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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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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  主編:張連紅                       
   歷史是一種責任,它不僅為了過去、為了今天,更是為了明天。「歷史正義不能隨意被顛倒,為了讓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讓年輕一代得以坦對歷史,讓所有掌權當政者在作任何決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鑒。……(我們)不應視歷史為包袱,而是一種責任,從而思考我們對歷史所該負有的責任。」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書的出版,凝聚了孫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眾多投訴人以及關心支持這一工作人們的心血,我們期望此書能給人類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為呼喚人類和平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 策劃:柯冰蓉 調查:孫建成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 序一 李業霖 
  近十年來,馬新港三地的歷史工作者,基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指導思想,出版了十多種有關二戰時期抗日戰爭的中英文著作,其中有史料彙編、回憶錄和圖片集,也有專題研究論文結集,從不同角度反映日據時期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建設「日據時期歷史」這座大廈,具有添磚加瓦的作用。現在由孫建成先生經過多年的辛勤耕耘,提供資料,才促成《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書的出版,值得熱烈祝賀。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陷,日軍為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鋪天蓋地之勢,從21日至23日,進行全島性大檢證,數萬華人慘烈犧牲在屠刀和槍彈下,屍骸遍野,哀號震天。接著在馬來半島的檳城、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比拉、麻坡和振林山等城鄉進行肅清大屠殺,數以萬計的華人肝腦塗地,屍山血海,令人驚心動魄,日軍罪行真是罄竹難書。 
  此外,日本軍政府濫發軍用票,當作貨幣流通市場;向華人勒索「奉納金」5000萬元;徵調「勤勞奉仕」以作無償勞動;拉夫到泰國建築緬泰鐵路……在日本軍政府統治下,華人備受剝削、勞役和壓迫,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要搜集上述資料,僅靠文獻檔案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採訪、調查、問卷來獲得可靠的活資料。這些事件的當事人、目擊者、耳聞者及其遺族與倖存者,他們提供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往往可補充、豐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還可以糾正傳聞的訛誤。 
  孫建成先生是受害者,柯冰蓉女士是留日記者,受到正義的呼喚,出於歷史的良知,他們不惜奔波跋涉,到通都大邑甚至窮鄉僻壤去訪問,跟傳媒接觸,使用唇舌去解釋,希望獲得社會的瞭解和支持。 
  經過多年努力,他們獲得了大量的資料,內容可分為三類: 
  一、 戰爭受害者或其遺族的回憶錄222份; 
  二、 強迫押送建築緬泰鐵路的倖存者的經歷陳述126份; 
  三、 軍用票受害者的訴求書226份。 
  這些資料是千百受害者悲慘經歷的真實記錄,血淚斑斑的歷史,將會喚起人們的悲憫與良知,從而發揚正義,滌邪蕩惡,激發人們以史為鑒,反對戰爭,珍惜和平。從資料上反映,受害者和受害者的遺族,要求日本政府基於人道立場,給予他們合理賠償,這是合情合理的訴求,我們義不容辭,全力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幽靈還在遊蕩,右翼勢力仍很囂張,他們不懺悔,不認罪,不道歉,而且還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動機和發動戰爭的日本731細菌部隊。馬來西亞二戰時的受害者索取賠償的訴求,滿途荊棘,是一樁艱巨的事。 
  日軍二戰時在中國進行細菌戰實驗,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請求賠償,經過七年的艱苦奮鬥,歷經幾許波折,終於勝訴,完成任務。這給人們很大的鼓舞。我們可以看到,民間發言權的威力已增強。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的出版,是值得慶賀的。書中記錄了二戰時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現由受害者提出證言,是確鑿的。捏造的謊言不能掩蓋血寫的史實。是為序。 
  寫於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3年10月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序二   
  序二 
  高島伸欣 
  這次以孫建成為中心,所收集的日本軍侵略下受害者證言,以及資料等,得以出版成書,感到很欣慰。這個歷史教訓在未來的日子裡意義深重。我認為由日本軍所發起的侵略事實應當率直承認,日本社會應當賠償,並要理所當然地負起責任。從這個立場而言,作為我們日本人來面對本書是很嚴峻的,我們要面對歷史事實的責任追究。 
  本書的證言以及資料,由孫建成一手提供。他親眼看見日本軍屠殺自己的親人,本身也受槍擊重傷,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當時還是個稚童的孫建成雖然避過了死亡,但後來所經歷的歲月都是荊棘滿佈、苦不堪言的。在惡劣的環境下,孫氏沒有屈服,他比常人更加努力,成為馬來西亞體壇的舉重選手,活躍於社會。1982年,當他得知日本政府在教科書中歪曲了事實,便毅然站出來抗議,他的憤怒是理所當然的。孫先生在以前就曾經給日本政府寫過信,也給昭和天皇寫過信,要求賠償,那些信自然都已石沉大海。 
  孫建成覺得一個人的力量薄弱,決定呼籲全國各地受害者團結起來,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於是組織了「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得到各方受害者(包括當事者及遺族)響應,參加成為會員。事實上,這些人僅代表一部分被屠殺者。 
  這件事讓新加坡的柯冰蓉女士知曉了,她想把證言與資料編輯成書,將日軍侵略新馬的史實更加有力地公諸於世,她也親自動筆添寫新加坡受害者證言,在她的努力之下,本書才得以實現出版的機緣。同時,很幸運地得到南京師範大學張連紅教授與研究生們的大力支持,促成此書的整理、編輯和輸入。更要感謝新加坡李氏基金,慷慨解囊,負責所有出版經費。 
  這部記錄了在馬來西亞發生的日軍侵略史實,所公佈的證言和資料,由新加坡和中國(南京)的熱心人士聯手協力出版,我感到是一件非同尋常、很有意義的事。一言以蔽之,事實儼然存在,無可推諉。可是,今日日本政府或日本社會人士,在包括補償問題的戰爭責任事項上,施以冷淡處置的態度,令身為日本人的我感到羞恥。 
  本書的出版是一個契機,我將繼續盡力把日本軍侵略的事實傳達給國人,同時也希望本書在亞洲能吸引廣大的閱讀者。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教授 
  日本教科書起訴案原告2003年9月14日(柯冰蓉譯)   
  導言:歷史是一種責任(1)   
  歷史是一種責任 
  張連紅 
  侵略戰爭和違反人道的暴行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對惡魔,但人類似乎樂於記憶戰爭本身,卻容易遺忘戰爭暴行對人類傷害的事實與教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亞洲新興帝國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時,在其所佔領地區所犯下的違反人道的血腥暴行,至少有將近半個多世紀為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事實的挑釁,我們無法想像今天我們還能否知道諸如大屠殺、慰安婦、細菌戰、強制勞工、軍票掠奪等日軍暴行! 
  從1931年9月18日開始,日本向一戰之後在遠東形成的太平洋華盛頓體系發起挑戰,中國東北首先成為犧牲品。自此之後,日本對亞洲侵略戰爭的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1937年7月7日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戰火燃向華盛頓體系的霸主美國,隨後,日軍兵鋒直指東南亞、南亞。日軍鐵蹄所到之處,人類文明與尊嚴受到無情踐踏與蹂躪。近十餘年來,國內學術界對二戰期間日軍在華暴行諸如南京大屠殺、三光作戰、細菌戰與化學戰、慰安婦、強制勞工、重慶大轟炸等的調查與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作為華人一分子,日軍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所犯下的暴行我們卻知之甚少,從1992年開始,馬來西亞華人孫建成先生堅持不懈地執著調查,其所獲得的寶貴資料為我們揭開了幾乎被遺忘的一頁。 
  一、 新馬華人成為日軍暴行的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馬來亞為英國的殖民地,轄地包括馬來亞半島的中部、南部以及新加坡。馬來亞半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最南端,其南端的馬六甲海峽是聯結歐亞澳非四大洲的交通要衝,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發動了大規模侵略東南亞的戰爭。佔領馬來亞是日軍整個南進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因為只要佔領馬來亞,一則可以控制通往南亞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馬六甲海峽;二可以摧毀英國在新加坡建立的遠東最大的海軍基地和維多利亞空軍基地,而解日本南進後顧之憂;三可以獲取馬來亞半島的錫、橡膠、石油等戰略物資。 
  1941年12月8日,日軍先遣隊分別在泰國宋卡、北大年和吉蘭舟的哥打巴魯登陸,迅速佔領飛機場和克拉地峽,與此同時,日機對馬來亞各地機場進行大規模轟炸。12月10日,英國遠東艦隊的兩艘戰列艦「威爾士親王號」(Prince of Wales)和「反擊號」(Repulse)在關丹以東的海域被擊沉。12月12日,日軍突破馬來亞北部的主要防線——日得拉防線,並繳獲了英軍大量物資和武器。19日,日軍佔領檳榔嶼的空軍基地。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陷落。1月31日,英軍被迫炸毀馬來亞長堤,退守新加坡。2月9日,日軍分兩路強渡柔佛海峽,14日,佔領新加坡水庫,切斷城內供水。2月15日,英國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A. E. Percival)將軍率8萬守軍向日軍馬來亞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佔領馬來亞半島之後,實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馬來亞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揚「馬來是馬來人的馬來」,他們一方面將英國殖民勢力徹底趕出馬來亞,另一方面將迫害矛頭指向占馬來亞人口近半數的華人。當時在新加坡,華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同英軍談判的過程中,山下奉文雖然答應饒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隨後的幾天裡,「許許多多的歐洲婦女和兒童被逮捕,關進章宜監獄,大批大批的華人毫不留情被處決。」〔英〕約翰·科斯特洛著,王偉、夏海濤譯:《太平洋戰爭1941—1945》上冊,東方出版社1985年,第245頁。 在日軍統治的三年多的時間裡,新馬華人遭到日軍殘無人道的屠殺、掠奪與迫害。「無論是肅清或是姦殺掠奪,日軍只對付華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動,皇軍都會讓半島的非華人清楚看到日軍並不打算干擾華族以外的居民。這可能是東京發動大東亞戰爭,準備長久地掠奪東南亞的資源時所釐訂下來的極重要戰略。」白鐵兒:《肅清的背後》,馬仲漢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亞太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 
  另外,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馬來亞華人紛紛支持祖國抗戰,此舉早為日軍間諜報告日本軍部,日軍認為馬來亞華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戰爆發後,230萬馬來亞華人每月捐款寄給國民政府的金額達420萬元國幣,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據陳嘉庚估算,抗戰初期5年,華僑直接匯款回國給家人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據何應欽稱,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戰費為18億元,由此可見南洋華僑的貢獻。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頁。在人力方面,許多華僑更是紛紛回國參戰,如1939年在陳嘉庚的發動下,有3193名司機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參加重修滇緬公路的艱巨工作。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日軍對新馬華人的暴行是對他們支持國民政府抗日的一項「膺懲」行動。 
  二、 大屠殺、死亡鐵路與軍票 
  日軍「膺懲」新馬華人最為殘酷的暴行是對華人進行的所謂「檢證」和「肅清」大屠殺。在日軍進攻馬來亞半島和統治初期,日軍發動的大規模的集體大屠殺就有:在新加坡進行的大檢證,在吉隆坡進行的大肅清,在檳榔嶼的兩次大檢舉,在馬六甲的大鎮壓,在新山、麻坡、馬力四隆、文律進行的大屠殺,在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進行的清鄉屠殺,另有較小規模的屠殺達29次之多。據稱,即使不計華人義勇軍的死亡人數,日軍在馬來亞所屠殺的華人總數亦當在15萬以上。李恩涵著:《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72頁。在新馬華人慘遭屠殺的暴行中,新加坡「檢證」大屠殺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殺和馬尼拉大屠殺被後人列為日軍在亞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軍佔領新加坡後,為了穩固其統治,山下奉文下令從2月18日開始展開掃蕩行動,以搜捕敵對的華僑,其搜捕標準共有9條: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之人士。2. 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之富裕人士。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之追隨者以及校長、教員和律師。4. 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之中國出生華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在日本人看來,文身的男子皆為秘密會黨的成員……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替英軍抵抗日軍之人士。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明石陽至著,張清江譯:《日本對馬來亞華僑的政策》,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頁。在這次大「檢證」中,所有18—50歲的華籍男居民被日軍指定到5個地區集中檢證,凡認為可疑人員均被押上卡車送到海濱或用船隻送到海面上以機槍掃射,許多華人僅僅因為自己是華人就遭到逮捕屠殺。據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檢證大屠殺中,華人死亡人數在2.5萬—5萬人之多。李恩涵:《1942年初日軍對星洲華人的「檢證」屠殺之役考察》,見李恩涵著:《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蔡史君:《日軍檢證大屠殺人數之商榷》,見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頁。 
  強迫華人勞工修築「死亡鐵路」是日軍在新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國大本營決定在暹羅和緬甸境內修築一段鐵路,試圖將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寧鐵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鐵路連接起來,這兩條鐵路之間大約為250英里。鐵路要通過崇山峻嶺、跨過湍急河流和經過蠻煙瘴雨之地,自然條件十分惡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軍為了戰略需要,要求這條鐵路必須在18個月內完成。日軍在徵調英美等戰俘從事修築的同時,還通過強征或欺騙的手段使用了大約15萬名民工,其中華人勞工約占總數的20%以上。據倖存者回憶說:他們「清早6時被號令起床,洗刷後,沒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點。中午11時,有專人將食物送去工廠。午餐休息半小時,11時半繼續工作至下午5時。放工後回到宿舍、沐浴、進餐。6時再度工作,至下午12時,夜間,沒有食物,挨饑入睡。同時要挨饑至翌日中午10時才有食物。……一個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條狗那麼簡單。」參見本書載《南洋商報》(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由於糧食很少,生病後缺醫少藥,且無人照顧,病人死亡率很高,據統計慘死者有6萬餘人,傷殘者4萬人,也就是說每一里長的路軌,是用64名戰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換來的,因此這鐵路被稱為「死亡鐵路」。馬來亞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編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據時期殉難同胞追思活動1995年—2001年紀念刊》,2002年8月,第14頁。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有2.4萬餘人滯留在曼谷,其中約有4000餘名是華工。除了泰緬「死亡鐵路」外,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也有一條120多公里的「死亡鐵路」。1944年4月,日本強征一批華人前往印尼蘇門答臘島,他們被迫建築一條從巴干峇魯直通馬魯的鐵路,這條鐵路途徑大片森林,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瘧疾叢生,他們受到的虐待與超負荷工作如同泰緬「死亡鐵路」的勞工一樣,「由於不能忍受當時惡劣的環境,而有約半數人身亡。」而僥倖生存下來的勞工也是百病纏身,戰後生活異常艱難。   
  導言:歷史是一種責任(2)   
  日軍對新馬華人的經濟掠奪更是厚顏無恥。在佔領新馬初期,他們強迫華人自動交納「奉納金」5000萬元以示懲罰。由於時間緊迫,華僑協會到期只籌集到2000餘萬元,在無法籌足的情況下,華僑協會只得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貸款湊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納金時訓話說:「華僑在戰前,因為受到英美反宣傳的影響,更由於重慶政府的欺詐和慫恿,曾有過排日的行動。更甚者,是參加英美宣傳和幫助英美攻擊日軍。這種行為,本來應該以敵人論,但華人數千年來,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長,所以最後能翻然覺悟,痛自反省,而以自願的態度,發起籌募捐奉納金。但你們必須深加明瞭,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們切勿以為奉獻了奉納金以後,各人的責任就已經完盡了,你們必須痛改前非,勇於改過。如果還不理解自己的過錯,仍然必須受到嚴厲的懲處。」馬仲漢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亞太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頁。這篇訓話講稿充分暴露日軍的強盜邏輯。 
  除了赤裸裸地強迫華人交納「奉納金」外,日本在佔領新馬期間更為險惡的掠奪手段是通過大肆濫發軍票因日軍發行的軍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圖案,故軍票俗稱香蕉票或蕉票。日軍在馬來亞地區發行的軍票上印有「保證可以兌換」字樣,但是日軍戰敗後這些軍用票立即成為廢紙。的方式掠奪華人財產,據估算日軍在佔領新馬期間共印發軍票70億到80億元。《日本濫發軍票與搜括物資一斑》,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頁。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後,重新收復接管新馬的英國政府拒絕承認此項軍票,因此,日本發行的軍票一夜之間成為廢紙。據1946年1月調查統計,僅新加坡一地普通華人和華人商會軍票損失達270822000元。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頁。 
  在日占新馬期間,華人所遭受的痛苦遠不止上述數種。歲月的流逝雖然沖淡了眾多受害者對當年日軍暴行的痛苦記憶,但有心人前赴後繼的調查與研究將給歷史留下有益的經驗與教訓。 
  三、 尋求歷史真相與伸張人類正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詢局對日軍在佔領新馬期間的暴行進行調查登記,南僑總會成立新加坡市內外調查委員會曾逐戶分發調查表格進行調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體鳴冤委員會也對受害情況做了一些登記,許雲樵教授經過20餘年的艱辛努力,到1971年時已尋找調查到新馬華人殉難名單8500個。但是,由於受到冷戰體制的影響,戰後新馬地區華人受害調查同亞洲其他受害國一樣並未引起足夠重視而得到充分展開。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事實的挑釁引起了亞洲受害國民眾的極大憤慨,一些學者和普通民眾為了尋求歷史真相與伸張人類正義,踏上了漫長的調查日軍暴行的征程,在這一群人當中,馬來西亞華人受害倖存者孫建成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軍一次大屠殺中,當時只有7歲的孫建成全家有9個親人慘遭殺害,他由於機智躲避才僥倖逃脫日軍的屠殺。在日本友人的鼓勵下,1985年,他開始參加揭露日軍暴行的活動,1992年,他發起成立了「日治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呼籲受害華人積極協助提供受害事實,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經過近10年的努力,他調查搜集了560餘份受害華人的資料,其中屠殺受害調查210餘份,建築「死亡鐵路」受害調查120餘份,軍票受害調查220餘份。另外,新加坡華人柯冰蓉女士長期以來一直熱心參與受害調查,本書收錄的李樺卓、黃再炎、葉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華人資料則為柯女士提供。由於孫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艱苦努力和執著追求,為我們再現了半個多世紀前一幕幕慘案的歷史真相,為人類共同反省戰爭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調查新馬華人受害歷史真相的過程中,來自於加害國日本的部分學者和普通民眾也參加和推動了新馬華人受害事實真相的調查。日本國立琉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高島伸欣先生,在他還是一名中學教師的時候,他就到馬來亞半島調查二戰期間日軍暴行。據瞭解,20餘年來,他先後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達上百次,足跡幾乎遍及整個馬來亞半島。除此之外,他還利用有利條件,在日本國內廣泛查閱檔案資料,如他曾調查發現一份原日軍《陣中日記》,該日記中記載1942年3月日軍在森美蘭州一個鄉村就屠殺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犧牲者銘刻於心」組織,每年8月都邀請亞洲包括馬來西亞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舉辦證言集會,日本橫濱的亞洲論壇組織也自1996年開始,每年邀請一位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證。實際上有許多有遠見的人們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國與受害國國民能真誠面對悲慘歷史,以尋求加害國與受害國國民之間的真正和解。 
  四、 歷史是一種責任 
  20世紀80年代後,關於馬來西亞日軍暴行資料已相繼出版多種,如,1984年許雲樵、蔡史君主編的《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業霖主編的《太平洋戰爭史料彙編》、2000年出版的《奉納金資料選編》;1999年出版的馮仲漢主編的《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華族蒙難史料。這些資料集對我們深入瞭解二戰期間日軍在東南亞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現在彙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書是孫建成和眾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勞動。從1992年12月開始,孫建成先生便開始調查搜集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個體受害事實,難能可貴的是每份投訴資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點、受害事實和投訴人聯繫地址,而且還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訴人照片。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這份資料彙編並不是全部新馬華人的受害投訴,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資料,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資料已足以讓我們震憾不已! 
  本資料集共編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新馬華人遭日軍屠殺的投訴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華人的受害調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總共蒙難人數為687人。第二部分是關於新馬華人被強征建築「死亡鐵路」的投訴材料,此類投訴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華工在建築鐵路時死亡。第三部分是關於華人軍票損失投訴材料,此類投訴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記具體數額),雖然同孫建成聯繫的軍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則未能前往登記(據報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餘名報名,但實際前往登記的人只有50餘人),僅就其登記的226份投訴資料統計,其軍票數額已超過850萬元。在編輯每一部分投訴資料時,為了便於讀者瞭解有關投訴材料的背景,我們還編輯了同部分投訴材料相關的新聞報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訴人相關背景資料的列表。 
  由於孫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訴資料初稿幾乎全都是手寫記錄的,且多為口語化語言,文字則有中文、英文和馬來文三種文字,這給我們的整理編輯工作增加了很多難度。為了便於讀者閱讀理解,我們作如下幾點說明:1. 關於語言文字。全書原則上統一譯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馬來文或英文時,如果有比較準確翻譯的我們將它譯成中文,無法確定者則保留原文。另外,由於投訴資料均為手寫體,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會出現差錯。一些人名中無法確認的字,則以「×」或「某」代替。2. 關於語言的表達方式。由於用語習慣,新馬華人有許多稱呼和用語同我們表達的方式並不一樣,如自行車在新馬一帶則被稱為「腳車」,卡車被稱為「羅厘」,日軍則被稱為「蝗軍」,為了便於國內讀者閱讀,在投訴材料中,我們都將此類名稱改為習慣用語。另外,在忠於原文和投訴人感情的基礎上,我們對投訴材料作了一些改動,對一些明顯的錯別字作了修正,對一些表達過分口語化的用語也作了適當調整。在軍票投訴資料中,許多投訴人投訴內容有許多表述語句相同,我們則作了必要的刪減。而對於所附新聞報道,其內容和用語我們則完全忠於原文,未作任何改動。3. 關於圖片的使用,在孫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訴材料中,絕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訴人的照片,原則上我們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為第一選擇,沒有受害人照片的情況下則收入投訴人的照片。4. 關於部分投訴材料的處理,在孫建成搜集的投訴人材料中,還有極少部分投訴材料不是反映華人受害事實,但考慮到史料的重要性,我們也將其收入,以供讀者參考。   
  導言:歷史是一種責任(3)   
  在本資料集的整理過程中,楊國譽、張啟祥、許書宏和王艷飛付出了很多艱苦勞動,張朔人、謝剛和錢春霞也協助校對了本書初稿,王艷飛還承擔了全書照片掃瞄等後期出版的許多工作。為了促成本書的整理出版,邵子平先生和柯冰蓉女士多方努力,柯女士在得到李氏基金會的支持後還專程從新加坡前來南京指導,最後,本書能順利出版,還要特別感謝江蘇人民出版社吳源社長的大力支持。 
  經過近一年的整理與編輯,《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書終於付梓出版了,它凝聚了孫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眾多投訴人以及關心支持這一工作人們的心血,我們期望此書的出版能給人類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為呼喚人類和平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歷史是一種責任,它不僅為了過去、為了今天,更是為了明天。「歷史正義不能隨意被顛倒,為了讓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讓年輕一代得以坦對歷史,讓所有掌權當政者在作任何決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鑒。……(我們)不應視歷史為包袱,而是一種責任,從而思考我們對歷史所該負有的責任。」參見《南洋商報》2001年8月14日。 
  2003年12月28日於南京     
  第二部分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一、 蒙難華人受害調查一、 蒙難華人受害調查孫建成1. 蒙難者:孫紫針,男,32歲,商人孫雪霞,女,3歲鄭蜜,女,35歲孫維,女,12歲孫建國,男,8歲王在,男,38歲孫腰,女,29歲王意,男,8歲王梅,女,6歲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孫紫針之子孫建成(Soon Kian Seng),58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898892,現住於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我的父親孫紫針,32歲;妹妹孫雪霞,3歲;二伯母鄭蜜,35歲;堂姐孫維,12歲;堂哥孫建國,8歲;姑丈王在,38歲;姑母孫腰,29歲;表兄王意,8歲;表妹王梅,6歲。以上九個親人,無緣無故,冤枉無辜,被日軍殺害。我孫建成家族九條人命及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如今我本人是受害者的後裔,本身也是劫後餘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憑著良心,給我一個合理的要求,賠償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3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楊振華2. 蒙難者:楊金鴻,男,30歲,商人楊雲章,男李九妹,女蔡德妹,女楊信鴻,男李玉妹,女蔡亞妹,女楊坤鴻,男李玉,女楊小妹,女楊金鴻之另外三妻楊金鴻之子女五人楊金鴻二弟子女四人楊金鴻三弟子女三人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楊金鴻之子楊振華(Yoong Chin Fah),61歲,退休,祖籍廣東梅縣,身份證號0223668,現住於298. Taman Tutuk, Sikamat Seremban,Negeri Sembilan,郵編70400。 
  投訴內容: 日占時期,我的家屬,一家大小25人被毫無人性、慘無人道的日本軍人殺害,日本政府為何不負起一切後果?這場屠殺使我家遭受了生命財產的雙重損失,沒有人能彌補我的這一巨大損失。沒有人能想像出我的悲哀。這一事件(的記憶)將伴隨我終身。我們受害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應當維護人類基本人權,給予蒙難者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3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葉苟3. 蒙難者:葉庚,男,33歲,務農鄭娘,女黃四,女葉正娣,女葉顯房,男葉苟,男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葉庚之子葉苟(Yap Yak Keu),60歲,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證號2961583,現住於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我本人名叫葉苟。我本來生活在一個七口之家。但是,1942年3月16日,在瓜拉庇□的港尾村,日本兵殺害了我們家的五口人,我受了七處刀傷卻死裡逃生。我的這些被殺害的親人是我的父親、母親,我父親的另外一妻,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慘案發生那一年,我才9歲,但我能夠記得那個難忘的日子裡發生的一切。一大隊日本士兵開進我們村莊,我母親建議離家躲避,但父親反對,因為他說剛才回來時已見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懼。不久我們被要求到一塊空地上排隊,我父親和我還有其他一些人被帶到河邊。這些人都被殺害在河邊,我的背上被刺了七刀,昏過去了,直到天黑才清醒過來。我不敢哭,爬起來,並且找到另外一個小孩子。我們在一起直到天亮。我們可以看到火光,是日本兵在燒我們村莊的房子。我們被一個高州人救了,直到我們的傷口完全康復。想當年,日軍用最慘無人道、最殘暴的手段殺害我一家六人,我的親人無辜犧牲在毫無人性的日軍刺刀下。如今我們受害人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憑良心、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賠償我們家族生命、財產雙重損失。日政府不應該違背良心!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蔡德勝4. 蒙難者:蔡湘郎,男,34歲,務農蔡湘郎之妻蔡菊英蔡譚妍蔡德修蔡德明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蔡湘郎之子蔡德勝(Chai Teck Choon),63歲,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證號0225565,現住於54,Jalan Lister, Rd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5日,一隊野蠻的日本兵騎自行車闖進了瓜拉庇□的港尾村,這些毫無人性的傢伙命令所有村民到一塊空地上排隊站好,日本兵把這些村民分成人數不同的好多組。我當時11歲,我們這組被帶到田後的一塊泥地裡,所有人都被刺了許多刀,我也挨了一刀。當我被刺了一刀以後,立刻就昏了過去,凶殘的日本兵認為我像其他人一樣也死了。當我恢復知覺以後,成功地離開了屠殺現場,我無比恐懼,以至於一直在樹林裡呆到第二天。我在尋找食物、住處和朋友的途中,遇到了受傷的小夥伴「發油仔」,他想自殺,但在我的勸說下,他決定活下去。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們,我們一直住在這位好心人的家裡直到傷口痊癒。我被凶殘的日本兵殺害的家人包括: 父親、母親、兩個姐姐及兩個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家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4)吳旺5. 蒙難者:吳紫語,男,52歲,木工鄭氏,女,46歲,家庭主婦吳承娘,女,11歲,求學吳定娘,女,5歲吳金生,男,9歲,求學吳金喜,男,2歲吳譚喜,男,7歲吳譚安,男,16歲,求學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吳紫語之子吳旺(Ng Wang),65歲,商人,祖籍廣東豐順,身份證號3404604。現住址: 森美蘭州武吉不業律24號,郵編7196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們家住在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我家共有九口人,我在那時只有13歲。1942年3月16日清晨,早飯前,一隊日本兵大約8個人,來到我家,並要求家裡的所有人都到外面去。日本人讓我們走到約一英里外的鎮上去,鎮上已經有大約500人,其中包括男子、婦女和兒童。所有人都呆在一處,當時大約是上午10點,日本人讓我們排隊,每隊大約20人,所有人都被帶到森林邊上並在那兒被屠殺。我所在的那組被趕入一處建築,日本人一次喊出7人殺害。當快要輪到我時,我跑了開去,卻又被日本兵抓住了。我被從身後刺了一刀,倒在地上裝死。因此日本人不再注意我,我才躲過一死。之後,我聽到了房屋燃燒的聲音,心想我們全家大概已經都死了。因為害怕被發現,我在森林裡餓著肚子呆了一夜。 
  第二天,當日本兵走後,我才從森林裡出來,我見到所有的房屋,包括我家的屋子都已經被徹底燒塌了。我估計損失大約有50萬元。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   
  我所有的家人都被殺掉了,他們包括我的父親吳紫語、母親鄭氏、兄長吳譚安、妹妹吳承娘、胞妹吳定娘和胞弟吳金生、吳金喜、吳譚喜。這就是我們家所遭遇的一切。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負責一切後果,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3日。王伍尾6. 蒙難者:王伍尾,男,20歲,農耕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20日。 
  投訴人資料: 王伍尾(Wong Ng Wee),男,70歲,腳車修理工,祖籍客家,身份證號3557316,現住於森美蘭州瓜拉庇□縣德拉積甘榜亞逸依淡萬巴(BT. 16/2 Terachi Kuala Pilau N. Sembilan),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內石叻門山頂區(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我叫王伍尾,在二戰期間被日本人抓住,被灌肥皂水,被拳打腳踢,我在日本人那裡受了各種各樣的酷刑,看看我光禿禿的手指,看看我瘦弱的身體。我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我能向誰尋求補償?日本政府應該補償我所遭受的一切傷害。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5)鄧亞梅7. 蒙難者:鄧保,男,46歲,務農熊玉香,女,62歲鄧監興,男,24歲鄧亞梅,女,14歲蒙難地點: 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鄧保之女鄧亞梅(Teng Ah Moy),65歲,退休,身份證號1645017,現住於A3 Kampung Baru Rahang Sban N.S/No.3220 Jil 32 Tmn Kayak, Seremban, N.S.Malaysia,郵編70450。日本侵佔時住址: 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6日,一隊野蠻的日本兵騎車闖入了庇□港尾村。他們屠殺了幾百位村民,其中包括我的父親鄧保、母親熊玉香和哥哥鄧甘興。我也身中18刀,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在被刺傷以後,我昏了過去,躺在屍堆中三天三夜都沒有醒過來。一些好心的村民救了我。他們細心地照料我,直到我能夠下地行走。在那時,我只有13歲。此後,我的生活是非常淒慘的。誰該對我的遭遇負責呢?當然是日本人。我該不該為自己的悲慘遭遇索取賠償?當然應該。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6)陳譚嬌8. 蒙難者:陳王,男,40多歲,膠工尤娣,女,膠工陳王之子,10歲陳王之幼女,5歲陳譚嬌,女,8歲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陳王之女陳譚嬌(Chen Tam Kui),54歲,身份證號0229213,現住於NO.233 Tampinrd Kuala Pilah N.S.。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我叫陳譚嬌,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的港尾村進行了大屠殺,我在這場屠殺中被刺了九刀,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及一個妹妹都在屠殺中被殺害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因為我的大伯救了我。你能夠想像那些刀傷給我帶來的痛楚嗎?許多人幫忙給我治了好幾個月,我在8歲小小年紀受了這麼重的傷居然還能活下來,真是上帝保佑。那些殘忍的毫無人性的日本人殺害了我的家人,並且刺傷了我,你說,我能原諒並且忘記他們嗎?我要提出索賠。日本政府應該承擔責任,並且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7)馮梅妹9. 蒙難者:馮維啟,男,35歲,商人馮維啟兩個兒子馮維啟之女馮梅妹,女,14歲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香蕉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馮維啟之女馮梅妹(Fong Mei Mei),64歲,退休,身份證號1147760,現住於No.7.Y4,Block A,55200 JiL,Hang Tuah Kuala,Lumpur,Malaysia。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金馬士。 
  投訴內容: 我叫馮梅妹,1942年3月15日,我和父母及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住在森美蘭州瓜拉庇□的港尾村。那天,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日本兵押著我們離家,我們和另一些村民被命令排成一隊,毫無人性的日本兵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地方,我的父親和弟妹都被殺死了。我和母親卻僥倖未死。媽媽和我雖背後中刀,也應聲仆倒,但傷勢不重,很清醒,本著求生本能,媽媽在我身邊叫我裝死勿動。我和我的母親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我們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場,遵守人類基本人權,還給我一個合理的賠償,因為我們的親人無辜慘死在日軍的尖刀下,日本政府有什麼理由不給我們補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3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8)白亞銀10. 蒙難者:張亞蓮,女,34歲,耕種白炳水,男白亞妹,女白亞香,女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張亞蓮之女白亞銀(Pok Ah Ngan),59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586725,現住於柔佛州麻坡(45 Jalan Abdullah Muar Johor),郵編84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軍隊在瓜拉庇□的港尾村殺害了我的以下親人,他們是: 我的母親張亞蓮、姐姐白亞妹、妹妹白亞香和弟弟白炳水。他們是和另外許多人一起遇害的,我當時也在即將遇害的人群中,但我躲過了日本兵的殺害,因為當我見到鮮血從其他受害者身上噴湧而出時,我就暈了過去。當我恢復知覺以後,我只見到周圍的地上滿是鮮血和屍體,你能想像到一個8歲的孩子是如何面對這巨大的悲痛的嗎?我不敢哭,只是拚命甩開兩腿跑去尋找幫助和庇護,我走遍了全村,可是一個人也找不到,我就這樣餓著肚子無依無靠地走了兩天,直到一對好心的夫婦收留了我。你怎麼看待這些毫無人性的日本人?你說他們還是人嗎?是誰給了他們如此大開殺戒的權力?你能想像得出我的家人都被殺光後我的悲痛嗎?那麼誰又該對這些事件負責呢?雖然慘案已過去半個世紀,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本著人類道德心,尊重人權與人道宗旨,合理賠償受害人家屬後裔。日本政府更不應該執行強盜的政策,而寧願永遠成為一個沒有人道的國家。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9)吳梅蘭11. 蒙難者:吳留,男,55歲,膠工馮萍,女,47歲,養魚馮平光,男,22歲,雜工吳苟,男,22歲,雜工吳譚金,男,16歲,學生吳亞蝦,男,14歲,學生吳小個,男,10歲,學生吳亞發,女,8歲,學生蒙難地點: 瓜拉庇□(今名巴力丁宜)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吳留之女吳梅蘭(Yoo Mue Lan),70歲,家庭主婦,祖籍新惠,身份證號2484095,現住於丹絨怡保大街33號(No.33,Pekan Tanjung Ipoh N.S.),郵編71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我想講出我的悲慘經歷以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馬來西亞日治時期的那些日本兵有多麼的凶殘。我出生於一個貧寒的八口之家。在1942年初,我的父親吳留,母親馮萍,舅舅馮平光,哥哥吳苟,弟弟吳譚金、吳亞蝦、吳小個及妹妹吳亞發住在港尾村。他們都是農民,作為農人,大人從早忙到晚,他們從不招惹誰,也不傷害誰,但他們突然間就被殺掉了,是誰奪去了他們的生命?是那些日本兵。日本人連一聲警告都不曾有過,問也不問,也不作任何說明,在一天之內就殺害了我家的這八口人,親人們的屍體被拋在空地上任鳥獸啄食,空氣中充滿了屍體的腐臭味,各種小蟲遍佈地面,沒有人敢從附近經過。你想像得出當時的情形嗎?你怎樣看待那些日本兵呢?他們是人還是野獸?這些日本人還配生活在人類社會中嗎?誰應該對這一事件負責?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對那些受日軍傷害的人們進行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19日。 
  12. 蒙難者:李風,男葉娥,女李福,男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李風之子李輝(Lee Fui),69歲,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證號0525551,現住於Apt. Blk 34 Stra Thmore Aye 3181 Singapore。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5日,當時我17歲。這一天,一隊騎車的日本兵闖入了瓜拉庇□港尾村,這些士兵隨身帶著步槍和刀。村長首先慰勞了他們,因為他被告知,這些日本兵是來檢查村裡的居民並分發口糧的。我卻跑開躲了起來。歡迎儀式結束後,日本兵命令所有的村民到一塊空地上集中,並分組排好,一組組的村民被帶到村裡的不同地點,並在那兒被殺掉。我的父親、母親和哥哥就在這些被日軍殺害的人之中。慘案發生迄今已經過去52年了,日軍當年草菅人命,我們家族遭受生命財產雙重損失,我們這些受害人的後裔,不希望日本政府一味奉行強盜的宗旨,始終寧願違背良心,不肯尊重人權,令人感到遺憾。假如日本政府真有維護世界和平和執行民主人權的政策的誠意,必須妥善解決我們的問題,這樣才有資格稱作一個民主人權的國家,因為你們拖欠我們的血債還沒有解決。日本政府應當對當年的滔天大罪負責,必須對我親人的被害進行完全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0)李少明13. 蒙難者:熊玉香,女,家庭主婦鄭×興,男,教師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熊玉香之外孫李少明(Lee Sau Min),男,53歲,商人,祖籍客家,身份證號1558049,現住於158,K.S.M, Kg Larong Jelebu N.S.,郵編716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庇□炎端伴。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6日,一隊日本兵帶著罪惡的目的騎車闖進了港尾村。起初,村長趕去慰勞他們,村長告訴村民們這些日本兵是來給他們發身份證的。但隨後,村民們遭到了屠殺,幾百名村民被殺害,日本人甚至連一個月大的嬰兒也不放過。我的外婆熊玉香、舅舅鄭×興也在遇害者之列。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外婆和舅舅的無故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6日。 
  何振平14. 蒙難者:何伍貴,男,44歲,小商人鍾遠嬌,女,72歲葉玉娣,女,38歲何志興,男,15歲何金蓮,女,13歲何伍貴另外三子女,9歲,7歲,5歲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瓜拉庇□。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何伍貴之侄何振平(Hor Ching Peng),68歲,退休,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 2004595,現住於芙蓉沉香路738號,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丁。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的港尾村殺害了我家八口人,他們是: 祖母鍾遠嬌、叔叔何伍貴、嬸嬸葉玉娣、堂兄何志興、堂妹何金蓮以及另外三個堂兄妹。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沒有同倖存者及受害者遺屬進行對話。當年日軍犯下人類最殘忍的滔天大罪行,而今日本政府應該負起一切後果,公平合理地賠償給我們蒙難者家屬後裔,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否則天理何在?人類道義又在哪裡?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8日。賴源15. 蒙難者:Low Ah Tee,女Lai Ah Ngau,男Lai Ah Lai,男Lai Peng,男Lai Kin Mee,女Lim Ai Lian,女Lai Khoon,男Lai Tian Lai,男Chu Mok Lian,女Lai Mok Sang,男Lai Ah Kim 女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Low Ah Tee之夫賴源(Lai Yin),身份證號2014353,現住於KamPung Cina, Bahau, N.S.。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人在瓜拉庇□的港尾村殺害了我家11口人,我這些被害的親人是: 我的妻子Low Ah Tee,我的兒子Lai Ah Lai、女兒Lai Kin Mee,我的堂兄弟Lai Khoon、堂嫂Chu Mok Lian,我侄兒Lai Ah Ngau、侄女Lai Ah Kim,堂兄弟Lai Peng、堂嫂Lim Ai Lian, 侄兒Lai Tian Lai、Lai Mok Sang。我的這些親人都是守法公民,他們的年齡從1歲到31歲不等。殘暴的日兵為什麼要殺害我們家這麼多親人?他們應不應該為殺害我這些親人付出代價?我認為,日本政府必須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向我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少文16. 蒙難者:葉娘,女,55歲,農婦黃新,女,28歲,農婦李觀濤,男,10歲,學生李觀鳳,女,9歲,學生李觀玉,女,8歲,學生李觀勝,男,6歲李觀發,男,4歲李福(音譯),男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李福之侄李少文(Lee Than Lin\Lee Sau Woon),51歲,園主,祖籍廣東保安,身份證號2485083,住址: No.63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甘榜珍那。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李福(音譯,Lee For)是個農夫,家住瓜拉庇□港尾村。他家八口人被凶殘的毫無人性的日本兵殺害了。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八處刀傷,當被刺傷後,他就躺在地上裝死,在1942年3月16日的港尾,他就這樣躺在那些死屍中。在那些日本兵離開屠殺現場後,他爬了起來,去尋找救助和醫治,叔叔到了我們家,我父親給了他所有的幫助,直到他痊癒。從那以後,他幾乎不能幹什麼重活,也掙不到什麼錢,生活非常艱辛,我要為我這些親人受到的傷害向日本政府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日。 
  何德銘17. 蒙難者:黃英,女,56歲,家庭主婦張麗,女,34歲,家庭主婦何鳳,女,5歲蒙難地點: 瓜拉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黃英之子何德銘(Ho Tuck Ming),78歲,退休公務員,祖籍廣東順德,身份證號0186713,現住於17706 Rumah Kerajaan, Jalan Kesang, Jasin,郵編75450。日本侵佔時住址: Brt. Rambai Malaka。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港尾村屠殺了600多位村民,這些遇害者中有我的三位親人,她們是我的母親黃英、嫂子張麗和侄女何鳳。我的這些被害的親人是完全無辜的,為什麼日本兵要殺害她們?那些日本兵真不是人。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邱宜贊18. 蒙難者:邱宜欽,男,27歲,商人邱宜欽之妻,23歲,家庭主婦邱宜欽之女,5歲邱宜欽之女,一個月蒙難地點: 庇□英文學校後。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邱宜欽之弟邱宜贊(Khoo Gee Chan/Gan San Chuk),63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224198,現住於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4)   
  投訴內容: 在日治時期,日本兵殺害了我的哥哥邱宜欽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女兒。我的哥哥是一個很本分的人,開有一間雜貨店。他的妻子是一個賢惠的家庭主婦,他們的兩個女兒一個5歲,一個才一個月大。1942年3月10日,一隊日本兵闖進了我哥哥家的小店,把他們一家四口都趕上外面的卡車,和另外許多同時被抓的人一起載往庇□英文學校,共有四家26人被抓,四家店的貨物全部被拍賣。日本兵把他們帶到小山頂上,在那兒,這些善良的百姓全被殺害了。住在附近的村民聽見了他們被殺時的哭聲和叫喊聲。你認為這些善良的人們應該受到這樣沒人性的殺害嗎?我呼籲全世界的人們都來譴責這一殘酷行徑。目前的日本政府應該對整個事件負起全部責任。日本人應該對那些受害者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林根本 
  19. 蒙難者: 
  林湊,男,59歲,小園主 
  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瓜拉庇□縣武吉淡文須英文學校後面山上。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林湊之子林根本(Lim Keng Poon),65歲,出租車司機,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3395765,現住於馬來西亞馬六甲州亞羅牙也縣武吉士邦,門牌AG.4825,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瓜拉庇□縣冷宜埠,門牌9號。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們一家人住在瓜拉庇□縣的冷宜埠。1942年3月10日上午,因為親人林和協身故,受喪家委託,我父親林湊和我的叔叔林固騎車去庇□買棺木,返回冷宜至武吉淡文須時,遭日警備隊設路障扣留。當日下午3時,他和另外幾百人一起遭日本兵的集體屠殺。這一屠殺是在武吉淡文須的英文學校後面發生的。我父親當時59歲,完全是一個無辜的人,日本人毫無緣由地殺害了他。此前英軍早已投降,馬來西亞已經不再發生戰爭了。在淪陷後的日治期,並非戰爭時期的抵抗分子,平民為親人喪事出外買棺卻慘遭殺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場,日本政府應該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謝發 
  20. 蒙難者: 
  謝棧,男,46歲,工人 
  蒙難地點: 瓜拉庇□英文學校。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謝棧之子謝發(Cheah Fatt),57歲,工人,身份證號1302508,現住於221 Taman Nesa Aman, Jalan Melang,Kuala Pilah, N.S.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ukit Temansu Kuala Pilah N.S.。 
  投訴內容: 我母親告訴我,是駐紮在瓜拉庇□英文學校的日軍殺害了我的父親,時間是1942年3月,當時我只有7歲。我的父親無辜地被殘忍的日軍殺死,我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1日。 
  劉鼎傳 
  21. 蒙難者: 
  劉天寶,男,商人 
  蒙難地點: 芙蓉監牢。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劉天寶之孫劉鼎傳(Liew Tin Thye),58歲,工人,身份證號1302196,現住於335,Jalan Aman 2,Taman Desa Aman,Kuala Pilah, N.S.,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37th mile stone, serting, Kuala Pilah, N.S.。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將我的祖父抓進監獄裡,並在獄中將他折磨致死。日本兵憑什麼毫無理由地殺害他?他是一個誠實本分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李娥嬌 
  22. 蒙難者: 
  李玉固,男,33歲,督工 
  蒙難地點: 瓜拉庇□淡邊路英文學校後山。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李玉固之女李娥嬌(Lee Moi),54歲,膠工,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228496,現住於No.31,Pekan Senaling,Kuala Pilah, N.S.,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投訴內容: 1942年時,我的父親李玉固是瓜拉庇□Pekan Senaling的一名商人,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小鎮上的許多人都喜愛我的父親,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善良又熱心。一天下午,在他從瓜拉庇□城回家的路上,在Sekolah Tuanku Muhammad被一些日本兵扣留,然後毫無緣由地把他押往淡邊路英文學校的後山。據一些目擊者說,我可憐的父親當即就在那兒被槍殺了。在我父親死後,我親愛的母親,不得不一個人擔起家庭重任,她必須辛苦工作以維持生計,我也不得不小小年紀就去工作。因為母親沒法拿出足夠的錢交學費,我沒有受過多少學校教育。是誰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了這樣的痛苦?是日本人。日本政府應該良心發現,負起一切責任,給我們賠償。否則天理何在,人道又何在? 
  投訴日期: 1993年5月13日。 
  葉金花 
  23. 蒙難者: 
  王俊明,男,30歲,小商人 
  劉葉,女,29歲 
  林亞清,女,25歲 
  外婆,女,70歲 
  黃×,男,73歲 
  王獅,男,7歲 
  王文龍,男,5歲 
  王文虎,男,4歲 
  牛奶豬,男,3歲 
  王妹,女,11歲 
  蒙難地點: 瓜拉庇□淡邊路英文學校後面山上。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王俊明之弟媳葉金花(Yap Kim Hua),75歲,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228485,現住於No.36, 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瓜拉庇□(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投訴內容: 我叫葉金花。1942年3月10日,日本兵殺害了我家十口人,我的這些被害的親人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叔叔、嬸嬸和侄兒侄女們。我的這些親人被日本人押到了瓜拉庇□英文學校,他們在學校後面的小山上被屠殺了。我的這些親人沒有任何罪過,也沒有惹過日本人,為什麼他們會被殺害?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新政府應該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主持公道,給予受害者家屬、後裔合情合理的賠償。因為我的親人當年都是遭到毫無人性、慘無人道的殺害,無辜慘死的。日本政府應該負起一切後果,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3日。 
  蕭亞滿 
  24. 蒙難者: 
  陳四妹,女,31歲,割膠 
  蒙難地點: 瓜拉庇□申那冷宜大橋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陳四妹之女蕭亞滿(Siow Ah Man),53歲,退休,身份證號3999976,現住於112,Kg.Baru Cina Paroi, Seremban N.S.。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新那靈(Jalan Tampin Senaling N.S.)。 
  投訴內容: 我母親陳四妹當年被毫無人性的日軍不問緣由地捉去殘殺了。我是她惟一的女兒,當年兩歲,在我母親被害後,一位馬來Mah Cik照顧了我。日軍退出瓜拉庇□的Selaru後,父親把我接回了家。在我年幼時,我就沒能得到母親的關心和撫愛,生活非常艱辛,我小小年紀便要做家務活而未能接受應有的學校教育。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他們必須為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他們應該為我母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2日。 
  杜三妹 
  25. 蒙難者: 
  譚泉,男,42歲,膠工 
  譚泉家人三人 
  蒙難地點: 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九號山。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譚泉之侄女杜三妹(Toh Sum Moy),81歲,祖籍廣東羅定,身份證號130219715074,現住於No.31,Batu 12,Kepis Kuala Pilah, 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縣甘榜西末南洛園丘2號公司。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5)   
  投訴內容: 日本兵在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九號山殺害了我叔叔譚泉一家四口。我叔叔和他全家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守法本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日本兵殺害這些無辜的人真是太殘忍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完全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3日。 
  曾耀華26. 蒙難者:曾繁英,男,45歲,割膠工人童符英,女曾亞發,男蒙難地點: 柔河淡水路馬洛紅毛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曾繁英之女曾耀華(Chan Yaw Wah),64歲,祖籍海南,身份證號1302044,現住於204 Talan Tung Yen Kuala Pilah N.S.,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淡水路葉發(馬洛公司)。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一隊大約三十多人的日本兵來到了瓜拉庇□的柔河,這些殘暴的、不講道理的日本人殺害了我的父親曾繁英、母親董氏和弟弟曾亞發。我的母親當時還懷著孕。在我這些親人死後,我的少年生活充滿了艱辛,我在13歲時,就不得不獨立生活,也無法接受應受的學校教育。誰該對我遭受的這一切不幸負責呢?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有權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3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1)鍾勝松27. 蒙難者:鍾運泉,男,27歲,膠工鍾燕松,男,23歲,膠工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馬口埠新榕桔菜園村。 
  蒙難時間: 1942年6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鍾燕松之弟鍾勝松(Chong Seng Chong),65歲,鐘錶修理工,祖籍廣東梅縣,身份證號2720378,現住於森美蘭州馬口縣巴架巴都,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州馬口埠新榕桔菜園村。 
  投訴內容: 1942年6月15日,是榕桔南洛園借糧日(預支月工資的日子)。三天後,住本菜園村的工頭廖硯萬在下午四時左右從榕桔鎮上回來,到我家對我兄燕松及堂哥運泉說: 「我剛才就被日本憲兵問了話,現在日本憲兵等你們兄弟快去問話。」我兩位哥哥信以為真,就去了,結果就被扣留,當晚沒有回來。過了三天的一個下午四時,一輛軍車停在十字路口,有四個日本兵拿著來福槍,其中一個日本兵用繩子綁著我兄燕松的手,牽著經過我們屋前大路,在村子周圍走了一轉。堂哥沒有回來。然後,四個日本兵又從剛才經過的大路回到軍車上。我哥哥依然被綁著手,被日本軍車載去。從此,我的兩位哥哥音信全無,一定是被日本軍人殺死了。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日。 
  邱國隆28. 蒙難者:(1) 邱庭,男,50歲邱泉,男,35歲李氏,女,47歲(當時有身孕)藍氏,女,26歲邱勝,男,23歲邱三啞,男,5歲黃氏,女,22歲(當時有身孕)邱四啞,女,4歲邱亞九,男,18歲邱倫,男,33歲邱亞拾,男,16歲盤氏,女,26歲邱庭之女,15歲邱庭之女,11歲邱庭之女,7歲蒙難地點: 瓜拉庇□柔河五十吉則地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2) 邱立洲,男,26歲蒙難地點: 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日。 
  (3) 邱南,男,46歲邱保,男,45歲邱森,男,26歲蒙難地點: 柔佛州永平新港。 
  蒙難時間: 1943年8月。 
  (4) 邱耀,男,45歲蒙難地點: 瓜拉庇□冷宜南洛園。 
  蒙難時間: 1943年8月。 
  投訴人資料: 邱庭之侄邱國隆(Kow Kwoh Leong),76歲,退休,祖籍廣東羅定,身份證號3561102,現住於50 Membau Heights N.S.,郵編70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芙蓉庇□冷宜鎮。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3日,日本人在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園殺害了我的侄兒邱立洲。1942年3月18日,日本人在瓜拉庇□柔河五十吉則地園殺害了我的17位親人。1943年8月,日本人在柔佛永平新港抓走並殺害了我的堂兄邱南、邱保和侄兒邱森。同月,日本人還在瓜拉庇□冷宜南洛園抓走我的堂兄邱耀並將他折磨致死。我的這些親人都是清白無辜的,他們沒有傷害任何人,殘忍的日本人為什麼要殺害他們?如今,我們受害人的後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負起一切責任,站在人道立場上,公平合理地賠償給我們損失,這樣日本才有民主可言。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15日。 
  譚學文29. 蒙難者:(1) 譚亞啟,男,40歲,膠工譚亞啟一家另五人譚顏州,男,38歲譚顏州一家另三人譚亞水,男,46歲譚亞水一家另四人蒙難地點: 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九號山。 
  蒙難時間: 1942年。 
  (2) 張廷麥記譚(國)生譚伍譚佳蒙難地點: 泰國。 
  蒙難時間: 1942年被抓。 
  投訴者資料: 譚亞啟之侄譚學文(Tam Ah May),55歲,工人,祖籍廣東羅定,身份證號380110055019,現住於Batu 12, Kepis(Yuen Onn)Dangi, Johol N.S.,郵編73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園丘。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九號山(Dunlop Estate, Kg.See Kwee, Johol, Kuala Pilah)殺害了我叔叔譚亞啟一家六口人、譚顏州一家四口人、譚亞水一家五口人。殘暴的日本兵一共奪去了我15位親人的生命。此外,日本兵還抓走了我的姑丈張廷、麥記、譚(國)生、譚伍和譚佳,讓他們到泰國去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再也沒回來。我後來得知,因為受到了日本兵的虐待,他們都死在了泰國。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3日。 
  陳譚運30. 蒙難者:陳開,男,45歲,雜貨店主蒙難地點: 亞依峇旺落巴路口。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陳開之子陳譚運(Chin Tham Jon),54歲,商人,祖籍廣東海豐,身份證號390205055029,現住於578,Taman Clonlee Tampin N.S.,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於: Air Mawang, Johol N.S.。 
  投訴內容: 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2年3月10日,日軍在亞依峇旺落巴路口殺死了我的父親。當時我才3歲。那天早上,他騎自行車往淡邊買貨,當他騎到落巴路口時,突然聽到大聲呼救的聲音,他就過去看發生了什麼事,卻不幸被日軍抓住。後來我們家人才知道,我父親和另外三家人都被折磨並殺害了。與此同時,我母親帶著我和我的哥哥及姐姐躲過了劫難。因為我母親一個人無法撫養我們,我們在親戚家被帶大。現在,我的母親告訴了我們在我們年幼時發生的這些悲慘往事的詳情,我們既悲哀又憤恨。因此,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5日。 
  陳佛蘭31. 蒙難者:陳亞籃,男,43歲,菜農蒙難地點: 馬六甲。 
  蒙難時間: 1942年5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陳亞籃之子陳佛蘭(Tan Fot Lan),56歲,割膠工人,祖籍廣東海陸豐,身份證號3400480,現住於森州柔河亞依峇旺,門牌8A (No.8A, Air Mawang JohoL,N.S.),郵編73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亞依峇旺。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6)   
  投訴內容: 1942年5月10日清晨兩點左右,日本憲兵到柔河亞依峇旺我家搜查,並抓走了我的父親,把他帶往馬六甲。兩個星期後,我母親到馬六甲憲兵處查問,一個叫作陳德秀的日本憲兵告訴她,我的父親已經被殺了。我的父親被害時43歲,他是一個無辜的人,完全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他被無緣無故地折磨並殺害了。在父親死後,為了撫養我們四個從1歲到11歲不等的孩子,我的母親吃了許多苦。我們在極度的貧困中生活,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無法接受教育。因為食物十分粗劣單一,我們的身體狀況都大受影響。如果那些日本兵沒有殺害我們的父親的話,我們今天的生活,也許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我父親被殺時已經是英軍撤退、日本佔領後的淪陷時期。基於以上事實背景,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及我們因此而遭受的痛苦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薛統生 
  32. 蒙難者: 
  薛狗,男,35歲,雜工。 
  投訴人資料: 薛狗之子薛統生(Sik Sang),58歲,身份證號3062990。現住於No.50 So Kg Baru Ulu N Sembilan,郵編71750。日本侵佔時住址: 中心區。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內容: 我叫薛統生,住在No.50 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N.Sembilan。我父親35歲時被日軍抓夫,並遭日本人殺害。那些瞭解情況的人說,我父親是一個lawabding居民,受到人們的愛戴,沒有任何仇人。父親死後,我家陷入了巨大的困難。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承擔家庭的重擔。我們沒有多少食物和衣服,也沒有受過教育。我們應該譴責誰?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日本政府應當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我父親的死和我們所受的磨難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5日。 
  鄭春桂 
  33. 蒙難者: 
  鄭錦雲,男 
  陳餚娘,女 
  鄭春金,男 
  姚金桃,女 
  鄭鍊娘,女 
  蒙難地點: 甘榜武外。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鄭錦雲之子鄭春桂(Tee Choon Kuai),61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2489104,現住於No.35 Rumah Rakyat Tanjong Ipoh, Tanjong Ipoh, N.S.。日本侵佔時住址: 庇□神安池(甘榜武外)。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毫無道理地殺害了我們家五口人。那時我的父親是在甘榜武外開小商店,同住者有母親,剛結婚的二哥二嫂及二姐鍊娘。當時,日軍開到我們店中,我只有9歲,日本兵押走父母二兄嫂及二姐,我無知地跟著父母,父親好像知道不祥預兆,再三促我走開,不許我跟著,我便離開他們獨自來到屋後不遠河邊的田野躲避,後來才知家人被害。慘案發生迄今已過半個世紀,但日本政府從未正視他們士兵犯下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須給予受害者家庭公正合理的相應賠償。日本國家執政者只能逃避一時,不可能逃避一世,日本政府如果有實行民主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願,就應該以開明的態度處理這起慘案,負起責任,還我們受害者的血債。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12日。 
  林明德 
  34. 蒙難者資料: 
  陳桃,女,38歲,家庭主婦 
  王笑,女,19歲,家庭主婦 
  蒙難地點: 德拉打。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日。 
  投訴人資料: 陳桃之子林明德(Lim Min Teck),男,75歲,書記員,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203447,現住於No.32A,Jalan 3/40, Taman Pusat Kepong, K.L,郵編5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亞森美蘭州,瓜拉庇□縣,甘榜丁雅。 
  投訴內容: 我林明德,於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南侵馬來亞半島時期,居於馬來亞森美蘭州瓜拉庇□縣甘榜丁雅。當年屋子是向馬來人租的木板屋,中間隔開,一邊是我外祖父經營的雜貨店,也是他們一家大小的居所,他家人共五位: 外祖父、外祖母、懷孕的寡舅母,一歲半的小表弟、三歲的小表妹。另一邊是我的家,父親早逝,只有守寡的慈母陳桃38歲,太太(前妻)王笑19歲,大妹林亞寶12歲、二妹林玉梅9歲及我23歲(註: 因為我是養子,所以慈母只大我15歲,二妹後因與家人意見不和,今已失去聯繫)。當年我是自己經營用自行車載雜貨到處去售賣。 
  公元1942年3月3日,這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了無人性、殘暴似獸的日本軍,使我失去敬愛的慈母及新婚七個月的賢妻。因為戰亂而無法經營,生計頓陷困境,以及我兄妹52年的精神痛苦。 
  事發當天,我和平時一樣,早上八時,用自行車載著貨物出門,離家大約一里就被日軍攔住,命令坐於大路旁,與我一樣被命令坐在那裡的人約有二十多位,至下午大約一時多才被釋放,我馬上飛快地騎自行車回家。一到家門,外祖父即告訴我,慈母抱著小表弟和我太太、妹妹,跑去屋後草芭躲避日本兵。我馬上就去屋後草芭找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到。那時我心慌意亂,不顧自身安危,回家騎了自行車又去神安池找。我一到神安池又再次被日本兵攔住,把我押去草場,命令我坐下,被令坐在草場上,那裡大約有二百人,前後兩排日本兵挺著槍對著我們,到下午大約四時才被釋放回家。我不敢再去找他們,只好在家等,大約下午六時,大妹抱著小表弟和二妹,被一個好心的中年華人帶回家,還對我說慈母和太太已遭日本兵殺害。 
  大妹即對我哭訴,大約我離家20分鐘,就有日本兵來我家。慈母害怕日本兵會傷害她們,她手裡抱著小表弟,即叫我太太和兩個妹妹和她往屋後草芭跑,跑到一間馬來人的屋子,要求馬來人同意進他家裡躲,被馬來人拒絕,只好又帶著大家跑到一條小河邊,眼見日本兵逼近,即叫大家跳進河裡躲,身靠河壁,頭上有河邊的野草掩蓋,所幸河水不深。可是不幸的是我慈母手中抱的小表弟年幼無知,放聲大哭,被日本兵發現,命令大家上岸,要大妹抱小表弟,將慈母及太太的雙手反綁,押著大家走,走到膠園有間木板屋前,那裡早有幾十個同樣被日本兵押來的雙手反綁的人。然後,日本兵間隔的把雙手反綁的人一次兩個押進木屋裡,只見押進去後就沒有出來。當慈母和太太被日本兵押進木屋時,大妹抱著小表弟和二妹一起站在木屋旁,慈母和我太太被押進木屋後,一下子,妹妹們就聽到慈母的大叫聲「我苦啊」,之後就不再聽見她倆的聲音,也不見再出來。後來,我妹妹看見一個會講日語的華人,跟日本兵講了一些日本話,接著就帶我兩個妹妹回我家。他名叫孫亞才,台灣籍的中年人。 
  我十分痛恨日本兵無人性的殘暴行為,對手無寸鐵、毫無反抗並帶著小孩的婦人都加以殺害。要求日本政府對其軍隊的暴行負起全部責任。日本政府應公開向我蒙難家屬道歉,並給予下列損失合理的賠償。 
  (1) 我慈母陳桃和我妻王笑於1942年3月3日在馬來亞森美蘭州德拉打被日本兵殺害。 
  (2) 日本政府發動戰爭,導致戰亂,使我無法再經營生意所造成的損失。 
  (3) 慈母及我妻的被殺,使我和妹妹這一生蒙受了無法彌補的精神上的痛苦。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16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2) 
  李譚明 
  35. 蒙難者: 
  李七,男,35歲,豬肉販 
  蒙難地點: 庇□淡邊路,申邦冷宜大橋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李七之侄李譚明(Lee Tam Ming),60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2473906,現住於No.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李七是瓜拉庇□Selaru的一名豬肉小販,1942年,他仍像往常一樣騎自行車販豬肉到附近村子裡去賣。1942年3月10日,在他回家途中,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一隊日本兵在瓜拉庇□的Simpang Dangi把他攔了下來。據當時的目擊者說,我的叔叔被日本兵帶走了,不知道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從那時起,我的叔叔就再沒有回家。我的父親被告知,我叔叔已經被日本人殺掉了。那些認識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很有禮貌且工作勤奮的人。在他遇害之後,他的家人生活十分艱辛。是誰給我們造成了這些苦難?誰應該為這樁罪行受到懲處?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應不應該得到賠償?我認為,這一罪行必須得到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7)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8日。 
  陳娘錫 
  36. 蒙難者: 
  陳帝華,男,30歲,工人 
  蒙難地點: 知知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帝華之侄陳娘錫(Chen Ngong Siak),60歲,膠工,祖籍海豐,身份證號3400595,現住於No.66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Tampin, N. S. D. K.,郵編73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S.。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陳帝華在知知港邱嬌園工作。1942年3月18日,也就是他預定結婚的日子的前一星期,被日本兵用刀刺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30日。陳祖安 
  37. 蒙難者: 
  Tan See Kim,男,店員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Tan See kim之子陳祖安(Tan See Wan),身份證號0217897,現住於No.21 Taman Pasir Mas, Rantau, N.S.,郵編71200。 
  投訴內容: 在日占時期,我的父親Tan See Kim住在森美蘭州瓜拉庇□的Terachi,是個店員,他被殘暴的日軍無緣無故地殺害了。在我父親死後,我的母親和祖母不得不拚命工作以養活全家,我們食不果腹,歷盡艱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2日。 
  李森 
  38. 蒙難者: 
  李振,男,38歲,耕種 
  李華,男黃氏,女 
  李華之母李華之子李華之女 
  李漢,男李森,男 
  蒙難地點: 柔河。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李振之子李森(Lee Sam),61歲,膠工,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661364,現住於淡邊新村38號,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地址: 冷宜冷甲。 
  投訴內容: 1942年,在日本軍隊的一次搜山行動中,我和我的父親各被日軍的槍尾刺刀刺了三刀,但都被親人救活了。我們能活下來可真是上帝保佑,傷口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痊癒。但我叔叔李華一家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住在士勿,他家有五口人在日軍的屠殺中喪生,他們是: 我的叔叔李華,他的妻子黃氏,他的岳母及他的兩個小孩。兩個小孩一個5歲,一個才滿月。我的另外一個叔叔李漢大概於1942年在柔河被日軍捉走,再無蹤影。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親人的受害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9日。 
  林三 
  39. 蒙難者: 
  Lim Cheng Siong,男 
  Cheng Sun Teck,女 
  Lim Seng See,男 
  Lim Seng Yam,男 
  蒙難地點: Pertang, N.Sembilan.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Lim Cheng Siong之子林三(Lim Sun),74歲,身份證號3558116,現住於85,Bukit Gelugor KamPung Baru,Kuala Pilah。郵編72000。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森美蘭州Pertang的一個小村子裡殺害了我的父親Lim Cheng Siong,我的母親Cheng Sun Teck,及我的兩個兄弟Lim Seng See和Lim Seng Yam。我的這些親人都是守法公民,與別人無冤無仇,日本人為什麼要殺害他們這些善良百姓?日本政府必須對我親人的被害負起完全責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日。 
  魏錦英 
  40. 蒙難者: 
  Yang Hong Han 
  蒙難地點: Semonyit, Selangor. 
  蒙難時間: 1942年5月間。 
  投訴人資料: Yang Hong Han之妻魏錦英(Hgui Kim Yin),身份證號0219878,現住於10,Singapore Street,Seremban。 
  投訴內容: 1942年5月,日本兵在Semonyit, Selangor抓走了我的丈夫Yang Hong Han,他被關到了Seremban。日本人不許我去探望他,有可靠的消息說,他在獄中受到了日本人的虐待,並最終被折磨致死。我是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無故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30日。 
  鄭勝通 
  41. 蒙難者: 
  鄭勝通,男,17歲 
  蒙難地點: 知知港警局。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鄭勝通(Chang Seng Fong),男,69歲,散工,祖籍廣東陸豐,身份證號0890672,現住於156F Jalan Rasah Seremban N.S.D.K,郵編70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州知知港黎望。 
  投訴內容: 1942年,本人被懷疑為抗日分子,被日軍抓去坐監。在坐監期間被日軍諸多盤問,因自身並非抗日分子,與抗日軍隊毫無聯繫,無以奉告,因此被日軍折磨得死去活來。光復以後,於1954年中期,病況發作,延醫診治,迄今共計40個年頭(附醫生證明書為證),現還在繼續由醫生診病與服藥中。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16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3) 
  汪豪儀 
  42. 蒙難者: 
  汪世明,男,40歲,織縫師 
  謝九妹,女,38歲,家庭主婦 
  蒙難地點: 森美蘭芙蓉憲兵部(今華僑銀行)。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汪世明之子汪豪儀(Wong Ko Joo),60歲,武術教練,祖籍廣東太埔,身份證號1998857,現住於285 Taman Bukit Kaya Jalan Sungai Lijong Seremban N.S.,郵編70200。 
  投訴內容: 日本侵佔馬來亞五個月左右的一天,來了一輛軍用卡車,四名日本兵,兩個暗探(其中一個是中國人)把我父親和隔壁姓譚的以及姓石的帶走。十多天後,姓譚的和姓石的帶著滿身的傷回了家。譚先生回家後開始吐血,不到一個月就死去了,石先生在戰後回了中國,但卻沒有我父親的消息。 
  幾個月後,一名暗探(一個中國人,在中國時他和我們家住在一起)告訴我的大伯,我的父親已經在幾個月前被日本兵殺頭了,當時我才9歲。我母親當時還住在中國,日本兵的暴行使我成了沒有父親的孩子。幸好,我的大伯一家收留了我,儘管他們很窮,卻把我當親生兒子一樣看待,他們自己還有十多個小孩。 
  在日本人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後,戰爭結束了,大伯捎信給我那住在中國的母親,告訴她我父親的死訊。但不幸的是,我母親難以抑制失去深愛著的丈夫的悲痛,上吊自殺了。當時我才13歲。 
  我的大伯家非常窮,有十多個小孩要撫養,所以為了減輕負擔,我不得不開始做工以養活自己,因此我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因為沒受過學校教育,我不得不去做零工,但這種機會也不多,而且報酬也很低,作為一個孤兒所遭受的痛苦給我的心靈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因為日軍的暴行,我的生活一直就十分艱辛。現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遭受的磨難進行賠償,這些賠償應該包括我雙親生命的損失,40多年來的痛苦和悲傷,失去的教育機會以及因此而失去的體面和穩定的工作。我甚至無法描述我的家庭、我的親人和我自己所遭受過的那些苦難,我認為,只有對我們進行賠償才是公正合理的。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廖金雄 
  43. 蒙難者: 
  廖官球,男,24歲,商人 
  蒙難地點: 芙蓉。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廖官球之子廖金雄(Leau Kim Heon),58歲,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897853,現住於No.16,Rumah Murah,Simpang Pertang, N.S.,郵編72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葫蘆頂新村,克拉灣路。 
  投訴內容: 在日本侵佔馬來亞期間,我的父親廖官球是一個蔬菜商。1942年,Seremban的日本兵抓走了我的父親,他們這樣做是毫無理由的,我父親沒有傷害任何人,也沒有犯下任何罪過,村裡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謙遜和藹的人。在他被抓走後的第二天,我的母親得知,父親已經被日本人殺害了,一個13口之家,失去了頂樑柱,我的母親從此成了寡婦,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從此成了沒爹的孩子。我們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下長大。因為母親無力供我們上學,我們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是誰給我們造成了這些災難?當然是日本人。讓日本人對我們進行賠償是不是應該呢?當然應該。日本政府應該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對所犯下的罪行負責,給予蒙難者家屬適當的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8)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8日。梁精華44. 蒙難者:Leong Ah Soon,男Leong Ah Soon全家另外11人蒙難地點: Tanah Raja.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間。 
  投訴人資料: Leong Ah Soon之侄梁精華(Leong Kim Hua/Leong Kim Hwa),身份證號2019436,現住於Kodai Kg Gerang, Ram B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1300。 
  投訴內容: 在日占時期,我叔叔Leong Ah Soon一家住在Tanah Raja,他家共有12口人。1942年3月,日本人無故殺害了我叔叔家的所有人,他的自行車店也被砸開,裡面的東西被一搶而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全家的被害和損失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20日。 
  李光綿45. 蒙難者:李克松,男,雜貨店主黃蕉,女李光慶,男,10歲李光發,男李光輝,男,8歲李秀梅,女,6歲李克松之幼子,兩個月大蒙難地點: 寧宜彭加蘭榴蓮李俊呈園丘內。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日。 
  投訴人資料: 李克松之子李光綿(Lee Kong Mian),64歲,身份證號2498997,現住於270 Teriang Taman Jaya, Seremban。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寧宜附近的羅木支那(屬馬六甲州)。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3日(農曆正月十八),日本人在寧宜彭加蘭殺害了我家七口人,他們是: 我的父親李克松,母親黃蕉,四位兄弟及一位妹妹。這些日本人的暴行給了我巨大的傷害,在我家裡人死後,我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麼親戚了。我歷盡了各種艱辛,我所經歷過的艱難歲月是無法用言語來描述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1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4)陳湍46. 蒙難者:陳河,男,51歲,店主陳河之妻陳河之女三人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正口阿士旦那拉惹國文小學草場後。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河之堂弟陳湍(Tan Tuan),75歲,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903615,現住於森美蘭,正口大街,林茂,門牌1643A。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林茂,阿士旦那拉惹,門牌44號。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的堂兄陳河一家五口住在森美蘭州正口的阿士旦那拉惹,開著一間雜貨店。1942年3月18日中午,一隊日本兵來到我堂兄的店裡,便把我親人一家大小全部拉到靠近我兄家後面草場,遭到集體慘殺。當他們被殺害後,雜貨店裡的東西也都被人搶走了。這一事件是發生在淪陷後的日治時期,被殺害的這些人又非戰爭時期的抵抗分子,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平民,卻慘遭殺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場上應該予以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2日。 
  張情47. 蒙難者:張家轉,男,32歲,商人陳雲,女,56歲,家庭主婦苦蜜,女,31歲張家轉之子二人張家轉之女二人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高島,馬來甘榜。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日(正月十八)。 
  投訴人資料: 張家轉之侄張情(Leo Cheng /Teo Cheng),61歲,膠工,祖籍福建,身份證號3058645,現住於Lot 1424/50 Taman Tinggi,Linggi N.S.,郵編71150。日本侵佔時住址: 亞依坤嶺金馬士森美蘭州。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在高島殺害了我家的下列親人: 我的叔叔張家轉,我的嬸嬸苦蜜,他們的四個子女和我的祖母陳雲,日本人毫無道理地殺害了我的這些親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以上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2日。 
  鄭來48. 蒙難者:鄭岳伍,男,40歲,小商人陳六妹,女,38歲鄭招雲,女,12歲鄭福來,男,5歲鄭亞烈,男,6個月鄭亞妹,女,3歲鄭來,男,7歲蒙難地點: 不叻士昆都五條石武吉巴容鄭生郎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4日。 
  投訴人資料: 鄭岳伍之子鄭來(Chang Loy),59歲,膠工,廣東梅縣,身份證號2016044,現住於Ran J No.43, Felda Sendayan N.S.,郵編71950。日本侵佔時住址: Bukit, Payang Penas. N.S Malaya。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4日,在森美蘭,不叻士,昆都五條石,武吉巴容,鄭生郎園,我被日本兵刺了四刀,而我的親人全部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被日本兵殺害。他們是我的父親鄭岳伍,我的母親陳六妹,大姐鄭招雲,弟弟鄭福來、鄭亞烈,妹妹鄭亞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親人的遇害及我因此而遭受的痛苦給予賠償。當年我的親人全部被毫無人性、慘無人道的日本兵殘殺,日本政府為何不給我們受害者賠償?日本政府良心何在?人道精神又在哪裡?我們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發現,尊重人類基本人權,從人道的立場出發,給我們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0日。 
  李華49. 蒙難者:羅女士,女,26歲,家庭主婦李玉瓊,女,10歲李玉憂,女李玉蘭,女蒙難地點: Ulu Penas N.S.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4日。 
  投訴人資料: 羅女士之子李華(Lee Hwa),63歲,退休,祖籍廣西,身份證號1926444,現住於65A Jalan Besak Penas, N.S.,郵編71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Ulu Penas, N.S Malaya。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4日,殘暴的日本兵在Ulu Penas殺害了我的下列親人: 我的母親羅女士,我的姐姐李玉瓊,妹妹李玉憂、李玉蘭。我的這些親人沒有惹過那些日本兵,也沒有惹過任何人。日本人有什麼權力殺害她們?當年,日軍是與英國政府發生戰爭,根本不是與人民發生戰爭。我的家人無辜地慘死在毫無人性、毫無人道的日軍的刺刀下,日本政府為何不負責賠償?我們的受害,家破人亡,都是日軍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必須負責一切後果,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0日。 
  陳水福50. 蒙難者:陳留,男,39歲,店主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阿士旦那拉惹國文小學後面。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留之子陳水福(Tan Sui Hok),60歲,膠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992261,現住於馬六甲州亞羅牙也縣,甫羅士邦,門牌H4942,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阿士旦那拉惹,門牌43號。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上午,我父親陳留與親人陳干兩人去舊住址阿士旦那拉惹採藥草醫病。到中午,在半途中遇見日軍設路障,便被扣留。當日下午2時多便遭集體屠殺。在我父親死後,我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擔起家庭重擔,我們缺衣少食,在日治時期,過得十分艱辛。這件事發生在淪陷後的日治時期,我父親又非戰爭時期的抵抗分子,只是一個與親人採藥草的平民,卻慘遭殺害,此乃天怒人怨之冤,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場上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鍾記生51. 蒙難者:楊蓉,女,38歲,雜貨小商販鍾鏡生,男,16歲鍾妹姑,女,14歲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林茂縣正口甘榜雙溪拉央金河山園丘。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9)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某日。 
  投訴人資料: 楊蓉之子鍾記生(Chong Kee Seng),59歲,裁縫,祖籍廣東梅縣,身份證號2003272,現住於No.838 (Lot 8390) Jalan Kedidi 1, Taman Paroi Jaya, Seremban, N.S.,郵編70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林茂縣甘榜峇都。 
  投訴內容: 我至親的母親、哥哥及姐姐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但被毫無人性的日軍無辜濫殺。在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難者家屬鄭重道歉,並應負起一切責任,給予受害者後裔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9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5)52. 蒙難者:陳亞九陳海俊,男,43歲,店主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阿士旦那拉惹國文小學後面。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海俊之子陳亞九(Tan Ah Kau),56歲,小園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628543,現住於馬來西亞馬六甲州亞羅牙也縣月裡士,門牌Ag1923,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阿士旦那拉惹,門牌44號。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我父親陳海俊與親人駕車去芙蓉看病,回到半路途中,在阿士旦那拉惹就遇到一隊日本兵,便被扣留,下午兩時多,便遭集體慘殺。當時他36歲,是一個惹人喜愛的人,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也是一個好丈夫。但殘忍的日本兵卻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了他。在親愛的父親死後,我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承擔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苦。我父親並非戰爭時期的抵抗分子。在淪陷後的日治時期,他只是一個與親人駕車去芙蓉看病的平民,卻慘遭殺害。這真是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應該站在人道立場,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岳壚楠53. 蒙難者:丘仁霖,男,47歲,菜農蒙難地點: 金馬士。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丘仁霖之子丘壚楠(Hew Luk Num),52歲,小販,祖籍廣東陸豐,身份證號0235410,現住於No.55B, Lorong4 Jalan Rompin, Bahau, N.S.,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武吉古魯莪32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我的父親丘仁霖在Bukit Gelugo被日本人抓走,關到了金馬士。我們親愛的父親受到了殘暴的日本人的虐待,他無法忍受這些拷打和折磨,最終死在了警局的監牢裡。我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擔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們遭受了許多艱難困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在日治時期遭受的苦難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陳高昇54. 蒙難者:Tan Geok ChinWong Geok FongTan Kim YuenTan Kim LianTan Kim KuanTan Choon Lin蒙難地點: Pedas,N.Sembilan.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4日。 
  投訴人資料: 陳高昇(Tan Kow San),男,身份證號2027604,現住於4,Jalan Besar, Pertang,N.S.。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4日,日軍殺害了我的下列親人: 我叔叔Tan Geok Chin、Tan Choon Lin;我的堂兄弟Tan Kim Yuen、Tan Kim Lian、 Tan Kim Kuan;我的妻妹 Wong Geok Fong。這些野蠻的日本人真是罪該萬死,他們根本就不配生活在人類社會中。我的這些親人是在Pedas,N.Sembilan被害的,他們的年齡從1歲到30歲不等,從這一點上你就可以看出那些日本人是多麼殘忍,他們連小孩也不放過。此外,我哥哥被抓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他自從走後就再也沒回來。後來我得知,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死去了。作為上述遇害者的親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蕭炳寬55. 蒙難者:蕭炳寬之父蕭炳寬之兄二人蕭炳寬之弟一人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蕭炳寬(Siow Peng Kon),男,57歲,退休,身份證號A2161492,現住於856,Jalan Masjid, Port Dickson, N. S.,郵編7196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屬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2月15日,日軍佔領新馬。自從日軍佔領後,不分青紅皂白到處濫殺無辜,令人心寒。日軍在知知港余朗朗無故殘殺我一家四口: 父親、二位哥哥、一位弟弟。他們都是無辜遭日軍殺害的。日本政府對於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應當負起一切後果,給我們受害者家屬後裔合理賠償,這樣,日本國家才談得上有民主人權的存在。雖然慘案的發生已過去半個世紀,但是對於我們受害者,不幸的遭遇終身難忘。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10日。蕭瑞英56. 蒙難者:蕭娣,女,26歲,膠工駱生,男,27歲廖英,女,49歲駱華,男,28歲駱昆,男,27歲駱清,男,16歲駱強,男,4歲駱亞妹,女,3歲駱妹妹,女,1歲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知知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蕭娣之侄女蕭瑞英(Siow Swee Ying),57歲,家庭主婦,祖籍客家,身份證號2002752,現住於159,Jalan Zaaba,Seremban, N.S. Malaysia,郵編70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在余朗朗,我的九位親人在毫無人性、慘無人道的日本兵的大屠殺中喪生。大屠殺共殺死了1400多無辜忠良的老百姓。我的這些遇害的親人有: 我的姑姑蕭娣、姑丈駱生,駱生的母親廖英、大伯駱華、二伯駱昆、弟弟駱清、駱生的長子駱強、次女駱亞妹、小女駱妹妹。日本政府良心何在?假如日本政府有民主人權的存在,應當負起一切責任,對受害者家屬給予賠償。日本政府欺騙蒙難者家屬後裔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日本政府不應抵賴,應該貫徹人道精神,給我們合理補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10日。 
  許三妹57. 蒙難者:(1) 黃妹,女,35歲,種植香蕉趙興和,男趙松,男趙發,男趙明,男趙水,男趙桂梅,女趙桂蓮,女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2) 蕭桂財,男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黃妹之女許三妹(Hew Saam. Moi),42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8097008,現住於No.19, Rumah Rakyat 2 Simpang Durian, N. S.,郵編724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訴內容: 我的親人無辜遭受毫無人性的日軍殘暴殺害,如今我是受害人的後裔,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夠遵守人類基本人權,賠償我們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6)李術58. 蒙難者:鄭卓,男,56歲,商人(經營樹膠店)鄭接,男,23歲,商人(經營樹膠店)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縣依打那拉者。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2日。 
  投訴人資料: 鄭卓之兒媳李術(Lee Chot),65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281213055018,現住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林茂縣正口大街門牌31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0)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2日傍晚4時左右,我大伯鄭接與我公公鄭卓騎自行車去依打那拉者岳母家,就沒有出來。過了二三天,有位馬來人來到正口街上告訴家婆,說鄭接與鄭卓已遭日軍集體慘殺,他是騎著鄭接與鄭卓的自行車來的,還說那屍體已去掉(扔進)井裡。我家的這兩位親人沒有任何罪過,他們都是本分人,認識他們的人都很喜歡他們。毫無人性的日本人無緣無故就殺人,真該受到上帝的懲罰啊!作為在淪陷後的日治時期,去岳母家的平民,而非戰爭時期的抵抗分子,卻慘遭殺害,此為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應站在人道立場上予以賠償,並聲明蒙難者是無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岳父和大伯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3日。 
  劉桂英 
  59. 蒙難者: 
  林玉樹,男,26歲,膠工 
  蒙難地點: 吉隆坡扣留營。 
  蒙難時間: 1942年5月。 
  投訴人資料: 林玉樹之妻劉桂英(Lew Kiew Ying),75歲,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2493184,現住於220 Broga Village Broga. N. S.,郵編71750。日本侵佔時住址: 武來岸磷清港。 
  投訴內容: 我,75歲的劉桂英,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林玉樹的被害作出賠償。我丈夫死時年僅26歲。1942年5月,我的丈夫在Semonyit Selangor被日本人抓走,他被關到了Kuala Lumpur,被折磨致死。沒有任何一個文明人會幹出如此殘暴的事。作為受害者的妻子,我有權就我丈夫的遇害向日本政府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黃皆 
  60. 蒙難者: 
  陳考,男,28歲,小園主 
  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鎮甘榜阿士旦那拉惹。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某日。 
  投訴人資料: 陳考之妻黃皆(Eng Kai),74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230686,現住於馬來西亞森州高島鎮平民屋門牌88號,郵編7135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鎮永達三號園丘對面樹膠園裡。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丈夫是個小園主。1942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他告訴我要去高島鎮咖啡店喝早茶。這麼一出去至夜間都沒回來。我們以為他在朋友家過夜,真沒想到,第二天,有位巫人(馬來人)朋友來報信,告知「你的親人被日警扣留了」,我們問那位朋友我丈夫被扣在哪裡,他說被扣在甘榜阿士旦那拉惹。我們就去找,可是連人影都不見。就這樣,他無辜地被殺害了,還掛個莫須有的罪名說是抵抗分子,實在是天怒人怨。他死後,只剩下我和兩個孩子,生活非常艱苦,我不得不拚命工作以帶大兩個小孩。孩子失去父親,我失去丈夫,生活中的許多事都變得異常困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和我們所經受的苦難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信 
  61. 蒙難者: 
  李照,男,56歲,菜農 
  鄧恆,女,48歲,菜農 
  李亞苟,男,13歲 
  李亞鳥,男,9歲 
  李妹仔,女,4歲 
  蒙難地點: 森州林茂市郊區菜園地。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日。 
  投訴人資料: 李照之女李信(Lee Shin),68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身份證號1640251,現住於582,kg, Dioh, kuala Pilah, N.S.,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州林茂市郊區。 
  投訴內容: 我們家五個親人都被日本兵殺害了,包括我的父親、母親、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們的年紀跨度很大,從56歲到4歲,甚至我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也沒有逃過被殺害的厄運。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的損失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3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7) 
  鄭何英 
  62. 蒙難者: 
  Wong Liang Yew,男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2年某日。 
  投訴人資料: Wong Liang Yew之外甥女鄭何英(Chan Ho Yin),身份證號2475751,現住於21,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Sembilan。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舅舅 Wong Liang Yew,他被關在了Kuala Lumpur。我的舅舅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喜歡他,沒有人知道這樣一個本分人為什麼會被抓走?日本人在獄中虐待我的舅舅,他無法忍受這些拷打和折磨而最終死在扣留營裡。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舅舅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貝曹九 
  63. 蒙難者: 
  Pai Geok,男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Pai Geok之子貝曹九(Pai Chow Keo),男,身份證號2006624,現住於Kg. Ulu Berangang N.Sembilan。 
  投訴內容: 日本人將我的父親Pai Geok 從Ulu Berangag我們家中抓走,並且野蠻地殺害了他。這些毫無人性、無法無天的日本人應該受到懲處。在我父親死後,我們家承受了許多痛苦和艱辛,我母親想方設法維持著這個家,在日占時期,我們沒受過什麼教育,也經常食不果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愛的父親的被害和日治時期我們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徐秀林 
  64. 蒙難者: 
  張×,女,60歲,家庭主婦 
  徐滿妹,女,8歲 
  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林茂縣,正口甘榜雙溪拉央金河小園丘。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張×之子徐秀林(Chi Siew Lim),男,66歲,鐵匠,祖籍廣東大甫,身份證號0568462,現住於1944,Rj2/22, TMN Rasah Jaya, Seremban,郵編70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林茂雙溪拉央。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日本兵殺害了我的母親張*和妹妹徐滿妹。我至親的母親和妹妹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卻被毫無人性的日本兵無辜濫殺。在此,我不僅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難者家屬鄭重道歉,而且它還應該負起一切責任,給受害者後裔一個合理的血債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6日。 
  何天發 
  65. 蒙難者: 
  何水,男,52歲,膠工 
  蒙難地點: 瓜拉庇□冷宜新邦十字路口。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何水之侄何天發(Ho Tin Fat),80歲,退休,祖籍廣西,身份證號2013775,現住於No.40kg. Baru Cina, Air Hitam, Bahau, Negeri Sembilan,郵編72120。日本侵佔時住址: 李寄山柔佛。 
  投訴內容: 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的伯父何水、堂兄何桂父子兩人,住在李寄山柔佛以割膠為生。1942年3月間,伯父經過太興山十字路口時被日軍抓去殺頭。當時我的親人被日軍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如今作為受害者的親屬,我有權向日本政府提出合理要求,賠償一切人命大損失。因為我的親屬根本沒有犯下任何罪行,根本是蒙冤被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從人道立場出發,遵守國際公法,合理賠償而不要堅持強盜的立場。只有這樣,日本國家才能有民主可言。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0日。 
  張譚福 
  66. 蒙難者: 
  鄭秀鳳,女,45歲,家庭主婦 
  張亞財,男,15歲 
  張黑狗,男,12歲 
  蒙難地點: 馬口雙溪鐳。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31日。 
  投訴人資料: 鄭秀鳳之子張譚福(Teo Tam Hock),58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302465,現住於33,Wisma Sentosa,Kuala Pilah, N.S.,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州雙溪鐳橡膠加工廠。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1)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的父親在雙溪鐳開著一家雜貨店,兼營橡膠加工。1942年7月31日,一隊日本兵來到了這個小村莊,因為這些日本兵來意不善,我母親讓我們離開並找地方躲起來。我的母親和我的兩個哥哥往一個方向跑,我和我三哥往相反方向跑。當日本兵發現我們倆後,他們在後面緊追過來,我迅速跳進河裡,日本兵用他們的刺刀往河裡亂扎,我險些被刺到,但我很幸運地活了下來。當外面安靜下來後,我和我三哥從藏身之處走了出來,我們發現母親和兩個哥哥都被殘忍的日本人殺死了。我們的小店被燒成了廢墟。我是劫後餘生者,當年親眼看見慘案發生時的一切慘況。如今,我們受害人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發現,從人道立場出發,進行賠償。日本政府更不應該執行成為一個強盜國家的政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母親和哥哥的被害及我們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2日。 
  黃瑞雲67. 蒙難者:陳其芹,男,33歲,商人蒙難地點: 彭亨州文德甲。 
  蒙難時間: 1944年12月2日。 
  投訴人資料: 陳其芹之妻黃瑞雲(Huang Swee Yune),77歲,退休教師,祖籍廣東揭陽,身份證號1298898,現住於No.161C, Taman Sentosa,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S.,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彭亨州文德甲大街。 
  投訴內容: 1944年11月間,我的丈夫被日本兵叫去,關在Mentakab集中營。隨後被轉到Temerloh監獄。在獄中,他受到了殘酷的折磨,直到滿身傷病,他被送進了Mentakab醫院,很快在那兒死去。日本人通知我們家到Mentakab醫院去收屍。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駱觀福68. 蒙難者:駱貴,男,55歲,膠工鄭妹籃四妹駱×駱雲發李帶楊運娣駱添駱華李滿李運駱×駱紀福駱牛奶駱觀娣駱欠妹駱觀妹駱天生駱紀妹駱觀練駱吉磷駱覃生駱家利駱瑞蒙難地點: 芙蓉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駱貴之女駱觀福(Lock Kon Fook),79歲,家庭主婦,祖籍惠州,身份證號 0886189,現住於100Bt 3 1/2,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通訊地址: No.9 off Galan Lobak Seremban N.S.),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日軍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殺害了我家24位親人,他們是:父親駱貴,母親籃四妹,哥哥駱雲發,嫂嫂楊運娣,侄兒駱觀練、駱覃生、駱瑞、駱×,大叔父駱華,大嬸李運、鄭妹,堂弟妹駱紀福、駱觀娣、駱觀妹、駱紀妹,二叔父駱×,二嬸李帶,堂兄弟駱吉磷、駱家利,三叔父駱添,三嬸李滿,堂弟妹駱牛奶、駱欠妹、駱天生。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文珍69. 蒙難者:文永,男,24歲,膠工張利,男張興,男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文永之弟文珍(Mun Chan),74歲,退休,祖籍廣東高州,身份證號1299817,現住於209新泉棧花園。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知知港余朗朗殺害了我家三位親人,他們是我的兄長文永及兩個表弟張利和張興。日軍用殘暴的手段殺害了他們。慘案發生已超越半個世紀,日本政府始終不肯良心發現,承認罪行,令人遺憾。如今我呼籲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場,給我們一個合理賠償。假如日本政府真正執行民主人權,有公理存在,就應盡快賠償給我們受害人。同時我希望,廣大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能夠多多幫助那些在日本人的屠殺中倖存下來的人。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30日。駱鳳70. 蒙難者:駱桂,男,49歲,農民葉滿,女駱觀添,男駱觀勝,男駱觀和,男駱觀清,女駱觀嬌,女駱觀妹,女蒙難地點: 森美蘭日拉務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駱桂之女駱鳳(Lok Fong),74歲,家庭主婦,祖籍惠州,身份證號1296006,現住於237 Taman Rasah Jaya Seremban N.S.,郵編70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日拉務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一隊日本兵帶著罪惡的目的闖進了知知港余朗朗村。在這一天裡,這些野蠻的日本人屠殺了村裡數不清的善良百姓。我家的八位親人也在其中遇害。他們是: 我的父親駱桂,母親葉滿,哥哥駱觀添,弟弟駱觀勝、駱觀和,妹妹駱觀清、駱觀嬌、駱觀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張祥71. 蒙難者:張福,男,33歲,膠工曾來英,女,31歲,膠工張建文,男,10歲張家鳳,女,7歲張友,男,12歲蒙難地點: 冷宜平芭南洛園八號公司。 
  蒙難時間: 1942年農曆正月二十四日。 
  投訴人資料: 張友之子張祥(Chong Sung),36歲,膠工,祖籍客家,身份證號5188826,現住於No.228, Kampung Baru Tampahan Air Kuning Selatan,Batang Melaka,郵編73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冷宜八號公司。 
  投訴內容(張福之子張友敘述):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的冷宜殺害了我的四位親人,他們是我的父親、母親、弟弟和妹妹。我受了五處刀傷,卻得以幸運地活了下來,並在今天講述這一切。我身上的刀傷過了好幾個月才癒合,我不得不承受許多痛苦。在日治時期,我們缺衣少食,沒有受過學校教育。誰該對我遭受的這些不幸負責?誰該對我家人的被害負責?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完全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8)梁亞女72. 蒙難者:梁日新,男,30歲,汽車修理員蒙難地點: 雪蘭莪州吉隆坡。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梁日新之女梁亞女(Leong Ah Nool),女,58歲,家庭主婦,祖籍廣附,身份證號2000304,現住於12,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S.,郵編71750,日本侵佔時地址: 森美蘭州芙蓉十八碑機新腳車店。 
  投訴內容: 1942年7月15日,日本人又踢又推地把我的父親梁日新帶出了我們在Ulu Beranang的自行車店,父親暈了過去,被扔上了卡車,他被帶到了Kuala Lumpur。我的母親求日本人讓和父親見個面,但被拒絕了。我的母親得知我父親受到了那些野蠻的日本人的折磨,最終他無法忍受這些拷打和虐待而去世了。我的母親痛苦萬分,她不得不辛苦工作以撫養全家。我們缺衣少食,只上過很短時間的學。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在日治時期所經受的苦難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陳福娣73. 蒙難者:陳壽譚,男,39歲,種植鍾登鳳,女,38歲,種植陳天送,男,13歲,求學陳蘭娣,女,11歲,求學陳天來,男,9歲,求學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2)   
  投訴人資料: 陳壽譚之女陳福娣(Chin Fook Tai),68歲,種植,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 0908811,現住於160Kg. Petaling, Jelebu, N.S. West Malaysia,郵編716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我叫陳福娣,68歲,1942年3月18日,我親眼見到二十多個日本兵殺害了我的父母、妹妹和兩個弟弟。在日本兵進行屠殺時,我躲在屋後菠蘿園裡。日本兵在殺害了許多村民以後,放火燒燬了村裡的木屋。這些殘酷而又可怕的記憶將伴隨我終生。在我家人被害後,我經歷了許多苦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9)陳吉74. 蒙難者:陳水仁,男,28歲,工人蒙難地點: 知知港邱嬌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水仁之侄陳吉(Chin Kiat),67歲,膠工,祖籍海豐,身份證號0235674,現住於4159 Pulau Sebang,Tampin, Negeri Sembilan, Melaka,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我叔叔陳水仁在知知港邱嬌園工作時被日本兵捉去槍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30日。 
  趙坤75. 蒙難者:趙成波,男,50歲,農耕蒙難地點: 庇□港尾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趙成波之子趙坤(Chew Knan),77歲,農耕,祖籍廣西,身份證號0775844,現住於No.38. Taman Yan, Kedah, D.A.,郵編069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庇□港尾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的港尾村殺害了我的父親趙成波和另外許多村民。我的父親沒有任何罪過,那些殘暴的日兵為什麼要殺害他?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不得不擔起撫養全家的重任。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我們經受了許多痛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愛的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0)杜國興76. 蒙難者:杜吉,男,32歲,菜農蒙難地點: 知知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杜吉之孫杜國興(Too Kok Heng),26歲,營業代表,祖籍廣東,身份證號671128055025,現住於52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S.,郵編73100。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我的祖父杜吉在知知港工作地點和另外兩位工人一起被日本兵殺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30日。 
  顏世錦77. 蒙難者:顏樟,男,商人顏世豪,男顏世平,男陳振,男蒙難地點: 雙溪鐳。 
  蒙難時間: 一九四二年農曆七月十九日。 
  投訴人資料: 顏樟之子顏世錦(Gan Su Keng),70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303227,現住於森美蘭馬口甘榜精那,門牌134,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雙溪鐳。 
  投訴內容: 1942年農曆七月十九日,日本兵在雙溪鐳殺害了我家三口人,他們是我的哥哥顏世豪、弟弟顏世平和舅舅陳振,我的母親在聽說她的兒子被害後,服毒自殺。我的父親顏樟被日本人召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結果一走之後再無音信。我相信他一定是在那兒遇難了。是誰搞得我們家破人亡?是誰讓我們小小年紀就蒙受痛苦?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1)余成漢78. 蒙難者:Yee Kim Seng,男蒙難地點: Seminyih, Selangor。 
  蒙難時間: 1942年5月。 
  投訴人資料: Yee Kim Seng之侄余成漢(Hee Sin Hun),57歲,身份證號0223492,現住於96 Miun RdBroga, N.S.。 
  投訴內容: 1942年5月,日本兵在Seminyih Selangor抓走了我的叔叔Yee Kim Seng。他後來被關到了Kuala Lumpur。據那些最後見過他的人說,他被日本人砍了頭。那些殘忍的日本人殺人從不需要理由,他們不配被稱作是「人」。作為他的侄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死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6日。 
  陳玉蓮79. 蒙難者:陳玉蓮之母陳玉蓮之姐陳玉蓮之伯母陳玉蓮之侄兒三人陳玉蓮之外甥四人陳玉蓮之外甥女四人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不叻士林茂,鄭生郎園。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4日。 
  投訴人資料: 陳玉蓮(Tan Nyok Lun),女,65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220553,現住於No.35. Jalan Besar Mantin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17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不叻士大街。 
  投訴內容: 我陳玉蓮當年是和父親鄭椰住在不叻士大街,和大姐看孩子,後來我姐夫他們要搬去林茂樹膠園居住。因為我想和我父親看店,所以沒有跟他們去,因此我逃過劫數。我母親在膠園裡被殺,我姐姐的八個年齡從1歲到10歲的孩子(四男四女),還有我伯母兒子的三個孩子都被日軍殺掉了。我姐姐10歲的兒子當時未死,過了一個星期才死去。她告訴我,日軍殘忍地把小孩子綁起來用尖刀刺殺。日本政府當年犯下滔天罪行,殘殺無辜,現在應當負起一切後果,不該逃避任何責任。我們受害人後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夠站在人道立場,給我們一個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3日。 
  黎金80. 蒙難者:黎仲,男,約30多歲,商人甘氏,女,約20多歲,家庭主婦黎亞南,男,約7歲黎亞牙,男,約6歲黎亞松,男,約5歲蒙難地點: 雙溪鐳。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31日。 
  投訴人資料: 黎仲之子黎金(Lai kum),男,55歲,勞工,祖籍高州,身份證號3054398,現住於波德申石古洞(Ladang, Sg Ujong, Port. Dickson, N.S.)。日本侵佔時住址: 雙溪鐳(Sg Lui, N.S)。 
  投訴內容: 193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雙溪鐳(Negri SembilanBahauSungai Lui),在那時,我和我的父母及兄弟們過著開心快樂的生活。但是,1942年7月31日上午9點,日本兵闖進了我們的雙溪鐳村。他們一進村就命令所有人到村裡的雜貨店前集中,所有的村民(包括當時4歲的我)都到了那兒。當人到齊了後,日本兵讓男人站到一邊,婦女和兒童站在另一邊。當男人們站出來後,日本兵就把他們的手捆在背後,讓他們在烈日下站好。同時,日本人命令婦女和兒童進雜貨店裡去。大約下午1點鐘,日本兵當著男人們的面用機槍殺死了所有的婦女和兒童。幸運的是,我和另外一個婦女逃過了這一劫,因為當時我正好處在一個鐵水槽的後面,而這位女士也只受了一點輕微的槍傷。與此同時,日本人用他們的軍刀砍殺那些男性村民。後來我的親戚們得知,當天人們就找到了368具屍體。所以,1942年7月31日這一天,在日本兵的刀砍槍擊之下,我失去了我的五位親人,他們是: 我親愛的父親黎仲、母親甘氏和三個兄弟黎亞南、黎亞牙、黎亞松。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3)   
  在這場災難之後,那位女士帶我到她的Custody去,我們在那兒的廁所裡沒吃沒喝躲了6個小時,直到日本人離開我們的村子,我們才走了出來。直到今天,雙溪鐳還有為這368位遇害者建立的紀念碑,如果日本政府需要實地證實的話,這個紀念碑就是最好的證據。不管怎麼說,我失去了我親愛的雙親和三個兄弟,他們是全然無辜的。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痛苦,我永遠無法忘掉我親人們的慘死。最後,我請求委員會採取必要行動為這一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要求。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黎洪81. 蒙難者:黎水,男,32歲,農夫黎華,男,8歲蒙難地點: 雙溪鐳(Bahau)。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31日。 
  投訴人資料: 黎水之子黎洪(Lai Hong),54歲,農夫,祖籍高州,身份證號2027057,現住於No.50, Paroi KamPong,Baru, N/V,N.S.,郵編70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雙溪鐳。 
  投訴內容: 1942年7月31日,日本人在雙溪鐳殺害了我的父親黎水和我哥哥黎華。我和我的母親Lee Eng及我的姐姐躲過了那次屠殺,我們在森林裡躲藏了十天,當我們從藏身地出來後,卻再也見不到我的父親和哥哥了。在日本侵佔時期,我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的母親不得不艱辛勞作以承擔起撫養全家的重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兩位親人的被害和日本軍隊佔領期間我們遭受的苦難給予賠償。日本政府應該本著人道精神給我公平合理的賠償,如果日本政府不肯承擔後果和責任,它就沒有資格被稱為是一個講民主和人權的國家。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陳達權82. 蒙難者:Chong kim Guan,男,20歲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述人資料: Chong Kim Guan之子陳達權(Chang Tat Khuin),52歲,身份證號3066402,現住於16,Main Road, Beranang,N.S.。 
  投訴內容: 在我父親Chong Kim Guan 20歲那年,日本人抓走了他。這些野蠻的日本人將他殺害了。這些毫無人性、無法無天的日本人必須受到懲罰。在我親愛的父親死後,我們的生活十分艱難,我母親無法掙到足夠的錢來養家餬口,我們不得不小小年紀就出去做工,以所得收入補貼家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所遭受的痛苦艱辛向我們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蘇天送83. 蒙難者:蘇天送,男,25歲,商人助手蒙難地點: 馬口雙溪鐳。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31日。 
  投訴人資料: 蘇天送(Soo Cnow)本身,男,78歲,退休,祖籍客家人,身份證號2217834,現住於: 馬口甘榜,支那(No.168 KamPung Cina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ahau N.S Malaya。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是一個商人。1942年7月底,日本兵在雙溪鐳屠殺了大約360人,我也在當時的屠殺中受傷,幸運的是,我活了下來,並且活到了今天。日本政府應該為這次屠殺承擔責任,給予合理賠償。我個人目前年老,行動不便,不能承擔任何工作,作為劫後餘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賠付補償金。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2)劉九妹84. 蒙難者:吳英,女,53歲,種植劉秀清,男,18歲,種植劉水金,男,16歲,求學劉秀英,女,15歲,求學蘇新嬌,女,13歲,無業蒙難地點: 余朗朗知知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吳英之女劉九妹(Ki Moi/Liew Kow Moy),74歲,無業,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3406276,現住於125,Kg. Petaling, Jelebu, Negeri Sembilan,West Malaysia,郵編71600。日本侵佔時住址: 余朗朗知知港。 
  投訴內容: 我親眼目睹了我的母親、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及一位弟媳的被害,是日本兵殺害了他們。這場屠殺是那麼殘酷,在我有生之年是再也無法把它忘記了。我能夠活到今天真是很幸運,我今年已經75歲了,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日本兵製造的那場屠殺的情況,可以找我面談。在日本佔領期間,我承受了許多的痛苦,無法填飽肚子,無法上學,無法得到母親的關愛。日本人應該對我遭受的這些苦難負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和我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20日。 
  劉修良85. 蒙難者:劉修良,男,30歲,小學校長蒙難地點: 芙蓉瓜拉庇□路一間鬼屋裡。 
  投訴人資料: 劉修良(Liew Siew Leong)本身,男,80歲,退休校長,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0217826,現住於芙蓉淡邊路芙蓉園,門牌597號,郵編70450。日本侵佔時住址: 芙蓉埠新街(利華律)門牌28號。 
  投訴內容: 我,劉修良,1943年11月13日被新加坡來的日本特務隊逮捕,我和另外兩個人被關在同一間囚室裡,日本人逼迫我承認我並未參與做過的事(開抗日同盟會),我拒絕了,因此我被拳打腳踢,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虐待,一些無法承受這些虐待的被捕者在監獄裡死去。我被關了95天,監獄裡的生活十分惡劣,吃不飽且生病時無藥醫治,晚上睡在牢裡的石板上,沒有被蓋,冷得發抖,因此我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病。那兒真是個名副其實的地獄。我能夠活下來真是幸運。我剛被釋放時,異常瘦弱,以至於大家都認不出我來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所遭受的這些磨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1993年1月1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3)潘錦榮86. 蒙難者:Pun Kuan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Yee Langlang Titi N.Sembilan)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Pun Kuan之子潘錦榮(Pun Ah Kow),身份證號0888782,現住於41,kg,Baru, Mam Bau, Seremban。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我父親(Pun Kuan)在知知港余朗朗被日本人殺害,與他同時遇害的有幾百人。我很幸運,我的母親將我保護得很好,凶殘的日本兵沒能發現她和我。在我小的時候,經歷了十分艱苦的生活。因為貧窮,我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我的母親也無法抽出足夠的精力來關心我。誰應當對我遭受的這些苦難負責?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遭受的這些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5日。 
  鍾妹87. 蒙難者:蕭呈姑,男,64歲,種植蕭先財,男,22歲, 膠工蕭帶娣,女,13個月蕭福林,男,15歲,膠工蕭添福,男,12歲蕭添財,男,5歲巫嬌,女,23歲,膠工蕭遇婦,女,4歲蕭強蓮,女,8歲鍾妹,女,21歲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鍾妹(Chong Moi),女,72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2473152,現住於119,Rahang New Village Seremban N.S West Malaysia,郵編7045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訴內容: 我叫鍾妹,今年72歲,1942年在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的余朗朗村,日本兵在我身上刺傷了四處。上帝保佑,我的小命是保住了,但我家裡的其他人和余朗朗村的幾百位村民卻沒有我這麼幸運,他們全都被毫無人性的日本兵在一天之內殺害了。我被刺傷之後昏了過去。他們,那些野獸一樣的士兵認為我死了,就走開了。我就這樣和自己流出的一灘鮮血呆在一起。當我恢復知覺以後,我看到周圍除了屍體還是屍體。你能體會到我當時所經歷的恐懼嗎?你能想像出我必須承受的痛苦嗎?你能感覺到當我看到家裡人被殺時有多麼悲哀嗎?是誰給我帶來了這一切的災難?公道!我要為我的悲慘遭遇所討還的就是公道!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4)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蕭英88. 蒙難者:蕭譚,男,種田黃四,女,63歲,種田蕭月華,男,33歲,種田雪嫂,女,32歲,種田蕭俊良,男,5歲蕭佛良,男,3歲蕭妹,女,2歲蕭冬娣,女,19歲蕭富娣,女,16歲,學生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蕭譚之女蕭英(Siew Yin),75歲,家庭主婦,祖籍惠州客家,身份證號2004178,現住於: 280C Jin Temiang Seremban N.S Malaysia。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日本兵在森美蘭州知知港余朗朗村(Yee LangLang Titi, N.Sembilan)殺害了我家九口人,我恨透了這些殺害我親人的日本兵。我的這些親人完全是無辜的,他們都是守法本分的人。我被害的這些親人分別是: 父親蕭譚,母親黃四,哥哥蕭月華,嫂子Yuen Mei,兩個侄兒蕭俊良、蕭佛良,侄女蕭妹及兩個妹妹蕭冬娣、蕭富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5日。 
  蕭庚89. 蒙難者:蕭九故,女,40歲,種食葉勝,男,45歲,種食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蕭庚(Siow Kang),男,53歲,板廠工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559490,現住於No.124H,Batu1, Kampung Parit, Jalan Seremba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屬知知港。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軍隊來到知知港城外,將當地人驅趕到一起,開始檢查日本人當時發的身份證。在將人們成群成群地趕攏到一起後,日本兵走到人群中開始了對人們的訊問。突然間,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日本兵們發怒了,日本指揮官讓他的士兵都插上刺刀,並開始刺殺周圍的人,許多婦女和兒童當場被殺死,那些試圖逃離的人們也被看見的日本兵開槍打死。在這之後,日本兵在離開前,又燒燬了村子裡的房屋。就是在這場災難中,我的親人蕭九故和葉勝無辜地失去了生命。因此,作為受害者的後裔,我代表我叔叔的家人,就他們親人的被殺,以及所受的傷害和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要求。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7日。 
  王金蓮90. 蒙難人:蕭三才高秀梯蕭登梯蕭帶金蕭細妹蕭亞排蕭長梯蕭登來,男,23歲,割膠蒙難地點: 余朗朗家裡。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蕭登來之妻王金蓮(Wong Kim Lian),71歲,家庭主婦,祖籍客家,身份證號2500818。現住於榴槤知貝門牌49號,郵編72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我叫王金蓮,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我住在森美蘭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和我的丈夫蕭登來、公公婆婆以及四個小姑在一起生活。除了我,我的其他八位家庭成員都被日本人殺害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失去了丈夫,我萬分痛苦,不得不經受各種各樣的苦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殺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20日。 
  葉秀珍91. 蒙難者:蕭長,男,25歲,膠工蕭亞才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村。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蕭長之妻葉秀珍(Yap Siew Chin),73歲,家庭主婦,祖籍客家,身份證號2479095,現住於榴槤知貝門牌48號(No.48,Durian Tipus, N.Sembilan),郵編72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我和我的丈夫及兒子生活在森美蘭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丈夫是個膠工。當那天日本兵闖入余朗朗村開始屠殺時,我恰好到知知港鎮上去買菜了。我幸運地活了下來,但我家中的其他人當時都在家裡,他們都被日軍無情的殺害了。其後的日子異常艱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20日。 
  林玉蘭92. 蒙難者:李雲娣,女,35歲,農人(種植)吳玉星,男,12歲,學生吳志新,男,10歲,學生吳志明,男,8歲,學生吳鳳英,女,5歲吳秀珍,女,2歲蒙難地點: 古打靈奎嶺四十二格。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吳桂發之妻林玉蘭(Lim Nyak Lan),74歲,祖籍廣東蕉嶺,身份證號1312010,現住於19 Rumah, Murah, Petaling, Jelebu N.Sembilan, Darul Khusus,郵編716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古打靈奎嶺四十二格。 
  投訴內容: 我叫林玉蘭,我的丈夫叫吳桂發。1942年3月18日下午3點,日本兵在森美蘭州古打靈村(Kutalin N.S)殺害了我丈夫的前妻及他們的五個孩子,這些受害者都是善良的百姓,他們完全是無辜的。3月18日這一天,日本人在當地共殺害了46位村民,這些日本兵應該為他們的野蠻行徑負責。日本政府應該為他們士兵當年的殘暴行為向受害者的家庭進行賠償。基於以上原因,我為我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8月9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4)陳金水93. 蒙難者:陳干,男,41歲,雜貨店主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阿士旦那拉惹國文小學後面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陳干之子陳金水(Tan Kim Swee),53歲,燒鴨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990812,現住於馬來亞馬六甲州新邦安村,門牌AG72號,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高島,阿士旦那拉惹,門牌42號。 
  投訴內容: 我父親叫陳干。1942年3月18日上午,他與親人陳留去阿士旦那拉惹採草藥,到中午,在半路遭日本軍隊設路障扣留,當天下午兩點多,便遭集體屠殺。據那些在他生命最後時刻見過他的人說,他受到了殘暴的日本人的虐待,我的父親架不住這些非人的折磨而死去。我的父親是完全無辜的。他只是一個與親人去採草藥的平民,卻慘遭殺害,真是天怒人怨之冤。在我父親遇害後,我母親不得不承擔起撫養整個家庭的重任。在日本佔領期間,我們所過的生活真是悲慘,我們遭受了許多的痛苦。基於以上事實,我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要求。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彭雲94. 蒙難者:彭水青,男,42歲,菜農蒙難地點: 芙蓉。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彭水青之女彭雲(Pang Yong),63歲,家庭主婦,祖籍海陸豐,身份證號碼3050379,現住於馬六甲州馬吉丹那,門牌5196(5196 Masjid Tanah, Melaka)。 
  投訴內容: 我,彭雲,在此籲請研究者們關注以下事實: 1942年5月20日晚上,日本憲兵把我的父親彭水青帶去芙蓉,結果他在芙蓉被日本人殺死。此後,我母親不得不一人承擔起撫養我們兄妹四人的重任。我們過著非常艱辛的生活,我們這個五口之家常常食不果腹,我的兄妹和我都沒能接受學校教育,所以我們都只能做體力勞動者。如果我父親還活著的話,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會是另一番景象了。誰該對我們的悲慘遭遇負責呢?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我們完全的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5)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日。 
  李長95. 蒙難者:Chong Sze Lai,男Chong Sze Lai之妻Chong Sze Lai之子Chong Sze lai之子蒙難地址: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Chong Sze Lai之外甥女李長(Lee Chong),身份證號1636940,現住於No.6, New Village, Ulu Beranang, N.S.。 
  投訴內容: 無法無天、毫無人性、野蠻殘暴的日本人殺害了我的舅舅Chong Sze Lai、他的妻子及他們的兩個兒子。我舅舅一家是全然無辜的,他們沒有傷害任何人,卻被日本人殺害了。作為他們的親人,我要就他們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駱玉娣96. 蒙難者:駱譚,男,65歲,種菜賴氏,女,62歲,種菜駱奉,男,45歲,割膠江馮,女,40歲,割膠駱友,男,20歲,割膠黃嬌,女,19歲,割膠駱明,男,13歲,種菜駱發,男,11歲,種菜駱仁,男,9歲駱強,男,7歲駱琴,女,5歲駱英,女,3歲駱玉,女,1歲駱蘭,女,1歲蒙難地點: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駱奉之女駱玉娣(Loh Geok Tai),66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碼1298822,現住於557 Jalan, Temiang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一隊日本兵闖入了知知港余朗朗村,殺害了我的下列親人: 祖父駱譚,祖母賴氏,父親駱奉,母親江馮,哥哥駱友,嫂子黃嬌,弟弟駱明、駱發、駱仁、駱強,妹妹駱琴、駱英、駱玉,侄女駱蘭。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征禧97. 蒙難者:何生,男,33歲,耕種蒙難地點: □叻州金保埠。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何生之子何征禧(Ho Ching Hee/Ho Foo),50歲,商販,身份證號7928231,現住於No.19 Jalan Kenar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郵編43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州金保埠。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期間,我父親在耕作時被日本人抓去。當時他光著上身,只穿一條褲子。因為沒有錢給那些日本人的走狗,家裡任何人都無法見到我父親。父親在坐牢期間,每天只分給兩小塊木薯充飢。還挨了日本人的鞭打。祖母只好拆下房屋上的白鋅片賣錢,用錢買通走狗,才見上我父親的面。再籌夠足夠的錢,買通走狗跟日本鬼子講好話,我父親才走出鬼門關。我父親在帶著滿身傷病走出鬼門關後,看醫吃藥總不見效,就這樣含恨去世了。作為他的子女,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親被折磨致死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王世雄98. 蒙難者:王坤,男李妹,女王俊蘭,男王世禮,男王廖妹,女蒙難地點: 美羅吉磷仔梁根水喉公司內。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王坤之子王世雄(Wong Sai Hoong),64歲,退休,身份證號1066381,現住於23 Tamah Aman Bidor Perak,郵編35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美羅吉磷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叻州。 
  投訴內容: 我叫王世雄,當年和父親王坤、母親李妹、哥哥王世禮、妹妹王廖妹、叔叔王俊蘭住在美羅吉磷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在日本人的「肅清」行動中,我親眼看著他們被燒死。當日本兵來「肅清」時,我與弟弟王世有到稻田看已成熟的稻米,當聽到槍響時,便跑回家。遠遠看到家園起火,我們兄弟倆便趕快躺下藏著。日軍走後,我發現家人和大約一百多人在梁根水喉公司內被綁在一起,燒成乾屍。過後,經村民幫忙,把那堆屍體一起安葬在一個墓內。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雲昌記99. 蒙難者:雲逢□,男,農夫蒙難地點: □叻州安順冷甲田芭。 
  蒙難時間: 1943年農曆七月初九。 
  投訴人資料: 雲逢□之侄雲昌記(Wong Sung Han),80歲,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證號4007092,現住於P.T.1510,Taman Bunga, Okid, BT.12, Jalan, Bidor,T.K Intan,Perak Malaysia,郵編36020。 
  投訴內容: 雲逢□原在檳城居住,因日本軍隊南進,侵略戰爭將爆發,以為航運水路斷絕,檳島會缺糧,居民會挨餓。一方面又由報紙得知□叻安順冷甲曾吉容田芭開發以供人民耕種糧食,於是在日本軍隊未登陸前的1941年由檳城攜帶二子雲昌×、雲昌冽及二女雲蓮書、雲愛娥來安順冷甲田芭編號一號溝定居,種植糧食,可自給自足。1942年間,女兒雲蓮書出嫁。 
  1943年農曆七月初九,日本軍隊肅清「抗日分子」。早晨6點多,日本軍人來捕人焚屋,三名年幼的小孩倖免於難,但在槍尖下離開,屋內貴重物件和一切都被焚燬,連木屐都不存。大約上午10點鐘,約數十人集體被機槍射殺,雲逢□為蒙難者之一。第二天死者屍體才由華僑協會請准親屬領去安葬,四名海南籍死難者雲逢□、史貽經、范厚兼、韓××由親屬共租一架大卡車運載四個棺材殮葬於曾吉容九支石廣東公塚。死難者無有親屬者,即在被殺處下葬。被槍殺者中有五人受槍傷但尚活未死,其中四名傷者由華僑協會送到中央醫院急救,但在醫院被日軍弄上兵車載走,未知去向。過後數日,冷甲市街有日軍告白說,一碗白飯有數滴石油滴入,應將石油鏟出,難免一些未沾石油的白飯亦被剷去。這樣的情形,是明知錯殺而殺。 
  如今,我是我叔叔的惟一侄兒,我有權力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補償,要求補償生命損失和財產損失。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6日。 
  張北100. 蒙難者:張北(Cheong Pek),男,38歲,農民蒙難地點: 打巴舊警察局。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張北(Cheong Pek)本身,男,86歲,退休,祖籍廣東何婆,身份證號2096054,現住於No.6,Jalan Bruseh,Bidor, Perak。日本侵佔時住址: 十乾巴沙乃雙溪稔三條半碑。 
  投訴內容: 本人張北,在日本統治大馬期間,曾經是被日軍冤枉的受害者。當年本人才38歲,家有一妻一子。住在十乾巴沙乃雙溪稔三條半碑,是一位農人。 
  當時因為大肅清,本人一清早打開門要去做工時被日本兵無辜捉走,根本不給理由,也不聽解釋。就這樣把本人關在打巴舊警察局,只留下一妻一子在家。當時有數十人同時被關。在這警局裡有兩間房,我們全部被關在此房,想找個地方睡也不能,因為實在太擠了。我在這裡一共關了13天。在被關期間,每天過著非常艱難的生活,日夜不分地被毆打,被灌水逼供一些本人根本不明白的事件。每日都一樣的被逼供無數次。最難忘和悲痛的是被灌水,先毆打,然後推倒在地上,將水從口中灌到肚子裡,肚子脹大後,在肚子上放上一塊板,然後日本兵就在板上一壓,肚裡的水就從鼻口耳流出,多殘忍的做法。也因這樣,本人從此變得失聰至今,因為水從耳出,把本人右耳膜弄破成聾,左耳變成撞聾了。每日都要挨餓,一日只可以吃兩小塊蕃薯,一個大男人以這兩小塊蕃薯怎麼能填飽肚子呢?而且每日還要受虐待,使我的心靈上受到很大的創傷。每日都如此地虐待直到第13天,因為已證明了本人的確是無辜的,才由陳炳安先生為本人擔保出來,和本人同關的其餘人士就下落不明瞭。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6)   
  在這13天裡,本人飽受虐待,家裡人也日夜為本人擔憂,最可悲的是,我的一切農作物變得血本無歸。自從本人被放出來後,身子一天不如一天,(身體狀況)惡化病倒在床上,也因為灌水而使我體內的五臟弄壞了。當時的生活實在太苦了,現在本人只想討回一個公道。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陳水森 
  101. 蒙難者: 
  蕭招娣,女 
  陳四妹,女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蕭招娣之子陳水森(Chin Swee Sim),56歲,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0418814,現住於No.7 Kampung Masjid, Jalan Sungkai, Bidor, Perak,郵編35500。 
  投訴內容: 當日軍殺害我母親和妹妹之時,我只有5歲大,什麼都不知道。剛好父親帶我上街去了,假如留在家裡的話,可能也已同歸於盡了。事情已隔了幾十年,心中還是很難過,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莫亞妹 
  102. 蒙難者: 
  莫聚,男,22歲,勞工 
  楊南,男 
  蒙難地點: □叻州木歪埠。 
  蒙難時間: 1942年6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莫聚之女莫亞妹(Mock Ah Moi),47歲,家庭主婦,身份證號7572062,現住於No.167, Jalan Simpang Jelapang, Ipoh Perak Malaysia,郵編3002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州木歪埠。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新馬半島時期,1942年6月16日上午,日軍來到我家捉人,我母親親眼看著日本兵用強迫手段將我父親與外公綁著拉走,在木歪埠囚禁一個多月。我父親和外公遭受日軍各種手段的折磨與虐待,他們受到日軍棒打、曬太陽、腳踢、灌水等各種不人道的殘害。雖然後來父親和外公被放回家,可是他們兩人滿身傷痛,當年我們沒有錢醫治他們,拖了幾年,傷痛發作而死。對這一起慘案的發生,日本政府應當負起一切責任,給我們受害者後裔合理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黃安華 
  103. 蒙難者: 
  黃安華叔叔全家 
  黃安華舅父及舅父四子 
  投訴人資料: 黃安華(Wong Onn Wah),男,64歲,商人,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1406928,現住於美羅大街41號,郵編35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美羅三保嶺。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我家的下列親戚被日本兵殺害: 叔叔、嬸嬸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一位舅父受刑致死,他的四個孩子被殺。只剩下外婆,由我贍養到去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3日。 
  Li Pik Pan 
  104. 蒙難者: 
  Li Chang Chin ,男,Pajakgadai 
  蒙難地點: 新加坡。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Li Chang Chin之子Li Pik Pan / Li Chok Fhan,56歲,店員,身份證號0091275,現住於: 13.Lorong Bayan Telok Wan Jah 05200 Alor Setar Kedah。日本侵佔時住址: Kulai Johore。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父親被日本兵抓去折磨致死,他死於新加坡。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6日。 
  黃漢文 
  105. 蒙難者: 
  蔡傳克,男,28歲,勞工 
  蒙難地點: □叻冷甲應一鄉村。 
  蒙難日期: 1943年農曆七月初九。 
  投訴人資料: 蔡傳克之外甥黃漢文(Wong Hon Woon),52歲,勞工,身份證號1456816,現住於I.23,No.A,Air Kuning,Kampar Perak Malaysia,郵編3192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冷甲鄉村。 
  投訴內容: 本人黃漢文,蒙難者是我舅父蔡傳克。我舅父出生於中國農村,秉性純樸善良,14歲時南來謀生,初時生活困頓,輾轉流離。日軍南進時,他定居於□叻冷甲應一村落,從事農耕,稍有盈積即匯寄回鄉,以周濟鄉下家人之生活。 
  1943年農曆七月初九凌晨,日軍在我舅父居住之村落進行大肅清,當時舅父正在家中睡眠未醒,遂遭扣捕。與舅父同時被捕者,尚有無辜村民數十人。據目擊者相告,被捕者皆被反縛雙手,由日軍驅趕至近郊一膠林曠地,並被強迫並排跪於地下,旋由日軍以機槍對準掃射,舅父與其他被捕者皆死於日軍槍彈下,無一倖免。舅父死時年僅28歲,其屍身彈孔纍纍,慘不忍睹。由於當年正逢戰亂,民不聊生,舅父之屍體乃由我母親負責草草殮葬於原地。歷50年迄今,仍然委骨荒野穴宅未營。此則日軍草菅人命之悲劇,日本政府實難辭其咎。 
  作為他的惟一親屬,我有權追究這件慘案的發生,我希望日本國家和政府應當負全部責任,還回一個公道,給予合理補償。因為我舅父當年受日軍殘害根本是無辜的。如果日本真是講民主人權的國家,就不應該抵賴而應賠償一切。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4日。 
  陳林 
  106. 蒙難者: 
  陳林,男,34歲 
  蒙難地點: 吉打州西嶺。 
  蒙難時間: 1942年農曆正月初七。 
  投訴人資料: 陳林(Tan Lim)本身,男,85歲,退休,祖籍廣東普寧縣,身份證號2555713,現住於304 Bagan Selatan Tan Jung Piandang Perak,郵編34250。日本侵佔時住址: 吉打州西嶺。 
  投訴內容: 我——陳林,在此陳述我1942年所受到的日本人的虐待,當時日軍懷疑我接濟共產黨人。1942年農曆正月初七,我在吉打州的西嶺被日本兵抓住,並在位於Sungai Petani Kedah的集中營裡受到殘酷折磨,忍饑捱餓,並一直被關了五個月。因為在此期間受到的虐待,我的腰部嚴重受傷,雙耳被打聾,頭部受傷,時常暈痛。日本兵還強行給我灌水,再用腳踩我的肚子。最後,在沒有給我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我被放了出來。我希望日本有關方面能對我的遭遇進行調查,並就我所受到的傷害進行公正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日。 
  王增光 
  107. 蒙難者: 
  王火水,男,25歲,商人 
  蒙難地點: 美羅吉令仔。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資料: 王火水之子王增光(Ong Chin Kong),52歲,小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2099323,現住於□叻美羅大街63號(NO、63,Jalan Besar Bidor Perak),郵編35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612 miles, Jera Mukung Bidor Perak。 
  投拆內容: 我的父親王火水,當年25歲,被殘酷、沒人性的日軍殘害致死。聽母親說,那時我才3歲,姊姊4歲,二弟才1歲。父親是遭漢奸陷害的。當天,我父親騎自行車出門去,要買牛奶回來給二弟吃,在半路被殘酷、沒人性的日本兵捉去,就這樣一去永不回家了。當天還有人看見,回來報信,說我父親被日軍捉住,在半途中已給打得半死,又灌水,後來就押到吉令仔屠殺掉,當時還把附近房屋放火燒掉。我的父親永遠沉睡在泥土裡,無法雪冤。美羅吉令仔是當年日軍大屠殺的大本營。 
  自從先父被殘無人道的日本兵殺害後,家破人亡。我們小小年紀就失去爸爸,媽媽年紀輕輕就守寡,生活非常困苦,吃的是蕃薯和木薯,後來居住在外婆家,靠耕種和割膠來維持生活,那時母親她含辛茹苦地撫養我們長大。最可悲的是當父親被日軍捉去時,我母親已經懷孕了,父親遺留下一個遺腹子,他就是我的三弟,可憐地下的父親也不知道他還遺留下一個遺腹子。最令人悲哀的是連父親的屍體都不知在何處,無法雪冤! 
  母親今年已73歲,年老多病,她老人家流過多少血和淚,她的心中有多少恨和仇,這筆慘痛的血債怎能彌補。這50年來,我母親內心痛苦,流不盡的辛酸淚水,她永遠不能忘掉這慘痛的記憶。希望日本政府當局還我們家屬一個公道,賠償我們的血債。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7)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Voon Swee Khiew 
  108. 蒙難者: 
  Voon Tee,男,35歲,農民 
  蒙難地點: □叻打巴警察局(Tapah, Perak)。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Voon Tee之子Voon Swee Khiew,54歲,農民,祖籍廣東(Ben Seng Canton),身份證號400205085099,現住於2 BlockA, Rumah Awam3, Bidor, Perak,郵編35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6th mile, Jalan Teluk Intan Bidor, Perak。 
  投訴內容: 我是遇害者Voon Tee的兒子,在日本佔領期間,我的父親在1943年被日本人殺害,我們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我們得知,我們親愛的父親在1943年被日本兵抓去打巴警察局,我們的母親當時還去獄中探望了他幾次,他受到殘酷折磨並最終被虐待致死。打巴警察局的警察向我們的母親通知了父親的死訊,他被埋在了不知名的地方。當聽到父親被害時,我們一家人是多麼地痛苦啊。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拆時間: 1994年7月27日。 
  邱武鴻 
  109. 蒙難者: 
  邱文德,男,38歲,雜工 
  邱武隆,男,23歲,雜工 
  蒙難地點: 太平新板章吉×令至峭山途中。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邱文德之侄邱武鴻(Khoo Boo Hong),76歲,小店主,祖籍福建海澄,身份證號1014532,現住於新邦安××門牌15號(15,Simpang Ampat, Semanggol, Bagan Serai, Perak),郵編34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同上。 
  投訴內容: 我祖父邱天厚生有六男,我父親邱文果排行老大,邱文德是我六叔,邱武隆是三叔文榮之子。日軍南進時,人心惶惶,大小商店劫後紛紛關門停業。我叔文德與堂弟武隆及眾朋友一二十人用自行車載米在半途販賣。那天,不知哪一隊日軍經過,也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將他們統統趕到山上去屠殺,這一二十人都被殺,至今未得伸冤。現在我的父輩都已作古,我六叔埋在太平福建公塚,堂弟屍體都未尋著,不知何終。我就我這兩位親人的被害向日本提出索賠。 
  另外我還存有香蕉票約1000元,本為上萬元,但因長期無用,小兒玩耍,被燒或為老鼠咬碎,僅剩此數。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7日。 
  黃玉英 
  110. 蒙難者: 
  黃觀有,男 
  黃茂龍,男 
  蒙難地點: 美羅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黃觀有之女黃玉英(Wong Yoke Yeng),63歲,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2095190,現住於TB25,kg Baru 35500,Bidor Perak,郵編35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美羅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 
  投訴內容: 我當年同父親黃觀有、母親吳火嬌、哥哥黃茂龍以及妹妹黃月英住美羅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日軍來「肅清」時,因為我當時有病,正與母親及妹妹離家在美羅醫病,等到我母親聽到消息說日軍在梁根水喉公司內「肅清」而趕到現場時,才知道我父親以及哥哥都已不幸被槍斃了,被一起埋葬在亂葬崗。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時間: 1993年10月16日。 
  關鞠仔 
  111. 蒙難者: 
  關亞鞠,男,42歲,耕種 
  蒙難地點: 雪邦二十三行芭至十七行芭途中。 
  蒙難時間: 1942年10月間。 
  投訴人資料: 關亞鞠之子關鞠仔(Kwang Mee Kia),59歲,小園主,祖籍興化甫田,身份證號3586900,現住於243,New village, Sepang, Selangor,Malaysia,郵編439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雪蘭莪州雙溪比力十七行芭。 
  投訴內容: 1942年10月間,我父親關亞鞠被日軍捉去,那時我父親42歲,我只有10歲。我們在日治時期是住在十七行芭,父親是到二十三行芭種植及養豬,每天三餐都回家吃。某日下午二時,我父親從二十三行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軍截捕,被截捕的村民相當多。我父親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當「認人組」,我父親被點中是屬於「壞人」。迄今無音訊,很肯定是被日軍殺害了。當年日軍不分黑白,亂殺無辜,日本政府應該負起一切責任,給予無辜受害者家屬後裔合理賠償。因為家父並不是與日軍作戰而死,而是被日本兵無辜殺死,日本政府應當給予賠償才合理。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5) 
  吳亞邦 
  112. 蒙難者: 
  吳金義,男,販豬商 
  蒙難地點: 雪邦吉枳。 
  蒙難時間: 1942年1月12日。 
  投訴人資料: 吳金義之子吳亞邦(Goh Ah Pang),62歲,的士司機,祖籍福建,身份證號1501140,現住於雙溪比力新村二五七號,郵編43950。日本侵佔時住址: 雪邦吉枳。現住址: 257,N/V,Sg. Pelek Sepang,Selangor。 
  投訴內容: 日治時期,我與家人住在雪邦吉枳,我父親吳金義是販賣豬只的商人。父親克勤克儉建了一排店屋,其中商店三間、住宅兩間(均為木屋)。英軍戰敗撤退後,炸毀了附近的一道橋,以斷絕交通。1942年1月某日,日本軍追到雪邦仔過不了港,就將我父親的三間店、兩間住家屋拆去造橋。這五間屋的梠檬柱子很長,適合做橋柱,所以在一夜一日之間拆光了我們的家。我們無家可歸,寄住在朋友的家裡。後來,我的父親悲傷過度,過了一年多就因為悲傷得重病而死。日軍破壞我們的家園,日本政府要負起一切責任,給我吳亞邦合理賠償,這樣日本國家才有民主可言,否則就是土匪行為,強盜政策。 
  投訴日期: 1994年10月8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5) 
  曾輝 
  113. 蒙難者: 
  曾會留,男,20歲,養豬及耕種 
  蒙難地點: 雪蘭莪州加影監牢及半山芭監牢。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曾會留之弟曾輝(Cheng Hool),63歲,退休,祖籍福州,身份證號341023015009,現住於No.120,Kampung, Baru, Sep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郵編439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丹那美拉,九號山芭場。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哥哥曾會留被日軍捉去,那時他只有18歲。大約是1942年某月某日,他才新婚過了五個月,與另外兩名同伴從吉隆坡載貨回家,至士毛月地區被日本兵檢舉,懷疑他是抗日分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獄。在1943年,母親去探望他,他被日軍從監牢裡放出與母親相會,但不允許他與母親說話。他出來時,母親見到他十分傷心,因為哥哥看見地上有香蕉皮便立刻拾來吃,可見牢裡的生活是多麼的淒慘與辛苦。當年有一位日籍園丘經理人有意協助擔保他出來,只可惜抵達那邊時,得知他已經病倒,送往醫院了。1944年4月間,在吉隆坡文良港醫院才獲知他在1944年2月14日已去世了。我哥哥那時只有20歲就無辜慘死。當年,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殘害了我的兄長,日本國家和政府應當給予我們受害者家屬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5) 
  覃亞林 
  114. 蒙難者: 
  覃瑞三,男,37歲,工人 
  覃介,男,工人覃福,男,工人 
  覃有,男,工人覃榮,男,工人 
  覃五,男,工人覃聖瑞,男,工人 
  謝南,男,工人扣友,男,工人 
  廖兄,男,工人 
  蒙難地點: 三巴央(吉南)卡章武莫,吉打州。 
  蒙難時間: 1942年5月9日。 
  投訴人資料: 親屬覃亞林(Tam Ah Lam),男,53歲,商人,祖籍廣西,身份證號1611013;現住於1045 Bee Bee Park Simpang Kuala Alor Setar, Kedah,郵編05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72,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72,Kachang, Bubok kedah)。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8)   
  投訴內容: 1942年5月9日,殘暴的日軍在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殺害了我的下列親人: 覃瑞三、覃介、覃福、覃有、覃榮、覃五、覃聖瑞、謝南、扣友、廖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0日。 
  董炳贊 
  115. 蒙難者: 
  董炳抄,男,20歲,學生 
  蒙難地點: 檳榔律格成*寶一監獄。 
  蒙難時間: 1943年3月26日晨(被捕),1945年5月11日(死亡)。 
  投訴人資料: 董炳抄之弟董炳贊(Tang Peng Chan),50歲,公務員,祖籍福建,身份證號3465432,現住於497D,Jalan Bunga Matahari, Tanjong Bunga Penang。郵編11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檳城丹容督公門牌495。 
  投訴內容: 日本兵將我的哥哥抓走,並在獄中將他害死。他被捕時,是由憲兵及蒙面偵探四人當場以繩縛其手及頭部,要他承認自己是抗日分子,及後又押進監獄用繩吊起,用刀刺身體各部及火燒、毆打,後因受不起酷刑,我哥哥被迫承認參加反法西斯聯合會及抗日同盟會。其後,他就禁於獄中,過著勞苦之生活,終日挨餓,身體受病,後死於監獄醫院。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哥哥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3日。 
  孫玉枝 
  116. 蒙難者: 
  孫瑤瓊,男,老闆 
  蒙難地點: 檳城州社尾區附近。 
  蒙難時間: 1941年12月19日。 
  投訴人資料: 孫瑤瓊之女孫玉枝(Soon Gaik Kee),63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3464128,現住於92,Jalan Gajah,Penang,郵編11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312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投訴內容: 日本空軍的飛機轟炸,炸死了我的父親,日本政府應該站在人道立場上,給我們這個受害者家庭以公正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林亞娥 
  117. 蒙難者: 
  王亞婷,女,29歲,家庭主婦 
  亞秀,女,60歲 
  林亞娥,女,8歲 
  蒙難地點: 檳城姓林橋。 
  蒙難時間: 1941年。 
  投訴人資料: 王亞婷之女林亞娥(Lim Ah Ngoh),61歲,祖籍福建,身份證號2561863,現住於□叻瓜拉古*惹蘭班台門牌363號(No,363,Jalan, Pantai kuala Plurau, Perak, malaysia),郵編34350。日本侵佔時住址: 檳城姓林橋祖屋。 
  投訴內容: 日本飛機空襲檳城時,炸彈炸中了我的母親王金錠,她當場就死去了。我家祖屋被徹底炸毀,我的祖母被炸死在其中。我的左手肘被飛迸的彈片擊傷,直到今天,這塊傷疤還是歷歷在目,每次當我看到它時,我就會想起我在空襲中失去的母親、祖母,想起我們遭受的生命、財產損失。我要就此向日本政府索賠。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6) 
  Khoo Kay Lock 
  118. 蒙難者: 
  Khoo Soo Guan,男,35歲,政府高級職員 
  蒙難地點: Penang, Malaya。 
  蒙難時間: 1943年8月。 
  投訴人資料: Khoo Soo Guan之子Khoo Kay Lock,55歲,馬來西亞海軍退役人員,身份證號5989651,現住於647Q,Lorong Gajah, Fettes, Park Penang Malaysia,郵編11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atu Farringhi, Penang, Malaya。 
  投訴內容: 我的父親Khoo Soo Guan是日本軍人和憲兵在馬來亞的Pulau Tikus, Penang進行的一次肅清行動中被抓走的,時間大約是在1942年的3月至5月之間。在這次行動中,一個蒙著臉的人指了指我的父親,我父親的後背上被用紅筆寫上字,並隨即被帶走。這是我父親在Pulau Tikus Penang的朋友最後一次見到他,這位朋友在「肅清」行動進行時,和我父親呆在一起。後來,大約是在1943年8月,我們家裡人知道了父親在Penang監獄的死訊,這就是我父親在日本佔領期間被害的主要事實。 
  就像二戰中日本兵在瓜拉庇□和其它地點殘忍殺害或是折磨致死的其他人一樣,我父親是全然無辜的。在我父親被憲兵抓走後,我們缺衣少食,就像被扔在了野地裡。甚至到了戰爭結束後,這種痛苦和艱辛還伴隨著我們,嚴重地影響著我們的家庭生活和受教育程度。我要求日本現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5日。 
  郭尚和 
  119. 蒙難者: 
  郭木生,男,34歲,商人 
  蒙難地點: 檳城緞羅申街巫廷謙藥行處。 
  蒙難時間: 1941年12月8日。 
  投訴人資料: 郭木生之子郭尚和(Koay Seong Hoe),60歲,書記員,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3199851,現住於22,Perak Lane, Penang, Malaysia,郵編11600。日本侵佔時住址: 22,Perak Lane,Penang。 
  投訴內容: 我父親郭木生,當時在城中街(Beach Street)巫廷謙(台灣人)藥行處被日本飛機炸死,被炸死時34歲,遺孀陳鳳英至今還活著,可以作證。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12日。盧亞德 
  120. 蒙難者: 
  盧欒×,男,37歲,種菜 
  郭妹,女,35歲,種菜 
  盧欒之子,男,10歲 
  盧欒之子,男,6歲 
  盧欒之子,男,2歲 
  盧欒之女,女,9歲 
  盧欒之女,女,7歲 
  盧欒之女,女,4歲 
  蒙難地點: Ulu Bruas Perak。 
  蒙難時間: 1943年6月26日。 
  投訴人資料: 盧欒×之侄盧亞德(Lu Ah Tik),60歲,身份證號A3548750,現住於11,Jalan 15137, Taman Bukit Maluri Kepung Kuala Lumpur,郵編5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Ulu,Bruas, Perak。 
  投訴內容: 我叔父盧欒×,當年37歲,與妻子郭妹,當年35歲,及六名子女(三男三女),年齡由10歲至2歲,一家八口居住在□叻木威鳥路街後的菜園屋,靠種菜和種煙為生。 
  1943年6月26日上午9點左右,一隊為數約十多人的日本兵荷槍實彈,在一名差人的帶領下來到我叔父家。日軍將三家一共16人帶到叔父的房屋內,然後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槍把他們全部槍殺。我叔父家八口人全部被殺,另外八位鄰居也同時被害。慘案發生時,我與父親都聽到槍聲和慘叫聲,父母親帶我逃入森林中去避難。還好日軍沒來我家,我和父母等日軍走後才從森林出來。心狠的日軍殺了人還把屍體疊成一堆,然後放火燒屋,16具屍體被燒得焦黑,慘不忍睹。我要為叔父一家伸冤,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慘案負起責任,給予公平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7日。 
  柯世文 
  121. 蒙難者: 
  柯雨水,男,40歲,商人 
  蒙難地點: 有利銀行。 
  蒙難時間: 1943年10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柯雨水之子柯世文(Kua Say Boon),64歲,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1551678,現住於1134,洪明貴花園,(高/葛?)多峇汝吉蘭丹(1134,Ang Beng Kooi Garden, Kotabharu,kelantan),郵編15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No.21 Main Street,Kuala Krai, Kelantan。 
  投訴內容: 大約1943年10月15日,日本人來到瓜拉吉賴埠組織憲兵,總部設在(葛/高?)多峇汝(Kotabharu)的有利銀行,憲兵頭頭是minami。當天下午5點鐘,一隊日本憲兵在minami的帶領下來到了我們家中,憲兵抓走了我的父親,大約有兩卡車的人,其中大多數是瓜拉吉賴的居民,被抓到憲兵總部有利銀行去,且一去不回返。那時我13歲,1943年10月17日,我去Kota Bharu尋找父親,得知他就關在憲兵總部的房子裡,他再也沒能回到家中,相信他已經被日軍殺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19)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13日。 
  謝仰平 
  122. 蒙難者: 
  謝仰平,男,33歲,教育 
  蒙難地點: 詩巫警察署。 
  蒙難時間: 1943年5月16日—1943年6月27日。 
  投訴人資料: 謝仰平(Sia Ngiong Ping)本身,男,83歲,教育,祖籍福建閩清,身份證號K146369,現住於No.9A,Brooke Drive15,Sibu,Sara Wak, Malaysia,郵編96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亞砂羅越詩巫不傑立麻。 
  投訴內容: 我名叫謝仰平,福建福州人,於公元1938年2月8日(「七七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二年)攜妻南渡到砂羅越的詩巫與父母及三位小弟團聚(彼等於1929年來詩巫)。夫妻倆任教於益智小學。1942年春日軍佔領詩巫。日治期間曾設「日文養成所」,通令所有英殖民地期間之教師必須入訓。唯有我棄教從耕,1943年,經營茶室於新珠安。詎料是年5月16日早上,日警署副署長率警衝進店內,傾箱倒篋,搜檢我房中所有書籍文件,發現舊時我由大陸帶出來之各機關文件及親友來往之書信,全部被搜查帶走。說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當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時許,即令警員把我緊綁於警署內之水泥柱上,不准飲食,不許睡眠,不時還令警員鞭打,或以掌摑,如此三日夜後,我已不省人事,署長才令解繩鬆綁。內子在外設法營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無門,呼天不應,呼地無聲,內子因憂傷過度,遂致精神錯亂,歷時年餘。當時我已育有三個兒子,年僅三歲、四歲和五歲,皆托親人撫養。 
  我被囚警署內,日警時加盤問,我不作答時,或搖頭否認「反日」時,副署長即施掌摑,無法無天。如此40晝夜,於6月25日獲釋。是時我身負重創,精神沮喪,不能操作。內子神經不正常,尚未康復,家庭生活日夕難度。直至1945年,大戰結束,1946年,重任教職,家庭生活稍紓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過去「軍國主義」之黷武罪行,對於戰時遭難者應負賠償之責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對我當時肉體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擊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吳瑞華 
  123. 蒙難者: 
  張傑儒,男,38歲,教員 
  蒙難地點: 砂□越詩巫木傑立麻。 
  蒙難時間: 1945年6月9日。 
  投訴人資料: 張傑儒之妻吳瑞華(Ngu Swee Hua),67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證號K322033,現住於115,Jalan SS19/1F,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郵編47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砂□越(Binatang, Sarawak Malaysia)。 
  投訴內容: 1945年6月9日,日軍殺害了我的丈夫張傑儒,並在他還未斷氣前就將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後來被關在詩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獄中,他受到了殘酷的折磨,並最終和另一些馬來西亞的平民一起被日軍槍殺,日本人在他中彈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這樣,我在18歲時就成了寡婦。因為日軍殺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兒無法過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為失去了親愛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養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兒。自從丈夫被害後,謀生的壓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健康,抑鬱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許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殺害我的丈夫導致的,基於這一事實,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對其士兵在戰爭中的行為負責,並對受害者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賠償。儘管任何東西都已不能讓逝者復生,日本政府還是應該承擔起其應負的責任。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30日。 
  駱玉英 
  124. 蒙難者: 
  駱樹,男,45歲,農民 
  葉滿,女駱玉蘭,女駱玉梯,女 
  駱玉嬌,女駱天送,男駱天生,男 
  鍾妹,女 
  蒙難地點: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駱樹之女駱玉英(Loow Yoke Yin),66歲,家庭主婦,祖籍惠州,身份證號1297885,現住於No.9,Rasak Road Seremban,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殘暴的日本兵在森美蘭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殺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這些被害的親人是: 我的父親駱樹,母親葉滿,姐姐駱玉蘭,妹妹駱玉梯、駱玉嬌,弟弟駱天送、駱天生及繼母鍾妹。我上述親人完全是無辜的,沒人性的日本兵殺害他們是毫無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丁怡利 
  125. 蒙難者: 
  丁海珊,男,36歲,水果小販 
  蒙難地點: 淡邊大街。 
  蒙難時間: 1942年6月間。 
  投訴人資料: 丁海珊之子丁怡利(Tan Jee Lee),52歲,建築承包商,祖籍大埔,身份證號1219910,現住於No.9057,Kuala Ina,Pulau Sebang,Tampin N.S.,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淡邊大街。 
  投訴內容: 本人父親一向在淡邊大街擺賣水果為生,1942年6月間,突然來了三個日本人逮捕了他,據說被帶去馬六甲,從此下落不明,消息全無。當年他36歲,他沒有任何罪過。在我父親死後,我的母親必須承擔起撫養全家的重任,失去父親的支撐,我們的日常生活十分艱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愛的父親的死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戴南送 
  126. 蒙難者: 
  Tai Mok Thong,男,25歲,農民 
  蒙難地點: 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 
  蒙難時間: 1942年某日。 
  投訴人資料: Tai Mok Thong之子戴南送(Tai Nam Song),身份證號0863563,現住於Ag127,Machap Umboo,Malacca。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殺害了我的父親Tai Mok Thong。我父親遇害時約25歲,他當時是個農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何福喜 
  127. 蒙難者: 
  何庭初,男,60歲,商人 
  蒙難地點: 馬六甲丹絨吉磷。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何庭初之子何福喜(Ho Fock See),56歲,出租車司機,祖籍廣東大埔,身份證號3047073,現住於馬士日丹那,馬六甲(No.57,Taman Maju Jaya Masjid Tanah Melaka),郵編78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六甲馬士日丹那,No.2050大街。 
  投訴內容: 我叫何福喜,住在馬六甲馬士日丹那的Taman Muju Jaya。我的父親名叫何庭初,在他55歲時,日本兵在馬六甲的馬士日丹那殺害了他。熟悉我父親的人都說他是個很好的地方領袖,當人們遇到困難時,他總是樂意去幫助他們,沒有人知道凶殘的日軍為什麼要殺害他。我是他的兒子,我有權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日本人應該站在人道立場上對他們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清算。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2日。 
  戴港 
  128. 蒙難者: 
  戴佛容,男,21歲,菜農 
  蒙難地點: 野新十七支膠園裡。 
  蒙難時間: 1942年1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戴佛容之弟戴港(Tai Kong),59歲,勞工,祖籍海豐,身份證號0881525,現住於J5163,Jalan Jati,Taman Maju,Jasin,Malacca,郵編77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望萬牙邦菜園。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0)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膠園裡(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Malacca),殺害了我的哥哥戴佛容(Tai Fook Yong),他當時大約21歲,是個農民。我希望就我哥哥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2日。 
  楊均如 
  129. 蒙難者: 
  楊裕祥,男,50歲,農耕 
  楊仁和,男,26歲,農耕 
  蒙難地點: 馬六甲野新十七支膠園裡。 
  蒙難時間: 1942年1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楊裕祥之孫楊均如(Yong Kiun Yee),57歲,膠工,祖籍梅縣,身份證號0208688,現住於J4196,Taman Bemban,Bemban Melaka,郵編77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六甲望萬牙邦。 
  投訴內容: 1942年11月10日,日本兵在馬六甲野新十七支膠園(Batul7 Jalan Jasin/Melaka,Jasin Malacca)殺害了我的爺爺楊裕祥和我的叔叔楊仁和。我爺爺當年50歲,我叔叔當年26歲,他們倆被害前是小果園主,同時也從事農耕。我要就這兩位親人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9日。劉金泉 
  130. 蒙難者: 
  劉雲開,男,32歲,車衣店主(裁縫店主) 
  蒙難地點: 不明。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劉雲開之子劉金泉(Leow Chin Chau/Liw Kim Chin),62歲,勞工,身份證號0200612,現住於馬六甲州馬日丹那南文真勿殺,郵編78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六甲州亞羅牙也勿裡杵。 
  投訴內容: 我父親劉雲開在他33歲時被日本人殺害。當家裡失去了父親這個主心骨後,我們家裡人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艱難困苦,我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承擔起撫養全家的責任,我們缺衣少食,更談不上什麼接受學校教育了。是誰讓我們遭受了這樣的痛苦?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政府應該為我們所蒙受的痛苦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鄭建成 
  131. 蒙難者: 
  鄭學琛,男,33歲,商人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5年9月5日。 
  投訴人資料: 鄭學琛之子鄭建成(Tay Keng Seng/Teh Kah Seng),54歲,退休音樂教師,身份證號0868833,現住於No.346G,Ujong Pasir, 75050,Melaka, West Malaysia。 
  投訴內容: 先父鄭學琛是一個善良謙和、誠實且有禮貌的商人,當他在世時,他是一個心地善良,富於同情心,並且樂於助人的人。在日本侵佔馬六甲地區期間,他很不幸地被日本人誤抓去,在監獄中關了一年零七個月。在獄中日本人折磨他,比如說,用煙頭燙,往指甲內刺針,往鼻孔裡灌水,等等。他每天都被折磨,直到他病倒,他的身體變得非常虛弱,在結束了一年零七個月的牢獄之災後,他被釋放了。見到他回來,我們全家人都非常高興。但不到一個星期,1945年9月5日,他又被抓走了,實際上當時日本已經投降了,那天夜裡,他和他的十個朋友(有兩人成功地逃脫了)被用汽艇秘密地載往馬六甲的Pulau Besar,準備處死。我的父親因為十分瘦弱,便將手從捆著的繩子中脫了出來,他試圖從船上逃走,但不幸的是,他在跳入海中之前,被打死了,並且被推進海裡。他的八位朋友被載到了Pulau Besar,在那兒,他們被刺死,並扔進一口大井中。後來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們被葬在離馬六甲9.25英里的地方。去年,也就是1992年8月12日,有二十多位日本教師來到Umlai拜祭我父親和他的朋友的墓。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成了家中的頂樑柱。她在30歲就成了寡婦,她必須拚命工作以養活我們(我們都還不到八歲),我父親被害時33歲,他身後沒給我們留下任何財產。因為只有依靠母親每月的微薄收入,我們不得不節衣縮食,我們受著貧困和營養不良的折磨。因為長期的痛苦、壓力、憂慮、悲傷和哭泣,我可憐的母親在79歲時已患有眼疾和多種其它疾病。她需要醫療和手術,但這又需要花一大筆錢。 
  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7日。 
  謝卓汶 
  132. 蒙難者: 
  謝耀×,男,41歲,膠工 
  蒙難地點: 馬六甲三保山。 
  蒙難時間: 1943年12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謝耀×之子謝卓汶(Chae Chek Man),54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564265,現住於森美蘭馬口榕桔C2(No.20C2Ladang Geddes Bahau,N.S.),郵編7211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六甲亞羅牙也呀叻陳仄源樹膠園。 
  投訴內容: 1943年12月15日,日軍把我的父親捉去馬六甲三保山,在那兒的屠殺中將他無辜殺害。我是他的兒子,我的父親在沒有經過任何審訊,沒有給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就被殺掉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予以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戴秀娥 
  133. 蒙難者: 
  戴榮桂,男,23歲,農夫 
  蒙難地點: 吉山熱水湖(Batu17 Jalan Jasin/Malacca Jasin Malacca)。 
  蒙難時間: 1943年1月6日。 
  投訴人資料: 戴榮桂之女戴秀娥(Tye Siew Ngoh),51歲,家庭主婦,身份證號0875636,現住於J13,Jalan Bendahara, Melaka,郵編75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野新。 
  投訴內容: 1943年1月6日,我的父親被日本人冤枉為共產黨而慘遭殺害。父親被害前是一名農夫,被害時大約23歲。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7日。 
  134. 蒙難者: 
  黎玉蘭 
  龔佑,男,30歲,割膠工人 
  蒙難地點: 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 
  蒙難時間: 1942年1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龔佑之妻黎玉蘭(Lye Nyok Lan),74歲,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624968,現住於Batu10,Jalan Kampong Tehel,Bemban Melaka,郵編77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 
  投訴內容: 我的丈夫龔佑是在1942年11月10日,被四名日本憲兵從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工人宿舍帶走扣留的,他從此便一去不返,日本投降後至今沒有消息。他當時是一名膠工,大約30歲,他被害後給我留下了三個孩子,年齡從2歲至3歲不等,並且在他死後不久,他的遺腹子又出生了。打那以後,我就過著非常艱難和困苦的生活。我不得不節衣縮食來撫養這些失去父親的孩子。後來我們的小孩中的老二被一個親戚收養。我生活中的艱難困苦真是難以形容,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無助的寡婦,又生活在日本人統治時期那樣的困難環境中。我們的親人都是無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基於人道的立場,必須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3日。 
  張新招 
  135. 蒙難者: 
  戴南煜,男,28歲,菜農 
  蒙難地點: 野新十七支膠園裡。 
  蒙難時間: 1942年1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戴南煜之妻張新招(Chong Sin Chau),76歲,祖籍海豐,身份證號0213872,現住於J4503望萬,馬六甲(J4503,Taman Bemban,Pos Bemban, Jasin,Malacca),郵編77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望萬牙邦菜園。 
  投訴內容: 1942年11月10日,日本兵在馬六甲的野新十七支膠園殺害了我的丈夫戴南煜,他當時大約28歲,是個菜農。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2日。 
  李亞覃 
  136. 蒙難者: 
  Lee See,男,41歲 
  Lee Sang,男,16歲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1)   
  蒙難地點: Serdang,Kuala Lumpur,Selangor。 
  蒙難時間: 1942年某日。 
  投訴人資料: Lee See之子李亞覃(Lee Ah Tam),身份證號7909237,現住於No.397,Serdang Bahru,Kuala Lumpur,Selangor,Malaysia。 
  投訴內容: 在日本侵佔馬來西亞期間,1942年,日軍抓走了我的父親Lee See和哥哥Lee Sang。他們是在Serdang,Kuala Lumpur Selangor的住地被抓走的。當時我父親41歲,我哥哥16歲,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我父親該有92歲,我哥哥也該有60歲啦。但他們直到現在也沒回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18日。 
  陳光明 
  137. 蒙難者: 
  陳進水,男,24歲,黃梨廠督工 
  蒙難地點: 吧生港口日本兵營。 
  蒙難時間: 1942年10月間。 
  投訴人資料: 陳進水之子陳光明(Tan Kwan Ming),又名陳良明(Tan Leong Ming),51歲,廠工,祖籍福建紹安。身份證號7866782,現住於No.3,Usj2/2P,Subang Jaya, Petaling Selangor,郵編47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吧生Kampong Ba,Kuda,Klang Selangor。 
  投訴內容: 我父親陳進水當時在吧生黃梨廠當督工時,可能得罪了有些漢奸走狗,在某一日半夜裡,被日本兵逮捕,扣留於吧生港口日本軍營內,被日本兵拷打逼供,遍體受傷。隔日我母親到扣留營見他時,他尚可言語。第三日見他時,由於嚴重受傷,他已不能說話,最後我父親交給我母親一塊血書,血書寫著: 「養大我們的孩子。」第四日欲去見他時,已不知其蹤。從此以後,便沒有任何有關他的消息。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翁德逢 
  138. 蒙難者: 
  翁世猷,男,60歲,漁夫 
  蒙難地點: 巴生港內。 
  蒙難時間: 不明。 
  投訴人資料: 翁世猷之子翁德逢(Ong Teck Fong),62歲,司機,祖籍海南,身份證號: 1195405,現住於No.62,Leng Kongan,Melikai,Kaw8,Kampong,Raja Uda,Port Kalang,郵編4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巴生港海南村。 
  投訴內容: 約在1945年3月間,我父親被日軍逮捕,他被捕時61歲。日軍令我父親下海捕魚給他們吃,每當天氣不好,出海捕魚收穫不好,就會被日軍以槍柄毆打,但還好,每次都能捕到一些魚。由於被扣留九個月期間常被毆打,已受重傷,最後一次出海捕魚時成果不好,又被痛打,導致死亡。在他死後,我們家失去了生活來源,他身後留下了妻子和七個年齡從2歲到17歲不等的孩子。我翁德逢是在代表我那死去的父親進行控訴。 
  投訴日期: 1994年4月21日。 
  林創榮 
  139. 蒙難者: 
  李克名,男,49歲,火車站漆工 
  鄭雪雲,女,48歲,家庭主婦 
  李植槐,男,20歲,學生 
  李植葵,男,12歲,學生 
  李鍾奴,女,15歲 
  李小妹,女,8歲 
  李舜卿,女,23歲 
  林慧蘭,女,3歲 
  蒙難地點: 吉隆坡洗都火車站工人宿舍。 
  蒙難時間: 1942年10月10日上午10點。 
  投訴人資料: 李克名之女婿林創榮(Lim Chung Yong),80歲,退休,祖籍潮州潮陽,身份證號0509432。現住於No.20,Jalan Segambut Tengah, Kuala Lumpur,郵編51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吉隆坡洗都火車站工人宿舍。 
  投訴內容: 1942年2月10日上午10點(英文版),一架英國盟軍的轟炸機(F29型)往吉隆坡洗都火車站扔下一顆炸彈,當時,我岳父李克名是這個火車站上的一名油漆工。他僥倖躲過一死。但我的其他親人就沒這麼幸運了,炸彈徹底摧毀了住屋和裡面的所有東西,我的這些遇難的親戚包括: 我的岳母鄭雪雲,我的姻弟李植槐、李植葵,我的姻妹李鍾奴、李小妹,我那正懷孕的妻子李舜卿,以及我兩歲的女兒林慧蘭。因為我當時正離家去買東西,因此得以幸運地逃過這一劫。我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和人類同情心的立場上,就英國飛機轟炸而造成的這一災難作出賠償英國飛機轟炸日本軍事目標而誤炸——編者。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8日。 
  周玉容 
  140. 蒙難者: 
  周世文,男,44歲,咖啡店主 
  蒙難地點: 吉隆坡。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周世文之女周玉容(Chew Ah Yong),58歲,家庭主婦,身份證號3856952,現住於No.HD55,Hock Ann Estate,Batu 4 1/2,Jalan Klang Lama,Kuala Lumpur,郵編58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新街場香蕉芭。 
  投訴內容: 1943年,一隊日本兵闖進了新街場芭蕉園,當時我與雙親同住該地,並開有一家咖啡店。這些日本兵要捉拿「共產分子」,但當地卻沒有共產黨人,這些殘暴的傢伙不顧人們的哀求,逮捕了大批香蕉芭的居民,我父親也是被抓者之一。他被關在牢房裡,並受到虐待。他被逼著喝下肥皂水直到肚子脹滿,然後日本人就將木板放在他的肚子上踩,使水從口中嘔吐出來,我父親多次昏死過去。當他從監獄中被放出時,身體極度虛弱,無法再行工作,只得依靠我母親的收入過活。我可憐的母親不得不拚命工作以撫養全家,而父親在有生的日子裡,受盡各種病痛的折磨,生不如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所受的虐待和我們家庭所遭受的苦難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8月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7) 
  黃滿 
  141. 蒙難者: 
  李二妹,女,26歲,家庭主婦 
  黃亞生,男,17歲 
  蒙難地點: 李二妹——和豐至太平途中。 
  黃亞生——和豐也浪新村26哩山邊。 
  蒙難時間: 李二妹——1942年6月中。 
  黃亞生——不詳。 
  投訴人資料: 李二妹丈夫黃滿(Wong Moon),82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755700,現住於No.5A,Jalan18/13 Pataling Jaya,Selangor,郵編46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No.25,Jin Lin Tang Road,Sungai Siputu,Perak。 
  投訴內容: 我的下列親人被日本兵殺害了,他們是: 我的妻子李二妹,26歲;我的侄兒黃亞生,17歲。李二妹是日軍在太平派米糧途中被殺害的;黃亞生是在和豐也浪新村26哩山邊被槍殺的。我的這些親人完全是無辜的,他們都是本份人。日本兵當年殺害了我的親屬,今日的日本政府應該依照人類道德,遵守人道的立場,合情合理地給予受害者後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3日。 
  辜金祥 
  142. 蒙難者: 
  Kho Chai Kiat,男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Kho Chai Kiat之子辜金祥(Kho Beng\Foo Kim Sieng),身份證號7726717,現住於No.166,New Village Semenyih Ulu Langat。 
  投訴內容: 我父親名叫Kho Chai Kiat,日占時期,日本人無緣無故地把他抓走,我母親獲准去警局探望了他一次,但在此之後就再也沒有父親的音信了。我母親後來得知他已被日本人折磨致死了。我,作為我父親的兒子,有權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愛的父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8日。 
  姚觀生 
  143. 蒙難者: 
  姚蓉,男,42歲,板廠老闆 
  潘義,男,42歲,板廠工人 
  姚森,男,38歲,板廠廠長 
  賴如,男,37歲,板廠工人 
  姚松,男,35歲,板廠副廠長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2)   
  溫任,男,39歲,板廠工人 
  王度,男,22歲,板廠工人 
  李帶來,男,18歲,板廠工人 
  蒙難地點: 森美蘭州十八碑森合板廠。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21日。 
  投訴人資料: 姚蓉妹夫姚觀生(Yau Kon Sang),57歲,司機,祖籍廣東,身份證號3059962,現住於B27,Kampong Baru 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郵編43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森美蘭州雙坡十八碑。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16日。 
  黃金華 
  144. 蒙難者: 
  黃信,男,36歲,農夫 
  黃九華,男,33歲,理髮師 
  蒙難地點: 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 
  投訴人資料: 黃信之子黃金華(Wong Kim Wah/Wong Kim Pah),小販,身份證號090807055077,現住於439 Kampung Baru Sg Chua Kajang,Selangor Malaysia,郵編4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1942年2月,我的父親黃信和叔叔黃九華在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被殺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4日。 
  曾妹 
  145. 蒙難者: 
  Tan Fok,男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某日。 
  投訴人資料: Tan Fok之妻曾妹(Chen Moi),身份證號2704970,現住於94 New Village Semanyih。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日本人召去了我的丈夫,讓他充當「認人組」,他給日本人工作了一年多,從此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他的朋友告訴我,我丈夫是在日本人的嚴刑折磨之下而死的。作為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愛的丈夫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8日。 
  林柳枝 
  146. 蒙難者: 
  陳華,男,53歲,種菜 
  陳亞財,男,23歲,種菜 
  蒙難地點: 萬撓義山路口。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 
  投訴人資料: 親屬林柳枝(Lim Liew Kee),男,71歲,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0521166,現住於吉隆坡冼都新鎮門牌020059。日本侵佔時住址: 萬撓雙溪珠。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兵把24位菜農帶走,包括我的2名親人,這群人離開我們家鄉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他們自己的家園。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8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8) 
  管銀妹 
  147. 蒙難者: 
  葉財,男,30歲,膠工 
  蒙難地點: 芙蓉知知港。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葉財之嫂管銀妹,90歲,身份證號2704979,現住於雪蘭莪州士毛月新村門牌202號。 
  投訴內容: 我丈夫之賢弟葉財,在日治時期被日本兵用無情殘暴的手段殺死。1942年,葉財一家居住在芙蓉知知港,以割膠為生,他被日兵殘殺時,年僅30歲,他的妻子在飢寒交迫中病死,留下三名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困苦,我本人負責領養這些孩子直到成人。我希望他們所受的折磨與痛苦能得到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4月15日。 
  148. 蒙難者: 
  Yap Ching,男 
  Yap Tau Chin,男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2年——Yap Ching。 
  日占期間某日——Yap Tau Chin。 
  投訴人資料: Yap Ching之妻楊金(Yong Kin),73歲,身份證號2990448,現住於No.51,Kg Bahru Semenyih,Darul Ehsan,Malaysia,郵編43500。 
  投訴內容: 1942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丈夫Yap Ching,並使用各種酷刑對他進行折磨,儘管如此,我丈夫還是挺了下來,並且後來一直活到了73歲。此外,我的侄兒Yap Tau Chin也是被日本人抓走的,並從此音信全無。為什麼要殺害我的侄兒?我想大概原因只有那些日本侵略者才知道,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日本人的這些暴行。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所蒙受的折磨和苦難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10日。 
  謝奕文 
  149. 蒙難者: 
  謝順發,男,38歲,雜工 
  蒙難地點: 馬六甲亞沙漢市。 
  蒙難時間: 不明。 
  投訴人資料: 謝順發之侄謝奕文(Che Ng Man),72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811469,現住於森州馬口榕吉C公司,郵編72110。日本侵佔時住址: 阿逸君令雙溪拉瑪公司。 
  投訴內容: 我的叔父謝順發當年約38歲,未婚,居住在亞沙漢,擔任雜工維持生計。有一天,當叔父與一班工友在亞沙漢市區工作時,突然與他人一齊被日本兵捉去,聽說他們都是被載到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日軍下毒手殺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父的被害給予公平、公正、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1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9) 
  李炳金 
  150. 蒙難者: 
  Lee Peng Lam,男,工人 
  Lee Tiam Sui,男,工人 
  蒙難地點: Jalan Kapur, Klang。 
  蒙難時間: 1945年。 
  投訴人資料: Lee Peng Lam之弟李炳金(Lee Peng Kim),身份證號2865552,現住於42D,Tengkat,Tong shin kuala Lumpur,郵編50200。 
  投訴內容: 我叫李炳金,1945年,我的兩位哥哥無緣無故地被日軍抓走,並且到現在也沒有任何音信。這件事發生在1945年,那時我8歲,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住在Jalan Kapur Klang 1 3/4碑的Attap屋裡,我的家裡很窮,主要靠我的兩位哥哥掙錢養家。Lee Peng Lam和Lee Tiam Sui都在塗料公司裡做工人。他們都只有十幾歲,但為了補貼家用,不得不輟學做工以維持全家生計。不幸的是,有一天,我的這兩位哥哥在上工的路上,經過一座橋時,被日軍攔住了,日本人無緣無故地把他們關了起來(在那時,日軍抓走了大部分年輕人並且從不給理由)。當我父母聽到這個壞消息後,就帶我一起到Klang警局去探望我的哥哥,那時我只有8歲。在警局關了兩個星期後,我的兩位哥哥又被轉押到Pudu監獄。作為他們的家人,我們獲准兩個星期去探望他們一次。起先,我的哥哥們讓我們不要著急,說他們很快就會被放出來。我父親和我每兩星期就給他們送一次衣衫和褲子。我仍然記得,監獄裡那個管事的人會給我們一張用藍筆寫著被囚者姓名的卡片,換進那些衣物,在我們去了四五次之後,他告訴我們,我的兩位哥哥死了。因為換衣物用的卡片已經換成用紅筆寫了,這意味著這兩個被囚者已經死了。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十分悲哀,最後病倒了。我母親不得不給人家當傭人以掙取每月20元錢的工錢,後來她又去一家工廠做工,每天掙兩元錢。因為經濟上很困難,我的父母無法讓我們接受完整的教育,我念到了六年級,而我姐姐一天學都沒上過。因為兩位哥哥的死,我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10日。 
  林甘 
  151. 蒙難者: 
  王明月,男,24歲,香蕉商販 
  王明發,男,22歲,香蕉商販 
  蒙難地點: 雙坡公路上。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22日。 
  投訴人資料: 王明月之妻林甘(Lim Kam),77歲,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1216038,現住於: 140,Kg Baru Sungai Chua Kajang,郵編: 4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森美蘭州頂玲瓏18支(既武來岸公路)。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3)   
  投訴內容: 我叫林甘。1942年,我和我的全家人住在森美蘭州頂玲瓏18支。1942年3月22日我的丈夫王明月和我的小叔王明發及他倆的一些朋友載香蕉去Lenggeng,日本人不分青紅皂白抓住了他們,隨後將他們集體槍殺在公路上,把他們的屍體扔在路邊。失去丈夫以後,我不得不獨自一人照看起全家。那時的生活是很苦的,沒有足夠的食物給全家人吃,沒有足夠的衣服給小孩穿,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受了很多磨難,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苦難的日子。我有權就我兩位親人的死亡及全家所遭受的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7日。 
  吳培生 
  152. 蒙難者: 
  吳佐南,男,44歲,商人 
  蒙難地點: 吉隆坡半山芭監牢。 
  蒙難時間: 1943年8月間。 
  投訴人資料: 吳佐南之子吳培生(Eng Poy Sang),50歲,小販,祖籍廣東高州,身份證號7988885,現住於12,Jalan 19/48,Taman Dato Senu,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郵編51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雪蘭莪州吉磷埠「萬生堂」藥行。 
  投訴內容: 我的父親吳佐南在日本佔領時期住在雪蘭莪州吉磷埠,並開著一家叫做「萬生堂」的中藥店。1943年他被日軍強行捉去,囚在半山芭監牢裡。我母親去探望過他兩三次,他對我母親說,他在監牢內被日軍用煙頭燒身,還被打得遍體鱗傷,並用水灌肚,再踩其肚皮將水擠出。兩個月後,由於捱不住,父親在監牢中去世,被日軍埋在亂葬墳。我有權就我父親的死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8月24日。 
  張國輝 
  153. 蒙難者: 
  張家佑,男,40歲,電器管工 
  蒙難地點: □叻州雙溪古月。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張家佑之子張國輝(Chang Kok Wai),71歲,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證號1444140,現住於774C Jlin Sentul,Kuala Lumpur,郵編51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州雙溪古月。 
  投訴內容: 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損失,為我們討回一個公道。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0) 
  蔡貴美 
  154. 蒙難者: 
  蔡明誰,男,32歲,農民 
  蔡明謹,男 
  蒙難地點: □叻州金保古背。 
  蒙難時間: 蔡明誰——1943年6月間。 
  蔡明謹——1944年。 
  投訴人資料: 蔡明誰之子蔡貴美(Chai Kooi Mui/Chai Shok Chai),50歲,小販兼保險代理員,祖籍廣東揭陽河婆,身份證號7596250,現住於565,Jalan Besar Sungai Ruan Raub Pahang Malaysia,郵編: 27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州金保古背。 
  投訴內容: 1943年6月的一天,一隊日本獸兵闖進了我們住的金保古背村,抓走了我的父親蔡明誰和另外一些青壯年,在經受了各種酷刑以後,他們被日本人集體屠殺了,並被葬在一處亂葬墳裡。我的父親被害時30歲,我的母親當時只有29歲,父親遇害後,我母親年紀輕輕就成了一個寡婦。第二年我的二叔蔡明謹也被日本人抓走了,在歷經各種折磨之後,他被放了回來,但已被打得半死不活,放回不久就死去了,身後留下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為了尋求生計,我的二嬸帶著她的兒子離開了我們村,並從此失去音信。我的祖父無法承受接連失去兩個兒子的打擊,含恨去世。在日本佔領時期這樣一個動亂的時期,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寡婦,無力撫養三個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把她的一個女兒——也就是我的二姐送給人家收養。我的母親歷盡艱辛才把我和我的大姐帶大。因為沒了父親,我們無法讀書受教育,我的大姐甚至一天學都沒上過。 
  我的母親今年79歲了,儘管已經過去50年,但我們從未忘記這些深仇大恨,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償還血債並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8日。 
  盧永根 
  155. 蒙難者: 
  盧塔,男,43歲,果農 
  蒙難地點: 彭亨州淡馬魯。 
  蒙難時間: 1942年農曆正月二十九日。 
  投訴人資料: 盧塔之子盧永根(Lou Eng San),53歲,小樹膠園主,祖籍福建大田,身份證號3493260,現住於No.48,Kampung Baru Kerayong,Triang,郵編28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直涼郊外,離市區約二英哩。 
  投訴內容: 我父親叫盧塔,在日軍佔領馬來亞期間,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涼郊外,離市區大約二英哩處。1942年農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約10時左右,我父親在家中遭一隊十餘人的日本兵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馬魯後遭日軍槍殺。我父親是個果農,遇害時僅43歲。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蘇煥不得不一個人承擔起照料五個孩子的重任。在那個時期,生活真是太困難了,為了帶大幾個孩子,我的母親經歷了太多的艱辛。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7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1) 
  何金華 
  156. 蒙難者: 
  何來勝,男,32歲,商人 
  蒙難地點: 雙溪地毛。 
  蒙難時間: 1943年7月19日。 
  投訴人資料: 何來勝之子何金華(Ho Kim Wah),58歲,勞工,祖籍廣東東莞,身份證號0910938,現住於No.155,Jalan Mat Kilau,Kuala Lipis,Pahang,郵編27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彭亨啤門牌97大街。 
  投訴內容: 我爸爸何來勝,是受過中英文教育的商人,他有個溫暖的家。為了養妻育兒,他還與朋友一起做金礦。不幸的是,他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時,1943年7月19日被捉,並關在牢裡。可憐的爸爸從此便沒回家了。還聽說,他是1943年9月27日被載去「雙溪地毛」受害的。天呀,爸爸生前的生意被人吞了,住所也沒了,何處是我們的家呀,正好有位遠房親戚可憐我們,把我們收留。可憐的媽媽從此擔起做人父與母的責任。爸爸死時,我們最大的7歲,最小的2歲,生活費都不夠,我們哪有機會上學。在貧窮、困苦、忍辱、淒涼的環境下,媽媽病倒了。為了找活,終於病死在膠園裡。可憐爸媽死得好慘呀。我們姐弟妹五人都成了世上可憐的孤兒。無語問蒼天,是誰把我們害成這樣?就是日本政府當年無辜殘害我的親人才導致這樣的。日本政府應該憑人類道德,遵守人道立場,給予受害者後裔合情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28日。 
  李福南 
  157. 蒙難者: 
  李煥明,男,32歲,教師 
  蒙難地點: 夕加迫拉,瓜拉啤彭亨。 
  蒙難時間: 1943年7月19日被捉,1944年遇害。 
  投訴人資料: 李煥明之子李福南(Lee Foh Nam),50歲,商人,祖籍廣東梅縣,身份證號3077986,現住於No.14,Kg Bukit Betong,Kuala Lipis,Pahang D.M.,郵編27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Kampung Chega Perah,Kuala Lipis,Pahang D.M.。 
  投訴內容: 我父親教書兼開雜貨店,我母親協助管理生意,家庭成員還包括二男二女四個小孩,有白鋅板屋一間。日軍佔領後,我父親繼續教書,他被人誣告,於1943年7月19日在夕加迫拉被捉去,集體載走,地點不明。1944年被集體殺死於立啤——巴登冬姑火車路1/4英哩小山上。 
  投訴日期: 1994年5月9日。 
  廖熾安 
  158. 蒙難者: 
  廖恩英,男,24歲,雜貨店主 
  蒙難地點: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廖恩英之侄廖熾安(Liew Chit On)39歲,礦工,身份證號7554620,現住於No. 63 Kampong Baru Padang Tungku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郵編27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Cegar Perah,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4)   
  投訴內容: 日軍先鋒隊來到Cegar Perah,在夜晚把我三叔廖恩英和三位同鄉捉到Kuala Lipis,同時在Kuala Lipis和四十多位同胞給殺了。我三叔的死是無辜的,現在我要日本政府還給我一個公道及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159. 蒙難者: 
  劉德,男 
  林風,女 
  劉廣,男 
  劉德之子,男,5歲 
  劉德之子,男,3歲 
  蒙難地點: 柔佛士乃。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間。 
  投訴人資料: 劉德之弟劉端(Low Toon),男,79歲,身份證號1332423,現住於彭亨而連突新村111門牌(111,Sungai Jan, 27000, Jerantut, Pahang)。 
  投訴內容: 1941年12月8日,日軍侵略馬來亞。1942年3月間日軍已經進入柔佛士乃,那個時候,吾兄、其妻、二個孩子及吾叔住在士乃一膠園內。日軍一直進入到新加坡,約十天後,又從新加坡退回馬來亞,此次日軍開始殺人。在當日,吾兄、其妻、兩個孩子及吾叔出街到士乃被日軍殺害,在當日被殺的人約有兩百人左右。此事發生後,我逃離士乃,搬到彭亨南嘜,耕種煙葉、種禾及養豬,有一天,日軍來到我所在南嘜村莊,燒我的家,燒燬五十包穀類及一千公斤煙葉和12頭豬。日本政府應該就我親人的被害及我們蒙受的損失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日。 
  卓連水 
  160. 蒙難者: 
  卓明,男,工人 
  Toh Tin Swee,男 
  Toh Kok Swee,男 
  蒙難地點: 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蒙難時間: 1942年4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卓明之子卓連水(Toh Lian Swee),男,59歲,園主,祖籍福建,身份證號2965573,現住於Jorak Estate, Bukit Pasir, Muar, Johore,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投訴內容: 1942年4月16日,日軍在Parit Laya同時槍殺了我的父親卓明和我的兩位哥哥Toh Tin Swee和Toh Kok Swee。日軍當時真是太殘酷了。我要提出投訴,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1日。 
  周順發 
  161. 蒙難者: 
  周志淵,男,42歲,商人 
  蒙難地點: 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25日。 
  投訴人資料: 周志淵之子周順發(Chiew Soon Huat)56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232167,現住於No.177, Jalan Besar, Mersing Kecil,Mersing, Johor Darul Takzim,郵編86800。日本侵佔時住址: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Johor。 
  投訴內容: 1942年2月25日,日本兵在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殺害了我的父親周志淵。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9日。 
  潘松如 
  162. 蒙難者: 
  潘松如,男,16歲,學生 
  潘松如之堂兄 
  蒙難地點: 振林山。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5日。 
  投訴人資料: 潘松如(Phuan Soon Joo)本身,男,69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683318,現住於No.62, Blk. 0211, Taman Ungku Tun Aminah Johor,郵編81030。日本侵佔時住址: 振林山(Gelang Patah Johor)。 
  投訴內容: 我潘松如從小住振林山舊明德學校舊址,就讀於明德學校直至六年級完畢。1942年3月5日,日軍「腳車部隊」就在市區出現,我和堂兄見到日軍手提機關鎗、步槍,見人就抓。被抓的人手被綁起押到街邊小山丘的防空壕或港邊,日本兵用刺刀、機關鎗進行集體屠殺。我堂兄被槍殺死,我的頭被槍頭打破六七寸長,奄奄一息,過了幾小時後,才甦醒。我頭受重傷,經受了極大的痛苦。經三年八個月日本慘痛統治,又經過漫長歲月,現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15日。 
  梁金水 
  163. 蒙難者: 
  梁金蝶,男,19歲,膠工 
  梁金春,男,24歲,店員 
  林×,男,26歲,膠工 
  蒙難地點: 巴力峇九豐興山。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7日。 
  投訴人資料: 梁金蝶之弟梁金水(Neo Kim Chwee),57歲,卡車司機,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042463,現住於2556,Jalan Bakri, 114 Batu Muar Johor, Malaysia,郵編84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Muar Bakri Jil 214 Batu Kubber Estate。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7日下午,在巴力峇九豐興山,日軍毫無人性、殘無人道地殺害我家族三位親人,他們是我兄梁金蝶、堂兄梁金春和表兄林×,另有150名手無寸鐵者,包括婦孺老少在內,同時遇難。日本政府當年佔領時期亂殺無辜老百姓,當今日本政府應當負起一切責任,給予合理賠償,因為我們有人證物證,鐵證如山,日本政府不能抵賴。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韋兆倫 
  164. 蒙難者: 
  韋就,男,33歲,工人 
  蒙難地點: 芙蓉。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韋就之子韋兆倫(Whay Tang/Whay Chiew Luen),54歲,小園主,祖籍廣西,身份證號2023420,現住於Jorak, Est,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Tanah Merah Est, Port Dickson, N.S. Malaya。 
  投訴內容: 我是日占時期被日軍奪去父親的受害者後裔之一。在日占時期,我的父親韋就呆在Tanah Merah Estate Port Dickson, N.S.。他是一個工作努力且誠實的人,他經常給家裡寄錢,因為全家生活全靠著他。他從未參加過反日活動,而是一直忙著他自己的事務。但有一天,他被日軍抓走了,受到了折磨,隨後被無緣無故地槍殺了。打那以後,我們不得不四處遷移以謀求生計,因為日軍的殘暴,我們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並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們蒙受的巨大損失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1日。 
  黎森全 
  165. 蒙難者: 
  黎允,男,67歲,小園主 
  羅氏,女,65歲,家庭主婦 
  黎氏,女,10歲 
  蒙難地點: 柔佛州文律市區。 
  蒙難時間: 1942年農曆正月二十日。 
  投訴人資料: 黎允之孫黎森全(Lai Sum Choon),86歲,退休,祖籍廣東番禺,身份證號1164878,現住於55 Jalan, Newana 41 Taman Newana Ampang Selangor,郵編68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州文律(Benut Johore)。 
  投訴內容: 日本兵殺害了我的祖父黎允、祖母羅氏和姑母黎氏,我是日軍刀下餘生者。日本政府應站在人道立場,盡快給我們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日。 
  姚賢 
  166. 蒙難者: 
  姚礎勳,男,39歲,中醫師 
  姚礎勳之妻 
  姚礎勳之女 
  蒙難地點: 柔佛州彼咯埠昆日山。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姚礎勳之弟姚賢(Yew Yin),82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0217312,現住於C2,Division Ladang Geddes, Bahau, N.Sembilan,郵編7211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州彼咯埠。 
  投訴內容: 1943年5月,日本兵殺害了我的兄長姚礎勳和我的嫂子及侄女,他們當時住在柔佛州,我的哥哥是一個膠工,我的嫂子是個家庭主婦,我的侄女在被害時年紀還十分小。我的上述親人沒有任何罪過,日本人為什麼要殺害他們?我要求日本當今政府就我這幾位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5)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20日。 
  賀細妹167. 蒙難者:賀祥,男,38歲,司機蒙難地點: 沙河Jalan Sawan Pekan Nanas。 
  蒙難時間: 1942年10月間。 
  投訴人資料: 賀祥之女賀細妹(Ho Say Moi),51歲,雜工,祖籍廣東丈坡,身份證號7754724,現住於Lot 1580,Pekan Nanas, Johor,郵編81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沙河,Jalan Sawan Pekan Nanas, Johor。 
  投訴內容: 日本佔領馬來亞和新加坡後,日軍對當地居民尤其是華人大肆屠殺。聽我母親說,1942年10月,日本兵硬捉去我父賀祥,時年38歲,一去無返,相信他已被殘酷的日軍殺害了。日軍殘酷、無情地殺害我無辜的父親,使我母親畢生難忘(家母已逝世)。1942年2月15日,(當地)英政府已投降日本政府,以國際哪一條法律規定,日軍可以到處亂殺無辜老百姓?日本政府當年統治時期,犯下滔天大罪,日軍無緣無故殘殺家父,日本政府必須負起一切後果,給以合情合理的賠償。假使日本政府拖欠我們的血債,始終不肯賠償,是對受害人後裔很不公平。只有惡霸強盜才會不講公理。假如日本政府實施民主人權,就須盡快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2)周良川168. 蒙難者:周隆皇,男,36歲蒙難地點: 巴士隆張厝港。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間(農曆正月十三)。 
  投訴人資料: 周隆皇之子周良川(Chew Liang Chuan),68歲,小販,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0737282,現住於A54, Kg Legong Jaya, kota, N.Sembilan,郵編71350。日本侵佔時住址: 麻坡二馬路(周泉興)。 
  投訴內容: 1942年2月間,日本兵殺害了我的父親。我父親是一個守法公民。日本兵無緣無故地殺害了他這個平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7日。 
  歐南169. 蒙難者:歐熾,男,42歲,膠工歐漢,男,41歲,膠工歐亞蘭,女張妹,女陳信,男,38歲蒙難地點: Kulai Johor。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間。 
  投訴人資料: 歐熾之侄歐南(Au Nam),83歲,退休,祖籍廣東羅定,身份證號3002014,現住於34 Jalan Te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郵編81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Kulai Johor,新港園大西洋公司。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某日,日本兵在Kulai Johor殺害了我的五位親人,他們是,我的叔叔歐熾,哥哥歐漢,嫂子張妹,侄女歐亞蘭,表叔陳信。當時遇害者共有130人之多。日軍毫無人性,殘無人道,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家族五個親人胡亂殺害,我們受害人家屬經過長期調查,瞭解到我們家屬根本是冤枉無辜的,遭日軍慘無人道地殘殺。如今我們受害人的家屬希望日本政府應當尊重人類基本人權,體恤受害人的感受和痛苦,對當年犯下的滔天罪行負責。日本政府應該負責一切後果。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彭展興170. 蒙難者:彭記祥,男,27歲,芭場書記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柔佛州,昔加挽拉,美士路九英里「范宏樹桐公司芭場」(現址是廣西村附近)。 
  蒙難時間: 1944年中。 
  投訴人資料: 彭記祥之子彭展興(Pang Chang Hin),50歲,木工,祖籍廣東陸豐,身份證號7660093,現住於302,Bukit Siput, segamat, Johore Malaysia,郵編8502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州,昔加挽埠市中心「新奇合」雜貨糖果店(已被日軍放火燒光),今改為依仕邁街。 
  投訴內容: 先父生於1917年,原籍中國廣東省陸豐縣,年幼南來,是三位兄弟中的老大。1944年初,時年27歲,正值人生最為光輝燦爛的年華,也是人生旅途上開始創業守業的大好開端。很不幸的是,就在此時他被日本佔領軍捉去並強加罪名,時至今日,仍毫無音信,寒骨何處,後輩一無所知,乃人生一大遺憾。在此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立場,給予蒙難者家屬合理賠償,以慰人心,討回公道。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7日。 
  林文錦171. 蒙難者:林炳清,男,33歲陳珠花,女,24歲林美蘭,女,5歲林文其,男,7歲林美蓮,女,8歲林美嬌,女,2歲蒙難地點: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家中。 
  蒙難時間: 1945年7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林炳清之子林文錦(Ling Ng Kheng),58歲,工人,祖籍福州古田,身份證號2271021,現住於No. M40, Batu 3, Jalan Karak Mentakab, Pahang D.M.,郵編28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atu 4 1/2, Jalan Labis, Yong Peng, Johore。 
  投訴內容: 1945年7月15日,日本兵在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殺害了我的下列親人: 父親林炳清,母親陳珠花,弟弟林文其,妹妹林美蘭、林美蓮和林美嬌,我是這場屠殺中惟一的倖存者,因為當時我正好出去了,不在家中。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15日。 
  阮但172. 蒙難者:陸桂,女,37歲,家庭主婦阮照東,男,14歲阮木金,男,6歲阮月華,女,11歲陳新,男,49歲,膠工蒙難地點: 笨珍北幹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蒙難時間: 1943年10月21日。 
  投訴人資料: 陸桂之子阮但(Yon Tam),61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20420715057,現住於DH130,Pekan Nanas, Johor, Malaysia,郵編81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北幹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投訴內容: 二戰中日本侵佔馬來亞期間,馬來亞華人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我們家四口人在屠殺中喪生,房屋也被燒燬了。雖然我當時只有12歲,但我仍能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是1943年10月21日,那時我們住在北幹那那大山路沙河芭。當時日本兵欺騙村民說,他們將向人們派發食物,大約300人跟著日本人到一個叫做Kangkar Pulai的地方,在那裡,所有人,包括無辜的兒童都被屠殺了。其中就有我的母親陸桂,哥哥阮照東,弟弟阮木金和妹妹阮月華,只有我和父親僥倖逃過一劫,因為我和他並沒有一起跟去,而是呆在家裡照看房子。在同一天,我的岳父陳新也被日本人殺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盧禮173. 蒙難者:羅嬌,女,45歲,農民盧亞文,男,6歲盧華嬌,女,4歲鍾碧華,女,20歲,農民盧亞苟,四個月蒙難地點: 北幹那那沙河村。 
  蒙難時間: 1942年10月22日。 
  投訴人資料: 羅嬌之子盧禮(Lu Lee),73歲,祖籍廣西容縣,身份證號3010322,現住於DH208,Pekan Nanas Johore,郵編81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笨珍廿七里,沙河芭。 
  投訴內容: 1942年10月22日,日本人在北幹那那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我家19口人。當時我妻子和母親告訴我,日本兵在搜捕男人,囑我暫勿回家。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點,我在山芭看見十多間房屋被大火焚燒,我聽到女人和小孩的驚叫聲,房舍大門被關上,女人和小孩沒路逃,鑽入床底。房舍被縱火時,往外逃的婦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槍口上的刺刀刺死,棄屍河邊。過了兩個小時,一切復歸沉寂,我和匿身於矮青芭的父親才敢走出來,與兩三個也是躲藏在山芭裡的男性找來鋤頭,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許多燒死者的焦屍是在臥房床底下發現的,相信婦女和小孩被關在房舍裡時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燒死了,燒得面目全非,認不出。我們掩埋了整十堆焦屍,大約有七八十人吧。我的母親羅嬌、妻子鍾碧華、弟弟盧亞文、妹妹盧華嬌、幼兒盧亞苟是被活埋的。三天後,我的岳父鍾耀和他的弟弟鍾左與我見了面,告訴我,20日那天傍晚時分,日本兵命令壯丁挖掘壕溝,在底下置放樹葉,當時他們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壯丁躺到約三尺寬的壕溝時,我岳父和鍾左迅速爬起來,被日本兵追砍,我岳父的頸項被砍了一刀,但逃脫。日本兵沒開槍可能是為了不驚動屋子裡的婦孺以防她們逃掉。這些婦孺絕大部分在第二天早上被燒死在屋子裡,男人在壕溝內被刺殺後,屋子裡的婦孺卻不知道。我家被害的親人都是守法公民,日本兵有什麼權力殺害這些手無寸鐵的百姓?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6)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3) 
  陳運英 
  174. 蒙難者: 
  陳其,男,25歲,膠工 
  潘瑞,男,28歲,膠工 
  廖惠,男,49歲,膠工 
  陳序,男,20歲,膠工 
  蒙難地點: 笨珍北幹那那街上。 
  蒙難時間: 1943年10月21日。 
  投訴人資料: 陳其之侄陳運英(Chin Cheng Yin),男,63歲,膠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009891,現住於DH130,Pekan Nanas, Pontian Johore Malaysia,郵編81500。日本侵佔時地址: 笨珍北幹那那大山路。 
  投訴內容: 在日本人佔領馬來亞和新加坡以後,日軍對當地居民尤其是華人進行了大屠殺。我仍然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天的情景,那是1943年10月21日,當時我才13歲,在我們北幹那那村,日本兵假意對村民們說,如果大家能夠自動集合起來的話,他們將向村民分發食物。大約300人集中起來,其中包括一些小孩。很快他們被帶到附近的Kankar Pulai。在那裡,這些無辜的人們不但沒有得到食物,反而遭到了集體屠殺,屍體被扔進了一個池塘裡。這些遇害的人當中就有我的叔父陳其、舅父潘瑞和堂兄陳序。我很幸運地躲過了一劫,因為在去Kangkar Pulai的半路上我轉身回家了,此外,我的外父廖惠也是被日本人折磨致死的。日本人強迫他喝下大量的水,然後,殘忍的日本兵就在他的肚子上踩踏,水從他的鼻子、嘴巴、耳朵裡冒出來。他在回家後很快就死去了,我的外母對外父的死無法承受而發瘋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這些親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日。 
  張天炎 
  175. 蒙難者: 
  張桐,男,49歲,農夫 
  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4年7月16日。 
  投訴人資料: 張桐之子張天炎(Teo Thian Yam),55歲,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證號390419015137,現住於Block A,189, Jalan Dato, Bukit Pasir, Muar, Johore,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Sg Buloh N/S,Muar, Johore。 
  投訴內容: 我的父親張桐是一位奉公守法的農民,也從來沒參加任何抗日組織。但就不明不白地在1944年7月16日被日軍捉去,從此再也沒回來,後來才知道已經被殺害,當年日軍是多麼殘酷。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訴和索賠。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14日。 
  陳耀財 
  176. 蒙難者: 
  陳友傑,男,49歲,工人 
  蒙難地點: Penkaranbai, Makan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蒙難時間: 1941年2月6日。 
  投訴人資料: 陳友傑之子陳耀財(Tan Yiow Chye),67歲,商人,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S0627477C,現住於60,Jalan Rambai 4 Taman Kota Jaya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郵編81900。日本侵佔時住址: Penkaranbai, Makan,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投訴內容: 我父親是在日本入侵馬來亞時,在手無寸鐵、沒有抵抗的情況下慘遭日軍無辜殺害。日軍這種殘無人道的行為是舉世目睹、天人共憤的。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應給予我們合理的人身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吳福財 
  177. 蒙難者: 
  吳鮑,男,32歲,農夫 
  吳福財,男,1歲 
  蒙難地點: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蒙難時間: 1994年2月24日。 
  投訴人資料: 吳鮑之子吳福財(Goh Hock Chai),52歲,小園主,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057746,現住於No.53, Bt. Pasir Block(B) N/V, Muar, Johore Malaysia,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投訴內容: 我父親的姓名叫吳鮑,當年他是在Bt. Pasir. Jorak村抱著我本人逃離日軍的追殺而喪生在槍下,我也受了重傷,但幸運的是,我活了下來。今天想起當年日軍對老百姓的殘酷屠殺,就很難過,那真是草菅人命。所以我要在這裡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訴和要求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4日。 
  吳福溪 
  178. 蒙難者: 
  吳鮑,男,32歲,農夫 
  蒙難地點: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蒙難時間: 1994年2月24日。 
  投訴人資料: 吳鮑之子吳福溪(Goh Kok Koi),57歲,小園主,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064978,現住於No.53,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投訴內容: 我父親的姓名叫吳鮑,當年他是在Bt. Pasir, Jorak村被日軍槍殺的。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農民,但是他就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無辜地喪生在日本兵的槍口下。對他,對他的家人,是非常殘忍和不公平的。因此我提起控訴,也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4日。 
  廖國安 
  179. 蒙難者: 
  廖恩英,男,24歲,雜貨店主 
  蒙難地點: 彭亨啤,夕加迫×。 
  蒙難時間: 1943年7月19日。 
  投訴人資料: 廖恩英之侄廖國安(Liew Kok On),35歲,商業職員,祖籍廣東五華城五口塘,身份證號5705851,現住於彭亨而連突雙溪仁閃電屋17號(No,17,Rumah Kilat, Sungai Jan Jerantut, Pahang Malaysia),郵編27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Cheka Perak,Kuala Lipis,Pahang Malaysia。 
  投訴內容: 廖恩英是我父親廖海英之胞弟,被害的起因是無賴之徒名叫Chie Kek Tong做鬼頭(暗探),他對日軍說,這裡的商人每斤剋扣2兩給山芭佬(共產黨),在這莫須有的罪名下,就將24碑及30碑金礦兩處的華人扣捕,那晚有23人(其中就有廖恩英)就在半夜三更被集體屠殺共穴。監房印度人給探監者暗示,有23人出去不見回來,並說下次不用再來探視。日本政府應該就我親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4月4日。 
  符斯明 
  180. 蒙難者: 
  符國宜,男,32歲,木工 
  蒙難地點: 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關丹。 
  蒙難時間: 1941年2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符國宜之子符斯明(Hoo See Meng),61歲,雜工木匠,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證號2869347,現住於B959 Taman Sentosa, Air Putih, Kuantan Pahang, Malaysia,郵編25350。日本侵佔時住址: 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關丹。 
  投訴內容: 1941年2月10日,一隊日本兵來到我們住的潘亞興膠園。當時,日本兵無緣無故地闖入了我們家,把我的父親拖出門外,並對他進行毒打,我的母親求日軍不要抓我父親,也遭到了日軍的毆打。從那天起,我們就再也沒看到父親了。我母親傷心得每天以淚洗面,當時我一家大小的辛苦是筆墨寫不出的。我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當時我才7歲多,弟妹更小,生活上的困難很多,我母親曾經想自殺,幸好被朋友們救了,要不然,我們幾兄妹更慘。我母親現在80歲了,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對她這些年因為丈夫被殺而遭遇的艱難困苦作一個賠償,以使她在餘生之年能過上更加平靜和正常的生活。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4日。 
  陳仕明 
  181. 蒙難者: 
  陳國芳,男,45歲,小園主 
  蒙難地點: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陳國芳之子陳仕明(Sam See Meng),53歲,小園主,祖籍海南,身份證號3074983,現住於5131,Kampong Tengah Kertih,Kemaman Trengganu,Malaysia,郵編2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Kampong Batu Puti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7)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3年,日軍抓走了我的先父陳國芳,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後來,我聽跟我同一個村子的人說,我的父親在被抓後就被殺害了。日本政府應就我父親的被害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4日。 
  徐旌水 
  182. 蒙難者: 
  徐德,男,56歲,農夫 
  蒙難地點: 馬來亞彭亨文德甲,憲兵部。 
  蒙難時間: 1943年10月29日。 
  投訴人資料: 徐德之孫徐旌水(Che Swee Kam/Chui Kam Swee),57歲,退休管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493785,現住於16 Kampung Mentri,Triang,Pahang D.N.,郵編28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彭亨文德甲客家村(今旗山花園後)。 
  投訴內容: 1943年,日本憲兵在Mentakab將我56歲的祖父徐德折磨致死。當時,我的祖父和我的父母及我們兄妹幾個和另幾家人住在文德甲客家村,我們有自己的住屋和土地,種植蔬菜、果樹和水稻,並養了一些豬,生活上能夠自給自足,我們家的住址就在如今的旗山花園後面。我的祖父每天忙完農活後,總喜歡到街上走一趟。1943年10月29日的下午,我祖父去文德甲遊樂場消遣,卻再也沒回來。我們得知,在日本憲兵隊的特務捉拿抗日游擊隊時,他也被一併圍住抓走。他被抓到了憲兵隊,受到了審問,並被施以灌水酷刑。我們推測,以他這樣的年紀,受這樣的酷刑,很快就會不行的。很久之後,我們才從文德甲醫院的醫生那裡得到了我祖父的死訊。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屍體被葬在了哪裡。 
  我的祖父是一個善良、安分守己的人,他從未參加過秘密組織或當地的反日游擊隊,日本憲兵用這種殘酷的刑罰來對付一個無辜的人真是殘忍專橫。我現在和我的妻兒住在16,Kampung Mentri,28300 Triang,Pahang,我母親韓英在1982年過世,我的父親徐信也在1988年辭世。我要為我祖父的無辜被虐待和最終被害提出索賠,以讓他的在天之靈得以安息,每當我的家人在祖父的忌日上供祭奠時,我都會想起他。我希望所有在日本憲兵的暴行和肆意殺戮中受害或遇難的人們,都能得到完全的賠償,就像日本政府要給在戰爭中被日本人炸毀的那些工廠房屋和貨物作出賠償一樣。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3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4) 
  蘇月霞 
  183. 蒙難者: 
  蘇許春,男,35歲,商人 
  蒙難地點: 仕林河大街。 
  蒙難時間: 1942年9月間。 
  投訴人資料: 蘇許春之女蘇月霞(Soo Yot Hoi),57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230035,現住於55A,Woon Terrace Housing Jalan Seremban,Tampin, Negeri Sembilan,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仕林河(Slim River)Perak。 
  投訴內容: 1942年,在Perak的仕林河,日本兵當著我母親的面用機槍打死了許多人,我的父親也在其中。我的父親當年是無辜的,卻被日軍殺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作出人道與合理的賠償,為我的父親伸冤。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4日。 
  辜芳萍 
  184. 蒙難者: 
  辜世善,男,39歲,樹膠商兼保險代理 
  辜炎樞,男,28歲,樹膠商兼保險代理 
  辜清洪,男,18歲 
  辜明菊,女,3歲 
  蒙難地點: □叻丹戎馬林。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辜世善之子辜芳萍(Koh Hong Peng),67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1089302,現住於R40203 Subang Perdana Phase, Good year5, Persiaram Kewaji USJ, Subang Jaya Selangor,郵編4761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丹戎馬林,張亞炳街門牌30號。 
  投訴內容: 1943年,日本兵殺害了我家四口人,包括我的父親、兩個叔叔和一個姐姐,他們的歲數從39到3歲不等。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兵無故殺害我的這些親人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6日。 
  林金帶 
  185. 蒙難者: 
  林金帶,男,23歲 
  林金帶之妻 
  林金帶之子 
  蒙難地點: □叻美羅。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林金帶(Lem Kam Tai)本身,男,75歲,退休,身份證號3095284,現住於No.7.Jalan Wan Malini(1), Taman Se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郵編57000。 
  投訴內容: 日本帝國佔領新馬時期,當時我23歲,日軍誣賴我是抗日軍,將我抓去受刑逼供,被日軍灌水進肚,痛苦得死去活來。當我逃回家後,卻發現日軍殘無人道活活殘殺了我的妻兒。這仇與恨使我畢生難忘,我被日軍一日之間殘害得家破人亡。雖然慘案發生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是日本政府對於過去的所作所為、犯下的滔天罪行始終不予正視。日本國家領導人對於當年日軍殺害馬來亞的千萬無辜百姓始終不肯良心發現,你們的過錯令人遺憾。我本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給我合理補賠,這樣,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權的存在。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5) 
  186. 蒙難者: 
  張明珠 
  倪瑞慶,男,19歲,學生 
  倪瑞麟,男 
  蒙難地點: 檳城監獄。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倪瑞慶之弟媳張明珠(Chang Ming Choo),65歲,退休教師,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1257968,現住於32 Jalan, Shariff Baling Kedah,郵編09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100 Dato, Kramat Road, Penang。 
  投訴內容: 在日軍佔領馬來亞期間,我的四伯倪瑞慶和他的弟弟倪瑞麟當時正在Penang的Chung Ling高中就讀。這正是他們求學受教育的黃金時期,沒想到竟然被日軍誤為抗日分子,雙雙在一個大白天的肅清日子裡被日軍叫出去後監禁在檳城監獄裡,叫天不應,喚地無門。家翁和家婆及兄弟姐妹們相顧失色,惟有日夜以淚洗面,食難下嚥,欲去探監,又深恐日軍加害。不到三年八個月,四伯倪瑞慶便因抵不住在監牢裡的鞭打、灌水及鉗指甲等種種酷刑的折磨而慘死獄中,死時也不過20歲左右。 
  直到日軍投降後倪瑞麟才被釋放,他的身上患有多種疾病和日本人嚴刑拷打留下的傷痕,已經瘦得不成人樣,家公家婆立即想方設法給他救治,但尋醫問藥最終毫無用處,因為他的身體狀況無法抵禦疾病的迅速入侵,在被放出來兩年後,他也死了。 
  請問日本執政者,如果死者是你的孩子或親人,你會怎樣?你是否會破口大罵「八格牙魯,還我孩子的命來」。然而事實歸事實,「命」是無論如何——哪怕以你整個日本國家也無法再塑造出一個真正的倪瑞慶或倪瑞麟來。如今我別無他求,只希望貴政府當局能給予合理的賠償,以彌補貴政府在昔日軍閥主義下所造成的過失,並聊以安慰我那枉死在九泉之下的四伯和五伯的亡靈。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6日。 
  何亞喜 
  187. 蒙難者: 
  何良天,男,48歲,商行書記 
  蒙難地點: □叻州司南馬日軍憲兵部牢獄裡。 
  蒙難時間: 1942年11月28日。 
  投訴人資料: 何良天之子何亞喜(Haw Ah Hee),63歲,退休軍人,祖籍廣東陸豐搏尾,身份證號320714715255,現住於B16,Rumah Pangsa, Kelang Lama, Kulim Kedah,郵編09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叻司南馬(Selama Perak)。 
  投訴內容: 日占時期,我父親何良天,枉被日警探無辜捉去,套上一個罪名說是抗日,每日受毫無人性的日警探毒打,逼其招出同黨名單,被日警打到吐血。夜冷,睡地下蚊子叮,我父親不到半個月就慘死在牢獄裡。我是他的後裔,日本政府應當站在人道的立場上,還我父親一個公道,日本政府更加應該給予受害人後裔一個合情合理的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8)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6日。 
  練炳球 
  188. 蒙難者: 
  練康,男,59歲,建築承包商,僑領 
  練林,男,53歲,工人 
  練炳舟,男,26歲 
  蒙難地點: 上□叻,高烏區。 
  蒙難時間: 1942年4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練康之子練炳球(Lian Peng Chew),63歲,退休公務員,祖籍廣東雲浮,身份證號0773572,現住於35264,Gat Lebuh Macallum,Penang, Malaysia。郵編10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61,Main Road, Klian Intan 33200 Perak。 
  投訴內容: 我父親練康在一次肅清中被捕,於1942年4月18日蒙難。我父堂弟練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但也受到同樣的遭遇,於1942年4月18日被日軍殘殺,留下孀妻及一兒一女,使這個家庭家破人亡。光復後,其妻含恨而終,姐弟倆各分西東。我要向日本當局索賠,這是我們家屬的基本權利。 
  投訴日期: 1994年5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6) 
  黃維楊 
  189. 蒙難者: 
  黃尉臣,男,33歲 
  蒙難地點: 端洛埠橋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31日。 
  投訴人資料: 黃尉臣之子黃維楊(Wong Wei Yang),60歲,祖籍潮州,身份證號2095595,現住於No. F6,Kg, Baru,35500 Bidor, Perak。 
  投訴內容: 先父黃尉臣,在33歲時被當時的日軍所殺害。1942年3月31日,父親被日軍捉去,在屋前不遠就被亂槍殺死,當時還有幾位同胞也一起受到殺害。地點是在端洛埠橋頭。目前先父是葬在端洛義山。在父親死後,母親和家裡人不得不拚命工作以維持生計,在日軍佔領期間,我們吃了許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李志南 
  190. 蒙難者: 
  李×文,男,55歲,膠工 
  李達昭,男,23歲 
  李國強,男,10歲 
  李蘭花,女,8歲 
  蒙難地點: Kulai, Johor,新港園大西洋公司。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李×文之子李志南(Lee Chee Nam),70歲,退休,祖籍廣東羅定,身份證號1248659,現住於64 Sedenak N/V,Kulai Johor,郵編81010。日本侵佔時住址: Kulai Johor,新港園大西洋公司。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的某日,日本兵在新港園大西洋公司殺害了130多人,其中有我家四口人,他們是我的父親李*文、哥哥李達昭、弟弟李國強、妹妹李蘭花。我的這些親人沒有任何罪過,也沒有傷害過誰,我不知道殘忍的日本兵為什麼要殺害他們。當年日軍喜歡亂殺無辜,日本政府的軍隊犯下滔天大罪行。日本政府更加應當伸手援助這些不幸者、受害人。日本政府應該憑人道的精神,負責一切損失的賠償。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2日。 
  黃省綜 
  191. 蒙難者: 
  黃東來,男,22歲,膠工 
  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柔佛麻坡武吉甘密新港19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4日。 
  投訴人資料: 黃東來之子黃省綜(Ng Sing Chong),52歲,旅行社職員,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2238828,現住於馬亞西亞柔佛麻坡惹基砂套萬金花園18號,郵編84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柔佛麻坡武吉港腳。 
  投訴內容: 我家在祖父時代,原系小康之家,生活美滿幸福,奉公守法,與世無爭。惟當日本侵佔期間,糧食斷絕,暗無天日。為著生存,我父親冒死到武吉甘密採購木茨回來充飢,就在歸途中,被日本肅清部隊慘無人性地刺殺而亡。害得我祖父為痛失愛兒而病倒,無力管理產業,最後就家破人散。就因為日本兵殘忍殺害我無辜的父親的行徑,我小小年紀就失去了父親的關愛和教導,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屬,在此希望日本政府能憑人道立場,賠償吾父人命的大損失。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3日。 
  郭明祥 
  192. 蒙難者: 
  郭潮城,男,48歲,商人 
  蒙難地點: Batu, Tiga, kebon Tea, J.B.。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2日。 
  投訴人資料: 郭潮城之子郭明祥(Quek Meng Siang),71歲,商人,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220123715087,現住於No.2,Tingkat 4, Blk D, Jalan Lumba kuda, Johor Baru, Malaysia,郵編80300。 
  投訴內容: 1942年2月15日下午4點鐘,日本帝國政府開始統治新馬半島,我父親郭潮城當年48歲,是一位商人。1942年3月2日,我父親受日軍無辜冤枉,捉去殺害。如今我是受害者的後裔,我有權力向日本政府追根究底,要求日本政府執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類基本人權,還回一個公平合理,給予受害者家屬一個合理補償。這樣,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權的存在。日本政府欺騙受害者家屬後裔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希望日本政府不應抵賴和欺騙我們,因為我們有人證物證,鐵證如山。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沈來俊 
  193. 蒙難者: 
  沈亞保,男,34歲,農夫 
  蒙難地點: Batu Gunang, Selangor。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25日。 
  投訴人資料: 沈亞保之子沈來俊(Sim Lai Chuan),58歲,管工,祖籍福建,身份證號0532901,現住於No.53,Bukit Pasir, Blok (B)N/V, Muar, Johore, 郵編84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atu Gunang, Selangor。 
  投訴內容: 我父親名叫沈亞保,他是在Batu Gunang被日軍捉去,然後受盡各種各樣的折磨,終於刑死獄中。但他是一個農夫,並沒有任何犯罪,也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良民,就這樣無緣無故、白白被折磨而死,對他對他後裔都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要提出投訴,要求得到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4日。 
  鄭亞列 
  194. 蒙難者: 
  鄭益興,男,45歲,商人 
  鄭錫豪,男,17歲 
  蒙難地點: 振林山。 
  蒙難時間: 1942年。 
  投訴人資料: 鄭益興之侄女鄭亞列(Tay Ah Lek),64歲,家庭主婦,身份證號2469828,現住於No.6, Jalan Anggerek 4, Taman Johor, Jaya Johore Bahru,郵編81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振林山。 
  投訴內容: 我叔叔是在被日本兵捕去後,用鐵線綁住毆打致死的。我兄長鄭錫豪是被日本人捉去割草,而後被殺害的。日治時,我們商店裡的五卡車貨物全部被日軍搶光,商店二間住屋有一間全部失去。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7日。 
  餘光露 
  195. 蒙難者: 
  余祥洋,男,35歲,膠工 
  蒙難地點: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條石半馬九港。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27日。 
  投訴人資料: 余祥洋之子餘光露(Ee Kan Lu),51歲,膠工,祖籍福州,身份證號3587356,現住於505 Palong Satu Gemas,Negeri Sembilan,郵編7343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條石。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期間,我父親余祥洋住在柔佛州永平的Bt.4 1/2 Jalan Labis。1942年3月的一天,我父親對我母親說他出街買日常用品。結果一去不回。在永平拉美仕路四里半,有位朋友名杏仁刀下餘生,他說,余祥洋被日本兵殺死。這是母親生前告訴我的。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不得不拚命工作以養活全家人,我們全家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日本政府應該對我親愛的父親的被害和我們承受的苦難負起責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其士兵的暴行(造成的惡果)作出完全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29)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10日。 
  賴群嬌 
  196. 蒙難者: 
  傅慶文(?),男,20歲,腳車修理工 
  蒙難地點;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條半石。 
  蒙難時間: 日占時期。 
  投訴人資料: 傅慶文之妻賴群嬌(Li Fan Kew),66歲,身份證號270213715782,現住於41,Jalan Nakhda Tigg Taman Ungku Tun Aminah Sekudai, Johor,郵編81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條半石。 
  投訴內容: 我從14歲逃難到15歲,日本兵無時無刻不來找花姑娘強姦,我父親擔心,便將我嫁給18歲的傅慶文,當時是住在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條半石,我丈夫是修理自行車的。我16歲生了一個女兒,到了17歲那年,我抱著女兒在五腳基看丈夫修理自行車,忽然來了一車日本兵,到了我家門口,便停了下來,有兩個日本兵就來捉我丈夫上車,我看到他捉我丈夫,就向他求情放過我丈夫。他只是搖搖頭,揮手叫我走。後來他用手押著我丈夫肩頭,叫我丈夫坐到車裡面,把他載走,從此就沒有了消息。後來和我丈夫一起被捉去的人,有一個回來對我說,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是被日本兵折磨——灌肥皂水、反綁雙手吊起鞭打、用燒紅的鐵板燙我丈夫肚子而死的。巴吉利一條街的人都看到我丈夫是被日本兵捉上車去的,他們都可以作證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18日。 
  鍾天彬 
  197. 蒙難者: 
  鍾生,男,39歲,石廠工人 
  林妹,女,36歲 
  鍾女,女,16歲 
  蒙難地點: 柔佛州古來勿剎東山園。 
  蒙難時間: 1942年4月間。 
  投訴人資料: 鍾生之子鍾天彬(Choong Thian Pin),57歲,小商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2311751,現住於338,Taman Gkandvew Fasa2,Jalan Buli Simsim, Sadakan, Sabak, Malaysia,郵編90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在古來勿剎東山園居住,在馬賽路石山工作。 
  投訴內容: 當年,我父親鍾生39歲,母親林妹36歲,姐姐鍾女16歲,我的三位親人,全部被毫無人性、慘無人道、喪盡天良的日本兵殺害。想當年,日本帝國政府的軍隊不分青紅皂白,到處亂殺一等良民,簡直是在毀滅人類!天理何在?我的三位親屬無辜犧牲在殘忍的日軍的尖刀下,家破人亡,我的姐姐被比禽獸還不如的日本軍人先姦後殺。對於這一切慘況的發生,日本政府應當負起一切責任後果,給予我們合情合理的賠償,這樣,日本政府才有民主而言。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9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7) 
  蔡世有 
  198. 蒙難者: 
  蔡明型,男,26歲,耕作 
  蔡高旨,男,55歲,耕作 
  蔡高設,男,35歲,耕作 
  蔡高對,男,40歲,耕作 
  蔡兌,男,38歲,耕作 
  蔡明藍,男,16歲 
  蔡明北,男,14歲 
  投訴人資料: 蔡明型之弟蔡世有(Chai Sey Yu),65歲,退休司機,祖籍廣東桔西湯壩寨,身份證號0006557,現住於20 Jalan Keruing Kebun Tek Park Johor Baru, Johor,郵編8025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士乃上泗隆園,王梨及胡椒園。 
  投訴內容: 1941年12月8日,日本第一次侵佔馬來亞時,我才13歲,從那時起生活就變得很不幸。那時,我住在Selung Garden Senai Johor,在一個菠蘿和胡椒種植園內工作。我們家七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在殘暴的日本兵登陸馬來亞以後,我們的生活全變樣了。日本控制了所有的食物(包括家畜)的供應,強姦無助的婦女,犯下各種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1943年春,情況尤為糟糕。那年,我大哥蔡明型和我二叔蔡高旨及堂叔父蔡高對騎車去Johor Bahru解決糧食配給證的問題。不幸的是,在回來經過Pandan時,他們被Kulai Division來的日本兵抓住了。他們被帶到和關押在Kulai警局,三個人都受到了殘酷的折磨,最後他們被帶到Ayer Itam路33英里處的一座橋邊,日本兵把他們的手綁在身後,然後將他們砍頭處死。在我哥哥被推下河時,他只受了些傷,便假裝已死。當日本兵走開後,他大聲呼救,但沒人敢去救他。第二天,他們都被葬在了河邊。 
  直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的遺骸才被收斂安葬在Kebun Teh中心公墓,這些都是我的一個蔡姓親戚告訴我們的。直到那時,我們才知道我們的這三位親人遇害了,而那時已經是1950年了。 
  在我哥哥被抓的幾個月後,日本兵徹底洗劫了Selung花園,大約有100人被抓走,我們家和許多鄰居的房子都被燒燬了。我們藏在種植園和森林裡活了下來,卻一無所有了。我的細叔父蔡高設就是在這次被抓走的。我們從此再也沒見到過他。我的叔公蔡兌是在家午睡時被捉,屋被燒,人被拉到一里外槍殺。當日本人來到我叔公家時,我正從他家出來,我飛奔逃入胡椒園,聽見有數下槍聲,命大不死。 
  我的堂弟蔡明藍、蔡明北,住在古來七三園,在日本兵放火燒屋時都被燒死。在房屋被燒後,為了逃生,我們四處輾轉,我們僅有的食物就是紅薯和木薯澱粉。 
  日本人佔領馬來亞只有三年零八個月時間,卻犯下了無數罪行。兩顆原子彈阻止了日本人進一步破壞世界的和平,這真是一件幸事,他們是罪有應得。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黃金忠 
  199. 蒙難者: 
  黃芋,男,24歲,農工 
  蒙難地點: 馬來西亞麻屬武吉甘蜜新港19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4日。 
  投訴人資料: 黃芋之子黃金忠(Ng Lok),55歲,園工,祖籍福建永春湖洋,身份證號1891380,現住於馬亞西亞柔佛麻屬利×港,實廊路8 1/4支(Lot Pdt 7800, Bt 8 1/4 Jalan Serom, Sungai Mati, Muar, Johor)。郵編844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來西亞柔佛麻屬實廊區,丹絨實拉區。 
  投訴內容: 當年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一名平民勞動者,對於一切與世無爭,每天為家中的大小生活而勞作。自從當年父親蒙難受害而使得家破人亡,母親也為生活所迫,在我童年時棄我而去。我父親當年受到日本兵殘無人道、毫無人性地殺害,他的死亡是非常冤枉與無辜的。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屬,在此,我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場,就我父親的被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3日。 
  張小信 
  200. 蒙難者: 
  張克,男,26歲,務農 
  蒙難地點: 吉隆坡。 
  蒙難時間: 1943年11月23日。 
  投訴人資料: 張克之子張小信(Chong Siow Sin),50歲,祖籍廣東揭西,身份證號7858356,現住於森美蘭州淡邊新村,門牌149號,郵編73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吉隆坡黑風洞山腳下。 
  投訴內容: 我們一家有祖母、父母親、兩個姐姐,我是遺腹子。大家居住在以前叫「大山腳」現在稱黑風洞山腳下,養豬種菜為生。1943年11月23日清早,我父親被日本兵逮捕,便一去不回頭了。後來我祖母去探聽下落,一些有幸被釋放者告知,我父親在獄中受到了毆打,被強迫喝下肥皂水,他是被活活打死在獄裡的。連屍體都不知所蹤。我要控訴日本政府,我父親是無辜的,這一筆血債應給一個公平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寶珠 
  201. 蒙難者: 
  李生姑,男,58歲,農民 
  沈縣,女,58歲,家庭主婦 
  李啟泰,男,35歲,農民 
  蒙難地點: 北幹那那。 
  蒙難時間: 1942年農曆一月二十日。 
  投訴人資料: 李生姑之孫女李寶珠(Lee Poo Choo),66歲,身份證號3010284,現住於21K,550,Bodok North Ave1, # 12514, Se1646 Singapore,郵編1646,日本侵佔時住址: 北幹那那(Pekan Nanas)。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0)   
  投訴內容: 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日軍不分青紅皂白,毫無人性、殘無人道地進行殘殺,我的三位家人在北幹那那被日本兵殺害。我的這些親人是: 我的祖父李生姑,祖母沈縣,我的父親李啟泰。我這三個親人平白無辜犧牲在沒有人性的日軍兵的刺刀下,日軍可以說是人類中最野蠻的。日本政府有什麼理由不對受害人家族進行賠償?這很不公平。日本政府對於在二次大戰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應當負起一切責任。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2日。 
  Teh Ah Soot202. 蒙難者:Teh Yong Chai,男,21歲,商人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3年。 
  投訴人資料: Teh Yong Chai之姐妹Teh Ah Soot,身份證號2559516。 
  投訴內容: 我的兄弟Teh Yong Chai是個聰明勤勞又樂於助人的小伙子,很受周圍鄰居的歡迎。他是我們Teh家的獨子,也是主要的勞動力。在日本入侵之前,他從15歲開始,就在Penang工作。在日軍入侵後,他回到家鄉搞些經營。1943年,在他21歲時,日軍逮捕了他,並且無緣無故就把他折磨致死,連屍體都無法找到。我的母親因為喪失獨子的巨大悲痛,兩個月不吃不睡,後來也死去了。我的父親因為這些突然的打擊,也病倒了。他的橡膠種植園和所有的經營資產全被日軍搶走了。從此,Teh家這一支就開始衰落和消亡了。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0日。 
  莊玉泉203. 蒙難者:莊金泰,男,店主蒙難地點: 不詳。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 
  投訴人資料: 莊金泰之子莊玉泉(Choon Kerk Serng),身份證號2238209,現住於92,Jalan 17/2, Petaling Jaya,郵編46400。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日本兵殺害了我的父親莊金泰,他的店舖被燒成了廢墟,所有的貨物都付之一炬,我的母親和我僥倖躲過了這一劫。在我父親死後,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火燒光了,我們的生活十分艱辛,我母親不得不拚命工作以維持全家的生計,她在日占時期吃盡了苦頭。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親的被害,我們財產的損失及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2日。 
  王霖盛204. 蒙難者:王茂利,男,69,商人王貴榮,男,19,商人王光成,男,17,學生王亞禺,男,14,學生王秀嬡,女,12,學生蒙難地點: 3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蒙難時間: 1941年2月6日。 
  投訴人資料: 王茂利之子王霖盛(Heng Lim Seng),75歲,祖籍廣東揭陽,身份證號0019844,現住於6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郵編81900。日本侵佔時住址: 3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投訴內容: 我父親、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共五人,是在日軍入侵後在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抵抗情況下被日本兵無辜殺害的。日軍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是舉世目睹及共憤的。所以希望日本政府應該給予我們合理的人身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5日。 
  205. 蒙難者:黃吉靈,男,12蕭英娘,女,46蒙難地點: 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Malaya。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5日。 
  投訴人資料: 蕭英娘之婿謝怡通(Chia Yee Toone/Chia Yee Toong),76歲,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90325055019,現住於245 Lorong 9 Taman ACBE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瓜拉庇□港尾村新芭。 
  投訴內容: 我岳母蕭英娘、妻舅黃吉靈,是1942年3月15日,在瓜拉庇□港尾村新芭無辜被日軍殺害的。我們的親屬當年是手無寸鐵無辜犧牲的,日本政府應對日軍當年所犯下的罪行負責,必須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劉炳榮206. 蒙難者:楊就娘,女,39歲,家庭主婦蕭亞才,女,30歲,家庭主婦劉×榮,男,19歲劉招榮,男,17歲劉慶榮,男,13歲劉長榮,男,10歲劉富英,女,8歲劉麗英,女,5歲劉昌榮,男,2歲蒙難地點: 文律。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8日。 
  投訴人資料: 劉長榮之兄劉炳榮(Liu Ping Yung),68歲,商人,祖籍廣東大埔,身份證號: 3015254,現住於4,Jalan Jaffar, Benut, Johore,Malaysia。郵編8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律坡惹蘭甫生街43號(43,Jalan Musang, Benut, Johore)。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8日,在日軍「肅清」部隊所進行的一次屠殺中,我的母親、五位兄弟和兩位妹妹遇害。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2日。 
  劉加榮207. 蒙難者:何細汝,女,11歲劉法榮,男,8歲劉亞麟,女,10歲劉加榮,男,7歲羅亞由,女,42歲蒙難者地點: 文律。 
  蒙難時間: 不詳。 
  投訴人資料: 劉亞麟之弟劉加榮(Lew Kah Yong),59歲,商人,身份證號0694394,現住於No,1252, Jalan kukup kg Rimba Terjun,Pontian, Johor,郵編820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律。 
  投訴內容: 日本佔領期間,日軍「肅清」部隊在一次屠殺中殺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三人,我和羅亞由受了刀傷,僥倖得以生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25日。 
  羅海永208. 蒙難者:羅夢嬌,男,38歲,農民羅秋源,男,36歲,農民蒙難地點: 文律碼頭。 
  蒙難時間: 1942年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羅夢嬌之子羅海永(Loh hai Yong),56歲,務農,祖籍廣東豐順,身份證號2330697,現住於19kg, Parit Tengah Benut Johore, Malaysia,郵編8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律五條吧力(Ungu Parit, Benut Johore)。 
  投訴內容: 日本佔領期間,日軍在一次屠殺中殺害了我的父親及堂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吳奉新209. 蒙難者:紀如花,女,45歲,家庭主婦蒙難地點: 文律碼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8日。 
  投訴人資料: 紀如花之子吳奉新(Go Hong Sin),69歲,商人,祖籍廣東揭陽,身份證號2324036,現住於柔佛文律惹蘭也吧22號,郵編82200。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8日,日軍在文律碼頭進行的大屠殺中,我的母親紀如花遇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2日。 
  羅永宏210. 蒙難者:羅素江,男,40歲,漁夫黃朝龍,男,25歲,種植工人蒙難地點: 文律碼頭。 
  蒙難時間: 1942年1月10日。 
  投訴人資料: 羅素江之子羅永宏(Loh Eng Hong),59歲,書記員,祖籍廣東豐順,身份證號1805572,現住於Lot 2175,Lorong 4, Pt Sayang, Benut, Johore Malaysia,郵編8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律海邊。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時期,1942年1月10日,日軍在文律碼頭的屠殺中殺害了我的父親和表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1)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5日。 
  梁慎言 
  211. 蒙難者: 
  梁丕日,男,55歲,商人 
  蒙難地點: 文律碼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8日。 
  投訴人資料: 梁丕日之孫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 ),54歲,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2329993,現住於26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 Malaysia,郵編8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文律。 
  投訴內容: 我祖父梁丕日當年55歲,是個商人。1942年3月8日,毫無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碼頭把他槍殺了。如今我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我們受害者家屬合理賠償。這樣,日本政府才有資格談民主與人權。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9日。 
  楊易松 
  212. 蒙難者: 
  楊旭新,男,51歲,裁縫 
  丘梁清,女,49歲,家庭主婦 
  楊南群,男,3歲 
  楊淑蘭,女,10歲 
  蕭葵花,女,13歲 
  黃亞狗,男,1歲 
  蒙難地點: 文律碼頭。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8日。 
  投訴人資料: 楊旭新之子楊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歲,裁縫,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15029(2329761),現住於柔佛州文律惹蘭惹吧24號(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郵編8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文律。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8日,日軍在文律碼頭的屠殺中殺害了我的父母、兒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這些親人無辜被日軍殘殺,我們要求日本政府給我們一個公平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1日。 
  Saleha Bte Abd Hamid 
  213. 蒙難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歲,部隊番號: Heho 342。 
  投訴人資料: Abdul Hamia B Gamat之女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證號3325269,Suri Rumah,馬來西亞人,現住於Batu 8 Kampung Gelam, Tg.King, Malacca Melaka,郵編76400。日占時住址: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Malaysia。 
  投訴內容: 我是Abdul Hamia B Gamat的女兒。日軍佔領w.e.f的1942—1945年,我父親被送到Papa New Gunie為他們服役。他們所乘坐的船被美國人用Tyopdo擊中,他死了。和我父親在一起的還有Baba Bin Abdul Rahman先生,他所在部隊的番號是: Heho 350。這是我所知的我父親的事。那時,生活很苦,量入為出都很困難。更多的信息請你和Baba B Abdul Rahman先生聯繫,他居住在8th M/S kpg.Gelam Tg.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4月20日。 
  曾思貴 
  214. 蒙難者: 
  曾Kim Chien,男。 
  投訴人資料: 曾Kim Chien堂兄弟曾思貴(Chen Soo Kooi),身份證號2483451,現住於297, Kanp Ung Baru, 2350 Semenyih。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堂兄弟曾Kim Chien被日本軍逮捕。他被殘忍的日本人拷打。他無法忍受無盡的拳打腳踢,最後在拘留期間死去了。為什麼日本人要殺害這個守法的居民?作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堂兄弟的死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2月8日。 
  215. 蒙難者: 
  李樺卓(Lee Wah Cheak)李樺卓、黃再炎、葉尚友、蔡大善、陳福來、游鏡傳、謝昭思、梁亞六等八人的資料為柯冰蓉女士調查提供。 
  投訴人資料: 李樺卓本身,男,76歲(已去世),住址: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訴內容: 1942年,新加坡淪陷後約一兩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樓上,白天在碼頭對面的日本造船廠裡工作。某日,來了一名男子,並非日本軍人,操著方言,極可能是日軍的「走狗」,也是當時我們稱為「漢奸」的華人,來逐家敲門,喊我們「所有男子,快出來!去排隊受檢證!」 
  附近屋裡的男子陸續走出來,往舊丹戎百葛前面,現在的珊頓道一號(No 1 Shanton Way),便是當年的「大檢證」現場之一。隊伍排得很長,前方設一桌子,兩個日本軍人坐在桌旁,「漢奸」立在近側,凡有人排到桌前,漢奸與日本軍人或點頭或搖頭或耳語,交談幾句話,便決定該人是否應蓋下「檢」字章,有人蓋在上衣的項後,有的攜了手帕去蓋。沒有蓋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當人數湊夠一車,便由軍車開來載走。聽人說,他們被載到海邊射殺,或載到不知何處隱秘地點,被開槍「處理」掉!永遠再不回來了。 
  我當時僥倖,拾回一條命,章被蓋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裡,每天都小心翼翼,穿著「檢」字衣出入,連洗澡時,也先把衣衫脫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髒了,又剪下「檢」字,放在口袋中,隨時準備日軍截查,用以保命。攜帶「檢」字出門的日子,持續數日,弄得人心惶惶,驚恐不已。 
  檢證期間,傳說島上有六七處電燈柱上掛了人頭,我親眼見到一個黝黑、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丹戎百葛火車站對面,即是現在PSA造船廠外面的電線桿上。日軍在檢證期間,為了懲戒市民「不許違抗」,用殺雞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沖 擊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並不很明確,因9歲喪母,父親又不記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記上載14歲,而父親說我應該是16歲,我之所以參加抗日的動機出於一件難以泯滅的目擊事件。 
  李樺卓先生站在實龍罔路,指出當年他14歲,日侵新加坡時目擊日本士兵射殺老人的現場 
  日軍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給我們日本旗。我當時逃難至山芭、碧山一帶,我們村民被令列隊歡迎日軍從Johore(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渡過長堤入城,傳說英軍已投降,要我們觀看日軍騎自行車進入市區,浩浩蕩蕩,長驅入城,這景象令我感到極大恥辱。 
  不久,我又避難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明拉街附近,經過與實龍岡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軍在該處設了崗哨,有一兩個日本兵在值班,拿著長槍。人們每當經過這個十字路口,都要誠惶誠恐,彎腰鞠躬而過,那時日軍剛佔領本島,很多人尚不習慣這種禮儀。 
  當時有位老人,好像剛剛自坡底購糧食歸來,騎著自行車,他也許太緊張,也許忘了,卻突然記起要鞠躬的事,正想從車上掙扎下來,就在這一剎那間,日本兵士對他呼喝了一聲,隨即舉槍,對著老人扣動扳機,老人應聲倒地,鮮血直流,老人完全沒有辨白餘地,就這樣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腳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這一幕,氣憤得想隨便在身邊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擊該日本士兵,以替老漢報仇。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從坡底買糧食歸來,久候不歸,心情該是如何焦慮不安,思及此處,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組織之決心。 
  參加抗日組織遭拘捕下獄 
  我家共有父親和三個兄弟,長兄很早便潛入馬來西亞,參加抗日組織,在馬來西亞淪陷不久便遭日軍殺害。(父名李焯輝,犧牲時50歲)。 
  老人被射殺事件發生後,我要求二哥(李榮卓)介紹,加入地下抗日活動,二哥便叫我與一位派送《抗日陣線》報的會員聯繫,那位會員叫我學習看懂這份報紙報道的活動內容,每次閱讀完畢,再將此報傳給他人閱讀。 
  大約一年後,二哥被捕犧牲,父親在二哥逮捕後受株連,慘遭殺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處組織名字及工作內容,我只與其中一人直線聯繫。二哥殉難後的兩三個月,便輪到我也被日本憲兵隊跟蹤並拘捕。 
  地點在福建街,憲兵隊來了五六個日本軍人,穿便衣,把車停在離我住的舊店屋約50米外,我由兩個便衣以肩胛夾持上車,押到奧思禮崗(Oxley Rise)的日軍憲兵行刑所,是一棟大洋房。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2)   
  我們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殺害,是由於一位抗日組織的頭頭當兩頭蛇,把我們的名單出賣給日軍,以換取自身安全,此人現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賣,被捕犧牲。 
  拘留所的拷問 
  我被關押在拘留所中,憲兵輪流審問,日本兵喝著咖啡問道: 「快把事實全盤供出!」 
  我回答: 「什麼都不知道!」當然也不願說出同個組織的人名,我不想連累他人。日憲兵問得多,毫無答案,便開始動怒,咖啡喝完後便開始行刑,諸如: 拷問,用電流電擊雙手,捆綁雙手吊起,特別是電擊最痛苦,痛得全身顫抖,冷汗直冒,暈死過去。這樣反覆折磨多次,最後都帶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點與拘留室分隔,設在不同的建築物裡。 
  拘留室中有其他數人共同關押,每個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來,有的被灌水,有的被電擊,然而都是極其殘暴的手段。我們被關押在裡面,最怕聽見憲兵的穿著軍鞋的步行聲,簡直膽戰心驚,聞鞋聲色變,每回聽見,便想不知誰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採用什麼刑具,恐懼萬分。 
  在關押的一個月中,每日審問一兩遍,有時兩三日一遍,並不定時。 
  終於有一日,幸運之神眷顧。我已被裝綁上灌水刑具,險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級長官模樣人物恰巧路過走廊,見我是個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語是不行!不行!)又一邊叫士兵給我解下刑具。聽說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嘔吐,狀極哀慟,身體損傷也無法預測,日後有後遺症,很多人知道「醫得好壽命亦不長」。 
  日本帝國法庭 
  由於連日來,在奧思禮崗行刑所,日軍對我問不出情報,行刑亦無濟於事,於是他們把我控上「日本帝國法庭」(即今天稱高等法院的地點)。我們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軍用幾條粗繩捆綁,連成「一串」隊伍,雙手被反綁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譯官經過法官宣判,宣佈道: 現在法庭宣判你們的罪名。 
  李樺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為當年他受審判刑的「日本帝國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參加抗日運動,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後,從重至輕。法官宣判完畢,接著說: 「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可以說出來;或者想為日本皇軍提供協助的,都可以發表心志,刑罰將可從輕發落。」 
  第一位犯人,驚慌得只知流淚痛哭,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法官說: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過尚冷靜地說: 「要求減輕刑。」到了我,我沒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說有話要講嗎? 
  我要求通譯官傳達: 「可以發言嗎?」反正不免一死,還不如鼓起勇氣,把心裡憋著的悶氣吐露,於是我開始問道: 「你們日本諸君為何不住東京?你們有家眷,家裡也有父母子女,有天倫之樂吧?為何不在家享受天倫之樂,而跑到此地來呢?」 
  法官微微笑,點頭,又說: 「繼續!」我說: 「你們應當留在家裡,不應來侵略他人國土。我們全體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們本來就是參加組織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麼,只要求不判死刑,寧要終身監禁,請考慮。」 
  十六七人陳述完結,退場,休息。再出審時,軍人列隊持槍械武器,嚴陣以待,氣氛恐怖異常,好像馬上抄斬,人頭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確實判詞,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無知,被他人利用,特寬大判他監禁十五年徒刑。」 
  那當兒,說實在話,我如釋重負,如同由地獄邊緣撿回一條命似地放下心頭大石。 
  歐南園監獄經歷 
  審判過後,我們一行十餘人被迅速帶至珍珠山附近的歐南園監獄。獄裡設刑場,前述兩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場,午飯都不讓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嚇得我們面面相覷。 
  獄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獄,所謂稀粥全是漿水,只有幾粒米飄蕩,獄卒與犯人合共在院子裡種植一種莧菜,高大如人身,莖粗長毛刺,許多人進食這類莧菜,死於腸出血,我也差一點送命。我被送進監獄裡的醫院治療,不見康復。看見醫院門前懸一死亡人數牌子,每日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大家都十分驚恐。我的腸出血症,幸得一位獄友向印度獄卒行善,冒險托人從外面帶入一種漢方藥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記得在獄中住了多少時間,有人告訴我,約兩年餘,由於饑饉與患病,在出獄時,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間,日軍已投降,新加坡光復,抗日組織部人員來病院尋找我們這些同志,並接去療養。我瘦弱得無法步行,奄奄一息,兩手與腳像雞爪那樣僵硬,不能動彈,他們雇三輪車,把我送去「抗日出獄聯誼會」,在今新世界(前維多利亞中學校址)療養,當三輪車伕將我載至上述地點,瞧見招牌上寫著「抗日出獄聯誼會」,即刻婉拒車資,可看出當時人民對日本侵略之同仇敵愾,在戰亂時人人都有秉持正義的氣概。 
  投訴日期: 1998年9月初。 
  黃寶珠 
  216. 蒙難者: 
  黃再炎,男 
  投訴人資料: 黃再炎之女黃寶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現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訴內容: 我是中國福建金門人,8歲到星洲。父親本來是一個人過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約12歲,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開戰的時候,我住在吉寧街金泉村雜貨店,日本軍攻打新加坡,我們逃去成泰屋,現改名為荷村,租房逃避日軍。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彈射來,落在我們家的廳,轟了個大洞。母親當年31歲,她叫王桃。我父親黃再炎去煮麵線給母親吃,當時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鋪上,母親和弟妹同在臥房,父親端面到廳上坐,我則在走廊,炮彈落下,當場把我父親的雙腿炸斷,他當時正捲煙,連手也被炸斷。 
  當時英軍在我們門外挖戰壕,英軍見狀,入門搶救,用藥水及紗布包紮。我的手被彈片所擊中,父親與我同時被救傷車載去醫院。由於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親因重傷而逝,我跟我父親在同一個地方陰陽兩隔,悲傷不可言喻。 
  我住院數月,慢慢恢復。當時大醫院都先搶救軍人,我們老百姓卻被送去瘋人院醫療——楊厝港的紅砂厘,瘋人都放走了,把重傷人安排進去。 
  康復之後,醫生問要回何處,或是仍留在醫院,我說要回吉寧街。有人來帶我去牛車水,有位老人認得我,說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腳基的人,鄰居又將我帶去咕哩間。 
  當時,母親已去隆幫(寄宿)二嬸的外家,母親聽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撿回一條命歸來,相擁而泣。我們到處流浪搭住,後來才租到一層直落阿逸33號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餅,我則捧糕到處叫賣。母親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縫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歲得了肺病,不能再勞動。我當時十五六歲,擔下家庭重擔,洗衣,幫傭,一個月只有幾十元。 
  我23歲結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願娶,後來找到這位(呂水可先生86歲),他大我17歲,死了前妻,40歲娶我,帶著三個孩子來,我都一一給他們照顧成人。 
  日本軍的侵略給我很大的傷害,我在中國金門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見父親,沒想到見了父親,團圓後又遭到日軍炮彈攻擊,失去父親是對我的一大傷害。我對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5日。 
  葉尚友 
  217. 蒙難者(投訴人): 
  葉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現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是萬興利銀行的創辦人之一,即葉祖詒。二戰爆發時,他們也屬於籌賬會的人,我當時在該銀行就職。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儀學校,躲避日軍。之前也曾經避難到印尼,回來後家人安排我去樟宜。這一天,終碰上屠殺隊,聽說許旭林路有過大屠殺,更令我憂心忡忡,當我走近菜市(地名,現稱勿洛菜市)某個近樟宜的廟,上山坡時,果見日本軍隊押人上來,我聽到腳步聲,趕忙躲入茅草堆裡,不敢聲張。後來聽說那輛車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邊屠殺了。 
  隔日,日本憲兵隊的「生死官」來檢查我們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儀學校,這所學校也屬於許阿侖園主家範圍,輪到我,日本憲兵正猶豫是否要簽押生死布條之際,另有一位斯文人大聲喝我走開,把我送去一處集中營。 
  離開集中營後,回到村裡,有一日,一位長鬍子的好像朝鮮人模樣,很粗魯的一個人,叫我們去捉雞,捉到後獻上,那位粗魯的士兵揮刀斬雞頭,連我的手指也劈去。 
  過兩日,我去防空洞尋找銀幣包,因為手臂中毒而腫脹,差點兒送命!幸好這時候,遇見一位逃難的的士司機,他好心開車把我送去交給一位中醫,以香枝燒除毒瘡,腫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復起來。 
  十天後,我回到坡底的萬興利銀行工作,方才聽說銀行有一半職員在檢證中被日軍殺死。林文慶的兒子,也是被日本兵殘害而死的。 
  我個人所知道的、印象較深刻的幾件日軍屠殺事件有: 「謙美」米業,九八行老闆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陳書源被殺害了,「謙美」的經理葉炳炎,日本兵押他們去一號貨艙海邊,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現在已病得不能說話了。 
  永芳園避難所裡有一個人,被令去捉豬給日軍,後來被日軍誣告是間諜,要斬首,斬首時他低下頭,沒被大刀斬到,卻被斬去一邊手臂。30年後,我見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間香煙店賣煙,生活十分潦倒。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難者(投訴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現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樓下超級市場附近。 
  投訴內容: 我今年77歲,屬雞,來新加坡已67年,10歲那年南來的,戰爭爆發時約21歲。 
  有人誣告我是抗日團分子,是賣花隊隊員。出賣我的人叫陳受丁(譯音)。此人曾來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親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陳受丁講道理,把我父親換回來。 
  過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來搜查,查到一本書,書中因有「愛國旗,國旗飄揚」的字眼,他們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煙廠,以前叫和昌路,現在已改為兒童病院的地點,當時的日本駐軍部隊是10356號。 
  日本兵兩人輪流拷打我。他們用斧頭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單,我答不出,便持續又打又問,打累了,關入牢獄。拷打了兩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過去,方才稍停,又用腳踩到漲肚上,讓水從口倒流噴出,接著問: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覆又灌又問,不答便用巴掌打,並且罵人。 
  日本兵問我什麼色(籍貫)人?答: 福建人,給他看通行證。又問我是真的嗎?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幫忙,大概通過那位人士打電話給日本軍部講情,我終於在一星期後從鬼門關逃出,釋放回家。 
  我被放出後,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魯,逃去福山(現在的紅山)媽祖宮,裡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國,懂武術,他治療我臉上的香煙疤,又治癒我背部傷痛。不過,仍留下許多後遺症。 
  我的背傷經常發痛,吃藥很辛苦,又尿失禁,換了六個醫生,也無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們打的積傷,常常淚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幾乎失明,我現在沒有辦法看清楚東西,憑一點模糊輪廓知道你坐在對面說話。 
  講到日本我就惱。那些去日本工作玩樂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惡。那些日本兵誣告我唱什麼愛國歌,隨便假借證據,冤枉平民老百姓,我並不是畏罪(因被誣唱愛國歌),而是為了父親,「自投羅網」,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認為我父親當年是因為捐款給籌賑會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過去叫ABC酒廠,那一帶日本兵活動頻繁,白日值班,晚上出來肆虐婦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給一對夫婦,男人被殺死,日本兵搶奪了那女人強姦,後用日本刀刺死那個少婦,那女子貌美,還在新婚期間,日本兵十分殘忍,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幕。 
  我有11個子女,9女2男。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難者: 
  陳福來 
  陳朝根,男,40餘歲 
  陳福裕,男,8歲 
  陳玉枝,女,7歲 
  投訴人: 陳福來,男,1936年生,現在住在BLK 95#07770,Commomwealth Drive。 
  投訴內容: 我只記得是在1942年發生的事。我當年有6歲,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兩戶人家,隔鄰是我們的遠親,他們家也住了10人。 
  當日,我人在廚房,突然,過山炮打來,是日本兵炮彈,炸落時,我們家頓時亂成一片,驚慌與哀號,炮火過後,發現我三哥被炸破肚腸,大姐嚴重腳傷,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傷。我們鄰人則擊中兩個小孩的腹部,即刻喪命。 
  混亂聲中,有人載我父與我及三哥到陳篤生醫院。沒幾日,陳篤生醫院也被炮彈炸毀,我們被院方轉移至竹腳醫院,我三哥仍留在陳篤生醫院。 
  我父親在事發的第二天想到陳篤生醫院探視三哥,遭到日本軍人半路攔截,不准進入醫院的道路。他回家後便隨便騙我母說三哥已死去,母親含淚度日,實際上是父親不知兒子是否尚存活人間,便不了了之,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很多人都是這樣無可奈何,無處伸冤。 
  我與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腳,初時,醫療人手不足,沒有醫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裡面住到淪陷後,大約兩個月,由我祖母去領了出來。領去看中醫師,在絲絲街,吉寧街,一家中醫藥行,他們用草藥敷。 
  陳福來身上的傷口 
  剛剛回家時,除去白灰炸傷,部分皮干後,浮腫,連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濃血拔除,每日清除濃血。像雞骨那樣,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後才慢慢復原,前後經歷七八個月,這位中醫師沒收半分錢,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別人一定醫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則雙腿潰爛,在醫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領出醫好。 
  我父親和表兄在我們轉入竹腳醫院三四日後,檢證時,一檢不回頭,被日本兵不知載到何處殺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傷心落淚。 
  我曾遭遇日本人,讓他們看我身上的兩個洞,他們說那是朝鮮人打的。 
  以前我家樓下,尚住一位老太婆,頭上有一道長長的很深的疤痕,為日軍屠殺時殺錯手留下的最佳證據,可惜她已死去。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4日。 
  220. 蒙難者: 
  游鏡傳,男 
  游鏡泉 
  投訴人: 游鏡傳弟弟游鏡泉,1914年生,原籍廣東大埔。現在住在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158,Singapore 2365。 
  蒙難地點: 武吉班讓客屬公會。 
  投訴內容: 1938年左右,日本打中國,我隻身由汕頭乘船來尋長兄,打算在南洋謀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們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長兄南渡。 
  抵達新加坡後,我就與哥哥及一班同鄉住在武吉班讓九條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軍入侵新加坡,由兀?縱貫大道,突擊而至,事發突然,我們都很驚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難,只有聽天由命躲在宿舍。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4)   
  事情發生於1942年2月14日(大除夕),夜裡10時余,我們住在離客屬公會不遠的九條石,幾十個沒家眷的單身漢,被擁入的日本兵帶走,到了牛山,有個農場,我們被命在農場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2點多鐘,日本兵押我們出九條石路旁的石廠籬笆下,我們都知道,日本兵進入武吉班讓後,他們的大本營設在石廠再過,火車橋橋底下,照估計有二三十位日本憲兵佔據該地點。 
  4點多鐘,他們把我們帶去石廠邊,先殺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將剩餘三人帶往他處,至於什麼地方則不得知,後來音訊全無,應該也犧牲掉了。 
  七人名單我仍記得十分清楚,他們是: 我兄游鏡傳,陳玉,陳和,陳榷,賴溪,黃錫元。 
  我哥哥本來可以免去砍頭之列,他的腳有腫傷,騙說走不動,憲兵叫他離開,卻又見他能行動,便又叫回來,就在鐵軌旁,一刀斬下頭顱,可怕極了,被害時才27歲。我們那時雙手都被反綁,無法逃亡。 
  游鏡泉後頸處的刀傷,至今清晰可見。輪到我時,也同樣在鐵軌旁執行,憲兵一刀斬下,我痛得昏死過去,不知人事。兩天後,甦醒過來,見有兩三個日本兵仍在附近活動,我驚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卻叫我「逃」、「回家」。 
  我趕緊逃到附近一客家人住屋,他們給我後頸刀傷處敷上青草藥。後來人家介紹我去南洋醫院(在海山街),就是現在胡賜道的父親胡再坤醫生,他為我縫合了十餘針,醫了三個星期才醫好,他囑我千萬莫告訴他人是他醫好的。 
  我是木工,當時工錢一天約有八毛至一塊,我退休至今已有六年,最後一年月薪有2000元。現與妻子同住,有五個女兒,一個兒子。 
  日本鬼子野蠻無理。我是一介平民,何以慘遭屠殺,希望日本政府能道歉賠償。我長兄年紀輕輕便無辜被殺害,就算賠償了也難平我心中常年的傷害。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10日。 
  謝昭思 
  221. 蒙難者(投訴人): 
  謝昭思(Chia Chew Soo),男,1932年1月出生,現在住在BLK 4, Ghim Moh Road # 12250,Singapore 270004。 
  投訴內容: 我父親叫謝財善,母親陳秀梅,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年,日本軍入侵時,我11歲,家住阿逸拉惹路的一個新芭。 
  12月中旬,戰雲密佈,轟炸機不斷來襲,我們躲入多弗路(Dover Road)的一個村民合力挖掘的防空洞裡。1942年2月14日早晨,突然來了一連隊的軍人,長行排列在斜坡上。 
  我當時在姑母的室裡,突聞驚呼救命聲,說時遲,那時快,我姑母已被日軍殺死。日本兵鑽入防空洞,用手電筒探照,他們穿卡基衣,披著漁網似的衣物,提著尖刺刀,呼我們出洞。當時,有同齡親友蹲在地上寫一行字: 「先生,你叫我們做什麼?」謝昭思當年被刺的傷 
  疤,至今還清晰可見。 
  日本兵用槍托狠狠擊他背部,他立起身後,便連同我們一起被驅趕至一處鴨寮,那個先前寫字的人,第一個被士兵用刺刀刺下去,送了命! 
  我舅父在人堆裡喊: 「快逃!殺人了!」 
  我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幾個少年四散逃跑,我和我堂兄被他們在亂中刺了幾刀,我還記得一個士兵拉我到膠林,一個拉手又伸腳把我絆倒在地,用刺刀刺我頭,刺我身,我頭和身上多處受傷,我只聽到「卜」一聲,就昏死過去,沒有知覺。 
  倒下時,感覺極痛楚,身體像火燒似的。在昏死中,我夢見自己走入好像地獄之門,見到許多詭異的幻境,有閻王審犯,有成排的人頭墓石,又有荒山野嶺,我的身體在此間飄來飄去,最後由一個長者指示我走出生天(這段情景,我在日後寫了回憶錄,並繪了插圖)。 
  我在泥堆裡被活埋了兩日後,竟奇跡般復活。醒來時覺得口渴,呼吸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掙扎著身軀,用力扒開土堆,力圖站起,但無法起立,站不牢,眼花身軟,又倒在地上,如是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前進,一心想爬回家,趕緊見到家人。 
  我在爬回去的過程,路經不少屍首,也越過我們鄰家女屍,叫阿雲的,他父親叫陳世昌,有兩個女兒,大的叫阿喜,小的叫阿雲。後來才聽說,阿雲很勇敢,為了不讓母親被日本兵殺害,她抱住日本兵的腰身不讓刺,誰知日本兵刺殺她母親後又反過身來對她刺了一刀,母女三人共赴黃泉。 
  日本兵血洗我們這個村莊,我家和伯父家共犧牲了九條人命。屠殺發生前,我家成員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有父親的2個叔伯夫妻,堂兄弟4人,堂姐妹3人,母親方面的親戚,有舅舅和舅母2人,遠親4人,共計25人,同居一屋,而存命下來的,僅4人而已。我先死了父親,伯父謝財成,堂兄謝昭原,他當年只有15歲左右,還有舅舅。我母親也身受重傷,不過,她有七個月身孕,很勇敢的堅持活到胎兒出世,才帶著重創過世。 
  再回頭說我匍匐爬抵家門,只見滿屋狼藉,到處橫臥屍首,女屍首佔多數(親戚),有的已浮腫,發出腐臭味;有個小孩屍體,大約一歲半,也遭日軍用刺刀刺死。日軍這樣濫殺良民,真令人悲歎。 
  我大姐也身受重傷,躲在床下,不敢見人,我母親見我回來,抱住我的頭說,幸好我仍活著。她摸我頭時的那種慈祥,我永生難忘,三個月後,她散手西行。我一生痛恨日軍,為何令我喪失慈母,為何在我只有10歲時便嘗盡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常暗自呼喚,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母親。可我母親再也不會歸來了! 
  我記起我們埋屍時,又經歷了一次面對死亡的威脅。村裡人都開始收拾屍首,抬去掩埋,而我們家的大男人都被殺害,剩下婦女小孩,我母懷孕更不便做粗重活。母親在悲痛下對伯母說,我們是女人,受了傷,又沒有力氣搬動屍體,將來也無力養育子女,不如帶著孩子們跳入養殖的池塘,尋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兩個婦女走到池邊,伯母叫我們跳下去,我察覺到又要面臨死亡,很難過,我剛剛從鬼門關逃回來,由活埋的土堆裡逃出來,我強烈的求生願望呼喚我,我不願尋死,於是向大人喊: 我們不要死!大人和小孩都悲慟地哭泣。 
  鄰人們聽到哭喊聲,紛紛趕來,勸解我們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幾個大男人來,合力把九具屍體抬到膠林裡埋葬了,這才結束了眼前悲慘的困境。 
  過了不久母親生下一個男嬰,是我弟弟。母親因受傷又精神鬱鬱寡歡,沒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著弟弟,到處向人討奶汁,喂育弟弟。母親不堪忍受折磨,不久就遺下我們撒手西去。我弟弟後來被伯母轉送他人撫養。我們這群孤兒跟著伯母生活。 
  伯母是婦孺之輩,沒有受過教育,那時她聽說日軍要來抄家,便把我們父親、伯父辛苦積攢的英國統治時代的貨幣,一疊疊的放在火爐裡燃燒,我們寬裕的日子,就這麼眼巴巴地看著在熊熊烈火中焚燒。日據時代,這種貨幣在黑市中叫價更高,可是婦女的無知,卻讓我們面臨赤貧的生活。 
  我小時候家境算寬裕,父親延師讓我與其他同宗小孩念過幾年私塾,少年時代替英軍服務時,也偷師學過繪畫。我在戰後60年代,陸續寫下自己經歷戰爭的回憶錄,並繪了多幅圖畫,包括當我昏死在泥地、魂遊地獄的一幕幕詭異奇景,又有我親眼目睹日軍如何殘酷殺戮村民,他們的暴行十分恐怖,有兩幅畫是我真實目睹,終身難忘。其一為一家六口華人,因夫妻是裁縫,領了印度人販來的布製衣販賣,而遭日軍毒手,綁在膠林樹上,連兩個小孩都遭殃,綁了四五日,最後大概餓死了,路經的人都感毛骨悚然。真相是印度人偷走日軍營中的布販賣,以致株連這家人,日軍用這種殺雞儆猴方式警告良民。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8日。 
  222. 蒙難者: 
  孫綠娘大媽黃寶娘母親梁悠遠大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5)   
  王硯娘大嫂雷秀菊二嫂陳春來三嫂梁亞笑三姐梁亞五五哥梁亞冬四姐梁亞七七弟梁亞八八弟梁亞九九弟王愛娘侄媳婦梁序才侄男梁序馬侄男梁序豬侄男梁郡和侄男梁富仔侄男梁妹娘侄女梁桂娘侄女梁桂桃侄女梁金碰侄男梁金廷侄男梁金枝侄女梁金風侄女梁金釵侄女梁金漢侄男梁胡椒侄女梁亞英侄女梁尾仔侄男梁玉華侄孫男梁春英侄孫女未取名字(二個月大)侄孫女台上左起第二人為梁亞六先生,他已於1995年過世。 
  投訴人資料: 梁亞六,男,1933年生。 
  蒙難時間: 1942年2月14日。 
  蒙難地點: 新加坡武吉知嗎六英里。 
  投訴內容: 我的名字叫梁亞六,生於1933年。原本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大家庭裡,包括父母姑叔兄弟姐妹一共40人,住在新加坡西北部的一個叫林厝港的鄉村。雖然大家不住在同一間屋子內,我父母和他們兄弟姐妹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我本身也受到長輩們的寵愛和無微不至的照顧,有享之不盡的母愛與物質。 
  父親名叫梁宙,在英國統治新加坡時取得英國人啟新和南塔裡的信任,被委託開拓林厝港數千畝的森林地帶。經過好幾年的時間,他不但把原來雜亂的草叢開墾成耕種田地,也把整個鄉村建設的有條有理。他的功勞獲得肯定,因此得到了當時殖民地政府和英國皇家的許多勳章和獎狀,這包括了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授封的OBE。我父親的事業和生意蒸蒸日上,並當上了林厝港的村長,深獲這一帶居民的愛護。甚至林厝港內的一條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日軍未攻入新加坡之前,為了全體家族的安全,我們搬進去武吉知嗎六英里的一座擁有防空壕而且設備齊全的住宅。本以為能免受日軍的轟炸,沒想到這地方也逃不過後來的浩劫。那是1942年2月14日,也就是農曆新年除夕日,大約中午時刻乘搭三輛大卡車的日軍來勢兇猛到我家,凶神惡煞地要找我的父親。當時我的父親和幾位親戚不在家,日軍分批把我們一家30多人包括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從防空壕裡拖到地面。他們聲色俱厲地呼喝,拳打腳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槍桿上的刺刀刺殺我們,連老婦與嬰兒都不放過。日軍刺殺的手法非常殘酷,一刀接一刀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刺,有的還把刺刀在肉體內轉了一下才拔出來。個個被刺的親人嚎啕大哭,不停地捶胸痛哭和呼天喚地。個個都皮開見肉,血流如注,四處飛濺,死不瞑目。當時日本兵的殘酷動作與那刻骨銘心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這9歲小孩的心靈裡。 
  日軍不但對我們的哀聲慘叫無動於衷,更變本加厲地殺害我們這一群手無寸鐵而大部分是婦女小孩的無辜人民。在屠殺十多人後,日本兵暫停休息,個個汗流夾背,一邊不停地抹汗,一邊嘰哩咕嚕地說話。我們則心驚膽戰,不斷地顫抖哆嗦,絲毫沒有反抗的能力。不久,凶暴的日本兵又開始殘殺我們。由於恐懼,大家都擠在一起,被日軍包圍住。我這時站在人群中。他們毫不留情地用槍桿上的刺刀刺殺我們,接著慘叫聲四起,一個個臥倒地上。日軍慘無人道的行為與那時的悲慘場面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從中午殺到晚上,日軍才離去。這場浩劫使我家族失去了30多個親人和一大批貴重的金銀珠寶。我被當時身受重傷的傭人從死屍堆中拖出來。目睹周圍堆滿親人的屍體,身上又沾滿血漿,渾身無力。大腿內側挨了數刀,痛苦不堪。我帶著重傷走向武吉知嗎七英里,又遇上日軍以機關鎗掃射,還好天空一片漆黑,沒被子彈擊中。我躲在草叢裡過夜,隔天有一位經過那裡的日軍的勞工發現了我,他脫下外衣給我穿。這位善心人是被日軍抓去為他們挑擔子的華人。 
  梁亞六家族墓地在日軍佔領的三年多裡,我吃不飽,穿不好,居無定處,必須依靠別人幫助。往後的日子裡,我每當回想起那驚心動魄的場面,就悲從中來,無法入眠,不思茶飯。雖然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的所作所為逐漸淡忘,我卻無法忘懷。歷年來,每逢農曆新年除夕日也是我那些死亡親戚的祭日,我無法跟多數的華人一樣高高興興地過年。每逢清明節日,我都帶著沉重的心情到武林山被日軍殺害的親人的墳墓前悼念,數十年來如一日,以往的悲慘遭遇,無法得到公平的賠償,使我終身耿耿於懷。 
  經過了這痛苦的51年,我已經頭髮蒼蒼,如再不出聲,再不說話,我死後這段悲慘的家仇家恨將永久得不到應得的償還,我將對不起那些慘遭日軍殺害的所有無辜親屬。因此,我堅決地認為現在的日本政府應該負責51年前日軍對我家族的屠殺與劫掠,在我有生之年給予適當的賠償與道歉。 
  投訴日期: 1993年4月9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報》,葉壽權: 《蝗軍殺我九親人》 
  新聞正文: 雖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殺,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歷歷在目。 
  「蝗軍瘋狂屠殺,造成屍遺遍野,鬼哭神號,他們禽獸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堅持討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殺見證者孫建成斥責蝗軍暴行 
  孫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車)司機,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國際機場路線,他對本報說,在1942年3月16日,這個他永世不忘的日子裡,蝗軍奪走他9名親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當時他才7歲,祖母則65歲了。 
  在其他罹難者家屬的配合下,孫建成將繼續尋求日本政府對受害者家人作出應有的賠償,雖然金錢不是萬能的東西,日本政府若這樣做,將表示他們承認犯下錯誤,並負起責任…… 
  在港尾村被蝗軍屠殺的孫建成親人計有: 父親孫紫針(32歲)、妹妹雪霞(3歲)、二伯母鄭蜜(35歲)、堂姐孫維(12歲)、堂哥孫建國(8歲)、姑丈王在(38歲)、姑母孫腰(29歲)、表兄王意(8歲)、表妹王梅(6歲)。 
  日軍入村屠殺 
  1942年,孫建成只有7歲,在一顆小小的心靈上,即烙下了悲慘而不可磨滅的創傷。 
  孫氏追憶往事時,連每一個小節都記得十分清楚,宛如這幕悲劇在昨天發生一樣。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約7點多,我跑去鎮上路口看熱鬧,當時日本腳車隊以2人排成2行的行軍隊伍,緩緩而過,後面緊跟一輛黑色的汽車,裡面坐著一名軍官……」 
  蝗軍以槍桿上的刺刀刺殺手無寸鐵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髮指。 
  孫建成說: 「港尾村村長楊金鴻之前已接到消息說日軍將來這裡和居民對話,並派發安居證。」傳話者是嚴田中尉和僑本少尉。這兩名軍官還下令村民要夾道歡迎日軍抵達,以示敬意。 
  楊金鴻於是以村長身份吩咐村民熱情歡迎日軍,就好像全體村民那樣,有誰敢違拗日軍的意思呢? 
  由於村長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劃腳講出一番人們聽不懂的日本話時,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鎮,等候日軍到來。 
  只有十多間店面的港尾村小鎮大街,斯時間變得熱鬧起來,當時已聚集了大約幾百名村民,他們都被令坐在草場上。 
  躲在五角基看熱鬧的孫建成,當時望見地面上堆砌著一堆堆的槍桿,上面插著陰森森的刺刀,小小心靈彷彿覺得這裡快要發生大事似的。 
  大約80名日本軍人在大塊朵頤,狼吞虎嚥似的飽嘗美食後,就有所行動了…… 
  想到這裡,孫建成說: 「我們全部受騙了,蝗軍有這麼好心派發安居證?」 
  當時,大約是早上10點多吧,日軍拿起槍桿,把村民團團圍住,這時,大家都知道大禍臨頭了,老婦、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來,無助的哭聲傳遍整個山野…… 
  婆孫躲進床底 
  孫建成說,蝗軍這次不想浪費子彈,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後以槍桿上的刺刀逐個殺!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裡,我的11個親人,父親、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開押走。」孫建成說: 「祖母和我則押在一塊,朝著芭上的2間屋走去。」 
  遭日本蝗軍殘殺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餘人的屍骨,被掘起之影。 
  孫建成和祖母進入其中一間屋子,裡面已有八九個人蹲在地上。當時有一名日本軍人,在他們婆孫倆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殺人…… 
  這個軍人出去了一陣子,又回到屋內拿枕頭,不知有何用處。由於出去兩趟,孫建成婆孫倆才有機會躲進床底,逃過厄運。 
  婆孫倆躲進床底不久,就開始聽到村民嘶喊及尖叫聲,他們紛紛被刺殺了。 
  回憶往事,想來命大,孫建成追憶說,看守他們的這個軍人,也許是故意放他婆孫倆一條生路,竟然連床底都不去搜查。雖然如此,幾百條村民的性命,卻在同一時間喪失。 
  佯言對付共黨 
  孫建成斥責蝗軍在港尾村刺殺600多名無辜的村民後,自稱只是對付共產黨。 
  他說,蝗軍當天區區數十人在面對這麼多共黨時竟然沒有人受傷,沒有人被殺?這簡直是鬼話,自欺欺人,有誰會相信? 
  40多年來,就好像港尾村蒙難者家屬那樣,孫建成希望日本對蝗軍大屠殺事件有所交代,並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責別人濫殺無辜,因為日本曾犯下更嚴重的大屠殺罪行。 
  (參見本節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被蝗軍刺九刀死裡逃生,楊振華受邀述血腥暴行》 
  楊振華說:日本蝗軍用刺刀從我的背部猛插後,留下多個傷痕。 
  日本蝗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佔馬來半島時,干下一連串濫殺無辜良民的罪行,有關人神共憤的大屠殺血腥暴行,造成一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屍體到處暴曬,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號,悲慘萬分。 
  當年日本蝗軍在瓜拉庇□港尾村(巴力丁宜)展開大屠殺行動,共有670餘人慘死在日軍的刀尖下,連村長楊金鴻也不能倖免,一家26人被殺光,只有兒子楊振華一人被蝗軍刺中九刀後大命不死,劫後餘生。 
  楊振華,現年60歲,目前居住在森美蘭州芙蓉小甘密忠誠園住宅區,在瓜拉庇□聯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職。 
  楊氏受到日本「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團結委員會」的邀請,於12月5日飛往日本,在該國六個城市舉行的「亞洲公開討論會」中,為蝗軍大屠殺暴行史實作出證言,以下是楊氏講述的當年親身經歷的悲痛事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馬來半島時,楊振華與家人是在瓜拉庇□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當時的港尾村約有100多間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餘名。大多數村民以務農為生,種植香蕉、黃梨、木薯,同時也養豬、養雞、養鴨等。還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園丘當割膠工人。 
  一家26人被殺 
  楊氏父親楊金鴻,當時是港尾村村長,他們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親,兩位母親,兩位叔父,三位叔母,還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犧牲在蝗軍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點多,一隊日本蝗軍騎腳車進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將該處的七八戶人家殺死,並放火燒掉他們的房屋。 
  當天下午5點多,該批殺人放火的日本蝗軍從香蕉芭出來,到港尾村街場,駐紮在當地的華文學校裡。他父親身為村長,便帶了一位姓陳的年輕人去會見日本蝗軍軍官,以示尊敬。該年輕人會講日本語,他的母親是日本人(戰爭發生後,這批日本婦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後來,他的父親叫人殺豬、殺雞、煮飯,請日本蝗軍吃晚餐。接著蝗軍軍官命令村長通知村民們,於次日上午9點鐘,必須到街場店舖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領取「良民證」或「安居證」。 
  16日早上,另一隊日本蝗軍也蹬著腳踏車進入港尾村,與較早前駐紮在華文學校的蝗軍會合。當天村民都遵照蝗軍的命令,陸續到達會合地點,而日本蝗軍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隊,他們的步槍都裝上了刺刀,街口還架著機關鎗。 
  過後,日本蝗軍將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數十人一組,押到店屋前面或後面的果園、荒地、爛芭(低窪地)等處,然後再分為七八個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殺。 
  楊振華當時已經安排在即將被虐殺的人群中,他看見村民一批一批被蝗軍押走,同時也聽到他們,尤其是婦女們的哭聲、呼喊聲,以及慘叫聲…… 
  過了不久,終於輪到楊振華一家人了,他與父親、祖父、叔父和其他幾個村民被押到屠場去,日本蝗軍強迫他們跪下,上身向前俯,兩手著地,蝗軍於是從背後用槍口刀向他們猛刺。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2)   
  昏死後醒來 
  楊氏當時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於他當時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無名指被刺斷了兩節,他被刺後便昏死在屍體堆中。 
  日本蝗軍的尖刀從背部直刺透過胸前,把他右手的無名指刺斷兩節。 
  次日天亮了,楊振華醒了過來,看見父親臥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親沒有反應,他已經死了,背上有兩個染血的刀孔。當楊氏進一步向周圍觀看時,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們也與其他村民一樣慘死在日本蝗軍的刺刀之下。這是一場野蠻、毫無人性的大屠殺!楊振華終於痛哭起來…… 
  在那遍地屍體的村莊一角,另一位刀下餘生的小孩,聽到楊氏的哭叫聲,也從屍體堆裡爬了出來,他們於是向街場走去。楊氏當時想要回家,走了不遠,忽然聽到劈劈啪啪的聲音,他們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軍一定還沒有離開港尾村,馬上又轉頭回到屍體堆旁躺下來。後來他們果然看見蝗軍在港尾村街場放火焚燒房屋。 
  遇救命恩人 
  楊振華那時在屍體旁躺下的地方,不遠處有一條小溪,當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餓了,便到小溪邊喝水。他在其父親屍體邊又躺了一夜,現場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種黃褐色的大螞蟻爬到他身上的傷口吮吸……情況慘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當太陽偏西的時候,楊振華便與那位姓葉的小孩,再次向街場走去,他們看見該村的店舖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軍燒光了,只剩下一片廢墟。 
  葉苟悲傷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軍慘殺經過。 
  他們在那兒遇見一位好心的廣西人,當對方知道了他們的不幸遭遇後,便帶他們回到附近的「石巖門」,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裡。該廣西人用草藥為他們兩人以及其他被蝗軍刺傷、死裡逃生的村民們治療傷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們兩個多月,終於把他們的傷口治好了。 
  (參見本節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錦華: 《一家六人慘死日軍刀下——葉苟目睹父親被殺心靈傷痛畢生難忘》 
  講起日本蝗軍於1942年3月16日在庇□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殘殺無辜,前日現身的另一名餘生者葉苟,在接受報界訪談時,大有舊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戰組織領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無語,他只希望反戰分子能將當年的史實公諸日本社會,為無辜犧牲者申訴。 
  葉苟,現年已經57歲,當年他只不過是個9歲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殺中對他下毒手的劊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後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該絕,給他生還,但是他的至親共有六人卻慘死在蝗軍的槍尖下,此種悲天動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靈創傷。憎恨,畢生不會忘掉。 
  當年他與父親葉庚,生母鄭娘,父親的大婆黃四,姐姐正娣,弟弟顯房與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養豬種植為生,父親且兼看管庇□大伯公山——中華義山,在義山的宿舍,他的父親還有一位第三太太陳祝英。 
  葉苟也證實,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隊日本荷槍腳車隊開到港尾村,父親一早用腳車載香蕉到庇□市場去售賣歸來。 
  母親聽說已有大批日本兵開到村內,大家都感到害怕,母親建議離家躲避,但父親反對,他說: 「剛才回來時已見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懼。」 
  父親且說: 「我們絕對不能逃跑,否則日本兵生氣會殺掉全村人。」 
  就因為父親的一番話,我們舉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隊日本蝗軍來到家裡點算人數,說是要發安居證(良民證),吩咐一家人不可離開,說完後離去。 
  過了不久,另一個蝗軍來到,吱吱咕咕再點算人數,並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種情況下,誰也不敢違抗命令,只好跟著他走。 
  葉苟說: 到了市鎮,那邊早已集中了許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只有聽蝗軍指示排好隊。 
  「我看到日本兵都將槍『三角交叉』置於路上,他們嘻嘻哈哈在飲食。」 
  日軍吃飽後,不久,一名類似軍官者,在武裝日兵護送下,抵達曠場,與在場的日兵交談一陣驅車離去。 
  緊接著,在場的蝗軍隊長開始下令,將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隊隊,每一隊十多20人,各由兩名持槍刀的蝗軍帶領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帶去的人都一去不回頭,另帶一批離去,除了聽見慘叫、嚎啕聲之外,就不見有一個村民回來。這時大家才知那是怎麼一回事,這時欲逃不得,求救也無門,只有聽天由命。 
  大約是中午時候,除了父親緊牽著我的手之外,母親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隊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邊屠殺 
  葉苟解下上衣,讓筆者見證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親及其他村民約20人被押到一條小河邊,蝗軍用槍指指點點,令我們僕在地上,父親牽著我不肯僕在同一隊內,但最終也屈服僕在另一邊,這引起蝗軍生氣,槍尖惡毒地一刀刺在父親之背部,並且腳踏住父親身體,將槍刀拔起,父親慘叫,蝗軍獰笑,我則在旁大呼大哭,結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過去……以後其他的同伴當然也都被殺。 
  直到傍晚我甦醒過來,慶幸自己並沒有死,只見父親仆地動也不動,我哭著去拉父親,但一動也不動,我痛哭。 
  這時我也看到同來村民的屍體,也看見一名滿身受傷未死的小孩,他就是餘生的楊振華(村長的兒子)。 
  我們兩人負傷本能地離開現場,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見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見濃煙密佈,屍體滿山野,遠遠發現有日本兵,嚇得我們又僕在地上,很久以後,見日本兵離去,再起身向村裡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傷,肚皮露出恐怖腸肉的負傷婦女,她叫楊玉妹,她說要回家,但已是有家歸不得,結果,我們只好落難,挨著痛苦走到一片膠園,伏在膠房似昏似迷住了兩晝夜,只以髒水充飢。 
  葉苟說: 第三天,我們為求生存,再次踱出膠林,走向被摧毀的村莊,幸運地遇見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帶我們到他的家,那地方應該是石叻門的木廠,日本兵沒有殺到這地方。 
  在那邊我們見到很多位身中刀傷,死裡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採草藥為他們治刀傷。 
  葉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裡居住及接受醫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俠義精神。 
  葉苟另一個居住在中華義山宿舍的母親陳祝英,已獲知港尾村全村罹難的消息,但沒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殺,感到非常悲傷。 
  十多天後竟然有人傳來消息,知道葉苟受傷未死,並由高州佬收留醫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門將葉苟接到義山宿舍,延醫為他醫治。 
  葉苟說: 待我的刀傷復原後,陳祝英派出義山工作人員,由我帶他們到父親遇難的河邊,由於事隔十多日,遍野屍體腐爛,臭氣熏天。但我認得父親的腐屍,但無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屍體邊立木為據。 
  再過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義山工友將他父親的骨骸收拾,移到中華義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親的骨骸並未與其他的罹難者埋葬於一穴,不過另兩位母親及姐弟的屍骨完全無從認領。 
  葉苟感慨萬千地表示,時間雖然能沖淡一切,但蝗軍慘無人道的港尾大屠殺,以及一家人無辜地慘死在魔掌的歷史,是畢生難忘的。 
  數十年來,為了生活,他離開傷心地到外地去謀生,至今才有機會回到庇□見到日本反戰的林博史,並能夠將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為蝗軍血腥無人道無辜殺戮百姓的史實印證。 
  (參見本節案例3) 
  4. 《星洲日報》增版6,鄭順智: 《蝗軍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證——全家七口死剩一人蔡德勝中刀不該絕》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3)   
  1942年3月16日,蝗軍在庇□港尾村(巴士丁宜)展開一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600多名手無寸鐵的華裔鄉民全部被斬頭,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該絕者逃出生天。 
  慘劇至今已將近半世紀,隨著不久前蒙難遺屬展開挖骨建紀念碑,加上日本反戰分子前來搜查史實而掀開這宗慘案始末。 
  昨日,當日本和平反戰組織一要員林博史教授到來訪問一些當年死裡逃生者時,因此又有兩名當年負傷「死裡逃生」者現身追述遇難之過程。發安居證為藉口 
  蔡德勝,現年60歲,當年他只不過是10多歲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裡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親蔡湘郎,母親,姐姐蔡菊英、譚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慘死在蝗軍槍尖下,屍骨無從尋覓,遺恨終生。 
  蔡德勝講述蝗軍 
  殺害他一家 
  蔡德勝在記者訪問時稱: 他的父親蔡湘郎,當時與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務農為生,父親為其親戚管理樹膠園,生活美滿安樂。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數十名荷槍實彈的日軍腳車部隊到達港尾村,以發安居證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曠地集合,所有村民誰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這是死亡的前奏。 
  當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齊後,在日軍號令下,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組組,每組十多名,各在兩名或三名日本武裝蝗軍押送下,被帶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說: 「當時我根本沒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們被押到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但只領悟到,一組組的人一去不回頭,只能聽到慘叫救命聲從遠近傳來。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組裡,被押到河邊的一個斜坡,手持槍刀的蝗軍露出猙獰的臉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慘唉!我被排在最後的第二人,眼見慘無人道的蝗軍,一刀刀刺在每個人的身上,一個個慘叫而倒斃。」 
  一刀穿腰而過 
  在此種情況下,心裡想死定了,果然日軍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間,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該死就不該死,那一刀雖然穿過腰間,但並不中要害,昏迷中隱約聽到日軍吱吱咕咕,並在小河中洗東西。大約半小時之後,他完全甦醒,不見蝗軍,只見同被押來的人的屍體散佈在周圍,慘不忍睹,不知道什麼是怕,也不覺得痛,只是心裡很悲痛。 
  他說: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時刻萌生之念更強,忍著痛苦,負著重傷,爬行至森林邊緣,就在那裡迷糊地度過漫長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見村裡煙霧密佈,那是蝗軍殺了人放火燒掉房屋,四周寂靜,到處屍體,令人不寒而慄。 
  離開森林,向村裡走,不知何去何從,也看不到父母姐弟親人,下意識地明瞭,他們全部是難以逃過劫數。 
  負傷走到一間未燒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負傷逃生的「發油仔」,他很悲憤,覺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殺,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軍殺掉。 
  他說,他不願這樣死,也勸「發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負傷蹣跚逃走 
  他們一同負傷,忍痛,挨著飢餓向著「石叻門」走去,那時日本蝗軍可能全部已離去。 
  港尾村被蝗軍濫殺數十年後挖出的骷髏,移葬在紀念碑。 
  就在石叻門附近,他們幸運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帶他們到他的家,石叻門的森林,以後蔡德勝知道這是一間當時的鋸木廠,那邊早已有很多受刀傷的同村人,慘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無語問蒼天。 
  這位俠心的高州人很熱心,每天到森林裡去找藥草,為傷者洗傷口,敷草藥,然後協助傷者離開到庇□各地去。 
  蔡德勝說: 我在高州人那邊給他療傷約十天,傷勢大為好轉,才獨自離開,孤身到庇□,投靠當時膠商裕和號張耀泗,因為以前我父親看管的膠園,膠片都是賣給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當年救他為他醫治的高州佬。 
  在庇□裕和住了兩天,帶著悲憤的心情到芙蓉親戚家,那是他父親管理膠園的園主,獲得留下長住。 
  他痛恨蝗軍的無人道血腥慘殺行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參見本節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國報》,陳逸平: 《阿伯控訴——逼我帶路找共黨蝗軍踏爛手腳趾》 
  日本軍佔領馬來亞時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約20歲,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當時他在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農耕為生,當時過著的是一段相當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裡,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卻在他的身上發生了,日本蝗軍不知從哪裡得到錯誤的情報,誣賴他是共產黨的成員,將他扣留後以各種殘忍的手段逼供。由於王伍尾與共產組織根本無關,因此對蝗軍提出的問題也一無所知,所以完全沒有答案,誰知蝗軍因此而惱羞成怒,以軍靴踩踏他的一雙手掌的十雙手指和右腳的五雙腳趾,以達到逼供的目標,結果造成王伍尾的有關手指與腳趾後來因為得不到良好的醫治而腐爛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經是一位72歲高齡老年人了,祖籍是廣東海豐。不過他在很早前已經皈依了回教,另取名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縣德拉積甘榜亞逸依淡萬巴,靠著一雙僅有少許拇指,而沒有手指的光禿禿的掌盤,為該鄉村地區內的居民修理腳車過活。 
  王氏指出,日治時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港尾村內部的石叻門山頂區。1942年,日本蝗軍在港尾村展開慘無人道的集體大屠殺。悲劇前三天上午八時左右,他在踏著腳車朝著瓜拉庇□市區而行時,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軍截停下來,原來對方硬指他是共產黨成員,並迫他馬上帶領日軍進入森林攻打共產黨的營寨。雖然王伍尾當時曾表明他並不是共產黨分子,不知道共產黨的下落,可是對方怎樣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帶路進入森林對付共產黨,結果當時一行人進到森林地帶走了一圈而沒有任何收穫。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那些為蝗軍服務的爪牙仍不放過他,將他帶到瓜拉庇□警局扣留起來。當時扣留所內早已有數十名人士在那兒,各人都被蝗軍或爪牙以種種殘酷的刑法來逼供,慘叫之聲此起彼落,教人聽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進扣留所後,有關爪牙迫他必須供出共產黨的下落,否則將會蒙受更多苦頭。由於王伍尾對共產黨的活動一無所知,只好啞不出聲,對方在盤問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氣衝天,除了拳擊腳踢之外,同時進一步以軍靴跟底,將他的一雙手的十隻手指,以及右腳的五隻腳趾踩踏得稀爛,鮮血不停地流。當時的他,受到這種沒有人性的蝗軍的折磨,的確痛楚萬分,恨不得馬上死去,以避免繼續遭受血肉之軀的痛苦。 
  草藥治傷 
  王伍尾的右腳沒有了腳趾,雖然過了51年,其傷口還不時流出血水。 
  後來他得到負責瓜拉庇□區軍事的日本軍官巖田親自下令釋放,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當時王伍尾一雙手十根手指和右腳五隻腳趾的傷勢非常嚴重,於是便到醫院求醫,但是醫生對他的手指和腳趾幾乎變成肉醬的情況,表示無能為力,只給了他一些藥品暫時敷住傷口而已。 
  當時王伍尾的母親和兩位妹妹都居住在馬口,事後他雖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處,但是在那裡他舉目無親,有誰來照顧他這位受了重傷的人?結果天無絕人之路,當地一位外號叫「曹操」的農民對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於是收留了他,並想辦法採草藥替他治傷。 
  自我訓練 
  當時求生意志堅強的王伍尾並沒有向惡劣的環境低頭,雖然一雙手和右腳已經殘廢了,可是他並沒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來,為了日後的生活,他決定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4)   
  王伍尾於是進行自我訓練,以一雙僥存少許拇指的禿手來做日常工作,同時在一位好心的小園主的關照之下,初時允許他以緩慢的速度來練習割膠,後來割膠工作比較熟練了,生活才安定下來。 
  王伍尾因為日本蝗軍當年以殘暴的手段對付,而造成他今日殘廢一生,過去的一段慘痛的經歷是他畢生難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軍胡亂誣賴好人,不問青紅皂白而採取殘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時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對當年蝗軍的暴行負起責任,必須給予受害者應有的合理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鄉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難不死——鄧亞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難賠償美金20萬》 
  〔吉隆坡11日訊〕54年前,身中18刀大難不死的鄧亞梅,下個月以日治時代蒙難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屆太平洋戰後國際賠償研討會,同時向日本政府索償20萬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聞發佈會上透露,她永遠不會忘記1942年3月16日這個慘痛的日子。當年她年僅14歲,當天她的父親鄧寶(當年60餘歲)、母親熊玉香(當年62歲)及哥哥鄧甘興(當年24歲)與森州庇□港尾村數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軍大屠殺的利刀下。她心有餘悸地說,當日年幼無知的她在母親的保護下,在亂刀下身中18刀,不過命大,待蝗軍離去後的第二天,僥倖生還的村民,在屍臭味熏天的屍堆中,發現她氣若游絲,馬上把她帶到山上敷藥治療,經過漫長的兩個月的療養始復原過來,使她大難不死的撿回生命。 
  被蝗軍猛捅18刀大難不死的鄧亞梅(左),下個月與孫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戰後國際賠償研討會。圖示他倆展示起獲大批骷髏的照片。 
  她昨早在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的陪同下舉行記者會。 
  孫君透露,他與鄧女士是代表大馬單位,受邀出席這項在東京的千葉縣舉行的研討會,歷時兩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辦當局是日本民間律師團,出席者享有免費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倆,另8名庇□的會員也自費的參與這項盛會。 
  他打算向大會提呈四項提案,以便在大會的協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討每名蒙難者家屬20萬元美金的賠償。 
  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會員投訴家屬在日治時代無辜被蝗軍屠殺。(2) 46名被派到泰緬建築死亡鐵路的生還者要求賠償。(3) 7名會員追討俸納金,日治時期,全馬人民繳付給蝗軍的俸納金高達5000萬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萬零吉。(4) 227名會員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換日治時代的896萬日元,當年日本政府在大馬發行多種面額的「香蕉鈔」。 
  他最後指出,目前籌委會在全國有582名會員。 
  (參見本節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報》,嚴常: 《扛鋤頭翻屍救女孩走後門跳井活命》 
  8歲的女孩上半身,被父親的屍體壓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給日本兵用槍尾刺刀刺了九刀,後來被伯父發現,把她背起,鮮血滴在走過的路上…… 
  講話細聲細氣,看來有點怯弱的陳譚嬌,今年54歲,在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聞記者的訪問。 
  在日本兵瘋狂屠殺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僥倖生還者之一的孫建成,小時候也見過陳譚嬌。 
  46年前,陳譚嬌只有8歲。 
  文文靜靜,瘦瘦小小的陳譚嬌,時常給大伯陳和牽著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裡喝茶。 
  在外人看來,大伯非常疼愛陳譚嬌。孫建成孩提時,還以為時常牽著陳譚嬌,到店裡喝茶的那個50多歲老人,就是她的父親。 
  陳譚嬌能夠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陳和。 
  陳和從井裡爬出來,在死屍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陳譚嬌,背去村尾的「石欄門」找中醫,用青草藥治療傷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於三年前在中國逝世,享年90多歲。 
  8歲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於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歸西天。 
  8歲的陳譚嬌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從這個謎一樣的殘酷際遇中,似乎可以探討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惡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陳譚嬌是陳王和尤娣的大女兒,她上面還有一個10歲的哥哥,下面還有一個5歲的妹妹。 
  陳王和尤娣都是膠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個菜園屋裡。 
  離家不遠處另外有一間菜園屋,裡面住著當年已經60多歲,靠做雜工為生的外公和外婆兩個人。 
  體力勞動者,為了耐肚有力氣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飯,所以叫早飯。 
  陳譚嬌當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條生路?還是有意折磨她? 
  陳譚嬌還記得是在吃中飯,12點多的時候,忽然有兩個日本兵來叫門。 
  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當40多歲的陳王抱著陳譚嬌,30多歲的尤娣抱著妹妹出到門外來,又看到另外一個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緊跟在父母親的後面,一家五口,就這樣被三個日本兵押到一個爛港(意指有爛泥的芭蕉地),只見已有百多人擠作一堆蹲在那兒。 
  陳王和尤娣給趕了過去,也照樣蹲下。 
  不久,為數不明的日本兵,即圍著用槍尾刺刀刺殺這些村民。每個人都怕到不會起身逃走,只會摟著親人作一團,呼天搶地號啕大哭大叫。 
  事實卻是: 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為什麼他們不會果敢地置死地而後生,向四面八方突圍分散逃命呢? 
  陳譚嬌回答說: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當生死已繫於一線之間,卻只會聽天由命,坐以待斃。 
  愚蠢反應至此,可悲復可憐。 
  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陳王被刺斃,陳譚嬌的上半身,就這樣給倒下的父親屍體壓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陳譚嬌只清楚記得左小腿給刺了一刀。 
  她沒有哭,也沒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緊緊地閉著眼睛不敢看。 
  或許她是給嚇壞了,後來身上給補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當場過後已昏死了過去,接著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也一無所知。 
  當天晚上,大伯陳和扛著一把鋤頭來翻屍體找弟弟。 
  忽然,他聽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聲。這時候,陳譚嬌甦醒過來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難當,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來。 
  陳和抱起她時,還提醒她說: 「不要出聲。」 
  因為陳和擔心附近還有日本兵。 
  陳和當晚就把侄女陳譚嬌背著往「石欄門」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裡,哪裡就滴滿鮮紅的血。枯井沒有水 
  陳譚嬌在「石欄門」住了很久,她的傷勢終由懂得中醫的板廠工友,用青草藥把它治好。 
  陳和的現身,背後藏著一個亂世中有驚無險的小插曲。 
  他當天並沒有跟隨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爛港送死。 
  當他發現日本兵來叫門時,卻機警往後門逃跑,神不知、鬼不覺地跳進不深、又沒有水的枯井裡躲起來。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後去找一把鋤頭…… 
  陳譚嬌說大伯「最命大」。 
  陳和、陳王是親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陳和大難不死,另外一個弟弟也在日本兵槍尾刺刀下遇害了。 
  陳譚嬌說: 「大伯當時還救過另外兩個人。」 
  她曾親眼看到一個肥胖的女人,小腸從日本兵劃破的傷口流出來,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陳和另外救的一個是不曾中刀傷的50多歲婦女,他把她們兩個一起帶回「石欄門」療傷與避難。 
  陳譚嬌中九刀,刀傷遍及身體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傷勢最嚴重,刺穿而過;肚子一刀,左邊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5)   
  筆者問到這裡時,滿腹疑問: 為什麼日本兵不乾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陳譚嬌攤開雙手說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靜靜旁聽的黃秀珍(陳譚嬌的侄女),這時忽然插嘴說: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這是很好的推斷,因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雖然不一定完全正確。 
  也就是說: 當這個日本兵在一刀把陳王刺斃後,隨即又把陳譚嬌露出屍體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著他把陳王的屍體踢翻。這時候,他目睹了一張清秀的小女孩的臉,緊閉著雙眼,緊閉著嘴唇在瑟瑟發抖等死。 
  但陳譚嬌當時雖然還沒有斷氣,軍令如山,況且旁邊還有很多日本兵,他當然不敢公然網開一面,放開她救她一命。 
  他是軍人,當然要動手: 一直把她刺到死為止。 
  可能,陳譚嬌的恐懼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軀,卻激發起他內心隱藏著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灣家鄉,他也有一個像陳譚嬌一樣大,或者長得一模一樣的親妹妹。 
  他於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陳譚嬌翻轉過來,然後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準確地連續刺了幾刀,但只傷及皮肉,並沒有穿腸破肚。 
  開始的幾刀,可能陳譚嬌吃痛,亂翻轉身體,而令日本兵誤傷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這個日本兵,可能為了救陳譚嬌這個可愛的小女孩一命,就這樣故意把她刺到昏死過去一動不動為止。 
  這怎能說是救人呢?流血過多也會虛脫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戰爭中,受傷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際遇與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盡人事,但求個人一時的心安而已。 
  被他殺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殺昏了頭的屠場上,還是彌足珍貴的,因為他還保持著良知上的片刻些許清醒。 
  以上的推斷,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設想。假如往壞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醜惡面目。 
  這一個日本兵是個心理變態的劊子手,他不願一刀把陳譚嬌刺死,因為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著從軍訓中苦練來的刺殺技術,只把陳譚嬌刺傷,他要她大量脫水慢慢而死。 
  在殺人過程中還要折磨人,這個日本兵的心理上,有著變態的需求。 
  日本兵瘋狂屠殺港尾村村民675人,陳譚嬌在這場劫數中身中九刀,是鐵一般的事實;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戰爭的可怕與恐怖。 
  死,是悲劇;不死,也會留下不可磨滅的身心創傷。 
  舊屋給日本兵燒燬了,大伯過後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間新屋住,負起養育侄女的責任。 
  陳譚嬌每想起死去的父母親和兄弟,就會傷心地哭泣起來,陳和因此時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陳譚嬌,就像父親疼女兒一樣。 
  陳和撫養陳譚嬌到13歲大,由於港尾村一家人沒有女兒,又是好人家,陳和便把侄女過繼給這家人做養女,那已是和平後的事…… 
  (參見本節案例8) 
  8. 1988年8月20日《星洲日報》,鄭順智: 《庇□港尾馮梅妹和李英談日治時期苦難日子》 
  當年日軍在庇□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髮指暴行,罄竹難書,且再聽聽下列兩位當年餘生者談談經歷: 
  馮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記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馮梅妹 
  馮梅妹並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馬士,當年日軍成功侵佔馬來亞,金馬士是鐵道交通之總樞紐,每日見到許許多多日軍在流動。 
  馮梅妹的父親馮維啟,認為金馬士非安全區,日軍流動性大,分分鐘都會發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議後,決定離開金馬士,因為他有兄弟在庇□,他覺得庇□港尾村是「絕頭路」(沒有其他的路),應該是最安全的地區了。 
  於是一家人也包括母親蕭鳳,兩位弟弟,一姐一妹聯袂收拾行旅,沿著火車路步行,由金馬士到馬口,由馬口到庇□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間木屋。 
  馮梅妹現年59歲,居住在吉隆坡,當年只不過13歲。 
  她說: 當年兵荒馬亂,只知逃難別無其他事可做,來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個多月,以為這是安全區了,豈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原來,當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來了一隊日軍。 
  日軍傳出訊息說要來登記戶口,所有的人必須留在家中,否則作壞人論。 
  「當時弟弟們在外面玩,也叫回來,以等待登記。」 
  「姐姐寶英,因為住不慣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妝成老人,跟著牛車到庇□去了。」 
  「不久,約有十名日軍到來,押著我們離家,我們完全沒有反抗餘地,任由日軍帶到森林邊去。」 
  她悲慼地說: 「到了山邊,日本兵吩咐我們一線長一排坐下,不得轉頭,而日本兵卻站在我們背後各持尖刀槍往每個人背後刺戮,慘叫聲,救命聲此起彼落,血肉飛濺,一個個應聲而倒,幾乎沒有一人倖免……」 
  馮女士講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著滿眶熱淚說: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樣之命運……也許命不該絕,媽媽與我雖背後中刀,也應聲仆倒,但傷勢不重,很清醒,本著求生本能,媽媽在我身邊,叫我裝死勿動……所幸日軍並未發現,倖免加刀。 
  日軍離去後,我們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闌人靜,母女負傷摸索回到老家。 
  雖然房屋沒有被燒燬,母親取了一些鐵打丸傷藥,帶我到不遠之地洞敷藥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帶躲藏。 
  痛定思痛之後,也感到飢渴交織,於是母親不得不出外去尋找食物及清水,可憐媽媽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兩日……四五日母親仍然不回來,一定是迷路了,這時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餓,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殺不死,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顧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顛,已是有氣無力了。 
  突然從山腳傳來母親的呼喚聲,還有一個男人的聲音,我抖擻精神發出弱小的回聲,最終,母親在一男人陪同下來救我,相抱而哭,那情況有如再見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親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虧遇到貴人相助。 
  我們母女終於死裡逃生,母親也告訴我,在她去找水時發現不少未死者向山裡爬,不少都死於途中,滿山遍野屍骸,慘不忍睹。 
  父親,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無再生之希望了。 
  過了許久,我們再到當時殺人地方,希望能認出親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骨骸發現一枚父親所戴的金戒指,將父親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則不能認出作罷。」 
  她感慨人生悲慘事,終身難以忘懷,那是日本黷武主義的暴行,人神共憤。 
  …… 
  (參見本節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那段日軍濫殺良民的日子——三位婦女劫後餘生追述慘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難華族同胞紀念碑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孫建成奔走聯絡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時期在森美蘭州瓜拉庇□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軍進行悲慘大屠殺事件中死裡逃生者,前來瓜拉庇□與眾多有關人士相聚,同時也於8月15日下午,和來自日本的一批民間和平訪問團成員在上述紀念碑,一齊參加一項追悼祭拜儀式。 
  她們今次趁著參加追悼集會之便,分別向新聞界追述當年慘痛的往事。 
  白亞銀: 屍堆覓生機 
  白亞銀,現年55歲,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時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種為生。 
  慘案發生時,她的父親白桂雖然乘機會逃走而沒被屠殺,不過母親張亞蓮,姐姐亞妹,妹妹亞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軍的刀尖下犧牲了,她則在屍堆裝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6)   
  在日軍動手殺人時,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屍體壓著而沒有中刀,不過滿身都染著他人的血漬,當時可能是被嚇暈了,所以不會哭叫。後來醒過來,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動和出聲,結果與被草蓆蓋著的一堆屍體共處了兩日一夜之後,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帶去他工作的板廠收留一個時期。 
  白女士指出,當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來集中在草場,聽說是要查戶口和發安居證,後來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內,然後才分十人一組,押到屋外的甘蔗頭邊,成人圍成一個圓圈,兒童便站在圓圈內,然後數名日軍便從成人的背後,以槍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斷氣為止。有些小孩子則被日軍以堅硬的番石榴樹枝活活打死。 
  那時她父親是帶著弟弟被押到另一間屋子,乘日軍沒注意時逃進森林裡躲避。由於她弟弟只有幾歲,父親怕他會啼哭而影響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當時其弟弟受重傷,過了多日才逝世。 
  板廠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還救活了不少傷者,她記得的有陳譚嬌與叔叔,楊振華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藥為各人敷傷口,又找來衣服和糧食供應,可惜的是她不知該善士的姓名。 
  案發後數日,她父親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該板廠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後來瓜拉庇□的譚瑞源收留她,而她父親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譚家,被當作是女兒般看待,直到出嫁為止。她表示對譚家的恩惠將永生難忘。 
  (以下為馮梅妹和李英的蒙難情況,略) 
  (參見本節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報》: 《死屍堆中尋父母大屠殺鬼哭神號——李輝追述日治時期慘事》 
  (庇□通訊記者特訊)46年前,日本蝗軍在庇□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一名死裡逃生者,後來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李輝(63歲),欣聞日本民間和平訪問團來到巴力丁宜訪問,同時邀請蒙難者家屬到日本去參加追悼會,特地從新加坡趕到庇□,出席一項有關會議,同時接受記者訪談。 
  46年了,往事如煙,但那一幕幕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令人髮指,驚心動魄的場面,仍歷歷在目。 
  那時的李輝已是17歲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場時,卻機警地避開蝗軍劊子手監視,逃過鬼門關,可是他的父親李風,慈母葉娥,以及兄長李福卻慘死在日本的槍刀下,使他成為無依孤兒。 
  他歎氣地說,本來我有快樂溫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間,家破人亡,回憶起來,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輝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膠為業,兒童時代他是在庇□華民小學求學,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學,並參加在芙蓉舉行之小學畢業會考,其兄李福卻是在瓜拉庇□陳景林修車廠學修車,日治時,他們都住在港尾。 
  李輝現在成為新加坡公民,談起往事無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來到巴力丁宜,村長楊君奉日軍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論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場,有說是要發糧食,也有說發安居證。 
  事實上當時任何人也沒有想到,也沒有反抗的機會,一切任由擺佈,難以避免此場血腥、人神共憤的屠殺。 
  李輝說: 「當時我與父母兄長都在一起,只見日本兵將所有村民分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們卻被帶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來我們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將我們分為兩組,就因此將我們父母兄弟分開。我被配與死裡逃生的孫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嬸(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帶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帶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則被配到鄰近另一住家,兄長李福卻不知去向。 
  這時屠殺在四周不同的地方發生,這裡哀哭、那裡痛苦的慘叫聲不斷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無限悲慼,接著我那鄰近的屋內也同樣傳出陣陣慘叫聲,顯然那屋內約20人已無生還機會,包括我的父母親。 
  我們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孫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嬸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輝說: 「我也下意識地企圖設法避難,原來蝗軍將鄰屋者殺光後,又來到我們這廂押數人過去,同樣慘叫不已! 
  趁著日軍出去後,我們發現門後有一輛手推車,幾個麻袋,即刻潛入該小車後,頂上用麻袋蓋著,不敢動彈……只有讓時間決定我的命運。」 
  他說,「這廂的人全被押去殺了,屋內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沒有他人,不久又聽見日軍進屋來,也許命不該絕,日軍只拉掉床上的草蓆和被單便出去了……原來他們拿了草蓆被單去蓋死屍,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傷,因為我知道村內的人都被殺了,父母和兄長也難逃厄運。」 
  日軍殺人,縱火燒屋 
  「大概到下午時分,日本蝗軍殺了人,並縱火燒屋,一切恢復平靜,我與孫建成出來,四面籠罩恐怖的氣氛,不知應該怎樣,也看見許多屍體,七橫八豎暴斃荒野,想著為逃命,設法走為上著,直等到7時許夜幕低垂,孫建成與祖母向膠園摸索而去,我與蔡新嫂則向山後跑,很幸運,沒有再見到日本兵。」 
  「我們在黑暗中靠著平日記憶和習慣,沿著一條小溪,跋涉數里外,來到俗稱『日本園』附近蔡新嬸的家,驚懼交集地度過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鄰居名叫錢登的趕到蔡新嬸的家,告訴說,李輝兄長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錢氏幫助下,去將哥哥李福帶回來,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後,李福因傷勢過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轉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嘗盡家破人亡的痛苦,這是日本蝗軍滔天大罪,但在鐵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嬸家住下來,終日過著提心吊膽、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會不會再來。那時,誰也不敢再到這令人悲絕的大屠場。 
  不過據說: 當時逃出生天的寥寥無幾,許多重傷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屍體堆中掙扎,那一堆堆的屍體就沒有人去埋,也沒有人敢埋,只有讓他們暴斃荒野,任由野獸拖噬,那種情景,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李輝續稱: 「錢登是個好心人,也很照顧我們,就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41天,我忍無可忍,堅持必須再到大屠場去憑弔,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將他們設法入土為安。」 
  死屍腐化,臭味沖天 
  在錢登幫助下,李輝與錢登到當日他父母被殺害之屋內,在堆堆屍骸中,40多天了,屍體都腐化了,陣陣臭氣熏天,就在屍堆中,他認出了父母親骨骸,悲痛欲絕、哭不成聲。 
  他之所以能認出父母,全靠當日他們的衣著,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還有一些腐爛肌肉粘在骨間,在錢登幫助下,將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內,將它安葬在庇□中華義山之原,以了卻一件心事。 
  不要在這個傷心地住下去,和平後,他終於離開了港尾,稍後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孫滿堂。 
  他表示,轉眼已46年,什麼都化了。但當年蝗軍慘無人道之行為,卻永遠烙在心中,這次有機會趕來與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戰學者能大義為懷,願他們實地考察清楚,將事實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黷武主義者應該懺悔,無人道之勾當永遠受世人所譴責。 
  李輝也希望蒙難家屬不論誰受邀到日本去佐證當年的慘事,必須負起此項神聖任務,能將有關之一切,確實向日本社會公佈,使許許多多冤屈得以伸張。 
  (參見本節案例12) 
  曾耀華對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齒,當年發生在她家中的三屍四命慘劇,她永遠不會忘記。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報》,嚴常: 《店東出錢孤女葬親——十六死人裝垃圾坑》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7)   
  一對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鎮上去避難,雖然是逃過了死劫,但姐弟倆的父母卻被日本兵所殺,屍首丟進垃圾坑。 
  在垃圾坑裡,一共有16具腐爛的屍體…… 
  今年58歲的曾耀華對筆者說,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後,日本兵是要繳械的話,她會拿鋤頭去鋤他們兩下。 
  也許有人讀了,會認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筆者聽了,卻覺得她太過慈悲,出於婦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屍四命無辜死在日本槍尾刺刀下。回憶慘痛往事,氣正在心頭上,為什麼不說拿機關鎗去掃,以消消心頭之恨。 
  45年前,曾耀華只有13歲。她和父母親,以及兩個弟弟住在森屬柔河(Johol)馬祿園的一排公司屋裡。 
  馬祿園是一家英國人園址,裡面另外住有曾耀華做包工頭的叔公兩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謝氏,以及其他11個工人: 周明琛、李關成、王漢超、黃意昌、蕭文、林飛、林潤、吳充、吳業、謝才和亞宏。 
  母親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間,柔河街上開始出現日本兵,一隊約20人。 
  名字叫吳大的孤苦老人,當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殺人的情況。 
  在日治時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寧靜無事,曾耀華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間咖啡店避過災難 
  曾耀華的父親曾繁英也是膠工,母親童氏則在家裡照顧孩子。由於聽到局勢很亂,夫妻倆便商量著叫大女兒曾耀華,白天帶著一個5歲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暫時避一避。 
  只留下一個2歲的弟弟曾祥發,由父母親帶在身邊。曾耀華的母親,當時已懷孕在身,下個月就要臨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鄉人曾祥章打理。曾耀華叫他做哥哥,姐弟倆白天就住在店裡頭。 
  每天清晨6點出來,到了下午5點才進去。 
  頭尾一共出了三天。當第三天下午4點多,曾耀華帶著弟弟又要回到馬祿園父母親身邊的時候,在路口遇到一個單身漢工人,神色慌張地跑了出來。 
  大家是認識的,他勸曾耀華千萬不可以進去,並告訴她裡面日本兵殺了人。 
  13歲的曾耀華,自知自己和5歲的弟弟是逃過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親、大腹便便的母親,以及2歲的弟弟,卻是從此永別了。 
  13歲和5歲,都是天真爛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兒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歡的寵愛與幸福,即將面對的卻是另一個未知的陌生世界。 
  雖說往後三年裡,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內心的失落與孤寂,才是永遠無法補償的痛苦。 
  殺人像殺雞 
  曾耀華回憶說: 無父無母,寄人籬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馬祿園殺了人一個禮拜後,警方才准許曾耀華和曾祥章進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區內,先後殺死超過一百多人,圖是盧有明等前往觀看其中的一堆蒙難者之墓。 
  只見16具屍體,橫七豎八地丟進垃圾坑裡。屍體已呈現高度腐爛,再也無法辨認誰是誰。過後,曾祥章只好出錢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於當時沒有立碑,再加膠園也不知翻種了多少次,現在是沒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華對此深感自責,只恨當年年紀小,不懂做記號。不然每年清明節前往拜祭,也可以略盡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亂殺害曾耀華一家三屍四命,她心中的積恨不是那麼容易平復的。殺一個人,就像殺一隻雞一樣,一家人平白無辜被殺死,天理何在?她認為日本政府該賠償孤兒的損失才對。 
  日治時期,曾耀華吃盡苦頭,小小年紀就在落芭拿鋤頭種芭過日子。 
  和平後,她16歲,即嫁到瓜拉庇□來,一直住到現在。弟弟8歲回中國,如今已50歲,命也很苦,娶妻並無生養子女。 
  曾耀華老覺得,若有父母親在,當不會弄成這個地步。是誰害了他們? 
  (參見本節案例26) 
  12. 《丹絨怡保公墳》 
  在鄭春桂引導下,筆者與「調查有關史料」的孫建成、李玉璇、張達明及盧有明等親自登上丹絨怡保親查有關公墳。 
  孫建成、張達明、鄭春桂、 
  李玉璇合攝於墳前 
  日軍大屠殺公墳石碑冤魂名表 
  該公墳是於1961年建立,證明是森美蘭州庇□神安池華僑同人所立。 
  從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來,此公墳內只有20多個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謂無名氏未包括在內。 
  這些冤魂包括鄭春桂家人: 鄭錦雲、陳餚娘、鄭春金、姚金桃、鄭鍊娘,以及: 鄭應、陳金添、黃順、黃妹、楊氏、陳照、陳治、嬰孩等。 
  另一部分沒有後裔的張廣、謝耀、張勞、張坤、譚廣、陳松、黎文、梁松、黃富、呂標、胡廣、客家義、余廷及妻女。 
  鄭春桂告訴記者稱: 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節到此公墳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見其他人來祭拜。 
  由此推測,其他的冤魂的後裔可能多已離開人間,年輕一輩不甚了了,抑或遠走他方?無法進一步查究。 
  (參見本節案例34) 
  13. 1992年12月18日《南洋商報》,丘盛添: 《鄭勝通聲聲大控訴——當年被日本軍折磨得死去活來》 
  現年68歲的鄭勝通 
  鄭勝通,今年68歲,目前是馬來西亞海陸會館的一名老座辦。50年前,正是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當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50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諒那一群意圖置他於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鄭勝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時代期間,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來,可說是一個由地獄裡活著回來的人。 
  他當時完全沒有知覺,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神奇的事情出現了: 他慢慢地恢復了知覺,有了游絲的一呼吸,他望著西下的太陽…… 
  他感覺到自己並沒有死去,復活了,不過,他已是一個奇異的、沒有感覺的怪人…… 
  年邁的鄭勝通,於14歲時跟隨父母親由中國南來,初抵當時的馬來亞時,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種植香蕉,那時候香蕉芭場遍地皆是,他們一家是住在香蕉芭裡。 
  日本南侵攻入馬來亞時,是於1942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農村的香蕉芭,經常是日本兵出沒的地方。 
  記得1942年農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嚴必能結婚的日子,嚴氏請酒宴會,他並沒有參加宴會,結果留在家裡時,一群日本兵來到家裡,日本人說他們接濟抗日軍,所以將他與父親鄭錫逮捕。 
  鄭勝通是在回憶往事,記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說,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時他們居住的整條港(地區)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們叫上車去,載去不遠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鄭勝通說,他被關進兵房內20天,由於他當年還是一個10多歲的孩子,日本兵較少對他用刑,而那些20多歲、30多歲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圖逃走時被槍斃的也有。他有一個同伴叫馬利招,當時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機會而要逃走,結果被日本兵用機關鎗掃射而當場倒斃現場。 
  一天吃一餐 
  鄭勝通示範日本兵如此將他雙手反背綁住 
  鄭氏說,在被扣留期間,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飯吃,一餐飯只給一團飯,配上一點魚頭、蕃薯等,所以令他渾身都軟弱無力,行也不能行。 
  他說,被扣留了20天後,他與父親及另一名叫鍾昌的人士都被釋放了,鍾昌被拷打得嚴重受傷,釋放後屢醫無效,不久後即去世。 
  鄭勝通說,他記得第二次被日本兵逮捕時,是事隔幾個月,當晚約午夜12時,村子裡,他與另一人謝財被捕,當時約有200名日本兵到家裡來將他帶走,日本兵說他與謝財二人認識山頂上的抗日軍,並與抗日軍有聯絡,於是逮捕他們一同上山去找抗日軍。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8)   
  他們被帶上山頂去,在半山時,日本兵就遇到四名抗日軍,結果雙方交火,抗日軍受傷被捕。 
  當時是凌晨時分,日本兵把他們帶返知知港的警察局去。 
  鄭氏示範如此跪著,小腿上放一圓木棍,一人站一邊踏上去滾動,使他痛不欲生。圖中二人站立示範者為莊輝山(右)及傅金水扮演日本人。 
  否認一切 
  日本兵懷疑他是抗日軍的聯絡人或情報員,並且說他擁有手槍,他極力否認一切,並且與一名日本長官廣田〔頂嘴〕口角,他記得反問說: 「大人,我是個小孩子,如果是你,你會相信給我手槍嗎?」 
  日本兵問不出手槍來,便將我不斷地拳打腳踢,兩個日本兵用大籐棍輪流將我打,打得我痛不欲生,暈倒過去醒來後,又將我灌肥皂水喝,由上午折磨到下午約5時後,便將我關在牢裡過夜。 
  第二天清早6時,我又被帶去盤問,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雙小腿上置放了一根圓木棍,橫放著,兩個日本人各在一端站上去壓住轉動,其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吊起拇指 
  他被問不出任何結果後,就用電線將其手拇指綁住吊起來,雙腳離地,吊起來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後,便將其雙手反背綁住吊起在半空中,像個太空人似的。 
  鄭氏說,這項折磨最痛苦,實非語言可以形容,只記得,大量汗水自我體內排泄了出來;一會兒,便昏厥了過去,完全不省人事。 
  待甦醒過來後,望見太陽已西下,該是黃昏時候,再看看四周,日本兵不見了,而自己麻痺的身體上,駭然發現自己的雙手已不見了…… 
  再細看一下,原來自己的雙手卻在雙臂之下生長出來,由於沒有了感覺,不知怎麼的一回事,雙手卻會生長在這個腋下的地方。 
  今年68歲的鄭勝通,口述其畢生難忘的被日本兵拷打的一幕。 
  永不磨滅 
  鄭氏說,我的身體每一寸地方,由腳趾到頭上,都被日本兵折磨得痛不欲生,迄今,不但我的肉體還常常帶來隱隱作痛,更帶來我精神上的失常,在我心靈的深處,仍是傷痕纍纍,永不磨滅的印象…… 
  他說,他寶貴的少年時代,17歲的金色年華,日本兵,殘酷的日本兵,把他置之於死地後,想不到他卻會大難不死,重新地呼吸了起來,這的確是個神奇,冥冥中似乎有神助似的,他居然會重新活了起來。 
  他帶著殘傷的軀體回到了家裡,見到了母親,恍如隔世一般,他經過了調養,醫治;事隔迄今50年的時光中,他都是經常靠藥物維持著,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如常人一般。 
  死過的人 
  他說,他神經失常症迄今仍未消失,有時夜深人靜時,一聲巨大聲響,尤其是開關車門的響聲,他都會受驚而到處要躲藏起來,深怕被人再捕而去。所以,家人、親戚、朋友都瞭解他這個神經病,時時都對他噓寒問暖,不敢大聲對他說話。 
  鄭勝通說: 我這一身,也可說是我這一生,是由死亡邊緣地方撿回來的,雖然體內常感到痛,精神上也時而失常,但是生命總算是我的,我能夠呼吸,算是一個重新獲回生命的人,我非常珍惜它,也不怕它怎樣,因為我到底是一個死過的人啦! 
  對生命似乎已不怕死的鄭勝通,他自己也在研究中醫及針灸,主要都是在治療他自己,用他自己做試驗品,偶爾也有外人找他針灸一番,試試看! 
  鄭先生一談起日本人,就感到無限傷心事,不知從何說起?恨不得自己馬上變成一個「超人」,可以一下子把天下日本鬼子殺盡以解心頭恨。 
  (參見本節案例41) 
  14. 盧有明: 《一家七口遭蝗軍殺害李光綿要為至親申冤》 
  目前在芙蓉居住的李光綿(64歲),在瓜拉庇□向新聞界披露,於日本軍隊佔領馬來亞時期,他的父母親、哥哥、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都是先後被日本蝗軍抓去殺害,他本人則因為當時沒有在家,而僥倖逃出鬼門關。 
  李光綿是閱讀了報章的新聞後,特地前來瓜拉庇□,聯絡負責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債賠償的孫建成,並參與集體索償的行動,同時向新聞界講述他家人在當年的不幸遭遇。 
  李氏指出,在日治時期他只有13歲,他們一家人是在森美蘭州寧宜附近的羅木支那(屬馬六甲州)地區,其父親李克松是在羅木支那鎮上開設合春雜貨店,住宅則在該鎮的郊區。 
  他說,其父親是一位急公好義、樂於助人的商人,當時為了擔保一位被警方逮捕的朋友,而導致於1942年3月3日,也就是農曆正月十八日,發生全家七人先後被日軍抓去屠殺的慘劇。 
  擔保他人惹禍 
  李光綿的父母等一家七口全被蝗軍殺害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該鎮上的一位菜販莫壽,有一天從馬六甲辦了一批貨物回到羅木支那時,由於某種原因而被警方扣留了,其父親得知這件事後,自告奮勇前往警局擔保莫氏出來。 
  過了一個星期左右,當一批日本兵列隊進入羅木支那時,很可能是當地的警方人員對該擔保事件存有某種異議而心裡不服,於是向日軍告了他父親一狀。結果造成整隊蝗軍開到該鎮郊區,單獨包圍他們的住家。當時在家裡的母親黃蕉、10歲的三弟光慶、8歲的四弟光輝、6歲的妹妹秀梅以及年僅兩個月大的小弟弟全部都被蝗軍抓去。 
  在那個時候,其父親、哥哥光發和他本人都不在家,過後他的哥哥光發獲知家人被日本兵拘捕的消息馬上趕去看個究竟,誰知這一來竟是自投羅網,也一起被蝗軍逮捕。 
  是日下午,他的父親與朋友亞美及一位咖啡店東主叫「蒙各」者駕車一起從馬六甲回來時,也同時被日本蝗軍拘捕。 
  事後他一家七口,以及亞美與「蒙各」總共九人,被押到離開羅木支那大約五英里以外的寧宜彭加蘭榴蓮地區李俊呈園丘內,動手進行集體屠殺。 
  在這場浩劫中,只有名叫「蒙各」的海南人被蝗軍刺中兩刀後大命不死,而逃出生天,但是過了兩年之後,「蒙各」也與世長辭了。 
  這項血腥慘案發生後,他一家七位親人的屍體在親友的協助下就地挖了七個洞穴草草加以埋葬,直到1948年,才把有關親人的遺骸移葬在寧宜華人義山之原。 
  森林裡躲七月 
  至於在慘劇發生之時,李光綿本身為何會僥倖逃過被捕及被殺的厄運,成為一家之中的惟一的生還者,李氏解釋說,在當年小時候,他每天放學回來都喜歡到園丘裡的工人宿舍,與印度人的孩子遊玩,慘案發生當天也是一樣。 
  在慘案發生的那一天,當他從園丘回到店中時,其姐夫告訴他,他的全家人都被日本兵抓去了,於是急忙把店門關好,與其姐夫一同走去園丘內印度朋友的宿舍躲避,以防萬一。 
  過了不久,他們兩人又逃到馬六甲野新地區的森林裡躲藏了七個月的時間,當時由其姐夫每天設法出去尋找食物,以解決溫飽問題。在那段日子裡,由於飲食量不足,加上森林裡蚊蟲多,簡直是度日如年,最後終於因為體力不支而病倒了,所以只好從森林出來,回到寧宜船頭居住謀生。 
  他的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因為上述事件而告破碎,在家破人亡的困境中,只有靠著姐夫的其他親戚的協助,在沒有至親的人在身邊的日子,度過一段孤獨的、像流浪似的寄人籬下之生活,直到他長大成年。 
  想起過去那一段終生難忘的辛酸悲慘的生活經歷,他就對日本蝗軍殘忍的血腥暴行感到非常痛恨。他強調,日本政府必須對當年蝗軍這項濫殺無辜的罪行負起全責,他這次為不幸被害的七名至親申冤,並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蒙難者後裔應有的賠償;同時也希望其他受害者家屬也能挺身而出,揭發更多日本蝗軍在當年干下一連串濫殺良民的血腥罪行,並且也應該支持蒙難者家屬集體向日本政府追討合理賠償的行動。 
  (參見本節案例45)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9)   
  15. 《蝗軍肆虐濫殺無辜鍾記生索血債賠償》 
  (29日訊)鍾記生,現年59歲,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園門牌838號,他在瓜拉庇□向新聞界投訴,指日本蝗軍在當年殺害他母親和兄姐三人,並要求日本政府賠償這筆痛失親人的血債。 
  他指出,在日治時期,他年約8歲,因為父親在早年病逝,便與母親楊容、哥哥鍾鏡生和姐姐鍾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蘭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經營小雜貨店為生。 
  日本佔領馬來半島之後,在蝗軍鐵蹄統治之下,到處發生濫殺良民的事件,消息傳來之後,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過後他們一家也跟隨其他居民搬到離甘榜峇都不遠的雙溪拉央「金河山園丘」去避難。 
  當時可能是大家都認為該園丘是一個安全避難所,因此從附近地區逃難到那兒的居民約有20多家,共有100餘人。避難者除了住在該園丘的工人宿舍之外,餘者是住在臨時建搭的長屋內。 
  他說,1942年3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過地方上的領袖,通知在金河山園丘避難的「難民」不要再躲在該處,必須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這是蝗軍的命令,居民們都不敢違抗,因此各家各戶便相繼搬回原地去。由於鍾記生的小雜貨店在他們逃難後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燒了,因此造成無家可歸,於是母親便決定先搬到朋友羅榮英位於雙溪拉央的家暫住。 
  當天下午一時左右,鍾氏與哥哥一起出來,母親和姐姐則因為要等羅榮英的父母一起才出來,所以暫時還留在避難所內。後來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園丘搬東西,當其兄到該園丘不久後,便有一隊三四十人的日軍騎著腳車,也進入金河山園丘。 
  闖金河山園丘殺死四十餘人 
  那天出來後,鍾氏便與羅榮英在其住家後面采人心果,羅氏爬上樹,他則在地上等候。當羅榮英爬上樹一會兒,便看見那隊日本兵踏腳車經過,因為害怕便從樹上下來,當時一粒人心果都沒採到,兩人便一齊進入屋內等候家長從避難所出來。 
  鍾記生的母親與兄姐是被日本蝗軍殺害的 
  可是當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見其他人士從金河山園丘出來,包括鍾氏的母親和兄姐,以及羅榮英的父母親等人,也沒有任何消息,較早前從避難所出來者約有數十人,羅榮英的兩位堂兄也在內。 
  到了第二天,他們才聽到一個壞消息,蝗軍進入金河山園丘後,便在那兒大開殺戒,將當時所有仍留在那兒的男女老幼40餘人全部加以殺害,並把屍體丟進園丘內一口大水井裡。 
  日本蝗軍殺人之後,有人曾經進去園丘內,所以知道被殺者的屍體是被丟進大水井中,不過卻不知道是誰這樣做的。 
  鍾記生的母親和兄姐遇害後,便由過去的鄰居張鴻叔收留他幾年,後來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鍾福榮接他過去,同時也學習裁縫,重新過著新的生活。 
  鍾氏表示,當年日本蝗軍到處干下濫殺無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須負起責任,給予受害者後裔合理的血債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國報》: 《蝗軍殺八口母迫嫁三次——許三妹為母申冤索賠》 
  黃妹是一位苦命的婦女,日治時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軍所展開的一場大屠殺慘案中遭刺殺,當時她命不該絕,受傷後逃出生天。 
  許三妹說:我的母親是苦命的女人。 
  過後她害怕會被召去當慰安婦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軍捉去灌肥皂水,終於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遺腹女。 
  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養大數名子女,誰知惟一的兒子在8歲那年,在看戲時被化妝恐怖的劇中人嚇死…… 
  黃妹的女兒許三妹,現年42歲,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務縣新邦留連平民屋內門牌19號,是一名膠工,她於昨天在瓜拉庇□在新聞界投訴其母親的不幸遭遇,並代表她的母親申冤,同時要求日本政府針對她母親的親人被蝗軍先後殺害而給予合理的賠償。 
  許三妹指出,她母親黃妹與首任丈夫趙氏是在中國鄉下成婚的,過後夫婦倆便隨親人來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莊定居,以耕種為生。 
  她說,日本統治馬來亞時期,她的母親(當時38歲)與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齡由2歲至10歲之間的四男孩及二女兒,聽從村長的吩咐,舉家前往當地的學校草場集合,以等待領取日本人分派的糧食。 
  集體屠殺 
  當所有村民都到來集中後,日本蝗軍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員分別列隊,然後分批由七八名日軍押去附近的房屋內,男人都被綁住手,婦女及兒童則免綁。一聲號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殺,在場的婦孺都被嚇得號淘大哭,最後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體刺殺,死裡逃生者僅有極少數。 
  她又說,她母親黃妹當時頭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數刀,右眼也中刀而導致後來失明。黃妹受傷後便昏倒在其他屍體之中,由於沒有斷氣,而被當時睡在屍體堆中裝死的姑母救出來,她丈夫與兒女則全部因傷重身亡。當天傍晚,日本蝗軍又重臨該村放火燒屋。 
  黃妹因為受傷,其侄兒便帶她到森林裡,由抗日軍負責以草藥醫治,直到傷勢治好後才從森林出來。由於在日治時期,聽人說女人如果沒有結婚便會被徵召去當慰安婦(軍妓),她因為害怕便與第二任丈夫蕭氏結婚。 
  痛苦一生 
  黃氏由於過去受了傷,經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難。許三妹的父親許耀當時體恤黃妹的處境,便與她結婚,以負起照顧她的責任。婚後,他們一家是住在葫蘆頂鐵船,種植香蕉為生。 
  許三妹指出,她母親第三次結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兒在8歲那年,在看戲時因為受不住演員化妝成劇中人的恐怖面貌,結果活生生地被嚇死了。 
  許女士表示,她的母親真的是一個苦命的女人,已經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親生前經常提起她過去的悲慘辛酸往事,同時也吩咐她們,如果日後有機會,一定要代表她伸冤,並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債賠償,還給被殺害的親人一個公道。 
  (參見本節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賠償——一家五口遭蝗軍燒死》 
  李信 
  (馬口2日訊)日本蝗軍在1942年3月3日,扎軍在森州林茂時,把李信女士當時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燒死,慘無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齒,痛恨日本蝗軍所犯的巨禍,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賠償。 
  她今早是在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侵佔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陪同下,前來向記者講述遭遇。 
  她說,當年其父母李照,56歲,鄧恆,48歲,兩名弟弟李亞苟,13歲,李亞烏,9歲及妹妹李妹仔,4歲,全被日本蝗軍關在一間菜園屋,用火把他們活活燒死,這個慘劇,令她畢生難忘。 
  她指出,當時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園,父母是菜農,由於她當年16歲,已經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運逃過劫難。 
  在她的記憶中,週遭菜農只有七八家人,當天早上,大批日本蝗軍來搜查,把鄰近居住的人士,全關在屋子裡面,然後放火焚燒,後來,她在姑姑丈夫鄭慈心的通知下,獲悉這宗慘劇。 
  她說,日本投降後,她曾回到菜園屋,見一片園地,已變成荒草叢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沒有人去收屍,再過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熱心僑領,把骨骸埋葬在一個地方,因工作關係,一直沒有打聽日後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的李信,68歲,聲稱日本政府不應視若無睹,對當年馬來半島受殺害的無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賠償。 
  另一方面,孫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尋求登記的蒙難後裔家屬,達300餘人,惟委員會尚接受外地的登記者,再延長兩個月時間,而森州內則不接受登記。 
  他說,日本方面對半島的受害者,已公開道歉,說明了日本政府更應該解決受害者及蒙難家屬要求的賠償,惟有這樣,才能挽回世人對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關登記者的資料後,將提呈到日本民間和平律師團研究,設法為蒙難家屬,死亡鐵路建築者追討這筆血債。 
  (參見本節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報》,鄭順智: 《日軍屠殺冷宜八號公司員工慘案——張友悲憤填膺話當年》 
  張友,現年58歲,現在居住在亞依昆寧。 
  1942年,農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記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裝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卻在手無寸鐵之下,被日軍全部刺殺身亡。 
  那時,他才12歲,與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園八號公司,整個公司共有60餘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無一生還。 
  張友是見報後於前日到來庇□,出席一項日治時期「未亡人」會議。 
  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訴說: 八號公司的慘況,令人髮指。 
  雖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對於日軍殘殺無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當時,冷宜南洛園包工頭申達洲,兼管八號及二號公司,慘案發生時,所幸他不在八號公司。事實上,日軍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槍佩刀,踏著腳車早一天下午抵達八號公司。 
  來者不善 
  日軍到來,真是所謂來者不善,他們來到公司,飭令整個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來排隊,首先檢查每個人之身體,是否有紋身,他們之意是: 「紋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斷魂之難。 
  結果,一名身材魁偉之年輕人被點中,由數名日軍押走,以後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點去十名壯健年輕人後,所剩下的是年紀較大,婦女及兒童,日軍點算遺下之人後,用筆寫著: 明天再來,不可少一人,否則全部斬殺…… 
  真傻,當時竟沒有一人敢離開,所以會造成集體被斬殺。 
  張友說: 第二天早晨7時許,該隊日軍果然重來,這一回除了荷槍佩刀之外,也帶來一些泥鏟等工具。 
  日軍來到,又令全部的人出來排隊,大家心知肚明,這一回必定有難。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頭來談,但日軍不允許。 
  接著,日軍又從中挑選十人,押到離公司約六蘭帶之山溝邊膠房與小樓,將十人趕入樓屋去。這裡的日本兵又將餘下之30多人分為兩組,8名小孩(包括張友)及8名婦女被關在一間房內,其餘的20名男人被關在另一房內,每個人都被反手綁住,令你插翅難飛。 
  出來砰砰槍聲 
  這時那小樓發出砰砰砰之槍聲,一陣陣淒慘之叫聲傳來,嚇得大家魂不附體,簡直不敢相信日軍那麼殘忍,殺人不見血。 
  「接著,日軍又走到我們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該小樓,這時沒有槍聲,但聞痛苦淒慘叫聲…… 
  輪到我們了,這一回休想活命,我與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膠房邊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溝,我親眼看到,日軍毫無人道,將人一個用槍尾刀向身上亂刺,一人用鋤柄或吹火鐵筒往那人頭部猛擊,不死都不可以。」 
  張友說:一刀中左臂,穿過後面。 
  胞弟慘死 
  「我與弟弟見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蠍心腸的日軍並不因為我們年紀小而放過,我與弟弟都被刺,一起滾下坡至溝邊,弟弟還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臉撲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聽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這時,我已身中多刀,背後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過去,我慘叫,悲哭,昏倒過去,之後,我裝死,日本人以為我已斷命,他們離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張友說, 「總共四個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啟後門企圖逃走,日軍開槍,倒下去,但沒有死。 
  房內有一人中刀,他叫亞興,也沒有死。朱帶、工頭的太太都中刀沒有死,梁標從後門逃走未死。 
  但是梁標以後跟我住一個時期,刀傷始終未治好,半年後,聽說在金馬士死了。」 
  求救無門 
  「二號公司沒有事」,張友說, 「我與另一人,記憶中是梁標,負傷連夜離開八號公司,穿過樹膠林,約二英里,來到二號公司,二號公司的人沒有同情心,且認為我們是禍根,殺不死,如果給日本兵知道了,二號公司一定有難,更可能面對同樣之命運。 
  他們不敢收留我,天啊!何處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離開二號公司,茫無目的,又驚,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樂。 
  也許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膠園一個山洞,那山洞很隱密,死裡逃生者,勇氣比平常強,也顧不了許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臥,大概是兩天兩夜,不相信自己還會活命。 
  張友說:背後中四刀不死。 
  住在亞依昆寧的叔叔聽到八號公司集體被屠殺之消息,帶著另外兩人到八號公司,只見遍地不甘瞑目的屍體,卻不見到我,找到二號公司,有人告訴叔叔說我沒死,已離開二號公司,他到處找,終於找到大石洞,才發現我負傷睡在石洞內,將我救到亞依昆寧去醫治。」 
  現身證明 
  張友在接受記者訪談及在「未亡人」會上激動地掀起他的上衣,讓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個刀傷疤痕,同時指著左手彎一刀穿過之手臂,以證明所作之談話非虛。 
  對於日本民間學者考察團到來考察一事,張友認為,如果日本需要作證,就應該更翔實,不要只限於巴力丁宜,因為其他地區受難者也不少,同樣是悽慼,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一樣痛苦,就好像冷宜八號公司,罹難者就有60多人,還有冷宜賴家等之不幸者。 
  (參見本節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國報》: 《日軍殺全家——三老人控訴暴行》 
  (芙蓉27日訊)又有三名日治時期蒙難者後裔,今日控訴日軍的暴行,他們的至親家人殺死,而蝗軍殘殺他們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們畢生難忘。 
  陳福娣(左起)劉九妹與邱鴻在孫建成的陪同下控訴日軍的暴行 
  這三名蒙難者家屬是(1) 陳福娣女士(68歲),她一家5口被殺;(2) 劉九妹女士(75歲),她死了6名親人;(3) 邱鴻(63歲),他的父親被召去泰國建死亡鐵路後,便一去不返。 
  他們今日在孫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講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陳福娣和劉九妹女士,在憶起當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殺慘案,他們親眼見到日軍慘無人道的屠殺他們的家人,還有當地婦女和小孩的經過時,都激動得紅了雙眼。 
  他們透露,他們當年大難不死,躲避蝗軍的搜查後,在住家附近親睹了余朗朗大屠殺的慘案,此刻憶起,仍然毛骨悚然與一腔的悲憤。陳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磷,他的父母、兩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時期,被蝗軍打死。 
  他追述說,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時許,日軍在該村搜查後,把所有無辜的村民、婦女和小孩,搜捕後集合在當地的一間學校,過後展開慘無人性的大屠殺。 
  她因為躲在屋後的黃梨園沒有被查獲,因此逃過劫數。 
  同住在古打磷的劉九妹當時則躲在屋後部的木薯園,也因此逃出了日軍的屠殺。 
  他們悲憤地說,當時大屠殺就在她們的住家附近進行,他們躲在不遠處,親眼看見蝗軍慘殺無辜的罪行,過後,蝗軍還一把火把學校燒了。 
  另一名蒙難者家屬邱鴻。來自鳳山莊,他披露,他的父親在1943年被日軍捉去泰國建死亡鐵路,過後便音訊杳然。他當年只12歲,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國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參見本節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報》: 《趙坤為先父申冤》 
  (馬口22日訊)居住在吉打雙溪鉛羅冷打曼的趙坤,為其已故父親趙成波伸冤,指出其父當年日治時代,在庇□港尾村居住時,被日本蝗軍所殺害,並通過大馬半島日治時代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登記,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1)   
  趙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邊聞人趙海局紳及該籌委會主席孫建成陪同下,前來馬口本報辦事處,向記者講述有關事件。 
  現年78歲的趙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獲趙海局紳聯絡後,專程趕到馬口,以便為其父當年被日本蝗軍殺害伸冤。 
  據他說,在他年約20餘歲時,當時並沒有與父親同住在庇□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後,回到庇□找尋父親的下落,後來在趙海局紳轉告,獲知其父已被殺害了。 
  父親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憶說,1942年3月間,其父已經在幾天前搬出港尾村,轉到甘榜去替馬來人割膠,由於忘記攜帶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舊屋找尋,豈料當日就是蝗軍到來進行大屠殺時,結果一去不回頭了。 
  他說,當時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裡,一直沒有追問,是因為自己勞碌奔波,至度過50歲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業。 
  他說,一個星期前,唐兄趙海局紳電話撥來,知道森州庇□孫建成,已成立一個蒙難家屬委員會,囑他前來為其已故父親登記。 
  另一方面,孫建成表示,為了進行登記蒙難者後裔家屬的資料,籌委會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記的親歷者或家屬,在本月內,盡快前來登記成為索償委員會的成員。 
  他說,目前由他協助登記的名單,有超過200餘人,包括死亡鐵路徵召者在內,日期結束後,籌委會不再尋求處理登記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資料,將會提呈給較早到訪森州的日本民間共15人的律師團,由他們在法庭申請審案,爭取擁有登記者的索償工作。 
  他說,經過三次受日本民間和平團,安排到日本銘骨心會的集會,已經與世界各國蒙難委員會,取得密切聯繫,爭取日本政府索償工作,乃在積極進行中。 
  (參見本節案例75) 
  21. 《日本蝗軍暴行,造成數不清家破人亡——馬口顏世錦訴說當年日軍在雙溪鐳進行大屠殺往事》 
  (庇□26日訊)當年日本蝗軍在森美蘭州境內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血腥暴行,造成數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處處。 
  受上述浩劫影響的其中一個家庭的成員顏世錦(61歲),目前是居住在馬口,他於昨天前來瓜拉庇□向新聞界訴說40多年前,日本蝗軍在馬口雙溪鐳進行大屠殺的一段悲慘往事。 
  他說,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陳振就都是被蝗軍所屠殺,甚至不知屍首在何處。其母親則因為痛失兒子和堂弟,結果也自殺而去,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他的父親顏樟,在日本佔領我國後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國興建死亡鐵路,自從應召而去,音訊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顏氏指出,他這條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為前來瓜拉庇□醫病,才有機會逃過浩劫。其母親在事發當天因為帶妹妹到庇□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軍的刀下。 
  他追憶說,慘案發生當天是1942年農曆七月十九日,其母親由庇□經馬口擬回去雙溪鐳。當她到了馬口,見到從雙溪鐳逃出來的人士,並聽說雙溪鐳鎮裡人已被日本人殺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軍放火燒成灰燼。 
  他母親知悉有關不幸的消息後非常傷心悲痛,當日回來瓜拉庇□後便偷偷服毒企圖自殺,後來雖被人發現,但因中毒已深,經過兩日夜的與死神掙扎後,結果卻不治逝世。 
  他又說,當時他患上相當嚴重的瘤疾,在醫院中留醫,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軍屠殺,母親事後又服毒自殺的悲劇。如今想起日本蝗軍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終生難忘。 
  顏世錦又指出,他們一家人本來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日本軍南侵後,他的父親被日軍召去泰國任死亡鐵路的興建工作而一去不回來。第二年,在朋友介紹之下,他們一家人遷往雙溪鐳,租了一間亞答店屋,由他們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經營雜貨生意和土產煙,一家生活相當不錯。 
  他說,他們在雙溪鐳居住了幾個月,不幸的大屠殺慘案便發生了。如果當時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來醫病,相信他們一家便沒有一人生還了。 
  顏氏最後補充說,據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當天上午乘火車到達雙溪鐳後,便將市鎮包圍,命令所有居民出來集合,並分別加以捆綁,接著不分青紅皂白便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過後還放火將店屋焚燒,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犧牲者共有數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參見本節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槍林彈雨中逃出生天,蘇天送親睹蝗軍暴行》 
  蘇天送當年在蝗軍的槍林彈雨中逃生 
  (庇□27日訊)目前居住在馬口甘榜支那門牌一六八號的蘇天送(77歲),昨日在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向新聞界追述當年在他在馬口雙溪鐳,親身經歷的一段日本蝗軍屠殺民眾時,他在槍林彈雨中死裡逃生的經歷。 
  他說,日本侵佔馬來半島之後的1942年間,他是身強力壯的25歲青年,當時他是馬口商人鄭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須出門工作,踏著腳車前往雙溪鐳及附近一帶地區,向有關居民收購煙葉、木薯等土產。 
  當年7月31日(農曆七月十九日)他與僱主鄭氏像往常一樣,大清早便踏腳車到雙溪鐳小鎮,大約是在上午10時,大批的日本軍隊突然間開到當地,接著便把該小鎮包圍起來。過後日軍又下命令,促鎮上所有居民必須出來集合,然後把各人的雙手加以捆綁,全部推到一處空地上…… 
  (參見本節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報》,徐明生: 《死裡逃生記——劉修良憶述日治時期的苦難》 
  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劉修良似無限神傷。 
  日軍自1941年12月8日從泰國的百大年攻入馬來半島後,便展開血腥的統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歷時三年八個月。 
  在上述暗無天日的日子裡中,慘無人道的侵略者對無辜良民的迫害,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毒刑、拷打、槍斃、刺殺、砍殺、姦殺、燒殺等。 
  儘管當年日軍的滔天罪行,在歷史長河中飄逝了約半個世紀,但是,當時的身歷其境者都會咬牙切齒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 
  現年80歲的劉修良就是其中一個見證者,他無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裡逃生記」。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劉老坐在他芙蓉海邊路芙蓉園住家的客廳中,以頗為風趣的口氣當開場白說,他年輕時不大相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然而,自逃過日治時期的「死關」後,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齡,而且還遠遠超出了十年,因此,現在對那句話信足了一百巴仙。 
  50歲的劉修良 
  他說,日軍侵佔森美蘭州時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內的日叻務縣、瓜拉庇□縣、林茂縣、芙蓉縣好些地方變成屠場,更有數以千計的華裔男女老幼變成冤魂。那時身為教師的他,也險些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從新加坡來的特務隊看上了我!」 
  劉老望著客廳裡的風扇,彷彿要藉它撥出當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說,當天早上9時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當年設在洛士街福建會館中華小學的辦公室問誰是劉修良?他答稱他就是,於是遂被帶上卡車。當時,他發現車上已有幾個人,他是最後被捕的一名。 
  他說,過了不久,一車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鄧伯路牢房,關在第三樓。在那裡,每間房關二至三人。他記得,當時他與李致祥局紳同處一室。 
  「形容日軍殘酷與狡猾,那是一點不錯的!」劉老說,一進房後,日軍將他們的錢包、手錶、自來水筆、鑰匙圈等都搜走,並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說,家人一睹那些東西,都以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2)   
  其實,他們都沒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難,他說,為了讓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馬來人警察幫忙,拿來鉛筆寫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後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顆忐忑不安的心。 
  劉老人雖老但記憶力強,他說,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與李伯瑜個別是中華小學副校長和馬裡街大華小學校長外,就是管紹南(加流街南發洋貨東主),田谷初(大街大裕興洋貨東主),何楚衡(大街萬山和藥店東主),黃和謀(沉香路建築商,當時中華小學董事長),李致祥(當時英殖民地州議員),王會堯(當時中華小學校長),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東主)。 
  他說,到了在瓜拉庇□路的鬼屋裡被日本特務隊拷問時,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與同伴都被人誣告說,當年的雙十節,他們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師爺宮裡開會,發表抗日的言論,肯定是同盟會的成員,所以被「請」了來。 
  「對於那『莫須有』的罪名,我們當然矢口否認,但換回來的卻是熱辣辣的幾巴掌和幾下日本火腿!」 
  他說,此後日軍改變方法,一個個問,不過,他卻有至死不認的決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沖涼時,身為校長的王會堯才偷偷對他說,日軍吃軟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於其已五次否認,故那閃亮亮的長軍刀,都在他的脖子後威脅,最後終於承認,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長也對我說,日軍統治期不會太長,承認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僥倖不死,那豈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嗎?」 
  他說: 「好漢不吃眼前虧,被長軍刀威脅了兩次後,我也乖乖承認。」 
  死亡線上遇救星 
  劉老指出,在審訊時,他很幸運遇上三位救星,那條冷過水的命才拾回來。第一位恩人是練成道場場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當年得森州教育局長(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譯員鄭官祥(華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說,10月10日那天,我們見到犯人在道場內接受訓練,其肯定不會到沉香路去參加同盟會成員的會議。 
  這是劉修良的部分剪報集 
  說到這裡,劉老也解釋說,所謂練成道場,那是日軍的一種訓練所,好像現在的師訓學院,教師是他們心目中的高級公務員,所以在遴選後都被派到該處接受日文課程與體育活動的訓練,以便效忠大日本國。 
  他說,就這樣,他逃過大難,被判無罪釋放。不過,其他的八人,他們的遭遇可真慘。被處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紹南,被打傷無藥可醫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會堯、王子家、黃和謀。戰後,黃和謀故去,王會堯於1948年回中國。目前僅存者計有他本身、李致祥和遠在中國的王會堯。 
  劉老回憶說,扣留95天後釋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於半個死人,因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莧菜參粥水當餐,一周內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醫藥的缺乏,他能活著回家已是好命!往後,他調養了一段長時間,身體才漸漸恢復健康。 
  他說,戰後他在鄧普勒路的培華小學當校長,直到1972年才退休。這20年來,日子過得很安定,閒來剪報收集成冊,也學學書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順的兒孫滿堂,他還有什麼不滿足呢? 
  (參見本節案例85) 
  24. 《丈夫前妻與子女遭蝗軍殺害——庇□老婦伸冤要求賠償》 
  (庇□7日訊)來自森州日叻務古打磷新村的一名老婦林玉蘭(74歲),前來瓜拉庇□會見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投訴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時期慘遭日本蝗軍殺害的事跡。 
  林玉蘭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時期她的丈夫吳桂發一家七口,包括當時的妻子李雲娣與三男二女(年齡由2歲至12歲之間),是居住在古打磷奎嶺四十二吉(畝)園丘,以養豬及種植香蕉為生。 
  當時林女士與家人則是居住在奎嶺內部,離開吳桂發的住家約有半英里,由於日本蝗軍沒有進入內部殺人,所以他們一家都平安無事。 
  她說,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時許,一隊日本蝗軍開進奎嶺,屠殺了住在當地的吳氏家族44人,以及陳兆勝和阿六順2人,一共46人犧牲在日軍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吳桂發的前妻與5名兒女。 
  案發當天,吳桂發已經騎腳車出門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倖免一死,是日傍晚吳氏放工回家時,看見其妻與五名兒女都遭蝗軍下毒手殺害,並棄屍在屋後,只是用草蓆蓋著,結果心裡非常害怕,連腳車也不要,拔足飛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點,暫時在僱主家住宿。 
  過了三四天之後,吳氏家族親人申請拾屍埋葬,吳桂發的妻子及五名兒女也與其他被殺的吳氏家族成員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殺事件發生後第二年,林玉蘭女士才與吳桂髮結婚,婚後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吳桂發已於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歲。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當時被殺害是無辜的,所以應該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92) 
  25. 《星洲日報》,鄭順智: 《又四人申訴蝗軍暴行,加入「蒙協」齊心索賠》 
  關鞠仔 
  四名來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聯袂到瓜拉庇□會晤「半島蒙協」籌委會主席孫建成,申訴他們的親人在日治時期不幸遭遇,並一同加入蒙協,加強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賠償。 
  (1) 關鞠仔——父親被截捕一去永不歸。 
  關氏現年62歲,現居住在雪邦新村243號。 
  他說,其父親關亞鞠,在日治時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緣芭,卻是到二十三緣芭種植及養豬,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當時他只有10歲,不過其母曾經將父親不幸的事告訴他。 
  「某日下午2時父親從二十三緣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軍所截,其實被截捕的村民相當多,據說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當『認人組』,不幸被點中,從此沒回來。 
  曾會輝 
  根據同組鄉民說,父親被點中是屬於『壞人』,已被載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軍殺害了。」 
  (2) 曾會輝——兄長往隆途中被捕,受極刑而死。 
  曾氏64歲,現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號,日治時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種植及養豬。 
  他說,其兄曾會留,當年(1942年)結婚才五個月,經常與朋友踏腳車到吉隆坡去辦貨。 
  「大約是1942年某日,他與另外兩名同伴從吉隆坡載貨回家,至士毛月地區被日本兵檢舉,懷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獄。 
  根據一名較幸運被釋放的閹豬佬說,我哥哥被蝗軍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後來轉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醫院。 
  當時,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產園丘經理,願意幫忙到吉隆坡去擔保兄長回來,只因交通問題,雖然日本人有私家車,卻缺乏汽油。等到買到汽油,父親曾良頂與老日本人趕到文良港醫院,查詢後,在記錄中發現其兄長已告不治身亡。 
  其實,在半山芭監牢時,父親去看兄長時,已發現兄長被打得不成人形,禿光頭,不能說話,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親回家派送紅雞蛋被捕,死於牢中。 
  李氏52歲,現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說: 「日治時期,父親李培基,當年才20多歲,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間雜貨店任職。 
  那天,因為我出生彌月(祖母告訴的),父親請假回家,派送彌月紅雞蛋等給親戚後,至傍晚回來,一名日本的憲兵(探員)到來,不容分辯,將父親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監牢。 
  祖母悲慼,托人前往擔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領,也見不到父親,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3)   
  他說: 「三四天後,再去探獄,這回見到父親了,可憐父親已被施極刑睡於地上,爬不起身。 
  數日後,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楊國柱被釋放出來,他告訴我祖母,家父可能數日後被釋放。 
  其實,這不過是推測而已,當祖母第四度探獄時,已見不到父親了,據內部人說,父親已經死了,祖母悲傷欲絕。」 
  吳亞邦 
  (4) 吳亞邦——五間店屋被日軍拆去建橋。 
  吳氏現年63歲,住在雙溪比力新村257號。 
  他說: 「日治時期與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親吳金義,是經營販賣豬只的商人,經常運豬只到新加坡售賣。」 
  父親克勤克儉,建了一排間店屋,其中商店三間,住宅兩間(均為木屋)。 
  英軍戰敗後,日軍開到雪邦,一家人聞風棄屋逃難到山芭區去。 
  附近有一道橋,在英軍撤退時被炸毀,以斷絕交通。 
  次日,日兵開入雪邦吉枳,見橋已毀,不能過河繼續前進,於是動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將木料充建橋。 
  日兵離去後,我父親出到店口,發現五屋已夷為平地,傢俱等財物蕩然無存,令我們無家可歸,傷心不已。」 
  他說,「我們的財產是蝗軍所毀,我要參加蒙協,以向日本政府索償。」 
  (參見本節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華日報》,林源海: 《瓜拉古樓華婦林亞娥敘述半世紀前慘痛經歷》 
  本報吉輦記者專訪——日軍南侵馬來西亞半島,在三年又八個月的鐵蹄佔領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愛的親人,可愛的家園毀滅在戰火中。 
  對於居住在瓜拉古樓港腳的一名已是祖母級的華婦林亞娥女士,那在戰爭中失去家園及親人的慘酷一幕,卻像一個恐怖的夢魘,深深的烙印在其腦海中,雖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遠舊事了。 
  林亞娥女士,現年59歲,居住在□叻瓜拉古樓惹蘭班台門牌363號,其夫婿葉闊咀,在瓜拉古樓河港口為人看顧養魚場。 
  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林亞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個內孫及6名外孫,可說是兒孫繞膝,享受人生天倫之樂。 
  日軍南侵時僅八歲 
  在日軍南侵的時刻,那已經是1941年的往事,當時林亞娥女士才8歲大,可說是剛懂人事,她是與其父母居住在檳城海墘邊的姓林橋祖屋。 
  林亞娥女士向記者說:「雖然已約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彈碎片擊傷的疤痕還是不會消失」。 
  日機彈片炸死母親 
  據林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時說: 雖然那已經是50多年前的舊事,但是當時的情景,對她來說卻是印象深刻,歷歷在目,使她畢生難忘。因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親被日本飛機所投下的炸彈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彈炸毀著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燒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彈碎片擊中,留下了一個深深的疤痕…… 
  她說: 她還記得事發當天的清晨,當時她的外祖母剛去世不到一個月,她將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後,拿到屋外去曬時,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飛機上投下來的炸彈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爛泥中,使得泥漿四濺,濺污了她的衣服及身體。 
  炸彈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憶說: 當時她年幼無知,不知該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是炸彈,還若無其事,幸好該炸彈掉在爛泥中並未爆炸,不然她當時必定粉身碎骨無疑。現在回想起來,她心猶有餘悸。 
  林女士說: 當她帶著滿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後,其母親見到她滿身都是泥漿,查問清楚緣由後,又見到日本飛機在上空盤旋,向地面投下炸彈,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廳中。 
  她接著說: 當時她還年幼,不知危險及恐懼。但是當她稍後與其弟妹從地上爬起來時,卻發現其母親腹部相信是被炸彈的碎片擊中流血,已經氣絕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傷流血。 
  其母親的名字是叫王金錠,死時才30歲。 
  她接著說: 在出事後,她及其弟妹即從外回來,由父親帶往檳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為當時姓林橋一帶已成為日本飛機轟炸的目標,情況相當的危險。 
  當時,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與她同住,當父親要將她及弟妹們帶走時,該年邁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將不走,堅持欲守著該祖屋。 
  林女士接著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說道: 當她及兩名弟妹被帶離祖家走了不遠,即見到其祖屋被炸彈擊中,著火焚燒,聽說其老太祖母也跟著其祖屋而殉難。 
  在父親的帶領下,她及其弟妹擠上一輛滿是人的羅厘,當羅厘行走時,一路上可以見到許多屍體,情況相當的混亂,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樣…… 
  (參見本節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報》文章: 《孫建成下月中飛日數蝗軍暴行慰安婦速呈資料索償》 
  (吉隆坡21日訊)日治時期蒙難受害者家屬的領導人孫建成將於下個月13日飛往日本東京出席戰後補償國際研討會,並籲請全國各地老鐵人,慰安婦及受害者家屬盡快聯絡他,以便將他們當年蒙難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間人權律師團,進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債的賠償。 
  孫建成說,這是第三次啟程赴日「請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時他並沒有受邀講話,然而第二次應日本反戰派和平團的邀請前往日本說話和投訴,讓日本人瞭解日治時期而造成許多無辜者罹難,並向日本當局索償。 
  他說,那些受害者家屬若要加入他發起的馬來亞半島日治時期蒙難家屬籌委會,必須寄來四張影印的身份證、四張個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難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聯絡電話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難的家屬採取觀望態度,要等到賠償著落時才提出申請,若是他們沒有參與這個組織,日後他們的申請將不會被處理。 
  他今日也安排兩名日治時期蒙難者家屬講述當年日本蝗軍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歲)追述,1943年日本蝗軍侵佔大馬,當時她與雙親同住新街場芭蕉園並開設一間咖啡店,她記得大批日軍以窩藏共產分子為藉口,逮捕極力否認與共產有關係的居民入獄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當年小時目睹日本蝗軍踐踏人命 
  她說父親周世文在牢房裡被慘無人道的日軍用水灌肚,把肚皮漲大後,再置板肚上踩擠水分從口嘔吐出來,這種酷刑重複多次,終於體力不支,昏死了過去。日軍還以為其父一命嗚呼,棄屍外頭,隨後甦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後被收押了一年有餘,不成人形。 
  她說,她的父親因為體內受到重創,無法工作,家庭重擔便落在母親的肩上,她的父親雖然活到70多歲辭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裡,受盡各種病痛的折騰,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軍暴行,使得我國千萬同胞受盡苦難,在情在理應討回一個公道。 
  …… 
  (參見本節案例140) 
  28. 《24菜農走上不歸路》 
  林柳枝 
  一名來自吉隆坡冼都新鎮門牌022059的林柳枝(71歲)向記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軍在萬撓雙溪珠火車站附近的菜園屋殺害了24名農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陳華及兒子陳亞財。 
  林柳枝是於前日到瓜拉庇□,聯絡蒙難家屬協會後,向記者談話。 
  他說,日治時期,他本身是住在萬撓雙溪珠,姑丈則住在義山路口的菜園屋區,以耕種為生,也兼養豬及家禽。 
  這菜園區總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為界,分為左右兩邊。 
  三車日軍到來 
  大約是1942年2月間某天,三車日本蝗軍共約十多名來到菜園屋,本來主要是要農民提供雞隻。 
  據說日本蝗軍在右邊一排農家範圍內的一處草叢中發現了一柄來福槍,農民並不知該槍的來歷,以後推想可能是英軍投降時遺留下來的,當時農民也不知蝗軍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這支槍的。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4)   
  蝗軍本來就是不講理的,當他們發現該槍之後,臉色都大變,懷疑農民與「抗日軍」有關。 
  林氏說,當時,蝗軍下令左右兩邊的農民(只召男性)集中起來,然後叫農民自行分隊,住在路左的站在左邊,住在路右的站在右邊一排,農民根本也不知道此舉的用意。 
  接著,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壯丁離隊回家,住在路右的農民(只有男性,婦女及小孩不在內)則不准離開,總共24名,這時他們心知有難了。 
  被羅厘載走 
  羅厘車來了,也由不得分辯,24人均被令登上羅厘車被載走。 
  這批農民莫名其妙地被載走,也不知載到什麼地方,結果是一去永不回頭。 
  林柳枝說,日本蝗軍此種殘酷手段,50多年來有冤無處訴,今天,日本必須對此案件負起責任,給予後裔合理的補償。 
  (參見本節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老鐵人謝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鐵人謝奕文 
  當年日本蝗軍侵略馬來西亞時期,所到之處不但經常濫殺手無寸鐵的良民,並且還強迫大批身強力壯的各族青年(其中以華裔青年佔多數)前往泰國建築泰緬鐵路,以利日本當局擴展他們的軍事行動,企圖實現更大的侵略野心美夢。 
  現今居住在森州馬口榕吉C公司的謝奕文(現年75歲),日前專程來到瓜拉庇□,會見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同時也向新聞界痛述他當年被迫充當死亡鐵路勞工,以及在當年所面對的不幸遭遇。 
  謝氏的父親謝行甫,當年也是繼他之後被日軍召去建築死亡鐵路,結果在泰緬邊境一病不起,客死他鄉。此外,他的叔父謝順發被日軍捉了之後便告一去不回頭,肯定是被日軍殺害了。 
  謝奕文指出,日本佔領我國時期的1943年10月間,他與父親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雙溪拉瑪公司以割膠為生。 
  他的叔父謝順發,當年約38歲,未婚,居住在亞沙漢,擔任雜工維持生計,有一天,其叔父與一班工友在亞沙漢市區工作時,突然與其他人一齊被日本兵捉去,聽說他們都是被載到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軍下毒手屠殺。 
  謝奕文本人則於某一天下午4時左右在園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來一隊日本兵強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軍車,然後被載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們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車前往泰國的「萬蓬」地方,接著轉火車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進,到了目的地後又再翻山越嶺,步行約一英里的路程,總算到達深山野嶺的建築鐵路工作地點。 
  在上述工作地區,除了他們25位華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勞工,總共約五六百人之眾。 
  當時他們一班人的工作任務是搬運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鐵軌,有關工作非常辛苦,不過有一點令人感到慶幸的是,管理他們華裔工人的日本兵頭比較善良,所以沒有隨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給的糧食也相當不錯。 
  至於其餘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則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他曾經看見許多表現比較懶散的印籍工人被日軍毆打,甚至進行嚴刑處罰,殘酷之處,任何人見了都會感到膽戰心驚。 
  謝氏又說,若按照當時日本兵的口頭許諾,當他們工作期滿三個月後,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領取二元(泰幣)的工資,可是當他們辛苦工作了三個月之後,蝗軍並不肯放人,卻把他們轉碼頭到「馬南加西」去幹相同性質的工作,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他們惟有遵命聽從,誰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環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對待也差勁,後來幸好得到管理前碼頭工地的日本軍官的說情,新管理層才放鬆管理尺度,他們才不至於受到更大的苦頭。 
  福星高照 
  過了一段時間,他與同伴韋亞明和梁亞德可說是福星高照,被遴選擔任專門伺候日本軍人膳食的事務,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後為止。 
  日本宣佈投降之後,一支聯軍開到當地,將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區」集中營,總數約有6000人,大家在那裡住了六個月之後,才由聯軍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後改乘火車回家鄉。 
  他表示,該次被日軍召去當建造死亡鐵路勞工,而有機會回鄉與親友重聚,可說是萬分幸運,因為不少人都得了瘧疾、瀉痢症、爛腳病等。軍方只有供應「金雞納霜」單味藥品,患病者只好聽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異鄉,白白犧牲寶貴的性命。 
  謝氏在當地工作前後大約兩年的時光,在他那一夥25人當中,只有兩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點去世,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謝奕文指出,當他在「他蒙區」集中營時遇見了故鄉同村的人,對方說其父親在他走後,也被日本軍送去泰國建築死亡鐵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單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點工作,因此彼此沒有機會見面。該同村朋友也向他報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親在工作期間由於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與世長辭,他聽後感到萬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謝氏在日本軍佔領馬來亞時期,先後失去了父親與叔父,這種人命的損失實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須給予合理的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149) 
  30. 鄧麗華: 《張國輝夫婦追述傷心往事「蝗軍嚴刑害死父親」》 
  張國輝(左)與王翠英要為先人討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訊)日治時期,發生許多家破人亡的慘劇: 張國輝(71歲)的父親張家佑就是在那個亂世期間被蝗軍殺害,讓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綿綿恨意。 
  為了向世人告發日軍的殘酷行徑及討回一個公道,張家佑的兒子張國輝和媳婦王翠英今日向本報控訴日軍的罪行。 
  王翠英(69歲)說,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雙溪古月的一家鐵船公司當電器管工,那個時候他們的家境可說是不錯的。然而好景不長,當日軍佔領了馬來西亞後,形勢的危急和混亂使得人心惶惶,結果張家佑被迫停工,帶領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於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 
  稍後,形勢略為平定時,張家佑重返鐵船公司上班。本以為霉運已過,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卻遭日軍帶走,幾天後一個下雨的清晨,該名同事隨同幾個日本人到張家佑的家裡,把他帶走,同時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實就是我們見面的最後一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們還在睡夢中,忽然有人敲門,我的家公就去開門,結果幾個日本軍進來後用槍指著他,那個時候他連睡衣都來不及換,只穿了一條短褲,我趕快拿了一條長褲給他換,然後他就被帶走了,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 
  起初王翠英並不知道為什麼家公會被帶走,後來才從被釋放的兩個同事口中知道原來日軍誣指他們是共產黨,並且還使用嚴刑要他們招認,結果被捉六人中只有兩人帶著滿身傷痕歸來,張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卻因忍受不了嚴刑而逝世。 
  「蝗軍逼供的方式令人髮指,除了灌水,還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錮,在又打又餓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離開人間,那時他才40多歲。」 
  自張家佑死後,家人就以耕地為生。兩年後,其家婆帶了女兒前往中國,留下張國輝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張國輝當上燒焊工人,然而他卻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時遭火灼傷腿部,由於當時醫藥不發達,結果導致他的腳微跛。 
  至今張家佑的屍體仍下落不明,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討回一個公道,以慰張家佑的亡魂。 
  (參見本節案例153) 
  31. 《日治時期父親槍下死吉拉央盧永根向日本討血債》 
  盧永根認為:日本當局應償還佔領馬來亞時期所留下的血債。 
  (吉拉央22日訊)「父親盧塔在日本蝗軍佔領馬來亞期間,無緣無故被日軍逮捕,並於次日遣往淡馬魯後慘遭蠻無人性的日軍槍殺。雖然至今已事隔數十載,惟還是不知家父身葬何處?」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盧永根對本報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據家母在世時引述,先父是於1942年農曆正月廿八日早上約10時左右,在住家遭一隊十餘人的日本蝗軍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馬魯後遭日軍槍殺。 
  蒙難者盧塔,原籍福建省大田縣人,遇害時僅43歲。當時,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涼郊外,離市區大約二英里。 
  「家父為人安分守己,以種植咖啡及水果為生,家境相當不錯。死後留下母親蘇煥、二位分別13歲和6歲的姐姐,一位僅7歲的哥哥,我3歲及一位當時懷胎三個月的弟弟。」 
  盧永根表示,雖然當時直涼數位領袖,即蘇獻杯、蔡彬、邱光和盧回等試圖出面營救,並於被捕次日前往淡馬魯欲與日本蝗軍長官交涉,無奈當彼等抵達時已經太遲了。 
  他申訴,日本政府不論何時,皆逃避不了佔領馬來亞時所犯下的大錯。這是因為當時蝗軍所幹的事無法無天,隨心所欲,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 
  盧氏亦認為,日本當局必須負起佔領馬來亞時期所留下的血債,在給予蒙難者家屬合理賠償的同時,也必須公開向蒙難者家屬或蒙難者陰魂道歉,以消除這場風暴所留下的仇恨。 
  (參見本節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報》,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盧禮憶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軍放火燒死,泣不成聲。 
  人生最慘痛者,莫過於眼巴巴地目睹至親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燒死。 
  22歲的盧禮,甫和小他兩歲的愛妻得到愛情的結晶,原可以建立一個幸福的家,萬料不到,他們一家大小,還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殘暴的日寇所殺。 
  現年73歲住在北幹那那的盧禮在回憶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時,不禁悲從中來,泣不成聲,好久好久才平靜下來。 
  他說,清晨,大約7時許,他是在前一晚聽了媽媽羅嬌和太太鍾碧華的話,於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裡。他躲避的地點距離村子大約四百公尺,雖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軍放火燒死。 
  這個沙河芭,距離北幹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圖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盧禮接受日本歷史教育學藝會訪問的還有另外兩名生還者,即現年63歲的阮但和當時年僅4歲的梁慶治。 
  日本學者一行27人來烏魯槽拜祭殉 
  難華人公墓時,天地同悲,下起雨來。 
  阮但當時也是和盧禮躲在芭內,並沒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數。他也和盧禮一樣目睹著家園在一場人為的無情火中燒為灰燼,大部分的村民在鐵騎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見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餘人遭日軍殺害,其中60餘殉難者共葬穴。 
  現年55歲的梁慶治,當時只有4歲,並沒有跟媽媽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幹那那,所以也逃過劫數。他的母親當時只有37歲,因為在沙河芭干內,所以也葬身火海。 
  盧禮說,沙河芭村內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時期村民逃難時種植糧食的芭場,由於當時沒有米糧,所以他們都在那裡種蕃薯和木薯充飢。每家的成員大約十人或七八人。當時據他所知,屋內只有婦女和小孩,因為大家都以為日本兵只對付男人,不會向婦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們和小孩們,包括他的媽媽、太太,一個四個月大的兒子盧亞狗,6歲的弟弟盧亞文和4歲的妹妹盧亞嬌在屋內。他們都關起了門,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來。 
  「不久,我看見十多間茅屋都著火起來,原來日本人已經放火燒屋,接著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聲。」在大火中他也聽到槍聲,一小時後,十多間屋子已被大火夷為平地。 
  辣手殘殺婦孺 
  他繼稱,不久,他遠處看到大約有20多名日本兵離去,至於他們共有多少人,則不清楚。 
  他說,等到早上10時左右,當日兵離開和沒有槍聲後,他才敢出來,這時屋子已燒成灰燼,所有的屍體已被燒成焦屍,一堆一堆地,幾乎已成灰,除了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內,一些婦女在日人放火燒屋時,雖然衝出屋外,往河邊逃,但無一能逃過日本兵的槍尖刺刀,都倒在河邊的血泊中。 
  他說,整個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還者只剩下五六人罷了。雖然,在烏魯槽的華僑殉難公墓,只刻著60多個名字。 
  他沉思了一會,再接著說,這宗沒齒難忘的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他才從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鍾耀和其弟鍾左的口中,獲悉另一件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慘劇。 
  原來,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黃昏,相信日兵是從布萊山蓄水池一帶的山路來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賀細妹 
  他說,這些日本人到後,便令全村大約50名男人為他們挖地穴,每個寬約一公尺,共挖了幾十個,俟洞穴挖好之後,日兵遂令這些男人把樹葉鋪在洞穴內,然後,令他們一一伏在洞穴內,背部向上,然後便用槍尖刺刀往他們的身上刺。 
  他說,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是躺在洞內,只感到頸項後一陣劇痛,便拔足飛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時,並沒有開槍,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釋說,日兵當時沒有開槍射殺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槍聲驚動了躲在屋內的婦女和小孩。 
  盧禮說,他當時是22歲,太太比他小2歲,其母親則是45歲。 
  他接著說,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難不死,過了四年,便雙雙返回廣西省的家鄉容縣,之後,便沒有了音訊。如果他們今天還健在的話,也都是百歲人了。 
  來自日本的日本歷史教育者學藝會一團27人是在團長柳功的率領下,按址前往距離新山27英里的北幹那那親自聽取在日軍鐵騎下受害者的現身說法。 
  他們一行人也在慰問盧禮過後,冒雨到烏魯槽的華人義山殉難僑胞公墓拜祭遭日軍殘殺的殉難者。 
  在歸途中,記者遇到一名受難者的家屬賀細妹女士,她對日軍的冷血行為,使她在3歲時便失去父愛,畢生難忘。 
  (參見本節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報》李浩財文章: 《日軍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訊)一個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親、妻子、襁褓中的幼兒、弟弟和妹妹當年被日本侵略軍活埋的往事,在20多個日本訪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低頭飲泣。 
  盧禮(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島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訪談。左一是北幹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後餘生者。 
  50年前,盧禮(73歲)和父母、妻子及弟弟,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離北幹那那約四英里),在那裡墾荒種糧,並在那裡和妻子生養了一個四個月大的男嬰,但是沒有料到,日本侵略軍竟連沙河芭那樣偏遠荒僻的地方,也沒有放過,而於1943年農曆十月二十日摸了進來。 
  當時22歲的盧禮,獲得妻子和母親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囑他暫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點,我在山芭看見十多間房屋被大火焚燒,我聽到女人和小孩的驚叫聲。」 
  盧禮說,房舍大門被關上,女人和小孩沒路逃,鑽入床底,房舍被縱火時,往外逃的婦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槍口上的刺刀刺死,棄屍在河邊。 
  他說,他也聽到槍聲,過了兩個小時(早上10點左右),一切復歸沉寂,他和匿身於矮青芭的父親才敢走出來,與兩三個也是躲藏在山芭裡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蹤)拿來鋤頭,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臥房床底焦屍成堆 
  盧禮說,許多燒死者的焦屍是在臥房床底下發現,相信婦女和小孩被關在房舍裡時,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燒死了,燒得面目全非,認不出,我們掩埋了整十堆焦屍,大約有七八十人罷。」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6)   
  三天後,盧禮的岳父鍾耀和鍾耀之弟鍾左與他見了面,彼此對至親的被殺害,難掩心中悲痛。 
  鍾耀、鍾左告訴他,20日那天傍晚時分,日本兵命令壯丁挖掘壕溝,在地下置放樹葉,當時他們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壯丁躺下約三尺寬的壕溝時,鍾耀和鍾左迅速爬起來,被日本兵追砍,鍾耀的頸項被砍了一刀,但逃脫。 
  據盧禮說,日本兵沒開槍,可能是為了不要驚動屋子裡的婦孺,以防她們逃掉。這些婦孺,絕大多數早第二天早上被燒死在屋子裡,「男人在壕溝內被刺殺後,屋子裡的婦孺卻不知道。」 
  他說,當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種植的糧食,主要是木薯和蕃薯。 
  詢及他藏身處與燒殺地點距離多遠?盧禮說約有甘蘭帶(1300餘尺)。他猜想日軍是經水塘路,從芭屋進入的。 
  遺骸殘缺不全 
  他透露,鍾耀和鍾左已於1946年回中國去了,如果現在還活著,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歲了,「他們的故鄉在廣西容縣。」 
  盧禮估計,日本侵略軍當年在整個沙河芭,燒死殺死200人左右,雖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難僑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僅有60多個。 
  他說,1946年收拾骨骸時,許多遺骸殘缺不全,「燒殺當天,許多焦屍都已經無法辨認了,有的幾個擁成一團。」 
  盧禮告訴日本訪客,他母親名羅嬌(被害時45歲)、妻子鍾碧華(死時20歲,碑上有鍾碧華之名)、弟弟盧亞文(6歲)、妹妹盧亞嬌(4歲)、幼兒盧亞苟(僅四個月大)。 
  「我妻子和母親被拉出屋外……」說到這裡,他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低頭飲泣。盧禮說,他母親、妻子、弟妹和幼兒是被活埋的。 
  隨日本中學教師高島伸欣蒞訪的20多個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師,也有大學生,包括高島的學生請末愛砂),在時間逼促中向盧禮告辭,即乘巴士折返烏魯槽二十一碑中華義山,祭拜「被殉難僑胞公墓之神位」。 
  剛抵達義山,天即下起雨來,時為傍晚六時半,天色灰蒙,陰雨中的義山益顯荒涼。日本訪客一行人撐傘步向土地祠後200多公尺外的公墓,點燃香燭。 
  盧禮沒有隨行,或許他不應再承受追憶往事的悲痛,否則,天會灑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當年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一級戰犯,今日,他們的神位安置在肅穆莊嚴、風雨不侵的靖國神社中,他們被許多日本人拜祭,視為英雄。祭拜者包括當年擔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難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貴的鐫上60多個名字的墓碑外,或許應有個較入眼的紀念碑? 
  (參見本節案例173) 
  34. 《文德裡徐旌水揭蝗軍獸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涼5日訊)彭亨文德裡訊村民徐旌水今日向報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軍佔領馬來亞時,遭蝗軍慘無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後連屍體都不知被埋在哪裡。時至今日,雖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靈前上香時,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場,悲從中來! 
  蒙難者徐德,原籍廣西,他是於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遊藝場遊樂時,被蝗軍僱用的人員帶往見日本蝗軍長官,過後就活生生的被蝗軍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當時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當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園後面,遇害時年高56歲。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軍灌水死亡時指出,蝗軍未佔領馬來亞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韓英)及其兄弟妹,舉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務農種菜養豬,過著農民生活,在日本蝗軍佔領馬來亞後,由於米糧缺乏,其家人將自己擁有的種菜土地改為種稻,開發土地種植其他土產,當時的生活,粗茶淡飯,尚不成問題。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樂觀者,每日上午協助家人務農後,總喜歡在中午飯後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當時的文德甲遊藝場遊樂時,被蝗軍僱用人員帶往見日本蝗軍長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從此一去不回,連其祖父的屍體埋葬在哪裡都不知道。 
  他說他的祖父是一位與世無爭、安分守己的樂觀農民,也會遭蝗軍隨意將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見當時蝗軍是那麼慘無人道。 
  他申訴,日本政府無論現在或將來,都無法逃避在佔領馬來亞時期所犯下的錯誤,因為蝗軍當時所幹的事無法無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殺勿論,如此慘無人道的行為,是人都不會原諒的。 
  徐旌水認為,日本當局必須負起在佔領馬來亞時期所犯下的血債,不但給予蒙難者家屬合理的賠償,更須要向蒙難者家屬或蒙難的陰魂公開道歉,以消除這場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參見本節案例182) 
  35. 《日軍活活殺我妻兒血債纏老漢40年》 
  (吉隆坡27日訊)兩次從日軍刀口逃生,對40年前的血債耿耿於懷,一名白髮老者憤憤不平現身說法,怒揭日軍暴行。 
  林金帝提起被日軍迫害的前塵往事,仍激動不已! 
  「嬌妻與稚子被日軍活活刺死與燒死,自己也在日軍百般折磨下幾乎人頭落地……」這些有如電影中的殘酷情節,卻活生生的發生在林金帝身上! 
  現年75歲的林金帝雖然已白髮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這一筆血海深仇就熱血沸騰與激動異常。 
  由孫建成發起的日治時期受害者委員會日前呼籲受害者,現身指證日軍40年前侵略馬來西亞半島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 
  林金帝向本報申訴自己在日治時期「死過翻生」的遭遇時敘述,他還清楚記得23歲時他住在霹靂美羅,當時日軍誣賴他是「抗日軍」,將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軍灌水進肚痛苦得死去活來,最終將他捆綁等候斬首。 
  不過,林金帝這次卻大難不死,他與其他幾個被日軍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時,乘著守崗的日軍熟睡時,自行鬆綁,跳進打巴河避過槍林彈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後面臨另一個更沉重的打擊,他的妻子與僅出生幾個月的男嬰竟遭慘無人性的日軍刺死及燒死了……一夜之間喪妻失子,林金帝對這殘酷的一幕悲憤萬分,也畢生難忘。 
  兩度逃生 
  林金帝在萬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車站,準備乘搭火車逃走,就在這時,他又遭日軍發現抓回去。 
  「這次我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斬了別人的頭後,將血淋淋的頭頸放在我頭上嚇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後尾的一個……」 
  膽小的人可能已被嚇破了膽!但林金帝並沒有被嚇死,雖然他感到極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還是很強烈。 
  「這一次,我也是乘著日軍打瞌睡時,自行掙扎鬆綁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過兩次死劫對林金帝來說可謂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軍,展開與日軍繼續對抗的地下活動! 
  (參見本節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報》: 《日軍屠殺三口血淋淋慘劇沒齒難忘——仁丹練家索血債》 
  練康遺容 
  練炳舟遺容 
  (仁丹17日訊)雖然日本蝗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幹下的殺害無辜暴行已相隔數十年,但對不幸罹難者的後代及家屬而言,這人神共憤的血淚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裡的創痛是永遠無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節祭拜被殺害的至親時,心裡頭的氣憤更是難平。 
  受人尊敬的上□叻仁丹僑領練康,其堂弟練林及長子練炳舟,就是在日治時期被蝗軍套以莫須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後,就地槍殺。 
  這三名受害者練康,當年59歲,是仁丹華人僑領,被英屬政府委為華人彭古魯,也是仁丹公立學校董事長,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駐守高烏區日軍肅清拘捕,誣告捐款救濟中國打日本,不幸慘遭無辜殺害。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7)   
  練林,當年53歲,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極刑後押往高烏地方法庭左側荒地槍殺。 
  練炳舟,當年26歲,為練康長子,受到同樣的不幸遭遇,在高烏地方法庭左側荒地被日軍開槍殺死。 
  48小時失3親人 
  根據上□叻,仁丹練氏家族代表練炳球校長(前大馬籃球國際裁判)向報界投訴,在日治時期,日本蝗軍以莫須有之罪名,在48小時內殺害其家族3名當家成員,頓時使到兩個家庭陷入困境,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員沒齒難忘。 
  練校長嚴正地向日本當局提出控訴,並要求有關當局還他家族一個公道。 
  討公道索償 
  練校長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員的不幸遭遇公諸於世外,也已申請加入由孫建成領導之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向日本首相署討回公道及血債賠償。 
  練校長也同時呼籲蒙難家屬挺身而出提出申訴。 
  練校長說,其先父練康,是練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築承包商,深受各階層人士尊敬,為地方作了不少貢獻,當年,在日軍的一項肅清行動中被拘捕,押往高烏拘留所,受盡折磨,灌水拷打,嚴刑逼供,始終頑強不屈,於1942年4月19日蒙難,令親友惋惜悲痛。 
  練林遺容 
  蝗軍害慘家破人亡 
  練康堂弟練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樣的遭遇,於1942年4月18日被蝗軍殘殺,遺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這個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復後,其妻含恨而終,姐弟倆各分西東,其獨子練蝦,現居住新加坡,為一名音樂師。 
  練康長子練炳舟被拘捕後也逃不過劫數,與父同時同日慘遭殺害,遺下孀妻及一男練再新,現居仁丹。 
  遺下寡婦和八子女 
  練校長悲痛的追憶令人髮指的往事時說,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親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從,當時的苦難幸好在兩名堂兄的協助下,方能度過漫長的三年八個月苦難日子。 
  練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慘家變,令人不勝唏噓,如練老先生於黃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慘敗降服,也許可以瞑目。 
  (參見本節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國報》文章: 《一家三口遭「蝗軍」殺害鍾天彬向日本索賠》 
  (庇□28日訊)來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鍾天彬(57歲),特地前來瓜拉庇□會見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投訴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當年遭日本蝗軍殺害的慘劇,同時參加該「蒙協」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債賠償。鍾天彬 
  鍾天彬指出,日本佔領我國時期,他們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來勿剎的東山園,父親鍾生與母親林妹是在馬賽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鍾女當年是16歲,哥哥7歲,他則只有4歲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隊日本蝗軍進入東山園候,並命令全村大約300餘名的男女老幼,必須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軍官分發良民證。 
  結果當天被蝗軍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來,後來事實證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無人性的日本兵屠殺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當天他能夠從死裡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張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給予的機會。 
  根據張娘在後來告訴鍾天彬說,當天蝗軍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時,張氏剛好已經離家外出,而鍾氏與哥哥則留在家裡,由於張娘是他們的親戚,當她回家時,知悉日本軍隊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經去報到,她以為不去是不行的,又見鍾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著鍾氏,另左右手則牽著她的孩子和鍾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領取良民證。 
  當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們別向前走,盡快折回去躲避,雖然該名日軍沒有說明前往集合處會去「送死」,但是看那時的情況的確是有些不妙,因為當時張氏已聽到陣陣的槍聲正從遠處傳過來,張氏於是立刻帶眾人回頭,並躲藏在附近的叢林裡。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時分,還不見有任何村民從集中處回來,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槍殺了,而他們四人卻幸運地逃出了生天。 
  張娘指出,其姐姐當時是女扮男裝躲在家裡的沖涼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軍召去後,被蝗軍發現芳蹤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姦後殺。 
  他指出,近年來他從報章上獲悉孫建成仗義執言,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蒙難者家屬伸冤,並領導「蒙協」進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債賠償,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令人欽佩,並值得蒙難者家屬給予全力支持,以實際行動力爭到底。 
  (參見本節案例197)     
  第三部分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   
  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二、 「死亡鐵路」華人受害調查二、 「死亡鐵路」華人受害調查 
  陳來 
  1. 蒙難者: 
  陳平,男,30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陳平之子陳來(Chan Loy),50歲,身份證號3810616,膠工,祖籍廣東惠陽淡水,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黃梨山。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是陳平,聽我母親說那時我父親才30歲,我們一家住在黃梨山,種植木薯、蕃薯、黃梨和其他的農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聽說是送去金馬士,然後被送去泰國修鐵路,就這樣沒有回來。根據戰後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說,我父親因為腳部潰爛沒有藥醫治而死在那裡。他們告訴我母親說,有時候,我父親被日本兵無緣無故地拳打腳踢。那裡的生活非常恐怖。當我父親離家後,我母親就必須承擔整個家庭的重任,在我父親離開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傷痛。誰讓我們這麼痛苦?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陳天送 
  2. 蒙難者: 
  陳新,男,40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陳新之侄陳天送(Chan Thln Soong),51歲,身份證號3814722,什工,祖籍廣東淡水,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黃梨山。 
  蒙難地點: 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叔父和我父親陳生住在馬口黃梨山,以種農作物為生,種些木薯、蕃薯、黃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軍捉去坐火車送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那時他已40歲。他的死是由於無法忍受死亡鐵路的艱苦生活,在工作期間他嘗盡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叔父的死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賴三昧 
  3. 蒙難者: 
  賴某,男。 
  投訴人資料: 賴某之子賴三昧(Lye Sam Mol),51歲,身份證號2012944,膠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時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賴三昧,51歲。1943年,我的父(母)親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膠工。大約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親被日軍抓到泰國去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不久,聽一位從泰國回來的工人說,我父親在工地受傷之後由於缺少藥品而過世了。從那以後,我們家就陷入了貧窮與困難之中: 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足夠的食物,在我們的童年時代必須與生活抗爭,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由於飢餓,甚至我的一個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養。為什麼我們必須承擔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滿著仇恨與痛苦。如果日本人沒有侵略我國,所有的這些痛苦都不會發生。所以,從人道主義出發,日本政府應對受害者的子孫給予賠償。或許這樣能夠減輕那些痛苦心靈所遭受的創傷。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難者: 
  李旺,男,35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歲,身份證號3564419,膠工,祖籍廣西陸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郵編72120。日占時住址: Johore(柔佛)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李浩,我父親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親被日軍抓夫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根據戰後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所說,我父親死於疾病。他們告訴我母親,我父親被日本人虐待,幾乎沒有食物吃,沒有衣服穿。那裡的生活非常艱苦。父親被抓走後母親生活得十分困難,她不得不擔起家庭的重擔,靠種蕃薯、養雞及拿雞蛋去賣來維持生活。等我長大後,母親對我說,我父親被捉去建死亡鐵路還沒有回來,她辛辛苦苦地把我養大,我們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亞細 
  5. 蒙難者: 
  何鏡文,男,30歲,經營香煙。 
  投訴人資料: 何鏡文之子何亞細(Ho Ang Au),51歲,身份證號2484974,膠工,祖籍廣東。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38英里。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38英里,我父親何鏡文被日軍抓夫抓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我也失去了父親。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死於疾病。因為那裡沒有任何藥品醫治我父親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艱苦。日本人經常虐待那些強制勞工,只要一不高興就會對他們拳打腳踢。為了維持整個家庭的生計,我母親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佔領期間,我們過著悲慘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難者: 
  姜祥,男,33歲,種菜。 
  投訴人資料: 姜祥之孫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歲,身份證號2010344,膠工,祖籍廣東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埠巴都巴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軍抓夫用火車送到金馬士,然後到吉隆坡,最後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那時他33歲。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祖父在修築死亡鐵路時,被日本人拷打過。那裡工作條件很艱苦,他無法忍受,又沒有足夠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為沒有任何藥品醫治他的疾病,死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 
  譚觀金 
  7. 蒙難者: 
  譚發,男,36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譚發之子譚觀金(Tam Kuan Kam),57歲,身份證號2484490,膠工,祖籍廣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埠巴都巴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2)年,在馬口,我父親譚發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那時他36歲。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因為沒有任何藥品醫治他的疾病而死。他們告訴我母親說,日本人虐待我父親,還拷打過他。那裡生活很艱苦,對勞工來說那裡就像是地獄。我父親被抓走後,家中生活的重擔落在我可憐的母親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遭受的磨難做出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嶺 
  8. 蒙難者: 
  何文,男,32歲,賣煙。 
  投訴人資料: 何文之子何嶺(Hoo Pak Ling),52歲,身份證號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廣東。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庇撈路三十八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2)   
  投訴內容: 1943年,在馬口庇撈路三十八埠,我父親何文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因患疾病而死。他們告訴我母親說,那裡的生活很恐怖,沒有足夠的食物,沒有睡的地方,沒有穿的衣服,勞工經常被虐待。對勞工來說那裡就像是地獄。我母親不得不擔負起家庭的重擔,過著悲慘的生活。童年時代,我們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接受過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出發,對我深愛的父親的死及我們所遭受的磨難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難者: 
  李友,男,28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歲,身份證號1302490,祖籍廣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Pilah。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庇□,我弟弟李友被日軍抓夫用火車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那時我弟弟還沒有結婚,都沒有後代。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人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總是生病,後來因為無藥醫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深愛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黃友 
  10. 蒙難者: 
  黃友明,男,35歲,雜工。 
  投訴人資料: 黃友明哥哥黃友(Wong Yew),80歲,身份證號2485069,雜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38埠庇□路。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黃友明在家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弟弟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因為沒有任何藥品醫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裡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沒有衣服穿,沒有食物吃。我作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出發對我所深愛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謝義生 
  11. 蒙難者: 
  謝行甫,男,45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謝行甫之孫謝義生(Che Nee Sang),42歲,身份證號4200235,膠工,祖籍廣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郵編72110。日占時住址: 金馬士亞逸君令雙溪拉瑪。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亞逸君令雙溪拉瑪,我祖父謝行甫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得知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死了。殘忍的日本人拷打過我祖父。在那裡,他的身體非常虛弱,無法承受艱苦的工作環境,因此病倒並去世。現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盧榮 
  12. 蒙難者: 
  盧富,男,36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盧富之子盧榮(Lo Weng),65歲,身份證號2014001,祖籍廣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笨打利膠園。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笨打利膠園,我父親盧福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曾經和我父親一起的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了。我總共有五個姐弟,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被撫養大的。因為太窮,以至於我母親沒有讓我們上學。為了把我們撫養大,她不顧身體勞累。誰應該對我們所遭受的磨難負責?當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出發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亞九 
  13. 蒙難者本案投訴內容同本節第5個案例,因投訴人不同,故保留。: 
  何鏡文,男,30歲,經營香煙。 
  投訴人資料: 何鏡文之子何亞九(Ho Ah Kaw),50歲,身份證號3560604,機器工,祖籍廣東。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38英里。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在馬口38英里,我父親何鏡文被侵佔馬來西亞的日軍抓夫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死於疾病。他們還告訴我母親,日本人經常虐待我父親,幾乎沒有吃的,也沒有穿的,那裡的生活就像在地獄裡一般。那時許多人因為缺少藥品醫治疾病而死於各種各樣的疾病。我父親被抓走後,為了維持整個家庭的生計,我母親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們要感謝我偉大的母親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悲慘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苦難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難者: 
  鍾易明,男,41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鍾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歲,身份證號7724716,祖籍廣東。住址: 馬身花園64號,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榕桔園。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榕桔園,我丈夫鍾易明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丈夫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於疾病,死在哪裡也不知道。生前經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時候,幾乎沒有藥品用來治療。我丈夫被抓走後,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擔,自此過著艱難的生活。我的孩子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他們幾乎沒有受過教育。誰使我們生活如此困難?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遭受的磨難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陳金生 
  15. 蒙難者: 
  陳南,男,30歲,農夫 
  蒙難地點: 柔佛甫來。 
  蒙難時間: 1944年。 
  投訴人資料: 陳南之子陳金生(又名亞生)(Chan Ah Sang),52歲,卡車司機,祖籍廣西,身份證號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郵編71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柔佛甫來。 
  投訴內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於柔佛(Johore)。當年我們家住在柔佛州甫來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兒,我母親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馬來西亞之前,他們從我們村逮捕了15到20個人到他們的軍營,並把他們帶到泰緬邊界修鐵路,我的父親就在這些被捕的人當中。日本人撤走後,那些被抓去泰緬邊界的人就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但我們村的人一個都沒回來。我們從那些回來的人口中得知,我們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親愛的父親就這樣在日本人的驅使下,把性命丟到了泰緬邊界。我們經常談起這件事,我母親因為我父親的死而一直痛苦萬分,最終她也去世了。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親和鄰居告訴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許多苦,因為母親無力撫養,在此期間,母親把她賣給了別人家。我想通過以上的細節說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給全毀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損失向日本政府索賠。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難者: 
  邱乾,男,34歲,膠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3)   
  投訴人資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歲,身份證號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郵編71450。日占時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園丘。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蒙難時間: 1942年尾。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笨打利膠園,我父親邱乾被日軍用軍用卡車強迫拉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父親在那裡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沒有藥品治療,最後慘死在那裡。父親被抓走後,為了支撐整個家庭,我母親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當時我12歲,妹妹邱月芙才9歲,也必須忍受這種磨難。我們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們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遭受的磨難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漢仁 
  17. 蒙難者: 
  翟定,男,駕駛員。 
  投訴人資料: 翟定之子翟漢仁,56歲,身份證號1215449,經營果苗場。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6月12日,我父親翟定被日軍強迫拉夫去修築死亡鐵路,和他一起的還有其他人。我所深愛的父親被抓走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他的一些朋友告訴我們,在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他死去了。在那裡,他勞累過度,生病也沒有人照顧,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說是日軍變相的謀殺。我有9個兄弟姐妹,都由我母親照顧。你能想像我們幼年時代的生活嗎?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我們很小時就不得不工作來維持生存。我們應該譴責誰?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家庭所遭受的傷害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29日。 
  辜炳煌 
  18. 蒙難者: 
  辜某某。 
  投訴人資料: 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歲,身份證號340928105063,膠工,住址: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死亡時間: 1942年底。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父親被日軍逮捕並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從他朋友那裡得知,他已經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我父親的死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葉喬仔 
  19. 蒙難者: 
  葉錦生,男,76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葉錦生之子葉喬仔(Yap Keow Chai),54歲,身份證號2672600,膠工,祖籍廣東淡水。住址: 士毛月新村門牌No.97號(No.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郵編7145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因為建築「死亡鐵路」得病亡故。 
  蒙難時間: 1942年尾。 
  投訴內容: 我父親叫葉錦生,出生於1898年12月12日,是死亡鐵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國邊界的Burma修築死亡鐵路,1945年就回來了。事實上,在他回來之前,在那裡工作的時候已得了輕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年回到馬來西亞後,病情加重,經短期治療,似乎並未好轉。醫生說他實際上已得了肺結核,已沒有治癒的希望。因為患病,父親不能工作,我與母親不得不照顧他,直到1976年12月9日他去世。自1945—1976年期間,我們花費了5—6萬馬來西亞林吉幣,其中包括了父親的喪葬費。在這裡,我期望日本政府對我們所遭受的磨難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廖亞荀 
  20. 蒙難者: 
  Liew Mok Sang,男。 
  投訴人資料: Liew Mok Sang哥哥廖亞荀,身份證號3811511。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弟弟Liew Mok Sang被強迫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還有他的朋友Lim Yeng Cheng先生。這位先生說,我弟弟在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弟弟的生命給予合理的賠償,日本政府應對此付出代價。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29日。 
  李思才 
  21. 蒙難者: 
  李苟,男,1923年生,膠工。 
  投訴人資料: 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歲,身份證號2705357,膠工。住址: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雪蘭義士毛月新芭。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李苟,出生於1923年10月18日,是死亡鐵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國的Burma修築死亡鐵路,1945就回來了。回來時身體很虛弱,因為叔叔的腿受了傷,無法正常活動,因此,也無法工作。由於他仍是單身,在1945—1972年期間,母親和我不得不照顧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這裡,我期望日本政府對我們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陳友權 
  22. 蒙難者: 
  陳Sak,男。 
  投訴人資料: 陳Sak之侄陳友權(Chin Yoo Kneng),身份證號2705265,膠工。住址: 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郵編435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告訴你的是關於我叔叔陳Sak的事,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的1942年6月,他被日軍逮捕送到泰國,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希望你們能幫助找到證據,並要求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3月19日。 
  曾珠生 
  23. 蒙難者: 
  曾Seng Fatt,男。 
  投訴人資料: 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證號3979092。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說,他死於疾病。他不能忍受那裡的生活,一直生病,幾乎沒有藥品來治療,最後就死了。作為他的侄兒,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叔叔的死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葉芳 
  24. 蒙難者: 
  葉林,男,膠工。 
  投訴人資料: 葉林弟弟葉芳(Yap Fong),70歲,身份證號3397724,住址: No.118 Pekan Salak,Sepang,Selangor Malaysia,郵編439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黃華公司。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已經佔領了馬來西亞。住在園丘的許多20多歲的華人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緬邊境修築鐵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也未和家人聯繫。日軍投降後,只有少數倖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們說我哥哥雙腿患有疾病,由於缺乏藥品和治療,潰爛而死在邊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2) 
  鄧傳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4)   
  25. 蒙難者: 
  鄧權,男,32歲,工人。 
  投訴人資料: 鄧權妻子Wong Yew,78歲,身份證號2704365。鄧權的兒子鄧傳生(Then Chon Sam),52歲,身份證號7929486,雜工。住址: NO.114,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雪蘭義士毛月新村門牌—NO.114),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Sungai Purun園丘雪蘭義。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們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那時,我丈夫年僅32歲,我28歲,已經有兩個孩子,一個5歲,一個2歲。我丈夫被捉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那段時間,我過著艱苦的生活。和他一起被送到那裡的一個同胞,最近已經去世了。我希望日本政府做出公平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丘亞年 
  26. 蒙難者: 
  丘Chong,男,30歲,身份證號0569958。 
  投訴人資料: 丘Chong之子丘亞年(Kau Ah Yen),身份證號7632880,住址: No.129,Ladang Sg,Purun Estate,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回來後亡故。 
  投訴內容: 我代表我三年前死去的父親丘Chong。1942年,我們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當我父親被日軍送到泰國時,他年僅30歲。他被日本人強迫送到泰緬邊界的死亡鐵路為日本人工作。他離開後,我家就陷入了困境,特別是兩個哥哥都死於疾病。我父親在那裡經受了很多痛苦,生活很艱苦,有時工作後也沒有吃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張思平 
  27. 蒙難者: 
  張金仔,男,19歲。 
  投訴人資料: 張金仔弟弟張思平(Chong Soo Phin),60歲,身份證號0570451,祖籍廣東。住址: No.304,Kampong Baru,Semenyih,Semenyih,Selangor Darul,Malaysia,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無來岸路大港住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代表在泰國邊界為日本人修築死亡鐵路而死去的哥哥,他叫張金仔。在士毛月無來岸路大港住加,後被日軍警探抽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和他一起被送到那裡的一個叫Lam Yin Chan(身份證號2704182)的同胞一直活到現在。他現住在No.282,N/Village Semenyih,Selangor,他可以證明這是事實。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4日。 
  陳土金 
  28. 蒙難者: 
  陳登,男,30多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陳登之子陳土金(Cheng Toh Kim),58歲,身份證號2705498,祖籍惠州。住址: B8,Kg,Baru,Semenyih,Selangor,雪蘭義州士毛月新村B8號,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雪蘭義加蕉。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7月或8月,在雪州加蕉,我父親被徵召前往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客死異邦。我要求日本政府基於人道立場予以合理的賠償。1942年,我叔叔陳Ting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他得以倖存,戰後返回了家鄉。所有的強制勞工都得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很多人都死了。因為他們無法承受那裡的惡劣的工作環境。那裡幾乎沒有任何藥物治療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叔叔所遭受的痛苦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孫玉清 
  29. 蒙難者: 
  孫九,男,72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孫九之子孫玉清(Soon Yok Jin),44歲,身份證號7725078。住址: 雪蘭義州士毛月有才花園4路58號,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雪蘭義州士毛月新笆桑園。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回家後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孫九(2990117)是死亡鐵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被日軍強迫抓夫送到泰緬邊界修築死亡鐵路。他在那裡工作了三年。當他1945(6)年回來時,由於在那裡工作非常辛苦,沒有飯吃,身體非常虛弱並且經常生病。正是因為他的虛弱,這些年他不能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前,他不得不依靠我照顧,贍養,看病。兩年前他去世。從1945年到他去世的那段時間裡,我花費了5—6萬馬來西亞林吉特幣,其中包括喪葬費。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這麼多年來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6日。倫九 
  30. 蒙難者: 
  倫Choy,男,68歲(1977年時),工人(建築死亡鐵路)。 
  投訴人資料: 倫Choy之子倫九(Loon Kaw),63歲,身份證號300614015093(3600379),祖籍廣東。住址: 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Mersing Johor。郵編86800。日占時住址: Kluang葉豆沙村。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回來後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父親倫Choy被日軍強迫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他說,在那裡的生活非常恐怖,對強制勞工來說,那裡就像是地獄。很多強制勞工都死於各種各樣的疾病。這些可憐的工人沒有藥物治療。戰後,那些比較強壯和能夠忍受虐待的人得以倖存,並回到國內。我父親是這些幸運的人中的一個。他受了很多苦。作為他的兒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對他所遭受的苦難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劉雁青 
  31. 蒙難者: 
  劉Choo,男,18歲。 
  投訴人資料: 劉Choo哥哥劉雁青(Low Kam Chin),65歲,身份證號2705177,住址: Batu 6,Sungei Gadut,Railway Track Sides,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Jalan Tampin,Seremban N.S.。日占時住址: Broga(Kampung)。 
  投訴內容: 1942—1943年日占期間,我和家人居住在Broga(Kampung)。我弟弟劉Choo,當時只有18歲,我們為日本人修建鐵路。後來我和弟弟回家到Setul Mantin N. Sembilan,那時我弟弟還是沒有結婚。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5日。 
  嚴生 
  32. 蒙難者: 
  嚴朋,男,什工。 
  投訴人資料: 嚴朋之子嚴生(Yan Sang),60歲,身份證號2473764,祖籍廣東。住址: NO.21號叻務八條石芙蓉森美蘭(No 21, 8th Mile Labu Road,Seremban),郵編71900。日占時住址: 叻務八條石Kirby園。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嚴生。1943年,我11歲時,我父親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在那之前,我父親在Kirby Estate at Batu 9 Labu Road,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親是家中惟一的男丁,為了撫養我和我母親,我父親必須辛苦工作。那時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家一個鄰居叫Foonf Ku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親一起被強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我和我母親從此就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自父親被捉走後,我母親不得不面對那段困難的日子,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們依靠親戚、朋友給的一些食物和我母親種的木薯等生存。我們要求日本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封賢才 
  33. 蒙難者: 
  封群,男,45歲,什工。 
  投訴人資料: 封群之子封賢才(Fong Ng Choy),61歲,膠工,身份證號2007150,祖籍廣西。住址: No.2128 Taman Bukit kaya,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郵編70200。日占時住址: 叻務八英里。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5)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封賢才。1943年,我12歲,我父親被日軍強迫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消息。在那之前,我父親在Kirby Estate, Jalan Labu 9th Mile,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親是家中惟一的男丁,為了撫養我和我母親,我父親必須要辛苦工作。那時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家一個鄰居叫Yam Pi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親一起被強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我和我母親從此就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我們要求日本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曾國贊 
  34. 蒙難者: 
  曾國傳,男,32歲,種植。 
  投訴人資料: 曾國傳弟弟曾國贊(曾亞旦,Chan Ah Tan),69歲,身份證號1990241,祖籍福建廈門。住址: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亞羅牙也縣林魯新村,郵編78000。日占時住址: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雙溪南湄。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哥哥曾國傳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我從戰後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那裡得知,我哥哥曾遭虐待。他生病也沒有藥物治療,最後在那裡死去了。作為他的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哥哥的死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黃嬌 
  35. 蒙難者: 
  黃光年,男,35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黃光年之子黃嬌(Wang Kiaw),53歲,政府公務員,身份證號2484961,祖籍惠州。住址: No.52 Kampung Bahau Mahsan Bahau,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二馬路。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黃嬌。母親告訴我,在1941年時,我們居住在馬口二馬路,以種菜為生。1942年三四月間,我父親黃光年被日軍抓夫用卡車載到金馬士,以後用火車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戰後也沒有回來。從死亡鐵路返回的我父親的朋友說,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沒有食物吃,身體一直不好,無法承受那裡的工作環境,一直生病,沒有藥物醫治,最後死了。在家裡,我可憐的母親為了整個家庭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沒有父親總是很傷心。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整個家庭所遭受的磨難做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玉英 
  36. 蒙難者: 
  Kan Ah Heng,男。 
  投訴人資料: Kan Ah Heng之妻李玉英(Lee Yoke Yen),身份證號3563823,住址: 49 Fv KG. China, Bahau,N.S.。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4年,我丈夫Kan Ah Heng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得知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了。失去我深愛的丈夫,我不得不設法撫養三個孩子。我沒有足夠的錢撫養他們、買衣服給他們、讓他們接受教育,以及支付醫藥費。誰應該對我所遭受的磨難負責?當然是日本人。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對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磨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陶清妹 
  37. 蒙難者: 
  陶計,男,34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陶計之女陶清妹(Thow Chin Moi),54歲,身份證號2025840,祖籍惠州,住址: No.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郵編719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老園丙公司。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鐵路,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現在53歲,住在Labu New Village,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在這之前,我全家居住在士毛月老園丙公司(Old Rubber Estate at Semenyih, Selangor)。我父親叫陶計,是割膠工,有六個孩子。Wong Kew和我父親一起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做苦力,修築死亡鐵路。等到和平以後,他(Wong Kew)平安的回到了馬來西亞,而我父親卻沒有回來。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父親腿斷了,或者是得了其他疾病,或者是死在那裡了。自從我父親死後,我們兄弟姐妹不得不照顧我多病的母親和祖母,就像當初她們照顧我們一樣,因為是她們在非常困難的時期把我們撫養大的。我現在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1日。 
  鍾娣 
  38. 蒙難者: 
  鍾生,男,36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鍾生之女鍾娣(Choong Thai),63歲,身份證號2477118,無工作,祖籍廣東惠州,住址: 8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2號路Bahau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鍾娣。1943年7月,在馬口,我父親鍾生被日軍抓夫用火車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李娣 
  39. 蒙難者: 
  李安,男,39歲,雜工。 
  投訴人資料: 李安之女李娣(Leh Thye或者Lem Thye),69歲,身份證號2484928,住址: 30 K.G. Baru Mahsan, Bahau, Negeri 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阿依坤領。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們住在阿依坤領(黃樓公司)。1943年,我父親李安被日軍強迫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戰後也沒有回來。那時我17歲,本來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已經被日本人寫了,準備拉上車帶走,後來有兩位印度人要陪他們的父親一起去,所以就讓他們去了。我母親從戰後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那裡得知,我父親已經死在那裡了。我父親曾被日本人虐待、拷打,住的地方很差。我父親身體一直不好,無法承受那裡的工作環境。生病也沒有藥物來治療,最後就死了。我父親走了以後,我可憐的母親為了養活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是家中最苦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父親的死及我們所遭受的磨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張木嬌 
  40. 蒙難者: 
  張漢平,男,37歲,雜工。 
  投訴人資料: 張漢平之女張木嬌(Chung Mok Kiew),57歲,膠工,身份證號2485027,祖籍廣東。住址: No.6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榕吉。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家住在榕吉,以割膠為生。1942年中,我年僅7歲,我父親張漢平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邊界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戰後返回馬來西亞的那些人說,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了。他曾遭日本人虐待。沒有食物吃,而且總是生病,但是那裡沒有藥物用來治療這些疾病,很多人就是這樣死的,我父親也是死於疾病。我父親被抓走後,可憐的母親為了養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所受的苦難最多,沒有什麼能夠彌補的。我們的生活很困難,一家有五個兄弟姐妹,母親把三個兄妹給了別人領養,只留下我和弟弟兩人,不久,我和兄妹們都失去了聯繫,不知他們的去向。後來我弟弟又生病死了,而母親又不在,只有我一個人,我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對我的父親的死及我們所遭受的磨難給予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6)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符英 
  41. 蒙難者: 
  符中,男,48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符中之女符英(Foo Ying),75歲,身份證號2487371,住址: 8 K.G.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Pilah。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7月,在馬口,我父親符中被日軍抓夫用火車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戰後從那裡返回的那些人說,他死於疾病。他們說我父親被日本人虐待,幾乎沒有食物吃,總是生病,那裡沒有藥物醫療他的病,最後就死了。父親被抓走後,可憐的母親為了養活一家人,讓我們能夠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們能夠活下來主要是因為母親的照顧,她所受的苦難最多。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父親的死及我們在日占期間所受的傷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日。 
  譚鳳英 
  42. 蒙難者: 
  譚友,男,38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譚友之女譚鳳英(Tham Fong Yin),51歲,身份證號3810035,祖籍廣府,住址: No.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在馬口,我父親譚友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從那裡返回的那些人說,因為那裡沒有藥物治療一些疾病,在他患有多種疾病時,死去了,死在哪裡也不知道,他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也是因這樣的情況而死的。他們告訴我母親,我父親被日本人虐待,沒有足夠的食物吃,沒有衣服穿,那裡的生活非常的恐怖。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苦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5日。 
  朱玉英 
  43. 蒙難者: 
  朱南,男,40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朱南之女朱玉英(Choo Geok Eng),61歲,做過勞工,身份證號2485022,祖籍廣東。住址: No.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黃梨山。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在馬口黃梨山,我父親朱南被日軍抓夫用火車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從那裡返回的那些人說,他死於疾病。那裡沒有足夠的藥物治療他的疾病,又被日本人虐待。那裡的工作條件很差,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忍受那裡的生活。能夠回來的人都是幸運的。父親被抓走後,我母親為了我們能夠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說的一切都是事實,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愛的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賴妹 
  44. 蒙難者: 
  賴光,男,30歲,什工。 
  投訴人資料: 賴光侄女賴妹(Lai mooi),46歲,膠工,身份證號3409483,祖籍廣東,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黃梨山。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我叔叔賴光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們得知,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就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在那裡沒有吃的,也沒有穿的,當生病時也沒有足夠的藥物治療,他因病而死。其他工人同樣因無藥醫治而死。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我叔叔的死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水嬌 
  45. 蒙難者: 
  李信,男,34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李信之女李水嬌(Lay Swee Kiew),53歲,身份證號3564433,祖籍廣西北流,住址: 5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2號路Bahau,N.S.。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父親在馬口被日軍抓夫送到金馬士,然後被用火車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戰後從那裡返回的那些人說,他死於疾病。他們說我父親在那裡遭受很多苦難,被日本人虐待,生病時也沒有藥物醫療。父親被抓走後,我母親十分傷心,而那時我也只有2歲。那些日子,我母親經常抱著我哭。後來,母親從悲痛中走出來,可憐的母親承擔了家庭的重擔,為了養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種地。我應該感謝我的母親把我們撫養成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張妹 
  46. 蒙難者: 
  張克賢,男,3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張克賢之女張妹(Chong Moi),51歲,身份證號2008347,祖籍廣東,住址: No 84 K.G. Baru Mahsan,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芙蓉叮。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50年前,我們一家住在芙蓉文叮街坊後面,以種農作物為生。1942年,我父親張克賢在街上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我母親得知,他已死在那裡,連埋在哪裡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虐待,沒有食物吃。身體不好,他無法承受那裡的工作環境。生病時也沒有藥物醫療,最後死去了。在家中,我可憐的母親為了養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她遭受了很多苦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陳四妹 
  47. 蒙難者: 
  Chin Tin Yoong,男,3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Chin Tin Yoong之女陳四妹(Chin See Moi),60歲,身份證號0216316,膠工,住址: Lot 1723 E1722,No 55 Jalan Kemboja,Taman Paling Jaya,Semenyih,Selangor,郵編43500。日占時住址: Jalan Bangi,Semenyih。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想說的是有關我父親陳Tin Yoong的事。日軍佔領馬來西亞的1942年6月,在居住地Semenyih,他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直到現在也沒有回來。我希望你們能對此作出調查,並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賠償。如果有任何消息,希望能夠及時通知我,我將對此深表感謝。 
  投訴日期: 1993年8月20日。 
  丘金蘭 
  48. 蒙難者: 
  Chan ann chee,男,3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Chan ann chee之妻丘金蘭(Hoo Kim Lan),身份證號2990168,住址: 180,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9月,我丈夫Chan ann chee27歲時被日軍強迫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我等了他51年,但是都沒有他要回來的跡象。他去哪裡了呢?我從泰國死亡鐵路回來的人那裡得知,他已經死於疾病。他的朋友告訴我,他經歷了很多困苦,被日本人虐待,沒有藥物醫治疾病,最後死了。當我所深愛的丈夫被捉去後,我必須要照顧一個大的家庭。為了讓大家能夠在一起,我不得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走後,我遭遇了很多苦難。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苦難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7日。 
  陳思蘭 
  49. 蒙難者: 
  Hew Yong,男。 
  投訴人資料: Hew Yong之母陳思蘭(Chin See Lan),身份證號2704173,住址: No.120 KG Baru Sememyih Selangou, Malaysia。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7)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的大兒子被送到泰國修築鐵路。在那裡,他遭受很多磨難,最終死在那裡。現在我老了,如果你能幫助我對日進行索賠,我將十分感謝。期待你的答覆,在這裡先謝謝你。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黃妹 
  50. 蒙難者: 
  鄧仁,男。 
  投訴人資料: 鄧仁之弟媳黃妹(Wong Moi),女,79歲,身份證號2010342,賣菜,住址: 165,Kampung China,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NG Loong Kongsi, Rinchin G Estet Batu 25, Jalan Seremban, Semenyih Selang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丈夫的哥哥鄧仁被日軍抓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自從他走了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與他一起工作的一個叫林亞青的人告訴我一些情況,我才知道他已經在那裡病死了。誰應該償還他的生命?我想那些強迫他去修築死亡鐵路的日本政府對他的死給予賠償是公平的。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日。 
  黃佛英 
  51. 蒙難者: 
  黃Teck,男,42歲。 
  投訴人資料: 黃Teck之女黃佛英(Hong Foot Yin),身份證號2705275,住址: Batu 6, Ladang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那是在1942年到1943年,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居住在Sembilan Selangor。我父親黃Teck被日軍抓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是42歲,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7日。 
  林都妹 
  52. 蒙難者: 
  林Kwee,男。 
  投訴人資料: 林Kwee之子孫女林都妹(Lim Tu Moi,身份證號2484930),孫子林漢明(Lim Hon Mun,身份證號7612076)、林奇生(Lim Kai Sang,身份證號4296345),住址: Batu。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我們的祖父林Kwee被日軍抓到泰國去修築死亡鐵路,他就死在工地。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說,他被日本人虐待,被拷打,沒有足夠的食物,生病也沒有藥物治療。作為他的孫輩,我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對祖父的死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2日。 
  53. 蒙難者本案投訴內容同本節第1個案例,因投訴人不同,故保留。: 
  陳平,男,30歲,農夫。 
  陳樹妹 
  投訴人資料: 陳平之女陳樹妹(Chin Soo Moy),52歲,身份證號7697839,膠工,祖籍廣東惠陽淡水,住址: No.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黃梨山。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是陳平,聽我母親說那時我父親才30歲,我們一家住在黃梨山,種植木薯、蕃薯、黃梨和其他的農作物。在1942年底,他在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聽說是載去金馬士,然後被載去泰國修鐵路,就這樣沒有回來。根據戰後那些返回馬來西亞的人所說,我父親因為腳部潰爛沒有藥醫治而死在那裡。他們告訴我母親說,有時候,我父親被日本兵無緣無故地拳打腳踢。那裡的生活非常恐怖。當我父親去修死亡鐵路後,我母親就必須承擔整個家庭的重任,在我父親離開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傷痛。誰讓我們這麼痛苦?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謝瑞英 
  54. 蒙難者: 
  謝平,男,38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謝平之女謝瑞英(Chia So Ying),61歲,身份證號2013041,家庭主婦,住址: 114Batu Bakar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不二鄉。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鐵路,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叫謝平。據我母親說,1943年,他被日軍(由區長吩咐到馬口警察局報到)強迫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說,我父親死於疾病。他們說,所有在那裡工作的人都很艱苦,就像生活在地獄裡一樣。我父親被日本兵虐待。生病也沒有藥物治療。當時我母親無力撫養我們三姐妹,忍痛把兩個妹妹送給了別人,以至我們至今還沒有聯繫,可說是家破人亡,這種損失是難以補償的。作為他的女兒,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7月17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3) 
  李鳳 
  55. 蒙難者: 
  李青,男,35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李青之女李鳳(Lie Pong),54歲,身份證號3564222,割膠,祖籍廣西,住址: 老同成三百吉馬口,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柔佛州。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李鳳。1942年,在柔佛,我父親李青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埋在哪裡也不知道。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死於疾病。那時,沒有藥物來治療他的疾病。我們得知那裡的生活很艱苦,日本兵經常虐待那些強制勞工,只要喜歡,日本兵就無緣無故的對他們拳打腳踢。為了養活一家人,我母親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子女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我有權利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4) 
  謝亞妹 
  56. 蒙難者: 
  謝佐,男,36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謝佐之孫女謝亞妹(Shia Ah Moi),40歲,身份證號4596422,膠工,祖籍廣西北流,住址: 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S.,郵編72120。日占時住址: 馬六甲。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謝亞妹。1942年7月,在淡邊,我祖父謝佐被日軍拉夫用火車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說,我祖父無法承受那裡艱苦的生活,身體不好,因為生病沒有藥物治療而死。因為我父母早亡,所以我代我祖父申冤。另外我婆婆告訴我,我公公還沒有兒子就被日本兵捉去了。我婆婆抱我來養,做後代。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祖父的死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陳桂榮 
  57. 蒙難者: 
  陳kim seng,男,35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陳kim seng堂兄弟陳桂榮(Chin Kwee Weng),身份證號1296283,住址: 2356,Taman Rasa Jaya,Seremban。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12月,我堂兄弟陳kim seng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從此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說,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死了。我堂兄弟的生命消失在這稀薄的空氣中。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堂兄弟的死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譚晚 
  58. 蒙難者: 
  譚永,男,40歲,工頭。 
  投訴人資料: 譚永之子譚晚(Tam Chat Pat),53歲,身份證號3064795,商人,祖籍廣東,住址: 104,Jalan Besar Ladang Geddes Bahau N.S.,郵編72110。日占時住址: Tanah merah N.Sembilan。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8)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3)年,我只有5歲,5月的一天,我父親譚永去芙蓉芭買菜,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戰後從那裡回來的人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修築死亡鐵路時死了。那時,他被日本兵拷打,身體不好,無法忍受那裡的環境,腳受了傷沒有藥物治療,最後死了。我父親被抓走後,我和母親過著貧苦的生活,我自小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沒有得到父愛和家庭的溫暖。為了養活一家人,我母親不得不辛苦的工作。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們所受的傷害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葉一青 
  59. 蒙難者: 
  葉一青(Yap Yit Cheang),男。 
  投訴人資料: 葉一青之子葉運興(Yap Yoon Hing),40歲,身份證號4681185,建築工人,住址: Lot No.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郵編81400。日占時住址: Ampang Pechah Village,Kuala Kubu Bahru,Ulu Selang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回來後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7月31日,我父親葉一青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1946年8月返回馬來西亞,總共在那裡工作了44個月,工資每月S|8.00,總共S|352.00。我作為他的兒子很高興能夠代表他敘述上面的事實。附件內容是我父親自己手寫的關於他在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事實。還有一份日本陸軍中尉的信件的複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對我父親遭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30日。 
  Khudrai Beda 
  60. 蒙難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投訴人資料: 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歲,身份證號380401045099,住址: 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郵編780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3年,我父親Blong Bodek Bin Sarip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認為他已經死在那裡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0日。 
  楊東 
  61. 蒙難者: 
  賴東,男,76歲(採訪時的年齡),鋤草工人。 
  投訴人資料: 賴東之妻楊東(Yong Tong),69歲,身份證號0013198,退休,祖籍廣東,住址: No.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Kulai, Johor,郵編810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新馬時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賴東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葉坐了幾天火車才抵達目的地。大約1944年農曆端午他去世,埋在鐵路旁邊。我每天都在盼望著丈夫回來。他死亡的消息是一個姓呂的人告訴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4日。 
  蔡金 
  62. 蒙難者: 
  徐發,男。 
  投訴人資料: 徐發之妻蔡金(Chai Kim),75歲,身份證號2316735,退休,祖籍廣東,住址: D35, Jalan Durian(2),Kulai, Johor,郵編810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馬來西亞時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徐發被日軍拉夫做苦力,該園丘每組25人抽3人。當時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車經檳榔啟特和其他大量中國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一起由5825部隊送到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就再也沒有回到馬來西亞,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著丈夫回來。後來我從一個姓呂的人那裡得知,1942年,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死了,死在泰國的NanChang Station,這是5825部隊駐紮地。日本人應該對我丈夫的死負責。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的賠償,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27日。 
  Mohammad bin 
  MD. Akid 
  63. 蒙難者: 
  Md.Akib. bin. Abu,男。 
  投訴人資料: Md.Akib. bin. Abu之子Mohammad bin MD. Akib,59歲,身份證號3335362,跟班,馬來亞人。住址: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郵編75460。日占時住址: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在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和他一起在那裡工作的兩個人願意對此作證: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 127A, J.Bujit Cina, 75100, 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 73, Durian Daun, 75400, 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0月9日。 
  Halima binte 
  Hj. Husin 
  64. 蒙難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歲,tentera Jepun。 
  投訴人資料: Adad bin hj husin姐姐Halima binte Hj. Husin,68歲,身份證號3714966,家庭主婦,馬來西亞人,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郵編75050。日占時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回來後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弟弟Adad bin hj husin被日軍強迫拉夫到泰國去修築死亡鐵路。回來後居住在kg. Krubong。在那裡由於缺乏藥物治療疾病,他的身體很虛弱。回來後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7日。 
  Tijah binte Kudai 
  65. 蒙難者: 
  Kudai bin taib,男,46歲。 
  投訴人資料: Kudai bin taib之女Tijah binte Kudai,62歲,身份證號0872062,退休,馬來西亞,住址: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郵編780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修建「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某一天夜裡12點,我們這裡馬來的酋長帶著日軍強制性地把我父親抓走了,送到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當局發了一張綠色卡片,讓我母親每月從區辦公室或者酋長那裡領薪水。三個月後,卡片改成了紅色的。那以後,酋長告訴我母親這是最後一次領薪水了,因為我父親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3日。 
  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難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歲和18歲。 
  投訴人資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歲,身份證號0186387,退休,馬來西亞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郵編75100。日占時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修建「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歲,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歲。他們被日軍拉夫送到泰國邊境修築死亡鐵路。他們就死在那裡。他們修築死亡鐵路沒有工資。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難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歲。 
  投訴人資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歲,身份證號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郵編71300。日占時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9)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鐵路,回來後亡故。 
  投訴內容: 三個日本兵來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國Via Kuala Lumpur修築死亡鐵路,六個月後同意他回來了。他身上到處是傷痕,後來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難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訴人資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證號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郵編75100。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為強制勞工被送到泰緬邊境修建Kwai河上的鐵路橋。1946年,一個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證號2276692)的強制勞工從那裡回來了,他告訴我,我兄弟已經死在那裡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難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歲,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訴人資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歲,身份證號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馬來西亞,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郵編75250。日占時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郵編78000。 
  投訴內容: 1942年日占馬來西亞時期,我的經歷如下: 
  (1) 1942年,日軍佔領馬來西亞。 
  (2) 我被日軍強迫拉夫送到泰國做強制勞工。 
  (3) 日軍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車站,強制性地用火車直接送到泰國。 
  (4) 晚上我們抵達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車站。日軍官把我們帶到一個叫Bampong的地方。我們是走到那裡的。剛到那裡的頭三天,沒有吃的,也沒有喝的,我們很餓。我想像不出那時我們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後,我們又到了一個地方,他們稱之為Jangka Raya。我們被拷打,被強迫修築鐵路,並且不給我們工資。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們送回了馬來西亞,在Ipoh火車站讓我們走了,沒有給我們任何東西,或者是錢、衣服還是食物。我們和其他朋友,我已經忘記他們的名字了,用了一個月時間,從Ipoh火車站步行到我們的Kampung。我到家,見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傷。 
  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馬來西亞時我的經歷。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難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歲,出生於1916年,身份證號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訴人資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證號0227639,馬來西亞,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郵編73000。日占時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難地點: 在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回來後身亡。 
  投訴內容: 我父親寫以下這些話的時候,他病得很重。他記下了這些在日軍佔領馬來西亞的1942年期間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實和難以忘記的經歷,他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戰爭開始於1941年8月12日)。當我寫下這封信時,我敬愛的父親已於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歲。 
  我父親說:「1942年1月中旬,在我從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來後,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軍強制拉夫。當那些槍口對著我,我無法逃走。那時我妻子已經懷孕5個月,那是我第三個兒子,名叫Ismail。 
  「我們和其他人被帶上軍車去了Seremban火車站,在那裡我們和另外上百人在日軍的監督下,一起坐火車被送到泰國的一個叫Bampong的地方。 
  「到達後,在槍口的威脅下,我們被迫爬上軍車並被帶到泰國Kancanapuri。然後,在監督下,我們步行跨入叢林,直到抵達一個營地,之後,我們每25人分為一組,被安紮下來。那個地方駐紮著上百個營地。 
  「在叢林中,我們立刻被迫開始砍樹,用肩扛運圓木,作為修築鐵路用的枕木。我們只有在晚飯和睡覺的時候才輕鬆一點。 
  「這些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我的噩夢還在持續。在煮飯的地方,壺裡給工人喝的沸騰的水恰巧潑到了我的左腳。我昏了過去,之後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戰立,也不能走路。日軍給我一些碘酒,這並未治癒傷口反而使其惡化。在那裡幾乎沒有治療的條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軍官在營地的數百個病人中,選中了我,讓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車,途中沒有食物吃、沒有水喝、沒有藥物治病。我們在Seremban火車站下車,並每人發給5元日幣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輛出租車,帶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後被朋友送到醫院。日本人沒有給任何治療,而是把我連同一些屍體送到了太平間。當日軍走後,我從屍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間。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的幾個月之後。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醫院,受到英軍的照顧,直到我的腿腳完全康復能夠走路,但是卻留下了永久的傷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補充一些東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尋找一些人和機構,可以調查這些事情,並能夠幫助他及他死後幫他孩子索賠。在我和馬來西亞日軍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委員會主席孫建成先生見面後,我告訴他,我已成功找到這樣的機構,他很高興,並變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親去世的前兩年,身體一直不好。雙眼視線模糊,幾乎失明,加上腿腳不便,導致他一直臥床不起。他對我說,無論是在他活著時還是在他去世後,為了要通過這些機構,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賠,直到滿足他所有的心願,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訴我,日軍不人道的行為,成為他一生和他家庭難以忘記的悲劇。 
  我敬愛的父親在經歷長期的病痛之後,於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區的醫院去世。我期望相關人員的關注和介入能對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們表示敬意,並期待一個友好的回復。日本政府必須對我父親所受的痛苦負責,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謝汝普 
  71. 蒙難者: 
  謝汝燦,男,1912年出生,膠工。 
  投訴人資料: 謝汝燦弟弟謝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證號1309216,祖籍廣東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郵編78000。日占時住址: 森美蘭州,巴丁馬六甲,陳貞祿膠園。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哥哥於1938年從廣東高州來巴丁馬六甲陳貞祿膠園,以割膠為生。日軍佔領期間,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間,園丘(經)理為劉道安,他接到日軍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壯丁去修死亡鐵路。我哥哥答應前去。當天早上10時左右,在巴登馬六甲火車站給他送行。他被日軍送到泰國,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認為他死了。一起去的還有其他五六個人也死於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偉 
  72. 蒙難者: 
  葉海,男,78歲,鋤草工人。 
  投訴人資料: 葉海之妻李偉(Lee Wee),76歲,身份證號2316195,退休,祖籍廣東,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郵編810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0)   
  蒙難地點: 泰國邊界,南昌站5825部隊,上城隊蘆田班,修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日本佔領時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葉海被日軍拉夫送到泰緬邊境修築鐵路,就再也沒有回來。當時在該園丘每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車站乘了幾天火車抵達目的地。大約在1945年農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鐵路旁。我每時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來。後來呂先生告訴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蒙難者: 
  廖桂,男,34歲,種菜。 
  投訴人資料: 廖桂孫女廖英(Liew Yeen),48歲,身份證號2036044,膠工,祖籍大浦,住址: 老同成園,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怡保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軍拉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戰後也沒有回來。我母親得知,他在修築死亡鐵路時已經死了。他無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體一直不好,因為那裡沒有吃的,生病時也沒有藥物治療,最後他死於疾病。埋在哪裡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祖父的死給予公道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黃妹 
  74. 蒙難者: 
  黃信,男,38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黃信之女黃梅(Wong Moi),57歲,身份證號2475758,祖籍廣東羅定,住址: 馬口朱區No.115 Chu Waid Bahau N.S.,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芙蓉巴尾。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父親黃信是在1942年5月去芙蓉市區購物時被日本軍捉去的。當時曾有人看見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車,那車上有很多人。聽說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車站,然後用火車送到泰國邊境建造死亡鐵路,他就再也沒有回來,客死他鄉。戰後回到馬來西亞的人說,我父親死於疾病。他們說,我父親被日本人拳打腳踢。所有的強制勞工都被殘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裡就像是在地獄一般,沒有食物吃,沒有住的地方,沒有衣服穿。作為他的女兒,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給予公道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5) 
  譚妹 
  75. 蒙難者: 
  譚門,男,35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 譚門之女譚妹(Tham Moi),52歲,身份證號3810049,割膠,祖籍廣府,住址: 18 Taman Bahau Bahau,N.Sembilan,郵編72100。日占時住址: 馬口埠。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我父親譚門被日本軍拉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戰後回到馬來西亞的人說,我父親死了。他們說,他無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沒有足夠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沒有藥物治療。我父親被抓走後,我母親為了讓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父親的死及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們所遭受的磨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6) 
  張銀 
  76. 蒙難者: 
  鄭華,男,90歲(如果現在活著的話),鋤草工人。 
  投訴人資料: 鄭華之媳婦張銀(Chong Yoon),73歲,身份證號2316510,退休,祖籍廣東,現住址: 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郵編81000。日占時住址: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我叫張銀,今年73歲。1942年5月,在古來,我公公鄭華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緬邊境修築死亡鐵路,地點在南昌車站。兩年多以後,他死在那裡。我是他惟一的親屬,我希望日本政府負起責任,對我親人的死給予合理的賠償。因為當年,有許多無辜的年輕壯丁因為勞動過度而生病,在缺少藥物治療的情況下而死去。 
  投訴日期: 1994年11月20日。 
  謝貴元 
  77. 蒙難者: 
  謝常義,男,38歲,什工。 
  投訴人資料: 謝常義之子謝貴元(Cheah Kui Yuen),60歲,身份證號2990086,祖籍梅縣,現住址: 文德甲,No.2831,Kampung Baru, Mentakab, Pahang Darul Mammur, Malaysia,郵編28400。日占時住址: 士毛月大街。 
  蒙難地點: 在泰國邊界建築「死亡鐵路」時亡故。 
  投訴內容: 1942年12月某一天的早晨,日軍突然出現在Semenyih鎮的大街上,逮捕年輕人,把他們送到緬甸修築死亡鐵路,我父親也在其中。自從他被抓走後,就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證據所證明的,我父親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當日軍粗暴的把我父親拉上一旁停著的卡車時,我試著爬上車把我父親拖下來,我試了兩次,但是都徒勞無功。一個日本兵非常惱怒,打了我兩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時把我推下了車。那時我10歲,掉下車後我昏倒了。 
  這就是我父親那天早晨被抓走發生在我身上的悲劇。現在作為他惟一的後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對我父親的死及我和我母親所受的傷害給予某種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溫功發 
  78. 蒙難者: 
  溫有,男,32歲,農夫。 
  投訴人資料: 溫有之子溫功發(Ong Kong Fatt),54歲,雜工,身份證號1323991,祖籍廣東,現住於No.19,kg.Baru Mahsan Bahau,N.S.,郵編72100,日本侵佔時住址: 馬口庇□路38埠。 
  蒙難地點;在泰國邊界修建「死亡鐵路」時死亡。 
  蒙難時間: 1942年(被抓) 
  投訴內容: 我父親在1942年年末在馬口街上被日軍捉去坐火車,送去泰國修死亡鐵路,一直沒有回來過,後來聽一些生還者回來說,我父親是腳爛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給以公道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7日。 
  李儒 
  79. 蒙難者: 
  李欽,男,51歲,礦工。 
  投訴人資料: 李欽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442618,現住於No.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郵編02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難地點: 泰國「死亡鐵路」時亡故。 
  蒙難時間: 1942年7月間。 
  投訴內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南征,統治新馬,我伯父是在□叻州金寶埠的東生錫礦公司做工,當時全部的錫礦工作已告停頓,不過他仍在該公司住宿,在該處周圍的空地栽種一些紅薯及雜糧之類來維持生活。那時我父親李鈿曾數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種,他卻不聽勸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軍捉去參加修築「死亡鐵路」,當時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還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於火車在開往北上巴東勿剎時,他那機智的同伴終於在半途逃跑了(大約火車在晚上時在巴東勿剎有逗留片刻),巴東勿剎距離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過後據說池炳來到加基武吉,還與我父李鈿說了許多關於李欽的不幸,這全都是事實(因為池炳在中國也是我們的鄰居,來到這裡我們還是互相來往的)。我伯父他這一去就音訊全無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30日。 
  李南生 
  80. 蒙難者: 
  李丁友,男,83歲,膠工。 
  投訴人資料: 李丁友之子李南生(Lee Lum Sang),52歲,駕駛員,身份證號8027316,現住於34,Jalan Kajang Raya 9.Taman Kajang Raya Kajang Selangor,郵編43000。日占時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 Selangor。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1)   
  蒙難地點: 在泰國修建「死亡鐵路」,回來後死亡。 
  投訴內容: 我父親李丁友當年受日軍強迫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過著非人的生活,生病無藥醫,在泰國建築死亡鐵路,於1942年做到1946年,回馬後,雙腳已傷病,不能工作,活到1974年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28日。 
  杜三妹 
  81. 蒙難者: 
  譚明文,男;譚*先,男 
  譚華,男;蕭記,男。 
  投訴人資料: 杜三妹(Toh Sum Moy),女,81歲,身份證號130219715074,現住於No.34 Jalan Besar Johol,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3100。日占時住址: 瓜拉庇□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園丘乙號公司。 
  蒙難地點: 在泰國修建「死亡鐵路」。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被騙去泰國。 
  投訴內容: 日治時期,我父親譚明文、伯父譚*先、叔父譚華和姑丈蕭記四位親人,被日本皇軍徵召去泰國充當建築鐵路勞工三年餘,當時每天清晨6時,就被日軍趕出來工作,中午吃大鍋飯,只有簡單的咖哩水鹹魚乾及臭米飯調配,完全沒有發薪餉,有時還受到毆打,下午5時始可以收工回到簡陋的長屋休息。日本政府應就我這些親人所受的痛苦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3日。 
  何成 
  82. 蒙難者(投訴人): 
  准拿督何成(Martin.Ho.Sing.AMP),男,69歲,商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624610,住址: No17,Jalan Selangor,Canning Garden,Taman,Canning,Ipoh,Perak.Malaysia,郵編31400。 
  投訴內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島1942年2月,日軍攻佔新加坡後,將新加坡改為昭南。,我受日本人的欺騙,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干峇魯工作,建造一條火車鐵道,共長120多公里。這批工人中單是□叻州人士就有78名。當年在蘇島修鐵路時的情景令我畢身難忘。當年的工作情況是: 我們經常趕工,有時須不停地工作十多個小時。一旦雨夜趕工,更是飢寒交迫,苦不堪言。本人當年不幸的遭遇、受苦受難,日本國政府應當負責,還我一個合理,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李振球 
  83. 蒙難者(投訴人): 
  李振球(Lee Chin Kow),男,1925年生,69歲,退休在家,祖籍廣東梅景。身份證號1655792,住址: 11.BJalan Jetaka 7,Taman Maluri Kuala Lumpur,Malaysia,郵編56100。 
  投訴內容: 日軍佔領時期,我與怡保華人在1944年5月1日,同樣受日軍欺騙到印尼蘇門答臘巴干峇魯工作一年多,修築死亡鐵路。想當年工作的困境與痛苦,根本是筆墨難以形容。當年受日本強迫工作,時間長,經常又吃不飽,有時采大山芭的野果充飢。有時一天不停工作十多個小時,苦不堪言。一旦患上病時,只有等待死去。我們在鐵路工作,日軍政府分文不給。我是當年虎口餘生者,但令人遺憾,目前年事高已不能再工作。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夠負起一切責任,以人道的精神尊重人類基本人權,遵守國際法,補償養老金給我。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何木森 
  84. 蒙難者(投訴人): 
  何木森(Ho Mook Sum),男,70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625852,住址: No.750,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Ipoh. Perak,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1944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受日軍的欺騙去印尼蘇島建造死亡鐵路,工作地點是巴干峇魯。想當年修鐵路時,經常吃不飽,又沒有薪水拿。如果不肯工作,必要受日本兵毆打,苦不堪言。我的不幸遭遇並不是筆墨可以形容。我在印尼蘇島建死亡鐵路,我是虎口餘生者。過去受日軍殘害的事我畢生難忘。我目前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給我養老金。 
  投訴日期: 1994年7月15日。 
  李德貴 
  85. 蒙難者(投訴人): 
  李德貴(Lee Tuck Kwai),男,1913年生,81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1426426,住址: 1345. Pasir Pinji Ipoh Perak Malaysia,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當年日軍佔領時期,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我們一大批怡保華人被日軍騙去印尼蘇門答臘巴干峇魯修築死亡鐵路。我們所遭受的慘況筆墨難以形容。想當年,我們飽受日軍的折磨、摧殘,他們毫無人性、殘無人道地迫害我們。有時一天工作長達十多個小時,又吃不飽。通常在雨夜趕工時,更是飢餓。雖然工作一年多,但是日本政府不肯發給薪水,令人遺憾。日本國家目前是經濟強國,對於我們受害者,受日軍殘害的老年人,日本政府應該負責補償給我們養老金。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蕭新華 
  86. 蒙難者(投訴人): 
  蕭新華(Siew Sin Wah),男,1926年生,69歲,退休。身份證號A0905241,住址: 20.Psrn Seri Enam, Taman Cempaka Ipoh,Perak Malaysia,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受到日軍欺騙,與其他怡保華人一起到印尼,建造120多公里的死亡鐵路,使我畢生難忘。雖然在印尼巴干峇魯修鐵路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當年的困境畢生難忘: 工作辛苦,經常吃不飽,又沒有薪水拿,雨夜趕工時更是飢寒交迫,苦不堪言。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對於過去日軍的所作所為能夠負起一切責任,日本政府應當體恤我們的困境與感受,補償養老金給我們。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易興良 
  87. 蒙難者(投訴人): 
  易興良(Yah Heng Seong),男,70歲,退休在家。身份證號0397761,住址: 27.Jalan Pekalan Barat,Taman Shan Tin Baku Ipoh Perak Malaysia,郵政編碼31650。 
  投訴內容: 日占時期,我受日軍強迫,到印尼蘇門答臘建造死亡鐵路,是虎口餘生者。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體恤我們的困苦與不幸,對於我在精神與時間上的大損失,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賠償。只有這樣,日本國家才有民主與人權的存在。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黃南 
  88. 蒙難者(投訴人): 
  黃南(Wong Nam),男,1912年生,82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602666,住址: Lot No 17,Kampong Simee,Ipoh Perak,Malaysia,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島,也就是當年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受日軍欺騙,被誘騙到蘇門答臘島巴干峇魯修死亡鐵路,吃不飽,還要經常受折磨。當年日本皇軍只供給少許的食品,不夠吃。有時飢餓,迫不得已只有尋求大山芭,採野果充飢才會不死。我們在印尼蘇島雖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可是我們死亡鐵路受害者受日軍折磨與傷害,迄今仍舊使我畢生難忘。當年我們在印尼蘇島工作,日本政府分文不給,令人遺憾。如今我們都已經是老人,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還我們公道,補償養老金。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陳開鑾 
  89. 蒙難者(投訴人): 
  陳開鑾(Chan Kooi Loon),男,1910年生,84歲,退休在家,祖籍中國海南。身份證號1427651,住址: No.16,Clarke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當年日本帝國統治新馬時期,許多人民無辜受日軍殘害,冤枉慘死,使我們畢生難忘。我本人同樣與其他人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島,受日本皇軍欺騙,被騙去印尼蘇門答臘島巴干峇魯建死亡鐵路,受苦受難的情況是筆墨難以形容。我在當年不幸的遭遇使我畢生難忘。想當年,我們都是年輕的壯漢,如今已是年老體弱無力的老人。我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場與民主人權精神補償給養老金,體恤我的困境與痛苦,這樣日本國家才有民主可言。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2)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金祥 
  90. 蒙難者(投訴人): 
  李金祥(Lee Kim Seong),男,1918年生,76歲,退休,祖籍中國惠州。身份證號0362234,住址: No.2,Po Garden Lane,Ipoh Perak Malaysia,郵政編碼31400。 
  投訴內容: 當年日本佔領時期,1944年5月1日,我由新加坡動身,前往蘇門答臘島的巴干峇魯修死亡鐵路。日本政府分文不給,還要受各種不幸殘害。我們經常吃不飽,時常挨餓;如不做還會遭到日軍的拳打腳踢。想當年的慘狀,隨時看見埋屍。因為大多數工人沒有足夠的營養,使得鐵路工人很容易患上各種疾病而死去。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應當同情我們,給我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7) 
  藍水木 
  91. 蒙難者(投訴人): 
  藍水木(Lam Swee Mook),男,76歲,礦商。身份證號(舊)0445349,(新)170305715069,住址: No.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郵政編碼02200。日本佔領時住址: □叻萬里望紅泥山。 
  投訴內容: 二戰期間,我在馬來西亞做鐵路技師,為日本帝國軍隊服務。我是在27歲時被日軍招募去的,我的工作就是督導一隊鐵路工人,他們負責重建英國軍隊撤退時炸毀的鐵路橋。 
  在我為日本軍隊服務的三年半里,我幫助重建或重修了從Pdang Besar到Johor Baru的30座以上的鐵路橋。我後來被派到Kelantan,拆卸下從Gua Musang到Kuala Lerai的鐵路,裝運到靠近緬泰邊境的River Kwai(我所附的當時我老闆的信證實我的說法)。 
  日軍投降後,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同胞們的羞辱,因為我為日本人做事,他們都把我看成是一個叛徒。我不得不四處尋求安全感。那些天是我更加痛苦的日子。現在我越來越老了,更加依賴向日本政府尋求財政支持,彌補我由於為日本服務,以及由此遭受羞辱而應該得到的賠償。 
  我真誠地認為日本政府會就此對我的要求進行適當的考慮。我在1944年被拉夫到全馬修築鐵路,1946年返回馬來西亞,勞役時間36個月,勞役工資每月200元日幣,被拖欠工資共36000元日幣。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李華生 
  92. 蒙難者(投訴人): 
  李華生(Lee Fah Sang),男,身份證號1166084,住址: Bukit Keledek,Syer Kuning N.S.。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期間,我被徵召到泰國,派到死亡鐵路工作。在那裡,生活很淒慘。日軍士兵虐待工人,他們隨意踢打工人。那些生病的人得不到醫治,很多工人由於缺少醫治而死亡。我很幸運地活下來,戰後我返回了馬來西亞。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鐵路時所遭受的一切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4月9日。 
  李彰 
  93. 蒙難者(投訴人): 
  李彰(Lee Cheong),男,74歲,退休。身份證號2495355,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郵政編碼73300。日本佔領時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郵編73300。 
  投訴內容: 日本士兵強迫我去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那些殘暴的士兵虐待我,那些野蠻的日軍隨意踢人、打人。許多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死於疾病。我很幸運的活下來並活到現在。我在死亡鐵路遭受了很多折磨,誰該為此負責呢?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完全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賠。1942年3月20日,我被誘騙到泰國建築死亡鐵路,1944年8月10日被遣返馬來西亞,勞役的時間為29個月,勞役工資每月60元,被拖欠工資達1740元。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6日。 
  程玉榮 
  94. 蒙難者(投訴人): 
  程玉榮(Cheng Yuk Wing),男,64歲,退休,祖籍廣東雲浮縣。身份證號3052046,住址: 8407.Kg Rim Jasin,郵政編碼77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N.S.。 
  投訴內容: 我14歲時,我和我母親(中文名董二)在Seremban的Bukit Keredik被日軍徵召。我和我母親被送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在死亡鐵路的生活用筆墨難以形容。日本人沒有緣由地虐待我和和我同去的人。我們經常被踢打。我們得病後得不到治療,很多人因此死去。我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鐵路時所受的虐待進行賠償。我1943年被拉夫建築死亡鐵路,1946年被遣返回馬來西亞,勞役時間共44個月。按勞役工資每日1.8元算,我被拖欠工資共2376元。 
  投訴日期: 1993年4月9日。 
  林蔭青 
  95. 蒙難者(投訴人): 
  林蔭青(Lam Yin Chan),男, 69歲,退休。身份證號2704182,住址: 282.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郵政編碼43500。日本佔領時住址: 士毛月,雪州。 
  投訴內容: 50年前,我18歲時,被日本人誘拐並強迫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在Kuala Lumpur,我被塞進一列火車並運到Butterworth。從Butterworth,我又被送到泰國的Chengmai。隨後,我走了一個星期,到了Chengmai西邊的一個地方。我現在想不起那個地方的名字。在那裡,我開始為日本人工作。我受盡折磨和虐待。有時,我甚至得不到食物。直到二戰結束,我在泰國待了三年。我的日本老闆是黑板和中田。我希望我能就我在修築死亡鐵路時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得到補償。 
  我是1942年7月或8月開始被誘騙的,他們允諾每月給工資150元,完工後即可回到馬來西亞。我在1946年2月或3月被遣返回馬來西亞,勞役時間共44個月,可勞役工資每月僅90元,實際上他們拖欠我4916元。我當時每月只能領1元,日軍管理方面的人說餘額89元寄給馬來西亞的家人,但家人從未收到這些款項。拖欠工資4916元,我認為還必須算上利息,同時加上精神及肉體備受折磨之賠償。在泰國建死亡鐵路期間,我曾被日軍毆傷,因此我要求受傷害之額外賠償,而且家人各散東西,備受身心苦痛,亦須給予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17日。 
  丘文 
  96. 蒙難者(投訴人): 
  丘文(Kow Woon),男,84歲,身份證號0660408,住址: 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S.,郵政編碼73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馬口榕吉園。 
  投訴內容: 1943年5月,我33歲,被日本兵強迫拉夫,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許多奴役勞工遭到了虐待。由於幾乎沒有任何藥品來治療他們的疾病,很多人在染上各種各樣的病後死去,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活了下來。我是這些幸運者之一,並在戰後回到了國內。在死亡鐵路的生活很悲慘。對我們在那裡工作的人來說,那裡是地獄。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鐵路遭受的悲慘待遇進行補償。我是1943年在馬口榕吉園被日軍強拉到泰國建死亡鐵路。在工作期間,飽受日軍挨打,直到日軍投降。總共工作了三年零八個月,並於1946年8月回到馬來西亞。勞役時間44個月,當時勞役工資每日2元,被拖欠工資共3904元。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李水 
  97. 蒙難者(投訴人): 
  李水(Lee Sui),男,66歲,身份證號2014979,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郵政編碼72110。日本佔領時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 
  投訴內容: 我是1943年被日本拉夫去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眾多人中的一個。在死亡鐵路時的生活非常惡劣。日本人確實很殘忍,他們任意地折磨這些工人。生活環境很糟糕,許多人得了病,由於幾乎得不到救治,他們中的很多人死於疾病。我在泰國的時候,每天過著日曬雨淋的日子。工作的時候受了不少苦痛,流的都是血汗。我做了一千多個日子,沒得到日本人一毛錢。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慘遭遇給予賠償。我從1942年被拉夫到泰國修死亡鐵路到1945年返回馬來西亞,勞役時間36個月。按勞役工資每日4元計,我被拖欠工資4320元。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3)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12日。 
  陳北水 
  98. 蒙難者(投訴人): 
  陳北水(Chan Pak Swee),男,66歲,身份證號1294741,住址: 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郵政編碼77100。日本佔領時住址: Rengam Est Johor。 
  投訴內容: 我曾被日軍拉夫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在工作期間,我被毒蟲咬了,咬壞的傷口一直沒有癒合,由於沒有藥品,最後我的一條腿不得不截掉,從而導致終身殘疾。戰後,我作為一個殘疾人回到了馬來西亞。我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我的親戚朋友生活,直到現在,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以便更換一條更靈活的假腿,好好度過下半生的生活。1942年8月我被拉夫到泰國建築死亡鐵路,1945年被遣返馬來西亞,勞役時間共三年多,但我沒有領過任何薪金,所以我希望獲得工資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8) 
  何文輝 
  99. 蒙難者(投訴人): 
  何文輝(Ho Man Fee),男,82歲,身份證號0234939,住址: 45. Kg,Baru N. SembiLan. Malaysia,郵政編碼73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馬口榕吉園。 
  投訴內容: 1943年正月我與兩位兄長何美、何華在馬口榕吉園被強拉往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在抵達泰國後,何美開始肚瀉,三天後便死了。而何華在六個月後,也因腳爛而死亡。而我在工作期間,飽受日軍毒打。當時的慘境無法用筆墨形容。許多人得了病,但由於幾乎沒有任何藥品治療而死去。工人遭到日軍的虐待。他們幾乎沒有衣服可穿,而食物也很壞。對那些工人來說,死亡鐵路就是地獄。 
  幸運的是,我活了下來並在二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鐵路時的悲慘遭遇進行賠償。1943年正月我被拉夫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1946年8月被遣返馬來西亞,勞役時間共44個月,按勞役工資每日2元計,被拖欠工資3904元。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陳德文 
  100. 蒙難者(投訴人): 
  陳德文(Chan Teck Ban),男,82歲,身份證號0891436,退休,住址: No.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政編碼70450。日本佔領時住址: 波德申石古洞南裡園林仁公園。 
  投訴內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在日本佔領期間,修泰國死亡鐵路時的生活非常悲慘。在死亡鐵路工作的工人沒有什麼吃的,也沒有足夠的衣服穿,也沒有正常的醫療救護來關心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醫治,很多人死去。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歷盡艱辛,身心受到傷害。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給我合理賠償。 
  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接近三年。當時勞役工資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資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7日。 
  廖昌華 
  101. 蒙難者(投訴人): 
  廖昌華(Liew Chong Wah),男,67歲,退休,身份證號0889835,住址: No. pt.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郵政編碼70450。日本佔領時住址: 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受托人廖世鴻。 
  投訴內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修泰國死亡鐵路時的生活之悲慘無法想像。在死亡鐵路工作的工人缺乏食物,也沒有足夠的衣服穿,也沒有正常的醫療救護來關心這些工人。我的很多生病的工友由於得不到醫治而死去。最讓人不能忍受的是日本獸兵無緣無故地踢打我們。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歷盡辛酸和精神苦痛。我惟一希望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給我合理賠償。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接近三年。當時勞役工資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資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2月12日。 
  (陳德文和廖昌華兩人情況的參見本節新聞報道9) 
  鍾保 
  102. 蒙難者(投訴人): 
  鍾保(Cheong Pao),男,78歲,身份證號3810633,住址: 廣合No.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N.S.,Malaysia,郵政編碼72100。日本佔領時住址: 馬口笨打利。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在Bahau被日本人徵召,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死亡鐵路那裡不是人呆的,它是地獄。所有的奴役勞工都遭到日本人的虐待。沒有人敢與他們作對。由於不能忍受死亡鐵路的生活,很多人死去,其中的一些人是得病而死。你得病後幾乎得不到任何救助。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但我歷盡辛酸和精神痛苦。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給我合理賠償。 
  我是1942年11月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我很幸運地被分到軍部當廚師。到1945年3月被遣返馬來西亞,我總共做了三年多,44個月。當時每月工資200元,只給了我5個月的工資寄回家後來就沒給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能賠我三年多的工資和利息。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游福 
  103. 蒙難者(投訴人): 
  游福(Yew Fook),男,66歲,駕駛員,身份證號2178711。住址: 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郵政編碼43200。日本佔領時住址: 士毛月(SINI ESTEL)。 
  投訴內容: 我與我的59個工友,在日本士兵的徵召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修泰國死亡鐵路時的勞工生活非常悲慘。我們吃了很多苦,勞工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藥品,在我們呆在泰國期間,我們中的好多人死去。只有日本政府向我們的遭遇進行賠償才合理。 
  我當時的工作地點是泰國的大山芭。從被日軍強迫當勞工到回馬來西亞,我整整在泰國做工三年六個月,因此我的右手致殘。當年我過的不是人的生活,被迫到河裡捉生魚吃。當時有病沒藥醫,我命大才能過關。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1日。 
  蒙有 
  104. 蒙難者(投訴人): 
  蒙有(Mong Yeo),男,73歲,身份證號0440399,散工,住址: No.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Mentakab, Pahang。郵政編碼02200。日本佔領時住址: 彭雪文德甲23碑紅毛園。 
  投訴內容: 我是1942年4月8日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4年9月10日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接近30個月。當時勞役工資每日泰幣5銖。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羅漢輝 
  105. 蒙難者(投訴人): 
  羅漢輝(Low Hon Wee),男,67歲,身份證號A0578520,退休,住址: No.4232,Pulau Sebang,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郵政編碼73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Mile 29,Kampung Pondok Batang,Jasin,Malacca,West Malaysia。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5日,我在Jasin鎮被一個為日本帝國軍隊服務的警察(中國人)抓住,送到當地警察局,到了那裡被記錄了個人資料後,對方便告之要帶我去泰國建造鐵路,每天可得三元日薪,其中的一元會寄給我的母親。在我被英軍送回馬來西亞後,我曾經問過我母親,她說她從未看到一個子兒。 
  後來,我被載到馬六甲過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邊乘火車北上,經過四天四夜的時間,才到達泰國的「萬邦」,接著又從曼谷轉搭火車前往「干布裡」,下火車後,改乘卡車進入森林地帶,卡車駛到路的盡頭,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達工作地點。當時我們共有約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後又分為100人一個營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頭負責管理工人。我當時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幾人合力拉樹桐供鋪設鐵路,有時也擔任鋪鐵路的工作。負責的日本兵很凶,若見到工人偷懶便會加以鞭打。在森林的工地裡,由於缺乏藥物,許多患上霍亂症的工人都相繼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較簡單的「醫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與病魔搏鬥,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鋸斷腳,過後被送回國。日本投降後,我繼續在該處做工,大約在三個月後,1945年11月20日,英軍才將我們送回國,我能平安回家,可以說是萬分幸運,因為同去的200人,有機會回來的只有20人左右。我在那裡工作了39個月,按日薪3元計,日本人還欠我2340元。我回國後任職膠工,直到1949年才加入警察部隊服務。日本政府應該作出合理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4)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0) 
  戴貴 
  106. 蒙難者(投訴人): 
  戴貴(Tai Kooi),男,80歲,身份證號3810330,退休,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C 10,Bahau,N.S.,郵政編碼72100。日本佔領時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S.。 
  投訴內容: 1943年我被拉夫到泰國建設「死亡鐵路」。在這期間,由於語言不通,我遭到打罵。我病痛時也無藥可醫。我1946年8月被遣返馬來西亞,共做了二年半,30個月的苦力。至今已經50載了,當時勞役工資每日3元,算來被拖欠工資36000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我所應得的。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23日。 
  劉華煥 
  107. 蒙難者(投訴人): 
  劉華煥(Low Wah Woon),男,78歲,膠工,身份證號2013297,住址: 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Bahan N.S.,郵政編碼72110。日本佔領時住址: Bahan N.Sembilan。 
  投訴內容: 我是1942年被日軍徵召去泰國修建死亡鐵路的工人之一。修造死亡鐵路時的生活非常悲慘。日本確實是一個野蠻的民族。他們隨意虐待勞工,把工人當奴隸看待。生活環境惡劣,沒有足夠的食物。很多工人得病了,由於得不到救治,其中的一些人死去。我是1942年被拉夫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5年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36個月。當時勞役工資每日4元,而被拖欠工資4320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謝奕文 
  108. 蒙難者(投訴人): 
  謝奕文(Che Ng Man),男,72歲,身份證號3811469,膠工,住址: Ldg Geddes Bahau N.S,郵政編碼72110。日本佔領時住址: 金馬士豆逸君令雙溪拉瑪。 
  投訴內容: 我當年居住在金馬士豆逸君令雙溪拉瑪,被日本蝗軍抓去修死亡鐵路。在第二期由芙蓉出發到目的地,一日三餐挨餓。工作的時候稍慢些,日軍就動手摑臉或者拳打腳踢,毫無人性,隨意橫行。在日本佔領期間,修鐵路死亡鐵路時的生活非常悲慘。在死亡鐵路工作的工人沒有什麼吃的,沒有足夠的衣服穿,也沒有正常的醫療救護來關心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醫治,很多人死去。 
  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歷盡艱辛和精神上的痛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給我合理賠償。 
  我是1943年10月被送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6年1月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共兩年三個月。當時勞役工資每日2元,而被拖欠工資1620元。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卡欣·莫哈末 
  109. 蒙難者(投訴人):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男,72歲,身份證號0875449,退休公務員(公共工程局),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郵政編碼78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投訴內容: 我是1942年6月8日被拉夫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5年9月被遣返馬來西亞,我修築鐵路接近39個月。我要求的並非是補償被拖欠的工資,而是對我失去的尊嚴及39個月我及家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應得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20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1) 
  Abdullah Bin Omar 
  110. 蒙難者(投訴人): 
  Abdullah Bin Omar,男,1929年生,65歲,身份證號2272857,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郵政編碼75100。日本人佔領時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 
  投訴內容: 我是馬來西亞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Kampung Bukit Cina Melacc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車從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當時時間是晚上7點。當我們到達Kuala Lumpur時,我們得到了一些食物,時間是凌晨2點。其後,我又被火車送到Penang,時間是下午2點。然後,我被用火車送到泰國邊境,後來我才明白我已經在泰國境內了。 
  我從泰國又乘火車,到了Banpong。此時,我才得到休息,並給予一些身體上的治療。我被要求步行7天,後來在下午7點到達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過程中,我跨過許多屍體。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後又步行,直到到達目的Tamah Rompato。從第二天開始,我們開始像奴隸一樣修建鐵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戰後又過了幾個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達P.Sekijang。又過了幾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時間是1945年5月5日。我從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國修建死亡鐵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國,勞役時間達到三年,沒有工資。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26日。 
  Mohamad B Emby 
  111. 蒙難者(投訴人): 
  Mohamad B Emby,男,67歲,身份證號3575273,住址: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郵政編碼75400。日本人佔領時住址: No.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投訴內容: 我是馬來西亞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車從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當時時間是下晚上7點。當我們到達Kuala Lumpur時,我們得到了一些食物,時間是凌晨2點。其後,我又被火車送到Penang,時間是下午2點。然後,我被用火車送到泰國邊境,後來我才明白我已經在泰國境內了。 
  我從泰國又乘火車,到了Banpong。此時,我才得到休息,並給予一些身體上的治療。我被要求步行7天,後來在下午7點到達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過程中,我跨過許多屍體。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後又步行,直到到達目的Tamah Rompato。從第二天開始,我們開始像奴隸一樣修建鐵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戰後又過了幾個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達P.Sekijang。又過了幾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時間是1945年5月5日。我從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國修建死亡鐵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國,勞役時間達到三年,被拖欠工資很多。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難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月18日。 
  Sharipp Bin Insoh 
  112. 蒙難者(投訴人): 
  Sharipp Bin Insoh,男,67歲,自由職業,身份證號6286313,住址: Kg. Bongik, Batu 20,Rembau, Negeri Sembilan,郵政編碼71300。日本侵佔時住址: 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在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沒有薪金,沒有足夠的食物和飲品。很多人由於沒有醫藥救治和被日軍射殺而丟了性命。當鐵路建成後,英軍炸了這條路。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這些人所受的痛苦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3日。 
  卡森敏露甘 
  113. 蒙難者(投訴人):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男,77歲,退休,祖籍印度。身份證號3223948,住址: Kg Batu Belang Taman.N.S.,郵政編碼73000。日本人佔領時住址: Tampin Bandar N.S. Malaysia。 
  投訴內容: 我本人是卡森敏露甘,印度回教徒,今年77歲。在1942年6月間,我住在淡邊市工作JKR,當年25歲,未結婚。有一天,日本軍官負責人通過JKR管理人招集所有JKR工人,我當年被日軍召去芙蓉,我的號數是129號,全部工人大約有500多人,由淡邊坐JKR的卡車抵達芙蓉登記。在當天晚上8點坐火車南下新加坡,等一個星期才有兩艘船,載我們工人航行六天才抵達西貢。住一個多月,再次坐船抵達另外一個碼頭,忘記了名字,在那裡住三天,再次坐火車二天才抵達巴當不剎住一天,然後全體工人開始步行一個月,最後到達一個名叫黃溪大地區。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5)   
  我們開始砍樹、蓋房子,每組25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清晨6點開始工作直到下午5時才收工。由於那個地區有座大山,必須由大山中間破開山,造一條火車路通過緬甸。我們一組25人工作。我們每日工作只獲得2元泰國幣。我們在那邊工作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為止。我們25人一組,只剩下10個人回到馬來西亞。 
  在日本投降後,我們被英軍送到磐谷集中營地區住一個多月,才由英軍用七艘商船分別運載老鐵人回鄉,六艘商船開往新加坡,另一艘開往檳城。我本人在檳城住一個月,然後由英政府負責讓我坐火車由檳城抵達芙蓉,再由英軍用卡車運送回家。我們起初全部工人在集中營有1600多人,回程的老鐵人只剩下900多人而已。 
  我在死亡鐵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並不是筆墨可以形容。想當年在泰國當勞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國的有多少人沒有辦法算,因為工作的地區隔開,因此其他地區發生的慘況我們不清楚。我們現已經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體恤我們的苦痛,對欠下我們的薪水及一切損失應該給予補償。這樣,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說是民主與人權的維護者,而不應該成為一個不道德的強盜國家。 
  投訴日期: 1995年1月7日。 
  Sani Bin Maakip 
  114. 蒙難者(投訴人): 
  Sani Bin Maakip,男,69歲,臨時工,身份證號4049985,住址: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郵政編碼33000。 
  投訴內容: 我18歲時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強迫當鐵路工人,為日本人築路。我們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夠的飲水。我每個月也拿不到工資。因此,我要求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0月9日。 
  Md Yunus 
  B Mohamad 
  115. 蒙難者(投訴人): 
  Md Yunus B Mohamad,男,72歲,退休的駕駛員,身份證號2276692,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郵政編碼75400。日本人佔領時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期間的1942年,我19歲,未婚。那年2月10日上午11點,我正在馬六甲的Bunga Raya散步,迎面過來一輛裝著日軍的軍用卡車,車的前座坐著一個本地人。車的座位上坐滿了日本兵,大約有25個。一個本地人和一個日本士兵讓我坐上卡車,並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說,我從馬六甲的Durian Daun來。他們讓我帶著他們回我的家,並讓我帶上一隻枕頭、一條毯子、一隻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們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沒和我說話。我們被帶到馬六甲的Kubu火車站。我們不能反抗,因為我們都被日本兵看著。 
  大約凌晨2點,火車離開Tampin去Sereban和Kuala Lunpur。到達Kuala Lunpur後,我們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為我感覺就像是被餵養的豬。我們離開Kuala Lunpur,到達Ipoh的Perai P.W.。在那裡,日本兵再次給我們食物。出於同樣的原因,我還是吃不下。 
  在到達泰國的Padang Besar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賣食物,但我不能去買,因為他們不接受馬來西亞錢幣。大約下午4︰30,我們到達了Banpong鎮。在那裡,日軍給我們醃製的魚和蔬菜等食物,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夜。大約凌晨3點,我們被叫醒,走了4公里,尋找食物,後來我們到了去Kamburi的火車站,並在那裡從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點。後來我們離開火車站去Kamburi,並在下午4︰30到達。我們離開車站,步行1公里到達一個日本士兵嚴格把守的營地。我們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議拿必要的東西來建自己的帳篷。我們在Depoh吃了飯。我們在那裡待了4天,直到醫檢結束。第二天,我們從下午6點到下午10點走到工作地。天氣很糟糕,我們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點,我們又步行,直到11︰30到達目的地。日本兵給我們提供醃製的魚作為食物。由於飢餓,我們就吃了。然後我們被命令分為30人一小組進行工作,並被督導著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帳篷的繩子或帶子、斧子、烹飪設備、米和水等。等一切都準備好,已經是晚上10點,而到11點才給我們飯吃,才讓睡覺。 
  第二天,我們被分成一組15人的小組。我的小組負責砍樹,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樹拖到河邊。我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由於我不會講日語,所以當我索要薪金的時候,日軍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此後,我就集中了20個人,準備離開軍營。當我們跑出5英里遠後,一輛軍車追過來。我們又被捕了。我們的手被繩子紮著,並受盡了虐待。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我們頂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藥是沒有的。病人被送入稱之為醫院的小屋,屋裡躺著沒有掩埋的屍體。那些生了病但還能走的人被要求幹活,沒有生病的人則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後把木頭扔進洞裡,把屍體放在木頭上燒,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燒掉了。 
  在日本佔領後直到1945年投降,這樣悲慘的故事還有許多。在戰後,我們從馬來西亞來的人被白人集中起來,送到曼谷。有個叫T.W.T.Bank的軍官對我們照顧得很不錯。我們在那個營地待了3個月,然後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後來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們在Island待了4天。我們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證,我們在那裡的出庭時間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後來,我們離開新加坡回到馬六甲。離開新加坡的時間是上午9點,到達馬六甲的時間是下午5︰30,一路的環境很糟糕。至此,我從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國建築死亡鐵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馬來西亞,我的勞役時間為38個月,但每月一分工資也沒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難者(投訴人): 
  Ibrahim Bin Jai,男,82歲,身份證號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郵政編碼53100。日本人來時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訴內容: 日軍佔領下的馬來西亞,1943年OGOS月,我被當地人和日本的負責人強迫去泰國修建死亡鐵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員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強迫我們從Tampin坐火車到了泰國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經強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後,我們步行到達了Bampong。他們不給我們食物和水,我們非常飢餓。你不能想像我們受的傷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從Bengkok帶走,並在1946年的6月11日帶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後,我又被用火車送回馬來西亞的Tampin火車站。從Tampin到我的家鄉,我由Pos Office Van陪著。到家後,我激動地見到我的家人,但心裡也充滿了憂傷。這些是我在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的1942年的悲慘遭遇。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呂威 
  117. 蒙難者(投訴人): 
  呂毓良(呂威),男,73歲,退休的鋤草工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郵政編碼81000。日軍佔領時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呂天雄(Lee Kem Chong)。 
  投訴內容: 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在1942年5月間,一個晴天霹靂使我與妻兒分別三年多。想當年,日軍在該圓丘捉人去泰緬修死亡鐵路當苦力。當時,該圓丘每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勞工。當我踏上征途時,我的長子尚未滿月。我們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車,經歷數日才抵達目的地。當時勞工七八百人。當年,日軍答應有關家屬,可按月照顧若干米糧及款項。當年日軍違反協約,不守信用。當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隊上城隊蘆田班整個組內約有五六千人。當苦力的有華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鐵路三年當中受苦受難,一切損失,日本政府應當負責給我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6)   
  投訴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2) 
  曾來 
  118. 蒙難者(投訴人): 
  曾來(Chan Loy),男,85歲,退休的鋤草工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郵政編碼81200。日軍佔領時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訴內容: 我28歲時,由中國南來定居古來。本人在古來期間,當過各種勞工。在我43歲那年6月,也是1942年,當時我在古來無成園目前的牙直利園做雜工。當時我們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誘、欺騙到泰國去築死亡鐵路,為期三個月,期滿可以遣返,並會獲得整百元馬幣。這種事件所發生都是一種行騙的圈套。在泰緬鐵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馬。日本政府應當體恤我們不幸受害,給予合理補償。日本政府對被日軍強迫去泰國當勞工的無辜受害者應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黃九 
  119. 蒙難者(投訴人): 
  黃九(Wong Kew),男,67歲,養老,身份證號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郵政編碼71300 Labu。日本佔領時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園萬宜路。 
  投訴內容: 1943年,我31歲,那時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個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們把我帶到了泰國,去修築死亡鐵路。當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環境下工作時,我遭遇了許多悲慘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於生病而死去,我幸運地活了下來。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誘騙到泰國修建死亡鐵路,當時的勞役工資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慘遭遇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黃源 
  120. 蒙難者(投訴人): 
  黃源(Wong Yin),男,65歲,身份證號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郵政編碼73300 Labu。日本佔領時住址: 泰國的金門裡與淡邊。 
  投訴內容: 我被日本兵強迫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日本人隨意地踢打我們。我被強迫做我不願意做的事情。那時我才14歲。許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鐵路的過程中死去。幾乎沒有人能忍受那種生活環境。我很幸運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馬來西亞,我的勞役時間共46個月,可日本人當時每天只給我1元。誰應該為我悲慘的遭遇負責呢?當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劉海 
  121. 蒙難者(投訴人): 
  劉海(Liew Hoy),男,82歲,養老,身份證號2027667,住址: NO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郵政編碼72100。日本佔領時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訴內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徵召去泰國修建死亡鐵路。死亡鐵路生活的悲慘難以形容。那裡沒有好一點的地方可待,沒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沒有足夠的衣服穿。對在死亡鐵路工作的工人來說,那裡就是地獄。日本獸兵殘酷地對待我們,任意地踢打我們。由於沒有醫藥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運地活下來,並在戰後回到了馬來西亞。我是帶著一條壞腿回來的,此後只能是一個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號被送到泰國修建死亡鐵路,1945年9月被遣返馬來西亞。我的勞役時間為30個月,勞役工資為200元泰銖,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鐵路過程中所經歷的苦痛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3) 
  李世經 
  122. 蒙難者(投訴人): 
  李世經(Lee Soy Keng),男,70歲,身份證號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郵政編碼75614。 
  投訴內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僅僅20歲時,我被日本士兵徵召去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車站上的火車。我們被迫在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任何拒絕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鐵路的環境非常惡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獄裡。我們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運地活了下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鐵路的遭遇進行賠償。我希望正義人士能支持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賠償的話,請轉交給我的兒子Lee Chee Won。 
  投訴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亞利沙烈 
  123. 蒙難者(投訴人): 
  亞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歲,身份證號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郵政編碼78000。 
  投訴內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國的死亡鐵路工作。在死亡鐵路,我們幾乎沒得吃,沒得穿。一個人如果生了病,也無藥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後都紛紛死去。最令人無法容忍的是,日本兵無緣無故地打人。我很幸運地活下來,回到祖國,活到今天,並能夠把自己的遭遇講述給別人聽。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進行完全地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難者(投訴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歲。身份證號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郵政編碼84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訴內容: 在日本佔領期間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勵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國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農業學校去學習。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車去了Padang Besar,想去農業學校學習。可沒想到的是,我們被強迫去修建到緬甸的鐵路。我們上當了。那一年,我15歲。 
  我在那裡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從森林裡將原木和枕木砍下並運去修建通往緬甸的橋。日本人很殘酷,我們都是超負荷工作,並且總是遭到他們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後,我得了很重的病。我們住在軍營里長長的房子裡,那裡沒有任何設施,沒有床,也沒有枕頭等東西。我們喝的都是河裡和溪裡的水。我們沒有早飯吃,午飯通常是一個混雜著醃製的干魚片的飯團。有時候,飯團裡還有豬肉之類的粉末,而這對伊斯蘭人是一種侮辱。 
  我得病後,被送到Kamburi「醫院」去「治療」。所謂醫院,就是17棟充滿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們根本得不到治療,只是在那裡等死;醫院沒有床,沒有毯子,屋的結構和門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裝滿了Padi)來代替毯子,而這充滿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膚病;醫院不但不救治病人,還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時甚至在食物裡有伊斯蘭教禁忌的豬肉。在那裡,早飯也是沒有的——除了一點裝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裡的Starch。由此,「醫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詞。在那裡,每天都要挖壕溝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種膚色和種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個月時,我和另外25個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們說是我們這些人工作得非常賣力,工作的勁頭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獎勵。事實上我們都得了重病,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種各樣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種皮膚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虛弱。 
  我由於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聽不清聲音、身體虛弱等毛病。我在這兩年半里,沒有拿到一分工資,我在Kamburi醫院裡,也沒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離開,沒有週末,長時間勞動,作息不正常,沒有早餐,沒有正常的食物,沒有醫療救治,工作時間沒有交通工具,當時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壓力,凡此種種,我總是害怕和受驚: 下面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投訴資料(17)   
  為此,我要求得到我當時工資和精神上的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難者(投訴人): 
  廖安(Liew Onn),男,88歲,退休,身份證號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郵政編碼56000。日本佔領時住址: Jakoh Area Pahang。 
  投訴內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的,於1946年被遣返馬來西亞。我在死亡鐵路工作了31個月。日本兵強迫我天天工作,卻不給我工資。更過分的是,他們不讓我洗澡。每頓飯不夠,而當我有病的時候也不提供任何藥品。我由於沒有力氣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懶,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傷後又沒有藥給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顆腳趾。我要日本政府賠償我的損失。 
  投訴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吳法興 
  126. 蒙難者(投訴人): 
  吳法興(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歲,退休,身份證號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郵政編碼43500。日本佔領時住址: 雙溪珍雪州。 
  吳吉(Ng Kit Lin),男,66歲,退休,身份證號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郵政編碼71300。日本佔領時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訴內容: 本人叫吳法興,當年20歲時與當時十五歲的弟弟吳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軍強迫抓去泰國修死亡鐵路。我們兩兄弟從吉隆坡乘火車北上到了萬邦,就開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馬祖開始工作。我們兄弟在工作地點發現很多屍體,我們相當害怕。我們每日必須24小時輪班工作。日軍當時說,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資只獲得1元。我們兄弟經過三年多才回來。我們兄弟在泰國修死亡鐵路三年多,受苦受難。當年的慘況可以說吃不飽,饑不死,過著難受的苦日子。如今我們兄弟兩人希望日本政府從人道的立場出發給予合理、公道的補償。 
  我們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國修築死亡鐵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馬來西亞,勞役時間共44個月,當時勞役工資每天3元半馬幣。按理說,每月105元。當時每月領10元,有時沒有。日本方面答應餘額(95元)寄給馬來西亞的家人,但家人從來未曾收到這筆餘額工資。那麼我們每人被拖欠工資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體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糧食及藥品缺乏,所受飢餓及疾病之痛苦,亦須給予合理的補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報》: 《公公去建死亡鐵路遇害後不知埋哪兒(姜金生)》 
  (馬口18日訊)馬口的姜金生控訴日本蝗軍當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的賠償。 
  姜氏是根據他母親告訴他說,姜祥是在1942年,在馬口被日軍捉去泰緬邊境建死亡鐵路,結果被日軍害死,客死異方,埋屍哪裡一點也不知。 
  他說,姜祥當年被日軍逮住後,強拉到金馬士乘火車載送到泰緬邊境做死亡鐵路,結果一去不回頭。 
  姜金生目前住在馬口花園,他認為日軍當年在大馬半島濫殺無辜,強逼人民參加死亡鐵路的工作,其慘無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齒冷的,因此他說日本政府必須對此作出賠償,以償還他們當年所造的罪行。 
  (參見本節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報》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難要求日本賠償,老人積怨爆發討公道》 
  (汝來10日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蝗軍鐵蹄南侵陷淪時期,雪州士毛月一個公司被捉去二十餘名華人,前往泰緬邊境建造死亡鐵路,結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終於等到和平後,由在死亡鐵路生還歸來者口述透露,兄長是在該地工作約數個月後,由於身患重病缺乏藥物治療,雙腳潰爛而死。 
  上述是由來自森州汝來雙溪拉務園丘一位老者葉芳,現年71歲,於昨日來謁見本報記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數十年的積怨而作控訴,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賠償。 
  他說,其父親有五名兒女,他與哥哥葉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當年被捉去時30歲,而且已有妻室並育有一名女兒,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稱為黃華公司園丘內,以割膠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個早上,大批日軍乘著羅裡到該園丘找壯丁去泰、緬邊境修築鐵路,由於葉芳當年只有16歲,而且個子矮小而沒被征抽而逃過一劫。 
  隨著日本蝗軍投降撤離後,只有少數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黃及另一位名叫葉九,在彼等口中述說,其哥哥到達後數個月後得大病,在藥物奇缺下,雙腳腐爛而死去。 
  他繼說,其嫂得悉丈夫罹難後,便隨即離家出走,丟下其侄女由他照顧,後來他遷居至汝來雙溪拉務園丘,俗稱日本園丘,其哥哥惟一的遺孤在幾年後亦由於患病,被一名婦女庸醫治療後,亦死去,可謂家散人亡。 
  葉芳老先生居住在汝來數十年,由於得悉最近各報章刊登一些在日軍南侵的受難者家屬向日本政府追討血債及賠償,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葉林申冤,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交代。 
  本報記者得悉,在汝來曾有無數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親人,因為汝來曾有一個別名,英政府稱為「鬼域」,也就是說是亂葬崗的意思,據以前的人說,汝來曾是日本軍動刑後安葬死人的墳場,同時亦有一間慰安所位於大街,但是由於歷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資料,不過筆者曾在年幼時看到汝來火車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條石柱上尚寫著日本字體,因此一般相信,日軍曾在雪邦律(汝來的舊名)盤踞一段時間。 
  (參見本節案例24) 
  謝瑞英:父親一去成永訣。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報》: 《「病死沒人收屍!」蝗軍徵召建死亡鐵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頭》 
  謝瑞英,61歲,來自馬口巴架峇都。 
  她父親謝平(當年38歲),居住在「不二鄉」一馬路(即現在馬身新村)。於1942年,日本佔領時期,一家人以種稻為生。 
  某日,村長來到她的家,告訴她父親說: 日本軍人要徵召壯丁到泰國建鐵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結果父親與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馬口警察局去報到。 
  一去成永訣 
  據說: 較後,父親與人共乘火車到金馬士,然後轉火車直到泰國,誰料一去成永訣。同時三人在戰後都不見回來,很肯定都已埋屍異鄉。 
  「由於這演變,那時母親含辛茹苦地撫養我們三姐妹,以後由於生活非常困窘,母親只好將兩個妹妹送給他人撫養,我則留在母親身邊,母親種禾,我趕鳥兒,挨到日本投降。」 
  她說,這是日本蝗軍迫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兩個妹妹也從此失去聯絡,日本實應該給我們合理的賠償才對。 
  (參見本節案例54) 
  4. 《「父親被蝗軍殺了」,李鳳: 家人痛苦了半輩子》 
  李鳳每當憶及父親的遭遇,就悲傷不已。 
  (馬口12日訊)「日本蝗軍害我家散人亡,雖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觸痛我們心靈上的創痛。」 
  父親在日治時代被日本蝗軍害死的李鳳說,他的父親李青當年被日軍捉去時,只有35歲,一家人正需要父親的撫養,卻料不到日軍侵略馬來亞半島後不久,殘酷的日軍便把她父親捉去泰緬邊境,參與死亡鐵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訊全無。 
  原籍廣西的李鳳相信,她的父親肯定是在建築死亡鐵路期間被日軍害死,可憐她年紀小小便失去父親,而且還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輩子。 
  李鳳的母親廖秀經常提醒她不要忘記當年日軍捉她父親的悲事。1942年底,她們一家人當時住在柔佛的也閣園丘,一天中午,園丘內突然出現車頭插著紅太陽小旗的卡車,大群日軍一見男性壯丁就捉,當時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個時候也被日軍捉上卡車,然後絕塵而去,這一去,從此成了永別,日軍把壯丁用火車從昔加末載去泰緬邊境,威逼他們建築死亡鐵路而客死異鄉。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鳳後來嫁到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園丘。她說,幾十年來,每當憶及父親的悲慘遭遇,就使他們難忍心頭上的創痛,這筆血債日本政府應該負起責任給予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報》: 《被捉去建死亡鐵路,父親或已埋屍荒野》 
  (馬口18日訊)在三年八個月的日治時代雖躲過了日本蝗軍刀鋒,但是親人卻逃不過日軍強拉壯丁到泰緬邊境,參加修築死亡鐵路而客死他鄉的蒙難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馬口朱區的黃梅說,她的父親黃信(當年30多歲),被日軍捉去後,至今音訊杳然,她相信父親一定是當年被日軍捉去做死亡鐵路時,也像其他千千萬萬的大馬無辜者一樣死在泰緬邊境,埋屍荒野。 
  據她說,當年他們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個小園丘,蝗軍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現,那天,黃信剛好到芙蓉購物,從此一去不回。 
  黃梅根據她的母親譚二梅告訴她說,當時有人看到日軍把黃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車載走,卡車上還有數十名壯丁,事後聽說卡車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鐵路。 
  在兵荒馬亂、日軍動不動濫殺無辜的時代,黃信被日軍捉去後,僅剩下黃梅及其妹妹黃亞珠母女三人相依為命,由於生活艱苦無法撫養兩名女兒,譚二梅當時忍痛把黃亞珠送了給別人,以後便斷絕聯絡,至今完全沒有她的下落。 
  譚二梅在1984年逝世,黃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黃亞珠。她說,日本軍害她們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應對此作出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報》: 《譚妹: 血賬難了!父親橫死泰緬鐵道》 
  (馬口14日訊)「日治時代日本蝗軍搜捕壯丁送去參加建死亡鐵路時,我父親譚門當時剛好從五區吉禾地芭住家到馬口,他便在馬口被日軍捉去,從此音訊全無。」 
  目前住在馬口志同成園丘的譚妹(52歲)控訴說,日本蝗軍把她父親捉去後不久,便有消息傳來他在送抵泰緬邊境參與死亡鐵路的艱苦工作時,因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嵐瘴氣而死在鐵道上。 
  她說,日本蝗軍霸佔大馬半島三年八個月,造成成千上萬的人民家破人亡,這筆賬不能因此了事。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2)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並對蝗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時,向報界痛陳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對大馬半島當時的蒙難者家屬及後裔作出合理的賠償。 
  她追憶說,當年他們一家人住在馬口五區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親出門在馬口買東西,卻不幸被搜捕壯丁的日軍捉去。 
  當時他們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懼和悲傷,尤其是她母親謝梅,更加是肝腸寸斷,聲聲痛責日軍的慘無人道。 
  她說,不久之後,便有消息傳回來說她父親在參加死亡鐵路工作時客死異鄉,從此她母親便憂鬱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終,臨終前仍對日本蝗軍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參見本節案例75) 
  7. (主要關於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貴、蕭新華、易興良、黃南、陳開鑾、李金祥九人的報導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報》增版: 《戰時被迫到印尼蘇島建死亡鐵路□州七名虎口餘生者決向日本當局索賠償》 
  (怡保27日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強迫運到印尼蘇門答臘建造死亡鐵路的虎口餘生者,欲召集其餘已失去聯絡的生還者,以便通過馬華與巫青團洽商後,呈資料給日本當局,以要求給予他們所應得及合理適當的賠償。 
  他們一行七人以何成(68歲)為首,其餘者包括蕭新華(68歲),陳開鑾(83歲),李德貴(80歲),易興良(67歲),何木森(69歲)及李金祥(70歲),今日向報界揭露當年慘事。尚有兩名黃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獅美,但由於行動不便而不克出席記者招待會。 
  何成表示,這條鮮為人知的印尼蘇門答臘島鐵路是由該島的巴干峇魯直通到馬魯,共長120多公里,但在他們興建完竣後,還沒有正式通車時,日軍已宣佈投降,而他們才有機會重返祖國。 
  餘生者當中的蕭新華在追憶往事時指出,他曾於1942年被強迫到暹緬修死亡鐵路長達一年多,隨著該鐵路的建竣,他於1943年回來我國,但回國後不久於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蘇門答臘建鐵路,在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結識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動身 
  他們皆異口同聲表示,他們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島(即現在的新加坡)出發前往蘇門答臘的巴干峇魯,而他們這批前往該處死亡鐵路的□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達後他們感到有受騙的感覺,因所受到的對待與在新加坡時完全不同。 
  陳開鑾追憶說:「我們沒有薪水可拿,日本蝗軍只供給少許的食品,有時在飢餓時迫不得已只有尋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飢,而該處高山為環,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鐵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當時的蝗軍監督工作,只管打點工作進度,惟有工人拒絕進行工作時,才會毆打他們,只要工人繼續工作,蝗軍便停止毆打。 
  他指出,但有時在趕工時,他們須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雨夜趕工時更是飢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會遭到蝗軍的拳打腳踢。 
  此外,他們也表示,在深山野嶺工作,而該處又沒有良好的醫藥設備,一旦患上瘧疾時只有等待死亡時刻的到來,而該處也沒有清潔的水的供應,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沒有足夠營養,使得鐵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癩瘡皮膚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們說,當時許多人因為支撐不住而死亡,有時一天多達幾個也有,遺體是隨處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軍投降後,他們被迫去蘇門答臘死亡鐵路的78名□叻州人,能生還被遣送回國的並不到20巴仙,回國後由於各忙各的許多都失去聯絡,大家各處一方。 
  他們今次希望通過報章把其餘曾被強迫去建死亡鐵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過□叻馬華公共投訴局主席溫政喜的協助,將有關死亡鐵路資料,呈給馬華中央公共投訴局主任張天賜與巫青團洽商後,呈交給日本政府,要求給予死亡鐵路工人合理適當的賠償。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報》: 《飽受日軍折磨摧殘死亡鐵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賠償》 
  (怡保28日訊)日戰期間,被日軍捉去蘇門答臘興建印尼的「死亡鐵路」劫後餘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賠償費,以彌補當年飽受摧殘的身心。 
  以怡保張何有限公司董事經理何成為首的「印尼死亡鐵路」受害者於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開一項記者會,揭發他們在日戰期間,飽受日軍折磨,用血與淚完成鐵路的事跡。 
  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齡是67歲—83歲之間。他們是: 
  何成、陳開鑾、李德貴、易興良、何木森、李金祥、黃南、林昭億(上篇報道人名為林昭德,疑上有錯——編者)和蕭新華。 
  他們呼籲當年遭日軍捉去蘇門答臘巴爭吉興建鐵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賠償費。 
  聯絡電話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陳開鑾: 556648。 
  何成指出,這件事已向怡保華投訴主任溫政喜作出投訴,並希望通過我國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過政府與日交涉 
  這一批和報界會晤的受害者當中,年齡最老的是陳開鑾。另外,受害者蕭新華(68歲),在日戰期間,吃盡苦頭。他不僅被捉去印尼蘇門答臘修建鐵路,之前,他還被送去泰國與緬甸交界的地方興建長達93英里的「暹緬鐵路」。 
  據這一批劫後餘生的受害者指出,該條鐵路長120餘公里,從蘇門答臘巴干峇魯通往棉蘭附近的馬魯。 
  「這條鐵路之所以稱為『死亡鐵路』,是因為被日軍俘虜到該處建築該鐵路的數千名勞役,由於不能忍受當時惡劣的環境,而有約半數人身亡。」 
  何成指出,當時被捉去建築鐵路的地方,置在一個大森林,生活條件極之惡劣,吃不飽、睡不好。天一亮就要進行建鐵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時候趕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當時的環境,並沒有醫藥照顧,若生病了則非常麻煩,當時,瘧疾叢生,許多勞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這一批「死亡鐵路」的受害者,和一批為數共78人,同在日軍大肅清時,於1944年4月帶往新加坡,然後越洋到蘇門答臘進行「死亡鐵路」建築工程。直到一年餘後,日軍投降時他們才通過各種途徑回來本土,結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參見本節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國××(國內新聞)《蝗軍惡行蘇門答臘建鐵道生還者追討血債》 
  (怡保27日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軍強迫運到印尼蘇門答臘建造死亡鐵路的虎口餘生者,欲召集其餘已失去聯絡的生還者,以便通過馬華與巫青團洽商後,呈資料給日本當局,以要求給予他們所應得及合理適當的賠償。 
  他們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歲)為首,其餘者包括蕭新華(68歲),陳開鑾(83歲),李德貴(80歲),易興良(67歲),何木森(69歲)及李金祥(70歲),今日向報界揭露當年慘事。尚有兩名黃南及林昭億日前居住在獅美,但由於行動不便而不克出席記者招待會。 
  何成表示,這條鮮為人知的印尼蘇門答臘島鐵路是由該島的巴干峇魯直通到馬魯,共長120多公里,但在他們興建完竣後,還沒有正式通車時,日軍已宣佈投降,而他們才有機會重返祖國。 
  餘生者當中的蕭新華在追憶往事時指出,他曾於1942年被強迫到暹緬死亡鐵路長達一年多,隨著該鐵路的建竣,他於1943年回來我國,但回國後不久於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蘇門答臘建鐵路,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結識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腳踢 
  他們皆異口同聲表示,他們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島(即現在的新加坡)出發前往蘇門答臘的巴干峇魯,而他們這批前往該處死亡鐵路的□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達後他們感到有受騙的感覺,因所受到的對待與在新加坡時完全不同。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3)   
  陳開鑾追憶說:「我們沒有薪水可拿,日本蝗軍只供給少許的食品,有時在飢餓迫不得只有尋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飢,而該處高山為環,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鐵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當時的蝗軍監督工作,只管打點工作進度,惟有工人拒絕進行工作時,才會毆打他們,只要工人繼續工作,蝗軍便停止毆打。 
  他指出,但有時在趕工時,他們須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雨夜趕工時更是飢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會遭到蝗軍的拳打腳踢。 
  此外,他們也表示,在深山野嶺工作,而該處又沒有良好的醫藥設備,一旦患上瘧疾時只有等待死亡時刻的到來。而該處也沒有清潔的水的供應,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沒有足夠營養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癩瘡皮膚病及其他病。 
  隨處埋屍 
  他們說,當時許多人因為支撐不住而死亡,有時一天多達幾個也有,遺體是隨處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軍投降後,他們被迫去蘇門答臘死亡鐵路的78名□叻州人,能生還被遣送回國的並不到20巴仙,回國後由於各忙各的許多都失去聯絡,大家各處一方。 
  他們今次希望通過報章把其餘曾被強迫去建死亡鐵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過□叻馬華公共投訴局主席溫政喜的協助,將有關死亡鐵路資料,呈給馬華中央公共投訴局主任張天賜與巫青團洽商後,呈交給日本政府,要求給予死亡鐵路合理適當的賠償。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報》: 《談到日本賠償想起死亡鐵路》 
  我國各界人士多年來不時重提日本蝗軍在山下奉文將軍指揮策劃下,「進出」東南亞時,在鐵蹄下、刺刀下、檢證下、漢奸走狗出賣下餘生者的慘痛追憶,特別是集體屠殺的殘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來亞人民除了被屠殺,也被日本蝗軍強拐到泰緬邊境興建「死亡鐵路」。 
  修「死亡鐵路」的大約七萬餘名大馬人或他們的家屬,據說將與其他遭屠殺者的家屬一樣,有望獲得日本政府的賠償。 
  這是一項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時能夠落實還是一個未知數。最重要的是,這還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賠償安排。 
  實際上,這些人士早就應該獲得賠償,只是過去的日本政府沒有在這方面答應作出賠償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細川護熙宣佈,日本政府準備設立一個1萬億日圓(約馬幣250億元)的基金,作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的賠償,「死亡鐵路」受影響者要求賠償的機會,也因此露出曙光。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為了落實「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於是進行侵略他人的國家,結果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馬華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軍侵略馬來亞時,不但到處濫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更強迫大批年輕力壯的各族青年(以華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國建築泰緬鐵路,以利日本當局擴展他們的軍事行動。 
  為了建造這條全長415公里的鐵路以及建築桂河橋,蝗軍害死了11萬條人命,而在我國,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當「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頭,客死異鄉。 
  根據各方面的講述和記載,當這條鐵路完成時,共有11萬餘名勞工和盟軍戰俘因抵受不住日軍的虐待和各種疾病的侵襲,而曝屍荒野,使得後人至今無處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國多年的日軍,擴大其野心向美國、英國和荷蘭等國宣戰,然後,迅速佔領了泰國、緬甸、馬來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預防供應網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軍事家認為應鞏固他們在上述地區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軍力去抵抗盟軍(美、英、中和荷蘭等國)的反攻。 
  當時,前往緬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經過新加坡和馬六甲海峽抵達仰光,再從這裡進攻印度。但是日本軍事家擔心盟軍的海軍實力將會切斷這條重要的輸送網。於是,日軍總部決定建造一條新的軌道,銜接泰國和緬甸之間的鐵路。 
  日軍總部在1942年初策劃建造新鐵路,到了當年6月,始發出訓令,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和動員大批人力來迅速完成鐵路工程。 
  第一批來自新加坡的戰俘於1942年6月被運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開始興建鐵路的工程,另一批盟軍戰俘則被送到緬甸的THENBYUZAZAT,展開延向泰國的鐵路工程。 
  艱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兩段鐵路是在泰緬邊界的三塔峽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內的軌道全長263公里,在緬甸境內的軌道全長152公里,這條泰緬鐵路的全部工程於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軍開始全面使用它來裝運軍火。 
  建造上述鐵路時,由於其中大部分軌道經過KWAE NOI河邊的森林和懸崖,因此困難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橋時,更面對河水沖擊的危險和水漲的艱苦。結果,無數的勞工和戰俘相繼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報》: 《4百公里軌道沾血淚11萬無辜異域化白骨》 
  根據一些戰俘和日軍的記載,當年,日軍曾俘虜了大約6800餘名戰俘和徵召大約20萬名來自東南亞國家等地的勞工,強迫他們建造死亡鐵路。 
  結果,總共有大約1800名戰俘和大約10萬名勞工,由於各種疾病、飢餓、意外和操勞過度等因素,先後斃命。 
  蝗軍無仁火葬殘病者 
  最令人切齒痛恨的是,許多勞工和戰俘在進行建造鐵路時,不只死在鐵路旁的荒野上,無人埋葬,成為孤魂野鬼,而在變遷工作地點時,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燒死。 
  此外,盟軍為了阻止死亡鐵路的連貫完成,曾經十次派出戰機由印度的基地出發,載著大批炸彈偷襲和轟炸正在建築中的桂河橋,企圖擊潰日軍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結果,轟炸行動造成許多無辜的勞工和戰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橋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完成。 
  當日軍建造桂河橋之前,首先在大約100尺外建起一座臨時木橋,方便運送各種建築材料(來自馬來亞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後才開始興建堅固的桂河橋。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報》: 《蝗軍放火燒病患陳北水鋸爛腳變終生殘廢》 
  陳北水終生殘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鐵人為現年66歲的陳北水,他來自馬六甲野新嶺叻地區,在講述他的際遇時,他說,他在死亡鐵路工作期間,由於左腳患上爛腳症,加上無法獲得醫藥照顧,結果只好鋸斷了小腿,過後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來都沒有結婚。 
  他說,日本佔領我國時期,他只有15歲。他與母親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園丘,以割膠為業。 
  1942年,大約是7月或8月,該園丘負責人通知工友,由於接到日本軍官的命令,訓示所有居住在園丘的居民,每一戶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點集會,以便由當局運送到泰國充當建築鐵路的勞工。任何人如果違背命令,必會遭受日本蝗軍的對付。 
  當時該園丘內共有35人(年齡約由14—15歲不等),在報到後就被安排乘火車前往吉隆坡,然後與來自其他地區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車前往泰國,坐了兩天的火車,終於到達泰國的「萬邦」,接著再乘軍車向名叫「高嶺」的森林地帶前進。到了目的地後,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總算到達深山野嶺的工作地點。 
  在那兒工作,大都居住在簡陋的宿舍裡。他是負責鋤泥的工作,將高地鋤低,其他的一些則用「雞公車」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後曾換過幾個工作地點。當搬遷工作地點時,有一些患病者無法步行離開,日軍又不負責運載,於是放一把火將舊宿舍連病人一起燒掉了。這種毫無同情心、趕盡殺絕的手法的確殘忍無比。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4)   
  當時雖然有白米飯吃,也吃蕃薯干,不過不曾吃過鮮魚和肉類,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鹹魚等佐飯。 
  從工作開始一直到離開為止,他都沒有拿過一分錢薪金。帶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沒有得到當局供應新衣,只有以爛布遮住下體。 
  他是到了泰國一年多之後,不知何故患上了爛腳症,由於得不到藥物醫治,加上情況越來越不妙,後來被送去「萬邦」,只好任由日本軍醫將爛腳的部分(連小腿一起)鋸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於爛腳的程度嚴重,大多數都是在異國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著回來。 
  陳北水的腳鋸了之後,由於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萬邦」居留。日本戰敗投降之後,他們才由英軍安排坐船從泰國回到新加坡。當時他不能走,必須由英軍背著上船和下船。 
  回馬之後,因為殘疾不適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後來在親友的協助下,安了一隻簡單的義腳,以利步行。一直以來,他都是協助弟弟處理一些簡單的家務,他迄今還沒有結婚。 
  大戰結束了,雖然號稱「馬來亞之虎」的山下奉文將軍被正了法,後來日本政府也賠了三艘商船表示「贖罪」,但50年後的今天,還是有人年年重提蝗軍的罪行,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日本必須對50年前的大悲劇全面負責,而50年後的今天,相信只有賠償才是還我公道的最佳解決方案。 
  (參見本節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報》: 《死亡鐵路揀回命辛酸經歷難忘記——兩「老鐵人」要日本賠償》 
  「老鐵人」 廖昌華痛斥蝗軍的殘酷不仁 
  (芙蓉8日訊)泰國「死亡鐵路」的興建過程令許多「老鐵人」留下深烙不滅的痛苦回憶和說不完的傷悲。芙蓉的二位「老鐵人」陳德文和廖昌華同樣經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陳德文(81歲)和廖昌華(66歲)今日前來本報敘述他們被日本蝗軍強迫前往泰緬一帶興建「死亡鐵路」的經歷。 
  陳德文對建築「死亡鐵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陰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軍在森州一帶的膠廠貼通告,強迫所有膠工前往泰緬興建鐵路。當時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陳德文與25名華人和75名印華裔前往泰國;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華與另50名弄邊膠工則坐火車前往新加坡,然後乘火車輾輾轉轉的到達西貢。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經歷裡,他倆的遭遇也不盡相同。他們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間大宿舍裡,擠「沙丁魚」似的打地鋪;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鍋飯」裡除了有蕃薯干、鹽魚乾、咖喱水之外,還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蟲攙雜其中。 
  他倆仍心有餘悸的說,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惟有與其他人一樣閉起眼睛「咕魯」一聲吞下去。 
  在這惡劣的生活環境裡,他們還要長途跋涉的經過遙望無際的沼澤地帶和彎彎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後才到達「死亡鐵路」的工作地點。 
  他倆說,在路途中有許多無法承受疾病的侵襲或被蝗軍殘酷刺斃的發臭屍體。日軍沒幾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積如山的屍體,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們除了要在日曬雨淋之下幹粗活外,還要面對日軍粗暴的毆打,有的更殘暴的便一槍刺死毫無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裡,他們終於在聯軍的協助下,脫離這痛不欲生的苦難日子,回到懷念已久的家鄉,與家人重聚。 
  如今,他們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場賠償他們當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並作出適當的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報》森甲新聞,陳逸平: 《蝗軍擄壯男當奴隸老鐵人細說辛酸史》 
  (庇□16日訊)日本蝗軍佔領我國期間,曾經到處擄掠壯健男人,送到泰緬邊境充當建築「死亡鐵路」的勞工,其中以華裔佔多數,當時一批一批的勞工被載到荒山野嶺進行艱苦的勞力工作,過著奴隸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醫藥照顧的情況下而客死異鄉。日本軍投降後,有機會安返家園的只剩下數目極少的幸運兒。 
  目前居住在淡邊普羅士邦門牌4232號的退休警探羅漢輝(66歲),昨天在瓜拉庇□向新聞界追述他當年擔任「死亡鐵路」勞工的一段辛酸經歷。 
  這名老鐵人當年16歲,原是居住在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腳車到鄉村地區收破舊膠鞋,賺取一點生活費。 
  送往建死亡鐵路 
  有一天,當他與他姐夫的弟弟陳妙(26歲)一起在野新鎮上出現時,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裡被記錄了個人資料後,對方便告之要帶他們去泰國建築鐵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還會將1元工資交給他們的母親。 
  後來他們便被載去馬六甲過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邊乘火車北上,經過四天四夜的時間,才到泰國的「萬邦」,接著又從曼谷轉搭火車前往「干布裡」,下火車後,改乘羅裡進入森林地帶,羅裡駛到路的盡頭,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達工作地點。 
  當時他們共有約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後又分為100人一個營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頭負責管理工人。 
  羅氏當時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幾人合力拉樹桐鋪設鐵路,有時也擔任鋪鐵路的工作,負責的日本兵很凶,若見到工人偷懶便會加以鞭打。 
  他說,在森林的工地裡,由於缺乏藥物,許多患上霍亂症的工人都相繼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較簡單的「醫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與病魔搏鬥,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鋸斷腳,過後也被送回我國。 
  陳妙因為病了,乘機會從「醫院」逃了出來,後來去了曼谷。 
  200人去僅20人回 
  日本投降後,他們仍繼續在該處工作,大約在三個月後,英軍才將他們送回我國,他能平安回來,可說是萬分幸運,因為同去的200人,有機會回來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羅漢輝、黎鴻、陳金生、陳高昇與孫建成(左)合影。 
  羅漢輝回國後是任職膠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隊服務。 
  昨天在孫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時期被蝗軍殺害的蒙難者後裔,向新聞界講述他們親人的遭遇。 
  黎金,現年54歲,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園丘。 
  日治時期,他只有3歲,一家六口居住在馬口雙溪雷,被日軍殺害者是他的父親黎仲,母親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當時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婦人抱走,一起跳進糞坑中,才避開日本兵的屠殺。 
  蝗軍離開後,該婦女將他交給住在雙溪雷菜園的叔父,由叔父養他到五六歲,後來才由堂嫂李英把他養大成人。 
  黎鴻,現年51歲,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門牌50號。 
  當年他們是居住在雙溪雷菜園,1942年7月31日,當日軍展開大屠殺那天,由於他的父親黎燦水與兄長黎華剛好前往雙溪雷鎮,結果就這樣被殺害。慘案發生後,其母親李英,便帶姐姐黎金蓉與他,三人一起帶了一些蕃薯和木薯乾糧進入森林暫時躲避。 
  陳高昇,現年62歲,居住在新邦葫蘆頂大街46號。 
  日治時代,他們是居住在芙蓉雙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鄭生郎園丘,結果在一場大屠殺事件中,叔父一家與其長兄一共八人都遭殺害,被殺者名單如下: 
  長兄陳習妙(當時20歲),叔父陳玉進(30歲)任職該園丘工頭;叔母黃玉風(25歲),任職雜工;堂妹陳金雲(5歲)與金蓮(4歲);堂弟陳金成(3歲)與金英(1歲);以及二叔陳春林(28歲),未婚,膠工。 
  陳高昇說,他們是在慘案發生的三天後,才獲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後腸子流了出來,並沒有當場斷氣,而是在一星期後因無藥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則是被蝗軍拋上半空,以軍刀刺死的。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5)   
  陳金生,現年51歲,目前居住在淡邊寧宜膠園,任職羅裡司機。 
  當年他們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來山下,父親陳南,母親林蘭,當地共有20多家住戶,全部家裡的男人都被日軍捉去,包括他的父親在內,被捉去者是送去當死亡鐵路勞工或已被殺害則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陳亞木,是賣給新加坡一姓鍾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陳漢,以及莆來山的親戚陳漢(同名)至今彼此之間都已失去聯絡。 
  林三,現年73歲,目前是在瓜拉庇□縣武吉古魯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時期,其父親林慶祥,母親鄭善德,大哥林勝桑與二哥哥林勝炎是住在葫蘆頂甘榜阿逸萬甘密山,他本人則住在瓜拉庇□馬口路33碑李順昌園丘。 
  日本蝗軍腳車隊在瓜拉庇□港尾村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後,於1942年3月18日繼續前往日叻務時,召集甘密山一帶住宅所有年輕的男人(包括他的父親和兩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膠山上加以殺害,只有老人、婦女和小孩子倖免。 
  他本人是在案發前一天用腳車載了一批香蕉和黃梨土產離開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門關。案發後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現場時他有見到父兄的屍體,後來才僱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參見本節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報》,盧有明: 《被強擄赴泰國建死亡鐵路馬來老翁向日政府索賠》 
  (庇□31日訊)來自馬六甲亞羅牙也縣牙律地區的馬來老鐵人卡森敏莫哈末(72歲),日治時期被蝗軍強擄送去泰國充當死亡鐵路勞工長達三年多的時間,但是連一分錢薪金都沒有拿過,為此特通過參加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間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藉以與其他老鐵人團結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爭取應有的賠償。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協」籌委會主席孫建成的安排下,於前日中午與來自日本的民間團體和平訪問團成員見面,並在接受訪問時講述他過去在泰國擔任建築死亡鐵路勞工的一段難忘經歷。 
  他說,日本統治馬來半島時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區,記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時30分左右,他正與數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際,突然出現了兩名全部武裝的日本蝗軍,同時向著他們一班人招手,當時只有他朝日軍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則各自飛快逃離現場。 
  結果他就這樣被蝗軍強擄上軍用羅裡,與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載到馬六甲,在場已有數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處,過後各人的手臂都被纏上一片紅布,後來才知道日軍要送他們去泰國建築鐵路。 
  第二天,他們一批人被分成數組,由軍用羅裡載去新加坡的日本軍營,到了那裡,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驗血,驗肛門,種牛痘和打預防針,過了數天約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軍船航向西貢,到了西貢後,又換船前往泰國的曼谷。 
  當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載到森林邊緣,然後步行進入深山野嶺,經過千辛萬苦,一直走到一個叫「東布龍隆峇都」地區的工作營才停下來,然後才分成100人一組負責各有關的工作。 
  在他那一組,全部都是馬來人,是負責安置鐵軌和造橋的工作,這項工作是分日夜兩班進行,在工作進行時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橋的任務更加危險,因為往往當他們把橋建好後,又被英軍炸毀,炸後又得重建。他在這段工作期間,手掌和小腳都曾被鐵條弄傷,至今還留下深深的傷痕,令他畢生難忘。 
  在三年多的建築鐵路工作期間,雖然有白米飯吃,但是卻沒有吃過一餐好的菜餚,當時大家只求填飽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軍除了供應吃的和穿的之外,從來都沒發過薪金。有人病了也沒有藥物可供醫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個地點,過後生死不明。 
  他在泰國的深山野嶺中,一直工作到日軍投降後,才在聯軍的幫助下,從曼谷乘船回來新加坡的(士京揚島),經過當局驗證沒有傳染病才獲准離開該島,乘火車回來淡邊,再轉車重歸家鄉的懷抱。離開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聯軍發給的5元馬幣零用錢。 
  (參見本節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報》柔佛版: 《呂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還是苦》 
  日軍為了貫通軍兵、貨糧運送,因此興建泰緬鐵路。這條名為「死亡鐵路」,就不知多少性命喪生,多少白骨孤魂長埋那裡。(古來: 梁文華) 
  日本南侵馬來亞(當時我國的名稱),其黷武橫行霸道主義,屠殺無數無辜人民。在黷武主義統治下三年八個月黑暗慘苦的日子裡,令人永遠永遠無法忘懷的。 
  拉夫往築泰緬鐵路 
  日軍為了貫通軍兵、貨糧運送,因此興建泰緬鐵路。這條名為「死亡鐵路」,就不知多少性命喪生,多少白骨孤魂長埋那裡。 
  被日軍拉夫往築泰緬鐵路者,75%是歸不來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過難關,25%幸運者回來了,恍若隔世。 
  古來新村呂威,72歲,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緬鐵路充勞力者之一,在古來方面前去當勞力的,尚有范苟、曾來、朱貴、葉海(已故)。 
  呂威追憶說,日本南侵時,他在古來勿剎膠園(目前為雲頂集團產業)當鋤草工人,雖工薪低,一家人倒也樂融融。 
  1942年5月間,一個晴天霹靂,使他與妻兒分別三年多。 
  日軍在該園丘捉人去泰緬鐵路當勞力。在該園丘每組25個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說,踏上征途時,其長子尚未彌月。數日的煎熬,才抵達目的地。當時這輛火車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緬死亡鐵路當苦力的。 
  他回憶說,啟程時,日軍答應有關家眷可按月領若干米糧及款項。結果卻只配給幾個月後即終止,這是違反當時的協約,日軍顯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糧食差 
  呂威說,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隊上城隊蘆田班。他們居住的是用亞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長屋。 
  整個組內約有五六千人,當苦力的,有華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於戰時物質匱乏,苦力所獲得配給的食物也極其差,而且缺乏營養。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乾、鹹魚和蕃薯葉。餐餐如此,許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縱使吃不慣,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時只兩餐而已,其餘的咖啡或其他飲品,一概妄想。 
  在泰緬死亡鐵路當苦力,時時刻刻面對死亡威脅。既營養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極度勞動,非鐵般體格不易煎熬。 
  清早6時被號令起床,洗刷後,沒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點。 
  中午11時,有專人將食物送去工廠。午餐休息半小時,11時半繼續工作至下午五時。放工後回到宿舍,沐浴,進餐。6時再度工作,至下午12時,夜間,沒有食物,挨饑入睡。同時要挨饑至翌日中午10時才有食物。 
  試想,這簡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繼續說: 他們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鋤一鋤鋤下鐵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後填築鐵路。較後安裝枕木。通車後,鐵路受到盟軍轟炸毀壞時,加以搶修,包括填泥、安裝枕木等工作。 
  性命時刻受威脅 
  在死亡鐵路工場工作,體力操勞過度,營養不良,還會受各種瘧疾侵害,性命時刻處於死亡邊緣。 
  呂威說: 即使生病,也得帶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點名報到時,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裡被發現,必受鞭打處分。 
  一個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條狗那麼簡單。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決,數人挖坑,數人將屍體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長埋那孤寂異方鄉土。 
  致死原因,除體力操勞過度,營養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導致霍亂,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糞便,苦力沒著鞋,不小心踏著,便會生爛腳,難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6)   
  偷竊事件 
  處於同舟共濟下,本來每個人都應是守望相助。由於人雜,也難免發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呂威說,工作一段時間後,日軍每十日發一次薪。每次30銖(泰幣)。由於有了一些金錢,宿舍也發生一些偷竊事件。 
  偷竊案發生後,日軍接獲報告,將各族分開居住,情況果然好轉一些。 
  他說,他們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來買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煙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在休息日,在日軍配給的麻袋,用刀子割開,然後用鐵線縫起來當衣當褲。有者手工好,縫得倒不錯。一些粗心者,縫得極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過,大家都是男兒漢,倒也不覺尷尬。至於「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樹葉自製的。 
  提及在漫長歲月有否寫信回家。他說: 想都不敢想,既沒筆沒紙,又無法寄出,如何將音訊寄遞?想家,念家,只能在夢中追尋家的溫馨。 
  轉換新環境 
  在死亡鐵路煎熬一年多的呂威,過後轉到另一個生活環境。 
  他說,他被轉去負責料理日軍飲食起居的工作。日軍可說極會享受。一組二十餘人,有人烹飪,有人曬被,有人掃地,有人煮水,有人專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進入了這個「環境」,生活可不致那麼苦。 
  他在日軍營專司廚務,夜間尚上課,學習讀日本文。 
  呂威興奮說,日軍敵不過盟軍,說明非正義之戰,必遭人們唾棄。 
  日軍投降,幸運生存者,都被聯軍召集到一個集中地,休息三個月,然後由聯軍護送至新加坡。各人才個別回到自己的家鄉。 
  他表示,回來時,見了家人恍如再世。三歲大的孩童,已會聲聲叫「爸爸」。 
  時光如弛,再見天日,焉能不歡愉。呂威浸在回憶中,想那美麗的一刻。 
  日軍南侵,為了運輸便利,再召集數人去填築泰緬鐵路死亡鐵路。75%的人犧牲。這種草菅人命,使許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對於不幸者沒有合理賠償,已侵犯人道。 
  所以,無數不幸者,聲聲譴責黷武主義之日本發動非正義侵略之戰爭。 
  (參見本節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報》: 《向日本追討血債鐵蹄統治受害彙集力量爭取》 
  日本蝗軍大屠殺不但留給王伍尾慘痛的經歷,也留下了永不痊癒的傷口,經過50年,他右腳的傷口繼續腐爛,糾纏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訊)日治時期罹難家屬和受害者籌委會,今日籲請那些在日本蝗軍鐵蹄統治,遭受蝗軍殘酷用刑的生還者和罹難者家屬盡速加入該會,以便收集資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該籌委會負責人孫建成在一項記者會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南侵,攻陷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慘和親人的犧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慘經歷。他表示,他定於下個月五日遠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間和平團反戰派的和平集會,指正日本在馬來西亞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賠償。他是受邀出席這個和平大會。 
  「我們無法一一聯絡罹難家屬和受害者,希望全馬各地有關人士主動與我們聯絡,彙集力量準備完整的資料,作為鐵證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還我們一個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難者家屬和受害者個別舉行記者會,把日軍的罪行公佈於世,經過報章的刊載後,成為有條不紊的資料,方便該籌委會進行工作。 
  他說,加入該籌委會的罹難者家屬只需繳100元的永久會員費,而泰國死亡鐵路受害者則繳50元,作為該會進行活動的經費。目前已有7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罹難者家屬和受害者與孫氏聯繫。 
  孫氏曾於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婦國際研討會。他自1984年開始即與日本和平團接觸,住在瓜拉庇□港尾村的孫氏本身也是日治時期的受害者。 
  泰國死亡鐵路的見證者劉海。當年身臨其境,今日記憶猶新,恐怖的遭遇,歷歷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軍屠殺了他九名親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當時他才7歲。 
  轉眼間已過去了50年,可是當年身臨其境,受到慘殺而大難不死的人,今天還在默默忍受這場禍害的後遺症,而年輕的一代,對白白犧牲了性命的親人當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孫氏表示,罹難者家屬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是理直氣壯及天公地道的。當年馬來西亞所獲得的日本政府賠償金,只是兩艘價值2500萬元的貨船。 
  數名受到日本蝗軍殘酷殺害而大難不死的人士出席記者會。他們是來自馬口的陳來、劉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雖然事情已發生了50年,但是他右腳的傷至今仍未痊癒,繼續糾纏著他,帶給他永無止境的痛苦。 
  回憶當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軍的迫害,以他是抗日軍為藉口對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喪失人性的蝗軍為了要達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鐵鞋,不斷重重踩踏他的右腳和雙手,導致他雙手和雙腳粉碎,爛成一堆泥漿似的。 
  (參見本節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報》,鄭順智: 《首位巫裔老鐵人現身痛述建死亡鐵路之苦》 
  老鐵人亞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鐵人向本報現身說法,痛述日治時期被抓去縣暹緬邊境建死亡鐵路的痛苦經歷。 
  這位老鐵人,名叫亞利沙烈,現年75歲,來自馬六甲亞羅牙也打波南寧。 
  他是來到瓜拉庇□會見蒙協籌委會主席孫建成,要求加入協會,以向日本政府爭取合理的賠償。 
  老態龍鍾的亞沙說: 1942年初的一個晚上約12時,四名荷槍實彈的日本蝗軍來到其住家,以槍柄猛擊大門,當他開門後,蝗軍不分青紅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馬上跟他們走。 
  登上軍車後,蝗軍隨著到另兩家,將其兩名親戚耶新姆及亞利敏彬捉上車。 
  此外一路上,不少華印青年都被如法炮製;整整一羅厘人被送載到馬六甲憲兵部,在一車中早已擠滿許多「同命人」。 
  約是凌晨3點,日本軍人威脅他告訴所有在場的人說:「皇軍要你們去泰國修鐵路,為期三個月就可回來,工資每日3元,違反者將被……」 
  接著這批為數約千人分乘軍車送到火車站,載到淡邊後轉火車南下到新加坡。 
  他說,我們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後分乘四輪船(每船約三至四百人),乘風破浪經七夜抵達西貢。 
  槍壓下穿山越嶺 
  從西貢,數以千計的人在蝗軍持槍壓迫下,攜帶行李步行去邊境,穿山越嶺,千辛萬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軍並未提供糧食,沿途依靠隨身一些乾糧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飲山澗泉水。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個月,許多人不能支撐,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屍原野,無人置理,可憐可悲,但無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開始見到每三哩有一營站。 
  我們被令在哇打裡母泰森林區自行建營帳,開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後只剩下約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驚肉跳,吃不飽,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們每天凌晨三時就得起身行一小時的山路到工作地點。」 
  亞利說,他們一組共24人是負責砍大樹供建鐵路木枕,大樹砍下後,都賴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環境惡劣,飲食不清潔的水,工友大多數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懶的肯定被毆打毒刑,病了又無藥可治,自生自滅,簡直生不如死。 
  「在營裡,每天都有死屍,我的兩名親戚也先後死於荒野,每隔三兩天就得挖坑埋屍。」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二:新聞報道(7)   
  他說,蝗軍打人不必看時候,槍柄、木棒、竹桐是他們的行兇武器,他親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軍當頭一棒打倒在橋上,然後一棍打腰順腳一踢,慘叫一聲拋入大河,沒有人敢多看一眼。 
  亞利在鐵路工作過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揀回一條老命。 
  日本投降後,他在聯軍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後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鄉,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亞利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對50年前的事負起責任,給老鐵人或後裔予合理的賠償,政府更應在此方面給予協助。 
  (參見本節案例123)     
  第四部分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   
  楊文福 
  1. 受害者: 
  楊丹,男,95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楊丹之子楊文福(Yong Mun Fook),56歲,經營電器和自行車,祖籍福建興化仙遊,身份證號碼為1371128。日本侵佔時住毛邊石頭巷,現住毛邊余廣街14號。郵編31600。 
  損失數額: 73420元。 
  投訴內容:日本皇軍入侵之後,要我父親交人頭稅,供奉納金,在那時,父親沒有錢交人頭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樹膠園賣掉來交人頭稅。在我父親還沒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說,這些是我賣掉膠園所遺下的錢,你們好好收起來,這是我的血汗錢。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體諒,能夠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萬才 
  2. 受害者: 
  林國呈,男,32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國呈之子林萬才(Lim Van Choy),44歲,商人,身份證號碼為500305085449。日本侵佔時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現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郵編31350。 
  損失數額: 39300元。 
  投訴內容:50年前,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的父親是一位雜貨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積下了一大筆日本軍票。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親的血汗錢,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後,這些錢都變成了廢紙。我的父親是二戰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們仍然保存了這些錢50多年,作為戰爭的紀念。如今,這些錢已經被我繼承了下來。我已經注意到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證按票面價值兌換」的字眼。在這種情況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按照票面價值合理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陳良炳 
  3. 受害者: 
  陳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陳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遊,身份證號碼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現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郵編31600。 
  損失數額: 13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經營自行車輪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發行香蕉票時都保證可以兌換。目前日本國家提倡民主人權,是科技發達、先進的國家。那麼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類基本人權,不應該只是執行人類最野蠻的政策,令人遺憾。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給我們一切的損失。只有這樣,它才可以保存國家的美德,才可以維護國家形象,才可以挽回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慶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訴人資料:曾春之子曾慶敦(Chan Jin Toon),61歲,職業: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證號碼為330306085185。現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郵編31100。 
  損失數額: 1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不承認軍用票。父親所留下的香蕉票達1萬多元,這些軍用票是我們的血汗錢,當時日本政府允諾可以兌換。希望當今日本政府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訴人資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歲,農民,祖籍潮州,身份證號碼為0603981。現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1334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時期,我父親養豬、種木茨,靠這兩項收成過生活,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日本宣告失敗後,就不肯承認香蕉票,以前的血汗錢就不能再用,一家大小靠吃木茨過三餐。日後的一切生活如衣食住行都成問題,不只是我們一家人,同時受害的還有許多馬來亞人。對於過去種種的損失以及日本的迫害,日本政府更應當履行諾言,負責作充分的賠償,這樣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國家的美德。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江玉河 
  6. 受害者: 
  江成武,男,33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江成武之子江玉河(Kong Yi Hor),62歲,商人,祖籍潮州普寧,身份證號碼為0348044。日本入侵時住Sungai Bator Selama,Perak。現住No.8 Main Road,Rantau Panjang,Selama,Perak。郵編34100。 
  損失數額: 13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馬來亞半島時期,我父親為全家的生活,以賣膠園和農場來集下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後,香蕉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這對於我們受害者有欠公平。可是,最近經友人提醒,我們發現這些由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因此希望日本政府能遵守一切諾言,換回這些已經保存50年的軍用香蕉票,以作公平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6月9日。 
  陳雪芬 
  7. 蒙難人: 
  陳志柳,男。 
  投訴人資料:陳志柳之女陳雪芬(Chin Shet Foon),56歲,中醫,祖籍廣東河婆,身份證號碼為380915015284。日本侵佔時住Kluang,Johor,現住No. 49,Jalan Pasir Mas,Evergreen Park,Ipoh,Perak。郵編31650。 
  損失數額: 20310元。 
  投訴內容:本人陳雪芬向貴協會登記,我仍舊存有日本香蕉票20310元,是我生父陳志柳先生生前存著留下給我的。我希望能給我兌換成馬幣,感謝萬分。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2日。 
  張亞榮 
  8. 受害者: 
  投訴人丈夫。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妻張亞菜(Teoh Ah Chye),73歲,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3095150。現住No. 131 Bagan Panchor Pantai Remis Perak。郵編34900。 
  損失數額: 3萬元。 
  投訴內容:我現在還存有我丈夫留給我的3萬元香蕉票,這是我丈夫在日本侵佔Bagan Panchor期間做生意所得的錢,他臨死前將錢給了我,我保存至今。我真誠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適當的時機安排我們兌換軍票。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5日。 
  黃俞清 
  9. 受害者: 
  黃培,男,85歲,從事農業。 
  投訴人資料:黃培之子黃俞清(Wong Yee Chern),48歲,商人,祖籍廣東河婆,身份證號碼為7584306。日本侵佔時住Sungia Siput (v)Perak,現住T4 360. Kampong muhibbah Sungia Siput (u) Perak。郵編31100。 
  損失數額: 18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賣六隻大豬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證兌換的允諾。目前日本國家提倡民主人權,是科技發達、先進的國家。那麼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只有這樣,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國家的美德,才可以維護國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聲望和榮譽。 
  特殊經歷:黃培曾經於1943年在日本人刀下僥倖生存下來,受難地點是Sanaia Siput (u) Perak。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1日。 
  李志華 
  10. 受害者: 
  李伙仙,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李伙仙之孫李志華(Lee Chi Wa),29歲,鞋匠,身份證號碼為A0319174。現住202,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Perak。郵編311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   
  損失數額: 5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新馬半島時,我公公做生意賺到的錢都買了日本軍用票。自從日本帝國投降以後,這些軍用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於我們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8日。 
  林龍通 
  11. 受害者: 
  林明富,男,36歲,魚販。 
  投訴人資料:林明富之子林龍通(Lim Ling Tong),59歲,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2069393。日本侵佔時住No.112 Main Road Trong, Perak, 現住K.B.14, 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郵編34000。 
  損失數額: 1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我父親是位魚販,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廢紙,對我們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所發行的軍用香蕉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證一切的諾言,給予受害者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周廣華 
  12. 受害者: 
  周潤,男,45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周潤之子周廣華(Chow Kong Hwa),67歲,退休,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0622862。日本侵佔時住76,Hume Street, Ipoh, Perak,現仍住該地。郵編30300。 
  損失數額: 44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做生意存下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損失。這樣它才可以保存日本國家的美德,維護國家形象,挽回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2日。 
  林新民 
  13. 受害者: 
  林平(Lam Phang)。 
  投訴人資料:林平之子林新民(Lam Sum Beng),54歲,小販,祖籍廣東新寧,身份證號碼為0590149。日本侵佔時住20,Horley Street, Ipoh Perak,現住45, Jalan 4, Ampang Baru, Ipoh Perak。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233293元。 
  投訴內容:日本侵佔馬來亞時,我的父親是經商的,所以在生意上只好以日軍印的香蕉票作交易。可是他存下來的香蕉票在日軍投降以後變得毫無價值,他只好將這些香蕉票保存至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到。先父逝世前便將香蕉票交給我保存至今。現在日本政府宣佈凡擁有香蕉票者可以用1元換回1元馬幣。所以我現在呈上這份申請表格,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其諾言,換回我父親的血汗錢。 
  投訴日期:1994年4月8日。 
  李愛文 
  14. 受害者: 
  李金保,男,78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李金保之孫李愛文(Lee OI Bown),27歲,銷售員,身份證號碼為A0739864。現住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損失數額: 2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爺爺是小販,辛辛苦苦儲下的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發行的軍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們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國家所保證的諾言,換回你們國家的軍用票,賠償給所有持有軍用票的受害者。日本政府經常說日本國家執行民主人權,維護世界和平,當然更必須尊重人類基本人權的存在,而不該一味維護強盜的宗旨,令人遺憾終身。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1日。 
  黃國祥 
  15. 受害者: 
  黃祿,男,9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黃祿之子黃國祥(Wong Kok Seong),44歲,工人,祖籍嘉應洲梅縣,身份證號碼為2734793。日本侵佔時住288,Gunong Rapat,Ipoh, Perak, W. 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31350。 
  損失數額: 2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耕種和做點小本生意,存下軍票。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6日。 
  杜亞美 
  16. 受害者: 
  杜聯慶,男,76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杜聯慶之子杜亞美(Toh Ah Bee),51歲,小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430930085187。日本侵佔時住Batu 10 Lekik Sitiawan Perak Malaysia。現住5, Jalan Lumut Sitiawan. Perak。郵編32000。 
  損失數額: 16911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做小生意,保存日本軍用香蕉票。這些都是血汗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原來是我們的命根,可是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但是我們受害者發現日本香蕉票都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日本政府必須執行人道的精神,給予合理兌換。它必須負一切責任,履行諾言,尊重人類基本人權的存在,更不能永世成為一個強盜的國家。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2日。 
  劉關雄 
  17. 受害者: 
  劉關雄(Low Kuan Hong),男,83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劉關雄本人,祖籍廣東南海,身份證號碼為1034292。日本侵佔時住No.32 Main Road, Sungai Siput(N),Ipoh Perak Malaysia,現住No.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Ipoh Perak。郵編30100。 
  損失數額: 7770元。 
  投訴內容:本人在日軍統治新馬時期,做機械工作,每日做足12小時。工作期間每月出糧出香蕉票,我辛辛苦苦儲到的血汗錢共有7770元。日軍一投降,我所有的血汗錢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因為日本軍用票都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保留了50年的血汗錢,現在要求日本政府兌換給我。 
  投訴日期:1994年5月5日。 
  廖潤新 
  18. 受害者: 
  廖榮貴。 
  投訴人資料:廖榮貴之子廖潤新(Liaw Yoon Sin),65歲,退休,祖籍廣東增城。身份證號碼為0393446。現住28,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郵編31650。 
  損失數額: 3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存下軍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1日。 
  葉玉華 
  19. 受害者: 
  葉九,男,70歲,礦工。 
  投訴人資料:葉九之女葉玉華(Yap Yoke Wah),46歲,文員,祖籍廣東東莞,身份證號碼為1429645。日本侵佔時住Pusing Perak,現住45, Jalan Thomson, Ipoh。郵編30350。 
  損失數額: 12000元。 
  投訴內容:我擁有我父親給我的12000元香蕉票,這是日本帝國統治馬來亞期間發行的。當時我父親做礦工攢下了這些錢。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錢變得毫無價值。在這些軍票上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的字樣。我現在希望能夠兌換這些軍票。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陳家英 
  20. 受害者: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3)   
  投訴人陳家英父母。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女陳家英(Tan Kia In),41歲,咖啡店職員,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4578494。日本侵佔時住Air Kuning,現住No. 21 Jalan Besar Air Kuning, Kampar Perak。郵編31920。 
  損失數額: 28435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母是做咖啡店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28435元的軍用香蕉票。當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後,一夜之間它變成了廢紙,這對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香蕉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5月3日。 
  梁偉杭 
  21. 受害者: 
  梁寅,男,84歲,從事漁業。 
  投訴人資料:梁寅之子梁偉杭(Leong Wai Thong),54歲,祖籍開平,身份證號碼為1407073。現住Kampung Pilong No.10, Ipoh Perak。郵編30000。 
  損失數額: 3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經營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印有保證兌換的字樣。目前日本國家提倡民主人權,是科技發達的國家。那麼日本政府就更加應該根據人道的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8日。 
  陳繼光 
  22. 受害者: 
  陳焯,男。 
  投訴人資料:陳焯之子陳繼光(Chan Chee Kwong),64歲,退休,祖籍廣東南海,身份證號碼為4020305。日本侵佔時住3 Post Office Road Porit, Perak,現住4 Jalan Delation Merdeka Garden, Ipoh Perak, West Malaysia。郵編30100。 
  損失數額: 23000元。 
  投訴內容:1941年英國統治馬來亞時,先父及我們均為良好公民。1942年日本統治東南亞,我們也是良好公民,操小販及耕種為生,辛苦過活,先父留下血汗錢。日本帝國票上印明「大日本帝國」、「保證可以兌換」馬來西亞和英國鈔票的諾言。日本政府應該付出兩倍或三倍的現在的馬幣收回,實現諾言。這是「大日本東南亞共榮圈」的紀念品,應收回作為後代的紀念,並存入博物院留念。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1日。 
  鍾水清 
  23. 受害者: 
  鍾亞遠,男,55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鍾亞遠之子鍾水清(Choong Swee Ching),56歲,化工,祖籍嘉應洲,身份證號碼為1390337。日本侵佔時住Thoo Fook Village, Kledang Hill, Menglembu, Ipoh,現住851, Bukit Merah, Lahat, Ipoh, Perak。郵編31500。 
  損失數額: 13035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賣了一段禾芭,我叔叔也賣了一段膠園,兌換成日本軍票。但是沒過幾天,就聽說日本錢不能用了。對於我們受害人,這是很不公平的,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受苦受難者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一切諾言,換回你們國家的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曾伍嬌 
  24. 受害者: 
  江,男。 
  投訴人資料:江之妻曾伍嬌(Chang Eng Kiew),71歲,退休,祖籍廣東四會,身份證號碼為1026181。現住269 Kg. Baru Limau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郵編33020。 
  損失數額: 2465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亡夫與我賣地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們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才可以保存日本國家的美德,維護國家的形象,挽回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3月4日。 
  王金海 
  25. 受害者: 
  王卓(Wong Chok),男,79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王卓之子王金海(Wong Ah Kaw@Wong Kam Hoy),53歲,退休,祖籍廣東花縣,身份證號碼為2094046。日本侵佔時住金保,現住F108 Kuala Bikam Bidor, Perak。郵編35500。 
  損失數額: 7000元。 
  投訴內容:先父經營小生意,在日本統治期間,他被日本士兵逮捕入獄,並被用刑。當他被釋放出來時,已經受了重傷,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為我最愛的父親的去世作出補償。我母親仍然保留著7000元的香蕉票。我手上的這些香蕉票,上面都寫著「保證兌換」。應該讓現在的日本政府來給我們兌換這些香蕉票,這是很公平的。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9日。 
  黃發明 
  26. 受害者: 
  黃守墩(Ng Siew Toon),男,55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黃守墩之子黃發明(Ng Ha Ben),50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2060823。日本侵佔時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現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郵編33400。 
  損失數額: 22495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8日。 
  黃源宗 
  27. 受害者: 
  黃書頂,男,84歲,什貨店。 
  投訴人資料:黃書頂之子黃源宗(Ng Wan Cheng),53歲,祖籍福建晉江東石,身份證號碼為3826899。日本侵佔時住Sg, Siput Perak(U),現住55 Main Road Sg Siput(U), Perak。郵編31100。 
  損失數額: 2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母開什貨店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錢,現在的日本政府應該對此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1日。 
  陳榮興 
  28. 受害者: 
  陳清安(1975年去世),男,58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陳清安之子陳榮興(Tan Eng Hin),45歲,出租車司機,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3512471。日本侵佔時住「直落沙」(現名班台裡美士),現住138, Taman Bintang, Pantai Remis, Manjung, Perak, Malaysia。郵編34900。 
  損失數額: 11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雜貨、酒、米等,因為存了幾百包谷米,還沒來得及分發,就被日本士兵捉去,扣留一星期才放回。我伯父(大伯)也被一班人捉去,錢也被拿去兩麻袋,至今無下文。日本軍用票上明確印著「日本政府保證該鈔票的面額價值,可以兌換」。日本當局應該對該鈔票作出賠償,更應該對該國在戰爭時期所發行的鈔票負起全責。以上資料是我母親朱瑞媚(72歲,身份證號碼0642276)提供。 
  特殊經歷:我父親陳清安曾經刀下餘生,受害地點就在「直落沙」(現名班台裡美士)。 
  投訴日期:1994年3月30日。 
  陳喜泰 
  29. 受害者: 
  陳麟(Tan Leng),男,42歲,耕種。 
  投訴人資料:陳麟之子陳喜泰(Tan Hee Thai),53歲,小園主,祖籍廣東潮州潮陽,身份證號碼為411022085241(2094205)。日本侵佔住美羅區,安順路,七英里(7th Miles,Jalan Teluk 35500 Bidor Perak West Malaysia,現住G12 Kg Coldstream Bldor, Perak, West Malaysia。郵編355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4)   
  損失數額: 15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8日。 
  蔡尤標 
  30. 受害者: 
  蔡世汪,男,已故,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蔡世汪之子蔡尤標(Chuah Yew Phew),66歲,退休,祖籍福建晉江,身份證號碼為0352927。日本侵佔時住Kampung Basung,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現住25,Jalan Raja Chulan,Kuala Kangsor,Perak。郵編33000。 
  損失數額: 40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經營小生意,省吃儉用存下日本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後,這些軍用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使心血白費,生活陷入困境,對受害者家屬很不公平。既然這些軍用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的字眼,日本政府就必須履行承諾,讓目前仍保存有香蕉票的人兌換現款,以維護日本國家的威望和形象。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何思文 
  31. 受害者: 
  何道(Ho Doo),男,8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何道之子何思文(Ho See Woon),44歲,農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7582606。日本侵佔時住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現住349,Chengdrong,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郵編31000。 
  損失數額: 32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時期,我父親以耕種為生,是種植甘蔗、芋頭、稻米的,在日本統治期間辛辛苦苦得到的香蕉票,突然之間變成沒有價值的鈔票,使家父白白浪費了心血,我們覺得應該得到公平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李洪 
  32. 受害者: 
  李寬(Lee Khoon),男。 
  投訴人資料:李寬之子李洪(Lee Hoong),63歲,退休,祖籍廣東番禺,身份證號碼為1441915。現住L. C.4 Behind Main Road, Malim Nawar, Perak Darul Ridzuan。郵編31700。 
  損失數額: 1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經營賣面生意存下軍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執行人道精神,尊重人類基本的人權,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6日。 
  丁銀福 
  33. 受害者: 
  丁銀福,男,7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丁銀福之女丁秀鳳(Tim Siew Hong),33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證號碼為6343457。現住272 Kg. Cina, Sitiawan, Perak Darul Ridzuan。郵編32000。 
  損失數額: 9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存下軍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6日。 
  葉亞獅 
  34. 受害者: 
  投訴人葉亞獅之父。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子葉亞獅(Yeap Ah Sai),64歲,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291119085009。現住3 Jalan Hering, Pekan Boone, Parit Buntar, Perak。郵編34200。 
  損失數額: 20000元左右。 
  投訴內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帝國政府侵略新馬時期,我父親做小生意辛辛苦苦存下血汗錢。日本帝國政府戰敗之後,一走了之,害慘了我們老百姓。當年很多老百姓無知,把軍票當成了廢紙。可是最近我們發現,在香蕉票上日本國家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其實,持有軍用票的人受沒有良心的日本政府的欺騙超過半個世紀,如今我們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良心發現,不然的話,日本國家根本就是強盜國家,不配談民主與人權。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6日。 
  李錦榮 
  35. 受害者: 
  李振生(Lee Chin Seng),男,73歲,雜貨店主。 
  投訴人資料:李振生之子李錦榮(Lee Kum Weng),40歲,電器店員,祖籍新會和村,身份證號碼為4675863。日本侵佔時住瓜拉美金新村,美羅埠,□叻州。現住A8, Kampong Batu 12, Jalan Bidor, Teluk Intan, Perak。郵編36020。 
  損失數額: 39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雜貨、糧食存下軍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李安 
  36. 受害者: 
  李光(Lee Kong),男,肉販。 
  投訴人資料:李光之子李安(Lee Onn),男,55歲,商人,祖籍廣東高州,身份證號碼為1789895。現住89, Taman Paik Siong, Hulu Bemam, Tanjong Malim, Perik。郵編35900。 
  損失數額: 78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靠販肉存下軍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兌現諾言,換回軍票,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8日。 
  黃美莉 
  37. 受害者: 
  黃維民(Ng Wee Ming),男,8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黃維民之女黃美莉(Ng Mary),女,45歲,車衣,祖籍福建晉江,身份證號碼為1409670。現住No. 42, Bulatan Ipoh, Taman Ipoh, Ipoh Perak。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25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侵略新馬時期,我父親是經商的生意人,辛辛苦苦保存2萬多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後,一走了之,始終沒有任何賠償,對我們受害者很不公平。但是在日本軍用票上,日本政府有特別的印證與承諾,保證可以兌換。目前日本國家是全球最富的經濟強國之一,日本政府應當尊重本國所發行的日本軍用票,向我們擁有者收回兌換。如果日本國家不肯兌換,那麼歷史可以證明日本是一個強盜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談論民主、人權,令人感到遺憾。 
  投訴日期:1994年5月5日。 
  陳熾安 
  38. 受害者: 
  陳熾安(Chan Chee Onn),男,71歲,木匠。 
  投訴人資料:陳熾安本身,祖籍廣東東莞,身份證號碼為0387873。日本侵佔時住甲板埠,布先市。現住109,Kg. Baru, Chendrong Batu Gajah, Perak。郵編310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治期間,我作為一個熟練工匠,年輕力壯,專門承包一切民房建築,經幾年來的艱苦拚搏,辛苦存下幾萬塊香蕉票。日軍撤退後,本想一把火燒掉算了,幸好在朋友勸解下才保留至今。如今我希望日本能體諒我在日治時期的苦難,照票面價值如數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2日。 
  李中福 
  39. 受害者: 
  投訴人李中福之父。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子李中福(Lee Tiong Hock),34歲,工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5892442。日本侵佔時住No.28, Jalan Iskandar Pengkalan Hulu, Hulu Perak,Perak,現在仍住此地。郵編33100。 
  損失數額: 5665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是經營小雜貨店生意的。在三年零六個月裡,一切生意買賣,百姓皆用日本政府發行的香蕉票為準,在日本戰敗投降後,我父親還留存了大量的香蕉票。但日本政府於戰敗後,推卸一切責任,害得我父親辛勤的經營化為烏有,所儲有的軍用票皆化為廢紙。日本政府在新馬發行的軍用票上印有保證,所以其必須作出有關的賠償!如今我代表父親向日本當局追討所應得的有關損失的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5)   
  投訴日期:1994年5月20日。 
  蔡寶雲 
  40. 受害者: 
  蔡文江,男,46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蔡文江之女蔡寶雲(Chuah Pah Hon),44歲,藥店助理,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4021161。日本侵佔時住No. 16 Jalan Damar Laut Mntai Remu, Perak,現住No. 191BC, Jalan Chung Thye Phin, Taiping, Parak Darul Ridzuan。郵編34000。 
  損失數額: 2249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做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軍票。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兌換我們的軍票,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6月1日。 
  陳龍吉 
  41. 受害者: 
  陳方性,男,5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陳方性之子陳龍吉(Than Leong Kiat),49歲,小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0429430。日本侵佔時住No. 9.Jalan Besar Bagan Datoh, Perak Malaysia,現住50, Jalan Besar, Pangkor, Perak, Malaysia。郵編32300。 
  損失數額: 16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開什貨店,辛辛苦苦存下軍票。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一切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朱永年 
  42. 受害者: 
  投訴人朱永年之父。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子朱永年(Choo Weng Lin),72歲,小販,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0605794。日本侵佔時住怡保,萬里望大街33號,現住No.103 Regrouping Area, Menglembu, Ipoh。郵編31450。 
  損失數額: 3533.7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辛辛苦苦當勞工保存3533.7元的血汗錢。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戰敗之後,一走了之,日本政府沒有留下任何交代,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國家能遵守許下的諾言,給我們這些受害者兌換軍用票,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2日。 
  李德明 
  43. 受害者: 
  李文(Lee Mun),男,81歲,建築商。 
  投訴人資料:李文之子李德明(Lee Tab Min),51歲,建築,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2007285。日本侵佔時住Batu Arang, Selangor,現住1207, Jalan Regat Emas 3, Taman Bandar Baru, Kampar, Perak。郵編31900。 
  損失數額: 42萬元錢。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做建築商,辛辛苦苦存下軍票。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這些軍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當時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體諒我們受害者,能夠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張如蓮 
  44. 受害者: 
  吳信發(Goh Soon Huat),男,29歲。 
  投訴人資料:吳信發之嫂張如蓮(Teoh Joo Nai),81歲,退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1411424。日本侵佔時住□叻州紅毛丹區,現住33,Dataran Tasek Timor 3, Taman Restu Jaya, Ipoh, Perak。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期間,我家變賣菜園,存下日本香蕉票軍用票。但自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日本政府保證可兌換的香蕉票,便被視同廢紙。時至今日,日本已是世界公認的經濟強國,基於人道精神,應對在日本統治期間,在精神或經濟上或生命上蒙受損害之家屬作出適當的賠償。 
  特殊經歷:1942年,在Sungai Siput被日本憲兵集體屠殺,槍下逃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4日。 
  陳振廣 
  45. 受害者: 
  投訴人陳振廣之父 
  投訴人資料:受害者之子陳振廣(Chan Sai Koo,Chan Chen Kong),48歲,司機,祖籍廣東東莞,身份證號碼為4020164。日本侵佔時住No. 55, New Street, Tronoh, Perak, 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31750。 
  損失數額: 40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做小販,辛辛苦苦存下軍票。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以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給我們這些受害者的家屬適當的賠償。 
  林啟平 
  46. 受害者: 
  林瑪潘(Lim Ma Pun),男,5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瑪潘之孫林啟平(Lim Khai Ping),46歲,建築工人,祖籍廣東潮州潮陽,身份證號碼為7595136。日本侵佔時住38,Jhamberlain Road, Ipoh, Perak,現住67,Jalan Empat, Taman Pertama, Ipoh, Perak。郵編30100。 
  損失數額: 1048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統治新馬半島時,我祖父做小生意,辛辛苦苦賺到的錢自從日本帝國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於我們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香蕉票,賠償給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6月10日。 
  許榮昌 
  47. 受害者: 
  許榮昌(Khor Weng Cheang),男,70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許榮昌本人,祖籍廣東普寧,身份證號碼為2563828。日本侵佔時住Kuala Karau, Perak, Malaysia。現住87, Jalan Besar, Kuala Kurau, Perak。郵編34350。 
  損失數額: 602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本身經營土產、運輸,辛辛苦苦的奔波,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運送貨物。因為生意難做,只好連運輸的工具也變賣了。因此存下日本統治時期的香蕉軍用票。但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這些血汗錢換回的香蕉軍用票頓時一文不值,那時生活陷入困境,再無本錢做生意,只能過著貧苦的生活。如今年老多病,只依靠子女們給的零用錢過活。香蕉軍用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國保證兌換」的字眼,那麼,日本政府必須執行香蕉票印證許下的諾言,以彌補受害人的損失。目前日本政府是經濟強國,應該執行日本政府當時票面上的諾言,只有這樣才能挽回在國際上的尊嚴。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8日。 
  許欽漢 
  48. 受害者: 
  許炳添,男。 
  投訴人資料:許炳添之子許欽漢(Khor Khim Hun),65歲,退休,祖籍廣東普寧,身份證號碼為2101392。日本侵佔時住Lunas, Kedah,現住No. 129L, Jln Tepi Sungei Hutan Melintang Perak。郵編36400。 
  損失數額: 105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統治新馬時期,家父許炳添在吉打魯被強迫賣出十餘隻大豬,換取當時日幣,即日本軍用香蕉票,總共10500元。我們希望日本國家政府遵守本身國家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所保證的軍用香蕉票,償還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日。王桂蘭 
  49. 受害者: 
  王以積(Wong Jee Chek),男,84歲,咖啡店,祖籍海南瓊州,身份證號碼為2058412。日本侵佔時住S.1, Kg Bharu, Liman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現住No. 373, Simpang Pulai N\V, Ipoh, Perak, Malaysia。郵編313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6)   
  投訴人資料:王以積之女王桂蘭(Wong Kwee Lan),47歲,家庭婦女,身份證號碼為2058464。 
  損失數額: 37444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統治新馬半島時,我父親開咖啡店和做生意,辛辛苦苦賺到的錢換成日本軍用票。自從日本帝國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於我們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香蕉票,賠償給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1日。 
  洪玉櫻 
  50. 受害者: 
  程秀芳(Cheng Sau Fong),女,80歲,家庭婦女。 
  投訴人資料:程秀芳之媳洪玉櫻(Hoon Gie Ing),49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證號碼為7957596。日本侵佔時住K.29,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現住734 Jalan Tbk 2\14 Taman Bukit Kepayang, Seremban N.S.。郵編70200。 
  損失數額: 12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的婆婆是做炸香蕉和炸番茄的小生意的,在三年零八個月裡,辛辛苦苦存下12000元香蕉票。在一日之間,這些香蕉票變成了廢紙。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我們這些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5月9日。 
  鄭林森 
  51. 受害者: 
  鄭文摘(Teh Boon Tiak),男,56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鄭文摘之孫鄭林森(Teh Lim Sim a/l Teh Thean Soo),44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4162222。日本侵佔時住No. 9, Jalan Besar, Padang Rengas, 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現仍住原地。郵編33700。 
  損失數額: 14441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祖父做什貨賺錢,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受害者所有的損失,這樣對我們才算公平。 
  投訴日期:1994年7月8日。 
  溫有銓 
  52. 受害者: 
  溫九(Wong Kiew),男,56歲,木工,身份證號碼為1436491132。 
  投訴人資料:溫九之子溫有銓(Woon Yow Chuen),48歲,木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1436444。日本侵佔時住Kuang Chemor, Ipoh,現住327 Batu Lima Tambun, Ipoh Perak, Malaysia。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17005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香蕉票上都印有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所以現在日本政府應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2月6日。 
  黃耀焜 
  53. 受害者: 
  黃發(Wong Fatt),男,91歲,工人。 
  投訴人資料:Wong Fatt之子黃耀焜(Wong Yow Koon),60歲,退休,祖籍廣東增城,身份證號碼為340627085089。現住8, Jalan Wangi, Happy Garden, Ipoh, Perak。郵編31650。 
  損失數額: 6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店屋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一切的損失,給我們兌換軍票。 
  黃瑞嬌 
  54. 受害者: 
  黃瑞嬌(Ong Swee Kian),女,75歲,退休,祖籍廣東台山,身份證號碼為1073162。日本侵佔時住26th Mile, Matang Kunda, Hilir Perak, Perak, Malaysia。現住27, Jalan Bagan Datoh, Selekoh, P. O. Box 9, Perak, Malaysia。郵編36200。 
  投訴人資料:黃瑞嬌本人。 
  損失數額: 2818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做小農場生意,辛辛苦苦存下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6日。 
  王友清 
  55. 受害者: 
  王友清(Ong You Cheng),男,74歲,退休,祖籍廣東陸豐,身份證號碼為0126761。現住26, Tawas Baru 3, Taman Tasek Damai,Ipoh, Perak, Malaysia。郵編30010。 
  投訴人資料:王友清本人。 
  損失數額: 54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本人辛辛苦苦賣膠所留下來的錢,做了一點小生意,所存下的都是日本的香蕉票。可是戰敗投降以後,日鈔就不被承認了,這是太殘忍了。那是我一點一滴的血汗錢啊!今日的日本已經是世界上強國之一了,再者,該日鈔有日本政府付款給持票索求者的證明,基於人道的立場,日本政府應該履行其諾言,負責賠償。蘇順源 
  56. 受害者: 
  投訴人蘇順源之祖父。 
  投訴人資料:蘇順源(Saw Soon Guan),男,36歲,商人,祖籍福建泉州南安,身份證號碼為5376247。日本侵佔時住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現住6, 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 22, Taman Ampang, Ipoh, Perak。郵編31350。 
  損失數額: 10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先祖父是一名經商者,千辛萬苦存下了日本帝國政府之軍用票10萬元。但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該軍用票一日之間變成廢幣,一文不值,對我等持有者是極為殘酷的。但是該軍用票票面上印證日本國家可以兌現,因此我等軍用票持有者尊重日本國家之承諾。期望日本國家能早日兌現該軍用票票面之承諾。可是我們一等就等了50年。現在的日本國家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之一,我等想日本國家不會賴賬吧! 
  投訴日期:1994年7月8日。 
  余昇衛 
  57. 受害者: 
  余敬廷(熙光),男,58歲(已去世),商人。 
  投訴人資料:余敬廷之子余昇衛(盛威,Yu Sing Wel),59歲,退休,祖籍廣東大埔,身份證號碼為3839684。現住32 Selasar Rokam 14 Taman Ipoh Jaya Gunong Rapat, Ipoh Perak。郵編3135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我父親余敬廷,1954年去世,在1943—1946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他是一位商人。他與友人在怡保合夥經營什貨生意,先在知裡者街開「悅商」號做以米為主的買賣,後轉組「南星公司」於烈治街,至日本戰敗投降而結束,分得3萬元的香蕉票。上述鈔票,日本政府既然在票上印有「承諾付還予持票人」字句,但迄今未見自動兌現其承諾,令人遺憾。我有正當的身份,我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5日。 
  徐禮傅 
  58. 受害者: 
  程瑞英,女,38歲,裁縫師。 
  投訴人資料:程瑞英之孫徐禮傳(Soo Lea Diong),35歲,燒焊工,祖籍馬來西亞,身份證號碼為5752852。日本侵佔時住Sitiawan, Perak,現住No. 43 Kampong Baru Kampong Koh Sitiawan, Perak, Malaysia。郵編32000。 
  損失數額: 9670元。 
  投訴內容:日治馬來西亞時期,我祖母做裁縫,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給我們受害者兌換日本軍票,賠償我們一切的損失。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7)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8日。 
  錢漢輝 
  59. 受害者: 
  錢開和,男,86歲。 
  投訴人資料:錢開和之子錢漢輝(Chee Han Oi),52歲,政府公務員,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0603485。錢開和之女錢春容,42歲,家庭婦女。日本侵佔時住Kopison Gopeng, Perak,現住47, Jalan Devadason Ipoh Garden, Ioph, Perak。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467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們父親是做小販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這些香蕉票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在這些香蕉票還完好的保存著,日本政府應該給我們這些受害者以適當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2日。 
  林國興 
  60. 受害者: 
  林泗輝,男,48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泗輝之孫林國興(Lim Kok Hin),24歲,貨車司機,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1751354。日本侵佔時住Gopeng, Gunung Rapat, Kampa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現住63 Jalan Besar, Kampu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郵編31300。 
  損失數額: 36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先祖父是一位售賣蝦餅的小販。那時,大馬人民被迫使用日本帝國政府所發給的香蕉票來進行日常生活上的交易或任何買賣。當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我先祖父就把大部分的香蕉票丟進河裡或燒掉。後來,經過掃除和整理傢俱,我們發現還遺留下一小部分香蕉票。直到最近,我從友人口中知曉,日本國家所發行的香蕉票如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就可以通過「馬來西亞(半島)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同胞家屬籌委會」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後代。在此,我希望該協會能替我們這些受害者所辛辛苦苦遺存下來著的香蕉票得回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8日。 
  潘玉坤 
  61. 受害者: 
  潘玉坤(Poon Yeok Kuan),男,79歲,小商人,祖籍廣東四會,身份證號碼為0633424。日本侵佔時住No. 26,Kampang Rawa, 31600 Gopeng, Perak。現住No. 999, Kampang Rawa, Gopeng, Perak。郵編31600。 
  投訴人資料:潘玉坤本人。 
  損失數額: 6000元。 
  投訴內容:日治時期,本人做販雞的小販,辛辛苦苦儲存下軍用香蕉票,自從日軍政府投降以後,一日之間這些香蕉票全部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這些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現今的日本政府,能夠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所有印證的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的受害者,以安慰我們精神和身心所受的苦難。 
  陳鎮湖 
  62. 受害者: 
  陳忠王,男。 
  投訴人資料:陳忠王之子陳鎮湖(Tang Tiang Ong,Tan Ting Ho),58歲,退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3094382。日本侵佔時住□叻州,朱毛,拱橋,現住No. 80, Main Road, Sungei Siput(U), Perak。郵編31100。 
  損失數額: 76500元。 
  投訴內容:我父親留存下的日本政府發行的馬來西亞香蕉票有76500元,這些錢是日軍侵佔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存下的。當時,我父親被迫支付日本軍要求交納的奉納金,再加上父親當時因為戰爭失業,生活陷入貧困,所以不得不變賣惟一的一段膠園和店屋面,存下了這些錢。假如當年不是為了交奉納金,父親就不需要變賣膠園和店屋面來換取香蕉票,那麼和平以後我們也不會因為沒有可以依靠入息的產業而變得一無所有。現在香蕉票如同廢紙,毫無價值,使我等損失巨大,這些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實踐諾言(香蕉票面保證兌換),兌換同等價值來賠償我們的損失,這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6日。 
  張淑蘭 
  63. 受害者: 
  林亞烈,男,39歲,船主,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亞烈之女張淑蘭(Chong Sook Lan),54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碼為1360541F。日本侵佔時住Jalan,Eunos, Singapore,現住Bik 8, Bedok South Ave2 #06300。郵編1646。 
  損失數額: 35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家父是一位船主和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能夠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8日。陳玉璋 
  64. 受害者: 
  陳玉璋(Tan Giok Chung, Tan Gek Cheong),男,73歲,退休,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證號碼為K256034。日本侵佔時住Jalan Padungan, Kuching, Sarawak,現住No. 30, Taman Phoning Lrg. Seladah No. 1H, Off Jalan Tun Jugah, Kuching, Sarawak。郵編93350。 
  投訴人資料:陳玉璋之女陳春華,42歲,家庭主婦。 
  損失數額: 38156元。 
  投訴內容:我父親年輕時是個漁夫,擁有一艘帆船。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被派去用自己的帆船運載胡椒前往新加坡,再載回來米糖等日用品,行程一個來回需要一個月,歷經驚濤駭浪的風險。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的三年多裡,我父親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分文不值,給父親帶來難以忍受的痛苦和悲傷。還好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香蕉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仍舊保存了有50年歷史的香蕉票。現在希望日本政府當局能遵守承諾,把我們的血汗錢給予兌換。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0日。 
  溫志鏡 
  65. 受害者: 
  溫揚聲(Voon Yang Sanot),男,80歲,退休,祖籍新安,身份證號碼為468268。日本侵佔時住Batu 10, Jalan Landeh Kuching, Sarawak,現住No. 53, Tenth Mile Bazaar, Kuching, Sarawak,郵編93250。 
  投訴人資料:溫揚聲之子溫志鏡(Voon Chi Jui),46歲,工人。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是務農的,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7日。張玉梅 
  66. 受害者: 
  張成冰,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張成冰之女張玉梅(Teo Geo Moi),45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H0157275。日本侵佔時住No. 43 Jalan Tun Mustapha, Kg, Lajau, Labuan,現仍住此地。郵編87008。 
  損失數額: 56000元。 
  投訴內容:我父親是一個商人,安居樂業,生意一帆風順,就在事業發展最順利的時候,日本鬼子發動了一場魔鬼般的戰爭,殘殺無辜的百姓,日軍還強迫人民把英殖民地的錢變換成日本香蕉票流通使用。我父親的血汗錢從此就變成了日本香蕉票。如今我父親還留下日本香蕉票有56000元。現在我要求日本政府還我一個公道,把當年承認保證流通使用的日本香蕉票,換回我國的馬來西亞錢。目前日本政府執行民主人權,國家富裕,相信日本政府會換回香蕉票的。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6日。 
  蔡玉華 
  67. 受害者: 
  投訴人蔡玉華之父。 
  投訴人資料:蔡玉華(Chai Ie Hua, Chou Ie Hua),女,51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K150936。日本侵佔時住Kampong Belawai, Sarikei,現住No. 28, Indah Lane Ic, Off Jalan Teku, Sibu, Sarawak。郵編960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8)   
  損失數額: 30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時期,家父從商存下日本軍用香蕉票數十萬元,自從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以後,日本香蕉票變成毫無價值的廢紙。當時僅家母保存下3萬餘元,並保存至今。其他數十萬元,因為日本政府不肯承認,家父一氣之下,全部把它們燒燬,家父因此破產,全家生活清苦!最近我們發現香蕉票上印有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因此我們要求日本政府,本著人道的精神,人類的道德心,給我們受害者合情合理的賠償。假如日本國尚有民主人權的存在,那麼便應該負起一切的賠償責任。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0日。黃欽 
  68. 受害者: 
  投訴人黃欽之父。 
  投訴人資料:黃欽(Wong Pik King),男,52歲,勞工,祖籍福建閩清,身份證號碼為K341749。日本侵佔時住Sg Maaw, Sibu, Sarawak, Malaysia,現住84, Jalan Dipa Negara, Perpindahan Mumong, Kuala Belait,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郵編6684。 
  損失數額: 1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時期,我父親是做小販的,辛苦存下的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這些仍保存著香蕉票的受害者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日。 
  林恩森 
  69. 受害者: 
  林良海(Ling Liang Kai),男,4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良海之子林思森(Ling Sii Seng),46歲,技術人員,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證號碼為K139832。日本侵佔時住Bulcit 9 gu, B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現住49 A, Hua Kiew RD, Sibu, Sarawak, Malaysia。郵編96000。 
  損失數額: 4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大帝國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做小販、種植香煙葉,辛苦存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日本政府在軍用票上說明保證可以兌換。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諾言。盼望日本政府能兌現諾言,賠償我的4萬元軍用票。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日。 
  陳福勝 
  70. 受害者: 
  陳榜輝,男,75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陳榜輝之子陳福勝(Tan Hock Seng),38歲,商人,祖籍廣東汕頭,身份證號碼為K691686。日本侵佔時住馬來西亞國砂拉越州民都魯省,現住No. 44, Main Bazaar, Bintulu, Sarawak, East Malaysia。郵編97008。 
  損失數額: 2440元。 
  投訴內容:(委託人許志遠律師)我的當事人擁有1941—1945年發行的軍用香蕉票2440元。這些錢是我當事人的父親留下給他的。我們瞭解到日本政府答應將這些軍用香蕉票兌換成馬來西亞錢,我們感到很高興,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將這一諾言實現。 
  投訴日期:1994年7月5日。 
  張雅季 
  71. 受害者: 
  陳國珍,男,3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陳國珍之媳張雅季(Teoh Ah Khiok),41歲,書記,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4469373,日本侵佔時住30 Market Lane, 34000Taiping Perak,現住314 Jalan Gemas, Pulau Pinang。郵編10460。 
  損失數額: 17587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家翁賣豬肉,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受害者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4日。 
  馬振標 
  72. 受害者: 
  馬振標(Beh Chin Phioh),男,53歲,商人,祖籍廣東潮陽,身份證號碼為3078109(舊),400715085179(新)。日本侵佔時住Port Weld, Taiping, Perak,現住674M, Jalan Air Terjun, Penang。郵編10350。 
  投訴人資料:馬振標本人。 
  損失數額: 95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辛辛苦苦存下一筆為數95000元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感到很高興。希望日本國家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日本國家經常說他們執行民主人權,維護世界和平。那麼日本政府必須尊重人類基本人權的存在,對我們這些擁有香蕉票的人做出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6月3日。 
  謝祥榮 
  73. 受害者: 
  謝福慶,男,8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謝福慶之子謝祥榮(Cheah Seong Eng),49歲,職員,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4093453。日本侵佔時住檳城,現住663C, Pepper Estate, Fettes Park Penang。郵編11200。 
  損失數額: 10萬元左右。 
  投訴內容:我至今擁有10萬元左右的日本軍用香蕉票,這是我父親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賺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把這些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2日。 
  陳德興 
  74. 受害者: 
  陳梅和,男,6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陳梅和之子陳德興(Tan Teik Hing),41歲,車輪商,祖籍廣東潮陽,身份證號碼為4668936。日本侵佔時住Sungai Tiram, Bayan Lepas, Penang,現住5F, Sepuluh Kongsi, Bayan Lepas, Penang。郵編11900。 
  損失數額: 6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做農場,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6日。 
  林亞全 
  75. 受害者: 
  投訴人林亞全之父。 
  投訴人資料:林亞全(Lim Ah Chuan),男,41歲,技術人員,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4451796。現住5157 Mk 20, Kubang Semang Bkt Mertajam, Pulau Pinang。郵編14400。 
  損失數額: 9501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時期,我父親在日軍統治下冒著生命危險,穿戶走街的做小販生意,在三年零八個月裡,一共存了9501元的日本香蕉票。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以後,日本香蕉票如同廢紙。但是這些香蕉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這個當今世界超級經濟強國應當履行諾言,免得他國說日本政府言而無信。在此我強烈呼籲日本政府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血汗錢。 
  洪金龍 
  76. 受害者: 
  投訴人洪金龍之父。 
  投訴人資料:洪金龍(Ang Kim Leng),男,65歲,勞工,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0300863。日本侵佔時住北海,容眼亞占,現住893, Jalan Bertam, Kepala Batas, Seberang Prai Utara。郵編132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人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還是個小孩子。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和小販,他靠賣蔬菜和糧食換得了被稱為「香蕉票」的日本軍用票。這些香蕉票是靠我們的血汗換來的。但是隨著日本帝國軍隊的投降和崩潰,這些香蕉票變得「毫無價值」。這對我們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們意識到這些「錢」現在只是一堆廢紙了。實質上,除了這些香蕉票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了。我們父母只能像一個奴隸一樣幹活來償還我們所欠別人的債,因為這一變故他們所受到的身體和精神的折磨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現在我父母已經離開了人世,但是每當我看著父母留給我的這些香蕉票,就讓我想到這些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錢以及因為這些廢紙,我父母所遭受的一切,他們所受的痛苦和悲傷。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為日本帝國對馬來西亞所做的一切做出補償。日本政府必須履行香蕉票上所許下的諾言,日本國家仍然存在,你們不能逃避和忽視你們的責任。如果你們不能負責任地把我們的血汗錢兌換給我們,收回你們的香蕉票,那麼是沒有人會原諒你們的。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9)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莊清培 
  77. 受害者: 
  莊秋桂(Chng Chew Kooi),男,44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莊秋桂之子莊清培(Chng Cheng Phoey),64歲,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碼為3785029。日本侵佔時住No. 1504, Mukim 7, Kg Setol, Teluk Air Tawar, P. W。現住411, Teluk Air Tawar,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郵編13050。 
  損失數額: 2056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時期,(1941—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我的父親莊秋桂是一個雜貨店商人。他工作非常辛苦,總共儲蓄了20560元的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從馬來西亞撤退以後,所有的香蕉票都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對我的父親。我們相信日本政府會履行它的諾言,賠償我們受害者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9日。 
  黎燕妮 
  78. 受害者: 
  黎金水,男,79歲。 
  投訴人資料:黎金水之女黎燕瓊(Lai Yin Kheng),36歲,書記,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5283224。日本侵佔時住檳城,現住150703 Lintang Paya Terubong 1, Penang Malaysia。郵編11060 Penang。 
  損失數額: 57000多元。 
  投訴內容:我擁有日本政府發行的香蕉票57000多元,這是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賺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把這些辛苦賺來的錢兌換成馬幣,因為這些都是血汗錢。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3日。 
  林明心 
  79. 受害者: 
  投訴人林明心的公公(家翁)。 
  投訴人資料:林明心(Lim Beng Sim),女,59歲,退休教師,祖籍福建海登,身份證號碼為3641840。日本侵佔時住檳城中路(現已拆毀),現住43 Reservoir Crescent, Penang。郵編115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本人林明心現存有日統治馬來西亞時發行的香蕉票大約3萬元,這些錢是我家翁留給我丈夫的。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三年零八個月裡,我丈夫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辛苦做點小生意,存下了這麼多血汗錢。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夠為我們兌換成馬幣。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早日為我們兌換。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邱淑蘭 
  80. 受害者: 
  邱淑蘭,女,82歲。 
  投訴人資料:邱淑蘭之子林應武(Lim Eng Woo),39歲,管工,祖籍廣東潮州普寧,身份證號碼為4775174。日本侵佔時住□叻州,現住27,Lorong Cengal Dua Jalan Bagan Lallang Bworth。郵編13400。 
  損失數額: 70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政府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們被迫使用日本軍用香蕉票做生意。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擁有7萬元的日本香蕉票。這些錢是我母親賣了十多頭豬存下來的,我真誠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將這些錢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0日。 
  藍國興 
  81. 受害者: 
  藍清水(Lam Cheng Swee),男,46歲,機車司機,身份證號碼為P263604。 
  投訴人資料:藍清水之子藍國興(Lam KokHeng),54歲,退休,祖籍廣東南海,身份證號碼為4325480。日本侵佔時住60c Sungai Pinang Road, Penang。現住16 Tingkat Mas Penang, Malaysia。郵編11600。 
  損失數額: 11600元。 
  投訴內容:我的父親藍清水,1896年出生在中國,因為被人迫害和生活困難,他和母親以及兄長來到馬來西亞。在經過艱難的選擇和努力工作以後,在1923年11月29日,我父親成為了一流的機車司機,當時這是一個吸引人的工作,有著很好的報酬。這個典型的中國工人,一直工作到1969年他生命的最後一天。即使在病床上,他還是堅信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政府有一天能夠歸還他在中國繼承的房子。本人出生在1940年,在日本南進時,我還是小孩子,但是當時發生的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經能夠記得。有一天早上,有一隊日本兵來強迫先父交出我們的汽車,然後在白布條上寫下幾個紅字:「日本帝國軍隊拿走了……」。1969年先父去世時,我們才把白布條扔掉。而且我也發現先父留下了大約11600元香蕉票,它和先祖父留下的中國產業文件一起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裡。在日本佔領期間,我們的確受了很多苦難。日本投降以後我們只能從頭再來,因為日本軍用票一夜之間變得毫無價值。我們應該得到公正的賠償,為了這一天我們已經等待了50年了。我希望日本能在二戰以後履行諾言和保證賠償,賠償給我們這些在大馬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2日。 
  高泉榮 
  82. 受害者: 
  高忠尾。 
  投訴人資料:高忠尾之孫高泉榮(Ko Chuan Eng),50歲,店員,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0274560。日本侵佔時住40, Arminean Street, Ghaut, Off Weld Quay, Penang。現住667,Fettes Road, Pepper Estate Penang。郵編112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的祖父在外歸入口的貨船上做點小生意,遺留下日治時期的紙幣。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卻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錢,當時的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所以現在的日本政府應當執行諾言,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3月9日。 
  黃暹鳳 
  83. 受害者: 
  黃木星(Ng Bak Seug),男,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黃木星之女黃暹鳳(Ng Siam Hong),47歲,家庭婦女,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5114790。日本侵佔時住1044,Bukit Kecil, 14000 Bukit Mertajam, P. Pinang。現住1179, Bukit Kecil, Bukit Mertajam, P. Pinang。郵編14000。 
  損失數額: 34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從大山腳下騎自行車到居林、吉打等地去賣菜,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買了一塊北海的地,受到一些人的欺騙,把地賣了,換來一大堆的日本軍用香蕉票。當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廢紙。我的父親承受不起這個打擊,最後病倒了,過了幾年便去世了。這塊地在目前的價值是數百萬,但是我們什麼也沒有,實在是心痛。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對我們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6日。 
  陳曉明 
  84. 受害者: 
  陳成家(Tan Seng Kah),男。 
  投訴人資料:陳成家之子陳曉明(Tan Siaw Beng),42歲,工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4356854。日本侵佔時住Bukit Merah, Bagan Serai, Krian, Perak, Malaysia。現住1218,Lorong Chempa,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郵編12200。 
  損失數額: 49050元。 
  投訴內容:我的父親陳成家至今仍然保存了日本軍用香蕉票49050元,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得到賠償。在日本帝國投降以後,這些錢變成了廢紙。在日本佔領期間,我的父親經營樹膠園的買賣。我父親說當時有30擔的樹膠片被日本人拿去,並沒有給錢。當時每擔樹膠片的價格是449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全數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4日。 
  郭炫孜 
  85. 受害者: 
  駱萬壽(Loh Ban Siew),男,64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駱萬壽之妻郭炫孜(Koay Suan Kee),64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碼為3078171。日本侵佔時住113,Jalan Magazine, 10300 Penang, Malaysia。現住162P, Jalan Padang Tembak, Pulau Pinang。郵編114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0)   
  損失數額: 12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先夫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錢數十萬元。這些香蕉票都是先夫辛苦做生意留下來的血汗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這些錢變得一文不值,對我們來說很不公平。如今日本國家是一個奉行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且日本政府曾經作出保證讓每一個持有軍用香蕉票的人兌換為有價值的現代鈔票。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給我們一切的損失。這樣日本政府方可贖回它在過去侵略野蠻暴行的罪過,並借此機會挽回國家的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0日。 
  康豐榮 
  86. 受害者: 
  康烏有,男,漁夫。 
  投訴人資料:康烏有之子康豐榮(Khng Hong Eng),59歲,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3465814。日本侵佔時住406 Jalan Tanjang Tokong Penang, Malayisa。現住340, Jalan Tanjong Tokong Penang Malaysia。郵編10470。 
  損失數額: 13407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新馬時期,父親是位漁夫,他辛辛苦苦把香蕉票存下來,自從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錢已經不能使用。可是日本政府在票上保證擁有者可以兌換,經過50年的時間,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強國,在人道上,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票上的諾言,兌換原有的錢,以慰我死去的父親。 
  投訴日期:1994年7月5日。 
  劉碧蓮 
  87. 受害者: 
  投訴人劉碧蓮之夫。 
  投訴人資料:劉碧蓮(Low Piak Lian),女,73歲,退休,身份證號碼為1088185。日本侵佔時住Tampin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現住15, Lorong Pulau Tikus, Penang, Malaysia。郵編10350。 
  損失數額: 5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我父親在膠園工作,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廢紙。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給我們兌換軍票,賠償給我們的一切損失。 
  黃清才 
  88. 受害者: 
  黃清才(Ooi Cheng Chye),男,71歲,董事經理。 
  投訴人資料:黃清才本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2533202。日本侵佔時住Pahau,Kulim, Kedah,Malaysia。現住1101, Jalan Raja Uda Butterworth, Penang, West Malaysia。郵編12300。 
  損失數額: 8475元(原來有四萬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們(我和父親)在Pahau,Kulim, Kedah,Malaysia擁有一家木材廠,我們給一家叫做干田株式會社的日本公司供應木材。上述會社是一家海軍供應者,這家會社的負責人叫做柴野英夫。在二戰後期,我們大約擁有香蕉票4萬多元,但因時間已久,一部分已經給白蟻吃掉,只剩下總數8475元的香蕉票。今天,日本已是經濟大國,應該給予我們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3日。 
  鄭玉堂 
  89. 受害者: 
  鄭玉堂(Teh Gaik Thung),男,76歲。 
  投訴人資料:鄭玉堂本人,祖籍廣東揭陽,身份證號碼為3789589。日本侵佔時住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現住1125,Per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郵編14000。 
  損失數額: 9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種黃梨,辛辛苦苦儲下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受害者一切的損失,只有這樣,對我們受害者來說才是公平的。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1日。 
  謝枚洙 
  90. 受害者: 
  謝滄浪(Cheah Chong Long),男,59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謝滄浪之女謝枚洙(Cheah Bee Choo),50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0302342。日本侵佔時住No. 3305 Kampung Telaga Ayer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現住No. 36, Lorong Kiambang,off Jin,Raja Uda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郵編13000。 
  損失數額: 55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爸爸是小販,開雜貨店,辛辛苦苦儲下的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合理賠償給我們這些受害者家屬,這樣才能安慰那些已經死去的受害者的在天之靈。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1日。 
  楊文龍 
  91. 受害者: 
  投訴人楊文龍之父。 
  投訴人資料:楊文龍(Yong Boon Leong),男,24歲,建築工人,身份證號碼為A1341672。現住718C,MK 3,Jalan Balik Palau,Ayer Hitam,Penang。 
  損失數額: 12200元。 
  投訴內容:我父親積下了12200元的日本軍用香蕉票,當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錢變得毫無價值,在這些錢的票面上都寫著「保證兌換」的字眼。日本政府必須賠償給我們這些受害者,這才是公平的。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3日。 
  葉耀堂 
  92. 受害者: 
  葉珍(Yap Chor Tin),男,32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葉珍之子葉耀堂(Yap Yoon Tong),46歲,小販,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碼為0107012。日本侵佔時住Bakar Arang, Sungai Patani,Kedah。現住No. 2813 Lorong Sekasih 6A/1, Taman Selasih,Kulim,Kedah。郵編09000。 
  損失數額: 8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小販,辛辛苦苦儲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履行諾言,給我們兌換軍票,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7日。 
  葉振華 
  93. 受害者: 
  投訴人葉振華之祖父,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葉振華(Heap Chin Hua),男,39歲,技工,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4842654。現住D201,Taman Sri Tandop,Batu 3,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郵編05400。 
  損失數額: 25300元。 
  投訴內容:這筆錢是我祖父留下來的,原因不祥。我父親提起過,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期間,我祖父是一位做雜貨生意的小商人,辛辛苦苦保存下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香蕉票25300元。自從日本政府戰敗以後,一走了之,不負任何責任,也沒有任何交代,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再說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國家金鈔票是有印證的,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夠負起責任,收回政府的金鈔票,這樣日本國家才有民主可言。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2日。 
  張京水 
  94. 受害者: 
  張四芳(Teoh Soo Hong),男,45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張四芳之子張京水(Teoh King Chooi),58歲,退休,祖籍福建龍溪,身份證號碼為0758913。日本侵佔時住Kota Sarang Semut,Kedah。現住172,Taman Mahawangsa,Seberang Jalan Putra,Alor Setar,Kedah。郵編05150。 
  損失數額: 10900元。 
  投訴內容:父親為生意而日夜奔跑,廢寢忘食,流血又流汗,終於存下了一筆血汗錢,本來想從此可以安享晚年。孰料日本帝國政府在原子彈的威力下投降,軍用票也隨之變成了廢紙,父親一生的積蓄也付之東流。身為兒子的我,懇求日本現任政府,基於人道的立場,對於擁有軍用票的人給予合理的賠償,以減輕日本軍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行。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1)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陳亮錫 
  95. 受害者: 
  陳東嶽,男,58歲 
  投訴人資料:陳東嶽之子陳亮錫(Tang Liang Tick),28歲,小販,身份證號碼為0427833。日本侵佔時住Simpang Ampat,Alor Setar,Kedah,現住No. 48,Batu 51/2,Simpang Empat,Alor Setar,Kedah。郵編06650。 
  損失數額: 6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軍用票不被承認。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票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1日。 
  刑競海 
  96. 受害者: 
  刑榖花,男,73歲。 
  投訴人資料:刑榖花之子刑競海(Heng Kheng Hai),68歲,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0776556。日本侵佔時住No. 6 Jalan Marbok,Sungai Petani,Kedoh,Malaysia。現住No. 270 Jalan Hospital,Sungai Petani,Kedah,Malaysia。郵編08000。 
  損失數額: 40610元。 
  投訴內容:二戰期間,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時候,為了養活全家,我父親被迫賣膠園,做生意。當時發行的是日本軍用香蕉票。在長崎和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以後,日本政府從佔領地撤軍,這導致我們遭受了很多的苦難和痛苦,當時我們都依靠日本軍用票在生活。後來我被告知日本政府會承認這些軍用香蕉票,並且保證能夠按照幣面價值兌換成馬幣。我欣賞日本政府能夠作出這樣的決定,我希望我保存了50年的香蕉票都能夠得到補償。作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日本人民受到大家的尊重,聽說日本政府致力於維護整個世界的和平、人權和民主,我很高興。我真誠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他們的諾言,對我們這些受害者進行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7日。 
  陳宗緣 
  97. 受害者: 
  陳坤德(Tan Khoon Teik),男,86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陳坤德之子陳宗緣(Tan Teong Ean),男,62歲,退休,祖籍福建思明,身份證號碼為0087570。日本侵佔時住68,Pekan Mekayu A/S Kedah Malaysia。現住D249,Kawasan Perumahan Awam Mergong,Alor Setar,Kedah。郵編06250。 
  損失數額: 10萬元左右。 
  投訴內容:我叫陳宗緣,向日本政府為我家族成員和我在日治期間所受的苦難提出賠償要求。在日治期間,我家裡人和我都遭到日本士兵的不公平對待,由於缺乏糧食造成營養不良。同時,人們都被強迫使用日本帝國政府發行的「軍票」來代替被禁用的英鎊。戰爭結束以後,當時是小商人的父親陳坤德(已經去世)去世時留下了一大筆日本「軍用票」,這筆錢被他的大兒子——我繼承了。在這些軍用票上印著「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按照我現在所擁有的總數不下於10萬元的「軍用票」,賠償給我們同等數額的馬來西亞林吉特。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2日。 
  林連金 
  98. 受害者: 
  林連金(Lim Bian Kim,Lim Lian Kim),男,80歲,退休,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碼為0088266。日本侵佔時住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現住No. 210,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郵編05400。 
  投訴人資料:林連金之女林秀嬌(Lim Siew Kiou),38歲,書記。 
  損失數額: 27280.5元。 
  投訴內容:我的父親林連金今年已經80歲了,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做魚行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和我們兌換軍票,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6日。 
  鄭新國 
  99. 受害者: 
  鄭祖音,男,48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鄭祖音之孫鄭新國(Teh Sin Kok),41歲,打工,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證號碼為4473246。日本侵佔時住5 1/2 Rutu Simpang Empat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現住643 Lrg Kota Makmur 8/1 Taman Srz Kota Kedah Malaysia。郵編06600。 
  損失數額: 23585元。 
  投訴內容:在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我祖父是個商人,辛辛苦苦地積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然而,日本從馬來西亞撤走以後,所有23585元香蕉票變成了廢紙。在當時對於我們受害者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損失。我們辛苦地賺來這些錢,但是一夜之間我們成了窮人,變得一無所有。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證保證給予兌換,因此我們一直保存著這些香蕉票,直到最近,我們才知道日本政府有承諾賠償的。因此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給我們兌換香蕉票。對於日本這樣一個經濟科技發達的強國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然而,這對我們意味著很多。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日。 
  紀錦江 
  100. 受害者: 
  投訴人紀錦江之父。 
  投訴人資料:紀錦江(Kee Kim Kang),男,43歲,農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8106479。日本侵佔時住Padang Lembu Gurun Kedah。現住No 10 Padang Lembu Gurun Kerah。郵編08330。 
  損失數額: 103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父親是一個漁夫。他為了使他的家庭成員在一起生活而辛勞工作。當時在馬來西亞使用的是日本軍用香蕉票。二戰結束,日本投降以後,我父親積下了103000元香蕉票。日本投降以後一走了之,沒有給我們任何交代,害慘了我們老百姓。當年很多老百姓無知,把香蕉票當成了廢紙。如今我們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夠盡快給我們兌換軍用香蕉票,否則的話,日本國家根本就是強盜國家,不配談民主、人權,希望日本政府盡快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這樣才可以維護國家的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6月6日。 
  林浮栳 
  101. 受害者: 
  林浮栳(Lim Poo Low),男,73歲,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3029891。日本侵佔時住Kampang Kuai,Jawa,Padang Lalang,Kota Setar,Kedah。現仍住此地。 
  投訴人資料:本人。 
  損失數額: 40000元。 
  投訴內容:我希望將我現在所擁有的4萬元香蕉票兌換成馬來西亞林吉特(馬來西亞貨幣單位),這些錢是二戰期間日本軍隊跟我們買東西時付給我們的。然而,日本軍隊投降以後,這些軍票一夜之間變得毫無價值,這對我們受害者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軍票問題能夠得到重視,並且能將這件事轉告給日本當局。 
  投訴日期:1994年7月4日。 
  李天榮 
  102. 受害者: 
  Lee Kong Fong李功芳,男。 
  投訴人資料:Lee Kong Fong 李功芳之子李天榮(Lee Thean Yoong),73歲,失業,身份證號碼為0121027。日本侵佔時住No. 123,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現住No. 123 Kg Lallang,Baling Kedah。郵編09100。 
  損失數額: 18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農民,他在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擁有一家商店,我幫助他管理業務,日本軍用香蕉票是當時惟一使用的貨幣。在商品交易中,我們存下了總數為18000元的一筆香蕉票,在英國重新統治馬來西亞時期,這些香蕉票成了一堆廢紙。如今本人年老失業,急需資金。謹此函達貴國現任政府,務必履行日本佔領期間所作的承諾,賠償給本人的損失。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2)   
  投訴日期:1994年7月3日。 
  黃蕊 
  103. 受害者: 
  黃蕊,女,83歲,水果販。 
  投訴人資料:黃蕊之孫丘奎賢(Khoo Kooi Hean),35歲,建築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5786983。日本侵佔時住32 Jalan Jetti Lama Bworth P.W。現住1528,Taman Keladi, Lorong Angsana 43,Sungai Petani,Kedah。郵編08000。 
  損失數額: 24737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祖母賣水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都是我祖母的血汗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給我們兌換軍票,盡早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6日。 
  林美菁 
  104. 受害者: 
  洪理賢(Ang Lee Hianga),男,3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洪理賢之妻林美菁(Lim Mooi Cheng),70歲,家庭婦女,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240109025088。日本侵佔時住Pekan Pokok Sena Kedah。現住C/O 172 Taman Mahawangsa Alor Setar,Kedah。郵編05150。 
  損失數額: 20000元。 
  投訴內容:我與先夫辛勤地工作,才儲蓄到2萬元軍用票,很不幸,日本政府在1945年向盟軍投降,使我們擁有的軍用票變成了廢紙,因此日本政府必須對我們的損失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6日。 
  黃毓煌 
  105. 受害者: 
  黃武元,男,30歲,煙店老闆。 
  投訴人資料:黃武元之孫黃毓煌(Ng Seok Huang),38歲,商人,祖籍廣東潮州朝陽,身份證號碼為8201395。日本侵佔時住86 Jalan Raya Serang Kedah 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098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祖父在Kangar,Perlis擁有一家煙廠,他是這家煙廠的老闆,但是他不得不辛勤經營這家工廠來養活每一個人。1945年日本政府投降以後,就在一夜之間,日本貨幣香蕉票成為了一堆「廢紙」,他的工廠和所有錢都成為了過去。我們至今仍然擁有價值3萬元的香蕉票,現在他的孫子代替他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求,要求把我祖父在日治期間失去的錢財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6月12日。 
  張致祥 
  106. 受害者: 
  張自守,男,50歲,樹膠園園主。 
  投訴人資料:張自守之子張致祥(Chong Tee Seong),男,49歲,書記,祖籍廣東豐順,身份證號碼為0798584。日本侵佔時住Labu Besar,Kulim,Kedah。現住No. 375,Lorong Cengai Merah,Taman Bersatu,Kulim,Kedah Darul Aman。郵編09000。 
  損失數額: 13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賣掉膠園存下了13萬元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不肯承認,這對我們受害者來說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都是我們辛勤勞動得來的血汗錢,我要求日本政府對我們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3月5日。 
  鄭元增 
  107. 受害者: 
  投訴人鄭元增之父。 
  投訴人資料:鄭元增(Teh Guan Cheng),男,44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3569667。現住No. 13,Jalan Besar Btg Melaka,N. Sembilan,Malaysia。郵編73300。 
  損失數額: 11628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存下了軍用香蕉票,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發行香蕉票時都保證可以兌換。希望日本政府賠償給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2日。 
  石芳 
  108. 受害者: 
  投訴人石芳之父。 
  投訴人資料:石芳(Cheok Hong),男,46歲,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3404904。日本侵佔時住Lukut。現住Lot 1854 Main Road Lukut,Post Dickson N. Sembilan。郵編71010。 
  損失數額: 4000多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經商的,辛辛苦苦存下了4000多元香蕉票。這些錢在日本投降以後卻都無法使用,給我們家庭造成很大的傷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體諒我們,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黃亞嬌 
  109. 受害者: 
  投訴人黃亞嬌之父。 
  投訴人資料:黃亞嬌(Wong Ah Kiew),女,56歲,家庭主婦,祖籍廣東三水,身份證號碼為2491692。現住27D,Kampung Kinching,Ulu Temiang,Seremban,Negeri Sembilan。郵編70200。 
  損失數額: 14500元。 
  投訴內容:我請求日本政府將我們受害者的日本軍票兌換成馬來西亞林吉特。我的日本軍用票是我的父親留給我的。在二戰期間,我的父親做木匠,工作非常辛苦,好不容易積下了一筆錢。但是不幸的是,這些錢不能再用了。這些錢就留給了我,他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夠將它兌換成馬來西亞林吉特(馬幣),共有14500元。 
  投訴日期:1994年4月30日。 
  陳明遠 
  110. 受害者: 
  投訴人陳明遠之父。 
  投訴人資料:陳明遠(Tan Bing wah),男,58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891867。現住280E Temiang Road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0200。 
  損失數額: 1949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祖父賣膠園和其他財產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然而日本投降以後,日本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只有這樣,才能安慰我們這些受害者家屬的心靈。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9日。 
  黃天麟 
  111. 受害者: 
  投訴人黃天麟之祖父。 
  投訴人資料:黃天麟(Wong Thian Li),男,38歲,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證號碼為5145925。現住NO.56 Main Road Batu Kikir,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200。 
  損失數額: 9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祖父是一個膠園的經營者,為了養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當二戰結束日本投降的時候,我的祖父還擁有香蕉票9000元。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證,保證香蕉票可以兌換。我們衷心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給我們受害者家屬兌換軍票,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6日。 
  王家和 
  112. 受害者: 
  投訴人王家和之父。 
  投訴人資料:王家和(Ong Kah Hoe),男,62歲,退休,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320506085105。日本侵佔時住No. 11,Market Road,Trong,Taiping Perak,Malaysia。現住68F,Jalan Lister Kuala Pilah N. Sembilan。郵編72000。 
  損失數額: 1079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父親經營雜貨店,為了養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當二戰結束日本投降的時候,我父親還擁有香蕉票9000元。這些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之後變成了廢紙,我們家頓時陷入了貧困,給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傷害。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5月9日。 
  魏仕炳 
  113. 受害者: 
  魏微山,男,95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魏微山之子魏仕炳(Nee San Beng,Ngai Soy Heng),56歲,退休,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證號碼為0884117。現住10A, Jalan Temiang,Seremban Negeri Sembilan,Malaysia。郵編7020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3)   
  損失數額: 1144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開咖啡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然而日本投降以後,日本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跟我們這些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家屬兌換,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5日。 
  廖關生 
  114. 受害者: 
  廖保,男,6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廖保之子廖關生(Lem Kim Sang),男,51歲,商人,祖籍廣東高州,身份證號碼為3567396。日本侵佔時住森州萬茂。現住No.13 Lorong 1,Taman. K.S.M. Bahau,N.S.。郵編72100。 
  損失數額: 20萬元。 
  投訴內容:戰爭帶給國家不安寧,國破民亡,親人之間生死離別,這一切都是日本大帝國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時期迫使我們使用日本軍用香蕉票的結果。戰敗以後日本軍票沒有了任何價值,人們只能用以物換物來維持生計,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生命也朝不保夕。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6日。 
  楊日生 
  115. 受害者: 
  楊德(Yang Teck),男,42歲,割膠工人。 
  投訴人資料:楊德之子楊日生(Yang Nyak Sang),46歲,泥水扎鐵,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0239997。日本侵佔時住Port Dickson,Lukut,Negeri Sembilan。現住477,Taman Sri Mawar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郵編70450。 
  損失數額: 6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的父親楊德在他42歲時去世了,作為一個割膠工人,他擁有一部分膠園。當時我們家擁有一定的日本香蕉票。很不幸地,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變成了一堆廢紙,我們蒙受了很大的損失。現在,日本政府應該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30日。 
  郭譚勝 
  116. 受害者: 
  郭譚勝(Kok Tam Sing),男,75歲。 
  投訴人資料:郭譚勝本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1301380。日本侵佔時住No. 155 Green Ward Mantin N.S.。現住No. 185 Green Ward, Wantin N.S.。郵編71700。 
  損失數額: 94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政府統治馬來西亞的44個月中間,我出賣了我的財產來做生意,直到日本投降。結果日本香蕉票變得毫無價值,我的血汗錢變成了一堆廢紙,這讓我感到萬分痛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9日。 
  李俊開 
  117. 受害者: 
  李切,男,62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李切之子李俊開(Lee Choon Kai),75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3571763。日本侵佔時住No.7 Jalan Besar, Perak Chuan, Port Dickson,現仍住此地。郵編71960。 
  損失數額: 11000元。 
  投訴內容:自1942年日本軍隊佔領馬來西亞時,我們全家人搬遷到膠園內,不幸家父被毒蛇咬了一口,傷重。當時苦難重重,因此出售樹膠園一段,用作醫藥費及生活費用,留下萬餘元的香蕉票。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但是它並不是亡國。馬來西亞人民的血汗錢,日本人不應該不承認,應該履行承諾,予以兌換。 
  投訴日期:1994年3月8日。 
  曾壽 
  118. 受害者: 
  曾壽(Chen Shu),男,82歲,退休,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碼為0240265。日本侵佔時住Hosapa,Titi,Jelebu.N.S.。現住66,Jalan Dato Moyang Salleh,Kuala Klawang, Jelebu,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郵編71600。 
  投訴人資料:曾壽本人。 
  損失數額: 15000元。 
  特殊經歷:我的胞兄遭到日軍殺害,他叫曾寧發,當時20歲,在於郎郎耕有5英畝的香蕉芭,但是他還是和父母一起住在知知港,河沙壩。他在於郎郎蕉芭工作時慘遭日軍先鋒隊屠殺,沉冤50多年未雪,現在向日本申訴。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把店屋賣掉,改行做農夫和經營小販,辛辛苦苦,省衣節食。我父親為一家九口的生活奮力工作,挨了三年多,稍有積蓄,但是所賺的都是日本軍用香蕉票,這是日本政府發行的,日本政府發行的軍用鈔票正面印有保證兌換的字眼,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後竟然變成廢紙,導致我父親欲哭無淚。我們一家大小做了三年多,只賺到這些廢紙。這些軍用香蕉票保存至今,50多年完好無損,共有15000元,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證兌換之諾言,兌換回馬來西亞的鈔票,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0日。 
  陳玉蓮 
  119. 受害者: 
  陳玉進,男,28歲,農耕。 
  投訴人資料:陳玉進侄女陳玉蓮(Tan Nyok Lun),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281120055000。日本侵佔時住Pedas,N.S.。現住35,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郵編71700。 
  損失數額: 5000元。 
  投訴內容:1942年2月,我的叔叔管理膠園時,在膠園內被日本軍人殺害了。行兇的日軍為先鋒隊。當時他存下了5000元的日本軍用香蕉票,這些錢由我保管至今,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給我兌換成馬幣,賠償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2日。 
  120. 受害者: 
  李華富,男。 
  李文雅 
  投訴人資料:李華富之子李文雅(Lee Woon Yah),商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3054762。現住41,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 Darul Khusus。郵編71700。 
  損失數額: 4萬元左右。 
  投訴內容:我叫李文雅,是一家雜貨店的老闆,這是一家從我父親手裡接收下來的店舖。在二戰以前,我們這家店是Mantin鎮上惟一的一家,因此我們積下了很多錢,但是不幸的是,因為日本佔領了馬來西亞,我們的商品賣出去以後,得到的是日本軍用香蕉票。因為日本那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後無法使用和進行交易,我們的店破產了,我們感到傷心和困惑。當時,整個家庭都陷入悲傷,只能從頭再來,因此損失無法計算。基於公平和人道的考慮,日本政府應該接受我們的日本軍用票,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吳景桔 
  121. 受害者: 
  吳錦運,男,6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吳錦運之子吳景桔(Goh Keng Ngoh),59歲,店員,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0856237。日本侵佔時住Melaka。現住No. 10 Rumah Rakyat,Gemenchih,N.S.,Malaysia。郵編73200。 
  損失數額: 12495元。 
  投訴內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點,日本佔領了新馬。我的父親是一位小商人,他辛辛苦苦地積下了12495元的日本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他們一走了之,沒有任何交代,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一定的賠償,將軍票按照一定的比例兌換成我們現在使用的馬幣。 
  投訴日期:1994年7月5日。 
  Poh Leong Chiew 
  122. 受害者: 
  投訴人Poh Leong Chiew的叔叔。 
  投訴人資料:Poh Leong Chiew,男,59歲,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0218536。現住272F,Jalan Tuanku Antat,Rahang Kecil,Seremban,N.S.。郵編70100。 
  損失數額: 16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的叔叔是位商人,他存下了16000元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後,這些錢全成了廢紙。每一張日本軍票上面都印有「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損失。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4)   
  投訴日期:1994年8月7日。 
  黃振 
  123. 受害者: 
  黃振(Wong Chin),男,小園主。 
  投訴人資料:黃振之子黃觀霖(Wong Koon Lam),男,53歲,小園主,祖籍廣東北流,身份證號碼為0923814。現住412 Sungai Klau Raub Pahang Darulmakmur。郵編27630。 
  損失數額: 6000多元。 
  投訴內容:在1945年以前,日本控制了我們的國家馬來西亞,當時,我父親黃振被迫賣掉了大部分膠園。我父親捐了一部分錢給日本政府作軍費,剩下部分自己留用。在我們國家光復以後,我們已經儲蓄了很多的日本軍用香蕉票,但是我們不能在我們國家使用這些軍用票了。當時我們全家人因為這些日本軍用票失去了它的價值,不能再使用而對生活感到非常失望。我們損失了很多東西。上次日本政府向我們保證今後會給我們兌換香蕉票的。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兌現諾言,把我們的軍用票兌換成馬幣,而不要使我遺憾終身,這樣也能給日本國家挽回一些聲譽。 
  投訴日期:1994年3月6日。 
  藍金 
  124. 受害者: 
  藍石秀,女。 
  投訴人資料:藍石秀之子藍金(Lam Kim),57歲,金礦,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1654532。現住238 Sungai Lui N/ V Pahang Raub Malaysia。郵編27600。 
  損失數額: 84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辛辛苦苦工作,存下了8000多元的香蕉票。我母親保存至今。日本政府應該還我父母的血汗錢,只有這樣,日本政府才能維護國家形象,挽回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3月6日。 
  陳金池 
  125. 受害者: 
  投訴人陳金池之父。 
  投訴人資料:陳金池(Tan KimTee, Tan Hock Seng),男,56歲,傳銷商,祖籍福建廈門,身份證號碼為3091841。日本侵佔時住Bangan Serai,Perak,Malaysia。現住T7, Kampung Sempalit,Raub 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郵編27600。 
  損失數額: 4萬元。 
  投訴內容:當時,先父是當地的聞人(當時俗稱僑領),他變賣財產換回幾麻袋的日鈔,無可否認的,這是先父的血汗錢。日軍走了,當時的日鈔也變成了廢紙,所以母親就要把它燒掉,幸虧先父發現得早,搶回40張遺留下來,我一直把它看作是紀念品保留著。雖然日軍走了,但是現在的日本政府還是要負起責任的,因為日鈔票面上寫著「日本政府保證兌換」,這很明顯地指出日本政府等待持有者來索取。現在就是索取的時候了。日本政府可以賠償給英國與菲律賓,同樣的原因,當然也應該負起同樣的責任,賠償給馬來西亞的日鈔持有者。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2日。 
  王朱賜 
  126. 受害者: 
  王炳火,男,21歲,雜貨店主。 
  投訴人資料:王炳火之弟王朱賜(Ong Choo Soo),58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8307089。日本侵佔時住楊厝港,飛機坊路,第256號,Singapore。現住B2292,Taman Mirama,Jalan Haji Ahmad,Kuantan,Pahang。郵編25300。 
  損失數額: 42260元。 
  投訴內容:我們家有七兄弟和五姐妹,家庭幸福,環境良好。有開雜貨店的、務農的、養豬的、養雞鴨的,還有椰子園、大船等等。1942年2月14日,日本軍隊來村裡將壯丁都抓去了,我家就抓去了五位,其中有我的一個兄弟王炳火,一去不回頭,至今仍然生死不明。我的父親被日軍打成重傷,被迫將金器和英國紙幣7600元給了日軍。父親重傷成疾,再加上失去兒子和金錢,家境逐漸敗落,遭到重重打擊,於1943年年底氣絕去世。日軍強迫供給食物、雞鴨、豬等,有時給錢,有時不給錢。日軍仗勢欺人,百姓惟有忍氣吞聲。日軍投降以後,用勞苦換來的香蕉票共有126000元,到現在共剩下42260元。日軍使我父親重傷去世,一兄失蹤,生意、家庭破落,日本帝國保證可以兌換的軍票變成了廢紙。這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無法消失。對日本人應該和睦相處還是恨之入骨,就要看日本人的態度了。希望日本現在的政府能夠賜還公道,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9日。 
  簫金燕 
  127. 受害者: 
  林木星(Lim Bok Seng),男,34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林木星之子蕭金燕(Seow Yun),50歲,職業Rubber Tapper,身份證號碼為0259539。日本侵佔時住Mengkarak,Pahang。現住No. 1, Durian Tawar,Mengkarak,Pahang。郵編28200。 
  損失數額: 3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種稻米存下香蕉票3萬元,這些都是他的血汗錢。可是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錢都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應該體恤受苦受難者的貧苦生活,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8日。 
  龍兆良 
  128. 受害者: 
  龍澤恩,男,72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龍澤恩之子龍兆良(Loong Siew Leong),53歲,發展商,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410721065077。日本侵佔時住C152,Jalan Bukit Ubi Kuantan Pahang。現住C822,Jalan Kenanga,Off Bukit Ubi,Kuantan,Pahang Darul Makmur。郵編25200。 
  損失數額: 34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的父親靠販肉為生。經過數年的辛勤勞動,他存下了一些日本軍用香蕉票。日本投降離開馬來西亞以後,這些錢全變成了廢紙。我的父親在精神和其他方面都遭到了重大的損失。然而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軍用香蕉票有印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我們受害者已經保存了這些錢半個多世紀了,這次我真誠地希望日本政府這個世界經濟強國能夠基於經濟實力的強大,國家民主、人權的信仰,以適當的利率給予我們受害者賠償。我相信這些行動能夠慰藉我們千百萬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5日。 
  蔡依錳 
  129. 受害者: 
  蔡起俊(Chay Choong),男,83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蔡起俊之子蔡依錳(Chay EE Mong),40歲,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證號碼為8373944。日本侵佔時住85,Quarry Road,Brinchang,Cameron Highlands,Pahang,現仍住此地。郵編39100。 
  損失數額: 96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帝國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期間,先父種菜兼經營土產生意,當時存有香蕉票數目很多,可是這些血汗錢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後,分文不值。現在所保存的只不過960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依照鈔票上的保證宣言,悉數賠償給持款的受害者家屬,而且有關的香蕉票是當時戰亂時期所通用的官方錢幣,理應由日本政府負責。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2日。 
  覃傑章 
  130. 受害者: 
  覃章(Jam Chong),男,40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覃章之子覃傑章(Cham Kit Cheong),50歲,商人,祖籍廣西,身份證號碼為1655951。日本侵佔時住Kampung Kamando,Jasin Melaka,Malaysia。現住B72,Tiew Tan Garden,Jalan Aman,Temerloh,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郵編28000。 
  損失數額: 614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和作小販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日之間,這些香蕉票變成了廢紙,我們家庭遭受很大的損失。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7日。 
  林日盛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5)   
  131. 受害者: 
  林廷傑,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林廷傑之子林日盛(Lim Jit Seng),55歲,商人,祖籍海南瓊州文昌,身份證號碼為3075867。日本侵佔時住Paya Lang Triang Pahang Malaysia。現住10,Jalan Besar Taiang Pahang Malaysia。郵編28300。 
  損失數額: 21463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父親是經營咖啡店的,含辛茹苦積蓄下軍用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對我等很不公平。幸好軍用香蕉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們保存了50年。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給予我們受害者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2日。 
  羅茂龍 
  132. 受害者: 
  羅輝保,男,23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羅輝保之子羅茂龍(Low Boon Leng),55歲,農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3819503。日本侵佔時住No. 136 Kampang Lian Seng 34300 Bagan Seral Perak,Malaysia。現住No. 17,Jalan Kuairi Brinchang Cameron Highland, Pahang。郵編39100。 
  損失數額: 2151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存有我公公經營農場存下來的軍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人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諾言,給我們兌換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0日。 
  張亞利 
  133. 受害者: 
  陳稠娘,女,47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陳稠娘之子張亞利(Teo Ah Lee),74歲,農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2282623。日本侵佔時住4294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現住8043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郵編75150。 
  損失數額: 89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母親賣膠園、養豬、做農活,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使我們家財產遭受損失。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換回香蕉票,賠償給我們這些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7日。 
  蘇亞富 
  134. 受害者: 
  蘇清恭(Soh Chin Khoon),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蘇清恭之子蘇亞富(Soh Ah Foo),70歲,退休,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證號碼為1768029。日本侵佔時住28, Jalan Bunga Raya, Melaka,現仍住此地。郵編75100。 
  損失數額: 5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經營鹵鹹魚的,全部鹹魚賣完後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投降以後宣佈香蕉票不通用,我父親聽到消息以後,對他的精神和他的生意都造成了傷害,從此我父親的身體慢慢地衰弱、生病,1952年就去世了。我去清理他睡房皮箱裡的衣褲時發現香蕉票已經生出了白螞蟻。那些被白螞蟻蛀壞的香蕉票已經被拿去扔到垃圾箱裡去了,但是我們還藏有一部分的香蕉票。這些錢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在香蕉票上面都有保證,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賠償我們受害者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7日。 
  湯佩林 
  135. 受害者: 
  湯永譚,男。 
  投訴人資料:湯永譚之子湯佩林(Tong Phwee Lim),52歲,技工,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碼為3048813。現住8,Jalan Tukang Best Melaka。郵編75200。 
  損失數額: 344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做酒餅賣,賺來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投降以後,就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的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那麼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這樣日本政府才可以換回其國家的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4月6日。 
  劉燕娘 
  136. 受害者: 
  劉春水(Lau Soon Swee),男,78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劉春水之女劉燕娘(Lau Yan Niu),53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410107045068。日本侵佔時住2770C,Batu 3, Semabok,Melaka,現仍住此地。郵編75050。 
  損失數額: 16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一位生意人(經營雜貨店),他去世以後留給我很多的香蕉票日本錢,但是這些錢在日本投降以後已經不被他們承認了。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當時日本政府保證這些錢是有用的,但是,現在卻不再承認。因此我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把我們受害者手中的香蕉票兌換成馬來西亞貨幣。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蔡耀川 
  137. 受害者: 
  蔡立成,男,55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蔡立成之子蔡耀川(Sua Yeow Chuan),24歲,商人,祖籍福建泉州,身份證號碼為A 1923489。現住No 2293,Jalan Bt. Gajah,Merlimau,Melaka。郵編77300。 
  損失數額: 3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祖父賣膠園存下香蕉票日本錢,這筆錢留給了我父親。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使我們的財產、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傷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所有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1日。 
  劉雅英 
  138. 受害者: 
  劉金桃(Low Kim Toh),男,81歲。 
  投訴人資料:劉金桃之孫劉雅英(Low Ah Eng),35歲,小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5625714。日本侵佔時住3097J Batu 8 3/4,kampung Berangan Umbai Melaka,現仍住此地。郵編77300。 
  損失數額: 7299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祖父賣膠園換來了日本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把軍用香蕉票換回馬來西亞貨幣。 
  投訴日期:1994年5月29日。 
  王輝森 
  139. 受害者: 
  投訴人王輝森的祖父母、父母。 
  投訴人資料:王輝森(Wong Hui Shim, Wong Yun Fui),男,65歲,退休政府公務員,祖籍海南瓊海,身份證號碼為0192455。日本侵佔時住No.70, Kampong Hulu Road Malacca, Malaysia。現住No.53I Ong Kim Wee Road Melaka。郵編75300。 
  損失數額: 188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軍用票兩地通用,當時我們被迫兌換「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香蕉票,現在我們要求以一元對一元的利率給予我們賠償。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在日本佔領中國、東南亞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期間染病,因為缺乏醫藥,先後逝世,遺留下英國殖民地時代通用的、價值極高的錢幣2萬多元,儲備下來作為升學和生活之用。當日本統治新馬時期,我們被通令兌換「軍用香蕉貨幣」,市場才能通用。現在我尚存18800元軍用票幣。戰後和平將近50年了,如以利息計算,利息比本金還要多。日本現在為強國之一,既然軍用香蕉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國政府」,那麼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承認,必須以一元日本軍用票換取新加坡幣一元才能解決。 
  投訴日期:1994年6月18日。王先興 
  140. 受害者: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6)   
  王明象(Ong Ming Chew),男,32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王明象之子王先興(Ong Seng Sing),60歲,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3325325。日本侵佔時住Bt 8 Kampung Gelan Tj Keling Melaka。現住25 Jalan Zahir 22 Taman Malim Jaya Melaka。郵編75250。 
  損失數額: 76464.64元。 
  投訴內容:日軍佔領時期,我父親務農,辛勤開墾,大量種植木薯和蕃薯。三年期間,獲得不少利潤,我父親深感安慰。正當要展開拳腳改行從商時,未料日軍突告投降,我們以血汗賺來的錢如此輕易失去,深感不值。我父親當時留下的76464.64元香蕉票,我仍然完好保留至今,希望日本當局能夠以目前的市場價兌換。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8日。林霓 
  141. 受害者: 
  林呈會(Lim Teng Hui),男,71歲,小園主。 
  投訴人資料:林呈會的孫女林霓(Lim Nee),42歲,會計主任,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4328015。日本侵佔時住1 1/2 Mile, Jalan Minyak Beku,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現住185, Jalan Abu Bakar,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郵編83000。 
  損失數額: 3867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公公種蕃薯、木薯、香蕉,養雞和養鴨,辛辛苦苦儲存下日本軍用香蕉票38670元。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這些錢就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持有日本軍用香蕉票者,大家合作,團結起來,目標一致,追回合理的票值是公平的、不過分的。日本政府應該給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3日。 
  齊垂菊 
  142. 受害者: 
  齊輝耀,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齊輝耀之女齊垂菊(See Sui Kiah),45歲,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490730015138。日本侵佔時住馬來西亞半島柔佛笨珍。現住293,Jalan Alsagoff,Pontian,Johor Darul Takzim。郵編82000。 
  損失數額: 6495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經營一家咖啡店存下了日本錢,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戰敗以後,不肯承認這些錢,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曾承諾香蕉票可以兌換。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償還我們的一切損失。這樣才能挽回日本國家的名望。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2日 
  林保月 
  143. 受害者: 
  林裘茶,男,64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林裘茶之女林保月(Lim Poh Guat),27歲,教師,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A0754342。現住No 5,Jalan B,Tongkang Pecah,Batu Pahat,Johor。郵編83010。 
  損失數額: 約四五千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賣蕃薯和木薯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從戰敗投降以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都是用我父親的血汗賺來的,那時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艱苦的。日本政府發行的香蕉票既然保證可以兌換,那麼日本政府就應該履行它的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7日。 
  沈光裕 
  144. 受害者: 
  投訴人沈光裕之父。 
  投訴人資料:沈光裕(Sim Kwang Joo),男,57歲,農民,祖籍福建紹安,身份證號碼為3227438。日本侵佔時住No 8 Jalan Kenetik Permas Kukup Pontian Johor,現仍住此地。郵編82300。 
  損失數額: 約20萬元。 
  投訴內容:在二戰時期,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發行了有印證的日本政府香蕉票。我父親辛辛苦苦做生意,賣膠園存下了軍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大馬許多人民都把日本印證的香蕉票當成廢紙,以為不能再使用。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那麼,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給我們兌換成馬幣,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3月3日。 
  賴球 
  145. 受害者: 
  賴球(Lai Kiew),男,86歲,退休,祖籍福建仙遊,身份證號碼為0033264。現住21,Jalan Chong Hwa,Kluang,Johor。郵編86000。 
  投訴人資料:賴球本人。 
  損失數額: 9165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幫助政府修建鐵路,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證,可以兌換。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5日。 
  李榮 
  146. 受害者: 
  投訴人李榮和他的父親。 
  投訴人資料:李榮(Lee Yong,Book Yong),男,69歲,職業Kubber Dealek,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1892537。日本侵佔時住142144 Jalan Kaya Serom 3Muar Johor,Malaysia。現住313 Serom,3 Sungai Mati Muar,Johor。郵編84410。 
  損失數額: 2842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和父親經商存下了軍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沒有任何交代,這可害慘了我們受害者。可是最近我們發現,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那麼日本政府就應該履行諾言,把我們受害者的軍票兌換成馬幣,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8日。 
  葉瑞忠 
  147. 受害者: 
  葉仁德(Yap Teck),男,7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葉仁德之子葉瑞忠(Yap Sui Choon),39歲,商人,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碼為4755678。日本侵佔時住Batu 1 1/2 Jalan Mawai,Kota Tinga Johor。現住14,Jalan Jaafar,Kota Tinggi Johor Darul Takzim。郵編81900。 
  損失數額: 615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賣菜賣生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錢61500元。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以後不肯承認,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3日。 
  謝亞添 
  148. 受害者: 
  謝亞添(Chia Ah Tian),男,90歲。 
  投訴人資料:謝亞添本人,祖籍廣東潮州澄海,身份證號碼為2254092。日本侵佔時住Pt. Gantung,Pt. Jawa Muar Johor。現住Tc 88 Jln Cempelca PT Jawa,Muar,Johor。郵編84150。 
  損失數額: 6764元。 
  投訴內容:本人經營雜貨店,做生意,因為戰火燃起,家鄉被日軍侵佔,我把店轉送他人,從此一無所有,只存有香蕉票6764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1日。 
  張麗珠 
  149. 受害者: 
  張金榮(Teoh Kim Tong),男。 
  投訴人資料:張金榮之女張麗珠(Teoh Le Choo),56歲,退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381017075036。日本侵佔時住1162 Bukit Martagin。現住1 Jalan Bewahara Luar Chanh,Johor。郵編85400。 
  損失數額: 7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個小販,存下香蕉票日本錢。 但是日本戰敗投降之後,這些錢全成了廢紙,這使得我家遭受巨大的損失,給我父親帶來很大的打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7日。 
  李亞帶 
  150. 受害者: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7)   
  李亞帶(Lee Ah Tai),女,88歲。 
  投訴人資料:李亞帶本人,祖籍廣東鶴山,身份證號碼為080306715088。日本侵佔時住E22,New Village,Bidor,Perak。現住No 1 Jalan Angerek 20,Taman Johor Jaya,Johor Bahru。郵編81100。 
  損失數額: 15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丈夫挖錫礦,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廢紙,對於我們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只有這樣,才能安慰我們這些受害者的心靈。 
  投訴日期:1994年7月6日。 
  巫慶惠 
  151. 受害者: 
  巫八音,男,38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巫八音之子巫慶惠(Goh Keng Hwee),61歲,退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0046342。日本侵佔時住Bhtu Pahat Johor Malaysia。現住280 Lorong Kenanga Bt 36 Jalan Johor Pontian Johor。郵編82000。 
  損失數額: 8200元。 
  投訴內容:日本軍隊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可是日本軍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4日。 
  亞生 
  152. 受害者: 
  呂全勝(Loi Chum Sing),男,39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呂全勝女婿亞生(Ah Sang),48歲,散工,祖籍廣西,身份證號碼為3053978。日本侵佔時住Buloh Kasap,Segamat,Johor Darul Takzim,Malaysia。現住No 5,Jalan Abdullah,Buloh Kasap,Segamat,Johor。郵編85010。 
  損失數額: 278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岳父做小販,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投降以後,一日之間變成廢紙,對於我們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我們所有持有香蕉票的人。 
  投訴日期:1994年8月2日。 
  153. 受害者: 
  何榮宗,男,62歲。 
  投訴人資料:何榮宗女婿湯艾順(Tung Ai Soon),32歲,售貨員,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6904711。現住No 6715,Parit Ahmad,Jalan Bukit Pasir,Batu Pahat,Johore。郵編83000。 
  損失數額: 23123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岳父賣膠園存下香蕉票日本錢。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只有這樣,它才可以保存國家的美德,才可以維護國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8日。 
  彭福占 
  154. 受害者: 
  彭福占(Pee Hock Chiam),男,75歲,退休,祖籍福建同安沙美村,身份證號碼為0692219。日本侵佔時住Hock Seng Teck Sawmill Jalan Wayang,Kota Tinggi,Johor,Malaysia。現住11B,Jalan Wayang Kota Tinggi,Johor,Malaysia。郵編81900。 
  投訴人資料:彭福占本人。 
  損失數額: 63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給人做工,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錢,我感到萬分痛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賠償,而且我認為日本政府也應當給予我們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2日。 
  陳其春 
  155. 受害者: 
  Tan See Jin,男,72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Tan See Jin之子陳其春(Tan Chee Choon),男,65歲,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0033575。日本侵佔時住No 19,Jalan Mersing,Kluang,Johor,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86000。 
  損失數額: 84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期間,我的父親是一位農民。他把豬賣給了日本軍隊當局。結果這場交易讓我爸爸積下了8400元日本軍用香蕉票。今天這些錢由我繼承下來。我真誠希望日本國家能夠賠償我父親——一個戰爭期間的受害者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6日。 
  鄭松林 
  156. 受害者: 
  鄭元虎,男,90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鄭元虎之子鄭松林(Tee Siong Lim,Tee Siong San),54歲,膠工,祖籍福建德化,身份證號碼為1582742。日本侵佔時住加烘25號。現住P 370,Kahang Now Village,Kahang,Kluang,Johor。郵編86700。 
  損失數額: 20000元左右。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和膠片,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20000元左右。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可是日本戰敗投降之後,這些錢都成了廢紙,這給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作出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8日。 
  157. 受害者: 
  黃雀,男。 
  黃南 
  投訴人資料:黃雀之子黃南(Ng Lam),53歲,工廠員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741294。現住No 12,Bukit Mor Parit Jawa,Muar,Johor,Malaysia。郵編84150。 
  損失數額: 158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掉膠園,得到了15800元香蕉票日本錢。自從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不肯承認這些錢,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一切諾言,賠償我們先人的一切損失,這樣才能在國際上挽回國家的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0日。 
  賴昌明 
  158. 受害者: 
  投訴人賴昌明的祖父。 
  投訴人資料:賴昌明(Lai Cheong Beng),男,31歲,養殖,祖籍福建晉江,身份證號碼為7031927。日本侵佔時住柔佛州,笨珍,二河東。現住21,Jalan Balan Bukit,Taman Kota Yong Peng,Johor。郵編83700。 
  損失數額: 1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祖父賣掉膠園,得到了1萬元香蕉票日本錢。自從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不肯承認這些錢,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一切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5日。 
  張金成 
  159. 受害者: 
  張金成(Teo Kim Seng),男,64歲,退休,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0040584。日本侵佔時住No. 115A, Kampong Parit Besar, Jalan Kluang, Batu Pahat, Johor, West 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83000。 
  投訴人資料:張金成之子。 
  損失數額: 大約2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的父親張金成是一個買土產的小商人,當時他存下了一大筆香蕉票。然而,當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變得毫無價值。當時,因為這個毫無預見的巨大損失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對未來喪失了信心,面臨著很多困難,我們喪失了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指的是日本軍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程度很高,國家奉行民主、人權,因此,我盼望並且真誠地希望我們能夠得到合理的賠償,將這些軍用票兌換成馬幣。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6日。 
  劉德祥 
  160. 受害者: 
  劉發(Lew Huat),男,36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劉發之子劉德祥(Lew Teck Siong),55歲,商人,祖籍廣東揭揚和婆,身份證號碼為3516022。日本侵佔時住E12,Kangkar Pulai, Johore,現仍住此地。郵編81110。 
  損失數額: 40000元。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8)   
  投訴內容:日治期間,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存下大批香蕉票日本錢。日本投降以後,他們不承認這些香蕉票,這是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寫有「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目前日本是一個經濟強國。基於人道的精神,我真誠地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履行諾言,將這批血汗錢兌換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2日。關金榮 
  161. 受害者: 
  投訴人關金榮之父 
  投訴人資料:關金榮(Kwong Kim Earn),男,41歲,商人,祖籍福建興化,身份證號碼為8363243。現住102, Jalan Payamas, Tangkak,Muar, Johor。郵編84900。 
  損失數額: 32150元。 
  投訴內容:在日治期間,我父親是經營自行車生意的小商人,當時,他存下了大量的香蕉票,也就是日本錢。但是自從日本投降以後,這些香蕉票變得毫無價值。他扔掉了很多香蕉票,現在他仍存有32150元。在這些香蕉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0日。 
  邱吉琳 
  162. 受害者: 
  投訴人邱吉琳之父 
  投訴人資料:邱吉琳(Hiew Hee Ling),男,58歲,勞工,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0744606。日本侵佔時住Kota Tinggi Johor,現住80,Jalan Nagasari 4, Segamat Baru, Segamat, Johore。郵編85000。 
  損失數額: 307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做小生意,保留下來日本軍用票。日本自從投降以後對這些軍用票拒不承認,沒有任何交代,一走了之,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當年所發行軍用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所以日本政府應該履行你們的諾言,換回你們政府的香蕉票。如果日本國家不肯收回,那麼日本國家還談什麼民主和法律,簡直是一個強盜的國家,令人感到終身遺憾。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9日。 
  劉遠希 
  163. 受害者: 
  劉朗山,男,50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劉朗山之子劉遠希(Liew Yan See),76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0677205。日本侵佔是住24 miles, Johor。現住No. B5 Sengkang N/V.,Kulai, Johor。郵編81000。 
  損失數額: 1040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期間,我父親居住在24 miles, Johor,靠種植蔬菜和養豬存下了日本錢香蕉票10400元,並且保存至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早日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8日。 
  戴煌 
  164. 受害者: 
  戴庚(Tai Kang),男,46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戴庚之子戴煌(Tai Wong),72歲,退休,身份證號碼為3012256。日本侵佔時住124, Main Road, Senai Johor,現仍住此地。郵編814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在二戰期間,我父親戴庚46歲,擁有一家雜貨商店。在當時,整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被日本軍隊佔領,因此使用的貨幣只有「日本軍用香蕉票」。戰爭一結束,所有的香蕉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我們覺得這對我們這些擁有香蕉票的人很不公平。我要求日本政府早日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4日。 
  蔡亞九 
  165. 受害者: 
  投訴人蔡亞九之父,男,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蔡亞九(Chua Akaw),男,52歲,小販,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3661178。日本侵佔時住巴力士隆,現住8, Jalan Kedidi 3 Parit Sulong Batu Pahat, Johor。郵編83500。 
  損失數額: 12000元。 
  投訴內容:當日本投降以後,我父親仍然擁有香蕉票12000元。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只有賠償給我們這些擁有軍票的人才是公平的。有軍票為證,日本政府應該照此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9日。 
  李必存 
  166. 受害者: 
  投訴人李必存之父,男,農民。 
  投訴人資料:李必存(Lee Pit Choon),男,57歲,雜工,祖籍豐順,身份證號碼為3003607。日本侵佔時住Pulau Tekong, Singapore。現住3319, Kg Pertanian Masai, Johore Darul Takzim, Malaysia。郵編81750。 
  損失數額: 12853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期間,我父親是一個農民,辛辛苦苦耕種積下了香蕉票12853元。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日。 
  劉再福 
  167. 受害者: 
  投訴人劉再福之父,男。 
  投訴人資料:劉再福(Law Chye Hock或者Liew Chai Fook),男,46歲,書記,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2472446。日本侵佔時住No.8, Singapore Street,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現住No.33, Jalan Jaya 2, Taman Jaya Skudai, Johor Bahru,Malaysia。郵編81300。 
  損失數額: 20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一名雜貨小商人,每天辛辛苦苦做一點小生意養活一家大小,雖然生活不富裕,但也積存了一筆2萬多元的日本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軍用香蕉票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我們發現,日本帝國政府當年發行的軍用香蕉票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必須要遵守諾言,換回我們保存了50年的軍用票,賠償給我們這些受害者,以維護日本政府在世界上的聲譽。 
  投訴日期:1994年5月6日。劉鐵喜 
  168. 受害者: 
  投訴人劉鐵喜之父,男,小販。 
  投訴人資料:劉鐵喜(Liow Tiat Hee),男,43歲,小商人,祖籍廣東梅縣,身份證號碼為015241。現住35, Jalan Gunong, Bekok, Johore,郵編86500。 
  損失數額: 82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是做小販的,辛辛苦苦存下了8200元香蕉票。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戰敗之後,一走了之,對香蕉票沒有任何交代,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體諒我們受害者,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3日。 
  沈建國 
  169. 受害者: 
  投訴人沈建國之祖父,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沈建國(Sim Kian Kok),男,41歲,商人,祖籍福建詔安,身份證號碼為8041525。現住RS 61, Jalan Rambutan, Off JalanTunku Bendahara, Muar, Johor。郵編84000。 
  損失數額: 67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治期間,我祖父買賣椰子,做生意,很辛苦。在日本軍隊撤出馬來西亞以後,我祖父仍然保存有日本軍用香蕉票,他以為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夠給我們兌換。在香蕉票上寫的很清楚:「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因此在我祖父臨死之前,他把香蕉票交給了我,並且要我好好保存。我請求日本政府能夠賠償給我,因為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錢。 
  投訴日期:1994年3月4日。 
  林永緒 
  170. 受害者: 
  林家成(Lim Kar Seng),男,80有餘。 
  投訴人資料:林家成之孫林永緒(Lim Yung Hsu),24歲,推銷員,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1507070。現住No. 1, Jalan SS 22/39, Damansara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郵編47400。 
  損失數額: 40000元。 
  投訴內容:記得我小的時候,祖父告訴我,這些香蕉票日本錢是他賣掉他所有的膠園和其他的財產換來的。這些錢都是經過千辛萬苦賺來的,是他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曾經說過,這些錢可以兌換,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諾言,保持國家的聲望和榮譽,賠償我們受害者所有的損失。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19)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1日。 
  171. 受害者: 
  許溪水(Koh Kai Swee),男,50歲,菜販。 
  許鴻池 
  投訴人資料:許溪水之子許鴻池(Koh Fong Chee),60歲,司機,祖籍福建安縣,身份證號碼為3856140。日本侵佔時住吉隆坡,現住25,Jalan 93,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郵編52100。 
  損失數額: 10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菜買菜都是使用香蕉票,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全數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6日。 
  黃年泰 
  172. 受害者: 
  陳寨前,女,76歲。 
  投訴人資料:陳寨前之子黃年泰(Ng Ne Tai),商人,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證號碼為2169295。日本侵佔時住Tanjong Karang,Selangor Malaysia。現住137 Jalan Besar,Tanjong Karang Selangor。郵編45500。 
  損失數額: 118214.5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母親是農民,辛辛苦苦存下了118241.5元香蕉票。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戰敗之後,一走了之,沒有任何交代,這是很不公平的。如今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負責一切後果,給我們受害者兌換我們的血汗錢。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1日。 
  賴繼秀 
  173. 受害者: 
  賴繼仁,男,32歲。 
  賴繼秀,男,75歲。 
  投訴人資料:賴繼仁弟弟賴繼秀(Lai Kee Siew),75歲,退休,祖籍廣東赤溪,身份證號碼為0510436。日本侵佔時住雙溪大年街場,現住581,Jalan 20,Ampang New Village, 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342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時期,我在雙溪大年的街場做輪胎生意,開了一間店。每天辛苦工作,換取酬勞。但是,當時我的血汗錢都買不到糧食,家裡的妻兒被迫吃乾糧、蕃薯、木薯等。所存的香蕉票如同一堆廢紙!由於這些香蕉票是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雖然在日本人投降以後化為烏有了,可是我還是捨不得丟棄。另外,我的胞兄曾經在日治時期被迫到安德曼島去工作,建築「死亡鐵路」,不久患病,返家後就死亡了。現在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將我以及我家族所受的損失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4日。 
  顏聯池 
  174. 受害者: 
  顏榮家,男,69歲。 
  投訴人資料:顏榮家之子顏聯池(Gan Lian Tee),42歲,廠長,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4385329。日本侵佔時住No 48 Jalan Besar,Pekan Johol Negeri,Sembilan,73100。現住No 57 SS 2/24 Sea Park Petaling Jaya,Selangor,Malaysia。郵編46000。 
  損失數額: 35000元。 
  投訴內容:我們要求兌換在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我們被迫使用的軍用香蕉票。當時我們的父親是一名膠園的商人,而日本軍用票是當時惟一能夠使用的貨幣,我們被迫在交易中使用這種惟一的貨幣。然而,隨著日本政府向英國投降,這些錢變得毫無價值。我們毫無選擇,只能燒掉或者是保存下這些錢。我們燒掉了剩下的很多香蕉票,因為它已經變成了廢紙,而且我們感到我們所有的努力和辛勤勞動都白費了。因為付給我們的工資和買賣商品都是這種香蕉票。我們一共留下了35000元日本軍用香蕉票。在每一張軍票上都有印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負起責任,對我們這些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5日。鄭明坤 
  175. 受害者: 
  莊養娘(Chng Yeong Neo),女,60歲,家庭婦女。 
  投訴人資料:莊養娘之孫鄭明坤(Teh Beng Khoon),55歲,報館公關,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碼為1076099。日本侵佔時住□叻州安順埠對面港雙溪泗厘農村避難(Refugees Camp at Sungai Suli Village,Teluk Anson,Perak)。現住Blok 5,5410,Jalan 5/149B,Taman S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郵編57000。 
  損失數額: 80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的祖母和母親賣了一塊芭地,存下了80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些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30日。 
  方越冬 
  176. 受害者: 
  方欽院,男,36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方欽院之子方越冬(Hng Keok Seng,Fang Yet Tong),69歲,退休,祖籍福建潮州普寧,身份證號碼為3914865。日本侵佔時住21 Bandar Bahru,(Jin Market)Kedah,Malaysia。現住10 Jalan Nyaman 12,Bukit Indah,Jalan Klang Lama,Kuala Lumpur,Malaysia。郵編58200。 
  損失數額: 7600元。 
  投訴內容:在日本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父母親是經營雜貨店生意的,一生勞累,辛苦經營,存下了76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一日之間這些香蕉票變成了廢紙,這對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8日。 
  楊玉嬌 
  177. 受害者: 
  黎源,男,80歲,做木桶生意。 
  投訴人資料:黎源之媳楊玉嬌(Yong Yoke Kiow),53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惠州,身份證號碼為7895806。日本侵佔時住Sungai Rayung,Ampang,Kuala Lumpur。現住No 201,Blok 16,Jalan 6/1,Seksyen 6 Shah Alam,Selangor Darul Ehsan。郵編40000。 
  損失數額: 552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家翁做木桶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錢。當日本軍隊撤退回日本本國前,日本政府答應我們這些馬來西亞的居民,所有的日本錢都會給我們兌換回來的。家翁一直在盼望有一天他的血汗錢能夠要回來。但是直到今天,家翁的願望也沒有實現,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他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5日。 
  陳英旺 
  178. 受害者: 
  陳亞克,男,72歲,司機。 
  投訴人資料:陳亞克之子陳英旺(Teng Eng Guan),34歲,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5857217。日本侵佔時住52,Kg Paya,Kluang Johore。現住8119 Tailian Miharja Cheras Kuala Lumpur。郵編56100。 
  損失數額: 3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在統治我們馬來西亞期間,對我國人民殘殺、迫害,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在人心惶惶的統治時期,不知有多少大馬人吃盡苦頭,甚至有的家破人亡。那不是金錢和時間可以改變的。所以,我們在這裡站起來向日本政府要回一些公道。我父親自己賺回來的血汗錢都是日本的軍用香蕉票,至今沒有兌換,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必須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4日。 
  許良琦 
  179. 受害者: 
  許孝烈(Khoo How Lee),男,75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許孝烈之子許良琦(Khoo Liam Khay),44歲,電器技工,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3416756。現住191 A,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郵編51000。 
  損失數額: 308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父親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的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對於我們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一切諾言,給我們兌換香蕉票。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0)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3日。 
  蕭素芬 
  180. 受害者: 
  陳世堅(Chin Sew Kim) 
  投訴人資料:陳世堅之女蕭素芬(Siau Soo Hoon),38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證號碼為5086500。現住69,Jalan 18,Desa Jaya,Kepong,Kuala Lumpur,Selangor。郵編52100。 
  損失數額: 55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賣膠園存下了香蕉票。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我們度日如年,寢食難安,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情景實在是苦不堪言。但是,日本戰敗投降以後不肯承認軍票,這對於我們眾多的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現在的日本是經濟強國,是應該有能力償還我們受害者的血汗錢的,應該以人道的立場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謝桂蘭 
  181. 受害者: 
  謝某,女。 
  投訴人資料:謝某之女謝桂蘭(Chia Kai Lan),48歲,家庭婦女,祖籍廣東番禺,身份證號碼為7762402。現住74,Jalan Talalla K Lumpur。郵編50460。 
  損失數額: 13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姑母(養母)當女傭存下了大概1萬多元的香蕉票日本錢。但是自從日本戰敗投降以後,香蕉紙幣卻不被承認及使用。雖然如此,我們並不捨得將她老人家所剩下的血汗錢燒掉或毀滅,希望有朝一日,日本政府會給我們賠償,那麼這些紙幣也就不會毫無價值,成為廢紙。 
  投訴日期:1994年3月7日。 
  林祝和 
  182. 受害者: 
  吳義嬌,女。 
  投訴人資料:吳義嬌之子林祝和(Lim Chok Hua),43歲,商人,祖籍廣東汕頭,身份證號碼為4131742。日本侵佔時住35,Jalan Bangsar Kuala Lumpur,Malaysia,現仍住此地。郵編59200。 
  損失數額: 約10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母親開雜貨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錢。自從日本政府戰敗投降以後,不肯承認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承擔一切責任,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這樣才能在國際上挽回國家的聲望和榮譽。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9日。 
  黃儀文 
  183. 受害者: 
  黃連才,男,8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黃連才之孫黃儀文(Francis Wong Yee Vun),26歲,查賬員,身份證號碼為H0680300。日本侵佔時住P0 Box 88,Beaufort 8980F,Sabah。現住97,Jalan Melur 11 Taman Melur Ampang 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6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公公是小販,存下6萬多元香蕉票日本錢。日本政府應該承擔責任,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6日。 
  陳清源 
  184. 受害者: 
  陳春成,男,7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陳春成之子陳清源(Tan Cheng Guan,Tan Bee Tee),53歲,小販,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證號碼為410706045035。日本侵佔時住萬里望(馬六甲野新)。現住No A100,Tmn Sri Jaya,Tanjong Karang。郵編45500。 
  損失數額: 1037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以養牛為生,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同時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都保證可以以1元兌換如今的馬幣1元。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換回所保證的軍用香蕉票,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5月8日。 
  沈榮意 
  185. 受害者: 
  沈振益(Sim Chen Ee),男。 
  投訴人資料:沈振益之子沈榮意(Sim Eng Ye),65歲,退休,祖籍福建廈門,身份證號碼為1173113。日本侵佔時住Kuala Langat Sel。現住28 Lebuh Gambuh Kam 3 Taman Desawan Klang Sel。郵編41200。 
  損失數額: 17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賣膠園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4月15日。 
  許玉扁 
  186. 受害者: 
  許忠義,男,雜活和捕魚。 
  投訴人資料:許忠義之女許玉扁(Koh Geok Pee),56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證號碼為7919214。現住37 Lorong Pandangan Kampong Raja Uda Port Klang Sel。郵編42000。 
  損失數額: 30000多元。 
  投訴內容:1942年日軍侵略大馬半島時期,當時我才10歲,日軍十分殘忍,濫殺無辜,真是人神共憤。還記得當年日軍毀了我的家園,我眼看著自己最親的親人和同胞全被殺害了。為了逃避日軍的殺害,我們只有四處逃難,躲在香蕉芭地裡,忍饑挨餓,每天眼看著日軍捉走女人,先姦後殺;男的被捉去後強逼灌漲肚子以後當球踢打,直到被折磨致死。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為了逃難不得不把雜貨店賣掉,辛辛苦苦的存下了一筆錢,那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日軍不單單殺害無辜,欺詐人民的血汗錢,還強迫交納奉納金。現今的日本是一個富有的國家,基於人道的立場應該給予我們一個合理的賠償,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諾言,給我們所有蒙難同胞家屬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5日。 
  孫美英 
  187. 受害者: 
  鄭玉維,男,68歲。 
  投訴人資料:鄭玉維妻子孫美英(Soon Bee Eng),66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2170910。日本侵佔時住18,Batu 7 3/4,Tonjong Karang,Selangor。現住6,Jalan Rejang 14,Setapak Jaya,Kuala Lumpur。郵編53300。 
  損失數額: 2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夫婦靠種菜賣菜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始終不肯承認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軍用香蕉票都是我們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給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張招玉 
  188. 受害者: 
  張司仲,男,75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張司仲之女張招玉(Diong Chiew Yoke),30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證號碼為7422062。日本侵佔時住416,NewVillage,Kampong Koh Sitiawan,Perak。現住No 2 Jalan 17,Ampang Sriwatan Kuala,Lumpu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7000元。 
  投訴內容:自從日本帝國政府侵略新馬半島後,日本政府統治馬來西亞,我父親做小生意,存下血汗錢,雖然只有區區7000元,但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不負責任,對香蕉票沒有任何交代,這很不公平。我們希望日本國家良心發現,換回香蕉票,賠償我們這些受害者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5日。 
  白瑞標 
  189. 受害者: 
  白成根(Peh Chen Kong),男,80有餘,樹膠工人。 
  投訴人資料:白成根之女白瑞標(Peh Swee Peow),54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0398159。現住No 1,Jalan SS 22/39,Damansara Jaya,P.J.Selangor。郵編47400。 
  損失數額: 40200元。 
  投訴內容:日本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賣了膠園和產業,換來了香蕉票日本錢。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親的血汗錢,每一張鈔票上都被血汗浸透了,這是不容易賺到的。父親告訴我,要我好好保存,因為日本政府曾經許下諾言,這些錢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它的諾言,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1)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東喜 
  190. 受害者: 
  東喜(Tong Yee),女,71歲,身份證號碼為0517504。日本侵佔時住吉隆坡半山芭。現住870 Happy Garden,Jalan Selesa,Jalan Kuchai Lama,Kuala Lumpur。郵編58200。 
  投訴人資料:東喜之子彭利漢(Pang Lee Han),身份證號碼為4771554。 
  損失數額: 49000元。 
  投訴內容:日治時代,我的父母親不惜代價變賣園地,換取日鈔,以求生計。沒想到,日本投降,導致短短的一夜之間,我們這麼辛苦存下的血汗錢就化為烏有了。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公平!多年來,我們一直保存著這些鈔票,有望一日,日本政府能夠良心發現,以1元日鈔兌換1元馬幣,作為幾十年來財產損失之賠償。而今,日本已經成了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強國,對於它曾經寫在日鈔上的明確字眼(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必定會作出一個公平的賠償和明理的交代。 
  投訴日期:1994年3月28日。 
  鍾彩雲 
  191. 受害者: 
  投訴人鍾彩雲的公公。 
  投訴人資料:鍾彩雲(Chong Yon,Chong Chai Ngan),女,48歲,家庭主婦,身份證號碼為0503843。現住No 211,Jalan Burung,Taman Bekit Maluri,Kepong,Kuala Lumpur。郵編52100。 
  損失數額: 9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家公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4月25日。 
  施國均 
  192. 受害者: 
  施朝沛,男,65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施朝沛之子施國均(See Kok Kwong),40歲,營業代表,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4676034。日本侵佔時住2,Jalan Kranji,Kampar,Perak。現住160 Jalan Besar Ampang,Ampang 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3573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賣膠園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一夜之間,這些錢都成為了廢紙,這給我父親帶來了莫大的傷害。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這些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3日。 
  林穆榮 
  193. 受害者: 
  林煆,男。 
  投訴人資料:林煆之子林穆榮(Lim Bok Eng),65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555406。日本侵佔時住No 692 Batu 6 Jalan Bernam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現仍住此地。郵編45500。 
  損失數額: 109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務農、賣椰子存下了香蕉票。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投降以後,卻不肯承認香蕉票的價值,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些都是我一家人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應該遵守諾言,保證可以兌換,賠償我們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日。 
  張華蓋 
  194. 受害者: 
  張華蓋(Teoh Wah Kai),男,7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張華蓋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160913715047。日本侵佔時住No 2,Jalan Pasar,Sabak Bernam,Selangor。現住31,Jalan Raja Chulan,Sabak Bernam,Selangor Darul Ehsan。郵編45200。 
  損失數額: 20000元。 
  投訴內容:1942年,本人從事雜貨生意,大戰期間轉為小販生意,辛苦經營,存有日本香蕉錢2萬元。但是大戰結束以後,一夜之間一切化為烏有,對於我們這些受害者來說是不公平的。要是日本天皇被廢,政府滅亡,那自然應該另當別論。可是日本天皇依然存在,政府也並沒有滅亡。香蕉票上的印證應該得到適當的兌換,這才是對我們受害者合理的處理方法。 
  投訴日期:1994年5月13日。 
  王寶春 
  195. 受害者: 
  王慶,男,73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王慶之子王寶春(Wong Poh Choon),商人,祖籍廣東惠陽,身份證號碼為6353880。日本侵佔時住吉隆坡,新街塢,公蕉園。現住67,Seri Kembangan Jalan SK 3/2 Selangor。郵編43300。 
  損失數額: 76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賣膠園,存下來76萬元香蕉票日本錢,日本戰敗投降以後,這些錢都成了廢紙,這對我們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給我們這些受害者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2月21日。 
  (參見本節新聞報道1) 
  李秀花 
  196. 受害者: 
  黃永逢,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黃永逢媳婦李秀花(Lee Seng Hua),55歲,家庭婦女,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證號碼為1178177。日本侵佔時住雪邦,五支。現住No 29,Jalan Barat Tanjung Sepat Kuala Langat Selangor DE。郵編42800。 
  損失數額: 70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家公是賣椰糖、米這些雜貨的,辛辛苦苦存下的日本軍用票,都是血汗錢。想當年,日本政府只是戰敗,並不是國家滅亡,日本國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仍然活生生的存在,為何日本政府不應負上全部責任,承擔一切後果?日本政府應當憑著人類道德心,站在人道的立場,賠償給我們無辜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3月9日。 
  王蘇蝦 
  197. 受害者: 
  投訴人王蘇之父。 
  投訴人資料:王蘇(Wong Su Ha),女,46歲,家庭婦女,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7969313。現住29,Jalan 1/149A,Taman Bukit Intan Sri Petaling,Kuala Lumpur。郵編57000。 
  損失數額: 8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做生意的,辛苦存下血汗錢8000元,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也沒有任何交代,一日之間,香蕉票變成了廢紙,很是不公平。但是後來我們發現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負起一切責任,收回軍票,補償我們的損失,好讓我們無辜的受害者討回一個公道。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6日。 
  楊亞生 
  198. 受害者: 
  楊譚進(Yong Tham Chin),男,38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楊譚進之孫楊亞生(Yong Ah Seng),47歲,冷氣工程,祖籍廣東惠州,身份證號碼為2148093。日本侵佔時住Jalan Bukit Belacan,Ampang,Selangor。現住1008,Jalan 16,Ampang New Village,Ampang,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575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是位經商的小商人,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盡快履行諾言,跟我們受害者兌換軍用香蕉票,賠償給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4日。 
  蘇炳新 
  199. 受害者: 
  蘇騷,男,47歲,小園主。 
  投訴人資料:蘇騷之孫蘇炳新(Soo Peng Sin),44歲,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4245565。日本侵佔時住Pekan Getah。現住C9 Pekan Getah Malaysia,Tapah Road,Perak。郵編35400。 
  損失數額: 7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祖父賣膠園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些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2)   
  投訴日期:1994年8月8日。 
  陳天送 
  200. 受害者: 
  陳世(Tan Hok,Tan See),男,7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陳世之子陳天送(Tan Thean Sang),54歲,油漆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2650706。現住No 23,Jalan 7,Selayang Bahru,Batu Caves,Selangor。郵編68100。 
  損失數額: 12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我父親賣豬存下來香蕉票日本錢,但是日本政府自戰敗投降之後不肯承認這些香蕉票,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諾言,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2日。 
  朱健光 
  201. 受害者: 
  朱天利(Chue Tin Lee),男,83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朱天利之子朱健光(Chue Keen Koong),44歲,商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0513964。日本侵佔時住Bukit Belachan Ampang,Selangor。現住No 516 Buck D, Sunway Caurt Jalan Pjst/13,Bandar Sunway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損失數額: 65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是一個小商人。他工作很辛苦,賺來了香蕉票。當日本政府投降以後,這些錢全變成了廢紙。現在我們發現日本政府發行的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我們希望日本政府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9日。 
  林瑞珍 
  202. 受害者: 
  徐清淡,男,34歲(當年),種植煙草。 
  投訴人資料:徐清淡妻子林瑞珍(Lim Swee Tin,Lam Suan Hua),66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證號碼為0986042。日本侵佔時住20, UPRA(8), Grik,Perak Darul Rizuan。現住38,Jalan Belatuk 5,Puchong Jaya,Puchong,Selangor。郵編47100。 
  損失數額: 98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先生是以種植煙草為生的,幾經辛苦儲存下來香蕉票,本人所存的香蕉票是當時為了結婚、證婚用的。沒過多久,日本投降,這些香蕉票也就作廢了,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我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諾言,換回香蕉票,賠償給我們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5日。 
  黃瑞標 
  203. 受害者: 
  黃瑞標之父 
  投訴人資料:黃瑞標(Ng Sew Piaw),男,72歲,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4077837。日本侵佔時住Manong Kuala Kangor PK。現住F13 Taman Kinrara Batu 7 Jin Puchong。郵編58200。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爸爸賣膠園,辛辛苦苦儲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日本政府發行的軍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證可以兌換」。然而很遺憾,事實證明,日本政府在說謊。我們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國家所保證的諾言,換回軍用票,賠償給所有持有軍用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6日。 
  史立鼎 
  204. 受害者: 
  投訴人史立鼎之父 
  投訴人資料:史立鼎(Ah Peng,Say Lap Peng),男,54歲,電器技工,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3994325。現住354 Jinjang Selatar Jinjang,Kuala Lumpur。郵編52000。 
  損失數額: 82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辛辛苦苦儲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我們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遵守國家所保證的諾言,換回軍用票,賠償給所有持有軍用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1日。 
  宋能輝 
  205. 受害者: 
  宋民生,男,30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宋民生之子宋能輝(Song Leng Hoi),42歲,保險代理員,祖籍福建金門,身份證號碼為8069080。日本侵佔時住98A, Jalan Meru,Klang。現住4,Jalan Serindit 13,Taman Eng Ann,Klang。郵編41150。 
  損失數額: 33000多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存錢做生意,辛辛苦苦儲下了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變成了廢紙。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體諒我們這些受害者所受的苦難,賠償給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0日。 
  徐玉鳳 
  206. 受害者: 
  王坤松,男,63歲,商人。 
  投訴人資料:王坤松媳婦徐玉鳳(Sew Ah Mooi),女,42歲,商人,祖籍福建興化,身份證號碼為8066497。日本侵佔時住155,Jalan Besar,14000 Bukit Mertajam,Penang。現住421,Jalan Permai H,Tasik Permai,Ampang,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30000元左右。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家翁是一位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大約一共有3萬多元,是我家翁的血汗錢。日本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沒有任何交代,始終沒有提及兌換軍票的事情,這對於我們這些擁有香蕉票的人來說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跟我們兌換所有的軍票,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5日。 
  莊良海 
  207. 受害者: 
  莊金順 
  投訴人資料:莊金順之子莊良海(Ching Liang Hai),41歲,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證號碼為4500997。日本侵佔時住Jalan Telok Gadong Klang Selangor。現住3 Jalan Mahang 1,Tmn Meru Utama,Bt. 6, 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郵編41050。 
  損失數額: 13000元左右。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時期,我父親賣膠園辛辛苦苦存下日本軍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夠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8月25日。 
  林東川 
  208. 受害者: 
  投訴人林東川祖父 
  投訴人資料:林東川(Lim Tong Chuan),男,37歲,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5187968。日本侵佔時住35 Btg Melaka,N.S.。現住3580 Tmn Batang Melaka,N.S.。郵編73300。 
  損失數額: 2266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祖父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國家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發行的香蕉票,賠償我們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8月2日。 
  209. 受害者: 
  陳觀鳳 
  鄭亞來,男。 
  投訴人資料:鄭亞來妻子陳觀鳳(Chin Kwan Foong),66歲,家庭婦女,祖籍廣東紫金,身份證號碼為0306145。現住117,Jalan Dotuk Goh Choo Cheng,Bukit Mektajam Malaysia。郵編14000。 
  損失數額: 36792.15元。 
  投訴內容:先夫在日本統治新馬期間,辛苦勞動存下香蕉票日本錢。日本戰敗投降以後,血汗錢化為廢紙,甚為痛心。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是國際上知名度甚高的富強國家,理應遵守在香蕉票上所許下的諾言,給予先夫及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6月18日。 
  林亞笠 
  210. 受害者: 
  林亞笠(Lim Ah Lek),男,65歲,退休,祖籍福建紹安,身份證號碼為1309060。日本侵佔時住雙溪立白髮展芭(靠近日本兵營)。現住No. 89 Sungai Nipah Chuah Pos N.S., Malaysia。郵編71960。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3)   
  投訴人資料:林亞笠本人。 
  損失數額: 6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做散工來維持生活,我們一家省吃儉用,存下了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戰敗以後,把香蕉票變成了廢紙,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向日本國家討回公道,這些香蕉票,是我受盡千辛萬苦、經歷生死離別,用我的熱血、淚汗混合而成的。我請求日本國家一定要履行當年的諾言,賠償新馬同胞的一切損失。 
  投訴日期:1994年8月8日。 
  林進德 
  211. 受害者: 
  林首科(Lim Siew Kee),男,46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林首科之子林進德(Lim Chin Tit),67歲,商人,祖籍馬來西亞,身份證號碼為3617014。日本侵佔時住224,Jalan Ampang,Kuala Lumpur,Malaysia。現住2631A,Jalan Pahang,Setapar,Kuala Lumpur,Malaysia。郵編53000。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父親和我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本國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發行的香蕉票。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8日。 
  蘇卓 
  212. 受害者: 
  蘇卓(Soo Chook),男,71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蘇卓本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2769896。現住No 66 Sungai Buloh Hospital Selangor Malaysia。郵編47000。 
  損失數額: 15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是一個農民,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發行的香蕉票,給我們受害者一個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20日。 
  陳業興 
  213. 受害者: 
  陳大寵,男,80歲,退休商人。 
  投訴人資料:陳大寵之子陳業興(Chan Yaip Heng),26歲,工程師,祖籍海南,身份證號碼為A1089566。日本侵佔時住Melaka。現住L1,Rumah Murah Bahau,N Sembilan D.K。郵編72100。 
  損失數額: 11928元。 
  投訴內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時,日本帝國政府佔領新馬。當時我的父親是一位商人,日本佔領新馬期間他積下了11928元的香蕉票。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撤退以後,這些錢都成了廢紙。在這些錢上都有印證,日本政府保證兌換。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履行諾言,賠償給我們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7月7日。 
  孫建成 
  214. 受害者: 
  孫同,男,35歲,農民。 
  投訴人資料:孫同之侄孫建成(Soon Kian Seng),59歲,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898892。日本侵佔時住Parit Tinggi N/V K Picah Negeri Sembilan。現住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郵編72000。 
  損失數額: 22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日軍在1942年3月16日殺害我孫建成九位親人。本人是當年劫後餘生者。日軍殘殺港尾村無辜村民大小800多人。過了兩年,我們仍舊搬回自己家園。當年我種植了很多生果園,同時我們家養了50多隻羊和許多的雞鴨,日本佔領期間,我們把羊賣掉存下了香蕉票22000元。可是日本政府自從1945年投降之後,一走了之,對香蕉票沒有說法,這對我們是很不公平的。對於當年的所有受害者,日本政府始終不肯負起責任。最近我們發現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面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給予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3月10日。 
  林桂鳳 
  215. 受害者: 
  林先庭,男,81歲,勞工。 
  投訴人資料:林先庭之女林桂鳳(Lim Kwai Fong),45歲,家庭婦女,祖籍海南萬寧,身份證號碼為4020726。日本侵佔時住32,Fair Park, Ipoh, Perak。現住25,Laluan Bercham Selatan 2, Tmn Tasek Cahaya, Ipoh, Perak。郵編31400。 
  損失數額: 4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父親做勞工,存下了香蕉票,這些都是父親的血汗錢。而日本政府不承認這些鈔票,是很不公平的。因為票上聲明可以兌換。目前日本經濟發達,應該履行諾言,給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7日。 
  邱秀金 
  216. 受害者: 
  邱萬玉,男。 
  投訴人資料:邱萬玉之女邱秀金(Ku Siw Tin),41歲,裁縫,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8376110。日本侵佔時住Teluk Batu 9, Jalan Banting, Selangor。現住2040, Jalan Banting, Pandamaran, Port Klang,Selangor。郵編42000。 
  損失數額: 10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祖父和父親存下血汗錢1萬元香蕉票,但是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對香蕉票沒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我們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給予合理的兌換,日本政府必須執行一切諾言,才有民主可言,我希望日本國家不要變成了強盜國。 
  投訴日期:1994年12月26日。 
  薛錫威 
  217. 受害者: 
  投訴人薛錫威母親 
  投訴人資料:薛錫威(Sip Seip Wai),男,54歲,什工,祖籍廣東新會,身份證號碼為0615187。日本侵佔時住怡保甲板埠□叻州。現住No. 771, Regrouping Area, Menlembu, Ipoh, Perak。郵編31450。 
  損失數額: 283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期間,我母親做小販,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28300元整。但是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一走了之,對香蕉票根本沒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同時,目前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日本政府應該履行許下的諾言,換回日本香蕉票。因為軍用香蕉票是當年日本國家佔領時期印發給全體市民使用的。目前我們持有香蕉票者都希望日本政府給予補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5日。 
  湯陸 
  218. 受害者: 
  投訴人湯陸父母 
  投訴人資料:湯陸(Tong Lok),男,55歲,石廠工人,祖籍廣東蕉嶺,身份證號碼為1064900。日本侵佔時住打巴埠大港村□叻州。現住1139C, Bukit Merah, Lahat, Perak。郵編31500。 
  損失數額: 6000元。 
  投訴內容:日軍佔領時期,父母親均為築路工人,省吃儉用,存下大筆香蕉票。日軍撤退以後,這些軍用香蕉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我家當時幾乎無米可炊,苦不堪言。後來經過幾次搬家,遺失了不少錢,現僅存6000元整。這些都是父母當時的血汗錢,希望日本政府如數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9月5日。 
  林郎 
  219. 受害者: 
  林郎(Lim Long,Lim Yew Chye),男,88歲,退休。 
  投訴人資料:林郎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證號碼為0557047。日本侵佔時住Batu 5 1/2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West Malaysia。現住No. 162E Jalan Limau Gedong 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 Darul Ehsan。郵編41050。 
  損失數額: 17460元。 
  投訴內容:我當時是小商人,買賣椰干和椰油,保留香蕉票至今約50餘年,總共17460元。現在我希望此協會能幫我向日本政府要回此筆利息以及同等價值的日元或者馬幣。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投訴資料(24)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8日。 
  王基恩 
  220. 受害者: 
  王扇(Ong Sun),男,商人。 
  投訴人資料:王扇之子王基恩(Ong Kee Eng),46歲,司機,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證號碼為0500429。日本侵佔時住Ampang。現住No 135,Jalan 12, Kg Baru Ampang,Ampang,Selangor。郵編68000。 
  損失數額: 10多萬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父親從商、賣膠園,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發行的香蕉票。 
  投訴日期:1994年5月2日。 
  朱有蘭 
  221. 受害者: 
  朱金,男,52歲,務農養豬養魚。 
  投訴人資料:朱金孫女朱有蘭(Chi Yong Lang),55歲,退休,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1382724。日本侵佔時住Tronoh,Negeri Perak,Malaysia。現住No. 36,Persiaran Kledang Timur 3,Bandar Baru,Menglembu,Perak。郵編31450。 
  損失數額: 52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期間,我祖父務農、養豬、養魚,辛辛苦苦存下了軍用香蕉票。自從日本帝國政府投降以後,香蕉票一日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國家發行的日本軍用香蕉票上有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我有權利向日本國家要求合理賠償,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發行的香蕉票。 
  投訴日期:1994年10月12日。 
  陳寶興 
  222. 受害者: 
  賴錦溪,男,務農。 
  投訴人資料:賴錦溪女婿陳寶興(Tan Foo Heng),36歲,建築工人,祖籍廣東潮州,身份證號碼為5409636。日本侵佔時住Matang Taiping,Perak。現住45,Tmn Sitiawan Jaya,Sitiawan,Perak。郵編32000。 
  損失數額: 19575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侵略佔領統治新馬三年零八個月,我岳父賴錦溪當時以務農為業,含辛茹苦,克勤克儉,日積月蓄,存下軍用香蕉票19575元。在日軍撤離新馬以後,日本軍用香蕉票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我現在尚保留上述鈔票,故希望日本政府會兌現其所作出的一切承諾,換回受害者所持有的軍用香蕉票以作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9月2日。 
  林天養 
  223. 受害者: 
  林成,男,88歲,經營煙葉生意、種植煙土。 
  投訴人資料:林成之子林天養(Lam Tin Yang),40歲,車伕,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4647173。日本侵佔時住日利谷,Benta,K Lipis,Pahang。現住173C, Kg Baru,Benta,Pahang。郵編27300。 
  損失數額: 40000元。 
  投訴內容:先父在日本統治馬來西亞期間,曾經聯閤家族兄弟刻苦經營煙土生意,兼種植煙葉,遺留下一筆4萬元的日本香蕉票。現在日本是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我們有權要求日本現政府依照票面價值賠償給我們。 
  投訴日期:1994年10月25日。李蒹葭 
  224. 受害者: 
  李蒹葭(Lee Kiam Kah),男,64歲,膠商。 
  投訴人資料:李蒹葭本人,祖籍福建,身份證號碼為0226919。日本侵佔時住224,Jalan Tungyen,Kuala Pilah,N.S.。現仍住此地。郵編72000。 
  損失數額: 23460元。 
  投訴內容:日治時期,我的父母兄弟姐妹13口人都必須向日本交納奉納金,以獲得良民證。那時,我家出售一批豬獲得了23460元日本香蕉票,可日本投降後,香蕉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當時日本鈔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諾言,給我們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7月10日。 
  葉江然 
  225. 受害者: 
  葉富(Yip Foo),男,26歲,小商人。 
  投訴人資料:葉富之子葉江然(Yip Kong Yin),43歲,木工,祖籍廣東,身份證號碼為8050018。日本侵佔時住毛邊,□叻州。現住1365,Kg Rawa,Gopeng,Perak。郵編31600。 
  損失數額: 12000元。 
  投訴內容:日本帝國政府統治新馬半島時期,我父親做小販,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從日本投降以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對於我們受害人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必須遵守所保證的一切諾言,換回軍用香蕉票,賠償給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訴日期:1994年6月25日。 
  蔡麗珍 
  226. 受害者: 
  蔡慶南,男,98歲,小販。 
  投訴人資料:蔡慶南孫女蔡麗珍(Choy Lai Chun),39歲,家庭婦女,祖籍廣西,身份證號碼為4890451。日本侵佔時住Bentong Pahang。現住H6,Perting,Village Bentong Pahang,Malaysia。郵編28700。 
  損失數額: 20000元。 
  投訴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政府侵入新馬,統治了馬來西亞。我祖父蔡慶南是一位小販。當時辛辛苦苦的做小販,存下了日本香蕉票2萬元。但是自從日本政府戰敗以後,不負責任,一走了之,軍用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日本軍用票上面有日本政府的印證,保證可以兌換。因此,日本政府應該兌現諾言,負起一切責任,給予我們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合理的賠償。 
  投訴日期:1994年10月20日。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三:新聞報道   
  1. 1994年4月11日(星期一)馬來西亞《新明日報》(全國版): 《持香蕉鈔速登記——蒙難家屬協會要向日本索償》 
  王先生展示其父擁有的76萬軍用票 
  (吉隆坡10日訊)日治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展開登記香蕉鈔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軍用票)持有人運動以來,目前已經接獲210名擁有香蕉鈔票的大馬人報名,而向該會登記者則有50多名。 
  這些大馬人所擁有的香蕉鈔票,數目相當龐大,雖然該會尚未作出正確估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億算計,而其中一名登記者就擁有76萬元的香蕉錢。 
  日治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今日在一項記者會上表示,到目前為止,通過電話向他報名者有210人,而登記者則有50多名,這些人是來自大馬各地,甚至有者遠自沙巴。 
  孫氏說,該籌委會將於今年8月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將一切軍用票索償資料及名單,提呈日本民間人權律師團主席高本健一,以進一步商討向日本政府提出索償問題。 
  登記月底結束 
  他表示,軍用票持有人登記運動將在5月1日結束,那些想參與索償運動的軍票持有者不應再猶豫,盡快向他報名。 
  他也非議吉隆坡國際郵幣公司董事經理陳康偉日前表示要用香蕉錢(軍用票)換回現錢是不可能的言論,並指責陳氏的談話是不負責任的。 
  日政府須負責 
  受害者家屬許鴻池出示其父留下的11700元軍用票,右為受害者家屬籌委會主席孫建成。 
  他說,日軍統治時期印製的鈔票是人民花了很多血汗賺來的,但蝗軍後來一走了之,就說這些鈔票不能使用,這對那些辛苦地以勞力換取錢財的人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日本政府應該對過去所做的一切負責,負起賠償的責任。 
  他說,雖然當年的日本蝗軍政府已倒台,但國家還在,就應該負責任。 
  他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南太平洋地區、菲律賓、印尼、香港及緬甸等地所發行的軍用票者沒印上「保證可以兌換」的字眼,而惟獨新馬一帶所發行的軍用票卻印有這些字眼,因此他認為用這些軍用票換回現錢是理直氣壯的。「日本可以賠給英國及菲律賓,馬來西亞為什麼不可以?」 
  他表示曾經針對此事致函聯合國,卻石沉大海,在日本東京,他也跟聯合國人權律師團主席嘉蓮派克商量過起訴日本政府,除非有關方面肯賠償,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吳溢興也來信建議他多進行活動,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視這件事。 
  受害者分五種 
  他表示,在日治時期,受蝗軍肆虐殘害的受害者可分五種:(1) 被殘殺,(2) 被逼到泰緬建死亡鐵路,(3) 慰安婦,(4) 奉納金,(5) 軍用票持有人。 
  他說,他本身就有九個親人是被日軍殺害的。 
  他指出,在1985年開始進行有關活動,到了1993年才成立有關籌委會,目前該籌委會正在申請註冊中。副主席是姚觀生,秘書楊潘照,財政林俊田。 
  他呼籲全馬各地軍用票持有者盡速向他聯絡,其地址是345,Bukit Tembusu,72600,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電話:06813079。 
  (參見本節案例195)   
  後 記   
  這部歷史資料能編匯成書,經歷了不少歲月與人事。 
  1992年,我自東京歸國,回到新加坡。留日前輩蔡史君介紹專門研究新馬二戰課題的高島伸欣教授給我相識,以協助義務通譯工作。 
  十年前,高島先生還是築波中學的社會科老師。他從1979年開始,每年數趟赴新馬,搜集資料,實地訪問在日軍屠殺中的倖存者,發掘村民所立紀念碑、慰安場所和細菌戰基地等等。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在本地身體力行,活動了13年,成績斐然,對馬來西亞地理環境之熟悉,真令我這個本地人汗顏。 
  高島先生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論文。1982年,日本續發教科書事件、虛構南京大屠殺事件等,先生開始在日本媒體登廣告,召集有心瞭解真相人士,組團到新馬,一探受害者及被屠殺者墓塚。另外,也在新馬物色受害者,派去日本,在幾個民辦組織的聽證會上,發表受害證言。 
  孫建成 
  1995年,美國西部「世界抗日戰爭聯合大會」舉行國際會議,朋友推薦我出席。不過,當時有事務纏身,不便遠行,於是轉詢高島,希望能找一位不尚空談、有實際業績人士,代表新馬前去美國西部開會。先生幾乎沒考慮,便推舉瓜拉庇勞孫建成先生。他並不因孫氏沒有學識而無視他的成就,他肯定了孫所領導的草根組織。 
  於是約孫建成在柔佛新山巴士總站見面。我首次見他的印象還很清晰,他一邊提著紙箱,一邊是個破紙袋,搖搖晃晃步下車。他問我是否熟悉車站附近的小酒店價格,他只能住馬幣30元以下的簡易旅社。我帶他去見當時還在《中國報》任職的黃建成,寒暄過後,他把紙箱打開,裡面都是二戰時期的舊報,有剪下的,有複印的,他把一半贈給黃,留一半給了我。 
  我將資料帶回來整理,發現一些受害者家屬填寫的表格,於是電詢孫氏。他把所組織的「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家屬協會」(簡稱「蒙協」)的情況作了簡單介紹:他們在1992年籌備,1993年成立,目的是要團結起來,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經媒體公佈會員條件後,全馬響應者陸續發來郵件。在他不斷上報呼籲、各方奔走之下,到了1994年,已有超過400份名單記錄在案。 
  孫氏稚年時,全家九口被日軍屠殺,只剩下他一個孤兒,幾乎沒受過教育,靠當霸王車司機餬口。不過,一生不忘家人被日軍屠殺之恥,積極推動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他立場堅定,半點不妥協。他說:「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殺光了,誰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殺人償命,日本政府應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賠償!」他一介草莽英雄,到處申怨訴賠,也到處碰壁,瞭解他的人不多,還有人當他是瘋子。 
  孫氏啟程前往洛杉磯開會前,筆者把整理妥當的資料攜至瓜拉庇勞,那個偏僻之地,寧靜、優雅的山城,真難想像當年的日本軍無孔不入。孫氏見我把資料安排妥貼交他帶去開會,很滿意地讓我上他家,看他匱集的各類雜亂無章的剪報,我只選擇帶回索賠會員的全體名單和表格。實話實說,我當時並無把握能編集成書,但有預感,假若連我們留日的人都無法使這些確鑿的證據和原始資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時,才有面向世界、討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約在1997年、1998年間,我把整理出來的資料裝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裡,每盒80夾,總計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歷,向一位任職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國友人查問,單打字費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費一萬元新幣以上。我聽後自知無能為力,便暫時擱下。不久,我將此事告知高島,他稍事猶疑後亦搖頭。我心裡很矛盾,希望他搖頭,他若點頭,我反難過。我們新馬人的受害者資料為何不能由我們自己的手出版? 
  這樣一拖四年過去了,其間孫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單資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沒有人能幫他出版一本簡要冊子。去年我準備與家人遠赴美國,臨行前,怕再也不回來定居,有什麼事要辦妥,方不掛心的走。左右思想,只這部資料集縈繞我心,讓我牽腸掛肚。正在這時,見有人成功申請到「李氏基金」贊助出版經費,引發我躍躍一試,因長期在外國,幾乎不曉得民間有這麼一位大慈善家,當知曉後又懷疑,普通一般申請贊助費,頂多一兩千至數千元不等,而這部大塊頭沒幾萬元,根本無法動工。 
  眼見馬上要離開島國,暫時顧不了籌款有無著落,先找人編書再說,於是與美國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聯繫,邵先生也是「對日索賠同胞會」四名先驅者之一,他建議先把一部分資料送到南京師範大學,由歷史系教授張連紅鑒定,是否有成書價值。大約兩周後,張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樣本,即刻給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覆,他也認為這些史料很珍貴,有編輯價值,不妨運到南京師範大學,他可以組織一個班子,邊整理邊打字存盤,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談。我就在臨行前夕,將原版資料裝箱,用快遞掛號寄出,完全沒有複印,我們冒了一個大險,我已無從容的時間複印,在郵箱運抵南京之前,我和張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這個階段,我們都未談及費用,書生做事,客客氣氣。在良知的面前,我們已無法推卸責任。 
  我在華盛頓接到張教授寄來的估價單之後,才正式考慮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請贊助費。贊助金必須匯到一個團體機構再轉賬,南安會館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會長林金福先生親自寫推薦信。 
  皇天不負有心人,大約十日後,李氏基金主席李成義先生復函來,並付了一張支票,全額負擔出版費!我、我們的努力都沒白費。李氏基金成立於1952年,由樹膠及黃梨園大王、華僑銀行董事李光前所創辦,宗旨在於襄助教育、醫療和慈善機構,公共機構或個人,不問來者背景、種族、宗教和國籍。李光前給基金會定下的宗旨是「為更多人提供學習和受教育機會」。李光前已於1967年謝世。李成義先生是李光前的長子。這個機構數十年來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調,新馬貧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數。史料順利出版,我謹借這個機會代表孫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屬,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200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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