那裡得到的有關英國情報機構滲透問題的全部材料。瓊斯說,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麼。 

  不久後,他打電話來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他已經把整個事情和狄克·懷特討論過了,懷特贊成建立一個這樣的委員會。狄克去說服霍利斯,後者最後勉強表示同意。這個委員會由軍情五處D 處的人員和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人員組成。它向D 處的處長和反間諜處的處長報告,並由我擔任執行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代號叫「流暢」。 

  霍利斯用對西蒙茲的報告爭吵作借口來壓縮阿瑟的權力範圍。他把現在正在成長髮展的D 處一科一分為二:D 處一科負責指揮戰役和行動,新D 處一科(調查科)處理反間諜方面的調查。阿瑟仍留下來負責被截短了的老一科,而西蒙茲則被提升為副科長,負責新一科(調查科)的工作。 

  這是對阿瑟的一個殘酷打擊。因為對阿瑟來說,從四十年代末以來搞調查就是他的命根子,並且從一九五九年他回來以後,就一直以主要精力從事調查工作。不讓他擔任「流暢委員會」主席已使他煩惱不安了,儘管他知道這基本應該是D 處三科的業務範圍。但是在他自己的部門被他以前的下屬、長期以來一直把阿瑟看作他的導師的西蒙茲所取代,對他來說無異於吞嚥一副難嚥的苦藥。阿瑟感到他被西蒙茲的報告出賣了。他不能理解西蒙茲怎麼能在相隔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出兩份看上去內容相互矛盾的報告。他深信軍情五處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阿瑟變得非常魯莽,就好像一種總是處於潛流狀態的自我毀滅的衝動突然征服了他。他堅信,他成了犧牲品是因為他忘我地追蹤滲透問題的緣故。使事情更為糟糕的是,霍利斯指示,儘管這二個部門是彼此獨立的,但還讓阿瑟對兩邊都進行照看,以尊重他的廣博的經驗和知識。這是個荒謬透頂的安排,必然導致災難。這兩個人不斷地爭吵。阿瑟認為這種照看意味著控制,而西蒙茲則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後,有一次阿瑟專斷地命令西蒙茲帶著他的辦案人員出席會議,而西蒙茲卻拒絕執行,於是他們終於鬧翻了。阿瑟告訴西蒙茲,說他正在妨礙他的協調工作,而西蒙茲則反駁說這是阿瑟對他的於涉,並向卡明遞交了一份書面的控告材料。卡明把這份材料交給了霍利斯並建議立即將阿瑟解雇,霍利斯對此欣然同意。 

  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處長會議上進行了討論。阿瑟在那裡沒有盟友,許多處長都感覺受到他那強硬的、有時是狂放不羈的工作作風的威脅。在這些處長當中他只有比爾·馬根一個朋友,他堅定地護衛阿瑟直至最後。但在作出決定時,比爾剛好缺席。 

  我記得,事情發生的那一天,阿瑟來到我的辦公室,神情出奇地安詳。 

  「他們把我解雇了,」他簡單地說,「羅傑給了我兩天時間清理我的辦公桌。」事實上,他被調到了軍情六處,這是由於狄克·懷特的堅持並克服了霍利斯的反對才安排的。儘管這個調動保住了阿瑟的養老金,但他的事業卻在其全盛期中斷了。 

  我簡直不能相信真有此事: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反間諜官員,當時由於他的嫻熟的技能和豐富的經驗而享有名副其實的國際聲望的專家,卻為和官僚上司之間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雇。正是此人,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把D 處一科從一個極其缺乏效能的部門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富於進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間諜單位。不錯,這個部門仍然人員不足,但這不是阿瑟的過錯。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質樸。他從未理解這些年來他樹敵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錯誤是認為提升應和相當的成就為伴。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認為有這樣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內部咬斗上。他要斬殺惡龍,和外部世界的猛獸格鬥。他從不理解為什麼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衝動,容易著迷,腦子裡常有一些獨特的想法。但是軍情五處沒能揚棄他的衝動,沒能發掘他的偉大天才,這是軍情五處的一個抹不掉的污點。 

  在他被解雇的那天晚上,他說:「對我來說,離開這個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但我知道這不是他的真心話。 

  我試圖讓他打起精神來,但他堅信,霍利斯是為保護他自己而製造了整個事件,而我對此卻又無能為力。對二十年間的艱苦奮鬥、成績卓著的報償,卻是背上一口慘遭解雇的黑鍋,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業破滅了,並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樣,他為之奮鬥的一切都被摧毀了。我從未見過有誰比那天夜晚離開辦公室的阿瑟更為淒慘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謝他過去為我所做的一切。他環顧了辦公室一眼,「祝你走運,」他說著,最後一次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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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阿瑟離開的時候,我正在D 處三科進行大規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這個科時,它並沒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樣具有明確的目的。我相信,如果軍情五處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謀查明白,三科應當起著一個中心作用。一個情報機構,尤其是一個反間諜機構,必須依賴自己的記憶力和使命感,缺乏這些東西,就會一事無成。可是軍情五處在一九六四年時從叛逃者和已經坦白的間諜那裡獲得了大量的情報,這些情報互相矛盾,使軍情五處無法承受。情報職業中一直有許多馬馬虎虎的結尾,檔案室裡堆積著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決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證實的可疑材料,使我們感到不知所措。我們需要對那個時代進行回顧,有效地積極地對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進行審查。 

  儘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遲到一九六四年,我們對以前那些間諜的背景仍然瞭解得甚少, 這是令人費解的。 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間諜視為「爛蘋果」、「過失」,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三十年代那種特殊條件下範圍較大的密謀的一部分。在局內部認為我們的情報機關已經被滲透的人與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與此有著共鳴的是另一種類似的分裂:有些人認為蘇聯在三十年代的滲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蘇聯的滲透範圍是相當大的,並認為「維諾納」行動所提到的八個匿名人正是說明這一點的有力依據。整個五十年代末,雙方緊張的關係隨著霍利斯不斷做出努力來壓制阿瑟和我這樣要求查明問題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於原因複雜,我們未能充分地抗擊這一陰謀。簡單地說,對兩個最大的嫌疑犯菲爾比和布倫特的審查所獲得的進展很小,再加上英國統治集團所懷有的那種恐懼心理,因此要保證在調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難的。叛逃事件發生時,許多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有聯繫的人早已成為社會生活的顯要人物了。向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提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是一碼事,而向一大批即將坐上常務副大臣的文職人員提出類似的問題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說句心裡話,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現。軍情五處的政客和歷屆頭頭都害怕進一步的檢查會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牽扯出更為難堪的有關英國政治集團的醜聞,這在五十年代被認為是一種無法接受的冒險行動。要進行一次毫無障礙的調查,軍情五處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間諜機關都會碰到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如果要進行調查,就不得不冒著風險去接觸和採訪一些人,因此隨著調查的加緊,洩密和被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大。這種矛盾在調查三十年代蘇聯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招募間諜的問題上顯得尤其尖銳。我們想要會晤的人,大多數仍然是牛津和劍橋知識分子小幫派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必要對軍情五處表示忠誠,也不用對我們的行動加以保密,有關我們活動的新聞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這是令人恐懼和不安的。軍情五處的各屆頭頭面對這種風險,是永遠不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的。我們選擇了秘密調查的方式,實際上公開調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爾比的叛逃和布倫特、朗以及凱恩克羅斯的坦白,把許多保留的東西一掃而光, 可是害怕英國統治集團出現醜聞這一點仍與以前一樣尖銳。霍利斯同意擴大D處三科,並交給它一項既簡單而又戰線漫長的任務——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檔案,以便能尋找出至今仍在活動的間諜的線索。對整個一代人進行審查,盡量清理出那些沒有頭緒的案件,首次為英國的情報部門提供一個準確的歷史。蓋伊·利德爾退休後,常常回到辦公室來玩,他對我說過一句話,我把他的這句話作為D 處三科的指導原則: 

  「我敢打賭,在以後的十年裡所抓到的間諜,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檔案室裡有了檔案和線索,你可以根據這些檔案和線索……」 

  我肯定地說得對。 我回想起霍頓, 他的妻子告發了他;回想起布萊克,想起「狙擊手」早就提供的有關布萊克的線索,想到菲爾比,還有布倫特。這些都有證據存在,但沒有進行不懈的追查。也許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我閱讀了克勞斯·富克斯檔案之後獲知,富克斯被捕後,軍情五處發現他的名字、共產黨員的背景、甚至他的黨證號碼都記錄在被軍情五處在戰爭結束時所沒收的蓋世太保的卷宗裡。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負責審查富克斯的官員並沒有得到這個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個名叫邁克爾·索波爾的官員也對富克斯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在檔案裡寫道:富克斯一定是個間諜。 

  在檔案室裡堆放著的材料當中,有幾個明顯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蓋世太保的記錄。蓋世太保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反間諜機構,它對歐洲共產黨和蘇聯的情報機關進行了廣泛的對抗活動,並藏著有關他們的情報。它收集這些材料時,正是我們由於戰爭的條件所限而對歐洲的知識幾乎沒有的時候。它掌握了歐洲的蘇聯情報圈子中最為重要的「紅色樂團」的極為珍貴的情報。「紅色樂團」是格魯烏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報網,其相互間的聯繫很鬆散,經費完全自給,可他們非常勇敢,也很機智,關於德國軍事行動的重要情報,就是他們用無線電傳給莫斯科的。 

  對於英國人來說,蓋世太保的記錄材料中最為重要的當數關於魯濱遜的文件。亨利·魯濱遜是「紅色樂團」在巴黎的一個領導成員,是共產國際最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處決。他在臨死前拒絕吐露任何一個字,可在他房間的地板下藏著的文件卻被發現了,這些文件披露了該諜報圈子裡的活動情況。在手寫的筆記裡列有住在英國的四十或五十個人的姓名和地址,這說明魯濱遜是負責與英國的「紅色樂團」諜報圈聯繫的。戰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對魯濱遜文件做了許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戰爭中遭到毀壞。軍情五處的另一個官員邁克爾·漢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識別並列出了「紅色樂團」的每一個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從那以後,便沒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許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使我們感興趣的線索。 

  另一個尋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記錄。有關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進行當中。戰前的叛逃者和戰後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報當中仍有許多毫無頭緒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沃爾特·克裡維茨基曾告訴軍情五處,有一個出身於顯貴家庭的間諜,曾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讀書,後來在外交部工作。多年來,大家都認定他說的是唐納德·麥克萊恩,儘管麥克萊恩是在格雷沙姆·霍爾特公學和劍橋大學受的教育。麥克萊恩與那個人的情況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發材料卻被擱在檔案室裡積滿了灰塵。 

  之後又發生康斯坦丁·沃爾科夫在伊斯坦布爾接近英國領事館的事。此人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他主動提出要英國給他金錢以交換他提供的蘇聯在英國的間諜名單。他給了英國大使館一份正式的有關間諜的工作部門的清單。沃爾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單正好落在軍情六處工作的金·菲爾比的辦公桌上。菲爾比當時是反間諜處處長,他說服了持相反意見的某個上司,讓他到土耳其去,說是去為沃爾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爾比推遲了兩天才到達土耳其,準備叛逃的沃爾科夫再也沒有被人看見了。土耳其人認為沃爾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綁在擔架上用飛機運走的。在沃爾科夫所提供的間諜名單當中,有一個人被認為是菲爾比本人。但其他還有好幾個人在以後再也沒有被查出來,就像沃爾科夫所說的那個在波斯為軍情六處工作的間諜一樣。 

  最後,還有「維諾納」的材料。這是至今為止關於西方安全部門過去被滲透的情報當中最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離職後,我接管了「維諾納」項目,並下令對材料再進行一次全面複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線索。這引出了第一樁由D 處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起法國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國案子。從一九四0 至一九四一年,格魯烏的「門搭扣」材料中,有許多有關蘇聯在戰爭初期對那些總部設在倫敦的各種流亡移民組織和民族運動進行滲透的情況。譬如,俄國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的心臟裡有一個重要的間諜。該情報局通過信使來指揮它在德國佔領下的東歐間諜網。蘇聯的這名間諜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萊克。此人後來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個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軍情五處來說,最為嚴重的滲透是在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府裡。戴高樂兩個共產黨員助手,一個叫安德萊·拉巴爾特,曾是民政事務部部長;另一個叫纓塞裡埃,曾負責過軍事事務,是個海軍上將。這兩個人堅持不斷地在倫敦密謀策劃。軍情五處在戰爭時期曾根據丘吉爾的意圖對這些密謀進行了嚴密的注視。在戴高樂到達喀爾為自由法國去解放這一地區時,丘吉爾卻下令逮捕了拉巴爾特和纓塞裡埃。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破譯了一個密碼,結果發現拉巴爾特在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仍然有效的那段時間裡是一個為蘇聯活動的間諜。 

  在美國的「維諾納」計劃中也含有蘇聯滲透自由法國的材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此並沒做什麼研究工作,要麼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材料太陳腐,要麼因為他們沒有人對法國歷史有一個系統全面的瞭解。我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時,發現另一個高級政治家,戰前達拉第內閣的空軍部長皮埃爾·科特也是一個積極的俄國間諜。 

  這一發現是在法國情報部門和英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時獲得的。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的反法情緒非常強烈。雙方部門的許多官員都在戰爭中服過役,都對法國的屈膝投降記憶猶新。考特尼·揚總是聲稱當他從敦刻爾刻回來時,就形成了對法國的終身看法。甚至布倫特,雖然他對法國的藝術和風格懷著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對法國的懦弱也進行了大肆的謾罵。 

  阿納托利·戈利金的到來,對英法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報當中,有一些是關於蘇聯對法國秘密情報局(相當於英國的秘密情報局)進行滲透的情報。戈利金說,法國秘密情報局裡有一個由該局的上層人物組成的間諜集團,叫「藍寶石集團」。該局的副局長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殺了。安格爾頓說服了中央情報局局長,讓局長請肯尼迪總統給戴高樂寫一封信,提醒他對戈利金的揭發引起注意。可戴高樂感到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操縱戈利金來誹謗法國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喬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並被處以徒刑。在這之後,法國官方仍然堅持這種觀點。 

  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稱為「氣球」的雙重間諜案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化。「氣球」就是約翰·保羅·蘇波特博。他是一個工業化學家,是由東德情報機關和克格勃指揮的一名間諜,可比利時安全局使他成了雙重間諜。他供出了他的兩名間諜,他們都在英國柯達公司工作,曾向他遞送過有關商業工藝方面機密的細節材料。比利時把這件事告訴軍情五處,軍情五處開始對柯達公司的這兩個職員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這兩個職員一個叫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另一個叫戈弗雷·康韋。蘇波特博還告訴比利時,有一個名叫赫伯特·斯坦佈雷切的東德非法分子,在法國協和式飛機裝配車間裡專門負責指揮間諜。這個情況被報至法國反間諜局,於是他們就與軍情六處合作進行調查。 

  不幸的是,這兩個案件的結局都充滿了鬧劇性。康韋和羅伯茨雖然被抓,可他們後來又被宣判無罪。對英法關係最為不利的是,在對斯坦佈雷切進行調查的過程當中,卻發現軍情六處曾招募過一名法國警察長,他的警區包括快到德國邊境的那些區域。他是一個「漂白」間諜,也就是說,軍情六處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國隱瞞了他的一切,從而利用他在法國僑民和德國僑民中搞間諜活動。法國被迫承認,斯坦佈雷切的間諜為俄國人獲取了英法協和式飛機的高級電子系統的全部詳細材料,結果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場引人矚目的爭吵。 

  我找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安格爾頓和路易斯·托德拉,徵得他們的同意之後,我向法國反間諜局提供「維諾納」情報,證明科特和拉巴爾特是俄國間諜。他們雖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躍。在我看來,這樣做是為了謹慎起見。我在一九六五年初來到法國反間諜局在巴黎的總部,該局副局長馬塞爾·查利特在那裡會見了我。查利特個子矮小,乾淨利落,在戰後才加入反間諜局。戰爭時期,他曾以極大的勇氣參加了約翰·莫林所領導的抵抗運動。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點兒也沒能躲過蓋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參加過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一樣,查利特喜歡佩戴粉紅色的絲綢帶,流露著自豪驕傲的神情。他是一個好鬥的反共分子,可他欽佩莫林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勝過他一生當中所欽佩的任何一個人。他好幾次都跟我提到抵抗運動,甚至到了六十年代,當他談到他過去的指揮官時,還禁不住含著眼淚。 

  我解釋說,我們獲得了有關科特和拉巴爾特的真實角色的新情報,並把「維諾納」情報的有關密碼譯文拿給他看。他為這一材料所震驚,立即下決心進行全面的調查。 

  「你不覺得他們太老了嗎?」我問道。 

  馬塞爾用他那富有威懾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沒有看到一個法國政客躺在他的棺材裡變成綠色時,你不能說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爾特在馬塞爾審問他時死於心臟病,科特則死得很安寧。這次的情報交換在緩和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使馬塞爾成為我後半生事業中的夥伴。 

  我離開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請我吃晚飯。餐館的服務很周到,飯菜也做得很不錯。馬塞爾是一個慇勤的主人,他要好幾瓶最好的紅葡萄酒,給我講了一大串有關法國情報工作冒險行為的尖刻的軼事。我們討論了「維諾納」,他一直入了迷似的聽著我講述我們的成功規模。 

  「他們最近也使我們有一些成功,」他告訴我。他向我敘述了他們如何在法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內的密碼室裡發現了一個用保險絲盒改裝的發報機。 

  「那玩藝兒不是西方產品的技術規格,其範圍正好是在對面的俄國軍事武官的房子以內。」他說著便以典型的法國人作風,大嚼著他盤子裡的牡蠣。我警覺起來。自從法國的技術小組開始用金屬板和銅管把法國駐倫敦大使館和法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內的密碼室進行了屏蔽之後,針對這兩個地方的「柵欄」便在最近停止了。顯然,俄國人也意識到可以從屏蔽狀況不佳的機器裡接收射線。但是,我想,至少法國人還沒有發現我們的行動。 

  查利特顯然對整個事情都感興趣。他願意把那個保險絲盒提供給萊肯菲爾德大樓,好讓他們進行檢查。他仍然微笑著,冷不防向我提了一個問題。 

  「你呢,親愛的彼得,你在射線方面有沒有碰上什麼好運氣……」 

  我聽了他的提問,當即被紅葡萄酒給嗆住了。 

  「沒碰上什麼好運氣。」我回答說。 

  馬塞爾為我斟滿了酒,顯然對我說的每一個字都不相信。我們像真正的內行一樣,把話題轉到別的事上面,再也沒有討論這件事。 

  儘管法國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處三科最為緊迫的任務是研究「五人集團」。我請求霍利斯把D 處的八個審訊員調到三科來,以便我們用他們來同每一個已知的,同菲爾比、伯吉斯、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認識的人進行一次廣泛的會談。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須親自主持每一個被認為是敏感的會談,這自然是指一位勳爵,一個爵士,一個政治家,一個高級文職官員,或一個間諜嫌疑犯。 

  我一共會見了一百多個人。像克裡斯托弗·梅休以及當時的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黨政治家拒絕同我見面,他們不願意討論對三十年代共產黨的回憶。但其他的人,如歷史學家艾賽亞·柏林和作家阿瑟·馬歇爾都非常願意幫助我。他們定期同我見面,談論他們在牛津和劍橋的同學。柏林堅持要我們在改革俱樂部見面,他認為在伯吉斯當年最為走紅的地方談論伯吉斯是最合適不過了。他對伯吉斯的社會關係網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來已經改變了觀點的人。他還就我如何展開調查向我提出了一個忠告。 

  「別去找鮑勒。」他對我說,他指的是莫裡斯·鮑勒,牛津大學很有聲望的文學教授。鮑勒是個同性戀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認為對我有幫助的人的名單上,他被排在了頭幾名。 

  「為什麼不去找他呢?」我問。 

  「如果你去找他,他會在牛津的每一個導師的餐桌上去張揚。」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沒有去找他。 

  馬歇爾,大家稱他「阿蒂」,幾乎認識三十年代劍橋的每一個人,尤其是皇家學院和三一學院那些秘密同性戀網的人。阿蒂對小道消息、陰謀詭計和醜聞有著超乎尋常的記憶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倫特的圈子裡誰與誰同床睡覺。 

  布倫特也喜歡討論三十年代的劍橋生活中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他對閒扯非常感興趣,他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他在愛德華·普雷費爾(後來當了國防部常務副大臣)加入使徒學會時,投了他的黑票。布倫特認為普雷費爾非常遲鈍,我由於見過普雷費爾其人,所以對布倫特的判斷不敢苟同。他講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關於伯吉斯和丘吉爾的侄女克拉麗莎·丘吉爾之間的事。很顯然,伯吉斯的上司給了他一個任務,讓他娶克拉麗莎·丘吉爾為妻,以作為他搞間諜活動的掩護層。伯吉斯被這個任務嚇壞了。首先,他是一個同性戀老手;其次,克拉麗莎·丘吉爾並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當時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後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癡心地愛戀著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這種遊戲,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個月,他就追求克拉麗莎·丘吉爾了,從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惱火和憤怒。亨尼西對伯吉斯對克拉麗莎的傾慕感到無比惱火。有一天晚上,他帶著一把手槍來到伯吉斯的公寓裡,威脅著說要開槍把他們兩人打死,然後再設法自殺。布倫特喜歡這個故事。克拉麗莎後來不久就同安東尼·艾登結婚了,當起了埃文夫人。這更讓我們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團」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間諜網的核心。每一個間諜網都保證保持緘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個秘密同性戀圈子,在那裡,對同伴的忠誠高於其他一切義務;有一個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裡,使徒們之間的聯繫永遠是緊密的;還有布倫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幫派,他們自己並不是間諜,但他們知道或猜著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分享秘密,多年來為保護他們而奔走。這些網相互支持,使我們識別內核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許多我會見過的人都令人討厭。非常可笑,我並不十分在乎他們是間諜,他們自己作出的抉擇,應該盡著他們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圍分子則不同。當我會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被後來的生活中的體面所淹沒。可是,在他們高傲而文雅的談吐裡,隱藏著罪惡與恐懼。他們會告訴我說,提出這個問題是我的過錯而不是他們的過錯,讓我把這事擱一邊。他們說我是麥卡錫主義者,當年的情況與現在不同。當然,當間諜是錯的,但當時也是有原因的。他們是「貪圖安逸的一代」,他們追求政治上的時髦,這種時髦彷彿是些時裝目錄。他們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著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緘默的誓言。他們不喜歡我。我在他們還是無憂無慮的年青人時就看透了現行英國統治集團的內心秘密。我知道他們的醜聞和他們的陰謀。他們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處三科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對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後檔案裡的一個始終沒有調查過的線索進行重新審查。這個線索是由伯吉斯和布倫特的朋友戈倫韋·裡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學認識他們的,大戰期間在軍事情報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裡斯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後,立即找到了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狄克·懷特,說他知道伯吉斯長期以來一直是個蘇聯間諜。他還說,伯吉斯在戰前企圖招募他,因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以後感到幻想破滅,於是拒絕保持秘密關係。裡斯還聲稱,布倫特、蓋伊·利德爾,前軍情六處的官員羅濱·扎納以及斯圖爾特·漢普希爾(一位了不起的無線電安全局的官員)都是同夥。但是布倫特毫無疑問是一個蘇聯間諜,而對其他三個人的指控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懷特很不喜歡裡斯,認為他提出這種不懷好意的指控是為了譁眾取寵。這四個人是好朋友,這正是他難以同意阿瑟·馬丁對布倫特懷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裡斯在一家發行量很大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後,狄克對裡斯的看法更加堅定了。就像今天一樣,狂歡和間諜活動都是很有讀者市場的新問題材,裡斯那些詳細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動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但是,在布倫特坦白之後,裡斯在一九五一年時的證詞的色彩就走樣了。裡斯聲稱他在戰前就放棄了對蘇聯事業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謹慎地重新審查他是否在說謊,也許僅僅是滿足自己。開始,他很不情願同我談。他的妻子指責我是蓋世太保作風,這麼多年以後還再提那過時的事。由於那些文章,他們的遭遇是很不幸的。裡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後,就被攆出了學術界。一九五六年以來,他們艱難地度著日子,英國統治集團也迴避著他們。裡斯終於同意見我,他又把他那故事重複了一遍,他沒有證據證明他所說的那幾個人是同夥,可他說,所有這些人在戰前那個關鍵時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對利德爾的指控顯然是荒謬的。軍情五處裡所有認識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信利德爾是絕對忠誠的。他離開軍情五處時留下了他那被稱為「牆花」的日記。讀了這些日記,誰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間諜。但是對羅濱·扎納的指控卻使人想到要把他同沃爾科夫在中東的間諜對比一番。扎納曾在中東為軍情六處工作過。 

  我對扎納的檔案進行了研究。他在戰爭期間為軍情六處在波斯負責反間諜活動。這是一件艱巨而危險的工作。通往俄國的鐵路線上繁忙地運送著重要的軍需物資,這條鐵路是德國進行破壞的主要目標。扎納完全勝任這一工作。他大部分時間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會流利地講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陰暗殘酷的反破壞世界裡展開活動。大戰結束後,他的任務卻更加艱難了。俄國人企圖自己控制這條鐵路,扎納則不得不在俄國的邊境線附近工作,常常冒著被親德或親俄的阿拉伯人出賣和暗殺的危險。從表面上看,扎納能夠活下來這一事實使裡斯的指控有一點可信。 

  戰後扎納離開了情報界,到了牛津大學擔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約他到「全靈大樓」見面。牛津大學和英國情報機構有著堅固的關係,在以後的五年裡,我多次去過牛津。這次同扎納見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納個子矮小,瘦削而結實,外表有一種博學者的心不在焉。他給我倒了飲料,輕鬆地談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們。在他談話時,我思考著怎樣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決定不必顧慮。 

  「很抱歉,羅濱,」我開始說,「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正在追查一些過去的指控。恐怕有一個指控是衝著你來的……」 

  開始他只是嘲笑。衝他來?他抗議。當然,一定是我弄錯了。我有沒有核實過他的材料?哪一種指控? 

  我把沃爾科夫以及波斯間諜的事告訴了他。 

  他聽了以後癱倒在座位上。從他的反應中看出,他被裡斯惡意地報復了,他被弄錯了。 

  「我在沙漠區度過了六年,」他只是有氣無力地說,「雅爾塔以後,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卻又呆了兩年。我沒有得到什麼榮譽,但我認為至少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納說這話時只帶著一種悲傷,而沒有任何怨恨。他冒著一切危險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後,卻因此而受到指控。這深深地傷害了他。他輕輕擦去眼中的淚水。我感到自己是一個卑鄙的人,就像一個在深更半夜裡把壞消息告訴給家長的警察。 

  扎納使自己鎮靜下來後,又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學者。當然,他理解我為什麼來見他。他敘述了他在軍情六處的簡單歷史。他苦苦地思索著想尋找線索,想弄清沃爾科夫說的間諜是誰。我們說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全靈大樓」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邊。「想不出哪個英國人會是這樣的間諜。」他一邊說,一邊用腳輕輕地在地板上敲擊著,彷彿這樣會激發他的回憶。「我們的人不多,我可以為每個人擔保。」 

  他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個一般的情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情報官。在戰爭的後期,軍情六處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諜報人員,顯然這個人有可能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有一個名字倒很吻合,叫魯迪·漢堡。軍情六處招募他以後,他被俄國人逮了起來,後來又被釋放了,重新被軍情六處僱用。這段時間正好與沃爾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檔案裡的時間相吻合。看來漢堡可能是在監獄裡被他們收買了,他們給他的任務是盡可能瞭解他的英國僱主的一切情況。(魯迪·漢堡是「蘇妮亞」的第一個丈夫,她後來是駐英國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納和我分手時我們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輕率的一切時,就感到很內疚。當我想到那些沒把問題弄清楚就把這樣的指控放在檔案裡那麼多年的人時,心裡就充滿了憤怒。當我驅車回倫敦時,我開始對清理這些無尾線索所付的代價產生了懷疑。我想,把這些事情翻出來是不是公正的?畢竟,讓它們留在檔案裡不予干擾和解決會更好些。 

  那年的聖誕節,扎納給我寄來一張友好的聖誕卡。幾年之後,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個花圈,急切地想補償點什麼;可我永遠忘不了我問他是不是間諜時他臉上的那種表情。在那一瞬間,牛津的文明搖籃似乎在他周圍解體了,他又回到了邊境附近,被敵人包圍著,孤零零地被出賣了。 

  裡斯給我的最後一個名字是斯圖爾特·漢普希爾爵士。他是無線電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碼破譯家和分析家,是一個精華小組的成員。那個小組曾經破譯了德國情報局的手寫密碼,並為雙重間諜系統奠定了基礎。戰後,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後又在牛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哲學教授,開始從事引人矚目的學術事業。裡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時沒有任何證據,僅僅只以漢普希爾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這一點為基礎。我從那些被會見過的人當中瞭解到,漢普希爾的同齡人認為他有左傾思想,但他並不是共產黨人。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根本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談談,以便瞭解他所知道的關於伯吉斯的情況。 

  但是,漢普希爾案件出現了極其複雜的情況。儘管他早已從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邀請他去進行一項關於政府通訊總部未來發展的研究。自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進入人造衛星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對日益上升的信號情報愈加關注。美國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訊總部分擔間諜衛星的經費。即將執政的工黨政府面對著每年超支一億英鎊的問題。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示特倫德檢查一下,看看這種衛星經費是否合算。特倫德同狄克·懷特商量,懷特建議讓漢普希爾來做這項工作,因為他曾在無線電安全局工作過。我讀了漢普希爾的檔案之後,感到很吃驚,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審查,儘管還有裡斯的指控。狄克·懷特認識漢普希爾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只簡單地給霍利斯寫了一封信存入檔案,僅此而已。 

  對漢普希爾進行的調查耗去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他任意進出政府通訊總部,還對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一次為期六周的訪問。在漢普希爾的報告裡提出了許多基本問題。首先,鑒於日益增加的費用,英國是否有能力維持英美協議中所規定的由英方負擔的那部分費用。英美協議保證了我們同美國進行許多的信息交換。第二,英國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是,英國是否要與美國一起研製新一代的間諜衛星;第三個方面是政府通訊總部應該在什麼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團」活動。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是,不是,是。我們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協議中所保證的交換,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堅持,並不一定要為每一項新的技術研製付英鎊。至於「反小集團」,漢普希爾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進行改變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資效益不大。我當時對此是反對的,但後來又認為這是一項合理的節約措施,再說,英國皇家空軍已開始討厭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漢普希爾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關係。我竭力促使漢普希爾提出建議成立一個新型的無線電安全機構,它將由軍情五處控制,獨立於通訊總部之外,專門負責跟蹤在國內的間諜無線電通訊。我想,根據漢普希爾的背景,他一定會歡迎這個設想。我還告訴他,這是一條惟一能保證我們得到所需要的設備的方法。漢普希爾沒有同意,其結論是,這樣的舉動會遭到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強烈反對,這樣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這個結論大概是對的。 

  在漢普希爾完成他的研究之前,顯然是不可能找他談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許,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普希爾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我對普林斯頓非常熟悉,我當科學家時,常常到那裡去訪問。魯迪·康普弗,即那位發明行波管(在大多數微波線路上使用的無線電電子管)的科學家,曾經就普林斯頓的奇特的建築向我作了一個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稱為「冒牌的哥特式科茲沃爾德」。 

  我同漢普希爾談了一陣,主要問他對伯吉斯還能回憶出些什麼。他告訴我,說他現在想起來當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對象,儘管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描述說他和安東尼·布倫特是怎樣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們同詹姆斯·克盧格曼以及另一位藝術家本·尼克爾森一起吃飯。飯後,克盧格曼主持了一次長會,他們對漢普希爾的政治信仰進行了考察。 

  幾個月後,他被邀請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廣場的公寓裡與伯吉斯一起吃飯。兩個都窮酗極飲。半夜兩三點鐘時,伯吉斯勸他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說,雖然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但卻是很值得的。他們還談到了許多當時知識界的動亂,納粹的威脅,談到在學術研究中需要採用更多的馬克思主義。漢普希爾當時以為這是邀請他參加左翼爭鳴學會的前奏,這種學會當時在牛津劍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很流行,可伯吉斯並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建議來。「現在回想起來,」漢普希爾說,「也許伯吉斯正在試圖招募我。」 

  我回到倫敦後同布倫特核實了這件事。他還記得克盧格曼的晚餐,並證實那是一次檢驗活動。但他說他並不知道伯吉斯的勸說,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倫特和伯吉斯僅僅只是共產黨員;可到了一九三七年,兩個都成了間諜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為俄國人幹的。我派了一個工作人員去看本·尼克爾森。非常幸運,他保存著記錄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記。為此,我們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無疑問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去見懷特,把漢普希爾的材料拿給他看。令我驚奇的是,為什麼漢普希爾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後,從未把他同伯吉斯有過來往的事告訴給軍情五處。懷特也證實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向他提及過這件事。我從漢普希爾回到倫敦後又去看他。他彷彿有一絲尷尬。他告訴我,說伯吉斯對他的接近之混亂,使他無法肯定其重要性。至於布倫特,他從來就沒有思考過布倫特參加晚餐聚會與伯吉斯的接近有什麼關係。布倫特在整個戰爭期間同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漢普希爾認為布倫特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不管怎麼樣,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要想結束這一章。 

  懷特和霍利斯選出來主持英美情報合作機密檢查工作的人,竟曾經不知不覺地成了蘇聯的招募目標。這一發現使他們兩人都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他們知道,對漢普希爾進行的審查在美國人眼裡簡直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在當時,美國對英國情報部門搭上的「守舊的老關係」極其反感,因而他們都不可能爽快地認輸,漢普希爾案件就這樣永遠被小心地埋了起來。 

  招募漢普希爾的失敗點明了克盧格曼在三十年代蘇聯情報人員招募工作的作用,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試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凱恩克羅斯也告訴我們,招募他的正是克盧格曼。在這以前,軍情五處一直認為克盧格曼僅僅是一個公開的英國共產黨積極分子,而不是一個秘密招募間諜的人或一個搜羅人才的人。很顯然,如果我們說服或強迫克盧格曼坦白,他會把許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訴我們。我知道克盧格曼是不會讓軍情五處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們就同凱恩克羅斯搞了一項交易。如果他回英國來同克盧格曼對質並說服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以便講出一切情況,我們就允許他回到英國。 

  凱恩克羅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在倫敦同克盧格曼見了面。克盧格曼是一個老頭兒,階級戰爭中堅韌的老戰士,他正忙於寫英國共產黨黨史,以作為他一生工作的最後遺囑。他聽了凱恩克羅斯要他去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時,便大笑了起來。凱恩克羅斯威脅他說,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發他,克盧格曼聽了以後完全不屑一顧。這次試驗沒有成功,凱恩克羅斯被迫回去繼續過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盧格曼就帶著他的秘密進了墳墓。 

  還有其他許多拒絕讓我們靠近他們的英國共產黨忠實的公僕。鮑勃·斯圖爾特和伊迪絲·杜德·哈特兩個人都是作為信使與「五人集團」 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過聯繫,我們對這兩個人進行了試探。他們兩個人都守口如瓶,他們都是紀律性很強的戰士。我們很難找到突破口。公眾很少知道軍情五處在進行這類調查時所處位置的薄弱環節。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同我們說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要依賴於對方的合作,除非馬上進行逮捕行動。譬如,布倫特告訴我們他知道有另外兩名間諜,其中一個是在招募利奧·朗時被發現的,其實朗已經由布倫特在指揮。布倫特當時正在同那個招募間諜搞見不得人的不正當關係,雙方就朗的問題都互不通氣,這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化了。這兩個間諜現在還活著,住在倫敦。他們在戰爭期間從事「幽靈」計劃,後來他們離開了這個工作,開始了學術生涯。兩個人都不同意與我們見面討論他們與俄國情報工作的牽連。惟一的積極行動是對一名高級警長進行警告,這位警長與其中一個間諜是朋友。於是這兩個人的關係便中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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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在我同布倫特見面後一年,一個明顯的模式出現了。我以開玩笑的方式從他那裡掏出了一些東西——大多數是他從伯吉斯那裡搜集來的枕邊談話。他聲稱《泰晤士報》有一個撰稿人曾經被他們拉攏過。我跟蹤了這位撰稿人,他證實伯吉斯企圖招募他,但被拒絕了。他害怕被抓的後果。布倫特證實的另一個聯繫人是國防部的職員,叫湯姆·懷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倫特說懷利過去常常讓伯吉斯看他手頭經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雖然布倫特迫於壓力只得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情況,可他交待出來的人要麼死了,要麼早就退休了,要麼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險並不再有機會接觸機密了。 

  我知道布倫特一定知道那些還沒有退休,並仍然活躍在秘密世界的人,這些人便是他正在保護的對象。我怎樣才能夠識別出他們呢?我決定排出一張名單,凡是我所會見過的人所提及的並在戰前持左翼觀點的人,凡是我所會見過的我認為有可能是伯吉斯的招募對象的人都被列入其中。 

  有一個人的名字在所有其他名字裡顯得很突出:阿利斯特·沃森。柏林提到過他,作家阿瑟·馬歇爾提到過他,特斯·羅思柴爾德也提到過他。他們都說他在三十年代是劍橋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使徒學會」的成員,是布倫特和伯吉斯的親密朋友。據他們回憶,伯吉斯在三十年代很欣賞他,因此他有可能被伯吉斯拉攏過。 

  我開始對沃森的背景情況進行了調查。我在戰爭期間同他很熟。他現在是海軍部研究實驗室的科學家,實際上他曾經在布里斯托爾與我弟弟在一起住過兩年。當時我對沃森從不介意。他個子很高,瘦削,一張打皺的臉就像山羊一樣。他走起路來總是踞起腳,其姿態很奇特。沃森把他自己視為他那個時代裡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可他那些同事多數則認為他在實際工作上的動手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在理論方面也是錯誤百出。我認為,他倒有點像個騙子。 

  沃森是個失敗者。他在劍橋時,曾被認為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並注定要獲得學術上的最大的榮譽,可後來人們發現他的論文裡有大量的基本錯誤。他沒有能夠爭取到獎學金,只得在海軍部找了一個工作。他先在海軍的一個雷達信號集團工作,後來當了海軍部研究實驗室潛艇探測研究小組的組長。這是整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禦體系中最機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時這又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作,尤其對一個曾在青年時代大有希望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在劍橋大學時,沃森是一個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在我所會見過的那些人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把沃森描述為使徒當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級傳教士」。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個美妙的邏輯,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這一點使他入了迷。他像一個不得志的傳教士被《聖經》所吸引一樣,被《資本論》所深深吸引。他開始在他的朋友當中宣傳他的教義,尤其當他那想從事學術研究的希望漸漸淡漠之後。布倫特後來承認沃森曾向他傳授過馬克思主義。 

  當我研究沃森的檔案時,他離開劍橋的情況尤其令我感到驚奇——正好是在慕尼黑事件發生的時候離開。當時激進派對英國統治集團的對立情緒已高漲到白熱化的程度。這一時期的所有特點都可以解釋伯吉斯和菲爾比移向右傾的原因。這裡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維克托·羅思柴爾德在一九五一年給懷特寫了一封信,建議對沃森進行調查,由於他在三十年代同共產黨關係密切。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維克托的建議從未被採納過。後來沃森成功地通過了不少於三次的審查,也就沒有人再提到他的政治背景了。 

  我決定在同布倫特下一次的見面時從他嘴裡詐出沃森這個名字。我知道要直接提出這件事是浪費時間,因此我準備列出一張所有已知的信徒的名單,其中包括沃森在內。我讓布倫特挑出他認識的人的名字,或挑出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名字來。他看了一遍名單,但並沒有提到沃森。 

  「阿利斯特怎麼樣?」我終於問他了。 

  「不,」布倫特堅定地說,「他跟這沒有關係。」 

  該是與布倫特對質的時候了。我告訴他,他又一次在撒謊,他和我都知道沃森在劍橋時是他的好朋友和共產黨夥伴。布倫特的面神經痙攣又發作了。是的,這是真的,他承認了。他們是朋友,他們仍然定期在信徒學會的晚餐會上見面。但他並沒有招募他,據他所知,伯吉斯也沒有招募他。 

  他說阿利斯特是個悲劇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選擇錯了。他是一個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卻一事無成,而他的大學朋友如布倫特本人以及圖林,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圖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腳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布倫特告訴我。 

  「我想他在什麼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問。 

  「海軍部,不是嗎?」 

  「你說你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安東尼。你說你在跟我說實話……」 

  布倫特一味地撥弄爐火。 

  「我永遠不會是惠特克·錢伯斯。」他過了一會兒這麼說。他指的是那個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國共產黨人,他供出了他的同夥的名字,包括阿爾傑·希斯在內,並出席了國會委員會的一系列危言聳聽的聽證會。 

  「這太像麥卡錫主義了,」他繼續說,「出賣,告發,政治迫害……」 

  「可是,安東尼,這就是你,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對你免予起訴的原因。這是你的抉擇,你要是假裝不知道,不願意合作,就沒有什麼好處……」 

  布倫特不吱聲了。從一九三七年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可他的壓力卻從來沒有解除過。 

  「我想你要把偵破重點轉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後說。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寫了一篇關於沃森情況的長篇報告,建議進行一次緊急調查。我通過D 處的處長亞歷克·麥克唐納把報告呈交給霍利斯和瓊斯。麥克唐納是接替卡明的職務的。卡明最終意識到他坐不上副局長這把交椅,接著便退休了。麥克唐納是個很通情達理的人,過去在印度當過警察,喜歡第一流的烹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歡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幹工作也有翻臉的時候。 

  五個月過去了,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後來在參加D 處三科的年度檢查會時碰到了霍利斯和瓊斯,我提到了這件事。我問,為什麼不批准這次調查?起先,他們談了一大通什麼優先權哪,什麼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們,D 處三科的工作任務就是找線索,如果D 處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話,他們就應利用D 處三科找出的線索來執行任務。現在已經發現了一個嫌疑犯的線索,可是此人還在享受著接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機密的最高權利。我說,如果這是一種正常現象的話,那麼就乾脆完全撤銷這個D 處三科。 

  瓊斯很明智。霍利斯卻既暴躁又不願承擔責任。錯誤是發生在D 處這一層的。麥克唐納同卡明辦理交接時,不知在什麼地方搞混了,沒有給這個案子以優先權。霍利斯當場指示要把這個案子抓起來。 

  於是,這個案子由D 處一科的帕特裡克·斯圖爾特接管了。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卓越的官員,思路清晰,不會算計別人,而且很有勇氣。他在戰爭期間被打殘廢了,現在只能坐在輪椅裡工作,後因身體太差,被迫提前退休。沃森很快就被嚴密地監視起來,不久又發現他的妻子和女兒都是共產黨員。從他的談話的口氣來看,他現在也是個共產黨員,儘管在對他的多次審查中他從未承認過。 

  然而調查是有限的。沃森原定要到美國去學習美國最新的反潛探測技術,海軍部堅持要在他去美之前先弄清這個案子,於是我們決定審查他。連續六個月,他每天都到國防部來報到。在那裡,軍情五處最好的審訊員塞西爾·希普對他進行了審問。 

  沃森一開始表現得像一個被冒犯的高級文官人員,他質問我們有什麼權力來盤問他。可當希普開始對他進行追究時,他那種態度便消失了。 

  他認識伯吉斯嗎? 

  當然認識。 

  他去過伯吉斯的公寓嗎? 

  偶爾也去。 

  在那裡碰到過什麼人嗎? 

  蓋伊,安東尼…… 

  還有別的人嗎? 

  是的,有一個外國人。他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他能描述一下那外國人是什麼樣的嗎? 

  起先,他無從描述,後來他描述出來了。那是個中歐人,深色頭髮往後梳得整整齊齊。聽上去這個人像「奧托」,三十年代「五人集團」的領導人。 

  「『奧托』這個名字對你意味著什麼?」希普問。 

  「是的——這是那個人的名字。對了,『奧托』……」沃森回答說,顯得過分的熱情。 

  希普又在其他方面對他進行了審問,然後又把話題轉到奧托上。沃森是否再次見過他?開始沃森說記不起來了,後來他說也許又見過他,但回憶不出具體的細節。然後,他又記起來了,他們過去常在公園見面,在大街拐角處的路燈下或地鐵裡見面。 

  「他給過你什麼東西嗎?」 

  「沒有,這我可以肯定……」 

  「你給過他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我想我沒有……」 

  「告訴我,沃森先生,你為什麼要在這些地方同他見面?為什麼不在你的公寓裡或在餐館裡同他見面?」 

  沒有回答。 

  一陣長長的沉默。 

  「我對這些人感興趣,」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更多地瞭解俄國……」 

  「你對這些人感興趣……」希普用諷刺的口吻一針見血地指出。 

  第二天,希普在沃森面前的桌子上,把三十張照片攤成整齊的扇形。這些照片裡包括一九四五年以來到過英國的最重要的一些克格勃官員。 

  「這裡面沒有你能認出的人?」希普問沃森。 

  沃森凝視著這些照片,猶豫地用手指撥動著其中的一兩張。他把照片揀來揀去,又把它們握起來。隨後又攤開來,他喃喃地對自己說著話。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被隱藏著的話筒捕捉住了。從他對奧托問題的回答中,我們可以肯定沃森害怕或懷疑我們掌握了他的直接證據,也許是一張同克格勃官員會面時的監視照片,或有人在坦白中牽連了他。晚上他回家了。我們通過裝在他的電話裡的特殊裝置聽到了他在那裡低聲咕嚕。 

  「他們一定搞到了什麼東西,」他不斷地低聲細語,「他們一定搞到了什麼東西,可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搞到的是什麼……」 

  好幾個小時以後,沃森挑出了三張照片。第一張是尤里·莫丁——菲爾比的上司;第二張是塞爾蓋·康德拉謝夫——喬治·布萊克的上司;第三張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薩爾的上司。沃森承認常常同這三個人見面,有時是在他吃中飯的時候同他們在泰丁頓海軍部研究實驗室附近見面。他否認向他們遞送過機密。戈利金說他知道卡皮柯夫有兩個海軍間諜,其中一個是海軍科學家。康德拉謝夫也有兩個間諜,一個是布萊克,另一個是海軍間諜。 

  希普使他感到神情不安。他真的希望我們相信他只是意外地同這四名克格勃官員見面而沒有別的原因?他是不是以為我們都是些傻瓜?都很天真?一切都是秘密的,不是嗎?他們都是偷偷地會面?他是一個間諜,不是嗎?同伯吉斯的友誼、三十年代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隱瞞共產黨員身份、參加秘密工作、同俄國人碰頭,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嗎?現在該是他坦白的時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問他。我們還是從頭開始吧,他會這麼說。於是沃森就重複著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個審問員是否優秀,其標誌就是他的記憶力。希普的記憶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談話中的每一個差異,每一個省略,他都記在了腦海裡,然後在幾小時或數天以後又把這些東西拋回給沃森。可沃森仍然說著他的故事,從不向對方暗示什麼。儘管他嘴唇顫抖,面紅耳赤,汗流浹背,但卻像一個拳擊手一樣,即使被打得暈頭轉向,也拒絕認輸。 

  這種日復一日的審訊持續了六個星期。六個星期以後,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來受審時吃了鎮靜劑,糊里糊塗地答非所問,根本不清楚我們問了一些什麼問題。在絕望之中,希普開始考慮豁免的問題。當時,我們還沒有獲得檢察總長的同意,因此,希普只得試探性地提出這個問題。 

  「你能變換一下你的故事嗎?」希普問沃森,「如果我們讓你獲得豁免權的話。」 

  沃森由於服用鎮靜劑過量,彷彿不能明白我們向他提出豁免權的問題。審訊只得暫停。 

  凡聽過審訊或研究過記錄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經是個間諜,而且大約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在我看來,他能接觸到反潛探測研究,在劍橋間諜當中他或許是最具有破壞力的人。有一個細節尤其可以肯定這一點。沃森講了一個很長的有關康德拉謝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謝夫會過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細地把康德拉謝夫描述了一番。沃森說康德拉謝夫太資產階級化,穿著法蘭絨褲子,一件藍色呢西服,還牽著一條花毛狗。他們吵了一架以後,從此再沒有見面。 

  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個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說康德拉謝夫被派到英國去指揮兩個間諜——一個在海軍,一個在軍情六處。軍情六處的間諜肯定是喬治·布萊克。我們總以為海軍裡的間諜也是布萊克,因為布萊克在加入軍情六處之前曾在海軍服過役。戈利金還講了另一個細節,他說康德拉謝夫與那個海軍間諜翻了臉,那個間諜反對他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拒絕同他再見面,結果前克格勃常駐倫敦的官員克羅文被迫回到倫敦代替康德拉謝夫來指揮這名海軍間諜。很顯然,這個海軍間諜就是沃森。 

  由於軍情五處的堅持,沃森在一夜之間便被調離了機密崗位,轉到了海洋地理研究所。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由於沃森並沒有認罪交待,我們只得把他在審查表上隱瞞了的共產黨員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兒的共產黨員的背景情況作為法律上的依據。他沒有提出抗議。 

  審問沃森之後,我決定再作一項嘗試來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個中立地點——倫敦的布朗飯店去見布倫特。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我還不能完全肯定沃森已經明白了我們對他提出豁免,我要布倫特去跟他解釋。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決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團」的成員這個問題。戈利金說「五人集團」的成員相互都認識,但他們知道他們都是間諜。就布倫特所知,這只是個「四人集團」——他自己,伯吉斯、菲爾比和麥克萊恩。像凱恩克羅斯和朗這種被招募來的人,是獨立於中央集團成員以外進行活動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個間諜的首位候選人。 

  布倫特起初很不情願實施這項計劃。 

  當我第一次提出這個計劃時,他懇求道: 

  「阿利斯特已經受夠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倫特與他以前的密謀分子見過許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會面都沒有引起什麼不愉快。布倫特甚至還告訴斯特雷特說,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發了他。但是當我建議他與普利茲男爵聯繫時,他下意識地感到不安。普利茲男爵在戰爭期間是克洛普·烏斯季諾夫手下的間諜,早已回東德去了。普利茲在戰時與布倫特搞過同性戀。烏斯季諾夫把普利茲帶出荷蘭之後,又回到倫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陪著普利茲回到東德,從那以後,他們甚至還有聯繫。普利茲在大戰前後都在為俄國人工作,以便為他回到東德掃平障礙。我有興趣看看他是否又轉向我們這邊來。我讓布倫特給他寫了一封信詢問他能不能準備在赫爾辛基或柏林同我見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骯髒的。他對這個國家做的事已經夠多的了。」 

  可布倫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絕我的要求的。他寫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茲拒絕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茲一樣,有某種東西使布倫特對承認他與沃森的關係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認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關係時並沒有這種情況發生。這是一種想盡力保護他們,盡力否定我們對他們的活動所掌握的情況的一種深深的渴望。此外,這還是一種企圖躲過交待這一關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們看出是個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開車到科道爾學院去接布倫特,然後開著車去了布朗飯店。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已經為我們在那裡訂了一個房間,並和沃森在那裡等候著。布倫特極度緊張不安。 

  「我希望你能給我來點什麼喝的。」他在我們到達飯店時這樣說。 

  他和沃森都緊張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裡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熱情。沃森十分虛弱,就像一個剛從醫院裡出來的人。最後經我們勸說,他又講了一遍與俄國人交往的故事。在審訊室裡,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可在布倫特面前講這個故事就顯得可笑了。 

  他們兩人都用了大部分時間來談劍橋,談奧托,談在三十年代把立場移往左邊。我感到驚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積極性結束時的那種奇特的方式:在一個飯店的房間裡,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一瓶金酒。他們想要改變世界,但卻以改變自己而告終。 

  「我現在已經洗手不幹了,阿利斯特。」布倫特說,「我已經坦白了,」他繼續說,「我還在這裡,你不必擔憂。」 

  可沃森根本不聽布倫特的懇求。他們的談話自相矛盾。沃森無法自持地嫉妒布倫特,顯然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這種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後對他的朋友進行攻擊時才暴露出來。對他來說,背叛變節彷彿已經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他的一生已經敗下來了,於是更加有興趣地談論著這一步是在什麼地方走錯的。 

  「你如此成功,安東尼,可正是我才是劍橋的偉大希望。劍橋是我的整個生活,」他說著竟快要落淚了,「但我不得不參加秘密工作,而它卻把我的一生都毀了……」 

  布倫特離開了桌子,焦慮不安,處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間另一頭的酒櫃前。他差不多已經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彷彿還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麼樣……?」我問。 

  布倫特站在那裡,他的雙肩由於緊張而往下垂著。 

  「我想你是對的。」他說,眼睛閃爍著衝動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可我從來沒有招募過他,蓋伊也從來沒有說過他招募過他。」 

  金酒喝完了,布倫特為他自己倒滿一杯雪利酒,並加了一點蘇打水。他一飲而盡。 

  「有時,」他說,「我想進監獄會更舒服。」 

  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在D 處三科調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給予了幫助。他們兩人對這一時期的人際關係和那些暗藏的關係都瞭如指掌。他們常常能夠安排那些與「五人集團」有關係的人同我見面,否則這些人是不情願這樣做的。維克托還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見。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後,令我入迷的問題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學家究竟在什麼程度上曾經是招募的目標。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麥克萊恩都受過第一流的教育,我懷疑還有沒有別的小團體也被招募,譬如像蜚聲全球的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 

  我的懷疑落在了著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查——俄國原子彈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國皇家學會資助來到劍橋,他在劍橋建立附屬於卡文迪什實驗室的蒙德定律溫度實驗室。卡皮查一直同蘇聯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人們看見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間裡接待俄國的情報官員。到了三十年代,蘇聯鑒於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堅持讓卡皮查回蘇聯工作,並被允許攜帶他所有的設備回國。他在大戰前後都一直與英國的科學家們保持著聯繫,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設施齊全的別墅裡接待那些來俄國的科學家。多年來,軍情五處內部流傳著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實驗室發現了他可以招募的對象這種說法,可始終沒有人對這個說法進行過探究。沒有人知道這些招募對象是誰,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這又是一起無頭案,只得留在檔案裡讓人們懷疑和猜測。 

  只有一個人能幫助我們更多地瞭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裡安勳爵。阿德裡安與卡皮查很友好,在劍橋時就有聯繫,他是在卡皮查還沒有離開英國時認識他的。六十年代時,阿德裡安曾任劍橋大學校長和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維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與阿德裡安見面,然後再不知不覺地引他談到蘇聯科學家這個話題。 

  阿德裡安完全願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們對卡皮查的懷疑,儘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舉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別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檔案室去核實,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會見、估量、澄清,也有個別的人需要從秘密崗位上調離。所有這一切終究是為了保證不使任何一個人漏網。 

  維克托所給予的最重要的幫助是勸說弗洛拉·所羅門再次與軍情五處的人見面。從她與阿瑟的談話中我知道,她瞭解的情況比她講出來的情況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顯然是生活當中最為活躍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麗棋·菲爾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豐的「五人集團」的鼓勵者、同夥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見面以後,拒絕與軍情五處再次見面。她對陰謀與背叛有一種典型的俄國人的猜疑。她以為我們會出賣她,把她投進監獄,或者被俄國人暗殺,就像她相信湯姆斯·哈里斯的情況一樣。我請維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說情,她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見我。 

  「丹尼斯·普羅克特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咆哮著說。 

  的確意味著某種東西。丹尼斯·普羅克特當時是燃料和電力部的常務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進入行政機構的,曾擔任過斯坦利·鮑德溫的私人秘書。通過我的劍橋和牛津之行,我發現差不多有十多個人都指出普羅克特在念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雖然他不是一個共產黨人。他具有共產國際在劍橋招募的對象的典型痕跡——他是伯吉斯、布倫特、菲爾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學會」的成員。 

  還有一件有關普羅克特的怪事讓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離開行政機構,在哥本哈根一家輪船公司找了一個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現在倫敦,並恢復了在行政機構的生涯。 

  我問弗洛拉為什麼提到普羅克特。 

  「金過去常常帶著一些人來看我,」她說,「他對我的意見很重視。我從來不介入,不過我常常告訴他我對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羅克特而言,你對他講了些什麼……?」 

  「金有一天晚上帶他來吃飯,我不喜歡他。我告訴金,這個人不好,沒有脊樑骨。我問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壓?」 

  普羅克特顯然是布倫特決意不肯告訴我的另一個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請求允許我與普羅克特談一談,可他拒絕了。他說那將在白廳引起太多的混亂,那裡的問題已經夠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後。霍利斯說畢竟只是幾個月以後的事嘛。 

  普羅克特退休後住在一個很可愛的法國鄉下的農莊裡,這個農莊在阿韋尼榮郊外山巒起伏的鄉下。他同他的第二個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國去拜訪了他。 

  普羅克特有一副顯貴般的外表,鷹鉤鼻子,前額周圍的頭髮已經脫去,帶著一股宗教氣息。他和藹而大方地接待了我,這是上層英國人對來訪者團有的分寸感。我解釋說軍情五處正在追詢三十年代的事。 

  「我們只是找找線索,你知道,就是那一類的事……」 

  普羅克特用文職人員的簡潔的語言談起那一時期。開始時,他沒有談及自己。像一個標準的文職人員,對於其他人的生活和決定,他是一個謙遜的旁觀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覺察出一種熱情,彷彿他在回憶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你對在那時的事情怎麼看?」我間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嗎?」他反問道,並對我的委婉報以微笑。「那麼,你大概知道我一生當中一直是個左翼分子嗎?」 

  「是真的嗎?」 

  「哦,是的,」他繼續說下去,「但從未做過共產黨員。我非常想進政府部門去工作,因而沒能加入共產黨。此外,我沒有像伯吉斯那樣的人有勇氣,他們是公開加入共產黨的。」 

  我問他蓋伊是否接近過他,讓他為和平事業工作,或為共產國際,或為類似機構工作。 

  他搖搖頭。 

  「沒有,我想沒有這樣做……沒有,我完全記不起這些事了。」 

  「可蓋伊知道你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嗎?」 

  「晦,當然羅。我們非常接近。蓋伊,我,安東尼。『使徒學會』,你知道……」 

  「他從來沒有試圖招募你,你對此不感驚奇嗎?」 

  他停下來思索。 

  「我想是這樣,現在既然你已經提及到這一點了。事實上,我對他沒有招募我實在感到是種奇恥大辱……」 

  他大笑起來,我也大笑起來。他提議在飯前出去散散步。那時還是冬天,可土地已經在解凍了,彷彿春天就要來臨一樣。我們又談到其他的一些事——關於英國,行政機構以及事物發生變化的方法等。 

  「我們大多數人,你知道,都耗盡了我們的一生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訴我說。接著我們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們當時都非常快樂,那是我們的世界,可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卻失去了這個世界。從那以後,我們就在想方設法來逃避。」 

  他指著被黃昏的薄霧籠罩著的農莊。 

  「那就是我的避風港……」他說。 

  那天晚上,我們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飯後我們又帶著葡萄酒來到他的書房。普羅克特已經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來訪是一種壓力。他知道我遲早會轉回到伯吉斯的話題上。 

  他彷彿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會兒噸,醒來時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開始緊張地擦著他前額上的汗。 

  「為什麼你認為蓋伊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招募你呢?」我問他,又為他斟了酒。 

  普羅克特一飲而盡,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欽佩蓋伊,」停留了片刻後他這樣說,「人們忘記了,你知道,蓋伊是多麼有才氣。他們記不得他在大戰前是個什麼樣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慧。他們光想到他以後的事。」 

  我什麼也沒說,等待著他來打破這種沉默。 

  他又開始更急地談著。 

  「你明白嗎,我對他一直是開誠佈公的。當我有了問題的時候,無論是多麼秘密的問題,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討論。他總是給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蓋伊沒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獲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須說一聲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問,急切地想在他談話時施加壓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氣,「你完全弄錯了。我是因為個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O 年離開的,跟這完全沒有關係,那是因為我的第一個妻子瓦爾達。她自殺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蓋伊離開之前見到過他沒有?」 

  「沒有——可我妻子看到過他,大約是在他走的六個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親與他很接近,當時我在哥本哈根。」 

  「以後她就自殺了?」 

  「從那以後不久,是的……」 

  他坐起來並看著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不想提及這事。我向你保證,跟這完全不搭界。」 

  他又頹然倒在椅子裡,就像一個被剝奪了聖職的傳教士一樣癱軟了。 

  「這兩件事都是可怕的,駭人聽聞的。」他平靜地說,「一兩年以後我才恢復過來。愛德華·布裡奇斯邀請我回行政機構來工作,我這才回到了英國。」(愛德華·布裡奇斯當時是財政部的常務副大臣和國內行政機構的首腦。) 

  我從未弄清普羅克特的第一個妻子瓦爾達為什麼要自殺以及她同伯吉斯討論了些什麼。有關普羅克特的真相難以判斷。我傾向於他從未被正式招募過的說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麥與伯吉斯毫無關係這種斷言。然而這個案子無論結果怎樣,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他當時是鮑德溫的私人秘書,他把他辦公桌裡的機密都給伯吉斯看過,或許這樣一直持續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後一次我與布倫特會面時,我把我同普羅克特討論的事告訴了他。 

  「你沒有向我們談到過他,安東尼。」我說,帶著責備和氣憤的口吻。如果布倫特感到這種撒謊是朋友之間的事,他總是焦慮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緘默——為了保護他。」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凝視著窗外,彷彿他能看到過去。 

  「丹尼斯怎麼了?」我又問。 

  「我能說的只是他是蓋伊最好的情報來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個什麼角色,」他最後說,「我只知道他現在仍然在政府部門……」 

  「可你可以猜測……」我有些不耐煩了。 

  布倫特拉上窗簾,彷彿對外面廣場上的嘈雜聲。灰塵和風氣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過這種生活,彼得,否則你是不會理解的……」 

  「哦,我有過那樣的生活,安東尼,」我說,突然感到很生氣,「或許我知道的有關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還多。我記得我父親因為沒有工作而發瘋一樣地酗酒,我記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處三科的研究當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學有一個集團存在。過去,蘇聯的招募工作主要是與劍橋大學有關,可當布倫特坦白之後,我們認為伯吉斯和克盧格曼顯然以同樣的方式把牛津作為目標。牛津集團的第一個穩定的情報源是布倫特在科道爾學院的同事菲比·普爾。布倫特承認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見到她,她同布倫特的關係很好,兩個甚至合寫過一本關於畢加索的書。 

  布倫特告訴我,說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正處在精神分裂的狀況中。他說如果我直接找她談話,她會閉口不談的,或許更糟,因此他為我安排了一個代表——科道爾學院的另一位高級人物阿妮塔·布魯克納,我可以讓她把我提出的問題轉告給普爾。一定程度上的弄虛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讓布魯克納告訴普爾,我們正在對三十年代的事進行新的調查。安東尼想知道有沒有別的什麼人他可以報警。 

  菲比·普爾告訴阿妮塔·布魯克納,她過去常常為奧托把消息傳遞給彼得和伯納德·弗拉德兄弟倆。彼得過去是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館長,已經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納德是一個高級的工黨議員。普爾還說有一個叫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年青婦女也參與了這事。她敦促布魯克納保證安迪·科恩即高級外交家安德魯·科恩爵士也得到警報,因為此人當時也冒著風險。所有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魯·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個「使徒」和劍橋的學生),其他的人都與「克拉倫頓』有關,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學的一個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討論的俱樂部。該俱樂部曾是蘇聯間諜招募中心,這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名字出現時,她已經同前軍情五處的官員赫伯特·哈特結了婚。我拜訪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學在學術上頗有聲望的法理學教授。我問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向她保證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脅,她同意來見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講究穿著的中產階級婦女。我想,她這麼大歲數還著時髦的短裙和白色網眼長統襪,完全不合時宜。她很坦率地講起她的故事。她帶著一種不以為然的優越感,彷彿把我對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興趣與窺視女士們裙子裡面等同起來。對她來說,這是很俗氣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說她在三十年代是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而且有一個俄國人拉攏過她。根據她的描述,這個俄國人肯定就是奧托。奧托指示她轉入地下活動,她常常在凱維花園與奧托悄悄見面。她告訴我她僅僅是地下黨的一員。一九三八年她進了內務部以後就再沒有同奧托見過面了。她在內務部的一個很機密的部門工作,該部門負責處理那些截聽電話的申請。她還告訴我,她從未傳遞過任何秘密消息。 

  她說她還有另外兩個聯繫人。一個是伯納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個只在一段很短時間裡指揮過她。她從一張照片上認出,這個人是阿瑟·溫,他是伊迪絲·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機構之前是工會圈子裡的積極分子。 

  聽了珍妮弗·哈特的話,我感到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以牛津大學為基地的單獨的間諜集團,但是,要進行調查是極其困難的。安德魯·科恩爵士(曾在劍橋後來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後就死於心臟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經死了,他的弟弟看來更有希望,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名讓他擔任工黨政府裡資歷很淺的大臣級職務。軍情五處受命為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我們反對並請求允許根據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對弗拉德進行審訊。在當時,威爾遜是有權禁止對任何議員進行審問的,但當他閱讀了軍情五處的文件之後,他卻批准進行審訊。 

  當我開始同弗拉德會談時,他的態度很異常。他根本不把這當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來給他施加壓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認他招募過她。 

  「如果我記不起這些事了,我怎麼能否認呢?」他一再重複地說這話。 

  我對他很不客氣,我知道他那患有廣場恐懼症的妻子最近自殺了。可弗拉德渴望結束這次會談,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誘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釋,既然我有責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證明上提出意見,那麼如果他對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的話,我就不大可能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可他仍然堅持說他記憶不好。這次會談沒什麼結果便結束了。第二天我又讓他來參加進一步的會談,我從他那裡沒有獲得任何進展,他堅持說他回憶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殺的消息,是用煤氣和毯子來自殺的。不久以後,布倫特打電話來告訴我更多的壞消息。 

  「菲比死了。」他說。 

  「天哪,她怎麼死的?」我透不過氣來。 

  「她跳到地鐵下……」 

  在我們正對他們進行積極的調查的時候,在這麼一小群人當中,竟有三人死了,這遠不是一個運氣差的問題。軍情五處害怕這幾個人的死訊傳出去,所有進一步的調查工作都暫停了。報紙上已經繪聲繪色地連載了菲爾比充當「第三人」角色的事情,並首次發現他在軍情六處的重要地位。有關布倫特受牽連的流言也開始在艦隊街冒了出來。整個醜聞的帷幕正處在被拉開的危險之中。阿瑟·溫的問題仍然被擱置在那裡。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為貿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們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 

  「我們怎麼辦?」瓊斯緊張不安地說。 

  「我們應該告訴他,如果他講出間諜集團的真情,我們就為他提供合格證明,否則不予辦理……」 

  「但那是訛詐呀。」他說,竭力做出吃驚的樣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議有什麼不公正的地方,但是當然,正如我告訴瓊斯的那樣,我注命當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這些自殺事件,」他說,「將破壞我們的形象,我們並不是那種機構。」 

  牛津集團結束了我對三十年代陰謀的調查。六十年代末,這個任務徹底完成了。那些有牽連的人正接近或已過了退休的年齡。我們識別出了「五人集團」的每一個成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員和聯繫人。我們知道了「五人集團」在不同時期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他們的通訊方式是什麼。他們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麼地方去請求援助。我們查出一個一直未暴露的間諜沃森,俄國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報源普羅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間諜集團。我們共查出了死去的或還活著的間諜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們還細緻地重新檢查了英國社會生活當中各行業的幾十個人的檔案,多數人都被證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則被發現是秘密的共產黨人或是共產黨的合作者。這部分人被調離那些能夠接觸到機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動員退休。 

  當然,還有一些無頭案。克盧格曼帶走了他的秘密,奧托從未被查出,「紅色樂團」在英國的情況我們從未發現。但我們瞭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瞭解到了這個陰謀擴展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瞭解我們的歷史,我們不必再擔心。審查整個一代人是很麻煩的,這當然要比當線索還保持清晰的時候進行調查更為麻煩。可我們驅走了過去,最終又回到了現在。不能忘記,可能還有三十年代人物遺留下來的東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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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整個六十年代留下了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這是最為重要的問題——軍情五處內部有沒有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老鼠」。負責研究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的歷史的「流暢」工作小組與負責調查的D 處三科齊頭並進展開工作。霍利斯對「流暢」項目很沒興趣,主要是因為這個項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這個他將退休的時間之前,提不出報告。霍利斯仍然認為,滲透問題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討論第二個西蒙茲報告的會議之後就結束了。他命令所有參與米切爾案件的不得討論該案件,甚至在他們之間也不允許。這是一個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預料當中的憤怒和驚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幾次訪問。他訪問的是美國和加拿大,並向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通報了米切爾可能是間諜。在霍利斯訪問後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從一九五六年以來一直裝在蘇聯大使館牆裡的未被發現的「蚯蚓」話筒突然被一隊蘇聯清查人員挖出來了。他們事先沒有進行搜查,但卻確切地知道話筒在什麼地方,我們聽見他們在線路中斷之前從牆裡拿出了話筒。 

  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懷疑是不是米切爾破壞了這個行動計劃,當時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吉姆·貝內特開始向我打聽。要轉移他的興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關於上層滲透問題證據的簡要報告給了他。實際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論,我敢肯定,「蚯蚓」話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蘇聯人知道了,因此他們除了偶爾用這些房間來進行領事業務外,沒有用它們來辦其他什麼事務。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們才清楚地知道這個系統的確切位置。這正與對米切爾的調查相吻合。這次調查詳細地考慮了米切爾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賣了「流暢」行動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爾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詳細報告,包括「蚯蚓」系統的工作方法的細節。這個行動毫無疑問是在那個時候洩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爾干的還是霍利斯干的,蘇聯人在不知道話筒的確切位置時是沒法取出它們的,除非讓清查人員來找到它們。儘管蘇聯人知道被監聽的確切範圍,但當時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尋,還是沒有找出這些話筒。 

  瓊斯聽說我在加拿大談到過滲透問題,氣得大發脾氣。我告訴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訪問後,要避免談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忽視這個問題只能使我們的盟友認為更糟糕。 

  華盛頓對此興趣也是同樣的濃厚。我想起了在邁克爾·麥考爾家中的一切聚會。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當了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秘密聯絡官。安格爾頓和我躲在一邊不與其他人談話,他緊追不捨地問我軍情五處的內部情況。 

  「你們那幫人搗了什麼鬼,」他不斷地說,「霍利斯到這裡來講了一些關於米切爾的荒誕故事。他彷彿不知道這個案子的關鍵,也沒有進行過審訊,現在他卻說沒有問題了!……」 

  我試圖把整個案子向他說清楚。我告訴他,我們認為米切爾的事已經澄清了。我說,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們的下一個懷疑對象。我問他是否有什麼情況可以提供給我們來幫助偵破此案,他說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麼。那時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困難時期,肯尼迪剛剛遇刺,沃倫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安格爾頓還有自己那攤子迫切需要處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國安全部門彷彿在美國人眼裡又一次出了紕漏。僅僅四年,一系列間諜醜聞和災難吞沒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首先是霍頓被查出來,他出賣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水下探測系統的重要部分。雖然霍頓案件標誌著軍情五處新的反間諜能力的勝利,但這引起了美國海軍的憤怒,並對英國同行長期懷著敵意。霍頓案件暴露不久,這種敵對情緒在國家安全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表面化了。在這次會議上,美國海軍企圖徹底斷絕英美兩國的情報和秘密交換關係。吉姆·安格爾頓和聯邦調查局的艾爾·貝爾蒙特掐掉了海軍的這朵陰謀蓓蕾。 

  「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他們抓間諜,而我們不抓。」貝爾蒙特乾巴巴地說。 

  但是貝爾蒙特所說的話並不能減少接踵而來的一連串的災難。一九六一年布萊克的受審並判刑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所有行動,包括柏林隧道行動在內,都受到了懷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薩爾又被抓獲;由於一個英國間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極有價值的海軍機密再度被透露給東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爾比叛逃,這顯然是因為英國當局沉默和無能。同年,富有安全含義的普羅富莫事件發生了。蘇聯人通過克裡斯廷·基勒向普羅富莫索取核機密情報,聯邦調查局在當時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乾脆被丟人現眼地在法庭敗露。一九六四年的柯達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國人眼裡,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發生的馬爾特裡案件。 

  馬爾特裡案件開始於一九六三年。「費多拉」指控說,克格勃在英國的一個核研究集團內部有一個專搞理論情報的外國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兩年當中才頻頻活動。這說明叛逃者戈利金並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縮小了嫌疑分子的範圍。我們在走了幾步錯棋以後,把調查集中在葉賽普·馬爾特裡身上。此人於一九六二年秋從歐洲原子能機構來到考爾漢姆實驗室,可馬爾特裡並沒有被允許去接觸機密的原子材料。調查還在繼續進行。就像霍頓在朗斯代爾案件中一樣,馬爾特裡可能是在波特蘭時通過一個能接觸到機密的女友來獲得機密,因此他想獲得他無法接觸到的機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並未獲得能夠證明馬爾特裡能接觸到機密的任何證據。在搜查他在考爾漢姆的辦公室時,我們在他書桌一個帶鎖的抽屜裡找到了有關會晤的材料。當時馬爾特裡到歐洲度假去了。他剛一回來,就在南邊機場被帶走了。特別處對他進行了盤問,查明了他認識的一個叫卡爾別科爾的蘇聯人。他有一張標明安排會面的地圖。結果通過搜查他在阿賓頓的住處,發現了一個隱藏裝置,裡面放有幾本微型一次性密碼本,同朗斯代爾的那種密碼本一樣。有一本密碼本的一頁中的一部分顯然已經被用過。還發現了一本日記,裡面詳細說明了如何把字母,當然還有詞彙變為數字的坐標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碼本來把電文變成密碼。 

  霍利斯召開了一次很長的會議,來決定如何採取行動。米切爾也出席了會議。關鍵的因素是沒有發現證明馬爾特裡接觸過機密或向一個外國人傳遞機密的證據。「公務機密條例」中的確有一條規定,準備從事間諜活動就是犯罪,但即使證實馬爾特裡是在準備從事間諜活動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沒有證據表明他同外國人有秘密聯繫。政府通訊總部只能證明那些密碼本與間諜們用來與他們的俄國主於進行通訊往來的密碼本相似,可是與朗斯代爾案件不同,它們不能證明馬爾特裡確實那樣幹過。但人們常常不能意識到,正是通訊總部在朗斯代爾案件中的證詞才保證了對被告們進行判罪。沒有這種證據,朗斯代爾和他的合作者就會逍遙法外或被減刑。 

  我作為軍情五處的信號專家在會上向上級指出,軍情五處所掌握的證據甚至不足以證明馬爾特裡向外國人傳遞機密的動機。而安全局的法律處卻堅持要用「公務機密條例』中那條「準備行動」的規定來套馬爾特裡,井以此作為一條有效的理由來進行起訴。在場的職業反間諜官員都非常吃驚,霍利斯和米切爾居然敦促對馬爾特裡進行起訴。結果檢察總長果然提起公訴,使軍情五處蒙受了不少損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馬爾特裡案件要進行下去。我只能記得這個審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這是米切爾案件處於高潮的時候。很顯然,如果這時把軍情五處的反間諜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國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這裡還有一起應該考慮的案件就是弗蘭克·博薩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聯邦調查局的格魯烏間諜「大禮帽」,提供了英國物資供應部絕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這是有關導彈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國的高級機密,嫌疑分子的範圍很容易就縮小到幾個人身上。我們用了所有的監視方法把這幾個嫌疑分子都控制起來了。我們發現,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薩德偶爾在午飯時間到滑鐵盧車站的左邊行李房去取一隻箱子,然後又去一家在布魯姆斯伯瑞的飯店,用假名在那裡為自己訂一個房間。他獨自一人在那房間裡呆上半個小時。離開房間時,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後又回去上班。軍情五處不久便把那只箱子從滑鐵盧拿走了,發現裡面有幾架文件複製照相機,幾盒膠卷和兩張灌有八首俄國歌曲的唱片。這幾首俄國歌曲的詳細內容被複製下來。箱子裡的所有東西都用照相機翻拍複製下來,然後再放回箱子原處。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鐵盧車站。我給通訊總部打了個電話,把唱片記錄下來的詳細內容告訴了他們。政府通訊總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國發報機傳送過來的,通過方位搜尋,發現這台發報機是在莫斯科地區,是一種俄國情報機構使用格魯烏的發報機。 

  我們決定在博薩德下次從滑鐵盧車站取出箱子並帶著它到飯店去的時候逮捕他,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絕密文件時被抓獲的。面對軍情五處知道記錄下來的五首歌曲內容這一事實時,他承認他為了錢而為俄國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他把這些複製件放在死信投遞信箱,如地鐵一類的地方,然後通過同樣的渠道取回錢。在被俄國人招募之後,他在近五年的時間裡只見過一次俄國人。他說發報機播發過來的歌曲是說明哪一個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遞,哪一個信箱不能再使用。軍情五處掌握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證據,並依照第一節條文規定提起公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薩德被判處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禮帽」這個情報源是一根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什麼決定捨棄博薩德呢?首先,俄國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費多拉」和馬爾特裡案件來損害軍情五處,結果使人尤其使軍情五處更加懷疑「費多拉」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一九六四年,「大禮帽」告訴軍情五處一個消息,說英國首相辦公室被人使用技術辦法進行了竊聽。除非俄國人擁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先進的竊聽系統,否則這是不大可能的。我們搜查這種正在使用的竊聽系統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敗了,從而使得英國人認為這個消息是編造出來的了,軍情五處和聯邦調查局都對「大禮帽」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大禮帽」提供的英國絕密級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不僅使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安插進來的內線(人們要問:俄國人會拋棄這樣一個情報源嗎?),而且還會再次引起美國人對英國安全部門的嚴重懷疑,在美國引起要求中斷向英國傳送機密的呼聲。如果要選擇一個間諜去冒險的話,博薩德便是個理想的人。他實際上同俄國人沒有有形的接觸,他的莫斯科無線電控制是通過那些無害的歌曲來實現的。如果沒有通訊總部的詳細分析,我們是不能夠懂得唱片的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夠證明俄國情報部門與博薩德之間所進行的通訊活動。因此只能依據非法複製機密文件這一理由對博薩德提出訴訟,而對這種技術犯罪,相對來說,往往只給予較輕的處罰。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所具有的專業技術業務再一次抓出了俄國人。這次成功有兩大主要效果,即不僅使美國情報部門能夠在美國政府內部保護英國的利益,而且還加深了而不是減輕了對「大禮帽」的懷疑。 

  但是, 對這個基本的問題不能不試問一下: 為什麼俄國人認為他們必須誇大「大禮帽」的真實性?他從一九六二年底就開始活動了,如果在軍情五處、聯邦調查局或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裡沒有耳目的話,俄國人是不會知道我們對他產生了懷疑的。一九六四年底,軍情五處對此愈加表示懷疑,只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沙利文對「大禮帽」的真實性毫不懷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國間諜。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只有安格爾頓和一兩個親密的同伴對大禮帽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軍情五處少數幾個知道「大禮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間諜。霍利斯也知道這些人對「大禮帽」的真實性十分懷疑。 

  在同盟關係上還有其他緊張的問題。美國情報界對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掌權和工黨政府抱有深刻的敵意。部分原因是反工黨的偏見,部分原因是工黨決定放棄北極星式導彈——一個很快被他們撤銷了的保證。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訪問華盛頓之後,米切爾事件以及軍情五處本身在最高層或接近最高層被嚴重滲透的擔憂籠罩了一切,而秘密情報局顯然又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瑟·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國的懷疑。他們知道馬丁是獻身於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國人」,在美國人眼裡,這彷彿是一個公學的小集團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頭,約翰遜總統指定由總統國外情報顧問委員會對英國安全事務進行考察。這個委員會是由退休的情報界頭面人物、銀行家、工業企業家和政治家組成,專就改進國家安全問題向總統提出建議。其中有兩個人的任務是負責考察絕密業務——一個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的國防部長、北卡羅萊納州的州長,現在是該委員會的秘書長;另一個人是傑拉爾德·科因,他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官員,主持該委員會已經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來到倫敦,開始對英美情報關係進行考察,尤其是對軍情五處的效率進行了考察。這項工作進行得極其仔細,英國情報部門沒有哪個人知道這項工作正在進行。在任何國家裡,這種考察都會被冠以一個難聽的名字——間諜活動。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蘭·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倫敦的負責與軍情五處聯繫的官員。克拉姆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頭腦冷靜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在倫敦服務多年,對軍情五處的薄弱環節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帶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和軍情六處總部,但只把他們兩人作為同事來向別人介紹。當時,所有像克拉姆那種地位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都是公開進出一切英國情報集團的,他向我們說這種假話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華盛頓訪問時才第一次聽說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爾頓向我介紹了已經定稿的報告內容,我聽了十分吃驚。格雷和科因對軍情五處提出一個毀滅性的批評,他們引用了英國反間諜工作規模不大的例子,說有許多工作能力很強的官員由於組織不當以及缺乏財力而被浪費了。報告特別對軍情五處內部的領導質量提出了批評,尤其是霍利斯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卡明的領導質量。格雷和科因最後作出結論,霍利斯顯然不僅已在高級官員當中失去了信任(這是真的),而且在白廳那些同等地位的人當中也失去了信任(這也是真的)。 

  安格爾頓為這份報告所激動,他告訴我,它將為英美反間諜工作的新關係奠定基礎。他還告訴我,中央情報局打算同美國駐倫敦大使戴維·布魯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羅德·威爾遜,向他匯報考察的發現。 

  「一切都將發生變化,」他說,「我們將充實中央情報局的倫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將直接在軍情五處內部工作,我們要接觸一切,並且要盡力幫助你們。」 

  我聽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後,立即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安格爾頓信任我才告訴我這件事的,但是我有責任回去報告有這樣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計劃找威爾遜的事。安格爾頓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讓中央情報局把整個軍情五處吞併掉,然後把這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國外分站。我回到倫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霍利斯和瓊斯,這一次使霍利斯震動了,他是很少這樣沉不住氣的。他下令核實記錄,幾小時後就證實了格雷和科因確實訪問了每一個英國情報部門,但從未宣佈他們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見他們兩人鑽進一輛等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前的汽車裡。 

  「謝謝你的幫助,彼得,」瓊斯憂鬱地說,「絕不能相信該死的美國佬會按章辦事!」我想這是一種偽善的情緒,但我認為最好別介入這場正在形成的糾紛當中去。霍利斯和瓊斯去見了外交大臣,抗議這種無恥濫用英美協議的行為。這場爭吵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無法告知。 

  可憐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責,他反對找威爾遜,是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堅持要他對喬治·威格進行詢問的,喬治是威爾遜的國家安全顧問,但霍利斯沒有原諒他的心思,因為他在整個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脅克拉姆說,如果再進一步發生類似的侵犯協議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趕走。幾天以後,我看見克拉姆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的五樓上躲躲閃閃地走著,看上去他有點侷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經打敗我了。」他苦笑著說。他知道中央情報局一直企圖這樣幹,可現在被人理直氣壯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是霍利斯擔任安全局局長時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訴書,這一點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國人則用典型的無中生有的魯莽作風來處理這件事,他們的計劃的基本出發點是好的,想為軍情五處提供它所缺乏的財力和人力。當然他們還有其他動機,那就是他們要軍情五處成為一個附屬品,而不要它成為一個設備完善齊全的獨立的盟友。 

  這份報告確實使我們的工作有所改進。軍情五處的上司們第一次承認需要大力擴充D 處,陳腐的枯萎的殖民地產物,如E 處,也需要擴充。從此以後,D 處在人力物力的撥給上享有優先權,新擴充後的D 處不可避免地要為它自己尋找一個新的領導人。於是,前殖民地警察亞歷克·麥克唐納被送到D 處,馬爾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成為副局長後,決定提前退休。 

  另一個由報告引起的重要倡議是,承認需要成立一個機構來確保西方反間諜機構之間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已經根據英美協議的條款作了正式的情報和機密的交換,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則定期地通過在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和在華盛頓的國家安全理事會來交換外國情報分析。但反間諜工作基本上是臨時性的。安格爾頓和我常常談到組織一個自由交換反間諜情報的討論會的價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進展,超國界的反間諜情報交流,尤其是從叛逃者那裡獲得情報以及接觸每個國家的檔案,都是最基本的條件。安格爾頓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報告來強迫我們進行單向交流,不過他最後還是承認互惠的討論會的好處。由於他的敦促,我們組織了一個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高級反情報官員參加的會議,大約每隔十八個月就舉行一次這種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卡扎布(CAZAB ),第一次會議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舉行。 

  格雷一科因報告並不是霍利斯一生當中的唯一不幸,當他快退休時,「流暢」工作的框架已經定形。工作組成員包括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特倫斯·萊基和傑弗裡·欣頓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調人的阿瑟·馬丁,軍情五處的人員有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安妮·奧爾尤因和D 處三科的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我擔任工作組組長。文件直接發到D 處處長亞歷克·麥克唐納和反間諜處處長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那裡。我們每星期四在我的辦公室或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六樓會議室裡碰頭。 

  開始時氣氛很緊張。每個成員都明白手頭這項任務的可怕意義——詳細檢查關於英國情報機關被滲透的每一項指控。「流暢」工作所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改變阿瑟和我在米切爾案件中採用過的解決滲透問題的方法。一九六三年,當我們把滲透案件呈報給狄克·懷特時,我們著重於依賴對技術案件和雙重間諜案件中特殊情況和矛盾疑點的各種分析,行話稱之為「脫節」。「流暢」決定對所有的「脫節」不予理睬,它們掩蓋了叛逃者提出的有關滲透問題的明確指控,而只有這些明確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據,於是我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這些指控上面。 

  第一個任務是核對這些指控。在米切爾調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此我提議把它作為D 處三科研究項目的整體的一部分來進行。 

  經過六個月的工作,我們編輯了一份龐大的檔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單——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指控被分發給組內的各個官員。來自波蘭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給特倫斯·萊基。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負責處理軍情五處的舊的指控,帕特裡克·斯圖爾特負責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閱克裡維茨基、沃爾科夫和「維諾納」行動檔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後,我們立即對它們進行了評估。我們仔細地檢查了每一項指控,並對它的正確性做出決定——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個叛逃者可能會說軍情五處或六處有一個間諜,我們能否判斷出這項指控的真假?如果我們確信這項指控是真的,那麼就用反間諜工作的行話稱之為「一張真清單」,然後我們再核對每一項指控是否被歸到一個已知的間諜身上,如菲爾比、伯吉斯,或布倫特,如果已經歸納上去了,我們就根據以後出現的情報,再對這種歸納進行重新檢查。 

  對指控的評估取決於我們記錄的質量。軍情六處的檔案混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每一個地區科和反間諜處都保存著他們自己的記錄。軍情六處是情報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幾乎不考慮建立一個有效的記錄保存系統,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擱起來而不加以解決,這就是一個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對軍情六處的檔案室進行改進,並把這作為我們的一份附加工作來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終於離開了反間諜處去接管了軍情六處的檔案室。他在那裡對檔案系統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為英國情報部門做出了最後一項重要貢獻。 

  經過全面的檢查,二百起指控分別被歸納到六類當中的一類裡: 

  a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可確切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b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幾乎可以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C 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但不可能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d 由於情報材料不足,不可能斷定該指控是不是「一張真清單」; 
  e 該指控有待質疑; 
  f 該指控不是「一張真清單」,如同廢話。 

  霍利斯快退休時,「流暢」工作開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繪軍情五處被滲透的歷史的新圖畫。許多指控以前已經被歸到已知間諜身上,如歸到菲爾比或布倫特身上,但經後來詳細調查後,發現它們被歸錯了。我們對二百起指控進行了重新審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屬於最重要的C 類——它們全是「真清單」,但卻指向尚未發現的間諜。 

  在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與軍情五處有關: 

  1 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時間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裡」,時間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裡普金的叛變,時間是一九四六年(情報一九五四年來自拉斯特沃羅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特務」,時間從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裡普金調查的情報,時間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總部用來存放英國情報部門材料的特別保險櫃的情報; 
  7 戈利金的克格勃總部存有英國情報部門材料的檔案索引情報; 
  8 戈利金的「技術問題」文件情報; 
  9 戈利金有關保護蘇聯在倫敦的僑民區特殊安排的情報; 
  10戈利金有關洩漏克拉布潛水行動的情報。 

  戈利金的各項指控時間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這份清單的真正驚人之處在於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這個清楚的時間年月順序來排的。戈利金的材料雖然新一些,但並不十分明確,還不足以指向某一個官員,但它表明這些指控顯然是針對上層滲透問題的。前三起指控雖然陳舊,但卻改變了「流暢」工作,並將矛頭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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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爾科夫的清單是我們調查的第一個案件,也是D 處三科為了追查清單中提到的兩個外交部間諜當中的第二個人而進行的重點調查項目。我決定請傑弗裡·薩德伯裡把整個文件重新譯出來,此人是政府通訊總部負責「維諾納」計劃的官員。薩德伯裡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尤其是,由於通過「維諾納」計劃,他熟悉沃爾科夫企圖叛逃時俄國情報機關所使用的行話,而原來這個文件的譯者卻不懂這些行話,原來的譯者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的官員。 

  沃爾科夫的清單裡有一條尤其令我迷惑,原來的譯文提到,他知道倫敦重要機構裡的重要蘇聯間諜的檔案和文件。譯文裡有這樣一段話:「根據他們的假名來判斷,有七個這樣的間諜,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兩個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間諜擔任著英國反間諜某部門的領導職務。」 

  一九五一年菲爾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進行彙編時,軍情五處就假定沃爾科夫所提到的最後那個間諜是菲爾比,因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確擔任過軍情六處負責反間諜的領導職務。但是,我從「維諾納」計劃中學到足夠的俄文,發現有兩個字在原來的譯文中沒有出現過——一個詞是「otdel 」,意思是「處」,下面緊接著的另一個詞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會」或「高級處」。不管怎麼說,都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沃爾科夫的這段話就一定指的是菲爾比。英國情報機構共有五名間諜,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容易被認為是菲爾比。 

  我把沃爾科夫的清單交給薩德伯裡幾天後,他激動地給我打來電話,那時他幾乎忘了轉換電話擾頻器。 

  「原來的譯文是錯誤的,」他說,「全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專用語言。起草這份文件的人顯然是一個很高級的官員,他寫得很仔細,有豐富的職業技巧和知識。真正的譯文應該是這樣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個間諜正擔負著英國反間諜局某個處的領導職責。』 

  「事實上,我倒認為這個人的位置是暫時的。他正『擔任著職務』,而不一定就是這個職務本身,這使我認為他是一個代理領導人或類似這樣的職務……」 

  「我沒有聽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說。 

  「你還不明白?」傑弗裡的喊叫聲夾雜著電子噪聲傳了過來,「英國反間諜局是軍情五處而不是軍情六處!」 

  這意思很清楚。如果薩德伯裡是對的,那就不是菲爾比,也不是布倫特,因為他從來沒有當過任何代理領導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擔任過英國反間諜局某處的代理領導人的只有一個,他的名字叫羅傑·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爾·古曾科說的軍情五處的間諜「埃裡」。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時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上,那時正在對米切爾進行調查。「流暢」對埃裡案件重新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調查。古曾科的埃裡案件不同尋常,它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與沃爾科夫提出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時期,與我們獲得「維諾納」計劃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爾科夫說的事件要點很簡單,他說他知道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間諜,他是從一個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知道這事的。盧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魯烏的主要密碼室與沃爾科夫一起工作。埃裡的通訊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個信箱是墓碑的縫隙處。古曾科說,埃裡有些東西與俄國有關,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為他訪問過俄國,或者他會講俄語。埃裡是一個重要的間諜,因為他能夠從軍情五處拿走有關在倫敦的俄國人的檔案。 

  盧比莫夫給他看了那個代號叫「埃裡」的間諜發來的部分電報。古曾科說,每當埃裡的電報一來,就由密碼室的一名婦女先讀一下電報譯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給斯大林。我邀請一個原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到英國來,此人是在大戰結束時叛逃到西方來的。我問他,那個讀電文的婦女是誰,他說她叫維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負責指揮在西方的所有格魯烏非法分子。可是由於保密規定,她從不把她所控制的間諜人員的身份告訴他。戰爭時期,在瑞士為格魯烏工作的非法間諜亞歷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維拉(見他寫的《間諜手冊》)描繪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訓時的女負責人。 

  古曾科講的事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自從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後,他經常改變細節。「軍情之五」成了軍情五處,這個區別是很關鍵的。從理論上講,「軍情之五」 可以指軍事情報局的五處。 菲爾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確在秘密情報局(前軍情五處)的五處工作過。古曾科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是一個無法挽救的酒徒了,讓他回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再見一次古曾科,可他們告訴我們,古曾科由於貪杯又貪財,給加拿大當局造成了不少麻煩。他們害怕同古曾科進一步進行接觸會使問題惡化,而且還有很大的風險,因為古曾科可能把我們會見他的目的傳出去。 

  我問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是否有審訊古曾科的原始記錄,這些記錄是他在叛逃初期關於埃裡問題準確說法的最好證據。可看守古曾科的騎警隊員已經去世,他的記錄也沒有存檔,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銷毀了。 

  英國情報部門檔案中的證據僅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實性進一步複雜化。古曾科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官員彼得·德懷爾從華盛頓去了加拿大,聽取他的交待。德懷爾每天給軍情六處的倫敦總部發回電報,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懷爾的電報由秘密情報局反蘇聯間諜處處長菲爾比處理,菲爾比在第二個星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緊迫問題:沃爾科夫幾乎在同時與英國人在土耳其接觸。幸運的是,他請了當時的軍情五處的同行羅傑·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見面。我們懷疑,這是一次巧合呢,還是他知道霍利斯是個間諜夥伴,並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攪混水,才做了這樣一種安排?可是,我們從「維諾納」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見古曾科時,克格勃並不知道格魯烏在軍情五處有一個間諜。古曾科所擁有的最明確最重要的材料是關於原子武器發展項目中有可能存在著間諜的材料,霍利斯的報告詳細地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而「軍情之五」中的間諜埃裡幾乎就是一個腳注。霍利斯斷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國情報部門的組織結構,古曾科弄錯了,於是這件事就被埋掉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然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蓋伊·利德爾卻把這根線索掛在了腦海裡,他在日記中對埃裡的可能身份進行了推測。奇怪的是,直到利德爾的老秘書把日記交給我並請我保存,而霍利斯卻下令將它銷毀時,我才知道這一點。我再一次靜下來思索,霍利斯下令銷毀利德爾的日記是偶然的,還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們設法從「維諾納」中破譯了一份新的電文,從而改變了「流暢」對埃裡是不是「一張真清單」的評估。我們破譯「維諾納」信號的那個星期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開始的,這一天還收到一份給克羅托夫的電文,該發報人在電文中平靜地討論到,他要根據加拿大「鄰居們」所面臨的問題,對寶貴的「阿根圖拉」採取預防措施來進行保護。這顯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發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們已經知道,「鄰居們」是克格勃用來指古曾科工作過的格魯烏的一個暗語。克格勃沒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國的任何間諜會被古曾科破壞。格魯烏不知道克格勃的機密,而且不管怎麼說,還有菲爾比在那裡天天監視著所有預想不到的發展情況。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訊工作的尾聲時,電文的調子明顯不同了。那種輕鬆的調子消失了。克羅托夫收到了如何與他的間諜進行工作的細緻而詳細的指示。只有「叢林接頭』方式才能採用,而且會面要盡量減少,如果可能的話,一個月見一次面。 

  我們需要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莫斯科中心為古曾科的證詞之含義而突然變得擔憂起來?古曾科實際上是在兩個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魯烏差不多立即對損失作了一個初步的估計,並為那些他們擔心會被古曾科出賣的人作了保護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懷爾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訴他的詳細情況發回給了在軍情六處倫敦總部的菲爾比,但是,一個星期之後,克格勃突然開始變得很擔憂。 

  答案在當時軍情六處的檔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電報送到菲爾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詳細敘述了古曾科對代號叫埃裡的間諜的描述,這或許是菲爾比第一次知道「軍情之五」中有間諜的消息。我們在六十年代查閱了這份電報的原件,電報被折成四折,四周邊緣很髒,彷彿曾在衣服裡層的口袋裡放過。菲爾比在收到電報兩天之後簽上「HARP」(菲爾比姓名的首字母)。顯然,他在那兩天之內取走這份電報,並把它給他在倫敦的俄國上司看了。檔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電報都不曾用這種方法處理過。顯然,就是這份電報在「維諾納」通訊活動接近尾聲時引起了俄國人的擔憂。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對克格勃從倫敦發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訊進行一次搜查。我們看不懂這些通訊內容。我們僅有的「維諾納」吻合是從莫斯科到倫敦的克格勃。薩德伯裡告訴我,通訊總部發現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發出的一份電報。他們可以肯定這是一份特急電報,因為同一線路上往來的電報都已為它讓路。意義很明顯——菲爾比在收到軍情六處關於古曾科對「軍情之五」中的間諜埃裡的描述的電報的第二天,發出了這份特急電報。 

  我們瞭解到倫敦曾經給莫斯科發過一封特急電報以後,就去尋找這份特急電報的回電。從莫斯科到倫敦這條線路上只有一份特急電報。我們一直無法確切地看懂這份電報。它的日期是在「維諾納」通訊活動周的最後一天,由於它是以特急發出的,因而比其他的電報到達倫敦的時間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薩德伯裡和我頑強地把這份電報攻下來了。我們猜測這份電報是對菲爾比那份電報的答覆。我們把這種猜測作為一種破譯的輔助手段。破譯出來的電文內容是這樣的:「領導已同意與鄰居們商討斯坦利關於他們在加拿大事務的材料。斯坦利的數據是正確的。」 

  我還記得我們當時坐在薩德伯裡的辦公室裡對著譯文發愣。它完全沒有意義。起初我懷疑是不是我們弄錯了,可薩德伯裡把譯文與「維諾納」的另一面進行了核對,往返的電訊都完全能看懂,沒有什麼毛病。這份電報發出的時候,菲爾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並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著軍情六處的反間諜領導人。莫斯科方面彷彿對菲爾比的情報產生懷疑,要不然他們有什麼必要對它進行核實?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這種混亂的數據是什麼? 

  只有一種解釋才能說清這些疑點。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魯烏指揮的那個在「軍情之五」中的間諜,當菲爾比轉告了有關這個間諜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對他所造成的威脅時,克格勃只得取得「領導」,即政治局的同意,與「鄰居們」格魯烏進行商量,詢問他們是否有這麼一個寶貴的人在倫敦。當他們得知格魯烏確實有這麼一個間諜時,他們才意識到倫敦可能要進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們發回證實了斯坦利數據的電文,接著發出了加強安全的緊急指令。 

  可埃裡是誰?他在哪裡工作?他顯然不是菲爾比或布倫特,我們知道這兩個人從來就不受格魯烏指揮。我問過在西方的每一個俄國叛逃者,「軍情之五」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說它是指軍情五處,而不是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的五處或別的什麼組織機構。不管埃裡是誰,他肯定是能夠接觸俄國人的檔案的,那麼就能肯定他是在處理這種材料的F 處,而當時在F 處的高級官員是羅傑·霍利斯,因此同樣的疑點被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所解開了。 

  「流暢」花了好幾年時間試圖解開三條有聯繫的線索的謎,它們是: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古曾科的「埃裡」和「維諾納」的八個匿名者。三條線索都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爾還是霍利斯?都是,還是都不是?三條線索之間的相似之處十分神秘。「代理領導人」和埃裡都是指向兩個相同的人,但第一項指控是對克格勃的,第二項指控是對格魯烏的。「維諾納」有八個間諜;沃爾科夫的清單裡提到有七個在倫敦,兩個在外交部,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麥克萊恩已在華盛頓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兩名間諜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為他當時正在外交部的新聞司工作。在其他人當中,最大的可能彷彿是克裡維茨基說的「伊頓和牛津」外交部間諜。一九五一年麥克萊恩瀕臨落網時,菲爾比曾利用外交部這名間諜來轉移軍情五處對麥克萊恩的注意力。 

  可英國情報部門的五個間諜呢?一個是菲爾比,另一個是布倫特,第三個是凱恩克羅斯,朗在理論上可能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四個間諜,可他當時不在倫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國,那麼他不可能是「維諾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個沃爾科夫的間諜——「代理領導人」尚未解決,還有四個「維諾納」匿名者,其中一個被假定是「代理領導人」,另一個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二名外交部間諜。 

  「流暢」的第三項指控是斯克裡普金案件。這是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尤里·拉斯特沃羅夫告訴我們的,實際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國海軍情報部門在一九五三年秋與拉斯特沃羅夫取得聯繫,並開始同他商討他的叛逃問題。拉斯特沃羅夫最終同意過來,但條件是要直接去英國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亞,而不回英國。他說他不願回英國,是因為他知道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但他沒有進一步地詳談。海軍情報處安排了一架英國皇家空軍運輸司令部的飛機,把這位克格勃的官員從東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裡把他移交給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機構(遠東安全情報處)。拉斯特沃羅夫並不知道這些計劃。不幸的是,當飛機滑行到跑道的盡頭時,一場暴風雪襲擊了東京,飛機不能起飛了。在等待暴風雪稍小的時候,他從機組人員的閒談中得知飛機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亞。他吃了一驚,便逃離了飛機,跑到美國大使館,叛逃到他們那邊去了。 

  以後中央情報局報告說,拉斯特沃羅夫進一步詳細提供了他認為的英國情報機構被滲透的理由,他說他的朋友斯克裡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遠東與英國人有所接觸,並提出要叛逃。斯克裡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帶上他的妻子,然後在下一次出國時叛逃。但是,斯克裡普金回到莫斯科後,克格勃對他有所察覺,兩名假裝在軍情六處的官員來同他接頭,於是他暴露了自己,結果在審判後被處決。 

  我們在檔案室裡查找斯克裡普金的材料時,發現這裡確實有他的一份檔案,裡面還有遠東海軍情報處關於斯克裡普金叛逃的兩份報告的複製件,一份時間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兩份報告訂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遠東安全情報處送到軍情五處。文件是由當時的F 處的副處長霍利斯和一名低級官員處理的。霍利斯指示那個低級官員把這個文件歸檔,並存放在檔案室。在拉斯特沃羅夫一九五四年講出斯克裡普金的事之前,這份檔案一直擱在檔案室裡。檔案被重新找出來以後,軍情五處自然認為斯克裡普金的被察覺是菲爾比干的。 

  「流暢」重新檢查此案時,發現了幾個新情況。首先,當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時,他問我們對斯克裡普金案件知道些什麼。他說他在一九四六年經手過這個案件,當時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反間諜處工作的低級官員。他記得報告是從倫敦來的,絕對不是從遠東來的,時間是在一九四六年底,當時莫斯科大地正覆蓋著白雪。戈利金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講到了兩個裝成軍情六處官員的克格勃人員是如何欺騙斯克裡普金的,我們還讓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見過的兩份文件,戈利金講得很準確,令人吃驚。他說,第一個文件是關於對斯克裡普金所進行的試探以及對他的價值的評估材料;第二個文件是關於他今後計劃的簡述,包括同他進行聯繫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還說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間諜翻拍複製時就訂在一起了。 

  「流暢」發現的第二個新事實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在貝魯特審訊菲爾比時,曾問他是否出賣過斯克裡普金,他完全否認這樣做過,給他提供了許多細節後,他還是不知道這個案子。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為我們推測,菲爾比會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聲稱在這起案子上是講信用的,也許這次菲爾比講的是實話。 

  我安排了對斯克裡普金這兩份文件的整個分發情況做一次全面的調查,看看是否還能發現與此案有關的新東西,結果很有啟發。五月那份報告就被發到海軍情報處(香港),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和倫敦的海軍情報處。他們把報告放進海軍公文摘要,並在海軍情報處內部分發,還例行送一份到英國秘密情報局R 處的海軍科去,海軍科又把它轉給五科去歸檔。對軍情六處進行的大量的記錄調查表明,菲爾比從未出現在這個文件的散發對像名單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樣的渠道分發,除了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之外。他們決定把兩份報告訂在一起,並按慣例送給軍情五處,送達時間為八月八日。這時軍情五處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裡這兩份報告才是訂在一起的,這正好與戈利金的回憶完全符合。出賣斯克裡普金的人肯定在軍情五處而不在軍情六處。菲爾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倫特早在一年前離開了軍情五處,這樣矛頭就再次指向了處理當時斯克裡普金檔案的F 處副處長的羅傑·霍利斯。 

  「流暢」指控的大概範圍清楚以後,我開始了我所從事過的最危險的工作。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我開始對霍利斯的背景進行「自由」調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細小的洩漏,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我被解雇。我訪問了牛津的波德裡安圖書館。我從那裡的大學記錄中發現,霍利斯從未得過學位,儘管他是在二十年代進學校的。他念了五個學期以後就原因不明地離校了。對於一個如此安分守己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來學習過的沃爾斯特學院,在那裡查閱了記錄,以便找出誰曾同他住在一層樓上。霍利斯在第四學期時搬進了惠靈頓廣場的宿舍,我查閱了所有的牛津一覽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讀生的地址,為了找出與他同住一幢樓的那些學生,我甚至還查閱了大學高爾夫球協會的記錄,希望從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現霍利斯個性的線索。 

  我沒有霍利斯的工作履歷,只得抓瞎。我從霍利斯的談話中知道他曾去過中國,因此我又去了護照辦公室查找他到達和離開英國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國之前工作過的標準特許銀行,並在那裡做了細緻的調查,但除了一個轉寄北京一家銀行的地址之外,什麼記錄也沒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關一種秘密生活,或一個不拘小節的朋友,或一種公開政治活動的跡象的證據。每一個人的處世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圍的朋友來評論。於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這段關鍵時期與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張名單上面。在牛津有兩個人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克勞德·科伯恩和莫裡斯·理查森,這兩個人都是左翼分子。當我檢查科伯恩的檔案時,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個大戰期間一直保存著這份檔案,並且從來沒有按照情報機構的習慣要求,在這份檔案上填寫他與科伯恩的友誼關係,我懷疑他有某種要掩蓋這種友誼關係的原因。科伯恩與共產國際有著廣泛的接觸。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模式。中國在三十年代是個政治活動的溫床,是共產國際進行招募的活動場所。溫特博恩告訴我,他在日本認識一個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中國時認識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裡同住了一年時間。休約我去拜訪他,他叫托尼·斯特布爾斯,一個魯莽的是式軍官,他清楚地記得霍利斯。他說他從不知道霍利斯的政治觀點,但總推測他的觀點是左傾的,因為他與一個左翼新聞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經常來往,此人是共產國際的得力招募者;另外還有一個人叫阿瑟·尤爾特的男人,斯特布爾斯把他描繪成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 

  另一個被訪問的人(是阿瑟·馬丁訪問的)叫簡·西斯莫爾,在戰前她負責把霍利斯帶進軍情五處。她最後從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與軍情六處的一個官員結了婚,改稱簡·阿切爾。她是一個難以親近的知識分子,曾負責過軍情六處以前的共產主義事務研究部門。我過去因為D 處三科的調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願意提供幫助,還告訴我調查應該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爾和霍利斯的話題,他們兩人在戰爭期間都與她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簡是一個深諳世故的老手,完全知道我為什麼要試探她。 

  「他們兩人當中有一人會是間諜,你認為呢?」我問她。 

  「他們兩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訴我,「但如果讓我來選擇誰更有可能是間諜的話,我會挑選羅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親自打來電話,要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如此隨便,一改他過去的做法。以前沒有他私下的通知,我從來沒去過他的辦公室。他在門口熱情地招呼著我。 

  「到這邊來坐。」他笑容滿面地說。 

  他拂去了沙發上想像中的灰塵,坐在我對面的一把安樂椅上。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於使這次會見隨便些,於是他不自然地閒談起他即將退休的事。 

  「艱難時期,」他說,「養老金不多,每樣東西都要花錢……」 

  「你的安排計劃是什麼呢?」 

  「哦,我想到鄉下去。我在那裡有一小塊地方。馬上擺脫這一切。打打高爾夫,散散步……就像這類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來。 

  「想到幾個星期後我的照片就要掛在那裡了,真覺得好玩。」他說著,抬頭看了看牆上那些俯視著他的肖像。這些肖像神態各異:凱爾的僵直的軍人姿態,皮特裡的裝腔作勢的瀟灑,西利托是個駝背聳肩的警官,狄克的輕鬆而超凡的魅力。 

  霍利斯轉過頭來面對著我,向前俯躬著身子,雙手放在膝蓋上,並且無緣無故地傻笑著。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問你。我想知道為什麼你認為我是個間諜。」 

  我必須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謊,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謊,那麼那天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講了實話。 

  霍利斯對此表現得很自然。大約十年前,他和我討論蒂斯勒之時起,我們就開始產生了對抗。現在這種對抗公開了,它像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擺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面對過去所有秘密培育出來的懷疑,彷彿再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都是根據過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訴他,「還有導致案件出問題的線索。你知道我對戰後失敗的看法,這是一個消除的過程。首先是米切爾,現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視著新的情況……?」 

  「是的,是過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把沃爾科夫的清單、重新翻譯的電文、古曾科的埃裡以及斯克裡普金的報告都對他說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氣地笑著說,「你已經給我戴上手銬了,不是嗎?……」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雙手的手心朝著我,讓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說的就是我不是個間諜。」 

  「可是先生,在『流暢』會議之前,我能下什麼定論呢?什麼定論也沒有……」 

  「我也許能找出審訊古曾科的筆記來……」他說得並不肯定,「說句老實話,我真的回憶不起斯克裡普金了,還有沃爾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鉛筆敲著他坐的椅子的邊緣,卡嚓卡嚓地碰著牙齒。 

  「我不認為你在沃爾科夫問題上是對的。為什麼菲爾比要遠遠地跑到土耳其去?他應該先核對一下。」 

  他歎了口氣,彷彿全是過去的事了。 

  「『流暢』是很有用的,不是嗎……?」他突然問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這項工作早就應該開始。」 

  「是的,我就認為你會這樣想……麥克唐納並不這麼肯定——嗯,我想你是知道這一點的。」 

  「他收到了報告,我想他讀過了這些報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們大家都讀過,」霍利斯回答說,「很引人入勝。全部的歷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總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無緣無故地傻笑起來。 

  「好了,謝謝你的坦率,彼得。」他說著從椅子裡站了起來,「我得繼續工作了。跟你聊聊還真不錯,可是……」 

  他僵硬地挪動步子回去繼續於工作了。我們倆像兩個演員一樣,從不同的兩側退場,我們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沒有見到霍利斯。不到幾個星期,新局長馬丁·弗尼瓦爾·瓊斯搬進了那間辦公室。他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把牆上那些肖像拿走,並把它們掛在接待室裡。 

  「這種工作不需要觀眾。」當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含糊地咕嚕著說了這句話。 

  瓊斯的言語不多而決心很大,他很適合幹這種工作。他確信自己面臨著一個主要的問題——蘇聯進攻的規模,這是就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相對於他手下那幾個可憐的數量而言。作為局長的任期職責是展開一場擴大軍情五處並削減蘇聯外交人員的戰役。他在第一件事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終也取得了勝利。 

  瓊斯的首要任務是反蘇聯間諜。他接任後,處理這個問題的整個方式全都改變了。以前我只有堅持不懈才能獲得批准,而對瓊斯我可以打電話給他,或直接去見他,並能當場得到一個決定。他毫無保留地支持D 處三科的調查工作,並爽快地批准所有的重要會見。他在對案件進行有價值的判斷上從來不縮頭縮腦,如沃森案件和普羅克特案件。如果證據使他信服,他就會採取行動。瓊斯是一個不耍心計的人,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國紳士派頭,但實際上卻十分倔強。這使他在白廳裡沒有幾個朋友,但這種性格正是情報機關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東尼·西姆金斯為他的副手,這使我感到難過。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軍情五處最不喜歡的人了,他對我的感覺也差不多一樣。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為副局長以後,我就會遇到麻煩。西姆金斯是一個律師。幾年前,他和我就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他當時是C 處的處長,他在那裡有過一些不顯眼的成功。那時我被指定擔任一個聯合工作組組長,該工作組包括軍情五處、軍情六處、外交部和政府通訊總部,其任務是檢查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技術安全,因為負責截聽當地蘇聯通訊的無線電室發生過一次火災。調查結果很清楚,蘇聯人不僅故意放過火,而且他們在一段時間裡接觸過該無線電室。蘇聯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認我們無線電接收機的變動,因而他們知道我們在截聽什麼。使館裡打掃衛生的蘇聯人甚至乾脆就卸下安全門鎖上的銷栓,長驅直入。 

  在這個調查過程當中,我還解開了沃爾科夫清單上的另一個謎。沃爾科夫聲稱蘇聯人能讀懂英國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碼。麥克萊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觸到的所有密碼都出賣給了俄國人。但是,外交部的記錄表明,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那段時期裡用的是一次性密碼本,所以不能歸咎於麥克萊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藝兒」的事,我敢肯定蘇聯人一定在使用一種隱藏的話筒系統,我們最後找到了兩個埋藏在密碼室屋頂的石灰板內的話筒。在戰爭期間,大使館的一次性密碼通訊按慣例是由兩個人來處理的,一個人讀電文內容,另一個人則把他讀出來的電文譯成密碼。蘇聯人用他們的話筒乾脆把原文錄下來。建築研究實驗室幹得非常出色,使我們能夠確定埋藏話筒的時間可能是在一九四二年。當時大使館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組的報告認為,它發現了大使館內的安全令人吃驚地處在一個持續異常的水平上。委員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同意一項極為重要的意見,就是要求專門確定一個軍情五處的官員來負責大使館的安全工作。我把這份尖銳的報告交給了當時的副局長瓊斯,請他批准後再送外交部。瓊斯建議我,出於禮貌應把它給西姆金斯看一看,他好歹還是負責安全保衛的C 處處長,從技術上講,工作組觸及了他的範圍。我拿一本複製件給西姆金斯看。令人吃驚的是,他在幾小時之後就氣勢洶洶地通知我上他的辦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類似這樣的東西送給外交部,」他說,彷彿我把調查工具作為禮物送給教皇似的。 

  「為什麼就不能?」我問,「該讓這幫混蛋嘗嘗滋味了。整個地方是一片混亂!」 

  「啊,對不起。那是外交部,國家最重要的一個部門,你沒有資格把這樣的報告送去。我反對批准它!」 

  他用一支藍色鉛筆把報告亂畫一氣,令我震驚。我把報告拿給瓊斯,讓他看看西姆金斯幹的事。瓊斯哼了一聲,告訴我用打字機打好,原封不動送走。 

  「該死的外交部,」他咆哮著,「我碰上了他們這該死的運氣……」 

  報告送走了,軍情五處年青的官員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從那時起,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終生的敵人。 

  瓊斯接任局長不久,「流暢」工作組向他和秘密情報局局長狄克·懷特提交了第一份報告。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分別列出了二十八項我們認為是可調查的真清單的指控,但這些指控並沒有歸納到任何一個已知的間諜身上;報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記敘文的形式寫的指控情況,從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裡指控開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報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滲透連續性。這份報告被分別送到了兩位上司手裡,可半年以後這份報告才得到重新討論。他們讓我們重新提交我們的新發現,只列出我們認為是可以進行調查的指控,並根據我們的判斷列出最符合指控裡的懷疑對象的名單。 

  「流暢」工作組決定,應該調查古曾科的埃裡和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由於這兩起指控在時間上頗為接近,因此對它們應該同時考慮。懷疑對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紙角上。沒有頭銜,也沒有等級,只是一個名字:羅傑·霍利斯。 

  我們報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它同前兩起針對霍利斯的指控一樣具有潛在的破壞性。「中級間諜」的故事開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過去都知道是「狙擊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終於同意與軍情五處的人見面,以澄清他在波蘭寫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細節。以前,由於我們沒有抓到「蘭布達一號」喬治·布萊克,戈林涅夫斯基不願意同任何一個直接從軍情五處來的官員見面。現在布萊克在監獄裡,於是戈林涅夫斯基會見了具有半個波蘭血統的波蘭科科長。 

  當軍情五處同戈林涅夫斯基見面時,中央情報局懷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開始產生幻覺,認為他自己是沙皇的後裔。儘管如此,他對情報的回憶仍然是驚人地準確。一天上午,在同他進行會談時,他宣稱要講出他以前從未講出過的一個故事。他說他在過去沒有提及它,是因為英國人在追捕布萊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團糟,但是他知道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中級間諜。 

  五十年代時,戈林涅夫斯基和他的一個朋友以及他過去的上級就是否叛逃去西方進行過一次嚴肅認真的討論,很難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作出抉擇。他們三人都一致認為英國較好定居,因為英國有大量的波蘭移民。由於軍情六處有「蘭布達一號」,他們顯然不可能去接近軍情六處。戈林涅夫斯基向其他兩個人建議,通過在倫敦的移民與軍情五處取得聯繫,他知道這些移民被軍情五處的D 處監視著。戈林涅夫斯基的上級說這個計劃同樣危險,因為他知道俄國人在軍情五處內部也有一個間諜。 

  這個間諜是克格勃負責軍隊情報的第三總局招募的,第三總局被允許留用這名間諜,而不按照通常的做法把他轉給第一總局,因為他對第三總局太重要了。這個間諜曾在英國軍隊服過役,被招募時還保留著英國官員的級別。戈林涅夫斯基認為招募工作是在東歐進行的,並說出了進行這項工作的俄國克格勃上校的名字。該間諜為俄國人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反波蘭間諜的情報,大概他是在軍情五處的波蘭科工作。 

  還有另一個細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成功地把波蘭總理漢克運到了西方。結果在華沙進行了一次調查,是由當時克格勃的頭子謝洛夫將軍親自主持。由於某種原因,克格勃沒有事先得到有關漢克運出的警報。戈林涅夫斯基知道這是因為該中級間諜被「凍結」了,或者是因為他受到懷疑,或者是因為他在國內失去了聯繫,或者乾脆因為他的神經脆弱。這個間諜顯然被凍結了兩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復了在波蘭科的工作。以後,當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詢問他在第三總局的一個朋友是誰負責招募這名間諜的以及這項行動是否仍在進行,他的朋友對他甚至知道這種事感到吃驚,並奉勸他不要多嘴。 

  「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他說,「我奉勸你把這一切都忘掉。」 

  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非同一般地詳細,但由於自一九六三年底以來,反情報工作十分繁重,加之對戈林涅夫斯基的信用又有懷疑,因此在「流暢」工作開始之前,這起指控沒有被好好地調查過。我們把指控分為七項單獨的指標,然後給每一個符合其中一項標準的懷疑對像打分。軍情五處特別符合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的懷疑對像有八人, 其中確切符合各項標準的有一人。他的名字叫邁克爾·漢利,是C處的處長,一個最有可能成為瓊斯的繼任者的人。 

  單單是因為他是公認的「完全符合」,「流暢」一致建議根據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對漢利進行調查,並為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哈里特」。 

  又過了半年,才對「流暢」的第二份報告進行討論。下班以後,在瓊斯的會議室又開了一個會,參加者有:我,安妮·奧爾尤因,帕特裡克·斯圖爾特,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安東尼·西姆金斯,以及瓊斯。這完全是軍情五處的一次內部討論,因為「流暢」這三件突出的案子都是軍情五處的事,而不是軍情六處的事。 

  這個會議開頭就出現冷場。瓊斯在桌子上放了一瓶蘇格蘭威士忌,室內的燈在房間裡投下清晰的影子。瓊斯來回走動著,用牙齒咬著他的煙斗。 

  他轉過身來。 

  「你們真的認為這些人是懷疑對象嗎?」他問道,「你們意識到了你們所說的話的含義嗎?……」 

  「我當然意識到了,」我說,但還是被他那種態度動搖了。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說道,一邊指著有關霍利斯的幾頁紙,「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他把報告扔在辦公桌上。 

  「還有完沒完,彼得——你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我的前任,甚至我的繼任者很可能都是間諜。你想過沒有?你有沒有停下來去思考一下,如果我們根據這些建議採取行動的話,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從這當中恢復過來要花十年時間,即使到頭來什麼事也沒有。」 

  「我堅持我們所寫的東西,瓊斯。還有,『流暢』工作組的每一個成員也堅持。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還有其他懷疑對象,你也會被告知的。」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頭。我感到他此刻正非常惱怒。他要向我撲過來,但此時瓊斯正在詢問,他不許別人打攪。 

  「你們多年來一直要把這記進履歷裡——你和阿瑟,不是嗎?你想過沒有這種東西會使羅傑怎樣?」 

  「在他快退休之前,我同他談過這件事,」我告訴瓊斯,「他對此非常平靜。」 

  當我描述了我同霍利斯的最後一次衝突後,瓊斯聽了大吃一驚。 

  「他一定是個硬漢子。』他冷冷地說。 

  終於,西姆金斯看準了機會。 

  「這簡直荒唐,」他尖著嗓門喊道,他那公學口音拖到了極點,「人人都知道你和馬丁老抓住羅傑不放。你到處批評外交部,這個人,那個人,然後四處指責,散佈謠言,八方投毒,這太放肆了。如果要對羅傑提出什麼批評的話,那就是他對你太放任了。」 

  「我要的是真理,安東尼。」我說,竭盡力量保持禮貌。 

  「真理!你並不懂得它的含義。你得學會尊重別人!這是惡意的誹謗!這個人的腳還沒有邁出局機關的門,你就對他的名聲進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輩子也趕不上的。」 

  幸好,帕特裡克·斯圖爾特為我壯了聲勢。 

  「充分發表意見,這很好,安東尼,你只是剛剛才接觸到這件事。」 

  他抓住他輪椅兩邊的扶手,手指關節都變白了。 

  「我們當中有些人為這個問題鬥爭了若干年,這並不容易。這雖不輕鬆,但我們感到一定得這樣做,至少當我們完成了如此艱難的報告時能期望有一點理性的辯論。」 

  但西姆金斯決心繼續對抗。 

  「那美國人呢——你也在那裡放了毒。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所要談論的全是該死的滲透。這真不能容忍。我們將會被全世界當成笑柄的。」 

  「當菲爾比叛逃、布倫特坦白時,你不認為我們是笑柄……?」我回擊道。 

  瓊斯用力地咬著他的煙斗,偶爾停下來劃根火柴點煙斗,彷彿他不在聽這場時起時落的爭吵。過了半個小時,他突然插了話。 

  「好了,這是我的決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們必須把中級間諜的問題作為重點來解決。如果他存在的話,他仍然在這裡。」 

  我點點頭。 

  「嗯,我要求對漢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報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國人知道這項指控的全部內容。我還要讓你們對那些得高分數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後把結果告訴美國人。至於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視著我——「我不改變我的看法,這是荒唐的……」 

  瓊斯宣佈散會。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個人擔負著安全局的煩惱。他是教皇,正試圖調解一個分裂的教會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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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漢利身材高大,紅光滿面,表面上盛氣凌人,內心卻隱匿著靦腆。他自從一九六0年被提拔為C處的處長後.就被人看作是一個潛在的局長。他年齡適當,四十多歲,有一個反應敏捷的文職人員的頭腦,因而博得了白廳對他的喜愛。此外他還有一副粗擴的軍人外表,這使得他在軍情五處的委員會中具有一定的聲望。「哈里特」調查出現時,他正是王儲——肯定接替將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瓊斯。 

  對一個同事進行調查總是痛苦的,對霍利斯和米切爾則又不同,他們是遠離著的人物,對他們的懷疑加重時,他們已接近退休。可漢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們是同時代的人,雖然並沒有想入非非地想成為朋友,可我們一起在各種委員會中和諧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業擺在他面前,而他的未來卻在我的手裡。 

  帕特裡克·斯圖爾特,D 處一科(調查科)和我共同進行了調查。第一個任務是建立一個有關漢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們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後來的事業。對幾十個認識他的人都進行了採訪,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審查為借口來完成的。 

  「哈里特」這件事最難的方面是,調查很快就揭示出,漢利在他的父母親的婚姻關係破裂後有過一個痛苦的童年。他的心靈烙上了強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療。從他的履歷看出,他當時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年輕的官員。這件事漢利在當時就告訴了安全局。 

  漢利找過精神病醫生,這本身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軍情五處的許多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生涯中曾以各種方式徵得意見以幫助他們自己承受起職業機密的負擔。但我們的調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漢利的舊創傷,也許它們能暴露出漢利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瓊斯、斯圖爾特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瓊斯以個人的名義給漢利的精神病醫生寫了一封信,請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萊大街去拜訪了這位精神病醫生。他知道漢利的職業,毫不猶豫地宣稱漢利具有堅定強健的個性,並懂得了如何對付他早年的無能。我問他是否設想一下漢利是個間諜。 

  「絕對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說。 

  在漢利的早期生活當中,沒有任何當過間諜的跡象。大戰前,他在牛津是一個聰明而稍為左傾的學生楷模。戰爭爆發後為了拿學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後他參加了國內防禦部隊的一個探照燈團,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並沒有使像漢利這樣才華橫溢的人大材小用。當時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自尋煩惱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負。 

  他的生活當中引起我們感興趣的第一點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進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俄語速成班的決定。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戈利金都讓我們瞭解到這個學校是克格勃的一個招募場所(但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並沒有一點點證據能證明漢利曾與他們有牽連)。俄語課使漢利第一次接觸俄國人。從那以後,他的經歷似乎不可思議地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達佩斯與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一起為盟軍聯合情報委員會工作過。這個克格勃官員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個招募中級間諜的人。後來,漢利回到倫敦,擔任了國防部與蘇聯武官之間的聯絡官,主要處理回國人員問題。在這段時間裡,他開始與軍情五處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後向軍情五處提出申請找個正式的位置,以後便作為俄國事務的研究官員加入了軍情五處。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編排「紅色樂團」間諜的索引。幾十年後,我才發現這些索引對我們D 處三科的工作是多麼寶貴。 

  不到兩年,漢利被調到波蘭科(D 處二科),他的事業騰飛了。他先到香港去了兩年半,後來又回到E 處(殖民地事務處),以後又當了D 處二科的科長,一九六0 年他作為C 處的處長成了委員會的成員。他的事業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勢頭,然而他的背景上卻有一個可能是間諜的剖面。這個遭受過童年苦難並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嶄露頭角的微妙時期,連續不斷地同俄國人接觸。也許他像布萊克一樣好鬥,俄國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著的仇恨情緒,直到這些情緒被激發成叛變行為。 

  問題在於,帕特裡克和我都不相信這回事,儘管在紙上談起來好像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這與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們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紙上看起來卻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就漢利而言,「好鬥」這種理論有些過了頭。從他開始在軍情五處幹事業時,就被人們看作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儘管他的舉止常常很嚇人,但他的同級和上級都對他有很好的評價。他結婚後與妻子保持著一種親密而忠誠的關係。最後還有這個精神病醫生的證明。 

  間諜活動是一種幾乎不留證據的犯罪行為,因此不管是好是壞,直覺總是在成功的偵破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一個反間諜官員在碰到疑點時,往往需要掌握一個背景,一條線索和一系列巧合,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甚至像狄克·懷特曾說過的那樣,會導致上帝顯靈——即把各種事實彙集到一個結論上的時刻。可是漢利的線索把我們引向這一條路上,而直覺卻把我們引向另一條路上。解決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審訊。我們於是向瓊斯提交了報告。他同意了。 

  提到審問,大多數人的想像應是明亮的燈光下的殘酷場面:穿著襯衫的人們正用進攻性很強的問題折磨著一名被剝奪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後崩潰,倒在地板上飲淚,然後承認事實。實際生活當中的審訊要平常得多。軍情五處的審訊是很有步驟的,通常在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之間進行。中間有休息時間吃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間諜會坦白?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這是斯卡登作為一個審訊員的成功之秘訣。儘管我們在若干年後嘲笑他為我們後來知道是間諜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倫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團」成員卻真正地害怕他。當然,他在審訊室的優勢並不是基於智力或體力,而主要是由於阿瑟·馬丁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提供給他的情況匯報,使像富克斯那類人相信斯卡登對他們的瞭解勝過他們對自己的瞭解。不僅是情況匯報幫助了斯卡登,監聽技術也同樣幫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當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無辜的,直到他們指出富克斯在說謊。這個信息使斯卡登擊敗了富克斯,當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舉止上,集中體現了通情達理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價值——午茶和花邊窗簾——以至於那些被他審問的人不可能把他視為資本主義罪惡的代表,因而他們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漢利是個間諜,這一切對他都不生效。他是一個內行,他太熟悉這些花招了。就像菲爾比一樣,他會眼看著打擊到來。唯一對付一個內行的辦法是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況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準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 

  軍情五處的技術是一個不完善的系統,就像陪審團審判一樣,它仍不失為一種最好的辦法。它的優點是,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並具有承受緊張感的韌性,那麼他是能夠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點是,一個無辜的人往往在詳細的調查中暴露出他隱藏著的弱點,從而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下去。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審判:有時清白要用一生的代價來換取。 

  瓊斯選擇了自己來親自主持對漢利的審問,他知道這將是一次困難的遭遇,而最終漢利的命運是握在他這雙手中,他覺得把這項任務交給任何一個官員去執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證帕特裡克和我可以在萊肯菲爾德D 處一科的工作間對整個審訊進行監聽。 

  一天早上,漢利被通知到瓊斯的辦公室去,並告訴他有人對他進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審訊。審訊是在局長辦公室裡進行的,桌子上公開地擺著一個話筒,記錄是在帕特裡克和我在監聽審訊的房間裡進行的。整個頭一天瓊斯都讓漢利談他的生活。漢利非常誠實,有時是痛苦地做到這一點。他沒有迴避問題,對他的生活和內心情緒的細節也不隱瞞。第二天,我們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細節告訴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動。他同意說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細節,但他平靜地聲明他不是一個間諜,從來就不是,而且從來沒有在任何階段被俄國人或其他什麼人拉攏過,儘管他在布達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個被指控拉攏過他的俄國官員見一次面。 

  對漢利的審訊證明了秘密情報事業是一種搞欺騙和陰謀的職業,許多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具有超乎尋常的性格。漢利就是這樣一個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將要到來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請去接受一次嚴峻的審問,讓逐年的盤問使其靈魂原形畢露。在整個過程當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蹤著他,在他家裡竊聽,在辦公室裡竊聽,現在仍在竊聽。大多數的人都沒法承受住這種壓力,每一個在監聽的人時時刻刻都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漢利是個剛硬的漢子,我們現行的審訊系統是能夠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絲毫損害,從烈火中闖了過來。 

  那天晚上,瓊斯、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和我來到我的俱樂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討論這次審訊。瓊斯在一個角落裡坐下,端著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他雙眼疼痛。每當他一緊張,雙眼總要疼痛。 

  「你們滿意了吧?』他陰沉沉地問。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說。 

  帕特裡克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你們要告訴『流暢』吧,當然……?」瓊斯說。 

  就在此時此刻,漢利自己意外地走了進來。他和我屬於同一個俱樂部,彼此常常碰見,但我萬萬沒有料到他在這次嚴峻的考驗剛剛過去就這麼快到這裡來了。我們坐在一個安靜的角落裡。他緩緩地拖著步子從我們旁邊走過,他沒有注意到我們,他看上去彷彿是受了一場巨大的衝擊,他那張平常紅潤的臉此刻卻像紙一樣蒼白。 

  「哈里特」調查停止之後,瓊斯讓我到中央情報局去,告訴他們軍情五處認為漢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問題上是清白的。這是一項極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報局對米切爾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擺好了進攻的架勢,他們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漢利差不多符合指控這一事實。與盟國保持著關係是最基本的,但這必須使他們對我們的結論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瓊斯同美國人的關係相處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傾向於把這些事讓邁克爾·麥克唐納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為對安格爾頓反感,部分原因是因為英國中上階層反美主義的殘餘思想作祟。狄克·懷特也有一些這樣的偏見。他們都不富有,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並不隱瞞他們在類似的工作中享有豐厚的報酬這一事實。 

  他們兩人都有理由深感對美國人不可信。瓊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從未寬恕過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而狄克·懷特則是因為他在戰爭快結束時在歐洲負責反間諜工作中,與美國軍事集團屢次發生衝突而又從未得到美方的諒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時,美國人竟愚蠢地企圖在任命狄克當局長這件事上設置障礙。 

  歸結起來,他們在態度上有一個基本差別。瓊斯和懷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僕人,把他們的工作看作是白廳秩序井然而又永恆不變的結構的一部分。他們是內行,而赫爾姆斯、安格爾頓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國情報界有一種殘酷無情、無法無天的特色,它使英國情報部門的許多上層集團很不安寧。他們害怕將來會有什麼災難,想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這種聯絡重擔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這樣的一些官員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華盛頓向安格爾頓匯報「哈里特」案件的結果。我們舉行了一個公務式的會議,我概述了調查的過程,並告訴安格爾頓,我們一致認為漢利是清白的。安格爾頓隨後帶我去見迪克·赫爾姆斯,向他解釋我此行之使命。赫爾姆斯說他不希望再多聽了,如果我說漢利是清白的,他就毫無條件地接受我所說的。但是,漢利問題的澄清並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離開赫爾姆斯那裡之後,安格爾頓說,他要同我討論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內線的問題。「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於它不必讓一個疑心重重的人來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劃了這起指控來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爾頓和赫爾姆斯已經懷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國人的控制之中。通過對他所提供的情報進行反覆的分析,發現從波蘭事務到俄國事務,情報的特點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彷彿是俄國人故意地把他們自己的情報拿出來喂「鋇餐」,以便杜絕洩密。軍情五處也同意這種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的故事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級特務的真實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報的真實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後所提供的情報的真實性)產生了一個大問號。中級間諜的故事出現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為了像他們所做的那樣編造出故事的細節,他們需要得到漢利的履歷,惟一能夠利用職權搞到這個履歷的人只有羅傑·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經轉變過來,或者是一個不知不覺的假情報工具,那麼對於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在波蘭控制的其他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波蘭從大戰以來一直就是西方在東方集團的行動中最為持續有效的地盤。在「哈里特」的調查當中,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驚奇地發現,軍情六處控制的所有間諜,長期以來,在軍情六處華沙分站一位秘書所租用的一套公寓裡碰面,在那裡舉行了九十多次會議。我在推測,波蘭情報局和克格勃為什麼沒有察覺到這些次數驚人的會議,其原因是他們正在向我們安插假間諜。軍情六處又一次惱怒,就像他們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樣。 

  許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湧入,使我們所有的人都相信這些叛逃者是被送來欺騙西方的反情報部門的。戈利金的中心論點是,克格勃展開了一場系統的假情報戰役,他們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來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幾乎是在同時,尤里·諾森科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的門階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關於蘇聯滲透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的線索有了出入。 

  諾森科使中央情報局陷人了混亂。他告訴他們,他看過被指控是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檔案。他聲稱克格勃沒有參與暗殺陰謀,並且在俄國沒有同奧斯瓦爾德有過接觸,儘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個絕密的UZ偵察機基地工作過。中央情報局的許多官員認為諾森科的故事當中巧合的色彩太濃了,特別是後來發現他對自己在克格勃的級別和地位上撒了謊。但為什麼要派他來?中央情報局使用了軍情五處從來不能容忍的監禁和體罰來試圖突破諾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們在解開這個謎上仍然沒有絲毫的進展。 

  對於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源「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懷疑也在加深著,他們拒絕透露他們的身份,仍舊在自己的職位上傳遞著情報。他們對諾森科的問題表現出誠意,彷彿想使美國人確信他是真實的,甚至極力支持諾森科所聲稱的假級別。但是如果「大禮帽」和「費多拉」是冒牌貨,那麼他們所提供的關於英國安全部門滲透問題的線索又是些什麼呢? 

  「費多拉」曾提供過指向馬爾特裡的情報,使馬爾特裡受到了災難性的迫害,儘管後來被宣判無罪。「大禮帽」曾向美國人遞送過有關美國武器制導系統詳細文件的複製件,他聲稱這些文件是蘇聯從一個英國間諜那裡搞來的。經過調查後,我們抓獲了弗蘭克·博薩德,此人是航空部導彈制導處的一個官員,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費多拉」和「大禮帽」是安插進來的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了保持他們組織的純潔,就要準備犧牲大量的間諜。還必須說明,如果沒有政府通訊總部的技巧,我們是不可能獲得證實博薩德在為格魯烏工作的證據的。 

  我們處在安格爾頓所說的「鏡中荒野」之中,在這裡叛逃者是假的,謊言是真理,真理卻成了謊言,反射出來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亂。假叛逃者這種設想是一種難以接受的設想,除非你讀了許多歷史書並知道軍情五處在整個大戰期間是如何利用雙重間諜制度的,可現在它只是一種不時髦的理論了。在那些經歷過六十年代的情報官當中,幾乎沒有人不相信我們在那段時間裡成了蘇聯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犧牲品。有些人會就這種花招是否成功或這種花招的規模限度進行爭執和辯論,可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種花招正在被玩著哩!而且,俄國人只有在獲得了軍情五處對這種花招的可靠反饋情況後,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後,過去的真相仍然無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諾森科、「費多拉」和「大禮帽」——全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干擾痕跡。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是一個自覺的假叛逃者,儘管「費多拉」和「大禮帽」肯定是的,甚至聯邦調查局在我退休以後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結論。但我認為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時間裡都被利用過——用潘可夫斯基來影響我們對蘇聯導彈技術的看法;用諾森科來影響美國對肯尼迪刺殺案件的態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費多拉」和「大禮帽」是用來破壞最為重要的英美情報聯盟的一個系統預謀的一個部分,也是用來幫助蘇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製造有關洲際彈道導彈進展工作的假象。 

  我們來考慮一下這三個叛逃者所提供的關鍵情報的時間。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級間諜的情報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後三年這個時候。這正是霍利斯赴華盛頓向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匯報米切爾案件調查結果的時候。要在英美情報關係之間打開缺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軍情五處內部那名未被偵破出的間諜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爾頓對戈林涅夫斯基的懷疑使這個故事沒有造成那種可能會造成的激烈衝突,反而在事實上加深了英美雙方對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懷疑。 

  緊接著,「費多拉」與美國人取得了聯繫,並提供了一個線索,這個線索使我們的目光轉向了馬爾特裡:對另一個核間諜的發現是在英美之間製造最大程度上的緊張氣氛的保證,儘管克格勃做夢也沒有想到軍情五處對檢舉揭發處理得像他們那樣拙劣。 

  數月之後,彷彿是一個配合默契的戰役的一部分,「大禮帽」把我們引向了博薩德。美國武器技術又一次被牽涉到,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國在抗議英國安全部門的弱點時利用美國軍事力量來起積極作用。當我們對博薩德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估計時,我們的結論是,整個先進的美國制導系統實際上都已被出賣了。斯圖爾特事先給安格爾頓一本複製件,上面附著兩個字的備忘錄,內容很乾脆:「救命!」 

  對英國說來很幸運,安格爾頓能保護我們不遭殘殺。但這只是一件控制嚴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識到英美之間的情報交換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中斷。 

  我回到倫敦的那天晚上,安格爾頓和我到亞歷山大利亞區一家小小的中國飯館去吃飯,他的兒子常去那裡吃飯。當安格爾頓感到有必要進行談話時,這個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歡的場所之一。他告訴我,我們在這裡可以確保不受干擾,因為中國人不讓俄國人進來。 

  安格爾頓正處於他的權力的頂峰,儘管他已開始有了一種緊張感。多年來,他一直同中央情報局的蘇聯處展開著一場暗中的官僚戰,以便確保他的反間諜王國能夠獨立和擴大。出乎所有的預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並在中央情報局內部擁有對所有行動和人員安排上的實際否決權。他控制著以色列事務,使中央情報局的特拉維夫站機構膨脹,人員超編。他確保同英國情報部門來往的所有重要通訊都通過他本人,而繞開倫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報密碼,獨立於他認為不安全的中央情報局的通訊之外,雖然我們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王國。 

  卡扎布會議是他的傑出的成就。西方情報部門最出色、最顯赫和最高級的官員,每隔十八個月就要會聚到一起來討論他提出的議事日程——蘇聯的威脅,反情報的作用——並制定生死攸關的未來規劃。在安格爾頓的心目當中,卡扎布會議沒有什麼理由不可能成為創建一個西方聯合情報司令部的第一個決定性步驟,該司令部能夠向蘇聯集團進行挑戰。 

  卡扎布會議與安格爾頓的氣質十分相合。他在極其安全的經過電子技術清查的環境裡,抓住「鏡中荒野」無止境的疑難問題進行搏鬥時似乎顯得最輕鬆。我對這些會議非常支持,它們是十分重要的。 

  賭博是卡扎布會議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每天會議結束時都要打一回撲克牌。安格爾頓對這種遊戲非常精通,儘管我有時能夠讓他輸光。賽馬偶爾也被作為一種消遣。我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紐約召開卡扎布會議期間,安格爾頓成了華盛頓國際賽馬活動卡扎布會議的賭注登記人,主要是猜測賽馬活動的第一天下午從世界各地來的馬的情況。會前,我讓安格爾頓給一匹英國馬押上一百美元的賭注。這匹馬的騎手是前一年的冠軍馬的騎手萊斯特·皮戈特。這匹英國馬並不很引人注目,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這幫人急於讓人看見他們在搖旗吶喊,甚至在最秘密的會議室裡也是如此。很快他們當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賭注。 

  那天下午,安格爾頓就蘇聯長期搞假情報技術問題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大多數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國人方面,都被牽到了賽馬場的跑道上了。一小時以後,安格爾頓的秘書走了進來,神情緊張地遞給他一疊紙條。她從中拿出兩張便條給他,第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房子要賣多少錢,吉姆?」第二張紙條上寫著:「英國馬贏了!」 

  「天哪!』安格爾頓罵道,「我忘了停下賭博活動了。那匹該死的英國馬以十一比一獲勝。」 

  那天晚上,當我們乘中央情報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回國時,安格爾頓在機艙裡慢慢地走來走去,從一大疊一百元的鈔票中拿出錢來付清賬務。 

  「這是我為西方作出的犧牲……」他在付錢時這樣說。 

  但是這種幽默沒能掩飾住他在中央情報局四處樹敵的事實——在蘇聯處,嫉妒他的權力的其他處長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壞的官員當中。赫爾姆斯任處長時,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戰爭迅速改變了中央情報局的面貌,要求緩和的日益濃厚的政治風氣已開始破壞他的王國賴以建立的冷戰懷疑的基礎。 

  冷戰老將比爾·哈維已經走了,因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爾頓也喝得過了頭,他的面色開始蒼白而憔悴。他的情緒也變了,他變得愈來愈內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來愈少了。他似乎很壓抑,好鬥,愈加對別人不信任,人們也愈加反對他。 

  飲酒、抽煙和釣魚是安格爾頓的主要鬆弛方法。巴裡·拉塞爾·瓊斯驚奇地告訴我,說他陪伴安格爾頓到他在愛達荷擁有的一條小河去釣魚的途中,發現安格爾頓每隔一百碼就要在水下埋下傑克·丹尼爾牌啤酒,以便不會缺酒喝。回到華盛頓後,他的娛樂則是養珍奇的蘭花(他是個世界專家),皮革製作,金箔敲制,或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釣餌。 

  安格爾頓和我一直談到凌晨四點鐘。我們研究檢查了叛逃的每一種可能的情況。誰是真的,誰是假的?誰是叛逃的,誰是被派來的?這些線索就像銘記在兒童腦海裡的詩篇。我們兩人都憂慮不安。有許多事都得依賴於對叛逃者作出的正確判斷上——對他來說,總統被刺的事要在這種基礎上解決;對我來說,下一步行動是追捕老鼠,這也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最後我們從亞歷山大利亞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橋,安格爾頓把他的車停在靠近國家公墓的沖繩紀念碑後面。安格爾頓富有滿腔愛國情,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崇敬國旗、民族傳統的象徵等,如沖繩紀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來遠遠地望著它。汽車一輛一輛地從我們旁邊唆唆而過。 

  「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說,這是我聽到他很少幾次談起他的老朋友菲爾比當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來欺騙西方的陰謀,那麼我們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個那幾年,為了盡全力吸引叛逃者,倫敦和華盛頓都有一項自覺的政策。他們被看作是能夠破壞捷爾任斯基廣場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機器的秘密武器。這項政策的一部分是由於內疚情緒而產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馮·彼得洛夫,他們的服務所得的獎賞是很可憐的,他們對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們得了一筆錢後就被趕了出來進了冷宮,只得指望自己竭盡全力來解決生計,大部分叛逃者都無法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內疚還由於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爾科夫和克裡維茨基死去。我們擔心消息傳回東方會進一步阻止那邊的人來接近我們,除非我們做出自覺的努力來顯示叛逃的好處。 

  戈利金叛逃過來的時候,這種政策更加強化了。所有保護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這些措施首先是巨額報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記得有一個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別行動,牽涉到一個叫謝爾蓋·格裡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級官員。這次行動表明了我們準備干到什麼程度。格裡高文在丹麥工作過,丹麥情報部門例行將他的身份告訴給我們,因此我們對格裡高文這個人早就知道。他們還向我們提供了有關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尤其是他有喜歡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聲。情況報告分發到D 處四科,即D 處的間諜管理科,並指示他們對格裡高文的不檢點行為加以注意,因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國人,尤其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在西方同女人接觸時,如果被克格勃安全處,即「SK」抓住了,那麼他就遭殃了。格裡高文這起案件是完全有這種可能性的。一年以後,D 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官員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報。他的一個間諜,《每日鏡報》的一名高級負責人,常常習慣性地同格裡高文在宴會上見面。這位負責人的女朋友說格裡高文與一位朋友的關係曖昧,這位朋友是她介紹給格裡高文的。D 處四科在同D 處一科行動科一起開的周會上提出了這件事,會上同意對這件事的事態發展作進一步的監視。這位反間諜官員奉命鼓勵他的間諜注意這起正在發展的羅曼史。 

  最後,格裡高文同那個姑娘結束了那種關係。當他再次碰到那個給他介紹女朋友的女人時,他問她是否還認識其他的女朋友。D 處一科立即意識到我們的機會到了。如果我們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紹給格裡高文,那麼我們就會在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上來開始展開一次引誘行動。這個計劃呈遞給了瓊斯,他同意了,儘管這次行動對外交部也要保密,因為他們叮能會找借口把這次行動否定掉。D 處四科奉命找一個適合這項工作的女人。他們有一批高級應召女郎,專門用來引誘對方的,最後成功地在宴會上介紹了一個女郎給格裡高文。他徹底地吞下了誘餌,並很快就同這位女郎發生了關係。 

  事情開始走向高潮。他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我們分析了各種可能性。從監視中看見,格裡高文顯然純粹是為了性才對那個姑娘感興趣的,想動腦筋打動他的心弦是完全沒有機會的。這必須進行當機立斷的引誘行動。 

  一次叛逃的各種計劃是很複雜的,需要用若干星期來準備。首先要租一間房子,安裝上雙面鏡和照相設備,然後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證格裡高文決定叛逃後的安全。他有一個家在莫斯科,我們對這些情況都進行了核實,以便在他跟我們講價錢時把他的家屬也偷運出來。 

  這一天終於來了。D 處一科的科長親自負責這次行動,格裡高文和那姑娘來了。我們拍了十分鐘的床上鏡頭,D 處一科的人和軍情五處兩名壯實的官員用萊斯利·賈格爾的一把鑰匙打開了門。 

  「有一個是我們的人……」一科的人說,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門外。 

  格裡高文在這一時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著鏡子,這個克格勃人員向鏡子裡盯著看了一會兒,然後他明白了。 

  「我是個外交人員,」這個俄國人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聯繫……我有外交護照!」 

  他試圖伸手過去拿他的褲子,我們的一個人把褲子踩著了。 

  「這可不是外交人員的行為,」一科的人說,他彎腰撿起內褲,把它扔給那個赤身裸體的俄國人。然後他又談到正事上。 

  「讓我們面對事實吧!你完了,格裡高文。如果他們發現了,會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於思考當中。 

  「你看來似乎更適合在西方。我們知道,我們調查核實過。在美國四年,在丹麥三年。現在倫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對嗎?你為什麼不投奔過來?我們會照顧你的。還有豐厚的養老金。你會很安全的。」 

  俄國人擺了一下手,拒絕了我們提出的條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館通話。 

  一科的人用了兩小時試圖說服他,並告訴他要考慮未來。他將被剝奪一切特權,丟人現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單調枯燥的西伯利亞邊區村落度過自己的生涯。再也沒有外匯收入,再也沒有海外津貼。 

  「我是個外交人員,」格裡高文不斷這樣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談談。」 

  他就像第二次大戰中被俘的飛行員,只會背誦他的姓名、級別和編號。他是一個第一流的士兵,最後我們意識到他不會叛逃。我們把衣服還給了他,然後把他丟在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人行道上。數月的計劃,數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費了。 

  第二天早晨,一個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國大使館,交大使親收。裡面裝有格裡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當天晚上,特別處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員被押送上了一架飛機。我們送了一份報告給軍情六處的莫斯科分站,建議他們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時候設法進行聯繫。但我們再也沒有聽到有關格裡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總是夾雜著悲劇色彩。但最慘的案件要數年輕人納簡斯基的案件——一個改變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貿易代表團的船運組工作,我們早就識別出了他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他是一個言語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與蘇聯政治局的一位高級官員沾了點親戚關係。他第一次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為我們的監視人員看見他在倫敦公園與一個姑娘見面。 

  起初,我們在姑娘身上花了許多功夫,監視人員跟蹤到了她家裡,知道了她在一個並不重要的政府部門裡當秘書,沒有接觸過機密材料。邁克爾·麥考爾去找了這個姑娘,問她為什麼要與一個蘇聯官員會面。她卻堅持說納簡斯基在她身上沒有間諜目的,他們是在談戀愛,她完全不知道他與克格勃有關係。她說他一點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國人,他是一個羅曼蒂克者,而且還很膽小,他常常談起要在西方為自己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D處一科(行動科)和D處四科又一次開會,考慮最好的行動方案。我們決定讓那姑娘繼續不動聲色地同對方保持著關係。同時,我們計劃了一個接近納簡斯基的方法。這項行動顯然不能長期拖下去,那個姑娘已經處在極大的壓力之下,似乎很快就會暴露自己。當然這還得有一筆相當可觀的賞金。雖然納簡斯基本人只是一個低級官員,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在倫敦任職期間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傳價值。當時正是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叛逃的時候,我們知道,一個俄國高級政治家的親屬向西方尋求避難會使俄國人非常難堪尷尬。 

  下一個星期天,納簡斯基將出差到哈爾維奇去。他要陪同當晚要起航的一些蘇聯海員回船。因此,他像平時一樣向外交部申請批准離開八十公里的限區,這一限區是針對所有東方集團的外交人員的。麥考爾帶了幾個監視員坐在哈爾維奇碼頭外面的汽車裡,等待著納簡斯基的出現。納簡斯基從車旁走過,麥考爾叫了他的名字,他遲疑了一會兒。 

  「我們知道那姑娘的事……」麥考爾低聲地說,「我們知道你想留下來。快上車,我們可以談談!」 

  納簡斯基向大街的兩頭望了望,抓緊機會鑽進了汽車的後座。麥考爾把車一直開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們請他喝茶,盡量不多談。我們已經逮住了鳥,重要的是不要使他驚慌。 

  「我聽說你想加入到我們當中來……」我開始問,納簡斯基已經對周圍的一切適應了,他點點頭,開始還有些緊張,後來又穩定下來了。 

  「我們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著茶。 

  「克格勃,你是指這個?」他用極好的英語問道。 

  「我們認為你是。」我繼續說。 

  「你沒有選擇,」他突然悲傷地紅了臉,「如果他們要你替他們工作,他們乾脆就命令你,你沒有選擇。」 

  我舉出我們能做的安排:會有安全保護措施,養老金,以後也許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進行短時間的會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幾個月。 

  「為英國安全局……我知道。」他說,面帶著微笑。他知道這種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們把納簡斯基送到溫布爾頓附近的一幢保安樓裡,裡面佈置了武裝保衛人員保護他。十二小時以後,外交部收到了蘇聯大使館提出的一項要求,詢問他們是否有某位低級外交官員的消息,說這個官員是在從哈爾維奇的例行訪問歸來的途中失蹤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經由軍情五處瓊斯告知了有關納簡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對待這件事,就像他們對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國人的事件一樣,覺得應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他們立即派了一位官員到那幢保安樓去與納簡斯基會談,問他是不是自願申請的,要不要同蘇聯大使館任何人談話。他肯定他的決定是自願的,並且說他不希望同任何一個蘇聯人談話。外交部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蘇聯方面。 

  納簡斯基的妻子動身去莫斯科馬上就被人發現了。第二天,蘇聯大使館要求外交部為納簡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蘇聯能夠通過電話同他談談。起初,納簡斯基不希望同她談話。我們對這種企圖使一個已經非常緊張的人受到更大的壓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堅持外交禮節。 

  這次通話是在以後四天裡俄國人堅持要求的許多次通話當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納簡斯基的妻子,當然還有其他的親屬,他們輪番地哭泣著請求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 

  「想想我們,」他們告訴他,「想想將落到我們頭上的毀滅和恥辱。」 

  納簡斯基開始明顯地動搖了。在白廳、外交部和軍情五處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外交部要允許通話。俄國人卻從不允許我們接觸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們的人,如格雷維爾·溫。可外交部根本不考慮我們的優勢和納簡斯基的利益,只堅持外交往來上的一些細節。 

  「我們不能拒絕家庭人道主義的接觸。」他們說。 

  第四天納簡斯基告訴我們他決定回去。這件事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太多的麻煩。麥考爾試圖指出各種危險,但都沒有用。他就像一個在手術台上的病人,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現在我們能感覺到他在悄悄離去。 

  「你堅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問他。 

  「我要幹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他毫無表情地說,「我已經為我的家庭盡到責任了。」 

  宿命是納簡斯基惟一的庇護所。他是冷戰當中許多不露面的犧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東西方面對面的兩支秘密大軍毀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報迷宮中,那也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迫切需要有一條出路。安格爾頓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帶,他選擇了對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條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宮的建造者請來,幫助我們尋找一條出路。雖然,我開始時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論的狂熱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開始對這一切產生了懷疑。 

  問題是戈利金對他的「方法論」的迷戀。他聲稱,如果讓他接觸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那就會在他的記憶裡觸發聯想,這種聯想會引導他發現間諜。他的這個理論是,他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看到的情報有許多是刪改過的,換句話說,這就是用偽情報源來保護為克格勃提供情報的間諜的身份,如果他閱讀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時,他就可能抓住與他在克格勃檔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點。 

  利用戈利金有兩種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論,允許他支配反情報政策的整柄劍;二是繼續從事那種試圖從他那裡淘出事實的金屑來的惱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報告裡的情報,一個間諜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後再用反情報的正統方法對它們進行調查。 

  戈利金是極有用處的,西方反間諜機構成功地從他那裡獲得了這些有事實根據的線索。這就是我們怎樣抓到瓦薩爾,怎樣使馬塞爾·查利特發現了喬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報也是一樣。凡他堅持的所看到或聽到的東西總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實可信。例如,毫無疑問,他參加過謝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會,會上建立了負責假情報行動的D 處。但是,他根據自己知道的一點東西來推斷並發展廣泛的理論時,或企圖把在他叛逃後發生的事與他的理論相吻合時,那麼他的這些情報就是災難,例如他那關於搞四十年假情報的偉大計劃以及中蘇分歧的說法就是這樣。 

  戈利金在軍情五處的支持者佔大多數,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廣泛的理論決裂了,也不再嚴守他的方法論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樣的低級官員還在相信他的理論。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擔任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時,負責同戈利金聯繫。 

  但在華盛頓,情況就完全不同。安格爾頓把「方法論」的鉤、線和釣絲錘都吞了下去,允許戈利金自由翻閱中央情報局的檔案,胡亂指出叛徒。這樣做常常使他的決定站不住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此外,還導致反情報工作出現極大的錯誤判斷。一大批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受到了不公正的懷疑,其事業遭到了毀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蘇聯處處長戴夫·墨菲。由於戈利金的線索,如此之多的各種官員受到懷疑,到頭來,情況愈來愈糟,以至於中央情報局決定用解散蘇聯處來作為排除這種懷疑的惟一辦法,並用一批全新的官員來重新開始工作。顯然,這是一條走出迷宮的路,但這並不能彌補全局士氣風貌上的損失。 

  雖然軍情五處避免了中央情報局的過激做法,但戈利金還是很不好對付的。他過分自大,認為對所有的叛逃者都要遠遠保持著距離,讓他們自食其力,盡可能少地給他們反饋,使他們不能夠對自己在情報部門活動中的意義作出評估。自從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來英國時,我們就向他敞開胸懷,我同別人一樣對此負有責任。當米切爾案件開始時,經霍利斯和瓊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麼事都告訴了他。他甚至按照一個著名的契卡情報官員的名字,為米切爾案件選了一個代號「斯皮特斯」。他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在追捕一個高級間諜,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給我們的情報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緊張,而且幾乎是歇斯底里的氣氛中度過的,到處都瀰漫著叛變的腥味。我們是怎樣靠著他的理論帶來了恐懼,這是顯而易見的。 

  但毫無疑問,他對西方的滲透情況是知道的。英國、挪威和法國的記錄都證明了這一點。但由於我們太性急,以致沒法得到他所有線索的一個完全沒有訛誤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一九六七年,潮頭終於衝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會議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召開時,他應邀去講話。所有到會的人都迫切期待著他的出現,因為在過去的五年裡,有那麼多的東西是從他那兒來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樣趾高氣揚,他很快就西方情報部門沒有正確地理解他的材料這個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我知道更多的間諜,」他叫喊道,「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同我合作呢?」 

  他著重談了英國,他聲稱許多滲透還未被發現,只有他才能找出來。瓊斯臉上帶著微笑,這種笑是他專門用來對付那些討厭的人的。他一貫憎恨在大庭廣眾當中張揚家醜。他最後終於耐不住了。 

  「你要什麼?」他問道。 

  「檔案……接觸你們的檔案。」戈利金回答說。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歡看的任何檔案。我們倒要看你是否能給我們點什麼東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過來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過來,當時倫敦正是冬天。他陰鬱地告訴我,他一生當中見到的風雪實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萊頓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裡。麥考爾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為他理家並與他作伴。每個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裝一包檔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送到他那裡,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給他時,曾警告他不要做筆記。瓊斯和我都擔心,在他的「方法論」背後的部分動機,是從西方情報機構裡收集盡可能多的情報,為了某種未知的將來的目的。 

  「當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個行家,我懂這些。」 

  戈利金鑽到軍情五處最秘密的檔案裡過了四個月。邁克爾·麥考爾到格林·米爾斯銀行取出了一萬英鎊的現款,裝在一個小手提箱裡,帶去給戈利金。 

  雖然花了這麼多的錢,但戈利金給我們提供的東西卻少得可憐。瓊斯曾要他攤牌。當然也有些有用的東西。他研究過「維諾納」,並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時間的知識,補充了幾組。他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的檔案,查看入學者的各種材料,看看有沒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們甚至還搞了一次聲音測試,參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興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從他們所用的習慣用語中發現他們有沒有克格勃指揮官的俄語詞彙。這個辦法雖然很高明,但從未收益。最後,我們決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關閉這所學校。 

  然而,在關鍵的領域裡——他能否在滲透問題上弄點眉目出來——他完全是個失敗者。他對斯克裡普金的指控補充了一些細節。他的確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論。他花了若干個星期研究「維諾納」通訊,看看能不能幫助我們識別出未知的匿名者。有兩個人特別使他感興趣——戴維和羅莎——根據已破譯的電文,這兩個人顯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許是兄長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參與「維諾納」通訊工作的軍情五處的官員的檔案都給他看。一天他宣佈他有了答案。 

  「你們的間諜在這裡。我的方法論發現了他們。」他陰沉地說,像法師一樣用手指指著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兩份檔案。我對這兩份太熟悉了,是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的。 

  「別荒唐到了極點,阿納托爾,」我說,「維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麼扯到這種結論上去的?」 

  「他們是猶太人。戴維和羅莎是猶太名字……」 

  在我聽來這就像克格勃的反猶太主義,我不禁想起如果這裡是中央情報局,我是安格爾頓,那麼維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經根據戈利金毫無根據的解釋被列入間諜名單了。 

  戈利金「方法論」的主要問題是他解釋檔案時彷彿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樣。他查找搞錯了的行動,或個別官員的錯誤。 

  「這個人現在在哪裡?」他會問。 

  「還在原來的地方。」我會這樣回答。 

  戈利金好幾天都不說什麼了,然後又宣佈他敢肯定哪個人是叛徒。 

  「但為什麼,阿納托爾?」 

  「因為在克格勃裡,失敗是一種嚴重的罪過。你不會再獲得信任,這使人不快,也許這時他就想到轉變。」 

  他從來不懂西方文化,由於未能一帆風順地見到斯大林,他的事業失敗了,因此被驅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測西方的任何一個人都會以同樣的方式採取行動。 

  「但在西方不是那樣,」我常常告訴他,「我們在這裡不會那樣干——只是在聯邦調查局才會發生這種情況。」 

  戈利金會顯得惘然若失。他是一個幾乎沒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納托爾,我們在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們還不知道誰是間諜,你的猜測對我們一點兒幫助也沒有。」 

  他看著我,又看看檔案,彷彿要讓我因為懷疑他而感到內疚。 

  「你知道什麼,彼得,」他叫喊起來,「你沒有像我那樣在捷爾任斯基廣場上呆過。」 

  如果不是他的虛榮和貪婪,他會是個真誠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國人那樣會有突如其來的悲傷。我記得,有一個下午,我把沃爾科夫的檔案拿給他看,當他知道這個企圖叛逃的人的檔案最終落到了金·菲爾比的辦公桌上的故事後,他開始哭了起來。 

  「你們怎麼能這樣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問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的。 

  麥考爾和我顯得慚愧,但卻沒能辯解。 

  在他的停留期間快結束時,我們談到了假情報以及我們檔案室裡千篇一律的情報。戈利金是一個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和對細節的準確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報界的出類拔萃之輩。他離開之前,交給我們一份厚厚的打字稿,這是他親自用一個手指頭在一台老式的奧利維蒂牌便攜式打字機上辛辛苦苦打出來的。他告訴我,這是一部關於假情報的權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檔案室,我期待著他的每一個字的時候早已過去了,我甚至不高興去讀它。 

  我又見到戈利金時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紐約。我們在中央公園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午飯。這是一個令人難過而又詭秘的場景,戈利金仍在談他要建立一個專門研究假情報的研究所的計劃以及他所發現的新線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湧入西方——像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的情報雖然不那麼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現在是一個事過境遷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他最近正遭受著不幸的折磨。他最喜歡的女兒成了西方最腐朽的事的犧牲品——吸毒——並且已經自殺了。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戈利金責怪自己。 

  午餐後,我們在冬天那明朗的陽光下一起走過中央公園。他要我去看看他在紐約州北部的農場,但我告訴他我得回倫敦,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你想回家嗎?」我們快分手時我問他。 

  「哦,不,」一陣不尋常的停頓之後,他才回答說,「他們不會寬恕我的。」 

  戈利金不怎麼談到俄國,但它顯然在他的心中。 

  「想家嗎?」 

  「有時想……」 

  我們道別了。他穿過雪地走遠了,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就像所有的叛逃者一樣,戈利金感到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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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由於戈利金不能對滲透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資料,軍情五處因此陷入了迷津。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搜尋可能存在的高層間諜(因為「流暢」委員會認為羅傑·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動被擱置起來,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獵取中級間諜。漢利的問題一經查實,就失去了明顯的前進目標了。我們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純屬虛構而放棄搜尋中級間諜呢,還是在類似漢利這樣情況的一些人中間繼續尋找嫌疑犯?如果我們假定戈林涅夫斯基關於中級間諜的故事是虛構的話,那麼我們假定的這個圈套是為了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其他中級間諜身上引開呢,還是從高級間諜身上引開?這兩種情況是都存在的呢,還是都不存在?什麼都不干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臘悲劇裡的演員那樣,我們沒有真正的選擇,只得繼續擴大調查範圍,四面出擊。 

  下面一個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裡·史蒂文斯(化名),一個性格外向、天資聰穎而又帶點惡作劇式的幽默的官員。史蒂文斯的情況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個比漢利更深的波蘭背景。他有一半的波蘭血統,而且他已爬到了漢利原先的職位上,成為軍情五處波蘭科的頭。在那裡,他對他母親的國家的語言、歷史、文化的廣博知識使得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諷刺意味,或許可以說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談話的官員,也是第一個聽說中級間諜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訪古曾科一樣,這是不是另外一個巧合? 

  和漢利一樣,史蒂文斯也穿過軍裝,也和克格勃的一個官員有過接觸。這個克格勃官員據戈林涅夫斯基的揭發進行了這次招募活動。漢利和史蒂文斯兩人都參加過一九四五年的加爾各答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史蒂文斯作為軍事翻譯派給斯大林,為他把俄語翻譯成英語,一直到斯大林對他講的俄語中所帶的波蘭口音不滿才把他撤換了下來。 

  和漢利一樣,史蒂文斯也接受過精神病治療,於是我再一次謹慎地去訪問哈利大街。但是漢利曾把他的職業的性質告訴醫生,而史蒂文斯則從沒有作過有關他在國家安全機關供職的任何暗示。 

  「我不會想到他有足夠穩定的精神狀態來幹這種工作。」醫生說。 

  「你覺得他可靠嗎?」我隨便問了一句。 

  「他非常聰明,」醫生回答說,「但是我認為他的聰明有時會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點『沃爾特·米蒂』,我認為你不能總相信他所說的話。」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懷疑當初是否應該把他招進來。這事看起來很難說清。他是一個很好的官員,對情報機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歸根到底,仔細審查的話,這個人本來就不應該允許他進情報部門。精神病問題只是全部問題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擔心的是他的波蘭背景。根據他的工作履歷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許可下定期去波蘭度假,並看望他的親屬。他的一個和他關係特別親密的舅舅是波蘭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他們倆還偶爾在倫敦會面。軍情五處通常對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國共產黨略有牽扯的申請者一概不予錄用。對於這樣的一個組織,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而且,像他這樣一個人同中級間諜的調查有聯繫這個事實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為他為了洗刷自己,就必須通過一次徹底的審查來證明他是清白的。而由於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鐵幕後面,進行這樣一次審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盡力進行一番調查之後,史蒂文斯被召喚來接受審訊。這次審訊由我和帕特裡克兩人主持。帕特裡克是個獨眼的廓爾喀軍官,是D 處三科的審訊員。 

  自從他第一次聽到戈林涅夫斯基講的關於和波蘭人聯繫的中級間諜的事以後,史蒂文斯就對受傳喚有所預料。他在進攻和防守兩者中變來變去。他神經質地凝視著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他承認這種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並且承認具有他這樣背景的一個人被像軍情五處這樣的組織錄用是件離奇的事。 

  「我老在想,總有一天人們會記起我是半個波蘭人,」他說,「我想這次審查我是過不了關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不過,如果這可使你寬心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決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瓊斯。」 

  他明顯覺得,無論審訊如何進行,他是不可能取勝的。和漢利不一樣,他不能指望走過煉獄而不傷筋骨。 

  三天後的一個上午,他冷峻地走進房間,坐在對著我的那張桌子邊上。 

  「是我對你說些什麼的時候了,」他說,「我已經決定坦白……」 

  我給吉姆遞了個眼色,他立刻開始做記錄。這只是個附加的預防措施,因為所有的談話我們都錄了音。 

  「是的,」他繼續說,「多年來我一直想把這件事對什麼人談談。你是對的……我就是你們正在找的間諜。」 

  他扭彎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動著,好像在流淚。但這樣只持續了一小會兒,後來他抬起了頭,兩眼直視著我。 

  「你真是這個意思嗎,格雷格?」我問。 

  「你們有證人,不是嗎?」 

  「你知道你必須對處裡有個交待嗎?」 

  他點點頭。我斜過身去告訴吉姆,讓他去通知局長的安全官湯姆·羅伯茨,並安排特別處立即派人來。史蒂文斯和我相對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問題,剎那間都變得多餘了。 

  「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說,聲音非常清楚。 

  我告訴他,在湯姆·羅伯茨到達之前,最好什麼也別說。吉姆·帕特裡克回來了,我們悄無聲息地坐了一會。然後,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開始抖動了。有一陣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許會一下子垮下來。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該死,」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叫局裡的醫生來守在一邊的。」 

  接著,他突然爆發出了一陣大笑。 

  「你們真的相信我說的,是不是?」他說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難堪,只覺得臉上發燒。 

  「我不太清楚……」 

  「你們想要一個間諜,是不是?我想我能給你們一個。我知道,我總歸要給開除的。」他說著,突然間滿臉通紅,反正玩笑已經開過了。 

  「我想我們不應該在這兒討論這種事情,」我回答說,「湯姆·羅伯茨馬上就要來這兒,你可以向瓊斯解釋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況來看,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現在正在試圖撤回它)。我覺得我非常瞭解史蒂文斯,相信這只是個惡作劇。可是他幹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這場調查中倖存下來的機會幾乎肯定是失去了。 

  瓊斯聽到此事後感到震驚。他是個律師,一向對軍情五處處理問題的圓熟手段十分稱頌。 

  「你認為怎麼樣?』當我回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問我,「是假供還是後來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觀點,」我回答說,「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認為這個中級間諜的指控純屬捏造。我只認為他神經有點不正常……」 

  瓊斯咕嚕了一聲。對於他這樣一個穩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總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認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訴他我們在審訊前核對過錄音。 

  「我甚至也讓史蒂文斯核對過譯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這樣說的。」 

  「別指望我們再留用他了,」他咬著煙斗自言自語地說,「這個人顯然精神不健全。波蘭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這種事情要是上了報的話……」 

  他揮了揮手讓我離開。 

  不到一個小時,格雷戈裡·史蒂文斯就被解職了。他和瓊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鐘,然後湯姆·羅伯茨把他帶到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連他的辦公桌也沒來得及清理。 

  幾天以後,阿瑟來看我。自從他到軍情六處後,我們難得見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懷過去的事情。他想要瞭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們過去在D 處是好朋友,並且因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長許多,因此史蒂文斯對他幾乎是懷著一種父親般的感情。 

  「你們非得要這樣做嗎?」他問我。 

  我對他講了關於中級間諜、撤回供詞以及困擾著我們大家的種種混亂和懷疑。 

  「我們還能幹什麼呢?」我問,「我們怎麼能叫白廳去搞他們的審查,而對我們自己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呢?」 

  「我們大家都中邪了。」他輕聲說。 

  格雷戈裡·史蒂文斯的離職使辦公室籠罩在巨大的悲慼的陰影之中。他是個受歡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責備。除了一小部分高級官員外,沒有人知道導致對史蒂文斯的調查的前因後果、懷疑軍情五處高層滲透的漫長歷史、布倫特的供認、「流暢」指向羅傑·霍利斯爵士的結論的可怕秘密、以及獵捕中級間諜等等。 

  流言開始在局裡傳播,說是D 處三科正在進行一種內部的審查清洗,像史蒂文斯這一類官員正是這種清洗的犧牲品,還有人把這稱為蓋世太保。一些年輕的職員開始在飯廳裡迴避我。同我的許多同事間的隨便交談也越來越少。我們這些和搞滲透問題有關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們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軍情六處,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後,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領導人克利斯托弗·菲爾波茨負責反間諜處的工作,那正是「流暢」計劃出台的時候。菲爾波茨大體上具有那種傳統英國情報機構裡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個有魅力的舊軍人,喜歡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圍巾和領花。他是個嚴於紀律的人,認為在菲爾比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奧吉亞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掃。儘管狄克·懷特盡了最大努力,軍情六處還仍然處在由菲爾比、蘇伊士運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創傷的恢復當中。要在機構內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對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員作一番徹底的審查。那些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他們的背景情況的人必須離開,這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懷疑最終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支持「流暢」行動,在「世紀大廈」內部積極實施自己的審查計劃。至少有八個高級官員在菲爾波茨上台後被迫辭職。比如說,有一個官員的被迫辭職,是因為他和麗棋·弗裡德曼保持著長期的曖昧關係被發現,而又從來沒有對局裡說清此事。弗裡德曼是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爾比成為蘇聯間諜的。另一個被迫辭職的高級官員是由於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過共產黨。還有幾個曾經上過三軍語言學院的高級官員,也因為無法把自己的來歷交待得前後一致而決定離開。甚至尼古拉·埃利奧特也受到了審查,因為在他最後去貝魯特索取菲爾比的供詞前,他一直是菲爾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爾比曾設法從他那兒得到情報。但是經過長時期的審訊之後,埃利奧特向他的審訊人阿瑟·馬丁證實了他的清白。 

  沒有一樁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為情報部門中正常的審查規章在那麼長的時間裡被棄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諸實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們把對軍情六處內部清洗的罪名歸在軍情五處,特別是歸在像帕特裡克·斯圖爾特和我這樣的人頭上,許多人覺得軍情五處借了菲爾比叛逃事件來算舊賬。 

  自從我審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後,我在軍情六處的某些部門內就不受歡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軍情六處那班老將結下不解之仇的還是埃利斯的案子,而這冤仇恰好是我獲得成就的標誌。 

  同菲爾比案件一樣,埃利斯案件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造成了長時間的摩擦。它一開始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的叛逃引起的。當時軍情五處著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爾特·克裡維茨基提供的情報。克裡維茨基的情報中有關於一個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爾·馮·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況。克裡維茨基宣稱:彼得洛夫在戰前曾是格魯烏第四局的一個重要的諜報人員,在英國和德國都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他在這兩個國家活動,並作為雙重間諜同時為德國和俄國服務。 

  軍情五處對找出誰是那些情報的供應者產生了興趣。因此,他們研究了馮·彼得洛夫的檔案,並發現了一些戰爭結束時德國情報局官員所作的一些情況匯報。德國情報局官員證實了彼得洛夫作為他們的間諜受著他們的管轄,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樣為俄國人工作。有幾份報告提到馮·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關裡有個內線,此人得到我們的作戰指令及重大行動的細節,如我們對連接希特勒和他駐倫敦大使裡賓特洛甫的秘密電話的竊聽情況。有一個德國情報局官員甚至記得彼得洛夫的那個內線的名字,他是一個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亞人,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有一個俄國妻子。 

  查爾斯·「迪基」·埃利斯當時是軍情六處的一個高級官員,剛從軍情六處遠東事務負責人升任為負責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動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軍情六處,當時,他以巴黎為基地,負責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間諜。就在這期間,他招募了一個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間諜。 

  戰前的白俄流亡者社會是一幫靠不住的保皇黨人聚成的烏合之眾。當軍情五處提出對埃利斯的懷疑時,軍情六處否定了他是個間諜的任何可能性。他們堅持說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為保護他自己而撒謊。無論如何,埃利斯是自願選擇提前退休並打算返回澳大利亞去的。由於對菲爾比的懷疑逐漸增多,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關係已緊張到瀕於破裂。新任軍情五處局長的狄克·懷特,為了不再激化這種緊張關係,同意擱置埃利斯案件。於是這個案子就放在了檔案室變霉,直到我接手D 處三科的工作為止。 

  在菲爾波茨當上了反間諜處的頭之後,我以一個「流暢」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問他是否打算支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聯合調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終了結。他去找了懷特,懷特表示同意。於是,我就和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一個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輕反間諜官員一道開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難,是要想法確定他是為德國人工作還是為俄國人工作,或者是同時為兩國工作。早些時候,當我們追蹤戰前竊聽希特勒同裡賓特洛甫之間通話行動的記錄時,我們證實了德國情報局官員所敘述的故事。當時負責整理竊聽記錄的官員就是埃利斯。問題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報時,是否知道他是一個俄國間諜,還是以為他只是為德國人工作。 

  最初使我確信埃利斯始終是個俄國間諜的,是德國情報局官員分發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談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構裡的內線是埃利斯上尉。這份報告照常規送給了反間諜處的金·菲爾比。他在頁邊的空白處草草地寫下:「這個埃利斯是誰?NFA 。」意思是「到此為止」,然後把它埋進了檔案夾。當時埃利斯的辦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幾個門。依我看,一向目光銳利的菲爾比發生這樣的疏忽,是最值得懷疑的。 

  在菲爾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經歷之間存在著許多有趣的聯繫,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爾比受到懷疑後的一年內,埃利斯申請由於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亞,擔任了澳大利亞秘密情報處——澳大利亞收集海外情報的機構——的顧問。一個澳大利亞人向他匯報,貝利亞的親信弗拉基米爾·彼得洛夫選擇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運氣,即將叛逃。一聽到這消息,埃利斯幾乎是立刻返回英國並和金·菲爾比接頭,儘管莫裡斯·奧德菲爾德特別警告他不要這樣做。沒有人知道他們討論了些什麼。但從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亞受到了懷疑。當他覺察到他在蘇聯大使館的保險箱讓人撬開過之後,他立即把他預定叛逃的時間提前。在莫斯科派來的那兩個克格勃壯漢帶他回國的前兩小時,他機警地逃脫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離開澳大利亞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總是設想,他認為那個即將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個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馮·彼得洛夫,而後者知道他叛變的秘密。 

  我們查看了他的戰時檔案。他在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裡被稱為「無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國的「維諾納」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蘇聯操縱著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內部的一幫間諜。但儘管我們絞盡腦汁地試著把埃利斯和每一個代號對號,也始終無法確定他到底是哪一個。 

  我進一步回溯到戰前時期,搜尋埃利斯和蘇聯來往的更確切的線索。當時我正在研究戰前時期,把它作為D 處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讀了伊麗莎白·普裡茨基的自傳《我們的自己人》。這本書寫了她作為盧德維克·普裡茨基妻子的生活經歷。盧德維克·普裡茨基也叫伊格納斯·頓斯,是「偉大的非法者」集團中的一員。他曾在蘇聯格魯烏四局的指揮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過,在他拒絕前往莫斯科並且叛逃後被暗殺。我第一次讀這部書時用的是英文譯本,但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譯本上沒有出現的一段很不尋常的敘述。伊麗莎白·普裡茨基說,在二十年代末期,盧德維克有一個位居英國情報部門上層的間諜。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訪普裡茨基夫人。這位相當厲害的夫人,對關於她丈夫過去事情的回憶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並且,對所有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都心存懷疑。我繞著圈子說了一通之後,提起了她書中的那一段話。我壯著膽試探地說,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錯了,大概這個間諜是菲爾比吧?她變得相當惱火,吵吵嚷嚷地說我無知。 

  「那不是菲爾比,」她急促不安地說,「盧德維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揮過這個間諜,那時菲爾比還在軍校唸書呢!」 

  「你能認出這個人嗎?」我問道,掩飾著我的興奮。 

  她開始推諉。她對我說,她現在仍然忠實於「自己人」,決不會告密。 

  「哦不,」我告訴她,「不是那麼回事,我們需要瞭解這事只是為了充實檔案。」 

  我從公文包裡拿出二十張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張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認識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她對我說,「但我肯定這是個熟人。」 

  我乘公共汽車離開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見一個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蘭人亨利·皮克的遺漏。亨利·皮克曾以一個蘇聯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動,戰前在英國招募了幾個間諜,其中包括在英國外交部擔任譯電員的約翰·赫伯特·金。伊麗莎白·普裡茨基提議我去拜訪皮克太太,或許皮克太太能對她挑選出來的照片提供一點新情況。皮克太太同普裡茨基太太屬於同一類型,並且顯然對我的倉促來訪已有戒備。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絕說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條線索了。伊麗莎白·普裡茨基在她的書中談到理查德·佐爾格在二十年代末到達英國的情況。佐爾格是蘇聯「非法者」的一個重要人物。二次大戰期間,他在中國和日本建立了一個歷史上最重要的間諜網,那次去英國的使命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她告訴我,她不知道更詳細的情況,並且明顯地試圖阻止我去訪問佐爾格的遺蠕克裡斯蒂娜。她住在紐約附近一所女子學校裡。我打電報給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史蒂芬·莫佈雷,請他去拜訪這位太太。 

  克裡斯蒂娜·佐爾格雖給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後的一塊,但卻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畫面。她確實記得佐爾格的使命,說他是去同一個非常重要的間諜會面的,雖然她對這個間諜的身份一無所知。她回憶起了一個片斷——一次在倫敦的一個街角的會面。她同裡基一起去和那個間諜會面,但是裡基讓她遠遠地站在後面掩護他,以免遇上麻煩。那麼她能不能認出這個人呢?史蒂芬問她。她曾見過這個人,但沒有看得很清楚。他給了她那些照片。 

  「這個人看上去眼熟,」她說,「但我不能斷定,畢竟是過去那麼多年的事了。」 

  這張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後,我們審訊了埃利斯。他已經老了,聲稱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溫和的方式進行這次審訊。好幾天,埃利斯否認一切,大吵大鬧,指責所有這一切都出於同事間的嫉妒。但是,當我們拿出證據——德國情報局官員的報告和竊聽電話和訓誡章程時,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後,他回到了設在老國防部地下室、被稱為055 號房間的審訊室,手裡拿著一份打好的文件。它類似於一份供詞。他聲稱他是早年在軍情六處供職時被捲進去的,他當時在既沒有受訓又沒有錢的情況下給派出去幹外勤的。為能夠得到更多的情報作為交換,他開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齊蘭斯基提供關於軍情六處工作計劃的零碎消息。而齊蘭斯基同馮·彼得洛夫有聯繫。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不久,他就受到了訛詐。他說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錢,所以他同意向齊蘭斯基提供更多的情報。 

  埃利斯的供詞避開鋒芒,小心仔細地掩飾了實質性問題,諸如他送了哪些情報,送到哪裡去了等等,因此,在審訊中我們要求他說清楚這些事情。他承認曾送出英國情報機構作戰指令計劃的詳細內容,並洩露過竊聽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之間專線電話的情報,儘管他知道這些材料將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國。(德國情報局的情報,一部分是來自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他們在荷德邊境中了蓋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國抓獲。我們一直到戰後才能同他們談話。他們在接受審訊時說,他們非常奇怪德國情報局怎麼會對軍情六處的情況知道得那麼多。)我們問埃利斯什麼時候中斷和白俄流亡者的聯繫的,他承認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戰爆發後。 

  埃利斯是個貪財而狡詐的人。他坐在那裡,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蒼白,大腹便便,但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表示一點歉疚。我能夠理解一個人可以為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而選擇蘇聯,但無法理解他在戰爭期間居然為了幾英鎊小錢而把自己的同事出賣給德國人。我告訴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間給抓獲的,他早就被絞死了。 

  埃利斯顯然以為審訊已告結束,但實際上還剛剛開始。我說,我們要知道有關他和蘇聯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們面前搖晃了一下,然後發起反擊。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和共產黨……」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們引導他回顧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亞之旅,他倉促返回倫敦,以及這些活動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時間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認,甚至在有關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動的謊話被一再戳穿時也是如此。同樣,我們對他說可以免於起訴,但也不能使他改變主意。儘管這樣,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國人有關係。 

  邦尼·潘切夫和我寫了此案的結案報告。我們的結論是,依我們看,埃利斯肯定為德國人做過間諜工作,包括在大戰期間;同時我們還相信,他還在一個長時期中充當俄國情報機構的間諜,直到他被從接近秘密的崗位上調離。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批准了這個報告,並把它提交給了狄克·懷特和他的副手莫裡斯·奧德菲爾德。 

  奧德菲爾德是個靦腆的好人,深諳反間諜工作的原理,但卻缺乏對人的品質的判斷力。起初他懷疑埃利斯的供認的真實性,直到最後潘切夫給他放了審訊時關鍵對話的錄音他才相信。儘管我們揭露了一個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時覺得好像受到責備的反倒是我。奧德菲爾德鄙視因菲爾波茨搞的審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氣氛,竭力敦促狄克改變主意。埃利斯已經供認,這個事實看起來根本沒有觸動他的思想。對他來說,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對調查的氣候有了轉變。我急切地想使「流暢」的某些結論在兩個情報機構內部得到更廣泛地傳播。我確信,這是我們能夠重新統一意見,繼續工作的唯一辦法。在當時,人們根本不瞭解這些案件。在他們眼裡,我們的活動就好像盲目的麥卡錫主義。D 處三科成了如此龐大的部門,包括了「流暢」和D 處三科對三十年代的研究課題。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級官員對它在取得人力物力來源的優先地位產生了不滿。因為他們無從判斷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這種不滿日益增長,他們指責我懷疑每一個人。如果這種攻擊是公開的,瓊斯則出面為我辯護。有一次他轉過身來對攻擊我的人說:「彼得的工作就是懷疑。」像安格爾頓一樣,我意識到我的仇敵正在成倍地增長著。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感覺。在當了多年的獵手之後,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獵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寧代爾文官學院舉行的由軍情五處高級官員參加的年會上,積聚起來的怨忿終於爆發了。許多官員對我,對D 處一科(調查)的有關人員,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發起了兇猛的攻擊。他們質問,D 處三科幹過點什麼好事?他們說懷疑的空氣破壞了同事之間相互信任的紐帶。他們說無辜的人在受苦。 

  「誰是無辜的人?」我說,「那是撒謊。誰?你們說出名字來!」 

  我的手腳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說多了,又不能說少了。我只得強調我們所做的有關案子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經瓊斯親自批准的,以此來保護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對他們把追查滲透問題的歷史過程解釋清楚,他們是不可能理解的。 

  後來,我籲請瓊斯根據「流暢」的估計發一個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級情報官散發的綱要,其內容是:大戰以來對滲透問題不斷發生的指控;將這些指控和某個已知間諜(無論他在哪裡)對號;指出至今仍有大量無法解釋的指控。瓊斯甚至連想都不想就把它否決了。 

  「如果我這樣做,彼得,」他說,「那會毀掉我們的,我們將再也不能恢復了。」 

  「但是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倫特是間諜。如果不告訴他們某些事情,他們又怎麼能夠同情和支持我們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說,「沒有人知道還更好些。」 

  「可是我們怎麼開展工作?」我問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來我們情報部門工作。他們聽錄音,看工作檔案。但是他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而這又是我們這裡最重要的課題。你怎麼能指望他們靠謊言過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對它,否則你也無法去幹這個工作。 應該向人們說明情況, 解釋清楚我們的工作來由。對他們說:『瞧,有這麼多缺口,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工作的原因。』」 

  瓊斯根本聽不進去。他有時會像這樣固執,雖然並不總是這樣,但這一次確實無法通融。 

  最後我問他:「那我怎麼辦?面對這樣的敵意,我怎麼在這兒繼續幹下去?」 

  瓊斯突然變得冷酷:「這就是你坐在那裡評判別人的是非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九六八年,漢利的問題澄清後,他被任命為反間諜處的處長。自從上一年那件傷感情的事件之後,漢利和我幾乎不說話。他雖然從沒說起過,但是我能看出他為我作出調查他的決定而責怪我。他一上台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起初是公開地給我難堪。 

  「哦,彼得,」他用一種嘲弄的口吻說,「又來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論。」 

  但是後來他的攻擊越來越劇烈。他開始處心積慮地把人力和物力從D 處三科調開。開始時我被迫反擊,到瓊斯那裡去告狀,把人重新要回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這樣鬥。D 處三科的研究任務行將結束。唯有高層滲透問題懸而未決,擱在一邊已經三年多了,而且沒有跡象表明要重整此案。連年的緊張工作損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該急流勇退了,回去幹我的生平第一愛好——務農。 

  我決定在我退卻之前至少應該和漢利來一次正面交鋒。我去見他,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麼要想方設法把我擠走。他聲明不存在故意為難的問題。只是因為D 處三科太龐大了,並且指責你們的呼聲也在日益高漲,說你們忽視了像對大臣的安全狀況作出估價這一類雖不起眼,但又相當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給我一個人來做這些案頭工作吧。」 

  但漢利卻拒絕了。 

  「我知道我是個蹩腳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認,「但是你能肯定這樣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你忌恨這類工作嗎?」 

  他的臉唰的一下紅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但是否認個人經歷影響了他的判斷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幹的吧?」我說,「你看過那份檔案沒有?」 

  窗紙給捅破了。我回到辦公室找出調查哈里特案件的檔案,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漢利看:「流暢」報告引起的對中級間諜的搜捕;獵取高層間諜一案的擱置;D 處三科的調查;沃森和普羅克特案件;有關的調查;訪問他的精神病醫生等等。 

  「真沒想到,」他一邊翻看這些檔案一邊說。 

  「我們這些人只是受命幹這種骯髒的工作,」我滿腹酸楚地對他說,「如今事兒快幹完了,他們卻想把當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們,忘掉我們做過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機密的沉重負擔只由區區幾個人肩負著,這件事給了漢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識到他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而且他對D 處僅有的知識還是出自他五十年代處理波蘭事務的那段經歷。為了把D 處的工作搞好,必須有人給他指點。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明了他面臨的問題。他非常直率,我為此而敬重他。他還是想要拆散D 處三科。他對我說,D 處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時,他正計劃全面改組D 處,無論如何,他要我當他的有關此項工作的私人顧問。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觸處裡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來所熟悉的情況給予他指導。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D 處。正如狄克·懷特找我談話時所約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會被調來調去,每過一年,從一個部門換到另一個部門。D 處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個案子和卷宗,漢利的提議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滲透的問題仍然還懸在那兒。 

  我說道:「誰來繼續幹這工作?我們不能讓這件事再滑過去了。否則,其它拖下來的未結案件會堆積起來的。」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需要某種正式的機制來通盤考慮內部滲透問題。六十年代的問題是局裡沒有一個部門負責調查有關滲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臨時性的處理。「流暢」沒有正式的地位,只是個工作小組。這項工作交由D 處一科(調查)來做並不合適,因為他們的本職工作是調查發生在情報部門外部的滲透。正是由於缺乏這樣一個正式機制,才導致了局裡出現指責「蓋世太保」的情況。人們認為我們是在正常渠道之外進行調查活動,在軍情五處這樣一個等級意識濃厚的機構中,這自然是個大問題。有一個適當的部門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人們就會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這項工作的。換句話說,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還考慮了另外一個問題。我瞭解到,要使高層滲透的問題得到解決,只有讓新人來著手對這個問題進行處理。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課題變得和某些個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們被看成是心懷惡意的偏執狂,除了認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釋。我竭力遊說漢利和瓊斯,說服他們建立這樣一個部門,在給這個部門配備的人員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關的人,也不要與十年間的可怕事件有關的人。 

  漢利表示懷疑,但是瓊斯馬上接受了這個想法並勸說漢利把它合併入他的計劃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組完成了。D 處變成了K 處,K 處分成兩個單位:KX,處理所有的調查工作,上頭有自己的領導;KY,負責作戰指令和行動,也有它自己的領導。KX合併了D 處一科(調查)和老D 處三科的大部分,由三個科組成:K 處一科和K 處二科,即蘇聯和衛星調查科;K 處三科,是從原D 處三科分出來的研究科室,為調查科服務;另外還設了一個新單位即K 處七科,專門負責調查對英國情報機關滲透的指控。KY包括K 處四科,即作戰指令科;K 處五科,即指揮間諜和行動科;K 處六科,負責安全情況估計和彙編專家記錄、部長級匯報、特種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記錄等,這項工作由我原來管轄的D 處三科負責。 

  鄧肯·瓦格是K 處七科的第一任科長。他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一個敏銳的、頭腦冷靜的官員。他善於辭令,一旦他想法形成,總能辯得讓人對他的建議心悅誠服。在十年前他在聽了霍頓妻子的怨訴後為霍頓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錯誤而使事業受挫,但是靠了踏實艱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轄屬的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組裡的工作,他贏得了重要機會,即這次到K 處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約翰·戴的剛強的前海軍軍官。我極力提議,在此以前曾同滲透問題有牽連的人一律不得在K 處七科工作。 

  我和鄧肯·瓦格會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險箱裡和「流暢」有關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給他。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調查霍利斯的背景情況的全部記錄;我對朗斯代爾案件的分析;有關中級間諜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資料。僅僅當他接過這些東西時,我才意識到:在那過去的年月裡,這些小小的綠色的帶有號碼鎖的箱子曾經是我的多麼沉重的負擔。 

  我說:「現在都歸你了,謝天謝地!」 

  開頭幾天,我極少過問K 處七科的事情。鄧肯·瓦格和約翰·戴兩人也不想讓我站在旁邊,怕這樣會給他們自己的行動自由和聲譽造成損害。我理解他們,我把約翰·戴介紹給了布倫特,並且再一次談起為什麼一九四五年俄國人允許他離開軍情五處的整個問題。布倫特總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奇怪。 

  「我想如果他們逼迫我的話,也許我會繼續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時間。我熱愛我的工作,敬重蓋伊·利德爾和狄克·懷特。同時我希望還能再搞我的藝術……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我這樣做。」 

  對於是否有人代替他在軍情五處的位置這個問題,布倫特提不出什麼線索,儘管他知道這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給他看了上面有八個匿名的「維諾納」電文,但他一點也看不出其中的含義。他提供的僅有的零星片斷是他和蓋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爾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午餐會。這很顯然是另外的一次碰頭會。但是有關蓋伊是否實際上進行了聯繫,布倫特說他不知道。過了一段時間,我聽說約翰·戴最後審訊了米切爾。他們很滿意他被證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測的那樣,矛頭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聽到什麼消息。 有一天,約翰·戴跑來見我。他帶來了K處七科有關高層滲透的第一份報告。報告明確地得出結論說,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議立即對他進行調查和審訊。 

  「過去我一直以為你是捕風捉影。」我讀完報告後,約翰·戴說,「但是我要告訴你,現在我認為你一直是對的。」 

  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對我,對瓊斯,或是對那個悄然安居在加爾各特的薩默塞特別墅度過他的退休生活的、穿著黑色衣服打高爾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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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在情報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個值得驕傲的偉大成就該多好啊!如果能解開這個謎該多好啊!他一生清白總比遲遲不下結論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卻並非這麼簡單,到頭來陰影依然存在,並像過去一樣濃密,把真相遮蓋得嚴嚴實實。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來到以前被D 處三科用來作辦公室的那間狹小的工作室裡。正當A 處二科的技術人員檢查裝在南奧德利街我們安全樓的話筒時,書桌上的耳機響了起來。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又一天的開始,又一次審訊的開始,而對我來說,這卻是十年鬧劇的最後一幕戲。書桌上放著一本像電話簿那麼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著一個奇怪的詞「德拉特」。這是霍利斯的代號,是幾年前由B處的代號小組發給我的,當時我正在D 處三科進行自由調查。現在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從不明白它會帶來什麼痛苦。 

  安妮·奧爾尤因由於工作特別認真負責,在參加K 處七科工作之前就已從譯報室晉陞為D 處三科的研究官員了。K 處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調查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更為詳細。他們查閱了霍利斯的履歷,並向他在牛津大學的同齡人進行了詢查和跟蹤,另外還查閱了在上海特別處裡的記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麼重大證據,最後只能同以往一樣,成了一個信念的問題。 

  審訊前幾天,我們向霍利斯發了一封白色信件,請他到辦公室來一趟。最後的計劃已經制定好了。當然在制定計劃時,又發生了一場爭執。我們提出在審訊時期對霍利斯進行連續監視,以防他像布萊克那樣在嚇破膽的時候同蘇聯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話——進行聯繫。瓊斯對此卻不同意。他沒說什麼理由,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決心。甚至連漢利也為這件事辯護,他指著弗·瓊斯的鼻子說他在這件事上不會被寬恕的。弗·瓊斯認為批准審訊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而且這是他違心強加在前任局長身上的最後一個恥辱了。 

  約翰·戴受命主持審訊,安妮·奧爾尤因和我則監聽審訊實況,並及時提供分析。弗·瓊斯知道他對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選擇;另外,案子拖了這麼長時間,他應當讓別人知道他正在讓他的部下處理這個案子。 

  南奧德利街上的一扇門打開了,霍利斯被帶了進去。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他問道。他那熟悉的聲音在這麼多年以後仍是那麼堅定。 

  約翰·戴開始向他解釋審訊程序。 

  「這個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筆和一張紙。」 

  我試圖想像南奧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裡,坐得筆直,我甚至想他正懷念他的地位。當然鉛筆是必要的,可他還會無緣無故地傻笑嗎?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嗎?我心裡在猜測。或者他會感到害怕?我對此有點不信。我從不把情感同他聯繫在一起,我還想起他經常對我說的一些話。 

  「彼得,你對這件事太動感情了。」 

  我盡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動。 

  約翰·戴開始匯報霍利斯工作經歷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細節。霍利斯知道這套程序,他想搶在匯報之前說話。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稍慢一些。」約翰·戴說。 

  霍利斯有點惱火。 

  「如果你們不介意,我想說這的確有點枯燥。在我的履歷表上你們都能看到這些情況。」 

  但約翰·戴沒有被他嚇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們最好按程序來。」 

  霍利斯簡要地陳述了他的經歷。他說他離家出走是因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並聲稱牛津也不是避風港,同樣會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脫離這一背景,到外面幹一番事業。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爾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時就意識到在高爾夫球這行裡,我不會有什麼起色,所以我決定去四處旅遊。」 

  遠東深深地吸引著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裡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後來這個計劃落空了。回想起來,霍利斯說他還是高興的。因為他與理查森之間沒有什麼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為一對好旅伴。 

  他迷戀中國,當然在那裡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樣,他同莫裡斯·理查森和克勞德·科伯恩很好,這兩個人是粉紅色人物。 

  他說他經常生病。這個時期,他一直患有肺結核,最後他不得不重返歐洲。他是從莫斯科回國的。 

  「我想看看那裡是個什麼樣子。那個地方真可怕,骯髒,壓抑。人們臉上沒有笑容,而知識分子卻對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討厭。」 

  「你在那裡遇到過什麼人嗎?」約翰·戴問。 

  「在公共汽車和火車上遇到過人,在其它地方卻沒有。見到蘇聯人與在其它國家見到的人們,如中國人,不一樣。」 

  午飯時,安妮·奧爾尤因、約翰·戴、瓊斯和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後碰了頭。霍利斯一直鎮定自若,對答如流。 

  「如果這樣下去,他會把自己的罪過洗刷得乾乾淨淨。」安妮·奧爾尤因說。 

  午飯後,我們就他的回國問題繼續進行了審訊,突然,他失去了常態。雖然他的語氣仍然那麼堅定,但所有的細節卻沒有了。他記不起他曾住在什麼地方,曾遇見過什麼人,曾制定過什麼計劃,然而在我們的案情摘要裡都載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知道他幹了些什麼,例如他曾住在軍情六處的老一輩官員阿爾奇·萊爾的隔壁;萊爾曾是蓋伊·伯吉斯的密友。他倆肯定見過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記不起他。在以後的一個多小時裡,霍利斯結結巴巴,直到他談起戰前參加軍情五處以後的經歷才恢復了常態。突然間,他又有了精確的記憶。 

  那天晚上,審訊小組又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碰了頭,對白天的審訊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 

  「那空白的一年他幹了什麼?」我問。 

  弗·瓊斯把煙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煩。 

  「你們全弄錯了,」他說。 

  他告訴我們霍利斯從中國回來以後,情況糟透了——他的身體極差而且沒有工作,沒有前途。瓊斯似乎沒想到這些情況會使霍利斯更加難於被軍情五處錄用。霍利斯四處遊蕩,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記的一段經歷。因此,瓊斯說,他記不起住在什麼地方並不奇怪。 

  「起初他申請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這種動機就有些古怪。」我說。我很認真,但聽起來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瓊斯生氣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剎住話頭,「還有一次審訊。」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裡。 

  「我們開始嗎?」霍利斯傲慢地問道。約翰·戴卻一言不發,靜靜地等著。這是個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識到這次不是由他來負責審訊。 

  戴開始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審訊。 

  「我還要問問你有關克勞德·科伯恩的檔案……」 

  這個問題曾在頭一天上午提過。霍利斯主動談了他在牛津時同科伯恩的友誼。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在科伯恩的檔案裡提及這一事實;按規定任何一位軍情五處的官員在處理朋友檔案時都應該這樣做。霍利斯避實就虛地回答道,當時並沒有明確要求非要在檔案上記錄私人友誼不可。 

  這的確是一句謊言,雖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說話,但畢竟是句謊言。案件摘要裡的一個完整附件證明在戰前軍情五處記錄友誼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這一規定的。 

  戴開始對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進行質問。霍利斯為什麼要說謊?他沒有結巴,也沒有驚慌。他稍稍停頓了一下,便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是的,他承認還有一個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個傑出的左翼分子和共產國際的間諜,對情報局很感興趣,而且他本人剛剛被軍情五處接收,很想在軍情五處大幹一番,因此他決定違反規定,以免人們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誼看成污點,對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違反過這條規定。」 

  「同其他朋友的關係怎樣,」戴步步緊逼,「同菲爾比的關係怎樣?是不是很好?」 

  「其實並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們只是在工作上關係不錯,並沒有別的。」 

  「與布倫特的關係呢?」 

  「更加如此,特別是在戰爭年代。我認為他很有才氣。他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了。在『旅遊者』酒店我們有時能碰見。見面後就閒談,就幹這類的事,他特別喜歡聊天。」 

  關於同古曾科、沃爾科夫和斯克裡普金的友誼,他幾乎是一帶而過。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懷疑埃裡是否真正存在。至於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爾比送給他的檔案裡並沒有什麼陰謀。 

  「那時我是公認的蘇聯問題專家,菲爾比把檔案送給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這份檔案涉及到英聯邦的問題。」 

  「你同沃爾科夫的關係怎樣?」 

  「我認為沒有理由不信任菲爾比。他認為沃爾科夫的間諜就是他自己……他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力氣去保護別人呢?」 

  只有一次,這位老局長的描述上出現了漏洞,那是在約翰·戴開始盤問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事件的時候。戴向他問起解雇阿瑟·馬丁的事,他的聲音沙啞起來。 

  「他一點也不守紀律,我從不知道他的行動,以布倫特為例,我們同意對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正式免於起訴,而馬丁去找他,主動向他提出徹底免予起訴。總檢查長大發脾氣,我也非常生氣。我們無法控制他。他和賴特正在忙乎著建立一個享有特權的蓋世太保。我們必須採取措施阻止他們,我從不後悔。我想在當時這種做法完全正確,無可非議。如果有話可說,那就是我們早就應當這麼幹了。」 

  約翰·戴問他為什麼不讓米切爾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審訊。 

  「全在檔案裡。首相不會批准這樣做的。」 

  「你真去徵求過首相的意見嗎?」 

  「當然,我去過。」霍利斯回答說,他很惱火。 

  「但首相卻不記得同你的會晤。」戴反駁道。 

  「真荒唐!那時形勢非常緊急。普羅富莫事件正處於高潮,整個同美國人進行交換情報與機密的問題需要考慮,再出現什麼醜聞,政府就要垮了。因此,商量是必不可少的。」 

  這全是與假想對手做的拳擊練習。戴挪動了位置進行戳擊,他卻沒有真正觸到他。在某種程度上他還沒有接近巷戰,沒有抓住他,使他坦白。時間悄悄地逝去了。一切都陳舊了,太陳舊了,根本無法弄清真相。 

  快到傍晚時,只剩下一些需要記錄的日常問題了。 

  「你是否曾向非官方人員提供過官方情報?」 

  「沒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沒有人暗地裡來找你去傳遞情報?」 

  「從來沒有。」 

  霍利斯站起來時椅子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他說了聲再見,然後回薩默塞特,到他的家鄉去玩高爾夫球了。他悄悄地離開了審訊室,沒有一個人知道,就像他進來的時候一樣——他真是個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嚴肅正經,但卻一肚子男盜女娼。他是一個極不安全可靠的獨裁者。 

  那天晚上弗·瓊斯同我們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又見了面。飯桌上籠罩著絕望的氣氛,我們知道沒有把這案子辦好,但同時我們也堅信這件案子的疑點甚多,不能就此擱下。弗·瓊斯沉默不語,他感到審訊證明了他對霍利斯的忠誠。 

  「我希望我們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說。 

  這件案子的審理工作又一次停下來了,但對霍利斯的審訊無法彌補那些相信內部有間諜和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如瓊斯)之間的隔閡。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廢了的年月,我們本來可以利用這些時間進行調查,然而卻讓它們悄悄地流逝了。在這些歲月裡,檔案積滿了灰塵,報告沒有人閱批,一種無名的恐懼阻止了我們進一步探求真相。現在只有一個機會可以突破:獲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獲一件密碼,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案子。失敗的絕望情緒在我身上縈繞不去——失敗、懊惱、希望解脫並忘掉這一切。回想起來,那天晚上我乘車回埃塞克斯時就已經退休了,以後充其量不過是辦個手續而已。 

  對霍利斯的審訊標誌著過去十年的結束和新的十年的開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軍被痛苦地暴露在公眾的探照燈下。在風俗習慣和國家所需的保護和掩蓋下,西方和東方在黑暗之中進行了三十年的戰爭,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來。 

  令人可笑的是,軍情五處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過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終於獲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們相信他,他叫奧列格·利艾林,是軍情五處的兩名最棒的官員把他招募過來的,這兩名官員一名是粗率的約克郡人,叫哈里·沃頓;另一名是軍情六處的前秘密情報官托尼·布魯克斯,此人勇氣過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國工作,而且沒有暴露。行動由KY處的處長克裡斯托弗·赫伯特負責。赫伯特遇事沉著,頗有決斷能力。當時利艾林正在同一個姑娘相好,在沃頓和布魯克斯同他聯繫時,他說他想叛逃,他們設法說服了他留在那裡。以後的六個月裡他向軍情五處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克格勃在倫敦之戰中下達的命令。他不過是一個受顛覆處控制的低級克格勃官員,但克格勃這台機器上的任何一點缺口對我們都是非常寶貴的。 

  利艾林案子剛剛開始,我們就意識到這是檢驗軍情五處上層是否被滲透的最好的辦法。如果利艾林能夠倖存,那麼我們內部就是純潔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段時間內,我們沒有蘇聯人干預我們行動的證據。我們現在有五樁間諜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案件,後面兩件案子至少已經辦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幾年來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蘇聯人「粘膠般的手指的跡印」。我們應當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這一秘密只有十個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務大臣丹尼斯·格林希爾不是軍情五處的,格林希爾是軍情五處的好朋友,我同他有著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讀過書,同狄克·懷特和我是同學。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對法國採取「柵欄」行動的時候。但當我接管D 處三科時,我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級外交官匯報治安情況。 

  利艾林不久就對雙重間諜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魯克斯和沃頓設法讓利艾林在安全樓裡同女友幽會。這種安排是很費力的,因為每次總得有人在室外監視室內的動靜,看看是否有緊張和洩密的跡象。利艾林開始酗酒,當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決定解除他的苦惱。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蘇聯繼續在那裡干間諜這行,我們斷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與貿易代表團有關係,卻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權,於是我們決定在他通過希思羅機場的海關時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們的計劃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O 年二月的那個星期,我住在倫敦。一天夜晚三點鐘,我接到了值班員的電話。 

  「快點來,我們要開你的保險櫃。」他說。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辦公室,看見托尼·布魯克斯正在那裡等我。 

  「我們要解毒劑,」他告訴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幾小時前因酒後開車被警察逮住,正關在馬爾博羅大街的監獄裡!」 

  我打開保險櫃,取出一個像工具袋的小圓筒。這是十年前當我結束科學官員生涯時,波頓草原的拉德爾博士給我的。筒裡裝著各種已知的克格勃毒藥的解毒劑。每當一名間諜叛逃過來時,我們就把這個圓筒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放在他身邊,要不就鎖在我的保險櫃裡,沒人願意一直把它帶在身邊。 

  我很快向布魯克斯描述了神經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狀,並告訴他怎樣使用解毒劑。他立即奔到監獄看守利艾林,而我則把特別處的副處長從床上叫起來,要他警戒馬爾博羅大街並在他們的地窖裡查驗那個醉漢的身份。同時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向內務部大臣和總檢查長申請正式對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訴,軍情五處解釋說如果讓他公開出庭受審,就有被暗殺的危險。 

  利艾林叛逃成功為軍情五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自從弗·瓊斯當上局長以後,就試圖徹底改變反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倫敦的蘇聯諜報人員的數量佔有絕對優勢。整個六十年代,他費了很大勁爭取財政部同意撥款擴大軍情五處反間諜工作的能力,但他們卻很不樂意。這樣,他只能在內部重新調整經費時對D 處給予某種照顧,然而我們仍比別人少兩倍。愛德華·希思當政時,弗·瓊斯曾向他呈交了諜報人員大裁減的方案,並引用了情報人員的一些大概統計數目,這發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應是「別理他們」。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提出抗議,但我們並不急於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諜報人員來應付蘇聯人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最後我們同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達成了協議。直到那年秋季我們才採取行動,因為那時利艾林已經出現,而我們也不願意在他叛逃和回國之前驚動蘇聯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認出幾十個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護的克格勃官員。然而其中絕大部分我們已經從行動分析項目中知道了。行動分析項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馬丁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經常的事,關鍵在於應對敵人情報工作的威脅作出理智的判斷。在我負責D 處三科的時候,我曾根據「維諾納」資料對一九四五年的蘇聯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雖然我們只破譯了很小一部分通訊,但通訊總部估計出在英國活動的間諜總數在一百五十個到三百個之間(這種統計分析使用的是高級密碼分析專家吉·古德發明的一種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過對「維諾納」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所提供的情報同我們自己的護照記錄進行對比,我們相信在一九四五年倫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蘇聯諜報人員,其中大約二十五人是指揮人員。把這個數字除以「維諾納」所提供的間諜數,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中間數,即每個指揮人員控制八到九名諜報人員,這恰巧同「一周『維諾納』通訊」所指出的情報正好吻合,那周的「維諾納」表明,克羅托夫指揮著八名間諜。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根據這些數字來推斷現狀。六十年代後期,行動分析項目指出,在英國活動的蘇聯諜報人員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間。但指揮人員佔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們認定在這二十年中指揮人員的數目不變,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餘的人則提供掩護、反監視、內部保安和分析,那麼我們仍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這意味著現在英國有將近二百名間諜在活動。如果我們把以同樣數量增加的指揮人員同擴充的諜報人員的數目加在一起,那這個數字就更駭人了——英國有一千多名間諜!誠然這些間諜中的大部分成員是在英共內部和各種工會組織內的低級聯絡人員。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滲人像霍頓和瓦薩爾所在的階層中,後果就不堪設想。 

  每當我把這些分析送到內政部供他們日常估量敵情用時,總有一番爭執。K 處的約翰·艾倫總是不斷對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見。艾倫過去是個律師,現在是K 處的暴發戶。 

  「你不能這麼說,倫敦不可能有這麼多諜報員,內政部永遠不會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這些反對意見。他確認了行動分析項目估計的數字,即大約有四百五十名諜報員在倫敦,並認定指揮員在這些謀報員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行動分析項目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我的統計數據是可靠的。同時也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增加的間諜都是低級的。弗·瓊斯向內政部陳述了要大批驅逐蘇聯外交官的主張,我從來沒見到他在工作中有過這麼大的決心。最後,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賴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動去找蘇聯外交部長阿歷克謝·科西科,向他建議暗地裡悄悄撤走一些蘇聯諜報人員,然而對方卻傲慢地否定了這一建議。 

  驅逐蘇聯外交人員被認為是整個西方情報界的一次戰果輝煌的襲擊,我們收到每個情報部門首腦人物的賀電。這是弗·瓊斯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另外,我們的驅逐計劃沒有洩漏給俄國人的事實證明無論過去怎樣,軍情五處的高級階層肯定沒有內奸。這無疑為瓊斯的勝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爾頓全力支持我們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他說長久以來他一直想在華盛頓發動類似的行動,然而卻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堅決反對。安格爾頓告訴我,基辛格聽說英國人驅逐蘇聯外交官員以後,大為惱火。當時他正在拚命追求同蘇聯的緩和。他怒氣沖沖地給中央情報局發了個備忘錄,告訴他們如果他預先知道這個計劃,他會使用手中的一切權力使它破產。幸運的是,中央情報局向基辛格如實反映他們事先不知道這個計劃。 

  可是安格爾頓懷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後,安格爾頓秘密訪問過倫敦。由於他一直扮演著一種預測未來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臉色比以前更加難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沒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認為利艾林是蘇聯安插的一個間諜,並在馬爾博羅大街開會時告訴我們他的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說,「利艾林沒那麼重要。他不過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們怎麼可能對他的假情報感興趣?」 

  安格爾頓感到自已被出賣了,我們在指揮利艾林時並沒有告訴安格爾頓。安格爾頓冷冷地告訴我們英美協定的整個目的就是交換全部情報。一九七0 年的倫敦對安格爾頓愈來愈忍受不了,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對安格爾頓的所有想法和理論都公開抱著敵對態度。安格爾頓甚至在軍情五處內部也開始樹敵了。 

  以後我們才知道安格爾頓處心積慮地破壞利文林的聲譽到了何種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後,我們按常規把我們載有利艾林資料的情報摘要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讓他們轉給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理事會,最後由安全理事會呈交總統。 

  幾個月以後,埃德加·胡佛到佛羅里達度假,並找機會在尼克松總統在比斯坎島上的度假別墅裡拜會了他。 

  「您以為英國人根據利文林所提供的情報所寫的報告怎麼樣,總統先生?」 

  「什麼報告?」尼克松問。他從沒收到過這些報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實,基辛格也沒收到過這些報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報告鎖在安格爾頓的保險櫃裡。他肯定利艾林是打進來的間諜,因而乾脆拒絕傳閱這些文件。中央情報局計劃處處長湯姆·卡拉馬辛斯嚴厲訓斥了安格爾頓,從此安格爾頓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爾頓垮台的根源在於很早以前的戈利金與諾森科之間的宿怨。對安格爾頓來說,諾森科是間諜這種說法才是一種保證,它保證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導地位。我記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會議以後,我曾告訴安格爾頓我將取道美國回國。我女兒住在波士頓,我想公私兼顧,去看看她。我剛告訴他我要去華盛頓,他立刻變得非常專橫。他對我說,除非他不在華盛頓,否則我沒有權力到那裡去。那時我想他的這種擔心與以色列人有關。當時的中東正在醞釀一場風暴,安格爾頓總是以一種嫉妒的心理保護他同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關係。他知道我是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的知心朋友,便經常企圖破壞我們的友誼。有一次,他甚至寫信給瓊斯,企圖割斷我和羅思柴爾德的友誼,他信中說我們的關係影響了中央情報局同摩薩德的聯繫。但瓊斯卻對他的信不屑一顧,這正是這封信應該得到的報應。 

  實際上安格爾頓的惱火同以色列無關,我瞭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會議開始以前,中央情報局由一位名叫布魯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進行了一次內部調查,結果表明諾森科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雖然這無法解釋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爾頓卻不顧這件事對諾森科和戈利金情報的影響,從未向英國人透露過這件事。很明顯安格爾頓害怕一旦我訪問了華盛頓便可能會通過另外的渠道瞭解到索利的報告。 

  諸如此類的事件損壞了安格爾頓的聲譽。諾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動搖了安格爾頓的知心朋友和長期為他說話的人的信念。我們開始懷疑,安格爾頓所說的他擁有的秘密情報源是否確實存在。也許這只是一個花招。 

  一九七0 年,安格爾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失去了辦事效率高的行政長官第二號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他對安格爾頓的固執採取了搖擺不定的懷疑態度。亨特還是個實幹家,他辦事認真,從不空想。安格爾頓同我一樣是個毫無希望的行政人員。亨特總是親自檢查文件是否已經在傳閱,各項要求是否在實行,常規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這種做法是有效的情報機構所依賴的基礎。沒有亨特,安格爾頓猶如一隻脫了錨的船,慢慢向深淵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並不是七十年代英國情報事業新局面的唯一兆頭。在一九七0 年希思當選首相以後,他便任命維克托·羅思柴爾德為中央政策評議委員會——智囊團主任。沒有一個人比羅思柴爾德更適合這一職務了。維克托具有靈感而且思想激進,能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戰性政策,這個任命對維克托來說正是時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開始對原先的工作失去了興趣,他對哈羅德·威爾遜嗤之以鼻,在社會生活當中沒有地位。他保持著同英國情報部門的聯繫,並同伊朗國王保持著友誼。另外,他還私下為狄克·懷特在中東指揮間諜,特別是他發展了裡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軍情六處的各項行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維克托卻想尋求真正的挑戰,而智囊團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為智囊團的首腦,維克托非常注意安全問題,而希思也鼓勵他這樣做。然而這卻引起了內政部的不滿, 特別是引起了當時大權在握的常務大臣菲利普·艾倫(現在他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頭銜是阿貝代爾的艾倫勳爵)的不滿。後來維克托實際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勳爵。一旦進入了內閣,維克托就與狄克·懷特結成了一派,狄克當時剛剛進入內閣,在情報合作部工作,當時他已經從軍情六處退休了。他倆通力合作,為英國情報事業樹立了戰後最高的聲譽。 

  維克托為軍情五處做出的最令人矚目的成就就是保證了弗·瓊斯位子後繼有人。在白廳,弗·瓊斯從來不得人心。他太固執己見,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國裡也太神秘了。正常情況下,即將離任的局長有權挑選他的繼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瓊斯臨近退休時,內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倫決定不失時機地行使權力。人們勸說艾倫應當任命一名軍情五處以外的人。艾倫懷疑軍情五處,而且害怕他們成為收藏醜聞的貯藏所。對於搜查內奸的破壞性行動,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細節,但他卻瞭解布倫特和朗的情況,而且也知道要擔很多風險。他為那些在他看來是在濫用豁免權的做法以及軍情五處極差的管理能力而震驚不已。他需要一雙安全可靠的手來把住這個組織的舵——一個他信得過的能告訴他各方面的情況的人。 

  西姆金斯終於在弗·瓊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總算鬆了口氣。他的位置由邁克爾·漢利接替。對艾倫來說,漢利既沒有足夠的經驗也沒有足夠的獨立性來勝任這一最高職位。艾倫認為詹姆士·沃德爾爵士是較合適的人選,此人是內政部副大臣,負責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務,並負責所有的軍情五處同內政部的日常聯絡。沃德爾是位可以信賴的達官貴人,但卻由於某種原因,沒有當上常務大臣。他對艾倫忠心耿耿,因此艾倫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當局長。 

  軍情五處內部相當關注沃德爾未來的任命。他是個吹毛求疵的人,堅持要在請求截查信件的授權申請表格中加上最後一個句號和逗號。他缺少情報工作的經驗,不能贏得高級官員的尊敬。我們中間的絕大部分人認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廳的意思。這種做法將會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樣在幾年前任命倫尼為C 處處長也在軍情六處引起了士氣的衰落。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考慮。軍情五處有許多機密一直瞞著他們的政治上司和文職部門的上司,而當時軍情五處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就是透露有關搜查內奸的爆炸性新聞,以免受到白廳上下的蔑視。 

  我第一次聽到繼位問題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瓊斯告訴我的。他告訴我決定阻止沃德爾接管軍情五處,並說他已經去向狄克·懷特請求幫助,但情況不妙。一個由內閣大臣主持的附屬於高級職務任命選拔委員會的最高常務大臣委員會已經推薦了沃德爾,瓊斯雖已提出漢利的名字,但根本無人投票。他的資歷太淺了,大沒有經驗了,這些達官貴人們對他太不瞭解了。 

  「你能請你那位有權勢朋友想想辦法嗎?」他說,他指的是維克托。 

  那時我每星期同維克托有一次私人會面——有時是在內閣他的辦公室裡,但經常是在他家裡。我在下一次拜訪他的時候,提出了繼任者問題。這個問題成了激起了維克托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場陰謀和秘密行動在他的頭腦中應運而生了。 

  他告訴我狄克·懷特已經提醒他注意局勢。狄克說他支持漢利繼承這一職位,狄克原來考慮支持莫裡斯·奧德徘爾德擔任這項職務。約翰·倫尼爵士雖是軍情六處有名無權的處長,但他急於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軍情六處的人的職務,於是他也提了奧德菲爾德的名。然而奧德菲爾德卻聲明,他不願介入這場繼任者爭奪戰,寧願等倫尼退休以後擔任C 處的處長(倫尼在他兒子的吸毒罪被揭發以後提前退休,奧德菲爾德便接替了他的職務)。 

  「安全局會接受漢利?」維克托問。他持反對意見時他常常把我當成安全局的傳聲筒。 

  「當然。」我說。 

  「你對他有意見嗎?」 

  我告訴他「哈里特」事件的情況。雖然維克托知道我懷疑內部被滲透,我曾同他討論過霍利斯和米切爾。但對他來說,他還是剛剛聽說漢利曾被懷疑是間諜這件事。 

  我告訴他我相信漢利是清白的,美國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訴他安全局裡堅決反對沃德爾,如果他被任命,那無疑是件非常麻煩的事。 

  「我們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幫助,維克托!」 

  「特德會不高興的,」他告訴我,並擺出高級文職人員的官架子。然後他丟開了這種讓人討厭的官架子,恢復了他那種比較自然的深謀遠慮的風度。 

  「讓我們看看能做些什麼。』他低聲說,並請我盡快安排他同漢利見面。 

  當時漢利和我已經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關係。「哈里特」事件是我們進一步親近的障礙,但他對我很直率,我試圖盡量給他各種幫助。我就像個經驗豐富的汽車駕駛員,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報工作中前進,向他指出值得驕傲的成就和應當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瓊斯和維克托見過面的事告訴他,他一定要發火。漢利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具體表現在他的言語之中,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傢伙的關係網來獲得成功。但到最後,抱負佔了上風,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聖詹姆斯廣場維克托的豪華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後機智地告辭回到了我的俱樂部,好讓他倆自由交談。第二天維克托給我打來了電話。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選,」他說,「我們今晚一定得見面,制定我們的計劃。」 

  那天晚上,喝了一陣上等紅葡萄酒以後,我們起草了我們的計劃。很明顯,狄克所推薦的人沒有在達官貴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頭腦裡留下印象。對於人事問題,狄克總是前思後顧,不能當機立斷,當然那並不是他的風格。毫無疑問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錯誤就是沒有能力作出恰當的任命,他經常被情感和傳統觀念所左右。他在軍情五處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沒能及時在受菲爾比影響的軍情六處進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對漢利也是這樣,他知道什麼對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沒有能力抓住機會採取行動。 

  平心而論,狄克同希思的關係一直不好。他們的作風大相逕庭。狄克崇拜哈羅德·麥克米倫,而那位脾氣好的老人對他的情報部門的首腦也非常尊敬。同樣狄克和哈羅德·威爾遜的關係也很好。他倆的反應都很敏銳,威爾遜欣賞狄克在處理那些令人煩惱的問題,例如羅得西亞問題上所表現出的信心和令人寬慰的態度。而希思則是一個目中無人、虛張聲勢的人,與秋克以前遇到過的人完全不同。狄克發現他自己愈來愈不能從個人角度對首相產生什麼影響了。 

  維克托和我談論了所有的候選人,甚至還考慮我們能否把維克托提出來作為候選人。我知道他心裡早就對這個職位垂涎三尺了,儘管他來當局長將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紀太大了,另外智囊團對他這樣一位知識淵博的人來說,才是真正的挑戰。 

  我們討論設法在科學社團中尋找支持,並決定由維克托去找像威廉·庫克爵士這樣的人以便贏得他對漢利的支持。維克托告訴我他要想辦法秘密會見希思。 

  「正式向唐寧街十號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明智的,」他告訴我,「只要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聽到這件事,那麼這件事就又會傳回到那些該死的常務大臣那裡去。」 

  當時羅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書(現在是內閣大臣和國內文官部部長)。他是這場權力之爭的關鍵人物,因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經常、更親密地接近希思了。維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會被他報告給常務大臣委員會。維克托決定最好的計劃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時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時機就是下次智囊團召開週末會議的時候。按計劃,這次會議將在幾個星期以後在契克斯召開。 

  「我將請特德到花園散步,那裡羅伯特可聽不到,然後我就在他耳朵旁邊……」 

  巧得很,那時我也經常看見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複查美國的「維諾納」,其中有一個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別感興趣。在通訊中這個匿名者叫「19號間諜」。「19號間諜」顯然是個非常重要的蘇聯間諜。他連續不斷地向對方傳遞了戰時丘吉爾和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會談中的談話細節。 

  美國人猜測19號間諜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德瓦特·貝奈斯。他作為蘇聯的傀儡做了一輩子間諜,所得到的報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趕下了台。貝奈斯參加過三叉朝會談,而且被公認為是向蘇聯人傳送情報的人。儘管如此,我還是查看了電文本身,我開始懷疑這種解釋。19號間諜所報告的談話很明顯是丘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非正式談話,內容是關於第二戰場的計劃,特別是關於海軍和航行部署。令我吃驚的是,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許去參加這些討論的,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沒有艦船,捷克是一個內陸國家。 

  我開始懷疑19號間諜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國的什麼人。第一步就是尋找英國所保存的有關三叉朝會談的丘吉爾和羅斯福會晤的記錄,看看是否能從中找到一份19號間諜所提及的那次會晤的記錄,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參加會晤的所有人員的名單。 

  尋找幽靈般的三叉朝會談討論記錄,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經歷。維克托安排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願意幫忙。他是一個平步青雲的官場人物,已經可以看出他即將升任內閣大臣。由於他需要情報社團支持他獲得這一職位,所以他急於同我拉關係。他像一個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寧街十號尋找記錄的工作中去了。但過了好幾個星期,我們卻一無所獲。 

  阿姆斯特朗建議我去拜訪丘吉爾的前總參謀長伊斯梅勳爵和前任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爵士。他倆都記得三叉朝會談,但卻沒參加過這些專門討論。我又去拜訪了瑪麗·丘吉爾,她也沒有記錄。最後,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會見丘吉爾的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丘吉爾任首相時,每天有一位私人秘書保管他的約會記錄,吉爾伯特保存了所有這些記錄的匯總本。也許在這裡能找到一次記錄。我把有關的日期告訴了吉爾伯特。他便查閱了整個日記索引。 

  「天哪,」他說,「那天的日記是空白的!」 

  搜查19號間諜的工作就這樣擱淺了,一直遺留到現在。 

  正當我搜查19號間諜的時候,人們就弗·瓊斯的繼承人問題爭吵不休。於是我向維克托建議,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聽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見。保持維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沒有人能責怪我在繼位問題上的黨派偏見。在我再次拜訪唐寧街十號的時候,我曾向他暗示過軍情五處內部有一些恐懼,可他微微一笑。 

  「局勢對你不利,」他說,「我想這個問題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訴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圖任命沃德爾,那他們就錯了。 

  「我們不是文職官員,」我對他說,「沃德爾沒有能力幹這個工作……他太教條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訴我一些我已經知道的情況以外,例如常務大臣都是堅決支持沃德爾的,幾乎沒有向我透露什麼。 

  「他們只想犒賞他一下,他們就不能在其它部為他找一個高職位?」我苦苦地說。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來。 

  「啊,不,彼得,我們沒有那麼精明!」 

  過了幾個星期,我又見到了維克托。他已經在陽光燦爛的契克斯同希思談過話了。他告訴希思軍情五處內部強烈反對任命一個外面的人做局長。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說要反對文官事務委員會的提議必須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後,維克托終於設法說服他同這兩名候選人進行面談。 

  這是一個重大突破。我們完全相信漢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將會給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爾的膽怯肯定會引起希思的反感。漢利聽到消息後立刻改變了態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他走到我的辦公室,相當自負地對我說,他第二天就去見首相。 

  「不需要匯報了,非常感謝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會宣佈,但幾天以後,我們什麼消息也沒聽到。白廳的每個角落都有人在打聽有關情況。每次我去內政部時,總要核實一下最新的情況。除了聽到不斷重複的老調:「菲利普·艾倫不管怎樣也不會任命漢利。」其它什麼消息也沒有。 

  週末我和妻子到威爾士多爾格勞為我們最近在康沃爾買的一個農莊購買一些母牛,買農莊的目的是為了安排我們退休以後的生活。自從霍利斯受審和我離開D 處三科以後,我就計劃著要回到務農這一行去。我為自己規劃了前途,一個痛苦較少的前途:我將遠遠離開軍情五處那些充滿嘰喳聲的走廊和堆積如山的文件。拍賣者用難懂的威爾士土話高聲叫賣,這時我已忘記了白廳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擁擠不堪的小圈子裡進進出出,它們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著照應這些牲口。 

  突然我從擴音器裡聽到一個聲音。 

  「從倫敦來的賴特先生請到辦公室接電話,……」 

  我從擁擠不堪的台階上擠出來,走過成百個擠成一團的威爾士農民,他們個個伸長脖子向圈子裡張望。最後我來到了一個小小的辦公室,拿起了電話。是維克托打來的。 

  「你知道這幫傢伙幹了些什麼?」他吼道。 

  「你在說什麼,維克托?」 

  「他們換馬了。他們要任命一個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傢伙。你知道這個人嗎?」 

  「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我嚷道,「這個人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朋友。」 

  我突然記起了我所處的環境。但我不必擔心。拍賣者的辦事員在繼續算賬,沒注意我的談話。我告訴維克托我一回到倫敦就到他那兒去。 

  弗蘭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內政部的一名副大臣。雖然沒有人暗示過他是間諜,但他卻是蓋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與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溫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與這些人有關係的人,用弗·瓊斯的一個短語來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訴維克托,安全局裡的人是永遠不會接受他的。 

  第二個星期初,維克托又來了個電話。 

  「明天就要宣佈了,」他說,「我想你一定會高興……」 

  「怎麼說?」 

  「我拉著狄克去見特德。我倆告訴他除非任命漢利,否則將會發生兵變。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瓊斯通知了一兩名高級官員,讓他們告訴我們漢利終於被任命了。 

  「這是一次困難重重的戰役,」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但我們終於打贏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先生,」我一本正經地說。 

  弗·瓊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討論過北愛爾蘭令人憂慮的形勢。很明顯這是他的繼承人將面臨的主要問題。他擔心這個問題會威脅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為建立軍情五處的反間諜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財政部進行活動,請他們多給一些經費,但卻遭到了拒絕。他們要弗·瓊斯把撥給反間諜工作的經費用在反恐怖主義的工作上。在他們看來,對一百零五名蘇聯外交官的驅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對我們這一代的威脅。但弗·瓊斯卻相信自滿情緒正在使我們喪失所獲得的優勢。 

  弗·瓊斯看起來很疲倦,他彷彿渴望著卸下這副擔子。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說話。他說,離開這裡很高興,所有工作中的歡樂幾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為錢而煩惱。他雖然有一種紳士氣度,但手頭並不闊綽。他在漢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羨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兒仍在讀書。他酸楚地說他不得不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才能,替別人做安全顧問,他應當退休回家從事他熱愛的觀鳥行當。(實際上,他已成了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顧問。) 

  「嗯,你認為我幹得怎麼樣?」他一邊問我一邊清理他的煙斗。他猛吸著煙斗,然後又敲敲打打,簡直有點神經質。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嗎?」我問。 

  他點點頭。 

  「你在解決蘇聯問題中,獲得了成功。但我想你從未和一般官員打過交道。」 

  他看上去被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你應當告訴我,」他說。 

  「很抱歉,我並不認為這是我的義務。」 

  我一直喜愛弗·瓊斯,而且認為絕大多數高級官員也喜愛他。他從不說笑話,但卻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處。我將永遠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亞參加第一次卡扎布會議的記憶。當我們走到檢查護照的關卡時,一隊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的官員正在對面等待著迎接我們。弗·瓊斯遞上他的護照。 

  「這是什麼?」護照檢查員指著弗·瓊斯護照的「職業」一欄,慢吞吞地問。 

  弗·瓊斯填的是「紳士」。 

  「這就是我的職業,」弗·瓊斯極有禮貌地回答說,「我沒有其它職業。我是個紳士。你們這裡沒有紳士?」 

  那個澳大利亞人挺起腰桿,幸好我設法把澳大利亞安全和情報組織的那夥人的注意力引了過來,他們急忙解釋並把我們推出關口。弗·瓊斯在以後的幾天裡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單槍匹馬地贏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團體比賽似的。 

  弗·瓊斯把軍情五處辦成了一個選民們的民主機構。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級官員,他總是歡迎你的,而且他的態度也總是那麼親切。但他和年輕一代官員的關係卻一直很疏遠,而且不瞭解下層官員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 

  白廳中很少有人對弗·瓊斯的退休表示悲傷。在他的接班人問題的爭執達到高峰時,他主動提出在處裡再呆一個月,讓漢利在當副手時有更多的時間顯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內政部卻不接受。瓊斯講了實話,因而引起了政客們和文職人員們的仇恨;瓊斯也很會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懷疑的對象。 

  一年以後,狄克·懷特也離職了,英國情報部門失去了兩員最重要的大將。他們的貢獻無論怎麼誇張也不過分。他們是完美的一對。狄克是機靈的情報分析家,經常給白廳和唐寧街十號帶來緩和的氣氛;弗·瓊斯則生性倔強,常常警告別人而且報告壞消息。 

  二十年來我只在一個問題上同他們翻過臉——上層被滲透問題。我想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即他們從來沒有準備使用強制的方法把這個問題調查清楚,結果使許多決議半途而廢,使這個問題不斷惡化,結果導致了許多不該造成的損失。但除了這一點,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連接新舊世界,共同為英國情報事業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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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漢利剛搬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因而行動更加小心。他要設法贏得政治靠山和白廳主子的信任,讓他們對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鞏固的人更容易妥協。 

  漢利是個聰明人,比弗·瓊斯要高一籌,然而他卻沒有瓊斯那種堅強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瓊斯那樣信任漢利。自從瓊斯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去辦公室。安全局開始發生了變化,而在最後四年裡發生的變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訣別。 

  最初發生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雜事,例如,漢利不像瓊斯那樣讓別人搭乘他的車——但這些微小的變化卻發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我們的辦公室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馬爾博羅街,又搬到高爾街灰黃色的公寓裡。我曾向漢利建議把辦公室搬到綠化較好的地方例如切爾特南,但他卻堅持辦公室應留在倫敦。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幫派,他們年青聰明,但全是文職官員——他們比軍隊的人更為可靠。我開始感到我們這一代正在逐漸消失。儘管我們之間有差別,我們當中那些從事過搜索內奸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站在哪邊,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輩出的時代正在被庸人輩出的時代所取代。 

  漢利上任後不久,就通知我去談工作。 

  他對我說:「彼得,我對你很信任。只要我當一天局長,你就有一天飯吃。」我知道他這話是針對我在D 處三科最後一年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說的。 

  他還建議我辭去K處的顧問職務,專門在他手下工作。 

  「我讓你當我的反間諜私人顧問,」他說,「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間裡辦公,並像以前那樣翻閱所有文件。但我想讓你為我研究些新問題。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處的案件中,我要你考慮未來。」 

  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愛的,但有些卻是我不喜歡的。他要我繼續負責「維諾納」工作,並同意我們應當在世界範圍內對遺留通訊進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愛爾蘭的情況。 

  「彼得,你給我出點主意,」他對我說,「看看,你能做些什麼……」 

  他讓我負責計算機工作小組。當時這個小組正在計劃將軍情五處的檔案工作實現計算機化,預計在七十年代中期會出現一個飛躍。D 處三科曾使我透徹地瞭解到檔案室在幫助查找追蹤線索時的作用。漢利希望我把這些技術應用於計算機化的工作中去。 

  開始,我以為在愛爾蘭可以找到生機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裡去了幾趟以後,卻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動搖不定的英國政策在那裡加劇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訪問愛爾蘭時,英國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稱英國同愛爾蘭的局勢已經好轉。我用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審閱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記錄。我畫了一張表,這張表說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線上升。這就是好轉的安全局勢!同塞浦路斯一樣,軍隊和政客們乾脆拒絕面對現實。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話線上安裝一個竊聽系統。愛爾蘭共和國通過邊境的線路都隱蔽得很好,而臨時共和軍的重要通訊都是從共和國西海岸傳送到都柏林的。我設計了一個方案,用一個小包裝箱的竊聽機來截取從英國駐都柏林使館閣樓發出來的微波。儘管軍情五處批准了這一計劃,但外交部卻否定了這個計劃。當時就要簽定森寧代爾協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關這個計劃的消息洩漏出去。我向他們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訓就在於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安全優勢,因而政治談判極不穩定。但當時他們聽不進去,因此後來森寧代爾協定的流產對我來說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計劃沒有實現,我很失望。從這件事我看到,官僚們對局勢的控制已經到了專橫的地步,二十年前我們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處理這件事的。我曾建議研究一下對臨時共和軍安裝偽裝炸彈的可能性。這一計劃在軍情六處的協助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正如當時我們在塞浦路斯的格裡瓦斯的電話線上安裝偽裝接收機一樣。但這次就連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員也很害怕,拒絕對計劃作進一步研究。 

  「這是謀殺。」他們說。 

  「他們每天都在殘殺無辜,」我說,「你們認為英國人民會希望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 

  愛爾蘭局勢是使軍情五處對國內問題發生決定性改變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學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漸被罷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連續不斷的汽車工人罷工對希思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收集有關國內顛覆活動的情報。 

  這也是軍情五處頭兒最敏感的一個領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來保持他和整個五處的獨立地位。漢利上台前後的情況說明,他事先沒有應付這種壓力的準備。瓊斯當年一貫維護軍情五處的獨立地位,而漢利則決定聽從上級的命令,盡量向他們提供大量的有關國內問題的情報。 

  按照傳統,K處一直在軍情五處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處則是軍情五處的一個窮親戚,有能力的官員都不到那兒去。F 處的工作一向不負責任,而且主持F 處的是個整天樂呵呵的酒徒。漢利上台以後,對K 處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卻對F 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包括邁克爾·麥考爾在內的一大批功績卓著的反間諜官員。 

  然而這一變動的潛在危機出現在我退休以後。一九八一年約翰·瓊斯爵士被任命為局長,他是漢利的新組織中F 處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終於在最高寶座上立穩了腳根。他是繼霍利斯以後的第一個沒有反間諜工作經驗而獲得成功的局長。他是一個十足的F 處官員,他的任命充分說明軍情五處中心力量的決定性轉折。 

  漢利上台後不久,曾召集A處和F處的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怎樣確定軍情五處變化中的首要任務。會議一開始,漢利就作了關於國內顛覆活動情況和他稱之為「廣泛的左派勢力」問題的報告。他說首相和內政部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這個目標。然後,他又讓F 處的一名叫做戴維·蘭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來發言。他簡略地匯報了一批左翼團體,如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等組織的結構和活動情況。 

  漢利很喜歡搞討論會,這個會幾乎開了整整一天。F 處要求放寬對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的限制,並希望同郵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由於敵人是分散的,他們必須依靠通訊來建立聯繫,因而依靠通訊來找問題是惟一的方法。約翰·瓊斯善於鼓動。他宣稱,F 處所需要的技術資源應由K 處來做主,因為指揮間諜已經不能作為掩護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讓他的官員們打入這些左翼團體,因為他們大都生活淫蕩,軍情五處甚至連一個官員也不願意為國家作些犧牲。換言之,如果招募間諜,必定要冒社會生活和醜聞的危險,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技術手段。看來,漢利是同意瓊斯的。 

  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價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體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後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於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於計算機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 處對計算機小組有興趣主要在於建立廣泛的計算機網絡,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機公司的網絡。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裡有幾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繫,然而這與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網絡完全是兩回事。 

  我並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體中喪失得一乾二淨。再者,向計算機時代進軍意味著降低情報人員的價值,以後我們將成為數據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萬的姓名。 

  在最後的幾年中,我愈來愈多地聽到人們感歎「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範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後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專制主義」。 

  D 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為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核裁軍運動等團體與該處的宗旨關係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為他們並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克格勃的主要目標仍是情報部門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黨也日益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裡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黨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黨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被挖了出來,例如議員威爾·歐文一案。歐文承認曾在十年當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情報,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萬的英鎊。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訴時,則因為歐文沒有接觸過機密,而那個捷克叛逃分子又沒有在歐文受審時提供文件證據,因而歐文被無罪釋放。 

  湯姆·德賴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議員。我要親自見他,他最後終於承認他財迷心竅,正在為捷克上司提供情報。後來我們又對德賴伯格盤問了一陣,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關工黨某些人的桃色新聞外,再沒有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事了。 

  德賴伯格所提供的情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給一位內閣部長,以便這位部長能和他的情人幽會。德賴伯格企圖查明這位部長新歡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長離開公寓後,他搜查了房間,發現一封寫給工黨著名女黨員的信。德賴伯格說當時他委實嚇了一跳。後來他向部長談了這件事並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為成為社會生活的話柄!德賴伯格肯定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的捷克朋友們,他對工黨內部機密的關心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為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係的前後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於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為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於一九六三年休·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黨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後,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繫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於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麼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徵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後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後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於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因為拉德爾博士說狼瘡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爾頓商量。他說他要查查蘇聯的科技文獻,看看他們是否瞭解狼瘡病。過了一兩個月以後,他寄了一份狼瘡病的論文給我們,這是他從一份俄文科技雜誌上翻譯過來的。這篇論文是幾年以前發表的。安格爾頓說,在所有能查找的蘇聯文獻中,他們只找到這篇論文。根據這篇論文,蘇聯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實驗時發現狼瘡是由一種特殊的化學製品誘發的,但用這種特殊的化學製品暗殺蓋茨克爾不太可能,因為在人體內誘發狼瘡需要使用大劑量的化學製品,而且還得經常使用。我把這篇論文送給拉德爾,他對蘇聯在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驚。他確信蓋茨克爾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餅乾毒死。但他說這篇論文是七年前發表的,因此,如果蘇聯人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現在可能已經發明了小劑量的,甚至只用一針就可以致命的藥物。他說除非做大量的科學實驗,否則無法證實這一猜測,但現在波頓草原的任務已經超額了,不能再接受這一任務了。 

  我說我要回去同上級商量一下這個問題。於是,根據拉德爾的情況我又寫了一份報告,並同拉德爾本人核實了一下報告的內容。我回到軍情五處同他們詳細討論了這件事,大家一致認為在沒有進一步掌握蘇聯人確實使用了這種藥物來進行暗殺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貿然行動。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種證據,並要求拉德爾也進行這項工作。不用說,我們再沒有發現什麼人死於狼瘡。當然如果軍情五處的上層人物中有人向蘇聯人洩密,那蘇聯人一定會知道我們在懷疑。因此,我敢肯定,他們再也不會在我們中間使用這種方法了。 

  這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當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軍情五處的注視。威爾遜在擔任首相之前,曾在一個東西方貿易機構中工作,並多次訪問過蘇聯。軍情五處很清楚克格勃會想盡辦法使來訪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們提醒威爾遜警惕蘇聯人的詭計。在威爾遜繼蓋茨克爾擔任了工黨領袖以後,工黨與軍情五處之間的摩擦又增多了一個根源。威爾遜在身邊收羅了許多東歐國家的僑民商人,而這些人中有些正是軍情五處所要調查的對象。 

  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後,安格爾頓專程前往英國拜訪當時主管反間諜工作的弗·瓊斯。安格爾頓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非常機密的情報,然而他卻不肯透露情報提供者的真實姓名。根據安格爾頓的情報,這個情報源指控威爾遜是蘇聯間諜。他又說,如果軍情五處能夠保密,不讓政界知道,他就願意提供更加詳細的證據和情報。這種指控的確使人難以相信,但安格爾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處的處長,我們只好認真聽取他的報告。毫不奇怪,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對安格爾頓提供情報時的態度感到非常不安。他們深思熟慮以後,拒絕接受安格爾頓對使用這一情報的限制,結果我們再也沒得到什麼情報。然而我們還是把安格爾頓的情報記錄在案,代號為「燕麥束」。 

  霍利斯退休以後,由弗·瓊斯任局長。我去找瓊斯,告訴他我正打算去美國訪問,並問他是否可以同安格爾頓談談「燕麥束」問題,瞭解更多的細節。他同意了,但卻反覆強調我們不能在安格爾頓面前對他提供的任何情報承擔保證。在華盛頓,我會晤了安格爾頓。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訴了許多同蘇聯人「秘密會晤」的情報,但當我追問細節時,他卻沒詞兒了。從我的慘痛教訓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爾頓具有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捏造證據的本領。 

  「燕麥束」事件不過是個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據軍情五處的情報,蘇聯已經在工黨裡安插了內線。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來到西方並列出了一連串工黨議員和工會骨幹的名字,他們都是被蘇聯人成功地招募過去的間諜。接著我們又從奧列格·利艾林那裡得到了最富於災難性的情報,當利艾林在原來工作的地方進行間諜活動時,曾對軍情五處談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況,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員,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倫敦貿易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利艾林告訴我們,瓦伊果卡斯曾聲稱同哈羅德·威爾遜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約瑟夫·卡根有過交往。卡根曾向威爾遜的私人辦事處提供過資助,而且大選時曾借給威爾遜一架飛機,此外威爾遜還穿著卡根的雨衣照過許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茲附近的一家工廠裡做的。 

  軍情五處自然對查明卡根是否與瓦伊果卡斯有關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們對瓦伊果卡斯進行了嚴密的監視,並想到他的工廠去招募一些間諜。一九七一年在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間諜以後,我們終於見到了這兩個人。當時哈羅德·威爾遜已經退休。他找倫敦警察局長、一家卡根公司的顧問阿瑟·揚爵士。威爾遜要他設法讓他同軍情五處的人見面,談談卡根的情況。弗·瓊斯認為威爾遜提出這一要求相當奇怪,然而,他還是同意派哈里·沃頓去同威爾遜見面。沃頓當時正在負責處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爾遜介紹了利文林指控卡根與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爾遜明確告訴沃頓,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情況,也沒同卡根討論過這種事。卡根後來承認在下棋時見過瓦伊果卡斯,但卻矢口否認參與過間諜活動。 

  威爾遜認為軍情五處的這一行為是企圖往工黨和他的臉上抹黑。保守黨執政以後,他們對這件事也發生了興趣。維克托經常向我埋怨唐寧街十號所收到的情況報告的質量不好:「他們幹活吊兒郎當,你就不能告訴我一點有價值的情報嗎?」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訴我,在內閣會議上聽了傑克·瓊斯和休·斯坎倫的講話以後,希思吃了一驚,瓊斯和斯坎倫是七十年代初期兩位很有影響的工會首領。 

  「希思覺得這兩個人講的話像共產黨。我問F 處是否掌握了有關他們的什麼材料,可他們肯定就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他說。 

  維克托從閒談中獲悉兩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們提供有關工會和工黨進行顛覆活動的情報,於是他向我打聽實情。我要他根據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以便我瞭解要處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維克托的備忘錄。 

  他在開頭寫道:「首相急於瞭解……」這是典型的維克托文體。 

  我把維克托的來函送給弗·瓊斯。他閱後在空白處批道:「請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訴他!」 

  我把檔案統統翻出,仔細地摘編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所提供的情報。我只是全面收集資料,不作任何結論。 

  整個白廳對我的做法炸開了鍋。內閣大臣約翰·亨特召見我,並質問道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把反對黨的材料送到執政黨的手裡,居心何在? 

  我竭力為自己辯護,說並沒有什麼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員會的首腦也要我向他匯報情況。我把資料交給了他,並告訴他這些材料是經過軍情五處的局長批准的。如果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麼尷尬的局面的話,這並不是我的過錯。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麼尷尬局面我們就不能分發,那麼我們就失去了送文件來的意義了!」 

  弗·瓊斯和維克托總是為我說話。維克托喜歡湊熱鬧,他寫了一系列的備忘錄,在白廳到處散發,為安全局辯護說他們有權為唐寧街十號提供它所需要的情報。備忘錄簡直是對內政部特權的一種公開藐視!菲利普·艾倫勃然大怒,竟然好幾年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他寫了一張便條塞給維克托,維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給我看。「少管閒事!」艾倫惡聲惡氣地說。 

  一天下午,正當大家吵成一團,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我在內閣辦公大樓維克托辦公室裡看見特德·希思在門口張望了一下。 

  「首相,」維克托說,「我想你應當見見彼得·賴特,他是白廳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對我望了一眼,絲毫沒有幽默感。他問我在哪裡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聲。 

  「彼得是負責匯報顛覆活動的,最近顛覆活動引起了麻煩。」維克托興致勃勃地說。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著我。 

  「你不應當攪在政治問題裡,」他狠狠地說,「我們有專門處理這類問題的機構。」 

  他轉過身去,大步走出了辦公室。 

  「維克托,我的上帝。」我說。 

  「別著急,」維克托回答說,「特德總是這個樣子。我以後再跟他談。」 

  第二天,維克托打來了電話。他告訴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細閱讀了所有的報告。 

  「這是真的,維克托?」希思問道,口氣裡流露出一種驚奇、高興的神情。維克托告訴他這些完全是事實,於是便加速了他開始保護權力的鬥爭。 

  當然並不是所有對情報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維克托請我到聖詹姆斯廣場去喝酒。 

  「我想你應當見見一位商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企業家。」 

  那時我正和維克托討論著退休問題。一九七二年我終於明白了一九五五年軍情五處有關我的退休金的保證是一張空頭支票。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棄了向海軍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權力。當時卡明曾一口答應給我附加補貼或者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烏煙瘴氣的新軍情五處,一位紳士的承諾已經變為歷史了。按照規定,我沒有退休金,而在我後面參加情報部門的科學家(總共約五十名)卻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這都是由於我與這種不公平作了堅決的鬥爭而得來的。 

  沒有退休金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在軍情五處最後的幾年裡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對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它仍是彌補我那被野蠻手段剝奪去的退休金的一種穩妥的方法。最初維克托和我討論了讓我參加N.M.羅思柴爾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漢利卻對這一建議很不高興。所以當維克托聽到這位商人在尋找一位保安人員的消息以後,就建議我去會見他。 

  我一見到這位商人就感到厭惡。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邊喝酒一邊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說他要找一位「瞭解內情」的人來向他提建議和指導,但他卻對自己的意圖含糊其辭,也沒有提及報酬一事。最後,他建議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倫敦的一家飯店裡共進午餐,以便仔細討論他的建議。 

  他的同事是一夥烏合之眾,他們都已經退休。這些人原先都是各種情報部門和安全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也曾風流一時,但現在卻早已夕陽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們以間諜自詡,激動地會聚一堂,並不在乎他們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實。 

  這次,我未來的僱主卻直接把話給我挑明了。 

  「我們代表我們這一幫憂國憂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說。 

  他有點像失眠的安格爾頓,他說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怎樣阻止工黨再度執政。 

  「一旦工黨上台,我們就會失去我們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說。 

  其它的人也點點頭。 

  「你們認為我能幫什麼忙呢?」我問道。 

  「情報,」他說,「我們需要情報,而且我相信你擁有這些情報。」 

  「你們究竟要哪些情報?」我問。 

  「一切有關威爾遜的情報都有用。有許多人會出大價錢。」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員……」我說。 

  他傲慢地擺擺手。 

  「盡早退休。我們將為你安排……」 

  我跟他們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卻沒洩露半點風聲。第二天我去找漢利向他匯報這些情況,我建議讓我作為代理人繼續監視那夥人的活動,但漢利認為小心謹慎是上策。 

  「別理他們,彼得,」他說,「那是個骯髒的遊戲,你別捲進去。」 

  漢利對我們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關威爾遜和工黨的資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積極建議他讀讀這些資料。我告訴他,大選即將開始,這些資料也許有用。 

  「這些資料同『流暢』報告一樣,」他看完後說,「到處都是煙,卻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為了謹慎起見再對資料研究一番,特別是安格爾頓正在用威爾遜的問題同我們糾纏。我告訴漢利出於政治的考慮,我們應當做點什麼事來裝點樣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發展到了它們的政治頂峰。少數工黨政府的人當選,而軍情五處正掌握著重要情報,一旦洩露,後果則不堪設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調查的消息至少會導致首相的辭職,軍情五處的一些官員並沒忘記這一點。 

  一天下午,我的辦公室裡來了兩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員。我合上正在閱讀的檔案,問他們有什麼事。 

  「我們知道你正重新調查威爾遜案件。」年長的一位說。 

  「你知道我不能談這事。」我告訴他。 

  我覺得這樣回答有點失禮,但我不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受人圍攻。 

  「威爾遜是一大威脅,」一個年輕官員說,「讓大家知道真相的時候到了。」 

  這種偏激的話語,我聽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軍情五處內部曾出現過一些普遍的情緒,那時曾有人作過努力試圖對威爾遜設置障礙。我們的長期外圍人員、《每日鏡報》的巨頭塞西爾·金曾明確表示,軍情五處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將立即發表。這就是所謂的塞西爾·金「政變」。塞西爾深信,只要一刊登這類消息,工黨就會垮台,而接替工黨的則是以蒙巴頓勳爵為首的聯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對弗·瓊斯說,軍情五處群情激奮,但他非常鎮定。 

  「你可以告誡那些想洩露機密的人,出了問題,我可沒法管。」 

  他知道這句話將發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勢更加惡化。計劃很簡單:由於議院內部的局勢極不穩定,大選必須在幾個月內進行,而在大選的準備階段,將設法向同情我們的新聞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選擇性的有關工黨首領,特別是威爾遜的情報。通過報界和工會官員,我們就可能把軍情五處檔案內的資料和認為威爾遜對安全構成威脅的消息散佈出去。 

  安全局的呼聲和輿論已造起來了,三十多個官員贊同這一計劃。一些檔案的影印件已經準備好並發給了海外報紙,為了大造聲勢,還準備在議院裡盡力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就是被季諾維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們要把他拉下台,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們當中的一位官員說。 

  「你們為什麼要叫我參加?」我問。 

  「這個嘛,你並不比我們更喜歡威爾遜……另外你已經看到了最新的材料——蓋茨克爾事件等等。」 

  「但這些材料都在局長的保險櫃裡。」 

  「是的,但你能複製它們。」 

  「我可得想一想,」我說,「在走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慮考慮。你們得給我幾天時間。」 

  開始我受到了引誘。這是魔鬼讓游手好閒的人幹的,而我現在是在混時間等退休,這種瘋狂的計劃必然對我具有強烈的誘惑力。我感到有一陣衝動,國家似乎已經面臨著大災難,為什麼不趁火打劫,就勢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樣,我的機密負擔太重了,稍稍減輕一點負擔會使我感到輕鬆些。 

  勸我放棄這種想法的是維克托。 

  「我並不比你更喜歡威爾遜,但如果你參與了這件事,你將會被人剁成碎片。」他對我說。 

  他是對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時間就要退休了,為什麼要為了一時的瘋狂而毀了一切呢? 

  幾天以後,我告訴那夥人的負責人,我不願意去搞檔案。 

  「我很樂意幫助你們,」我說,「但我不能冒這個險。現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總不能連這點退休金也不要吧。」 

  參與這項活動的一些人態度很激烈。他們不斷說這是把威爾遜拉下台的最後機會。 

  「你一旦退休,」他們說,「我們就再也搞不到這些檔案了!」 

  但我決心已定。即使他們笑話我膽小,我也決不動搖。 

  一九七四年的整個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盡量呆在國外,在世界範圍內追蹤「維諾納」通訊。有關威爾遜的整個故事並沒有出現,但我很清楚,這夥人仍在竭盡全力推行他們的計劃,難怪後來威爾遜說他是陰謀的犧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飯。我們倆定期在一起吃飯,他了然一身,喜歡在每天晚上閒扯一陣。在兩次失敗以後,他終於爬上了軍情六處的最高層。我真為他高興。莫裡斯是個好人,很少管閒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談起威爾遜。他問我,那兒的人們情緒怎樣?他不斷聽到各種謠言。 

  我什麼也沒透露。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喜歡他,他們認為他在破壞這個國家。」 

  顯然莫裡斯一直在想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談起這個話題。 

  「你沒說實話。」他最後說。 

  「我不這樣認為,莫裡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見,」他說,突然改變了語調,「他談起有人在搞陰謀。很明顯他已經聽說你那一夥人在四處活動,煽風點火,反對他、馬西姬·福肯德和唐寧街十號的共產主義者。」 

  他的聲音漸漸低下來,彷彿對談論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很嚴重,彼得,」他又說,「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門事件在華盛頓搞成了什麼樣子。我們萬一不小心也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蘭地,決定告訴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爾遜計劃告訴他以後,他問我漢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還是忘掉這事吧。」我說。 

  「我要你明天回局裡去把這一切統統告訴漢利。」 

  他邁著踉蹌的步伐向床邊走去。 

  「別怕,」他回過頭對我說。 

  「我不會怕的,」我說,「再有幾個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見到了漢利。他聽了我的匯報後,臉色像紙一樣白。也許他曾經懷疑過局裡反威爾遜的情緒會高漲,但現在他才聽說手下有一半人捲進了這場推翻首相的陰謀。這時我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當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生莫裡斯的氣。 

  「該死的莫裡斯,」他怒氣沖沖地叫道,「居然管起我們的事來了。」 

  當他鎮定下來以後,便問我這些陰謀分子的姓名。 

  我告訴了他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無法再拒絕了。當我報名字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當時布倫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賣別人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你能照顧照顧他們嗎?」我問漢利。 

  「一定得調查,當然。」他說。 

  威爾遜的事沒結束我就離開了軍情五處。以後漢利再也沒和我提及這事。我聽說一名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受命對內閣進行了私下調查。以後又聽說漢利進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員方面,試圖向軍情五處輸進新鮮血液。這大概可以解釋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亞不久收到的那封邁克爾·漢利的秘密來信。 

  「當你知道公司通過最近的檢驗,並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後,一定會感到欣慰。」漢利在信中寫道。 

  這以後不久,威爾遜就辭職了。正如我們在辦公室裡常說的那樣:「政治家們來去無常,而安全局卻永遠向前。」 

  有關哈羅德·威爾遜的街談巷議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從一九六九年審理過以後就一直無人問津。我原先以為漢利接管後可能會重新審理,但我很快發現他的意圖是少管閒事。他極力想忘記過去的傷疤,而且急於想把我同K 處的案子以及現行的調查分開。 

  每當我提及這事,他總是說:「我很坦率。」 

  懼怕醜聞,成了六十年代負責處理動亂官員的最大顧慮。但現在不管問題是大是小,人們愈來愈清楚,這個問題已經了結了。我與維克托討論是否有可能重新審理這個案件。 

  「現在還為時過早,」他總是這樣對我說,「還得等一等。我將設法把這件事告訴特德,但不是現在。我們要讓漢利從危險中拔出來,整個事情太重大了。我們必須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為布倫特患了癌症,不會久於人世。這時對醜聞的恐慌達到了高峰。維克托向我打聽,我是否以為布倫特會立下遺囑在他辭世以後發表,揭開整個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經常常向布倫特問起這事,他一直否認有這種打算。然而,他的語氣充滿了報復,我不敢貿然相信。 

  維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倫特搗什麼亂。他和希思對普羅富莫醜聞給上屆保守黨政府造成的損失至今仍記憶猶新,而且非常害怕布倫特用同樣的方法把他們搞垮。這不僅僅只是免予起訴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說出同夥的姓名,不管他們是死還是活,也許他會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艷遇記錄。一旦這些有關性方面的失誤在艦隊街張揚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敗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東尼·艾登一人。 

  最後維克托要我立即幫他準備材料,對布倫特揭露事件的後果進行一番全面的估計。我在D 處三科時曾為內政部起草過各種有關「五人集團」的文件,但他們很不滿意。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堅持要刪掉普羅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 

  「這沒道理,」我同他們爭道,「給內政部提供情報是我們的職責。如果由於沒有證據就把我們堅信的事實刪掉,那就是失職。」 

  維克托完全同意我,並強調說我的匯報要力求全面。我詳細描述了「五人集團」的歷史,並用了大量筆墨說明所有的聯繫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匯報裡,提到了四十個人。幾個星期後,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報告十九號間諜的事,阿姆斯特朗對我的匯報表示感謝。 

  「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這才是真正的情報。與我們平時收到的那些由文職人員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樣。」 

  這時人們正在傳說阿瑟和斯蒂芬·德·莫佈雷在四處遊說,爭取對霍利斯問題進行重新調查。這時,阿瑟已經退休,而斯蒂芬·德·莫佈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聲。由於在六十年代末支持過戈利金及其理論,斯蒂芬在軍情六處很不得人心。他的導師是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斯蒂芬曾在菲爾波茨的指導下在華盛頓幹過幾年。後來菲爾波茨又把他帶回國,從事反情報工作。自從菲爾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後,德·莫佈雷就失去了靠山。懷特下決心要把他趕走,後來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建議把莫佈雷調到馬耳他,作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佈雷從馬耳他回來,發現霍利斯一案已經審理完畢。他煽風點火預備大幹一場。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德·莫佈雷把內部有蘇聯間諜的情報透露給某個議員,阿瑟卻加緊同議院聯繫。阿瑟退休以後,一直在議院裡擔任秘書,以此來彌補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擔心他會把過去二十年的各種災難性事件告訴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並不是德·莫佈雷所唯一關注的事,他還相信整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礎是裙帶關係,這必定會給以後的工作帶來危機和災難。他認為,只要一個間諜打進了一個組織,而且篡奪了領導大權,那他就可以隨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奧德菲爾德提起德·莫佈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佈雷嗎?」他問我,而已明確表示,漢利也同意對莫佈雷嚴加看管。奧德菲爾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隱瞞起來,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當軍情六處的局長,但狄克·懷特的調動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當C 處處長。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佈雷和阿瑟產生什麼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瞭解這些事件有多麼微妙。只要傳出一點醜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憐的莫裡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後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後,即使輪到我坐莊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佈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幾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種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並毫不隱瞞地認為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裡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傑弗裡·薩德伯裡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據先進的計算機分析,這種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據詞彙組的規則分佈,薩德伯裡猜想,這種信號可能是用某種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後找出一本與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據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價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為魯恩·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幾次會晤情況。魯思·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為索妮妮的通訊沒有價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聽。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為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富克斯自願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後才積極為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裡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機關的確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幾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後,我敢肯定,埃裡確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裡。前幾年不知什麼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萬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機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儘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毀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意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幾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麼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裡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為下一次的卡扎布會議作準備。這次會議定於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後,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種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著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麼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懷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懷疑的一個。我們最後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後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奸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於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為有些異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醜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醜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 

  漢利簡短地談了談霍利斯的案子。對此,與會代表的反應很平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曾經歷過同樣的事,深知這種事會帶來怎樣的痛苦和損失。漢利在講話結束時,很有禮貌地請各位代表根據他的報告估計一下霍利斯一案將造成的損失。這是白廳的慣用伎倆,把問題攤開,然後讓別人來作結論! 

  在卡扎布會議以後,我只見過安格爾頓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華盛頓。安格爾頓知道自己將被迫離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新局長威廉·科爾比決心把他趕出去。幾年來在管理東南亞反情報工作的問題上,安格爾頓一直在同科爾比吵鬧不休。現在科爾比當了局長,除掉安格爾頓的機會就來了,而且《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一條傳說,指責安格爾頓是國內郵件檢查計劃的幕後策劃者。幾天之內安格爾頓和他的所有高級職員一起辭了職。 

  那次我見到安格爾頓時,他正在發脾氣。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級職員都被革職的消息後,罵道:「兩百年的反情報工作全泡湯了。」很顯然,《紐約時報》所編造的故事不過是這場戰爭的第一槍。不到半年,中央情報局就陷進了參議院匯報會和檢舉揭發的泥潭裡去了。一九七四年人們開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他們情報部門過去的調查和指控進行了調查。我們簡直成了現代賤民——被人敵視、懷疑和追擊。 

  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國外事態的發展,特別害怕國外揭發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報部門有關。他們意識到新上台的工黨政府正準備鼓勵這種國外事態的發展。這時,史蒂芬·德·莫佈雷也作出了最後決定,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呂艾塔。朱呂艾塔在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時,曾是他的私人秘書。莫佈雷簡要地向他談了自己擔心軍情五處已被滲透的想法,另外他還說,他真為軍情五處的任免制度擔憂。朱呂艾塔建議他去找新內閣大臣約翰·亨特爵士。德·莫佈雷告訴莫裡斯,他已經無法忍受了,然後就去唐寧街十號找亨特爵士了。 

  「該死的德·莫佈雷在幹什麼?」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裡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醜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莫佈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櫃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瞭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為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懷特和弗·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約翰遜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裡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裡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約翰遜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約翰遜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週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約翰遜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週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約翰遜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約翰遜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約翰遜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咨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份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份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裡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裡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裡,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裡會提到埃裡,如果埃裡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裡,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為埃裡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懷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歎了一口氣。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餘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確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懷疑霍利斯是否確有證據以外,什麼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裡打聽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後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後的收尾工作是撒切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為。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現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恆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幾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鬥呢,還是趕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聖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後一次同維克托開著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麼艱難啊!可我心裡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裡,我在等待著傾訴。 

  「你打算以後怎麼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於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裡去曬曬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體。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 

  「彼得,你的問題在於,」他說,「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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